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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编辑推荐

- 目录

- 丛书总序

- 国会纵火案（1）

- 国会纵火案（2）

- 国会纵火案（3）

- 国会纵火案（4）

- 柏林的疯狂年代（1）

- 柏林的疯狂年代（2）

-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1）

-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2）

-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3）

-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1）

-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2）

-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3）

-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1）

-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2）

-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3）

- 文化的浩劫（1）

- 文化的浩劫（2）

- 文化的浩劫（3）

- 文化的浩劫（4）

-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1）

-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2）

-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3）

-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4）

- 尴尬的“血腥之夜”（1）

- 尴尬的“血腥之夜”（2）

- 尴尬的“血腥之夜”（3）

- 血腥的早晨（1）

- 血腥的早晨（2）

- 血腥的早晨（3）

-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1）

-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2）

-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3）

-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4）

-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1）

-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2）

-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3）

-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4）

-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5）

-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1）

-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2）

-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3）

-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4）

-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5）

-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6）

-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7）

-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8）

-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9）

-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10）

- 粉红色三角（1）

- 粉红色三角（2）

- 粉红色三角（3）

- 粉红色三角（4）

- 粉红色三角（5）

- 粉红色三角（6）

- “疯狂”医生（1）

- “疯狂”医生（2）

-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1）

-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2）

-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3）

-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4）

-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5）

- 一个艰难的任务（1）

- 一个艰难的任务（2）

- 一个艰难的任务（3）

-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1）

-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2）

-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3）

-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4）

-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5）

-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6）

-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7）

-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8）

- 译后记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二战期间，纳粹对同性恋者的迫害进一步加深，同性恋者成了纳粹的对立面和仇敌，成为必须被消灭的人。十多万名同性恋者成为牺牲品。这种迫害进一步蔓延到广大的纳粹占领地区。

解放以后，受害者、见证人以及历史学家都对此三缄其口，长期保持沉默。同性恋者遭受迫害的悲惨事实似乎从国家和人民的记忆中消失了。

本书作者让&#8226;勒比图先生使用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当事人证词以及他同让-保罗&#8226;萨特和米歇尔&#8226;福柯的谈话，重新揭露出这段被埋藏的历史，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被迫害和牺牲了的同性恋者因何成了我们集体记忆中被遗忘的人们？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让&#8226;勒比图（Jean Le Bitoux）1948年生于法国的波尔多，法国解放后从事新闻工作，1979年创办同性恋报纸《Gai Pied》。他是“集中营同性恋被囚禁者纪念馆”主席，是《我，皮埃尔&#8226;塞尔，被囚禁的同性恋者》一书的两位作者之一。

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让·勒比图先生使用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当事人证词以及他同让-保罗·萨特和米歇尔·福柯的谈话，重新揭露出一段被埋藏的历史——“二战”时期欧洲同性恋者遭受纳粹迫害的事实。他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被迫害和牺牲了的同性恋者因何成了我们集体记忆中被遗忘的人们？

目录

目录

第一章大清洗

国会纵火案

柏林的疯狂年代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

文化的浩劫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

尴尬的“血腥之夜”

血腥的早晨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

第二章仇视同性恋的可怕岁月

粉红色三角

“疯狂”医生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

一个艰难的任务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

第三章无忧的巴黎

巴黎的医生和警察

巴黎的夜生活和沙龙

被占领的法兰西，被监控的巴黎

达尔朗和他的土伦水兵

面对神秘凶手的达尔朗

所有人都解放了吗？

历史的不可思议的沉默

第四章萨特，无须负责

安德烈·纪德和让·科克托

作家、同性恋和附敌分子

萨特与同性恋造反

第五章重新认识之路

带头的无名呐喊，最初的集体行动

邦特和斯特拉斯堡事件

悼念之艰难

死者的名分

不可告人的结盟

正面人物

同性恋和公民权

结束语

人名索引

译后记

丛书总序

丛书总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文明的演进，动力何在？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相互碰撞或交往。而自从有了整体的、真正的世界历史之后，人类社会林林总总的交往类型中最具关键意义的，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往了。

所以作为东方人的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来说，西方人或西方文化是“另类”，是“他者”，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可是何为“西方”？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说到西方，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欧洲。当然，也有可能同时想到北美，想到澳洲。但那些地方曾经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地，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社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社会的一种延伸，其文化老根还是在欧洲的。更何况后来还有大量的非欧洲人流入，再加上还有不少本土的原住民存在，以至于那些地方“世界民族杂居”的特点一直就比较突出，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突出。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族群能否在这些地方真正组合成关系和睦的“世界民族大家庭”，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这个地球村打造出一个共同“世界文化”的样板，这事现在还说不准，但这些地方的“西方”特性已远不如欧洲那样纯粹或典型，却是很显见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应该说只有欧洲这一块地方——而这个“欧洲”，常常还只能特指西欧：因为东欧，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在很多方面都和西欧有着本质的差别，很难扯到一起去。

事实上，“西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指的也就是欧洲，而且主要是西欧（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西方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就因为这里在18世纪和19世纪里突然发达起来了，发展出了一种本质上迥异于以往各个时代的“现代”型生活方式，并从此开始引领世界历史新潮流，滥觞了一场至今仍方兴未艾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当然这首先是一个“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其间发生过（而且至今还在经常发生）许多令广大“东方”民族难堪不平的事情。所以东方各民族要自立，要奋发图强，要彻底摆脱对于“西方”的从属状态，就必须深入了解西方，了解西方崛起的历史及其根本缘由。

简言之，欧洲既是西方文明的老根之所在，也是现代文明的老根之所在——这就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的主要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欧洲这片土地现在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本身也因此惨遭蹂躏，几近万劫不复。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改革调整，欧洲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一体化程度极高、囊括了25个主权国家的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从而有可能彻底告别其数千年战乱不断的历史。欧洲的这一变化，无疑能为人类解决有史以来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供很多有益的启迪。不仅如此，作为世界之一极而又坚持多元民主原则的欧盟的出现，还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注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健康因素，让世界在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保障和平发展乃至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增添了不少希望。现代欧洲何以能有如此作为？广大非欧洲的民族和国家应该怎样协调与欧洲的关系以推动一种健康的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这类问题也是时下人们不能不经常考虑到的，而我们编译这套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能为这种思考做一点资料上的贡献。

接下来就该说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欧洲的“社会文化史”了。毋庸赘言，要了解西方或欧洲的文明，就不能不了解欧洲的历史，而了解欧洲历史的第一步工作，通常都是读欧洲人自己写的欧洲历史书——只有读到一定数量、悟出一定道理了，才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观点和视角，然后才谈得上做我们自己的研究。可是，欧洲人写的欧洲史著作很多，为何要独重“社会文化史”这一个领域？这里主要有两个理由。

首先，“社会文化史”是当今欧洲史学最前沿的领域，也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欧洲史学界最新潮的学问。我们知道欧洲人的欧洲史研究，至少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以来就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风气常新，能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流行的研究方法总是变动不居。这一情况当然并不难理解：史学潮流的变化速率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速率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顺应时代的史学创新实际上折射着史学界对社会进步的敏感，代表着史学界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认识历史的努力，或者说是史学界在新形势下对历史内涵的一种带有现实关怀的刻意发掘，它既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发展或深化。显然，目前正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因而是我们在今天译介欧洲人的欧洲史学作品时不能不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其次，“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欧洲文明的本原具有不可代的优越价值。所谓“社会文化史”，其实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依我所见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史范畴，只是在论述中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之类与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因素有所侧重。既然是一种文化史，那它就可能比我们以往比较熟悉的欧洲的政治史或经济—社会史更能深刻地反映欧洲各民族的特性，因为按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在20世纪的一大半时间里一直在引导着西方史学的主流）的著名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传统的惰性领域，它具有抗拒变化的特征，演变速率极为缓慢，但也正因如此，它能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起到极为深沉有力的制约作用。严格说来，这种“社会文化史”也并不是今天的欧洲人发明的，实际上它非常古老，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欧洲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在他的那部《历史》中就能找到不少社会文化史的成分。在后来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流变历程中，也一直并存着文化史和政治史这两股大的传统，而文化史那一脉还曾在18世纪经由伏尔泰的史学实践大大地风光过一阵。只是随着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的勃兴，偏重阐释的文化史学才跌入低谷，出现了偏重史实叙述的政治史学叱咤史坛的局面。不过时过不久，到20世纪初叶就发生了“新史学”对所谓实证主义“传统史学”的反叛，政治史趋于衰落，一种包括文化史在内的总体史开始复兴。但在20世纪中期，“新史学”由于片面注重物质层面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完全排斥政治史，而且还出现了忽视文化史的倾向，逐渐走入“见物不见人”的死胡同，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反叛”，由此既促成了政治史、叙述史的复归，也唤起了对文化史的重新关注。然而，由于这场造反运动是在以年鉴学派为先导的西方史学主流内部发生的，而且很多造反者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的核心成员，他们反对的只是领袖布罗代尔的上述那种“物化”历史的片面倾向，而无意于触动该学派关于历史时间可以划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以及长时段因素具有最终决定意义这些根本信念，故而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史或叙述史以及文化史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就是都有意识地把不同时段的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都很注意分析各时段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其实都是“新”的：从政治史方面来说，由于掺入了对各种长时段的而且主要是文化的因素的考量，结果兴起的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史学”；而从文化史方面来看，由于和短时段因素相关的“叙述史”兴趣的复兴，以往长期被忽视的人物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活动，也都进入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这股“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潮流。

由此看来，我们这套译丛的推出不仅有可能增进国内读书界对西方文化的深层次了解，同时还有可能为我国的欧洲史研究——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甚至包括所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提供特别的助力。

当然这还仅仅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深知，要做好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译丛，绝非易事。首先，要获得足够多和足够好的选题，就绝不是仅靠一两个编者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诚恳期望所有关心这套丛书的读者朋友都能来参与她的建设，企盼你们积极提供西方出版界相关的好书讯息，并随时提出你们的批评与建议——让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高 毅

写于北京八大处

国会纵火案（1）

另外一个关注这些青年人和这个德国的人是达尼埃尔&#8226;介朗，他在同他的巴黎资产阶级家庭决裂之后，先动身去了黎巴嫩，然后前往印度支那，他在那儿见证了殖民主义的残忍统治。1930年回到巴黎时他26岁，在贝尔维尔区当印刷工人。1985年，他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回忆道:“从1932年开始，我就感觉到纳粹主义的上升。而之前的1930年，我们虽然对纳粹势力急剧增加有强烈印象，但还不觉得它的危险性。对墨索里尼的回忆已渐渐淡忘，在德国发生的一切似乎并不那么可怕。” ［21］ 此时，这位《褐色瘟疫》一书的作者对德国进行了两次访问。他写道:“我的第一次旅行是在1932年夏季，希特勒还未上台。第二次是1933年的四五月间。这是两次完全不一样的旅行。第一次是步行，身上背着背包，有一个伙伴同行。我们晚上住在青年旅馆，那儿有许多可爱而浪漫的青年，这些青年的活动，就是弹着吉他和曼陀林，在马路上边走边唱。”总而言之，达尼埃尔&#8226;介朗并不十分清楚这些青年同流浪的同性恋者之间有何界限。他承认自己16岁时就是同性恋，而且从不向人隐瞒。他说:“但我从不做爱，也从未看见同性恋者公开做爱。同性恋无非是男孩子之间友谊的升华，它在当时是很光彩、很时髦的。”

下一年的旅行使他的美梦变成了噩梦:“1933年，一部分青年旅馆已经希特勒化了，人们不得不常常同纳粹青年艰难地争吵。在某些旅馆里，有人怀疑我可能是间谍，我受到威胁。”几年后，他在挪威被纳粹逮捕，原因是他曾参加过一个欧洲抵抗组织，其实那既非宗教团体，也不是戴高乐或共产党的组织。

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8226;莫拉维亚也要去柏林访问，那是1934年，他27岁。192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冷漠的人》的出版使他在意大利非常有名。他很快就成了墨索里尼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敌人，于是设法离开了他的祖国意大利。他访问了欧洲很多国家，去过伦敦、巴黎和慕尼黑。1987年，他在巴黎刚过完八十大寿时，我同他相遇并进行了一次交谈。他回忆起在那些黑暗年代中在德国一次短暂的逗留:“我是坐三等车离开罗马的，因为我没有很多钱。我下车后，糊里糊涂地住进了一家叫豪索诺夫的豪华酒店。第二天早晨，我才搞清楚，我是这儿很少几个平民百姓中的一个，周围尽是些穿褐色服装的武装分子。晚上，从酒店出发，我参加了雄伟壮观的火炬游行，在行进中，我看见阿道夫&#8226;希特勒向人群挥手。我吓得够戗，知道此地绝不能久留。第二天赶紧购买一张火车票离开，花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 ［22］

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柏林是欧洲三大同性恋首府之一，另两个是伦敦和巴黎。在东方，圣彼得堡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在西方，纽约超过了欧洲，开始成为值得信赖的消闲娱乐和逃避恐怖的去处。这些首都城市使那些正在追求自由的国家的人民心向往之。城市的光明也像它的黑暗一样，吸引着那些在自己老家生活得不如意的同性恋人群。一个德国同性恋者30年代初期亲历了这种情况:“那时，对我这样的外省人来说，马格德堡、马英兹或纽伦堡这些地方是小资产者的安乐窝，而柏林则代表着开放和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地方，以至于人们一旦有机会去那里，就再也不想回老家了。” ［23］

国会纵火案（2）

80岁高龄的兴登堡元帅是在1933年1月30日这一天，正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同一天，克里斯托弗&#8226;伊舍伍德，这位自从离开伦敦后就成了柏林居民的人，万万没有料到有如此大的灾难来临，在写给朋友斯特凡的信中，他大大嘲笑了这次事件:“正如你将要看到的那样，我们即将有一个包括查理&#8226;卓别林和圣诞老人在内的新政府了。” ［2］ 还是在这一天，作家托马斯&#8226;曼在他即将离开柏林起程赴莱比锡改编圣&#8226;修百里的剧本《夜间飞行》之前，在日记中写道:“一大早我离开了柏林，好像是被一种不祥之兆所驱赶……晚上没有睡好，情绪很坏，我勉强看了一眼这座仍然在沉睡中的城市，这也许是我看柏林的最后一眼了。永别了，柏林。我从前离开从不向它这样说的。”

这天，刚成为德国总理的希特勒，离开总理府他居住了两年之久的凯塞尔霍夫饭店，饭店就在总理府对面，那里有他的议事厅和他的秘书组。两处相隔不过数十公尺，希特勒一抬脚就到了。他回答新闻记者的问题，同他的战斗伙伴以及楼层女服务员握手。入主总理府以后他可以解散这边的队伍了。同天晚上，数十万人组成的火炬游行队伍穿过柏林勃兰登堡桥，然后汇入威廉姆斯塔斯大道，大道两旁的楼房和阳台上，希特勒和兴登堡先后向狂热的人群挥手致意。游行队伍从离总理府两条街的法国大使馆门前经过，法国大使安德烈&#8226;弗朗索瓦蓬塞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条火焰的河流从法国使馆门前流过，我沉重的心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希特勒一整天都很高兴，对戈倍尔组织的这次检阅十分满意。一场盛大的晚宴在总理府贵宾露台后面的豪华客厅举行。席间，人们可以看到戈林、戈倍尔、罗姆、赫斯和弗兰克，他们都是这个舞台上的关键人物。希特勒预祝即将到来的大选获得成功。在各地的选举中，应当争取雷那尼地区和德国南方的中间派和天主教徒的选票，也要争取东部地区民族主义者和保守派的选票。至于国家中部地区，传统上是社会民主派、左翼人士、共产党人的势力。他们在城市的选票通通要争取过来。纳粹在柏林的集会很有效果，尽管共产党扬言要“拿下”柏林，并采取了一系列敌对行动，他们还是赢得了不少的支持。街头在打架斗殴，小酒馆里在狂欢畅饮，纳粹的讲演就在其间进行，照菲利普&#8226;苏波在巴黎 Vu杂志上的描述，其成绩的突出是不容置疑的。希特勒十分满意。 ［5］

一周以后，建立了第一座集中营，即由一家工厂改建的奥里安昂堡集中营。这是纳粹主义的高效率，是他们为强迫犯人劳动而改建成的，地点就在萨克森豪森附近柏林西北30公里处。紧接着，1933年3月8日，距慕尼黑15公里远的达豪集中营建成，6个星期之后，大批人群来到达豪。到1933春季快结束的时候，已有50个集中营在运转了。

■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至28日夜间，也就是立法议会换届选举之前8天，国会被烧了。纵火嫌犯很快被抓获，是一个名叫马里努斯&#8226;冯&#8226;德尔&#8226;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的荷兰籍青年，一个可怕的纵火狂。听说他是用自己的衣服浸了汽油点燃这座建筑的。两天以后警察局的报告就出来了，他们向新闻界公布细节，证明共产党人常去那里，证明这个危险的年轻人有同性恋倾向。 ［6］

国会纵火案（3）

在起诉期间，一些当时的新闻照片和一段新闻纪录影片，显示出一个柔弱青年支离破碎的轮廓，他身穿一件花格子囚服，在他的旁边，一个系着领带的人面带嘲笑的表情，很像是个警察。另一些从这名青年身上搜出的照片，是冯&#8226;德尔&#8226;卢贝面带微笑的娃娃脸形象，一个头戴鸭舌帽的青年无产者。

在这场草率的诉讼过程中，记者、编辑们很少报道被告的个人情况，只简单地说这个年轻人已经被立即处死。国会被焚，这太不可思议了，而要怪罪到所有民主党人身上，好像也说不过去。政治报刊和民间新闻对这桩尴尬事件的分析非常笨拙，他们的论点相互矛盾。一方认为冯&#8226;德尔&#8226;卢贝是一个纳粹同性恋破坏分子，当然是在威逼之下，受命进行破坏。另外一方则认为他是一个仇视自由的同性恋者，他企图钻社会混乱的空子，趁机在德国鼓吹布尔什维克革命。也还有另一种议论，在这场火箭式速度的官司过程中流传开来:被城市的繁华所吸引，这位荷兰的同性恋青年没有理由不利用曾被欧洲历史征服的首都的松散、堕落的气氛。被柏林的同性恋名气所吸引，他更要到那里去进行政治活动了。

反法西斯舆论坚持认为，是这个年轻人的道德品质原因，使他改变了最初的革命信念:“冯&#8226;德尔&#8226;卢贝主要是一名同性恋者，他的行为举止像女人，他在女人和众多证人面前的拘谨和腼腆，说明了这一点。他喜欢同男性往来的兴趣是尽人皆知的。……冯&#8226;德尔同纳粹头头们之间的同性恋关系，他在物质方面的依赖性使他变得乖巧灵活因而听命于要他放火的意志。” ［7］ 冯&#8226;德尔&#8226;卢贝的唯一不足之处是:他不是犹太人。对于同性恋者或被控为同性恋的人来说，一点儿怀疑就足够了。这是可以威胁任何一个人的可怕的政治武器。

被民间报刊和官方新闻炒作得沸沸扬扬的共产党人和同性恋者大杂烩，在1933年2月份期间，使当时方兴未艾的反抗运动和自发抗议活动变得像抽风一样，忽冷忽热，希特勒是很怕这些运动和活动的。这种瘫痪的政治形势，由于共产党和社会党在这一悲剧性事件面前缺乏共同对策，变得对希特勒更加有利。我们觉得，这双重的指控，这政治栽赃的大杂烩，把一场正在进行的较量搅乱了。人民运动没有利用这一高涨的群众愤怒情绪，一举摧毁这块议会民主的招牌。希特勒避开了他本来非常害怕的群众愤怒的锋芒。这种像化学实验式的相互作用，既引起人民群众的反共情绪，又使他们更加仇恨同性恋。至于马里努斯&#8226;冯&#8226;德尔&#8226;卢贝这个人，柏林法庭于1980年1月追判他无罪。［8］

在1933年2月27至28日的夜里，柏林闹市区的上空升起大片红云，它意味着德国民主的灾难，随着这座其中摆着一排排议员席位的巨大建筑的倒塌，民主也被火焰和仇恨彻底摧毁。在那著名的“金屋”夜总会门口，有多少人亲眼目睹了这片天上的红云哦!在金屋这个全欧闻名的同性恋聚会场所，在这个“不法”分子集中的舞厅里，有夜游神和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外交官和穿异性服装的人、嫖客和妓女……有一位在布鲁塞尔大学任教的米歇尔&#8226;万谢诺先生在1984年的一次讨论会上说:“德国人当时的确认识到，同性恋这种异类生活方式的存在，会使某些人感到恐惧……这样一来，纳粹的意识形态成了最终的受益者，它可以使各不同阶层的人--从共产党直到教会--都哑口无言。”他最后说:“现政权既使那些被‘腐化堕落"吓怕了的部分德国人民放了心，又不致过分激怒真正的对手。” ［9］15天之后，“金屋”被墙壁堵死，上面覆盖着他们的×字旗。一幅当时的照片显示，在这座建筑前面，一些党卫军士兵日夜守护着一条已经荒芜的走廊。正面是一幅标语:“希特勒说到做到。”

国会纵火案（4）

国会大厦烧毁了。柏林的夜晚遭到纳粹警察的直接践踏，他们搜查关门较晚的咖啡厅、爵士乐俱乐部、群众集会场所，对同性恋俱乐部中人的大逮捕更是不在话下。在内政部长赫尔曼&#8226;戈林命令下，颁布了关于通信秘密检查、禁止卖淫、禁止同性恋、关闭夜间娱乐场所等多项法令。多数情况是，一辆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冲锋队队员的卡车，开到同性恋者聚会的地方，去执行大搜捕行动。

镇压是大规模的。2月28到29日的夜里，抓了4 000名政治犯，其中1 500人是在柏林城区抓的。此后，3月份逮捕了 10 000人。因反对纳粹政权而被投入监狱或送进集中营的，总数有25 000人。四分之三是共产党员。3月3日，共产党的总书记恩斯特&#8226;台尔曼被捕，这天离国会换届选举只有两天时间。希特勒非常高兴，因为社会主义分子拒绝了共产党要他们追随其转入地下的建议。

作家克里斯托弗&#8226;伊舍伍德在那个悲惨年代生活在柏林，他的小说《永别了，柏林!》（Adieuà Berlin）描写了当时自由被剥夺的情景。1972年，鲍勃&#8226;福斯同莉莎&#8226;米纽莉、迈克尔&#8226;约克共同摄制的影片《小酒店》（ Cabaret），就是以其小说为蓝本的。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的1980年，这位76岁高龄的老作家，在会见 Gai Pied报记者时，对吉勒斯&#8226;巴伯代特说道:“我的朋友们那时总爱说，希特勒根本没有可能长久执掌政权，因为只要有一次大罢工，就会立即把他扫地出门。不过这种理论上的推测，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令人意想不到的现实是:同性恋者对纳粹主义上台，没有进行丝毫有效的抵抗。”克里斯托弗&#8226;伊舍伍德很快就要离开柏林回伦敦去了，他最后离开伦敦去美国定居。他补充道:“我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当时 英国的同性恋者生活在奴隶般的状态之下。所有的人都缄口不言。不久，我回到了伦敦，开始了完全自由的生活。” ［10］

柏林的疯狂年代（1）

柏林的疯狂年代

柏林的人口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20年代经济危机扩大了它贫穷的郊区之后，尤其如此。1845年柏林有50万人，1871年为100万，1900年又翻了一番。到1920年，柏林已有400万居民，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首府。它同时也是一个年轻的城市，犹太人在那里非常集中。在它的郊区，自从20世纪初义务兵役制实行以来，兵营周围开了很多专为大兵服务的小酒馆。士兵性交易的事常常发生，特别在蒂尔加滕公园，他们在那里同男妓们一起，享受着园中的林荫小道。此外，在整个20年代，每到冬天，每周都要举办男同性恋者的舞会，其中有些人一天晚上要赶好几场，特别在柏林狂欢节期间，欧洲人都到那里去聚会。 ［11］

盖伊&#8226;奥克汉姆，这位70年代同性恋运动的代表人物，赋予同性恋者一个固定名称，他说:“到18世纪初有一种城市现代文化逐步形成，这就是同性恋。那时，伦敦出现了反常性行为的秘密俱乐部，有他们自己的活动地点，有自己的行规……一直要到19世纪末，这种性倒错的行为方式才被其他人士所认识，才第一次被医生、法学家、政治人物所接受，性关系的异端从此成为社会现象。总之，同性恋的产生，源于现代都市的发展和性心理知识的出现。” ［12］

1900年，柏林有30家同性恋酒吧。1933年就增至130家，比巴黎现在还多。也有一些文学团体，如罗汉克林俱乐部和哲学家社团。还有“男人专场”的夜间演出，专演一些滑稽搞笑的同性恋内容的节目或当时较为流行的戏剧。在巴黎，那位被让&#8226;科克托所欣赏的专门反串角色的美国人巴贝特也同样吸引大批观众。这位舞蹈家和杂技演员不久之后在马雷区也有了自己的剧场。在柏林演出的《汉娜&#8226;斯图尔姆》，完全是《让娜&#8226;滕佩特》的翻版，此剧最初在“金屋”上演，陶醉过很多在夜间寻乐的柏林人。

1931年，巴黎一家以讽刺幽默闻名的报纸《小钢炮》（ Le Crapouillot）对德国首都那种既疯狂又刺激的活动发生了兴趣，赶紧向那里派去几名记者，通过奥斯卡&#8226;梅泰尼耶的文章，我们看到了对另外一个著名的同性恋夜生活场所“德雷斯内&#8226;卡西诺”的描写:“我眼前是一片四百到五百人形成的五颜六色的人海，人海中发出美妙的交响乐声音。每个舞者都是男扮女装。在色彩斑斓的人海中，偶尔可以看见几个流动着的黑色斑点，原来是一些身穿制服和晚礼服的警察，他们一脸严肃，也参加到这一纯粹由男人组成的晚会中，又唱又跳。”女同性恋的夜总会“玛丽”和“英奇”，《小钢炮》的记者也没有放过:“在那儿，环境设施和谐优雅，非常适合众多美女冶游其间，周围的颜色主要是酱紫色和珠灰色，有一个琳琅满目、供应丰富的吧台，座椅都是深色的。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女人在那里了。”一家同性恋小报也刊登了一些分析评论文章、连载浪漫小说以及一些夜生活的新闻报道。一家名叫《迪&#8226;弗洛因德沙弗》（ Die Freundschaft）的杂志，译成法语就叫友谊报，它上面刊登了这样的启事:“水兵寻求男性伴侣”或“男青年，27岁，征求一位强壮男子为性伴侣”。

柏林的疯狂年代（2）

同性恋者生活在一起，纵情声色，享乐达到了极致。他们的人数和性质很难确定，正如费里克斯&#8226;亚伯拉罕亲眼所见后所描述的:“大多数同性恋者都在某个团体当中。在柏林，我们看见有胖子俱乐部、秃子俱乐部、光棍俱乐部，那么，为什么不能有一个专门为仇视女人的人提供相聚场所的俱乐部呢。”也有小胡子团体，但他们也欢迎留大胡子的人，他们常常组织数百人规模的50岁以上老人的聚会，这些老人风度翩翩，丝毫不逊色于那些嘴上无毛的青少年，他们在那里快乐消闲，通宵达旦，一晚上喝掉无数公升的啤酒。在一些体育竞赛协会的酒店中，人们鼓励那些身健貌美的青年进行色情表演，帅哥们性感刺激的紧身衣裤，非常具有挑逗性。表演常常掏光观赏者的腰包。《小钢炮》最后一篇报道是30年代初发表的，标题是《致小雄狮》:“这是一家美国西部式的小酒馆，天花板上挂满了万国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简直就是一个疯人世界。服务员是清一色的‘小狮子"，其实，就是一些18到20岁的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他们身穿水兵服，在那些爱好男风的顾客中间忙碌着。” ［13］

科莱特的第一任丈夫威利在1927年对柏林的小酒店有过另一番描写，文章比较含蓄但不无幽默感，指的就是克里斯托弗&#8226;伊舍伍德曾经提到过的、位于一个工人区的科西&#8226;科迈尔酒店。他说:“旅游者都不愿到那里去，他们认为那里不安全。其实，这家酒店接待的都是一些老主顾，格调一点也不低下:四周墙上挂着拳击手和自行车运动员的照片，来者多数是年轻的失业工人，他们身穿皮夹克，衬衣敞开露出肚脐眼儿，衣袖挽得高高的，在那儿一边玩扑克，一边等待顾客。”威利还一再描写卡尔斯巴德咖啡馆:“整个大厅塞满了男人，大多是吵吵嚷嚷、高谈阔论的年轻人，他们手舞足蹈，动作极其夸张。一个因吸食吗啡而瞳孔扩大的少年，在大厅中间扭来扭去。他穿一件短外衣，上身是光着的，两条腿也裸露着，脚上穿着一双凉鞋。” ［14］

在王子大道，有大歌舞厅、时尚的啤酒馆以及首都最大的电影院，正如旧时照片所展示的那样，一些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旁若无人地在那里散步，他们和她们充满自信，认为自己已完完全全融入了这个社会。 ［15］ 吉勒斯&#8226;巴伯代特在 Gai Pied报上，追忆这个疯狂年代时写道:“最使欧洲人感到震惊的德国文化现象，就是同性恋。欧洲人看到了他们永远不想看到的莱茵河彼岸的现实。” ［16］ 这种令人震惊的都市文化的涌现，来势汹涌，清晰可见。 ［17］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1）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

这种社会解放的动力对于同性恋者来说，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没有限度的。当时还出现了另一种潮流:妇女解放运动。尽管这不是主流，很多职业还是以妇女为主了。出现了一种新职业:打字员。这是一种令人羡慕而又较为稳定的职位，它常常可以弥补丈夫工资的不足，而且开始涉足男人的经济领域。当然这种职业对于从事演艺的妇女、女歌星以及服装模特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那些女人有自己的梦想。此外，由于魏玛共和国的制度，妇女于1927年开始有了选举权。威廉&#8226;赖西的 Sexpol运动，是思想意识领域的另一次大动荡，它从1920年到希特勒上台这段时间，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兴趣，它给人们带来新的道德观念，如重新回到以生活享受和肉体刺激为主要目标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风气很快散布到整个德国。但赖西并不因此就赞成同性恋解放，他觉得这种性欲很靠不住。异性之间的性关系才是正常的、神圣的。作家兼政治斗士达尼埃尔&#8226;介朗，此人30年代在德国时并不认识赖西，但后来，他1948年在美国时认为:“赖西是一个被压抑的同性恋者。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强烈地抨击同性恋。” ［18］ 赖西的理论完全是依照西格蒙特&#8226;弗洛伊德思想中的“文化是一种性欲的升华”这一观点，他的理论可能把人对劳动的反感态度，把人遇到障碍反而更加兴奋的现象，解释为一种人对社会秩序的态度:有时是自愿的服从，有时是违心的顺从，这种解释是对性能力的根本歪曲。Sexpol运动也暴露出人在遇到自身障碍（其中包括政治方面）时的无奈。人需要从控制他感情欲望和梦想的社会枷锁中解放出来。 ［19］

埃里克&#8226;弗洛姆的思想接近后来在六七十年代影响很大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潮流。他在其所著《专制和家庭》（ Autorit t und Familie）一书中，并没有分析同性恋的外在表现，而是描绘了同性恋的社会构成，此时道德权威们尚沉浸在某种受虐狂的反应之中，出现了“同性恋-顺从者”这样的混合体，他写道:“一般来说，施虐狂-顺从者的特点同其在异性性关系上的欠缺是一致的。性成熟前的冲动（特别是肛门的）是非常强烈的，表现出来却是有条有理、一丝不苟和协调和谐，对于小资产者的性格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一个同性恋者，如果对他的妻子心里感觉特别好，性欲也得到完全的满足，他会非常珍视这种和谐的感情。反之，如果他对她反感，则会在同她的关系中，更关心家庭和孩子，而不在意情爱方面是否和谐。在其他兴趣方面，他更同情有受虐狂倾向的人，善意地使柔弱的男人和强健的男人相互补充。这种爱情设计构成了团结合作的重要因素，对于一个受压抑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关系是不合情理的，是同弱者的利益相背离的。这样，同性恋有了存在的空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兼有施虐狂和受虐狂倾向的人能与同性恋者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多年受到关注、至今尚不十分清楚的问题。” ［20］

一种双重的渴望正在吸引着新的一代，这些年轻人想忘掉大战中的屠杀而钟情于兄弟关系和友谊，他们到大自然和森林中去聚会，或沉浸在都市夜生活那些稀奇古怪的娱乐之中。总之，不惜任何代价，逃离钢铁厂的高炉和贫苦的郊外地区。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2）

另外一个关注这些青年人和这个德国的人是达尼埃尔&#8226;介朗，他在同他的巴黎资产阶级家庭决裂之后，先动身去了黎巴嫩，然后前往印度支那，他在那儿见证了殖民主义的残忍统治。1930年回到巴黎时他26岁，在贝尔维尔区当印刷工人。1985年，他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回忆道:“从1932年开始，我就感觉到纳粹主义的上升。而之前的1930年，我们虽然对纳粹势力急剧增加有强烈印象，但还不觉得它的危险性。对墨索里尼的回忆已渐渐淡忘，在德国发生的一切似乎并不那么可怕。” ［21］ 此时，这位《褐色瘟疫》一书的作者对德国进行了两次访问。他写道:“我的第一次旅行是在1932年夏季，希特勒还未上台。第二次是1933年的四五月间。这是两次完全不一样的旅行。第一次是步行，身上背着背包，有一个伙伴同行。我们晚上住在青年旅馆，那儿有许多可爱而浪漫的青年，这些青年的活动，就是弹着吉他和曼陀林，在马路上边走边唱。”总而言之，达尼埃尔&#8226;介朗并不十分清楚这些青年同流浪的同性恋者之间有何界限。他承认自己16岁时就是同性恋，而且从不向人隐瞒。他说:“但我从不做爱，也从未看见同性恋者公开做爱。同性恋无非是男孩子之间友谊的升华，它在当时是很光彩、很时髦的。”

下一年的旅行使他的美梦变成了噩梦:“1933年，一部分青年旅馆已经希特勒化了，人们不得不常常同纳粹青年艰难地争吵。在某些旅馆里，有人怀疑我可能是间谍，我受到威胁。”几年后，他在挪威被纳粹逮捕，原因是他曾参加过一个欧洲抵抗组织，其实那既非宗教团体，也不是戴高乐或共产党的组织。

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8226;莫拉维亚也要去柏林访问，那是1934年，他27岁。192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冷漠的人》的出版使他在意大利非常有名。他很快就成了墨索里尼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敌人，于是设法离开了他的祖国意大利。他访问了欧洲很多国家，去过伦敦、巴黎和慕尼黑。1987年，他在巴黎刚过完八十大寿时，我同他相遇并进行了一次交谈。他回忆起在那些黑暗年代中在德国一次短暂的逗留:“我是坐三等车离开罗马的，因为我没有很多钱。我下车后，糊里糊涂地住进了一家叫豪索诺夫的豪华酒店。第二天早晨，我才搞清楚，我是这儿很少几个平民百姓中的一个，周围尽是些穿褐色服装的武装分子。晚上，从酒店出发，我参加了雄伟壮观的火炬游行，在行进中，我看见阿道夫&#8226;希特勒向人群挥手。我吓得够戗，知道此地绝不能久留。第二天赶紧购买一张火车票离开，花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 ［22］

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柏林是欧洲三大同性恋首府之一，另两个是伦敦和巴黎。在东方，圣彼得堡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在西方，纽约超过了欧洲，开始成为值得信赖的消闲娱乐和逃避恐怖的去处。这些首都城市使那些正在追求自由的国家的人民心向往之。城市的光明也像它的黑暗一样，吸引着那些在自己老家生活得不如意的同性恋人群。一个德国同性恋者30年代初期亲历了这种情况:“那时，对我这样的外省人来说，马格德堡、马英兹或纽伦堡这些地方是小资产者的安乐窝，而柏林则代表着开放和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地方，以至于人们一旦有机会去那里，就再也不想回老家了。” ［23］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3）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杰勒德&#8226;科斯科维奇所说:“到那时为止，同性恋对于人们还只是一个孤立的、模糊的概念，对同性恋者真实生活的发现，是一件了不起的新鲜事。”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写道:“人们看见从他们外省的老家最底层出来的一些男同性恋者看到这些都市情景时，高兴得热泪盈眶。”很多同性恋者对柏林的自由空气的感情，可以从给同性恋夜总会取的名字上体现出来，那个名字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曾经把德国首都的每个夜晚，变得美妙无比。名字用霓虹灯的大写字母，装饰在夜总会的大门之上:“金屋”。名字显然源于那些西班牙的探险家们想找而没有找到的那个神话中的国度。为了让人容易看得见，还在主要入口处上方竖了两个广告牌，示意新来的客人:“你们到了。” ［24］

克里斯托弗&#8226;伊舍伍德并未被柏林同性恋生活的浮华表面现象所迷惑。他回忆道:“虽然人们可以说，在这个城市生活是多么的舒服，但我却对它很反感。当然，这只是个人层面上的体会，如此而已。我不是一个想在文化领域中捞取好处的人，比如作家的聚会、知识分子之间的辩论以及所有大城市中都有的咖啡馆生活。另外也还有在那些年代中存在的，由于卖淫的原因而搞同性恋的。1929年的经济危机加重了这种现象的发生。与此相反，代表真正快乐生活的资产者圈子中，人们都非常大方，彬彬有礼。在男人们举办的一些庆祝活动中，如果某人想同另一个人交往，他就向他走过去，用一种谦恭的姿势邀请他‘我可以同你跳舞吗?"当然这看起来有点滑稽。” ［25］

其实，在30年代，就有这样的人物，他们过得又幸福又轻松，比如柏林的哈里&#8226;斯特拉普说:“我1930年起就生活在柏林。我们有自己的夜总会，我们可以约会，可以跳舞。也有另外一些场所，远离喧闹的人群，更为高雅，更加清净。我同一个男孩子生活在一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21岁。靠他母亲的关系，我们常常参加一些豪华的大型化装舞会，就像马莱&#8226;迪耶特里克或俄国卡特琳娜二世举行的那种。晚会快结束的时候，人们打开大门，面向在马路上值勤的警察，让他们看见我们的所作所为。那时很宽松，彼此相安无事。我记得有个晚上，我和我的朋友在住房前拥抱亲吻，正好房东从门口经过:‘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像孩子似的"，我们不知道怎样回答她。”哈里&#8226;斯特拉普继续写道:“后来整个柏林城里装扮成女人的鸡奸者都消失了。我失去了很多同性恋朋友。他们无一人得以幸免。我比较狡猾，销毁了同性恋者的一切标记，以及一切可能引起怀疑、从而把我拖进那场大清洗灾难之中的信件。” ［26］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1）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

在那些疯狂的年代里，柏林有三十多家同性恋报刊，其中有三份是周刊。大部分是在全德境内的报刊亭中发售的。同这方面有关的图书每年要出二百种左右。这个有二千多个妓女在警察局注册的城市，是一个同性恋十分活跃的地方，也是欧洲组织得最好的城市，因此，有必要在这里详细谈一谈。 ［27］

1897年，在大量的同性恋游行活动和一些反思团体的影响下，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博士建立了科学和人道主义委员会。这一年他30岁，自己还开了一家专门研究性问题的中心，包括一个陈列室和一个图书馆。1919年，中心增设了一个专门接待同性恋者的诊所，它包括医药救助、心理分析以及法律服务。

这位医生也是医生的儿子，在八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七。他于1867年生于波梅哈尼附近的科尔贝格。1900年，他的运动中只有70个成员，1910年增至 5 000人。［28］ 由于他的这一伟大壮举，才有了后来的不谈鸡奸行为，而改为谈同性恋者和同性恋问题。希斯菲尔德比其他人看得更远，他认为20世纪初开始就应该集中各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医药方面的知识，迅速提高其可信度，以研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这一用词上的改变符合一种政治上的策略（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本书提到米歇尔&#8226;福柯的时候，还会涉及），它使新生的同性恋运动得以利用古旧势力和新生权威之间的矛盾。因为这涉及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压迫之后，可以逃脱进监狱的命运，如同从前逃脱苦役的命运一样。但是，正如杰勒德&#8226;科斯科维奇所说: “谈到限制措施，医务人员所做的，早就超过了司法工作者的努力。在70年代，医生们早就对有同性恋欲望的男人和女人进行了分类，既针对先天性的生理变态，也针对个人心理紊乱引发的精神失常。这种分类的目的能辨别出，哪些情况是先天的性倒错，哪些情况是后天形成的毛病。为了证明所使用治疗方法的严格，医务人员特别强调患者性别的丧失和可能的传染威胁。” ［29］

如同权力领域的社会碰撞一样，怎样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定名呢?一场如何措辞的斗争在20世纪初期已经开始了。大众报刊有最后的发言权，“同性恋”这个词被采用了，它取代了所有其他用词。“同性恋”和“同性恋者”被国际上接受了。特别是1907年开始的奥伊伦堡诉讼，德国大众报刊大量使用此词。 ［30］ 此外，有趣的是，“同性恋”一词是1896年才出现的。差不多30年后，有证据表明，“异常”这个词，是因为先有“正常”一词，用其反义才出现的，就像少数是多数的对应词一样，郊区是相对城市而言的。还有，秩序的对立面是违规。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8226;博内洛所说:“如果说人们花如此多的工夫寻找同性恋相关词汇以及它在19世纪的不正常表现的话，那是因为他们要更好地确定其规则界限。” ［31］

新生的医学权威利用在握的大权，给欧洲的同性恋运动进行政策定位。哈夫洛克&#8226;埃利斯，这位希斯菲尔德博士的同行，也要在20世纪初，在伦敦建立大不列颠同性恋运动组织。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作家爱德华&#8226;卡彭特和约翰&#8226;阿丁顿&#8226;西蒙德。赌注是一样的:利用医院的病历，逃避监禁。一种摇摆于正常和反常之间的说法出现了。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2）

在伦敦，一个叫奥斯卡&#8226;王尔德的人的案件，长期困扰着人们，此人因为对大不列颠贵族的反同性恋政策不满，常有怨言，一场要命的官司扣在了他的头上。因为，自1895年以来，大不列颠刑法明确规定，严厉惩罚所有粗鄙下流的同性恋行为。

希斯菲尔德的主要诉求是关于对1870年德国法律“175”条款的撤销。当时通过此刑法法典，是想利用它来统一德意志国家。这就是第二帝国的建立。路易二世的巴伐利亚后来长时间敌视这一对同性恋的惩罚政策。“175”条款非常清楚:“任何一个男性，对另外一个男性或动物做出猥亵行为，或同意参加这类性质的活动，将被判刑。”至于女人爱女人，将不受惩罚，虽然1912年最高法院曾有意将其列入条款。根据德国法院的记录，1894-1914年间，每年都有数百人遭受这条法律的打击。1919-1933年期间，德国法院根据这个“175”条款，宣判了9万起同性恋案件。

希斯菲尔德在其活动的主要方面，都得到了他的同时代人西格蒙特&#8226;弗洛伊德的支持。他俩互相帮助，在众多的新兴科学中，共同催生了精神病理学和性学。这股科学新风，扩大了医疗界同行的权力空间。尽管在他们的友好关系中，也有某些不愉快之处，特别在关系到他年轻的匈牙利籍学生山多尔&#8226;费伦茨的时候。 ［32］ 弗洛伊德在其所写文章中始终认为，假如同性恋意味着男人接近女人的道路的不太自然的中断的话，那么，对同性恋的歧视就是不应该的了。法学家弗洛拉&#8226;勒鲁瓦福尔若说:“他的判断长期不为人所知，长期不被重视。”但弗洛伊德长时期来对同性恋问题始终有他的立场。1905年10月27日，他在 Die Zeit报上发表意见，支持一个被控同两个男模特发生性关系的摄影师。这位精神分析学的奠基人进一步写道:“我的意见是，同性恋者不应被视为病人，因为一个有不正确方向的人，远非一个病人。同性恋者不是病人，他们的位置也不该在法庭上。” ［33］1865年，律师兼新闻记者海因里希&#8226;乌尔里希就已公开宣称:“我是一个反叛者。我拒绝接受我认为不正确的、现存的一切。我为不受司法人员干扰和不受嘲笑的生存权利而斗争。”1867年，他面对500位法学工作者协会会员，要求取消镇压同性恋法律，被人们喝倒彩。 ［34］

同性恋的形象在大众中的确不太光彩，在很多公共场所常常被丑化，有些同性恋者甚至被判刑。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在20世纪初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这种情况扭转过来，把他们解救出来。当然，他的努力未能达到目的。他依靠克拉夫特&#8226;埃班先前的思想体系，追随他的前辈海因里希&#8226;乌尔里希，进行大胆科学假设，认为同性恋者是一个女人被囚禁在一个男人的身体之内。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事实上受到精神病学的很大影响。他在世界各地旅行，拍了大量照片，特别是两性人的照片，用来支持他的论文。 ［35］

1979年，我由于一个朋友的关系，认识了一个精神病学医生伊夫&#8226;埃德尔，此人1910年在埃及时，曾接触过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这位现在已经去世的当事人在我遇见他时，住在星形广场附近的一所耶稣教会学校里。他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还清楚记得希斯菲尔德对精神病学魔鬼附体般的钟情。他说当他俩在开罗街上散步时，他会突然挡住某几个人，要求人家同他到饭店去拍照片，他完全陶醉在他关于人体的理论研究中。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3）

他认为人的外形是根本性的。他本人也穿女人衣服照相，同其他许多支持他的人一样，也同他用来证明他的理论的很多照片一样。他要靠医学知识的效能，靠病历而不是靠判刑和监狱最后解决同性恋问题。他不断向他周围的人重复他最喜欢的格言:“要得到公正，需依靠科学。”曾经发生过一场巨大的政治斗争。1903年公开发表了一份反对仇视同性恋、反对“175”条款的请愿书。有6 000人签名，其中包括克拉夫特埃班和在位的司法部长尼贝尔丁。所有左派政治人士，都紧随在倍倍尔之后签了名，从考茨基到伯恩斯坦以及众多的欧洲名流，如阿尔弗雷德&#8226;爱因斯坦、列夫&#8226;托尔斯泰、埃米尔&#8226;左拉、卢&#8226;安德列亚斯萨洛梅、卡尔&#8226;马里亚&#8226;冯&#8226;韦伯、赫尔曼&#8226;黑塞、乔治&#8226;格罗兹、海因里希&#8226;曼和托马斯&#8226;曼。请愿书在关系到同性恋案件时，措辞相当谨慎，而在提到其不良社会后果时，则非常明确:此项措施大大有利于大规模敲诈勒索，就像那备受指责的男妓领域一样。这些签名者，他们的名字就足以说明他们动机的严肃和正直，他们出于对真理、正义和人道的热情，庄严声明:“175”条款现行文字是同法律的进步相违背的，坚决要求立法当局尽快修改这一条款。 ［36］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100位法学家、 1 000位教育界人士以及 3 000位医生联合，重新提出上诉声明。希斯菲尔德中心印了 3 000本解释“分歧”的小册子发给居民，收集了 6 600份德国全境问卷调查的答卷，其中2.2%的德国人勇敢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者，即差不多100万人。1933年，希斯菲尔德运动拥有大约 4 800名正式会员。

新生的同性恋运动一下子就成功地促成了一次政治联合。从1898年起，社会主义者倍倍尔就敢于要求废除“175”条款。希斯菲尔德方面呢，他在1905年时受到司法部长尼贝尔丁的接见。 ［37］1905和1907年，德国国会为此题目进行了两次辩论。社会主义的捍卫者谈到德国有6%的人是同性恋。1907年，希斯菲尔德运动在一次柏林的集会中，召集了2 000人参加。1912年，德国进行立法选举，选举进行中，希斯菲尔德让人在德国所有的报刊中，夹发了一份宣传品，其文字是:“你们，第三性者，别忘了这一现实:保守分子始终在发言反对你们。左派在帮你们说话。你们看着办吧!”

在一次同时对内又对外的斗争中，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尝试了他的初步策略，即现在人们称之为“院外活动”的策略。他把医学信用和他的支持者的信用，都放到天平上了。但他的政治盟友显得很软弱。因为，如果莱茵河彼岸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支持同性恋的要求的话，后者会毫不犹豫地在他们的报刊上，揭露那些不是他们内部的人的同性恋身份。这同工业家阿尔弗雷德&#8226;克虏伯声称“外出旅行”，但很快就自杀了这一事件，是同一情况。

30年后，反同性恋者在评价恩斯特&#8226;罗姆的同性恋放浪行为时，仍然十分愤怒，他们依然谈那些可怕的细节。所有人都嘲笑纳粹党是同性恋的巢穴。但纳粹认为同性恋只是一些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绕不过去的是人民的评价。究竟谁是同性恋，从罗姆事件来看，纳粹是虚伪的。他们想利用这一事件封住人们的嘴，使同性恋问题成为历史的踏脚垫。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1）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

20世纪初，同性恋问题的出现，是在某些低俗小报上大量渲染后才为人所知的。1905年，希斯菲尔德同司法部长尼贝尔丁的会见并不成功。这位部长宣称，当舆论对同性恋持否定态度时，政府是无能为力的。另外，也有个人能量产生的影响。希斯菲尔德于1905年和1907年，分别同莫尔特克和奥伊伦堡的丑闻进行对质，前者是柏林的军事首脑，后者是皇帝的私人顾问和得力助手。这是那位唯恐天下不乱的新闻记者马克西米利安&#8226;阿尔兰选择的最好时机，他得以一一列举凯泽的最亲密朋友、菲利浦王子的同性恋证据。他在《大众日报》上写文章，标题就叫《一桩秘密和违反人性的罪恶行为》。流言不胫而走:假如皇帝也“搞”，也是同性恋，那么，那些怀念俾斯麦的人们该高兴了。 ［38］

一个“男性美”的德国官方形象长时期铭刻在外国人的脑海中，但这种形象或多或少是被同性恋者引领着的。晚些时候的“血腥之夜”的检阅，只不过是回归的确认。这些精心安排的检阅仪式，是为了显示男性美和纳粹制服的性感剪裁。 ［39］ 这种反面形象增加了人们的反德情绪，特别是在法国。

奥伊伦堡丑闻之后，在法国，一提到“德国恶习”，就是指同性恋。相反，德国人在很多出版物中，把这事叫做“法国毛病”。在19世纪，人们称之为“阿拉伯风俗”。16和17世纪时，在文学作品和报刊上，这种“恶习”是属于意大利人和英国人的。总之，有相当多的词汇表述这一性反常现象，而且总是来自外国。

这些丑闻，有时是新闻记者或自以为优秀的活动分子所为。在揭露法院、财政、工业和政治等部门人士的同时，他们可能会想，这种将当局重要机构的某些上层人士曝光的做法，只能使同性恋这件事变得更加平常，同时也使得他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行为，更容易被接受。 ［40］ 盖伊&#8226;奥克汉姆在评论这些丑闻时写道:“所有被指控者都属于上层社会，人们在责备他们对不良青年喜爱的同时，也责备他们的道德品行和习惯。有意思的是，揭露当权者的同性恋，哪怕这种揭露是以拒绝伪善的名义，但也是以道德的名义。历史地看问题，这似乎只收到了唯一的效果:增加了反同性恋的陈见。” ［41］

当这些“性道德”事件发生的时候，非常关注此事的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立即要到法院去证明他的卓越才能，有时候更是在德国法庭上实践他的才能，当然这是有他的理论作依据的。法官要求他以“性专家”的身份，检查所有被控有同性恋嫌疑的人。其实，在法院宣判之前，他们已被视为同性恋者了。他诊断出冯&#8226;莫尔特克将军是一个“无意识的”同性恋，从而使丑闻更加严重。盖伊&#8226;奥克汉姆写道 :“这种用科学手段对司法压迫的帮助，是始料不及的，但它还是引起了希斯菲尔德的信徒们一片不大不小的恐慌。希斯菲尔德永远也不明白，他曾经向当局明确指认了一群至今不为人所知的新的牺牲者。” ［42］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2）

与揭露别人的严厉做法相反，希斯菲尔德并未忘记保护他自己。曼弗雷&#8226;埃尔茨和詹姆斯&#8226;斯特克利写道:“人们很少知道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的同性恋倾向，因为他从未公开说过。一些反对他的恶毒讽刺言论，在一些小册子和评论文章中发表，大多数是反犹言论，因为他从未隐瞒他的家庭出身，何况他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深知，只要他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他肯定会被吊销医生从业资格，从而毁掉他在公众舆论和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力。” ［43］

这种在司法方面像同谋犯式的姿态，很快就激怒了另一位同性恋运动的创始人阿道夫&#8226;布兰德，他很快就站在了希斯菲尔德的对立面，同他在策略上的转变针锋相对。 ［44］ 他通过自己影响的网络系统以及自己的报刊进行宣传。他在一份名为《老百姓》的报纸上愤怒地写道:“我们不想拿我们怀疑其不正常的人作为科学凭证，去同政府合作，树立自己的善人形象。”由于他也在他的报刊栏目中，通过这种告密方式，公开泄露了冯&#8226;比洛首相的问题，布兰德于1908年获罪入狱。 ［45］

从克虏伯到奥伊伦堡，从社会主义报刊到人民大众报刊，中间经过了同性恋的新闻媒介，告密这件事形成了一股危险的浪潮。历史变化的轰动处在令人遗憾的状况之中。1980年克里斯托弗&#8226;伊舍伍德在追忆那些年的情况时，很严肃地写道:“希斯菲尔德的理论是以怀疑有第三性的存在为基础的。在‘正常"这个词的名义之下，此理论没有少帮助糟蹋同性恋者。因此，一切都是复杂的，要想象出那些应该被打倒的陈见的分量是困难的。”

在对柏林人客厅中的爱情和对这个首都娼妓数量的忧虑两者之间，他认为:“很多人突然间对同性恋严厉起来。特别是中间阶层人士，他们谴责所有希斯菲尔德式的严肃。人民对此感觉很强烈，尤其是柏林。” ［46］ 确切地说，在经常出入豪华客厅的人士和那些夜间上街游荡或卖身者之间，有一个中间阶级，他们认为时机已到，他们应该有发言权了。这个“小资产阶级”，有政治人物，有知识分子，有艺术家，他们全部讨厌纳粹的意识形态，选择走向承认社会现实的道路。但他们最终还是要处在一切危险的旋涡之中。

钳子越夹越紧，让人喘不过气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最终失败之后，爆发了斯巴达克的起义，德皇于1918年10月10日宣布退位。当天，这个革命组织在国会前举行了大会。当希斯菲尔德应罗莎&#8226;卢森堡之邀，勇敢地走上讲台发表演说的时候，机关枪密集的火力向乱哄哄的人群扫射。他当众重申要为性平等而斗争，台下有与他团结在一起的5 000名支持者。这些人很快就遭到追捕、枪杀或流放。罗莎&#8226;卢森堡于1919年1月15日被杀害。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3）

3年之后，在慕尼黑的一次集会上，希斯菲尔德被德国民族主义分子的子弹所伤。1923年，在这同一城市，他又躲过一死，但颅骨被打开了。德累斯顿一家报纸评论道:“长着一脸大胡子的人永远死不了。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受了那么重的伤，报上文章说他已经死了。但今天我们听说，他已经痊愈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很可惜，那些残忍可耻的、我们人民的谋杀者未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47］ 他去慕尼黑是为了给里查德&#8226;奥斯瓦尔德的影片《和别人不一样》做宣传，同他一道去的还有当时的著名演员、影片中同性恋的主要扮演者康拉德&#8226;法伊特。希斯菲尔德对此片全力支持，他本人也在影片中露面。这是同性恋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影片，也是电影史上第一部同性恋影片。 ［48］ 该片完成于1919年，它的一部拷贝在纳粹的大焚烧中，奇迹般地幸存下来，被人在乌克兰找到。影片叙述的是一个同性恋的敲诈勒索故事，有审判、有自杀，也有为了废除“175”条款这个灾祸之源所引起的诉讼。在这部无声电影的结尾处，银幕上打出了这样的文字:“我们希望看到这样时代的到来: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社会良知不再沉默，真理不再成为谎言，爱情不再变成仇恨。” ［49］

影片放映尽管取得巨大成功，还是遭禁演了。然后，纳粹抓住了民族主义分子和反犹分子两股力量，对希斯菲尔德进行跟踪追捕。像在维也纳所做的那样，他们会突然在群众集会中出现，开枪射击，在参加会议的人群中制造恐怖气氛。纳粹报刊上不无调侃地写道:“你们没有必要活着，但我们德国人必须活着。我们活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战斗。要战斗就要有男人的刚强气概。要保持刚强气概就需要有严格的纪律，特别是在做爱这件事情上。自由爱情和畸形心态都是同纪律相违背的……因此，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淫乱，尤其是同性恋，因为它剥夺了我们解救人民的最后机会，人民至今仍戴着沉重的枷锁。” ［50］

被驱逐出德国之后，在外国他更加不易被理解，特别是在巴黎。在那儿，社会上的同性恋运动被人当笑话看待。某些个人主义唯美艺术家如科莱特的伴侣威利，对希斯菲尔德的评价就很苛刻:“他的理想主义同某种贪婪做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比如他的刊物、他的影片以及他的协会，都是些喧喧嚷嚷、华而不实的宣传，只能给出一些供咨询的参考意见……他非常懂得如何利用同时代人反常的好奇心。” ［51］ 不久，他被巴黎驱逐，他在那儿未得到任何支持。

文化的浩劫（1）

文化的浩劫

1933年，柏林敲响了丧钟。纳粹抢夺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研究中心、文化资源、商业贸易、大众媒体、社会组织……当然还有人，也开始有系统地驱赶同性恋，并宣布说这是长期任务。在一片咒骂声中，也出现了另外一些声音。因此早在1930年8月2日，纳粹党报 Volkischer Beobchter趁“175”条款的修改计划在委员会通过的机会，发表文章威胁说:“你们可以想象，假如我们掌了权，我们一天也不能容忍这样的法律。同牲口性交，同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同自己一样性别的人发生性关系，这一切变态都是从犹太人的灵魂中产生的。他们冒犯了神圣造物主的本意，将会受到应得的惩罚:上绞架或驱逐出境。” ［52］ 同性恋活动分子很快警惕起来，如慕尼黑方面:“很有可能，有些同性恋是孤立的，是政治上不成熟的，是只关心满足眼前欲望的一些人，他们不懂，1933年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我们作为同性恋运动积极分子，在政治上也是活跃分子，我们要参加斗争，制止纳粹主义危险，即参加日益壮大的抵抗运动。我们为自身的安全计，决定假装互不认识。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有时会见的，但绝不在公开场合……随着时间的逝去，我们很多政治上的朋友、犹太人朋友也都消失了。” ［53］ 作家勒内&#8226;克勒韦尔在1933年写给马塞尔&#8226;茹昂多的一封信中，证实了在慕尼黑发生的事情:“那儿的气氛令人窒息。很多的妓院都未能使纳粹铁青的面孔有所改变，他们总是嘴唇紧闭，皱着眉头。” ［54］

勒内&#8226;克勒韦尔1928年访问过希斯菲尔德的研究中心。更早几年，克里斯托弗&#8226;伊舍伍德还让安德烈&#8226;纪德拜访过那里。这个中心在全世界都很有名。

数十年间，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博士的这所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性科学研究所留下的文字资料非常之少。人们只知道它的联合组织曾经购买过蒂尔加腾的哈茨费尔德旧宫，以后又购买了一些附近的建筑。中心有一百多个房间，包括由国家资助的学员和研究人员宿舍。1930年在法国出版的路易夏尔&#8226;鲁瓦耶的著作《爱在德国》一书中，人们可以读到如下的描写:“于是我前去看望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博士，这位国际知名的性学大师。……先出来接待我的是他的助手费里克斯&#8226;亚伯拉罕，这是一位瘦高个子，有着棕色头发的青年，他有一双温柔的大眼睛，英语、法语都说得很好。……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中心除接待前来收集资料的专家学者外，也接收前来治病的患者以及司法机关监控之下的犯罪分子。后来，希斯菲尔德博士进来了，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矮胖子，脸上留着又多又整齐的胡子。在他的眼镜后面，目光炯炯，但温和而安详。” ［55］ 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不久，立法委员会刚刚以压倒性的多数票最终通过了几代同性恋者盼望已久的这项立法改革措施。形势说明，比起20年前，目前是最好时期。

文化的浩劫（2）

1933年5月10日黎明，全国报刊和广播电台宣布，今天将要对希斯菲尔德中心发动一次攻击，“目的是净化文化环境”。这次清洗，象征着要把同性恋运动初创的巨大工程置于死地。地方报纸新闻栏补充报道说，医学院的学生们自愿参加，去“打扫”这个由政府出钱兴办的、不知羞耻地耸立在首都中心的机构。非常幸运的是，中心某些负责人事先觉察到了危险，抢先把珍贵文件运出德国国境，大部分资料运到了阿姆斯特丹。此外，大多数同性恋运动的加盟组织也销毁了他们的档案材料。

克里斯托弗&#8226;伊舍伍德住的地方离希斯菲尔德中心只有两条街的距离，他说 ［56］:“一大早，马路上满是卡车，还有铜管乐队伴奏，有些大学生在对中心进行打砸抢。他们砸开大门，飞快地冲进大楼内部。他们整个上午都在里面，打翻墨水瓶和油墨，地毯上一片狼藉，手稿文件乱七八糟。他们把图书室里的书以及与同性恋毫无关系的作品，如历史书、艺术杂志等装上卡车。冲锋队的队伍来了。他们身着褐衫开始仔细搜查。他们似乎早已知道要找什么东西。” ［57］ 事实上，几年前，一些纳粹的头面人物就到希斯菲尔德这里来看过病，他们无疑担心有人会利用病历资料揭露他们的同性恋问题。也不排除发动这个骚乱的，是另外一些想利用档案资料浑水摸鱼的人。

混乱时刻过后，有一万册书被装上卡车，以便五天之后，运到歌剧院广场去焚毁。国会大厦被烧以后，这里成了正式的群众广场。希斯菲尔德的半身像也一路上被拖着向前走，两旁的人们举着火把，它也是要送到火场去焚烧的。两天之后，纳粹报纸 Der Angriff——戈倍尔经常为此报写社论——发表了结论性意见:“这个以科学作为挡箭牌，被马克思主义势力保护了14年之久的中心，我们以从他们那里搜出的东西，证明它简直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下流和无耻之徒的大本营。”

此次大焚烧还包含有另外的仇恨。歌剧院广场集会在戈倍尔主持下，在霍斯特&#8226;韦塞尔的歌声中，纳粹大学生们朗诵:“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为了人民团结一致和理想主义哲学思想，我们把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的著作投进火海。反对颓废堕落和道德败坏，为了尊严和家庭，为了国家的良好风尚，我们把海因里希&#8226;曼的著作投进火海……反对胡乱夸大生命本能，为了人类灵魂的高尚纯洁，我们把西格蒙特&#8226;弗洛伊德的书投进火海……反对诬蔑大战中士兵的描写，为了用真理精神教育人民，我们把埃里希&#8226;马里亚&#8226;雷马克的书投进火海。” ［58］

1933年3月23日，希斯菲尔德中心的主席库尔德&#8226;席勒被捕，1933年年底被押送到奥里亚仑堡集中营。 ［59］ 当时，希斯菲尔德在国外，他从此失去了他的德国国籍，后来再没有踏上过祖国的土地。至于中心的大楼，它被没收了，但并未被摧毁。这座空空如也的巨大建筑后来成了联军大规模轰炸的牺牲品。

文化的浩劫（3）

在逗留柏林的那些年代里，克里斯托弗&#8226;伊舍伍德同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的朋友卡尔&#8226;吉泽经常来往，他知道，在中心遭浩劫之后，他该如何行动。他先回到伦敦，然后踏上去美国的旅程。吉勒斯&#8226;巴伯代特写道:“他离开了他的出生地，10年前他在那里发现了初期的同性恋运动和20年代柏林的左派运动，并积极地投身其中。当时正在巴黎同那里的妓女鬼混的亨利&#8226;米勒，也认识了这位柏林来的同性恋者。” ［60］1939年，伊舍伍德横渡大西洋，特别想去同他的朋友奥尔德斯&#8226;赫胥黎重聚。他现在偶尔翻译一点波特莱尔或兰波的作品，消磨日子。他最近的一本书是1980年他76岁时出版的。他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宣称，他离开欧洲，是因为忍受不了他的同伴都被召唤到敌人的旗帜之下的现实。 ［61］

1934年，在德国的“血统和荣誉”的法律范围内，“175”条款进一步加强:“在对男人和男人之间和人与牲畜之间进行违反本性的性行为判罚监禁的同时，也要宣布剥夺其公民权。”这条法律的修改是一个司法委员会于1933年10月开始起草的。徒刑从5年过渡到10年。1934年1月28日，突然又规定，男人相互拥抱、接吻，甚至做同性恋的性幻想，都在法律的打击范围之内。解释的范围危险地扩大了，从鸡奸到明显的身体外部挤压，从同性恋分子到同性恋倾向，从治安调查到流言飞语，以及邻居告密和家族复仇均属犯法。 ［62］ 因为告密会扩大逮捕的人数，刑讯逼供会增加同性恋者的档案资料，特别是在那些有钱人中间，或者在那些不属于某种社会势力的人中间进行，目的是在他们身上施行不同的压迫。同性恋的脆弱正好可以为其所用。 ［63］

文化界是首当其冲的领域。当这个影响力很大的领域应该长期起表率作用的时候，文化事实上处在“衰退”的危险之中。无论如何，这一特殊的清洗行动，应该为国家利益着想，容许有例外。因此，除了明显的现行犯罪行为外，逮捕同性恋的艺术家和作家，必须首先得到希姆莱本人亲自批准，以避免涉及高层保护下的人物，给他们脸上“抹黑”。希姆莱在1937年秋为此专门颁布了一条命令:“所有对性反常的演员和艺术家的抓捕和监禁，都需要事先请求我本人批准，除非当场双双捉住。” ［64］

身为演员、摄影家兼舞蹈家的阿尔布雷希特&#8226;贝克尔于1935年在柏林被捕，他在1995年作证时说:“我在巴黎的夜总会见过莫利斯&#8226;舍瓦利耶，也在‘疯狂牧女"俱乐部遇到过米斯坦盖。如同当时所有的同性恋者一样，我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内向奥斯卡&#8226;王尔德的墓碑鞠躬致敬，在回来的路上被捕，罪名是曾经拍摄很多运动员的裸体照片，而那些运动员属于盖世太保或党卫军的编制。他们在我的寓所中搜出了一些使我受牵连的照片。……审讯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一个纳粹分子来到我的面前，很有礼貌地向我致意后，开始对摆在我面前的我的情人们的裸体照片大喊大叫:‘这些人，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一些朋友被监禁、被判刑。我的一个朋友判了一年，而我却被关了三年。” ［65］

文化的浩劫（4）

同样是柏林演员的库特&#8226;冯&#8226;鲁芬回忆道:“193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的门房来告诉我，说有一个警察在客厅里等我。他是来带我到盖世太保总部去的。我被一个朋友揭发了，他忍受不了严刑拷打，说出了他所认识的所有同性恋者的姓名和地址。我为了接受审讯，不得不经常往返于达姆的监狱和盖世太保总部之间。后来我被关进了利希滕贝格监狱，在我印象里，那里有非常多的同性恋囚犯。后来我被释放，完全是由于海因茨&#8226;希尔伯特的干预。他是柏林德国剧院的经理，他直接找到希姆莱，否认我是同性恋，要求恢复我的自由。其实他对同性恋的情况是很清楚的。” ［66］

另一位演员米夏埃尔&#8226;李特曼奇迹般地逃脱进集中营的命运，则是由于他咬紧牙关，缄口不言:“我同我父亲生活在一起。纳粹夜间巡逻，搜查了我的书房，他们在我书桌的抽屉里找到一本写满姓名和地址的笔记本。当晚我就被带到盖世太保总部，他们对我还算是客客气气的。初步问话之后，我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里面还有另外两个男人。但到了半夜，我又被带到一个有十来个人的房间，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他们对着我笔记本上的名字，依次向我问话:‘这人是谁?"我回答说不知道后，每次都要挨一棍子。所有名字念过之后，我晕了过去。醒过来之后，我觉得脸上好像被抹了蜂蜜。我用手一摸，才知道那是血。我记得当时我在想，如果我破了相，肯定不能再在剧院里工作了。监禁了几个月后，我又被带到先前那些人面前，他们向我宣布，由于缺少证据，我自由了。”［67］

另外一个证人也证实告密和审讯中的残暴情景:“我的女管家来告诉我，说有两个‘态度不友好"的人在等我。原来是两位警察局的官员。他们对我说‘不需要很长时间"。但一拖就是3个月。他们把我同其他囚犯一起关进一间地下室里。后来我又被带去见一位粗暴的警官，他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他说，我被抓进来是因为我企图勾引一位男士。我被转押到利希滕贝格集中营，在易北河上的托尔高附近。那儿的人一半是政治囚犯，另一半就是我们这些同性恋者。这儿很恐怖，人们强迫我们看杀人，这是我一生中看到过的最残暴的景象。” ［68］

同性恋就这样走进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环境之中。在执政当局推波助澜之下，社会仇恨在更大范围内直接指向政治反对者和犹太人、妓女和共济会员、爵士乐情侣和抽象艺术的狂人、原子研究者和十二音体系的发明人、偷猎者和懒汉、同性恋者和流浪的茨冈人。

这种“堕落”情况甚至波及部队里的新兵，他们为了改善待遇，竟敢到那些肮脏下流的地方去出卖自己的肉体，那些地方经常有告密者出没。当时的警察局报告和司法部门的文件还白纸黑字地摆在那儿，上面详细地记载着当年被人引着去看到的那些行为动作的细节。同那些有窥阴癖的人和有过激情绪的人提供的荒唐景象相反，也远远不同于颓废堕落的狂欢节上的情景，这些专门报告中反映出性交都是单调、拘谨和偷偷摸摸的:有些人手淫，口交的不多，鸡奸更为少见。当涉及犯罪行为时，问题更要复杂得多。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单纯是那些已被证实的同性恋者，而是要当场抓住正在性交的同性恋。但这是非常困难的。有钱的资产阶级同性恋或“浪荡”的贵族子弟，与军队中士兵的生活条件相比是有天壤之别的。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1）

海因里希&#8226;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

在读过了第一批受害者的证词之后，我们来看看刽子手说些什么。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谈这方面问题的。1937年2月18日，海因里希&#8226;希姆莱对纳粹的高级官员有一次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同性恋问题。这次谈话对于了解纳粹如何迫害同性恋，对于了解他们根据何种理论来制订几次大屠杀计划，都是有教育意义的。长时期查阅这份很晚才公布的“秘密讲话”的记录之后，对于纳粹如何审讯，以及他们在这方面的真正意图，就非常清楚了。

希姆莱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我们1933年夺得政权时，发现有一些同性恋协会组织。会员大约有200万。负责这方面的官员甚至估计说，德国有400万同性恋者。我个人认为人数没有那么多……我的估计是100万到200万。这意味着7%到10%的男人是同性恋者。这种情况如不改变，意味着我们的人民将被这种传染病毁灭。从长远看，任何地方的人民都不能抗拒其生活中和性平衡中的这样一种错乱。” ［69］

希姆莱按照习惯的方式，做了如下推算:根据最新人口普查结果，德国共有 6 700万人，其中男性 3 400万。不过，有生育能力者只有 2 000万人。还应该考虑到，1914—1918年大战中死亡了200万人。记录上很清楚:“你们可以想一想，这200万同性恋和200万死亡者加在一起共400万人，他们会对德国的性别关系的失衡，起到多大的影响。这将引起一场大灾难。”把为战争而死去的人和当前仍然活着的人相提并论，希姆莱在他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说中，盲目吹嘘鼓励生育政策对应付越来越近的战争的重要性。他接着说:“一个有很多孩子的民族，未来肯定能够统治世界。一个孩子很少的优等种族，等于已经买好通向来世的车票。”

他还提起注意，这个对生育责任的硬性要求，事实上早在大战结束之后，就已经列入国家鼓励生育的报告中了。配合道德标准的医疗卫生报告也列入其中。因为对生育要求方面的改变是一切灾祸之源。

早在1899年，夏尔&#8226;费雷博士就在法国出版了一本名为《性本能:进化还是退化》的书，书中写道:“性本能的倒错，首先是身心的衰退，因为紧接着就是遗传上的退化。” ［70］

他的这个论点，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法国刑法关于同性恋不犯法的辩论中，也被广泛利用。因此，在1983年的法国法典中写道 :“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个长期结合体，他们应该通过某种性的合作生儿育女。”这一毫无 诗意的、对异性性爱简直是一种侮辱的定义，对同性恋者来说，也有其异曲同工之妙。比如1985年12月11日，布鲁塞尔上诉法庭的一桩判决，就挥舞着这条百年老论点:“假如同性恋本身不构成违法的话，那么，总不得不承认，它构成了一种性的不正规形式，仅此一条，就否认了两个不同性别存在的目的性，此目的性的普遍放弃，将导致人种的毁灭。” ［71］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2）

我们阅读希姆莱报告，发现其中有一条引导人们的主线，那就是对传播这种“传染病”的人，不能有任何宽容，他们的传染性是实实在在的，他们的人数是非常多的。奇怪的是，所有的放荡观念都是有相对性的。指责同性恋者和“醉心于”同性恋的关键，首先是它造成的压在“优选人种”前途身上的致命威胁。把所有的人都登记在详细的卡片上，变成了全民族优先要做的事。为了卓有成效地给人民制作卡片，为了警察和告密者服从命令，必须驳斥“私生活”论点。此论点难不倒希姆莱，他说:“在同性恋者中，有些人采纳以下观点‘我所做的事同别人无关，这是我的私生活"。但这绝不是私生活，因为性领域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人民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们的世界支配权，关系到我们的重要性是否会降低到瑞士一样的水平。”

这一障碍扫除之后，只剩下同性恋时尚的外表所造成的障碍了。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运动，正试图使这个障碍变得越来越有效力。希姆莱放弃了他一向使用的道德审判方式，更倾向于利用社会舆论。为此，他必须塑造一个神经有病、说话 唆、毫无主见的同性恋者形象。总之，一个使人毫无安全感的公民。在这道德行为的知识正在形成的时代，当威廉&#8226;赖希和西格蒙特&#8226;弗洛伊德被迫离开欧洲远走美国时，希姆莱以极为粗暴的词汇说起同性恋者:“同性恋者是一些理想的压迫对象。”人们将记住他这个讽喻。他接着说:“他们早就应该受到惩罚，已经有人顺从并承认错误了。他们最终软了下来并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意志。”这位纳粹重要头目接着说:“你们看到，在大部分时间里，那些被抓住的人，他们会‘完全自愿"地供出他们所知道的全部姓名。”真的完全自愿吗?那些亲眼目睹纳粹高官的所作所为的人们，会在心中暗笑其用词实在很有讽刺意味。希姆莱越说越自相矛盾，因为盖世太保的地下室里多年来一直回响着同性恋者受刑的惨叫声。他说:“因此，同性恋者随心所欲地招认一切，无疑是为了挽救他们自己的生命。”最后，他断然说道:“在男人和男人的爱情中，没有任何忠诚可言，尽管他们曾经许诺过彼此相爱。”

希姆莱是说到做到的，哪怕是在最敏感的领域内。当他1937年2月发表他的演说时，他当德国警察头子已经一年多了。1939年9月，在德国所有大城市和初期占领的境外土地上，建立起一大批供间谍机关使用的建筑群和大楼。这是他众多创造性措施中的一个，很多告密者不断地建议加强对居民的普遍监视系统。到1944年，光盖世太保本身，就集中了 32 000名成员。还应该加上10万名领工资的告密者。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逮捕不需任何法律手续，通行无阻。

对同性恋者的清洗从此制度化了，其范围扩大到德国全境。正如1938年8月28日《国民日报》（Nationalzeitung）报登载的证词所说:“国家安全局的一支别动队接受任务，要在汉堡对同性恋犯罪进行一次大规模清洗行动。其实，这种性质的行为在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放松对道德行为的要求，已经死灰复燃。但是，这种性质的行为，是违背刚刚上台不久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强硬政策的。警察的介入、惩罚力度的加强，使这种荒唐行为大大减少。” ［72］ 该报强调这次汉堡行动对同性恋的搜捕以及其后的快速判罪的重要作用:“别动队在光天化日之下查抄了大量的约会酒吧。另外一些搜捕行动也在进行。在这种形势下，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捕。被抓的人太多，需要快速审问。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把被控者带到法庭。被告一般判12到20个月监禁。有88桩同样事实和同样罪行的案件，还在等待波恩法院的开庭。所有这些审判，都是针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 ［73］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3）

根据“175”条款被捕入狱的，1933年为853人，1934年为948人，到1935年，这一数字突然上升到 2 106人，接下来的两年，分别为 5 320和 8 271人。1938年达到创纪录的 8 562人。在整个1933年到1944年的11年间，根据此条款被判刑者共计 48 082人。 ［74］ 1942年，统计曲线奇怪地下降到 3 963人。这一变化也同样反映在同年集中营里新来同性恋者明显减少这一统计数字上。最直观地看到前景越来越不妙，希特勒周围的人开始在想，那些要在集中营里杀死的人，至少可以让他们到德国各条战线去堵枪眼。

希姆莱对这个主意不太赞成。他认为，这样就放弃了正在实施的迫害和消灭同性恋的计划，这很可惜。这一统计数字的下降，也与同性恋者转入地下有关，他们尽可能不被发现。但希特勒斩钉截铁，认为这种情况是违背生物繁衍的，是同德国目前的紧急状态不相容的。犹太人和茨冈人都没有这样可以“替代”的同等机会。这种推理使一些同性恋者离开了集中营和监狱，但他们的前面仍然是绝路，死亡威胁始终在他们四周徘徊。11年间，至少有 45 000个以上的同性恋者是由于“175”条款的关系被判刑的。除集中营外，蹲监狱的同性恋者还有 60 000人左右。

有时，热情的警察会故意制造一些事故，以致把事情搞得更糟。1933年9月，在法兰克福，希姆莱给这个城市的警察头子们做了一个反对同性恋“堕落”的报告（6个月前他给党卫军的高官们也做过同样的报告）。会后，有些警察利用他们迷人的外表做诱饵，设圈套勾引大量的同性恋者，此事引起司法部长居特纳的极大愤怒，他给希姆莱写信，用词相当刻薄:“虽然我不否认，一场反对同性恋以保持德国人民力量的斗争是紧迫和必要的，但我仍然觉得，警察的荣誉必须爱护。军官们为了给同性恋者下套，把自己的身体都奉献出来，是不能容忍的。” ［75］

但希姆莱认为，法院的工作热情很不高，他们对那些威胁司法运作的罪行处置不力。很有可能，那些有用的案卷资料，被法官们在压力之下销毁了。希姆莱补充道:“在大战之前、之中和之后，这方面的法律已经不少了，但都没有执行过。为了说得更清楚，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开始这一行动的头6个月里，我们提供给法院的案子比我们28年间提供给柏林警察局的还要多。”但是，他很遗憾地接着说:“我们上当了，把同性恋者送上法庭并让人把他们关起来，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当他们从监狱中出来后，依然故我，又成了同以前一样的同性恋者。”

在党卫军高官们面前，希姆莱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使命:“我们应该明白，假如让这一恶行在德国继续扩散，而我们又不加以打击的话，这将是德国的末日。”我们知道，是另外的力量，是多数人集体的力量，将打破纳粹的梦想。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4）

历史上有过日耳曼残暴和血腥的传说故事，他必须此时向他的听众说出，以收到理想的效果。他回忆从前:“对我们的前人来说，任务很简单。对他们而言，这些家伙都是孤立的人，是非正常人。那时的同性恋者都要被扔到很远很深的沼泽地里。” ［76］ 希姆莱还说:“那些现在在沼泽地里发现了尸体的人们，万万没有料到，其中有90%是同性恋，他们是穿着衣服被扔到那里的。”这是关于条顿人的一个混乱不堪的传说。希姆莱最后说:“这并非一种惩罚，这是一种解决办法，即把这种不正常生活干脆消灭。应该把他们除掉，就好像我们拔除毒草一样，拔起来堆积在一起，点火烧掉。这不是一种报复。这样的人就应该从人间消失。”

雅利安人中的同性恋也有着同样的命运:很多人被抓起来，给他们上刑，以便从他们口中挤出情报。他们的活动场所和他们的协会也被取消了。接着，被剥夺工作并关进有铁丝网的拘留所，拿去做科研试验品。他们只能等待最近的结局:娼妓、政治人士、教士、工人或教员。1931年，柏林司法机关的档案中，有 41 000名同性恋罪犯或嫌疑犯的名字。大多数是根据他们的司法记录被重新抓捕或重新收监的，哪怕有些人已经服过刑了，也不能幸免。

专门监视柏林同性恋的特别警察局和负有同样使命的盖世太保办公室的领导者是同一个人——灵魂一点也不干净的约瑟夫&#8226;迈辛格尔。这样的组织结构，把镇压机构和同性恋甚至堕胎结合了起来。约瑟夫&#8226;迈辛格尔是一个做过阉割手术的同性恋者。戈林研究中心的档案中，有他同性恋史的详细记录。这位落入圈套并可以被任意摆布的人，同一些荒唐的、造成大量死亡的研究有关。 ［77］ 这些研究使用了动物试验品。这些试验产生了一些颇有医学价值的科学报告。

但是，正在进行着的屠杀并不等于对同性恋进行有计划地消灭，正如历史学家米歇尔&#8226;切尔斯所说:“犹太人和茨冈人是贴着从属于宗教和种族标签的。性的取向则不同，它不从属于别的东西，它是个人的独立行为。因此，性的取向并非必然引来杀身之祸。”他的这种说法也适用于集中营内部。米歇尔&#8226;切尔斯接着说:“在集中营分等级惩罚的档案中，可以看出社会监督的逻辑——其中也包括肉体消灭的情况——远远优于计划消灭肉体的种族灭绝逻辑。” ［78］

有些同性恋者女里女气，很容易被认出来，因此也容易被捕。弗里德里克&#8226;保罗&#8226;格罗斯汉姆于1937年的一个晚上，在吕贝克他的寓所中被捕。在同一城市，同一天晚上，另有229名同性恋者被抓起来，因为盖世太保手上有德国警察在20世纪初提供给他们的粉红色名单。 ［79］ 在市政监狱中被关押并刑讯了10个月之后，他被判9个月监禁，是根据“175”条款定的罪。后来他被释放，再后来又重新被捕。人们问他愿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还是愿被阉割，二者必选其一。他于1939年做了阉割手术。

卑鄙的告密行为盛行，常常把人置于死地。格特&#8226;魏曼回忆道:“1943年，我在柏林遇见一个小伙子，他是从俄国前线回来休假的。他女人气十足，警察在车站把他抓起来并投入监狱。此人从此消失了。我还记得有两个替秘密机关工作的党卫军分子。他俩共同住在一个寡妇家里。一天，寡妇发现两个小伙子之间有问题。她将此事告诉了来到她家的另外两名党卫队员。两个小伙子被抓走并被杀害了。我常常问自己，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干这种事情呢。直到战争结束，我每次走到那个街区时，都要绕道而行，以避免面对面碰到那个女人。” ［80］ 并非只有平民百姓中的同性恋被追捕，指控很快就渗透到政治、经济领域，最后，纳粹分子本身也不能幸免。

尴尬的“血腥之夜”（1）

尴尬的“血腥之夜”

但这次清洗也不是那么简单。大量同性恋丑闻不断使德国高层人士蒙羞。很久以来，外国人就在嘲笑他们了。这种丢脸的事必须停止。约瑟夫&#8226;戈倍尔和海因里希&#8226;希姆莱策动的“血腥之夜”行动，什么也改变不了。这次权力道路上的政治行动，事实上只给同性恋—纳粹主义这个不伦不类的大杂烩增加了一些附加含义而已，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利用这次行动来摆脱困境。更糟糕的是，这种事先计划好的屠杀，对于上千名同性恋者在集中营里濒临死亡这一现实情况，是可以相互对照的。

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决定进行的大屠杀，消灭了150名冲锋队负责人。这批人当中的头号人物，是前职业军人恩斯特&#8226;罗姆。时间是早晨6点，地点在巴特维塞。历史学家米歇尔&#8226;威诺克是这样描述的:“罗姆以及其他一些冲锋队的高官被从床上拉起来，指控他们犯有背叛罪以及附带的同性恋罪，他们有的当天被枪决，有的第二天被杀。” ［81］ 更为严重的是，在全德国境内，同时开展了大逮捕和大屠杀。关于这次进行了48小时的大屠杀，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资料，特别是没有关于牺牲者人数和逮捕原因的资料。人数常常被压低，目的是逃避责任。究竟是数百人还是数千人呢?

恩斯特&#8226;罗姆是唯一能够同元首说话时用“你”字来称呼的人。他们两人共事十几年。在巴特维塞旅馆中逮捕恩斯特&#8226;罗姆6个月之前，希特勒曾写信给他:“正是有了可以粉碎红色恐怖的冲锋队，我才能够进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斗争，我要特别感谢你，我亲爱的恩斯特&#8226;罗姆，感谢你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德国人民所做的不可估量的贡献。你知道，这是命运的安排，使我得以把你这样一个人，称为我的朋友、我的战斗兄弟。” ［82］

成立于1920年的褐衫党，鼎盛时期有40万人。他们专门为纳粹党进行一些下流卑鄙的行动。但他们过于野蛮，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因为希特勒上台执政必须要面对德国军队，他非常想迅速把军队拉到自己身边来。“丢人的”凡尔赛和约不允许德国军队超过10万人，这使得党卫军和冲锋队在一旁冷笑。军队，不管怎么说，自大战失败以来，它粉碎了斯巴达克分子和士兵委员会的造反。在希特勒的眼里，为了很快在全国扩大实力，军队是不可缺少的象征。

尴尬的“血腥之夜”（2）

1934年6月，这时候希特勒同恩斯特&#8226;罗姆的看法已经很不一致了。一些道德方面的丑闻提到法庭面前，一些男娼出来作证，指控罗姆。还有一些罗姆从玻利维亚寄给他的男情侣的信被新闻界公布出来。矛盾的是，当这些揭露出来的事物引起对同性恋愤怒的时候，很多同性恋者想的是，他们是元首的亲信，应该保护他们不受独裁统治者的陷害。但希姆莱派人严密监视罗姆。他的打手汇报说，罗姆经常发脾气大骂希特勒。对罗姆的处置，希特勒犹豫不决是错误的。这场必需的清洗是否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进行呢。当他的情报部门向他报告，说罗姆在1933年2月公开宣布:“这个可笑的下士所说的和我们毫无关系。假如希特勒不能同我们一道做点事的话，没有他我们照样干革命。希特勒是叛徒，应该让他回家休息。”希特勒的回答很冷静:“应该让事情更成熟一些。”“血腥之夜”这个词是冲锋队自己造出来的，含义是对现存政权的最后清洗。历史和希特勒用另一种屠杀方式，给予了这个词另一个日期、另一个时刻表、另一种含义和另一种地位。

几个月之前，即1933年9月21日，某些罗姆手下的人干了一件蠢事:当冯&#8226;德尔&#8226;卢贝被控纵火烧毁国会的官司开庭的时候，冲锋队租了柏林一家大酒店，在那儿大摆宴席庆功。当三杯酒下肚、大家都有些醉意的时候，他们在众多宾客面前提起这件足以断送民主的纵火事件，当然，人们没有提到戈林和罗姆的责任，因为正是他们派了一组冲锋队员，去把一些汽油桶搬进德国议会的地下室里去的。无独有偶，在另外一次宴会上，罗姆手下一名官员，突然在众多参加宴会者面前纵声大笑，宣称:“假如我说火是我放的，我将是一个可恶的傻瓜;假如我说火不是我放的，我将是一个讨厌的说谎者。”他的话使在座宾客无不笑得喘不过气来。这种对保密法规的背叛，使元首非常恼火。

至于戈倍尔、希姆莱和戈林三人，他们催促希特勒尽快除掉罗姆。混乱范围越来越大，除冲锋队员平日的敲诈勒索外，还有许多他们同党卫军和军队冲突的严重事件。这些发生在礼仪场合中的事件，无法逃脱在场人士和新闻记者的眼睛。希特勒的德国似乎掉进了一个秩序混乱无法挽救的怪圈。1934年6月15日，就在“血腥之夜”发生之前15天，希特勒同那位独裁统治达十多年之久的墨索里尼会晤，会晤时，墨索里尼提到德国这个不稳定的问题，使希特勒十分狼狈。这些混乱也包括道德方面的问题吗?

几个月之前，希姆莱同罗姆之间有一次秘密会谈。罗姆阻止希姆莱实现其全面清洗同性恋的计划。1934年4月16日，他曾成功地阻止内政部长瓦格纳关于根据“175”条款对一些冲锋队员的性犯罪进行惩治的法律决定。在这次气氛紧张的会谈中，希姆莱的态度是明确的。他的攻击目标，就是在冲锋队中非常明显的同性恋问题。那些未受到惩罚的极为恶劣的行为，玷污了新秩序的形象。

尴尬的“血腥之夜”（3）

就在这次面对面的晚宴上，希姆莱向罗姆抱怨说:“同性恋已经对纳粹运动构成很大危险，人们可以说他们选择头头是以性作为标准的。”他们的线人特别提到有一个组织，专门向柏林输送年轻俊美的冲锋队员，去参加罗姆及其助手们喜爱的狂欢宴会。希姆莱说话时，罗姆没有回答，他摇了摇头，继续喝酒。 ［83］

法国驻柏林大使安德烈&#8226;弗朗索瓦蓬塞在1934年春，也同恩斯特&#8226;罗姆共进过晚餐。他在其回忆中写道:“他来的时候，有六到八个长相非常俊美的青年陪着。这位冲锋队头子向我介绍说他们是他的助手。我对罗姆所干的事没有多少印象，对他同希特勒之间冲突的尖锐程度也估计不足……餐桌上很沉默。我对这个人有强烈的反感情绪，尽量避免同他接近，尽管他当时是第三帝国炙手可热的人物。罗姆一直在抱怨自己有风湿病，说要到巴特维塞去疗养。” ［84］ “血腥之夜”行动时，安德烈&#8226;弗朗索瓦蓬塞已离开了。原因不必多说，他回法国度假去了。他对这场他早已预见到的大屠杀，出言十分谨慎。在德国历史上这样一个非常紧张的时期，他的这一突然离开，使希特勒更有理由指控罗姆，说他的计划有外国同谋者参与，同一个“强大外国的智囊”有关。

这个号称重视青年人的政权，剩下明显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颂扬他们的光辉前程，让他们展现身体的俊美。“血腥之夜”的前一天，希特勒在参观了克虏伯工厂后，又参加了一个婚礼，视察了一个劳动营。最后，他来到施洛斯&#8226;布登贝格青年学校。“有好几百个青年在那里，个个很健壮都是肌肉发达，上身和大腿都是赤裸的，皮肤晒得很黑，上面满是汗水和雨水，身材匀称，很有阳刚之气。他们的鬓角和脖子都刮得很光，举手致希特勒式敬礼。希特勒从他们面前缓缓走过，他身穿一件长皮大衣，帽子拿在手上。……党的领袖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青年们在那里，在他们面前。在这健美肌肉的节日里，青年人已经同他们站在一起了。” ［85］

血腥的早晨（1）

血腥的早晨

1934年6月30日，星期六，天刚刚亮，希特勒的座机出现在慕尼黑机场的屏幕上。这时是凌晨4点。在贵宾出口处，有戈倍尔和瓦格纳来迎接他（瓦格纳7年后将入主阿尔萨斯和莫泽尔地区）。前一天，希特勒终于同罗姆通了电话，他建议，也可以说是命令后者，在6月30日星期六上午11点会面时，向他做全面解释。届时在冲锋队的郊外驻地有一个会议。希特勒和罗姆分别是被邀者和与会代表。罗姆十分得意也十分开心，一点也不存怀疑之心，把这次会晤的建议通知了他的部队。他还下令，冲锋队所有的负责官员，都要出席第二天举行的会议。

在不远的地方，离此地往南60公里处，在巴特维塞海水浴场附近的一所寄宿学校里，冲锋队也在举行另一个会议，罗姆出席了这个会议。这是一个欢乐的夜晚，他们英勇地战斗了那么多年，终于获得了第一次休假。大家频频举杯祝贺，发言者都口气狂妄，说希特勒很快要完蛋。

在慕尼黑的酒吧里，众多的冲锋队员一整夜，甚至在赶回巴特维塞的路上，都是闹闹嚷嚷的，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要见到希特勒了。他们心情舒畅，他们放声大笑。慕尼黑的小酒馆里，充满了快乐气氛。在这样的深夜，或者说在如此令人感到不安的黎明时刻，城中最热闹的地方，要数“褐色之家”酒馆了，希特勒经常到那里去怀念他1923年那次没有成功的政变。这里现在是冲锋队的一个据点，几个小时之后，这里将成为他们的陷阱。当巴特维塞事件发生时，正在开怀畅饮的冲锋队员们将被禁止离开这家小酒馆。一支纳粹车队从机场开始跟随着希特勒的黑色梅赛德斯轿车准时到达那里。这些纳粹高官出人意料地聚集在内务部，在那儿举行了一个总部会议，会上，希特勒神经病似的异常激动，下令关押或枪毙一些出现在他身边的军官。这是真正的屠杀，进行得有条不紊。

对于此次铁拳行动，没有要求军队参与。他们似乎是广泛意义上的同谋者。所有兵营都进入紧急状态:冲锋队即将发动一场政变。一道命令立即发往军中所有团体:“通知每一名部队中对冲锋队政变深信不疑的军官，检查警报系统，检查兵营警卫和武器弹药库房的警卫情况，不可放松警惕。” ［86］

希特勒乘坐他的专机，可能在德国领土上空飞行不到两小时，就会到达。他冒着那些当地人可能加害他的危险，亲自处理整个事件。他就像一头扑向小鸡的鹰，突然冲向巴特维塞。6点30分，希特勒和戈倍尔的车队在前，后面跟着党卫军的队伍和装甲车队。在这个海水浴场的周围，一个党卫军的突击队带着一些盖着篷布的空卡车，与随行人员会合。同他们一道行动的，还有巴伐利亚的政治警察。驻地被包围起来，里面的人对外人进入没做任何抵抗。不久之后，戈倍尔记述道:“我们冲进屋子里未遇到任何抵抗，那些仍然沉睡的叛乱分子被我们抓出来，立即宣布他们被捕了。逮捕是元首本人亲自进行的。” ［87］ 希特勒带着武器进了这家旅馆的大门以后，径直奔向罗姆房间的门口。他手里拿着枪，一边砸门，一边大声吼叫，让人把单独睡在床上的罗姆抓了起来。所有的冲锋队员都被捕了，他们被赶到旅馆的地下室里。然后，“阴谋分子”被押上盖了篷布的卡车。

血腥的早晨（2）

出发的时候，罗姆的卫队出现在路上，但已经太迟了。希特勒对他们讲了话，他们同意原路返回，也不正面打听在乡间旅馆休息的他们的头头的消息。此时，罗姆早已不在旅馆里了，他从睡梦中被抓起来后，在希特勒的咒骂声中，被推上了开往慕尼黑监狱的卡车。路上，很多其他冲锋队的负责人也从相反的方向到来，他们是同一天早上被叫起来对质的。他们也被逮捕，补充到希特勒的正在开往监狱的车队之中。至于被希特勒邀请来的人，他们同罗姆的贴身警卫一样，被要求原路返回。剩下要做的事，就是把抓起来的冲锋队员先关起来。这批囚犯立即填满了慕尼黑监狱的囚室和院子。监狱领导尚未收到纳粹当局关于此次逮捕，以及在监狱大墙之内迅速处决犯人的任何文件，特别是其中还有希特勒亲自在名单上画钩的6名冲锋队显要人物。

在处理完这些关押事务后，希特勒来到中央火车站，用高音喇叭要求那些购火车票准备到巴特维塞去的冲锋队员，都到一号售票口。这些一大早起床，从德国各地到来的冲锋队员们没有丝毫怀疑。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被收缴了武器，推上停在火车站后面的卡车。在其他站台，一些党卫军的队伍又安安静静地重新上路，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血腥之夜”已经过去了，那些尚未被捕的冲锋队员仍然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在慕尼黑的火车站，希特勒仍然控制着那里非常紧张混乱的局面。这时，他的忠实奴仆鲁多夫&#8226;赫斯从柏林赶来。他俩在车站领导的办公室见了面。前一天晚上，赫斯向全国电台发表了效忠元首的、声音十分激动的讲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时机，它不会引起罗姆的怀疑。这时，赫斯前来向希特勒汇报关于扩大搜捕范围的问题。 ［88］ 在全国开展行动毫无问题。下一个计划“蜂鸟行动”即将开始。目前，根据希特勒确定的名单，迅速处决一大批人。

同赫斯会见之后，希特勒又回到施塔德汉姆监狱。房屋顶上，有武装的党卫军士兵监视。这时是上午10点钟。头天晚上所有人都未合眼。希特勒对集中在院子里的“同谋者”破口大骂。罗姆在他的单人囚室里，他还有48小时好活了。希特勒痛斥冲锋队并不存在的纪律、他们的奢侈生活方式以及令人恶心的道德行为所造成的大量丑闻。在他离开以后，执行了第一批枪决。与此同时，希特勒不得不参加同罗姆的一场当面对质。元首终于再回到慕尼黑机场，以便同赫斯和戈倍尔一道去乘坐他自己的座机。此时还不到中午。就在他刚刚到达柏林，甚至还没有离开机场的时候，一份新的逮捕并迅速处决的名单交到了他的手上。一切都很顺利。所有处理冲锋队问题的过程都差不多。他们已经不被信任了。公开宣布的罗姆和希特勒之间的亲密关系不可能是骗局。会谈的建议造成了干扰。受骗上当者是冲锋队队员。他们甘愿俯首就擒，深信这是一场互不理解的误会。有些人临枪毙前还在高喊:“希特勒万岁!”

血腥的早晨（3）

现在已经面临着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当罗姆的屋子被搜查以寻找他的“国际阴谋”的证据的时候，另一些高级官员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遭到捕杀。前总理冯&#8226;施莱歇尔和他的妻子也遭杀害，他曾于1933年拒绝将总理职位让出来。冯&#8226;巴本奉戈林的命令被软禁在自己的家里。至于兴登堡，耳聋了，眼睛也差不多瞎了，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了，他是慢慢老死的，未卷入这场斗争。

在这场巴伐利亚的血腥屠杀之后，希姆莱和戈倍尔必须准备“蜂鸟行动”了。他们又熬了整个通宵，共同圈定准备逮捕和处死者的名单。因为他们要杀以前共同战斗的老伙伴和对政府怀有异心的人、那些在纳粹政权最高位置上目前同他们竞争的人以及那些妨碍他们私生活的证人。另外，他们也没有忘记在他们的名单上，加上几个总是同第三帝国过不去的、没完没了制造麻烦的保守党人。一幕幕享受复仇快感的场面发生了:约瑟夫&#8226;戈倍尔要一个高级纳粹军官带上他所有的勋章去见他，以便他亲自把那些勋章从他的胸口上拽下来;另一个军官在他的会客厅见到他，被他称为“同性恋下流坯”，并告诉他，他将立马被处死。

互相通气和联络工作也没有忽视。血腥屠杀的第二天，戈倍尔组织了一个向新闻界说明情况的招待会，指控冲锋队员“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野心，尤其是把自己的反常性爱，放在首要地位。……他们的行为，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引起人们对全党领导的怀疑，怀疑他们有可耻和令人恶心的反常性行为。” ［89］

这是杀人者猖狂的时期。能逃脱劫难的人很少，银行家雷根&#8226;丹茨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经安排法国大使弗朗索瓦蓬塞同罗姆的会见。他的名字也列在立即处死者的名单之中，因为他的作证可能会妨碍对罗姆“通敌”的指控。他感到情况不妙，速成学会了驾驶飞机的本领，在那个悲惨的星期六，乘他的私人座机飞往英国去了。

元首返回柏林途中，在此次危机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罗姆的命运被决定了。“血腥之夜”的次日，也就是7月1日，星期六下午两点半，罗姆在施塔德汉姆监狱的单人囚室中，接到两名党卫军人员交给他的一份头天晚上被枪毙的冲锋队领导人的名单，同时还交给他一把上了膛的手枪，给他几秒钟的时间，让他自裁。他迟迟没有自杀，最后被人在脑袋上开了两枪毙命。

是时候了。希特勒终于回到了柏林。当天晚上，他还要出席一个游园会，被邀请参加的有军队要人、法定社团领导、工业界巨子以及外国使节。希特勒在熬了两个通宵之后，终于有时间好好睡一觉了。晚上，他出现在来向他祝贺的战斗伙伴中间的时候，显得又精神又快活。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1）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

这次屠杀的影响轰动了世界，希特勒这么干，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这次卑劣行为两周之后，1934年7月13日，元首通过广播电台，向他的人民揭露了一件“同性恋阴谋”。举出的关于道德方面的内容，都是他制造的新货色:“在冲锋队队员中，开始形成一些组织，这些组织构成了危及一个民族正常观念和一个国家安全的核心。我们能够证明，有些冲锋队官员职位步步高升，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加入了提供特殊服务的小团体。……我已下令枪毙这种背叛行为的主要罪犯，割掉存在于我们内部和外部的这些毒瘤，哪怕会伤到一些健康的躯体，也在所不惜。” ［90］ 他一边践踏德国宪法，一边像一个古代条顿人的审判官一样，为他的闪电式屠杀辩解。他补充说:“我是德意志民族的负责人，因此，在过去的24小时中，我本人是德国人民的最高裁判者。” 一个像奴才一样唯命是从的法官，根据1934年7月3日的一条法律宣布了这次国家屠杀的合法性。两个月之后，兴登堡逝世，希特勒一下子成了德国总统，他宣布自己为“元首”。军队宣誓向他效忠。

一年半以前，国会纵火事件发生时。他们对同性恋面貌的利用，制造了一个控制得非常好的巨大混乱效果。现在，纳粹新闻办公室一份正式的公报称:“此次逮捕行动，发现了在道德方面如此丑恶的形象，以至于所有原先的一切同情迹象，都完全消失了。某些冲锋队的头头们私自受用‘过夜男孩"。他们中的一个被突然抓获时，正处在一种令人恶心的状态之下。元首下令彻底消灭这种瘟疫。他不能容忍将来千百万善良的人们被这些不正常的劣种纠缠和伤害。……中午，元首向集合在慕尼黑的冲锋队领导人讲话，他强调他同冲锋队长久的亲密关系，但他同时也宣布了要彻底消灭不守纪律和不服从命令者的决心。” ［91］

流亡在阿姆斯特丹的德国社会主义党中了圈套，他们说:“希特勒认为他的名誉和那些杀人者、施刑者以及那些腐化堕落分子的名誉是密不可分的。今天控告他们，让公众蔑视他们，他也十分自责。因为关于这些人，他们的罪行，他们的耻辱，都是他的制度造成的。” ［92］ 长期以来，政治人士、新闻记者和他们的外国同行们，都把道德方面的丑闻和冲锋队员肆无忌惮的同性恋，拿来同德国同性恋运动相比较，将其混为一谈。德国左派，他们实行“外出郊游”，特别是恩斯特&#8226;罗姆实行的“外出郊游”是犯了政治错误。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2）

自1931年以来，布兰德的积极分子就已经对这种难以理解的形势感到失望:“值此罗姆事件的机会，德国公众的眼睛将睁得大大的，因为我们战斗中最危险的敌人常常是同性恋者他们自己，他们有意识地通过虚伪和谎言，一次又一次地葬送我们通过斗争和工作获得的道德方面的一切成就。” ［93］ 人们又重新开始利用同性恋来使对手威信扫地 ［94］ ，仇恨也时有发生。在一本专为青少年写的书中，人们可以读到以下内容:“有一些身着长裤、人们称之为男人的家伙，他们非常卑鄙无耻，常常把自己伪装起来，专门勾引天真的男童。这些家伙一般都长得很帅气，风度翩翩，对人和气，颇有绅士风度。但是，他们是些披着羊皮的狼……千万不要同这些家伙混在一起，因为他们随时都想着教你手淫或教你干更肮脏的事情……当他们说出第一句非礼的话、做出第一个不正常动作的时候，就揍他们，狠狠地揍，给他们留下终生难忘的伤痕，不要害怕，他们都是些胆小怕事的懦夫。” ［95］ 故技重演，就像对待国会纵火案的罪犯冯&#8226;德尔&#8226;卢贝一样，“阴谋分子”加同性恋这张牌又起作用了。这种手法肯定会取得成功，只要这个制度露出它的真正的罪恶面目，同性恋和纳粹主义之间这种复杂关系就不会消失。人们说它掩盖了同性恋的真正命运。 ［96］

在法国， Le Temps报在1934年7月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赞扬由于这次政治事件而加强了“175”条款，赞扬这是一个聪明的创造，说它挫败了“意欲建立一个由不健全人物构成的制度的企图”。但第二天发行的该报却相反地替“血腥之夜”的行为感到惋惜，说它像许多其他行动一样，虽然实现了屠杀的目的，但为时太晚了。

关于“血腥之夜”，历史学家科斯科维奇写道:“它标志着在整个新闻界，一场贬损、丑化同性恋的运动已经开始，它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是宣传部长约瑟夫&#8226;戈倍尔。这次运动不仅仅在同性恋者中间散布恐怖气氛，它还帮助纳粹分子开始实行他们操纵大众舆论的策略，此策略在他们后来实施种族主义和排犹计划中非常有用。……因为它是依靠存在于人民群众心中的偏见为基础 的，作为‘血腥之夜"行动借口的反同性恋思想意识，毫无疑问有利于巩固周围公众的支持。正是这种支持态度，才促使纳粹分子敢于想象，他们将来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再次借助大规模杀人来达到目的。” ［97］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发生的“砸玻璃之夜”行动，事实上是受到其前辈的影响的。这两次屠杀之间的第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对人民的偏见进行了罪恶的利用。历史学家绍尔&#8226;弗里德兰德写道:“大战前对犹太人迫害的历史，‘砸玻璃之夜"的虐犹暴行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98］ 包含在此次策略中的复仇者的面目是一样的，部署打击的范围很广:在德国全境，267座教堂被毁， 7 500个犹太人的企业和商店遭到洗劫。戈倍尔大喜过望。他在日记中写道:“游行的人们一波一波地走过。人们高声呼喊。这一次犹太人不得不尝尝群众愤怒的滋味。这是正义的胜利。……我回到饭店，窗外是五彩缤纷的焰火。犹太教堂还在燃烧，人们只是看到大火波及邻家的建筑时，才将其扑灭。元首立即下令逮捕2万到3万名犹太人。人民的愤怒终于爆发，应当让其自由宣泄。”［99］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3）

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人们发现，在“血腥之夜”发生4年之后，同样的阴谋活动围绕着希特勒，特别是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8226;海德里克，他早在血腥之夜发生的1934年，就颇有预见地指出:“德国由于有犹太人，不得不变成一个没有前途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老一代人勉强维持着他们所剩不多的生命，最后自行消失;年轻一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安安稳稳地老是活着，以便使人经常感到外来移民的必要性。但是，群氓似的粗暴的反犹主义应该避免:消灭老鼠不需要用枪，要用毒药和毒气。” ［100］ 希姆莱对于此次反犹行动是很谨慎的，因为他的竞争对手戈倍尔很有可能利用发动这场大清洗，重新获得元首的信任， 因为他放纵的性生活和他无人不知的吗啡毒瘾曾受到元首的严厉批评。希姆莱在他的回忆中写道:“我认为，在外交形势如此敏感的时候，发动这样的重大行动，无疑是戈倍尔的狂妄自大——对他这一点，我早有觉察——和他的愚蠢造成的。” ［101］ 慕尼黑协定事实上刚刚签字，但抗议还是有节制的，甚至天主教方面也采取审慎态度。其中有恐惧，也有怯懦。1937年3月，教皇庇护十一世（Pie XI）向全国的教会亲自宣读一篇措辞严厉的通谕，揭露了初期的一系列欺诈勒索的反犹行为。之后不久，这篇通谕的撰稿人、德国律师弗里德里希&#8226;魏斯勒就被关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至于法国，它可能是欧洲国家中反应最温和的一个。时在巴黎的法学博士朱利安&#8226;魏尔，也于1938年11月19日通过《晨报》公开宣称，不想采取“可能阻碍德、法两国目前发展友好关系的任何主动行动。”

同“血腥之夜”行动的第三个相似之处是，随着1933年的报禁和1935年的纽伦堡决议加剧对犹太人的迫害之后，排犹运动急剧升温。很久之后，希姆莱于1943年在波森发表杀气腾腾的讲话时说:“消灭犹太人是党卫军的使命。”

“砸玻璃之夜”行动的发生，可以说是一种报复行为。事件发生的前夜，德国驻法使馆一等秘书恩斯特&#8226;冯&#8226;拉特在巴黎被杀身亡，一桩发生在一个尚未被入侵的法国土地上的杀人事件:一个出生在汉诺威，名叫赫尔彻尔&#8226;格林兹本的17岁犹太青年，买了一支手枪，朝着那位纳粹官员扣动扳机，把他打死。

这个青年是什么人?他出生在一个波兰移民家庭里。生活在德国的外来犹太人有一半以上是来自波兰的，而德国不欢迎更多的波兰人。1938年10月27日，他在汉诺威的一家人，突然被送到边境上。但边境另一边的波兰当局像对待其他千万移民一样，拒绝他们入境。一家人只得在两国边境上游荡。绍尔&#8226;弗里 第一章 大清洗 53德兰德写道:“一连好几天，这些被驱赶的人在瓢泼大雨之下走来走去，没有食品，没有避雨的地方。后来大多数人都被送进了附近的一所波兰集中营。” ［102］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4）

赫尔彻尔&#8226;格林兹本对他家庭最近的悲惨遭遇并不知情。他不久前逃到了巴黎，靠打黑工维持生计，有时也靠移民来巴黎的他的叔叔的接济。在他的行为中，也的确表现出对纳粹分子的不满，认为犹太人的不幸是他们造成的。加之，1939年 9月，巴黎的大街小巷，反犹太人的暴力游行示威活动不断发生。面对这些场面，他说他感到一股无明火气上升，然而又对此完全无能为力。还有，他还想赋予他的行为一种政治意义。在他去杀人的前一天晚上，他写信给他的叔叔:“我想让全世界都听到我反抗的心声，我打算去做这件事，我请求你的原谅。” ［103］

这起杀人事件当然很快被德国所利用，认为是犹太人的一次挑衅。“砸玻璃之夜”找到了它的借口，国家仇恨有了合理解释，某些群众的仇恨也爆发出来，这有利于党卫军。在随后的几天里，希特勒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他不愿意表现得像此次虐犹大屠杀的幕后支持者。11月17日，他总算参加了恩斯特&#8226;冯&#8226;拉特的葬礼。在柏林，11月12日上午，戈倍尔向新闻界宣布:“犹太人格林兹本是犹太人的代表，德国人冯&#8226;拉特是德国人民的代表。德国政府对此事件将依法做出反应，但将是严厉的。”在巴黎，杀人诉讼案的官司正在准备。一个国际支援委员会也已组成，他们要在政治上支持被告。被告的辩护律师是梵尚&#8226;莫罗贾弗里，此人是重罪庭最著名的律师之一，也是坚定的反法西斯斗士。希特勒一方则催促弗里德里克&#8226;格里姆教授关注诉讼案的全过程。

战争以及接下来的入侵行动阻止了诉讼案的如期开庭。后来维希政府把杀人者交给了纳粹。戈倍尔对这一反犹官司的推迟十 分恼火。他于1942年又专门启动一个新的诉讼程序，但他的计划流产了。因为，正如绍尔&#8226;弗里德兰德所说:“被告突然宣称，他同恩斯特&#8226;冯&#8226;拉特有同性恋关系。” ［104］ 这样，同性恋不请自来地卷进了这场好戏之中。事先一点也未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使人们感到非常惊讶，策略上的安排也不能再进行。同“血腥之夜”截然不同的是，同性恋问题再也不是证明社会进化的原因了。它妨碍了一场野蛮的行动计划。绍尔&#8226;弗里德兰德补充道:“在公开官司中采取这样一种辩护路线，在纳粹分子看来是灾难性的。”诉讼始终没有开庭。至于格林兹本，他没能活到战争结束，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1）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

同性恋除了阻碍第三帝国达到其目标之外，并未引起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注意。它们既然是堕落的因素，一有机会，就故意让它们充分表现。因此纽伦堡纳粹会议的制片人莱尼&#8226;里芬斯塔尔拍摄纳粹宣传影片《运动场上的神》的时候，以及后来1936年柏林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有些酒吧和同性恋聚会场所奉纳粹分子之命重新开放，成功地掩盖他们正在进行的迫害，从而使满天飞的对他们不利的传言得到遏制。

海因里希&#8226;希姆莱亲自监督对运动员、新闻记者和当时在柏林的外国政治头面人物的“保护”工作，包括生活起居和道德方面。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他于1936年7月20日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之时，发出通告:“在未来的几周之内，我禁止按照‘175"条款，采取任何针对外国人的行动，其中包括不许对他们进行审讯或发出传票。除非有我亲自签署的命令。” ［105］ 这位柏林的警察头子，早在3年前就用这同样的手段，对待过文化界人 士，从而成功地避免了一些自身污点，并且把他的仇恨藏在精心安排的外表后面，继续大量收集他所需要的情报。

关于对待犹太人的命运，纳粹的策略始终是一样的。他们的宣传也是成功的。美国自由主义报纸The Nation Observe的体育评论员写道:“人们没有看到被割下的犹太人的脑袋，也没有看到他们挨打挨骂。人人都面带微笑，显得彬彬有礼。在啤酒店里有人在无拘无束地大声歌唱。膳宿公寓很多，价廉物美。”连美国总统富兰克林&#8226;罗斯福也上了他们的当，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主席斯蒂芬&#8226;怀斯对他的拜访，当时这位犹太人领袖对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忧心忡忡。

海因里希对社会控制一直表现得十分贪婪。这位党卫军的头目做事常常喜欢超越国家警察局的权限范围，当人民群众对纳粹的计划制造麻烦甚至仇视帝国的时候，他总能想出一些为希特勒所赞成的新鲜手段，帮助摆脱困境，渡过难关。在有关德国经济扩张计划的会议上，他也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因此，他为党卫军直接赎买一些工厂大开绿灯。但是，围着希特勒转的不止他一人。在这小小的决斗场上，戈林虎视眈眈，他是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同工业和金融界的巨头们，特别是军工界，关系密切。希姆莱尽管也从一些工业家那里为他自己的阵营挣到不少好处，他还是不能在经济领域对斯佩尔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至于博尔曼，他是不会允许别人染指希特勒的党务的。在他前进的路上，还有里宾特洛甫阻碍着他对空军方面的权力欲望。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2）

他唯一能左右的是陆军。对于他们一寸一寸占领的土地，党卫军成了绝对不可缺少的力量。但是，希姆莱的任务并不能超越对人民群众的监视和恐吓这个范围。当然，他干得非常出色。1940年，他奉命消灭波兰的一些领导人物。这次杀人行动的血腥效应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很快得到希特勒的重用，被委派专门负责 大批遣送被占领土地上的人士进集中营，负责清洗所有反动派。

1939年，集中营网络已经形成。其中的劳动营收容了6万名囚犯，打算让他们用劳动拯救自己的生命。战争结束时，这类人共有80万之众，光看守他们的就有4万人。1939年，无痛死亡计划也完成了:有7万个精神病患者被消灭。1939年，一场将要血染整个欧洲的战争已经万事俱备。战争机器在很大的范围内开动起来。正如戴维&#8226;鲁塞所说:“当大人老爷们把装甲车开进欧洲的时候，集中营已经准备好变成帝国的基石了。” ［106］

希特勒在民众中的威望空前高涨，德国人重新恢复了信心和自豪感。《凡尔赛条约》初期的耻辱，随着梅梅尔和苏台德地区、摩拉维亚和波西米亚等地的收复，已经洗雪干净。一年前，奥地利也已归附。下一个目标是华沙和布拉格。从策略上来说，以后依次是巴黎、伦敦和华盛顿。德国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清洗他们“不喜欢的东西”的步伐大大加快。青年人又回到了工厂和军队之中，德国的年轻人差不多全都或自愿或被迫地参加到希特勒青年团组织之中。从20年代初开始的失业率，到1929年人数达到了顶峰，这时也开始下降。共产党人和“堕落”文化的知识分子、夜游浪子和懒汉、有独立思想的妇女和同性恋者，通通被清除了。

1938年3月11日兼并奥地利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对同性恋的清洗。奥地利不存在了。归附德国之后，奥地利的同性恋者就落入德国刑法“175”条款打击范围之内。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在人民中的形象，都在希姆莱这个恶魔掌控之下大大恶化:国会纵火案、希斯菲尔德中心的洗劫、“血腥之夜”以及其他许多历史惨剧，罄竹难书。

奥地利作家约瑟夫&#8226;科胡特在其1972年出版并于1981年被译成法语的一部著作中，化名海因茨&#8226;黑格尔，证明自己因同性恋身份被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事件。他是一个虔诚信奉天主教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奥地利被德国兼并时，他是维也纳某学院的大学生。学校有一个同性恋小组织，聚集了一大批学生，其中有些人是外交官的儿子，也有在维也纳任职的纳粹高官的子弟。1938年年底，他爱上了他们中间的一位，是个像他一样的运动员。他向母亲坦露了这件事，母亲表示理解。于是他俩成了一对。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3）

1939年3月11日，他接到通知，要他到大都会饭店盖世太保的总部去。他去了，从此没有回来。他父亲尽了一切努力想救他。无论是内务部还是国家安全局，他都无数次地去求助，因为他同那里的德国行政高官关系很好。然而，这位也是高官的奥地利人不仅遭到无情拒绝，还被公开指责，说他是其儿子无聊行为的、荒唐的同性恋父亲。次年，他被解职了。他于1940年自杀，留给他妻子一封信，信的最后写道:“我再也忍受不了熟人、同事和邻居们的嘲笑了，这对我是太过分了，我请求你的原谅。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儿子。”

海因茨&#8226;黑格尔在接到通知去盖世太保总部之前，最后一次前去拥抱母亲。他再次见到母亲是6年以后的事了。他到盖世太保总部后，一个党卫军军官对着他的脸大声喊叫:“你是一个鸡奸犯，招认吧!”海因茨&#8226;黑格尔否认。那位党卫军官马上从他的文件夹中取出一张他的德国朋友弗雷德的照片，对他说:“你们在一起干了肮脏勾当，你承认吗?”海因茨&#8226;黑格尔说不认识这个青年。党卫军官翻转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送给我的朋友，永远爱你。”于是他回忆起了这张他送给爱友的照片，日期是1938年圣诞节的晚上。他怎么也搞不明白，照片怎么会落入纳粹分子手中。他只好签字承认。 ［107］

他被投入监狱，同另外两个囚犯关在一间牢房里。狱警向两个囚犯泄露了他被关押的原因。于是两个囚犯主动向他做一些亲密接触行为，但遭到他的拒绝。两个囚犯向狱警大发脾气，说不该把他们同一个讨厌的性反常者关在一起。但是，这并未阻止他俩晚上干那件事，借口是这里没有女人。海因茨&#8226;黑格尔补充道:“在人们的生理本能中，该如何判断什么是正常本能，什么是不正常本能?什么是正常饥饿，什么是不正常饥饿?什么是正常口渴，什么是不正常口渴呢?”两周之后，他被判6个月的单独监禁，加罚每两个月挨饿一天，理由是“与同性别的人多次发生性关系”。他一直都不知道他的伙伴弗雷德的下落。他写道:“我必须忍受这些权势人物所做的一切事，他们要保护弗雷德。事实上，他们为了不让人知道一个纳粹高官的儿子是一个鸡奸者，是永远也不会让我获得自由的。”

另外一个证明，是一个法国的阿尔萨斯人皮埃尔&#8226;塞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披露的，他也是德国占领时期的牺牲品，时间是两年之后的1941年，德国人发动进攻之时。 ［108］ 他是一个富商的儿子，他家在米卢兹地区远近闻名。17岁的时候，他经常去位于他的学校和他家庭住址之间的一个著名的同性恋约会场所斯泰因巴赫公园消磨时间。一天晚上，他的手表在那里被人偷了。他到当地警察局去辨认小偷。他未找回他的手表，由于年轻没有经验，反而向警察局提供了不少这个阿尔萨斯城市同性恋的活动信息，他的信息同其他很多档案一起，移交给了纳粹当局。在一份日期为1942年4月27日的米卢兹的盖世太保的内部文件中，他们编制有一份关于“治安拘留”的统计数字，时间正好是在这个日期和1940年4月27日之间。共计230人以“职业犯罪”以及扰乱社会生活、拉皮条等罪名，被送往尚未被占领的法国，另有260名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人受牵连，也一道被遣送。在这一时期，断断续续有95个明确定性的同性恋者以及19名同他们有关的人，也同样遭到遣送。 ［109］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4）

皮埃尔&#8226;塞尔于1941年5月2日被米卢兹的盖世太保传唤，关在一个早已关着12个人的囚室中。他认出来有几个是斯泰因巴赫公园里常见面的熟人。审讯一开始，他就被当成“猪、狗”一样对待。他们非常重视他签字的关于在那样一个不干净的地点、在那样一个令人生疑的时间手表被偷的证词。那天上午对他的审讯是动了刑的。皮埃尔&#8226;塞尔回忆道:“我们不得不忍受一连20次同样的问话和回答，并20次地把回答推翻。他们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名单，我们必须在上面签字，承认名单上的人都是米卢兹的同性恋者。四周墙壁回荡着我们的惨叫声。有时候，他们换另外房间审问。有时还要我们辨认新抓来的犯人。这时我们只能互相交换惊恐的目光。”皮埃尔&#8226;塞尔当时只有18岁。他接着说:“我们的反抗有时激怒了党卫军，他们就动手拔掉我们中一些人的指甲。他们气急了的时候，就把棍子折断，让我们跪在上面，以此来侮辱和折磨我们。我们遍体鳞伤，血喷得到处都是。当我们重新睁开眼睛时，还以为我们是在屠宰场里呢。酷刑吞没了我们全部的思考能力。十足的暴行，它永远地毁了我们。然而，对那些施刑者来说，他们得到的只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胜利。因为，如果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在文件上签字，躲开了刑罚之苦，我们会断送多少无辜的生命啊!” ［110］

在米卢兹狱中关押了3周之后，皮埃尔&#8226;塞尔的哥哥和他父亲请的律师来对他说，他们对他的案子已经无能为力了，党卫军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他将由法国警察局的囚车送往希尔梅克集中营，那儿离斯特拉斯堡35公里。 ［111］

很多阿尔萨斯同性恋者的命运，不同于米卢兹地区富人的命运，这些富人尽量避免在室外，比如在斯泰因巴赫公园里约会。因为在那里有可能成为敲诈勒索的对象和警察突然抓捕的牺牲品。不过，他们的网也不总是那么密不透风。他们要活动，因为欲望和金钱随时随地在诱惑他们。阿尔萨斯资产阶级同性恋者宁可单独组织起来，像其他地方的中等城市一样。皮埃尔&#8226;塞尔写道:“斯泰因公园的年轻顾客告诉我，在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有一个建于路易&#8226;菲利普时代的音乐咖啡厅，咖啡厅楼上的大厅中央放着一张台球桌，那是摆在那里做样子的。事实上，我们躲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发生那种关系。那正好是饭前喝开胃酒的时间，此时楼下一层，一些有钱的顾客，正由一个小型的乐队伴奏，在那里消闲娱乐，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此时他们的头上，我们正在干我们喜欢干的事情。完事以后，同性恋们下楼，向几个熟人打招呼后，朝他们的座车走去，他们的司机一般都等在那儿。当地的人对他们都很尊重，对有关中伤他们的议论，充耳不闻。”解放后，这座大楼频繁的活动又重新开始，有原来的承租人，也有新来的，他们把阿尔萨斯沦陷时期那些黑暗年代忘得干干净净。关于犹太人在法国被占领期间遭到的掠夺，马泰奥利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也认为，犹太人遭受的折磨，其程度是根据其社会地位而有所不同的。 ［112］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5）

另一位阿尔萨斯的同性恋者1940年12月被送到自由地区，战后成了科尔马市名人的卡米耶&#8226;埃尔曼于1983年在 Gai Pied报上作证:“我28岁时，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审问。我知道，从1933年起，德国的同性恋者就要被送进集中营，这是德国同性恋朋友告诉我的，这些朋友当时处在随时被举报的惊恐之中。我被捕是因为我的名字出现在法国警察局的卡片柜中，那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场司法案件造成的，当局要求所有涉案人员提供名单。有些人疯跑去多嘴多舌，并把他们的通信地址本献出来。1933年至1937年间，有数百人被传去问过话。但官司从未开庭。至于那位把档案资料移交给纳粹的警察局的官员，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留在原来的位置上。” ［113］ 皮埃尔&#8226;塞尔从他的角度写道:“我们的行政机构于1946年6月落入罗伯特&#8226;瓦格拉和约瑟夫&#8226;比克尔的手中，他们都是希特勒的战友。命令是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8226;希姆莱直接下的。有时甚至由希特勒亲自下令，因为占领者希望最高当局参与，以便快速解决这个地区的问题。”我们知道，罗伯特&#8226;瓦格拉在“血腥之夜”的屠杀中，是希特勒的共谋者之一。在战前，阿尔萨斯没有像德国那样的联合组织，但一些友谊网络还是建立起来。阿尔萨斯的抵抗运动战士艾梅&#8226;斯皮茨（此人后面还要提到）证实:“我们不知道在阿尔萨斯存在任何同性恋组织或同性恋活动，但我们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一些友谊小组。为了避开所有的监视，我们每星期二在一个饭店里聚会。半夜一点钟过后，我们驱车去一个咖啡馆，那里的老板是自己人。我们的口令是‘塞莱斯塔博士"。我们在那儿租几个房间，自由玩耍，直到天明。”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1）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

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克劳迪娅&#8226;肖普曼在1991年的一份报告中表明的，第三帝国对女同性恋的迫害，是一个很少有人研究的领域。 ［114］ “175”条款就没有提到妇女。杰勒德&#8226;科斯科维奇说:“这一疏漏并不意味着她们的自由。它正好说明在男人统治下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在妇女被排斥在劳动市场和公共领域之外的情况下，女人所处的地位。” ［115］ 当德国的妇女运动头几声号角响起的时候，“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妇女还处在被父亲和丈夫的奴役之下，她们被幽闭在家务劳动和生儿育女的环境之中，根本不可能产生同性恋欲望，也根本引不起傲慢的立法官员们的注意”。有很多女同性恋参加的德国妇女运动，20世纪初就已初露 端倪，但直到1911—1912年才活跃起来。德国议会当时冒险地、但也是徒劳无益地想将“175”条款的范围扩大，把女同性恋也包括进去。 ［116］

晚些时候，1935年，德国司法部刑罚法典委员会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关于同性恋男人，他们的精力已经耗尽，一般来说，他们已经不能生育了。但女人就不一样了，她们还有同样的生育能力。除了妓女这一领域，染这一恶习者，男人大大多于女人。再说，女同性恋也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容易被人看见。她们堕落所引起的灾祸也要少些。另外，促使我们制裁男同性恋关系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他们对公众生活的扭曲和欺骗。一些消灭这种瘟疫的决定性措施就要出台。……如果这样的病因不被消灭，这种顽疾就会大规模表现出来。我们所形容的对公众生活的欺骗，用在妇女身上十分勉强，因为她们在公众生活中起的作用较小。” ［117］ 至于那些打上烙印的不见容于社会的妇女，如妓女、穿着过于暴露的艺术家、脾气古怪性情顽固者，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同性恋，都是削弱战斗力的因素。因为战争需要她们有一个能生育的肚子，纳粹当局对此十分担心。 ［118］

克劳迪娅&#8226;肖普曼写道:“1940年11月10日，埃利&#8226;斯米拉和马格雷特&#8226;罗森贝格被送往拉文斯布吕克，关在柏林以北妇女集中营中简陋的木棚里。斯米拉刚满36岁，罗森贝格30岁。登记簿记录的逮捕她们的理由是同性恋。不过，给她们戴的是红三角，在分类中这是政治犯待遇，而粉红色三角是留给男同性恋的。因此女同性恋在囚犯中并不是特殊种类。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些女人在被捕前是在一起生活的。我们同样也不知道，她们是否在集中营里幸存下来。”克劳迪娅&#8226;肖普曼还谈到埃尔泽的故事:她同一个妇女在波茨坦一起生活，好像是被人检举的。她被送往弗洛林堡集中营，后又转到拉文斯布吕克，被安排在纳粹分子的妓院中，他们许诺很快释放她，但并未兑现。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2）

2000年4月7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参议院大会上，杰勒德&#8226;科斯科维奇明确指出:“我们目前所拥有的零星资料证明，女同性恋的确存在。在那些被纳粹当局看中准备送进集中营的妇女中，有些是妓女和已经在其他监狱服过刑的惯犯。这两种人中包括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和赤贫无产阶级家庭的被社会抛弃的妇女，她们在性关系上，表现出既可当男人又可做女人的一种‘副文化"心态。”

另一个例子。一个法国抵抗运动的女战士回忆说，1943年她曾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看见过这些妇女:“在某些范围内，的确存在女人同女人之间发生同性恋关系。担当男人角色的女人，大家都叫她们‘Jules"，她们在其‘姘妇"的前额上刻画着一些十字形标记。我们将其称为‘母牛的十字"。”另外一个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幸存者，是一名德国的女同性恋者，但把她关进集中营的理由是她有社会主义观点和言论，她回忆了1941年和1942年期间，她在集中营里的遭遇:“我的囚室是由一个女人监视的。她问我:‘你想抽烟吗?"我猜想她可能有别的企图。我多次拒绝她来抚摩我。我总是推托说:‘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吧。"我是很慎重的。” ［119］

1996年春，克劳迪娅&#8226;肖普曼又找到数十份奥地利女同性恋的档案资料。比起他们的德国同行来，奥地利刑罚法典在对付女同性恋的压制上，要残暴得多。纳粹占领者听之任之。的确，像法国一样，他们自己对此很是积极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社会问题。这位历史学家因而可以利用他们的司法案件资料，第一次统计出70多个妇女是奥地利“129”条款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被检举揭发出来的。这条法律直到1974年才被废除。 ［120］

对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来说，陷阱已经设置妥当。居民的治安卡片登记工作也已开始。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搜捕和大规模审讯了。有10万到15万欧洲的同性恋者成为牺牲品。严刑拷问之后，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被投入狱中，有的被送进集中营。因为噩梦还未结束。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3）

注释

［1］有一个关于纳粹迫害同性恋者的重要网站，目前依然存在，它经常被国际信息机构所使用（www.chez.com/triangles）。［2］引自《希特勒上台》（ La Prise de pouvoir，1928—1933），卡兰&#8226;科尼斯德尔、保罗&#8226;德拉戈尔斯著，巴黎普隆（Plon）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6～17页。［3］同上书，第12页。［4］同上书，第24页。［5］菲利浦&#8226;苏波撰写了几篇描绘纳粹集会的文章，专门寄往柏林。某些一大早就被征调来的青年，在讲演台四周的队伍中，累得都快趴下了。讲台上，领袖继续在那里大喊大叫［摘自巴黎 Autrement杂志第10期柏林专写（1991年10月号）］。［6］关于此情况，可参阅作家兼同性恋斗士盖伊&#8226;奥克汉姆在 Gai Pied杂志1979年4月第一期第4页上，对马里努斯&#8226;冯&#8226;德尔&#8226;卢贝的描述。［7］参阅《关于国会纵火案和希特勒暴政的黑皮书》（ Le Livre brun sur l"incendie du Reichstag et la terreur hitl rienne），由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受害者国际救援委员会于1933年出版，引自弗洛朗斯&#8226;塔马尼的著作《欧洲、柏林、伦敦、巴黎的同性恋历史》（ Histoire de l"homosexualit en Europe，Berlin，Londres，Paris，1919—1939），巴黎Seuil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第597页。［8］参阅 Gai Pied杂志1980年2月号第10页。［9］米歇尔&#8226;万谢诺1985年1月在布鲁塞尔大学所作的关于《自由和种族主义》（ Libert s et racismes）的讲话。 ［10］巴伯代特&#8226;吉勒斯和克里斯托弗&#8226;伊舍伍德在美国的谈话， Gai Pied杂志1981年4月第25期，第42～43页。［11］参阅弗洛朗斯&#8226;塔马尼于1997年向巴黎l"IEP提交的博士论文《关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法国、英国、德国的同性恋之研究》（ Recherches sur l"homosexualit dans la France，l"Angleterre et l"Allemagne）。此论文是由让&#8226;皮埃尔&#8226;阿泽马（Jean Pierre Az ma）指导的，原始资料来源于游击队员、警察、司法界人士、医生和文学家。此论文的主要内容的摘录于1998年12月刊登在皮埃尔&#8226;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杂志《社会科学研究学报》（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上。此作品的译文缩写本2000年由Aeuil出版社出版，书名是《欧洲同性恋的历史》（Histoire de l"homosexualit en Europe）。［12］摘自盖伊&#8226;奥克汉姆所著 Race d"Ep一书，Jean Edern Hallier，1980年出版，第32页。［13］参阅弗洛朗斯&#8226;塔马尼作品中第50～57页对柏林时期的描写，以及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的著作《柏林的同性恋者》（ Les Homosexuels de Berlin），巴黎Jules Rousser出版社出版，里尔的Gay Kitsch Kamp出版社于1992年再版。也可参阅韦尼和梅屈尔（Venus et Mercure）的作品集，费利克斯&#8226;亚伯拉罕主编，作品中有希斯菲尔德研究中心的皮埃尔&#8226;纳雅克（Pierre Najac）本人签写的说明以及柏林几家同性恋夜总会的介绍，巴黎Vie Moderne出版社1931年出版，第165～192页。［14］威利（Willy）的《第三性》（ Le Troisieme Sexe），Paris Editions出版社1927年出版，参阅该书第52页。弗洛朗斯&#8226;塔马尼引用该书的第62页。［15］参阅Jean Christian Bouqueret收集的摄影资料以及他的著作《黑暗岁月中的疯狂年代》（ Des ann es folles aux ann es noires），全国图书中心委托Maral出版社出版，该书获1998年纳达尔奖。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4）

［16］参阅 Gai Pied杂志1981年4月号，第14页，以及“金屋”（Eldorado）展览会的详细展品目录，它涵盖了德国百年来的同性恋运动史。展览由柏林市政府出资，于1993年举办。 66 不该被遗忘的人们 ［17］除了 Crapouillot 1931年3月的这期特刊外，人们还可参看1955年3月该刊第50期，它重新登载了关于“同性恋者”的文章。我们没有引用这篇文章，因为它语气过于教条，是典型的陈词滥调，而且充满偏见。［18］参看影片《达尼埃尔&#8226;介朗1904至1908的世纪战斗》，该片由Laurent Muhleisen和 Patrice Spadoni制作，Imagora于1996年出品，影片中露面的证人有:Bechir Ben Barka、Fran⒚oise d"Eaubonn、Anne Gu rin、Mohamed Harbi、Jean Le Bitoux、Michel Lequenne、Julia Wright。［19］受威廉&#8226;赖西理论的影响， Sexpol杂志于1976到1986年期间在法国发行，它的根子来源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由于活跃分子Marc Roy的关系，该刊对法国的同性恋运动很亲近，直到1984年还在支持它。［20］参阅Reimut Reiche所著《性和阶级斗争》，巴黎Masp ro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74页。［21］《同让&#8226;勒比图的谈话》，1985，巴黎。谈话的部分内容于1995年6月刊登在一份同性恋中心办的杂志 Keller第13期上，第43～47页。［22］摘自阿尔贝托&#8226;莫拉维同梵尚&#8226;塔迪埃和让&#8226;勒比图的谈话。谈话是由 Moeurs杂志组织的。［23］电视新闻报道《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同性恋》的解说词摘录。该报道的根据是英国1995年发行的一盘电视录像带 La Cam ra Stylo，1996年在电视台第四频道播放。［24］杰勒德&#8226;科斯科维奇1997年10月28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多文化中央大厅所作的关于同性恋者被流放的演说，由弗兰克&#8226;扎尼担任翻译。［25］谈话发表在 Gai Pied杂志1981年4月号上。［26］证词来源:电视新闻报道《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同性恋》。［27］这篇描述中的很多历史事实，都大量引用了盖伊&#8226;奥克汉姆于1978年9月8日至10日发表在《解放报》上、标题为《同性恋的产生》（ La naissance de I"homosexualit）的文章。这位作家、斗士也是一位德国语言学家，他让法国人认识到战前德国同性恋运动的重要性。参考资料来源于Rose Winkel、Rosa Listen、de Hans George以及Rudi Finklen等人的著作，该书1981年由汉堡Rowolt出版社出版。书中大量同性恋者的证词揭露了当 第一章 大清洗 67年的大灾难。此外，关于有计划的大搜捕以及它在除柏林之外的重要性，可以参看Burkhard Jellonneck的著作 Homosexuelle unter dem Hakenkreuz，柏林Sc⒐ning出版社1999年出版。［28］参看Manfred Herzer和Francfort为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所写的传记，纽约Campus出版社1992年出版。［29］引自杰勒德&#8226;科斯科维奇1997年的演讲。［30］“同性恋”一词的出现是在1869年，匈牙利医生同时也是新闻记者的Karoly Maria Kertberry第一次使用。［31］克里斯蒂安&#8226;博内洛著 in Homosexualit s，expressionlr pression，Stock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第70页。该书收在Louis George Tin和Genevi ve Pastre编辑的文集中，它汇集了1998年12月在巴黎I"ENS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和文件。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5）

［32］桑多尔&#8226;费朗西在认识到精神分析潮流之前，已经是同性恋的积极分子了。他在1905年写给匈牙利医生协会（I"Associatim Medicale de Hongrie）的公开信中，已经表达了他的观点。也可参看他同弗洛伊德之间的大量通信资料，他们通信的第三集，2000年5月由Calmann L vy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了他们1920—1933年期间的通信。在那些痛苦的年代里，他同弗洛伊德这种关系显得非常奇特，他俩的某些照片放在一起时，面貌惊人地相似。25年间，他俩交换了 2 000封信件。

［33］《英国的同性恋不受惩罚》（ La D p naliation de l"homosexualit en Ang letenne），Flora Leroy Forgtot著，见I"ENS讨论会文集第133页。［34］杰勒德&#8226;科斯科维奇曾引用此文。［35］涉及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传记的很多情节，都出自曼弗雷&#8226;埃尔茨和詹姆斯&#8226;斯特克利的著作，他们将此作品奉献给这位欧洲同性恋运动的奠基人。该书1986年由柏林Rosa Winkel出版社出版，其后记的部分文学1998年曾在巴黎的 La Revue h杂志第五期上发表。［36］参看詹姆斯&#8226;斯特克利的著作《德国的同性恋解放运动》（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uement in Germany），纽约Arno出版社1975年出版。也可参阅里夏尔&#8226;普朗著作《粉红色三角》，纽约Henry Holt and 68 不该被遗忘的人们Company出版社1986年出版。［37］参看德国电影艺术家，社会活动家Rose von Praunheim在一部一个半小时的文献纪录片中对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的介绍，该片完成于1997年。2000年2月，柏林召开第一次关于同性恋流放国际代表大会时，放映了该片。［38］并非是为了故意要制造事端，这次事件有其具体的政治意图，特别是要使德国的国际政策威信扫地，更具体地说，就是指责20世纪初他们对摩洛哥危机的处理。［39］某些放荡的同性恋者，比如芬兰画家Tom，他以大男子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同性恋作为榜样，着意模仿他们。最近，著名服装设计师Hugo Boss，在美国新闻界对瑞士银行侵吞犹太人财产问题向他进行调查，他承认曾为纳粹党卫军设计过一套服装，这套制服色调灰暗，但有一种冷酷的美感。意大利电影导演Visconti的影片《罪恶的灵魂》（ Les Damn s）中的人物Helmut Benger就是穿的这种服装。［40］1992年7月，Hugo Marsan在 Gai Pied杂志上发表了标题为《外出郊游浪潮:1900年就开始了》一文。文中指出:“过程很长，充满艰难险阻，一再拖延中断，然后重新开始。”他还说:“如果说希斯菲尔德是社会民主党人和成年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捍卫者的话，那么布兰德（Brand）这位仇犹分子和反妇女解放运动的卫士则是一位恋童狂的支持者。”文章最后说:“这一切太复杂了，它揭露出同性恋者的内部予盾和斗争……他们利用此事件以达到其他目的……根据报刊的说法，所有的斗士都聚集在一个新的鸡奸（Sodome）者的阵营之中。他们的制服暴露出，他们是在以一种下流的方式，提高甲胄骑士们的屁股的地位。”［41］盖伊&#8226;奥克汉姆，《解放报》，1978年9月8日，第9页。人们可以拿这些差不多相隔一个世纪之久的事件同最近发生的巴黎Act Up协会政治事件相比较，这个协会是支持“外出郊游”活动的。可参看此协会创始人Didien Leslnade的著作，巴黎Demo l出版社2000年出版，以及他们的政治明星Jean Luc Rom ro的作品，此人由于在巴黎2000年议员选举期间，参加“外出郊游”活动被一家同性恋报纸揭露，成了“郊游”活动的 牺牲品。Jeam Luc Rom ro作品:《人们偷走了我的真理》（ On m"a vol ma v rit），2001年巴黎Seuil出版社出版。［42］盖伊&#8226;奥克汉姆，《解放报》1978年9月9日，第14页。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6）

［43］参阅1998年 Revue杂志第35页，同前书。［44］参阅《纽伦堡诉讼期间的政治笑话》（ Les caricatures politiques lors de I"affaire Eulenburg），里尔Cahiers Gay Kitsch Kamp出版社1992年出版，以及《一场闹剧的群像》（ L"iconographie d"un scandale），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8226;斯特克利编著。［45］纳粹上台以后布兰德不像其他人那样担惊受怕了，因为他已结婚，又非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不过他还是常常受到骚扰。他和他的妻子都在1945年盟军轰炸柏林时丧生。［46］载于 Gai Pied杂志1980年7号上:《同吉勒斯&#8226;巴伯代特的谈话》。［47］杰勒德&#8226;科斯科维奇引自前书，第8页。［48］甚至在法国，此影片也未能逃过人们的关注。看看 La Presse de paris 1919年11月15日的这篇评论吧，影片是在为所有的错误行为说话。它为性倒错行为减轻罪行辩护。国民议会多次开会讨论这种丧失理智的行为，但似乎并未将其禁止。［49］此影片现存于慕尼黑电影博物馆中，将于1999年在Philip Brooks和 Patrick Cardon的帮助下在巴黎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者电影节上放映。三个月之后，还要再次发行该片并附带介绍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的生平和德国刑罚的历史。［50］詹姆斯&#8226;斯特克利，同前书，第84页，弗兰克&#8226;扎尼翻译。［51］威利:《第三性》，同前书，第47，弗洛朗斯&#8226;塔马尼引用，同前书。［52］弗洛朗斯&#8226;塔马尼引用，同前书，第114页。［53］H.George和 R.Finkel的这段文字转引自Rosa Winkel和rosa Listen的著作，同前书。1937年，人们对兽奸的指控，使混乱情况更加严重，统计时把性“犯罪”（delits）也混杂在一起，阻碍了人们进行更详细的调查。［54］弗洛朗斯&#8226;塔马尼引自前书，第593页。人们于1934年7月又在阿姆斯特丹见到了勒内&#8226;克勒韦尔，他当时在参加一个反法西斯会议，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克里斯托弗&#8226;伊舍伍德和克劳斯&#8226;曼。［55］《柏林城，1919—1933》，巴黎Autrement出版社1995年出版。Ralf Dose著作《希斯菲尔德，一个先行者的挑战》（ Hirschfeld，les provocations d"un pionnier），第160页。［56］参阅Günter Gr u和 Claudia Schoppmann著作《NS Zeit中的同性恋》（ Homosexualit t in der NS Zeit）中同一证词，此书收集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盖世太保文献资料，都是有关雅利安化（l"aryanisation）中，如何“对待”同性恋者的问题。（柏林Fischen Taschenbuch Verlag出版社1993年出版， Irème Meyer翻译）。［57］克里斯托弗&#8226;伊舍伍德:《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伴》（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1976年出版）。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也可参阅他另外两部著作:《永别了，柏林》（ Adieuà Berlin），Seuil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一个古怪的人》（ Un homme au singulier），Seuil出版社1984年出版。［58］摘自《希特勒上台》，同前书，第328页。［59］库尔德&#8226;希勒在受了九个月残酷对待之后，很奇怪地被突然释放了。他立即离开德国前往伦敦。但不久之后，他又于20世纪50年代再次出来作证，竭力主张废除“175”条款。［60］吉勒斯&#8226;巴伯代特， Gai Pied 1980年7月第14期，第14页。［61］克里斯托弗&#8226;伊舍伍德定居在美国西海岸，远离闹市的喧嚣，他自己构想了一套东方哲学思想。他在那里同他最后的伴侣生活了30年，直到1986年去世。［62］“175”条款最初只把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性交以及“动作类似男人与男人之间性交”的行为视为违法。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7）

相互手淫也不包括在此条款之内。女同性恋也未在此法律条文中提及。她们因为是女人而被排除在外。1933年4月份以后，女人再也没有可能担任政府官员了，一年以后，她们连医生也当不成了。女同性恋的活动场所被封，她们的出版物也遭禁止了。不过，正如历史学家弗洛朗斯&#8226;塔马尼所指出的:“总之，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女同性恋者没有受过男同性恋所受的那些罪。如果她们同意放弃自己的个性，同意循规蹈矩做人的话，她们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同前书，第547页）。［63］关于告密问题，它涉及一些与纳粹意识形态根本就无关的人，可参看Eric Johnson所著《纳粹的恐怖时代，盖世太保、犹太人和普通德国人》 （ La Terreur nazie，la Gestapo，les Juifs et les Allemands ordinaires），巴黎Albin Michel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424～440页。［64］1937年10月29日法令。参阅Hidden Holocaust著作《1933—1945年期间法国对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迫害》（ Gay and Lesbian Persecution in Germany，1933—1945），伦敦Cassell & Cie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24页。Günter Graü出版的档案汇编，我们从中摘录部分历史资料。［65］这些证据出现在Rob Epstein和 Jeffrey Friedman在旧金山于1999年出品的影片《175条款》中。此片于2000年2月举行的同性恋流放代表大会期间，在柏林放映;2001年12月由ASC协会引进，又在法国放映。［66］证词根据电视纪录片《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同性恋》摘录，同前书。［67］证词见 Rosa Winkel，rosa Listen，同前书。［68］证词见电视新闻报道《我们都佩戴着一个大大的“A”字》，1994年伦敦电视台第四频道播放。［69］此讲话的部分摘录1980年引述在 Bent一剧的法文版中，剧本由Persona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也是杂志 Masques的出版者。希姆莱讲话的全文收录在让&#8226;布瓦松所著《粉红色三角》一书的附录当中。该书1988年由巴黎Fayard出版社出版。［70］克里斯蒂安&#8226;博内洛1988年12月4日在高等师范学校讲演时引用，收在《同性恋》（ Homosexualit s）一书中，同前书，第64页。［71］法学家米歇尔&#8226;万谢诺在布鲁塞尔做关于同性恋流放的报告时引用，见上文。 ［72］引自詹姆斯&#8226;斯特克利的著作，见上文。［73］参阅斯特克利，出处同上。［74］在1937年至1939年期间，有94 738名同性恋者受到盖世太保的威胁。资料来源:《粉红色三角联盟》2002年的报告。［75］海因里希&#8226;希姆莱承诺今后要限制这些混乱，参见弗洛朗斯&#8226;塔马尼著作，同前书第556页。［76］人们想起了巴伐利亚路易二世（LouisⅡ）死亡时的情景，他拒绝批准“175”条款，当时正值德国司法统一之时。［77］参阅Hidden Holocaust……同前书。［78］Michel Celse和 Pierre Zaoui著:《否认，再否认:粉红色三角问题》（ N gation，den gation : la question des triangles roses），此书收入Shoah的“良知丛书”（l"ouvrage collectif consciences）之中，是讲话和对讲话的批评，巴黎Kim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页。［79］证据已列入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的项目。同时也在Lutz Van Dijk的著作《同性恋流放的十一份证词》（ La D portation des homosexuels，onze t moignages）中引用，H & O出版社2000年8出版，第33～44页。［80］见《我们都佩戴着一个大大的“A”字》同前书。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8）

［81］此特别档案，出现在电视专栏“T l rama”中，1999年6月在以“血腥之夜”为主题的节目中播放。［82］参阅Nicolas Werth所著《动乱年代，从慕尼黑到布拉格》（ Les Ann es de tourmente，de Munichà Prague），巴黎Flammarion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44页。［83］Max Gallo著《血腥之夜》，巴黎Robert Laffout出版社1970年出版，第74～75页。2001年6月再版。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部1970年也就是同性恋运动还不太高涨时之前所写的作品，在其350页的篇幅中，抹杀了“血腥之夜”在同性恋控诉中的真正意义。“同性恋者”一词只在第53页上出现过，而当同性恋问题在纳粹的咒骂和人民的评论之间引起争议的时候，它没有发表任何有价值的意见。同时，此作品也远非一本反同性恋的书，它只一般地提到纳粹冲锋队的闹剧、男性共同生活和同性恋的悲 惨命运。相反，它一点也没有提到对希斯菲尔德的研究中心的洗劫和希姆莱对同性恋运动的仇视。［84］希姆莱日记，引自《血腥之夜》，同前书，第20页。［85］参阅Max Gallo的《血腥之夜》，同前书，第33页。［86］同上书，第214页。［87］同上书，第234～235页。［88］某些历史学家提出，希特勒和赫斯之间的联系始于慕尼黑未遂政变之后，他俩共同蹲监狱时期。比利时Brême大学教授Lothar Machtan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位提及这种说法的人。这毫无历史价值。［89］参阅Max Gello的《血腥之夜》，同前书，第294页。［90］此摘要发表在1934年7月15日出版发行的法国 Le Temps报上。［91］参阅詹姆斯&#8226;斯特克利著作第74页，同前书。［92］参阅1934年7月3日 Le Temps，引自弗洛朗斯&#8226;塔马尼著作第593页，同前书。［93］参阅劳埃德&#8226;艾登&#8226;凯伊斯（Leoyd Eden Keays）1996年12月6日在拉瓦尔大学所做的讲演《纳粹对少数派党团的迫害》（ La Pers cution des groupes minoritaires sous le r gime nazi）。［94］宗教改革期间，Martin Luther特别针对教士和神职人员的同性恋问题，批评天主教教会。可参阅日内瓦Labor & Fides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Martin Luther的著作《论夫妻生活》（ De la vie conjugale）的第二卷。也可参阅弗洛拉&#8226;勒鲁瓦&#8226;福尔1997年著作《欧洲同性恋法律史话》（ Histoire juridique de l"homosexualit en Europe PUF， 1977）。希特勒抓住这一指控的机会，使数千名天主教教士关进监狱或惨死在集中营里。这一无声战斗的目的，不是要同梵蒂冈正面冲突，而是要限制天主教网络系统对青年人的教育作用。然而，1933年4月6日梵蒂冈在一次公开声明中，竟公然祝贺对同性恋报刊进行封锁，声明说“梵蒂冈非常欢迎德国人民反对淫秽读物的斗争”（弗洛朗斯&#8226;塔马尼著作第536页，同前书）。［95］引自弗洛朗斯&#8226;塔马尼著作 Mauuais genre，巴黎Martini re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共160页。 ［96］欧洲繁荣的同性恋文化的存在，在20世纪70年代严酷的现实面前，是一个反常的现象。为了强调这一现象和这一历史缩影，意大利电影人Luchino Visconti 1969在其拍摄的影片《罪恶的灵魂》中，特别抓住对冲锋队开刀中的同性恋现象，把纳粹主义和同性恋混在一起。在历史上，此影片中所表现的希特勒同罗姆之间的冲突并不存在。人们还可以在Pier Paolo Pasolini于1975年所拍影片 Salo和Liliana Cavani于1974年所拍影片 Portier de nuit中发现同样的疏忽。在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所写的剧本《只有一片面色》（ Rien qu"une tranche de pain）中，他唯一一次，而且非常简单地通过剧中人物提到同性恋问题:“我不愿把自己局限在犹太人的圈子里，我也是集中营里的同性恋者，同性恋在人数百分比中只占极少数……这些同性恋者，都是性倒错的人，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自己觉得很自然。我认为应该专门拍一部关于这方面题材的影片。”此剧由Laurent Muheisen翻译成法语（参看第22～23页），1995年4月11日在电视台法国文化栏目中播放。在他们之前，6月30日起，在Ballade剧场的舞台上演出。Bertolt Bnecht在《血腥之夜》一剧中，制造了一桩罗姆和希特勒之间相互联系的故事。也可参阅 La R sistitle Ascension d"Artuso Ui。对此，Brecht写道:“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大火和这么多死人。”（Max Gallo转引前书，第9页）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9）

97］参阅杰勒德&#8226;科斯科维奇1997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讲演，同前书，第9页，弗兰克&#8226;扎尼翻译。［98］绍尔&#8226;弗里德兰德:《纳粹德国和犹太人》，巴黎Seuil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参阅此书卷Ⅰ第269页。绍尔&#8226;弗里德兰德是特拉维夫大学和加利福尼大学的历史教授，著有十二部左右关于纳粹主义和犹太人种族灭绝题材的作品。［99］绍尔&#8226;费里德兰德上述著作第270页。也可参阅历史学家Raul Hillerg的新著《历史的泉源》（ les Sources de l"histoir）（巴黎Gallimard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一书，该书多处提到长期强迫劳动和《大屠杀》（ Holocauste）中所使用的Heydrich的手段。［100］绍尔&#8226;费里德兰德，同前书，第205页。戈倍尔日记直到1992 年才公之于众。［101］海因里希&#8226;希姆莱。绍尔&#8226;费里德兰德引用，同前书，第272页。［102］绍尔&#8226;费里德兰德，同前书，第268页。关于这次暗杀，也可参阅Michael R.Marrus的《Herschel Grynszpan的神奇故事》 （ The Strange Story of Herschel Grynszpan），以及Lutz Van Dijk为这位年轻而又不可捉摸的杀人犯所写的专著。［103］绍尔&#8226;费里德兰德，同前书，第268页。［104］同上书，第299页。［105］弗洛朗斯&#8226;塔马尼，引前书，第548页。［106］戴维&#8226;鲁塞:《集中营的世界》（ L"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巴黎Pavois出版社1949年出版，第64页。［107］海因茨&#8226;黑格尔:《佩带粉红色三角的人们》，巴黎Persona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61页。［108］皮埃尔&#8226;塞尔的流放事实已被SS的两份文件所证实，文件内容已收在他写的书《我，皮埃尔&#8226;塞尔，同性恋流放者》一书中，巴黎Calmann L vy出版社1994年出版，内容包括他进出希尔梅克集中营、他被送往俄国前线的情况，因为他是阿尔萨斯人，必须绝对服从。随着此书的出版，加上大众媒体大量报道，他终于在一年以后获得被流放者证书。［109］参见《同性恋者在NS Zeit》，同前书，第273～274页。［110］《我，皮埃尔&#8226;塞尔，同性恋流放者》，同前书。1995年由Joachim Beugroschel译成英文，由美国Penguin Books出版社出版，后又由Da Capo Press出平装本，收在“Holocaust Studies”丛书中，1996年由Jackwerth出版社出德文版，2000年由Bellaterra出版社出西班牙文版。［111］关于希尔梅克集中营的情况，没有出过一本较翔实的作品。对其近邻Natzwiller Struthof集中营的情况，可参阅Struthof民族委员会（le Comit national Struthof）出版的作品（1973年Nancy的Humhlot出版社出版，共90页）。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10）

［［112］参阅Matt oli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是奉阿兰&#8226;朱佩之命于1997 76 不该被遗忘的人们 年2月5日写成的，2000年4月17日提交给若斯潘。Matt oli是参加过抵抗运动的前流放者。现任抵抗运动纪念基金会的主席。报告第64页写道:“最终，抵制雅利安化的可能性，由于拖延太久，没有多大进展。人们处在分化的状态之中，但发展很不平衡。法国犹太人在他们各自的职业中生活得很好，挣了不少钱，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很多朋友，他们懂得自己的权利，能够拯救自己一部分财富。但新从波兰移民过来的、不会讲法语的服装工人不在其中:他们很快就受到了打击。雅利安化未解避免社会不公的遭遇……掠夺只能被理解为种族灭绝的前奏。”

［113］见 Gai Pied 1983年3月26日第62期。［114］见肖普曼:《国家社会主党的性政策和女同性恋》，柏林Centaurus出版社1991年出版。［115］杰勒德&#8226;科斯科维奇:《从“金屋”到第三帝国》，同前书，第3页，弗兰克&#8226;扎尼翻译。［116］参阅Autrement杂志柏林特刊中关于德国妇女地位的变化的文章，同前书，第116～131页;Marianne Wall著:《柏林的女人和她们的斗争》（ Les Berlinoises et leurs comlats）。［117］克劳迪娅&#8226;肖普曼，同前书，第16页。［118］参阅小说家兼新闻记者Erica Fischer的作品 Aim e et Jaguar，巴黎Stock出版社1995年出版。该作品叙述了在充满仇恨的德国，两个妇女之间真实的爱情故事，俩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一位纳粹官员的配偶。［119］两份证词均由杰勒德&#8226;科斯科维奇在2000年4月7日的法国国会期间的讲演中引用，他讲演的主题是《女同性恋和同性恋》（ La Lesbian & Gay）。［120］克劳迪娅&#8226;肖普曼: Verhotene Verh ltnisse:Franenliehe，1938—1945，柏林Queverlag出版社1999年出版。

粉红色三角（1）

第二章 仇视同性恋的可怕岁月

纳粹对每一个同性恋者的屠杀，都是两次杀死他们，这另一次屠杀是在他们家庭的记忆中，是在对他们政治和历史的回顾中。

每一个杀人者都杀了他们两次。我实在无法分辨，哪一次更为卑鄙无耻。

--安德烈&#8226;萨尔格

当我们回忆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时，20世纪中的一个历史事实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集中营的出现。正如历史学家尼古拉&#8226;沃斯所说，集中营的出现，完全是由于20世纪初发生在南部非洲的那场波尔斯战争影响造成的。英国军队为了破坏敌方战士的抵抗，决定把交战国的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关押起来作为人质。30年之后，人们又看到了这种敲诈勒索和非人道的大搜捕行为。集中营的设置运转，是为了收容那些不能见容于社会的反革命分子，设置理由是思想改造需要一定时间。

尼古拉&#8226;沃斯补充道:“波尔斯战争之后，德国于1933年2月开始，陆续建立起一些集中营，用以作为对反纳粹分子、犯普通法的犯人、不适应社会生活者、同性恋者进行改造的场所。” ［1］ 在希特勒的网络系统中，也有许多观点非常不一致的人，这些人都被认为是思想上的危险人物。局势变化很快，令人头晕目眩。从1939年9月占领波兰开始，集中营的数量如雨后春笋，急剧 增加。这些集中营关押着德国人陆陆续续征服的新领土上送来的20来个民族的侨民，所有被德国陆、海、空三军占领国家的抵抗分子以及后来的命中注定将被最终解决的数百万犹太人。在第三帝国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千多座集中营建立在被他们奴役的欧洲的土地上。

在回顾纳粹集中营制度，并以此来深入了解在这一非人道大悲剧中同性恋者的特殊命运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关于集中营究竟意味着什么。强迫一些人背井离乡将其关押起来，粗暴地限制他们的各种权利，破坏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方式，使他们不得不否认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份，长期待在危险无处不在的兵营里，这就是被抓的同性恋者的命运。历史学家弗朗索瓦&#8226;贝达里达回忆道:“在德国境内组织的集中营里，从1933年起，首先关押的是那些反纳粹的德国人、犯一般罪的囚犯、被判定有危险倾向的成年人。他们的被关押，或由于安全原因，或因为判刑前需要羁押，或者要对其进行改造:政治犯、一般犯人、同性恋等。” ［2］

大逮捕行动是诸多专制独裁手段中的一个，也是最厉害的一个，历史学家让&#8226;维格勒写道:“甚至是从思想意识方面考虑，也有理由需要这种手段。有安全方面的理由，也有经济和种族方面的理由。雅利安人通过征服他们所谓的下等民族来扩大他们的生存空间，通过种族主义政策以维护他们的长盛不衰。因此政治上的反对者、有生理缺陷的人、不适应社会生活的人、同性恋者、犹太人、茨冈人以及斯拉夫人都是他们搜捕的对象。” ［3］ 这些人如此地互不相干，在平时生活中极少互相往来，现在却结成了紧密的群体，一起走向死亡。

粉红色三角（2）

正如普里莫&#8226;莱维（Primo Levi）所描写，他们是“没名没姓的一个群体，人员在不断更新，方式总是老一套。这些无名的人，他们身上所有的光辉均熄灭，他们默默地走着，劳碌着。他们的一切都被淘空，他们已经麻木，感觉不出所受的痛苦。人们很难把他们称为活人。人们也不能说他们已经死亡，他们不怕死亡。因为他们已经没法弄清楚，什么是死亡。他们总是在我的脑海中显现，没有面孔。假如我能够通过一个形象来概括我们时代所有苦难的话，我将选择这个我脑海中最熟悉的形象: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人，低着头，弯着腰，脸上和眼睛没有丝毫思想的痕迹” ［4］ 。在这个人间地狱的描写之外，还应补充一些与语言相关的问题:“试想想，某个人，他面对要将他送进焚尸炉时他听不懂，因而也不理解的命令，该有多么害怕。在集中营里，一下子建立起一些能够互相理解的人聚集在一起的集体。” ［5］

这些人的共同命运在铁丝网的后面被捆绑在一起，但他们的身份并不容易辨认出来。一个便于辨认的特殊标记很有必要。让&#8226;维格勒写道:“囚犯们条纹布的囚衣上面，都缝有三角形或星形的标记。这是纳粹需要并建立的种族和社会等级的标志。每一个在集中营或死亡营里的犯人都肯定是要死的。饿死、累死、病死，担当药物试验品而死、刑具折磨死或快速处决，还有关到毒气室里毒死。”

拘留营和集中营的犯人衣服上的标记是一点一点地改进并逐渐形成的。历史学家沃尔夫冈&#8226;索夫斯基写道:“随着集中营的重新组织，党卫军于1936年引进了一种分类制度，即把犯人按性质分成若干小组。在上衣胸前的左边和长裤的左裤腿上，在犯人序号旁边，缝一个有颜色的三角形标记。……政治犯是营中的第一类，他们最初是没有特殊标记的。直到1937年，才给他们缝上了红三角。”他进一步写道:“对于社会阶级角色，决定性因素是分类方法:按不同颜色、不同三角形和其他区分标志分类。” ［6］

“刑事犯”是绿色三角;不适应社会生活者，黑色;同性恋 者，粉红色;流亡者，蓝色;茨冈人先是棕色后改为黑色。犹太人的标志是六角星。外国人，他们经常被划到政治犯一类，在原来的红三角之上，叠印上他们各自国家的符号，法国人印“F”，波兰人印“P”，西班牙人印“S”。那些陪伴犯人的被囚者，在其三角标志的顶尖之上，印上一个黑点作为标志。“夜与雾”队伍的犯人以红色宽带作为标志。他们背上有一个十字架标记，左右两边各标有两个大写字母NN（德文Nacht Nebel的第一个字母），在他们长裤的裤腿上，也有同样的大写字母。至于那些早就被怀疑会逃跑的人，纳粹在他们的前胸和后背，都画上红、白两色的靶心样标志，这样一来，可疑人群中稍有动作，党卫队很容易找准目标射击，就像人们在庙会和集市的小摊上练习射击一样。 ［7］

粉红色三角（3）

有时候，某种优惠待遇会突然降到你的头上，沃尔夫冈&#8226;索夫斯基记下了一位囚犯的证词:“我们走进囚犯的衣帽物品存放室，层层架子上放着制服、衬衣和靴子，数量很多，放得满满当当。在这儿做管理工作的也是犯人，但他们看起来气色较好，也穿得比较干净。他们身上缝的全都是红色三角。在所有新来到集中营的人当中，我们是第一批被挑选出来的。这儿是政治犯，都要接受红色三角。那边逃避劳动者、不适应社会生活者将接受黑三角，‘耶和华见证人" ② 是紫色，刑事犯是绿色，同性恋粉红色……在我旁边，有一个‘黑色"犯人，他分到的衣服明显比我的差得多。在发靴子的时候，开始我轮到一双旧鞋。当发鞋子的值勤囚犯正准备交给我的时候，他问我:‘是政治犯?"当我做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立即为我另选了一双最好的。我们，只有我们这些政治犯，人们才问我们是否带了一件毛线衣或一件毛料外衣。这种情况，其他类别的犯人是绝对没有的。” ［8］ 这些一眼就能看清的统一符号，不仅仅在集中营的管理上便于党卫军区分被囚禁者，而且，通过容易辨认的符号也在囚犯之间建立永久的差别观念，甚至维持一种互不信任感，这些符号也代表着复杂和明确的社会等级，这使担任管理的同监囚犯在工作时有据可依。

■粉红色三角

粉红色三角（它的颜色常常被小姑娘们用来嘲笑男性）逐渐在集中营里多起来。以前同性恋的标志是绿帽子，这是把他们同反对天主教者混为一谈。这很像皮埃尔被关进阿尔萨斯希尔梅克集中营时的情况。 ［9］ 对同性恋者，还存在另外一种贴标签方法，一种更为低级下流、更带污辱性的方法。有一份华盛顿的霍勒科斯特的档案，其中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捷克同性恋囚犯埃尔文&#8226;福尔利的一段对这种特殊标签的回忆:“某些初到集中营的同性恋囚犯，必须在屁股上围一块黄颜色的布，上面要缝一个大写字母的‘A"字。它的原文是‘Arschficker"，译过来是‘喜欢吻屁股的人"。” ［10］ 当粉红色三角在大多数集中营最终被接受的时候，三角标志还没有在其他集中营普遍使用。为了让人看得更清楚，有些集中营把粉红三角放大，比其他三角大3厘米。海因茨&#8226;黑格尔说:“鸡奸者，应该让人从很远就认出来。” ［11］

粉红色三角（4）

给囚犯做上显眼的记号是集中营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个封闭的领域里，为了幸存下来，打上一个容易辨认的记号是很有必要的。只听得懂命令，或只会辨别纳粹狱吏为他划分的高低贵贱的等级是不够的。这种记号既让人记住那些享有优越待遇的人，也 使人容易看清他们和下等人的差别。沃尔夫冈&#8226;索尔斯基写道:“在最高层，存在着一般人和下等人之间的种族主义矛盾。斯拉夫人、茨冈人、犹太人是不被他们视为人类的成员。他们是处于社会边缘的种类，是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人。在这儿，对他们制裁的特点是有系统、有计划地消灭之。种族标准优先于所有其他标准。对列在‘政治反对派"或‘刑事犯"中的比利时犹太人或法国犹太人，首先考虑的是:他们是犹太人。……处在等级阶梯最下层的，是‘175"条款中的同性恋者，虽然他们不构成任何政治上的危险，他们仍然在‘下等人"这个类别中，占据着一个次等的地位。”他还提到另一种差别:“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反对者，尽管他们被党卫军残酷迫害，他们仍然是集中营社会的重要成分。人们迫害他们，但也有点怕他们。然而，对那些‘不适应社会生活者"和同性恋者这些次等人群，人们从不进行真正的打击，他们是非正常人，是害群之马、是多余的人。对这些人，赐给他们嘲笑、蔑视和死亡就可以了。” ［12］

从1933年起，达豪和奥利亚伦堡的集中营接受了大量同性恋者。他们都是些活跃分子，有些人的行为显然是在冒险，有些干脆就是为了欲望和爱情。一些人成了“175”条款的牺牲品。其余的遭受严刑拷打和起诉。十多万同性恋者受到追究，6万人被投入狱中，1万多人送进集中营，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死在里面。 ［13］ 受同盟国委托负责为纽伦堡审判起草报告的历史学家欧根&#8226;科贡查明了其余同性恋者的命运。“关于运送到死亡集中营去的人，其中诺德豪森、纳茨魏尔、格罗斯雷申集中营接纳的同性恋者所占比例最大。”欧根&#8226;科贡接着说:“集中营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就是把被认为不太重要的人、价值较少或毫无价值的人分开。” ［14］ 有些同性恋者财产被没收，有时财产数目很大（这些财产，甚至战争结束以后，都没任何人要求追回）。只有这 些人，纳粹才认为他们并非完全没有价值。

还有一个关于虐待同性恋者的特别而又致命的罪行。这是一位曾关在萨克森豪森，后来又转移到弗洛森堡的囚犯海因茨&#8226;黑格尔证实的。他说:“为了减少集中营里被囚人的数量，常常要求每个集中营在不同时间，分批向死亡营送囚犯，每批一百人或一百以上，到那里后进毒气室或注射毒针以结束他们的生命。挑选前去送死者的权力，落到囚犯营秘书处的身上，秘书处的头头由最年长的囚犯担任。当这位头头是一名政治犯的时候，人们总能看见，那些送往死亡营的囚犯队伍，绝大数是由戴粉红色三角的人组成的。” ［15］ 其余的同性恋者被送到布痕瓦尔德的采石场去劳动。采石场第三十六组的犯人雅罗斯拉夫&#8226;巴尔特证实:“我们被迫在采石场中，在工头的吼叫声和毒打之下，在党卫军的枪口威胁之下的非人条件下劳动。受伤和死亡事故每天都在发生。此外，监工几乎每天早上都要收到一份带有囚犯编号的名单，名单上的人将被送走，永远不回来。” ［16］

粉红色三角（5）

至于那些施刑者们，海因里希&#8226;希姆莱之后，我们应该记住纳粹分子鲁道夫&#8226;赫斯这位先后担任过萨克森豪森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头子说的话。 ［17］ 他战后在狱中写了一本回忆录《管理奥斯维辛的日子》。普里莫&#8226;莱维于1985年给这本书写的前言中，说此回忆录完全是“一大堆卑鄙无耻的谎言，是令人生厌的官样文章。读这种文章简直是受罪。尽管作者掏空心思地想为自己辩护，但一点也遮掩不住他的本来面目:一个愚蠢的恶棍，废话连篇、粗鲁下流、傲慢无礼。他的书里全是谎言。” ［18］ 赫斯曾因政治谋杀判过刑，纳粹使他东山再起，他沿着他们的阶梯一级一级向上爬。最后，他当着希姆莱的面启动了第一批集体杀人的毒气室。普里莫&#8226;莱维补充道:“赫斯带着一种职业的满足感，描绘各种不同类别的囚犯。在政治犯和一般维权分子中，他偏向政治 犯;在茨冈人和同性恋者中，他较喜欢茨冈人。至于战争中的俘虏，他认为只是一些牲口。他最不喜欢的是犹太人。”

谈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同性恋者时，鲁多夫&#8226;赫斯十分冷谈:“同性恋者应该白天、黑夜不停地干活。他们很少有能活着出去的。当有些同性恋者表现出坚强意志，放弃他们从前的恶癖并显示出有能力承受最艰苦劳动时，人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人却正在慢慢衰退下去……人们也不难想象，每当疾病或死亡夺走两个同性恋朋友中的一个的时候，另外一个的必然出路多数是选择自杀。我们看到很多情况是两朋友互相杀死对方。” ［19］ 他很有见地地继续说道:“这些同性恋者，远离其他人，在采石场中砸石头。这个目的在于把他们改造成正常人的苦役，对于其他不同类别的同性恋者，不起作用。”

杰勒德&#8226;科斯科维奇认为:“在集中营里，所有被囚者的生活状况都非常困难，但大部分时间，大多数集中营里，男同性恋者遭受的苦难最为可怕。与犹太人和茨冈人相反，同性恋囚犯从来没有被当成有步骤消灭的对象，比如送往真正的死亡工厂。然而，他们在集中营总体存活的百分比，远远低于上述两个种族团体之外的其他种类的犯人。” ［20］ 根据劳特曼的统计，有60%的同性恋犯人死在集中营，其中四分之三是在他们入营后第一年中死去的。 ［21］

被关押在距柏林不远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同性恋囚犯海因茨&#8226;黑格尔，对集中营粉红色三角的消失感到震惊:“与我睡在同一室的，有180名同性恋者，各种职业都有。有干粗活的苦力，有办公室职员，有工厂工人、手工业者、音乐家、演员、教授，有一个神职人员，甚至还有一位贵族，他从前是个大财主。他们在被捕前都是有用的人，有些还曾在他们所在城市中拥有重要地位。……现在他们被人扔进这个屈辱和苦难的大熔炉里，与 集中营同性恋者关在一起，注定被苦役、饥饿和酷刑折磨而死。” ［22］ 对同性恋或被指控为同性恋者的大清洗事实上把许多完全不相干的人集中在一起，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丝毫凝聚力。多么大的年龄辈分差异，多么大的经历差异，多么不同的社会阶层啊!但他们都有相同的命运，受相同的罪，遇到同样的迫害，理应大家互相商量对付，甚至集体行动以自卫。但同性恋者完全缺乏这种团结一致的想法，这种情况在波兰人家庭、茨冈人和犹太人家庭中表现得最明显。共产党人和西班牙内战中幸存的共产主义分子也是如此。

粉红色三角（6）

这种消极因素不仅仅存在于同性恋者之中，正如沃尔夫冈&#8226;索夫斯基所说:“在‘不适应社会生活者"这一分类的人群中，其偶然性成分远远超过犹太人这一群体。他们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像犹太人一样，也被党卫军打上了记号。在他们中间，有左派和右派人士，有宗教信徒和无神论者，有商人和工人，有罪犯和守法公民，有比利时人、希腊人、波兰人、俄罗斯人以及意大利人。他们之间既不以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也没有共同的政治信仰，社会地位和民族根源也都不一样。种族主义标志也分得不那么细，展现在面前的死亡危险阻碍了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抗争的觉悟。” ［23］

欧根&#8226;科贡于1938年被捕，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躲了7年，于1945年4月16日获释。他指出过在一次集体罪行发生时，面对一批又一批的屠杀，所有人都无能为力的情况:“如果在屠杀刚开始时，有人及时起来反抗这种专制独裁的话，专制独裁制的内部是很难逃脱集体犯罪责任的。” ［24］ 但这对于那些被囚在既闭塞又荒唐的集中营里的人质来说，这种要求可能太理想化了。正如汉纳&#8226;阿伦兹所说:“从外表上看，受害者和刽子手个个都是疯子，而对观察者来说，集中营里的生活酷似疯人院的生活。事 86 不该被遗忘的人们 实上，含义一样，人们习惯于从词的实用上思考而已，善和恶是一个意思。一些词的真正含义被一个世界的疯狂行为彻底掩盖，在这个世界里，受惩罚的是无辜者而不是罪犯，劳动不是为生产，犯罪杀人也不是为自己获得利益。” ［25］

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雅罗斯拉夫&#8226;巴尔特认为那真是可怕的人间地狱:“有一项运动颇受工头们的喜爱。那就是当囚犯们推着翻斗车在干活时，工头们常常耍弄和折磨我们，在半小时内，我们必须把车子推到500米的高处，然后让其向下滑落，我们还必须随时把车子控制住，因为有加速度的关系，车速非常快。当一辆小车翻倒时，紧随其后的小车就会撞到前面囚犯的身上，使他们严重受伤。伤者送到医疗所时，多数都是腿骨骨折。一旦送到那儿，他们就完了:一个党卫军的医生会给他打一管要他命的毒针。” ［26］ 正如杰勒德&#8226;科斯科维奇所说:“送到苦役劳动营中去干最艰苦、最危险的活的人，男同性恋者所占比例明显要大得多。派他们去的地方有:达豪的采石场和压路机队，萨克森豪森的黏土挖掘场、多拉的挖隧道工程、布痕瓦尔德的采石场。还有些被编到一些突击队，专门去搜索那些空袭投下但未引爆的炸弹。被派到这些地方去执行这些任务的人，他们生存的希望远远小于所有其他囚犯。” ［27］

“疯狂”医生（1）

“疯狂”医生

纳粹的医生也很积极，他们在被囚人员身上搞一些科学研究和行为医学的试验。正如普里莫&#8226;莱维所说:“把几千人圈在四周有铁丝网的营房中，不分年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每个人的生活模式都是统一的、受监视的，每个人的最低生活需要都得不到满足。你很可能被编到最倒霉的队伍，比如试验营中，以便确定，在为生存而斗争的时候，哪些人更具本能条件，哪些人有更多的生活经验。” ［28］

戈林和他的家庭借助希姆莱的关系，占据了科学研究领域，这一领域原先在心理分析方面受“犹太思想影响”很大。在弗洛伊德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丧失公民资格，并被迫离开德国远赴英国避难之后，戈林元帅的表弟毫无争议地被任命为柏林精神分析协会的头头，协会很快变成了戈林的研究中心，其研究目标非常可疑。罗兰&#8226;雅卡尔1987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戈林研究中心为德国的战争工作，其任务是‘治疗"同性恋，‘治疗"不育的心理根源;同劳动部门合作，预测工人阶级的反叛倾向;同战争部合作，研究心理战术以便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 ［29］ 这个不高明的策略为阿尔萨斯入侵提供了反犹主义论据。历史学家丽达&#8226;塔尔曼认为:“要让法国人懂得排斥阿尔萨斯犹太人，唯一的办法是使他们觉得自身的优越。” ［30］ 这一论点今天还在重复使用，比如法国极右分子对待阿拉伯移民，就是如此。

在所谓“治疗”方面，同性恋是被安排在最危险试验的第一线的。因为人们是在杀害他们之前，先为他们“治疗”的。皮埃尔&#8226;塞尔在回忆阿尔萨斯的希尔梅克集中营的情况时说道:“每当高音喇叭里叫到我的名字时，我都非常害怕。因为这很可能是要在我身上进行极为残暴的试验。大多数时候是在我乳房上打很多针。我只记得四周白色的墙壁，很多的白大褂以及护士们的笑声。我们有六个人，裸露着上半身，面对墙站成一排。注射时，他们喜欢将针管朝我们扔过来，就像游乐场中孩子们游戏投掷飞镖那样。有一天，我旁边一个不幸的难友突然倒下，失去了知觉，针头击中了他的心脏。后来我们再也没见到他。” ［31］

欧根&#8226;科贡1946年1月7日在纽伦堡法庭陈述时说:“很多试验都是注射药物针剂，在同性恋者身上做试验时，方式五花八 门。多数情况下，是将一些合成的腺液转移到他们体内。我亲眼看见他们中的两人在这样的试验中死亡。” ［32］

科贡谈到一位名叫卡尔&#8226;维尔奈的医生，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工作，他对给同性恋者做腺体移植和阉割手术非常反感。同样在纽伦堡法庭被起诉的另一名医生热巴尔宣称:“希姆莱是一个大笔一挥就可以剥夺几千条生命的人……他对我说，这些医学试验是元首的明确指示，元首的意愿就是国家法律。我执行命令，我必须忠于党卫军的誓言。忠于希波克拉底誓言。”

“疯狂”医生（2）

海因茨&#8226;黑格尔认为:“一个同性恋者一旦进入医院，很少有机会活着出来。事实上，在医院里，戴粉红色三角标志的囚犯是被当成医学研究和试验对象的，他们大多数的最后归宿都是死亡。”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档案中，有一份报告提到:“1942年1月4日，有人送一个青年到医药实验室来，那里正在进行荨麻疹发烧试验。人们首先选一个年轻同性恋者作为人体试验对象。这位青年抗住了疾病。但不久之后，发现他心脏严重受损。”这份报告补充道:“在此期间，因触犯‘175"条款获罪的新来的同性恋者，迅即押到营中的军事掩体中被枪毙了。” ［33］

1943年，海因里希&#8226;希姆莱向集中营发出通知:集中营里的同性恋者，凡是愿意接受阉割手术者，可以回家。 ［34］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接受了此次阉割。但我们知道有67个合法的生物学中心为一些监狱和集中营提供了服务。 ［35］ 前面提到过的弗里德里克&#8226;保罗&#8226;冯&#8226;格罗斯汉姆，他也由于触犯“175”条款，被关押和刑讯达十个月之久，最终被判九个月监禁后被释放。然而，盖世太保在1938年又把他抓起来。他们让他在阉割和进萨克森 豪森两者中作出选择。他选择阉割。1939年年初，他在一家医院里做了手术。他说:“这种惨无人道的措施，是纳粹分子设计出来的一种预防和治疗方法，目的是向同性恋作斗争。” ［36］

我们不想过分强调纳粹是这种方法的创造者，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8226;威克斯帮我们回忆起，早在1898年，瑞士、丹麦甚至美国都有专做阉割手术的医疗援助机构，其目的就是“解决”同性恋问题。脑切除手术可能同样要费较长时间才能做出法律规定。在德国刑法条文中，当时除“175”条款外，事实上没有其他规定。有一个“183”条款，根据此条款，可以合法授权或建议对“在公众场所进行猥亵行为，包括同性恋行为”的人，施行阉割惩罚。这一后来被“223”条款所取代的条款，理所当然地以这种惩罚震慑了那些“对14岁以下儿童进行鸡奸行为的人”。此外，从1935年6月26日起，给同性恋者做阉割手术有时在一些监狱中实施，以此作为释放同性恋犯人的条件。

在集中营里，海因里希&#8226;希姆莱的建议宣布后，大批同性恋犯人主动请求手术。不过，手术做过之后，他们就被送往俄国前线战场上去了。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1）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

对同性恋行为的谴责和禁止，哪怕在集中营内部也是明白无误的。同性恋者根本就是一些社会渣滓。人人都习以为常地对他们表示仇恨，丝毫不觉得有何不妥。对此，有一个德国人可以作证。此人1938年3月20日被捕，原因是非法赴布拉格去会朋友。他被迫在认罪书上签字，在监狱中关了三年半以后，于1941年送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回忆道:“我到达那里后第一个印象是:到处都是死尸，就像人们扔在门外的破口袋。另外， 当天晚上，一个同性恋青年上吊了，身体在横梁上晃来晃去，所有人都照常吃饭睡觉，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37］

大家都生活在集中营里，人人都想要活着出去。这种明显的蔑视，显示着向同性恋行为做斗争。被囚犯人是绝对禁止同女人来往的。乡村妓院是给前方打仗的战士留着的。此外，有些同性恋者对同女人发生性关系非常反感，这也是对他们是否“治愈”的考验。晚上从女犯人营房中发出的叫喊声，那是担任监工的犯人头头和党卫队队员在奸污她们。

男犯人们在非常拥挤的空间里共处，这表明潜在的同性恋威胁。随着粉红色三角在营房中出现，这种威胁更加严重起来。也使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最高长官鲁多夫&#8226;赫斯忧心忡忡。他认为，要想知道集中营里同性恋者集中住在一起好呢，还是把他分散在不同营里更为妥当，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既要惩罚任何一点性欲的表现，又要避免隐蔽的互相关系的发生。赫斯束手无策:“同性恋者的到来，给管理工作带来严重问题，最好让他们分散在各个不同的营区。但所有营区的报告表明，同性恋关系在囚犯之间早已建立起来。我们采取严惩手段，但收效甚微。恶习在营中迅速蔓延开来。” ［38］ 每个集中营都想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一难题。同性恋者的集中管理，需要特殊监督方法。海因茨&#8226;黑格尔回忆道:“弗洛森堡之后是萨克森豪森。那里的同性恋营区有大约200名囚犯，灯火通宵燃烧着，我们必须把双手明显地放在被子上面。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数次检查。双手放在被子下面的人被抓住后，要脱光衣服由党卫队队员在他身上泼几桶水。这种处罚的结果，至少让当事人染上肺炎。这一办法在所有同性恋营房中是严格执行的。” ［39］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2）

这在事实上提出了一个集中营里的性生活问题，问题有时候集中在对性欲的分析和解释方面。应该对性欲这一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客观上存在的性要求，它不可能在四周围着铁丝网、在巨大压力和被奴役的环境下产生。因而人们猜测，一种潜在的特殊性关系可能在某些被囚人员中流行。人们更猜测，集中营的统治者不会容许任何的肉欲享受在这严密控制的环境中发生。因此这远非真正的性生活，远非双方分享快乐，而是一种完全的屈就和顺从。先关在斯特鲁多弗后又转移至达豪集中营的抵抗运动战士艾梅&#8226;斯皮茨断言:“集中营各管区的头头们以及从囚犯中选拔出来的监工们，在被囚期间，几乎都成了同性恋者。狱中幽闭的生活常常引发一些逢场作戏的同性恋行为，他们在各个不同国家的年轻囚犯中挑选合适的人选。在斯特鲁多弗集中营，一个当厨子的监工选了两个15岁的俄国男孩为他服务，他私下给他们食品。晚上，在营区的棚屋里，他们必须满足师傅的肉欲。至于那位当火夫的监工，他有一位比利时男孩陪伴。星期天，我们看见他不停地亲吻那个男孩的嘴唇。” ［40］

集中营里那些被党卫军从囚犯中挑选出来干杂活或监工的卡波（kapo）们，几乎个个都是粉红色三角的佩戴者，他们对手下犯人简直有生杀大权，他们是囚区中的绝对权威，他们淫乱无度，相互间明争暗斗。艾梅&#8226;斯皮茨补充道:“有两个卡波争抢一个上莱茵省的阿尔萨斯青年，青年每星期日从一个卡波那里接受一盆菜汤，从另一个卡波那里接受一支香烟。两个卡波争风吃醋。一天晚上，他被送到医疗所去‘消毒"。第二天，人们发现他死了。原来有人给他的血管里注射了一针汽油。他只有19岁。”

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活下来，什么样的策略都得使用，但首先要考虑对自己有无危险，其次要考虑是否牵连另一方给别人带来灾祸。海因茨&#8226;黑格尔多次勇敢地坦陈这一微妙的问题。他以自己的方式做出选择，为的是在这样一个既封闭又野蛮的环境中保护自己:“我除了寻求一位头头或一个卡波的保护外，别无他法。他把其他前来要求我提供性服务的人拒之门外。他保障我更多的食品和保护我的岗位。作为回报，我必须成为他的‘朋友"，在他有性要求时，上他的床。” ［41］

从上面例子可以看出，默契是明确的，它不会引起任何不愉快的争议。有一个荷兰的同性恋者的例子，同上面提到的情况差不多，他在一次电视新闻报道中说:“有一位党卫军的医生很喜欢男孩子。他经常把我叫去。有时候他同一个同事一起来，同事也是批准可以干这事的人。好几次，他用两支手对付我，这实在太难受了。至于那位缝衣车间的卡波，他有一个波兰男孩为伴。那位男孩消失后，我被迫去陪这位卡波。我正是亏了他才得以生还。应该接受现实。应该承认，人人都想活下来，哪怕是通过我这样的手段。” ［42］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3）

皮埃尔&#8226;塞尔根据自己的体会认为，除了在一些卡波的躯体上做那种事之外，希尔梅克集中营里那些来来往往的幽灵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性的欲望。对他们来说，在这些精疲力竭、骨瘦如柴、如行尸走肉一般的人之间产生肉欲感觉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有时也能看到某种隐蔽的感情交流，甚至某种人间温情最后闪现。皮埃尔&#8226;塞尔写道:“一旦置身于集中营里最年轻的群体之中，我觉得我不会再是他们注意的焦点了。因此，处在两个干杂活的特殊犯人之间，我尽量不同任何人说话，把自己幽闭在失望和孤独之中。我们都必须这样孤独地待在所有人中间，我们都变成了自己的摇摇晃晃的影子……我又回到了可以客观观察的状态，我发现了一些情感相投、相互关怀的情况。尽管是非常罕见的。我记得有两个捷克人，他们无疑从前是一对，他俩有时面向着营区屋子的窗户，相互交谈几句。他们背对着其他人，可以从玻璃窗的反射中，看见是否有人发现了他们。环境的复杂和告密者盛行，使人很少有机会表现任何一点人的真情。” ［43］

当这些有着卖淫嫌疑的事实，这些潜在的欲望被人提出来时，历史学家和集中营的前囚犯们很自然地把它们同粉红色三角佩戴者的命运，以及他们同“性变态”的卡波们的肮脏关系混为一谈。那时，所有长相漂亮的年轻男人，都可能在铁丝网围着的区域之内，受到卡波们的迫害，无论他是不是同性恋。

克里斯蒂安&#8226;贝尔纳达克写过多部有关集中营的书，但很少描述同性恋者的抓捕情况和他们的特殊命运。他谈到各营区中的性关系，重点不是同性恋囚犯的命运，而是引起这个问题的卡波们的同性恋行为。关于林茨集中营，他写道:“各分队的头头们除粗野和愚蠢地对待囚犯外，还有鸡奸这一匪夷所思的嗜好。年轻人都接受他们的小恩小惠，开始时是多给一碗菜汤，或者减免他们的苦役，那些流氓露出无耻真面目并遭到反抗后，态度就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那些曾经拒绝过恩惠的年轻人日子就不好过了。有些犯人献身为了活命，为了得到适当的好处和利益。也有些是真正的卖淫，但他们对要求他们干的事的方式和动作非常生疏。这种情况多发生在俄国青年和波兰青年身上，他们在他们的主人面前表现得特别乖巧柔媚，因此很容易得到一些特殊赠品和特别关照。” ［44］

从一些证人比如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人们可以看到大量关于同性恋现象的描写，在提及男人们为活下来所使用的策略时，可以说是集中营里最丑陋的一页。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4）

曾经写过一本关于波兰多拉集中营的书的著名作家伊夫&#8226;贝翁，曾经以十分痛苦的心情和同情的笔调，描写一个被囚者从享有特权到遭到抛弃的凄凉感人故事:“卡尔初来时十分抢眼。他穿一件独特的露出肚脐的衬衣，先在门口停了几秒钟，环视一下大屋子，然后扭着腰，摇摇摆摆地走向早就给他准备好的床前。就缺主持人宣布节目开始了，否则他的亮相将是非常完美的，他 以一个优美的姿势揭开被子，而后躺在上面，开怀大笑，卡尔是德国为数众多的鸡奸者之一，他被当局抓捕送进集中营并给他带上粉红色三角标记证明他获罪的原因，……可怜的卡尔，他原是柏林歌剧院的合唱队演员，现在沦落在四周围着电网的阴暗环境之中，一个前途无量、有着美好职业的青年遭到毁灭性打击，悲惨命运在等待他。他虽然已经30岁，但仍然风度翩翩，蓝色眼睛放射出迷人的光彩。但是，多拉集中营对日益年老色衰的同性恋者并不那么宽容。头几年，他晚上陪伴卡波和各分队的头头们睡觉，满足他们的欲望。但岁月在流逝，多拉也莫能例外。俄国人的到来意味着他的好日子完蛋了。数百个肌肤又白又嫩的斯拉夫青春少年的到来，使集中营各色头头们垂涎欲滴。这样，卡尔被编入集中营的死亡分队之中，他走进一个从前从未想到过的不同环境。” ［45］

另一段痛苦的回忆，是夏尔&#8226;贝内在他的著作《纳粹魔爪下的阿尔萨斯》中，以一种讽刺的笔调写的。他这本书是献给抵抗运动战士艾梅&#8226;斯皮茨的（他当时还不知道斯皮茨是同性恋者）。他谈到在纳茨维尔斯特鲁多弗集中营的情景，那里也有一些佩戴粉红色标志的德国人:“头几个月看到的情况很不完全，没有什么有趣的情节留在记忆中，这时期幸存下来的囚犯也为数不多。有两个同性恋者（带粉红色三角），其中一人乳房很大如同女人一般，他曾经伪装成女人在柏林街头游荡。这两个‘粉红色"享受着数名卡波对他俩的特别恩惠，这些从囚犯中提升的卡波有时比党卫队员还要坏。两位‘夫人"在他们朋友们前来挑选时，时有争风吃醋的事情发生，这常常引起可怕的斗殴，甚至头破血流，这种‘卖淫"交易中的好戏，引得党卫军队员们开怀大笑。” ［46］

最有讽刺性的文章，是豪尔赫&#8226;森普鲁姆于50年之后的2001年，在其最后一部作品《死有余辜》中写的。在众多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回忆中，他特别描写了一个粉红色三角的故事，那人在其卡波的职务被解除之后，竟敢于继续去偷窥集中营的厕所。那里的气味虽然臭但使他很着迷:“他沿着大便槽下面的通道走（集中营的茅房与我现在城市所见厕所大不相同，茅坑底下一层有供掏粪工人进出的通道，透过粪坑孔向上看得见入厕者的所有动作，自己不会被发现），观察那些脱得半裸的身体、那些大腿、屁股、露在外边的生殖器……他在厕所中也发现了另外几十个集中营转来的新人，以及刚从外面世界抓进来的、以前过着完全不同生活的囚犯，这批人总体上说，身体上还保留着青春气息。对于那些喜爱男性肉体的人来说，是非常性感、非常有刺激性的。毫无疑问，他想在这批最年轻的人中，寻找一个猎物，或者一个心甘情愿的献身者、一个性伙伴。这并非太难办的事情:一个欲望的眼光、一次心照不宣的暗示、一个温柔的动作、一句甜蜜的话语或一件伤心事的相互倾诉，就可以办到。” ［47］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5）

什么是心甘情愿的献身者?保留原先的自由欲望观念仅仅是环境起了变化，而性和欲望的观念一点也没变。豪尔赫&#8226;森普鲁姆描写的这位红三角甚至敢于同集中营里资格最老的犯人头目对抗，那人叫沃尔夫，是个佩戴绿色三角的刑事犯，他很想贬低带红三角的政治犯的影响力。当然，他同那个红三角一样，也是同性恋。哪怕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同性恋也没有互相勾结起来，达成超越其他分歧的默契。豪尔赫&#8226;森普鲁姆这一政治判断是合情合理的:“沃尔夫是尽人皆知的同性恋者，他完全听命于他的年轻情人——一个参加极右团体的波兰排外分子和反犹主义者。因此，在这场斗争中，沃尔夫以及他的追随者和年轻的性伙伴们公开宣布反对红三角，要把他们通通驱逐出所有重要岗位。这位红三角政治犯表现得非常勇敢，不顾一切地反对沃尔夫集团，保护 他的政治盟友，并因此失去了一切提升到一个权力更高的位置或保留这个位置的可能性。他忠于他的思想意识，远胜于他的情欲。”

一个艰难的任务（1）

一个艰难的任务

在1937年2月18日的讲话中，海因里希&#8226;希姆莱同他亲爱的同事鲁多夫&#8226;赫斯一样，对于男人生活在一起可能产生同性恋的问题感到忧虑，认为这对德国的形象和出生率都危害很大。兵营中年轻人性行为很活跃，同性恋在非常危险地继续扩散。但海因里希&#8226;希姆莱并非只是一个没有脑子的粗人，不像某些人那样只知道讽刺所有的纳粹分子。他很聪明，认为靠屠杀同性恋者来消灭同性恋是远远不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使形势进一步恶化:“我们是一个男人的国家。不管这个制度有多少错误，我们还是要坚决同它连在一起。因为它的体制是最好的。我痛心地看到一些妇女协会和妇女团体，它们专干一些毁坏妇女魅力、尊严和才干的事情。女人的男性化倾向十分危险，长此以往，性别的差异将会消失。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来，日耳曼人特别是德国人都是由男人统治的。但这个男人的国家，因同性恋问题正在走向自我毁灭。”

纳粹实行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就是除家庭和学校教育外对青年实行社会化管理。希特勒主义青年组织是青年人唯一的拯救者。1934年4月20日，90万青年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将青年运动组织通过一定的仪式，如此大规模地动员起来，除了对他们进行自由、民主和友爱的教育之外，还有另外的目的。参加组织的青年，每星期日早晨都要穿着制服或赤裸上身，列队进行训练。在这里，如果存在宗教，要遭到嘲笑;家庭关系 如果妨碍宣传，也要受谴责。对此，纳粹强调代与代之间的不同，而他们始终是赞扬青年人创造精神的。礼拜日佩戴着纳粹的×标记郊游，同志式的关系和森林的篝火诱惑着他们。他们逐渐地学会了等级观念，克制感情以及对他人的冷峻淡漠。他们认为:这些其他人与我是不平等的，他们是我的上级，或者是我的下级。这一切都是固定的，不容有任何例外。一切命令都必须执行。 ［48］

这种狂热的聚集青年人成为团体的措施，原意是保护雅利安青年，使他们有更多的男子汉气概，但这却威胁着上帝子民的繁衍。因此，现在需要鼓励他们去同异性约会。希姆莱说:“问题是我们的青年参加了一个已经非常男性化的运动。生活在一起的都是一群一群的男人，没有可能遇到年轻姑娘。我认为，说我们走的是同性恋道路，一点也不应觉得奇怪。”他提醒在座的党卫军高官们:“我请你们注意，在夏天的节日里，要你们的男人们去同女孩子跳舞。我也认为有必要让你们15岁到16岁的青年去同女孩子约会。假如一个男孩子有青春期爱情或露水似的爱情，他就得救了，他就远离了危险。我再明确地重复一遍，他们就再也不会去与他的同志们一起搞集体手淫了，也不会再去同男人或年轻男孩发生性交性质的友谊了。”

一个艰难的任务（2）

艰难的任务。一方面，维持着妇女作为德国生儿育女的肚子，不触动父权制;另一方面，拼命地歪曲发生在青年男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美妙而又热烈的特殊友谊。问题的困难是，仅凭思想禁令很难挽救日益衰微的异性恋。还存在另外一些措施，如一些妇女奉帝国之命，在可怕的“造婴厂”中，等待怀孕，这些制造婴儿的工厂里，关押着很多“雅利安”种波兰女人。那儿也为强壮且好色的党卫军保留着泄欲的场所，在女人易受孕期间他们光顾那里。 ［49］ 但在此期间，也有些忠于希特勒的男人仍旧顽固地 在一起生活。这些青年尽管加入到团队之中，仍然喜欢冒着风险，过男性之间的友谊和爱情生活。因此，应该使德国年轻人怀中都抱着女孩子，希望他们这种临时爱情结出果实。这是思想非常肮脏的异性相爱。这样的性关系仅仅是为帝国服务的一种工具而已。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特&#8226;普兰特确信，希姆莱对同性恋问题的关注，远胜于纳粹的其他问题:“当希特勒意欲征服欧洲并同时‘解决"犹太人问题时，希姆莱萦绕在心头的却是优生学幽灵和德国人的纯化问题。他想送给世界一个新的高贵品种，一个高级种族。” ［50］ 理查特&#8226;普兰特认为，希姆莱的同性恋情结源于他有一个信念，他认为同性恋者具有某些优良的、但也是令人担忧的品质。比如男人间相互认知、相互了解的品质。同性恋行为应该全面追查，从修道院到青年旅馆，从集中营到私家花园和公园，直到纳粹组织内部的人。

希姆莱痛恨同性恋，对他家庭内部的人也毫不容情。一个专给希特勒写传记的作家约翰&#8226;托兰回忆道:“希姆莱有时很难拒绝别人对他的善意帮助，如果这种帮助合情合理并且以圆滑巧妙的手腕向他提出。……但他的荣誉感使他禁止别人对他的亲属太宽容。当他的侄子，一个党卫军的军官被控搞同性恋时，他立马签署一道命令，将其遣送惩戒营。这个年轻人在关押期间积习不改，重犯同性恋老毛病。他叔叔下令枪毙他。一位党卫军的法官罗尔夫&#8226;韦塞尔主张赦免，遭到希姆莱的拒绝，他说:‘我不愿意人们说我对自己的侄子处理宽大。"此事报到希特勒那里，在元首的干预下，最后撤销了希姆莱下的死刑命令。” ［51］

应该把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告知老百姓。其实早在1928年5月14日，即“血腥之夜”发生前6年，在党卫军的报纸上就明确地提出警告:“无论何人，只要他搞同性恋，或者想搞同性恋，都是我们的敌人。” ［52］ 可惜这一警告没能广泛宣传。

一个艰难的任务（3）

希姆莱在他讲话的最后，警告他手下的军官们:“时至今日，在我们党卫军队伍中，每个月都有一件同性恋事件发生。现在我郑重宣布如下决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种人要正式降级，清除出党卫军队伍并移送法庭审理。他们还将根据我的命令关进集中营，如果有人企图逃跑，杀无赦。我希望这样能够把这种人从党卫军中彻底清除，一个也不留。” ［53］ 卡波们的特权在这次清理中一点也未触动，这是给这些牢房中选出来的犯人头头网开一面，他们不在清洗之列，他们不是雅利安人。

其他民族的同性恋一点也不使希姆莱操心。但如果这种瘟疫能够成为敌人堕落衰败的因素的话，为什么不利用呢?理查特&#8226;普兰特提到，希姆莱同他的医生的一次谈话时曾说过:“同性恋者是他们民族的叛徒，应该把他们消灭。”理查特&#8226;普兰特补充道:“根据希姆莱的设想，被征服民族的同性恋会加速他们的衰落以至最后消亡，这是第三帝国迫害政策的重要成果。德国人中，同性恋应该毫不容情地杜绝，以保障高贵种族的纯洁性。至于被帝国征服的低等民族的同性恋，则应予以宽容，这是磨损他们‘锐气"的策略。……为此，非德意志人的同性恋者，不应受到德国同性恋者一样的惩罚。” ［54］

海因里希&#8226;希姆莱以明白无误的一句话，结束他1937年的这次讲话:“我的目的是保护我们一贯追求的德国人的高贵血统和人种纯洁的事业。”德国同性恋者的命运，以及归属于第三帝国的国家和地区的同性恋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宣传演说结束了，他们的迫害是有理由的。一句话:“逃跑者，杀无赦。” ［55］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1）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

在第三帝国境内幸存下来的同性恋者，并非欧洲专制制度统 治下唯一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同性恋者。不这样看的话，我们的视野就太狭小了。但怎样才能在谈论佛朗哥的西班牙、萨拉扎尔的葡萄牙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时，像现在谈论霍尔蒂的匈牙利、安东内斯库及后来的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铁托及后来的米洛舍维奇的南斯拉夫时一样清楚呢?对我们来说，不可逾越的障碍是想得到档案材料和证据非常困难。这方面的线索很难收集，时间地点也很难界定。但50年之后，好机会终于到来。人们终于确定了一个关于特殊迫害的范围。我们应该记住这些迫害，恢复被遗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然而，我们并非不了解萨拉扎尔的天主教保守派的独裁统治，它是不会对葡萄牙的同性恋手下留情的。我们也知道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同性恋者的命运，在连续数年中，他们都被流放到对健康非常有害的孤岛之上，比如圣多米诺&#8226;特米尼岛。令人头痛的同性恋者或告密的牺牲者落入法西斯法律打击范围之内，它揭示出一桩以他们伟大德国兄弟为榜样的“反种族罪行”，就像著名影片《埃托雷&#8226;斯科拉不寻常的一天》中所表现的情景。 ［56］

至于佛朗哥政变，他在对共和党人进行屠杀并于1936年8月20日把满身是枪眼的费德里科&#8226;加西亚洛尔卡的尸体抛弃在比斯纳尔和格林纳达之间的山路上后，立即将同性恋者投入监狱，像他对待其他犯人一样。 ［57］ 如同马德里监狱主任医生莫尼斯做脑叶切除术那样，很多同性恋者必须由医生做脑切除手术，以换取他们的自由 ［58］ ，这些医生是根据从纳粹的“疯狂”医生那里学来的技术操作的。这种用脑叶切除术治疗癫痫或“性倒错”的办法，直到60年代欧洲和美国都在使用。它还配合有大量可怕的“厌恶疗法”技术，做法同电刑差不多，在生殖器上通电。不幸的是，甚至在希特勒之后，我们的西方社会仍未能认识到: 同性恋是不能“治愈”的。

尽管如此，在待遇方面还是有很明显区别的，法学家弗洛拉&#8226;勒鲁瓦福尔若指出:“在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中，拉丁人和斯拉夫人一样都是下等人。因此，欧洲和南美洲拉丁语系的法西斯国家对这些种族观念不太信任，也不认为同性恋构成什么种族危险。” ［59］ 正因为如此，墨索里尼在1938年10月，在纳粹的逼迫之下，颁布了若干条反同性恋法令，但把同性恋者纳入政治犯的范畴。我们还要指出，欧洲南部地区有四分之三是农业人口，那儿不存在大的中心城市，也没有那么多的邪恶欲望和夜间的“荒淫”生活。在这方面，他们格外宽容。其后果是大量富有的同性恋者，有男人有女人，有英国人有德国人，他们数十年来，不断向意大利逃亡。卡普里岛或西西里的托尔米纳岛都是他们钟情的目的地。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2）

俄国革命事实上是以法国大革命以及其后的巴黎公社作为参照样板的。不错，波拿巴的司法部长康巴塞雷斯确曾将鸡奸作为非刑事罪写进拿破仑法典之中。然而，正如历史学家米歇尔&#8226;西巴里所言，这并未使同性恋在第一帝国的统治下的命运得到多少改善。 ［60］ 况且康巴塞雷斯并不是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搞这种大胆时髦尝试的人。让路易&#8226;博里的最后一部著作，就是献给康巴塞雷斯的。 ［61］

有一历史事实现已被证实，对此俄国革命者可能并不知情，但他们未见得对其不感兴趣。此事是1980年以来皮埃尔&#8226;哈恩在法国国家档案馆的绝密室中发现的，那就是1792年杜伊列斯公园中同性恋者聚会的资料。这些资料是写在一本小册子中的，同性恋者通过表决，把他们的请愿材料提交给制宪会议。提交之前，还曾在巴黎大街小巷和各个公园中张贴，广为宣传。在这些同性恋“革命者”的请愿中，鸡奸免于起诉的要求被放在重要地 位。 ［62］ 巴黎同性恋者除了抗议对他们的刑事惩罚外，还要求男人与男人之间有公开拥抱亲吻的权利，“即使在卢森堡公园的小道上”也不例外。警察对他们的行为不进行干涉和骚扰。他们还要求对涉及肛门的一种疾病特别关注，毫无疑问，这是针对当时对鸡奸者一种非常轻蔑的医治而言的。当人们从王国向共和政体过渡时，也向制宪会议表达了他们的要求:从法律上解决一直存在的对同性恋敲诈勒索的威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富有战斗性的方针，酷似一个世纪之后莱茵河彼岸希斯菲尔德所进行的工作。 ［63］

当 Plexus杂志的皮埃尔&#8226;哈恩于1969年7月同达尼埃尔&#8226;介朗谈话时，介朗特别指出:“在俄国革命的初期，社会结构刚刚形成，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极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人们有很高的集体主义热情，男人和女人都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工程之中，人们的性关系和性生活未受到任何压制。这时人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思想交流、感情一致和性吸引基础之上的，同性恋此时也不受任何约束。” ［64］

在圣彼得堡，一批专为理想和主义斗争的煽动者提出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设想，其中亚历山德拉&#8226;科隆泰最为积极，他说:“以自由、民主和博爱的名义，我号召你们，男、女工人们，农夫和农妇们，你们要以自己的良知勇敢地进行人道社会的建设事业……社会应该学会接纳一切形式的性关系，哪怕这种关系是我们很少见到的。” ［65］ 有一个不知名的革命艺术团体表示:“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化，革命会触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新的战线。艺术，它是我们在这个战线上的武器。”列昂&#8226;托洛斯基说，每天的日常生活都包含着政治，因此在生活中，随时都要想到正在进行着的革命。列宁的伴侣克鲁普斯卡娅也就此题目写过专著。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3）

一种社会关系试图使一个古老的、建立在家长制基础上的、有着顺从和宗教信仰传统的人际关系结构解体。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不要上帝，国家没有首脑，男人、女人，异性爱、同性恋的角色都要重新定位。自由是真理。从旧制度的避难所解放出来的精神病患者愿意共同生活在圣彼得堡的某些高楼大厦之中，就像阿拉托尔&#8226;科普在他的《改变生活，改变城市》 ［66］ 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俄国的大城市因此向前卫文化敞开了大门，从前从未见过的报刊重新大量出现，儿童团体、妇女组织和同性恋者也相继涌现出来。然而，正如阿拉托尔&#8226;科普所补充指出的:“家庭革命领域中生活模式重建的斗争史，在面临困难和危险时，出现了犹豫不决裹足不前的现象。人们担心会破坏古老的社会结构。在一些领导人的眼里，这些结构总还可以作为低矮的围墙，挡住那些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 ［67］

一种欧洲式的回归自然的思想意识以及一种渴望远离1914—1918年时期的喧闹和屠杀的想法，这时也波及圣彼得堡。在这20世纪初期“活跃”起来的欧洲，很希望从社会和文化方面推倒旧文化，要求现代化。他们很少通过听取人民的要求，更多的是依赖文化界的影响，因为欧洲的大城市中，自由领域扩展很快。从1917年到1923年，自由发展到极端。一些革命的游行活动开始举行，男男女女的人们像亚当和夏娃般裸露着成群结队通过大街小巷，向人们显示他们朴素真实的身体。一个世纪以来就已存在的裸体主义就这样重新出现，莫斯科满街都有，彼得格勒、奥德萨和萨拉托夫等城市也时有发生。阿兰&#8226;圣齐奥评论道:“游行剥掉了旧制度的一切外壳:穷人的破衣烂衫、富人的堂皇外表，他们还抛弃了东正教的神甫、沉重的劳役、传统的家庭以及妇女的家务劳动。”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4）

1933年，同性恋再次变成一种罪行。两年之后，堕胎重新被禁，家庭又恢复了。同性恋罪要付出5年监禁的代价。 ［68］ 由于自从1929年6月27日法令颁布以来，凡判3年以上徒刑的犯人都要自动地移送到劳动营。之后，“堕落”同性恋者又与其他的受害者关在了一起。他们在那儿又找到了离经叛道的艺术家和他们的朋友们、极端放荡的妇女或猥亵下流的艺术家，更不用说还有那些在文化上非常挑剔的、受到“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影响的一代青年了。同一种传统思想不同的是，30年代的这些运动，绝大多数是针对这样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都是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政治在这里是很次要的。正像尼古拉&#8226;沃斯所记录的: 1936年到1939年间“反革命分子”在被囚者中只占28%。 ［69］ 其余的人都是一些对新的劳动条件和行动受到监控而对社会感到不满的普通公民。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情况都很不妙。雅克&#8226;富尔坦写道:“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之下，斯大林主义的反应以及被危机和战乱动摇的所谓民主国家思想的僵化，使同性恋问题被延后了整整30年。对整个一代人来说，从前可怜的一点点经验已经消失了，差不多全忘却了。” ［70］

苏联流放的同性恋者的人数至今难以统计。俄罗斯联邦的刑罚法典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直到1993年5月，才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继努力和众多的国际同性恋和非同性恋机构的支持下，进行了修改。

俄罗斯和苏联时期有关此问题的档案仍然难以看到，尽管俄国同性恋运动最近企图有所行动，但我们要说，想想柴可夫斯基、想想爱森斯坦或那些为身体解放引起的骚乱吧。大量俄国大革命的信息，气氛酷似我们的1968年五月事件。因为，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人们还能记得，达尼埃尔&#8226;介朗1972年在法国同性 恋组织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一次大会上发言，要求脱掉外衣，以减少衣服的社会意义，因为在它华丽外表之下，掩盖着身体的真正本质。

至于20世纪初欧洲东部的那些裸体游行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脚步会把他们引向西伯利亚的劳动营。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5）

注释

［1］尼古拉&#8226;沃斯引自《动乱年代，从慕尼黑到布拉格》，巴黎Flammarion出版社1995年出版。对于了解这一时期的欧洲历史，这部由Pierre Az ma和Francois B darida编辑出版的长达1 000多页的集体著作，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2］弗朗索瓦&#8226;贝达里达:《历史和种族灭绝》（ Histoire et g nocide），巴黎Nathan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9页。［3］让&#8226;维格勒，Dijon文学院全国科学研中心（CNRS）的学者，《关于历史和回忆》是他1999年4月提交的研究成果，第17页。［4］普里莫&#8226;莱维 Si c"est un homme，巴黎Robert Laffont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69页。［5］《同普里莫&#8226;莱维的谈话》，1966年1月4日在 L"Unità上发表，后来巴黎10/18出版社于1998年将其收入《会谈与谈话》（ Conversations et entretiens）一书中，第112页。［6］沃尔夫冈&#8226;索夫斯基:《恐怖组织》（ L"Organisation de La terreur），巴黎Calmann L vy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51页。［7］集中营被囚者团体的最细致图画是达豪集中营的那一幅。时间是1942年。该画现在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展出。人们可以在展厅中找到粉红色三角的展柜，还贴着标签，注明他们是惯犯，是企图逃跑者。有的标签写着犹太人或政治犯。达豪集中营的展出牌资料，在塔马尼最新著作 Mauvais genre ?中重新出现，同前书，第157页。［8］沃尔夫冈&#8226;索夫斯基:《恐怖组织》，同前书，第147页。［9］关于这次给犯人编号和佩戴标志以及那些帮助为此次行动辩护的人，最近揭出一件美国IBM公司在战争期间同盖世太保合作的事实。当时一位美国工程师建议对集中营进行人口管理，方法是给他们每个人都做一张有孔的卡片，卡片注明他们的体貌特征以及“同性恋者”字样。［10］劳特曼:《粉红色三角》，同前书，第148页。杰拉勒&#8226;科斯科维奇指出:“自从集中营建立以来，所有男性同性恋者都必须在他们的囚服上佩戴易于区分的标志，或是一副印有一个大写‘A"字的黄色带子，A字很可能来源于‘Arschficker"一词，或是在衣服上印一些大大的黑点，要么就印上‘175"这个数字，此数字是德国刑法中一条令人生畏的条款，随着时间的推移，粉红色三角最终被人们接受了。”［11］海因茨&#8226;黑格尔，同前书，第87页。［12］沃尔夫冈&#8226;索夫斯基，同前书，第159页。也可参阅Raul Hilberg的最新著作《大屠杀:历史的根源》，同前书，第105页。［13］“粉红色三角联盟”的国际诏告，即2001年1月的报告。［14］欧根&#8226;科贡1947年在纽伦堡法庭上的证词。奇怪的是解放以后这么多的同性恋证言，在那之后的数十年间，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引起注意。［15］海因茨&#8226;黑格尔:《佩戴粉红色三角的人们》，同前书，第76页。［16］见《我们都佩戴着一个大大的“A”字》，同前书，第76页。［17］Raul Hilberg:“鲁多夫&#8226;赫斯在一所波兰监狱里写了一本回忆录，再现了一个幸存者活生生的形象……赫斯描述他不自由的童年。父亲一直逼迫他去当一名牧师，他父亲死后，他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大屠杀:历史的根源》，同前书。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6）

［18］普里莫&#8226;莱维为《奥斯威辛指挥官鲁多夫&#8226;赫斯回忆录》法文译本写的前言，Robert Laffont出版社出版，同前书，第267页。［19］鲁多夫&#8226;赫斯:《奥斯威辛指挥官的谈话》（ Le Commandant d"Auschwitz Parle），巴黎Masp ro出版社1989年出版。［20］杰勒德&#8226;科斯科维奇，同前书，第12页。［21］在这方面，政治犯占41%，耶和华证人会（T moins de T hovah）占35%（根据P.Lautman的统计），同前书，第147～148页。［22］海因茨&#8226;黑格尔，同前书，第74页。 第二章 仇视同性恋的可怕岁月 107 ［23］沃尔夫冈&#8226;索夫斯基，同前书，第84页。［24］引自《我，皮埃尔&#8226;塞尔，同性恋流放者》，同前书，第188页。［25］汉纳&#8226;阿伦兹:《奥斯威辛和耶路撒冷》，1950年巴黎Pocket Tierce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213页。［26］雅罗斯拉夫&#8226;巴尔特，同前书，第213页。［27］杰勒德&#8226;科斯科维奇，同前书，第13页。［28］普里莫&#8226;莱维: Si c"est un homme，Robert Laffont出版社出版，第116页。［29］罗兰&#8226;雅卡尔，载《世界报》1987年5月3日。［30］里塔&#8226;塔尔曼，《顺从，法国沦陷时期的思想意识和安全策略》，巴黎Fayard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46页。［31］皮埃尔&#8226;塞尔，同前书，第56页。［32］引自《我，皮埃尔&#8226;塞尔，同性恋流放者》，同前书，第181页。此次在一个废墟城市举行的纽伦堡国际审判，始于1945年11月20日，历时一年以上，参阅美国记者William L.Shirer所著《噩梦年代，1934至1945》，巴黎Plon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440至449页。［33］ Buchenwaldarchiv Sign.31/27。转引自 Homosexuelle H ftlinge im Konzentrationslager Buchenwald集中营一书，National Mahn and Gedenk st tte Buchenwald出版社1987年出版。［34］1934至1945年间，绝育手术大量使用，以防止“遗传性疾病”和“危险的复发病症”，有200 000名男人和20 000名妇女成为此措施的牺牲品。［35］参见 Hidden Holocaust ...，同前书，第253至256页。［36］弗里德里克&#8226;保罗&#8226;格斯汉姆证词，引自Lutz Van Dijk著《同性恋者的流放》，同前书。［37］证词摘自电视新闻报道“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同性”，同前书。［38］鲁多夫&#8226;赫斯:《奥斯威辛指挥官的谈话》，同前书，第94页。［39］海因茨&#8226;黑格尔，同前书，第64页。［40］艾梅&#8226;斯皮茨引自1980年1月David和Jonathan的联合报告。 108不该被遗忘的人们 ［41］海因茨&#8226;黑格尔，同前书，第114页。［42］证词引自《我们都佩戴着一个大大的“A”字》，同前书。［43］皮埃尔&#8226;塞尔，同前书，第79页。［44］克里斯蒂安&#8226;贝尔纳达克:《没有尽头的日子》，巴黎Plon Perrin出版社1976年出版。［45］伊夫&#8226;贝翁: La Planète Dora，巴黎Seuil出版社1974年出版，第123～124页。［46］夏尔&#8226;贝内:《纳粹魔爪下的阿尔萨斯，纳粹警察组织、监狱和集中营》卷五，献给艾梅&#8226;斯皮茨。法国孚日Fetzer出版社1980年出版。［47］豪尔赫&#8226;桑普鲁姆:《死有余辜》，巴黎Gallimard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7～59页。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7）

［48］希特勒青年团组织里青年运动的负责人，很多都被送上了法庭。因此根据“175”条款，Robert Oelbermann于1936年9月被判21个月强迫劳动。他在蹲了18个月监狱后，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并于1941年在那里死去。［49］参见皮埃尔&#8226;塞尔上述著作，第79～83页。［50］里夏尔&#8226;普朗:《粉红色三角》，同前书，第87页。也可参看《纳粹制度对少数派的迫害》，Lloyd Eden Keays的讲演稿，同前书。［51］约翰&#8226;托兰:《阿道夫&#8226;希特勒》，纽约Balantine Books出版社1970年出版，第1048页，由弗兰克&#8226;托尼翻译。［52］引自《我，皮埃尔&#8226;塞尔……》一书的有关历史说明，同前书，第174页。［53］引自海因里希&#8226;希姆莱1937年3月18日对SS高级官员的讲话。［54］里夏尔&#8226;普朗:《粉红色三角》，同前书，第99页。［55］在希姆莱的社会仇恨名单中，排犹主义始终是最根本的。在他登峰造极的作品中，他最后一次表示:“根据上述情况，我要奉劝我们国家的领导者以及他们的下属们，要严格遵守种族法，毫不容情地反对全体人民的害群之马:‘国际犹太分子"。”引自Charles Bloch:《第三帝国和世界》（收入由Jean Baptiste Duroselle主编的“我们的世纪”丛书中），巴黎民族 印刷厂1986年印行，第502页。希特勒的遗嘱证明了他是在柏林自杀的，他也并不温和些:“我不想落入敌人的手中，他们需要一个由犹太人进行表演的新场面，以取悦那些狂热的群众。”（W.L.Shirer转引，同前书，第440页）。［56］参考一位意大利同性恋受害者的一份证词，他是被流放到一个岛上的，证词于1985年4月发表在 Gai Pied上。但此杂志很少提到在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下意大利同性恋者的情况。也可参阅Bent de Martin Sherman写的、由Giovanni Dall"Orto翻译的意大利文前言（都灵Gruppo Abele出版社1984年出版），以及意大利同性恋月刊 Babilconia 1986年4月就此问题发表的文章。［57］关于加西亚&#8226;洛尔卡之死，一位阿根廷新闻记者一年之后曾问过Gaudillo:“你是否杀害了一些世界知名的西班牙作家?”这位独裁者回答:“外国对这位格林纳达的作家谈得很多，谈得多是因为左派分子要利用这个名字，作为他们宣传的一面旗帜。真实的情况是，革命刚开始，这位作家就已死于暴乱之中。”Marcelle Auclair引自Lorca的传记，此传记1968年由Seuil出版社出版，第448页。关于加西亚&#8226;洛尔卡同Salvador Dalí的关系，可参考Ian Gibson最新的研究文章《Lorca Dalī，一个不可能的爱情》，蒙特利尔Stank出版社2001年出版，由Val rie Leteinturier译成西班牙文。［58］莫尼斯医生最后被一个他的患者杀死，他为这位患者做过脑叶切除手术，毫无疑问这位患者是在清醒的情况下被切除的。我认为，这位不知姓名的患者是一位英雄。［59］弗洛拉&#8226;勒鲁&#8226;福尔若:《欧洲同性恋司法史》同前书，第81页。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8）

［60］参阅集体著作《现代法国的同性恋》中米夏埃尔&#8226;西巴里有关拿破仑时代法国同性恋命运的文章，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80～101页。［61］让路易&#8226;博里:《康巴塞雷斯和五个见风使舵的人》，巴黎Ramsay出版社1979年出版。 ［62］参阅 Les enfants de Sodomeà I"Assembl e nationale，它1972年被历史学家Roger Kempf证实为革命宣传小册子。此小册子被皮埃尔&#8226;哈恩发现后，于1980年6月由 Gai Pied报发表，1991年，由里尔的Gay Kitsch Kamp出版社重新出版。我们不知这份革命性奠基宣言在制宪会议中的遭遇。但惩治骚扰者的权利，容许变性身份改变的权利以及参与立法和参加国家军队的权利的要求是在这份革命小册子中被提出来的。人们可以认为，康巴塞雷斯，作为一个经常被人提起的同性恋者，他完全知道这些要求的某些内容，并以此去说服皇帝。［63］根据人人平等这一法律原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转变。雅克&#8226;富尔坦对此写道:“你们有何权力骚扰我们?你们根据什么蔑视我们、责备我们、排斥我们?我们的所作所为难道很差，以至使你们以异样的眼光看我们，难道我们非要同你们一样才行吗?我们的行为并不是要引起别人犯罪，我们的行为只涉及我们自己以及那些同我们思想一样的男人和女人。人们只要稍有良心的话，就会同意，没有任何人把‘癖好"强加给我们，我们是自己愿意的。”（ L"Adieu aux normes，巴黎Textuel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第87页）［64］达尼埃尔&#8226;介朗， Plexus杂志，1969年7月;后来又收在他的作品集《同性恋和革命》一书中，此书1983年由巴黎Cahiers du vent du chemin出版社出版。［65］阿兰&#8226;圣齐奥，1980年7月5日 Masques杂志。［66］阿纳托尔&#8226;科普:《从新生活到城市问题——俄罗斯1917到1932》，巴黎10/18出版社1975年出版。［67］参阅 Masques杂志，同前书，第24页以及其后的篇章。［68］1933年12月17日公布的联邦法律，规定对同性恋处3年到8年的监禁。［69］尼古拉&#8226;沃斯:《动乱年代》，同前书。［70］雅克&#8226;富尔坦: L"Adieu aux normes，同前书，第3页。

译后记

译后记

有些问题困扰所有时代、所有文明和所有意识形态。同性恋能算一个。

从历史上看，古代希腊尊崇同性恋。古罗马世界也不讳言此事，文治武功皆受赞颂的哈德良皇帝迷恋希腊娈童安提诺乌斯，便是最著名的实例。基督教传入欧洲后，同性恋的声誉开始一落千丈，最终被认为是一个犯罪，值得国家法律和宗教教规的惩罚。到了近代，首先在德国，同性恋才成为一个科学研究项目，德国的马格努斯&#8226;希斯菲尔德和他的研究中心同行，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先驱。这方面的研究虽多，各家意见却还没有趋于一致。起初，一般认为同性恋是后天的，和社会习俗与周围环境有关，是一种恶习。后来更多专家认为它是先天的、遗传的。如果我们相信它是一种生理变态，它却对一般的身心健康没有影响。同性恋者中不乏才智之才，尤其出了许多艺术家和大作家。另一方面，如果把同性恋认作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的话，则各种疗法收效甚微。

不同社会在不同时期对同性恋的宽容程度有所差别。在纳粹德国，同性恋从一个道德问题、医学问题或社会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为了雅利安人的世界霸权，纳粹德国鼓励生育，于是不能繁衍后代的同性恋者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惩罚的手段是把他们送进集中营，要他们承担最繁重、最低贱的劳动，直到被“优先”送进毒气室。德国本土和德国占领地区的同性恋者都遭受了这样的 浩劫。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各国为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受难者和牺牲者建立了纪念碑，为他们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和展览，尽管同性恋者在集中营里的表现不比其他群体逊色，他们作为被迫害者的身份却一直未被承认。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是，年复一年，每逢集中营中牺牲者和英雄全国纪念日举行悼念活动，追忆那些集中营的受害者时，法国的同性恋团体却无权与其他受难者组织（战俘、犹太人、茨冈人等）一样，以自己的名义，为巴黎西岱岛上的前被囚者纪念碑献上一束悼念的花圈。经过长期的斗争，至2001年的纪念日，胸前饰有粉红色三角标记的同性恋者代表团终于赢得此一权利。

本书记述了同性恋者受纳粹德国迫害的过程，和他们在战后为不被遗忘而做的不懈努力。历史最终是公正的。它记住一切，有时以显赫的形式，有时以悄悄的、隐蔽的方式。历史要求人们有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