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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国的囚徒（1）

- 小人国的囚徒（2）

- 小人国的囚徒（3）

- 小人国的囚徒（4）

- 两种野心的故事（1）

- 两种野心的故事（2）

- 两种野心的故事（3）

- 两种野心的故事（4）

- 两种野心的故事（5）

- 两种野心的故事（6）

- 两种野心的故事（7）

- 两种野心的故事（8）

- 两种野心的故事（9）

- 两种野心的故事（10）

- 两种野心的故事（11）

- 两种野心的故事（12）

- 两种野心的故事（13）

- 两种野心的故事（14）

- 世界银行杀手（1）

- 世界银行杀手（2）

- 世界银行杀手（3）

- 世界银行杀手（4）

- 世界银行杀手（5）

- 世界银行杀手（6）

- 世界银行杀手（7）

- 世界银行杀手（8）

- 世界银行杀手（9）

- 世界银行杀手（10）

- 复兴行长（1）

- 复兴行长（2）

- 复兴行长（3）

- 复兴行长（4）

- 复兴行长（5）

- 复兴行长（6）

- 复兴行长（7）

- 复兴行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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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赞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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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小人国的囚徒

第一章：两种野心的故事

第二章：世界银行杀手

第三章：复兴行长

第四章：非洲的旋风

第五章：出使萨拉热窝

第六章：水仙花与章鱼

第七章：腐败的毒瘤

第八章：乌干达的神话与奇迹

第九章：发展框架

第十章：从西雅图到西藏

第十一章：恐怖主义的警醒

第十二章：破坏发展的瘟疫

第十三章：回到未来

第十四章：卡内基的雄狮

致谢

参考书目

小人国的囚徒（1）

前言

小人国的囚徒

我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要挑起一场争论，而是为了两个主人公之间的浪漫联姻。一边是吉姆·沃尔芬森（吉姆为詹姆斯的昵称－－译者注）－－他喜欢大叫大嚷，足智多谋，富有魅力；他绝非圣人，但是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他都是一股巨大的自然力。另一边是"发展"，这个词涵盖了人类所有最头疼的问题－－无知、文盲、营养不良、艾滋病－－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最严峻的挑战。从1995年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时起，沃尔芬森一直在奋力应付这些挑战，这是一个超常的人物与超常的问题之间的较量。我想写一本书，追寻沃尔芬森的足迹，探访他在贫困乡村与国家首府的战斗历程，探讨这些斗争说明了哪些大道理。

极度贫困的长期存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愤慨的现象，这样说并不言过其实，而世界银行是富国手中掌握的对付贫困的主要武器。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千百万人死去是因为他们出生在错误的地点：在人类中，一部分人享有两美元一杯的咖啡和一次性照相机；而另一部分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两美元，他们本身就是任人处理的对象（Disposable在英文里的意思是"一次性"和"可任意处理的"－－译者注）。买一顶蚊帐来防止蚊子传染疟疾只要两美元，而美国人每年花在电影票上的钱就不止90亿美元，他们把火箭送上了火星，却不愿为非洲儿童送去蚊帐，听凭他们以每分钟约两人的速度死于疟疾。还有什么样的斗争比这场与浪费人类生命所作的斗争更高尚的呢？沃尔芬森怀着一腔热情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我想的全是它。"他在上任之初说："我早晨醒来时想的是它，晚上睡觉时想的还是它。"然而，还有什么样的斗争比这场斗争更艰难的呢？世界银行比其他任何机构都更努力地去理解发展的挑战：去创造一种供应机制，把富国拿出的少量财富转化为反贫困事业的进展。

世界银行孕育于六十年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诞生，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盟友们正在与德国和日本进行殊死战斗。创立者怀着双重目的：为了解救人类苦难，但是同时也是为了遏制威胁到富国安全的经济混乱局面。两次大战之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大规模失业，为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在欧洲的崛起火上浇油：绝望导致了绝望的"主义"。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旨在战胜货币危机，防止其出现反复；世界银行则肩负着更加宽泛的使命，发展陷于崩溃的经济。跟随世界的变化，世界银行的职能也在不断演变，但它在国际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始终没有变。随着冷战的开始，世界银行的使命是阻止亚非拉国家加入苏联阵营。在恐怖主义的新时代，世界银行在贫困国家的工作提供了最佳契机，来防止国家失灵的现象不断扩散，成为恐怖主义的避难所。与此同时，贫困是其他安全威胁－－全球性疾病、贩毒、环境恶化－－的载体，这些现象在陷入绝境的国家会肆无忌惮地泛滥成灾。在科索沃、在东帝汶、在阿富汗，较小程度上也包括在伊拉克，世界银行也在建立新国家的努力中成为一个关键角色，建立新国家已成为最近十年的一个特色。

小人国的囚徒（2）

世界银行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银行，突出的优点与讨厌的缺点都集于一身，这与它的行长倒不尽相似。它借钱给穷国－－一年大约200亿美元－－但是它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它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影响。用一位重要客户的话来说，世行拥有"的对国家政策的发言权比许多国家还多"，这种说法尽管有点夸张，但总的观点却是不无道理的。世界银行拥有一万名专业人才，集中了全世界发展思想界的出类拔萃之辈，他们将思想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他们活跃在地球的各个最艰苦的角落，为儿童上学读书，为乡村获得水源而奋斗着。在许多贫困国家，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推动着政府的战略，从防治艾滋病到政府行政部门改革，再到宏观经济政策，无所不包。其他的主要援助国－－美国、日本和主要欧洲大国－－也可以发挥影响力。但世界银行几乎总是一马当先，部分原因是它作为一个多边机构，在协调各国项目之间的明争暗斗方面处于最佳位置，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银行的分析机器具有更多的思想活力。

沃尔芬森带着他自己特有的活力来到世界银行，两者的结合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他生长于澳大利亚，1956年代表自己的国家参赛奥运，之后到哈佛商学院深造。他在伦敦城和华尔街成为一位交易大师，领导了1979年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救援行动，积累的个人财富远不止1亿美元。他曾主持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和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一面还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他举办过个人音乐会，与世界上最杰出的音乐家同台献艺。他具有大造声势的能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世界银行，在世界银行遭遇左右夹击，深陷四面楚歌之际，带领它走出了黑暗时代。但是，世界银行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机构，它庞大的技术官僚队伍对沃尔芬森的高压作风并不总是俯首帖耳。所以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泰坦之战：一方是一个财大气粗、一贯为所欲为的金融巨子；另一方是一个拥有多年发展经验、资历超群的专家方阵。这是不可阻挡的力量与不可动摇的对象之间的对峙，而最终的结局对双方都出乎意料。

现在讲述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因为，无论世行的专业人才多么优秀，无论他们的使命多么重要，世界银行也无法避免大多数多边机构具有的一个共同弱点。我们一会儿对国际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样也包括世界银行－－不屑一顾，一会儿又对他们应该做什么提出种种不切实际的要求：缔造和平，消除金融动荡，让人人摆脱贫困。指责全球性机构不能胜任我们史无前例的全球相互依存构成的挑战，这已是老生常谈。但是，产生这种不匹配现象的原因，一部分在于我们自己患了精神分裂症。我们时而对世行和其他国际机构嗤之以鼻，不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资源，时而说起话来又好像他们必须具有超强的力量，把种种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一股脑儿地扔给他们。

乔治·W·布什总统上任后，蔑视似乎成了最大的威胁。在2001年和2002年，布什手下的财政部对世行交替采取横加指责与不予理睬的态度，本书后面的章节将会有详细描述。2003年初，世行被五角大楼有意排斥在伊拉克重建计划之外，尽管世行具有其他国家重建的宝贵经验。而五角大楼的态度并未能阻止财政部指责世行在伊拉克无所作为；就在沃尔芬森2003年夏天访问巴格达数日之后，也是在一位世行专家被伊拉克叛乱分子杀害数日之后，《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猛烈抨击世行在这个国家缺少参与。在整个这段时期，国际体系的理念本身被提出质疑；政府里的某些人士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单极的世界－－美国即国际体系。单级的幻想是一个陷阱，因为美国只是在军事事务上占据压倒优势。在经济领域，美国是领先的大国，但不是唯一的大国；它还得依靠其他国家来开放贸易，来投入资金刺激全球增长，来提供储蓄为联邦政府的花钱习惯埋单。在其他领域－－即本书以大量篇幅讲述的那些领域－－美国主导地位的局限性更为明显。防治艾滋病，管理移民，应对环境挑战，这些都不是单边主义能够解决的问题。

到2004年，在伊拉克遭遇的挫折更加凸显出美国力量的局限性，对国际机构的蔑视才渐渐消失。但是，与此同时，多边主义者往往又犯了相反的错误，他们坚持世界银行应该像施展魔法一样解决贫困问题。产生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根源是可以理解的。当你知道非洲人因为缺少价值2.5美元的蚊帐而死于疟疾的时候，你就想大声疾呼：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当然，你需要的不就是意志和金钱吗？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仅有这些东西是不够的。要给儿童送去蚊帐，你还需要有一个由能力胜任的人员管理的配送系统；你还需要有处理有关财务问题的制度；你还需要为儿童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而且最好是父母和医务工作者不会染上艾滋病，或者在战争和饥荒中?生。本书将会讲述，世界银行是能够推进反贫困进程的；如果有谁企图把发展说成是毫无希望的，他都应该牢记，从1990年至2015年，这个世界是有可能把生活在每天一美元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的。但是，假如不能实现，那么制定宏大的人类发展目标就毫无意义。例如，国际社会做出承诺要实现一系列的所谓"千年发展目标"，包括普及小学入学率和把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假如这些目标不能如期实现，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就会被打上失败的烙印。多边体系的批评者们就会卷土重来，他们的蔑视将会比过去更加恶毒。

小人国的囚徒（3）

世行是庞大的、慷慨的，而且已存在了六十年之久；说它不堪一击，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然而，不仅仅是我们的精神分裂症威胁到它的未来；世行频频受到来自本应成为其天然盟友的活跃的非政府组织的攻击。乍一看这是自相矛盾的：世行的睿智头脑与崇高动机的结合是无上光荣的，或者至少理应如此；本书将向读者讲述，充满献身精神的专业人员乘坐军用运输机飞赴战火纷飞的波黑，在印尼革命的暴风骤雨中与贫困作斗争，策划拯救非洲人民于水火的种种新方案。不过，如果说世界银行不得人心，也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因。它在世界很多地方许诺天堂般的生活，却听任人民在地狱中挣扎：30亿人民，也就是全人类的一半，仍然靠着每天不到两美元艰难度日。它在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使它傲慢自大，使那些感到自己在重大发展决策上被拒之门外而忿忿不平的非政府组织火上浇油。世界银行的官员们封闭在华盛顿宫殿般的总部大楼里，在年会上与全球金融界的首脑人物摩肩接踵，这一切很容易给外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是一些身穿条纹西装的白面书生，完全脱离世界上最贫困人民的现实问题！

世行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冲突应该引起我们大家的关注，因为世行可能被置于死地。在过去十年－－第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十年－－预言工商界会出现动荡一直是一种时尚：吵吵嚷嚷、头脑灵活、富有创业精神的新生代，他们的组织结构平坦，管理费用低廉，必将摧毁旧时代笨重迟缓的官僚体制。但是，这些滑头们取得胜利实际上更多的是公共部门的事，我认为这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在世界上许多富国的首府，尤其是在华盛顿，公共政策决定于各式各样令人困惑不解的院外游说、利益集团和出其不意的广告宣传攻势，总的来说是决定于那些一心一意为了狭隘的目标活动的人，他们关心的是老兵福利、农民补贴、企业税收漏洞等等。类似的一批鼓吹者也在敲打着世界银行的大门，要求世行项目屈从于某些特殊的问题：不准伤害土著人群，不准破坏雨林，不准做任何有损人权、西藏或民主价值观的事情。这些非政府组织的频频攻击捆住了世界银行的手脚，往往使它丧失了开展反贫困工作的能力；小人国尽管身材矮小，却节节胜利。如果我们在这种危险面前不赶快警醒，就会永远丧失大型机构具有的潜力：超越小团体往往追寻的单一诉求，直面世界上最宏大、最错综复杂的问题。

所以，如果对多边体系的第一种威胁在于我们一会儿鼓吹千禧年主义，一会儿又对多边机构嗤之以鼻，第二种威胁则隐藏在发达国家发出的不和谐的声音里。我2003年5月去东非时遇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世界银行积极推动在尼罗河源头附近建一座大坝，坝址是在一个叫做布贾佳利的风景秀美的地方。西方非政府组织炸了锅：总部设在美国加州伯克莱的国际河流网络声称，乌干达环保运动对大坝可能对布贾佳利的瀑布造成破坏感到非常愤怒，坝址附近的贫困居民将会彻底失去土地和生计。一连数年，这些活动分子的抵制捆住了世行的手脚，使这么一个帮助缺少照明的诊所和学校以及生产率受电力供应不稳严重影响的工业解决用电的项目迟迟不能上马。确实，世行过去在修建大坝方面有过不良记录，支持过对人和环境都有害的项目。所以，欧美国家的记者往往在没有办法核查的情况下轻信了非政府组织的指控。但是，既然我人已来到乌干达，距离建议修坝的地方只有几小时的车程，于是我就给伯克莱的活动分子挂了一个电话，咨询一点情况。这个如此愤怒的乌干达环保运动究竟是谁领导的？那些将被残酷地赶出家园的村民们在哪里？

小人国的囚徒（4）

洛丽·鲍廷格，这个领导着布贾佳利抗议运动的国际河流组织活动家，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她说，当地的合作者都很忙；而且在布贾佳利坝址附近的村子里四处打探可能会给我惹来麻烦，引起乌干达当局的不快。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办法找到了与她合作的环保组织，给他们的办公室打了电话。我被邀请马上过去，这个组织里年轻的负责人把我安置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下，然后给我拿来一大堆传单和报告，材料上都标明是由一个叫做瑞典自然保护学会的组织赞助的。同他谈了半个小时之后，我提出了一个自己实际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这是一个会员制组织，"我被告知。

"有多少会员？"我问道。主人客气地站起来，在办公桌上翻了一会儿，找出一个蓝色的笔记本。

"名单在这里，"他如获至宝地说。我看了看，乌干达国家专业环保者协会只有25名会员，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反对为广大老百姓供电的广阔平台。

我的下一步行动是访问布贾佳利。我联系了一位熟悉这个地区的乌干达社会学家，她答应给我当翻译。我们来到坝址边上的几栋房子，她停下来向当地政府的代表报到；这位代表根本没有威胁说要叫警察，而是满面笑容地钻进了我们的汽车。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和一个又一个的村民交谈，我发现他们都众口一词：修坝的人来过了，他们答应提供慷慨的现金补偿，村民们都很乐意接受这些条件，也愿意搬迁。我的社会学家同伴说，也许我们在选择调查样本时有偏差；我们交谈的对象都是男人，他们说不定巴不得把补偿的钱拿去换酒喝，一点也不给家里留下。于是，我们又调查了一些妇女，结果她们的口径也一样，对项目无不表示赞成。唯一反对建坝的是那些住在坝址周边以外的人。他们感到愤怒，因为这个项目影响不到他们。没有人给他们大笔的补偿费，他们嫉妒他们的邻居。

这个故事是乌干达的一场悲剧，因为乌干达的千百万老百姓被剥夺了电力－－而剥夺者是加州人，他们对电力"危机"的概念就是夏季屈指可数的几次停电。但是，这也是全世界反贫困斗争的一场悲剧，因为几十个国家的项目都是由于担心活动分子的抵制活动而搁浅。假如欧美国家的政客们能够区别好的非政府组织和不讲理的非政府组织，能够对毫无根据的抱怨不予理睬，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一次又一次，居心叵测的组织借助互联网的威力，对世行项目的罪恶提出种种唬人的指控，坐在世行执董会席位上的政府官员们就信以为真。在这种压力面前，世行往往被迫不遗余力地去证明它的项目并无危害－－在我将要描述的一个案例里，世行甚至委托专家做了一个篇幅多达19卷的环境与人类学研究报告。难怪，对世行的一个批评就是它的动作慢得要命。它的动作的确很慢，不过原因主要在世行之外。

沃尔芬森以他充沛的精力，竭力重振世行的活力；这场战斗始终是混乱一团。他从上到下撼动了这个机构，几乎把所有的高管都扫地出门，重新构建了世行的组织结构和使命。在他上任初期，他常常会在世行大楼的走廊里溜达，和偶然遇到的官员搭讪："呦，你怎么还在这儿呵！"搞得他那倒霉的谈话对象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收拾东西走人。不过，在沃尔芬森的领导下，世行确实取得了进步。在巴尔干地区，它证明自己可以成为执行西方战略的绝妙工具；在乌干达，尽管在布贾佳利大坝问题上受挫，但是它帮助五分之一的人民摆脱了贫困；在世界各地，沃尔芬森领导下的世行向新参与者和新课题敞开了发展议程。但是，尽管沃尔芬森个性凶猛，但他所能实现的目标仍然是有限的。除非我们其他人都醒悟到小人国的威胁，遏制我们在对多边机构的轻视与期望过高之间左右摇摆的倾向，否则他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任何人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我讲述沃尔芬森的故事，主要是为了故事本身带来的乐趣，但也想要说明为什么，假如世界银行是值得批评的，那是因为它是非常值得捍卫的。

沃尔芬森是我所认识的最雄心勃勃的人物，而世行是最雄心勃勃的机构。一个想做世间一切事情的梦想家，掌管着一个想改变世间一切事情的机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技术人员可以把地球缩小，生物学家可以克隆物种，一个超级大国想要以自己的形象重塑中东。无疑，沃尔芬森的故事也算得上是我们时代的一部英雄史诗吧？这是一个雄心乘以雄心的故事，也是一个雄心也有局限的故事。

两种野心的故事（1）

2001年9月14日，星期五，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里，乔治·布什总统主持了一场电视直播的祈祷仪式。他为三天前的英雄们祈祷：在世界贸易中心，一名男子原本可以自己逃生，却留下来陪在四肢瘫痪的朋友身边，和他一同赴死；一位牧师在为一名救火队员作临终祈祷时以身殉职；两名白领职员发现一个素不相识的残疾人，把她从68层楼一路抬下来，送到安全地点。总统说，我们深感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的"国民团结的灼热勇气"。接着，他详细说明了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我们对历史承担的责任已经十分清楚：对恐怖袭击作出回应，消灭世界上的邪恶势力。"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的另一处，也在举行一场纪念仪式。在白宫以西隔着两个街区的所谓首都商务区里，在装着玻璃幕墙的世界银行总部大楼的大厅内，聚集着两千人。在这个拥有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员工，也包括很多穆斯林员工的机构，"9·11"恐怖袭击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创伤。和华盛顿的每个人一样，他们对有可能接踵而来的规模更大、更凶残的袭击感到恐惧，同时还有一种恐惧，对持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或阿富汗护照的人来说，他们害怕在美国的生活会更加缺乏安全感。另一种恐惧－－随着总统的讲话只会越来越强烈－－是担心国外的亲友家人会突然发现自己已被划到了新的全球鸿沟的对立面－－现在被布什总统称为"邪恶"的阵营。

世界银行的员工们聚集在中央大厅内。大厅的四壁像教堂一样，从大理石地面一直向上延伸到十三层楼高的玻璃楼顶；在相当于放置洗礼盆和基督教题词的位置，有一个室内水池，人造瀑布的水流源源不断地注入池内，一条横幅上写着醒目的大字："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宽敞的大厅里挤满了员工，原本常常用来放置宣传工作减压和业务交流展台的地方都站满了人，他们都注视着讲台上他们的行长：一个满头银发、胸脯宽厚、目光炯炯的男人－－活像一个没有白胡子没穿红衣服的圣诞老人。"我不是一个说教的人，我当然也不代表这里所有的宗教，"行长开始讲话，"但是，在这个大厅里，我们有着世界的缩影。我们代表了140个国家，我们中有基督教、穆斯林、犹太教、佛教和锡克教……我们作为一个大家庭，可以成为彼此的光明，成为社区的光明，成为世界的光明，因为我们肩负着应对世间最严峻的挑战的重任：消除贫困，改善我们同胞的生活，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享受和平与希望的机会……我们的任务是一项崇高的任务。"他接着说道。

两种野心的故事（2）

消除贫困，从而创造一个和平的空间：在接下去的几周里，詹姆斯沃尔芬森（比他自己承认的更会说教）以这个主题为基础，对"9·11"提出一种回应，与布什总统"消灭世界上的邪恶势力"的承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按照沃尔芬森的观点，对恐怖袭击的理解应该从大局出发：在60亿人口的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有五分之一的人甚至不到一美元。在未来的25年里，世界人口将会再增加20亿，其中除了5000万人以外，都将生活在贫困国家。即使贫困与恐怖主义之间不存在简单的联系，但是这些人口数字肯定有一定的含意。在这样一个贫困现象比比皆是的世界上，绝不可能只需要找出几个恐怖主义的巢穴，发誓将他们彻底根除，就万事大吉了。安全感在于包容被排斥者，而不在于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和消灭邪恶阵营。

沃尔芬森说，过去，你也许忽视了安全与贫困之间存在的联系。对于世界上幸运的五分之一人，他们生活在占有世界收入五分之四的国家，过去还有可能想象有一堵墙把"他们"和"我们"隔离开来，仅靠距离－－心理上、地理上或者其他方面的距离，就可以把我们与那些缺少饮用水的几十亿人，或者那些以每分钟一人的速度死于分娩的妇女隔离开来。但是，在"9·11"之后，该是认识全球性贫困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时候了，无论是因为它造成了国家失灵，从而孳生了恐怖分子，还是因为它培育了疾病、环境破坏和移民压力。"墙是不存在的，"沃尔芬森宣布说。"我们被贸易、投资、金融联系在一起，被交通和通信联系在一起，被疾病、犯罪、移民、环境退化联系在一起，被毒品、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如果富国想要认真对待全球反贫困问题，那么世界银行将会当仁不让地承担起领导这项事业的重任。它的足迹几乎遍布世界上所有穷国，每年提供约200亿美元的贷款，贷款项目从修建灌溉系统到打击腐败，从防控艾滋病到在非洲成功地防治河盲症（河盲症是一种由旋盘尾线虫感染可导致眼睛失明的疾病，由滋生于河流中的黑蝇传播，主要分布于热带和非洲撒哈拉地区－－译者注），无所不有。此外，世行的资金还只是其重要意义的一部分；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机构都更了解使穷人终生受穷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它为其他发展机构制定思想理论议程。它多达一万名的员工将纯理论研究与四个大陆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咨询，对他们应该着手解决哪些问题和具体怎样操作提出建议，并把从这些工作中获得的经验启示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样马达加斯加就可以借鉴泰国或突尼斯的经验。每当富国的领导人们面临全球性的问题－－无论是艾滋病，还是妇女文盲率，或者是环境压力－－他们都会本能地来找世界银行。现在，在"9·11"之后，他们必然也会这样做，而且是带着一种新的紧迫感。

在对恐怖主义的新挑战做出反应时，布什总统引用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在做出自己的反应时，沃尔芬森也引用了罗斯福的话，不过他从未提到他的名字。

世界银行孕育于发生恐怖袭击的六十年前，在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另一次暴力威胁之际。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不到一周，罗斯福的多年密友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请人搞一个战后经济秩序的计划。摩根索本人没有能力设计这样一个东西－－他是一位乡村绅士，而不是一个金融家－－于是他向哈里·怀特求助，怀特是一位十分勤奋且才华横溢的哈佛大学博士，他后来落到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手里，不但服务没有获得回报反而惨遭迫害。怀特的目的很简单，无非是为了防止再度爆发战争，对导致目前战争的这类经济危机采取先发制人尽早防范。摩根索日后这样描述说："我们大家都目睹了我们时代的巨大经济悲剧。我们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的大萧条。我们目睹了货币秩序混乱现象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扩散……我们目睹了失业和不幸……我们目睹了困惑和怨恨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并最终成为战争的温床。"

两种野心的故事（3）

怀特的首要任务是防范更多的此类"货币秩序混乱"的现象发生。战后的经济体系将建立在金本位制的基础上，从而保护商业不受汇率冲击与通货膨胀双重危害的影响。如果这一体系受到压力－－如果国际收支赤字使得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陷于枯竭－－一个新的最后国际贷款机构将会解救这个国家脱离困境，而不是听任它的货币贬值。这个新的救援贷款机构最终形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办公大楼现在就在华盛顿，和世界银行大楼隔街相望，并且仍在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家与金融危机作斗争。但是，怀特的创造力并未到此止步。他还构想出建立一个新的公共银行来促进欧洲的复兴重建，从而结束摩根索抱怨的"失业和不幸"。一开始，新机构的建议名称叫"联合与协作国家复兴银行"，这个名称完全没有提到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但是，怀特小组的一名成员提议说，这个银行可以在欧洲复兴重建的范围以外发挥一定作用。在1943年11月传阅的一份备忘录里，"开发"的字眼被塞到了名称里"复兴"的后面。

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它赋予美国的非同寻常的影响力，怀特的计划可能就会半途而废。怀特在国外的主要盟友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当时担任英国财政部的顾问。凯恩斯赞成美国人的这些想法的框架，但他不同意具体的细节。对于怀特关于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成立一个新的世界银行的提议，他采取了一种不明朗的观点；他注意到有44个国家的政府准备出席，于是警告说会出现"大闹天宫"的局面。但是，怀特坚持要开会，凯恩斯也只好忍气吞声，因为他知道英国要靠美国的支持，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不例外。1944年7月，在盟军尚未完成诺曼底登陆之前，几百名代表来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在华盛顿山饭店召开会议。

即使到了此刻，是否成立一个国际银行都还一点不确定。会议邀请函上声称主要目标是货币稳定；成立一个复兴重建银行是第二位的目标。凯恩斯主持讨论银行设计方案的委员会；他喜欢这个为欧洲复兴重建开辟一个新的资金来源的主意，并且也看不出把剩下的一点资金借给拉丁美洲或印度会有什么害处。围绕着新机构的名称到底是叫"公司"还是叫"银行"好认真讨论了几天后，一个起草委员会草拟出了世行的章程，为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开辟了道路。在会议最后一天，苏联代表团要求做出五项修改－－这种故意捣乱现在回想起来格外令人厌恶，因为苏联后来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机构。但是苏联人被及时制止了，起草工作得以完成。会议在结束时达成了一项协议，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并行运作。

安全与贫困之间的联系在整个会议期间一直得到强调。正如怀特对他的同事们所说的，"没有任何东西比缺少资金更有助于驱使这些国家投靠某种主义－－共产主义或者其他的什么主义。"但是，怀特和凯恩斯一样，脑子里想的都是欧洲的经济困难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至多是把发展当成一旦复兴重建工作完成后世行继续存在的一条有用的理由。在这方面，他们体现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那时候贫困比现在更为严重：在印度，穷人的预期寿命只有25岁，10岁以上的人口90%是文盲。但是，这种现象被看成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项亟待解决的挑战。1948年，保罗·萨缪尔逊出版了他的古典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其中提到发展的地方总共不到三处。

两种野心的故事（4）

然而，即使是在20世纪40年代，也不难看到时间的推移很快就扩大了经济学家的眼界。安全与贫困之间的联系从逻辑上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当时的政治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每个国家的经济健康，都是所有的邻国，无论远近，应当关心的事情，"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幕式上对代表们发表的开幕词这样说道；也可以换句话说："墙是不存在的。"这个信息－－一种对沃尔芬森对21世纪恐怖主义回应的预感－－不是来自别人，正是出自罗斯福之口。

詹姆斯·戴维·沃尔芬森对墙了如指掌；他的一生都是在穿墙而过。他出生在1933年12月1日，在澳大利亚悉尼郊区的一个俭朴的公寓里长大。他的父母在大萧条时期从英格兰移民到澳大利亚，后来他们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参与协助大批洪水般涌入澳大利亚的犹太移民的安置工作。他的母亲朵拉是一位音乐家，每周在电台唱歌；他的父亲也很热爱音乐，沃尔芬森从小就上钢琴课。父母十分关心两个子女，特别是儿子，他比姐姐小十岁，所以几乎就像独生子。沃尔芬森回忆说，他那时候"是个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小男孩。我的父母很纵容我，大概把我宠坏了，巧克力吃的太多了"。

这种纵容和另外某种东西混合在一起－－这种东西在少年沃尔芬森身上灌输了一种赤裸裸的勃勃野心。在家里总有一种失望的气氛，一种经济拮据和壮志未酬的气氛。小沃尔芬森的父亲海曼·沃尔芬森，人们都叫他"比尔"，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知识分子，一生坎坷，饱经挫折。他年轻时在伦敦学医，但他想当一名医生的计划在一次大战中化为泡影。后来，他开始攻读法律，之后又因为欧洲大银行家族的后裔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缘故中断了学业，成了他的私人秘书。老沃尔芬森在为罗斯柴尔德工作期间如鱼得水，攒了不少钱，足够自立门户了。于是他带着全家迁往澳大利亚，寻求自立门户，发财致富。但是，到他儿子十二三岁的时候，老沃尔芬森的发财梦显然已经破灭。他亏掉了在伦敦赚的钱，而且发现脱离了罗斯柴尔德的名气再想发财谈何容易；他经营着一家小型商业咨询公司，赚的钱勉强仅够维持家用。与欧洲老家相隔万里，老沃尔芬森只能在这天涯海角望洋兴叹，耿耿于怀。他与有钱人摩肩接踵，自己却生活在一种经济拮据的状况中。他曾一度希望加入医生和律师的行列，因此对自己现在的职业地位低下后悔不已。他不能使自己的生活重新来过，但是他下定决心不让儿子重蹈覆辙。

半个世纪以后，沃尔芬森仍然记得年轻时父母对他超乎寻常的期望。他被推着上完小学，跳了两级；当一位著名的网球教练建议他中断学业去参加国际锦标赛训练时，他的父亲连听都不愿意听。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压力越来越大；他作为一名高才生进了悉尼男子高中，四年后却以最低分勉强才考进大学。大学一年级时，他各门功课都不及格，自我感觉糟糕透顶。他身材矮胖，受到比他年龄大的同学们的嗤笑，女同学对他不屑一顾。他唯一的成功是在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音乐喜剧中扮演了一系列角色。他因为还没变声，所以演的是女角。

两种野心的故事（5）

孤独、不开心、不成功：对做父母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老沃尔芬森把儿子变成了他自己不得志的一个翻版。但是，度过了大学一年级的低潮期之后，沃尔芬森开始时来运转。他在一位家庭密友和著名法学教授朱利叶斯·斯通身上，找到了一位忠实且经验丰富的顾问。斯通邀请沃尔芬森到他的乡间别墅度周末，年轻人帮着在花园里铺设水泥小径，大教授就在一边传授他怎样组织笔记和其他种种大学生活的窍门。沃尔芬森上大学二年级时，已经建立起足够的自信，他的内在能力也开始显露出来。他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还在大学飞行中队里赢得了一席位置，这一成就给了他猛男的地位。有一件事标志着他越来越受欢迎：一天，他在网球场旁边的走廊里看大学击剑队练习，队长喊他过去。击剑队的一名队员病倒了，沃尔芬森愿意明天作为候补队员参加全国锦标赛吗？

按照沃尔芬森的说法，他连怎么拿剑都不会，也买不起去参赛的火车票。他回家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父亲对儿子不用中断学业去训练就能在体育比赛中获奖的想法很感兴趣，于是全家凑钱给他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参赛的路上，沃尔芬森和队友们商定了一个暗号；扔下一块手帕就是一个信号，暗示沃尔芬森举剑向对手冲刺。这没有多大区别，因为沃尔芬森每个回合都一败涂地。但是，他发现了一项自己钟情的体育运动。在他完成所有学业，也包括父亲敦促他学的法学研究生课程时，他的剑术也不断提高。初登赛场五年之后，他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了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两年后，他成为澳大利亚击剑队队长。

如果说悉尼郊区的公寓不是在国际上出人头地的明显跳板，那么奥运会弥补了这一不足。击剑启发了沃尔芬森，他可以在一个大舞台上拼搏一番。在出战奥运会后的第二年，这个大学一年级时不及格的青年向罗兹奖学金提出申请上牛津大学；遭到罗兹信托基金拒绝后，他又向哈佛大学提出申请并得到录取。他给澳大利亚航空部长弗里德里克·奥斯本打了一个电话，以大学飞行中队队员的卑微身份，说服了部长给他在一架飞往伦敦的空军飞机上提供一个免费座位；"弗雷德认为这个请求简直太荒谬了，于是就恩准了，"沃尔芬森后来说。在伦敦，他从一位好心的叔叔那里讨得一张伊丽莎白女王号的统舱船票，向纽约进发。到纽约后，另一位亲戚收留了他，还给他买了一架廉价的收音机。抵达哈佛时，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兴奋异常。"我太傻了，根本不明白我是个穷人，"他后来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

沃尔芬森在美国遇到的困难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他也面临着文化上的挑战：他到哈佛的第一天碰到一位女士，当这位女士听说他来自澳大利亚时，马上恭维他刚学会英文就说得那么流利。父亲仍然在不断地督促施压；他在哈佛求学期间，老沃尔芬森每天都给他写信，即使除了日常的柴米油盐之外，他通常并没有多少新鲜事可以通报。为了在经济上能够生存，沃尔芬森和一个爱尔兰哥们合伙开办了特迪洗衣房，为哈佛管理班未来的首席执行官们服务。两个年轻的企业家骑着一辆花了几个美元买来的破自行车到处收活儿；在这个盗窃自行车出名的地区，洗衣房的官方坐骑居然从未引起过小偷们的注意。经营洗衣房收入颇丰，使沃尔芬森手头有了几个闲钱，能够时常出去玩玩，他有时买25美分一张的票去看波士顿交响乐团彩排。一次看彩排时，他与伊莱恩·波薇尼克攀谈起来。伊莱恩是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学生，和他一样酷爱犹太文化和音乐。他们于1961年11月在纽约喜结连理，伊莱恩的父亲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为这对年轻人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婚礼后，年轻的沃尔芬森夫妇飞往西班牙度假胜地马拉加度蜜月，沃尔芬森在那儿找到了一家便宜的旅馆。到达后他才惊讶地发现，马拉加的冬天居然天寒地冻，滴水成冰。

两种野心的故事（6）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最后一个工作日，1944年7月21日，一位代表站起来，强调了世界银行的奇怪特点："它偶然以银行的名字诞生，并保留了这个名字，主要原因是字典里无法找到适用于这个前所未有的机构的令人满意的名字。"世行将不接受储蓄，不像一个普通银行；它将从创始国政府那里获得种籽资金，然后以此作为抵押，通过在华尔街发行债券，筹集更多的资金。世行将以略高于付给债券持有者的利率发放贷款；由此产生的利润将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和其他管理费用，也许还会有小额的盈余。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盈余将用于扩大世行的资本基础，这个过程通过股东国政府的经常性注资来加快速度。世行的资本基础越雄厚，世行可以发行的债券就越多，世行放贷的金额也就越大。在世行的第一个十年期间，贷款额以令人瞩目的速度不断增加。

世行的治理结构也是不同寻常的，它的创始国政府任命代表参加世行的董事会。但是与联合国不同的是，世行的专业人员坚持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第一任行长尤金·梅耶与董事会的干扰进行斗争，六个月后他就辞了职；他的继任以董事会的服从为附加条件接受了任命。从那以后，董事会有权对贷款建议进行投票表决，但员工保留对项目建议的控制权；即使是在当时，董事会的设计也使得世行避免了其他多边机构的种种麻烦。世行没有采取一个国家一票的制度，比如像联合国大会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通过的制度。相反，每个国家在董事会的分量反映了它给世行缴纳的资本金的数额，从而使美国及其盟国牢牢地掌握了所有的决策权。

制服了董事会之后，世行的第二任行长约翰·迈克罗伊签署了第一笔贷款，贷给法国用于战后重建。5亿美元的贷款申请是以附在政府重建计划大纲上的一封信函的形式提交上来的。信中说明1.06亿美元将用于购置设备，1.8亿美元购买煤炭和石油产品，2.14亿美元用于购买动物油脂和黄铜等原材料。毫无经验的世行员工感到不知所措。"没人知道该从哪儿入手，"一位官员回忆说："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不知道该问什么样的问题，该做什么样的调查。"1947年5月，世行批准向法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申请的一半，接下来又向荷兰、丹麦和卢森堡提供了多笔重建贷款。但是不久，世行的努力就被在法国贷款一个月之后出台的规模大得多的马歇尔计划淹没了。最初成立世行的理由消失了，比预计的还要快。它完成了复兴重建任务，提前进入了发展中国家这个从未有人涉足过的未知领域。

起初，世行有意识地谨慎行事。它尽量不去改变借款国的现状，只是投资做少量可行的项目。世行的华尔街金融大师们青睐基础设施发展项目，尤其偏爱能通过收费创收的项目。他们的想法是大坝可以发电，电力可以出售，而卖电的钱可以用来还贷；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铁路网和灌溉系统。华尔街的逻辑是令人质疑的，因为世行的贷款是提供给政府的，而不是提供给项目的，政府是否用项目的收益来还贷是没有保障的。但是，华尔街是以商业银行的眼光看世界的，只要世界银行假装成商业银行，市场就会是友好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世行理所当然地取得了三A信贷等级。

除了华尔街的偏爱之外，世行坚持做基础设施项目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占上风的正统观念认为，固定资产－－包括工厂、机械设备和道路－－的积累是发展的关键。归根结底，穷国有大批失业人口，所以缺少劳动力显然不是他们落后的原因；资本稀缺才是瓶颈。20世纪50年代，苏联就是通过强制性的储蓄计划来解决工厂设备投资，从而实现了令人注目的工业化，这个事实更促使人们相信，经济增长决定于投资。1960年，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在他的畅销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里宣布了一个公认的道理，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拥有足够的资本，就会起飞进入自我维持的前进轨道；他提议通过慷慨的外援来填补他们的"融资缺口"。但是，无论是融资缺口论，还是世界银行狭窄的基础设施重点，注定都不会持久－－原因沃尔芬森很快就会亲身经历到。

1959年从哈佛毕业后，沃尔芬森在瑞士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在第二年8月搬到纽约，到雷姆国际公司任职。这并不是最辉煌的一次跳槽：雷姆公司生产油桶和空调机。不过，沃尔芬森得到一个响亮的头衔－－开拓发展部主任，并获准出外发展客户。年轻的主任直奔印度，印度当时从世界银行大量贷款。不过，尼日利亚之行被证明才是最令他难忘的，这个国家同时兼有石油财富与酷热的气候，看起来非常需要投资发展空调生产。

两种野心的故事（7）

沃尔芬森1961年去了拉各斯，同一年世界银行成立了一个非洲局来援助新独立的国家。非洲大陆的前景似乎十分光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亚洲不相上下，而且看起来比较稳定。很多非洲国家都拥有石油或其他自然资源和广袤的土地；亚洲的人口稠密，反而被看成是一个严重缺陷。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们争先恐后地涌到尼日利亚等国家，他们热情高涨，似乎预示着会出现突飞猛进。如果雷姆国际公司在尼日利亚建一个空调厂，会有助于填补使尼日利亚陷于贫困的"融资缺口"。

1961年9月，沃尔芬森一到尼日利亚的首都，就获悉卫生部长要见他。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他又不是来卖药的。卫生部长解释说，他"主管"沃尔芬森的项目，因为"轮到"他了；他注意到，为了建厂，沃尔芬森无疑需要土地；而他为他准备了无可挑剔的土地。部长接着宣布，他要去议会演讲，所以会见到此告一段落。沃尔芬森答应下次来讨论主人的开价。

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于是沃尔芬森溜达到了议会大厦，心想他可以去听自己新的生意伙伴演讲了。他走进这座一年前为纪念尼日利亚独立修建的簇新的宏伟建筑，禁不住差点笑出了声：在楼内，在高达华氏110度的滚滚热浪中，他看到尼日利亚议会的演讲者头戴假发，身穿长袍，完全是从英国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的。在一个澳大利亚青年看来，这种殖民主义的模仿真是又好笑，又可悲；当然值得拍张照片留个纪念。沃尔芬森从口袋里掏出从岳父那儿借来的小型米诺克斯照相机，拍了两张照片。一刻钟后，一个议会纠察长出现在沃尔芬森身边，叫他跟他走。

还以为是去见自己的新朋友卫生部长，沃尔芬森高兴地同意了。纠察长拽住他的胳膊，拉着他走出大楼；街上聚集了一群人，但沃尔芬森不能肯定这是否就是需要警察严密保护的原因。人群在议论着什么，沃尔芬森伸长耳朵极力想听清楚；"间谍！间谍！"他们似乎在喊，于是，沃尔芬森转向他的向导，问他谁是间谍。"就是你呀，先生，"对方回答说："你非法拍照，你还有一个间谍照相机。"

沃尔芬森表示抗议，但毫无用处；拽住他胳膊的手根本没有放松的意思。他被带到反对党领袖的办公室关了起来－－显而易见，即使是在独立初期，尼日利亚的反对党也未得到任何尊重。十分钟之后，纠察长回来了，这回他带来了另一名警察和一名摄影师。年轻的开拓与发展部主任大祸临头了：将会出现间谍丑闻，他的照片将会被刊登在当地的所有报纸上。他不得不在尊重尼日利亚执法人员与尊重自己的名誉前程之间做出选择了，他一跃而起，一把推开抓他的人，朝着走廊跑去，审问他的执法人员和想给他拍照的摄影师在他后面紧紧地追赶着。他看到一扇门上标着"祈祷室"，就一头闯了进去，屋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正在洗脚，为祈祷做准备。"我亲爱的小伙子，你想要什么？"大个子问道。沃尔芬森气喘吁吁地回答说，他想要避难。

这个大个子从来没有名字，至少沃尔芬森不记得他的名字，但他显然是牛津或剑桥的产物。"噢，这些人得找乐子，"他说，他让上气不接下气的纠察长平静下来。但是他的同事已从沃尔芬森下榻的饭店拿到了他的护照，纠察长怒气冲冲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伪装成主任的间谍被告知，他必须在参议院的栏杆后面做出道歉，由于参议院刚刚休会，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在尼日利亚不情愿地度三周假。最后，沃尔芬森被允许写一封道歉信来换回他的护照。

这个间谍故事上了第二天尼日利亚报纸的头版："照相机就藏在他的衣服领子里，还没有一个火柴盒大，"《西非导报》报道说。这个事件决定了沃尔芬森没法再建他的空调厂，几周后，他在婚礼前夕辞去了雷姆公司的工作。不过，尼日利亚的经历使他对世界银行在新独立的国家面临的挑战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关于发展中国家只要有足够的资本就能起飞进入自我维持的增长轨道的说法的确有道理，但是发展专家还需要把这种论点再向前推进一步：怎么能创造让投资者得以开展业务的条件？

两种野心的故事（8）

就在沃尔芬森尼日利亚之行的同一年，有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对这个问题给出了部分答案。他说，发展并不都是关于物质资本的；还需要有文化、身体健康的工人来使国家正常运转；如果没有他们，新的机械设备就毫无用处。舒尔茨用"人力资本"这个词来表述这个发展的另一要素。在此后的十年里，世界银行开始涉足教育、培训和其他各种人力资本项目。

这种转变因世行结构的一个变化而加快了速度。1960年，新的国际开发协会－－一个得到补贴专门针对最贫困国家的贷款机构－－被嫁接到世行原有的业务上。十多年来，世行一直在鼓吹市场化贷款的美德；如果钱是有代价的，那么钱就会得到有效的使用，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现在，增设了国际开发协会（简称IDA），世行将会向最贫困的借款国提供利率很低的信贷：在多数情况下会有一个长达十年的还贷宽限期，然后再加上四十年的还贷期，即使这样，利率也是象征性的。由于通货膨胀的侵蚀导致贷款贬值，世行到后来只能收回当初贷款的一小部分；因此，它就需要依靠捐款国政府定期注资。世行与正常银行的相似之处变得越发比过去小了。

成立国际开发协会反映出世行主要股东国思维模式的变化。当时正值冷战的高峰期，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把世界银行的低利率信贷看成是支撑它的政府同情者的有用工具。独立浪潮席卷非洲大陆，谁能说得准这些新生的国家会倒向共产党还是会倒向美国及其盟国。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岂能让西方战略家们高枕无忧；罗斯托次年发表的有利发展的"融资缺口"一书以《非共产党宣言》作为副标题，正是反映当时情绪的一个标志。与此同时，战后德国和日本奇迹般的复苏增强了对技术官僚能够带来进步的信心；如果国际开发协会储备了足够的资金，如果它聘用了足够的知识精英，似乎就有种种理由可以希望前殖民地国家将会取得快速的进步。在国际开发协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当约翰·肯尼迪总统在联合国的演讲里提出发展的十年时，他把对专家治国的希望与对冷战的恐惧几乎相提并论。

国际开发协会迅速地改变了世行。在20世纪50年代，它曾被有效地禁止去帮助借不起商业贷款的国家；现在它可以帮助所有的国家了。世行的员工人数迅速增加：在60年代初它只有283个员工，到了60年代末已增加到917个员工；经济部扩大了四倍，行政预算总额增加到三倍。国际开发协会承担的雄心勃勃的使命，鼓励了一种救世主般的自我形象：世行受托去拯救千百万人脱离贫困，没有任何事业比这更高尚，更紧迫的了。与此同时，世行的领导人们都变成了募捐者：国际开发协会每三年就要补充一次资金，世行很快就发现，要让各国政府吐出钱来谈何容易。1963年至1968年担任世行行长的乔治伍兹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并将被他的后任所继承：不断发表演讲强调第三世界贫困问题的紧迫性，希望令富国政府感到羞愧难当，从而慷慨解囊，捐钱给国际开发协会。

1967年伍兹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标志着他倡导活动的顶峰。他宣称，"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跨进现代化门槛的人类的三分之二－－的处境，是我们时代的中心事件。"他谈到"人类的一半以上面临着赤裸裸的危机－－在粮食、在就业、在希望方面"。他的表演令人惊讶，不过这仅仅是后来此类事情愈演愈烈的开始。1968年，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接替伍兹就任世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此前是美国国防部长，曾主持过美国早期对越南的干预。麦克纳马拉更是把伍兹的言辞发挥到了感情化的极致，使他的听众泪流满面，有时他也陪着他们一起痛哭流涕。

两种野心的故事（9）

在雷姆国际公司干过一段之后，沃尔芬森带着新婚妻子返回了澳大利亚。他自己成立了一家商业咨询公司，在经营了一年之后又扔下它加入了悉尼首屈一指的奥德·明尼特·汤普森经纪公司。不过，他职业生涯的真正起飞是在奥德·明尼特公司投资了一家新成立的商人银行达令公司之后。1964年，沃尔芬森转到了达令公司，他发现自己在取悦提供商业银行业务的公司老总方面具有宝贵天赋。他是一个绝佳的倾听者，换句话说，他具有极强的亲和力；他让客户感到他对他们心领神会，与他们志同道合，他满腹妙计一心帮助朋友完成共同的任务。也许是沃尔芬森自身的不安全感，父亲不断督促的结果，还有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犹太籍外国人在美国的经历，在沃尔芬森身上形成了一种本能地理解别人需要的能力；他理解人对被倾听的渴望，因为他自己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无论沃尔芬森的个性和魅力的秘密是什么，关系银行学的艺术对他来说是随手拈来。

沃尔芬森也很幸运。他加盟达令公司时，正值澳大利亚刚刚对美国和欧洲的企业打开市场，欧美企业的老总们发现在南半球的夏季到悉尼出差不失为一件乐事。这些企业家兼旅游者会顺道拜访达令公司，公司的元老们就会介绍他们认识年轻的沃尔芬森，这个澳大利亚人深谙美国高管的思维和计划之道：他会用美国的方法计算资本回报率，他知道纽约或芝加哥的热门商学院毕业生知道的所有事情。沃尔芬森能为他们从头到尾地介绍澳大利亚的经营环境，他也能带他们去看其他的东西；澳大利亚是一个遥远的国度，匆匆忙忙走马观花可不行，所以要有时间去乘游艇，下饭馆，也许还可以去沃尔芬森的家里做客。就这样，虽然才刚三十出头，沃尔芬森已经构筑起一个高层的商业关系网，需要时随时可以动用。大通银行的大卫·洛克菲勒成了他的朋友。加拿大的大控股公司鲍尔公司的董事长莫里斯·斯特朗聘请沃尔芬森经营他的澳大利亚分公司，沃尔芬森就在做好达令公司工作的同时兼顾一下。

沃尔芬森的主要缺点是缺乏耐心。他急于求成，凡事不能等到明天，必须在今天完成；他急于获得与他父亲擦肩而过的成功，他需要赚到足够的钱来解脱父母在经济上的困扰。1967年，他的缺乏耐心占了上风，他帮助斯特朗的电力公司对一家叫做摩根山的矿业康采恩发起恶意收购。此举并不明智：达令公司董事、实力雄厚的实业家约翰·布罗诺斯基早已下定决心，如果摩根山要被人吞并，那就非他莫属。在随之而来的争斗中，布罗诺斯基起诉沃尔芬森违反了有关利益冲突的规定，这又迫使沃尔芬森提出反起诉，结果是沃尔芬森胜诉，但这并未能阻止布罗诺斯基夺得对摩根山的控制。无论沃尔芬森的行为在法律上有无价值，他挑起了一场代价高昂的争斗：布罗诺斯基使出自己作为当权者的浑身解数，扬言要把这个年轻的暴发户置于死地，碾为齑粉。沃尔芬森快速上升的职业生涯面临着减速的前景。

沃尔芬森不相信减速。与其坐等风暴过去，沃尔芬森宁愿选择离开－－离开公司和澳大利亚。他有个人动机；此时伊莱恩刚刚诞下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她不想在悉尼定居。但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沃尔芬森在别处也有发展的机会。从悉尼到伦敦出差时，沃尔芬森曾经拜会过戈登·理查森。理查森时任施罗德公司功勋卓著的董事长，而施罗德公司是伦敦城首屈一指的金融公司之一。他也和沃伯格银行的创建人西格蒙德·沃伯格是朋友，沃伯格对这个年轻人一见如故，主要是因为他对音乐的高雅嗜好。在与布罗诺斯基的争斗之后，理查森带着沃尔芬森到他的乡间别墅度周末，一天晚上，他们俩人为工作的事争得不可开交，后来佩吉·理查森不得不打断他们；她命令他们去睡觉，并递给他们一人一个热水袋。第二天早上，沃尔芬森和理查森达成了协议，沃尔芬森告诉沃伯格，他不能接受他作为对手的聘请。

两种野心的故事（10）

沃尔芬森从1968年至1977年在施罗德公司期间，遵循的是他在澳大利亚期间相同的模式。他驾轻就熟地取悦着他的客户：他倾听、同情、理解他们的需要；他提供的是"智慧、想象力、横向思维和良好的关系，是集中精力和超强的记忆力"，同时期在施罗德公司任职的一位同事这样评价他。他的耐力使他能够比普通人出席更多的晚会、展览和音乐会；他的仪表、文化品位和他作为澳大利亚人的异国魅力，都使他成为伦敦社交圈子里一个受欢迎的人物。他活动得越多，关系网就越大，他就越能在准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带着一种我能解决你的问题的态度。他带来一些有价值的客户－－有他在澳大利亚结识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也有初来欧美国家闯荡的澳大利亚人，不过还有其他一些人。有一天，沃尔芬森接到一个英国的耶稣会省区神父的电话，这位省区神父由于某种缘故在大溪地得到一块地产，不知道该干什么用。"神父，我有一些合作伙伴是耶稣会士，我能让他们来为您服务吗？"沃尔芬森问道。同时他建议可以考虑用这块地来开发一个饭店。他保证说他作为犹太人完全不是障碍；基督徒里有一半人都举荐他。

1970年9月，也就是他加入施罗德公司后不到三年，沃尔芬森被任命为美国分公司总裁，这家分公司被认为需要振作一下。沃尔芬森全家搬到了纽约－－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也带来了公司需要的兴奋感，这尤其要感谢使他得以与沃伯格结交的音乐爱好。沃尔芬森在伦敦期间，曾经主持过一家代表音乐艺术家的小公司，这些艺术家许多都成了他的朋友：比如伟大的俄罗斯钢琴家、指挥家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和他的竞争对手有以色列血统的阿根廷音乐家丹尼尔·巴伦勃伊姆。沃尔芬森夫妇在他们伦敦的家里放了一架大钢琴，阿什肯纳齐和巴伦勃伊姆来英国时就会顺道来练练琴；有一年夏天，沃尔芬森夫妇还和阿什肯纳齐一家同去希腊度假。正因为如此，在1970年，沃尔芬森在筹备纽约新建的施罗德公司大楼揭幕典礼时，突发奇想搞一个揭幕典礼音乐会。于是他给阿什肯纳齐打电话，问他想不想成为首位为一家华尔街商业银行揭幕的苏联音乐家。

沃尔芬森很快就把纽约的职务变得像是一个帝国。他想出一些异想天开的项目；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开发德黑兰的一大片土地并以伊朗国王的名字命名，还有一个是为西尼日利亚设计一个开发计划。1973年油价暴涨之后，沃尔芬森说服委内瑞拉政府，说他可以为他们的意外之财当顾问，于是他开始每月去加拉加斯访问。"他的想法都是十分宏伟的，"他当时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交易制造者，但不是一个管理者。"不过，沃尔芬森在实现他在银行界的野心方面表现出来的精力还不是全部。

如果你去访问位于曼哈顿公园大道49层的沃尔芬森家族基金会，你就会被带到拐角处的一间豪华办公室里，在这里存放着多年来煞费苦心收集的有关沃尔芬森生涯的剪报。两个鼓鼓囊囊的文件夹里全是关于沃尔芬森在银行界冒险故事的剪报，最上面是两张快要破成碎片的尼日利亚报纸，回溯到他1961年倒霉的拉各斯之行。不过，还有两个同样大的文件夹是关于他的音乐和慈善业绩的，加上两大包照片，主要都是与他的音乐生活有关的。沃尔芬森对音乐和慈善事业的兴趣几乎相当于他的第二生涯，与他在金融界的忙碌生活并行不悖。这是一种联络方式－－为施罗德美国分公司带来关系和生气－－不过，更多的还是一种追求个人兴趣的方式。

如果说他的金融生涯是十年前在澳大利亚起飞的，那么沃尔芬森的音乐生涯之花则是20世纪70年代初在纽约开始绽放的。他维持着早先在伦敦与音乐家们建立的友谊，1972年之后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那一年他加入了卡内基音乐厅的董事会，而卡内基音乐厅是纽约音乐殿堂的鼻祖。最重要的友谊是和丹尼尔·巴伦勃伊姆的友谊。巴伦勃伊姆在经过两周闪电般的追求之后娶了一位名叫杰奎琳·杜普蕾的天才女大提琴家为妻。沃尔芬森结识杜普蕾的时候，她是一位轰动全球的音乐家：她热烈、冲动，拉琴时带有一种罕见的火样的激情；她的演艺事业从辉煌走向辉煌。直到有一天，她在为纽约爱乐乐团彩排时，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指对琴弓没有了感觉。指挥伦纳德·伯恩斯坦还以为这不过是一个被宠坏的天才的一时发作，然而，这种奇怪的症状并没有消失；她手指的感觉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有时她还会失去平衡。终于，无法避免的诊断结果出来了：多发性硬化症。她年仅28岁，音乐生涯就此完结。

在希望破灭的那一天，杜普蕾和巴伦勃伊姆与沃尔芬森共进晚餐。杜普蕾绝望透顶，没有了音乐会的日子该如何打发，她对此感到茫然。沃尔芬森建议说她可以教授大提琴，杜普蕾反驳道，不会有人愿意跟她学的；为了哄?开心，沃尔芬森说自己就会的。第二天，杜普蕾打电话到施罗德公司沃尔芬森的办公室，说她给他找到了一把大提琴；只要沃尔芬森答应她一个条件，她就准备马上开始授课。这个条件就是，沃尔芬森必须答应在他50岁时演出一场音乐会。沃尔芬森当时还不到40岁，于是他连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两种野心的故事（11）

按照沃尔芬森的说法，多年后的一天，巴伦勃伊姆打电话给他，传达了他妻子的口信，那时她的病情已经恶化。杜普蕾问他："音乐会呢？"因为她已经病得很利害了，让她失望是不行的。沃尔芬森早已把自己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他不想让杜普蕾失望；于是他提出在自己家里办一个音乐会。"那不是音乐会，"巴伦勃伊姆回答说，接着他宣布，音乐会起码要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更何况沃尔芬森还是卡内基的董事长，在那儿办也很方便。接着巴伦勃伊姆开始到处打电话，安排了一连串的音乐界大腕与沃尔芬森联袂出演；伦纳德·罗斯和艾萨克·斯特恩参加了演出，阿什肯纳齐为了加入演出而取消了另一场音乐会。就这样，年近40才开始学大提琴的沃尔芬森，在纽约市最耀眼的卡内基音乐厅，与明星大腕们同台演奏。

在纽约经营施罗德分公司四年之后，沃尔芬森作为银行的第二把手和继承人，凯旋返回伦敦。公司董事长迈克尔·维里很快面临退休，施罗德公司里议论纷纷，传言沃尔芬森将会接替他的位置。但是，跟在澳大利亚时一样，沃尔芬森有点儿太性急了；他有一大堆的主意，还急于马上付诸实施，以至于施罗德公司里的守旧派们对他极其反感。在公司的老近卫军们眼里，他只会出风头，昙花一现；他的风格会有损公司的声誉，可能也和英国人的作风格格不入。沃尔芬森在美国的经营业绩，尽管表面上令人眼花缭乱，但从来就没有创造过多少利润，或者至少一帮老家伙们是这么说的；他的犹太人身份对他也没有帮助。在这种充满嫉妒、守旧和排外的气氛里，一场反对沃尔芬森的运动逐渐酝酿成形了；正在此时，埃里伯爵出现了，他有着合适的头衔，妻子又是女王的宫廷女官，于是他成了沃尔芬森的主要竞争对手。当维里从施罗德公司的宝座上引退时，高贵的伯爵接替了他的董事长位置。

有一个不肯引退的人就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沃尔芬森备感失望的时候，也就是1977年，麦克纳马拉在世界银行已经待了将近十年，还丝毫没有表现出减速的迹象。离开国防部后，在1968年世行秋季年会上发表的第一个重要讲话中，他宣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重大改变：世行将把以贫困国家为重点转移到以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为重点。仅促进经济增长已经不够了：世行已从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现在将转向直接以贫困为重点。按照麦克纳马拉的说法，一个国家的GDP数字看上去可能很好，"可是……你我都知道，这些令人鼓舞的数字只是装点门面，下面掩盖着的是远没有那么鼓舞人心的情景……增长集中在工业区，而农民继续陷于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贫困中，生活在勉强生存的边缘"。

麦克纳马拉的言论把世行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认为不能依靠经济增长的"渗漏效应"的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种观点没有完善的数据来作为依据－－事实上，增长确实能够减少贫困。但是，在多年来以增长为目标未能结束人类的苦难之后，对新的观念有一种感情上的需要；而且有一种准确的感觉，即战后把重点放在修建大坝和工厂上是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现在人们认识到，让一个农民脱贫致富的办法也许并不是把他送进炼钢厂；而是给他农作物良种，给他农业技术咨询，或者给他土地使用权。1970年，秘鲁的左翼政府推出了一个激进的土地再分配计划，受到发展思想家们的广泛欢迎；在世界的另一边，印度的英迪拉·甘地以直接向贫困开战的承诺为基础开展竞选运动。与此同时，在美国和欧洲，再分配的思想主导着在反越战中崛起的反文化运动，而类似的观念渐渐地在沙龙和会议圈子中不胫而走。1970年，国际劳工组织的负责人戴维·莫尔斯颇有点幸灾乐祸地宣布了"GNP主导地位的颠覆"；一位名叫霍里斯·切纳里的杰出发展经济学家敦促各国瞄准"最优化增长"，这种增长速度可能不同于最大化增长，但将会包括直接的反贫困干预措施。

两种野心的故事（12）

1970年5月，切纳里在发表上述言论后不久，受聘加盟世界银行担任麦克纳马拉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两个人面临的挑战是选择将被证明是最有效的直接的反贫困措施。世行开始资助召开会议、回顾、研讨；它涉及的题目五花八门，渔业、旅游、土地占有模式等，无所不有；它具有帝国主义式的野心。联合国已经有了一个粮农组织，这没有关系；麦克纳马拉在世行里成立了一个职能重叠的工作小组。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已经研究过就业模式的课题，这也没有关系；麦克纳马拉在世行成立了一个部门来研究同样的问题。他1973年成立了一个农村发展部，1975年成立了一个城市发展部，1979年成立了一个人口、卫生和营养部：无所不包，无所遗漏。通过所有这些扩充活动，麦克纳马拉也扩充了世行的言论；对他年会讲话的策划日趋详尽。1973年，在内罗毕年会上，麦克纳马拉发表了他最令人难忘的讲话。他对全世界讲到"绝对贫困"，一种"生活状况被疾病、文盲、营养不良和肮脏污秽贬低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拒绝给予其受害者基本的人类必需品……对特权与剥夺两极分化的现象决不能容忍下去了"，他在结束时说，"我们应该为本世纪末消除贫困而奋斗。"

麦克纳马拉的雄心壮志尤其是针对在全世界贫困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小农户的。他的员工努力探索达到这个群体的方式，最终搞出一个叫做"综合农村发展项目"的玩意儿。其理念是，农村贫困有多种根源，从农民的健康状况差，到种籽质量低劣，从徒步取水距离遥远，到缺少进城赶集的交通工具，还有家里孩子太多等等：麦克纳马拉的综合项目打算同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这种面面俱到的模式虽然在理论上有说服力，但被实践证明是过于野心勃勃了，尤其是在缺少胜任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国家很难做到；世行的技术官僚们在设计项目时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如何动员贫苦农民自愿合作。到了70年代末，麦克纳马拉的农村发展项目以失败告终，世行的项目经理们在他背后牢骚满腹。经过三十多年在员工、贷款规模和雄心壮志方面的不断扩张，世界银行开始显现出战线拉得过长的问题。这个机构的反贫困之战，如同麦克纳马拉在越南的反共战争一样，被证明是力所不能及的。

假如没有外部的压力，麦克纳马拉也许还会继续战斗，他一面在每年的世行秋季年会上鼓吹发展事业，一面督促着员工不断搞出推进发展事业的新办法。但是，外部的压力不期而至－－以接连两次石油冲击的形式出现了。1973年麦克纳马拉在内罗毕发表讲话后，几乎紧接着就发生了斋月战争和阿拉伯石油禁运；原油价格大幅飙升，依赖进口石油的世行借款国突然间发现他们的贸易收支迅速恶化。有一段时间好像还有可能缓解痛苦。阿拉伯人把这笔意外之财存到西方国家的银行，结果信贷成本变低了，使国家可以借钱来进口商品。不过，这些国家迟早是要减少进口，增加出口，来偿还他们欠下的石油美元。1979年5月，也就是在伊朗革命引发了第二次油价暴涨后不久，麦克纳马拉在马尼拉发表讲话，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回应。他说，世行应该搞一些"结构调整贷款"，来缓解进口高价能源的冲击。为了创造贸易顺差，各国需要采取货币贬值的措施。为了摆脱石油贷款的负担，各国需要削减公共支出。这两项调整肯定都是痛苦的，世行将随时准备为改革者提供支持。

两种野心的故事（13）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建议。麦克纳马拉曾经主持了世行项目主导模式的全盛时期，他相信农业培训和灌溉系统可以直接改善贫苦老百姓的生活。现在，他提出要从项目贷款转向支持宏观经济调整的贷款－－而且还是会给贫苦人民带来艰辛的调整。虽然还剩下两年时光，但麦克纳马拉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世行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一个扩张型议程的时期－－一个从人口控制到贫民窟改造，再到农业研究，各类活动无所不包的时期－－正在让位于一种新的集中以汇率政策、预算平衡和其他宏观经济挑战为重点的时期。在此后的十几年，麦克纳马拉本无恶意地提出的"结构调整"变成了一个激烈的战场。

在马尼拉讲话的那一年，沃尔芬森也在与债务调整搏斗，尽管是从一个不同的有利的角度。70年代的廉价信贷不仅引诱了各国政府，也引诱了公司企业，而且留下的后遗症同样令人痛苦。到70年代末，象征美国超强制造业的伟大偶像克莱斯勒公司债台高筑，已经是在苟延残喘。1979年夏天，克莱斯勒公司的民间传奇英雄老板李·艾科卡卑躬屈膝地跑去华盛顿，恳求联邦政府搭救。

沃尔芬森当时已经在萨洛蒙兄弟公司任职。在没有得到施罗德第一把手的位置之后，他也可以留下来甘当老二；但是，正如十年前在澳大利亚时一样，他宁愿离开这个公司和国家。1977年，沃尔芬森与施罗德公司谈成一笔可观的辞职补偿金后，离开伦敦来到纽约发展，纽约是一个能够正确认识哈佛商学院毕业生价值的城市。他与萨洛蒙兄弟公司签了合同，这是一家粗粗咧咧的贸易公司，老板在他身上看到了某些有用的国际化的文雅气质："他还会说法文呢！"一位前同事回忆起当时的惊愕。当年曾到萨洛蒙兄弟公司采访沃尔芬森的一位澳大利亚记者对沃尔芬森与他的新公司之间的鲜明对比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纽约广场大厦的一层楼上，交易员们在电视屏幕前汗流浃背，冲着电话大叫大嚷，塑料杯里的咖啡洒了一地：这是萨洛蒙兄弟公司的业务核心。而在另一层楼上，新组建的银行公关团队在向客户讨好献媚：一个男管家随时为客人脱去大衣，用考究的细瓷咖啡具端来咖啡。作为公司财务部的新主管，沃尔芬森是萨洛蒙兄弟公司贵宾部的外籍负责人。

克莱斯勒公司的崩溃使得沃尔芬森得以展示他高雅仪表以外的更多才能。向华盛顿求救两个月之后，克莱斯勒公司聘请了沃尔芬森来帮助抵挡债主，并最终说服他们同意接受债务重组。这近乎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在正常情况下，债务重组都是借助破产法来实现的：法官责令银行放弃部分贷款。当时，克莱斯勒公司拒绝走这条路，理论是这样做就不会有人从破产的汽车公司买车了。于是，落在沃尔芬森肩上的任务就是说服银行，在自愿的基础上取消价值十亿美元的贷款，而且还要以一种公平地分担痛苦的方式来做。他从未像这次这样如此卖力，他在遍布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四百多个债主中穿梭往返；他一度因内出血而病倒，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但文件资料从不离身。当交易接近完成时，还有少数几个小债主拒绝接受；财政部长威廉·米勒不得不亲自出马，给堪萨斯州小石城的双城银行行长打电话，而另外两个钉子户则在工会的示威游行压力下屈服就范。1980年6月，他的辛苦奔波终于有了结果。沃尔芬森引导债主们达成了一个重组协议，财政部长对"美国历史上最复杂的融资运作"大加赞赏。《纽约时报》在报道签字仪式的头版文章里，介绍了使这一切得以发生的四方脸的无名银行家。这位四方脸的人物评论说："过去十个月这里没人有过个人生活。"

两种野心的故事（14）

沃尔芬森突然之间的出人头地，恰逢天时地利。麦克纳马拉年近65岁，正在安排接班事宜。他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了沃尔芬森。沃尔芬森在澳大利亚期间的老主顾莫里斯·斯特朗是麦克纳马拉在环境问题上的知己，斯特朗把沃尔芬森介绍给了巴巴拉·沃德，沃德是一位杰出的发展思想家，也是麦克纳马拉的密友。沃尔芬森陪同斯特朗和沃德在日内瓦附近的山间散步，把高境界的环境问题讨论与直接欣赏环境的魅力完美地结合起来；他还加入了促进贫困国家计划生育的人口理事会的董事会，并担任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换句话说，他是发展大辩论的热心的业余参加者，在克莱斯勒危机期间也是华盛顿的频繁访客。由于这些原因，或许还有参与者记不起来的其他原因，麦克纳马拉把沃尔芬森列为世界银行行长非美籍候选人名单的首选。这个名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定的，因为几乎肯定最终是要选择美国人担任的。但是，麦克纳马拉邀请沃尔芬森去做客，领他参观办公室和泊车位，给了沃尔芬森一种印象，好像他的确有机会来接班。

沃尔芬森兴奋不已。作为投资银行家，他常常参加世界银行的年会；世行年会是策划交易和招待客户的好机会，因为世界各国财长的出席吸引了一大批腰缠万贯的公司企业和投资者。70年代期间，沃尔芬森曾是被麦克纳马拉的演讲感动得热泪盈眶的众多听众之一，想到自己有可能接替这位伟人的位置，使他激动不已，备受折磨。为了增加自己获得提名的几率，沃尔芬森不惜放弃了自己的澳大利亚国籍：在卡特政府里一个熟人的帮助下，他在两周内预约到一次入籍面试，并在纽约花了整整一个周末来背诵一本列有美国历届总统姓名和州府名称的小册子。当他去接受面试时，他被人领着越过排队等待的人群来到后面的一个特殊的房间，在房间里，一位彬彬有礼的女士请他签了一张纸。然后，女士说，你已经通过了文化考试；现在请你告诉我第一届总统的姓名。沃尔芬森回答之后，女士祝贺他已经成为一名美国公民。这位新公民抗议说，他花了几个钟头来准备关于州府的问题。但那位官员态度坚决地说，面试已经结束了。

然而，不久之后，另一件事也结束了。一天早晨，在纽约他们家的公寓，伊莱恩·沃尔芬森起床后，到门外把报纸拿进来；她只扫了一眼大标题，就赶紧跑回来找到她的丈夫。

"看来你根本当不上世界银行行长了，"伊莱恩告诉他。那一天是1980年10月31日，卡特总统宣布任命了另一位候选人。

世界银行杀手（1）

詹姆斯·戴维·沃尔芬森有很多缺点，这些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但是，他有一个主要优点必须先说清楚：他确实是想当世界银行的行长。他并不是表现得含糊其词辞或羞羞答答，或者是以一种遮遮掩掩、貌似成熟的方式。他是怀着一千万度的热情，怀着使他成为奥运会运动员、华尔街巨子和演技娴熟的大提琴家的同样超强和压倒一切的强烈欲望，希望得到这个位置。"你必须要有一种对发展的强烈的激情，而我有一种不断增长的强烈的激情，"沃尔芬森有一次这样说："这就像一种新的爱好，我想的全是它，早上醒来时想的是它，晚上睡觉时想的还是它。"

你可能想象，每一个胸怀大志奋力拼搏并最终登上世界银行行长宝座的人必定都是热切渴望得到这个职位的－－他们必定都是进行了谋划、竞选和运作，凭借出类拔萃的简历战胜了一些对手，又靠着诡计多端击败了另一些对手，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大千世界要比这更稀奇古怪。尽管世间恐怕再没有比帮助数十亿人摆脱极度贫困更令人兴奋的事业了，尽管麦克纳马拉的雄心壮志使得世界银行成为这场战斗的中心角色，但领导世行的人却往往是那些在过去多年的辉煌生涯中完全无视它的人。当机会送上门来－－当他们得到机会领导这个处于我们时代的最大议题之一的中心位置的机构时－－这些人以高贵的姿态欣然从命，他们可真好。但是，当他们走马上任时，绝没有罗密欧来到朱丽叶阳台下时的急切心情。

吉米·卡特总统1980年没选沃尔芬森而选中的阿尔登·汤姆·克劳森，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不紧不慢的行长。克劳森一辈子都在美洲银行效力，1970年以后一直担任总裁；美洲银行的业绩不坏，但由于总部设在经济繁荣的加州，因此并不显得特别突出。克劳森在给贫困国家贷款方面有些经验，但他对发展几乎一无所知；他可以判断厄瓜多尔的信贷质量，但他从没有理由要考虑厄瓜多尔普通农民工的卡路里摄入量。此外，他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想离开私营银行业的愿望，他干这个行当已经有三十多年了；第一次被问及是否愿意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时，他的回答是自己没有在公共部门的工作经验，也并不迫切希望获得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卡特总统下定决心要找一个民主党可以接受而共和党也认可的候选人；民意测验明确显示罗纳德·里根不久就会入主白宫。1980年8月，麦克纳马拉亲自来到加州说服克劳森重新考虑一下，两个月后，卡特总统宣布选定这位传统型银行家来管理一个只是名字叫做银行的机构。1981年7月克劳森走马上任，从此，一个初涉发展领域的新手成了全世界发展事业的首席发言人。

五年之后，挑选克劳森的接班人的方式就更奇特了。对世行及其使命不感兴趣的里根政府拒绝让克劳森连任，可又不知道更喜欢谁。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不肯接受这个职位。其他一些类似的人选也一样。里根的幕僚们开始担心，如果他们不能尽快提出一个候选人，欧洲人就有可能抢先提名，这样就会打破世行领导人一向由美国人担任的传统。突然之间，里根班子开始关心起这个问题来了：尽管他们对世行漠不关心，对美国的特权和权力他们可是十分热爱的。所以，时任财政部长的詹姆斯·贝克给一位退休的纽约国会议员打电话，请求允许提名他作为候选人。

这位前国会议员名叫巴勃·科纳布尔。一个能影响世界议程的机会摆到了他的面前，可是他丝毫也不感到兴奋。他不想再回华盛顿，他曾在那儿的国会任职了二十年；他也不想丢下他的嗜好。他满心想的是兽皮帐篷和箭头；他是一位业余的历史学家，潜心研究纽约州手指湖地区的美洲土著居民的历史，热衷于收藏相关的文物。和他之前的克劳森一样，他对贫困或发展一无所知，也不希望了解。他坚决拒绝被考虑作为世界银行行长人选，直到贝克向他保证，提名他仅仅是一个策略，只是为了表明财政部并非没有人选，他才勉强同意。两周后，贝克给科纳布尔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他说："巴勃，我很遗憾地通知您，您是我们能够达成协议的唯一人选"。

世界银行杀手（2）

科纳布尔继续表示抗议。他声称自己完全不符合条件，这样说倒也算诚实。他模模糊糊地希望，自己在国会的投票记录也许会阻止自己担任这个职务；世界银行在他的心目中是如此无足轻重，以至于他都不记得在涉及世界银行的问题上自己投的是赞成票还是反对票。不过，到头来他的投票记录并未成为障碍。贝克力劝科纳布尔接受，理由是他的拒绝可能会令欧洲人伺机篡夺美国的一项传统特权，这时，这位老国会议员让自己的责任感占了上风。1986年3月，科纳布尔的任命公诸于世，全世界都感到大惑不解。一位《经济学人》杂志的记者通过电话调查人们对此的反应，很多人反问道："巴巴拉是谁呀？"

世界银行最高层的软弱－－连续两届行长对发展问题一无所知－－给来自世行以外的挑战火上浇油。恰如20世纪60年代初对发展的乐观看法促使世行采取了扩张型方针一样，80年代里根-撒切尔时期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又使世行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左右两派双面夹击之中。右派攻击世行是一个庞大臃肿、人浮于事的公共机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贝里尔·斯普林科尔还专门找人搞了一份报告，以确定世行是否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与此同时，左派则更狂热地抨击世行，指责它把自由市场的正统观念硬塞给贫困国家。一个机构同时遭到左右两派夹击的情形是很少见的。但是，世行一方面是一个公关机构，另一方面又在鼓吹自由市场改革，因此它确有条件同时成为两个政治极端的靶子。

在这种意识形态氛围中，麦克纳马拉提出以"结构调整"贷款作为对石油冲击的务实性对策就变得颇具争议了。世行敦促发展中国家实行货币贬值是对的，他们在1973年的石油冲击后早就该采取这种对策了；国家只有增加出口才能负担得起高昂的油价，这就意味着要通过降低汇率来提高商品竞争力。世行同时还敦促发展中国家削减政府支出，这是一项严厉却无法避免的对策：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早已是入不敷出，寅吃卯粮。一点一点，这两剂核心药方逐渐扩大：世行开始敦促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降低贸易壁垒，放开物价，总的来说要摒弃许多国家在过去二十年奉行的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贫困国家没有多少选择，只好遵从或者起码承诺要遵从。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一致行动，拒绝向不听从他们建议的国家提供贷款；而如果布雷顿森林姊妹机构拒绝贷款，美国和欧洲的援助国也不提供援助。

向贫困国家施压以迫使他们改革被冠以正当理由。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放第一批结构调整贷款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对预算毫无节制，拼命印钞票来支付政府开支。1982年，也就是墨西哥对国外债权人出现拖欠的那年，墨西哥的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70年代的20%猛增到非同寻常的45%；与此同时，在巴西和阿根廷，印钞的习惯使通货膨胀率飙升至三位数。发展"融资缺口论"鼓吹经济进步依赖于苏联式的固定资产积累，促使各国大力兴建国有工业；尽管东亚的经验表明，发展中经济体采取有限的政府指导并不一定是坏事，但是拉美和非洲国家一意孤行酿成大错。东亚的模式是支持成功的出口产业；他们利用国外市场来测试企业的实力，从而避免了为亏损企业垫底。但是，拉美和非洲国家支持的却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内销产业；由于国内市场往往受到贸易壁垒的保护，使得旗舰企业得以逃避对他们效率的竞争性测试。很快，拉美和非洲国家就发现他们把大量补贴源源不断地投入一些大而无用的工厂。在20世纪60年代，加纳政府建的制鞋厂、糖厂和玻璃厂从未投产；在建起的一个制药厂里，实验用的动物生活条件比大部分加纳人还好。在70年代，秘鲁对国内大部分产业实行了国有化，让一些没有管理能力的军官来接管。当世界银行及其盟友说这些政策应予终止时，他们只不过是在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世界银行杀手（3）

问题是，世行把它的合理建议包装在福音书式的市场言论里。世行重复着它的华盛顿大股东（在较小程度上还有伦敦和波恩的保守党政府）的自由市场信念，声称结构调整用不了五年时间；调整之后，放开的物价将会吸引私人投资；增长就会出现回升，贫困就会相应减退。这种承诺就像许多发展承诺一样，被实践证明是太过乐观了。拉美地区的人均收入在70年代出现39%的增长后，80年代降低了10%；非洲的人均收入在70年代增长9%后，80年代降低了11%。识字率和婴儿死亡率等人类发展的衡量指标继续改善，不过在政府大幅度削减开支的情况下很容易忽略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督促采取的预算紧缩政策在赞比亚、摩洛哥、玻利维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引起了骚乱，在苏丹加速了一届政府的倒台。世行被指控开出的是毒害穷人的毒药；在一大部分公众舆论看来，这种抨击听起来很有说服力。

过分兜售结构调整且不说，世行接着又出现两个失误，更是错上加错。在克劳森的领导下，世行基本上已经背弃了麦克纳马拉的反贫困言论，认为这是毫无道理地从纠正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挑战上转移注意力；世行这种公开的信息改变，使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形容为毫无同情心。同时，世行做的另一件授人以柄的事，就是给美国的冷战盟友扎伊尔等国大量贷款，说是用来支持结构调整。这些借款国十分清楚，他们能够获得世行贷款，完全是取决于地缘政治而不是经济政策，所以他们觉得根本没有必要把与世行的技术官员谈成的改革措施付诸实施。所以，随之而来的是双方虚伪的保证。借款国假装答应进行经济改革，而世行假装相信他们。

其结果对世行的信誉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作家苏珊·乔治和法布里兹欧·萨贝利在几年后这样总结了一般人对结构调整的看法："几乎每个附属于非政府组织的人都认为，调整是一场无法缓解的社会和生态灾难。"克劳森对麦克纳马拉反贫困言论的有意贬低，给了世行一个毫无人情味的技术官僚面孔，即使科纳布尔在80年代后五年重新强调反贫困，但要想消除人们对世行实际动机的普遍怀疑已经太晚了。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坐着头等舱从华盛顿飞到第三世界某个国家的首都，把钱交到一个腐败的铁腕人物手中的形象，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公众的心目中了：结构调整被看成是官僚与独裁者之间的不法契约。事实上，大多数世界银行员工之所以加入这个机构，是因为他们想要战胜贫困；假如他们优先考虑的不是这一点，他们原本可以带着经济学博士学位去高盛或者麦肯锡公司任职。但是，假如你听信批评者的话，就很容易得出一个印象，好像世行的官员每天早上醒来，一心想的就是如何去巩固地球上各个角落的贫困现象。

这种敌视态度的崛起，折射出国际舞台上一个新角色的影响日益增大，这个新角色就是非政府组织。这些具有创业头脑的组织十年后借助互联网逐渐为公众所认识，他们业已闯进公共政策辩论，常常在报纸和议会的争论中获胜。他们往往规模很小，但总是来势凶猛；他们常常对世界银行等大机构群起而攻之，就像小人国的迷你战士一样，把格列佛的手脚捆绑起来，把箭射满他的全身。1987年9月，非政府组织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要求世行把重点更加集中在贫困问题上；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一份声明竟然征集到了起码153个美国众议员加上44个参议员的签名。1984年受雇于世行来帮助管理非政府组织关系的柯丽思·齐德勒回忆说，这种挑战在当时显得十分陌生。每当非政府组织在世行大楼外举行抗议的时候，前台的保安就会惊慌失措地给她打电话。"齐德勒女士，你的No-Go（非政府组织的英文缩写为NGO，这里说的No-Go表示世行一般工作人员对非政府组织不了解－－译者注）们又在吵吵了，"他们发牢骚说："请您过来和他们谈谈吧。"

世界银行杀手（4）

最难对付的非政府组织来自环境运动，在80年代期间从政界的边缘进入主流。世行在这方面应当受到批评－－1985年它只雇了五名环境专家，对于一个资助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对环境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机构来说，只有这么几名环境专家简直是荒唐。非政府组织集中力量攻击几个在环境方面出了问题的贷款项目，他们派遣调查人员搜集森林被毁的图片证据，说服国会举行听证会，总的来说是让世行初次尝到了专业对手的苦头。被这些活动分子搞得轰动一时的是一个叫做勃洛诺若艾斯特的项目，这是一个在麦克纳马拉领导下开始酝酿的开发巴西亚马逊河支流领域最贫困地区的项目。从1981年开始，世行提供了近5亿美元贷款给这个公路建设和殖民化的项目；几年之内，5万平方英里的雨林被毁，面积差不多相当于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当地的许多土著居民死于疾病或暴力冲突。世行反驳说，像这样的项目假如政府自己搞，结果也许还会更糟：世行的勃洛诺若艾斯特项目设计起码还要求建立多个印第安人保留地、两个生态保护区和一个国家公园。但是，无论世行如何辩护，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它资助了一场环境大灾难；继结构调整之后火上浇油，使世行名声扫地。1987年，世行承认，它在勃洛诺若艾斯特项目上"栽了跟斗"，并接受批评者的意见，成立了一个环境部门。

假如有更强悍的领导，世界银行也许就能安然度过80年代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也许就能更加灵活地应付非政府组织小人国的崛起。然而，在1951-1980年只换了三任行长之后，世行在80年代的掌门人却是两任短命的老板，还给它留下了长期的问题。"一般国会议员都不了解世界银行，"科纳布尔说，"而我就属于一般国会议员。"

你翻看沃尔芬森基金会的照片资料时，会发现在1980年前后发生了一件事。80年代初－－当世界银行开始结构调整和克莱斯勒的故事进入引人入胜的高潮之际－－沃尔芬森也到达了一个转折点：这一点在他的外形上表现得很明显。当年那个五官棱角分明、黑发浓密的俊朗的奥林匹克健将，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他的脸变宽了，脖子变短了；头发也长了，夹杂着缕缕白发，还时常乱蓬蓬的。

1981年1月，也就是卡特总统没有选他担任世界银行行长一职的三个月后，沃尔芬森到医院做一个小手术，需要在胳膊上输血。他还是一如既往工作不离身。他的一只胳膊上插着针管的同时，另一只空着的手里还抓着电话听筒，和几个克莱斯勒公司的经理同时通话。通话结束了，他放下电话，眼睛望着上面的天花板。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意识到，该是重新考虑的时候了。"

开始重新考虑后的第一个决定是离开萨洛蒙兄弟公司，到1981年秋天，他与萨洛蒙兄弟公司友好地分了手。在他的银行生涯里，这是沃尔芬森第三次辞去一个现成公司里的高级职务；也是第三次出现了他与其他高管产生摩擦的传言。沃尔芬森坚持说这种传言纯属无中生有，不过，萨洛蒙兄弟公司的老板约翰·古特弗罗恩德后来曾对一个采访者恼火地说："萨洛蒙公司的客户全都把他们自己当成沃尔芬森的客户了。"沃尔芬森把跟萨洛蒙兄弟公司的分道扬镳变成了一场胜利。运气使然，他的离职决定刚好与萨洛蒙公司解散合伙人的决定巧合，萨洛蒙公司向共同拥有公司产权的上层经理支付了巨额股利。对沃尔芬森到底拿到多少钱有各种各样的报道，说800万、1000万、1200万和1400万美元的都有。根据他本人的回忆（他声称不一定很准确，在这件事上有点让人难以相信），他拿到了1000万美元－－是他四年前购买合伙权投入的10万美元的百分之一的回报。

世界银行杀手（5）

沃尔芬森用他新到手的上千万美元来实现一个多年的夙愿：创办自己的公司，并以一种能够把他迥然不同的兴趣音乐、慈善和金融统一起来的方式进行管理。"我脑子里一直有这么一个形象，一栋褐砂石的小楼，10个客户，楼上摆着一架钢琴供我练习，还有一把大提琴，有一两个人负责我公司业务以外的事务，"沃尔芬森日后这样说。在当时接受采访时，沃尔芬森还谈到了一点：他厌倦了给别人当顾问，想投资做自然资源和房地产，用自己的钱来做。他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继续到目前为止的生存方式。"我做了二十年的推销员，四处奔波，"他说："已经足够的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打一个业务电话了。"

沃尔芬森创办的公司介乎于他的过去和他想象的未来之间。他并没有找一栋褐砂石的小楼；楼上楼下的结构不适合作为办公室，而且他认为租金太贵。他的公司就在公园大道的一个套间里开张了；门上镶着醒目的金属字母"詹姆斯·D·沃尔芬森公司；门镜就暗藏在沃尔芬森名字的第一个"O"里。当一位作家在公司创建初期登门拜访的时候，接待处挂着的一幅略带色情意味的绘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他再度顺访的时候，那幅画已经不见了。"我想我最好还是把它摘下来，免得吓着客人，尤其是英国人，"沃尔芬森解释说。

尽管他雄心勃勃要摆脱给人提供咨询，但是沃尔芬森简直是太善于构建网络关系了，退步抽身谈何容易。他很少会遇到一个总裁而不把他牢牢锁定，与他心灵相通，提到另一位可能成为良好的合作伙伴的总裁；后者也许是来自他的无数慈善爱好的熟人，也许是他打网球的球友。很快，自然资源或房地产的想法就都置之脑后了；沃尔芬森新公司的真正业务是为一个有选择的名单上的客户提供服务，这些客户每年支付25万美元的年费。作为回报，头十名客户－－包括四家美国公司、四家澳大利亚公司和两家德国公司－－获得了随时请沃尔芬森和他的几位同事提供咨询的特权。这标志着沃尔芬森所激发的信任感－－也是华尔街的大公司缺乏的信任感－－越来越多的客户认为这笔交易很合算。

沃尔芬森的公司很快就成了反映他个性的一面镜子。沃尔芬森早期的雇员之一雷·戈尔登回忆说："你永远想不到会在大堂里碰到谁。你也许会碰到卡特或者荷兰女王，或者是一位歌剧明星，或者是一位著名的篮球健将，或者是哈莱姆的一个舞蹈团，或者是一位南美国家的总统。"有些来访者是来谈生意的；其他人是沃尔芬森在音乐和慈善圈子里的熟人；他们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公司拿出利润的一大块来捐赠各种慈善事业，而这些项目在管理层会议上是"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与购并项目一起讨论的"，沃尔芬森夸口说。的确，这些项目对业务是有利的。慈善机构的董事会是邂逅大人物的有利场所，而认识大人物就会带来大生意。赚钱与捐赠融为一体。

1988年，沃尔芬森出人意料而成功地把他年轻的公司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他击败了多家对手，聘请到了即将卸任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这是一个典型的胜利：个人魅力与成交的本能兼施并用，沃尔芬森把一位近乎传奇式的金融高官引诱到了他的小公司。沃尔克还记得在纽约上州一个朋友家里邂逅沃尔芬森的情景；沃尔芬森滔滔不绝地大谈他的新公司，不知道什么缘故，一切听起来都那么令人兴奋。当他稍后离开美联储时，他就重新开始了和沃尔芬森的讨论，那时他与沃尔芬森几乎不认识；还是那种具有传染性的热情吸引了他，奇怪的是相比之下那些更恢宏的大公司的提议似乎都缺少诱惑力。最后，沃尔芬森答应沃尔克他可以在从事银行业务的同时去普林斯顿大学教书，从而一举成交。沃尔芬森比他的对手更善于追逐他的目标，更懂得怎样投其所好。

世界银行杀手（6）

沃尔克的加盟把两个人名片夹合在了一起，很快，沃尔芬森公司的接待室里门庭若市。有一次，福特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和克莱斯勒公司的董事长前后脚来到公司，一个来见沃尔克，另一个来见沃尔芬森；接待员赶紧采取措施防止两个冤家对头撞到一起。不过，尽管沃尔克有着董事长的头衔，但对于谁是背后的驱动力是毫无疑问的；那个名字用金属字母镶在大门上的人具有对关系学的敏锐感觉，无人能比，沃尔克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在他当初决定加盟沃尔芬森的时候，沃尔克的妻子向他保证说，不出几日，他就会把沃尔芬森玩于股掌之间。不过，虽然这种预言是基于对沃尔克多年生涯的充分了解，但却被证明是完全错了。认识沃尔克的人

－－但不是他当作朋友的人－－会到他的办公室来拜访他，他们会正儿八经地讨论业务。但是紧接着，沃尔芬森就会从门口探进头来，很快，沃尔克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下级员工在旁听一场会谈。在开头的一阵寒暄说笑之后，在互相提起一些名人之后，沃尔芬森就会邀请美联储主席的客人到他在怀俄明的别墅去做客，或者也许是去卡内基音乐厅听音乐会，或者可能是和他一起去阿拉斯加钓鱼。沃尔克十年的老熟人一刻钟工夫就变成了沃尔芬森公司的朋友。

你也怪不得客人。沃尔芬森毕竟是卡内基音乐厅的董事长，甚至还在那儿演奏过：还有谁比他更适合一同去听音乐呢？同样，还有谁更适合邀请你一同去钓鱼呢？每年夏天，沃尔芬森都会组织一批客人从纽约飞到安克雷奇，再从那里乘坐海上飞机飞到阿拉斯加的野外。他们中既有音乐界的朋友，也有金融家，父亲们常常带着儿子同去；上午去钓鱼，夜晚围着篝火聊天，感觉十分惬意。当时主管英格兰银行国际业务的安东尼·洛尼斯还记得听著名大提琴家和指挥姆斯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带着浓重的俄罗斯口音讲了一连串的黄段子，引得大家咯咯讪笑个不停。另一年，酷爱钓鱼和打赌的澳大利亚大亨克里·帕克坚持说，他可以把鱼饵甩得比主人更远。对方接受了打赌，安排了一场比赛；在每人甩了三次之后，沃尔芬森宣告获胜。帕克愉快地支付了赌债，就是负担沃尔芬森全体客人整个一周的钓鱼费用。

像这样的冒险之旅使客户成了忠实的朋友－－也招致了竞争对手大量的冷嘲热讽。沃尔芬森被看成是一个带着名片夹的阿谀谄媚者，一个绣花枕头。据说那些喜欢追求花瓶老婆的虚荣心十足的公司大老板们一下子都迷上了这位"花瓶"银行家。"他三分之一是心理学家，三分之一是礼宾部主管，三分之一是企业顾问，"1992年《商业周刊》引用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的话说；"如果你的喷气式飞机坏了，他会把他的借给你。"吹毛求疵的批评疏忽了沃尔芬森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华尔街上的大公司都受到利益冲突的制约；他们通过组织并购获得酬金，所以他们总是主张并购。与此相反，沃尔芬森主要赚的是客户的年费－－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做一些交易－－他的公司把反对看上去没有前途的交易视为关系到自身的荣誉。有一次，雷·戈尔登应一个客户的要求安排卖掉一个子公司－－这笔交易的手续费至少值300万美元－－但是戈尔登回答说，这笔交易不合理；于是客户接受了他的建议，等待将来有更好的出价。沃尔芬森的另一个合伙人也讲了一些类似的故事；杰夫·戈尔斯坦日后跟随沃尔芬森一起加入了世界银行，他回忆说，"十次里有九次，我们告诉客户不要做某一笔交易，"而且，公司的忠诚准则常常要求公司在新老客户之间出现直接竞争的情况下拒绝新客户。沃尔芬森放弃的费用越多，客户就越忠诚，所以，放弃的费用不久就会一分不少地赚回来，而且比原来还多。

世界银行杀手（7）

到1990年，沃尔芬森已经取得了超出想象的成功。詹姆斯·D·沃尔芬森公司派生出一个分支，叫做富士沃尔芬森，专门跟日本人做生意，不久又派生出一个欧洲分部，叫做罗斯柴尔德·沃尔芬森公司，鉴于多年前比尔·沃尔芬森曾担任过罗斯柴尔德的秘书，这个时刻尤其令做儿子的感到志得意满。沃尔芬森同时还兼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和卡内基音乐厅的董事长，不久后卡内基音乐厅的一个侧厅以沃尔芬森的名字命名。沃尔芬森也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顾问；他担任过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的董事，获得过"同性恋健康危机杰出先驱慈善奖"。出于他与杰奎琳·杜普丽的友谊，他为防治多发性硬化症募集了数百万美元的捐款，他坚持继续练大提琴；他出门时常常购买两张协和飞机的机票，以便随身携带笨重的乐器同行。他担任了那么多的董事职务，认识那么多的人，以至于被认为是从不睡觉的人。然而，当沃尔芬森受到邀请担任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长的时候，他仍然无法抵挡其诱惑。

这一切都显得有点疯狂。当时报纸的人物特写开始提出一个新问题：是什么动力推动着沃尔芬森如此拼命？有人估计他每周有40个小时花在自己的公司，再加上大约30个小时投入卡内基音乐厅和其他业余爱好；在别处干了一整天之后，他晚上会来到自己的公司，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朋友们琢磨着这是不是让沃尔芬森感到快乐；他早已过了需要赚钱的阶段，更多的钱不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变化，他的摊子铺得太大，以至于没有时间来充分品尝各方面的丰富经历带来的乐趣。"我不知道是什么在推动着他。我猜想是得到承认，"安德鲁·奈特说，他本人也是一个具有传奇动力的传媒业高管。不过，还有其他一些奈特没有提及的可能性。或许，父亲化作天使仍然在沃尔芬森的头顶盘旋。或许，就像沃尔芬森日后所说的，他就是觉得一切事情都很有意思。或许，只是或许，接受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职务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自从1980年他初次与世界银行失之交臂之后，沃尔芬森就一直在觊觎公职。

肯尼迪中心给沃尔芬森提供了一个跃入华盛顿的跳板，一个让他像追求纽约公司老板们一样寻求政界支持的契机，从而也许就能赢得"一个独特的职位……从而对世界上的整个一部分人产生影响"，他曾经这样来描述世界银行行长的职位。沃尔芬森接受肯尼迪中心的职位时，即1990年3月，科纳布尔的第一个任期恰好还剩下一年；当时已经很清楚，他不太可能连任。这个沃尔芬森为之放弃了澳大利亚国籍的职位不久就会虚位以待。肯尼迪中心董事长本身也是一个极好的职位，可能还会成为通向未来的一个垫脚石。

假如沃尔芬森当初是这样希望的，那他就大失所望了。科纳布尔在世行的任期将满时，一度曾经有过对沃尔芬森可能成为候选人的猜测，不过到最后终成泡影。在面临着明显需要为沉疴在身的世界银行挑选一位有活力的领导人，一位能够阐述崭新的远景目标的人选的情况下，乔治·布什总统的政府经过长时间而艰难的商议之后，任命了刘易斯·普雷斯顿。

刘易斯·汤普森·普雷斯顿是一位出身高贵的圣公会教徒，生在纽约，在哈佛大学受教育。二次大战期间，他17岁入伍，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曾入选美国的奥运会曲棍球队；在摩根大通公司工作了四十年。他是一个功成名就的老派华尔街人，他规规矩矩的仪态举止像是刻意而为，就是为了让最小心翼翼的客户相信，他们的钱会得到谨慎的照管。他的聪明睿智、彬彬有礼和内在刚强把他推上了领导职务；1980年，他登上了摩根大通公司的总裁兼董事长的宝座。1989年，当普雷斯顿放弃他的总裁职位时，摩根公司已经力克群雄，成为在整个拉美债务危机的黑暗年代里唯一一个保持三A信用等级的美国大型贷款机构。摩根是美国出类拔萃的商业银行，普雷斯顿是美国出类拔萃的商业银行家。

世界银行杀手（8）

不过，普雷斯顿是否就是担任贫困世界首席代言人的材料，我们仍不得而知。他习惯于在私下运用权力，躲在幕后；他躲避聚光灯。他讨厌对大批听众演说，连念讲稿都有困难；他眼神不好，患有阅读障碍症。他在开会时，往往半截眼镜从鼻梁上滑落下来，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他很清楚别人需要听到他的话。有的时候，他干脆一言不发，让来访者从他的眼睛里寻找答案。"他没有表示反对呀，"一个新手在和这位大银行家的一次会晤后说，可是一个擅长对此人察言观色的老手却告诉他，普雷斯顿的反对态度是坚决和不容更改的。

摩根公司以作为最谨慎从事的银行为荣，所以这些都不会成为普雷斯顿飞黄腾达的障碍。但是，世界银行作为一个媒体关注的公共机构，问题就不同了。驰骋公共讲坛的天分，与不客气的批评者公开争吵的能力，对全球贫困大辩论中感情赌注的感觉：在世界银行，所有这些都比华尔街令人生畏的一纸简历更为重要。在世行成立初期，任命一位金融家担任行长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只有在资本市场上筹集到成本低廉的资金，世界银行才能发挥效力。但是，到1991年普雷斯顿上任时，世行已经享有所能达到的最高信用等级，而且已经拥有多年。其他的素质就更为重要，而普雷斯顿不具备这些素质。

普雷斯顿是怎样得到世界银行的职位的，为什么他会得到这个职位，多少还是一个谜。主要的一种说法是，老布什对于像他本人一样具有贵族血统的二战老兵比较放心；而普雷斯顿的责任感迫使他接受了总统提议的职位。无论是什么情况，显而易见，普雷斯顿入主世界银行，决不是因为他对世行的作用有迫不及待要付诸实施的愿景；他对愿景这件事的迫切性也折射出任命他的那个人对愿景的迫切性。他躲在世行总部大楼12层上的行长办公室里，门口把守着帕特·奥哈拉，奥哈拉是在摩根公司跟随他多年的忠实秘书。奥哈拉挥舞着一支铅笔，一个《经济学人》杂志社的皮面大日记簿；她每天安排两三个约会就觉得足矣了。即使在担任行长两三年之后，普雷斯顿乘世界银行的电梯从12层下到底层，居然还不会被人认出来。很难相信，一个如此隐秘的人，能够对这样一个公关机构带来任何灵感和激情。

与80年代初的克劳森不同的是，普雷斯顿谨慎地宣布，贫困是世行的"至高无上的目标"。但是，他完全没能有力或令人信服地传达这个信息。在他上任初期，他试图回避记者，这表明他缺乏引起公众注意的才能；他很少接受采访，偶尔接受一次也会后悔不已。一位被请进他顶楼办公室的《纽约时报》作家，描写了他"懒洋洋地靠在木质雕花沙发的一角，"对他那些价格不菲的野生鸟类绘画比对战胜全球贫困兴趣更大。两周后，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普雷斯顿宣称，"我对公共讲坛毫无兴趣，"作为一个占据着敦促采取反贫困行动的世界最佳讲台的人，真可谓出言惊人。一个月后，普雷斯顿又接受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巴特·罗恩的采访。罗恩抛出一个通常会被公众人物击出场外的那种球：罗恩问道，普雷斯顿为什么要承担起世界银行的挑战呢？普雷斯顿既没有说起贫困是对人类在道德上的侮辱，也没有提及欧洲后共产主义过渡带来的兴奋或恐怖，他仅仅回答说，在华尔街干了四十年之后，他想从事一项"公共服务"。

像这样的声明对谁都没有好处，尤其是对世行借款国的穷苦大众最没有好处。世行这个机构太容易受到批评，不可能对一个毫无沟通技巧的领导人无所谓，尤其是在这个机构一再受到勃洛诺若艾斯特之类争议事件的沉重打击的情况下。普雷斯顿任内闹得最凶的事件关系到印度的纳马达河谷开发，这是一个为4千万人提供饮用水、灌溉和发电的项目。纳马达项目被批评者抓住把柄，成为世行骇人听闻的"技术崇拜"的终极表现－－该项目要建四座大坝和数千座小坝；仅第一座大坝的建设就要搬迁4万户居民。该项目引起了热闹的抵制：有绝食抗议的，有威胁要自焚的，还有警察和抵制搬迁的村民之间的冲突。最后，世行请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布雷德福·莫斯对项目做一个独立审查，莫斯宣称他发现该项目的"实施有根本性的失误"，包括给搬迁户的补偿不足，违反人权，违背世行自己的环境方针等等。无论如何，普雷斯顿又花了一年时间才结束了世行对纳马达项目的资助，至此再想修复对世行形象的负面影响已为时过晚。

世界银行杀手（9）

同时失火的还有几处。普雷斯顿请专家对世行项目的质量进行了一次独立检查，检查结果就在执董会对纳马达项目举行投票的前一天对外公布。检查报告以灾难性的语调，把他壮着胆子要求进行检查，并希望以此获得的任何功劳一扫而光。"担心是有理由的！"报告开门见山，接着宣称不满意的项目比例已从80年代初的11%上升到1991年已完成项目的37.5%。对于这种质量下降有两个开脱的理由。项目的效果好坏部分是由经济气候决定的，而80年代的经济气候很糟糕。而且，"不满意"是一个主观的衡量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把项目结果与项目经理当初的承诺进行比较的结果；承诺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也反映出世行为把社会和环境目标纳入项目所作的努力，随之评分自然就会不断下降。但是，面对非政府组织的群起攻击，报告就等于向自己人证实了一件他们最担心的事情。世行的员工是一批危险的技术官僚，他们在为贫困国家开政策药方时的自负，倒是与他们表现出的无能十分契合。有史以来第一次，非政府组织开始想他们从不敢想的一件事："世界银行是不可改造的"，"地球之友"的一名代表1993年6月对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宣称，换句话说，解散它吧。

还有其他小插曲也助长了这种判断。1989年，世行执董会批准拿出1.86亿美元修建一栋新的总部大楼，可到了1993年5月，世行承认该项目需要2.5亿美元。没过两个月，这个数字又调高到2.9亿美元，不久就达到3.14亿美元，几乎比原来的预算高出一倍。批评者们当然不会忽略这件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世界银行还想在所有贫困国家设计基础设施项目呢，它连修建自己办公大楼的项目都管不好。与此同时，世行在1994年4月首次公开了一份关于移民的报告，从而陷入了更多的麻烦。1986年，世行承诺尽量回避移民项目，并在第二年从一个违规的印尼移民项目中撤出。这份由世行里对移民持批评态度的内部主要人士撰写的新报告，声称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然而，世行的批评者们正摩拳擦掌，准备战斗，他们对这个好消息只当没听见，而是指出在1986年-1993年期间，世行共批准了近200个涉及移民的项目，不过他们既没说明那些搬迁户得到了比过去好的待遇，也没说明在不进行搬迁的情况下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是不可能的。对世行合情合理的批评演变成了不讲道理的诽谤。

普雷斯顿的腼腆羞怯，他对公共讲坛的冷淡厌恶，他所担任的公共角色，在1994年9月最后一周世界银行的年会上，统统达到了顶点。在平常年间，世行年会是一项奢华的活动，以参会的投资银行家们一掷千金举办的豪华晚宴著称。1994年的年会注定会格外奢华：此次年会将庆祝世行成立五十周年，会有大量对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成立大会的回顾。此外，1994年年会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那里的清朗天气和欧洲的古老遗韵肯定会吸引比往年更多的人群前往。

早在普雷斯顿9月到达马德里之前，世行的员工们就已经很清楚，人群并非都是友好的。在世行五十周年纪念日临近之际，乐施会作为非政府援助组织的非官方领袖，谴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危害了可持续复苏和减贫的前景。"其他非政府组织也纷纷发表类似声明；报纸报道了他们的观点，他们上街抗议的声势越来越大。在经过了80年代里根-撒切尔时代之后，历史又在重演：1994年的民众情绪就像1970年民众情绪的回响，就像人们准备庆祝所谓"把GNP赶下台"时的感觉；在要求更直接地对贫困开战的一片呼吁声中，昔日对经济增长的强调被抛到一边。不过这一次，世行更加暴露无遗。在1970年，世行是处于潮流的前端，这还得感谢麦克纳马拉的言论。可是，四分之一世纪过后，世行与结构调整牢牢地拴在了一起，根本无法逃脱批评。的确，在纪念布雷顿森林会议五十周年之际，批评者们团结在"五十年足矣"的口号下，要求世行关门大吉。

世界银行杀手（10）

为了缓和乌云压顶、风雨欲来的局面，世行加大了公关力度。9月世行派了一位迷人时尚的南非人杰夫·兰普担任驻伦敦特使。英国可以说是反世行运动的震中所在，兰普9月初到任，在马德里年会前花了两周时间跟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讲世行并非弑婴的坏蛋。大约与此同时，世行还雇了擅长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政治运动的马克·马洛赫·布朗来接管华盛顿总部的沟通部门。布朗记得他刚到世行时，发现这个机构处于一种"惊恐"状态；马德里传来的全是不祥的消息。一个自称"另类论坛"的组织正在策划在马德里自治大学召开一系列会议，与世行年会分庭抗礼。另一个叫做"ASEED"（团结、平等、环境和发展行动的缩写－－译者注）的组织威胁说要设置交通路障；还有一些组织扬言要挡住会议代表进入世界银行会议中心的通道。"雨林行动网络"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上刊登攻击世行的广告；广告上是一个手拿讨饭碗的贫困妇女，大标题上写道："怎样借债十亿到头来无家可归。"布朗堵住普雷斯顿，说服他同意到华盛顿一家咨询公司接受演讲指导。然后他登上飞往马德里的飞机，准备投入战斗。

他不可能想象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当普雷斯顿一行的车队从机场驶进马德里市区的时候，他们发现公路的中间地带就像难民营；草地上搭起一排排破破烂烂的帐篷，每一顶帐篷里都是一群同样衣衫褴褛的抗议者。接下来的一天，"ASEED"在会议代表注册地点附近上演了一出"绝食"的闹剧；另一些裹着粗毛毯的人堵住了会议大厅的通道，声称他们的服装表示他们与被世界银行项目赶出家园的土著居民们团结一致。在马德里旧城中心的市长广场，一个头戴高帽的男人散发着假美钞。"我们想要引起通货膨胀，破坏货币供应，"他对一个提问的记者解释说。

普雷斯顿的第一场考验出现在10月1日，这天是星期六，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开始时，一切都进展顺利；一个准备用来投掷的"生日不快乐"蛋糕，在朝他投出之前被截获了；当普雷斯顿开始讲话时，一个捣乱分子高喊"世行五十年实在太长了"，但保安人员很快就把这个人赶了出去；"我都六十八岁了，所以我不认为五十年太长了，"普雷斯顿苦笑了一下说。但是，第三次破坏企图成功了。当保安人员忙着在会场后面对付捣乱分子的时候，一名女子从观众席中跑上前来，躲到普雷斯顿身后展开了一个横幅，上面用醒目的大字写着，"世界银行凶手"。瞬间上百部照相机荧光闪烁。在此之后，记者会余下的内容已经无所谓了：普雷斯顿在第二天报纸上的形象已经被残酷地定格了。

世行做出了很大努力来进行反击。在倒霉的记者会当天，布朗的公关团队召集起参加过由活动分子组织的一个关于有争议的尼泊尔大坝项目情况介绍会的记者，带他们去面见三位世行高级官员，聆听他们举出的大量具有说服力的观点。第二天，高大魁梧的布朗亲自来到新闻中心，召开了一个现场记者会；他谴责乐施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批评者把许多事实都搞错了。但是接着，在10月4日星期二，夺回媒体主动权的努力遭到了一个致命的打击。年会开幕式在新建的以西班牙国王命名、玻璃和大理石建造的气势恢宏的会议中心里举行，普雷斯顿起身上前发表主旨演讲。正当他努力克服着自己的阅读障碍症和微弱的视力，费力地念着讲稿的时候，一张张假美钞开始纷纷飘落到听众席上；一张假票子上写着，"世界银行怪人（此处原文为WorldBankenstein，由Frankenstein科学怪人一词而来－－译者注）"；另一张上写着，"此票据可以用于兑换臭氧层破坏。"听众的注意力先是转向漫天飞舞的纸片，然后转向纸片的源头：两个运动员般体格的活动分子攀爬在高高的屋顶钢梁上，正带着逍遥法外的嘲弄表情望着下面的武装警察。此时出现了片刻的紧张；布朗有个念头一闪而过：假如警察开枪，攀爬者掉到美国代表团的头上，那会是什么结果。普雷斯顿孤零零一个人站在讲台上，顽强地继续念着讲稿；他视力微弱，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在演讲结束时，事实已明白无误地摆在面前。普雷斯顿和他领导的世行已经彻底失去了听众。

事实上，普雷斯顿失去的不仅仅是听众，他也失去了在这场大游戏中获胜的机会；世行周围的世界在变，而世行的反应迟钝而笨拙。普雷斯顿的个性－－他的矜持，他的谦恭，他的绅士风度－－都不是他的非政府组织批评者所具有的戏剧才能的对手；这位海军陆战队老兵面对的是惯于游击战术的活动分子，他们既不懂也不在乎什么"绅士风度"，他们占了他的上风。这就好像是冷战结束时释放出来的新生力量残酷无情地使反法西斯战争老兵风光不再。一个旧时代的价值观和美德被抛到一边；尊重顺从的美德已经死亡；解决辩论可以就用写着"世界银行杀手"的横幅。

在某种程度上，普雷斯顿在1994年秋天受到的羞辱也折射出任命他的贵族总统的命运。两年前，矜持保守、彬彬有礼的老布什在大选中败北，栽在一个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小子手里－－一个懂得在一个感染力胜于一切的时代如何赢得辩论和如何争取公众支持的对手。现在轮到普雷斯顿来面对具有比尔·克林顿带进总统竞选政治中来的作战室风格且懂得充分利用媒体的对手击败的命运了。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两位感情充沛的说服者先后担任美国总统和世界银行行长之后，某种怀旧情绪悄然而生：曾在二次大战中作战的矜持保守的男人们被称为"最伟大的一代人"。但是，那是在我们的故事发生之前的事情了。在1994年马德里的那个时刻，对一个旧时代的绅士价值观可没有多少同情。世界银行需要注入新鲜的活力，这一点似乎是再明显不过了。

复兴行长（1）

在灾难性的马德里峰会两个月后，又一个世界级政治家的隆重集会召开了，这一次是在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峰会。和世界银行的马德里年会一样，主要的议程

－－对贸易壁垒、移民等问题的认真讨论－－也因一场伴生的表演而黯然失色，这场表演同样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充满戏剧色彩。不过，使其黯然失色的原因与"五十年足矣"运动的乌合之众没有关系。抢了9月美洲峰会风头的是一场音乐会，称为"美洲音乐会"。这是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作品。这次抢风头的总指挥是一个胸脯宽阔、喜欢熊抱的人。这个人当然就是沃尔芬森。

沃尔芬森担任肯尼迪中心董事长的职务后一发不可收。他恢复了肯尼迪中心的财务稳定，吸引明星大腕来华盛顿领导国家交响乐团和华盛顿歌剧院。1994年9月，他听说了美洲峰会的事，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产生轰动效应的机会；他给白宫的克林顿班子打电话，建议在贸易及其他问题的正式会谈结束后以某种音乐会的形式闭幕。接着，沃尔芬森请来昆西·琼斯和戴维·萨尔兹曼，这两人一年前曾联袂执导了克林顿就职晚宴的林肯纪念音乐会，现在这对搭档又着手编排《华盛顿邮报》称为"自奥运会以来最大型的多种文化大汇演"。演出开始是来自34个参会国的儿童列队入场；接着34个国家的首脑在舞台上亮相，由莉莎·明尼丽为他们演唱小夜曲。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180名演员在台上鱼贯而过：萨尔萨舞星如蒂托·普恩特和西莉亚（萨尔萨舞，英文为salsa，是一种拉丁风格的舞蹈－－译者注），福音歌星如贝贝和西西·怀南斯，墨西哥民族舞蹈团－－甚至还有鲍勃·马利的遗孀。晚会压轴的是玛雅·安吉罗的朗诵，她为了参加此次演出中断了一部电影的拍摄，然后是克林顿总统简短致辞，由迈克尔道格拉斯主持。沃尔芬森本人夹在安吉罗和克林顿两人中间出场了。他对4000名观众宣布将成立一个新的肯尼迪中心奖学金计划，由沃尔芬森公司和几家合作企业联合出资赞助，其中也包括一家叫做安然的公司。

在当晚的招待会上，沃尔芬森如鱼得水。他的外国人的不安全感早已置之脑后；这个来自悉尼郊区的犹太后裔作为东道主招待着三十几个国家的首脑，更不要说还有五六十位当红音乐家。他穿过拥挤的人群，相互问候，亲密拥抱，满脸笑容，这时沃尔芬森碰到了博比·达尼诺，一位注定要成就大事业的律师（可以说在他的朋友中不无代表性）－－他日后成了秘鲁首相，之后又担任秘鲁驻华盛顿大使。在迈阿密的招待会上，达尼诺与沃尔芬森寒暄一番后对他说了一件事，使他停下了脚步。他说《金融时报》报道说普雷斯顿不久将要离开世界银行，沃尔芬森的名字在接替他的短名单上。

时隔多年后，在他宫殿般的怀俄明"小木屋"里，沃尔芬森向我保证，他对这个消息很感兴趣，但也并非兴奋异常；他作为私人银行家和音乐赞助人的生活非常好，他不确定是否有必要改变。这个说法符合沃尔芬森自述的故事格局：他总是一个快乐的旁观者，被别人敦促着推向光辉的事业－－大学的击剑队长一时冲动招收他入队接替一个生病的队员；身患绝症的大提琴家让他答应在50岁生日时在音乐会上献艺；而现在不知名的权力掮客对《金融时报》透露，如果世界银行需要接班人，沃尔芬森就会列入短名单。但是，达尼诺对那次迈阿密邂逅有着不同的记忆。他的记忆更符合沃尔芬森的许多老朋友的记忆，他们回忆起的是一个对名声的胃口比他对财富的巨大胃口还大的人。

复兴行长（2）

按照达尼诺的说法，沃尔芬森听他讲了关于普雷斯顿可能离任的消息后，让他的朋友站着别动；然后他叫来了妻子伊莱恩，让达尼诺把这个消息再对她复述一遍。达尼诺回忆说，他对沃尔芬森公然表露出的兴奋感到十分惊讶，心想像他这种身份的人这么明显放松警惕简直不可思议。沃尔芬森向达尼诺解释说自己与世界银行的关系源远流长：想当年麦克纳马拉就曾邀请自己去他的办公室，带自己看他泊车的地方，激发自己放弃了澳大利亚国籍。世界银行的职位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职位。那是一个让沃尔芬森等待了近十五年的职位。那个职位提供的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可以领导人类与难以言说的贫困作斗争的事业。

第二次冲击世界银行的希望，使得沃尔芬森的巨大引擎轰鸣起来。美洲音乐会刚一结束，他就跑回华盛顿，给他所有的朋友打电话：其中有克林顿总统的健康秘书和肯尼迪中心的董事唐娜·莎拉娜；还有具备沃尔芬森关系网构建本领的律师，也是克林顿青睐的高尔夫球伴弗农·乔丹律师。莎拉娜认为沃尔芬森是世界银行的最佳人选；他能在高层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兴趣中也包括参与人口政策和环保事业。在几天之内，莎拉娜对普雷斯顿的前途做了一番打探，但她带回的答案是他并未打算离开世行。的确，普雷斯顿对《金融时报》关于他即将离任的传言作出了回应，提出了连任五年的想法。沃尔芬森返回纽约，又投入到他大量的个人兴趣中去了。

一个月后，也就是1995年1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五下午，普雷斯顿走出他在世行大楼12层的顶楼办公室，沿着走廊来到他的演说撰稿人杰里·赖斯的办公室。赖斯是世界银行上万名员工中真正认识老板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普雷斯顿常常从门口探进头来与他交谈。不过，这一次，普雷斯顿并不是来讨论世行的各项事务的。他告诉赖斯，他感觉不太好，咳了一点血；周末要去看医生。接下来的星期一，赖斯接到了普雷斯顿的忠实秘书奥哈拉的电话。医生的诊断出来了：普雷斯顿患了晚期癌症；他活不过今年了。

大约与此同时，简·皮尔西在她的办公室也接到一个电话，皮尔西是在世界银行代表美国政府的执董。电话是普雷斯顿打来的，他用他那惯常的爽朗声音跟她道早安。她记得他当时说："嗯，简，我正在梅奥门诊部做三天的化验，不过我不知道我们后两天怎么打发，因为他们到现在为止的各项检查结果都不是可以出院的。"普雷斯顿轻描淡写地说道，语气几乎是揶揄的；就好像他在报告说家里的某件工具使坏了，该换了。当皮尔西开始明白普雷斯顿勇敢地掩饰着的真正意思是什么的时候，她哭了起来。

"卢（刘易斯的昵称－－译者注），你在说什么？"她问道。

"简，"他回答说，"情况很糟。你得告诉总统，他应该考虑找接班人了。"

复兴行长（3）

皮尔西结束了谈话，麻木地坐了一会儿。她的副手迈克尔·马雷克走进她的办公室，发现她在啜泣。他们俩谈了谈，马雷克是来跟她讲另一位发展事业的伟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吉姆·格兰特去世的事的。然后皮尔西开始给政府的同事打电话。她同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以及副部长弗兰克·纽曼通了话；还接通了几个白宫的联系人。在所有这些谈话中，皮尔西传达的信息都反映出她对世界银行历史的理解和她与欧洲执董们密切接触的结果。过去美国一直在行使它那不成文的特权，以一种不透明和独断专行的方式挑选世界银行的行长；克劳森、科纳布尔甚至连普雷斯顿的任命几乎都弄得天怒人怨。皮尔西感到时代已经变了，如果政府不赶紧采取令人信服的行动，欧洲人可能就会造反，提出他们自己的人选。在一天的电话会议结束时，克林顿班子同意建立一个正式的遴选委员会，派一个过去做过猎头的财政部官员负责。这个小组将讨论世行面临的种种挑战，打破条条框框，考虑所有可能的人选。

皮尔西的直觉至少有一半是对的。欧洲人团结在一个非美籍人选周围的几率或许微乎其微，欧洲人在任何事情上都很少能团结起来。不过，认真考虑谁能掌管世行当然还是很有理由的：这个机构急需强有力的领导，无论如何，它仍是建立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它无疑仍是发展事业的领衔主演；可以不无夸张地说，正如一本批评世行的书中所说，世行"自二战以来，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那些被委婉地称为欠发达国家里的许多人的生活，这是任何其他机构都无法比拟的"；它在南半球拥有的"对国家政策的发言权超过许多国家的政府"。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行每年的贷款额略高于200亿，这就意味着它每小时输出约250万美元；它的贷款规模是三家地区性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贷款总额的两倍。世行每年的贷款流量与政府援助计划相比看起来也是很可观的，虽然取决于你怎么看这些数字。如果减去世行的贷款偿还额，那么它的净交易额与美国援助署输出的赠款额大致相当，而美国援助署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援助机构。但是，有人说用毛交易额更适合衡量世行的影响力，因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只关心他们今天新获得的资金，并不考虑明天还债的事。世行的毛交易额两倍于美国的双边援助额，这是自60年代后期以来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美国的援助预算显著超过世行的贷款计划。

此外，世行的主导地位还不仅仅是资金方面的。无论这个机构有什么不足

－－在普雷斯顿领导下缺乏沟通技巧，对环境运动反应迟钝－－关于它的研究能力是毋庸置疑的。环境问题就是一个例证。经过一个缓慢的启动阶段之后，世行到90年代中期已经集中了一大批环境专家；它实际上帮助所有的借款国制定了国家环境行动计划；按照一个往往很不友好的观察家的说法，它产出"大量关于环境与发展相互作用问题的高质量的研究报告，使世行可以说是世界上从事此类研究的最大的研究中心"。与此同时，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世行的研究部门拥有明显的知识优势，超过非政府的援助团体、联合国机构甚至顶尖的高等学府；它雇用了一批世界顶级的学术研究人才，为他们提供大量的研究经费，任凭他们去拓展发展思想的疆界。自从麦克纳马拉聘请哈佛大学教授霍里斯·切纳里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起，这个位置就一直被世界级的人物所占据：斯坦·菲舍尔和安妮·克鲁格，这俩人后来坐上了专为美国人保留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二把交椅；拉里·萨默斯后来掌管了美国财政部，之后担任了哈佛大学校长；再后来就是口无遮拦的坏小子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你当然也能在世行以外的地方找到才华横溢的发展经济学家，但是他们往往分散在各个著名学府；世行的人才之集中无与伦比，更没有其他哪个研究机构胆敢夸口说拥有世行贷款项目带来的丰富的发展实践经验。所以，世行的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往往在发展思想界创立公认的智慧。世行以外的评论家们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对世界银行的观点做出反应，引用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

复兴行长（4）

资金与知识影响力的结合，使世界银行具有持久的重要影响力。在某种奇怪的意义上，布雷顿森林机构创建者的远见卓识始终没有改变：西欧的战后重建早已完成，但是美国及其盟友仍然需要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那些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的地方解决经济问题。1995年2月，在克林顿政府开始着手寻找普雷斯顿的接班人时，世行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墨西哥的比索危机有可能引起美国南部2000英里边境地带的不稳定，世行正准备投入10亿美元和把一批专家派往墨西哥，帮助稳定该国的银行系统。在过去五年里，世行帮助引导着欧洲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目前还在那里试图稳定苏联各国。在叶利钦醉醺醺的领导下步履蹒跚的俄罗斯尤其让美国政府忧心忡忡，克林顿班子正在给世行施加压力增加对俄罗斯的贷款。同时，特别是在戈尔副总统的不断催促下，克林顿班子开始意识到冷战时期已从他们雷达屏幕上抹去的一系列安全问题的存在：环境恶化，难民潮，艾滋病，毒品，金融危机，所有这些最终都会影响到广大选民的投票取向，所有这些都促使政府官员转向世界银行来寻求专业知识和资金。

然而，虽然世行如此重要，它却处于一种微妙的状况。行长换得像走马灯，且个个都不成功，使世行饱受其苦。左派对它极尽侮蔑，马德里峰会就是明证。而来自右派批评者的恐吓似乎又带来了新的威胁，这还得感谢纽特·金格里奇一伙最近在国会选举中的获胜。

正像左派能够指出世行贷款破坏环境或者损害土著居民利益的实际例子一样，右派也有一个严肃的理由。世界银行是为一个资本控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成熟的世界创立的，这个世界对一个从华尔街借钱然后转贷给发展中国家的机构有明确的功能界定。但是，这种功能现在已经寿终正寝，或者说保守派坚持这样认为：私人资本正以爆炸式的速度增长，对公共部门贷款机构的需求已不复存在。世行在1995年输出贷款225亿美元，与其他援助预算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但是，同期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净流量高达2060亿美元。自然，这些钱大部分流入了企业的投资项目，而不是世行资助的扶贫项目。但是，右派批评者有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借私人资本－－而且可以用来建设学校、水井和卫生所。假如商业贷款机构现在愿意为发展提供资金，那么或许世界银行存在五十年确实是够了。

幸好克林顿班子没被这种观点所说服。私人资本流动确实增长显著，不过主要集中在巴西、泰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把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特别是非洲地区排斥在外。在保守派所说的206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流量里，三分之二流入了人均收入在760美元以上的发展中国家，五分之一流入了虽然贫困但发展迅速的中国。其余的贫困国家加起来才统共得到230亿美元；减去南非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几乎是一无所获。此外，私人资本流动是不稳定的，所以在经济状况不佳的时候还是需要世界银行－－墨西哥危机刚刚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右派和左派论点尽管不堪一击，却并不一定能够保护世行免遭政治损毁。皮尔西和她的同事们需要一位能够斗得过左右两派批评者的领导人。

克林顿遴选委员会认真考虑了这些问题，拟定出一份遴选标准。普雷斯顿的接班人应该是一个精力充沛，能够在五年届满后连任的人选，而不应是一个日薄西山的私营部门雄狮，寻找最后的安静归宿。新的领导人应该了解发展问题－－这也许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条件，但却恰恰是前几任行长所不具备的条件；这个人应该具有国际声誉，免得再引起"巴巴拉是谁？"之类的尴尬诘问。新的领导人还应该有足够的胆量，领导世行勇敢地去迎接后冷战时代的新挑战：克林顿团队希望普雷斯顿能够更快一点对俄罗斯打开世行的钱柜，他对波黑重建前景表现出的漠不关心态度令他们担忧。遴选委员会曾一度考虑到哈佛大学的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他的组织理论可能有助于整顿世行的官僚机构。但是，在他们辛辛苦苦地研究讨论不同人选的时候，委员会成员中出现了一种不安的感觉。他们的研究讨论突然受到对谁是合适人选根本毫无疑问的外人的干扰－－这些外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沃尔芬森是最合适的人选。

复兴行长（5）

华盛顿是怎么安排职务的，并没有一定之规。你给某个人打电话，那人欠你一个人情，或者也许是他想卖个人情；然后那人再给另一个欠别人人情的人打电话；这些电话就像涟漪般一圈一圈地朝四处扩散，直到最后，假如你成功的话，电话就打到了白宫西翼的椭圆形办公室。这就是沃尔芬森此时此刻在做的事情，不过，他不止是给几个朋友打电话，甚至不止是给很多朋友打电话；他动用的是一个巨大的电话接线台，纵横交错的电话线通向世界各地，每一条线的终端都是一个沃尔芬森在金融界、音乐界、学术界、政界或者他的活动所涉足的其他十几个领域的一个忠实而非凡的合伙人。沃尔芬森俯伏在这个电话接线台上，像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一样在操纵着键盘。搬下这边的手柄，就接通了唐娜·莎拉娜，这位克林顿的保健秘书在华盛顿的各个晚会之间游走，随时准备扑向毫无防备的政府同事，向他们介绍为什么沃尔芬森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世界银行行长。按下那边的开关，就接通了弗农·乔丹，他正在高尔夫球场的草坪上，与克林顿并肩交谈。中间的小键盘拨一下，就连上了保罗·沃尔克，是他诱使这位美联储前主席加入了沃尔芬森公司。还有莫里斯·斯特朗，这个加拿大企业家曾是沃尔芬森在澳大利亚的老主顾，后来又成为麦克纳马拉在世界银行的密友，正是他说服了加拿大总理，让他向美国人提出有分量的意见，支持沃尔芬森作为候选人。

总而言之，沃尔芬森玩官场游戏的惊人能量，甚至令华盛顿的白发元老们叹为观止。皮尔西回忆说，她接到了几乎所有克林顿内阁成员的电话，异口同声地告诉她为什么沃尔芬森是最佳人选。他1972年参与了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环境会议，后来始终关心环保事业；他在70年代和80年代担任人口理事会理事，一直致力于计划生育；他广交天下名人；他的精力相当于12个正常人的总和。所有这些内阁成员都向着沃尔芬森，不过还有其他人也向着他：华尔街上的政治掮客，文化界的名人大腕，全都异口同声，盛赞他们共同的朋友是一个真正杰出的人选。

只有一位内阁成员似乎不为所动，对沃尔芬森来说很不幸，他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也是一个华尔街的成功人士，后来跻身华盛顿官场，他也和沃尔芬森一样对发展事业满腔热情。然而，在风格和秉性上，鲁宾和沃尔芬森则有着天壤之别。鲁宾是从高盛公司起家，他主管的部门拿他自己和合伙人的钱去冒险；沃尔芬森则是靠给客户留下好印象起家，让他们不惜重金向他咨询，对他自己的财富没有一点风险。鲁宾沉默寡言，为人谨慎，他看重的是思维清晰；沃尔芬森喜好交际，容易冲动，他看重的是人际关系。鲁宾本能地不喜欢这个爱张扬擅交际的人，何况他还与其他觊觎世界银行职位的人有关连。这些人里有他在高盛公司时的老相识、进出口银行行长肯·布洛迪，有同为华尔街人的菲力克斯·罗哈廷。最重要的是，还有哈佛大学的天才经济学家、鲁宾手下的财政部国际业务主管劳伦斯·萨默斯。萨默斯曾经做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现在正在转弯抹角地窥伺行长职位，起码是在期待着获得提名带来的威望。

到了1995年2月底，围绕普雷斯顿接班人的争斗在华盛顿形成了两个阵营，两种对遴选过程的设想。一个阵营里有鲁宾，他同意成立正式的遴选委员会，并指示他的副手担任负责人；这个阵营希望给予遴选过程更多的时间，他们认为沃尔芬森的竞选活动是妄自尊大，令人难以忍受。鲁宾在克林顿内阁里的威望至高无上；在一般情况下，他在经济问题上不能占上风的想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是，这一次可不是一般情况。因为在与之分庭抗礼的反对鲁宾的阵营里，有着沃尔芬森的许多粉丝，他们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踏破铁鞋无觅处，最佳人选早已摆在眼前。

复兴行长（6）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偶然遇到的老朋友都被一种神妙莫测的逻辑，卷进了沃尔芬森的那个盘根错节的巨大关系网里。普雷斯顿的公关大师马克·马洛赫·布朗曾默默地希望萨默斯当行长；萨默斯毕竟做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对这个机构了如指掌，一想到又一个华尔街人从天而降登上行长宝座，听起来就像是普雷斯顿自己接自己的班。但是，时隔不久，布朗到纽约的塞格港参加一个生日晚会，住在他的朋友电视主持人彼得·詹宁斯家。詹宁斯对沃尔芬森大唱颂歌，参加那次周末聚会的许多人对他也同样赞不绝口，使得布朗开始重新考虑他支持萨默斯的假设。詹宁斯甚至提出要安排一次"三个殖民地人"（詹宁斯是加拿大人，沃尔芬森是澳大利亚人，布朗虽然是英国人，但他在福克兰群岛战争后在阿根廷工作期间冒充南非人）的午餐会。詹宁斯担保说，只要布朗见过他的朋友，他就不会那么反对他了。

接下来的星期一上午，布朗在办公室接了一个电话，他拿起听筒，听到一个完全像是假装出来的澳大利亚口音。

"喂，我是吉姆·沃尔芬森；我了解到你认为我不能胜任世界银行行长，"那个声音说道。

"哦，彼得，别胡闹了，收起那种口音吧，"布朗回答说。

"不，"那个声音说，"我真是吉姆·沃尔芬森。"电话是从巴黎打过来的，他要确保世行的公关总管了解他在发展领域的资历。

大约是在同一时间，克林顿政府派驻世界银行执董会的代表皮尔西去看望麦克纳马拉。皮尔西第一次见到沃尔芬森，就对他产生了一种本能的不喜欢。"他以为自己是谁啊？"她记得当时这么想："他那种自我中心的品质显得那么无礼……近乎粗鲁。"皮尔西很清楚，沃尔芬森启动了他的巨大关系网，就是想绕开官方的遴选委员会，她对此十分反感。不过，当皮尔西去向麦克纳马拉请教他对自己曾经领导过的世行的事务时，却听到了一通关于沃尔芬森美德的说教，出门时她感觉自己比较倾向中立了。戈尔副总统的办公室主任杰克·奎因在这一时期也给麦克纳马拉打电话请教。他第一次打电话过去时，被告知老头子（麦克纳马拉当时78岁）到科罗拉多山去爬山了。但是当麦克纳马拉回电话时，竟然滔滔不绝地讲了近一个小时，全是对沃尔芬森优秀品质的溢美之词。此后奎因很快就给戈尔写了一份备忘录，提议他应该支持沃尔芬森，戈尔在一个周末私人午餐会上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克林顿本人。沃尔芬森竞选活动激起的一波波涟漪终于接近了目标。

多年以后，在与一位世界银行同事的谈话中，沃尔芬森用钓鱼的艺术来比喻交易的艺术。如果一条大鱼上了钩，你有时需要让它玩一会儿；你把线放松，等待时机，让上钩的大家伙来回游一阵，游到它筋疲力尽。诀窍是要把握什么时候改变战术；你靠钓线来感觉鱼，感到它的力气开始消退的那一刻，然后－－啪的一声！－－拉线，把鱼钩牢牢地插入鱼嘴，然后毫不迟疑、毫不留情地收线，把鱼拽上来。1995年3月初，沃尔芬森判断刺入鱼钩的时候到了。沃尔芬森的大胆放肆令人惊愕，他向白宫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白宫在下一个周末前还不能做出决定，他将不得不撤出竞选。沃尔芬森宣称，他的银行客户开始像热锅上的蚂蚁：戴姆勒－－奔驰公司老板于尔根·施雷普等人在报上读到沃尔芬森作为世行行长人选的消息后，要求通知他们是否应该去另找一家银行；这种情形给沃尔芬森公司这样的小企业带来了无法承受的压力。为了增加最后通牒的分量，沃尔芬森离开了美国，扬言他在几个欧洲国家的首都有更重要的公务。

复兴行长（7）

3月6日，星期一，政府遴选委员会在白宫与总统举行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会议。皮尔西准备了一份决策备忘录，列出了主要人选，名列前茅的是沃尔芬森和萨默斯。在会上有好几个人对沃尔芬森的最后通牒表示愤慨，但是戈尔在他的办公室主任的影响下，仍然坚决力挺沃尔芬森。鲁宾小心翼翼地表达了一点意见，不过口气中透出不肯定：他认为萨默斯是个天才，但不太愿意让财政部失去他，特别是萨默斯前不久刚刚在领导应对墨西哥金融危机中证明了他的作用。与此同时，鲁宾被劝说去和沃尔芬森共进了一次晚餐，晚餐后的感觉是，尽管沃尔芬森的竞选方式不那么吸引人，但是他对世界银行职位的无比热情为他赢得了好感。此外，鲁宾感到沃尔芬森的竞选活动像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正在从四面八方包围住他，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是在和戈尔对着干。抵制这件事会让他不值得地付出过多的气力和失去盟友。

白宫会议散会时仍然没有定论。有些人觉得委员会应该继续寻找人选；另一些人则催促尽快做决定，言外之意就是选定沃尔芬森。委员会决定，为了明确选择方案，沃尔芬森应该与戈尔会晤；假如他不能给他留下好印象，那些要求延长搜寻时间的人就能如愿以偿了。沃尔芬森被适时地从欧洲召回；他坐协和飞机先飞到纽约，星期三上午抵达华盛顿。布朗搭乘肯尼迪中心的专车到机场接他；布朗回忆说，他看到一个头发凌乱、衣冠不整的人从机舱门里钻出来，大衣口袋里露出一本由两个最嚣张的世行批评者苏珊·乔治和法布里奇奥·萨贝利写的书。两个人在车上谈了一路，到了沃尔芬森在水门饭店的套间后又接着谈，布朗的种种疑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沃尔芬森讨人喜欢，富有诱惑力，是一股自然力。他绝不是普雷斯顿。

布朗离开水门饭店后不久，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来自克林顿政府的代表团。沃尔芬森在等待贵客临门－－他飞了半个地球，就是为了这次会晤－－所以，他对打开门后所见到的人并不觉得好笑。来的是皮尔西，那个在遴选过程中他曾经不屑一顾的世界银行执董，还有总统的人事助理鲍勃·纳什，沃尔芬森把他看成是白宫级别最低的小律师。纳什解释说，为了获得世界银行的提名批准，沃尔芬森需要通过各种背景审查，作为第一步，他需要提交过去10年间所有的美国出入境日期。沃尔芬森表示抗议，他说这简直太荒谬了：他一辈子都在出入境，要求他列出10年间所有的旅行信息是绝对无法办到的；这样的要求实际上会让任何频繁旅行的人失去担任这个职位的资格，致使世行注定由某个没有护照的孤立主义者领导。纳什丝毫不肯让步，反而得寸进尺，要求沃尔芬森提交所有出国旅行的理由和日期；纳什已经查过法律，这是绕不过去的。

沃尔芬森抗议说，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命又不是内阁成员的任命；不需要国会确认，所以背景审查的惯例并不适用。但是，他的恳求根本没用：他抛下在欧洲的所谓公务，千里迢迢地赶回来，得到的回报就是官僚程序的折磨。他大胆发出的限时一周的最后通牒眼看就要落空；沃尔芬森绝无可能在未来72小时内搞出他所有出国旅行的记录，他感觉折磨他的人很清楚他的窘境，说不定还在暗中窃笑呢。沃尔芬森的脾气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这时候他怒火中烧，眼看就要雷霆大发－－假如此刻他真的发作起来，那么他把鱼拽上来的机会就会随之毁于一旦。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

"你不用说话，"来电话的人说，"我知道谁在你那儿，我想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来电话的是副总统的办公室主任奎因。"你今天下午到白宫来一趟，不过什么也别对在你那儿的那些人说。"

他的情绪一下子雨过天晴，沃尔芬森轻松地打发了会晤剩下的时间。到会议会晤结束时，纳什已经留下了深刻印象，看起来沃尔芬森并不是把世界银行看成是一个职位，而是看作一项使命。

复兴行长（8）

纳什和皮尔西走后，沃尔芬森喝了一杯咖啡，然后就去了白宫。戈尔接见了他，认真地跟他过了一个问题清单：环境，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世行的管理挑战，诸如此类。沃尔芬森熟读过关于世行的书籍资料；他了解左派的批评，也清楚右派的抨击，不知什么缘故，他给人的感觉是他理解所有人的观点，而且可以接受各方面的合理意见。戈尔听着他说，全神贯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过；沃尔芬森的感觉是，副总统提到的所有问题都是他认为克林顿有可能会跟他提起的问题。在谈完了他清单上的所有问题后，戈尔谢过他，然后带他来到走廊。他并没有送他出去，而是陪着他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把他交给了总统。

按照沃尔芬森对接下来的会晤的回忆，克林顿根本没有问到世界银行的事，也几乎没有提到发展问题。戈尔的清单被完全置之脑后了，两个人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聊，没有什么重点。他们谈到了世界形势，全球的贫困问题，全球资本流动引起的政策难题，这个题目显然让总统在最近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以来大伤脑筋。谈话顺其自然地进行着，两个好奇而敏锐的心灵互相碰撞，就这样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后，克林顿表示他已经听够了，但是沃尔芬森坚持说，他最后还要说明一点。即使克林顿要他当世界银行行长，他可能也无法分身；他的银行客户们在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了解他的计划，所以他需要给他们一个答复。如果克林顿选择任命他，那就必须找到一个办法，简化他的手下显然认为是必要的背景审查。事实上，他必须最迟在周末之前宣布一个决定。

沃尔芬森离开白宫时，感觉十分振奋。他给布朗打了一个电话，不知怎么的，布朗在短短一个上午会晤的工夫就已从陌生人变成了左右手，他向布朗报告说白宫会晤进展顺利。然后他离开华盛顿飞赴法兰克福，打定主意要出席一场纪念德意志银行成立五十周年的音乐会。星期四中午刚过，沃尔芬森和一帮朋友从音乐会里出来，其中有乔治·马林科洛特，他是一个五官轮廓分明、相貌英俊的贵族金融家，是沃尔芬森昔日任职的施罗德银行的主管。沃尔芬森一帮人一起去吃午饭，这时沃尔芬森接到一个白宫留下的口信。他赶快赶到梅茨勒银行，这是沃尔芬森担任董事的一家私人银行，从那里给白宫回了电话；他接通的一位官员通知他说，总统已选定支持他。沃尔芬森问他背景审查还要多长时间。

"别担心，"对方回答说，"总统已经指示今天上午就把审查搞完。"

沃尔芬森放下电话听筒。他领导麦克纳马拉所指明的反贫困之战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笑逐颜开。他给伊莱恩打了一个电话，把好消息告诉她。然后他和马林科洛特一起打开香槟酒，大伙共同举杯庆祝胜利。

在华盛顿，皮尔西从鲁宾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结局来得这么快，使她颇为惊讶。她的遴选委员会查了多少资料，费了多大力气，有过多少考虑，到头来却被一个几乎毫不掩饰对此嗤之以鼻的人选绕了过去。她的疑虑很快就在星期五晚上消息泄露出去后的第一批公开评论中找到了共鸣。克林顿总统发表了一篇声明，盛赞沃尔芬森"对发展中国家和发展问题的长期、广泛、积极的兴趣。"但是，第二天的早间新闻播出了朱丽叶特·梅杰特的反应，梅杰特是国际河流网络的活动分子，是"五十年足矣"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是沃尔芬森先生的国际商业银行关系网，而不是他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妇女、男人和儿童的真正需求的了解，使他登上了世界银行的宝座，"梅杰特说。"沃尔芬森先生将成为一艘即将沉没的大船的船长，"她带着不祥的口气宣布。

经常在大报上反驳主要抨击者的布朗，在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早上打了一连串的电话。他很清楚自己遇到了一个问题。他早先对沃尔芬森的怀疑现在变成了他面对的质疑：萨默斯不是最了解发展问题的人选吗？这岂不就像普雷斯顿自己接自己的班了吗？《金融时报》曾经在3月1日发表社论拥护萨默斯，此刻正准备给沃尔芬森一个下马威。公共关系的第一条规则，就是不要让你的敌人先给你下定义，布朗决定不能对周末的新闻报道不加指导任其胡来。他列出一份有可能影响评论界的沃尔芬森的粉丝名单：他的明星证人是麦克纳马拉和莫里斯·斯特朗，斯特朗就是那个著名的加拿大环境主义者，他为沃尔芬森争取到了加拿大总理的支持。然后，他把他们的电话号码交给了《金融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站站长朱雷克·马丁和《纽约时报》商务版撰稿人彼得·特鲁尔。星期一早上，布朗得到了回报－－两篇关于沃尔芬森的长篇人物特写。《金融时报》分析文章的标题是"复兴人物得到首肯"。《纽约时报》文章的标题是"复兴银行家"。不出布朗所料，先发制人，一锤定音。此后无数文章和介绍都把沃尔芬森描写成一个"复兴"人物。

这些文章见报的当天，在世界银行召开的执董会上，沃尔芬森又取得了一轮胜利。不仅欧洲和其他股东国默许了美国的提名，而且他们似乎都为之感到振奋。董事们轮流发言以记录在案，人人都有一个关于沃尔芬森的故事；他们认识他是因为某项慈善活动，某件银行业壮举，或者某个值得赞赏的文化姿态。沃尔芬森广泛的竞选运动激起的一圈圈涟漪波及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