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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的尘埃》 内容简介

- 《五十年代的尘埃》 目录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尘埃里的珠玉(1)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尘埃里的珠玉(2)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尘埃里的珠玉(3)

- 《五十年代的尘埃》 代序(1)

- 《五十年代的尘埃》 代序(2)

- 《五十年代的尘埃》 梅兰芳传稿(1)

- 《五十年代的尘埃》 梅兰芳传稿(2)

- 《五十年代的尘埃》 梅兰芳传稿(3)

- 《五十年代的尘埃》 梅兰芳传稿(4)

- 《五十年代的尘埃》 梅兰芳传稿(5)

- 《五十年代的尘埃》 梅兰芳传稿(6)

- 《五十年代的尘埃》 我的女上司(1)

- 《五十年代的尘埃》 我的女上司(2)

- 《五十年代的尘埃》 我的女上司(3)

- 《五十年代的尘埃》 我的女上司(4)

- 《五十年代的尘埃》 三妇人(1)

- 《五十年代的尘埃》 三妇人(2)

- 《五十年代的尘埃》 三妇人(3)

- 《五十年代的尘埃》 三妇人(4)

- 《五十年代的尘埃》 三妇人(5)

- 《五十年代的尘埃》 三妇人(6)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1)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2)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3)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4)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5)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6)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7)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8)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9)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10)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11)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12)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13)

-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14)

- 《五十年代的尘埃》 俄国的苍蝇和皮匠(1)

- 《五十年代的尘埃》 俄国的苍蝇和皮匠(2)

- 《五十年代的尘埃》 俄国的苍蝇和皮匠(3)

- 《五十年代的尘埃》 俄国的苍蝇和皮匠(4)

《五十年代的尘埃》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了作者1950年代在纽约发表的部分文章。

《梅兰芳传稿》既是作者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几十年来在海外反复刊载，被评家认为是所有写梅兰芳的传记、文章中最出色的。《我的女上司》等六篇小说的有趣，除了能让我们一窥五十年代留美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更可以令读者领略一位优秀史学家的人生洞见和生命态度。《俄国的苍蝇和皮匠》由作者根据史学家何柄棣的一次旅行而记，文字亦十分有趣。

《五十年代的尘埃》 目录

尘埃里的珠玉 胡菊人

五十年代的尘埃 (代序)唐德刚

梅兰芳传稿

我的女上司

三妇人

学跳舞

求婚

疯院去来

露娜今年三十岁了

俄国的苍蝇和皮匠

昨天的足迹

海滩

梦

公园里的雪莱石像

街车

鲸鱼

夜归微雨

金陵怀古

无题

《五十年代的尘埃》 尘埃里的珠玉(1)

尘埃里的珠玉

——序唐德刚《五十年代的尘埃》

胡菊人

一

唐德刚先生有次以笔名在《明报月刊》写了好几篇政论文章，笔调幽默佻，评点锐如匕锋，却又气象磅礴，理路森然，原来竟都是在旅途客栈中写的，我听了不禁为之倾倒。此串文章刊出之际，苦了我这个编者，各方文士，纷纷打听，一再向我逼审：此仁兄何方神圣？必是大有来头人马，文笔妙、见解精、读来笑中有泪、泪中带笑，难道会从大石头爆出来？我好多次几乎冲口而出，但为作者保守秘密是编辑的起码修养，人家逼我愈急，我嘴巴闭得愈紧。还不自觉流露了得意神色，做编辑的拉到好稿，比中彩票还高兴。终于没有人猜得出来，好几年了。

后来有个识货的行家，到了纽约，与德刚先生叙旧，便当面逗他、套他、哄他，要他承认。德刚先生笑而不语。对方终于斩钉截铁地说：“必是你写的，难逃老夫法眼，我敢以性命人头来打赌！”此人便是周策纵先生。

这个小故事证明两点。德刚先生不动笔则已，一动笔往往引动视听，天下妙文，万人争诵。其次，他的文笔风格独特，别人学不来，海内外能文之士虽多，绝少写得出这样出色当行的文章。熟知他文笔的老友策纵先生，一读就似曾相识，文风天下有一无双，正像越王勾践的宝剑，千年百代之后，一旦出土，还是他的，无人可仿，无人可冒。

唐文之引动视听，还有一显例。他的《梅兰芳传稿》首次于一九五二年《天风月刊》上亮相，即已名动四方，《明报月刊》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予以转载，亦成为最受欢迎的鸿文，后来又在台湾《艺海杂志》转载，亦同样叫座，现在收入本书，当然也是永远为人争诵的。文章如名剧，屡屡上演，屡屡为人喝彩，当真像梅兰芳演《贵妃醉酒》一样了。

《梅兰芳传稿》比谁都写得好，因为是运用文学笔法，像太史公为古人立传，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有人评为过分夸大，然而文学笔法本来就应该夸张。太史公写荆轲，临诀一场，感人至深。说他先以变徵之声“沉郁忧伤”的调子唱了一段，把大家感动得眼泪鼻涕一齐出来。又跨前几步，蓦然将调子提高三度，变为羽声（曲中转调），这慷慨激昂的羽音，使大家眼睛都张突了出来，头发直竖，将帽冠冲起。这头发的描写显然是夸大，尽管“怒发冲冠”已是用滥的成语，但我们哪里见过愤怒时头发直立的。太史公的用意一表荆轲之勇毅决烈，一表众人对秦始皇的势不两立，正像唐文写梅兰芳的手，说是风靡了全美国，美国少女无论是在地道车上、课堂上、工厂里、舞场上，一窝蜂都在模仿“梅郎”舞台上的“手姿”。梅兰芳的色艺精绝、美国人的倾心、梅君的影响力，不都表尽道尽了吗？

若问文学笔法“可爱的夸张”，写传记该不该用？太史公二千多年前已作了回答。然而太史公虽善于用夸张笔法，对时地人的背景、籍贯、年月、事件等等，却都力求翔实。唐文之梅兰芳亦复如此。但在纪实探源之余，若无文学笔法的艺术加工，梅兰芳亦不过是出土的金缕玉衣，不如读他的墓碑志，翻查他的族谱啦！

中国伟大的史书《左传》、《战国策》、《史记》，是“传记文学”的祖先。它们与《汉书》以后的体裁很不相同。它们的表现方式，大都是形象性的、写具体事实，并且往往现场化、故事化。太史公的列传很多是短篇小说，《战国策》的人物都是活的。《左传》也不例外。《左传》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是首尾结构相当完整的故事：有背景、有人物、有冲突、有对话、有人情和人性、有结局、大故事套两三个小故事，而彼此作有机关联。有一点不可不注意，此篇题旨原讲“孝道”，但除了结尾作者以“局外”身份（类似太史公之“太史公曰”）评了两句“孝行”之外，整个故事本身没有一字评议，没有犯小说作法中各种“作者干扰”最易犯的毛病。这不加任何评议，亦是对史实的客观写法，但就文学艺术笔法言，这个表现方式，实比以后好些“正统短篇小说”唐传奇、宋话本以至明清之际的李渔之“十二楼”等等更为完整。

古代史书所记原都非作者亲历，竟写得像亲身目击一样（唐德刚先生的梅兰芳，也是从断纸残篇的故纸堆里“目击”出来的）。用理性的学术眼光看，确有点“子虚乌有”之嫌，这大概就是《汉书》后史书改变了题材、笔法的原因之一。读史书如读小说家之言太不像话了。然而后世的大部分正史，虽然体例详备，结构宏大，绝不能像古史一样深入民间，它们只为科举应考“恶补”的材料。亦不像古史为人经常编为舞台剧，它们太抽象、太零碎、太无人味了，根本不能编。也很少能收入中学生中文教本，老师结巴巴、学生打瞌睡。此所以唐德刚先生的梅兰芳传，运用了太史公刺客列传的题材，扬弃后世史书本传的笔法。太史公是搅历史的，唐德刚也是搅历史的。大史家之外我们?太史公为文学家，唐德刚为史学知名教授和杰出史传作者之余，亦可以称为文学家。因为除了文笔、体裁，他还发挥了文学家必须具备的“想象力”，这种文学的想象力，在不违背时、地、人、事件之间的关系，力求忠实之余，为我们提供了逼真的场景、活生生的人物、动人的事件。现代不少史传作者，以参考书目、以注释、以引述之多寡来唬人、以资料之真伪、以“可信度”为高下，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我们能完全没有“文采”吗？不顾“读者”吗？不理别人的交感共鸣吗？难道“想象之真”不是太史公要达到的另一种“真”吗？现代史书好些恹恹不能阅，不正是作者自己太受委屈，太遵命于“学究式的学术标准”吗？

《五十年代的尘埃》 尘埃里的珠玉(2)

二

周策纵先生序德刚先生的《胡适杂忆》，即有与笔者相同的赞语：“他笔下的胡适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这作法承袭了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第一个最出色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早就用好的例子教导了我们。”称许他的文字“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的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夏志清先生在同书序中干脆说，唐德刚先生“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周、夏二公的说法十分中肯，亦不限于《胡适杂忆》这部书，事实上德刚先生能写多种好文体。一个人文字根底好、文章笔法好、识力厚、才分高，“学究枷”当然拘限不了他，必得露一手文采风流的把戏。

策纵先生说：读德刚先生的《胡适杂忆》，固然见到了活的适之先生，但也同时在胡适里找得到唐德刚。这正是作者的文采风流到处溢泻出来的结果。一流的传记，是不能把作者淹没的。我编校过美国史传经典之作的《林肯传：草原时代》，历史给倒转了，林肯复活过来。同时，写这部传记的卡尔&#8226;桑德堡（Carl Sandburg）诗人，亦随处觉得他的存在。我记得读到一段使我停下来森然想了很久。林肯青年时到一个荒山，但见怪石嶙峋，在月色掩映下像是一头头怪兽，四周苍苍茫茫、海天无垠，林肯顿时感到“天地悠悠”，在洪荒时代，那乳齿象亦正是一样怔怔的凝望过那些怪石，那同一的山谷，同等的景象，令我们马上念及：过去何在？将来何在？我何在？就“忠实纪录”的史传观点看，那桑德堡怎可以这样写？你怎知林肯当下的心境？那种“想象之真”有没有道理？居然进到林肯的内心去，有什么文献上的根据？我们其实不必问的。桑德堡要表现的，正是一个大人物、大豪杰必有的心怀。此一心怀，惠特曼［Walt(er)Whitman］在诗作中，写赫德逊河的渡头时问过，年年代代无尽无边的多少人走过这同样的渡头？秦时明月汉时关，青山依旧，夕阳几度？不正堪今古同声一叹？李白登山，不也有自古以来登高者如今剩下几人的话头。那陈陶足履吴越之地，有“今人地藏古人骨，古人花为今人开”的绝句，杜甫游“玉华宫”，眼见苍鼠、鬼火、败瓦、坏道，念当年宫人美人，今只余下一头石马，他望着那头石马，那头石马也望着他，这历史的眼睛，竟使杜甫独坐黄土上，“浩然泪盈把”大哭起来了。

这种感怀，是诗人共同的感怀，桑德堡自也有此感怀，难道林肯就没有这种感怀吗？桑德堡把自己的感怀，移花接木于林肯身上，是为了表现林肯心胸的广大，让他看见了乳齿象，有什么人类曾看过，何况林肯？——是为显示他的历史感、时空感。正因如此，我们见到了林肯也见到了桑德堡。我们在“胡适”中固然见到了唐德刚，但在梅兰芳里也见到了他。他写梅兰芳在舞台上的醉酒，竟亦进入了“贵妃”当下的内心，作者逞其绝妙的幻想力，不间接显出作者的面目吗？

《五十年代的尘埃》 尘埃里的珠玉(3)

三

夏志清先生认为唐德刚的《李宗仁传》不及《胡适杂忆》写得好，正是由于前者受李宗仁口述所限，无法施展作者的文笔与才华。夏先生因《胡适杂忆》而称唐氏为“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笔者在前面则称唐氏为“文学家”。现在我们一说“文学”，就好像只有诗、小说、剧本、抒情性小品，而不及其他。有些文艺青年恐怕还以为“史传”之作，不属于“散文”和文学范围，那是受西方近代观念所影响。我们中国自孔夫子说“文学、子游、子夏”，至《文心雕龙》，再及于清代之《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等书，文学两字的范围，定得很宽。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当不仅指今之所谓“纯文学”，亦必然将唐德刚的“文章”、他的史传之作归入“文学”天地，如果他认为那是“好文章”的话。

唐先生自谦本集里的都是“尘埃”、是“杂文”、“游戏之作”，我倒愿称之为报导文学、散文，甚或小说。就报导文学言，它们把五十年代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面貌，留下了三鳞两爪，有温故的意义。就散文言，都是读后余味回甘的好文章。就小说角度看，会发现德刚先生是写人物的好手。《我的女上司》这个典型美国职业老处女，目下有些小说家写人物往往不及他写得生动。《求婚》若说是短篇小说，一般文学杂志编辑不会摆到散文栏去。《疯院去来》也应当视为一个短篇，谁才是“疯子”？我们读后不禁深深感喟。《露娜今年三十岁了》也很令人低回。《学跳舞》一篇是记叙散文，从中发现作者是“说故事”的好手，两个“乡巴佬”在纽约学跳舞，文章拖得这么长，如果《海外论坛》不停刊，他还当继续写下去，可是一点不觉得拖沓，读者还要追读下去，连连捧腹。《三妇人》写流落异邦的波兰女子，使天下之去美国失乡者同声一哭。五十年代中国人，何尝不然。从《三妇人》、《疯院去来》、《露娜》这些文章，可以体会到作者深厚的同情心怀。唐文虽有时突梯滑稽，冷言尖语，然在梅兰芳一篇中，亦见到他温柔敦厚的一面，梅氏出道时的某些尴尬，后来与豪门军阀之交往，以至于梅兰芳自己的婚姻，作者笔底留下很大的余地。

这集子中凡刊于《海外论坛》的文章，我在大约二十年前即已拜读，并且还都校对过，德刚先生恐怕还不知道。当时《海外论坛》在美国集稿、编辑后，即寄交（我工作的机构）香港友联出版社排版印刷装订，再航寄到美国发行。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位小姐，是我初恋之人。义不容辞，请缨效劳，先拜读了这些好文章。就在我接到这部稿子不久，今年三月三日，有幸在港会见了《海外论坛》的创办人之一许牧世先生。笑谈中还说到当时负“友联”债的情形，他又说，当时你们在香港匆匆排校印刷装订，跑飞机场把杂志航寄到美国，可是在纽约的邮局，它们可以静悄悄地寄宿，睡它个三四十天，无人认领，航空费都浪费了。他摇头说，“办同人杂志真难！”虽然如此，我仍认为那是有价值的工作。若问五十年代的留美中国知识分子，从历史的回声里，听到那么一阵的呼声与呐喊、感到有那么一种忧时伤国的情怀，也还就是《海外论坛》那一班人。何况当时他们都还在挣扎求生存的阶段，不像现在都已成为大学者或在别的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

我一九六二年首次承美国国务院之邀访问美国，在纽约就由《海外论坛》的另一位创办人李和生先生带我到各处游览和拜访。他那忠厚朴实的样貌，我至今仍然在目。他给我联络到德刚先生，可是要我自己搭地下铁道去，我是个大乡俚，那一线地道车还蛮复杂，有些班车在街口停站，有些不停站，这可把我难倒了。但我终于没有误车，按址按时，在挂有胡适之手稿题赠德刚的客厅里，闯进了我这个不速之客，至今十七八年了，我仍以第一次搭纽约地道车不误而沾沾自豪。我第一次领略到“系统”（System）和“标志”的好处，就凭这些抽象的符号，我在车上仔细地研读一番，即到达目的地。这是我们中国人最不擅长的。说到System，令我想到台湾中正国际机场一开幕，据说最大的毛病之一即为“流转不通”，正是“系统”和“标志”不明确所致云云。但台湾已进入“现代化”，此方法势必学会，亦不得不实行，包括政治上的“System”在内。

再一位《海外论坛》的创办人周策纵先生，在见过德刚先生后两天就在哈佛见到了。那时的策纵先生不像现在见到人老是笑，一九六二年我和他谈了好久，还承他宴请一起和他家人吃过饭，但在记忆中他从未展颜。当时他的《五四运动史》完成不久，和他谈的大都是国家与文化问题。恂恂书生，形象却是沉郁的，似隐藏着深重的忧患意识。有股凛凛的颃世颉俗之气。我想就是大家这股气，成为创办《海外论坛》的原动力。他们写文章、做发行、捐助经费，挤出业余课余时间，要为国家做点事。现在回头来看，《海外论坛》除了为五十年代的留学生留下声音之外，还不能否认，它是至今为止留学欧美中国知识分子所办的水准最高、文字最好的杂志之?。

也因为办了这个杂志，才逼得德刚先生写了好些上乘文章。他说这些都是五十年代“尘埃”下的“流沙坠简”，我们却无宁视为那是尘埃中不褪色的珠玉。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香港

《五十年代的尘埃》 代序(1)

五十年代的尘埃（代序）

唐德刚

这是作者在五十年代所写的几篇杂文。写的时候就兴之所至地写了；原无意要把它们保存下来。但是它们却也在无意之间被保存了——保存在一片灰灰的五十年代积存的尘埃下面。

记得就在那个年代的开端，美国的国务卿艾其逊曾说过一句举世皆知的话：“等到尘埃落定再说！”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在五十年代飘扬的尘埃，也早已落定——落在一起，结成像一层薄薄的丝棉。我拍拍它，它不动；我再吹它一下，它也不飞。肯定的是落定了。我用两个指甲轻轻地把它捡起，就在这片捡起的丝棉的下面，我发现了这几片已在那儿躺了二十来年的“流沙坠简”！

其他没有给这片丝棉覆盖过的断简残篇，显然早已随五十年代的尘埃飘散了；飘散得像春梦，像秋云；再也找不到了。

老朋友夏志清先生奇怪地问我：“自己写的东西，为什么不保存下来？”

“为什么要保存下来呢？”我一直“保存”了下来的五十年代的下意识，不期而然地代我回答了这个七十年代的问题。保存下来想做个作家、文人？还是想为子孙留点“祖训”呢？

落笔时不但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连一个人为什么要求生存，和如何求生存这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也没有想过。写了就是写了。最多只可说是一个流浪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字难免有一些留恋的温情而已。偶逢岁暮周末，孤灯默坐；拿起笔来，东写写、西写写，也可聊遣长夜；甚或享受点他人所不能体会的孤独的乐趣。

夏志清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一样，少小聪慧，立志为学。他们都是用功的学者，“不写不用气力的文章”。用了气力，自然就有职业感；有职业感，自然也就加意保存了。

笔者和他二人正相反。这些杂文就没有一篇是用过“气力”写的。没有用过“气力”的东西，反要一个经常无处存身的异国流浪汉用“气力”去保存，就有点犯不着了。所以这些五十年代的断简残篇，如果没有被埋没在尘埃之下，它们也就随尘埃一道飘散了。因而这里所重印的只是五十年代的尘埃底下，劫后余灰的拾遗之作。它们如有丝毫值得刘绍唐先生一再来函建议重印，和胡菊人先生百忙中抽空代为作序的话，那就是它们是曾经在五十年代空气中飘荡过的野马也、尘埃也。有一点点时代的气息，如此而已。

“五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不平凡的日子。那一些流浪在太平洋彼岸的老中青三代的知识分子，如何打发这段日子？贤明的读者们或许可以在这本小册子里找到点蛛丝马迹。林姑娘说得好：“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任淹留。”在那一段随东风作嫁的日子里，那儿有叹息、有彷徨、有苦笑，也有丝微阿Q的欢娱。

真正滋味如何，最好还是让读者们自己去假想罢！

这几篇小文，虽然各立门户，互不侵犯，但是它们的格局倒似乎是一致的。这虽是笔者的黔驴之技，变不出新花样；那也是受了一位朋友的影响——真切一点，毋宁说也是出于一位朋友的要求。

那是个八月上旬的一天。繁忙的南京城热得像一座火炉。可是朋友和我都不觉太热。固然是我二人都还年轻，不太怕热；也可能是心静自然凉的缘故。遥远的烽火还没有烧到我们的眉毛上来。

朋友是位斯斯文文的君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心境情怀，永远像是一泓秋水，纯净清凉。

“大家都在看冯玉祥的旅美游记，”朋友呷一口花雕，又喷了两口烟，慢慢地向我说：“冯玉祥说美国连马桶都比中国造得好——中国马桶顾前不顾后。”

朋友说着自己也笑起来。在他那微微移动的眼镜里，我看到那蓝天白云下秀丽的钟山，和那苍松微露，庄严古朴的台城。这些景物在两片有金边的玻璃上反映出来，更显得江山如画。

风吹到我们脸上是热乎乎的。但是热气之中却带来一阵阵玄武湖上的荷香。离开祖国，走遍世界，才体会到那是我祖国特有的芬芳；离开了，也就永远失去了。

“你也从不同的角度写一点嘛。”朋友又缓缓地继续他对我的劝告。“我们的读者虽没有那么多，也还是有不少人看的。”

“不是怕没人看，”我听他说了许久，才回答他一句。“只是写得太浅薄，怕惹人笑话。”我并且向朋友解释，美国简直是座“大观园”，而我呢，实在是刚从乡下出来的刘姥姥的孙子板儿。要板儿来写一篇“大观园游记”，不要让姑娘们、奶奶们看了笑话吗？

《五十年代的尘埃》 代序(2)

“不用怕，”朋友淡淡地说。“作者是板儿，读者还不是板儿？报屁股编辑更是板儿……你就板儿写给板儿看，不是很好吗？”

“板儿写给板儿看？！……”我心中默念了好几遍。我倒被朋友的文艺哲学打动了。

“少写些军国大事，”朋友递给我一支烟，又替我点了火，继续叮咛着说，“写点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不过写得有趣一点就是了。”

朋友比我大几岁；思想言行都比我成熟；文章也比我写得好，还有一块“园地”……他一直是我们小鬼队里的大王。他的话一直都是我们所最信服的。

“写点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以后我每一动笔，我都想到朋友这句指示。“不过写得有趣一点就是了。”

在美国我后来又碰到另外一位小鬼队里的大王周策纵先生。在周大王那里我才知道“写得有趣一点”的文章秘诀，在文言文里原来叫做“艺增”！

玄武湖上的热风，吹在身上很舒服。我们感到轻松、安适。朋友付了账，又陪我在柳堤上踱了半天。他说两三年后“回国”时，他再替我“洗尘”，并把我的“通讯”印成“小册子”。

夕阳在台城背后渐渐地沉下去；朋友和我也就在玄武湖畔的柳影荷香里分手了。

在上海，我提着个旧皮箱往成都路警察局去投奔一位在那儿当“巡官”的表弟。表弟既然当“巡官”，他就得夜夜出“巡”。他出巡，他那张铁床就被我鹊巢鸠占了。他出巡归来便去寻找另一张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安歇。那位床主出巡归来，发现床上有人，就去找另外一张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巡官”总归要不断出巡的，风水轮流转。同志间互相帮忙。哪个人没有一两位有志放洋的表哥呢？因此他们巡官同志们去互打“游击”，我也就“正规”地占用了表弟的铁床，睡得心安理得。

“开船”的日期终于被我等到了。表弟请我吃“三明治”，喝“可口可乐”——这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真是动辄几十万几十万的美式享受！

一辆三轮车把我们带到共和祥码头。我刚自车上踏下，一位“红帽子”立刻便把我的手提皮箱抢了过去。我谢谢他说，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提上船。他把两眼向我一瞪说：“如果客人都自己提皮箱，那哩吃啥呢？！”

我知道他是有来头的。我自己好不容易盼到留学了，在上船之前被人推下黄浦江，岂不功亏一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明哲保身，我就未和他讲理了。他提着我的皮箱，不到一分钟，我二人便从一条木梯上，进入了一艘美国大洋船。

一上船，我这位红帽子朋友，似乎立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开始叫我“先生”，又叫我“经理”；最后又叫我“博士”、“官长”……和一大堆南京不肯给我的官衔；目的是要我给点“小费”。“小费”给过了，他还是不去。原来他要我“搜身”——把身上所有的“钞票”都悉数搜出来给他作“小费”。这件事倒出我意外。哪有要“小费”有这样要法的呢？！

“官长啦！”红帽子向我又打躬又作揖。他向我苦苦地哀求，说，“侬这些钞票，船一开就成一堆废纸。为啥不做点好事，‘赏’给我呢？”他又说他有老母在乡间“要饭”；老婆在上海害“肺病”。他劝我多做点“善事”；上帝会保佑我一路平安。

他表现得实在可怜见的。说的话也有实情至理。看在他老娘和老婆份上，我缠他不过，只好把心一横，也就把我所有的“废纸”都“赏”给他了。后来估计一下，总数该在十万元上下——这也是我一辈子最慷慨的一次！

红帽子欢天喜地地跑下木梯去了。我在“美国”的洋船上，扶着栏杆，居高临下地注视着他。看他一回到“中国”码头之上，立刻横眉竖眼，又在抢夺另一位旅客的皮箱了。

船慢慢地向大海上漂出去。在斜阳之下的祖国，逐渐模糊，终于在暮云深处消失了。船长在喇叭里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已出了扬子江口，航行在“公海”之上了。我也知道这只在公海上航行的是只美国船。按国际公法，我们现在已经就身在美国了。

扩音器里的报告员，也很礼貌地招呼我们进餐厅用膳。当我还挤在长龙的尾巴之端时，一位新认识的“留美同学”就惊奇地告诉我说，吃晚餐时，“可口可乐可以随便喝！”“可以随便喝？！”我把两眼一瞪，我二人乃拣了个临窗座位坐下，“开怀畅饮”，把“可口可乐”喝个饱。

吃了两块美国肉饼之后，我二人又分吃一块奶油蛋糕；又各啃一个又胖又红的苹果。在祖国痴生了二十来年，还未啃过这样又红又胖的苹果！

这是我的第一顿的美国晚餐——“可口可乐可以随便喝”的晚餐。

餐后休息，又去洗了个极其痛快的美国热水淋浴；再穿上?海新买的睡衣；躺在摇摆不停的水手吊床之上；听着船舷之外有节奏的水声……我在想，想到我玄武湖上的朋友；想到船下向我不停地招手的表弟；想到那沿着一条木梯，在两国之间跑上跑下的“红帽子”……我和他们之间的生活已经有显然的中美之别了。“别”得像一头洋狗和一条祖国江南稻田里的水牛。这两个不同的动物所居住的不同的世界，其间实际的距离，不过是上海共和祥码头上的一条木梯罢了。

遵照朋友的嘱咐，我取出了练习簿，便把我这第一天美式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的小故事”记录下来，再加个题目叫“一条梯子的距离”。船抵横滨后，我这第一篇“旅美通讯”，便从东京帝都饭店的邮箱，飞向日没处朋友的编辑台上去了。它后来是否在祖国读者眼前露过面，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只是我的练习簿多的是；“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也多的是。兴致好，日记也天天记。记过了，加个题目；撕下来，投入邮箱，也就不管它死活了。

在一九五零年的除夕，鸭绿江畔炮声正浓，我在纽约忽然收到一份刻着“无法投递”的“退稿”。那原是我一九四九年初所寄出的七八篇“通讯”的最后一篇。它显然曾飞入国门——有京沪两地邮戳为凭——但是在祖国它显然是无枝可栖，所以又飞回美国了。

它回来了之后，我也没有替它“洗尘”，便信手把它向废纸堆中一丢。它后来如何的失踪了，我从未追查，也无心追查。它只是像一九四八年我的红帽子朋友所说的钞票一样，一卷废纸而已。它也和它的涂鸦主人一样，同是在那不平凡的年代里，随风飘荡的一点尘埃。一阵风来便不知被吹到哪里去了？其他的还管得了许多！

可是丢尽管丢，写还是常常写。日记写腻了，就写周记；周记不写了，就写月记、两月记、半年记……有空还得耍耍笔杆，耍到夏志清先生所说的“封笔”为止，因为板儿所住的“大观园”之内，“所见所闻的小故事”是天天都有；也是永远写不尽的。写在日记上或练习簿上（那时美洲还买不到中国的“原稿纸”），再想一个题目加上去，便成为“杂文”了。在华侨报刊上编报屁股的朋友们，缺稿了，拿去把它们印出来，它们也就和落定的五十年代的尘埃同在了。尘埃给扫掉了，它们也就给扫掉了。这就是这个小册子里这几篇仅存的小文坎坷的命运——一点点五十年代的梦痕。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于纽约市大期考之后）

《五十年代的尘埃》 梅兰芳传稿(1)

如果男性之间也有一个人可以被称做“天生尤物”的话，这个人应该就是梅兰芳！

兰芳的名字不用说将来是与中国的历史同垂不朽了。但他之所以能名垂史册，不是因为他贵为今日的“人大代表”；也不是因为他曾经立过什么“功”，什么“德”足以造福人群，而是因为他能以男人扮演女人的成功！

一个曾经看过梅剧的苏联剧作家问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个男人来扮演女人呢？”颜说：“如果以女人来扮演女人，那还算什么稀奇呢？”

兰芳现在是名满全球了！但是老实说西方人之欣赏梅剧，恐怕多少要受几分好奇心的驱使。可是我们看惯了“男人扮演女人”的几万万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什么又对他疯狂地爱慕呢？这分明不是因为他“稀奇”；而是因为他“更别有击人心处！”

兰芳才四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十年之后母亲又死了。他既无兄弟，又无姐妹，所以一小便孤苦伶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世上的天伦乐事，有好些趣味，我是从未领略过的。”

幸好他还有个祖母。她悯其孤苦，躬亲抚养，至于成立。另外还有个“胡琴圣手”的伯父。兰芳七岁时便开始学戏。他那驰名的《玉堂春》就是他伯父教的。所以兰芳未到十岁就会唱“十六岁开怀是那王”了。

他们梅家在满清咸同年间在北京便很有声名。所谓“所操至贱，享名独优”。兰芳的祖父梅巧玲身躯长得细腻洁白，肥硕丰满而善于忸怩。所以当时便以演风骚的戏出名。在《渡银河》一剧里演杨太真，能使全场春意盎然。而在《盘丝洞》里饰那和猪八戒调情的蜘蛛精，玉体半裸，尤其淫冶动人。

一个曾看过巧玲戏的人说：“《盘丝洞》一剧，以梅巧玲最擅长……他人不敢演也。盖是剧作露体装，非雪白丰肌，不能肖耳。”

梅家之入京，当始于巧玲，至于他的祖籍何处则殊无定论。《梨园轶闻》的著者许九野说：“梅胖子，名巧玲，字慧仙，扬州人。”此说殊不可靠。因为扬州是烟花旧地。中国古代诗人羡慕“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又说：“人生只合扬州死。”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名伶名妓都说自己是扬州人。

五四运动时代，北平学人则说梅是胡适之先生和陈独秀先生的同乡——安徽安庆人，不知何所本。

萝摩庵老人的《怀芳记》和齐如山编的《梨园影事》则说梅家是祖籍江苏泰州。此说似稍可信。盖维扬产的艺人，都概括地说他们自己是扬州人，故有是扬州人之传说。至于安徽人一说显系无稽之谈。惟不管三种说法之真实性如何，而梅氏原为南方人则似无可疑之处。

满清时之南伶北上实始于清乾隆帝之南巡。清高宗之南巡主要目的是为征逐声色的。所以回銮时曾违背了“祖宗家法”携回大批江南佳丽，并选了大批江南俊秀儿童带回北京预备训练作御用伶官。这些儿童同时也就被列入乐籍。

清人罗瘿庵在他的《鞠部丛谭》内说：“南府伶官多江苏人，盖南巡时供奉子弟，挈以还京，置之宫侧，号南府子弟，皆挈眷居焉。其时江苏岁选年少貌美者进之。嘉庆后渐选安徽人皆纳之南府。道光后南府皆居太监，伶人乃不得挈眷矣。”艺南生的《侧帽余谭》则说：“若辈向系苏扬小民从粮艘载至者。嗣后近畿一带尝苦饥旱，贫乏之家有自愿鬻其子弟入乐籍者；有为老优买绝任其携去教导者。”

至于巧玲本人是否亦以此种方式去北京的则不可考矣。巧玲在髫年时艳名即遐迩皆知。其时亦常入内庭供奉。这“天子亲呼胖巧玲”的花旦，在咸丰初年即已是捧客们征逐的对象。

《五十年代的尘埃》 梅兰芳传稿(2)

不过这时正是昆曲已衰，皮黄未兴的时候。加以北方外患方亟，南方的太平军正虎据长江之时，以故北京戏业不振，伶人的生活还很清苦。那时北京的戏票每张只卖铜钱几百文，约合后来十来个铜元。此种情形至光绪初年还是如此。所以他们那时所最看中的生意经，便是到达官贵人们家里去演堂戏。但以巧玲之红，每回堂戏的收入亦不过十两银子，比起他孙儿和谭鑫培等在洪宪王朝时所演五百银元一夕之堂戏，真有霄壤之别。

再者在帝王时代的中国，三千年来一向是“娼优”并列的。乐籍是中国阶级社会中的最下级品流，与外界是不通婚嫁的。《鞠部丛谭》中说：“凡名伶无不有几重姻戚；盖昔时界限甚严，伶界不能与外界结姻。”兰芳的岳父王佩仙便也是个名伶。佩仙的五个女儿也分别地嫁了五个出名的戏子。

在那种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考究出身非常严格的社会里，他们梅家便世世代代做着优伶。但是在那个时代，做个伶人也着实不易。他要应付当朝权贵；他要敷衍地方上的恶势力；还要浓妆艳抹地去为捧客们征歌侑酒。据说梅巧玲还有几分侠气，每不惜巨金去救济那些为他捧场的寒士。所以他虽然做了四喜部头，也往往入不敷出。所以当他于光绪八年病死的时候，遗产所余也很有限。

巧玲有两个儿子，乳名叫做大琐二琐。大琐名叫竹芬，后改名雨田；二琐名叫肖芬。他两人也继承父业习青衣花衫。大琐年少时粉抹登场也还楚楚可人。《宣南零梦录》的作者粤人沈南野当时在北京做豪客，“曾招之侑酒”说他：“既至则敛襟默作，沉静端庄类大家闺秀，肥白如瓠，双靥红润若傅脂粉，同人拟以‘荷露粉垂，杏花烟润’八字。谓其神似薛宝钗也。”这位薛宝钗式的大琐就是兰芳的伯父，后来他也因“倒嗓”不能再唱，而改行为琴师。

至于二琐则一直是默默无闻，未见有人捧他，未及壮年，便夭折了，而兰芳就是二琐的儿子。所以他不但少孤，而且家境也非常贫寒。

但是兰芳一小便绝顶聪明，更生得明眸皓齿，皮肤细腻白皙，指细腰纤，真是浑身上下，玉润珠圆。而最奇怪的是他自小便生得一副谦和脆弱的气质，柔和得像一个最柔和的多愁善感的少女。再配上一副清和润朗的嗓音，使他除性别之外，便是个百分之百的姣好的少女。当时人说他是“以文秀可怜之色，发宽柔娇婉之音”。所以他自十二岁取用艺名兰芳——他原学名梅澜，字浣华——在北京登台以后，一鸣惊人，不期年便捧客盈千。

须知当时北京的优伶，没有人“捧”是永远不能成名的。在那千万个捧客之中，最重要的还要“豪客”。

至于豪客在当时的北京是所在皆是的。那儿有的是王公贵人，贝勒公子；有的是腰缠十万想到北京“捐”个知府道尹的地主富商；有的是进京会试想谋个一官半职的各方名士和新举人；有的是卸职还京，在习礼三月等候便衣殿召见的封疆大员。他们都是有钱有势的有闲阶级。客居无聊，便去包妓女，捧戏子。

清季京师禁女伶（北京有女伶系庚子以后事），唱青衣花衫的都是些面目姣好的优童。这种雏伶本曰“像姑”言其貌似好女子也。后来被讹呼为“相公”。日久成习“相公”一词遂为他们所专有，公子哥儿们反而不敢用了。兰芳便是当时百十个“像姑”之一。

这些像姑们当然每个人都想拥有千百个豪客，借他们的财势，将来好变为红脚。贱日岂殊众，我们没有理由能把这时的兰芳和他们分开。

但是应付这些豪客也绝非易事。他们除在园子里听戏之外，还要这些童伶们去“侑酒”去“问安”。侑酒的方式有剧妆侧侍的，也有卸妆杂座的。在这种场合下，酒酣耳热，猥亵的行为在所不免。清人笔记所载比比皆是。

《越缦堂菊话》的作者李慈铭便感慨地说：“其惑者至于偏征断袖，不择艾豭，妍媸互济，雌雄莫辨。”这位李君并痛骂那“布政使”、“学差”者流的荒淫无耻。

清季恒以男伶和女妓同列。而女妓则无男伶的身价高。因为这些豪客们有的是美人充下陈，无啥稀奇。何况女妓们多有色无艺呢？

《五十年代的尘埃》 梅兰芳传稿(3)

郑振铎在《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序中说：“清禁官吏挟妓，彼辈乃转其柔情以向于伶人，史料里不乏此类变态性欲的描写与歌颂，此实近代戏剧史上一件可痛心的污点。”

有些像姑们除应付豪客之外，亦有以同样方式向“冤大头”们拖金的（“冤大头”三字在嘉庆时即有此俚语）。

据当时史料所载，这些“冤大头”们观剧必坐于“下场门，以便与所欢眼色相勾也。而诸旦在园见有相知者，或送果点，或亲至问安以为照应。少焉歌管未终，已同车入酒楼矣”。

这些冤大头们有的竟为他们所迷恋的伶人“筑室娶亲”耗至数万金者。亦有因破产呷醋等关系而招致杀身之祸者。所以有人作诗咏其事曰：“飞眼皮科笑口开，渐看果点出歌台，下场门好无多地，购得冤头入座来。”

但有时也有骗子冒充冤大头的。伶人们也常有因此失金“失身”的。

也有些寒士，因为做不起冤大头而又偏想染指，以至受辱的。其时有一老头子的寒士，自号“小铁篴道人”的，因为寻芳不遂而受管班的侮辱，他悻悻而去之后，还拿出阿Q的精神来说：“道人为花而来，岂屑与村牛计较，司空见惯，殊恬如也。”至于性情相投，双方皆出于自愿者，亦殊不乏人。

这一类的社会史料，在清人的笔记内真多不可数。清季士大夫阶级荒淫的罪恶，真罄竹难书。但是这个罪恶的渊薮便是兰芳出身的社会背景。由此也可知道他的职业的性质。

写历史的人不能因为他爱慕兰芳，便剪去了那梅郎弱冠时代伤心的一页。

据说兰芳少时即“以家贫，演戏之暇，时出为人侑酒”。有一个广东籍姓冯的豪客为他“营新宅于芦草园。屋宇之宏丽，陈设之精雅，伶界中可称得未曾有。冯又延请豪贵，往来其宅中，因之梅之名誉大著”。关于这位冯姓豪客于民国初年在北京传说尤多，今姑从略。盖那时捧梅者甚众，不必多考。

不过时至光绪三十几年时，兰芳仍算不得是“花国状元”。他上面前辈的青衣花衫还有他的师傅陈德霖和王瑶卿。生角有谭鑫培，和武生的杨小楼等。兰芳则不过是当时像姑中的第一二名而已。

但那一批前辈伶人与梅家非亲即故，所以他们对兰芳也加意扶持。尤其那特蒙西后殊恩的杨小楼和谭鑫培也时时援引兰芳为配角。有时亦偕入内庭供奉。北京人曾传说兰芳亦尝为西后面首，此说殊不近人情。至于后来传说他受宠于隆裕太后，虽亦不足信，惟征诸汉唐宫闱往事，固亦未可断其必无耳。

要不是时代有了转变，恐怕兰芳的一生便要和他的先人们一样，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凭自己以往的声名，来当一名管班，授几名徒弟，再去扶持一批小辈子侄，任达官贵人们去“捧”了。

谁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大清皇室随之瓦解土崩。兰芳的命运和他的职业一样也起了激烈的转变。

兰芳在清末本专唱青衣正旦，所谓贴旦。民国以后乃兼唱花衫。他本人是以皮黄起家的。但他并未忘记他梅家祖传的昆曲。《刺虎》便是他昆曲的拿手戏。

中国戏剧自宋元而后以至于他们梅家之崛起，都是昆曲的天下。自元人杂剧到吴梅所搜罗的一百四十六种“清人杂剧”，骚人墨客们也着实下过了一番功夫。至于情节的动人与夫唱词的娴雅，昆曲可说已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惟其伴奏的乐器则只以笛子为主。

《五十年代的尘埃》 梅兰芳传稿(4)

就乐器方面说，中国的笛子是很原始的。它只有七个音阶，国乐所谓宫、商、角、徵、羽、少宫、少商。笛子是不能吹半音的。更浅显地说，就是笛子吹不出钢琴上黑键所发出的声音。不用说西乐中几重奏的和音笛子无法应付，就是吹个单调儿，笛子也是不能胜任的。所以以笛子为主要伴奏乐器的昆曲，唱起来也是索然寡味的。

严格地说起来，昆曲是近乎话剧的。欣赏昆曲，与其说欣赏伶人的唱工，倒不如说欣赏戏剧本身的情节，熊佛西先生说得好：“大多数旧剧是只有‘故事’而无‘剧’的。”昆曲尤其是无啥可“唱”的，尽管当今还有批文人雅士如赵景深者流还在继续的唱下去。

中国诗人们所欣赏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与其说是欣赏音乐，还不如说欣赏意境的好。

所以到了满清末叶，昆曲就式微了。而打倒它的，却是由南方北传鄙俚不堪的土戏。“乱弹”，也就是所谓“黄腔”。湖北黄陂、黄冈两县所流行的黄泥调，便是后来的二黄，再配上徽调汉调乃成为后来的皮黄。

咸丰以后皮黄日盛一日。同治中兴时昆曲就被打入了冷宫。老的昆伶都纷纷改业皮黄。做这个转替时代的枢纽的便是三庆班头的程长庚，和四喜部头的梅巧玲。

巧玲原为昆伶且能吹昆曲笛子三百套，但是时势所趋，他终于改业皮黄，成了京剧的开山祖师之一。不过巧玲那时所唱的京剧不但词句是下里巴人，和昆曲不能比；就是它那主要伴奏乐器的胡琴，所拉的调门也十分简单，虽然已比笛子进步多了。可是到了他的儿子雨田手里情形就不同了。以前胡琴调子中的开板——所谓之过门——十分简单，到了雨田手里花样就多了。今日吾人所欣赏的二黄原板、西皮慢板、反二黄等等的幽美的过门，几乎都是雨田一手改良出来的。雨田因此成了梅派胡琴的祖师。

马思聪说：“试问两根绳子能发出什么音来！”这是出者奴之的话。就管弦乐方面言，我们同西方虽然不能比较，但就一两样小玩艺儿言，个人技艺的表现，我们也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梅雨田的胡琴就是如此。据说他能以胡琴“效座中各人言语”。京剧是今日每个中国人都听过的，胡琴拉得好的亦确有其超凡脱俗之处，这也是任何音乐家所不能否定的。

民国以后四大名旦的琴师，几乎全是梅派。所以兰芳不但是四大名旦之首，而其他三大名旦亦皆祖述梅家，现姑不多谈。

所以京剧到了兰芳手里，可说是天与人归。他的祖父和伯父都替他做了准备工作。他集三世之大成，再加上一己的天赋，年方弱冠，他便成了举世瞩目的红星了。

再者皮黄到了清末可说已至滥觞时代。西太后是天天要看戏的。那时戴红顶花翎，穿黄马褂的头品大员参见太后都要匍匐，仰首伫视是要犯大不敬罪的。可是戏子们在“老佛爷”面前却可随意调笑。据说在光绪初年德宗每次陪太后看戏总是侍立一旁，一次一个演皇帝的戏子出台后向宝座一坐说：“咱假皇帝有得坐，真皇帝还没得坐呢！”太后听了大笑，于是赐德宗座。

一个梅家四喜部的演员，一次在内庭戏台上，信口乱说拿女子开玩笑，他对他的婆娘说：“浑家，你知道阴七阳八吗？你们女人饿七天就死，咱们男人饿八天还不得死！”这一下他忘记了西太后也只能饿七天。所以慈禧听了很不高兴地说：“你们男人就这样神气！老不给你赏钱，看你饿死饿不死？”所以小太监们以后常常克扣他的赏钱。

由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皮黄在清末盛行的状况。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满清光宣之间，朝野上下几乎每人都要哼几句才算时髦。一时文人学士也以捧戏子为风流韵事。而兰芳就是这风流韵事中的宠儿。

所以罗拜在他的红裙底下的第一流名士，多不可数，而尤以清末民初的易实甫、樊樊山为最。梁启超和后进的胡适也常敲边鼓。

《五十年代的尘埃》 梅兰芳传稿(5)

在这些文人的精心策划之下，于是梅剧的内容情节，唱工、身段、灯光、布景、台词、音乐等等的进步也就一日千里（熊佛西先生在《佛西论剧》内对梅剧曾有严格的批评。这儿笔者所谈的只是就平剧本身的进化而论）。因此皮黄乃由一种鄙俚不堪的小调儿，骤然进步到雅乐之林。在中国的歌剧艺术史上写下了光彩辉煌的一页。而兰芳就是这一页的首要著作者。至于兰芳在这些第一流名士的捧客间，是否也有一二腻友，其友情是基于“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如琪官儿之与宝二爷者，笔者就无从深考了。

清季惟有天津和上海的租界内才有唱皮黄的女戏子。惟当八国联军的混乱期间，天津的女戏子乃乘间入北京演唱而大受欢迎。后来两宫回銮时，当局也就默许了既成事实。女伶既兴，则在北京很多唱青衣的男伶都被那唱青衣兼唱花衫女同行挤下去。在民国初年此种情形尤为严重。于是兰芳在各方怂恿之下，在大名士显宦的捧场中，也开始唱起花衫来。青衣贴旦是专究唱工的，而花衫则唱做兼重，为投时好，为求雅俗共赏，为与风骚的女同行争生意，则兰芳唱起花衫来，其任务也就益形繁重了。

为完成这一个繁重任务的第一要义就要举止淫荡。要拼命地“浪”；要浪得入骨三分，要浪得如贾琏所说的“使二爷动了火”。你别瞧兰芳“文秀可怜”，他浪起来可也真够劲。他的女同行想把他挤下去，显然是蜉蝣撼大树。

当他于民国二年在北京怀仁堂唱《小尼姑思凡》时，华北为之轰动。上自总统、内阁总理、各部总长……都夹在人丛中挤眉弄眼。在前三排的席次内，你可找到道貌岸然的蔡元培，一代文宗的梁启超，状元总长的张季直……在“小尼姑”春情荡漾时，你也可看到这批胡须乱飘的老人家们的眉梢眼角也如何地随之秋水生波。

他这一浪，那一批捧他的文人学者们固然为之心荡神移。而那批头插毛帚，代满清王公贵人而起的新统治者更是想入非非。于是梅郎的命运也随之浮沉曲折进入了新阶段。

不特此也，那一向视好莱坞大腿如粪土，而却嗜梅剧成癖的美国驻华公使，为艺术而艺术竟也大捧其场来。于是兰芳的博士方巾，这时虽尚远隔万里烟波，而也就隐约在望了。

在清末兰芳虽已声名大著，惟说起来他总是老伶人谭鑫培、余叔岩辈的配角。可是辛亥革命以后这情形就不同了。按梨园旧习，旦角本是最卑贱的，元曲如此，昆曲也如此，可是到兰芳成名时这旧习内也起了革命，尤其是民国二年兰芳第一次南下到了上海之后。

北京人听戏是很别致的。在那陈设简单，座位稀少的戏院内，有的竟然放了一张张笨重的八仙桌，观众绕桌三面坐。老行家们听戏总是双目半闭，侧身而坐，一手抱茶壶，一手敲板眼，他们是在“听”戏。听到奥巧处，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把桌子一拍，叫声“好！”所以戏子们在北京虽然也要色艺兼重，而唱工则为首要。

在上海就不同了。碧眼儿为我们带来了新式的舞台，大到能容一两千人。再者北京的“良家”妇女是很少进戏园的，上海却不然，那硕大的戏园内却挤满了领子比颈子还高的太太小姐们。这些海上仕女们是不懂什么二黄西皮的，她们来的目的是“看”戏。“听”反而变为次要了。所以兰芳民国以后之兼唱花衫，与他一九一三年之南下是很有关系的。

抑有甚者，上海是吴侬的故乡，江南佳丽，多如过江之鲫，她们到这洋化的戏院来，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争奇斗胜。可是当兰芳在上海演《天女散花》时你可看到，在那一阵急促的三弦和琵琶声里，只见那后台“出将”的绣帘一飘，下面闪出个古装仙女来。在那灿烂的灯光下，她一个食指指向须边向台口一站，那全院小姐太太们的脸顿时都显得黄了起来。就凭这一点，兰芳在上海立刻就红起来了。别的就不必提了。

《五十年代的尘埃》 梅兰芳传稿(6)

梅氏皮肤的白皙细腻和脸蛋儿的姣好动人，是尽人皆知的。任何自命不凡的东方女子，在这场合下和他一比，都自觉粗糙不堪。至于一个男人何以能有如此的“花容月貌”呢，那只能追问上帝！因为他实在是天生的尤物。

艳名南传之后，兰芳回到北京益发身价十倍。其后他便常常以花旦戏作压轴戏。捧他的人不消说也不像清末王公之对待像姑了。军阀官僚之外，出入于兰芳之门的，多的是进士、翰林一流的遗老，和学成归国的欧美留学生。老状元张季直即以“三呼梅郎”而闻名海内；梅党中的樊樊山、易实甫捧得益发起劲。而他们中捧得最具体的则是齐如山。

齐君在清末即已有文名，后来以捧梅甚力，竟然做了入幕之宾，专门替兰芳编戏。在这些知音律的文人们幕后主持之下，京剧乃因兰芳而高度地发展成了雍容华贵的艺术。

前已言之京剧本源于“乱弹”。“乱弹”者，乱弹一阵也。清代因北京五方杂处，各地来的人各有所好，所以北京各种地方戏皆有，秦腔、梆子、黄腔、汉调……无不具备。后来伶人每每综合演唱，以娱籍贯复杂的观众，而“乱弹”就是这联合阵线的总名。就是在梅家上两代，“乱弹”还是乱弹的联合阵线，没有完全融化，到了兰芳成名的时代，这乱弹才真正地统一，成了个整体的艺术。因兰芳而盛行一时的曲牌南梆子，就是出于梆子腔；西皮则出自秦腔。

须知“乱弹”本出自中国农村。京剧内的大锣大鼓本也是为着适应野外演唱用的。所以一切现代化的所谓舞台布置（Stage Setting）等等，都为当时社会条件所不许。不得已而求其次，他们乃想以身腰四肢的动作作为发生某种事件的象征。但是如一味在台上无规律的乱动也不太雅观，聪明的民间艺人们乃定出许多种式样来，如抬腿表示上楼，低头表示进门等等。

西方大规模的舞台布置也是大都市兴起以后才有的事。有了现代化的经济制度，才有现代化的舞台设计。所以如果我们以现代化工商业的社会作着眼点，胡乱地来批评以农村经济作背景的平剧，是缘木求鱼的。洋人之批评中国旧剧就犯了这毛病。胡适之先生也跟着说中国的戏剧艺术是在樊笼中发展的（Arrested Growth）。这都是忽略社会背景的皮相之论。

兰芳的导演们，不用说是基于这个传统来替他设计改良。首先他的戏剧的内容被改弦更张了。英雄美人的故事不再像“乱弹”中的俚俗。字句也有了改善。比起王实甫、孔尚任来，齐如山的“缀玉轩词”是俗不可耐。但是较之乱弹中的“昨夜一梦大不祥，梦见了猛虎入群羊……”一类的字句来，则典雅多了。

至于兰芳的行头，文武场面，跳舞姿势，也都找了历史的张本。迷人最深的手指，也都经过深刻的研究。

乱弹中的地方乐队不用说是被大大地改组合并，其他的古乐器也被择优加入了。所以兰芳的后台不再乱弹，相反的他组织了一部中国的奏乐班，震耳欲聋的武场也有适当的约束。同时为兰芳伴奏的乐师也都是一时之选。徐兰园的京胡，王少卿的二胡都是国手。这一徐一王的合作，平剧乃有双琴和五音联弹制度的出现。梅派青衣中最出色的南梆子，几乎就是以二胡为主，京胡为辅的。

你听到梅曲南梆子中的“……轻移步，走向前，中庭——站定，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你就可听出这一步改良的重要。

从世界进步的音乐观点来看，中国旧剧中的伶人不是在以声带唱，而是在以舌头念。兰芳固亦深知其弊，所以在他与世界进步的乐理发生接触以后，他的发音的部位也有重大的转变。酷好梅剧的英文《中国戏剧概论》（The Chinese Theater）的作者苏格尔（AEZucker）就说梅氏深受西洋艺术的影响，他把现代进步的戏曲原理吸收到中国旧剧里面去，但却没有损及中国旧剧古色古香的传统（见该书一九二五年波士顿版p.171ff.）。所以兰芳一开口不用说一般优伶变成哑子，就是其他三大名旦也望尘莫及。

所以梅曲，就是世界上要求最苛刻的音乐鉴赏家，也不得不加以推崇的。试看他在一九三○年离开纽约以后，胜利唱片公司中梅兰芳唱片销行的盛况，你就可知道的。

自然梅剧中的编导演唱也不能说没有缺点。徐慕云在《中国戏剧史》中就指摘梅兰芳不应用南梆子来唱《三娘教子》。凡此非关本题，今姑从略。

兰芳的花旦赋，经过一批文人的匠心，也有了大大的改善。他能演得既乐且淫而俗不伤雅。后来醉酒的杨贵妃比以前思凡的小尼姑也高明多了。

（未完）

《五十年代的尘埃》 我的女上司(1)

在一个明朗的秋天的下午，我拿了一封学校人事室给我的介绍信去见我的新上司。这儿是一个伟大的法科图书馆，里面布置得金碧辉煌。在这人影散乱但是却寂静无声的大厦内，我被我的新上司和蔼地接见了。这个新上司是个碧眼金发风韵犹存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格雷小姐。

她的态度轻松活泼，有着美国女人的一般优点。一见之下，我便衷心自庆，因为我这一次碰到了一个可爱的上司。她看过了我的介绍信，微笑地问我说：“你的名字是怎样发音的？”我反复地说了几遍，她也牙牙学语地说了几遍，可是她总说不好；她皱了皱眉头。

“你就叫我汤姆好吧！格雷小姐”，我急中生智取了个洋名字。她听了大为高兴。于是从这时起，我就是我上司的“汤姆”了。

我的女上司她告诉我这机关很大。她的上面还有两层上司。不过他们管不着我，因为我是直属于她的。在这简短的小谈话告一结束之后，她说：“汤姆那我们就开始工作吧——你有一个半小时的见习机会。”于是她拿给我一件工作服，要我立刻穿上；又给我笔记簿一本，铅笔一支……她开始带我去见习。

她先给我介绍认识一个眉毛有寸把长的老头子，那是大上司，比她高两级。再介绍我去见一个白脸大汉的二上司，那是她的顶头上司。然后她又给我介绍一些迪克，玛丽，拜耳，约翰……我都一一握了手，说了声“好不好？”

其后她便带我到那广阔的读书室，室内有百来个准律师在埋头读判例。她于是慢蹬高跟，小心翼翼地对我附耳私语，要我把我所听到的所看到的都一一记入笔记簿。这笔记簿将来就是我的随身法宝。她说要等到我能一一“背诵”她所告诉我的话，那这法宝就可以不要了。

于是她开始解释，我也就开始笔记。她口若悬河，我也走笔如飞；从读书室的东端西端到阁楼的楼上楼下都一一交代过；从地方巡回法院的审判录到最高法院的判例；从阿那巴玛律师公会的档案到坞叶铭州的刑庭报告，四十八州一处也没有被轻松的放过。

读书室既竟，她又带我下书库。这书库共有四层，灯光明灭像一艘潜入海底的潜水艇。里面钢架纵横，书籍如山，一人下去，不当心便迷了出路。这儿她也照样逐层详加解释，手划口述如数家珍。什么X教授发明的编号，Y教授发明的分类法，都要我一一分门详细记下。每一层有几十种不同的书号；和躲在书背后捉摸不到的电灯开关都要一一地记入心房。然后她又带我到所谓东厢房，西厢房，AA室，珍藏库，大阁楼，小阁楼，二号阅览室，教授研究室……深堂邃奥，好不炫煞人也么哥！

她说得口干舌燥，我也记得举手无力耳鸣目眩。我不能再记了，因为再记下去，我的小笔记簿，便可以出版成目录学大辞典，装在荷包内也无法清查，但她坚持非记下去不可，所以她仍然不断地作疲劳解释，我不得已只好在我的笔记簿上信手画了些名山大川。

“汤姆，记下了没有？”说着她拿过我的笔记簿翻了翻，又看了看我。

“……哦……哦……”我未及作答。

“你用你自己祖国的文字记来是要容易记忆些。”她很肯定地代我解释了她所要知道的问题，使我放下了一颗紧张的心。

她也喘了口气，我看她也疲劳不堪了。于是她一手撑在书架上支持了半个身子又同我谈了些她那在中国传过教的朋友们的故事。未及说到“且听下回分解”的时候，她忽然又紧张地看了一下腕表。

“汤姆！”她忽然注视着我，“我们已解释了两个半钟头了。”

“是的，格雷小姐，”我说，“我也感觉我已经学习得很够了。”

“你还可在书库内自行研究三十分钟，然后上去，我有事要你做。”我自然是唯唯听命了。于是她开了电梯，独自上去了。

《五十年代的尘埃》 我的女上司(2)

留在书库内的我，于是开始“自行研究”。苍天！这儿是个拿铁架子摆成的八阵图。上面堆满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教我从何自行研究起。翻了翻随身法宝，那密密麻麻的无字天书也帮助不了我。我彳亍上下莫知所适。偶尔看见一两个穿了工作服的迪克、拜耳者流，手拿连环画报悠闲地从我身边走过同我打了个“哈啰！”

在我自行研究到第三十分钟的最后一秒时，忽然书库内铃声大作，接着便是个尖锐的女人声音“汤……姆”自传话器中传出。我知道这是呼唤我的懿旨，于是急忙找电梯，可是这个八阵图使我愈急愈找不着。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铃声。

“汤……姆！你在什么地方？”仍然是那个尖锐女人的声音。

“格雷小姐……”我忙跑到传话器前大声地回答她：“汤姆在这儿……”说着我又去找电梯门。好容易找到了，我忙揿了揿电钮，可是那老不死的电梯却偏偏的姗姗来迟。那儿又是紧张的铃声和那尖锐女人的嘶声连成一片。好容易电梯来了，我开门按钮，急忙地跑上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

这一次她不是那样和蔼了。在打字机后面的我上司的面孔是那样森严。那一副山雨欲来的样子，使我想到她不是个母夜叉也是只粉面虎。

“汤姆！”她严厉地询问着我，“刚才为什么迟迟不上来？”

“格雷小姐，我未找着电梯呀！”

“电梯还找不着，那你将来还找得着书吗……”她双眉紧锁，说得理直气壮。“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T号码的书在什么地方？”

“一楼！”我说。

“F呢？”

“二楼！”

“这太容易了。”她说，“但是Adr呢？”

“…三楼…”我迟疑了一下。

“不在！”她果决地否定了。

“四楼！”我再冒险一次！

“……”她微微地摇了摇头。

“东厢房？……哦！西厢房！”

“……”她杏眼团圆地狠狠地注视着我，但是仍然摇摇头。

“……哦！AA室……不，是珍藏库……是第二阅览室……”我一股脑儿把地理上的名词都说尽了。

“不许猜！”她严厉地说，“……有三十分钟功夫至少应该把所有书号记住，汤姆！”她又抬起头看看门头上的大钟，“你在书库内已不止三十分钟了……Adr在什么地方？”

“格雷小姐，我着实忘记了。”我凄凉地说。

“我告诉你！”她摆出了专家的派头来对我说，“Adr是在二楼之内，珍藏库之外，小阁楼的正下方，四十八号书架有电灯开关的那一端前面十码的地方，靠西边墙上的书架上……记住！下次不要再错了！”我唯唯听命之余不觉抽了口冷气，我想洋孩子们，真是人种优秀！

说着她收拾了打字机旁的碎纸，领导着我再去做一些我分内应做的新工作，结束了我紧张的第一天。

格雷小姐非常重视“虏廷”Routine工作。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如不相信，格雷小姐会把手向她身后一指，那儿是块大布告牌。所有我们应做的“虏廷”工作皆密密麻麻地贴在上面。

她是个笔头甚勤的作家，所以布告牌上也日有新作出现。洋洋大文足抵你每天所读的纽约时报。任何一天你如忘了读这篇巨著，那你便被视为怠工。因为读布告也是我们的“虏廷”工作之一。

《五十年代的尘埃》 我的女上司(3)

一次有一本书给一个失去了权力的读者借去了。格雷小姐着了慌。她按铃行令把她所有的部属都叫到她的打字机前。然后她自己转过身去在她的布告牌上找了十来分钟，最后她算找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分明地写着：“对格麦莱特&#8226;卢森堡&#8226;萧浪特君无服务！”这书签上的名字，显然签的是这位曾犯了久假不归的大法的萧君。我们忽略了手令责有攸关被痛斥一顿。

在大家相顾而退后，她却独自把我留下，和蔼地告诉我说：“汤姆，这一次我原谅你，因为你是新来的情形不熟……下次不能再错了！”

“格雷小姐，这书不是我经手呀！”我苦苦地向她解释我的冤枉。

“汤姆！”她把眼向我一瞪，“错就错了，不要怕批评！”

因为我是新来的，按照格雷女士的逻辑，错误应该是我做的。在一个雨天的早晨，我的小同事淘气的约翰奉命运书入库，可是他胡乱地把这百来本破书堆在桌上，没有把它们分类按号放入书架，事后给格雷发现了，不消说我又遭受了一次疲劳审讯。这分明是“黄狗偷吃，黑狗遭殃”的事，但是这是根据格雷女士的演绎法得来的结论，那又何怨何尤呢！

不特此也，这一个伟大的机关，不大不小的意外事件是每天都要发生的。其追究责任的程序照例是大上司追究二上司；二上司追究格雷……追究的结果必然是我，因为我的底下再没可被我追究的了。

某次两个意外的事件同时发生了，但是却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按照逻辑我又蒙难了一次。但是一个物体怎能在同时间占据了两个空间呢？须知我们格雷女士的逻辑是玄学不是物理，又怎能怨得她呢！

“含冤谁复叩天阍”。我平时除怀怨上帝对我不公平外，有时我也向小同事拜耳吐露苦衷，我说格雷小姐对我的训令有时前后太不一致了。

“她是女人，是不是？”拜耳张大了眼睛问我，“如果她前后一致她就不是女人了。”

拜耳是我七八个小同事之一。拜耳，约翰之外，我的小伙同事还有迪克，麦非，摩纳，亚伦，究，和另外一个汤姆。有时我们都集中在书库内，每当格雷的铃声大作时，闲散的他们照例是充耳不闻的。那正在忙得满头是汗的我必然要去回话。因为我如不去，那铃声以后跟着而来的女人尖锐的声音一定是“汤……姆”。但是那个汤姆也照例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格雷小姐叫的是这个汤姆。一次那个汤姆的女友来访，我这个汤姆也被错误地叫上去越俎代庖。

“汤姆”二字成了我女上司的口头禅。于是我这个不幸的汤姆被使得团团转，还要不断地到她打字机前受审。我的悠闲的同事们都告诉我说他们同情我不幸的遭遇。偶尔我的上司到盥洗室去了，他们会同情地叫我“请坐五分钟”。

在我这女上司严密的奴役下我被打进无边的苦海，十八层地狱，胡为乎而然呢？最初我想这是种族歧视。但又不然，上次我代他受过的约翰，就是个可怜的夏威夷的日本人。我着实有点茫然，我想这是我有生以来受“上司”虐待，最惨绝人寰的一次。虽然我的上司是个女人。可是我那忠厚的好友迪克却不时地安慰我说：“汤姆，格雷女士是个忠厚的好人，处久了你会欢喜她的！”

“……唉……”这是我唯一的答复。

我们之中最忙的，也是她所最信任的是究。究在此已有六年历史，是我们小书僮中的大头目。他平均每半小时要在我们上司面前兜十来个异常匆忙的圈子，问几个事关紧要的问题，然后再回到书库内，在那人静灯明的墙角读那有趣的连环画报。倦了则溜出走廊吸两口骆驼，然后再开了电梯上去，在格雷锐利的目光注视下匆忙地跑个不停。等到吸够了新鲜空气，再回去继续看他的连环画报，真享尽人间的清福。

《五十年代的尘埃》 我的女上司(4)

我呢，接受了上司的虏廷工作，蹲在书库内时常一二小时不见天日。我上司许久不见我的踪影，又不见我问问题，怎怪她不疑窦丛生呢？不退而省其私，徒徒抱怨上司，我也发现我自己太不应该，怎能怪得我的上司呢？

我们的小头目究，除了看画报外，和上司聊天他也有特别的兴致。在究的感召下，我们的约翰，麦非……的一群也如法炮制。书库是他们坐而论道的好所在。因为我们的虏廷工作什么都在书库内，而这虏廷工作是个浩渺无边的大海。以指测河尚且不可，何况我们上司想以指测海呢？但可别忘记在上司眼前不断匆忙地出现，出现的方式最好是问问题。问题连篇步伐匆忙是我们上司所最欣赏的，否则你何由“忙”呢？

有时被指定在上司面前作工，恐怕你纵然飞檐走壁也无能为计吧。但是我们上司健谈。抓到任何小题目她都能谈得娓娓动听。她能从三点十分谈到四点二十。谈完了她看看表上的长针，那不过才谈了十分钟而已。

但我们上司毕竟是爱惜寸阴的，你如同其他任何人伫谈两分钟，那目光炯炯的她会发现你浪费时间的。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谈天你必需同上司谈天，那可以保证安全。有时我同究同时被指定在阅览室清理书。等到上司同究的天谈完了，书也被我一人清理光了。摸摸我头上的汗，看看那意犹未足笑容可掬的对话者，我真羡慕不迭！

但如果你不小心忘记了一两本书，她笑容可掬的脸上立刻露出了肃煞之气，你也立刻会感到大祸临头了。不过这也是上司们的本分。不信你瞧她的上司对她不也是一样吗？

这事情是发生在一个犹太新年的元旦日。恰巧那天值班的究是个犹太人，他照例是要在家过年的，这也是上司特准，格雷深知的“虏廷”，可是这次她忘记了另拨专人递补遗缺。

但是这天那不能睡早觉的大上司老头子却一早到来。不用说他这一下是被用功的准律师们所包围了。老天爷，我们的大上司一向是垂拱而治的，可是这天早晨他却要从小书僮做起，一大清早便困在借书台前忙得须发乱飞。

他这一忙不打紧，那个在家里过年纳福的二上司，元旦日清晨，一起床便在电话机里碰到了瘟神。按照逻辑，次一个遭殃者便是格雷了。时钟方指九点，她的高跟方踱入公门，面纱在头皮包在手，她就被二上司捉住了。

他那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似乎完全忘记了他的对方是个女子。这次的责任却只到格雷为止无法渗透了。对我也是破天荒第一遭，这吹皱了的一池春水没有波及到我。

自远处我看那觳觫在一旁的童养媳格雷的样儿，凭上帝我实在没有“在一旁暗暗地高兴”。受训之后我看她眼眶儿湿湿的，老态龙钟地走向更衣室。我再看看二上司的凶相，恻隐之心不禁油然而生。我轻轻地向那面无人色的受难者和缓地说：“格雷小姐，不要太寻短见了，以后我们一定尽心尽力地帮你把事情做好……”

“……汤……姆……哦……哦……哦……”她朱唇颤抖，一声河满子，不觉两泪夺腮而下，她忙拿了手帕用双手遮住了两眼和鼻子，在手帕里面她说：“汤……姆……我感激你对我这样说——我和你是永远站在一起的……”说着她情不自禁靠在衣橱上呜咽起来。我自她身边拿过了伞和掉在地下的围巾放在一边。不忍卒睹，我屏息地退出。回看她那可怜的女人的纤腰，听着她那用力忍住的呜咽声，

我也为之叹息；我第一次看到她原是个委屈无告，身世凄凉的女人，虽然她是我的上司。

日子过得更久了，格雷同我的闲话也谈得多起来，一次由一个自杀的中国女同学说起我们谈了五十分钟。不用说我的“虏廷”是被耽搁了，而格雷也忘记了她的审判工作。

以后她常常同我谈天，她诚挚的语调，仁慈的心情常常打动我，使我忘记了我们以前“仇深似海”。我开始责斥我自己，我以前为什么不能（如她所说）“用轻松的态度应付繁重的工作呢”。

由于同事间厮混渐熟，我也不自觉地在书库内加入了拜耳、约翰等坐而论道的集团，有时也被“虏廷”地派上来兜兜圈子，问问已经知道的问题。

我上司嘴里的汤姆也逐渐少了；书库内的铃声也逐渐稀落到没有的程度。我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奴被提升到民主国家的雇员，我开始欢喜我的女上司。

一学期未了，拜耳被征调当兵去了。人事室又送来一个亨利来递补他的遗缺。我的高兴自不待言，因为我有了个中国的同事了。

一天当我正在同约翰、麦非等在书库内大谈其棒球的胜负和股票的涨落时，亨利忽然面无人色地自楼上匆匆跑下，看到我，亨利气愤地说：“你们真惬意，有空在此地聊天……她专门要我做生活——唉！还要骂……”

“息息气，亨利！”我说，“格雷女士是个忠厚的人，处久了你会欢喜她的……”

“……唉……”这是亨利的回答。他正预备再说下去，忽然铃声大作，接着便是个尖锐的女人的声音：“……亨……利……”

亨利闻声，拨开我们，夺路跑向电梯，抱头鼠窜而去。我知道这个“未谙姑食性”的亨利，现在又是触霉头的时候了。

（原载纽约《天风月刊》一九五二年五月第一卷第二期）

《五十年代的尘埃》 三妇人(1)

学校里“校外住宿介绍所”内的梅丝小姐，用她夹着一根香烟所剩余下来的，右手上的两根小手指向我招一招。她要我越过站在我前面的两位女同学，到她台前去办理“介绍手续”。

“这两位女士是先我而来的呀！”我有礼地回答梅丝的召唤；并表示我不愿非分抢先。我深知在这个国家里，做“女士”的一切都有优先权；我尤其不能和“她们”越级争先。

“别介意……”梅丝说，“你真是好运道，这是一间最理想的公寓，不过房东却指明要租给一位男学生。”

我这才毫不犹豫走向前去；那两位女士也向我投视一瞥羡慕的眼光，缓缓地给我让路。

我拿着梅丝姑娘的介绍卡，很快地就找到了这个新地址。招呼一下司阍者，便扬长地跑上电梯，找到了“五一二”号。我揿了揿电钮，等了半晌。门上的小孔开了，孔内露出个睫毛长长的，虽然无光，但是却十分秀丽的眼睛。我向这眼睛晃一晃卡片，说明了来意，小孔又关上了。

又等了半晌，门忽然开了。一位矮矮胖胖，脸皱得像一块干了的山芋，但是却十分和蔼可亲的老太婆，含笑地来和我打招呼。她自我介绍，名字叫“威尔斯夫人”。

她不待我说一句话便把我领到了她预备租给我的一间小房子去。衣橱，沙发，书架，台灯，样样入时，我自然十分满意。于是她领我到会客室坐下，又到厨房内取出水果和可口可乐。一方面劝我“如在家里”一样的随便吃；一方面她又解释这间房子的好处，她说她在下城一家电影院做事，平时不在家，所以这儿十分安静，最适于用功的学生居住，这些好处我也全部同意。她又说厨房电话我都可随便用。

“不过，”说着她似乎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厨房和洗澡间，你礼拜二最好不要用。”

“我用的也不会太多。”我说。

“不，”她说，“礼拜二你最好根本不用！”接着她又说她另外还有两个房客，所用的只是礼拜二一天，盼我包涵。我自然连声说是。

她又领我看了看各处。那甬道两旁卧室的门都关得紧紧的。除了一座大钟所发出的“的达，的达”之声外，安静之至。当晚我就搬进去了。

一宵无话，第二天清晨，我在厨房内烧杯咖啡，正预备赶到学校上课去，忽然厨房门一响，从甬道内走进一位“公爵夫人”似的四十左右的贵妇来。她那健美的身体，合时的衣饰，庄严的面孔，配上一头金发，和发上插满了的奇花异草，一见之下，不由你不肃然起敬。我连忙欠身叫“早安”。

她看了看我，微微地点一点头，然后说：“你就是昨天新搬进来的房客，是不是？”我自然连说“是”。

“来！看！”她忽然命令似的对我说，同时在我身边拉一张椅子坐下，把头伸过来，两眼直视着我。“看！”她又说，“看这对称不对称！”

“你说什么呀？夫人！”我说。

“眉毛呀！别装傻………我画的对称不对称？看！”

我看了一下说：“左边稍长点。”我话方离口，她飕的一下站起来，走了。不到两分钟，她又回来了。“看！现在可晏文（even）？！”我又认真地看了一下说：“右边稍长点，可是左边稍浓点！”她飕地一下又消失了，等一忽儿又回来了。“晏文？！”如是的往返十来次，最后算是“晏文”了。她高兴地拍拍我的背膀说我是“好青年”，兴高采烈地出门去了。

第二天早晨，她的“晏文”的问题又发生了。忙了好久，我于是又做了一次“好青年”。第三天，第四天……我渐觉我的“好青年”不大好做了。于是本不“晏文”我也只好“晏文”她一下，可是我这种做事不负责任的态度，又使我这个“好青年”变成了“懒孩子”，变成了不“急公好义的人”，甚至变成“假冒伪善的人”。最后我只有消极抵抗，早晨睡懒觉，不起床，她不敢来敲门，也就算了。

《五十年代的尘埃》 三妇人(2)

一天中午我因事未去学校，忽然听到门铃声，我开了门上小孔看了看，未见着人。我把门开了，原来是个七八岁的小孩子，他手中提了一份用纸盒子装的热腾腾的午餐。那孩子向我望了一眼便旁若无人地走了进来，直走到我卧室隔壁一间房的门前敲了敲，一忽儿那门缓缓地开了一半，一只瘦长的白色的手臂从里面伸出来把那份午餐接了进去，门又关了。那小孩也一声不响径自去了。其后每天中午我如在家，总会看到那个大眼无话的小孩，和那个神秘的臂膀。使我有点茫然。

一个多风的下午，当我正在房内低头赶写一份读书报告，在这寂静的情况下我忽然听到“哎哟”一声，接着便是丁东丁东一大阵似乎什么东西在我隔壁房间内倒下。我当时被吓了一跳，但定神一听却又声息全无。当我走出甬道才又微微听到微弱的呻吟声，确是从我间壁房内发出。我走去敲一敲那门拟一探究竟，却无人回音。但我总觉得那呻吟声的不正常，心知一定有异，于是我用力一推把门推开了，一看之下我真吓出一身冷汗来。原来这间房子内似乎五百年无人住过，灰尘积得寸把厚，家具乱得像《聊斋志异》上说的狐仙住的地方，最糟的是地下还僵卧着一个少女，零乱的黄头发，乱披在她那苍白的面孔上。最奇怪的是她的瘦而白的左臂上，还刺了个“37900”的号码。她身上堆满了破布碎纸，上面还压了个破皮箱，一只椅子也倒了压在皮箱的一边。一见之下，我被吓得莫知所措。但我见她似乎还有点鼻息，我急忙叫了几声问她怎样了，也不见她动一动。最后我见她眼皮微微睁一睁，口唇也微微颤动，我才上前去把那椅子拉开，皮箱移去，蹲下去把她从地上捧到床上去。再问她，还不听她发声，我忽又想到些狐仙和鬼的故事，我真觉此时此地阴风习习。我不觉回到甬道上，想跑出街上去。但我忽又想到，如在这时她忽然“香消玉殒”了又怎么办呢？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楼下管房子的人。我下楼去果然找到了他，那仁兄对我告诉他的故事似乎全未注意。但是他却衔着个大雪茄和我一道上楼来了。

我先踏入甬道，一看，她已坐起来了，坐在床上低着头，细长的头发直拖到膝上。那管房子的慢慢从他嘴上移开了雪茄，大声地问道：“雯达！你怎样了？！又病了？”等了许久她才慢慢抬起头来，脸苍白得可怕，颤动的口唇发出像蚊子样的声音说：“没什么。”

我们又静默了片刻，那管房子的又吞了几口烟，然后向我点点头说：“大概不要紧了。”他又停了半晌，下楼去了。余下我一人站在雯达的门口。“雯达，”我说，“你要点水喝吗？”

“谢谢，不。”她微微地摇了摇头。然后她却要我在那废纸堆中，把那一张用手帕子包着的相片捡给她。

我捡起照片一看那原是一张家庭照。那一对中年夫妇的膝上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微笑的小女孩。那中年男子穿的是很挺的制服。小女孩似乎就是雯达。

我把照片交给了她。她接过去，对照片上一直凝视着约两分钟，眼泪忽然像暴雨般的突然涌下，她身子一翻倒在床上恸哭了起来，哭得十分悲痛。我站了一忽儿，自觉也无济于事，我慢慢地反手关了她的门，退了出来。

夜深了，威尔斯夫人回来了，我于是把今天的这一件小意外告诉了她。

“你可别吓坏了！”她笑着同我说，接着她又告诉了我关于雯达的故事。

雯达的全名是“雯达&#8226;M尼可拉耶”，她原是波兰人，二次大战前她父亲本是波兰政府的一员中级官吏，德苏瓜分波兰时，她父亲做了苏联的俘虏。后来德苏开战时，在苏军退却的混乱中，她父母和其他三千余名前波兰政府的官员和眷属，遭受了集体的屠杀。这桩历史上的大悲剧苏联一直推在德军头上，而那杀人数百万皆直认不讳的纳粹党人，只有对这一次的屠杀一直不承认。他们则说是苏联干的，因为斯大林对战前反共的波兰政府是恨之入骨的。

苏军退后，这块肉余生的小孤女——雯达便被关入了德国集中营。她臂上的那个号码，便是失却人性的纳粹党徒替她刺上一生不脱的俘虏号码！

当她父母被枪决时，雯达只不过五岁。当她父母的遗物被那群野兽没收去的时候，这聪明的小雯达暗暗地偷下了一张照片，这一张照片她一直偷着保存了直到德军投降。战后这个小孤女还不到十岁，她被联合国慈善机关送到美国来，由美籍波侨所组织的救济团体暂时收养。

《五十年代的尘埃》 三妇人(3)

可是这苦命的小女孩并不因为渡过了大西洋，便算渡过了苦海。她幼小的生命和心灵在俘虏营中所受的创伤是永远的——她患了不可救治的肠癌；她的神经失去了常态！由于祖国留美父老的救济，她进了医院，在那儿她被割去了一个肾脏。这一次开刀已三年了，她的健康却始终未能恢复，三日要死，五日不得活。

但是经济条件又不允许她长期在病院住下去。因而由美籍波侨集资租了威尔斯太太的一间房，让她暂时住下。她的午餐也由波侨出钱，叫我们这管房子的人的儿子，每天替她到附近餐馆去买，这便是我时常见到的那个大眼无语的小孩儿。

我又想起那照片的故事。威尔斯夫人说雯达就不能看那照片，看了她就要哭，哭了她的病就发了。那些波兰人知道这关键，于是把这照片藏起来，收在破皮箱内，把皮箱放在衣橱上面，让她取不着就平安了。这天下午显然是她搭着椅子向衣橱上皮箱内来取那照片，不幸或许是体力不支，或许是椅子未放稳，她跌了下来。这一跌她把我吓坏了，我把这苦命的女孩错当成《聊斋志异》上的鬼怪或狐仙。

当威尔斯夫人正同我谈得起劲的时候，忽然门声响，接着高跟皮鞋声便是一个女人的喊声。

“沙莱，”她说，“今天你去看‘李津’（Legion）的游行没有？”

“健茵，你回来了，”威尔斯夫人回答着说她没有去看。

“多好看的游行，哦！”说着她走进了客室。现在我才知道那善于画眉的贵妇名字叫“健茵”。当健茵听到我们在谈雯达时，她把右手向地下一撒说：“那今天不死，明天准死的癌病鬼……”接着她又大谈其“李津游行”，说游行的人都是和她差不多的上流社会人士——律师，医生，小城镇的市长……最后居然有两个游行的人到她服务的餐馆内来晚餐。其中有一个人很羡慕健茵的美丽。

“他总是向我眼上看着，”健茵得意地说，“我也向他眼上看着，他们都是上等人，是不是？”

威尔斯夫人也感叹地说，她十五年前死去的丈夫，也是“李津”社员之一。

“哦，我也累了，”健茵叹口长气，向沙发上坐下，她把皮包放下了，忽然出我不意，刷的一下她把她的头也取下了向咖啡几上一放，她这一下，不禁使我大惊失色，原来她头上戴的是一笼假发。

威尔斯夫人为我的惊讶的神情失笑了。

我定定神张大眼睛看看健茵，她顿时失去了以前的威仪。那几根灰白的头发在脑后结成个小结，底下一张苍白而由一天苦工之后显得分外疲惫的老太婆的脸，看来有点可怕。

她又自言自语说了几声“太疲倦了”之后，忽又转向威尔斯夫人说，今天那个吃饭的客人爱上了她。

“沙莱，你想他是不是个理想的男友？”

“我想是的！”威尔斯夫人说。

健茵接着说她和这客人交谈的经过，他那文雅的举止是如何的“伽兰特”（gallant）呀！因而她答应了他下礼拜二的“约会”，因为星期二是健茵的休假日，他要开车来接健茵出去夜游，为招待贵客，健茵要求威尔斯夫人买点花来布置客室，下礼拜二是个重要的日子。

“这个多么好呀！”威尔斯夫人不禁也流露了叹息而羡慕的口吻。

当她俩还在讨论下礼拜二的日程时，在一旁枯坐的我也倦了，说了声“晚安”，我就退出来了。

这个礼拜二确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最奇怪的是我大清早便被威尔斯夫人的哭声惊醒了。我在床上静听她且哭且说。

“……哦……哦……亲爱的——你多没用啊……哦……哦……你多没用啊……哦……”

我仔细地听下去，才知道她原来在打电话。我盥漱既毕，看她眼泪还未干，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威尔斯夫人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她丈夫在十多年前死了之后，这四个孩子，都是她一手抚养大的。大儿子是个很有成就的医生；二儿子是海军工程队内的中校工程师；三儿子现在在华府某部做了七百元一月的人事室副主任。出了阁的女儿也是大学毕业的。这些小鸟儿现在都羽毛丰满了各奔东西。威尔斯夫人现在较闲了，她在下城一家电影院做五角钱一小时的糖果摊贩卖员。因为上次在糖果摊上撞伤了头，现在时时头晕，所以也就三天去两天不去。她是“糖果摊贩工会”的会员，所以糖果老板对她老人家的怠工也无可如何。她本可不做了，但她必须撑持过今年年关，过此她就是六十五岁，可以告老，而坐享每周二十五元的“社会保险金”。

《五十年代的尘埃》 三妇人(4)

今天早上无他，正是她大儿子“麦克”的生日。她这颗慈母的心使她早晨不能睡下去。她计算准了正当她大儿子吃早饭的时候，她叫了个长途电话到屯里斯州，麦克的家里去。

“这是麦克&#8226;威尔斯夫人。你是哪一位？”电话那一端一位年轻的女太太在问。

“我是沙莱&#8226;威尔斯夫人，”电话这边说。“麦克的母亲。”

“有什么事吗？”那边又问。

“没什么重要，”麦克的母亲回答说，“只是今天是麦克的生日，我想念他，问问他好就是了。”

“我替你告诉他就是了。”说着小威尔斯夫人就要把电话挂起了。

“我能同麦克谈谈吗？”沙莱央求她。

“同麦克的妻子谈是一样的……”她已不大耐烦。当沙莱再央求时，她恼了说：“请你别打扰好吧，我亲爱的Motherinlaw。”砰的一下电话就断了。失望的老威尔斯夫人在电话内本已听到她孙男孙女的欢笑声，和麦克在一旁的说话声，她老人家如身在其间，多么高兴呀！忽然这砰的一声，万籁俱寂，一切都幻灭了。她还是一人呆坐在电话机旁。

但是麦克毕竟是个忠厚的儿子，他终于乘上班之便，瞒过了太太，在中途一家小药铺内，给老母亲打了个长途电话。威尔斯夫人在电话内一下发现了爱子的声音，忍不住了，忽然嚎啕大哭起来，我所听到的就是这最后的一段。

“你有这许多儿子和女儿，”我说，“为什么不选择一个较好的家庭，和他们一起住呢？”

“不……”她摇摇头，“谁叫我做了婆婆（或丈母娘）呢？……你知道我们美国人，如果你有部破汽车，今天抛锚，明天要修……哼！修也修不好，他会狠狠地踢她一脚说：‘哼！Motherinlaw（婆婆或丈母娘）……’我实在不愿做部破汽车……告诉你，我年轻时也不欢喜我的婆婆。”说着她又破涕为笑了。

“沙莱！我想时间已差不多了。”隔壁房内的健茵忽大叫起来。威尔斯夫人因而也就向这方向走去，我也跟在后面。健茵这时头仰着靠在沙发上。脸上涂了层厚厚的红油，活像城隍庙内的泥菩萨。威尔斯夫人告诉我说，她涂的是“除皱药膏”，涂上两小时，再用开水毛巾向有皱纹的部分缓缓地揉，揉了个把小时，皱纹就消灭了，这一来，老的妇人变成半老；半老的女子变成少妇。

这时我发现雯达也在健茵房内，她穿了一件旧睡衣，坐在桌子边在替健茵修理那两副假头发。这两个假人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威尔斯夫人又解释给我听，说这两副头发要三百元一副。“这样贵——”我不免伸了伸舌头。威尔斯夫人说，这样美丽的头发第一卖的人索价高，成本贵。第二，手工更贵，因为这千万缕金丝都是用手工按买主的头型一根根结起的！我又好奇地看了一会儿，确实精致，难怪健茵戴起，天衣无缝。我顺便又同雯达寒暄寒暄。我问她对欧美两洲之比较如何。她说欧洲好，何以呢？我不免要问。

“你看！”她说，“美洲的河多阔呀！难看死了……”

她接着又解释，河的阔狭，足以决定居民的勤惰。“你看！”她又说，“美国的河阔得把人都吓慌了，没有人敢在河边洗衣服……”

健茵这时忽打断我们的对话，同时分给我一份工作，第一，换天花板上的灯泡，第二，用真空除尘器扫地毡，第三……总之都是些女工所不适宜做的……我们四人总算全部动员了。傍晚，客人来的时间快到了，一切布置妥当，我们在健茵指挥之下各就各位。我还有个职务便是开门……

时钟指着六点三刻，果然是一阵门铃声，我开了门，一位结实而并不高大的男子站在门前说要见“蜜丝健茵&#8226;力保夫”，那男子脑后长了一丛头发，手里拿了一顶有点像秋天荷叶的帽子。上身穿一件棕色皮甲克，里面衬着件大红方格子的运动衫，黄色咔叽裤，下面穿一双黑色“防压”皮鞋，这古怪的防压皮鞋我是知道的。穿了那鞋，纵有千斤重物打到脚上也不会受伤。美国的码头搬运夫，工厂技工都人各一双的。

我把他请进客室通知了健茵。健茵花头粉颈，穿着件紫色晚装和银色高跟鞋，缓缓地从卧房走进客室，行动高雅，仪态大方，真是个活的公爵夫人。健茵替我们一一介绍，那男子名叫“乔治”。

坐了片刻，乔治先站起说：“我们动身罢！”他俩牵着膀子双双下楼去了。

我们余下的三个人，乃不约而同地跑向临街的窗口，看下去，那街边停了一部一九四七的福特轿车。我们看乔治把健茵扶上车子后，那车底下，蓦地劈拍两声，蓝烟滚滚的开向下城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乔治”；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乔治”。

《五十年代的尘埃》 三妇人(5)

以后晚间仍然时时听到健茵和威尔斯夫人的大声谈论。健茵仍然多的是“他向我眼里看着，我也向他眼里看着”的男友，但听她的口吻已不是“乔治”。照例我又向威尔斯夫人采访关于健茵、乔治的新闻。“健茵说，”威尔斯夫人告诉我，“她把乔治刷了。”因为她在乔治车子内发现一份《每日新闻报》，因为据健茵说她所交往的男友都是属于看《纽约时报》的阶级的。

“只怪她自己啊！”威尔斯夫人叹息着，“谁要她年轻时不好好结婚。”

其后健茵没有约会时，星期二总是我们最热闹的一天。威尔斯夫人也总是星期二不喜上班，因为其他日子，她在家会感觉孤寂的。健茵是她唯一的伴侣，她俩终日地谈，谈多了就吵嘴；吵了嘴就哭；哭了彼此就不说话了。下礼拜和好了，于是再谈、再吵、再哭。健茵也常和雯达为厨房浴室而吵嘴，谁知那小癌病鬼吵起嘴来也不弱，健茵有时竟屈居下风。

不经意的，有一次我对威尔斯夫人说她们三人欢喜用吵嘴作消遣。

“三个人？”威尔斯夫人笑了。“我们一向是四个呢！”

这我才知道，我这间房子一向也是租给女客的，有个中国小姐叫伽罗林的也在这儿住过，两年来，房客五易。据说不是给健茵“晏文”跑了的，就是一吵而搬出去的。有时四个人一齐吵，竟没有一个“中立”的。所以这次威尔斯夫人下了决心要找一个男房客，因而梅丝小姐就介绍了我——（如威尔斯夫人所嘉许的）“宽宏大量”的“绅士”！

威尔斯夫人说她老了，太孤单了。因而问我是不是个“好主意”，因为她也准备找个男朋友结婚。我这个“绅士”怎能说这不是“好主意”呢？她因而说这次雯达病又发了，一个慈善的波兰老绅士来看她，雯达因而替他俩介绍了。据说那老绅士对沙莱也很羡慕。威尔斯夫人今天很高兴，特地烤了一块大蛋糕，要雯达把那位绅士请来过晚会。她并一再叮咛我早点回来一道吃蛋糕。

可是这天晚间我回来迟了，他们的晚会已成尾声了。威尔斯夫人一听到开门声便跑出来把我拉到客室去。那老绅士果然在那儿。他苍颜鹤发，身边靠着一根手杖，坐在长沙发的一端，语音宏亮，风度翩翩。威尔斯夫人穿着件墨绿色发光的晚服，为避免把衣服弄皱了，她在长沙发的另一端正襟危坐，看来像一座小土山。耳下两颗钻石，胸前一朵襟花，容光焕发，俨然四十许人，我默想她如在涂上“除皱药膏”之前，先服点收音机中时常叫卖的“消瘦灵药”一定使她显得更年轻。

雯达也化妆起来了，坐在一边椅子上。她穿了件不太合身的淡红色晚服，但是她的青春毕竟战胜了她的不合适的衣着，耳上垂着两串金耳环，脂粉薄施，云鬓半理，看来也楚楚可人。

在威尔斯夫人替我们略略介绍之后，那老绅士便同我谈起中国问题来了，他老人家在十九世纪时曾随船到过上海。他说中国人长辫子是天经地义的；李鸿章是好人；李鸿章的表弟袁世凯也是伟大的。

“你有女友没有？”他忽然问我，未等我回答，他又说中国女子是世界最美丽的。接着他又说了些“唐人街”的杂烩和排骨，老绅士真是无所不知的中国通。我们听他“海客谈瀛”直谈到深更半夜，他要起身告辞了。他在沙发上用力地撑了几下，我把他扶起来。他拿了手杖，戴起帽子，但是腰却始终向前弯着，他一步步向前一颠一颠地走，那副佝偻像才使我发现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老”绅士。

我把电梯的门开了，但是他老人家并没有直接走进去，他先在电梯门边上狠命地碰了一下，才摸着门走了进去。

其后那老绅士又来过几次，有时同威尔斯夫人谈到深夜才走，当然我们也不便打扰这对老情人的私情。但是雯达却偷偷地告诉我说，他俩要结婚了。有时他来了而沙莱不在家，他便坐下同我们谈天。

这一次他又来了，我正把他带向客室，威尔斯夫人突然迎面匆忙地跑出来，向我连连摇手；但他老人家已进来了。威尔斯夫人连忙又退回客室，出我意外地她忽然躲入一个大衣橱里去，真使我莫名其妙。

他老人家走进客室来，放下帽子和手杖，慢吞吞地在沙发上坐下。我连忙改口告诉他沙莱不在家。

“坐下，”他说，“那我们就谈谈吧！”

我说不行，因为我晚间学校有课。

《五十年代的尘埃》 三妇人(6)

“那我就一人在此休息，休息，等着沙莱。”

我又说不行，因为沙莱的孙儿来了，晚间不会回来。同时我站在沙发边，疲劳地劝他下次再来。最后他算站起来了，等他稍一移动，我便挤入他和沙发之间，使他不能再坐下。他又向另一小沙发方向移动了。未等他到达目的地，我又抢过去站在小沙发的前面，口内不断地劝。任他向任何可坐的地方去，他总发现我站在座位的前面。先礼后兵，中学时代的篮球，对我的帮助可大了。

结果他被我逼到客室的门口，我立刻把帽子取给他；他接了帽子，我立刻又把手杖递过去。戴了帽子，拿了手杖，他不得不走了。我把他送上电梯，把门从外抵牢，我看电梯下去了，才放手回来。

这时威尔斯夫人也从衣橱内头发蓬松地出来了。我忙说了对不起。同时我又问她，不是他俩已快结婚了吗？

“同这老魔鬼结婚？”威尔斯夫人气愤地说：“他年轻时喝酒不长进，年老了无家可归，住在孤老院……”

“哼……”威尔斯夫人说着又笑了，“那老魔鬼又是个瞎子，快八十岁了，他还说孤老院规矩大，不自由，伙食又不好……他要和我结婚，搬到我这儿来住，要我炸牛排给他吃……”

“老不死，”威尔斯夫人笑了笑又停一下说：“他昨天晚间还要和我接晚安吻呢！”

这一次的访问，并不是老绅士的最后一次。他以后还是不断地来。天气冷了，街上大雪没胫，但是这老绅士总是披着件破大衣，拿着根手杖，自街头摸索着一颠一跛地来敲门。雯达病起来了，室内时时发出凄楚的呻吟，加上门外那瞎子的手杖声，使我如置身于“金银岛”上的那个小旅店，注视着那可怕的“黑狗”。

可是老瞎子的毅力毕竟改善不了他的住食——他的恋爱终于失败了。

天阴沉得可怕，腊鼓催人，已经是圣诞节的时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我们这四位无去处的住客，因而想筹备我们自己的圣诞晚餐，我们公推健茵做“主席”来纪念圣诞，同时我们四人自动交换礼物，我在书桌上发现了威尔斯夫人给我的一盒巧克力糖；健茵给我的一个小烟盘；雯达给我的一条绣着个“W”的小手帕。

可是雯达的病却更严重了，好久不见她开房门，我们的圣诞筹备会的“主席”忙得也就不起劲。

还算我运道好，圣诞之夜一位老教授爱文思先生夫妇约我去晚餐，情不可却，我不得已离开了我的三个伙伴。餐毕归来，已是时过午夜了，当我冒着风雪归来时，发现门首停了部红色救护车，最初我以为是邻人圣诞闹酒出了事。谁知上到五楼，才知这意外是出在我的住处。邻人和他们的客人，有的手里还拿着酒杯，正在我们门外，屏息围观。我赶进门内，看健茵穿着睡衣站在雯达门外啜泣；威尔斯夫人也露出沉重的面孔，两个警察和一个护士，正在把一个无知觉的雯达抬向软床。我忙问威尔斯夫人，“雯达怎样了？！”她低声懊丧地对我说：“她这月房钱还未付我呢！”

我挤进雯达房内帮警察把软床抬出。我叫了雯达几声。也不听回答。我帮着将她一直抬上救护车。那车子红光闪了两下，忽然“嘶——”一声把雪水溅得乱飞，在纷纷的雪片中疾驰而去。我站在街边看那红光渐渐消失在街的尽头，可怕的嘶声渐渐杳然。抬头看看左右高楼上，圣诞树发出的光彩；舞影幢幢，歌声隐隐，纽约市的居民，正在度着一个可爱的“白色圣诞”。

（原载纽约《海外论坛》一九六年八月至九月第一卷第八至九期）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1)

这对我原是不应该用的，数目相当大的“冤枉钱”。它合起上海的“金圆券”来，真是不知多少“万”呢？但是我还是忍痛的用了，因为它只是七角五分“美钞”，我在“落日轩”一顿排骨就销掉了。

未等我取出一元美钞来，那坐在收银席上，穿着粉红色绣花旗袍的美丽小姐早就把两角五分银币塞到我手里，又用她那小橡皮图章在我左手背上印了一个小兔子，我就扬长地走进巴纳女子学院的跳舞厅了。厅里面黑得令人有点不惯。那巨型的HiFi大唱机播出的音乐，比上海“大世界”屋顶上的洋琴鬼奏的好听得多了。就人数来说，也就真够伟大，黑压压的人影足有一百来对，把偌大的一个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幸好靠着墙还可以行动，我打量一下，便沿着墙向有灯的方向走去，虽然两百多人，谁也不理我，幸好墙角上也站满许多不舞的“单身汉”，我至多也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当我走向亮处时，才发现那儿不但有个台灯，同时那儿还有一张三人沙发，只有一个“单身汉”，弯着腰坐在一端。我便不自主地坐在另一端。这位朋友看也不看我一眼，河水不犯井水，我当然也犯不着去理他去。

我坐了大约一刻钟，没事就清理清理指甲，和想想我那失去的七角五分钱。可是这位朋友却动也不动一动，只是弯着腰向舞场中注视那两百多条前后乱动的腿。他嘴内似乎还不断地在念些什么。那两只无事的手则在耳朵上和鼻子上扭来扭去。这位古怪朋友的古怪动作倒吸引了我的好奇心，我对他提神地看一下，几乎忍不住的笑出声来。原来他是我的老朋友——小厮。

我轻轻向他背上敲了一下，又轻轻叫一声“小厮”。小厮吃了一惊，转过身来看见是我却又大为高兴，大声说，“呀？！你也来了！”我说，“我来了这么多时候，你理也不理我一下，你在干吗呀！”

小厮摇摇头，叹口气说，“……有的快，有的慢，奥妙不尽，变化无穷……”

“你在说跳舞吗？”我说。

“我在这里已经看了一个多钟头，”小厮说。“就是看不出名堂来。你看他们跳得有快，有慢，各不相同。”说着他指着那暗处，一对舞侣脚上只微微而动，上面这个头靠着那个头，却一动也不动。他又指另外两对给我看，那个穿着花裙子的正绕着一位大汉在兜圈子。另一位黄头发的少女和一位黑色飞机头的少男，面对面，谁也不拉谁，却扭得挺起劲。

“……真变化无穷，奥妙不尽。”小厮又叹口气。

这时音乐停了，灯也亮了。舞场四周挤满了谈话和擦汗的舞伴，显得怪累人的。小厮和我也把沙发让给累了的少女，站到一边。墙上的扩音机响了，原来是一位大约有十八九岁的华裔女青年在台上说话。她首先代表巴纳中国女同学会谢谢来参加的人，连我和小厮都在内。接着她又谢谢另一个女子学院的中国女同学会，谢谢她们“派来了二十几位又年轻又漂亮，舞又跳得好的小姐们，来帮助本会做女主人”。她请求她们都站起来，好让大家认识她们。她们果然站起来了，每一位都戴一枝白玫瑰。大家没命地向这些白玫瑰姑娘们鼓掌，我和小厮也把手都拍红了。

女主席又叫她本会戴红玫瑰的三十来位“女主人”起立。我们又没命地向这些红玫瑰姑娘鼓掌。在掌声里，音乐响了，灯光渐渐暗了；小厮和我又恢复了原有座位。我二人刚坐下不久，一位穿墨绿旗袍戴着红花的“女主人”来向我们打招呼。小厮和我连忙站起，然后分两边请她一齐坐下。

她先问小厮为什么只坐着不跳舞。小厮说尚未学会。她又转身过来问我，是不是因为我的朋友不跳舞，那我就一定要陪着我的朋友一起坐着而不跳了呢？我连说不是，我不跳，不是陪着小厮，而是还没有学跳舞。

女主人毕竟殷勤。她说那我们谈谈也是很有兴趣的。当她知道我不久之前才从上海来，她就不说英语，而改说“苏白”了。她问我，“你喜欢上海，还是喜欢纽约？”我正在考虑哪一种回答才能讨女主人欢喜时，一位大汉已经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他把右手一伸，只说了半句英语，我们的女主人就微笑地站起来，向我和小厮说了声“对不起”，便被大汉带走了。小厮那十分紧张的面目，自她去后，又恢复了正常。

我和小厮一直起呀，坐呀，又在那大沙发边消磨了两个钟头，希望那“女主人”再来和我们谈谈，但是她却一去不返。夜深了，音乐机上唱完了《晚安吧，阿仑》，小厮和我才随着人潮，走出了巴纳女子学院。

“上帝啊！”小厮对着街灯叹了一口气，“我的房东还以为我跳了一晚上的舞回来呢！”

“去学！”他又把嘴唇一咬，用右拳狠命地打了他的左掌！在寒风中，我还听小厮说了些什么“毋宁死……毋宁死……”我们因住处方向不同也就分手了。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2)

小厮是我在上海美国领事馆办签证时认识的朋友，原名司徒雷。那时因为我们同是未来的留学生，所以一见如故。他比我先到美国，我来时他已在“山上”做过一个暑假的苦力，净赚了好几百元，并且取了个洋名字叫斯丹莱。据他说这名字原是他犹太老板替他起的，实在起于言语不通的误会。

当他最初报名洗碗时，犹太老板叫不出他的名字，便问他说，“我们应怎样称呼你？”小厮说他在中国大学当助教时，人家都叫他“密斯特司徒”，所以老板最好也叫他“密斯特司徒”吧。犹太老板对他打量一下，鼻子哼一哼说，“我们美国只有一个密斯特，这密斯特名叫杜鲁门。”

小厮一听才知道他自己“密斯特”不起来了。但又不知道自己叫什么才好，一时唧咕不出来。犹太老板光火了，大声说，“仆欧，你的第一名叫什么呀！”小厮这一下更慌了，乃大声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司徒雷！”

老板听了高兴地笑了，拍拍小厮的背说他是“好孩子”。自此以后小厮的洋名字就叫“斯丹莱”了。

我到美国之后，斯丹莱特地来看我，我不在家，他就留了个英文条子。我看不出，也读不出这个名字，只知道是个“斯”字打头。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斯”先生是谁，好久才知道是他。他个子又小，年纪又轻，人也天真活泼像小老弟，我又记不住一大窝洋名字，只简呼之为“小厮”。司徒雷兄欣然同意，因而他就是我的“小厮”了。

自从我们“跳舞”分手以后，小厮又来找我几次，找我的目的是要“学跳舞”，他认为我既然也不会跳，最好和他“同学”。小厮的学习格言是，身为留学生而不会跳舞，实在太“无耻”了，他痛心疾首非学跳舞不可，我和他是同病相怜的，所以也大力支持他，答应他，他如找到门路，我一定和他同学。

我的鼓励，增加了小厮的勇气，有志者事竟成，小厮逐日奔走，我也就静等他的好消息。

果然不久，小厮的“好消息”就来了，他告诉我已找到了学跳舞的“门路”。据他说他在最近参加一次跳舞会，出乎意外地，他碰见了暑期曾在一起做工的大头杰克。杰克原先也和小厮一样，遇到舞会总是坐着跳的，这次可不然了。杰克从“狐步”跳到“吉特巴”，跳得他的舞伴，满场打转，香汗淋漓。谁还知道杰克半年前只会走路呢？！真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小厮羡慕极了。忙向他请教“门路”，才知道杰克是享有跳舞专门学校的毕业证书的舞艺专家。那时杰克因为约有单独舞伴，小厮也学会了一个英文单字“Date”，所以未便多谈。二人约好以后详谈。小厮因而特来约我同访杰克，一探究竟。

我们出发之前，我特地提醒小厮先打个电话，以免扑空。小厮说杰克为省钱，住在一个“冷公寓”，那里既无热水，更无暖气，哪里来电话呢？不得已我们只有凭运气支配了。我们整整坐了一个钟头的地道车，才找到杰克住址。谁知竟不出我所料，扑空了。

幸好杰克的冷柏文之内，还住了一位名叫保罗的热同房。他招待我们坐下吃茶，彼此稍微“先生”了两下，就变成老朋友了。保罗告诉我们，杰克白天上课，晚间在一家饭馆搬盆碗，深夜始归，他们很少见面。

“哈！”小厮说，“杰克真想做资本家！”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3)

小厮说这话不是无因的。据他说杰克是他们夏天上山的一群人中，钱赚得最多的一位。因为他力大如牛，手脚灵敏。别人要跑三次厨房，杰克一次就够了。小厮说他自己的盘子里放了二三十个碗碟就够重了。死鬼犹太人，每个碟子简直有半磅重一只。但是杰克一下可搬两百只。盘子里平放不下，他会用小碟子在盘子四周砌一道墙，然后再向中间堆盆碗，所以杰克一举起，那盘子就像观音菩萨所站的那只大荷花，远东来的搬盘子的行家，把这种搬法叫做“荷花盘”。一个荷花盘少说点也该有一百五十磅。高头大马的老番，搬荷花盘的已不多见，黄巴巴的黄帝子孙，能这样搬的就绝无仅有了。

小厮说，慢说是荷花盘，就是桃花盘，杏花盘他已经够累了，但是杰克便是搬荷花盘的大力士。有时客人少了，无荷花可搬时，杰克会把大盘子用三个指头撑起，在犹太太太们的头上伸来缩去，足使客人吐舌，老板皱眉，茶房头伸拇指。

杰克就凭这点武功，一个暑假就净赚一千三百美钞，而小厮每晚膀子抽筋，却只赚了六百。照小厮看来杰克真是富翁了，一年之内可以坐着吃，埋头读博士，不顾其他。这样有钱的人，还住间冷柏文，现在还要去做夜工，不是想做资本家是什么呢？

“杰克真是苦干！”小厮把曾经告诉过我的杰克掘金记又重复给保罗说一遍，并加了这么一句赞辞。

“杰克哪里有钱？”保罗很郑重地说，“他的钱都花掉了。”

“……”小厮睁大眼睛，简直不信。

“他汇钱回国养家吗？”我不禁插一句嘴。

“哪汇得了那许多！”保罗说，“他学跳舞学掉了！”

这一下可把小厮和我都吓呆了。学跳舞！我简直想不透，能在三四个月内学掉千把块美金，我不能相信；小厮更不相信杰克有此魄力，他知道杰克是贫寒出身，吃条“热狗”都会考虑半天的人，怎会如此“荒唐”。

“荒唐什么？”保罗说，“他说在那环境之下，不花钱是有失中国的国体，所以他才花了。”

保罗是不爱说话的人，可是我们的好奇心却强迫他把杰克入学的经过，说给我们听。

原来杰克自暑假回来后也“坐掉了”几个舞会，因而他也有“美国留学生不会跳舞，未免也太无耻了”的感觉，下决心，非学会跳舞不可。果然天不负人，一天在报纸上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跳舞学校的广告。那上面写明是世界最有名的跳舞学校，并列举了什么波斯王子，匈牙利公爵等名人，说他们都是该校毕业生。杰克本不敢有此奢望，要和他们同学，不过便宜得出奇的学费却吸引了他。这广告说，“试舞每小时一元，学生如不满意，包退还洋……”另外还有一条写着“携女友或眷属一同入学者，试舞费每小时七角五分”，学生们如不满意，也“包退还洋”。

杰克一看这广告就很“满意”，并没有存退费之心；他一时也找不到“女友”或“眷属”，所以也不想省两角五分钱一小时。他决心是出一块钱一小时，这和他暑假的工资相差无几。杰克既在犹太饭店做工之后，颇有“阶级意识”，绝不想做资本家来剥削别人劳动的。

一天下午，杰克带了剪报，便在下城繁华区域找到了这家大学校。原来校舍是在一座大楼的第二十四层。穿制服的开电梯工人，把杰克送到二十四楼，还向杰克弯腰做了一个极有礼貌的手式。杰克是同阶级出身的，知道这位朋友的心理，便顺手给了他两角五分，电梯便下去了。两角五分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杰克想，将来如能带“女友”来同学，这两角五分还是可以在学费上扣除的。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4)

学校门前坐的一位年轻招待员，她只微笑一下，便拿一表格给杰克。这表格除“姓名”之外，什么年龄、学历、籍贯、祖宗三代等，普通入学填表时所要求的那一套都一概豁免。“性别”之外，其他便是你喜欢哪项运动？身长多少?体重多少？等等无关紧要的问题。杰克填完了，那招待员便领杰克走向一间有名牌的“校长室”。那位衔着根大雪茄似乎是校长的人物，只对杰克上下打量一下，便拿起电话，将杰克的“表”背诵一下，便在表上写一个“十五”，手向门前右方一指，似乎是叫杰克向那方向去找十五号。二人并未交谈杰克便出来了。

校长室前是一条长甬道，两边全是房间，门都紧关着。门上却有个大号码。杰克顺序走到十五号，发现门是开着的。一位十分秀丽的碧眼金发，大约二十来岁的女子正在向一位和杰克差不多的小伙计说晚安。“迪克”，她在说过晚安之后，又向这转身的客人补一句，“下次可别来得太早，免得一个人枯坐着等时间，怪寂寞的。”

那小伙计，只把身子略转一下，一举手吹了个口哨便大步离去了，这姑娘嫣然一笑，又送了个“飞吻”之后，才转身来招待杰克。这一幕晚安送别的镜头，杰克如仍在中国，一定会说他们在“打情骂俏”。不过现在杰克觉得没有什么不正常。相反的，不这样，才不正常呢！“一副死面孔，算什么？！”杰克时常觉得美国青年男女活泼热情，非我们祖国青年的假道学所能比。

这小姐向杰克自我介绍名叫安妮。她早知道杰克名叫杰克。她把杰克请进十五号，便随手把门关了。这十五号是一间十二三尺见方的空房，三面是镜子，除两张木椅和一个小茶几之外，别无家具。

安妮一进门，举手揿了个电钮，音乐便响了。她把左手向杰克右肩上搭着，右手拈着杰克左手便开始向后转动了。杰克知道这就叫做“跳舞”，他自己是不会跳的。他脚是在向前走，嘴里却连说，“安妮，我还不会跳呢？”

安妮金黄的头发只稍稍一颤动，嘴里含笑着说，“你现在不是跳得很好吗？”

杰克为了今天入学特地穿了一套新西服，胸前还有一条白手帕，头又是新剃的，光泽鉴人。他向三壁的镜子里一看，简直不相信这便是满头汗珠手托“荷花盘”的自己。尤其令他感动的是他怀中所拥抱的那一位身材苗条、秀丽、温和、活泼而端庄的舞伴。他俩高矮胖瘦，真是中国舞台上所常说的，“天生一对，地设一双！”

“安妮，”杰克不安地问，“我们现在跳的是什么舞呢?”

安妮说，“狐步呀……你是不是嫌不够味呢？”

“Oh，no……”但是杰克的“no”字尚未说出，安妮便抢着说，“让我们‘破’（Break）一下看。”说着她左手稍一用力，杰克便和她肩并肩在向前走了。刚走两步，她左手又向杰克的臀部一按，杰克一惊脚步便换了次序。再走两步，她又一按，杰克又换一次。第三次杰克便自动地换了。原来杰克受过“军训”，在“提步走”时，出错了步子，要换回来的办法，是和现在一样的。杰克信心大增，右手搂紧了舞伴的细腰，昂然向前，再看看镜子里的舞影，好不英俊！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5)

这时安妮，出其不意地，把杰克向左一推，叫声“再破”，杰克不自觉地便向左打了个圈子，回来正碰着安妮也向右打个圈子回来，真是丁东一下，俩人又抱在一起，安妮转过头来问杰克“好不好？”

杰克自然连声说“好”，可是安妮没有等他说完，便抢着说，“拉丁舞破起来更有味呢，让我们再试试看！”

未待杰克同意，她便松开了手。杰克也站住了，吐了一口长气。心里想，有人教游泳，直截了当，便是把学游泳的人，向深水一丢，让他去喝水，然后再把他救起，休息一下，再丢下去。据说一个人只要这样连续喝两加仑水就会游泳了。这叫做直接教授法。安妮教跳舞的办法，显然就是“喝水”的办法。

安妮的音乐又响了。她拥着杰克扭动，杰克不知不觉又跟着她扭了起来。再向镜子里面一看，果然和以前不同。想起以前只是在换步伐，上军训，现在可真在跳舞了。可是扭了几下杰克方寸渐乱，有点扭不来了。安妮自杰克肩上放下右手，改向杰克腰间推动，嘴里含笑地发出轻微的口令来反复念着，“快，快——慢；快，快——慢……”

在她的口令之下，杰克又逐渐恢复正常，和她配合扭动，虽然有点吃力，还可勉强应付。

“破——”安妮忽然把杰克左手向上一推，自己在杰克手下连做两个来回的三百六十度旋转。她那幅红色的裙子随风飘起，真像朵荷花，美丽而调和。

接着再扭几下，她把右手食指向杰克肚脐上一点，意思是要杰克只站在原处跳，不要移动，她轻轻地把自己的右手握住杰克的右手，再换回左手，轻轻地在杰克身边绕了一圈又回到杰克怀抱中来。杰克注意墙上的镜子，颇觉自己像朵玫瑰花，安妮像个蝴蝶。这蝴蝶轻轻地飞绕玫瑰花一周，又回到花蕊上来。

杰克不知蝴蝶绕花一周时，花应如何跳法。不得已又拿出军训课上的老办法。“提步走”，走不通时就“踏步踏”。他再向镜子里看，这朵花的“踏步踏”和蝴蝶的“飞舞”比起来未免太笨了，但究竟比站着不动像朵“呆花”要好多了。

“杰克，你一定是个很好的运动员，”安妮一面说着，一面拉一张椅子给杰克在她的小茶几对面坐下。

“没什么太好，”杰克说，“我喜欢运动就是了。”

“啊！”安妮有点不信，“你一定是个棒球明星。不然你身体为什么这样灵巧，跳舞一学便会了。”

“棒球，我们在中国倒不常打，”杰克说，“不过我在篮球方面，在中学和大学都是选手呢！”

“你还是大学生呢？”安妮有点惊诧，“难怪我看你有点像中国外交家的风度呢？要当外交家，一定要会跳舞是不是？”

面对着安妮诚恳而天真的笑脸，杰克未回答这问题，只好笑一笑。安妮又说，“杰克，我看你跳得已经很好，但是几个基本课程还是应该学的。先学狐步和华尔兹，以后再学西班牙舞吧。”

“西班牙舞对我太高深了吧！”杰克有点不敢想象。

“你刚才不是跳得很好吗？”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6)

“那一圈一圈就是西班牙……？！”

安妮笑笑说，“那叫狼巴。跳得好才够味呢！”

“跳得好那才够味呢，”杰克也重复一遍她的话，不过却未说出声来，心里倒是挺痒痒的想学一下。

安妮埋头不响，在替杰克排课程表。她计算杰克能修完以下课程，则社交舞，在华尔道夫星光厅内也可跳得很配合了。她觉得杰克应学：

基本狐步——十小时

基本华尔兹——十小时

等这二十小时基本课程修完，再修中级和高级。这十小时可于一星期修毕，星期一到五每日二小时。普通公务员、店员最好习舞时间是每日下午八至十点。杰克既然是学生不必上下班，安妮说下午二至四点或四至六点最好。晚间教师有的都疲倦了，所以下午二至四点是最好的一堂。不过杰克喜欢四至六点，安妮也觉得杰克的时间分配极为智慧，因此就这样决定下来，下星期一就可以来上课了。安妮就是教师。

安妮又说，她们的学校对清寒学生的学费是有折扣的。一位匈牙利流亡公爵来入学，学费是五十元一小时。习舞时师生双方都穿晚礼服，课堂便是一个小舞厅，一旁还有侍者在准备休息时用的香槟。据安妮说那实在是不必要的浪费。一个人总该实际点，何必和那些富翁比呢？因而她替杰克打算盘，惠而不费，每小时学费七元五角。如果杰克不是学生，那校方就要收十元一小时了。

“我今天本来是看了广告来‘试舞’的，”杰克说着自己有点面红，“实在没有带这许多学费！”

“在纽约，四处都是强盗，”安妮把嘴一翘道，“谁敢带许多钱在身边？杰克，你以后千万别带比20元还多的数目在身边啊，别忘记，这儿是纽约呀……危险……”

“安妮，”杰克说，“我今天只是‘试舞’的呀！你们的广告上面不是那么说的吗？”

“杰克……啊，”安妮露出一副天真而可怜的面孔，半抱怨，半哀求地说，“难道你对我的教授法不满意吗……啊……杰克！”她几乎哭出来了。

杰克有点心酸了。安妮的一副可怜而发光的蓝眼，死盯住他，等候回答。

“安妮，”杰克抱歉地说，“你真是再好也没有的教师了。不过我是穷学生，我考虑的是经济问题啊。”

“啊，杰克……”安妮哭丧着脸说，“学费你不可以分批付吗？我也只是受雇来工作的，我教了你这些时，你还不愿学，他们不会相信是由于你的经济问题而是你不喜欢我？”她说时用手向外一指，杰克立刻想起，那个口衔雪茄的宝贝的死样子。

安妮一副虔诚的眼，仍在等待杰克的回答，使杰克尤其觉得不忍。杰克是个软心肠的硬汉子，他想万一因为他不愿学而影响这位“妞儿”的饭碗怎么办呢？“不管她，”杰克把心一横，想掉头而去。可是他终于未说出口。

呆了半晌，他看那副可怜的蓝眼睛仍在盯着他。杰克又把心一横，但是却横向另一个方向。“奶奶的，”他想，“俺大头杰克痴生二十八年，还未对不起过娘儿们呢！”

杰克又沉默了半刻，终于牙一咬，手向衣袋一插，大声说了句，“算了！”他们刚才在说洋文，可是杰克这一句却说的是北方官话。安妮不知是什么意思，还是望着他。杰克的声音又降低到原有的绅士英语说，“我决定选修这两课了！”

安妮不由得破涕为笑，高兴极了。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7)

杰克也自觉很英雄爽气，自皮夹内取出原来预备“试舞”二十次的两张十元美钞，交给了安妮。安妮拜谢至再。一直把杰克送到大门口，说了许多“快乐的周末”，“星期一再见”的话。杰克便大踏步走向地道车站。

幸好袋内还摸出一毫银币，足够回家路费。杰克匆匆赶回公寓，正值保罗在煮晚餐，两人便一起吃了，所以保罗对杰克入学的经过，知道得十分清楚，可以贡献给小厮和我作参考。

我们来访杰克时，真是巧，也是保罗做饭的时候。保罗是个好厨司。做了大锅的红烧蹄膀和中国青菜，香味扑鼻。他迟迟不吃晚饭，但是小厮对跳舞的兴趣使我们忘记了这是保罗的公寓，和保罗的用餐时间。饿了的饥民，嗅觉本是最灵敏的。保罗的肉香引起我不知不觉地赞赏一句“好香”。

保罗不好意思地揭开了锅盖。小厮和我不约而同地伸过头去，大加称赞。保罗似乎也心里一横，作下个“算了”的决定，坚持要留小厮和我吃顿晚饭，我二人推辞不脱，最后由小厮自动去买了几罐啤酒，大家对酒吃肉，干脆谈个痛快。

据保罗说，杰克自从进了学校之后，从“基本”学到“中级”最后又学完了“高级”社交舞。高级毕业时，为了酬谢教师，还租了一套晚礼服，请他的教师到拉丁夜总会晚餐。

当杰克荷花盘在手时总是口中不断的，“Thank you，Sir!”他曾发誓，总有一天要“招待头”也这样来恭维他一次。这一次美梦终于实现了。杰克身穿小礼服，手挽如花似玉的金发佳人，乘上的士风驰而来，侍者开车门，杰克赏以五角，果然就当起“Sir”来了。一进大餐厅，杰克胸脯挺得比天还高，“招待头”鞠躬如也，“Sir”长“Sir”短更不绝于口。最初杰克还数着自己被“Sir”了几次，最后数不完，也就算了。

招待头把杰克和安妮领到舞池边最好的席次，上可看洋琴鬼吹喇叭，下可一目了然看舞池中表演的各种节目。安妮虽也曾来过这里两次，却未坐过这样好的位子。杰克笑笑说，“招待头知道我是熟客，所以才能坐到这席次。”其实这是杰克第一次穿礼服入夜总会呢。不过杰克是行家，毕竟是吃这行饭发财的。他一进餐厅，便将两张一元钞票卷成一个小筒，像反拿香烟一样，把这小筒在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间露出一点儿端倪来。当招待头第一次弯腰向他鞠躬时，杰克把左手稍稍一动，招待头便知道这位黄皮肤的绅士是有来头的，可能是电视上偶尔看到的威灵顿公，不然就是张学良将军的小舅子，再不然就是正在打两千万元官司的“毛将军”和他的金发女秘书。招待头是没有种族偏见的，何敢怠慢。一连串的“Sir”和“妈姆”便把安妮和杰克带到最好的席次。可是当杰克暗中把那支小香烟递给他时，他瞥眼一看，第一颜色不对，第二分量太单薄，他显然有点失望，他心里可能也骂了几十个“母狗的儿子”，杰克实在一句也未听见。

这个位子果然非凡，侍者招待之殷勤，安妮说是她向来未见过的，这可能因为那群侍者们，雄狗的眼，还没有看出，招待头在暗地里所骂的母狗的儿子，他们也错把捧荷花盘的“公共汽车儿童”（Busboy）当成了毛邦初将军。

拉丁夜总会是名不虚传的。杰克和安妮一杯在手，爵士幽扬，在电烛摇曳之下，小两口儿娓娓倾谈。以杰克的魁梧潇洒，配安妮之袅娜妩媚，真是天上无偶，人间有双。安妮颇有酒量，粉颊初红，益发软语如珠。杰克虽然非酒徒，然而三杯两盏，也勉强可以舍命相陪。

等到乐队奏起狐步或华尔兹时，杰克和安妮便翩翩起舞了，一个是师出名山；一个是及门桃李。跳起来自然节拍相符。安妮酒意三分，玉山半倒；杰克以荷花勇士扶半醉美人；夫子既不再指点，学生也就无心学业。一时杰克将安妮稍抱紧点，安妮便索性倒入勇士怀中。台前缓竹哀丝，头上灯光半灭，二人相依相贴，与课堂上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学习与适用本来有别，这使杰克想起以前受军训时，训话时常提到的名言，叫做“文章不与政事同”！

灯光亮了，安妮理理头发，杰克扶她回到座位。安妮又重行敷了点粉，侍者推了金的车子，送上杰克和安妮最喜吃的菜。二人边吃边谈。一次杰克半晌未语，忽然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安妮最关心杰克，忙问何事这般有趣，何妨说出大家笑笑呢？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8)

杰克说，“我笑我的祖国抗日战争时的大学校长陈树人博士。”

“陈博士是不是也进过跳舞学校？”安妮奇怪地问。

“陈博士哪里敢跳舞，”杰克说，“他是孔夫子的学生。”

“杰克，”安妮把眉一皱，“你们的孔夫子现在还活着吗？”

“他老早就死了，死了千把来年了，”杰克说，“我说学生，我意思是孔夫子主义者。孔夫子是不跳舞的啊！”

“他不跳舞就算了，有什么可笑呢？”安妮有点不懂。

杰克说，“我笑与跳舞无关，我笑他要我们做学生的要‘尊师重道’。教师上堂我们要‘立正’。路上遇到老师要‘鞠躬’。我现在进你们跳舞学校，你不也是我的‘老师’，照陈博士的训令，我在课堂上见你来了要立正，在街上遇见你要鞠躬的啊！但是安妮，今晚咱们俩跳舞，可像师生恋爱啊。在我们中国，师生恋爱不但其他学生要闹风潮抗议，陈博士也会把你解聘啦！”

“你们中国真奇怪……哈……哈……”安妮唧唧地笑得喘不过气来。

“安妮，”杰克也笑着说，“别以为我们中国人奇怪，各国风俗习惯不同啊。”

“先生和学生的关系在我们看来只是知识传授，”安妮说。接着她又解释说，“战后我爸爸想做日本复兴工作的生意，曾到哈佛大学选读一门日本会话，和一门近代日本经济史。教我爸爸会话的便是一位二十来岁的日本女学生，难道我爸爸见她还要‘立正’‘鞠躬’？我爸爸是药剂师，他也教过课，如果这小姐正巧也选了我爸爸的课，那他俩人谁向谁立正呢?”

杰克未想到这妞儿还有这样口才，他一时竟回答不出。安妮又认真逼他一句说，“要是我父亲和那日本女教师闹恋爱，只有我妈妈才能抗议，哈佛大学其他的学生也犯不着管闲事，闹风潮啊？”

杰克不想在跳舞场中辩论教育哲学。只和安妮开玩笑说，“我们中国如果能请你去当大学校长，中国教育一定要进步多了。”说得安妮哈哈大笑。

“杰克，”安妮又问，“你们的孔夫子和印度的甘地哪一个年纪大些。”

“孔夫子比甘地大多了！”杰克说。

“难怪孔夫子的学生要这样主张呢？”安妮说，“甘地听说曾教印度人纺棉花。手工纺棉花的社会里面的制度怎么能拿到有高度流动性的工业社会里来用呢？……”

安妮愈说愈得意，杰克只好打断她的话，夸奖她真聪明有学问。安妮也得意非凡。这时正好乐队奏起狼巴舞乐来。杰克问安妮关于狼巴的基本动作，安妮用两个细长的指头在台布上，表演了几下，便站起来了，杰克只好也站起，搂着她走下舞池。杰克虽然尚未窥门径，但是名师好徒，杰克如忘记了步法便来个军训上的“踏步踏”，安妮如蝴蝶绕花，自会绕着他旋转飞舞。美妙无穷。

时间已是夜半一时半，侍者恭敬地送上账单来。杰克一看是七十一元四角。杰克付了四张二十元大钞，当侍者以小盘子送回找零时，杰克说了声“Keep it”，那侍者弯了九十度，恭敬地说了声“Thank you，sir”。杰克理也未理他，那侍者又鞠了个大躬。

在的士车上，杰克默算一夕的消费，连衣帽和三次小便所用的钱在一起，大约尚不足一百元。自己暗暗把舌头一伸，默算这一学期的伙食总归维持不到底了。可怜的安妮，不知好汉心中之事，还在一旁问道，“杰克，你狐步和华尔兹学完了，下星期是不是还学西班牙呢？”

杰克稍想一下，今年反正过不了年，百元大钞算什么，俺一九四八年在上海还不是花了几百张。“安妮，我当然学下去。”安妮高兴极了。车抵安妮门首，二人下车，又在安妮门前细谈片刻，便互道下星期再会了。杰克摸摸荷包，地道车钱总还是有的，也就登车返寓了。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9)

杰克自跳舞学校毕业以后﹙据保罗的看法，而小厮同意的﹚可真不平凡了。每次跳舞会，他必然参加，每参加必从头跳到尾，从不稍息。偶尔抢不到舞伴站在墙边，也是不平凡的。他总是皱着眉头，指东画西地批评，张三是“八字脚”；李四只扭那不应该扭的肩膀，却不扭那应该扭的屁股。王五就更糟了，简直像上海四马路的野鸡，只会到处“拉人”，哪里会跳舞呢？

杰克不只是批评“领袖”﹙Leader﹚，据保罗说这“领袖”并不指“政府首长”，而是跳舞专家的术语。大凡男女对舞，男的总归是“领袖”。这资格是与生俱来的，并不须要“革命”，“坐牢”，和自己指自己鼻子那套手续的。杰克也照样批评“随员”﹙Follower﹚的。大凡男女对舞，不论女方是如何伟大，伟大到像伊丽莎白女皇、罗斯福夫人，她们如同杰克对舞，也是要当“随员”的。

据说杰克自毕业以后，当了“领袖”，除老师安妮一人之外，就未找到一个中意的“随员”。不是玛莉“黄巴巴，瘦扁扁”，便是玫瑰的旗袍“直桶桶的”，如何能跳“探戈”呢？杰克最恨的却是跳舞大众不按规矩跳，“乱来一泡”，真使杰克气得面色发青。照杰克的规矩，一两百人的大跳舞会，所有“领袖”们都应掌握住他们的“随员”，绕着舞场，向“反时钟”方向跳。庶几一男一女排队前进。要大家都跳得高兴了，来一个“换舞伴”运动，一声令下，一步向前，全场都换了，那多够味！

“中国人的舞会，就是不能跳，”杰克总是这般抱怨着，“大家你碰我，我碰你成什么话呢？”杰克还举了个实例：有一次他跳探戈时，正推着“随员”向前作“慢——慢——快、快……”的最高潮时，忽然感到天崩地塌，他的“随员”零达大叫一声“妈呀！”他举头一看原来是那“活猪”富兰克，不按规矩跳，而作“顺时钟”方向前进。双方迎头而来变成了“慢——慢——快、快——碰”。萝兹的臀部正碰着零达的屁股，所以碰得零达大叫“妈呀”。

杰克事后想想这一“事件”，犹有余怒。他告诉保罗说，“这就像在单线街道开车，而活猪富兰克，开错了方向，来个headon……你看气人不气人。”他说幸好零达屁股未撞伤，否则打起官司来，富兰克违反交通规则，是要吃官司的啊！

保罗口才并不好，但是他那慢吞吞的叙述，使我和小厮，只顾听得出神，简直忘记了桌上香气扑鼻的红烧肘子。保罗误以为我二人已吃饱了，他慢吞吞地说话，同时也慢吞吞地把肘子收到冰箱里去了。小厮很懊悔，只顾耳福忘了口福，他事后告诉我，他只吃到“一小块”。

“上礼拜六的跳舞会，杰克为什么没有去！”小厮索性忘记了红烧肘子，再追问一句杰克的下落。

“他最近已好久不跳了，”保罗说，“他周末要去搬盘子的。不然他哪里有钱付我的房租呢？”

据小厮所知，这柏文原是杰克“顶”下的。保罗原是杰克的房客，现在保罗怎么又反客为主了呢？这种转移，真是和跳舞一样“变化莫测，奥妙无穷”！其实故事也很简单，杰克的学费太贵了。他一共从“狐步”，“华尔兹”学到“狼巴”，“散巴”，“探戈”；从初级﹑中级学到高级，共十五课，每课十小时，每小时七元五角的学费，共花了一千零二十五元学费。再加上夜总会一次“谢师宴”花了一百元，正好是他一个暑假的总收入。等到“中级”以后有点周转不灵时，他本不想再向“高级”进修了。但是基于数种考虑，他还是继续进修了。其中最基本一项考虑便是：“反正是过不了年了。”他如中途辍学，尚可保持一个柏文。“奶奶的，”杰克把心一横，“保持个柏文有啥用！”索性和房客交涉，以三百五十元原价“顶”给保罗，出顶之后，每周便转向新房东付五元房租。

最近杰克已经有一个多月未向保罗交房租了。保罗曾向杰克提过两次。不是保罗不放心，而是重提前房东的老话。杰克和保罗，同船来美，原为莫逆之交。当杰克顶了这柏文，租一间给保罗住时，收租金甚低，每周五元，但是他说过，“亲兄弟，明算账”，到保罗真周转不来时，大家到那时也不妨有“通财之义”，这样才可以中西文化兼顾。

所以保罗并不是向杰克催房租，只是重复一下杰克的旧调罢了。起初杰克总说“下星期，下星期”；最后便干脆，“请老兄暂垫一下”了。“有它作担保！”杰克说时把膀子一弯，指一指那突起的肌肉。保罗不是犹太商人，也就许久不提“亲兄弟”了。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10)

“我也不是犹太商人，”保罗说，“朋友有急，我们本应有通财之义，但是他把钱跳舞跳掉了，我不能拿血汗钱来帮助他跳舞，荒唐!”

“B—O—Y！”小厮说，“杰克学跳舞，竟然学掉三根大条子!”小厮说着直是摇头。

“可不是荒唐？！”保罗说，“花一条驴一小时去学跳舞！”

最初我听他二人的对话有点茫然，什么“大条”；什么“一条”；等到他二人向我详细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小厮的意思是三根十两重的“大”金“条”。美国官价黄金是三十六元一两，三百六十元一“大条”。杰克的学费共用了三“大条”。小厮是十里洋场长大的，所以说起话来用的是“金本位”。

保罗便不然了。他的故乡是以出产驴子出名的。战前的驴价约二十元一头。那时法币和美钞的兑换率是三比一，所以杰克付七元五角美钞一小时，约合老法币二十二元五角，正是一头毛驴的价格，所以保罗用的是“驴子本位”的！

小厮和我自保罗处快辞出时，小厮主张我二人，也不妨各怀美金一元，到杰克的学校去“试舞”一次。他自知没有杰克那种英雄气魄的。别说学三十小时，就是一小时小厮也是不干的。但是他想去一“试”的目的，是看看在安妮教师指导之下，我二人究竟有没有跳舞的“本能”；是不是“可跳之材”。

“你也要去上那洋妞儿的当吗？”保罗听小厮的话，简直大为吃惊。

“我们只是去试一试，”小厮说，“按他广告规定，只试一小时。”

“千万别去！”保罗急得张大了眼睛，“试一下你就跑不掉！”

“怎么会跑不掉，哼！”小厮说着把鼻子一翘。

“杰克说的，”保罗说，“在那种形势下，你要不学，真是替民族丢人，他说他不但是花钱学跳舞，同时也兼办国民外交呢！”

“……”小厮只把鼻子皱一下，并未开腔。

小厮自知是十里洋场长大的，安妮那一套只能欺侮“乡下人”或“江北猪猡”。据小厮后来告诉我说，如果在上海，他也绝不敢去“试”，因为上海舞场都有帮会支持，你如少他们铜钿，你就有被丢下黄浦江的危险。美国是民主国家，有堂堂广告为证，“哼，他们敢怎样我们？”

但是在当时小厮并未对保罗解释，只是皱皱鼻子，因为他认为对保罗那样“土佬儿”解释也是无用的。他只一味央求我一道去“试试”。可是我也和保罗一样，认为那样“国民外交”不大好办，还是不去好。

“难道你也怕安妮把你捉住？”小厮问我，他又加了一句说，“杰克一个人跑不掉，我们有两个人，人多势大，跳过了，我二人商议一阵，然后告诉她说，我们考虑考虑再打电话给她，把两元向她桌上一丢，还不就大摇大摆走了？”

我的考虑可和小厮两样。我想，根据保罗的情报，他们的教授法本是“一对一”的。万一她们来了两个安妮，把我和小厮带到两个教室分别授课，那我二人不就成了人不多，势大不了吗？一个人何从“商议”？万一逃不掉，那不是呼天不应了吗？

再者小厮是学炼钢的。韩战打起来了，美国失业问题解决，小厮已经找到了一个画图的工作，上次我去看他，他门口的女秘书已经问我是不是找那位“中国工程司”了。万一他真的办起“国民外交”来，至少他还办得起。我要临阵潜逃，岂不替“民族丢人”。所以小厮问我时，我不加考虑地拒绝了，并说明我的理由。小厮还说，他们事前不知我们计划潜逃，不会把我二人分别授课的。

“绝不会的；绝不会的！”小厮还在嚷。他显然对我以前的勇敢，和现在的怯懦大感失望。

“会的！会的！”我说。因为小厮和我身材相差太多了。他们如选一个适合小厮的矮安妮来，对我这位大个子就无法教授了；如果他们选了一个适合我的高安妮来，则小厮只能在她下面，作胯下之舞了。那种有经验的学校一定会选出一高一矮两位教师来，对我二人分别教授。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11)

小厮听我分析有理，也就不再辩了。

我二人懊丧地辞出之后，小厮随我一同回到我的公寓房间。他虽然不抽烟，却向我要了一支烟，坐在沙发上大抽起来；一面咳嗽，一面擦眼泪。我叫他不要抽了，免得浪费物力。小厮还要抽，他的理由是“解解闷”。

“这一生是学不会了……学……不会了……”小厮不由得叹口气，和我相对黯然……

一天傍晚，我正在“落日轩”做晚餐，忽听隔壁有人从楼梯上来，脚步走得似乎很有节奏，嘴里还唧咕地念念有词。我未及凝视，已见小厮含笑地走了进来。他一见我便说：“找到了，找到了！”不用问自然知道他“找到了什么”。

未待我发言，小厮便向我说一声，“瞧！”他两脚便在我厨房地板上跳起来了。嘴里不断地念着“蓬拆拆，蓬拆拆……”他的潇洒的舞姿可一下便把我吓着了。我拉了一张椅子坐下，静观其表演。三日不见，想不到小厮也变成杰克了。这不是跳舞是什么呢？我心头暗地称羡。

小厮表演了约十分钟，便开始对我解释了。他说这叫做“华尔兹”，用的是四分之三拍的音乐调子。它的基本步伐是一个平均发展的“一，二，三”，小厮的浦东调英语叫做“文，吐，丝”。他嘴里不断地念出“文吐丝”，脚下自然就跳出“一二三”来了。

“这是华尔兹的基本步伐，”小厮说着擦一下头上的汗，“要‘破’起来，可变化莫测呢！”

我睁大眼睛，听他大谈华尔兹经纬。小厮说来头头是道，不禁使我怀念起煮红烧肉的保罗来，想当年杰克“谢师”归来向保罗大谈“西班牙舞”经纬的神情，不想小厮居然能迎头赶上!

“小厮，”我说，“你终于也狠心一下了。”

“我没有狠心，”小厮说着连连摇头。“你以为我去找安妮吗？我才不送冤枉钱给她呢！我没有花太多钱，只是一块半一小时学的，所以我才找你一起学。”

我说，“你‘试舞’一次，就能跳得这样好吗？”“我没有‘试舞’，我是正式上课堂学的！”小厮奇怪地看着我。

我有点茫然了，想不出道理来。

“学实在很有限，”小厮又补充说明给我听，“主要的还是自己练习。”

说着小厮便在我厨房“练习”起来了。他嘴里一面蓬拆，一面还要分点时间解释，来满足我的好奇心。小厮说他这次到“落日轩”来找我，电梯都不乘了，因为上楼时在楼梯上还可一面练习呢！

小厮一面说，一面又皱鼻子说，“什么气味，什么气味……”这一下可提醒了我，因为我灶头上还有一锅肘子烧萝卜，和一锅白米饭。我忙赶过去，关火，揭开锅盖一看，我真要哭出来。青菜已经不见，肘子黑得像煤炭；白米饭也只有中间一小块是白的。小厮说，“还可以吃。”我二人因而唧唧喳喳地便吃起来了。

小厮在吃饭时才告诉我，他这次总算找到了一所“既高明，又不大头”的跳舞学校。因新学期已开始上课，他来不及通知我便报名入学了。这学校是附设在本市有名的妇女俱乐部内。每班有学生三十到五十人，男女生各半。每课十小时，每小时学费一元五角，由跳舞老师集体教授。小厮选修一门“华尔兹”只上了两课，便有如此成绩，足见学校不是野鸡，他希望我也赶紧去学。

“……”我看看筷子；没有发言。

因为他一提到学费，便使我想起“金圆券”来。

“天啦，”我心头暗地一怔，“十五元美钞，要换多少箱金圆券！”想起金圆券，我便失去做外交家的豪兴了。

“我不是要你现在学！现在已开学，学也迟了”，小厮说。他希望将来我和他一起去学“西班牙”。现在这种简单的社交舞，他学会了，便可立即传授给我，不必再要我花钱了。

一餐晚饭，我和小厮，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他每次下课归来，到我公寓来教会了我，然后一起练习。既然我二人皆无舞伴可找，我二人则不妨相抱而舞之。“领袖”和“随员”，“五十对五十”。最初小厮提议之后，又有点懊恼，因为他个子比我小，当我的“随员”很好，要当我的“领袖”就有点不称了。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12)

我立刻举拿破仑和袁世凯为例，证明当领袖的人，不一定要个子大。小厮再不满意，我又讲了一个齐国马车夫太太告诉她大个子车夫丈夫的故事。她奚落她得意洋洋的丈夫说：“你的主人晏婴，还没有五尺高，却做了齐国Prime Minister。你长得八尺多高，还不是替五尺高的人开车。你神气啥子呢？”

小厮听了这话，大为高兴。他又补充了一些当领袖不必要大个子的证据。据说他前天在学校的练习舞会中，便看到一个矮“领袖”领一位又胖又大的“随员”跳“西班牙”。那领袖的手，根本就摸不着随员的头，那如何能叫随员团团转呢。谁知这位矮拿破仑却气魄非凡。他要他“随员”转身时，只把左手高举做出个希特勒的敬礼姿态，然后右手向那又胖又大的随员屁股上一拍，随员滴溜一下就转过去了。他要她转回来时，只把左手一招，她嗖地下便转回来了，真是灵活极了。

“当然啦！”我说，“领袖随员之分是气魄和福分的关系，岂在个子之大小乎？！”

小厮大笑起来，我们的君子协定也就签字了。

自此以后，每逢周末小厮总来我处晚餐，餐后便“练舞”。他自然是教师我是学生。最初我们利用收音机里的音乐，后来小厮居然从他的洋同事中借来唱机和几张唱片，片上并注明“狐步”、“华尔兹”、“探戈”等字样。小厮是行家，跳来得心应手。我这个学生时时被教师骂成“stupid”。毕竟严师出好徒，我不久居然成为小厮最理想的“舞伴”了。舞罢休息，小厮每每向我叹息说，“可惜我两人都是男人！”

春去夏来，小厮的初级“狐步”和“华尔兹”终于毕业了。在最后一堂课上，他的教师宣布说，小厮这一班虽是“初级”，但是挺胸迈步，他们属于当今社交场上“舞姿最正确大方”的一个阶级。小厮也深信老师之言不虚。

在我的不断鼓励之下，小厮心一横，居然选修起“西班牙舞”的“狼巴”来了。狼巴毕竟复杂，小厮“现学”便不能“现教”了。他说他只能当“领袖”不能当“随员”，这样要我当长期随员，未免太不民主了。小厮因而坚持要我入学。他声称我如舍不得十五块美金，他可以借给我，以后我发财了，再分期还本。在小厮死命纠缠之下，我也心一横从枕头下面取出十五元来，和小厮一道入学，幸好我脱课不多，还可跟得上。不过小厮唯一的顾虑便是他班上现有二十一位男学生和二十一位女学生，上起课来，领袖随员正好一配一，我如“插班”，随员势将不敷分配。不过小厮又说他班上上课时，教师随时发口令叫“换舞伴”，领袖随员均非终身伴侣，不妨琵琶别抱，“如果有人抱不到，”小厮说，“那管他干什么？”

这样我居然就“插班”入学了。

跳舞学校的第一课，对我真是终身难忘的。这天天气有点燥热，可是我们却没有受到热的骚扰，因为我们的课场便是二十五楼的楼顶，夕阳西下，清风徐来，眼前众随员鬓乱裙飞，香味隐约，也确有一番境界。那秃顶教师站在我们相对而立的男女学生之间，对我们先讲授一番步伐，大家像中学时代上早操一样，在他口令下举手作搂抱状，前进后退个别练习之后，他忽向后快速背进，口中大叫“Take partner!”我们双方乃大踏步向前，领袖碰到随员便拦腰抱住，再听候号令。

我抱住的是一位浓眉大眼，身高五尺七八寸的大胖子。她对我微微一笑。天啦！就这样在二十五楼屋顶光天化日之下，搂抱了一位大胖女人。除小厮之外，我还未这样抱过任何人，心头感觉有点异样，顺眼瞧一下小厮，他居然抱的也是一位大胖子。小厮的鼻子大概只有她乳房的高度。可是小厮目不斜视，挺胸，竖脖，颇不失其“领袖”应有的风度。

场边的大钢琴响了起来，教师叫出“快、快——慢；快、快——慢”的口令，我们便真的跳起来了。我一转身忽然发现一位男同学虽然也举手作拥抱状，却怀中无物，独跳其舞，做了一名没有随员的流亡领袖。幸好不久教师发出“换舞伴”的口令，结束了他的流亡命运。我也“换”到一位大约十六七岁的小妞。她口嚼香糖，歪着头扭着屁股的跳，满不经意，远没有第一位大胖子认真学习的态度。她态度很轻松，我和她也跳得很合拍。“你是斯丹莱的朋友吗?”她忽然问我一句。“What!？”我口头未说出，心头却暗暗纳罕，什么“斯丹莱”呢？仔细一想，原来她说的是小厮。我才连忙说，“Yes。”

我在计算又该“换舞伴”了。谁知教师却发出“休息”的口令，原来每堂课中间有十分钟休息时间。我和我的随员虽然从拥抱分开，却仍然牵着手到场边凳子上坐下。这时小厮忽然丢掉他自己的随员，跑到我身边来，拉着我的随员叫“玫瑰”。原来他二人是老搭档。我和玫瑰也就熟起来了。

“玫瑰，”我说，“你跳得这样好，为什么还要来学呢？”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13)

玫瑰鼻尖一翘说，“这是我的job。”

“什么，玫瑰，”我说，“你不是为着学跳舞来的！”我有点不解。

“她们才来学跳舞呢，”玫瑰把手向那两位坐在对面的中年女同班一指，接着又说，“我还年轻，我又不要找男人，我来学干吗？”

我更不了解，我张着嘴，却未说出一个字。

玫瑰说着把手向那秃顶教官一指，“他们给我五毫……”

“玫瑰呀！”忽然我们身后一个女同学大声呼唤打断了玫瑰的话。我回身一看原来是一个十五六岁和玫瑰差不多的女同学在故意打断她的话。玫瑰把舌头一伸，正好教师吹起哨子，我们又上课了。

下课之后我和小厮为这小插曲争辩甚久。小厮说年轻人，纵使不会跳舞，而要来学，她也不承认她是不会跳舞的。“玫瑰的心理，就是如此，就是如此，哼！”小厮说时理直气壮，他说他把女孩子们的心理都看透了。小厮原是都市上长大的，他说他虽然未谈过恋爱，却看过他哥哥姐姐们谈恋爱。所以我也就服输了。小厮似乎是对的。

雨天之后，我们又上课了。这堂课上的男同学，安闲多了，不像上一堂课因为怕当流亡领袖而有人心惶惶的现象，因为我们班上又来了一位女插班同学，正使我们配得双双对对一丝不差。

小厮和我都是好学生，认真学习，从未缺课，很快的我们的狼巴课就结业了。我二人在小学时代，都曾考过全班第一名的。现在虽然年纪大了，考不到第一，在这班上至少也是中上等，不比毛子们差。毕业之后，小厮和我聚餐庆祝。我二人在跳舞这门学问上，也可说已受过“高等教育”了。今后所需，唯在练习。

据校方通知，我们练习的最好的地方还是在校内。因为这所二十五层大厦之内有个大礼堂可容四百人同时起舞。就在这礼堂内，本校每星期一、三两晚有“练习舞会”，参加的人不分男女，门票一律五角。星期五、六则举行“正式舞会”，门票每对二元五角；单身男女每人一元五角。因为这儿是妇女协会，每次舞会总归随员多于领袖，单身领袖前来，可以任意选择，如果来了一头狼，更可以“择肥而噬”。小厮说这对“两个都是男人”的我们，简直再理想不过了。

毕业聚餐之后，我二人充满信心，就正式预备下海了。“哼！”他领头，我跟后，小厮缴出五毫门票，回头向我一笑说，“想不到我二人居然也有今天！”

这跳舞厅果然不凡，当小厮和我随着男女舞众鱼贯而入时，见那偌大的舞厅已挤得水泄不通。舞乐悠扬之下足足有两百对舞侣，在舞池内依着“反时钟”方向团团打转。多而不杂，挤而不乱，真是洋洋大观。这舞场中的最大特点，便是女多于男。她们沿壁排坐，静待领袖们来敦请。音乐一停，男女便各作打算；音乐一响，但见众女宾个个正襟危坐目光微微向四方打量，看有无男士前来。众男宾则沿墙边巡行，眼前绿肥红瘦，看准了便走向她面前一伸那有领袖权威的右手，那随员会立刻站起把腰送上来，二人一言不发，既无父母之命，又乏媒妁之言，更不问尊庚多少，仙乡何处，便搂抱起来。

小厮和我是乡下人，未见过场面，虽也具有“领袖”资格，却不敢随便招募“随员”，我二人在一旁观光，足足坐了一个钟头光景，未敢越男女之大防。我二人观光的感想便是油然而生的不平之心。因为每次音乐响处，那些三围匀称，修短适中，脸蛋儿光润可爱的总是领袖们包围的对象。有的刚刚坐下，她的身边已被三面包围，对面墙角上还有些电光闪闪的蓝眼对她盯着呢。音乐一响，各领袖便里应外合的蜂拥而来，往往三五个领袖同时伸手，我真为她着急。但她总是笑容可掬地把她的腰放进最近的一只右臂之内，然后向左右分别地说一声“对不起”或“下一次好吗？”便随着人群卷入舞海去了。她的轻松大方，温柔可爱的姿态，足令没有向她伸手的小厮和我，也如春风拂面，感觉好不安逸。

记得以前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真是人见人爱，无人不觉得他是她的真情人。一次她的朋友出了个难题考她一下说：“玛丽呀，你真是大众情人。但是如果你有三位男朋友，同时和你打桥牌。他们三位同时问你究竟爱他们三位之中哪一位。你怎样回答呢？”

《五十年代的尘埃》 学跳舞(14)

“我呀？！”玛丽说，“那我就用我的左脚踩着我左边那朋友的脚，并踢踢他；我右脚踩着右边男朋友的脚，也踢踢他。然后我就向我对面的桥伴说，约翰呀，若说爱呀，我还是爱你啦！”

小厮和我一致同意，真是个个美国女孩子都是玛丽呢。一场桥牌之后，三位宝贝心中都凉凉的，认为玛丽所真爱的才是他。那两头活猪哪里知道？！小厮和我看时也切切称许大头杰克的卓见，中国女孩子，黄巴巴，瘦扁扁，哪有美国女孩子够味！？

不过小厮和我却为玛丽身边的另一种人不平。她们往往目光微扫四周，好不容易才有一位男士姗姗而来。我和小厮真可以听见她心脏的跳动声，可是等到他走近了，他不是找一个空位子坐下休息，便是向另外一个“随员”伸手了。可怜她们有的一直坐着像一座土山，有的站着像一根旗杆，长夜漫漫，就是没有人前来请舞。有时上帝降福，一位手伸来了。那可怜的她，一面跳舞，一面陪笑，把那位领袖真是巴结得上天了，但是音乐一停，二人又姓名不通地分手。坐断肝肠，他也不再回来了。

小厮和我在一旁观看，真气得磨拳擦掌，想去拔刀相助。小厮是中国大都市上来的，又是老美国，现在又做了美国大公司的画图员，自称工程师，他比我的常识丰富多了。据小厮说这种可怜女人，在跳舞场上叫做“墙花”，是一直插在墙边不动的。美国人口因为男人花天酒地，女人刻苦耐劳，所以女多于男。男人又下贱，很多不愿结婚，因而更形成女大不嫁，踏地唤天的恐慌。所以美国女人找丈夫，实在和我们中国留学生找太太有同样的困难。她们有时为找个丈夫不惜下大本钱，把她自己的积蓄家私拼命地贴接她所想嫁的男人，让他读书上进，希望将来可以双宿双飞。也有些下贱男人，游手好闲，专门利用女人这种心理去骗她们。更有些男人就利用女朋友做苦工帮助他去读医读法。一旦他真当了医生或律师，他就把黄面婆丢了，再去找个三围合适的。

小厮更告诉我一个最近的例子。他电子讨论班上一位同学请他去吃咖啡说：“斯丹莱，今天我可以请你客了，因为我太太昨天刚发过薪。”

小厮和我谈了很多美国旧闻，最后我二人又回头讨论我们前来的目的——找女孩子练舞。等我二人真决定执行领袖任务时却又发现困难重重。第一，我们如果找三围合适的，那实在不容易。因为找她们，我二人一定要“准，狠，稳”。先找准了目标，音乐一响，狠命冲向前去，左手拦住各路英雄，右手立刻搂着美人稳稳抱住才行。而小厮和我显然都做不到。

第二，我二人虽经名师指点过，究竟是初出茅庐。小厮很同意我的话，“咱们初上场，不能那样穷凶极恶。”再者据小厮说美国夫妇四对之中，至少有一对要离婚，而离婚最大的因素是做丈夫的对做男人的职务不能胜任愉快，不能使对方满足。小厮和我刚出校，做起领袖来，对那些舞场红星是否能胜任愉快，满足对方，殊无把握，所以绝对不能找。

我二人又想退而求其次，去找两个“墙花”跳跳，不是双方有益？但我二人讨论一番之后又觉不妥，因为人弃我取，给别人看来未免刺目。再者这儿全是碧眼白皮，高大肥硕，唯我二人黄巴巴瘦扁扁，已经是刺目，再搂墙花而跳之，岂不是刺目中之刺目，我二人既无意竞选州长，又何必奇装异服，招摇过市。

最后我二人一致同意要跳，咱俩要找中等舞伴——既不太美，也不太丑的跳。吾人为学跳舞而跳舞，无人注意，我们便可万人如海一身藏了。可是问题又来了。小厮提醒，我立刻同意，小厮说，“今天是我二人民权初步。”我们最好第一场只跳狐步，以后场场高升，我也欣然同意。

再者我二人都不愿一人单独下海。免得如小厮所说的“在洋人前出洋相”。我二人要形影不离，相依为命，以便有所呼应。所以我二人要伸手便要看准两个舞伴坐在一起，我二人同时大踏步向前一道伸手。可是我高小厮矮，我们一定要找一高一矮才行。同时我二人都慈悲为怀，不愿欺侮弱者。我们要找“中等舞伴”，那她二人附近一定要没有墙花在侧。小厮说，“我们东方人在此已受尽歧视。我们不能让别的弱者们怀疑我们居然也歧视她们。”这本是我们儒家道统，我当然了解。

所以我二人找舞伴程序就这样决定了。我们要：一，狐步音乐；二，两个“随员”坐在一起，旁无墙花；三，她二人要不太丑，也不太美；四，她二人要一高一矮。

我二人要动脚，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因此我二人分工合作。音乐一响，四耳同听。如果是狐步音乐，我向左，他向右，四只眼像四架探照灯向舞场绕射一周，寻觅我们所要的条件。有一次，四项条件俱备。只是我和小厮关于“美”和“丑”的标准不同，稍一争执而机会错过。

又有一次绝好机会，条件全合，而我误把狐步音乐听成了探戈，铸成大错。小厮几乎因为?这一过失而断绝友谊。还有几次，我二人正预备举步，而动作迟缓，被人占先。最可惜一次是我二人已伸出手来，对方也都站起，不幸我不知黄雀在后，一位大毛膀子自我身后伸手把她劫了过去。小厮眼看我的不幸，也不知不觉地把手缩回来了。

可是我二人并未因此气馁。当门头时钟已指向午夜十二点时，我以肘子碰碰小厮说，“小厮，怎样了？”

小厮咬咬嘴唇说，“不下桌子不算输。”

我二人又等了半个钟头，这一次“准，狠，稳”三面俱到。果然对方站起，谁知我身不由己一下就被卷入舞潮。我因动作稍缓，立刻和小厮失去联络，他因个子小，茫茫人海之中，我再也找不到他了。这时我因忙于应付，无法细寻，也是真的。当我心中正在默念“慢——慢——快——慢”之时，忽然听到前面人群中，一个女子声音大叫“哦，哦，哦……”在大众循序前进之中，忽然有两个停住不动了，像周末公路上抛了锚的汽车。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小厮的一对。可是我也只能守望，不能相助，只见她左手按着小厮的肩膀，右手握着她自己的左脚尖，口中还在不断地“嗦……嗦……”但她仍然面带微笑，似乎对小厮所说的不断的“sorry”未加评语。

其他的舞侣团转而过，似乎未看见这架破车一样，但也有颇显出善意的微笑的。可是我的“随员”却暗暗地对我说，“你的朋友踩伤我朋友的脚了！”我还不知如何回答，她又问我说，“你以前也跳过舞吗？”我说，“我的朋友和我都还在学跳舞。”“哦——我说呢——”她微微一笑，便松了手去安慰她的朋友去了。我也就跟着她走到我朋友的身边。

小厮对我苦笑一下，摇摇头……

（因杂志停刊连载中断）

（原载纽约《海外论坛》一九六二年一月至十月第三卷第一期至十期）

《五十年代的尘埃》 俄国的苍蝇和皮匠(1)

我自侥幸地取得苏联入境签证之后，便按规定向苏联官办旅行社一次缴足留苏联期间的一切费用。旅费之外，食宿之资是每日每人美金十七元五角。这数目看来是很大了，但是在赴苏旅客中，我们的费用还算最小的，因为我们是属于参加开会的代表团，享受特别优待。普通的旅客则每人每日须付美金三十元。再者我们所享有的美金与卢布的兑换率是一元美钞换十块卢布；普通旅客是一比四，单费用一层，你就可想到，平时赴苏旅行是如何不易了。

我在七月下旬，乘喷气客机自美飞欧。客机豪华舒适，使人无旅途困顿之感。抵欧后曾历访英、法、荷、德、奥五国，与西方古老文化直接接触。印象与感慨同深，八月初抵奥京维也纳。此一古老城市，尤使我们熟读西洋史的人发思古之幽情。维也纳人民淳朴，颇有古风。我曾在一古色古香的饭馆内，吃过一顿丰盛而精美的晚餐。菜是随便叫的，但是侍者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临行付款时，任令食客向司账员自报。该餐馆虽食客盈庭，然从未闻有以多报少的酒肉骗子。我以德语和当地人民交谈，无不彬彬有礼，显出了他们深厚的文化背景。最令我不忘的，是我在餐馆见有两位阿比西尼亚的黑青年，挟一位容貌美丽、仪态大方的奥国女子，一起用膳，旁边无一人投以惊奇的眼光，此事不特在巴黎、伦敦不可能，就是在“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亦无此可能。总之维也纳给我的印象是难忘的。

八月六日，我自维也纳乘苏联Aeroflot航空线之喷气客机直飞苏联之基辅。同行者有土耳其、匈牙利两国赴苏开会之代表数十人。我们本可直飞莫斯科，据说因天气关系，我们须在基辅住一夜，基辅一宿，给我印象甚深，因为这是我进入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一夜。

基辅机场在城外。旅客上下飞机，出入机场，均杂乱无章。机场四周亦不见规章条例字样，旅客与非旅客穿来插去，毫无秩序。最奇怪的是机场服务人员，均有十足的中国旧式官厅的衙门气。无人勇于任事；无人敢负责任。旅客发生疑难问题，去向服务人员求解决，服务人员总是你推我，我推你，大打官腔。我们便在他们的官腔中被送进不同的部门，大兜圈子，芝麻大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这与西方商营航线，为招揽顾客，对旅客服务唯恐不周的情形，判若天壤。在赴苏之前，便听说社会主义国家内，“纪律”与“效率”都是最高的。现在才发现耳闻不如目睹。

在机场匆匆吃点东西，便由旅行社招待入城过夜。我们的住处是一所新建的中学。它的奠基石上“1960”字样皇皇在目。但这学校的建筑工程却十分粗糙。我们被招待在宿舍内暂住，三人合住一间。时值盛暑，我们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喝水；第二便是盥洗。我们每人的床前都有水瓶一只，供给饮用冷水。但是揭开一看水上都有一层浮土，显然是为时已久，未曾用过。我们虽口渴如焚，却无人敢喝。

盥漱室尤其不能用。自来水喉既锈又脏，且泰半无水流出。抽水马桶，大半皆不抽水。多人用后，其臭难当。但是在当天最令人不能忍受的却是饥饿，我们自下午四时在机场吃过点东西之后，至夜半十时，仍无食物供应。所幸我们同行的有两位匈牙利代表精通俄语；一位同机的俄国律师精通英语，我们通过他们三人，向旅行社执事人交涉。最后总算找到一位负责的女“同志”。我们向她交涉，说，我们来苏，预付如此高价，何以现在连一片面包也看不见呢？

最感不平的是两位美籍“普通旅客”，他预付的是三十元一天的费用。这在世界其他各地旅行，真可住进皇宫了。他们的费用收据单上也注明，在抵俄之日住食都应是“最上等”；但是他两人现在也和我们一起挨饿。

那女“同志”看到这单据后，便将信将疑问道：“你们真付三十美元一天吗？”

“那是你们政府规定的，我们只是照付！”两个美国佬张大眼睛看着她。

“这样挨饿的豪华旅客！”她说着大笑。因为她看到我们这狼狈像，和单据上的规定相差太远了。我们也情不自禁地大笑一阵。

最后由她率领我们入一地库，等了许久，每人才分得一些俄国香肠。在取食之前，她宣布说：“这些东西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请大家自助！”

她一声号令，我们便饿虎扑羊地大嚼一顿。

《五十年代的尘埃》 俄国的苍蝇和皮匠(2)

第二天起床后，问题又发生了。因为这里的厕所，不供给手纸。大家无法，最后总算又找到一位“同志”。他在四处搜寻之后，最后给我们找来了一些已印而未用的戏院门票，权充手纸。我们迫不及待，只有各人分得数张戏票，权把厕所当戏院鱼贯而入。

洗漱完毕，我们乃搭车赴机场，乘原机飞莫斯科。谁知基辅一宿，我们的飞机却变成苍蝇的旅馆。机内苍蝇，足足有数百只之多。它们自然也和我们同飞莫斯科。这数百个新来的无票乘客，给我们的困扰可大了。挥之不去，打不胜打，再加上同机的多半是白种人，白种人如一天不洗澡便狐臭难当，二者相得益彰，令人作呕。这些苍蝇显然都是从基辅上飞机的；在维也纳时却一只也没有。这也许因为奥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苍蝇不许无票登机。

飞机抵达莫斯科时，天上正下着大雨。莫斯科机场甚小，旅客众多，处处都挤得满坑满谷，秩序之紊乱，与前晚基辅情形完全一样。机场内办事人员之缺乏效率与衙门作风，也与基辅不相上下。我们是属于所谓“代表团”，过关手续照例很简单，但是仍然等了三个钟头，始能踏出机场，乘车赴莫斯科。

从莫斯科机场至莫斯科城约十余英里。公路并不宽，而路上却有很多大卡车在徐徐开行。这些卡车全似二次大战时所用的一二吨的旧卡车（如纽约遍地皆是的十吨大卡车我在俄国未见过一辆），行动缓慢，阻塞了公路。我们的车子足足开了一小时才达莫斯科城区。

我们被招待住在“新莫斯科”区内最华贵的乌克兰大旅馆。所谓“新莫斯科”，便是二次大战后，俄国人扩建莫斯科，在旧市区之外加建一新市区。这一市区内的马路，较旧区马路为宽，建筑物也都是新造的。所谓新莫斯科，与旧城一河之隔。我们的旅馆就在这新市区之中。

到达旅馆之后，又是一套排队登记手续。护照不用说全给收去了，而其他表格与单据之多，填不胜填，尤令人发昏。我们在莫斯科停留，一日三餐皆凭票吃饭。早餐饭票总值是十卢布；中餐他们叫“正餐”（dinner）总值二十二卢布；晚餐十八卢布。客人如果吃过了饭票总值，则需另外自己出钱。

这个旅馆确实很华贵。睡房很整洁。洗手间也很干净。但是一切建筑工程之粗糙，也随地可以看出。例如洗手间的磁砖，以及走廊上的大理石，镶砌得极不匀称，上下线缝往往参差不齐，大理石间的缝很多破损如犬齿，经不起细看。再者，洗手间的抽水马桶，抽水之后，要高声嘶叫达数分钟之久，似向用客抗议。这显然是建造时水管设计欠考究所致。像这样的建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营造公司是不敢建的，建了，验收的机关也不会接受。在苏联可能因造收双方皆是官府，官官相护，便马虎从事了。

在新莫斯科区，苏联政府最近曾造一住宅区，全系七层至十层的楼房，一眼简直看不到边。据说四口之家可以申请到公寓两间，公寓之后，且有草皮花园。这些房屋在外貌上看还算整齐，内部设备如何，若证之以在基辅中学和乌克兰大旅社所见，可能不会太好。

再者乌克兰旅馆内所有面盆皆无止水的塞子，客人盥漱，只有一任细水长流，十分浪费，若是私人经营的旅舍，成本会计师就必然要注意到这一浪费现象了。

我在乌克兰旅馆住了好几天，每天凭票吃饭，终归吃不饱，只有临时以卢布加买购食物的票子，点菜吃。有时票子买多了，菜点得不够，司账员照例可以找钱。孰知社会主义国家的茶房，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侍者更会打算盘，司账员找回我的“票子”，都被这些茶房老实不客气地装入他们自己的荷包。这批俄国茶房，要钱如命，我以前便听说社会主义国家为尊重人的尊严，茶房均不收“小费”，谁知大谬不然，苏联茶房，不但明要，客人给少了，还要吵闹。至于我们这些从西欧去的旅客所带香烟等，这些茶房老爷便老实不客气和我们共起产来，随便取用。至于他们的服务态度之坏，作事之无效率，都是西方国家中所少见的。俄国人之粗野无礼貌，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我们在基辅，曾有附近的孩子来索取纪念品，我们给他们东西，也从未闻一声“谢谢”。在莫斯科的情形，亦复如是。一般俄国人对物质享受欲望之高，实比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十年代的尘埃》 俄国的苍蝇和皮匠(3)

我们在莫斯科街上很快便被俄国黄牛党发现，时时来纠缠，要我们兑换黑市卢布。我们一块美金，可换二十卢布，据说有人且换到三十以上。但是我们食宿费已预付，又无东西可买，实没有换取太多卢布之必要，所以黄牛党对我们未做到太大的交易。

还有更令我奇怪的，是一天早晨一个土耳其佬向我抱怨说，昨夜未睡好，原来他住的是单人房，昨夜一点钟时，为一俄国妓女来敲门而惊醒不能入睡。这位土耳其仁兄含笑对我说：“她同我纠缠很久，我一再说对女子无兴趣，她才懊丧地去了。”这位土耳其先生可能并不是柳下惠，他拒美的真正原因，是他恐怕这女子不是妓女，而是赫鲁晓夫先生派来的间谍（此事后来在列宁格勒亦会发生）。

我们在莫斯科大学总共开了四天的会。会址是在化学院内。在苏联的大学里，化学不属于理学院；却另成一院，有学生二千余人。全校学生有二万四千余人，据说入学考试竞争激烈，苏俄青年均以能入莫斯科大学为荣。中国留学生在此校亦甚多，但我们都未见到。莫斯科大学建筑巍峨，令人羡慕。

莫大对面有一块树木葱茏的园地，其中也有一座规模极大的白色大理石的建筑。那便是中国驻苏大使馆。气派之堂皇，远非其他任何国家大使馆可比拟。离大使馆不远，又是一所大理石的建筑，也十分堂皇，那便是中国在莫斯科经营的北京饭店。据说其中名贵的北京鸭和厨师，都是从北京飞来的，豪华铺张，无与伦比。

至于我们开会的情形，我想免谈了。一言以蔽之，俄国人对“汉学”研究的程度，还停滞在欧美五十年前的状态。他们的著作，很少值得一看。有些很有名的汉学教授，甚至连“方志”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其他方面，更无论矣。不过他们对蒙古与中东史，却有独到之处，非他国所能及。其国立博物院对这一方面文物之收集，亦最丰富，可能是世界第一。

开会之暇，我们便被领到各处参观，最吸引人注意的当然是克里姆林宫，不过在这一方面，别人写得太多，毋庸我再来赘述了。

数日小住，我对莫斯科的一般印象是很坏的，最坏的是当地居民的物质欲望特高，他们对个人生活改善之追求，远甚于西欧和北美。那一种资本主义的心理，足令自资本主义世界来的人也感觉厌恶可鄙。一位在英国大使馆任职数十年、而精通俄语的老太太向我说，俄国街头市民、公务员等，整日有兴趣，而不绝于口的事，便是如何多找得几张Coupon（购物券）。他们对个人及其家庭生活改善要求之迫切，重于一切。证以我数日所见，似非虚语。

莫斯科更有一件令人生厌的事便是“等级观念”（也可说是“阶级观念”）。凡事皆以等级来衡量。旅馆、食堂、火车、飞机，头等客处处受人重视尊敬甚至阿谀，二三等则往往要受闲气，在乌克兰大旅馆内，点菜吃的餐厅有乐队、有歌女，茶房也比较客气。吃包饭的便难免受冷落了。在这种号称阶级消灭的国家里，人民对等级这样重视亦诚费解。这和在没有贵族的美国，小姐们特别欢喜嫁王子可能是同一心理。

在我居留数天的印象中，我认为莫斯科非可居之城（not a livable city）。它有居民，有工作，而无生活，住下去是会窒息死的。我说这话，不是替我自己作客生涯说的，而是我对他们城市生活的观察。

在会期之后，我对莫斯科毫不留恋地便离开了。我们的喷气机直飞列宁格勒。飞机上仍然是苍蝇乱飞。列宁格勒原名圣彼得堡，是帝俄的故都。这城市远比莫斯科有人情味，街上熙攘往来，还像个城市，不像莫斯科像座无人的死城。

我们被招待在波尔迪克大旅馆居住。这旅馆的建筑十分古老。电梯只可容一人上下，旅客上楼要摆长龙，个别上升（下楼不许用电梯）。列宁格勒虽然是苏联第二大城，但是二次大战后，未造一座新建筑。我们住的旅馆在列宁格勒已算是摩登建筑了。睹此我们也可知苏联放人造卫星也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它的工业建设和国民经济，还不足与放射太空船相配合。尽全国之力，向一点发展，竭泽而渔，终非百年之计。

我在列宁格勒曾发生一件有趣的小事。一次我一只皮鞋的后跟，不知如何脱落了。逆旅主人派工人带我去皮鞋店修理。此店每晚开至八时，有皮匠七八人之多，皆闲坐聊天，无所事事。他们见我是美洲来的旅客，便群起而来讨香烟抽。我的一包“三九”便被他们瓜分了。

《五十年代的尘埃》 俄国的苍蝇和皮匠(4)

这些皮匠中有一人能操德语，便用德语和我聊天。他首先说：“你来俄国参观，应知俄国是强大的！”

我说：“我是中国人，你应知道中国更强大！”

他把两手一抱说：“中俄今天是朋友。”

我说：“你们地大人少，我们有六亿人口，土地住不下，你们把西伯利亚还给我们好不好？”

“六亿中国人，哦呀……”这皮匠“同志”双手把头一抱大叫起来说：“你们中国人不能侵略西伯利亚。”

我索性开玩笑到底说：“不论你们让不让，我们将来必然要来的！”

当这皮匠把德语译成俄语时，其他皮匠也大叫不可。我们一场国际交涉，办得好不热闹。

这虽是件小趣事，但是据同行的许多来至东欧熟悉俄国的老手均对我说：中共对苏联，架子大得不得了，大有后来居上，瞧不起“老大哥”之概。一般苏联人，现在已隐隐然以“黄祸”为虑。我在苏联虽只有几天的旅行，我看他们那一股懒散的样子，俄国人认为“黄祸”可虑，也倒不是杞人忧天。

我离开这皮匠店时，能说德语的皮匠司账，计修鞋费四卢布，但是他却为那个作工的皮匠代索小费三卢布和我烟匣中剩余的香烟。至于我所要的西伯利亚，他却绝对不给。

我在列宁格勒曾参观博物馆和彼得大帝所建的宫阙，巍峨华丽。想彼得当年固一世之雄。

列宁格勒小住之后，游兴已阑。学校开学期近，而飞机订位不易，便匆匆作归计，又横渡大西洋回来了。

我在俄国旅行，先后不过数日，断然谈不到什么深刻的印象。更不敢效法许多著述家在某地住上三两日便大做其游记。我所说的只是我这几天中亲见亲闻的小事。我当然不敢就根据这些小事而下武断的结论来批评或歌颂苏联。不过“一叶知秋”，许多国家兴亡大事，往往在小事上可以反映出来。在军舰炮管子上晒一条裤子不算是大事，但是目光锐敏的日本军事观察家便可据此断定甲午战争中国海军不堪一击。他的推断竟不幸言中。

如果你要我也根据这些小事来下一点武断的结论，我也未尝不可说几点：

第一，我觉得斯拉夫民族和她的文化迄今尚未成熟。她之有今日的煊赫，全系恐怖伊凡、彼得大帝等硬性促成的。是急救章，与自然成熟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不能比的，在今后文化赛跑上，斯拉夫尤其不能和盎格鲁萨克逊以及我们中华民族相比。我们是成熟的民族，成熟的文化，斯拉夫民族有许多方面还很原始（Primitive）。我们读西欧文化史和俄国史早有此感觉。亲自和他们接触后更坚定了我对这结论的信念。

第二，我觉得俄国人心理上并没接受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他们一九一七年革命后，四十年的洗脑工作是白费了。俄国人今日追求个人生活享受的欲望比西方任何国家都浓厚。这可能也是物理上压力与反抗力成正比的又一证明。

第三，俄国朝野皆恐惧战争。在朝的深知其国力无法与美国比。在火箭上称片刻之雄终不足恃。苏联人民今日之大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享受。和平繁荣为人生唯一目的。

以上是老朋友何炳棣教授，于一九六○年八月去莫斯科参加“国际东方学会”第二十五届年会，归来路过纽约，和笔者作竟夕之谈的片段谈话记录。那时纽约的《海外论坛》月刊正缺稿。经过何先生同意，我就把这片段写下来交该刊发表了（见一九六○年十月，该刊一卷十期）。后来香港《明报月刊》创刊时也曾加以转载。二十年过去了，最近我在哥大中文图书馆里，又把这篇小文找到了。灯下读之，颇觉好笑。因而把篇前的记者导言删掉，换一个题目，收集在这本小书的后面。可能今天的读者们读起来还会觉得好笑的。本文重印时，未经何教授过目；如有错误，笔者当负全责。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四日作者补志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