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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1）

- 第一章（2）

- 第一章（3）

- 第一章（4）

-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1）

-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2）

-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3）

-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4）

-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5）

-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6）

-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7）

-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8）

-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9）

-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10）

-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11）

-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12）

-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13）

-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另类党争（1）

-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另类党争（2）

-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另类党争（3）

-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另类党争（4）

-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另类党争（5）

- 第四章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1）

- 第四章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2）

- 第四章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3）

- 第四章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4）

- 第四章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5）

- 第四章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6）

- 第四章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7）

- 第五章 以激情始以党争终的北宋改革（1）

- 第五章 以激情始以党争终的北宋改革（2）

- 第五章 以激情始以党争终的北宋改革（3）

- 第五章 以激情始以党争终的北宋改革（4）

第一章（1）

第一节 学术生态下的南征北战（1）

世界上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大多位于河海之滨或河流交汇之地。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美索不达米亚原野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血脉。古老的河流，培育灌溉农业，也让文学与数学之树开始发芽生长。轮子的发明，将交流和贸易成为现实，文字的出现让人类成为真正的文明人。但是西方的古代文明建立在单一的灌溉农业基础上，一旦灌溉条件失去，古代文明也随之衰败，于是，古老的巴比伦文明就掩埋在亘古的沙尘之中。

我国的古代文化则不然，那时候东亚季风吹拂着华夏大地，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虽然不如西方河流那样便于利用，却为我们的先民创造下多种生态因子，为先民发明创造更高更复杂的利用自然条件的技术铺下了客观基础。

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河流。黄河与长江都发源自崇山峻岭，而不是两河流域那平坦的原野。从山岩喷泄而出的江流必须有较高的技术才能利用，而广大地域的多中心文化，又使得中华文化的发展不致因为某个中心的衰落而全体消亡，因此，中华古老文化的不曾中断并持续发展就是客观的必然。

回顾两河文明的发展，中国的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以小米的种植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基础上诞生出来的。这个小米包括粟和黍。最早的几个文明都是在谷物农业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因为农业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需要对赖以种植的谷物做长期的观察，对这些谷物有一些认识：一个是可食性的认识，一个是耐储藏的特性的认识。而种植谷物，对土壤要有认识，对土壤的肥沃、贫瘠要有认识，对水的温度有所认识，对季节有所认识。既然要栽培农作物，还要制造相应的农具：种植的农具，收获的农具，加工谷物的农具，然后，谷类食物做饭吃时，还得有炊具。这套东西整个构成一个文化系统，这在黄河和长江就形成了两种文化体系。

就这样几千年形成了传统，而这种传统最初的形成取决于水土。程序是这样的，首先在一定的水土基础上产生相应的经济，然后在这个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就形成了相应的传统。

这符合了古人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归根结底就是不同的气候、食物、土壤、地形等自然因素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命运，除此之外，长期性的文化基因传承和沉淀也逐渐形成了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这表现在人类的物质、精神和社会结构方面所达到的进步状态上。就文明起源的实质而言，是原始氏族制度衰落解体，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进入对抗性阶级社会、建立起国家组织这一历史进程。文明起源以生产力提高、社会财富增长为前提，是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生产方式和奴隶制社会形态的整体转变。文明起源的时限，应包括构成文明诸因素的孕育、发展，直到文明时代最终诞生。

为了更好的发展自己，这两支文明曾有过多次融合，但是他们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什么都是这样，学术和主张也概莫能外。

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土地贫瘠，植被贫乏，要生存下来很不容易，北方民族的精力和时间都消耗在为生存的筹谋上。整天在温饱线上挣扎，辛苦的工作还怕不能维持生计。所以没有时间去想那些玄妙的哲理。因而北方的学术思想比较务实，注重人力所及的事，并且努力实践，注重经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最为兴盛。他们家族观念很重，把族长作为绝对的领袖和权威，有崇古的观念，尊重老人，敬畏祖先，对族人关爱有加，对外则轻视排斥。所以在古时候北方人把“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作为北学的精神要义。

南方气候温暖，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安逸，这里的民族不必担忧温饱问题，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个人世界之外的哲理。他们从看轻世界，到玩世不恭，进而发展到厌世，不屑于现实的事物，所以也不注重礼法，不拘泥于经验，也不崇尚先王。

南方文明发展的比较晚，北方人常常看不起这些南方人，说他们是野蛮人。也因为这样南方人也看不上北方的学派，总想去反对北方的学说，于是把“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作为南方学说的精神要义。

为了对照比较，现在把南北两派的学术思想做成表格如下。以供参考。

北派南派

崇实际崇虚想

主力行主动主无为主静

贵人事贵出世

明政法明哲理

重阶级（《中庸》说：“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重平等（如《庄子?齐物论》许行、并耕说等都是）

重经验重创造

喜保守（孔子说：“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法，行不敢行。”）

喜破坏（老子说：“绝圣弃智，?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主勉强（《尚书》中说：“节性惟日其迈。”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节者克者，勉强之义也。”）

明自然（所谓的自然，就是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庄子》一书中的《山木》、《混沌窍》等故事都是说的这个意思。）

畏天（孔子说：“畏天命”。）任天（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排外无我

贵自强贵谦弱

《中庸》一书说：南方人具有水性的美，他们用宽容柔和的精神去教育影响人，人家对我蛮横无礼也不报复；北方人具有火性的美，他们很勇猛，不怕死，用兵器当枕头，用甲盾当床席，用兽皮做的衣服当被子。

孟子说过：陈良本来是楚国的人，因为喜爱周公、孔子的学说，由南而北来到中原学习，北方的学者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是最能说清楚南北学术差异的人。北方学术的领军人物是孔子，南方学术的领军人物是老子。孔家学术受南方学者反对的情况跟南方学术受北方学者反对的情形是相似的。

当初孔子在鲁国的时候，三十岁就开始授徒讲学，收了几千个学生。想想在那个公共教育还没有普及的时代，做到这点需要怎样的号召力啊。连鲁大夫孟僖子和其子孟懿子都来学礼，可见孔子学说已声名遐迩，甚至影响到朝廷了。

孔子到齐国做官的时候才三十五岁，作为一个外国人不但在权臣高昭子家被委为家臣，还经常跟齐国的君王齐景公聊天。

到了卫国的时候，孔子已经五十五岁了。卫国的国母南子为了包装自己贤良知礼的形象，特别策划化开发孔圣人的名人效应，在出游的时候都要带着孔子。有一次出游的时候，南子甚至自己跟国君卫灵公同坐一辆车，而让孔子单独坐一辆车跟在后面。

第一章（2）

等孔子到了宋国，情况就不那么好了。宋国的权臣桓魋竟然要谋杀他，特别说明一下，这个桓魋还是孔子的一个爱徒的亲哥哥，相当于家长跟老师的关系。但就是这样，桓魋也没给孔大圣人留面子，最终孔子只好灰溜溜的逃出了宋国。

如果说在宋国的遭遇只是个别人的态度的话。孔子在陈国和蔡国受到的非人待遇则说明儒学在那里引起公愤了。据史料记载：孔子到宋蔡两国的时候，被老百姓围困了十几天没饭吃。这是怎样的局面啊，得发动多少人力，消耗多少物力啊。难得的是这样的行动完全是陈蔡两国人民自发的，并没人来组织他们。不可思议，不得不找找原因。

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宋国，陈国，蔡国都是偏南的国家，信奉的是老子那一套，对他们而言，孔子简直是异教徒了。可惜孔子当时还没意识到这点，还继续往楚国跑。到了楚国就更热闹了，不但全体公民不搭理他，连象征着楚国文政权力的楚王也躲着他，使他在楚国多次碰壁。

孔子第一次碰壁是遇到了叶公，有个成语叫“叶公好龙”说的就是他。叶公本姓沈，名诸梁，是楚国的大夫，因为封在叶城，所以被称为叶公。当时叶公在负函当官，把负函治理得不错，深受百姓拥戴。当听到孔子将要来到叶地的消息，叶公急忙向子路打听孔子是怎样一个人，子路是个武人，思维不是很敏捷，竟然一时答不上来。后来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便对子路说：“你怎么不对他说：孔丘这个人呀，发愤地学习，都忘了吃饭；快乐地学习，都忘了忧愁；只顾了学习，都忘了自己已经快老啦！这样的话，你怎么不说呀？”。一席话足见孔子毛遂自荐的迫切心情。后来，孔子率弟子来到叶地等待楚昭王召见，才第一次跟叶公对话。叶公给孔子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偷了羊，并把羊拿到集市上卖了。他儿子告发了他，因此他儿子受到赞誉，但法与理却产生了矛盾。对这件事，您有什么见解呢？”孔子答道：“所谓正直不阿，也应该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父亲包庇孩子，孩子包庇父亲，虽然于法不容，但是却合乎人情啊。儿子指证老父偷羊，这是违反天理人情的，虽然合法但是不可取”。叶公信奉的是法家，对孔子儒家的说法颇有些不以为然，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位喜欢假龙的叶公，听了孔子这一席话后，对他逐渐冷淡起来。

孔子第二次碰壁是拜访道家领袖老莱子，二十四孝中有个故事叫“戏彩娱亲”说的就是他。这位世外高人，家里很穷，但是却很贤能。楚王听说他贤能，就想启用他，带着厚礼去他家接他。老莱子正犹豫，恰好他老婆砍柴回来，见门前车马，问老莱子怎么回事，老莱子说：“楚王想纳我为相。”他老婆很生气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你受了人家的东西，就会被人家左右。”

这番话说的老莱子五体投地，因此选择了隐居生活。孔子拜见老莱子，受到了老莱子的一番训导：“违反自然规律是不好的，应该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不要逞能”，他怕孔子不明白，老莱子用了个比喻，他说：“你看我的牙齿还在吗？”孔子答：“没有了。”老莱子又问：“我的舌头呢？”“还在。”老莱子说：“牙齿坚硬，上下磨擦，故容易脱落；而舌头柔软，所以能长久，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去做官啊！”老莱子的意思，是想劝说孔子放弃儒家学说，改奉道家无为。而此时孔子正热衷于推广他的政治学说，岂能听得进去？

孔子的第三次碰壁是拜访楚狂接舆。这位楚狂姓陆名通，唐朝李白有首诗中言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说的就是他。据说这位陆接舆上通天文，下精地理，日月星辰，五行八卦，无所不晓。特别是思想博大精深，谙通事理，明察秋毫。为人耿直豪放，笑傲王权，不与小人为伍，不随时俗所流，因对当时社会不满，剃了个秃子，装疯卖傻不出来做官。楚昭王派人带着黄金百镒请他去治理淮南，他坚决不答应，待使者走了，他就到小溪边洗耳，一边洗一边说：“官吏的话，太脏，连我耳朵也听脏了”。就是这样一个人，听到大名鼎鼎的孔子前来拜访自己，陆通对这位信奉“学而优则仕”的所谓君子颇不以为然，佯装疯狂在孔子车前高歌一首：“凤鸟啊凤鸟啊！你的德行为什么衰退了呢？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挽回了，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呀。算了吧，算了吧！如今那些从政的人都危险啊？”孔子下车，想和他交谈，陆通赶快走开了。

而孔子“傻呵呵”地一直待到楚昭王咽气也没受到重用，没有官场潜规则经验的他万万也没有想到是自己的学说对自己的仕途动了刀子。痴心未改的他还盼着接班的楚惠王是个伯乐，而楚惠王却是个讲究实用的国君，历史上记载他倒是聘用了一位人才，但不是孔子，而是大名鼎鼎的公输班，也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巧匠鲁班，鲁班倒也不负重望，为他造出了最先进的攻城用具云梯，要不是墨子反对，楚惠王在灭?了蔡国、杞国之后，一定还会发动对宋国的战争。孔子的仁义道德那一套，楚惠王根本就一点也听不进去。孔子见楚惠王对自己一点也不感兴趣，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至此，孔子终于彻底死了心，六十多岁的他再也不想做官了，回家专心做起了学问，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

第一章（3）

第二节学术江湖的门派斗争

在儒学与道学争雄于南北的时候，法学家也在齐国兴起了。

齐国是依靠大海兴起的国家，从世界历史看，齐国的兴起与古希腊兴起大致处于同一阶段，是古代世界东西方文明的璀璨明珠。齐国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和“战国七雄”之魁，除了君明臣贤、重民务实等原因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变革，依据沿海地理优势，重视海洋资源开发，传承、弘扬海洋文化。齐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约五千年前，山东沿海居民就已经“煮海为盐”，在数千年经略海洋的过程中，处于山东半岛的齐国，继承了利用海洋的历史传统，从而创造了鲜明的海洋文化，在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齐国产生过两种观念：一是国家观，二是世界观。国家观发展成了法家学说，世界观发展成了阴阳学说。

法家的创始人是管仲，他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是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并峙、互相征战不休的时代。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到管仲时已经很贫困。为了谋生，管仲做过当时认为是十分微贱的商人。他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就这样，齐国成了“依法治国”的典范。《管子》这本书是治理策略的最好阐述。

到了战国时代，群雄纷争，一统天下势在必然。最终统一天下的，不是强大的楚国，也不是殷实的齐国，而是起初并不起眼的秦国。秦国的兴起关键人物是商鞅。他就是遵循《管子》的治国理念来治理秦国的。

商鞅是卫国人，原来不叫商鞅，因为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所以叫卫鞅。他年轻的时候见卫国势弱，就到当时最发达的魏国，给魏国的宰相公叔痤当门客。这个公叔痤是个知人善用的人，发现他是个人才后，推举他为中庶子，一有大事，还总要与商鞅一起谋划，并总是成功，公叔痤很器重他，打算引荐他做更大的官。

秦建国之前，乃至在春秋三百多年的时间内，和诸夏各国几乎没有往来，完全处于隔绝状态。这种局面直到春秋末年的秦穆公，甚至是秦孝公时代才被打破。

只可惜公叔痤不久得了重病。就在只剩一口气的时候，他还想为祖国和人民做点好事，于是向魏惠王推荐了卫鞅，怕魏惠王看不起卫鞅，公叔痤还特别嘱咐魏惠王说“卫鞅虽然年轻，但他是当世奇才，他若做了相国，比我强十倍。你如果不用他，就把他杀了，以免后患”。

可就是这么着，魏惠王还是没听进去，没有启用商鞅。可公叔痤却因此留下心病了。按照他的逻辑，不用就得杀，可那样又太对不起卫鞅了。于是公叔痤对商鞅说：“我先公后私，如果魏王不用你，你赶快逃走，我已建议他杀你了”。

卫鞅则一笑了之，也不急着走。这可把公叔痤急的够呛，心想：小子，老爷子我是为你好，这可不是耍个性的时候，再不走，小命就没了。

卫鞅见公叔痤真急眼了就解释说：“既然魏王不听您的话用我，那他也不会听您的话杀我的。”

果然，魏惠王认为商鞅没什么作为，这是公叔痤病重，在说糊涂话，因而，没有用他，也没有杀他。

此事过了不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登基了。根据《史记》记载，秦孝公当秦王的时候，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齐、楚、魏、燕、韩、赵不相上下，而淮河泗水之间还有十余个小国。周王朝衰微，诸侯都靠武力征伐，争相兼并。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能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结盟，不为各国重视，大家都用夷狄的态度对待秦国，还不时派兵侵夺其土地。秦孝公看到秦国外受强邻欺压，内有贵族专横。于是决心奋发图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为了寻求政改贤才，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一时间，各国的游学士子都密集的出现在秦国，而秦国也很重视他们。这时候秦国各种学术思想都很发达，有凌驾于其它地方学术的趋势。

卫鞅听说秦孝公四下招贤，于是来到秦国，求见秦孝公，并以一番变法图强的宏论打动秦孝公，官拜左庶长，受命主持秦国的变法，改名商鞅?

变法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然而商鞅却钻了文明发展中的空子。

据史料记载，秦久在西陲，尽管一直在抵抗犬戎等异族，但其生活状态却是和西戎一直处于杂居的状态。秦以游牧为生，与这些所谓的“夷狄”杂居，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夷狄。所不同的是，它积极地向中原靠拢，而其他各族却是一味地侵略和掠夺。所以《春秋&#8226;谷梁传》把秦称之为“狄秦”，一口断定“秦人，夷也”。秦与周边戎狄这种既共处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决定了秦的文化风俗打上了浓厚的戎狄的烙印。这是秦的历史，是褪不去的。

不仅如此，秦宣太后在各种外交场合还公然拿男女之间的苟且之事当例子。公元前二百二十九年，楚国攻打韩国的雍氏，韩国派使者向秦国求救兵。秦宣太后要挟韩国使者给秦国一定的好处作为出兵救韩的条件，她说：“我服侍惠王时，惠王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感到疲倦不能支撑。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时，而我却不感觉沉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对我来说比较舒服。秦国帮助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就无法解救韩国。

秦建国之前，乃至在春秋三百多年的时间内，和诸夏各国几乎没有往来，完全处于隔绝状态。这种局面直到春秋末年的秦穆公，甚至是秦孝公时代才被打破。也许是因为秦世代忙于与戎狄争斗和厮杀，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东顾，也许是因为黄河横亘中间，淆山南北绵延，阻碍了交通，隔绝了信息。不管怎样，秦在文化方面几乎没有受到诸夏所谓的宗法文化的影响，却是一个铁定的事实。

由于受戎狄习俗的影响，秦人的文化和风俗一直是原始的，素朴的，或者说是野蛮的，保留着大量的母系社会的痕迹。《商君书》中说：秦人的野蛮在于其还没有经过人文教化，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两个人在一个床上睡觉。这在中原各国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商君书》中还说：儿媳妇给孩子喂奶的时候，竟然不避开自己的老公公，撩起衣服来就喂，乳房袒露在外面。商鞅变法中有一条禁令是：“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可见，至少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还没有孝悌之道和所谓的男女有别的观念，公公、婆婆、儿子、儿媳妇、小叔子，大家都睡在一张床上。直到变法以后，才男女有别。

男女无别，角色混乱，导致了秦人民风的开放，从王室贵族到普通百姓莫不如此。比如，秦宣太后，是秦惠文王的妻子，秦昭王的母亲，曾一度权倾朝野，统治秦国将近三十多年。但她又是一个私生活放荡的女人，简直到了人尽可夫的地步。他的丈夫秦惠文王死后，身为太后，寡妇之身，却和义渠戎王偷情淫乱，还生了两个私生子。这种事情在当时的秦国好像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和街头巷议，史书中也没有任何掩人耳目之辞。可见当时秦国的民风本就如此。《战国策》上记载，宣太后包养了一个情夫叫魏丑夫，每天上朝的时候都把他带在身边，还大言不惭地向庭堂上的大臣宣布：“我死了，一定要让魏丑夫给我陪葬。”宣太后以一国太后之尊，公然宣称要以情夫为之陪葬，这在史书的记载上仅此一例。

第一章（4）

第三节 儒学那些事儿

西方的政治，常随着学术思想的转移而转移，而中国的学术思想则是随着政治的转移而转移。所以政界各国并立就导致学术界各派并立，政界主张统一了则导致学术界的主张统一，在战国末年的时候，虽然还有标新立异的学术派别出现，但是还不到十年就泯灭了。始终兴盛不倒的只有儒学。而学术界进步的迹象，也就自然的停滞了。现在把这些学术流派的发展始末整理如下：

一、儒学的教育试验

儒学的推行在孔子去世之前就开始进行了。孔子的七十多个徒弟，游历于各诸侯国间。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孔子逝世，子夏与众同学在孔墓守孝三年。公元前四百七十六年，三十二岁的子夏来到龙门西河，普及儒学教育长达五十五年。子夏在西河设教，坚持以“读书育人，安国保民”为教学宗旨，用“学以致用”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教学内容基本为：讲“六经”（诗、书、乐、易、礼、春秋），进行文化知识教育；讲儒家经典，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讲《春秋》，进行形势教育。子夏住在西河的时候，魏文侯请他讲授儒家学说。后来段干木和田子方都相继成为魏文侯的老师，从此以后儒教开始在西河兴盛起来。魏文侯时，开始设置博士一官，这是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推行儒学。秦始皇征服天下后，焚书坑儒，民间的书，都被付之一炬，并且颁令民间有想学法令和知识的，都要跟博士官学习。秦国传承了魏国的制度，也设置博士一官，汉代的大儒孙通、张苍、伏生，他们都是秦朝的博士。

汉高祖刘邦出身市井小吏，并不喜欢儒学，曾经在儒冠中撒尿。当年“以幕僚宾客的身份跟随高祖平定天下”的陆贾在他面前“称说《诗》、《书》”时，他甚至破口大骂：“你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下来的，哪里用得着《诗》、《书》？”

虽然郦食其，叔孙通，陆贾他们都经常受到汉高祖的贬低和压制，但也不得不隐忍着。可就是这样一个出身市井的皇帝，却在他的有生之年做了一件儒学史上重大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当他平定英布之乱，自淮过鲁时，“以太牢祀孔子”，并封孔子第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专司祀事。说这件事情意义重大，是因为这是历代封建帝王拜祭孔的开始，也是历代封建帝王优礼孔子后裔的开始。司马迁在《史记&#8226;孔子世家》中写道：至此以后，“诸侯、卿大夫、国相一到任，常是先去拜谒孔子，然后才去就职处理政务”，而孔子家族的历史也从此翻开新的一页，开始受到历代政府的恩宠，直至成为“安富尊荣”的封建大贵族之家。

促使刘邦思想转变的，是汉初大臣陆贾和叔孙通。

叔孙通曾经在秦朝当博士。秦末项梁起事，投奔项梁。后背楚降汉，追随刘邦。司马迁称之为“汉家儒宗”(《史记&#8226;刘敬叔孙通列传》)。他对汉初儒学的贡献是为汉王朝制定礼仪法度，从实用的层面上让刘邦认识到了儒生、儒术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汉初，汉高祖把秦朝的那些严苛的仪礼法规全部取消，但新朝礼法未立，刘邦身为皇帝，却责骂诸侯群臣如同责骂奴仆一样，一点也没有上下的礼节，而群臣也没有礼数。他们常常在朝廷饮酒作乐争论功劳，醉了有的狂呼乱叫，甚至拔出剑来砍击庭中立柱。天子无威仪，群臣无礼仪，令刘邦非常头痛。叔孙通趁机建议为汉家制定朝仪，仪出，“自诸侯王以下的所以官员，没有一个不因这威严的仪式而惊惧肃敬的”，朝廷之上一改往昔乱哄哄的场面，井然有序，群臣“出乎礼则入乎刑”，再也“无敢欢哗失礼者”。这大大地树立了皇帝的威仪，令刘邦欣喜若狂。高兴之余，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以示奖赏。不久，又听从叔孙通的建议，进用了大批儒生。刘邦对待儒生态度的转变，对后代皇帝复兴儒学起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陆贾一生主要活动于汉高祖元年和汉文帝即位初期这一段时间内。他少习《诗》、《书》、《春秋三传》等儒家经典，具有很高的儒学修养。刘邦称帝前，陆贾曾追随刘邦打天下，屡屡建功，深受刘邦器重。刘邦定鼎天下后，陆贾又奉命为刘邦“总结秦朝所以失去天下，我们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各王朝成败的原因”，也就是以书面形式谈论天下得失兴衰之原因。为此，陆贾撰文十二篇，总结分析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高祖将他的这部书称为《新语》。这十二篇文章就是后来的《新语》。陆贾以理论的形式劝说、启发刘邦要高度重视和认识儒学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放弃对儒学的鄙视态度。陆贾也因之被后世学者称为秦后第一儒。

二、三教对立

儒学家与墨学家，老学家，法学家之间的势力是消长的。当时在墨学这个流派中，游侠一派特别兴盛。朱家，郭解等人。当时的士大夫都很崇拜他们。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犯禁。”儒说的就是孔家学说。侠说的就是墨家学说。因为这个原因，孔墨两派在当时社会势力相等。而道家等其它学派。在当时的政界中也有很强的势力。汉高帝时，曹参到齐国出任悼惠王的宰相。召集了上百的儒学学者，问安定和辑睦百姓的办法。儒生们每个人都持自己的一套说法，曹参不知道听谁的，听说胶西有一个叫盖公的人。精通老子的学说。就派人请来相见。盖公为他进言说“治道贵清静则民自定”。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为政清简，不烦扰百姓。曹参就让出自己的府邸请盖公居住。并且听从了他的建议，以此治理国家。把齐国治理的很好，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和睦团结。人们都称曹参为贤相。

景帝时，太后窦氏喜欢老子的学说。从皇帝到所有的窦家子弟。都必须要读老子的言论，尊崇他的学术主张。道家学者黄生，和儒家学者辕固生，曾经在皇帝面帝前相互讥讽对方的学说。太后知道后非常愤怒，把辕固生放到圈养野猪的地方让他去杀野猪，想用这个办法杀掉他。正是因为道家有当权者的提倡和保护，所以儒教不能与他们抗衡。

景帝时，法学家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权力驾驭在九卿之上，国家的法令大多由他来更改和修订。汉武帝即位后，重用桑弘羊等，想学习李悝和商鞅的变法政策来治理天下，所以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都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并与道家学说形成水火之势。正是因为这样在西汉初期，墨学家，道学家，法学家，在政治上及社会上各具有相当势力，儒学还不能统一学术界。

三、汉武帝独尊儒术背后的手腕

儒教得到明确的肯定是在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在讨论当时的天下形势时说：“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历史使命就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武帝即位后，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汉武帝即位次年改元建元。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武帝就亲自在殿廷考试录用德才兼备能尽力规劝的人。

广川的董仲舒对武帝提出的国家问题给予答复，提出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来考察人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没有经过六艺考察的人不得录用。武帝听从了他的对策，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田倾向儒学，推荐儒生赵络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礼制。似乎一时之间儒教马上就要兴盛了。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结果窦太后大怒，私下调查出赵绾、王臧贪污事实，责问汉武帝。武帝将二人下狱，并迫令他们自杀谢罪，窦婴田蚡也被免职让他们反省。申公用年龄老迈为借口，火速溜回了老家。治理明堂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

这样的情况直到建元六年才有了变化，这一年窦太后亡故了，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朝廷的人事上再次出现变化。田蚡当上了宰相，而董仲舒也应时而出，适时地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武帝接纳了这一言论，开始让每个郡推举一个孝廉，从此之后，兴建儒教学校，设置博士一官，设立明经射的考试制度，公孙弘沾这个制度的了光，从平头百姓做到封侯拜相，这个时候儒学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其它的学术了。而后两千年来儒学做为国教的局面也在大致形成了。

四、儒学的进化规律

儒学内部的派别竞争，符合学术进化的规律，在外的学术竞争没有了，就转而形成了内部的竞争。这跟政治有关，跟学术特点也有关。

韩非子的?显学篇》曾经说过：自从孔子死后，儒家内部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墨家分化为三个支系。

儒家八派中的第一家为子张之儒。子张不仅出身低微，而且还是进过监狱的，只是师从孔子之后，才改邪归正，终成为儒林中的名士。《论语》中记载他向孔子学干禄，问从政，似乎心思也不在学术本身，故而身后也没有什么著作传世。子游、曾参也批评他“未仁”，“难与辨为仁”，似乎其思想品质、精神境界并不高。以至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大骂子张是“贱儒”。可见在儒家系统中，子张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子张的后学显然已成为一个很大的学派，他的崛起一方面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子张氏在儒家中是站在民众立场的极左翼，其思想见解与行为方式与墨家极为相似。另一方面，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子张一派在孔门之中原本没有思想贡献和学术见解可言，但正是这一特征使他们在孔子之后在对儒家精神的阐释时便相对少有束缚，而作出一些更合乎现实需要的解释。因此，在严谨如韩非者看来，子张氏的那些解释虽然号称真孔子，虽然赢得人们的喝采，但实在说来背离孔子不知有多远。这既是子张一派在孔子之后不断坐大的根本原因，也是荀子骂他们为不修边幅不守规矩之贱儒的实际背景。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1）

第一节钩党是怎样炼成的

一、关系户的政治手腕

中国古代的政权是皇帝继承制，这是皇帝定的规矩，目的就是万世一系地将自己的宝座传给自己的子孙。这个制度到了东汉时已日臻完善。这种皇位继承制度，使储君的范围集中在当今皇帝的子嗣当中，选择余地较小，一旦皇帝早逝，出现幼帝即位的概率就极大，东汉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东汉除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献帝(刘协)外，其余都未满36岁就去世了。其中，除去安帝、质帝、桓帝三帝以刘氏宗族身份即位外，其余都遵从“父传子，家天下”的继承原则。皇帝们虽然嫔妃较多、结婚早，但由于身体发育尚未成熟，过度纵欲，无疑会影响自身的健康，使后代多体质孱弱，年纪不大就夭折了，如果涉及宫廷争宠、废立，再加上古时医疗技术的落后，其中能成人的皇子本来就不多，皇储的选择范围就更小了。东汉先帝死时都早，所以能存活下来的皇子必然年龄偏幼，但只要先皇有子嗣却是非立不可，东汉多幼帝，这是封建制度终其一生无法治愈的痼疾。

东汉如此多幼帝，也有其偶然的原因。与东汉皇帝大多短命相反，他们的母后或皇后却都长命，且“主少母壮”。汉朝又确立了皇后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断时，皇太后可以监护人的身份监督、选立嗣位人，以至临朝称制。太后临朝称制，其权力与皇帝相等，东汉“临朝者六后”，这种情况下，有些太后为了满足自身的权欲，还废长立幼，如原和帝之后邓太后，以长子刘胜有痼疾为由不立，而偏立少子刘隆，而刘隆才刚刚出生不足一百天，刚立不久就夭折。后又立刘牿，也才12岁，一太后竟两立幼帝，把持朝政达16年之久。东汉后宫干政的局面是汉朝时皇后制度乃至后宫制度不成熟的一个典型缩影，这也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完善后宫制度不断探索的结果，对以后不断完善后宫制度起了深远的影响。

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政权，解除外戚的威胁，只有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了。皇帝幼长深宫，势单力薄，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宦官。皇帝自幼，一切就由宦官照管，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性情习惯，是皇帝身边唯一的亲信。当皇帝长大成人，要求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时候，必然地同企图继续专权的外戚集团产生矛盾。在同外戚集团的斗争中，宦官也就天然地成为皇帝的盟友。于是，在宦官的协助下，皇帝夺回了政权。夺回政权之后，有功的宦官“遂享土地之封，超登公卿之位”，国家的权力便落到了这些有功的宦官手中。然而，当皇帝死去，新君继位，宦官由于政治身份卑贱而不能辅政，于是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的局面，就成为东汉中后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总结起来东汉时期，出现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是东汉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走向了反面。

贯穿于中国官僚制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就是要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问题。东汉建立后，刘秀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皇权。他把权力从王公大臣手中拿来，并设置尚书台。尚书官不大，事儿可不少。朝廷之上，事无巨细，无所不管，权力极大，直接听命于皇帝。东汉对尚书台“官小权大”的这种安排，目的就是更便利于皇帝的控制。

刘秀加强皇权的这种措施，在东汉初年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然而，到了东汉中期，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权力转移。尚书台职微权重，既拥有实际权力，又便于皇帝控制。而尚书台既然便利于皇帝自己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外戚的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宦官的控制。不论是外戚，还是宦官，只要加有“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头衔，就能指挥、控制尚书台，而一旦控制了尚书台，就等于把国家政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所以说，中央职能部门职微权重的这种安排，给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便利。

东汉王朝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出现众多幼帝即位的现象是地主阶级在构建政权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阵痛，幼帝即位、外戚专权、宦官干政是这场阵痛中的三个焦点，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着手解决的重点，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三大痼疾，这三大痼疾最终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而消亡。

第二，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是外戚宦官专权的阶级基础。

豪强地主的势力到东汉中期更为发展。他们在经济上抢占土地，争夺人口，就必然在政治上争夺权利。东汉的外戚，一般都是功臣宿将，名门大族，他们是豪强地主上层的代表。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家族，集功臣与外戚于一身，势力非常强大。除了马皇后一门，能够自我谦抑之外，其余的几家，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

宦官一般出身低微，目不识丁，为一般人所不齿。然而一旦掌权之后，宦官也开始兼并土地，上升为地主阶级。当然了，宦官并不一定都是坏人，宦官中也时有出类拔萃者，修《史记》的司马迁，发明造纸术的蔡侯，下西洋的三保太监，都在青史上留有好名。但是，宦官政治却一定是黑暗的。这是因为：第一，宦官身受腐刑，性情上变态，对社会、对正常人存在着仇视心理；第二，宦官没有后代，因此也就不受道德观念的丝毫约束；第三，宦官出身低微，目不识丁，没有文化素养；第四，宦官只懂得送往迎来，阿谀奉承，而没有任何政治经验。

到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官”，上至公卿，下到地方守令，都是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给官。

宦官上升为豪强地主，但不为上层豪门及清流所看重，乃是豪强地主下层的政治代表。

第三个原因是，东汉从中期的和帝开始，皇帝多数夭折，往往是幼主继位，母后临朝。东汉中后期的十一个皇帝，其中皇帝大多夭亡，太子年幼继位，于是，就出现了母后临朝，垂廉听政的情况。

这些垂廉听政的太后们，年龄都不大，一般不过二十几岁。她们死了丈夫，精神空虚颓废，无以寄托，把思想感情的关注点，从夫妻生活转移到朝廷大事的处理上来。然而，这些年轻的太后们没有起码的社会经验和统治经验，也基本上没有文化知识。她们根本没有能力来驾驭国家机器，只好依靠自己娘家的的父兄，帮助自己来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国家政权便落到了外戚的手中。

前面分析过，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政权，解除外戚的威胁，只有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了。当皇帝死去，新君继位，宦官由于政治身份卑贱而不能辅政，于是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的局面，就成为东汉中后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情况到了专制社会就不存在了，专制社会时候权利是在君主的手中的；到了共和社会，情况就更好了，权利就落在人民手中了。

可在封建时代，君主和宰相的权利在他们出生以前就已经定下了，大臣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牢牢相扣。在君主年少和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时候，就会将国家的大权委任于有权势的大臣，让他们来辅弼少主，一则这样权臣就不会趁着动乱觊觎君主之位而发生内乱，二则平民百姓也不会闹出大的乱子来。在专制时代，平民百姓已经可以做到大臣甚至宰相了，这时候的朝廷管制已并非只是贵族的专利，辅佐皇帝处理国家机要大事的也并非一定要与皇帝有血缘关系了。皇帝年少，国家尚处于动荡或不稳定期间，这时候的国家政务的决断只好听命于皇太后，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对男女关系的禁锢，皇太后临朝却不能直接与朝廷大臣接触，所有的政令只好借助于皇太后的亲戚或在其左右侍奉的宦官来转达处理，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外戚和宦官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

中国一直以来是一个贵族当权的国家，从唐尧、虞舜开始，到商太宗太甲子至，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尚未出现皇帝的母亲临朝听政的先例。

舜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作为一个臣子出位的。在那个“大同”社会，即尧舜“禅让”时代，这是一个美好和天真的时代，传说中那时侯皇帝轮流做，谁有贤德谁当国家的首领，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尧传舜让被人们吹破了天，毛主席有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幻想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们也能达到尧舜时代人们的思想境界多好啊！可惜大同时代也不过是后期儒家夫子们崇古思想的一种反映，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发泄罢了。而实际的情况是舜夺了尧的政权。

其实尧舜时代以前已形成子传父业的传统了，创造这个传统的人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黄帝。黄帝是公认的中华民族千古第一帝，一辈子娶了二十四个老婆，生了二十五子，在位一百年，享寿一百二十岁。黄帝去世后，他的儿子少昊金天氏继立为帝，当政84年后也驾鹤西游了，就这样父子相乘若干年后。这第一把交椅就轮到尧坐了。所以，按那个时候的规矩，皇帝也不是贤惠就能当的，还得看血统。

尧继位后，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但使他头疼的是，他生了九个儿子，却一个比一个不成器，长子丹朱不贤，养成了一种公子王孙吃喝玩乐的作风，颇有些玩世不恭的性格，他最喜欢干的事是召集一大帮狐朋狗友，在皇宫中成群打仗地胡闹，另外八个儿子虽然没有大的缺点，可也没有大的优点，反正扔人堆里就被淹没了的那路货色。好在尧很长寿，在女婿舜的帮衬之下，当了100年第一领导人还没有要退位的意思。

可是舜这位贤臣等不及了呀，就把尧囚禁起来，还不让其子丹朱与他见而，类似于后代的宫廷政变，但舜并没有马上称帝。按照《史记》所载传说，舜摄政28年间是以臣下的身份行使国家主权，等到尧死了以后才坐上皇帝宝座。

舜倒也是个贤德之君，不过他称帝后赶上的天时不好，洪水泛滥成灾，于是他派鲧去治水。按舜的用人之能，鲧一定是个水利专家，面对肆虐的洪水，鲧冥思苦想，最后他?起了一句俗语：“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只要在村子周围建上高堤，不就可以挡住洪水了吗？鲧的想法与现在人们治理黄河水修建黄河大堤不谋而合，但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九年的时间也没把水治好。舜这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鲧治水不利判了鲧的死刑，把他杀死在羽山之野。

可怜的鲧，做了九年抗洪工作，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点儿疲劳，就这么冤屈地死了。然而，普天之下只有鲧氏家族是水利专家，杀了鲧以后，大水仍然泛滥，舜没有办法，只好派鲧的儿子禹继续去治水。禹这时一定是满怀悲愤前往治水前线的，他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因为他知道，前有车，后有辙。治水不成，就得走鲧的老路。

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禹不再用父亲堵的办法治水，反其道而行之用“疏”，终于疏通了九河，治水成功。禹治水成功的同时，也在民间树立起了强大的威望，有了做贤臣的政治资本。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2）

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报仇应该是人之常情的。但舜作为千古一帝威望也是不小的，明知杀之有违民意，于是禹逼舜帝退位暗中折磨他也算报了杀父之仇，据记载，舜在年老的时候，认为自己的儿子商均不肖才“禅让”给禹王的，实际上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商均肯定是个纨绔子弟，其英明神武根本与禹王不在一个档次上，诸候不服是真的，禅让是假，逼舜帝退位是真。禹逼舜退位后，舜经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借口去南方巡视，离开了京城，因为气性太大，在九嶷山气死了。禹开始明证言顺的行使国家主权了，不过在舜咽气之前禹也是以臣子身份代行国家权力的。

可笑的是，尧舜如此充满血腥的“禅让”，后世之人纷纷效仿，王莽利用禅让之论，代汉而兴；三国时期曹魏逼汉献帝“禅让”；司马家族逼曹魏“禅让”；唐高祖李渊逼隋恭帝杨侑“禅让”；宋太祖赵匡胤逼柴家孤儿寡母“禅让”，等等闹剧说明：后世英雄早已看透了尧舜禅让“作秀”的真相，不过没有人说破，暗自效仿不也是圣人之举么！当然这个是题外话。

下面我们来说个更厉害的人，这人从奴隶做到宰相，可谓国家的股肱之臣，这样已经够厉害了，更厉害的是他居然还流放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商太宗太甲是商朝第四位国王。太甲在位初年，任用伊尹为相，在伊尹的督促下，商朝国力比较强盛。可是太甲三年时，太甲任意地发号施令，一味享乐，暴虐百姓，朝政昏乱，又带头破坏汤制定的法规。伊尹虽百般规劝，他都听不进去，伊尹只好将他送到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居住，让他自己反省，史称“伊尹放太甲”。

太甲住在桐宫，见祖父身为开国君王，坟墓却十分简陋，又从守墓老人那里了解到祖父的许多艰苦创业，仁厚省俭的旧事，对照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确实不像话，便暗暗内疚，决心痛改前非，开始在桐宫关心孤老，遵守法制，与人为善。

三年后，伊尹见太甲真心悔过，十分高兴，便带领文武大臣，携带王服，冠冕，迎接他回到亳都，还政于他。从此，太甲以自己过去的失足为鉴，早朝晏罢，勤政爱民。遵守汤制定的法律，将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商朝也逐渐繁荣起来，伊尹见太甲成为明君，非常高兴，特地写了一篇《太甲训》的文章来赞扬他，称他为太宗。这个故事后来成了贤臣替国君行使国家主权的超级典型，

臣子代行君权业绩做的最好的要属周公。说到周公，民间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具体可以参见《封神榜》。是个非常有才的人。

周公原名叫周公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的弟弟。

在商朝的时候，周相当于一个诸侯国。他们的王跟部落的酋长差不多。这时候周公就帮助父亲周文王成了西方的共主，奠定了灭掉商朝的基础。

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周公更是成了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他的帮助下武王顺利灭商，建立大周。

灭商归来，武王得了重病，不久就死了。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周公，周公哭着拒绝了。武王死后，太子诵继位，就是成王。

成王不过是个十多岁的孩子。面对国家初立，尚未稳固，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复杂形势，成王是绝对应付不了的。武王之死使整个国家失去了重心，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的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收拾这种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了周公肩上。周公执政称王，发挥了王的作用。这在当时是自然的事情。古书中有不少周公称王的记载，只是到了汉代，大一统和君权至上局面形成之后，周公称王变成不可思议，于是才有周公是“摄政”、“假王”等等说法。而这也是臣子代行国政的顶峰了。

周公虽然顺利的做到了人臣之最，但是还是要面临很多麻烦。也就是说贤臣代行君主的权利是存在很多漏洞的。为此周公做了很多工作。

看着周公行使国君的权利，很多比周公辈分高的王室成员不高兴了。特别是管叔，有意争权，并且联合地方武装势力起来造反。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周文王惨淡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掉。

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他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爽，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前1023年)举行东征，讨伐叛军，巩固了周朝的统治。并乘胜灭掉了很多反周的小国家。

攘外必先安内就是这个时候周公发明的策略。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三年的东征灭国尽管有五十个左右，而占领地的巩固和扩大还是在分封同姓之后。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周公东征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嬴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这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建都洛邑后，周公旦开始实行封邦建国的方针。他先后建置71个封国，把武王15个兄弟和16个功臣，封到封国去做诸侯，以作为捍卫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国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谓“制礼作乐”。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周公先后发布了各种文告，从这里可以窥见周公总结夏殷的统治经验，制定下来的各种政策。这些都成了以后王朝成立后用于巩固参考的资料。

周公的文功武治的业绩比历史上任何的君王做的都好。成了后世王朝效法的对象。就是这样他也一直以人臣自居直到最后。是人臣代君主行职权的典范。

以上这些人都曾经以宰相的身份总理朝廷政务，大臣们都习以为常，并不感到奇怪。秦汉以后，君主专制政体开始进化，贵族的权利渐渐减小，皇太后临朝听政才开始成为历代常用的做法，而外戚和宦官的势力也在暗地里慢慢增长，他们的权势甚至可以决定国家政策和法令，外戚宦官之祸也随着君主专制体制的终结而开始了。

中国文化里向来就有重视宗族的传统。父族、母族、妻族，这叫三族，但是这三族性质不同，分量也不同。父族是什么关系呢？是血统关系，同姓的，父系的，这个叫血统关系；母族是血缘关系；妻族是姻缘关系。就是妻族和自己一点血的关系都没有了，就是他们分量是不一样的。

对于皇族来说，父族就是皇族，也叫宗室。母族和妻族不同姓，他是外姓人，这个叫外戚也叫做皇亲国戚。宗室就是同姓的凤子龙孙是可以封王的，外戚，也就是异姓的母族和妻族只能封侯，这个是政治待遇不同，但是待遇不同不等于关系，待遇高的不一定关系好，为什么呢？同姓的这些宗室有威胁，他也有皇位的继承权，一旦在位的皇帝死了，没有儿子，那就要到同姓的宗室里面去找一个人，汉文帝就是这样，汉高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汉惠帝继位，汉惠帝死了以后，惠帝没有儿子，只好把他的兄弟汉文帝从藩王的位置上请进京城来，请他做皇帝，所以这些藩王们都有一点点当皇帝的意思，至少是，总觉得自己是有资格当皇帝的，你姓刘我也姓刘，你是高祖的子孙，我难道不是高祖的子孙吗？凭什么你当我不能当，所以刘濞想造反，刘安想造反，就因为他姓刘。

那么不姓刘的，姓窦的，姓田的，姓卫的，你本来就是没有资格做皇帝，你要做皇帝的话，那就是谋反，大逆不道，对皇帝来说，外戚反而相对安全。所以在这个时候，皇帝在政治上会倾向于外戚而不是宗室。所以汉代外戚在政治舞台上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历代王朝外戚多凭藉皇后、太后势力而把持朝政，权重势大，往往威胁皇权。西汉初年，外戚干政就已然开始，吕后专政及诸吕擅权便是其例。景帝时之窦婴；武帝时之田蚡、卫青、霍去病；昭帝时的霍光等，都是以外戚身分而位高权重。

所谓前有车，后有辙。汉王朝一开始就是夫妻店，汉高祖刘邦的正妻吕雉，她是和汉高祖刘邦一起打江山的，打天下的，还做过项羽的俘虏。吕后她是出生入死，同甘苦、共患难，这么当的一个皇后和太后。刚好刘邦去世以后，吕后的儿子惠帝很懦弱，就是说得不好听就是懦夫，说得好听就是仁慈。对于很多事情是下不了手的，吕后却下的去手，所以一直是吕后专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太后干政的传统。

汉代号称孝治天下，就是他们治国的理念就是一个字“孝”。皇帝要带头孝，皇帝带头孝以后，下面的子民也都孝。你孝治天下你当然要尊敬太后嘛。太后就可以干政，所以外戚的这个力量在两汉一直是很强的。

其实从高祖刘邦开始，谁做了皇后，都要提拔自己娘家人，吕后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皇帝的儿子有很多个，虽然本着立嫡的原则，皇后的儿子是储君的第一人选，但皇帝的心思谁也猜不着，一旦爱屋及乌，选了别的妃嫔的儿子做太子也是一点不出奇，所以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娘家人就算水平再低，能力再差，毕竟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一批真正的死忠之士，所以一定要提拔上来，位居高位，关键时刻做皇后利益的传声筒、发言人，影响皇帝，打击敌对势力。

但吕后在汉惠帝死后，干脆自己临朝称制了，所以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她都成了西汉王朝的真正统治者，虽然她大封诸吕，但在她活着的时候权力还是集中在自己手上的，外戚仍然只是她倚重的一股政治势力而已。

严格的说汉朝外戚之祸始于吕后。下面我们来回放一下吕后的履历。

吕后原名叫吕雉。吕后的父亲史书没有记载，我们就姑且叫他吕公吧。吕公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吕后是他的大女儿。吕公为了躲避仇人，逃难时曾暂住在好哥们沛县县令家里。后来，由于吕公对沛县感觉很好，就干脆把家安顿在了沛县。

关于吕雉姑娘怎么跟刘邦结为伴侣的，这里有一个故事。

吕公刚刚把家搬到沛县的时候，县里边当官的，土财主听说县令家来了贵客，就都来凑钱喝酒。负责接收贺礼的人，就是后来刘邦手下“三杰”之一的萧何。这个时候，萧何是沛县县令手下一名官员。这次酒宴，萧何主管收礼。按照规定，献钱不满一千的人只能在堂下喝酒；凑钱超过一千的人才能到堂上喝酒。刘邦来到以后，高喊一声泗水亭长刘季，就直接来到堂上，实际上，刘邦一个子没拿。吕公一听“贺钱万”，大为惊讶，赶快起身相迎。因为“贺钱万”在当时是个非常了不得的数字。从酒宴的规定看，出一千钱的都算是贵客，都要请到堂上喝酒，拿一万钱，当然令人大吃一惊。从来人的身份看，比亭长官高的人不少，但都没有“贺钱万”。拿一万钱，当然令人大吃一惊。从实际收入上看，秦代一位县令的年俸也只是数千钱，至于亭长，一年的俸钱不足数千。一个亭长一次酒宴敢于“贺钱万”，绝对是天文数字，也是不可能的事。吕公当然知道刘邦不可能“贺钱万”，但是，吕公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看中的是刘邦的胆量和潜在的政治家素质。所以，吕公听到这么一个天文数字，立即对刘邦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兴趣。

吕公这个人非常迷信相面。因此，他对口出大言的刘邦的面相也非常吃惊。客人都走了之后，吕公对刘邦说：我平生为人相面多极了，但从来没有见到你这样的面相。我有一个女儿，想许给你为妻，希望你不要嫌弃。

这个时候，四十多岁的刘邦还没有老婆，一听说有这种好事，喜出望外，马上答应下来。但是，吕公嫁女一事吕公的老婆不答应：你平时总说咱女儿是个富贵相，要许个富贵人家，沛县县令对你这么好，他来求婚你都不答应，为什么非要嫁给这个刘季？吕公回答：这并不是你一个妇道人家能知道的。

吕公的家是吕公一人说了算，尽管他的妻子反对，但是，他的妻子并不当家；这样，吕雉就成了刘邦的妻子。值得重视的是吕雉的态度。作为这场婚事当事人的吕雉，没有丝毫怨言地接受了父亲对自己终身大事的安排，可见此时的吕雉非常温顺。

如果说吕公相信了刘邦并把女儿嫁给他是交友不慎的话，吕姑娘本人经历的婚姻则可以说是遇人不淑。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3）

不到二十岁的少女吕雉嫁给了四十岁中年亭长刘邦，而且，这位亭长虽然没有正式结婚，却有了一位未婚生育的儿子刘肥。在刘邦发迹之前，吕雉对刘肥没有任何苛刻之举，这对一位丈夫长自己二十多岁的少妇来说，实属不易。后来，吕雉有了儿子、女儿之后，还要在田中干活。吕雉婚后还得亲自下田种地，显示了吕雉勤劳持家的一面。

可是勤劳持家的吕姑娘并不能因她的贤惠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反而被他的丈夫连累的有了牢狱之灾。

刘邦做了泗水亭长之后，要负责往郦山押送服劳役的人。一次押送郦山劳役，一路上不断有人逃亡。无奈之下，他干脆在丰县西边的大泽中将剩余还没有逃的人全放了，刘邦这一放，反倒感动了十几个不愿逃的人，愿意跟随刘邦。刘邦就带着这伙人跑到芒砀山（今河南永城）落草为寇了。

刘邦身为亭长，押送骊山劳工，竟然放走劳工，自己逃亡，这当然为秦法难容。常言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刘邦可以一走了之，吕雉却为此下了狱。

监狱里的生活历来不好过，吕雉进了秦代沛县的监狱也好不到哪儿。监狱之中大问题之一是狱卒对吕雉不礼貌，吕雉在狱中为刘邦究竟受了什么罪史书没有记载；但是，沛县监狱中有一个叫任敖的狱卒，平日和泗水亭长刘邦的关系很好。任敖看见狱卒虐待吕雉，一怒之下打伤了那个虐待吕雉的狱卒。这一下子，沛县监狱的狱卒再也没有人敢于欺侮吕雉了。任敖打伤虐待吕雉的狱卒，说明吕雉在沛县监狱之中受过虐待。很难说经历了生活艰辛的吕雉此时心理有了怎样的变化。

好在历史证明刘邦确实不是盏省油的灯。汉二年四月，他刘邦又打回来了。此时的项羽正在齐地忙于平叛，刘邦趁虚而入打进了西楚国都彭城。可是吕姑娘的春天还是没来，刘邦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消灭项羽集团；二是要接走他的父亲、妻子、儿子、女儿。但是，刘邦到了彭城之后，并没有急着接亲人，反而在彭城忙于接收项羽从秦朝都城带走的美女、财宝。

等到项羽杀回彭城，刘邦才想起来派人去接家属，但是，此时刘邦的家人已经被项羽接走了，并且在项羽的军营中做了二十八个月的人质。

汉四年，刘邦、项羽荥阳对峙之时，无奈的项羽忽发奇想：以烹太公相威胁。项羽的目的是想借此机会要挟刘邦，逼迫刘邦投降。刘邦不吃这一套，竟然嬉皮笑脸地对项羽说：我和项羽都受怀王的命令伐秦，又结拜过兄弟；所以，我爹就是你爹，你要烹你爹，我也跟着一块儿喝汤。项羽大怒，要烹太公，幸亏项伯从中斡旋，项羽才未杀太公。

这件事虽然史书记载的是“杀太公”，但如果真的烹了太公，吕后能躲得过去吗？绝对不可能躲过去！项羽一旦感到绝望，人质不能起到威慑刘邦的作用，他干吗白白为刘邦养着刘邦的老婆？这场危机由于项伯相救，说了一番杀太公没有任何作用，只能使两家的仇结得更深之类的话，项羽才平息了怒气。太公得以躲过一劫，吕后也因此得以躲过一劫。

在荥阳对峙了两年多之后，由于项羽军粮短缺，不得不同意刘邦汉五年十月提出的鸿沟议和。刘邦利用鸿沟议和的骗局，诱骗项羽放回做了两年零四个月人质的刘邦的父亲刘公和吕雉，然后撤兵。

刘邦在得到被扣两年多的父亲和老婆后，立即撕毁协议，追杀项羽。但是，不管刘邦如何欺骗项羽，鸿沟议和终于使吕雉回到了汉营。

吕雉对楚汉战争的贡献是他为刘邦做了两年零四个月的人质。这是吕雉为刘邦做出的重大牺牲，也是吕后在刘邦死后执掌朝政的政治资本。历经磨难，回到丈夫身边的吕雉却发现刘邦身边早已有了宠幸的戚夫人。此时的吕后因为年龄长于戚夫人，常常作为留守，伴在刘邦身边的是那位年轻貌美的戚夫人。

刘邦实在不是个好男人，他结婚之前就跟一个曹姓女人鬼混，前面说的刘肥就是刘邦跟这个女人生的。刘邦婚后也没闲着，在与项羽争夺江山期间，前期老吃败仗，但却收获到了一个年轻美貌、后来影响后宫的戚夫人。得到戚夫人的故事很浪漫，说是有一次败给项羽后，连饭也没得吃，逃到一村子里遇见一个老人。老人姓戚，带着18岁的闺女在此躲避战乱。一见带兵的刘邦，老人吓得连忙下拜，并带他回家里弄菜弄酒给他吃。刘邦见到老人的闺女，顿时动了心思，得知女孩尚未嫁人后，心中窃喜。老人看出意思，就说相面先生讲他闺女有贵人之相，难道遇到大王，就是她的前世姻缘？于是要把闺女许给刘邦为妻。虽然说刘邦心里暗喜，考虑家有妻室，已有吕雉，也客气了一番才应下。据说，刘邦是解下自己的玉带作为定情之物，老人当晚便让闺女陪刘邦睡觉了，刘邦这个老岳父看来比今天的父母们还想得开呢。戚夫人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女之一，而年老色衰的吕雉敌不过戚夫人青春美貌，不到三十岁的吕后此时只能默默地当一个“留守太太”。

就算吕姑娘已经这么惨了，命运还是一直追着她做游戏。因为刘邦宠爱戚夫人的缘故，老想把吕后生的太子刘盈给废了。于是刘邦找借口说太子刘盈太软弱，不像自己，还是刘如意比较随我。

中国传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这是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刘邦废太子之事引发了两个方面的强烈反应：

第一个做出强烈反应的是朝中大臣。张良、周昌、叔孙通等朝中大臣都坚决反对废长立幼。

其中，叔孙通于汉十二年劝阻刘邦废立太子时的一番话最具代表性：“太子天下本，本一揺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朝臣们看重的正是制度治国，他们认为：一旦制度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张良、周昌等大臣们的反对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周昌是刘邦任泗水亭长时的老部下，跟随刘邦一块儿起兵。他的哥哥周苛还是一位烈士，为守卫荥阳被项羽所杀。周昌坚决反对刘邦废长立幼。刘邦问周昌废立太子一事，周昌口吃，说话结结巴巴，但是，他一听刘邦要废长立幼，非常恼火，他说：我的嘴不会说，但是，我觉得这件事绝对不可能做，陛下即使想废太子，我也绝对不接受这个诏书。由于周昌口吃加上盛怒，一段话说的很有喜剧效果。刘邦听了哈哈大笑，废太子的话题在那个情景下就变成闹剧一场了。刘邦就没在说别的，可是心里还在找合适的场合继续讨论这个事儿。

另一个作出强烈反应的是此事的最大受害者吕后。有人为吕后设谋，让他找张良。吕后就让他的哥哥吕泽劫持张良，逼着张良献计。张良对吕泽说：皇上在战争困难的时候确实能够听我的意见，但是，现在是因为爱而要废长立幼，这已经不是靠说能了结的事。但是，皇上非常看重的“商山四皓”却始终请不来，因为他们认为皇上对臣下态度一贯傲慢。如果你们想个办法把“商山四皓”请出来辅佐太子，让他们天天陪着太子，特别上朝之时陪伴太子，皇上一定会看见。皇上知道“商山四皓”辅佐太子，也许会有一用。吕后立即付诸实施。吕后派吕泽让人带了太子的亲笔信，还带了一份厚礼，请“商山四皓”出山，这四位高士竟然全来了。

汉十二年，刘邦平定黥布叛乱结束，但是，刘邦也在这次平叛中第二次受到致命箭伤。而且，由箭伤引发的疾病更加严重。此时的刘邦已经预感到人的生命是有尽头的，因此，刘邦废立太子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了。张良劝阻无效，托病不再上朝。作为太子太傅的叔孙通以死相谏，刘邦假装听从，实际上废立太子的想法毫无改变。

一次朝宴，高祖刘邦发现太子身边有四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胡须、眉毛都白了，服装、帽子非常讲究。高祖很奇怪，就问他们：你们是谁？四位老人上前回答，并各自报了姓名：东园公、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刘邦听说后大为吃惊：我请你们多年，你们逃避我。现在为什么要随从我的儿子呢？四位老人回答：陛下轻视读书，又爱骂人。我们坚决不愿受辱，所以才因为恐惧而逃亡。如今听说太子仁孝恭敬，爱护天下读书人，天下人都愿意为太子效死力，所以我们就来了。刘邦说：烦请诸位好好替我照顾好太子。四位老人敬完酒，离去。刘邦看着离去的四位老人，指着他们对戚夫人说：我想更换太子，但是，他们四位高士都来辅佐太子，太子的羽翼已经丰满，难以撼动了啊！吕后真是一位好主子啊！戚夫人听说后，立即失声痛哭。事以至此，戚夫人母子俩只好断了废太子的念想。

吕姑娘虽然情场失意，但是官场却很得意。长期的艰难处境也练就了她非凡的政治素养。

汉高祖十一年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诛杀韩信。同年三月，梁王彭越谋反，刘邦将其废为庶人，削职流放蜀地。途中遇吕后，彭越诉说无罪，吕后答应为他说情，将他带回咸阳。她抱怨刘邦：“你把彭越放走，等于放虎归山。”刘邦遂将其处死，并夷其三族。刘邦称帝八年间，吕后协助刘邦镇压叛逆、打击割据势力，对巩固汉朝统一政权起了重要作用，并为她日后掌权作了充分准备。

吕后当政内，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刘邦临终前，吕后问刘邦身后的安排。她问萧何相国后谁可继任，刘邦嘱曹参可继任，曹参后有王陵、陈平，但不能独任，周勃忠诚老实，文化不高，刘家天下如有危机，安刘氏天下的必是周勃，可任太尉。

吕后虽实际掌握大权，但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遗嘱的，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在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188年，惠帝刘盈忧郁病逝，立少帝刘恭，吕太后临朝称制，行使皇帝职权，为中国皇后专政的第一人。少帝因其生母为吕后所杀，心有怨言。

公元前184年，吕后遂杀少帝刘恭，立刘弘为少帝，吕太后照旧临朝天下，所以刘弘不称元年。

在治理国家上，吕太后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在采取“无为而治”，巩固西汉政权的同时，首先打击诸侯王和政治上的反对派，重用其宠臣审食其。然后布置党羽，大封诸吕及所爱后宫美人之子为王侯。随后杀掉赵王刘友和梁王刘恢。右丞相王陵坚决反对封诸吕为王的政策，坚持高祖与大臣的盟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吕太后不高兴，就让他担任皇帝的太傅，夺了他的丞相职权。王陵只得告病回家。然后又让审食其为左丞相，居中用事。陈平、周勃虽然不服，也只好顺从。审食其不处理左丞相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专门监督管理宫中的事务，像个郎中令，吕太后常与他决断大事，公卿大臣处理事务都要通过审食其才能决定。吕后这些做法遭到刘氏宗室和大臣的激烈反对。

吕太后追封他已故的两个哥哥，大哥周吕侯吕泽为悼武王，吕释之为赵昭王，以此作封立诸吕为王的开端。吕后元年（前187年），封侄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侄孙吕通为燕王，追尊父吕文为吕宣王，封女儿鲁元公主的儿子张偃为鲁王，将吕禄的女儿嫁给刘章，封刘章为朱虚侯，封吕释之的儿子吕种为沛侯，封外甥吕平扶柳侯。吕后二年，吕台去世，谥号肃王，封其子吕嘉代吕台为吕王。吕后四年，又封其妹吕媭为临光侯，侄子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吕后先后分封吕氏家族十几人为王为侯。

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后病重，她临终前仍没有忘记巩固吕氏天下。在她病危之时，下令任命侄子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吕王产统领南军。并且告诫他们：“高帝平定天下以后，与大臣订立盟约：‘不是刘氏宗族称王的，天下共诛之。’现在吕氏称王，刘氏和大臣愤愤不平，我很快就死了，皇帝年轻，大臣们可能发生兵变。所以你们要牢牢掌握军队，守卫宫殿，千万不要离开皇宫为我送葬，不要被人扼制。”

公元前180年八月一日，吕太后病死，终年六十二岁，与汉高祖合葬长陵。

吕后死后留下诏书赐给各诸侯黄金千斤，将、相、列侯、郎、吏都按官阶赐给黄金，大赦天下。让吕王吕产担任相国。让吕禄的女儿做皇后。由于吕后在政时期培植起一个吕氏外戚集团，从而加剧了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此在她死后，马上就酿成了刘氏皇族集团与吕氏外戚集团的流血斗争。吕太后没有完成她的政治计划就去世了，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骤然激化，袒刘之军蜂起。齐王刘襄发难于外，陈平、周勃响应于内，刘氏诸王，遂群起而杀诸吕，刘氏皇族集团与吕氏外戚集团的一场流血斗争，以皇族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4）

吕太后当政十五年，推行约法省禁、与民生息的政策，做了几件大事：叫各郡县推举优秀农民，予以勉励，减轻赋税，改秦税什收其伍为什伍税一；允许以往逃避山林、湖泊和迁徙他乡的农民回到家乡，并归还田宅，官吏不得因其过去有不法行为打骂或歧视；释放奴婢，回乡从事农耕，官吏不得干涉；裁减大批军官士卒，转业还乡，优先给以土地，妥善安置；大赦天下；废秦时因株连而夷三族罪和“妖言令”等苛法；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使边境安定。这些政策的实施，缓和了内外矛盾，刺激了生产发展，增强了汉王朝的国力。

吕后不遗余力地迫害刘邦的子孙，除了女性任性的行事风格使然之外，目的之一就是夺取他们的封地，用以分封她的娘家人，以壮大吕家势力。事实上，吕后也确实几乎夺得了刘家天下，但结果却是，在接下的政变中，吕姓一族被大臣们尽数诛杀，连吕后的亲生子刘盈一支也被捎带着赶尽杀绝。

汉武帝够神武的吧，一辈子也没摆脱外戚。算一算武帝时候外戚是换了好几拨人的，先是武帝的母亲王夫人，王夫人在民间时曾经结过婚，所以她跟景帝算是二婚，这点我很佩服当时的社会风气，好像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情，相当开明。有意思的是，王夫人的母亲也是二婚，所以她有个同母异父的弟弟田蚡，王夫人得宠后就把弟弟弄进朝里当官，田蚡呢，也确实为武帝登上皇位出过不少力，武帝十九岁当上皇帝，田蚡做上三公之一的太尉，权倾一时，迫害过不少耿直的功臣老将。同一时期的外戚能旗鼓相当的得数汉武帝奶奶家的亲戚窦婴。两股外戚势力不久就起了争斗。

窦婴人还不错。他做为外戚，曾经权倾朝野，最后却落得满门抄斩的结局，成为武帝时期的一大疑案。窦婴之死起因于灌夫在丞相田蚡婚宴上的一次闹酒，之后以伪造先帝遗诏定罪。而制造这个冤案的背后操纵者就是丞相田蚡。作为外戚集团势力的新兴代表，丞相田蚡早把没落外戚窦婴看做是眼中钉。

窦婴是汉武帝亲自任命的第二位丞相。汉武帝在位54年，共任命13位丞相。汉武帝为什么要选择窦婴为丞相呢？原因挺复杂，总结起来有下面四个原因：

第一，田蚡运作的结果。窦婴和田蚡是两大外戚，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田蚡是王太后的弟弟，汉武帝的舅舅。这一次是同时被任命，窦婴做丞相，田蚡做太尉。丞相跟太尉，在西汉初年，都属于三公之一的重要官职。

田蚡的姐姐王夫人做了皇太后以后，他非常想独揽朝政做丞相，但他手下的门客说，窦婴的资历比你长，做官时的声望很高，假如皇上让你做丞相，你要把这个位置让给窦婴，你肯定是做太尉，丞相和太尉的级别是一样的，而且你还能得到一个让贤的美名。田蚡听了大家的意见，通过他姐姐转告给汉武帝。这样窦婴就获得了一次做丞相的机会。

第二，窦婴尊儒。窦婴是一个崇尚儒家学说的人，汉武帝为了有所作为而采纳了董仲舒尊儒的建议，汉武帝重用窦婴，他们在政治观念上是一致的。

第三，相才匮乏。武帝继位时，武帝眼中能进入丞相人选的人非常少。西汉开国的丞相，用的全是刘邦手下的功臣，萧何，曹参，王陵，陈平，还有周勃，灌婴等。从高祖刘邦，到惠帝，到吕后，到文帝，这个时期都是由开国功臣担任丞相的。到灌婴这一任，功臣当丞相到此为止。灌婴在文帝四年去世，之后，开国的大功臣没有了。到了景帝朝，他任命了四个丞相，第一任陶青，第四任卫绾这两位既没参加反秦，又没参加灭项，跟功臣没有一点关系。与功臣沾点边的丞相是周亚夫和刘舍。他们是功臣之子，分别是周勃和刘襄的儿子。西汉政府丞相成员的构成，从大功臣，到小功臣，到功臣之子，再到跟功臣毫无关系的。从当时来看，相才非常匮乏。

第四，人才匮乏。选丞相，要选一个有才华的人，但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就没有一套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制度。汉高祖55岁当皇帝，62岁去世，八年中他忙于两件事，一个是不停地平叛，再一个是他家庭内部矛盾一大堆。吕后和戚夫人之间皇子之争的事，哪里顾得上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惠帝继位，当年就搞了个人彘事件，之后，他就成了半疯半傻的人，基本上不理朝政，他也不可能去培养人才。吕后时，忙的事更多了，怎么杀刘姓的诸侯王，怎么封吕姓的王，光这些事就忙不过来。再说吕后是一个没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你叫吕后去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简直是开玩笑。文帝顶多能做些减轻赋税，减轻一些刑罚的事情，人才培养谈不上。景帝想做点事，可又赶上七国之乱。历史给武帝留下的遗产，没有一个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机制，你叫汉武帝上哪儿去选人？他只能从他熟悉的人群中间去选，选来选去，一个是他祖母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一个是他母亲王太后的弟弟，他的舅舅田蚡。这样一个现实状况，也是造成窦婴能够担任丞相的重要原因。

窦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太后家宴。景帝朝时，窦太后举行过一次家宴，那次宴会规模虽然小，但规格高，参加的人有窦太后，汉景帝，梁王和窦婴。在饭桌上，汉景帝讲了一句话：千秋之后传梁王。窦太后很高兴，但窦婴马上出来纠正，窦太后从“欢”到“憎”，家宴不欢而散。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第一，窦婴非常耿直，有什么说什么，他是属于谋国不谋身那一号大臣。第二，窦婴是个有信仰的人，他有一个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念。他认为汉景帝的话说得不对，汉朝的天下，历来是父子相传，皇上怎么能擅自传位给自己的弟弟呢？他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祖制。

但是，窦婴是个不懂权术的人。其实，景帝说传位于梁王，这话是戏言，而窦婴误以为是失言。汉景帝在老娘面前专讲好听的，是为哄他老娘高兴，但做事他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说一套，做一套，该怎么办的还怎么办，景帝就是这么一种人。而窦婴是个不懂权术的人，把景帝的戏言当真了。

第二件事情是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初期，景帝惊恐失措，结果误信袁盎的话，错杀了晁错。杀了晁错，七国不退兵，景帝才决定用武力平叛。平叛用了两个人，一个是周亚夫，一个是窦婴，但开始窦婴不干。窦婴不干，反映了他性格中一个很大的弱点：任性。

太后家宴以后，窦太后对窦婴不理不睬，窦婴觉得自己官太小，干脆把官辞了，窦太后就解除了他进出皇宫的门籍。过了几个月，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汉景帝要他出任大将军，他借口有病不干。从这一点来看，窦婴个人意气太重。最后经景帝再三劝说才出山，结果立了功，还被封了侯。

窦婴在平叛七国之乱中立了大功，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说明窦婴是景帝朝刘姓宗室和窦氏外戚中的一代人才。窦婴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才，他正直廉洁，汉景帝赏赐给他的千金，他都全部用于国事。七国之乱以后，景帝任命窦婴做了太子的老师——太子太傅。五个女人之间的相互搅和，把太子的位置给搅和黄了。太子被废的时候，窦婴坚决反对，但反对无效。窦婴又一次任性，不干了。他请了病假，回到长安附近，找了一个南山，一住好几个月，就是不上朝。

后来有一个门客劝他说，能够让你升官发财的人是皇上，能够亲近、亲信你的人是你的姑姑窦太后，太子被废你去争，争不成，就不上朝。这样做，你和景帝的关系不就搞僵了吗？如果太后和皇上真的都恨你的话，那麻烦就大了。窦婴恍然大悟，又去上朝了。对此，汉景帝什么也没说，但是，窦婴失势也从这时候开始了。

窦婴的死是西汉初年的一个大案，案子虽然很大，起因却非常之小，起因是什么呢？就是灌夫在丞相田蚡的婚宴上闹酒，那么灌夫为什么要在田蚡的婚宴上要闹酒呢？是因为他发现来参加婚礼的人对窦婴不尊敬。

当时的情况就是田蚡给大家敬酒的时候，所有的宾客都避席了，而窦婴来给大家敬酒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避席。

我们知道古人是席地而坐，主人坐在正中，主要的地方叫主席，其他的人分成两列排在旁边叫列席。如果是主人来或者重要的贵宾来给咱们敬酒，要避席，避席，要离开这个席位，然后退下来说，不敢当。这个叫做避席。

在田蚡的婚宴上，田蚡来敬酒的时候，所有的客人都避席了，而窦婴来敬酒的时候，大多数的客人都半避。半起，避开，不敢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客人对窦婴不够尊重。而窦婴他的资格是比田蚡老，当年窦婴炙手可热、红极一时的时候田蚡是什么？是个郎官，想拍窦婴马屁都拍不上，现在田蚡当了丞相，窦婴下台了，你们就这样，太势利眼了吧，所以灌夫就发脾气了。

灌夫发脾气他也不好找别的人发啊，他瞄准一个是灌家的人，是他的晚辈，我家里人可以教训吧，这个家伙在干什么呢？和程不识将军在说悄悄话。灌夫就跑过去说，干什么干什么？老夫来跟你敬酒，你像个女人一样的说悄悄话，干什么呢？你平时说程不识将军一钱不值，你现在跟他说什么悄悄话。田蚡就不高兴了，打狗要看主人嘛，这个是我的客人嘛，田蚡就说灌夫了，你这话什么意思？程不识将军和李广将军都是卫尉，你这样说程不识将军，把李广将军的面子往哪儿放，灌夫说，老子今天豁出去了，管他们什么姓程的姓李的，就闹起来了，闹起来就把灌夫抓起来了，因为田蚡的婚姻是太后懿旨要田蚡办的，那么你不给田蚡面子便是不给太后面子，这叫做大不敬，是可以论罪的，把灌夫抓起来了。

灌夫抓起来以后，窦婴想灌夫闹酒是为了给我面子，我不能不救灌夫啊，窦婴就出来救灌夫，就把窦婴也抓起来了，窦婴被抓一下子就急了，马上托人给皇帝说，我有先帝遗诏。先帝遗诏上已经说了，我窦婴可以怎样怎样。可是后来档案库没找到备份的核查，窦婴也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给满门抄斩了。

其实往根上说，这个事儿可惜就可惜窦太后过世上，她也是要死的，她死了以后就是王太后了，就是汉武帝的母亲。窦太后那个时候已经是太皇太后，王太后也想学窦太后，继续管她这个儿子。谁知道汉武帝不是一个像汉景帝那样好控制的人。汉武帝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起了心思，就是必须要把母族的外戚剪除掉，不能够让她们再在自己的头上指手画脚。而这个时候呢，由于窦太后的去世，窦家这个外戚集团它就失势了。王家田家，就是王太后的这个集团，这个家族势力开始上升，所以田蚡就一路青云直上。

武帝的第一个皇后是有名的金屋藏娇陈皇后，陈皇后的母亲是景帝的亲姐姐，武帝的亲姑妈，他俩是典型的近亲结婚，所谓外戚算是他俩共同的亲戚，外得不彻底，武帝也不怎么喜欢她，很快就废了她的皇后位，这批外戚根本没机会上位。武帝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个有名的主儿，卫子夫和赵飞燕很相似，都是出身卑微，做歌舞妓钓到了皇帝这只大金龟，但卫子夫比赵飞燕好点，有一个做骑奴的弟弟卫青，卫青依靠裙带关系，迅速的被擢升为统兵的大将，并且在第一次西征匈奴的时候就立下大功，此后更受武帝器重，平步青云，一直做到大司马大将军，位极人臣。汉武帝以开疆拓土，赫赫武功赢得了大帝的称号，在他统治时期，卫青、霍去病是不得不提的名将，但人们却很少注意这两个人的外戚身份，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俩在外面打仗的时候比较多，较少参与内廷的倾轧，加上武帝这个人太强势，旁人很难插嘴，更别说插手了。

不过人一老就容易犯糊涂，一糊涂就容易铸成大错，武帝年老后开始大搞迷信活动，整出个巫蛊之祸，结果连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刘据都被杀了，武帝回过神来又开始后悔，但人死不能复生，七十一岁高龄的武帝在临死前立了一个七岁的儿子刘弗陵做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

昭帝是个短命的皇帝，二十多岁就死了，死的时候他的上官皇后才十多岁，上官皇后的父亲，跟当时的首席辅政大臣霍光一样是武帝临终前安排的顾命大臣，不过他似乎跟霍光很不对付，几次三番的想要搞倒霍光，不幸的是霍光没搞倒，自己反被搞倒，所以这一门外戚也没什么作为。

请大家注意，真正外戚掌权的时代，自昭帝死掉后，即将慢慢拉起帷幕。这里的关键人物就是霍光。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5）

说起霍光，就要说几个熟悉的人。霍光的父亲霍仲孺早些年有一段风流债，就是与卫青的姐姐卫少儿私通生下霍去病，后来霍仲孺回家又娶了媳妇生了霍光。因此，霍去病与霍光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都是卫青的外甥。虽然霍父和卫少儿没有事实上的婚姻，但后来霍去病知道自己生父是霍仲孺后，主动认了祖归了宗并对其父好生赡养，以尽自己的孝心。这样刘、卫、霍三家的亲戚关系就此形成。卫青是汉武帝的小舅子，去病与霍光是卫青的外甥，也就是这种裙带关系，再次为汉朝继吕氏专权以后外戚再次专权埋下伏笔。汉武帝刘彻因宠爱卫子夫（卫青的另一个姐姐）而重用其弟卫青。当年卫青的大外甥霍去病年十八，长相俊美又善骑射，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因而深得汉武帝的喜爱，对其又是加官又是赏赐，重点培养。汉武帝这样做的原因，一是自己十分宠爱卫子夫，遵循爱屋及乌的道理，凡是卫家的人他都重用；二是打算自己死后可以把自家的江山托付给自己信赖的人进行管理，可惜的是还未等汉武帝对其加封大将军一职时，短命的霍去病就一命呜呼了，汉武帝为此伤心了很长时间。好在卫家还有一个外甥，于是武帝在临终时把大将军这个最高称号授给了霍光。要知道霍光没有上过战场，半点功劳也没有，为什么还要给予霍光这么大的称号呢？其实还是出于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怀念，对卫青的信任，对卫子夫的爱。另外武帝有个毛病全凭喜好用事，对自己喜爱的人就加官进爵，不喜欢的人只有让他靠边站。由此可见武帝对卫家，霍家可是不一般的好啊。

所以说霍光也是个拐弯抹角的外戚。

公元前87年，汉武帝托付霍光、上官桀、金日磾三人共同辅佐幼帝汉昭帝刘弗陵。霍光为了协同一心，为了开创良好的政治局面，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上官桀、金日磾的儿子，与其结为亲家，同时也便于今后自己工作的开展。霍光辅政时，由于武帝生前好大喜功，穷奢极欲，重敛繁刑峻法，信神怪巫术，加之又常年与匈奴及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战争，使百姓疲敝，经济下滑，国库日渐空虚。于是霍光在政治上、军事上改变了武帝时的一些做法，恢复了文帝景帝时的节俭之风，农业上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军事上采取与匈奴和谈结亲的政治方法。

霍光秉政二十几年来，国家大事小事基本都由霍光决断，因此霍光成了名副其实的摄政王。霍光利用自己的权利把持朝政，把自己的子女、女婿、兄弟都安排在汉政府的各个部门，并且都掌握实权。凡是与其政见不和者皆被处死，一时间广结党羽，权倾朝野。公元前80年，另一个托孤大臣，左丞相上官桀不满霍光，因为其举荐的一些人，结果都被霍光否决。上官桀的岳父是名太医，一次因误入了不该进的地方，被霍光问成死罪，后来上官桀使了钱才免了死罪，种种事情使上官桀与霍光的嫌隙日久见深，后来到了箭在弩上不得不发。于是上官桀伙同自己的儿子上官安及当时财政部长桑弘羊和燕王密谋设计袭杀霍光，然后废掉汉昭帝，迎立燕王为天子。不幸事败，后来，参与谋反之事的所有人全部被诛杀。此事发生后，霍光为了稳住自己的地位，重新恢复了武帝时的严酷刑法，借以整肃朝廷内部所有对自己不安全因素。早年，武帝托孤的三个大臣，金日磾托孤没多久就死了。而今，上官桀又被霍光诛杀，到了今日，霍光成了朝中唯一的首辅了。

汉昭帝继位时仅八岁，不幸做了十三年的皇帝就死了。国不可一日无君，霍光很快选定了昌邑王刘贺，将其立为天子，并将玉玺绶于刘贺。刘贺做昌邑王时不好读书嬉戏无度，为人散漫无羁，不到一个月，霍光认为其不和法度随即废掉，并且诛戮刘贺的下属官员二百余人。霍光认为刘贺这些官员不对刘贺的不当行为进行劝谏，也不能很好的向朝廷举报刘贺的过失，造成朝廷审查失度。史书记载，对这二百余人行刑时，他们高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霍光的行为实在够狠，废掉就算了，何必株连刘贺的下属呢？明代张燧认为，霍光怀疑这二百人中有要谋害自己的人存在，为避免不必要的祸患斩尽杀绝为上策。

国不可一日无主，于是一个在民间长大的小伙子刘询（又名刘病已），中了一张很大很大很大的双色球，刘询是戾太子刘据的次子，刘据被杀后，当时还是个婴儿的刘询，先是坐了一段时间大牢，后来他父亲被部分平反，他就恢复了自由身，被寄养在民间（也可能是某个小官僚的家里），长到十七八岁，娶了另一个小官僚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小姐。再后来，昭帝驾崩了，皇位后继无人，霍光他们一班顾命大臣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刘询这小子，于是刘询以不亚于卫子夫、赵飞燕的传奇方式，从一个平头小百姓一跃成为了天子，也正因为如此，汉宣帝刘询即位之初，没有一般天子的骄狂之气，反而是对霍光一班顾命大臣尊敬得不得了，言听计从，从不对他们大声说话，更别说忤逆他们的意思了。但实际上，宣帝心里七上八下，首先他来自民间，跟皇亲是一点不熟，不可能借助他们，自己又没有一点力量一个帮手，明明是个皇帝，却要处处扮孙子。

“芒刺在背”这个成语就来自宣帝。宣帝即位之初，带领文武百官去太庙行祭祀之礼，去的时候，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金戈铁马，一身披挂，为宣帝骖乘，宣帝以前哪见过这阵势，只觉得霍光那气场，压得自己简直抬不起头来，背上就好像有芒刺，扎得冒冷汗，还不敢动弹。其实宣帝的怕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宣帝和昭帝交接班之前其实还有个昌邑王刘贺，据说他荒淫无道，只做了百来天皇帝就被以霍光为首的一帮大臣，以上官太后的名义给废了，想想看，一个臣子，居然对万乘之尊的皇帝行废立之事，且不论他是好心还是歹意，这也太大胆了吧，难怪宣帝要害怕，万一霍光哪天看宣帝一个不顺眼，又把他给废了呢？在宣帝看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于是，宣帝即位后开始想要培养一些自己的死忠力量，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的妻子许平君小姐家的人可靠，他们是因为自己当上皇帝才有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如果自己一旦被废，受损失最大的自然是岳父家的人。于是宣帝即位后，就提出要封老丈人做侯。关于这点，前朝都是这么办的，有祖制可循，宣帝这个提法算是相当谨慎。偏偏霍光很没眼色，提出反对意见，说许广汉因为触犯法律，曾经被处过阉割的刑法，封一个受过阉割刑法的人为侯，于礼不合。虽然后来宣帝和霍光各让一步，封了他老丈人一个最低等的关内侯，但估计宣帝从此更是恨霍光恨得牙痒痒。

正当霍光和宣帝暗中角力的时候，霍光的妻子突然跳出来，干了件神不知鬼不觉，同时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情，那就是把宣帝的妻子、大汉朝的皇后刘许氏给毒杀了。

前面说过，许平君小姐是宣帝贫贱时期的结发妻子，宣帝当了皇帝后，想把女儿送到宣帝床上，继而博取皇后宝座的王公显贵不计其数，霍光的妻子霍显也是其中之一，虽然说却之不恭，宣帝也笑纳了一部分，但顾念情分，他做到了糟糠之妻不下堂，坚持立许平君做皇后。

其他人虽然心里不痛快，也只能在心里唠叨几句，认怂算了，但霍光的妻子霍显可不是普通人，仗着霍光的赫赫声威，敢叫日月换新天，趁许平君小姐生孩子的时候，派人给她服了一剂一日丧命散，一日之内就真的丧了命，然后把自己的女儿打扮停当，急吼吼的送给宣帝，做了皇后。

霍显何许人也？史书记载不详，只晓得她是霍光的续弦，宣帝第二任皇后霍成君小姐的生母，她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的基本历史逻辑之一：女人是祸水。

据说她仗着丈夫霍光位高权重，就飞扬跋扈，无恶不作，出门逛街要乘跟王室规模对等的车辇，而且装饰得更加豪华，别人都是用马来拉车，她偏要用几十个女婢用五彩的丝绳来拉，所经之处，百姓莫不为之气愤。越是位高权重的人，越是小心谨慎、拉拢讨好、礼贤下士，她倒好，唯恐别人不知道，非要干出些丧徳败行，惹人非议，自己又得不到半点好处的事情来。

起初霍光不知道此事，后来知道了也就不了了之处理了，最终使霍成君成为皇后，这个事件也成为霍家以后灭门的直接导火索。

公元前68年首辅霍光平静的死去，他这一生为辅汉室，匡国家，安社稷，先后拥昭帝，立宣帝，尽责尽忠，也算鞠躬尽瘁了。但霍光生前秉权太重害人过多，对其家族成员过于放纵，使其家族骄侈淫逸，随后酿成祸患，秧及子孙。霍光死后二年，显夫人鸩杀许皇后一案被揭发，宣帝开始对霍家在朝廷任职的人员做大幅度的调换，公元前66年，霍光儿子霍禹见事情败露，密谋造反，事败。于是霍家子孙及凡是和霍家有牵连的家族被全部诛杀，就这样煌煌不可一世的霍家结束了。

纵观西汉历史，只有汉成帝的妻子还算是省心的，因为他的妻子乃是历史有名的赵氏姐妹，此二人上基本上属于淫娃的代表，秽乱后宫不说，还将个汉成帝活生生整死在了床上，简直是人人得而诛之。不过话说回来，赵飞燕小姐也是个可怜人。虽然长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而且还可以在人的手掌上跳舞，风姿绰约，才艺也很了得，燕瘦环肥，这样的极品上下五千年也难得找出几个来。但她却出身卑微，无父无母，小时候风餐露宿、衣不蔽体，大点了就去做歌舞妓，换取三餐温饱，也算是个可怜人儿，偏偏这样的一个可怜人儿最后做到了大汉朝的皇后，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6）

不过她的悲剧，几乎是生来注定的。第一，她因为用一种叫息肌丸的东西来保持身材和容貌，搞得不能怀孕生孩子，这在后宫基本上就属于玩完了。因为没有儿子，就无法保证容颜渐老，被皇帝遗弃后，在女人扎堆的后宫还能搞得一张饭票，就算皇帝有良心，有生之年不抛弃不放弃，但死后呢，她还是一定会沦落到被侮辱被践踏的地步，基本上属于不可避免的结局。但历史上，皇帝的后妃中，没有小孩的也不止她一个，也不见得个个都不得好死，问题归根结底还在她的出身上，因为没有父母，出身卑微，从小是个流浪儿，自然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就算成了皇后，也只能自个儿偷着乐，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一朝得志鸡犬升天，把娘家人全部提拔起来拱卫自己，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影响朝政，左右时局。所以她人生的极致就是做皇帝的影子，以别人的生为生，以别人的死为死，哪怕是做到皇后，也卑贱得一阵风就能把她吹散。

反观她婆婆，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那就大大的不同了。

男人统治世界，女人通过男人统治世界，一个直接一个间接，如此而已。

王政君正是从元帝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先后以皇太后、太皇太后的身份把持朝政，并一度临朝称制、俯视四海。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历经四朝、贵为天下国母、享年84岁的寿星皇太后，不仅目睹了西汉衰败亡国的全过程，而且是她把汉传国玉玺交给了王莽。王政君从出现在西汉政治舞台开始，就是以挽歌手的姿态走向西汉政治权力核心的，她不像其他的“女强人”那么“彪悍”。但是，她是汉宣帝的儿媳，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皇太后，汉哀帝汉平帝的太皇太后，还是王莽的“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她敦厚坚毅，历六朝而不倒，系西汉后期的安危于一身，作用并不下于一代帝王，可是她却不为人所广知，而是历史的“遗姝”。

王政君的父亲叫王禁。他年轻时在长安读过书，也当过一阵子廷尉史的小官。王禁虽然官不大，但姨太太娶了好几个，生有四女八男。王政君在女孩中是老二，八个兄弟，王凤、王曼、王谭、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他们不少人后来都因为王政君的裙带关系当了大官，对于西汉末年的政治风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王曼死得早，但他的儿子王莽，一直做到了皇帝。

王政君是正夫人李氏所生。据说李氏当初怀着王政君的时候，梦见一轮明月入怀，这可是生贵女的好兆头。

王政君少女时期就命运多舛，死过两任丈夫。头一位是平民百姓，刚跟王政君订婚，就呜乎哀哉。第二位是汉室宗亲，东平王。年轻的东平王下了聘礼，要收王政君为姬，可是也没等到花烛之夜，就一命呜呼了，倒让王家得了不少聘礼，发了一笔小财。可是王禁却吓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心想：我这个闺女命硬，克夫呀！这是什么怪物投的胎？可别克完夫再克父，那我就惨了！不敢耽搁，赶紧请了一位算命先生给王政君掐算。看完之后，算命的先生说了五个字：“大贵不可言！”

这让王禁想入非非：“大贵不可言？还要怎么贵？连王爷都镇不住她，莫非还真要给皇上当媳妇不成？”抱着嫁皇上的想法，王家豁出去了，花银子，请家教，望女成凤，学习琴棋书画，为未来进行智力投资。

王政君本来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很快琴棋书画、声乐歌舞样样精通。王禁不免喜出望外，甚至断定女儿再嫁的肯定是皇上，女儿将来肯定是皇后，因为东平王都“压”不住。

到了王政君18岁那年，机会来了。汉宣帝的皇后身边缺少知书达理、精通诸般技艺的宫女，王禁就把王政君献了上去。王禁可不管那么多，他想，能问候皇后，必然有机会接近皇上，保不准受垂青就一步登天了。

然而，王政君入宫一年有余，皇上也没多看她一眼，更别提当宠妃生贵子了。正在意气消沉的时候，命运却将她推进了太子妃的候选人之中。

当时，皇太子非常宠爱的司马良娣突然得了大病，不久便死去。太子对其十分爱怜，她死后，太子非常悲痛，终日里郁郁寡欢，精神不振，渐渐就生了大病。

而且司马良娣死时说是姬妾们诅咒她，才让她到这个地步的。从此太子便对姬妾们都恨之入骨，连看都不愿看她们一眼。宣帝又心疼又无奈，就命皇后从后宫中选择太子喜欢的宫人，来伺候太子，好让太子慢慢忘掉司马良娣，重新欢乐起来。

而王政君就在备选的五名美女之列。一日，太子觐见宣帝，皇后就将挑选好的五名美女带来，让太子从中挑选。当时太子处在心灰意冷之中，对新的生活没有信心，所以对皇后煞费苦心为他挑选的美人丝毫不感兴趣，可是又不忍辜负皇后的一番苦心，就勉强地回答了一句：“其中一位还可以。”

“其中一位”，就是指的王政君。当时，王政君的位置离太子?近，并且穿着大红色的鲜亮衣服，在五人之中非常显眼，美压群芳。于是，皇后命人将王政君送到太子东宫，后来太子“御幸”过一次，即有身孕。

奇怪的是，在王政君进东宫之前，太子后宫的姬妾数十余人，包括死去的司马良娣，有的甚至被“御幸”长达七八年之久，但都未怀孕，而王政君则是一幸而有身孕，从此开花结果。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王政君生下龙种，即后来的汉成帝。这个男婴是嫡长皇孙，汉宣帝异常怜爱，亲自为他取名“骜”，字太孙，并且常常把他带在身边，精心培养。自古母凭子贵，这为王政君成为皇后打下了重要基础。

三年之后，汉宣帝驾崩，太子即位，是为汉元帝，立年仅三岁的刘骜为太子，王政君先是被封为婕妤，接着被立为皇后。

王政君的丈夫汉元帝刘奭是东汉时期最叫人记不住的皇帝，这位刘奭先生在位十六年，不但没干过一件说得响亮的好事，连一件听着耳熟的坏事也没干过，以至于现在咱们来介绍他“汉元帝是谁”的时候，不得不用“就是那个嫁出王昭君的皇帝”。

王政君虽然升为皇后，但是刘奭由于从来没喜欢过他，因此对于她所生的儿子刘骜也是左看右看看不顺眼，时不时地想进行职位轮换。

刘奭在度过了对司马良娣的怀念期之后，很快投入新一轮的爱情，这时候他的新欢是傅昭仪，这个美女又泼辣又有心计，还很有野心。这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刘奭本人性格软弱，但是他喜欢的都是性格强悍的美女，前有司马良娣后有傅昭仪，还有一个敢挡熊而立的冯昭仪，以及后来自请报名去了匈奴让他追思不已的王昭君，他的这些性格跟武则天的第二任丈夫高宗很像。王政君既没有美貌又没有手段，连胆量都欠奉，懦弱无能，自然更加不得刘奭的欢心。她在后宫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忍气吞声，连普通妃嫔都不把她这个皇后放在眼里。刘奭还时不时地想废了太子，以傅昭仪之子取代。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重臣反对易储，这次力保王政君母子的，是外戚史丹。史丹在汉宣帝时，力保刘奭的太子之位，因此对刘奭有重大影响力。史丹为了保住刘骜的太子之位，让太子刘骜娶了刘奭生母许氏家族的女儿立为太子妃。

这样一来，就把许氏家族和太子的命运连在了一起，而刘奭对于自己生母的早亡一直耿耿于怀，对许氏家族赐以高官厚禄，太子刘骜有了这样一个妻子，终于保住了太子之位。而刘奭看到太子与许妃夫妻恩爱，又有史丹力保，也渐渐把改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终于拖到去世也没换掉。

汉元帝刘奭一死，汉成帝刘骜继位为帝。如果说汉元帝刘奭的性格果然如他父亲刘恒所预料的一样没用，那么刘骜的性格也果然象他父亲刘奭所预料的一样糟糕。

多年来刘骜为了在父亲面前好好表现，只对许妃一人深情款款，如今已经无须做戏，自然要广开宫门，大纳妃嫔。先是宠信才女班婕妤，后来更迷恋上阳阿公主府上的歌伎赵飞燕及其妹赵合德，开始了他乱七八糟胡作非为的酒色生涯。

而此时，他的母亲王政君对刘骜那些乱七八糟的行为视而不见，推波助澜。王政君这许多年来受了许多委屈，当十几年媳妇熬成婆了，立刻开始了她吐气扬眉的生活。

刘骜也很明白母亲的心意，十几年来母子相依为命，在父皇的嫌弃厌恶，宠妃的咄咄逼人之下，只有抱头痛哭，苦盼将来。而如今终于一旦得意，自然是要为所欲为了。于是，当刘骜广纳美色的时候，王政君也开始她“姊妹兄弟皆列士”的扬眉吐气。当初王家以为她能够“出息”，只可惜她做了这么多年的太子妃皇后，都始终不受皇帝丈夫的待见，如今自然要能嚣张到多远就嚣张到多远。于是封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崇被封为安成侯，食邑万户；王谭等也加官晋爵，配享食邑。兄弟皆为列侯，作为政府百官之首的“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一职，几乎为王氏垄断，先是王凤，其后王音、王商、王根、王莽依次任该职，形成了王氏外戚把持朝政的局面。王氏门中“五将十候”，让世人只知有王凤而不知有皇帝。

新太后和新皇帝的得意之时，却正是新皇后许氏的失意之时。先是失宠于皇帝，又有后宫诸妃对她的位置虎视眈眈，而太后王政君对于这个儿媳妇，也早就看不顺眼了。

首先，刘奭在世时，太子妃许氏在皇帝面前比王政君更有体面，一个是亡母至亲，一个是自己的弃妇，先帝刘奭的态度自有高下，这种高下让王政君倍觉羞辱；其次，作为皇后娘家的许氏家族封候列爵掌朝之众居然高于她这个皇太后娘家的王氏家族之上，更是令她不能容忍；其三，许后虽然生了一子一女均都夭折，此时刘骜无子，王政君则以为是许后作梗，不许刘骜多纳妃子的缘故。

有此三桩恨事，所以当儿子刘骜在宠妃的煽动下打算废后时，立刻得到太后王政君的支持，于是一场预设好戏拉开帷幕。

汉成帝鸿嘉三年，赵飞燕密告皇后许氏与其姐诅咒怀孕的王美人和大将军王凤，王政君亲自过问，于是大狱兴起，许氏家族被诛杀干净，为王氏家族的封候拜将腾出位置。

赵飞燕继位为皇后，其妹赵合德也被封为昭仪。

刘骜对赵合德万分迷恋，无所不从，但是赵氏姐妹多年来虽然宠擅专房，却一直无法生下皇子，为了怕后宫其他女人生下皇子，赵合德一?要刘骜立誓专一，一边将后宫凡是怀孕生子的妃嫔及其皇子一一杀死，一时间“生子者辄杀，堕胎者无数”。

当然，曾经是刘骜宠妃的班婕妤，也是赵氏姐妹的攻击对象之一，可是班婕妤却逃过了这场大难。班婕妤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子，皇宫里哪有小白兔呢。她在赵飞燕入宫之前是最得宠的妃子，当时许后之子夭折，而班婕妤已经生下皇子，当刘骜邀请班婕妤同乘一车时，她委婉地表示了：“我只是一个妃子，怎么可以跟天子同车呢？”意思说皇帝你忘记应该先封我为皇后啊！太后王政君对刘骜有影响力，于是班婕妤也把王政君哄得对她另眼相看，赵飞燕刚入宫，她看到刘骜有移情别恋的倾向，就把自己的侍女李氏送给刘骜为婕妤而笼络皇帝。只不过含蓄自持的才女，竞争不过来自底层毫无底线的歌伎姐妹的联手进攻。许后以巫蛊被废，赵氏姐妹立刻将班婕妤也一网打尽，不料班婕妤辨才无敌：“若是诅咒有用，我早做了皇后；若是诅咒无用，我干嘛要去诅咒？”弄得刘骜也无话可说。班婕妤见大势已去，立刻做了明智的选择，自请到长信宫去侍奉皇太后，退出这一战场。托庇于王政君的保护之下，在后宫中人纷纷被赵氏姐妹残害而死的时候，班婕妤却仍可安然无恙。

后宫诸妃嫔皇子屡被赵氏姐妹所残害，令得皇家绝嗣，这么严重的情况，身为皇太后的王政君，却对此不闻不问。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7）

王政君的为人可以拿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来比拟，便是邢夫人，王熙风说“邢夫人禀性愚弱，只知奉承贾赦以自保，次则婪取财货为自得”，而这愚弱二字，也正好用在王政君的身上。对于王政君来说，一则是奉承儿子胡作非为自保，二则是让她的王家一门飞黄腾达为自得。

两母子江山在手，一个纵容儿子沉迷酒色，一个放任母族外戚专权嚣张，互为交换，大家各得其所，倒也能做到母慈子孝，其乐融融。

当然，母子俩谁也不会知道，欢乐的日子，会结束得这么快，这么令人措手不及。

公元前7年，即汉成帝绥和二年，汉成帝因服用药物过量，暴死于宠妃赵合德的床上。赵合德自知难逃一死，于是在被提审之前，自杀身亡。

而在此之前，刘骜因为一直无子，当时的候选人有弟弟中山王刘兴和侄子定陶王刘欣，刘骜听从赵飞燕姐妹的建议，册立了侄子定陶王刘欣为太子。

这位刘欣，正是当年与王政君争位的傅昭仪的孙子，也许王政君真是脑子进水了，把皇位送给情敌的孙子，把这位当年的劲敌重新请进门。不过中山王刘兴，也是王政君的另一位情敌冯昭仪的儿子，也许王氏家族以为，两害相权取其轻，隔了一辈也许更容易掌握吧。

然而，王政君错了。

傅昭仪工于心计，更在冯昭仪之上，当年汉元帝刘奭喜欢音乐，她就让自己的儿子刘康跟着学习音律以讨刘奭欢心，刘奭晚年病重，只有傅昭仪和刘康在身边侍奉，连王政君和太子刘骜也不能轻易见到皇帝。本来皇位离她母子只有一步之遥了，只可惜棋差一步，刘骜登基，她和儿子刘康立刻被逐出宫，大将军王凤立逼着前去定陶就国，硬生生被放逐出京。但在离开京城二十多年以后，她又回来了。王政君唯我独尊的太后生涯，要告一段落了。

这次回来的傅昭仪，是以定陶太后的身份回来，作为照顾新皇帝的一个老祖母，傅太后大撒金钱，表现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王政君见到昔日高傲的情敌放低声段竭力奉迎自己，立刻感到自尊心无比的满足，而答应让她留下。

骆驼入帐篷的游戏开始了，王政君那容易满足的自尊心让这只骆驼探入了一个头进来。只有一个人对此表现出了高度警惕，那就是王莽。

在王家一群嚣张的蠢才中，王莽的确可以算是优秀的了，他有能力有心计有人缘有理想，在第一轮与王家诸子的争斗中脱颖而出，成为如今王家外戚的领头羊之一。

在王莽的操作下，刘欣的生母丁姬和祖母傅太后，只能十天和新皇帝见一次面。皇宫的酒宴上，傅太后本准备让人将自己的位置和王政君并列，也被王莽撤掉，说“傅氏不过是个封国太后，哪有资格和真正的皇帝生母并座！”

王莽的种种限制，并没有阻止住骆驼入帐篷的速度。骆驼入帐篷，先是低下头，很温顺地挤进一个头，然后进入半个身子，然后整个身子进入帐篷，就将原主挤出去了。

新帝刘欣是傅太后一手调教出来的孙子，有皇帝这张至尊王牌在手，傅太后的态度日益反客为主，逐步以傅丁两家外戚取代王家外戚，十日一见的命令已成废纸，隔得不久，新帝先是追尊生父定陶恭王为恭皇，并加封祖母傅氏和生母丁氏为皇后。后来又借口“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把傅氏由帝太太后改封为皇太太后，称永信宫，丁氏为帝太后，称中安宫，与太皇太后王政君称长信宫并驾齐驱。

王政君的为人是遇强则弱，经过傅太后借机生事大闹小闹几场下来，新帝刘欣又肯定是站在自己祖母一边，于是彻底败下阵来。王莽只是一个外臣，内宫已经竖起白旗，他在宫外有通天之力也无力回天。于是朝中上下，展开对王氏外戚的大清盘，王家子侄素来闹祸的多有能耐的少，头上的小辫子比新疆姑娘头上的还多，一揪一大把，一抓一大串，很快就一个个被踢下马来。唯有王莽虽然没有任何把柄给人抓，但是一来成帝朝二十多年王氏家族根基毕竟深，二来新帝刘欣也不想闹得两败俱伤，于是双方谈和，王氏外戚退出政治格局，保持富贵和封地。

于是王莽退回南阳新野的封地，蛰伏准备，以待时机。

而王政君元气大伤，徒有正宫太皇太后的虚名，却只能看着傅太后以最嚣张的态度在原来她的地盘上发号施令。陪伴她的，只有原来的班婕妤。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像王政君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反思自己的责任，想来想去，只有恨赵家姐妹弄得儿子刘骜早死，弄得刘骜绝后，才害得她没有孙子继承皇位，才会让情敌傅太后的孙子做了皇帝，令得她老来受欺负。只是如今她再恨赵飞燕，也没有办法报仇了。赵飞燕因为劝刘骜立刘欣为帝，对新帝立下大功，也已经受封为皇太后，在傅太后的庇护下逃过大难了。此时一宫四个皇太后，最有权力的莫过于傅太后，而最没权力的，却是如今的王政君。曾经在她面前低眉顺目的傅太后，如今可以指着她的鼻子骂“死老太婆”，王政君却也只好听着。

但是，傅太后也好景不长。王政君的儿子刘骜固然毛病多多，纵容宠妃使自己绝了嗣。但傅太后的宝贝孙子刘欣的问题更大，直接是性取向问题。

傅太后是个野心和控制欲都极强的女人，她早就暗暗耻笑王政君居然放任赵飞燕做了皇后，而不是安插自己娘家的人，而刘欣的皇后，自然是出自傅家门中。刘欣除了傅皇后之外，别无妃嫔，从朝堂到后宫，都被傅太后控制得严严实实。

刘欣从出生以来，他的人生就是一丝不错地按照傅太后的要求来过。但凡是人，总是会有自我意志的，刘欣自做了几年皇帝之后，胆气日足，已非原来祖母膝下的小孙子，对于傅太后的控制也开始有所不满。无奈外朝内宫，都是傅太后的人，一时难以突破，郁闷之下，和身边的小亲随董贤发生了恋情。傅太后得知此事，惊得目瞪口呆，立刻就大发脾气，要对董贤下手。而刘欣则一反常态，开始对抗祖母，并且不惜为董贤封候，把董家的七亲八戚也比照傅丁两家外戚而大肆封爵。

与其说是刘欣被爱情冲昏了头，更不如说是刘欣借着董贤之事，来发泄二十多年不由自主的人生，借着大封董氏家族，来削弱威胁到皇权的傅丁两大家族势力。为此，他竟罢免亲舅舅丁明的大司马之职，送给男宠董贤，一时间，董贤成为仅次于皇帝的第一权势人物，刘欣甚至扬言要效法尧舜，将皇位禅让给董贤。

傅老太万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后竟然失败在亲孙子的手里，祖孙俩对峙了许久，各自斗得病倒在床，傅老太毕竟年纪较大，很快就去世了。而刘欣多拖了一年，也因为体弱多病而早亡了。刘欣在位仅七年，死后被谥为哀帝。

王政君毕竟在后宫数十年，虽然一时失势，潜势力仍在，竟然是她最快得到了刘欣去世的消息。经过这么多年失势的教训，王政君再愚弱，此时也知道权力实在是个太好的东西，她赶在皇太后赵飞燕和傅皇后之前跑到了刘欣的尸体前，一把将玉玺抓到了手里。

将玉玺抓到手中的王政君，立刻召令已经在傅老太死后回京的王莽入宫秉政诸事。两姑侄联手，先把中山王之子刘箕子召进宫来继位，是为汉平帝。然后立刻展开大反攻，先是将身为大司马的董贤处死，然后将傅太后丁太后已经葬在皇陵的尸体统统扔出去。当然赵飞燕也没放过，先是被贬居冷宫，然后又被废为庶人赶去守陵，最后被逼自杀。

愚蠢了一辈子的王政君忽然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政治的敏感性和迅速性，掌握了大权，在新旧皇帝交替的百忙之中仍有人抽空关注着对赵飞燕进行一系列的追杀？昔年以才干聪明见长的班婕妤，在成帝朝腥风血雨的后宫唯一以智慧逃过了赵氏姐妹毒手，多年来一直在长信宫侍奉着王政君。当然，如果我们的想象力再稍许延伸一下，这一系列的行动中，是否能看到这位昔年成帝宠妃的身影呢？也许这时候的班婕妤和赵飞燕之间，是否印证了那一句名言：“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从宣帝朝到西汉灭亡，诸外戚朝起暮亡，而唯有班氏家族，虽无大兴大旺，却也始终保持不受大劫，直至东汉仍在延续着家族的传奇。

吃一堑长一智，王政君与王莽接受上一次的教训，不许刘衎的生母卫姬入京，封其为中山太后，永留封地。为了控制小刘衎，又将王莽的女儿封为皇后，将平帝刘衎完全掌握在王氏姑侄的手中。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8）

王政君这辈子说来很可怜，在娘家不受父母待见，出嫁不受丈夫待见，连个儿子也早被宠坏，仅仅在形势上对她大封外戚表示了一下孝心，大部份时间还是只管自己同后妃玩乐，哪里关心过她的心情是好是坏。王政君这辈子，只有在王莽身上感受到了知冷知热，关怀体贴。

据说人生有五种需求：第一层需求，生理需求；第二层需求，安全感需求；第三层需求，情感需求；第四层需求，尊重感需求；第五层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作为太子妃、皇后、皇太后至太皇太后，王政君不愁吃穿，第一层需求是不成问题的。多年来她在元帝时期、哀帝时期，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层需求也是可以解决的。唯有情感需求、尊重感需求，她这一辈子始终没有得到过，而自我实现需求，她更是想都没有想到过。

而如今，王莽一一满足了她。王莽待她孝顺万分，不但满足她的亲情需要，还鼓动她常到元帝的太子旧宫，听着她一次次叙述着虚构出来的当年夫妻恩爱之情，令她满足这辈子从未有过的情感需求；王莽待这位姑母兼他的主子毕恭毕敬，又鼓动她“遵帝王之常服，复太官之法膳”，尊崇到高于帝王的份上，大大满足了她的尊重感需求；更是安排她四季出游，接见些穷苦孤老贞妇，让老太太居高临下地赏赐财物，看着那些感激涕零的弱势群体，大大满足了老太太的自我实现感。

王政君自将玉玺抓到手中之后，就牢牢不放，任何事情都要掌握在她的手中。王老太太的眼光见识，大约只能够看到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三寸地。对于她来说，只要她的位置至尊无上，只要她娘家王氏家族在朝中说一不二，她就心满意足了。对于她那个能干又孝顺的侄子王莽，更是十二分地满意，满意到挑不出一点意见来。

生活多么美妙，权力多么美好，美好到王政君已经完全看不到周围潜滋暗长的环境变化。投桃报李，感觉到前所未有快乐的王政君，在群臣一次次的上书中，将王莽权力一升再升，使得王莽“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一身蒙大宠者五”，达到至尊之位。

好侄儿王莽的话，怎么听怎么有道理，在位仅四年的平帝刘衎被王莽毒死，她也完全相信那是久病不治，抛开一众年长的刘氏宗室，挑中远房仅两岁的刘婴为帝，她也相信那是为了王氏家族的利益。

身为王莽像皮图章的王政君，痛快地在一次次的奉承中，将王莽递上来的一份份诏书中“啪啪啪”地盖上手中的玉玺，只要她手中还握着玉玺，只要朝中还是她王家的人当政，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至于她手中的实际权力，什么时候已经在王莽的一次次递上的诏书中暗暗转移给了王莽，她却是毫无觉察。

直到王莽头戴皇冠，自称皇帝，废幼主改国号，派人冲进宫来，直接要她交出玉玺时，王政君这才如梦初醒，然而对于她来说，“关键时刻无能为力”是她一生为人的写照。此时此刻，面对一手养大而反噬的老虎，她也只有大骂一顿大哭一顿，将玉玺摔在地下而结束。

自此，西汉王朝结束了。

经过这事儿后，王政君一病不起，她固执地居住在昔日宫中，命令自己宫中所有的人都穿着汉朝旧服色，依然按汉家的规矩行事，在沉迷往日的追忆和无尽悔恨中死去，终年84岁。

新朝皇帝王莽宣布为她服丧三年，她葬于元帝渭陵相距一百一十四丈的陵冢之外再起新陵，又挖掘了一条沟壑，以示新室文母与汉家元帝的绝缘。

王政君没有看到，在她死后十年，绿林赤眉起义，王莽被杀，新朝结束。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当然，这是将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西汉到王莽也就结束了。光武即位以后，鉴于前车之覆，刘秀是花了大力气抑压外戚的。明帝也很象刘秀。不过到了汉章帝的时候，外戚又抬起头来了。

光武帝刘秀开启了东汉二百多年江山以后，总的来说，前两任皇帝还可以。到了汉章帝的时候情况就变了。当然，汉章帝总得来说还是个好皇帝，不但废除了很多残酷的刑罚，还实行了一些尊重人权的措施：重视选拔有才能的好官，保证了在他统治期间，社会比较安定，国家仍然能保持发展的势头。所以后人将其统治时期与他父亲汉明帝刘庄统治阶段并称为“明章之治”。

但章帝与他父亲相比也有很大不足，最明显的就是汉明帝是东汉12帝当中对外戚和功臣的限制和打击最严厉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力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刘炟则不同，他对外戚相当放纵。在他统治前期，马太后能够自觉地约束自己的亲属，外戚专权问题并不严重；但到了窦皇后执掌后宫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窦氏兄弟无法无天，俨然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郑弘曾经善意地提醒过章帝，说目前窦氏家族手中的权力过大，长此发展下去，恐怕将会成为国家的祸害，您应该想一些办法?以抑制才行。章帝听了这个建议之后，也表示应该想办法解决，但雷声大雨点小，听完了就拉倒了，也没见他采取什么有效措施。

历史上著名的权臣窦宪就跟这个汉章帝有莫大的关系。

章和二年，汉章帝刘炟忽然病了，病情很严重。过了不长时间，他就很不情愿地离开了人世。刘炟刚咽气，窦皇后驾御全局的能力就马上得到了验证：她一方面召集兄弟们紧急入宫研究对策，以便让他们迅速接管政府各个重要部门；另一方面马上对外宣布她的养子刘肇正式接班，东汉帝国的第四任皇帝汉和帝正式即位！

汉和帝刘肇这一年刚10岁，根本处理不了国家大事。窦氏兄弟以极大的热情主动帮助小皇帝处理国政。并召开接大汉朝班会议，在这次重要的国务会议上，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作为小皇帝的监护人掌管整个东汉帝国。东汉政府如此重要的会议仿佛成了窦家的家庭会议一般，发言表态的基本上都是窦家的亲戚朋友，大臣们的任务只剩下举手表示同意了。

就这样，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外戚专权活动开始了。

窦太后这时很激动，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简直太不容易了。她要好好享受现在的幸福时光，不仅要自己幸福快乐，她还要让自己的亲人也享受这胜利的成果。窦宪作为窦太后的大哥开始总理东汉朝政。这是整个东汉时代的一个重大转折，自刘秀登基以来，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把握重权的外戚人物。窦宪也很高兴，对于他和东汉政府来讲，一切都将变得不一样了。

尽管窦宪很得意，但还是保持着一丝冷静。他不能太明目张胆地一手遮天，大搞一言堂，他还要找一块挡箭牌、遮羞布。为了表示谦虚，他一再表示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还特意从乡下请回了已经退休了好几年的原太尉邓彪担任太傅，作为百官的领袖，而他自己仍然只担任侍中的职务。

邓彪是个明白人，他很清楚他所处的形势。自己不过是资深秘书和传话筒，为政不过是用来表达窦氏兄弟的态度。就这样，在一个年仅10岁的小皇帝周围，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窦氏集团，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操纵在这帮人的手里。从客观上讲，现在的天下姓窦，而不姓刘。

为了提高窦氏集团的受欢迎程度，窦皇后果断地宣布废除了她尸骨未寒的丈夫刚颁布不久的“在各个郡国禁止开发盐矿和铁矿”的命令，充分满足了各地豪强地主贪污腐败、扩大势力的愿望。个人受益了，但是国家却浪费了大量宝贵资源，自然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国家税收也为此大量减少，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窦皇后不是不明白自己的这一道命令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后果，但只要自己的家族能够得到支持，她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寡妇的生活只有寂寞，单身的皇太后的生活除了政务也只有寂寞。但这些很快被一个男人所打破，这个人就是都乡侯刘畅。

刘畅的来历可不简单，他是汉章帝的堂弟，从小受家庭环境熏染，能说会道，表达能力非常厉害。另外他长得也很帅，很讨女人喜欢。他本人也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特长，平时招风引蝶的事情没少干。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9）

这一次，刘畅是专门为了给汉章帝刘炟奔丧，才特意从封地来到京城的。如果办完公事之后，就立刻回家，恐怕就不会有什么乱子了。可惜的是这个风流浪子偏偏还有一个心愿未了，那就是他很早就听说过寡嫂窦太后是一个十足的美人儿，阅人无数的刘畅一直想一堵芳容。为了实现这个不可告人的目标，刘畅奔丧之后，仍然逗留在京城不走，他到处托关系走后门，费尽了周折，终于和朝思暮想的窦太后见了面。美女嫂子遇到帅哥小叔子，二人的会见是在极为友好和暧昧的气氛当中进行的。

刘畅降服女人的本事果然了得，只见了这一面，刚死了丈夫的窦太后就立刻从悲伤的情感中解脱出来，重新焕发了青春与活力。不但破例延长了这次会见的时间，而且没过多久，居然再次召见刘畅；再到后来更是不断主动约会，基本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不久，窦宪知道了他们的好事。窦宪正在风头浪尖上，他倒不在意自己妹妹是不是要再寻新欢，他最关心的是妹妹一旦陷入了情感的旋涡，万一把权力交到这个小白脸儿的手里，那么自己的前进道路上肯定会出现一个巨大障碍。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牺牲妹妹的“幸福”是理所应当的。

窦宪暗自找来心腹人，精心策划了一次疯狂的刺杀行动。

刘畅正在屯卫营畅想着美好未来的时候，被身后的刺客下了黑手，当场毙命。等到他的卫士们发现自己主人已经被杀时，刺客早已没有了踪影。

窦太后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天大的噩耗，她悲痛欲绝。窦太后可不是善茬，她是一定要把这个凶手抓住，碎尸万段才解恨。为了尽快破案，她特意委派了自己最信任的哥哥窦宪。

窦宪先生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个“重任”，把自己献出去是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找一只替罪羊。于是不久，一位冤大头浮出了水面。

这天，窦宪兴冲冲地跑进了后宫，向妹妹通报了查案结果：利侯刘刚对他哥哥刘畅很有成见，兄弟二人矛盾很深，如今刘畅惨死，刘刚的嫌疑很大，应该把他抓起来，问个清楚。

窦宪盘算着将屎盆子扣到刘刚身上，狠揍这小子一顿不怕他不屈服。这个倒霉蛋儿一认帐，自己就会逍遥法外，继续享受权力带来的快乐了。太后自然很信任自己的同胞哥哥，当即就要派人到刘刚的封邑所在地青州前去查询。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尚书韩棱人出来“捣乱”了。这个书呆子说：刘畅死在京城，凶手应该就在洛阳，为什么还要千里迢迢地到青州去捉拿凶手呢？办这样的半调子事儿，传出去肯定叫人家笑话。

这可把窦宪吓坏了，他怕韩棱分析来分析去最后分析到自己头上。为了自保，他急忙跑到宫中，向妹妹大讲特讲韩棱的坏话。到底是兄妹情深！于是，韩棱受到了窦太后的指责。如果是一般人，也就认了。可韩棱却是个有原则的书呆子。在受到无端指责之后，他仍然顽固不化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窦太后被韩棱坚持真理的精神感染了，这更加深了她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于是，她再度召集大臣们认真讨论，并表达了一定要把凶手捉拿归案，绳之以法的决心。

何敞大人经过充分的分析论证后，表示愿意为太后分忧，负责调查侦破这件震动朝野的惊天大案。何敞办案还是很有手段的。没过多久，杀害刘畅的那位刺客最终落入了法网。在严刑拷打之下，刺客实在扛不住了。为了减轻肉体上的痛苦，他被迫招出了幕后元凶。于是，侍中窦宪又多了一种身份：杀人犯。

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窦太后心情复杂。窦宪晓得这回篓子捅大了，只好趴在地上向自己的亲妹妹苦苦求饶。而窦太后则本着“私事公办、不徇私情”的职业精神，将窦宪关进了大牢，至于下一步如何处理哥哥，那恐怕就要看她的心情了。

窦宪同从来没有见过妹妹这么激动，就是汉章帝咽气的时候，也没有这样过。经过反复思考，他终于明白了一个很朴实的道理：政治婚姻和爱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在女人心中，爱人就是整个天空，为了这个人，她可以放弃一切，更何况自己的这一条小命呢！

他越想越明白，也越来越害怕。为了争取活下来，他冥思苦想。虽然这没能让他悟出什么绝世武功，但他却想到了戴罪立功的说法，如何立功呢？最好的地方正是战场。为今之计，他觉得只能用赫赫战功才能重新挽回自己在妹妹心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打定了主意之后，窦宪立即托人向妹妹表达了自己要在北击匈奴的战场上抛洒热血的决心，要用战场上的成就来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孽。其实这个时候，窦宪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最终战胜匈奴人，但是为了活命，他也顾及不了那么多了，能够摆脱目前的困境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能让自己多活一段时间，他必须冒这个险。

这时窦宪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就算运气不好，最终被匈奴人杀死，那至少也?算是为国捐躯，殒命沙场，传出去也是那么一回事儿；而如果现在就因为这么一个小白脸儿丢了性命，指定让人笑话。更何况，凭借自己的军事能力，是不太可能在战场上出现倒霉透顶的大规模溃败的；而如果一切顺利，最终战胜了匈奴人，没准儿还能成为一个名传千古的绝佳机会！

谁也没有预料到，窦宪的这个决定，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两部，南匈奴为了寻找靠山，比率领4万多人归附了东汉王朝，北匈奴仍然逗留在漠北。

分裂之后，南北匈奴的差距日益明显起来。北匈奴地区连年饥荒，人民生活困顿，经济上的窘迫也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部族实力大打折扣。周围的一些邻国不但没有丝毫同情之心，反而落井下石，乘机发动军事进攻。结果在混战之中，大单于忧留被鲜卑族人杀死，北匈奴地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南匈奴自从归顺汉朝以来，似乎也交上了好运，政局比较稳定，老百姓基本上能够安居乐业。

南单于屯屠何上任之后，害怕北边的战火烧到家里来，破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另外，他也觉得目前是一统南北匈奴的大好时机，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实力还很有限，没有能力完成统一大业。于是，他上表朝廷，请求皇帝出兵平乱，促成匈奴南北统一。由于事关重大，大臣们对是否出兵存在很大分歧，因此匈奴问题也就耽搁了下来。

作为杰出的军事将领，窦宪对东汉周边的局势还是很了解的。经过反复思量，他觉得目前请兵北击匈奴是脱离苦海的最好借口。于是，他就向太后提出要求，争取这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征服匈奴，毕竟是一件大事，这是伟大的汉武帝都没有彻底完成的工作。窦太后深知自己在军事斗争方面的经验还是很欠缺的，于是召开群臣大会，再次专题讨论战争问题。

大臣们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还是干练的窦太后一锤定音：出兵匈奴。

既然太后表了态，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基本上顺理成章了。于是，由于工作需要，身犯重罪的窦宪被提前释放，并被委以重任：这一次他的职务是车骑将军——汉军总指挥；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太后还特意给哥哥配备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助手——执金吾耿秉，他的职务为征西将军，汉军副总指挥。

东汉历史上一次相当著名的大战役即将打响。

大军出发之前，窦宪又闹出一桩命案。原因是这样，窦宪要出远门打仗，想到自己那些亲戚朋友都不是省油的灯，万一闹出一些乱子，自己无法顾及，那样后果可就严重了，得找个人帮着照应一下。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郅寿。可这个事儿却要了郅寿的命。

郅寿也是个能人，文才出众，清正廉洁，很有办事能力，算是大汉朝的五好公务员。他曾经在冀州担任过刺史的职务，当时冀州所属很多郡县都是朝廷各位王爷的封地，这些人为了摆谱撑门面，豢养了很多宾客。这些宾客仰仗着自己主子的势力，横行霸道、行为放纵。官员们都管不了，可郅寿去治理了之后那帮人都变得老老实实的了。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10）

后来，郅寿升任为尚书令，渊博的学识使他在这个岗位上游刃有余，朝廷一旦有疑难问题的时候，他都能提出独到见解，而且往往行之有效。汉章帝非常信赖这个下属，于是对他委以重任，安排他担任京兆尹，负责维护京城的社会治安。效果果然不错，这直接导致洛阳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画卷。

窦宪就是想请这样一个老兄帮忙，还派自己的得力门生给这位郅大人送了一封书信。郅寿看完窦宪的这封书信之后很生气。二话没说，立即关押了下书人，并直接向朝廷上书弹劾窦宪的种种罪恶，甚至把窦外戚直接形容为篡夺西汉天下的王莽。

窦宪没有等到下书人的好消息，却等来了自己被弹劾的坏情况，心情非常糟糕。他想和这位郅寿大人好好地谈一谈，以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他的这个心愿很快就达到了，不过会谈的地点选择的不是很好，不是在彼此的府中，而是在朝堂之上；会谈的过程也很不顺利，基本上是针锋相对、互相指责。

郅寿认为窦宪大规模修建宅院，不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贸然发动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违反国法的恶劣行为；窦宪则诬陷郅寿私买公田，对朝廷重大决策进行无理诽谤。窦太后亲自聆听了这场辩论会。在道义上，她应该站在郅寿这一边；但在感情上，她则完全支持窦宪。对于女人，讲道理有些时候是没有用的，她只相信自己的情感。而这种非理性的情感则直接决定了辩论会的结果：窦宪无罪，郅寿入狱。

负责处理郅寿案件的官员从这场辩论会的结果就已经知道了太后的主观倾向，为了博得帝国最高领导人的好感，那就顾不得事情的是非黑白以及郅寿大人的生死荣辱了。既然主审已经打定了主张，那么审判的整个过程基本上是在提速的状态下进行的，结果出来得很快：死刑。

太后很满意，但是朝堂上许多正义之士却无法袖手旁观，他们纷纷为郅寿求情。太后也没有想到处理一个小小的郅寿，居然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看到群臣义愤填膺的样子，她有些害怕了。此时此刻，她明白了一个道理，事情可以做得过分一点，但是不能太过分，否则的话，就不好收场了。她的头脑还是很灵活的，为了缓和目前的尴尬局面，故作大度地免除了郅寿的死刑，改判为将其发配合浦。窦太后的这个处理方案非常缺德：既堵住了群臣的嘴巴，又让郅寿颠沛流离活受罪。

不过，这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结果了。但是，郅寿大人想不通，经过一番复杂的思想斗争之后，倔强的郅寿大人自刎而死。郅寿死了，窦宪的内心没有一丝愧疚，反而认为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胜利。从这件事情上他更加清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妹妹虽然对自己有一些意见，但依然还是最坚强的后盾。有了这个靠山，他依然可以为所欲为。

马上就要出发了，为了给洛阳留下更深的印象，窦宪不遗余力地以更加嚣张的姿态在朝臣面前耀武扬威。

大臣们被彻底激怒了，郅寿的鲜血已经唤起了一些人的良知，他们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怒火，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弹劾再次开始。开始的时候，群臣联名上书，强烈反对窦宪北伐。后来有些意志薄弱的人见太后迟迟没有表态，就开始动摇起来，为了保住辛辛苦苦得来的乌纱帽，他们退缩了，比如太尉宋由等人。但是，以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为首的正义之士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他们据理力争，毫不退缩，甚至免冠于朝堂之上。

可惜，这个时候的东汉政权已经没有了任何民主，完全是窦太后一手遮天。这些正直的人们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只能留下无尽的遗憾和感伤。

尽管遭到强烈反对，但窦宪将军的出征计划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他依旧热火朝天地为北伐奔波。

趁着他紧锣密鼓地调兵谴将的时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司徒袁安大人，袁安和他的子孙。他们对于东汉中后期的历史实在是太重要了。

袁安（？——92年），字邵公，年轻时受家庭熏陶，读了很多书，使之博古通今，才华横溢，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才。后来通过举孝廉的方式，步入仕途。要说名气嘛，他是袁绍、袁术的祖上，所谓“四世三公”的辉煌历史就是从袁安老人开始的。尽管袁绍兄弟最终没有能够继续保持家族的荣誉，但是，袁氏家族已经在东汉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袁安这一代起，袁家连续有四代人非常出息，都做到了“三公”这样级别的官职，这在东汉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袁安曾做过司空、司徒；他的二儿子袁敞曾做过司空；大儿子袁京的表现不是很好，只做过蜀郡太守，但他的儿子袁汤却很厉害，弥补了父亲的遗憾，顽强地做到了太尉的位置；而袁汤的后代更加出色，第三儿子袁逢（做过司空，他是袁绍、袁术兄弟的亲生父亲）和第四儿子袁隗（曾任太尉、太傅）以捍卫家族荣誉为动力，也都做到了“三公”级别的高官。

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但是袁氏家族却打破了这个历史怪圈，顽强地坚持到了第四代，所以在汉末时期曾有“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的说法，于是，“汝南袁氏”成为东汉最著名的世家大族之一。

有的人当官是因为有背景，有的人当官是因为有钱财，而袁安当官是因为他思维方式特殊。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冬天发生雪灾，好多人饿得没有吃的，手里有点小权的都想办法收取贿赂来活命。一天县令出来视察，到袁安家看到门口没有一点脚印，县令想八成这个老实人给饿死了吧？县令让人去收尸，结果发现袁安还有一口气，于是把他救活了。宁可饿死，也不收取贿赂，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典型的廉洁自律精神呀，于是袁安被树成廉政典型在全国进行宣传，宣传材料也写得好，标题是“袁安困雪”，这成为本朝一个经典，写进了学生教课书和官员操行手册里。

一场大雪，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从此之后，袁安一步一个脚印，塌实工作，一直做到了司徒的位置。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窦宪出征的问题上，袁安态度非常明确：劳师远征可能会达到一时的效果，但肯定不能解决长远问题；不仅如此，还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不如采用怀柔政策，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人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在窦氏兄妹做主的朝廷上，他的意见是不可能被采纳的。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前线。特别说明一下，班超的哥哥、著名历史学家班固也随军前往，他的职务是中护军。

窦太后见自己的兄长出发远征了，心里也十分不是滋味，毕竟匈奴人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刀枪无眼，万一兄长有个三长两短，那以后自己可依靠谁呢？想来想去，她觉得现在唯一能为哥哥做的，那就是让他能安心远征，不再为家里的事情分神。于是，她加封窦笃为卫尉，窦景为奉车都尉，并为他们重新建造了官邸。兄弟们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窦宪没有什么挂念的了，趾高气扬地率军出发了。

但是，大臣们并没有就此罢休，既然阻止北伐没有成功，他们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太后为窦氏兄弟升官造宅的事情上来，新一轮的大论战又重新开始。精明的窦太后以极大的耐心看奏章，听意见，但就是不改初衷，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这些东汉朝廷的忠义之士们无可奈何，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现实，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等待着改变这一切的机会。

好了，说完朝廷哪些事儿，现在关注一下窦宪将军的北伐之旅吧。这次出征的阵容十分强大。窦宪心里非常激动。平时在朝廷的时候，那些勾心斗角、飞扬跋扈的心思在他内心深处似乎已经找不到任何存在的角落了，将军已经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到了战场之上，他要给匈奴人好好地当一回先生。

在道德上，他堕落不堪；在政治上，他阴险狡诈；但是在军事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才能是极为杰出的，这一点，不久就要得到验证。

作为军事家，窦宪是不会打没有准备的大仗的。在开战之前，他对北匈奴的各方面情况做了深入了解：目前匈奴人已经今非昔比，他们的实力经过长时间内乱以及临近国家的无情蚕食，大为削弱了。以目前的态势，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汉军进行正面交锋的。另外，他也很了解匈奴人的特点，这些人居无定所，想要消灭他们，必须找到其踪迹。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11）

经过深思熟虑，窦宪命令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和耿谭，与南单于合兵一处，共一万多人，向北单于所在地稽落山一带秘密运动，如果与敌人遭遇，立即进行阻击，争取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他的判断非常准确，这一队汉军与北单于部队不期而遇了。双方一见面，都没有客气，立即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激战。北匈奴人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如果遭到失败，那么他们就基本上无法在这里继续生存下去了，为了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驰骋，拼死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宁可在战斗中英雄般地倒下，也不能让汉人将他们彻底赶出家园。

北匈奴人的愿望是美好的，只是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尽管他们拼尽了全力，但还是失败了。北单于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自己的主力部队甚至连汉军的先头部队都打不过，再这样耗下去，恐怕尸体堆里也会给自己留下一个位置。在大彻大悟之后，北单于抱头鼠窜而去，北匈奴将士也随之四散奔逃而走。

窦宪将军在得知前线捷报之后，没有丝毫怠慢，迅速调集精兵良将，亲自率领大军疯狂追击北匈奴残部。充分的发挥了宜将胜勇追穷寇的精神。这是一次艰苦的长途追击战，东汉人马一直追到了私渠比鞮海。

对于汉军来讲，这是一场空前的胜利：共斩杀北匈奴名王以下将士13000多人，俘获马、牛、羊、橐驼等牲畜百余万头，收降北匈奴温犊须、日逐、温吾等81个部落，总共约20多万人。经过此战，北匈奴势力遭到了近乎于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无法再在这片土地上停留，被迫向远方逃遁，过起了流浪者的生活。就军功而言窦宪已经超过老前辈卫青，霍去病了。

在取得了具有决定性的胜利之后，窦宪并没有陶醉，知道后面还有很多后续工作，他并没有忘记那位落荒而逃的北匈奴单于大人，派司马吴汜、梁讽等人，率领1000多精骑，携带着武器和金帛，继续向北搜寻。窦宪的打算是，尽量采用怀柔政策招降北单于；但如果他继续顽抗，则坚决消灭之。窦宪将军本人则率领大军班师回到东汉境内，驻扎在五原。

当时，北匈奴人刚刚经过这场空前惨烈的失败，人心浮动。吴汜、梁讽等人所到之处，极力宣扬东汉政府的方针政策，并严正声明：服从东汉领导有重赏，拒绝投降则一律不饶。

通过真刀真枪地厮杀，北匈奴人终于真实地了解到了汉军的强大战斗力。所以，见到了宣传队之后，他们纷纷放下武器，投诚归降，乞求赏赐。如此一来，前前后后竟招降了一万多人。

当这支宣传队行进到西海的时候，终于遇到了他们千方百计要寻找的最终目标——北单于。北单于目前的情况很悲惨，基本上属于难民。在得知东汉军队已经到来的消息之后，他惊恐万分，心想这一次恐怕难逃厄运了。但作为一个血性男儿，作为北匈奴人的领袖，他不能没有尊严主动地向汉军屈服，为此，他做好了光荣殉职的准备。在悲观的情绪里，他诧异地发现，汉军迟迟没有动手。后来，他才得知东汉宣传队此行的目的。

在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之后，他选择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积极配合汉军的工作。为了表示诚心，他对宣传队的光临表示了热烈欢迎。吴汜、梁讽等人苦口婆心地对北单于进行了耐心地宣传教育，劝说他要真心实意地归附大汉王朝，誓死顽抗下去是没有任何出路的，要想保国安民，要想维持现在的地位，唯一的出路只有放下武器，缴枪投降。

北单于从来没有想到过汉朝的民族政策会这样宽宏和民主，在高兴之余，他为那些在抵抗汉军的过程中白白丧命的弟兄们感到有些惋惜。假如当初自己早些醒悟，也许他们就不能过早地失去生命了。痛定思痛，他当即做出决定，立即率领手下的残兵败将随同梁讽等人一道返回私渠比鞮海，拜见窦宪将军。

等到了目的地，才知道汉军已经南撤回东汉境内。于是，北单于又派他的弟弟右温禹鞮王随梁讽等人直奔洛阳，向东汉朝廷进贡，并责成其作为北匈奴驻东汉的友好大使，留在洛阳侍奉汉和帝。

北单于认为这样做已经足够诚心了，但是，他不了解窦宪将军的脾气。果然，窦宪得知北匈奴单于没有亲自来洛阳请降的消息之后，勃然大怒，认为其缺乏足够的诚意。他立即奏请朝廷，把那位他认为没有资格请降的右温禹鞮王毫不客气地撵回大漠，而他自己又开始紧锣密鼓地积极准备再次出征北伐。

此次北匈奴人遭到惨败，南单于屯屠何最为高兴，自己最大的威胁遭到如此重创，南匈奴人的日子一定会好过很多。为了感谢窦宪将军，屯屠何特意敬献给他一尊古鼎，以示尊敬。这尊古鼎容量很大，几乎能盛五斗，制作工艺也相当考究，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鼎身之上有能工巧匠篆刻的铭文：“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

窦宪将军将这件宝物视为此次战?胜利的象征。为了让妹妹和小皇帝也能够享受这份荣光，他特意派人小心翼翼地将宝鼎护送回洛阳进行展示。窦太后一边欣赏着宝物，一边聆听着前线将士的汇报。自从窦宪出征以来，这是她最为高兴的时刻。当初她派窦宪出战的时候，是顶着巨大压力的，万一前线失利，对于她和整个窦氏家族来说，都将是相当麻烦的事情，不仅铺天盖地的指责和弹劾会接踵而至，就是哥哥的性命恐怕也难以保全。原因很简单：窦宪是戴罪出征的，如果打了败仗回来，将会罪加一等，到那个时候，恐怕自己也不好为之极力周旋了；还有更不好的一种结果，那就是窦宪连回来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被匈奴人杀了。万幸的是，以上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自己的哥哥获得了一场大胜。这场胜利打败的不仅仅是匈奴人，还有朝廷里那些和窦家作对的人。这场胜利不仅挽救了窦氏家族，更挽救了哥哥的性命。这太不容易了，窦太后为窦家能够出现这样一位杰出的军人而感到无限欣慰。也许，在她那细腻的思绪里面，还能稍微残留一点那位风流倜傥刘畅的一点点印记，但已经模糊不堪了。她的脑海当中，目前最清晰的就是哥哥高大魁梧的英雄形象。

窦太后传下指示：慰劳前线的将士们，尤其要犒赏她的英雄哥哥窦宪。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九月，皇帝下诏，命令中郎将持节到五原任命窦宪为大将军，并策封其为武阳侯，食邑达到了二万户。

这一次窦宪没有飞扬跋扈，而是难得地表现出谦虚谨慎的态度，表示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份内的事情，没有必要再受什么封赏。但是，朝廷的态度也很明确，必须要封赏。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窦宪将军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只接受了大将军的头衔，而坚决辞去了武阳侯的封爵。

按以往惯例，大将军的官位应该在三公之下。但是，制度是人定的，只要有人在，那什么规矩都可以改，什么事情都有特例，如今窦宪将军的情况就是这样。鉴于窦宪将军的功劳很大，而且为人还很谦虚，并坚决辞去封爵。对于这样的杰出人才，一定要给予更高的待遇才对。

朝廷里面从来就不缺乏善于迎合领导意图的大臣们，他们开始喋喋不休地在太后和皇帝面前提出提高窦宪将军待遇的意见和建议，窦太后这一次没有和朝臣们对着干，很爽快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宣布更改大将军官位。于是，窦宪大将军一跃成为仅次于太傅，而位列于三公之上的朝廷大员。

这一年的五月，窦宪又发动了对北匈奴的攻势，他派副校尉阎盘率领2000名精锐骑兵果断进攻驻扎在伊吾卢地区的北匈奴军队，取得了胜利，于是伊吾卢地区被纳入了东汉的版图。七月，大将军窦宪率兵进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北匈奴问题没有最终得到解决，对于窦宪来说始终是一块心病。这一次，他统辖陇西、武都、金城、安定、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北地、汉阳等郡兵马，下决心要治好这块心病。

侍中邓叠被任命为征西将军。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能够和英勇无敌的窦宪大将军并肩作战，对于一位将军来说，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甚至是一些人一生的梦想。幸运降临到了邓叠的身上，毫无例外地，他也欣喜若狂。他已经暗自打定了主意，一定要追随窦宪将军一生一世。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12）

窦宪的对手北单于先生最近也很不舒服，右温禹鞮王被遣返之后，他的心里一直不塌实。虽然有些意见，但是，他也深知汉朝是得罪不起的。于是又向窦宪将军派出了新的和平使者，联系自己亲自入京拜见大汉天子的事宜。

窦宪见北匈奴很有诚意，非常欣慰。他也想尽快地促成和平，结束战事。于是，他派班固、梁讽前往迎接。

和平的局面是人们盼望很久的事情，可偏偏有人就不这么想。这个人就是南单于。

南单于对于他北部兄弟的态度不友好也是有原因的，他有他的私心。一方面，南北匈奴长期对峙，彼此积冤很深；另一方面，南单于想乘此机会，借助汉朝的力量一举消灭北单于，彻底铲除这个威胁，以便自己独霸这片土地。

现在，听说北匈奴再次派出了和平使者，南单于非常紧张，他害怕这次和谈取得任何进展，于是，他开始搅局了。南单于一面马上向朝廷上书，强烈请求出兵消灭北匈奴；一面迫不及待地命令左谷蠡王师子等率领8000名精锐骑兵从鸡鹿塞出发突袭北匈奴人。南匈奴军队还是很讲究作战方式的，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以达到突袭的目的，他们出塞行进到涿邪山一带之后，师子当即命令部队将辎重物品留下，轻装前进。在行进过程当中，这股轻骑又战略性地兵分两路：左一路人马跨过西海，行进到河云(今蒙古国乌布苏诺尔省沃勒吉附近)地区一带；右一路则翻山跃岭，向南渡过甘微河(今蒙古札布汗河)。两路人马顺利会师之后，趁着迷人的月色包围了北单于大人的中军司令部。

北单于再次派出使者之后，认为自己的诚心一定能够打动大汉朝廷。此时此刻，他正在积极准备着归顺汉朝的各种事宜，忙得不亦乐乎。难得单纯一回的北单于一心就等着使者回来传达好消息，自己起程赶赴洛阳向汉和帝朝拜的事情了。结果令他万分失望：使者没有等到，却等来了南单于派来的精锐部队。

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北单于顿时精神崩溃，但是匈奴人的血性没有让他马上低头，而是鼓足勇气，率领临时拼凑起来的1000余名将士奋勇厮杀。他们精神可嘉，但是却没有能力改变战斗的结果。北单于在乱战中负伤落马，但是逃生的欲望，又让他不可思议地重新飞跃上马背，带领残兵开始复习如何快速逃跑的课程。由于他的反应实在是太快了，南单于没有得到和他直接会面的机会。北单于的妻子由于没有追上丈夫的节奏，无可奈何地当了俘虏。

此次袭击，南单于部队收获很大：不仅抓到了北单于阏氏及其儿女5人，杀死8000多名北匈奴将士，俘虏了几千人；更让南匈奴人高兴的是，北单于的玉玺也落到了他们的手中。

这个时候，南匈奴人已经彻底摆脱了贫困，开始强盛起来。他们的人口已经达到34万户，一共23万多人，并且拥有雄兵5万余人，已经成为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

此时此刻，正去迎接北匈奴使臣的班固、梁讽已经走到了私渠海，眼看就要与北匈奴使者见面了。二人深知肩负的责任很重大，如果这次会谈成功，那么匈奴地区的和平即将到来。为了出色完成这个使命，二人反复研究着如何与使者交谈、如何处理一些能够遇到的特殊问题等一系列事宜。

然而就在此时，他们得知了这个最为特殊的情况，这是他们想破脑袋也意料不到的结果。如此一来，他们前面所做的准备和努力全部白费了，现在他们什么都不需要操作了。也许可以做的只剩下了唯一的一件事情：赶快掉转方向往回走，否则，时刻都会有生命危险。

窦宪也在等待，等待着班固等人的消息。班固等人终于回来了，回来的速度超出了窦宪的预料。当他正准备和班固等人谈一谈此次出行收获的时候，南匈奴的使者也到了，详细地汇报了南单于率军痛击北虏的动人事迹，班固等人也乘机垂头丧气地将他们来去匆匆的原因讲明。

窦宪特别沮丧，他知道眼看到手的和平就这样又错过了。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他马上冷静了下来，既然木已成舟，再指责南单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如今和平统一已经不可能了，只能将错就错，将消灭北匈奴的大业进行到底了。

既然决定要做的事情，那就不论其本身是否正确，必须想方设法努力完成。这是窦宪的原则。

永元3年（公元91年）的春天，窦宪派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兵出延塞，北击匈奴。耿夔等人率领这些东汉勇士展开了一场超长距离的奔袭战，他们夜以继日，昼夜兼程，一路狂奔，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距离边塞5000里的金微山发现了北单于的踪迹。这是自汉朝成立以来，距离最远的一次大进军，而金微山也是此前汉军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

发现了目标之后，耿夔等人勉强压抑住内心的激动，悄悄地对可怜无比的北单于完成了包围。北单于经历了生死大逃亡，才跑到这个远离汉境、他认为已经非常安全的地方?接连遭受致命打击，使他已经厌倦了刀光血影的日子，想在这里好好地休整一下，过几天真正太平日子。

他的这个小小愿望实际上真的再普通不过了，简直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最基本生活要求。但是，由于他的身份过于特殊，所以这些要求就显得有些过分了。就在这些以北单于为首的北匈奴人庆幸着他们已经逃脱了汉军与南匈奴军队魔掌的时候，耿夔等人来了，他们是来催命的。耿夔率领汉军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出现在这群北匈奴人面前，他们都惊呆了。然而更可怕的事情接踵而至，任尚等人率领的后续部队也不请自来，协助其先头部队一起杀人放火。

此时，每个北匈奴人的脸上，都已经布满了恐惧和绝望，除了少数人还在拼死厮杀之外，其余的人都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反抗，木然地听凭命运的安排了。北匈奴除了这场灾难中死去的5000多人之外，几乎全部做了俘虏，甚至还包括北单于的老母亲。还要补充说明一下的是，北匈奴的主力被消灭之后，其余的残部看到曾经的家园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于是纷纷向西方迁徙，去寻找新的生活乐园。

在金微山之战中，汉军的战略战术值得我们深刻总结：北匈奴人行动随意性很大、转移迅速，很难找到他们的踪影。问题看似很难解决，但窦宪将军却见招拆招，以长途奔袭作战为主、对敌人穷追不舍，发现目标之后先迅速完成合围，然后再一举歼灭，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汉朝与匈奴之间多少年的恩怨终于在窦宪手里得到了解决。

在取得了一场漂亮的完胜之后，耿夔等人率军凯旋。窦宪将军通过探马已经知道了前线大捷的喜讯，心里非常激动，因为他知道，从现在开始，东汉王朝在匈奴地区的战事已经基本上可以宣告结束了。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开创的中国北方全新的统一格局，不仅实现了汉武大帝以及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等几代杰出帝王的毕生心愿，而且也符合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北方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心声。这是顺应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伟大壮举。

在心潮起伏之余，窦宪将军向朝廷书写了一道奏章，详细叙述了此战的情况，并实事求是地为耿夔将军请功。朝廷（实际上是窦太后）充分考虑了他的意见，加封耿夔为栗邑侯。

战争基本上结束了，其意义极为深远。从东汉政权这次北伐匈奴产生的影响来看，绝对是轰动性的：

抛开西汉时期不说，东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也延续了几十年的时间。在旷日持久的征战中，东汉的战争开支巨大，但迟迟无法解决问题。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东汉政权终于将北匈奴彻底击败，使其北部边境的战争隐患得到了暂时性地解除，北方地区终于出现了统一的局面。

此次北伐匈奴，不仅解决了中国北部边疆的统一问题，同时在客观上也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也是不能忽视的。而发生的这一切对我国文化历史进程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章 汉末钩党之狱（13）

由于窦宪北击匈奴获得了全面胜利，北匈奴各部族绝大多数在漠北地区已经无法立足了，他们不得不向西迁徙，这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世界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民族大迁移。他们的离开使北方地区肥沃的草原顿时失去了主宰，而早就对这块土地垂涎三尺的鲜卑族人乘虚而入，强取豪夺。此时，还留恋故土、没有离开家园的北匈奴余部大多数都驻守在鄂尔浑河流域，这些人已经无力抵抗鲜卑族人的强大势力了。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依附于鲜卑人的强权之下，成为其可怜的附庸。曾几何时，强大的匈奴人居然落到了如此境地。而从此之后，北匈奴人在中国的史书中也没有了踪影。

鲜卑族人成为这块土地新的霸主之后，南匈奴人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这些鲜卑族人时时刻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为了重寻安定祥和的生活氛围，南匈奴人被迫背井离乡，纷纷南下进入到东汉境内，居住在河套一带。

但是好景不长，东汉境内的和平局面也没有维持多久，公元184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东汉的大地上顿时硝烟弥漫。在这样混乱局面下，南匈奴内部也很不团结，于公元187年，发生了一场内讧，许多人失去了生命。

最后还是曹操来收拾了这个局面，将这些归顺的南匈奴人重新划分为五个部分，分散了他们的力量，以便于分而制之。这项措施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匈奴人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闹出什么乱子。

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初，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匈奴民族的五部大都督刘渊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混饭吃。刘渊是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紧紧抓住了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之后政局动荡的有利时机，果断起兵占领了北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并自称为汉王。从此之后，刘汉王一发而不可收拾，于公元311年攻占洛阳，公元316年占领长安，吞掉了仅仅存在了51年的西晋王朝。中国历史再次进入了大分裂时期。

而离开家园被迫西迁的北匈奴人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古罗马帝国自从建立之后，曾经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风光迷人的地中海一度成为它的内湖。表面的风光无法掩盖帝国内部的矛盾，古罗马贵族不懂得对被征服地区实行怀柔政策，而是以残暴的统治来对待占领区这些无辜的人们，致使阶级矛盾日趋严重。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公元四世纪中期，在北非爆发了著名的阿哥尼斯特（意思是“争取正当信仰的战士”）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古罗马帝国在北非的统治基础。大帝国的心脏地带罗马城也不平静，制造钱币的工匠率先发难，他们和其他不满帝国统治的劳动者揭竿而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一举消灭了古罗马军队7000多人。对于一个人来讲，心脏病是特别危险的；而对于一个国家，如果首都出现了重大意外情况，也无疑会使这个政权面临崩溃的边缘。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被窦宪赶出家园，被迫西迁的北匈奴人经过了几代人300年左右的长途迁徙，突然出现在了广阔的顿河平原之上。他们要生存，就必须抢夺别人的土地。求生的欲望让他们勇敢异常，在公元375年，征服了东哥特人，并迫使西哥特人渡过美丽的多瑙河，于公元376年进入到古罗马帝国境内。

在内忧外患之下，此时的古罗马帝国早已满目创痍，西哥特人的不请自来使得本来已经恶化了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不久，这些外来者就和无理欺负他们的罗马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公元378年，爆发了著名的亚德里亚堡战役，古罗马帝国战败，几乎全军覆没，皇帝瓦伦斯壮烈牺牲。经历如此波折之后，古罗马帝国已经摇摇欲坠了。

公元394年，在镇压奴隶起义中发家的大投机者狄奥多西趁乱夺取了政权，把帝国又重新统一起来。然而，古罗马的最后一次统一却是相当短暂的，因为住在多瑙河、莱茵河流域的日耳曼人的很多部落，也发现这里可以立足生存，于是向古罗马帝国海啸般喷涌而来。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在绝望中撒手人寰。在临终之前，他将这个没落的大帝国一分为二，分别让两个儿子继承，古罗马帝国相应地分裂为东西两部。

从此之后，帝国如江河日下一般，再也没有了辉煌。公元476年，罗马雇佣军的领导人奥多亚克（日耳曼人）无情地废掉了年仅6岁的西罗马小皇帝罗慕洛，帝国的末日无情地到来了。

就这样，这个曾经称霸古老的地中海，经历了1200多年风雨的奴隶制大帝国，终于在人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走向了灭亡。

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也标志着奴隶制度在整个西欧社会的彻底崩溃，世界历史从此改写，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另类党争（1）

第一节贵族法则

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规则确立和规则破坏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过。规则虽然能够被全体人类所公认，但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总有少数人利用武力和智谋，置身于规则之外。这少数人就是社会的特权阶级，他们是国王，贵族，宗教领袖和各级官员。这少数人都是阶级制度的产物。

阶级制度把全部落的人一共分成贵族、世族、与平民等阶级。贵族阶级是特权阶级，地位非常尊贵，是农田、土地的地主。他们把土地提供给平民耕种，再向平民收取租税。世族阶级的地位是介於贵族与平民之间，与贵族不属于同一个系统。他们有可能是平民出身，透过能力的表现，或勇士的事迹而由贵族授权，成为世族。世族阶级可享有部分特权。平民阶级则是付出劳力以换取生活所需的阶级。平民向贵族取得用来耕作或建造家屋的土地，然後在农作物收成的时候纳贡(即缴交一部份收获)给贵族做为取得使用权的租税；而贵族则必须代表属下的平民主持仪礼或处理纠纷等，并负责处理部落中的各种公共事务。这三个阶级在神话或传说中，各有其不同的祖先来源的传说，藉由这种神话传说，社会才得以长期维持其严格的阶级社会制度，使各阶级的後代会一脉相承其各自传承的角色。古代波斯、印度、埃及等国家有所谓的Castes(僧侣阶级)，还有欧洲等国叫做Eastates的，都是阶级制度的表现。

中国自上古时代开始，家族主义逐渐发达起来。家族主义是一套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周朝是我们历史的成年期，我们的文化也就在那时定型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封建的，而封建的基础是家族，因此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便以家族主义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经历了尧舜禹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国家的政权都掌握在贵族手中，如尧舜时代的四岳，周朝初期的二伯，到了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也都有这样的例子，比如齐国的国氏家族、高氏家族、崔氏家族，庆氏家族。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晋国的栾氏家族、郄氏家族，胥氏家族，原氏家族，范氏家族，荀氏家族等，楚国的昭氏家族、屈氏家族、景氏家族等。

四岳是尧舜时代的四个部落的首领，尧舜禹这几位首领的和平交班也是经过“四岳”这样的各地方首领协商的。据史料记载，大禹的父亲鲧治水的方法不凑效，也是因为“四岳”这样的各地方首领不满才被治罪。于是禹才有机会出头，治水成功。而在禹治水过程中，肯定也是得到了“四岳”这样的各地方首领的支持。所以，舜在年老之时，找“四岳”这样的各地方首领协商下一代国家领导人，地方领导人推举大禹，禹才当上首领。

周朝二伯就是周公和召公。周公我们在第二章介绍过，代君王行使国家职权，召公在当时跟周公并称东西二伯，可见权利相当。他们说话连周天子也只有听的份儿。

周朝克商之后分封诸侯，建立宗法制，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诸侯在本国之内为大宗，大夫为小宗，这样层层分封，各在其位，“子子孙孙永宝用”。这种贵族政治持续了四五百年，到了春秋的时候，群雄并起，乱世中传统文化强“家”的观念，同时弱化了家与外界的联系，所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观念淡薄。深远的家文化使血缘和亲缘关系成为社会联系的主要纽带。氏族迅速崛起，家族掌握国家政权的现象比比皆是。

齐国有国、高二公，世代都是齐国地位最为崇高的上卿，他们的任命由周天子直接授予，凡是齐国的一切大小事务，都必须经过他们二人的最后决定。崔氏家族、庆氏家族作为大家族也是参与政务的。

举个例子，历史上有名的“崔杼弑君”就是说的崔氏家族。

这是一起因为美色引发的动荡。这一年的春天，齐国对鲁国发动军事行动，领兵元帅就是崔杼。鲁襄公很担心，立刻到晋国求救。不过，鲁国的大夫孟公绰却不以为然，建议鲁襄公不要太担心。为什么呢？孟公绰说：崔杼马上就会有重大行动，他的心病不是我们鲁国，而是齐国。他一定急于赶回齐国，不会对鲁国形成危害。果然，齐国的军队没有什么有力的行动就撤回去了。

崔杼是齐国的权臣，他的心病到底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头说起。齐国的一个大夫叫棠公，他去世的时候崔杼前往吊唁，为崔杼驾车的是东郭偃，而东郭偃的姐姐就是棠公的夫人棠姜。棠姜是个美人，崔杼一见钟情，立刻催促东郭偃为自己把棠姜娶来。东郭偃不同意，崔杼十分坚持，并且请人卜卦，也很吉祥。但是东郭偃认为卦象不吉祥，是克夫之象。崔杼说，要克夫，那么棠公已经被克了。反正，最后东郭偃拧不过崔杼，他姐姐还是进了崔杼的家。

崔杼强娶棠姜，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出了麻烦，齐庄公也看上了棠姜，最终通奸成功。这一定是强迫的，崔杼面对国君如此，似乎也没有办法可想。但是，齐庄公也太不客气了，棠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比跟崔杼的时间还多。庄公经常光顾崔杼的家，谁都知道是来干什么的。有一次，他还把崔杼的帽子赐给了别人，虽然随从劝他，他也无所谓。庄公说：在崔杼的家里，把他的帽子赏赐给别人，比较方便，我又不是缺少帽子。意思就是表示对崔杼的不在乎。

崔杼本来还是容忍庄公的，现在看见庄公反而要不容自己，他真的愤怒了。用我的人，用我的东西，还不把我当回事。崔杼决定报复国君。

这年的五月，莒国国君来齐国访问，齐庄公在都城的北郭举行招待宴会。崔杼是重要大臣，但是这个重要的国事活动他却没有参加，据说是病了。齐庄公只好到崔府去探视崔杼的病情，这是君臣友好的证明。然而，齐庄公对于崔府再熟悉不过了，他说是探视大臣病情的，但是他更想见到的却是棠姜。他看见棠姜进了一个房间，赶紧跟了进去。他刚进门，贾举在后面便拦住其他人，关上大门。国君经常在这里出没，随从们也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没有人怀疑这次有问题。棠姜跟着崔杼从侧门出去了，庄公还作浪漫情调，一边轻叩门框，一边唱起歌来。他想告诉棠姜，他在这里。他的歌声引来了全副武装的甲兵突然出现，庄公才发现事情不妙。他请求免死，不许。请求发誓结盟，不许。请求自杀，还是不许。他于是奔跑冲出，在爬墙的时候中箭，掉了下来，被大家乱刀砍死。

这一切，显然都是崔杼的计划。跟随齐庄公一起死的有好多人。很多人应该是闻讯赶来。晏子也是其中一位。这位著名的贤臣，站在崔杼家的门外，略做思考。他的随从说：追随国君而死吧。晏子说他不是我一个人的国君。那么，逃亡吧。晏子说：我没有过错，为什么要逃亡。国君如果为社稷死、为社稷亡，我应该追随，他为自己死亡，我又能怎样呢。最后，晏子推门而入，爬在庄公的尸体上，高声哭号，一副伤心的样子。崔杼都看在眼里，有人建议崔杼杀了晏子。崔杼说：他有民望，不杀他，可以得民心。

崔杼不是个糊涂的人，他敢于杀皇帝就是因为崔氏家族树大根深的背景。崔杼杀了齐庄公后不但没事儿，还立了景公，景公让崔杼做右相、庆封做左相。到了齐景公二年（公元前546年），庆封趁着崔杼家族内部有矛盾，就一举消灭了崔氏家族。从此庆封大权独揽。庆氏家族迅速壮大起来。

鲁国的三桓指的是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这仨人都是鲁桓公的后人。具体说分别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庆父、叔牙、季友的后裔。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说得就是他们兄弟几个的事儿。庆父是老大，不过是庶出，血脉不好，也就没了地位。叔牙跟庆父一个母亲生的。季友最小，跟鲁庄公是一个母亲生的。

纵观鲁庄公的一生，说难听了是窝窝囊囊，说好听了是拼死扛着。想当年他的父亲鲁桓公在齐国旅游时被齐襄公所杀，鲁庄公随后即位，却不敢替父报仇；他的母亲文姜和舅舅齐襄公通奸，国人皆知，视为笑柄，鲁庄公却不能怎么着；眼看着友好邻邦纪国被齐攻灭，鲁国却只能那么呆呆地傻看着，而自己还要陪着杀父淫母的大仇人一起打猎寻欢；好不容易盼到了齐国大乱，自己梦想着扶立之功，哪知却被小白抢先；其后和小白死去活来地打了几场仗，各有胜负，但最后还是要去会盟、歃血，抬头一看，齐桓公高高站着做了帮主，自己依旧只能在下面呆着当小弟。不过也正是庄公死扛下所有的奇耻大辱，最后让齐鲁关系达到历史上融洽和谐的顶峰。虽然有点傍大款的心态，但是齐鲁亲上加亲的那几年，谁还敢欺负鲁国呢？这也许就是鲁庄公的野心吧。

其实这世间又有多少人背负着难言的耻辱苟活着。说白了，其实人活着也是一种野心。生命来之不易、脆弱无比、稍纵即逝，能活下去，就已然很不错了。可惜就是这样忍辱负重，鲁庄公也没迈过32岁这个坎。

公元前670年（鲁庄公二十四年）的一个秋日，阳光灿烂，齐侯襄公的女儿、桓公的妹子哀姜就要出嫁了。

新郎官是鲁庄公，是新娘子的姑表哥哥，现任鲁国国君。哀姜见过这位表兄。他长得阔面大耳，一脸福相，看起来还蛮有为人君者的气度。唯一让哀姜姑娘不太满意的是：他的年龄大了些。

此时的鲁庄公享位已久，年近不惑。就当时人们的平均年龄来看，已经是个半大老头。与他相比，年方二十的哀姜姑娘确实可算是“少妻”了。

不过哀姜对此也没有什么好埋怨的。这桩婚事早在二十年前她出生的时候就被她的父王和姑母敲定了。她也明白，这是她作为王室之女必然的政治使命。

不过，除了夫君的年龄，还有一个问题也在困扰着哀姜：据说，鲁国的规矩特别多。

当初周王室击败商汤征服天下诸部，把自己的宗室、功臣统统分封为王，派到各地去管理当地的土著。为了稳定统治秩序，也为了把王室贵族与庶民、奴隶区分开来，在“圣人”周公的主持下，王室出台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对贵族们的坐卧立行、吃喝拉撒都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规定。几百年来，这些规矩一直得到严格的执行。

到了哀姜出嫁这一年，虽然离孔子痛呼“礼崩乐坏”还有一百来年，却也早已是“人心不古”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周王室分封的各个“国字号”诸侯早已失去了兄弟之间的情谊，开始互相攻伐。就在十几年前，哀姜的哥哥齐桓公小白“挟天子以令诸侯”，败卫、灭遂、降郑，登上了霸主的宝座；而各国国内争权夺利的丑事也不断上演，兄弟反目、父子成仇不再是新鲜事。

在这种情势之下，作为公共准则的“周礼”也就形同虚设了。大家都忙着用武力在乱世中抢得一杯肉羹，只有傻瓜才会抓着那些虚头不放。而鲁国，就是这样一个“傻瓜”。

当时的鲁国，是出了名的“礼仪君子之邦”。例如，在鲁国，一个人只有行了“冠礼”（也就是成年）之后，才能出去与人交际；跟人家见面的时候，必须有第三人的引荐；见面之时，大家不但要忍受没完没了的鞠躬作揖，还要互赠见面礼。更要命的是这个见面礼也不能随便乱送：根据周礼的规定，只有士大夫以上阶层的男人才有资格互赠珠宝玉器。至于女人，只能送点枣子栗子。否则，就要被指责“非礼”了。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另类党争（2）

鲁国人对周礼的坚持如此之认真，以至于各诸侯国一有重大礼仪活动，都会邀请鲁国国君去当主持人。当年齐桓公和哀姜的老爹齐襄公娶王室之女为妻，就请了鲁庄公的老爹鲁桓公去证婚。

看起来好像蛮风光的。然而，规则有时候是把双刃剑。当大家都遵守的时候，你跟着遵守那叫识时务；当大家都不拿规则当回事儿的时候，你还抱着它不放，那恐怕就要吃亏。

这个道理，似乎连未出阁的哀姜姑娘都明白。当临行前小白哥哥叮嘱她到了鲁国要守礼，不能像在家里一样任性时，她“哼”了一声，心想：“既然号称君子之邦，那么威风，干嘛不去统领诸侯、平定天下？看来也不过如此吧。”想到这里，她对哥哥说：“放心吧，我会好自为之。”

说罢，钻进鲁庄公那华丽的迎亲马车，绝尘而去。鲁庄公鲁庄公骑马走在迎亲队伍的前面，不时回头看看载着自己新媳妇儿的马车，心里美滋滋的。他的好心情不是来自自己中年得少妻——作为一国之君，他从来不缺女人，而是因为，这个媳妇儿，可以让自己吃个定心丸。长期以来，鲁国和齐国这两个邻居一直都不怎么待见对方。鲁庄公自己主政以来，就已经和齐国干了好几仗。虽然有输有赢，但鲁庄公心里明白，在表兄小白的治理下，齐国兵强马壮，自己远非他的对手。如今娶了表妹，亲上加亲，以后可以不用再担心强齐压境啦！为了让表明自己的诚心，鲁庄公不顾一国之君的体面，亲自跑到齐国迎亲（一般都是派一个大夫级别的人代表的）。

鲁国那些以维护“周礼”为天职的宗室朝臣们不了解庄公的苦心，对这种违规的做法本来就已经议论纷纷；而新夫人哀姜姑娘到了鲁国后，偏偏又加了一把火。

婚礼过后，庄公为自己的新夫人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宴会，邀请宗室重臣都要携家眷参加。哀姜似乎故意要挑战鲁国“礼仪之邦”的名头，面对宗室各族的夫人们，她新手赐赠的礼品全是些金银珠宝之类。

前面我们说过，当时女人之间只能送些不值钱的玩意儿。这下那些贵族们可坐不住了。大夫夏父展偷偷地蹭到庄公身边：“大王，夫人拿金银珠宝来赠人，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儿啊！”庄公兴头正浓，斜了他一眼，道：“这还不简单，现在国君家的人做了，就算开了个先例呗！”夏父展开始讲大道理：“君王要是做了合礼的事，可以流传后世；要是做了非礼的事，史书也会记上耻辱的一笔。史官们笔下可不留情，大王您还是好好想想吧！”

庄公的好心情被夏父展三句话气跑了一半。他郁闷地站起身来，对着夏父展一拂袖，找哀姜一起送礼物去了。且说哀姜正在与夫人们寒暄，忽见一伟岸男子上前叩见。这人年纪不大，身重脚健，肩阔臂粗，英气勃勃，这个人便是公子庆父。

庆父，排行第二，是庄公的异母弟弟。鲁桓公共有四个儿子：老大鲁庄公和老四季友都是哀姜和齐桓公的姑母——夫人文姜所生；老二庆父与老三叔齐则是一个小妾所生。

见夫人正与二弟相对，庄公赶紧过来引见。庆父躬身行礼：“臣弟庆父叩见夫人。”哀姜樱唇开启，微笑道：“庆将军英武之名，我早有耳闻。”言罢，二人四目相对，一个心道：“都说齐女秀美，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心想：“此人身形更伟，年纪又轻，比我那夫君，怕是要强得多吧！”二人竟然心意相合，情愫暗生。鲁国接下来这若干年的悲剧，自此也便开始了。

庆父本不想来参加这个宴会。他与自己的王兄鲁庄公是面和而心不和。甚至可以说，庆父打心眼儿里厌恶他这个王兄。这种厌恶，从他十几岁就开始积累了。

鲁庄公十二岁那年，他们的父王鲁桓公应齐襄公之约前往齐国主持婚礼。桓公的夫人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子，此次也随同回国探亲。不想，文姜与哥哥襄公早就心怀鬼胎：两人从小耳鬓厮磨，早已暗生男女之情；此次文姜回国探亲是假，要与哥哥宫闱相会以解相思之苦是真。兄妹二人把鲁桓公灌了个酩酊大醉，便做下了苟且之事，成就一桩千古丑闻。

此事最终还是被鲁桓公发觉。齐襄公和文姜一不做二不休，选择了杀人灭口。可怜的鲁桓公好心好意来做证婚人，落了个惨死他乡不说，临死还被扣了顶大大的绿帽子。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绝对都算得上奇耻大辱，何况受辱的是堂堂“礼仪之邦”的鲁国。可鲁国的宗室大夫们得知自己的国君横死他乡，却屁也没敢放一个，就默默地开始准备让新君公子同继位了。

这可气坏了年方十岁的二公子庆父。在朝堂上，他挥舞着两条小胳膊嚷嚷着：“给我兵车三百乘，我要去找齐候报仇！”虽说小孩子的话不必当真，但一个小孩子都懂得去报仇雪恨，鲁国那帮宗室大臣们脸上多少有点挂不住了。主政大夫申糯偷偷问自己的谋士施伯：“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去打齐国啊？”

施伯捏了捏颌下的胡须，回答道：“不行。原因有二：第一，这事儿太丢人了，要是让诸侯列国都知道了，咱鲁国的脸往哪儿放？第二，从实力上讲，鲁国明显打不过齐国，去打人家只会让丑闻传得更快。”

申糯一听有理，于是彻底取消了找齐国算账的念头，由着齐襄公自己找了个替死鬼敷衍了事。庄公鲁庄公继位后，这事儿更没戏了。鲁庄公从小性格懦弱，胸无大志；况且此事乃因他的亲生母亲而起，他又能怎样？

可庆父那小小的胸腔里，自此却憋了一口恶气。庄公八年，齐国和鲁国作为盟国一起攻伐小国郕。战争打胜后，郕却背着鲁国单独向齐国投了降。齐侯也喜滋滋地接受了投降，而没有通知鲁国，鲁国又一次受到了严重的侮辱。

庆父立即向王兄进言，认为应对齐国实施报复。可庄公怎么讲呢？他半躺在王座上，眯着眼睛对庆父说：“不行。这次的事都怪寡人我德行不够，齐国人没有什么不对的。我们还是修身修德，等待时机吧！”庆父心中怨恨，只好拂袖而去。

从此，在庆父的眼里，他这位王兄与废物无异。他看透了鲁国宫廷上下这班人的嘴脸：他们只会在虚文褥节上做文章，是一帮胆小懦弱、明哲保身的伪君子。

庆父最初起夺权的念头，是因为看到国内一班人的无能，希望自己能振作国威，报仇雪恨。如果说这个动机还算是“高尚”的话，那他为此所采取的用“下半身”夺权的手段，就只能用“不堪”来形容了。而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更是离那个“高尚”的动机相差十万八千里。

夏、商以来，我国的王位继承制度一直有两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但自西周以降，“嫡长子继承制”逐步确立，“父死子继”变成主流。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规定，国君如果有嫡子，那是一定要传给嫡子的，而且要传给贤能的嫡子；如果没有嫡子，则要传给年长的庶子。

在号称“礼仪之邦”的鲁国，祖宗周公之后到庄公之前的14任国君中，有6任是弟弟即位。但在这6任中，只有一任（武公）是正常即位，其余的不是篡位就是因为储君年幼而代行其位。这说明“兄终弟及”的合法性已经受到质疑。

庄公鲁庄公一直没有娶正室夫人。他早年纳了一房侧室，此时膝下只有一庶子斑。这对于有夺权之念的庆父来说是件好事。只有一个潜在对手，总比要面对“七狼八虎”强多了。更何况，斑和自己一样，只不过是个庶子。

可是，如果庄公娶了夫人生一大堆嫡子出来呢？所以，当庄公宣布要娶夫人的时候，庆父心中充满的忧心，但是，当他在欢迎宴会上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如花似玉的“嫂夫人”时，他心念一动，计上心来。

娶了青春貌美的小表妹之后，中年人鲁庄公便“从此君王不早朝”了。而且被鲁庄公用马车载到鲁国来的，可不止哀姜这一个表妹。

春秋时代贵族嫁女有个风俗：除了送嫁妆之外，还送人。新娘的丫头婢女，甚至亲妹子，都可能被一股脑儿送给新郎官。这叫做“媵嫁”。鲁庄公是现任齐候的表兄，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他又表现得那么诚恳，齐候一高兴，就把哀姜的小妹子叔姜也一并给了他。所以，当大家再听到歌里唱“带着你的妹妹、赶着你的牛羊、坐着那马车来”的时候，千万别以为这是胡编的，这简直就是春秋时期贵族嫁女的真实写照。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另类党争（3）

叔姜是个老实孩子，从小就听姐姐的话；此时到了异国他乡，对姐姐更是言听计从了。鲁庄公的终身大事总算是有了着落。更重要的是，从此他再不必因为守着强大的齐国而整天提心吊胆。什么国仇家恨，什么奋发图强，在他心里都没了踪影。他开始流连于声色犬马，并乐此不疲。

庆父暗自高兴。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国君参与政事越少，国君夫人能够行使权力的空间也就越大。而国君夫人，正是他庆父靠着“下半身”换来的政治靠山。那天他一看到哀姜嫂嫂那双水汪汪的桃花眼，心里便有了主意：“既然我庆父怕的是鲁庄公生个嫡子，何不趁此良机把国君夫人捏在手心？只要控制了嫡子他妈，还怕什么嫡子呢？”

可巧，正是天遂人愿。没过多久，他收到了来自内廷的密信：嫂夫人约他宫外相会。哀姜不愧是文姜的嫡传，情欲一起，什么规矩都顾不上了。自此，两人你情我愿，成了一对露水夫妻。

也许有人要问了：当时的鲁国不是“礼仪之邦”吗？堂堂一国之母，就那么容易与外臣私通？关于他俩到底如何勾搭、如何幽会的，史书上并无详细记载，我们大多只能猜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的宫廷规矩，决不会真像“周礼”中所要求的那么严。因为春秋以来，发生在宫室内和贵族之间的男女私通事件太多了：有哥哥奸淫弟媳的，有婶母私通侄子的，有伯叔父奸淫侄媳的，有君妻私通臣下的，当然，也有君主奸淫臣妻的。就连至亲之间的乱伦，也并非齐襄公兄妹一例。子通庶母，父夺儿媳，甚至连祖母通孙儿这等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都有记载。至于朋友之间交换妻子，那也并非现代人的创举。

不管怎样，反正庆父跟哀姜两个人是勾搭上了。庆父使出浑身手段，哄得哀姜心花怒放，对他言听计从。而更让庆父大喜过望的是：哀姜一直没有生出对他威胁最大的嫡子。哀姜为什么没有生出孩子？这是一桩疑案。

庄公鲁庄公其时虽已年过不惑，但生育能力还是不成问题的：与哀姜一起嫁过来的叔姜很快就给他生下了公子启方；而在此之前，庄公早年宠幸的侧室孟任已经为他生了长子斑；在此之后又有侧室风氏生了公子申，最后还有一个小妾生了公子遂。为什么单单正室夫人哀姜一无所出呢？

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哀姜没有生育能力。可是，哀姜当时年方二十，从小生活优越，无病无灾；那时又没有什么药物中毒、环境污染，怎么平白无故地就失去了生育能力呢?第二种可能性，是庆父从中做了手脚。我们说过，嫡子是庆父夺权的最大威胁。既然庆父掌握了夫人，他就有可能想办法让她生不出嫡子。不过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且不说限于当时的避孕水平，如果不是庄公自己不愿意让哀姜生子，凭哀姜自己恐怕会有技术上的难度；更重要的是，不生子对哀姜本人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在我国古代，向来是母以子贵。尤其是在宫廷之中，君王们都是老婆孩子一大群，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地位显赫的儿子，恐怕老了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这一点，从小长于宫廷的哀姜不可能不明白。所以，生不出儿子，最不开心的应该是哀姜本人。庆父虽然贴心，总不如自己的儿子来得放心吧？让她配合庆父不生儿子，怕是比较困难。比较起来，最有可能的就是第三种假设：庄公自己不想让哀姜生子。这种猜测是有依据的。庄公之所以这么大年纪才娶正室夫人，完全是迫于他母亲文姜的压力。

当年文姜和齐襄公做出丑事之后，不敢再回鲁国，就跑到位于齐鲁之间的糕地躲了起来。庄公是个大孝子，他不但在国外给母亲盖了宫室，还经常跑去探望，当面聆听母亲训话。齐襄公的女儿哀姜出生后，为了弥补自己不能与哥哥厮守终生的遗憾，文姜不顾儿子和侄女年龄上的悬殊，铁了心让鲁庄公娶哀姜为正室夫人。

为此，可怜的鲁庄公一等就是二十年。在这之前，他已经有了自己心仪的姑娘——孟任。为了得到姑娘的芳心，他割臂为盟，许诺将来封她为夫人；可孟任从黑发等到了白发，等来的却是小夫人哀姜。不久，她就郁郁而终。

鲁庄公对此是心怀歉疚的。为了赎罪，他早已把孟任所生的长子斑定为心目中的继承人。然而，要让斑即位，鲁庄公就不能有嫡子。他明白，废嫡而立庶这样的事情在鲁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自己也说不过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哀姜生育。为此，鲁庄公可能并未对哀姜履行做丈夫的义务，至少是没有足够地履行以便哀姜能够怀孕。而这，恰恰给了哀姜私通庆父的动机和理由。

老婆跟哥哥私通鲁庄公也不是不知道，不过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精神，鲁庄公也就一直戴着绿帽子没发言。直到后来生了重病，这才筹谋起身后事来。于是把亲弟弟季友叫到病榻前商议除掉庆父。商议的结果是：杀庆父，动静太大，家丑难免外扬。不如先除掉他的左右手叔牙。?到做到，季友赶在鲁庄公死前把叔牙杀掉了。

叔牙和政敌鲁庄公的死讯先后传来，庆父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挑战和机遇并存”。叔牙之死，实际是敲山震虎，摆明了要庆父明白，别想歪念头，不然和叔牙一个下场；另一方面，庄公一死，权力就出现真空。只要新主立位不稳，自己就有更大的成功几率。

庆父最终还是选择了权力，找人把鲁庄公的继承人杀死了。死讯传回曲阜，季友大惊，心想保命要紧，于是逃到陈国。鲁国再次无主，后宫里哀姜地位最高，朝堂上庆父资格最老。哀姜提议，立庆父做国君。但是重臣们集体反对，因为庄公还有儿子在，为什么不立儿子而立兄弟？鲁国是礼仪之邦，这种与礼制不合的事情可不能做。

庆父心中感叹，要是叔牙在就好了，做个托可以帮自己一下。不过庆父脑子也转的很快，提议该立叔姜之子启，因为启是齐女所生，可保齐鲁友好。群臣不敢再有意见。就这样，8岁的姬启即位，是为鲁闵公。8岁的孩子懂个啥，幸好一帮庄公旧臣给他出谋划策，不久，齐鲁两国领导人峰会在齐地落姑举行。

齐桓公一看自己大哥哥的二女儿的乖儿子做了新任鲁国掌门人，心中自是欢喜。鲁闵公却垂泪不止。齐桓公见状，暗问缘故。鲁闵公将大臣教会的姬般遇害、庆父专权、哀姜私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妈的小叔子。齐桓公大惊。决定帮侄子一把。于是问：“鲁国大臣中就没有一个政治合格、本领过硬的能臣吗？”鲁闵公终于说出了最想说的一句话：“有，公子季友最贤，可惜担心受到政治迫害，去了陈国。”齐桓公大不悦：“有寡人在，还怕庆父！就说是寡人的意思，接季友回国辅政。”

得到国力最强大的齐国国君齐桓公的支持，鲁闵公非常开心，鲁国大臣们也大喜。于是，季友回国，立刻封相。庆父一伙自然不服，不过听说是齐桓公提议的，也不好强行反抗，私底下却加快造反进程。季友回国之后，齐桓公派出由仲孙湫为首的观察团，了解鲁国政治动态和君臣关系。

仲孙湫先拜鲁闵公，但见他一把鼻涕一把泪，手足无措；仲孙湫再拜公子申，发现他谈吐得当，审时度势，好感油然而生。仲孙湫三拜季友，告诉他要善待公子申。他还劝季友要小心公子庆父，早除早好。季友也不说什么，就摊开一只手给仲孙湫。仲孙湫马上领悟道，这是孤掌难鸣的意思。于是安慰道：“放心，有齐桓公在，该出手时会出手的。”

公子庆父知道仲孙湫不会主动来找他，于是自己带上金银财宝登门拜访。哪知，仲孙湫不理不睬，不收一针一线。庆父悻悻而归。仲孙湫回国复命。齐桓公问明情况，仲孙湫说出一句千古名言：“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齐桓公兵定北方后兴致不减，即刻表示，那就发兵鲁国，一举铲除庆父反革命团伙。仲孙湫摇摇头，现在庆父造反，仅仅是意念而已。不过看样子也快了，要等他真动手了，我们马上平定鲁乱，那才是霸王之业。

公子庆父的谋反终于在鲁闵公二年付诸行动。一日，大夫卜齮来访，说是鲁闵公的老师太傅慎不害侵占了他的田产。可是政法检都因为慎不害的背景深厚，没人敢受理这个案件。卜齮知道，这个事儿只有公子庆能办得了。公子庆父也不绕圈子，直接了当地说，你帮我杀鲁闵公，我帮你杀慎不害，咋样？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另类党争（4）

卜齮这段时间因为上访无效，碰一鼻子灰，早就把什么君臣之礼抛却脑后，杀鲁闵公也不算什么。可是对庆父这句话的逻辑关系陡生怀疑，心说，你忽悠我呐。要是早想杀人，我直接杀了慎不害不得了。庆父见状，也猜中一二，说道：“你要是杀了慎不害，鲁闵公肯定治你的罪。我也帮不了你。可你要是杀了鲁闵公，我就可以取而代之，到时候不光会帮你杀慎不害，还你田产，还能给你加官进爵。”卜齮想想表示自己未尝不想杀了这些蛮不讲理的贪官污吏，可惜皇宫深院，刺杀哪那么容易。

庆父笑笑，表示力敌不能，可以智取。鲁闵公童心未泯，常常夜半三更还出宫嬉闹，只要能趁机派出杀手，一来成功率高，二来可以谎称盗贼所为，可以把自己洗脱得干干净净。

卜齮觉得可行就找了个叫秋亚的刺客执行了。事情起初非常顺利，秋亚找到闵公一行，一刀捅死。此后的发展却出乎意料，因为秋亚竟然没被卫兵杀掉，而是被活捉了。这下急坏了卜齮，秋亚要是招认出一切都是他的安排，那他可就只能背黑锅了。事关重大，于是决定自己上阵，在秋亚的押运途中，带领家丁截走秋亚，杀人灭口。庆父已知闵公被刺，当晚派人去刺杀慎不害，慎不害不幸惨死家中。

季友听到闵公遇害，第一反应就是庆父作乱，于是连夜赶到公子申家。不由分说，拉起姬申就跑，于路告知庆父之变。姬申大惊，急问：“往哪跑，齐鲁关系这么好，要不要去齐国避难？”季友摇摇头：“大国可依，不过就算日后登基也容易变成附庸，不如去小国。”最后决定逃到邾国。

庆父听说季友带着公子申逃跑，也不追赶，反正国中再次空虚，这回庄公的儿子不是死了就是不在，再说，太傅都能被刺杀，哪个大臣不会胆寒。威逼利诱之下，这回的大位总该自己继承了。想来两次弑君都没留下直接证据，现如今终于大事已定。

次日，庆父准备更衣上朝。哪知，风云突变。外人来报：一千多群众上街游行，打出标语，说要替闵公报仇，给太傅申冤，接季友归国，立子申为君。庆父恨恨地骂道：“反了！不就一小撮吗，镇压！”哪知，刚要安排，来人再报：“暴徒刚才冲入卜大夫家，卜家满门被杀。”庆父顿时心虚。忽然，又有来人急报，游行队伍朝这里进发了！庆父听罢，吓出一身冷汗。庆父深深叹息之后，决定马上出国逃跑，避避风头。可是往哪跑呢？庆父想了想，还是去莒国吧。

之所以去莒国，除了莒国是天然的流亡集散地之外，还跟一个齐国的女人有关。那就是庄公之母文姜。礼节上讲，公子庆父也该叫他一声“母亲大人”。在庄公娶哀姜之前，文姜就病重而亡。死前留下两句遗言：庄公一定要娶齐女，不然死不瞑目；齐鲁一定要和睦友好，大国可依。

庄公领命，3年后与哀姜成家。虽然婚姻不融洽，但是齐鲁邦交却实现了深度友好。文姜死前还做了另一件事，就是跟自己的主治医生莒医产生了暧昧关系。一段第二春之后，文姜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莒医因外派任务结束，回到莒国。能给文姜治病的医生自然不是一般人物。这位莒国大夫在莒国高层人脉广阔。公子庆父就想借此关系打通莒国上下，先谋安身，再谋进取。还有一层原因是，莒子对齐桓公有恩。所以，如果能留在莒国，那鲁闵公他妈的小叔齐桓公就比较不容易对庆父下手。

庆父跑路也不是空着手的，他顺手把一些鲁国宝贝都一起装进了背包。一切发展也很顺利，庆父在莒国顺利获得政治避难的权力。不过，庆父跑路的时候可没记得要带哀姜一起。哀姜一听百姓造反，庆父逃命，急得也想去莒国。左右侍从劝道，娘娘啊，还不明白吗？庆父要想跟你在一起，就不会把你忘在这里了。还不如去邾国吧。毕竟公子申、季友才是人心所向，要是能得到组织的认可，娘娘就还是好娘娘。

哀姜一听有理，于是前庭的男人跑完之后，后宫的女人也撒开腿跑出了鲁国。可是，到了邾国，季友根本不答理这个给大哥带绿帽子的嫂子。不过哀姜此来也是有价值的，起码让季友确切地知道了一个重要的情报，那就是鲁国权力彻底真空了，现在不回，更待何时？季友拉着姬申立即出发回到鲁国。现在造反派死的死，逃的逃，姬申应该可以顺利即位。

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齐国派了个叫高傒的官员去帮鲁国人民选国君。高傒与公子申和季友寒暄之后发现季友，不但忠心为主，而且有拨乱反正之力，有改革开放之能。想来鲁国还有此等忠臣良主，应该气数未尽，高傒决定代表武林盟主拥立姬申为新任鲁国老大，史称鲁僖公。

且说为保鲁僖公大位安全，季友开始谋划如何除掉社会不安定因素——庆父。季友一边安排公子奚斯去齐国面见齐桓公，感谢盟主定位之恩。一边又派人出使莒国，要引渡庆父回国受审。哪知莒子托言两国没有引?协议，拒绝合作。

季友心知肚明，告诉莒子：“如果遣返庆父，必有好礼重谢！”莒子贪心不足，果然给庆父下达逐客令。

庆父虎落平阳，只得出走。路遇公子奚斯从齐国回来，奚斯与庆父交好，庆父希望他能回鲁国帮自己求情。奚斯重情重义，表示愿意一试。要知道，庆父现在是头号反贼，而奚斯要在风口浪尖上给他求情，真是够有胆量。不过，季友一口回绝：“造反无理，不杀不行！”奚斯只好踏上传话的路途，可是这等坏消息着实难以对好友启齿。于是，他也不敲门，也不按门铃，直接在庆父暂住地的门口大哭。庆父听到之后长叹一口气，知道无力回天，命不久矣，于是在院中的大树上上吊而死。

庆父本人的故事结束了。因季友有两定鲁君之功，所以鲁僖公拜他为上卿。并遂季友之意，以公孙敖继庆父之后，为孟孙氏。庆父字仲，后人以字为氏，本应为仲孙氏，因忌讳庆父之恶，改为孟。以公孙兹继叔牙之后，为叔孙氏。季友后人则为季孙氏。于是，季、孟、叔三家鼎足而立，并执鲁政，史称“三桓”。季友极力辅佐鲁僖公励精图治，富国强民，使鲁国成为当时的强国之一，季友也因此奠定了季孙家族的执政地位，开创了鲁国“三桓”为政的政治局面。三桓互相矛盾又有共同利益，对鲁国的历史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郑国的七穆跟鲁国三桓的情况差不多分别是郑穆公的七个儿子，分别是子罕、子驷、子良、子国、子游、子印、子丰。七穆是春秋时代列国世卿政治的典型代表之一，它的兴起反映了春秋时代中原世卿大族在历史舞台上的一般规律。七穆在国内联合垄断国家政权，并世代承袭之。他们以长幼顺序为原则确定卿位，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执政卿位传递的秩序。七穆各家族即围绕这一秩序展开了斗争与联合。同时，春秋的霸政格局给予郑国的外部压力，决定了国君在政权中的凝聚和支撑作用;子展、子皮、子产等忠于国君的名臣积极压制私家势力的发展，维护七穆各氏家族间的团结，从而七穆团结对外，以他们的外交智慧为郑国的生存和独立争取并创造空间。当霸政无存时，国内的矛盾激化，最终世卿政治趋向衰落;而由世卿政治造成的土地集中和政权集中于少数强家之手的结果，为战国时代的新型国家中央集权奠定了基础。

晋国的栾氏家族、郄氏家族，胥氏家族，原氏家族，范氏家族，荀氏家族等都是大家族，都是作为晋国的大官发迹的，因为传统的制度有世袭制度，还有重家族的观念，就很快发展起来。不但在朝廷掌握着大权，在家族内部也形成了一套政治体系，这跟当时家族观念是有很多关系的。历史上就有辛俞志随栾氏，礼抗君命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栾氏连续几代在晋国做卿大夫，执掌国政，势大根深，形成了一股不小的私人势力。公元前552年，栾盈因为和同僚范氏及晋平公的矛盾激化而叛逃齐国，当时有不少故旧部下相追随。史书记载，栾盈叛逃时，晋国发布公告说：“不要跟随栾氏，要跟随君主。不跟随君主的将处以死刑！”栾氏的故旧之臣辛俞准备追随栾盈，出逃时被抓获押送给平公，平公问他：“国家已经发布了命令，你为什么要明知故犯？”辛俞回答说：“我是遵从国令的，怎能说我违犯了国令？公告明白地要求人们跟随君主。我听说：‘三世事大夫之家，以君对待。’自我的祖父起，因为无大功于国家，只好属归栾氏，至今已经三代，我因而不敢不以君主对待栾氏。公告说‘不跟随君主的将处以死刑’，我怎么敢连死也不顾地背叛君主，以烦扰施刑的司寇呢？”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另类党争（5）

晋平公听了辛俞的话顿消怒色，他答应给辛俞以厚禄，请其留在自己身边，辛俞回答说：“我已经说过，栾氏就是我的君主。我如果话一说完就食言背叛，又怎么能臣事君主呢？”晋平公见难以说服辛俞，就打发他任便行事。

辛俞要跟随栾盈出逃，本是国家法令明确禁止的行为，晋平公无疑要严加处罚，但经过他的一番辩护，反而得到了晋平公的敬佩和赦免，这不仅是因为辛俞的自我辩护论据充分，逻辑严密，更为主要的，是他在辩护中内含着对于君主至死不渝的尽忠态度，他把这种态度化成了机智的应对，于婉转客气中显示了做臣子的凛然大义，真正赢得了平公的敬佩。平公作为一国君主，极希望国中臣民能有如同辛俞那样事君至死的忠臣之风，即使他能发现辛俞辩护中的悖理之处，也宁可不去揭穿，为了维护一个忠臣的形象，张扬忠君之礼的神圣，他认可了辛俞的辩护。传统礼义观念是辛俞保护自己的一张盾牌，也是栾氏家族、郄氏家族，胥氏家族，原氏家族，范氏家族等家族掌握权势的一种文化或者说是理念上的根基。

楚国的昭氏家族、屈氏家族、景氏家族都是大族。其中以屈氏最为出众，一直长盛不衰。屈氏的发迹源于血统，与楚王有着直接的而又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在奴隶社会里血缘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个血缘关系就不能成为贵族。占了血统的便宜就算是楚王的亲戚，自然成了历代楚王倚重的重点人选。加上屈氏家族人才辈出，像屈瑕、屈重、屈完、屈御寇、屈建、屈大心、屈固、屈匄、屈原这样的能人层出不穷，文治武功，作为政治要员始终掌握着楚国命运。

孔子、老子、墨子等大学者，都对贵族政治深恶痛觉，他们大力倡导所有的人都应该平等。自春秋初年，到战国末年，国家主义发达，加上阶级利益的观念化十分严重，各国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竞相招揽人才以强大国家势力。各国的上相大将，如秦国的商鞅、范睢；燕国的剧辛、乐毅；赵国的廉颇、蔺相如等，没有一个不是从遥远的贫贱民族来到的但是都得到了君主的重用。而各国贵族中贤良的人，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等，他们也常常能够纡尊降贵、放弃自己的特权，与这些人才结为好朋友。到了秦国吞并六国以后，废除了封建制度，设置郡县，将那些才智勇力出众的人都迁徙到咸阳。汉高帝继承了这一做法，将齐国的大姓田姓以及楚国的昭姓、屈姓、景姓等众多大家族迁徙到关中。从此以后贵族势力开始走向衰败，而到了后来，这些贵族的姓氏也慢慢成为平民百姓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贵族政治，到此全部结束。

汉高帝刘邦在大泽乡起义，后来当了皇帝。他出生于农民家庭，左右的得力大臣象萧何、曹参，韩信，彭越，陈平，周勃等人，都是职位卑微的官吏出生，都是为买卖双方撮合从中取得佣金和杀猪卖狗之人。后来官运亨通，爵位显赫，君臣都是走相同道路的人。

自汉代兴盛而布衣将相的大局已经确定，其中有与贵族相似的则有西汉勋臣中的金张；后族中的吕氏、窦氏、田氏、霍氏、上官氏、王氏；东汉后族中的马氏、窦氏、邓氏、阎氏、梁氏；宰相家的袁氏这些人。然而都是不久就灭亡了的，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第二节血缘决定命运

在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们虽然在经济上被划分为若干个小家庭，但在地域上往往是聚族而居，除了以往宗法思想的影响外，严厉的封建户籍制也限制了人们自由流动，秦汉时期，一些地区某些家庭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以及人丁兴旺等原因，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强宗大族。他们在本地区也有很大势力，可以横行无法，甚至阻碍中央王朝政令的实施。对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形成严重的威胁。

两汉后期到东汉时期，由于大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强宗大族的力量又有所抬头，逐渐控制了国家的政权，形成士族。士族就是世代为官的家族。在东汉想要做官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就是道德品质优秀，就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就是熟悉儒家的学说，这是才的要求。士人是身份的要求，士人就是士，士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低一级的贵族。春秋战国时代贵族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那么到了秦汉呢？士是平民的最高一个等级，平民也有四个等级：士、农、工、商。士就是士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商民经商，工民做工，农民务农，士民读书。士就是以读书为职业的人，属于脑力劳动者，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士劳工商士的地位是最高的，一个人必须又是士就是你不做工、不务农、不经商你必须这样，你还要书读得好，你还要道德表现好，你才有做官的资格，这样的人?太少了。

而一个家族一旦出了这么一个人，通过读书而做了官，那这个人肯定培养自己的儿子也读书，也让他做官，这样一来二去读书做官就会变成这个家族的职业，这样的家族就叫做士族。

第四章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1）

第一节观点斗争背后的阶级斗争

唐代初期，国家一直被较为强势的皇帝所控制，所有军政大权均由皇帝一手操纵，宦、武官员各有分工，党派内争也不太凸显。但是，唐代中、后期，皇宫内皇权之争愈加激烈复杂，从宪宗到宣宗的四十多年里，朝廷的内廷宦官与外廷宰相为执政而争权，在对藩镇及外敌是否采取武力制裁的问题上，牛李两派壁垒相当之分明，史称牛李党争。

唐代自开国初始，在士大夫中就存在着庶族和士族两大派别，二者既有经济地位上的差别，又有政治主张上的殊异，到了唐中后期的文宗时，庶、士两派的斗争变得尖锐化。如在发生的维州事件中，当时牛李两党因政见不同而分成两大对立派别：李党既是士族一派，以翰林学士李德裕为首，主张武力对抗吐蕃的主战派；另一边牛党则是庶族派，以牛僧孺为代表，主倡安抚吐蕃的主和派。当时，文宗采用了牛党主张而令李德裕退还维州与吐蕃，从战略角度或宰相素质来分析的话，牛僧孺放弃维州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而朝廷内外官员由于出身、政见及门风的不同而分成两大阵营，此种争斗一直持续了四十年之久。

牛李党争只不过是宫廷内宦官派系斗争的表面现象，不代表士大夫间不同理想的冲突，也不代表道德上君子与小人的冲突。当时朝政主要是由宦官把持，从穆、文、武、宣宗等几代皇帝均由宦官拥立，而牛李党派要想得势均需各自去依靠皇帝身边掌实权的且属于其派系的宦官才行。宦官在内廷因分成两派都各自从事其权力争斗，而争权斗力的结果也同时会在外廷士大夫那边的牛李两党的盛衰上得到反映。

自从李德裕死后，牛李党争已经慢慢平息下来，但是后来的执政大臣仍念念不忘尽诛宦官，终导致宦官与宰相竞相拉拢藩镇节度使为外援，最后出现朱温篡唐的结局。当然这一切也跟唐朝末期的皇帝偏信或昏庸无能有关，但无论如何，对唐朝后期政局的影响虽然不是直接的，但仍可算惨重，因为最终是亡了国。细加分析的话，唐朝后期朝廷内斗的双方镇线也是有着明显的变化的，而且错综复杂，其发展过程更是几经转变的。

甘露之变后，互相敌对的宦官家族及派别，渐觉需团结一致来对付企图铲除他们的外廷朝臣。当宦官们警觉到要对付宰相需联结藩镇，于是有族类自觉的意识，后改变策略，一面与藩镇连手共同干政，此时，宦官与宰相的斗争已经不单纯是中央内斗这么简单，已有了性质的改变：变成为藩镇利益服务了。另外，宦官还泛用收养武将为义子的手法来巩固加强自己的势力，可惜后来越收越滥以致失去家族归属感这原有意义，甚至还要死在义子的手里，如田令孜就是被有野心占据四川的王建素杀死，这说明：中央宦官与神策军将、藩镇节度使的义养关系都是建基于利益上的，一旦宦官失去利用价值，或出现利益冲突时，宦官便成为最终的牺牲品。所以宦官与藩镇互相利用。

到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局势一直在变化中，加上民乱的爆发，唐末皇帝的身边已无良臣可依靠，宰相素质低劣，宰相双方皆借助于藩镇之力打击、排挤对方。特别是崔昭纬、崔胤、柳璨等人，更是动辄如此昭宗时，其平衡藩镇政策失效，当权的宰相崔胤要尽杀宦官时，昭宗根本已无力制止甚至为保皇命而不得不从，以致崔胤联合朱全忠尽杀宦官及对手，一切都到了非皇帝所能控制的地步，唐朝已走上被强藩篡权的末路了。所以，宰相与藩镇间也是在互相利用。

严格来说，党争的发展基本上依附着内廷宦官的权力斗争而演变。在懿宗、僖宗、昭宗这几个末期皇帝任期内，虽然朝臣与宦官之间仍在相互利用下合作，但彼此尔虞我诈，使双方不得不以强藩为后援。唐朝后期，一直在宦官与宰相及边镇节度使这三者复杂的关系网中求存的末代皇帝就算竭尽所能仍不能达成所愿，如昭宗企图以亲王招募训练中央军队的部署亦被李茂贞与韩达破坏，亲王全遭韩达所杀，中央军队如同虚设，根本没有能力与藩镇交锋。

本来牛李党争是朝官们围绕着执政权分成党派而展开权力的争夺战，但到唐朝末期，延续实施的边镇政策已致使部份藩镇的节度使随着平乱战绩及地盘扩张，势力大且俱野心，加上黄巢内乱，朝廷内外廷官员都去各自勾结外围的强藩以作后盾，与节度使间形成了一种交错复杂的关系网，间接使得局势呈现藩镇愈来愈强而皇权则愈来愈弱，所以到了末代皇帝昭宗时则无可避免地演变成朱温弒帝篡国了。

显然唐朝出现种种问题是从唐中期的唐玄宗开始，因为军阀割据，宦官再次登上历史舞台，使得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一个历史时期。唐朝的宦官集团不再是简单的当权就满足了，他们还有了官员的身份。（这是因为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逐渐强化，专制君主出于强化君权和抑制臣权的目的，开始有意培植宦官的力量。于是宦官开始以国家官员的身份出现。）这种宦官队伍性质的变化在当时社会上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入宫充当宦官，即被视为“入仕”。跟一般意义上的当官没什么俩样。很多宦官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把亲戚朋友一起邀请来当太监，居然形成了太监家族。而且唐朝的残疾人保障法也确实很完善，宦官的待遇跟普通士人官僚的是一样的。并且名正言顺地成为统治集团中的正式成员。具有合法性的参政权。他们开始掌控政权、军权，并构建了自身的家族势力，从而形成了一种兼具君主家奴身份的特殊的官僚阶层。

所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姑且从宦官的家庭说起。从史籍记载看，宦官大量娶妻养子出现于东汉，举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曹操的爷爷曹节就是娶了老婆，收了义子，这才有后来鼎足三分天下的曹操。不过东汉时期的人并不认为宦官找老婆是一种婚姻关系，反而认为是对女性的摧残与迫害，从心理上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关系。

到了唐代，人们的社会心理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宦官娶妻养子习以为常，不再视为违背人性的反常行为。在唐朝有一半的太监是有老婆的。很多五品以上的高级太监不但有老婆，有个三妻四妾也很常见。因为唐朝宦官势力大，娶的老婆很多都被封为诰命夫人。比如著名宦官仇士良的老婆胡氏就被封为鲁国夫人。

宦官婚姻是建立在大批妇女痛苦之上的，因而是一种残酷畸型的婚姻关系。可是尽管宦官婚姻如此残酷无情，由于种种原因，唐代的宦官娶妻并不困难。这个时代与宦官建立婚姻关系的，主要有如下几类家庭：第一类是官僚家庭，与其通婚者多为高层宦官。如右神策军中尉孙荣义的前妻，为骠骑大将军、赠开府仪同三司郭全羽之女；军容使、内侍监仇士良之妻胡氏，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左神策军中尉刘弘规之妻李氏，为太子宾客兼侍御史李文皓之女。还有皇帝亲自为宦官娶妻的事例。李辅国权势正盛之时，唐肃宗曾为其娶故吏部侍郎元希声侄元擢之女为妻，并将元擢迁为梁州长史，元氏家族为北朝旧士族，故肃宗以其家之女嫁与李辅国，以抬高其社会地位，示以恩宠。宦官能娶到大家闺秀必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多数具有一定地位的宦官来说，如果不愿与平民结亲，普通官吏之家的小家碧玉便是其最理想的选择对象。官僚与大宦官联姻，是官僚势力与宦官势力联合的表现。至于普通小官吏与宦官联姻，有迫于宦官权势压力的因素，但也不排除有人想借此飞黄腾达，捞取政治上的好处。第二类是宦官家庭，即宦官之间的相互通婚。这类婚姻在唐代宦官中占较大比例。宦官之间互为婚姻主要是门当户对，择偶方便，此外也有通过联姻以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联盟，以便亲党胶固，沆瀣一气的因素。这一点在上层宦官家族的互通婚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三类是与平民家庭通婚，这类婚姻多发生在中下层宦官家庭中。宦官与平民结亲，实在是不得已之举。虽说唐代宦官势力很大，专权擅政，这仅是对一小部分地位显赫的上层宦官而言，并非所有宦官均有此权势。对大部分宦官来说，不要说与官僚之家，就是与普通官吏联姻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只好退而与平民通婚。平民百姓与宦官通婚，不能排除宦官以势强娶的情况发生，更多的恐怕还是由于其生活贫困而被迫嫁女。在中国古代社会，贫苦人口必定占多数，这就为宦官普遍地娶妻养子提供了可能的社会条件。

第四章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2）

在唐代，有权势的大宦官家族互相联姻，亲族之间相互庇护，从而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杨志廉家族是唐代著名的宦官世家，从其父杨延祚起，直到五代后唐时止，这个家族一直地位显赫，专权擅政，绵亘一百数十年之久。其家四代五人任神策军中尉，掌握禁军兵权，三人出任枢密使，把持中枢机要之权，史称“世为权家”。宦官世家形成的结果，必然是世代盘踞宫闱，养子凭借其养父的权势而迅速提升；而宦官之间的联姻尤其是高级宦官之间的联姻，则容易形成“枝派蝉联”，亲党胶固的局面，使宦官的势力更加膨胀，专权擅政，在南衙北司之间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这种婚姻关系渗透着浓烈的政治因素。

唐代的宦官对配偶也是有许多要求的，而并非不加选择。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首先是重视门第。找所谓的“名家”、“盛族”，目的自然是拔高自己，希望得到社会公认。其次，重视女方的德行贤淑。一得恪守妇德，耐得住寂寞。潘金莲那样的就算了。省的面子没赚到反而赚个绿帽子。二得能操持家务，赡养教育子女。当然是养子或者养女。三得长的漂亮，而且还得年轻。比如高力士的老婆脸蛋年纪就能跟杨贵妃一拼。

至于婚后，唐代宦官的婚姻观和当时世俗的婚姻观也没什么差别；除了夫妻生活问题和子女一般是收养之外，其家庭结构也与社会其他阶层没有明显的差别。由此看来唐代宦官婚姻是稳定的。稳定性、合法性和普遍性构成了唐代宦官婚姻的全部特点。

宦官娶妻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宦官曾经是正常男性，当了宦官以后，虽然丧失了生育能力，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宗法观念压力下，随着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变化，便开始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宦官娶妻虽无夫妻之间的男女之实，却可以得到有家有妻的满足感。宦官娶妻养子不仅是为了满足有妻有家的愿望，同时也想与其他正常男性一样能够传宗接代，使已经获得的政治地位和财产能得以继承，这是其娶妻养子的最主要目的。宦官通常都具有强烈的自卑心理，唯恐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如正常男性，所以他们除了养子外还要养女，凡是朝官拥有的特权，他们也都同样力争拥有。如封妻荫子，承袭爵位，参与决策，控制军权，兼并土地，营建府宅等，无不全力争取。掌管国学，教授徒众，历来是士大夫的专职，宦官也要染指，这就是唐代宦官中不止一人掌管国子监的原因所在。宦官阶层的这种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首先解决婚姻问题，据史料显示，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不错，下一步，他们要把手伸向整个政局。

宦官专权几乎贯穿了唐朝的中后期，一批批的宦官逼宫弑帝，专权横行，无恶不作。自号称“欺压皇上的老奴”李辅国始，继而有逼宫弑帝的俱文珍与王守澄，经历六代皇帝的仇士良，人称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以及唐昭宗时的权阉杨复恭、刘季述等人。这些人个个都是生前显赫无比，死后臭名昭著的大宦官。

李辅国在唐玄宗年间入宫做了太监。后因尽心侍奉太子李亨而成为太子的心腹。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所到之处，望风披靡，直逼京都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太子李亨奉命在后安抚百姓，安土重迁的百姓们希望太子留下抗击叛军。李辅国以国家大义劝说太子留下抗敌，太子遂与玄宗兵分两路，北上灵武。李辅国又劝太子迅速称帝，以安民心。公元756年，太子李亨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肃宗为人性格懦弱，此刻见李辅国忠心拥戴，便视其为左右臂，赐名“护国”，后又改名“辅国”，把军政大事都委托于他。

肃宗取玄宗而代之是战时的需要。公元757年，唐玄宗回到了长安。起初过着无所事事但尚算自由的生活。肃宗与李辅国都怕玄宗复位，因此在肃宗的默许下，李辅国对玄宗步步紧逼。先是把玄宗喜欢的三百匹马收回大半，仅留下十匹；然后强令玄宗迁到皇宫内宫，留下几个老弱病残之人伺候玄宗；又把对玄宗忠心耿耿的心腹太监高力士流放，强令玄宗的亲信官员陈玄礼致仕。这样，彻底成了孤家寡人的太上皇唐玄宗在寂寞、凄凉中走完自己的一生。肃宗曾数次想看望重病中的玄宗也因李辅国的阻挠而未成行，李辅国权势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李辅国大权在握，天下大事几乎全决定于李辅国，朝臣所奏之事往往先经他手然后才告知肃宗。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朝中大臣的动向，李辅国还专门派几十人负责监督官员的一举一动。对于不顺从的官员加以严厉打击。李辅国根据自己的好恶处治全国的讼案，并以皇意相标榜。地方上的节度使也是李辅国一手委派。李辅国权倾朝野，宰相及朝中大臣想见皇帝都须经过李辅国的安排，皇帝的诏书也需要李辅国的署名才能施行，群臣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李辅国出行时，气势之大无与伦比。出于对李辅国嚣张权势的敬畏，宗室贵人也以“五郎”尊之，当时的宰相李揆更称李辅国为“五父”。也有一些正直之士不耻李辅国的行为，宗室李岘多次对肃宗陈说李辅国的违例行径。肃宗虽有所警觉，但在李辅国的操纵下，还是把李岘贬官出京。一手遮天的李辅国企图做唐朝的第一位宦官宰相。此举遭到了宰相萧华的激烈反对。李辅国怀恨在心，多次在皇帝面前诬陷萧华，并威逼皇帝用自己的亲信元载取代了萧华的相位，最终将萧华逐出京城。

李辅国之所以为所欲为，还得益于与肃宗皇后张氏的勾结。张皇后与李辅国内外相应，控制政权。他们对不利于自己的人，无论是高官还是显贵都是除之而后快。肃宗的次子建宁王李炎聪明过人，尽心辅佐太子广平王李豫，深得皇帝的欢心。心胸狭窄的张皇后与李辅国多次在皇帝面前中伤建宁王，诬蔑建宁王心怀不满，准备谋害太子。昏庸的皇帝竟然下诏赐死建宁王。

李辅国与张皇后的狼狈为奸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但两个都想大权独揽的人是不可能永远和平相处的。在肃宗病重期间，李辅国与张皇后终于在决定由谁继承大宝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李辅国支持太子李豫登基，而张皇后素与太子有隙，因而暗中策划越王继位，以便于自己将来继续插手政局。张皇后密谋杀掉太子，其阴谋被李辅国的同党发现，李辅国等首先把太子保护起来，然后冲进皇宫，抓获了越王及其支持者百余人。张皇后逃入重病中的肃宗寝宫，被李辅国抓住。肃宗因受到惊吓而当天死亡。李辅国趁此混乱时机，将张皇后、越王及参与者一并斩首。太子李豫在李辅国的拥戴下即位，是为唐代宗。

代宗上台后，因念其拥立之功，册封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李辅国终于实现了他的宰相梦。李辅国气焰更加嚣张，他曾对代宗皇帝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实际上让代宗把军国大事都托付于他。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代宗的不满，但由于李辅国掌握军权，代宗只得忍气吞声。

宦官程元振对唐代宗也有拥立之功，但处处受到李辅国的压制，因而产生了除掉李辅国的念头。此刻他见代宗已有除掉李辅国之心，便不断地暗中向代宗控告其罪状。代宗得程元振之助，陆续解除了李辅国的一些职务，最终把他逐出了朝廷。此后不久，有个身份不明的刺客夜闯李宅杀死了李辅国，并将他的头颅扔到了粪坑里。这个欺压皇帝、无恶不作的“老奴”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李辅国死后，宦官程元振专权，其骄横情状较李辅国竟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德宗贞元年间，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就任左、右神策军中尉，从而把持了中央禁军的统帅权。以典掌禁军为基础，唐代后期宦官权焰日炽，并上演了一幕幕逼宫弑帝的丑剧。

俱文珍是唐德宗后期重用的宦官。公元805年德宗去世后，因中风而半身不遂的唐顺宗继位。顺宗不甘心受制于宦官，他内靠嫔妃，外靠翰林学士王叔文及著名的士大夫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试图通过改革克服德宗朝因宦官专权而造成的弊政。改革触及到了宦官的切身利益，当朝权阉俱文珍联合其他宦官坚决反对。俱文珍先是想法让顺宗取消了王叔文进宫议事的权利，然后密谋把支持王叔文的唐顺宗逼下台。当时太子李纯有意早登帝位，俱文珍等宦官与李纯合谋，日夜聚集在顺宗周围，气势汹汹地逼其让位。身体本来很差的顺宗惧于俱文珍等人的逼迫，只得把军国大政交给太子。俱文珍还不满足，他把翰林学士召到金銮殿，逼迫他们起草诏书，由太子即位，尊唐顺宗为太上皇。只做了七个月皇帝的唐顺宗就这样被俱文珍逼宫退位了。

太子李纯即位后，称唐宪宗。宪宗之前政府实权在宦官手中，也就没有产生政党的条件。然而到了唐玄宗时代就出现了姚崇、宋璟、李林甫、杨国忠这些人；唐代宗时代出现了元载、杨绾；唐德宗时代出现了崔佑甫、杨炎、卢杞、张延赏、李泌、陆贽等人。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但都是有相当势力的人，足以左右国家政治。同时的宦官，如杨思勗、高力士、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白志贞、窦文场、霍仙鸣等，虽然也有一部分权力，但是只能牵制宰相行政，所以没能够取而代之。

从宪宗开始，到宣宗的四十多年里，朝廷的内廷宦官与外廷宰相为执政而争权，在对藩镇及外敌是否采取武力制裁的问题上，牛李两派壁垒相当之分明。

唐宪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在继位后，开始对割据的藩镇开展了一系列战争，使得全国所有的藩镇至少名义上全部归服唐朝。但宪宗的皇位是因为宦官获得的，所以一直信用宦官，他的军队中有许多将军是宦官，有些拥有很高的军权。而宪宗自己也被宦官陈弘正杀害。

宪宗在位15年，唐穆宗李恒即位。在位期间荒于朝政，奢侈放纵，措施不当，导致河北三镇再度背叛，直到唐朝灭亡。朝廷内宦官权势日盛，官僚朋党斗争剧烈。使唐宪宗的“中兴”局面完全丧失。

穆宗在位4年，唐敬宗李湛即位。即位后，只知在后宫嬉戏，奢侈荒淫。宦官王守澄把持朝政，勾结权臣李逢吉，排斥异己，败坏纲纪。导致官府工匠突起暴动攻入宫廷的事件。后为宦官刘克明等人杀害。

敬宗在位2年，唐文宗李昂即位。文宗被宦官王守澄等拥立为帝。他在位期间，朝臣朋党相互倾轧，官员?动频繁，政权甚至皇帝的废立生杀，均掌握在宦官手中。后起用李训、郑注等人，铲除宦官失败，引发甘露之变。事后，文宗更被宦官钳制，抑郁病死。

文宗在位9年，唐武宗李炎即位。武宗即位的过程，朝廷的情况跟文宗时代差不多。武宗最后死于仙丹中毒。

第四章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3）

武宗在位6年，唐宣宗李忱即位。唐宣宗登基后，唐朝国势已很不景气，藩镇割据，牛李党争，农民起义，朝政腐败，官吏贪污，宦官专权，四夷不朝。唐宣宗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他先贬谪李德裕，结束牛李党争。后勤俭治国，体贴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唐朝国势有所起色，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百姓日渐富裕，使十分腐败的唐朝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

宣宗在位13年，唐懿宗李漼即位。宣宗病死后，被宦官迎立为帝，懿宗是一个昏庸无能、奢侈无度的君主。他即位后，不思朝政，沉湎于酒色之中，政治十分腐败，藩镇割据重新兴起。他将唐宣宗中兴的果实损耗殆尽。此时唐朝已无可救药，病入膏肓，大动乱正在酝酿之中。当时赋税刻薄，百姓无法过日子，于是出现人吃人的惨剧，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起义。成为唐朝间接的亡国之君。

唐朝的风气，内重外轻。京城的官出外做官不过是都督刺史一类，宰相出外便只能做节度使、观察使等，都被视为降低官职调动。天下的人才一般都是集中在京城，但是京城并没有那么多的职位让每个人都能发挥才干，这样人才之间就出现了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就是君子与小人水火不能相容，既然水火不能相容，也就自然会导致相互间打压贬损，这时候如果遇到的不是一个明君，往往就是君子被排挤出局，而小人得到重用，小人得到重用后必然要报复，于是就成了党争之祸了。

唐朝的朋党与汉末的钩党是不一样的。汉末的钩党，它的主体是士君子，对立的一方是宦官。唐朝的朋党，则双方都是士大夫，确切的说是高门士族与寒门庶族之间的斗争。所谓“朋党”，朋，古文凤的象形字，朋本神鸟，凤飞而群鸟从；古时以五百家为一党，租税徭役利害相关，后来衍变为利害相关集团的代词。

自隋朝开科举，削弱士族势力，加强皇权后，到唐朝建立，士族的地位仍很高，唐以关中立国，其统治集团多是宇文氏关陇士族，但东汉以来沿袭四百年的关东、江南士族仍然保持很高的声望，对李唐王朝及关陇士族很不利。最可气他们居然不屑同李氏皇族通婚，害得皇帝女儿为嫁人发愁，李世民下诏修《氏族志》禁止七姓十家互婚，却见效甚微。连魏征、房玄龄等人也暗中与之结交通婚。到武则天时期，由于其出身寒微，做法又不合正统礼教，士族集团群起反对，于是她大力提拔科举庶族，为贯穿有唐一代的士庶朋党之争拉开了序幕。汉末的钩党，是因为房伯武与周仲进二人及其党羽互相讥讽，成熟于太学生之间相互标榜，所争夺的不过是意气，所担心的是国家大事。唐末的朋党，开始于牛僧孺、李宗闵之间互相倾轧，争吵不休，成熟是在钱徽、李宗闵被贬官之后，所争的不过是一时意气，所担心的不过是个人的名利得失。

汉代的钩党崇尚节义，钩党为的是扭转国家混乱的军面，就是在他们失败后，他们的节气操守还是被人们所尊崇的。而唐代的朋党却为了反对而反对，都是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争权夺势不顾国家安危，这是朋党之争的一大特点。党派之争使得朝政在根本上败坏，两党相争也使得宦官势力无法根除，相反，有的却与宦官勾结打击对方，即使到了黄巢起义，社稷危亡之际，大臣们依旧争权夺势，听凭唐朝从弥留走向死亡。以致酿成了五代的衰乱。概述其成立的原因，大概也就是一下三点：

一、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妒贤嫉能，贪恋高官厚禄，所以他们将自己的同党推荐到朝廷的重要位置，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即使与裴行俭、李敬玄没有任何过节，也不可能和他们平静地共处，就像冰炭不可能同炉、香草和臭草不可能放在同一个器皿中一样。君子和小人是不可能容许和对方同朝共事的。

二、穆宗皇帝昏庸无能，而敬宗荒淫无道，这些都不值得我们去说了。文宗号称是一国之君，然而他为人优柔寡断，无知人之明，对手下的正直的大臣经常怀疑；对于庸臣却能经常迁就他们；对于佞臣，又常常抱着试探之心。心中没有主见，便往往被小人所利用，反不如蜀汉后主明神宗的懦弱和昏庸，虽然明神宗昏庸懦弱、不问政事，但是他能做到用人不疑。这也正是裴度、李绛等人不能长久地留在朝廷、为朝廷出力的原因。甘露之祸所以酿成也是因为这个。武宗即位后，开始重用始李德裕，节制宦官，扫平河朔，征服回鹘，安抚党项来节制吐蕃，使漠南漠北恢复了和平。收复了河陇的失地。唐武宗会昌年间，后人把他超迈于时代的文治武功所带来的崭新气象称为“会昌中兴”，又恢复唐盛时的迹象。可惜唐武宗早世。李德裕深陷“牛李党争”，被已经排斥。最后被贬到海南的崖州并且死在那里。从此唐朝再度衰落，河陇的失地虽然收回了担又很快失陷了。并且为宋朝初期的西夏之祸埋下了伏笔。朔方，河西，陇右等富庶的地方也?然退化。中央已不具备与藩镇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直到清朝末年，这些地方还是汉人、蒙古人、回族人杂居的地方。声教文明与典章制度地域远在沿江沿海各省之下。

三，李德裕为人才高气劲，而不知道事理。功名心重、得失心重，却不知道反省。苏轼曾经评价贾谊说：贾谊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识见不足。李德裕也是这样。孔子说过：不愿意被施加到自己身上的事，也不要施加给别人。李德裕对李宗闵他们不能从自己出发理解和对待。以前西汉中叶的时候，霍光废昌邑王，立宣帝。侍御史严延年曾经弹劾霍光专横。霍光也不认为他忤逆。牛僧孺李德裕的对策，也不过是根据自己的看法讨论国家的大事儿罢了。如果说的不对，也不用跟他们较真；如果他们说的对，就选择性的采用。不该怨恨啊，亦据己见论国事耳。使言而非。无足与校。使言而是。尽可采择以备选用。不当怨而不解。《春秋》对贤者常常责备，严格要求。按照这个要求来说李德裕父子言行是有缺失的。

有这三个原因，才使得唐朝中叶形成了党祸。其事迹首尾。下面将依次详细说明。

第四章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4）

第二节 矛盾开始

牛李结怨始于李吉甫。

李吉甫的家族是名门望族。接着家族的声望李吉甫三入朝廷，两次拜相，是中唐时期比较有识见、有学问的宰相。他的父李栖筠，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在当时名望显重。唐德宗在位的时候，李吉甫就拼接门荫人仕担任太常博士。由于工作成绩出色，当时任宰相的李泌、窦参都很器重他，所以青年才俊李吉甫官升的很快。

不过到了后来，陆贽当了宰相，觉得李吉甫跟前任宰相走的太近，就把他贬为明州当官去了。这在封建社会是常有的事儿，也亏得李吉甫氏族出身，有荣辱不惊的气度。去了偏远山区照样努力工作。

陆贽绝对不会想到，他清除异己，打击、排斥李吉甫，三年后，同样的遭遇会落到他的头上。陆贽因遭到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的构陷排挤，也被逐出朝廷，贬为忠州别驾。更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神使鬼差，他会落到李吉甫的手下。裴延龄为了继续打击和暗害陆贽，便起用李吉甫为忠州刺史，给李吉甫报复陆贽、出口恶气的机会。

就在大家都在等着看好戏的时候。李吉甫却把陆贽当作宰相来尊重，且与他推心置腹地交往共处。陆贽也确实给他出了不少力。二人合作很有政绩。

元和元年（806年）唐宪宗即位，李吉甫二次入朝，一直在偏远山区工作远离政治中心的李吉甫被唐宪宗一眼看中，而后不断升官，政治才能也就由此得到充分的发挥。

元和二年（807年）正月，李吉甫首次拜相。拜相当政以后，李吉甫更坚决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

藩镇军阀割据是早在宦官干政前的唐朝第一大毒瘤。众所周知的安史之乱就是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前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乱后的唐朝则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安史之乱中“安”、“史”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将领，又都是唐朝的节度使。

节度使最早设置于唐睿宗景云二年，目的是以固定的军区设置来加强唐朝的防御力量。节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镇内军需调度和营田事务的权力，后来逐渐集军事、民事、财权于一身，并兼管地方事务，权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镇节度使，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节度使地区。当时全国兵员总数为５７万，而边兵竟有４９万之多，中央兵力空虚，地方武力坐大，给节度使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而就在此时，宦官的把手伸向了军权。并扶持李亨于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这是宦官公开的夺权行为，从此宦官干政成为唐朝第二毒瘤。

在唐朝内部发生权力更迭的同时，安禄山集团内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至德二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乾元二年三月，部将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死，自称大燕皇帝。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出现的内讧，为唐军平叛创造了有利条件。肃宗即位后，一边任命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从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处调兵增援。此外，肃宗还向回纥、于阗、西域等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参加战斗。在叛军的控制区，如河北等地，由于叛军的残暴统治，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安、史的统治。在唐官军和地方百姓的双重打击下，宝应元年，安史叛军已经穷途末路。当年正月，史朝义逃往范阳，守将不予接纳，遂自杀。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定。

安史之乱，唐朝几乎动员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的国力，自此以后，唐朝的国力再没有恢复到天宝年间的水平。战争期间，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流离失所，经济损失严重，土地大量荒芜。东都洛阳遭到毁灭性破坏，城中居民被屠杀殆尽，建筑多毁于战火。回纥等少数民族军队在助剿的同时，也大肆抢掠，增加了人民的苦难。肃宗在借兵之时就与回纥统治者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官员归唐朝，金银财宝、老百姓皆归回纥。”这使得回纥的抢掠更加有恃无恐。安史之乱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长期存在于唐朝后期，节度使拥兵自重，互相攻击，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唐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是因为参与平叛的各位将领，几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节度使之名，并在内地广泛建立大军区，使节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行，这就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条件。此外，参与叛乱的大部分将领、士兵依然存在，他们虽然投降了，但割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朝廷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就只能安抚他们，期望他们能改过自新。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李吉甫为什么坚决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了。就在这个时候，海节度使李錡反叛之心已日益暴露，李吉甫便劝宪宗把他调迁至中央控制起来。但是，朝廷派使者去召调了三次，李锜都抗命不从，并于该年十月发兵攻掠州县，杀戮刺史、县令，公然叛乱。李吉甫主张坚决平定叛乱，并征调素为江南藩镇所畏惧的徐州兵和汴州兵参与平叛战争，借以震慑李锜叛军。果然，李锜部下兵众得知徐州、汴州皆兴师南下，军心大乱，牙将裴行立等人擒拿李锜而向朝廷投降，叛乱遂平。李锜叛乱的平定，首功当归于李吉甫的正确谋划。所以，叛乱平定后，李吉甫因功进爵为赵国公。

在策划平定李锜叛乱的同时，李吉甫还针对唐德宗朝以来因为姑息藩镇而导致某些藩镇节帅终身不易其地的弊病，进行了大胆而有力的改革。他利用拜相后的一年多时间，共调换了三十六个藩镇的节帅。这样，通过频繁地调动藩镇节帅，就使节度使难以长期有效地控制某个藩镇，其势力自然大为削弱，从而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不过，吉甫无疑也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

宪宗元和二年，李吉甫当了宰相。李吉甫对中书舍人裴垍说：“我流落江淮已有十五年，今日蒙受皇恩，提升我不知为同平章事，我道该用什么来报答陛下的恩德，只有好好为朝廷多选拔一些人才了，而如今的后起之秀，我与他们之间又没有什么交情，希望你给我推荐推荐。”裴垍立刻拿笔写了三十多人的名字。几个月以后，这些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当时的人都说李吉甫用人非常得当。可用人问题向来是个大问题，用谁不用谁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得罪一些人。这个时候朝廷官员多结为朋党，而各朋党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经常发生争斗诉讼事件。李吉甫也被卷人了这种朋党之争，

第四章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5）

宪宗元和三年四月，长安为选拔人才进行了一次考试。唐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种叫做常科，一种叫做制科。常科考的是诗赋。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

元和三年的这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这次考试中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陈时弊、言词激切，竟然一点也不避讳。考官杨于陵、韦贯之认为他们符合朝廷选用人才的标准，将他们全部录用了。

平心而论，元和初年的政治确实也并非无懈可击，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朝廷欲加强中央集权，必然要损害民众的利益，再加上朝中意见多少有些分歧，各派之间意气用事的情况也不少。但主要的症结是皇上对宦官的依赖和依靠并未减轻，权贵骄奢淫逸、宦官专横霸道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就经常与皇帝争论，并且写作了大量的“讽喻诗”进闻于上。可见牛僧孺等人的言论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这得罪了当时的宦官势力。这时裴均已由荆南入朝，他是窦文场的养子，通过宦官的关节，得到了“尚书右仆射、判度支使”的荣衔，正显贵一时，很是得意，一心想要把李吉甫弄下去。

可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吉甫却犯了个错误。李吉甫做事较冲动，为人也很固执，一旦有了主见便会坚持到底，所以经常和其他人发生抵触。但吉甫对国家的忠诚是不可怀疑的，对是非善恶更是有一种近乎偏激的爱憎感，这无疑又是他的长处。吉甫的政治立场异常的坚定，自然认为李、牛的政见不对。而这恰好被宦官势力利用。宪宗不久罢免了裴垍的户部侍郎一官，贬到巴州去做刺史，贬王涯为虢州司马，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牛僧孺长期得不到升官，从此对李吉甫怀恨在心，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这就是著名的牛（牛僧孺、李宗闵）李（李德裕）之争的起因。此后牛李党争也成为唐朝后期，继宦官干政、军阀割据之外的第三大毒瘤。

如果说元和三年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的话，那么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去世，唐穆宗即位。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这年四月，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共同主持科举。前刑部侍郎杨凭喜欢书画古董，家里收藏颇丰。儿子杨浑之正准备考进士，为保考试成功，杨凭四处托人找门路说情，不得不忍痛，将一批极珍贵的字画送给同样酷爱古玩的宰相段文昌。段文昌对送来的字画爱不释手，多次写信推荐杨浑之，还亲自跑到钱徽家中说情。翰林学士李绅也亲自登门拜访，并推荐了自己属意的人，及至开榜，他们二人所嘱咐的人全部没有被录取，而谏议大夫郑覃的弟弟郑朗，（故相珣瑜之子）河东节度使裴度的儿子裴撰，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等人都被录取了。段文昌于是向唐穆宗进言说：“这次科举礼部没有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所录取的人才都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唐穆宗以段文昌的话向翰林院的学士咨询。

当时李吉甫的儿子子李德裕与李绅、元稹，都在翰林院当差，他们因为赏识对方的学识文采，在一起有很深的交情。李德裕因为李宗闵经常用对策讥讽自己的父亲，早已怀恨在心，元稹与李宗闵因为相互之间争取功名，也早已有了矛盾。于是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人都告诉唐穆宗他们认为段文昌的话是真是的。唐穆宗听从了李德裕等人的意见，于是安排了复试，并罢免了郑朗等十人为徽江州刺史，李宗闵被贬为剑州刺史，杨汝士被贬为开江县令。有人劝钱徽向唐穆宗禀告段文昌、李绅向他推荐人一事，这样唐穆宗必然能够醒悟。钱徽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有什么好辩解的？况且私下揭人短处，怎么是君子所为呢？”并将段文昌、李绅写给他通融的书信全部烧掉了。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人。

从此以后，李德裕、李宗闵各自在私下交结朋党，互相打压近四十年。

第四章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6）

第三节 帝王的平衡术

李逢吉、牛僧孺相继进入内阁。（穆宗长庆二年六月，李逢吉升任宰相；第二年三月，牛僧孺升任宰相。敬宗宝历元年正月，牛僧孺被罢免宰相一职；第二年十一月，李逢吉也被罢免，中间一共经历了四年零五个月）

永贞元年，宪宗继位。年轻气盛的宪宗，继承祖父的遗愿，想要中兴大唐，削平藩镇。此时的朝廷经过德、顺两朝的韬光养晦，钱粮兵马均已充实。朝廷上以宰相李吉甫和杜黄裳为首的一批主战派也一心扶助唐室，身边又有良将精兵，削藩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就在帝臣都磨刀霍霍之际，突闻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亡，节度副使刘辟上表朝廷要求自封为留后。韦皋是德宗年间的西川节度使。因对吐蕃、诸蛮作战立有大功，被封为南康郡王。韦皋贪心不足，又向朝廷提出要统兼三川。朝廷断然拒绝，还差点砍了刘辟。韦皋于是怀恨在心，暗中招兵买马，增充钱粮，企图用武力夺取三川。刘辟出身寒门，后来跟随韦皋，是韦皋的心腹。韦皋备战快成，却突然暴病亡故。刘辟接手西川事务，暗中指使手下的官员联名推荐自己继任韦皋的位置。

宪宗正准备削平藩镇，自然不同意让刘辟坐据西川。下旨派中书侍郎、平章事袁滋出任剑南三川安抚大使，去收刘辟的权。又下一道旨，封刘辟为给事中，调到京城。

刘辟本来以为朝廷积弱，会顺理成章地承认自己为西川节度使，一看见朝廷要收自己的权力非常生气。韦皋经营西川多年，兵精粮足，刘辟刚接手，正摩拳擦掌想做翻大事。立刻点上兵马，将京川告诉公路封了起来。

袁滋受宪宗之托赴西川手权，本来是圣宠眷顾。没走多远，又得一道圣旨，被封兼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更是风光无限。行走到半路，却听到刘辟派兵封锁了入川的道路，还扣押了兄长袁峰，顿时吓的不敢再往前走了。但是身负皇命，回去又不是，只能留在原地，观察形势。

刘辟拒旨、袁滋滞留，很快便传到京城。宪宗听到消息，不仅勃然大怒，先是将袁滋贬到江西任吉州刺史，再召集群尘商议讨伐刘辟。

群臣也是被德宗朝的叛乱所震，加上西川群峰围绕，地势险要，担心朝廷新立，恐怕出兵不利，都纷纷上表不宜讨伐。宪宗思虑再三，心想此时才登基不到一年，朝廷内部还没有稳定，一些遗老旧臣对自己还不是忠心耿耿，外地藩镇也在观望政局。如果胜了固然是好，可以一举打开朝廷的困顿局面，给各地藩镇一个下马威，但是败了呢？那么朝廷本来就若有若无的威信，将会彻底丧失，各地藩镇将变本加厉地违抗朝廷旨意。而且朝廷若新败，不仅休息几年的实力会被消耗，还可能面临叛军直逼京城，外无援军的境地。就在君臣都顾虑重重下，宪宗只好下旨封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成都尹，实际上是确认刘辟的地位，不过预留下节度使一职，作为伏笔，等时机成熟就伏收刘辟。

刘辟最想要的职称没拿到，还是不肯罢休，继续向朝廷施加压力。宪宗已经是忍无可忍，大臣们都劝说蜀中地形攻难守易，朝廷兵马不足，主张议和。此刻李吉甫和杜黄裳表示应该讨伐并陈述了平叛的基本方略。宪宗这才终于下定平叛的决心，诏命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军，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一起南下征讨刘辟，

十一月一日，刘辟被执送京师时，自以为还不足死罪，甚至见到神策兵士来捆他时，尚还十分惊讶道：“何至于是？！”当皇上在兴安楼义正辞严地驳斥他的狡辩时，刘辟这才无话可说，低头伏法。另外还有一个成功的事例是在三月份，夏绥留后杨惠琳拒绝承认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皇上亦坚决地下令征讨，未几杨氏就被部下所杀。征服蜀、夏是新帝即位初始就完成的功业，本就足以自豪。天子在这个胜利的时刻肯定十分激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了天威奋发后的那种无可言喻的欢畅和成就感。

自德宗以来子孙相接的那些地方藩镇则有点不知所措。见到蜀、夏两地被朝廷轻而易举地剪灭，诸镇大为惕息，纷纷上表求朝。所谓“求朝”，也就是节度使们自请赴京朝觐。人既入京，自不可能再有“将在外有所不受”的便利，所以，这个举动实际的含义就是放弃兵权。

本年的九月，在剿平蜀夏的声威下，镇海节度使李锜很不自安，也上表求朝，并署判官王澹为“留后”。宪宗下诏表示同意，拜他为左仆射，还派了位中使赴京口慰抚其将士。但李锜却毫无动身之意，屡次拖延行期，上表说有疾在身，无法遽行。

镇海地处浙西，是南方的重镇，肩负着天下财赋的重责，朝廷对它是相当重视的。这个李锜倒也是皇族旁枝，德宗贞元时因门荫而官至湖、杭二州刺史。长期在富庶之地任职，李锜手中积聚了不少钱财，以此贿赂求官，竟得到德宗的赏识而出任润州刺史并领盐铁使。后来王叔文罢免了他的盐铁使，但在润州置镇海军时，还是以他为节度使。李锜此人恃恩骄恣，在地方上横行不法。因为得到了镇海节度的重职，所以他一直忍而未发。此番上表，实在是迫于无奈，其实是很不甘心就此赴京去挂一个荣衔的。

消息传到朝中，宪宗很不高兴，在宪宗心里这不是来不来的问题，是谁说了算的问题。于是宪宗决定：下诏征他来京！

诏书一到，王澹和宪宗派来的中使劝谕他动身，李锜很不高兴。心想：哪能这么便宜！王澹不识相，频频劝驾，搞得他极为恼怒。于是暗地里指使手下的士兵把王澹杀死。中使听说军中鼓噪，急遣卫将赵琦出面慰谕，又被李锜手下那些暴悍的兵士们投进大锅中煮食。当那位中使赶到，士兵们还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极尽污辱之事，这时李锜才假惺惺地出来喝止。十月份，诈言军变，正式起兵。但是李锜手下有不少将领不愿造反，在中央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倒戈一击，生擒了李锜。由此江南大定。

南方得以保持相对的稳定是值得庆贺的。不过，藩镇多少年来养成的那种子孙永保、自为除授的本性不会一下子消失。特别是一些大镇，比如有名的河北诸镇成德、魏博、淄青等，还是时时刻刻在侦伺可能，未尝少息。但总的来说，势力既有长消，各镇之间矛盾则必然加深，分化也日重，而中央对江南财赋之控制在元和时日益加强，财力的保证是一切的关键，帝国正逢上了一个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一种机会。

谋事在人。朝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整体素质上，都是本朝自安史动乱以来前所未有的。就以前两年来说，宰相前后有郑絪、郑馀庆、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翰林学士有裴垍，李绛，都是一时佳选。此外，兵部侍郎权德舆、吏部郎中李藩也都是蕴籍风流、精鉴默识之士。

元和元年的四月十三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天子策试制举之士，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校书郎白居易、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前进士萧俛、沈传师等人脱颖而出；同日，一代元勋杜佑因年迈力衰，举兵部侍郎兼度支使、盐铁副使李巽自代，从此李巽成为帝国财政的主要策划者。天降奇才，这标志着帝国即将要走出低谷，恢复它失去已久的生机了。

第四章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7）

杜黄裳在相时间不长，元和二年初被调任外职，出为河中节度使，不久病故。据说这位三朝老臣为人有个很大的缺点：身为宰相，任用官吏却不分流品，而且接受贿赂。此事在他死后被揭发出来，遭到御史台的追劾，宪宗念在勋旧，未予追究。尽管如此，黄裳坚持征讨刘辟，为整个元和树立了一个锐意进取的成功榜样，功不可没。在杜黄裳之后，一个更为强硬的人物走进了帝国的上层。

在李吉甫、李绛杰出的形象面前，另一位宰相权德舆就显得有点无所成就，更让皇上不满意的是当二李为国是发生争论的时候，身为宰臣，居然不置可否，严重丧失了应有的责任心。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正月，宪宗不客气地停止了权德舆的宰相职权。三月十一日，征召挂宰相衔赴镇剑南西川的武元衡回朝入知政事。这样，三位忠正耿直、富有勇气和才略的大臣同时为相，真是一个难得的局面。

可惜好景不长。相权过于强大，宫中的势力自然就有所消减，皇上既然还试图树立起宦官这一对立的平衡因素，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五月，宪宗征召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朝为相。除此之外，这一年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到了岁末的某一天，宪宗李纯忽然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跟宰相李绛说了一句话，让人感到有点不大对头。

宪宗问：“最近有人说外面结党之风很盛，是怎么回事？”

吉甫谢称“不敢”，李绛答道：“自古人君深恶臣下树结朋党，故小人谗害君子，必借以为口实。君子自与君子相合，岂可一定要与小人相合，才算非朋党否？！请陛下明察。”

宪宗不语，但他内心却不无算计。皇上又变得自作聪明起来，他觉得似乎还是应该保持一种平衡为好，于是他开始想调回吐谷承璀。皇上的早先的话说得太大了，除掉吐谷承璀并非像吹去一根鸿毛那样简单。

一年不到。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的正月，二李在内外不少人的压力下先后上表请求辞职，皇上挽留了吉甫，却批准了李绛的辞呈。这是他在为重新启用吐谷承璀做准备，因为谁都知道李绛与承璀两人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

吉甫在这一点上又显出了原来的弱点，没有表示反对。照理，他是应该坚决阻止皇上重用承璀这种以逢迎为事的宦官的。吉甫以沉默代替了耿直的规谏，这是他有生之年的又一次错误。

然而吉甫没有停止他的实干，在上一年，他已经把费尽心血所撰就、代表着他对于政治总体策略的三部书《元和郡县图志》、《六代略》、《十道州郡图》进呈皇上。到了今年，他进而把目标转向了淮西，因为吴少阳在九月份也死去了，其子吴元济又擅请袭位并且不听朝命，无论如何到了下手的时候了。

吉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准备进攻，甚至打算亲自赴蔡州劝说吴元济归朝，如其不听，则转而说动其将领倒戈。吉甫的气魄决定了他有不怕冒险、百折无回的决心。

悲哀的是天妒英才，还未等到着手他的大胆计划，十月三日，一代重臣，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李吉甫突患急症不治身亡，年五十七岁。宪宗伤悼不已，厚抚之外，追赠司空之衔。（元和二年正月升任相，第二年年七月罢免，一共做了一年半的宰相。元和六年正月又恢复了宰相的职位，元和九年十月去世，一共出任宰相的时间为三年零十个月。）

吉甫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计划的实现，但他却可以死而无憾，因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武元衡继承了他的遗志，同样地为削平淮西而不遗余力。这年冬天，朝廷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讨伐吴元济，第二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朝廷正式对吴元济宣战。尽管战事进行了几个月后并不顺利，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成德、淄青二镇为了切身利害又转而勾结淮西，朝中还有人主张罢兵，但是朝廷仍然没有丧失主动，在武元衡的主持下，到了五月底，中央军队逐渐开始对敌方形成了压力。

四月初，李师道派出了一支二千人的队伍开赴到淮西的正前方，声言是帮助朝廷以讨元济，但根本不见这支部队有所动作。

紧接着，朝廷得到报告，河阴转运院这一重要的供应站在四月十日这一天被几十个身份不明的盗贼偷袭，杀伤十余人，烧毁钱帛三十余万缗、匹，粮食三万余斛，损失惨重。有迹象表明，这显然不像是普通的盗贼所为。

五月下旬，王承宗派了一位亲兵将领尹少卿人京奏事。这一天，尹氏来到了中书门下求见武元衡，直言不讳地为吴元济游说，并代表王承宗请求武相奏请圣上罢兵，被武元衡轰了出去。

五月底，王承宗上了一表，对武元衡极尽诋毁。

很明显，战局在明、暗两条战线上进行着，而暗的战线无疑更为惊心动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还只能算是开始。

六月初三这一天，天还未?，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样，从自己位于靖安坊的宅第中出来，跨上座骑，赶往大明宫上朝。他身边只带了几位侍从。

一行人刚刚走出靖安坊的东门，突然，从暗处跳出几个蒙面大汉，拦在路上用箭向他们射击，还未等元衡反应过来，随从已被击散，蒙面人把他从马上拽下杀死，并割下了他的头颅，呼哨而去。（元和二年正月，武元衡被升为宰相。同年四月，出任为西川节度使。元和八年三月，仍回京都为宰相。元和十年六月，被李师道派出的刺客杀死。共二年零三个月。）

同一时间，另一位主战派人士御史中丞裴度也在上朝的路上遭到袭击，蒙面贼从裴度必经之路通化坊东门突然杀到，裴度中刀落马，贼人正欲割其首级，裴度的家仆王义奋不顾身，扑到主人的身上以自己的肉躯遮挡乱刀，蒙面人以刀挥击王义，王义抱住一个贼人大喊，贼人惊慌，挥刀割断了王义的一条胳膊。裴度乘机负痛全力滚进路旁的水沟中，天暗沟深，众贼搜寻不得，遂逃奔而去。

裴度得以幸免全赖他戴了一顶扬州毡帽，贼人挥刀中帽，厚厚的毡帽卸去了大部分力道，才使他大难不死。

事件发生后，长安举城震骇，皇上龙颜大惊，紧急下令：凡宰相出入，皆须有金吾骑士护卫，全体护卫务必箭上弦、刀出鞘，严加防备。同时全城戒严，全力搜捕。

第二天，掌管京城巡警的左右金吾卫府、长安地方当局京兆府以及所属京畿二县县衙门同时接到飞刀留柬，上书八大字：“毋急捕我，我先杀汝。”观者无不失色，一时长安城中人人自危，朝士未晓不敢出门，有时皇上御殿很久，上朝大臣还没有到齐。大家都很清楚，这一阴谋不出于王承宗，即出于李师道。

看来这一恐怖行动似乎达到了目的。朝中两位主要的强硬派一死一伤，朝野上下一片肃杀之气。但是，事态的发展却证明那些藩镇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犯了一个自掘坟墓的错误。

在任何时候，恐怖行动总是会有正反两种结果：一方面是能震慑人心，另一方面却也能使人由哀生怒，同仇敌忾。

白居易不顾自己已调任太子东宫、任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身份，上疏力请搜捕刺杀武相之贼以雪国耻。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他此时的身份是“宫官”，照理是不应在谏官之先议论是非的。但白居易在愤怒之下已顾不得许多了。

兵部侍郎许孟容更是对皇上大哭：“自古以来从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让凶手逍遥法外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许孟容同样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又到中书省中建议到：“请诸位立即奏请皇上以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察明奸由。”说话时，挥泪不已。

天子亦忍无可忍，下令大索京城。他对众臣道：“有人竟奏请朕罢裴度官以安二镇之心，真是岂有此理！若罢裴度，岂非奸谋得成，朝廷纲纪何在？！吾用裴度一人，足破二贼。”皇上下诏：在裴度养伤期间，以金吾精兵进驻其宅第保护，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裴度在家足足躺了近二十天方才痊愈，二十五日，被委以宰相。同时为相的是去年十二月任命的韦贯之和张弘靖。裴度的入相是极其偶然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藩镇的阴谋把他推向了相位，单从这个事实就可看出，恐怖活动的制造者是大大的失策了。

事情当然不能说就此一帆风顺，相反，裴度迎来的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首先是刺杀武相的案件有了眉目，有人举报成德驻京机构“成德进奏院”的兵士张晏等数人行迹可疑，神策军立即将其收捕，数人竟然供认不讳。尽管负责审讯的监察御史陈中师觉得可疑，但皇上正在气头上，联想起早先王承宗曾上表谩骂武元衡，想当然地认为刺杀事件一定是那个可恨的王承宗所为，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张晏等共十四人斩首。半年后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正式下诏攻讨王承宗，不明智地陷入了两线作战。

其次是前线作战不利。在头两年里，各路军统帅先是曾经逼王叔文下台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此人就知道交结宦官，是个典型的无能之辈。后来是宣武节度使韩弘出任主帅，却又暗怀私心，拥兵自重，不愿迅速平定淮西，以便自己大捞一把。在这两人的指挥下，朝廷在将近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再就是皇上的老毛病不改，一直坚持宦官监军。天子的这种患得患失心态可以理解，但却绝对是个最大的祸根。宦官与前线主将本就不是同一种人，矛盾是与生俱来而不可调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又能打胜仗？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十日，右羽林大将军兼唐、随、邓州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被淮西兵打得全军覆没，仅只身逃出。此次失利没能被前线众将遮盖，传到了长安。消息一到，举朝震愕。韦贯之和新任宰相李逢吉入殿奏报此事时，劝说皇上罢兵。

宪宗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天子的大度和百折不回的信念。

第五章 以激情始以党争终的北宋改革（1）

第一节文人的权力角逐

政党是政治进化中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上最积极的代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

国家有政党的存在，并不可悲，反而是值得庆幸的事。虽然如此，也有几种说法。一是说：政党只能生存在立宪政体之下，与专制政体水火不容。二是说：作为政党，既然已经做了结党的事情，就不应该逃避。三是说：党派之间的纷争应该都是政治问题。而不能将宫廷问题和个人问题容杂其中。如宋代的党派，他们都没有做到这些，所以不能称之为政党，只能称之为朋党。

宋代的朋党之祸，虽然是在元祐绍圣以后非常激烈，实际上在仁宗英宗的时候就应经埋下了祸端，这就是范吕之争。接着他们继续发展的就是英宗时候的濮议了。到了神宗主政的时候王安石创行新法，旧党对他肆行攻击。畏惧王安石的权势而附和安石的人，开始逢迎新党，反对旧党。新旧两党互相排挤，造成党政之祸。

中国在此之前的党祸。有汉代的钩党，唐代的牛李党。在此之后的党祸，有明代的东林党，复社党，这些都可以说是小人在陷害君子。只有宋代的党祸不是这样，他的性质非常复杂，而且很不容易分清谁对谁错，要辨别他的正误，无异于自寻烦恼。总的来说，不过是士大夫之间意气用事而已。

推断宋代朋党之祸特别激烈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由朝廷重文轻武：二是由于权力太过集中。宋太祖吸取唐末五代时期的教训，藩镇权力太大，武人粉墨登场，纷纷称王称帝。赵匡胤自己也是这样黄袍加身的。所以采取了偃武修文的国策，极力抑制武将，重文轻武渐渐成了风气。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行；武官的地位就非常低下了，即便有才能的武官也得不到选拔与重用。这样一来，使得那些有才华的人都不得不靠这个从政。宋太祖全面控制了各州郡的政权、军权、财权和司法权，加强了中央集权。一反五代时期君弱臣强，地方上节度使的权力太重的现象，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所以那些有特殊才能和想建立功名的人，都开始在京师穿梭游走，四处寻找门路。而当时的京师，不是像现在的立宪制国家一样设有国会，可以有很多人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实际能参与国家政务讨论的，只有宰执（宰相与执政简称。宋先后以同平章事，尚书左右仆射，左右丞相为宰相，以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枢密使、枢密副使、知枢密院等事、同知枢密院事为执政，合称宰执。）这样的人而已。其次则是少数的如馆职（宋初沿袭唐代制度，置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合称三馆，都在崇文院内，后来又在崇文院内增建秘阁，另置官属，三馆和秘阁总称崇文院。三馆有直馆、直院、修撰、检讨等官，秘阁有直阁、校理等官，这些官都称为馆职，掌管三馆、秘阁典籍的编校。宋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职，把崇文院并入秘书省，秘书省的著作郎、校书郎等也叫做馆职。北宋的馆职要求很严，一般文士要经过考选才能授职，南宋后授予渐滥，不象北宋时受人重视。明、清两代称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为馆职。）台谏（官名。唐时，台官与谏官分立。唐、宋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掌纠弹，通称为台官，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掌规谏，通称谏官，合称台谏。清代统归于都察院，职权不再分别，虽亦统称台谏，与宋之台谏性质有所不同。台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其主要职务为纠弹官邪，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指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其主要职务是侍从规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一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宋代台谏，实即御史台、监司、谏官连称。《宋会要?职官》四五之四三：“天子耳目，寄与台谏，而台之为制，则有内台，有外台。外台即监司是也。”后世废门下省，谏官随之废除。明代给事中职兼前代谏议之责，因此称给事中为给谏，而通称御史为台谏。）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宰执升进的阶梯。为何如此的一个大国，人才如此众多，却只有这么少的位置可以成为树立功名的凭证呢？难怪有这么多人相互竞争了。

所以，宋朝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争夺政权的历史。小人争斗是为了谋取私利，而好人也因为要实现自己的报复而不得不与其争夺。因为争斗的很急，便难免会出现意气用事，彼此互相诋毁，而将朋党的名义加之于对方。于是新党与旧党相互倾轧之祸，便从始至终一直贯穿着整个北宋。

第二节 宋仁宗闹离婚引起的大规模骂架事件

宋仁宗郭皇后是宋代第一位被废黜的皇后，郭皇后被废事件是仁宗时期宫廷矛盾掺杂朝臣斗争的产物，其主要原因是仁宗不满刘太后的垂帘听政，同时也与仁宗作为少年即位的皇帝，与其母亲、妻子之间的感情纠葛有关，另外，朝中大臣的介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则是直接导致了宰执与台谏斗争的公开化，困扰北宋一代的“党争”也由此揭开序幕。

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的第四任皇帝，狸猫换太子就是说的他。他13岁登基，24岁才开始亲政。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太祖、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仁宗赵祯的母亲李氏本来就是刘皇后的侍女，因为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赵祯出生之前，真宗有过5个男孩，但都先后夭折。人到中年的真宗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赵祯出生后，真宗喜出望外，赵祯自然要做大宋朝的接班人，由于李氏身份卑微，而刘皇后这个时候权势已经很大，于是在真宗的默许下，赵祯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跟杨淑妃一起抚养。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乾兴元年，真宗病危，惟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了大臣们，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真宗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真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表示满意。事实上，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真宗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同年，13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

这样，仁宗就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顺容李氏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大概与刘太后有直接关系，毕竟她在后宫及朝廷内外都能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仁宗身世秘密的。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仁宗刚刚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

蒙受了20年的欺骗，生母也在明道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当仁宗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刘太后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

李氏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宸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这位被废的郭后就是刘太后选定的，刘太后干涉宋仁宗的婚姻自由为其后来郭后被废埋下了伏笔。

郭氏被立为皇后是在天圣二年九月，仁宗当时十五岁，娶郭皇后，并不是他的选择，而是刘太后的选择。

宋仁宗最初看上的是土财主王蒙正的女儿，曾向刘太后提起过此事，但刘太后以王姓女子“妖艳太甚，恐不利少主”给否了。此话有两层意思：表层的意思是新立的皇后不能干扰朝政，也不能使皇帝无心学业与国事；更深一层的意思则是，作为垂帘太后，刘太后既“君临天下”，又是六宫之主，她希望新皇后能对她俯首听命，不干扰其垂帘“圣政”，同时，新皇后也要有利于她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对于刘太后来说，如果所立新后非出己意，自己未必有把握有效控制。仁宗所中意的女人，在太后眼中便属此类。

第五章 以激情始以党争终的北宋改革（2）

之后宋仁宗又看上了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又被刘太后阻拦。最后刘太后自做主张，将平卢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册立为皇后。

对这位强势的母亲，仁宗虽出于孝道而不得不遵从，但内心显然不快。被刘太后扶上皇后宝座的郭氏，则自入宫之日起到刘太后驾崩之时，一直都对刘氏非常恭顺，这就为其日后的被废埋下了隐患。

郭后之废，首先事关仁宗和郭后之间感情的变化。

郭后方面，骄妒、争宠是最主要的恶行。尽管在夫妻关系上，防止丈夫与别的女人有性接触是妻子的本能和应有的权利，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被视为嫉妒恶行。因此，郭后若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与其他皇后一样，付出一定代价，那就是不与其他嫔妃争宠，不干涉朝政，从而形成一种道德自虐。

然而郭氏生性并不隐忍，争宠势在必然。在刘太后当权的时候，对于郭后遏制“后宫不得进”，刘太后是很赞成的，她不愿意年青的仁宗因沉溺后宫而荒废学业和国事，婆媳俩在这方面结成了天然的同盟。仁宗对此当然大为不悦，尽管他与郭后有一定的感情，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值血气方刚，对于身边的宫娥嫔妃他颇欲宠幸，但他不敢对母亲有所违逆，只能把心中的怨气撒向自己的妻子。身边的大臣们也持大致相同的态度，郭后骄妒的形象由此铸成，仁宗与郭后的关系蒙上了又一层阴影。

刘太后在世时仁宗不得不有所收敛，刘太后一死，年方二十五岁的仁宗便移情别恋，宠爱尚氏和杨氏。结果是身体日渐衰弱。就更加没空理郭皇后。这样导致与郭皇后的感情趋向淡化；郭后则失去了自己最有力的依靠。但郭后似乎没有注意到形势的这种变化，她的“争宠”行为由于仁宗的纵欲而变得更加激烈，屡在仁宗面前与尚、杨二美人忿争。

这时刘太后才去世不久，仁宗意外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亲生母亲并非刘太后，而是已经去世的李宸妃。此番变故，非仁宗所能料及，他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尽管后来在朝臣的帮助之下，仁宗查清了李氏去世的真相，知其生母是正常死亡并得到厚葬，因而没有追究刘太后及其外戚。但是，他多年来对刘太后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不久，仁宗就把刘太后生前宠信的内侍江德明、罗崇勋等人，以及宰执大臣中包括吕夷简、张耆等逐出朝廷。

不仅如此，仁宗在情色方面也变得过度纵欲，这其实也是对刘太后的一种反叛，或者说是他对自己处理宫闱事务权力的张显。在年轻气盛的仁宗看来，刘太后身后的家国能由自己当家作主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朝廷上众大臣的制约，加上自身懦弱的性格，使得国事未能让仁宗事事称心；作为“家事”的宫闱之事，又受到皇后郭氏一如既往地干预。在仁宗心目中，这自然是刘太后遗留下来的阴影。仁宗反感郭后对他的“禁谒后宫”，不希望郭后继续主导宫闱事务、使自己再次陷入被管束的境地。出于宣泄自己长期被刘太后管束与压抑的情感之需要，仁宗决心反叛太后，张显自己刚刚获得的权力；更何况他与郭后的夫妻感情已不断淡化甚至趋向恶化。废后的念头在仁宗心里萌发、滋长。

有一天，尚美人在宋仁的面前说郭皇后的坏话，刚好被郭皇后听见。郭后不胜愤怒，上前要打尚美人耳光。宋仁宗见势不妙，急忙过来劝架。郭皇后已经举手搧出，这一巴掌出尽全力，收势不住，刚好打在了宋仁宗脖子上。

郭皇后指甲很长，在宋仁宗脖子上划出了两道血痕。宋仁宗只觉得脖子火辣辣地疼，顿时龙颜大怒，但他性格文弱，虽然生气，却没有发作，只是带着尚美人走了。郭后这次的举动，成为废后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在这之前，宋仁宗为了摆脱刘太后执政的影子，罢免了曾经依附刘太后的大臣，唯独没有罢免宰相吕夷简。刚好有一天宋仁宗在后宫与郭皇后谈论此事，还特意提到吕夷简忠诚可嘉。宋仁宗之所以格外赞赏吕夷简，是因为此人曾经力主将宋仁宗生母李氏以皇后之礼下葬。郭皇后却认为吕夷简其实也是阿谀奉承刘太后之辈，不过为人机巧，善能应对而已。宋仁宗略一思忖，认为郭皇后的话有道理，于是将吕夷简也罢相。宦官阎文应与吕夷简交好，告诉吕夷简是因为郭皇后随口一句话导致他被罢相。吕夷简得知后，愤恨异常。

几个月后，谏官刘涣上疏陈时事，特意提到当时他力请刘太后还政给宋仁宗，结果触怒了刘太后，几乎被杀，幸得吕夷简相救。宋仁宗又觉得吕夷简是忠臣，于是将其重新召回为相。虽然官复原职，但吕夷简一直对郭皇后怀恨在心，刚好郭皇后误打宋仁宗一事给了吕夷简报复的机会。

宋仁宗被打后，尚美人不断煽风点火，宋仁宗越想越是恼火。宦官阎文应趁机说：“在寻常百姓家，妻子尚不能欺凌丈夫，陛下贵为天子，竟然受皇后的欺凌，这怎么得了。”宋仁宗沉默?言。阎文应又指着宋仁宗脖子上的伤说：“陛下颈上血痕宛然，请指示执政，应该若何处置？”宋仁宗受到煽动，忍不住激动起来，愤然派阎文应去召宰相吕夷简前来。

吕夷简到来后，立即大谈郭皇后失礼，不足母仪天下。宋仁宗虽然愤恨皇后，但一听宰相提到废后，还是比较谨慎的态度，说：“皇后虽然可恨。但废后一事，却有干清议。”吕夷简说：“废后之事，古亦有之。光武帝是汉代的明主，其郭皇后仅因为怨怼而被废。何况今日皇后打伤了陛下！”阎文应也在一旁附和，说郭皇后身居中宫九年，却没有子嗣，应当废去。宋仁宗激愤起来，决定废除郭皇后。

宋仁宗要废后的消息传开后，朝中一片哗然。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同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等十多人联名上奏，称“后无过，不可废”，坚决反对宋仁宗废除郭皇后。宰相吕夷简早有准备，抢先一步下令有司不得接纳台谏章奏。宋仁宗则抢在群臣发难之前，下了废后诏书，说郭皇后没有子嗣，自愿退位修道，特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宁宫。

御史中丞孔道辅和谏官范仲淹等人见台谏的奏章无法送到皇帝手中，无法可想，竟然集体跑到皇帝寝宫门口进谏。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事。进谏的大臣们到跪在宫门口，请求皇帝召见，对答郭皇后被废一事。但无论范仲淹等人如何力争，守卫殿门的内使只是紧闭大门，不予通报。孔道辅急得不行，上前抓住宫门的铜环急叩，还大声喊道：“皇后被废，累及圣德，为什么不听我们谏官的意见？”宫门后的内使大概也怕出事，便急忙入报。不久，有内使在门后传话，让进谏的大臣们到中书政事堂与宰相对话。

孔道辅和范仲淹等人来到中书时，宰相吕夷简已经等在那里，显然是有备而来。孔道辅一上来就质问吕夷简说：“大臣对皇后来说，就像儿子对待父母一样。父母不和，可以劝他们和解，怎么能只顺从父亲一面而不要母亲呢？”吕夷简争辩说：“废后一事，不是本朝首创，古已有之，汉朝和唐朝都有先例。”孔道辅怒斥道：“大臣应该引导君王为尧、舜那样的圣主，为什么偏偏要引汉、唐失德事作为标准？”

群臣随即一哄而上，纷纷指责吕夷简。吕夷简招架不住，只好拱手说：“各位还是去见陛下力陈吧。”然后匆忙离开。

第二天，孔道辅等人入朝，准备召集百官，与吕夷简当廷争论。然而，宋仁宗的圣旨突然到来，说“伏阁请对，盛世无闻，孔道辅等冒昧径行，殊失大体”，将孔道辅和范仲淹贬黜出京城，其他进谏大臣罚俸半年。废后之议因此而定。

然而，仁宗何以最终赞成废后之议？关键之一实乃台谏之介入。废后本是仁宗自己的家事，尽管在家天下的时代，皇帝家事即是国事，大臣僚佐皆可参与，但最终的主导者仍应是皇帝本人。台谏不仅累章论奏废后是失德之举，如此再三，反倒更刺激了仁宗的独尊意志。就仁宗来说，显然不愿刚摆脱太后的阴影，又重陷大臣的掣肘。事情发展至此，废后与否已非正题，仁宗欲藉此立威逞强，才是题中真意。与废后接踵而至的贬黜台谏，其意也在于此。尽管台谏大臣曾经力谏刘太后还政、为仁宗谋取一人独尊的权力，但他们同样想把仁宗纳于自己所代表的意理权威之下。这种局面，正是一人尊疆的尊王理念与公罪不可无的自我期许间存在着无可避免的矛盾性。

第五章 以激情始以党争终的北宋改革（3）

结果是，废后之事起初于仁宗本无可无不可，然而台谏介入、对他施以压力，加上旁有宰臣、内有宦官对他煽动挑拨，使其废后之事势成骑虎，不得不为。废后之事实际演变为宰执与台谏两大集团的政治争斗，困挠北宋一朝的党争也由此揭开了序幕。

综上所述，宋仁宗郭皇后被废事件，是北宋朝廷各种矛盾交织的结果，也是宋仁宗长期被压抑的情感的一次爆发，是他为了张显权力所作的决定。刘太后在世之时，对仁宗在生活上管束甚严，在政治上也多有压抑，仁宗的不满在内心酝酿，但缘于孝道与亲情，他只能隐忍不发。太后去世后，仁宗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不满的情绪猛烈迸发，郭皇后被废事件成为一个突破口。因此，仁宗废郭后，与其夫妻感情的变化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缘于对母后主政的不满，对“一人尊疆”的渴望。仁宗力图摆脱刘太后的阴影，使自己的权力得以张显，这本是政治的需要，但却以皇帝家事的形式反映出来，而皇帝的家事又不单纯只是家事，于是士大夫们交相论列，引发了一场宰执集团与台谏集团的政治斗争。结果是仁宗虽然成功地废除了郭皇后。

宋仁宗皇后郭氏被废后，后宫中最高兴的就数尚美人和杨美人。宋仁宗也加倍宠幸二位美人，昼夜厮混在一起，搞得上朝都神情恍惚，致使政事荒废。仁宗的另一个养母杨太后听说后，命宋仁宗将尚杨两美人送出宫去。宋仁宗颇为不舍，表面应付杨太后，但暗中却照旧宠幸美人。杨太后便下令宦官阎文应送二位美人出宫。阎文应先去劝说宋仁宗，宋仁宗不胜其烦，勉强答应。于是，尚美人被逼入洞真宫出家作了道姑。杨美人也被别室安置，从此无缘再睹天颜。

虽然此时刘太后已死，宋仁宗完全亲政，但在立皇后的事情上，他始终不能如愿。当时，有女子陈氏进宫，宋仁宗十分喜欢，想立她为皇后。可是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父亲靠捐纳才谋得一个小官，出身低贱。翰林学士宋绶劝说道：“陛下若以贱者正位中宫，不就与前日诏书所言背道而驰了吗？”宰相吕夷简等人也纷纷劝说。宋仁宗不得已，只好选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曹氏入宫，第二年立为皇后。曹氏时年十八岁。曹氏的弟弟便是传说八仙中的曹国舅。

因为立后始终不能如意，宋仁宗也不大喜欢曹皇后。这时候，他又想起了废后郭氏。毕竟郭氏是他的原配，他对废后一事开始觉得愧疚。郭氏此时已经出居瑶华宫，宋仁宗就派人到瑶华宫慰问郭氏，赐号金庭教主、冲静元师，又赏赐乐府给郭氏。郭氏久居别宫，孤独寂寞，突然看到皇帝派遣使者前来问候，不由得悲喜交集，于是亲自和答乐府篇章，词极凄惋，催人泪下。

宋仁宗看到郭氏的和诗后，思念加深，愈发觉得割舍不下，于是密召郭氏回宫。不料郭氏却是个有气节的女子，认为皇帝如果再召见她，必须要百官见证，重新册立她为后。宋仁宗此时已经立曹氏为后，如果再册郭氏，就是二后并立，这可让皇帝左右为难了。

就在宋仁宗无比苦恼之时，郭氏染病，于是宋仁宗派宦官阎文应携御医前去为郭氏看病。不料几天后，郭氏就暴毙而亡。

如果联想到之前阎文应力主废除郭皇后一事，就不难推测郭氏暴毙绝对与阎文应有关。如果郭氏重新立为皇后，追究当日废后之事，吕夷简和阎文应身为废后主使者，定必首当其冲。是以这二人惶急不堪，为了保全性命，下毒谋害郭氏就很正常了。宫中和朝廷都怀疑是阎文应下毒害死了郭氏，但阎文应手段高明，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且深宫事密，谁也不敢轻易查证。

宋仁宗对郭氏之死很是悲痛，下诏重新恢复了郭氏的皇后封号，用后礼殓葬。此时，范仲淹已经调知开封府，上奏弹劾劾奏阎文应，宋仁宗立即将阎文应贬黜出京。阎文应后病死途中。

尚、杨二氏与被废的郭皇后一样，都成为封建制度与男权政治的替罪羊。更重要的是，此案也反映出在“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即使贵为君主，仁宗也不得不受多种力量的制约。而且，再次新立皇后之时，仁宗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而只能遵从大臣们的建议，立了宋初名将曹彬的后代曹氏。皇后嫔妃的立也好、废也罢，从根本上说，都是君主制主导下多种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

范仲淹看到吕夷简利用手中的人事权力培植私党，打压政敌，心中甚为忧虑，于是把京官晋升的情况绘制成一幅《百官图》献给皇帝，《百官图》，这是范仲淹精心绘制的，详细记载着近年来，自从吕夷简当政之后，文武百官的升、迁、降、谪之路的列表。其中一一指出，哪些官员的升迁是正常的，哪些是吕大宰相一手遮天，强升暗降的。真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大宋律法为准绳，清楚明白地挑明了一切。其中《推委臣下论》更是劝谏仁宗皇帝不能把人事权下放给宰相，不然会造成君权旁落，甚至改朝换?也不一定。意思是这个没有谋策定国之功如赵普、也没有挽危局扭乾坤重立江山之功如寇准的小小太平宰相，居然嚣张到了这步田地，陛下您不废了他，还等什么？

朝中“范吕之战”，烽烟再起。

范仲淹百分之百地深信，只要这张图递上去，吕夷简的死期就到了。但事实上吕夷简是见过风浪的，看了这么个东西只是淡淡的给了八个字：“仲淹迂阔，务名无实。”意思就是说：范仲淹这个小同志，是个只讲大话，不通世务，不切实际，只想搏出位争名利的人。之后这个《百官图》就不了了之了。

范仲淹是河北人。范仲淹出生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范仲淹的母亲贫困无依，只好抱着仲淹改嫁山东一户姓朱的人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他片读不懈的精神，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后世便有了断虀画粥的美誉，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大中祥符七年，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出身寒门的缘故，使得范仲淹有独特的价值观，也有相对的见识。

得到这个结果，范仲淹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悲哀，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世界太黑暗，吕夷简太厚黑！而皇帝陛下还没有清醒，那么他继续写奏疏。在奏疏最末尾，他还加上了这样一句：“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这是个典故，发生在西汉。张禹是成帝的宰相，非常得宠，可以在家里办公，得病了皇帝都要登门慰问。王莽篡夺汉朝江山就是张禹做的好事。此人力保王家忠诚，在汉成帝期间，封王太后的哥哥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位列三公以上，并且把他的兄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人同日封侯，史称“五侯”。王家就这样坐大，再也没法控制。

范仲淹举出这个例子来，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吕夷简就是宋朝的张禹，他现在不讲原则，胡乱任命，说不定哪里就藏着王莽，早晚有一天会血洗赵氏，毁掉宋朝天下！

这就没办法了，他己经不留后路，把吕夷简往死路里推，同时把自己也扔上了悬崖。你死我活，看来只有这个结果了。可老谋深算的吕夷简只回了12个字――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你说的那些我统统默杀，拒不回答，因为你这样说话本身就错了。“越职言事”，你现在是开封府尹，不是知谏院的右司谏，朝廷有规矩，乱讲遭雷劈，先认清你自己的错误！

范仲淹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错，相反吕夷简在他心面变得加倍恶劣。他看清了，这就是个政治流氓。自己所提出的真材实料的证据完全避而不答，前后只用了20个字的官腔，就想把这些罪恶都遮过去。想得美，门都没有！他再次拿起了笔，保持自己严肃认真的好素质，就事论事，根据吕夷简这次的12个字继续上书答辩。我是对的，道理、甚至真理都在我这边，我就是一个一个的澄清，就算有人不懂，我也要把他们教育懂了。这就是范仲淹的行为和他的想法。可是他不是在课堂，而是在官场。斗争需要势力。

第五章 以激情始以党争终的北宋改革（4）

这时的范仲淹己经有他的势力了。那就是他的力量之源――道德人心。在北宋，范仲淹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引领了一个潮流。但更准确地说，他是让一些问题尖锐化、表面化的导火索。那就是宋朝文官们的平静中的分流。

宋朝的文官太幸福，从宋太宗开始就泡在蜜水里长大，而且水里的甜份还不断地增加，幸福啊，过了度就产生了副作用。文官们、士子们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追求更大的甜份，皇帝说怎样就怎样，宰相说怎样就怎样，一点出格过分的事和话都不说不做，一切只为了得到更大的好处；可另一派就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向往着精神方面的崇高伟大，一切的言行思维，都向远古时代的无比清高的绝种人类靠拢，即“君子”们。

严格地说来，这些君子的向往者、跟随者们也要钱，至少是不拒绝钱，但他们把一些东西看得更高。比如国家的兴旺要比个人的幸福优先，民众的思想教育要比个人的声色娱乐优先，甚至皇帝的品德操守、工作态度，要比自己的性命、全家全族的性命优先！也就是为国为民，不惜牺牲任何代价。

而在当时站在范仲淹那边的人的大多很年青，职务大部分都在馆、阁之间，比如天章阁待制李绒、集贤院校理王质、秘书丞、集贤院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以及宣德郎、馆阁校勘欧阳修。这都是些文学闲职的年青人，共同的特点是学问好、才学高，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之所以聚到了一起，除了举国科考制让他们在同一个考场追求分数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诗词文章。比如欧阳修，他进开封城没多久，就迅速地打入了这个小圈子，与他在文艺复兴之都――大宋西京洛阳钱氏沙龙里的显赫声名有关。

于是乎，这些了不起的年青人们就都聚在了一起，每日里行风雅之文，忧天下万众之事，日子过得既轻松又神圣，直到他们的带头大哥范仲淹与黑恶势力交上了火。他们也再坐不住了，之后才有吕大宰相的12字回批中的“荐引朋党。”朋党，这些风华正茂的年青人啊，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这两个字，往远里说，把大宋的江山社稷给毁了。往近里说，你们把范仲淹直接废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孔、孟诸贤的圣人语录里并没有“祖宗家法”等内容，他们不该懂的什么都懂，而该懂的，却都不屑一顾。

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就一直郁闷的生存、抗争、理想、破灭、继续抗争……直到沧桑到死。就像他们这时刚开始，就莫名其妙的遭受了第一次打击。无论范仲淹怎样答辩、追问，吕夷简的12字真言威力无穷，皇帝的处罚颁布――剥夺范仲淹京城一切官职，罢免其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在当年的五月九日，被贬到饶州去做地方官。

没能扳倒吕夷简，范仲淹开始反省，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干系也很大，可以说此人是当时宋朝唯一能对抗吕夷简的人，无论是资历、威信、名位还是在皇帝眼中的份量，都只在吕夷简之上，如果他能及时动手相助，吕夷简早就卷铺盖回家了。但让人愤怒的是，这人从始至终袖手旁观，根本无动于衷。这个人就是王曾。以他当年对抗丁谓，制约刘太后的声望，以及曾任7年首相的资历，无论从哪一点来说，吕夷简都无法望其颈背，如果他适时出手，吕夷简绝对没法举重若轻地胜出。至少王曾说话，他得一条条地回答，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本着这个原则，范仲淹决定直接拜见王曾。而王曾只给他讲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只想让大家说他的好，不让大家说他的坏，是可能的吗？

这是在说，吕夷简一定是坏人吗？他做的都是坏事吗？当家人就是泔水缸，做得越多，就越招人嫉恨，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才没人讨厌！一语惊醒梦中人，范仲淹猛然自省，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吗？一些最基本的，平时绝不怀疑的原则观念在他的心里升出了问号。这句话是范吕之争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契机，王曾的回答就是范仲淹超越欧阳修、韩琦等同辈，甚至远远超过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成为宋朝三百余年间第一人的根源所在。

是做圣人，还是做事？是想建设，还是在破坏？回想这些年，他在地方上的确又治水、又救灾，做了很多的实事、善事，可是只要一进入京城，就立即投入了破坏之中。比如说，他按着这样非黑即白的观念继续做下去，扳倒了吕夷简之后还要再做什么？再去扳倒谁？一生就只是在打压、攻击、漫骂中过日子吗？

谁做事，就在边儿上铆足了劲等着挑错，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吗？观念的改变，带来思维上的飞越。范仲淹再不用王曾解释什么，就应该想到了王曾不出手的更深一层的含意。

比如说王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两相之间的对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只要出现这样的局面，无论对错，都是同时下台的结果。那样是解恨了，可国家谁去管？民生谁去管？大宋朝堂从上到下，打成一锅粥，就是你范仲淹的盼望？

宰执之臣，雍容大度，必须从全方位考虑事情，黑、白之外，还有千万种色彩，要走那条对国家、对朝局最有利的那条路。

所以王曾选择了沉默，至于说什么君子、小人、奸邪，见鬼去吧，没有这些珍稀动物，不分得这样清，赵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来了，赵光义也活得很快活。

当天范仲淹心神恍惚地离开了王曾，他似乎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可不知该怎么去走。但走，是一定的了，他必须离开京城去饶州。这个时候范仲淹己经46岁了！

范仲淹走了，在他身后的京城里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由他引起的第一次朋党干政风波还没有收尾。不光是欧阳修等人宁死不屈，发贬到远边地区去当官都一点不在乎，就连京城之外也出了问题。西京洛阳方面的推官蔡襄写了一首诗，题名《四贤一不肖》，四贤就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位大君子，那位不肖就是知谏院的右司谏高若讷。蔡襄此人文才极高，这首诗迅速从西京波及到东京，又向东京辐射全国，最后竟然连百年好合的友邦辽国也被惊动了。

那是因为正好有辽国的使者进京，这位仁兄花重金请人抄写了这首诗，回到幽州之后，就帖到了城门上，让所有胡汉居民观看――大宋朝里好热闹，文化太昌盛，连骂架都可以写成诗！

而大宰相吕夷简的愤怒也终于表露了出来，他授意自己的亲信，御史台里的侍御史韩渎出面，奏请皇帝在朝堂之上树立一张榜，那就是有名的“朋党榜”，范仲淹的成分变复杂，一边是伟大的君子，一边是结党的小人，以他为典型，从此严禁结党营私，组建非法小集团。尤其是强调一点，绝不允许百官越职言事。

至此总结一下，范仲淹和他的朋友的奋斗应该说也有了些成果，最重要的就是让范仲淹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他的成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宋朝之幸，更是宋朝子民之幸。但这样轰轰烈烈的君子整风运动，如果站得稍微高一些，目光飘过宋朝的边境，就会发现它们分文不值，异族人己经野心膨胀，磨刀霍霍，快到生死存亡的兴衰关头了。

同年十二月二日，河东方向大地震。而且这还只是开始，地震的余波直到第二年仍在继续。地震的危害，古今相同。但是在宋朝，立即就有人把它跟政治上的贪婪腐败联系在了一起，言官、大臣集体上书，要求改变目前的局面，宋祁、韩琦、苏舜钦、叶清臣、张方平、张观等人就是这些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抨击时政，要求朝廷改弦更张。当时一些士大夫为范仲淹等人鸣不平，屡屡上书皇帝。兴起了朋党之论。宝元元年十月，宋仁宗下诏禁止这种现象，宋仁宗的诏书说范仲淹等人被贬并非诋毁宰相吕夷简，而是涉及拥立太子之事，从今以后，朝廷内外官僚凡上书论及范仲淹被贬一事者一律按朋党论处。从此以后，朋党之论才渐渐平息。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的范仲淹。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