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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由“耳光事件”说起

- 第一章老爹打反把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 隆科多在康熙时代已经位至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

- 前后如此相悖，是典型的人格分裂症状（1）

- 前后如此相悖，是典型的人格分裂症状（2）

- 这个问题可称为“匕首悬案”。

- 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 不杀你，也得吓你！

- 这不是两头不落好吗？

- 一位副部级官员，一下子成了卖苦力的民工（1）

- 一位副部级官员，一下子成了卖苦力的民工（2）

- 公中有私，私中有公（1）

- 公中有私，私中有公（2）

- 公中有私，私中有公（3）

- 医卜一家嘛！

- 选谁呢？（1）

- 选谁呢？（2）

- 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呢？

- 第二章看谁更江湖——有限新政无赖风（1）

- 第二章看谁更江湖——有限新政无赖风（2）

- 这还了得？！

- 不是“同案犯”也是同案犯了！（1）

- 不是“同案犯”也是同案犯了！（2）

- 不是“同案犯”也是同案犯了！（3）

- 决不允许涉及敏感话题（1）

- 决不允许涉及敏感话题（2）

- 决不允许涉及敏感话题（3）

- 决不允许涉及敏感话题（4）

- 决不允许涉及敏感话题（5）

- 市间第一招牌被晒（1）

- 市间第一招牌被晒（2）

- 市间第一招牌被晒（3）

- 市间第一招牌被晒（4）

- 第三章学士比倡优——纪晓岚“奉旨纳妾”（1）

- 第三章学士比倡优——纪晓岚“奉旨纳妾”（2）

- 第三章学士比倡优——纪晓岚“奉旨纳妾”（3）

- 第三章学士比倡优——纪晓岚“奉旨纳妾”（4）

- 第三章学士比倡优——纪晓岚“奉旨纳妾”（5）

- 万勿作出位之言（1）

- 万勿作出位之言（2）

- 万勿作出位之言（3）

- 万勿作出位之言（4）

- 万勿作出位之言（5）

- 万勿作出位之言（6）

自序：由“耳光事件”说起

2008年的重大文化事件之一就是清史学者、通俗历史作家阎崇年先生签名售书时，被一位冲上前去的观众打了一记耳光。多亏阎先生有涵养，当场并没有作出激烈的反应，工作人员恢复秩序后，阎先生继续签名售书。但是，这个不大不小的“耳光事件”却引发了清史研究圈子与通俗历史写作圈子的深度讨论。比如，清史研究专家李治亭先生专门著文，指出阎著《正说清朝十二帝》中的诸种错误；再比如，通俗历史作家张鸣教授就此事件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阴谋盛行，而且臣民文化、奴才文化盛行，清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乾隆认为他是英主，底下没有大臣，没有明臣，不能有什么明臣。”

作为经济学家兼自由撰稿人，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也写过几本这方面的书，有的还算比较成功（如《烫手的江山》和《刀与笔》），关注“耳光事件”与后续讨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认为：第一，多角度看历史是十分重要的，有的东西正史上没有而野史上言之凿凿，如此，就需要作者详作比较，而不可以想当然按某一方面的说法“翻译”；第二，虽然微言大义的史观不足取，但是写史要有基本的史德，就像练武的人要有基本武德那样。第二点尤其重要，这也是张鸣等学者与阎崇年先生观点不一样的原因所在。其实，不唯张鸣等身为学者的人不同意美化清朝的笔法，早在民国之初，就有一批身跨晚清与民国的民间文人以笔记的形式揭露清朝政治的阴暗面，还特别对乾隆一朝的历史进行“另类”补充，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由于我的阅读范围较广，并且写过晚清方面的通俗历史作品《宿醉的王朝：1860-1889晚清三十年》，所以对身跨晚清与民国的那些文人的笔记多有阅读，陆续整理了九个提纲，而后又根据这九个提纲对《清史稿》进行反印证，写成系统性的文字，就成了本书的雏形。坦率地说，面对通俗历史作品近乎泛滥特别是史德不佳的状况，我不打算很快将本书付梓，想让它成为“陈年老酒”。不过，此时既然出了“耳光事件”并且后续讨论仍在继续，那么，还是把它交出来，算是表达一种治史的态度吧。

具体的治史态度，特别是关于本书的思路，将在后记中详作交代。序言则是越短越好，以便读者迅速进入正题阅读。

2008年10月27日

第一章老爹打反把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在兄弟们复杂的权位争夺中，雍正能够成为最后胜利者，不唯“天命”二字可作解释，尤以“权变”二字为根本所在。雍正之诡诈，由处理年羹尧与田文镜问题上的权变可见一二。

年羹尧是雍正继位后所倚重的第一大臣，更因青海平叛之功威震天下，后来，其极端骄横的做法终不为雍正所容，于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被改任杭州将军。杭州将军是个闲差，但雍正并没因年羹尧被冷落而放过他。隔了三个月，就给了两道处分：第一，罢免年羹尧二子年富、年兴职务，交年羹尧之父年遐龄予以管束，“你爹不管，看你爷爷管不管？”不言而喻，雍正就是这么个想法；第二，剥夺年羹尧的太保职衔。其间最让年羹尧蒙羞的是雍正自造谣言并附会到年羹尧身上，进而借机挖苦、讽刺。

他在该年四月二十四日对年羹尧例行履新职的谢恩奏折上作了长长的批示：“我早听说一句谣言在流传，说是‘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现在让你出任杭州将军应是符合此言，此前你不就上奏过浙江天象问题吗？我想，你果真自称帝号，也是天命所在，我难以抗拒。你要不想称帝，又统率我的数千军兵，断然不会允许别人在三江口称帝。关于以上谣言，我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你前几天连续交来的两份奏本，我已看完，彻底心凉了。看来，你并不思悔改。我对上天发誓，要是我对不起你，天诛地灭；相反，你要是背叛了我，上天应该给你相应处罚。你只讲臣下该做事的道理，却不理会我身为君主该持守的道理。你做事总是以破坏现成制度为主，说起话来又口是心非，给我安上听谗言怪功臣的恶名。我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只能守住君道而不理会你的臣节了，后世天下人认为我站在一个‘是’字上，就可以了。我下决心这么做，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后人笑话我们之间没尽君臣之谊，忘记了从前团结一致的事实。写出以上这番话，我几乎没法落笔，可愧、可愧！可怪、可怪！”雍正如此直言，本身就已经不顾君臣之分了。除了权谋奸计外还算有几分人情因素，因为年羹尧的妹妹是雍正没当皇帝时娶的侧室（称为“侧福晋”），二人是大舅子与小妹夫的亲戚关系。由于这份亲戚关系，再加上雍正的老爹康熙皇帝赏识年羹尧，给以川陕总督之高位，这无疑是雍正利用其夺位的筹码。在二人过往的密切政治合作中，雍正不惜采用种种手段拉拢年羹尧，同时把另一个合作伙伴牢牢粘紧。这个合作伙伴就是隆科多，康熙时代重臣佟国维的儿子，也是康熙懿仁皇后的弟弟，还是顺治孝康皇后的侄子。有这样的背景，一心想夺取皇位的雍正肯定重视。尽管雍正是康熙恭仁皇后所生，隆科多不是他的亲舅舅，但他还是亲热地称前者为“隆科多舅舅”，到雍正当上皇帝后还是这么称呼。

隆科多在康熙时代已经位至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

理藩院是处理清王朝与重要少数民族如蒙、回、藏等族关系的中央部门。满洲力量进关之前，该机构叫蒙古衙门，后改名理藩院，隶属礼部。大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后，理藩院虽仍属礼部，但已有尚书、侍郎职务设置，相当于“部中之部”。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式升格，与六部同级，尚书亦参与议政。简单地说，位居理藩院尚书的隆科多可以为雍正登基争取到少数民族的支持。至于步军统领之职，全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全面负责首都的卫戍与治安工作。该职务是发动政变的有利条件。借着此职的权重，隆科多才敢帮助雍正秘密登基。虽然说在年羹尧被杀两个月后，隆科多被永远囚禁并于次年死在畅春园附近的禁所，但是在年、隆二人有用之际，雍正还是为他与年、隆二人的“铁三角”关系算尽了机关。比如以皇帝身份强行做主，将年羹尧的长子年熙过继给隆科多。

将内侄塞给舅舅当继子，实乃一大创举。

对于这一创举－－雍正皇帝所做的“政治广告”，几乎让人忘了他还是个皇帝，认为他大概就是个亲朋好友之间的“热心肠”罢了。这样的作为不仅让年、隆两人感恩戴德，也让大小臣子感受到皇帝人性化工作方式的力量。

雍正将此不顾辈分的安排宣传为照顾年羹尧的命理与年熙的健康，因为雍正亲自请来的相面大师说多病的年熙克父。如果把年熙过继给隆科多，不但此子不再是年氏之子，破除了他克父的命理，而且年熙日后还可借年、隆两家的势力在宦场仕途大有作为。如此重要的决定当然要让年羹尧的老父亲年遐龄知道。年遐龄进宫听旨后虽难舍祖孙之情，但也不得不服从皇帝的安排。并且，这春天里发生的动人的故事，到夏天才正式以批示的形式告诉远在边疆的年羹尧。把年羹尧用好、用活、用足、用死，一直是雍正不易的政治策略，以至于在往来公文中，雍正不惜采取给年羹尧抬轿的说法。比如有一次他批复年羹尧一项提升有功人员的请示时，写道：“历史上君臣之间因公务成私交的事例是有的，但是还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案例超过现在我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为臣下，你的幸运自不必说，而作为君主我的喜悦之情也是古人无法比的。总之，我二人肯定能成为君臣关系的千古榜样，让后人羡慕不已！”写这个批示时，雍正似乎连自己也搞不清自己是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得那么甜，吹得那么高，难怪他后来在狠狠挖苦年羹尧时竟然语无伦次，说出“可愧、可愧，可怪、可怪”那样不知责人还是责己的话来。

前后如此相悖，是典型的人格分裂症状（1）

性情乖戾的年羹尧，实非雍正所能驾驭。少年时代的年羹尧不喜读书而好活动，他父亲管不了他，只好招聘特殊教师调教他。由于他调皮捣蛋已经远近闻名，所以没有哪个教师愿意应聘。倒是一位老者来后出了奇招：专门辟一处园子，各门全堵上，只留一处“饭口”供送饭菜和零用东西，三年之后孩子自然改变。

少年年羹尧到了与世隔绝的园子里也闲不下来，今天挖这里，明天填那里，至于园中什物也是东搬西挪，折腾不止。就是这么没完没了地折腾，老先生也不发火，自管在一边看书。时间一长，年羹尧对体力活动有些厌烦，就问老者：“你这书里有什么好东西，让你这么入迷？”老者并不直接回答，只是淡淡地回答：“你看看就知道了。”要看书，就得多识字，年羹尧在老者的引导下，不但识字上进步极快，读书的领悟程度也大大超过同龄人。三年之后，年羹尧竟然变成了“天才儿童”，为以后科举入仕打下了基础。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年羹尧功名显赫之后，他的性格缺陷就放大数倍地显露在人前。雍正不解就里，所以对他先是信赖后是猜忌，先是钟爱后是厌弃。如此看来，雍正还不如一介未成名的文人，至少表面上是这样。那位文人叫蒋衡，是位未考进士的举人。他应聘入年大将军的幕府，年大将军一见他，就说“凭你的才学，来年中进士没问题”，言外之意：京城考官一旦知道你是我的幕僚，判卷时不敢不给你打高分；皇帝知道了你的身份，也会破例让你成为进士的。对于年大将军如此明显的点拨，蒋衡并不感激而是“干活吃饭”。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蒋衡认为年羹尧这个人“威不胜德”。所谓威不胜德，就是说威风足够、品德大有欠缺。他把观察的结果告诉了亲近的同事，意在提起注意，免受主人日后犯事的牵连。同僚们哪里听得下去，分明年大将军就是“西部天子”嘛！

蒋衡见同事们听不进劝说，就提前向年羹尧告辞，声称身体有病，回家调养。年羹尧对蒋衡的辞归并无不快，反而拿出一千两银子做资费。蒋衡只要了一半，五百两。这五百两是个奇怪的数字，因为等到年羹尧遭受政治处分之后，他的幕僚也被全面调查，处理的标准是接受年羹尧五百两银子以下（含五百两）恩惠的人，免于政治处分。从这个奇怪的标准来看，雍正表面上虽然不及蒋衡那样一个文人有眼光，但反过来看，这说明蒋衡很有可能就是雍正派到年羹尧那里的间谍。一边打探西部军队实情，一边离间幕僚与年羹尧的关系。离间不成，结果让雍正大为惊恐。惊恐，促使雍正加快了除掉年羹尧的步伐。年羹尧起初认为自己有大功于雍正，后者还不至于要自己的命。当他看完“可愧可怪”的语无伦次的朱批后，他明白了，皇帝已经容不下他。容不下自己尚不可怕，他是不是斩草除根、灭了年家全族，任何人心里都没底。于是，年羹尧启动了“留种方案”。

年羹尧在“等死”期间，于杭州城门口认真观察行人。他见一位年长的学者每天出入城的时间都很准，就召老者问话。老人家说：“我家里穷，每天到城外教书，挣小钱儿；上完课，回家，侍奉老母亲。”年羹尧见老学者厚道，过了几天，看似很随便地与老学者相约，到他家去拜访。某天晚上，年羹尧带了一个仆人装束的随员如期而至。按学者之间的礼数，年羹尧拜见了老学者的母亲，他请求与老学者的太太见一面。见面之后，年羹尧让随员脱去仆人服装，现出旗人妇人之身。

前后如此相悖，是典型的人格分裂症状（2）

年羹尧也不解释，让妇人拜老学者的母亲为婆母、拜老学者的太太为“大妇”（相当于把自己放到妾的地位）。而后，他坦率地说：“这妇人是我的小妾。我已经是戴罪之身，家室难保，说不定满门抄斩。现在，这个小妾已经怀孕，我把她托付给你，或可保住我的血脉。”而后，拿出一盒金银珠宝作为寄养费用。老学者见事已至此，只好答应。年羹尧的小妾肚皮争气，在他被处死后，给他生下一子。儿子出生后，就姓老学者的姓氏，并起学名孙尔准。孙尔准成年后入仕为官，成绩不小。

当年，年羹尧以此法托人并非只找了孙老学者一个人，似乎还找了一个姓严的人家，因为很久以后，浙江籍一位叫严修的侍郎自称是年大将军的后代。若按年羹尧之妾怀孕情况推算，应当说在蒋衡辞归之时，聪明过人的年大将军就看破了蒋衡的身份，从中也推测出雍正的打算。他虽然还幻想雍正不至于要他的命、灭他的门，但他也得提防后患。从那时起，他就着手了“留种方案”的设计。不过，他还是过度忧惧了，毕竟雍正给他留了后代而没灭他的门。

真乃是：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你防我深，我防你更深。君臣二人，皆未脱凡夫俗子的习气！

跟年羹尧你来我往、你攻我防的较量还有个斗法的劲头儿，而对于同是昔日功臣与恩人的舅舅隆科多，就用不着玩复杂的了。在不否认隆科多拥立之功的同时，雍正翻脸不认账，否认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合谋问题。

这个问题可称为“匕首悬案”。

康熙弥留之际，隆科多就在跟前，所以他才能对外宣布“遗诏”，让一直尊重他的雍正当上皇帝。其实甥舅二人谋划已久，此中细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外人搞不明白。但是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可以证明二人谋划得丝丝入扣：康熙眼见要死，隆科多马上召雍正来见，命令是丑时发出的，雍正巳时才到，雍王府与畅春园同在北京城内，连送信儿的时间算在内，这段路程断然用不了8个小时。

丑时是现在凌晨1点到3点之间（中值为2点整），巳时是现在上午的9点到11点之间（中值为10点整）。这8个小时，雍正在干什么，只有他本人与隆科多知道。看来，一是怕康熙御前生变，有人当场要雍正的命，躲着点儿为好，而此前三天里雍正是每天三次派人到畅春园探问病情的；二是，既然与隆科多密谋好了，不用急着往那里赶，不见老爹活面见死尸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死人不会说话，“该说的”全由隆科多代传。由于二人安排周密，雍正在康熙死后迅速变为雍正皇帝。

隆科多还喜极生悲、悲极生傲，竟然自比为诸葛亮。“你是诸葛亮，我不就是刘禅吗？”这回可不像“匕首悬案”那样没据可查，而是有隆科多写的上奏为证，他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隆科多既然如此明白，为什么还要为雍正处理考虑不到的事情呢？原因很简单：一旦有人发动政变，废了不合法的雍正，他隆科多也落不了囫囵尸首。所以，在雍正登基之后去天坛及宗庙等处亲自行祭礼之前，隆科多要对天坛等处的贡桌香案进行搜查，提防刺客。后来，这项也成了大罪。

隆科多太张扬了，尤其是防刺客的保卫措施不正印证了雍正曾身藏匕首吗？比照历史，南宋高宗在秦桧专权时也是时时身藏匕首，到了秦桧死后宋高宗才公开这个“隐私”。雍正或许没注意过这段史实，他更关注的是：权臣隆科多是怎么把他这个皇帝当阿斗看待的，一步一步地把自己打造成诸葛亮。很快，大清版的诸葛亮被逮捕问罪，一下子审出41项罪名，其中：大不敬5项，欺罔4项，紊乱朝政3项，党奸6项，不法7项，贪婪16项。不过，雍正还是讲人情味的，没杀隆科多，更没灭他的门，只给了个永远圈禁的处分，即“于畅春园外筑屋三楹，永远禁锢”。

虽然不杀，这也叫“以死道活人”。就是在畅春园，隆科多帮雍正拿到了帝位。中国兵法有云“以生道杀人，虽死无怨；以死道活人，虽活犹恨”，想必隆科多深知此理。这样的刺激，隆科多哪受得了。第二年（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死了。

死了好，死了好，我得把人情做到底，给他个出殡的钱儿。雍正指示“赐金治丧”。老百姓常讲的话“糟践人，没这么糟践的”，正然如此！更难听的话就是“逮住蛤蟆攥出尿来”，狠着呢！

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相对于先荣后辱的年羹尧和隆科多，同为雍正朝能臣的田文镜，却从来没遭到过猜忌。这也算雍正朝的一大奇迹了。

田文镜早在康熙时代就积累了相当的政治资本，为他在雍正时代在河南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打下了基础，他的铁腕治理虽然颇有争议，但还是为后世史学家所称道。另一方面，他为私情保庸官的行为又导致了一场政治地震。雍正二年（1724年），他决定在河南处理一位知州与三位知县，上报皇帝备案。备案很快得到雍正认可，并派中央官员到河南协助处理。事过两年，一位叫李绂的大臣从广西巡抚任上调直隶任总督，路过开封，与田文镜谈论此事，并批评田文镜不该欺负读书人。田文镜很气恼，就将李绂的言论写成密折，上奏皇帝，指称被田文镜处理的知州黄振国与李绂有同学关系（所谓“同岁生”），李绂这是在图谋报复。李绂也不是省油的灯，在皇帝面前揭发出一宗事件来：河南上蔡县知县张球“居宦最劣”，田文镜不予处分，反而袒护。

雍正偏爱田文镜，并不追究张球的违法乱纪行为，可偏这张球是个倒霉蛋儿，又被人告到北京，罪名是有在官为盗的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职官员和黑社会勾结。无须调查，这肯定是黄振国那一派经过大量调查得出的结果，而且黄振国等人敢于以革职官员身份直接向北京举报，其中必有李绂介入的因素。田文镜眼见保不住张球，只好自己“引咎论劾”，希望中央处分自己。趁着田文镜要求处分的机会，负责地方监察的官员、浙江道御史谢济世写了一道长长的奏章，指责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赃枉法”，并具体陈列了十项证据。对于谢济世的奏章，雍正看完后很不高兴，批示退回。谢济世也上了火，坚持再次上奏。雍正认为谢济世的固执行为已经不是与田文镜过不去的问题了，而是直接跟皇帝本人叫板。雍正论证谢济世和自己过不去的原因有三：第一，整个国家任总督、巡抚两职的地方大员多着呢，为什么谢济世偏和自己倚重的田文镜过不去呢？第二，谢济世如此固执己见，背后肯定有人指使；第三，身为皇帝原本不该杀言官，但是肯定有一种动力在促使谢济世迫使皇帝犯错误。

不杀你，也得吓你！

雍正皇帝免了谢济世的所有职务，并让中央大官、各部办事主管组成一个特别法庭来审查谢济世的“犯罪事实”。审着审着，就闹出笑话。刑部尚书励杜讷问谢济世：“什么人指使你这样胡来？”

谢济世说：“孔丘、孟轲二人。”

励杜讷继续问：“怎么是两位圣人呢？”

谢济世说：“读孔孟的书，就要向皇帝进忠言。看到奸臣坏事而不打击，就是不忠于皇帝！”

法庭成了学术报告厅。

雍正气坏了，看完报上来的审讯记录，立刻判了“拟斩”二字，准备哪天砍谢济世的头。稍后，火气一消，他回过味儿来：“我可不能担杀言官的恶名！”马上改判，发配到阿尔泰“军前效力”。一个广西出生的中级官员被发配到大西北服劳役，此种现象在大清帝国虽不算稀罕，这是出于雍正找反面教材、证明自己英明有预见力的需要。在此之前，雍正曾经亲自写《朋党论》一文，刻后发给群臣，警告重要官员们不要结成小集团。谢李二人被罢官，黄振国被判处死刑，那三名一直在喊冤的知县下场也十分悲惨：一个砍头，两人发配边疆服刑。在处理有朋党嫌疑的谢李之后，怎样让田文镜感恩成了雍正的一个难题：明说吧，已经有年羹尧之例在先，怕不但引不起田文镜的真切感激，反而会对皇帝产生戒心；不明说吧，这明显袒护田文镜一派乃至于让恶俗知县张球受益的事情，确实让朝中大臣看不过眼去。

这不是两头不落好吗？

好了，让别人捎话给田文镜。雍正写了一封信给大学士富安宁、吏部尚书朱轼、户部尚书张廷玉，让他们三人劝田文镜上本谢恩。此信的要求很特别：一要富朱张三人写密信给田文镜，免得把皇帝等回谢的真实意图泄露到社会上去；二要田文镜写成谢本后不必单奏，应与其他公务奏折一并交上；三是让富朱张三人有思想准备，代田文镜拟订最后的谢恩奏稿。

田文镜如何谢恩，正史野史均无所载，反正是他一直受雍正的信赖，在处理完谢济世等人的“党案”后，雍正马上将他从河南巡抚职位上提拔为河南总督，并“加兵部尚书”。就是说，田文镜不但是河南地方的一把手了，而且还有中央政府的国防部长头衔。而且，田文镜家族的基本身份是汉军正蓝旗，由于他忠于职守、政绩斐然，雍正就特命“抬入”汉军正黄旗，在八旗的等级中由第四位升到第一位。雍正六年（1728年），又特授田文镜河南山东总督，并作出说明：“特因人设官，不为定例。”用现在的话说，是因人设事，而不是因事设人。四年后，71岁的田文镜辞世，雍正“赐祭葬，谥端肃”，可谓隆宠一时。不唯如此，雍正还命令河南“省城立专祠”即建立田文镜纪念馆，让人民怀念这位能臣的功绩。不久，另一位任河南总督的高官王士俊请求将田文镜的牌位请入河南贤良祠。皇帝准奏。

与田文镜受雍正皇帝的袒护恰恰相反，李绂遭到了无中生有的指责。说起来这也不全怪雍正，因为李绂本身就是犯过错再用的官员。在康熙朝末期，进士出身又有侍讲学士官衔的李绂曾干过一任会试副主考，发榜那天赶上了怪异天气，称为“黄雾风霾”。现在看来，是沙尘暴天气，但那个年代科学极端落后，就将沙尘暴视为不祥之兆了。

年事已高的老皇上对比李绂高一级的大学士兼正主考大臣说：“此榜人物中可能有乱臣贼子，或者说有饱学之士没能中榜，才导致上天发怒。”于是，命令主持考试的官员们重新阅卷，位列下等者不允许参加殿试。这样的决策带来了颠覆性的后果，原来的考试名次乱了套，康熙皇帝又火上浇油－－赐给满洲人留保与直隶人王兰生进士身份，被重新阅卷判为下等的举人们急了眼，闹起群体事件。他们围堵了李绂家的大门，在门外叫喊，重新判卷后成为上等的举人们则试图阻止闹事的同学（年）们不理智的行为，双方发生冲突，直到投砖头瓦块乃至肢体接触。

按理说，这帮闹事的学生要有胆量该找皇帝去闹，到皇宫门前喊冤，至少也得去正主考办公衙门去闹。不是吗，北宋第二个皇帝赵光义时代就出过不满录取结果的学生击鼓闹事的乱子。北宋的那次乱子不大，皇帝下令扩大招生名额而已。大清的这次乱子也不算大，聪明的监察官舒库把责任全推到李绂身上，指责他没把发生在家门口的抗议事件及时上报中央。老康熙顺水推舟，拿李绂当了替罪羊，“夺官，发永定河工效力”。

一位副部级官员，一下子成了卖苦力的民工（1）

还好，过了不到两年，雍正皇帝登基，给李绂恢复了工作，让他做代理副部长，即“署吏部侍郎”。恢复工作后的李绂誓死报恩，以副部长级别到山东办理漕运事务，收效颇好。雍正皇帝立刻把他头上的“署”字给去了，不代理了，到兵部去任实授兵部侍郎；不久，又让他到天津办专差，把湖南方面运来的漕粮收贮在天津，并命估价卖掉。这次干得仍然不错，雍正马上决定让他去广西当省长即“授广西巡抚”。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位前朝冤枉处分，时下又得重用的能臣，雍正先入为主地认为他可能搞朋党。在李绂起程去广西之前，雍正对他说：“你这个人实在有能力，别人比不了。你一定要去掉任何私心，才不辜负我特别起用你的知遇之恩。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丢面子！”说完几句推心的话，雍正还不放心，正话反说地补充道：“李绂你当然不是结党的那类人，再将平日里个人恩怨的琐碎细节全给抛弃，必然会成为一个完人。”

李绂在广西干得更好，所以得升直隶总督。但是这李绂太意气用事了，不但与同为雍正宠臣的田文镜因小事结怨，而且还一定要为同学（年）黄振国等低级官员出气。这让雍正大为生气。李绂是个没有头绪的家伙，在黄振国复职与张球遭弹劾两个相关案件尚无结果的情况下，又出来为底层学者说话，要求免去“岁贡验看”这一道手续。过往的实践证明，实行这个办法增加了底层学者的经济负担，因为他们从老远的地方跑到首都，等待中央有关部门考查，一要花一笔路费，二要送些钱财给考察的官员。

雍正一听就急了，认为李绂这是要越过皇帝去笼络读书人，在李绂的专项奏折上批复说：“你说又穷又老的底层学者经不住旅途之苦，有道理，但是那类的学者不愿为国家效力，有谁强迫他们吗？国家用人制度规定有验看这一项，不能更改，若是有人以不堪劳苦为借口而发泄怨恨，必然是不愿为朝廷效力。不愿为朝廷效力，朝廷就弃而不用，有什么可惜的？！如果一定说实施爱护底层学者的措施，那么像云南贵州两省的学者在本省省会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不必来首都，不必万里往返。这样表面尊儒的政策，我断然不会推行。我所尊重的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负责任的学者，推行的政策也以循名责实为方向。那些欺世盗名或违反常规的小把戏，我不采用，并深以为耻。”

这一段批判，等于提前给李绂所力欲弄出头绪来的张球与黄振国相关的案子，判了结果。在李绂意气用事，引发张球与黄振国关联案中，还涉及了另外一位大臣，名叫蔡珽。蔡珽不但学问好，还精通医术。雍正没当皇帝之前，想召见蔡珽，但正直的蔡珽说大臣不便与诸王往来，拒绝见面。等到黄振国被整肃的案子出了后，蔡珽被牵扯进来，原因是黄振国是他的旧部并由他举荐才当上知县而后爬到知州的位子。更为严重的是，有一位郡王揭发了蔡珽的重大政治罪行：家藏三件皇帝朱批的奏折，拒不交到中央档案部门保管，是大不敬的行为，应该杀头。

一位副部级官员，一下子成了卖苦力的民工（2）

蔡珽稀里糊涂地被卷进一桩本不严重但却全然扩大化的政治案件，弄了个“斩监候”判决。在蔡珽被查出大不敬行为之后，好面子的雍正不再使用批示的方法一对一地较劲了，而是采取公开说帖的方式，此方式称为“宣谕”。雍正的宣谕琐碎凌乱，到处牵涉，不只是讲了因慕医名而想结识蔡珽的过程，还把蔡珽推荐李绂的细节给暴露出来；最可笑的是，在因蔡珽案而追究李绂的责任时，雍正还把他的政治敌手、同父异母弟胤禟的狱毙归咎于李绂。图1：被塑造的明君雍正皇帝是暴君无疑，但也有史家称他为明君，两种身份并不冲突。就他本人的意思讲，要极力淡化前一种身份，除了他自己大量的自我表白的批文外，画家高其佩（1660-1734年）帮了他一个大忙。两幅《胤禛行乐图》让他俨然成了一位和善的长者，尤其第二幅竹间抚琴的典雅意境确有“造神”功能。

胤禟是康熙皇帝的第九子，因支持八皇子与十四皇子跟四皇子（即后来的雍正）争皇位，与四哥结成政治死敌。雍正登基后赐改其名为塞思黑（满语是“猪”的意思），圈禁保定。

雍正在公开宣布完自己如何认识并误用了李绂后，他说：“李绂干到直隶总督的高位后，沽名钓誉，致使吏治废弛。而塞思黑死在直隶省会，就是他玩忽职守的原因。塞思黑本来罪就该死，但是突然死在监狱的事件给了外界反对我的势力以口实，说是我指使李绂害死他的。现在大家可以公开问李绂，我授意他害人了没有？”

至于身为直隶总督的李绂是否得到雍正的指令加害于胤禟，无论笔记野史还是卷帙浩繁的《清史稿》均无涉及。但是，雍正以密令方式向臣下派差的事尚不止一次，寻求毒药之事也见于野史。

雍正元年，因外界盛传雍正登基之前唯信佛教一事，给浙江巡抚李馥写信，最后要求“密之”。两年后，恰恰是时任广西巡抚的李绂接到雍正的密谕，让后者寻找苗族人用的剧毒撒药。关于此药，雍正似乎比身为广西巡抚的李绂了解得还清楚，在密谕中他写道：“更有一种蛮药，其名曰撒，以此配入蛇汁熬煎，其毒遍处周流，始不可治。”

当时在苗族居住地区确有此药，其原料之一是某种毒树液的凝固体，此凝固体色微红，内地人因此称之为“血滴子”。

公中有私，私中有公（1）

作为皇帝的雍正并不认为自己事事正确，但他又希望后人认为他事事正确，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这样，用后一个错误掩盖前一个错误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样，错误就越积越多，正如俗语所云“越描越黑”。

有一次，一位叫路振扬的提督觐见雍正，雍正略施小手腕予以笼络，说：“路提督呀，你虽是臣下，可你的年纪一大把了，就别跪着说话了。”随即命宫廷服务人员给老路安排了一个座位，在谈论公务之余，君臣二人又聊起生活闲话，雍正表扬老路本人人品端正，对后代影响很好，“将来子孙必有成就”云云。老路受宠若惊，回去后马上写谢恩奏折，不料雍正不认为他真心谢恩：这老家伙一定要把君臣闲话弄成白纸黑字，目的不是谢恩，而在于向我要实证，为儿孙铺道！于是，雍正批示老路的谢恩奏折时训了老家伙一番，其要点是：一、对于皇帝的恩典，自己心知肚明就行了，对外宣扬是不学无术的行为；二、我对其他大臣也屡有恩典，他们都不宣扬，你不知道；三、君臣闲谈，没必要写成文字。表述完批评意见，雍正耍起小孩子脾气，写道：“汝等若如此不达大体，莫望待如家人父子也。”

不知老路看了此番批示作何感想，用现在的话来说，叫“热脸贴了凉屁股”。涉及君臣的人情化交往细节尚且如此，就不用说涉及皇帝心灵深处的“私生活”之类的了。比方说信仰问题。

雍正没当皇帝之前，显然没有他老爹康熙那样对儒学儒术大加推崇，反而是笃信佛教并与佛学修养很深的高僧来往。但是，他当了皇帝之后马上对这一事实进行掩盖，他给时任浙江巡抚李馥写了一封长信，讲述自己的观点，先说自己对佛道儒“三教并重，一体尊重”，而后又说：“谁要托程朱理学之名对佛道二家进行贬低，我一定会训斥他。”说完基本观点之后，他突然话锋一转，要求李馥重树浙江佛教圣地的形象，但又不能把处理公务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所谓“汝体仰朕意，于公务之余，留心护持，使不至过于寥落倾颓，不必著相庄严也”云云。心计颇深又时常将自己套在矛盾中的雍正就是这样教导臣下的。他担心一旦明显地尊崇佛教，不仅让世人明白他未当皇帝之前“与僧人异徒来往”的事实，而且僧人还会因为皇帝的恩典干违法乱纪的事情。当然，根本的根本还是怕儒学学者们嘲笑他，“士子闻之，徒讥为好佛之礼”。其实，如此诡谲大可不必，因为不管皇帝怎么嘱咐臣下保密，凡皇帝处理过的文件（或口授或亲拟或批示）都得保存进国家档案体系。换句话说，当朝人不知内情，下朝人或后来的人必然知晓。要想不让后世知道，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销毁有关档案，或干脆就不记录所发生的事情，如顺治朝孝庄下嫁及皇帝离家出走。

再有，关于儒道佛三家合一的事实早于南宋就已发生，汉族人的多神崇拜情形难以改变。及至明朝，三教合一则成为哲学常识，而清仿明制，在大力尊孔（如康熙皇帝祭祀时行三叩九拜礼）之背景下又不动摇满洲贵族信佛根基，在康熙一朝也成为常识。

雍正就个人信仰问题向李馥详作解释实在是神经过敏了！而他的过敏原因又不只是怕伤害三教合一的宗教现状，实在是怕别人从中洞悉到他用僧人搞特务活动的意图。不过，最终还是纸里包不住火，在给李馥写信的第二年，在江苏就发生了一桩丑闻。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初，江苏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知州白映棠抓获一名游僧并及时押送到省里，让巡抚何天培亲自复审。

公中有私，私中有公（2）

这个僧人在通州被初审时，交代得太离谱了，知州不敢定案，才把他连人带卷交到省里。

初审时，叫明本的僧人说：他是奉旨到沿海视察海防工程的，即“奉旨察看沿海马路墩台”，并且从福建开始视察，一路北上，而后到北京向皇帝汇报。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真实，明本报了自己常住的寺庙北京法海寺，以及曾经到九华山、普陀山佛教圣地进香的经历。明本没有骗钱的行为，只不过是看到江苏通州遭受台风破坏的情状严重，才向地方政府暴露身份。他的本意是慈悲为怀，劝地方政府及时赈济，至少要迅速掩埋在台风中死亡者的遗体。

雍正对何天培报上来的问题避而不答。

稍带一说的是，这个何天培不是汉人，他的“何”姓是由他父亲和济格尔按自己的名字中的“和”音改为汉姓的。和济格尔出身低微，是蒙古族乌鲁特部人，没有具体的蒙古姓氏。由于和济格尔跟从努尔哈赤立了大功，晋升为军事贵族，他儿子何天培才袭职为广州将军，而后任江苏巡抚。

多亏是功臣之子，否则，至少要弄个路振扬那样的大难堪，或者被借故拿掉职务。在另一方面，雍正也希望借某个案件来为自己的一贯正确作诠释，一如用处分李绂、谢济世的案件来证明自己所撰《朋党论》的预见性。在何天培上报明本事件之后，仅仅半年，雍正三年五月，雍正向朝廷内外公布了宏素事件的处理结果。不过，这次不是如后来砍道士头那样砍僧人的头，而是追缴一部假著作。

那部著作是佛家的《金刚经》，但收录的序文有争议。保有此书的僧人宏素说，序文是当今皇上在未当皇帝以前亲笔写就的。一位在地方任职的官员闻听此言，立刻把信息传到中央以便皇帝处理。

这位负责任的官员叫博尔多，与雍正的重臣鄂尔泰是儿女亲家。

博尔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举报不良信息”，而是要将这部由当今皇上写序的佛家经典刊印一遍。简单地说，是为了让雍正的序文广为流传。

雍正得知，立刻否认自己曾写过那样的序文，并让博尔多取来宏素收藏的《金刚经》，核对序言的字迹与文笔，结果是，“文与字俱非朕笔”。原作者不承认是自己早年的笔迹，别人也没办法，或者说那篇序文是别人听了雍正未当皇帝之前的议论，整理而成的。雍正深知社会上对此会有疑问，就公开解释说：“我在未当皇帝之前，居住的雍王府与柏林寺相近，闲暇之时确实与僧人们讨论过佛学书籍，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信任僧人。”

公中有私，私中有公（3）

旧日的交往成了今天的累赘，所以他信誓旦旦但又回避具体事件，说道：“今天我已经统治了天下，哪有秘密使用僧人当特务帮我治国的道理？”但是，不管他怎么解释，由于他未当皇帝之前与僧人来往过于密切，有心计的僧人们在他当皇帝之后还是借此为资本招摇天下，有的僧人甚至冒充皇帝。

冒充皇帝绝非简单的事情，至少要对皇帝的生活习性、言谈举止有所了解。关于当今皇上的这些信息正是由柏林寺为“主渠道”泄露出去的，至于像明本那样的与当今皇上有旧交的人也是秘密载体，他们如何泄露或充分利用当今皇上的生活信息，那是“一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没办法，消除后患吧！他下令在全国各地追缴御笔，把那些称为当今皇上早年文字的东西统统收上来。第一次收上了一些，但“尚有未缴者”。现在，再宽限一年。

如果你没写过那些东西，怎么知道“尚有未缴者”。聪明的皇帝再一次露了馅儿。但他是皇帝，他说不是自己写的，别人谁敢较劲？那时又没有字迹核对技术，即便有，谁又敢拿着皇帝写的东西去作鉴定呢？

雍正在信仰问题上历来是个言行不一的人，或者说他只为别人设信仰禁规而自己不必遵守。比如雍正八年（1730年）正月，他下诏说：“满洲八旗不得听信僧道医卜星相之妖言。”但是半年多后，他担心弟弟允祥的病情，到处寻医，并且重点是在僧道当中找。先是雍正让允祥自己推荐，他来面试，查问医术。允祥听京城的人说白云观有一位道人医术高明，雍正亲自一问，看出破绽，给了点赏赐打发走了。

而后，他又让外省总督巡抚一级的高官帮助寻医。时任浙江总督并有“加兵部尚书”荣衔的李卫给雍正推荐了一位河南籍道士，名叫贾士芳。既然是河南名医，那就让河南总督田文镜送来吧。送来之后，雍正并没急于让这个名医兼道士去给允祥看病，先让大内侍卫人员试试医生的算卦手艺。

医卜一家嘛！

贾道士是真的假货，因为其套路与上次召来的白云观的道人一样。心细如丝的雍正至此还不想揭穿贾道士、假医生的老底，让他先给“皇帝我本人”治治病。不知雍正是真有病还是假有病，也不知道雍正是否“暴露了身份”，反正是贾道士大胆地行法术。他用手在雍正身上慢慢按摩，口中念念有词：“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听我驱使。”雍正一听就急了，我贵为天子还不敢说“天地听我主持”，你个骗子竟如此大胆，他高喝一声：“推出去，给我砍了！”

可怜贾道士、假医生，可能到死也不知道这个下令杀他的人是当今天子。在另一方面，杀这个道士是要给推荐人李卫点颜色看看，因为李卫作为他没当皇帝之前所赏识的才子与能人，到了云南任职后（先任盐驿道员，后任巡抚兼盐驿道员）太过张扬。比方说，他借着皇帝赏他东西的机会，把自己卫队中的牌子刻上“钦用”二字。按理说，这是丢命的政治冒险，而李卫呢，知道雍正赏识自己的才能并且认为自己还有大用，所以不在乎。面对所信能臣的张扬，雍正亲自写信训诫：“我听说你自恃有才干而放纵自己，操守也不纯正。在当地对待文物古迹，一定不要起贪心。又听说你制了‘钦用’的牌子。这怎么得了呀？！你一定要谨慎行事，千万不要马虎大意呀！”

李卫回奏说：“我受皇恩之重，不必以别人的议论作为看问题的标准。”雍正见奏，又好好批评他一番，告诉他要“勤修涵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劝归劝，李卫如同雍正一样，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料子。直到李卫病死，他也没能领悟雍正谆谆教导的核心问题，即皇帝几乎是以请求的语气希望他理解的道理：“朕每言公中有私、私中有公，枢机正在于此。”

李卫不但听不进皇帝加好友的劝说，而且还在浙江地方完全“自由化”了，尽管他后来升到代理刑部尚书并实任直隶总督的高位。在浙江时，他把自己和妻妾的画像挂进西湖花神庙，并自题“湖山神位”封号。也许是由于雍正太爱惜他的才干，也许是由于他的骄纵远没达到年羹尧与隆科多的地步，抑或他没有如李绂与谢世济那样有结党的嫌疑，所以，雍正一见实在管不了他，就听之任之。倒是乾隆继位后南巡到杭州见了李卫“湖山神位”的画像，命令撤下来，给烧了。乾隆说：“李卫仰仗先皇对他的宠信，任情骄纵，并且入仕时就不算公正纯臣。这样的官员怎么还赢得声誉，成为重要朝臣呢？”

雍正自有雍正的难处，对李卫这样的能臣，他每每劝其检点行为，就无法谈及信仰问题了。而奇怪的是，不管一个人对信仰问题多么讳莫如深，他总要找一个倾诉对象。

选谁呢？（1）

选来选去，唯有鄂尔泰合适。

鄂尔泰的背景比何天培更可靠，他是满洲镶蓝旗人，先人随同努尔哈赤创业并有人在皇太极时代为国捐躯。而鄂尔泰本人呢，不仅有如正直的蔡珽那样拒绝过未当皇帝时身为藩王的雍正的请托，而且是位出色的学者。至少在与康熙皇帝的诗词交往中得到了后者的赏识。

鄂尔泰在公务方面尤其与普遍贪婪残暴的满洲官员不一样，他把本该自由支配的办公费（相当于时下常说的台湾高官的特别费）用在备荒方面，“买谷三万三千四百石有奇，分贮苏松常三府备赈贷”。他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做的这件好事大为朝廷欣赏，也成了他任云南巡抚行使总督职权的升迁基础。由于那种没有满汉之分的天然亲和力，也由于那种权臣自守分寸带来的和谐气氛，雍正与鄂尔泰的公务来往中，“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的枢机得以体现。比如他批复鄂尔泰的奏折说：“我与你的君臣关系之和谐，实在不是泛泛而言，乃是佛法中所说‘无量劫善缘’给我们带来的。”

作为学者，鄂尔泰除了汉文修养极高外，对佛学也有很深的研究，回谢雍正的批示时说：“现在不预先留定善的起因，以后必担受罪的后果。对于这样的结局，我不敢去想也不忍看它成为现实。臣子我唯一的愿望是生生世世依靠仁慈的佛祖，了却人生大事，求得丰厚的恩典。”在委婉地将皇帝比喻为仁慈的佛祖后，鄂尔泰觉得自己的心迹还没表述清楚，他又在一次回谢雍正批示的函件中说：“皇上的各条朱批洞彻精微，一切都让人领悟、看清，但好像水桶去了底，又好像一个圆环，让人找不到哪个地方是开端，此乃最大的学问。臣下我有您给予的学问在面前，就用不着自己去寻找精神世界解脱的方法了。不了之了且一了百了的路子，首先在您给予的学问里面。假如对您给予的大学问不尊重，那就是违背人理；假如对于您给予的大学问不亲近，那就是违背天理。狗的儿子也有佛性，我怎么能甘心不如狗的儿子呢？”

这通马屁拍得雍正心旷神怡，他又立刻把鄂尔泰为他总结的“水桶理论”予以发挥，在回复鄂尔泰的批示中讲道：“只有将箍桶的铁环全打破，才能达到思维无障碍的地步。”而后，又补了一句：“不尽的事情也有尽头，到了尽头也就自然自得了。”

哪里是公文往来，分明是两位佛学大师在交流学问。后世史学家有云：“帝与鄂尔泰始终无间，亲如骨肉，除怡贤亲王外，无能及者。”以上君臣关于信仰问题的讨论，可作证明。

选谁呢？（2）

怡贤亲王就是允祥，他是雍正的同父异母弟，在诸兄弟中排行第十三。他从来就没有争位的打算，对兄弟们中的小集团一概不参与。所以，雍正即位立刻封他为怡贤亲王，而后委以“总理户部”的重任。允祥十分谦虚，把本该得的分封钱退给国家十万两，只拿了十三万两。后来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大有功绩，雍正手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的大榜送给他。为了表明自己对十三弟的信赖，雍正不惜拿出“小学教师”的架势给人们讲解御赐八字的含义。他说：“在朝的诸位大臣，能称得上‘忠勤慎明’的人不少，但是能够有资格获‘敬诚直廉’的人几乎没有。”但是，不管怡贤亲王在政治上多么可靠，尚无法与他讨论信仰问题。而雍正对十三弟除了利用、感激之外，又多了一层兄长的爱护责任。此者，与平民家庭的和睦兄弟之间的感情并没什么差别，所以他是以兄长身份而不是皇帝身份为小弟请医生，并让医生在自己身上先试手艺。

对于允祥的感情尤其是因病逝世而带来的伤感，雍正表现了一次最具人性的心迹坦露，为十三弟“素服一月”，这一个月内，身为皇帝的雍正概不参加宴会。

原来，他当皇帝之后，诸兄弟的“胤”字全改成了“允”。这回，对允祥实行“常例之外”的待遇，“命复其名上一字为‘胤’，配享太庙”。这种死后的政治待遇要比皇帝素服一月更有影响力。

允祥死在雍正八年（1730年），在没有这位政治上得力的干员之后，雍正没有停止探讨信仰问题。看来，他远没达到鄂尔泰所云“不了之了，一了百了”的境界。并且，他也不再如雍正元年时给李馥写信时那样遮遮掩掩，干脆直白地向内外臣工宣示自己的信仰：“我在未当皇帝之前就留心修身的书籍，对于佛性学问深有领悟。当了皇帝之后，日夜忧虑，恐怕天下人借我信佛的经历来抬高佛教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因此，我不能公开讨论信仰问题。我的打算是，等到政务处理得有了条理，再着手推广三教合一的理论，借此来教训三教中互相诋毁、互相攻讦的人。”

在他人生将终之时，向历史交代了初期信佛的经历。

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呢？

三年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连自己也搞不清自己说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的皇帝辞别了人世。在口授遗诏中，他提到两位大臣死后牌位入进太庙享受配祭的资格。其中一位就是鄂尔泰。

他要和鄂尔泰在死后继续讨论佛性吗？

本章主要参考资料

（一）笔记野史类：

[1]《人物风俗制度丛谈·雍正朱批》，瞿兑之著，第120则，太平书局1946年版。

[2]《人物风俗制度丛谈·雍正访求毒药》，第64则。

[3]《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之《附录一·杶庐笔谈》，第7则。

[4]《栖霞阁野乘·年羹尧德不胜威》，孙静庵著，下卷第79则，中华书局1913年版。

[5]《清代名人轶事·年羹尧轶事之二》，葛虚存著，卷4，将略类第7则，上海会文堂书局1917年版。

[6]《罗瘿公笔记选》之《宾退随笔·孙尔准为年羹尧子》，罗惇曧著，第34则，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二）正史类：

[1]《清史稿·世宗本纪》，赵尔巽等撰，卷9，本纪9，中华书局1977年版（48本简装）。

[2]《清史稿·年羹尧传》，卷295，列传82，版本同上（以下不再专注），第34册。

[3]《清史稿·隆科多传》，卷295，列传82，第34册。

[4]《清史稿·田文镜传》，卷294，列传81，第34册。

[5]《清史稿·李绂传》，卷293，列传80，第34册。

[6]《清史稿·李卫传》，卷294，列传81，第34册。

[7]《清史稿·谢济世传》，卷293，列传80，第34册。

[8]《清史稿·蔡珽传》，卷293，列传80，第34册。

第二章看谁更江湖——有限新政无赖风（1）

雍正皇帝死后，乾隆继位。25岁的乾隆已经饱历雍正政治，他想改变一下其父严苛的施政方针，又不至于走回其祖父康熙皇帝失之过宽的老路，就采取“折中”政策。所以，在其父刚死，他即位当皇帝而未正式使用自己的年号的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他就对朝廷的重要官员“总理事务王大臣”阐明了自己的执政理念，称曰：“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以猛，猛则济以宽。”

这样的主张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总结父祖两代人政治得失的结果，而且他生怕配合他施政的重要官员不理解他的“中心思想”，于正式使用自己年号的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再作阐释：“故宽非纵驰之谓，严非刻薄之谓。朕恶刻薄之有害于民生，亦恶纵驰之有碍于国事。”看来，年轻的新皇帝是一定要找到宽严的平衡点的，这个平衡点又可谓是民生与国事的和谐。三月份，乾隆又与“总理事务王大臣”谈心，说：“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与不及，宽严之道也。人臣事君，一存迎合揣摩之见，便是私心，而事之失之中者，不可胜数矣。”

新皇践基，诸事繁杂，他理应选出一两个像样的动作来，展示自己的新政。其中，平反老父制造的冤假错案，就成了第一手硬牌。给李绂恢复官身，“赐侍郎衔”，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享受副部级待遇”。李绂的实际工作职位是“管户部三库”，也算有实权的中央财经高官了。很快，新皇帝就给体制内异议分子李绂去掉了“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安排，而实授其正二品的户部侍郎。

正二品，或许是李绂想也未想之事，因为当年他任职的直隶总督也不过正二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恩遇大有突如其来的势头，是在年轻的新皇帝继位到正式使用年号之前发生的，仅有短短的三个月。不过，李绂似乎难以把握如此巨大的政治机会，在新皇帝正式使用乾隆年号的第一年又犯了政治错误：在举荐应试博学鸿词科的人选时，他本已推荐多名自己的关系人，又让比自己小一品的左都副御史孙国玺帮助自己举荐关系人；孙国玺没听他这一套，反而将事情汇报给了乾隆；乾隆对李绂的并不重大的违纪行为进行了当面对质，李绂只好承认自己“妄言”，即胡说一通，乾隆反驳说：“你不但胡说，还是胡来。承认错误，也避重就轻！”

结果呢，弄了个降级处分，“降授詹事”，即从正二品被降到正三品。弄个降一品两级的处分，还不算重。乾隆二年（1737年），李绂的老母亲去世，他辞官归家办丧守孝。四年后，乾隆六年（1741年），李绂回京任职，“补光禄寺卿，迁内阁学士”。死了老娘，免了处分，还升到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事就怪了！猜测而言，尽管雍正皇帝至死不承认指使李绂谋杀自己的政治对手之一－－九弟胤禟，但从问李绂云南毒药“血滴子”到调李绂任直隶总督（治所在保定，胤禟亦被囚于保定），此中定有玄机，换言之，雍正对乾隆是有所交代的：“毕竟老爹有把柄在李绂手里，我死之后，你再用他，也算找个平衡了！”乾隆然之。

在平反与重用之间，设法挫一下李绂自恃握有先皇隐私的气焰也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借他“妄言”与“妄举”并不严重的违纪行为，降他两级一品，也在情理之中。后来，李绂学聪明了，在学术上与皇帝结成同盟，鼓吹理学，得到了乾隆的认可。《清史稿》其本传有云：“谓朱子道问学，陆九渊尊德性，不可偏废，上闻而韪之。”等到李绂因病辞官之际，乾隆像对待师长一样地对待他，问他对朝政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老家伙没具体指明任何事情，只说了四个字，曰：“慎终如始”。

第二章看谁更江湖——有限新政无赖风（2）

这老家伙是狡猾！他似乎看透了青年皇帝是位白面君王，至少也是集盛衰于一身的如梁武帝萧衍、隋炀帝杨广那类的败家子，所以说了看似无关痛痒的劝谏而实为预言的四个字。更为奇妙的是，在乾隆开始奢靡无比并放纵情欲的南巡的前一年，他辞别了人世。是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

与李绂先辱后荣的恩遇相比，不能称李绂“同案犯”但可称为“连案犯”的蔡珽却远无如此幸运。乾隆即位，当即赦免其罪。乾隆八年（1743年），默默无闻地死掉。仍以猜测而言，雍正肯定不会给乾隆留话，日后重用蔡珽来找平衡，因为他没把柄在蔡珽手里。并且，蔡珽在雍正没当皇帝之前耍正直，拒绝雍正召见，雍正成了雍正皇帝，借机整他一把，一去心中块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乾隆皇帝出于刷新政治的需要，把平反与免罪区分开来，也是“算计到家”了。

李绂的“绝对同案”谢济世，无论在雍正朝服刑还是得到平反之后，经历远较李绂复杂，就更不用说与冤大头蔡珽相比了。当年，他被判处免除职务、“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的刑罚，算是保住一条命。阿尔泰驻军司令、大将军、平郡王福彭知道他是位正直的文人，对他礼遇有加，名为犯人，实际上是做休闲学者，给他创造了“讲学著书不稍辍”的软环境。这样的好日子过了三年，到雍正七年（1729年），就让福彭的部将、顺承郡王、振武将军锡保给告了，说他的著作《古本〈大学〉注》一书毁谤程朱。

这还了得？！

雍正皇帝不但推崇佛道儒三家一体化的学术政策，而且自康熙以来尊崇程朱理学的学术政治化努力就没停过。雍正皇帝细看《古本〈大学〉注》后，指出：谢济世在对《大学》一书的“见贤而不能举”等两个小节进行注解时，注有“拒谏饰非，拂人之性”一语，是拒不认罪的心理宣泄，更是对皇帝的怨恨。于是，“下九卿、翰詹、科道议罪”。

正如李绂多举荐自己的关系人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一样，谢济世借注释儒家经典《大学》而发两句议论，实在算不了什么罪行，充其量只是个“组织纪律性”问题。雍正为什么小题大做呢？原因是他怀疑谢济世与另一位原籍同是广西的体制内异议分子陆生楠是同党关系，并且一直在暗中活动，但又查无实据。

说来话长，这陆生楠也是个怪才。他是由举人身份被任命为江苏吴县知县的，曾被抽调去北京汇报地方工作，但汇报砸了锅，就被留在北京做工部主事。可能这位陆知县在地方干得不错，只是不善于讲话，才弄了个“上有所诘问，不能对”的结果，或许是见了皇上一时激动而语无伦次。雍正皇帝完全可以将陆知县开除官籍，赶回老家种地，给平调为七品的工部主事已是莫大的恩典了。

雍正考虑的是后一种可能，认为陆知县初见自己是激动了，所以决定再面谈一次。孰料昔日陆知县今日陆主事非但不是见了伟大领袖激动，而且相当傲慢。

傲慢，是个什么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皇上一生气，就把陆生楠判刑，“命夺官发军前，令与济世同效力”。

与谢济世一样，他也得到了做学问的软环境，写了一部十七篇的《通鉴论》；与谢济世一样，他也让锡保给告了，弄到“下九卿、翰詹、科道议罪”的田地。

不是“同案犯”也是同案犯了！（1）

很快陆生楠与谢济世俩人均被判处死刑，准备“皆于军前正法”，但阴险的雍正给了锡保一道密旨：只杀陆生楠，让谢济世陪绑；砍完陆生楠的头，当即宣布免除谢济世的所谓罪行。哎呀！这场惊心动魄的考验呀，可把谢大学问给吓晕了。在惊魂稍定之后，他又开始写作，写了一本《中庸疏》。从雍正七年到雍正十三年，他默默地用了6年时间，边写作边等待政治转机，这期间也不知多少次从陪绑刑场的噩梦中惊醒。

可好，雍正死了，乾隆上了，新皇帝要广开言路。满族大臣将军们早嗅到新政将临的气息，于是积极准备各自的政论文章。在大将军福彭、振武将军锡保之外，还有一位在阿尔泰边疆守军中的实力人物，他叫钦拜，职务是建勋将军。他猜着谢济世一案平反在即，就让谢济世代自己写了一篇政论文。论文的主旨是“责成科道严不言之罚，恕妄言之罪”。政论文递上去，新皇帝很高兴，他也看得出来这篇文章出自谢济世之手，马上下诏，把谢济世召回北京，并准备重新任命为正四品的道御史（地方监察官）。

谢大学问把自己所写的《古本〈大学〉注》并《中庸疏》进献给乾隆。按呈献的程序，他还写了一篇政策建议。在建议中，他小心翼翼地告诉新皇帝：“《大学注》书中当年被定为有罪的那段，臣已经给删除了。”新皇帝也有自己的难处，不愿完全推翻老爹时代的政治结论，对他的建议稿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把两本书给退了回去，但没给任何实质性的政治处分。此后3年多的时间，谢大学问在京城吃官饭、混闲差，也短不了给皇帝写建议书。乾隆虽不至于对他言听计从，但也总是耐心看他递上的建议文本。当然，谢大学问也不忘攻击政敌田文镜，尽管田文镜已死了好几年了。

批判田文镜，很合乾隆的心思，因为乾隆对老爹重用田文镜和李卫是很有看法的，认为田李等人为官之道有害民生。但是，他即位之初与推行新政的前段时期，还不敢公开批判田李等雍正朝的能臣。至于后来到杭州下令烧了李卫的画像，公开指责李卫不是纯臣，是他当皇帝2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如何全面评价一代能臣田文镜与李卫，不只是乾隆的难题，也不只是谢济世念念不忘的政治借口，就是新上任的河南巡抚雅尔图也拿此做文章。雅尔图在乾隆五年（1740年）专门上奏，称：“河南民怨田文镜，不当入贤良祠。”既然地方大员逼皇帝表态，乾隆干脆亮明态度，告诉大家不许翻案。他批复雅尔图的奏折说：“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文镜不及卫，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雅尔图见朕以卫入贤良祠，借文镜之应撤，明卫之不应入。当时王士俊奏请，皇考允行，今若撤，是翻前案矣！”

不是“同案犯”也是同案犯了！（2）

王士俊是田文镜的铁杆政治盟友，他在雍正十年（1732年）以河道总督的身份请皇帝批准田文镜的牌位入贤良祠。乾隆即位，王士俊被中央监察高官弹劾，罢了官。在王士俊罢官后与雅尔图请撤田文镜牌位出贤良祠之前，谢济世得到乾隆特别照顾，任命为湖南粮储道（正四品）。这项任命主要是因为湖南与他老家靠近，好方便他回老家看望70多岁的老母亲。按理来说，皇帝虽然未给予全面平反，也未给他的已死政敌田文镜以政治处分，总还是模糊过得去。给你好差事，选了好地方，好让你回家看老娘，这总行了吧？

可偏偏谢大学问是一生爱找事儿的人物。在湖南粮储道干到第六个年头上，乾隆八年（1743年），他又生出一桩大事来。这一年，谢大学问听群众反映说衡阳县令李澎在征收农业税时放纵县政府工作人员额外收费，所谓“纵丁役索浮费”是也。时年55岁的谢大学问就化装成缴税的农民，实地考察。这一考察不要紧，不但李澎的违纪行为被查实，而且另一个县令的问题也被捎上，“善化知县樊德贻与同弊”。

谢大学问变成举报人，采取时兴的实名实职举报方式，以示负责。他举报信或曰调查报告写得很详细，所以很有威力。但是，省长（巡抚）许容不愿让下级出大事儿，就从细节反击谢大学问，向乾隆上告，说谢大学问“荡检逾闲”。

什么叫“荡检逾闲”呢？说文词儿，是超越职务办事，因为县官之类的干部违纪违法自然有省里的道御史管，如他老谢年轻时考上进士并试用期满后所任的“浙江道御史”那样的官员。说白话，这“荡检逾闲”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再难听点的就是“吃饱了撑的”。乾隆看了双方的举报信，决定深入调查，将李樊二县令与谢大学问一起解职，等问题弄清再作处分或安排。与此同时，委托比许容大半品、高一级的湖广总督孙嘉淦审理此案。谢大学问脚正不怕鞋歪，以解任官员身份差派下属抓人，把衡阳县的几个收粮的丁役（农民临时工）抓到长沙，让长沙知府张琳审讯。这张琳也不含糊，不知上了什么“特别手段”，很快把几个农民临时工给问招了，并且是铁证如山。

许省长一见势头不妙，马上让常沣道道员仓德取代谢大学问暂被解任的湖南粮储道职务。另一位湖南高官、与巡抚同级（从二品）的布政使张璨也出面反击谢大学问，让新任湖南粮储道道员仓德拿自己的亲笔信去托长沙知府张琳，要张琳篡改审讯记录。

说来，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这张琳在北京曾任过给事中（正五品），在此职务上弹劾过谢济世，说后者“奏事失仪”；后来张琳虽官升半品一级、外任从四品的知府，但其人格并没随官场潜则因升官而降低，他不听高自己两品、大四级的张璨的指令，拒绝篡改审讯记录，并将书信交给湖广总督孙嘉淦，另抄一份给负责全国粮食运输工作的漕运总督顾琮。

不是“同案犯”也是同案犯了！（3）

身为湖广总督的孙嘉淦虽比许容高半品、大一级，但也不愿自己的下级许容出事儿，就把张琳交来的张璨书信放在一边，即“寝其事”。其间倒是仓德得了好处，乾隆批文说：“仓德这个人在复杂的官场斗争中比较稳当，没参与派性斗争。”顾琮很老练，他虽没直接过问张琳举报的事情，但按照皇帝的意见把仓德“委曲善处”的好行为报给了都察院。中央监察官员从对仓德的表彰中嗅出了政治信息，御史胡定充分发挥工作职能，“纠容挟私诬劾，采湖南民谣，斥容与璨等朋谋倾济世”。乾隆闻奏派出与总督同级的正二品侍郎阿里袞到湖南去，与总督孙嘉淦一起全面复审衡阳与善化两县县令侵害农民利益的违纪案件。恰在此时，一向“委曲善处”的仓德亮明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观点，并以实际行动支持阿里袞的工作，把孙总督扣压张琳举报的事报到中央政府的都察院。

事情很快明朗化，也超出了两县令违纪的范围：乾隆批评孙总督“草率扶同”，召回北京，另有任用（肯定不是重用）；暂时停止巡抚许容、布政使张璨的职务，将张琳、樊德贻、李澎一并免职。其中，张琳被免职就大有蹊跷了，但细想一下，原因全在于他作为湖南地方官分明知道湖广总督与湖南巡抚、布政使“是一伙的”，还要向湖广总督举报布政使的信件问题。简单地说：为什么不一下子直接告到北京的中央都察院呢？不直接向皇帝举报呢？

处分了一干官员之后，中央办案大员阿里袞作善后汇报时说“济世被诬劾，请复官”。对了！怎么忘了最主要的事主谢大学问呢？

复官嘛，是当然的了。不让他任湖南粮储道道员，因为仓德已经干得不错，让老谢去当盐驿道道员吧！

湖南官场地震的余震尚未结束，许容、张璨的正式处分下来了－－夺官（即免职），同受此处分的还有湖南按察使王玠。回到中央等待“另有任用”的孙嘉淦也倒了霉，“上命并罢嘉淦”，并“奏修顺义城工”。当然，免官、去顺义城劳动改造只是暂时的处分，不到一年，乾隆又给了他宗人府府丞（正三品）的职务。就在这个新的起点上，他一直干到工部尚书（从一品）、协办大学士（从一品）的高位，比原来的湖广总督还大半品一级。

谢济世比孙嘉淦小6岁，比孙嘉淦晚死4年。在湖南衡阳与善化地方官侵害农民利益的违纪事件之后，二人都算因祸得福。尤其是谢济世，弄了一场政治地震之后再次险遭陷害，终因乾隆念他正直不屈，就没找他的毛病。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湖南巡抚许容彻底倒台后，一名叫蒋溥的高官代为巡抚，蒋省长怕老谢再掀起类似的政治风，就密告老谢的著作中有“离经叛道”的问题，试图让皇帝要老谢的命；因为七年前皇帝就老谢的著作问题有过严肃批评，不想旧事重提，就给蒋省长作了“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批示。

在文字狱迭兴的所谓康熙盛世，谢济世能得此一宽容批示，可谓绝无仅有，足见皇恩浩荡。老谢于57岁以年老多病为由辞职，在家安稳地过了12年的太平日子，溘然长逝。

决不允许涉及敏感话题（1）

就在谢济世掀起湖南官场地震的同一年，乾隆八年（1743年），大清帝国官场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杭世骏以汉员身份再提满汉官员待遇不一的问题，由此激怒了皇帝，将杭世骏开除公职，赶回杭州老家。

清朝军事贵族集团在努尔哈赤时期首先推行“以满治汉”政策，而后调整为“以汉治汉”，直到康熙八年（1669年）才明确地说：“满汉大小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划一。”而实质上这个政策执行得并不到位，所谓满汉一体的政策不过表现为皇帝本人对汉族历史文化杰出人物的尊崇而已，如康熙谒孔庙、给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又如康熙将朱熹理学列为清代正宗思想。

满汉官员待遇不一问题被汉员写进奏章，杭世骏也不是第一例，如顺治朝进士、顺康之际名臣魏裔介早在顺治九年（1652年）就在奏章中提醒顺治“督抚重臣宜慎选择，不宜专用辽左旧人”。所谓辽左旧人，当然以满族大臣为多数而汉族大臣为少数。在表达出这样的意见之前，魏裔介还大胆地说过“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瘀”那样的话。魏裔介之说不仅言之有据，而且在以后的康雍两朝“满汉之气中瘀”问题根本没见好转，实际上往更坏处发展。满族官员不拿汉员当回事儿，更不会拿汉族百姓当回事儿。比如与杭世骏同时代的著名文人全祖望在纪念姚启圣的碑文中记述道：“驻军闽中的满洲贵族有王爷、贝子、公爵、伯爵各一位。将军、都统以下各开幕府，他们率领的部队是皇家禁军。驻闽禁军没有正式驻所，就占据民房；没有生活用具，就强用原屋主人的东西；没有奴仆伺候，就强迫原屋主人为奴仆。他们轮奸原屋主人的老婆、女儿，把主人的老人与幼童全给关起来。他们颐指气使或高声斥责原屋主人，稍不如意，就将人家痛打一顿。闽中大地每天都有被虐待致死的人，再加上老百姓吃不上饱饭，死人就更多了。姚启圣先生到闽中任职，看到这种悲惨的状况，就尽最大力量保护民众。到了厦门平定后，姚先生给康熙皇帝写信，请求中央将大部分驻军撤回北京，只留两位将军驻守。中央很快决定全数撤军，但是皇家禁军还是要将共计两万的闽中民众带到北京去当奴仆。姚先生流着泪向驻闽王爷请求，要严行军令‘有私携良民者杀无赦’，而后动用大量资金为百姓赎身。这样，禁军在起程前就释放了所有民众，因为他们得到金钱，也就乐意放还被奴役的百姓了。”

从全祖望纪念姚启圣为民请命的善行中，人们不难发现汉民受满族欺压的情况。到雍正一朝，此种欺压汉民的情况虽有所改观，但官场上的满高汉低的现象却愈演愈烈。那位因做过年羹尧幕僚并被诬“悖逆”的著名文人汪景祺在其《西征随笔》中记载了自己的亲历，他写道：“陕西吏治之坏，当为各省之首，几十年来，重要省级官员全由满洲人出任。这些人文化程度很低，连公文阅览都成问题。对于公文往来、案件判决等事项，都让幕僚办理，自己顶名当官而不问民生吏治。这些人又甚为贪财，刻剥聚敛以供歌舞酒宴之挥霍。有一名总督犯罪，朝廷钦差大臣审问。案件中有一个妓女，她在受审时也与犯罪总督同跪一堂。当时人们认为，此事必传为千古笑谈，不只是有失体统的问题了。”

妓女（高官情妇）与高官同时出庭受审，对现在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体现司法公正精神。在古代的等级社会里可不得了，即便是犯人也要分等级。总督今年有罪，明年可能官复原职，如上节提到的孙嘉淦。但妓女就是妓女，就算明年被宣布无罪，明年的身份还是贱民。所以，满族高官既没有全面接受汉族文化的礼义廉耻观念，更没有相应的处理政务能力，而没有能力再占据要位必然会导致汉员的不满。汉员的不满溢于言表，将满族高官的无能当政治问题来评点。仍是在雍正朝，一位职任陕西粮储道的道员，名叫杜滨，就借他的上司、满族巡抚西琳办公室有裁缝同在的现象，专门给皇帝写信：“巡抚西琳每接见属员时，总有两位裁缝在场。对于陕西省有关道员级官员对长官行礼或对答，此二人就像没看见似的。对于官员们讨论的各种问题，此二人也一一听闻。大小官员，对此现象均表示惊骇。”

决不允许涉及敏感话题（2）

等西琳去职之后，又来了一位叫武格的满族巡抚。此人水平更差，所有公务均交书办处理。所谓书办，就是衙门里没有品级的文职人员，或曰一种“有文化的临时工”。

杜滨又盯上了武格，给雍正皇帝写了举报信，信中说：“新任巡抚武格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审理原清涧县令私自增加农民负担的案件。他当堂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如实招供。后面的审问就全由书办负责了。后来，书办说此案尚有难以落实与查证之处，巡抚武格就点头称是。”

连续两位满族巡抚被一位职务并不高的汉员盯上，让雍正又气又恼。人家汉员所举是事实，不好找碴儿报复，况且满族高官确实太无能，长此下去也不利于大清江山稳固，所以他就批示杜滨两次递交奏本所反映的问题写道：“西琳被人如此参奏，返躬自思，何颜立于天地之间耶！朕所用满洲外省大臣中多无耻不廉，器局狭小，其所以然之故，朕实不解。满臣之颜面，被尔辈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坏尽矣。朕除愧恨之外，复有何谕！”雍正的话虽是激烈，但总有包庇之意，即只说一二之人如西琳与武格者，而不说是普遍现象。

满族高官无能，终于导致了可怕的“书办专政”，国家的治权就落到低级汉族文人手中，而那些想为国家效力的高级汉员就被排挤在一旁。这种现象不仅在雍正之子乾隆一朝延续，而且到了乾隆之子嘉庆时代成了难以治理的弊病。嘉庆九年（1804年）六月，针对吏部的书吏（与书办同类）私用印信做假档案提拔官员大案，皇帝批示曰：“奈何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失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举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唯令是从。若堂司如此庸碌，书吏如此狡猾，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国事尚可问乎？”

雍正朝的杜滨参奏西琳与武格的事情发生在雍正六年，据嘉庆九年的吏部书吏舞弊案有76年的时间，整整地涵盖了乾隆一朝（1736-1795年）六十年。问题从雍正的不肯认账，只说“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到嘉庆说“诸臣全身保位者多”，无奈地承认现实，其间乾隆的盲目与武断是巨大的促成因素。首先，他不愿为老领导即他老爹雍正朝的满族高官无能而占位的恶劣官风负责任，仍然认为是个别现象，即“一二丧尽天良之人”在坏事；其次，他虽然也是满汉一体政策的推行者，但本质上对汉人仍然戒心深重。就杭世骏于乾隆八年（1743年）所提的建议来说，根本不是借题发挥，而是在于促成皇帝革除旧弊。

这年二月，举行了一场选拔御史的考试，愿出任的人每人提交一份政论文。于乾隆元年（1736年）应博学鸿词科入仕的杭世骏，此时48岁，正值为朝廷干大事的年龄，所以他选革除满汉界限为论题。他认为，此种选择既符合满汉一体的国策又能提高行政效率，就写道：“任何主张与见解都不能事先设定，因此，满汉之间的界限不能分得过细。满洲的贤才很多，但与汉人比较，只占十分之三四而已。事实却是，全国的巡抚常是满汉各一半，总督则没有一个汉人。国家为什么还坚持重满轻汉的政策呢？”就表面文章来论，杭世骏已经掌握得很有分寸，违心地说了“满洲贤才很多”那样的客套话。但是，乾隆不认为杭世骏是在客气地说事儿，他认为杭世骏是“见解悖谬，语中挟私”。大怒之际将杭世骏革除官籍，“滚回老家待着吧！”

决不允许涉及敏感话题（3）

说杭世骏“语中挟私”也不无道理，因为在朝为官的他深有体会：皇上召见时，满族官员自己不等点名就自主进殿，而汉员则必等点名，此足以说明“满贵”而“汉贱”。也正是这点儿“私心”即如此体会才促使他把问题上升到国政层次去讨论，更何况前代名臣魏裔介对此问题已有所涉及呢？所以，当时与杭世骏相识的人都看到他乐观的情形：他交完论文后，有点得意忘形，想与同僚们一起喝一壶。

在皇帝那边呢？大内人士后来传出消息说：皇上看了杭世骏的论文后大怒，把论文扔在地上好几次，扔了又捡回看，看了又扔，真是气坏了！

杭世骏这边酒饭未备，大内就传出旨意将他开革，赶回老家去。若是一般的等闲人物，笑容肯定要冷冻在脸上，是为哭笑不得。然而，杭世骏毕竟是博学鸿词科选上来的超级才子，他对惊恐不已的同僚们说：“怕什么呀？就算是砍头也会拉到闹市口去砍，污染不了此处我们同住的官寓。”

难得自由身！杭世骏回到老家仁和县（今杭州）不久，很快转到扬州，在一所叫“安定书院”的民间学术机构讲学，一干就是几十年，从无倦色。教书的同时，他还写书、画画，好不自在！既有自由，就难免放纵，如嗜钱好赌就成了他的经典表现。

杭世骏好钱确成癖症，比方说，他每月从书院发给的工资里取出官方正版、品相又好的三枚钱串起来，放在床上，时间一久，积攒了有一尺之厚，还有，他还把收敛破铜烂铁和民间私铸的杂钱，每每倒腾一遍，就弄到了“两手非墨污即铜绿盈寸”的地步。

弄到“铜绿盈寸”的传说也许有些夸张，但以教书著书为业后的杭世骏嗜钱成癖却从不贪图非分之财。有一次，一位商人得罪了管其行当的官员，而该官员一向佩服杭世骏的为人，所以，商人就去杭世骏那里求情，“夜半走先生所乞救，并置重金于案上”，没想到杭老先生一挥手将钱袋给扔出门外。

用自己教书挣的钱和卖破铜烂铁换的钱回老家赌钱，也是杭世骏的一大乐趣。并且，老先生赌钱从不偷偷摸摸，而是在桥边的公开场合大练手段。有一次，朝中官员钱维城到浙江省视察学政，住在杭州，他作为学中晚辈（乾隆十年考中状元，比杭世骏小24岁）希望与文名正盛的前辈杭世骏见一面。钱维城作为中央派出的官员颇有气派，又时值盛暑，就坐轿子、高撑遮阳伞，往杭世骏住宅去。正过杭世骏日常赌钱的场所附近的望仙桥，也是钱维城眼尖，一眼就看出杭世骏来，只见杭世骏身穿短衣、手摇蕉扇（而不是文人用的纸折扇），吆五喝六地与“诸少年博正酣”。钱维城下了轿，到杭世骏面前抱拳作揖，说：“前辈在此乎？”

决不允许涉及敏感话题（4）

其实，杭世骏的眼睛余光已经看见钱维城下轿，马上不摇扇子，而是用扇子遮住脸，企图混过去。等到钱维城这么一问，他也没了办法，只好讪笑：“你看出我来啦？”

“我正想往前辈住处拜访。”钱说。

“不用去了！我的住处太小，恐怕你的随从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杭搪塞道。

钱一定要去，杭坚决推挡，一番相争后，钱维城让步，坐上轿子回去了。当时，那些与杭世骏赌钱的年轻人一见来了势头不小的官员，一哄而散，大多藏到望仙桥下面去了。等到钱维城上了轿，他们才溜回来，他们问：“你是什么人，连朝廷派来的学使都这么敬重你？”

“我嘛，算是当过官的人。学使是衙门中的后辈。”就这么简单地一说，还是继续隐瞒姓名。“来，来，接着练呀！”于是，一干人等继续吆五喝六地赌了起来。

对待谦虚的钱维城，杭世骏算是客气的了，而对与自己同年中博学鸿词科的刘纶却远不如此。

刘纶在乾隆元年（1736年）中的是头名，在杭世骏得罪乾隆而被开革回家后的六年即乾隆十四年（1749年），他已经干到“直南书房（兼内阁学士），授礼部侍郎”的高位。乾隆十八年（1753年），他服丧期满，又出任户部侍郎。出任此职是正统史书如《清史稿》的说法，民间笔记野史如《清代名人轶事》则记为“特旨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而不管哪种说法更可靠，反正是回京任高官无疑。刘纶是江苏武进人，武进在长江以南（靠近常州），由武进去北京，当时以北到镇江而后渡江到扬州打站，较为方便。

刘纶回京，惦记着要在扬州站下，到那里造访在安定书院讲学的同年杭世骏。

杭世骏一见刘纶全身官服来访，十分诧异，问他：“你现在任什么官职？”

“不敢相瞒，已任内阁学士多年。”刘纶答道。

闻此答言，杭世骏不禁失笑，说道：“你这么个吴下少年，也能成为内阁成员？”于是，满堂哄笑。刘纶本想与老同年叙旧，没想弄了个没趣，就告辞而去。图2：自我流放的乐趣中国古代文人有“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传统，于是，在流放中寻找乐趣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元代画家盛懋（生卒不详，活动在至正年间即1341-1370年之间）可能是杭世骏逻辑上的思想前辈。此幅《秋舸清啸图》以绘画语言描述了自我流放的悠闲格调－－船头一坛酒，橹外江山流。

决不允许涉及敏感话题（5）

说人家是“吴下少年”也不算过分，毕竟他比杭世骏小15岁。虽然说杭世骏已经全然在野，不理会朝中谁升谁降，但设身处地地一想，若是自己不出“政治问题”，凭才学怎么也成了阁员，官到一品应不成问题。

没当成朝中阁员或一品高官，自然要过清苦的日子，这也算是自由的代价了。更兼其赌钱只是放纵心情，并不在乎输赢，很快就家资贫乏了。再加上他太太在他被开革回籍后不久就死了，没可靠的人帮他打理家务，所以日子就更见紧巴。为了对付日益艰难的生计，他在老家西湖边上开了一间古董店，专做字画生意。懂行又有钱的游人竞相购买，因此杭世骏的日子得些舒缓。为了让生意好一点，杭世骏也“掺杂使假”，把自己的书法作品混在古董字画中卖出。说是“掺杂使假”，实质上杭世骏的书法绝不亚于古人，到他死后无论书法还是绘画作品均成了上等收藏品。即便是在当时，有眼光的收藏家也不在乎他不署本名的作品是真古董还是假古董，反正知道此人笔力非常，作品必能升值。

杭世骏丧妻之后没有再娶，只买了一位相貌丑陋的婢女给他做饭。在古董店的后院里，他种花种草，聊以自乐，收入好时他就喝上两壶，似醉非醉之际就在院子里闲溜达。有时候，干脆店门一关，雇只船到西湖深处游玩，一玩就是数天。好事儿的人们往往借机从门缝里看看店里有什么，结果“中仅破书旧画，杂以碎磁古铁而已”。

市间第一招牌被晒（1）

自从杭世骏坚拒钱维城拜访以及给了刘纶难堪之后，官场的人再也不和他打交道。而他自己也全然没有与刘纶等同年进行才学仕途比较的心理，至少表面上物我两忘了。他不惦记别人，别人惦记他，比如22年前伤害过他的乾隆皇帝，在第二次南巡，到达杭州后就想起了他。

乾隆皇帝一生六次南巡，曾三次到杭州。第一次到杭州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第二次到杭州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第三次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每次巡幸之前，地方官员都准备得特别充分，连杭世骏那样曾犯过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公职的人也通知到了，所谓“当事者以其曾供职禁近，亦宜在迎驾之列”是也。

杭世骏坚决不愿与处分过自己的皇帝见面，所以，竟以62岁的高龄给地方官下跪并且跪的时间不短，请求免除迎驾的责任。地方官起初坚决不肯，后来觉得老家伙怪可怜的，就生出怜悯之心，免了他的迎驾责任。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月，乾隆皇帝到达杭州，问起杭世骏还是否活在人间，地方官说：“他老了，又有重病在身，恐怕没法与皇上见面。”

乾隆说：“杭世骏这个人很有才华，但也很狂妄，像得了疯癫病一样。真是可惜！想来他没有什么正道的生计，你们地方要设法照顾他的生计呀！”地方官听罢，马上就办。一下子，杭世骏的日子滋润起来。但杭世骏再穷也改不了济世的本性，所以，面对突然到来的大量“救济”，他就分发给同宗的穷人，自己还开古董店，仍过着有酒又自由的隐逸生活。旧日的朋友多年不见，有的就主动与他会上一面，人家大谈经年相思之类的热情话，而他却像个木讷的乡下人似的勉强应付两句而已。他唯一牵挂的就是亲弟弟，弟弟才赋天资与他相去甚远，家里又穷，年过半百还是教书匠，所谓“童子师”是也。杭世骏得到地方官“救济”之后，决心改变弟弟的境遇，出钱让他专心读书。后来，弟弟虽未中进士，但总还得到某位巡抚或总督府上的幕僚职务，几年后又弄了任知县干。

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的高级官员，闻知皇帝安排杭州地方官“救济”杭世骏的消息，都愿与杭世骏交往。杭世骏一概回绝。无奈，就有人请他弟弟代为求情。即便是弟弟求情，杭世骏也仍不答应，倒是应人之请可写个墓志铭之类的悼念文章。

弟弟了解哥哥的耿直性子，也不再添麻烦，转了腔调劝哥哥纳个妾，好料理生活。他拒绝道：“我不会添此累赘，我闲散惯了，向来不关注家人财物等俗事。”再后来，不用地方官“救济”，他也能过好生活了，尽管“救济”一如既往地供着。他真正富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著作渐多又有人愿意刊刻，稿费收入相当高。既然有了稿费收入，似乎就不必为吃饭与游乐开支费心了，所以就有人劝他把古董店盘出去。杭世骏听此，反驳说：“人生在世总得有个职业，开古董店就是我的职业。我想文人士子学古典文献以求入官，也相当于开古董店。可惜，我开的求官的古董店被人破坏了，所以开了卖书画的古董店。说起来，两种古董店是一个道理，分为有形与无形的而已。”

市间第一招牌被晒（2）

至此，杭世骏算彻底看透了世事。尽管他多年来力欲疏远与作为“无形古董店”的官场的各种关系，但乾隆皇帝自觉当年对不起他，让地方官“救济”他，而且他的书也越印越多，可谓堤内损失堤外补。

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皇帝再次巡幸至杭州，又问起杭世骏的情况。地方官员赶紧派人到西湖边的古董店去找，有人说杭世骏已经到西湖里游玩了。

继续找，找不到哪行？！

地方大员像催命似的逼办事人员“遍地撒网”，不多久，在南高峰下找到了他。70岁的老杭说什么也不肯去杭州城里，一干人等连抬带架算是把老爷子给弄到皇帝面前。

乾隆一见杭世骏旧衣破帽的穿着，开口便问其生计：“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我在西湖边开了一个旧货铺子。”杭世骏如实回答。

“开旧货铺子经营什么东西？”乾隆又问。

“买卖碎磁故纸，收贩破铜烂铁。”杭世骏半认真半玩笑地回答。

乾隆听罢大笑，而后说：“你放浪江湖多年，说话也全是江湖口气。今天我给你写个招牌怎么样？”

“皇上赐书招牌，臣下我必然大发利市。”杭世骏心口不一地回应了乾隆的主动，当他叩头谢恩时，破帽子掉在地上，引来乾隆的嘲笑：“杭世骏怎么落魄到这步田地了呢？当店主也得衣冠整齐呀，否则客人一见店主寒酸之相，就不买东西了。”

杭世骏不改江湖口气，说道：“我那铺子呀，三天才有一位顾客赏光，所以我也不讲什么招徕之术。”

乾隆的表现欲难以控制，不由分说，就给杭世骏写了12个大字，正是杭世骏所言“买卖碎磁故纸，收贩破铜烂铁”。

市间第一招牌被晒（3）

杭世骏实在没拿乾隆的御书当回事儿，当乾隆写完后问他这张书法作品较之市间招牌如何时，他近乎冷淡地说：“我已有十年不到城市里去了，所以不知道市间招牌是个什么样子。想必是皇上写的这幅招牌，应当是市间第一。”乾隆为杭世骏的江湖气派所感染，哈哈大笑，左右侍臣也偷偷地发笑。同时，左右侍臣又没人不佩服杭世骏惊世骇俗的做派。乾隆笑罢，吩咐浙江军政要员，要他们在杭世骏挂御书招牌时前往捧场，即“代朕道贺”。

等到乾隆从杭州起驾返程北京时，杭世骏送到江边，乾隆对杭世骏说：“古董铺子的主人呀，你要好好经营呢。等到朕再来时，看到你，你该成了大富翁了。”可惜，乾隆过于自信了。杭世骏对于御书招牌带来的生意火暴场面并不感兴趣，某天他把铺子里的“碎磁故纸、破铜烂铁”全倒腾到某个寺庙里去了，只在寺内设个地摊。至于乾隆所写的招牌即已由官府出钱刻就的画龙大牌子，则孤零零地竖在空铺子门外，过往行人见了此状，“莫不失笑而去”。

8年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杭世骏溘然长逝。

又过了7年，乾隆第五次南巡即第三次到达杭州，他问杭世骏的状况，地方长官说“死了十多年了”。乾隆不信，就派出内侍到处寻访，但见：铺子一空尘埃遍，御书寂寞仍高悬。乾隆听罢内侍的寻访汇报，不由叹道：“没想到朕写的招牌无益于大发利市！”

不管乾隆的长叹是“鳄鱼泪”，还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而不是君臣关系）的真诚忏悔，二人的恩恩怨怨随着杭世骏的溘然长逝而终结。杭世骏活到78岁，寿数虽无法与乾隆相比，但总比只活了51岁的与其有恩怨关系的全祖望长寿多了。

全祖望比杭世骏小9岁，同在乾隆元年应试博学鸿词科，同年又考中进士。全祖望入仕起步为翰林院庶吉士（从七品），比杭世骏低半品一级。全祖望的潜在能力为当时高官、户部侍郎李绂看中，称他为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号深宁居士）、黄震（字东发）之后的又一杰出学者，所谓“此深宁、东发后又一人也”。但是李绂与当时主政的宰相张廷玉不和，张廷玉就在全祖望三年散馆（见习）期满后，将他外派为知县。一位本有希望在朝廷权力中心混到一二品大员的文人，对此安排深为绝望，于是，干脆辞官不干，专心治学。由于他与杭世骏均为浙东人士且才学出众，二人就结为好友。全祖望辞官后，应两广总督之聘出任端溪书院主讲，杭世骏则以在籍翰林之身被聘为广东粤秀书院兼职山长（院长）。

两人虽是文友，但做派全然不同。全祖望为人“除束脩（学生学费）之外，一个介不取”，杭世骏则利用在朝为官又兼山长的地位带一大捆湖笔去广东贩卖，并要广东的高官帮助往下边推销，“用重价强售之”。全祖望对杭世骏的行为大为不满，就写信警告好友当自重，并且把杭世骏贩笔的事情告诉了扬州马氏二名士。

市间第一招牌被晒（4）

马氏二名士，分别是马曰琯、马曰璐，此二人在扬州办有小玲珑山馆，四方名士看重马氏兄弟与他们的学术机构，聚集交流不一而足。因此，杭世骏未到扬州前，名声就已经贬值，但他自己并不知情。等到遭受乾隆处分之后到扬州安定书院去讲学，得与马氏兄弟交往并面受其责，方才知晓全祖望在背后坏他的名誉。杭世骏因此对全祖望怀恨在心，而全祖望及门下弟子又不知情，造成了双方更深重的误会。等到全祖望死后，门下及后人请杭世骏写墓志铭，杭世骏一口回绝。稍后，他又写了一篇关于全祖望文集的评论文章，收入自己的《道古堂文集》，该文对全祖望的文章评价相当负面，“词义多所讥讽”。

其实，杭世骏由贪财变得自甘清贫，如将官方“救济”发给贫困同宗，大多是受了全祖望指责并名声贬损之后的警醒与弥补，而其终生不忘“贩卖”之事似乎又是对高价贩湖笔行为的一种自我肯定。此中恩怨，此中心曲，可谓扑朔迷离。但无论如何，二人均是乾隆时代仕途失意的名士。正所谓瑕不掩瑜！

本章主要参考资料

（一）笔记野史类：

[1]《人物风俗制度丛谈·满汉》，第19则。

[2]《南巡秘记补编·破铜烂铁》，许指严著，第18则，国华书局1915年版。

[3]《清代名人轶事·杭世骏轶事》，卷1，学行类第30则。

[4]《清代名人轶事·旧货摊》，卷1，学行类第31则。

（二）正史类：

[1]《清史·第三编（下）·高宗的治国思想》，李治亭著，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

[2]《清史稿·李绂传》，卷293，列传80，第34册。

[3]《清史稿·蔡珽传》，卷293，列传80，第34册。

[4]《清史稿·田文镜传》，卷294，列传81，第34册。

[5]《清史稿·谢济世传》，卷293，列传80，第34册。

[6]《清史稿·孙嘉淦传》，卷303，列传90，第35册。

[7]《廿五史纲鉴（下）·清高宗弘历》，张宏儒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清史稿·魏裔介传》，卷262，列传49，第33册。

[9]《清史·第四编·社会危机四伏》，李治亭著，版本同[1]，第2章。

[10]《清史稿·刘纶传》，卷302，列传89，第35册。

[11]《清史稿·儒林传（二）·全祖望》，卷481，列传268，第43册。

第三章学士比倡优——纪晓岚“奉旨纳妾”（1）

一代名士因落魄而诙谐如杭世骏者，乃情理之中事；因腾达而诙谐如纪晓岚者，几为绝无仅有。

纪晓岚，名昀，“晓岚”是他的字，另有字“春帆”。后人多称其字“晓岚”，而“纪晓岚”三字几成清后至民国乃至今日的诙谐、机智之代名词，可以说绝对不比“诸葛亮”三字在民间的影响要小。纪晓岚生于雍正二年（1724年），乾隆十九年（1754年）考中进士，名列“二甲四名”，得授翰林编修。时年31岁。乾隆皇帝比纪晓岚长13岁，当纪晓岚考中进士时，乾隆文治政策已颇收成效，故而，君臣二人结为文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何况乾隆已得其父“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的真传呢！

一般来讲，得授翰林编修的进士是大有前途的储备官员，要在翰林院见习三年。三年期间或可有个临时外任，但见习政务的重点仍是在翰林院的事务方面。翰林院的编修作为见习文官的起步是正七品，与外省知县同级。见习期间或可由于表现突出得到提拔，纪晓岚即属此类，见习期内很快升到正五品的左春坊庶子。

庶子，在古代首先是官称，而后才延伸到家庭关系的“妾生之子”或“正妻所生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之意。庶子，作为官职由秦至唐而宋元，是太子的僚属，到了明清两代，庶子之官已非太子僚属，而成为重要储备文官的转升阶梯。

纪晓岚三年见习期满，中央政府拟授他知府实职，去贵州省的都匀府。大清官阶中的知府，是从四品。只有两个特例，即奉天府（现沈阳）因系满洲入关前的故都，知府正三品；另一个是顺天府（现北京）因首都设在其区内，行政首长品级也是正三品。

乾隆皇帝爱惜纪晓岚的才能，不想让他到地方任职，就给他升了半个格，“加四品衔”，以正四品的官级“留庶子”（任上）。用现在评职称的话来讲，叫高评低聘，稍后，纪晓岚被提拔到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职务上。该职为从四品，对于纪晓岚来说，仍然是“高评低聘”，但作为一只政治股票，他的行情仍然是看涨的。谁料正是在这只政治股票一路看涨的情况下，纪晓岚本身犯了一项严重错误：他的亲戚卢见曾在两淮盐运使职务上退下来后，被人揭出有贪污行为；乾隆皇帝自继位以来就厉行反腐败政策，决心对卢见曾的案件严加查办；在中央任职的纪晓岚不顾国法，赶在中央工作组调查卢见曾之前，给报了信，但是，这一冒险行为并未能挽救卢见曾，反而将他自己也牵连进去。乾隆皇帝大怒，给了纪晓岚发配到乌鲁木齐去戍边的处分。

纪晓岚在乌鲁木齐一待就是四年。毕竟他的才能还为乾隆皇帝所惦记，所以他也自信终会有东山再起之日。

话休絮烦。等纪晓岚重新在翰林编修的七品等级上起步时，一向酷爱文治的乾隆皇帝设计了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即“开四库全书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大学士（正一品）刘统勋领衔，翰林院编修纪晓岚与郎中（正五品）陆锡熊为助手，展开此项工作。三人虽都是总纂之职，但由官品参差不齐，所以说名义上是刘统勋负责。

第三章学士比倡优——纪晓岚“奉旨纳妾”（2）

刘统勋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刘墉的父亲，是清代少有的大才子。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处理中央政府的日常事务，名义上负责四库全书馆的工作，具体细事儿还得纪晓岚与陆锡熊来干。这项工作弄得稍有眉目之际，乾隆皇帝又让纪晓岚专门给弄了一个《简明书目》，以便索引与阅读。此间，纪晓岚的儿子纪汝传因逃税被地方官起诉，乾隆皇帝看在纪晓岚工作敬业的份儿上，指示免了纪汝传的罪责，并且又给纪晓岚恢复了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之职。编纂《四库全书》成了纪晓岚上升的政治资本，渐次从翰林院侍读学士升到从二品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具体负责皇家藏书楼文渊阁的阁事，而后又升到正二品的兵部侍郎。

等“四库全书”全部编完，交工，纪晓岚以编纂工作组的名义写了一份报告（时称“表”）交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读罢报告，大悦，称：“这个报告肯定是纪晓岚写的！”下令给纪晓岚本人开奖金，所谓“命加赍”也。而后纪晓岚的官级又升，到了从一品左都御史与礼部尚书职务。

乾隆与纪晓岚在私人关系上确为文友，尽管乾隆与臣下交友的手腕仍是“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的那一套，总的来看，乾隆在小事上还是能宽容比自己小13岁的“小朋友”的。有一次，在翰林院办公的纪晓岚耐不住北京酷热，脱去办公服装，只穿了一条短裤，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光膀子”。而且他不是“光膀子”在一边歇凉，而是与一班同僚在院中树下神侃。正侃到兴头上，乾隆一身便服悄然来到翰林院。纪晓岚一见皇帝来了，倏地蹿到两栋房子中间的夹壁宽缝里。翰林院的一干人等在皇帝走近后，马上行礼，而后回到各自工作岗位。

回到工作岗位后，各自忙起来，乾隆也不说什么，随便闲看一番。大家低头忙事儿，皇帝背手闲转，整个翰林院一片寂静。藏在夹皮墙中间的纪晓岚耐不住了，伸出一只手，晃了晃，问道：“老头子走了没有？”

“朕没走，你出来回话。”乾隆把纪晓岚叫了出来。纪晓岚一下子吓得浑身冰凉，片刻震惊之后马上又恢复常态，等待皇帝训话。乾隆说：“纪晓岚，‘老头子’是什么意思？”

跪在地上的纪晓岚幽默地说：“万寿无疆称‘老’，万物之首称‘头’，上天之子称为‘子’。就这么个意思。”

乾隆一见纪晓岚抬轿儿到位，很是得意，就饶了他这回“小错误”。

后来，纪晓岚又差点因为“泄露国家机密”遭受处分，借助幽默，再得逃脱。那一年，纪晓岚负责一次重要考试，考试结果公布之前他吟诵阅卷时印象深刻的诗句，因此泄露了该应考者必中的信息，在当时算是泄露国家机密，因此有人向皇帝秘密举报。乾隆皇帝对科场作弊十分反感，就召纪晓岚对质。没想到纪晓岚马上承认有吟诵试卷上诗句的行为，而且还希望去访问作者，只是卷子尚在糊名阶段，没法找到。

第三章学士比倡优——纪晓岚“奉旨纳妾”（3）

乾隆一听，这分明是爱惜人才，哪里是“泄露国家机密”，所以一笑了之。

纪晓岚爱惜人才，从不埋没别人的长处，就是在“泄露国家机密”事件之前，他也是这样。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八月，尚在翰林院见习的纪晓岚跟从乾隆去木兰围场打猎，经过古北口时，偶见一家驿馆的墙上题有一首诗，只是墙皮剥落，诗只留下两句。此两句特有新意，曰：“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后来，纪晓岚主持一次考试，考试前有一位叫朱子纯的学生向纪晓岚投诗请教，诗中即有此句。纪晓岚当时没表示什么，但却认为冥冥之中他与朱子纯有“夙因”，对该句诗印象就更加深刻。再后来，他以朝廷官员身份在福建视察学政，在严江舟中写诗一首：“山色空濛濛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望，处处随人欲上船。”此首诗特为时人推崇，纪晓岚本人也很满意。欣喜之余，他坦率地告诉已经入仕的朱子纯，说：“这首诗实际上是从你的那句‘万山青到马蹄前’的情境中套化而来的。”此事有史可证，并传为文坛佳话。从纪晓岚辞世于1805年计起，到民国初年（1920年以前），一百多年，此段佳语仍在文人中间流传，如1913年出版的民国笔记《栖霞阁野乘》将此事记为“纪文达不没人长”（文达，乃纪晓岚死后，皇帝给的谥号），另一部出版于1918年的民国笔记《新世说》将此事记为“纪文达虚心”。

最能体现乾隆与纪晓岚朋友关系的是“奉旨纳妾”的故事，皇帝将宫女赏给文臣做妾也算清代一大谈资了。

纪晓岚一生性欲旺盛，有“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的说法，编纂《四库全书》时问题就更为突出。这项工作比较繁杂，不可能一日一清，有时就要留在宫中过夜，顶着个值班的名干本职工作，一干就是好几天。到顶峰时，纪晓岚“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有一天晚上，正巧乾隆皇帝闲转，到了他的工作地点，一看纪晓岚的样子，吃了一惊：“哎呀！纪晓岚，你眼通红、脸像着火一样，该不是得了什么大病吧？”

“没病，没病。只是数日未近女色，内火外攻，才弄成这个样子。让皇上您见笑了。”纪晓岚如实回答，乾隆听后哈哈大笑，当即给他留下两名宫女，让她们陪纪晓岚过夜。

纪晓岚“泄火”后，工作更加努力，到工作告一段落后休假回家，乾隆当然不能要回两名宫女，就正式赐给他当妾。纪晓岚得此殊遇，高兴不已，对外声称“奉旨纳妾”。

乾隆与纪晓岚交成朋友，“私中有公，公中有私”，但本质上前者是君、后者为臣，尊卑关系不可能错位，更何况乾隆本人也自视甚高呢。他有赫赫武功在身，并因十次内外战争的胜利，到晚年自称“十全老人”。至其第五次南巡完成之时（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这十全武功当中已完成五件：两战蒙古准噶尔部，压住了分裂势力；平定回部叛乱，稳住新疆局势；平定大小金川叛乱，获得成功，并组建了特种部队，称曰“西山健锐营”。至于说到其文学成就，更为历代帝王之首，终其一生有诗4万余首，有文4百余卷（单篇近2000篇）。可以说，乾隆是边当皇帝边做文人，因此有文人为友的同时，他又十分瞧不起文人。一句话：说文论诗编书，纯文人尚一用；至于经国大策，少谈为好。

第三章学士比倡优——纪晓岚“奉旨纳妾”（4）

乾隆皇帝对他身边的重要大臣，凡文人出身的，除了一个刘统勋尚算尊重外，其他如和珅、沈归愚、刘纶、纪晓岚，无不视如玩物。和珅本以嬖人自居，沈归愚则被诨以“老生”外号，刘纶则常被呼为“刘蛮子”。纪晓岚虽无诨号，但所遭遇的蔑视最重。事情缘起于乾隆皇帝第5次南巡之前，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初作计划之时，乾隆向纪晓岚问历代天子出狩的礼仪依据，因为第5次南巡非常重要，他是独立地以皇帝身份出巡的。以往的4次，他都是以陪自己的母亲、皇太后钮祜禄氏出游为名义。钮祜禄氏已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以86岁高龄驾崩，两年后，乾隆要找一下如周穆秦皇汉武那样的真正的帝王出游感觉，因为周穆秦皇汉武从没带自己的母亲巡幸。还有，他乾隆对老母亲尽了孝心，从当皇帝以来共陪老人家出巡过10次，不只是南巡，仅是五台山就去了3次，就更不用说老太太60、70、80的3次大寿庆典搞得隆重无比了。

乾隆心情自然好，但纪晓岚却没体会到这一点，他总认为自己身为内阁学士又官至正二品的礼部侍郎，总得有所劝谏，于是，一向幽默、机智的纪晓岚此次竟然一本正经地讲起反对巡幸的道理。纪晓岚立足点是：夏商周三代天子巡幸是有必要的，是政务需要；到了秦始皇则完全成了游乐活动，已没必要。为了支持“秦皇巡幸，大可以已”的观点，他还举了隋炀帝因巡幸而亡国、明武宗因巡幸而丧身的例子。结论是：“为人君者，但洗濯其心，用贤退不肖，天可自可平治，尚多巡幸何为？”不料此论一出，立刻惹火了乾隆，他破口大骂：“你不过一介书生，怎么敢妄谈国事？朕认为你文学水平不错，才让你主编《四库全书》，实在是蓄养了一名倡优！”

乾隆这一狂骂不要紧，没人笑话皇帝失态，反倒是纪晓岚“倡优大学士”的诨号叫响了，时称“哗于辇下”，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北京人都知道这事儿”。纪晓岚又羞又恼，就算乾隆再赐他十回“奉旨纳妾”也换不回他的自尊来。他决定辞职，回家养老。此时纪晓岚56岁，说“告老”未尝不可。但是乾隆不愿意，别说《四库全书》没编纂完工，就是年龄这一项也不行：“你比朕的年龄小一截子，怎么能说自己年老了呢？分明是诈言，赶紧进入工作状态，别自讨没趣！”

在连哄带吓之后，又说：“朕还要南巡，带上你，让你也看看民间的繁荣景象，免得你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

到第2年初准备第5次南巡之前，乾隆变了卦，对纪晓岚说：“我本来想叫你随从南巡，但考虑你编纂《四库全书》的工作量不小，就算了。况且，你读书很多却未得到其中要领，现在多经世事也没什么益处，不如以后再说。按演戏的套路说，你现在才修眉饰面，还没到粉墨登场的时候。”对于皇帝的出尔反尔，纪晓岚十分反感，但又没法发作，只是绝口不再提有关南巡的话题，就是乾隆咨询其他军国大事时，纪晓岚也推托：“自己不过一介文人，对军国大事实在不懂。”

分明是闹情绪嘛！乾隆看得出来，在出巡之前又改了口，对纪晓岚说：“这次南巡还非叫你去不可啦！第1次南巡带张廷玉等人去，帮我处理文稿，不太合心意。这次就专门责成你来办理，你要好好干，别辜负了朕的好意！”于是，纪晓岚随乾隆南巡，每日忙着处理乾隆的作品与往来诗文。就乾隆的作品来看，有的是旧日之作，需要订正，有的是时下新作，需要润色。按文体分，有诗有文，更有预先准备赐给所经地方耆老人物或名胜古迹的文字。

第三章学士比倡优——纪晓岚“奉旨纳妾”（5）

这里面，乾隆动着心眼儿。他不想让纪晓岚再向他进谏，以扫了南巡的兴头儿，也不想让自己在外面落个拒谏的坏名，毕竟刚刚结束的君臣争吵太伤害纪晓岚的自尊心了。纪晓岚没看透乾隆这个心思，他以为自己耍态度，对军国大事“谢以不敏”就迫使乾隆此行从简，不再荒淫。所以，他还是希望通过进谏的方式来洗去“倡优大学士”的耻辱。

需要多说的是，那时北京人无论官民，都挺坏的，尤以传播官场上的小道消息与给官方事件添油加醋为能事。本来纪晓岚是从二品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就算以礼部侍郎的正二品计，也称不上“大学士”。大学士是一品两级：殿阁大学士为正一品，与太师、太傅、太保同级；协办大学士为从一品，与少师、少傅、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同级。北京人不管那么许多，把纪晓岚的实职翰林院掌院学士抬高到大学士，无疑加重了对纪晓岚的羞辱。

万勿作出位之言（1）

纪晓岚能随乾隆南巡，并每日埋头处理皇帝委托的文稿，虽然心情好了一些，但他难忘“倡优大学士”诨号带来的耻辱，总想找机会洗耻。乾隆南巡到扬州，大寻烟花之乐，终于让纪晓岚找到了机会，他与同僚们说：“我一定强谏，假如不幸被杀，与夏朝的龙逢与商朝的比干一起游于地下，也比顶着倡优大学士的帽子要强！”说罢，他就由住处动身，径直往行宫而去。

到了行宫，他对内侍人员说有机要事宜需要面奏皇帝。内侍马上去告诉乾隆，一会儿得到答复，对纪晓岚说：“皇上命你将处理好的文稿放在行宫的某一个房间里，而后去平山堂戏院看戏，不必在行宫久留。”纪晓岚见乾隆想打马虎眼，就对内侍人员说：“我不是来交处理好的文稿的，而是有要事面奏圣上。你们再去通报一下。”内侍们明白纪晓岚的心思，互相挤眉弄眼，就是不肯进去通报。他们不去，纪晓岚就耐着性子催促。其中一位较为狡猾的内侍劝说纪晓岚道：“老先生您还是回去吧！皇上既然不愿听您说什么，您就没必要唠叨啦！您看演戏了没？看戏的人都困倦了，想回去睡觉了，演员演得再好，也没人喝彩，是不是？老先生您既然专职处理文稿，就埋头写作算啦！管别的事儿干什么？！您呀，回去，如果有文章往上递，交给我，我给报上去。”表面是好心劝说，实际上是一通挖苦，纪晓岚不好向内侍发怒，但改为等皇帝出来，见面上奏。

好，好，你等吧！狡猾的内侍见纪晓岚坚决不走，也没办法，微微一笑后，就不再与纪晓岚说话。当时正值正月，扬州虽是长江沿岸城市，天气仍然很冷。年近60岁的纪晓岚耐不住广庭寒风，冻得手脚冰凉。另一位心地较好的内侍对他说：“皇上今天身体倦乏，一切人来都不见。先生您要是带了缮写清楚的奏折，我可以代您传进去。”纪晓岚一想，此话有道理，就请该内侍拿来纸笔墨，写下了一份万言书。正所谓“一挥而就，顷刻万言”。

他的万言书大意是说：“陛下南巡，应当节省开支，以观民俗，此于治国之道关系十分重大。民间瞻仰圣上的威仪，并能与皇上交流意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巡幸了。但是，这次南巡自出京到扬州，一路纵于淫逸，路上至所也盲无目的。在驻跸的地方，倡优杂进，玩好毕陈。现在，国家是承平无事，巡幸一番放松精神也未尝不可。但是，在都市里纵情淫乐，是对皇帝威严的损害。希望陛下念祖宗创业之艰难，后世守之不易的道理，以及盈虚天道的告诫，不要再给老百姓增加额外负担。在盛时能察觉到危险，才不至于招来奇祸。”纪晓岚说的话很直白，至少涉及老百姓因皇帝南巡而负担加重的问题是事实。如乾隆时代的无锡文人黄卬在其笔记《酌泉录》中记载道：“今皇上每出巡必具营帐，故接站为之。邑有二：一处在石塘湾之北，曰北营盘；一处在望亭，为南营盘，合两处约费民田六百余亩，高约三尺，排筑俱用民夫。四围用大桩无数，约入地五尺，俱用大铁条勾连以固之。桩内用木板障之，土用山泥黄沙。每填土一层，用巨石系索，筑令坚实。其面用细土合油灰筑之，光润可鉴。至十六年正月大雨奇寒，及解冻，地皆泥泞，复雨不止。为期既迫，上官切责，县令痛不欲生。后少霁，役民无算。晓夜填筑，始幸无事。”

万勿作出位之言（2）

且不说占地600亩筑为高台（营盘），只说县令“痛不欲生”之状，就太可怕了。百姓俗讲“要命的知县”，若是县令都“痛不欲生”了，哪还有百姓的出路？多亏老天爷可怜，有了“少霁”即稍微放晴的恩赐，才让“无算”即数不清的民工不分白天黑夜地完了工。

“始幸无事”，所幸没出什么差错！

“痛不欲生”的县令保住了命，他还得按官场惯例借国家大事搂些钱财，比如说“捉船”而索贿，即是“以国家的名义”强征民船供役，见船就扣，但是船主拿些钱出来，还是可以放行免役的。黄卬记录道：“又有扛抬夫，一派二十余人。县无牌票，但以口督办，盖以明禁加派故也。每天发工食银二钱，民间雇工须二两，回銮则派夫加倍。自十五年春，已有捉船之令，乡舟入城，县役拘住，索贿得免。”且不用研究县役放船索贿得到的收入将多少分成给了县令，但看县里“以口督办”的方法，就可称为绝顶聪明。因为，一来留不下书面证据，即不给县里的牌票，免得被差派的百姓拿牌票“顶账”，比如县役再去饭馆要人手，人家就拿牌票出来说话：“看了没？我已给你们干过活了！”这第二项则是经典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县里没签发牌票，上级官员就找不到增加农民及商人负担的证据。不过，回过头来讲，县里也不容易，上级只说不能增加农民负担，可是迎接皇帝南巡的大事还得办呀！

更绝的是，为节省政府开支，县官们从没牌票为凭的雇工身上揩油儿，市价日工二两银子，我这里只给二钱，省了九成的开支。这是第1次南巡的情况，到第5次南巡时，已经近30年的时间，纪晓岚等北京高官早已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了实情。更为要命的是，地方大员为了迎合皇帝的私欲，还多借民间资深绅士的名义上报，请皇帝南巡。在地方高官当中，后任与前任或隔任要拼比，对皇帝的接待安排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花样更新。这些实情，更迫使对帝国命运较为负责的纪晓岚上书干预南巡活动。然而，纪晓岚哪里知道乾隆不仅要体验盛世帝王的历史快感，而且还要找到凡人生活的趣味。这样的情况在他之前早已发生过，除了纪晓岚喋喋不休的建议中引述的“反面教材”隋炀帝与明武宗之外，更为有名的则是北宋徽宗赵佶。赵佶经常轻车小辇微服出宫，到当红名妓李师师那里去幽会。李师师真实存在于历史，而遗憾的是乾隆不仅在北京找不到大清版的李师师，即便多次出巡也未见其人。看来，到了大清盛世不仅皇帝的品味远不及历史上的同类优雅，就是妓女也今不如昔了。

对纪晓岚的固执，瞧着纪晓岚写完万言书的内侍也受不了了，所以在纪晓岚拜托他将奏折交上时，他以旁观者的身份劝前者：“老先生您不苟同于流俗，无端激怒皇上，也不过是自己多跑一趟而已。要借此进谏而成名，未必能达到目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在皇上身边，常听皇上说：‘观文士之言，不异俳优之口，可笑则笑，可斥则斥，亦不必正其罪。且无事诘其情，盖彼所言者，皆迂腐之故事耳，殊无加罪之价值。’这样看来，老先生您是白费笔墨了。不如多写几篇诗文，来博取皇帝的欢心。”纪晓岚理解内侍的说法，但他还是拜托对方“早为呈进”。而后，在等待中度过了3天，在这3天中他就随手写诗或写随从皇帝南巡的见闻录。由于他文笔极健，3天的手稿竟积了一寸厚的样子。

万勿作出位之言（3）

乾隆表面上冷待纪晓岚，但实际上还是很关心纪晓岚的思想动态的。更兼皇帝身边有不少粘杆处的高手，潜入纪晓岚住处偷来手稿易如反掌。

粘杆处，是老百姓的通俗叫法，它的官方名称叫“上虞备用处”，即随时供皇帝指派、调遣的特务机构。名义上说，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皇帝带有私人色彩的行为提供向导、警卫等服务，实际上它的主要职能是打探秘密事项。比方说，乾隆希望得知纪晓岚上了言辞激烈的奏章后的情绪与日常活动，粘杆处的人不是白天化装成卖纸墨的人进入纪晓岚的住处，就是晚上飞檐走壁在极隐蔽处观察纪晓岚的行动，是写东西了还是唉声叹气了，一一记下来，回去如实向乾隆汇报。

建立上虞备用处是雍正皇帝的一大创举，原因是他的上台缺少合法性，他担心反对他的人阴谋政变，以秘密监督、侦听的方式收集“敌对势力”的信息是保证皇位稳定的必要条件。上虞备用处被民间叫为粘杆处，十分形象，盖因北方夏季蝉多扰人，人要将鸣叫不止的蝉捉住，使用长杆子去粘蝉既轻松又有效，并且粘蝉的人一定要心气沉着、动作轻巧。一般情况下大杆子是不太粗的空心竹竿，而小细杆则是很细的扫帚苗。至于粘球或用上好面筋制成或是槐豆捣碎掺入阿胶合成。总之大杆上有细杆，细杆上有粘球，粘球轻触蝉翅，只要触上，几乎百分之百粘下那只蝉来。

乾隆派出粘杆处高手，将纪晓岚3天里所写手稿“粘来”，细细看遍，并不退还。纪晓岚住处却闹翻了江，叫书童训话、骂仆人不长眼，不一而足。正找着，内侍来到，宣旨图3：监视权臣的手段皇帝监视权臣是君臣关系中双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暗契约，至于手段，因时代变化而变化。清代的粘杆处之作为显然不如五代时南唐“现场录像”的方法之从容，画家顾闳中（910-980年）受后主之派到权臣韩熙载家参加宴会，“目识心记”其细节，宴会后再根据记忆绘画，画成呈给后主。不料“现场录像”史实已被后人忽略，而顾闳中却因此画留下千古佳名。本图为顾画之局部。让纪晓岚面见皇帝。纪晓岚根本就没想此去与住处丢失手稿有什么关系，只认为前几天递交万言书的事情惹恼了乾隆。心中一想：既然惹恼了皇帝，怕有何用，不如“昂首不畏”。

当按礼仪进行完见面程序后，纪晓岚发现乾隆脸色与态度出奇得好，不待纪晓岚开口，乾隆先说：“你的诗文之意境十分好，遣词造句也不错。朕知道你在旅途中很用功，也没生怨恨之心，不失书生的谨厚风度。今后应当更加自勉，千万别说出越位的话来，以致招灾祸。”纪晓岚听罢，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皇帝派人“粘”了他的诗文。未等纪晓岚说什么，乾隆又给他“派活儿”了，让内侍将一大堆文稿交纪晓岚审阅，并告诉他明天必须审完并送回。不待纪晓岚表态，乾隆一转身走了。纪晓岚无可奈何，只好等下次机会，再作进谏之举。心既已定，也就不在乎劝解中带威胁的“万勿作出位之言”的圣意了。

万勿作出位之言（4）

到浙江海宁时，乾隆到海边游玩，令随从官员们写诗作赋消磨时间，自己则“与僧妓憨跳谑浪，旁无阻挠，不觉大乐”。纪晓岚匆忙完稿，呈递上去。乾隆知道纪晓岚又要提反对意见，就现场命令他监督其他官员写作，并最后收卷。别的官员不了解纪晓岚的心思，更不知道乾隆如此安排的真实用意，于是就把目光全部投向了纪晓岚。纪晓岚想：真是人愿难遂，那些写诗作赋的官员的文章或是写到了一半或是还在构思，看样子，一天下来才能写完。

到了傍晚，纪晓岚急得来回踱步，脑门上也出了汗。此时皇帝起驾入城，内侍传话：“有旨，命纪某收卷后阅就，明早进呈，钦此。”闻听此旨，又见乾隆车马一行远去，纪晓岚不仅大为恼火，跺脚叹道：“误乃公事！”

如此发火，又引来了误会。未交卷的官员们生怕纪晓岚利用皇帝的授权，借晚交卷的机会处分他们，“遂草草毕事而去”。大家回到住处不敢互相交流，也不敢吃饭，等纪晓岚对大家发火，宣布处分。纪晓岚没注意到众官员的神情，只命自己的童仆给自己备饭。饭食很简单，称为“肉丝拌饭”。吃饭过程中，纪晓岚阴沉着脸，一语不发。虽然说纪晓岚没给众官员准备饭食，大家还是不敢散去，想弄出个究竟来。因为情况似乎越来越严重，纪晓岚吃完饭不阅卷，也不与别人说话，只是“咨嗟叹息，绕室而行不已”。正在难堪之际，内侍又来传旨：“皇上赐纪某，豚一蹄，藕十枝，绍兴佳酿一罂，西湖野鹜五匹，为阅卷时消遣品，勿过苦。”纪晓岚听旨谢恩，内侍一走，他也如梦方醒：“哎呀！大家还没散去？站在这儿干什么？大家一起吃一通好了！”

纪晓岚见皇帝用心到了这个份上，干脆将事情的原委说一遍，大家听得有趣，又有1只猪臀尖、5只野鸭子为荤菜，外加雪藕10根，更喜有绍兴老酒一坛，干脆大喝一场！

酒席散后，纪晓岚赶忙阅卷，干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就把批改完的文稿交上去。乾隆开玩笑地说：“参加考试的学生聚集考官住所，考官又私自大开宴席，虽然没有收受贿赂，也算有罪啦！”纪晓岚也不多作解释，只说吃喝交际乃人之常情，算是应付了文友兼皇帝的玩笑。

是呀，几次寻机进谏而不得，哪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后来，俩人又吵了一次，结局仍是谁也没说服谁。不过，这次吵架几乎是一次考古学方面的知识竞赛。

万勿作出位之言（5）

当乾隆打算再次南巡时，想听一下朝廷大臣的意见。大臣们大多是随声附和，唯有纪晓岚站出来反对，他引用了一首连《诗经》上都没有的古诗，诗名叫《祈招》。传说此诗乃周穆王（前1001至前947年在位）的大臣祭公谋父为让周穆王放弃周游天下的打算而作，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招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无醉饱之心。”译成现代文则是：“祈招性情安和，因此显示出自己的美名。我王的法度，坚如玉，重如金。使用民力，却无醉饱之心。”

周穆王听从了祭公谋父的劝说，最后中断了走遍天下的巡幸计划，故而能历经54年统治后得善终。正因为如此，这首诗到著名的楚灵王（前541至前529年在位）时还被引用，楚国大臣子革奉劝酷爱以狩猎为名而发动战争的灵王反省，就是引用的《祈招》之诗。楚灵王远没400多年前的周穆王下场好，终因政变上台（杀其侄自立）而被政变赶下台，至于其后的楚国王位传承多少能给自杀的楚灵王一点安慰，他弟弟弃疾杀灵王太子熊禄，另立灵王子熊比为王－－王位总还为灵王的儿子据有。灵王最后在一个叫乾溪的地方上吊身亡。

饱读史书的乾隆当然知道从周穆王到楚灵王的典故，当他听到纪晓岚引用《祈招》之诗时，大为恼怒：“难道你认为朕是楚灵王吗？”纪晓岚并不紧张，平淡以对引史讽谏的含意，乾隆则转怒为喜，并作了自我检讨，声称坚决不再犯“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的错误。但是，考古学的较量使乾隆忽视了一个细节：纪晓岚也有矛盾之处呀，从前他不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天子出巡是必要的国政吗？怎么到了现在，西周穆王巡幸就成了“反面教材”呢？

说起来，应该是乾隆心虚，不敢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辩论，并且他表面上说不再犯错误，实际上呢，第6次南巡又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启动。对于这次南巡，野史笔记《南巡秘记补编》则说：“末几，高宗又将出巡，忽有教匪之警，此行至济南即止，遂不复南下。”而正史《如清史稿》则称乾隆一如既往，完成了南巡全程即“幸海宁州祭海神”、“上自杭州回銮”等等。

不管是到济南而止还是自杭州回銮，到乾隆第6次南巡完成时，他60年的统治完成了80%之多，所谓的康乾盛世出现了败迹。

一场冗长的衰败于此时悄然拉开序幕，衰败的标志就是各地不断发生的叛乱：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六月，甘肃数千回民武力反抗政府；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台湾天地会领袖林爽文因民之怨发动叛乱，攻占漳化，杀了台湾知府孙景燧，建立“顺天”政权；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福建同安县爆发海上渔民造反事件，年末，贵州松桃厅苗族策划造反，第二年正月十八正式发动。苗民的此次反叛对大清帝国的打击十分沉重，经过12年时间才镇压下去，专项军费开支数千万两，就不用说战争中的兵员伤亡及经济损失了。

万勿作出位之言（6）

在无可奈何之中，乾隆皇帝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宣布立十五子、嘉亲王顒琰为太子，第二年实行内禅。对于这次仓促、并不体面的内禅，乾隆还要给自己抹粉，称自己的禅位是“特不效前代之务虚文而贻后患耳”。然而，乾隆的权力欲望难以消除，毕竟当了60年的皇帝，一旦交权就会觉得没抓没挠，所以在宣布册立顒琰为皇太子的诏令中明定：“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秉承，不致错失，岂非国家天下之尤庆！”

太难为他老人家了！一位年高85岁的政治老人还要干预新皇帝的“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不是要等到病倒在床、屙尿难以自理了才肯交出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