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绪言（1）

- 绪言（2）

- 绪言（3）

- 绪言（4）

- 绪言（5）

- 绪言（6）

- 绪言（7）

- 绪言（8）

- 绪言（9）

- 绪言（10）

-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1）

-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2）

-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3）

-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4）

-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5）

-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6）

-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7）

-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8）

-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9）

-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10）

-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11）

-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

-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2）

-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3）

-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4）

-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5）

-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6）

-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7）

-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8）

-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9）

-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0）

-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1）

-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2）

-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3）

绪言（1）

中国最近500年兴衰的关键

2008年9月，我在美国纽约大学教书，学校与华尔街之间徒步不过20分钟，教学之余，正好就近观察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金融大危机。那个时候写了《反面教材的价值》这篇文章，以英文发表之后，国内的几家学术刊物也想刊出汉语稿。记得高超群教授为了索要这个文章，曾深夜从北京把电话打到了纽约，求“稿”若渴之心，令我深深感动。最后，这个文章很迅速地在《绿叶》、《世界博览》杂志刊出（这要感谢杨学军先生和阎海东先生），随之又被几家报刊转载，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意外之余，我也由此体会到当今的中国是如此夜以继日、密切地注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的，而自己深以为幸的更是：作为一个货币金融领域里的外行，一点有限的阅读和观察体会，远隔千山万水，竟也能够对于国家和老百姓有些许轻微的意义。

从中国的视野、或“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变迁，致力于探询当代中国的“世界”观，这是我最近这些年来学术工作努力的方向。但是，说老实话，这也仅仅是“努力的方向”而已。我自己读书不多，尤其不是历史系科班出身，所以这个探询的过程，其实完全就是学习的过程。

最近500年来，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欧美霸权的形成并横扫世界；二是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由逐渐衰落而再次走向伟大复兴。有人把这段历史归结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首先，究竟什么才是“资本主义”，学术界可以称之为“正宗”的意见，起码就有三派，至于其他的纷纭众说，更不必再提了。而三派主流意见中，一种将资本主义归结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特别是大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奠定（卡尔 &#8226;马克思）；一种着重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明，说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于念经，把积累资本视为积累功德（马科斯&#8226;韦伯）；第三种则侧重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的蜕变和飞跃（费尔南&#8226;布罗代尔）。用这三个流派来解释什么是资本主义，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它们来解释西方之所以兴起，中国之所以衰落，解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我看来，则起码是没有抓住历史要害，而且也不尽符合历史的事实。

我认为：最简捷地解释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在西方现代兴衰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众说纷纭的“资本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了“帮手”的角色而已。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目标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间”，金融家的根本目标则在于通过债务关系攫取最大利润，至于是否采用上述三种“资本主义”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于这两个根本目标之达成而定。

绪言（2）

考察中国500年兴衰的关键，其实又在于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下降这个矛盾现象。经济发达的宋，反而打不过立足于军事组织的辽、金、西夏部落，这里的关键并不在经济，而在社会组织能力。由皇权直接来面对基层马铃薯一般无组织的小农，这样的国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组织效率可言，而宋代以来的政策，反而是将组织社会的任务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国家更从商业、运输乃至军需供应中全盘退出，国家取“无为”和“不干涉主义”，而这就是“开中法”的弊端。不但基层没有组织，而且上层的货币财政也十分混乱，货币短缺、“多币制”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到了明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进口美洲白银，这又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最大失败。而对外，所谓的“天下秩序”，于周边藩邦采取的一向是文化治理的“朝贡”方式，完全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地缘政治”意识，如此组织能力松散的帝国，无论它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发展经济，能够或者不能够发生“资本主义萌芽”，而一旦遭遇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之打击，其涣然瓦解却是必然的。而国家既然已经瓦解，至于发展什么“主义”才好，自然也都统统变成空谈了。

所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肇始于中国革命以建立基层组织的方式，极大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然后，国家才能把社会剩余有组织地投资于长期发展方面，如此才有合格的国家财政，在此基础上方有国家发行货币之主权，而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及其胜利，更是实实在在地打出了一片地缘政治的新格局，这种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之密切结合，靠的是无数革命前辈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如此才谈得上今天的“伟大复兴”，而至于是否采用资本主义这副灵丹妙药来谋发展，那完全也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组织强大均衡、是否有利于国家能力持续增长，是否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定，即那充其量是末而不是本，是术而不是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昭示的乃是完全不同的真理，中国的复兴走的乃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而这个真理、这个道路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研究中国历史，上要看货币财政，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更要能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联系和互动为背景去展开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获。在严肃的历史问题面前，任何轻薄的态度、任何教条主义的盲从都是必须杜绝的。而唯一值得自我宽慰的是，上述浅见，并不是盲从得到，而是从自己的读书、思考和摸索中得来的。几年来，就这样一边读书，一边思考，逐渐积累了一点笔记、一系列的问题，不过时间一长，反而倒是更没有把这些学习体会写出来的勇气了，有些思考和提出的问题，自然也就随时光流失，逐渐淡忘了。

真正的写作机缘来自赴美前学校的一次安排，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蒋朗朗教授派我去山西作一个学术讲座，由于参加讲座者都来自基层，以从事财政和税务工作的同志为主，既是学校的任务，于我自然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这就迫使我不能不紧急准备一个初步的讲稿，这样几天下来突击搞了几万字的稿子，由于对当地的图书馆没有信心，所以还带了不少参考书到山西。我本是个过于认真又不堪大任的人，这次面对的又是上千人基层干部的大课堂，讲座结束后，竟然病倒在那里，反倒是给山西的同志（特别是曾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的李晋芳同志）添了不少麻烦。但是，期间参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以及抗战最艰苦时期建立的八路军总部（虽曰“总部”，实际上不过农舍三小间而已）的经历，对我触动非常之大，应该感谢这次较长期地面对基层的机遇，它使我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的前人是如此的舍生取义，我们的百姓是如此的不屈不挠，绝大多数在基层工作者是如此的勤劳俭朴，中国历史的展开是如此的筚路蓝缕、波澜壮阔，中国改革和中国革命的大业，确是由生活在最基层的老百姓苦苦支撑起来的，这真是“作始也简，其成也巨”！

太行山里本来也没有什么书可读，躺在宾馆养病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讲座前许多没有想清楚的事情，竟然想清楚了一些，这突乎其来的大病，因此可以算是进益的一个机缘，在这样一个机缘之后，我领会了一些以前不甚领会的书上的语句，尤其包括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

绪言（3）

革命并非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

中国改革与革命是近代落后的结果，革命当然不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而对于“中国近代何以落伍”这个大题目，则大致又有几种回答：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全球扩张所致；其二，则是一般地、抽象地将其归之于中国在制度、技术乃至文化上的落后弊端，以及西欧的先天优势（以马科斯&#8226;韦伯的理论最有代表性）；而我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以“天下”和“世界”为担当的文明，资本主义则是自1500年以来从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以金融和军事技术为核心，向世界扩张的体系。这两种有深刻历史传统的组织形式，在500年历史间漫长的“互动”、博弈，才构成了我们解释500年来世界大势和中国“天下兴亡”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说，那些构成中国近代衰落的因素，往往又曾是支持中国长期繁荣的因素，这正如我们文明中固有亟需变革的弊端，但其中却同时也蕴涵着近代改革与革命以及中国现代复兴的种子。只有了解中国文明形成的长期性、历史性、复杂性，同时又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性和复杂性，而不是抽象地将问题归之于抽象的“制度”和“体制”而简单地打发掉，我们才能对于上述重大历史课题作出真正有意义的探究。

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其实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对其浅陋机械，前人已多有讥评。如钱穆就曾说：“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之表达亦各有其方式及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行之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绪言（4）

中国当然不是从来没有制度。自上古以来，就有以黄帝为代表的“血缘世系”以及以尧舜为代表的“名分世系”二者并存，就前一个世系而言，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贵族血缘承继；就后一个世系而言，权力始终是向平民开放的，这就是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而这里的“平民”，更不专指士、士族、士大夫，也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特别是包括少数民族。太宗李世民以少数民族血统者，太祖朱元璋以贫苦农民可以作皇帝，其合法性就来自于尧舜的名分世系。这两个世系的互动沿革，就是所谓“多元一体”的制度基础。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去，倡导“天下为公”，不断向平民、向少数民族开放权力的尧舜世系、尧舜体制，是比导致罗马帝国迅速崩溃、贵族院垄断权力的“宪政”更合理、更进步、更能经受历史考验的制度，这已经为中国的长期统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所证实。

作为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无疑处于中国制度的重要转折期，从体制的上层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它是历史上皇权与士大夫阶级冲突最激烈的王朝。太祖洪武13年，废除了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这成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极大变动。从此天子直接面对六部，六部有建议权，而天子则独揽决策权，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但内阁大学士没有建议权，为了避免皇帝与六部之间发生直接冲突，遂设司礼监居中传递协调。世宗、穆宗和神宗在位期间，皇权与六部之间的冲突，终于达到不可化解的僵持阶段，竟造成这三任皇帝几乎不见六部官员的局面，此后，作为皇帝代言人的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与士大夫的代言人六部之间的冲突更是日益加剧、不可协调。而正是皇权与官僚体制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矛盾的不可化解，造成了明代中期以来国家行政效率、国家组织效率的迅速衰败。

而这一时期，恰恰又是世界史的大变革时期，因为一个银行家、战争和国家密切结合的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与国家合一的体制，此时正在欧洲勃然兴起，而1500年以降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上中下结构却开始走向脱节，以至于国家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动员官吏，反而总是被庞大的官吏集团所阻碍，国家组织效率的严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经济改革都不能真正实行，实际上，最终导致明王朝瓦解的，不但有皇权专制的原因，更有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级之颟顸独断。无能而颟顸的士大夫阶级为了一己之私，妄图以道学的专制垄断社会权力，这种“士大夫阶级的道学专制”，更促成了体制从内部的解体。而正是由此看来，钱穆的博学，恐怕也是士大夫一家的博学，因为在他那里，无论均田重农还是平等夷狄，这些都不算数，只要你不尊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那么你就是专制。而他所同情、追随的国民党，虽曾标榜、号称要继承中国政治制度的有益因素，如在美式“三权分立”之外，再加上中国式的“考试”与“监察”两院，以成为“五权”宪法，而这种精英运动的体制，又究竟是否行之有效，自然也早已被历史所证明。

绪言（5）

不过，确如钱穆指出：民权的表达和实行不能单靠一纸宪法和几个代议士，关键在于形成下情上达的有效机制，他的这种看法倒是真有启示性的。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诚然如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制度”而只有“专制”，例如所谓公田与私田、科举与选举、郡县与封建的制度争论，实际上就一直贯串于中国历史之中，并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正动力。看不到这一点，自然也就不能说对中国的文明有起码的了解，那甚至就会沦为钱穆所讥讽的：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一再自食“改革的恶果”，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担起“改革的后果与代价”，这往往就与精英们没有知识和眼光，只会看见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关系。

而与钱穆比较起来，黄仁宇先生虽未打过仗，毕竟吃过粮（古人只把“军粮”称为粮），因此，他的有些话恐怕还算是比较到家的。他说：“过去的中国百年史，过于重视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比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foreign body）。其领导人不乏高远的理想，而他们身后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自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更何况渗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说到制度变革，孙中山以来的改革家们其实最终也都不得不认识到：这绝非立一纸宪草、推几个“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变制度易，变社会难”（这一点鲁迅等“先觉者”其实早在辛亥之后就一直“无可措手”地痛感着）。因此，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变革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说：500年来，中国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层和精英，而精英们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们总是要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这实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至于说到变革中国的主体，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如康有为，曾寄望于作为“儒主”的皇帝的“公心”，这自然不能成功，而到了孙中山先生找到了革命政党，这才算是初步找到了变革中国、特别是进行民族革命的抓手。但是，解决土地制度问题、训练和组织广大农民，从劳苦大众、从最基层出发改造中国社会结构，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完成民族革命，再领导中国走向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的关键。而倘若放弃了这根本关键，汲汲于从上层、从书生们的狭小视角空谈所谓的“制度”和“技术”之优劣，无论是搞“三权分立”还是玩什么“五权宪法”，那就不仅是短视，而且是舍本逐末，而这种“瞎折腾”，终将自食“改革造成的恶果”，才是必然的事情。

时下人们恐怕都知道，近代以来，中国没有科学、工业、自由和民主是不行的，但是，如果离开组织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个中国社会主体，离开了改造土地制度这个中国经济的最深层的基础，如果没有与基层现实密切联系的革命政党作为社会改造的利器，那就不会有革命和改革的成功，而中国几千年来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马铃薯一般小农、毫无动员效率可言的“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更不能得以根本改变。正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改造了中国的基层结构，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绝不能小视人民组织起来的力量，更不可小觑创立社会基层结构的伟业，因为它一方面使得农业上的剩余得以转用到工商业，同时又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口就业谋生，而且，国家从此方才可能有上下交往、良性的财政管理，这又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独立自主的发钞权和货币主权。——但是，对于这一浅显的道理，却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认的。以为靠“个人自由”、一纸宪草、几个“民意代表”就能解决一切中国问题，这其实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见、偏见和一塌糊涂的“政见”。“岂有文章惊天下，漫道书生事不成，百年一觉浮沤里，悲欣交集说摩登”——其实，就我个人来说，真正弄明白这个道理，更不是一朝一夕的。

绪言（6）

2008年8月，我带着这个初步的讲稿到了纽约，当时课程较多，没有充分的精力再读大量的书，只能找一些相关的英文书来读，一边再就旧稿提出的问题，重新思索一番。而在美国教书时比较谈得来的朋友，如康奈尔大学的颜海平教授、纽约大学的张旭东、廖世奇教授在看了这个初稿之后，都认为我应该继续写下去，于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就不时在旧稿上改动一点，日积月累，这样改来改去，终于成为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漫长的16世纪》。

哈德逊河畔仲秋望月，中央公园圣诞踏雪，第八街上法式公寓里彻夜的灯火，寒来暑往，几度合上最后的书页，匆匆走出办公室，门口的百老汇大街已经是凌晨时光，——如此情景，今天依然历历在目。喧嚣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于我竟是个读书写作的好地方。如今披阅旧稿，其中仿佛还散发着那些艰苦时光的余温。

回国以来几个月，给北大文科的研究生同学开一门“现代西洋理论阅读”课，由“客座”身份重归主人地位，心情自然大为舒畅。而这门课实际上就是阅读西方研究中国和中国历史的著作，课程的讲义除了《漫长的16世纪》一部分外，更加入了《漫长的19世纪》一部分，由于听课的同学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专业，所以他们给我的启发是很深的，很多过去想不清楚的问题，这次倒是在课堂上反而讨论出了眉目；结果是临到学期结束，大家兴犹未尽，对我来说，一本书的大体框架，也算初步完成了。

治史者最难得的三重视野

西洋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是比较重视哲学和思想的，这可能是黑格尔的传统。它有很大的好处，就是纲举目张，可以根据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来解说历史。但历史毕竟不是思想史和哲学史，本书所探究的这500年的世界史之复杂程度，就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知道了西洋怎么样，就照猫画虎，开口即说中国怎么样，看了明代初期怎么样，就说明代如何如何，那么历史研究就变得索然无趣，好像几个公式就能解决问题似的。

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没有思想史的研究、经济史的研究和社会史的研究——宽泛地说，也就是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没有了这样的研究传统，历史研究就会堕落为以“帝王家事”治天下的“演义”，这在中国历史上叫做“道学家”的逻辑，在中国民间叫说书人的逻辑，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历史只能等于统治者的历史、甚至是统治者的家事、家计，乃至沦为胡编乱造的逸事，所表彰者无非道学家们自我标榜的“气节”和“气功”而已。这本身就是不知何谓历史，其实就是一种愚昧。

绪言（7）

无论如何，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释历史、观察历史，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在这方面，我们的前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比如用小自耕农发生、发展得比较早而且成熟，从而造成生产方式的过于分散和灵活，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工业革命、产业革命（郭沫若）；比如从国外资本、国内税收、地主地租的三重负担压迫，来解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陈翰笙）；再比如自古中国的商人就不事生产，商与生产相脱离，尤其是自宋发明“开中法”以来，国家竟然从组织社会活动、特别是商业活动中一概退出，而将贸易、运输乃至军需转运这类活动也一概委之于商和地方豪绅，从而造成国家与经济活动脱节、商人与生产脱节，以此来解释国家资本、民族国家在现代中国的必要性（陶希圣）——无论这些前辈的政治观点如何、立场如何，他们都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化出发，给我们指出了历史发展的道路，初步厘清了历史的脉络。

前面已经说过，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致力于这项工作的黄仁宇曾经感慨说：“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视野，则在检讨中国现代史时，必须先看清当中的大轮廓。在社会全面解体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时候，一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前后牵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即使亲临其境的人物，如克伦威尔、丹东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进历史的工具，也难看清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真实意义。在这种情形之下，无目的的分析而不综合，难能尽到历史家的任务。我们纵使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在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而他这里所说的“中国长期革命”，就是指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漫长的革命”，而上述视野，概括起来说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今天历史研究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实。因为没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没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也就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就变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发展、变化、运动的逻辑。历史的实质全在变化，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却非但不关心历史变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会现实变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几本中国古书和外国新书的知识，乃至名人轶事，去批评、点缀和套用现实的变化，而这种对于变化的拒绝，其实也正是对于历史本身的拒绝。

绪言（8）

不能拆了故宫建白宫

今天的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大变革期。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今天任何人都不能不去正视的大现实，这是500年人类历史中最为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对于这个大变化，既有的知识是不够了，任何人都必须重新学习、重新思考、重新研究。

潘维教授最近从国外回来休假，找我长谈，他的一个说法令我印象深刻。他说：从海外看中国，60年至为成功，500年来也有不少好的东西，以至于当今世界上有“中国模式”之说；不过反过来，有些国内人看自己，特别倘若是听某些知识界“高人”说话，却几乎是一派悲观丧气，甚至以为前景可忧，“崩溃”在即——而他们千忧百转，其实就忧在“政治体制”。

“忧患”当然不是坏事，但“忧患”应该是忧天下、忧国家、忧老百姓，绝不是忧自己，更不能因为世界没有按照自己的办法来，甚至没有因为“代议”成功而混上一官半职，就斤斤两两、患得患失。正因为民主、自由是当世的好东西，时贤无论“左右”，才纷纷作“为民请命”状，拉大旗作虎皮，这本不奇怪。但是我们绝不该忘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先驱都曾经反复告诫我们说：如果把民主讲成了抽象、简单的“官民对立”，那就是最大的肤浅和不及格，因为这样做起码就放跑了利益集团和地方分离势力，而在近代以来的语境下，更是放跑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榨。如果那样搞，所谓“民主”就很容易成为某些人要特权、搞分裂的工具，甚至沦为列强们压迫中国的口实。

官僚政治不好，其恶性膨胀于国家人民不利，这自是谁都知道的最浅显道理，不过历史却也总是没有那么简单，比如我们还是要知道：自古以来讲“官民对立”，这里所谓的“民”，其实指的是“豪民”，而非一般“小民”和“草民”（更非时贤所谓“屁民”）。而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豪强巨族、土豪劣绅之间的矛盾，往往也就体现为代表国家税收利益的官僚与“豪民”之间的矛盾，所谓“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荀悦《汉纪论》），这种出于官僚之口的“官民对立”，表达的恰恰是对土豪劣绅、豪门巨族的指斥和控诉，代表的其实就是“国家”与“小民”立场的重合，它同时也表明国家和普通老百姓其实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而这个敌人也就是豪强和“豪民”。

因此，商鞅废井田，杨炎行两税法，张居正举“一条鞭”，其根本出发点尽管不能说是为平民老百姓的利益着想考虑，但是，他们要打击豪强，要把税收加在豪强和豪门头上这一点，却是共通的，也是无疑的；这就是王安石所谓“择其富者而税之，择其可税者而税之”。现代中国对于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最精深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王亚南（《资本论》的译者），他这样告诉我们说：只有看到官僚制度的矛盾性，即看到其既有与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一面，更有与地方势力、特权利益集团相矛盾的另一面，我们才能了解官僚制度的弹性和历史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抽象地讲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对立。至于今天的中国“好得很”还是“糟得很”，那首先也要看你究竟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而抽象地讲“官民对立”，则必定流于丧失和缺乏阶级分析方法的肤浅。我们只有认识到：国家从来就不是抽象的，甚至只有认识到国家总是有阶级性的（如美联储掌握发钞权，这就是美国国家“阶级性”之体现），我们才能了解，真正合格的政治改革，在于如何能使国家体现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避免国家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的工具。抽象的“官民对立”说，表面上看似义正词严反对官僚政治，实则往往是屁股坐在“豪民”和“豪强”一边，为了特权阶层和豪强向国家讨利益和争权力，其实它也从来并不是一概地反对国家，因为从历史上看，他们要的往往就是奴隶主、地主豪绅和买办资产阶级支配的国家，而他们极力反对和限制的，其实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国家而已。

中国近代改革的先驱康有为说过：“故国无论君主民主，未有不中央集权也”，“政府者，集合管理众人之事之大力量，而未闻以地方各立为分权也”，这是考虑到中国历史的深层动因和内外形势而得出的结论。康有为进而指出：体制改革的真正目标，就是“民主政治”与“政治统一”的结合，就是人民与政府的结合，如果不实行人民自下而上的有序参与，就不能避免动乱，如果不打击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如果不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但现代中国在近代以来列强竞争的环境里不能图存，一切事情都会被内部利益集团的争权夺利、家计私利所毁掉，那样国家就会分裂，人民就会真正受苦。这也是历史的结论。

今天的中国自然不是没有问题，相反，问题尚多，不容回避。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将问题简单化、抽象化。尤其不能脱离开社会阶级分析和世界局势的视野看历史、看现实。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认识到：保持国家里面劳动人民之主人翁地位，防止国家沦为特权阶层、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工具，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保卫中国革命历史叙述的合法性——于今天而言这是多么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们常说要不忘历史，而老百姓把这叫作“吃水不忘挖井人”，只有从这样朴素的视野才能看到，中国今天的成就当然既不是吹出来的，更不是“粉饰”而能得来的，因为这就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之于“上层专制体制”，那么，我们是否反过来，也可以把一切成就一概归之于“上层专制体制”呢？我倒是认为，与其如此，反不如把成就看作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结果，是漫长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是世界广泛联系和互动的结果——尤其是漫长而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来，倘若说500年来中国体制中没有好东西，中国革命形成的体制是一团漆黑，非要拆了故宫建白宫，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律打倒，乃至非要刨了祖坟而后快，这是不懂自己的历史，这也就是割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歪曲历史的行径是绝不能允许的。

绪言（9）

金融控制才是最大的垄断体制

说到体制改革，从孔夫子、董仲舒，到王安石、张居正，改革、改制一向就是历代儒家追求的历史目标。宋代以来行“开中法”，放手让商人代替国家组织社会、从事长途贸易甚至包办军需，这就是因为皇权直接面对小农，国家没有组织效率。明代大行“一条鞭”，择其可税者而税之，也是考虑到国家直接面向千百万零散小农征税成本太高的缘故。王安石兴“青苗法”，欲使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小农，其出发点更不可谓不好，但是，由于基层没有组织，地方全为酷吏、土豪控制，王大人所补贴的对象，不幸最终也就成了酷吏和土豪，他的“青苗法”，就几乎沦为今天所谓的鼓励农民“种大棚”（时下民谚曰：要想富，先修路，要想穷，种大棚）。500年来，改革的目标何尝不是提高国家组织效率，而改革的局限性，则全由于没有完成建设基层组织的任务，所以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就不能不依靠基层的酷吏与土豪，结果这些以反封建为目标的改革，反而改出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至于将组织社会的任务全盘交给商人和市场，1567年之后更将货币委之于进口白银，这也并非国家迷信道学，传统政治格外喜欢无为，而是宗法国家里，皇权对小农的“两张皮”结构造成的不得不然，即国家欲动员社会而没有抓手、能力和可能性。

近代以来，宗法国家瓦解，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开始，打倒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是为了夺回国家财政和货币主权，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土豪劣绅，则是为了建立基层组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与革命被中国文明视为“天命”，一卷《大同书》唱响了红旗，改革与革命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改造中国，而且更是改造世界。

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国家与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谓“官民对立”），而当下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实则肇始于1970年代初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它以货币投资政策的巨大调整（以维持美元和美国债券价值为主要目标），又一次使得资本主义凌驾于“世界经济”之上。如果费尔南&#8226;布罗代尔在世，他一定会惊呼这是堪比19世纪初期的又一次世界结构“大转型”。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几十年，全世界都仿佛经历了“漫长的19世纪”的回潮和复辟。绵延的战争和最终无可避免的金融大危机，其实都是这次“大转型”的结果，今天看来，如果没有中国最终顶住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面统治，世界经济和世界形势恐怕就不堪设想。

基层组织和上层财政金融之外，我们还必须看世界大势。只有把握世界大势，才能认识到：当今世界，金融控制才是最大的垄断体制，而军事优势则是最直接、最强有力的暴力控制，至于文化霸权软刀子杀人不见血，为“整人”而定的国内、国际“规则”，恐怕也不见得全是政客们想出来的——只是少见我们的道学家们因资本金融垄断而“忧”、因帝国主义军事垄断而“忧”、因买办资产阶级腐败透顶的私有化政策而“忧”罢了。

绪言（10）

其实，体制既然无非就是组织、组织能力，而关键就在把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反抗谁、又要维护谁的利益；因此，世界上就有了“革命的体制”和“反动的体制”这两种，而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抽象的、一劳永逸的“体制”和“反体制”。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我们只有从生产方式的“发展”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角度，从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的角度，才能去正确分析、了解历史变化发展的真实。500年来，中国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简单的因为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由于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是由于“体制”的无为、体制的“无力”和低效率。广大的劳动阶级（特别是农民）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国基层社会更与上层完全脱节，以至于像黄仁宇所说：经济虽大有发展，而社会却全无组织效率，从而无法将社会财富组织为国家能力，人民非但不能以“体制”的方式参与这种发展、保证这种发展、推动这种发展，结果反而在近代为外国和外部的金融资本和武力、为内外特权利益集团之勾结所控制。

而尤其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精英”、读书人对于什么是社会生产组织，特别是对于社会各阶级斗争的道理，基本上外行，对金融组织、货币组织、税收体制，则更是一窍不通、一塌糊涂；既将一切简单地归之为“体制”，而同时对于“体制”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肤浅，平日袖手谈心性，事后著书骂“屁民”，无论天下兴亡多少事，永远正确的反正只有他自己。这种“反体制”往最善良的地方去评价估计，也不过就是“道学家们”的“发脾气”而已，而自明以来，这种士大夫阶级的“气功”，对于国家和人民，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真正、切实的补益。这也就是张江陵所谓“国家以高官厚禄养此辈，真犬马不如也”，也就是曾文正所谓“国家以此为学为官，与用牧猪奴何异？”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中的四颗星分别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述四个阶级的联合，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因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与1688年拿着银行家资产阶级的钱上台的英国王室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人是靠工农的支持而打天下、有天下，革命党人不欠资本家的钱，因此就没有格外要订立一个契约专门照顾资产阶级利益，与之立宪的任何理由。嚷嚷着要单独为某一个阶级立宪，其实质就是要破坏四个阶级的联合。历史证明，当工农不愿意与后二者联合的时候，固然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而当着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忘记了工农的利益与自己根本利益的联系的时候，他们更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同样也正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那种不自量力的狂热，使得他们只会在历史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当上述四个阶级联合起来组织起一个强大的体制，方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我们这个体制的根本目标。这个目标，当然是要让劳动者越来越有可能控制资本，让中国越来越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军事、金融控制——从大的方向说，这是真正的“通三统”、“复三代之制”，是真正的“文武革命，顺天应时”的体制改革和体制革命。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革命，那么，资本控制劳动和市场、西方控制世界、少数人控制绝大多数资源、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体制就会一统天下（“全球化”？），如此中国的发展谈不上、和谐的世界谈不上，公平和正义也就谈不上了。

早在68年前，毛泽东就批评过这样的学风：“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他还说：“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实在不能说。”今天重读他的这些话，作为读书人和教书匠，实在是应该深以为警怵的。

20世纪曾被称为“革命的世纪”，尽管这并不是本书这一卷论述的主题，但是，上面这些话，既可以说是游离于本卷主题之外，也算是对本书第二卷（《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的预告。故算是有感而发，不平则鸣。而这里的所谓“不平”，特别是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及其成就——一个劳动者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体制，近些年来在中国舆论界当权的骗子们那里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所表达的愤懑、不满和抗议。

顾炎武的《精卫》，一直很喜欢。诗曰：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在这个意义上，读历史、研究历史是大有好处的，因为历史叙述着过去，也昭示着未来。历史本身就是由“大不平”写就的，因此，它的方向才是“大同”。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1）

今天山西煤炭的问题、东北森林的问题，包括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在实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山西挖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为了供应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当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逻辑，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全球性的供需关系，是全球性的生产关系，只要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消费结构不变，抡起板子玩命地打山西、内蒙、黑龙江，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I wonder why so many even "world" historians do not see that world history in history of the world.

——A. G. Frank

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

从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晋南与代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文明创生地，无论是北上塞外，还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落脚点。多少伟大的帝国王朝在这里升起又衰落，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

上党－长治地区不仅是赵树理的故乡，更是他毕生热爱的上党中路梆子的故乡——以此为核心，西有秦腔，东有河北和山东梆子，这里是中国北方歌唱的源头，也为北方方言奠定了基础。

上党梆子这种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起码在明末时期就形成了，据说它是从沈宣王宫传出的，《明史》曾记载1549－1582年在藩的朱恬姣，说他“好学、工古文词、审音律”，而沈宣王朱恬姣驻在山西，与明朝对蒙古的制度有关。1387年（洪武二十年），明在今长治－上党地区设置大宁行都司，镇守喜峰口以外地区，其管辖范围，东连辽阳，西接大同，南屏北平。洪武时的大将冯胜征蒙古纳哈出部落，筑大宁城于此，1391年太祖封皇子朱权为宁王，镇大宁。此后，明朝更设立了由诸皇子镇守北部边疆的“宗王出镇”制度，继1391年封宁王朱权于大宁之后，再封代王镇大同，封庆王于宁夏，谷王于宣府、安王于平凉——加之秦王、晋王和燕王已经镇守西安、太原和北平，从而在中国北方构成了以山西为核心、由宗王们亲自挂帅镇守的针对蒙古北元政权的军事防线。

实际上，自汉击匈奴以来，便已设立了朔方诸郡，而上党郡即其一也。东汉末年，匈奴来降者有五千部落，从此在此地与汉人杂处，其待遇与编户同，但不纳贡赋，可见政策起初是很宽松的。但是，随着中原地区豪族的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朔方诸郡宽松的土地和移民政策就终于不能持续下去了，汉人与胡人争夺耕地的现象不断发生，晋之后，江统的《徙戎论》就是针对这一地区的汉胡杂处的状态而发。所谓“徙戎论”的核心，就是夺胡人耕地为政府和汉人所有，也就是将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转嫁到异民族身上，从而必然由阶级矛盾促发民族矛盾。而导致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永嘉之变”，也即是在此地区发端 。可见，自古以来，山西介于中原与北国之间，这里的文化不能不是多元交融的，这一点甚至从上党梆子嬗变的历史也可以看出来，它是蒙古与中原文化杂交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山西文化”，正如没有一个固定的“欧洲文化”、“蒙古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彼此联系和互相渗透的历史产物，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产物。

长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作为抗日战争的前线，1938－1940年间，八路军总部就设在长治的武乡县境内（仪门、砖壁和王家峪），“小米加步枪”、“我们在太行山上”、“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传奇，就是由这里走进中国历史的。长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她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是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的宝库。建国以来，由于中苏、中蒙关系的重要及敏感性，山西的战略地位不断加强，山西所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尤其影响深远。这里还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韩丁的第二故乡，韩丁(William Hinton，1919－2004) 的巨著《翻身》和《深翻》，写的就是现在已经属于长治市区的张庄，这两部书所探讨的，就是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土地制度大变革，对于现代世界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2）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现代土地制度的第一场党内争论，即1950年由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发起，并引发华北局、山西省，直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之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就发源在长治这块土地上。这场辩论对于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众所周知，它也成为赵树理写作长篇小说《三里湾》（后来的电影《花好月圆》）的契机。60年风雨再回首，今天看来，王谦当年根据长治的经验所提出的：土地、劳动力入股分红，积累公积金，而公积金作为公共积累不参与分配，退社时不能带走的创举，是一种壮大农村经济、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这种基层公共积累的制度创新是对历史上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1609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是实行这样的入股分红、但公积金不分红的制度，我们今天绝不能忘记这种来自基层和人民群众中的制度创新。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税收来自土地税，贵族、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于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着国家既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之时，那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大乱。近代以来，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国家于税收方面更是空前加强，小农交租、自食后自然无力完此重税，于是只好向地主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于土地和生产，而热衷于从事金融高利贷，这是因为放高利贷比其他投资——包括投资于土地、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于是，近代以来，地主就越来越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坏力量，这一点，陈翰笙先生在1930年代研究美国烟草公司在华进行资本、资源掠夺的名著中，早有清晰描述。而解放初华北、山西地区农村借贷利率之高，这在英国人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这本书中也有很深切的描写，“一出《白毛女》，唱响新中国”，而《白毛女》中揭露最深的，也是华北农村高利贷之残酷。因此，认为地富阶级是中国农村恢复生产的主要动力，为了农村生产计，就不能触动他们的利益，这其实是没有看到近代以来农村地富的主要功能早已经不是发展生产，而是在农村实行金融借贷——或者说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谓的“赢利型经济”。

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而解放后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活跃借贷"（指贫困户在青黄不接时期向大户借贷生产、生活资料，待收获后加倍偿还）的号召之所以没有效果，就是由于它不以土地为抵押，故大户公开不从政令，而绝不愿借贷于小户，这就是因为借贷无从抵押之故；而如果一旦允许以土地为抵押，口子一开，则大规模的农民失地现象必然发生。195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定要走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一方面是由于农业依旧是国家税收的来源，但另一方面，则更是由于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至于“集体”之大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去逐一扶持，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而没有国家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当然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食利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反复证明。何况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市场，从而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来进行工业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国外（以港台为中介）资金和面向海外市场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它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一步使得中国经济受制于外国金融和市场垄断。今天国家免除了农业税，这当然是几千年没有的盛举，但这毕竟离把中国农村发展起来还有很大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要把农村建设好，甚至建设得与城市一样好”，这在当年可能是高远的理想，但于我们今天而言，却是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课题。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3）

与当下中国的许多学者不同，韩丁为中国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兴奋，他也对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问题直言不讳，尽管他总认为那是艰难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他坚信毛主席的主张：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条件，而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造成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先进生产力”的肥料。毛泽东去世后，抚今追昔，韩丁这样写道：

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践的伟大贡献，照亮了我们这个时代前进的道路。毛泽东的中国在残酷的外国经济封锁条件下白手起家，最终建立了一个有实力与西方跨国公司进行平等贸易的经济——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方能主动地在经济交往中争取到对中国有利的条件，参加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从而不至于像新中国成立前那样沦为西方的新殖民地和债务奴隶。今天看来，如果毛最终成功了，我认为不但中国无疑会有一个欣欣向荣、广受人民崇信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经济的进展或许会比今天慢一点），而且，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就不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特别是，对于当今世界所有生活极端贫困和遭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人民来说，他们不会走到今天这样彻底绝望的境地，因为对他们而言，中国道路将会是一个更为坚实而且更加有用的发展典范。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4）

重商主义摧毁了明清的治国方略

“人说山西好风光”。据说“上党”的古意即“以上天为党”，借“上党”辽阔的视野，下面重点讲述1350－1850大约500年以降的世界历史脉络，以此开始一种不同的历史叙述，这就是历史学界所谓“漫长的16世纪”，它是“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时期。我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经济——主要是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在上述“现代世界经济”中起到的作用。

今天的全球化是由西方的金融—军事扩张推动的，是西方世界长期“利用他人的资源和财富谋自身发展”的一贯政策的延续，而绝非市场自身扩张的结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于广大非西方国家来说，所获至多不过是弗兰克所谓“无发展的增长”，即所谓GDP的增长无一例外地是以社会组织能力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双下降”为代价获得的。古人说“兼听则明”，结合一下山西的历史，特别是：为什么成为“能源大省”之后，山西反倒失去了历史上曾经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核心地位？

具体说来，历史上山西是非常富的，它有很辉煌的商业传统，明代以降，中国地面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0％以上都在山西，近代以来，山西衰落的过程恐怕也是毋庸讳言的。我想这个问题推而广之，其实是说：为什么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一些原来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类似山西，它们原有的对外开放桥头堡的角色，以及在中国经济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反而日益丧失了？

我们凡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无论自觉与否，都需要一个空间和结构的视野，研究历史问题也是如此，这特别是说，历史研究必须是与地理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好比我们的古人说“天时”的问题必须结合“地利”的问题去考虑才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生产力的问题一定必须结合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我认为不同空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是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理解它真正的理论创新之处何在。

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说一个地区在一个整体性的空间结构中的战略地位——即“地利”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对于国内这个结构，而且对于世界这个结构也是一样的，用上述弗兰克那个很直观的比喻来说就是：世界经济是一个运动着的、多边多角的“菱形结构”，从这个结构互动的角度形象地看，结构的一部分的扩张总是会伴随着结构的另一部分的收缩，一些经济区域的发展和崛起，甚至总是以另外一些地区的衰落为条件的，因为在一个历史时期，它会把收益集中在这个菱形结构的一角，而把代价扩散到周边。

因此，如果只是抽象、空洞地讲发展不讲协调，只是空洞地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那只能造成一种危险的发展，或者错误的发展。比如说，由于近代西方列强扩张的据点是中国沿海，而近代中国国家为了富国强兵，同样也把沿海地区作为争夺的要害，于是先是近代中国从内部把历史上长期平衡南北的发展方式改变了，改成面对东南沿海了，继而把这个发展方向单一化了，最后是僵化了，最终东南西北之间结构的互动没有了，最终我们的发展不是内部区域间的互动，而是变成直线了，变成一根筋了。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以来，中国就不得不放弃了重视南北协调的发展传统，甚至不得不放弃对于中国腹地的经营，一味要求腹地为注重沿海的现代化战略作贡献，或者干脆听凭腹地衰落。于是，当资本、劳动力和资源都涌向沿海之后，腹地就这样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特别是社会服务的软肋，这样的结果大家当然也都很清楚：由于中西部既得不到资金也得不到服务，长此以往，它就转而成为近代以来革命和动乱的摇篮。从李自成以来，从太平天国、义和团，到蒙古、新疆、西藏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等一系列最终几乎要了我们命的问题，不都是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西部地区”搞起来的吗？这个过程表明：为了一时的发展、甚至短期的利益而忽视了南北平衡和协调，或者只是单纯讲发展而不讲协调，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灾难，因为它使得一个区域间良性的互动，变成了恶性的区域冲突了。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5）

美国学者彭慕兰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如果鼓励一个地区大肆利用其它地方的剩余和资源谋发展，那么全球经济体当然就不是一个机会均等的市场，或者起点公平的赛场，而是一个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结构秩序，它所造成的也是萨米尔&#8226;阿明所谓“不平等的发展”。近代以来，这个不平等、不平衡的世界结构更被内化为中国自身的内部不平衡和不平等，而这其实是开始于1850年代中国的“国家重商主义”发展道路的奠定，这种发展道路，最终造成了中国内部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模式的“大分流”或者“大转型”：

在中国许多地区，1850年以后国家政策向重商主义方向的转化，是一个比1911或者1928年那些变化更重要的政体转变。

外国的冲击摧毁了明清治国方略的基本原则：特别是通常要求富裕的地区接济较为贫困的地区建设基础设施的社会重建信条。取而代之的是，外国的压迫有助于给一个正在奋力求存的国家带来一种类似于重商主义的逻辑，资源不得不被用在它要尽力保卫的地方——中国的东南沿海，那里是西方直接干涉的地方，也是偿还外债的开发区。

但是，一旦我们把国家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来观察它的新旧使命之间、核心区域与腹地之间的显著差异时——我的证据显示：国家对于腹地的更多的榨取，确实对核心区域的公共事业作出了重要的改善，但另一方面，腹地则越来越为国家所忽略，并越来越缺乏更大范围行政整合的机会，这些机会存在于那些核心地区，而腹地既承受更大的压榨和榨取（大部分来自传统权力的拥有者），又承受着剧烈的服务衰退之苦。

彭慕兰所指出的19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重商主义”发展道路，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1850年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一改历史上所谓“让富裕地区援助贫困地区”，而成为“劫贫济富”。而且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历来都是“重农抑商”的，为什么如此？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商不事生产，尤其不能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更具体地说，中国历史上的商是伴随着小农经济的发达而发达的，它有摧毁和破坏小农经济的作用，但是却没有突破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到新阶段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赚到了钱无非做两件事，一件是买地。土地本无绝对价值，而一旦与地租相联系就有了很大的价值，而商人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土地兼并和国家土地税的减少，所以历代国家起码为国税考虑，也要抑商。另外一件则是放高利贷，放高利贷自古有之，近代尤甚，其结果我们前面已经大致说过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6）

曾经做过国民党“文胆”的陶希圣先生曾经这样总结说：因为中国的商业支配着工业，所以中国就不能发生工业革命，何况中国的商人是在广阔的大陆上经营，市场广阔，“他们在现存的生产方法之下可以获得利润，他们不必去求生产方法的改良。中国因此不能像英吉利那样，开始工业革命”。这是很有意思的见解。在现代学术史上，陶先生曾是与郭沫若齐名的杰出历史学家，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洞见的，但也有不太高明之处，因为他没有看到：自1500年以降，欧洲有200个国家，彼此战乱不休，500年来一直在打仗，因此战争和战争融资是500年来欧洲政治经济的头等大事，从而近代欧洲几乎是很必然地发展出国债制度：一方面是国家要为战争融资，就必须向商人借钱，从而使得商人支配了国家和战争，并形成军商合一的体制；另一方面，它使得“负债经营”成为欧洲近代国家和企业之通例，这就促成了信用制度的发达和扩大。而为包括陶先生在内的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所追求、羡慕的所谓的英国“工业革命”，在此意义上就并非平白发生的，因为要确立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即使单纯从经济上来很通俗地讲，第一需要有很廉价的资源，比如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支柱之一的大规模机器生产棉布，仅靠机器节约劳动力成本其实是不行的，何况机器初期并不便宜，而没有美洲殖民地的棉花，没有美洲的棉布市场，——没有这些廉价的资源和武力“打出来的市场”，英国的纺织业是不能崛起的，新的生产方式也是不能确立的。

而资源之外，更为重要而且关键的就是要有大规模的投资，没有投资，任何新的生产方式充其量也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而欧洲在长期战争融资中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却能够把信用转化为资本，从而把可预见的未来利润转化为资本投资，这样才解决了向新的生产方式（其实首先是先进武器的制造）大规模投资的问题。可见，如果脱离开欧洲军商合一的体制，如果不分析欧洲立足于应付大规模战争而形成的战争融资制度，而空谈“商人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这也只能是脱离具体历史的书生之见。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7）

与1500年以来的欧洲完全不同，明清以降的中国在大约400年里是和平、统一的帝国，这期间大规模的战争也不是没有，但是战争绝没有欧洲400年那样如家常便饭之频繁，甚至可以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华帝国真正势均力敌的劲敌则可以说并不存在。于是，在中国是两个彼此接续的绵延帝国，在欧洲则是200多个势均力敌、彼此混战的国家，所谓中国和欧洲的客观环境、条件相差几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军商合一的体制，所谓立足于战争融资的国债制度，当然在中国是无从发生、发展的。

因此，和平“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经常面临着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战争，还不如说是救灾。我们知道，儒家讲“大一统”政治的合法性，是从“天人合一”这个角度来论证的，这就是对统治者来说，风调雨顺是上天的肯定和奖赏，而反过来，天灾则不仅仅是自然灾害，更被阐释为是“人祸”的结果，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谴责和警醒。所以自董仲舒以来，儒家一直就颇有了些巫师的味道。比如《春秋繁露&#8226;第十三》说：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而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尚不知畏怖，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征于心；外观其事，宜有验于国。

这是很著名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国家都把救灾当作头等大事，因为儒家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附会说灾害是上天的警示，而倘若统治者面临警示还不全力救灾并且“罪己”，那就不仅是不仁不义，而且是拿“天命”开玩笑，于是合法性自然就成问题了。结果，如何处理灾害，就成为“大一统”合法性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在彭慕兰看来，中国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服务的提供者”、区域的协调平衡者和救灾者的角色。但是，中国的这个漫长的“救灾”政治传统，到了近代之后就衰落了，因为近代的中国统治者忙于应付赔款、自强和发展这样的问题，无暇顾及救灾的问题——或者说“天命”的问题，甚至为了自强、为了发展，破坏环境和自然，引发自然灾害的事情总有发生，以至沦为“劫贫济富谋发展”的不堪和狼狈，而这是造成中国社会内部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8）

“大一统”的另外一个基础就是一元论的宇宙观。所谓“纪元”、“开元”、“元年春王正月”这样的说法，说的都是政治的一元论。春秋“大一统”的真正目标，无非是打击诸侯、豪门贵族和地方势力。这是因为中国民族关系复杂，地域差别极大，各地经济的自足性强，分裂的危险始终是存在的，因此协调地方差距，反对分裂是中国政治的又一大传统。

总之，注重农业和民生，积极抵抗灾害，坚决反对分裂而重区域协调，这是中国传统政治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个国家目标与近代西方军商合一的政治体制、负债经营的企业国家模式非常不同，中国政治传统和近代西方政治理念分别是在不同条件下、在处理不同的危机中确立和形成的。近代以来，中国以西方政治为范本进行改革，这种政治改革有成功之处、更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但是自然也有失败的地方，其最大的失败就是为了“发展”，而放弃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功能：重农、救灾和反分裂，而这就是彭慕兰所谓近代中国政治向“国家重商主义”转化的代价。

明清以来，特别是1570年代以降，随着大陆贸易和海洋贸易的扩大，中国的商人资本迅速扩大，但是，由于明清两朝所遇到的最强劲的外敌，在鸦片之役之前，也不过就是北元蒙古，特别是西蒙古（涵盖今天之新疆、青藏高原和外蒙古），明清两朝与北方敌人的军事斗争，虽然自始至终得到了商人的帮助，但是国家形势，却远没有严峻到需要建立一个军商合一的体制，甚至是发行国家战争债券融资才能应付的地步，而中国的国家债务信用之不发展，追根溯源，很大程度上是与其面临的外部敌人相对弱小，因之不必确立近代西洋式“以战养战”的体制有关，对此我们于后将作更细致的分析。

然而，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鸦片之役以降，中国政治经济一下子就面临着严酷的两难困局或者陷入双重危机之中：一方面，国家要自强、要发展，最需要的当然就是钱（资本）；而另一方面，天文数字的赔款不但耗尽了国家的财力，西方对中国市场的垄断，进一步使得中国财源日益凋敝。与此同时，国家衰亡，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此时再发行国家债券，力图运用国家信用的力量，振兴产业，这无异于最没有信用者发行信用，其命运自然可想而知。①所以，近代中国唯一的融资渠道也只好就是“外资”，这从而使得中国经济不得不依赖于西方的金融垄断。

于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变“重农抑商”而为“国家重商主义”，但这里所谓的商，又是指外商，所谓的融资，主要是指外资和外债，这就不能不因此养成一个不事生产的买办资产阶级，而它们的力量就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一个把中国的可怜“剩余”一并掠走的半殖民地机制由此铸成。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们，也正是基于此才共同认识到，中华民族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夺回国内市场，铲除买办资产阶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治才由宗法的时代，进入到了近代以来的民族革命、国民革命、社会革命的新时代。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9）

区域和空间协调是和谐的前提

1850年以来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客观上将中国纳入到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中，从而形成了僵化的、一根筋式的发展模式。近代中国之所以被肢解，中国之所以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分裂的可能，一个基本原因，就如彭慕兰所说，是因为近代以来，它内部的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了。比如说，如果没有英国的问题，没有沙俄的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有近代以来的西藏、蒙古、新疆问题。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四分五裂，国家解体，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个“发展”的问题，自然更不是一个简单地“通过发展和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期间中国当然不能说没有一点生产的发展甚至增长，按照杉原薰的精确统计，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的经济一直在增长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经济亦有增长，但这些增长所伴随的，却是中国社会瓦解，国家分裂，这是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因此，从这样的角度理解科学发展观，就要把它理解为对近代以来“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把它理解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思想的延续。学习科学发展观，我们起码要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是把重点放在生产关系的调整，包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区域之间关系的调整，从最浅层次上讲，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区域协调，如果是东边点火西边冒烟，两极分化社会对立，那就谈不上发展。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讲，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它总的精神是社会结构革命的学说，它的根本目标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从世界的视野出发，改造不平衡的发展模式、不平等的发展道路，这是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和革命的学说一以贯之的，而不仅仅是简单地立足于执政和应付眼下的危机。

我举个例子，我们山西煤炭资源极其丰富，大家也知道黑龙江北部地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而这两个地区最近又都很倒霉，成为国内外媒体异口同声斥责的焦点地区，对山西来说，就是指责山西矿难和污染，而对黑龙江北部地区来说就是指责那里滥砍滥伐，破坏森林资源。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灾难难道仅仅是山西和黑龙江造成的吗？当然不是。外国的媒体也有好的、分析性的文章，不是像国内的某些媒体，鼠目寸光、流于义正词严地打便宜拳，比如美国的一份很著名的杂志《纽约客》（New Yorker），最近就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深入地讲黑龙江中俄边疆地区大规模的林木盗窃问题，题目就叫《盗林》（The Stolen Forests）。文章的作者作了大量的调查，发现林木盗窃其实是一个在跨国资本的驱动下环环相扣的贸易链，因为他们调查发现：那些从中俄边境盗窃的木材制成的产品，是直接提供给美国的跨国公司沃尔玛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制品消费国，它同时还为其消费的木材制品制定了相应的标准，比如中国可以用秸秆和废纤维造纸，但是，美国却只接受以原木（还不是一般的木材）为原料的纸张，结果就是，中俄边境的滥砍滥伐行为，其实是为了供应美国市场而不是中国国内市场，因此，可以说造成中俄边疆地区森林锐减的真正罪魁祸首是美国的消费市场，特别是沃尔玛这样的跨国企业。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10）

加拿大学者马耀邦曾分析过沃尔玛的发家史，他说：甚至连沃尔玛的创始人萨姆&#8226;沃尔顿本人也无法想象，他1962年开在阿肯色州罗杰斯的小店会扩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正如他无法想象一个靠近香港的中国小镇——深圳，会成为其零售帝国的采购总部。沃尔玛每年100亿美元的纯利润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中国，这足够令人吃惊，但是，沃尔玛迅速崛起为美国第一大进口商，还不仅仅是摧毁了中国溃不成军的零售业，它的崛起给中国造成的代价，在R&#8226;格林瓦尔德著名的记录片《沃尔玛——高成本低价格》中体现为——一个中国农民工面对镜头这样说：沃尔玛的顾客，当你穿着高档服装，当你的小孩玩着高贵的玩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中国工人是在什么条件下干活的。而另一位女工则说：你们赚取的利润，你们的好日子，来自中国人民的汗水、泪水和超时的工作。

今天山西煤炭的问题、东北森林的问题，包括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在实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山西挖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为了供应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当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逻辑，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全球性的供需关系，是全球性的生产关系，只要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消费结构不变，抡起板子玩命地打山西、内蒙、黑龙江，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第二，必须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不能南边开放，北边闭关自守。今天我们讲的“大一统”，是在全国共同市场的背景下讲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讲的，不是像历史上只是单纯地讲“文化上的大一统”。而要形成广泛的、统一的市场，就要反对片面的发展观、开放观，比如说发展山西，一个方略是逐步打开和恢复北方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包括重建由山西通向外蒙古地区的通道，重建北方的、跨区域的、世界性的商业贸易网络。东路、西路，关键尤其在于中路，中路是枢纽，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好像大门的轴一样，抓住轴线，解决好中部地区的发展问题，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根本。

这就要求我们逐步地、系统地纠正把发展压在东南沿海这一个点上的片面的发展观，这种观点不但是非历史的，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成问题的。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周边的形势：中亚、东北亚地区特别是朝鲜、蒙古地区始终是当前国际博弈的热点，它更涉及到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它就一定会闹分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赖自1979年以来已经7次应邀访问蒙古。2004年，俄罗斯迫于其境内的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压力，给达赖颁发了访俄的签证。2008年，达赖在访问了英法之后，将会再次窜访俄罗斯的蒙古自治共和国。当然，除了历史上藏传佛教与蒙古地区的精神联系之外，达赖集团之所以要处心积虑，其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所谓的“泛蒙古主义”支配下的“大蒙古国”，这个所谓的“大蒙古国”将包括中国的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和俄罗斯的几个蒙古自治共和国，那样我们的北方边疆就再也不得安宁了。对中国来说，我们必须看到：藏独不是单纯的西藏问题，它必然会引发、联系到蒙古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的前人康熙、雍正告诉我们的：一旦西藏、新疆一部闹分裂，就会导致蒙古全部、乃至西藏、新疆分裂，反之亦然，从历史上看，藏独总是与蒙独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历史的常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11）

而我下面要讲到：山西是唯一的一个与蒙古有着漫长的商业贸易交往的区域，是历史上从南北方向上联系中国，联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关键，今天从经济战略的角度恢复这种通道和联系也非常重要。因为加强北方的经济和政治建设，是我们未来发展的迫切课题，也是稳定边疆的迫切课题。我们虽然有了上海五国的合作组织，但是如果日本、美国把蒙古拉了去，那“上合组织”的威力就要大打折扣了。近代以来，日本一直积极插手蒙古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一百年来长抓不懈的，日本长期培养了大批蒙古留学生，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的蒙古学人才。今天的世界列强，也都以积极援助蒙古的方式，实际上却从根本上切断了蒙古自主发展自己独立工商业的可能性。通过将蒙古“养起来”的方式，使得蒙古的经济完全依附于西方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大蒙古国”的背后，许多强国都在插手。台湾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让人家像明朝后期那样，把陆地与海洋的反对势力联系起来，再从咱们中间插上一竿子，那样我们就会很被动。大家只要看看从蒙古到北京的距离就明白这个问题的严峻程度，而要面对这个重大课题，我们首先就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启示中去重建我们的大视野。

第三，我们一定要知道：所谓发展，兼有兴起和摧毁双面的效应，摧毁和重建往往是这同一个过程的两面。从摧毁的意义上说，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破坏的过程，所谓科学发展，就是强调要看到这两面，应对这两面，特别是要注意到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因而要具备保护意识：环境的、社会的、产业的、文化的。在科学发展的意义上，不能保护，也就不能发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仅是波音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就摧毁了中国的大飞机项目，而按照高盛发表的报告，大众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额不足其总销售量的10％，但中国市场的利润却占了公司总利润的80％，这显然不利于保护中国自主的汽车产业；农业方面，仅2002年，西方主要工业国的农业补贴是3000亿美元，其中以美日的农业保护为最，但他们却逼迫中国全面开放农业市场，目的在迫使中国农民破产，至于在零售业、食品、医药和生物工程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如果说我们目前与西方国家的主要差距在哪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我认为就是自我保护能力上的差距。如果一方面连自己最起码的权利都不能争取、都不会保护，而另一方面却有那么多枪口只对内部的“维权组织”，那么，恰恰是从西方的“国际法”视野看，这是极大的“政治不成熟”。

最终，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是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空间关系，或者地域之间的关系，则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和空间关系的协调，因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也是我们今天观察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

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最为彻底地依靠市场来组织一切的，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为什么长期没有建成一个国家财政，从而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化。

西来诸商，与贵国交易，每岁金银不下百万，其所从来，有出于敝地之矿者，亦有海外亚墨利加（即美洲）所出而进者。盖其地之矿，广而且腴，计十分之土，金银且六七分也。大西近海一国，每岁所入，亦不下数百万，有识者曰：敝地实受多银之害，金银愈多，而货愈贵也。

——艾儒略《西方问答》（1637年）

明朝白银的主币化进程

明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解。这无论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历代闭关政策的核心，全在保存货币。这是由于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乃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正是由于历代政府都要面对这个矛盾，所以就必然时有海禁政策。（从这个角度去看，时有海禁，本是非常自然的。）而1530年以降，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白银，并通过菲律宾马尼拉出口中国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方式为之一变：因为如此一来，出口和贸易造成货币流失的担忧就不再是主要威胁了，且物物交换也不必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而代替这一切的，则是以商品和物资的大规模出口以换取美洲白银货币的时代潮流。—— 一个新的“白银推动的世界”因之开始。

而这个“新的时代”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而言，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从此以后，中国逐步结束了由商人巨富垄断和窖藏货币的局面，转向逐步依靠外国进口货币而刺激国内经济的时代。白银流入，大大刺激了货币的流通，扩大了市场，但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从事外贸经营的商人（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和外国金融垄断者，他们的地位因而日益上升，并开始逐渐代替中国历史上的大地主而垄断经济（在明代中期，他们已经能够逼迫主张打击海盗的朱纨自杀，充分显示了其左右政局的能力）。在随后历史的演化中，以引进白银和依赖外国资本为业的商人们，逐步发展成为垄断和支配中国国内经济的主导力量，我们可以说，早在16世纪中叶，中国近代“买办商人”的前身已经开始出现，海外金融力量支配中国经济的问题也已经初露端倪。而由明隆庆元年（1567）时的白银大规模进口，直到鸦片战争（1840）的纹银大规模外流，这前后大约共计27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因此走完了“宗族革命”和“宗族国家”的旧时代，而终于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面临着现代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新时代，面临着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新问题：在这个新的革命时代里，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特别是外国金融资产阶级，终于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而我们至今的历史就是如此逐步发展过来的。

货币金融问题，是近500年来中国最为关键之问题。中国货币的历史发展过程高度复杂，由于长期实行多种币制，更使得不同币种之间的换算成为货币史上的难题。而从历史看，中国在近代用银为主币之前，铸币主要用铜。汉代以降，铜禁颇严，唐代以降，历朝也多颁铜禁。宋以后，银方才在市场上逐渐采用，自此铜禁渐驰。这期间魏晋至唐初，天下大乱，大体说来，民间贸易主币为布帛，而政府收税也采用布和谷。可见，最终导致白银成为主币，在历史上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2）

实际上，明朝初年，白银也还并不是合法货币，政府甚至禁用金银交易。从《大明会典》中可知，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却并没有“银法”。但是，尽管政府有明确禁令，但白银在民间市场上的使用却并未停止，反而随着市场贸易的活跃而渐成大潮。这首先就是由于主导市场的大商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白银的缘故，白银作为流通主币，与他们的推波助澜最有关系。而到嘉靖年间（1540年代），白银的主币化过程逐步走向完成；在明朝中后期，白银普遍通行于全社会，终于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

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对白银在明代社会前后期地位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主流看法均是援引《明史》的说法：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认为白银货币化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但事实上，明代白银货币化是民间商人、甚至是走私商人推动的结果，因此它才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到嘉靖以后，经过商人与政府的长期博弈，银作为主币才终于为官方所认可，而这首先就与著名的“一条鞭法”的推行有关。

嘉靖间，浙江巡按庞尚鹏，正是基于浙江沿海商人大量拥有进口白银的实际情况，首次奏请实行一条鞭法。此法的核心是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多少，而非人头多少征粮食租税，并将土地税收折合为银；同时在徭役方面，如果城市工商要免除徭役，亦可以交银以由官方募人替代，至于贡方面，土贡方物，亦皆折合为银征收。租、役、贡都折合为银征收，这就是一条鞭。

按土地多少而非人头征租，这显然是不利于大地主所有者的，但是，由于城市工商手中拥有白银，东南沿海，特别是浙江、福建民间进口白银最多，所以大商人和这些地区的城市工商业者却是拥护一条鞭法税收的主体，而由于各个地区土地收入不同，内陆地区银又很缺乏，加上这个政策默认商人、特别是沿海地区商人的走私活动，所以反对它的声音也一直很高，故此法一直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行。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下制申饬全国通行这全民以交纳白银而免除赋役的一条鞭法，这种赋役折银的做法，才最终确立下来。

这就使得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张居正改革的这种前所未有的“重商主义政策”，一方面使得农民的负担空前加重，一方面却使得商人、特别是沿海商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也使得市场在白银的驱动下，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它促进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和市镇的兴起。至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朱载垕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而隆庆元年这条“银钱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为合法货币，并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同时又以法的形式将城市工商的地位、权利固定下来。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3）

当明王朝筹划其银本位的货币体系之时，一个问题自然也就随之浮出水面：随着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社会各阶层对白银的需求就日益增长，如何解决这一严重的供求矛盾便成为当务之急。对于明朝政府而言，除了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白银储藏之外（主要掌握在巨商们手中，国库拥有并不多），白银的来源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国内自有的白银矿藏资源，另一个自然是海外贸易交换而得的外来银资。

明朝时的银矿，分布于湖广、贵州、河南、陕西、山东、北直隶、浙江、福建、四川、云南等多处，非但相当分散，事实上国内的银矿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即中国可以算是银矿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而且明朝在对国内矿产资源进行开发时，更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当开采的白银量达不到预定的标准时，朝廷往往要求当地政府弥补这一差额，而地方政府往往则将差额转嫁分派到基层百姓身上，百姓深受开矿之苦。对于这一状况，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有详细的记载：

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矿场，国初或采或闭。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则宜阳赵保山、永宁秋树坡、卢氏则高嘴儿、离县马槽山，与四川会川密勒山、甘肃大黄山等，皆称美矿。其他难以枚举。然生气有限，每逢开采数不足，则括派以赔偿。法不严则窃争而酿乱，故禁戒不得不苛。燕、齐诸道则地气寒，二石骨薄，不产金银。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行也。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沅又次之。

嘉靖隆庆时代著名的廉吏海瑞，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有见地的。他一方面认识到“矿乃天地自然之利”，开采银矿可以“俭省吾民一二”，但是，他却更看到“官开必立官设衙门，取掘夫役，种种费用，十倍矿利”。 这就是说矿利入官，本来可以减少人民的赋役，而一旦设立衙门开矿，由于供养衙门和采矿劳役的原因，人民的负担反而十倍增加。

于是，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巨大的白银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特别是开采的严重高成本，这又使得政府的白银开采政策始终摇摆不定；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在开矿劳民伤财、极不经济的核算下，当然——主要更是在货币需求的强烈刺激下，明朝将寻求白银的视野投向海外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货币需求促使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明朝的海洋政策也从防止货币流失转向白银货币引进。当白银的海外来源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白银来源的重要支撑时，中国市场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中国经济从而日益融入美洲白银主导的世界资本市场。

我们知道，西班牙人1500年左右到美洲的目的本是找金子，而在1530年代却意外地发现了白银，—— 1530年是中国明代的嘉靖九年，这一年明帝国也有一件事轰动官场，它也与白银有关，即当时的福建延平县令徐阶因为成功地处理了当地盗窃国家银矿的案件而名声大噪，徐阶后官至首辅，而就在那个时候，徐发出了“开矿不如市舶”的呼吁，这代表了明朝货币政策的极大转向。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4）

“海上白银之路”

明朝白银的海外来源主要是日本和美洲，明朝巨大的白银需求直接刺激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白银开采，并逐渐形成了以明王朝为中心的白银贸易体系。前面说过，当1540年代葡萄牙人东来日本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只能加入倭寇的海盗团伙，但是，当发现中日间丝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的时候，于是就积极参与其间，开展了活跃的中介贸易，以中国丝绸换日本银，并将贸易范围扩大到欧洲。而西班牙扩张到亚洲以后，也几乎立即发现了以白银换取中国商品最为有利可图，紧接着就出现了美洲银矿的疯狂开采和运输。这些当然都是中国的白银需求推动了世界矿产开发的例证。

在随后的历史时期，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以及占美洲产量3/4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极为庞大（日本白银开采的时间大约只有90年）。明朝经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远超其270余年间国内开采的白银总量。而在明代后期中国拥有的白银总额中，属于国内生产的比重更是甚小。丹尼斯&#8226;弗莱恩和阿拉图罗&#8226;热拉尔德范曾经提出“世界贸易”在1571年诞生的观点，因为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世界市场雏形开始出现；而最为关键的是：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已经显示了出来。

白银作为主币地位之确立，决定了明代以降大规模引进海外白银的政策，正是这个货币政策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联系世界的贸易线路，也逐步重塑了中国认识世界的方式。本来，西洋（印度洋）和南洋（南亚）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目标，而为了引进白银，中国的贸易线路开始经过马尼拉，面向太平洋那一端的美洲大陆。

16世纪初，由于葡萄牙人垄断了绕过非洲到亚洲的东印度航线，迫使西班牙只能另辟它途，即向西越过大西洋，经过墨西哥西渡太平洋，再到亚洲。因此，16世纪的太平洋才被称为“西班牙海”。1529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签订《萨拉戈萨条约》，以马鲁古以东17度划分两国势力范围。出于香料贸易和打开亚洲市场的动机，1564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宿务登陆，建立了第一个殖民点，同年6月，西班牙“圣&#8226;巴布洛”大帆船满载亚洲香料和货物，从宿务返回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1571年，西班牙又占领马尼拉，从此开通了阿卡普尔科－马尼拉之间的大帆船贸易，而1567年（即隆庆元年），明王朝正式解除“海禁”，阿卡普尔科—马尼拉航线延到福建。此时美洲白银的发现，特别是随着1550年汞齐化精炼法在整个西班牙美洲的传播，使得美洲白银的生产规模大幅度扩大，迅速回应了中国经济对于白银的大规模需求，并一举解决了困扰明朝百年的货币问题，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白银，与同时代明代的货币问题联系起来了：中国人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驱动中国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却是在中国紧缺的贵金属——白银，当时的西班牙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手里却掌握着经墨西哥出口的白银，支配漫长的16世纪的墨西哥－菲律宾－中国福建海上跨国大帆船贸易体系就此形成：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5）

1580年时，每年到菲律宾的中国商船有四、五十艘，根据另一资料，1572年至1644年（明朝瓦解），共有1086艘中国货船抵达马尼拉，从福建泉州月港远贩马尼拉的货物，主要就是生丝和丝织品。这些货物再从马尼拉运到阿卡普尔科，这样，就形成了以月港为起点，马尼拉为中继，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为终点的中国福建－菲律宾马尼拉－西属墨西哥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在18世纪末墨西哥的进口总值中，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占63％，而大帆船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主要是银元，据估计，1565－1820年之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白银高达4亿比索，其中的绝大部分流入中国。

大帆船航线既可称“海上丝绸之路”，但更可称“海上白银之路”。贸易对象、外贸线路的改变也逐步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自此之后，中国所理解的“世界”，逐步变成了那些向中国出口货币的国家，或者说，变成了那些有“资本”购买中国商品的国家，——1567年之后，这样的国家当然就是拥有“新大陆”的西欧。于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逐渐地变成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而中国士大夫对这一关键性问题发出疑问的资料，我们可以从明崇祯十年（1637）福建晋江景教堂刊刻、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相国蒋德璄校阅的《西方问答》一书中看到，该书以问答的方式，交换了中西之间诸多不同看法。其中核心就是关于白银的问题。

中方问艾儒略：“敝邦所用银钱，皆来自贵邦，不识何若是之多也？”

艾儒略则回答道：“西来诸商，与贵国交易，每岁金银不下百万，其所从来，有出于敝地之矿者，亦有海外亚墨利加（即美洲）所出而进者。盖其地之矿，广而且腴，计十分之土，金银且六七分也。大西近海一国，每岁所入，亦不下数百万，有识者曰：敝地实受多银之害，金银愈多，而货愈贵也。”

这段对话十分关键，因为它简要地说明了：明代中期以降，中国的大部分白银供应依赖向西方进口，而欧洲的货币供给则主要来自美洲殖民地，同时，他们也从传教士那里得知：白银的过度供应造成了欧洲的价格革命，即艾儒略所谓“敝地实受多银之害，金银愈多，而货愈贵”，而这最终也造成了劳动力价格上涨，从而为后来欧洲发生机器代替人工的“革命”埋下伏笔。

明朝最终把白银确立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原因固然复杂，但如果最简要地归结起来也无非两方面：于内因方面，这是由于明朝初期以来，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建立信用货币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从外因上说，则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发现，使得这种失败变得更为迅速而彻底。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6）

财政铸币权是关乎国家财政和国家主权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到王朝的兴亡。元代的大帝国崩溃的原因很多，除了以“库里台”选举大汗的制度特别容易导致内部分裂外，蒙古纸币——交钞的崩溃，其实是蒙古帝国崩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发的钞票没有人认，那么这个国家其实也就名存实亡了。

终明一代，北元“蒙古内部均没有货币。蒙古人在朝贡互市所得银两，就在当地购买诸生活用品。即使有所剩余，则携回“铸佛或铸浮屠”。 而与元代一样，明朝也全力为它发行的纸币——“宝钞”能为老百姓所接受而斗争，但结果一开始就很不理想，明朝初期，皇帝只能把宝钞发给来朝贡的外国使团作礼物用，或者发给官员作额外的奖励，前者没见过这么精美的印刷品，故而尚把宝钞当宝贝，后者大概只是把它当奖状用。

明政府其实只能采用两个办法来解决货币信用问题，一个办法就是建设收支平衡的国家财政制度。即推行宝钞、严格钞法，打击商人以银垄断市场的行为，禁止民间用银。同时必须整理财政，整理税收，努力使得官方认定的货币——也就是宝钞的发行，可以建立在国家切实的财政能力的基础上。

而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开中法”式的，即将货币短缺的解决，委之于让商人乃至外贸商人组织市场，组织社会；而国家则从组织社会中全盘退出。这也就是我们明朝的祖宗所谓“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妙方。但是这样做，国家就势必要把经济命脉委之于商人，特别是那些可以垄断进出口的外贸巨商，其理由无他，无非就是因为巨商们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进口货币，而且，它还终于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一国经济依赖于货币商人、甚至国外的金融业，变得不可避免。

因而，所谓“国家财政”，就是指通过建立准确的国家财政税收计算和预算，来确立起国家信用，如此，国家就可以通过发行信用来掌握和调控经济，这乃是立国之本。相反，如果国家没有准确的财政制度和财政调控能力，甚至没有发行自主货币的能力，而把货币供应全然委之于外贸商人甚至外国货币市场，那么也就自然丧失了对于经济根本上的控制力量，从而也丧失了对于商人阶级和他们所垄断的市场的干预力量，其最终结果，就是国家能力衰落、生产者受盘剥而日益贫困，而独有买办商人得利而暴富。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7）

张居正赶上世界史的大机遇

非常可惜的是：明代所实行的政策，总起来说是走了后一条路，由于国家所面对的是千百万零散的、无组织小农，这样就根本没有可能通过建立准确的财政计算来合理地发行信用，于是导致了“宝钞”的失败，而一旦国家转而把货币供应委之于商人，国家就不能不制订一系列倚重于商的政策，其中“一条鞭法”则是最典型的明帝国内部商人阶级与国家、社会力量大博弈的产物，而一条鞭法之所以成为张居正所说的“势所必然、势所必行”，这就是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的扩大，固有的货币短缺与市场不断扩大的矛盾日益突出，商人私自出口货币和窖藏货币的现象愈发严重，而国家整理财政和调控经济的努力，又一直受到基层社会毫无组织能力的限制，一旦大规模的进口白银成为可能之时，海上贸易线路自然要为之改变，朝贡体系即不能维持，上述这些内外条件综合起来，国家也就只能向世界货币市场和国内掌握着大量白银货币的商人妥协了。万历年间一条鞭法的强力推行，在这个意义上，也确实如张居正所说是必然的。——尽管这是一个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均受损，而唯独使得沿海地区的商人获利的政策。或者说，一旦国家将货币的来源、甚至财政的主要来源委之于商人和海外金融业，那么生产者的利益就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国家控制货币和经济的能力终将荡然无存，社会的整合能力则必然下降。

明代对于商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商人之重视，乃是由于国家希望通过引进白银来解决财政问题，它鼓励了商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但是，这却是以国家丧失货币主权，从而丧失社会整合能力为代价的。对于这种“重商主义”政策的两面性，有学者这样指出：

早在10年前，我们已将郑和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试图从郑和远航与明中叶社会关系的变迁来考察其历史作用。一言以蔽之，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两极效应，我们尝试从6个方面论证：朝贡贸易的衰落与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官营手工业的衰落与民间手工业的兴起；大明宝钞的衰落与“朝野皆用银”的兴起；社会整合程度的下降与海外移民热潮的兴起；正统理学（重农抑商）的没落与新思想的兴起。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8）

最近几年我们进行的白银货币研究进一步表明，明代社会的变迁，白银货币化的加速，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转折点，就发生在成化、弘治年间，而这也是私人海外贸易兴盛的时期。郑和下西洋开始后，大量胡椒、苏木的输入“充溢库市”，明朝以此折饷折俸，特别是折合成文武官员、军士人等的俸禄，一直到成化7年（1471年）才用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朝廷以外货来作为货币代用品，以解救钞法败坏的危机和货币政策的失败，时人的评价是“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因此，朝廷内部开海禁的建议也直达宫廷。伴随着白银的货币化，市场不断扩大，而日本和美洲白银的大开发，与明朝经济社会形成互相促进的作用。由于国内不断增加的白银巨大需求，拉动了白银的大量流入，最终把中国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中国经济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述引文中指出：恰恰是明朝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由于大明宝钞的失败、钞法的败坏造成的财政危机，才导致了“朝野皆用银”。这样的说法，确实是很有见识的。明朝货币信用的问题之最终得以解决，靠的不是造就一个可以为自己的经济发展“供血”的心脏，而是不断靠外部的货币“输血”来实现的。而大量西班牙美洲货币的引进，则使得本来已经混乱的币制变得更加混乱。

明朝建立财政国家的努力的失败，是在三个最“无为”的皇帝手里造成的（嘉靖、隆庆和万历，在位时间是1522－1620），——而这三个皇帝执政时期，却又恰好赶上了美洲白银大规模出口的光阴。这样一来，从内部，——即通过整理财政，稳定货币发行量，清理混乱的多币种制度，确立自主的货币信用的努力，也就被一劳永逸地放弃了。而货币短缺问题以这种被动的方式解决，本身就是国家能力下降的鲜明表现。

而这三位皇帝执政期间，又是皇权与六部官员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高潮的时代，以道学家为主体的士大夫官僚阶级，如同一群固执的僧侣，力图以繁芜的礼法将皇帝紧密束缚起来，这种上层统治结构的纷争，更使得明国家的行政效率下降到了最低点。

大量的白银流入，为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问题找到了答案，——但它更深刻地反映出明朝国家体制的痼疾。并造成了两个后果：

第一，造成了美洲白银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二，由于困扰明代经济的根本问题是通过外部因素解决的，而不是通过建立完善的财政体系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说：明代解决货币问题的方法，总体上说是消极的。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9）

威廉&#8226;阿特威尔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八章（《明代中国与新兴的世界经济，约1470－1650年》）中，对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有论述。他一方面对明朝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评价很高，且这样概括说：“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他还引用了牟复礼的话：“到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粮食作物的传播造成的农业转变的影响。”

另一方面，阿特威尔对明代致力于解决货币信用问题的改革，总起来评价不高：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对于一条鞭法改革的解释。由于张居正的改革，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经济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关键性一笔，因此张江陵与王荆公（安石）并列，一直被视为中国改革家的代表。——但阿特威尔却解释说，这不是因为张大人是孔明再世，而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得以完成的真正基础，其实就是白银的大规模进口，明代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这一改革的实施发生在1570年，这正与海禁解除后，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高峰期完全重合，而改革的两个试点浙江和福建，都是最直接卷入海上白银贸易的省份，也是海盗和民间贸易最活跃的省份。所以阿特威尔认为：理解500年前的中国国内改革，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国际和全球背景，而不是看改革家张居正出神入化的治理手段。

这就是说，改革家张江陵（居正）只不过是赶上了世界史的大机遇，在那种“战略机遇期”里面，即使中国国内皇帝、首辅上下都是些傻子，只要国际经济大形势“颇有利于我”，如同今天的沙特、科威特之类的屁股下面坐着石油，那就何愁美元不是滚滚而来，但是，一旦石油挖尽，出口链条崩断，外在的货币供应随之停止，所谓的“盛世”也就将土崩瓦解。

阿特威尔很犀利的地方是把张居正改革纳入到一个世界的视野中去观察，指出了张居正式的改革过于依赖外贸、过于依赖世界货币市场供应的致命弱点：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明代中期市场和生产都极大地扩大了，但国家的治理能力反而下降了，这突出地表现为混乱的币制不能治理和基层不能组织方面。他的论述令我们耳目一新。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0）

明清帝国软肋：金融命脉委之于他人

当嘉靖皇帝继位时的1522年，中国以其超前的科学技术水平、繁荣的市场经济，远远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但是在“无为”的道学思想支配下，明朝却没有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国家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 ，皇权与士大夫的争斗不能停止，由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的“两张皮”结构也没有改变，在长期表面的繁华掩盖下，中国的国力却日益衰落，上层为“道学”而战，基层又没有组织，政府掌握经济、整合社会的能力于是不断下降。特别是：由于当国的官僚阶级和士大夫阶级不善财政、甚至耻于言利、耻于言财政，这种风气终明一代泛滥不治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在与国内的豪强商人和大地主的博弈中必然会失败。而当国家不得不将货币短缺的解决之道委之于商人，甚至进一步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的时候，这就非但使得中国历来不事生产的商人垄断社会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它也开了中国经济依赖国外金融业的先河。

而中国国家能力下降之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是由于封建制度对于国家的瓦解。封建制度，在宋代之后其实并没有被彻底扫除，恰恰相反，中国的封建制在宋、明乃至后来的清代获得了新的、更为稳固的形式，而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影响中国历史甚巨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这是因为中国自宋以来，“官”与“吏”就是分离的，官以科举出身，所长者无非经史辞章，但对于财税经济司法，均一无所长，于是只能将后者委之于吏。宋、明、清之体制，官常有升迁、有调防，而吏却是永不升迁、无调防，这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这种官与吏分离的体制，所造成的直接结果，自然就是财税经济司法，实际上一向都操在吏的手中——也就是说，所谓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命脉”，500年来其实都是由吏来操持的。而久居地方、永无升迁的吏，一向又只能是从财税经济和司法中获得、抽取利益，于是，当着国家有任何改革，特别是面向国家财政的财政税收改革（如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之际，其所首先触及的就是“吏”这个集团的根本利益，而这些改革之所以总是归于失败，并不是由于其出发点不好，或者目标不明确，而是由于这些改革不借助于吏，则根本不能推行，而这种改革又往往总是与吏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悖的。于是，这种“体制性的自相矛盾”，造成吏总是有能力、有办法将改革转变为对于百姓的更严酷的榨取，使得国家政令扭曲，最终使得意在壮大国家力量的改革，反而走向引发社会矛盾、促使国家能力下降的反面上去，王安石、张居正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无他，大抵就在此“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之体制。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1）

而这种体制，恰恰又是宋以来历代“反封建”举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自宋以来，历代君主在反对兼并、向往井田、鼓励科举方面，起码在口头上都是一致的，这样做的基本目标，就是抑止豪门贵族力量，控制地方精英势力坐大。而宋代消除封建政策的极端，甚至造成太守无兵权、无财权，以至于酿成各郡县在辽、金、蒙古的游击下，竟不能守土自保的地方弱势局面，而在边塞危机的状态下，地方危机导致中央危机其实也就是自然的。明代在推重中央集权方面更不遗余力，但其结果也是同样的背谬：削平地方官员的权力，却造成了以吏为核心的最大的地方利益集团，朝廷时刻留心和警惧地方封建，处心积虑使得太守无权，结果反而却造成豪门巨商和吏有大权，而正是这个地方利益集团，把握基层和地方，自下而上地垄断了国家的税收财政司法，500年来，非但国家的任何改革，非经过这个利益集团而不能推行，更使得以大一统为目标的君主集权的反封建努力，归于彻底失败。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这句话，确实说到了宋明以降中国政治弊端的核心处。

最早提出这个洞见的，是宋代伟大的哲学家陆象山。陆子综合考量，认为必须区分两种改革，一种改革是“为民”的（主民），即自下而上的改革，另一种改革是为自身制造政绩的（主身），即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后一种改革则必借助于吏、为吏所扭曲、甚至服务于吏的利益：

今日为民蠹者，吏也。民之穷困甚矣，而吏日以横。议论主民者必将检吏奸而宽民力；或不得已而阙于财赋，不为其上所谅，则宁身受其罪。若其议论之主身者，则首以办财赋为大务，必假阙乏之说以削民；科条方略必受成于吏，以吏为师，以吏为伍，甚者服役于吏。

“科条方略必受成于吏，以吏为师，以吏为伍，甚者服役于吏”——陆子的这些话确实说到了中国政治之根本。那么，究竟怎么改变这种“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状况呢？这也正是历代改革家们最为痛心疾首的事业——在他们看来，由于“自下而上”是万不可行的，更是“不为其上所谅的”，那么其实也只有“自上而下”一条路可走，这就需要士大夫和官员改变文风和学风，所谓改官制、改儒学，即需要士大夫们抛弃道学这种“伪儒学”，而专注和留心于吏事、财政、经济这种“真儒学”。陆子指出，秦汉以降，后世的儒学其实早已经违背了儒家的真传统：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2）

世儒耻及簿书，独不思伯禹作贡成赋，周公制国用，孔子会计当，《洪范&#8226;八政》首食货，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产，正经界：果皆可耻乎？

象山对于中国的知识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批判是极其到位的。诚如斯言，既然科举考试本无经济财政司法军事内容，只不过是三纲五常章句词赋而已，那么以此考取录用的官员，又怎么能担当建设一个财政国家、富强国家的任务呢？这些所谓的国家栋梁，只不过是些擅长以骈三四六的文体说假话、大话和空话的鹦鹉罢了。由此看来，就难怪改革家们如王安石、张居正要汲汲于复井田、兴学校、改科举了，而他们对于一无所长、反受制于吏和豪门的儒生的针砭，今天读来，依旧是如此痛切。例如王安石说：

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今岁乃始教人以课试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为天下国家用。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率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而对于“伪儒学”通过科举制度产生的大量废物，张居正干脆说：“国家以高官厚禄养畜此辈，真犬马不如也。”而近人曾国藩沿用了张的调子，更痛斥士大夫道：“国家以此等人为官，与以牧猪奴为官何异？”由此可见，即使到了晚清，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所以，自明以降500年里，中国虽然是表面上以绝对君权削平了地方割据势力，但是上主无为，国家的政治主干，自然是由完全不通财政经济军事的士大夫阶级构成的，明代上层政治，简而言之是“无为”之主与“无能”之臣相争不已，而实际的国家命脉，则操纵于地方滑吏集团的手中，在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独特体制里，他们自然与豪强巨富沆瀣一气，虽然表面上是大一统，但实际上国家的整合能力反而是下降的，而中国封建体制，因此却更为牢固了，特别是在“吏主地方”的条件下，国家的政治经济财政能力，更是一塌糊涂。小农因为无组织，因为一盘散沙，自然也不知国家为何物事。而归其最终成因，也就是苏轼早就指出过的“帝王之私”之必然。东坡说：

是故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畏谨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于是，能者不自激发而无以见其能，不能者日益废弛而无用。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则无足使者，是以纲纪日坏而不自知。

所谓“举天下之士而倡言无为”，这种无所作为不仅是主上“无为”，而且更足以使得小农无组织，故不能造反，但这却也使得国家在政治、经济和财税上无法下情上达，社会无有效之组织结构，国家既无动员能力，信用自然无法确立，其直接结果，在明隆庆元年之后，那就是以放任白银进口的方式，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这也就是滨下武志所说，一个不富藏银矿的国家，竟然去选择别的国家所富藏的白银贵金属作为自己的货币，——今天看来，这不正是一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他人的荒唐之举吗？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3）

明清两个大帝国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这两个大帝国都以白银为国家税收和国家储备货币，也就是说，清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承袭了明制。而500年来，中国这种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供给的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的“变异”来说，既是决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对于明清两朝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进口白银——而另一方面，从长远看，由于银根主要依赖国外，所以白银的短缺和白银的外流，又势必造成周期性的、剧烈的通货紧缩，威胁宏观经济，而这使得白银问题反过来成为明清两朝经济最为致命的软肋，这甚至就是解释明清两个帝国突然间迅速瓦解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

回顾此番重大历史转变，对于今天的启示意义起码有二：一，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最为彻底地依靠市场来组织一切的，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为什么长期没有建成一个国家财政，从而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化。而这里的核心就是：中国500年来都没有解决“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问题，从而也就没有完成彻底的反封建的使命，这就使得中国的财政、税收和司法操在地方利益集团的手中，士大夫阶级徒慕虚文事务，作为政治精英又是极不合格的。因此，要国家富强，就要实行彻底的反封建，要彻底反封建，就只有发动人民组织起来自治、起来革命，从组织基层入手推翻土豪劣绅和地方吏治，否则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必从革命始的原因。

第二，自隆庆元年引进白银以来，非但中国原有的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之间的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和解决，而且随着资本主义体制在西方的形成，中国日益由一个货币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而通过垄断货币以自肥，阻碍中国前进和发展的地主－商人阶级，也在近500年的发展中，一变而为利用外国金融资本，吸纳中国人民的财富以自肥的买办资本、买办资产阶级。鸦片战争以来，正是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将中华民族推向了灾难的深渊，造成国家不成样子，人民饥寒交迫，这也迫使以孙中山和毛泽东为先导和旗帜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这种苦难的命运，而从基层建立农民组织，打倒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铲除500年养成的毒瘤，这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革命、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一向宗旨。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革命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就是要记住孙先生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也就是要记住毛先生的教诲，要“将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