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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滩名门闺秀》 编辑推荐

- 《上海滩名门闺秀》 作者简介

- 《上海滩名门闺秀》 内容简介

- 《上海滩名门闺秀》 图书目录

- 黄浦江边的聂家花园

- 聂家花园最调皮的女孩

- 请宋美龄当傧相之风波

- 孤身追星好莱坞

- 饭桌上小小的“战争”

- 关键时刻显身手

- 永远的大家风范

- 一个人用了八个奶妈

- 缠绵的爱情和无奈的婚姻

- 半年“军调处”，十年挨批斗

- 两次“上交”的“洪宪瓷”

- 长寿秘诀：把不愉快的事情忘记

- 三岁来到上海外婆家

- 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女生

- 独自逃婚回北京

- 成了赵四小姐的嫂子

- 半个世纪后相逢在美国

- 把不愉快的事情忘记

- 严筱舫的曾孙女严仁美

- 提前来到人间的“丑小鸭”

- 为读书而爆发的“战争”

- 为“冲喜”，小马家迎来大美人

- 梦的破灭与美的哀愁

- 刘家、盛家与宋家、孔家

- 美丽招来的烦心事

- 新社会的天是明亮的天

- 奉献使她更美丽

- 远在天涯海角的深情厚意

- 福寿双全欢度晚年

- 盛宣怀的女儿盛爱颐

- 与宋子文的恩恩怨怨

- 一个电话打给宋子文

- 中国第一件女权案

- 在汽车间里的最后岁月

《上海滩名门闺秀》 编辑推荐

绝世的优雅

绝代的风华

绝版的新女性

最后一代大家闺秀的旧忆珍影

《上海滩名门闺秀》 作者简介

宋路霞，1952年生，山东济南人。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校报编辑部主任，现为自由作家。多年致力于近现代家族史、上海地方史的调查、研究和创作，有《李鸿章家族》、《盛宣怀》、《张静江、张石铭家族》、《上海的豪门旧梦》、《上海滩豪门望族》、《百年家族》、《百年儒商》、《百年收藏》、《回梦上海大饭店》、《回梦上海老洋房》、《浮世万象》等多种著作在大陆和港台出版，并产生相当影响。

《上海滩名门闺秀》 内容简介

上海滩上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名门望族的滋养，东土西风的熏陶，使她们的学识和教养，气质和风度，卓然独立，与小家碧玉不同，也与传统闺房小姐相异。她们是上海城市生活中的一道特别风景，有着特殊的风度与风采。

作者宋路霞女士，在十多年研究近现代家族史的过程中，近距离采访了历经风雨而幸存下来的一大批名门闺秀，记录下她们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并收集到大量秘藏闺中的珍贵老照片，为我们留下了贵族女性角度的百年历史沧桑的记忆。

本册《上海滩名门闺秀》，选取了曾国藩、李鸿章、段祺瑞、盛宣怀、严筱舫等十个著名家族的十个名门闺秀，记录了她们坎坷、优雅而精彩的百年人生，为我们展示了东方女性的绝世风雅，大家闺秀的绝代风华，以及极有魅力的上海滩上流社会女性生活……

《上海滩名门闺秀》 图书目录

序言（李伦新）

一、曾国藩的外孙女聂其璧

黄浦江边的聂家花园

聂家花园最调皮的女孩

请宋美龄当傧相之风波

孤身追星好莱坞

饭桌上小小的“战争”

关键时刻显身手

永远的大家风范

二、李鸿章的侄孙女李国秦

李家小姐十姐妹，个个都是一本书

“八字”不合，舍“马”就“张”

贵妇人的富贵与灾难

屈映光法师的衣钵传人

百岁老人突然“失踪”了

三、段祺瑞的外孙女袁迪新

一个人用了八个奶妈

缠绵的爱情和无奈的婚姻

半年“军调处”，十年挨批斗

两次“上交”的“洪宪瓷”

四、周馥的曾孙女周稚芙

花园洋房里长大的周七小姐

中西女中的住读生活

一个孩子用了三个保姆

从百万富翁到身无分文

不能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个篮子里

一生都充满了爱

五、吴调卿的孙女吴靖

祖父是李鸿章的哥儿们吴调卿

三岁来到上海外婆家

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女生

独自逃婚回北京

成了赵四小姐的嫂子

半个世纪后相逢在美国

长寿秘诀：把不愉快的事情忘记

六、严筱舫的曾孙女严仁美

提前来到人间的“丑小鸭”

为读书而爆发的“战争”

为“冲喜”，小马家迎来大美人

梦的破灭与美的哀愁

刘家、盛家与宋家、孔家

美丽招来的烦心事

新社会的天是明亮的天

奉献着使她更美丽

远在天涯海角的深情厚意

福寿双全，欢度晚年

七、盛宣怀的女儿盛爱颐

与宋子文的恩恩怨怨

一个电话打给宋子文

中国第一件女权案

在汽车间里的最后岁月

八、席家花园六小姐席与时

东平路上的席家花园

如花似玉的席家七姐妹

战争使一家人星散四方

纽约盲童学校的女教师

在张家最困难的时候嫁到张家

婆媳和睦相处四十多年

九、文博泰斗徐森玉之女徐文绮

徐家三代才有了一个闺女

瞒着父母偷偷考进天津南开

一顿饭两只对虾的南开生活

日寇炮火炸碎了她的教授之梦

独身之梦被诗人王辛笛友情击破

耀眼“红花”旁边的高级“绿叶”

大风大浪中的硬骨头

带着永恒的微笑远去

十、一号车主周纯卿之女周素琼

南京西路上的周家花园

父亲的一号汽车与两艘游艇

与“红棉小开”盛康年一见钟情

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大风大浪方显名门闺秀本色

健康、快乐就是幸福

后记（宋路霞）

黄浦江边的聂家花园

曾国藩的外孙女聂其璧

黄浦江边靠近霍山路、惠民路的地方，过去有个聂家花园，占地数十亩，是甲午战争时期的上海道聂缉槼的家园。

聂缉槼于辛亥革命那年去世，现在的市民不大记得他，只有谈到聂家花园附近的聂中丞华童公学（现为市东中学）时，才会想起这位道台大人。而他的夫人却很长寿，很有名，是民国书法家，世称崇德老人，比丈夫长寿三十多年。现在人们从艺术品拍卖的字画展品中，还时常能看到有她题款的画件。她就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纪芬。

在道台大人聂缉椝去世后的三十多年里，曾纪芬是聂家花园的领袖，她使聂氏家族人才辈出。

这个聂家花园，现在遗址虽在，但已面目全非，里面已经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各式民居，而当年里面只有五栋旧式红砖楼房和一个网球场，以及偌大的一个花园，所有的楼房和亭台、池塘都由一道高高的竹篱笆墙围着，墙内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家园。院子的东邻是一家香烟厂，男孩子调皮，在篱笆上掏个洞，爬到香烟厂去偷香烟牌子。大些的孩子喜欢打篮球，以至于后来竟诞生了一个“崇德聂氏篮球队”，报端常刊出他们的赛事。

聂家的一个外孙女张心漪（台湾前财长费骅的夫人）数年前曾在海外撰文回忆说：“外婆家永远是一座美丽的迷宫，那里有曲折的小径，可跑汽车的大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石板桥，金鱼游来游去的荷花池，半藏在松林间的茅草亭，由暖气养着玫瑰、茉莉、菊花、素心兰的玻璃花房，小孩子随时可以去取葡萄、面包的伙食房，放着炭熨斗和缝纫机的裁缝间……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三层楼上那两间堆满箱笼的‘箱子房’……”可知这是一处中西合璧的、相当现代的海派园林。

聂家花园最调皮的女孩

聂家花园最调皮的女孩

聂缉椝、曾纪芬夫妇有十二个孩子，八个儿子，四个女儿。儿子多半是上海滩有名望的实业家，他们中有上海总商会会长、恒丰纱厂和大中华纱厂总经理聂云台；中国银行协理、中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聂其炜；恒丰纱厂中期的总经理、实业家聂潞生；清末民初湖南武军司令官聂其贤；实业家聂其煐、聂其焌……女儿们一个个也都嫁得体面，有的嫁给晚清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儿子瞿兑之，有的嫁给吴佩孚的秘书张其煌，有的嫁到湖南岳常澧道道台家……

从早期的聂家全家福来看，男士大都一袭长衫，女的一律紧身小袄，围绕着曾纪芬左右整齐地排开，传统得令人敬畏。但是有一个小姐例外，每次照相总是一身花衣花裙，烫着头发，一脸万事不屑的神气。她就是聂家最小的女儿聂其璧（女儿中行四，又称聂四小姐，在所有孩子中排名倒数第二），是个绝对反传统的现代派。

与她的哥哥姐姐不同的是，聂其璧从小没有读多少私塾，而是在教会学校上学，认识了不少外国老师和同学。她生性活泼，聪明伶俐，喜欢文艺活动，很讨大家喜欢。按照聂家的规矩，女孩子晚上是不可以出门的，可是聂其璧不干，她要出去看戏、看电影、会朋友，她有很多活动要参加，谁说也不听。院子大门紧闭也不要紧，要么爬窗子，要么上墙头，跳下去就是……她从小喜欢独往独来，胆大包天，万事都有自己的主意，不在乎别人对她有什么看法。中学毕业后，聂其璧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一口流利的英语，使她结交了更多的洋朋友，包括来沪的好莱坞电影明星。她喜欢出入社交场合，哪里热闹哪里去。为此，她母亲还特地关照过佣人，要看好四小姐，莫让她出大门。可是四小姐性格像个男孩子，才不管那一套呢，老太太拿她也没办法。

聂其璧只有在一个场合非常听话，就是陪母亲上教堂做礼拜。她的母亲曾纪芬与一般的中国老太太不同，没有信佛教，而是信基督教。聂其璧喜欢听教堂里的音乐，那优美的旋律像是镇静剂，使她的心境平静如水。每到这时，她的心神像是飘了起来，在奥妙无穷的未知世界里任意游荡……

请宋美龄当傧相之风波

请宋美龄当傧相之风波

聂其璧陪母亲上教堂（虹口的景灵堂）做礼拜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认识了宋美龄。因为两家的老太太都信基督教，当时都住在虹口一带，年纪大了，上教堂都需有人陪。宋家老太太倪桂珍常由宋美龄陪同，宋子文开车接送（那时他们都已经从国外留学回来）；聂家老太太曾纪芬就由聂其璧陪着，有时也由媳妇陪同，日子久了，两家人成了好朋友，小姐、媳妇们相互常有走动，宋美龄也就成了聂家花园的常客。

1923年，聂四小姐要出阁办喜事了，新郎官是从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回来，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务长的周仁教授（周仁教授的祖母是晚清洋务重臣盛宣怀的姐姐，与盛家的亲戚关系很多）。经两家的老太太商量，邀请尚在闺阁的宋美龄小姐充当傧相。宋美龄爽快地答应了。那天她穿了一身漂亮的衣裙来到聂家，还带了一串珍珠项链。

也许那时的宋美龄还不习惯珠光宝气的打扮，也许那串珍珠已久不使用了，总之在聂家对镜的时候，竟一下子把珠线给扯断了，珍珠滚散了一地，满屋子的人就不得不一个个蹲下身去，帮她拣珍珠。等她珍珠摆弄停当，才陪新郎新娘到花园里去拍照……

这本是两家人友好往来的一件好事，谁知过了四十多年，到了十年浩劫的时候，聂其璧的麻烦来了，成了她的一大罪状。“文革”中的造反派们武断地认为，不可能是宋美龄为聂家作傧相，一定是聂其璧为拍宋家马屁，前去为宋美龄当傧相。于是大动干戈，一再审问她与宋美龄有什么关系。更有甚者，有的造反派连什么是傧相都不知道，还逼问她：“你跟宋美龄到底是什么关系？宋美龄为什么要送你一个‘冰箱’？”弄得她哭笑不得。

其实那些造反派哪里知道，当年的聂家是上海道台（相当于上海市市长）之家，远要比当时的宋家显赫。聂其璧是道台之女，曾国藩的外孙女，其三哥聂云台又是大实业家、上海总商会会长，真的是有钱有势。而宋家的声威是4年之后（即1927年），蒋宋联姻之后才振作起来的。当时宋家老太爷宋耀如已经去世，宋家大姐宋蔼龄曾在盛家（盛宣怀家）当家庭教师，虽已嫁孔祥熙，但此时的孔祥熙还没有发达。宋子文从美国回来后的头几年，在上海到处碰壁，他追求盛家的七小姐盛爱颐，盛家还嫌他穷。其二姐宋庆龄嫁了孙中山先生，然而辛亥革命后南北对峙，形势复杂，常在动荡的生活中……如此悬殊的家境，不学无术的造反派是根本不了解的。

然而“文革”中的聂其璧有口莫辨，因为她和丈夫的结婚照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直到“文革”后落实政策，她的亲戚蔡粹盎女士（蔡元培先生的女儿。周仁教授的姐姐是蔡元培先生的夫人，周仁是蔡元培先生的内弟）从发还的抄家物资中，发现了他们的结婚照，特意给她送来。聂其璧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这张照片可以为我平反了。大家可以看清楚了，的确是宋美龄为我作傧相嘛！”

聂家与宋家，原本是朋友，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十年后，却从聂其璧的母亲曾家那头，却“延伸”过来一层亲戚关系——即曾纪芬的侄女曾广珊（曾纪鸿的女儿，曾国藩的孙女）嫁给了俞家的俞明颐（晚清道台），生下的儿子叫俞大维。俞大维后来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兵工署署长、国防部长，他的前妻是一位意大利钢琴教师，生下孩子后不几年就病逝了。这个孩子叫俞扬和（这个名字由“洋和尚”的谐音而来），由陈寅恪先生带回上海，交给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就在上海读书、长大。曾家和聂家在抗战爆发之后都迁到上海西区静安寺附近居住了，因为欧战爆发之前上海租界里相对安全些，曾广珊是曾纪芬的亲侄女，所以两家走动很勤。抗战胜利之后，俞大维是复员回沪的接收大员，在聂家的恒丰纱厂的发还问题上还帮过聂家一个大忙。1960年俞大维与蒋经国成了儿女亲家，俞扬和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为妻，也就成了宋美龄的外孙女婿。转弯抹角，聂家到头来还是脱不了与宋家的干系。

孤身追星好莱坞

孤身追星好莱坞

聂其璧从小活泼好动，爱好文艺，交了很多外国朋友，而且不是一般的交往，而是融入他们之中，常参加他们的文艺活动。她曾参加过一个外国人在上海办的木偶剧团，并且亲自制作木偶人，参加演出。有的较复杂的木偶她自己搞不定了，就请家里的郑裁缝帮忙（这个郑裁缝独身一人，一直住在聂家，曾纪芬去世后就住在聂云台家，不知有多少聂家人和聂家亲戚穿过他制作的衣服）。她的这些洋朋友大概有三个来源：一是同学，因为聂其璧在教会学校读书（读过圣玛利亚女中和启明女中，在启明女中毕业），同学中不少是洋行大班和洋行高级职员的孩子；二是教会活动，除了陪母亲上教堂，她还陪母亲在家里接待来访的外国牧师，一到圣诞节或者教会的其他节日，家里就非常热闹，会涌进很多中外友人；三是聂家的学术氛围。

这个家庭的学术氛围很重要，因为聂老太爷在出任上海道之前是江南制造局的总办，最初他家就住在江南制造局里。制造局出于事业上的需要，聘请了一大批外国工程师和科技人员，在局内供职。还设有一个编译局（翻译处），聘用了一批外国科技翻译人才长期供职其中，共翻译了100多部西方科技类图书。在这期间，有些洋人与聂家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关系。如著名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供职达28年之久，他的夫人就成了聂家公子的家庭教师，教聂其璧的三哥聂云台、四哥聂其炜学英文，聂其璧在旁边也能“沾沾光”。聂家这种中西合璧的家庭氛围，无疑大大丰富了聂其璧身上的洋派细胞。

聂其璧还是个有名的电影迷，非常崇拜美国好莱坞大明星，一有新片上演，必定去看。1936年卓别林来上海访问的时候，聂其璧也是参加接待的人员之一。当时有家报纸刊出了聂其璧与卓别林在一起的照片，卓别林手里拿着一支烟，聂其璧正在为其点火，左边是宝莲&#8226;高黛（那时还是卓别林的女友）。聂其璧非常珍爱这张照片，可惜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聂其璧为此非常懊恼。

1939年，不知是个什么契机，她决定独自到美国走一趟，去亲眼看望一下她所崇拜的电影明星。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对电影依旧那么痴情，对明星仍旧那么迷恋，不惜万里迢迢前去“朝拜”。然而丈夫的工作永远非常忙，不可能陪她前去，那她就一个人去！

“文革”以前，她家一直保存着她那次万里出行的珍贵记录——一本光彩夺目的老照片集。如果保存到现在可不得了了，又是一个中美民间电影文化交流的好“由头”。那里面有聂其璧与许多好莱坞大明星的合影，有与《乱世佳人》的男主角克拉克&#8226;盖博、《苏伊士》的主角泰罗&#8226;鲍华、《罗宾汉》的主角艾洛&#8226;弗林的合影；有与《末代艳后》的女主角、有电影皇后之誉的瑙玛&#8226;希拉、《魂断篮桥》的男主角罗拔&#8226;泰勒的合影；还有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劳纳&#8226;里根，以及当时还是童星的秀兰&#8226;邓波儿等等。还有些电影明星听说她是专程从遥远的东方来看望他们的，就主动拿出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送给她。

她美美地在明星堆里猛“泡”了一阵子，过了把瘾，离开美国后还去了法国，以至于若干年以后只要谈起那次壮举，她就特别兴奋。不过她还是冒了点险，当时就有人警告她，快走吧，欧洲要打仗了。果然，她刚回国不久，欧战就爆发了。

饭桌上小小的“战争”

饭桌上小小的“战争”

一个从小被全家人宠爱惯了的小姐，婚后能不能适应家庭主妇这个角色的转变，家里人都有些担心。谁知聂四小姐居然很自然地、似乎是一眨眼就成长为一家之长了，而且能非常认真、有效地教育孩子。当然，有时候也“教育教育”丈夫。

她的丈夫周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冶金专家和陶瓷专家，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发起人之一，早年考取清华庚款，与胡适、竺可桢、赵元任、张彭春等著名学者同一批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学习机械和冶金专业，回国后先是担任上海交大教授兼教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兼工程研究所所长，抗战时期在昆明办过炼钢厂，解放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上海科技大学校长、冶金研究所所长，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职务，如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周仁教授每天早出晚归，工作非常之忙，只有吃晚饭的时候才能和家人聚在一起，晚饭后还要继续忙工作。

聂其璧心疼丈夫，总是设法弄些又有营养又好吃的小菜给丈夫吃。但是，这个“又有营养又好吃”的标准是她一个人定的。她是湖南人，丈夫是江苏人，她喜欢带点辣味，丈夫则喜欢带点甜味，她认为好吃的东西丈夫未必觉得好吃。但是周仁教授永远是个模范丈夫，温文尔雅，服从“管教”，一般情况下，夫人说是“好吃”，他也总是说“好吃”的，没有二话。在丈夫不主动夹菜的情况下，妻子就主动把她认为好吃的菜往丈夫碗里夹。

通常这种情况下，周仁教授都是忍受了的。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教授先生竟然反抗了，说：“我不要吃。”

四小姐不同意：“为什么不要吃？这很好吃呀！”

丈夫还是那句话：“我不要吃！”

“那不行，不要吃也要吃！”她的话永远是命令。这时她像教育儿子一样教育丈夫，并且继续为他夹菜。

在一边往嘴里扒饭的两个儿子看不下去了，一起为老爸帮腔：“爸爸说不要吃就不要给爸爸吃了嘛！您为什么一定要爸爸吃这个东西呢！”

“咦？他以前说是好吃的呀！”当妈妈的不服气。

“那人家现在觉得不好吃了呀！”儿子们难得大声地对妈妈讲话，继续立场坚定地支持父亲。

当母亲的仍不让步。

当父亲的见孩子们也卷入了“战争”，不得了，事情要闹大了，为了息事宁人，就赶快把夫人执意要他吃的那个菜，囫囵吞枣地咽下去了。这一招真灵，大概是解决“战争”的最好办法，两个儿子没话说了。

可是四小姐还不罢休，她还要争回这个理，指着丈夫对儿子们说：“你们看，他不是很喜欢吃吗？他不是很喜欢吃吗？”

弄了半天，反倒是两个儿子的不是。

关键时刻显身手

关键时刻显身手

聂其璧平时总是一身花枝招展、浓妆艳抹，在上海街头一片蓝灰色海洋的年头，她依旧是连衫裙，烫发头，走在马路上无论是衣饰还是举动，都很夸张。淮海路上的面包房和咖啡店的老板，没有不认识她的，伙计们都亲切地唤她“美国外婆”。她有一个情趣很相投的亲戚，即盛宣怀的七小姐盛爱颐（周仁教授的祖母是盛宣怀的姐姐，周仁叫盛爱颐是阿姨），她们经常一起出入西菜馆和咖啡馆，伙计们唤盛爱颐是“上海外婆”。淮海路常熟路口过去有一家西菜馆，是她们最常光临的地方，常常吃过以后还要大包小包地买些西点带了走，有时带了一大群亲戚朋友前去打牙祭，末了总是她买单，所以很受店伙计欢迎，。

不了解她的人以为她只会吃喝玩乐，其实不然，她大事情上头脑极其清楚。她不是那种只会在家里婆婆妈妈，说三道四，大事拎不清的人。她只是小事不上心，不屑于去计较，而到了关键时刻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

抗战时，所有国民党政府机关撤退到内地，她随丈夫辗转大西南，历尽千辛万苦。她识大体，顾大局，不仅没有怨言，关键时刻还能帮上丈夫的忙。

那时周仁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要内迁，大量的仪器设备和书刊资料装成若干个大箱子，先乘船运到越南的河内，然后再转火车到昆明。战时的火车站大概是最乱的地方，除了难民还是难民。何况国民政府机关整体都要内迁，还动员一些重要的工厂和企业内迁，运输的紧张是可想而知的。谁有“路子”谁就有车皮，没有“路子”就干等吧，等到什么时候鬼才知道。火车站里军人和难民铺天盖地，谁也不来理会这帮书生。工程研究所的大小箱子堆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简直像小山一样，但谁也没有办法把它们运走。

工作人员当时还面临一个困难，因为越南长期被法国人统治，火车站系统通用法语，主要管事都是法国人，不会法语就无法办事。聂其璧知道后挺身而出，她英语、法语都内行，帮助丈夫一起想办法。她东一个电话，西一个电话，一会儿找站长，一会儿找朋友，在火车站上指挥若定，好像是一位不得了的女将军，神完气定，威风凛凛，结果不多时就被她搞定了。火车站终于调拨来几节车厢，帮助他们把东西运走了。周仁先生和研究所的同事真是谢天谢地，一时愁云散尽，大家不得不对这位花枝招展的夫人刮目相看。

十年浩劫当中，他们夫妇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周仁先生已经身患重病，无力面对冲到家里来的造反派，这时又是聂其璧挺身而出，代替丈夫回答那些原本就是莫名其妙的问题。在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时，她就以哭来表示对抗。她没完没了地哭，哭得昏天黑地，造反派反而拿她没办法。

永远的大家风范

永远的大家风范

聂四小姐跟她母亲一样长寿，也活到了九十岁。关于她长寿的原因，她的亲戚们认为与她心情开朗，万事想得开有关系。抗战中兵荒马乱的，他跟丈夫辗转去了昆明，留下两个正在读书的儿子跟学校转移。她坚信儿子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会得到磨练，没有给他们额外的照顾。大儿子周麒跟同学们一起，步行两个多月才走到四川重庆，一路上吃了很多苦，也冒过很大的风险。聂其璧觉得这很正常，认为这是孩子们难得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财富。

她性格好动，感情丰富，好打抱不平，亲戚和朋友中无论谁有钱没钱，她一视同仁。一旦发现谁受了冤枉和欺负，她不可忍受，一定是拔刀相助。粉碎“四人帮”后的头几年，有关单位已经宣布对周仁教授平反，落实政策，聂其璧的处境大有好转，而且每周有一天可以免费使用一辆公车。而她的阿姨盛爱颐仍旧住在五原路一栋房子的汽车间里，没有落实政策，她的儿子被发配到安徽一个山村，女儿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福建工作，她已年迈，孤单一人，生活上有不少困难。聂其璧认为这不公平，决心帮助她。在盛爱颐的女儿庄元贞来沪探亲时，就用她的公车带上她们娘儿俩，直奔市委统战部。

当时市委统战部还在南京西路青海路对面的一栋老洋房里（现归春兰空调公司使用），她下车后直奔部长办公室找部长。可是统战部长那天不在，办公室的人看她来头很大，一身海外华侨的打扮，口口声声要找部长解决问题，谁也不敢得罪她，还端茶倒水好言相待。跟在后边的盛爱颐和庄元贞看傻了，因为她们多年来总是受人训斥，很久没有受到这样的款待了。从市委统战部出来后，她又带她们去市侨联反映情况，要求落实政策，那急切的劲头，好像应当落实政策的不是盛爱颐，而是她聂其璧似的。后来在她和其他亲戚的积极推动下，盛爱颐的女儿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

1987年，为纪念和表彰周仁教授一生为国家作出的重要贡献，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冶金研究所的花园里，为已经逝世的周仁先生竖立了铜像。在有关单位组织的周仁先生铜像揭幕典礼上，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也赶来参加，向她表示慰问。她这时已经87岁了，坐在轮椅上，由大儿子周麒推着，十分得体地与大家打招呼，一点没有受宠若惊的样子，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一个人用了八个奶妈

段祺瑞的外孙女袁迪新

袁迪新是段祺瑞的三小姐段式巽的独养女儿，生在袁世凯的老家——河南彰德的袁府。她的曾祖父袁世辅是袁世凯的弟弟，排行老五，袁世凯是老四。袁家兄弟共六个大概没分家，都焐在那“豪门深深深几许”、不知是七进还是八进的袁家大院里。

袁迪新的祖父袁克庄28岁就去世了，他生前做过什么事情人们早就淡忘，但是对于袁家来说，他还是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他那当时还没出生的儿子指腹为婚。当时袁克庄在北京和天津一带宦游，结识了袁世凯幕府里的许多要人，段祺瑞其一也，于是乎两人称兄道弟，非常热络。

说来也巧，他们两位的太太差不多同时怀上了孩子。有一天这两个老爷儿们凑在一起，酒过三巡后头脑发热，竟盘算起太太肚子里孩子的终身大事：“只要这两个孩子生下来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那他们就是‘法定’的夫妻，咱们袁、段两家就是‘法定’的亲家！”

段祺瑞原本就是袁世凯的亲信，而且是袁世凯的女婿。因为段祺瑞的元配夫人吴氏去世后，第二年袁世凯就把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他，段家后辈称之张太夫人。这位张太夫人在袁府的地位很高，是袁世凯表哥的女儿，袁府上下称其大小姐。这回他们要亲上加亲。

不久，上帝成全了他们，段家生下一个女儿名段式巽，袁家生下一个儿子名袁家鼐。两家重提旧事，谁也不赖账。只是两个孩子有点小小的别扭，段式巽比袁家鼐早生下来一个月，长得胖胖大大，敢哭敢叫，性格泼辣；而袁家鼐晚生一个月，个头矮小，老实乖巧，大了管段式巽叫三姐，整天跟在三姐后面转悠，一切听三姐的。这样一对夫妻，似乎有些阴阳失调。但是“法定”了的事情是不容改变的，于是“阴阳失调”的格局后来就贯彻了他们一辈子。他们成年后的一个黄道吉日，段式巽嫁到了河南彰德袁府。他们的唯一的孩子就是袁迪新，生于1922年，小名织姑。

袁迪新来到人间的时候，袁世凯已经去世好几年了，袁家在京城里已经风光不再，但是在河南彰德，还有很大的世面。袁迪新6岁以前跟父母住在彰德，她没见过祖父，因祖父死得早，但是曾祖父袁世辅还活着。曾祖父喜欢抽大烟，还喜欢吃蚕宝宝的蛹，常拿着一根烟签子挑一个蚕蛹在烟灯上烤，烤熟了就吃下去，高兴时也叫小织姑来一起吃。

曾祖父有一房正式的太太，两个姨太太。三个女人只生了一个儿子袁克庄，袁克庄也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袁家鼐，而袁家鼐这时只有一个女儿袁迪新，三代都是单传，袁迪新受宠的程度可想而知。袁迪新的母亲奶水少，袁家就张罗着找奶妈，连续用了八个奶妈，才算把小织姑的胃口搞定。

有一次曾祖父的小姨太带她去袁府大院外面玩，一路上远远望去，地里全是盛开的鲜花，她高兴极了，伸手要摘。那小姨太说，不要摘，那花有毒，一掐就流白水，沾在手上要烂手的。后来她才知道，那是用来制做鸦片烟的罂粟花。袁家老爷少爷都抽鸦片，罂粟花在宅子周围开得铺天盖地。

袁迪新六岁的时候曾祖父死了，曾祖母和大姨太哪里去了她不知道，只知道那个小姨太从此以后跟他们一家生活了。曾祖父去世时，小姨太才十八岁，其实原先是袁家买来的丫头，后来被老爷“收了房”，名份上是姨太太，其实她在袁家的地位始终是丫鬟，年龄比袁迪新的妈妈还小。老太爷死了她就服侍孙子，孙子死了就服侍曾孙女。曾孙女袁迪新有了孩子后，就帮着带玄外孙。她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一年去世，享年八十多岁。她叫董礼然，名字挺高雅，不知是不是袁家给改的名字。她十八岁守寡，再没嫁人，一辈子吃素，为袁迪新带了四个孩子，在袁家服侍了四代人。

所以在十年浩劫的时候，造反派给袁迪新扣的“帽子”是：“多重的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理由是：她是段祺瑞的外孙女、袁世凯的曾侄孙女，还长期养活着曾祖父的姨太太……

缠绵的爱情和无奈的婚姻

缠绵的爱情和无奈的婚姻

曾祖父去世后，袁迪新的父母就搬到了天津，因为她母亲段式巽在娘家最受宠，在大城市生活惯了，有机会就往娘家跑。他们住在天津日本租界须磨街上的段府，那房子是老段的学生魏海楼（段祺瑞手下的一个师长）让给段家住的，是一处很大的院子，有前楼、后楼、侧楼、球场、花园，前楼大些，后楼小些，中间还夹着一个大厨房。

段祺瑞宠爱三小姐，把他们一家安排在前楼和自己一起住，还给外孙女袁迪新请来了家庭教师，教她读书写字。袁迪新的小学就是在外公身边读的，而且身边从来不缺零花钱，只要向外公汇报说今天功课做得很好，就一定得到一块钱的奖励。外公要是看见谁家的女孩儿脚上的花鞋好看，就会关照管家，给小织（袁迪新的小名叫织姑）买一套来。所谓一套就是大号、小号、中号等一长串，以至于小织姑常抱怨，怎么人家的鞋都有别的花样的，我的鞋怎么总是一个花样的？

1933年年初，蒋介石请老段“南下颐养”的时候，他们一家以及其他几个姨妈姨父，还有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一家，都随之来到了上海。先是住在武康路，后来住到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原先军阀陈调元的一处老房子里。老段家只有大儿子段宏业一房留在了北方。

不知是什么原因，袁迪新一家到了上海后还曾回过北京，在段祺瑞的老宅“空府”里住过一段时间，直到段祺瑞1936年在沪去世后才又回到上海。北京的“空府”是很大的宅院，里面有很多房子，后花园也很大，种着各种果树，那时候只住了段宏业一家、段三小姐一家和一些亲戚。段宏业家眷很多，有八个孩子（据说姨太太还不止八个），而段三小姐只有袁迪新这么一个孩子，而且长得聪明伶俐，表哥表姐们都很喜欢她，而袁迪新只喜欢跟二表哥段昌义一起玩。

关于这个段昌义，外界有很多传说。一种传说是段宏业跟外国老婆生的，而外国老婆在哪里，不知道，反正段昌义成了没娘的孩子，没人疼爱，在大家族里显得很孤独。其实他跟段家没有血缘关系，是段宏业的二姨太的姐姐的孩子，二姨太的姐姐后来跟一个外国人出国了，把孩子送给了妹妹，就权当是段家的孩子了。

袁迪新最初是出于同情心，觉得段昌义挺可怜，没人愿意睬他，就主动与之接近，能给他带来点愉快，也就是自己的愉快了。段昌义自觉在家族中是个多余之人，何况在有些场合家人还常把他忘记。有的兄弟甚至还认为他分享了父母的关爱，对他很嫉恨。偏偏他读书很好，谈吐和风度也不错，在段家公子中很突出，那就更遭人嫉恨了。

他很喜欢袁迪新这个小表妹，好学上进，富有同情心，没有富家小姐的娇气和傲气，两人又谈得来，不知不觉萌生了爱情。后来他考上了南开大学，袁迪新在北京读贝满女中，他们几乎隔一天就有一封情书往还。再后来袁迪新跟父母到了上海，他们依旧鱼雁不断，日子久了，袁迪新收到的信已经装满了一个抽屉。

段三小姐知道女儿跟段昌义的交往，起初并不反对，当着段昌义的面，还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她说话没算数，说反悔就反悔了，后来一定要女儿嫁给一个大她10岁的徐某，理由是男的大些会疼老婆。其实袁迪新知道，那是母亲和徐某的母亲捣鼓的结果，她们常在一起打麻将，是麻将桌上敲定的“交易”。

袁迪新的母亲从小被老段宠坏了，脾气大得很，她决定了的事，几乎无人能改变，有时为了一碟小菜不好吃，她居然会跑到厨房里搧厨师的耳光。丈夫袁家鼐在她面前甘拜下风，历来只有绝对服从的份儿。她只有女儿而没有儿子，就想过继一个儿子，但事先又没有讲清楚，只是说把她大姐的一个孩子抱来家玩几天。可是等人家上门来要孩子了，她竟对人家说：“你们要把孩子抱回去，除非拿枪先把我打死！”对于女儿的婚事，她的话更是不容置辩。于是就苦了袁迪新了，她刚20岁，还是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只读了两年就不让读了。

最后，她拗不过母亲，嫁人了。

这下段昌义更苦了，没有人为他讲话，也没有人理会他的悲哀。他跑到上海要见织姑一面，被段三小姐一口回绝。灰心丧气之余，他索性当兵去了，远远地离开段家——这个令他伤心的大家族。

可惜那个大袁迪新10岁的徐某，并没有预想的那样懂得疼老婆，倒是很懂得消费袁迪新带来的钞票。对于袁迪新来说，徐某这个丈夫简直像个严厉的父亲，整天板着个脸，动不动就像教训小孩子一样训斥袁迪新，这令她非常难过。抗战中他们到了内地，在贵阳、昆明、桂林、缅甸、重庆等地播迁不定。这期间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因经常要跑警报，女儿就生在桂林的防空洞里。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某竟把老婆孩子扔在了重庆，一个人到美国去了。

再说段昌义那头并没有把旧?人忘怀，袁迪新过去写给他的信他一封也没丢。当他听说袁迪新的困境后，立马赶到了重庆，他要把她带走，包括两个孩子，他要跟她重新走回过去。可是袁迪新不是当年的小织姑了，她已经身为人妇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使她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终于，段昌义还是无奈地走了。抗战胜利后他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来。

而到了美国的徐某在美国站稳脚跟后，就提出离婚。

这时候，出现了另一个好心人吴绍球，他是中国银行的职员，愿意与袁迪新共挑家庭重担。尽管袁迪新的母亲反对，这回袁迪新决心自己拿主意。1950年，袁迪新卖了自己的首饰，在上海建立了新家。后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夫妻相携一同走过，直至白头到老。

若干年后有亲戚从台湾来，对袁迪新说：“段昌义好可怜，他到很晚才结婚，他一直惦记着你……”

半年“军调处”，十年挨批斗

半年“军调处”，十年挨批斗

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一个偶尔的机会，袁迪新来到北京，在设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的“军调处北平执行处”下属的新闻处当翻译。“军调处”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三方面人组成，主要任务是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周恩来，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将军，史称“三人军事小组”。而在北平执行处的三位首脑人物，共产党方面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是蔡文治，美国方面是马丁。

北平执行处新闻处的翻译只有三个，二女一男。袁迪新是很受瞩目的一个，她从小在家时就跟家庭教师学英语，中学和大学读得都是教会学校，英语基础非常好，所以文件到了她手里，很快就能处理完毕。她的任务主要是把中文新闻稿件（大多都是各地的战报）以最快的速度翻译成英文，供外国新闻记者取用。因为她工作积极认真，待人热情，长得又漂亮，在那个政治气氛很紧张的地方，显得非常出众。

新闻处为了联络各方人士，每个周末都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舞会，袁迪新成了很受欢迎的舞伴。叶剑英同志多次邀其一起跳舞，对她说：“袁小姐，你很漂亮！”蔡文治先生也曾邀其一起跳舞，还对她说，他想在北京成个家，请她帮助介绍女朋友。

当时蔡文治是国民党军队中号称最年轻的将领（人称贝贝将军），只有三十来岁，长得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其实他在老家已经有了家室，也许他只是一时高兴，心血来潮，故意在袁小姐面前叹苦经。袁迪新天真烂漫，不明就里，真的为其介绍女朋友了。结果把她的好朋友、当年贝满女中的同学吴佩琪（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吴调卿的孙女，在家排行老九）介绍给他。没想到这下反而弄假成真了。蔡文治非常喜欢吴佩琪，因其年轻活泼，青春焕发，将军加美人，好像天生一对。后来他们真的在北京结婚了，结婚时袁迪新的女儿还去当小傧相。

若干年后（20世纪80年代）蔡文治夫妇从美国回国探亲，受到叶剑英同志的接见。他们托人带话给袁迪新，想跟她见见面，可是袁迪新当时正在医院里为丈夫的病而发愁，无心他顾，错过了一次共话当年的机会。

她在军调处新闻处当翻译，总共只有半年时间，因为这个北平执行处总共也就存在了一年时间。从宏观上讲，因为马歇尔的调停失败；从直接原因讲，还受了沈崇事件的冲击。

1946年12月24日，美国士兵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案发，北京市民反美情绪顿时高涨，上街游行的市民举着“美国鬼子滚回去！”的标语和横幅，把协和医院的大门口堵了个水泄不通，军调处新闻处的人都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几个头头在忙着打电话，直到夜深人静之后，才一个个从后门溜走。一个月后，美国方面宣布退出调停，中国方面也就宣布撤销军调处。袁迪新也就回到了上海。

关于这段经历，袁迪新解放初在财经学院工作时，都向组织交代了，还写过书面的材料。那时搞思想改造运动，人人都要写个人的经历。想不到到了“文革”期间，造反派据此硬说她是美国特务，逼她交代跟王光美的关系，大会斗，小会批。其实她跟王光美根本没有关系，她只是一个翻译而已。为此造反派还去北京和南京大搞外调，弄得她哭笑不得。

两次“上交”的“洪宪瓷”

两次“上交”的“洪宪瓷”

当年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时候，为拍他的马屁，他的部下到江西景德镇烧制了两套非常精细的专用餐具，就是后来传得沸沸扬扬的“洪宪瓷”。“洪宪瓷”一套有数百件，每一件都用白纸包好，放在一个专门的大箱子里。不知什么原因，其中有一套到了老段的手里。老段最喜欢三小姐（袁迪新的母亲），在她出嫁时就作为陪嫁送给了她。

这套珍贵的餐具在三小姐手里最初并不很当回事，只要有客人来就拿出来用，时间长了也打碎了一些，后来听说很值钱，才包包好，不用了。到“文革”爆发时，还有二三百件。当红卫兵冲进家来抄家时，这箱“洪宪瓷”正袁迪新家的桌子底下，红卫兵看到了，翻开看看，不过是些坛坛罐罐，根本没当回事。倒是对她们保留的段祺瑞的军装和勋章等东西，以及家里的手表、首饰很感兴趣，统统用车子拉走。等红卫兵走后，袁迪新和母亲害怕出问题，赶紧把那套“洪宪瓷”上交政府部门，同时上交的还有两套银台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清理抄家物资，“洪宪瓷”又回到了袁迪新家里。但是有人劝她们最好还是卖给国家文物部门吧，放在家里迟早也是个“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出问题。她们母女经过十年浩劫，早成惊弓之鸟，只要有人要就请出门吧。说是能给五千元钱，五千就五千吧，能换个安宁比什么都好。“洪宪瓷”就在这种情况下，再次被搬出家门。

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解放后不久去世。他一辈子没干过什么事，生活上主要靠吃遗产，后来遗产也吃光了，每月就向妻子要零花钱，这些零花钱多半都去买戏票了。他很喜欢京剧，是个终身票友，也是个终身的花花公子。

袁迪新的母亲段式巽活到92岁高龄（1992年去世），生前是上海文史馆的馆员，受到政府的款待，每月有固定的薪金。她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和国画，曾请晚清时代的旧文人来家讲解《左传》和《聊斋》。她曾跟汪声远先生学画，学习石涛的泼墨笔法，所以无论他们家搬到哪里，房间里总有她一个大画桌。整天跟她来往的不是前清遗老，就是国学根底很深的老学究。这样的环境对袁迪新无形中也有很大影响，以至于袁迪新至今随便拿起笔来，那一定是横平竖直，毫不马虎的。

袁迪新解放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到老了性格还是很活泼，喜欢跟学生们在一起，她觉得只要跟学生在一起自己就觉得年轻。钱多钱少，好话坏话，外面物价涨不涨等等，她不是很上心，只是专心于她的工作。她当了几十年中学英语教师，先在延安中学，后到广中中学。由于她口齿清楚，熟悉学生的情况，教学效果好，多次被推上公开课。1979年退休后也不得休息，先后被请到上海大学、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市第一职工业余学校、侨联业余学校等学校教英语。76岁以后，年纪大了外出不方便，就辞去了各校的差事，在家个别辅导前来求教的学生。这样一教又是好几年，直到眼睛出了毛病方罢。

现在她已经87岁了，仍旧保持了一颗年轻的心，不仅关心时事，还关心世界杯足球，有时竟半夜起来打开电视看球。平时常有学生打电话向她请教问题，拎起电话，她的声音仍旧那么年轻、爽朗，笑起来，还是一串银铃声……

长寿秘诀：把不愉快的事情忘记

吴调卿的孙女吴靖

祖父是李鸿章的哥儿们吴调卿

三岁来到上海外婆家

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女生

独自逃婚回北京

成了赵四小姐的嫂子

半个世纪后相逢在美国

长寿秘诀：把不愉快的事情忘记

跟上海一些豪门望族的老太太们聊天，但凡提起当年的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她们就会睁大眼睛，很有兴致地说：“你知道吗？赵四小姐的嫂子还活着，就在上海，98岁了，脑子还非常清楚，也是个大家闺秀，天津吴家大院的后代，外公是上海的传奇人物严筱舫……”

的确，吴靖老太太仍健在上海，仍住在她66年前就住的那栋小洋楼里，每天早起看书读报，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起话来声如洪钟。即便是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她看书看报也不用戴老花镜，只是耳朵有些背，跟她交谈大多要借助于笔头。但是，一旦亲眼看见人家98岁老人笔下流出的字，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哎呀，真教我们这些人汗颜死了！

祖父是李鸿章的哥儿们吴调卿

提起吴调卿（名懋鼎，1850－1927），天津的老人们立马会说：“哦，吴家大院！”。

吴家祖籍安徽婺源（现划归江西），吴调卿9岁时为避太平天国战火，随家人逃难到苏州，在一家笔店当学徒。17岁时经一位老师介绍来到上海，开始时给外轮当跑舱、干杂活，给汇丰银行赶马车，后来学会了洋泾浜英语，逐步接触了洋行业务。在汇丰银行服务十年后，凭着安徽人的精明和勤勉，他当上了该行的副买办。1880年汇丰银行要向北方发展业务时，他被派到天津创办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担任了该行的买办，并且把汇丰银行的业务发展到了北京。那时，正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驻节天津的时候。他们是同乡，原先在上海时也间接地打过交道，现在一个有权，一个有钱，于公于私都可以互补，于是成了好朋友。

吴调卿担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达25年之久，是该行的首任买办，也是银行界买办在天津的开山鼻祖。他在为汇丰银行效命的同时，也为清廷做过不少事。如1894年，清廷决定修筑关内外铁路的时候，所需巨额贷款就是吴调卿在汇丰为之办理的，同时为之从英国进口了路轨和机车，聘请了多名英国工程技术人员，还在山海关创办了一所北洋铁路官学堂（1896年），他亲任学校总办（校长），这所学校就是后来西南交大的前身。为此，李鸿章也不亏待他，任命他为关内外铁路局的督办、淮军银钱所总办，还向清廷保荐，授予一个“直隶候补道”的头衔。汇丰银行方面自然也很信任他，凡是遇到有关借款和一些需要与李鸿章直接接洽的事项，都交由吴调卿去办理。所以若干年间，他充当了清廷与洋人之间的桥梁，是个两头都搞得定的人。

与此同时，吴家也就有了充足的钞票去投资，去创办一些近代新式企业，先后办起了天津自来火公司、天津硝皮厂、天津织呢厂、天津打包公司、天津电灯厂、天津自来水厂、门头沟通兴煤矿公司……其中吴家独资创办的企业就有5个。在天津1900年之前创办的4家新式企业中，属于吴家的就有3家。可知吴调卿早已经具备了现代工业的眼光，有了钱，并不去捣鼓那些传统安徽人擅长的典当和茶叶之类。

久之，天津首富就非吴家莫属。吴调卿在天津达文坡路（现建设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私宅，世称吴家大院。他的大儿子吴颂平则在天津昆明路117号建造了更为洋派的花园别墅（现为天津花园饭店）。到吴调卿1927年去世的时候，他名下遗产还有500万元。那年他的孙女吴靖（原名吴佩琳），正在读高一。

三岁来到上海外婆家

三岁来到上海外婆家

吴靖的祖父一辈子与洋人打交道，深知洋学堂的重要，把儿子一个个都送出国留学。唯独吴靖的父亲吴熙元（号吉臣，排行老三）没有出国，一生都在天津，打理吴家的产业天津硝皮厂。据说是因为他19岁结婚后，一年生一个孩子，共生了九个孩子（还不算中间夭折的）。孩子多，奶妈、佣人就更多，拉拉杂杂一大群人，要出国，实在带不动这么庞大的家眷队伍，干脆就不出国了，就守着家业过也觉得不错。

吴靖的父亲掌管的这个天津硝皮厂，表面看来是个民间制皮企业，其实是个跟官府有密切联系的行当。北方天冷，皮货本来销量就大，加上那时军队也有穿皮军装的，尤其是骑兵，马靴马鞍都是皮质的，吴家的生意就只愁做不完了。所以这家工厂在1898年创办的时候，资本就达76.9万元，机器均购自英国，技师也是聘请的英国人，常年雇佣工人五六百人，活儿忙的时候工人达一千余人。产品的销路，最初大部分是供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所需军装，后来到了宣统初年（1909年），清廷禁卫军的军装也由该厂包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厂还向英、俄两国提供炮车套、马鞍、马靴等军需产品。所以吴靖的父亲吴熙元，在北方是一个挺风光的实力派。

吴靖的母亲是李鸿章另一个重要幕僚严筱舫（名信厚，1838－1906）的大女儿，名严淑英。严筱舫同治初年在上海时就加入了李鸿章幕府，后来由李鸿章派到天津掌管长芦盐务，由此发家。他在上海和天津都干过很多事业，尤其为人称道的是出任上海第一任总商会会长，还担任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首任董事长。他总共有三个孩子，一男二女，儿子就是后来继承、掌管了源丰润官银号的严子均（即严义彬，上海名媛严彩韵、严莲韵、严幼韵的父亲）；大女儿就是吴靖的母亲严淑英；小女儿严毓珊，后来嫁给海盐官宦之后朱培卿。

吴靖出生在天津吴家大院（1910年），兄弟姐妹共九人，那时虽然她的祖父已经从汇丰银行买办的职位上退休，而她父亲吴熙元的生意还很红火，辛亥革命对这个钟鸣鼎食之家并无大碍，因为北洋政府里基本还是清廷旧僚的天下，他们与吴家不是亲戚就是朋友。

当时她的外公严筱舫已经过世，她外婆仍住在上海虹口的大宅院里，因为身边没有小孩子，很寂寞，很想要一个孩子来做做伴儿。正好吴熙元、严淑英夫妇有一群孩子，正为孩子太多烦得要死，夫妻俩为管孩子还常闹点矛盾，能送走一个正求之不得。拣来拣去，就把老二吴靖送去了。一来因为吴靖最老实听话，不会给老人惹麻烦；同时还因为，老大是第一个孩子，父母宝贝的，不肯送走的，其他的年龄还太小……而吴靖当时已经三岁了，不大不小，所以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她应当到外婆家去。

于是，三岁的吴靖来到上海外婆家，住在虹口的塘沽路（那时叫文监师路）的一条大弄堂里。那弄堂只住了三户人家，数严家的房子最大，有前厅后厅，前院后院，有专门祭祖的厅堂，也有专门给孩子们玩的地方……吴靖在外婆家过得很开心，因为表哥表姐们都已长大了，有的已经成了家，家中多年没见小毛头了，突然来了一个漂亮的小妹妹，大家都拿她当宝贝，要什么给什么，样样都很自在。她到上海后的第二年，大表哥严智多家生了一个小妹妹，叫严仁美，从此她跟这个比她只小三岁的外甥女，成了最要好的童年伙伴，她们整天在外婆身边转来转去，是老外婆的心头肉。

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女生

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女生

到她稍稍懂事的时候，外婆为她请来了家庭教师，教她认字写字。七岁的时候进入一个教会办的启秀小学念书（当年位于横浜桥，校长是严仁美后母的姑姑）。到了她13岁要上中学的时候，因为严重的关节炎，母亲从天津赶来，把她带回天津家，入读天津中西女中（KeenSehool），人们觉得北方气候干燥，可能对治疗关节炎有好处。

离开父母整整十年了，天津家中的一切都让她感到陌生，她觉得在家里自己就像个客人，很拘束，不像在上海那样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况且有的姐妹还生性霸道，她只好处处忍让，这就使她非常思念外婆和幼年的伙伴严仁美，课余时间常常是一个人靠着窗边，埋头看书。那时，天津的女孩已经风行剪短发了，吴靖的大姐和妹妹都剪辫子了，可是吴靖要剪时，母亲却不允许。她觉得很受欺负，伤心地哭了起来。她祖父看到了，老人心疼孙女儿，就对她说：“你想剪就剪吧！我批准你！”后来，或许是受了表姐严彩韵、严莲韵、严幼韵的影响，她非常喜欢学校，喜欢读书，只要捧起书本，就忘记了不愉快的一切，在学校里门门功课优秀。

在天津中西女中读高一的那一年（1927年），她从报上得知北京清华大学开始招女生了（在此之前清华大学只有男生）。对于清华大学，她一直很神往，于是就跟大姐吴佩球一起去报名。但是她们没有高中毕业证书，于是跑到天津教育局，请求开具一张同等学力的证明，还好，天津教育局很开明，给开了。考试结果，姐姐没有考取，妹妹却考取了，主攻西洋文学专业。在报考清华的时候，她为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吴靖（原先谱名叫吴佩琳）。于是她跳过了高二和高三，1928年，成为清华大学第一批女生。那一届清华学生有一百多人，女生只有十八名，吴靖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清华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学校学习风气好，大家不仅认真读书，体育活动也很红火。那时北京只有五所大学，其中清华的体育活动是最棒的，有篮球队、足球队、排球队，还有田径队，常常外出比赛。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如果谁能参加五个体育运动队，就能获得一件印有清华校徽字样（T。H。）的毛衣。吴靖受到学校环境的熏陶，逐渐变得活跃而坚强起来，她样样活动都很起劲，很投入，五个队都参加了，因此获得了学校颁发的那件有意义的毛衣。体育活动中她最喜欢的是溜冰和游泳。清华校园里有个湖，到冬天就结冰了，北海公园的湖冬天也结冰，另外北京的青年会还有冰场，同学们在课余经常成群结伙地前去追逐。

其实原先在天津上中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夏天游泳，冬天溜冰，已是北方大户人家年青人的生活定式。每年暑假三个月，基本都是在北戴河过的。天津地方买办多，旧官僚也多，很多人家在北戴河都有别墅。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总长朱启钤家，在北戴河有五栋房子，大人孩子一到夏天就去避暑。包括张学良的弟弟妹妹，夏天多半也是在北戴河度过。朱启钤的第五个女儿朱媚筠（世称朱五）、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女儿陆静嫣、财政部长李思浩的女儿李兰云、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的女儿赵一荻（赵四小姐）……都是吴靖中学时代的朋友，后来到了北京也常相来往。倒不是由于同学而认识，基本都是由于家长们常来往，孩子们也就“扎堆”了，课余常在一起游泳和溜冰。

独自逃婚回北京

独自逃婚回北京

但是好景不长。在她读完大学三年级放暑假的时候，母亲发话了，要带她到上海去相亲——是一些爱管闲事的人做的媒。对方是一家留日回来的医生的儿子。吴靖根本不想去相什么亲，也不想这么早就结婚，但拗不过母亲，还是跟着到了上海。到那家一进门，就看见那家的母亲斜躺在床上抽大烟，她心里反感极了，回头就对母亲说：“这家人家不行，回掉算了！”

谁知母亲不依她，坚持说这家人家怎么怎么好，一定要她接受这门亲。

吴靖感到很奇怪，当初人家为姐姐吴佩球说亲时，尽管是北京很有名望的一家人家的公子，吴佩球看不上，当母亲的并没有逼婚；而这回自己也看不上对方了，母亲却不肯让步，逼着她一定要把这门婚事定下来，这就使吴靖感到很不服气。在上海磨了一个月，她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同意了，才回到天津。但是，好人有时是做不得的，吴靖这头一答应定婚，母亲那头又得寸进尺，宣布不要她回北京念书了，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出门，就等着上海的那家人家来娶亲！

这下把吴靖激怒了，原本最听话的二小姐一下子变成了反抗者。她眼看自己还有一年就要清华大学毕业了，而老派的母亲却全然不可惜她的学历……

在北京的要好同学听说了这件事，纷纷打抱不平，伸出援助之手，帮她赶快设法逃回北京。其中黄中孚同学（其妻子是苏州席家之后席均，“两江”女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很出名）帮忙最多，他是赵燕生同学最要好的朋友。但是吴靖母亲的强硬也是一贯的，一旦决定了的事情是不允许别人改变的。娘儿俩闹翻了，拖了半年时间，谁也不让谁。最后还是吴靖本事大，趁母亲不备，夜里翻墙头逃出了吴家大院，乘上火车重返北京，自家的亲戚家不敢去，就住在同学家。

从此她自我解放了，不要家里管了，感到浑身轻松自在。若干年后回忆起这件事，她仍旧为自己当初的决定而感到自豪，她认为“一个人，关键都要看自己，关键事情上一定要自己把握好。”从此走上了一条独立的人生道路，同时也为她的姐妹们作出了榜样，开拓了一条自由婚姻之路。后来她的大姐吴佩球嫁给一个朝鲜藉学者（北京著名肿瘤专家金显宅），尽管大人们很不情愿（他们看不起“高丽棒子”），但也没办法，只好同意。其它几个妹妹也都以她为榜样，摆脱了父母的干扰，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大事。

因为这件事耽误了半年多学业，吴靖本来应当1932年大学毕业的，只好拖到1933年才毕业。

她父亲知道她从家中逃走后很吃惊，想不到最温顺的二小姐会起来抗婚。他舍不得女儿一人在外没人管，同时也顾虑到社会舆论，毕竟是天津吴家的闺女，于是每月给寄10元伙食费。但是老人家还是很不情愿的，对于她逃婚和后来的自主婚姻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当她与同学赵燕生在天津结婚时，父母都在天津，却都没来出席婚礼，尽管姐妹和弟弟来参加了，嫁妆自然也一件没拿到。

成了赵四小姐的嫂子

成了赵四小姐的嫂子

赵燕生是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的六儿子、赵四小姐赵一荻的六哥。他们和吴靖原先在天津时就认识，到了清华大学，赵燕生与吴靖是同班同学。赵燕生是个艺术加运动型的人才，喜欢戏剧、美术、打球、社交。他个头高大（因此有了英文名，叫LONNY），是清华足球队的守门员，也是棒球队的主力。赵燕生与赵四小姐同父同母，感情最亲近。他虽然排行老六，但生就一派老大哥的慈善胸怀，待人热情、好客，非常忠厚，有侠义之心，常常助人为乐。吴靖在上海“定婚”时，他是同学中最为焦虑的一个。

现在很多报刊上都说，当初赵四小姐去沈阳找张学良将军，是她六哥赵燕生帮忙从家中逃出来的。其实不是的。赵四去东北是1929年，那时赵燕生已经在北京读清华，他并不知道家里事的详情，只是耳闻了许多传闻。当他看到报纸上刊出他父亲与赵四断绝关系的声明后，难过得哭了起来。他从感情上同情四妹，但没有料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

在赵四倍受家庭和社会舆论指责的时候，吴靖跟她仍旧是好朋友。在独立地安排人生道路上，她们有共识。后来赵四也来到北京，周末常开着汽车来清华找吴靖玩，身边还带着保镖，是张学良将军为之安排的。在春秋季节天气晴朗的时候，她们和六哥赵燕生及要好的同学、朋友，还常去西山或香山。赵四牙齿不好，在一个外国医生的诊所看牙，吴靖常陪她去。

赵四与吴靖的交往，还有一个不小的收获。吴靖在清华读书时，雇了一个女佣叫吴妈，赵四常去玩，与吴妈也认识了。她认为吴妈这个人很好，人干净又勤快，靠得住。吴靖大学毕业后，赵四就叫吴妈到她家去服务，吴妈答应了。此后吴妈一直跟在赵四身边，还跟去了台湾。她丈夫去世得早，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就由赵四供养读书，几十年间就像一家人一样。

1935年年底，赵四小姐从国外游历回来，陪张学良将军住在上海皋兰路1号那栋小楼里。那时吴靖与赵燕生已经结婚，他们带着才六个月的孩子（赵允皋）一起到上海看望赵四。赵四小姐常年跟着张学良将军辗转武汉、西安等地，难得与家人见上一面，对于哥哥嫂子的到来非常高兴，他们聊起了很多往事，赵四还跟他们谈起一些张学良的趣事。比如讲到张学良在东北干掉杨宇霆的时候，起初总是犹豫不定，后来竟是用抛掷银元的办法来下决心的。赵四说，当时张学良将军非常紧张，因为此事事关大局，事关成败，他接连抛了三次银元（袁大头），全都是头朝下，于是认为这是天意，决心行动。果然事情干得很顺利，干净利索。

那次见面一年后，西安事变爆发，赵四小姐陪张学良在幽禁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无法与家人见面。

西安事变爆发前夕，赵四并不了解西安面临的紧张局势，还邀请他六哥赵燕生和一个朋友胡若愚（曾任青岛市市长，李鸿章家族的李家煐的老丈人）一起去西安玩。赵燕生因为在中孚银行北京分行（光绪帝师孙家鼐的后人所办的银行，孙家也是安徽人）工作，快到年底时银行要年终结算，没能去，胡若愚一个人去了。西安事变爆发的那天晚上，枪声大作，胡若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从房间里跑出来，趴在楼梯上朝外看，结果中了流弹。有意思的是，那子弹从他右腮帮子射入，左腮帮子穿出，当时他满脸是血，吓昏了，后来他脸上就留下了两个深深的“酒窝”，朋友们常拿他的“酒窝”开玩笑。赵燕生个头比胡若愚高大，假如是赵燕生的话，推算下来，那枪子儿正好击中喉咙！

半个世纪后相逢在美国

半个世纪后相逢在美国

张学良、赵一荻夫妇到了台湾后，经一位朋友帮忙，吴靖与赵四小姐能通信了。后来，他们在宋美龄和董显光的建议下，开始信奉基督教，所以信中多谈信教的事情。直到八十年代大陆改革开放后，台湾当局也放松了对张学良夫妇的监禁，他们才得以在美国加州重逢。距离1935年年底的那次见面，中间相隔了半个世纪。

最初她们是准备在香港见面的，但是中间的干扰和麻烦事很多，一拖再拖，最后没见成。尽管赵燕生已于1979年过世，赵四还是念念不忘她的六嫂，香港去不成就去美国，她约吴靖到美国见面。当她们在美国加州的一个旅馆里见面时，这对五十多年前的姑嫂，都忍不住流泪了。她们在那个旅馆里住了一个月，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吴靖问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而赵四总是念记她的母亲吕氏和她的六哥，询问得非常仔细，因为这两个人是最心疼她的人。

后来张学良夫妇定居夏威夷，吴靖每隔两年就去看他们一次。好在吴靖的孙女赵荔家也在夏威夷，她来去都方便的。张学良夫妇晚年的生活由赵荔帮助安排。吴靖九十岁生日也是在夏威夷度过的，张学良夫妇出席了她的生日宴会，在送给她的生日蛋糕上写着：“祝贺你年轻的九十岁生日快乐！”。

现在，张学良夫妇已经长眠在夏威夷的一座山上了，吴靖也已是98岁的老人了，谈起赵四，仍充满了钦佩之情。她说赵四小姐非常坚强，也很能干，在最困难的时候，所有的家务都是她一个人干，诸如煮饭、烧菜、搞卫生，样样都从不会到会，到熟练，就连张学良穿的衣服也是赵四小姐亲手设计的。那是一种半中半西式的衣服，领子是休闲式的，袖口是衬衫式的，带纽扣，衣服下摆左右贴着两个大口袋，好随身携带报纸、眼镜之类，上面还有一个小口袋。一切都是为了方便和舒适，同时也很大方、得体。

“你看见照片上张学良头上戴的深色小帽了吗？那就是赵四的手艺，是她用纱线为张亲手勾织的！”

把不愉快的事情忘记

长寿秘诀：把不愉快的事情忘记

当初西安事变爆发后，日本人不知想捣什么鬼，到处找赵四。赵四找不着，就找她的哥哥赵燕生。他们知道赵燕生在北京中孚银行工作，就多次到中孚找麻烦。日本人没想到，中孚银行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地下室里还有一个营业所，赵燕生正在那里工作。赵燕生知道世面不好，为了安全起见，1940年，他们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再次来到上海，因为那时日本人还没有进入上海租界，形势相对稳定些。在严仁美的帮助下，他们在上海西部高邮路的一栋小楼里住下，这一住就是六十多年。严仁美的姑姑严莲韵一家也住在那里，大家可以互相照应。

婚后的吴靖开始没有出去工作，在家里料理家务，教育孩子，会会朋友，有空就读读英文小说，生活非常悠闲。后来参加了女青年会的活动，还和丈夫组办过一个话剧团，与赵丹、黄宗英、黄宗江等人成了好朋友，还在兰心大剧院演出过，整天也挺忙碌的。

1952年，她加入了解放初妇女就业的潮流，去一所中学教书，教英语。开头几年学校间常有调整，她被调动了三次，1960年调到南洋模范中学，一直工作到1970年退休。丈夫赵燕生主持清华同学会上海分会的工作，当总干事，在外滩上班。他聘请了一位手艺最好的西餐点心师傅，所以清华同学会的下午茶就非常有名了，尤其那个师傅做苹果派做得最好，被誉为上海滩最好的西点。一些与清华有关系的人就常常去清华同学会举办派对和各种宴请。“文革”中清华同学会被“砸烂”了，赵燕生只好也去教书了。

作为过去豪门望族的后代，“文革”中他们夫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房子被占，家中东西被抄走，连他们的生活照片也不放过，以至于现在要写文史资料了，寻找老照片成了一个大难题。她母亲晚年跟她住在一起，曾被迫迈着一双小脚，去太阳底下劳动改造；丈夫在学校受到非人的折磨；儿子也曾被非法监禁。她自己一条腿摔骨折了，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医院里的老医生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一个“赤脚医生”来为她上钢筋，结果那钢筋不幸穿到了肚子里，这下情况更糟了，必须再拔出来，但是那“赤脚医生”吓坏了，自己又不会拔，怎么办呢？正好门外有一个电工，就叫那电工帮忙。那电工掏出了打理电线的工具，一使劲，总算给拔出来了……

粉碎了“四人帮”，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政治气氛也渐趋正常。

吴靖家已经是儿孙满堂，大儿赵允年一家在美国，小儿子赵允皋一家在上海。她所居住的小楼、小院恢复了原先的平静。早饭后，儿孙们都去上班上学了，她就拿起报纸，阅读当天的新闻，过一会儿，再打开电视机。再过一会儿，来家服务的钟点工阿姨推门近来了……生活就象墙上的钟摆，平静、典雅而准时。

现在你要问她一些过去艰难的生活细节，她好像全不记得了。她说，她不太在乎别人对她怎么样，如果有人对她有什么议论，她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就出去了，不上心，所以总能活在一种自我平衡当中。

若问她为什么会长寿，她会告诉你：“把不愉快的事情忘记！”

严筱舫的曾孙女严仁美

严筱舫的曾孙女严仁美

提前来到人间的“丑小鸭”

为读书而爆发的“战争”

为“冲喜”，小马家迎来大美人

梦的破灭与美的哀愁

刘家、盛家与宋家、孔家

美丽招来的烦心事

新社会的天是明亮的天

奉献着使她更美丽

远在天涯海角的深情厚意

福寿双全欢度晚年

现年94岁的严仁美老人，当年是上海滩出名的美人。2007年，上海王开照相馆在地下室里发现一大宗年代久远的老照片，《新民晚报》选出一部分电影明星的玉照刊诸头版，竟把她的照片也选入其中。

如今的她眼不花，耳不聋，头发浓密，嗓音清亮，看上去也就是七十来岁。她每天读书看报三四个小时，用速记的方式在日历上记日记，还把看完的报纸折起来，裁成长方形，在上面练毛笔字，每天200字，一字不马虎。

她的头发出奇的好，不用烫，不用吹，自然起伏，婉约有致。最为不易的是，根本不用染色，因为她头上原本就没有几根白头发，不知情的人都以为那是染上去的呢。这消息有一天传到上海市妇联主任的耳朵里，以为奇闻，要眼见为实，还专门登门造访，果真大开眼界。

人们向她讨教养发护发的绝招，老人家竟笑着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这头发它就长成这样，很听话，要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头上是不长头发的……”

美人都是很有故事的，连头发也有故事。

提前来到人间的“丑小鸭”

严仁美出生在一个极富传奇的海派大家族。她的曾祖父严筱舫（名信厚，1838－1906，浙江慈溪人）是李鸿章的幕僚，著名实业家，当过天津长芦盐务帮办，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出任了这家银行的第一任总董，还创办了上海总商会及众多官私企业，是晚清社会著名的能人，被誉为宁波帮的“开山鼻祖”。

严仁美的祖父严子均（义彬，1872－1931）是严筱舫唯一的儿子，世称“多才善贾，颇有父风”，以经营钱庄知名，除了著名的源丰润银号，还经营源吉、德源两家钱庄，并承办源通海关官银号，在金融界很有地位。天津的物华楼金店和南京路上著名的老九章绸庄，都在他的名下。

严仁美的父亲严智多是严家的长房长孙，继续打理家族产业，娶湖州南浔“四象”之首——小莲庄刘镛的孙女刘承毅为妻，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是严仁美。严仁美的外公是刘镛的三儿子、上海房地产富商刘梯青。前不久南京东路拆迁的那条著名的老式里弄鸿仁里，当年就是他的产业。

处于这样一个官商结合，声名显赫的大家族，作为严家第四代人中的第一个孩子，严仁美的出生就很引人注目了。跟当时的老百姓一样，官商家族也重男轻女，大家都希望是个男孩。可惜未能如愿，偏偏生下一个女孩，而且还是个不足月的孩子——严仁美的母亲怀孕八个多月时，不慎患病，一直高烧不退，引起早产。这个孩子生得很不顺利，其母熬了三天三夜，痛苦不堪，最后还是一位有名的产科医生用了产钳，才保住了她们母女平安。（6－4）

当她母亲看到是个女孩，样子又瘦又难看，头上连头发都没有，失望地哭了起来。可是当爷爷的却十分开通，对儿媳说：“不要紧，不要紧！给她起个带‘美’字的名字，她就会越长越美丽了。”于是爷爷给长孙女取了名——严仁美（严家第四代是“仁”字辈）。

可是当母亲的总在为女孩子头上不长头发而着急。听人说索性把头发剃光，就会长头发了，于是严仁美在两岁之内，先后七次被剃成小光头，可是那头发仍旧像旱天的庄稼，长得很艰难。尽管如此，毕竟是严家的长孙女，严仁美从小得到了最温暖的呵护，光奶妈就找来十几个，一个个地过关，从她们中挑选身体最好的，最后选中一位南京藉的奶妈，年29岁。从此这位奶妈一直跟在严仁美身边，像母女一样相处几十年，成为家中一员，直至寿终。

有了好的奶妈，但小毛头总是不肯吃东西，人长得很瘦，都一岁多了，头上还是没头发，让大人干着急。在她两岁的时候，她奶奶有个留学英国的哥哥回国探亲来了。奶奶的哥哥是小儿科医生，太太是英国人，是妇产科医生。奶奶就请他们看看，这小孙女是怎么了？怎么老是长不大？两位医生一看就说：“不行！不行！养得不好！这样下去不行！这么着吧，我们把她带走吧。”适逢严仁美的母亲又生了个弟弟，大人们有了新的兴奋点，于是就同意了。

说来也奇怪，严仁美在两位医生的手里，很快就喜欢吃东西了。他们一起乘船回英国，还没到英国，人在船上，小脸就开始胖了，头发也一点点地长出来了。两位医生非常高兴，想尽快把孩子的情况告诉上海，嫌写信太慢，就打电报。上海这头也思之心切，于是也打电报，这样来来回回不知打了多少电报。那年头打电报是件很奢侈的事情，直到严仁美懂事以后大人们还在念叨，当年打电报不知花掉多少钱。

在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她一个二姑妈从英国学成回国时，把她带回了上海，全家才放了心。奶奶摸着那毛茸茸的小脑袋松了一口气：“这下好了，像一个人了！”

为读书而爆发的“战争”

为读书而爆发的“战争”

严仁美的母亲接连生了五个孩子，在生第五个孩子后的第18天，不幸又是突发高烧，连续数天不退，这次医生也无回天之力了，老人家渐渐远去了。这年年底，最疼爱她的奶奶也去世了。这年严仁美才六岁，一下子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亲人，她伤心极了，整天哭呵，哭呵……

这时她的太婆（即严筱舫的夫人）还活着。严筱舫有三个夫人，元配童氏是严仁美的亲太婆，是开童涵春国药号的童家小姐，生了严仁美的祖父严子均，但去世得早。两个侧室即王氏和罗氏，她们一个住在楼上，一个住在楼下，因此孩子们管她们叫“楼上太婆”和“楼下太婆”。

“楼下太婆”王氏生了严仁美的两个姑婆：严淑英和严毓珊。严淑英和严毓珊出嫁以后，老人身边就冷清了，于是把一个外孙女吴靖从天津接来上海，作作伴儿。这时见严仁美没了娘，又没了奶奶，整天哭得像个泪人，就把她抱了过来，两个小女孩一起玩会更开心。这位“楼下太婆”心慈面善，后来把另一个外孙女朱增荣（严毓珊的女儿）也揽在身边。这样她们三个小女孩，一个3岁，一个6岁，一个9岁，成了“楼下太婆”身边的宝贝疙瘩。

严家孩子读书最初都是在家里读，家里请了老师在家里教，年龄稍大些了才去学校。吴靖大严仁美3岁，要到启秀女校去念书了，严仁美很羡慕，同时也舍不得吴靖离开，就提出“我也要去”。

启秀女校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是严仁美后母徐青畹的姑妈。该校校规很严，学生一律要住校。于是才七岁的严仁美也去住读了，但是是带着奶妈一起去住读的，临走把吃的穿的装了一车。

别的学生都住在学生宿舍，她和吴靖因是校长的亲戚，就住在校长的办公楼里。她和吴靖及奶妈住一间房间，她们隔壁住着母女俩，那个女儿就是后来成了著名的中共女地下党员的茅丽英。茅丽英大严仁美几岁，那时也是学生，正在读书，但是她与校长有特殊的关系，一直受到校长的呵护。茅丽英后来从事革命活动，严仁美知道了仍与她保持友好的联系，在她遭到国民党当局追捕的时候，东躲西躲，还曾躲到严仁美在大沽路的家里大半年。茅丽英英勇牺牲后，严仁美还叫奶妈前去送了花圈。

严仁美10岁时，她最要好的玩伴吴靖回天津了，她很感寂寞。

过了几年，当她的五姑严莲韵大学毕业，要到中西女中当老师时，她央求五姑：“能不能带我一起去？”五姑说：“好！我去教，你去读。”可是她父亲不同意，说是“女孩子家，读什么书呀，要读在家里也一样读嘛！”

于是五姑给她出主意，去找爷爷，只要爷爷同意了，父亲也只好同意。果真爷爷好说话，爷爷疼爱孙女，说什么都“OK”的。但是中西女中是要考进去的。按照年龄，严仁美应当读高一，但是考试下来，她只能读初一。

初一就初一吧，可是这个初一读得也很费劲。中西女中是著名的贵族学校，学业要求极严，所有的老师都是美国人，所有的课程讲课都是用英语。严仁美在课堂上一大半听不懂，只好下课后再向同学请教，等于自学了一遍。读初一可以不住校，可是为了赶功课她宁肯住校，别人休息了她还得用功，有时吃饭也来不及吃。第一年读得苦不堪言，所有功课总算勉强及格。第二年好些了，起码上课老师讲的内容能听懂了，课余不用人家帮了，但她丝毫不敢放松，仍旧没日没夜地用功，眼睛都变成近视眼了。

好在她性情温和，与同学的关系都处得不错。她们年级共90人，其中八个人最最“抱团”，除了严仁美，那七个也都是豪门望族的小姐，其中有民国财政部次长张寿镛的女儿张涵芬、黄楚九的女儿黄惠宝、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女儿唐民贞、福建富商林家的小姐林樱、苏州洞庭席家的外孙女沈幽芬、英美烟草公司沈昆山的女儿沈燕……

在她读完初二的时候，家族里发生了吴靖逃婚的事情，这是豪门闺秀反抗封建家族包办婚姻的先声。这件事对严家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意味着长辈们的权威发生了动摇。这时，严仁美的父亲意识到，这是女孩子读书读多了的缘故，书读多了就不听话了，于是立马对严仁美宣布：不许读下去了，也不许和吴靖通信！

严仁美当然不服，我读得好好的，为什么不让读下去？

父亲也不示弱：“你要是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就让你读下去！”

严仁美只好横下一条心，憋着一口气，拼命读书。周日同学们常约好一起出去玩儿，她哪里也不去，一天到晚埋头在书本里。这时她爷爷严子均已经去世了，她知道没有靠山了，只有靠自己努力。到初三毕业考时，她考了个年级第一名！门门功课都是A！这可把好朋友们高兴坏了，纷纷向她祝贺。五姑严莲韵也来祝贺她，说这下可以升入高中了。

可是父亲仍然一脸不高兴：“不许念了，已经许配人家了！”

为“冲喜”，小马家迎来大美人

为“冲喜”，小马家迎来大美人

1929年，严仁美的六姑严幼韵与年青的外交官杨光泩在大华饭店结婚，严仁美与其他几个严家小姐当伴娘。那时大华饭店刚开张，遇有豪门婚宴，分外热闹。这时的严仁美早已出落成大姑娘了，亭亭玉立，顾盼有仪，在一帮子小姐中十分撩人眼帘。（6－2）

这场婚礼中，苏州小马家也有人去。此小马家有别于大马家——大马家在上海四马路（福州路）开吴宫饭店；小马家开义隆钱庄，还有当铺、米店等产业，也是一家很殷实的富户。小马家与严家转弯抹角地也算有点亲戚关系——马家一个姑爷的姐姐嫁给了徐家，而严仁美外公的姐姐也嫁给这个徐家。于是马家找到严仁美的外婆周氏传过话来，他们看中了严仁美小姐，想娶她当儿媳妇。一来严仁美小姐实在是太漂亮了，人见人爱；二来马家的太太正病着，病得不轻，急需“冲喜”，所以一再托人上门提亲，无论什么条件都答应。

严仁美的父亲和后母觉得这家人家不错，一年多后终于答应了，从此把严仁美关在家里，不许去学校了。严仁美气死了，以绝食来抗争，真的两天没吃饭！这下把从小带她的奶妈急坏了，急忙去找外公、外婆搬救兵，结果引得外公带着五姨“打上”严家门来！

严仁美的嫡亲外婆是上海著名实业家姚慕莲（嘉兴人，内地自来水公司的老板）的姐姐，早年去世。周氏外婆是继室，也特别心疼外孙女，闻之前来为之解脱，几乎吵了起来。

当父亲的不肯买账：“不行！此事我作主！已经许配给人家了！”

外婆也不买账：“不行！她是我的外孙女，我也要作主！把她气出病来怎么嫁人？”

不吃饭又整天生气、哭泣，严仁美真的被弄出病来了，医生说是生了肺病。那年头生肺病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弄不好就没命了。她父亲总算没词了。她外公当时已经搬到杭州住了，也着急得不得了，吩咐下去，马上把小美带到杭州来疗养！

听说生了肺病需要多晒太阳，外公就关照在房子顶上加盖一间玻璃房，专门用来给小美人晒太阳。其实严仁美心里明白，她不是肺病，而是“心病”——她留恋学校，留恋同学，想继续念高中。她非常羡慕她的四姑（严彩韵）、五姑（严莲韵）、六姑（严幼韵），都能进入名牌大学读书，有一肚子学问，在社交场合、出入谈吐都是另外一番气派，非常鲜亮，非常自信，是典型的上海新女性……严仁美盼望能像她们一样。当然，在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时候，能到杭州暂时避避风头也好。

有外公的庇护，严仁美在杭州一呆就是一年，身体和心情渐渐好些了，但这个过程中仍不断跟上海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取得妥协——要嫁人可以，但是必须允许继续去学校读书！

大人们赶紧与五姑严莲韵商量，结了婚可不可以继续念书？中西女中方面说，没有这样的先例呀，要开会研究研究才能决定。于是校方专门为她开了一次会。还好，校方鉴于严仁美是中考第一名，而且在校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所以破例允许她，结婚以后，继续升学！

这简直太好了！单纯的严仁美觉得，只要能继续读书，前途不是还在自己手里吗？结婚就结婚吧。于是，20岁的严仁美成了苏州小马家的媳妇。婚礼是在当时很有名的徐园举行的，挺海派，白色婚纱，长裙拖地，酒宴在草地上摆了几十桌。她请了中西女中的校长和三个美国老师，还有七个最要好的同学前来参加婚宴。先吃马家的，再吃严家的，热热闹闹，倒也挺开心。

结婚那天，新媳妇顺从地来到婆婆病榻前为之“冲喜”，无非是说些吉利的话，讨病人的开心。想不到这个“冲喜”也真灵，婆婆的病真的一天天地好起来了。一年后，严仁美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又过了四个月，婆婆生下一个小姑子。那是马家最兴旺的年代，38岁的公公添孙子，大家都高兴极了，对新媳妇更是刮目相看。

但是，无情的事实是，怀了孕的严仁美是无法再去学校念书了，当了妈妈以后更是整天被孩子缠住。大学梦到头来还是一场梦。她与父亲之间由读书引发的“战争”，就此熄火。

梦的破灭与美的哀愁

婆家是大沽路靠近石门路的一处大宅院，临街有栋三层楼，后栋是四层楼。公婆住三楼，新婚夫妇住二楼。公公婆婆对这个新媳妇非常喜欢，不仅因为她“冲”好了婆婆的病，为马家生了儿子，还因为她出身大户人家，天生丽质，带着她出入，马家上下都很有面子。同时，毕竟受过良好的教育，她非常懂礼貌，按照那时的规矩，每天为婆婆送茶、问安，还学会了为婆婆打针，从没有多余的闲话，在必要的时候还能委曲求全。

但是这种委曲求全实际上是一种禁锢。马家虽然多年在上海做生意，但本质上还是封建的旧式家庭，跟严家那总体上崇尚洋务、注重实业、积极进取的家庭气氛有很大不同。那时旧式大家庭里的媳妇必须要陪婆婆玩儿的，不能马虎的，这样就被圈在了大宅门内，与学校里充满活力的学习生活判若云泥。这样的生活内容和节奏，严仁美自然很不适应，但她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她只能努力去适应。她曾去南京路惠罗公司的楼上参加一个由英国人MissLuis办的西式烹饪班，每周一次，她尤其喜欢学习制作西式小点心，学会后就回来做给全家吃。她希望全家能有新的生活内容，更希望她的爱巢永远甜甜蜜蜜。

新婚的小夫妻，还专门请了英国教师Mr.Jones学英语，学社交。当时他们经常与张学良将军的赵四小姐及其兄嫂赵燕生、吴靖夫妇等一起出去玩。那时上海滩上仅有两辆最新颖、时尚的Buick敞篷轿车，一辆是马家的，深蓝色车身，灰白色帆布棚；另一辆是赵四小姐的，米色车身，浅米色车蓬。这两辆车一起开出去，路人无不感觉耳目一新。

但是生活并不那么简单，这样的生活很快出现了不平衡。他们夫妇一个是出身封建旧式家庭的少爷，一个是出身洋务家族、追求进取的新女性，两人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个人爱好诸方面都格格不入，日久在感情上就出现了裂痕。她丈夫长得英俊潇洒，但是缺乏社会经验及对诱惑的抵抗力，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交了些坏朋友，生活上有越轨行为。作为从中西女中出来的新女性，严仁美无法忍受，于是感情破裂，毅然提出离婚。公公婆婆自然是万般挽救，几经抗争，这桩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最后以失败告终。

刘家、盛家与宋家、孔家

刘家、盛家与宋家、孔家

旧时大家族之间都有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常常表现为豪门联姻。豪门联姻并非都是喜剧，有时也会上演悲剧。自然，也会派生一些政治的、经济上的联手，以及一些很私密的友谊。

关于刘家与盛家的关系，真正的姻亲关系只有一门，即严仁美的舅舅刘俨亭娶了洋务大员盛宣怀的六小姐盛静颐为妻，生下两个女儿刘世玲、刘世庆，这样严仁美与她们就是表姐妹。但是后来生活发生了变化，盛静颐离开了刘家，刘俨亭另外又娶妻生子，来往于湖州南浔与杭州之间。刘世玲和刘世庆两个小姐虽然仍住在刘家鸿仁里的老房子里，而实际上已经缺少关爱。时间长了，她们的母亲盛静颐思念女儿。

这时，严仁美的作用就很重要了，她心眼儿好，很同情两个表妹，把她们带到先施公司，约好时间与她们的母亲秘密会面。有时还约在她们的舅舅盛老四或者盛老七家里。这样的秘密活动时间长了，自然瞒不过刘家人的眼睛，结果仍旧是严仁美前去说项，到杭州说服了老外公，才算息事宁人。这么一来，盛家人都很感激严仁美，与之保持了长期的友好联系。尤其是盛老七盛昇颐，把严仁美也当成了自己的外甥女，因为他与盛六盛静颐是同父同母姐弟，盛六小姐的事情他最上心，后来外甥女刘世玲的婚事也是他给操办的。

严仁美天生丽质，人见人爱，又富有同情心，深得长辈们的喜爱。盛家五小姐盛关颐没有孩子，就认严仁美干女儿，她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盛关颐去台湾为止。

关于严家与宋家的关系，主要是宋蔼龄在与孔祥熙结婚之前，曾当过严仁美的“楼上太婆”的英语教师，同时也是盛关颐的家庭教师。洋务派大员家的女眷学习英语的风气可见一斑。过去老派人家交朋友都是交一辈子的，不像现在的人，今天认识明天就不认识了。上几代人之间的交往到了严仁美一代，加上性情投缘，就使严仁美与宋蔼龄的大女儿孔令仪成了极要好的朋友。孔令仪比严仁美小一岁，两个人无话不谈。孔令仪知道严仁美婚姻不幸福，就常约她到孔家来玩，散散心，还约她到香港游览，她们乘坐孔家的专船去香港。在船上，严仁美跟船上的西餐师傅学会了做法式面包，到了香港就买来原料，动手做给大家吃，大家就更觉得眼前这个美人可爱又可亲，连宋美龄都特别喜欢吃她做的面包。对于宋蔼龄，严仁美跟别人一样，尊其为“夫人”，而宋蔼龄则说：“你不要叫我夫人，就跟令仪一样，叫我妈妈嘛！”对于她那不幸的婚姻，盛家、宋家、孔家人全都支持她离婚，

美丽招来的烦心事

美丽招来的烦心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有一天干妈盛关颐对严仁美说：“我们准备离开上海了，新康花园15号的房子空着，你搬过来住吧。”

新康花园15号原本是孔令仪的房子，是栋漂亮的花园洋房。盛关颐只是带走了一些自己的衣物，所有的家具和日用品，全都留给了严仁美。严仁美很高兴，这时正是她一切都没方向的时候。她很喜欢这处房子，就请人把房子重新粉刷一下，把花园也重新打理一下，她本人每天来看一下，向工人关照她的要求。（6－11）

可是烦心事来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上海，日本人在租界里的势力一天天地膨胀，尤其法租界，日本人几乎无所顾忌。一些日本高级官员纷纷到高级住宅区里转悠，说是租房子，其实是抢房子。

或许是因为严仁美太美丽、太鲜亮了，一个叫山本的日本人还没看中房子，首先看中了她。他先是说要租住这栋房子，也天天来看房子。严仁美一再跟他说这房子不租的，是自己住的，可是他缠着不放，总是找理由来纠缠。等房子装修好了，严仁美准备搬进去的时候，那日本人居然扬言也要搬进来住！还叫人传话过来，说山本是个大官，当部长，还没有结婚，他人挺好，嫁给他不会吃亏的……甚至威胁说，现在日本人说了算，你硬不过他的！

严仁美一听，吓得要死，从此再也不敢去新康花园了，那栋刚刚装修好的房子，就白白让日本人抢去了。可是那山木还不罢休，她住到娘家，就派人到她娘家纠缠；她躲到叔叔家里，就有人到叔叔家附近盯梢；她又躲到朱家（小姑婆严毓珊嫁到海盐朱家），结果又把“祸水”引到朱家……亲戚朋友们都被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严仁美又气又怕，不敢出门了，整天关在家里。

这时孔令仪一家、盛关颐夫妇、盛昇颐等都到重庆去了，吴靖在北京，严仁美要找个知心人商量都不能。孔令仪托人带信叫她去重庆，并帮她设法办好了一切手续，可是临到要走了，马家却不同意把两个儿子带走，只允许她带走女儿。她舍不得扔下儿子，结果就走不成了。

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当父亲的开始着急了，找来叔叔婶婶姑婆共七个人一起商量，仁美的事该怎么办？商量下来，只有一个办法，赶快再嫁人！嫁了人日本人就没辙了！

于是大家沿着这条思路想办法，很快决定了小港李家的李祖敏先生。小港李家跟严家一样，也是浙江籍的世代在沪经商的大家族，代有人出。李祖敏先生光华大学经济系毕业，有学问，人本份，善待小孩，是李家坤房老四房的老六，没有成过家，还是大中火柴厂的老板。情况谈下来，双方都感到满意。为防不测，婚事必须火速办理。于是从七人商量定笃开始，三个月后就把婚事办了。

1943年4月12日，严仁美、李祖敏的婚礼在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举行。为防日本人来捣乱，特地关照李祖敏的弟弟李祖莱找几个保镖来。结果李祖莱通过朋友吴四宝派了十个保镖来，前呼后拥，倒也威风。现在从他们的结婚照上看，伴郎伴娘都没有，十个保镖倒是赫然在目。

严仁美与李祖敏婚后夫妻恩爱，非常幸福，几年后他们有了一儿一女，其乐融融。李祖敏先生很有责任感，为人忠厚老实，夫妻间没有一句口角，严仁美长期以来日夜惊恐之心，渐渐安定下来了。在工作之余，丈夫还时常陪她与朋友去法国总会（现花园饭店裙房）打球、游泳、健身，朋友圈渐渐扩大了，他们还经常被邀请出席亲戚朋友间的聚餐和派对。她只是觉得有一个遗憾——马家把她前面的三个孩子要回去了。严仁美想孩子，但马家不让见，她只能到孩子的学校里偷偷地与他们见面。

新社会的天是明亮的天

新社会的天是明亮的天

为了三个孩子的监护权，解放前严仁美与马家打过好几年官司，最终只获得探望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国家颁布了新的《婚姻法》，她意识到新中国与过去不同了，自己应当在政府的帮助下讨回公道，于是自己去上海市人民政府，要求再起诉，结果法院很快就开庭审理，这回她胜诉了，三个孩子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她开心极了，发自内心地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从此总想着要为国家，为新社会，为妇女解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觉得虽然自己文化水平不算太高，能力有限，但是看到里弄干部整天很忙，就常常主动去帮忙。

1950年冬天的一天，一位户籍警陪着永嘉路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及天平街道的一个干部来到严仁美家，请她出来参加社会工作，担任妇女总代表，严仁美欣然接受。当她参加第一次会议时才知道，他们永嘉居委会共有400多户居民，而干部却只有三个，除了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就是她这个妇女总代表了。只有三个人怎么开展工作呀？严仁美万分着急，急忙去找她的老朋友张家惠（赵祖康副市长的夫人）帮助出主意。后来在他们的协调下，得到了天平街道党委的批准和支持，在基层设立治保委员、调解委员、卫生组长和28个妇女小代表。通过挨家挨户地走访和发动，不久，这些基层里弄干部也都推选出来了，居委会的工作能顺利地展开了。

严仁美没日没夜地投入解放初那些繁忙的社会工作，她不怕辛苦，反而感到非常快活，精神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她深深感到只有在新社会，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才能当家作主，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1951年，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中，她带头捐款，并发动工商大户的家属踊跃捐款，作出了突出成绩，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还被选为徐汇区第一届人民代表。

1956年公私合营时他们夫妇积极拥护，带头加入了公私合营的队伍。他们还都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早期成员，与工商界的刘念义夫妇、荣毅仁夫妇、盛康年夫妇、李家瓛夫妇、吴中一夫妇、刘念礼夫妇、徐国懋夫妇、杨锡山夫妇、宋启勋夫妇等都是好朋友。亲戚中有严莲韵夫妇、严华韵夫妇、吴靖夫妇等，大家常在一起开会，一起聚餐，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是一起商量，共同行动。丈夫们当时被誉为“红色资本家”，在社会上很受尊重。

后来他们一家搬到茂名公寓（俗称十八层楼）居住，那原是犹太巨商沙逊的房产，是上海滩顶级的高档公寓，住着很多富商和外国人。楼内的住户相互从不交往，关起门来自成天地，要做他们的工作谈何容易，连居委会也信心不足。但是严仁美积极动脑筋、想办法，克服了种种阻力，终于动员了八十来户人家出来参加开会等活动了，还选出了八个妇女小代表，严仁美当选为妇女总代表。突出的工作成绩，使她又被选为卢湾区第二届人民代表。

除了里弄的工作，严仁美还积极参加女青年会的工作和活动，诸如排练节目、组织宣传、组织义卖、捐款、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等，她都是积极分子。这期间她的孩子们渐渐长大了，先后都考入高等院校读书，陆续走上工作岗位，这样她更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社会工作了。在她看来，这种义务性质的社会工作很开心，很重要，很能发挥自己的特长，这种情况一直到“文革”爆发。

奉献使她更美丽

奉献使她更美丽

严仁美在23岁生日时，赵四小姐赵一荻（吴靖的丈夫赵燕生的亲妹妹）送她一本非常精致的日记本，从此开始记日记。这本日记本记了5年。到她28岁生日时，孔令仪又送了一本，又记了5年。第三个5年的日记本也是孔令仪送的。再后来的日记本是一个亲戚、在东亚银行任职的简悦强先生送的，因为该银行每年过年的时候总会印一些小日记本分送客户，严仁美每年会得到一本，所以后来的日记是一年一本，一直到十年浩劫降临，那时他们已经搬到衡山路上的西湖公寓。

“文革”中严仁美知道这几十年的日记是祸害，赶紧撕的撕，烧的烧，处理干净。但是前面那厚厚的三本日记本是精装本，皮封面，共6片。内容撕碎了，封面却撕也撕不碎，烧也烧不成，还不敢随意往垃圾桶里丢，那年头垃圾桶里也会有人去检查。后来竟是分别托了六个人分六次带出去扔掉，总算没有出事。六十年代末，形势稍微平稳些了，她积习难改，又开始记日记，这一记又记了几十年，虽然都是个人经历，但处处有着时代的烙印。

“文革”中她家所住的天平街道是重灾区，无可逃脱地被抄家。丈夫单位只发给他们每人15元生活费，两人每月只有30元钱，这点钱连付西湖公寓的房租都不够。好在孩子们都工作了，有的在北京，有的在武汉，也有在上海，孩子们每月给他们寄钱过日子。

由于严仁美长期积极参加里弄的工作，全都是义务劳动，不仅从不拿一分钱，还经常参加捐款捐物，所以在里弄里跟大家关系处得很好，受到大家的爱戴。干部们无论是街道里弄的，还是市委统战部或是侨联、妇联的，都称她为严大姐。在天下大乱的那些年头，里弄干部和大妈大嫂们主动来保护她，使她从未挨过批斗。一旦风声紧了，就会有人用各种方式来通风报信，她就会提前从后门躲出去。

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又恢复了过去的活力，担任了徐汇区天平街道侨眷联谊小组的副组长（正组长是荣漱仁，她们当年是中西女中的同班同学）。除了联络侨眷，组织侨眷参观学习，争取海外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她本人还亲手办起了两个实业，一是开在建国西路上的“侨友服务社”，是侨眷集资办的小卖部，她是法人代表。她凭着人头熟的关系优势，常能批发到市场上的紧缺商品，如丝光毛巾、精纺绒线、优质炼乳等，因此效益非常好。二是在高安路办了一个“侨星托儿所”，她任副所长，招收了40名幼儿，因高质量的伙食和幼儿教育享誉当时。

这两项实业，不知花费她多少心血。所赚下的利润，全部用来联络侨眷，组织侨眷外出活动。办“侨友服务社”时，为了节省开支，她甚至会跟同事一起，一左一右地坐在“黄鱼车”两边，到浦东去批货……因此她所在的侨眷小组，活动最丰富多彩，年年被评为先进组织，1983年还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远在天涯海角的深情厚意

远在天涯海角的深情厚意

改革开放以后，严仁美夫妇可以到海外走走了。在走亲访友的同时，他们不忘联络爱国华侨，介绍国内情况，争取他们回国观光或投资，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1980年春节，她和丈夫一起去香港探亲访友，受到亲戚朋友们的热情款待。他们的多年至交宋启勋（美孚石油公司远东总裁）夫妇亲自到火车站接他们，并安排在他们家住，当天就陪他们去逛街。在他们亲友的想象中，大陆历经过很多政治运动及自然灾害，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生活很苦，他们一定憔悴得像难民，因此都带了旧衣服和食品前来探望。见面时，想不到他们身体比香港人还健康，穿着在香港也算时尚的，都十分惊奇。他们原计划在香港玩两个月，结果一住就是半年。东亚银行总裁简月强先生还给李祖敏在银行里找了一个职位，安排了一个写字间。张大千从台湾打电话给他们，并托人带了一张画送给他们，在电话中关照说：“你们把画卖了，用钱可以舒服些。”但他们至今还珍藏着，作为纪念。

后来宋启勋先生又帮他们在香港移民署申请到了“回港证”，希望他们今后就在香港生活，不要回上海了。当时从大陆申请到香港是非常困难的，大多数人到了香港就不再回大陆了。但是严仁美和丈夫为了不辜负政府的信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放弃了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机会，回到了上海。

严家有许多亲戚在美国，其中有严仁美的四姑严彩韵和六姑严幼韵、顾维钧夫妇，还有几十年的好友孔令仪，大家都非常想念她，不知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于是她的弟弟严仁燕（定居洛杉矶）为她申请办理了赴美探亲手续，堂妹严仁菖帮忙做些准备工作。从香港返沪一个月后，严仁美又飞往美国，在美国各家走走，一住就是一年半。

严仁美先是被孔令仪接去，在她家住了两个多月。孔令仪依旧像几十年前一样，关心着严仁美的一切。她了解了国内情况后，主动提出要帮严仁美培养一个孩子。后来严仁美的大儿子留学美国，第一年的学费就是孔令仪资助的。

接着她的六姑严幼韵又把她接去，对她关怀备至，对她说“这是回娘家了”。她每天陪95高龄的姑父顾维钧散步、聊天、打牌等。每周末则去四姑家度周末，陪四姑上教堂做礼拜、上街购物、去饭馆吃饭。

在美国期间，她还去夏威夷看望了张学良将军、赵四小姐夫妇，去华盛顿探望了蔡文治将军、吴佩珠（吴靖的妹妹）夫妇，共拜访了十多位亲友。当时正值美国里根总统颁大赦，可申请“绿卡”。但是严仁美还是放弃了在美定居的机会，返回了上海。

宋美龄是从不会见从大陆来的人的，对于严仁美的到来，虽然没有见面，但托孔令仪送她一件精致的灰色双面大衣，还送了她一箱子衣服，因为她的衣服尺寸跟宋美龄是一样的。但回国时，她只带回了那件灰色大衣。

有消息说，后来有些亲友捐献大陆的款项达千万美元。

福寿双全欢度晚年

福寿双全欢度晚年

上个世纪末，与她相依为命五十多年的老伴儿李祖敏先生病逝了，几年后，她的小女儿也病逝了。孩子们耽心她的身体，把她接到深圳与二儿子一家一起生活，受到了温馨、周全的照顾。现在她的名下有四代人，共37口，最大的曾孙也已17岁了。每到过年过节或是她的生日，总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祝福。

回顾往昔，令她感到欣慰的是，她的子孙后代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优秀的业绩——大儿子毕业于夏威夷大学，从事会计师工作几十年；大女儿在北京、二儿子在深圳，都是我国著名的医学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小儿子在美国从事音乐工作，硕士学位；小女儿支援边疆建设多年后回到上海，在上海医科大学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现已病故）。她的孙子辈共有15人，居住在北京、深圳、香港及美国、加拿大等地，分别从事工程技术、金融证券、教师、会计师等专业工作，各有建树。重孙辈有6人，较大的已上中学。

她经常会接到来自晚辈们的长途慰问电话，每到过年，孙辈们都争着给她发“红包”（最近四川汶川大地震，她边看电视边流泪，捐出五千元支援灾区，这五千元就是孙辈们发给她的“红包”）。大儿子退休后每年来陪她二三个月，聊聊往事，说说老话，做点美食，使她始终感到亲情的温暖。

现在她除了每天看报、练字、看电视、记日记，还经常要写回信——给吴靖写信。因为吴靖耳朵背得厉害，电话不方便听，她们就你一封信来，我一封信去，差不多每周一个来回。她们在信中驰骋着回忆，驰骋着近百年的人生，写着写着，似乎又回到了青年时代……

盛宣怀的女儿盛爱颐

与宋子文的恩恩怨怨

一个电话打给宋子文

中国第一件女权案

在汽车间里的最后岁月

上海滩过去有两个很出名的七小姐，一个是盛宣怀的七小姐盛爱颐，另一个是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蕃。两个七小姐是亲戚——孙用蕃是盛爱颐的嫂子（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的夫人孙用慧是孙用蕃的姐姐），还是张爱玲的后母。她的出名多半是由于后人同情张爱玲，反正一旦讲到张爱玲与后母不和，在父亲和后母家受了多少多少委屈，总要把孙用蕃扯出来指责一番。盛爱颐不同，她的出名一方面是家庭关系，父亲是晚清重臣盛宣怀，李鸿章最得力的洋务干将，树大招风嘛，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她自己。

与宋子文的恩恩怨怨

盛爱颐是盛府的当家人庄夫人的亲生女儿，其父去世时她才十六岁，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她的胞兄盛老四（即盛恩颐）时任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在上海滩各路朋友很多，整天忙在外面，盛爱颐则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朝夕陪伴在侧。庄夫人外出应酬或是打牌，七小姐是当然的“保镖”。庄夫人若是有什么个人私密的事情，多半也是由她出面周旋，故不到二十岁就见多识广，伶牙俐齿，以“盛七”闻名上海滩。

当时宋子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由其大姐宋蔼龄引荐，当上了盛老四的英文秘书，因为宋蔼龄原先当过盛家五小姐盛关颐的家庭教师，与盛家上下都熟。盛老四因社交活动繁多，几乎白天黑夜颠倒着过日子，住在老公馆时差不多睡到中午才起床，而宋子文的作风是西洋一套，按着钟点来盛府汇报工作，见主人迟迟未起身，只得在客厅里等候。庄夫人和七小姐看不过去，时而出来招呼一下，这就使他有机会接近盛七小姐。

宋子文长得一表人才，举止谈吐儒雅得体，办事雷厉风行从不误事，很快赢得了盛家人的信任。不久，他不仅主动担任了七小姐的英语教师，还经常向她讲述大洋彼案的异国风光及风土人情，尽可能地展示他的博学和才识。七小姐未出过国，经不住他的“唬”，那颗高傲的心，渐渐向他靠拢了。

可是事情并非像宋子文想的那么罗曼蒂克，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硬是不同意这门婚事。起初她觉得小伙子人长得不错，又是留洋回来，两个年轻人似很投缘，也就颇有些心动，但对宋子文的家庭尚不十分了解，于是请家中大管家李朴臣去打听。李朴臣回来禀报说：“宋家是广东人，信基督教的，他父亲是教堂里拉洋琴的。盛宫保的女儿怎么可以嫁给这样的人家？”庄夫人有数了，门不当户不对的，不能答应他！

盛家大多数人也是这样认为，觉得两家的地位太悬殊了。那时盛家虽已失去了盛老太爷的支撑，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一千多万元遗产（截至1920年1月为止，为一千三百四十九万八百六十八两八钱五分五厘。此为盛宣怀去世之后，由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主持的盛氏财产清理处，经过两年半的清理，最后登报公示的数字。按彭信威教授的《中国货币史》一书中的换算法，即以中国大米的实际购买力来换算，1920年代中国一块银元相当于2006年的145元人民币）还是硬碰硬的，都在庄夫人的掌控之中，在上海滩仍能呼风唤雨。而宋家是传教士家庭，虽然兄弟姐妹都留过洋，但那时还远没有到发达的时候。宋子文回国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宋曜如就去世了，留下的家产，仅够维持小康水平。他的大姐宋蔼龄虽已与孔祥熙结婚，然而那时的孔祥熙，不过是一个留过美的商人而已，远非后来出任国民党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宋子文的二姐宋庆龄时已与国父孙中山结婚，然而没有过上一天安宁日子，讨袁运动之后又是反段护法运动，1920年第二次南下广州后，不久又遇上陈炯明叛乱，始终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他们在上海的住房（莫利哀路29号，现在的香山路7号，即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还是海外华侨赠送的……宋子文眼下只是个汉冶萍的英文小秘书，如何能下嫁？

好在大权捏在盛老四手里，盛老四一个命令就把这个小秘书给踢开了，把他调到武汉，当个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的会计处科长。宋子文明知是调虎离山计，碍于体面，还是前去干了几天，不久就返回了上海。他那时很背运，事业上到处碰壁，女朋友也谈不成。但他脾气很犟，庄夫人越是阻挠他越来劲。有时在大街上，他看见前面是七小姐的车子，就一踩油门加足马力追上去，把车子往七小姐的车前一横，硬要与之对话。

聪明的七小姐为了不把事情弄僵，有时也答应与宋子文一起去逛街，但同时也拉上八小姐盛方颐，宋子文也无可奈何。有一次他们三人走在街上，宋子文只顾起劲地跟七小姐讲话，冷不防一辆汽车从身边擦过，走在后面的八小姐赶紧把他往旁边一拉，结果人未被撞倒，可衣服被撕破了一个大口子，宋子文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事后他对八小姐说：“多亏你救了我一命。请相信我，如果将来我有发达的一天，一定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这也许就是后来，他坚请八小姐的丈夫彭震鸣出任某银行经理的缘故。

1923年2月，广州陈炯明兵变被平定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宋子文由其二姐宋庆龄引荐，被孙中山起用，从而步入政坛。当时孙中山先生一封封电报催其南下，宋子文认为是个人发展的好机会，但他放心不下七小姐，于是力劝一起赴广州。

七小姐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她不愿惹母亲伤心，但是内心深处对婚姻自主也充满了向往。然而宋子文要她离家出走，离开母亲，这对一个从小生活优裕，从未离开过高墙深院的千金小姐来说，也是一道难题。

她犹犹豫豫的，宋子文却没有时间容她犹豫了。在七小姐、八小姐去浙江钱塘江看潮的时候?宋子文就追到了杭州。他手里捏着三张开往广州的船票，劝两位小姐跟他一起去广州，说革命一定会成功，年轻人应当闯天下。

八小姐在一边讥笑说：“怎么，你还想拉两个人走呀！”

七小姐心里很难受，思前想后，她还是离不开母亲，离不开盛公馆这个超级大宅门。最后掏出一把金叶子（金质的树叶造型的礼金）交给宋子文。金叶子是当时上流社会送人的礼金，比直接送人钞票要高雅些。她知道宋子文没有钱，是送他作路费的。

她对宋子文说：“还是你自己去吧，我等你回来。”

宋子文很失望，其实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握着金叶子感激地说：“我真心感谢您，这些就算是借给我的吧。”

谁知宋子文一去就是好几年。孙中山先生先是要他筹办中央银行，后出任行长，还担任了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应当说，宋子文在那段时间，确为国民革命立下不小的功劳。

可是这位宋部长高官厚禄到手之后，就把上海的七小姐抛到脑后了。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宋子文回到上海，那时盛家的老太太庄夫人已经去世，按说当年的主要障碍已经不存在了，他原本可以跟七小姐叙叙旧的。可是当时国民党内部正闹宁汉分裂，宋子文处于一个尴尬的政治夹缝之中，他一会儿倾向于武汉，一会儿又倾向于南京；一会儿觉得二姐宋庆龄有道理，一会儿又觉得大姐宋蔼龄和妹妹宋美龄也有道理。他非常苦恼，而且处境一度也很危险。几个月后，他先是去了武汉，最后还是倒向了南京。1930年当他再次回到上海时，已是“使君有妇”，带了张乐怡夫人出入公开场合了。

盛七小姐没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山盟海誓竟是一场空，整日闷闷不乐，闹了一场大病。她一直到32岁才与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结婚。

抗战胜利之后，抗战期间大批到大后方去的人又大批回沪，盛家的兄弟姐妹也团聚了。他们常在盛老五（盛重颐）的淮海中路大花园中聚餐、喝茶，或是打牌。有一天七小姐接到电话，再次来到盛老五的花园喝茶，想不到走近客厅，T.V（宋子文）也在场。

想必是宋子文曾透露过想与七小姐见面的愿望，盛家兄嫂就热心地安排了这次活动，因为担心七小姐知道了不肯来，事先并未告知实情。看到七小姐走进来，宋子文主动上前搭话。盛氏其他人也力促他们“讲和”。

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甚至还有些动怒，丝毫不肯给宋子文面子。她不需要任何解说，而且，年轻时的那段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大家都劝她留下来共进晚餐，但七小姐不干，站起来冷冷地说：“不行！我丈夫还在等我呢！”说完拂袖而去。

宋子文讨了个没趣，也走了。

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七小姐总是说：“我才不跟他罗嗦呢！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何必再去惹麻烦，况且他正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我何必去巴结他呢？但话也得说回来，他那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

后来她的儿女长大了，也知道了金叶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在盛家代代相传，最后就权当一个笑话了。直到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人拿这开她的玩笑。比如有人要到美国去了，临行就会说：

“我到美国要是见着宋子文，一定帮您讨回金叶子！”

“我去美国帮您讨金叶子了，您要不要一起去呀？”

一个电话打给宋子文

七小姐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盛家在后来的日子中屡遭麻烦，在紧要关头，有时还不得不求助于这个宋大部长。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肃奸部门空前忙碌，盛老四的儿子盛毓度也被投入了监狱。

盛毓度早年曾在日本读书，抗战爆发后返回上海，曾在汪伪时期的复兴银行里做过事，很快又转到日本领事馆当秘书。他人在敌营但与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有单线联系，曾策应、营救过一些国民党人士，只是戴笠后来飞机失事后，他有口说不清，被“挂”了起来。尽管他不断地写申诉，甚至让曾被他营救过的人写证明材料，可是朝中无人就是无法出狱。

盛家兄妹自然是急得团团转，能动的脑筋都动了，能托的人也都托遍了，可是就是不见放人。最后，大家只好央告七小姐给宋子文打个电话，请这位宋大院长出面帮帮忙。因为宋子文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出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而且直接掌管了对敌伪产业的接收和处理，据说放不放人全在他一句话。盛毓度的元配夫人叶元婵跑到七小姐家，在她面前长跪不起，几乎是逼着七小姐打电话——你不打，我就不起来。

七小姐被逼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她心里好窝囊，当初不屑于理睬的T.V，如今倒真的要求着他了，想不到这天底下还真有过不去的桥！但是想想盛毓度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还是自己亲手抱回来的，不能见死不救。于是答应叶元婵：电话只打一次，成就成，不成就算了。

想不到宋子文那头十分痛快，一口答应了。七小姐心想此事不能含糊其词，光听你空口说说不行，必须讲好具体时间，于是苛刻地提出：“我想明天中午跟我侄子吃饭。”电话那头一声“OK！”：“我一定让您明天中午跟毓度一起吃饭。”放下电话，满屋子的人一阵狂喜，还是大人物有力道，一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而七小姐却觉得一阵心酸，她明白，宋子文心里还是有她的。第二天中午，盛毓度果真被放出来了。

1947年，由于全国黄金风潮的影响，宋子文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解放前夕去美国当了寓公，1971年在旧金山逝世。

在后来的日子里，宋子文一直没有忘记七小姐，离开大陆之前，曾委托一位留在大陆的民主人士对其关照。七小姐晚年患病期间，宋庆龄曾叫她办公室的同志专程从北京来探望她，大概也与宋子文有关。

中国第一件女权案

中国第一件女权案

1927年秋天，老太太庄夫人去世了，盛公馆一时方寸大乱。

在遗产清理时倒有新收获，估计是庄夫人的“颐养费”的剩余部分。按照盛氏愚斋义庄的规矩，应当一分为二——一半归盛家五房子孙分析，另一半归盛氏义庄。这样分下来，盛氏愚斋义庄实得一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三十二两七钱四分九厘，加上原先在盛宣怀去世时已经归入义庄的五百余万两，合计共有公有产为七百二十七万六千九百八十九两九钱四分三厘。按说，大家按章办事，相安无事，天下太平，皆大欢喜。可是盛老四又节外生枝了。

1927年11月26日，盛老四和盛家义庄的一个董事狄巽公一起，具状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要求，要求将早已归入愚斋义庄的属于慈善基金的那部分，提出来由盛氏五房（即盛宣怀的三个儿子盛老四盛恩颐、盛老五盛重颐、盛老七盛升颐，以及孙子大房的盛毓常、三房的孙子盛毓邮）分掉，这就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七小姐不服气，这笔基金已归入公产怎么还可以讨回？如果可以讨回的话，那么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那么就应该分成七份，七小姐、八小姐都应有权分到一份。于是七小姐向盛老四提出要十万银元出洋留学。

谁知盛老四不同意，他自己钱都不够花，何来心思顾及其他！

七小姐虽是高墙深院里的大家闺秀，但更是上海滩上的新女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她以很大的启发，她决定尝试着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不给，那就法庭上见！

1928年6月，盛爱颐把他三个哥哥（恩颐、重颐、升颐）及两个侄子（毓常、毓邮）告上了法庭。她在诉讼状中写道：

“……先母于民国六年，奉先父遗命，创设愚斋义庄，以全部遗产之半作为基金，共计银五百八十万两有零，为数甚巨。成立迄今，甫逾十稔。先母于上年9月间弃养，而被告兄弟叔侄，即于本年二月间，将义庄财产之六成，约合三百五十万两，按五房平均分析，经董事会呈请钧院给予过户，而于原告应得之权利，竟置之不顾。不思在此党治之下，法律上以男女平等为原则，国民党对内政策第十二条业已确认，而最高法院迭次解释，亦根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女运动决议案，明确未出嫁之女子，有与同胞兄弟同等继承财产之权……法律所赋予之权利断难丝毫放弃。前于四月十三日（下）一八九六号呈请钧院，谕饬停止执行，以侯合法解决。旋于同月十九日奉批示，如有权利可以主张，应向相对人为之，如果发生争议，只可诉请法院裁判等。原告随即委托律师函致被告，请将此项财产，依法将原告加入同等承继。乃迄今两月，被告等仍置之不理，殊无和平解决之望。为此请钧院，迅予查照最高法院解释，判令被告将此项六成庄产，与原告重行均分，以符合法例而重女权。……另有庶出胞妹方颐一人，亦尚在室，故此项庄产，应按七份均分，原告应得七分之一，约合银五十万两。谨以此价额缴纳讼费。合并陈明，谨状上海租界临时法院。”

此案在报界一经曝光，即刻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大家族析产的办法，女子的确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民国后讲男女平等，虽然在政府法律条文上已经明确女子也有继承权，但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颇多，得有人带头才行。所以盛爱颐打的这个官司，是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案，其社会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盛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成为一个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传统制度的改革问题，因而颇有轰动效应。这是盛老四等人万万没想到的。

当时上海《申报》曾大段地摘刊七小姐的诉讼书，为其摇旗呐喊，文中还对其作了如下介绍：“盛爱颐女士为已故兰陵盛杏荪之嫡女，在室未嫁，最近以弟兄分析遗产之保留部分，并不遵守党纲及现行法律、依男女平等原则办理，乃延聘律师，向法庭起诉。盛女士为国民党老党员，对于革命工作，曾迭次参与机要，先总理在日，甚为重视，又与宋氏姐妹相知甚深，故此次提起诉讼，各方均表同情。现悉该案已由临时法院定期九月五日在第八庭开审。按女子要求男女平等之财产继承权，此尚为第一起，影响全国女同胞之幸福，关系甚巨……”

关于文中讲七小姐曾参与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革命运动事，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她敢于在全国第一个打起关于女权的官司，则充分说明了她的胆识和气概。

九月五日开庭之日果真盛况空前，不仅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还引起了法律界的高度重视，因而到庭旁听的人极多，名律师江一平、詹纪凤亦到场旁听。七小姐本人未出席，而是请律师陆鸿仪、庄曾笏为之代理。盛老四也没到场，也是由律师代理。七小姐的律师陈述案情后，盛老四的律师继起反驳，主要理由是：盛宣怀是1916年去世的，从那时起，就有了继承权的问题，就有了财产分配的问题，然而那时并没有关于男女平等的法律?文，所以，盛爱颐不应具有分得遗产的权利等等。接着又有盛重颐、盛升颐、盛毓常的律师出场，他们一致反对盛爱颐有继承权。盛毓邮的律师未出庭。

一个月后，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宣告盛七小姐胜诉，应当可以分得先人的遗产五十万元。

这一消息不仅鼓舞了七小姐，八小姐见事有可为，也大着胆子，向租界的临时法院递上了状子，要求法院判决她亦有同样的财产继承权。法院请张正学推事承审。开庭审理时，八小姐本人没有到场，请律师代理。而被告的五房人马也不到场，双方均由律师代理。律师们唇刀舌剑，各不相让，让众多的旁听者又看了一场精彩的好戏。

租界临时法院自是支持盛方颐一方，不久又宣布盛方颐胜诉，也应当得到该项遗产的七分之一。七小姐和八小姐在法律界的支持下，终于打胜了这场官司，拿到了自己应有的份额，尽管付出了高昂律师费。但这毕竟是一场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官司，从此女性的财产继承权问题就有榜样了。

在汽车间里的最后岁月

抗战期间盛氏家族发生了很大变化——盛升颐去了重庆，是孔祥熙、宋蔼龄的所谓“公馆派”的人，胜利后以接受大员的身份回到上海后，开始的时候很风光，在永嘉路买了地，盖了楼，但是不幸很快在股市上大裁跟头。盛重颐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原先是大发其财，大红大紫，成为盛家后人中最富有的人，后来不幸也栽在股市上，一蹶不振。盛恩颐原本就是花钱能手，狂赌成性，抗战胜利时已经在花儿子的钱了。抗战八年，盛氏家族的面貌几乎全变了。

几个小姐嫁得都很风光：四小姐盛樨蕙嫁给晚清上海道邵友濂的二儿子邵恒；五小姐盛关颐嫁给福建藉富商林微阁；六小姐盛静颐嫁给南浔首富刘镛的孙子刘俨庭；七小姐嫁给庄夫人的一个内侄庄铸九，在上海银行做事，还主办过上海银行创办的《旅行杂志》；八小姐盛方颐嫁给大盐商周扶九的外孙彭震鸣。

1949年上海解放，盛爱颐选择了留在上海。可惜在上海的几十年间，她有很多日子过得不愉快。

1950年代上半期情况还好，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常熟路路口附近的愉园小区8号。那是上海市中心的一处很好的联体花园别墅区，独立门户，楼高三层，楼下有一方花园，七小姐在里面种植了一些果树和盆花，日子过得还挺太平。平时丈夫上班，儿女上学，她在里弄里参加些社会活动，主要是当里弄小组长，负责管理、督促街道和居民小区的清洁卫生，也参加了居民区的文化扫盲工作，帮助那些不识字的家庭妇女认字、读报……这些对她来说都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地就对付了。业余她还要练练毛笔字。她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朋友中常有人来讨她的墨宝，她的案头就经常是忙碌的。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虽然自己的固定资产没有了，但能按季度拿到定息，起码生活还是安定、富裕的。

到了1950年代末期，社会生活渐渐乱了套。先是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副食品供应非常紧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后来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她的丈夫庄铸九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反革命；儿子庄元端被打成右派，送安徽农村劳动改造。女儿庄元贞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大学）毕业后，由于家庭出身的牵累，被分配到福建省教书……更不幸的是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们的房子被造反派占据了，家中细软被搜刮殆尽，她被赶到五原路上一栋房子的汽车间里居住，受尽磨难。

造反派给七小姐安排的汽车间比其他的汽车间还要“恶作剧”——那栋楼的化粪池口竟然就在汽车间里！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辆拉粪车停在门口，拖出一根长长的管道伸到那汽车间的化粪池口里，“突突突”地抽粪……

丈夫病逝以后，七小姐就一个人住在这里。

面对这一切变故，七小姐表现得异常冷静。她心里明白，“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世家大族向来都是“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何况盛家从盛隆开始，已经富了四代。她太明白世态炎凉了，也太明白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一切都见惯不惯，一切都顺其自然了。

然而她那些在海外的众多亲戚和朋友，听说她在汽车间受难，无不为之感叹唏嘘，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不断寄钱寄物来。尤其在她生病的时候，她那在日本开留园饭店的侄子盛毓度，总是不断汇巨款来供其治病。每当又有雪茄烟抽的时候，她就拖一只小椅子，优雅地坐到门口来，从层层烟雾中，观看五原路上的人来人往。

那时的五原路还是一个马路菜场，路上买菜的、卖菜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位并不认识她的人从她门口走过，从她手持雪茄烟的坐姿，和那芳郁的雪茄香味判断，这定是哪个豪门望族的落难小姐了。当一位朋友告知他，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盛七小姐啊，那人恍然大悟：“怪不得！”

令她安慰的是，女儿庄元贞成长为著名的工艺美术师，有多项作品在全国得奖，有的还被送到国外展出。女婿周荷生擅长肖像雕塑，出任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校长，是教授级的雕塑大师；儿子庄元端的“右派”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平反，后来赴美国发展。

七小姐活到83岁，临终的时候，她的儿女庄元贞、庄元端和盛家许多亲友都在她身边，送她远行。她依旧干干净净，一脸镇静，非常体面，非常从容。

她的儿女把她安葬在苏州郊区的一座山上，从那里可以看到城里著名的古典园林——留园，那是她的祖父盛康购置的一处园林式的豪华别墅，盛氏家族的祠堂当年也在那里，是盛爱颐生前无数次住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