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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1)

- 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2)

- 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3)

- 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4)

- 吴明瑜：我为邓小平起草科学大会讲话(1)

- 吴明瑜：我为邓小平起草科学大会讲话(2)

- 1978：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历险记(1)

- 1978：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历险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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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晓仰天长问：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1)

- 潘晓仰天长问：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2)

- 潘晓仰天长问：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3)

- 我与袁庚有神交(1)

- 我与袁庚有神交(2)

- 十三大：党政分开，说时容易做时难(1)

- 十三大：党政分开，说时容易做时难(2)

- 为什么总有人怀念计划经济？

- 南方谈话：邓小平的天鹅之舞(1)

- 南方谈话：邓小平的天鹅之舞(2)

-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1)

-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2)

-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3)

-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4)

-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5)

-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6)

-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7)

- 厉有为蒙难记：所有制改革的插曲(1)

- 厉有为蒙难记：所有制改革的插曲(2)

- 厉有为蒙难记：所有制改革的插曲(3)

- 厉有为蒙难记：所有制改革的插曲(4)

- 光彩事业为啥能得江泽民、胡锦涛的支持？(1)

- 光彩事业为啥能得江泽民、胡锦涛的支持？(2)

- 步云直选：第一个吃螃蟹的张锦明(1)

- 步云直选：第一个吃螃蟹的张锦明(2)

- 步云直选：第一个吃螃蟹的张锦明(3)

- 原罪激辩：要不要给富豪大起底？

- 《物权法》一波三折，终成正果(1)

- 《物权法》一波三折，终成正果(2)

- 《物权法》一波三折，终成正果(3)

- “黑砖窑”事件的离奇解读(1)

- “黑砖窑”事件的离奇解读(2)

- 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1)

- 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2)

- 厦门PX：电子民主很好很强大(1)

- 厦门PX：电子民主很好很强大(2)

- 体制内的声音：民主是个好东西(1)

- 体制内的声音：民主是个好东西(2)

- 体制内的声音：民主是个好东西(3)

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1)

自1978年到1986年，我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过8年，有幸两次听胡耀邦讲话。一次是1978年底，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此前不久，胡耀邦任中组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在刚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在三中全会结束之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胡耀邦对“文革”后刚恢复的共青团很是惦记，特地安排时间和团中央机关以及直属部门的干部见见面。我们是怀着景仰的心情，和这位老首长相聚。

此时的胡耀邦，名震中国，意气风发。他个子矮矮的，披一件黑呢子大衣，说话声音很大。讲到激动的地方就来回走动，伸出手来挥舞着。在这次讲话中，他让我们读一读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著的《激荡的百年史》，思考一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胡耀邦正直诚恳，让人感到非常亲切。我一边听他讲话一边想起他的一个故事。他曾在一个破茅棚里遇到一群年轻人，要求他题词，棚子里找不到一支笔，他就扯下一根细竹子，缠上棉花，蘸了蘸黑色的汁水当作毛笔，给青年人写字。当然，更轰动的故事是他在平反冤假错案和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中立下的赫赫功勋。这些故事，已经在团中央各个系统绘声绘色地传开了。不用说，这些故事启迪着那个时代的团干部和年轻改革者，为他们树立了理想主义的人生范式。

1977年3月，胡耀邦受命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校校长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兼任，胡耀邦是第三把手，实际负责党校工作，筹备党校的恢复。此时，邓小平还未出山。“两个凡是”在6个星期之前出现在报端，引起争议。

中央党校不但是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而且也是最具权威性的理论舞台，胡耀邦就抓住了理论舞台这一条。他直接负责党校工作的时间只有8个月零10天，就像他在“文革”后期任职中科院的短暂期间搞了个“百日维新”一样，他抓住了这个理论舞台，实现了巨大突破。办法是什么呢？先办刊物。他对党校的理论家吴江、孟凡、孙长江、沈宝祥、王聚五等人说：“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刊物就是要起这个作用。”

“5天1期，逢五逢十出版，”胡耀邦说，“每期可以只发1篇文章嘛，但是文章必须有新意，有分量。”这就是1977年7月15日创刊的《理论动态》。创刊号文章是吴江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文章针对毛泽东，实际上也针对了华国锋。就在两个多月之前的五一节，华国锋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通篇贯彻“两个凡是”，宣布今后“继续革命”的任务仍然是“继续反右”，“抓党内走资派”。而吴江的文章却说“继续革命”也包括“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并且提出“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这不是对着干吗？

胡耀邦最初的挑战，就是这样从意识形态方面展开的，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特点和普遍现象，不像后来的改革，牵扯了太多的利益集团纠葛。有趣的是，《理论动态》创刊和邓小平官复原职发生在同一周，看来有很大的象征意义。除了《理论动态》之外，胡耀邦还办了《中央党校校刊》和《中央党校简报》两个刊物。

文章一篇接一篇送到胡耀邦这里，每5天他就审定一篇，然后印制成《理论动态》送到所有高级干部的案头上。《理论动态》是内部参阅，并未公开发行。开始只印几百份，过了几个星期，因需要量大增，增加到几千份。

8月12日，党的十一大召开。华国锋的报告主旨，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说“文化大革命”今后要进行多次。由此可见，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稍有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理论动态》和主流意识形态对着干，冒着很大风险。

华国锋在十一大报告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台上掌握权力的人是好人，而被批判被侮辱被打倒的千百万干部是坏蛋，并没有冤枉他们。所以，这句话就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命运。当然，胡耀邦并不这么认为。他怎么看当时的干部状况？当然是好人受苦，小人得志。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胡耀邦当时的心态。就在这一年年初，也就是1977年1月1日，他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违心去做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胡耀邦回到党校，找人写了一篇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说，“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对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至今有些同志在落实干部政策的?题上工作仍然很不得力，致使许多受审查的干部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的“至今”两个字，又是暗中驳斥华国锋。

这篇文章经过17次修改，于1977年10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占了整整一版。犹如巨石投进湖面，从这一天起，读者来信和电报浩浩荡荡涌进报社。1个月之内，报社就收到1万多封信件和电报。中组部门口更是热闹。很多人把大门围了一层又一层，他们的手上都拿着那张《人民日报》，因为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怎么这么多人来闹？原来，在“文革”中，全国干部有17.5%的人被立案，高级干部有75%被立案。当时中央各机关就有6000多名干部被“挂”着。像夏衍、楚图南等人，就被统称为“社会糟粕”，窝在家里。

当时的中组部长郭玉峰把这些人叫做“上访的”，视如阶级敌人。上访干部拿着《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给郭玉峰看，郭玉峰说：“这篇文章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中组部立即有人跟着说：“《人民日报》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这么多案子怎么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好不容易定的案子，现在不能翻烙饼。”

“上访的”当中有一位是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书法家舒同。郭玉峰叫人把舒同挡在大门外。舒同摸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暂住，郭玉峰听说后又让招待所的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对这位山东省委原第一书记恶狠狠地说：“郭部长指示，你从哪来就回哪去！”

郭玉峰把前来申冤的老干部气疯了。他们拿起毛笔写了无数大字报，贴满中组部大楼内外。郭部长嘿嘿冷笑，叫人撕下来，把大字报送到中央党校给胡耀邦，因为他听说文章后边的指挥是胡耀邦。胡耀邦对郭玉峰并不陌生。解放战争中，胡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郭是他下边的一个团政委。“文革”中，身为某军政委的郭到中组部“支左”，受到康生欣赏。康生说郭是全军“最优秀的政委”。胡耀邦连连感叹，郭玉峰怎么变成这样？胡耀邦让手下把大字报再送给人民日报社，然后他又开始修改一篇针对中组部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

11月27日，《人民日报》把这篇文章发了出来。当时人民日报社的勇气真是令人慨叹，总编辑胡绩伟明知道胡耀邦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还是自作主张发表了。那时候的人民日报社有个8字的报训：“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他们也真是这样干的。胡绩伟下令把胡耀邦送来的大字报汇编成册，取了一个题目《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送给叶剑英和邓小平。叶、邓和陈云联手行动，合力驱郭。华国锋无可奈何，问谁接替，三人回答：“胡耀邦”。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来到北京西单北大街中组部的灰色大楼。楼内楼外热闹起来，鞭炮声响成一片，门外那群衣衫破烂的上访者也都面露喜色，他们把重见天日的希望寄托在胡耀邦身上。此时，胡耀邦的党校副校长职务仍未免除，《理论动态》仍由他一手掌握。

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2)

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开头就是：“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一句话：“积案如山，步履维艰”。他举了一大堆大家心知肚明却又不敢说的例子：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个叛徒案、内蒙人民党事件、刘少奇冤案和许多由于“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案件……

“两个要求”：一是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二是“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靠边站”的老同志如杨士杰、张策、章蕴、蹇先任、陈野苹、曾志、何载等几十位部级局级老干部请到办公室谈心，请他们帮助挑起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但是，一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听说此事，很不以为然。他说：“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在压中央嘛！”

胡耀邦不管那些。他对中组部的干部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顶住各方压力，每天和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一麻袋来信。他一边看一边感叹，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鸣不平，为我们国家竟然造成这么大的悲剧扼腕叹息。中组部的干部问他：“毛主席批的案子怎么办？”他回答：“照样平反！”这种大杀大砍的作风很快引起中南海一些人的不满。汪东兴说：“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案的，中央组织部无权推翻毛主席定的案。”他还说：“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

但是这顶大帽子没有吓倒胡耀邦。他当着几百人说：“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严令报刊不要报道胡耀邦说的这些话，但这些话还是不胫而走，传遍全国。

在胡耀邦主持组织工作1年多的日子里，他和其他部门通力合作并经中央批准，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个资本家恢复了工商业者、劳动者的身份。夏衍、楚图南等人也安排了工作。真堪称救苍生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比如，1978年2月到4月，胡耀邦昼夜不停地研究了100多个案子。其中有一个“新内蒙古人民党”的案子，曾使8.7万人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1.6万人含冤而死，总计有34.6万人受到牵连迫害。胡耀邦一手推倒这个大冤案，使这些人全部重见天日。还有一个著名的“五一六”案，牵涉到成千上万“‘五一六’分子”。胡耀邦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吗？”于是，这个陈年积案冰融雪化，不复存在了。

“胡青天”的名字一下子在全国爆响。到中组部申冤的人越来越多，有彭真、薄一波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有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家属开始鸣冤叫屈，有刘少奇一家人，有彭德怀的亲属……彭德怀的侄女把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给黄克诚，又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胡耀邦的所作所为如此动人心魄，就连铁汉子也流下了眼泪。

有些案子实在太大，以胡耀邦当时的地位还无权决定这些问题，他就把这些明显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领导人手中，积极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他和其他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不懈努力，在1978年11月到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最终解决了这些问题。至于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葛佩琦这些并非国家领导人但却极有影响的人物，他就凭借自己的权力为他们平反昭雪。

在全力以赴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胡耀邦还在审阅着5天1期的《理论动态》。从1977年夏到1978年春，《理论动态》出版了40期。他非常喜欢这些文章，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理论动态》。”

然而到此时，所有的努力，还都是在治疗伤痕，还说不上与旧时代分道扬镳，至于开辟新时代，就更说不上了。虽然邓小平已经说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这只是从侧面遏制了一下“两个凡是”的潮流。新时代的开创者还没有从正面找到一个突破口，所以还无法给旧时代一个致命的打击。

时代转折的契机，落到了《理论动态》头上。

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1977年10月9日来到中央党校复校典礼上讲话，要求党校研究第九次（与刘少奇斗争）、第十次（与林彪斗争）、第十一次（与“四人帮”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等于让大家重新研究“文革”。叶剑英显然希望学员们打破思想禁锢，对“文革”有一个新的认识。他说，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

但是在讨论中，807位学员和几百位教职员却吵得不亦乐乎。也难怪，当时很多人的脑子里还有禁区。比如胡耀邦把党史党建教研室起草的“讨论提要”中扣在刘少奇头上的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给删掉了。有的学员就厉声质问：“这个提要为什么不写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这个提要为什么不提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这些学员认为，判断是非仍然应该以毛泽东的指示为标准。

其实，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就在校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对‘文革’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不是研究了。”胡耀邦这些话，实际上是婉转地否定了要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支持胡耀邦，他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早在30年代，毛泽东就曾经使用这样的武器反对“本本主义”。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掌握全国的权力，他的文章中充满了藐视权威的犀利。但是现在，即70年代后期，胡耀邦要藐视的权威正是毛泽东本人。

在此期间，《理论动态》的编辑曾经问胡耀邦：“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看法？”胡耀邦回答：“实践是错误的。”

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在胡耀邦多次指导下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第二稿。文中说：“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在这里，实践标准已经写得很明白了。这就是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源头。

当然，学员中也有很多明白人，赞同胡耀邦的主张，认为判断“文革”的是非对错，要以实践为标准。来自上海的高级班学员，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安徽芜湖人杨西光就是其中一个，他在其后不久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把自己在讨论中的体会写成文章交给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友、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协助胡耀邦编辑《理论动态》的孟凡，托孟凡转交胡耀邦。孟凡回忆说：“我和他（杨西光）一起到耀邦那里几次，我也向耀邦同志介绍过他的情况，耀邦同志对他的印象比较好。”

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3)

正是这场激烈的大辩论，使党校的理论家萌生了要写一篇文章的想法。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和研究室的组长孙长江商量之后都认为，两个标准是糊涂观念，要写文章说明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以实践为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党校的文章一开始的命题就是“唯一”两个字。

党校的争论，其实也是社会认识的缩影。如《人民日报》1978年1月9日发表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只能看实践。3月26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结果，报社收到的读者来信大部分持反对意见。

吴江对孙长江说：“你来写吧。”这是1978年初。文章最初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去掉了“路线是非和”这几个字，把标题简化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978年3月底，孙长江把文章写完了。吴江看了，觉得还不太够，要求孙长江再做一些充实，然后准备在《理论动态》上发表。

3月，杨西光结束了党校学习，到光明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凭着他在党校参加讨论的经历，他一眼就发现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给报社写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很重要，但又觉得这篇文章局限于一般的理论讨论，联系当时实际不够，针对性不强，没有突出冲破禁区拨乱反正的问题。杨西光认为，真理标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的思想路线问题。杨西光为人一向谨慎，要干这件大事，心里有点忐忑。

孟凡在《学习时报》发表回忆说，当时杨西光到党校找到孟凡，对孟凡说，这篇文章要发，有政治风险，我们《光明日报》太小，承担不了，影响也比较小，你看《理论动态》能不能先发一下。你们那里秀才比较多，还有耀邦把关，你给疏通一下。孟凡把这件事向耀邦汇报了。正忙于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仍然对《理论动态》抓得很紧，他说，可以，把稿子拿来看看。

为什么杨西光一定要《理论动态》现发表此文？孟凡说，杨西光对他说，你们已经给《人民日报》几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了，也给我们一篇嘛。孟凡说，杨西光非常希望得到党校支持，得到耀邦的支持。

这以后，杨西光心里定了下来。4月初，他请党校的孙长江来报社开会讨论稿子的修改。孙长江提出要加强稿子的现实针对性，分清路线是非。杨西光让报社的马沛文、陶凯、王强华、张义德改了几次，又让胡福明对文章进行修改，之后把文章送到党校。吴江看了这篇文章，对孙长江说：“文章还是有勇气的，但是联系实际不够，分量不够，你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吧，题目还是用我们的。”孙长江在“捏改”的过程中，增强了批评“两个凡是”的内容。改好之后，吴江又改了一道。

文章改好之后，4月底第一次送给胡耀邦审阅。胡耀邦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些标点。稿子做了修改再送胡耀邦审。5月6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编辑组在他家中开会。他说，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一定要仔细推敲，做到无懈可击。他看了稿子，又提出两条修改意见。8日，《理论动态》的沈宝祥把胡耀邦的意见转告孙长江，孙长江又按照胡耀邦的意见做了修改，这是最后定稿。

关于文章的发表署名及程序问题，有人向胡耀邦建议：先由《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第三天再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并由新华社向全国通电，这样就可以迅速蜚声全国。胡耀邦同意这个设计的考虑是，当时特别重要的文章如果要以社论形式发表，必须经中央政治局主持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审定，此人正是汪东兴，可以肯定他是决不会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的。若署名“特约评论员”，则不必送他审，就能避开这个障碍。于是胡耀邦自作主张批准以这种方公开发表此文。如此重大的举动，居然没有请示华国锋或者汪东兴，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属胆大包天。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这篇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预定计划，第二天即11日，《光明日报》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全文发表此文。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在头版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也将此文向全国发了通稿。

文章说：“现在……‘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大家心知肚明，这些话正是针对“两个凡是”。

这正是胡耀邦多时以来期待的文章。前面说过，当时力图开辟新时代的人，左思右想，一直苦于找不到攻倒“两个凡是”的突破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正好与“两个凡是”形成尖锐对立。这篇文章发表，等于摊牌。所有洞悉中国政局的人都感觉到，风暴就要来临了。

果不其然，主张“两个凡是”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勃然大怒。

最先发起攻击的是吴冷西。就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当天，5月12日晚上11点，他给胡绩伟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是“砍旗”。

5月13日下午，《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的人一齐聚到胡耀邦家里商量对策，大家批驳了“砍旗”的指责。胡耀邦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吓倒的，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是无法阻挡的。他想了想又说，再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

5月17日下午，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说，这篇文章有问题。

5月18日上午，汪东兴找熊复、王殊等人谈话，说这篇文章是针对毛主席来的，“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

5月18日晚，中宣部长张平化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负责人召到钓鱼台。他劝告大家辨别一下这篇文章，用鼻子嗅一嗅。他说，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

6月15日，汪东兴在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直接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并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字。他严厉指责胡绩伟和新华社的曾涛，要他们“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不过，令汪东兴狂怒不已的是，就在他发出警告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也立即转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

过了一个多星期，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吴江写的。据胡耀邦当时的秘书梁金泉回忆，稿子写好之后送给胡耀邦看。当时因胡耀邦受到巨大压力，未在《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发表此文。胡耀邦、吴江分别通过两条线联系了《解放军报》。一是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让军报总编辑华楠组织有分量的文章，宣传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吴江是军报老作者，就把这篇文章给了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二是胡耀邦给罗瑞卿直接打了几个电话，商谈这篇文章，得到罗瑞卿支持。胡耀邦让梁金泉拿着文章“去找罗大将！”梁金泉到罗瑞卿住处，把这篇文章交给了罗瑞卿。在罗瑞卿大力支持下，这篇文章经过修改得以发表。军报发表此文，意义重大，等于代表解放军表了态。

再过一个星期，6月30日，那篇《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在《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这一切的推手，当然还是胡耀邦。

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4)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是胡耀邦修改定稿，署名“岳平”，一望而知是“特约评论员”的翻版。汪东兴不是批评报纸乱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么，胡耀邦就用这个办法来嘲讽他的上级。

7月，汪东兴在山东视察时说：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还是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的胡乔木在社科院大会上说：我可以负责地讲，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按：指真理标准讨论）是一致的，谁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就是造谣，就是分裂中央。此话一出，满场交头接耳，大家都不信。后来胡乔木在人大会堂的一次中央机关司局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又讲了类似的话，也引起与会者议论纷纷。

其实，胡乔木自己也不相信这话。因为在6月20日那天，他去了胡耀邦家，对胡耀邦说：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理论动态》不能再发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了。

许多老同志说，胡乔木一直不大看得起胡耀邦。他曾对胡耀邦说，你只有小学文化，你搞的文章要拿来让我帮你修改。

胡耀邦没有听从胡乔木的劝告。实际上，分裂已经出现了。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开始并不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听说此文引起很大争论，就找来一看。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邓小平年谱》上册，320页）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实事求是，并且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也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才能证明是不是正确。这显然是站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边。

但是华国锋仍然坚守阵地，他指示中宣部和《红旗》杂志“不介入”、“不表态”。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警告他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设置禁区。

2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对他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沈宝祥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1997年版，127页）胡耀邦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从此，所有的报纸都像火上浇油似的。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过了几天，胡耀邦又召集《理论动态》开会，布置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另一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文章由王聚武执笔，胡耀邦几次精心修改。在修改过程中，传来了邓小平8月19日同文化部负责人的谈话。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邓小平思想年谱》，74页）胡耀邦的劲头更足了。《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一文于9月10日在《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新华社立即转发全国。

随着这些文章接连问世，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烈烈轰轰在全国掀起。与后来的改革形势不同的是，那时候的争论都是围绕着文章展开的。

直到1978年10月3日，文章已经发表了近5个月，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在信访工作会议上还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些话有些问题。有的人不同意发表。有的人说好得很，一篇又一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五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做起来就不是那样了。”

到这个时候，这位中办副主任还在批胡耀邦，批省委书记，可见斗争的复杂和曲折。

围绕这篇文章的对立僵持局面，要等到稍晚些时候中央工作会议上才最终决出胜负。

事关新时代成败的总攻发起了。这场战役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是胡耀邦。

2008年，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在《财经》杂志发表《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一文，谈到了当时胡耀邦的思想。胡耀邦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财经》杂志2008年4月28日，第9期，157页）是的，胡耀邦发动和组织这场进攻，就是要打破这两个枷锁。

人们说，胡耀邦是上世纪80年代一把出鞘的剑，一颗耀?的明星，一点不错。

吴明瑜：我为邓小平起草科学大会讲话(1)

今年77岁的吴明瑜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的特点之一是思路清晰，记忆力极强。他是浙江德清人，出生于1931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曾任华东财经委员会秘书。1949年随军南下，1952年入党，50年代初调入中央新成立的地方工业部工作，在中央机关历练了多半辈子。近几十年的历史，凡是他参与或者了解的，都能如数家珍讲给你听。某个事件始末如何，某人情况如何，最后是什么结果，今天又怎么样等等，条分缕析，一清二楚。再加上他学识广博，政治、经济、文化皆有深入涉猎，还兼任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所以他的同辈人或是比他年长一点的前辈，都夸他“脑子好”。最近几年，我有机会每个月和吴明瑜餐叙，真长了不少见识。

吴明瑜文笔又好，早年曾任中科院政研室主任、国家科委政研室主任，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并出版过几部获奖论著。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这个讲话可非同一般，它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得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引起的轰动。

但鲜为人知的是，起草这个讲话，还经历了一场纷争。

吴明瑜告诉我，改革开放从科学领域打响第一炮，事出有因。

1977年5月邓小平复出，5月12日就约方毅和李昌谈话，24日又与王震、邓力群、于光远谈话。两次谈话的要点就是一个，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发展科学必须抓教育，一定要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之后他又一再讲，我们一定要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引进科学技术，要搞开放。他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否定了毛泽东钦定的“两个基本估计”（即：“文革”前的1949年到1966年，教育界基本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邓小平说：“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样的”，“无论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在场的“臭老九”听得欣喜若狂心惊肉跳，全都由衷地鼓起掌来。当时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说：“8.8讲话，震动很大。”在这个会上，邓小平还决定恢复高考制度。

这就是中共中央9月发出通知，决定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背景。

通知下发，就开始起草讲话，一直搞到11月。大会共有邓小平、华国锋、方毅和郭沫若4个讲话，吴明瑜和林自新起草最重要的两个讲话，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吴明瑜时任国家科委政研室主任（后改为政策研究局）。我也认识林自新，他是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时任国家科委政研室副主任。林自新后来说：“邓小平的讲话都是吴明瑜执笔的。”

吴明瑜说，起草邓小平讲话的时候，他们研究了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的精神，还根据童大林建议，查阅了马、恩全集第26卷。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观论》一文中有一段专门讲知识分子，马克思认为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学校教师也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这就是在邓小平讲话中轰动一时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依据。

起草华国锋讲话稿的时候，吴明瑜和林自新到中央党校请教胡耀邦。胡耀邦在1975年复出时曾担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领导了整顿科学院的“百日维新”，并主持制定了后来遭到“四人帮”批判的《科学汇报提纲》。这个《提纲》当时也是由吴明瑜起草的。胡耀邦对科学技术一直很重视，他建议讲一讲科教兴国或者科教建国问题。吴和林一听，觉得这个设想非常好，和邓小平讲话稿的精神一致。回来之后，就按照这个思路写了讲话稿。

11月，两个稿子写完。送上去之后，邓小平的稿子很快有了反响。

邓小平看了这篇有9402个字的讲话稿之后说：“科委给我起草的讲话稿，我看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邓小平只在个别段落和字句上做了一点调整。

邓小平讲话稿一共三部分。第一部分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当时引起轰动的两个重要观点。第二部分讲科技队伍建设。第三部分讲了一些促进科技发展的实际措施，包括怎样领导科技工作，怎样配备干部，怎样选拔人才以及坚持百家争鸣等。

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非常喜爱。1989年他会见外宾时又发展了一步：“过去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来不够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但是，邓小平的讲话稿在高层讨论时遇到了阻力。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政治局开会讨论稿子的时候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引用？”他特别列举了毛泽东强调的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的提法，问这篇稿子为什么不用。

这个压力太大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组长的方毅请示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在科学大会开幕前一天，新闻宣传口负责人吴冷西打电话来提了两条意见。一个是建议修改一处标点符号；另一个意见是，建议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吴、林认为，这个修改与原文有根本区别。因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是指知识分子全体，说“有了一支”，是指多大比例呢？小平同志讲话是从整体上肯定知识分子的，如果改成“有了一支”，就把这个重要命题改了，就偷换了概念。吴明瑜、林自新向方毅汇报了这些看法。

方毅立即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说：第一条意见接受，标点符号你们改一改；第二条意见不改，维持原样。

为华国锋起草的稿子一直没有回音。直到科学大会开幕邓小平讲完话了，仍然没有任何音信，方毅和吴、林急得不行。突然，讲话稿下来了。一看就知道，吴、林起草的稿子已经不用，讲话稿另起炉灶。这个稿子出现了他们熟悉的句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讲话稿还强调说，要帮助和教育大多数知识分子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疑，这仍然是“两个凡是”的印记。

另外，邓小平的讲话稿一开始就说：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而华国锋的讲话稿一开始就问：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搞资本主义现代化？

两个讲话的内容区别太大了。吴明瑜得知，这个稿子是后来由汪东兴、李鑫、吴冷西等人主持起草的，专门与邓小平唱对台戏。

同一个大会的讲话，在重大问题上却出现两个基调，如何是好？华国锋时任党中央主席、汪东兴时任党中央副主席，要把他们定的稿子打回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方毅、吴明瑜和林自新都陷入了苦恼之中。

好就好在，当时风头最劲、威望最高、说话算数的，显然是邓小平。党心、民心都站在邓小平一边。邓小平讲话，实际上可以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华国锋想怎么说，就让他说去吧。

3月18日，期盼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当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会场上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许多人已经泪流满面。

吴明瑜：我为邓小平起草科学大会讲话(2)

我当时在广播中听到邓小平讲话时的解放感，现在也还有印象。

现在的人也许不明白这话在当时的分量。眼下，工人最怕下岗，大学毕业生争着做白领，你要让他干体力劳动，他就见不得人了。70年代的人，则以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为最大自豪。原因在于，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比作“毛”，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这是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划分的。附在工人阶级身上就是革命的，附在资产阶级身上就是反革命。“文革”中，中国科学院80%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甚至“外国特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多人没有活过来。就以文化界来说，邓拓、吴晗、老舍、杨朔、闻捷、傅雷、丰子恺、张恨水、赵树理、田汉、陈寅恪、邵荃麟、田家英、李广田、周信芳……不就是因为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或是屈死了么？所以，邓小平的讲话，在当时实在是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要不然，汪东兴等“凡是派”也不至于抵死反对。

南京天文台台长张钰哲来开会的时候70多岁了，听了邓小平讲话，哭得老泪纵横。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说，我82岁了，从今天开始要当28岁来过。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长冯德培说，邓小平讲话把过去许多争论都解决了，大家都可以放心干事情了。

方毅在大会上做了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措施的报告。

人们心里都有数，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再度复出之后，华国锋的权威已经逐渐边缘化。所以，在邓小平讲话之后7天，也就是3月25日那一天，华国锋在大会讲话中说了些什么，大家就不那么在意了。

31日，大会闭幕这一天的高潮是播音员代郭沫若朗诵《科学的春天》一文。本来，这位86岁高龄的中科院院长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很久，来日无多。可是开幕式那一天，郭沫若喃喃地说：“我要去。”医生们面面相觑，劝他不要去，但是老人执拗得像个孩子，结果是中央批准他去30分钟。他坐着轮椅颤颤巍巍去了一次以后就再也不能来了。

《科学的春天》这个讲话，起初曾请名作家徐迟起草。完稿之后，大家觉得比较散，空洞，决定不用，改由当时国家科委政研室的一位处长胡平执笔。胡平抓住春天这个主题，写了百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艰辛历程，科学技术的作用以及解放思想、培养人才等内容。文章言简意赅，富于激情。郭沫若看了很高兴，只改了4个字，就在题目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由于郭沫若不能到场，《科学的春天》作为书面发言，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虹云代他朗读：“‘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播音员抑扬顿挫的声音，真切地道出了参加会议的科技工作者的心情。虹云后来回忆说，念几句就被掌声打断，当时都念不下去了。会后两个多月，6月12日，郭沫若去世。

大会结束不久，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国务院各部门中第一个起来响应的就是科学口。方毅主持的中科院、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的“三科”干部联合起来讨论真理标准，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当时有一个科学家讲得非常生动，他说：“毛主席说过这么一句话：‘自有人类四五十万年以来……’大家说，这个话能不能修改啊？根据现在掌握的知识来看，人类已经四五百万年了。随着科学发展，人类的认识在深化嘛！”

这些反响，是与全国科学大会的突破分不开的。

1978：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历险记(1)

买一瓶可口可乐解渴，在今天真是再容易不过。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当初可口可乐进入中国，一波三折，几乎是一部长篇历险记。

我认识两位引进可口可乐的关键人物：佟志广和孙绍金。两人官阶虽然相差很大，可都是当初引进可口可乐的要角。

佟志广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是我国“入世”谈判第二任首席代表。退休之后，佟老兼任许多机构的教授和顾问，东奔西走。孙绍金当年是引进可口可乐的具体承办单位——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简称中粮）糖酒杂品处副处长，孙老退休之后赋闲在家。

他们二位回忆起当年引进可口可乐的事，至今还是唏嘘慨叹。

话要从1976年说起。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互相在对方首都设了联络处，年轻的佟志广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任商务秘书。

一天，当时的可口可乐总裁马丁来华盛顿找到联络处，向佟志广表达了一个愿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

佟志广现在还记得，从那以后，联络处的冰箱里就多了可口可乐这种饮料。他对我说：“是免费赠送的，美国人精明啊，那时候就瞄上了中国这个市场。”佟志广又说了一个时髦词：“赠饮”。

很快，可口可乐邀请中国驻美联络处商务处官员到亚特兰大的总部参观。佟志广说：“公司管理得非常好，产品质量控制也是我们远远不及的。那是一群非常聪明的人，把水加上点甜味，竟然卖向了全世界，而且让人们把喝可乐变成了习惯。”

1976年，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佟志广告诉美方，现在进入中国“为时尚早”。

他向对方这样解释，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生的中国大陆老百姓，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而电影里的可口可乐又总和美国兵联系在一起。朝鲜战争之后，可口可乐的形象已经不单是饮料那么简单了。当时的中国还不可能接受可口可乐这个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产品。

1977年，佟志广回到国内，进入中粮工作。这一年，马丁访问北京，又找到他。马丁把佟志广约到自己下榻的北京饭店，再次提出可口可乐希望重返中国。

佟志广问他：“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吗？中国人能接受可口可乐吗？”

马丁说，他们在中国设厂，重点不是卖给中国消费者，主要是针对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和美国人。至于上次说的美国兵，马丁说，他们和美国兵没有关系，他们不过是卖汽水加甜味来赚钱的公司。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可口可乐工厂。非洲、亚洲也有很多他们的工厂。他们是商人，哪儿有需要，他们就到哪儿。佟志广听了点点头。

到了1978年，中国政治局势渐渐明朗。经过当时中粮总经理张建华和佟志广等人多方努力，可口可乐与中粮进入实质性接触。在谈判中担任翻译的董士馨回忆说：“当时我们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仅有李先念副总理手写的一张不大的纸条，意思大致是说可以进行此项工作。这张纸条就是中粮引进可口可乐的尚方宝剑。”

中粮谈判代表就是糖酒杂品处副处长孙绍金，可口可乐的代表是公司亚洲区代表李历生，谈判地点在北京西苑宾馆。

“前后一共谈了三次，”年近八旬的孙绍金谈起30年前与可乐的接触，记忆犹新，“当时张建华正在西苑宾馆开会，我们边谈边向他请示。”孙绍金提起这位已经去世的老领导非常激动，“张建华是个思想非常开放的人。当年，他和佟志广一起在中国驻美联络处工作，一起去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参观。佟志广当时是商务秘书，张建华是商务参赞。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张建华功不可没。”

力主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大陆的张建华，得到了当时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的支持。

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在北京饭店签订协议。协议规定，美国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开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在可口可乐装瓶厂建立起来之前，从1979年起，用寄售方式由中粮总公司安排销售。可口可乐撤离大陆30年后重返中国市场，成为港澳之外第一家进入大陆的外企。

巧合的是，与此同时，在北京饭店同一层楼另一间会议室里，中美两国正进行恢复邦交的谈判。4天后，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5天后，12月18日，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

当时，美国媒体怀疑可口可乐提前知道了中美高层外交动向。《纽约时报》与《华尔街日报》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看不出卡特总统与此事有何联系”，但美国媒体还是把可口可乐重返中国这一商业事件，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根据中粮总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孙绍金告诉我，瓶装可口可乐是最高级的。塑料瓶装的、听装的都比不上，要喝还是喝瓶装的。可是，瓶装的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成本很高，不利于普及，所以大量生产还是采用了塑料瓶装和听装。

下一个议题是，在什么地方建设可口可乐的工厂？美国人提出了上海。

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曾在上海设立工厂，叫正广和汽水厂。那里的工厂在20世纪40年代，成了可口可乐在海外最大的工厂，生产线与美国本土是同一个技术指标。1948年，可口可乐撤出中国，周恩来指示，将可口可乐生产线拆下来运往北京。据说，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北京著名的“北冰洋”汽水厂第一条生产线。由于这一渊源，可口可乐首先想到在上海设厂。

但是，当中粮与上海有关部门联系时，却受到上海强烈抵制。上海有些单位和个人在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责中粮引进可口可乐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据孙绍金回忆，上海市财政局的一个干部还给中央领导写信，把事情捅到了中央。

可口可乐不得不改在北京建厂。幸好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眼光比较远，在他支持下，装瓶厂最终落脚在北京五里店中粮公司下属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里。厂房只有一间，是烤鸭厂腾出来。1981年4月正式投产。

双方当时的合作方式是：可口可乐赠送一条瓶装线，每分钟装300瓶，中方每年花30万美元购买可口可乐的浓缩汁。可口可乐方面起初预计投资60万美元，最后建厂花了将近100万美元。

工厂建成之后，又有了不同意见。一位老同志先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要求中粮对此作出解释。

中粮公司专门写了报告，阐述5点理由：

一、可口可乐是饮料，有名气是因为销售成功。美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喝这种东西，改革开放之后，外国人来得多了，成为一种必备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要。

1978：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历险记(2)

二、可口可乐配方用了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

三、我们尚未掌握饮料罐装瓶装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

四、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30万美元多出2到3倍。

五、我们仅限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北京设厂也是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办理审批手续等。

提起可口可乐配方添加了中国的桂油，孙绍金对我说，“岂止桂油，里面还有甘草、桂皮等很多中药成分。上世纪末，可口可乐公司每年从中国土畜产总公司进口的中药就达3.5到4亿元人民币。”

情况缓解下来之后，可口可乐计划开更多的厂。第二个厂址选在了深圳。这次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可口可乐提供每分钟500瓶的装瓶线，价款的50%为无偿赠送，另50%价款由进口可口可乐公司浓缩液补偿。由于广东省领导出面干预，厂址改为广州。

1982年初，可口可乐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利去广州签署有关协议，不料广州也出现了“反可口可乐潮”。此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领导都在北京开会，他们要求“慎重”并且推迟签字。但哈利及其专机已经获准在北京入境，马上要转赴广州。怎么办呢？时任外经贸部部长代表王品清请示国务院领导，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示“按原计划进行”。王品清亲自去机场迎接了哈利及其代表团。1983年，广州厂投产。

“现在可口可乐在中国已经拥有了30家装瓶公司和36家厂房，可在80年代，每建一个厂都要经过层层审批，磨很长时间，十分辛苦。”当时在可口可乐公司负责中国公关业务，后来升任公司副总裁的卢炳松说。

1986年，可口可乐想在上海建设浓缩汁厂。由于配方保密，美方要求这个厂由可口可乐独资。但在当时，中国尚不允许外资独资。后来，中方代表提了一个方案：先由可口可乐建两个厂——一个浓缩汁厂，一个汽水厂，再由美方把汽水厂白送给中方。然后，这两个厂组成一个联合董事会，中美各控股50%，组成一个合作企业，这就是第一个中美合作企业。

通过这样一道道复杂的手续，浓缩汁可以在中国本地生产了。卢炳松现在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上海生产的浓缩汁要算进口。“我们把浓缩汁从浓缩汁厂运到隔壁的汽水厂，要提前半年申请配额，盖48个图章。”卢炳松说，后来随着大陆开放程度越来越大，需要盖的章不断减少，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就不需要盖章了。

话说回来，北京的工厂于1981年4月投产后，产品供应饭店，收取外汇。1982年初，征得外经贸部同意，将供应饭店之后剩余部分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在投放市场内销。

最初，可口可乐卖到4元一瓶，大饭店里要20元一瓶，贵了点。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可口可乐总公司决定搞促销。有人提醒说，中国还不适应促销这一套，但自信的美国人没听进去。

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当时国人对这种有点咳嗽糖浆味的汽水还不习惯，但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购物赠物吸引了不少人，这是中国当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北京各大报做出激烈反弹。《北京日报》的“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国家缺少外汇，引进可口可乐浪费国家大量外汇资源。政治局常委陈云在这份内参上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圈阅了。外经贸部根据批示，只好通知北京停止内销。一夜之间，所有可口可乐都从商店的柜台里撤下来了。

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一次简单的促销活动，竟引起轩然大波。卢炳松回忆说：“我去总部汇报，美国人吓一跳：‘怎么卖个汽水也要到政治局？’”那时，汽水从丰台五里店的生产厂往城里运，运输车上贴着可口可乐的广告，被警察拦下，不让进城。

1983年又发生一件事，使十分严峻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有一个地方的卫生部门提出，“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不符合卫生要求。”他们的根据是，东北一个研究所给白鼠喂了可口可乐之后，白鼠十分兴奋。

卢炳松说，当时可口可乐就是他其在华外企的晴雨表。“中国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的电话就响个不停。其他企业都向可口可乐打探消息，比如你们是不是又挨批了？什么时候搞定通知我们。我们有个什么东西，不知道要不要往上送云云。”

对此，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也深有体会。他说，在经济上仍然限制重重的80年代，只要“挂”上了可口可乐的牌子，一举一动都必然会牵涉很多政治的?素。当时中美关系一紧张，我们开展新项目就可能面临阻碍。

卢炳松说，当时可口可乐公司内部分为两派：鹰派主张打官司，到国际法庭去仲裁，这一派在公司内部一度占上风。鸽派主张用软办法，因为即便赢了官司，以后也很难在中国市场上立足。当时，美国的很多高官都是可口可乐的顾问。董事局最后决定，还是用软办法，劝说中国领导人给可口可乐放行。

可口可乐公司从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集了含咖啡因的资料，拿着这些资料去说服中国政府：茶所含咖啡因是同等浓度可乐的6倍，中国为什么不禁止喝茶，却不让喝可乐呢？此外，可口可乐还邀请中国官员到各国访问，并和当地官员座谈。这个过程对于可口可乐来说相当漫长，工厂闲置，公司一筹莫展。

无奈之下，可口可乐公司只好找合作者中粮公司，请中粮帮忙，而这也符合中粮利益。

中粮直接负责协调此事的是糖酒杂品处。先是杂品处处长陈光给《新观察》写文章反驳，但杂志拒绝发表。他又写报告到部里，部里表示爱莫能助。一位副处长刘昌玺提议，以“人民来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他把想法告诉中粮主管杂品处的副总经理朱晋昌，朱说：“你敢写我就敢签名。”信写好，两人共同签名。

信中说，北京生产的可口可乐有96%是国产原材料，可口可乐公司供应的浓缩液只占成本的4%。北京内销的可口可乐不仅没有花国家一分外汇，通过旅游饭店，还为国家赚回大量外汇。将剩余部分投放市场，一方面丰富市场供应，同时工厂可获得可观利润。

刘昌玺说，当时外经贸部部长陈慕华的女儿恰好是杂品处的员工，于是他就托陈的女儿把信转交给陈慕华。

陈慕华收到信之后，利用在机场送总理赵紫阳出访的机会，口头向万里副总理汇报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希望中央批准内销，万里当即同意。陈慕华将万里的意见批在刘昌玺的信上退回中粮。

可是，当中粮把万里的意见告诉外经贸部时，部里表示，停止内销是根据中央领导文字批示，要恢复内销，最好也有中央领导批示的正式文件。部领导责成中粮糖酒杂品处代部拟稿向国务院请示。刘昌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赵紫阳在报告上批了两个字：同意。姚依林、谷牧、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都在报告上圈阅。这以后，可口可乐恢复了内销。

卢炳松是可口可乐公司做公关的第一个华裔，虽然生长在香港，但对大陆颇为熟悉。他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1986年，摇滚歌手崔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一个由可口可乐赞助的世界摇滚乐比赛上，得了一等奖，回京后开个人音乐会，要找赞助商，找到可口可乐公司。起初，可口可乐非常高兴，欣然应允，但被卢炳松紧急拦下，“摇滚乐在当时很新潮，而且崔健的歌有争议，赞助崔健的摇滚乐，不是要把可口可乐引向歧途吗？”从此，可口可乐“学乖了”，只是暗暗地卖，不敢再做宣传了。

真正打破不敢声张的局面，也是在1986年。这年10月，英国女王首次访华。英国广播公司BBC为此拍了一部纪录片，中央电视台要买片子播放，找到可口可乐，希望赞助20万美元，条件是在片子播放前后放可口可乐广告。

可口可乐抓住了这个机会。“20万美元在当时是个天价，可口可乐公司一年在中国卖汽水也赚不到20万美元。”卢炳松说，但美国人很清楚，可乐的广告一旦在中央电视台上播出，就意味着可口可乐公司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中国做生意了。

经过一次又一次艰辛努力，可口可乐终于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闪电

1980年，邓小平有一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这个讲话，是迄今为止党和政府领导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中最尖锐、最大胆、最深刻的一篇。自从我读到它的那一天起，就不时翻阅这个讲话，这就是8月18日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是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并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我先是听说了这个讲话的若干精神，等到阅读讲话全文，则是在1983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正式出版之后。尽管时间已经过去3年，但读到讲话全文时的震撼，至今不能忘记。这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1987年十三大期间，《人民日报》在头版又用整版篇幅重新发表邓小平这个讲话，作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员。

这个讲话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一是邓小平把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这就促使人们摆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就事论事主义，进入深层思考，从而提出了在新时期要进行制度变革的根本任务。邓小平联系当时实际，提出了在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方面存在五大弊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除此之外，还有“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以及“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等等。

制度弊端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邓小平认为，这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同时也是传统历史文化的产物。邓小平在讲话中用较多篇幅剖析了“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他说：“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他特别提到了“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邓小平说，中国的国情是“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所以，“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在谈到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了“党政分开”的重要设想。他说：“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二是这个讲话提出：“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这是抓住了中国政治的一个要害。中国公认的好皇帝唐太宗李世民，靠“玄武门之变”杀了他的兄弟才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在中国历史上，最高权力交接的紊乱，是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之一。如秦始皇死后继位的混乱，又如西晋八王之乱，再如明初朱元璋死后朱棣造反称帝等等，不胜枚举。毋庸讳言，毛泽东在选拔接班人的问题上也有严重失误。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他对于中国政治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可以告慰邓小平的是，在全党共同努力之下，“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已经取得了众所瞩目的巨大进展。

三是邓小平批评了前苏联的政治体制。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特地举出英、美、法三国政治体制与前苏联政治体制比较，并对前者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这在他的讲话中是比较少见的。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提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句话首先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有民主，再就是要求中国加上一个“更”字。应当说，这种态度体现了吸收全人类创造的文明的开阔胸襟。在另外的场合，邓小平曾经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从前苏联搬过来的，很多地方需要改革。

邓小平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专门报告。讲话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并且就改革的具体操作和突破口提出了设想，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个讲话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邓小平这个讲话，与中共元老李维汉的建议有关。邓小平在做这个讲话之前，曾经与李维汉有一次深入的谈话，听取了李维汉的意见。

李维汉后来曾先后两次接受人民日报社理论部汪子嵩、宁培芬、张书林等人的采访。他对汪子嵩、宁培芬说：“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帝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没有进行下去”。“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特权、特殊化、派性、个人崇拜，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革’中是一次大暴露”，“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林彪、‘四人帮’他们的纲领、口号是极左的东西，手段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有些文章简单地说他们是极左，就把他们的封建主义的东西掩盖起来了。”李维汉还对汪子嵩、张书林说：“我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并建议由他来补。现在他补了。我拥护小平同志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我们30年来作为执政党的经验教训，有理论，有实际，讲得很好。”

在这个讲话之后，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则强调了另外的侧重点。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在邓小平推动下，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后，政治体制改革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最大热点，并在党政分开等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突破。

但是，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7年十五大之前的整整8年里，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本上不再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只是在政府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技术性领域有所推进。从1997年十五大至今，政治体制改革又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了。

从目前情况来看，政府机构改革、中央委员差额选举、某些地方党代表常设制、公务员差额竞选以及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邓小平提出的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以及党政分开等内容，仍然没有触及。

十七届二中全会于2008年2月27日发布的公报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008年5月，深圳市发布的《改革纲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向前迈开了一大步，这是令人可喜的现象。社会各界切盼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打开新的局面。只有这样，中国在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愿景才能实现。

潘晓仰天长问：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1)

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引起轩然大波，是上世纪80年代历史的一个著名事件。

后人这样评价这封来信：“它曾让当年千百万青年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激动为它争辩为它深思，也让千百万今天的中年频频回首没齿不忘。”“它是中国期刊史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传奇，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阕回声不断的绝唱。”

我当时所在的《中国青年报》与《中国青年》杂志是兄弟单位，我也认识潘晓来信的当事人，对一些内情比较了解，所以每逢回忆起这件事，心里总是十分沉重。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吐露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一下子打中了刚刚经历“文革”的亿万青年的心。短短数月，竟然引发6万封来信，紧接着掀起了一场人生观讨论的大潮。

在这场讨论过去近30年之际，有学者指出：如果说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

在一次纪念潘晓来信的研讨会上，有学者说，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所引发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深深地渗透到新一代人的精神骨髓当中。这场充满了感性的泪水和激动的情绪的思想解放，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幼稚，但是那种带血的纯真的呐喊，那些在精神桎梏中痛苦挣扎的自由心灵，实在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人类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伴随着人生观的讨论与突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脱离神性的讨论，俄国废除农奴制之前关于新人生活的讨论，不都是这样吗？

让我们看看这封信：

“我今年23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写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的时候，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我有些茫然，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

“我初中时，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因此拒绝给我寄生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沦为社会青年……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被分配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他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给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悲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贪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如说为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

“我求助于人类的智慧宝库，拼命读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没有一个人真正虔诚地服从平日挂在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不少青年在来信中说，他们读着读着，泪水?下子就涌出来了。

《中国青年》杂志随即展开了一场震动全国的“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从5月号开始到12月号，讨论持续半年多，共收到6万封来信，其中不少信稿还是几十个或几百个青年联名写来的。这个数字，打破了20世纪100年报刊专题讨论来稿数量的纪录。来信的也有不少成年人和老年人，还有大批海外来信。

这正是杂志社所期待的。原来，《中国青年》自1978年9月复刊之后，主编关志豪一直关注青年人在想什么。他组织编辑就此进行调查，发现十年动乱给青年的心灵造成了难以言说的创伤。怎么办呢？编辑部一致的意见是开展一场公开的讨论。发表潘晓来信，就是要给青年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于是，从5月号到12月号，8期杂志共编发111篇稿件。很多青年在来信中说，自己有着和潘晓同样的遭际和心路历程，潘晓能够把探求人生意义的心里话坦率地说出来，是一个历史进步。

讨论中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有些人受的挫折比潘晓还大，但他们不改初衷，为了理想不惜献出生命，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是正确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错误的人生观。

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不是科学人生观。共产主义不是禁欲主义，为自我和为别人不是截然对立的，人考虑自我是正常的。人生的河流是由为自己和为别人等各种源泉汇合而成的，要承认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决方法应是发展的合题：“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

还有一种意见赞成“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认为人的活动首先是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然后才能满足别人。黄河本身必须有丰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在众多来信中，武汉大学哲学系学生赵林的来信颇具爆炸性。他的来信被编辑部加了一个题目：《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这个题目使赵林后来吃了不少亏。文章说，自私是一个广义的哲学概念。自私是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康德和黑格尔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历史就是在恶中发展的。按照人的本性来说，自私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正当的权利。自私就是人的自我发现，是个人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一切总体主义的观念都是个体灵魂被歪曲的结果，是个人本质异化的结果。没有这种广义的自私，社会就不能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私，不是指蝇营狗苟的个人占有，而是指表现自己我，开发个人价值。

潘晓仰天长问：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2)

各种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交锋，杂志社通过编发稿件，对一些偏激的观点作了平心静气的说服工作。

当时，不少改革者高度评价《中国青年》的讨论，认为通过这场讨论，可以使青年人获得一个研讨人生的平台，有利于大家在切磋中共同前进。有的杂志发表文章说：“这是中国报刊前所未有的光荣——不同的声音发出来了，说明我们的神经衰弱症正在好转。”

保守一点的人就不这么看了。有人写信指责《中国青年》说，“根本不应该发表这种来信”，甚至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有的单位扣押了这几期《中国青年》杂志，不许人们看。有不少单位的领导把参加这场讨论的青年当作“危险分子”，甚至视为“洪水猛兽”。有的人给杂志社写信不敢署真实姓名，怕单位里打击报复。

幸好，《人民日报》适时地发表了评论《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说这次讨论“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感人至深”，局面才有所缓解。

紧跟而来的一大热点是，每天都有许多人写信打电话或亲自到访《中国青年》杂志社，询问潘晓情况，要求见面。编辑部婉言谢绝了所有这些要求。

接着出现了很多传言，说潘晓并无其人，来信是编辑部捏造的。

也有不少人冒充潘晓或被人指为潘晓，出了不少事。山东威海市一个女青年，由于她的经历与潘晓相似，被人硬说成是潘晓，她多次表白也无济于事。造访她的人有时一天多达40人。这位女青年的母亲嫌她惹事，竟在她头上砍了一刀。

潘晓到底是谁呢？编辑部也有苦衷。其实“潘晓”是个笔名，或者说，是个半虚拟的人物。“潘晓”是在两个人姓名中各取一字组成的。一个是出生于1955年的女青年黄晓菊，当时是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的女工；另一个是出生于1959年的北京经济学院（现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数学系二年级本科生潘祎。

杂志社编辑马笑冬和马丽珍在调查青年状况时，分别接触到这两位，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潘祎的观点各有代表性，就把他们的经历与观点整合成一篇文章发表。潘晓的生活经历主要采用黄晓菊的，观点则主要出自潘祎。当然，也吸收了其他一些青年人对人生观的看法。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这封信更具典型性和吸引力，引起普遍关注与思考。

北京及全国各地报刊，还有一些外国记者纷纷要求采访潘晓，都被谢绝了。

在越炒越热的气氛中，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于1980年6月18日下午来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听取汇报。他问杂志发行多少份？主编关志豪说：325万份。胡乔木说：“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在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舆论压力下，潘晓不得不露面了。

经过编辑部仔细商讨，决定由黄晓菊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方式和观众见面，因为潘晓的文章是以女性身份叙述自己的经历的。8月20日，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潘晓专题报道”。黄晓菊在电视上露面说：“这封信是以我为主写的”，“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这句话一时广为传播。

然而，到了1980年9月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先是9曰23日，《工人日报》办的“情况参考”刊登群众来信说，潘晓来信是“有肉一块，蚂蚁俱来”，来信指黄晓菊“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接着，一位中央领导就此事批示说“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

12月，华中工学院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材料，指这场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

关志豪回忆，1980年第12期的《中国青年》不仅减少了讨论版面，而且宣布讨论就此结束。这一期发表的总结文章题为《六万颗心的回响》。文章说：人不都是自私的，有自私的人，也有高尚的人，应该提倡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助人为乐的精神。

文章并没有否定“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一公式。只是说，这不是先进的人生态度，在利己中利他，是较低的要求。人应该在实现整体中去实现个体。

文章引用了一些模范青年的事例之后说，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

文章说，这次大讨论加深了青年之间的理解，也加深了长辈对青年一代的理解。

但是，参加这场讨论的主角，却遭遇了不少坎坷。

潘晓讨论开展起来之后，黄晓菊结识了一个崇拜她的大学男生，两人结婚几年之后又离婚。在这个过程中，渴望学习的黄晓菊离开羊毛衫厂，通过考试进入一家研究所担任图书资料员，她对这里能够读书的环境很满意。

但是，“不久，潘晓之事传入所里，我感觉领导看我的眼神怪怪的。也许领导认为，出轨的思想和言论会对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威胁吧？而且，我的确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于是，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头一个被停聘的就是我。”黄晓菊后来写文章这样说。

已经离婚的黄晓菊狠狠心，把三岁的儿子送进全托幼儿园，于1988年孤身南下，到海南、深圳“闯世界”。三年下来，当过记者，做过女佣，吃尽辛苦，所剩无几。1993年，她又回到北京，借钱开小店卖羊毛衫，经受了被人骗钱等种种惨境之后，终于凭着血汗拼搏，开了自己的服装公司。如今，她觉得自己的路越走越宽了。

出生于1959年的潘祎吃了大苦头。他说：“那场讨论改变了我几乎全部的人生”。潘祎的父母在“文革”中被迫移居青海，潘袆为了考学，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饱尝寄人篱下的痛苦滋味。他在1978年考入北京经济学院。潘袆的性格孤僻乖张，“上了大学又怎么样？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在学校期间，因为孤独苦闷抑郁，再加上对人生问题百般思索找不到出路，1979年5月曾服药自杀。抢救复活之后，曾被诊断为“精神分裂”。

1980年春，经学校推荐，潘袆参加了《中国青年》杂志的青年思想状况调查活动。他对人生问题的思索引起了马丽珍以及编辑部重视，他的观点被融进“潘晓来信”之中。

讨论开展起来之后，潘晓在一些人心中成了负面代表。“学校得知我参加这场讨论，变本加厉地找茬，好像是我自己主动投稿加入的，好像不是学校推荐的。”潘袆说。1981年3月，学校以他的疾病为由，勒令其“自动退学”。潘袆在北京四处流浪，每天生活费只有6分钱。他一再要求复学，都遭到拒绝。学校一位干部告诉潘袆，处理决定是经过“上边”批准的，想复学，不可能。想打官司就去找《中国青年》杂志去打，是他们把你搞成这样的！

此后，潘祎在马丽珍等人热心帮助下四处求职，在建筑工地打工，帮公司看大门，又进了卖大碗茶的前门联社当装卸工。

潘晓仰天长问：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3)

1983年10月，潘袆因牵涉盗窃罪被捕，社会各界甚感震惊。最后，潘袆被判刑3年半，1987年4月出狱。

1988年深秋，我在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办公室与潘袆作了一次深谈。

我问他为什么入狱？

潘袆说话很慢，缓缓地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1983年5、6月间，他在前门联社当装卸工。有一天，司机和他出车到广安门车站提货。在他去验票盖章的时候，司机在车站货场偷了一块焊锡。车开出门，司机才对他提起这事，并要他保密，说是得了钱可以借他一半买英文打字机。8月，“严打”开始，司机又找到他请求保密。并说，如果事发，两人承担责任要比一个人承担责任轻得多。他出于义气答应了。9月，司机因盗窃被拘留。10月，警察就此事讯问潘袆，他按照与司机的约定口径讲了，结果进了看守所。在后来的提审中，他讲了事件的真实情况，但是没有用。警察问他参加社会活动的事情，以及在一些讨论会上的发言情况，还把他的日记拿出来审问。到这时候，潘袆感到问题并不是一块焊锡那样简单了。

在狱中服刑期间，1985年7月，某市法制报一个女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潘是怎样走进死胡同的》，文章经《文摘报》、《文明》杂志转载，影响甚广。这篇文章说：作为潘晓之一的黄晓菊，坚持上夜校读书，她脚下的路是宽的。潘袆呢？则已经走进死胡同，因与司机合伙盗窃一块价值800元的焊锡，走进监狱。这篇文章详细回顾了潘袆进入大学之后的经历，又谈了他参加潘晓讨论的情况，讥讽了潘袆对人生的看法。

潘袆看到这篇文章，觉得失实太多，连他的出生年代都搞错了。他写了一篇上万字的澄清文章，但没有地方发表。

我看着潘袆黧黑消瘦的脸，看着他那一双流露出悲情的眼睛，感叹不已，鼓励他挺起腰杆，重新振作。

《中国青年》杂志伸出了援手。在关志豪、马丽珍等诸多热心人帮助下，潘袆渐渐打开了求职的路子。他编辑经济管理学丛书，撰写经济学书稿，搞图书和杂志发行，担任公司负责人等等，显示了出众的能力。

1996年底，《中国青年》又搞了一个人生观讨论，题目是“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却离我越来越远？”编辑部专门请潘袆撰写署名文章《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文章发表之后，潘袆重新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许多媒体采访他，称赞他的“复出”。

1998年，潘袆在《北京青年报》帮助下，要求北京经济学院恢复他的学籍，并根据他后来的诸多学术成果，授予他学士学位。“经济学院领导对此事很重视，但至今没有结果。”潘袆说。

现在，潘袆早已结婚生子，担任几家电视台的节目策划人，日子过得也不错。

再说武汉大学学生赵林。他的文章《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在《中国青年》8月号发表之后，招来大祸。暑假结束一回学校，他就成了学校组织的各种人生观讨论会的靶子。他原来是个腼腆的人，不善言辞，现在被迫起来为自己进行辩护，竟炼出了滔滔雄辩的口才。

1981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武大哲学系研究生，却被哲学系拒之门外，不得不转到历史系考取研究生。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赵林终于在1993年考取了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赵林打趣地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表明了自由意志对外在决定论的超越，这一坎坷经历恰恰也有力地证明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但他也说，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那篇文章成为他“一贯搞自由化”的证据。在分配、提拔等各个环节造成了很多阻碍。赵林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在哲学系任教，并出版了多本著作。他在2004年与邓晓芒合著的《西方哲学史》，被选为全国高校哲学专业本科生哲学史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评价这本书是“思路清晰严谨，资料丰富翔实，文字顺达优美，融深邃的思辨和广博的知识于一体。”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中国青年》杂志因为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受到巨大压力和某些人的激烈指责，事情越闹越大，杂志社陷入了被动。这一年12月6日，杂志编委会向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份《检查报告》。《报告》说：“由于我们在正确地抓思潮、抵制精神污染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潘晓讨论’引导得不好，在广大青年中和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场讨论在客观上对这几年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报告》说：“今年六月间，团中央书记处对杂志社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十月间又新配了中层领导班子。我们从今年第8期起，在刊物上开始消除‘潘晓讨论’的消极影响，发了从《从潘晓到张海迪》的文章。”

该杂志在1984年第1期发表文章，否定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公式。陈志尚、金可溪撰写的这篇文章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文章前面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1980年《中国青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并以此为发端，在刊物上组织读者开展《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编辑部开展这次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广大青年积极参加讨论的热情也应该肯定。但是，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记取教训。现发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这篇文章，作为我们对讨论引导不够的一个弥补。”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以不同的维度思考着、谈论着这次难忘的讨论。

2008年5月26日，《新京报》发表了黄晓菊回忆那一场讨论的谈话。黄晓菊说：“成为潘晓，我不后悔。”她说：“这场讨论对于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有很大作用的”，“我喜欢想问题，喜欢舞蹈，喜欢看台湾林怀民的现代舞。我觉得这样的舞蹈跟人生的某种意念有关。还有贾樟柯的电影，小武啊站台啊什么的，王朔的书，我一直都在看，与人生思考有关的这些东西，我都非常关注。”

同一天的《新京报》还发表了涂志刚的评论。文章说，虽然那场讨论没有得出结论，但对后来的社会发展却发生了重要作用，甚至与后来的社会进程方向暗合。一代青年的迷惘，引发了30年的思想变局。文章感叹说，改革开放已经进行30年，多元价值观也基本建立。不过，在新一代青年坚定地拥抱更为功利的价值观时，曾经引起潘晓们迷惘的理想主义，却已经杳无踪迹了。

我与袁庚有神交(1)

2008年5月17日上午，我在广州市“岭南大讲坛”演讲，内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大争论”。演讲结束，走出省科技图书馆大门，广东女作家涂俏走上前来，送我一本她的著作《袁庚传》。这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部分章节经报纸转载，我读过一些，再加上我和袁庚的神交，得到这本书，自然很高兴。

涂俏送我书的同时，还对我说了一句话，一下子让我内心泛起波澜，久久平静不下来。她对我说：“90多岁的袁老在病中念叨着三个名字，其中一个是你。”

我点点头，这句话与20年前的蛇口风波有关，这是当年蛇口的一件大事。我当时在人民日报社，负责编辑这场大讨论的稿件，事后我还写了3万多字的长文《“蛇口风波”始末》，并主编了《蛇口风波》一书，为这场风波留下了比较完整的历史资料。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诸多媒介回忆当初的蛇口风波，还都一一找到我的门上来。这场风波的有关史实，在本书“蛇口风波始末”一节中有详细披露。当我后来结束广州之行到深圳演讲时，深圳媒体说我在20年前就与深圳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指蛇口风波。

涂俏跟我说话的时候，旁边有很多人围着，我不好多说什么，只是深深叹了口气，握了握涂俏的手，请她便中代问袁老好。她表情凝重，说袁老病得不轻。

1988年1月，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三位思想政治工作者与蛇口青年的辩论，反映了既有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已经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不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需要。这场辩论，在蛇口人看来“其实挺普通的”。如果双方能有一种平常心，都会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各自有所收获。但是，有人借此在背后整材料、做文章，报到高层，给蛇口青年扣了不少帽子，也给袁庚扣了不少帽子，诸如“敌对”、“明显的错误言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联想到类似用语凶险的材料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曾经起到的作用，不能不使人的心头罩上一层阴云。而且，这些材料也使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蛇口工业区产生了“走什么道路”的误解。这些汹涌的暗流，从辩论那一天就开始了。

1988年2月至7月，《蛇口通讯报》、《羊城晚报》、《南京日报》、《天津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介先后报道蛇口风波，使这场争论蔓延全国。8月至9月，《人民日报》介入到这场讨论中，更把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在这个过程中，背后的权力博弈也日益激烈，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

也许因为我曾在中国青年报工作8年的缘故，对青年问题格外关注。自蛇口风波发生之日起，我就十分注意。一段时间以来，广东及各地报刊登了不少报道，也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意见，但袁庚的话只听到一句：在蛇口，除了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什么话都可以说。此外，没听说袁庚对蛇口的辩论有什么具体说法。作为蛇口工业区第一把手，袁庚到底怎样看待这件事，我对此非常期待。

蛇口只有2.14平方公里，袁庚的声望早已超越这个范围。有的杂志说他是“改革第一人”，蛇口有人则称他是“蛇口的华盛顿”。当时，袁庚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条。

一是1984年1月26日，他向来特区视察的邓小平汇报工作时，提到“我们有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在当时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口号，有些人说这个口号宣扬资本主义。袁庚问邓小平：“不知这提法对不对？”邓小平说了一个字：“对！”邓小平回京后召集胡耀邦等中央7位负责人开会，引用了这个口号。邓小平说：“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从此这个口号传遍大江南北，引起轰动，对于冲击计划经济旧体制、旧观念发挥了很大作用。有学者评价说，这个口号是“冲破思想禁锢的一声春雷”，“整个国家从蛇口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观念转变。”

二是1983年初，袁庚在胡耀邦支持下，决定采取直接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蛇口管委会，然后每年投一次信任票，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重新改选，个别委员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就得下台。1983年4月，在没有指定候选人的情况下，由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130人自行推选管委会成员，袁庚高票当选，一些老干部落选。在就职典礼上，袁庚宣布：“从现在开始，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过了一年，在1984年4月的首次信任投票中，各成员均获过半数信任票，袁庚获得1张不信任票。1985年4月，管委会改选，经过竞选演说，在1170名选民参加的自由选举中，袁庚再次名列首位当选，有164人没有投他的票，他说：“这是好事情。”这是中国第一个经过直接选举产生的地区领导机构。在1986年4月的信任投票中，2300人投票，袁庚得到341张不信任票。后来，这种选举和信任投票在蛇口坚持了近10年，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做了一次成功的实验。

三?1985年初，袁庚要求《蛇口通讯报》刊登批评当地领导人的文章。他说：“权力必须受到制约”，“领导必须受到监督”，“要拿自己开刀”。大年三十，《蛇口通讯报》收到一篇署名甄明尼的来稿《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先生进一言》，批评袁庚。当时的总编辑韩耀根要把稿子给袁庚看看，袁庚拒绝。韩总编心存忐忑，把稿子亲自送到袁庚家中，袁庚看了之后批示说：“一字不改加以发表”，但希望把“袁庚先生”换成“袁庚同志”，还说：“以后不要再送审。”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全国轰动。3月21日，《羊城晚报》发表文章评述此事，赞扬袁庚在政治上大胆突破。24日，《人民日报》转载《羊城晚报》的文章，标题是《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发扬民主——支持报纸指名道姓批评自己》。袁庚说：“我们有志于在蛇口造就一个民主的社会，在报上公开揭露蛇口的阴暗面。这并非否定蛇口，否定特区，否定对外开放政策，而只会使蛇口消除种种弊端，更好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凭这三条，再加上他开发建设蛇口港，亲手创办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公司，说袁庚为改革开放立下赫赫功勋，恐怕不算为过。

更难能的是，袁庚是一位老革命，是中共老资格的“克格勃”——资深的国家安全干部。他1917年出生于广东宝安县（今深圳龙岗区），1938年加入共产党，早年加入东江纵队投身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炮兵团长，50年代调入中央调查部，60年代初任中调部一局副局长。在中调部工作期间派往柬埔寨，破获国民党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立下大功。“文革”中受康生迫害入狱，在周恩来过问下于1973年获释，后获平反，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及香港招商局负责人。1979年1月，在李先念支持下出任蛇口工业区总指挥，开展建设特区的实验，后任蛇口区委书记、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1987年，袁庚将蛇口工业区改为蛇口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他出任董事长。

在蛇口风波这件事上，我更看重袁庚的老干部身份。以老革命家的身份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是是非非发一点言，最有分量，也具有说服力，因为没有人会怀疑他对共产党的忠诚。

袁庚终于发言了。1988年7月，人民日报社派曾宪斌赴南方采访，袁庚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曾宪斌将袁庚的看法写进了《“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中。这篇文章以提问方式有名有姓地记录了各方共13人对蛇口风波的看法。他们分别是李燕杰、曲啸、彭清一、郭海燕（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外国青年教育研究室主任）、袁庚、谢鸿（蛇口区团委副书记）、荆跃（招商局蛇口培训中心副主任）、张梦飞（《蛇口通讯报》总编辑）、余昌民（蛇口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梁宪（蛇口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经理）、魏海田（《蛇口通讯报》记者）、李云忠（递名片的青年、蛇口招商进出口贸易公司）、吴厚信（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

我与袁庚有神交(2)

袁庚说：“有两点可以明确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谈，就大家都可以谈。曲啸、李燕杰同志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存在，也应该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但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似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我终于了解到袁庚对蛇口这场辩论的见解，不由衷心赞叹。由于袁庚的身份和威望，他的发言是最有分量的，好心的人们也不必担心蛇口青年会挨整了。

我仔细编辑处理了长达7000字的《“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经报社领导审核批准，发表于1988年8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蛇口风波”答问录》见报之后，袁庚又接受了当时人民日报社驻深圳记者王楚的采访。让王楚感到奇怪的是，这么大一个风波，在蛇口却无反应，他曾经采访十几个青年员工，都说不知道。

袁庚说：在蛇口，这种事本来就不值得谈，也不必要去争论它。但他们（3位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深圳电视台点名，在内部报告上也点名，在西安、天津讲话歪曲事实，说我们故意设圈套整他们，我们哪有空搞这些玩意儿？没有人这么无聊。这些年来，蛇口青年受到民主政治空气熏陶，人与人之间讲平等，人的尊严特别受到尊重。这里改革开放气氛很浓，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如果带有一种说教式的口吻做青年人的思想工作，在蛇口，肯定没市场。青年人一听，很反感。在蛇口，不管上级下级，对话讲话都是平等的。如果用华丽的词藻，说起来很动听，但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蛇口青年也是很反感的。像“美丽的风光、美的心，美丽的山河、美的人”，一上台，像讲相声一样，滔滔不绝。这些话不是不可以讲，很多人听这种话也很过瘾。但听惯了实实在在东西的蛇口青年，当然反感。因为，华丽的词藻只能鼓动人一时，终不会长久。做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社会工作、教育工作，最聪明的办法，是把我们存在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哪些错误，原原本本告诉大家，不要遮遮捂捂。要人民给予什么样的支持，由大家来讨论。每个人都懂得了，才能形成一股力量，同心同德。

袁庚的话讲得太好了，当时我和报社一些同事看了王楚的采访记，连连称赞。

袁庚的讲话引起了反击。由于在这一事件中他的分量很重，所以遭到的压力也特别大。

8月11日下午，我给李燕杰打电话，征求他对《“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的意见。他说：“蛇口方面有人并没有出席座谈会，怎么也发表意见？比如袁庚，他的讲话就很坏，这一段讲话说明袁庚是个不择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

8月底，彭清一在广州接受中共广州市白云区委调研室陈劲采访时说，《人民日报》发表《“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是片面的。有6个人没有参加座谈会，怎么也讲话？袁庚是谁？我不知道呀！他怎么能在这里讲什么“不能以言治罪”？你知道现场谈什么吗？你说苹果是甜的，你尝了吗？就这样作为老同志，就在报上这样庇护自己那3个青年，那些青年说什么你知道吗？你不清楚！言谈要谨慎啊，不能倚老卖老啊！

三位人士中，曲啸的态度相对温和，他在接受采访时没有点袁庚的名。他说，我们同青年之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是对于错误观点，对就说对，错就说错，这才是对青年人真正的爱护。还是批评了袁庚。

8月27日，一份材料在社会上散发，猛烈攻击袁庚。落款是“北京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题目是《关于“蛇口风波”报道群众来信来访情况综述》。这份材料说，袁庚的言论和做法实在令人吃惊，会把蛇口青年引向何方？这位老干部太开放了，学习外国走得太远了，他是哗众取宠，他的表态与“文革”中表态支持造反派的角色如出一辙。材料还问道：蛇口还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

后来，由于我在1989年1月主编出版了《蛇口风波》一书，并于1989年3月在上海《文汇》月刊发表了3.5万字的《“蛇口风波”始末》一文，也受到很大压力。特别是1989下半年到1991年“左”的东西泛滥期间，更是如此。

当时的形势错综复杂。一方面，在1989年8、9月间，我接到总参谋部、长沙政治军官进修学院等许多军队政治工作者的来信，说：“《蛇口风波》一书的出版，无疑是您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为青年做的一件大好事。”要求购买该书。另一方面，却遭到批判。

1989年7月23日，《人民政协报》发表吴冷西的长文《新闻舆论界的作用令人深思》，说《人民日报》就蛇口风波进行的讨论，“是给思想政治工作者抹黑”。

1989年8月8日，《中国教育报》发表辛文步的长文《为什么要制造“蛇口风波”》，批评袁庚的说法“实质上是鼓吹和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并点了我编的《蛇口风波》这本书和我写的《“蛇口风波”始末》，进行批评，说这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紧接着，该报邀请一些人士就蛇口风波问题进行座谈，并在8月22日以整版篇幅发表座谈会发言，报纸为此做的通栏标题是：《制造“蛇口风波”的实质是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位人士竟然在座谈会上说：“蛇口风波是动乱的前奏”。

还有一些报纸发表文章提出：“要清除蛇口风波的流毒”。

就在这个时候，袁庚曾两次辗转托人向我问候，并告诉我要经得起风浪，保持镇定。关键时刻，袁老的话给了我很大支持。我当时得知，袁庚也受到各方面压力，处境困难，于是我也托人向袁庚问好。不久，袁庚在1992年离休了。他离休之后，蛇口不再进行选举。

历史毕竟在前进。1994年，袁庚离休两年之后，江泽民会见了袁庚，并说了鼓励的话。

1998年，即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鞠天相写的《争议与启示——袁庚在蛇口纪实》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鞠天相是我在人民日报社的同事，他的书是最早写袁庚的一本书。

前国务院副总理、推进改革开放的关键人物谷牧为鞠天相这本书写的序言说：“袁庚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老同志，在改革开放中又立了新功。由他牵头的蛇口工业区的建设者和经营者们，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书中，鞠天相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蛇口风波的老龙去脉。鞠天相说：“似乎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事件，使袁庚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正反两种评价”，“似乎可以这样说，叙述袁庚，势不得回避蛇口风波。”谷牧写序言时，也看了书中这一部分内容。应该说，谷牧的说法，是历史的评价。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诸多媒介再度发表回忆蛇口风波的文章，支持袁庚。我也再度成为接受采访的人物。

到目前为止，有关袁庚的传记已经出了3本。除上面提到的两本之外，还有曾任人民日报记者、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禹山写的《袁庚之谜》。这对于袁庚，也是一种慰籍了。前两本我读过了，最后一本还没有见到。

最可惜的是，我每次到深圳都行色匆匆，日程安排得非常紧，竟然没来得及看望袁庚一次，这是我至今的遗憾。

十三大：党政分开，说时容易做时难(1)

每次路过北京平安大街的金台宾馆，都勾起不少回忆。这里的地名原先叫厂桥，金台宾馆前身是一个老旧的三层楼招待所。奥运会之前，老招待所拆掉重来，建成现在这座漂亮的9层高档宾馆。

新宾馆我没去过，当初那个俯卧在路边的厂桥招待所，我倒是很熟悉。从1986年秋天开始，根据邓小平指示的精神，中央从各部门先后抽调了二三十人集中到这里，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后来还参与起草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部分。这些人大部分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我有一些同事和朋友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我也就利用休息日不时到这里来聊聊。

此时，改革开放已经8年，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进展，政治体制改革迟迟迈不开步子，陈旧的政治体制造成了层层障碍。邓小平在1980年的突破性讲话《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几年来也没见什么大动静。对此，邓小平思考了很久，这位经验丰富的老人深知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他在1986年说：“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76页）

但是，坚毅的邓小平仍然决定出击。1986年的夏季到秋季，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密集讲话，展开前所未有的新一轮攻势，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6月10日，他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60页）9月至11月，邓小平先后四次催促政治体制改革。他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那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76—177页）

从哪里着手呢？邓小平选择了一个突破口：“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77页）这个设想，正是他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当时他说：“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邓小平考虑了8年，觉得从这里打开第一个突破口比较稳妥，既有足够的突破性，也能随时掌控。

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没有动摇邓小平的决心。按照邓小平的设想，1987年的十三大应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大的突破。

厂桥招待所的二、三十位研究人员，正是由于邓小平的设想，走到了一起。

也许是这种“知遇”的缘故吧，给我的感觉是，这些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个个都有一种大时代改革高潮的昂扬劲头。尽管他们大多数人过去并不相识，工作起来夜以继日；尽管他们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辛辛苦苦搞出来的政改方案也是几起几落，但他们身上仍然充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

十三大：党政分开，说时容易做时难(2)

近一年的努力，他们拿出的成果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得到邓小平首肯。这个《设想》的主要内容，写进了1987年10月25日赵紫阳在十三大上所作的报告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毫无疑问，这一部分内容十分引人注目，其中包括7条措施：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包括合并裁减管理部门，制定行政机关编制法和行政诉讼法等。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包括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政务类公务员实行任期制，业务类公务员实行常任制。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要求领导机关的活动要开放，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包括人大常委会委员专职化、坚持差额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建立人民申诉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据统计，十三大结束之后，全国报刊、出版社发表论述党政分开的文章数以千计，一时成为热点。社会各界纷纷讨论党政分开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些文章的重点，一是指出以党代政是现行领导体制的主要弊端，导致机构重叠、环节繁多、效率低下、政出多门，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各项改革将难以实施；二是说党的领导是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和推荐干部方面实施政治领导，而不是代替政府部门办理具体行政事务；三是要求撤销与政府部门对应的“对口部”和各级政府及各部门中的党组，实现党委办事机构“少而精”。

十三大闭幕之后，一些部委开始撤消了主管整个部门业务的党组。有一些从事党的工作的干部觉得自己的权力变小了，纷纷要求调到行政部门担任实职。针对这种情况，报刊上又发表文章，劝说这些干部着眼大局，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安心做好党务工作。

但是，89风波之后，党政分开不大提了，甚至有人私下质疑十三大报告。关键时刻，邓小平在1989年9月16日出来说话：“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24页）这才打消了一些人的顾虑。

21年过去，回过头来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除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之外，十三大还有另外两个重大贡献，一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对此，本书相关章节已有详细评述。二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又向前跨越一步。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说：“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十三大报告比十二届三中全会又进了一步，明确宣布：“利用市场调节绝不等于资本主义”，“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应当通过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来签订经济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社会主义经济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从此，“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成了经济运行的新的指导方针，中国离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近了。

为什么总有人怀念计划经济？

我很惊讶某些“左”的朋友公开挑战党的最高权威，并且缠斗不休的劲头。比如说，从1979年到1990年，邓小平先后6次讲话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些朋友就是不买账。不但不买账，而且在诸多重要媒介上发表文章叫板邓小平，狠批市场经济。

1990年和1991年那些日子，大家普遍十分沉闷，闭户读书或者下海做生意去了。这些“左”的朋友觉得终于“熬过”80年代，等来天赐良机。于是破土而出，走马灯一般披挂上阵，使出浑身解数，不把市场经济批个体无完肤，誓不罢休。

我那时在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办公室里有空读了些“左”的文章。我不知道还有谁像我一样，耐心地把这些朋友的枯燥言论摘抄下来。改革开放30年到来之际，翻翻这些发黄的纸张，眼前又隐隐地腾起了当时的硝烟。

先让我们大略看看邓小平从1979年到1990年6次有关市场经济的谈话。

第一次：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36页）

第二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说：“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47页）

第三次：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在与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对经济搞得不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7页）

第四次：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8页）

第五次：1987年2月6日，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03页）

第六次：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4页）

但是，某些人却硬要把计划与市场问题上升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把计划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市场经济划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复辟”、“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敌对阵营，开足马力抹黑和批判市场经济。

1990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整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长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念》。这篇文章把质疑计划经济的观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集体主义，竭力美化资本主义。”

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权威人士的文章《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1991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章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为了守住计划经济体制阵地，这些人呼吁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击败“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主张的市场经济。

1991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该文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

这就把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并列，将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这些人觉得，原来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够，要再加上一个政治中心，这就是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

那么，两个中心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篇文章说，只有“正确处理两大任务的关系，才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9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重头文章《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说：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好家伙，就连“文革”那样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不在话下了，现在要进行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难怪这些人要把阶级斗争也列为中心了，而现实阶级斗争的斗争目标之一，自然是市场经济。

1992年1月5日出版的北京一家杂志，刊登了《反和平演变三论》这篇长文。文章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这里所说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抵制市场经济。

就此打住。为了读者的脑筋少受一点折磨，不再繁琐列举了。

读着这些文章，令人产生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是不是又回到“四人帮”时代了？

上面这些文章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结合批判皇甫平而展开阐述的。读了这些文章，不能不为改革开放的命运捏一把汗。

据周瑞金回忆，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把批判皇甫平的文章都收集起来，交给了邓小平。

另外，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的吴明瑜等人，也把左倾思潮在北京及其他一些地方和单位严重泛滥的情况，收集起来交给了邓小平。

南方谈话：邓小平的天鹅之舞(1)

进入1992年，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了。有人说，自1989年11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之后两年多，很少露面的邓小平一直在紧张思考。他在自己的院子里思考的事情，恐怕不亚于“文革”时期他在江西著名的“邓小平小道”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他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变化，总结了前一段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他在思考着，从哪里打开突破口，怎样驱散人们心头的疑云和阴霾。他要最后推一把中国，扭转改革滑坡的局面。

留给这位老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幸运的是，老人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1992年1月至2月，他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全中国。有人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天鹅之舞”。南方谈话开启的新时代，是经济体制上脱胎换骨的时代，这就比80年代的改革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为它是在经济体制上再造了中国。老人在垂暮之年，凝聚起自己的全部气力，最后推了中国一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邓小平有生以来对中国的突破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时刻。党史专家龚育之说：“南方谈话被确定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是代表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是标志着新时期的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是在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也就是说，邓小平时代，已经超越了老人家的生命局限。在邓小平已经去世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中国经济在2008年将会攀登到世界第三的位置，也是南方谈话结出的硕果。

据当年担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回忆，1992年1月初，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一份绝密电报，上面只有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陈开枝说，老人家多年来有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他到广东来不是休息的，也不只是看南方的建设成就。小平同志来广东，肯定将有“一个大动作”！

的确，小平同志从北向南一路走来，刮起了震惊世界的邓旋风。陈开枝至今还记得，邓小平于1992年1月19日到深圳，当天下午参观皇岗口岸，他在深圳河大桥桥头的边境上久久地凝望着对面的香港，半晌没有说话。

小平来深圳之前，曾立下了“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的规矩。但是陈开枝经过努力，得到当时邓办主任王瑞林的同意，争取到了录音拍片的权利。陈开枝当时说：“这是为国家保留一份珍贵的记录，如果有人追究，我来承担！”

邓小平以他多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洞若观火的目光，一语中的，击中了要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那些几乎遮蔽了天空的姓社姓资的干扰，在邓小平的政治势能面前，一下子委身于地。邓小平说话直截了当：“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

邓小平以铁腕般的魄力，迎头解决了纷纷扰扰的争论，为中国确定了新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如果说，在此之前都是酝酿和热身的话，南方谈话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一锤定音。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市场经济这个迟到的佳人，终于告别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暧昧，在众人复杂的打量目光中，昂首出现在中国经济的T型舞台上。中国这艘渡船驶入了新的河流。

邓小平十分紧迫地催促国人。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其实，在邓小平视察南方途中，他的谈话就已经通过口耳相传，震动了社会各界。人们辗转相传，奔走相告，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放大。邓小平走了一路，口耳相传也跟了一路。如同大潮初起，一波一波又一波，在压抑已久的人心中引起了巨大而持久的共振。“解放了！”到处都是这样一种感觉，。

全国党心民心和邓小平谈话的冲击波融会在一起，使整个中国都随着邓小平谈话的节拍涌动起来，这是多么大的能量！

1992年的春节来到。在北京，南方谈话成为无数个家庭团聚的“主菜”。其热烈的态势，直追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高唱祝酒歌的时刻。那一年春节，我在国防科工委的朋友家里做客，大家议论起邓小平南方谈话，无不兴高采烈，举杯相庆，中国再次得救了！

南方谈话：邓小平的天鹅之舞(2)

3月底，60多个官员和学者齐聚中央党校，热气腾腾议论反“左”大计。他们是杜润生、李锐、吴象、吴明瑜、吴敬琏、孙长江、童大林、厉以宁、戴园晨、蒋一苇、王若水等人。接着，《改革》杂志社召开了同样的会议。中国新闻社报道这次会议说：“品味邓公南巡讲话，议论中国改革大计，倾吐多年肺腑之言。反‘左’呼声四起，热烈掌声不断。”

曾与左倾思潮博弈多年的国务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吴明瑜的发言，勾起了人们对第一次大争论的回忆。他说：“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新的凡是派，我反对新的凡是派。”会议对吴明瑜的发言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深孚众望的老作家也站出来反“左”。冰心说：“妇女、男的、少的、老的作家们，都鼓起气来了，冲出‘左’的怪圈。”夏衍说：“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把‘左’的束缚和阻碍文艺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统统去掉。”巴金说，他相信“文学创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锢。”

一大批有影响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撰写文章表态。丁聪、王蒙、于光远、李泽厚、孙长江、胡绩伟、吴象、陈荒煤、唐达成、邵燕祥、刘心武、吴江、牧惠、刘湛秋、宫达非、林子力、林京耀、郑仲兵、沙叶新、张显扬等等，公开批评左派。他们的文章，收进了这一年出版的《历史的潮流》和《防“左”备忘录》两本书中。

邓小平南巡归来，意犹未尽。5月20日，老人家来到首钢。他对北京市和首钢的负责人说了重话：“对我说的话，有人顶，有人拖，有人是真心地办。”他说，改革形势有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批评国务院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我们有些同志满足于百分之六。满足百分之六，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第一个台阶去补才补得上，迈第三步那就更难了。”他伸出右手，一指一点，尖锐地说：“看样子，如果我们始终保持百分之六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不是前进，不是发展。”老人神色严峻地提出：“要换脑筋”。

站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上海《解放日报》立即用“换脑筋”做了一篇大文章，还说：“不换脑筋就换人”。

另一家报社的记者索性把邓小平的用意直说出来：“他要为他身后铺好两条‘铁轨’，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个‘铁轨’。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

6月9日，江泽民来到中央党校。在社会各界的期待中，总书记站出来了。人们都知道，这次讲话是为即将召开的十四大确定基调，因此格外关注。在北京西山脚下这个风光明媚的大院里，江泽民向邓小平表明，向全中国人民表明，他是一个立志把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向前推进的领袖。他要在南方谈话的基础上，为中国的新体制拉开序幕。

江泽民说，他学习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思考了一下，究竟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最适合中国实际。在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他说现在大体上有三个提法，一个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第二个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说，关于这三个体制，政治局还没有开会讨论，这里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比较好。当时，乔石是中央党校校长，坐在江泽民身边。江泽民转过头来，问乔石怎么看。乔石点点头，意思是同意江泽民的意见。这个话传了出去，在全国引起轰动，在世界上也引起了轰动。

那些指责市场经济体制“姓资”的人遭到迎头痛击，一下子失声无语，暂时闭上了嘴巴。他们需要时间再站起来，以便选择新的突破口，组织新的进攻。

被称为“吴市场”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此时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回顾历史，感慨良多。他说：市场经济在中国命途多舜。1982年到1983年，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90年代最初两年，批判“市场取向论”。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这个障碍终于突破了。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1)

何清涟最近在海外发表文章说，“陈卖光”卖了诸城的企业之后，卷款逃跑，人间蒸发了。

这篇题为《改革神话的终结与重塑社会认同的困境》的文章是这样说的：“山东省诸城市市长陈光因一口气卖光了该市272家国有企业而获得‘陈卖光’的绰号，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第一官’。‘陈卖光’因此积聚大量财富，最后挟款潜逃，至今不知躲在世界上哪个角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冬季号）

这当然不是事实。陈光完成了诸城（县级市）的企业改制之后，被提拔为山东菏泽市（地级市）市长，后又升任荷泽市委书记。在菏泽市长任上，陈光曾和我书信来往讨论改革，这些信一直留在我的手边。

“国企改革‘第一官’”，这是《南方周末》2003年10月报道陈光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其实，在诸城企业改制的同时，南方也先后进行了企业改制，只是诸城改制的响动格外大。

原因何在？一是诸城市的改制规模大。二是这件事发生在山东。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山东人。山东人朴直、讲义气，在全国口碑甚佳。但正如《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9月的一期报道所说，山东也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官本位根深蒂固，私营经济发展落后。因此，陈光的改革在山东的争议格外大。

陈光原来是山东潍坊市团市委书记。1991年，35岁的陈光调任诸城市市长。诸城市是潍坊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陈光上任一摸底，凉了半截。市属150家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103家亏损。另外一些企业表面还说得过去，实际资不抵债。全市市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80%以上，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达1.5亿元。陈光认为，主要原因是“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因此，“应该在产权制度上动点真格的”。

大规模变更国企产权，陈光堪称首例。十四大报告说，股份制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要积极试点。这成了陈光实施股份合作制的依据。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2)

最初的试点，陈光选择了总资产270万元、职工277人的国有小型企业诸城电机厂。当时市政府的方案是，国家控股51%，职工买断49%，但全厂职工提出全部买断。最后，9个厂领导每人出4万元，20多个中层干部每人出2万元，普通职工每人出6000元，把厂子买下来。这个国企变成由277名股东共同拥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元电机有限公司。1992年12月28日，开元公司举行成立大会，诸城市工商局局长当场发执照，“企业性质”一栏出现一个新名词：“股份合作制”。陈光在会上说：“10年改革，改来改去企业还是躺在政府的怀抱里。从今天开始，咱两家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

这一年陈光撤消了5个企业主管局，人员一个不留，只保留一个经贸委。他说，政府越小越好，这是为企业改制扫除障碍。一些干部为此大哭大闹上访告状，但陈光不为所动。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陈光的改革确实有超前意识。

这一年他出任诸城市委书记，到1994年7月，全市288家乡镇以上的企业，有272家实现改制。这时，陈光被人起了个绰号——“陈卖光”。

陈光当市长的时候，诸城的改制由市长主导，当时的市委书记干了些什么？没人关心。陈光当书记的时候，这项工作又由书记主导，当时的市长干了些什么？也没人关心。这说明陈光是个强势官员。当然，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承担的风险也越大。方方面面的矛头就都对着他来了。

1995年，两位学者来到诸城调研，写了一篇文章说诸城的改革是搞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这在当时是很吓人的罪名，够抓起来的份了。该文发表在国家体改委主办的一家杂志上。

与此同时，1995年7月，山东省政府在诸城召开了全省县一级企业改革会议。全省的县委书记、县长都来了，会议肯定了诸城改革模式。这一年，陈光当选为潍坊地委常委，成了山东最年轻的厅级干部。全国很多地方也都到诸城考察，诸城市体改革办一天最多接待过50个团体。这些考察团绝大多数都由县委书记和县长带队，但他们回去之后并没有按照诸城的路子搞改革。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3)

陈光成了争议焦点人物。北京一些“左”的杂志骂陈光是“私有化的先锋”、“败家子”、“歪曲党中央精神”、“复辟资本主义的带头羊”。有的文章指责陈光“违宪”，要求法办他。陈光每一个讲话，凡是外界能拿到的，都被人盯上了，拿着放大镜寻找字里行间的“罪状”。事情一直闹到2001年2月，北京的《中流》杂志还在批判陈光“毁灭社会主义”。这期《中流》发表署名“何仄”的文章说：“陈光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公然对抗中央的指示和决定，他竟以此为荣，自命正确，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对于此类严重向中央挑战的言行不予严肃处理，党纪国法还有什么权威？岂不是要形成党将不党、国将不国的局面吗？”

一位原诸城市委机关干部对《南方周末》回忆说：“当时陈书记晚上都睡不着觉。”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陈光初衷不改。

诸城卖光的结果怎样呢？在企业中，原来无职无权的职代会变成了有职有权的股东会。1994年8月，有一项统计涉及诸城27家企业，其中24家原厂长经理被职工赶下台，变成了普通职工。劳动生产率提高30%还算少的。“现在是给自己干了！”一句话就消灭了懒汉。当然，股份过于分散也有弊端，由于企业分红高，两三年就可收回成本，职工的风险意识就淡了，对企业关注度降低。相对平均持股，也导致管理难度加大。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一线职工大量持股是最不经济的。对此，陈光引导企业“让经营者持大股”，推动所有权与经营权进一步分离。在这方面，四达公司先后对股权结构进行几次调整，持股比例一次次向董事会倾斜，最终达到《公司法》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规范要求，取得了好效果。

诸城卖光的代表作是诸城市农用车厂。当时北京汽车摩托车总公司正想进入农用车行业，到山东寻找合作伙伴。陈光给了他们一个惊喜：“一分钱不要，这个厂白送你们！”一家资产500万元的小厂送出去了，当年引进北汽3000万元投资，上马生产福田牌农用汽车。三年之后，诸城市从这家企业拿到的税收就不只500万元。这个小厂摇身一变，成了中国农用车的巨无霸——北汽福田。

但是某些“理论家”是不看这些的。

陈光的改革除了在内地引起争议之外，还有一家香港报纸报道说，江青的故乡出了个陈卖光。事情闹到中央，中国人民银行派了12个人来查帐，没有呆账、坏账。1996年1月21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奉国务院之命，带着财政部、经贸委、审计总署等9个部委官员组成联合调查组来诸城。他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深入企业与干部和工人座谈。陈光不免有些紧张。洪虎临走时说：“你们放心，我代表国务院来，是来总结改革经验和成果的，是来研究怎么发展的，不是来找事的。”陈光听后放了心。后来调查组到潍坊，宣布了调查结论：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

3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又带着9各部委的官员、专家来诸城调查研究，其中有吴敬琏。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4)

朱镕基要求把诸城全部企业名录拿来，他圈中哪个就调查哪个。那次调查力度很大，朱镕基在诸城没有讲话，但是他到了青岛之后表扬了诸城的企业改制。他说一开不相信诸城的“一股就灵”，这次亲自来看了，比较满意，觉得诸城有几点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同时，他也指出了诸城的几点不足。朱镕基得出的结论是，诸城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3月24日，跟随朱镕基考察的吴敬琏在山东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说，诸城对272家小企业进行改革，采用多种形式放活小企业，在明晰产权和政企分离这两个重大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企业效益和全市财政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成绩喜人。吴敬琏还提醒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经营不要干涉过多。

改制之前，诸城和周围县城实力差不多。到2004年底，诸城的经济实力已是周围县城的3倍。现在诸城经济发展快，没有失业问题，找工人要到外地去招。来诸城的人看到这里的道路宽阔整洁，高级轿车很多，富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都是周围县城没有的风景。诸城GDP连续多年年均增速20%，美国泰森、沃尔玛、日本住友、伊藤忠等世界500强企业先后在这里落户，诸城一跃进入中国百强县。

1997年6月，陈光调到山东荷泽地区行署，先任地委副书记、常务副专员，半年后被任命为专员。

一位作家写到，陈光来荷泽报到那一天，上了黄河大堤，“他忽然心海如潮，豪情勃发，双膝跪地，对着黄河连磕了三个响头……他对着黄河大声喊道：黄河！母亲！您的儿子来到您身边啦！”

他在荷泽继续进行改制探索。

荷泽是山东最穷的地方。陈光到菏泽这一年，菏泽县以上企业负债率达到122%，三分之二的企业已经停产，银行不良贷款达80%。菏泽当时年财政收入是4亿元，而全市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就需要10亿元，菏泽干部的工资发不全，陈光的工资也立即从1000多元降到700多元。贫穷和愚昧结了婚，生出个孩子叫落后。这里“官本位”猖獗，办事拖拖拉拉，歧视外来投资，吃拿卡要盛行。干部们还挺骄傲：“别看我们不会抓工业，我们会种庄稼。”菏泽的职工穷得没钱买厂子的股份，怎么办？陈光就送。菏泽的穷困落后程度超出了陈光的想象，他觉得这些企业根本不会有人买，只有送给有实力的企业来救活，送给人家人家还不一定要。他说：“与其说是送出企业，卖掉企业，不如说是送出包袱，送出债务。说是送出去，实际上是引进来，这叫换个爹娘养孩子，如果孩子能养好，换个爹娘又何妨？只要能把企业搞活，不管荷泽的企业姓荷不姓荷。”这使他又多了一个绰号——“陈送光”。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5)

菏泽的工业极其薄弱，比起诸城来差了一大截，所以菏泽改制的结果不如诸城那么显著。

在这个时刻，我给陈光写信，支持他的改革。

1999年1月19日，陈光给我回信。当时电子邮件尚不流行，陈光写给我的信还是老派风格——中式红色竖格信纸，流畅的字体一行行竖写。

信中说：“不管你说的对与错，总会惹得许多人乱加指责。他们不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也不容人家分辨，只知道用的‘左’的大帽子压人。与其让他们大吵大闹，倒不如静观其变，过些时候再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有这个信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改革如大江东去，是什么力量也挡不住的。我对此充满信心。”

6月21日，他又给我来信说：“改革很难，民主不易，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主义灾难深重，真正与世界接轨，尚需时日。”这几句话沉甸甸的，是一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改革者的箴言，既给人力量，又促人深思。所以，陈光这几句话，时常在我的脑子里回响。

2000年，荷泽撤县设市，陈光就任第一任市长。2002年，陈光被任命为市委书记。2003年，陈光下令市、县、乡三级都成立招商引资小组，一半干部在家主持工作，一半出去招商。有时陈光还亲自带队出去招商。而在诸城，引进资金是企业自己的事，政府根本不管。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6)

当然，陈光的改革并非百分之百成功，比如出售医院就出了问题。2004年，市政府借鉴江苏宿迁的经验，卖了5家医院。但菏泽的医院职工和卫生管理部门普遍反对，再加上有的购买者买下医院之后没有按照许诺进行投资，出现了诸多问题。2005年5月，市政府不得不把医院又全都收了回来。市政府发的文件说：医院改制的出发点是对的，在操作中出了一些问题。后来陈光说：“菏泽的医改情况很特殊，我不想多说。其实我不赞成荷泽医改，事业单位改革和企业不同。”

陈光仍然是老脾气，对各种纷至沓来的非议不予理会。他说：“我在改革时不会考虑这些，你处理我，把我免职我不管，历史会有定论。因搞改革被人骂，受批判，是正常的。关键是做人要有个标准，如果老考虑领导高兴不高兴，提不提拔，那就做不了改革者。”

陈光仍处于争议之中，荷泽就有一些人骂他。就在陈光推进改革的时刻，公安部门在荷泽一些地区查获了几起脱衣舞演出的非法行径。当地有人趁机说，陈光又多了一个绰号——“陈脱光”，陈光现在已经是“三光”了——卖光、送光和脱光。这“三光”的绰号，当然是一些人乱调侃。跳脱衣舞各处都有，该处罚谁处罚谁就是了，为什么单把“脱光”的帽子给陈光戴上？

尽管如此，谁也不能否认，陈光主政下的菏泽发生了巨变。2006年，全市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的人员第一次领到了全额工资，当年市财政收入猛增到30个亿。增幅全省第一，但总量还是末一位。菏泽的工厂有响动了，路变宽了，下水道不堵了，灯都亮了，绿化面积扩大了，公务员的工资涨上去了，黄河水也引来了。拿现在和1997年比，荷泽全市企业亏损面由90%降到12%。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7)

2008年2月8日，陈光的一项政绩上了《人民日报》。菏泽2007年粮食产量491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近1%，近5年新增粮食产量约占全国增产的5%。在农产品越来越紧缺、越来越金贵的今天，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菏泽春季的风沙和夏季干热风是威胁农作物的主要灾害。陈光上任之后连年大规模植树造林，终于建成完善的防护林体系，使风沙日数减少70%，年降雨量增加2.9%。陈光向《人民日报》记者宋光茂介绍说，荷泽农民因此每年增加收入两亿元。2008年初，在山东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将两辆农技推广车奖给了荷泽。

陈光说：“荷泽已经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我俯仰无愧，改革者的功过是非，应由事实评说。政声人去后，无声胜有声！”陈光以巨大的勇气走出国企产权改革第一步，在竞争性领域实行“国退民进”，从而给私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他的实践，在当代中国改革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脚印。

陈光对《新京报》记者说，他曾和另一位著名的改革官员仇和彻夜长谈，“谈得很深，农村改革、企业改革的深层次的东西。”他很欣赏仇和说的一句话：“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谁愿意做那些戳别人眼珠子的事情？”

2008年初夏，52岁的陈光调任山东省省长助理。按众人理解，虽是平级，当然更为重要，此后他的工作将覆盖全省。他的新任务是协助省长在全省开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包括企业改革、乡镇改革等诸多内容。陈光有了更大的舞台。期盼陈光锐气不减，为山东改革做出更大贡献。

厉有为蒙难记：所有制改革的插曲(1)

我见到厉有为，是《交锋》一书出版两年之后。

2000年春天，厉有为来京出席“两会”，住在京西大观园酒店。我去看望他，谈起1997年那场风波，他还是义形于色，愤慨不已。谈话间，他也披露了一些外人所不知的内幕。

1996年秋，身为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来到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厉有为从百忙中脱身出来，有了这样一个静下心学习的机会，自然十分珍惜。他哪儿也不去，从阅览室到寝室，再从寝室到阅览室，两点一线，集中精力阅读、思考和写作。

厉有为阅读与写作，与实际工作结合很紧。当时的经济改革与国企改革，总是被所有制问题绊住脚，他想努力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在3个月时间里，他一共写了4篇文章。11月20日完成的第4篇文章，就是引起争议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在这篇文章里，厉有为提出，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外，可以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

临毕业，党校老师建议用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毕业论文，班主任还决定让厉有为做论文交流。厉有为在两个学员班上宣读了论文，引起热烈反响。老师和同学都向他要这篇文章，他在送给大家的文章上加了一句话：“此文章请研究提出意见，不供发表。”

未曾想，小范围传阅的文章，却激起了一场始料不及的大风波。1997年初，一篇批判厉有为的打印文章，在北京各界广为散发。大批判文章后面，附上了厉有为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并说此文是一篇“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

批判厉有为的话十分吓人：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绝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18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于屈居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可以说，对这份报告的态度，是当前改革的关键时刻，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清醒地认识到真假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金石。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起来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做坚决的斗争。”

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厉有为蒙难记：所有制改革的插曲(2)

1997年2月10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编辑发行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讯》（以下简称《通讯》）第28期发表了进一步批判厉有为的文章：《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

这个理论研讨会是1997年1月18日召开的，据说有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

《通讯》说，厉有为的文章“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极有害的政治主张”，“这些话出自他这样的领导干部之口，并在筹备党的十五大期间散布，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决不能等闲视之。”

不知为什么，《通讯》没有列举这些“教授、专家和学者”或者“有识之士”的姓名。所有发言者均用“首都理论界人士”或“与会专家学者”命名。

批判要点集中在以下4个问题：

第一，厉有为说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我们搞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这是厉有为为了毁掉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为了搞私有化而编造的理论根据。

第二，厉有为的文章抹杀了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基础上的本质区别，宣扬“趋同论”。这是厉有为为了在我国推行私有化而制造的舆论。

第三，厉有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私人股份化的方案。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有化方案。这就是要通过搞非国有化，化公为私，培植和养肥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第四，厉有为的文章公开要求改变我们党的性质，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厉有为所代表的是那些已经拥有私产和企图拥有大量私产与私人股权的一些人。

既然上纲这么高，《通讯》图穷匕现了：

“与会的专家学者建议并要求反映：像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之重要的领导职务。”

厉有为看到这些大批判，一下子懵了。京城的水如此之深，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一不留神，就要把他这个“封疆大吏”淹没了顶。

为什么这些“理论界人士”下手如此之重？我和凌志军写的《交锋》曾经对批判者的动机做过如下分析：

一是这些人选择厉有为作为突破口，经过缜密的考虑。厉有为的官不大不小。官不大，批起来风险小；官不小，批起来能震动。这些人要的就是震动，要吸引各界眼球。二是厉有为的看法在当时有代表性，狠批厉有为可以封住很多人的口。三是十五大即将召开，批判者力图通过这些舆论给中央施加压力，影响十五大决策，使私营经济政策发生倒退。

厉有为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到底说了什么？

厉有为蒙难记：所有制改革的插曲(3)

让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概要：

一、从1979年到1991年，我国的无效投资高达6800亿元，新建的大中型企业有三分之一不能正常发挥作用。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达461亿元，比1990年增加了182亿元，平均年亏损近40亿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足以使人猛醒。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二、什么所有制最先进？传统看法是越“公”越先进，还有人认为公有与私有水火不容。实践证明，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有共存和融合的一面。什么所有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什么所有制就最先进。

三、全民所有制是理想化的，不是实际占有形式。全民企业职工以外的人民群众，就没有体现占有，他们的所有权没有任何财产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我们所说的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是指实实在在的占有，既有财产处置权又有收益分配权。

四、有第三种所有制，介于公有与私有之间。它是若干私人财产的集合，组成集体财产，但不剥夺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只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与经营权相分离，为全体资产所有者谋利益。它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所有制。

五、什么是私有化？把国有企业无偿或以有价证券形式分给职工或居民个人，可称之为私有化。什么不是私有化？首先，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其次，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私有化；再次，国有资产的产权通过市场交易有买有卖，不是私有化。

六、我认为私有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理由是：第一，私有经济受到我国制度和法律制约；第二是补充公有制不足；第三，它是我国经济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第四，解决了一大批人口就业问题；第五，先富起来起示范作用，可以帮后富；第六，多交税多创汇。

七、在初级阶段，我国有以下几种生产资料占有形态：各级政府所有的公有制，社区集体所有制，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社团所有制，技术资本和经营资本入股的股份制，私人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以后，混合所有制会越来越多。

八、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大平台。这样，我们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实现了。我们党的纲领和章程要与新的理论和目标任务相一致，对不适应的地方要做适当修改。

九、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和人民，加速完善市场机制，加速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厉有为蒙难记：所有制改革的插曲(4)

很明显，厉有为的这篇文章驳斥了风行一时的万言书的观点。这样一篇文章出自一位中央候补委员之手，对于万言书的作者们来说，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厉有为告诉我，当时觉得安慰的是全国各地有不少人声援他。有理论界的，有新闻界的，包括北京的一些部长。广东省社科院还召开专门会议支持他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就在这一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的客厅里与厉有为谈话。

江泽民一见到厉有为就说：“丁关根（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把批你的文章都收集起来给我，我一看把你骂得很厉害，我就问丁关根，厉有为究竟说了什么。丁关根把你的32页的文章复印了给我，复印得很不清楚，但32页文章我都看完了。”

江泽民进入里屋，把厉有为的文章复印件拿出来翻看。厉有为看到，好多页都有江泽民的批注。

江泽民开始和厉有为讨论这篇文章。江泽民问，厉有为答，谈了40多分钟。江泽民对所有制问题非常感兴趣。

临别时，江泽民对厉有为说：“你回去安心当你的书记。”厉有为觉得非常温暖。

厉有为还告诉我，后来江泽民到广东视察，再次见到他，还是鼓励他安心做好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

厉有为在党校毕业时，也给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3条建议：一是要防止“左”；二是党校对学员的毕业论文应坚持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四不”原则；三是建议中央党校应成为重大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场所。

后来中央党校一位领导给当时深圳市委副书记黄丽满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党校的一次会议上，胡锦涛提到了厉有为的文章，说在党校内要发扬理论探讨精神，不要乱扣帽子。

厉有为告诉我，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谈话之后，批判的声音就消失了。

事情的发展表明，大批判文章的作者没能占上风。

1997年9月11日，十五大召开前一天，国务院发展中心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对厉有为的专访。专访文章刊登在“十五大代表访谈系列”的专栏里，说明厉有为不仅还是深圳市委书记，而且已经成为中共十五大代表。

这是厉有为在遭到批判之后，第一次公开回答对手。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中国经济时报》如果对时局心中无数，是不敢给厉有为这样一个反击的机会的。厉有为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坚持认为，那篇文章符合中央的精神。

在十五大闭幕那天，人们发现，厉有为并没有像批判者希望的那样，被撤消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如同党的十四大一样，在十五大上，厉有为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这件事情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心。

光彩事业为啥能得江泽民、胡锦涛的支持？(1)

光彩事业为啥能得江泽民、胡锦涛的支持？

1990年，正是问一问姓社姓资遮天盖地之际，也是个体私营经济遭受重创的困难时刻。这一年，我在新华社的《中国记者》杂志5月号上发表文章《光彩的新概念》，支持个体私营经济。我参加过全国工商联有关光彩事业的会议，并曾在凤凰卫视评论节目中介绍和评述光彩事业，而且和光彩事业的“灵魂人物”胡德平很熟。算起来，我和光彩事业有缘，至少是它的衷心拥护者。

前面谈到，改革开放之初，有人认为个体私营经济不光彩。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和王震等领导人特意在中南海接见300多名全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先进代表，胡耀邦即席发表《怎样划分光彩何不光彩》的讲话。胡耀邦说，从事个体劳动同样是光荣的，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彩豪迈的事业。凡是辛勤劳动，为人民做出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好逸恶劳不光彩，违反劳动纪律不光彩。胡耀邦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

当时，在大连的个体照相户姜维从广播中听到胡耀邦的讲话，一下子懵了。因为他在大街上搞个体照相，经常受到人们的白眼和管理部门的欺负。“那种感觉一辈子都不能忘，”姜维说，“昨天还说我们扰乱市容，今天总书记说我们是光彩的，一下子有了做人的尊严。”第二天一大早，他生意也不做了，买了一份刊登胡耀邦讲话的报纸，和一帮个体户哥们儿仔细看。整整一个早上，一边念一遍哭。

这就是“光彩”二字的源头。

到了1994年2月底3月初，国务院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部署“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在20世纪最后7年内，解决全国8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4月21日，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副主席胡德平等负责人在北京国谊宾馆召集参加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的10位民营企业家常委开会，讨论扶贫工作。

刘永好等10位企业家纷纷表态支持扶贫计划，打算发起全国民营企业家参与扶贫。参加会议的周晋峰提议，将扶贫行动命名为“光彩事业”。周晋峰当年32岁，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回国创办北京中西电子工程技术开发公司。周晋峰说，“光彩”二字缘起于胡耀邦的讲话，叫光彩事业，就是要突出民营经济，标明正身，认认真真地做好，让社会不再误解民营经济。经过一番争论，这个提议最终得到与会者支持。

23日下午，在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闭幕式上，周晋峰代表10位民营企业家宣读了《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的倡议书，立即赢得一片掌声。

当天，周晋峰就在自己的公司设立了全国光彩事业联络处，开始办《光彩简报》。他还向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扶贫办提出建议，发动民营企业在北京郊区开展“造血”扶贫。但是，很多民营企业都躲着他。

我的另一位朋友，当时担任《中华工商时报》理论部主任的孟祥林解释说，当时不少民营企业家经历了1989年到1991年的折腾，还是心存一个“怕”字，宁愿低调行事，不出头。

周晋峰说，前几年，民营企业到一些地方投资，人家不但不买账，还要严格审查你呢。以光彩事业的名义搞扶贫开发，理直气壮，既能为社会做好事，也能扩大企业的影响和资源。他把这个道理写到《光彩简报》上，力图说服更多的人，鼓励民营企业家不怕“左”的压力，从心理上走出低谷。

李瑞环说话了，他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正管这一片。他说，以扶贫为主体的光彩事业，是一个很好的倡议，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活动。

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王兆国也出面助阵，他说要把光彩事业办大办好，办出声势，办出成效。

1995年10月25日，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在京成立。会长王兆国，胡德平任法人代表、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刘延东、梁金泉、张绪武、谢伯阳等人任副会长，刘永好也出任副会长。周晋峰说：“这个规格有利于发展。”

光彩事业为啥能得江泽民、胡锦涛的支持？(2)

全国各省市也先后成立各地的光彩事业促进会，并且把光彩事业的网络一直推进到各县。

光彩事业的特点和宗旨，是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主体，包括台港澳侨工商界人士，与老、少、边、穷地区共谋发展。

与政府投资不同的是，光彩事业是通过民间渠道，用市场方式把贫困地区的资源与民营企业的资源结合起来，实现合理配置。光彩事业的理念是“互利互惠，义利兼得”，原则是“自觉自愿，量力而行。”

“光彩1号工程”是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在西昌建成的一家饲料企业。随后，他相继在贵州、江西、河南、山东等地的老少边穷地区建立了23家光彩事业扶贫工厂。

河北亨豪集团总裁张江平，在河北省围场县坝上的“北大荒”，开垦万亩荒滩，帮助7000多个农民脱贫。

贵州神奇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芝庭，投资2800多万元，开发扶贫项目20多个，帮助贵州山区农民发展黑山羊养殖和金银花种植。

福建港兴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命兴，成立光彩事业集团公司，先后收购3家濒临破产的企业，安置当地劳动力400多人。

10位发起倡议的企业家率先垂范，拉开了光彩的序幕。

孟祥林说，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经常组团到贫困地区考察投资，一般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或者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带队，当地都是一把手接待，拿出最好的投资项目和政策。“这是单个企业投资没法比的”，孟祥林说。借此，企业也获得了不少宝贵的资源，发展壮大。

光彩事业的“精神领袖”胡德平对民营企业家不遗余力的支持和保护，也是光彩事业能够团结大批民营企业的重要因素。这里讲一个被判死缓的民营企业家最后无罪开释的故事。

这位企业家叫涂景新。1993年，涂景新把自己的公司戴上“红帽子”，挂靠在海南一家国有公司——海南机设公司门下。涂景新的公司后来越做越大。1999年，他想把公司从国企门下脱钩，结果被国企告上法庭。最后，涂景新以侵吞国有资产罪被判死缓。胡德平得知情况，专程去海南调研，并与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反复讨论此事。胡德平说，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家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不得不戴上“红帽子”——挂靠在机关或国企门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产权清晰”无法回避，私营企业要求变更注册登记，摘掉“红帽子”，是必然趋势。2006年，在胡德平努力之下，被关押了7年的涂景新终审被判无罪释放。胡德平说，涂景新的“红帽子”案，是工商联维权的一个成功案例，使有关方面对“红帽子”企业的产权界定与处理，有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光彩事业引起了国际关注。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官员就多次来华考察中西部地区光彩事业的进展情况，评价甚高。他们说，像这样有明确宗旨，有成熟理念，有全国性组织，以群体行为持续不断开展扶贫的，在国际上绝无仅有。

2000年，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成为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特别观察员，得到在联合国会议上的发言权。

2000年5月，胡德平率团出席联合国特别联大会议，并在大会上发报表题为《光彩事业的文化理念》的演说，第一次在联合国舞台上阐述了中国光彩事业的实践和文化理念，引起各国代表热烈反响。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开始走出国门，参与建立了中非商会，帮助中国和非洲开展贸易投资，参与国际扶贫开发事业。

光彩事业开展起来之后，有口皆碑。即以中西部贫困地区贵州为例。《贵州政协报》网络版2005年5月17日报道，贵州省实施光彩事业10年，共有省内外700多家民营企业投资，项目792个，到位资金112亿。另为贵州贫困山区捐款捐物3亿多元，培训各类人才13.8万人次，解决了农村贫困山区11.4万人的就业问题，安排下岗职工21.41万人再就业，近27万农村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

截至2006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参与光彩事业的企业19982个，项目数量15429个，累计到位资金1247.13亿元，累计培训372.98万人，捐赠总额170.15亿元，可谓硕果累累。

个体、私营经济走出低谷创办光彩事业，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大力支持。

1994年，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看了光彩事业的倡议书之后，请秘书转告倡议书发起人：光彩事业这个倡议很好。希望付诸行动，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做出贡献。

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对全国工商联负责人说：光彩事业这件事很好。1996年4月16日，江泽民为光彩事业题词：“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促进共同富裕。”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光彩事业的支持，与“左”的势力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威吓与打压形成了鲜明对照。

步云直选：第一个吃螃蟹的张锦明(1)

我珍藏着一个比64开略大一点的硬壳纪念册。绿色封面上方，是一面鲜艳的国旗，国旗下方是四行烫金字：

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

步云乡选民直接选举乡长

纪念册

1999年1月5日

这个珍贵的纪念册只印了60册，还有防伪标识，我收到的一本是第20号。

翻开扉页，是“中国共产党遂宁市市中区委员会”的钢印。

再翻开下一页，左面一页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右面一页印着：“一九九八年岁末，一段永难忘却的日子。仅赠步云乡选民直接选举乡长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再下一页，是直选工作的主要组织者签名。第一个签名的就是时任遂宁市市中区委书记的张锦明，以下是陈阳荣、陈光金、杨华弟等25人签名。纪念册的主要内容，是以图片加说明的方式，呈现了这次直选乡长的整个过程。

打开这本纪念册，就打开了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史上具有突破性的一页。

如今，张锦明的名字已经远近皆知。2007年11月28日的《南方周末》说，她是一个“朴直优雅”的“改革明星中的神秘人物”。她获得了“中国政府创新奖”、“中国改革开放30位人物”等诸多奖项，各种媒介对她的报道和评论不胜枚举。然而，我们开始联系的时候，她正在破壳之前的紧张思考当中。

1998年3月，我和凌志军撰写的《交锋》出版不久，我接到了张锦明的来信。在来信中，她说：“我们都是《交锋》的热心读者。我们先是读，然后对书中一些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再后来就是振奋、忧愤。我们机关的同志不约而同出去买《交锋》，分送给老少朋友们。”信中还说，“我作为一个深爱祖国、责任心和使命感又很强的基层干部，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我理解，经济体制改革实质是解决对物的处理和使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对人的管理和使用，这道关早晚得闯、得过。为此，我在自己的辖区内正在进行一个试验，把村委会选举适当扩大到乡镇选举。现在，我们在一个镇进行了公选试验，有67位报名者，其中6位竞选者从中脱颖而出。”

我收到来信之后，立刻给她回信。对她勇于探索的精神表示钦佩，支持她主持的乡镇长公选，并且和她讨论了其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遂宁市位于成都与重庆中间，市中区是遂宁市下属的县级区。市中区34个乡镇，138万人，以农业为主，是风光秀丽的丘陵地区。国民收入在四川属于中等。

在实际工作中，选拔乡镇干部是最令张锦明头痛的问题之一。1998年初，市中区有4个乡镇领导班子成员都出现了经济问题。一位镇长醉酒之后大笔一挥，把老百姓集资的80万元合作基金贷给他人，一去不回。另有一个乡的人武部长因为怀疑党委书记在换届时可能对自己不利，竟把手榴弹扔进了书记的办公室。面对这些悲剧、闹剧，干部群众起来责难区委：“你们怎么选的干部？”

在这种压力下，张锦明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必须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的精神，决定在市中区推进组织人事制度改革，改变“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弊病，拓宽选人渠道，改进选人办法，探索公选乡镇长。

首先在保石镇试点。保石镇原镇长因经济问题被撤职，新镇长如何产生？市中区用公开报名参选的通知，堵塞了跑官买官的渠道。市中区委鼓励干部群众消除顾虑，踊跃报名，参加镇长公选。全区共有69人报名，经资格审查，67人合格。区委在距离遂宁市100多公里之外的地方组织这67人参加政治和文化考试，最后选拔出前6名。

1998年6月22日一早，保石镇召开大会，区、镇、村三级干部和人大代表、群众代表都参加。在会上，6位竞争者依次上台发表竞选演说，并回答与会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由全体与会者给6个人投票并公布票数。

参加会议的市中区区委常委马上对得票最多的前两名进行审议，然后将两人提名给保石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进行差额选举。中午12点55分，29岁的区委组织员向道全，以明显得票优势当选为新的保石镇镇长。

保石镇人大代表、清泉村43岁的妇女主任秦才英激动地说：“新镇长不是上级领导内定画圈产生的，而是按照我们自己意愿选出来的。我们相信他能尽力造福一方百姓。”

张锦明在8月中旬给我来信说：“我们的公选镇长一事，受到了省委组织部高度重视，部领导要求我们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做经验交流，并希望我们在干部制度改革方面走在前列，带一个好头，为全省创造经验。”张锦明说，四川省内外诸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次?选。她在来信中还提到，准备再往前多走一步：乡长直选。

所谓公选，就是把几个候选人提交给乡人代会进行差额选举，也叫间接选举。所谓乡长直选，就是由全体选民直接投票，从几个候选人中选出乡长。两者的差别就在“直接”二字。从公选到直选，从程序上看，只迈出了一小步，但从性质上看，则是迈出了一大步。

直选的试验田选在了步云乡。这次直选事先没有正式请示上级。对此，张锦明的理由是：“若层层请示，谁来拍板？”

步云乡只有一万多人口，离市中心最远，保密性强。区委非常谨慎，所有的选举信息只通过乡里的有线广播发布，以免外传。

凡有志参选者，都到选区联席会议报名，一共有15人。包括现任乡人大主任刘世国、步云乡中学教师周兴义、农民企业家蔡云辉等。

12月15日，选区联席会议在步云乡中学操场举行大会。与会者有区、乡、村三级干部以及各村村民代表。15名参选者依次发表演讲并回答与会者提出的问题，然后由与会者投票选出前两名，最后周兴义和蔡云辉出线。

12月20日，在步云乡第九村村委会的大院子里，召开了“步云乡正式候选人竞职演讲答辩会”。人们发现，除了周兴义、蔡云辉之外，又多了一个候选人，是步云乡现任党委副书记谭晓秋。他是这次直选中唯一由政党（乡党委）提名直接进入决赛的候选人——本次竞选办法规定，正式候选人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是选区联席会议提名（选民推荐），二是政党提名。

步云直选：第一个吃螃蟹的张锦明(2)

在演说答辩中，选民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地方经济问题，如农民负担、土地丢荒、种子改良、水利修缮、青年外流、城镇排污、生猪税……

中学教物理教师周兴义面对这些问题，有点懵了，不知所对。村民在提问中也发现，当个乡长真不容易。谭晓秋则对答如流，他在演讲中还说：“如果我能当选，保证不增加大家的负担。如果官帽子和你们的利益发生冲突，我毫不忧郁地放弃官帽而选择你们。”蔡云辉的演讲没有太多色彩，只是一五一十讲他上台以后如何如何干。明眼人都看出来，真正的较量将在谭晓秋和蔡云辉之间展开。

12月31日，步云乡的11个投票点，都精心设置了秘密投票间，并悬挂着3名候选人的姓名和照片。可是这一天，天还没亮就下起了小雨。工作人员看到，迷蒙的雨雾中，一顶顶雨伞从山弯里转出来，农民们一步一滑，奔投票站而来。99岁的王老太，是由47岁的孙子背着，走进投票站的。

下午5点，全乡选民从广播里听到了结果：全乡11349名选民（有4000多人长期在外打工），共有6236人参加投票，参选率54.95%。谭晓秋获3130票，得票率超过50%，当选为乡长。蔡云辉获1995票，落选。

1999年1月4日，步云乡十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决议确认选举结果有效。中国第一个直选的乡长就此诞生。

1月15日，《南方周末》第2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唐建光写的《直选乡长》一文，详细介绍了“建国49年来头一遭”的直选乡长始末。

《纽约时报》就此发表报道说，在这个贫困山乡用算盘统计出来的简陋选票只能用“中国的梦”来形容。《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嘘，这是一场秘密选举。”

这次选举的结果并没有出现削弱党的领导的后果。一直被视为干扰选举的贿选和宗族势力，并未影响选举。中国老百姓素质低、缺乏参政能力的评断，也没能站住脚。

张锦明说，民主选举在上层可能是一种复杂的制度设计，在基层是一个可以驾御的组织过程，而在选民那里则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因为民主的本质是利益选择。

然而，这一次步云乡直选，却遭到了非议。

1月19日，北京一家法制报纸发表评论，一方面称赞这次选举中“竞选者和选民们的态度既积极、踊跃又庄重、严肃，整个选举过程充满了民主气氛”；另一方面指出，乡长直选违背了宪法的有关条文（据宪法第101条规定，乡镇长只能由同级人大代表大会间接选出，不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有学者就此提出了修改宪法相关条文的要求）2月24日，四川省有关部门发文批评步云乡直选。但这个文件没有文头，没有签名，无法找到文件制作者。

张锦明和几位直选策划者互相开玩笑说：“万一谁进去了，别的人要经常送饭。”张锦明甚至打主意，丢了官之后去南方打工。就当时情况来看，张锦明有点超前了。所幸的是，四川省委对改革表现了包容精神，认为步云创新的结果可以继续观察，张锦明得以保全。

在这困难的时刻，为了支持张锦明的探索，我撰写了一篇长文《乡镇海选头炮放响——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公选镇长记》，在1月17日的《中华工商时报》头版整版发表。文章没有涉及1998年底的步云乡直选，而是称赞了1998年6月的保石镇公选镇长，但在1999年1月张锦明遭到批评的时刻发表，明眼人也能够看出其中的支持意味。

其实，张锦明对挫折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女儿，在1998年12月15日给我来信说：“我们搞直选，风险不小。进行这样一个试验，我无怨无悔，因为我入党的初衷不是为了追求名利，而是为了追求真理。民心就是天意，天意不可违。现在的悲哀在于，党内不少人都看清楚了问题，也知道该怎么办，但就是不去办，或不愿最先去办。既得利益太重，真心愿意为民族为国家去付出、去牺牲的人不多。”

就在这封信里，她给我寄来了她新近写的一首《沁园春》“唤唐风”：“而今晨曦已见，信神州当朝晖尽染。念天行有常，民心是向，失亡得昌，势理昭然；江河万里，终归沧海，世纪之交开新元。争朝夕，重振大唐风，一往无前。”

这首词气象阔大，洋溢着昂然不屈的理想追求和国家情怀，你很难想象这首词出自一位纤细的女士之手。

不久，张锦明升任遂宁市副市长，分管社会事务，她将步云乡列为自己的联系乡镇。

2001年，张锦明来到北京，在国家经贸委担任半年副司长。组织部门这种安排，使张锦明的眼界更加开阔。我们见面机会多了起来。在北京的交谈中，她对自己所做的改革仍然无怨无悔。从她那明亮的眼光和坚定的语气里，我能感觉到她的气魄与毅力。

步云直选：第一个吃螃蟹的张锦明(3)

2002年，步云乡长换届。这次选举的过程略有变更。先是由全体选民投票选出一名乡长候选人，然后此人再经乡党委提名，进入乡人代会等额选举。明眼人一看即知，虽然走了必要程序，但这背后还是执拗地保留了一个“选”字。2003年，在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中，步云选举拔得头筹。

步云的意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2006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姜彦秋建议早日修改选举法和宪法有关条文，扩大试点范围，为全国全面推行乡镇长直选创造条件。2007年10月18日，在十七大的记者招待会上，中组部副部长欧阳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全国已有300多个乡镇开展领导班子直选试点。从这些信息中，人们能够掂量出张锦明改革试验的价值。

2002年8月，45岁的张锦明调任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步云的风风雨雨没有击垮她的改革热情，在市委支持下，张锦明重操选举。仅仅一个多月时间，雅安市下辖的雨城区和荥经县就实现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拥有11440名党员的雨城区有1380人报名，选举产生了159名区级党代表。“选举的巨大差额，使整个选举形成了激烈的竞争，一些领导干部落选党代表的事情发生了。”改革试点还包括党代会年会制、党代表述职测评制等。更具突破意义的还有决策、执行、监督互相分离的党代会常设机构的改革，比如在县级党代会之下设执委会和监委会，日常机构设立书记处等等。

2003年，中央纪委研究室学者李永忠在雅安雨城区调研之后说，雅安的试点开展得不错，突出地抓了代表选举、代表大会、代表日常行使权力三个重要环节。李永忠用“作用积极、效果明显”来概括雅安市党内民主改革的成果。

雅安政治改革的另一个试验，是荥经县政协委员不再列席同级人代会，而是列席同级党代会，以便促进政协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政治协商机构。

2003年，四川省下发《关于市县（市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意见》，吸收了雅安的经验。此后全国诸多地方先后来到雅安交流学习，雅安政治改革名动一时。

2004年2月，张锦明升任雅安市委副书记，分管组织工作。在她的推动下，该市芦山县飞仙关镇试行镇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镇团委书记、妇联主任也开始直选。2006年，芦山县仁义乡等四个乡镇全面展开人大代表竞争选举和党委、政府领导班子的选举改革。

张锦明说，真正的共产党是不应该有任何私利的，党的干部应该起什么作用不须多说。众所周知的情况是，许多党的干部让老百姓很不满意，这里面有体制原因，也有自身修养的原因。她说，体制和组织部门是负责制造干部的，就像市场上一件产品，质量好不好，得由老百姓评判。如果老是制造一些不合格的产品，短期内老百姓会对产品有意见，长久就对厂家有意见了。我们的组织必须制造合格优秀的产品，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说：“我们要对民主进行一些制度安排，张锦明他们的改革价值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作为先行者，作为探路者，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难如人意的地方，但探索的过程对全党是一个贡献，应该得到积极的鼓励和肯定。”

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王长江说：“张锦明这样的人越多，我们党才有希望。要鼓励这些干部，对他们的尝试给予肯定和支持，而不能光凭他们个人的勇气。如果改革的风险都落在这些人头上，到后来就谁都不愿意干了。要保证这些冲在前头、有责任感的干部不会因为改革承担过大的风险。胡锦涛总书记最近说，要特别关注那些默默的踏踏实实做事的人，不能让那些人吃亏。实际上，就包括张锦明这样的人，这些人是怀着责任心，推进民主政治，埋头做事的人。”

张锦明调到雅安之后，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叫“爱心世界”的青年小团体，专门帮助穷苦孩子。张锦明就注册了一个网名跟他们交流，后来还参加了他们的扶贫活动。网友们不叫她张书记，叫她“张师”。张锦明对这几个青年人说，你们是雅安最好的青年。这也是张锦明爱上雅安的原因之一。

张锦明在雅安网上出了名，是由于雅安党政网上的“组织部长信箱”。2002年8月的一天，她刚从遂宁调到雅安，随手打开雅安党政网，发现“组织部长信箱”里有一封信，询问雅安是否还搞公选，她回了一封信。从此，这个信箱活跃起来了。很多人到这里跟实名上网的张锦明交流，她也用网络感动了雅安的一批公务员和市民。她写的邮件，有的谈工作，有的是论文，有的是交流心得……有人评价张锦明的信箱“很酷”。网络交流在她升任市委副书记时结束，1039封往来邮件制成了光碟，成为雅安的一份政务资料。

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张锦明的政改努力，有的获得突破，有的阻力重重，有的无果而终。2005年7月，为解决监督同级党委和纪委而产生的党代会监督委员会，运行了3年，在最新的雅安市雨城区改革方案中消失了。至于步云直选的乡长谭晓秋，后来仕途坎坷。他自嘲说：“我是个早产的私生子。”

但是，在遂宁，在雅安，当媒体记者沿途采访追寻曾经的改革故事，颇有一些官员和民众两眼发光，潸然泪下，为他们的张书记叫好。一位曾在张锦明手下工作过的县委领导人谈到张锦明的时候沉思良久，说了一句颇有深意的话：“雁过岂能无痕？”

有记者报道说，种种复杂的信息传到张锦明耳朵里，“她表情复杂，许久无语。”

《南方周末》问道：“10年基层改革，为什么是张锦明？”张锦明的闺中密友解释说，她是一个不甘平庸的女人，不受成见束缚。在遂宁市市中区当区委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去成都开会，把头发染成了栗色，成为遂宁第一个染头发的女公务员。朋友和她开玩笑：“党的女书记怎么能这样？”她反问道：“党的女书记为什么不能这样？”

2007年雅安市委换届，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张锦明主动要求分管新农村建设。她把农民和和村干部请上讲坛。她说他们才是新农村的主人，她就坐在人群中静静地听，时有微笑。时光转入2008年，雅安政界人来人往，相当一批干部“进步”了，而张锦明依旧。雅安一些人说，张书记成了我们雅安的一张名片。这句话的后面，颇有惋惜她未能高升之意。

2008年元旦，我和张锦明互致新年问候。这位从知青、物价员、路线教育工作队员、团县委书记、团遂宁市委书记、市中区区长、市中区区委书记、遂宁市副市长一路走来的闯将，给我发来手机短信说：“深知‘出头椽子先烂’之古训，然人在此世身不由己，近日颇有归隐山林吃茶去也之意……”

原罪激辩：要不要给富豪大起底？

这是一个很伤感情的题目。

近年来，自发的也好，煽动的也好，社会上仇富情绪不断滋长，有学者疾呼民粹主义抬头，从“炮打茅于轼”的闹剧可见端倪。近来书店里研究民粹主义的书籍多了起来，也是一个例证。

我的亲戚朋友，有穷人也有富人。富人当中一个很大的比例是私营企业主。因此，两边的情况都了解一点。

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来到某一街道。街道南北两边的房子迥然不同，北边的平房破破烂烂有若贫民窟。南边新建的房子是花园式高档别墅，除了名贵小车出入，还不时有衣着光鲜的美女牵着保养得很好的小狗出来逛街。我这位朋友好激动，属于“民粹”一类的，他指着破房子周围光着膀子闲来无事的青年人说：“你看，北边的人这么穷，南边的人这么阔。北边的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哪一天把南边的阔人都给杀了，把他们的东西也给抢了，让他们狂！”

我赶紧摁住这位朋友，对他讲了一番道理。大意是，我们的老祖宗不知玩了多少把杀富济贫的游戏，其实不怎么样。穷人起来造反当了皇上，又陷入腐败的泥塘，制造出新的穷人，结果又是杀人放火，两把菜刀闹革命。这样循环下去，何时是了？杀富人，往往杀掉了生产和管理经验，杀掉了资本，杀掉了再生产能力，导致恶性循环。不如实施累进税，建立社会保障，推进民主政治，财富分配尽量公正一点，让穷人有更多出头的机会，这才是长远大计。朋友听了没有作声，也许他在考虑之中。

我后来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主持的关于“原罪”问题的座谈会上，把这番道理又讲了一次。胡德平反对把“原罪”的帽子扣在私营企业家头上，我力挺胡德平。

说到“原罪”，不能不提2004年初发生的一场争论。这一年年初，各地媒体热炒私营企业主的原罪，引发了诸多争议。

原罪是基督教的概念，把这个说法挪到私营企业家头上来，是指一些私营企业家当初的“第一桶金”来路不明。

有的人话说得很重：暴富阶层除了极少数人是依靠科技发明之外，大多数肯定离不开偷、骗、抢和权力的关系。他们开始的“第一桶金”都是不正当的，至少贷款没有财产担保，而是依靠权力担保。

南方一家报纸给原罪的财富积累过程画了漫画：利用价格双轨制牟利的倒爷，利用要素市场化寻租的贪官，强制拆迁推倒老百姓房子的恶霸，倒卖农地的村长乡长，上市圈钱坑害股民的财富枭雄，骗取银行贷款逃脱债务的金融大鳄，官煤勾结的黑心矿主，黑白两道的刘涌式企业家，赖昌星式的走私巨富，拖欠民工工资的痞子大款，制假贩假污染环境的血汗工厂，向医院大肆行贿的药厂老板，靠盗版印黑书起家的书商，专门做假账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吃透两头”的律师事务所……

这些确实是现实中的问题，但是能不能据此不分青红皂白给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家都戴上原罪的帽子呢？

有些人主张私营企业家就是有原罪，他们提出要彻底清算。办法是，把国门一封，搞工作组。从20年前开始查，20年前谁下海了，追出来，搞群众运动，彻底查，没收他们的财产。最好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还有人写书提出没收私营房地产公司的房子，分给穷人居住。

但是更多的人不同意这种极端思维。他们认为，从全局来看，发展私营经济是利国利民的大政方针，私营企业家的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再说，他们起步的时候面临的风险也非一般人所能了解，对此应该给予更多理解。

因此就有了大赦派和折中派。

北师大教授钟伟2003年7月发表文章，要求大赦天下。他认为，当初中国私营企业主是在非常特殊的国情之下起步的，种种不规范行为难以避免。对他们每个人的“第一桶金”不必苛刻地追究。现在有一些私营企业家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想方设法在国外办绿卡，把资金转移到国外，因此对私营企业家要学学古代大赦天下的做法，既往不咎，下不为例。

折中派既不赞成大赦天下，也不赞成彻底清算。他们主张，如果证据确凿就要追究，发现谁的问题追究谁。

2003年9月，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光彩事业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参加光彩事业有没有赎罪心理？”

胡德平说，把原罪按在民营企业家身上是错误的。明明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怎么成了原罪分子？这简直是倒退。

刘永好绕了一个弯子说话。他说，1994年的时候，我们10位民营企业家在一块探讨，究竟做点什么事对国家有利？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走过来，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帮助他们。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是这样想?，这就是光彩事业的起源。

张朝阳对记者说，民营企业家向国家缴税，这样的企业家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2004年1月2日，河北省委省政府批转的一个文件引起了全国极大关注。这个文件是河北省政法委在2003年12月31号出台的，名为《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这个文件被称为“30条”。

受到媒体广泛报道的是第7条：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溯实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溯其内，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情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

“30条”还规定：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生产经营行为，就可以大胆做。

《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说，河北省的做法体现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

更多的媒体指出，河北省的《决定》实际上表明官方不赞成原罪说。

在这场争论中，我在《大突破》这本书中指出，私有财产的原罪说实际上起源于欧洲。在中世纪西欧，著名神学家圣&#8226;奥古斯丁认为，私有财产起源于原罪。他在《对圣约翰的评论》这篇文章中指出，原罪引来了贪欲，贪欲使人们在耕种土地时为“你的”、“我的”而争斗，私有财产就产生了。神学家们认为，理想社会没有私有财产。格劳斯的《中世纪的社会乌托邦》中说，在那里，“我的”一词不知为何物。

神学家否定私有财产，压制了欧洲私人财产权利的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在不断突破这些清规戒律。两种趋势斗争的结果，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从法规方面初步确立了私人财产权。启蒙运动兴起之后，最终解决了私人财产权的问题。约翰&#8226;洛克说：我的劳动使它们（自然物品）脱离了原来所处的状态，从而确立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洛克又通过天赋人权和契约理论，论证了私有财产权应该保护。众所周知，西欧经济的起飞和社会现代化，与启蒙运动破除了中世纪以来种种观念枷锁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关于私有财产权利的命运，尤其值得关注。

我在书中说，所谓原罪，并不是一个经济犯罪的法律概念，而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文化表达。有些人引用原罪论，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在普通民众中造成了混乱，助长了民粹主义思潮。

有学者指出，原罪说盛行，与中国传统社会蔑视工商有关。韩非子把商人列为“五蠹”之一，说商人就像蛀坏木头的蠹虫一样祸国殃民。明朝初年，江南巨富沈万三对朱元璋政权竭力做出贡献，捐修了从洪武门到西水门的城墙，并响应号召在南京投资建房1654栋，开酒楼4座，结果还是被抄家发配云南，个人资产完全得不到保障，而产权方面长期的混乱情况，是中国社会科学技术进步迟缓和生产力得不到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原因。传统社会中这些教训值得深思。

吴敬琏说，在私营企业家当中，确实有一些人热衷结交政府官员，企图不靠自己的经营努力，而是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为自己谋取非分财富。但是我们决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私营企业家群体一棍子打死。对富人必须区分各种不同的情形，在我看来，关键还在政府。必须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一定要把这种权力置于法律约束和大众监督之下，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物权法》一波三折，终成正果(1)

巩献田旋风：《物权法》一波三折，终成正果

一位北京大学教授在2005年8月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信，叫停一部《物权法（草案）》，导致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站在潮头浪尖上的这位标签性人物，就是巩献田。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是“罪人”，你怎么看？

2005年7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向全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广泛征求意见，以便进一步研究修改。

《物权法》当然重要。先秦的法家慎子讲过一个故事：一只兔子在街上跑，上百人在后面追捕，这些人虽然出于贪欲，但没人责备他们，因为那只兔子的所有权尚未确定。市场上有很多兔子在卖，人们却连看都不看，这并不是他们都不想要兔子，而是因为这些兔子的所有权已经确定了，即使贪婪的人也不去争夺了。

你看老祖宗多聪明，这么短一个故事就把物权的重要性讲得生动活泼，人人都懂。

8月12日，巩献田在网上发表了致吴邦国委员长并转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有个上纲上线的题目：《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要是在过去“大批判”年代，这种吓人的定性足以让《物权法（草案）》陷入灭顶之灾了。

巩献田的逻辑是什么呢？

他说，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之后，首要任务就是“废除和破坏私有制”。由此，社会主义宪法与资本主义宪法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社会主义宪法一定要明确“社会主义的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国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显然，这两条规定的用语层级是不一样的。

巩教授提醒大家，在我国，有人对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条，要千方百计予以废除，同时又妄图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取而代之。巩献田说，《物权法（草案）》竟然把公共财产头上的“神圣”二字拿掉，将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平等并列起来，说：“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就违背了宪法，背离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他说，实质上，《物权法（草案）》是“以保护个人物权为核心，保护国家、集体物权为陪衬。”巩献田说，近年来，有些人通过国企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成为巨富，在这种形势下讲平等保护，“就是乞丐的要饭讨食的棍子和碗与少数人的机器、汽车都平等保护！就是普通居民的住房，甚至危旧房同那些发了横财而修建的高级别墅一样保护！如果按照目前的《草案》的思路，形成的只能是对于资本的平等，不能够保护劳动的平等。”

巩教授对此气愤之极，他在信中说，事情演变的结果正如“有的群众所讲的‘共产党’变成‘私产党’了！”

巩献田给《物权法（草案）》扣上了4顶大帽子：背离了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传统，背离了我国革命根据地和建国后人民民主法制的优良传统，背离了1986年《民法通则》的社会主义原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立法原则和传统。

他认为，《物权法（草案）》迎合资产阶级立法原则，迎合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没有什么区别。

这封信一出，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湖中。有人说巩献田的公开信是“最牛的”的一封公开信，有人说是“世纪最荒谬的”质问，而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教授说，巩献田这封信的本质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

全国人大很虚心。一个月之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领导邀请巩献田到人大宾馆进行长谈。引人注目的是，在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物权法（草案）》没有进入审议议程。

媒体高调报道此事说，“一封公开信叫停了《物权法》”。巩献田则说：“他们说这部法律是让我给搅黄的，我说原因不在我，而是你们的内容在本质上存在问题，只是现在问题被发现了而已。”巩献田因此声名鹊起。

海内外媒体竞相采访他，各种会议请他发言，他有点忙不过来了。“左”派朋友们对这位“破土而出”的斗士赞赏不已。

《物权法》一波三折，终成正果(2)

2006年，繁忙的巩献田撰写了20篇文章，绝大部分与《物权法（草案）》有关。其中，最有挑战性的是《关于〈物权法〉讨论答友人》。这封公开信洋洋洒洒10万字，全面阐述了他的看法。

这一年3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大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瑞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晓青等人在北京乌有之乡书吧召开会议，声援巩献田。左大培说，现在《物权法（草案）》片面依据“占有”来界定“权利人”，就使非法所得合法化变得极为容易。在众人的演讲中，“违宪”和“国有资产流失”是反复提及的词汇。刘瑞复在演讲中重复了他近来多次批评《物权法（草案）》的观点，这就是“违反宪法、违反党章、违反党心民意。”演讲者们共同担心的是，这部法律有可能成为国有资产流失当中既得利益者的保护伞。

与此同时，《物权法（草案）》的起草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对记者说：“巩献田教授的看法也代表一种认识。他提出意见本身就表明他对国家立法的关心，对此我表示尊重。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巩教授等人上书提出的观点有失偏激。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这只是物权立法过程中的一种杂音。”

《物权法（草案）》并没有被打入冷宫。按照公布的日程，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准备在2006年12月24日至29日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第七次审议。

巩献田再次忙碌起来。在这次会议召开的15天前，他再次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封题目很长的公开信：《关于第六次审议后的〈物权法（草案）〉仍在五个重大原则问题上违反宪法必须认真修改的意见》。这一次是兴师动众，在信上签名的除巩献田之外，还有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张勤德等718人。后来巩献田对媒体说，这封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李成瑞起草的，然后由七八个学者和干部反复讨论定稿。在第二十五次会议召开3天前，巩献田等人向176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分别寄出了公开信。

第二十五次会议如期召开了。让巩献田生气的是，绝大多数与会者对《物权法（草案）》的主要内容持肯定态度。

于是，在会议开始后的第3天，巩献田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表了《致胡锦涛、吴邦国的公开信》。他在信中称两位领导人为“同志”，他解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习惯。

在这封信中，他提出4点意见：第一，《物权法（草案）》不应强调对国家、集体和私有财产平等保护的原则。第二，《物权法（草案）》应该写上：“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三，报纸报道说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对《物权法（草案）》持认同肯定的态度，不符合事实。第四，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宣传部门当中，有人压制不同的声音。巩献田说，《物权法（草案）》的通过应该延长期限，不要那么匆忙。有人注意到，这封信末尾的日期是2006年12月26日，这一天恰好是巩献田敬仰的毛泽东的诞辰。

2006年12月29日，第二十五次会议进行了5天审议之后进行表决。结果是，155票赞成，1票弃权，通过了对《物权法（草案）》的第七次审议。会议决定，将《物权法（草案）》提请明年3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新华社报道说，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物权法（草案）》“体现了对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坚持和把握”，“已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适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当天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主任姚红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物权法（草案）》符合宪法规定。因为宪法规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物权法（草案）》规定平等保护各类财产，是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的，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的主体享有相同的权利。如果市场主体不平等，那么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就没法搞，实行平等保护，有助于完善我们国家的平等竞争。如果国家的财产和私人的财产受到同样侵害，而保护不同，我想老百姓不会答应。

2007年2月16日，一本名为《“巩献田旋风”实录》的新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推出。书的封面上写着：“继《“郎旋风”实录》、《刘国光旋风实录》之后隆重推出。”前部级退休高官、学者及各界人士出席了新书发布会。人们注意到，在出席会议的百余人当中，绝大多数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在发言中极力声讨即将提交全国人大讨论的《物权法（草案）》，指《物权法（草案）》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思想背道而驰。李成瑞在发言中，连续七问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定要通过这部法律意欲何在？经济学家刘国光送来了书面发言，对巩献田的意见表示“完全赞成”。

就在新书发布会的同一天，前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向全国政协递交了一份提案。厉有为认为，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应保护合法的私有?产”这句话与法律原则相悖，应该取消“合法的”三个字，国家应该保护所有的私有财产。厉有为说，私有财产这么多，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有没有发生转化，谁能认定？

厉有为的意见与巩献田针锋相对。

《物权法》一波三折，终成正果(3)

随着“两会”即将召开，空气越来越紧张。2007年2月18日，大年三十晚上，又一封持不同意见的公开信贴到网上。这一次，反对者的人数增加到了3000多名，有如刮起了一场小旋风。领头的仍然是巩献田，实际操作用力最多的是李成瑞和前中国银行常务副行长詹武。此时距离“两会”召开只剩半个月时间。尽管在3天之内，这封公开信被删除了，但是信的内容还是不胫而走。

巩献田不无自豪地说：“我的名字已经脱离开我本人而存在，是表示与起草《物权法（草案）》的少数人的不同主张的一个符号。”“旋风也好，潮流也好，我是自己跳入的。风是大家一起刮起来的，我只不过被逐渐卷入风的旋涡中心罢了。”

与此同时，江平教授和《物权法（草案）》主要起草人王利明也忙得不可开交。他们的日程都被媒体挤满。他们需要向“两会”代表解释《物权法（草案）》，向大众阐述这部法律的意义。

2007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开幕前一天，大会新闻发言人姜恩柱感叹说：“一部法律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七次，这在我国立法史上确实是创纪录的。”姜恩柱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民众生活普遍改善，大家迫切要求私有财产能够得到法律的保障。《物权法（草案）》通过规定私人所有权、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保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促进社会和谐。他还说，讲平等保护，不是说不同所有制在经济中的作用是相同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地位和作用还有不同，主要体现在国家宏观调控、公共资源配制、市场准入等方面。这些主要由经济法、行政法做出规范。

全国政协委员王翔在“两会”上发言说，邓小平曾多次讲过不要争论姓社姓资，希望这次会议讨论《物权法（草案）》，也能遵循这一原则。

2007年3月16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表决。这部法律经历了13年酝酿讨论，创造了新中国立法史上单部法律草案审议次数最多的纪录。

近3000名人大代表，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物权法（草案）》获得高票通过，会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获高票通过的《物权法》明文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说明了中国政治文明取得了又一个进步。

有记者立刻打电话问巩献田，有什么感受。巩献田说，《物权法》必定通过，“但是反对票数出乎意料，我原以为会比这少得多。”

记者问他：“你还反对吗？”

巩献田回答说：“正确的要支持，错误的条款就得反对，必须反对！”

“用什么方式来反对？”

“只能在网上，互联网有共产主义因素，没有互联网，我的信息发不出去，我得感谢互联网。”

记者问：“你什么时候退休？”

“今年12月9日，还得上两个学期的课。”

记者又问：“退休以后干点什么？”

“继续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

巩献田送给这位记者一本《“巩献田旋风”实录》。

同一天，《物权法》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江平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对记者说：“我一辈子搞民商法，制定民法典和《物权法》是我终身的追求。”记者请江平为《物权法》写一句话，江平沉思了一会儿，在纸上写下了：“《物权法》的通过是重要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法律通过后的实施。”江平说，很多法律制定以后都会在实施中遇到困难。如果有法不依，再多的法律离人们的生活也很远。法律是一个文字的东西，真正很好地实施才是最重要的。

“黑砖窑”事件的离奇解读(1)

2007年6月曝光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再次触痛了社会的神经。

近年来，山西洪洞县等地众多黑心砖窑主，雇用帮凶打手，从郑州、山西芮城、西安等火车站拐骗大批民工及未成年人（其中包括一些智障人员），用暴力强迫他们到砖窑当苦工。这些民工及童工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4小时到16小时，不给工资报酬，晚上被锁进大工棚，上厕所时有专人跟随，回到大棚继续锁上门。如发现民工中有人干活不卖力或企图逃跑，则用暴力殴打。

为追求产量，在砖还未降温的情况下，打手们强迫民工出砖，致使多人被烧伤。2006年农历腊月的一天，在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一砖厂内，打手嫌民工刘宝干活慢，用铁锹殴打刘宝头部和腰部，致使刘宝于第二天死亡。一些打手将刘宝尸体草草掩埋在砖厂后面山坡一个旧墓穴内。

黑砖窑惨象曝光之后，激起人们极大愤怒，民众纷纷严厉谴责黑心窑主，强烈要求严厉打击犯罪分子，追究当地官员和司法机关的责任。媒体更是义愤填膺，口诛笔伐。

人们说，这是野蛮对文明的挑战。

人们说，这是干部体制出了问题。“会议空说、工作空转、报告空谈，许多问题没人管。”干部体制缺乏创新，使基层组织发现问题的功能越来越少，掩盖问题的功能越来越强。

人们说，这个事件提出了一个紧迫任务：必须从制度和法律两个层面着手，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约束。

人们说，事件的根本原因是贫穷。贫穷问题不解决，很多问题都不能解决。很多人说山西有钱，其实有钱的只是官商勾结的极少数人。吕梁山、太行山有50多个县，连片大面积贫困，全省还有300多万贫困人口。

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一恶性案件十分重视，高层领导先后作出重要批示，派出工作组到山西展开调查。在党中央、国务院强力督促下，6月17日，山西展开了“打击非法用工，解救被拐民工”的专项行动，解救被拐骗农民工374人。6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人到山西调查黑砖窑背后的渎职犯罪。6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听取黑砖窑事件处理的专项汇报，要求在全国展开用工调查。6月25日，公安部发布8张B级通缉令，捉拿黑砖窑事件的8名在逃嫌犯。7月4日，山西临汾中院开庭审理第一宗案子，5名窑主、包工头被起诉。打死刘宝的赵延兵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该砖厂承包人衡庭汉犯故意伤害罪，判无期徒刑。砖厂原厂主王兵兵犯非法拘禁罪，判有期徒刑9年。看管虐待民工的衡明阳、刘东升犯非法拘禁罪，均被判有期徒刑2年。7月16日，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布对临汾、运城两市所属8个县的干部查处情况，95名党政干部、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8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洪洞县长免职。7月17日，又有7件案子29名涉案人审理完毕，并做出一审判决。7月31日，临汾市和运城市5家法院对18案31名被告进行宣判……

犯罪分子受到严惩，正义得到伸张。

2008年1月1日，新的《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引起巨大反响。这个法加大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加重了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该法实施之后，引起激烈争论。

诸多人士特别是企业家认为，这个法超前了，大大增加了企业用人负担，迫使一些利润微薄的企业退出市场，增加了新的失业。有的企业利用该法实施之前的短暂时间，令全部员工辞职，然后马上重新聘用，目的是为了缩短一些员工工龄，减少企业保障和社会保障的成本。

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个法很及时，残酷的血汗工厂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不管对这个法持什么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这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与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曝光及处理有密切联系，表明有关方面汲取教训，决心采取各用各种办法遏制类似恶性事件再生。《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是其中一个有力措施。

然而，却有人从一个意料不到的角度解读黑砖窑事件，并提出令人瞠目的建议。

7月12日，一封由马宾牵头的17人签名的信件在网上大肆流传，并在海外发表。这封信写给“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各位委员和候补委员”，题目是《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黑砖窑”事件的离奇解读(2)

《建议》说，山西黑砖窑事件是“包涵着某些封建主义、奴隶主义原始积累、残酷剥削、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的景象”。

《建议》问道：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夺取无数劳动者的生命，“而那些私营煤矿主，却一次就可以拿出数百万元、数千万元去购买豪华轿车、豪华住宅……假如让这些事情继续畅通无阻地发展下去，难道这还是我们还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吗？”

《建议》揭露说：“全国共有几百万、上千万妇女因生活困难所迫，从事着被残酷蹂躏肉体的卖淫活动”，“从上到下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让人惊心动魄。”又说，“股市存在泡沫，物价上涨，城市到处乱拆工厂，乱拆民房，房地产炒作，房价飙升。还有肥水快流和廉价出口的政策，导致了低工资、大剥削、高消耗、重污染的恶果、苦果。”

怎样看待这些事情呢？《建议》耸人听闻地说，山西黑砖窑事件“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深刻思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迷失了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问题越发展越严重……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经过了上面的分析和论证之后，《建议》指出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不彻底打破这种思想束缚，不纠正私有化的改革方针，不改变让资本家入党的错误原则，只是在二次分配上搞几项福利措施，抓几个贪官，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于是，诸多签名者提出要求：“建议由十七大做出决议：在党章中恢复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纠正关于‘两个先锋队’的错误提法和允许不愿放弃剥削的资本家入党的错误规定。”

他们还要求：“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或对领导人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的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十七大代表以及党政军民学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全体党员，中央要从组织上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使大家敢讲真话，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他们劝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只要党中央各位领导同志能痛下决心，猛然醒悟，真正回到马列毛的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就一定能够拥有更美好的前途和未来”。

很显然，黑砖窑事件，成了他们反对改革开放、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口实。

其实，改革开放和黑砖窑事件之间，并不存在因果等号关系。像这一类使用暴力手段强制那些并未触犯刑律的公民从事无偿劳动的事件，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都曾经发生过，只不过动机不同而已，其中就包括中国甘肃的夹边沟（“右派分子”劳改场所之一）和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应该说，就危害对象和危害规模来看，后者的严重性不知大于黑砖窑多少倍。

在黑砖窑事件发生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追究犯罪分子的刑责和地方官员的责任，给予严厉制裁，以制止此类弊案再度发生。那么，在夹边沟这样的地方非正常死亡了大批人之后，当时是否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呢？没有。后来“文革”中遍及全国的“关牛棚”强迫劳改就是例证。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使国家逐渐走上正轨，人民的财富大大增加，惨剧发生的因素和几率只会更多。1959年到1961年这3年，气候条件并不是很差，不是有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吗？“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有两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吗？我们从来没见到“左”的人物对这些比黑砖窑事件大得多的惨剧有任何反思。相反地，他们倒是盛赞“文革”，鼓动和号召多来几次“文革”。

企图以开历史倒车的方式来解决类似黑砖窑事件的灾难，只能是治丝愈棼，越理越乱，越治越糟，最后是死路一条。

在十七大召开前夕，“左”的朋友利用黑砖窑事件大做文章，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人是不是企图借此扭转十七大方向，迫使改革开放急刹车。不过，他们这一次努力，仍然像前几次一样，没有奏效。

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1)

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

50岁出头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平素不苟言笑，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2007年2月4日，我和他参加了吴敬琏主持的讨论央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的会议，立平发言的第一句就说：“我不看电视，但是有关大国崛起的话题可以说几句。”

居住在京郊百旺山下的孙立平虽然不看电视，可是天下事却尽在视野。他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在有限的采访中，他对一些媒体放出重话：中国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这是2006年的事。

孙立平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共识的年代，改革大潮激起无数人的热情、期盼和行动。到了90年代，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正当性。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瓜分，意味着生活成本和生活负担不断增加，社会不公与日俱增，这就瓦解了改革在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孙教授在2003年10月曾出版《断裂》一书。书中说，90年代的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与80年代的中国非常不同的社会。正如此书的书名，他认为眼下的中国的社会已经断裂。比如发展和环保的关系，在大城市中天经地义，走到穷地方就成了问题。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差异有时达到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断裂》出版后销得不错，我到北京朝阳区小庄新华书店买这本书，居然脱销。店员说，都被朝阳区政府买走了。

在这位社会学教授眼中，断裂的表现形式之一，是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精英圈子，改革的动力已经丧失，中国社会出现了“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的趋势。“在逐步定型化的结构中，精英的联盟应当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在最近几年时间，精英联盟似乎呈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的现象。”而大众则普遍认为，自己成了改革的对象，成了改革成本的承担者。1995到2005年的10年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丧失了工作。4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

孙立平认为，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比休克疗法更为激进，比如国企改革和工人失业。问题不在于激进与渐进，而在于不规范。许多改革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导致了很多问题。其实，河上有船，两岸也有桥，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着石头过河，像国企改革这样重大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也没有系统立法。在2005年开展的国企改革讨论中，有些省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才讨论这个问题？

孙立平说，关键的问题是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现在主要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缺位，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民众的参与和公正的立法都很难实现。当然，除了立法滞后，更重要的是有法不依。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把法律作为推进改革和形成新体制的手段，人们习惯的还是政策、文件、决议、“精神”等非法律手段。

在孙立平所做的社会学调查中，他发现了这样的案例——广西高级人民法院2003年9月下发了一份名为“桂高法（2003）180号”的文件。题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暂不受理几类案件的通知》。《通知》规定，对于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暂不受理。其中涉及国企改制的有：

“四、因企业改制或者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因劳动制度改革而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

“五、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案件；政府参与或者依据政府的指令而发生的政策性债转股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安置纠纷案件。”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走样、失控，就难以避免了。这个问题不解决，维护改革的共识就非常困难。破除旧体制好办，建立新体制要复杂得多，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好。

怎么办呢？孙立平认为，首先暂停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停止掠夺利益的战争，“与民休息”。其次，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完善，比如通过社会保障对受损严重的群体进行利益补偿。第三，对于紧迫的改革，必须准备好一个博弈机制。80年代改革的阻力主要是观念问题，90年代中期之后主要是利益纠葛。现在扭曲改革的技巧相当成熟，“改革改革，一切都假汝之名以行之。”如果不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并加以预防，改革变形是必然的。第四，社会道德底线已经彻底破坏，无论旧体制新体制都无法正常运转，只有重建生活的基础秩序和道德底线，才能重新启动改革。

美国著名的咨询公司雷曼兄弟公司200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革。孙立平说，中国许多改革确实错过了合适时机，但他认为，重启改革机制不是要拖延改革，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退一步进两步，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2)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不同意孙立平的判断。俞可平在2006年3曰27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谈话说：“有人指出，目前我们对改革已经缺乏基本的共识，20多年前那种对改革的高度共识已经不复存在。我不同意这种判断。对改革的争论和分歧，表明我们确实需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但它并不表示社会对改革已经失去基本共识。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共识的问题。共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共识是指多数人普遍类似的态度，它并不排斥少数人的不同态度。我们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共识政治’，就是指它遵循‘尊重多数，保护少数’的基本原则，即民主政治建立在多数同意之上，但它并不排斥并且包容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来理解目前社会各界对改革的各种态度，我认为从总体上看，我们对改革有着基本的共识。”

俞可平认为，下面几个判断是多数人对改革的基本共识：1、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家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即使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相对利益受损的群体，但与改革前的境况相比，他们的利益总量从绝对值上讲也是明显增加了。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2、改革不可逆转，这是改革的深刻性所在。3、改革的瓶颈已经位移，集中到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也不同意孙立平的判断。孙立平提出“破裂”说之后整整一年，2007年11月，竹立家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的采访时说，在各种社会思潮碰撞的背后，新的发展共识正在形成，其基本内容是“民主、民生、公正、和谐”。

关于民主。竹立家提出县一级政权要搞民主选举，再有就是实现各级人大代表直选，以及政府行政要“公开透明”，建立公共财政等等。

关于民生。他说，社会各界认为，政府应该“有效地”提供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福利保障等“公共物品”。

关于公正。他说，政府处于各种利益关系的中心，最重要的是遵循社会公正原则。“应以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出发点”。不管穷人富人，其基本权利应当得到一视同仁的保护。

关于和谐。竹立家指出，和谐的核心是利益公平分配，民主和公正是和谐社会的“两个最根本的制度支柱”。

竹立家提出的“新共识”，没见什么人反对。实际上，“竹四条”的内容已经散见于大量媒体议论，但把它们归纳起来系统地概括为“新共识”，竹立家是第一个。竹教授很谦虚，他用“试图”两个字解释自己的努力：“新发展共识是试图对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价值坐标。”

竹立家提出的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确实抓住了新的改革攻坚的要点，是对改革面临的挑战的一种回应。

还有比孙立平更加激进的人士说，中国的改革已经死了。改革当然没有死。如果说，1215年的《大宪章》为英国政治改革奠了基，那么请问，英国的政治改革持续了多少年？其中又经过了多少次“断裂”？

或许可以说，“断裂”是“阶段性”的一种表达和概括方式，意味着改革来到了新阶段的门槛。“断裂”，是排浪中的漩涡，是发展的“试错”环节，也是新的中国在分娩中遇到的阵痛。它传导出来的张力，不但表现为反思与批判，而且还蕴含着深深的希望，以便重新凝聚再出发。2008年，全国无以计数的文章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就是重新凝聚的檄文么？

有的学者对孙立平的“断裂”说表示担心。你总强调“破裂”、“断裂”，难免会使一部分人丧失对改革的信心，甚至唾弃改革，从而加剧民粹主义的情绪。提出这种担心的就有吴敬琏教授。

不过，吴敬琏也说，近来孙立平有所调整。在2007年出版的《守卫底线》这本书中，孙立平开始把“断裂”的两边缝接起来，希望尽快“形成改革的新共识”。他说：“改革要有公正的目标，要有民众的参与，这都是在反思中正在形成的共识”，这些新共识正在“进一步形成的过程中”。

厦门PX：电子民主很好很强大(1)

2008年，六分之一的中国人与互联网结缘。我的一位年轻朋友，《新周刊》记者胡纠纠说，鼠标和键盘在信息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已经延伸到政治话语层面。“鼠标是最大的投票器，键盘是最大的传声筒，主机是最大的意见箱，显示器是最大的民意屏幕，互联网每天都在上演民主集会。”

胡锦涛说：“我经常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内外时事和群众对我们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且在人民网和网民互动。温家宝对诸多网民建议作出重要批示。由此，国人知道了总书记和总理也是网民。

美国政治学家巴伯在他的论述民主理论的经典著作《强势民主》中说：“强势民主的核心是讨论，这种讨论包含着倾听和演说、感觉和思考、行动和反思。人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公共观察来发现公共意志。”这正是对互联网的绝妙阐述。

2008年初，在德国之声“2007国际博客大奖赛”中，一个笔名叫连岳的人获得最佳中文博客大奖。连岳的真名叫钟晓勇，一位厦门的专栏作家，写时事专栏小有名气。2007年3月到12月，他事无巨细地把PX事件的进展、相关评论、他自己的意见，以及别人翻译的有关PX毒性的知识资料和其他人有关PX事件的博客都转贴在自己的博客当中。他的博客成了PX事件的信息发布站。连岳之所以获得大奖，毫无疑问是由于他在厦门PX事件当中所起的作用。连岳说：“厦门市民的意义，是在2007年提供了公民发声、公民参与和公民决定的一整套样本。”

的确如此，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厦门PX事件是互联网加速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6月11日一期的有关报道，题目就是《厦门PX事件：新媒体时代的民意表达》。《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的有关报道文章，题为《民意与智慧改变厦门》。

2007年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由政协委员赵玉芬牵头，105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赵玉芬是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当时接受报刊采访说：“PX就是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而PX项目就位于人群密集的厦门海沧区。”在这个议案中，赵玉芬和她的同事指出，在国际上，类似项目的选址，应距离城市70公里，中国一般是20公里，而PX项目距离厦门主城区仅仅7公里。

这个议案经多家媒体报道，在厦门激起强烈反响。如此重大的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项目，为什么事前不告知公众？

厦门人爱厦门。我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曾三次在厦门小住。举目是蓝盈盈的天，放眼是青凌凌的海，飞翔的白鹭，盛开的三角梅，蜿蜒的海岸线，简直是一个童话般的城市。但是，后来听说厦门开始变了。那里的朋友说，自2006年起，怪味开始飘散，“看到蓝天的时候不到四分之一”。所以，厦门人对PX项目格外敏感。厦门一位朋友曾激动地对我说：“PX意味着在厦门放了一颗原子弹，意味着厦门人民以后将在白血病和畸形儿的阴影中生活。”

整个厦门都激动起来了。2007年5月8日，厦门大学西村绿晶酒店对面墙上出现了一些英文涂鸦，墙上画着眼泪，画着厦门市鸟白鹭，还有引文标语：“ILOVEXIAMEN”（我爱厦门），“EVERYONEISXIANMEN”（厦门是每个人的）。涂鸦的设计者是闽南小有名气的哲子。哲子在他的博客里说：“这只是一个敏感懦弱的小人开始寻找自己的话语权。每个人都珍惜这片土地，厦门我爱你。”

5月下旬，厦门的网民，通过电子邮件、MSN、QQ等收到了这样的信息：“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规定这类项目要距离城市70公里，我们厦门距离这个项目才7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应该采取行动。”

5月28日，市委宣传部所属的《厦门晚报》刊出万字长文《海沧PX项目已按国家法定程序批准在建》。文章以市环保局答问的方式，回答了针对PX项目提出的一些的环保问题。29日，该报又发表长文，驳斥了所谓安全距离的质疑，强调PX项目并不违背惯例。文章对该项目采用的世界先进环保措施表示了充分的信心。

市民们看了报之后很是气恼。他们认为，这样的释疑举动表明政府企图强势推进PX项目。

29日，厦门市民在手机上疯传同一条短信，呼吁市民就PX项目立即采取行动。这条短信很快被屏蔽，难以再次接收和转发。

与此同时，当地互联网出现了紧急呼吁：“期盼绿色家园的心情永不止步，让我们系上黄丝带上街散步，反对PX，保卫厦门。”

30日上午，市政府看到市民情绪越来越激烈，采取缓和措施，从《厦门晚报》文章的立场上后退。厦门市常务副市长丁国炎在文化宫向媒体宣布缓建PX项目。当天，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在海沧区的座谈会上说，对一些学者和市民的心情和意愿，我们要予以充分的理解和重视，海沧区有些工作不必太急。

但是，市民的情绪已经箭在弦上，来不及了。6月1日上午，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走到街上。从市政府到湖滨南路，有人衣服上系着黄丝带，有人挥舞着黄丝带。有人领呼口号，有人演讲。当晚，市民在厦门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这次“散步”，被厦门市公安局定义为“非法集会游行”。吴贤等人因在网上发帖子要求采取行动，当晚被拘留。但是，6月2日，人们再次系着黄丝带走上街头“散步”。警察在人群前头的道路两侧封锁交通，为“散步”的人群开辟安全通道。6月3日，在“散步”中演讲的李义强被拘留。

厦门陷入紧张的对峙之中。6月中旬，厦门市政府主动表示，要广泛征求意见，重新评估PX项目，并委托中国环境科学院进行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这一事件立即引起全国高度关注。上海文化学者朱大可说，厦门PX事件提醒人们，政府应该学会重视民意，并将其作为决策的第一依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说，厦门民众的“散步”告诉我们，中国需要建立更多更广泛的公众表达意见的渠道。他说，在市民“散步”之后，政府的选择是明智的。

厦门PX：电子民主很好很强大(2)

厦门在不安中等待着。

12月5日，厦门市政府发布了环境科学院环评报告的简要本，并启动公众参与程序，准备召开市民座谈会。10日，《厦门日报》公布了自愿报名参加座谈会的624位市民名单。通过厦门电视台直播摇号抽选过程，邀请了107人。12月13日和14日，市政府召开市民代表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朱子鹭说：“我不一定赞成你的发言，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朱子鹭事后对记者说：“这是一个民主政府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朱子鹭在会上的表态受到市民代表热烈欢迎。在发言者当中，71%的人反对建设PX项目。

据媒体报道，座谈会之后，福建省委高层领导说，PX这个项目虽然不错，但要尊重厦门市群众的意见，要落实科学发展观。随后，媒体报道说，这个项目将迁移到漳州市漳浦县古雷半岛。古雷半岛经济区位于厦门和汕头中间，距离两座城市均为100多公里。目前正等待进一步评估。

全国媒体一齐欢呼福建省和厦门市的决定，认为这个开明态度，表明了“政府和市民在一起成长”，并且为中国环保史留下了“政府和民众互动的经典范例”。

诸多媒体指出，在厦门PX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互联网和手机短信这些新媒体所起的作用。普通民众通过它表达和汇聚民意，管理者也通过它疏导和化解民众情绪，这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崭新的现象。新媒体大大扩展了民众的参政渠道，“电子民主闪亮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比厦门PX事件稍晚的陕西“周老虎事件”也是电子媒体大显神威的突出例子。2007年10月，陕西林业厅未经核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镇坪县农民周正龙在当地拍摄到了极为珍贵的野生华南虎照片，给周正龙发奖金，并按相关程序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

这一消息引起全国轰动。各地细心的网民看了照片之后，对照片真实性产生怀疑，并通过互联网对华南虎是否真的在镇坪出现提出种种质疑。但周正龙打赌说照片是真的，陕西相关官员也力挺周正龙，遂引起一场旷日持久的真虎、假虎之战。除了电子媒体之外，纸质媒体也大力跟进。一时间，此事竟成为全国大热点。科学家也加入网上论争，考证照片中华南虎头上的树叶的真假。还有网民找到了与这张照片极其相似的华南虎年画，并在网上公布。

到2008年6月，事件终于有了最后结果。陕西省政府新闻办宣布了华南虎照片的调查结论：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照片是假的，系根据华南虎年画翻拍的假照片，周正龙涉嫌诈骗罪被捕，对此事负有责任的13名大小官员分别受到不同处分。

这一事件进一步彰显了电子媒体在表达民意、揭露社会弊端中的作用。

正因如此，一些作威作福的地方官员感叹说：“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没有这么多麻烦。”光明网评论说，在中国，憎恨网络的官员动辄删除、封杀，甚至追查发帖者。但是，怀念没有网络的日子，只能是无效的自慰了。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在2008年3月说，他当选人大代表5年来提交的上百件建议和议案，有相当多的数量来自网友的建议和启发。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带着400篇博客参加2007年的“两会”。他几乎每天都更新博客，“两会”期间博客内容更丰富，有时达5000字，因此被称为“最勤奋的两会博者”。正是他，带动了“两会博客”的风潮。

2007年2月15日，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以实名发帖，向红网网友拜年，被称为“亲民书记”。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与网友平等交流，称兄道弟，更成为流传全国的佳话。

2007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首次进行网络全球同步直播，这在中共党代会历史上是第一次。

经过第四次大争论，改革开放的深化在社会舆论方面体现的一大特点，就是互联网迅猛发展，言论较以前更加开放，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公民意识不断提升，促进了启蒙，使中国社会更加多元化。

体制内的声音：民主是个好东西(1)

按海外媒体的说法，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2006年10月“一夜成名”。

这个月23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他的一篇政论《民主是个好东西》。第二天，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全文转载。紧接着，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纷纷转载。海外媒体惊奇于此文既涉及“敏感领域”，又得到官方媒介空前追捧，因此惊呼俞可平“令人刮目相看”，还给他贴上了“中国高层文胆”、“中南海智囊”的标签。

《民主是个好东西》原是俞可平为一本书写的序言。这本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俞可平访谈录，书名就叫《民主是个好东西》。

这篇引起轰动文章讲了什么呢？

第一，民主是好的，但它不是对某些官员而言的，而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对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来说，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因为在民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选举产生，权力要受到公民制约，他们还要跟老百姓平起平坐，所以他们不喜欢民主。他们会说，民主不符合国情，民主条件不成熟，公民素质低，民主会带来危害等等。

第二，民主也有不足。由于它重视程序，会使一些看来简单的事务变得复杂，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蒙骗民众。但是，在人类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第三，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民主不能包医百病，但是它能保证基本人权，提供平等机会。民主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也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如果没有民主，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第四，民主也有痛苦的代价，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秩序失控，民主程序也可能把个别独裁者送上舞台。因此，有时民主代价太高，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政客的过错。

第五，实现民主需要相应的条件，民主是历史潮流，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第六，中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密切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条件，逐步前进。

平心说，这篇文章讲的是常识。海外舆论的关注点，并不是该文在民主内涵和民主理论上有什么突破。用《亚洲周刊》的话来说，海外读者是“看到了原来在中国回避了多年的东西，终于又被高调喊出来，民主终于获得认同。”另外，海外关注的就是俞可平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这一职务。他们揣摩俞可平的文章“代表了高层的现实思考”。

作为俞可平文章的一个注脚，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史天健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史天健和俞可平是北大校友，不过史天健的研究方法，国人可能比较陌生。

体制内的声音：民主是个好东西(2)

史天健把1978年到2006年的《人民日报》关键用词抽取出来，进行量化分析，比如“人权”和“民主”这两个词。

他的做法是，把这些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每年随机抽选三分之一，经过比对以后发现，从1978年到1988年，《人民日报》没有使用过“人权”这个词。直到1988年，“人权”这个词开始在《人民日报》出现。但报上大部分文章认为“人权”是有阶级性的，是“资产阶级的词汇”。2002年，情况有了变化，《人民日报》七成以上有关文章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同时表示中国正在努力改善人权。

“民主”这个词，1978年就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但是，“民主”被划分为两种“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到1988年，“社会主义民主”的提法比1978年少了，“民主”这个词前面的“社会主义”帽子逐渐消失了。报上的文章比较多地提到“我们也追求民主”。1995年，有关民主的程序概念开始在《人民日报》出现。2002年，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之后，情况更加进步，中国共产党开始承认“民主是追求的目标”。但由于经济条件和老百姓素质的限制，实现民主的时间表比较漫长。

从这种研究角度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史天健认为，俞可平的文章代表了党内对民主的态度产生重大变化。“从原来羞羞答答，到现在说是好东西，这是一个飞跃。”史天健说。

海外媒体说，这些年，中共在和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时候，不再避讳“人权”和“民主”这样的词汇。俞可平文章的出现，其实已经具备了社会基础和心理准备。

我曾和俞可平多次共同参加过一些会议，其实他并不是暴得大名的“新星”，而是一位早就学有所成的资深专家。

1959年7月，俞可平出生于浙江绍兴。历史上，这里是一个盛产策划人、文件起草人和咨询专家的地方，过去把这种角色称为师爷。俞可平不喜欢师爷这个称呼，他说，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没有存在师爷的必要。

俞可平在农村度过童年和少年。1978年，他考取绍兴师专政史系。毕业后，他考取了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攻读政治哲学。1985年，俞可平考取北京大学政治系博士生，导师赵宝煦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主要奠基人。俞可平的博士论文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打算留校，但北大没有房子。俞可平当时已结婚生女，其妻徐秀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和俞可平是同乡同学。当时中央编译局答应给俞可平一间房子，俞可平就选择了这里。1994年，俞可平应邀去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学者，在这里他碰见了北大校友史天健。1995年，俞可平又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

俞可平的一些研究，曾经遭遇坎坷。他论述市民社会的一些文章，曾被人扣上“自由化”的帽子，他在武汉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也被人告发。上级单位几经调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他出版了《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社群主义》、《政治与政治学》、《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增量民主与善治》、《全球化与政治发展》、《民主是个好东西》、《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等著作。到2000年，俞可平已经成为中国国内重要的政治学家。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告诉我说，俞可平和中央编译局的团队接受了很多上面委托的课题研究。

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俞可平找到了同样致力于民主政治探索的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两位学者以各自单位的研究中心的名义，共同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王长江说：“一开始并不顺利，地方党政部门觉得，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们？”王长江解释说：“地方官员之所以比较冷淡，因为这种评选对他们升官没有帮助，许多地方打电话咨询评奖事宜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你们要收多少钱？”俞可平说：“我们没有红头文件，我们凭着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最终坚持下来，并获得了广泛认可。”何增科说：“俞可平的努力，是想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可以操作的东西。”

十七大结束之后，俞可平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应当”的事，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他说，中国要达到的不应该是一种传统的稳定，而应该是一种现代的稳定。传统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稳定是以“疏”为主。

体制内的声音：民主是个好东西(3)

俞可平别出机杼，提出了“增量民主”理论。这个理论目前还处在雏形阶段，其内涵和边界还有若干模糊的地方，但大体框架已初具规模。这种理论的灵感是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而来。中国经济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俞可平巧渡陈仓，把这种模式嫁接到政治领域中，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增量改革，这足见他的聪明和触类旁通。增量民主理论有5个要点：

首先，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如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长等等。

其次，要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增长，这也是对存量的增加。这种新增量，不是对存量的简单数量增长，而是在性质上有所突破。也就是说，增量方面含有更多的民主因素。比如，在原有的干部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增加选举官员的力度和广度。

第三，改革是渐进和缓慢的，实现质变的过程将十分漫长。

第四，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通过逐渐放大新增加的利益，使人民感受到政治改革的好处。

第五，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比如在党内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使党的各级领导真正由党员或党代表选举产生。

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之后不久，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和王长江以及无锡市委副秘书长王安岭等15人提出的政治改革总体方案也引起了海内外广泛关注。诸位专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本书《攻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2007年10月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出版。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总的思路是坚持党的领导，“从务实的角度出发”，“重点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具体对策包括：1、推进党的改革，发展党内民主。2、形成权力制衡结构，完善人大制度，竞选产生代表，建立人大会议辩论制度。改革政协制度，任何法律经人大通过后须经政协通过，否则无效。3、改革政府体制，推进财政制度的改革。5、司法体制改革，实行法院、检察院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摆脱地方化。6、发挥民间组织和宗教组织的积极作用。

从这些措施来看，这个方案的确具有现实操作性，海外称为“极具善意”。

周天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下重点可以从改革财政体制入手。

各级政府收税收费要做到有法可依，公开透明，不能隐瞒或搞两本账。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应为9万亿元，报出来却是5万亿元，那4万亿跑到哪里去了？

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应当公开透明，预算计划要让人大代表看得懂。打算怎么花钱，各个领域怎样分配额度，要经过公开讨论，要让老百姓心里有数。

再有就是财政支出即花钱过程要透明，要有监督，要检验效果。

周天勇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程度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至少需要40年时间。”他的算法是，从1978年起到2001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到2020年，用18年达到全面小康目标，同时实现政治民主化。

但是在《攻坚》一书中，又向后延长了20年的“完善期”。作者说：“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程度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我们认为至少需要60年左右时间。”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2001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阶段是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到2020年，分三阶段推进行政、人大、政协、司法改革，发展民间组织，形成现代公民社会。第三阶段是从2020年到2040年，进一步完善第二阶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成熟的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有人问周天勇，虽然长了一点，但有一个时间表毕竟心理有了谱，这个时间表可靠吗？周天勇回答：“尽量努力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