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第1节：夫妻在一起有罪(1)

- 第2节：夫妻在一起有罪(2)

- 第3节：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吗

- 第4节：共进会与文学社是同盟会之外的组织

- 第5节：武昌起义是仓促的起义

- 第6节：孙中山这时在干什么

- 第7节：知识女性为何青睐张学良(1)

- 第8节：知识女性为何青睐张学良(2)

- 第9节：知识女性为何青睐张学良(3)

- 第10节：知识女性为何青睐张学良(4)

- 第11节：知识女性为何青睐张学良(5)

- 第12节：知识女性为何青睐张学良(6)

- 第13节：白云空载天一阁(1)

- 第14节：白云空载天一阁(2)

- 第15节：白云空载天一阁(3)

- 第16节：白云空载天一阁(4)

- 第17节：白云空载天一阁(5)

- 第18节：圆明园被毁真相(1)

- 第19节：圆明园被毁真相(2)

- 第20节：圆明园被毁真相(3)

- 第21节：圆明园被毁真相(4)

- 第22节：圆明园被毁真相(5)

- 第23节：圆明园被毁真相(6)

- 第24节：圆明园被毁真相(7)

- 第25节：圆明园被毁真相(8)

- 第26节：圆明园被毁真相(9)

- 第27节：圆明园被毁真相(10)

- 第28节：圆明园被毁真相(11)

- 第29节：圆明园被毁真相(12)

- 第30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1)

- 第31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2)

- 第32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3)

- 第33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4)

- 第34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5)

- 第35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6)

- 第36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7)

- 第37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8)

- 第38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9)

- 第39节：俯首甘为孺子牛(1)

- 第40节：俯首甘为孺子牛(2)

- 第41节：俯首甘为孺子牛(3)

- 第42节：俯首甘为孺子牛(4)

- 第43节：政治装饰品"的心曲(1)

- 第44节：政治装饰品"的心曲(2)

- 第45节：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1)

- 第46节：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2)

- 第47节：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3)

- 第48节：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4)

- 第49节：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5)

- 第50节：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1)

- 第51节：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2)

- 第52节：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3)

- 第53节：魏连殳和中国人的卑贱

- 第54节：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 第55节：汉文化下的奴性基因

- 第56节：我的英雄观

- 第57节：应该如何为知识分子除魅(1)

- 第58节：应该如何为知识分子除魅(2)

- 第59节：应该如何为知识分子除魅(3)

- 第60节：应该如何为知识分子除魅(4)

- 第61节：白话文运动反动在何处(1)

- 第62节：白话文运动反动在何处(2)

- 第63节：白话文运动反动在何处(3)

- 第64节：白话文运动反动在何处(4)

- 第65节：白话文运动反动在何处(5)

- 第66节：泰山，帝王山(1)

- 第67节：泰山，帝王山(2)

- 第68节："万岁"新考(1)

- 第69节："万岁"新考(2)

- 第70节："万岁"新考(3)

- 第71节："万岁"新考(4)

第1节：夫妻在一起有罪(1)

夫妻在一起有罪

太平天国开始时，对属下提出了一些严格的要求，如不准吸食鸦片、不准喝酒抽烟，男女严格分开，即使夫妻在一起也不行，夫妻发生性关系也要处死。

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在发动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时，往往会制定一些苛刻的、不近人情甚至违背人性的规定。正如卡尔·波普所指出的，乌托邦主义者"即使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在世上建立天国，也只能制造出一个人间地狱来--一个只有人才会为其同类准备的地狱"。这只要想想我们历史上发生的种种怪事，就不言自明。

很多人以为，纪律和法律是给下面人定的，对上面的人没有约束力。当然，领导与下级在待遇上会有些不同，但不能太离谱。比如，领导上下班或办事，哪怕是去洗桑拿、找小姐，坐奔驰或皇冠都没人干涉，可你不能不许下面人坐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更不能不让人上街走路。比如当领导的有了三室一厅还不满足，还要弄个楼中楼，甚至把他孙子的房子都准备出来，我们都没办法。但得让下属有个栖身之处，不能让他们住在帐篷里，更不能住露天地。比如过去的皇帝，可以不让人随便穿朝服，甚至不许人穿某一种颜色的衣服，但你不能不让人家穿衣服。当然三伏天人家自愿光膀子例外。男女之事亦是如此，你可以不让人强奸、不让人通奸、不让人嫖娼、不让人纳妾，但你不能禁止男女的正常交往，更不能阻止夫妻到一起。

一条纪律也好，一条法律也好，总要合情合理，总要下级能做，上级也能做。就像这夫妻不准发生性关系的规定，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就根本没做到。据史书记载，他身边有名有姓的嫔妃至少88人。当然，太平军的将士们也许不会当面指责他们的领袖，但他们心里能服气吗？当一对恩爱夫妻走到一起，他们只能像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满怀幽怨和渴望地相望，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领袖带领成群妃嫔招摇过市，他们还会心甘情愿地冲锋陷阵吗？

合情合理的规定就像大河的两岸，让河水自然流淌，而不合情理的规定，就像水中巨石，肯定会激起浪花。就像这夫妻不准发生性关系的规定，虽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但由于它违背人性，实在难以真正实行。在张笑天所写的长篇巨著《太平天国》中，就屡有对它不敬的描写，有些简直可以称得上可歌可泣。也许是这一规定实在违背人性也违背人心，太平天国不得不在1855年废止了它。

仔细打量我们的周围，各种不合理的规定几乎数不胜数。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不但让老百姓头痛，也让中央领导头痛。这些巨石不但激起百姓内心的浪花，也激起社会不安的浪花。

第2节：夫妻在一起有罪(2)

这些东西就像贪污腐败，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奇怪的是，有些规定明明对人们有好处，人们依然不去执行。就如对中小学生减负的规定，据有心人统计，上面前前后后已经发了49个有关文件，可负依然减不下来。有时，学校给减了，家里又给加上了。为什么？都怕自己减了别人不减，将来在竞争中失败。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这本来是关乎民族兴衰的大事，可硬是行不通。为什么？因为学校录取时不是按素质录取，而是按成绩录取。就像要把六寸粗的螺丝拧进一寸细的螺丝帽里，你就是累死，也拧不进去。

有些问题不从根上解决就永远解决不了。就像当年农民给集体种地干劲不足，你敲钟他假装听不见，即使不得不扛着锄头出门，干起活来也懒洋洋的。有些人也想了一些招儿，可就是不管用。后来把地都分给他们自己了，你就是不让他好好干，他也不会听你的了。同理，如果大学想上就能上，用人单位真按学生素质用人，那么，什么减负的文件就都可以不发了。

第3节：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吗

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吗

在比较权威的历史书上，一般都这样给辛亥革命下定义：辛亥革命是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因为那年是旧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在人们的印象里，好像是孙中山直接领导了这场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如果有人站出来说孙中山并没有直接领导这场革命，或者说孙中山根本不知道会发生这样一场革命，一定会有正义之士出来，义愤填膺地说这是信口雌黄。他们的理由非常堂皇：如果他不领导这场革命，在接着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上，孙中山怎么会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理由的确十分堂皇，仿佛无法辩驳，要是遇到刚毕业的中学生也许就举手投降了，可我毕竟已从中学毕业多年，不会轻易缴械。因为我知道，理由再堂皇，也架不住事实有力。

关于辛亥革命，关于民国创立，海峡两岸都有许多论著，据唐德刚先生说，这方面的书有上千种，不要说不爱读书的人瞅着头疼，就是爱读书的人可能也会望而生畏。如果细细品读，足可耗费你半生的精力。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一般的人没有那份耐心，把这些陈年旧账一一梳理，即使你有闲心梳理，别人还未必有闲心拜读。现在的人们都喜欢简洁明快，不喜欢啰里啰嗦。那我就顺应民意，尽量用简捷的文字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说明白。

孙中山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从1895年到1912年，17年的漫长时光，一直从事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活动，前前后后总共亲自领导了十次起义，从乙未广州起义到广州黄花岗起义，他真正做到了屡败屡战，可惜都功败垂成。

但种子既然已经播下，就会有发芽开花的时候。1911年辛亥革命的火种应该说是他早就播下的了。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合力，不是一种力量就能导致一个王朝的灭亡。清王朝的倒台也是如此。就像《孙中山大传》中所说，革命形势发展到清王朝必将垮台的临界点，这时只要一个小小的火星，就足以使充满火药的大厦腾空崩裂。清政府的专制腐败虽久为人们所知，但由于它采取高压政策而使一般社会阶层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最开始的革命只可能在无私无畏的勇士中秘密进行。但革命者总是少数，尽管起义不断，可歌可泣，但若没有全社会的共识，没有各阶层对现政府的绝望，总归只是少数人的行动。而当清王朝自鸦片战争以来被迫面对世界时，它的一系列腐朽落后的方面就更为显著地凸现出来，人们在自强求富的愿望中一次次地对清政府失望，改变现状，另立政府的呼声也就越来越迫切，这就使得清政府彻底崩溃成了历史必然。

1911年四川民众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开展了保路运动，他们占领了荣县，并宣布荣县独立，这可以说是武昌起义的前奏。

1911年4月广州同盟会的骨干在黄花岗举行起义，没想到起义失败了，而且报上登载了领导起义的黄兴阵亡的消息。

黄花岗起义86人（最早说72人）壮烈牺牲，而且都是将来的将相之才，但鲜血没有吓退革命者，不到半年时间，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团体又搞起了武昌起义。

那么，共进会和文学社是怎样的团体呢？

第4节：共进会与文学社是同盟会之外的组织

共进会与文学社是同盟会之外的组织

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外围团体，1907年在东京成立。它的宗旨和同盟会一样，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共进会的"共"是"共同"的意思，"进"是"有进无退"的意思。他的湖北主盟人是孙武，据说这个名字是由于仰慕孙中山而起的，孙中山原名孙文，他称孙武，以便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他们好像兄弟一样。还有一个叫居正的人，接到黄兴的信请他在湖北响应广州的黄花岗起义，他与孙武密切合作，使共进会突飞猛进地发展，尤其是在军队中得到发展。

武昌起义的第二个主要团体是文学社，是由青年军人组成的。原来叫"振武学社"，但怕名字太刺激，改成了"文学社"。文学社的领导都是投笔从戎的书生。按理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秀才手里有了枪杆子，那就和上街游行撒传单不可同日而语了。

文学社和共进会双方主要领导经过多次密谋，在1911年7月实现联合，双方公推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的湖北主盟人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总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由孙武主持制造炸药。

但他们缺少经费，就出了一个奇招。当时清朝腐败，有银子就可捐一个官，刘仲文是第三任共进会会长。他从家里带出5000两银子，准备去京城捐一个官。这笔钱被他同志知道了，想让他拿出来给大家做革命经费，虽然不一定想捐官了，但钱总还是有些舍不得，不肯痛快献出。他的同志就骗他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以后，他们就拿它在手，说要向官厅告密，逼他拿出了银子。他没办法，交出了银子，使经费得到解决。

但这两个组织有个先天的缺陷，就是有兵无将。参加者都是下层士兵，连文学社首任社长蒋翊武也是一个小兵，后来才升任班长。其他名列史册的辛亥革命的功臣，如熊秉坤等也都是小兵。所以造起反来，竟强迫本来不是他们同志的黎元洪出来当领导。

这些人就像大地上不起眼的小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小草一旦燃起，那就势可燎原。他们就像不起眼的一滴水，在烈日下很快就会蒸发，可一旦汇聚起来，就可能掀起惊涛骇浪。

第5节：武昌起义是仓促的起义

武昌起义是仓促的起义

起义最开始定在10月6日，因为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自明朝以来就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另外，这一天湖南的同志也要动手。后来，湖南的人说赶不及，要推迟到10月16日。这时蒋翊武等人商讨是否延期的问题。正在大家商量的时候，匆匆忙忙来了两个人，仓皇告诉大家，汉口的机关被破坏。

原来，这天上午，孙武和其他两个人在汉口宝善里14号往大铁罐里装炸药，到了正午，一个人有事外出，刘仲文弟弟口衔香烟走进来，上楼来欣赏孙武的制弹技术。他不知道点着的香烟是不能接触炸药的，稀里糊涂地把烟灰丢在盛炸药的面盆里。这下子惹了大祸，引起了火灾，烧伤了孙武，满屋子烟雾弥漫。孙武用布蒙了脸到一家日本医院，医院不肯收留。只好跑到一个亲戚家。

那里是一个租界，俄国巡捕把机关里的花名册、旗帜、文告，统统收走，交给了清朝官吏。起义计划因而泄露。

那两个人把汉口的事告诉蒋翊武等人，蒋决定当天夜间12点起义，以鸣炮为信号。当时，革命军的力量有五千人，控制不足千人的旗人兵，应该没有问题。也许是好事多磨，起义命令下达后，由杨宏胜负责运送子弹到各营，房东见他形迹可疑，向巡警告了密。他向巡警连抛三个炸弹，没中，在一个菜地里被捕。军事筹备干部刘复基等人被捕，蒋翊武因为长得像个学究，在押解途中悄悄地混入人群，得以逃脱。

湖广总督瑞徵一看革命党人名册，吓得浑身冒冷汗，里面竟然大多都是军人。他大为恐慌，下令关闭城门，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这赶上在笼子里抓鸡，凶多吉少。革命党人被逼无奈，不得不死中求生自发起义。

上午10时许，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熊秉坤、金兆龙密召革命党人代表开会，谎称奉总机关的命令，让工程营首先发难。并让守卫二棚的吕功超回家取回子弹两盒（因为当时子弹都被上面收去了）。工程营接到命令，当天晚上九点半戒严，厕所都不准去。当晚7点，熊巡视各棚，忽然听到有吆喝声，让捆人。原来是一个排长要捆金兆龙，说他要造反。金一面挣扎，一面向同棚的同志说："你们这时候不动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也是那个排长活该他倒霉，正赶上人家要反的节骨眼上。一个人取枪要放，又怕伤到金兆龙，金顺势夺过枪，用枪托打那排长的脑袋，排长捂着头往楼梯口逃，遇上熊秉坤，向他开了枪。他当时没死，被一个赶来的管带（相当于营长）糊里糊涂地打死了。

熊秉坤随即鸣笛，40多士兵冲出营房，攻占了楚望台。守卫军械库的革命党人打开库门。接着，各部蜂起响应冲进总督衙门，总督落荒而逃。武汉三镇很快被革命军占领。起义成功，要成立一个领导机构。当时蒋翊武不知逃往何处，孙武也不在。就找了21混成旅的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出来当都督。其实，他和革命毫无关系，也没有什么民主思想。找到他时，他正躲在床底下，当革命党人让他做都督时，他惊慌失措，连声说："莫害我，莫害我。"但看到周围刀枪环列，万一不从，可能身首异处，只得答应下来，被拖出来"主持大计"。

这边起义的消息一传出，各地就像预备好了一样，蜂起响应，不到一个月，全国13个省宣布独立，268年的大清帝国摇摇欲坠。这事说起来仿佛笑谈，可历史就是这个样子。

第6节：孙中山这时在干什么

孙中山这时在干什么

人们不禁会问，孙中山一生从事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活动，这边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他这时在做什么。

当时，香港不许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一开始可以活动的南洋地区，为向清政府讨价还价，对他也不表示欢迎，弄得他无处安身。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46岁。据史料记载，他当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据一些私人记述，他那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

武昌起义开始前，黄兴看到湖北欢迎他主持起义的信，表示愿意前往，但军费难以解决，就急电孙中山让他设法筹汇。当时，译电文大概挺麻烦，孙中山收到密电后没有及时译出，放在了行李中。10月11日，他检出密码，译出电文是"居正从武汉到广，报告新军必动，请急汇款应急。"这时已是收到电文的第十天了。他当时没有筹款的途径，本来想回电劝他们暂时不要发动，但已经夜深，电文没来得及发出。第二天上街购得一份报纸，上面登着一则消息"武昌为革命军占领"。

这时孙中山正在科罗拉多州一家卢姓餐馆中打工，当茶房。对这一段事情，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在他的《晚清七十年》中有过细致的交代。他说，孙中山对武昌起义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经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

这时在国内，情况非常复杂，一方面宣布独立响应起义的地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在商讨组织民国临时政府的时候，出现了争权夺利的现象。

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他餐盘中。他拆阅来电，喜出望外，原来那份电报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中华民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则首任大总统非他莫属。

孙中山12月25日在上海上岸，12月29日全国17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在南京正式就职。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268年的满族入主，同时宣告结束。把"君权换成了民权"。

辛亥革命是上个世纪中国的大事变。从现在看，它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辛亥革命从1890年到1912年，狭义的辛亥革命是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元旦。广义的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而狭义的辛亥革命则是带有偶然性的一次事件。但它也是在孙中山的精神推动下实现的。可以说，孙中山是狭义的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他并没有亲自指挥辛亥革命重头戏的武昌起义，但没有他的精神推动，也不会有这么广泛的基础。

千万不要小看了精神的力量。同样一个人，他有精神的支撑，就有源源不断的力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在强暴之下揭竿而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也是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会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屡败屡战。苍鹰有精神，就可以搏击长空，小鸡没有精神，就只好在地上徘徊觅食。猛虎有精神，就可以威震山林，群羊没有精神，就只能任人宰割。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他活着时才勉强实现一个，多少人不屈不挠奋斗一生，才实现了其中的另一个，还有一个似乎依然遥遥无期，也正因此，他依然是我们精神的源泉，他永远值得我们供奉和追念。

狭义的辛亥革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好多地方都像儿戏一样。从开始的那个排长巡营，逼迫革命军提前仓促动手，到从床底下找出黎元洪充当临时都督，里面都没有计划，没有准备，都是走一步算一步。好在那时清政府这座房子已经不只是四面透风了，而是摇摇欲坠，不管哪个带兵的人出来摇一下，都会把它晃倒。

第7节：知识女性为何青睐张学良(1)

而这些，没有孙中山多年的播种、奔走、活动，是不会形成那么强大的共识的。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指挥武昌起义，但辛亥革命他还是功不可没。不然，在临时大总统选举的时候，他不会得到那么高的票数。

知识女性为何青睐张学良

张学良一生，留在历史上的，固然是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两件大事，可令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女人缘，尤其是和知识女性的缘分。

他自己对此也颇为自得，说过"平生无缺憾，惟一好女人"的话，大话也好，趣话也好，都证明这人确实喜欢女性。但喜欢女性是男性的通病，没什么值得炫耀。喜欢人家的同时，也被人家喜欢，那才是本事。他年迈时曾颇为自负地说过："我从来不追女人的，很少，没有，可以说一两个女人我追过，其他的我没追过，都是女人追我。"据他自己交待，他有11个情人，真是艳福不浅。

他曾作过一首打油诗"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虽不是英雄汉，却也好色似英雄。"

也难怪他这么吹牛。从未来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到留学欧洲的外交官之女蒋士云，从中国的大家闺秀于凤至、赵四小姐到外国墨索里尼的公主，都曾为他心旌摇荡。有的人在他被软禁的时候千里迢迢前去看望，有的人终身苦乐相伴。

那么，他凭什么获得这些知识女性的青睐呢？

首先是他深明大义又磊落坦荡。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可以用鲁迅的一句诗来概括：城头变幻大王旗。很多人认定有奶便是娘，只要自己利益不受损失，什么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全都可以不顾，还美其名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因而，变色龙便层出不穷，一般人极容易被弄得眼花缭乱。张学良在他经历的大事变中，可以说做到了大节不亏，当年，日本人在他父亲张作霖死后，就极力拉拢他，想把东北划入日本的版图，就在这时，他搞了个东北易帜，归顺了中央，让日本人对他断了念想。九·一八日本占领沈阳，关东军将领本庄繁为了和张学良套近乎，把沈阳大帅府里的东西装了一火车，送给在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拒不接受。他认为，我要的不是我家里这些私人财产，而是东北三省的土地。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借助文胆陈布雷的笔写了一篇《西安半月记》，宋美龄想到蒋介石出尔反尔让她处于尴尬境地，就写了《西安事变回忆录》，在笔下她情不自禁地写道："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不提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时竟无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据说，蒋介石看到这段为张学良开脱的文字非常不满，建议让夫人删掉，宋美龄坚持不删。

第8节：知识女性为何青睐张学良(2)

张学良在晚年谈他当年举行事变的动机时也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自我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己要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也就是说，国民党不要和共产党打了。蒋介石坚持要"安内攘外"张学良要"攘外安内"，就这么点冲突。蒋介石真正激怒张学良，是学生运动时蒋介石下令用机关枪打学生。张学良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

也许就因为这一点，宋美龄在内心一直敬重张学良。蒋介石要枪毙张学良，宋美龄坚决阻止，他威胁蒋介石说"你要是对那个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我就立刻离开台湾，我把你的内幕都公之于众。"宋美龄管张学良叫绅士，终身保护张学良，张学良对人说："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

中国是个有悠久权谋传统的国度。外国就一个《君王论》，还是薄薄的一小本，比起中国的这套东西真是差得远了。不要说皇帝那样的人物，就是小小县令，个个堪称权谋的九段高手，有些连县令的品级都没有的，也都不可小看。可张学良没有用那些卑劣的权术，而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胸襟磊落、光风霁月。用老百姓的话说，够爷们。这样的人让人有一种靠得住的感觉。他不喜欢你了，会明白地告诉你，不会这边要对你下手了，那边还对你亲如兄弟。

他对抓蒋介石有这样一个形象的说法："就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他擦一擦，我再给它打开，让它更亮。"后来，他亲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别人问他为什么你要自己来送？张学良说："那是个泥菩萨呀。我把那泥菩萨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把这个泥菩萨扶起来。它有灵，拿它我脑袋疼，不能不给他磕头呀。"

后来，蒋介石让当年举兵讨伐袁世凯的李烈钧为首的军事法庭主审张学良。当年钟情张学良后来嫁给金融家的蒋士云女士，设法弄到一张旁听票，亲耳聆听了这条东北汉子大义凛然的答辩。他在法庭上以攻为守，从被审者变为质问者。他问李烈钧在江西举兵讨伐袁世凯有无此事，李说："有。"张学良问他："申讨袁世凯是否为了打倒专制独裁呢？"李说："正是。"张学良说："那么，我张汉卿在西安的所作所为，也正是对中央独裁专制所进行的一次兵谏，和审判长当年在江西的举兵有什么不同呢？"他义正辞严侃侃而谈，让蒋士云感到了一种英雄气概。所以，她在张学良被秘密监押在溪口的时候，她和丈夫千里迢迢冲破重重阻力，风尘仆仆去看望张学良。

第9节：知识女性为何青睐张学良(3)

许多时候，人赶上了倒霉，别人往往避之惟恐不及。蒋士云能够不顾艰险、不顾阻碍前去探望，那一定是她的内心深深地为他折服，感情深深地被他打动。否则，她哪来的那么大的精神支撑，去看望一个没有亲缘的人？

张学良在1990年曾对留美学者唐德刚说："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荻是最患难的妻子，贝太太（蒋士云）是最可爱的女友。我的最爱在纽约。"因为，蒋士云就住在纽约。所以，当他90岁获得自由到美国以后，最先看望的友人就是蒋士云这个当年留学欧洲的女士。三个月内，他就住在蒋士云家里，蒋士云为他举行了感人的祝寿活动。他还口无遮拦地说什么："赵夫人可敬，贝夫人（蒋士云）可爱。"惹得赵夫人（当年的赵四小姐）非常憎恨，以后虽然同在美国，却再也不让两人相见。

1999年蒋士云在美国对中国记者说："张将军是那种可以终身引为朋友的人，我很佩服他这个人。"佩服他什么？我想，肯定离不开他深明大义而且光明磊落、人格高尚。有谁听说过哪个知识女性专门喜爱人格卑劣的小人？

知识女性和一般的女性有所不同。她不像普通的女性，给一点小恩小惠就满足；给一点甜言蜜语，就丧失正常的判断。她除了像所有女性一样注重感情之外，她还有理性的判断。如果她内心不认可你做的事情和人格，而让她对你青睐，那比登天还难。

威武而不粗俗，这大概是他受知识女性青睐的第二个原因。

一个男性，威武雄壮，具备阳刚之气，固然容易获得女性的青睐，可如果你只是威武雄壮，但却粗俗不堪，像个土匪一样，没有礼貌、满嘴脏话，即使你让女性觉得可以依靠，却总是觉得少点什么。

人性就是这么复杂，当你和她没有关系的时候，你的威武雄壮足以使他羡慕。但要获得女性的青睐，仅仅靠威武雄壮是不够的。羡慕不是爱慕，要让一个知识女性从羡慕过渡到爱慕，还需要一点催化剂，那也许就是内涵，用老话说是绅士风度，用现在的话叫讲较品位。就像女性多喜欢金钱，可你的老公如果只认识钱，就像一个乡村土财主，那她就虽然和你同床共枕，却终究意难平。人固然都喜欢金钱和权势，但仅仅有这两样还算不上完美，还要有品位。也就是说，品位对一个人不可缺少，尤其是对知识女性，更是至关重要。

张学良虽然出生在军人家庭，但他从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使他既有威武雄壮的一面，也有文雅绅士的一面。他懂得鉴赏古画，会做古体诗，会跳舞，能说英语，还会打网球。这些本领，不要说七十多年前，就是现在，有几个能够达到？

张学良早年进东北讲武堂学习，20岁就成了陆军少将。行伍出身让他有了一般人不具备的英武之气。别看他晚年老态龙钟，可年轻时绝对一表人才，堪称帅哥。帅哥不但现代的女性喜爱，过去的女性也喜爱。他这位帅哥和现在的帅哥有点不同，现在的帅哥大多有点奶油小生的味道，而他当年真是意气风发，既威武又英俊，谁看了都会禁不住喜欢。难得的是，他不仅威武英俊而且没有当时一般军人的粗俗。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就曾被张学良儒将的风姿深深打动。

第10节：知识女性为何青睐张学良(4)

汪睿在他的《张学良情爱档案》一书中披露，宋美龄对张学良产生好感就是由于他既威武雄壮又风流倜傥。上海五卅惨案时，上海学生因为援助失业工人，遭到英国巡捕的开枪射击。张学良听到消息后，在天津发表了《致上海五卅爱国学生电》，他写道："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天道何在？积弱之国，宜知奋勉。兹本人爱群之心，谨以廉俸所入，捐助二千元。即日由中国银行汇上，慰藉死伤。宵烛寒光，力难远济，聊以尽心而已。"

后来，张学良来到上海，调停冲突，维持秩序。在美国领事馆的宴会厅里，风采照人的宋美龄和风流倜傥的张学良在幽幽雨夜，两个人用英语交谈，在悠扬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那个时候，说英语和跳舞绝不像今天这样不足为奇，而是上流社会的专利。难怪，此后宋美龄要称张学良为绅士。而且结下了将近长达一个世纪的友谊。

以前她以为张学良不过是靠父亲的势力起家的公子哥儿，可令他吃惊的是，这位英武潇洒的少帅，并不是轻薄无聊的纨绔子弟，尤其是他出口成章的演讲才能更是让宋美龄为之倾倒。她觉得，没有谁比张学良更让她佩服的了。她给张学良当英语翻译，亲眼目睹了他在外交场合应对如流的风采，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问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连宋美龄都觉得尴尬，可张学良竟然轻松应付。张学良到上海是为了劝阻人们不要罢工、罢课、罢市，可一个意大利记者问他："少帅对上海的罢工、罢课、罢市有何感想？"这个问题是个陷阱，容易挑起各方的不满情绪，包括张学良自己。他把这些事情的利弊进行了一番扼要的分析，分析之后明确表态"我本人并不赞成罢工和罢学。但是，我上海工人和学生的罢工和罢课，都是不可否认的爱国之举，我本人又颇感同情。"真可谓滴水不漏，难怪在场的记者十分感叹。他的回答非常得体，既没有对英国人显示怯懦，又没有对民众进行指责。英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张学良，你部队只有三千多人，万一发生变故，你能控制上海吗？张学良把桌子一拍，告诉他，如果上海真需要军队来维持，我只要打一个电报，不出一天时间，二十万军队都可以顺利进入上海。那个记者再也不敢趾高气扬了。在旁边担任翻译的宋美龄，认定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将才。而当时的蒋介石在这位天姿国色的女人眼中，还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

现在有的人虽然地位很高，却往往自降身价，把自己当成老板或老大，对人横眉立目，动辄训斥，不管对谁，只要心里不高兴就一顿臭骂。好像这样才能显出气派，显出权势。其实，这些方法只对那些愚民或三岁小儿起作用，碰到知识分子尤其知识女性，只能让她们嘲笑，甚至让人在心里替他们感到难为情。

第11节：知识女性为何青睐张学良(5)

现在该说到第三点了，他既有侠骨又有柔肠，这也许是他吸引知识女性的又一原因。

有人可能对这一条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女子喜爱男人的共同标准，岂独知识女性为然？其实不然，男人做到狭义也许不难，但同时具备柔肠则大为不易。就像梁山上的好汉，个个堪称侠肝义胆，但却似乎都缺少女性看重的柔肠。而这两样，张学良恰好都具备。

于凤至是张学良的原配夫人，张15岁就和于结了婚，于凤至是个知书达礼的女性，我看过她的一幅书法，那绝不是几天能练就的功夫。可张学良似乎并不喜欢这个大自己三岁的夫人，甚至跟人家说："你嫁错了人，你是贤妻良母呀，可是张学良不要这个贤妻良母。"可当于凤至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她得了重病，中外医生都束手了，说她一定要死了。如果死就会扔下四个孩子。于是，张母和于母两人就商量，说于凤至有个侄女，让张学良娶这个侄女，以便照料几个孩子。可张学良坚决反对，跟她们说："她现在病这么重，真要我娶她侄女，那不是我这边结婚，那边催她死吗？那叫她心里多难过？"然后他又说，你们转告她，如果她真死了，我一定娶她侄女，将来给她带孩子，管着孩子。

后来，于凤至的病奇迹般地好了，带孩子到英国留学。听说张学良因为西安事变被关起来，她扔下孩子，从伦敦只身返回，亲自向宋美龄求救。她毅然决定陪张学良坐牢，辗转江西、安徽、湖南、贵州，受尽奔波之苦，直到患了可怕的乳癌。后来，这一回，她又奇迹般地活下来。晚年，她到了美国。在美国，她买下了电影明星泰勒的旧居，对人说："将来汉卿一旦有了自由，这幢别墅就能作为他和赵琦霞（赵四小姐）共度晚年的地方。这也是我给他的最好礼物了。这些年来，我在洛杉矶所以拼命地搞房产生意，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能为汉卿买一幢像样的房子。"临死之前，她还在自己的墓穴旁边，为张学良留下一个位置。而这时，他已和张学良办理了离婚手续。

赵四小姐，无疑是一个当代美女，她的玉照曾上过《北洋画报》的封面。她和张学良半个多世纪的冰霜爱情，不知引来多少男女的神往。可他们的相识却是典型的英雄救美。《张学良情爱档案》一书对此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写。一天，海风骤起，大雨将至，张学良游罢泳，穿了衣服，正准备回到别墅去。忽然，他发现几个穿泳衣的姑娘在海岸上惊恐地呼喊救人，张学良见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有个天蓝色的影子在浪花中挣扎，他把穿好的衣服又脱下来冲进了大海。就在别人准备营救的时候，张学良已经救起了那个落水的姑娘，那个姑娘就是后来在艰难寂寞中陪伴了她一生的美女赵一荻（即赵四赵琦霞）。如果他当时不及时救助，那个少女也许就会在大海中丧生。后来，赵一荻在燕京大学读英文。当她听说张学良生病，就从天津赶到东北。赵一荻出走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了小报上的热门。她父亲一气之下，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宣布同赵琦霞脱离父女关系。

第12节：知识女性为何青睐张学良(6)

西安事变后，一开始是于凤至照料监押的张学良，后来，于凤至患癌症，张学良请求让赵一荻照料他。这时赵一荻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份，和张学良分手别人也说不出什么，张学良毕竟已不是当年威风凛凛的少帅，而是蒋介石的阶下囚。但当来人把这个情况告诉她，她就忍痛与爱子分手，洒泪奔赴囚牢。而1940年，她还不满30岁，正是鲜花怒放的岁月。以她的条件，找一个大官或是大亨绝不是什么难事，可她似乎根本就没这么想过。直到1964年，赵一荻51岁时，他们两人才最终有了结果。台湾《联合报》为此发表了消息，题目很长，也很有诗意：肩题是"卅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正题是"少帅赵四正式结婚红粉知己白首缔盟"，副题"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提到赵四的时候，禁不住由衷赞叹"一荻、一荻，你这个赵四之名也将永垂千古。在人类可贵的性灵生活史上，长留典范，为后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痴情，羡汉卿之艳福，读史者便知，若汉卿只是个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这个美丽的下场。--花花公子不难做，但是古今中外的花花公子，有几个不落个丑恶的、难堪的结局。漫说张学良这种大头头了，读者闭目试思，在你所亲见亲闻的酒色之徒中，有几个不凄然而逝？红颜知己，学生战友云乎哉？"

世间男女，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可以卿卿我我缠缠绵绵，可真到紧要关头，男子汉能挺身而出保护女子，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能够为对方考虑，甚至牺牲自己，实在难能可贵。在这种考验面前，真正及格的人并不很多。我们古人就说过：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能够在大难来临时仍能互相顾惜，不离不弃，实在让人心生敬意。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被他爱过的女性，都是幸运的。将他们的爱情如果作为典范，肯定够格。

第13节：白云空载天一阁(1)

白云空载天一阁

应该说，萌生造访天一阁的念头，还是从读了余秋雨先生的《风雨天一阁》开始。

去年秋天，终于有机会来到宁波，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当然就是天一阁了。当时我们在宁波只有两天的停留，要去的地方很多，而我竟然去了两次天一阁。第一次是集体造访，在导游的率领下，大家赶路似的，匆匆忙忙，气喘吁吁地走完天一阁。然而，从天一阁出来后，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去过了天一阁的感觉，它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它没有给我任何的冲动。也许，这种造访的方式是不对的；也许，只有静下心来，以一个读书人的敬畏和发至内心的虔诚，与天一阁单独对话，才能产生心灵的碰撞？于是我决定重来。

江南多雨，本来平时就游人不多的天一阁，在雨天游人就更少了。又因为我去得过早，整个天一阁里只有我一个人，除了雨声和我的脚步声，便再也没有任何声响。我的呼吸有些紧张起来，仿佛一个未经允许便闯入私家宅院的不速之客。我极力放轻自己的脚步，生怕惊醒范钦的酣梦。

范钦这一睡，就是四百年。

范钦是明嘉靖年间的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虽然掌管兵部，却对书籍有着执着的偏爱。为官几十年，宦游近十省，悉心收集各类典籍，终成天下第一。我在猜想，想他宦游路上，别人一车车珠宝，而他却一车车书籍，旌旗漫卷书香，是何等的儒雅；想他当一本好书千辛万苦搜寻而来的时候，老人家是怎样地欣喜，双手轻抚，百般端详；想他如何在秋高气爽的庭院，晾晒那些发黄的书籍，微风吹来，书页发出迷人的声响；想他夕阳残照，漫步林荫，思索着如何使得这些书籍千秋万代保存下去；想他筹划着如何建一栋漂亮的藏书楼，像汉武大帝那样金屋藏娇；想他如何煞费苦心，在子孙中寻找一个可以信赖之人，将一生所爱相托……

也许这就是上苍的公平，当它给予一个人快乐的同时，一定还要给他以烦恼。不是吗？当一个人还是穷光蛋的时候，他也有快乐，甚至死时也会毫无牵挂。而当一个人有一大笔财产并希望这财产传承下去的时候，烦恼便随之而来。范钦的每一天并不都是快乐的，他之所爱，后代们能完好地保存吗？他们会遵守他的嘱托吗？范钦害怕死亡，他想和这些书籍同在。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寻找一个可靠的继承人。弥留之际，他把家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万卷书籍。然而，当长子范大冲从他手中信誓旦旦地接过书楼钥匙的时候，范钦的双眼还是充满着疑虑。

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就这样开始了，我为范钦有这样的孝子贤孙而感动。天一阁薪火相传，这一传，就是四百三十年，一十三代人。

高大树木遮映下有些阴森幽暗的天一阁，在雨天就越发地阴森幽暗了。四百年之后的我，循着范钦当年的脚步，战战兢兢于天一阁这座读书人的圣殿之下，吮吸着弥漫于空气之中的淡淡而又遥远的书香。哦，这就是天一阁，这就是我梦魂牵绕的天一阁。然而，当我真正走近的时候才发现，它竟然离我那样的遥远，那样的陌生，本以为会一见如故，没承想它却那样冷漠。

让我吃惊的是，园林化的天一阁规模越来越大，而作为藏书楼的天一阁却越来越小，它蜷踞一隅，被假山和假水所包围，被花草林木所包围，被全然不相干的亭阁楼台所包围，被一座喧嚣的现代化城市所包围，被滚滚的商潮和横流的物欲所包围。本来应该站在舞台的中央，却被挤到了舞台的一角，拥挤得你竟然无法拍出一张像样的天一阁的全景照片。这里有从宁波各处移植来的景观，有尊经阁、百鹅亭、千晋斋，有花轿厅、状元阁，有近几年修建的南园、东园，使得天一阁越发显得孤独和瘦小，以致许多人游览过后竟然不知哪里是藏书的天一阁。尤其是秦氏支祠的戏台，它以自己的金碧辉煌，向人们炫耀着金钱的魅力，嘲弄着读书人的寒酸。

第14节：白云空载天一阁(2)

让我吃惊的是，在这样一个神圣的殿堂里，竟矗立一个规模颇大的麻将展馆，其展览之详尽，其雕塑之精美，使得天一阁黯然失色。天底下再也找不到如此不和谐的整合，许多游人麻木地走完天一阁，只有到了这座麻将的展厅，才会眼睛一亮，兴趣盎然地拍照留影。天一阁的尊严在这里荡然无存，读书人的斯文在这里被击得粉碎。我不明白，麻将已经成为戕害国民精神的首恶，却被引以为骄傲的国粹，在这座藏书楼里大放异彩。

让我吃惊的是，人们所盛赞的天一阁藏书对大学者的开放，其实并不是什么伟大之举，不过是一些人的自我炫耀罢了。因为只有向极少数人的开放，才会彰显极少数人的荣耀，难怪他们要有"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感觉。于是，黄宗羲上去了，全祖望上去了，袁枚上去了，郭沫若上去了，今人余秋雨也上去了，所以他要在《风雨天一阁》一文中借黄宗羲登楼事洋洋自得地说："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让我吃惊的是，天一阁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受到妥善的保护的，范氏家族维系这座楼阁，已经筋疲力尽，年久失修，书籍被盗，楼阁倒塌，风雨飘摇。若不是社会的赞助，这座楼早已颓倾。清乾隆三年，学者全祖望在《天一阁碑目记》中痛心地指出，"惜乎鼠伤虫蚀十之五。"光绪三十四年，学者缪荃孙在宁波太守的介绍下，登上天一阁。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开橱但见书帙乱迭，水湿破烂，零篇散帙，鼠啮虫穿。"学者赵万里登阁后长叹道："东西两间共有十个大柜，里面足足装了两千多种破的、烂的、完整的、残缺的等各种不同年代的书。"一位参与天一阁古籍整理的专家说，"现在不少书籍蠹蚀极为严重。若把纸包一打开，就可能会碎成"片片纸蝶""。而且，"天一阁藏书受蚀严重，不少已经板结成块，书楼工作人员有时一天也揭不开一页。"

让我吃惊的是，如此多的书籍，范家的子孙竟然没有出一个大学问家，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他们可以贫困，可以没有吃，可以没有穿，但惟独不可以没学问。几百年来，就连那些天一阁藏书的书目，竟然都是外人整理。更让我想不到的是，范钦的子孙中有的不仅从来没有看过里面的藏书，还有的竟然目不识丁。一次，范氏后人陪学者缪荃孙登楼看书，让缪荃孙深感意外的是，"范氏子见书而不能捡，余告之，乃抽出，再捡再阅，范氏子挽余自抽，盖目不识书者。"这些话记载在缪荃孙所写的《天一阁始末记》这篇文章中。缪荃孙是光绪二年的进士，著名学者，他所记之事，不会是凭空杜撰吧？清朝秀才王定洋，发出这样的感慨："积德与儿孙，儿孙享其福，积书与儿孙，儿孙不能读，试看当年范司马，藏书空满天一阁。"

第15节：白云空载天一阁(3)

让我吃惊的是，任何一种收藏都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作保障，范钦究竟哪来的那些银两？想想看，七万余册书籍的收藏，需要多少钱财？一座盖了五年且风格独具的藏书楼，需要多少钱财？分家的时候，把家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万卷书籍，这万两白银又是从何而来？另外，范钦死后，范大冲又拨出百亩良田，用作书籍保管的费用开支，这百亩良田又从何而来？我不能不想，即便一个多年为官之人，他的俸禄究竟能有多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难道仅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我不敢再想下去，因为我不愿意破坏范钦在我心中的形象！

让我吃惊的是，范钦并不是一个在仕途上"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的人，反而是一个和奸相严嵩相处得十分融洽的人。当年范钦被委任为九江按察副使的时候，严嵩还以诗相送："歌襦棠郡留遗爱，建节霜台拜宠荣。此去威名庐岳重，向来风节秀江青。春城祖席维征骑，驿楼船动水程。别后相思何处所，烟消湓浦暮潮平。"写得还是蛮有感情的。如果范钦是一个刚直不阿，敢于冒犯权奸的人，严嵩会以诗相送吗？还会"别后相思"吗？严嵩的时代正是明朝的嘉靖年间，那时奸臣当道，腐败盛行。当然，范钦可以洁身自爱，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可是，一个"廉洁清正，一身正气"的官吏，为什么会得到奸相严嵩的欢心？什么是历史的真相？什么是人的本来面目？"一生真伪有谁知"，只有天知道！

哦！这就是天一阁？这就是我要朝圣的天一阁？我站在天一阁门前的池水边，望着飘洒蒙蒙细雨的天空。天空不语，飘洒的落叶不语，只有天一池水中游弋的红鱼似乎在述说着什么？

我不能不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爱书与爱钱，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爱书就高雅？爱钱就鄙俗？不会这样吧？爱书与爱钱，其实这两者之间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爱钱是吝啬鬼的话，那么爱书而不读书，不过是爱钱的吝啬鬼把钱变成了书，转换了一个吝啬的形式而已。其实在范钦的眼里，这些书和那些古玩字画，和那些奇珍异宝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只不过是收藏的分类不同罢了，和"健全的人格"以及"文化的良知"无关。从范钦的身上，看不出任何一点承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痕迹。我们太多情了，我们太偏爱了，天一阁无非就是一个私家藏书的二层楼阁，它和其他遍布全国的私家藏书楼别无二致，只不过范氏的后人使它比别的藏书楼多延续了一些岁月。

一个守财奴，最大的忧虑就是儿孙们会成为败家子。所以，他必须把自己的子孙也打造成和自己一样的守财奴。所以，范钦一开始就按照守财奴的模式，打造自己的子孙。他为他的那些带不走的书，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凡阁门和书橱门的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并规定："不得无故开门入阁，不得私领亲友入阁，不得将藏书借与外房他姓。"天一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成为一条铁律。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守财奴至少还爱他的财宝，而范钦的后人们，却不知那些书为何物，他们只是忠诚地恪守祖训，守护着那些终将化为灰烬的古籍。

第16节：白云空载天一阁(4)

显然，这样的制度对保护书籍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没有目的的保护究竟有什么意义？范钦爱书如命，子孙目不识丁，如此巨大反差，让人怎不震惊？

也许，要使其忠心，必使其愚昧。只有愚昧的子孙，才会恪守祖训。所以，在范钦的眼里，只要书在，子孙愚昧，又有何妨？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缩影和悲剧所在吧？

守着一座文化的金山，却是一群精神的穷汉，一个家族怎能不没落？我忍不住要问范钦，你要那些书究竟是想做什么？你要那些书究竟保存到哪一朝，哪一代？

书的价值不在收藏而在使用，没有使用，便毫无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范钦毕竟为我们保存下来那么多的古籍，可是我要说，只要范氏家族还有一息尚存，就会永远守着祖训，永不外借，也许千年万年。岁月无情，这些纸做的书籍，还能保留多久呢？他们还能晾晒多久呢？日月的剥蚀，连同这木制的楼阁，一切都会荡然无存。我不想否定范钦的功绩，但我绝不会感谢范钦，因为只要他还活着，就不会让我们看到半页！

凭什么说流落民间的书籍就会淹没？凭什么说范钦的收集避免了古籍的流失？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而百家思想和古书典籍并没有因此而湮没，其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流落于民间，深藏于民间，扎根于民间。只有散佚民间，才是真正的流传。书籍只有流落民间，才会真正发挥书籍的作用，书籍只有被使用，才会大放其光芒，才会推动社会和历史的进步。被永远收藏的书籍和被焚烧的书籍，其本质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解放初期，宁波的许多藏书家其藏书规模都超过天一阁。范钦的天一阁最初藏书7万余册，最后仅存1万余册。而解放后仅宁波一处在民间征集的古籍就有30万册。而且，这30万册是被读的书，范钦的那7万册是不被读的书。被读的书和不被读的书，哪一个更有价值呢？据说，当年许多宁波的藏书家响应号召，向天一阁捐书，许多人都在万册以上，还有几位藏书家竟达10万余册。我不知道这些捐书人是出于对天一阁的厚爱还是仅仅为了响应号召，想必这其中不会没有一点无奈的隐情和痛苦的抉择吧？

当然，私家藏书的本质就是保守的，我们没有权力要求其开放，但是也没有必要对其大加赞赏。范钦没有义务来承担社会的责任，但是，他无情地剥夺了儿孙们读书的权力，这一点，是否在有些过于短见的同时，也有些过于残酷呢？还有，如果说，私家的藏书没有向社会开放的义务，那么在已经收归国有的今天，为什么还要"金屋藏娇"，仅对"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人"开放呢？。

第17节：白云空载天一阁(5)

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黄宗羲说得没错，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本不是什么憾事，许多藏书家传诸子孙，或散或卖，这没有什么不好，良禽择木而栖，君子择主而事，书亦如此。与其让一批目不识丁者苦苦看守，当作祭品来顶礼膜拜，还不如让这些书各得其所，找一个爱它读它离不开它的新主人，哪怕这主人穷困潦倒。看来，黄梨洲之叹，并没有叹尽这书中之无奈--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书不散而又读书不辍则更难更难啊！

面对天一阁，我不能不陷入一个更大的困惑之中，历史典籍对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无数典籍的民族，却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欠发达的民族；而一个没有悠久历史和无数典籍的民族，却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这是为什么？

面对天一阁，我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假如没有天一阁，中国的历史究竟会倒退多少年？假如有了天一阁，中国的历史究竟会前进多少年？

其实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了，一座藏书楼的兴衰，无非就是一座藏书楼的兴衰而已，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也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糟。

一个民族一旦把收藏看得高于一切，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民族便是一个丧失了创造力的民族，便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民族，便是一个没有生机没有活力的民族。

天一阁有一处碑林，石碑上的字迹被岁月的风雨无情地剥蚀，已经看不出碑上写的是什么了，但人们还是把它们收集过来，在这里供奉着。面对碑林，我突然感觉，我们所向往的天一阁，其实和这碑林一样，它存在着，却没有内容了。这也许就是"有"和"无"的辩证吧？

其实，我们和范钦的后人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不知道自己守护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而我们又何尝知道，我们竭尽一生所守护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我想起唐代诗人崔颢的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我惊讶，此刻想起这首诗，难道是上苍要给我什么启示吗？

当一群游客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才发觉，我已经在雨中站了许久。我茫然四顾，不知道还应该去看点什么？

走出天一阁的时候，雨还在下着，我漫无目标地走进一条书店林立的街道。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座文化名城之中，就在这样一座神圣的天一阁下，每一个书店里都卖着盗版的图书，就连为天一阁名噪天下立下大功的余秋雨先生的新作《借我一生》，竟然也是盗版，原价40元的书，在这里仅卖10元。我不能不为余秋雨悲哀，我不能不为天一阁悲哀，我不能不为宁波这座文化名城悲哀。

我真的有些后悔了，一个不对普通人开放的楼阁，我来干什么？一个只对权威开放，只给权威带来荣耀的楼阁，我来干什么？

天一阁，我不会再来了，永远……

第18节：圆明园被毁真相(1)

圆明园被毁真相

这次来到圆明园的时候已近黄昏。

初冬的圆明园，被薄薄的雪花覆盖着，似乎少了一点沧桑的感觉。但是阴沉沉的天气，使人格外压抑。一走近大门，我便酝酿着自己的悲情。

我这是第二次来圆明园了，虽然明知道这些年圆明园不会有什么变化，但还是控制不住想来的欲望。也许是想再体会一下这里的悲情的氛围，也许是想再一次唤起内心深处不愿淡忘的国耻，也许北京繁华都市那些热闹的场所不适合我，所以，在北京虽然只呆几天，最想来的还是圆明园。

我上一次是和侄女一起来的，她在北京读书。也许她已经看了很多遍了，有些麻木，脸上没有一点悲伤的感觉。我有些不高兴，我说这里记载的是帝国主义的罪恶，中华民族的耻辱，每一个游览圆明园的人，都应该严肃和悲伤。

侄女却笑着对我说，"历史的沧桑不必写在脸上。"我说，"那也应该写在心里。"侄女反倒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们这个民族所遭受的屈辱太多太多了，我们的悲情也太多太多了，可是这一切，并没有使中国人自尊起来，也并没有使中国强大起来。愤怒和悲伤对我们这个民族是无济于事的。"

我很不满意她的话，便反驳道，"这么说，我们应该把这一切统统忘记？"侄女肯定地说："对，尤其是仇恨。"

我几乎大吃一惊，"忘记？我真的怀疑你们这些年轻人是不是还爱自己的祖国？"没想到，侄女毫不客气，她理直气壮地反问道："难道只有恨才会去爱吗？难道恨就不可以化解吗？"

我发觉，自己和年轻人之间，开始有代沟了，我有些弄不懂，是他们的思想进步了，还是我的思想落后了？也许是侄女怕我不高兴，便不再和我交流了。也许她是觉得根本就没有和我交流的必要了。

这一次我是一个人来的。其实无论到哪儿，我更喜欢独自游览，这样可以不受任何干扰，自由自在地放开自己的脚步，放飞自己的思绪，不想看的就匆匆略去，感兴趣的就细细品味，这样，反倒会留下许多终身难忘的记忆。

其实，重游圆明园是我多年的夙愿。这些年，我对圆明园格外关注，侄女的话让我非常震动，不但历史资料读了不少，也不断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修正。这次来，就是想要印证一下，圆明园究竟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全新的感觉。

雪还在飘，游人很少。冬季的圆明园一片沉寂。其实即便不是冬季，圆明园可看的地方也并不多，主要集中在西洋楼那里。我径直走过去，还好，这里还有些游客，大部分都是旅行团，你可以听到年轻的导游用她们那少有的凝重的语调，述说着圆明园的历史。

第19节：圆明园被毁真相(2)

圆明园位于颐和园之东、北京大学之北，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部分组成，又称圆明三园。圆明园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开始兴建，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6代帝王的修葺和扩建，面积不断扩大，藏品不断增多，建筑越发精美，环境越发幽雅，人称"万园之园"，意思便是说这里的景点之多，汇集了天下美景名园之精华。

圆明园多水，占整个园林的一半以上。在通往西洋楼的路上，要经过几片湖泊。我去的那天，湖面尚未结冰，残荷败藕之间，有几对野鸭在悠闲地凫水，卿卿我我，全不管圆明园繁华过尽的衰败与凄凉。

西洋楼掩映在一片林木之中，往日裸露的残垣断壁，被雪覆盖了薄薄的一层，像铺盖了白色幔帐。远远望去，圆明园遗址的标志性建筑大水法，倔强地挺立着，在铅灰色的天空映衬下，越发地显得空旷和苍凉。

我环着遗址慢慢地走着，有时站下来静静地看一会。真的，当时的心情极不好，有一种在殡仪馆瞻仰亲人遗容的感觉。我伸手摸摸大水法那块不肯倒地的石头，似乎还能感觉到当年大火的余温。

一座美丽的园林就这样被一场大火烧毁了，是被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两个强盗烧毁的，他们气势汹汹地破门而入，他们掠走了财宝又放了一把火，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他们的罪行，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清算，让中国人忘掉这仇恨和耻辱，可能吗？

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即便此刻，我依然怒火中烧。但是，有些问题我却非常想要知道，因为多年来，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是什么原因让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强盗走到了一起？不会是在海上的一次偶遇吧？

是什么原因让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强调选择了中国？不会是台风把他们吹来的吧？

是什么原因让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强盗理直气壮，烧了圆明园不算，还要我们割地赔款？

是什么原因让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早已经走出中世纪野蛮阴影的"文明天使"，在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土地上，做出如此野蛮的行径？

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我们的。

为什么，我们不想和他们来往，我们不招谁不惹谁，我们只想关起门来好好过我们自己的日子，他们却非要来打我们？

为什么一个有4亿人口，国土面积超过整个欧洲的超级大国，却被两个人口加起来才是中国十分之一，兵力合起来才只有2万人的英法联军打得落花流水，晕头转向？

为什么被烧的是圆明园而不是故宫？为什么我们有能力建造，却没有能力保护？

为什么放火的是英法联军，而彻底毁掉的却是我们自己？

第20节：圆明园被毁真相(3)

事情总是应该有些起因的，即便是借口，我们也想知道这借口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小心翼翼地从头说起吧。

在欧洲，由于国家林立，大小不一，战乱频仍，如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今天结盟，明天战争，不断签约，不断撕毁，又不断讲和，渐渐地便形成了规范国际关系的条约和国际惯例。于是，在此基础上，于17世纪形成了近代国际法，以规范各国的关系，成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

同时，国际法对各国签订的条约也作出规定，其中便有：条约一经签订就必须遵守；各国之间的冲突须通过和平方式，即谈判、调解、调停或仲裁加以解决；受害国可以对侵犯国采取武力反抗以恢复其权力并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无正当理由而进行的战争是非法的而其他国家应联合反对破坏和平者。

各国之间交换常驻代表和使节，逐渐成为国际惯例。同时，随着各国间贸易的扩大而订立通商条约，以解决贸易、航海以及关税等问题。即便战争，各国间也要订立协定，以解决战俘、伤病员的问题等等。

可以这样说，经过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和法国，已经不是当时世界上最野蛮的国家了，当时的世界也不是黑暗的中世纪了。尤其英国，无论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正在向近代文明迈进。英国法律规定，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一般民众都可以自由从事大西洋贸易而获取利益。英国人认为，经济自由化是与神圣权力相同的法理。

然而，封闭的中国对世界的发展一无所知，它其实也不想知道，它即便知道了也不想以这些规定来约束自己。千百年来，古老的中国始终处于亚洲强国地位，视邻邦为夷狄，中国是"天朝大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平等过，他们甚至把处理与各国关系的部门唤作"抚夷局"。在中国皇帝的眼里，周边的小国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是君臣关系，朝贡关系。周边各国的国君或使节到中国来，称为"朝"，带的礼品，称为"贡"。而且还要向中国的皇帝三跪九叩，表示自己是从属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近代国际法建立150年后的1793年，英国外交官、全权特使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以庆祝乾隆皇帝寿辰为名，来到中国，献上寿礼，并希望与中国互派使节、签订条约、通商贸易。马戛尔尼太不了解中国，前来祝寿？好啊！赶紧磕头吧？带来寿礼，好啊！这是贡品啊！但是马戛尔尼拒绝了，因为他认为大英和大清是平等的，平等的就只能行礼而不能磕头，平等的就只能是礼品而不能叫贡品。英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英国不是中国的附属国，他想争辩，他想向中国的官员宣传国际法，他希望按照国际惯例，在对等的基础上与中国政府交涉，他提出中英两国应该互设使馆，互派使节，并说明这是各国通行的国际惯例，是以国际法为依据的，世界各国都应该遵守。

第21节：圆明园被毁真相(4)

但是，让他搞不懂的是，他所说的一切，没有任何人理睬。他大概至死都不会明白，在中国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源于他不肯磕头。

然而，这位英国的马戛尔尼倒是一个挺有耐心的外交家，他还是不厌其烦地向中国的官员介绍国际法。他说，我们这次来中国，不是为了一时的联络感情，而是为了两国之间的长期合作和发展，如果能互派使节，让我们长驻北京，以后国际上发生任何问题，我就可以代表英国皇帝，就近和中国政府商量了。这样既快捷又可以减少误会。

可能这位马戛尔尼怕中国人舍不得银子，便又一再强调，你们放心，我们英国使团的一切费用，都由英国政府开支，不花中国政府一分钱。中国皇帝若肯派使臣，英国不但欢迎，而且所用船只以及到英国后的一切开支，英国政府都予以提供。

但是，乾隆皇帝依然不为所动，一口回绝："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还好，乾隆皇帝终于放下架子，给英吉利国王乔治下发一道敕谕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瞧，够客气的了。我们天朝大国，什么没有？我们不愿和你们交往，你们就不要再来了，走吧！

马戛尔尼被拒之门外，狼狈不堪。他的仆从安德森这样描述说："我们的全部经历，可以归纳为三句话：来京好比乞丐，居留好比囚徒，走了好比强盗。"够形象的。

乾隆的儿子嘉庆和他的老子一样，依然以老大自居，也依然以同样的口吻致书英吉利国王："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大老远的，就不必来了，只要心里有我就行了，够体贴的了。

有一个叫钱德明的法国传教士对中国还算比较了解，他说，在欧洲，各国互派常驻使节，发生交涉，就近接洽，但中国不是这样，除非有重大庆典，各国才可以派使节前来，来了也不许久留。"此因中国向来闭关自守，不知世界大势。"所以他劝英国人不要急于求成，称中国和西方国际交往惯例不同，英国人应该派人驻在广州，通过两广总督与中国政府保持联络，使双方增进了解。

在中国皇帝的眼里，外国公使长驻北京，岂不类同古时的"监国"。堂堂大清，一举一动都在洋人视线之内，这万万不可。

在中国皇帝的眼里，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的，可以，但必须穿我天朝服饰，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回国。死了，就在中国找块地一埋了事。

在中国皇帝的眼里，什么国际法，什么国际惯例，那是你们的国际法，那是你们的国际惯例。既然你们要到中国来，那就要遵守我的国际惯例，就要遵守我的国际法，否则你就不要来，反正我也不想到你那里去。

第22节：圆明园被毁真相(5)

在中国皇帝的眼里，那些洋夷是一批冒险家、野心家、流氓，是在自己国家混不下去的无赖、骗子、恶棍，所以他们才远离国土，远离祖宗，他们是不孝子孙。堂堂中国人，和这些人打交道，不啻是奇耻大辱；让他们在我大清招摇过市，岂不坏我大清风俗？

其实，世界的发展，是不以中国皇帝的意志为转移的。尤其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如洪水猛兽，要冲破一切束缚，使得贸易无所不在，它们的商品必然要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闭关自守既闭不住也守不了，有贸易，就有争端，有争端就要解决，或谈判，或战争，两者必选其一。

其实，所谓的近代国际法，并不繁难。但是，中国的官员或皇帝却不肯坐下来认真地研读一下。因为他们不需要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他们害怕这种平等会撼动自己的中心地位，都平起平坐了，那天朝的国威，大清皇帝的威严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必须把门紧紧地关起来，不仅要防止西方的所谓商品尤其是那些鸦片涌进来，更要防止西方那些大逆不道的有关平等的可怕理念涌进来，不能让它们扰乱了我们的秩序。

于是，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仅仅过去15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过去，我们总是一分为二地把帝国主义和它的人民区分开来，不好的是政府，好的是人民。然而，当时的英国却不是这样，当英国政府对中国开战的决策被英国下议院否决后，那位信奉"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的和不变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呼吁全国公决。1857年4月，全民公决的结果，支持帕麦斯顿，对中国开战。于是，这场战争便不仅仅是英国统治者在向中国开战，而是英国的人民在向中国开战了。

当我知道这一细节的时候，我的心灵不能不受到一次重创，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侵袭着我，中国究竟怎么了，让英国的人民如此愤怒？是他们受了统治者的欺骗，还是他们的本性就是好战？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事件，一个是法国的"马赖神甫事件"，一个是英国的"亚罗号事件"，这两个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马赖神甫事件"是因为法国传教士马赖非法潜入中国内地传教，而被中国官员处死的事件；"亚罗号事件"是一艘中国商船悬挂英国国旗，被中国视为海盗船只而被扣留的事件。按理说，任何国际争端，都有各自的原因，都有文化背景的因素，都有对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不同理解，这两个事件完全可以通过外交渠道和平解决，根本构不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是，英法自恃自己的武力，有了借口，便炮火说话。

但是，满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就恰恰表现在这里，他们不能审时度势，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对内不能动员全国人民打一场殊死的正义战争，捍卫自己所要捍卫的一切。对外不能利用外交优势和国际法的原则，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而使自己站到了一个处处被动挨打的屈辱地位。或者，既然已经委曲求全，签下条约，就要认真加以履行，然后卧薪尝胆，改革自新，让自己强大起来，让自己腰板硬起来。但是，我们的大清却不是这样，每次挨打，都不情愿地签下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而对不平等的条约又不甘心认真履行，只做权宜之计，不是拖延就是拒不实施，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以小嫌酿大衅"，于是人家便又拿出条约有理有据地对我们进行指责、抗议，三番五次之后，便又是一番武力，结果便又陷入更大的屈辱。循环往复，以致打人者总是理直气壮，挨打者总是忍气吞声。

第23节：圆明园被毁真相(6)

终于，"马赖神甫"和"亚罗号"这两个事件成了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于是，两个强盗走到了一起。他们不仅攻占了广州，而且直逼天津，随时准备进犯北京。

在强盗的威逼下，清政府和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不但同意开放更多的口岸，进行战争赔款，还把允许"公使驻北京，用平等礼节"写进条款。这条在大清皇帝看来比开放口岸、战争赔款更为屈辱的条款，无疑是在这位年轻的皇帝那颗流血的心上再插上一把刀。

这让咸丰皇帝无颜见地下的先祖，这样的条款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它废除。于是他想出一个好主意，如果我们把列强的"五口关税全免"，让"该夷获利无穷"，有大把的银子可赚，他们总该会放弃"公使进驻北京，用平等礼节"吧？但是，让这位中国皇帝不能理解的是，面对如此诱惑，英法等国，毫不动心，不肯让步。

既然条约规定可以进驻北京，英法自然就要"按约行事"了，他们要在天津交换条约文本，然后耀武扬威地进驻北京。1859年6月20日，当英法联军的舰队驶入直隶湾，经大沽炮台的时候，受到中国军队的阻止。但是，狂妄的英法联军没有把中国军队的警告放在心上，他们要强行通过，结果受到中国军队的炮击，损失惨重，狼狈退出。

中国皇帝被这一意外胜利冲昏了头脑，原来貌似强大的英法竟也这样不堪一击。于是，北京城内，彩旗飘扬，一片欢呼，隆重庆祝。皇帝心头的闷气顿时烟消云散，指挥此役的僧格林沁成为民族英雄。然而，咸丰皇帝哪里知道，此役又给了英法强盗一个更大的借口，中国还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1859年底，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强盗组成2万人的联军，英军1．2万人，法军8000人。其中英军大部分从驻印部队抽调。而法国军队则乘坐轮船，历时5个半月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两个强盗会合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开始了。

此时的满清政府也知道应该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当咸丰皇帝开始部署和英法开战的时候，他多么希望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同仇敌忾，打一场漂亮的人民战争。

于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发下诏书，号召"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领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他知道光泛泛地号召是不行的，于是拿出许多银两，"无论员弁兵民人等，如有能斩黑夷首一级者，赏银50两；有能斩白夷首一级者，赏银100两；有能斩著名夷首者一人者，赏银500两；有能焚抢夷船一只者，赏银5000两"。

然而，在英法联军这群强盗的背后，就有一只数千人的特殊队伍，他们是英法联军从广东征召的苦力。在我们谴责英法联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时候，英法联军毫不犹豫地把责任都推到了这些人的身上。但是皇帝不能树敌太多，他还要分化和瓦解敌人，于是他宽宥了那些人，皇帝以从未有过的宽容，对这些人说，"对于那些至该夷所掳闽、广等处内地人民，皆朕赤子，如能自拔来归，或斩夷首来献，朕亦必予以厚赏。"

第24节：圆明园被毁真相(7)

但是，这个上谕对战事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老百姓依然袖手旁观。而且，只要有机会，便去捞上一把。史料中记载的所谓圆明园周围的"匪"，其实有些人就是周围的"民"，他们总算有了发财的机会，他们怎能轻易放过？至于这是皇家园林，至于这是民族屈辱，至于这是英法罪恶，他们是不会在乎的，因为皇上过去就没怎么在乎他们。

一个腐朽的政权必然失去民心，即便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也难获得人民的支持。而且，一个靠谎言维持的政府，在动员人民的时候，依然不会把真相告诉人民，于是便越发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只能孤军奋战。

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占领天津，直逼北京。中国军队不堪一击，节节败退，咸丰皇帝惊慌失措，一面派人赴天津与英法联军议和，一面令僧格林沁率部退守通州，保卫北京。

谈判的结果令英法非常满意，因为双方终于达成一致，中国方面终于同意英法各派1000步兵、炮兵和骑兵，随同两位中国特使进京，向中国皇帝递交国书。然而，当双方开始签字的时候，英法发现，中国的两位特使代表不了皇帝，他们无权在协议上签字，他们谈判的目的只是拖延时间，以便让僧格林沁调集兵马，保卫北京。

于是，英法感到自己受了欺骗，他们对中国人的诚信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中国人视外交为儿戏，未免无礼、奸诈、幼稚。于是，谈判桌上得不到的，只能用炮火说话。1860年9月，英法联军不准备再浪费时间了，他们开始向通州进发，逼近北京。

其实，所有的问题在那次谈判中都应该告一段落了，因为所有的条款中国都予以接受，不平等的条约也认了，不想开放的地方也同意了，不该赔的款子也愿意掏出来了，可为什么达成的协议却无法签字呢？还是那个老问题，至高无上的大清皇帝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洋夷的使节不是跪拜着向他递交国书。

但是，面对耀武扬威的英法联军，咸丰皇帝又怕得要命。在英法联军前往通州的路上，英国特使额尔金差不多每天都能接到满清政府的照会，请求他们停止前进，恢复谈判。9月14日，英法联军在距离通州不远一个小村子驻扎下来，然后派外交官巴夏礼和威妥玛率领一批外交人员、随军记者、军人计39人，前往通州，拜会清廷派来的钦差大臣，展开新一轮的谈判。然而，9月18日，事态突变，因为英国外交官巴夏礼的傲慢无礼，清军统帅僧格林沁拘捕了巴夏礼以及他的随行人员，战争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升级了。

9月21日，清军25000人，英法4000人，在通州和北京之间的八里桥展开会战。清军的骑兵占据绝对优势，把英法联军团团围住，希望一举歼灭。然而，在这场战斗中，中国封闭落后的弊端暴露无遗，清军的火绳枪、大刀、长矛和弓箭，在英法联军的大炮面前，溃不成军，死亡惨重。僧格林沁无奈退到安定门、得胜门以外。至此，北京城完全暴露在了英法联军的枪口之下。咸丰皇帝惊慌失措，"仓皇北巡"，他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圆明园，经长春园东大门，直奔热河。不知此时的咸丰心中是否想起南唐李煜的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此刻，这首词可谓咸丰皇帝的真实写照。

第25节：圆明园被毁真相(8)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英法联军就占领了圆明园。圆明园的稀世珍宝，让两个强盗难以矜持，他们顾不上羞耻，开始了光天化日下的洗劫。

文明的西方人，此刻放弃了他们的教养，忘记了他们的荣誉和尊严，丢开了他们一直捍卫的神圣的国际法，只剩下掠夺的"国际惯例"。可是，强盗们却不认为这是抢劫，他们说，"依照征服权，这些财宝属于军队。"他们还说，这是"根据战争法，分享战争结局赐给他们的战利品"。

瞧，他们说的有根有据，只不过这"根"和这"据"，是强盗的"根"，是强盗的"据"。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我们不能不承认，满清政府闭关自守，确实使自己陷入愚昧无知的泥潭，处处被动。扣押英法联军的使节，确属一招臭棋，他们满以为"擒贼先擒王"，满以为只要群龙无首，必然生变。哪知英法联军更加步步紧逼，不但要求归还人质，还兵临城下，整个北京都暴露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之下。满清政府不得不退让了，派出老臣恒祺，把老人家用一个大篮子从北京城墙上吊到地面，战战兢兢地与英法联军和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接受全部议和条件，遣返人质，择日签约。

终于，大清王朝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答应了英法联军的全部条件。我想，尽管无奈，但这次总该是真心。然而，被扣押的39名人质中，活着被送回来的只有19人，其他20人则是尸体。而且那19名活着的人质也是遍体鳞伤。这让英法联军无法接受，尤其是听了活着回来的那些人质关于如何受到虐待和残害的描述，狂傲的胜利者认为自己忍无可忍了。

那位叫额尔金英军统帅决定报复满清政府，他要把圆明园夷为平地。他的理由是：

1.圆明园是俘虏们被残酷虐待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他们的手脚被锁链铐在一起，关了三天，不给吃喝；

2.如果我们不严惩清政府，英国就不会满意。这是英国人对人权遭到野蛮侵犯所表示的愤恨；

3.如果我们满足于和平，签条约，然后撤军，清政府就会以为他们可以不受惩处地抓捕和杀害我们的同胞。在这一点上，有必要让他们醒悟；

4.圆明园在皇帝心目中极为重要，摧毁它只是针对清政府，而不是人民，因为只有清政府应该对这些野蛮罪行负责。

这位额尔金冠冕堂皇地打出了人权的旗帜，他把人民和政府区分开来，他们是在伸张正义，他们把自己打扮得和圣人一般。

额尔金说，如果仅仅赔款，清政府国库空虚，恐怕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让他们交出虐待和杀害人质的凶手，他们无非是交出一些小人物作为替身；如果要求交出僧格林沁，中国政府恐怕难以答应。那么报复的惟一办法，就是烧毁圆明园，因为圆明园是皇帝私人的园林，让惩罚降临在清帝一人身上，与人民无关。

第26节：圆明园被毁真相(9)

于是，文明的英国人在北京城贴下告示："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一个4亿人口的文明古国，被一个强盗在门口贴下放火的告示，却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强盗闯进圆明园，一把大火，化为灰烬。

一位参与火烧圆明园的英国军官后来回忆道："连续两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日光被天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周围的地区也是一片昏暗。"

英国的那位名字叫郇和的领事兼翻译写道："暗红的火光映照在往来忙碌的士兵的脸上，使他们活像一群魔鬼，在为举世无双的珍宝的毁灭而欢呼雀跃。"

英军中校吴士礼写道："当我们第一次走进这些园林时，它们使我们想起童话故事中所描写的仙境。而10月19日我们从这里离开，身后留下了一片空旷荒凉的土地，到处都是无法形容的瓦砾。"

圆明园大火燃起的时候，恭亲王就率领一批中国的官员在北京附近的一座山上眼睁睁地看着，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和悲伤，和在场的官员一起痛哭。

额尔金的目的达到了，因为对一个大清皇帝来说，圆明园被焚毁确实是他的难以忍受的屈辱，他生于斯、长于斯，一直把它看成是和紫禁城一样的圣地。当他听到圆明园被焚毁的噩耗之后，当场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一年不到就死于热河。

额尔金的罪行难以宽恕，他以为圆明园是皇帝个人的，他以为受到惩罚的仅仅是皇帝，其实他错了，作为大清的臣民，作为中华民族，皇帝的耻辱就是中国的耻辱，皇帝的灾难就是民族的灾难，只要强盗的肆虐是在他们的土地上，就不能不埋下仇恨的种子。

额尔金的罪行难以宽恕，因为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无论帝王的宫殿还是园林，它们属于帝王都只是暂时的，迟早会属于人民，甚至属于全人类。那么，他烧毁了圆明园，就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也是对全人类的犯罪。

其实，就是他的同盟者法国，对他焚毁圆明园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尽管法国军队参与了疯狂的抢劫，但他们却拒绝并反对焚毁圆明园，他们对英国的强盗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法国海军上尉巴吕说："野蛮战争的邪恶，必然导致这些与我们自诩的文明格格不入的种种行径。"

夏西隆男爵说："它一下子让我想起了9世纪诺曼人，那时候，他们经常登上塞纳河的两岸烧杀抢掠，然后驾船满载着战利品扬长而去。"

第27节：圆明园被毁真相(10)

随军的历史学家亨利·高第说，"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中国人感觉到，我们才是真正的野蛮人。此外，对同胞的血，我们也不应该向石头复仇。法国人与其英国盟军的分歧就在这一点上：抢劫，可以；放火，不行！"

和约终于签订了，但是美丽的圆明园没有了。清政府终于屈服了，因为疯狂的英法联军扬言还要毁掉我们的故宫，他们尽管是"文明之师"，但和强盗别无二致，既然已经犯罪，就不会害怕再犯下更大的罪过。

圆明园西洋楼的前面有一个迷宫，又称黄花阵，由矮墙圈成，中心是一个石亭。据说这里是中秋节皇上和皇后举行灯火晚会的地方。游人可以随意从一个口进去，然后走向中心的亭子。可是，人们在里面转来转去，很少有一次成功的。即便是从亭子走出来，也要费很多周折，转许多圈子，然后才会偶然碰上一个出口。

历史的迷宫也是这样吗？

一百多年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一直不断地在反思自己的罪过。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写道："对于自己国家历史上这伤心不已的一页，所有中国人至今记忆犹新；这段动荡不堪的历史，充满着骚乱与疯狂。在法国，我们有我们的"记忆责任"，这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和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的。"

在圆明园的留言簿上，除了有中国人充满仇恨的尖锐言辞外，还经常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留言。下面的这两句话是刊登在报纸上的：

"我要把在圆明园听到的、看到的告诉英国人、法国人，我们对中国人民是犯过罪的。""我来自曾经烧毁圆明园的那个国家，我为历史上他们的这种罪行感到羞耻！"

我还在圆明园里的一家书店买了一本法国历史学家、资深记者伯纳·布立赛写的一本关于圆明园的书，他在《致中国读者》这篇文章中充满感情地说："那是10月里一个晴热的日子，到此一游却使我充满了怀旧的忧伤。圆明园几乎一片废墟，与其说是公园，不如说更像一片苍凉的空地。不管怎样，我充满着愁绪。想到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犯下如此大罪，我怒火中烧，握紧了双拳。想到了法国人也是罪魁祸首之一，不禁觉得自己也不免有罪。"

当然，我们不会因为那些英国人或法国人对自己的谴责和反思，便感激涕零，便前嫌顿释，便认为他们仁慈，便忘记我们的屈辱。但是，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除了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外，我们是否也应该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责任？这种检讨不是为了给强盗开脱，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让悲剧不再重演。

一个没有反思而只有怨恨的民族，不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第28节：圆明园被毁真相(11)

不错，圆明园的被焚是帝国主义的罪恶，是野蛮的报复，是强盗的行径。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我们所认知的程度，我们所异口同声的言辞，依然没有超出满清王朝的口径，腐朽的大清依然是无辜的。

不错，当我们总结这段屈辱的历史的时候，人们总会毫不犹豫地说，"落后就要挨打"。于是就要自强，就要洋务，就要发展经济，就要富国强兵，就要坚炮利舰。然而，失败依旧，屈辱依旧，这是为什么？

过去，我对"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常常持怀疑态度，而现在，我不再怀疑了。因为落后确实是要挨打的，只是这个落后，不是经济的落后，不是武器的落后，而是体制的落后，观念的落后。而体制和观念的落后，就会使人狂妄自大，就会拒绝先进，就会逆世界潮流而动，就会做出许多愚蠢的事情，以至授人以柄，被动挨打。所以，对大清王朝来说，后来洋务运动实在是开错了药方。因为迫在眉睫的不是如何地"洋务"，而是如何接受世界最先进的文明理念，如何改革自己陈腐的政治体制，打开国门，把自己融入世界大格局之中，不是逆势而动，而是顺势而行。

闭关锁国，此路不通。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在中国这块板结的土地上相遇，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两个文明都没有丝毫的让步，正如新贵碰上老朽一样，相互鄙视，于是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然而，无论如何，那个被我们唤作强盗的英国和法国的胜利，实际上都是工业文明的胜利，也是现代文明的胜利。只是他们过于看重自己的胜利了，以至全然不顾中国人的感受。

所以，国力的差距并不可怕，观念的差距才是失败的根本。想想看，当我们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傲慢与偏见之中的时候，英国的舰队早已驶遍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当我们还在为使节和磕头的问题徒生烦恼的时候，法国早已在为自己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而自豪了；当我们的大臣还在为皇帝的震怒而诚惶诚恐的时候，英国就已经采取了全民的公投。虽然那次对中国的用兵是历史的错误，但至少说明它不是少数人的意志。还有，当我们的圆明园还只是帝王的私家离宫，就连李鸿章这样的朝廷重臣进去游览尚且受到重罚的时候，法国的卢浮宫早已辟成博物馆，对所有的人开放了。

我们不能回避满清王朝的自负。千百年来，我们的封建统治者习惯于惟我独尊，随心所欲，妄自尊大。尤其大清的皇帝，他们拒绝以平等的身份与他国交往，他们抱残守缺，闭关锁国。既拒绝国外使节进驻北京，自己也从不参与国际事务，以致在国际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身影，在国际的争端中没有我们的声音。所以，关键时刻，没有人站出来维护中国的利益，没有人肯为大清说一句公道话，而都想趁火打劫，分一杯羹。

第29节：圆明园被毁真相(12)

我们不能回避大清王朝的腐朽。应该承认，大清王朝在与列强的抗争中竭尽全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他们所拼命维护的东西无外乎都是些腐朽的、没落的、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他们所拼命拒绝的却都是代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东西。那些平等的、自由的、开放的思想，被大清皇帝视为洪水猛兽。其实，互派大使，不再磕头，各国平等，在今天早已不成问题，但是，当时的中国皇帝却视为有损大清的国威，有损皇帝的尊严，即便《北京条约》已经签订，咸丰皇帝还是不愿回到北京，从而避免了接受外国使节觐见时关于磕头的尴尬。

我们不能回避大清王朝的无知。他们如同井底之蛙，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发展变化，不了解世界科技的发展，不了解各国体制的变化，不能审时度势，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不是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由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定；由错误的决定，导致惨败的结果。更为可悲的是，他们不仅对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法》一无所知，而且拒绝了解，我行我素。于是处处授人以柄，处处被动挨打。而人家则在理直气壮之中，烧你的圆明园，杀你的老百姓，烧得有理，杀得有据。中国人吃了亏，不但无处说理，还要赔款，还要道歉，还要把英勇杀敌的大臣和军民砍头示众。

我们不能回避大清王朝的愚蠢。因无知而导致的愚蠢，比无知更可怕。大清的官员们常常自以为很聪明，在严肃的外交谈判中，往往采取"敷衍外交"的策略，他们以为，谈判桌上所谈的一切皆为虚妄，只要洋人的战舰一开走，便又都一切照旧。于是，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他们不断地施展小聪明，以拖待变，出尔反尔，敷衍逃避，甚至对已签之约，不经事先通报，便予以废除。皇帝也是如此，代表皇帝和谈的大臣却代表不了皇帝，和谈代表接受的条件，皇帝随便就可以推翻。在皇帝看来，所谓承诺，不过是对那些愿意信守承诺的人起作用罢了。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言而无信"便成为欧洲人的共识。他们认为，只有舰炮才能保证他们的权益。

我们不能回避大清王朝的丑陋。这丑陋让我们失去了世界的同情，助长了帝国主义的暴行。可以说，大清政府扣押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作为人质，并随意进行人格侮辱和虐杀，是导致圆明园被焚毁的直接原因。中国人是爱国的，中国人是恨侵略者的，但是，这种爱和恨绝不能没有节制。否则，就会使一场抗击侵略的正义战争变成一场残暴的虐杀，从而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甚至自取其辱。

从1709年开始，到1860年为止，整整150年，圆明园伴随着中国由强盛到衰亡，见证了中国由光荣到屈辱。应该说，这150年中，满清王朝在对抗西方的渗透方面，已经竭尽了全力，它无时不在反抗，为了自己的尊严。然而，其结果却适得其反，越反抗便越屈辱，越屈辱便越悲壮。

如今，时光又过去了近150年，今天的圆明园，已经成为中国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每一个来此的人，都会握紧拳头，念叨着"勿忘国耻"。但是，"勿忘国耻"不是不忘记仇恨，也不仅仅是不忘记帝国主义的罪行，而是更要不忘记我们在历史上所犯下的那些错误，所错过的那些机会，所闹出的那些笑话，所丧失的那些尊严。

圆明园的废墟在薄雪下静静地卧着，它是一个王朝屈辱的缩影。一阵寒风吹来，伴着悲凉掠过我的心头。是啊，满清王朝为捍卫自己的文明所作的一切努力，让我们感动。尽管一切都是徒劳，却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悲壮。

夜幕就要降临了，冬日的圆明园已经一片模糊。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后一个离开，反正路上已经见不到了人影，我不得不加快了脚步。

第30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1)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应该说，上北京的次数不算少了，但长城却一直没去。这次，我想无论如何也要到长城去看一看，不然，再过几年，年纪渐长，想登都登不上去了。

早晨起来，夜里下了一场雪，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搭车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很不错，他说，这样的天气一个是路不太好走，一个是即便到了长城，攀登起来也不容易。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去。有雪就有雪吧，雪中的长城，自有雪中的特色，莽莽群山，一片银白，突兀的一条长城，大概也是非常壮美的。再说，冬日里，又是冰天雪地，游人肯定很少，你可于长城之上，独对苍天，发"思古之幽情"啊。

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德胜门，从德胜门坐上公共汽车，只用两元钱，便可一路直达八达岭。北京的公共交通真是方便极了，这样远的路，如果在我们那里，至少得20元钱，北京人真是幸福。

和我想象的恰恰相反，这天的人其实并不少，有的人就是冲着这雪中的长城来的。大门前，早早便停了很多的旅游大巴，长城的工作人员正忙着扫雪，但是因为游人渐多，他们无法尽情地挥动扫帚，所以扫得也就不那么干净了，有的地方因为人走得多了，便结成了冰。人走上去，须格外小心。

没想到，冬日长城的景色竟也那么壮观。

我们在照片或者电视中经常可以看到长城，但那长城或是春日长城，鲜花点缀；或是夏日长城，绿树掩映；或是秋日长城，枫叶飞红，而惟独极少看到这冬日长城。也许对一个摄影师来说，冬日里，百木凋零，缺少色彩，拍出的照片不是那么好看。其实，长城却恰好相反，在万物凋零的冬日，才越发地突显了长城，才越发地苍苍莽莽，才越发地尽显英雄本色。

站在长城之巅，远远望去，长城蜿蜒，强烈的阳光斜射过来，把城墙照得发亮，有如黄金筑就，又如裸身男人挺起的脊梁，高大、挺拔、健美。加之白雪点缀，远山蒙蒙，真是美哉，冬日长城！壮哉，雪中长城！

第31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2)

登长城的人中当属年轻人为多，他们一登上长城，便禁不住张开臂膀，大吼几声，让自己的声音随长城蜿蜒而去。

中国人太热爱长城了，因为长城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因为长城是世界的奇迹，因为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因为有了这些，长城才越发地伟大，长城才越发地神圣，长城才不容亵渎。

长城的烽火台处有一小门，通过这个小门，走十几级台阶，就可以下到长城的外面。从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长城的构造，上部是青砖，占三分之一左右，下面是巨大的条石，占三分之二左右。我用手抚摸着那经历了无数岁月和风雨的条石，心中默念着：那位把这巨石开采出来的工匠，那位把这巨石抬到山顶的工匠，那位把这块巨石垒到长城上的工匠，而今安在？

我望着那游览的人群，突发奇想，也许那些游人中间就有那工匠的后人，或者，说不定自己便也是那工匠的后人呢！不由得，我在心里问自己，我们如此地热爱长城，我们究竟热爱它什么呢？

也许，我们说长城伟大，在于它工程的巨大。长城之所以被称之为万里长城，便是因为其长。有人曾计算过，仅以明朝修筑的长城为例，若将其使用的砖石和土方修一道厚1米、高5米的大墙，可绕地球一周有余。如果用来筑一条宽5米、厚35厘米的马路，则可绕地球三四周了。如果把秦代以降，所有朝代修筑长城所用的砖石和土方，用来修那道墙，可绕地球十几周，用来铺那条路，可绕地球三四十周，足见工程之巨大。但是，仅仅工程巨大，便是我们骄傲的理由吗？

也许，我们说长城伟大，在于它修筑的艰难。秦始皇修筑长城的时候，社会的生产力还并不发达，就是1500年后的明代，生产力也先进不到哪里。但是，秦始皇刚刚统一了这个战乱频仍的华夏大地，便动用百万民工，修筑长城。当时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劳动工具也十分简单，那百万民工，凿石于崇山峻岭，垒墙于峭壁悬崖，风餐露宿，艰苦卓绝，用一砖一石垒出万里长城，足见其施工之艰难。但是，仅仅因为艰难，便是我们骄傲的理由吗？

也许，我们说长城伟大，是因为曾经有一位外国的宇航员神采飞扬地说："我在宇宙飞船上，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用肉眼只能辨认出两个工程：一个是荷兰的围海大堤，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这段文字曾被收入小学生的课本，足足让我们中国人为之兴奋了许多时日。然而，当我们自己的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返回地球的时候，有记者问，你在太空中看到万里长城了吗？杨利伟却肯定地回答："没有。"就这样，我们那来自长城的自尊，不能不说受到一次重创。如今，这个让我们骄傲的理由，已不复存在。不过，话说回来，即便在太空中可以看到长城，便是我们骄傲的理由吗？

第32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3)

也许，我们说长城伟大，是因为长城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勤劳和勇敢。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劳动人民"中，是否包括了那些长城的勘探者、设计者？当然，如果没有那些民工，哪有长城？但是，如果仅有民工，没有那些勘探者、设计者，还是没有长城。所以，当我们说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有一丝苦涩，因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建筑，让人们记住的总是那些建筑师。而长城，就像我们的历史一样，明明是帝王将相们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我们却偏偏要说，是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

也许，我们说长城伟大，是因为"万里长城永不倒"。真是这样吗？不是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长城，其实不过是明代的长城，秦代的长城已经几乎看不到了。就是明代的长城也多毁于风雨，毁于时光，毁于战火，毁于长城边的百姓。就像"千里黄河水滔滔"一样，"天上来"的黄河之水也有断流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万里长城现在还剩下多少，还能保存多久？

也许，我们说长城伟大，是因为外国人都说长城伟大。的确如此，外国人来到中国，第一个要看的就是长城，然后才是故宫，因为只有来到长城才算来到中国。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长城是原来知道，但是我印象并不清楚，到了长城才觉得，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建造起这样伟大的长城。"其实，尼克松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仅仅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能建造起一个伟大的长城的，只有伟大的民族再加上一个残暴的君主，敢于不顾天下反对，敢于牺牲无数的生命，才能建造起长城。

也许，我们说长城伟大，是因为长城是人类历史上人造景观中的奇迹。但是，我记得好像世界七大奇迹中，并没有我们的长城。这七大奇迹是埃及吉萨金字塔、奥林匹亚宙斯巨像、阿泰密斯神庙、摩索拉斯基陵墓、亚历山大灯塔、巴比伦空中花园、罗德港巨人雕像。这七大奇迹如今惟一剩下的便是埃及吉萨金字塔了。不过，近几年世界上有人搞了一个世界新七大奇迹的评选，毫无疑问，中国的长城应该是稳操胜券的。但是，评选过程中，偏偏"新七大奇迹"突爆"冷门"，说中国长城的票数已经跌出"前七"。于是，中国长城学会和八达岭管委会重视起来，紧急拉票。终于，我们的长城在"新七大奇迹"中榜上有名。然而，当我们为我们的长城进入世界七大奇迹而自豪的时候，埃及的官员却认为，要金字塔在七大奇迹中去竞争一席之地是一种侮辱。

也许，我们说长城伟大，在于它的防御功能。应该说，长城的防御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如果说它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实在有夸大之嫌。本来，秦始皇想以修长城的方式保大秦江山，自始皇帝、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但是，长城没有让他以至万世，还没有来得及抵御外族，便被自家的百姓拉下马了；汉朝虽然也修了一点长城，但后来还是看到长城的作用极为有限，于是不得不采用和亲的方式，以极低的成本收到极好的效果，一个公主抵十万大军；唐朝没有修筑长城，它以开放的姿态，海纳百川，八方来朝；宋代好像压根就不知道利用长城，它只是采用退让和求和的政策，偏安一隅，委曲求全；元代因为本身就是长城之外的民族，它还要抵御谁呢？而明代却把修筑长城当成一件大事来抓，因为它取代了那个不可一世的长城外的民族，害怕他们会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多为明代所建。然而，尽管明代所修的长城为历史之最，但还是没有躲过被长城外的民族所灭的厄运；到了满清的时候，因为这个民族和长城之外的那些民族相处得还算融洽，于是便毋需再修长城，但因为海外列强虎视眈眈，所以不得不转而修筑海防长城了。

第33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4)

唐太宗李世民说："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这是一代帝王对另一代帝王的嘲笑，不会用人，只知修城，天底下再也没有这么愚蠢的了。要知道，"精选贤良"远远胜过修筑长城啊！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这篇文章中，通过亲历长城和对秦始皇的反思，感慨道："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失去民心，一意孤行，即便有伟大的长城，即便能抵御千军万马，灭亡也是不可避免的啊！

长城的路很滑，陡的地方，已经结了冰，人只有把住旁边的扶手，才能一步步费力地攀登上去。而下来的时候，则是更加艰难了，就是紧紧抓住旁边的扶手也不行，滑倒的就不计其数了。不过，人们还是相当的快活，一有人倒下去，立刻引来一阵欢笑。

一个女孩子一下子摔倒了，好像摔得很重，她的男朋友把她扶起来，她一边咧着嘴一边说，"要知道这么艰难就不来了。"他的男朋友说，"这还叫艰难？古人修长城的时候，那才叫艰难呢。"

我吃惊地看了这小伙子一眼，这样的话从一个年轻人的嘴里说出来，实在不容易，因为他不仅仅看到了长城的雄伟壮观，他还深切地感受到了古人修筑长城时所付出的艰辛，以及生命的代价。

是啊，人们游览长城，常常只看到了长城的雄伟，并且激发起爱国的热情，这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千百年前，那些修筑长城的民工们，他们顶着烈日，冒着风雪，用裸露的肩膀，滴血的双脚，艰难地把巨大的石料和青砖，一步一步抬到山顶，一块一块垒成今日的长城。他们的身边，就是刚刚倒下的伙伴，他们的脚下，就是裸露的白骨。

风的呼啸声中，我听到的不仅仅是勇士们刀抢的厮杀，我也听到了在皮鞭的驱赶下，民工们悲愤的号子，还有孟姜女那悲戚的哭声。

我惊异一位不知是不是专家的人说过这样一段话："说到孟姜女哭长城，我想，正是前述我国人民缺少公共事业观念的表现。其实，修长城不得人心，修大运河、修人工渠、修黄河水利，在当时的百姓看来，又有哪件是得人心的呢？修长城被民间广泛反对一点不奇怪，《塞翁失马》中，塞翁为儿子在匈奴进犯时可以当逃兵的洋洋得意，历经千百年只有赞同者而无质疑者，一个不问情由地赞美逃兵赞美逃避责任的民族，一个罕有例外一概反对服兵役的民族，反对修长城的态度是非常正常的。而在今天，以思想独立的文明分子自居，不问情由地站在同情这种非现代观念的一边，倒是件让人惊诧的事情。批判长城在今天也是件媚俗的事情了。"

第34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5)

多么高屋建瓴的观点，多么精辟深邃的论断，多么具有现代观念的思想，我真的有些怪罪陈胜和吴广了，如果没有你们的起义，就不会有天下大乱，就可以让秦始皇从容地把长城修完。那么，今天的长城将会是更加壮观了。还有那位孟姜女，不从国家的大局出发，不为民族的利益着想，好不容易修起来的长城，却被你给哭倒八百里，这不是破坏"公共事业"的历史的罪人吗？

还有那些修筑长城的劳工们，以及那些怨声载道的百姓，你们没有为民族大业而献身的精神，缺乏为国家利益而吃苦的勇气。要知道，你们正在从事的是前人从来没有从事过的伟大事业，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图伟业。当后人登临你们用生命和白骨堆砌起来的万里长城的时候，他们会大声地赞美你们的勤劳和勇敢，聪明和智慧，你们应该感到骄傲才是，你们应该慷慨而赴死才是。

但是，这样的话，说得通吗？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中，长城总是和暴秦连在一起的。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在《史记·陈涉世家》中，陈涉愤然说道："天下苦秦久矣。"并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始皇："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唐代的《贞观政要》中也说"始皇暴虐，至子而亡"。史书中这样的评价，不胜枚举。

为什么少有人说秦始皇的好话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之后，没有顺应历史，没有顺应民心。百姓苦于战乱，多思安定，而秦始皇统一之后，不去休养生息，不去发展生产，却反其道而行之，举全国之力，筑长城，修驰道，造陵寝，建宫殿。仅咸阳周围就"建有宫殿270多座，行宫关外400多座，关内300多座。"难怪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

为了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秦始皇设立酷刑，并花样百出，仅死刑就可分为斩、戮、车裂、弃市、枭首、腰斩、生埋、赐死、夷族等等十余种之多，甚至不惜株连，一人死罪诛及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视人命如草芥，以致民怨鼎沸。

为了钳制人民的思想，他视思想为异端，视知识分子若死敌，他焚书坑儒，摧残文化，剥夺人民群众说话的权力，表达思想的权力。然而，这种严酷的统治，不但没有让他实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的理想，反而使他一手创建的大秦王朝，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仅存一十五年。

其实，在老百姓的口中，长城也是和无道联系在一起的。

第35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6)

公元前221年，有一块陨石从天而降，有人趁机在上面刻了一句话，诅咒秦始皇："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龙颜震怒，立刻派御史严厉追查刻字的人。结果没有追查出来，于是秦始皇便将陨石附近的老百姓全部处死，然后毁坏刻字的陨石。这件事上，民心所向，已露端倪。

还有一个千百年来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这个故事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修长城的否定和对秦始皇暴政的不满。在这个故事中，不仅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八百里，它还对秦始皇进行羞辱，以解百姓心头之恨。故事说，秦始皇被孟姜女的美貌所动，要封她为正宫娘娘。孟姜女强压仇恨，将计就计，要秦始皇答应她三个条件：一是找到丈夫范杞梁的尸体；二是要为其夫举行国葬；三是要秦始皇为范杞梁披麻戴孝，打幡送葬。唐代的一位和尚，法号叫禅月大师的贯休，有感于孟姜女的故事，写了一首《杞梁妻》的诗："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这个故事，也许仅仅就是个故事，但是老百姓却宁愿相信它是真的。所以，他们在山海关附近的一个山头上，为孟姜女修了坟、建了庙，据说是文天祥还写下了这样的一幅对联："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其实这就是来自民间的声音，这就是老百姓的愿望。他们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故事，通过修建孟姜女的庙宇，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对暴秦的谴责。

不光是孟姜女的故事，清代《房县志》中还记载了一个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原来，他们的祖先是秦代筑长城的劳工，为了逃避修筑长城而逃入深山老林。尽管过去了许多年代，但他们对秦始皇，对修筑长城，仍然心有余悸。见了面他们就会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么？"如果你吓唬他说："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他们就会望风而逃。这个故事虽然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政治笑话，但却发人深省。

其实，在中国文人的笔下，长城也并不是美好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三国时那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陈琳，他写了一首《饮马长城窟行》，其中就有"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这样惊人的句子。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对秦始皇修长城进行鞭挞的诗文，千百年来，不胜枚举，不绝如缕，其中又以唐代为最。

他们有的写那些筑城劳工的苦难的。如王翰的"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黄昏塞北无人烟，鬼哭啾啾声沸天"。晚唐诗人于的"岂将版筑功，万里遮胡虏。团沙世所难，作垒明知苦。死者倍堪伤，僵尸犹抱杵。"所描写的惨象，令人目不忍睹。诗人王建写道："长城窟，长城窟边多马骨。古来此地无井泉，赖得秦家筑城卒，征人饮马愁不回，长城变作望乡堆。"

第36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7)

他们有的写天下百姓对修筑长城的怨恨。如鲍溶的"蒙公虏生人，北筑秦氏冤。"崔湜的"容颜离别尽，流恨满长城"。陈标的"金鞍玉勒无颜色，泪满征衣怨暴秦"。诗写得催人泪下。

他们有的就修筑长城和大秦王朝的兴衰，提出自己的观点，发人深省。唐代那个"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人王翰写了一篇《古长城吟》，他说，"富国强兵二十年，筑怨兴徭九千里。秦王筑城何太愚，天实亡秦非北胡。"他认为秦始皇修长城其实就是一个愚蠢的举措，就是筑怨于民，就是自掘坟墓。

还有一位叫胡曾的诗人，在他的《长城》诗里就说得更明白了。他说"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尧舜没有修长城，但是天下太平，百姓拥戴。秦始皇给老百姓造成那么多苦难，到头来，推翻他的力量来自萧墙之内，枉筑了一座防胡的万里长城啊！

还有那位写《阿房宫赋》的杜牧，更是语出惊人。他说，"广德者强朝万国，用贤无敌是长城。君王若悟治安论，安史何人敢弄兵。"在他的眼里，什么是长城？如果治国以德，任用贤才，关爱百姓，这才是真正的长城，有了这样的长城，天下谁还能打败你呢？

在唐代，不仅仅是诗歌，还有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徐彦伯的《登长城赋》和陆参的《长城赋》，这两篇文章，读来如慷慨悲歌，一咏三叹。尤其陆参的《长城赋》，可与杜牧的《阿房宫赋》相媲美。

陆参一开始便用急促的节奏写道："千城绝，长城列，秦民竭，秦君灭。"接下来写民工之苦，"时若炎风炽烈，川原尽竭，枯肌外焚，内火中竭"；"民之既酷，载僵载仆，饥兮不粟，寒兮不服，病不暇休，虮不暇沐，基人之骸，压人之肉，少者不遑，老者不复，秦民呜呜，向城而哭"；进而写修筑长城给整个社会造成的灾难，"巷无居人，田无稼民"，"其伤财也，极民之赋，虐民之赂，糊口而供，赤立而赴"；接着写老百姓对秦王朝的愤恨，"闻之者攘臂而切齿，睹之者涕泣而长叹。"最终的结果是，"城未毕也，而秦已无，""本以为御，而反以为亡者哉！"写得情真意切，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我就想，这些伟大的诗人们，他们不爱自己的祖国吗？他们不爱自己的民族吗？他们不爱自己的优秀文化吗？他们不知道长城是一个奇迹吗？他们不知道长城会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吗？他们可能不知道，但他们知道的是，他们不能爱一个不拿人的生命当一回事的君王，他们不能爱一个残暴专制的帝国。他们有一颗悲悯的情怀，他们不是一味地歌颂，他们以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良心来评判历史，他们以最起码的道德来衡量君王。他们是真正的诗人，他们的作品比长城还要伟大，因为他们抒发的是人民的心声。

第37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8)

其实，对长城的大面积的歌颂，不过是近些年的事。个中原因一个是中华民族遭遇外侮，特别是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长城便成了中国人民顽强抗日的象征，正像当年的《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国歌》中所唱的那样，"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个时候，长城对鼓舞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长城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象征，寓意着人民解放军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然而，这时的长城，已经不是秦始皇所修筑的那个长城了，而是赋予了全新意义的精神的长城，文化意义上的长城。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肯定。文革期间，毛泽东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并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后来还写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这样的形势下，秦始皇登上大雅之堂，渐渐地伟大起来，他修的长城便也更加地辉煌了。这时候，当人们登临长城，伟大和壮观便横空出世，秦始皇的罪恶和人民的苦难被淡化，并渐行渐远。

长城蜿蜒于山脊之上，确实像一条巨龙。对一个喜欢龙的民族来说，对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得上长城能让这个民族得到更多的慰藉呢？还有什么能比得上长城能给这个民族以自信呢？但是，龙究竟给中华民族带来多少福祉？尤其那位被称为祖龙的秦始皇？

我们过于赞美长城了，我们过于热爱长城了。其实，长城和其他的文物一样，我们爱它，不过是因为我们赋予给它太多的意义。然而，不能因为我们给长城赋予了意义，便漠视古人付出的生命；不能因为我们认为长城伟大，便不准别人对它有半点的非议。不能因为有意义，便剥夺人的尊严；不能因为寄托了理想，便漠视人的生命。

我们说，长城其实并不是一个奇迹，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并不高，因为它并没有什么不解之谜。人们之所以对其惊叹，就是因为它的规模过于宏大，就是因为它花费的时日过于久远，就是因为要建造这么一座万里长城，要付出太多太多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封建专制的大国，任何一个不顾人民死活的帝王，都可以建造出来。这样的奇迹，其实不要也罢。

我们说，长城其实并不伟大，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并不是来自于长城。尽管长城会增加我们的自豪感，尽管长城会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尽管长城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尽管长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是，如果和自由女神相比，我想，全世界的人都会宁要自由女神而不要万里长城！

第38节："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9)

我们说，长城其实是罪恶的产物，是因为秦始皇不顾国力，强民所难，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长城不但没有给国家带来安定，反而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所以，如果把长城的抵御功能和老百姓为此而付出的惨重代价相比，我们宁可不要长城。

我们说，长城其实并不美，我们不能因为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为今天的国人带来巨大的便利便对隋炀帝大加赞美；我们也不能因为秦始皇修筑的长城满足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便把长城说得天花乱坠。其实，长城就是长城，它不过就是一堵很长很长的墙，一堵逐渐坍塌和早已失去使用价值的墙。

我们说，长城如果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警示的意义。长城在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统治者，不管其是以国家的利益，还是民族的大业为借口，只要是不顾国力，不顾人民死活，劳民伤财，大兴土木，都只能落得一个"城未毕也，而秦已无"的悲惨结局。

但是，长城毕竟还是存在了，长城毕竟还是修建了，长城毕竟还是我们古代建筑师和广大筑城民工用生命和苦难建造起来的，长城毕竟还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精神的寄托，长城毕竟还有其考古的意义，长城毕竟还有其旅游的价值，长城毕竟还是世界独一无二，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进行保护。

我很喜欢鲁迅先生的一篇短文，题目叫《长城》，还不到两百字，这里不妨全文录下：

伟大的长城！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鲁迅因为死得早，所以他没有再改变自己的观点。

第39节：俯首甘为孺子牛(1)

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先生有一首《自嘲》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这是鲁迅先生的诗作中最广为流传的一首。其原因，大概是因为这首诗曾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的缘故吧。

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从此，毛泽东对这句诗的理解，就成了我们对鲁迅先生这首诗的最权威的解释。

中国人在写文章或讲话的时候，总喜欢引用一些古人的或今人的诗句，这种引用其实是不拘一格的，不必一定是原意，有时可根据自己的理解，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赋予原诗一种新的意境，这都是允许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为作者的诗词作注释的时候，就不能背离作者的原意了。所以，我在读鲁迅先生的这首诗的时候，感觉好像不是大家说的那个意思。比如诗中的"千夫"，就不一定是指反动派，我感觉好像应该是反对派，也就是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因为在鲁迅曾批判过的人中，有些人后来竟是我们文艺界德高望重的领导，有的竟是我们敬重的成就斐然的大师，这些人既不应该是敌人，也不应该是反动派。至于"俯首甘为孺子牛"，我想，鲁迅未必想到一定要做人民的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虽然他说过，"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这样的话。但从鲁迅这首诗的本身来看，因为环境的不好，他便不想在闹市中抛头露面，只想躲进自己的小楼里，像齐景公那样，和孩子一起快乐玩耍，为孩子做点事情。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干脆回家抱孩子去"。有点像孔夫子那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意思。但是，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非要想到要对反动派横眉冷对，甘作人民的孺子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是另一回事。

不过，本文并非旨在讨论鲁迅先生的诗，而是想就当父亲的如何心甘情愿地给儿子做"孺子牛"的话题，谈谈自己的一点心得。

"孺子牛"这个典故来自《左传》，书中说，春秋时，齐景公有个小儿名叫孺子，父亲非常疼爱他，经常和他一起玩耍。有一次，齐景公趴在地上，口里衔根绳子，让孺子把他当牛骑。一不小心，儿子从"牛"背上掉了下来，那根衔在口里的绳子居然把老爸的牙齿都折断了。后来大臣鲍子听说了，便开玩笑地对齐景公说："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 一国之君能做到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足见他有多爱他的儿子。

但是，如果我们就此得出论断，说齐景公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那就未免过于武断了。齐景公之所为，在帝王当中，其实算不得什么，只是小儿科，哄孩子玩玩。而《战国策》中有一故事，叫《触龙说赵太后》，那里面的那个赵太后，深明大义，对儿子的爱其实要比齐景公高出许多倍来。

那个故事说，战国时，赵太后刚刚接管政权，秦国就趁机打了过来。赵国无奈，只好向齐国求援，齐国说："出兵可以，但得让你的儿子长安君到我们这来作人质。"赵太后哪里舍得，于是众臣便力劝，太后生气了，对大臣怒道："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那时候的女皇还是比较仁慈的，不像后来的武则天、西太后，动不动就要人家的脑袋，这赵太后顶多就是想把唾沫吐到你的脸上而已。

第40节：俯首甘为孺子牛(2)

不过，被一个女人吐一脸的唾沫也还是很没面子的，还不如被杀头。于是怕失去尊严的那些大臣们便都不说话了。而这时，一位官居左师名叫触龙的老头，却很有办法，假装来和太后唠家常，慢慢渗透，一点点开导，最后竟然让那位固执的老太太恍然大悟，高兴地说："诺，恣君之所使之。"意思就是说，"说的有道理，就听你的，派他去作人质吧。"于是为长安君备车百乘，送到齐国去了。齐国于是派兵救赵，长安君立了大功。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赵太后想明白了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她是真的爱长安君，是真爱，就要为长安君计长远。所以，触龙的那一番话必然就会打动她。触龙说，历代国君的子孙都被封为侯，而被封为侯的那些人的子孙，几乎没有继承他们的爵位的，其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的子孙不好，而是因为他们的子孙地位尊贵，却无功于国；俸禄优厚，却毫无劳绩。而他们手里反倒握有象征国家权力的器物，等着接班掌权，这怎能不充满危险呢？现在你让长安君地位尊贵，把肥沃的土地封给他，赐给他很多象征国家权力的器物，可是不趁现在使他有功于国，有朝一日您不在了，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立身呢？"

所以，为了子孙能够在这个国家安身立命，受到臣民的拥护和爱戴，就必须给他创造一个立功的机会，锻炼的机会，老是守在身边，怕这怕那，将来如何做得了一国之君呢？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赵太后便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儿子派到国外去了，尽管危险，却也值得。

其实，做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后来很多领导人都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让儿子得到锻炼。毛泽东不但把儿子派到前苏联，还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回国后，毛泽东还把他送到农村，解放后还派到朝鲜前线。包括今天的英国女王也是如此，她把儿子送到军队去当兵，还去了伊拉克，其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多长见识，得到锻炼。说心里话，儿子上了前线，哪个作父母的能不提心吊胆，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但是，一想到他们将来要安身立命，要有所作为，作父母的担点心就担点心吧。

不过，这位赵太后毕竟是在触龙的劝导下才把儿子送出去的，假如没有一个触龙这样的一个人物出面，或者触龙也怕被唾一脸唾沫，恐怕赵国就危险了。

所以，以后的帝王们极少需要人劝，自己早早地就为儿子谋划好了。拿唐朝的李世民来说，这个人就很了不起，他不但经常创造条件让儿子得到锻炼，还用尽心机，为儿子的将来选一个好的帮手。

据《新唐书》记载，唐太宗手下有一大臣，叫徐世，字懋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那个徐懋功。他忠心耿耿，才华出众，跟随太宗打天下，立了许多大功，被赐李姓，叫李世，因犯太宗讳，便叫李。唐太宗非常看重他，千方百计笼络他，目的就是一个，在自己百年之后，"可托大事"，辅佐自己的儿子。有一次，徐懋功有病了，太医说，他这个病，得用人的胡须灰来治才行。太宗二话没说，立刻用剪刀剪下自己的胡须，亲自和药。徐懋功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病好之后，立刻入宫向皇帝致谢，跪下去，顿首流血。唐太宗说，"你不要谢我，我这样做，是为了国家社稷呀！"这话说得多好，那意思是你徐懋功对我这个大唐来说太重要了。一个臣子在皇帝的眼里居然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你想，徐懋功他能不竭尽全力吗？接着唐太宗又留他吃饭，对他说，"我想来想去，将来我不在的时候，可以托付幼主的人就只有你了。你当年不肯背离李密，现在大概也不会辜负我的。"这样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怎么能不让徐懋功感动呢？接下来，徐懋功喝醉了，唐太宗还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徐懋功盖上。一个君主如此待一个臣子，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吗？我对你好，换来你对我的儿子好，真是为了儿子不惜俯首甘为臣子牛啊！

第41节：俯首甘为孺子牛(3)

但是后来事情又有了变化，唐太宗临死之前，突然找个茬，把徐懋功贬职，派到叠州作都督去了。这是为什么？其中自有奥妙。我们还是听听唐太宗自己怎么说的吧："帝疾，谓太子曰："尔于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意思就是说，太子你呀对徐懋功没有什么恩德，所以，我就找个理由把他给贬了。你当皇上的时候，要马上任命他做仆射，提拔他，重用他，就会有恩于他，那么他就会感激你，死心塌地辅佐你了。"后来高宗即位，果然遵父命，提拔了徐懋功，又给了一大堆官职。太宗的时候，徐世的画像就已经上了凌烟阁了，但是高宗又命人给他画像，亲自写评语。听说他骑马摔了脚，高宗把自己所乘的马赐给他。徐懋功真是幸运的，因为他遇上了唐太宗这样"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皇上。

然而，同样是为了儿孙，明朝的大臣们，就没有徐懋功那样的幸运了。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明太祖朱元璋便是这样，他当上皇帝后，便大开杀戒，把当年和他一起打天下的那些哥儿们，一个个都砍了脑袋。太子朱标有些看不过去了，觉得父亲有些过分，便向父亲进谏说："皇父诛夷太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当时没说什么，可第二天，便把朱标叫来。朱元璋把一个棘杖扔在地上，令太子拾起，握在手中。这棘杖上面满是刺，如何能握在手里？见太子面露难色，朱元璋笑道："朕令汝执杖，汝以为杖上有刺，怕伤汝手，若得棘刺除去，就可无虞。朕今所戮诸臣，便是为汝除刺，汝难道不明朕意么？"

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些大臣们于国有功，我可以管得住他们，如果我不在了，他们居功自傲，还会听你的吗？就像这根棘杖，如果上面全是刺，你就无法拿在手里，硬要去拿，就会刺痛你。如果把上面的刺全都剔除，你就很容易拿在手里了。我之所以把这些大臣一个个都除掉，就是在为你除刺，难道你还不明白老爸的良苦用心吗？

应该说，那些老臣都是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能没有一点感情吗？但为了儿子，朱元璋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俯首甘为孺子牛啊！

不过，朱元璋杀掉的还是臣子，还没有到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放过的地步。这一点，汉武帝当属"俯首甘为孺子牛"中最牛的一位了。

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巡狩时经过河间，有人对汉武帝说，此地有奇女子。汉武帝虽然年纪大了，但对女人还是很感兴趣的。于是汉武帝马上派人寻找，找到后，这奇女子两手握拳，伸不开，汉武帝就亲自为她展开指掌，并为她起个名字叫"拳夫人"，后因住钩弋宫，便又称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年轻漂亮，大受宠爱。在汉武帝70岁那年，给汉武帝生了儿子。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据说钩弋夫人怀孕14个月才临产。汉武帝喜欢得不得了，有心把皇位传给他。

第42节：俯首甘为孺子牛(4)

按我们普通人的想法，儿子要当皇帝，母以子贵，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事情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史记·外戚世家》中记载，有一天，汉武帝莫名其妙地对钩弋夫人发火，并严厉斥责，吓得钩弋夫人急忙跪下，磕头请罪。汉武帝命令卫兵将钩弋夫人押出去，钩弋夫人大哭求饶，汉武帝却厉声喝斥道："快拉走，你别想再活着了！"据说钩弋夫人死的时候暴风扬尘，百姓感伤。殡殓之后，她的遗体整天散发着香气。

一个人如果智商太高，做的事别人就无法理解。所以，为了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伟大和英明，他迟早还是要把真相讲出来的。有一天，汉武帝闲居，问左右说，"我杀掉钩弋夫人，听到有什么议论吗？"左右如实回答道："大伙都说，圣上要立钩弋夫人的儿子，为什么还要杀掉他的母亲呢？"汉武帝得意地说："是啊，你们这帮蠢才永远都不会明白。往古国家之所以多生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儿子太小，母亲太年轻，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擅自专权，没有谁能约束得了她。吕后的事情你们不是都听说过吗？"

汉武帝之所为在今人看来，实在有些让人毛骨悚然。但是在古时候，却赢得很多人的赞赏甚至效法。那位为《史记》作补的褚少孙先生就对汉武帝的做法赞不绝口，他说："岂可谓非圣贤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故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谁说汉武帝不是圣贤？他这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是一般孤陋寡闻愚蠢至极的腐儒们所无法企及的呀！

古代帝王为子孙计，到汉武帝这儿，算是登峰造极了。只要是对儿子有利，只要是对江山有利，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其实，汉武帝是非常宠爱钩弋夫人的，按她的儿子5岁登基算起，她死的时候，也就20岁左右，用现在的年龄衡量，也算得上是花季了。只是她死的时候，汉武帝没有把话跟她交代清楚，说是你是为儿子而死的，是为大汉江山而死的，死得其所，以致不知自己究竟错在哪里，不明不白地就死去了。不过汉武帝也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他晚年实在太喜欢钩弋夫人了，但是没办法，为了儿子，当老爸的，也该做出点牺牲吧？

据说汉武帝常常思念钩弋夫人，为她专门在甘泉宫修筑了一座通灵台。这台上经常有一只青鸟往来，大概就是钩弋夫人的化身吧，不久，汉武帝也去世了。

第43节：政治装饰品"的心曲(1)

政治装饰品"的心曲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岳麓书社开始出版一套名为"海外名家名作"的丛书，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等是这套书最先推出的，而《蒋廷黻回忆录》虽早已列入出版计划 ()①，却一直延宕，直至2003年9月才由岳麓书社出了第一版。其中曲折从《蒋廷黻回忆录》书前所附的"出版说明"中可见端倪，不知出自何许人之手的"出版说明"中充满了这样一些欲说还休的词句：诬称，错误与偏差，不符合历史事实，从保存文献原貌提供第一手资料的角度出发，云云。开卷就要给读者某种提示或暗示，这种阅读注定无法轻松了。可是在我将此书拜读一过之后，涌上心头的首先却是"不过尔尔"的感觉。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坛上，涌动了一股"学者从政"的小小浪潮，胡适，和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史学家蒋廷黻都是个中代表。蒋廷黻在国民政府中除前期担任了一段为时甚短的政务院处长职务以外，一直从事外交工作，直到1965年在台湾"驻美大使"的位置上退休。在当年和他一起应蒋介石之邀从政的学者中，他算是唯一"有始有终"的一位。《蒋廷黻回忆录》系作者退休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口述自传的中文译本，尽管因作者的突然逝世，"口述自传"仅完成了大约一半，但就这完成的一半（从清末写到1940年）而言，正是近代中国剧烈变革的时代，以作者学界、政坛有影响者的身份，他的视角应该是独特而具穿透性的，比如我最想知道，一个由号称最革命的政党建立起来的政权，为什么总是摆脱不了前现代的阴影？它的官僚机构运作效率之低举世公认，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像蒋廷黻这样一些具备现代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的文化名流参与到国民政府的行政事务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但坦率地说，《蒋廷黻回忆录》在这些方面所能提供的意味深长的消息太少了点。当作者在进行口述自传时，以其阅历和理论素养，加上在野之身，是非得失本来应该了然于胸的，可是我辈在阅读过程中，总感到他还在有意无意维护某种法统，叙事只有梗概，几乎没有平实生动的细节，也少见作者个人与世沉浮中的切身之感。也许这是作者多年外交官身份的自觉？毕竟，外交官是讲求字斟句酌谨言慎行的。

正因为对《蒋廷黻回忆录》不满，我眼光又落到了另一位"学者从政"的代表人物--曾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身上。何廉先后在蒋介石政府中担任过行政院政务处长、经济部次长等职，《何廉回忆录》 ()①和《蒋廷黻回忆录》一样，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传记科研计划的一部分。说来何廉从政，与蒋廷黻还颇有关系。何、蒋二人曾是留美的同学，1926年至1929年又成为南开大学的同事，据何廉的自述，"我和蒋廷黻十分友好，对他的意见我总是感觉尊重的"，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当蒋廷黻1936年在国难日深的情况下，劝何廉接受国民政府的邀请，出任他自己曾经担任过的行政院政务处长一职时，何廉再一次尊重了蒋廷黻的意见。而在此之前的1934年，何、蒋二人同上庐山拜见蒋介石的一幕也很有意思，二人事后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追忆自己与这位当年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初次见面的情景，都"印象颇佳"。《何廉回忆录》中写道："他注意听我讲，看来十分耐心，又非常礼貌，印象中他迫切想听独到的见解"。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则说："他的态度极为得体，使我既不感到拘束也不致完全放纵。……看得出他有坚强的意志，对于重要工作，能够全力以赴。"《蒋廷黻回忆录》中难得地记下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因蒋廷黻和何廉是湖南人，蒋介石在谈话的开始便恭维说"湖南是出大人物的地方"，而蒋廷黻显露了他的外交家潜能，立应曰：虽然湖南过去出了一些伟人，但是现在的中国伟人却多出自浙江。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上，《何廉回忆录》和《蒋廷黻回忆录》在惊人相似的开端之后，很快渐行渐远，此后我们在《蒋廷黻回忆录》中几乎再也读不到他对蒋介石的评价，而何廉则在自述中对蒋所下的判断越来越多，而且越到最后，负面评价越多。如果蒋廷黻不是出于有意淡化口述过程中主体意识的目的，那我们得说，何廉在这场学者从政运动中似乎更加投入，他深深地被裹挟进了一部巨大的官僚机器中，感同身受分外真切，看问题也深入、切实得多。《何廉回忆录》中专列一章讲作者本人看到的"中国权力内幕"，《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论述"南京政府的结构和运作"时特地引用了何廉的回忆："总司令走到哪儿，政府的真正权力就到了哪儿。就权力而言，他主宰一切。"何廉所在的行政院本来是最高行政机构，而何廉发现，几乎每份重要的报告，都首先到了蒋介石的驻地办公室，决定是在这些办公室作出的，行政院等着的只是去"采取正式和公开的措施"。何廉在此处用了"发现"一词，透出的书生气让人感慨。《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于是提醒我们，在考察南京国民政府的运作时，把目光投在这个政府的架构上，诸如立法院与行政院关系如何等等问题上并无多大意义。这种种制度形式终究只是形式，这样的政府终究只是一个前现代的政府。作为最高权力化身，蒋介石在中发挥的作用自然是最重要的。据何廉观察，蒋的作风是"办什么事，作什么变动，只要他认为怎么方便就怎么办。……他随身总带着一支红铅笔和一叠纸，如果他认为该作出决定或给哪位来访者一笔钱，他会立即签发一项有关的手谕。"何廉和蒋接触不久便给蒋下了这样的断语：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办事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第44节：政治装饰品"的心曲(2)

像蒋廷黻、何廉这样的学者名流进入政府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海外有人称蒋廷黻为"民国学者从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①，不过我估计这种立论是以1949年后蒋氏的"事功"为基础的，至于1949年之前，蒋的主要角色是驻苏联大使，而在这个位置上，似乎看不出他有何了不起的创获。相形之下，何廉在任经济部次长、农本局总经理、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期间的工作倒颇值一叙，比如成立农业合作社、建立农业合作金库，为农民恢复生产提供贷款等等，而他为稳定战时后方粮价所作出的努力及其失败更充满了悲剧意味。何廉是个经济学家，他当然看到了米价上涨甚至出现米荒的重要原因不是缺米，而是执行了错误的金融政策，这仍然还是个经济问题，随着战争的持续，大米供应、分配和价格问题会继续存在，不仅一个小小的农本局无法全部解决，中央政府也难有善策。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员则习惯于用威权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砍掉几个人的头就能够威慑大多数人"，从而稳定粮食市场。政府后来果然为此杀了不少人，包括成都市长，而危险的境况却并未获得改观。政府转而要求何廉动用农本局仓库的米投放市场平抑物价，受到了何的抵制，因为这些米属于农民，要征用须得照市价付款，政府却不想这样做，政客们唱起了国难时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高调。何廉面临着空前的压力，最高领袖也表示不满，直至农本局被裁撤。战后重建中，本来对政治心灰意冷的何廉不好意思拂老友翁文灏 ()①的面子，出任经济部副部长，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建设的观点根本未得到尊重，他认为政府应立即将接收的轻工业交给私营企业经营，努力限制官僚资本及政府干预，他仿佛懒得理会经济政策制定后面的利益集团的庞大阴影，当然又是无功而返，后来国统区经济崩溃的结局已经埋下了……这是一场现代和前现代的冲突，窃以为那一代学者名流从政的悲剧底蕴也就在这里。满怀救世热忱的何廉不得不承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装饰品"云云堪称一语中的。在任何一个政府里，都需要各种各样的人物，即使是被世人目为"僵化"、"腐朽"的蒋介石政府，对那些特别有清望和特别有才干的人也不会完全拒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庞大的官僚机器在进行一种自调剂。但正如何廉所觉察到的，蒋介石"看重"翁文灏、蒋廷黻和他自己也许是真的，但可能从未真正信任过。像何廉这样没有党内派系背景的技术官僚在政府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几乎是注定的，制度，上司，同僚，还有官场上种种无声无臭却又无处不在的东西，都形成了强有力的掣肘，"有劲无处使"、"有理说不出"便成为何廉们一种普遍的状态。何廉后来回忆这段从政经历时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他的失望是很深的。

第45节：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1)

在对自己从政生活的回顾中，蒋廷黻和何廉二人风格迥异，一大处着眼字斟句酌，一不避细节平实坦率，相似点很少。不过我注意到他们二人都提及了与个人操守有关的故事，且内容大同小异：二人进入仕途后，面临着亲戚朋友的各种请托，蒋的弟弟的小舅子、何的母舅都要求"做了大官"的亲戚给他们谋一官半职，二人的态度相同，私人能够办到的事尽量办到，但不能把国家名器作为私人酬应的礼物。二人回忆这些经历时并没有特别渲染，在他们这种教育背景下的人看来，这也不值得渲染，但我读来却不禁有些感慨，蒋、何都是具备现代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的人，如果在一个政府里最终只能以个人操守彰显，仿佛又回到了旧时清官的角色，这叫人说什么好呢？

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

1948年是朱自清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对于一个学者、作家，这意味着思考和创作的终结，对于曾经从其思想文化遗产里受益的人，意味着深长的思念和不尽的感戴。但朱自清1948年的意义绝非仅止于此，因这一年里他的某些言论、文字和行动，他被塑造为接受人民呼唤，终于从象牙之塔里走出的斗士，其晚年的"选择"和"转变"被界定为知识分子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宏大命题。

194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在朱自清的生命年轮里，又发生了什么？

按照通行的说法，1948年是两个阶级搏斗初见分晓的一个特殊年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论他们曾经持何政治立场，一个旧时代即将被埋葬，这一点，哪怕终日兀坐书斋不问世事的人都会有所感知。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摆在了面前，这就是面对这样的历史巨变与转折，你兴奋也好，沮丧、惶惑也罢，无法回避选择。1948年的特别意义还在于，这一年，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的失败使国统区物价上涨势头一浪高过一浪，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面临着物质条件的困窘和生活状况的恶化。

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各种变化都不意外，只是这种变化往往有辐度大小之别、微调和巨变之异。朱自清属于哪种呢？朱自清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不仅缘于天性，也是客观环境所致。朱自清最初以新文学家出名，后来却长期在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是有压力的，充满了焦灼感，这种压力驱使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到学术研究上。当然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没有政治倾向。朱自清的政治倾向，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个"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承认现有的秩序，认为这种秩序是保持"平静"的要素，但也可能因现实的刺激偶或流露不满，并对秩序的反抗者部分地表示同情。当然，最重要的，这种人始终珍视个人的自由，对所有以各种名义挤压个人空间的企图敏感而充满警惕。

第46节：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2)

虽然长期在象牙之塔里，但朱自清诗人般的敏锐感受并未完全钝化，他也意识到了可能的时代之波，并努力尝试去适应。于是晚年朱自清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读书，1948年前，在朱自清的书单上除了经典旧籍，就是同辈学者的研究著述，可1948年1月朱自清开始读《大众哲学》，月底便读完了，并在日记中评价道："甚有说服力"；7月份又读一本名为《知识分子及其改造》的通俗读物，称赞"它论点鲜明，使人耳目一新"；这位向来以诗一般的抒情散文著称的新文学家，还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阅读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有才的变迁》和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的情景，称赞赵的小说是一种"新体裁的小说"。这时候朱氏的写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他开始讨论"朗诵诗"和"标语口号"这些原本在学者教授视野之外的东西。他强调以"政治性"和"群众性"见长的朗诵诗"应该有独立的地位"；一边批评代表集体力量的标语口号是非理性的起哄，但又说："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

朱自清晚年变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扭秧歌"。秧歌这种革命的符号虽然很受有左翼倾向的学生和大众的追捧，毕竟很难让国统区高等知识分子接受。于是朱自清的"扭秧歌"就显得特别醒目了。那些热烈赞颂朱自清"转变"的文章，最热衷提及的就是朱自清热情扭秧歌的意象：冯锺芸回忆，"在参加"五四"青年节的联欢晚会上，他加入青年们长长的行列，扭陕北秧歌，和青年学生的心贴得更近了。"柏生回忆，"特别使人记忆最深的是，一九四八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的那感人的情景。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格，亲昵地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朱先生呢，对这来自解放区人民大众化的演出形式和内容，十分喜爱，热情支持。他这种精神使在场的许多师生受到感动。" ()①"朱自清拥抱秧歌表示他要和旧的生活彻底决裂"，显然这就是所有回忆者要告诉我们的。应该说，因为秧歌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和图腾，而且朱自清本人对其符号意义肯定不会一无所知，所以这种解读自有其道理。但查阅朱氏日记，我们却看到了意外的文字：1948年元旦，朱自清写道："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深有感慨。"4月8日又记，"学生两次来请我们参加大饭厅的学生集会，他们还请我们在临时搭起的台上扭秧歌。大众的压力确实不得了，使我整晚上感到不安。"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朱自清？"感到不安"的朱自清和"扭秧歌"的朱自清当然还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珍视个人自由的知识分子，对那种集体的威压怎么可能不"感到不安"？那么他为什么不当面拒绝？除了此时的朱自清多少带有一点民粹倾向，对原本是民间文艺形式的秧歌有了解之欲望外，似应更多地从其性格特点上去分析。朱自清是个外圆内方的人，待人随和，不愿拂人面子，但这在很多时候并不代表他自己的真实想法。其早年日记里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一个他很不喜欢的人向他借钱，他借后，在日记中大骂那人是"下流坏"。按照一般分析，你不喜欢他，不借就是了，可朱自清不愿如此，借了又不甘心，于是转而向日记发牢骚。这种似乎有悖常理的做法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朱自清的性格。他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后也是如此，经常有学生请他讲演，并且题目都给拟好了，朱自清不高兴，但几乎每次还是去了。

第47节：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3)

读了朱自清与秧歌有关的日记，又明了其性格特点之后，回头再看回忆、解读朱自清扭秧歌的文章，是否都不同程度地有"过度阐释"之嫌呢？

因为"扭秧歌"，许多人盛赞朱自清晚年"表现得十分年轻"，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找到精神皈依的人的自然心态。但透过另一种个人色彩强烈的文本--旧体诗，我们就会发现一片"悲凉之雾"。1948年2月，时在病中的朱自清看到吴景超夫人龚业雅的一篇散文《老境》，其中的萧瑟况味触动他写下了一首七律：

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

衰疾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

室人相敬水同味，亲友时看星坠光。

笔妙启予宵不寐，羡君行健尚南强。

诗中的衰飒之气是一个稍有旧文学修养的人都能体味出来的，难怪当时传抄到俞平伯、叶圣陶那儿，这两位老友都为之"不怡"。细细想来，在1948年那个特殊的年代，缠绵病榻的朱自清的这种悲凉之感谁说不正是人情之常?

除了"扭秧歌"，晚年朱自清还有一件事为人艳称，这就是"不领美国救济粮"。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的始末，王彬彬先生有一文作过精细的考证，这里不赘。但有意思的是，因为此事，又因为一篇名文对此事格外论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篇名文关于朱自清的一段是这么说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自由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篇名文在革命史、思想上的意义不必多论。但有一个直接后果实在出人意料，这就是人们对朱自清之死的臆测。自朱自清1948年辞世至今，关于其死因，权威的说法是他"贫病交加而死"，而在不少仅仅读过像上面这篇名文这样文字的读者印象中，朱自清居然是"饿死"的。不必奇怪，笔者当年束发读书，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朱自清"饿死"的印象从何而来？那篇名文的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因素，因为那段话从形式逻辑上讲，的确可以理解为"朱自清要么领救济粮，要么饿死"，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朱自清最后没领救济粮，当然就只有"饿死"一途了。但文章的艺术不能硬套逻辑，事实上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是真，拒领也肯定会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没饭吃了。从根本上说，容易让人生出朱自清饿死印象的缘于另外一些大判断。什么样的大判断呢？朱自清所处的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的时代。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在那个黑暗时代里，岂止是知识分子，可以说除了达官贵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颇为艰辛。但是在这样的大道理的下面，在主流和大局之外，应该还有支流和个案，比如像朱自清这样全国有名的文化人，他的生活似乎还不会沦落到要被饿死的地步。

第48节：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4)

朱自清实死于严重的胃溃疡。这种病的起因与生活的颠沛流离有关，日寇侵华中朱自清所服务的清华大学曾几经搬迁；战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大大降低，这也是容易引发胃病的重要因素。但教授们的生活水准究竟低到了何种程度？是否瓶无储粟屡告断炊？恐怕也不尽然，查阅朱自清的日记，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被公认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是经常会有饭局，而且隔三差五就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打打桥牌，很难想象，一个空着肚子的人会有心思和闲暇去斗这样的巧智。可以认为，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处境不佳，但和大多数底层百姓相比，他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更不用说像朱自清这样名牌大学的教授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看不清世界大势，集中资源于内战，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波及，许多学生愤然冲出校门，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时如火如荼。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和所谓币制改革使经济接近崩溃，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不能不大受影响，知识分子也一样，但揆诸现实，我们就会发现知识分子所受的这种影响肯定要小于一般底层群众。《人民日报》的著名女记者金凤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回忆了1947年底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情景，"中午时分，学校食堂送来白面馒头和菜汤，一旁监视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嘲笑我们："你们吃得那么好，还成天喊反饥饿，你们挨饿了吗？"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为老百姓反饥饿。全国老百姓不是被内战拖入绝境了吗！" ()①学生们对特务的反击自然是有力的，但从中也可反证我上面的判断：在校学生的生活是像金凤描述的这样，教授生活如何岂非不言自明？

具体到朱自清，其实他应该是最不容易被联想到"饿死"这一凄惨图景的。不仅因为他的声望、地位和收入水平，也由于他的病。稍有常识的人就都知道，胃溃疡这种病对进食有很多顾忌，既要禁吃某些食品，更不能多吃，稍不注意，就会呕吐，使胃大受折磨。朱自清的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朱自清的辞世引发了国内的纪念热潮。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杨晦、冯雪峰和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邵荃麟主编）"同人"名义刊发的三篇纪念文章。这三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强调朱自清作为"自由主义作家"向"民主战士"转变的意义。于是晚年朱自清成了一个标本，他的选择被提升为"知识分子的道路"。

第49节：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5)

晚年朱自清究竟有无"转变"，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各有各的说法和理由，相形之下，讨论朱自清有没有"不变的"也许更有意义。什么为朱自清坚守如一始终不变？通过阅读他那些私人化的文本，窃以为，还是他自己那句"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的评价可以当之。他预感到了旧时代即将终结，自己也的确在努力去适应未来新的时代，但他是否就丢弃了一直被他所认同并坚守的某些终极价值？值得探究。

于是，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像朱自清（包括闻一多）这样向来被认为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在那一个大变动的时代里，他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当闻一多甚至不惜以生命与一个腐朽的政权相争时，他是否预见到了后来的一切……

1948年的朱自清有几分真实几分幻影，虽然人们喋喋不休，其实于逝者已经是无谓的事了，岂不闻"身后是非谁管得"么？

第50节：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1)

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

王国维之死，曾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解读者众，以至有人还专门编了一本《王国维之死》的专著，但迄今也没有一个以足够的证据和雄辩的推理作支撑，让所有关心、讨论这一事件的人都心悦诚服的看法。不过，在20、21世纪的转换年头，蔡仲德先生连续写作了四篇文章，论定王国维之死是为了"殉清"，他说："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陈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说可谓言之成理，却无法说明王国维为何经此"数十年"（指中国文化之销沉沦丧已数十年）不死而到1927年才死？又为何遗书有"再辱"之语？唯有"殉清"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殉清说"并不新鲜，罗继祖教授（罗振玉之孙）主编那本《王国维之死》，在罗列诸家之说时，就曾以"编者按"的形式，对这些解读逐一批驳，而明申己论：王国维之死系"殉清"。不过，相形之下，蔡仲德先生的四篇文章显得更为有力更有声势，所以，蔡文一出，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议论遽然消歇，仿佛这个"中国文化史的世纪之谜"已经被解开，王国维铁定是为"殉清"而死无疑了。

细读蔡先生的四篇大作，个人觉得，其有力处在于用反证的形式，指出了"殉清说"以外的各种论点之难以自圆其说处，但是对自己的论点，却并未提出非常有力的论据。所以，"殉清说"恐怕也很难经得住和蔡先生文章类似的追问：如果王国维之死确是为了殉清，他为什么不在清王朝覆亡之日死？如果是因为在1927年自感复辟无望才绝望自杀，那么1924年，冯玉祥发动兵变，逼清室出宫，当此之际王国维的这种绝望应该是最深的，那时他为什么不自杀？

应该承认，王国维与清室有着某种精神维系，他的死也肯定与清室有关，但把"殉清"认定为"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实在难以服人。很难想象，一个对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史烂熟于心，而又曾接受西方哲学美学洗礼的人，会对一个他眼中的又一轮历史循环寄寓生命之重。

考究这么多年来关于王国维之死的争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几乎都局限于就王国维论王国维，其他的旁证却被忽略了，而由于王国维本人留下的资料不足证，乃众说纷纭就毫不足怪了。我们为什么不考察一下在王国维自杀前后的背景里，和王国维相似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态变化呢？近读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 ()①，书中收录了1927年梁启超给女儿梁令娴的家书多封，家书中既有对时局的分析，更有心境的流露。梁启超和王国维同属于一代知识分子，在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梁启超的这几封直陈心境的家书也许对我们了解包括王国维在内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无助益吧。

下面引用梁启超家书中的原文（括弧内为梁氏自加），不下是非对错之判断。

1927年1月2日，"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拚耳。"

1月18日，"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

3月21日，"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

第51节：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2)

5月5日，"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主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指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指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怨，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被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游行，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已全部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

6月15日，也就是王国维自沉后十三日，梁启超致书梁令娴，谈及王国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细研梁启超写于1927年的这几封家书，窃以为，其中至少透出了三个耐人寻味的消息：一是对时局的悲观和绝望。像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本来对北洋军阀不抱好感，可是对北洋政府倒台后的时局走向却很不乐观；二是深刻地预感到了一个在他们以往经验之外的新的社会即将到来；三是对个人命运的深深的忧惧。回头看王国维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寥寥十六字，其中意味不正和梁启超家书中透出的相同吗？其实这毫不奇怪，梁启超、王国维那一代知识分子，本来就有着大致相似的文化背景。

前人论述王国维之死，也看到了从遗书中透出的"内心的恐惧"，但是，王国维所感到恐惧的究竟是什么呢？值得探究。是因为眼看清室覆亡而且复辟无望而恐惧吗？笔者以为，这种论调未免过于看低了王国维，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他会把一个王朝的存亡兴废看得如此重要吗？但他的确又充满了忧惧，个人以为，他所忧惧的并不是政治之变革，而是社会之变革。政治变革只是朝政之变化，政权之更替，很多时候只与"肉食者"有关，而社会变革显然更为深广，它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而且一旦飓风飙起，所有人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上引梁启超家书中，已经把这种社会变革的"乱象"和影响描述得淋漓尽致了。对梁启超等人来说，谁来当总统，谁接掌政权，也许都还可以忍受，和他抗争，但"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等等，却无疑是逸出他们经验之外的，他们不仅不能接受，甚至有一种欲抗争而不能的感觉--两种文化系统的人，差不多等于"秀才遇见兵"了。对即将刮起的社会变革飓风，连久经战阵、政治阅历丰厚的梁启超都要仓皇"走避"，何况是一介书生王国维？

第52节：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3)

随着时局的一天天变化，梁启超、王国维已经意识到一个为他们所全然陌生的社会将不可抗拒地降临，他们在其中会居于何种位置呢？不幸的是，1927年，又发生了湖南著名学者叶德辉被处死的事件。梁启超家书中提到了两个学者，其实湖北籍学者王葆心的死是误传，他死于1944年，但包括王葆心在内的不少学者在那个时代曾遭受折辱，则是无可怀疑之事实，所以才会有这种王葆心被难的误传。梁启超家书中还遗漏了一个人，1927年，章太炎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通缉"著名学阀"的呈文中，名列第一，其家产也被浙江军政府籍没。以章太炎的声望和地位，这显然是更加轰传士林更加刺激人心的事件。过去人们讨论类似事件对王国维的影响的时候，因为叶德辉其人名誉向来不好，用梁启超的话说，"有自取之道"，而王国维因为没有劣迹，所以本来应该没有恐惧的理由。但如果能对那一时代的社会状况有了较深的体察，在叶德辉、章太炎等学者的遭际之下，王国维的"物伤其类"之情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落脚点。从叶德辉、章太炎等事件中，王国维是否以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不仅为自己所陌生，而且带有某种反文化的性质？

导致王国维最终决定自沉的原因颇多，如蔡仲德先生所说，生活不幸、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都可能是细故之一，和清室的精神维系也不容否认。说到他和清室的关系，仔细体味王国维诗词，他之所以从情感上倾向于清室，毋宁说更多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同情和关怀，因为袁世凯从清室中取得政权的手段不正，复由于北京政变推翻优待条件，王国维都认为这是对"弱小者"的欺凌，为他这样的笃实君子所不取。但这些林林总总，都不应该是最致命的。套用蔡仲德先生的句式，我关于王国维之死的结论是，"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唯有"忧惧社会变革"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其实，这种"忧惧社会变革说"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因为如果取"文化"的广义，从本质上讲，它和陈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说"、叶嘉莹教授的"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并无区别。

"看花终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性格忧郁而又深受叔本华哲学影响的王国维在一个新的社会即将来临之时选择了自沉，这总让人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也许这有些比拟不伦，但我却禁不住总要这么想，想起茨威格夫妇自杀前写下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遗言：

第53节：魏连殳和中国人的卑贱

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魏连殳和中国人的卑贱

鲁迅说，他的文章要30岁以上的人才能理解，确实是不错的。我就记得自己小时候买过一本连环画《伤逝》，翻完最后一页，不知所云，觉得浪费了钱。还被大人带着去电影院看过同名的电影，结果是两眼发涩，忍无可忍地睡着了。鲁迅写自己看社戏的场景，情况大概也类似罢。

但有的小说，一般人到了30岁也未必懂。除非他也曾像鲁迅那样，对世界由希望而入绝望，《孤独者》就是一个例子。

小说写了一个叫魏连殳的人，起先是个教师，后来写文章得罪了官绅，遭到解聘。之后穷愁潦倒，靠典当过活。最后时来运转，当了一个师长的顾问，到处都有人巴结，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却不料又得了痨病，终于病死了。这个可怜人向来不肯置办产业，一直租房住，因为受了新思想的影响，讲求平等，对房东家的老年人客气，对小孩子疼爱。可是得到他客气的老妪却笑他迂腐，小孩子嫌他牢落，连花生米都不肯吃他的。他终于明白，这些世故的小孩子未必是他认为的中国将来的希望，于是绝望。发迹之后，他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笑骂老妪为"老家伙"；给小孩子送礼物，前提则是磕头装狗叫给他听，尽情戏耍他们以打发人生的绝望，绝望到连痨病也不肯治，一意求死。自然，他也如愿了。

悲哉！中国人之卑贱和势利也，真是浸润到了骨头里，无药可救。当魏连殳对周围人好时，那些人都当他是怪物；等他对他们非打即骂，他们反而受宠若惊。那些孩子，应当是天真纯洁的，然而他们在各自家庭的教育下，也早已没有了人格，早异化成了彻头彻尾的狗，所以魏连殳干脆要他们学狗叫。其实，这样的比喻对狗来说反而是一种侮辱，因为狗并没有这样势利。桀犬可以吠尧，因为它只看主人的好恶，还算有原则。而中国人的卑贱是不讲原则的，他们只吠那些不能主宰他们命运的人，而对于那些权势者，他们只会胁肩谄笑，卑躬屈膝。

伟大的鲁迅早已离开了人世，但是从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那时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在本质上并没有丝毫不同，或者，这可以当作那些"文革使中国的道德发生剧变"之说的一个反证罢！

第54节：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中秋节和父母视频聊天，说起三鹿奶粉的事。我弟弟的孩子还小，幸好没买过三鹿。我爸爸脱口而出："三鹿肯定得罪谁了，没搞好关系。要不怎么会捅出来。"

我没有跟他说是新西兰总理捅出来的，因为像他那个年代成长的人，信奉的是阶级斗争，说了他也不会相信。他觉得什么都是利益驱使，美国怎么会那么好，帮日本、韩国走向民主，肯定是觊觎领土，想打压中国；打伊拉克，肯定是为了石油。你要告诉他迄今为止，美国也是一分不少地向伊拉克买石油，他会觉得荒诞。同理，新西兰的总理也不会吃饱了撑的，帮中国的婴儿讨公道。要是我告诉他，三鹿有43%的新西兰股份的话，他更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了，而且会怀疑新西兰有什么阴谋。这样闷声大发财的事，他们怎么会不干？难道跟钱有仇？

可怜的人，他已经不相信这世上有高尚的事了。至于雷锋，他信不信，我就不知道了。

他已经学会绕到一切事情后面找动机，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光明正大的事情，美国的民主是狗咬狗；中国的专制，不一定比美国差，因为几千年来一直就这么过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上的事情。哪位贪官落马，肯定是没靠山；哪个商品出了问题，肯定是背地没打点。他也承认平民的日子艰苦，但不认为中国之外有更好的社会制度。而想过得像个人样，除想办法也挤入官途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我觉得跟这个人无话可说，因为说了不免会吵起来。看到这个民族日渐垃圾化，我很痛心。但是坐井观天的他不这么认为，或者说，他从不思考这些事。

他相信要想过得好，只有想办法打倒别人，或者用权谋，或者用武力。这就是所谓中国人的政治智慧！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阴暗的东西，算什么优秀文化遗产！

其实想起来，也不仅仅是父亲这个年龄人的问题。中国的年轻人，对《三国演义》之类书中的权谋津津乐道。有些人对我把孙坚、孙策写得不堪耿耿于怀，更有一些二十来岁的人豪气干云地骂我，说孙策26岁就打下了江东，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在他面前羞愧云云。看到这样的留言，我真想破口大骂，这个蠢货是不是生活在21世纪，怎么满脑子还是打江山之类的畜生思想，他们到底是被谁教育出来的一群白痴和暴徒？

鲁迅说他早年是相信进化论的，他认为具有陈腐思想的遗老死掉了，陈腐思想也随着进了棺材。但是后来他觉悟了，新一代的粪奴青年层出不穷，比遗老们更加无耻，更加有破坏性。

他的遗言是："一个都不宽恕！"也许就是绝望之语罢！

唯有绝望，才能有如此的愤激！

近几年来，有人常常将鲁迅和胡适做比较，认为应该效法胡适的温文尔雅，应当摒弃鲁迅的偏激。真是皮相之谈，本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怎么来作比较？持这种观点的人，平庸之人耳，哪里能理解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

第55节：汉文化下的奴性基因

汉文化下的奴性基因

虽然我对大多数古典汉语文学作品有着无比的热爱，虽然汉字几十年来一直伴随着我成长，虽然除了现代汉字外，我还对甲骨金文战国文字情有独钟，但有时我仍会觉得鲁迅、钱玄同说的话有一点道理：汉字不灭，国家必亡。因为比起有尊严的生活来说，能阅读古书确实不那么重要。古书可以留给学者们去探究，就像西方学者们探究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那样。因为我们的古书和文化传统中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奴性因子，中国人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就沉浸其中，被它腐蚀奴化了。鲁迅说，青年人最好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就是这个道理。像鲁迅这样嗜好古书的人当然没关系，他身上早就有了解毒基因，就像摘掉河豚的胆，河豚之味美不可言一样。撇去古籍中的奴性思想，唐诗宋词的很多篇章也是光耀宇宙的啊！

阅读《水经注》的时候，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作者常常写到水边城邑以及墓冢中的那些碑刻，大多是一些达官贵人给自己写的墓志铭，吹捧自己的功绩。也有不少是他们的属吏集体写的，甚至当地百姓写的。碑文语言一概奴性十足，将墓主吹捧到了天上。我以为这种奴性文章该随着新社会消亡了，前几天看到的一则消息却完全打碎了我的幻想：

河南登封市一农民牵头为市委书记立了一块"功德碑"，这位农民40岁，是登封市东金店乡刘庄村村民，除了务农，他平时在登封市内收废品。5年前的一天上午，他收完废品在路边休息时，看到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停在路边指指点点。他询问路人得知其中一人是市委书记张学军，这让他对市委书记印象很好。2005年3月，他和一群在收废品时认识的环卫工人、小商贩和修理工闲聊时，有人提议说："张书记在登封干得不错，咱给他立个碑吧。"这话说出来后，不少人赞同，但并没有人真的行动，他却暗暗记在了心间并当起了牵头人。在他的强烈提议下，大家开始凑钱。7月11日，功德碑建成，刘庄村村民在这里举行了"功德碑"的揭碑仪式。当地村民说，这块石碑高3米，功德碑正面通黑，碑文描金，共176字："张书记主政登封以来，功德无量。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北京奥运举办之际，敬立石碑颂扬……"功德碑落款是"东金店乡全体干群"。还好，那位张书记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派登封市公安局组织民警会同东金店乡政府工作人员，将"功德碑"拆除。那农民却难以理解张书记派人拆碑的行为。事实上，自从"功德碑"被拆后，那农民就找过公安机关要求立案，还多次公开表示，要对张书记擅自派人拆碑的行为进行起诉。

看看，这位农民沉浸在自己庄严的奴性光辉中，快感如潮，碑被拆了，显然中断了他的快感，他怎么能不难受？奇怪的是，这位农民在这件事上显示了双重性，他竟想执起公民权利，去法院起诉他为之立碑的人，因为后者剥夺了他奴性之乐，这举措似乎又带有现代法治的影子。不过深入分析一下，仍不免让人摇头，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奴才的撒娇行径，就像很多下属喜欢装模作样对领导提意见一样："首长啊，我想给您郑重提个意见，您怎么能熬夜加班，一点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

或曰：这农民或许目不识丁，没有阅读文言文的程度，照样奴性十足，跟古书有啥关系呢？我认为这样看问题有些简单化，虽然他不一定直接阅读古书，但古书中宣传的一些奴性行为方式已经成为全社会的"道德"，古代的文盲不也都知道"二十四孝"吗，立功德碑之类的文化糟粕，电视上清宫戏中所在多有，无疑对他有深刻的影响，不懂得中国文化的西方农民只怕死也不会想到要为自己的市长立块功德碑的。

第56节：我的英雄观

我的英雄观

但凡说到赤壁之战，中国人，无论老少，都会神往地说，那是一个英雄的年代。拍电影的导演这么说，投资人这么说，引车卖浆的人也这么说，这大概成了全民共识。前几天，我受邀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谈《赤壁》这本书的时候，听众也问我，是不是写出了那几个人的英雄气息。

我很悲哀，我想只要真正读过历史的人，就不会认为曹操、孙权、刘备是什么英雄，他们不过是各自率领一帮人打家劫舍，获取血酬的流氓团伙而已。赤壁之战不过是一次大规模的黑社会火并，两个小黑社会团伙联合起来，对抗一个大黑社会团伙。结果是大黑败退，两个小黑瓜分了江南、巴、蜀，如此而已。

他们是谁的英雄？如果你当时寄身于他们其中一个人的麾下，被他们驱赶着去当炮灰，你会认为他们是英雄么？

中国人的英雄观相当怪异，他们不分黑白，罔顾是非，谁要是能建立一个奴役最广泛民众的团体，谁就被称为英雄。所以项羽见了秦皇帝，慨叹"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他们的理想就是想夺取天下当作自己一家的产业，臣妾全民，他们自封为英雄倒也罢了，不得不当他们臣妾的人也尊奉他们为英雄，可以说简直是奴性得如痴如狂，称之为世界一奇也不为过。

退一万步，如果说在那个时代，民众的见识有限，称这些人为英雄，倒也罢了。可是时间已经跳到了21世纪，大家通过网络新闻，可以清楚知道世界发达国家多数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只有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才能彻底结束一治一乱的历史规律，这时候还把曹操、刘备、孙权这类黑社会军阀头目视为英雄，当成自己生命的坐标，实在匪夷所思。这说明中国人的思维还停留在野蛮蒙昧阶段，靠他们支撑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只怕是痴人说梦。

在我心目中，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是那些推动了中国文明进步的人，司马迁、张衡、李白、杜甫、黄宗羲、谭嗣同……这些人才是中国的英雄。除此之外，不管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不管他奴役了多少民众，建立了多大的王朝，他们在我心中的价值统统为零。

第57节：应该如何为知识分子除魅(1)

应该如何为知识分子除魅

正当中国发生五四运动的1919年，马克斯·韦伯为慕尼黑的青年学子做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著名讲演。在这次名之为《以学术为业》的讲演中，韦伯指出，经过数千年科学进步的历程，以理智化为特征的新的时代业已来到，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拥有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 ()①韦伯把这一现象称作"为世界除魅"，据说这句话出自席勒的诗句。尽管韦伯是从科学进步而不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提出世界已被除魅的问题，他的关于除魅社会的命运的论述依然分毫不爽地符合我们现实的感知：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这绝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今天，惟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圣灵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而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 ()②

既然世界已被除魅，同样两脚站立在地球上的知识分子也被除魅。韦伯注意到了这一背景，因此他特别指出，在不需要先知的岁月里，知识分子不要妄图去充当先知。"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会是狂热的宗派，而绝对不会是真正的共同体。" ()③知识分子既不是先知，也不同于政治家，并不以炫耀信仰和煽动群体激情为职责，那么，在世界已被除魅的时代，究竟什么才是知识分子的职责？韦伯的这篇讲演试图回答的正是这样的问题。距离韦伯发表那一场著名的讲演已经80余年过去了，社会已经不是依靠科学的进步而是依靠信息的进步完成性质的转变，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并非是来自时代的理性化和理智化特质，而是来自民主社会对等级制的质疑，但是韦伯所先提的问题反而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在我们当下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不但难以确定自身的职责，更遭到社会大众的非难，以致于有很多人开始怀疑究竟是否存在着知识分子这一阶级。如众所知，"知识分子的地位是通过判断等级制来确立的。存在着论点好坏之分，作品优秀平庸之别，而知识分子的地位就取决于这类判断。" ()①但建立在平等哲学基础之上的民主社会天然地就仇视等级制，这样，不但知识分子的职责经常被公众代言人以各种方式吹毛求疵，知识分子的阶级尊严更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这是民主社会加诸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新"魅"。

所谓民主社会，也就是以最低层次（同时也是最大多数）的共同标准作为社会价值的基本准则的一种社会形态。民主的理想，实际上为着满足最低层次者的政治需要而树立的。由于在任何一种社会，杰出人士都是少数，民主的倡导者便宣称只有代表大多数才是正义。这是一种极为隐蔽的戕贼真理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个世上绝大多数真理都是只能为少数先知先觉者掌握，大众由于智力平庸、思维训练不足而不能保持清明的头脑，往往只能通过直觉下判断，代表大多数事实上也就是代表谬误。但很多受过高等教育者却因为对所谓第四阶级的同情而产生原罪意识。他们在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多数即正义的神话，认为知识分子是被人民大众所养活的，是寄生阶级。在著名的"皮毛论"的影响下，他们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原罪感，一旦他们获得"代表人民"的许可，他们便全身心沉浸在道德的兴奋感当中。这部分人不曾意识到，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也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之为知识分子。须知在知识分子的一切品行当中，独立人格是最基本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把忠君爱国当作他们的行为准则，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在君主面前自称"奴才"，或者较为文雅的说法"臣"，一旦没有了主子，他们就如丧考妣，不知所措。这种奴性传统在民主时代就以民众代言人的姿态改头换面，重新登场。似乎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不为民众的利益说话，其道德就是有缺陷的。然而实际上，在民主社会，民众一直蓄积着对于知识分子的怨恨。叔本华这样沉痛地概括知识精英的宿命："一个试图凭藉其才华和精明跻身于社会名流之列的人，必定是个未经世故的人。这种品性极容易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忌恨与不满，而他们又不得不隐瞒甚至不承认自己愤恨的真正原因，这实在让人不堪忍受。" ()①社会大众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既是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够媚颜事之？

第58节：应该如何为知识分子除魅(2)

由于灵魂的敏感和天性的高贵，知识分子总是能够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他们总是能够在社会大众尚处在懵懂状态时就已经深切地体察到生命的不自由。当庸众为满足自己的胃而重复着毫无意义的社会生产时，知识分子考虑的却是哲学的最基本的命题，即当下的生命究竟是否值得我们经历的问题。然而，"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陈寅恪诗)，由于知识分子要时时提防来自庸众的忌恨和不满，他们的生存状态反而更加拮据，他们比庸众更少自由。所以，当有人说"人民像进贡一样敬着知识分子，可这些人替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状况着想了吗？又为老百姓回报了什么样的精神产品呢？" ()②的时候，他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知识分子不但在民主社会里自由度最小，其在收入上也是与其智力水平最为不相称。某些人以为贫富不均、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违背了公正，殊不知无知者本就该被有知者所奴役，反之才是不公正的。现在的情形却是知识分子本应该比任何人生活得都好，他们却生活得比任何其他的阶级还要痛苦。他们是最需要有人为之争取利益的，某些人却指责知识分子不为人民的利益说话，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啊！

对于知识分子的指责，有一个相当古老然而现在又日渐时髦的说法叫做"文人无行"。在保罗·约翰逊的著作《知识分子》 ()③当中，人类历史上的那些知识分子或被公众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们一个个都成了世俗道德的违背者，他们行为怪癖，心肠刚硬，撒谎、虚伪、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约翰逊所提及的人物大多数只是作家而不是知识分子，他所提及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如罗素、萨特，他们的行为荒悖丝毫也不曾影响其思想的伟大。关于这一现象，叔本华早就有过完美的阐述：

有天才与智力的人，以及所有那些心理的、理论的素质远比他们道德的、实践的素质更发展的人，简而言之，那些心智强于性格的人，不仅在日常生活的事情上，时常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第7卷所说，以及歌德在《塔索》中讲述的那样笨拙可笑，而且以道德观点而论，他们时常也是软弱可鄙的人；不，他们几乎可以称为坏人。在这方面，卢梭给我们举出了真实的事例。虽然如此，在他们那里的较优的意识，即一切美德之源，比之在许多其思想不如其行为高尚的人那里的，更强有力；不，可以说，思想高尚的人对美德认识较深，而其他人则实践美德较好。 ()①

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超越其家庭出身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就因为他们的天才与智力超出旁人，同样地因为这一点，他们的个人品行往往超越世俗道德，而进入美德的层面。 ()②庸众对于知识分子的所谓"文人无行"的指责，实根源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对知识精英的仇恨。当代文学领域的孟繁华教授在《当下中国的无产者写作》一文中列举了如摩罗、谢有顺、旷新年、王开岭等人凄惨的生活经历和微贱的家庭出身之后指出，这群无产者写作群体，"他们的底层生活不仅被他们如实纪录，重要的是，这也是他们观照世界和心灵重建的出发点。他们在正视个人现实处境的同时，又超越了对个人苦难的倾诉，而对人类的精神领地投入了更多的叩问和探寻。" ()③然而，我对于底层却从来不抱好感。尽管底层当中有时也产生一两个天性高傲、心灵上倾向于独立自由的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底层所产生的只能是对优秀人群抱有深深怨恨者。叔本华这样评述那些来自底层的人们：

第59节：应该如何为知识分子除魅(3)

惟有彻底的寒门之子，自感在所有方面都低人一等，不名一文，无足轻重的人，才能够不声不响地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一席地位。只有他才会一直卑躬屈膝、曲意逢迎，如在必要时，甚至会真实地表现出来；惟有他会屈从于一切，而又藐视一切；惟有他才会懂得功绩荣誉毫无价值；惟有他在必需和他的顶头上司以及达官显贵交谈或给他们通信时，粗声粗气，鲁莽冒失，如若他们的上司胡涂乱抹了几笔，他便会大加称赞，称其为妙笔杰作。惟有他，在几乎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该如何去恳求，所以不久之后，他便成了通晓这一隐秘的高级僧侣，歌德指明了这一隐秘：

抱怨卑贱的目的毫无用处，

因为无论人们说什么，

都是它们支配了整个世界。 ()①

在充分民主的时代重温叔本华的这一段话语，实在让人心惊肉跳。卑贱者肆意地以他们的道德标准否定知识分子的价值，他们的行为明明根源于怨恨，却偏偏涂上了道德的脂粉。老威编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被那些习惯于对知识分子进行道德审讯的人们所津津乐道。他们似乎是想说明，只有像老威这样以悲悯的心态同情底层人士者才算是超越了无行的文人，才算得上是知识分子。然而，从《中国底层访谈录》所涉及的类型化的人们--人贩子、赌徒、酒鬼、书商、写手、嫖客、吸毒者、乞丐王、街头瞎子、算命先生、吹鼓手兼嚎丧者、同性恋、文化混混--的身上，我所看到的只有肮脏、卑贱以及对于精英阶层的深切怨恨。

从老威的身上我们还能够找到某些受过高等教育者何以加入到质疑知识分子的行列中去的原因。老威在该书中津津乐道于算命先生对他的批语。比如什么"世俗中有佛性的人" ()②、"罗汉下凡" ()③。他对于这些边缘的人群，持有的是上帝般的悲悯--又高又冷。 ()④从老威的身上，可以再明显不过地看出，某些人指责知识分子缺乏底层同情，标榜自身的悲悯，说到底根源于他们自觉其为救世主的快感，他们所向往的是先做救世主，再做人上人。而这也同样是因为怨恨。

庸众因为忌恨知识分子的才华和智力，扛起道德的大旗以示不满，并发明"皮毛论"以戕杀知识分子，这本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但很多人明明受过良好教育，竟也要跟庸众一个鼻孔出气，这除了自觉其为救世主的快感，不能有别的原因。但是这些人就算心里明明知道这一点，嘴上也是绝对不肯承认的。他们宣称，对知识分子进行道德拷问的同时，也就是在为知识分子除魅。

对于知识分子的道德拷问，集中体现在对"文革"中知识分子表现的批判上。葛红兵声称，钱钟书在"文革"中未曾反抗专制，就是与黑暗共谋，"实行的是乌龟哲学，鸵鸟策略"， ()①顾肃指责"当年哈佛的高材生周一良，居然在近20年以后写出了自己当年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的往事，毫无忏悔之意，甚至以"毕竟是书生"来为自己开脱" ()②。他们的理论均来自于一种广泛传播的说法：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然而这种传统的知识分子观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缺陷。前曾述及，知识分子在道德实践上通常不会十分高尚。要求知识分子成为世俗道德的榜样，这实际上是把知识分子当做了天主教的教士。知识分子不是宗教先知，他们应该承担作为道德高标的社会责任吗？在"文革"中固然有不少知识分子为了保全自己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然而任何人为了畏惧死亡而妥协都是没有错的。我们固然应该肯定布鲁诺的精神，却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去做布鲁诺，否则我们和中世纪的牧师还有什么两样呢？

第60节：应该如何为知识分子除魅(4)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民间思想者的姿态登上文坛的摩罗曾孜孜不倦地反思知识分子的道德状况，但是到了2002年，摩罗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当年的4月11日，摩罗在北京大学作讲演，当同学问及知识分子问题时，摩罗这样作答：

我原先对知识分子总是有很多要求，认为知识分子是有文化的人，比别人学的知识多，研究的问题多，应该承担世界上更多的东西，有责任让自己更加优秀，承担患难，主持公义。但现在我觉得，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可能是不存在的，知识分子这个词也可能是不太需要的。原来我总觉得社会上某一些阶层因为文化上的优势可能在道德上、人格上也有某种优势。比如我们有时骂一个读书人很卑劣，就说即使是一个村夫野老也不会像你这样的如何如何。这句话的价值观的背景是，你认为村夫野老是卑下一点的，知识分子是高尚一点的。我现在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觉得中国没有哪一个群体可以说比其他群体更加优秀更加出色。 ()①

这一观点，乍一看去，似乎是对传统的知识分子的道德重负进行除魅，实际上摩罗仍然没有摆脱以道德作为价值的思维定势。摩罗看似是在为知识分子除魅，其实他在给知识分子加魅。相对于葛红兵们的观点，摩罗为知识分子加的魅更多，在反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走得更远。事实的情况却是，村夫野老一旦拥有作恶的机会，他们所能够淋漓酣畅地宣泄的程度远远超过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过是参加了"梁效"，而到了无知者那里，就都是些血迹斑斑的铁棍、钢刀和皮鞭。此一现象更可修正前引叔本华的说法：那些缺乏对美德的认识的人，其实践美德也丝毫未见高明，只要给之以作恶的机会，他们心中郁积的忌恨就会使他们变得残暴无比，而拥有知识、拥有对美德的认识的人，其实干不出真正的坏事。

上述诸人的观点，都受到民主社会质疑知识分子的这一"潜规则"的影响。他们也许不如庸众那样，对知识分子抱有无比深切的怨恨，然而其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标准仍然与庸众没有什么不同。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超越世俗世界的一个独特的阶级，因此对于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决不应以世俗道德为指归，而应当有属于知识分子自己的价值体系。人类到了20世纪初期，终于由马克斯·韦伯说出这样的真理：

在课堂里，惟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有价值的美德。 ()②

在民主日渐发达、平等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的今天，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阶层越来越受到无知大众的道德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知识分子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也许精神软弱，我们也许行为荒悖，但就算如此，我们也还是比无知者更加高尚。不仅因为我们头脑清明，较能够保持理智的正直诚实，更因为我们天性的高贵让我们从来没有忌恨过谁。惟其意识到这一点，才真正是为知识分子自身除魅。

第61节：白话文运动反动在何处(1)

白话文运动反动在何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忽然变成了显学，传统文化忽然遭到学问家们的竭力鼓吹，与此同时，学问家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质疑。1994年7月创刊的《中华诗词》是中华诗词学会的机关刊物，这份刊物的发刊词出自硕学鸿儒之手，发表后被多家全国性媒体全文转载，在海内外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这篇文章指出，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是矫枉过正了，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缘故，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断层。出于为传统文化鸣不平的朴素情感而产生对新文化运动的怨念，这本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甲寅》、《学衡》派的流风余响，并没有新鲜的东西，因此这种怨念依然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范畴，也就不可能导致对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反思。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件大事。它是一场真正的"灵魂深处的革命"。它向当时青年心中注入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将具有永远不能磨灭的价值，个性解放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向吃人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发起挑战。但是可惜得很，新文化运动不久就转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救亡的呼声淹没了启蒙的呐喊，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最终成为主流。晚年胡适在回忆新文化运动之时，喟叹五四运动没有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当时青年受到多个政党的争取拉拢，都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从而使得启蒙的效用大大削减了。 ()①后来的研究者多不以胡适此说为然。一般的观点认为救亡压倒启蒙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不是哪个或哪些政治势力的问题。我也不能赞同胡适的这个观点，但是我反对的理由与衮衮诸公殊有分别。我认为，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没有完成解放人性、倡导自由的初衷，实是因为它的手段根本就错了，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想通过以白话文运动为先导，对社会最大多数人士进行自由主义的思想启蒙，然而，这种手段却是极端错误的。

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学领域的白话文运动开始的。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本人并不懂文学，他也没有什么文学的才华，无论是对文学作品的赏会还是自身的创作，都只能表明他是一位文学的门外汉。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从他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出发，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因此，白话文运动的实质不是文学领域的风格转型，而是一种语言推翻另一种语言的政治意味十足的暴烈的行动。白话文运动意味着，大众的语言要取代知识精英的语言成为统治的语言，知识精英必须放下架子，投入到向人民大众语言学习的热潮中去。而正是白话文运动的这一本质，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必然要陷入泥沼，也决定了此后八十年中国的历史。

第62节：白话文运动反动在何处(2)

无论是早先的林纾还是后来的吴宓、梅光迪，他们对于文言文的维护和对于白话文的抨击都集中在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他们错误地认为白话文运动是一场文学运动，因此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最终就变成文言和白话孰更适宜文学表达的问题，这样文不对题当然不可能赢得论战的胜利。胡适们的倡导白话文，其实何尝有改革文学的志向？他们所希冀的，是知识精英都写人民大众看得懂的文章，这样，人民大众也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知识精英的优秀思想，从而上升到和知识精英一样的层次。然而，这只能是一种传教士式的天国梦想。

没有任何实例能够支持大众可以被启蒙的见解。就算少数才智卓绝的人士可以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接近真理，大多数平庸之辈在面对优秀的思想时显得冥顽不灵地固执。文言文是一种需要长期的训练和大量的知识阅读才能掌握的语言，这样，操文言者与操白话者之间就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文言文为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划清了界限。本来，由于文言文这个堡垒的存在，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根本没有交流的可能，但白话文运动却拆除了这个堡垒，使得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处在同一屋檐下。叔本华指出："每个社交聚会一旦变得人多势众，平庸就会把持统治的地位。社交聚会之所以会对才智卓越之士造成伤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而这又导致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提出了同等的权利和要求，尽管他们的才具参差不一。接下来的结果就是：人们都要求别人承认他们对社会作出了同等的成绩和贡献。所谓的上流社会承认一个人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却唯独不肯承认一个人在精神思想方面的优势；他们甚至抵制这方面的优势。社会约束我们对愚蠢、呆笨和反常表现出没完没了的耐性，但具有优越个性的人却必须请求别人对自己的原谅；或者，他必须把自己的优越之处掩藏起来，因为优越突出的精神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人的损害，尽管它完全无意这样做。因此，所谓"上流"的社交聚会，其劣处不仅在于它把那些我们不可能称道和喜爱的人提供给我们，同时，还不允许我们以自己的天性方式呈现本色；相反，它强迫我们为了迎合别人而扭曲、萎缩自己。" ()①正是这样。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就好像是一次聚会的召集者，知识精英只能为了迎合无知大众而扭曲、萎缩自己。陈独秀和胡适到晚年都认识到了这个严重后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那是白话文运动种下的恶因。

胡适们仅仅把语言看作是交流的工具，他们并不知道，语言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权力关系。语言是有阶级性的，由于用文言文作为统治阶级的专用语言，这样中国社会就保证了社会的主流话语始终掌握在知识精英的手中。白话文运动的胜利不但是一种语言类型的胜利，更是一个阶级的胜利，在无知大众胜利的同时，知识精英被赶出了本由自己统治的语言圣殿。如果说那些失去了自己的国家的民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民族记忆，知识精英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不再能够作为独立的阶级存在。从白话文运动胜利的那一刻开始，知识分子就只能作为依附阶级而存在。而对于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来说，知识分子绝对应该是社会的唯一的统治阶级。

第63节：白话文运动反动在何处(3)

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是民主思潮的胜利。在文言文尚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作为统治阶级的知识精英只要对天命负责，而白话文成为僭主后，民众的意欲是社会是非的唯一指向。殊不知西方所谓的民主，是公民（burgess）当家作主，而公民和中产阶级（bourgeois）同义，公民当家作主，是与贵族专制相对立的概念，是作为知识人的中产阶级要求更多政治权利的观念的集中体现，而中国的政权从来都对所有知识精英开放，只有有知与无知的对立，没有世袭特权与永被奴役的对立，中国的民，不是和贵族对立的burgess，而是和知识精英对立的愚民。白话文运动让这些愚民有了自由言说的权利。既然他们在人数上占了压倒多数，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发表那些愚昧的见解，并将之定义为真理，他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欲选择迎合他们低级趣味的观点，而对真正优秀的思想说三道四，甚至往往对优秀的人物杀之而后快。白话文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这些无知大众当家作主，这就好比把一个重病人交给跳大神的神汉去治疗，安得不受其害！

几十年后，一位美国青年(这位青年美国学生名叫J·B·格里德，他在1955年于哈佛大学第一次见到胡适，当时他只是为胡适温文尔雅的风度所吸引，但不久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那场让文史哲学界名流倾国参与的"对胡适派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思想战线上的极为严重的斗争" ()①让他立刻对这位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军人物刮目相看，并把胡适研究最终确定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终于认识到了白话文运动的本质及后果，他这样写道：

但是正如这场运动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从一开始就知道的那样，这场文学革命本身具有深远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中国的古文不仅是由许多世纪的传统和很多人对其文学特质的真诚崇敬所维持着的，而且也是由一些重要的社会原因所维持着的。深入学习复杂的古汉语是艰巨的，也是令人痛苦的缓慢的。对于古汉语本身，它的语法规则，以及由古文写成的文献的掌握，可能会占去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过去的中国，报酬与成本是相当的，因为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识文断字能给极少数拥有闲暇和从事文化学习才能的人带来文盲大众所无法染指的高贵社会地位和取得政治权力的途径。因而，这种书面语言，与其他任何制度一样，维护了传统中国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界限。甚至在旧的政治制度于1911年崩溃之后，古文言的遗存不仅确保了传统文化的存留，而且保证了传统社会态度的永久延续性。所以，这场文学革命的目标就远远超出了对一种文学风格的破坏。这场革命的反对者所保护的是一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而反对文言之僵死古风与旧文学之陈词滥调的文学革命的拥护者，所抛弃的也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与社会遗产。 ()①

第64节：白话文运动反动在何处(4)

这位美国研究者对白话文运动本质的剖析之深刻令我莫名惊诧。我实在没有想到，在一个知识分子不曾经历从天到地的巨变的国度，竟有人如此深刻地说出了点东西。然而他说这场运动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文学革命本身具有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却是出于他的想当然。历史常常会有"不虞之祸"，胡适们并不那么深刻，他们的本意只是要倡导"人的"文学，但历史却回报给他们一个彻底非人的时代。

其实，早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前十余年，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人物张之洞在他的经典著作《劝学篇》 ()②当中，就提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的见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聚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

在民众尚处在蒙昧状态之下就蹴尔实行民主，岂但是"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而已，少数识见超卓、理智深刻之士，必将为平庸的大多数所压制、残贼乃至戕灭。张之洞并且以其深刻的洞见，天才地预言了此后的中国历史：

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藉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据，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者矣。

在张之洞的《劝学篇》刊行两年后，中国大地上相继发生了盲目排洋的义和团运动和令清皇室仓皇西狩的庚子国变。要不是民权之说大盛于时，这两次给中华民族带来极大苦难与无穷屈辱的巨变，原非不可避免。

打着民族主义和民权至上的旗号，辛亥革命推翻了本已开始改良、逐步走向近代化的满清政府，却造成了一个军阀混战、各省独立的纷乱之域，这正是民权之说的必然结果。然而，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不但不吸取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教训，反而更加积极地倡导民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民权"的概念曾作过认真的梳理，他指出，西方民权之说，不过是"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民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而不乏留学外洋、亲历泰西之士的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群体却连张之洞的认识水平也不如，他们真正是把权力之杖交给了愚民，自此以后，中国不可避免地滑向灾难的最深渊。

孔子在遭到匡人围攻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白话文运动就是一场"丧斯文"的革命，它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国学家们感慨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白话文运动而式微，我却只感喟白话文运动所造成的权力转移。德国宪政学家施米特曾经精辟地指出：自由主义既不是政治形式，也不是国家形式，而是一种价值观。世上只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的类型，从来就不存在自由政体。自由的公民社会不仅可以体现在民主制中，也可以体现在君主制和贵族制中。对于五千年的老大帝国来说，它的文化传统欠缺的是自由，启蒙者固当全面彻底地反对奴化传统，为儒家的文化机制注入自由的因素，而这个道理本来只要让知识精英明白就可以了，而当时的启蒙者却错误地标揭出民主（德先生）以为大纛。白话文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民主化的政治运动，对于缺乏稳定的中产阶级的非公民社会的中华故国而言，民主的结果只能是陷天下于"天柱折，地维绝" ()①，洪水滔天，率兽食人的境地。当知识分子充满热情地把各种主义送给无知大众的时候，后者却并没有对前者的自作多情表示感激。陈独秀和胡适后来的遭遇正应了马克思的那句经典名言：我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第65节：白话文运动反动在何处(5)

本文写竣后数月，又于潘光旦先生《读书问题》一著 ()②中读到《普及识字？》一文，持论与鄙见正可辅翼并行，兹钞录数语附在本文之后。先生此著是他在1927年《时事新报·学灯》上所写专栏文章的汇集，至今不失为卓论：

普通德谟克拉西政治下的社会知识生活往往发生许多不健全的现象；最显著的一端是下等读物的充斥。一种读物，虽无价值，而销场未尝不畅旺，便足证识字教育逐渐普及或已经普及的效果。识字教育可以教人读书，读不费脑力的书，但并不能教他读哪一种书才相宜；换言之，没有把辨别价值的原则，选择的原则，同时传授给他。普通一个人的行为是向着抵抗力最少的路径走的，同时又有外界的势力引诱他上这条路；一推一挽，社会的知识生活又安能不江河日下呢？

在社会生活比较有标准的地方，一般人的读物，虽无价值，但尚不至于绝对有害。例如美国，这种读物中百读不厌的题目，无非教人如何成功，如何训练记忆力，如何可以谈吐生风，在交际场中不兴向隅之叹：诸如此类，至多多骗几个热中的人罢了。在社会生活没有相当标准的地方，这种读物的内容就不堪问了。奸、盗、邪、淫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引起人们卑劣的冲动的事物，不论真假虚实，都可以搜括来做材料，这便是目下中国社会里怪现象的一端，我们随时可以目睹的。数年前盛极一时的黑幕小说，近来层出不穷的"新智识、新文化"都可以证明在今日的普教政策之下，识字的人一天多一天，读物的标准就要一天低一天了。

在政治比较清明民生比较充裕的社会里，又例如今日的美国，无聊的读物虽多，影响虽大，但决不至于牵动社会的治安。但在政治混浊民生凋敝的社会里，各种不健全的"信仰""学说"或"主义"可以乘虚而入；不逞之徒把他们传授给许多只识字而不识利害的人们，例如今日各种主义之于一般工人农民，其影响的恶劣，不言而喻了。

根据了"识字便可明理"的信仰去办"平教"或"义教"，结果不过替目下流行的种种小报，种种甚嚣尘上的"性"的读物，多培植几个主顾；多替野心家扩大一些宣传蛊惑的领域罢了。

第66节：泰山，帝王山(1)

泰山，帝王山

2004年6月，登了一次泰山，获益匪浅，感慨良多。泰山是个真正的旅游圣地，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的体现，是座名不虚传的文化山。儒、释、道文化在此都有充分的体现，无论是物态文化和典籍文化都是特别的丰富。大量的文献资料也一再说明儒、释、道文化的融合与共处共存。刚看完泰山和一些资料，还没等下山，一个念头已经闯进我的思路里--泰山，最主要的文化是帝王文化，是以帝王文化为主的文化山。如果说融合，那么也是帝、儒、释、道的文化融合。最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帝王文化整合了儒、释、道文化，使之按照帝王的意志塑造了高大而威严的泰山。

泰山，最早是帝王祭天的地方。天在古代是神秘的代表物。天能刮风下雨，能霹雳闪电，能地动山摇；天上不但有太阳，还有星星、月亮、彩虹、彗星。天太神秘了。古代帝王把自己打扮成上天之子。既然是上天之子，那就要祭天。究竟什么时候帝王开始祭天很难准确考证了。帝王为什么拿泰山当做天来祭典？就是因为泰山在当时的中华它是最高的大山。早在《诗经·鲁颂》里就写了泰山的高大："泰山岩岩，鲁邦所詹"。泰山那么高，鲁国都能看得见。孔子登泰山，说明登泰山攀高成为一种时尚。孔子留下了一首《邱陵歌》，有句曰："郁确其高，梁甫回连"。

史书记载到泰山封禅的古帝王共72位，叫出名字的是12位。即：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 ()①他们开始祭天是为了"兴云致雨"，采取的形式是"燔柴告天"。到了秦始皇、汉武帝都开始隆重地举行祭天大典了。这时候的皇帝似乎比泰山地位要高了，他们竟然封起泰山来了。现在还有秦始皇到泰山所立的"秦泰山刻石"，颂扬自己的功德，颁布皇帝的诏令，休息的时候，还封了的"五大夫松"，君临天下，威加四海。汉武帝8次到泰山封禅，从元封元年至汉武帝二年，22年的时间里，平均不足3年去1次。有人考证，泰山的秦王无字碑乃汉武帝所立。其碑高高矗立泰山头，显得帝王的居高临下。汉武帝除了有秦始皇的目的之外，还有个乘龙成仙的愿望。一直到清朝的皇帝，康熙、乾隆都把泰山当作"天"来朝拜了。当你看完泰山，一个中轴线很清晰地展现在大脑里。遥参厅--岱庙--五大夫松--泰山摩崖--无字碑。当然儒家也有一条中轴线，可没有帝王文化这条线清晰。

泰山，因为帝王的一再运作，就成了政治山、文化山 ()①。泰山的头上被加了冕，是被帝王所封，开始成神成仙成帝成王。唐玄宗于开元十三年给泰山加封号为"天齐王"。这是皇帝给泰山第一个封号。宋真宗与大中祥符元年又封泰山为"仁圣天齐王"、大中祥符四年又晋封为"天齐仁圣帝"，使泰山神由"王"变"帝"，把人世间最高的政治地位的冠冕赠与泰山。元世祖于至元二十八年又封泰山为"天齐大生仁圣帝"。皇帝们给泰山的文化定位在"帝王"。不过，朱元璋不想让泰山称帝，给他封了个"东岳泰山之神"，给道教一块地盘。道教的至尊竟然是皇帝所奉，而不是道教自己所为。皇帝就是什么都管。

泰山的上上下下到处留下了帝王文化的遗迹。最大的遗迹是泰山脚下的岱庙。岱庙可以说是集帝王文化、儒家文化、释家文化、道教文化于一炉。当然以帝王文化为主。岱庙极似皇帝的宫殿，其规模仅次于北京故宫和孔庙，比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还要庄严阔气。其中的天贶殿和太和殿、大成殿并称中国三大殿。此殿之大之尊，非皇帝所能为。天贶殿的建制为重檐九脊，面阔九间，深进五间，和皇宫的"九五之尊"建制一样。岱庙前的遥参亭也是为皇帝祭拜泰山而建的。在岱庙天贶殿供奉的是东岳大帝，是泰山神，其实这个大帝是人间皇帝的化身。谁也不知道东岳大帝是什么样子，而皇帝的样子就是东岳大帝的样子了。在岱庙和泰山，皇帝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和文物，而儒家、佛家、道家留下历史遗迹也有，而大量的则是传说。

第67节：泰山，帝王山(2)

除了岱庙之外，泰山上的好多文字也表现了帝王文化。泰山顶上的汉武帝的无字碑，意即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不是文字所能体现出来的。汉武帝也曾在泰山上写过诗："登于泰山，万寿无疆。四海宁谧，神鼎传芳。"皇帝要受到上天的眷顾，四海承平，流芳百世。唐玄宗的泰山刻石，甚是壮观天地，其词踌躇满志，曰："恭已南面，氤氲化醇，告成之礼，留诸后人。""道在观政，名非从欲，铭心绝崖，播告群岳。"清朝皇帝康熙、雍正、乾隆都在泰山上题写了好多诗和楹联。康熙题写"普照乾坤"，也在借泰山宣扬皇威像太阳那样。怪不得在泰山头有"五岳独尊"的大石刻。

游泰山的文人墨客也有好多欣赏帝王文化的。元好问在《登岱》写道："秦皇惮灵威，茂陵亦雄才"。明代张铨《观无字碑一绝》写道："莽荡天风万里吹，玉函金捡至今疑。袖携五色如缘笔，来补秦王无字碑。"我观其意，乃颂扬秦始皇。

泰山的儒家文化意蕴很深。有好多文人批判帝王的封禅活动。孔子也留下了许多传说，体现了民本主义的精神。道教的道观不但很多，而且关于道教的传说最多了。佛家的影响在泰山似乎小一些。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无法和帝王文化相比。

泰山是帝王山，绝对不等于说我们要把泰山当作帝王来反对，贬低泰山的文化地位，或者把泰山作为封建来批判。如果那样理解，那就是曲解了。我们不但要爱护泰山，更要理解泰山。理解泰山，也就是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遗迹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历史文化遗迹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泰山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石一水，一碑一字都具有价值。它不但是中国的文化财富，也是全世界的宝贵的文化财富。它的价值表现了泰山的文化底蕴的多元化、多样化。它体现了帝王文化只是它的文化学里的一个方面，是一个"文化传统"层次里面的问题，不是旅游文化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当代文化环境问题。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在各个历史遗迹里面的影响，有兴趣的人可以感受一下；没有兴趣的人可以不去感受，可以去领会泰山的峻峭、伟岸、浑然的自然风光，可以去欣赏泰山的飞瀑流泉、参天古树、陡立的石阶、壮丽的日出，也可以去领会泰山的有趣传说，也可以去领会泰山和儒家、和道家、和佛家的关系，更可以去买一点泰山的旅游商品。如果我们说泰山是帝王山，吓跑了旅游的游客，乃我之不愿也。我相信，当代人们也不会这样没有独立的思想。

第68节："万岁"新考(1)

"万岁"新考

王曾瑜教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写过一篇《"万岁"考》，深受启发。有闲暇，翻看当代共和国史料，看二三十年前文章末尾或讲话末尾充斥着"万岁"的口号，也想考证一下。那个时候人们凡是认为正确的东西，马上就喊他是"万岁"，究竟喊了多少个万岁，实在是难以统计。当时人们怎么希望"永世"而不希望"暂时"呢？希望"固定"而不希望"变化"呢？希望"唯一"而不希望"多元"呢？读了这些文献资料，自己感慨万端，今天观之犹有隔世之感。今天，对我们过去喊过的万岁找来几个分析，看我们当时对多少荒谬口号狂热过，这似乎很有意义。

领袖的万岁

自古以来人们都喊皇帝的"万岁"，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之后，也喊自己的领袖万岁，我们就随先从此开始分析一下吧。

当皇帝幸福无边，想多活一些年本来很正常，但又想长生不老。《史记》记载了秦始皇、汉武帝都派人去仙山采长生不老之药，结果不但人去财空，连一点反馈的消息都没有。雍正皇帝相信"炼丹"，结果野史家说他因吃了这些丹药而早死。究竟有多少皇帝想活万岁以上，没人统计，肯定不少。

懂一点辩证法的就会明白，活一万岁就会荒谬绝伦。皇帝肯定会把万把年积累的宫廷斗争那一套、虐待后妃那一套、玩弄大臣那一套、屠杀百姓那一套、腐化堕落那一套玩得滚瓜烂熟，天下老百姓更没好日子过了。

当了一万年皇帝，难道不会汲取历史经验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吗？难。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唐甄认为自古以来，"十数世有二三贤君，其余非暴即阍，非阍即辟，非辟即懦。懦君蓄乱，辟君招乱，暴君激乱"。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①。三百多年前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皇帝不会干好事，只做贼人的暴孽之事。如让皇帝活一万年，那真是不死的老贼了。

皇帝活一万岁，还有一害，历代皇帝自己可能不在乎。你想，别人只活几十岁，皇娘娘、皇妃、宫女，都有几十年的寿命，一二十年的青春，而皇帝老儿总那么青春年少，朝气蓬勃，气如壮牛，他一代代选妃，不乱伦才怪呢。皇帝就是奔乱伦的种，史有记载的，隋炀帝乱伦，唐高宗乱伦，唐明皇乱伦，多尔衮乱伦，但他们上下只差一辈，皇帝老子活一万年，不乱了几十、几百辈的伦才怪呢。

现代国家统治者达到独裁的时候虽然也留恋这个位置，想多活一些，但都懂得了活一万年以上不可能，所以没有派人去采药，去服"仙丹"。师哲回忆1949年陪刘少奇访苏，灵牙利齿的江青给斯大林敬酒，祝愿斯大林健康永在！斯大林高兴得忘乎所以，竟把杯中酒一饮而尽。面对大家祝愿，斯大林对中国同志说：祝我健康的美词和良好的愿望，使人听了快意，但事实上人总有一死的 ()①。在这一点上他还有一点明智。但斯大林也非常懂得这是政治，是需要人们去喊万岁的。在他统治下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让人们不遗余力地喊了二十多年万岁。斯大林更懂的，万岁还有其他的奇妙用处：

万岁只有一人，别人功劳再大也无此殊荣。

万岁可让人盲从，可以充分利用人们的感情。

活不了一万年，让他人服从、害怕一辈子，享受皇帝的政治权力也了不起了。

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开始喊自己的领袖万岁的？是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的结尾的时候，喊出了"伟大的舵师毛泽东万岁"。刘少奇后来解释，这是为了对付蒋介石的一个领袖而提出的。到了解放后，毛泽东万岁的声音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一直喊到他老人家仙逝。过后，人们只能喊毛泽东思想万岁了。喊得最甚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开会必喊。谁要一激动，也随口而出一句"毛主席万岁"。笔者1990年无票困在长沙，求人买火车票，当拿到票的时候，我激动地喊了声"毛主席万岁"，给我拿票的人看了我一眼，觉得不正常。它成了一种政治文化--崇拜心理、奴性心理、愚昧心理、返祖心理。

第69节："万岁"新考(2)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几乎没有人喊国家领导人万岁了。笔者在1977年一个偏僻的农村，在春节对联的横批上，看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万岁"的口号，但从公共媒体上再也没看见领袖万岁的口号。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没喊领袖万岁，社会反而进步了。总之，不但领袖不能万岁，呼喊其他万岁的口号也没了。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吧。

在充分民主法治的国家里，领袖一说也没有了。他们只知道有总统、总理之类的官员，不知道什么是领袖。按照我们革命时期的理论，领袖主要工作是制定革命理论的，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而现代国家的领导人是全民选举产生的。他不是按理论行事，而是按全体公民的意志办事。现在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不叫革命领袖了，这也是历史的进步。

国家万岁

领袖万岁不可能，政党、国家总应该万岁了吧？也不符合实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就论述了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列宁也在《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中，用了好大的篇幅论述了国家"自行消亡"的必然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的1949年6月，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也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政党、国家、专政的消亡和历史暂时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当国家终于真正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成为多余的了。""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无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在"左"的错误横行时，认为阶级敌人越来越多，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是完全违背了事实，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使我联想起来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和政治活动中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这些口号就太缺乏它的理论根据，缺乏历史眼光，缺乏辩证法的观点。按照恩格斯的思想，这种专政并不是越长越好，而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专政时期按道理只是在革命时期和革命刚一结束不久的时期，国家还不可能运用法治和民主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对于敌人的反抗，运用民主和法治制约不了敌人，万不得已才能搞一下专政。专政一般说来是不要法律的，充其量只要政策而已。专政对于没有民主理念的统治阶级来说，当然是很心情舒畅的。

人们为什么不怕辛苦地劳形费神地去专别人的政呢？我认为，从人们政治心理去分析，可能存在着特权和等级的东西。这些专制的病毒极容易和"左"的理论与政策结合起来。专政起来也是很威风凛凛的、杀气腾腾的。建国后用政策去搞的镇压反革命、反右派、整走资派，那简直就是暴风骤雨。而民主法治起来，对于一些革命者来说，那是太麻烦、太费时间的，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所以极左思潮在一个时期不断，这也是一个原因。周恩来在1956年就说过，"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而不是民主要继续专政要扩大。而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段时间里，理论上，实践上我们确实搞了专政扩大，把专政搞成万岁了。

第70节："万岁"新考(3)

无产阶级万岁

还有"无产阶级万岁"这更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人情。无产阶级之所以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就是想改变自己"无产"的境地。这种改变越快越好，恨不得一个早上革命成功。历史上有这些记载，1927年大革命到了武汉，有的工厂的工人要上4个小时的班，说另外4个小时是给资本家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有些工人分了工厂的财产。1949年天津也有工人要分资本家的财产。这些作法显然是"左"的。但此做法说明了工人恨不得一个早上就脱离无产这个痛苦的境地。让他等上一万年以上再有产，无产阶级能答应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能答应吗？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革命故事，革命的无产者在饥饿的时候对孩子说：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会吃上好的，穿上好的，我们有地种，有房子住。这样的故事也确实吸引人，符合人情。在解放战争时期动员贫苦农民当兵时，就明确告诉他们，参军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刚刚分到的土地和财产。如果有谁说革命胜利后无产者还无吃、无穿、无住，还是无产阶级，人们还会革命吗？

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无产阶级都想发家致富，几千奔几万，十万奔百万，百万奔千万，离无产越远越好。有的人当了官，有皇粮可吃，无衣食之虞，本不该再发黑财了，不，搞起了贪污腐化。别说无产，就是少产也不甘心。就人的本性来说，人们都愿意富有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没有喊那个虚伪的大而空的口号，他是主张整个无产阶级和人类都富裕起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开诚布公地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看，无产阶级要的是整个世界，不是一无所有，不是一穷二白，是什么都有的世界。

邓小平也懂得人们的这种经济解放的心理渴求。在改革开放开始之际，他就主张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

中国古代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他的意思很明确，无产阶级最后要融合于全人类里面，无产阶级不能自己单独存在下去。

今天，谁要在文章中，在讲话中仍然高呼"无产阶级万岁"，肯定有人说他是精神病。

人民公社万岁

为什么把人民公社也拿来分析一下呢？这是个当时农村的体制问题，体制都是因时而变，没有万古千秋的。

在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年时，我们喊过"人民公社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这样的口号。大跃进三年就失败了。大跃进是一场灾难，别说搞万年，就是搞十年，中国非崩溃不可。大跃进的直接经济后果是一千亿人民币的损失。人民公社的体制极大地破坏了人民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致使近三千万人的饿死的惨状发生。近几年披露了好多人给毛泽东上书的历史资料，反对人民公社的体制。当时有个农民叫张二廷的对周总理说："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广大农民一天也不想要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主要特征公共食堂和全公社统一核算，这一极端"左"的作法六十年代初就被迫取消了。六十年代初的"三自一包"就是针对着人民公社来的。这也表明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人民公社的抵制。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四川等地广大农民和干部又一次兴起了"包产到户"高潮，说明人们对人民公社的强有力的反对和抵制。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就全部消失了。老百姓不欢迎的东西挺不了多少年，谁喊万岁也不好使。

第71节："万岁"新考(4)

少喊万岁是社会的进步

还有好多万岁，这里就不再一一例举了。现在喊万岁的声音稀少了，这是社会的进步。实际，中国早就该少喊万岁了。1949年10月1日，乌鲁木齐市庆祝国庆，人山人海，人们高呼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彭德怀说："胜利了，要警惕，"万岁"的口号，首先应该还给人民，还给祖国……要知道，一个阿谀奉承的傻瓜带来的危害，将比一百个敌人还要大。"彭老总是从危害事业上讲的，如果从社会发展上讲，只有人群才能万岁，其他什么都是不能万岁的。

冷静下来，我们发现喊万岁有如下几层原因。

一是这件事对某些人特别有利，某些人惟恐失掉它，明知道此事万岁不了，也喊，恐吓别人，让别人从精神上解除武装，你别争了，我能万岁，你是暂时的。这是喊万岁的一部分人的心理。

二是人们不敢不喊，谁不喊谁就有可能被专政，所以也就随大流了。社会主义民主成为人们今天奋斗的目标，一些人敢说话了，一些人敢思想了，大家都有饭吃了，因而喊万岁的劲头就没有了。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我不喊你万岁，你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我送到监狱里，随便来个"群众专政"也不行了。社会主义平等正在逐步确立起来。资本主义已经在法律上、政治上确立了平等，社会主义的平等本来比资本主义应该更高、更普遍。

三是人们不再轻易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他人和社会，他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大家什么都不思考，当思想的懒汉，当感情的英雄。遇到理论不思考，遇到政治不思考，遇到自己切身经济利益受损害也不思考。把思考完全让渡给他人，这样的情况最好一去不复返吧。

看来，万岁也作为一个社会现象退出历史舞台了。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