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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对本书的赞誉之词(1)

- 对本书的赞誉之词(2)

- 对本书的赞誉之词(3)

- 中文版序言一(1)

- 中文版序言一(2)

- 中文版序言一(3)

- 中文版序言一(4)

- 中文版序言(二)(1)

- 中文版序言(二)(2)

- 中文版序言(二)(3)

- 中文版序言(二)(4)

- 译后记(1)

- 译后记(2)

- 译后记(3)

- 译后记(4)

- 译后记(5)

- 导言(1)

- 导言(2)

- 导言(3)

- 导言(4)

- 导言(5)

- 导言(6)

- 1945年：峰顶浪尖(1)

- 1945年：峰顶浪尖(2)

- 1945年：峰顶浪尖(3)

- 1945年：峰顶浪尖(4)

- 1945年：峰顶浪尖(5)

- 1945年：峰顶浪尖(6)

- 1945年：峰顶浪尖(7)

- 1945年：峰顶浪尖(8)

- 1945年：峰顶浪尖(9)

- 1945年：峰顶浪尖(10)

对本书的赞誉之词(1)

德瑞克·李波厄特(Derek Leebaert)，牛津大学法学博士，曾经是史密森学会研究员，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博士后，美国著名《国际安全》杂志的创始编辑。目前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现为乔治敦大学政府学教授，经常为政府的一些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对本书的赞誉之词

封面

美国广受赞誉的畅销书

"《五十年伤痕》一书敢于尝试对冷战的得失平衡进行评估。……在我们进入另一场长期斗争的时候去读这本书，你会碰到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扉页

"这是一本综合性而富有精神的著作，将加强和挑战每一位读者对冷战的先入之见。"

吉尔波特·泰勒(Gilbert Taylor)，《书单》(Booklist)

"李波厄特对中央情报局的描写引人注目，就其不光彩的历史提供了更多新的信息，……事实上，这部杰作中还有更多精彩的信息，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到罗纳德·里根，对每一位人物都有深邃的分析。但是，李波厄特抓住情报部门的阴黯面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目前这场打击恐怖主义的新战争一点也不新。"

雅格布·希尔布鲁恩(Jacob Hielbrunn)，《华盛顿月刊》

"《五十年伤痕》一书做了专家们和通常被怀疑是左右派的人最害怕的事－－绕过他们无聊的口水战，一窥事情的全貌，并设定出了判断未来研究所必需的标准。李波厄特先生是一个具有大师风格的人，他用超级眼光观察独特的事实或画面，同时达到透视、娱乐和说服的目的。仅仅作为文学作品，这本书也值得授予普利策奖。"

对本书的赞誉之词(2)

菲利普·戈尔德(Philip Gold)《华盛顿时报》

"从遏制邪恶和背运的苏联到推动其最终垮台，作者就美国的对与错进行了富有睿智和很高引用价值的分析。"

－－《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在近来关于冷战的最重要的研究工作中，李波厄特让我们凝思，在赢得冷战胜利的同时，我们失去了什么。"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在李波厄特看来，这场旷日持久的冷战结束时，美国也是百病缠身，伤痕累累，正像本书的题目所说，这是"五十年的伤痕"。然而，这些负担中却有很多来自拖美国后退的盟友。他言辞激烈，不仅痛斥贪婪的卡特尔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靠盗窃国家财富和美元养尊处优的残暴的独裁者，而且还点名批评日本、法国和英国，他们为了赤裸裸的自身利益，从来都不是美国可靠的朋友。从国内看，冷战造就了一种怀疑、诡秘和不负责任的风气，也形成了研究滞后、投资紧缩、官僚主义泛滥的局面。原因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代价是高昂的，也许太高了。"

斯坦利·温特劳布(Stanley Weintraub)，《华尔街日报》

"实实在在地引人入胜……。一部杂乱无章而又具可读性的历史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残酷的战斗美国长期与共产主义作斗争。"

《柯尔克斯评论》(Kirkus Reviews)

"值得认真一读……。胜利的代价包括了承诺不能兑现、时间被浪费、天才被误导、秘密被强加和信心被削弱……。《五十年伤痕》一书善于向我们提出难以解答的问题。"

小约瑟夫·奈，《华盛顿邮报》

"为了自由世界来说，一场光荣的战争不应该是既隐秘而又笨拙地模仿，充满厌世、痛苦和绝望的情绪。《五十年伤痕》的出版恰逢其时，美国正在经历另一场可能同样旷日持久的全球性斗争，这次斗争预示着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像1955年那样成为禁区。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的冲突根植于里根政府对苏联发动的战争，必须将其与冷战时期狂热的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为《五十年伤痕》一书的出版无不感到高兴，它提醒我们，在和魔鬼进行全面战斗的时候，这场战斗很少是值得骄傲的，伤口即使痊愈，但是它们仍给我们留下深深的疤痕。"

金·菲利普斯－费恩(Kim Philips-Fein)，《新闻日报》

对本书的赞誉之词(3)

"李波厄特为我们提供了价值无法衡量的国家资源－－指导我们在理解不久前怎样赢得冷战的同时，应该避免什么。"

菲利普·戈尔德(Philip Gold)《华盛顿时报》

冷战，那场还在进行的近乎灾难性的战争，给美国带来了什么？给这个世界上支离破碎的其他地方带来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德瑞克·李波厄特对冷战从开始到结束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从怀疑到恐惧、从柏林到西贡再到贝鲁特、从参议院的雄辩到官僚机构的失误，是对二战后美国全面使用国家权力进行分析的第一本重要历史著作。该书揭示了20世纪40年代爆发的一场地区危机是怎样演变成为全球亿万人数十年来的生活方式的；这场斗争引起的问题是如何令人难以想象，未来许多年又怎样难以解决的；最后，这场冷战又怎样为我们当今生活的纷乱世界做好准备的。

"在当今面临国家危机和全球恐怖主义气氛中，有必要阅读这本书，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仍然在为控制冷战的全球性冒险后果而战斗，比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样的地方，而且因为近距离的观察这个时代可以帮助我们治愈美国五十年的伤痕，而不是让它在另一个五十年中溃烂下去。"

劳拉·希奥考夫斯基(Laura Ciolkowski)，《波士顿环球报》

"这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特别是在中央情报局得到新的关注、资金和权力的时候，李波厄特为我们怀疑其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提供了可靠的理由。"

雅格布·希尔布鲁恩(Jacob Hielbrunn)，《华盛顿月刊》

中文版序言一(1)

在中国朋友的慷慨帮助下，这本书翻译出版了中文版本。本书考察了1945年至2002年间美国的对外政策：从二战结束开始，到纽约和华盛顿发生"9·11"突然袭击结束。本书最先出版于这次恐怖暴行发生半年之后，并成了畅销书，部分原因在于我试图从大冷战冲突时期美国领导人的对与错中寻找教训，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也仅仅发生在世贸中心倒塌和五角大楼遭到破坏十年之前。我的目的也是为了判断美国在冷战几十年中是怎样管理世界事务的，这可以为应对"9·11"事件后出现的挑战提供一些指导。

当前，许多美国人倾向于将"后9·11世界"(post-9/11 world)看成是一个全新的和充满特殊危险的时期。比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就是这种看法的有力佐证之一：在华盛顿有人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可能正好拥有化学、生物或者甚至核武器，如果有一点点机会，它就可能而且愿意将其转移到基地组织的手中，美国不能冒这样的风险。猜测长期存在的侯赛因独裁政权与穆斯林宗教狂热分子可能分享这种武器，比中央情报局(CIA)盲目认为这些武器已经存在甚至还要荒谬。但是，伊拉克战争的背景表明，美国人已经相信他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与2001年9月10日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对他们来说，在9月的那个清朗的星期二早上，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大西洋沿岸诞生了。

但是，这个世界当然没有什么不同和改变，尽管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来自恐怖主义的激烈攻击形式，比如劫机、具有高度杀人动机的秘密组织，如果回想一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在欧洲和中东的恐怖暴力活动，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恐怖行动以前就发生过。"9·11"暴行并不是一次转折性事件，恰恰相反，它可以被看作"全球化"的黑暗一面：杀人者没有固定的国家，他们借助世界各地匿名转入的资金混入美国本土达一年之久，而且这种恐怖场景又可以通过电视在最大程度上传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相反，2001年9月10日与9月12日的区别是很小的。技术和科学一天也没有停止在工业、医药、学科领域的革命进程。就在这一年，纽约证券市场将清理世贸中心遗址的新闻放在了一边，并从因特网和通讯泡沫的爆裂所导致的金融市场崩溃中恢复过来。这次恐怖暴行更没有影响到新世纪最大的世界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的全面发展。

在大致四十年(1950年至1991年)中，美国人的生活一直伴随着这样的事实：面对苏联的核打击，大部分人会在数小时内灰飞烟灭。由于执行了"遏制"政策，他们已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失去了10万人的生命。世界上所有的恐怖分子在他们的一生中都不可能做到苏联帝国在一日之内就可以做到的坏事。与通常情况更加不同的是，现在美国的外交决策中却鲜有这样的观点。

我们怎样了解现在的处境

我相信，从那些最终迫使锤子与镰刀的旗子于1991年12月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的事件中，中国领导人和美国人一样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一场跨越全球、持续数十年的冲突(不管是叫做"冷战"还是真正血腥的"热战")不能被单纯地看作是一场斗争。这段既非战争又非和平、影响遍及全球的时代还有其它许多方方面面，它远远超出了美苏对抗。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在二战结束时中国被看作是美国的亲密盟友，美国不顾英国的反对支持中国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在1950年冷战转为"热战"时又成了美国的直接敌人；在70年代受到美国的拥抱而成为对抗苏联侵略的事实上的盟国。

中文版序言一(2)

了解现在的美国就需要了解美国历史上这些千变万化的岁月，去认识它们怎样塑造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创新，以及美国在世界上如何定位的感觉。实际上，了解当今的中美关系，与了解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于1945年以来在对抗苏联势力的背景下如何交往同样重要。所有这样的研究都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察当今事件的视角。

现在的世界正处在令人着迷的交接点。美国或者中国都没有倒退，企业精神、经济活力、甚至更加乐于融入世界贸易和信息革命的愿望都在推动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向前发展。除了发展政治和军事力量外，还有很多东西在引导着它们。但是，谁能告诉我们未来不属于在蹒跚前进的俄罗斯？鉴于克里姆林宫在21世纪出现的政治风向，如果俄国转变成为一个腐败的专制政权，那一点也不奇怪。尽管中国和美国都在各自攀登更高的山峰，建设一个更加合作和更加富足的世界，但是我们并不能说美国人已经很了解中国，或者也不能说当前美国的外交政策使中国(或者更加熟悉的欧洲国家)最老练的学者易于掌握美国在亚洲或中东地区的国际行为的方向。在这些国际行为中有许多都是过去的产物。

苏联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过去是、现在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美国长期以来就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他们中间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肯定都是巨大的，每一个国家都曾为击败邪恶的侵略者－－在西方的纳粹德国及其法西斯盟友意大利，在东方的日本帝国－－而战斗过，其中日本在中国犯下的世界级大屠杀罪行与纳粹德国别无二致，而这一事实目前在欧洲和美国都被轻易地忘记了。苏联、美国和中国这三个盟国曾经为抗击共同的敌人而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过合作。

现在看来，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初的对华政策十分幼稚。1946年美国总统派遣了一个外交代表团到中国，要调解毛泽东和蒋介石两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为了主宰中国的未来，这两种国内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竞争。美国有一种善意，要带领他们走到一起，但是，美国的这种理念由于忽视了中国的历史和政治而显得十分危险。当国民党于1949年被共产党击败时，美国发现自己所处的境地最为尴尬：国内政治对手高呼"谁丢失了中国？"(好像中国曾经是美国的，所以"丢失"了)。这种争论肯定会激怒所有的中国人，不管他们信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美国人指责国务院内有叛国者和阴谋家，实际上，这些人是美国最坚定的职业外交官，他们只是希望在可谈判条件下至少与胜利的一方保持联系。

在那时，虽然苏联是美国最危险、最强大和最具扩张意识的敌人，但是，数十年来冷战的真正暴力发生在中国的边境－－朝鲜半岛和越南。由于美国目光短浅，非要"遏制"所谓的中苏"集团"，在1950年至1953年间，美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战争，以至于此后20年间美中之间没有任何接触，更不用说外交接触了。现在，分裂的朝鲜半岛仍然是冷战遗留下来的困扰世界的问题之一。

从朝鲜战争开始，美国又开始悲惨地滑向了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打破了民主党控制美国政治的局面，而这种深刻变化至今仍在影响美国的国内和国际事务。美国在越南的挫折也一度约束了美国公众支持在海外采取重大军事干预行动的任何兴趣，更不用说60年代被误称为的"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了。只有到了"9·11事件"之后，所有的事情才看起来是那样的耳目一新。

中文版序言一(3)

到了70年代，美国在经济上和世界权力方面都处于明显的衰落当中。苏联帝国自我感觉国力大大回升，以至于在70年代初差点对中国发起"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正是这种对核攻击的估计使中国和美国于1972年打破坚冰，同时，美国也不顾一切地与莫斯科就一系列军控条约展开谈判，而莫斯科随时都会违反这些条约。到了70年代末，苏联于1979年12月采取大胆行动，入侵阿富汗，这是苏联红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越过其帝国(当然也包括东欧)边界。在80年代，中国与美国展开合作，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支援，帮助他们击败了苏联红军，但是也给阿富汗带来了动乱。现在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为塔里班政权及其后来的所作所为打下了基础。

未来走向何方？

你要读的这本书是我在哈佛大学和乔治敦大学多年教学的成果，也来自我作为美国政府机构的顾问就国防政策所做的研究工作。在哈佛大学期间，我本人从70年代中美的再次接触中受益非浅。大约在1979年和1980年间，我和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复旦大学的倪世雄教授建立了友谊，那时他正在访问哈佛大学，从那时起，他已经在美国学术界为人所熟知。倪世雄教授向我和我的同事介绍新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它是怎样运转的、以及它可能的发展方向。他在各种专题研讨会和私人谈话中强调，在冷战最为危险的阶段，中美两国都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这是我们应该牢记的年代，在这个年代，正好发生了阿富汗遭到入侵的事件，苏联军队不断部署洲际弹道导弹(ICBMs)、武装部队、甚至(世界公认需要禁止的)生物武器。这也是北京有充分理由指责华盛顿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美国与中国也有迫切的理由尽可能多地展开合作。

苏联是怎样垮台的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我们在本书的章节中对其进行了分析。苏联并不是像大家通常认为的是自我崩溃。到1980年，在强大的武力威胁的支持下，苏联通过窃取技术和银行贷款一直控制着依靠西方过活的能力；也是苏联资助和训练了欧洲最初的恐怖主义组织，比如法国的"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e)"组织、以及西德和意大利的类似组织。

由于中美紧张关系减弱到了最低状态，罗纳德·里根政府(1981－1989)才可以聚焦实施想象出来的反苏战略。这项战略由五部分组成：无论如何要切断向莫斯科的技术流入；切断西方贷款资金；在苏联外部地区展开对抗，比如在阿富汗和安哥拉(中国在这里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加大对苏维埃合法性的宣传攻势；最后，向莫斯科明示它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到1985年3月米切尔·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可以这样认为，美国已经赢得了冷战的大部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除了冒险选择武力手段外，他实际上已经没有退路可寻。在最初的一年或两年中，他仍旧斗志不减，比如将阿富汗战争升级、增加苏联的生物武器弹头数量，但此后他开始明智地退却。这并不是苏联倡导的"新思维"(perestroika)结束了冷战：事实是，苏联对抗的是一个坚定、全面、并且具有很强破坏力的美国战略，在这一战略中，美国得到了其欧洲和亚洲盟友的支持。

随着1991年底苏联的瓦解，这年年初盟国军队击败了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侵略，并取得了明显的胜利。美国三十年来第一次处于和平状态。最后，美国在经济和技术创新方面倾注了所有的精力，这些都是美国的心脏真正依赖的地方。因特网奇迹就是其中的一个结果。另外一个奇迹是美国对外贸易的急速发展，与中国建立起来的形式多样的新型商业关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物。可是，美国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危险－－从阿富汗废墟中释放出来并与中东无休止的危机融合起来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中东的暴力循环就是以巴危机，令人悲哀的是，美国在这次危机中站到了扩张中的以色列一边，丝毫不顾被占领区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处境。这种危险是一种致命的结合，形势因此更为复杂，因为它发生在仍然对快速发展的美国经济所需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地区，更不用说欧洲盟国和经济上纰漏百出的中国了。

中文版序言一(4)

美国现在又回到了战争状态。在"9·11"袭击发生后，阿富汗毫无疑问遭到了打击，塔里班政权及其基地组织联盟被摧毁。但是，这件事和伊拉克没有任何关系，大多数美国人现在都明白这一点。2003年对伊拉克的侵略将1945年以来美国众多政治军事行动中的天真思想集于一身，最为明显的是，人们对美国希望"建设"什么的国家一无所知。再说，伊拉克本身甚至就不是一个国家，它是英国殖民统治者于1923年在地图上划线的产物。

在人们必然对伊拉克战争失望之时，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这意味着美国又一次要迫不及待地耗费时间和资源发展军事力量，而不是发展经济力量。可以肯定地说，恐怖威胁将以各种形式出现，但是，它面对的是迄今更为具体和目标更为明确的战略－－可能投入特种部队来实施的战略，而不是不假思索地采取全面的军事干预行动。在小型游击行动越来越有效(装备有更加强大和精确的火力，打击距离更远)的时代，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传统军事力量也越来越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了。我们日益依赖的和塑造未来世界的已经是创造财富的和那些涉及人力资本(指的是教育、企业和技术革新、以及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迫切愿望)的能力。

中国和美国都有各自强大的优势，远远超出欧洲或者俄罗斯、甚至也许有些管理混乱的印度。美中两国之间自1950年开始和在70年代有所弱化的激烈竞争关系仍将继续下去。事实上，这种竞争可能比以往更加凶猛，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这次竞争不会出现暴力。实际上，政治将处于次要地位，关于军事竞争的任何问题都逐渐让位于更加持久的问题，那就是国家能否创新得最快、学习得很快、享有难以超越的综合发展。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健康的东西方竞争，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这种竞争值得欢迎。

德瑞克·李波厄特

2005年11月

中文版序言(二)(1)

二十八年前，中美两国刚刚建交不久，我第一次访问哈佛大学，在那里结识了德瑞克·李波厄特博士。在我访问的那段时期，美苏冷战正酣，双方实力的消长也正处于关键状态，李波厄特称其是"冷战最为危险的阶段"。苏联在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并在亚洲和东欧地区加快部署洲际弹道导弹，苏攻美守的战略格局看似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苏联还在中国的西边和北边部署重兵，在南边支持越南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在1980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保守的共和党人里根获得了胜利，预示着冷战末期最为重要的里根时代的来临。虽然那时中美两国间在台湾问题上仍然龃龉不断，但为了对付和消除共同的威胁，中美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而建立起来的战略合作基础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在扎实地发展。

冷战已经结束了将近二十年，可是它似乎如幽灵一般仍然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在国际关系中阴魂不散。回忆起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我们不仅扼腕感叹：冷战给世界带来了什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什么？每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人都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忽视历史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教训。

几年前，当我在华盛顿再次见到正在乔治敦大学从事政府学教学工作的李波厄特时，他拿出了自己的专著－－《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粗粗浏览后发现，我们的思想不谋而合，觉得将其推荐给中国读者、让中国人了解美国人如何在反思冷战以及冷战胜利对世界的影响，本身就是历史研究与现实分析的一种结合。

反思过去 把握现在

反思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为了和苏联对抗，美国在核武器的研制和部署、对外军事援助和军事行动、发动政治攻势和情报战等领域花了大笔的金钱，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代价；但是，美国付出的代价还有更多的无形资产。《五十年伤痕》一书重点研究的就是冷战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后果，也就是美国为冷战胜利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本书通篇围绕着一条主线：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为了意识形态的对抗，为了保护幻想中的国家安全，美国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临时性和低能的特点，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金钱，也造成了很多难以挽回的失误，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社会、文化、教育以及对外形象都受到了深远而消极的影响。

冷战导致美国政治经济军事肌体的巨型化。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美国和西方国家都一直在担心"共产主义的扩张"，尤其担心与苏联发生正面冲突。到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时，美国已经站在战车上下不来了。为了在全方位对付苏联威胁，美国开始建设大政府，即建设大工程和进行大投入，特别是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时期，结果造成了"行政权力的扩张"。这种权力扩张直接带来的是政府组织的严密化和秘密化，进而造成军界与企业界、学术界相互利用和勾结，国有资金以"国家安全"名义大量流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私人腰包。

中文版序言(二)(2)

冷战为美国情报机构，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乘机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创造了条件。对内，它们以维护国家忠诚为由，对联邦雇员采取诸如测谎检查等措施，并以一些莫须有罪名对持不同政见的左翼人士进行监听或抓捕，并以国家机密为幌子掩盖它们违反人权的恶劣做法；对外，只要有助于反苏，中情局就出钱扶植或者怂恿一些代理人国家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恶棍人物发动军事政变和反叛，在拉美、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造成了社会动乱和大量平民伤亡。更令美国人感到气愤的是，在一些违反人权和不计后果的对外干涉事件曝光以后，它们却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对国会的调查进行抵制。

冷战导致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怀疑。除了麦卡锡主义和水门事件这样的国内政治因素外，在核试验及其放射性尘埃造成的人身伤害和环境破坏调查问题上，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以试验数据保密为由百般掩盖事实真相，不给普通大众一个说法，政府甚至还在冷战结束后给受害者打白条。政府部门的所作所为，加上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滥用资金和权力，政府的诚信和形象受到了沉重打击，以至于作者担心这种公信力的削弱至今还在影响美国社会的凝聚力。

作者对美国冷战得失的评估是多方面的，比如，他也认为冷战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无论如何，在他看来，冷战加强了美国的政策风格："临时抱佛脚、棋差一招、粗心大意、在胜利到来的最后一分钟才突然打起精神。"正是这种风格使美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不时出现失误，过于夸大军事安全威胁，既浪费了资源、金钱和精力，又阻滞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也是作者非常担心"后9·11时代"的美国重蹈覆辙的原因。问题是美国政府能否像他一样反思过去，把握好美国的未来！

中美合作源远流长

尽管冷战期间危机四伏，但中美两国最终还是化险为夷，并为冷战的结束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没有中美两国的战略合作，冷战恐怕难以结束，至少不会那样出人意料的结束。研究美国，离不开对冷战历史的研究；研究中美关系，更离不开对冷战历史的研究。《五十年的伤痕》尽管不是一部研究中美关系的专著，但它提供的研究素材和成果也许为我们研究美国、中美关系、甚至中国本身都有所帮助。

中美合作有着历史渊源。中美两国在二战时期就曾联合对抗法西斯的盟友，诚如作者所说，"在二战结束时中国被看作是美国的亲密盟友，美国不顾英国的反对支持中国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尽管两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冷战早期阶段有过直接的对抗，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冷战中期阶段却有着太多合作的理由，两国事实上再次成为对抗共同威胁的战略盟友。"了解当今的中美关系，与了解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于1945年以来在对抗苏联势力的背景下如何交往同样重要。"我们不能不推崇这种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中美两国合作的历史渊源中，我们才可能找到中美关系的未来合作方向，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美国角度找出苏联解体和美国赢得冷战胜利的内在根源。

中文版序言(二)(3)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国的合作势头并没有因为某些结构性因素而发生根本的转变。二十年来，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都在蒸蒸日上，尽管充满竞争，但同时也充满进步和创新。研究21世纪的美国及其对外政策，我们需要了解冷战对其方方面面的影响，比如在"安全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在"后9·11时代"是否会重新发生作者所说的冷战错误；比如由于政治欺骗而导致公信力削弱、外交政策盲目而短视，等等。但作者本人并没有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失去信心，他认为"美国或者中国都没有倒退，企业精神、经济活力、甚至更加乐于融入世界贸易和信息革命的愿望都在推动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向前发展。除了发展政治和军事力量外，还有很多东西在引导着它们。"在我看来，面临21世纪出现的新威胁和新机遇，中美两国实现战略合作的理由并不比冷战时期少。

中美合作是新世纪应对国际安全新问题和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的需要。作者认为，美国在"后9·11时代"的安全环境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自杀性恐怖袭击方式在世界历史上很早就有，""9·11"暴行并不是一次转折性事件，恰恰相反，它可以被看作"全球化"的黑暗一面。"全球化放大了恐怖主义的影响力，也再次激发起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心理障碍，结果美国将注意力再次转移到了军事建设上，忽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正如作者所言，"技术和科学一天也没有停止在工业、医药、学科领域的革命进程。"因此，这次恐怖暴行并没有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发生崩溃，"更没有影响到新世纪最大的世界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的全面发展。"这是世界发展大势，反其道而行之只会损人不利己。

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勾画了21世纪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背景：一方面，中美两国面临着新科技带来的经济创新机遇和建立新型经贸合作关系的新机遇；另一方面，两国也面临着一种共同的新威胁，这种威胁来自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废墟，并与中东无休止的危机融合在了一起。中美两国存在着长期和良性的竞争关系，和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中美两国需要学会合作应对国际安全新问题，这样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国际关系新秩序。"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健康的东西方竞争，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这种竞争值得欢迎。"我们和作者一样对新世纪的中美关系有着美好的期待。

注重取舍 学会扬弃

《五十年伤痕》是新世纪国际反恐历史背景下美国精英人士全方位反思冷战得失的一本难得的著作，此书之所以一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归根结底在于它所具备的历史批判精神以及对现实政策的督促精神。由于历史不同、国情不同、世情不同、实力不同、以及个人学识背景不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学会扬弃非常关键。

本书内容浩大而不失有序性，涉及美国历史、美国政治经济、美国社会发展、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美国社会发展与政治思潮、美国电影艺术、美国文学等，但一条反思冷战后果的主线贯穿全文；批评尖锐而不失客观性，涉及对美国中情局和其它政府机构争权夺利和欺骗行为，也涉及学术界追名逐利的浮躁气氛等等，但有的放矢，击中要害。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和看法值得商榷，比如在美国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动机、第三世界发生动荡的根源、苏联解体的原因、以及意识形态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是否发生作用等方面都存在争议。当然，这些也正是我们需要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和相互促进的地方。

中文版序言(二)(4)

鉴于本书明显的跨学科性，尽管中文翻译的难度相当大，但译者郭学堂、潘忠岐等以扎实的学术功底、精炼的语言能力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准确而通畅地翻译出了本书的全貌，并使中国读者能够客观地感受到作者的写作动机和精神，确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冷战给美国留下了五十年的伤痕，但难以否认的是，这些伤痕不仅仅出现在美国身上；这个世界也因为美苏冷战而伤痕累累，至今未能痊愈，个别地方还有瘀化的可能。我们关注这些潜在的危险，也是在关注世界的发展与和平。

作者的好朋友

译者的原导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倪世雄

2007年11月11日

译后记(1)

在很多人看来，冷战已经结束十七年了，可是，"冷战"的阴魂至今仍然在地球的上空游荡。

在当今国际政治生活中，"冷战"仍然深深地保留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冷战"一词不仅时常出现在政治人物的讲话或者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而且还体现在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对"冷战思维"的批判并非空穴来风。

简单来说，冷战的结果是苏联失败了，而美国赢得了胜利，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可是，美国因何发动冷战？美国在冷战中究竟付出了什么代价？冷战的"和平死亡"给21世纪的美国带来了什么遗产？美国赢得冷战胜利给全世界带来了什么？为什么美国赢得了冷战，却遭受了历史上最为恐怕的恐怖袭击？"9·11事件"是美国为获得冷战胜利而付出的代价之一吗？冷战使美国遭受了什么样的"精神损失"？总之，冷战给美国和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我们迫切需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反思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判断现在和未来，为了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乔治敦大学德瑞克·李波厄特教授的巨著《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以下简称《五十年伤痕》)纵论美国冷战史及其影响，淋漓尽致地将一个"遍体鳞伤的"美国展现在我们面前。作者的写作目的不仅仅在于反思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政策对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美国的冷战得失及其对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启示进行评估。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众多美国精英人士都在不断反思冷战及其后果，特别是国际反恐战争背景下，然而，能够着眼美国未来、抓住冷战实质、透视冷战得失、并提出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在作者看来，美国上下在二战结束初期曾就是否持续卷入世界事务犹豫不决，遗憾的是，由于美国政府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误判和决策失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成了美国彻底摆脱孤立主义的导火索。自此，美国与苏联展开了全方位的战略争夺，特别是在军事技术和势力范围的竞争，领导人的个人抱负与国家安全因素结合在了一起，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加上一些政府部门在执行过程中的独断专行，美国为这场冷战付出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代价。作者感慨地说，"冷战是20世纪继一战、二战和大萧条之后的第四次全球性大灾难。"在苏联崩溃时，美国已经是"伤痕累累"。

然而，使很多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从冷战结束后的十年直到进入21世纪，他们还在承担着源于冷战的代价－－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恐怖袭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和五角大楼的废墟证明，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但却"旧伤未愈，新伤又来"。更令人担心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有可能再次发生误判(这次可能是针对恐怖主义的误判)，最终使美国重蹈冷战的覆辙。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这场危险的历程使美国付出的代价比历史上的任何国家都要大，影响到的人数比历史上的任何国家都要多，美国带入21世纪的许多看法和制度都扎根于这场冷战。……所有关于导弹防御、能源、税收和恐怖主义的争论都透射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的经历，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遭到袭击后做出反应的方式也与此相关，即新的战斗本身只是那场冷战的结果而已。"因此，作者认为，美国真正为冷战付出代价开始于朝鲜战争，到"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已经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这就是冷战给美国遗留下来的"五十年伤痕"！

译后记(2)

《五十年伤痕》除了导言和结论部分外，又按照历史进程划分为十二章和三个部分。有意思的是，作者在第一章中对二战结束后一年左右的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描述了经济实力已经处于世界第一位的美国如何在"美国世纪"的门槛前面彷徨不定。美国是否需要"全球主义"，彻底抛弃建国后一直指导美国外交的不结盟原则，充当"世界领导者"呢？显然，美国处于"战略十字路口"！但是，美国人最终认识到，他们别无选择，因为美国已经深深地卷入到了世界事务中，而大英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自顾不暇了，如果美国垄断核武器的局面被意识形态对立的苏联打破的话，仅靠金钱力量恐怕买不到真正的和平。世界需要美国。

第一章描述的只是冷战大戏开始的序幕。《五十年伤痕》的第一部分从第二章到第五章，时间跨度十五年(1946-1961)，涵盖了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维尔政府，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是冷战的开始阶段。从1946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真实的危机和想象中的危机一股脑地冒了出来"，面对苏联取得的军事进步和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和兴起，美国在西欧盟友的诱导和欺骗之下，仓猝出击，外交政策毫无章法，缺乏长远目标，结果不仅打了一场"既不是为了美国利益，也不是为了欧洲利益"的朝鲜战争，而且又逐步滑向了越南战争。之后，由于CIA夸大苏联的导弹优势，美国加强了战略武器的开发和部署，并不顾国际社会的抗议在南太平洋大搞核试验，以至于美国至今还在为此付出代价；同样，由于CIA判断失误而导致的U-2间谍机事件也使艾森豪维尔政府蒙羞。在国内方面，对核战争的恐惧使美国上下处于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阻碍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美国政府为了修建民防设施大兴土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金钱；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一些政府部门趁机扩大自己的权力，加强了对普通大众的思想控制，在心理上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深深的精神伤痕。在二战结束时，美国人曾"兴奋地断言美国世纪正在到来"，可十五年后，他们已经在哀叹"美国进入中世纪"了！

《五十年伤痕》的第二部分从第六章到第九章，是冷战的中间阶段，时间跨度二十年(1961-1981)，涵盖了肯尼迪政府、林登·约翰逊政府、尼克松政府、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在这一阶段，美国一方面要忍受西欧和日本盟友的"搭便车"行为，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单独面对苏联的战略攻势了。美苏已经展开了全面冷战，紧张与缓和相互交替成为美苏关系的主要特征。对苏联称霸动机的担心"强化了美国的国防开支、宣传力度、以及谍报和秘密行动。""战争是对国家的治疗"的观念在政界和学术界都有一定的市场。作者认为，在进入这一阶段初期，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前十五年相比有六个明显的不同点：行事鲁莽、夸大外部利益、好战、理论研究与好战政府的配合、结束冷战的希望更加渺茫、冷战是美国的"全球内战"。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扩军备战，在第三世界不加选择的扶持代理人国家，并以保卫国家安全为由在国内转移视线，欺骗民众，忽视民权。在作者看来，正是对"责任和荣耀"的狂热追求和模糊了美国新一代领导人的眼睛，同时也造成了美国社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张，使政府的公信力遭到了沉重打击。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是《五十年伤痕》的第三部分，也是冷战的最后阶段，时间跨度八年(1981-1989)，重点分析了里根政府的对苏战略及其在美国国内的反应。在作者看来，里根知道苏联的弱点所在：由于将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都投在了加强武力和对外渗透上，苏联缺少资金和技术创新，只能依靠西方的资金和技术过活。因此，里根政府并不像肯尼迪政府那样冲动和蛮干，他善于对症下药，制定了正确的对苏战略。里根政府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的目的是为了拖垮苏联经济，而不是要与苏联打核战争。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在其盟国的支持下逐步切断了莫斯科的技术流入，也切断了西方的资金来源，在苏联外围进行反击，加强对苏联的政治宣传攻势，并向戈尔巴乔夫明示苏联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因此，在作者看来，冷战的结束不是戈尔巴乔夫倡导"新思维"的结果，"苏联并不像大家通常认为的是自我崩溃"，而是里根政府在外部施加压力的结果。不过，尽管里根的对苏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他也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那就是在中美洲和近东地区不加选择地支持一些国家和反政府势力对抗苏联的影响力。伊朗门丑闻使美国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受到打击，而支持阿富汗反苏游击力量也为恐怖组织的成长壮大埋下了祸根，最终使美国至今还在尝味自己当年亲手酿下的苦果。

译后记(3)

《五十年伤痕》的第十二章透视了冷战给美国带来的后果，时间跨度从1989年至今，涵盖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作者认为，防止原苏联的核武器及其制造技术的外流，美国必须出钱出人帮助俄罗斯拔除冷战遗留下来的余毒，苏联的"帝国代价"也因此转移到了美国身上。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一次例外，那时，苏联即将崩溃，美国得以放手行动；但由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阴影未散，美国人总是担心再次陷入战争泥潭，结果美国在战术的胜利却被看作是战略的胜利。此后，克林顿政府对外采取了很多军事行动，包括科索沃战争和其它维和行动，令人深思的是，五角大楼将它们称为"军事行动而不是战争。"在作者看来，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目标不明，而且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CIA要为美国付出的代价承担责任。另外，赢得冷战胜利并不等于赢得和平与发展，恐怖主义问题越来越严重就是美国为冷战付出的代价之一。由于这一问题自古就有，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和在冷战初期面对突然发生的朝鲜战争时一样，对恐怖主义做出了过度反应。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述，"自2001年秋天开始打响的战斗伴随着武力、政治、隐私和战斗可能会持续多久等问题，竟然和冷战那么地相似。"难怪作者担心美国会重蹈覆辙，为新的战争付出新的代价。

美国为冷战付出的代价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如果说"战争是对国家的治疗"，那么"恐惧是一副良药"。的确，冷战使美国长期处于恐惧之中，政府正是利用了人们对国家安全的恐惧心理，以保卫国家安全免遭苏联威胁为由，增加军费，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并出钱支持一些无赖政府和恶棍政治人物，大肆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在国内搞大政府和大工程，在核战争幻象中加强民防国防，浪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同时还在国内营造了一种怀疑和诡秘的政治气氛，种族歧视一度泛滥，官僚主义盛行。CIA和联邦调查局还趁机扩张自己的权力，违犯民权，秘密监视、搜查或者逮捕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有时为了掩盖政策失误和行动失败，不惜欺骗社会和民众，结果造成社会肌体撕裂，经济滞胀，社会进步缓慢，政府的诚信也因此备受质疑。事实上，这种精神创伤才是最持久的，影响也是最深远的。

尽管为冷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作者认为，美国最终赢得胜利的原因在于美国社会具有无与伦比的适应能力。美国人民善于技术创新、商业创新和金融创新，计算机和因特网的发展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也加强了普通大众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研究冷战所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

译后记(4)

《五十年伤痕》最早出版于2002年3月，也就是美国的反恐战争刚刚开始不久，可谓恰逢其时。为什么本书能够得到美国读者的认同，很快就成了畅销书呢？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著名的国家安全专家约瑟夫·奈教授的话可能道出了答案："《五十年伤痕》一书敢于尝试对冷战的得失平衡进行评估。……在我们进入另一场长期斗争的时候去读这本书，你会碰到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另一位专家的评价更加直接，他说，"这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特别是在中央情报局得到新的关注、资金和权力的时候，李波厄特为我们怀疑其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提供了可靠的理由。"

有人说这是一本历史著作，也有人说这是一本文学著作，在我看来，它还是一本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著作，是一本透视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发展轨迹的"万花筒"。但无论如何，有一点不可否认，作者很好地透析了冷战史与当前美国现实的联系，并为美国的冷战伤痕再次进行了诊断，反映出一些美国精英人士对美国未来的担心和他们对美国历史的反思意识。用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的话来说，《五十年伤痕》之所以成为畅销书，"归根结底在于它所具备的历史批判精神以及对现实政策的督促精神。"然而，如何学习前车之鉴和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才是最困难的事情。

当今，国际格局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一方面，国际政治仍然处于"一超独大"的状态，美国实现"霸权独裁"的倾向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国际力量走向多极化，大国在经济上保持相互依存与合作的同时，相互竞争也日趋激烈，大国力量兴衰和相互关系的调整不断加速。在这种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如何才能找到判断21世纪的国际格局走向的钥匙？如何才能把握美国的对外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脉络？怎样才能准确认识现在和未来的中美关系？《五十年伤痕》为我们寻找这些重大问题的答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内容翔实丰富的信息，这也是我们将其推荐给中国读者的初衷。

尽管本书中直接描写中国的内容不多，但作者看到了中国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对中美两国在冷战时期的合作倍加赞赏，在对中国高速发展表示惊异的同时，也对两国未来的合作充满了很高的期待。他对中国读者说，"了解当今的中美关系，与了解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于1945年以来在对抗苏联势力的背景下如何交往同样重要。"他认为，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国都没有倒退，相反，企业精神和经济活力以及乐于融入世界贸易和信息革命的愿望都在推动两国向前发展。正因为"中国和美国都在各自攀登更高的山峰，建设一个更加合作和更加富足的世界，"所以说，相互了解对方的政策就显得特别重要。从冷战历史看，中美合作有着历史渊源，在冷战后时代，中美合作的领域还有很多，也正如作者的好朋友倪世雄教授所说，"面临21世纪出现的新威胁和新机遇，中美两国实现战略合作的理由并不比冷战时期少。"作者认为，当今时代的中美竞争是健康的竞争，我们和他一样欢迎这种竞争。

当然，也有不少人对21世纪的美国外交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前景充满了疑虑，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也抱有谨慎的态度。从冷战结束至今，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未摆脱冷战幽灵的纠缠，一边在国际事务中推行实力至上的新保守主义政策，一边加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攻势，结果给国际形势带来了新的不安定因素。就《五十年伤痕》的历史观来说，虽说作者对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犯下的错误，特别对苏联实力的误判和在国内的失信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未找出犯下这些错误的根本动因，表现在反恐问题上，也就难以找到根除恐怖主义的正确药方。

译后记(5)

众所周知，美苏冷战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在邱吉尔呼吁美国拯救"基督教文明"的"铁幕"演说鼓动下，维护"自由世界"和"西方文明"的生存成了美国在二战后逐步卷入世界事务的最终目标，也似乎成了美国人的"崇高理想"。正如作者所说，"美国发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一开始既没有名称，又没有计划，相反，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保卫自由的世界秩序的行动。"在作者看来，美国之所以为冷战付出了过多的代价，不是美国的最终目标错了，根本原则错了，而是实施政策的方式和手段错了，是政府的愚蠢和无知造成的结果，表现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核试验、CIA情报失误、伊朗门丑闻、水门事件、拉丁美洲事务、U-2间谍机事件、等等问题上都是如此。正是这种"救世主"心态阻碍了美国学者对冷战得失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因此，在作者看来，反恐战争根植于美国在冷战期间毫无节制地支持一下政权或地方力量的错误政策，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取决于美国能否避免在冷战期间出现的政策错误。这种认识显然忽视了无论在冷战期间还是冷战后时代都存在的文明和文化沟通、以及国家间共同发展等问题。倪世雄教授在为本书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也指出，"由于历史不同、国情不同、世情不同、实力不同、以及个人学识背景不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学会扬弃非常关键。"的确，作者在一些外交理念和国际问题看法上与我们有所差异，在对本书极少的地方进行删减的情况下，我无需再次强调这一点，因为我相信中国读者的扬弃和鉴赏能力。

《五十年伤痕》一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可以说它是作者"超越自己的专业范围，涉足新的研究领域"的代表作。本书的导言、第一至第五章、第九章和结论部分由郭学堂翻译，第六章至第八章由潘忠岐翻译，第十章至第十二章由孙小林翻译，全书由郭学堂和倪世雄审校。由于本书翻译难度较大，加上译者知识面和水平有限，有时可能难以避免出现翻译上的纰漏，敬请读者们谅解，但我相信我们为译好本书花费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不会白费。同时，借此机会，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倪世雄教授，是他敏锐的眼光为我们挑选了一本好书；感谢德瑞克·李波厄特教授给予的大力配合及其在本书表现出来的历史批判精神。我还要特别感谢上海师范大学的陈恒教授和上海三联书店的王秦伟编审，他们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提出了不少很好的建议，可以说，本书能够顺利地奉献给中国读者离不开他们的理解和大力支持。

郭学堂

2007年12月5日

导言(1)

1945年二战刚结束，曾并肩打败纳粹德国的盟国就发生了分裂，民主遭遇到了新的挑战。冲突的结果很快就演变为后人所熟知的"冷战"(the Cold War)，它具备军事冲突所需的程序、情绪和循规蹈矩等特点，但在这场冷战中，又从来没有发生美国和苏联(如果将其东欧"盟国"包括在内，苏联是一个比今天的俄罗斯还要大一倍的帝国)之间的正面决战，相反，那些血流成河的地方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相隔有万水千山。敏感的人一定会问：这种平衡能够维持多久？直到两个超级大国因有意或者误判而同归于尽才会结束吗？

即使对胜利者而言，无论其获得过多少好处，这场艰巨的斗争像其它任何一场战争一样，都只能是一场灾难。美国之所以带头对抗苏联，不仅仅因为它在反苏队伍中德行最好，而且因为它是最强大的国家，这就是冷战为美国已经留下的、正在留下和将要留下的史话。这场战争是怎样进行的？只有回顾历史才能弄清楚，为什么美国人会毫无怨言地牺牲那么多的生命和机会，去帮助维持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时间最长的大国和平？我们为它牺牲了什么？这样做是否明智？我们为未来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这场危险的历程使美国付出的代价比历史上的任何国家都要大，影响到的人数比历史上的任何国家都要多，美国带入到21世纪的许多看法和制度都扎根于这场冷战。冷战塑造出了今天的世界，塑造出了有不同技术水平的科技、商业和金融世界。(x)所有关于导弹防御、能源、税收和恐怖主义的争论都透射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的经历，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遭到袭击后做出反应的方式也与此相关，即新的战斗本身只是那场冷战斗争的结果而已。

对于美国来说，冷战与下列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而且与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向种族公正迈进、建设州际高速公路、使用公共资金支持科学研究、首次为推动全球性自由贸易作出贡献、以及迫切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极地探索到在越南的稻田中挣扎，从因特网的开发到承担数万亿美元债务的财政赤字，美国努力尝试每一件事。在这些日子里，美国人的繁荣永远不是这个国家的首要目标，这在冷战结束的最初十年看起来有些奇怪，但在当今时代却不足为奇。财富目标退居到了"安全"目标之后，而"安全"目标是永远不能全面实现，而且是看起来通常容易失去的东西。冷战之博大，足以洋洋洒洒万卷书，撰写一部另类的历史。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没有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或者即使是其它名目下发生的战争，美国和世界上的众多国家一样，在20世纪后五十年也不可能进一步迅速地壮大起来。

尽管本书重点论及美国胜利的代价，但这种代价必须被视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的一部分。冷战是为争夺一个千疮百孔的欧洲而开始的，但它很快跨越大洲，进入了双方都不知道的领域，而且双方都不能理解的问题还在推波助澜。它拐弯抹角地渗入了拉丁美洲地区的陈年纠葛和亚非新独立国家激荡而还未成型的政治，它将新的威胁、奖励、资源、理性、还有不合时宜的欺诈行为带入了战争。正如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至少发生了十多次)最终导致欧洲政治秩序的内向爆裂一样，在每一个大洲、在每一个十年，也许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冷战，因为"冷战"概念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有着不同的解释。在描述冷战给美国带来什么后果的同时，这本书也论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怎样受到冷战的影响。

导言(2)

国家之间发生长期斗争本来是平常的事情，然而，没有一场斗争像冷战这样跨越时空如此之大，成了人类演变的延伸。冷战发端于核武器和导弹时代开始的早期；迄今占了电子和太空时代的一半时间；它与殖民帝国的消失和亚洲经济的觉醒交织在一起。(xi)不管我们是否注意马里的独立或者登月飞行之旅，这场争夺世界的斗争肯定是这些事件的一种推动力量。

胜利的代价残酷无情，因为它是在迄今最富创造性的半个世纪中集聚起来的，在这期间，对科技力量的崭新意识给人们带来了可以追求的数不清的机会。冷战有它自己的需要，冷战的长期性意味着这种需要困扰整个世界的时间要比任何普通战争长得多。没有任何曾经流行的事情仅仅因其诱因的消失而中断，苏联的消失就是这样。冷战一直是数百万条生命的负累，而且也将在我们这一代人之后继续存在。往事很难消失，即使它被忘却了，其因果仍然在发挥作用。

对于美国来说，胜利的代价远远超过花在弹头、对外援助、士兵、宣传和情报上面的开支，例如，这种代价包括浪费的时间、误导的人才、强加的秘密和削弱的信心，特别是强加在工业、科学和大学头上的代价，贸易受到歪曲，经济增长受到阻碍。今天全国上下对政府"维持和平"的怀疑就是我们正在付出的冷战代价的一部分。在纽约和五角大楼废墟之上树立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可能恢复以前比较令人相信的状态。

这段历史自始至终还要回到那些没有履行的诺言，因为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得以逃避二战带来的巨大成本。美国受到的伤害仅仅是它必须承担起一个超级大国的角色。一旦这个国家开始加速奔向未来，这是必然发生的事，在这一过程中，它本可以不再将自己的资源用于这里的舰队建设或者挪用去资助那里的某些热带暴徒，而是以令人振奋的方式尽快用于诸如食品紧张的缓解、更好的教育条件、顺畅的国内交通系统、或使经济在经历60年代高涨后仍然保持增长动力等方面。也许，美国的穷人本来可以在1970年前后摆脱贫困，然而就在那时，美国经济进入了十二年的危险时期。

正是冷战迫使美国生活在流逝的岁月中。在这些年中，美国的科学技术生机勃勃，在发达国家中人口特别年轻，经济大萧条加强了人们的工作热情。然而，这个国家却忧心忡忡，害怕遭到另一次比珍珠港事件更严重的袭击。美国领导人或是担心"绥靖政策"带来的危险，或是担心"失去"这个或那个遥远的"基地"。(xii)与苏联的较量也无助于推动控制论或基因学的研究。实际上，苏联是一个可怕的混合体，它包含有17世纪准东方式的独裁主义、19世纪弥赛亚式的极端主义和20世纪的总体战争。物质利益固然是这场冷战所要夺取的，与一战和二战别无二致，但大多数物质利益都是短暂或者根本得不到的。

导言(3)

为应付灾难而作出的决定最初是大萧条时期实施的，后来延续到二战时期。1945年后不久，某种形式的预警又出现了。面对困扰美国的苏联秘密体制和几次同时发生的技术革命，危机不可避免地成了美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很快，紧急状态的呼声又接踵而来，结果，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被利用。因此，在40年代末，全国蜡烛制造商协会曾坚决要求政府给予他们补偿，以保证当电力系统在战时遭到破坏时满足国内照明的需要；物理学家们后来则制定了需要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星球大战"计划。史蒂芬·文森特·贝内特(Stephen Vincent Benet)在20年代写道："如果说战争和地狱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二者都建立在良好的愿望之上，而且一路上挤满了想借此发财的人。"

在整个冷战期间，有无数人才的使用根本不是为了生产性目的。冷战消耗着能源、天才和各种有特点的人才，其中不乏一流的数学家和军事官员，若不是冷战，他们本可以致力于振兴城市或提高汽车工业的水平。在美国社会的一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业余选手"，也就是那些银行家们、法律专家和CEO们，往往花费无数时间在纽约的文雅的对外关系委员会里大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缓慢"解体"的复杂局面；而在社会另一端，上百万的美国士兵和军官将生命年复一年地耗费在基斯卡岛(Kiska)、阿拉斯加、太平洋中某艘补给舰发霉的水下甲板上、或是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福特汽车厂的吉普车模型中。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对于公共服务的第一印象就是，那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后来，其他新兵在他们之后应召入伍，他们相信那是在浪费他们的金钱。

在冷战期间，不仅相应的研究机构应运而生，而且某些类型的冷战人士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特殊政治人物、专家和记者(热衷于鼓动和煽情)一个个地冒了出来，结果泛滥成灾，出现无序的状态，人们常常可以发现，有些还在盲目推进的项目时，甚至负责人都忘记了自己原来的目标。(xiii)在媒体的一些重要部门，已经出现对公众的屈就厌烦之感，他们指责公众断断续续的激动情绪正是美国国家目标缺乏连续性的原因。

紧急状态与骄傲自大的个性结合在一起，使许多行动被"清洗"政策的内在神秘掩盖了起来。谁也不认识的官员在秘密的卷宗中仔细搜寻他们关心的人物；"安全的"工厂和实验室，与数百万次的背景调查一样耗资巨大，尤其是在华盛顿从二战时期的漫不经心转而重视苏联间谍行动的时候，后来又在50年代出现危言耸听的行动，在70年代出现了宿命论。大多数信息是可以大家共享的，但有些绝对属于个人隐私。对隐私的膜拜通常会完全改变这种分类。积极而又不那么严格地区分个人隐私和安全秘密，冲淡了决策的质量，减缓了创新，歪曲政府的角色，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危及到了那些秘密本身。

紧急状态对巨型化产生了偏好。巨型化是早期工业化的产物，是小企业受大萧条影响导致极度不安全的结果，也是二战时期庞大合作方式的结果：大工会，大公司、大政府，它们对市场极少关心。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高科技，甚至高端文化都变成了政府和职能部门的事，从《日瓦戈医生》到水下爆炸，几乎每一件事都有了政治涵义。长期以来，美国人将远离政治视为保持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但现在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领域受到了政治的干扰。冷战有助于说服人们相信，无论遇到困难还是机会，国家应该随时准备相助。正如激进的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在一战期间所讽刺的，如果说"战争是对国家的治疗"的话，那么冷战则使国家的客户在工业、农业、大学、媒体等许多领域保护了他们的健康。

导言(4)

同时，国防开支对美国公共财政和美元的币值都产生了冲击，战争影响政府的开支。当一场战争持续将近半个世纪时，国家的问题是一边要进行战争，一边还要考虑如何实现那些开支大、复杂但又是次要的目标，这样，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尽人意的。试想，在进行冷战的同时，国家还需要完成50年代对道路和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60年代关于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的构想；(xiv)应对70年代提高社会权力和规则的问题；最后在80年代一面减税，一面努力挫败苏联。再看，在冷战表面上结束后，90年代付出的代价误导了打击由冷战冲突滋生出来的恐怖主义的"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政府大幅增加财政开支。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意味深长地说："这儿要十亿美元，那儿要十亿美元，你在讨论真的钱财时，你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当冷战从欧洲和日本向外扩展，迅速成为一场沉闷的世界战争时，华盛顿认为，不管在安哥拉(是葡萄牙人的吗？)或者槟城(在哪？)发生什么， 他们都可能受到在分裂的德国的军事平衡或者莫斯科对美国"决心"的看法的影响。无论是掏钱收买一些"窃贼"(kleptocrats) －－这是冷战助手创造出来的很有诱惑力的骨干人物－－的善意，还是支持民主以前从来没有抵达的地方，这些行动经常被认为与全球战略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些战略只存在于反对者的脑子里，对于现在的支持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所说的"大共和国"(the Great Republic)计划本身是在支持一帮第三世界国家的犯罪分子，这些人一直坚称自己才是政府的首脑。"自由世界"一词被紧急状态下的言词所玷污，国家利益是那些位居高位、精神十足的官员们强行区分的，大多数国人对真正的国家利益一无所知。

从根本上讲，人们感觉到美国为之奋斗的代价一直是精神上的一种浪费，冷战毕竟是一场心理和思想上的斗争，最终也是一场为了忠实信仰和愿望的斗争。可是，这场战争使人们对太过平常的所谓"国家安全"理性决策越来越感到厌烦。在这些年中，一种针对伪善的盟友的大众怨恨意识在美国不断蔓延，这些盟友贪婪成性，但它们又是美国溺爱的贸易伙伴；同时，美国人对政府的矛盾心理也在增强。由于涉嫌制造了苏联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从而引发了一个极端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被认为是没有合法性的战争，如果是这样，数十年的冷战又有什么样的合法性呢？

冷战是20世纪继一战、二战和大萧条之后的第四次全球性大灾难。为了弄清楚冷战，人们作出了很多努力：学术界就其根源展开辩论；传记作家为重要人物写传记；研究特有的科学技术、军事装备、以及间谍活动。(xv)只要有一个士兵、示威者、或者教授还活着，对越南战争的反思还将继续下去。从冷战进入阿富汗和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的"地道"刚开始得到明确。一些出色的专题论著一直在对我们付出的具体代价进行评估：我们在核武器上花了多少美元？在恶意侵犯个人自由方面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在辐射性微尘引起的人类疾病方面牺牲了什么？但是，我认为，本书是第一本将冷战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即支配这个世界的那些警察体制、恐惧和远见)与它带来的迷宫一般的代价和后果结合起来的著作，它一方面要向人们说明长期牵制美国精力的回头浪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说明我们从冷战中赢得了什么。

导言(5)

现在讲述冷战的故事非常及时。在今天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中，有整整一代人是带着模糊的冷战记忆(十分快乐地)成长起来的。不过就在此时，他们听到一场新的战斗－－自2001年秋天开始打响的战斗，伴随着武力、政治、隐私以及战斗可能会持续多久等问题，竟然和冷战那么地相似。

我们所有人都目睹了推动世界进步的巨大经济和技术成就，不过，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通向这些进步的旅程在1946－1991年间的压力下如何曲折，这个世界为何至今没有完全复原。在苏联崩溃十年后提出这个课题可以增加我们对冷战的理解。除了从那时起解密的材料可以搜集研究外，同时，那些关键性的人物(不一定是传奇故事中的智者，也不一定是在新闻中出现过的人)也在等待我们去分享他们的思想。

本书所论述的五十年可以被看成是1939年到1989年之间的五十年，期间接连发生了美国与历史上两股最坏的国家崇拜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或者，并不十分准确的说，这五十年也可以看作是1946年到1991年之间的五十年，它涵盖了美国与苏联展开的举世瞩目的斗争及其直接影响。事实上，本书论述的五十年指的是195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从朝鲜战争迫使美国发挥世界性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到2001年我们又痛苦地感受到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的脆弱。在每次转折事件发生时，我们都会碰到这个数字，但事实上，它被证明严重低估了。

就像所有大的灾难一样，冷战有它的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结束阶段。本书的第一部分，或者说冷战的开始阶段，指的是1946年到1961年(从第二章到第五章)，为了自由而获得了一次彻底胜利的民主国家，根据危险的形势和他们最大的盟友达成了妥协。(xvi)在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领导人试图通过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办法驾驭他们的国家和文明社会，在这个文明社会中，他们却发现自己是萎靡不振的委托人。本书第二部分，也就是冷战的中间阶段，是从1961年到1981年(从第六章到第九章)，在这一时期，冷战范围的扩大刺激、接着误导了新一代的美国领导人。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铿锵有力的号召和社会上对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误解弥漫了整个时期。第三部分是从1981年到1989年(从第十章到第十一章)，开始于一位高呼"超越共产主义"的总统的就职演说，结束于东欧国家竞相接受自由民主稳步取代独裁、美国带头推动更大的社会活力。不过，就这些情况如何发生的问题，人们还没有具体的研究。第十二章分析了冷战的后果，讲述了在锤子和镰刀旗子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时冷战是如何正式结束的，接着还说明了为什么一个戏剧性的政治结局并不是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

除了这里提出的重要问题之外，还有其它一些问题也艰难地浮出了水面：技术变革推动下的需要(例如，不断加大保护美国大陆免遭核导弹打击的努力)；政府和精英人士在总体上的角色、以及中央情报局(CIA)的影响等。最后需要强调的问题不是CIA是否比其它政府机构更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而是它自己的发展历程集中暴露了冷战破坏力产生的许多根源：不负责任的情报网、特殊人士拥有所谓的特殊权力、甚至还存在那些被安排在最佳位置凭借直觉工作的人也得不到丝毫信息的情况。这能为我们眼前的新战斗提供什么样的前车之鉴呢？

导言(6)

在冷战的几十年中，许多神话也上演了：有的关于朝鲜战争的根源、有的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危险(一直被奉为终极危机得到"管理"和战胜的典范)、有的关于军备控制的好处、还有的是关于整个冷战故事结束的方式。为提供一些不同的解释，后来的几章吸收了最新获得的政府文件、采访记录、近期出版的回忆录和其他学者有价值的研究成果。(xvii)

尽管CIA有许多更使人感兴趣的材料仍然秘而不宣，或者有报道说已经被销毁，但国务院和国防部、还有白宫还是公开了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英国的官方记录贡献了很重要的见解，特别是前十年英国仍然将自己看作是"三巨头"(the Big Three)时期的档案。俄罗斯的档案问题多多，会给人带来困惑和不解，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外交部只是有选择地公开了一些档案，关键是国防部没有公开任何档案，更不用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了，在所能接触的材料中，没有任何材料直接涉及到武器开发。不过，从一大批前苏联军官和武器设计专家的历史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将有价值的只言片语拼凑在一起，这里面透露了关于苏联武器库的情况、还有那些能够轻易摧毁美国或者任何其它目标国家的武器的库存情况。

这十二章中的每一章都尽可能包括一段公认有内在联系的时期。我经常讲述"美国人"和"苏联人"，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每一种人都通常是共同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统一载体。类似的情况还有，在讨论"西欧人"时，我认为这些国家的人在实现一体化的过程中正在越来越强地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于不同点。"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反映了政府统一和人们统一的假象，事实肯定不是这样。但是，一般来说，这些拥有百万之众的单位，特别是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大致要比那些声称具有代表性的更具有整体性。

在一个摆脱了旧世纪中许多最可怕的恐惧的新世纪里写作，尽管要精神饱满地迎接新的恐怖，我还是认识到，要对以往那些本不必作出的决策进行评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每一位作者在他或她所要描述的时代和人物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特殊优势，但是没有一个人，即使是那些现在还活着的、目睹了很多事件的早期参与者，能够表达出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现在一目了然的错误，比如可怕地滑向越南战争，在当时发生是非常难以察觉的。即使如此，有许多决策作出时被广泛指责的是错误的，比如华盛顿在20世纪70年代的短视的防御战略，那时是明显受到误导的，和出现在当今时代的情况一样。

为了实现胜利而在最大程度上采取的哪些具体措施可能永远不得而知。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个院长曾告诉新生说，他们上的课将有一半最终会证明是错的，他只是不知道哪一半是错的。我们也回忆一下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格言，"首先，不要做伤害别人的事。" 即使这个世界得到了拯救，即使没有成为冒险主义暴政的牺牲品，冷战军车上对美国人社会有害的东西还是多如牛毛，而且开支巨大，一直伴随着美国，直到冷战结束，但我们难以判定有多少的艰辛是无的放矢，或者每况愈下。不过，我们值得做的是考察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以及每一种后果对我们的今天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945年：峰顶浪尖(1)

未来几十年将是艰难困苦、必须紧咬牙关的过渡时期，我们将在历史潮流的激浪中生存下去。

阿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194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英军受命磨枪上阵时爆发，在现代德国使用闪电式方式入侵俄国时－－骄傲自负的德国人使用的马匹比卡车还要多－－达到高潮，最终在原子弹的硝烟中结束。由于这场战争，工厂装配飞机的速度比四十年前制造手推车还要快，世界也因此而处于转变之中。战争的需要推动了喷气式飞机、导弹、原子弹和计算机的不断发展。人们没有料想到的情况是，所有的事情都改变得太快了。

本章将简单分析一下美国人在1945年看待自己的方法，将重点描述美国的政策由于缺乏前车之鉴而很快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性、偶然性、反应性、代价昂贵和随意性的特点；斯大林时期俄罗斯的现实情况；以及一个同时面对灿烂未来和无限危险的美国。

冷战不是在1946年或1947年的某个时候一夜成形的，它早在1914到1918年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就已经诞生，足足用了三十年才获得了完整和致命的生命。一战使二战几乎难以避免：国际关系因此被政治和战争科技所控制，而不是被贸易和一般文明习惯所控制。(4)要实现一个公正和持久的世界体系比以前变得更加困难。一旦极权主义在一个大国开掌权之先河，为了对付它，下一步很可能又会出现一个专制政权对手。列宁就是希特勒为自己辩护的借口。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破坏欧洲原有的秩序，冷战及其所有的牺牲很可能就会避免。不幸的是，就在我们的后代憧憬未来之时，他们却一直听到8月份战争结束时的枪声。

☆

对于很多现在仍然活着的人来说，在他们的一生中，20世纪注定是一个集体主义－－如果与文明无关的话－－和极权主义的世纪。30年代的"未来浪潮"－－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看起来仅仅是一个开端。从西班牙到东欧国家，法西斯和准法西斯政体纷纷出现。在亚洲，日本欲壑难平，全国上下渗透着神圣的优越感和种族征服意识。在非洲，欧洲的精英们对他们能够控制大部分地区的命运仍然信心十足，而且他们还相信华盛顿也同意他们在非洲、甚至中东的做法。在北美这个大陆岛上，美国人仍然显得那么遥远。

当然，美国曾经就其军事力量的规模和性质进行过一些辩论，比如在20年代，比利·米切尔(Billy Mitchell)将军就曾经警告，把美国的防御置于"商人"手中是有害无益的，因为他们是"出售某些东西的人"(他们出售的显然不是武器)，他坚持认为，如果美国不当心的话，它的士兵和海员"也将停止工作"。 在这种观点看来，演员乔治·巴比特(Georg F. Babbitt)要为牺牲掉在乡村俱乐部赚到的钱作好充分准备。从这时起，形形色色的讽刺故事都开始上演了。

1945年：峰顶浪尖(2)

在二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很多人逐渐认识到，日本是20世纪早期太平洋国家中唯一最有可能成为美国敌人的国家。可是，美国对更加强大的不列颠帝国却顾虑重重：它究竟是一个贴心的伙伴还是一个可怕的对手？直到30年代美国认真制定战略规划时，美国参谋总部中最精明的人还在认为，美国面临的危险中没有比英国的600万军队更大的了，这支军队可以从加拿大席卷南下，摧毁美国在中西部地方的竞争能力，就像日本在亚洲锁定美国力量一样。

到1940年底，英国已经难以抵抗希特勒的攻势，而美国依然处于和平状态。(5)1932年当选总统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制定了向英国租借供应物资的计划，当时有170名美国人联名递交请愿书，支持他的这一计划。请愿书是由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家族的铜业百万富翁、纽约人寿保险共同基金的主席刘易斯·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起草的。道格拉斯也给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朋友－－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写过一封颇具特点的信件，他在信中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的努力和英国的努力应该瞄准恢复世界秩序的共同目标，……美国在这个世界秩序中必须成为一个主导的国家。"如果什么也不做，他在有生之年就看不到任何希望。而来自马萨诸塞州学部大楼的回信则意味深长："我认为，对这个国家而言，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途径是让大多数冥思苦想的人们相信，我们必须成为一支世界力量，而成为一支世界力量的代价就是具有在必要时参加战争的愿望和能力。" 在东北部沿海的那些装饰精美的房间里，人们正在世界地缘政治的大舞台上粉墨表演，这封信件就是一个体面的注脚。它预计大英帝国会成为一个缓冲区域，而各方面的重要人物都会期望美国成为主导国家，无论美国在这个陌生而崭新的世界中会得到什么。

就在美国全面参战之时，刘易斯·道格拉斯的妹夫－－约翰·J·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当上了战争部的助理部长。《哈泼斯》杂志(Harper"s)最终将他形容成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老百姓"。麦克洛伊在这场讨论中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我敢打赌，这个国家会采用强制的方式运用它的力量。"他期盼着某种"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这位缺乏想象力而且毫无讽刺感的人还补充道："在这个过程中，全世界都会更愿意接受美国的《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

对此表示赞同的人还有刘易斯、麦克洛伊、科南特、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以及他们的朋友们，这些人认为美国注定要取代大英帝国，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由于英国直到二战开始都远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这表明即使是杰出的人物有时也会远远落后于时代。这一陈旧的观念为整整半个世纪定下了基调。

就在美国参战的前几个月，当时的媒体大王卢斯宣称，世界将迎来"美国世纪"。无论那是不是"美国世纪"，冷战将塑造20世纪余下的岁月，美国将是其中的一极。可是，无论这些豪言壮语出自那些期待以某种方式主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华尔街人、哈佛大学校长、还是其他狂热者，它们在明尼苏达州、俄勒冈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却不能得到认同。(6)无论是1940年、1945年二战结束之时，或是这血腥十年的后期，就"美国将调头向外和承担起全球责任"的说法，国内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直到今天，这也是一种传奇而已。

1945年：峰顶浪尖(3)

但是，灾难刚刚过去的世界并不像这样和那样的权贵们所期待的更加平静与安全，他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种种不安的现象，例如热核武器的威胁、遍布全球的军事联盟、曾自认为是世界力量却持孤立态度的欧洲盟国、上千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还有最重要的，那就是循环往复的"为了和平的残酷战争"。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早在世纪之交就提醒美国人注意这样的威胁。 那些权贵们同样也不可能看到长津(Chosin)和溪山(Khe Sanh)的运尸袋和巨额的国债。 1940年，代表共和党信念和政治才干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托(Robert Taft)曾断言说，德军入侵美国和美军入侵德国都是不可能的，但不到五年，来自俄亥俄州的美国士兵就跨过了莱茵河。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即便最有见识的人都自食其言，他们以前不可想象的政治联盟或科技进步都发生了。

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和他的前任之一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是美国在二战时期截然不同的两名军事天才，麦克阿瑟直到珍珠港事件的前五个月还只是美军驻菲律宾的一名军事顾问。当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末还是激情洋溢的军校生的时候，如果向他们预言他们在晚年将不得不向毁灭人类的力量低头，他们至少同样会感到惊诧不已。战争已经不是他们眼中的军事活动了，比如纪律训练和牺牲，它也已经与他们的学识无关了，比如学习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著作并掌握运用某种风格的国家政策驾驭非理性暴力的能力。自有史以来，战略家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相互"毁灭的战争方式的出现。

1941年11月29日，一艘美国"亚利桑那"号军舰的照片出现在一个陆军和海军演习计划中，照片的加注写道，"美国军舰迄今没有一艘会突袭中被击沉。" 八天后，至少1177美国海军士兵随着那艘"亚利桑那"号瞬间沉入海底，丢掉了性命。(7)12月7日是星期天，在克利夫兰国际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午餐会上，人们正全神贯注听着几位著名来宾的演讲，其中意大利法西斯流放的著名政治人士斯福尔札伯爵(Count Sforza)正在分析说，日本人太过精明，除了在太平洋地区和美国协调共处外，什么也做不了。可就在会议休息时间，传来了美国舰队起火燃烧的消息。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星期日早晨，人们在恐惧中一觉醒来－－这种恐惧贯穿了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的时代：在不经意间，无法躲避的拳头就会砸下来。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明白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也没有任何事情是安全的。在哈佛大学，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是强烈的孤立主义者，只有政治学教授威廉·杨德尔·艾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是最有名的一个例外，他的同事曾经嘲笑他的应急意识及其就军事事务向罗斯福政府提出的建议。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在缅怀该校在南北内战中的死难者的纪念厅里，哈佛大学的教职工聚集在一起，收听罗斯福宣布对日作战的讲话。当艾略特步入大厅时，人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许多人的信念从此迅速改变：就连最能干的人也不知道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他们也不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什么。

1945年：峰顶浪尖(4)

在参战前，美国公众几乎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运作的，也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对这个世界有何需要。参战的美国仍然十分朴实，经常接到错误的消息，美国人民甚至领导人都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在欧洲作战的美国士兵甚至不相信伊丽莎白女王不是美国人，其他民族在这种水平上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在参战两年后，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国民还不知道菲律宾已经陷落，有三分之二的人从来没听说过《大西洋宪章》(the Atlantic Charter)。还有大约一半以上的人认为美国曾经是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成员。 公众的无知在法国或意大利也比比皆是，而且甚至更糟一些，但那些国家并不打算改写历史。

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从拜伦的一行诗句中挑选了"联合国"这个名字。与此同时，在二战期间诞生的其它国际安排也对恢复国际繁荣有着重要影响。1944年7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会议有4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将黄金与美元挂钩，价格定为每盎司35美元，其它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就像轮毂的轮幅那样。美国经济因此在当时被认为是国际货币交换的核心。(8)为了支付战后重建的费用和确保货币稳定，各缔约方在这个新汉布什尔州度假胜地达成了最终协议，又建立了"国际重建和发展银行"(即世界银行，将由麦克洛伊领导)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John Maynard Keynes)当时参加了谈判，他不无讽刺地说道："你们可以把这个基金叫做银行，也可以把这个银行叫做基金。"在紧急情况下，这种不确切的情况无伤大局。

战争快结束时，激动人心的发明接踵而来："会思考的机器"、喷气式飞机、盘尼西林和原子能等等，对于碰上这些发明的一代人来说，通向进步的大门好像突然大开。面对无线电和汽车业的飞速发展，曾在铁路、钢铁、电报机和涡轮机等领域发生的工业革命也已经显得黯然失色。各种奇异的新材料动摇了政治家们过去确信不疑的东西，以钚元素为例，它的发现者会说："它太不寻常了，可以将许多难以置信的事情变成现实"。 在那个时代，为了制造原子弹，美国向曼哈顿计划(the Manhattan Project)投入了将近20亿美元，用今天的货币计算(不仅要计入通货膨胀率，还要注意到国民生产总值到目前已经翻了六倍)，大约是860亿美元。 而这个计划是在秘密中完成的。

当二战胜利在望时，美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之中。在战争期间，美国经济增长了几乎两倍，确切地说，是战争而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使美国跳出了大萧条的泥沼。尽管如此，许多美国人还是担心，这种增长只是细枝末节，那些更看重现实经验的人们总是在提醒自己，紧随着战时繁荣而来的一般都是和平时期的经济失败。不管是抑止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消费需求，还是未被注意到的新技术，它们能否推动今天的经济继续发展，人们还在猜测之中。在技术上，美国是乐观的；但在经济上，美国却充满疑虑。

其他世界领导人，无论在伦敦还是在莫斯科，都对美国的金融稳定几乎没有什么信心。60岁的人都还能记得美国经济发生的一连串的过热状况：1893年发生了经济危机、因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尼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他的"黄金十字架"论疯狂推动的通货膨胀警报①、当20世纪20年代美国关税壁垒不能解决欧洲债务问题时，美国经济像游乐场的滑行轨道那样颠来倒去，上下起伏。在世界历史上，国际市场中经济过热增长和突然崩溃至少可以上溯到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的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年代，这个人担心灵魅给他看的财富不过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债券"。②也许，美国的时代将会是昙花一现。(9)

1945年：峰顶浪尖(5)

在1945年，就像我们现在感觉越南战争刚刚结束一样，也仿佛列宁抵达芬兰火车站领导俄国革命的情景犹在眼前。在那个多事之秋，胜利的组织者们永远不会忘记：一群马克思教条主义者刚刚使一大片世界改天换地，可以使城市从人间蒸发的新式武器好像是从平地上冒了出来。谁又能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爱因斯坦本人也是很晚才相信核裂变是可能的。似乎在政治或人类的行为中，无论是通过极权主义邪恶行动还是科学的奇迹，甚至是两者更令人不安地结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尽管斯大林的大屠杀给人留下了痛苦而又熟悉的记忆，但在它们的秘密性和残暴性的掩盖下，几乎无人知道在这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甚至因为苏联历史上屡经战火，我们很难弄清楚苏联政治局、克格勃或国防部的内部运作情况。在地球另一面与之对峙的美国，自1941年以来，已向苏联提供了价值110亿美元的援助，不仅包括军需品、成千上万枚的炸弹、几万辆卡车，还包括数以百万吨计的食品和衣物、以及完整的工厂；作为回报，苏联却夺取了德国军队的心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美国人眼中，俄罗斯就像他们自己眼中的中国：庞大、古老、冷酷无情、深不可测，有着自己的(不可能令人愉快)发展历程。

苏联在其伟大的爱国战争中共损失了大约2700万战士和平民，其中很多人是被斯大林自己的秘密警察暗杀的，秘密警察头子拉弗伦地·贝利亚(Lavrenti Beria)在大清洗中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罗斯福谈起德国元首希特勒时，称贝利亚是"我们的希姆莱(Himmler)"。) 甚至到希特勒自杀时为止，第三帝国屠杀的人数也不一定比得上斯大林杀害的人数，确切地说，从1939年8月到1941年6月苏联被入侵前，斯大林都是一个比墨索里尼(Mussolini)还要忠实的纳粹盟友。 阿瑟·柯斯勒在1943年出版的《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一书中，准确描写了苏联体制中那些令人难以想象的虐待手段，苏联在战争中制造的最黑暗的东西－－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恐怖，令人无法忘记(尽管很多人试图这么做)，也令人难以理解。(10)我们对斯大林的权术、外交政策、以及思维过程的极端局限性都已经有所了解，但即使是今天，我们仍然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这个人仅仅在30年代就杀害了大约1700万到2200万子民。在人们认为他已拥有核武器的时候，有谁敢打赌说他神志清醒，从来就没萌发过发动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最原始念头呢？

苏联很快令人感到恐惧，难以逃避的是，它似乎一点也不真实，人们面对的既不像第三帝国，甚至也不像列宁在1924去世时的国家。至少在德国，一些人实际上就像凯撒时代的当权者，他们控制着最高指挥层、外交部门、克虏伯公司(Krupp)、法本工业集团(I. G. Farben)以及所有的大学。 我们对希特勒的德国在某些方面至少还是可以了解的，而且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做好防备。可是，对于苏联及其当政者，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极其有限了，比如其劳动力中有多少人是奴隶工这样的问题，即使数字是1500万，或是占总人口的8%，那也只是一个合理的预测数字而已。

1945年8月，乔治·奥伟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一书最终得以出版，这本身就是一个在战争期间出版物屡遭拒绝、最终遭到揭露的反叛故事，其中包括菲玻出版公司(Faber & Faber)的反动分子T·S·艾略特(T. S. Eliot)。 奥伟尔是一个忠实的社会主义者，他攻击伪善的民主并不亚于对斯大林主义遗产的批判。书中的革命者是一群非常聪明的猪，它们最后变成了优秀的种群。在人类和动物就要摊牌的紧要关头，只有猪王"拿破仑"－－贪婪、偏执、自以为是，很明显是以斯大林为原型－－顶住了人类的攻击，就像斯大林本人抵抗住了德国人那样。

1945年：峰顶浪尖(6)

这个"寓言故事"，正如奥伟尔副标题所显示的，意在揭露最崇高的理想是如何在专制权力面前退化的，它同样强调了民主国家针对斯大林体制的矛盾心理，斯大林代表的人民饱经苦难，勇敢果断，有着不可战胜的意志，两者最近结合起来了，又如此突然并具有威胁性。在该书出版两个月之后，奥伟尔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新的世界格局：那就是"冷战"。

就在1945年，白宫和绝大多数美国的领导者还对俄罗斯的意图持乐观态度。在接下来的欧洲胜利日，西方目睹了半个欧洲被一个计划不明和被匿影藏形起来的体制吸食进去。政治上的模糊已经够糟的了，但是，如果它和国家规模、技术及其影响结合起来，那才真正令人不寒而栗。(11)斯大林将近乎1亿的东欧生灵纳入到他的2亿苏联臣民的行列；他发起暴力运动，要把在苏联疆域的任何地方中出生却流落他乡的人都抓回来；在被苏联占领的国家中，非共产主义自由政治团体的主要成员在夜幕之中消失了；除了几千人被定为战犯外，100多万德国战俘也这样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解释。

集权主义认为，没有任何力量有反对自己的权利，它也是按照这种看法做的。在斯大林主义时代，就像邱吉尔描述纳粹主义那样，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文明面对着另一个"可怕的国家机器"。极端暴力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严酷现实。

这种至高无上的优势地位笼罩西欧地区的可能性很大，这也是现在激烈辩论的焦点。在英吉利海峡与莫斯科之间，希特勒是一个国家力量相对较小的统治者，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止希特勒的行动，最后还是他自己的错误判断使他停下了脚步。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令他们对苏联更加警惕的是它的对外影响力甚至可能不需要搞一次希特勒那样的突然袭击。任何像"国家社会主义国际"(National 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组织都是荒谬无比的，并受到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的嘲笑，就像他描述狂暴的斯波德(Spode)及其伦敦家乡"黑短裤"(Black Shorts)滑稽乐队一样。 "共产主义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还不至于如此荒谬，苏联红军也不需要为了斯大林扩大自己的统治而继续向西推进。②

就在被盖世太保枪杀前一个小时，一个共产主义者领袖在巴黎的牢墙上写道，他将出去"做好歌唱明天的准备"。 (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试图在他的著作《人类的命运》中捕捉这种精神。③)作为西方国家的大众运动，共产主义作为最崇高的理想是很有感染力的，它本身可以抵御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金·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无意识中为它写下了墓志铭："要想毫不留情地告诉人们苏联的真相，那就是剥夺汽车工人们的希望。"④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联盟和大工会组织中，共产主义者毫不掩饰将自己的忠诚交到谁的手里。

在战争结束时，大部分欧洲－－实际上是那些未被红军占领的地方，显然陷入了风雨飘摇的混乱之中。目睹德国的破坏情况，麦克洛伊形容那是"史无前例的，除非是回到罗马帝国，甚至经济动荡还要更加剧烈。" (12)在地球的另一面，就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两天后，斯大林最终对日本宣战。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CIA的前身)的卡灵顿·斯威福特(Carleton Swift)陪同毛泽东的大元帅朱德到了满洲国，在那里，每一座日本人盖的工厂都已经被俄国洗劫一空。重要的是，他回忆道，"除了朱德咬牙切齿的声音，一片死寂。" 这种邪恶的世界对于美国世纪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

1945年：峰顶浪尖(7)

在可怕的日子刚刚过去后，人们难以理解苏联为什么必须全面武装、多疑、甚至贪得无厌。可是，苏联内心对自己安全的担心却与以下事件无关：把全国各民族推向死亡，公开审判东欧的共产党干部，还有一连串的失踪案，比如，31岁英勇的瑞典外交官罗尔·瓦伦堡(Raoul Wallenberg)的失踪案。战争快要结束时，瓦伦堡在布达佩斯被绑架，两年后他很可能死在了卢比昂卡秘密警察监狱(Lubyanka Prison)。极端的疯狂带来了极端的罪恶。为了推行特洛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破坏性理论，俄国最著名的遗传学遭遇了灭顶之灾，李森科是一个水平低劣的生物学家，又是一个秘密警察，他坚持认为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理论是错误的，其目的是要证明"社会主义人类"可以迅速地进化。有些在苏联发生的事比俄国历史潮流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还要奇怪。事实上，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比如布哈林(Bukharin)和巴苏卡尼士(Pashukanis)都被枪毙了。这种行为不属于地缘政治学范畴，它是疯狂独裁的结果。

苏联是一个建立在恐怖至上、强加于一个饱受侵略的国家头上的政治秩序，不过，人们可以从苏联的所作所为中看出，这种残暴的本性就是事物运动的过程，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世界。列宁在一战结束后曾经谈到苏维埃政权对付资本主义势力的做法，他说，"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然而，这种形势令人难以接受，或者长期看来，甚至在民主国家不可能持久。对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的俄国或革命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来说，冷战并不是一次新的经历。对斯大林而言，冷战甚至具有某种特殊的回归历史的性质。

在《在港区的劳动和思索》(Working and Thinking on the Waterfront)一书中，埃里克·霍弗尔(Eric Hoffer)讲述了码头工人欢庆欧洲胜利日的故事，一个码头装卸工朋友预料，英勇的俄国盟友将成为美国对付的下一个国家。(13)当一个孩子生龙活虎般地打倒了校园土霸王时，他会不会迅速地取而代之呢？

可是，到对日作战胜利日，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信念－－美国是"地球上最后也是最好的一块希望之地"－－看起来不仅仅是共和之梦的祈望，也是这个重担累累的世界最终在物质上得到解放的向往。其中最能反映1945年美国形势的是音乐片《小镇风光》(On the Town)，它是杰洛姆·罗宾斯(Jerome Robbins)和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为庆祝推翻暴政和拯救民主、歌唱自信民族的自豪和骄傲而创作的。那时，美国公民一方面准备更多地参与世界经济，另一方面(刚被提醒极权主义的恐怖)努力与肮脏的政治和军事发展保持距离。

美国仅仅依靠它的存在就可以很容易发挥自己的平衡作用。美国在1945年的人口只占全世界的7%，但却拥有世界上将近一半的生产和制造能力。在它的视野内，地平线上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国家雄心勃勃，充满力量，大有用武之地。为了这场战争，美国人花掉了2300多亿美元，超过了1945年(战争支持了经济扩张)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今天的美元来计算，有2万亿美元。自从经济大萧条开始后，美国人一直希望过上好日子。现在，在胜利气氛中，战时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不仅使一直受到压抑的消费者激发出巨大的需求动力，而且增加了美国战时所需的工业储备。这两股力量同时扑向美国的大街小巷，另外还有对生产力特别重视、放开银行账户上的战时存款和自由公债、民用电子学飞速发展等推动力。

1945年：峰顶浪尖(8)

在近十五年的迟滞后，人们相信他们能够安全地参与到巨变的漩涡中，这种变化在目的较少的时代本来会滋生堕落之风，不过，与之相反，很多大萧条和战争时期的临时之举在和平来临之后仍然保持既定状态，这些政策包括农业补贴、对铁路票价的控制、为发展科学技术投入巨额公共资金、对外国物资实行秘密调查、实行养老金制度以及与企业签订军事合同等。政府过去扮演的史无前例的角色已经逐渐被人们接受，成了正常的事情。毕竟，对于诸多有价值的事情来说，政府显然是保护人，比如，按照《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美国政府将投入370亿美元用于高等教育和(白人居住的城郊)家庭购买力，当时人均可支配的年收入为1074美元，这一措施将会创造出一个新的美国中产阶级。(14)这是一笔极好的投资，好得令人们相信所有这样的政府投入都会有相应的收益。

《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后来将所有这些充满能量的社会浪潮浓缩到一个形象的词语，即"历史的加速"。 从这时起，历史将会加速前进，带动了迄今为止在技术、接着还有社会、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最广泛的转变。有一些情况不大好证实的，比如在一些新兴的应用研究领域，例如经济学，正在通过一种外在的信心体现出来。社会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的尴尬平衡也被打破，比如，人们荒唐地对分析心理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却得不到重视，神经病学也无人问津。当时，这些情况都仅仅是一些琐事而已，因为整个世界看起来才是为美国创造出来的。可是，这种期望很快被一场崭新的斗争拦腰斩断了，人们感觉到有些事情的发展已经很不对劲，热切的期望也因此蒙上了阴影。

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已经筋疲力尽了，很多国家都需要美国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适合国民精神的应急训练。可是，美国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陷入世界事务中，甚至比那些美国世纪的倡导者所梦想的还要深。到1945年秋，美国就实行一种警惕性更高、参与更加全面的对外政策达成了初步共识，美国要防止诸如因关税造成的经济萧条、权欲熏心的独裁者上台等事情的发生。但是，这种战略需要美国做其它一连串的事情，问题是美国还需要做多少？要花多长时间？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在大肆鼓吹"世界领导者"的背后，意味着全世界需要学会听命于美国，而不是美国需要沿着地球上最危险的道路和丛林小径跋涉前进。

奇怪的是，美国有整整一代人如此迅速地投入到了一个追求理想化国防的世界，致力于保护那些它原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家，并最终支持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手段并承担起几乎无人知晓的责任。同样重要的是，意见仍然严重扭曲的公众，尽管牢骚满腹，需要从口袋里掏出数万亿美元，在以后的四十多年中花得一干二净。对于这场冒险，人们无需为了发现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而去相信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或军工联合企业会有什么阴谋。(15)令整个企业界极其头痛和仇恨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经常说："反直觉(counterintuitive)总是最有意思的"。

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走向全球主义"？这个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对美国人来说却难以回答。不过，"全球主义(Globalism)"这个词本身作为一种学说和一种观念，含义是复杂的。从珍珠港事件到广岛事件，美国令人吃惊的对外行动就具有全球性影响，但不是全球主义的行动。美国军队在世界范围内出击是因为国家的敌人在那些地方，除了战斗之外美国并无他图，一旦敌人被打败，美国的对外干预行动又会变得迟缓和勉强，几乎总是站在远处，试图用技术和金钱代替现实的存在。

1945年：峰顶浪尖(9)

到1945年末，有五个方面的因素在影响很多美国人对这个世界的判断：一是速度，最简单和最明显的加速度。1935年之前，只有科幻作家才相信原子弹，但在1945年8月，原子弹向全世界显示出了美国具有既简单又强大的力量的事实。在1935年，谁也没想到可以通过空袭夺取敌人的军事要塞，可是几年之后，就在比利时边境的埃本·埃马耳(Eben Emael)，德国突击队实践了这种攻击方式。但是到了1950年，这种奇妙的战术又过时了，在任何已有充分准备的敌人面前，它失去了威力。就在那时，除了斯大林之外，苏联出人意料地拥有了自己的核弹。正如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喜欢说的一句话："在它起作用之日，就是其作废之时。"这是一个希望和威胁都不可思议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个最好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另一个因素是运气感。盟军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人多、经济基础更强大、以及作为解放和抵抗力量的道义优势。在战争初期，盟军节节败退，短期内失去了很多但并非关键的地区，如同德国人在入侵俄国和日本在侵占太平洋地区时出现的情况那样。尽管如此，胜利的可能性还是微乎其微。如果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日本的海军上将们作出的一些决策相反的话，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除了最富有和最遥远的国家，显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指望上帝会赐予好运，不然，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关于上帝会关照蠢人和醉鬼的断言和美国都不会进入核时代。

第三个因素是规模，这和美国人的感觉正好相反。(16)无论是令消费者着迷的电子世界，还是令美国大众警惕的热核世界，这个世界的确变得越来越小了：来自孤峰野岭的青年小伙子有的在喜马拉雅山遇难，有的在复活岛外溺水身亡，有的从日本冲绳领回了新娘。科学技术将人们拉在了一起。不过，同样明显的是，纯粹地理规模大也可以提高某些国家的重要性，而且与历史上著名的国家有所不同－－比如日本、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它们的面积比德克萨斯州还小得多。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属于一个等级，印度也是这一级别。这将是一个陆上力量的时代，国家规模可以使力量的构成要素成倍地提高，它包括人口、资源、还有在厄运临头时稀释核打击的能量。

此外，人们还认识到安全是一个需要努力争取和管理的东西。显然，美国人不可能对世界事务视而不见，只顾忙自己的事情。在美国革命、1812年的独立战争和内战之后，美国都曾这样做过；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依靠关税限制，自给自足，也这样做过；1919年之后，美国退回到以道德为名、实际上由利益驱动的保护主义思想中，也这样做过。这次不会再发生了。

最后一个因素不言自明，即欧洲又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将事情弄得一团糟。如果抛弃这些疲惫不堪、缺乏信用的主权国家，让它们重温权力失衡、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和军事冒险的悲惨历史，生活只能变得更加糟糕。美国既不相信自己的朋友，也不相信以前的敌人，美国需要适当地重建自己的地位。美国有理由这样做。

自合众国成立之初就一直在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定律是：不参与结盟、避免与旧世界国家争吵，但是，这些铁板定律(如果很少得到过检验)已经消失殆尽，美国在焦虑中对世界的认识因此变得模糊起来了。相反，这些定律正在被新的通则所取代："慕尼黑协定"表明任何让步都将导致灾难的发生；"自由贸易"的理念非常脆弱，经常为了其它对外目标或者触犯国内富人阶层的利益而被牺牲；还有，如果从字面上看，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集体安全"思想，倒更像是一枚受了潮的爆竹。

人们不知该信赖何人的洞察力来透视战后世界的万花筒：是享有特权的上层白人阶层吗？到大萧条发生时，他们似乎已经毫不费力地控制了经济决策大权；(17)是科学精英吗？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欧国家的天才，他们的大批涌入令大学城吃惊不已；或者是那些开始担任政府和公司高层领导职位的将军和海军上将们吗？这也是模糊不清的事情。

1945年：峰顶浪尖(10)

美国人认为在他们与其他人之间有两个能够发挥作用的中间政体，一个无疑是联合国，另一个是大英帝国，美国愿意掏钱为他们作出保证。大英帝国是一个势力遍布全球的高科技实体，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创造"超级大国"这个词的时候，就是以它为"超级大国"原型的。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到二战结束时，大英帝国在世界力量当中，开始退居二线，也许是第三位；为了将世界从最邪恶的侵略者手中拯救出来，在整整一代人的战斗中，大英帝国或多或少一直是美国的盟友。大英帝国及其联邦共同体的疆域也有苏联的一半大，人口几乎是苏联的两倍。英国自己也许在喷气引擎、计算机和核能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正如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不久所说，也许大英帝国可以成为美国的"外部要塞"，并且继续承担起"英国治下的和平"(异想天开的)的角色。

维持世界范围内的和平是大英帝国本质的一部分，可美国没有人完全做好取代英国角色的准备。这个"外部要塞"之说只是一个詹姆斯式的奇思异想，没有公开的承诺，原因和目标不明，看上去大胆但最终只是一个空洞的姿态。如同大英帝国一样，美国在历史上对建立(和保持)权力均势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深恶痛绝。毕竟，作为岛国，它们对这样的均势有自身独特的看法：只有大体上的均衡已经被他人彻底打破时，它们才会参与进来。和大英帝国不同的是，美国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中却很少关注力量之间的利害关系，结果由于政策缺乏连续性和三心二意而遭到巨大损失，不过还是因为具有无与伦比的适应能力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美国即将卷入的竞赛显然成为迄今为止最浩大的一场冷战。"热"战有自己的地平线：一般来说，地平线越近，战争的破坏力就越大；"冷"战，比如17和18世纪英国和法国之间控制北美的战争，或者是19世纪英国和俄国之间在中亚地区进行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都可以持续数十年，但从历史上看，并不会使卷入的社会油枯灯灭。 (18)然而，在未来的日子里，美国却要耗尽大部分精力独自面对可怕的对手。这场冷战长期拖延下去，不仅代价高昂、令人彻夜不眠，而且，在最坏关头，随时可以引发新的危机，其威胁可以使二战带来的第一次巨大灾难相形见绌。"希望迟迟不来，我心伤悲啊"(旧约《箴言》13：12)。

在1945年到1946年的冬天，所有不确定的事情都出现了，都预示着以后大半个世纪中即将到来的危险，他们没有导致最终的灾难。一些流血事件在意料之中，也确实发生了，但它不是在欧洲平原上展开的生死决斗，也不是盘旋在中国上空的原子弹的阴霾。相反，它以浩大的亚战争形式出现，以各种变异的对抗形式出现。这种斗争没有尽头，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结果在这场冷战中伤痕累累。

20世纪末，美国五角大楼向1945年到1991年期间在军队中服役的美国人颁发证书，以表彰他们在冷战期间作出的贡献，史密森尼(Smithsonian)博物馆就把冷战定在1945年与1991年之间。实际上，冷战的起始日期并没有这么明确。虽然1945年东西方之间充满对立的气氛，但这种紧张形势在二战结束一年后，英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开始冻结；此后一年，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也才冻结。思想坚定的英国工党部长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说，在1946年到1950年之间，世界再次回到了"发生侵略战争的某种恶梦中，而我们原来以为已经通过处置希特勒的方式将它埋葬了"。 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已经被历史上最不真实的和平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