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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似水的绳纹年代

- 猛进的弥生时期

- 亲魏倭女王卑弥呼

- 大和国的脚步

- 专题 神武天皇就是徐福吗？

- 圣德太子摄政

- 白村江海战

- 律令社会

- 遣唐使

- 平假名的革命

- 紫式部和《源氏物语》

- 专题 神道教

- 镰仓幕府的建立

- 北条家族专权

- “神风”出没

- 建武中兴与南北朝纷乱

- 室町幕府

- 最后的将军

- 专题 武士道

似水的绳纹年代

“我们究竟从哪里来？”对于这一问题，人类始终无法给出定论。每个民族都希望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希望自己的祖先同时也是人类的祖先，日本也不例外。尤其是当绳纹陶器被发现之后，日本民族的起源问题，出现了与“源于中国大陆说”完全不同的可能。随着绳纹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日本民族起源的争论也变得愈发激烈了。

相传在很久以前，宇宙刚刚从混沌的泥浆固化为天地。天被称作“高天原”。平淡无奇的某天，有一男一女两个神灵从高天原降到地上，男的叫伊邪那歧命，女的叫伊邪那美命。他们站在天浮桥上，用滴落的汗水构成了自凝岛。后来，伊邪那歧命和伊邪那美命就在那里结婚了，生下了大八州国，这就是最早的日本。

伊邪那歧命、伊邪那美命诞下日本的传说一如中国盘古开天地之说，最为日本人津津乐道，因此，日本人也常常自称为“神国的子民”。

不过，依据地质学家和考古学者的研究，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场“创世纪故事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奇异美妙，而是充满了怒海波涛的艰险和沧海桑田的无常。在距今大约1万多年前，由于地球气候变暖，加之地壳运动加剧，原本森林茂密的亚洲东北部的沿海地区慢慢从亚洲大陆分离出来，经过时光的冲洗，逐渐形成了如今像蒙古弯刀般悬在太平洋上的日本列岛。

这把蒙古弯刀的刀把是北海道，刀尖是九州，刀身由四国和本州组成，近3万公里漫长的海岸线勾勒出其曲折多变的刀背。或许是伊邪那歧命、伊邪那美命的一时疏忽，这个爱情的结晶“大八州国”虽然模样喜人，但是落胎地却选择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所在——身处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在两大板块相互碰撞、挤压之下，交界处的岩层便会出现变形、断裂等地质运动，继而产生火山爆发现象以及地震，所以日本一直是世界上火山运动和地震频发的国家。

就是在这样一块地质灾害多发的古老大地，从3万年前开始，日本先民们便在这座四周环海，远离大陆的孤岛上顽强地生存着。这些原始先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中国大陆经由朝鲜半岛抵达日本的最初移民组成，一部分则来自本地先民，也就是阿伊努人。从外貌上来看，阿伊努人与典型的日本人截然不同。他们眉骨突出，毛发稠密，眼窝深陷，风俗和信仰迥异。

这些原始先民以捕猎和渔猎为生，由于工具简陋，往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居于山洞或是丛林之中，生活非常艰苦。对于这些原始先民来说，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是灰暗的，无任何精彩跌宕之处，当然，除了那些给他们带来恐惧的自然灾害。

时光如梭，2万多年过去了，目睹过台风的狂飙和地震的暴虐的原始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也被日本的史学家称为“绳纹时代”。

1960年，在九州福井一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上层，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几片刻有绳纹的碎陶片，经过碳14测定，这些陶片来自1.2万年前。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就时间而言，这种带有绳纹式样的陶器远远超过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陶器，日本成了全世界最早制作陶器的地区。也就在同一年，在日本神奈川县，考古学家们又发现了同样的陶器，经过检测，这些陶器来自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随后不久，有绳纹装饰纹的陶器在日本各地陆续出土。为了方便研究，考古学家便将这类陶器统一命名为“绳纹陶器”，将同一时期的文化冠之以“绳纹文化”。

绳纹陶器的烧成温度较低，约600～800，多为黑褐色或茶褐色。有专家认为，绳纹是表示上升的双螺旋纹，是对太阳神的崇拜符号。

以绳纹陶器为代表的“绳纹文化”从北海道到九州直至冲绳群岛均有分布，这一时期的先民以原始部落的形式聚居于沿海地区。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一样，其食物来源主要依靠狩猎和渔猎，有所不同的是，绳纹人的狩猎和渔猎工具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有了具备较远射程的弓箭以及耐用的渔网，除此之外，人们还开始用上了由兽骨制成的鱼叉和鱼钩。鱼叉安有木柄，叉头有各种不同的型式。至绳纹时代中期，在日本东北地区流行起一种叫“离头叉”的鱼叉，这种鱼叉叉头穿绳索，射中后与柄脱离，以绳索回收。考古发现，这个时期的日本先民已经大量地制造和使用独木船。

值得一书的是，绳纹时代，人们从洞穴中走了出来，建立了固定的住房。这种住房由木头支柱和草屋顶组成，被称作竖穴式房屋。早期的竖穴式房屋内没有炉灶，随着时间的推移，竖穴式房屋中央开始出现炉灶，中期以后，炉灶已经不再只是挖个土坑那般简单，而是用石块精心堆砌。

随着居住条件和食物的改善，原始村落的规模逐渐扩大，由几户人家发展至十几户、乃至几十户一个部落。绳纹时代中期，人口的增加，使先民们将原本分散的住屋集中到了一起，排列成环状，形?一个圆形中心广场，不仅有利于抵御野兽袭击，更有利于各种宗教活动的开展。

对于绳纹时代的人们来说，青春期或许是一个既让人兴奋，同时也令人害怕的时期，因为到了青春期，少男少女们都必须拔牙，这一习俗到底出于什么目的，直至现今仍困扰着考古学家，但是很多人都倾向这一说法，那就是青春期拔牙是被接受为氏族正式成员时举行的一种成年仪式。

成年仪式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已再难复原，不过通过近年来陆续出土的文物，我们倒是可以一窥绳纹人死后的世界。绳纹人死后都会被葬于离中央宗教祭祀区不远的公共墓地，除了简单的由贝壳和兽骨制成的装饰物外，一般很少有其他的随葬器物。

自从发现绳纹时期的公共墓葬群以来，绳纹人是否是现代日本人的祖先便一直是考古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说绳纹人的成分比较复杂，很难代表作为单一民族的日本人的形象；有人质疑持绳纹人是现代日本人观点的学者，既然说是祖先，为什么在日本各地发现的绳纹时期的成年人的人骨在体质上有那么大的区别？认定“绳纹祖先说”的东京大学人类学长谷教授解释说，这是因为绳纹人分布全日本之后，由于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使他们在人体特征上有了不同的变化。

在大学教授和官方舆论的宣传下，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接受了绳纹人是日本人祖先的这一说法，即使如此，日本人的祖先究竟是谁，他们来自哪里依然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即便是日本学者，也无法将这一问题完全解释清楚。然而，对于绳纹人来说，他们更关心如何捕获食物，用什么样的贡品祭祀生灵，如何再建造一座高大的房屋，他们每天都忙忙碌碌，早出晚归，日子清苦，但生活很充实。不过这一切直到一群神秘来客踏上他们的土地，来到他们面前为止……

猛进的弥生时期

随着一群神秘来客的到来，原本发展缓慢的日本社会突飞猛进，一脚跨进了弥生时代。弥生时代的人们是幸运的，他们住上了更为舒适的干栏式房屋，吃上了可口的大米，开始使用铜器和铁器，生产力以令人咂舌的速度不断提高。他们不再为吃不饱饭而犯愁，他们建起了粮仓，储存过剩的大米，与现代人一样，当想换换口味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享用自己种的瓜果。身上的衣服也美观起来——麻布衣料远比草裙兽服漂亮得多，也更保暖。更为重要的是，弥生人制造出了一种呈红褐或黄褐色的陶器，正是由于这种陶器，让现在的我们有机会与几千年前日本先民相互凝视。

1884年，在日本东京本乡的弥生町，也就是现在被称作东京弥生一丁目的地方，出土了一个陶制的壶，这个陶壶与绳纹陶器截然不同，虽无过多的外表装饰，但是形制优美，胎体细薄，是一件实用器。当这件陶壶被摆到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室之时，一个问题同时也萦绕在了教授们的脑海里——该用什么名字给这种陶器命名呢？经过一番商讨，教授们一致同意，以这件陶壶的出土地来命名，于是，这件陶器便被称作“弥生陶器”，与陶器年代相对应的时代被称为“弥生时代”。

弥生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内容之一是它的陶器制作。弥生陶器烧成温度约在850，因器形不同，大致可分为壶形器、瓮形器、钵形器和高脚杯式等几种。由于各地区文化进展不同，弥生时代的陶器形制也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形态。弥生时代前期的陶器花纹用篦尖刻划，因1931年首次在福冈县远贺川畔的立屋敷遗址发现，故被命名为“远贺川式”。进入中期，九州地区出现的无纹陶器取代了“远贺川式陶器”，而与此同时，在本州西部出现了栉齿纹陶器，在其东部，则出现了有浓厚绳纹时代气息的陶器。

在陶壶所处的弥生时代，也即公元前3世纪前后，原本发展缓慢的日本原始社会突然之间“一夜暴富”，从原始的渔猎、狩猎阶段飞跃进了全新的农业社会，不仅有了整齐的稻田和各种灌溉施设，还有了各类用途的铁器和铜器，如锹、锄、镰等农具，以及铜剑、铜矛、铜戈等兵器，而在这之前，日本的先民还在大量使用兽骨和石头打制成的简陋工具，对于如何培育水稻更是一无所知。是什么人教会了他们种水稻？是什么人教会了他们打制金属工具？

如果有人感兴趣，或许可以从徐福东渡的传说中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个先秦时期的方士身上，或许能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学者们对此似乎没有太大的热情，他们更愿意以事实说话。通过对大量出土文物和遗址的深入研究，日本的考古学家认为，弥生时代之所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跨越，其根本在于中国秦汉时期的移民入岛，这些秦汉时代的人们带来了大陆先进的农耕文明，给日本列岛注入了全新的气象。

随着大陆移民的到来，弥生人逐渐享受到了与绳纹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陆续从潮湿阴冷的沿海地带迁移到广袤的平原，在那里大兴土木，一座座干栏式的房屋拔地而起，一件件美丽的麻布衣服出现在弥生人的生活中。这一时期的衣服有两种基本式样，一种是套头式，一种是对襟式，男子有一种称为裳的缠腰，缠腰绕系于上衣。女子也穿裳，不过女子裳长及地，其形式犹如现代的拖地长裙。

与美丽服装相对应的是丰富的食物，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女人们开始享有了比以往更多的首饰和其他装饰品。这些装饰品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是手镯和项链。手镯用贝壳制作而成，少部分用铜制成，项链由各种不同形状的珠饰组成，其质料主要由玉石、玛瑙、琥珀和玻璃等构成。考古研究表明，玻璃手镯和勾形珠等的原料可能来自中国大陆，但制造地是在日本。

随着农业社会的兴起，男性在部落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地位逐渐提升，同时积累起了大量的财物。由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原始社会逐步向阶级社会过渡。这一变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墓葬的规格和随葬品的多寡。

在弥生时代早期，这一变化还并不显著，绝大部分人的墓里很少或完全没有随葬品。至弥生时代中期，九州地区的一些墓里已经出现大量的珍贵随葬品，种类包括铜剑、铜矛、铜镜、各种珠饰和玻璃壁等。这一现象说明，弥生时期的社会已经出现占统治地位的人，他们拥有生前的巨大权力和死后的无上荣光。

这个被后人命名为“弥生”的时代，在其步入后期之后所要展开的一系列故事，将彻底把日本列岛带入一个与绳纹时代和早期的弥生时代迥然不同的全新时代，这个时代里有骇人听闻的杀戮，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谈，就像一出情节跌宕的惊悚电影。进入弥生时代后期不久，在这片与大陆隔绝的土地上将出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女人，把日本一步步地引向了奴隶制社会。

亲魏倭女王卑弥呼

弥生时代晚期，日本列岛上出现了大大小小数百个国家，这些国家曾经多次向汉朝设在朝鲜半岛的乐浪郡朝贡，以获得名分上的认同，巩固自己的统治。在中国的史书中，这些大小不等的国家被统称为倭国。据史书记载，公元57年，倭国派使者来东汉国都洛阳朝贡，光武帝刘秀赐给他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1784年2月23日，在日本九州福冈县的志贺岛上，一个叫甚兵卫的农民在整修农田水沟时，锄到一块大石头，随后在这块大石下发现了这块金印。

三国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倭国中邪马台国的卑弥呼女王派遣难升米和都市牛利两个使者，来到朝鲜半岛上的带方郡，向太守刘夏提出，希望能去魏都洛阳朝见魏国皇帝，进献贡品。刘夏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亲自带领使者来到了国都洛阳。这两位使者向魏明帝献上了四个男奴隶，六个女奴隶以及二匹二丈的布。

远涉重洋来朝贡，让魏明帝非常高兴，于是下诏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同时封正使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副使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并赐以银印。作为对卑弥呼贡品的答礼，魏明帝赐给绛地交龙锦五匹、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又单赐卑弥呼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珍珠、铅丹各五十斤。

两年后，这些赐赠物品由带方郡官员送到倭国，这是魏使第一次到达日本列岛。这之后，双方来使不断，魏使到倭国两次，倭国使者到魏国四次。其中卑弥呼女王所统领的邪马台国与魏国交往最为密切。那么这个卑弥呼女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日本列岛自进入农耕文明以后，由于农作物的大量生产，食物出现剩余，部落之间出现了贫富差距。为了争夺农业资源，掠夺人口，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争斗，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最后演变成战争。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日本列岛原本大小不一的百余国逐渐合并为三十几个国家，其中以邪马台国实力最为强大。与中国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一样，在多年的征伐中，邪马台国也成了这三十几个国家共推的霸主，其国王也被认为是天下的共主。

在卑弥呼成为女王之前，邪马台国是以男子为首领，公元188年左右，一些小国之间又再起战端，史书记载为“倭国乱，相攻伐”，最后各国贵族共同推举卑弥呼为女王，日本列岛这才恢复了安定。据《三国志&#8226;魏志&#8226;倭人传》记载，卑弥呼女王“事鬼道，能惑众”，照此理解，卑弥呼应该是一个类似于掌管部族祭祀的神职人员。由于战争频发，各国都祈求上天庇佑，获得胜利，而这一祈求行为又由部落祭司负责，久而久之，祭司者的地位凸显出来，他们利用原始巫术控制族人，由此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卑弥呼女王便是这样一个人。

卑弥呼登上权力宝座之后，据说常年居住在深宫里，很少与外人见面，后世学者认为这是为了保持其作为与上天沟通的神祭者的神秘面纱。据《魏志&#8226;倭人传》记载，这位女王有千余名女奴婢服侍，而平常的饮食起居都通过一个男侍来完成，又说其只是以大祭司的身份来统治国家，而真正以世俗权力统治邪马台国的则是这个男侍。而这个男侍在有些学者看来，即史书上所记的“有男弟佐治国”的那个“男弟”。

卑弥呼女王统治期间，邪马台国已出现大率、大倭、大夫等官职，这些官职均由占统治地位的“大人”阶层出任。大率是邪马台国派驻各附属国的督察官员，大倭监管集市贸易，大夫则是掌管外交事务的官员。除了“大人”，邪马台国还有“下户”和“生口”两大被统治阶层。“下户”为自由民，有家室，交纳租税，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主要的劳动力。他们与“大人”等级分明，尊卑有序，“大人”可娶四五个妻子，而“下户”只可娶二三个妻子，除此之外，如果两者在途中相遇，“下户”必须要避到草丛当中，或蹲或跪，两只手要抵在地上，只有这样才算恭敬，在回话的时候，要说“噫”，如同现在的“是的”。相对于“下户”的自由之身，“生口”则为彻底的奴隶，这些奴隶多为战俘和罪犯，供统治阶层随意驱使，有的还被用来作为殉葬品。

卑弥呼时期的邪马台国由于铁器农具的大量使用，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粮食出现了剩余，这些剩余的粮食有的就被用来酿酒，在邪马台国，不分男女，都逐渐养成了嗜酒的习惯。除了粮食的富余，贸易也开始兴盛起来，出现了“国国有市，交易有无”的繁荣景象。

当时的人认为凡事都已注定，无论什么事情都要问个吉凶，占卜一般采用烧骨的方式，然后按火烧出来的痕迹来断定凶吉。还有一个习俗颇引人注目，当时若是有人去世，不立刻下葬，而是在家中停尸十天左右，在这十天里，丧主不能吃肉，而当丧主哭泣时，参加丧礼的人则唱歌跳舞，一起喝酒，等死者入土，葬礼结束后，丧主全家要沐浴更衣。这一时期，民风淳厚，极少发生偷盗淫邪的恶事。当时人似乎还没有用上筷子，吃饭都用手抓，且冬夏吃的都是生菜。

这一时期，日本列岛基本上处于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虽然由于地域差异而导致各国发展并不平衡，但是相互融合的步伐正在加快，当然，这种融合也不完全是和风细雨的。邪马台国的卑弥呼女王与狗奴国的卑弥弓呼交恶，两国交战多年，各有损失。卑弥呼女王便通过带方郡向魏国求助，而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公元246年，带方郡发生了当地人起义，守城太守战死，虽然魏国很快平定了这次起义，但在太守战死的这一段时间内，带方郡也陷入了短时的混乱，直到第二年，新上任的郡守才处理卑弥呼女王的求助事宜。虽然由于魏国的相助，邪马台国稳定了局势，恢复了盟主的地位，但是由于魏国援军姗姗来迟，卑弥呼女王已经在和狗奴国的战争中战死。

卑弥呼死后，邪马台国曾经立过一个男子为王，但是却因此引发了一场内乱，支持者与反对者相互对立争斗，死了近千人。后立卑弥呼的宗女壹与为王，动乱的局势才算稳定下来。传说，这位新任女王与卑弥呼相同，也是一个祭司。

然而相同的身份，却不能创造相同的成绩。政局虽重新稳定了下来，但邪马台国却再没有了曾经女王在位时的辉煌，单凭此后百余年间中国史书再没提及倭国及邪马台国一事便可见一斑。邪马台国的衰落，几乎已能肯定，而另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则正在发展、酝酿。

大和国的脚步

在邪马国逐渐走向没落，直至被浓重的历史烟云笼罩成一段难以诉说清楚的故事之后，公元4世纪初，在现今的奈良地区，逐渐兴起了一个比邪马台更加强大的国家。因其地处大和盆地，故得名大和国。这一时期，不知道是为了炫耀权力和财富，还是某种形式的信仰，大和国的统治者大量营建规模巨大的坟墓，因此在考古上，大和国时期也被称为“古坟时代”。这些大坟自平地高高隆起，周围围绕着被称之为“埴轮”的黏土小雕像，气势雄伟。

在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千年之后，近代的一些学者重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已经不知所踪的邪马台国。他们从这个古国的读音上似乎找到了与随后统一日本的大和国的某些关联。他们认为，yamatai（邪马台）即后来的yamato（大和国）。这一考证似乎为大和国在奈良地区的迅速崛起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如果先前没有一个较为强大的文明做基础，大和国的盛起似乎很难在短时期内得以实现。尤其令考古学者感兴趣的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卑弥呼死后“大作冢，径百余步”，这一记录表明，在邪马台时期，统治者死后都会安葬于类似的大型坟墓中，而这也正是日后大和国出现的巨大坟墓的雏形。

不过遗憾的是，由于日本列岛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出现可供记录的文字，对于日本早期的国家历史，总是存在着“百个人百种说法”。异议较小的一个说法是，这个被称为“大和”的国家奠定了日本民族的主体。

公元4世纪初，日本列岛各种武装兼并战争依然在旷日持久地进行，到4世纪末，大和国依靠其先进的武器以及尚武的精神，四方出征，威震列岛，其势力范围逐步扩张到九州与关东一带。在日本最早的史书里，这些兼并战争以神话的方式展现得淋漓尽致。如崇神天皇派遣大彦命征北陆，武涥川别征东海，吉备津彦征西道，丹波道主命征丹波的故事等。

经过近百年的持续发展和向外扩张，到公元5世纪初，原本居于一隅的大和国基本完成了统一日本的大业。公元478年，大和国王致当时南朝的宋顺帝的表文上对其祖先的征伐统一战争做了一番夸耀：“自昔祖标，躬摄甲育，跋涉山川，不逞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乎海北九十五国。”

随着国家的统一，大和国的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适应这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和国将原本在本国内实行的部民制扩大到整个日本列岛。部民制产生于4世纪，部民是皇室和贵族的私有民，归属皇室的私有民叫作公部民，归属贵族的私有民叫作私部民。依照分工不同，这些私有民被分成不同的部，从事手工业的私有民称品部民，从事农业的称田部民。作为皇室与贵族的私有财产，这些部民的名字也被冠以主人名，或是职业名和地名，以此来表明皇室与贵族阶级对他们的所有权。

与部民制这种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政治制度是氏姓制。氏是由贵族的直系、旁系血缘家族组成的社会集团。氏的首领为氏上，在朝廷担任要职。他们不仅拥有田庄和部民，还拥有显示其地位的姓。姓原来是氏人对氏上的尊称，后来随着大和国势力的发展，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国王掌控了赐予或剥夺贵族姓的权力，天皇赐姓的标准是血统和职务。姓的种类有臣、连、君、别、公、直、造、首、史、村主、稻置等，其中姓臣与姓连的贵族地位最高。

在日本列岛获得稳固的统治地位之后，大和国开始向朝鲜半岛扩展它的势力。当时的朝鲜半岛正处于由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其中高句丽实力最为强大，百济最弱。为了应对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百济与大和国结盟，借大和国的军事力量来对抗两国，而大和国则利用这一契机，发动了对朝鲜半岛的入侵，并占领了其东南部的一些地区。但是由于高句丽势力的不断南下以及与新罗联手，大和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被逐渐瓦解，在两国不断的联合打击下，大和国的入侵行为最终以失败告终。

从公元5世纪到6世纪初，大和国相继有五位国王统治过日本列岛，史称“倭五王时代”。公元413年，即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大和国王赞派遣使者来中土朝贡，公元421年，即南朝刘宋永初元年，大和国王又派使者朝贡，宋高祖刘裕下诏：“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绶。”公元425年，又遣中土移民司马曹达奉表朝。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对中国的积极朝贡，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各种名贵稀有物品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朝贡，获得中国皇帝的册封，以此借助中国的权威加强对周边小国，尤其是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随着跟中国关系的日益加深，大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或通过朝鲜半岛，或通过移民大量传播至日本列岛。日本无论是冶炼技术、制陶术，还是纺织术都有了更为迅速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汉字、儒学及佛教也相继传入日本。

汉字最初由居住在朝鲜半岛的汉人传至日本列岛，这些人精通中国儒家典籍，进入日本后，受到大和朝廷的欢迎，常被委以史官或是财政方面的重要职务，并赐予姓氏，有的还担任大和国王儿子的老师。由于汉字是随着儒家经典的传入而被接受的，所以儒学在日本统治阶级被广泛接受就成了极其自然的事情。据中国史书记载，当时日本的汉文已经有了非常高的水平。公元522年，中国南朝梁人司马达来到日本，在高市郡板田原搭建了草庵，安置随身携带的佛像。那时候的日本人还不知佛教为何物，便将司马达带来的佛像称为异域之神，这是日本民间输入佛教的开始。公元552年，百济的圣明王派人到日本，向大和国送上金铜像一尊、幡盖及经书若干，并赞颂佛的功德。对于要不要信奉佛教，大和朝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崇佛派的苏我稻目说要信，排佛派的物部尾舆、中臣镰子均说不要信。当时的大和国王采纳了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的意见，并把佛像赐给了苏我稻目。苏我稻目用私宅专门供奉佛像，不久以后，当地发生疫病，有很多人相继死亡。物部尾舆认为这些怪像是因佛像的传入而引起的，便奏请国王将佛像扔进了河里，并且烧毁了供奉佛像的殿堂。

公元587年，苏我稻目的儿子苏我马子联合皇室成员消灭了物部尾舆的儿子物部守屋，把持朝政，佛教才在日本全国推行开来。

外来的文化，一点点地渗透到日本的各个领域，在与本土文明不断撞击、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完善、成熟，因而，大和国的脚步走得更加稳健，脚下的路也延伸到更远。

专题 神武天皇就是徐福吗？

是传说人物还是历史真实？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了解神武天皇似乎并没有太多帮助，古往今来的日本人更愿意以自身喜好来刻画自己国家第一代天皇的清晰形象。于是，在《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两本古老的日本史书里，这位大和王权的开山鼻祖一会叫神倭伊波礼毗古命，一会又叫神日本磐余彦；一会说死后葬于亩傍山东北陵，一会又言葬于亩傍山詹北白祷尾。这段令人浮想联翩的动人故事似乎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戏谑的味道，尤其是在将神武天皇和徐福联系在一起之后，就更显得扑朔迷离了。

公元711年，是日本元明天皇在位的铜和四年，这年的9月18日，元明天皇下诏令安万侣编纂日本古代史，一年后的1月28日，记载了数代口口相传的故事的三卷本《古事记》摆到了元明天皇的御座前。这本古书以皇室系谱为中心，讲述了日本从开天辟地到推古天皇这千年间的传说与史事，有关神武天皇的故事也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在了官方的典籍里。公元720年，经“壬申之乱”而取得政权的天武天皇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下令编纂正史，名为《日本书记》。与《古事记》相同，这本史书的开篇也记载了诸多的神话故事，其中也包括大名鼎鼎的日本第一天皇神武天皇。

在这两本编纂年代相隔不远的史书里，神武天皇被描绘成了天照大神的后裔。相传，天照大神的孙子琼琼杵尊下凡到高千穗山峰，娶木花开耶姬为妻，并生了火降芹命、火明命和彦火火出见尊三子。其中彦火火出见尊娶海神之女丰玉姬，生了鸬鹚草葺不合命，然后鸬鹚草葺不合命又与玉依姬命生了五濑命、稻冰命、御毛沼命、若御毛沼命，其中若御毛沼命即日后的神武天皇。

传说这位武功盖世的神武天皇在他45岁的时候，率领部众进行了旨在统一全日本的东征。据记载，神武天皇跨过濑户内海，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眼看天下尽在掌握之中，这时，这位天照大神的子孙突然感应到了不应向着太阳的方向征讨的神旨，于是改变进军路线，绕道记伊。而就是这次改道，神武天皇失去了他的几位兄弟——五濑命中箭身亡，不久在海上遇到暴风雨，稻冰命和御毛沼命以身殉海以求平安。

痛失亲人的神武天皇不改初衷，带领部众继续向前，一路踏马而来，收服了众多的土豪与部族首领，然而很快，神武天皇遭遇到了他平生最强的对手长随彦。交战之初，神武天皇不能得胜，战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天色大变，一只金色的鸟停落在神武天皇的弓上，这只金鸟全身泛着刺眼的光芒，令长随彦的军队无法张开双眼对战，趁此机会，神武天皇掩杀而去，大获全胜。为了替兄弟报仇，天照大神的这位争气子孙穷追猛打，不给长随彦以喘息之机。不得已，长随彦提出与神武天皇见面，并道出了自己不投降的原因，他告诉神武天皇，自己的妹夫饶速日命也是天神的苗裔，而天神的子孙不该为两种，所以他怀疑神武天皇的神性。

后来，饶速日命与神武天皇相见，互换信物，确认彼此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而后饶速日命追随神武天皇平定四方。经过六年东征，神武天皇安定天下，辛酉年正月，在橿原宫即位，大赏功臣，在位76年后驾崩。

近千年来，对于神武天皇是否真实存在，无论是民间人士，还是专业学者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莫衷一是，让人难辨真伪。当人们试图从日本的古史中寻求答案的时候，会蓦然发现，这些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又过于一厢情愿，在展现瑰丽的远古风景的同时，又模糊了历史细节的描述。于是，这位神武天皇生于何时、死于何地成了一个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悬案。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知从何时起，众多的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古人，这个古人就是徐福。公元前219年，徐福上书正在东巡的秦始皇，愿去东海仙山为始皇帝求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应允，于是徐福带领千名童男童女，及稻种、药物、随从和技艺百工渡海东去，前两次无功而返。公元前210年，徐福第三次出海求不死之药，后再没归来。

徐福到底去了哪里？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徐福到了“平原广泽”之地，这个地方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人民友善，便留下来自立为王了。而这个“王”就是神武天皇。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神武天皇东征实际上就是徐福带领船队东渡日本的历史反映，一直被日本皇室奉为至宝的“剑、镜、玉”三神器，无论是其形制还是制造年代都介于中国的秦汉之间，而这些器物也是徐福从中国带来的。有些考古学者通过考察发现，神武天皇东征路线和徐福登陆日本后的北迁路线相同，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神武天皇东征路线上，陆续出土了很多中国秦代时期的器具，这为神武天皇即徐福说提供了实物证据。

不过这不免又让人们陷入另一种思考，徐福本人是否真的到过日本？司马迁所说的“平原广泽?指的是否就是现在的日本？司马迁语焉不详，而日本文字又出现较晚，对早期历史没有片字记录。正因如此，在有人将神武天皇认定为徐福的同时，一些学者认为这一说法十分荒谬。在他们看来，即便徐福真的东渡至日本，也不可能是神武天皇，照《神武纪》所记，神武天皇的即位之年为辛酉，为公元前660年，而这时始皇尚未出生，又何来徐福奉始皇之命出海求药？如此算来，徐福也就不可能与神武天皇划上等号。而且从字面上来理解，神武很明显为中国式谥号，而神日本磐余彦或是神倭伊波礼毗古命则是日本式谥号，所以，这类学者认为神武天皇很可能是后人的附会之言，是明治维新之后，皇权上升的产物。在这一时期，对神武事迹的考证和研究成为一时“显学”，而日本政府也于1889年在据说神武建国地的奈良县橿原市重建了橿原神宫。在每年传说的神武天皇驾崩日，橿原神宫都会举办颂扬其丰功伟业的祭典，包括古装游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圣德太子摄政

历史并非由单个的英雄创造，却也离不开那些独具魅力的特殊人物，圣德太子对日本而言，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历史的偶然将他推上了摄政王的位置，于是，他不负重望，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一个全新的局面出现在日本人面前，他们为这种改变而兴奋不已。但苏我马子是个例外，手握实权的他忧心权力被削弱、被剥夺，开始对改革百般阻挠。在这场改与不改的斗争中，圣德太子败下阵来，迎接他的竟是抑郁而终。

据说在公元574年2月7日，穴穗部间人公主在皇宫马厩的外面产下了一名男婴，这名男婴就是后来的圣德太子。因为这个缘故，父亲用明天皇给这个男婴取名为厩户，又因为据说他能够同时听10个人说话而不会误听，又给他取了个别名，叫丰聪耳。

用明天皇死后，崇峻天皇即位，以苏我马子为大臣。苏我马子依仗其权势，全面操控内外朝政，崇峻天皇感到自身皇权受到威胁，想除掉这个眼中钉。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苏我马子却率先动手，公元592年11月3日，苏我马子指使东海直驹杀害了崇峻天皇。事后，苏我马子当政专权，拥立自己的外甥女丰御食炊屋姬为天皇，这就是被后世称为推古天皇的日本第一位女皇。

苏我马子拥立自己的外甥女为天皇，并非单纯的任人唯亲，而是出于政治上的慎重考虑。崇峻天皇死后，皇室成员为争夺皇位打得不可开交，各派实力相当，相持不下，苏我马子为了求得各派势力的平衡，于是在公元592年12月8日拥立38岁的推古天皇即位。

推古天皇即位的第二年，就将自己的外甥厩户丰聪耳立为太子，并封其为摄政王，辅佐自己执政。圣德太子摄政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力加强了皇权统治，逐步建立起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系列的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制定了新的官位制度，即“冠位十二阶”。冠位十二阶制定于公元603年，于次年施行。冠位不分门第，只按才干和功绩授予个人，不能世袭。“冠位十二阶”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贵族的势力，并起到了广纳贤才的作用，推进了贵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为首的官僚体制的形成。

公元604年，圣德天子制定了《十七条宪法》，这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其内容多出自中国儒、法、道诸子百家以及佛教思想，其中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十七条宪法》的核心思想。它规定了每个等级不同的社会地位与权利义务，特别突出规定了皇权的崇高性，比如“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

圣德太子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其对于佛教的弘扬。为了统一思想，便于统治，也出于自身对佛教的笃信，圣德太子热心于佛教教义的研究，倡导佛法，他在《十七条宪法》中就提到要“笃敬三宝”。而在颁布宪法之前，也就是公元594年，圣德太子就曾下诏要“兴隆三宝”。他数次在皇宫中讲经说法，亲自撰写《胜鬘》、《莲华》、《维摩》三经义疏，兴建了四大天王寺、法隆寺、中宫寺等七座佛寺。

公元607年，圣德太子主持修建法隆寺。该寺最早被称为斑鸠寺，其建筑风格明显受到中国南北朝尤其是北朝风格的影响。由于圣德天子的提倡，这一时期，日本各地出现了竞相建造寺庙的景象，到公元624年，日本已经建造了46座寺庙，僧尼人数达到1300多人。

与建造法隆寺同步，圣德太子开始将目光投向一个强大的邻国——中国。此时的中国已经结束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400多年的分裂局面，建立起了大一统的隋帝国。为了汲取大陆文化，充实国力，也为了摆脱与大陆朝廷交往中历来的屈从地位，建立对等地位，巩固自身统治，607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第一次出使隋朝。据说在携带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敬问无恙”的话，小野妹子担心隋朝的皇帝看后会大怒，可能还会杀了自己。但实际结果要比小野妹子预料的好得多，隋朝皇帝似乎很平静地接受了彼此的平等关系，而且在第二年还派出了使臣回访日本。公元608年9月，圣德天子派小野妹子第二次出使隋朝，这次带来的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此次与小野妹子同行而来的还有8位留学生。这是日本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开端。这些留学生长期在中国生活学习，直至充分掌握中国的文化制度后方才回国。这些人在日后的大化改新及律令国家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圣德太子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引起了苏我马子的警惕与不满，苏我马子担心长此下去，自己会失去对朝政的控制，于是多次间接或直接地警告圣德太子，要他注意自己的身份，并且多次阻扰圣德太子的改革。圣德太子因此心灰意冷，于公元622年郁郁而死。临终前他给太子妃留下遗言：“世间虚假，唯佛是真。”又告诫自己的儿子：“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据说圣德太子死后，日本各地，不分男女老幼，“哭泣之声，溢于行路”。

圣德太子的妃子多至波奈大女郎为了纪念自己的丈夫，亲手制作了“天寿国曼荼罗帐”，如今已经成了日本的珍宝。1878年，日本政府为圣德太子重修坟墓时，发现墓室内的干漆棺已成碎片，遗骨也已化成尘土。

白村江海战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发生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对决——白江村海战，对日本而言，有着无法磨灭的积极意义，这场战事虽然以日本败北而宣告结束，但日本也从中认识到了自己与当时的唐朝所存在着的巨大差距，使其收敛了自身的傲气与野心，以谦卑的姿态全方位地向灿烂光辉的中华文明学习。而经此一战，唐朝不仅给了日本以深刻的教训，也愈加巩固了在东亚文化圈的宗主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战争没有输家。

公元645年6月12日，皇极天皇准备在板盖宫大殿接见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者，按照以往天皇接见外国使者的惯例，把持朝政的大贵族苏我入鹿必会到场。苏我氏自苏我稻目以来，擅权专政近百年，飞扬跋扈，铲除异己，僭越皇权，横霸于世，而苏我入鹿，更是为人暴虐，甚至逼迫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皇子自刎。传说在山背大兄皇子死去的那一刻，天降祥云，光彩夺目，而当苏我入鹿抬头仰望时，天空却突然变成了黑色。

苏我入鹿的倒行逆施引来了皇室成员和朝臣们的强烈不满，以皇极天皇长子中大兄皇子和贵族中臣镰足为首的革新派决定除掉苏我入鹿。两人决定在皇极天皇接见外使时，刺杀苏我入鹿。中臣镰足向中大兄皇子推荐了佐伯连子麻吕为刺客。

当天，就在皇极天皇接受外使献上的礼物时，中臣镰足命佐伯连子麻吕动手，但没想到，平时刚毅勇敢的佐伯连子麻吕此刻却胆怯起来，迟迟没有动手。就在这时，中大兄皇子拔出自己的剑刺伤了苏我入鹿，佐伯连子麻吕这才壮起胆来，一剑刺入苏我入鹿的喉咙，割下了他的首级。而后用草席裹尸，弃于荒野。苏我入鹿被成功诛杀后，中大兄皇子很快分化瓦解了苏我氏的军队，苏我入鹿的父亲苏我虾夷也自焚而亡，苏我氏一族从此一蹶不振，走向没落。

在消灭苏我氏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大兄皇子，并没有遵从皇极天皇的意思继承皇位，而是听从了中臣镰足的意见，推举自己的舅舅轻皇子继承皇位。公元645年6月14日，轻皇子登基，是为孝德天皇。孝德天皇即位后，建立了日本最早的年号“大化”，开始了以中大兄皇子为主导的革新，史称“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完善了日本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日本从奴隶制走向了封建社会。就在日本社会快速向前发展的同时，在不远处的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正在为消灭对方、统一半岛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争。公元655年，高句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支持自己的唐王朝求援。唐高宗遣使调解无果，于是先后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出击高句丽，企图牵制其兵力以减轻对新罗的压力。此举仍旧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百济不断支援高句丽，持续向新罗发起进攻。

公元660年，新罗王再次向唐朝求援，唐高宗遂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10万余人，从成山渡海向百济发起进攻。百济军屯守熊津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随后唐军与新罗兵合一处，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10天不到，便灭了百济国。

百济国被灭之后，原百济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据守周留城，抗击唐军。10月，福信派遣使臣到日本，要求迎回在日本为人质的扶余丰王子，并向日本求援，以图复国。为了恢复并扩大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中大兄皇子同意了百济遗臣的请求，并于公元12月将都城从内地的飞鸟迁至沿海的难波城。公元661年1月，监国的中大兄皇子在与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次年，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

公元663年6月，中大兄皇子命令上毛野稚子率领2.7万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7000名唐朝援军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经诸将商议之后，制定了进攻周留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与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村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

8月17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于是又向日本求援，中大兄皇子派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村江口登陆。当时，唐新联军虽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建在白村江河口上游左岸山地上周留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村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日本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村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也是百济得以复国的希望所在，两军都誓在必争。

公元663年8月27日，唐朝水军与日本水军在海上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军力来看，大唐水军7000余人，战船170艘；日本水军有万余人，战船1000多艘。虽然日军人多、船多，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远胜于日军。

中日两军首次接战的结果，据《旧唐书．刘仁轨传》的记载，“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初战失利后，日军并没有撤军，而是于第二天联合百济军又再次向大唐水军发起进攻，结果“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

白村江海战失利后，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筑了四道防线。尤其是在九州的太宰府建的“水城”规模最大。所谓“水城”实际上是一座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除了在军事上采取守势之外，667年，中大兄皇子还将都城迁往了近江大津宫。

日本在白村江海战中虽然遭受了惨败，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它与唐朝的交往，而唐朝也没有因为日本原先支持百济国而对它疏远，相反，两国的关系在海战之后变得更为密切。公元669年，日本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唐朝都城长安，祝贺大唐在朝鲜半岛的彻底胜利。与此同时，日本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文化上积极汲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使得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自省与危机意识，仿佛一直伴随着日本民族。白村江海战，于日本而言，不单单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同时还是一场反思的战争，毕竟胜败仅在一时，但背后实力的较量却是无比漫长的。战争失利的日本人看清了这一点，于是，他们放下一时的成败，转而向内壮大自我。

律令社会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缺乏完整律法的国度，必定无法长治久安。对于日本这个历来都非常崇尚学习的国家而言，律法也是必须学习的内容，而其学习最主要的对象便是与其一水之隔的大唐。天武天皇、持统天皇、元正天皇，一一从前人手中接过学习的“接力棒”，全面地学习大唐的律令，虽然未必完美，却也使日本从此进入了一个有法可依的、“法制完备”的天皇制国家。学习的成效，非常可喜。

公元668年，中大兄皇子即位，为天智天皇，并立自己的弟弟大海人皇子为太子，然而在671年，天皇任命自己的宠儿大友皇子为太政大臣，这实际上是立大友皇子为皇储，剥夺了大海人皇子的皇位继承权，大海人地位和生命由此失去保障。

为了摆脱这种处境，在天智天皇病危时，大海人以出家为名避居吉野。天智天皇死后，大友皇子篡位，并积极备战准备消灭在吉野的大海人皇子。大海人闻讯后决定举兵反击。672年7月22日，大海人军与朝廷的军队在濑田川决战，大海人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天大友皇子自缢而死。这次内乱发生在壬申年，史称“壬申之乱”。673年，大海人皇子在飞鸟净御原宫即位，称天武天皇。

以激进的革新人物而为世人所知的大海人皇子成为天武天皇以后，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风范。他废除了天智天皇晚年一系列保守乃至倒退的政策，恢复了对日本社会的改革。

为了建立并巩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天武天皇任人唯亲，重用皇后、皇子及其他皇族成员，以前大贵族在朝廷中所任要职，全被更换，在位14年不任命一个外姓大臣，一切政令全由自己亲署。出于加强皇权和控制贵族的考虑，也为了推进社会经济的改革，公元681年，天武天皇着手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并在同一年制定了向官吏支付俸禄的规定。

天武天皇在位期间，彻底废除世袭氏姓贵族制度、贵族私有的土地制度和部民制，将全部土地和部民收为国有，使之成为公地，并且确立了中央集权式的官僚政治体制。

公元686年9月9日，天武天皇去世，其皇后鸬野赞良即位，是为持统天皇。持统天皇即位不久，对《飞鸟净御原令》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于689年正式施行，并于次年完成了全国户籍的编制工作，以国、郡、里为主的地方行政体系也逐渐完备起来。国设国司，郡设郡司，里设里长。除此之外，还在重要地区设特别行政机关。例如在京城设左、右京职，负责京城事务。在外交上的重要地区摄津设管理难波的摄津职，在国防重地北九州筑紫设大宰府，统辖九州地区的民政和军事。

公元694年，持统天皇下令迁都藤原京。藤原京原是天武天皇在学习了中国的条坊制后开始建造的，但他在全部竣工前却去世了。持统天皇继续未完的工程，以唐朝长安为蓝本，建设了新的皇宫和皇城。697年，持统天皇让位于自己的孙子文武天皇，自己同中臣镰足，后因天皇赐姓而改名为藤原镰足的儿子藤原不比等一道主持编制《大宝律令》，701年完成了这部律令齐备的法典，第二年开始实行。

对于日本来说，702年或许称得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在这年里，日本不仅有了《大宝律令》，而且还向大唐派出了中断30年的遣唐使。这次遣唐使的任务很简单，除了向大唐皇帝报告日本的律令外，还报告了改国号为日本、君主称为天皇、年号为大宝等事项。

718年，元正天皇命令藤原不比等修改《大宝律令》，以年号来命名，被称为《养老律令》，因内容与大宝年间制定的《大宝律令》基本相同，所以放置近40年后才加以实施。至此，律令体制基本形成。

从《飞鸟净御原令》、《大宝律令》及《养老律令》这几部律书来看，所谓“律”，相当于刑法，基本上模仿了唐朝的律法，“令”相当于民事法，以日本社会实际出发，同时参照唐令制定而成。基本涵盖了班田、赋税、身份制度和司法制度。

班田依照地位和职位的不同而有所分别，农民有口分田，贵族、官吏有位田和职田，皇族有自己的官田。在租税方面，实行租、庸、调、徭役制，即规定得到口分田的农民每年必须向官府交纳田租，每段土地交稻二束二把，大约相当于收获量的百分之三；庸规定21岁到65岁的男子，每年需到京城服役10天；调是征收一定数量的地方土特产品，例如丝绸、生丝、棉布、海产品等；徭役是地方官府所征，规定21岁到65岁的男子每年要为地方服役60天。

全体人民被划分为“良民”和“贱民”。良民除被称为“公民”的农民外，还有作为统治阶级的皇族和大小贵族，以及比公民身份低的品部和杂户。品部和杂户是一种半自由民，具有特殊的手艺，在官府的工场里生产手工艺制品。“贱民”是指那些律令体制下仍没有得到解放的奴婢，其中包括守护天皇陵墓的陵户、为官府服务的官奴以及在贵族家服务的私奴，这部分人的数量?不多。

从圣德太子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到天武天皇、持统天皇，再到元正天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日本建立起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式政治体制。

遣唐使

2005年8月25日，唯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在日本东京展出，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方墓志重见天日之后，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遣唐使的研究热潮。墓志的主人是井真成，当年他随着日本第九次遣唐使的船队来到中国的时候，还是个19岁的小青年。

与井真成一道而来的还有日后成为李白挚友的阿倍仲麻吕，以及下道真备和大和长冈等人。他们都是日本中层官僚的子女，经过严格挑选，学识、样貌都达到才俊的标准。井真成在这方墓志上被形容为“才称天纵”。然而天才总被老天妒，公元734年，这位才能出众的遣唐使，因病死于长安，享年36岁。

墓志展出不久，这位遣唐使的故乡藤井寺市便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会，还发行了关于他的纪念邮票。

公元623年，也就是唐高祖武德六年，隋朝时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学问僧惠齐、惠光，药师惠日、福因等人从中国经朝鲜半岛回到日本。归国后，他们上奏推古天皇：“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意思是说留学于唐国的学者，都已经学习有成，应该召唤回国。而且大唐国是一个少有的法律完备的国家，我国应该常派人去学习。

在这些学问僧的不断建议与努力下，公元630年，即唐贞观四年，日本舒明天皇向唐王朝第一次派出了遣唐使。从这年开始到895年的260多年间，日本一共任命了19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没有成行的有3次，实际成行的16次。但是有一次遣唐使只到了朝鲜半岛，而其中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遣唐使久久未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名副其实的遣唐使一共12次。

日本第一次派出的遣唐使团由正使犬上御田锹和副使惠日率领，这两个人都曾有入隋的经历，对中土事务非常熟悉。遣唐使团于631年11月抵达唐朝首都长安，唐太宗接见了使团成员，并于第二年派新州刺史高表仁为使臣护送回日本并进行回访。隋朝时留在中国的学问僧灵云、僧旻、留学生胜鸟养等人也随使团返回阔别已久的故乡。

得知唐使回访的消息后，舒明天皇非常重视，马上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团，率32艘船只，在难波津欢迎唐使的到来。然而，高表仁登岸后却与舒明天皇为礼节问题发生了争执。高表仁要求“天皇下御座，面北接受唐使国书”，舒明天皇无法接受这个要求，双方相持不下，最后高表仁没有递交唐太宗的国书，而是立刻回国。回国后高表仁受到了唐太宗的严厉处分，不仅被罢免了官职，而且被罚没两年俸禄。史书评价他“无绥远才”。

653年，孝德天皇派出了120人的赴唐使团前往唐朝。在这艘船上，有著名的学问僧道昭。道昭来到中国，拜玄奘法师为师，学习佛教的经、律、论，后成为日本的一代高僧。次年，孝德天皇又派去遣唐使经朝鲜半岛到长安朝贡。这次使团的副使依然由第一次遣唐使副使惠日担任，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惠日是一位很有贡献的人物。

659年9月15日，齐明天皇派出的遣唐使团中由正使率领的船队在海上遭遇暴风，漂到中国南海的一个岛上。这次暴风夺去了大部分人的生命，只有5个人偷了岛上渔民的渔船到了中国的括州（今浙江温州一带）。而由副使率领的船队于9月22日顺利抵达中国，并于10月15日乘坐驿站的车辆驶往京城长安。途中得知唐高宗正在洛阳，便掉转方向来到洛阳向唐高宗朝贡。与这位副使同来的还有北海道一男一女两个阿依努人。阿依努人向唐高宗敬献了一张白鹿皮、三张弓、八十枝箭。

早期遣唐使到中国的航海路线主要是沿朝鲜半岛的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东南岸南行，跨过渤海湾后在山东半岛的登州登陆，再由陆路前往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公元670年到760年这近百年间改由从九州岛南下，沿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然后向西北横跨东海，最后在扬州登陆。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边的东海上，危险性较大。从760年以后到停止派遣遣唐使前，航行路线改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西南横渡东海，在明州（今宁波）登陆，然后转由大运河北上。

遣唐使团的规模初期只有一二百人，到了中后期，人员增至500余人，最多一次曾达到651人。遣唐使团除了大使、副使等官员外，还有各类随从，而且每次都会带有若干名留学生和学问僧，这些人大多是日本通晓经史、才干出众的第一流人才。尤其是留学生和学问僧，均为国内的优秀人物。遣唐使团抵达唐境后，地方官员马上安排他们的食宿，然后上奏朝廷，而后派专差护送使团正、副使进长安，由内侍引导面见皇帝，呈上贡物，唐皇下诏嘉奖，给使臣授爵赏赐。

260多年的遣唐使活动，推动了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也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文化与生活。遣唐使归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如《大宝法令》就是以唐律令为规范制定的。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养人才。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啻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革礼仪，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连历法、节令也积极仿效中国。

公元895年，菅原道真向宇多天皇呈上《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请求停止派遣遣唐使团。宇多天皇采纳了他的建议。

日本终止派遣遣唐使，这其中的原因除了遣唐使耗费巨大，唐朝政局动荡不安以外，经过近300年对唐文化的吸收与消化，日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自身的改革，对大唐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像最初那样迫切。在摆脱了来自中国的文化影响后，日本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国风文化。

平假名的革命

平假名，一种原本只是用来书写和歌的消遣玩物，难登大雅之堂。但就是这种又被称为“女手”的小众文字，竟发展成了日本全国通行的正式文字。这一过程中，藤原时平功不可没。在他的召集下，诸多擅长写和歌之人，废寝忘食，历经三年时间完成的《古今和歌集》，使平假名的地位一跃而成为了正式文字，与此同时，汉文至上的观念开始逐渐淡化。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次著名的“延喜改革”也是一次“去汉化”的过程。

公元862年，18岁的菅原道真通过了竞争激烈的文章生的考试，在他26岁的时候，又通过了难度极高的方略试考试。这个出身于学问世家的年轻人有着极好的汉学功底，对中国文化有着独到的认识与见解。877年，菅原道真出任式部少卿，同年，他又兼任了文章博士的职位，在他之前，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886年，42岁的菅原道真出任赞岐守，为此他不得不辞去式部少辅、文章博士和遥领的加贺权守。菅原道真必须离开朝廷，到那里去上任，任期四年。这个职务对担任了十年文章博士的菅原道真来说，不能说是升迁。在他被任命后不久的家庭宴会上，他心神迷乱，泪流呜咽，宴会结束后，他更是彻夜未眠。

而就在这一年，年仅16岁的藤原时平登上了日本的政坛。藤原时平是当时最强盛的贵族藤原氏的嫡长子，因此，他免去了成为官僚必须通过的考试，直接进入了朝廷中枢，成为了“殿上人”。藤原时平是一个举止风雅的美男子，身边有很多爱慕他的女子，他也跟很多女子谈恋爱，在当时是个名噪一时的“情种”。

藤原时平是写和歌的高手，他喜欢用这种日本独有的文学形式抒发自己对女子的思念之情。他所写的和歌用的并不是汉字，而是在当时刚成形不久的平假名。他通过用平假名写的和歌与自己交往的女子对唱吟诵，享受着恋爱给他带来的乐趣。

890年，菅原道真赞岐守任期已满，返回京城，三年后登上了参议之位。参议是与大臣、纳言共同协商政事的官职，是继纳言之下的重职，任用条件极其严格。在菅原道真登上参议之位前三年，21岁的藤原时平已经坐上了这个位置。菅原道真用了22年的时间才担任了这个重要官职，而藤原时平既没有管理地方事务的经验，在朝廷上也没有突出的贡献，却只用了5年时间就轻松爬上了高位。

藤原氏从藤原不比时代起，代代将自家女儿嫁入天皇家，继而插手朝政，直接干预天皇的废立。藤原家的女子们为了得到天皇的青睐与宠幸，非常重视自身的修养，尤其是在文学方面，特别注重用平假名书写和歌。但是这时，平假名只在私人场合流行，使用者多为女性，故而也被称作“女手”。

深受汉学影响的菅原道真认为平假名没有什么价值，只能作为一般的消遣玩物。他曾经编写了一部和歌集，特意将和歌的平假名全部换成了汉字，他坚信，只有汉字才是日本文化的正统。

这一时期，日本沿海多次受到来自朝鲜半岛海盗的袭击，损失惨重，为了抵御海盗的侵袭，日本增加了国防开支，这让原本就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财政，菅原道真开始尝试大胆的税收改革，并于897年正式实施。

这一年，宇多天皇退位，年仅13岁的醍醐天皇即位。菅原道真和藤原时平被宇多天皇指定为辅佐醍醐天皇的重臣。虽然藤原时平的官位比菅原道真要高，但菅原道真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远非年纪轻轻的藤原时平可比，于是，菅原道真掌握了国政的主导权。

掌握国政的菅原道真继续深化他的改革，这引起了贵族们的不满，他们认为菅原道真是在独断专行。从898年开始，反对菅原道真的贵族不再出席议政会议，政务处于荒怠的状态。与此同时，反对菅原道真的贵族们正在积极寻找新的领头人，他们看中了藤原时平。

901年，藤原时平指使大纳言源光、中纳言藤原定国、藏人头藤原菅根诬陷菅原道真要废掉醍醐天皇，立齐世亲王为天皇。醍醐天皇听信了藤原派的一面之词，下诏将菅原道真贬为九州太宰府次官，名为贬谪，实为流放。醍醐天皇下达诏书后的第5天，菅原道真离开了京城，他这一去再也没能回来。

藤原时平掌握朝政实权后，继续施行菅原道真的改革，然而他的改革也与菅原道真一样，进行得不太顺利。原本支持藤原时平的朝廷贵族并没有配合他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对于通过录用考试而成为官僚的人来说，藤原时平的改革是在推翻他们安身立命的思想与制度，他们因此站到了藤原时平的对立面。藤原时平由此陷入了困境。

为了改变官僚们汉文至上的价值观，藤原时平将目光落到了自己钟情的平假名上面。他决定编写一部用平假名书写的和歌集，向官僚们宣布新时代的到来。

藤原时平召集了纪贯之、纪友则、凡河内躬恒、壬生忠岑等人，比起汉诗，这些人更擅长写?歌。他们收集了贵族家的旧和歌集，然后将里面的内容用平假名进行改写。编写者们每天废寝忘食工作到深夜，不断讨论、修改，整个编写工作持续了三年时间。

905年，藤原时平将所编成的和歌集取名为《古今和歌集》，并将之献给醍醐天皇。藤原时平认为“大和之歌以心为源，意广而情深”，以此高调宣扬平假名的巨大功用。《古今和歌集》成书后，逐渐成为各级官僚必看的案头书，汉文至上的意识也随之逐渐淡化。在这以后的四年间，藤原时平成功改革了财政制度，史称“延喜改革”。

平假名成为正式文字以后，日本本土文学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孕育出了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以及清少纳言的散文集《枕草子》等平假名作品。以平假名为代表的日本国风文化在建筑、服饰等领域广泛盛行。

909年4月，藤原时平离开了人世，享年39岁。

紫式部和《源氏物语》

虽然“紫式部”这个名字是后人塞给这位才华横溢的贵族女子的“纪念品”，虽然很多人对于这位才女只留下姓而没传下名感到遗憾，但是当现在的读者捧读她用隽永美妙的文字留下的那一本厚厚的《源氏物语》时，依然能从这个已经逝去千年的古人身上感受到一种传统的韵味，也许还会在心头冒出这样的疑问：这个女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她的生活、她的家庭又是如何？她的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呢？这样的疑问只能作为一种想象飘落在无边无际的怀念当中。假如紫式部能明了钟情她的读者的心声的话，或许会淡淡地说一句：一切任情而动的事不过云烟罢了。

979年，紫式部出生在一个有着深厚汉学素养的中等贵族家庭，她的父亲藤原为时是当时著名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不仅擅长汉诗，和歌也写得很出色。受到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紫式部自幼不仅熟读中国典籍，而且还擅长乐器和绘画。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才女”的称号。

在随藤原为时学习汉学的过程中，紫式部不仅熟悉了先秦以来的中国古代文献，阅读了《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中国史书，而且还特别喜欢唐诗，对白居易的诗有很深的造诣。

紫武部生活的平安时代，是日本历史上较为特殊的一个时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后，天皇的权力落在了大贵族藤原氏家族手中，出现了持续200多年的“摄政关白”时代。所谓“摄政关白”，就是指天皇年幼时辅政者为“摄政”，天皇成年亲政后，协助天皇执政的称为“关白”。“摄关政治”实际上就是外戚统治，为了巩固本家族的摄关地位，藤原氏与天皇联姻，让自家的女儿成为皇后，一旦生下皇子，就迫使天皇退位，让皇子登基，以便扶持幼小的天皇来独揽朝纲。

由于采取一夫多妻制，藤原氏家族人丁兴旺，而“摄关”在一定时期内只能是一个，为了登上这个权力的高位，藤原氏家族各支系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能使自己的女儿获得天皇的宠爱，以便生下皇子，他们竞相收罗名门才女，做女儿的侍从女官，辅导她们学习和歌，进修汉学，弹筝练琴，以养成贵族气质，抬高身价。受这种形势的影响，日本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特别重视妇女修养、教育的时代，才女辈出。

由于父亲的关系，紫式部与这些藤原氏家族的女官很早就有了接触，通过这些女官，紫式部领略到了世家豪族的奢靡生活，这让出身于中等贵族之家的她深有感触。后来由于家道中落，她的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惆怅，信奉佛教的她对人和社会逐渐产生了敏感、冷峻的认识。

998年，紫式部遵从父命，与父亲的朋友，比自己年长20多岁的地方官藤原宣孝结婚，当时的藤原宣孝已经有了三个妻子。婚后一年，紫式部生下了女儿，取名为藤原贤子。结婚三年以后，藤原宣孝因病去世，紫式部只身带着幼女贤子过着凄凉的寡居生活。

寡居期间，紫式部又重拾笔墨，写她熟悉的汉诗与和歌，这期间，她开始创作《源氏物语》，并陆续写出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后来被传到了公卿藤原道长的手中，受到了他的高度赞扬。1005年，紫式部被藤原道长招入后宫，担任自己的女儿，一条天皇的中宫彰子的女官，为她讲授《日本书纪》和《白氏文集》等汉书。

这一时期，与紫式部大约同时代的才女还有和泉武部、清少纳言、道纲母等，她们分别写有《和泉式部日记》、《枕草子》、《蜻蛉日记》等。紫式部所生活的时代可以说是日本的女性文学时代，这是世界文学史上极罕见的现象。

曾经寡居的生活使紫式部对一夫多妻制下日本妇女的可悲命运有着切身的体验，而女官的身份又使她经常和上层贵族接触，无论是对妇女命运还是宫廷生活，紫式部都有深切的体会和了解，这为她创作《源氏物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使这部小说走向了与她在进宫前创作时截然不同的内容和风格。

在平安时代，散文文学尤其是物语文学十分流行，在紫式部之前，已经出现了一批虽然不够成熟、完整，但已初具规模的物语作品，如《竹取物语》、《宇津保物语》和《落洼物语》，这些作品为紫式部的创作提供了借鉴。另外，平假名的出现，特别是首先为女子熟练掌握，也为紫式部的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源氏物语》总共54回，近百万字，以藤原道长执政下的平安王朝贵族社会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为背景。故事涉及3代天皇，历70余年。全书所涉及的人物有400多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30人左右。人物以上层贵族为主，也有下层官僚以及平民百姓。全书以源氏家族为中心，上半部写了源氏公子的爱情生活；后半部以源氏公子之子熏君为主人公，铺陈了复杂纷繁的男女纠葛事件。从体裁看，该书颇似我国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但行文典雅，很具散文的韵味。

《源氏物语》到底何时成书，至今尚无定论?被研究者广泛认同的成书时间是在1014年。在完成该书两年以后，紫式部告别了人世。

专题 神道教

绳纹时代以来，日本就有以自然万物为崇拜对象的原始宗教，属于多神灵信仰。这种信仰原本没有固定的称谓，也没有一定的祭拜场所，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显得较为随意。自佛教传入日本，尤其是圣德太子大力推崇佛教以后，信奉佛教、皈依佛教的人越来越多，而对本国固有的神灵崇拜似乎越来越淡漠。一些对佛教持反对意见的朝廷大臣为了与外来的宗教对抗，突出日本原有宗教的地位，便借用了中国汉字“神道”一词来与佛教加以区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演进，如今，神道教已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宗教，信仰者占总人口的80%。

据说日本有“天神地祗八百万”，小到花草树木，大到宇宙天地，包括嫁娶婚丧，消灾免祸，求职晋升，均有相应的神来各司其职，而这也正是日本神道教的一大特点，即神道教是多神崇拜教，尤其是对于早期神道教来说，自然界的各类动植物，以及自然现象都是其祭祀膜拜的对象。

“神道”这一词最早见于中国的儒家经典《周易》，文中有“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描述。如果说日本早期的神道是图腾或生灵崇拜的延续，那么自圣德太子改革朝政，加强皇权统治以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道教更多地披上了“综合教”的外衣。它融合了中国的道教和自朝鲜传来的佛教的教义和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相对完备的组织与制度，在日本普通民众生活中开始与佛教一样，扮演起极为重要的角色。

这一时期，佛教和神道教往往相互混合而存在，普通老百姓既信仰佛教也信仰神道教。正是在佛教的影响下，神道教开始建造神像，建立固定的供奉场所，并且盛行在神社附近建立神宫寺，佛教寺院也迎立神道教的神祗进行祭祀。由于佛教与神道教的长期混合，从公元9世纪开始到13世纪，神道教逐步发展出一套完备的“本地垂迹”的理论学说，这种理论认为，西方如来就是日本的天照大神，天照大神则是西方如来在日本国的化身。

13世纪以后，一些研究神道教的学者在“本地垂迹”学说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神道理论，因理论不同从而产生出近百种流派，经过长期融合消化，到了江户时代，陆续发展成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这三大教派。

神道教的这三大教派的组织及教义虽各有不同，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前，它们之间的发展都还基本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没有谁高谁低的区分。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向国民大力鼓吹和强化灌输天皇至上和日本民族优越论，伴随着国家主义思想的上升，明治政府积极扶持以族缘或地缘为基础、以神社为中心的崇敬祖先神、氏神、地域神为信仰的神社神道，将其列为国家祭祀的范畴，并通过行政命令把信奉神道教，参拜神社作为日本国民必须遵守的义务。也就是从明治时期开始，神道教便以超越一切宗教的形式被规定为日本的国教。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宣布政教分离，神道教作为日本国教的地位才得以终结。

作为神道教的祭祀场所，神社一般都建在风景秀丽、环境优美的地方。这与早期神社的设立形式有关。早期的神社多是在树木茂盛之地建一小屋，中央种一常绿树，称为“神篱”，这是迄今为止遍及日本各地大大小小近13万座神社的雏形。

在这些大小不一的神社的入口处，耸立有类似中国牌楼的建筑物，被称为“鸟居”，人神两界由此分开，“鸟居”之外是俗人的世界，“鸟居”之内是神的世界。鸟居通常为木制，也有用铜或铁的。小神社通常只有一个“鸟居”，而大规模的神社则有两三个或更多的“鸟居”，比如位于京都的伏见稻荷大社，在这座神社门前，有一条因众多“鸟居”的排列而形成的长长的甬道，被称为“千本鸟居”。

为什么将这种牌楼似的建筑物称作“鸟居”呢？原来，日本人认为，鸟是人类灵魂的化身，人有善恶，灵魂也有善恶。为了不让鸟接近神社，便在神社前建立“开”字型牌楼的“鸟居”，鸟在这里居住，也就不会进入神社，以此保护神社的神圣性不被侵扰。

每逢神道教的重要祭典，如每年2月4日举行的新年祭、每年12月31日举行的神尝祭和新尝祭、每年6月和12月举行的月次祭，参拜者便会从“鸟居”进入，沿甬道而行，来到净盆处，在这里洗净双手，然后两掌相击，双手合十进行参拜，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大地安宁。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不限于在这些重要节日到来的时候才去参拜神社，而是“不问苍天，只问前程”。买新房子，房屋装修，小孩上学，与人相亲，仕途晋级，考试升学，只要涉及社会生活，人们都会去神社参拜，不管其灵验与否，只为求得心中的安宁。

除此之外，对于日本3岁和5岁的男孩以及3岁、7岁的女孩来说，去神社参拜似乎又有着另一番意味。每年的11月15日，这些男孩和女孩便会穿上盛装，由大人带领去神社举行参拜仪式，以祈求身体健康，能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回家的时候，大多还会去照相馆拍一套全家福纪念照。这一天，孩子的长辈都会送来糖果礼物，一起祝愿孩子们健康成长。这就是日本所谓的“七五三节”。

据说这个节日起源于平安时代，到了江户时代，盛行于全国。江户时代，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激增，导致环境恶化，继而产生一系列的流行性疾病，使得当时出生的婴儿多数夭折。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41岁时，侧室为其生下了次子，由于长子孱弱多病，德川家光便将家族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初生的婴儿身上，在这个孩子5岁的时候，德川家光选了个吉日为次子设宴庆贺，希望他能顺利长大成人，而这个吉日正是11月15日。受到幕府的影响，各地诸侯也纷纷效仿，没多久便传到了民间。

在神社里除了举行形式多样的祭祀与祈福活动外，日本人的成年礼、毕业典礼和婚礼也大多选择在神社举行，尤其会选择名气和规模都响当当的神宫。神宫的级别要比神社高，因其供奉的不是皇室的祖先就是前代天皇或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明治神宫、平安神宫、橿原神宫、伊势神宫。

在明治神宫，每年都要举办上千场日本传统婚礼，尤其是在每年元旦的“初诣”，会吸引五六百万人前来游玩祈福，为新的一年讨个好彩头，这时候也是明治神宫最热闹也最拥挤的时刻，往往需要全副武装的警察前来维持秩序，确保游人安全。而抽签、小吃和纪念品的购买，同样是新年夜参拜不可或缺的欢乐内容。

在如今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神社已经失去了其宗教祭祀的最初意义，而变得越来越接近于一种“民俗”。不过反过来想想，或许这才是神道教的本来面目，神道教也许更适合作为对世间万物的美丽想象和人自身的美好憧憬的一条通道而存在。

镰仓幕府的建立

历史舞台上，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从来都不缺乏光耀一时的角色。作为镰仓幕府的创立者，源赖朝无疑就是那个时代的主角。从一个被流放的阶下囚到手握重权的天下霸主，源赖朝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他所表现出的对政治地位的敏感、对权力斗争的果敢，甚至是对家庭势力的巩固，与其短暂却重要的五年一样，都为其添加了更多的传奇色彩。历史以往事的面貌逐渐在淡化一些细节，但源赖朝与其镰仓幕府却以鲜明的色彩依然吸引着后世之人的目光。

自1180年伊豆起兵，到1185年2月年荡灭平氏，仅仅用了5年时间，平安时代末期武将源义朝之子源赖朝就从一个被平氏流放的罪犯，成为了天下的霸主。在消灭平氏的过程中，源赖朝弟弟源义经出力最多，可以说是最大的功臣。因此在源赖朝平定天下不久，他即派弟弟源义经去平安京（今京都）代表自己与朝廷交涉。也就在这一时期，源义经与后白河上皇（太上皇）为首的院厅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并得到了后白河上皇的信任与重用。

后白河上皇对源义经的依赖，让源赖朝很不满意，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继而将所有怒气发泄在了弟弟身上。两兄弟的关系日趋紧张，矛盾不断激化。而这正是后白河上皇想要看到的，他之所以重用源义经，就是要源氏两兄弟反目成仇，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并以此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1185年10月，后白河法皇命令源义经召集武士讨伐源赖朝，结果无人响应，反倒让源赖朝抓住了难得的机会。他统率大军攻袭京都，迫使源义经从京都逃至奥州，投靠那里的藤原秀衡。藤原秀衡是以奥州为中心的奥州藤原氏的第三代，时任镇守府将军，他帮助源义经与源赖朝对抗。

进入京都的源赖朝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并没有废除后白河上皇，而是胁迫后白河上皇下达了命自己追讨源义经的命令。

1185年11月末，源赖朝以追讨源义经和整治治安为名，强迫后白河法皇承认自己在属地设置的守护、地头的合法性，并要求将这一制度扩大到全国。每一国设置守护以保障治安，设置地头以检查租税的缴纳。设置守护和地头，是源赖朝具有决定性的一步。从此，源赖朝掌彻底掌握了整个日本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1188年12月，源赖朝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命藤原秀衡交出源义经，藤原秀衡坚持不交，然而其子藤原泰衡却杀死了源义经，向源赖朝投降。事后源赖朝又以杀害源义经的罪名，发动全国的守护和地头，亲率大军消灭了奥州藤原氏，控制了奥州。经过此次征伐，源赖朝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其所制定的守护和地头制度也日臻完善，其在日本的统治地位更加牢固。

1192年，后白河法皇去世，后鸟羽天皇亲政，亲政不久，他便封源赖朝为“征夷大将军”。受封后的源赖朝并没有去京都任职，而是在镰仓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史称镰仓幕府，从此日本进入幕府统治时期。

镰仓幕府设有军事管理机构侍所、行政处理机构政所以及专司刑律机构问住所，还设置了京都守护、镇西奉行及奥州总奉行等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权组织机构。在武家内部，作为武家首领的幕府将军与“御家人”则以互利的形式结成了主仆关系。“御家人”本以源赖朝起兵召集的东国武士为主，幕府建立后，源赖朝在西国也设置了御家人。

幕府将军任命御家人为“守护”或者“地头”，使祖传下的领地合法化，或授予在战争中立功之人新的领地（“新恩给予”），或代其向朝廷申请官位，这被称作“御恩”。御家人平时担任京都、镰仓的警备工作，假如发生战事，则要自备武器出战，并承担经济负担与义务，称为“奉公”。

1199年，源赖朝去世，长子源赖家继承将军位。当时源赖家只有18岁，缺少其父的政治才能，缺乏对御家人的统御能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树立权威，源赖家排挤幕府元老，倚重自己的母家，这引起了以北条氏为首的御家人的极度不满，为争夺实际控制权，御家人内部也各起纷乱，镰仓幕府的统治岌岌可危。

北条家族专权

花谢花开，缘去缘来。开创一代武家的源赖朝不曾想到，在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继任者是如此的不争气，政权转瞬间被他人窃取，而他更想不到的是，这“窃国大盗”竟会是自己曾经无比信任的老丈人。或许，这就是历史本身的冷酷和无奈。让人不禁哀叹，在尔虞我诈的轮回中，似乎不存在永远的朋友，而只有永远的利益。

为了维系和巩固镰仓幕府的统治，在幕府统治发生动摇的最危难时刻，源赖朝之妻北条政子与父亲北条时政重新制定了由13名幕府元老共同裁决的集体合议制度，使动荡不安的幕府暂时得到了稳定。但是在安定政局的同时，幕府的实权却也落到了北条氏的手中。

北条时政原是伊豆国土豪，人称北条四郎。在源赖朝起兵时，他作为源赖朝的得力部将参与天下的平定，后将女儿政子嫁与源赖朝，获得他的极度信任。镰仓幕府建立后任京都守护。

1203年8月，北条时政废黜了源赖家，立源实朝为幕府将军，北条时政担任执权。不久，北条时政杀害了源赖家，又欲废黜源实朝，被其女儿政子阻止。迫于压力，他引退于伊豆，其子北条义时继任执权之职。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北条义时杀死了侍所别当和田义盛，正式确立了北条氏的霸权。

1219年正月，北条义时暗杀了源实朝，镰仓幕府的开创者源赖朝的正统血脉至此完全断绝，北条氏掌握了幕府的最高权力。源氏血脉的断绝使专权的北条义时面临将军无人继任的问题，为了稳固自己篡夺的地位，北条义时希望在皇族中挑选一人继任“征夷大将军”之位。但是以后鸟羽上皇为首的院厅拒绝了北条义时的要求，于是北条义时率千骑人马入京，要求自己选定的皇族将军东下，院厅再次拒绝了他的请求。北条义时只得改迎与源氏有血源关系的2岁的藤原赖经为将军。

虽然镰仓幕府依然有将军之名，但此时的“将军”已经成了虚职，北条义时以“执权”的名义牢牢把控着镰仓幕府的实权，并世代承袭“执权”之职。在幕府将军继任问题上的冲突，导致幕府与皇室的对立更为激烈。励精图治、力图重新挽回皇族权力的后鸟羽上皇通过恩赐土地的方式收买和拉拢了对北条氏不满的御家人，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于1221年5月集合了北面、西面武士，并向各地武士发布了讨伐北条氏的院宣，正式举兵讨伐北条氏及其控制下的镰仓幕府。这年为承久三年，故而称为“承久之乱”。

后鸟羽上皇虽然发布了讨伐北条氏的院宣，但是应者寥寥，而人称“尼姑将军”的北条政子则集合御家人，颂扬源赖朝给武士们带来的安定富足的生活，也讲述了在源赖朝之前武士们悲惨低贱的生活。

在北条政子的鼓动下，御家人重新集结在幕府旗下。1221年6月15日，在北条义时之子北条泰时、其弟北条时房的率领下，从镰仓出发，兵分三路挺向京都，不到一月，便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打败了皇室军队，结束了“承久之乱”。

攻陷京都之后，北条氏将包括后鸟羽上皇在内的三位上皇流放孤岛，并处死处罚了参与讨幕的贵族与武士，没收这些人的领地达3000余处，将其划拨为幕府的直辖领地，作为恩赏赐给有功之臣，称为“新补低头”。为了能监控皇室的一举一动，北条义时将原京都的六波罗馆改为六波罗府，任命北条泰时为六波罗探题，其权力仅次于执权。

“承久之乱”之后，皇室丧失了军权，皇位也由幕府一手操控，由此幕府逐渐取代皇室站到了国家权力的中心位置。

1224年，北条义时去世，北条泰时任幕府执权。北条泰时是一个颇有作为的人，在他继任执权不久，便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125年，为了改变执权一人独断的体制，北条泰时设置了辅助政务的“联署”一职，由其亲信族人担任。同时，为了平衡权力，北条泰时还设立了最高决策机构“评定众”，由11名精通政务的御家人组成，与执权、联署协商决定有关行政和司法的重大事务。

北条泰时在位期间，还制定了武家的基本法典《御成败式目》，因其在贞永元年（1232）制定，又被称为《贞永式目》。《御成败式目》共有51条条文，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规定了守护、地头的职分，以及御家人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的具体处置办法。这是日本第一部专门针对武士阶层制定的法典，是武家的基本法度，对后世许多武家的法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条泰时之孙北条时赖担任“执权”后，继续其祖父的改革，1249年，为了进一步完善以执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北条时赖设置了“引付众”之职。“引付众”的职责是协助审理文书及司法裁判。为了加强北条氏的统治，北条时赖还废除了名义上的将军之位，并抑制北条氏旁支的势力，将所有权力集中在北条嫡系家族——“得宗”手中，被称作“得宗专制”的嫡长子继承制由此建立。

“神风”出没

二战末期，为了抵御美国空军强大的攻势，挽救失败的命运，日本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提出建立特别攻击队，对进攻日本本土的美国舰艇编队及固定的集群目标实施自杀式袭击，大西泷治郎为这支特殊的部队命名为“神风”。“神风”曾经给日本带来过两次有如神助般的胜利，当时他们面对的敌人是一度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元军。原本敌强我弱的形式下，“神风”两次为日本带来了狂风暴雨，不仅帮助他们赶走了远道而来的元军，也吹得日本人有些飘飘然了。

1260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称蒙古大汗，建年号为“中统”。1271年，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元。就在忽必烈成为大元皇帝的三年前，他便命使者携国书赴日，要求日本效法高丽来中国“通好”，但是被镰仓幕府以“书辞无理”为由拒绝，此后，忽必烈又两次遣使要求日本称臣朝贡，并以武力相威胁，同样遭镰仓幕府拒绝。

为了防止元朝偷袭，幕府执权北条时宗令大宰府备战，加强了九州沿海各地的警备。与此同时，镰仓幕府还组织了大规模的祈祷活动，以此来应对这场危机，为此还推迟或取消了很多庆典活动。

在第一次遣使“通好”被拒后，忽必烈就萌生了对日本发动战争的念头，但由于战争物资不足，忽必烈不得不在征发民夫、建造战船上花费大量时间。直到1274年，忽必烈才发起了第一次征日之战。这年10月，由1.5万名蒙古人和汉人士兵以及8000高丽武士组成的大军，乘坐300艘大型战船和400～500艘小型战船开征日本。这支部队轻易地占领了对马岛和壹岐岛，并于11月19日在位于古老的九州首府太宰府附近的博多湾登陆。

此时，虽然日军骑兵已在此布阵，但是并没有趁元军登陆半途进行攻击，而是于次日凌晨在元军登陆完毕并整顿好队形后，这才按日本当时对战的习惯，由主攻部队放“鸣镝”示意开战。当日本骑兵按照惯例由一名骑兵冲击，后面大队跟进掩杀至元军阵前时，元军突然鼓声大作，杀声震天，加之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火炮的轰鸣，使得日军惊恐万分，两军刚一接触，日本军队便死伤惨重，伏尸如麻。

与日军激战一天后，至20日傍晚，元军已相继占领博多湾箱崎等地，并全线追击溃退的日本军队。就在这时，由于副帅刘复亨在追击中中箭受伤，攻势减弱，而且天色已晚，元军便停止了进攻。日本军队这才摆脱了元军的追击，迅速退往大宰府水城。

20日晚，在商讨第二天的军事行动时，元军将帅产生了分歧，有人对日本武士的勇猛战斗颇有惧意，元军虽然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但死伤不少，兵疲矢尽，企图退军。有人则认为战争形势对元军比较有利，只要坚持苦战，便能攻克大宰府。最后，元帅忻都决定第二天全军班师回国。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忻都做出班师回国的决定没多久，博多湾出现了罕见的狂风暴雨。黑云压顶，人心不安，加上不熟悉地形，元军兵船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四周漆黑一片，落海的元军无法相救，损失惨重。21日一早，日军得知元军撤退，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活动，称为“神风”。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永之役”。

忻都回国后，巧妙地掩饰了遭风败退的事情，谎报战绩，让忽必烈误以为日本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必将立刻与元朝通好。因此，大赏征日有功将士，同时决定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人携国书出使日本。

杜世忠一行人来到长门室津（今本州西南沿海山口县），希望能经过此处关卡到达京都或镰仓，但没料到当地守护却将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后上报幕府。北条时宗得知消息后，立刻命当地守护将元使送至镰仓。北条时宗见到杜世忠一干人后，既没有接受国书，也丝毫没有考虑其他后果，下令将杜世忠等30多人斩首于镰仓龙口。忽必烈派去的第二批使者也遭到同样的噩运。

1281年春天，也就是在征服南宋三年之后，忽必烈发动了第二次征日。由忻都、洪茶丘和金方庆统帅4万人为东路军，由范文虎统帅10万人为南路军，分别由高丽和宁波两地出发。这年6月，东路军兵船出现在博多湾海面，然而，忻都等将领看到的是沿海滩头筑有石坝的博多湾，在此处实施登陆困难很大，忻都派出小股部队，经过一番侦察，这才知道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未筑石坝，于是命令兵船靠近志贺岛下锚。因为这个原因，元军在无意间为日本军队防御赢得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而原本突袭博多湾的计划也变成了正面强攻。

6月7日，东路元军在志贺岛成功登陆，然而在向前推进时遭到了日本军队的顽强抵抗。在狭长地带，元军不能发挥其集团作战的优势，而日本军队一人一骑的战斗方式此时有了用武之地，因而元军伤亡很大。战斗进行了6天，元军始终没能前进一步。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在船上生活和战斗，蔬菜、饮水严重供应不足，伤者不能得到及时救治，死者不能安葬，疫病不断发生，天天有病死者。元军处境不妙，强攻博多湾的计划已无法实现。6月15日，东路元军撤离志贺岛，驶向壹歧岛，与范文虎的南路军会合。

两军会合后，士气大振，范文虎与忻都等相议，决定进攻太宰府。然而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让两路人马顿时陷入了绝境。这场持续了两天的台风摧毁了元军大部分的船只，“士卒十丧六七”。而留在日本海岛上的3万元军群龙无首，除一部分被俘外，其余全都战死。

两次东征日本的失败并没有让忽必烈放弃征服日本的念头，1283年，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下令建造船只并且广集粮草，准备第三次征伐日本。但是这一次遭到了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只好暂时搁置。1285年，在平定了各地反元起义后，忽必烈再次下令打造战船，准备于次年春天出兵征日。但因大臣反对，忽必烈不得以下诏罢止征日。1294年正月，忽必烈去世，征日计划也就束之高阁了。

虽然由于所谓“神风”的显灵，日本阻止了元朝的进攻，但是两次战役也使镰仓幕府的军事力量和财政能力走向了衰落的边缘。而且幕府取得胜利后，无法从外来的敌人中获得象征征服的领地，故而无法对御家人进行赏赐，这引起了为赢得最终胜利而做出巨大牺牲的御家人的强烈不满，由此，御家人对幕府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加之幕府实行武士遗产的分散继承制，很多御家人的土地越分越小，逐渐失去了生活来源，为生活所困，一些御家人典卖了自己的土地，有的甚至向高利贷借款。

为了维护幕府统治，也为了帮助生活困顿的御家人，1297年，镰仓幕府颁布了“德政令”，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将典卖的土地无偿归还御家人，不予承认高利贷借条，将财产的分散继承改为由长子一人继承。这些旨在改善御家人生活的措施虽然暂时起了一些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御家人趋于贫困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收入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增加。由于新措施的实施，没有人敢买他们的土地，也没有人愿意借款给他们，实际上，御家人的生活并没有好转，而是更加贫困。幕府的统治能力和威信因此更加丧失，幕府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

与此同时，被称为“御内人”的北条氏嫡系御家人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这引发了被称为“外样”的一般御家人的强烈不满。北条时宗死后，“御内人”代表平赖纲和“外样”代表安达泰盛发生冲突，结果安达泰盛一族被全歼，史称“霜月骚动”。经过这一事件，作为镰仓幕府统治基础的御家人制度开始瓦解，镰仓幕府的统治岌岌可危。

建武中兴与南北朝纷乱

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这句话应用在镰仓幕府的衰亡上是再合适不过。1333年，镰仓幕府的御家人足利尊氏在各地反幕府的动乱中迅速崛起，很快成为讨幕中坚，最终与各地豪强一起迫使北条氏一族全部自杀，镰仓幕府就此完结。当然，这时候意得志满的足利尊氏不会想到，近250年以后，自己的子孙也会被武将逼死，成为历史的烟云。

1331年6月，在足利尊氏与地方豪族推翻镰仓幕府的统治后，因多次谋划倒幕行动而被北条氏流放到隐歧岛的后醍醐天皇返回京都，废除了由镰仓幕府扶持的光严天皇，再次登基，重新掌控了朝政。1334年，后醍醐天皇改年号为“建武”，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政，史称“建武中兴”。

后醍醐天皇实施的新政，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撤销威胁天皇权力的关白、摄政等职务，一切大权由天皇本人总揽，对皇室和大贵族的利益极力保护，却对在推翻镰仓幕府中立下战功的武士的利益不闻不问，这种做法引起了各地武士的极度不满。而与此同时，恢复天皇之位没多久的后醍醐天皇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无视长年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肆意增加税收，征发劳役，在京都大兴土木，出现了“兵革之后，世局未稳，国费民苦”的乱象。后醍醐天皇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农民的不满，由此，后醍醐天皇逐渐失去了武士和农民对他的支持。

此时的足利尊氏虽然获得了天皇的赐名，但是并没有获得他梦寐以求的“征夷大将军”的名号，反倒受到后醍醐天皇的种种限制，这让足利尊氏非常失望。

1335年7月，即建武二年，北条氏旁支北条时行在信浓举兵，并很快攻陷镰仓，史称“中先代之乱”。8月初，足利尊氏未等天皇下诏，率领500名骑兵，离开京都，与其弟足利直义会合，大破北条时行，夺回了镰仓。占据镰仓后，足利尊氏并没有返回京都，而是自称征夷大将军，向后醍醐天皇竖起了反旗，这让后醍醐天皇十分恼火。11月19日，天皇任命尊良亲王、新田义贞为正副征讨将军，讨伐足利尊氏。足利尊氏与其弟率军大败天皇的军队，其间，天皇方面也曾多次击败足利尊氏。1336年5月，足利尊氏进入京都，拥立光严天皇的同母胞弟丰仁亲王即位，是为光明天皇。“建武中兴”由此宣告结束。

以胜利者姿态进入京都的足利尊氏很快软禁了后醍醐天皇，同年11月，后醍醐天皇被迫将象征天皇权威的三神器交给光明天皇，自己则被尊为上皇。但是后醍醐天皇并不甘心被人摆布，12月21日晚，他装扮成女性贵族，乘车逃离京都，在吉野建立了新的政权，并宣布交给光明天皇的三神器为伪造品。自此形成了与京都皇室对立的局面，日本历史上的南北朝由此形成。

北朝的实际控制者足利尊氏在被光明天皇正式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后重启武家政治，在京都建立了足利幕府。幕府建立不久，为了整顿武家制度，改革朝政，足利尊氏颁布了武家法典《建武式目》。《建武式目》提出“居安思危”的观点，认为首要之责是“早休万人愁”，“政在安民”。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建武式目》提出要禁止奢侈，力行节俭，不得受贿行贿；选用贤能之人担任地方官，并要求豪强不得兼并私宅，以减少破产流浪者；委任效忠足利氏的有功、有才干的将领为各地守护。

1339年8月16日，53岁的后醍醐天皇因病去世。相传他临死前，一手握着《法华经》，一手抚剑，还立下遗诏：“纵领玉骨已埋南山，魂魄亦当常望北阙。”因此，后醍醐天皇的陵墓也与一般的朝南座北的传统葬式不一样，而是朝北坐南埋葬。后醍醐天皇死后没多久，追随他的几个南朝著名武将也相继战死，南朝似乎“气数已尽”，但是由于足利尊氏与其弟足利直义的内杠，南朝又残喘了50多年。

足利尊氏在起兵讨伐镰仓幕府之初，足利直义就一直辅佐足利尊氏，足利尊氏也视足利直义为左膀右臂，对他极为器重。足利幕府建立后，足利尊氏的家臣高师直担任重要职位，深得尊氏信任，备受恩宠，然后职权越高，骄奢越重，手下部将很是不满，足利直义对此也深为愤恨，决心除掉高师直。

1349年，足利直义与高师直的斗争发展到了白热化阶段，高师直要求足利尊氏革除足利直义的一切职务。足利尊氏答应了高师直的要求，撤掉了其弟全部职务。此后，高师直更为骄恣，而足利尊氏与足利直义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日趋紧张。

1350年，足利尊氏与足利直义兵戎相见，足利直义投奔南朝，并于次年大败足利尊氏统领的北朝军队。尊氏派人求和，足利直义杀死高师直，随后足利尊氏与足利直义携手言和。第二年，足利尊氏与其子一同归顺了南朝。但是兄弟俩的和睦局面并没有维系多久，不久，足利尊氏又与足利直义产生了冲突，1352年2月，足利尊氏毒死了自己的弟弟。足利直义虽死，但他养子足利直冬率领着斯波高经、桃井直常、石堂义房、山名时氏等旧足利直义派依然与足利尊氏作战，先后数次占领过京都。

1358年4月30日，足利尊氏病故，时年54岁，埋在京都的衣笠山下的等侍寺内。足利尊氏死后，其子足利义诠继任将军，在执事斯波义将的辅佐下，足利义诠稳固了幕府统治，并逐步压制住了南朝势力。

1368年，年仅10岁的足利义满继任第三代幕府将军，由管领细川赖之任辅佐。足利义满成年亲政后，显示出卓越的统治与领导能力，先后平定了土岐赖康、山名氏清等地方守护的叛乱，幕府统治得以进一步巩固。同时，经过几次大的征伐，南朝的势力彻底衰退。1392年，足利义满对南朝提出统一的呼吁，并顺利实现南北朝合体，成功地结束长达60年的分割状态。由此，足利义满在全国范围确立起幕府将军的绝对统治权，成为室町幕府最盛期的缔造者。

室町幕府

1420年8月，足利义满下令严禁边民骚扰明朝，得悉此消息的明朝建文帝朱允炆派使臣前往宣诏抚慰。在给足利义满的诏书里，建文帝称其为“日本国王”。足利义满对“日本国王”这一称号坦然接受，并没有觉得不妥。事实上，这个足利尊氏的孙子早已是日本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了。在他执政时期，他将幕府迁到了京都的室町，足利幕府由此改称为室町幕府。

公元1367年，足利幕府第二代将军，38岁的足利义诠病逝，其子足利义满在细川赖之的辅佐下，于次年坐上幕府将军的宝座。公元1378年，20岁的足利义满在京都的室町营建了富丽堂皇的府邸，并在庭院内广植各种奇花异草，称“花之御所”，并在此处执行政务，足利幕府的称谓由此被室町幕府所取代。

足利义满当政时期，将前两代幕府将军设置的“执事”改称为“管领”，并赋予其极大的权限。管领统辖政所、侍所等中央机构，而将军对地方守护的命令，也必须通过管领传达。在室町幕府前期，“管领”职位由足利氏门下的有力守护细川氏、斯波氏、田三氏三大家族轮流担任，称为“三管领”，直至室町幕府末期，“管领”职位才出现了私相授受的情况。

管领统辖下的侍所由赤松氏、一色氏、山名氏、京极氏四个家族的人出任，主要负责统领御家人、负责幕府警备任务，其权力仅次于管领，被称为“四职”。

室町幕府还编制了直接听命于将军的直辖军队，称为“奉公众”。编制“奉公众”，是足利义满看到自己虽然身为将军，却没有直接统领的军队，有鉴于此，他特意从地方守护的武士中剥离出一部分，改编为自己的武装力量。人数约在3000人左右。

“奉公众”平时负责护卫将军的安全，同时也兼有负责管理“御料所”，即分布于诸分国的将军直辖领上的守护动向的职责。足利义满希望强化幕府体制，统制和监督各地方的守护阶层，并借此削减其势力。

除了政所、侍所、问住所等等这样的中央机构外，室町幕府在地方上还设置了“关东御所”。“关东御所”又被称为镰仓公方或镰仓殿，由足利尊氏的第四子基氏的子孙世袭。除守护由幕府将军直接任免外，其他事物均由关东御所的辅臣“关东管领”处理。随着关东御所实力的不断加强，它与室町幕府的关系也日渐对立，至幕府中后期，关东御所已经成了室町幕府最大的威胁之一。

除了关东御所，幕府还在各地设置了“守护”和“地头”，其名称虽与镰仓幕府相同，但是性质却各异。镰仓幕府的守护与地头都是将军的御家人，两者之间是主仆关系，而室町幕府的“守护”和“地头”多数由将军的直系族人和有力家臣担任。为了保护这些守护、地头的利益，室町幕府授予了其裁判诉讼、处理无主田地、征收税款的特权。这些守护、地头利用特权在地方大肆侵吞庄园，将管辖地的武士变成自己的家臣，培植自己的私人武装，逐渐发展为守护领国的守护大名。

这些守护大名在自己领国内肆意妄为，不奉幕府诏命，截留本应上缴给幕府的年贡，尤其是其日渐壮大起来的武装力量，对幕府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1391年，足利氏的同族、最大的守护大名，领有11国守护的山名氏清反叛，举兵向京都进攻。足利义满隧起兵讨平山名氏清，山名氏清战死，山名家势力急剧衰落，史称“明德之乱”。

在削弱了山名氏清家族的势力后，足利义满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大内义弘的身上。大内义弘拥有6国领地，是关西地区最有实力的守护大名。1399年，大内义弘宣布反叛幕府，足利义满亲任总大将，派遣细川氏、京极氏和赤松氏为前锋，以总兵力3.6万人攻打大内义弘。两军交战，大内义弘战死，幕府军队大获全胜。此役发生于应永六年，故史称“应永之乱”。

在削弱了各地守护大名的实力后，室町幕府加强了对财政方面的管理。除了分散各地的约200处的直辖领“御料所”为其主要经济来源外，幕府还增加了向各地大名征收年贡米和年贡钱的数量。幕府还在畿内的交通要道设“关所”，征收“关钱”，在渡口收取“津料”，并且对京都内的当铺业和酿酒业课征税收。

除此之外，与明朝进行的“勘合贸易”，也是室町幕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所谓“勘合贸易”，是明朝对外国来华进行朝贡贸易的一种称呼，也称“贡舶贸易”。“勘合贸易”必须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进行。由于这期间倭寇猖獗，为了对倭寇和幕府官方船只加以区别，明朝发给室町幕府勘合符以示区分。幕府的贸易船只到港后，需出示勘合符，经明朝官员查验无误后，方能进行交易。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些港口城市日益显现出繁荣的景象，手工业和纺织业快速发展，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也日趋频繁，城市的商业形式也变得日趋多样。每月三次的定期市场“三斋市”从室町中期开始，改为每月六次的“六斋市”。随着市场的繁荣和货品种类的增加，还出现了类似于今天行业协会的组织——座。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座”越多。由于“座”的普及与发达，行业种类也随之增多，分工越来越细，促进了商品质量的提高。

随着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货物运输业也兴盛起来。在一些工商业发达地区，出现了“马借”、“车借”等运输组织。海上运输出现了驳船，容积达千石的也为数不少。

最后的将军

甲胄入库以后是歌舞升平，全盛时期过后是满目疮痍。作为室町幕府第15代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昭应该很想再回到从前那段波澜壮阔。幕府独霸天下的胜景当中去。只可惜，好梦不常有，好花不常开，现实带给这个命运不济的幕府将军的是一次次的失望和叹息。更为可悲的是，他的失望和叹息总是受到各地守护大名的嘲笑和愚弄。在被强权人物反复称为“贫乏公方”以前，足利义昭的最终命运早已注定下了。

1565年5月19日凌晨，一队人马悄悄包围了京都的幕府御所。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行动，他们的目的是要除掉御所的主人——室町幕府第13代将军足利义辉。此刻，一身戎装的足利义辉已经从侍卫口中得到了消息。他和妻子举行了最后的晚宴，在妻子的衣袖上题了一首辞世歌后，足利义辉带领30余名侍卫冲向敌阵。

足利义辉曾经向新阴流鼻祖上泉信纲和新当流开山祖师冢原卜传两大剑术大师学习过剑法，剑技精湛，武艺高强，被世人誉为剑豪将军，手下侍卫个个骁勇善战，加之逢此生死存亡之时，更是竭力死战，以一当百，将来犯之敌一一斩杀，使敌军无法近身。

叛军头领松永久秀见此情景，急命由他亲自训练的洋枪队射杀足利义辉，这位身中数枪的幕府将军在奋力斩杀了数名敌军后，倒地而亡，时年30岁。足利义辉死后，松永久秀拥立足利义辉的堂弟足利义荣继任为室町幕府的第14代将军，但真正应该拥有将军继承权的是正在兴福寺出家的足利义辉的亲弟足利觉庆。

在杀害足利义辉后，松永久秀本想顺便将足利觉庆一起除掉，但由于兴福寺拥有极为强大的僧侣武装，松永久秀的阴谋无法得逞。虽然足利觉庆保住了性命，但是他的一举一动受到松永久秀的严密监视。1565年7月18日，忠于室町幕府的细川藤孝冒着灭族的危险将足利觉庆从兴福寺救出，藏匿于南近江六角氏家臣甲贺和田惟政家中，足利觉庆此时还俗改名为义秋。然而没等喘息多久，足利义秋随着细川藤孝又开始了逃亡生活。其先后投靠过六角承祯、武田信丰和朝仓义景等有力大名，希望重振幕府雄风，然而都遭到了这三家大名的拒绝。

无奈之下，足利义秋找到织田信长，织田信长答应帮足利义秋夺回征夷大将军之位。此时，足利义秋改名为足利义昭。

1568年，织田信长率领大军，一路过关斩将，顺利攻入京都，松永久秀投降。进入京都后，织田信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了由松永久秀所立的幕府将军足利义荣，并于10月18日扶植足利义昭为室町幕府第15代征夷大将军。

坐上大将军之位的足利义昭以为自此以后自己就能号令天下，但是很快他发现，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他的行动处处受到织田信长的约束，无法行使将军的权力，自己的处境与傀儡无异。为了早日摆脱这一境况，足利义昭表面对织田信长言听计从，暗地里却以大将军的身份秘密联络了武田信玄、浅井长政、朝仓孝景等反织田信长势力，准备合力推翻织田信长，这就是所谓的“织田包围网”。但“织田包围网”很快被织田信长瓦解，势单力薄的足利义昭无法抵挡织田信长的攻势，虽有正亲町天皇居中调停，但是足利义昭和织田信长的决裂就此注定。

1573年，在织田信长的逼迫下，足利义昭将2岁的儿子送往织田信长处做人质，自己则被逐出京都，室町幕府宣告灭亡。虽然幕府灭亡，自己四处流落，但足利义昭却不甘心就此认输。他向一些势力较小的地方大名发出请求，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援助，再次回到京都。但是这些大名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原因很简单，如果接受了足利义昭的请求给予援助，必将引来杀身之祸。足利义昭转而向别的大名提出推翻织田信长的要求，均遭到了拒绝。

1582年6月2日，织田信长遭到家臣明智光秀的反叛，丧命于京都本能寺之中。得知织田信长的死讯后，足利义昭便将重回京都的希望寄托在了继织田信长而起的实力派大名身上，但是各大名在织田死后争权夺利，无暇顾及足利义昭的请求，足利义昭的回归京都之梦似乎又变得遥遥无期了。

1587年，在外流落漂泊多年的足利义昭受丰臣秀吉恩赐得到了安居之所，但是一年后的春天，这位名存实亡的幕府将军再次出家。1597年8月28日，足利义昭病死于大阪，享年61岁。

本应如先人般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足利义昭，虽名义上为室町幕府的第15代征夷大将军，却处处受制于人，因而，他恢复家族曾经辉煌的梦想，只能寄托在他人身上。无论是六角承祯、武田信丰和朝仓义景等断然拒绝他的大名，还是表面答应帮助他的织田信长，终归都是外人，都无法按照他心中所期望地那样去做。更何况，其中还包含着权力与利益的纠纷。这一切，都注定了室町幕府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而足利义昭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室町幕府最后的将军。

专题 武士道

有人说不识武士道，不懂日本人。作为日本人道德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士道及其表现出来的精神意志都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民族的性格。正如新渡户稻造指出的那样：“武士道正是日本造成国民性、维系日本传统道德精神的关键，在这一点上，它或正相当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教育。”

1566年的一个夜晚，在江户城郊外，两个年轻的武士正在进行一场决斗。只一个回合，其中一人便闷声倒下。胜利的一方在拭净自己的武士刀后，叫来儿子木曾昌义，对他说：“树林里有个死人，旁边有块石头，你要用他的血在石头上印上你的手印，做不到，我就杀了你。”

当时只有6岁的木曾昌义听从父命，成功地在石头上印上了自己的血手印，并在尸体旁接受了3天严格而残酷的武士道训练。日后，木曾昌义成为了日本赫赫有名的武士。

木曾昌义儿时的武士道训练并不是其父亲残忍，更非其特殊的经历，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武士都得接受类似的“惨无人道”的魔鬼训练。这被称为武士之准则。

除了看别人杀人，或是亲手杀人外，武士的训练还包括剑术、射击、骑术、枪术、道德等武士技能和文化的修炼。并在这种修炼中逐渐培养一个真正的武士所要具备的优秀品质，即武士之道的基本要求：仁义、重礼、内诚，对自己爱惜名誉，对主家秉持忠义。这些基本要求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以一种较为简单和直接的形式体现出来，成为武士最重要的信仰。

武士道的兴起主要依托于武士阶层的形成和兴盛，从被称为“郎党”的保护庄园主的零星地方武装逐渐发展到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无数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组成了武士团。武士团用严格的制度和极强的宗族观念约束着每一个武士的言行举止，使他们形成忍耐的性格以及献身精神，这是维系武士团内部团结、组织稳定的重要思想支柱。

对于遵循武士道精神的武士来说，仅仅拥有出类拔萃的技艺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还必须要有“克己”的信念。“克己”的主要表现为禁欲和沉默。

禁欲并非通常人们理解的禁止人的普遍欲望，如性欲等，而是要做到喜怒哀乐不行于色，它的目的是避免因自身情绪的波动而影响他人。对武士来说，情感内藏而非外露才是武士作风。由于这种情感的主观抑制和内藏，使得人们很难窥探到武士真正的思想感情和内心活动。这也往往导致了一些意外的发生，譬如有人看到一个武士面带笑容，认为他遇到了开心事，便毫无顾虑地向前攀谈，说些笑话，但事实上，也许这个武士刚刚遭受到主家的训斥，正处于郁闷之中。这时有人在自己面前谈笑风生，这对武士来说是一种羞辱，于是，在一些文学作品和影视剧里，我们常能看到微笑中的武士突然拔刀杀人的情景。

沉默也体现着武士的道德素养。对武士来说，直露的言语和思想都是纤薄的表现，只有奋勇作战、英勇献身才是武士的真义。正因如此，在家中，除了最简单的问候和交谈，武士一般不多言语，在街上行走，也是肃穆威严，目不斜视。在武士心中，真正的语言是杀敌。

刀是武士的主要武器，也是其身份的象征，而在武士道的规范里，刀还有着另外的含义，它代表着力量和勇武。出生于武士家的子弟，自幼习武练刀，这时期所用的刀是木制的，至5岁时，才可以穿上武士特有的服装，使用真正的武士刀。在这一年，还要举行“武士入门”仪式，完成这一仪式，他们才能具备武士的身份。

武士轻易不用刀，这也是武士道所信奉的准则。因为刀是武士的灵魂，为保持它的圣洁和神圣，要经常加以擦拭，时刻保持刀身的光洁。任意地挥刀，在武士眼里是胆怯的表现，真正的武士不逞匹夫之勇，不能因为卑怯者而玷污了自己的刀。只有为了主家而战斗，武士刀出鞘才有意义，因为这代表着武士的威猛、勇敢和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武士道最为崇尚的精神，为了主家，为了武士的荣誉——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唯有如此，才能得到对手的尊重，也才是一个武士真正的归宿。

武士之道发展到江户时代初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礼仪规范和道德准则，这一时期，“武士道”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1716年，由江户时代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口述，田代陈基书写整理的《叶隐闻书》完成，此书共11卷，将有关武士的基本准则以及其修习武士道的心得记述在内，将武士道精神更为具体化，被后人称为武士道的修养书。

所谓“叶隐”，是指武士要像树木的叶荫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家“舍身奉公”。“舍身奉公”标榜的是武士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它所强调的是战胜自己，而后战胜别人。战胜自己就要不断磨炼自己的意志，使自己成为一个不为外界所动的强者。

据《叶隐闻书》记载，佐贺藩的先祖锅岛直茂对其子锅岛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锅岛直茂安排了10个罪犯让其子尝试斩首，锅岛胜茂一口气斩首了9人，当锅岛胜茂准备挥刀斩第10个人的首级时，锅岛直茂看到那人年轻力壮，这才让儿子免其斩首。

这样的情境不免让人想起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百人斩”的恶行。事实上，武士道在培养武士成为内外兼修之人的同时，也让他们日渐变得冷酷、嗜血、盲从，逐渐成了杀人的机器，而不是一个具有思想的个体。这便是武士道残忍的一面。“明治维新”以后，武士残忍的一面发展成为军国主义思想，使这个国家走上了一条充满杀戮的变态发展之路。“二战”期间，武士道同神道一起，充当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精神武器。所谓“誓死效忠天皇”、“为天皇而战”、“切腹以谢天皇”等等都是武士道的典型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