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称　士兵系列004

责任编辑　孙丽娜

封面设计　黄　丹

版式设计　王　星

出版发行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华北路25号

邮　　编　102600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文本印刷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

版 本 号　ISBN 978-7-89429-142-4

定　　价　39.8元

读者服务：023-67039891

电子邮箱：luo@cniti.cn

谨将此书献给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消失于苏联，再也没有回来的大批德军士兵。

目 录

前言

第一部　巫婆的大锅，1945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二部　快乐的时光，1936-1939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插图：珍贵的历史照片

第三部　毁灭之路，1939-1944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四部　明天会更好，1945-1949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后记

前言

我们这些二战期间的德军士兵，都是些为国而战的年轻人。我们不是“纳粹”，我们只是德国士兵。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其中一员的故事。

西格弗里德·克纳佩

俄亥俄州，齐尼亚

1991年9月

本书之所以能提供大量丰富的细节，主要得益于西格弗里德·克纳佩一直保存着他从青少年时期到1945年5月2日走进苏军战俘营期间的日记。1949年12月，从苏联战俘营被释放后，克纳佩欺骗了东德人使他们允许自己返回西德，他设法将许多存放于母亲家中的战时照片偷偷带到了西德。在长达450小时的采访中，我们用这些涵盖了克纳佩战争期间每个阶段的照片，多次帮助他唤醒了记忆。

西格弗里德手中还拥有魏德林将军关于第56装甲军从奥得河败退至柏林，以及参与柏林保卫战的作战记述，这份记述是魏德林将军在投降后写给苏联人的。当西格弗里德获得释放后，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记录下自己在与魏德林将军同时期以及在苏联战俘营里的经历。此外，西格弗里德还拥有他所在的炮兵连于1940年5月入侵法国期间的每日作战记录，这份记录是他的炮兵连连长撰写的。

一位作者很难再要求比这更加详细的资料了。

泰德·布鲁瑟

俄亥俄州，戴顿

1991年9月

第一部

巫婆的大锅

1945

第一章

我的副官卡夫科上尉，敲着汽车窗户把我唤醒。

“少校先生，站长有口信给您。”他说道。

我努力让自己昏沉沉的身体和思绪清醒过来，并四下环顾了一圈。我的汽车被固定在一节平板铁路货车上，我们正搭乘火车连夜赶去加入温克将军正在哈尔茨山区组建的第12集团军。我睡在自己的汽车中，是因为这里比其他可供睡觉的地方更舒适些。想到我们将在清晨时到达莱比锡附近，我特意命令勤务兵到艾伦堡（Eilenburg）时再叫醒我。这样，我便可以开上一辆摩托车，到莱比锡看望我的妻子莉洛和我们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克劳斯，然后在另一座城市赶上这列缓慢的火车。可是，我们并未到达艾伦堡，而是停在了包岑（Bautzen）。我伸了伸懒腰，钻出汽车，然后爬下平板货车，走进了火车站。

“您有口信给我吗？”我问道。

“是的，少校先生，”站长答道，“我接到了命令，你们的列车改道向北，到柏林去。”

他的说法让我吃了一惊。“向西的铁路线被切断了吗？”我问道，并试图找出让我们改道向北的原因。

“没有，铁路线通行虽缓慢，但依然畅通。”

谢过他后，我回到了火车上。他们可能想把我们送到柏林，并将我们送上一条与赶往哈尔茨山区不同的路线。可这样一来，去看望莉洛和克劳斯的希望就破灭了。对我来说，顺路去看望家人的做法虽违反了所有的规章制度，但我已下定了决心，只要有可能，就绝不错过机会。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做到了。

上午11点左右，我们到达了围绕着柏林的铁路环线的南圈。列车刚驶入新克尔恩（Neukölln）地铁站，空袭警报便凄厉地鸣叫起来。与站长查看一番后我获悉，空袭警报解除前，我们将无法继续前进。于是我在火车上派了哨兵，并组织其他人赶紧躲入附近的防空洞。

我们军刚刚与俄国人在西里西亚激战过，作为第56装甲军的作战参谋，我负责将军部的工作人员从西里西亚转移至哈尔茨山。我的顶头上司——第56装甲军参谋长冯·杜夫文中校，已经带着先头人员，在我们前面赶往哈尔茨山区。

卡夫科上尉、沃尔夫少校（第56装甲军人事军官）和我一起，走进了一处里面挤满了平民的防空掩体。平民们的情绪有些紧张，但很稳定。他们没有谈笑，也并未像某些平民已经开始的开始那样，对我们继续战斗的行为表现出怨恨情绪。

由于空袭警报一直在响，所以我们没有听见爆炸声。于是，我决定出去看看情况。当然，街道上空无一人，我看见盟军的轰炸机在高空处掠过，却丝毫看不出德军实施防御的迹象。我看着轰炸机波次飞过，一如既往地想起米夏埃利斯——他是我在“百丽”高等中学[1]期间结交的犹太朋友，1938年时，他们全家迁到了英国——会不会就在其中的一架飞机上呢？终于，到下午4点时，空袭警报解除的声音响了起来，每个人都返回到列车上，我们的火车缓缓地开动了——可令我震惊的是，火车竟然向东驶去！等我再次接到命令时，我们已经到达了明谢贝格（Müncheberg），这里距离东线只有50公里。很明显，我们将再次投入到对付俄国人的战斗中——我的心沉了下去。我们在明谢贝格下车，我驱车赶往瓦尔德锡沃斯多夫（Waldsieversdorf），并被告知，我们的军部就设在那里。

杜夫文中校带着先头人员已经到达。这位参谋长身材矮小，但却很结实，他长着一双黑色的眼睛。“我觉得有人在滥用职权，”他说着，语气里带着一丝愤怒和痛苦。“显然，我们跟另一个军部交换了位置——他们至少还有军长。”我们军的前任军长[2]已经被调离，新任军长尚未赶到。

在瓦尔德锡沃斯多夫，我们获知，我们将在这里接替另一个指挥着两个陆军预备役师的装甲军军部——这里正处于俄国人即将发起的攻势的中央！我们猜测，我们所接替的这个军部的军长，肯定在陆军总司令部里搞了手段，从而让他的军部取代了我们在哈尔茨山区的位置。而我们，则被派到这里加入第9集团军，替代了他的位置。我们所替代的那个军部，他们熟悉这片区域，了解辖下的两个师，并掌握着最新的战斗状况，而且他们也拥有必要的通讯设施。可我们却恰恰相反，被安排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对分派给我们的两个师以及位于我们两侧作战单位的指挥部人员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在经历了西里西亚的战事后，我们的电话设备只剩下原来的一半，无线电设施也只有原来的35%。带着这些困难，我们如何能接替这项艰巨的任务，面对兵力和装备都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组织起一场机动防御呢？我们的新军长——炮兵上将赫尔穆特·魏德林正在路上，但他还尚未赶到。眼下，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冯·杜夫文和我从我们的接替对象那里接过了前线防区，他们很快便消失了。

第二天早晨——1945年4月13日——魏德林将军赶到了。冯·杜夫文中校了解魏德林，他向我介绍了魏德林将军的喜恶。于是，当我向魏德林将军汇报时，我听取了杜夫文的建议，对情况进行了简短的概括。魏德林将军态度友好，使我觉得自己给他留下了一个好印象。由于魏德林将军会依靠第一印象来形成对下属长期的看法，作为他的作战参谋的我相信，给他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对我们以后的合作至关重要。

当天下午，魏德林将军带着我和沃尔夫查看了我们的防区，并与辖下的师及友邻部队取得了联系。沿途魏德林将军不断发问，想了解我们的作战经历以及这些经历能为他提供怎样的帮助。对听到的回答，他似乎很满意。前线的情况表明，俄国人继续准备着一场横跨整个战线的强大攻势。在奥得河西面，俄国人建立了三个桥头堡，与河东岸，我们依然控制着的屈斯特林（Küstrin）和法兰克福的几个立足点遥遥相对。航拍照片显示，苏军布设在前线的大炮，每隔10米一门！他们部署了大批炮兵连，每个连拥有12门火炮，沿着公路或铁路排成了一条直线，甚至不进行任何伪装。要是在几年前，俄国人的这些大炮等于是给德国空军提供了一个“打火鸡”的机会，可现在，德国空军作为一支战斗力量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苏军未进行伪装的火炮毫无危险性可言。另外，俄国人在坦克和其他一切装备上的补充同样无穷无尽。很明显，我们毫无阻挡住对方的希望，充其量我们只能延缓。我们估计，俄国人在兵力上的优势为6:1，火炮上的优势是10:1，坦克力量的对比达到了20:1，而作战飞机数量的对比达到了30:1。

魏德林将军、沃尔夫少校和我驱车赶到了塞洛北面的高地，这里为我们提供了奥得河前线和屈斯特林两侧的全貌。高地距离奥得河大约17公里，被称为“塞洛高地”，是我们的第二道防线，同时也是我们唯一能退至的防线——虽我们没有可用的部队去据守。我们还拜访了新组建的“明谢贝格”装甲师师长穆默特少将，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该师将处于我们军的指挥下。我们发现，该师装备精良，但并不完善，该师的士兵们训练有素、经验丰富，但凑在一起仅几天。事实上，“明谢贝格”装甲师确实是一支临时拼凑的部队。陆军总司令部早就知道敌人的总攻将在这里发起，然后一路杀往柏林，因此，每一个可用的士兵都被派到了明谢贝格镇，这支装甲师就是用这些士兵仓促组建而成。战争后期，许多师都是用这种方式拼凑的。

在“明谢贝格”装甲师的军官食堂吃罢晚饭后，我们又驱车赶往党卫军第20装甲师[3]，这是我们军麾下的另一支部队。这个师的装备和作战人员配备也不够完善，因为该师跟着我们军刚刚在西里西亚经历了激烈的战斗。等我们返回后，我试着打电话给莉洛，但电话却接不通。随后，我又打电话给妈妈，她告诉我，美军部队已经出现在莱比锡的郊外！

“西格弗里德，我该怎么办？”她哀怨地问道。

“待在家里，什么也别做，”我告诉她，“要是开始打枪了，您就到地下室里，待在那里等枪声平息。倘若您试图离开家，那么您就会成为另一个难民。妈妈，别冒险。难民的遭遇实在是太惨了！”

我们的交谈处在被监听的状态下（军用线路不允许拨打私人电话），一个女人的声音插了进来，开始询问这通电话的用途，因此，我不得不赶紧挂断了电话。我只能期盼母亲平安，莉洛和克劳斯一切都好。抛却日渐逼近的毁灭感和内心的无助，我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工作上。

我所在的第56装甲军是布塞将军指挥的第9集团军的预备队，第9集团军麾下的另外两个军分布在奥得河以及苏军桥头堡附近。我们军在这两个军身后充当预备队，以应付敌人突破后出现的要求增援的情况。

苏军元帅朱可夫的攻势于4月14日清晨5点展开，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火炮集结——超过4万门大炮，对着我们的防线开炮了。作为预备队，我们身处前线后方。我们的视界很好，整个地区一览无遗，尽管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并不比战斗发生地所看见的多。布塞将军准确地猜出了苏军发动进攻的时间，所以他在关键时刻将前沿步兵撤出了俄国人将要实施炮击的地段。我们可以看见飞机投下的炸弹以及炮弹的爆炸，尽管并不太多，我们还是能根据过去的作战经验猜到眼前所发生的状况。我们能听见战场的轰鸣（炮弹、火箭弹、炸弹），能看见战场的纵深，并能做出该如何更好地实施防御的判断。苏军大规模的炮火准备令人敬畏，而且他们还得到了越来越猛烈的空中打击力量的支援。

塞洛高地距离前线大约10公里，与奥得河之间有一片没有树林的平坦开阔地带。这片地带尽管地势平坦，也没有树林存在，但却沼泽众多，对坦克行进而言并不是个理想的地段，因此，俄国人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战斗于清晨打响时，我们正在进行机动防御准备。战斗在前线的一些师级部队的报告指出，俄国人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展开了进攻。第一天，我们的前线部队尚能挡住对方，尽管他们的防线上出现了一些深深的“口袋”。作为预备队，我们时刻保持着警惕，等待着投入战斗的命令，但布塞将军对我们这股力量的使用相当踌躇，因为我们是他手上唯一的预备力量。俄国人彻夜猛攻，到黎明时刻，他们的攻势甚至加强了。不间断的炮击和轰炸，此刻开始在我们的阵地上肆虐开来。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将俄国人挡在塞洛高地前，但我们很幸运地发现，塞洛高地确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很好的防线。

带着一种可怕的预感，我们也明白，我们挡不住俄国人的进攻，尽管我们知道这是柏林城前的决战，尽管我们想拼死拦住他们，以便让西面的盟军赶到柏林。这样，至少这座城市就不会被苏联军队占据。但一旦我们投入战斗，这里将不会再有其他的预备队，而没有预备队的情况是令人绝望的。柏林与奥得河之间70多公里的乡村地带，地势相当平坦，只有很少的一些丘陵。塞洛高地以西，有许多湖泊和树林，树林中有一些供林中居民使用的道路，能为俄国人的坦克以及机械化装备所用。对苏军坦克而言，在我们与柏林之间，唯一严重些的天然障碍就是湖泊。

在我们忙于制定作战计划并仔细研究前任指挥官留下的地图和草图时，我们发现，对于柏林近郊防御阵地的位置，我们一无所知。由于我们奉命在这片地带作战，只好向第9集团军索取必要的信息。通过第9集团军的回复，我们得到了一些极为简略的位置图，可这些地图表明，柏林周围根本就没有任何防御阵地。当我询问起更详细的情况时，第9集团军的作战参谋发火了。他告诉我，他也没有详细信息，而且，这不关我们的事！也许是第9集团军所掌握的情况真的不比我们多，也许是不到最后一刻他们不肯透露给我们，以免我们后撤得太快。许多人在背地里质疑，政府为何不进行谈判，以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哪怕这意味着无条件投降。我们认为，第9军团司令部的人员可能并不信任我们。

尽管俄国人在兵力和火炮数量上占有压倒性优势，但他们还是花了三天的时间才到达塞洛高地。苏军拥有的侦察飞机虽为他们提供了另一个我们所不具备的优势，可塞洛高地两侧的丘陵地形依然使苏军的推进步履维艰。到第二天夜里，我们的防线依然完好无损，尽管我们的防御并未崩溃，但对方在我方防线上深深的楔入也终使我们难以承受。

我们的军部设在瓦尔德锡沃斯多夫一座别墅的地下室里。门外，骑着摩托车的传令兵们随时准备接受传递消息的命令，他们总是知道各个师的准确位置，因此，当魏德林将军要去某地时，他总会带上一两名传令兵；当他无法确定俄国人是否在监听我们的电话时，他也会派出一名传令兵传递命令。

4月16日清晨6点，我们终于开始参与进塞洛高地的战斗中，除了我们军原属的两个师外，我们又接管了已经在这里卷入战斗的另外两个师。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只有条件允许，我们才能抓紧时间睡上一两个小时。我们的军部留在原地，魏德林将军带着我赶到各个师里去查看情况，并在那里指挥战斗。我们驱车赶到新划拨给我们的两个师的师部，以便与师长们商讨形势。第9伞兵师的师部正处在敌人的大炮和迫击炮炮火下。在该师师部，我意外地遇到了自己的好友，过去在总参学院的同学——恩格尔少校，可惜，我们没时间闲谈。第9伞兵师师长是一位年事已高的空军中将，他显然是与戈林闹翻后才被打发到这个职位上来的。魏德林立即要求将他解职，第二天，一位年轻的伞兵——赫尔曼上校——接管了该师。第9集团军麾下的第101军在我们右侧，我们的左侧是第3装甲集团军辖下的一个装甲军[4]。

第二天，也就是4月17日，俄国人发起了新的进攻，他们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坦克。第9伞兵师在一次战斗中就击毁了40辆苏军坦克，但俄国人仍源源不断地涌来，不断地深入我方的防线。在某些地段，苏军已经冲到了塞洛高地。“明谢贝格”装甲师仍未投入战斗，该师在塞洛高地西面戒备着，一旦我军的防线遭到突破，他们将立即投入战斗。最具威胁的情况发生在我们军防区的最外端，因一直与友军联络不上，我们不得不自己一次次地填补防线上的漏洞。夜间，魏德林将军决定将部队撤回到塞洛两侧的山丘，以防止苏军部队在我方防线实现突破后歼灭被孤立的我军部队。于是，我们在预备阵地再次形成了一道连贯的防线。

战斗中，塞洛易手数次。少数苏军坦克率先突破了我军的防线，他们的步兵紧随其后。我们的防线虽然被撕开了一个小缺口，但防线的右侧和左侧依然控制在我们手中，俄国人不得不等待援兵的到来。就在这段等待期间，负责防御的德军指挥官向塞洛投入了他的预备营，再一次将俄国人赶了出去。然后苏军的援兵到达，他们再次攻占了塞洛。但随即，我们的防御部队又投入了额外的预备队，该镇再次被夺回。这场来来回回的拉锯战持续了好一段时间。纸上的这些字眼看起来冷漠无比，但该镇的每一次易手，都伴随这大批苏军和德军士兵在痛苦和恐怖中死去。

德军士兵仍在顽强地实施着防御，尽管我们在兵力上处于1:10这种寡不敌众的状态，而且我们各个师的实力也在迅速衰减。每一天，我们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伤亡——这种损失是我们无法弥补的。最终，俄国人还是达成了突破。我们据守在中央，但俄国人已悄然从两侧突破，并试图从南面和北面逼近柏林。他们本可以包围我们，但不知何故，他们却没有这样做。他们大概以为我们在柏林的东部设有坚固的防线，因此他们绕至该城的南面和北面，以避开这些“防线”。如果他们知道守卫柏林的只有“希特勒青年团”和“人民冲锋队”的话，他们肯定会切断我们的退路。那么，柏林将唾手可得。当苏军深深地插入我们的侧翼后，我们不得不开始后撤。塞洛高地后是一些丘陵，而丘陵后则是许多湖泊，因此我们决定，利用那些丘陵作为我们的下一道防线。

[1]德国的gymnasium是一种九年制高等中学，读完后，经过相应的考试方有资格进入大学。

[2]1945年1月至4月，第56装甲军军长是骑兵上将鲁道夫·科赫·埃帕赫。

[3]原注：所有参加战斗的党卫军部队都是武装党卫军，这就意味着他们是作战士兵，而不是看守集中营的党卫队政治单位。译注：第56装甲军的作战序列中没有党卫军第20装甲师，武装党卫军中也没有这个师，疑为第20装甲掷弹兵师或党卫军第20掷弹兵师的笔误。根据作者所述“在西里西亚经历了激烈的战斗”，他指的可能是党卫军第20掷弹兵师。但在后面的章节中他又指出是第20装甲掷弹兵师。45年最后的一个月里，第20装甲掷弹兵师隶属于党卫军第11军，隶属于第56装甲军的则是第25装甲掷弹兵师。合理的解释要么是作者的记忆出了问题，要么是泰德·布鲁瑟这位执笔者对德军的编制不太熟悉所致。

[4]克纳佩在这里所说的“空军中将”，应该是伞兵上将布鲁诺·布罗伊尔。塞洛高地打响后，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第9伞兵师溃不成军，布罗伊尔精神崩溃，于是他被解职。战后，因为在克里特岛的屠杀，曾担任过该岛驻军司令的布罗伊尔被判处死刑，其实他是替人受过，按照著名二战作家安东尼·比弗的说法，布罗伊尔是“最倒霉的将领”。另外，克纳佩所说的这个阵型也有些怪异，根据许多资料证实，魏德林的第56装甲军位于中间，北面是第101军，南面则是党卫军第11装甲军，这三个军都隶属于第9集团军。

第二章

1945年4月18日上午7点，我们设在瓦尔德锡沃斯多夫别墅的指挥部附近遭到了重磅炸弹的轰炸，于是我们开始在稍远处的树林里准备新的指挥部。同一天，俄国人再次从我们的南面和北面达成了突破。魏德林将军将位于我们右翼的“明谢贝格”装甲师投入了战斗，以阻止在明谢贝格地区实现了突破的苏军坦克。我们防线的另一端，第9伞兵师左翼的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危急。苏军的突破随时可能发生，我们随时可能被敌人包围在湖泊周围。几乎每过一个小时，形势就变得愈发紧张，要让我们保持昂扬的斗志变得越来越困难。第9集团军承诺，第二天（即4月19日）将把第18装甲师[1]调拨给我们军。

4月19日一早，我和军部的主要参谋人员搬进了树林中的新指挥部。这里只有几座掩体投入使用，但我们必须在这里展开准备工作，继续留在那座别墅中已经不太可能了。一开始，气候还有些寒冷，但很快，太阳便升了起来，于是我脱掉了带有毛皮衬里的大衣。上午9点左右，冯·杜夫文中校赶到了。

随后，海因里希将军也赶到了，他是“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我们军就是该集团军群的一部。他批准了魏德林将军的作战决定，并对第9集团军与第3集团军[2]之间的防线存在着被突破的危险提出了警告。我们预计，从斯德丁地区赶来的第18装甲掷弹兵师将在白天抵达，并被置于我们军的指挥下。

海因里希将军离开没多久，布塞将军接踵而至。他也批准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并告诉我们，我们有可能将党卫军“诺德兰”装甲师纳入麾下。党卫军“诺德兰”师[3]除了少量德国军官外，都是由挪威、瑞典和丹麦的志愿者[4]组成。在4月19日一次短暂的战斗间隙，希特勒青年团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赶到了我们的军部。阿克斯曼30岁出头，在1941年俄国的战事中失去了一只胳膊。根据他的要求，我们向他简单地介绍了战斗形势，随后，他提出愿意为我们提供一个营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参加战斗。起初，魏德林将军不想接受，因为他不愿把孩子们推上前线。但随后，他带着一丝冷酷勉强接受了，他答应将这些孩子部署在前线后方的一处阻击阵地，以保护我们军的北翼，防止敌人从那里突破。戈培尔也给我们派来了几个营的“人民冲锋队”，他不该这么做（在这样做之前，他应该先联系我们，弄清楚我们希望将这些人派去哪里）。

随后，我们又迎来了另一位高级别的访客——帝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出现在我们设于瓦尔德锡沃斯多夫别墅地下室的指挥部中。在听取完简短的情况汇报后，里宾特洛甫希望能够驱车前往我们麾下的一个师进行视察。于是，魏德林将军安排他去“明谢贝格”装甲师。里宾特洛甫显得情绪低落，甚至有些惶惑。他穿着一件不带徽记的军官皮大衣，军帽上带有外交部特有的硕大的鹰徽。

他出现在前线显得极不适宜。到我们这里来即使只是为了了解情况，这对他来说也是不太合适的，毕竟这不是他的工作，这里的情况也与他的工作没有关系。如果他想了解前线的状况，只需在元首大本营询问陆军总参谋部即可。在一个忙于指挥作战的军部里，他根本无事可做。他在指望什么呢，他还指望我们能坚持多久呢？他离开后不久，我接到了“明希贝格”装甲师打来的一通电话，他们告诉我，里宾特洛甫要求跟随一支侦察队进行战斗巡逻。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魏德林将军，他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合情合理地指出，里宾特洛甫的年龄过大，他从未接受过步兵训练，也没有任何作战经验，而且他那身制服很容易成为引人注目的活靶子——在这样的巡逻中，他肯定会被打死。就这样，里宾特洛甫离开了“明希贝格”装甲师，没有再回我们这里。

在此期间，苏军的攻势丝毫没有减弱，正如海因里希将军预料的那样，我们想保持第9集团军与第3装甲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辖下的第9伞兵师报告说，他们与北面第3装甲集团军麾下的第101军[5]失去了联系。随后，苏军发起了为期5天的大规模进攻，苏军坦克第2集团军[6]成功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并对我们的左翼形成了威胁。第18装甲掷弹兵师的部分人员开始陆续到达，绝望之下，我们只能零零碎碎地将该师投入到战斗中。就这样，我们在左翼成功地挡住了俄国人。在我们的右翼，“明希贝格”装甲师与苏军的坦克部队发生了激战。夜间时分，我们与右侧的邻军失去了联系。为防止我们的两翼遭到包抄，同时也为给俄国人直取柏林制造阻碍，魏德林将军决定将部队撤至明希贝格—瓦尔德锡沃斯多夫一线，那里将是我们的下一道主防线。

令魏德林将军始料未及的是，在某些地段，苏军已经冲破了明希贝格—瓦尔德锡沃斯多夫防线。下午6点时，我们已经能听见附近传来的机枪射击声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因此，我们把军部转移到赫伦霍斯特居民区（Kolonie Herrenhorst），这是位于斯特劳斯贝格（Strausberg）南面一片松山上的小社区。夜里8点，党卫军“诺德兰”师赶到了，我们再次准备投入战斗。另外，位于斯特劳斯贝格的重型高射炮部队也被纳入到我们的指挥下。不幸的是，他们拥有的都是些固定不动且只能原地旋转的88毫米高射炮，但不管怎样，他们至少为我们的侧翼提供了一份额外的反坦克力量。我拟定了给他们的命令，交给魏德林将军签署，并将作战态势通告给这支高射炮部队。

此刻，我们独自对抗着苏军的一整个集团军群——俄国人称之为“方面军”，即使我军抽不出一个集团军群的兵力来对付它，那么至少也应该用一个集团军而不是一个军。很明显，我们守不住这里，换了其他地方也一样，我们将不得不退入柏林城内。而此刻，俄国人已经在轰击柏林了。

4月20日凌晨，我终于可以闭眼睡上几个小时了。就在我昏沉入睡时，我想起了戈培尔最近在广播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演说，他提到神奇的新式武器将帮助我们扭转战局，获得最后的胜利。柏林政府部门那些无休止的口号和宣传，在我们这些身处前线的人听来，简直就像是童话。我们的军部此刻设在一位铁路职工的家中，他对戈培尔的宣传深信不疑。尽管我不能告诉他和他的妻子，用不了36个小时，俄国人可能就会冲到他们的家中，但我还是建议他们，赶紧把16岁大的女儿送走。

我被四下里的炮弹爆炸声惊醒，估计这些炮弹是我们北面1英里外的坦克所发射的。我们新建立的主防线，某些地段已经落入俄国人手中。苏军的坦克和步兵在我们的右翼达成了突破，已经出现在我们军部的西南方。我们投入了党卫军“诺德兰”师来对付这股苏军，以确保我们军南翼的安全。

我们在斯特劳斯贝格的湖泊地带布设了一道面朝南面的新防线。如果我们能抢在俄国人赶到前到达这一地区，或许我们还能指望在这里进行另一场抵抗。要是戈培尔把他的“人民冲锋队”派到这里，而不是他胡乱派去的地方，那该多好！在赶往赫伦霍斯特居民区的途中，我获悉，戈培尔的“人民冲锋队”大部分已被空袭所打散，只剩下大约两个营的人可以被派到斯特劳斯贝格的湖泊地带，以帮助我们的人建立起新的防线。

白天时，敌人对我们的正面进攻有所减弱。此刻，他们把所有可用的力量都投入到我们军两侧的缺口中。在瓦尔德锡沃斯多夫北面的阵地上，魏德林将军不太情愿使用的“希特勒青年团”，在夜间遭受了战火的洗礼。战斗刚刚开始便彻底失去了控制，面对苏军坦克的进攻，该营的领导——一名19岁的“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在折磨着他神经的那片负伤的孩子们的哭喊声中，抽泣着下达了放弃阵地的命令，甚至没有向军部或是其他任何人汇报！这群孩子们四散奔逃，使我们的左翼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状况。不过，随后我们派出了第18装甲掷弹兵师的反坦克炮兵，才封闭了这一危险的缺口。

当天下午，在我们军部北面约3公里的地方，朝斯特劳斯贝格方向推进的苏军坦克，与我们那支重型高射炮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交火。尽管炮兵们奋勇抵抗，并击毁了许多辆苏军坦克，但他们终究阻挡不住敌人的推进，特别是当俄国人派出了步兵去对付他们时。我们面临着被再次包围的危险。鉴于此，我们下令将防线收缩至斯特劳斯贝格的湖泊地带。夜里8点，我们的军部将转移到位于旧兰茨贝格（Altlandsberg）南面约3公里处的埃利森霍夫（Elisenhof）。

赶往埃利森霍夫的途中，我们注意到敌机的活动痕迹四处可见。沿着旧兰茨贝格公路，我看见了燃烧的房屋以及苏军坦克，这些坦克是从旧兰茨贝格方向逼近我们的高射炮阵地时，被炮兵们击毁的。旧兰茨贝格虽已落入俄国人手中，但它与3公里外的埃利森霍夫之间却没有任何部队！沃尔夫少校立即组织赶到的文员和司机们就地防御。我躺在地上歇了一会儿，因为通讯线路尚未建立，这里没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另外，由于旧兰茨贝格的丢失，我们的军部显然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军所处的湖泊间的狭窄地带，已经再次遭到了侧翼包抄。

4月20日午夜时刻，魏德林将军和冯·杜夫文从赫伦霍斯特居民区赶到了。他们决定再次转移军部，必须将军部设在一个可以得到辖下部队保护的位置。最终，我们决定把军部设立于彼得斯哈根（Petershagen）的东南部。由于已经得到报告说，敌人在附近有所动作，我们只得穿过乡间土路，小心翼翼地向南而行，最后终于到达了彼得斯哈根。镇里的大多数居民都已经离开，只有一些老年人躲藏在地下室中。我找到了几座适合充当军部的住宅，我们的通讯人员迅速架设起与各个师进行联络的通讯线路。可是，这些线路不时被苏军的炮火打断，一连几个小时，我们都无法与第9集团军司令部取得联系。

4月21日早晨7点，就在我吃着炒鸡蛋时，第9集团军司令部发来了一份电报：“我希望从现在开始，进行坚决的战斗。军部立即转移至柏林东郊。布塞。”显然，第9集团军认为我们已经溜进柏林城内了！我把这份电报交给魏德林，他愤怒了，随即给第9集团军司令部回电：“军部正在柏林东郊5公里外进行战斗！魏德林。”

从各个师发来的报告看，俄国人发起的正面进攻再次变得猛烈起来，我们不得不派出最后的预备队。在某些地段，敌人已经突破了湖泊间狭窄的通道，或者出人意料地用船只渡过了湖泊。这就意味着，除了将尚能战斗的部队撤入柏林城实施防御外，我们别无选择，尽管在这里，敌人从北面（旧兰茨贝格附近）同样实现了突破。

当天在克佩尼克（Köpenick），我看见一辆满载着面包的卡车，因为交通堵塞而停在路上，结果被路过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们劫掠一空。司机站在那儿，除了做出些拦阻的手势外，他无能为力。没用几分钟，他的卡车便被劫掠一空。

柏林东郊的弗雷德里希斯菲尔德（Friedrichsfelde）、南克劳斯多夫（Kaulsdorf Süd）以及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都已经处在轻型火炮的持续轰击下，这些炮火可能是来自旧兰茨贝格方向。此刻，我们的军部设在南克劳斯多夫南面的几座别墅中。随着我们的右翼延伸至米格尔湖（Müggel Lake），我们试图守住一道连接霍珀加滕（Hoppegarten）、克劳斯多夫和马灿（Marzahn）的防线，这道防线应该与柏林的防御圈相连。可是，我们却联络不上在我们左翼的党卫军第11装甲军。我们向第9集团军提出，要求填补这一缺口。随后，集团军命令我们离开施普雷河（Spree River），将我们的左翼在特雷普托公园（Treptow Park）与柏林防御圈相连接，并将我们的右翼沿着施普雷河向东南方延伸，在那里再次与第9集团军的部队相连接。

当天晚上执行这些调动已经太晚，这一命令将下达给各个师在第二天夜间执行。当晚剩下的时间里，我躺在床上睡了3个小时。4月22日凌晨，我被附近轻型火炮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惊醒。于是，我走进隔壁为孩子和老人们准备的防空洞。我们的军部此时也设置在此，我们占据了腾出来的3∼4间房间，而其他一些较大的房间则留给了40∼50名孩子和15∼20名护士。

防空洞外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苏军坦克在克佩尼克达成了突破，正在附近疾驶。德军的反坦克小组，拿着巴祖卡式的“铁拳”追逐着它们，而这些坦克也正朝着四处疯狂地开炮。各个师都报告说，俄国人在坦克的支援下发起了新的进攻。苏军对我们右翼所施加的压力尤为猛烈，但他们的推进被我们成功地阻止在施普雷河前。北面，俄国人冲入了在韦尔诺伊兴（Werneuchen）产生的一个巨大的缺口向西而去。

4月22日上午，我们把军部转移到克佩尼克西南方7公里处的卢多（Rudow），我将留守在旧的军部直到夜里9点，等我们辖下的各个师汇报完毕后再转移。白天时，我听见步兵的战斗声越来越近。看来，到夜里9点我离开时，这个“儿童之家”肯定将落入俄国人的手中。于是我派出了警卫，这样我至少能获得提醒，以免被敌人俘虏。

一个接一个，我们麾下的师纷纷汇报说他们已经放弃了目前的指挥部。夜里8点左右，第9伞兵师的作战参谋恩格尔少校赶到了，他是我在总参学院时的同学，在学校时，我俩是最亲密的朋友。我们谈论起他汇报给我，以及我汇报给第9集团军的种种情况。这场战斗显然已经毫无希望，我们都无法理解政府为何不求和，并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杀戮。口号和宣传是无法将俄国人赶出德国的！即便以最乐观的情况预计，我们也只能再多坚持一两个星期。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从未见俄国人如现在这般在一段狭小的战线朝我们倾泻下这种火力，现在所发生的这一切对我们的士兵们来说极不人道。他们在现在的战斗中依靠的仅仅是决心、绝望和勇气。我想起了现在许多人用来讽刺希特勒的称号：Grofaz（Grosster Feldherr aller Zeiten，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

恩格尔和我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进行了这次会谈，而不是军和师的作战参谋。根据我们所得到的信息，我向他勾勒了一幅整体态势图。在西面，西方盟军已经抵达易北河，并在河东岸建立起了几个小型的桥头堡，但他们停了下来，没有进一步向东攻击前进。这让我们惊呆了，因为我们如此激烈地抵抗苏军，就是为了挡住他们，以便让西面的盟军赶到并夺取柏林。现在看来，他们明显对夺取柏林并将俄国人摒弃在外不感兴趣[7]。俄国人在古本（Guben）和福斯特（Forst）附近撕开了“舍尔纳”集团军群麾下第4装甲集团军的防线，此时正在我们身后推进，我们必须阻止敌人在第9集团军和第3装甲集团军之间达成的突破。此刻，苏军的机械化步兵正穿过这一缺口绕过柏林，不受抵抗地向西源源而去。虽然此时离开柏林的交通线畅通无阻，但很可能保持不了多久。

谈话的某一刻，恩格尔和我甚至谈到坐上我的车离开这个“巫婆的大锅”。俄国人包围柏林这一结局即将到来，留下来就意味着被俘或战死。要是我们逃到西面，则意味着自由，最坏不过是被英国人或美国人俘虏，这一点并不太令人不安。逃脱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俩的军裤上都带有参谋军官红色的布条，我的汽车上还挂着我们军的军旗，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所有的路障和检查。我们各自所在的指挥部中，没人会怀疑我们俩的消失，他们会认为我们大概没能离开旧军部，要么就是阵亡或被俘了。但这样做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抛弃那些正在浴血奋战的同袍，恩格尔和我都无法接受离开这些勇敢的战士独自开小差的念头，而且我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也绝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俩决定留下，恪尽职守直到最后一刻。

[1]第18装甲师到43年年底便已不复存在。此处疑为第18装甲掷弹兵师，后文均作相应修改。

[2]第3集团军很早便被取消，此处应为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后文均作相应修改。

[3]“诺德兰”师并非装甲师，而是装甲掷弹兵师。本书出现这些错误，可能是泰德·布鲁瑟这位作者不太熟悉德军兵种名称所致。

[4]原注：在许多被占领的国家，党卫军从那些赞同希特勒政治哲学的年轻人中招募了不少志愿者，组建成一些师级部队。这一招募行为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为成功，因为希特勒提出的北欧种族的优越性对他们颇具吸引力。

[5]第101军隶属第9集团军，而不是第3装甲集团军。

[6]此处疑为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

[7]第9集团军司令布塞牢牢地抱着这一观点，认为必须拼死挡住苏军，以便让英美部队进入柏林。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海因里希曾含含糊糊地提醒他关于“日食计划”的情况，可惜，布塞将军对盟国分割德国的“日食计划”一无所知。

第三章

夜里9点，等最后一个师汇报完毕后，我钻进了自己的桶式车。此刻，激烈的战斗有所缓减。护士们不顾一切地想搭车跟我走（其他人和一些孩子在早些时候已经搭乘我们军的车辆离开了）。这些可怜而又不幸的女人，早已听闻苏军每占领一个地方便会发生强奸和肆意的杀戮，她们都很害怕这些俄国人。可是，我只能带走她们中的一个，因为除了我，还有几名参谋人员也要离开，车内的空间实在不够。我的内心痛苦不已，但只能让她们留下，各自听天由命。我让她们自己决定哪一位跟我走。我不知道她们是如何决定的，但到了约定好的时间，她们中的那一个出现了。

在上舍讷韦德（Ober-Schöneweide），我们不得不驱车冲过持续不断的炮火，此刻，敌人的重炮也加入了进来。这是一种类似于恐怖的感觉，重型火炮的炮弹在我们周围炸开，屋瓦、窗棂以及街道路面上的碎石块在空中飞舞着，看起来就像整个世界在我们周围爆炸了。落在城内的炮火远比落在城外开阔地的更加可怕，每当一发炮弹击中我们上方的某物并炸开时，弹片和炮弹命中物的碎片便四散飞溅。等我们驶过施普雷河上的桥梁后，我才松了口气，因为这座桥梁可能就是苏军炮火的打击目标。一个小时内，我们的两个师就将跨过这座桥梁。

赶到卢多后，我在一所学校巨大的建筑物的地下室里找到了军部，见到我们平安归来，军部里的工作人员激动不已。卢多的南面和西面，俄国人的坦克和搭载着机械化步兵的装甲车已经出现在几个村落中。沃尔夫少校不得不再次在军部附近增派哨兵。尽管这些敌军显然是侦察部队，只要遇上轻微的抵抗便会后撤，可如果有三辆装甲车突然出现在我们军部所在的学校内，这肯定不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我们辖下的各个师，已经开始从各自的阵地上后撤。由于撤退令下达及时，交通管理措施也很得当，4月22日夜间进行的这场撤退非常顺利，我们辖内的4个师穿过两座桥梁与敌人脱离了接触。坚守着左翼的党卫军“诺德兰”师将率先脱离，该师将在上舍讷韦德附近建立一个桥头堡，以掩护后撤中的其他部队。“诺德兰”师师长齐格勒少将接到这一命令后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魏德林将军是想通过牺牲他的师来挽救其他部队。魏德林发火后，他才接受了这个任务。这起事件表明，部队中的纪律开始崩溃。过去，齐格勒是不会对这样的命令提出任何异议的[1]。

短暂的休息后，我开始接到第一份报告。我们的部队没有遭受严重的伤亡，脱离前线的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此刻是1945年4月23日，上舍讷韦德的桥头堡仍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可是，在克佩尼克却发生了可怕的差错。我们军辖内的第20装甲掷弹兵师[2]本该守住克佩尼克，这样我们便可以在施普雷河南面获得一道稳固的防线，但该师却未能守住，克佩尼克沦陷了。当然，如果该师不得不实施后撤，他们也应该将施普雷河上的桥梁炸毁，但俄国人以压倒性的兵力发起了攻击，施普雷桥梁并未被彻底炸毁，该桥仍能使用。这就等于给了俄国人一座桥梁，他们可以将坦克驶过河去。因此，魏德林将军给该师师长下达了命令，责令该师重新夺回这座桥，并完成将其炸毁的任务。让所有人感到震惊的是，该师师长朔尔策上校回复说，他的师严重受损且疲惫不堪，已经无法执行进攻命令。

当然，魏德林将军对这位师长拒不执行自己的命令而深感愤怒，继而大发雷霆。因为我刚好在一旁，他也知道我曾在总参学院学习过，懂得该如何领导一个师，而且，我会执行他的命令。因此，魏德林将军命令我赶到克佩尼克，接管该师的指挥工作，发起进攻并炸毁那座桥。派一名少校去指挥一个师，这种主意荒唐可笑，但他又没有其他人选可派。他不能让冯·杜夫文去，因为每当魏德林不在时，杜夫文必须在军部代替他指挥，而且，他知道我有这个能力，也愿意去执行这个任务。这可能使28岁的我成为德国国防军历史上年纪最轻且军衔最低的师长。

克佩尼克距离卢多6公里，而且在一条直线上，但我不得不绕道前往，以免与敌军遭遇。路上，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我了解那位我将去替代的师长，他是个好人，有着出色的作战记录，他那光荣的个人历史将会毁于军事法庭；我也了解魏德林将军，知道他必然会大发雷霆，他当然不会容忍一位拒不执行命令的师长。而且事实上，这也是一道必须执行的命令。如果俄国人占据了那座桥梁，并将他们的坦克驶过施普雷河，对第9集团军来说，这是糟糕透顶的事情。

等我到达后，我先跟该师的作战参谋谈了谈。从这位中校参谋处我了解到，就在朔尔策上校接到魏德林将军的命令前，他刚刚获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轰炸中身亡。有那么一刻，他失去了自制力，我对此深感理解。但魏德林将军不会容忍这种软弱。我可以肯定，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虽然同样会给他造成沉重的打击，但他绝不会让这件事干扰他的工作。该师的作战参谋告诉我，他的师长已经恢复了自控，并已下令发起了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我谨慎地离开并返回了军部，并我把这一情况汇报给魏德林将军。这对我来说有些冒险，因为我也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不过由于进攻已经发起且一切相安无事，魏德林将军对此感到满意。桥梁被我们重新夺了回来，并彻底炸毁，但该师却遭受了严重的伤亡。

就在这时，第18装甲掷弹兵师传来了警报，称他们正死死地顶住敌人强渡施普雷河的压力。魏德林立刻和我驱车赶往旧格利尼克（Alt-Glienicke）第18装甲掷弹兵师的师部，他想亲自了解情况。这片地带正处在炮火的不断轰击下。苏军步兵从克佩尼克的南面发起了进攻，而东面的俄国人已经用船只渡过了施普雷河，但他们此刻被阻挡住了。我们的高射炮——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高射炮都无法移动——被该师用来对付敌人的坦克。该师师长劳赫少将相信自己能坚守到夜里。在南面，沿着施普雷河，他只有一些脆弱的防御阵地，但俄国人没有对那里发动进攻。

不管怎样，我们的军部必须尽快转移到柏林的郊区，于是我被派去寻找适合军部驻扎的地点。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但仍旧未能掌握柏林城防御的具体情况。因此，我不得不尽快与当地的一些指挥部取得联系。但首先，我们必须设立起新的军部，因为步兵的交火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了。上午9点左右，我乘坐着一辆桶式车，冒着迫击炮火，通过一条高速公路驶入了柏林。等我到达柏林郊区的申艾谢（Schöneiche）时发现，尽管我们已经初步选定将这里作为军部的驻地，但很显然，这里并不适合参谋人员进行工作，因为苏军步兵已经沿着埃尔克纳（Erkner）和克佩尼克的地铁线推进了。

等我们确定将拉亨斯多夫（Rahnsdorf）地铁站作为我们新军部的最佳地点后，我打电话给冯·杜夫文，请他来这里。杜夫文赶到后批准了我的决定，随即开始指导军部的布设工作。现在，我终于可以试着与那些负责柏林城防的官员取得联系了。我们必须找到这些人，并与他们协调我们的防御工作。我们只知道柏林确实进行了城防工作的准备，尽管我们猜测，进行城防工作准备的肯定是希特勒青年团和人民冲锋队，而不会是正规士兵。

等找到环绕柏林城的防御阵地时，我惊呆了。散兵坑和战壕里竟然空无一人，路障处根本无人把守！我厌恶地意识到，所谓的柏林环形防线只不过是地图上的一道线而已。这项工作是戈培尔的职责，作为柏林城防总监，他负责这些防御准备，但令人痛苦的事实却是，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关于戈培尔承担军事职责的能力就谈到这里。我试图搞到所谓的柏林城防工事图，这样，我们便可以做出新的作战计划，等我们辖下的各个师到达后，就可以将他们部署在合适的地方。但我只找到了一个战地指挥所和几名残疾军官。他们没有部队，甚至对防御阵地在哪里也一无所知。“毫无能力”似乎是柏林当天司空见惯的情形。

柏林城根本没有防御，苏军一些快速推进的轻装部队已经窜至我们军（第9集团军最北端的一个军）与第3装甲集团军最南端的军之间。如果这两个军拥有预备队，每个军都可以挽救这一形势——但我们这两个军都没有预备队，而且，我们所抱的最大希望只不过是拖缓苏军一至两天。

当我回到指挥部时，布塞将军的一封电报送到了（我们之间没有电话联系）。电报中指出，我们将掩护第9集团军的左翼。这条防线位于柏林的南方，从柯尼希斯伍斯特豪森（Königs Wusterhausen）到朗斯多夫（rangsdorf），大约20公里长，我们的正面朝向北方。这就意味着柏林将被放弃，我们将离开这座城市，任其自生自灭！这座城市可用的防御兵力本就严重不足，我们的离开意味着柏林将在数天内沦陷。这道命令表明，布塞将军此刻想的只是第9集团军的命运，他可能打算向西突围，并在那里向盟军投降。他的决定合情合理，因为试图守卫一座仍有100多万平民的城市将造成无谓的伤亡。对我们而言，这道命令的前景远比进入柏林要好得多，进入柏林只不过是在一堆堆的瓦砾中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而已。

我们是在未曾料想到的情况下被投入柏林防御战场的，事先也没有机会对此进行任何准备。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们被这场战争中规模最为宏大的攻势从奥得河逼入了柏林。在这场宏大的攻势中，俄国人不断地突破我们的侧翼，而我们则不断地后撤，以免遭到包围。敌人一直试图包围我们，从而将我军与南面布塞将军的第9集团军切断。最终，我们还是失去了与该集团军的全部联系，也不知道眼下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能看见苏军的轻型坦克和卡车在南面，而我们与第9集团军在他们之间行进。按照布塞将军的命令，魏德林将军开始进行简单的部署，从而建立起一道面朝北方，东西向的防线。然后，他转过身对着我。

“克纳佩，你在波茨坦军校学习过，了解柏林。”他说道，“我们到元首大本营去拜访克雷布斯将军（陆军总参谋长），看看我们是否能在那里联络上第9集团军，再设法了解一下整体态势。”

冯·杜夫文留在军部，以处理魏德林不在时的各种事务，继续履行一名参谋长的主要职责，魏德林和我离开军部，赶往帝国总理府。我们开着一辆汽车，带着一名司机和两名传令兵。这座城市正处在苏军的重炮轰击下，这些重型火炮可能被安装在30多公里外的铁路车辆上，此外，柏林还遭到了苏军飞机的轰炸。幸运的是，这些炮火并不集中，而是分散在市内各处，每隔几分钟便有一发重型炮弹落在市内的某处。

城市里弥漫着硝烟和尘土，已经无法行驶的有轨电车被荒弃在街头，车上的电线来回摇曳着。柏林的东郊，许多建筑物正在燃烧，老百姓们排队等候着救济食物的发放，或者在目前尚能使用的供水设施处排队接水。在市中心，平民们四处乱窜，从一个隐蔽处跑至另一个隐蔽处，以躲避炮弹和炸弹。为了避免造成恐慌，戈培尔拒绝签署让老百姓离开这座城市的命令，甚至连妇女和儿童也不许离开，此刻，已经有数千名老百姓从柏林的东郊逃入了市中心。很明显，守卫柏林将是一项可怕的任务，许多平民将死于这场战火。

下午6点左右，我们到达了帝国总理府，我们下了车，带着两名传令兵步行前进。总理府附近的地带满是深深的弹坑，倒下的树木像火柴棒那样撒得到处都是，人行道被成堆的瓦砾所堵塞。帝国总理府已经被严重损坏，有些地方只剩下几堵墙，威廉大街上的入口大厅已被彻底摧毁。总理府唯一可用的就是它的地下暗堡体系。在地下车库，我们看见了几辆梅赛德斯-奔驰，过去我们曾在阅兵式和政治集会上看见希特勒乘坐过这些车辆。车库内有一个通道入口，直达地下暗堡内的元首大本营。魏德林将军佩带着双剑橡叶饰骑士铁十字勋章，入口处的党卫队卫兵向他敬礼。第一道岗的党卫队士兵，军衔都是军士，但随着我们越往里走，卫兵的级别也变得越来越高。

帝国总理府下的暗堡系统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地下城市，里面居住着包括平民在内的数百人。许多平民可能是工作在这里的雇员，此刻，他们不再试着在夜间回家。还有些人大概是总理府周围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发现这里应该是最安全的避弹所。当然，暗堡容纳的人数是受到控制的，但它现在却成了许多人的避难所。这里已经人满为患，因为这座暗堡在建造时是作为一个防空隐蔽所，而不是当做数百人的住处来考虑。暗堡里还有许多伤兵，显然都是负责保卫暗堡的蒙克将军统辖的党卫军部队成员。有些伤员躺在地上的床垫上，其他人则坐在四周。

元首大本营位于车库下大约3层。我们多次被卫兵拦住，尽管魏德林是一名将军，胸前还佩带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勋章，但在被允许进入真正的元首暗堡前，我们还是接受了搜查。党卫军卫兵们对我们非常恭敬，但他们还是很仔细地进行了盘问，诸如我们的身份，从哪里来，到这里有何公干等。我们不得不出示自己的相关证件，并交出了配枪。

然后，我们终于进入了陆军总参谋长办公室的接待室，克雷布斯将军和陆军人事局局长布格多夫将军就在这里办公。我们报告了自己的到来，布格多夫的副官魏斯中校过来迎接我们。他把我们请到另一个房间，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将军正等着我们。

魏德林将军与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相识多年，后者甚至还是他总参学院的同学，但很奇怪，魏德林当晚在那里受到的接待看起来相当冷淡。他们请我们坐下，并拿来火腿三明治和一瓶轩尼诗白兰地招待我们（在级别较高的参谋部门，对前线赶来的客人进行殷勤接待是一种标准的程序）。他们跟我们简短地谈了谈，然后，克雷布斯说，他已经向元首汇报过魏德林将军即将到来，他要去看看，元首现在是否想见魏德林。这件事情令人惊讶，因为魏德林来此，并非是为了见希特勒，他也想不出希特勒会有什么事情跟自己商谈。

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走出房间后，魏德林将军悄悄地说道：“有点不对劲，他们的举动实在怪异。”过了大约10分钟，布格多夫回来了，他告诉魏德林，希特勒想见他。当然，我留了下来，与魏斯、弗赖塔格·洛林霍芬以及博尔特（布格多夫和克雷布斯的助手）交谈。他们想知道我们的部队在哪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魏德林简短地向克雷布斯汇报了情况，并告诉他我们接到布塞将军的命令，在柏林南部建立起一道20公里长的东西向防线）。我从他们几位那里获得了一些消息，从而勾勒出一幅大致的画面，这正是我们来此的目的。他们告诉我，西线的盟军已经在易北河驻足，温克将军的第12集团军正准备赶来解救柏林。看起来，他们都很乐观，我没有试图打消他们的盲目乐观，尽管我可以肯定，温克将军救不了柏林。

魏德林、克雷布斯以及布格多夫离开了20多分钟后，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回来了。他们又给我满上白兰地，然后，克雷布斯开始向我询问前线的状况。

大约20分钟后，魏德林回来了，他告诉我，希特勒命令我们率部进入柏林，并接管柏林城东区和南区的防御。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立即与冯·杜夫文取得联系，阻止他继续执行布塞将军的命令。我用克雷布斯的电话，告诉一位民用电话接线员，帮我接通我们的军部。我向杜夫文简短地汇报了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然后，魏德林向他下达了命令，全军立即停止由北向南的行动，准备进入柏林。我们计划在滕珀尔霍夫机场建立军部。

等魏德林将军跟我单独在一起时，他发作了。“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真是混蛋透顶！”他说道，“他们事先没有警告我希特勒威胁要枪毙我，因为有传闻说我们放弃了柏林逃到西面去了。希特勒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魏德林，我要枪毙你！’”[3]

根据一些不真实的情况，希特勒获悉，我们军四下游荡，形成了一道东西向的防线，离开柏林，把它丢给了俄国人——但他不知道，魏德林执行的是布塞将军的命令。希特勒大发雷霆，魏德林最终设法插了句话，他纠正了希特勒所得到的不正确的情况。等魏德林汇报完毕后，希特勒平静下来，态度也变得友好起来，最后命令我们进入柏林，拱卫该城的东区和南区。此刻这种随意的行事方式，与1940和1941年间那种专业的做法相比，差别实在太大了。

就在我通过电话与杜夫文商谈率部进入柏林的细节时，魏德林将军仍在用白兰地发泄着他对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的怒火。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居然没有事先提醒他，这令魏德林大为火光。他们气愤地分了手，即使有白兰地也无济于事。我陪着他喝了几杯，因为他看起来似乎想独自一人干掉一整瓶酒。除了这些情况外，令魏德林生气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被困在柏林了，这就意味着我们最终将被俄国人俘虏，而不是跟随着第9集团军逃到西面去。

最后，在夜里9点，我和魏德林离开了元首暗堡。这一夜，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魏德林希望通知柏林城东区和南区防御部门的指挥官，我们的师将接管这些区域，他们必须将所掌握的该地区的情况转告给我们的各个师长。魏德林将军已经喝醉，但他带着巨大的自制力隐瞒了这一实情，动身去拜访各防御部门的指挥官。我们的第一站是滕珀尔霍夫（D区）。负责这一地区防卫工作的是一名老迈的空军少将，名叫施罗德。这位少将根本没有地面作战的任何概念，这使他被醉醺醺的魏德林将军狠狠地训斥了一番。为了安抚魏德林，这位少将为我们提供了他正在使用的地下室作为我们的指挥部。用他的电话，我通知我们的先头组立即赶到这里，设立起新的军部。随即，魏德林和我赶往哈森黑德（Hasenheide），负责这一地区防御的是一位缺了条胳膊的陆军上校。当我们赶到时，这位上校正在睡觉，我们不得不等他穿好衣服。由于喝了太多白兰地，魏德林将军对此深感不耐，加之，他还在为自己在元首暗堡的经历气愤不已，于是他开始呵斥这名倒霉的上校，因为对方穿衣服动作太慢，害得他等这么久。魏德林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这个可怜的人，独臂上校也生气了，因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只有一条胳臂，穿衣服自然会慢些。在他看来，很明显，魏德林喝醉了。

我赶紧打圆场，终于让他们两位都冷静了下来。随后，我建议魏德林将军留在我们设立于滕珀尔霍夫的新指挥部，睡上一觉，由我去拜访那些防区指挥官。魏德林表示同意。随即，我独自一人上路了。尽管这些防区相距并不太远，但在黑夜中，街道上满是砖块瓦砾，这段旅程令人相当痛苦（为防止空袭，我们的车头灯只留了两道窄缝）。我查看的所有防御地区都完全不具备前线的条件。如果我们真的想在这里发起一场抵御俄国人的战斗，那必须下大工夫加以改造！好在我们有5个经验丰富的师指挥部，我们必须以他们为作战部队的骨干，再给他们补充些缺乏战斗经验的作战人员。

4月24日这天夜里，世界末日般的柏林战役终于开始了。第二天，苏军的突击部队杀入了柏林城郊。在接下来的8天里，柏林城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杀戮场。

[1]齐格勒之后为此付出了代价。4月25日，他被解除了师长职务，具体原因不明，但很显然是根据魏德林将军的要求做出的这一决定。柏林保卫战中，齐格勒在率部突围的过程中身负重伤不治身亡。

[2]第20装甲掷弹兵师师长格奥尔格·朔尔策此时为少将。4月23日在柏林自杀身亡。

[3]魏德林第一次到元首暗堡时，事前是否知道自己已经被判处枪决，这一点看法不一。国外历史学家普遍的说法是，魏德林正是因为得知自己已经被希特勒和布塞将军判处了双重死刑，才赶到元首暗堡，想把事情说清楚。而克纳佩少校在本书中提出了另一个与众不同的说法。

第四章

当我在夜间穿过柏林城，返回我们设在滕珀尔霍夫机场的新指挥部时，这座燃烧的城市呈现出一幅壮观而又可怖的画面。建筑物燃烧发出的光芒，映衬着已被烧成框架的其他房屋。在我们军部地下室的过道里，我看见一群平民正在酣睡。于是我也躺下，睡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早晨，我们设立起指挥部，并利用民用电话网建立起与各个师的通讯线路。军参谋部的其他工作人员先后赶到，并立即投入工作，他们不断地向辖内的各个师以及地区防御指挥官下达着命令。这个指挥部布置典雅，原是一支空军防空部队的指挥部，里面摆放着精美的办公家具、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高级用品。我看着这些军方储存起来的奢侈品，禁不住想起了那些抢夺面包车的平民。

我们辖下的各个师进入了指定的阵地。上午11点，我们接到元首暗堡打来的电话，希特勒想再见见魏德林。他想知道我们是否按照他的命令进行了调动。这次，我没有陪魏德林将军同去，因为我正忙着与几个师打交道。希特勒任命魏德林为柏林城防司令，除了统率辖下的几个师外，还要负责整个柏林城的防御工作，而不再仅仅是东区和南区。柏林城防司令一职，由魏德林将军接替卡特尔上校。卡特尔上校在一天前被提升到这个职务，军衔也升至中将[1]。魏德林是近几个月来的第五任城防司令，他的几位前任都因与戈培尔发生矛盾而被解职。因此，魏德林将军提出了一个非常精明的条件——他必须是负责柏林防御的唯一指挥官，不受来自戈培尔的任何干涉。戈培尔是纳粹党柏林区领袖，也是柏林城的防御总监，但他对战时条件下该如何防御一座城市一无所知。魏德林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因为其他将领在接受希特勒的命令时根本不敢讨价还价。或许希特勒自己也意识到，戈培尔也许会给魏德林添麻烦，因此他接受了这个条件。魏德林还决定，将我们的军部设在柏林城防司令指挥部内。

在途经柏林东南部的一个地区时，我亲眼目睹了一起表明德国的一切状况都已恶化的事情。由于轰炸和炮击，城内的水管大都已经爆裂，在一些依然可用的水管前，市民们会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接水。食物问题更为糟糕，一些食品存储仓库被炸弹或炮弹摧毁，另一些则被市民们哄抢一空。我坐在桶式车里，冒着持续不断的炮火穿过这座城市。尽管炮火不断，市民们——主要是妇女——仍在食品店或供水处排队等候。就在我们驱车驶过时，一发炮弹在妇女们排成的长队附近炸开。硝烟散尽后，我看见许多妇女被弹片击中。那些没有负伤的妇女将死者、伤员以及奄奄一息者抬到附近建筑物的入口处，并对她们稍加照料，然后便再次回去排队，以便不会失去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

此次我所拜访的地区防御指挥官，将他的指挥部设在一家啤酒厂的地下室内。整个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由伤残军人组成，这至少表明，他们的作战经验没有问题。他们都满怀信心，并对戈培尔的讲话深信不疑。在目前这种状况下，这一点真令人吃惊。他们甚至将我们接管他们的指挥部理解为一个积极的迹象！该指挥部的副官向我简单介绍了他们这个地区的情况，我发现，他们甚至连最显而易见的事情也没能看清，尽管他们都具有丰富的前线作战经验。他们应该知道，靠这些老百姓组成的队伍（都是些老人和孩子）是无法阻挡住俄国人的坦克的。如果苏军坦克在遭遇到他们的抵抗后转身离去，绝不意味着这些市民和“希特勒青年团”组成的“部队”取得了胜利——这只能说明对方是一支侦察部队，本来就没打算进行战斗，而是想弄清楚他们的对手是何方神圣。我们得到消息称，党卫军“施坦纳”集群本打算从奥拉宁堡（Oranienburg）突入柏林，但却被苏军阻止，并被赶回到出发点。温克将军第12集团军本该从维滕贝格（Wittenberg）地区发动进攻，但这一攻击目前尚未发挥任何作用。

4月25日清晨，魏德林和我驱车赶往霍亨索伦达姆（Hohenzollerndamm）的柏林城防司令部，这里位于柏林西南郊的维尔默斯多夫区（Wilmersdorf），距离帝国总理府大约5公里。柏林城防司令部很像一个军部，摊子铺得很大，平时的工作人员超过300人，包括许多电话接线员（现在大多是妇女）。因此，等我们接管后，几乎所有的职位都出现了人员重复的情况。城防司令部的参谋长是参谋中校雷菲奥，他与魏德林将军是老相识。魏德林决定将两位参谋长都留下，冯·杜夫文负责作战和战术事务，而雷菲奥负责政治事项[2]，他认识柏林政治和军事指挥结构中的每一位人物，也懂得如何把事情办妥。柏林城防司令部的作战参谋施普罗特少校给魏德林将军留下的第一印象很糟糕，于是被魏德林打发到波茨坦。施普罗特对此一点也不感到失望，而是急于离开柏林。把手头的一切井然有序地移交给我需要几天的时间，可他却把他的地图和草图一股脑儿塞给了我，朝我挥了挥手后便迅速消失了[3]。拿着这些地图，我独自一人坐在一间办公室里，面对着3部响个不停的电话。等我弄明白这些电话都是来自柏林城内各党政机关办公室后——他们打电话来是想了解最新的军事状况——我把这3部电话全摘了下来，这样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工作了。

现在，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将手上的5个师分散派出，使每个师掌握2∼4个防御地区。这样，我们就能将这批经验丰富的军官遍布全城，构成一个坚固的防御框架。我们了解这些军官，他们也了解我们。紧接着，我们要赶紧建立起一个安全的军用通讯网络——继续使用民用电话网来指挥我们的部队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的生活变得就像是战场上典型的一天：充满着持续不断的危机。每当我在喧嚣中能闭眼睡上两个小时，我都感到幸运无比。除了解决所有的突发危机外，我还必须协调来自战场的所有报告。他们会打电话向我汇报相关情况，而我，必须在夜间准备一份每日战报，总结白天在电话中接到的所有的报告。由于炮弹和炸弹的打击越来越频繁，我们迁入这座建筑后不久便搬到了地下室里。我们再一次在一些房间里发现了塞得满满当当的食物、咖啡、烈酒，甚至还有手表。

除了守卫元首暗堡的党卫军部队由蒙克将军统辖外，柏林城内所有军事人员现在都处于魏德林将军的指挥下——陆军、希特勒青年团、人民冲锋队、高射炮组及从医院赶来的“康复人员营”等等。我们自己有4个师（第5个师是第20装甲掷弹兵师，该师消失在西方，显然是赶到那里去投降了）。在各自的防区内，每个师都接管了希特勒青年团或人民冲锋队的指挥工作。经过一天左右的准备，我们设置好了防御，希望至少能抵挡住俄国人一阵子。我们不会等待太久，第20装甲掷弹兵师的消失造成了一个缺口，俄国人很快便会在那里插入一根楔子。

此刻，从我们所在的建筑处可以看见步兵之间的激战。夜里，我走进一间房间，魏德林将军正与杜夫文和雷菲奥商谈。他们正在讨论，我们是应该尽心尽职地守卫柏林，还是留在这里，让苏军从我们的两侧绕过，然后我们向格吕讷瓦尔德（Grünewald，柏林城西的树林）突围，逃到西面向西方的盟军部队投降。如果我们决定留下保卫柏林，就必须将指挥部转移到市中心，因为最多只要两天，俄国人便会攻占这座建筑。随后，魏德林做出了决定：留下，保卫柏林！

夜间的形势极其混乱，我们能清晰地听见附近传来的激战声。沃尔夫少校带领柏林城防司令部以及与他职责相同的军官巴伦贝克上尉，在司令部周围组织起防卫力量。4月26日清晨，我回到搬入地下室前，我所占据的二楼办公室。持续不断的炮弹在附近爆炸，我看见激烈的肉搏战从花园处一直延伸向南。我们已明显处在一个危险的位置。

魏德林决定将军部转移到柏林动物园附近的一个大型防空塔中。我很高兴接到这个转移的命令，于是我和沃尔夫少校作为先头人员赶去建立我们的新军部。沃尔夫少校和我分头赶往动物园防空塔，以确保我们中至少有一个人能到达那里。柏林动物园防空塔[4]经过加强，塔顶上布置着高射炮，在炮击和轰炸的情况下，这里是个安全的所在。

我带着一名司机和一名摩托车传令兵。离开军部后，我们不得不加以小心，因为位于我们所在的那栋建筑后方的铁路路基已经处于敌人的炮火轰击下，我们必须驾驶着桶式车和摩托车驶过那条铁路。我们从一处隐蔽驶到另一处隐蔽，穿过了铁路线，最终平安驶离。当我们驱车穿过柏林城时，地面伴随着每一发炮弹的爆炸震颤着，泥土和碎片像喷泉那样从地面喷洒向半空。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地面的颤动令人心神不宁。终于，炮弹爆炸产生的一块狭长的弹片刺破了我的桶式车车胎。

正当我的司机忙着更换轮胎时，在附近观看的一位女士为我提供了一杯茶。她看上去45岁左右，是一名家庭主妇，穿着旧衣服，头发凌乱不堪，但她的面目慈祥和善。她的丈夫是一名军士，而她的儿子则是一名列兵，她现在完全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她看我浑身脏兮兮的，于是问我是否愿意洗把脸，就这样，在经历了若干天的战火后，我终于享受到了这一近乎奢侈的待遇。我非常感谢她的慷慨，尤其是在目前许多市民开始对军队实施抵抗而不是投降产生了可以理解的反感情绪这种情况下。她的公寓被炮弹的爆炸搞得一片狼藉，屋内的一些小摆设跌落在地板上，被摔得粉碎。

“俄国人什么时候会到来，少校先生？”她问道。

“有可能是几个小时，最多一天。”我如实地告诉她，“您最好藏在地下室里以保安全。”

柏林的部分地区已经变成了堆积废弃武器的垃圾场，四处弥漫着死人的气味。除了人的尸体外，还有许多从动物园逃出来的动物也被打死了。大约中午时分，我到达了动物园防空塔，这才发现沃尔夫已经赶到了。这里伫立着一座庞大的高射炮塔，约有7∼8层楼高，塔顶安装着6门128毫米大口径高射炮和6门20毫米高炮。这座炮塔内可以容纳600人。塔内的每个房间都被占据了。我们挑选了一些房间，然后告诉屋内的人，他们必须搬出去，因为柏林城防司令部需要使用这些房间。由于这里非常安全，所以有几间房间被预留给戈培尔。当然，我不会抢夺戈培尔的房间，但我接管了其他人员多余的办公室。

我派沃尔夫少校回去通知军部人员，房间已经分配好，军部的通讯人员应该过来查看一下相应的电话连接。沃尔夫离开后，我在分配给军部各个部门的房间门前贴上指示标签。等我把这一切完成后，已经是深夜时刻，我躺下休息，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怎么也睡不着。每隔半小时左右便有一发炮弹击中防空塔，这座建筑便会产生明显的晃动，屋内的灯光也会闪烁一阵子，细碎的石膏粉从天花板上洒落下来。但这座建筑是安全的，因为它的墙壁厚达数米，炸弹根本无法穿透。我疲惫至极，竖立在蒂尔加滕（Tiergarten）公园[5]沼泽性土壤上这座巨型防空塔的晃动，只会有助于我的入睡。

我睡了几小时，醒来后发现，军部人员仍未赶到。我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最终决定朝格吕讷瓦尔德突围了。我无法用电话联系上任何人，于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睡一晚上再说，反正此刻我什么也做不了。最后，到第二天早晨时，沃尔夫少校赶来，他带来了新的消息：魏德林将军决定把军部转移到过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所在的驻地，那里更靠近希特勒的大本营，而且有专线电话直通元首暗堡。由于那里位于本德勒大街，故此军队里的每个人都把那座建筑群称为“本德勒大街”。那座建筑群占据了整整一个街道，但现在，除了地下室外，所有的一切几乎都已被摧毁。在那座建筑群巨大的庭院中央，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掩体，约有3∼4层深，即便是最大的炸弹也奈何它不得，这一点就像动物园的防空炮塔。那里不仅是柏林城内军队的通讯中心，也是元首大本营的通讯中心。

当我赶到那里时，我们的参谋部已经设立在地下室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指挥部早已不在这里，当盟军对柏林城实施频繁轰炸后，该指挥部已经迁出了柏林[6]。我们搬进去时，这里已经被遗弃，只有一些市民在地下室内躲避炮击和空袭。

从午夜开始，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忙碌起来。我找到了雷菲奥，同时也找到了咖啡、白兰地、芦笋以及火腿！冯·杜夫文正在制定向西北方突出柏林，穿过皮彻尔斯多夫桥（Pichelsdorf Bridge）的计划。我参与进去，帮着他把时间计算和部队分布综合到一起，我还画了几张行动所必需的地图。

我们被告知，魏德林将军所在的房间原是施陶芬贝格曾用过的办公室。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和其他一些军官被处决，墙壁上的弹孔令人不寒而栗。我不禁想到，如果施陶芬贝格当初的行动成功了，德国也许就不必延续这场可怕的“末日之战”。

中午时，我不得不离开，带着标有目前军事态势的柏林地图赶去元首暗堡。此刻，掩体外已经变得非常危险，到处是炮弹的爆炸。刺鼻的硝烟夹杂着腐烂尸体的恶臭，以及砖块和灰浆被粉碎后形成的灰尘，像浓雾那样笼罩着整个城市。散落着砖石瓦砾的街道已被遗弃，到处是巨大的弹坑。我小心翼翼地前进着，以免被到处晃荡的电车电缆缠住。在帝国总理府，我拿着通行证（这份通行证由戈培尔签署，这样我便可以进入元首大本营）进入了戒备森严的通道。而要进入真正的元首暗堡，我还必须出示另一份由约翰迈尔签署的特别通行证，他是希特勒的陆军副官。然后，我还必须交出自己的配枪。最后，我被准许进入前厅，这里沿着墙壁摆放着一排绿色的皮椅。这种精致的家居似乎与深埋地下的这座混凝土暗堡格格不入，我还记得它们，在六年前参观帝国总理府时。

坐在前厅的马丁·鲍曼看见我进来，立即跳了起来，问我有何贵干。我告诉他，我带来了最新的军事态势图，并想立即去见克雷布斯将军。鲍曼坚持让我先喝点汽水，吃点饼干，随即他向我提出了许多关于外部情况的问题，并询问我的看法如何。鲍曼大约50岁，身材矮小粗壮，公牛般的脖子上长着一张圆脸和一个阔鼻。作为元首的办公室主任，鲍曼掌握着来宾能否拜见希特勒的决定权。

在克雷布斯办公室的前厅，我遇见了布格多夫将军的助手魏斯和弗赖塔格·洛林霍芬，于是我把态势图交给了他们。相应地，我也从他们的地图上复制了目前的整体态势。根据这份地图显示，温克将军的第12集团军已经于4月25日发起了进攻。一开始，他们的确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可是今天，温克的部队在到达贝利茨（Beelitz）州立医院后就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他们与从东面掩杀过来的苏军部队发生了激战。陆军总参谋部地下室里的这些人，没一个真的相信柏林会得到拯救。

回到我们的指挥部后，我得知戈林因为试图取代希特勒成为元首而遭到了逮捕，另外，希特勒还下令逮捕试图与盟国进行谈判的希姆莱。德国政府的崩溃，快得与军事形势一样。但希特勒显然已经决定战斗到最后一刻，无论付出多少生命作为代价，也不管城市被毁灭到何种程度。

有意思的是，帝国总理府没有大型无线电电台，所有的信息都必须经过我们设在“本德勒大街”的指挥部通讯中心，这样一来，我们对各处发生的情况便了如指掌。元首暗堡内，原本只有一部电话与尚能使用的民用电话网相连接[7]，此刻，由于不断的激战，这条线路也被切断了。我们往帝国总理府所在的福斯大街（Voss-Strasse）布设了4条军用电缆，尽管我们的人不断地对这些线路加以维护，但也只有一条仍能使用，而且还断断续续。出于这个原因，每当有重要情况发生，我就要跑上一趟。

外出行动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在某些地段，苏军的突击部队已经渡过了兰德维尔运河（Landwehr Canal）并出现在马特乌斯墓地（Matthäus Churchyard）和滨海大酒店附近的一些屋子里。我们这一地区所有的建筑都带有地下室，居民们可以躲在地下室中。建筑中也有食物，因为这里曾经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司令部，所以储存了大量物品，甚至包括白兰地，还有许多对平民来说非常稀罕的物品。军队显然做好了自给自足的准备。

白天时，杜夫文或我，通过电话或电台，与我们属下的各个师保持密切的联系，当然，每天晚上我都会根据各个师的汇报，准备一份综合报告。另外，每天我至少要到元首暗堡去一次——不仅是因为我们之间的电话线路经常被苏军炮火炸断，还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通信线路是否被俄国人窃听。

保卫柏林的战役中，最糟糕的事情之一是，俄国人总是有源源不断的预备队投入战斗。这样，他们便可以让前线的士兵轮换休息，而我们的人只能一直保持战斗状态，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一天接着一天，直到他们阵亡或身负重伤。

[1]恩斯特·卡特尔上校被希特勒提升为少将，但希特勒随后便取消了这一晋升。

[2]汉斯·雷菲奥此时的军衔为上校，他一直是柏林前任城防司令雷曼中将的参谋长。书中原文采用“for political matters”不够准确，雷菲奥被魏德林留用，主要是负责城内老百姓的问题。

[3]施普罗特少校显然是到波茨坦去找他原先的上级雷曼中将了。雷曼被解除“柏林城防”司令一职后，在波茨坦附近指挥一个实力虚弱的师，但这个师有一个雷人的名称——“施普雷”集团军级集群。

[4]原文用的词是zoo bunker，这里将其翻译为动物园防空塔。这座大型防空塔异常坚固，战后实施的爆破也未能将其轻易摧毁。该防空塔的设计能容纳8000人，但在战争的最后几周，据说超过30000人在此避难。

[5]蒂尔加滕公园就是柏林动物园。

[6]OKH和OKW的总部都已经迁至措森，分别被称为迈巴赫1号和迈巴赫2号。

[7]洛林霍芬在元首暗堡中想出了一个了解外界情况的办法，利用民用电话网往各个地区打电话，如果是德国人接电话，就询问当地有没有苏军出现，如果接电话的是骂骂咧咧的俄国人，情况就不言而喻了。

第五章

这里没有“典型的一天”这种说法。俄国人有时候在凌晨3点对我们发起攻击，有时候又是清晨6点，然后，这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时间花费在应付不断发生的各种危机上。我从各个师获取汇报，也接到求援的呼救。我不时地参与并解决后勤保障问题，接收并编辑各类报告，并将最新的情况通报给各个师。魏德林将军总是外出视察辖下的各个师，赶到事态恶化到必须由他亲自查看并予以解决的各地，而参谋长杜夫文则留在指挥部里继续指挥战斗。

每当工作状况允许时，我们都会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我知道，只要电话铃一响，我就必须立刻爬起来。好多次，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后，接听电话那头诉说的问题，然后下达指示解决问题，随后又回去躺下睡觉。结果，等我睡醒后，完全记不得电话中所提及的内容，也想不起我下达了什么命令，当然，最后我还是会回忆起来。后来，我就把电话机放得远些，让自己必须站起身来接听电话。我必须把自己所下达的命令汇报给参谋长和司令官，所以，记住自己做了些什么非常重要。

现在，往返于元首暗堡和本德勒大街的军部，会花费我许多时间。附近几乎已经没有残存的建筑物了，即便是几栋依然伫立着的房屋也已遭到严重损坏，变得面目全非，只有大部分地下室依然可以使用。整个地区，早些时候遭到英美空军的轰炸，现在又承受着苏军大炮的轰击，早已成了一片废墟。炮弹的爆炸持续不断，伴随着雷鸣般的爆震。当我走到街上时，柏林城燃烧的烟雾像把锯齿状的刀刃般钻进我的鼻孔和肺。炮击或轰炸致死的市民和士兵的尸体，倒在残垣断壁下，所有的一切都覆盖着一层建筑物被摧毁时产生的灰红色粉尘。街道上满是残砖断瓦和尸体，这些尸体已经难以辨认，尸体散发出的臭气令人窒息。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这些尸体，甚至无法将其收集起来，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持续不断的空袭和炮击下，近距离巷战也在各处持续着。整座城市弥漫着战场的气息。实际上，来自被摧毁的建筑的泥灰和砖块所发出的气味，木头、火药和汽油焚烧的气息以及尸体腐烂的恶臭，这一切混成了一片。幸运的是，此时的夜晚依然颇具寒意，因此，这种死亡的气息尚能让人忍受。

现在，每当我赶往元首暗堡时（路程大约1公里），都不得不从一个隐蔽处冲到下一个隐蔽处，不仅要注意躲避炮弹，还要当心步枪和机枪子弹。从我们的指挥部出发后，我须沿着本德勒大街直奔至蒂尔加滕，贴着公园的南侧前进，或者就穿过公园（苏军已经部分占领了公园，他们朝所有移动的目标开火），到达帝国总理府的西南角（我会从总理府的地下室进入元首暗堡）。一些保卫总理府的党卫军士兵，在总理府前掘壕据守。一到夜里，交战双方会朝着一切移动的物体开火。

对元首暗堡里的人来说，我们代表着外部世界。暗堡里的人，已经有好多天没有离开暗堡了。数英尺厚的混凝土再加上数英尺厚的泥土，使他们觉得待在暗堡里无比安全，但他们对外部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战斗距离他们只有1公里了，也不知道援军已经停滞不前。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将领们仍在地图上摆弄那些已经不复存在或只剩下个空架子的师。

每次我进入元首暗堡，马丁·鲍曼都特别急切地想知道外界所发生的事情。他总是待在希特勒办公室和起居室前面的一间客厅里。每次我进去，他都会请我坐在一张绿色的皮椅上，拿出些好东西招待我，然后向我询问外部的情况。对他来说，抢在别人之前掌握外部的情况非常重要。作为希特勒的办公室主任，他被看作是个善于玩弄权术而又冷酷无情的家伙，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权力，每个人都对他抱有某种程度的恐惧，因为他经常有机会接近希特勒。但军方领导人对他却并不抱以太大的敬意。

为我们提供空运补给的努力几乎已经停止，因为东西轴线（穿过蒂尔加滕的阅兵大道）现在正处于持续不断的迫击炮火下。在此降落的最后一架飞机已经无法再次起飞，只得停在那里，任由敌人的炮火将其击毁。靠空运为5万名士兵运送弹药是无法做到的，更别说用降落伞伞降了。空投只送来了6吨补给品，但最要命的是，现在没办法将这些物品分发到各个部队。

目前的情况是，我们依然控制着一片哑铃状的地区。在东面，我们掌握着一块直径3公里的地带，帝国总理府就位于中心；“哑铃”的握把是陆军大街（Heerstrasse），长约8公里，尽管俄国人的坦克不时地从这条街道穿过，但这条大街下面的地铁通道依然安全地通向西方；西面，我们在奥林匹克体育场周围仍控制着一片直径约3公里的地带。希特勒青年团在那里持续着战斗，这些勇气非凡的年轻人，拼命保持着皮彻尔斯多夫桥的畅通，从而为突围到西面提供可能。俄国人的主攻直指柏林市中心，他们从南面、东面和北面发起了进攻。不知何故，他们没有采取沿着陆军大街发起进攻的简单做法，他们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夺取陆军大街，继而向东，只要穿过勃兰登堡门，便可以到达柏林的市中心。

柏林城的守卫者——第56装甲军的残部以及蒙克将军负责守卫元首暗堡的千余名党卫军士兵——已经因缺乏睡眠而双目通红，他们活在一个充满硝烟、战火、死亡与恐怖的世界中。大半个柏林城像篝火那样燃烧着，市民们和士兵们同样承受着激烈的战斗。当炮弹落下时，排队接水的妇女们仅仅是靠到建筑物的墙壁处稍稍躲避，以免丧失自己在队伍中的位置。鉴于防线最多只能再坚持几天，魏德林将军决定，恳请希特勒趁着通往和穿过皮彻尔斯多夫桥的道路依然畅通之际，赶紧突围。

冯·杜夫文和我再一次开始制定跨过皮彻尔斯多夫桥，向西面和西北面突出柏林的计划。我们忙了一个通宵，准备好必需的命令，并将其下达给各个师。只等“春季风暴”的代号一下达，各部队立即行动。

在我们的突围计划中，用3组部队确保希特勒和元首暗堡内其他人的绝对安全。第一组部队由配备着10余辆自行火炮的党卫军突击队组成，他们将杀开一条血路；大约25辆仍能使用的坦克将环绕着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所搭乘的装甲车辆，以便提供侧翼掩护，这是第二组部队；第三组部队由目前仍在柏林东部与苏军激战的步兵组成，他们将担任后卫。计划中的突围行动将在午夜时刻发起，到清晨时，应该已经突出柏林城。此前在西里西亚地区，我们曾进行过突围行动，我们知道，坐在装甲车里，周围有这样的战斗部队进行护卫，肯定能安全地冲出去。一旦突出柏林，我们将不得不向西北方的吕贝克（Lübeck）前进数天。俄国人的空军不会是个太大的威胁，因为他们的效率并不太高，但他们肯定会朝我们投掷些炸弹。

中午时刻，魏德林将军和我带上地图赶往元首暗堡。外面的情况比过去更加危险了。当天早晨，苏军已经占领了利希滕施泰因桥（Lichtenstein Bridge），日落前，整个蒂尔加滕就将落入俄国人手中。到处都是苏军炮弹制造的爆炸，地面震颤着，泥土、路面铺设物、砖块以及其他的碎片被抛至半空，然后再次落下，被它砸中的人可就倒了霉。建筑物燃烧所发出的咆哮以及墙壁倒塌时的嘎吱声令人心惊胆战。我们从一个门口快速冲至下一个门口，不仅要留神炮弹爆炸所产生的弹片以及其他飞舞的碎片，还要提防步枪和机枪的射击。这种冲刺对28岁的我来说并不费力，但对57岁的魏德林将军而言却是一段艰难的行程。

元首暗堡的卫兵不再要求我们交出配枪，因为他们对我们已经很熟悉。等我们走下数段台阶来到希特勒的地下大本营时，情况简报刚刚开始。魏德林将军报告到来后，立即被请入简报室，我拿着魏德林将军可能需要的详细地图等在外间。暗堡内有些潮湿，驱动换气系统的小型发动机所发出的声音构成了一种持续的背景噪音。永远存在的马丁·鲍曼再一次跟我搭讪。我一边吃着他给我的三明治，一边向他介绍着地面上进行的战斗。

大约45分钟后，简报室里的会议结束了。希特勒出现在门口，身后跟随着戈培尔博士、克雷布斯将军、魏德林将军以及其他一些人。希特勒朝我走来，我立正敬礼。等他靠近后，我被他的外表惊呆了。他弯着腰，弯曲的左臂颤抖着。他的半张面孔向下垂着，就像是中风那样，一侧的面部肌肉已经没有反应。他的两只手都在发颤，一只眼睛有些肿胀。看起来，他就像个老人，至少要比他56岁的实际年龄老上20岁。

魏德林把我介绍给希特勒：“克纳佩少校，我的作战参谋。”

希特勒握着我的手说道：“魏德林已经将你们所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我。你们的日子也不太好过。”

我习惯了回答“是的，将军先生”，于是我脱口而出：“是的，将军……”，随即我立即意识到这样回答不对，只好赶紧改口道：“是的，我的元首！”希特勒微微笑了笑，戈培尔也跟着笑了，但魏德林将军却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的部下犯了个社交错误。

希特勒说了声再见，再次与我握手，随即朝着戈培尔寝室那个方向走去。尽管他的举止并不迟钝，但他的外表看上去却令人同情。希特勒现在的形象与过去一直讽刺他的漫画肖像差不多。我实在不明白，仅仅6年时间，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所崇拜的偶像，身体怎么会衰老成这副模样。我忽然想到，或许希特勒依然是德国的象征——但仅仅是德国眼下的象征。在这6年时间里，这个繁荣向上、生机勃勃的国家变成了一堆燃烧着的废墟。

魏德林和我离开了元首暗堡，穿过帝国总理府的走廊。我们找到了一条安全通道，穿过地下室，一直通到一扇面对着赫尔曼·戈林大街的窗户处。

“他批准了我们的计划吗？”我不安地问道。

“没有，”魏德林气愤地说道，“但关键是他的做事方式。”我所认识的魏德林，即便在最不利的险境下也会保持冷静，但他此刻却如此愤怒，声音也在颤抖，“他听了我的提议，然后说：‘不，魏德林，我不想冒上像条野狗那样死在街头的风险。’在过去的6年里，我们的士兵死在欧洲的街头——都是遵从他的命令！可他现在却暗示，这种死法并不光彩，是令人厌恶的。”此刻的魏德林将军是如此的气愤，以至于把小心谨慎抛到了脑后。如果有人无意间听到他的这番话并向上汇报，魏德林的生命肯定会面临某种非常危险的境地。

自从我们抵达柏林后，每一天、每一夜，我们的部下都在柏林的街头流血牺牲，甚至在进入柏林前，他们同样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牺牲。希特勒对这些阵亡的将士竟然毫无尊敬之意，这些部队每天所付出的生命，仅仅是为了让他再多活一天。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同样气愤无比。战争开始后，我的许多部下业已牺牲，我的弟弟也“为了元首和祖国”阵亡了。魏德林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从战争开始时，我们俩就投身其中，近6年的战争期间，我们都目睹过身边无数的牺牲。作为军人，我们可以接受死亡——哪怕是要付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得去接受它，并将其视为我们所认为的正义事业必须付出的代价，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也许只是在此刻，在战争的最后一刻，我们才真正地看清楚，我们一直追随的是个怎样的人。

第二天，当我带着每日作战态势图赶到元首暗堡汇报时，我看见希特勒从暗堡的一间房间走到另一间房间，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朝着手枪伸去。我产生了一种强烈而又可怕的冲动，打死他，从而结束所有的苦难。这很容易能做到，因为在暗堡内部，他没有贴身保镖。当然，我也无法活着出去，因为所有的通道和出入口都有党卫军士兵把守，但我确实能轻而易举地打死他。我并不是因为怕死才停止了把手伸向配枪的举动。苏军向德国推进的过程中，每一场战斗过后，俄国人都会把被俘的德军军官枪毙。随着突围计划遭到否决，我的最终命运已经被决定，这一点已无可避免。无疑，我的生命无论怎样也剩不了几天了。那一瞬间，我做出了决定，这一决定完全是凭着直觉，我不能冒上让希特勒成为烈士的风险，从而创造出另一个“背后一剑”[1]的说法。到4月下旬，保卫柏林的任何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可怕且毫无希望的战斗依然在街道上延续着，但我们的各个师，实力已经被削弱为营级规模。我们的士气低落，弹药几乎也已耗费一空。从理论上说，我们有4个师被用于守卫柏林，但实际上，每个师的兵力，连一半人都不到，其中还包括许多伤员。如果把希特勒青年团和人民冲锋队也算进去的话，也许能凑满4个整师的人数，但人民冲锋队里都是些老人，而希特勒青年团也是由半大的孩子组成（尽管希特勒青年团在防御阵地上能发挥些作用）。就算我们拥有4个指挥人员齐备、经验丰富且兵员得到充分休息的师，我们依然寡不敌众，我们的一个军要对付苏军的两个集团军群！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无法获得更多的弹药了。

在柏林城内进行户外活动已经变得更加危险了，因为苏军的坦克此刻已经驶入城内，德军的反坦克小组拎着“铁拳”追逐着这些坦克，双方都朝着各个方向疯狂地开火射击。现在，要赶到城市的某个地方，意味着必须从一个隐蔽处飞奔至另一个隐蔽处，从一个门口跑到另一个门口，攀过或绕过散落在街头成堆的砖块瓦砾以及腐烂的尸体。当一名士兵每天都会在无意间走过或绕过街头的尸体时，他的神经会变得麻木不仁。我开始怀疑，我们是否还能被称为“人类”。

我们的白天和黑夜，都充斥着巨大的战斗轰鸣。通常，我们听声音便能分辨出是何种武器在开火。迫击炮炮弹的声音比较缓慢，火炮炮弹的声音稍快些，而重型火炮炮弹的声音更快。当然，重型火炮炮弹的爆炸声比轻型火炮以及迫击炮响得多。根据炮弹破空的声音，我们也能猜出炮弹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根据声音，我们还能判断出它是从我们头顶掠过还是在我们附近爆炸。一段时间后，我们的判断力随着这些声响自动调整，所有的反应都已出自本能。

此刻，我们依然没有放弃突出柏林的打算。很明显，只要我们能悄悄地赶到皮彻尔斯多夫桥，突围行动就能获得成功。辖内的各个师也催促我们立即开始突围，战士们得知了突围的可能性后，士气也为之大振。魏德林将军继续催促克雷布斯，让他劝说希特勒同意这一计划，但克雷布斯将军说，希特勒不可能改变他的决定。希特勒的拒绝浪费着宝贵的时间，每一天、每个小时……与此同时，俄国人继续加强着对柏林的环形包围——特别是在柏林城的西面。

[1]“背后一剑”原文为dolchstosslegende，这个词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而是认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德国国内出现了革命，这是背后一剑。

第六章

到4月29日时，俄国人距离帝国总理府已不到500米。现在，我已经很难再获得完整的休息时间，哪怕是一个小时。这里有干不完的工作：接收报告并加以汇总，书写命令，下达指示，绘制地图和草图，接电话和打电话，还有许多必须考虑到的细节问题。我们获悉，温克将军的第12集团军已被击退，援兵的最后一线希望已然不复存在。现在，所有人的希望都寄托在西方盟军与俄国人发生摩擦这样的政治机会上。可是，就算这种事情发生了，对我们又有什么帮助呢？魏斯、弗赖塔格·洛林霍芬和博尔特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当天下午，他们离开了这艘正在下沉的破船，穿过地铁隧道，渡过万湖（Lake Wannsee），带着希特勒的遗嘱逃出了柏林。然而，他们的这一计划对我只字未提，尽管我每天都跟他们在一起交谈，直到他们离开后，我才获悉这一消息[1]。在本德勒大街，一些没有紧要公务处理的参谋部人员，和负责通信工作的女性辅助人员开起了派对，可以说，他们这是在火山上跳舞。对我来说，再次把自己淹没在大堆的工作中，也算是一种解脱。从另一方面看，某种狂热的行为正在发展：每个人都想利用此刻如此接近陆军司令部人事局的机会，为自己赚到更高等级的勋章，甚至获得擢升。冯·杜夫文被晋升为上校，这是他理应获得的。但在这场战争的最后时刻，其他人的晋升也很快。另外，如果一个人在柏林保卫战中表现出充分的勇气，勋章同样会颁发得很快。有好几次，我亲眼目睹了14岁和15岁大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因为击毁了苏军的坦克而获得了铁十字勋章。

魏德林将军还在考虑，如果元首大本营不想一起行动的话，他是否应该率部自行突围。可是，这对他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他不大可能得出什么结论。此刻的我们几乎已经放弃了逃出这座残垣断壁、瓦砾遍地的城市的任何希望。可突然，4月30日的早晨，元首暗堡打来了电话——我们铺设的那些电缆中的一条发挥了作用——要求我立即赶去，再次汇报突围计划中的时间安排。我立刻动身出发。

敌人的炮弹穿过蒂尔加滕春意盎然的树枝，却并未将这些树木炸断，可树木周围的一切都被摧毁了，轻武器的射击声仍在四处回响。炫目的阳光覆盖着一幅可怕的场景。蒂尔加滕的参天古树下，一些被炸损的草坪上摆放着一些已被炮弹直接命中并摧毁的大炮。阵亡的炮手们倒在一旁，他们被炸得支离破碎，已经很难辨认出这是人类的尸体。街道上，倒在覆盖着尘土的瓦砾堆之间的死尸随处可见，鞋子被扔得到处都是。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在法国第一次看见在战斗中被打死的人的惨状，当时的我对所见的情形震惊不已。可现在，我的感官早已麻木不仁，跨过一具尸体并不比跨过一根障碍物来得更难。有那么一些时刻，当我停下来喘气或是等待齐射的炮弹落地时，便可以看清某一恐怖场景的细节——人体的躯干或某部分，掺杂在砖头、石块或是混凝土的碎块中。但我不能让眼前所看见的这一切干扰我，我必须带着文件穿过赫尔曼·戈林大街。也许，希特勒最终决定实施突围呢。

这一次，我无需再忍受鲍曼的款待。克雷布斯将军正在元首的会议室等着我。我摊开地图，再次向他介绍我们打算实施的突围。随即，克雷布斯就我们时间安排的细节提出了许多问题。他尤为关心的是，行动开始前，需要提前多长的时间通知各个部队。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因此，如果现在下达命令，我们在当晚便可以开始行动，但14个小时的启动时间是必不可少的。要使突围获得成功，必须当机立断——拖到明晚可能就太迟了。克雷布斯指出，希特勒仍反对突围，但克雷布斯想再试试让希特勒改变主意。我们可以静候他的消息。这样一来，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他甚至还没跟希特勒商谈此事！

我心情沉重地返回到本德勒大街。时间就这样一点点地流逝着，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元首大本营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有发来让各个部队实施突围行动的代号。此刻是中午——到了今晚就来不及了。至于明天，也许，一切都太晚了。

防线依然被我们牢牢地守着——这几乎有些令人费解。为什么俄国人总是坚持在最困难的地段发起进攻呢？在夏瑞蒂医院（Charité Hospital）渡过施普雷河；在吕措乌发（Lutzowufer）渡过兰德维尔运河；在波茨坦广场和莱比锡大街，蒙克将军的党卫军部队正守卫着帝国总理府的周边地带。俄国人显然是想尽快夺取国会大厦和帝国总理府。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想到，最容易的道路反而能让他们迅速而又直接地杀到目的地！每当我画一张最新的态势图，我都为此感到困惑，苏军参谋人员怎么就意识不到这一点呢。

4月30日当天，苏军攻克了国会大厦，随即，面对激烈的抵抗，他们把进攻力量集中到数百米外的帝国总理府。蒙克将军的党卫军士兵以及我们第56装甲军的残部，英勇地守卫着帝国总理府，尽管他们知道，继续战斗下去，唯一的结果就是自己被打死，但他们仍在苦苦坚持。

晚上7点左右，克雷布斯将军的一名助手来到了我们的指挥部，他给魏德林将军带来一份命令，让他带上一个小型参谋组赶到元首暗堡。不管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这总归是一个变化。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魏德林决定带上冯·杜夫文、一名文书和一名联络官一同前往。我将留在指挥部里待命，最迟到第二天早晨，我便带着最新的态势图也赶到元首暗堡。

5月1日清晨6点左右，我们派到蒙克将军那里的联络官基尔施少校从元首暗堡来到了我们这儿。他汇报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魏德林将军显然被扣押了起来，他目前处于某种软禁状态！按照魏德林将军离开前的指示，我带上地图，再次踏上穿越福斯大街的恐怖之旅，赶往元首大本营。

在陆军总参谋长会议室里，我遇到了魏德林、冯·杜夫文以及我们参谋部的另外几个人。不知怎么回事，魏德林看上去就像变了个人。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因而使他陷入了困惑，魏德林是个即便在战斗最无望的情况下也不会气馁的人，但他现在却慌了神。魏德林轻声告诉我，戈培尔告诉他，昨天晚上，希特勒跟埃娃·布劳恩完婚后，和他的妻子一同服下了毒药，然后开枪自杀（在此之前，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埃娃·布劳恩，但此刻我想了起来，她肯定就在暗堡内的那些女人们之中，我可能把她误认为秘书了）[2]。他们的尸体被用地毯卷上，淋上汽油后，在帝国总理府的花园内烧毁，以免落入俄国人手中。戈培尔让魏德林赶到暗堡，这样他就可以在暗堡里继续指挥他的部队。

我惊呆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从未想过希特勒会自杀身亡。如果他打算自杀，为什么不在这场战争已经明显无望时早点动手？在俄国人即将叩响暗堡大门时，为什么还要让这么多人无谓地死去？他的这种自私令我难以置信。

作为身在柏林地位最高的帝国部长，戈培尔接过了希特勒的指挥权，他显然很害怕魏德林对自己采取行动。魏德林告诉我，他现在无法自由地离开暗堡，所以建议我回到本德勒大街的指挥部去，以免也被困在这里。我必须充当他与麾下各个师之间的联络人。他说他将试试能否能得到批准，于今晚发起突围行动。魏德林还告诉我，前一天夜里，冯·杜夫文陪同克雷布斯将军赶到俄国人那里，寻求有条件投降（他们俩都会说俄语），但俄国人坚持要无条件投降。

随后，杜夫文将他此番去谈判的细节告诉了我。希特勒死后，克雷布斯立即通过电台与苏军指挥部取得了联系，询问对方是否允许一个德国代表团穿过威廉大街与他们进行会谈。过去曾在莫斯科担任过武官的克雷布斯，带着杜夫文沿着威廉大街前行，并穿过了一段地铁通道。几名苏军军官迎接了他们，随即将他们带至崔可夫将军的指挥部。尽管他们进行了反复的商讨，但俄国人坚持认为，他们需要的是无条件投降，并引渡希特勒（他们还不知道希特勒已经身亡）、戈培尔以及其他所有对战争负有责任的人员[3]。

第二天早晨，克雷布斯将军同意于5月1日夜间开始突围。魏德林向雷菲奥下达命令，要求他给我们属下的各个师发送突围行动的代号。此刻已经来不及将部队集结起来后朝着一个方向突围，因此，各个师只能独自进行这一行动，突围从夜里9点开始。魏德林让每一位师长和每一名士兵自己选择，要么参加突围行动，要么留下来等着被俄国人俘虏。

在与蒙克少将交谈的过程中，魏德林和我得知，党卫军旅队长蒙克打算于今晚9点30分离开，先在弗雷德里希大街的地铁站集合，然后向北面突围。魏德林决定，我们的军部也加入蒙克这个突围小组，他指示我，让军部人员做好准备，晚上8点离开本德勒大街。当然，我们将杀开一条血路，冲到帝国总理府，以便加入蒙克这个小组。

帝国总理府的工作人员以及那些打算离开的人，也将加入这个突围小组。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将军决定留下自杀。当天，在穿过帝国总理府的时候，我看见陆军医护人员和红十字会护士们正在照料那些伤员。而那些党卫军士兵们则拿着罐装香肠等美味佳肴以及汽水或啤酒自顾自地狂吃猛灌。

显然，最后的时刻到来了。现在的计划由每个人自行决定，而不再由指挥官处理。晚上7点30分，我和依然留在元首暗堡内的希特勒随员们坐在一起，举行了“最后的晚餐”。在这群人当中，我可能是唯一的局外人。我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除了我，还有马丁·鲍曼、海军上将福斯（他是代表海军元帅邓尼茨的联络官）、赫维尔大使（他是代表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的联络官），另外还有4∼5名女士，她们的身份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应该是女秘书。除了这些人外，另外还有两三个人。我们的晚餐是茶、军用面包、咸牛肉以及罐装香肠。当然，我们谈论的话题都和即将进行的穿越苏军火线的突围行动有关。由于我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作战军官，因此我成了这群人中的“专家”，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我进行了“轰炸”。这个突围小组看上去不太寻常，因为他们都穿着士兵制服作为突围的服装。胖胖的鲍曼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件能让他舒舒服服地穿上的普通士兵制服，海军上将和外交大使也换上了普通士兵的军装，甚至连几位女士也是一身陆军士兵的打扮。几位女士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些人都无法获得帮助。希特勒死了，这一事实对他们造成的震动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能掌控的范围。他们跟随希特勒多年，此刻，他们的脑中很可能一片空白，对所发生的事情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用餐过程中，大约是夜里8点的时候，戈培尔和他的夫人走了进来，向总理府的工作人员们告别。一名女秘书低声告诉我，戈培尔的孩子们下午时还在暗堡里跑来跑去地玩耍，现在都已经被毒死了。在眼前这种情况下，戈培尔夫人的态度非常冷静，而戈培尔博士也表现出惊人的沉着。他们来到这里，平静地向每个人告别，他们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也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些什么，戈培尔夫妇能做到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惊讶。不过，他们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坚定的声音响了起来。他们庄严地与在场的每个人握手，并祝大家好运，然后，他们毫无表情地转过身，沿着走廊朝他们所住的房间走去。

尽管魏德林与蒙克将军已经做好了突围的安排，但他还是想回到本德勒大街与自己的部下们告别，并给每个人提供一个选择——突围或者投降。此刻天色尚亮，苏军已经占领了国会大厦，正朝着帝国总理府猛烈攻击。蒂尔加滕此时正处在交战的中心地带，我们遭到了火炮、机枪以及轻武器火力的集中射击。我没有等魏德林一起出发，因为两个人一起目标太大。我们身旁没有任何保护，用我们身上的配枪还击也是毫无意义的。最好的办法是弯下身子，尽量使自己成为小且快速移动的目标，迅速从一个隐蔽处冲到下一个隐蔽处。我快速地跳跃着，并不时进行隐蔽。魏德林将军的年龄比我大一倍，奔跑起来无法像我那样迅速。

也许是这段险象环生且让人筋疲力尽的旅程，再加上过去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摧毁了魏德林将军的神经，也可能是杜夫文在谈判期间受到俄国人得体对待的情况汇报，对魏德林产生了某种影响。总之，在本德勒大街的地下室里，魏德林将军宣布，他不想突围了，而是选择向苏军投降。

当我告诉他我要离开，因为我不想投降，我想按照我们先前做出的安排，加入党卫军旅队长蒙克的队伍参加突围行动时，魏德林冲着我大发雷霆。这是他唯一一次对我发火，显然是因为他觉得从元首暗堡返回的途中被我抛弃了，尽管他没有直说。但他肯定没有权利指责一名经历了许多次战斗并多次负伤的军人是个懦夫，而我却直言不讳地对他指出了这一点。我们两人可能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人的机体系统只能承受这么多，无疑，我们的机体系统正在接受考验。

也许，他是想通过一顿斥责，打消我参加突围的念头，因为就在一个小时前，他曾告诉蒙克，他将率领全体工作人员加入突围小组。当然，在我们赶往帝国总理府的途中，肯定会出现伤亡，但大多数人能够安全到达。可现在不管怎样，他都不许我在夜里10点前离开本德勒大街的地下室（按照他的说法，在这段时间内，他仍需要我），但这样一来，我肯定来不及加入蒙克的突围小组了。他的命令就此决定了我的命运，阻止了我试图逃离被俄国人俘虏的尝试。我依然是一名军人，必须遵从命令，尽管我的内心气愤不已[4]，也不能擅离职守独自一人去突围。

这里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准备投降事宜，烧毁我们的证件和文件（其中包括第56装甲军的作战日志以及沃尔夫少校掌管的个人档案），向依然能联系上的各个部队下达投降的命令。杜夫文上校简单地讲述了前一天夜里他受到俄国人“体面对待”的经历，几乎所有的参谋人员都同意放下武器投降，不再进行下一步的战斗，就此成为苏军的俘虏。等到冯·杜夫文与俄国人再次会谈后，投降的正式命令就将下达，我们也将走入苏军的战俘营。

无线电联络很快便建立起来。午夜时分，苏军在本德勒桥头将杜夫文接走。杜夫文提出的要求是：我们的部队体面地投降，双方立即停火；苏军答应反对恐怖主义，保护平民；我们的每名士兵有权保管自己的食物和私人物品，军官和士兵们有权与各自的部队待在一起。

在院落里，我们所有人的证件以及陆军司令部的文件被付之一炬。所有的个人档案也被烧毁，这让我感到特别遗憾，因为我一直对自己的服役记录非常自豪。但此刻，这些年来作为职业军人的生涯已经结束。

等冯·杜夫文上校结束了与俄国人的会谈返回后，魏德林将军把所有的参谋人员召集到一起，告诉大家，已经做好了安排，第二天一早投降。

我给莉洛写了封信，并将这封信抄了几份，写上了几位亲属的地址，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有谁还活着。我把这些信交给通信部门的女性辅助人员以及红十字会护士，俄国人已经答应允许她们自行离开。然后，我吃了勤务兵为我准备的饭菜，这可是最后一次了：嫩青豆、煮火腿、炸土豆，我还喝了两杯香槟。为了预防万一，我的勤务兵将我的背包里塞满食物，并将我的水壶灌满白兰地。

然后，我仔细清点了一下自己的私人物品，以便决定，作为一名战俘我最需要的物品是哪些。最大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带上自己的睡袋或是毛皮衬里大衣。过去在俄罗斯寒冬的经历，牢牢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毛皮衬里的大衣在那里非常普遍，即便是夏季刚刚到来的时候。我用一件度身定做的军服换了件普通军装，因为这能让我不那么引人注目，而且穿起来也更加舒适。然后，我在军装外套了一件坦克兵所穿的连体工作服，这样就可以把军裤上代表参谋部军官的红色条纹挡住，说不定，这种标志会给我带来麻烦呢。最好的衬衫和内衣，一些食物，照片信件和几包香烟，这些物品就是我全部的行李。尽管我已经扔掉了许多东西，可我的背包还是重达30多磅。除了这些物品，还有一件沉甸甸的毛皮衬里大衣。不过，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以后还可以再扔掉些东西。

当然，此刻的我丝毫没有睡意。以前，我曾在炮击的过程中打盹，也曾在进攻即将到来时安然入睡，可现在，不确定的前景使我睡意全无。我信步走到外面，走入柏林的夜色中。温柔的春夜与我们周围燃烧着的废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四周弥漫着近乎可怕的沉寂。经历了过去几周持续不断的激战声，这种寂静似乎成了触手可及的有形体。当我环顾身边的废墟时，一个疑问浮现在我的脑中：“这么大的代价，值得吗？”这场战争的代价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所能表述的能力。今晚，我是否觉得对此负有某种责任呢？我是否感到某种道德上的愧疚呢？没有，我没有这种感觉。但后来，我得知了许多我在当晚并不知晓的事情后，才产生了一种负罪感。此刻，我只是对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感到遗憾，而摆在我面前最当务之急的问题是：生存！

在柏林的这个夜晚，无数关于自己的命运将何去何从的问题涌入脑海。要是我不被枪毙，作为苏军战俘的新生活将是怎样的呢？他们会关我多久？这种监禁生活将如何结束？据我所知，当我们从俄国人手中重新夺回德国的村镇时，我们常常发现，俄国人把他们俘虏的德军军官都杀掉了。我觉得我必须假定自己的生命已经结束，我会被枪毙的。此刻最重要的问题是家里的情况究竟怎样，家里的每个人都从莱比锡的战火中生存下来了吗？

这个疑问引发了其他一些越来越急切的问题：我是否应该试试避免被俘呢？我思考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带上足以维持数天的食物和饮水，躲在废墟瓦砾中，直到事态平息，然后我再逃到莱比锡去。但我知道，俄国人肯定会搜索那些躲起来的人。作为柏林保卫战期间的作战参谋，我很清楚苏军部队在柏林周围构成的环形包围，我也知道，最大的障碍是四处的桥梁都已被炸毁。逃离柏林而不被俄国人抓获，根本没有机会，这一点毫无疑问。

从枪套中掏出手枪后，我将其拆卸，并将手枪的零部件远远地扔向各个不同的方向。我不想让这把手枪成为某个苏军士兵的战利品。这个举动标志着最终我还是决定放弃和投降。

站在黑暗中，我惊奇地听到附近画眉鸟的啭鸣。我已经很久没有聆听到这种声音了，这些鸟儿在这最后的战火中幸存下来，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时值春季，画眉鸟们正准备孕育它们的下一代。经历了这种彻底的毁灭后，还有可能获得重生吗？以我目前的心态来看，我无法相信这一点。不管怎样，我的世界已经消亡。

[1]带着希特勒遗嘱逃出元首暗堡的并非魏斯、洛林霍芬和博尔特这三人，而是由约翰迈尔、海因茨·洛伦茨和威廉·灿德尔。

[2]希特勒先咬碎了嘴里的氰化钾小瓶，随即扣动顶在太阳穴处的手枪扳机；埃娃没有用枪，咬碎了毒药瓶后身亡。希特勒究竟死没死，是服毒还是开枪，苏联人为此专门进行了被称为“神话行动”的调查，尽管这一调查错漏百出。

[3]另一种说法是，克雷布斯到达崔可夫的指挥部时，宣布了希特勒的死讯。

[4]克纳佩要是知道蒙克小组的突围情况，也许心态会平衡许多。蒙克的突围小组在行动时又分成了几个小组，先后出发。蒙克、汉斯·鲍尔、汉斯·腊登胡伯等人并未能逃出包围圈，最终和克纳佩一样，进了苏军战俘营。比克纳佩更倒霉的是，蒙克小组内的许多人，作为希特勒自杀的目击者，一直被关押到1955年。

第七章

不久，黎明便到来了，我们不得不吞咽下向苏军投降的这枚苦果。1945年5月2日清晨5点55分，我们把武器堆了起来，每个人都在柏林城阴郁的细雨中列队。我们这些人是魏德林的军部人员，还有一些通信人员（电话和电报技术人员），陆军总司令部迁出柏林后，这些技术人员留在了本德勒大街。我们的四周满目苍夷，蒙蒙细雨中，大半个柏林城仍在燃烧，呛人的烟雾强烈地刺激着我们的鼻子和眼睛。

魏德林将军已经坐车赶往崔可夫将军设在滕珀尔霍夫机场附近的指挥部。我忙着让士兵们排好队伍，并确保每个人都已将武器交出。冯·杜夫文上校、雷菲奥上校、沃尔夫少校和我率领着队伍前往本德勒大街的底端，距离我们这儿大约有半条街远，而俄国人则在兰德维尔运河的另一端等着我们。这条运河约有100英尺宽，两侧是陡峭的水泥岸堤。过去，驳船穿越柏林城就靠这条运河。运河上的桥梁已被炸毁，但桥梁下横跨运河的粗大的电缆束依然完好。这些五颜六色，粗细不一的电缆线，在运河的两岸通入了地下，直径约为3英尺的电缆束（都被捆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条可供通行的人行天桥。一名级别较高的苏军军官踩着电缆线渡过运河，来到了我们这一侧，冯·杜夫文敬礼后向他报告了情况。

苏军军官对杜夫文上校说了几句，随后便返回到运河的另一端。约有20多名挎着冲锋枪的苏军士兵站在河对岸，在他们身边停放着几辆美制吉普。我们的队伍排成单路纵队，沿着电缆束跨过河去。当双足踏上运河对岸的土地时，我觉得这是我生命就此终结的标志。等我们到达河对岸后，那些挎着冲锋枪的苏军士兵咧着嘴笑了，他们中的一个人说道：“希特勒完蛋了！”接着，他们所有人都高兴地大笑起来。他们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就像所有的胜利者都会做的那样。

冯·杜夫文与一名苏军军官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然后他告诉雷菲奥、沃尔夫和我，我们将被送至3公里外崔可夫将军的指挥部。但首先，我们坐车来到了几条街外苏军的一个师级指挥部。在这里，我们像被展览那样，苏军师部的工作人员带着强烈的好奇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们。崔可夫将军的指挥部位于滕珀尔霍夫机场附近的一条小巷中，这里过去是中上阶层人士的住宅区。

崔可夫将军的指挥部设在一幢大型公寓楼的底层，这座公寓楼建造于本世纪初期。几名年轻的苏军军官带着我们穿过走廊，来到了一间大房间，魏德林将军正在这里等着我们，杜夫文随即向他汇报了运河桥那里秩序井然的投降情况。终于，崔可夫将军的参谋长走了进来，又过了几分钟，崔可夫将军也走进了房间。我们向他敬礼，他向我们回礼。崔可夫命令魏德林将军撰写一份书面命令，命令那些仍在柏林城内实施抵抗的德军士兵停止战斗。俄国人搬来了一台德文打字机，然后，魏德林口述，我用这台打字机打出了他的命令（后来，我读到了俄国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事的错误描述，他说是一名金发女秘书打出了这些命令——我确实是金发，但我是男性，而且是参谋部的少校军官）。我又打了几份副本，按照俄国人的指示，魏德林将军签署了这几份命令。俄国人留了一份副本，然后将剩下的交给沃尔夫和我。随后，俄国人邀请魏德林、杜夫文和雷菲奥列席在崔可夫指挥部内举行的一场盛大早餐，而沃尔夫少校和我则奉命将魏德林将军签署的停火令交到仍在实施抵抗的德军部队手中。俄国人的盛宴显然是为了庆祝他们的胜利。我相信魏德林、杜夫文和雷菲奥对此不会有什么胃口，但此刻的处境使他们很难拒绝这一邀请。

一名苏军上尉陪着我坐上一部美制吉普车，我们先到了苏军的一个军部，随后又去了一个师部。每到一处，我都被俄国人带着极大好奇的目光所注视。在苏军的军部里，一些会说德语的苏军军官问我希特勒和戈林的下落。我告诉他们希特勒已经死了，而戈林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好不容易才明白过来，他们已经打败了德国，并将柏林城踩在了脚下。

在他们的师部里，一名苏军军官用德语问我：“关于奥斯维辛，您有什么要说的吗？”我问他指的是什么，他生气地说道：“那么，贝尔根-贝尔森呢？特雷布林卡呢？布痕瓦尔德呢，您怎么看？”他的面孔由于愤怒而涨得通红。我完全不理解他说的这些地名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明白他为何变得如此气愤。最后，他叫道：“别假装您不知道！”说着，他冲出了房间。

苏军上尉和我随后来到了位于安哈尔特火车站的一个苏军营部，这里的战斗仍在继续。我被带到一群德军俘虏前，按照俄国人的命令，从俘虏中挑出两名士兵，向他们宣读了魏德林将军的命令。俄国人向德军俘虏作出保证，谁自愿去传达命令，就会给他签发通行证，允许他回家去。直到后来我才学会不再轻信这种许诺，但在当时，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在这种条件的激励下，自愿者并不缺，我从中挑出了两名军士，交给他们一份魏德林将军命令的副本和一面白旗。他们将带着这一命令赶到设在青年旅社的德军指挥部，这是安哈尔特火车站附近的一栋大型办公楼。我看着他们沿着火车站的铁轨，朝着德军阵地而去。然后，我跟着苏军上尉赶到了另一个营，再次重复了这一过程，接着又是第三个营。时至今日，我可以肯定地说，俄国人从未对这些派去传达命令的人兑现诺言，因为我很快就了解到，如果俄国人派你去做他们希望你做的事情，他们会许诺一切，可一旦你做到了，他们便会忘记自己曾作出的承诺。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因为继续实施抵抗的德国人很可能是党卫军士兵，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打到最后一个人，他们会开枪打死任何一个试图对此进行干涉的人。

随后，苏军上尉带着我返回崔可夫将军的指挥部。沿途之上，我们经过了一片前一天激烈战斗过的地段。街道上满是被烧毁的坦克，死去的马匹和被打死的人。德国人和俄国人的尸体倒在一起。我尤其记得，两具苏军士兵的尸体倒在阳台上，他们用毫无生气的眼睛盯着我们，流出的鲜血染红了阳台下的墙壁。我产生了一种可怕的不安和恶心感，因为我此刻正和一名苏军上尉同坐在一辆吉普车内，听任着对方的摆布。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应为这些苏军士兵的阵亡负责，尽管我没有亲身参加街头的巷战，但我们这些参谋人员负责的就是如何作战，如何为战争机器上油，以使其正常运转。这种感觉让我心神不宁，但身边的苏军上尉对此却并未多加留意。一般而言，苏军军官们的举止比较得体。当然，他们看见了崔可夫将军和他的参谋长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于是他们也依样而行。

当我们回到崔可夫的指挥部时，魏德林将军已经不在这里，但杜夫文和雷菲奥还在。我被带入宴会厅，一张大桌子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俄国人请我们随意。这里有香槟、鱼子酱、水果蛋糕、奶酪以及各种你能想象到的肉类，还有无数其他的食物。沃尔夫少校已经返回，也被带到了这里。我们饱餐了一顿，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顿会到什么时候。然后，我们奉命拿上装着私人物品的背包，再次上了一辆吉普车，被带到了一列行进中的德军俘虏队伍前。俄国人让我们加入这一行列。

当天剩下的时间里，沃尔夫和我跟着这队德军俘虏行进着。在此过程中，我还遭遇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路过一片树林时，一名苏军卫兵把我拉出队伍，示意我把靴子脱下来交给他。我知道，要是自己没了靴子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于是我孤注一掷，朝着他大喊起来，把他狠狠地斥责了一顿，就像是对待一名行为不端的德军士兵那样。我的怒斥竟起到了作用！那名苏军士兵本能地立正站好，仿佛我就是一名苏军军官。然后，趁着他尚未反应过来，我赶紧溜回到队伍里。这是一场可怕的赌博——也可能是很愚蠢的行为——因为对方完全可以开枪打死我，再把我的靴子拿走，根本没有人会在意。但我的做法确实起了效果，这是最重要的。

当晚，我们来到了一所临时搭建规模却很大的战俘营，周围架设着铁丝网。这里曾是个水泥厂，拥有一个很大的采石场。这个水泥厂位于柏林郊区，就在吕德斯多夫（Rüdersdorf）附近。我们这一千多名战俘被关押在此，营地里有几座很大的建筑，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可以住到里面去。沃尔夫和我找了个角落坐下，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我们俩都带着食物，这样，我们就有东西吃了（最初的几天，俄国人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食物）。

这个战俘营非常庞大。俄国人首先为我们提供了水和厕所设施，卫生条件并不尽善尽美，但俄国人确实已经尽力了，因为他们非常害怕传染病发生。尽管我们没有得到洗浴设施或是肥皂，但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自来水，在营地中央还升起了火，这样，我们就有热水可用了。

沃尔夫和我查看了整座营地的情况，然后就无事可做了。经历了过去几个月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节奏后，这种强制性的闲散实在让人大伤脑筋。我不得不尽力控制着自己跳起身忙碌起来的冲动，在这里无所事事的状态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我试图抑制住自己的一切想法，关于我们输掉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关于我不远的将来，关于我所能确定的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这期间，沃尔夫与我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他二十八九岁，6英尺不到，棕色的头发有些稀疏，有一双蓝眼睛，脸上总是带着微笑。

沃尔夫带有一些咖啡和一盒上好的雪茄。下午4点的时候，我们烧了点热水，来上一杯咖啡，再点上根雪茄。这看起来很不错。于是我们决定，只要我们俩还被关在一起，每天下午我们都将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也不知道将在这里被关多久，甚至不知道我们能活多久——所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会烧上点热水，喝上一杯咖啡，抽上一根荷兰“Rittmeester”牌雪茄。这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安宁的时刻，我们在一起谈论家庭、亲人以及将来——可能会发生些什么，我们是否能回家。我过去并不吸烟，但在战俘营最初的日子里，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带着所有的回忆并谈论起我们各自的家庭和将来，这就需要来点特殊的东西。否则，我们在这个战俘营里的生活就太单调太枯燥了。每天，我们都会把时间花在点名、交谈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上。一般情况下，我们睡在露天；如果天气变坏，就住在屋内。在被解除了不断作出决策的责任后，我突然间被一种对睡眠的极度渴求所征服，似乎总也睡不够。

我们被送到这里约两周后的一天，喇叭里忽然传出了我的名字：“克纳佩少校，到门口处报到。”我寻思着：“好吧，就是这样了。现在肯定是要枪毙我。”我真的没感到面对死亡有什么特别之处。已经有那么多人死去了，多我一个也没什么。我和沃尔夫握了握手，向他告别。我把家里的地址留给了他，要是他能获得释放便会去通知我的家人。我拿起自己的背包，走到了战俘营门口。战俘营指挥官和一名苏军少校在一辆吉普车旁等着我。战俘营指挥官对我说道：“跟着少校去吧。”我们上了车，朝着克佩尼克驶去。除了少校和我，车上还有一名司机和一个带着冲锋枪的卫兵。

吉普车停在了一幢5层公寓楼前。我被带到了三楼或是四楼，对德国军官来说，这里被证明是一所“绅士监狱”。被关押在这里的德国军官大约有10来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中有将军，也有参谋军官，还有几位通信军官。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对待。每个房间都有床铺，还有厨房，我们可以自己做饭吃。这里的条件比那个采石场战俘营强得多，采石场那里关了上千名战俘，既拥挤又肮脏，而且很少有洗澡的机会。

经历了这几个月来的疯狂工作，我们这些人很难适应目前这种闲散状态。我们相互讲述近几个月来彼此的经历，但除了做饭做菜和相互认识外，在这里没其他事情可做。每天，我们都获准到后院散步1小时，几名武装卫兵看着我们。我已经脱掉了普通士兵的军装，重新穿上了带有红色条纹的参谋部军官长裤。当我进出这幢大楼时，站在后门口的苏军哨兵都会向我敬礼，显然他看见了我裤缝上的红色条纹，误以为我是将军。他们肯定为这么年轻的德国将军而感到惊异。

被关在这里的人中，有一位年纪很大的将军，可能有70岁了，很多年前就已经退役。他居住在柏林，他的一个邻居向俄国人报告说他是一名将军，结果，俄国人让他穿上自己的军装，把他带到了这里。对这位将军来说幸运的是，因为年龄的关系，俄国人把他送到了这个较舒适的地方。总之，他们对将军级别的战俘，待遇不太一样。

透过这座公寓楼的窗户，我们可以看见楼前的街道。公寓楼从背面俯瞰着施普雷河，但这座大楼与施普雷河之间是一片花园，大楼与河流之间的距离大约有几百米。这个位置的河流宽度约为200米。我决定试着逃跑并游过河去。虽然我不知道在河对岸有什么在等着我，但那里至少不会有俄国人。到了那里，我觉得自己可以在白天时隐蔽起来，夜里走上一小段距离（从那里到莱比锡约有200公里）。河对岸也有一些花园，每个花园里都有一个小小的工具棚（摆放园艺工具）。我想，逃出去后的第一天，就躲在其中的一个工具棚里，并希望能从那里的居民手中得到几件老百姓的衣服。我们这座公寓楼刚好是一排公寓楼的最后一幢，前面的一幢建筑与我们这座楼隔着一堵围墙。在公寓楼内，我们可以自由活动，于是我开始四处查看，想看看能搞到些什么以帮助自己逃脱。在阁楼上，我找到了一捆晾衣绳，其长度足以垂到地面，而且我发现，可以将阁楼处的屋顶移开几块屋瓦，这样我便可以将晾衣绳系在阁楼上，再把它垂到楼底的墙壁处。

我开始注意观察哨兵，看是否能发现他们的巡逻规律。公寓楼的前面和后面各有1名哨兵。我注意到，这2名哨兵有时候会同时走到公寓楼的一端，而此刻的另一端则无人看守。我还注意到，前后哨兵的换岗是在同一时刻，而且，他们上岗时会待在原地聊上几分钟。哨兵们在公寓楼的前后巡逻，而且不会停步。我仔细地观察着他们，计算着时间。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把握好时间，就可以沿着绳索攀下，然后躲在公寓楼一端高高的杂草丛中，等待哨兵们同时走到大楼的另一端，或者等到他们换岗，然后我就跑到河边，游过去，躲藏在花园的工具棚里。逃跑必须在夜间进行，而且必须是没有月光的夜晚。不幸的是，这段时间里的月光非常皎洁。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我必须等待一个漆黑的夜晚。

终于，这一时机到来了，我觉得第二天夜里将会是个漆黑的夜晚。那天早晨，当我们吃早饭时，负责管理这座公寓楼的苏军军官走了进来，他的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克纳佩少校，您可真幸运，”他说道，“您要去莫斯科啦！”

对一个俄国人来说，去莫斯科可能是件美妙的事情，可对我而言就没那么妙了。当晚游过施普雷河从而获得自由的可能性泡汤了，我将乘飞机在莫斯科着陆。他告诉我准备一下，10点钟出发。我赶紧给莉洛写了封信，把它交给那名年迈的将军，如果他获释回家，就帮我把信寄出去。

在滕珀尔霍夫机场，我登上了一架美国的DC-3货机，机舱内装满了德国战利品，俄国人将把这些物品运至莫斯科。机上的乘客——除了我之外，还有10来名苏军军官和士兵——都坐在昂贵的地毯卷上（我不得不怀疑，这些地毯是不是元首暗堡中，我和魏德林将军曾经踏过的那些）。那些苏军士兵，登机时都盯着我看，但过后就不理会我了。

在六月明媚的阳光的照耀下，飞机起飞了，随即转身向东，朝着广袤的苏联飞去。轻易逃脱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一想到这个事实，我的心情便无比沉重，似乎飞机爬升得越高，我获得自由的希望也就越渺茫。下一站将是莫斯科——前途未卜！

飞机飞过了1941年6月我们曾经席卷过的一片土地——在4年前的同一个月——我当时是一名年轻的炮兵连连长，中尉军衔。1941年时，我们或骑马或步行，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踏过这片土地，可现在，坐飞机只需要几个小时。当然，当时我们穿越这片土地时经历了激烈的战斗，不过，等我们跨过斯摩棱斯克杀向莫斯科时，战斗就不再那么激烈了。

我不禁想到，自己是不是还能踏上归程呢，我可以确定，一旦俄国人从我嘴里得到了他们想知道的一切后，肯定会把我枪毙。

然而，这一切开始于当初。我的思绪飘回到1936年，那一年，我从“百丽”高等中学毕业，跟着4个朋友踏上了苏台德山脉的滑雪之旅，以此来庆祝我们的毕业……

第二部

快乐的时光

1936-1939

第八章

道路变得越来越崎岖，越来越陡峭，但每拐过一个弯，四周的风景便更加壮丽。我们5个人挤在一辆车上——维尔纳·弗里德里希、汉斯·利贝尔特、西格弗里德·埃伯特、恩斯特·米夏埃利斯和我。一周前，我们刚刚从高等中学毕业，时间是1936年3月6日。九年前，10岁的我们一同进入这所学校。早在两年前，我们便开始策划这次滑雪之旅，以庆祝我们的毕业。

精力旺盛的弗里德里希一如既往地向我们发出了挑战，等到达滑雪场后，就展开一场竞赛，他保证道，我们不会有丝毫获胜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很期待这场激动人心的旅程。终于，等我们拐过一个陡峭的急弯后，滑雪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稍下方，安静地偎依在西里西亚苏台德山脉的山洼处。我们找了个地方停下车——这是利贝尔特父亲的轿车——边打着雪仗，边按照指示牌朝着木屋登记处跑去。由于寒冷的空气，再加上奔跑，我们每个人的面孔都涨得通红，以至于冲进门时，把屋内的老人吓了一跳。

“你们好，”他说道：“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吗？”这位老人透过金属框眼镜看着我们。

“我们在您这儿预定了一间木屋，”埃伯特说道，“名字是西格弗里德·埃伯特。”

“我来看看……”他翻了翻看上去像一堆废纸般的文件。“找到了，”他说着，“我叫霍费尔。”他伸出手来，跟我们轮流握了握手。他的手很有力，尽管他看上去年事已高，身体也有点虚弱。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该出的那一份钱放在柜台上。霍费尔慢慢地点着，然后把钱小心地放入一个带锁的旧木盒中。接着，他在一堆钥匙中寻找着，终于找到了他想找的那把。“在这里，”他微笑着说道，把钥匙递给了埃伯特，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着光，“玩得开心点，孩子们。”

埃伯特接过钥匙，我们推搡着走出了这间小屋，急切地开始了我们的探险。我们从汽车上卸下各自的装备，这些物品很快便被堆了起来。

“拿着这个，”随着一声命令，某件东西撞到了我的后背。

我不用回头就知道是弗里德里希。和往常一样，他负责分配装备，以便把这些东西搬进木屋里去。等我们每个人都背上了令弗里德里希满意的行李后，我们朝着山上的小屋跋涉而去。尽管当时的温度只有华氏28度[1]，但攀登上陡峭的山坡却让我们浑身冒汗。

我们的木屋有一间很大的长方形房间，带有两个窗户，正面的那扇朝着东面，另一扇面对着西面的陡坡。北面的墙上有1个很大的壁炉，配有可用于烤肉的铁叉和放置烧水壶的支架，还有1个可摆放锅子的铁丝网架子，壁炉架上挂着平底锅等用具。南面的墙壁处摆设着两张床铺。我们已经按照通知，带来了睡袋和枕头。

“我们去滑雪吧！”弗里德里希喊道。

匆忙中，我们从一堆装备里找出了各自的滑雪板。我们必须往下走几步才能到达一处斜坡。我们朝坡下滑去，然后又挣扎着返回来，一次接着一次，直到再也没有力气再来一次为止。我们累得筋疲力尽，就差在地上爬了。最后，我们玩够了，朝着小木屋返回。我们决定到村子里去吃饭，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力气自己做饭了。

屋内的咖啡香气立即引发了饥肠辘辘的肚子强烈的反响。屋里没有其他顾客，显然也没有服务员。我们饿得心慌意乱，弗里德里希和我靠在椅子上，翘起了椅子的双腿。

“别难为那些家具！”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霍费尔先生出现在屋里，就像是平地冒出来那样。我们迅速将椅子的四脚落地。“你们好，孩子们。没办法自己做饭了吧？没关系，霍费尔太太会让你们饱餐一顿的。”1秒钟后，霍费尔太太风风火火地走进房间，告诉我们将吃到些什么。

得知晚餐已经在准备后，我们定下心来。我伸头向窗外张望，从这张桌子处几乎望不见山脚，那里一片静谧，只有几盏路灯散发出柔和的光线。此刻，又开始下雪了，轻柔而又缓慢，大片的雪花漫无目的地飘摆着，缓缓地落在地上。在温暖的咖啡馆里，闻着正在为我们准备的晚餐的香气，我们享受着这种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满足感。屋外，1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农村孩子，牵着1匹驮马，拖着1架堆满了干草的雪橇，沿着道路慢慢地走着。年迈的霍费尔先生与另一位跟他年纪相近的人，在离我们不远处的一张桌子上下起了象棋。他们一边下棋，一边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政治。

霍费尔太太从厨房里推着一辆满载着食物的小推车出现了，她熟练地将装着食物的碗放在我们面前，又递给我们每人1个空盘子以及必需的银餐具。我们已经没心情说话了，迅速狼吞虎咽起来，结果，霍费尔太太放在我们面前的饭菜被一扫而空。看起来几乎是同时，我们几个人向后靠去，发出了满足的叹息声。霍费尔太太肯定在厨房那里一直看着我们，因为她推着空小车走了过来，迅速清理了桌面，以便让我们几个开展饭后的讨论。忽然，我们听见霍费尔先生的声音大了起来。

“希特勒将把我们带入到另一场战争中！”他强调着。

“您为何要这么说？”他的棋友问道。

“因为希特勒是个赌徒。赌徒，不输光是不会罢手的！”

“我不明白您为何要这样说，”他的棋友回应着，“他为失业者提供了工作，他重新恢复了经济，他结束了街头的政治斗殴，他修建了高速公路，他撕毁了凡尔赛条约，恢复了民族自豪感，他甚至还收回了莱茵兰。”这位老人滔滔不绝，几乎有点气喘吁吁了。

“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些事情的呢？”霍费尔先生问道：“他加强了军备工业，从而提供了就业机会。您觉得他将如何使用那些武器呢？放在一旁做欣赏？他把他的政治对手以及大批犹太人投入到集中营，从而恢复了街头的和平。”

我们都偷偷地瞟了一眼米夏埃利斯，他也是犹太人。

“那么，您为何要说希特勒是个赌徒呢？”那位老人问道。

“我们的部队开进莱茵兰地区时，如果法国人进行抵抗，您认为会发生什么呢？”霍费尔先生自问自答道，“我们那些可怜的部队会被悉数消灭。但希特勒在玩牌，他赌的就是他的对手因为他的虚张声势而不敢叫牌。这一把他赢了，也许他还会赢更多——但他最终会超出自己所能掌控的程度，因为赌徒在赢钱的时候是不会罢手的，他们会不断地投注，直到输光为止。”

“但他只不过是夺回了我们被凡尔赛条约抢走的东西。”霍费尔先生的棋友反驳道。

霍费尔先生站起身子，走到壁炉前，将烟斗里的灰烬敲了出来。“他会继续下去，直到把我们拖入另一场战争。代价将会是什么呢？”他转过身，朝我们这个方向挥着手。“很可能会牺牲这些孩子的生命，再加上数百万人的性命。”

“他可真是个老牢骚！”弗里德里希轻声对我们说道。

“我觉得他说得没错。”米夏埃利斯低声说道。

没人回应他。米夏埃利斯犹太人的身份，让我们大家在这两位老人交谈的环境中感到不安。

我们返回到自己的木屋，迅速在壁炉中生上火，屋里太冷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我们煮了茶，做了早餐，不到一小时，我们便扛着滑雪板开始爬山。等我们到达山顶后发现，捷克斯洛伐克那面的风光与德国这一侧同样壮丽。这一整天，我们都在滑雪，飞速滑下这片洁净的山坡，然后再扛着滑雪板返回到山坡上。在夜晚到来前，我们设置了一条越野路线，玩了个不亦乐乎。

傍晚时刻，我们决定今天到此为止，随即下山，朝着我们的木屋滑去。我们生上火，把一些豆子放进水壶里，用水浸没，然后将水壶悬挂在火上。接着，我们又把一些土豆削去皮，也扔进了水壶中。很快，豆子和土豆都沸腾起来，我们耐心地等待着它们被煮熟。半个小时后，用叉子戳戳，土豆已经软了，看来是可以吃了，但那些豆子仍和先前一样硬。我们把土豆拿出来，放在火旁使其保持温度，而豆子还需要继续煮。1个小时过去了，那些豆子在沸水里轻快地跳跃着，但软硬程度依旧如故。

“你买的是哪种豆子啊，克纳佩？”弗里德里希问道。

“就是豆子，怎么了？难道还有什么不同的种类吗？”我怯懦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可你确定这些豆子能煮熟吗？都煮了1个半小时了。”

“我们还是先吃土豆吧，”埃伯特建议道：“等豆子煮好了，我们再吃。”

我们把土豆分成5份，就着面包、黄油和一壶新茶，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吃过东西后，我们觉得好受多了，尽管土豆并未能满足我们的胃口。我们一起，慢慢地清理着餐具，检查着炉火，往水壶里添上水，继续煮那些豆子。

“想尝尝美国爆米花吗？”利贝尔特问道，他站起身在他的背囊中翻寻着。

“那是什么东西？”我问道。

“我弄给你看，”利贝尔特说着，拿着1袋玉米粒和1个煎锅走了过来。“我叔叔从美国的芝加哥给我们寄来的。用平底锅把这些玉米粒加热，它们就会爆开，味道很好。把那些该死的豆子从火上拿开，我们永远也别指望吃上这些豆子了。”他往平底锅上抹了些黄油，将其加热后融开，然后往锅里倒了半袋子黄色的玉米粒。

利贝尔特重新调了调火焰，然后将铁丝烤架放在火焰上，接着，他把沉重的煎锅搁在烤架上。玉米粒很快便爆开了，一开始比较慢，随后便越来越快。

“盖上盖子，”利贝尔特叫道，爆开的玉米粒蹦出煎锅，掉进了火中。我抓住了1粒，但为时已晚。事态已经难以控制，玉米粒跳得飞快，远远超出了煎锅的高度，纷纷落入火中。显然，利贝尔特往锅内放的玉米粒太多了。落入火中的玉米粒开始冒烟，很快，木屋里弥漫了一股焦糊味。

“把门打开，”有人叫道。利贝尔特把煎锅从烤架上移开，但滚烫的煎锅温度依旧，锅里的爆米花继续往外跳，落得一地都是。但是，还是有一些爆米花可以吃，于是，我们把煎锅摆在面前，用手从里面捞爆米花吃。

“你说得没错，确实很好吃。”弗里德里希赞同地说道。

一阵敲门声在门口响起，进来的是霍费尔先生。

“霍费尔太太觉得，你们可能会喜欢这些饼干，”他说道。当他看见水壶里的豆子时，脸上露出了笑意。“难道你们不浸泡这些豆子，就想把它们煮熟？”他说道。

我们盯着他。“浸泡？”我瞠目结舌地问道。

“这些豆子必须泡上一夜，才能煮着吃，”他说道，“这是个常见的错误。”

我们面面相觑，心里暗暗叫苦。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们再次登上了德国这一侧的山坡。这一天，我们一直在比赛。我们进行了下山速度比赛、跳跃比赛，我们还比赛看谁能第一个爬回到山坡上——太阳落山时，我们都累得筋疲力尽，但却快乐无比。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温暖的炉火前，吃了些冷肉，喝了些茶水。

“你们知道吗，明天将是我们这趟滑雪之旅的最后一天了。”埃伯特稍带伤感地说道。

我们默默地盯着炉火。还有一天，之后我们就将开始各自的成年人生活了。我将加入帝国劳工团；弗里德里希将参军入伍（他已经获准，入伍1年后就将成为候补军官，这样他就避开了帝国劳工团）；米夏埃利斯将进入大学读书（他不能加入帝国劳工团或军队，因为他是犹太人）；埃伯特和利贝尔特也将进入一所大学学医，这让他们免除了加入帝国劳工团的义务。从孩子到成人的突然转变意味着一个事实的到来——我们将各散东西了。

最后一天，我们没举行比赛。每个人都选择了悠闲自在的方式。我慢慢地滑着雪，猛烈地转弯，试图品味这最后的时光。在某个地方，我停了下来，聆听着画眉鸟在附近松林中歌唱，它们可能在忙着筑巢。德国的确是个美丽的国家，一切都那么辉煌，霍费尔先生所说的，怎么可能是对的呢？德国，怎么会犯错误呢？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朝着山坡下冲去。

[1]相当于摄氏零下2度左右。

第九章

1936年4月4日，星期日上午，我怀着极大的期待一早便醒了过来。9点钟，我将在奥古斯都广场搭乘巴士赶往巴伐利亚的某地，在那儿，我将在帝国劳工团内服役6个月。

我跟家里人一起吃了早饭。14岁的弟弟弗里茨对我即将进行的“冒险之旅”兴奋不已，看上去恨不得跟我一同出发。我的姐姐英格博格——她又高又瘦，一头金发，头脑冷静——确信我不上大学却跑去加入帝国劳工团是个极大的错误，她的确也这样直言不讳地说了。妈妈慈爱地在我身旁绕来绕去，时而面带微笑，时而泪眼婆娑。我们吃早饭时，妈妈唠唠叨叨地责备英格博格对我的批评。英格博格赌气了，但她没说什么。当我从餐桌前站起身时，大家都显得有些尴尬。

“好吧，”父亲开口说道，他没有看我的眼睛，“我想，时间到了。”

“是的。”我回答着，注意到父亲的不安和语塞。我的喉咙发紧，希望能找到某种恰当的举动。但我没能找到，我只是伸出手去，他慢慢地伸出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然后，他用两只手握住我的手。妈妈在旁边吸了吸鼻子，然后她伸出胳膊搂住了我。我们都没说什么，也没什么话要说。我四下张望，寻找着英格博格，但她已经不在屋里了。弗里茨朝着我的肩头打了一拳。我拎起自己的手提箱，走出了屋门。等来到街上，我加快了脚步，家里人在身后说着再见。

在奥古斯都广场，我四下环顾着一群群和我年龄相近的年轻人，希望能找到一个熟人，但没能发现。我看见一个身穿帝国劳工团制服的人站在3辆停靠着的巴士旁。快到9点钟时，这个人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嗓门喊了起来：“好了！我们马上就上车了，三辆巴士，我希望大家先坐满第一辆，然后再上第二辆。等我叫到你的名字时，你就上车——抓紧时间！”

离开莱比锡时，车辆驶过了我熟悉无比的街道。我觉得就好像驶出了我的童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成年人的世界。以前在假期时，我也曾离开过家，但从未有6个月之久。我期待着此次成年人的体验。

晚上7点，等我们抵达目的地时，天色已经变黑。我们到达的布根格伦费尔德村，靠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帝国劳工团的营地由几幢建筑物构成，主建筑是一座大型别墅，但它现在已被改造为可容纳多达160人的房屋。巴士停在这座主建筑前，车上的乘客鱼贯而下。

那位帝国劳工团的人命令我们在这所建筑的门廊处集合。巴士随即开走了，这使我站在160个男孩中感到非常孤独。等我们安静下来后，这位帝国劳工团的人用他那曾在广场上展示过的令人敬畏的声音宣布道：“先生们，有请布根格伦费尔德劳工营指挥官，三级大队长[1]维尔纳。”说罢，他挺直身子立正站好，与此同时，一名身穿帝国劳工团制服的中年男人穿过他身后的房门出现了。

这位指挥官看上去非常严肃，颇具军人气概，他穿着一身精心裁剪的制服，打量了我们一番，就好像把我们每个人都看在眼中了。“欢迎来到布根格伦费尔德，小伙子们！”他说道，“现在，你们已经是光荣的帝国劳工团成员了。”他继续着经过准备的简短发言，他告诉我们，前4周将进行军事训练，只有经过这种训练后，我们才能获准为祖国工作。最后他说道：“现在我要把你们交由深具能力的勃兰特中队长[2]管理。”说罢，他转过身，从进来的地方进入楼里消失了。

分配好各自的房间号后，我们涌入了楼内。我被分到了7号房间，屋内放着4张床，4个储物柜，一张大桌子和4把椅子。7号房间的另外3个人，一个是胖乎乎的小伙子，名叫迪特尔；另一个是身材瘦长的农村孩子，名叫菲舍尔；还有一个红头发的小个子，名叫齐默尔曼。

第二天清晨5点30分，我们被一个声音粗暴地叫醒了，音量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起床！”这个人站在他的房门前，与我们的房间紧靠着，他的声音之大足以将整座楼里的人都叫醒。我们从熟睡中被惊醒，惊讶地互相看了看。勃兰特出现在我们的门前，尽管他的个头矮小粗壮，但在门口处却显得高大了些。

“每个房间派一个人去食堂，为你的宿舍取早餐。”他命令道。

6点30分，这个大嗓门再次准时响了起来，命令我们到楼前的广场上集合。我们分成了4个小队，每个小队都指定了小队长。我们的队长名叫克虏伯，大约21岁，身材高大健壮，一头淡金色的头发，脸上带着愉快的表情。

每个小队长都在足球场上挑了个不同的地点，距离远到足以让他给自己的队伍下达命令而不至于给其他小队造成混乱。克虏伯，面对自己的职责和我们这群人，显得轻松而又冷静，与不时大吼大叫的勃兰特形成了令人愉快的对比。他耐心地教我们在听到“立正”的口令时如何站立，“向右看齐”时如何调整各自间的距离。接着，他又教我们听到“齐步走”时该如何迈出左脚，“全体立定”时应如何反应。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向左转”、“向右转”以及“向后转”。

最后，我们列队走向补给大楼，领取我们的制服。我们拿到了好几套不同的衣服，有工作服、阅兵服、操练服以及体育服。然后，我们排着队，按照各小队的次序到食堂吃午饭。吃罢午饭有半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我们趁机一套套地试着新制服，欣赏着自己的英姿。小个子齐默尔曼，不停地立正，朝着每个人敬礼，以此来开开玩笑。他的幽默感让所有人都得到了放松。

当天下午，我们上了一个小时的课，主要是讲授“更强大的德意志新帝国”。听课的时候，霍费尔先生曾经的警告悄然溜进了我的脑中，但我强迫自己忘掉它。我们学习纪律、秩序以及如何遵循命令，这一切都是积极的品质，我觉得很好。

下课后，我们排好队再次走向补给大楼，这次发给我们的是一把锃亮的新铁锹。克虏伯带着我们回到了足球场。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名士兵，因为现在，我们列队行进时，肩膀上扛着某些东西。克虏伯命令我们立正，然后他开始讲解这把铁锹。

“伙计们，”他说道，“这里是帝国劳工团，而这把铁锹则是劳动和辛勤的象征。你们现在拿到的这柄铁锹，永远不会用来挖泥巴，只能在操练和阅兵典礼时使用。在任何时候，你们的这柄铁锹必须保持锃亮如新，就像它是铬制的那样。但这柄铁锹是钢制而不是铬制，所以很容易生锈。随时可能抽查铁锹的状态。”然后，克虏伯教我们如何用湿沙子擦拭铁锹，使其保持锃光发亮的状态，湿沙子可以在院内的一个大箱子里找到。他建议我们，每天都把铁锹拿出来用一用，而不能把它放在一旁，等着它生锈。

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操练，我们学会了如何在行军的时候妥帖地将铁锹放置在肩头。终于下操了，我们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晚饭前，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把自己清洗干净，并相互认识一下。

在食堂吃晚饭时，我们得到通知，7点半在礼堂开会。会议将告诉我们第二天的计划安排以及其他一些需要宣布的事项。会议结束后，一名小队长带领着我们唱起了歌。在10点钟熄灯就寝前，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

接下来的4周里，我们接受了军事和常规训练。帝国劳工团一个重要的作用是让军队摆脱这些最基础的训练工作。进入帝国劳工团的每个人也可以被编入军队，而我们，完成了部分训练后，就将进入军队。

最初的4个星期不允许我们走出营地。不过，我们有一个图书馆和一个游乐厅，里面有乒乓球台、牌桌和象棋桌等设备。伴随着操练、体操以及上课，4个星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对这种准军事生活已经习惯。4周训练课结束时，营地指挥官过来对我们进行了视察，然后给我们布置了具体的工作。

训练课程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将“阅兵铁锹”扛在肩头，步行40分钟赶到了一个煤矿。解散后，我们把“阅兵铁锹”架了起来，像步枪那样，四把铁锹架成一个金字塔形。我有点担心自己的铁锹，因为我一直把它保养得一尘不染。我不太愿意把它与队里其他人的铁锹架在一起，生怕别人拿走我那把，丢下一把生锈的铁锹让我去清理。随后，我们拿到了干活用的铁锹。

我们的工作是把煤矿脉上的泥土层除去，再把泥土装入一部蒸汽引擎牵引的窄轨货车上。勃兰特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参加劳动，尽管我们得到警告说，他突然跳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情况并非是不可能的。我们有45分钟的午饭时间。下午晚些时候，我们会列队走回营地，然后在5点钟到达。清洗一番后吃晚饭，饭后又是开会，会上，要么是唱歌要么是讲历史。有时候，我们也到厨房去干活，或者是站岗放哨，就像在军队里那样。

我们参加工作的头几天特别累人，因为气候炎热而又潮湿。我的手被铁锹磨出了水泡，身上汗水淋漓，这样非常容易招来蚊子和苍蝇。更糟糕的是，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勃兰特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把自行车停下，朝着我们架着的“阅兵铁锹”走去。

“你们把这叫做干净？”他吼叫着，飞起一脚将铁锹架踢倒，所有的铁锹都落到了泥泞中。

我咽了口唾沫，我知道自己的那把铁锹是干净的，我还故意把它放在最边上，以便让自己很容易能找到它。可现在，这些铁锹像无差别的火柴棒那样，沾得全是泥巴。

“今晚，你们从10点到午夜，把铁锹擦干净！以后，每天晚上你们都要这么做，直到把这些铁锹弄干净为止。”勃兰特说道。

我们发出了一阵抱怨声，因为大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炎热而又潮湿的天气里，还有半天的活儿要干。

晚上10点，勃兰特兑现了他的诺言，我们被召集起来擦拭铁锹。我的肌肉酸痛，手上的水泡也疼痛不已，还拿着不知道是谁的脏铁锹。当我用湿沙子擦拭铁锹时，英格博格的脸出现在我面前，带着一副“我告诉过你”的表情。我用力眨了眨眼，以便将她的形象驱离，结果，弗里德里希的面孔又出现了，也带着相同的神态。在这漫长的两个小时中，唯一的好事就是我再也没看见勃兰特的脸！

6月份时，我们得到了回家探亲的5天休假。我们再次坐上了从布根格伦费尔德到莱比锡的包车。这次，除了巴士司机外，没人监督我们，而且，这次的返家之旅，车上的我们彼此都已熟悉。一路的旅程中，我们尽情地喧闹着，但等我们到达莱比锡时，大伙儿都安静了下来。车辆驶入莱比锡的郊区，我们看见了熟悉的电车，绿色和米黄色的色彩搭配是莱比锡市独特的风景。在帝国劳工团3个月的生活期间，我并未刻意地想家，但刚一看见莱比锡的第一辆电车，我的喉咙意想不到地哽咽了，这才第一次意识到，我是多么想家啊！

大巴车把我们送到奥古斯都广场，然后，我搭乘一辆电车赶往父母所住的公寓。傍晚时刻，我终于到家了。当我再次回到家人身边时，那种油然而起的温暖和安全感，根本无法描述。妈妈笑得合不拢嘴，她不停地让我吃这吃那，直到把我撑得快要爆炸了。弗里茨问东问西，搞得我几乎没机会回答他的问题，我的制服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看起来几乎已经等不及要亲自加入帝国劳工团了。不光是弗里茨，就连英格博格也对我的经历充满了好奇。她让我想起了那把沾满了泥污的铁锹，但这段插曲我没有向他们提及。我的父亲只是开心地笑着，他很乐意让每个人都成为舞台的中心人物。

在家里待了3天后，我们再次赶到奥古斯都广场，坐上包租的大巴车离开了莱比锡市。返回布根格伦费尔德的旅程中，我们不再像回家时那么兴奋激动了。我不明白，短短的几天怎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但当晚我们到达营地时，不知何故，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更加成熟了。

我们迅速恢复到过去的常规中：早饭过后做体操、慢跑，一路唱着歌步行40分钟赶到露天煤矿，干上一整天后步行回营，洗澡、吃晚饭、开会，最后上床就寝。

每个周末，从星期六下午4点至星期日晚上10点，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假日。我们会三人一群四人一帮地搭火车到附近城市游玩，这对我们的吸引力很大。我们参观大教堂、博物馆以及其他值得一看的建筑。我们会找一家餐馆吃午饭，然后去看电影，也可能去跳舞并结识女孩。家里会给我们寄来零花钱，这使我们能承担得起这些消费。而我们在劳工团的劳动，每天可以得到半马克，这刚好够我们买些小吃和其他杂物。我们每周都能拿到工资。

帝国劳工团的最后一项活动是从我们这些人中挑出一部分，参加政府举办的大型政治集会的阅兵式，这次集会计划于1936年9月8日在纽伦堡召开。届时，军队、冲锋队、党卫队、帝国劳工团以及希特勒青年团都将在这场盛大的集会中亮相。成千上万人将参加此次的阅兵式。这一政治集会被称为“Reichsparteitag”——党代会，其目的是团结德国人民，并向其他欧洲国家展示我们的军事实力和尚武精神。

我们这些人中，只有在操练场上表现最出色的人才会被选中。令我高兴的是，我们这个营只有10%的人入选，而我则是其中之一，菲舍尔也名列其中。被选中去纽伦堡的人，开始减少劳动，更多地进行一些操练以便为党代会阅兵式做好准备。我们苦练了两周，然后赶至安贝格（Amberg），与从不同的劳动营选出来的人员所组成的一个连队共同进行了另外两周的操练。

随后，我们乘坐大巴赶往不远处的纽伦堡。我们在阅兵式举行的前一天到达，在市内下了车。我们穿过市内交通管制、旌旗飘扬的街道，列队行进两英里赶往为我们这些参加阅兵式的人员所搭建的一座“帐篷城”。人行道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关键的地段都安排了乐队——他们为我们的行进演奏着军乐。

“帐篷城”里的帐篷超过了1500顶，排列得非常整齐，每顶帐篷可容纳6个人，每一行帐篷之间有草地隔开。这次的阅兵式有数万人参加，将持续5天。帐篷的号码，甚至包括床铺的号码都已分配给我们。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到达了这里，很快便找到了我们的帐篷，这时候，夜色开始降临。我们再次列队走向食堂，这是一座巨大的帐篷，我们在这儿吃了晚饭。随后，我们又排着队走回帐篷，随即解散。

菲舍尔和我决定在这座“帐篷城”里四处绕绕，看个究竟。这里洋溢着狂欢的气氛。每个人都为自己在这一幸运时刻能置身于纽伦堡现场而兴奋不已。每个人都知道，希特勒、戈林、戈培尔以及所有党内高层人士都会在现场观看我们的阅兵典礼。或许能见到他们的可能性让我激动不已。

当黑暗开始吞噬白昼时，灯光出现在帐篷中。有些帐篷里玩起了纸牌。四下里，一群群年轻人大声唱起了军歌。空气中弥漫着煤油灯散发出的煤油味，这些闪亮的煤油灯被放在10英尺高的柱子顶端，每根柱子间隔50英尺，遍布着整个营区的各个位置。每到一处，都有年轻人聚在一起谈论着，欢笑着，练习着检阅时的步伐。每个人都被兴奋和期待弄得头晕目眩。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人聚在同一个地方。我们走回帐篷休息，热烈地期盼着明天将给我们带来的莫大荣耀。

第二天上午10点，我们按照精确计算的时间，列队进入了体育场。我们摆着阅兵式的稍息姿势，观看着由十来岁的男孩和女孩组成的体育队所进行的演出，他们的表演错综复杂，随后，他们列队走过了观礼台。中午前不久，随着出场时刻的来临，我们的紧张感开始上升。面对着观礼台，我们依然摆着稍息姿势，观礼台上，德国雄鹰下镶嵌着一个巨大的反万字徽记。

“立正！”扬声器里突然传出了命令，我们迅速立正站好。随着一声令下，一万把铁锹举了起来，阳光照在锃亮的铁锹上，熠熠生辉。随着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铁锹会翻转过来，反射着阳光。根据指令，我们排成了许多个大型的矩阵，接着，我们拿着铁锹进行了一连串的演练（将铁锹翻转，举起，放下等动作）。我们必须小心仔细，以免铁锹撞上前面的人；铁锹很重，操作起来远比步枪更困难。我们的表演肯定非常壮观，后来我们得知，观众们普遍反映，帝国劳工团的表演是当年阅兵式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

然后，我们奉命稍息，一阵军乐过后，有人发表了讲话。作为近万名劳工团中的一员，我的位置很有利，但我只能隐约地看见观礼台，不过我们都知道，帝国总理希特勒，元帅戈林[3]以及所有政府要员都在那里看着我们。这种念头引发了我们奇特的激动感。我们觉得自己威风无比，坚不可摧！这是一次最高规格的盛会，它激发了我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场喜庆的盛会传递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德国正在脱胎换骨。为此，我感到自豪无比。

回到营地后，我们激动得难以自持。我们希望将阅兵场上令人兴奋的经历所引发的狂热情绪延续下去。不过，我们不许离开营地，因为上级领导不想让上万名激动不已的年轻人在纽伦堡放了鸭子。我们列队走向等候着的大巴，登车后开始返回。

纽伦堡党代会结束后，我们回到了布根格伦费尔德，以完成我们在帝国劳工团内即将结束的服役期。经历了纽伦堡的魔力和激情后，剩下的服役期多少有些虎头蛇尾。

终于，1936年9月24日，我们举行了退伍仪式，三级大队长维尔纳对我们的服役表示感谢。我们交还了自己的制服，重新穿上了平民的衣服，并拿到了最后一份工资，然后，我们解散回家。尽管可以在布根格伦费尔德搭乘包租的大巴，但我们更愿意自己坐火车回家。

[1]此处的原文用了“Abteilungsführer”这个单词，但RAD机构中并没有这个军衔，疑为“Arbeitsführer”，故译为三级大队长，这个级别大致相当于少校。

[2]原文中对勃兰特的介绍是“Gruppenführer”，令人遗憾的是，帝国劳工团中没有这一级别，Arbeitsführer之下分别为Oberstfeldmeister、Oberfeldmeister、Feldmeister、Unterfeldmeister、Obertruppführer、Truppführer等。因无法确定原文的具体所指，只能将其含糊地译为中队长。

[3]其实此时的戈林还不是元帅。

第十章

3个星期后，1936年10月15日，我登上火车，从莱比锡赶往40英里外的耶拿，作为一名炮兵士兵，我将在那里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一战前，我父亲曾是一名海军枪炮官，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在我童年时，他曾告诉过我许多关于大炮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每当我想到自己将成为一名军人，总是会想起那些魅力无穷的大炮。这两年来，我们的报纸上长篇累牍地报道科技的进步已经让我们的军队实现了机械化，包括炮兵。我自告奋勇地参加了炮兵，期盼着能驾驭机械化自行火炮。

当火车驶近耶拿时，我看见了一片大型的兵营。我转向坐在我身旁的一位中年人，问他是否知道那是什么所在。他从报纸后抬起头，告诉我那是步兵兵营。靠近城镇时又出现了另一座兵营，我那位大腹便便、鬓角已然有些发白的邻座告诉我，那是炮兵兵营。随即，我沮丧地看见了马厩和马匹，顿时心沉了下去。

我惊愕地转向我这位邻座：“您是说，他们仍在用马匹拖曳大炮吗？”我问道，心里期盼这不是事实。

“恐怕是这样的。”他轻声答道，感觉到了我的失望。

突然间，炮兵失去了它所有的魅力和吸引力。驾驶大型机械化火炮的理想已经烟消云散，我将驾驭的是马匹。这一刻，我只想转身回家。

军营里，1名二级下士坐在办公桌后。他问了问我的名字，在他的名单上寻找着，然后，在我的名字旁做了个标记，简短地说道：“29号房。”显然，他对这些例行的手续感到无聊。我疑惑地看着他，他便补充了一句：“二楼。”29号房的房门敞开着，1名身穿军装的士兵坐在桌子旁。当我走到门口时，他站起身，朝我伸出手。

“我是上等列兵巴雷泽尔，”他说道：“我将是你们宿舍的室长。”

我握着他的手，自我介绍了一下。他让我自己选一张床铺，我解下背包，将自己的物品放入床铺旁的储物柜中。宿舍里摆放着6张床铺和储物柜，还有1张大桌子和6把椅子。随后，其他的舍友开始陆续到来。第一个进来的是恩斯特·劳舍，入伍前他是一名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第二个进来的是一名农村孩子，名叫彼得·沃尔塔德；接着进来的是来自东普鲁士的鲍里斯·魏因赖希，这个高大而又英俊的小伙子是一名校长的儿子；最后一位舍友是个城里的调皮鬼，名叫沃格尔。

当晚，直到上床就寝时，我仍对马拉大炮耿耿于怀，但最终我还是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5点，一阵哨音将我们粗暴地唤醒了。“起床！”巴雷泽尔叫道。

“天哪，天还黑着呢！”沃格尔嘟囔着。

“天亮前我们先去马棚干活，然后再吃早饭，”巴雷泽尔笑着说道，“你们只有一分钟时间到楼前集合，除非你们还想干些额外的活儿。”

我们吃了一惊，伸头朝他看着，随即疯狂地往身上套衣服。

我们在清晨的寒风和黑暗中颤栗着，聚集在楼前。巴雷泽尔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加入了其他寝室人员的行列中。巴雷泽尔和另外几个身穿军装的室长站在队伍外。另一名二等兵出现了，他命令我们立正，然后带着我们走向马棚。我依然无法相信，我加入的这支部队居然还在用马拉大炮。在这个现代化时代，这一切显得太落伍了。

“每个马厩1个人。”二等兵命令道。我们迟疑地朝着马棚走去。“动作快点！”他喊了起来。

我们朝着各自的岗位跑去，随意挑选了自己的马厩。等我们各就各位后，那位二等兵命令我们立正。“我是二等兵塞巴斯蒂安，这里是一号马棚，”他大声喊道。塞巴斯蒂安大腹便便，年约30来岁，蓄着胡子。“解散后，各自记住自己身后马厩的号码，保持这座马厩的清洁将是你们长期的任务。在你们身后的柱子上挂有铁锹。这几周里暂时不会让你们使用干草叉，直到我们确定你们能熟练地使用它而不会刺伤马匹后再说。你们马厩里的马匹都已套上了缰绳并被拴在那里。注意看马的缰绳是如何套上的以及马匹是如何拴在马厩角落处的圆环上的，我会为你们演示一次。”

说罢，他消失进一间马厩，再次出现时，他牵着一匹马。他给我们演示了如何拆卸和重新套上马缰，如何在牵引索上打一个可以快速解开的绳结。随着他把这匹用于示范的马重新拴上，他又为我们演示了如何将马身从一边推到另一边，这样我们便可以清理马身下的地面。我唯一希望的是，所有的马匹都像这匹示范马一样温顺听话。

马棚里，两侧各有23个马厩，中间是一条宽敞的过道。马厩里，被拴住的马匹头对着墙壁，屁股朝着中间的过道。所谓的“马厩”是用从屋顶上垂下的横梁组成，将每匹马与其他马匹隔开。只有军官的马匹才拥有真正的马厩。这时，身着军装的士兵将两辆小推车推到了中间的过道处。

“清理马厩时，把马粪铲入中间过道的小推车里，然后把铁锹挂回到原来的位置，”塞巴斯蒂安命令道，“谁的马厩没有通过检查就会被分派额外的工作。现在解散，开始清理你们的马厩。”

我转过身，看着自己那位新伙伴的屁股。“太好了，”我思忖着，“我现在变成伺候马匹的家庭主妇了。”我过去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匹活生生的马，它比我至少重上1000磅，靠硬推就让这个大家伙动动窝似乎不大可能。当我取下小小的短柄铁锹走进马厩时，我希望它是一匹温顺的马儿。我紧张地朝着自己的目标一点点挪去，心里对其他人认为的马匹很安全的说法深感怀疑。我尽量把短锹往前伸到我能够到的位置，铲起令人不快的一堆马粪，匆匆退回到安全的中间过道处，将马粪倒入小推车中。令我高兴的是，那匹马根本无视我的存在。想到二等兵塞巴斯蒂安关于“额外工作”的警告，我又走回到马厩中，以确保没有遗留下任何污物。那匹马转过头看了看我，打了个响鼻，回过头继续嚼着干草。我把铁锹放回原处挂好。我们在过道里再次立正站好，然后，二等兵带着我们列队走回宿舍楼。我们被告知，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用于洗漱和吃早饭。

吃罢早饭，巴雷泽尔命令我们跟其他的新兵们一起，在兵营的中央门厅列队。然后我们被带至这幢建筑的另一处，在那里，我们的头发被剃得非常短。接下来，我们每人得到了两套军装，一套用于操练和马厩工作，另一套则用于其他的一切时刻。我们还得到了马靴、马裤，另外还有皮质马鞍——因为我们操作的是“马拉大炮”。当我们拿到钢盔和子弹盒时，每个人都感到特别自豪，因为这让我们觉得自己更像个真正的士兵了。他们尽可能地发给我们尺码正确的装备，但有时候却无法做到样样合适，我们不得不先拿着他们发给我们的物品，留待日后再进行更换。

尽管我们的第一天很忙碌，但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主要是让我们办理一些登记手续。直到第二天，一切工作才正式开始。

第二天，清理完马厩，吃罢早饭后，我们被召集起来列队，二级下士马克斯·克拉尔被介绍给我们。这位下士身材瘦小，年约23岁，一头浅色的金发，面色红润的脸上伤疤累累，一双眼睛呈淡蓝色。他迈步踏上一个简易平台，深深地吸了口气，以便将自己5英尺4英寸的躯体尽可能地伸展到最大限度。他盯着此刻正位于他鼻下的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我是二级下士克拉尔。”他终于从牙缝里蹦出了这句话。我后颈的皮肤上，汗毛竖了起来。“我的责任是不让我面前的这些士兵成为孬种，”他咬着牙说道，“显然，他们期待我创造的是奇迹，但我也将做到这一点。在接下来的365天里，我将没日没夜地操练你们。光看你们的模样，我就知道该采取怎样的措施了。”他停了下来，然后挺了挺身子，站得更直了。他问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Abiturenten？”他把“Abiturient”这个词读错了，在德语中，这个词指的是高等中学毕业生。

我举起了手，魏因赖希的手也举了起来，我还看见另外两个人也举了手。“好好看着我，”他咆哮着威胁道，“我打算对你们这些Abiturenten采取特别的关照。”

克拉尔下士把我们分入各个班，再交给了几位二等兵。这几名二等兵的作风和态度与他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开始操练我们，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参加过帝国劳工团，但我们这些人不仅不懂得如何列队行军，甚至连走路也算不上懂。然后，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教我们。这些老兵觉得，承认我们在帝国劳工团接受过训练有失他们的体面，于是他们从头教我们列队行军和操练。我们还配发了步枪，并被教导如何清理和维护，如何拆解及重新组装。教官们用不屑的口吻地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扛在肩膀上的不再是铁锹。尽管从未向教官们承认过，但我们确实为步枪取代了铁锹而深感自豪。当天下午，在重新回到练兵场上进行更多的操练前，我们上课学习了军队的军衔知识以及德国历史。

第二天，我们的训练认认真真地展开了，这次的步兵训练将持续6周。训练项目包括步枪操作、靶场打靶、冒着炮火在地面上前进以及挖掘散兵坑。当然，除了这些还包括行军、操练和阅兵步操。行军时，我们唱着歌以保持步伐的节奏。另外，我们还练习了投掷手榴弹和操作机枪，这部分的训练工作主要由上等兵魏茨泽克负责，他对我们这几个高等中学毕业生特别“关照”，我们一个个老老实实地忍受着他的虐待。与步兵兄弟们接受的12个月训练相比，我们只进行了6个星期的步兵训练，但这种训练非常重要，因为有一部分炮兵跟随着前沿观测官行动，被称为直属队，他们总是和步兵们一起，身处战斗最前方。

在这6周步兵训练期间，我们总是在清晨5点起床，到马厩里干活，回来吃早饭，列队又解散，然后开始扎扎实实的一天，每天总要忙到晚上10点，直到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才算告一段落。训练很有趣，经过精心的计划，组织得也很好。午餐是我们一天中最主要的一顿饭，饭菜很好，味道也很棒。午饭后，我们会有15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通常我们会换一身军装（不同的场合，对军装的规定也不同），然后去听课，课上讲授的一般是侦察行动或是德国历史。

晚上，我们在马棚里站岗。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好小推车，每当有马匹在我们清理完的马厩里拉屎，我们就必须把小推车推过去，将马粪铲起来装入小车，这样，马匹就不会因为躺在马粪里而搞得一身脏了。站岗既枯燥又令人不快，好在每班岗只有2个小时。

我们定期进行体操和手球练习，炮兵们在部队内部进行手球比赛，有时候也跟附近的步兵部队打比赛。

大约是1936年12月1日，我们结束了步兵训练，随即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炮兵基本训练。我们被分成了两组：一组操纵马匹（通常是来自农村的士兵），另一组操纵大炮（通常是来自城里的士兵）。不过每个小组也要熟悉另一组的工作，我们必须学会关于马匹和炮手的一切业务。基本上，驭手们要学会如何照料马匹，如何勒住及驾驭马匹。而我们这些炮手必须熟悉开炮的每一个动作：将火炮与弹药车脱离，找个合适的地点安放火炮，装上一发模拟炮弹和木屑袋（替代药包），瞄准一个固定点，修正数据，下令开炮。我们每天都在训练场上演练这些，但只是做做样子，我们还没有发射过真正的炮弹。驭手和炮手们不断地操练着，尽管是分头进行。

每个炮组包括1名炮组领导（由1名二级下士担任），5名炮手和3名驭手组成。操炮手是炮手中最重要的一员，因为他负责大炮的瞄准和发射。另外几名炮手负责搬运炮弹、装填炮弹以及用树枝隐蔽大炮等工作。驭手和炮手分开训练了几周后，我们开始合并在一起训练。从那以后，炮手和驭手们每天都在一起训练，而4个炮组凑在一起作为一个炮兵连进行合演，则是每周1次。

圣诞节快到了，我们开始期盼例行训练的中止。我们中有一半人得到了圣诞节期间的5天休假，而另一半人的休假则放在新年期间。劳舍、沃尔塔德、巴雷泽尔获得了圣诞节休假，而魏因赖希、沃格尔和我则获准在新年时休假。

第一批人于圣诞前夕离开后，一切似乎在突然间变得很不习惯，因为对我们的管束被打破了。我们必须守卫军营，并维持营地的整洁，但大部分日常训练任务已经中止，要到新年过后才会恢复，我们无所事事的日子过得悠闲自在。大多数级别较高的士官趁着圣诞节休假了，留下一些上等兵负责兵营管理。“上等兵”是德国军队中一个独特的群体，因为这个军衔是为那些失败者保留的：那些未能恪尽职守的职业士兵，其军衔永远不会超过“上等兵”这一级别。但是，圣诞节休假期间对他们来说是个行使自己的职权的好机会，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会。

克拉尔缺席期间，负责管理我们的是上等兵魏茨泽克，我们都很怕他。他似乎是那种一有机会便会滥用职权的虐待狂。由于魏因赖希和我都是“知识分子”，因此我们知道，一旦落入魏茨泽克手中，我们就麻烦了。

圣诞节前夜，魏因赖希和我奉命在马棚里工作。现在，我们至少获得了老兵们的信任，可以使用干草叉了。马棚的工作包括清理马厩和整理稻草。马厩里的稻草不能太脏，因此我们必须把新的稻草铺在旧稻草上，这样，当马匹躺下时身上不会弄脏。马棚里铺设的是水泥地面，我们必须学会估算带多少新稻草来，取多少旧稻草走。大约每隔3个星期，马棚里所有的稻草会被彻底移走，我们用水清洗水泥地面，然后再铺上新的稻草。铺设草垫需要大量的干稻草。忍着恶臭移走旧稻草后，我们发现新铺的干稻草有股新鲜好闻的气味，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发现。

魏因赖希和我干着这份丝毫不值得羡慕的工作，我们把部分马厩里已经腐烂的稻草移走，并用水冲洗水泥地。我们刚刚开始动手，上等兵魏茨泽克领着沃格尔走进马棚，大声喊叫着要给沃格尔找些额外的活儿。魏因赖希和我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四下张望，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我们停下的那一刻，魏茨泽克朝着我们扑了过来。“啊哈！知识分子们在偷懒！”他兴奋地叫嚷着，暂时忘记了对沃格尔的惩罚。“好啊，既然你们有这么多空闲时间，我有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专为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和巧言令色的家伙们度身定制。”他咧着嘴朝沃格尔笑着。魏茨泽克向沃格尔示意，让他走进马厩中，跟我们待在一起。“现在，我命令你们这些家伙用手来清理这个地方。”我们脸上的表情肯定反映出我们的震惊，因为魏茨泽克笑得更开心了。“没错，”他说道，“把你们的干草叉挂好。”

沃格尔开始发出抗议，但他似乎马上就想出了更好的办法，于是不吱声了。魏茨泽克快活地笑着，圆圆的鼻子和小眼睛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半月形。显然，他很享受平时难以尝到的权力感。

“30分钟后我再回来，”他说道，“你们最好把这间马厩清理干净，要一尘不染。”说罢，他转身朝着门口趾高气昂地走去。

沃格尔捡起一小块马粪，朝着正在离开的魏茨泽克弹去，幸运的是，魏茨泽克没有看见这个挑衅的动作。我们开始用手捡起马厩里的稻草束，将其放入手推车中，当旧稻草被移开时，我们试图避开马尿刺鼻的腥臭，但却无济于事。我们带着超乎寻常的努力，将负责的马厩打扫干净，并用水进行了清洗。30分钟后，魏茨泽克返了回来。他昂首阔步地走进马棚，带着得意而又自视甚高的表情，就像我曾在新闻纪录片中看过的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那样。当他看见清理得干干净净的马厩时，魏茨泽克显得很沮丧。他显然认为，我们想在30分钟里完成这一工作是不可能的，他正期待着对我们施加更大的惩罚。当魏茨泽克发现自己没有借口对我们施加进一步的惩罚时，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这可真是件该死的好事。”为了挽回面子，他喃喃地说着，随后，转过身大步走出了马棚。

这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圣诞节前夜，但我们安然度过了。另外，说实话，当我们完成马厩中污秽的活儿时，精神上真的很愉悦。

被上等兵们摆布的这5天时间里，我为自己的休假进行了更多的准备。再次回家探亲，尽管时间很短暂，但却非常愉快。起初，没有纪律的约束让我觉得很不自在，也很怪异。妈妈在我身边绕来绕去，尽力满足我的每一个愿望，我感到自己就像是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如梦似幻。父亲已不再经营副食品批发的生意，他开了一间餐厅，还开了个夜总会。他兴致勃勃地把我的经历与他20年前在海军服役的经历做着比较。而弗里茨对这两套故事都很着迷，我们交谈的时候，他就坐在我们的脚下。英格博格，与过去相比要友好得多，但仍有些冷淡。当然，我的奶奶也赶来看我了，她一个劲儿地夸耀着已经成为士兵的年轻英俊的孙子。

我找到了利贝尔特、米夏埃利斯和埃伯特，并从他们那里获悉，弗里德里希也休假在家。我很高兴，因为趁弗里德里希不得不返回德累斯顿之前，我们几个可以聚一晚上。弗里德里希在德累斯顿接受培训，很快将成为一名军官。不过由于他是一名士官学校的下士，而我只是个级别很低的列兵，他故意表现得神气活现，开玩笑地朝我喊着口令。

“等克纳佩和弗里德里希从军队里退役后，我们应该再安排一次苏台德山区的滑雪之旅。”利贝尔特建议道。

“我真想知道，霍费尔先生是否还在那儿，”米夏埃利斯愁容不展地说道：“我父亲跟我们认真地讨论了移居英国的事情。他不相信纳粹，因为我们是犹太人。”

“天哪，我真希望你能留下来，”埃伯特说道，“要是你不在，事情就与原来不一样了。”

“让我们为我们五个干一杯吧，以防万一嘛。”米夏埃利斯提议着，举起了手里的酒杯，“为我们，为我们的将来！”

我们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段美妙的休假结束后，无纪律约束的日子也告一段落，我们很快便恢复到过去那种训练的老套路中。其实，我觉得这种常规状态很好。入伍的第一年，我们进行了密集的基础训练，每个月还有一次野外演习。野外演习需要拖曳大炮，先是行进在公路上，然后便转为越野状态，最后进入炮兵阵地。我们的连长是一名上尉，他会为我们的连队选择阵地，少尉们则带着部下进入阵地，为连里的4门大炮分别选择炮位，并对大炮进行伪装。

1937年1月下旬，魏因赖希和我被选中参加通讯培训，因为我们俩受过“高等中学”的教育。直属炮兵连的士兵们（他们总是与步兵们一起，身处战斗最前沿）与炮组之间通过无线电台和电话联络，这就需要1名无线电操作员和1名电话员与炮连直属队的士兵一起待在前沿阵地，而另一组通讯人员则跟炮组待在一起。1937年时，无线电台还是一种尖端科技，我为自己能成为一名无线电操作员而深感自豪，尽管只是在马拉大炮的部队里。

无线电通讯培训也包括测量角度、测算距离，以及炮兵前哨观测官必须知道的一切。如果炮兵前哨观测官阵亡或身负重伤，无线电操作员可以接替他的任务。在战斗中，通讯人员执行这些任务非常普遍，我们不断地进行着这方面的训练。

现在，我已经成为了一名通讯专家，因此必须学会骑马。作为一个城里人，我不得不习惯跟这些庞然大物打交道，幸好这并未花太长的时间。我们必须学会洗刷马匹、喂马以及安装马鞍（我们每个人需要照料2匹马）。我们每天会上1个小时的马术课，连续10周，由二等兵塞巴斯蒂安教我们。由于此时是冬季，我们把马牵到有顶棚的骑术场。参加马术课的有10∼12人，大多数都是新兵，对骑马毫无经验。我们牵着马列队走进骑术场，学习如何在场地中央排成一条直线，彼此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之后，我们又学习如何上马，如何握紧缰绳，以及哪些是该做和不该做的动作。

夏天的时候，我们营（辖3个连）第一次合并到了一起，夏末时，我们又与步兵进行了第一次协同。为此我们离开了部队驻扎的耶拿，赶往柏林附近于特博格（Jüterbog）的一个军事基地，我们在那里可以进行实弹射击。这次训练的重点是与步兵进行协同。

驻扎在耶拿期间，由于场地受限的关系，我们很少与步兵协同训练。我们周围都是农田，仅可以在秋季等农田里的作物收割后再进行演练。但即便这样，还是会造成许多破坏，农民们不喜欢我们这样做。我们不得不把农民们的篱笆推倒，事后再重新搭建。伺候这些篱笆得非常小心，既费时间又很麻烦。

我们必须从耶拿赶至于特博格，于是清晨4点30分就起床，接下来的1个小时则伺候马匹，喂料喂水，自己也要吃早饭，最后我们挂上大炮和大车出发。步兵们打头阵，大炮紧随其后。步兵们徒步前进，而我们这些炮兵骑在马上或是坐在大炮和大车上。大炮被马匹牵引着，炮管指向我们身后。连长骑在马上，率领着第8连，紧随其后的是前沿观测官带领的连直属队。再往后就是射击指挥官带领的4个炮组以及弹药和补给车。

突然，我们接到了命令，由于在我们前方的步兵遭遇了抵抗，我们必须立即展开部署为步兵提供支援。我们的连长和前沿观测官立即带上连直属队赶到前面，加入到步兵中。获悉了步兵的作战计划后，连长策马返回，向射击指挥官下达指示，确定炮连的位置，并为连里的4门大炮指定了具体的炮位。炮手们卸下大炮，用手推着进入炮位。将弹药箱从前车上卸下后，驭手们随即驾着大车寻找隐蔽，他们卸下大车并照看着马匹。射击指挥官选择了一个从炮位上能看见的参照点，前沿观测官选择好瞄准目标后将方位通知给射击指挥官（也包括参照点的方位），然后，射击指挥官向二号炮炮组下达命令，由这门炮为连里的4门大炮担任基准炮。基准炮试射后，前沿观测官会调整数据。等二号炮的瞄准具校正后，所有的大炮一起开火——这是我们第一次实弹射击，火炮的轰鸣震耳欲聋。

等我们得到报告说敌人的抵抗已被摧毁后，驭手们骑着马返回到火炮阵地，将大炮再次挂上马匹。我们这些通讯人员将设备装入容器，重新搬上马车。然后，我们又恢复了越野行军，但我们个个都兴奋得满面通红，为这次亲身经历的整个协调行动和第一次实弹射击激动不已。那一刻，我们的纪律比起以往有所松懈，但很快又恢复了过去的严格纪律。

等我们到达了于特博格后，希特勒下令为正在德国访问的墨索里尼举行一次大型阅兵式，他想用德国的军事实力来打动后者。一整个师参加阅兵的情况很少见，我觉得这次就是其中难得的一次。不幸的是，作为参与者，我们所看见的只有灰尘。一个炮兵团辖有4个炮营，共有48门大炮，每门大炮都由6匹奔腾的马匹拖曳。近300匹马和100个大炮车轮沸沸扬扬地卷起了大量的灰尘，我们不仅什么也看不见，甚至连呼吸也感到困难。

在耶拿，除非有打扫马厩或站岗值勤的任务，每逢周末我们便能得到去附近城镇游玩的通行证。魏因赖希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们俩经常结伴到城里玩。与在帝国劳工团时一样，我的周末通行证都用在文化活动、结识女孩或是跳舞上。

1937年春季的一天，我奉命到巴德施图贝纳少尉的办公室报到，这是我第一次与军官进行个人接触。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少尉很友善地请我坐下。

“据我所知，您打算在退役后上大学。”他说道。

“是的，少尉先生。”我回答道。

“您对加入军官学校并成为一名预备军官怎么看？”他问道，“您将服役3年，而不是2年，但接下去您就没有预备役的义务了，而且读大学是完全免费的。”

这听起来对我挺合适，况且我很喜欢军营生活，这何乐而不为呢？“是的，少尉先生，”我回答道，“我愿意这么做。”

魏因赖希和另外两名高等中学毕业生也应邀成为预备军官。于是，我们需要进行额外的培训，同时还要从事一些士官的工作。巴德施图贝纳少尉负责我们的培训和一些特殊的工作。他只比我们大一两岁，实际上，他从军官学校毕业出来也没多久。

现在，我们的军事训练抓得很紧，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军队里的第二年将重复第一年的训练，除非被赋予某些管理职责。但由于我们正在进行军官培训，所以我们开始学习军事战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学习了前沿观测官和射击指挥官的工作。

我们被置于指挥岗位，学习如何带领部队，如何用自己的声音指挥士兵。在训练新兵时，我们与士官们从事着同样的工作。有些士官对我们很友好，而有些人则很憎恶我们，因为他们的年纪较大，而且他们知道，1年后我们将成为少尉，而他们，从现在起的5年里都将是士官。

预备军官的等级分四级。在我们进入军官学校前是“预备军官二等兵”和“预备军官下士”，在学校里学习到一半时，我们将成为预备军官中士；等我们从军官学校毕业后，我们将被提升为预备军官上士，这就几乎与军官一样了。

6月1日，作为一名预备军官，我被提升为“预备军官二等兵”（本来我应该在1年后再被提升为二等兵）。上等兵魏茨泽克一想到一个刚来1年的新兵突然间获得了几乎与他同级别的军衔，便浑身不自在，他也知道，要不了几个月，我的军衔便会超过他。当然，无论他在军队里待上多久，他的军衔永远也不会超过“上等兵”了。我很同情他，但有时候，他还是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我们这些“预备军官二等兵”还是住在同一座兵营内，与其他人一样从事着相同的工作，只是在某些日子的某些时刻，我们会集中起来进行某些特殊的培训。这些特殊的培训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趣。我们这些参加预备军官培训的士兵，与军官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他们定期举办社交活动，有时候，我们也会被邀请参加。参加舞会的大多是年纪较长的军官的女儿，以及当地商界及其他专业人士和他们的女儿。舞会和社交活动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可以学习和实践自己的社交技巧。

1937年7月下旬，我们和其他士兵们一起走出军营，帮着当地农民收割庄稼。这种活儿很有趣，它打破了我们一成不变的军营生活，对农民们也是个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们已经习惯了跟马匹在一起干活，我们当中有许多士兵也很熟悉农活儿。当我们在地里干活时，大声唱着歌，充分享受着帮助农民们的快乐。当地的农民非常感激我们的帮助，他们还给我们提供了相当棒的食物。

1937年9月1日，我被提升为“预备军官下士”。10月1日，在军队里服役了整整1年后，我获得了10天的假期，休假过后，我将到波茨坦的军校报到。魏因赖希和我都被分配到了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军校”。

第十一章

1937年10月中旬，我赶到了波茨坦军校，期待着一段激动人心的新体验。我搭火车到达波茨坦，这里距离柏林不远，是个相对较小的城市。下了火车后，我坐大巴车赶往学校，于下午晚些时候到达。波茨坦军校的建筑群很大，也很摩登，四周环绕着铁栅栏。整个建筑群看起来很有军事感，也很庄严。

校门口处，1名三等兵检查了我的证件，并给我指出了行政大楼的位置。楼内，1名文员让我到1-C房间去，在那里，我看见1名少尉坐在木制办公桌后。

“我是布雷克尔少尉，”他站起身说道，“欢迎来到波茨坦军校。您在这里的这段时间内，我将是您的排长。”说罢，他又坐回到办公桌后，打开1个文件夹，开始查看一些文件，而我则站在他的办公桌前。办公桌后的墙壁上挂着总理希特勒的照片，旁边是1张国防军总司令冯·布隆贝格元帅的照片。“您在耶拿的服役记录非常好，”少尉终于做出了评价，“我相信您在这里同样会干得很好。您被分配到三号兵营的L号套间。您将在明天早晨开始参加训练。”

我穿过操场，朝着4座兵营走去，很快便找到了三号兵营和L号套房。这个套房里有间很大的书房，放着4把椅子；还有间很大的卧室，4张床，4个储物柜，4个单独的盥洗设施。

魏因赖希在套间里迎接了我，他的脸上带着微笑。“欢迎来到我们的庄园宅地，克纳佩先生。”他说道。

我惊讶而又怀疑地看着他，“我们又同居一室了吗？”我问道。

“不是。我问过少尉，是否能将我们安排在一起。”魏因赖希耸了耸肩，摊开了双手，“他不同意，因为每个房间里的人必须是来自不同兵种的人员。不过，我就住在旁边的一个房间。”

当天下午，我的室友们陆续到达了。其中一个是步兵，名叫汉斯·博特勒，另一个是骑兵，名叫古斯塔夫·霍夫曼，还有一个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了。

当天剩下的时间里，由于没安排任何工作，于是我们一致决定出去探探波茨坦军校的内部构局。操场位于军校建筑群的中央。操场的一端是4座兵营，另一端则是行政大楼。从操场走到底就是食堂，食堂里有1间休息室，学员们可以在这里喝点东西。兵营后面是训练场和马棚。紧跟在行政大楼后面的是4座教学楼，教学楼过去就是1座室内泳池、1个大型健身房和几个网球场。总的说来，这座军校以其精心修剪的草坪和整齐簇新的建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早晨吃罢早饭后，我们被召集起来开会，波茨坦军校校长，维策尔上校[1]欢迎了我们。我们获悉，我们这座军校是全国的4所军校之一，另外几所军校分别位于慕尼黑、汉诺威和德累斯顿。当时，任何一个想成为军官的人，都必须从这些军校毕业。每所军校大约有1000名学员。

我们这些学员被分成了两组，每组500人，被称为A组和B组，L号套间属于B组。每组由1名中校带领，A组的领导是爱德华·布克哈特中校，而B组的领导是埃尔温·隆美尔中校。当时，我们对“隆美尔”这个名字一无所知，但我们很快便会知道，他在二战中成为了英雄，即便是今天也是如此。当时他45岁，在德国陆军中小有名气。他的英勇和作战能力相当惊人。我们还获悉，他曾在一战期间作为一名中尉在意大利前线的“阿尔卑斯军”服役，获得过蓝色马克斯，这是德国的最高军事勋章。即使在当时，他所创造的战术也相当辉煌。1937年[2]，他出版了一本战术专著，名叫《步兵攻击》，这本书被我们用作教材。每周1次，我们这两组人会聚集起来，由隆美尔亲自给我们讲授战术。

每个组有16个排，每个排32人。每个排由1名少校带领，1名少尉担任助理。校长介绍完情况后，隆美尔被引见给大家，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谈到了一支强大的军官队伍的重要性，以及我们被选中成为德国军队中的军官是多么荣耀。

随后，我们按排编组，各个排长与大家见面。我们的排长是卡斯尼茨少校，他年约40岁，稀疏的头发已经有些发白。他对我们也进行了一番简短的讲话，告诉我们在军校中将学习如何在战斗中指挥一个步兵营。我们这些人都将被视为步兵，尽管许多人实际上是炮兵、骑兵或装甲兵。

我们的培训随即便开始了，这期间一直没有停止，直到圣诞节。我们只学习军事科目，因为我们都是高等中学的毕业生，刚刚结束了13年[3]密集的文化学习没多久。我们的主要课目是战术，我们在这上面花费了大量时间。其他的课目还包括地形学、阅读地图、工程学（主要是修建和炸毁桥梁）、炮兵基础知识、骑马、带着步枪在操场上操练、与空军的地空协作以及体育课。每天，我们花6个小时花在课堂，3个小时在操场上。我们学习着一个步兵营长在战斗前及战斗中各种情况下必须掌握的知识。等我们的培训结束后，从理论上说，我们就将具备指挥一个战斗中的步兵营的能力。

每个星期我们都进行一次计分测试，这一点与我们在高等中学时很像。平时很少会给我们布置作业，我们晚上就温习白天所讲授的内容，再重新复习一遍，这样，我们在第二天便能更好地理解已经讨论过的内容。

每隔2到3个星期，我们便会得到一些作业。为了将我们置于类似实战的状况下，他们留给我们处理任务的时间很少。他们先假设我们是营长，然后再交给我们一些情况来处理。例如，某天我们营接到了任务，正朝着某个目标前进，忽然接到情报说已经发现敌人，然后又接到一个与之相矛盾的报告。接下来，我们还会遇到其他一些与现有情况相冲突的问题。所有的问题被记录下来，我们读到这些问题时，就像亲眼看见那样。根据交给我们的各种信息，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3到4种办法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按照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作出唯一的判断和决定，并且下达执行这一决定的命令。同时，我们还必须解释，为何会做出这种决定。这种作业与其说是考察我们必须做出的决定，还不如说是检验我们如何到达，如何防御以及如何执行。

有时候，我们会来到野外扮演营长。1名学员被指定担任营长，其他人则扮演他的手下。幕僚中包括1名副官（担任营长的助手，主要从事行政工作），3名连长和1名通讯官等。我们必须准备发起一场进攻并下达相应的命令。卡斯尼茨少校负责分派任务和制定游戏规则，然后他便会关注每个“演员”的表现。有时候，校长维策尔上校也会亲自来视察情况。野外操练结束后，我们便搭乘大巴车返回学校。其实这一天最好战的行为便是朝着大巴车冲去，以抢占更好些的座位。

在战术方面，我们学习的是如何进攻，如何撤退，如何行军等等。我们还学习军事史，主要是17和18世纪的普鲁士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役，研究这些战役中战略和战术的运用情况。

每天在户外的3个小时，我们主要进行步兵操练，我们会穿上作战军装，戴着钢盔，携带上防毒面具，挎着机枪和弹药，从学校向外行军20分钟，行军过后便展开部署。行军时我们排成3列纵队，一旦遭遇到“敌人的打击火力”，则1个人向左冲，1个人向右冲，另1个则径直向前。我们会练习进攻、防御和后撤等战术动作。步兵操练的目的是确保每个人都能掌握步兵战术，哪怕他是个炮兵或装甲兵，因为战术往往能决定一场战斗的结局。

我们还接受了步兵基础训练，例如实弹打靶、机枪射击、手榴弹投掷等等。有时在学习工程学时，我们也会被拉出去，亲手布设铁丝网和反坦克障碍。我们还学习了应该在一座桥梁的何处布设炸药，才能将其炸毁而不留下任何可用的残骸。另外，我们还学习了如何处理地雷。这些课目的学习，既在课堂上，也在野外。我们还上了骑术课，尽管我们当中的骑兵和炮兵已经掌握了一定的骑马技术。

我们在波茨坦军校的日子过得非常愉快。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屋内配备了4套桌椅。学校的食堂与我们在耶拿的士兵食堂没太多不同：宽敞的餐厅里摆放着许多可供10∼12人就坐的桌子。但这里的食堂只供我们午餐时使用，剩下的两餐则须每天领取1个2磅重的“Kommissbrot”，也被称为“陆军面包”，我们把这个面包放在储物柜的食物隔档内。早餐我们吃的是面包、黄油、果酱和咖啡。每天早晨，每个寝室必须派1个人到食堂去把分配给该寝室的食物取回来。至于我们的晚餐，同样要派人去食堂取回发给我们的黄油、香肠或是奶酪，我们就着这些吃面包，因此晚餐同样是在自己的房间内进行。紧邻着食堂有1间休息室，我们可以在晚上或周末前去，要是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喝上一杯。我们可以点啤酒、葡萄酒、白兰地或是其他任何一种酒。学员喝醉酒的情况很少发生，不过，学习饮酒和社交，但不让自己喝醉，这也是训练的一部分。一名军官如果不能把握自己的酒量，就会有损自己的形象。有时候遇到值得庆祝的事情，我们喝得也很多，但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该如何把控自己。

作为军校学员，有时候我们也会离开波茨坦外出远足。在这种活动中，卡斯尼茨少校会跟着我们一同前往，因为他要观察我们在各种不同环境下的表现。这种外出游玩，有时候是去滑雪（滑雪技能被认为在冬季作战中很有用），有时候是去参观不同的古战场。有一次，我们去东普鲁士，花了2个星期的时间。还有一次，我们花了1周时间到苏台德山区滑雪，这让我常常想起以前跟弗里德里希、利贝尔特、埃伯特以及米夏埃利斯的那次滑雪之旅。

在每一个古战场，我们研究战役的进程，然后亲自踏足这些战场，感受这些战役是如何进行的——侧翼攻击、后撤、防御以及反击。这些战役我们也曾在课堂上学习过，因此当我们涉足现场时，会指定我们中的1名学员解释这场战役。然后，卡斯尼茨少校会对我们的讲解作出评价。这种活动会持续一整天。在前往古战场的途中，我们有时会参观城堡或要塞。这种游历，除了增加我们的军事见解外，还使我们获得了历史洞察力。我们研究亚历山大和凯撒的战术，也研究黑斯廷斯战役、罗马和古希腊战役，还对事情发生的对错及原因加以分析。

体育活动是军校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想玩的话，校内有网球场可用。有些体育项目是必须学会的，例如游泳、高台跳水、拳击、击剑和骑马。学习这些项目不仅是为了增强我们的体魄，也是对我们勇气的测试，另外，这也能激发我们的好胜心。我开始了“现代五项”的训练，其中包括击剑、手枪射击、骑马、10公里越野跑以及1000米游泳。有一段时间，每天临睡前，我都要跑上10公里，游泳1000米。这是项了不起的训练。其他人选择的是打网球和游泳，还有些人干脆到休息室里喝上一杯。

有时候，周末没有布置作业，我们便租上一匹马外出观光。波茨坦是个风光宜人且深具历史底蕴的城市，这样的游历总是令人心旷神怡。

学校还为我们安排了社交活动，这样，我们便可以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同时，上级也藉此观察和评估我们。在这类活动中，我们经常与那些被邀请来的较年长的军官的女儿们跳舞。我们当中，如果有谁不会跳舞，就必须马上学会。在波茨坦有专门的舞蹈学校，就是为那些需要它的人士们服务。舞会都在一个很大的舞厅内举行，现场有乐队。军校的许多军官会带着他们的妻子一同出席舞会。他们的穿着非常正式，男士们身穿军礼服，女士们则是一身晚礼服。我在波茨坦军校的9个月期间，大概参加了4次舞会。卡斯尼茨少校总会在现场观察并评估我们的表现。他的妻子和两个10来岁大的女儿也出席舞会。在一次舞会中，我们排的32名学员被引见给隆美尔的妻子，我们必须得体地吻她的手并简单地交谈几句。

圣诞节时，我们得到了回家的休假。当然，利贝尔特、埃伯特和米夏埃利斯仍在上大学，而弗里德里希现在已经是少尉。自然，弗里德里希在我面前更加趾高气昂了，因为他现在是正式军官，而我只是个预备军官。我不禁开始怀疑，如果照此下去，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否还能继续。

毕业前不久，我奉命到卡斯尼茨少校的办公室报到。我向他敬礼，他面带微笑地向我回礼，并请我坐下。

“克纳佩，下个星期，几座军校加在一起，大约有4000名新军官将学成毕业。”他说道。

“是的。”我回答道，带着一丝茫然。

“在这4000人中，你的成绩是第24名，”他继续说道，“这是个不错的成绩，应该向你祝贺。”

“谢谢您，少校先生！”我说道。

“除了学习成绩，你的体育成绩和你表现出的领导能力也让我将你的名字提交给评委会，参加‘军校奖’的评选。”说着，他站起身，从桌子的另一端朝我伸出手。“我很自豪地通知你，你已经获得了这个声望卓著的奖项，”他说道，“恭喜！”

我愣住了，但我非常高兴，非常自豪。“谢谢您，少校先生。”我握着他的手说道，“我感到非常荣幸。没想到您会提名我。”

我把自己在波茨坦军校时拍摄的照片集命名为“波茨坦，快乐的时光”。我真的很喜欢那段经历。军校的学习很紧张，也很有挑战性，但这其中乐趣无穷。我们这些学员有许多共同点：我们都热衷于体育运动，我们的智力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也很相近。我们之间的级别相同，相处起来非常愉快。

临近毕业时，我们每个人都被问及是否愿意加入空军——这个国防军内的独立兵种是最近才成立的。我现在很喜欢炮兵——甚至也喜欢马——所以我希望留在炮兵部队。由于自愿加入空军的人数太少，一批毕业生被征召进空军。最令我懊恼的是，魏因赖希也在其中。我曾经希望等我们毕业后能分配到同一支部队里。

波茨坦军校四周，到处都是裁缝铺，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度身裁制毕业礼服了。我们对自己的毕业倍感自豪，穿上新裁制的军装后，个个器宇轩昂。现在，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军帽上佩戴军官的标志，只是肩膀上的肩章还有些不同。

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校长、教官和学生们济济一堂。校长维策尔上校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慷慨激昂地指出，我们现在是一个引以自豪的国家、一个引以自豪的民族以及一支引以自豪的军队的一份子。他提醒我们，我们这些毕业生肩负着时代的命运，他希望我们昂首阔步，不辜负国家对我们的期望。他的话中所流露出的民族主义精神让我激动不已。

毕业典礼进行了1个小时。接着，各个排举行了庆祝。我们在几乎平等的基础上与布雷克尔少尉交谈着，而卡斯尼茨少校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离得远远的，他们俩在这一刻流露出浓浓的同志友情，在过去，这是不可能看见的。

隆美尔中校签署了我在学校里最后的成绩记录，他写道：“由于成绩出色，我同意克纳佩获得‘军校奖’。”

1938年7月2日，我从波茨坦军校毕业了，不过要到9月份时我才能获得少尉的委任。军校生活对我而言是一段很棒的经历，获得“军校奖”也是一份巨大的荣誉。

除了被分配到空军的人员外，其他人都重新回到原来的兵种：步兵、炮兵、装甲兵、工兵等等，但被分派到与原先不同的驻地，这样，就不会有人记得我们曾当过普通士兵。

我们得到了回家的休假，我刚好赶得上父母结婚25周年纪念。我穿着预备军官上士的正式礼服，佩带着长剑，每个人都为我这个出色的年轻士兵深感自豪。

我的新岗位将是在第24炮兵团。

[1]维策尔上校后来升至步兵上将，曾担任过第255步兵师师长和第5军军长等职务。

[2]1937年10月，隆美尔的军衔已经是上校。

[3]德国的基础教育是4年，高等中学为9年，加起来便是13年。

第十二章

第24炮兵团团部位于阿尔滕堡（Altenburg），距离莱比锡大约30英里。到团部报到的共有8个人，都是来自各个军校。第二天早晨，我们8个被引见给炮兵团团长哈特曼上校[1]。我听说过他的名头，因为我在耶拿时就曾是他的属下，尽管双方的等级相差太远。由于哈特曼上校头发灰白，再加上作风严厉，整个第24炮兵团称他为“灰冰”。

哈特曼上校发表了欢迎致辞后，我们得到了分配。第24炮兵团第1营驻扎在普劳恩（Plauen），第2营在阿尔滕堡，而第3营则在耶拿。我被分配到位于普劳恩的第1营。普劳恩是一座工业城市，人口约90万。以前我曾到过普劳恩，但从未去过那里的驻军营房。我早早地赶到那里，以便让自己熟悉一下军营的设施。这里的格局与耶纳兵营非常相似。营部行政楼面对着营房大门，行政楼后面，3座营房连成一线，每个连拥有其中1座。3座营房面对着一个鹅卵石铺就的操场。营房后面是一片巨大的训练场。训练场后面有两排又长又窄的马棚，马棚再过去就是室外和室内骑马场。

营副官格拉尔德·尼贝加尔少尉迎接了我，他告诉我，我被派到第1连，受德恩贝格上尉指挥。

库尔特·德恩贝格上尉欢迎我来到第1连。“实际上，您刚好赶上我们的演习，”他说道：“您将担任我们新的观测官，但在我们动身前，恐怕您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认识您的部下们了。晚饭时，我会把您介绍给连里的射击指挥官，维茨勒本少尉。您和他需要很好地了解一下。这次的演习，需要你们密切合作，等我们结束演练后，您还要负责新兵的训练工作。”

埃里克·维茨勒本少尉年约23岁，一头短短的金发，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看上去很随和，他在连队里已经干了2年。“很高兴您能加入我们连。”我们相见时他这样说道，“您会喜欢这里的，尤其是等我们演习归来后。这里很棒！”

我把自己的行李搬进了第1连营房内的一间军官公寓。房间很简单，但布置得很好。1间卧室，1个小厨房和1个客厅。已婚的德恩贝格上尉不住在军营里，连里另外2名未婚的军官也住在营房里的军官公寓。

到第1连报到后的第三天，我们动身出发，开始了军事演习。清晨5点，我起床去查看连里的士兵，并确保一切按部就班。这时候，黎明前的黑暗依然笼罩着一切，但士兵们都已忙碌起来。我们的厨师早起了1个小时，已经在战地厨房的水壶下生起了火，提供着咖啡和热茶。咖啡和热茶令人满意的味道，再加上马匹的气味以及它们被套上挽具并挂上大车和大炮时发出的叮当声，这一切混杂在一起，慢慢地迎来了黎明。我检查了无线电和电话操作员的装备以及他们的马匹，也检查了连里的其他士兵。7点钟，我们得到了出发的命令，赶往格拉芬沃尔（Grafenwöhr），演习将在那里进行。这段路程需要我们走上一整天。

第18步兵团徒步前进，第1炮兵营紧随其后。我们连带着4门105毫米口径的大炮以及弹药和装备跟随着他们。马拉大车上拖着补给，战地厨房，喂马用的干草和燕麦，以及士兵们的食物。我们还带着个铁匠，他携带着自己的大车和熔铁炉，他可以为马匹更换马蹄铁，也可以维修某些设备。三四名士兵照料着马匹的健康——他们就像是为马匹专设的医护兵。

在赶往演习地的途中，我们沿着公路前进。遇到上坡时，坐在大炮和大车上的士兵们纷纷跳下，以便让马匹们轻松些。每过1个小时，我们便停下，让马匹和徒步而行的步兵们休息10分钟。中午时，我们停下休息1个小时，给马匹喂水，我们自己也要吃饭。每个炮兵连和步兵连都有自己的战地厨房，炉子上摆着口大锅，我们行军时，锅里一直炖着菜。下午5点钟时，我们又停了下来，吃饭，给马匹喂水。随后，我们继续前进，天黑前终于赶到了目的地。

我们把大炮和其他装备一一摆好，解下马匹，卸下挽具，把它们刷洗干净，又给它们喂水喂料，然后才搭设帐篷。等我们就寝时，已经是午夜时刻。这真是漫长的一天，许多人肌肉酸痛，倒在帐篷里便睡着了。

参加这次演习的有2个师，1个师扮演红军，另1个师是蓝军。在这场模拟作战中，这两个师进行对抗。每个师辖有3个步兵团，每个团有3个步兵营，并得到1个炮兵营的支援。师长是名少将，他通常会保留1个团作为预备队，用1个团发起佯攻，试图将“敌人”引出阵地，然后用另1个团实施进攻。当然，所有的炮兵都会分配到步兵团内，以实施真正的攻击。我们在演习中做了后来在战斗中所做的一切，甚至还搭设了浮桥渡河。演习中设有裁判，他们决定哪支部队已经失去战斗力、遭受的伤亡有多大、哪支部队是胜利者等等。

演习中，军官们尽可能地住在当地村落的住家里（居民们愿意提供客房，并因此而获得报酬）。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比较长，而这附近又有餐厅的话，我们会为餐厅提供食物，并给每天为我们准备和提供主餐的餐厅工作人员发放报酬。士兵们则待在谷仓、学校、教堂或是任何一座较大的场所里；如果那里一无所有，他们便住在帐篷中。如果附近没有村庄，军官们便与士兵们一起睡帐篷，一起吃野战厨房的饭菜。在演习区域，我们会进行越野机动，就像在实战中那样。若我们对围栏以及土地造成了损坏，当地农民们可以获得赔偿。

在这场演习中，我与德恩贝格和维茨勒本之间有了更深的了解，因为我们必须相互依赖。作为连长的德恩贝格，通常会批准我选择的前沿观测阵地以及维茨勒本决定的炮位。如果他不同意，他会解释原因，并作出必要的调整。

到格拉芬沃尔这种训练营参加军事演习对我们很有好处，因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进行实弹射击。在普劳恩训练场上的模拟射击也很有益，但战士们需要了解实弹射击的兴奋以及战地条件下的生活。当然，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确保我们炮弹落下的地方没有“敌人”。这次的演习持续了1周，随后，我们便返回了普劳恩。

这场演习过后，我发现在普劳恩的日子过得非常愉快。我在兵营里的单身公寓相当舒适，房间干净而又整齐，如果来客人的话，我还可以烧饭做菜款待对方。

平日里，我们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而周六时，我们工作到中午，然后就放假到周一的早晨。当然，有值班任务时除外，值班主要是检查岗哨并处理些一般性事务。每4个星期会轮值1次，其他的周末，我们可以自由安排。这里离我家只有100公里左右，偶尔我会回家看看，但大多数时候，我发现待在普劳恩更有意思。

演习结束后没多久，维茨勒本少尉便带着我游览了全镇。我们换上便装，坐上维茨勒本的汽车，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参观了普劳恩。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总是想看看这里的历史遗迹、教堂以及各种有趣的建筑。维茨勒本是个出色的导游，因为他在这里待了2年，对普劳恩的各个角落早已了如指掌。我们游览了全镇，在每一处出色的建筑物前或是任何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停车。5点钟时，维茨勒本宣布，他要带我去他最喜欢的地方喝下午茶。

对咖啡馆来说，在下午时用留声机播放舞曲是很平常的，有些咖啡馆甚至还安排了两三名乐师现场演奏。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会把咖啡馆作为相互结识的地点。如果一个男孩子看见一个他想与之结识的姑娘，他会过去请她跳舞；如果他喜欢她，他会请她坐到自己的桌边来。咖啡馆里提供咖啡、茶、啤酒、红酒以及食物。维茨勒本把车停在这样一家咖啡馆旁边，我们走了进去。咖啡馆内，一个3人小乐队正演奏着舞曲。维茨勒本随即看见了他认识的一个姑娘，于是带着我走到了她的桌前。

“贝蒂娜，很高兴再次遇见您。”他对面前这位身材高挑，妩媚动人的黑发女子说道。她微笑着看着他，一双绿色的眼睛异常灵活。

“您好，埃里克，”她说道，“请允许我介绍我的朋友吉塞拉。”她的朋友身材娇小，一头短短的金发，蓝色的眼睛，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维茨勒本向她们介绍了我，两位姑娘邀请我们坐下。

我发现吉塞拉很有吸引力，跟她跳舞的时候，我又发觉她既聪明又有趣。她是个外向的姑娘，个性活泼；贝蒂娜则有些含蓄。但她们俩都很喜欢这段美妙的时光，我们也尽情享受着她们的陪伴，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1938年9月1日，我奉命去见营长库尔特少校。我确信是自己晋升为少尉的委任终于获得了批准。在营长的办公室里，我遇见了营里另两位“预备军官上士”。库尔特少校微笑着，祝贺我们被提升为少尉。我们这几个人一直从事着正式军官的工作，现在，我们只需把“预备军官上士”的肩章换成少尉的即可。尽管如此，这依然是庆祝的理由，尼贝加尔、维茨勒本和我，再加上其他几位新晋升的少尉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在军官食堂里一直闹到深夜。

在普劳恩，有许多社交活动可供我们参加。普劳恩是一座工业城镇，居住着许多上等阶层的人士，他们都有自己的私人俱乐部，而我们去那里总是会受到欢迎。我们并非这些社交俱乐部的会员，因为我们负担不起这种费用，但许多富裕家庭是有女儿的，他们很欢迎年轻的军官们来担任“护花使者”。对于普劳恩举办的大型社交活动，我们这些军官团成员是被邀请参加的固定对象。当有活动即将到来时，一份通知会被张贴在营里的布告栏上。我们是这座城市社交活动的组成部分。陆军军官被认为是社会精英的一份子，因为由贵族人士担任军官具有悠久的传统。而我们这些不属于贵族的军官被上层社会所接受，也符合传统。正因如此，我们身着军装时，总是感到一种特殊的责任。只要穿上制服，我们便会配以无可挑剔的礼仪。要是我们想放松一下，便会换上便装。如果是正式场合，或者营长也出席，我们总是身着制服。

9月下旬，我第一次参加了普劳恩的社交活动。维茨勒本和我邀请了吉塞拉和贝蒂娜，坐他的车赶赴舞会。由于这是在私人会所举行的正式活动，再加上德恩贝格上尉和库尔特少校都将到场，所以我们穿上了军礼服。这座私人会所位于普劳恩郊外，距离我们军营几英里远，是一座覆盖着常青藤的大型红砖建筑。巨大的柱子上顶着圆盆，上面摆放着煤油灯，照亮了走道。走进会所后，我们听见了乐队的演奏。在屋里，维茨勒本看见了德恩贝格上尉和库尔特少校，他们坐在一张大圆桌子旁，看见我们便邀请我们跟他们一起就座。

席间，我跟德恩贝格夫人和库尔特夫人跳了舞。德恩贝格夫人循规蹈矩，很少说话。而库尔特夫人则性格外向，也很健谈。我们跳舞时，她忽然跳了几步“兰贝斯走步舞”，这种英国舞蹈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但已经被政府所禁止——因为它“堕落”。我对她的不谨慎吃了一惊，但她调皮地笑了，还朝我眨了眨眼。显然，她对自己的顽皮将一名年轻的军官搞得不知所措深感有趣。

与随处可见的年轻人一样，我们也喜欢音乐，喜欢跳舞。除了“兰贝斯走步舞”外，还有些音乐也因为“堕落”而被政府禁止，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流行音乐。在公众舞厅里，我们不能跳被禁止的舞蹈，也不能演奏被禁止的音乐，但在私人会所，我们可以等营长离开后，大做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里总有一支现场乐队，他们对各种音乐了如指掌。

我带着吉塞拉参加了普劳恩的许多次社交聚会。作为一名颇具魅力、喜欢玩闹的18岁金发女郎，再加上父亲是一名富裕的制造商，吉塞拉对年轻军官们深具吸引力，我的身边出现了许多竞争者，都试图获得她的青睐。周末时，我跟她一起骑马，一起比赛。我们还去看电影、听音乐会。那是一段快乐而又轻松的时光。

我的军饷足以让我维持着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准。少尉的月薪是300马克（约合71美元），中尉是400马克（约合95美元），上尉可以拿到500马克（约合119美元），而少校的月薪是600马克（约合142美元）。此外住房和伙食还是免费提供的。以我们的薪水，我们能买得起不太贵的汽车和马匹。我觉得，和平时期在德国军队里担任一名军官，过的是一种神仙般的日子。

10月份时，一批新兵到来了。去年的新兵们被提升为炮兵上等列兵或三等兵，他们将帮着训练新兵，第1连有2名炮兵一级下士，施蒙特和里特尔，在他们下面还有二级下士，二等兵以及上等兵。一名士兵在军队里服役满2年后，如果没有被选中留在军队里成为职业军人，那他就可以退役回家了。维茨勒本和我在训练新兵时划分了职责，我负责驭手们的训练，他则负责炮手们的训练。维茨勒本和我主要进行课堂教学，而士官们则负责新兵的实地训练。

白天时，我骑马或步行，从一个训练小组到另一个训练小组，查看着士官们对新兵的训练情况。通常我只是看看，当然，如果他们邀请我，我也会加入其中，但这种情况不太多。有一次，我在手枪靶场上查看一组新兵的训练情况，负责培训的二等兵请我为新兵们做个示范。我接过手枪，用3发速射命中了靶心。尽管我算是个出色的射手，但这个成绩纯属运气，不过，在场的新兵和教官都看傻了。当然，我不会承认这仅仅是运气。

每位炮兵军官都有2匹马，由1名被称为“马夫”的士兵照料。在演习或战斗中，军官骑1匹马，马夫骑另1匹马。遭遇战斗，军官下马后，马夫便牵着这2匹马到树林、山谷或溪流处隐蔽，以此来保护马匹。如果这种停顿持续一整天甚至两天，他便会为马匹找个住处。

每年，营里的一些军官和兽医会参加马匹拍卖会，购买一些马。他们经验丰富，对马匹非常了解，购买的都是些3∼4岁大的马匹。每个营都有自己的预算，如果我们需要10匹骑乘马和12匹驮马，我们会尽量把每一分钱花得物有所值。这些马匹完全没有经过训练，军队随后会对它们加以训练。我们会派出一些炮兵二级下士，在1名少尉或炮兵一级下士的指导下，对它们进行不断的训练。

军官们会花上点时间训练他们自己的马匹。我们可以自己购买马匹，加以训练后再出售，以此来获得一些利润。许多炮兵和骑兵军官每年都这样做。我们花上1500马克购买一匹未经训练的马，加以训练后，可以卖到4000马克。这就提供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额外收入。我们从中获得了乐趣，也得到了训练马匹的经验，军队对这种安排也感到满意。我们把训练马匹作为日常职责的一部分。

当时，我对挑选和购买马匹并不太懂，于是我请一位被誉为马匹专家的上尉在汉诺威附近买1匹马。我只需支付购买马匹和马鞍的费用，养马的费用由政府承担，而且，还有1名士兵帮着我照料它。

当我买的马从棚车上被牵下来时，我高兴坏了。这是一匹4岁大的栗色马，名叫“施瓦本王子”。显然它从未有过搭乘火车的经历，被吓坏了，从棚车上下来时，它浑身是汗，大睁着双眼，大声打着响鼻。我轻声跟它说着话，揉着它的脖子和肩膀，试图让它冷静下来。我跟它在马厩里待了一阵子，一边跟它说着话，一边抚摸着它。

在训练期间，我每天都去看它，跟它说话，为它刷洗，牵着它走上一会儿。我开始对它进行一些基本的训练，但也增加了一些小小的跳跃动作。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跳跃高手，所以早早地开始了这一训练进程。我们几个训练自己马匹的军官把各自的马匹一同带入了骑马场，以便让它们习惯与其他的马匹待在一起。最后，我终于开始骑上马背，它毫无反抗地接受了我的重量，尽管它对这种新体验显得很紧张。它熟悉我，我也花了许多时间让它为这一时刻做好准备。然后，我便开始了每天骑1个小时的训练计划。

随之而来的是占领苏台德地区事件的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苏泰的地区是德国的一部分，根据“凡尔赛条约”，这片土地被划给了捷克斯洛伐克，但那里居住着大量的德裔居民。早在当年5月，我还在波茨坦军校时，报纸上便长篇累牍地刊登了苏台德地区的德裔居民遭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迫害的报道。这些报道持续了一个夏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所编造的，我们所获得的消息都来自被控制的媒体，并且我们也从未质疑过。在1938年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希特勒威胁说，要让捷克人公平地对待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9月中旬，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进行了会谈。在柏林体育场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宣布，他将于10月1日拿回苏台德地区，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

我们接到了做好进军准备的命令，并于9月26日进抵捷克边境。我回忆起30个月前，霍菲尔先生对战争的悲观预测，而此刻，我们准备入侵的苏台德地区，就在与他相遇的地方不远。在厄尔士山区进行“滑雪之旅”时，我曾看见过捷克人的防御工事（普劳恩距离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只有35公里，这里最好的滑雪场刚好跨越边境线）。9月29日，希特勒与英国首相张伯伦再次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法国的达拉第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9月30日发表的通告使捷克斯洛伐克同意了德国对苏台德地区的和平进占。占领行动从10月1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我们都认为我们纠正了一个凡尔赛条约强加给我们的错误。

我们奉命做好准备，10月1日早晨7点出发。清晨5点我便起了床，去查看部队是否已经按部就班，进展顺利。厨师提供的热茶帮助我们驱散了这个季节清晨的寒意。马匹已经被喂好了草料和水，士兵们开始吃早饭。此次行动与过去的演习最大的不同在于，士兵们的枪械都配发了子弹。我们没想过会遭遇抵抗，但配发实弹却让每个人对这个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

所有的部队一字排开，7点整，我们出发了。我们沿着公路前进，并未跨越田野，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先向南前进，然后再转向东，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尽管我们并不认为真的会遇到对方的抵抗，但我们装备齐全、训练有素，如果有必要的话，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事实证明，我们在苏台德地区遇到的德裔，都满怀激情地迎接我们，而我们并未遭遇任何一支捷克部队。他们显然在10月1日前便已经撤出了苏台德地区。我对苏台德地区觉得很亲切，因为我曾多次在这里滑过雪。我们沿着边境线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只深入了35∼70公里。

1938年10月5日，我们来到捷克斯洛伐克卡尔斯巴德（Karlsbad）附近的一个村落扎营。一切都很平静，我们获知的所有情况都是好消息。我跟另外几名军官住在一起，包括尼贝加尔、德恩贝格和维茨勒本。我们4个聚在一起，在村里的小饭店吃午饭。

“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德恩贝格说道，明显对此感到满意，“这很好地证明了不断训练的价值。这次进军就像是一次演习。”

“我认为我们应该庆祝我们的胜利。”维茨勒本建议道，他总是想着搞一次聚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例伤亡。”

“好主意。”尼贝加尔微笑着表示赞同，“我提议让克纳佩去搞些香槟或好酒来庆祝，因为他的军衔最低。”

“克纳佩，我认为这是因为你最年轻，所以必须由你去跑腿，”德恩贝格说道。

吃罢午饭，我试着在村子里找些酒，但却一无所获。这个村子太小了，看来我必须到大些的镇子上才能搞到点香槟或其他的酒类。我决定开摩托车到下一个镇子去，只需要30分钟的行程。我往摩托车上放了些袋子，发动车子，沿着砂石路朝着下个镇子驶去。

接下来我所知道的事情就是自己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刚醒来时还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直到护士走进病房，问过她后才搞知道，我已经回到了德国，现在正躺在格拉芬沃尔的一所陆军医院里。后来我才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营里的一名兽医当天也去了我所走的那条道路，看见我躺在一个排水渠旁，昏迷不醒，摩托车扔在一旁。他赶紧返回营里，派了辆救护车去接我。救护车把我直接拉到了格拉芬沃尔的陆军医院，这里位于纽伦堡东北方90公里。护士告诉我，我已经昏迷了36个小时。我当时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自己从摩托车上飞了出去。那是一条砂石路，肯定是摩托车在路面松散的碎石上失去了控制。在他们找到我的地方，旁边就是一块水泥里程碑，我的头撞了上去。幸运的是，当时我戴着钢盔，否则可能就一命呜呼了。我的骨头没断，也没有伤口，只有一些擦伤，甚至都没感觉到头痛。我很难相信自己就这样遭遇了一场事故，甚至觉得这还比不上我第一次骑一整天的马来得更糟糕。

医生拒绝了我重返部队的要求，因为我有脑震荡的迹象，按照标准的治疗程序，我必须卧床3周，然后才被允许返回普劳恩，也没有重返部队。10月底，等我获准旅行后，我得到批准回莱比锡疗养几天。

我的弟弟弗里茨，似乎对我们没有战斗就进入苏台德区深感失望。“你没有看见任何捷克士兵吗？”他怀疑地问道。

“没看见。”我向他保证道，“就算我的头没有撞上里程碑，恐怕也不会遇上任何战斗。”

我们团于11月1日左右回到了普劳恩，随即举行了胜利阅兵式。当时我已经出院，回到了兵营里的单身公寓，但我仍在疗养期内，不得不从公寓的窗户后观看这场阅兵式。为此，我遭到了维茨勒本和其他几个军官的取笑。

我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没几天，“水晶之夜”事件发生了。1个年轻的德国犹太人，他的全家人被关入了集中营，于是他来到德国驻法国大使馆，开枪打死了1名级别较低的德国官员。作为报复，纳粹的褐衫党徒们在11月9日夜间横扫了整个德国，他们焚烧犹太教堂，砸毁犹太人的商店、房屋和公寓。某些地方，一些试图反抗的犹太人被打死，还有许多人受伤。由于在这起事件中许多窗户被砸碎，所以被称为“水晶之夜”[2]。我急切地希望米夏埃利斯一家没有被卷入这一风波。据广播和报纸报道，这是德国人民出于义愤的表达。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在军营里没有讨论这起事件，因为我们对政府竟然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感到羞愧。我们从内心里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更不想对别人承认，所以我们都对此闭口不谈。强烈的反犹情绪一直埋藏在德国人的外表之下，但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支持这种暴行。我们都认为希特勒为德国做了很多好事——解决了失业问题，消除了街头的政治斗殴，恢复了民族自豪感——但我们对他的这种粗野深以为恶。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毫无意义，我们只是想让自己远离他性格中丑恶的一面。那天晚上，霍费尔先生的面孔出现在我的梦中，他所说过的话困扰着我：“代价将是什么？”

12月4日是“圣巴巴拉”日，这一直是我们的节日（圣芭芭拉是矿工和炮兵们的守护神）。军官们拿着一张占领苏台德区的图表举行了庆祝活动，我被列在“伤亡”名单上，和我一起名列其上的是一只鸡和一只小兔子，它们是被我们的弹药车碾死的。这令人尴尬，但却很好笑。

1938年的圣诞节，我作为执勤军官留在了普劳恩——作为连里最年轻的军官，这是我不得不付出的另一个代价。

新年时轮到我休假。弗里德里希、利贝尔特、埃伯特、米夏埃利斯和我又一次相聚了。但这次却不是个快乐的聚会。开始时，气氛很好，但随着聚会的继续，米夏埃利斯越来越沉默。最后，我问他怎么回事。

“我们必须离开德国了。”他轻声说道，“可这里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家。”

“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呢？”弗里德里希问道。

“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水晶之夜’时，褐衫党们捣毁了我父亲的诊所，他的病人们现在都很怕再到他这儿来。他们怕褐衫党们对他们作出什么不利的举动。”

我们沉默了。每个人都回避着别人的目光，每个人都试图找到些听起来不那么虚伪的话语。

“这太可怕了。”埃伯特终于说道，“这种事情发生在你所认识的人身上，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别让这件事把我们今晚的聚会搞砸。”米夏埃利斯说道。他摇摇头，试图挤出一丝微笑，“这是我跟朋友们相聚的最后一夜了，让我们开心点吧。”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米夏埃利斯。他们一家迁居到了英国，他在那里也许可以继续他的学业。

1939年2月，我接到命令，到库尔特少校的办公室报到。

“进来吧。”他回应着我的敲门。我向他敬礼后，少校回了礼，并示意我坐下。“这是叫您来的原因。”说着，他递给我一张纸。

一张希特勒在柏林帝国总理府举办招待会的请柬！

“您在波茨坦军校的出色表现为您赢得了这一荣誉。”库尔特少校笑着说道，“四所军校，只有成绩最好的毕业生受到了邀请。我祝贺您！”显然，少校为自己的部下能参加这次招待会而深感高兴。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这些年轻的军官聚在通往新总理府庞大会客厅的一间休息室等待着。在一间很大的衣帽间里，摆放着帝国元帅的权杖和一顶镶嵌着许多金色穂带的大帽子，这显然属于赫尔曼·戈林。一名年轻的少尉拿起戈林的权杖，又戴上他的帽子，挺着肚子趾高气昂地来回走动，模仿着戈林。我们都笑翻了，开玩笑地威胁他说，日后要检举他。当然，这里除了我们没有旁人，我们在这间休息室里等待着被召唤进主客厅，我们会在那里得到香槟的款待。

主客厅内陈设着绿色的皮椅，大量使用了大理石。整个客厅格调高雅，装饰着许多雕塑和绘画。军队的高级官员几乎都已到来，包括戈林、冯·勃劳希契（陆军总司令）以及其他一些将领。希姆莱和另一些等级较高的政治人物也在场。这些著名人物看起来就和新闻纪录片里一样。对一名22岁的年轻军官来说，这种经历令人相当兴奋。我们站成了几群，彼此间相互闲聊着，就在这时，希特勒走了进来。元首的出现给客厅里造成了某种紧张感，他从一群人中走到另一群人中，不时地与宾客们聊上几句。我们把自己的姓名通报给元首的军事副官，再由这位少校把我们介绍给希特勒。

“克纳佩少尉。”当他们走近我身旁时，少校向希特勒介绍着。

希特勒亲切地微笑着，他朝我伸出手来。“晚上好，少尉，”他说道，“很高兴见到您，您的家在哪里？”

“我的家在莱比锡，我的元首。”我回答道。

“那么，您驻扎在哪儿？”

“在普劳恩，第24炮兵团。”

“祝贺您在军校里的出色表现。”希特勒说着，继续向前走去。

此时的希特勒，权势如日中天，所有事情的结果都对他有利：重新占领莱茵兰，扩充军备，吞并奥地利，夺取苏台德区。他的热情和能量辐射给了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除了吞并奥地利外，其他的都纠正了凡尔赛条约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正待遇，而合并奥地利则是奥地利人民投票表决的结果。他使我们这些身为德国军官的年轻人倍感自豪，我相信他也感觉到了我们的这种自豪。

我们这群年轻的少尉尽情享受着这场盛大的招待会。尽管我们对自己能置身这里而深感自豪，但在彼此之间却有点儿戏。几名少尉喝多了点香槟，其他人只好看护着他们，以免严重影响军队的形象[3]。

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区，依然没有遭到抵抗，这一次，我所在的部队没有参与这一行动。生平第一次，我对我们政府的行为产生了道义上的质疑。苏台德地区是捷克从我们手里夺去的，但我们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其他的领土却毫无道理可言，我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理由。

1939年5月，一次全国性的骑术比赛在巴特埃尔斯特（Bad Elster）举行，就在我们的驻地附近，因此我们去那里比别人更加方便。我们可以在比赛的前一天骑着马过去，而不必像其他人那样用车辆将马匹运去。这也是一次大型的社交活动，对富裕的骑手来说，是个较量马匹和技术的机会。这场为期两天的比赛，社会精英们为之策划了一整年。虽然我很快便被淘汰，但我依然很喜欢这次的比赛。

6月份时，我收到了弟弟弗里茨的来信，他在汉堡跟着一个商人当学徒，他在信中询问，是否允许他周末时来看我。我请他来，然后便开始为他安排周末的活动。我仔细检查了两匹马拉的马车，安排我的勤务兵驾驭它，然后换上了军礼服来迎接他。星期六，中午过后没多久，弗里茨赶到了。他才17岁，当他看见马车、马匹、驭手以及我穿的军礼服时，兴奋得满脸通红。我又带他去马厩看望“施瓦本王子”。他看我训练“施瓦本王子”，并参加了一次跳跃比赛，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换上便装，跟维茨勒本和尼贝加尔驱车到镇内游玩。那儿的姑娘们让弗里茨兴奋不已，他跳了每一支舞——尽管每支舞曲间隔时他都喝上一杯，已经略有些醉意了。我们都很喜欢他，他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第二天，在军官食堂吃罢午饭后，我借了维茨勒本的汽车，把弗里茨送到火车站。这个周末，我们俩过得都很尽兴。

此刻，战争逼近的信号越来越明显。波兰走廊，这条狭长的德国领土根据凡尔赛条约被割让给了波兰，以便让波兰在波罗的海获得一个出海口，这条走廊将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他地区分隔开来，希特勒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夺回波兰走廊和过去的德国城市但泽，但泽已经被凡尔赛条约划为“自由市”。可是，现在越来越明显，入侵波兰不会像希特勒先前征服那些领土那样来得那么容易。法国和英国都已公开宣布，如果我们入侵波兰，他们就将参战，而事态的发展似乎表明，这种入侵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又想起了霍费尔先生。难道，希特勒进行的这场赌博将是一场致命的灾难吗？

8月21日晚上，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宣布后，我们都很吃惊——如果不能说是震惊的话。我们的政府一直鼓吹反对苏联，可突然，一夜之间，苏联这个国家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明白这其中有何奥秘。戈培尔的宣传试图说明这一条约的积极意义，因为我们从苏联获得原材料是非常重要的，但却无法对这一全面而又突然的外交逆转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这些年轻军官对政府这种奇怪的行为深感困惑，但我们觉得，对这种政治决定我们无权说三道四。

1939年8月27日，政府宣布，对食物、肥皂、鞋类、纺织品以及煤炭实施定量配给。德国的报纸和广播中报道了波兰人的严重挑衅行为，听起来好像波兰人马上就要进攻德国了，我们没有理由对所听到的一切进行质疑。目前的形势很严峻，我们感到，战争肯定会爆发。不过，我们认为，即便战争爆发，我们也能对付，因为我们训练有素，而且早已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我已经习惯了军旅生涯，也很喜欢这种生活。我不再考虑服役期满后继续学习或上大学深造这些想法，我决定做一名职业军人。

1939年8月下旬，我们进入了战争状态。

[1]二战爆发后，哈特曼上校的军衔扶摇直上，最后升为炮兵上将，并出任第8军军长。另外，他还获得了双剑橡叶饰骑士铁十字勋章。

[2]“水晶之夜”发生于1938年11月9日-10日的夜间。实际上，希特勒事先并不知道这起报复事件，因为这种打砸抢事件除了让德国在国际上丢脸外毫无益处，甚至连秘密警察对此也毫不知情。出事后，他们派出了大批警员到现场维持秩序，严禁浑水摸鱼发生劫掠。事件发生后，希特勒对戈培尔自作主张的做法极为恼火，但他没有向外界辩解，自己承担下了这一责任。这起事件再次表明，纳粹德国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各个部门自行其是的情况相当严重，并非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铁板一块”。

[3]当时一些年轻的少尉喝醉了，在总理府客厅的墙角边吐得一塌糊涂。但希特勒对此并不太在意，据他的空军副官贝洛回忆，希特勒对这些年轻人的出格表示出完全的理解

高等中学毕业典礼。中排，从右边起分别是埃伯特、利贝尔特和米夏埃利斯。最上排，右边的是弗里德里希，我站在最上排的中间。最上排左侧是一个身穿纳粹褐色制服的人。

在帝国劳工团服役期间，我正将泥土装入货车。

作为一名帝国劳工团成员，我扛着铁锹站岗值勤。胸前佩戴着体育奖章。

1936年，在耶拿的市场广场举办的步兵竞赛结束时的情形。

1937年，我在耶拿附近帮助当地农民收割庄稼。

在哈特曼将军家里举行的一次聚会。前排右起第二位是哈特曼将军的女儿。后排左起第三人是我。

右边的是隆美尔中校；在他左侧的是波茨坦军校的另外几位教官。拍摄照片时他们正搭乘一艘轮船从东普鲁士的旅程中返回。

在波茨坦举行的野外演习。注意照片中的铁丝网。

波茨坦军校的毕业典礼。第一排中间的是卡斯尼茨少校。照片中戴着领带的，是加入或被征入德国空军的毕业生。前排最左侧的是我。

1939年，在普劳恩举行的一次社交活动。左边那位女性是吉塞拉。

1939年，在普劳恩附近进行的野外演习。

弗里茨到普劳恩来看我。

在普劳恩，我骑着“施瓦本王子”进行训练。

1939年，在巴特埃尔斯特举行的骑术比赛。

1938年，在苏台德区的一个战地厨房前。右起第二人是我。

1939年，我们营准备动身赶往波兰边境。

在埃费尔山区，我所住的军官掩体。

1939年，我们从摩泽尔河进入了埃费尔山区。

1939年，在埃费尔山区度过的圣诞节。注意照片背景处的蛋糕和酒瓶，以及桌上的水果。

1939年，在艾森施密特附近，俾斯麦的重孙和他的母亲。

1940年，拉克少校和瓦格纳上尉在法国索姆河前线。

雷贝格少尉，我们的第一位阵亡者。

在法国负伤后，我在波恩的医院所摄。

1940年，在比利时的马斯河附近抓获的法军俘虏。

我的一些部下身穿平民便衣，携带着弹药赶至苏联边境，以便为1941年6月22日发起的入侵行动做好准备。

1941年，在苏联境内搭设的木排路。

船头大战。入侵苏联期间，我的部下在部队休整时轻松一番。

在苏联占领的波兰地区，我们获得了一天休整时间。我穿着游泳裤，另一个人是我连里的军官。

入侵俄国期间，我身穿战地制服所摄的照片。注意我左肩处挂着的手电筒。

驿道上的苏军战俘。看上去，他们很高兴自己做了俘虏。

战斗过后的一座俄国村庄。

在炮兵学校学习期间，与莉洛在柏林合影。

1942年，在柏林炮兵学校，我身穿全套制服所摄的照片。胸前最上排的勋饰是二级铁十字勋章和合并苏台德地区纪念章。在其下方的是一级铁十字勋章和步兵突击章，一级铁十字勋章的正下方是战伤勋章。[1]

1942年初，在莱比锡火车站，准备返回位于斯摩棱斯克的前线。右侧的是莉洛。

1942年，我弟弟弗里茨的墓地。

1942年，在德国与瑞士边境处的康斯坦茨湖，莉洛和我在一起。

1943年，莱比锡，我和莉洛在我们的婚宴上。

被俘期间我一直佩带着的挂坠。

我的一位狱友制作的一套象棋。

这是一位极具才华的战俘所制作的折叠式相框。

另一位战俘制作的铝制烟盒，我赢得了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象棋比赛的冠军后，获得了这个奖品。

[1]这张照片无法看见克纳佩的一级铁十字勋章和步兵突击章。

第三部

毁灭之路

1939-1944

第十三章

经过3个小时的飞行，带我去莫斯科的美制DC-3运输机在明斯克着陆，进行短暂的休息。机上的俄国乘客和机组人员离开了飞机，1名手持冲锋枪的卫兵看押着我。

我坐在地毯卷儿上，脑海中涌起1941年我们入侵苏联，浩浩荡荡穿过明斯克时的情形。真希望当时有人告诉我，4年后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而我将作为一名战俘被押送至莫斯科……

通过1941年对苏联的入侵，我们将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打造成了一个世界强国！我坐在那儿胡思乱想，卫兵和我等待着机组人员和机上的俄国乘客返回飞机。等了1个小时左右，飞机再次起飞，以完成飞往莫斯科的最后一段航程。

飞机在空中飞越无边无限的苏联领土时，我的思绪回到了1939年战争爆发时……

8月下旬，后备部队被动员起来。8月28日，普劳恩的驻军进入警戒状态——所有的休假被取消，任何人不得离开自己的部队。

8月31日早晨8点，库尔特少校主持了属下工作人员的会议，三个连的军官们都要向他报到。

“诸位，”他直截了当地开始了，“我们已经接到了命令，今晚上火车。我相信不必对你们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他顿了顿，让我们自己体会他话中的含义，然后又迅速继续下去。“我们营经过刻苦的训练，现在已经是一支近乎完美的作战部队，”他补充道，“每一名军官，每一个士兵，每一匹马，都已经过特殊能力的训练，这些能力也已经过实践，早已娴熟无比。我相信，我们在战场上的表现肯定会很出色。但是，我们必须在后方留下20%的人员，以他们为核心，组建一个新的炮兵营。这就意味着要留下20%的士兵，每个连还要留一名军官。尼贝加尔少尉也留下，新的营长需要一名经验丰富的副官。新的连长将从被动员的预备部队中选派。”

“新炮兵营所需要的马匹已经从平民马主手里调拨。新的马匹和后备部队都将在明天到达。奉命出发的人员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做好下午早些时候出发的准备。留守人员应该帮助出发人员做好准备，并做好明天接收马匹和新人员的准备工作。我建议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库尔特少校站了起来，说道，“祝你们好运。”

军营里立即忙碌起来。我们连里，我被选中留了下来，于是我帮着德恩贝格和维茨勒本挑选出其他须留下的20%的人员，然后，我们这些留守人员帮着其他即将离开的人准备好马匹和装备。

第二天——9月1日——拂晓前，150万德军士兵跨过了波兰边境，随即发生了战斗。

当天，我们的新营长和几位连长都已到达。首先赶到的是拉克少校，他接替库尔特担任营长。我的新连长是一位40来岁的预备役军官，维默尔上尉。他身材修长，身高超过6英尺，一头黑发，两道浓眉使他脸上的表情显得极为丰富。

当天下午，拉克少校召集全营军官开会。他看了我们一眼：“诸位，我们有3天的时间为出发做好准备，”他说道，“9月4日早晨7点，我们乘火车出发。我知道，你们之间根本就不认识，这将是一次困难的行动。我建议你们抓紧时间相互认识一下。”

雷贝格少尉是我们连新任的前沿观测官，刚刚从德累斯顿军校毕业。当天晚上，维默尔上尉找了雷贝格、我以及连里新来的军士长施纳贝尔开碰头会。

“我们彼此间都很陌生，但我们必须尽快成为一个运转顺畅的工作团队，”维默尔上尉吸着一根精心雕刻的象牙烟斗说道，“我们不仅要接收近150名新兵，还要收到相同数量的马匹。新兵们至少受过训练，只要教会他们团队合作即可。但我们必须对马匹进行训练——在投入战场前，如果我们有时间这么做的话。”

听了他的话，我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微微发颤。过去的3年时间里，我一直在练习如何作战，可现在，当我在几天之内就将面对这一情况时，“作战”这个词似乎有了新的含义——这意味着更大的强度和紧迫感。对我这样的年轻人而言，热情高涨的民族主义能带来兴奋感。

“晚上好好地睡上一觉，先生们。”维默尔上尉结束了他的话，烟雾从他的烟斗中冒出，弥漫了他的脸。“我们以后的日子艰苦着呢。”他那对浓眉似乎增加了他的话语的严肃性。

第二天早晨，人员和马匹都已到达。拂晓时，我骑着“施瓦本王子”四下查看。马匹已经被牵进院内，随意地拴在马棚里。马蹄铁在鹅卵石上发出的敲击声随处可闻。“施瓦本王子”觉得很兴奋，我不得不控制着它。预备部队的士兵大量到达，他们来回走动，等待着命令，他们的谈话声形成了一片杂乱的噪声，飘散在清晨的空气中。尼贝加尔少尉试图在营区内建立起某种秩序，于是他命令新兵们到食堂集合，然后再把他们逐一分派到各个营房。维默尔和施纳贝尔忙着将新来的马匹和人员分组。我开始把新到来的人员分成一个个炮组，而雷贝格少尉则忙着清点刚刚运到的马匹。

派去波兰的人员和马匹都得到了替补。政府甚至占用了属于军官们的马匹，但支付给我们马匹和马鞍的费用，另外，我们还获准留用这些马。这一举措的目的是，如果一匹马在战斗中被打死，受到损失的将是国家的财政，而不是军官本人。我很高兴能留下“施瓦本王子”，我亲自训练了它，和它一起经历过无数次演习，能留下一匹自己熟悉的马，是件让人愉快的事情。我的勤务兵拉默斯也留了下来，我很高兴不必去适应一个新的勤务兵。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出发的准备工作，这使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我的时间主要花在监督大炮、弹药、弹药车、战地厨房、铁匠车以及其他装备的准备工作上。雷贝格少尉进行着马匹的准备工作。我偶尔与维默尔、雷贝格以及施纳贝尔进行联系，他们跟我一样，忙得焦头烂额。

9月3日，最坏的消息传来了：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又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终于被霍费尔先生说对了，而我们当然无法否认这是由我们自己挑起的一场大战。我们平白无故地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又入侵了波兰——尽管是为了夺回被凡尔赛条约从我们手里夺去的但泽和波兰走廊。

当晚，检查完所有的马匹和装备后，雷贝格和我来到了军官俱乐部，打算在就寝前喝上一杯放松一下。我们看见维默尔和施纳贝尔也在这里，他们正研究着第二天早晨出发的计划。我们也加入其中，商讨起这一计划来。过了一会我才忽然醒悟过来，这里没人提出质疑，甚至没人想过，一位军士长会待在军官俱乐部里，与连里的军官们深入地探讨着行动计划。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在我看来，一支部队齐心协力，紧密配合，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另外，一位军士长凭着自己的主动性，更多地承担相应的职责，这表明他是个出色的军人。

第二天早晨，整个步兵团做好了在6点钟出发的准备。3个营的步兵将率先出发，他们步行至火车站。按照计划，火车每隔1个小时1列，每个步兵营可以在火车上带10辆汽车。通常每2列火车就可以带上3个步兵营，但每个炮兵连却需要1整列火车——因为马匹和装备太多。按照出发时刻表，步兵们将在7点钟时搭乘火车离开车站，而运载3个炮兵连的火车将在8点、9点和10点钟分别到达。火车及其他所有的运输工具，已经由师里的作战参谋做好了统一的计划和安排。我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到达车站，等候火车的到来。

我们连被安排搭乘第二列火车，于是我们在7点钟时从普劳恩兵营出发，7点45分到达了火车站。不出所料，将马匹装上火车成了最大的问题，因为大部分马匹都是从农场调来的，过去从未见过火车，现在被机车所发出的巨大声响吓坏了。我帮着雷贝格和他的手下装车。一些马匹害怕得厉害，我们不得不给它们带上眼罩，并派2名士兵在后面用肩膀将这些马匹推入车厢。把这些马匹安然无恙地装入车厢是一项冗长乏味的工作。搞定这一切后，我们也上了列车，8点钟，火车准时发出了。我们这列火车有24节车厢，15节车厢装运马匹，3节车厢运送士兵，6节车厢装着大炮和大车。

列车隆隆地行驶着，我回顾起这两天来疯狂的行动，终于长长地出了口气。可是，不确定的前景迅速将这些往事逐出我的脑海。现在我已获知我们的目的地是卢森堡边境，我发觉自己满脑子考虑的全是到达目的地后即将展开的训练工作——要是英国和法国人给我们时间这样做的话。首先我们将迅速对马匹进行评估，每个炮组需要6匹马，但那些原本用于拉犁的马很难胜任这项工作。我们的人员训练同样值得关注。经历过多次演习后，我清楚地知道，一支部队如果不能做到紧密配合，将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不过，如果我们遭到攻击，我觉得这些训练有素的士兵能够迅速实施有效的防御作战。

我们于傍晚6点抵达科布伦茨（Koblenz）附近的摩泽尔河（Mosel），高兴地发现卸车比装车要容易得多。即便是受惊的马匹，将其牵出车厢也比把它们塞进去要轻松得多。我们在科赫姆（Cochem）的摩泽尔河谷下了车，这里位于埃费尔山脉的脚下。当晚，我们搭设帐篷过夜，第二天还要继续走完剩下的路程。我们给马匹喂水喂料后，把它们拴了起来。我们安排了哨兵，然后搭设帐篷，吃罢晚饭后就寝，此刻已经是夜里10点。我们躺在星空下，听着附近河流传来的潺潺流水声，蟋蟀和青蛙发出了美妙的鸣叫。四下里，萤火虫时隐时现，宣布着它们在黑暗中的存在。马匹发出了我们熟悉的声响，它们喘着气，跺着脚，打着响鼻，同样熟悉的还有它们散发出的气味，这一切让露宿在荒野的我们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

我们于第二天早晨5点30分起床，经过一番早晨的例行公事后，在7点整出发了。虽然埃费尔山不算太高，但上山的道路却非常崎岖，这些路是供人行走的，而不是为大炮或马车准备的。埃费尔山很漂亮，但我们的行军却很艰难，因为有些地段的道路非常狭窄。

按照常理，翻越这座山大约只需要花3个小时，但走了2个小时后，一辆打头的弹药车断了轮子。我派出1名传令兵到前面去通知维默尔上尉，队伍被耽搁住了，因为弹药车横在路上，后面的车辆无法超越。然后，我派人到后面去寻找铁匠——二等兵马克斯·克内希特。克内希特和他的助手修理弹药车时，我走到战地厨房要了一杯热茶打发时间。我们的厨师是约瑟夫·博尔特下士，他的两道浓眉挤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长长的眉毛。

折腾了将近1个小时，我们再次上路。我们朝山上又爬了1个小时，队伍再次停了下来。我派人到前面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原来，当地人为了防止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入侵，几天前将一些树木砍倒后挡在了路上。我们又磨蹭了大半个小时，等着队伍前面的人把路障清理干净。

中午时刻，我们终于赶到了目的地。此刻，我们位于卢森堡边境以东大约5公里处，布莱阿尔夫（Bleialf）和温特斯佩尔特（Winterspelt）的西北部，一处茂密的树林地带。附近有一条河流，我们可以用河水漱洗并喂马。维默尔上尉下令将大炮推入射击阵地，炮口对准边境线，并做好伪装。我们安排将马匹带回布莱阿尔夫，并在前沿观察哨和炮位之间布设了电话线。

此时，我们并未获得关于整体形势的任何情报：我们有多少个师？英国和法国派了多少个师来对付我们？卢森堡和比利时位于德国与法国之间，但我们毫不怀疑，一旦他们决定入侵德国，肯定会穿过这些国家，就像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遇过的那样。他们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如果他们打算跨越莱茵河，德国空军将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麻烦（他们横渡桥梁肯定已经被炸毁的莱茵河时，将成为德国空军的最佳活靶）。我们认为战斗已经迫在眉睫，带着这种期待，我们将坚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们在周围设立了岗哨，随即开始挖掘阵地。9月份这个温暖的下午，新挖掘的泥土的气息中夹杂着树叶腐烂的气味，很快，人体散发出的汗味也混迹其中。挖掘完散兵坑后，士兵们开始搭建掩体。我们不知道会在这里待多久，但没人愿意睡在散兵坑或帐篷里。士兵们砍下了一些小树以构建掩体。他们削掉树木的枝叶，将树干并排竖立，再用泥巴填补上树干间的缝隙。这些泥巴散发出令人不快的气味。士兵们先搭建了前沿观察所，然后是军官掩体，接着是他们自己的掩体。这些掩体通常依山而建，前面有窗户和门。掩体内，士兵们用树枝搭起了临时床铺，每间掩体住七八个人。

雷贝格少尉搬进了前沿观察所，作为连里的射击指挥官，我的掩体位于前沿观察所后方3公里处，跟大炮待在一起。当然，所有的大炮和掩体都经过了伪装，敌人从空中是无法看见的。尽管条件简陋，勤务兵拉默斯还是把我的掩体布置得很舒适。我们花了2天时间为我们的阵地做好了战斗准备，拉克少校赶来视察我们的阵地，对我们迅速完成这一切表示了赞赏。

拉克少校还给我们带来了波兰战役中第一批人员伤亡的消息，那些人曾跟我们一起在普劳恩服役。其中有一名前沿观测官被自己连队的炮弹击中，身负重伤。当时，那发炮弹打偏了，击中了他所在的前沿观察所。这个消息让我不寒而栗，不仅仅是因为我认识他，更主要的是，如果当时我跟着老连队赶赴波兰，这个厄运本该落在我头上。这个消息让我们感到，战争更加真实了。

我们立即开始了大张旗鼓的训练计划，从调训马匹到士兵们的团队配合，不一而足。每天我们都练上一整天，努力形成进攻战斗中必需的凝聚力——现在我们只等接到这种命令了。我们不知道何时会遭到敌人的攻击，这种压力是一种激励，足以促使每一个士兵竭尽全力，为打造一支高效的作战部队而努力。我们为作战进行着训练，带着年轻人与生俱来的自信和天真，我没有想过在战斗中阵亡或致残的问题。

我们每天都进行不间断的训练。山区地形使我们的训练非常艰苦；这里几乎就没有平地，人员和马匹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幸运的是，夏末的气候很干燥，这样我们就不必面对雨水和湿滑的地面。日子一天天过去，法国人并未发起进攻。维默尔、雷贝格和我——我敢肯定，还包括其他许多人——都很感激英国和法国在发起进攻前给了我们充裕的时间来训练马匹和士兵。每一天的训练都提高了我们的自信。更多的日子过去了，对方依然没有发起进攻。两个星期过去后，士兵们开始拿这种状况开起了玩笑。

我们守在边界处，与英法军队对峙着，士兵们把目前这种状况称为“静坐战”，这个词由补给车辆司机们从一个部队传至另一个部队。在其他防区，法军或德军炮兵的炮弹偶尔会飞过边境，但在我们这里很少发生这种情况，比利时和卢森堡根本没有加强边境的守卫，因为他们并未与德国宣战。

一天晚上，尼贝加尔少尉跑了过来，他找了维默尔上尉、雷贝格少尉和我，我们几个聚在一起喝了一杯。他向我们透露了波兰战况的最新动态，我军的进展极为顺利。“他们称之为闪电战，”他说道，“装甲部队达成突破后插入敌人的后方，切断敌人的交通和补给线。坦克出现在敌人防线的后方，给对方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显然，波兰战役打得非常出色。”尼贝加尔对这种新战术的成功欣喜若狂。

“太好了，”维默尔上尉说道，“这总比我们在上次大战中所经历的坑堑战要强多了。”

9月17日，苏联从东面入侵波兰。当时，波兰军队已经被德军击败，俄国人几乎没有遇到太多的抵抗。显然，这是我们与苏联新的合作关系中的部分协定。但我对这一切持怀疑态度，对我们政府的信任感也有所减弱。

9月底时，我们接到命令，从边境线稍往后撤，退到附近的村落中，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舒适地住进房屋和谷仓里，而不必待在掩体中。显然，最高统帅部已经判断出法国人并不打算发动进攻，尽管他们已经对我们宣战。

我所在的连队退回到艾森施密特（Eisenschmitt）村。按照安排，我们的马匹和士兵们住进了俾斯麦的庄园，这座庄园位于村外。俾斯麦被称为“铁血宰相”，本世纪初之前，他曾担任过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总理。这座庄园现在由俾斯麦的孙子继承，但他已经应征入伍，庄园里只剩下他的妻子和2岁大的儿子。

我们这些军官分住在村民们的家中。部队的进驻对村民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这里是德国的贫困地区，我们的到来能让村民们赚到些额外的收人，这让他们颇感高兴。另外，国内实施的配给制也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困难。

我接到了弗里茨写来的一封信，他告诉我他已经应征入伍，目前驻扎在耶拿，正是我3年前待过的地方，但他加入的是步兵，而不是炮兵。

10月6日，波兰停止了抵抗，波兰战役至此结束。尽管法国和英国已经对我们宣战，但他们却没有对我们发起进攻，我们所有人都高兴地认为，战争结束了。

一天夜里，尼贝加尔少尉赶来告诉了我一个噩耗。

“我们刚刚得知，德恩贝格上尉在波兰阵亡了，”他说道，“为了给连里的炮火提供指示，他跟步兵们待在最前沿。”

尽管知道战斗确切地发生了，但我还没有体验过真正的战斗，我发现自己很难接受德恩贝格已经阵亡的事实。这一夜，德恩贝格和德恩贝格夫人在普劳恩舞会上的形象不时地涌入我的脑海。

艾森施密特村举行了街头活动，以庆祝波兰战役的结束。士兵们高兴坏了，因为啤酒无限量供应，乐队尽情地演奏，而且，经过几个星期没日没夜的严格训练后，他们打算好好放松放松，享受一下。然而，我觉得我们下意识庆祝的是没有跟法国开战的事实，而并非波兰战役的结束。可是，每当我置身于庆祝活动中，便会想到德恩贝格，这样的庆祝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第二天，拉克少校和他属下的所有军官都接到了邀请，到俾斯麦的庄园参加庆祝波兰战役胜利的鸡尾酒会。这是俾斯麦的孙媳妇发出的邀请。我们参观了这座豪宅，房屋的地下室里甚至还有1座保龄球场。冯·俾斯麦夫人是一位美丽而且充满活力的年轻女士，20来岁。她是位出色的女主人，也很健谈，她让我们每个人都感觉轻松自在，甚至还把自己2岁大的儿子介绍给我们认识。

随着时间的流逝，法国人并未显露出发动进攻的迹象，于是我们稍稍放宽了训练计划，以便让士兵们多一些空闲时间。尽管严格说来，我们与英国和法国正处在战争状态，但每个人都认为，随着波兰的战败，战争已经结束了。10月和11月风平浪静地过去了，除了冬季的气候比平时更加严酷些。我们进行了冬季演习，以便让士兵们保持锐气和状态。我们的操练变得更加流畅，各部队之间的配合也更为熟练。圣诞节临近时，上级决定让士兵们回家，好好过个节。上级部门显然也看出，并不存在法国人发动进攻的威胁。于是，跟往常一样，一半士兵在圣诞节休假5天，另一半人在新年时休假5天。

尼贝加尔少尉获得了圣诞节休假，我被选中接替他担任营副官，这个职务是营长的行政助理。营副官必须跟各个连的连长打交道，因此需要他能与别人和睦相处。

在此期间，我遇到了一位不速之客。利贝尔特，我在高等中学时的同学，一天他穿着一身步兵军装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

“利贝尔特！”看见他，我几乎是喊了起来。我跳起身，握住他的手用力摇晃着：“见到你太高兴了！”

“我被分到与你相邻的一个部队里，”他微笑着说，“我一直想着能找到你。”

他和埃伯特还在医科大学里学习，但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被召入现役部队担任医护兵，干上几个星期。利贝尔特最近又被召进了军队，但他很快便要回学校继续学习了。

“你有其他人的消息吗？”我问他。

“弗里德里希在波兰负伤了。”他说道。

“伤势严重吗？”

“相当严重，”利贝尔特难过地回答着，“他是否能活下去还很难说。”

我的心一沉，霍菲尔先生的形象又一次在我的脑海中掠过。

圣诞夜，我们连没有回家休假的留守人员在一间庞大的木屋里济济一堂，屋内摆放着长桌子和板凳。每位士兵都得到了1瓶酒和1个小小的圣诞蛋糕。我们齐声高唱圣诞歌曲，维默尔上尉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谈到了我们驻防在这里守卫边境线的重要性。沿着德国与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边境线驻防的每一个炮兵连和步兵连，此刻都在进行着相同的庆祝。我们的目的是聚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好好地享受一下圣诞夜。我在人群中穿梭，不时地祝他们圣诞快乐。很快，我发现自己坐在了一张桌子前，与另外几名士兵喝开了，他们是博尔特、拉默斯、施密特和克内希特。这些人让我的生活过得更加轻松自在，于是我告诉他们，我很感激他们。他们都笑了，拿我开玩笑说，要是没他们我就抓瞎了。圣诞夜和圣诞节，除了站岗执勤以及照料马匹外，没有布置其他任务。此刻的埃菲尔山脉，美丽而又平静，一派田园诗般的风光。

圣诞夜全连的聚会结束后，拉克少校在他设在一位工业家狩猎小屋的住处里摆酒款待属下的军官们。

“诸位，”他举杯道，“为和平干一杯！要是法国人没有趁我们全神贯注于击败波兰时进攻我们，他们肯定不敢在这个时候再来打我们了。”

新年到了，我获得了5天的休假。这是波兰战役开始后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弗里茨也在家，看着他身着军装总觉得怪怪的。他调皮地向我敬礼，并取笑我说，在家里，我的级别并不比他高。我向他保证，作为哥哥，我的级别永远比他高。妈妈为我们兄弟俩感到担心，于是我试着用拉克少校的逻辑来安慰她：如果法国没有趁着我们对付波兰的好时机进攻我们，可以肯定，他们现在更不会发动战争了。

弗里茨的口气就更狂妄了：“要是法国人敢轻举妄动，我们会让他们落个跟波兰人同样的下场。”他向她保证道。

父亲在一旁看着，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尽管他看上去对弗里茨的信口开河感到不快。英格博格皱着眉头，什么也没说。

伴随着例行训练，我们度过了1940年的1月。2月份时，我们接到命令搭乘火车赶往德国中部，可能是要将我们列为战略预备队。这次，安排马匹登上火车要比前一次轻松得多。我们的马匹经过多次演练，已经了解了这套程序，装车的过程中非常配合。我们在马格德堡（Magdeburg）下车，步行赶往附近的一个小村落——莱茨考（Leitzkau），并在这里恢复了训练工作。

冬季气候非常寒冷，但战士们已经换上了冬装。大多数日子里，我们必须敲开坚冰取水喂马，1月下旬时，士兵们一有空就在冰面上滑冰嬉戏，完全不必担心有冰面破裂的危险。尽管1939-1940年间的冬季非常寒冷，但我们的住所却很舒适。莱茨考是个令人愉快的村子，我们都很喜欢这里。我们已经从埃菲尔山区德国最贫穷的地方转移至最富饶的地带。此时，虽然德国实施了食物配给制，但当地的农民们却有充足的肉类、牛奶、鸡蛋和黄油。

我们这些军官在当地的一个小旅馆搭伙，将食物提供给旅馆老板，由他加工后供我们食用，并赚取一些服务费。旅馆老板名叫威利·库尔茨，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年约50岁。他的身躯有点沉重，头发半秃，只剩下一圈头发围绕在脑袋边缘。库尔茨性格随和，长着一双快乐的蓝眼睛。他的父亲是这间小旅馆的前任老板，库尔茨子承父业，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里当过2年兵，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可陈的经历。因此，他经常跟维默尔上尉交流当年堑壕战的情景。

“有几次，连着几个星期我的脚就没干过。”有一次，库尔茨这样说道，“大多数时间里，我的整个身子都是湿的。我们就这样痛苦地坐在那儿，一天接着一天，恨死了这种日子，但又害怕上面下达要命的冲锋令。”

听着他们俩的交谈，我开始体会到维默尔上尉对堑壕战的恐惧。

3月份时，我们的师长冯·施图德尼茨少将来到莱茨考视察部队。看起来他是个很风趣的人，尽管我作为一名少尉不太可能与他有什么接触。视察期间，师长跟我们在库尔茨的旅馆共进晚餐。我并未与施图德尼茨将军同桌，但我看见老板库尔茨对自己能为一名将军提供服务而感到手足无措，他几乎把其他桌子的客人全都忽略了。

4月3日，我们再次开拔，前往科隆附近的奥拉沃特（Overath），就在莱茵河的东面。于是我们再次登上了火车——现在我们对此已经是驾轻就熟。在奥拉沃特，我们继续着训练工作，演练了渡河、面对进攻保卫我们的炮兵阵地以及其他一些项目。

1940年5月1日，我奉命去拉克少校的办公室。我敬礼，他回礼后请我坐下。

“尼贝加尔被调到另一个营担任连长去了，”他开门见山地说道，“您愿意担任我的新副官吗？”我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成为营副官对我来说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我会恪尽职守的，少校先生！”我向他保证道。

我感到兴奋而又激动。我的军旅生涯进展得非常顺利。按照常规，一名年轻的炮兵军官，他的提升顺序是前沿观测官——射击指挥官——营副官——连长。再往下，就将成为团副官，如果自身条件优异的话，就会被送入总参学院深造。

成为了拉克少校的副官后，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对我军在波兰实施的闪电战有着深刻的理解，也很钦佩这种战术。尽管他对维默尔上尉畏惧不已的坑堑战也相当熟悉，但他清楚地看到，闪电战的出现已经使阵地战过时了。我对拉克少校敬佩有加，把他当做了自己的榜样。

在此期间，我获得了我们在奥拉沃特举办的手枪射击比赛的冠军。5月初，我担任营副官没多久，我们便开始计划在师里举行一次马术大赛。冯·施图德尼茨少将是一名狂热的骑士，他对我们的计划完全支持。看来，这次比赛将成为一场盛会。

令人遗憾的是，比赛未能举办。1940年5月10日清晨，德国入侵了法国。

第十四章

以我的级别，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入侵法国行动已是如箭在弦。我们移防奥拉沃特，更加靠近我们的西部边界，但这并未引起我的怀疑，因为频繁调动对我们来说实属平常。一支部队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不是件好事，士兵们容易变得自满，不再进行认真严格的训练。而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将面对新的地形和新的情况，在演习中可以对此加以利用。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调动也成为了某种大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尽管我们这些师以下的军官对此并不知情。

1940年5月9日的夜间，拉克少校接到了命令，要他和部下们做好第二天早晨8点出发的准备。他把我叫进了办公室。

“做好准备，清晨5点发出警报，”他说道，“这次可不是演习，是玩真的！明天我们将进攻法国！今晚准备好相关的命令，明天早晨下达。负责打印命令的下士不得离开他所在的打印室，直到明早5点命令下达。”

“遵命，少校先生！”我回答道。尽管对事态的转变深感震惊，但我还是迅速展开了工作。作为拉克少校的副官，我的任务是必须考虑到所有的细节问题，并确保各项行动按部就班顺利展开。

警报发出前，我出门骑上了“施瓦本王子”，到各个连检查情况，确保伙夫们已经生火，战士们已经起床。一切行动必须严格遵守计划时间，因为火车时间的安排非常紧迫。由于这次是最高戒备，我们将带上一切装备，全体出发。

到了指定的时间，每个连都已各就各位，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我们等待着师部下达出发的命令——但这一整天我们都没接到命令。我们一直等待着。通过广播，我们获悉德国已经入侵法国。我跟拉克少校以及几位连长一边交谈，一边等待着那道一直未能下达的命令。我们猜测着步兵、坦克以及机械化炮兵的数量，我们认为，参加此次入侵的部队肯定很多，因此我们不得不等着轮到我们。

拉克少校认为，这次肯定又是一场闪电战，就像波兰战役那样。维默尔上尉则坚信，我们将再次陷入堑壕战的泥潭，就像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遇的那样。第2连连长维特瑙尔上尉和第3连连长瓦格纳上尉倾向于拉克少校的看法。他们两位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完全没有维默尔上尉对堑壕战的那种畏惧。

这实在是漫长的一天，我们只能干坐着，等待出发的命令。拉克少校的办公室，就像是我们营的神经中枢，紧张而又忙碌，来自各个连的少尉跟我们一起定时了解着最新的消息。我们所收到的都是好消息。我们的军队在卢森堡、比利时以及荷兰进展得非常顺利。当天下午，我陪着拉克少校视察了各个连队，到士兵们中去了解他们的士气。我们发现战士们的士气高昂，尤其是听说了那些好消息后更是如此，当然，跟我们一样，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急切地期望赶紧出发。他们对参加战斗的前景感到害怕吗？我无从得知。他们开着玩笑，在周围玩闹着，看上去就像是要返回普劳恩似的。那些经历过一战期间堑壕战的预备役军官，跟我们交谈时都流露出对即将发生的战斗的担忧。但另一方面，所有年轻的军官都乐观地认为，法国战役的结局将与波兰战役类似。

第二天早晨，1940年5月11日，我们终于接到了出发的命令。我再次对自己的部队使用马拉大炮而不是机械化大炮略感沮丧。显然，我们这些炮兵已落后于这场战斗至少1天，而使用马拉大炮将让我们落后得更远、更多。我们将马匹拴上大炮和大车，朝着25公里外指定的火车站而去。师里的作战参谋已经拟定了开拔计划。我的任务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各个连队带至指定地点，安排各个连队登车的先后次序以及运输工作的整体统筹。

我们在科隆郊区登上火车。每个连队装车时间大约为45分钟，我们已经演练过很多次，对此早已轻车熟路。我们营下辖3个连，运送全营需要3列火车。我们搭乘火车，只行进了18公里，其中包括跨越莱茵河。之所以用火车运送我们，原因可能是公路和桥梁都已被装甲部队及机械化炮兵占用。在科隆西南方的奥伊斯基兴（Euskirchen）下车后，我们再次将马匹拴上大炮和车辆，朝着比利时边境而去。

我们隶属于A集团军群（冯·伦德施泰德大将）麾下的第4集团军（冯·克鲁格大将）辖内的第8军（瓦尔特·海茨上将）。5月13日，我们跨过边境进入了比利时。我们所支援的步兵团行进在我们的前方，这是正常的行军次序，因为我们必须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我们穿越了阿登森林，这里的地形大多是起伏的丘陵和茂密的森林。我们不停地前进了7天，然后才获得了1天的休息。

我们必须做好清晨6点出发的准备。在我们营里，马夫、厨师以及每个连的一名军官必须在4点30分起床。这么早，天还黑着。清晨总是有些凉意，即便不下雨，露水也是湿漉漉的。厨师在咖啡壶和茶壶下生上火，战地厨房车上两个巨大的炊事桶也腾起了热气，树上的鸟儿很快便发出了鸣叫，抗议我们打扰了它们的睡眠。厨师们必须赶在6点钟我们出发前把所有的炖菜材料放入炊事桶中并生上火。我们行军时，炖菜就在炊事桶里不停地熬炖。战地厨房车冒出的烟雾气味与潮湿的泥土气息混杂在一起，传入我们的鼻中。

一杯热茶通常能帮助我驱散清晨的寒意。士兵们开始起床，他们的咕哝声和缓慢的举动给这片地区带来了活力，并伴随着黎明的到来驱散了黑夜的神秘。这些士兵会来到战地厨房，拿上一杯咖啡或茶水，再配以面包、黄油、果酱、罐装香肠或其他类似的食物。然后，各个连便排成行军队列出发，这时，铁链的叮当声，沉重的车轮碾过崎岖路面的沉闷声响以及皮革挽具的吱吱声会充斥于这个清晨。6点钟我们就出发，新的一天就此开始。

前进了4个小时左右，我们会停下，吃一顿当天的正餐。只要遇上可以给马喂水的地方，我们便会停下，哪怕是一条小溪也是如此。我们在吃饭前先给马匹喂水喂料，并检查马鞍以及马蹄铁的松紧。由于在这里没有遇到敌人的抵抗，我们搭设起了战地厨房，厨师们将行军途中已经炖得烂熟的热菜分发给我们。我们有45分钟的吃饭时间。一般说来，这是我们每天唯一的一顿热饭菜，偶尔厨师会在晚餐时准备些热汤。休息时，他们还会提供些咖啡和茶水。吃罢午饭，我们便继续前进，一直走到傍晚五六点，或是走到当天规定的目标为止。当然，有时候天气会影响我们的行军。我们的行军速度是平均每天40公里，不过有时候一天只能走20公里，有时候又能走50公里，这要视天气和地形而定。

师部每天都会给我们指定一个目标，通常这也是我们过夜的地点。我们尽可能地选择村庄作为宿营地，因为我们可以得到水源和住处。如果实在找不到村落，我们便露天搭营，睡在帐篷里。我们停下宿营时，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派出10∼15名哨兵（大多数被安排在村庄和树林中，少数留在开阔地），并布置好所有的大炮和车辆，这样，一旦有情况，我们就可以随时投入战斗或紧急出发。我们知道前线在哪里，因此我们的炮口都指向相应的方向。士兵们在吃饭前，必须先给马匹们喂水喂料。

然后，每个连的连长会把185名部下中的绝大多数召集起来，向他们介绍前线的最新动向，敌人防线的位置等诸如此类的情况。到这时，时间至少已经是晚上7点30分了，接下来，士兵们开始休息，他们会交谈一会儿，或趁着就寝前抓紧时间给家里写封信。大多数军官都有睡袋，士兵们都有马毯。大家会挑选所能找到的最舒适的地方睡下。在马背上骑了12个小时，然后又花了1个小时检查情况是否一切按部就班后，我通常是倒下便能睡着。

下雨时，如果恰巧驻扎在村子里，我们会搬进房屋或谷仓里过夜。如果是露营，每个士兵都有1块帐篷布（比雨衣大1倍），4名士兵将他们各自的帐篷布拼在一起，便可以搭成一顶可容纳4个人的帐篷。每位连长都有独立的帐篷，因为他需要一个能遮风避雨的地方从事地图工作，通常他也会邀请1名少尉与他分享这顶帐篷。

我们听不到在我们前方所发生的激战声，因为此刻我们已经落后于先头部队2天的路程，但我们能看见战斗留下的痕迹。

我们一边行军，一边打量着途经的战场——烧毁的坦克、炸断的桥梁、死去的牲畜。每隔几百米便有倒下的树木挡住我们的道路，大多数障碍已经被清理，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停下将路障搬开。在桥梁被炸毁的地段，工兵部队已经搭设好了浮桥。

在比利时的布拉（Bra），我们不得不将1匹已经精疲力竭的马留了下来。当时我们在一座公园里宿营，第二天早晨，这匹马再也走不动了，它无力地喘着气。我不知道当时我们营的兽医吕措上尉是不是跟这匹马一样疲惫。他不仅要整天骑在马背上行军，到了夜里还要照料那些需要他留意的马匹。他在夜里的睡眠时间很少，白天行军时，我经常能看见他骑在马背上睡着了。

同样感到筋疲力尽的还有各个连队的铁匠。刚开始时，他们的感觉还不错，可到了比利时的博马勒（Bomal），我们踏着浮桥渡过乌尔特河（Ourthe River）后，事情就变样了。在对岸陡峭的岸堤处，1门大炮的车轮损坏，我们不得不停下，等着连里的铁匠将其修复。从那时开始，我们的装备接二连三地出现问题，我们一次次地停下，等待铁匠和他们的助手完成修理工作。

比利时的邦桑（Bonsin），满是灰尘，酷热无比。在乌村南部，我们踏着浮桥渡过了马斯河。5月17日，我们师侦察营抓获了700名俘虏。我们在5月18日获悉，布鲁塞尔已经向我军投降。在奥斯特内日（OsterNerée），我们在一座美丽的公园里宿营，这座公园是比利时国王的财产。5月19日，我们师在这里终于得到了1天的休整时间。士兵们洗澡、洗衣服、写信，许多人抓紧时间补觉。5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朝着比利时的朗斯（Rance）而去，沿路上，我们不得不用爆破的方式清理横在行军道路上的粗大树木。我们还遇到了一些搭载着法国军官的卡车，他们作为战俘将被送至德国。

1940年5月21日，我们终于跨过边境进入了法国。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从当天起，我们不再隶属于A集团军群，而是改属“克莱斯特”装甲集群（以克莱斯特大将的姓氏命名）。随后，我们径直朝着索姆河而去。

到目前为止，战况的进展与我们曾进行过的演习很相似，唯一的不同是我们跟在进攻部队的身后，踏过他们几天前便已占领的土地，看见的都是战斗残留下的遗迹。通过过去的演习，我们对战斗的硝烟和火药味并不陌生，但这却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死亡的气息。被打死的牛以及其他牲畜的尸体到处都是，它们成了子弹、炮弹和炸弹弹片的受害者，这些牲畜四蹄张开倒在地上，尸体都已肿胀不堪。我闻到了腐肉、硝烟、灰尘以及汽油的味道，这是一种作战的气味。这是我第一次闻到，但在接下来的5年里，这将成为一种我非常熟悉的气味。

第一次看见被打死的士兵让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震惊。我们接受过迅速而又高效地制造死亡的训练，我们也知道战争中总会有人被打死。但“知道”与亲眼目睹以及亲身经历完全是两码事。当然，我们早已获悉我们团的一些军官在波兰战役中阵亡，我们会产生某种失落感——但当你看见面前的地上躺着一具浑身是血、残缺不全、散发着恶臭的尸体时，你会发现，“阵亡”这个词的含义中包括了许多客观的内涵，这具尸体不久前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可现在，这个人倒在地上，成了一具可怕的、了无生气的尸体。

我第一次看见被打死的士兵是法属摩洛哥人。他们被打死在一处墓地，四肢姿势怪异，眼睛和嘴巴张开着，倒在了被击中的地方。这种经历令人难以忘却。这就是我们要对别人所做的勾当，也正是别人要对我们干的。这种毁灭性的意识每天都将伴随我们，一天接着一天，直到战争结束。从这一刻开始，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死亡都将在我们身边徘徊。可是，我们受过作战训练，因此，我们必须接受这种永远存在且无限逼近的死亡威胁。

我们从英格兰康特（Englancourt）赶至吉斯（Guise），这里几乎已经被夷为平地。烧毁的坦克散落在街道上，出镇的道路陡峭而又狭窄，塞满了法国人丢弃的车辆。我们在普鲁瓦（Proix）渡过了瓦兹河（Oise River），在莫尔古（Morcourt）渡过了索姆运河，随后，我们在奥米西（Omissy）一座很大的农场中宿营。随后，我们赶往穆瓦兰斯（Moislains），再从那里赶赴埃恩古（Henencourt）。

过去的演习中从未给我们准备过难民和空空如也的房屋。我们没有拉着马匹和大炮进入大城市，而是留在了乡村。农场已经被丢弃，我们经常遇上丢下农场逃生的难民。他们背井离乡是因为他们听见激战声扑面而来，不知该如何是好，于是便发生了恐慌性的逃跑。看着逃难中的这些人实在令人难过：妇女、儿童、老人，推着自行车，赶着马拉大车，带着自己所能携带的一切，朝着他们也不知道的地方而去。人群挤满了道路，他们带着手推车和大车，车上装着他们的私人物品，这些物品不得不被仓促地堆在一起。其实，闪电战就像是一场快速刮过的龙卷风，对这些老百姓来说，最好的对应办法是躲进自家的地下室，等待双方的战斗从他们身边经过。我们一直在告诉这些难民，让他们回家去，这里的战斗已经结束，没什么可以担心的了，但他们通常会显得茫然无措。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遗憾，法国已经对我们宣战，结果让这些老百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们对我军在卢森堡、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北部的突破速度深感惊讶。5月25日，我们逼近了索姆河，法国人加强了这里的防御阵地，显然，他们下定决心要阻止我军的推进。我们的装甲部队运用闪电战战术，已经扑向敦刻尔克的英吉利海峡，但我们步兵部队的整体进展尚未超过索姆河。此时，我军正进行着集结，准备发起一场大规模攻势，突破法国人的防线后直扑巴黎。

进抵索姆河后，拉克少校、维默尔上尉、瓦格纳上尉、维特瑙尔上尉和我走在队伍最前面，跟随着我们团的步兵指挥官去察看地形。师部人员已经在地图上给我们分配了作战区域，但各步兵连和炮兵连的具体位置尚未确定，必须等指挥官亲自查看过地形后方能决定。我们的步兵团团长豪斯霍费尔上校为每个步兵营制订了具体的任务，每个炮兵连各支援1个步兵营。然后，各炮兵连连长分头寻找防区内的最佳观测点和最佳炮位。各个部队获得了相应的任务后，我们便派中士们回去，将部队带至指定地点。

我们的位置很好，正位于河北岸一处高高的山脊上。方便的是，山脊上有一条道路，正好在河流的上方。在我们对岸，岸堤上升得并不太多，4∼5公里内一览无遗。在这片开阔地带上，法国人只部署了他们最前沿的阵地，这些前哨阵地大多隐蔽在一些小溪流与索姆河汇集的树林中。普罗亚尔村（Proyart）就在这里，已经挖掘了经过强化的战壕。法国人的主防线在4∼5公里外的一片丘陵处，就在维莱-布勒托讷村（Villers-Bretonneux）前面。实际上，我们的位置处在高于河面的高地上，而法国人的主防线在河对岸5公里以外的地方，一旦发起进攻，这种地形会让我们的任务容易些。我们知道，在逼近维莱-布勒托讷村他们的主防线之前，我们不会遇到太顽强的抵抗。

从我们所处的地段看，索姆河宽约100米。我们挖掘了战壕并开始修建掩体。我们并不知道会在这里待上多久，但很显然，一旦我们投入战斗，就将是一场大规模的攻势，因此我们猜测，至少要在这里待上好几天。这里的生活条件甚至比我们在埃菲尔山区时更加艰苦，但战士们尽可能地把自己的住处布置得舒适些。我们在山脊后方一座被遗弃的乡间别墅里设立了营部。作为营副官，我可以睡在屋子里，而不是掩体中。

正是在这里，我们射出了参战后的第一发炮弹，并经历了我们的第一次战斗。我们到达后的当天下午，法国人用重型火炮对我们实施了轰击。一开始，炮弹爆炸的轰鸣让人头昏脑胀，但令我惊讶的是，自己很快便适应了这种声响。双方炮兵间的对决持续着，似乎永远也不会停息，我们所在的世界里充斥着爆炸声、燃烧的火药味、颤动的地面以及疯狂的行动。恐惧和兴奋使我们的炮组成员们个个肾上腺素激增，他们朝着法国人发射出一发接一发的炮弹。这场炮战结束时，我们几乎都有些茫然——出于疲惫，出于兴奋，也出于这场惊人的战斗轰鸣结束后突如其来的沉寂。每个人都觉得头晕目眩。

我开始查看各个连队，了解这场炮战中我方的伤亡情况，我发现每个人都兴奋不已。我们遭遇了一些伤亡，第3连连长瓦格纳上尉被弹片击中，身负重伤。医护人员在急救站对他实施了急救，随即将他送至后方住院治疗。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将被送回德国，转至他家附近的医院治疗。瓦格纳的射击指挥官卡尔·舒曼中尉接替他担任第3连连长。

得知瓦格纳中弹后，我终于对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有了清醒的认识。事情很清楚，这种厄运会轻而易举地降临到我或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我艰难地意识到，自己并非刀枪不入的神仙。

当天夜里下起了暴雨，士兵们从散兵坑里跑出来，搭起了帐篷。我很高兴自己能住在房屋里，听着屋顶上雨水发出的噼啪声，庆幸自己没有置身于雨中。这一夜，我们的机械化炮兵不停地用炮火骚扰着法国人。第二天很平静，我们只对交通路口以及敌军防线后方已知的战略目标实施骚扰性炮击——法国人也用炮火对我们进行骚扰。

5月28日，法国人再次对我们实施了打击，这次他们不仅投入了大炮，还投入了轰炸机、战斗机以及装甲车等。他们的大炮率先对我们开火，我们立即还以颜色。炮弹的爆炸和持续的战斗轰鸣又一次降临了，体内的肾上腺素再次激增。忽然，一轮爆炸就发生在我们身旁，泥土和弹片高高地飞入空中，远比法军大炮的威力更大。我们这才意识到，法国人的飞机也正在轰炸我们。就在我们继续着炮击时，法军轰炸机在10余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对我们实施了轰炸扫射。飞机的声响加剧了战场上的轰鸣和混乱。接着，大约20辆装甲车试图对我们发起进攻，但它们无法抵挡我们的炮火，朝着普罗亚尔村匆匆退去。我们得出了结论，正是我们营发射了361发炮弹，帮着击退了敌人的这一进攻。当天夜里，我们遭到了严重的炮火骚扰，我们则作出回应，每个小时以3轮齐射还击。现在，我们对炮声已经习以为常，缺少了这种声响反而显得有些异常。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正常”这个词的定义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我发现，战斗既令人振奋又让人恐惧。说它“令人振奋”是由于激战时我们都处在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下；说它“让人恐惧”则是因为我们随时可能被一发炮弹炸成碎片，没有人知道自己下一分钟是否还能活着。

法军的坦克跟我们一样，此刻都位于英吉利海峡处，因此我们双方的交火仅仅是用大炮互射，偶尔会有飞机和装甲车参战，另外，我们派出了侦察队查看河流与山丘之间4∼5公里的地面情况。侦察队的任务是查明那片地域的情况，同时抓俘任何出现在那一带的对方人员并清理该地区，避免让法国人发现我军搭设浮桥渡河的企图，进而破坏法军工兵们的行动。一个180人的连队，派出的巡逻队约为5∼6人不等，这取决于侦察巡逻的具体任务。通过对俘虏的审问，我们师得知在河对岸的是辖有“塞内加尔”步兵团的第4法国殖民师，以及辖有第10“摩洛哥”团、第31“阿尔及利亚”团的第7法国北非师。

我的工作是与各个连队保持联系，处理全营的运输工作，随时做好准备，一旦步兵达成突破，立即给各炮兵连下达命令迅速前移。步兵突破后，我们的炮兵必须跟着前进，以免步兵们超出我们的炮火射程，从而失去炮火的掩护。不过，我们不能将3个炮兵连同时前移，因为必须确保随时可提供炮火支援，敌人有可能对我们的步兵实施反击。每次只能前移1个炮兵连，营部人员会跟随第一个连队行动，这样他们便可以确定另外两个炮连的具体炮位。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与法国人进行着炮火对射。我们选择一些战略目标进行轰击，以扰乱敌人，让他们无法休息，破坏交通路口、桥梁或通讯设施。有时候，我们会在2公里长的地段上投下100∼150发炮弹。我们还经常对法国人的后方梯队实施炮击，力图使他们发生混乱。一般说来，这种炮击属于骚扰性质，但有时候也会给敌人造成真正的损失。

总之，在对法军的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前，我们在索姆河待了9天。敦刻尔克战役结束后，大多数英军撤回了英国本土，我们的装甲部队也得以腾出手来实施下一步行动。我们准备了一次进攻行动，意图突破法军的防御，南下直捣巴黎。

6月4日的夜里充满了紧张气氛，战士们显然都有些心神不安。我趴在一张临时搭建的办公桌前忙碌着，拉克少校走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他点上一根烟，慢慢地吸着，他深深地吸上一口，缓缓地吐出烟雾，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克纳佩，忙到现在吗？”拉克少校问道。

“正在赶一些书面工作。”我回答道。

“法国人像鼹鼠那样躲进了洞穴里。”拉克少校说出了脑中的真实想法：“显然，法国人并不缺乏大炮，这场进攻不会轻易得手。我预感到，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将在明天发起进攻。”

“我们会为步兵们提供大力帮助的，”我提醒道，“我们知道法国人的确切位置，我们的大炮早已瞄准他们了。”我非常有信心，我们的进攻肯定能获得成功。

“普罗亚尔村前面的那些丘陵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掩护，”拉克少校反驳道，“法国人会从这些高地上方对我们的步兵开火，那些摩洛哥和塞内加尔士兵非常善战。要是低估他们，那我们就犯了大错。”他站起身，揿灭了香烟。“晚安，克纳佩，”他说道，“今晚很短暂，可明天将是漫长的一天。”说罢，他转身离去。看见拉克少校愁容不展实在令人不安，他通常都是镇定自若。

我们的步兵将普罗亚尔村定为第一天的目标。清晨5点，我们的炮兵对法军防线实施了炮击。我们掌握了几乎所有能命中对方目标所需要的准确距离以及相应的修正值，我们不仅清楚地知道他们防线后方道路的位置，也知道所有的交通路口和重要地点的位置。

等步兵发起进攻后，我们的炮火转移至敌人的大炮和迫击炮阵地。通过我们地面和空中的观测，我们掌握了敌人这些大炮的位置。拉克少校亲自为每个炮连确定了目标，每个目标上都落下了几枚炮弹。德国空军也对法军的阵地进行了轰炸。我们的步兵攻占了普罗亚尔村前面的山丘，但随后便被法国人密集的炮火所阻，无法进一步夺取普罗亚尔村。由于无法攻占当天所制定的目标，他们开始掘壕据守。当然，他们必须再试一次，但这些步兵已经疲惫不堪，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发动进攻。我们必须知道步兵兄弟们在哪里挖掘了阵地，这样便不会发生误击事件。我们继续用猛烈的炮火轰击着敌人，昼夜不停。

当晚，正当我准备当天的作战汇报，打算拿给拉克少校签署时，维默尔上尉突然走进了我的办公室。看他脸上的表情，我立即意识到，肯定发生了某些可怕的事情。

“上尉先生，出什么事了？”

“雷贝格，”他说道，“他阵亡了。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因为他是你的朋友。”

我听见了他的话，但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愚蠢地问道。

“普罗亚尔村西面的84号高地。”他补充着，仿佛在填写一份统计报告。“敌狙击手射中了他。塞内加尔人喜欢躲藏在树林中对我们开枪射击。他们当中的一个打死了他。”

他的话起了作用，我呆呆地愣在那儿。尽管身处初夏的温暖气候中，可我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冷。维默尔尴尬地站在一旁，带着痛苦的表情看着我。

“都20多年了，我真的忘记这是种怎样的感觉了。”他说着，随即转过身，就像他来时那样迅速离去。

我完成了报告，尽管我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上面。然后，我走出房间，试图在夜晚的空气中让混乱的头脑冷静下来。炮口的闪烁，紧接着便是炮弹的爆炸声，我们的炮兵连正彻夜轰击着敌人，这一幕仿佛突出了雷贝格的阵亡。我告诉自己，战争中总会有人阵亡。可现在，这种事情发生了，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

我决定跟拉克少校谈谈。他过去曾经历过这一切，也许他能帮助我适应这一切。我走进屋子，来到了拉克少校的办公室。

“克纳佩，发生了什么事？”他看着我问道。

“雷贝格少尉阵亡了。”我简单地说道。

拉克少校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觉得您需要喝一杯。”他终于说了一句，然后便把手伸到了抽屉里。他给我倒了一杯白兰地，我喝了一口。烈酒对我的神经起到了惊人的镇定效果。拉克少校点上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战争的代价非常高昂。”他说着，站起身走到窗户旁，凝视着漆黑的窗外。“不通过战争，德国就无法恢复其在欧洲应有的地位，因为我们在西方的敌人是不会允许的。我们也不可能打一场不遭受人员伤亡的仗。”他转过身子，面对着我。“雷贝格少尉的生命就是我们为了恢复德国在欧洲应有的地位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当然。”我说道。这一瞬间，霍费尔先生的形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曾预测到雷贝格的身亡。

“在这场战争结束前，我们都有可能失去自己的朋友，克纳佩。也许，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不交朋友，但这是不切实际的。我们结识朋友，就必须忍受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会停止与法国的战争，同样，我们还将对付英国。我们必须学会像个男子汉那样，承担起失去朋友的痛苦。”

“您说得没错！”我说道，随即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谢谢您，少校先生。”

在夜晚的黑暗中，我为朋友的身亡流下了泪水。死亡，时常在我们的身旁徘徊，但这却是第一次深深地触动了我。瓦格纳上尉负了重伤，但他毕竟能活着回家休养。可雷贝格却无法回家了，他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他是我的朋友，他的身亡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彻底地使我对战争的毁灭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不是游戏，不是我们过去一直从事的演习。战争意味着你所关心的那些生命在短短的一瞬便会遭到扼杀。

在夜幕的掩护下，雷贝格的尸体被运了回来。第二天早晨7点，我们把他安葬在一片一战时的墓地中。我和维默尔上尉以及炮连的15名士兵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尸体完好无损。尽管他才22岁，但他看起来似乎更加年轻些——作为一名刚刚成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似乎应该待在家中，而不是作为一具冰冷而又苍白的尸体躺在这里。从这一刻起，自己阵亡的可能性便成为了我思维定式的一部分。亲眼看见被打死的摩洛哥士兵是一种可怕的经历，可那毕竟是敌人。但当一具尸体躺在你面前，他可能是你熟悉并与之一起工作过的人，是你喜欢和钦佩的人，是一个生命刚刚开始的年轻人……

军队生活再也不可能像我们驻防在普劳恩时那样无忧无虑了。但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这一事实，并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让我们稍感轻松的发现是，我们将雷贝格以及同时阵亡的另外几名步兵安葬于这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墓地——墓地里数不胜数的坟墓表明，世界大战要比我们此刻面临的情况糟糕得多。我们看见数以百计的阵亡者被埋葬于此，而我们只下葬了几个人。我们所采取的战术显然使我们的伤亡较小。这一发现使我们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接替雷贝格的是雅施克少尉，他的个子不高，一头稀疏的金发，蓝眼睛，皮肤白皙。他很快证明了自己是一名称职而又能干的军官。

第二天早晨5点30分，我们集中起毁灭性的炮火对普罗亚尔村实施了15分钟的轰击。炮击结束后，步兵们再次发起了进攻。我们的前沿观测官试图看清楚我军步兵的位置以及敌人的所在，从而指引我方的大炮对法国人的防线实施准确打击。我们继续对敌人的后方梯队、桥梁、路口以及一切对敌人具有战略价值的目标进行着骚扰性炮击，但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支援我方步兵。

炮连渡过索姆河后，我们在寻找合适的炮兵阵地时发现，法国人在道路上布设了地雷，于是我们不得不避开雷区。还没等我们在河对岸将大炮架设好，前沿观测官便传来了消息，普罗亚尔村已经落入我军手中，于是我们继续前进。我们排成行军队列，向南朝着巴黎而去。我们的步兵在普罗亚尔村抓获了314名摩洛哥战俘，我们前进时，从这群俘虏的身边经过。

我们在索姆河与敌人总共对峙了9天，在此期间，法国人已经做好了在所有通往巴黎的道路上炸毁桥梁的准备工作，现在，随着他们的后撤，这些桥梁都已被炸毁。6月8日，在阿弗尔河（Avre River），敌人利用地理条件的优势，在河对岸站住脚跟，再次实施了抵抗。这次，我们把整个炮兵团拉了上去——36门105毫米加农炮，12门150毫米重型榴弹炮，朝河对岸的法军阵地进行了毁灭性的炮击。敌人后撤了，我们搭设浮桥，渡过了阿弗尔河。

在萨西勒格兰德（Sacy le Grand），我们在瓦兹河进入了阵地。法国人再次利用河流作为天然屏障实施抵抗，他们炸毁了河上所有的桥梁。我们把一些大炮推近到河边，用直瞄火力摧毁河对岸敌人的机枪阵地。我们的步兵随即派出一个侦察巡逻队渡河，很快，其他的步兵也跟着渡了河，他们在河对岸展开部署。夜里9点，我们的工兵在河面上完成了搭设浮桥的任务，随即我们派遣1个炮连过河。当天夜里，我们师截获了法国第4集团军司令部的一条命令，该命令要求其属下的部队与我军脱离接触。我们停火了，以便让法军奉命后撤，从而也将我们的伤亡降至最低。不过法国人继续用步枪和机枪朝我们射击，试图造成一种他们仍在这里的假象。正当我们将其他几个炮兵连带过河去时，浮桥坍塌了，我们不得不耗了4个小时，等候工兵们将浮桥修复。随后，我们全部渡过河去，继续向巴黎进军，尽管法国人沿路砍倒了许多树木以阻止我们的前进。在瓦兹河的战斗中，我们损失了12名步兵。

在韦尔讷伊（Verneuil）和弗勒里讷（Fleurines），我们再一次进入了阵地。1940年6月11日，法国人于夜里10点在桑利斯（Senlis）对我们发动了进攻。这场进攻持续了一夜，并延续到第二天。持续的战斗轰鸣——这种声响混合着大炮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机枪的连射声、步枪的单发声，这一切混杂在一起，就像是飓风刮过的声音——现在似乎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固定的一部分。在这场战斗中，我们不得不3次转移已经处在敌人猛烈炮火打击下的前沿观察哨。6月12日下午5点，当我方的步兵实施重组时，我们将几个炮兵连撤回桑利斯北部的树林中，法国人趁机用飞机和大炮对我们进行了攻击。6月13日下午4点，我们的步兵对桑利斯发起了第二次进攻。我们的炮位遭到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前沿观察所也遭到隐蔽在树林里的法属塞内加尔士兵机枪火力的射击，法国人的飞机还对我们的后方阵地进行了扫射。我们把前沿观察所后撤了100米，搬进一所很大的地下室中，当天夜里，之前搬离的那所前沿观察所便被法国人的炮弹直接命中。我们最终夺取了桑利斯，随后便恢复了向巴黎的进军。这场激烈而又血腥的战斗让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这是我们赶往巴黎途中遭遇的最后一场较大的战斗。

6月14日，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我们一鼓作气前进了45公里，在距离马恩河不远处进入了阵地。这儿是一座美丽的公园，位于巴黎市中心东北方35公里处。我们从这座公园能看见埃菲尔铁塔。从奥拉沃特到巴黎，我们总共走了800公里。我们终于可以在这儿放松几个小时，盥洗一番——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每天进行的战斗已经使我们将个人卫生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可是，夜里9点，我们忽然接到了警报，上级命令我们赶至乌尔克运河（Ourcq Canal），特伦布莱（Tremblay）南面的阵地，这条运河位于我们与马恩河之间。一天前，巴黎已经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意思是守军不实施抵抗，以免这座城市遭到破坏），但一些法军仍从运河的另一端朝我们开火，他们都是些被仓促召集起来保卫巴黎的水兵，显然没有接到不抵抗的命令。运河上的一座桥梁尚未被炸毁，这些法国水兵们用机枪守卫着这座桥梁。

这里是一片茂密的林区，其间星罗棋布着一些小村落。乌尔克运河位于其中一座村庄的南端。一条道路穿过这座村庄，道路两侧排列着店铺和房屋。从这条街道的一个急拐弯过去30码，便是运河上的那座桥梁。我们的步兵们被河对岸法国人的机枪火力牢牢地压制在桥头，动弹不得，这条运河的宽度约为12米。我们的步兵试图用迫击炮干掉对方的机枪，但未能成功，于是他们请炮兵来帮忙。我们没办法像我们常规所做的那样，派观测员到前方，然后再用大炮在后面开火射击，因为这里是林区，射击距离也太近了些。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像我们在瓦兹河干的那样，将大炮前移，用直瞄火力干掉敌人的机枪火力点。

我跟着步兵们来到了前沿，当他们要求炮火支援时，我从第1连调了1门105毫米口径的大炮上来。步兵指挥官指给我看河对岸的一所房屋，就在桥梁的右侧，法国人的机枪从那所房屋里不停地射击着。我走到大炮和炮组成员身边，让他们做好准备。我们必须将大炮调整好，再把它推过那段弯路（在这段弯路后面，我们可以得到房屋的掩护），瞄准，然后趁着敌人发现并用机枪对我们扫射前，对准25米外的敌机枪阵地开炮。这不是我的工作，但我很想干上一把，以确定这种战术的效果。我们7个人操纵着火炮。这个炮组由1名中士指挥，而不是通常的三等兵，显然，这位中士也想把事情搞得顺利些，免得出什么差错。炮兵们装上炮弹，我检查了一遍，以确保没有什么疏漏之处，然后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听我的命令，我们必须把这门大炮推过那个拐弯处，我会瞄准目标，然后下令开炮。大家都明白了吗？”我环顾四周，6名炮兵都点了点头。

“我们上！”我下令道。

我们推着大炮转过了路上的拐角，瞄准了河对岸那座房屋地下室机枪枪口的闪烁处，然后拉动了拉火索。法国人已经抢先朝着我们射击了，我们开火后，7个人立即趴在地上。我知道自己左手手腕中弹了，但也顾不上这个，抬头朝河对岸望去，想知道我们的炮弹是否已经摧毁了对方的机枪阵地。对岸，被作为机枪阵地的地下室里冒出了浓烟，我们的步兵已经干劲十足地冲过了桥梁。

我返回到道路拐角处的房屋后，开始检查自己负伤的手腕。一颗子弹射中了我的手背，从手腕处穿了出去。鲜血从伤口处渗了出来，伤口发麻，过一会儿便会感觉到疼痛。我迅速检查了一下身上的其他部位。尽管没有其他地方中弹，但我却发现军装的一侧有个弹洞，一发子弹射穿了我的衣袖，另一发子弹穿透了我的地图囊。我暗自庆幸只有手腕处中弹。对面的机枪手显然是个很好的射手，尤其对一名水兵来说更是如此！我们还有3个人中弹，好在无人阵亡。

现在，运河上的这座桥梁畅通无阻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师进入了巴黎。

第十五章

步兵中的医护人员立即为我们这些中弹者加以救治，他们尽可能地对我们的伤口进行了细心的包扎。他们在我的伤口处涂了一些药，用纱布绷带把我的手和手腕包扎起来。伤口依然感到麻木，疼痛感尚未出现。步兵们叫来1辆救护车，把我们几个扶上后车厢，让我们坐在车厢内的长凳上。1名炮兵中士被射中了肩膀，另外2名炮兵则分别被射中了大腿和身体右侧。尽管我们负伤下了战场，但我们之前的努力已经为这些步兵们扫清了前进的道路。

救护车把我们送到了后方几公里处的战地医院，一位军医查看了我们的伤势。医护人员们对我们进行了更加细心的包扎，又是打破伤风针，又是让我们吃预防感染的药物。然后，我们跟其他一些伤员搭乘大巴车赶往努瓦扬（Noyen）的一所医院，第二天早晨，我们将在这里搭乘飞机返回波恩。乘坐大巴车的过程并不令人愉快，因为我们都已经渐渐从中弹负伤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伤口也开始疼痛起来。车内几乎没人说话，偶尔会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大巴车并不为伤员们着想，一路上非常颠簸。伤口的疼痛夺走了我们获得胜利的喜悦感。

午夜时刻，我们到达了努瓦扬的医院，马上得到了照料，并给我们分派好床铺。医护人员给了我们一些止痛片，以便让我们好好睡上一觉。躺在床上，我想到自己冒着毫无必要的风险，干了件愚蠢透顶的事。当时我很可能就那样轻而易举地送了命。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否是下意识这样做的，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勇敢？想到这儿，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在当时的枪林弹雨中，送命只是一瞬间的事。在这场战役中已经有许多人丧生，添我一个也不算多。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尽管伤口处很疼，但我还是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医护人员叫醒了我们，为我们提供了早饭后，再次把我们送上了大巴车的后厢，汽车将把我们送到机场，然后再飞赴波恩。此时，我的手腕处开始痛苦地悸动，我的手也肿胀起来。飞机上没有座位，但机组人员给我们每个人提供了一个垫子，让我们坐下。飞往波恩的途中，我们让自己尽可能舒适地坐在机舱里。我们这些伤员都能自己行走，显然，伤势较重的伤员都被留在了法国的医院里。

单调的飞行途中，伤员们之间开始交谈，谈论的大多是导致自己负伤的战斗，交谈中还不时地爆发出欢笑声。我现在开始知道，人类的大脑是如何试着适应战争的恐怖了。

飞机在波恩降落后，医护人员再一次把我们送上了一辆大巴车，把我们带到了一所医院。一名医生检查了我的手腕，给我换了纱布，他告诉我，必须等到手部消肿后，他才能给我上石膏。我在医院里得知，我们师在巴黎举行了阅兵式，遗憾的是，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就像进军苏台德的行动结束后，我错了在普劳恩举行的阅兵式那样。我给父母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已经回到德国，伤势不重。

我在波恩待了近3个星期，纯粹是等着手部消肿。6月19日，在波恩，我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和黑色战伤勋章[1]。因为我并未被限制在医院中，所以除了休息，我就到医院外的餐厅就餐，去电影院看电影，游览城市等。波恩是贝多芬的诞生地，在当时只是一座寂静的小镇。

经过了3个星期后，我的手已经完全消肿，医生为我上了石膏。我请求把我转到莱比锡的医院，于是，医院管理人员给我填写了一张前往莱比锡的火车票。

1940年7月9日，我住进了莱比锡的医院。医生拆掉了我手上的石膏，检查了我的手部。机枪子弹击碎了我手部的几块小骨头，打断了手指处的几根感觉神经。不过，幸运的是，动脉和运动神经并未受伤。医生给我的手腕重新上了石膏。手腕处的伤口可以自行愈合，所有医生所能做的只是防止伤口感染。

我并未被限制待在医院里，而且，从医院到父母的家中，坐有轨电车只需要20分钟。莱比锡市内绿色和米黄色相间的有轨电车让我觉得亲切无比。我爬上楼梯，来到了父母位于2楼的公寓，再次回家的感觉真好。看着妈妈脸上的快乐，我觉得自己所负的伤完全值得。

对这所公寓以及家里人容貌的每一个细节，我都流露出比过去更加浓厚的兴趣，我想这可能是我在鬼门关绕了一圈所导致的结果。当天，我没有待在家里等父亲回家，而是到他的餐厅和夜总会看望他。父亲的惊讶和他流露出的情感与妈妈完全一样，我们坐在桌前谈了2个小时。下午晚些时候，英格博格从医院下班回家了，她现在是一名护士。看见我回来她似乎也很高兴，然后便关心起我的伤口来。回到家中，与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这种感觉非常好。可惜弗里茨不在家，他仍驻扎在耶拿。父亲为德国军队获得的胜利感到自豪，同时也为我是其中的一员而倍感荣耀。

我期待着在莱比锡逗留期间能与利贝尔特和埃伯特见上一面。我没有等太久，因为他们已经获知我回来了。我在一间夜总会与他们见了面，他们在那里等我。与老朋友的相见非常愉快，气氛也很融洽，就好像我们从未分开过。

“弗里德里希怎么样？”我最后问道。

“你还不知道？”埃伯特问道，他的声音低了下来。

“知道什么？”我的目光从埃伯特扫到利贝尔特。他们的沉默就像在我的脸上猛掴了一掌。他们俩不约而同地深吸了口气。

“我还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利贝尔特说道。

雷贝格少尉阵亡时带给我的那种绝望和痛苦再一次席卷了我。弗里德里希已经死了，他死于波兰战役中所负的伤。我还记得雷贝格阵亡后拉克少校对我的劝解。弗里德里希的生命是我们为了获得胜利而不得不付出的另一个代价。

我打听了弗里德里希的墓地，第二天去了那里。蒙蒙细雨中，我站在他墓地前湿漉漉的地面上，阴霾的天空笼罩着一切，我只觉得一片空白。可怜的弗里德里希。他的生命中曾充满了活力，他曾自信满满地认为生命中所有的好东西都为他保留着。我们毕业后组织的那次滑雪之旅的情形再次掠过我的脑海。那真的是仅仅4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吗？自那以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感到自己成熟了许多。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老想着这些事，应该将注意力集中，而不是纠缠于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上。

我每天都从医院回家，周末时我甚至可以待在家里过夜。大多数时候我会去电影院，或是挑一间可以跳舞的咖啡馆消磨时间。战争期间，我们的士兵在法国流血牺牲，因此，一度被禁止的公开场合跳舞，现在又解禁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跳舞，因为我的胳膊仍吊着三角带，但我喜欢看别人跳舞。

一天下午，在一间咖啡馆里，我看见一名海军军官与两个姑娘坐在一起。其中更具吸引力的那个姑娘看起来似乎并不是他的女友，尽管他与她们俩都跳了舞。音乐结束后，我起身离开，到另一家咖啡馆去吃点东西。过了一会儿，那位海军军官和两个姑娘也来到了这里。由于这两间咖啡馆是莱比锡最棒的所在，所以这次相遇算不上是多大的巧合。他们进来时也看见了我，我朝他们笑了笑。他们选了张离我不远的桌子坐下，我发现自己的目光很难离开那位漂亮的姑娘。她有着一头美丽的黑发，身材娇小但却很匀称，漂亮的面孔上有着高高的颧骨。

当乐师们演奏起最后一支舞曲时，我鼓足勇气上前请她跳舞，尽管自己还扎着三角绷带。她笑了，一双蓝眼睛闪闪发亮。“好的。”她说道，站起身，根本就没在意我胳膊上扎着的绷带。

一条胳膊吊着绷带，跳起舞来确实有些不便，但我们还是设法做到了。我们跳着舞，聊着天，她显得友好而又风趣。我被她彻底迷住了。我说起下周有一场钢琴演奏会，我打算去聆听，并问她是否想去。她风情万种地笑了，对此不置可否，但我觉得有理由希望届时她会在那里。

到了钢琴演奏会那天，尽管现场有数百人，但我仍在人群中寻找着她。然后，我看见她走进了大厅，于是我绕到她身后，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您好。”我说道，她转过身来。

“哎呀，”她说着，调皮地笑了，“真太巧了！”

我们坐在一起聆听音乐会。从那天起，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直到我归队为止。她名叫莉泽洛特，简称莉洛，芳龄19，是一名摄影师，经营着一间摄影工作室。

每天晚上，莉洛都和我一起共进晚餐，一起去剧场，一起去听音乐会，一起去跳舞。每天她下班时，我便去她的工作室接她，然后我们在一起度过晚上的时间。跟她在一起总是轻松愉快，无忧无虑，她的脸上总是带着浅浅的微笑和机敏的笑靥。她很热爱生活，在我返回部队前，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个月时间。

在我休养期间，我所遇到的每个人都有着积极的心态。法国的投降是德国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已经与俄国签署了友好条约，这样，唯一的敌对势力只剩下英国了。但我们意识到，英国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个真正的麻烦。尽管我们已经把英国军队赶出了欧洲，但我们知道，不付出惨重的代价是无法攻入英国本土的。此刻，除了已经宣布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外，德国境内一派和平景象。当然，配给制依然有效，但老百姓们都很放松，此时的民族自豪感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医院的医生告诉我，除非我能用受伤的那只手攥成一个拳头，否则就不能归队。尽管我很享受在莱比锡的疗养生活，特别是跟莉洛在一起的时光，但我还是准备回到部队里。于是我开始活动我那只受伤的手，不管在哪里，也不管我在干什么，在电影院里，在餐厅中，我一直练习着。1940年9月，我的手终于可以握成拳头了，医生同意了我归队的要求。现在，我必须在军队里再服役4年。

1940年9月5日早晨，我离开了莱比锡。莉洛送我到火车站，我告别。我不想离开她，在这段休养期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她，与她的约会帮助我摆脱了弗里德里希阵亡带给我的伤痛。一想到弗里德里希的遭遇便让我不寒而栗，我只得将思绪集中到莉洛身上，以此来逃避。

从6月至9月，我离开自己的营已经3个月时间。我先去了普劳恩，这里是我在德国的本部（身处前线的每支德军部队，在德国本土都有一个自己的本部）。普劳恩看上去与我记忆中完全一样。我离开这里仅仅1年时间，可为何觉得这段时间更长些呢？在这1年中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埃菲尔山区、莱茨考、奥拉沃特、索姆河上的普罗亚尔村，以及进军法国途中我们遭遇到抵抗的那些河流和村镇。我觉得与我最后一次看见兵营里的练兵场时相比，一切都不同了，自己也更加成熟了。我看着我们曾进行过无数次操练和演习的阅兵场，那时候，我们的操练和演习完全按照教科书进行，一板一眼。我们进行模拟作战，讨论战术和后勤保障，然后吃晚饭，自由活动。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距是多么大啊！并不是说这二者间真的有什么差异，因为实战和演习非常相似，但实战是以付出人的生命和痛苦为代价的。我几乎绝望地希望能从自己的脑海中抹去雷贝格下葬前的面容，抹去获悉弗里德里希死去时所有朋友们的脸上的表情。

在普劳恩，我向老营的营长报到，现在的营长是勃兰特少校。

“您应该回到法国的营里，”他说道。“不过这一次，您将以中尉的身份去报到了。”他面带微笑地说道，“祝贺您！”

“谢谢您，少校先生！”我说着，感到一阵惊喜。

在分配给我的住处登记后，我来到军官食堂吃晚饭。这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吃罢晚饭，我信步来到了普劳恩市内。走过一间咖啡馆时，我看见屋里的人坐在桌前，喝着茶，交谈着，欢笑着。我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分享着他们的快乐。这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仅仅1年前，我难道不也是同样无忧无虑吗？时间仿佛在普劳恩停顿了，战争似乎根本就没发生过！这里的人好像对我们为在法国的胜利而付出的代价有一种幸福的无知。他们所有人看上去与过去完全一样，可我却觉得自己苍老了许多……或是更加多愁善感了，还是别的些什么。德恩贝格……雷贝格……弗雷德里希，战争的代价确实很高。

第二天，我离开普劳恩赶赴法国，并于1940年9月7日到达巴黎。我在巴黎待了几天，游览了这座著名的城市。我去了歌剧院，参观了先贤祠、巴黎圣母院、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甚至还攀登了埃菲尔铁塔。巴黎，这座美丽的城市，她的建筑和文化底蕴让我深深陶醉。

在巴黎南面35公里处的蒙特雷利纳斯（Montlhery-Linas），我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当天晚上，拉克和维默尔邀请我共进晚餐。他们向我介绍了部队进入巴黎后，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盛大阅兵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从科隆到巴黎，我们总共行进了大约800公里。这段历程我从头到尾都参与了，唯一漏掉的就是这场胜利大阅兵。阅兵式举行时，我躺在波恩的医院里，而另一个人接替我成为了营副官。我下定决心，决不再错过在伦敦举行的胜利阅兵式。

拉克和维默尔还有其他的消息要告诉我。维默尔已经获准退役，很快就要回家了。显然，军方并不认为英国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所以不再需要后备役军人了。我为维默尔感到高兴。他是个出色的连长，也是个勤勤恳恳的军人，但从本质上说，他是位平民。现在，第1连将迎来一位新连长。

“新连长什么时候到任？”我问拉克少校。

“他已经到了，”拉克少校微笑着说道，“您不仅在军衔上获得了晋升，在职务上您也被提升了。您现在是第1连的新任连长。祝贺您！”

我激动坏了。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这些消息在我脑中不停地打转。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简直无法让自己适应。

在索姆河接替雷贝格的雅施克少尉仍是我们连的前沿观测官。射击指挥官是施泰因巴赫少尉，这是个身高6英尺，体重250磅的巨人。要是让雅施克和施泰因巴赫两人站在一起就很滑稽了，因为他们俩身高上差了1英尺，体重上悬殊100磅。

巴黎陷落后，法国被分成了两部分。北面的一块由德军占领，南面的一块则由法国维希政府管理。我归队时，我们营正准备向北转移到卢瓦尔河南面的分界线。我们被调至卢瓦尔地区，可能是为了应对分界线地带的某些突发事件。经历了法国战役后，全营已经齐装满员，损失的士兵、马匹以及装备都已得到补充。无论即将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已做好了准备，预计很快就将入侵英国。

在占领区，我们师里的每个单位都分配了一块“责任管理区”。在我们营里，每个连队都分到了一个村落，营部设在位于中央的一个村子里。我的连被分派到康代叙尔伯夫龙（Cande-sur-Beuvron），这个小小的村落风景如画，居住着2500名居民。该村位于布卢瓦（Blois）西南方大约18公里处，伯夫龙河在这里流入卢瓦尔河。

我不知道康代（Cande）的居民会如何对待我们。当我们连走进村子时，我们看见大批村民等待着我们的到来。我让部队停下，跳下“施瓦本王子”，将缰绳交给马夫。一位老人拄着拐杖朝我走来，他身材矮小，有点胖，灰白的头发，穿着一身很正式的黑色西装。

“勒克莱尔，康代市市长。”他用法语说道。

“克纳佩中尉，奉德国陆军之令接管你们的村落。”我也用法语回答着。

不知道勒克莱尔先生是否和我一样抱有某种担忧，他当然没有显露出来。我告诉他，我需要一个地方作为自己的连部，还需要马厩，另外就是士兵们的住处。他对此完全接受，并告诉我说，他已经接到指示，为我们的到来做好相应的准备。

他带着我来到了距离伯夫龙河与卢瓦尔河交汇处不远的一座城堡，这座城堡是很久以前一位法国贵族修建的，现在的业主已经在战火逼近时逃走了。城堡内设有马厩和谷仓，我们的马匹、士兵以及装备都可以安身。这里充当连部非常合适，我对勒克莱尔先生表示感谢，并邀请他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他同意了。我们随即搬进了这座城堡。

城堡里有15间设施齐全的房间，我把其中的几间用作连部办公室，又分了几间给雅施克少尉、施泰因巴赫少尉以及军士长施纳贝尔作为寝室。我在靠近伯夫龙河处挑选了一座小小的平房作为自己的住处。这所住房里有客厅、卧室、浴室和厨房，设施齐全。和往常一样，勤务兵拉默斯把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派拉默斯带话给勒克莱尔市长，请他在7点钟时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拉默斯回来时却告诉我，勒克莱尔先生请我们去他家吃晚餐。显然，这是一种善意的表示。于是，我们在勒克莱尔先生古朴的房屋中共进了晚餐，他的妻子像女仆那样服侍着我们，而没有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这是一顿令人愉快的晚餐，也是一段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向勒克莱尔先生解释说，他应该一如既往地从事自己的工作，继续处理协调居民事务。不过我请他通知居民们，第二天早晨将所有的枪支上交到我的连部。我还告诉他，居民们出村将受到限制，但如果有正当的理由，我会签发出村的通行证。他同意了这些要求，第二天早晨，根据我的指示，收缴的枪支被交到了连部。

康代地区的法国人日子过得非常好，比德国大城市里的居民过得还要好。我们驻防在康代，我觉得比我在德国休养期间的条件好很多。在德国，一切都要配给——食物、衣服、汽油等等。但在康代，我们可以去餐馆用餐，或是购买任何想要的东西，根本不需要什么配给卡。我们可以从当地农民手中购买到任何我们想要的食物。我甚至能找个裁缝做一条马裤，买一双马靴，也不需要配给卡——他们手里有做皮靴的皮革。这既是因为法国的人口密度不如德国，还因为法国人不像德国人那么刻板，那么容易受管制。举个例子，一名德国的养鸡专业户必须向政府上缴一定比例的鸡蛋，可在法国，没人会这样做。

我让连里的大多数人住在城堡里，这是一种非常方便的安排。雅施克、施泰因巴赫和施纳贝尔的办公室和住处都在城堡内。

我们又恢复了战前的训练计划。我们的看法是，士兵们不能无所事事。另外，我们必须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所准备。我们安排了每天的训练计划，从早晨5点直到晚上8点。尽管这些士兵仍是我们进军法国的那批老兵（除了一些补充兵外），但我们还是设法让他们保持状态，并进行了积极的训练。我们想让这些士兵保持自己娴熟的作战技能，并训练他们学会其他的技术，如果在战斗中有人负伤，我们便可以派其他士兵顶上去。战士们还花了很多时间清洁保养武器，以便让这些装备保持良好的使用状态。经历了穿越法国的行军，我们得出结论，某些装备在行军途中很容易损坏。

我们并未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因为英国还没有被击败。尽管我们预计会入侵英国本土，但马拉大炮不可能参加两栖登陆。只有在牢牢确保了滩头阵地的前提下，才会轮到我们投入战斗。我们从未想过入侵英国会草率行事，因为知道英吉利海峡对我们而言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也很敬重英国陆军的作战能力，他们在上次大战中的表现非常出色。我们还知道，英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德国空军输掉了“不列颠之战”，受到控制的媒体并未对此作出报道——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德国媒体只报道胜利。

执行占领任务是一段愉快的插曲。我所负责的康代以及其他几个地区非常安宁。尽管我们接到报告说其他地区曾发生过抵抗或破坏行为，我们也谨慎地派出了哨兵以做预防，但我们这里却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地区是农村。市长和我保持着友好的工作关系。只有在需要帮助时他才会来我这里，例如，一个村民想去布卢瓦卖掉他的农产品，市长便会到我这里来，要求为这位农民开一张外出通行证，我便签署一张通行证给他。大多数时候，我只跟市长打交道，村民带着问题跑来直接找我的情况非常少。

当年圣诞节，我获得了休假，这还是我参军后的第一次（我总是在新年时才轮到休假）。从布卢瓦到莱比锡，坐火车的旅程是900公里。列车和车站上挤满了回家过圣诞节的人，其中大多数人身着军装。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带着节日的喜庆。我跟家人一起过了圣诞夜。在德国，这是个交换礼物的传统时刻。弗里茨也从耶拿回来了，我和他谈论了彼此在耶拿的经历。尽管军纪严明，要求严格，但弗里茨却很喜欢军队里的生活。圣诞节当天，我和莉洛以及她的家人一同度过。莉洛和我尽可能抽时间待在一起，结果，等我返回康代后，比以前更加想她了。

虽然我们营辖内的几个连分驻于不同的村落，但彼此间的联系却很紧密。每个月一次，拉克少校会把属下的军官们召集起来，举办晚宴招待大家。有时候，我们中的一些人也会用从当地居民手中收缴来的猎枪，沿着卢瓦尔河打野鸡。我逐渐跟其他连队的一些军官混得很熟。

有的周末，我们两三个人会搭乘火车前往巴黎。当然，我们获得了拉克少校的批准，并有人开车把我们送到布卢瓦火车站。坐火车去巴黎只需个把小时，而且，德军士兵坐火车是免费的。我们通常在周六早晨动身，周日晚上返回。

布卢瓦和奥尔良（Orleans）也很有趣，有其自身的魅力。这两座城市历史悠久，美丽而又庞大的中世纪城堡并未遭到战火的破坏。这里拥有许多不错的餐馆，著名的索米尔骑兵学校距离康代也不太远。

3月初，我得到了16天的假期。莉洛和我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有时候纯属好玩，我们会用法语写信。现在我们可以安排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碰面，度过一个滑雪假期了。我们尽情享受着在一起的日子，享受着宜人的天气，享受着滑雪的乐趣。早上我们睡懒觉，悠闲地吃完早餐后，一起去斜坡滑雪。晚上，我们会找一家不错的餐厅共进晚餐，再去看电影。然后，我们俩手拉着手走回所住的旅馆，我们有时候唱歌，有时候放声大笑，有时候只是享受着沐浴在月光下的美丽风光。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有生以来在一起最快乐的时光。

然后我们携手返回了莱比锡，我看望了家里人和莉洛的父母。我还跟利贝尔特和埃伯特聚了聚。我们一致同意，事实证明霍菲尔先生的预测是准确的，但事态的发展肯定不会像霍费尔先生预言中暗示的那样伤害到德国。

回到康代没多久，我们师接到了调动的命令——不是去英吉利海峡，而是到东普鲁士。我觉得很奇怪，难道我们放弃了入侵英国的计划吗？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无法理解了，因为英国已经对我们宣战，而且双方的战争状态依然存在。

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已经接到了调至东普鲁士的命令，远远地离开了英吉利海峡。作为一名连长，我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连队以及即将展开的调动工作和在东普鲁士驻扎的问题。这次调动的距离超过1200公里，需要100多节车皮才能装下全师18000名士兵和2500匹马，另外还包括我们炮兵的装备。

我们在法国的日子过得很愉快，美丽的乡村、可口的食物、友善的居民，我们都不想离开。但东普鲁士也不错。那是一片农业区，丘陵地带，沙质土壤非常适宜种植黑麦和马铃薯。那片地区有很多湖泊，美丽的沙滩以及白桦树构成的树林。那里的养马场也很兴旺，拥有肥沃的农场和令人愉快的村庄。

我们在奥斯特罗德（Osterode）下车，然后步行前往附近的一个村庄——马瓦尔德（Marwalde），这里距离俄国边境约270公里（前波兰边境）。我们驻扎在这里的期间，不时地搬出去在野外露宿，并对一些细节工作加以演练，例如如何保护马匹，如何搭设帐篷，如何伪装大炮，如何将大炮带入阵地等等。这些项目实际上就是日常训练，我们在野外进行了大量的操练和演习。作为一名中尉和连长，我手下有2名少尉和180名士兵。我们不停地练习着火炮操作。演练期间，士兵们会把马牵到河边饮水，并把它们洗刷干净——他们自己也常常在河里游泳。这些士兵骑着马，唱着歌，赶往河边或从河边回来。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我们跟当地居民一起欢度了复活节，我们团的乐队为大家演奏了音乐。作为娱乐，我们还举行了足球和摔跤比赛。村子里有个舞厅，这个舞厅不仅是周六晚上举办舞会的场所，也是我们的士兵们与当地姑娘约会的地点。

驻扎在马瓦尔德的几个月中，我们经常被当地居民请到家中长谈。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就像那些法国人一样，他们是农民，食物非常充裕。配给制并未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因为他们很容易就能搞到鸡蛋和肉类，尽管有一些限制。按照规定，他们每屠宰一头猪或牛，必须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但这些农民从来不会把自己饲养牲畜的准确数字报告上去。所以与城里相比，食物在这里从来就不是个问题，在城里，除非你能搞到额外的配给卡，否则就别想举办一次晚宴。

就战争而言，没什么可以担心的。到目前为止，德国新闻媒体告诉我们的都是胜利。而那些未能获胜的战役，例如在英国上空进行的空战，德国媒体便闭口不谈了。因此，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这段时期真的可以被称为好日子。

1941年6月初，我们接到命令调至普罗斯特肯（Prostken），这是东普鲁士的另一个村庄，距离苏联边境只有几公里之遥。普罗斯特肯不像马瓦尔德那么大，居住条件也比较差，由于这里没有足够的住房供我们居住，一些士兵必须住在帐篷里。我们还不得不离开了马瓦尔德的那些朋友，因此，对这一调动我们并不感到高兴。但我们还是接受了命令——不仅是因为我们必须执行命令，还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士兵们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会产生懒散现象。任何一支部队，要是士兵们舒服日子过久了，便会丧失锐气。

迁至新的村庄后，我们查看了地形，为日常训练做好准备，就像我们每迁至一个新驻地时的惯例那样，我们又开始了常规训练。一天，拉克少校召集了属下的几位连长——舒曼、维特瑙尔和我——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本地区地图。

“诸位，”拉克少校说道，“仔细看看这幅地图。我们必须确定对苏联发起进攻时，我们大炮的最佳位置。”

我们盯着他，说不出话来。苏联与我国签订了友好条约，而我们此刻正与英国处在战争状态。不能再添乱了。

“我们为什么要进攻苏联？”我问道。

“这只是一次演习罢了，”拉克说道，“一种假设的局面。”

我们对着地图研究了一番，与拉克少校一起，确定了每个连的最佳炮位。然后，这些位置被分派给各连，我们随即走出了拉克少校的办公室。这也许只是一场演习，但我们都不相信这一点。我们并未接到将各连的火炮带入指定地点的命令，只是要求我们熟悉各自的地域，并做好将大炮带入阵地的准备。这条边境过去是东普鲁士与波兰的分界线，但在德国与苏联将波兰瓜分后，这里便成为了东普鲁士与苏联的边境线。俄国人在边境的那一侧修建了中间地带，他们清除了这片地带的所有障碍，以保证良好的观察视野。俄国人还安装了铁丝网和瞭望塔。而我们这一侧却毫无变化，黑麦和马铃薯地，杉树和桦树林，这就构成了我们的边界围栏。

舒曼、维特瑙尔和我又一次被叫到了拉克少校的办公室。这回，拉克少校看上去严肃而又有些紧张。

“你们每人派一个小组，换上老百姓的衣服，用农用大车装上300发炮弹，运到指定的火炮阵地，”他说道，“你们派出去的这些人必须装作正在干农活的样子，炮弹卸车后要做好伪装工作。”

我们没有互相交换眼神。很明显，我们正准备入侵苏联，尽管我国与之签署了友好条约。

“我们打算什么时候入侵，少校先生？”舒曼问道。

“这只是场演习，舒曼。纯粹是假设的情况。但我们必须尽可能演得逼真些。”

“明白了，少校先生。”舒曼说道。拉克少校显然不能将实情随意透露给我们，看起来，他对自己的处境也觉得很尴尬。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把施纳贝尔叫了进来。

“施纳贝尔，挑12个人组成个小组，”我说道，“让他们从我们存放马匹的那些当地农民手里借点便衣，再问农民们借一辆大车。让他们把300发炮弹运至我们进行演习的炮兵阵地处。他们必须让俄国哨兵以为他们是正常干农活的德国农夫。当然，车里的炮弹要隐蔽好，运至目的地卸车后也要做好伪装。”

“明白了，中尉先生。”施纳贝尔说道。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普罗斯特肯已经驻扎了3个星期左右，我们的驭手们已与那些为我们提供马厩存放马匹的当地住户混得烂熟，借几件便衣不在话下。这些家伙直接跑到农民家里借来了便衣和大车，这一行动让这些士兵们深感有趣，因为这与军队的常规做法完全不同。这些打扮滑稽的组员们往农用大车上装了300发炮弹，然后，装作从事农活的当地农民，拉着大车来到了指定地点，卸下炮弹后用灌木丛进行了伪装。

第二天，1941年6月21日，对即将发生的情况，各连连长终于得到了正式通知。

“明天天亮前，我们将对苏联发起进攻。”拉克少校简短地说道，“不到今天，我不能把这一情况透露给你们。”

“我们为什么要入侵俄国？”维特瑙尔问道。

拉克少校耸了耸肩。“我们是军人，”他说，“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准备入侵苏联的举动让我难以理解。我们正与英国处在战争状态，而与苏联却签订了友好条约，政府的宣传攻势也并未针对苏联。不过，这种宣传攻势很快就开始了，甚至出现在我们得到的军方正式命令中：“俄国的共产党政权将残酷的统治强加于波罗的海诸国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同样也包括俄国人民，因此，我们必须消灭这个残酷的体制以及共产党的政治委员。”这场战争的借口仅仅因为他们是“共产党”，我们就必须打他们。德国政府当时用“共产主义”这个词为自己想对苏联干的一切勾当辩解，就像后来苏联以及西方列强用“纳粹”、“法西斯”这些字眼来证明他们对德国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

当时，我对苏联的了解并不太多：这是个落后的国家，共产党政权对地主们进行的迫害，我知道俄国革命期间白军与红军之间的战争，也知道他们强行实施的集体化以及大批人口被饿死的事实，还知道苏军内部对军官们的大清洗。我并不认为苏联红军有太强的战斗力，不仅因为他们的军官团遭到了大清洗，还因为他们的每支部队中都有一名政治委员，而政治委员可以否决任何一位军事指挥官下达的命令——我看不出这究竟对工作有什么帮助。我还知道，德国与苏联之间每天都有火车来来往往，携带着两国根据友好条约中的贸易条款而进行交换的货物。由于缺乏对现实状况的认知，整件事看起来就像是做梦一般。

尽管我对入侵一个我们与之签订了友好协议的国家而深感困扰，但我却想当然地认为，这其中肯定有我不了解的情况。我想到了共产主义的恶行，并由衷地感到，要是我们清除了共党政权，俄国人民将过上更好的日子。也许这是我给自己找的理由，也许这只是一个年轻人天真的想法。包括我，包括其他所有人，当时都没有想过我们会打不赢苏军。我们的信心非常足。

我们的大炮仍放在数公里外的村子里。夜幕降临后，我们将大炮从村里拖出，带到了指定位置。火炮和步兵进入阵地所发出的噪音，肯定会被瞭望塔上的苏军哨兵听得一清二楚。他们的瞭望塔距离我们的炮兵阵地不超过4公里，而我们的步兵摸得更近，距离苏军只有300米不到。当然，俄国人可能在呼呼大睡。一天接一天地坐在瞭望塔上是个极其枯燥的工作，这一带既没有主要的公路和铁路，也没有任何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东西，这些哨兵在这里已经观望了2年，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随后，我们在火炮阵地和前沿观察所之间布设了电话线，并进入全面戒备状态。

[1]相当于美国的紫心勋章；第一次负伤的士兵将获得黑色战伤勋章，第三次负伤则获得银质战伤勋章，第五次负伤则为金质战伤勋章。

第十六章

这一夜我一直都在检查自己的连队，以确保一切准备工作按部就班，每个士兵也都进入了正确的位置。我意识到，相同的事情肯定也正沿着我们与俄国数百公里的边境线进行着。边境线上的树林中肯定挤满了德国士兵，他们在休息，在睡觉，在等待着投入战斗。

一轮明月映照着东普鲁士的树林，在树木间洒下皎洁的月光。古往今来，同一轮明月见证了无数的战争。这轮月光映照着波斯人进入希腊，拿破仑进军俄国，也映照着凯撒的大军厮杀于法国。几公里外的一座村庄是我们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此刻正沐浴在温柔月光的呵护下，沉沉地熟睡着。眼前的情景看起来就像是一幅美丽的油画，但我知道，实际情况马上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噪音、战火、硝烟、废墟、冲锋、死尸以及绑着血迹斑斑的绷带的伤员，战争带来的这一切即将充斥新的一天。此刻正在呼呼大睡的那些人，要想再次带着他们现在的这种宁静感再次安睡，短期内是无法做到了。

我在连队里的180名士兵中逡巡，检查着准备工作，松树林散发出的强烈气味扑面而来。月夜下的某处，传来了一只猫头鹰缓慢而又凄厉的叫声。我现在比过去更加留意手下士兵们作为个体存在的特性。他们当中，有些人胆小谨慎，有些人却胆大莽撞；有些人内敛抑郁，有些人天性开朗；有些人雄心勃勃，还有些人则游手好闲；有些人花钱大手大脚，有些人则小气吝啬。当他们等待着进攻发起时，钢盔下的想法各不相同，这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但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在战斗中可能会阵亡的担忧，肯定是他们所有人共有的想法。一名士兵沉思着，轻轻地哼唱起来。毫无疑问，有些士兵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还有些人思念着自己的家庭和亲人。

这些士兵坚强而又自信，他们接受过大量的训练，他们知道他们可以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信心满满，就像一名熟练的钻石切割工正在雕琢一块无价的宝石那样。此刻，他们围坐在一起，除了对面前即将发生的事情外，勇敢地拿一切开着玩笑。我相信这个世界从未见过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天生的智慧、他们锻炼出来的勇敢以及他们学到的技能，这一切将涌入一个渠道并因此而汇聚，战斗爆发时，他们将是不可阻挡的力量。施泰因巴赫少尉在他们当中来回走动，跟战士们开着玩笑，试图让他们放松。

我检查了我们的前沿观察所，雅施克和他的连直属队在那里等待着。雅施克看起来有点紧张，于是我采用了施泰因巴赫的办法，跟他和他的部下们开着玩笑。他的报务员——三等兵泽尔特，他的话务员，上等列兵胡根贝格，这两位看起来比雅施克要轻松得多。

1941年6月22日凌晨，指定的时间已到，我们连对着阵地前方几公里外的萨斯尼亚村（Sasnia）开炮了。我并未跟步兵们待在最前沿，而是在半公里后的一座小丘上，我觉得这是个好位置，可以观察到我们连炮火的效果。从我所在的观察所可以清楚地看见炮弹的爆炸，以及爆炸后升起的油腻腻的黑黄色硝烟。我们的大炮射出的炮弹一发接着一发，火药燃烧产生的令人不快的刺鼻气味很快便弥漫在空中。经过15分钟的炮火准备后，我们停止了炮击，取而代之的是信号弹升空所发出的轻柔的“噗，噗，噗”声响，红光照亮了天空，步兵们随即发起了进攻。

当我们的步兵向前推进时，清晨的黑暗中充斥着叫喊声、步枪的射击声、机枪的短点射以及手榴弹的爆炸声。步枪的射击听起来就像是金属车轮的大车快速通过鹅卵石街道所发出的撞击声。我们的步兵穿过了俄国人搭设在中间地段两端的铁丝网，对俄国人紧靠着死亡地带修建的岗楼和碉堡发起了攻击。尽管我们在进行作战准备时搞出了一些声音，但俄国人还是措手不及，我们遭遇到的抵抗很轻微。我们与完全出乎意料的苏军进行了短暂而又激烈的交火。投降的苏军士兵被我们俘虏，负隅顽抗的则被当场打死。萨斯尼亚的一些苏军士兵试图后撤，结果在一座桥梁的“瓶颈”处被我们赶上，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把他们一举歼灭。这些身穿土黄色军装的苏军士兵倒在被击中的地方。这是自入侵法国的战役后，我第一次看见被打死的人。尽管我不再对所看见的场景感到震惊，但还是有些不太习惯。

我们在第一天便夺取了萨斯尼亚和格拉耶沃（Grajewo），随即又开始了向莫斯科进军的漫漫征途。我部隶属于“中央”集团军群麾下第9集团军的第87步兵师。装甲师和装甲掷弹兵师[1]一马当先，带领着我们推进。我弟弟弗里茨所在的“北方”集团军群朝着列宁格勒而去，而“南方”集团军群则冲向斯大林格勒。

由于无法跟上坦克和机械化步兵的推进速度，我们只能跟在装甲师以及装甲掷弹兵师身后。但由于俄国战线太过漫长，我们这些使用马拉大炮的炮兵也成为了进攻群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像法国战役期间那样充当预备队。在2500公里的战线上，我们没有足够的机械化火炮可供使用，于是，马拉大炮也被派上了用场。不过，实现快速推进的单位都是那些机械化部队。这就是闪电战，但与波兰和法国不同，在那里进行的闪电战，整条战线推进得都很迅速，而在俄国，机械化部队的推进就像射出去的箭，而其他部队则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经历了在萨斯尼亚的第一仗后，我与我们连支援的那个步兵营的营长（克罗伊格少校）越发靠近了，这样一来，我们既能看见所发生的情况，也能现场协调我们的行动。从那天起，每当我们投入战斗时，我总是站在他身旁。除了萨斯尼亚和格拉耶沃，我们在第一周的时间里还夺取了奥索维治（Osowiec）、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格罗德诺（Grodno）和利达（Lida），向前推进了200公里。比亚韦斯托克曾经是波兰的领土，我们穿过该市时，在一座教堂里进行礼拜的波兰人朝我们鼓掌喝彩；他们觉得非常高兴，因为在俄国人的统治下，他们根本不被允许进行宗教活动，现在他们感到获得了解放。

由于我们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远远地冲在我们这些马拉大炮和非机械化步兵前面，第87步兵师几乎成了预备队，尽管我们师并未被指定这一任务。当机械化部队遭遇到敌人顽强的抵抗时，我们便赶上去，帮着他们粉碎敌人的抵抗（通常只有在苏军撤至高地或河流后时，他们才会实施抵抗）。如果机械化部队一路畅通无阻，我们便会远远地落在后面。在入侵行动发起的第一天，苏联空军实际上已经被消灭，因此，我们在白天行军时根本不会受到空袭的干扰。

我们的前哨部队——通常是摩托车单位，也有一些是骑兵——行进在队伍的最前面，实施侦察任务。当他们引来敌人的火力时，先头营便会立即散开，跟在他们身后的其他部队也会从行进着的道路上散开。等弄清楚遭遇到的抵抗强度后，我们便会做好进攻准备。从遭遇到的火力类型上，我们能判断出对方的实力。一开始射来的总是步枪火力，有时候会是机枪，但随后而来的火力类型——迫击炮、坦克、大炮——将告诉我们对方实施抵抗的强度究竟有多大。然后，我们会以这些信息为基础，作出相应的决定。

有趣的是，担任前哨的侦察兵很少会被打死，甚至连中弹的人也不多。苏军士兵朝着他们射击并不是为了战斗，而仅仅是为了阻挡我们片刻，然后，他们会飞跑着去向上级汇报他们所看见的情况。这些苏军士兵大多非常紧张，很想转身逃离，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一开火，他们的阵地便会暴露，我们就将对他们发起进攻。实际上，与我们的侦察兵相比，他们被击中的可能性更大些。由于他们急着开上几枪以便抓紧时间逃离，这使得他们的射击精度很差。

当遇上一道有准备的防线时，我们不仅要散开，还需要挖掘阵地。然后，我们先探明对方的防线有多长，防御强度如何。我们会查阅地图，看看这里是否有河流或桥梁，看看这里的地形是否存在障碍或某种优势。军部也会从位于我们左右的其他师得到相应的报告，这样一来，一幅整体态势图便开始形成。如果事实证明这道防线我们必须加以突破，先头营会得到加强，并做好发起进攻的准备。我们会在第二天拂晓发起攻击。经过准备的防御阵地通常由几道连续的战壕线组成。当我们的攻击部队攻克第一道防线后，活下来的俄国人会站起身举手投降。攻击部队的后续波次将收容幸存者以及伤员，并把他们送至后方。这一攻击程序会持续下去，直到所有的防线被成功夺取为止。

战斗过程中，如果夜色降临，是停止战斗还是继续打下去，这要看是否有足够的月光来维系战斗，另外也包括地形和天气状况，以及我们经过侦察所获得的情报。如果我们的步兵通过白天的战斗熟悉了地形，我们的炮兵在白天的直瞄射击中掌握了目标的准确位置，并能在夜间实施盲射，我们也会发起一场夜袭。不过，一般说来，入夜后战斗会停止下来。随着夜幕的降临，步兵部队会派出侦察小组探明敌人最新防线的位置，并试着抓捕俘虏，这样我们便可以获知对面的是敌人的哪支部队。这些侦察兵会向前移动，直到遭遇敌人火力为止，然后他们会试着对朝他们开火的敌阵地实施侧翼包抄。如果他们够幸运，没有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他们有可能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一名敌军士兵面前，并将其抓获。战俘会被送到师部，那里的翻译人员会对他进行审问，以查出与我们对阵的敌军的番号，他们的武器装备如何，已经作战了多长时间等等。

一开始，我们的推进速度能达到每天30∼40公里。这段期间，每天从黎明到黄昏，我一直坐在马鞍上。如果没有遭遇苏军的抵抗，我们便会派出3∼4名士兵，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赶至我们前面的村庄或集体农场——那是我们当天的目标——为我们的到达做好准备。步兵们驻扎在炮兵前面的村落里，这样，如果已经计划好第二天发起进攻，那么，我们的攻击顺序便已按部就班。

我们会在村庄周围安排哨兵警戒，这样便没人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靠近村子。

有时候，我们并不停下过夜，而是停下脚步休息1个小时，然后连夜行军，因为这能让敌人持续后撤，得不到重组的时间。走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战士便会昏昏欲睡，可一旦我们遭遇到抵抗，他们会立即清醒过来。彻夜行军的情况并不经常发生，但真的遇到时，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因为我们都知道，从长远看，这能救我们的命。

当我们仍在苏占区（前波兰领土）时，一起偶发事件向我证明了纳粹党这些年来的宣传对那些在其他方面看起来都很得体的德国人所造成的影响。一天夜里，我正忙着进行一些书面工作，却被一阵叫喊声惊动了。我听出是军士长施纳贝尔的声音，于是出去查看情况。我发现他跟一个中年波兰平民待在一间校舍里，施纳贝尔不仅朝着他大声喊叫，还抽着他耳光。

“施纳贝尔！”我叫道。

“有，中尉先生。”他回答着，走过来立正。

“您知道您在做什么吗？”我盘问道。

“可他是个犹太人，中尉先生！”施纳贝尔向我解释着。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或者他是谁，只要您在我的指挥下，就不许对任何人实施虐待。”我命令道。

他的行为，很明显是纳粹政府长期反犹宣传导致的结果。毫无疑问，他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正是上级期望他这样做的，但这一事件却让我向部下们表明，我绝不容许这种行为，后来，此类事件再也没有在我的部队中发生。

燃烧的村落、被打死的苏军士兵的尸体、死去的马匹、烧毁的坦克以及被丢弃的装备，这些都是我们行军中的路标。步兵们徒步前进，而我们这些炮兵要么骑在马上，要么坐在马拉的装备上。有时候，当前方遭遇到抵抗时，第9集团军会派卡车回来，载上步兵快速向前增援。

在我们身后有一支补给车队，为我们提供弹药、马匹食用的干草和燕麦、士兵们的食物以及机械化装备所需的燃料。如果补给车队被远远地落在后面，那我们只能依赖土地为生了，但大多数时候，补给车队都能跟得上。厨师博尔特下士会在夜间出去四下寻觅，为我们的伙食提供补充，他会带回几只鸡或是一头猪，以及任何他能搞到的东西。他总是把我们喂得饱饱的。

有时候，我们会得到1天的休整时间，因为人员和马匹终究是血肉之躯，长期的战斗和行军会把他们搞得筋疲力尽，根本无法继续前进。在我们休整的时候，装甲和机械化部队继续对敌人保持着压力。经过15天的强行军，6月底时[2]，我们在一座俄国的村庄里第一次得到了休整1天的待遇。天气很热，我们脱掉靴子，只穿着泳裤，围坐在一起休息，这种感觉真好。我们的大炮已经就位，但苏军正忙着逃跑，这里确实没有什么危险可言。

休整期间，我们可以洗衣服并写信回家。我们的伙食也更好些，因为厨师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心准备，要是博尔特能搞到一头走失的猪或几只鸡，那就更棒了。有次士兵们在河上找到了几条小船，于是爆发了一场船头大战。这些船是小型的划艇，两端都设有船桨。一名士兵划桨，另一位则手持一柄双头桨站立在船头，与另一条船上的人“搏斗”，双方都试图将对方搞到河里去。我们这些围观者在河岸上为他们欢呼加油。这种消遣让战士们得到了放松，他们总是能找到一些办法放松自己，并从中获得一些乐趣。

另一次在休整时，我们举行了一个仪式，为获奖者颁发勋章。那天，我因为在战争的第一周里帮助进攻部队粉碎了敌人的抵抗，从而荣获了一级铁十字勋章。为我申请勋章的是克罗伊格少校，他认为我甘愿冒着风险赶到步兵尖刀连的阵地上，为炮兵连的射击提供准确的指引，从而使他的许多部下得以保全性命。

入侵苏联的第一天，我们便开始抓获俘虏。步兵们抓住的俘虏成千上万，甚至能达到数十万。当我们朝着苏联腹地越来越深地推进时，苏军战俘群不断增大，朝着相反的方向——德国——流去。一开始，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为照料这么多战俘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但随着战俘数量的不断增加，我确信我们对此并无准备。我们的补给线路仅仅是为了保证德国陆军的补给，我们不可能预计到会抓获这么多俘虏。这些战俘看上去无动于衷，面无表情，他们简单的军装质量低劣，给人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印象。

这些战俘无法得到恰当的照料，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饿死了。他们会得到一些从集体农场弄到的谷粒以及被打死的马匹身上割下来的肉，但这么点食物远远不够维持他们的生命。这是个可怕的局面，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被忽视了，而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多，既要喂饱我们自己的士兵，又要维持他们的生命，我们的补给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们已经得到了今天臭名昭著的“政治委员令”。苏军部队中的政治委员被认为是极端危险的人物，他们进行煽动并唆使其他人，因此，我们把他们与其他战俘分开，交给师里处置（我们并不知道师里又把这些人交给了纳粹，再由后者将这些政治委员处死）。我对这方面的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因为作为炮兵，我们连不太可能抓获俘虏。

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的连被分配到师部所驻扎的一个村落中过夜。师部驻扎在这里是因为这个村子的房子非常漂亮，而我们连被派到这里是因为村子里存放马匹的设施非常完善。显然，师长冯·施图德尼茨少将的作战参谋已经告诉他有一个炮兵连也驻扎在村里，于是他派人来邀请我当晚一起共进晚餐。

施图德尼茨将军50来岁，微微有些发福，是一名令人肃然起敬的职业军人，不仅通晓战争艺术，还是个出色的实践者。他是个知识分子，政治和哲学思想家，也是一名热心的阅读者。他非常尊重自己的部下和下属人员。

走进他的木屋，我报告道：“克纳佩中尉，第187炮兵团第1连连长，将军先生。”

“晚上好，克纳佩，”他笑着伸出了手，“请坐吧。”他指着桌子示意着，并挥手让勤务兵给我们斟酒。“您那里的情况如何？”他问道。

“一切都很好，将军先生。”我回答道。

“您的部下们士气怎样？”

“士气非常高。他们都是优秀的士兵，表现得非常出色。”

“你们的马匹还能支撑得住吗？”

“它们做得很好。只要让它们休息1天，再得到精心的照料，它们会做得更好。”

“您的部下和马匹们都得到了所需要的食物吗？”

“是的，将军先生。补给供应很充足。”

他正在调查他的补给单位工作得如何。我们是他的部队，他必须用我们来完成他的目标。我如实而又客观地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到目前为止，我的部队损失很小，他对此感到高兴。

他看起来有些忧心忡忡。“到目前为止的战事，您怎么看？”他问道。

“太棒了！”我热情地回答道，“一切似乎都在按照既定计划进行。”

有那么一刻，他没有回答，他的思绪似乎飘得很远。“上次大战期间，我在俄国，”他终于说道，“我经历了俄罗斯的冬天。太野蛮了，与我们曾经历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冬天就要来了，它很快会到来的。我们只占领了这个国家的一小部分，在我们前面是更加广袤而又空阔的土地，要是我们不能在气候变坏前夺取莫斯科，我担心会出大问题。”

显然，他对战事进展并不乐观。我很惊讶，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进展已经顺利得不能再顺利了。但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经验丰富，能力超群，于是，我也降低了自己的乐观态度。如果有人偷听到我们的交谈并向纳粹党报告的话，冯·施图德尼茨的职业生涯就将结束。他的言论会被看作是“失败主义”，纳粹对“失败主义”的处理非常严厉。

这段时间里，我们的时间主要耗在行军上，很少遭遇到苏军的抵抗。行军时，我们会沿着布满深深车辙印的土路前进，穿过一片片的散沙和尘埃。我们的脚陷入沙子和泥污中，扬起的灰尘升入空中，笼罩着我们。马匹们在漫天的灰尘中咳嗽着，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松散的沙地对马匹的折磨几乎与深深的泥浆地一样。士兵们默默无语地前进着，浑身满是尘土，喉咙和嘴唇干干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格外小心的话，很容易让人员和马匹的体力被耗尽。

一些村庄里依然残留着“五一劳动节”的彩饰，起初我们还以为这些村子在庆祝我们的到来。我们曾听说过俄国农民像迎接解放者那样欢迎德国军队的到来，特别是因为苏联政府不许他们从事宗教活动。一路上，我们还经常遇到被烧毁的德军或苏军坦克以及坠毁的飞机。

行军穿越俄国时，我们开始学会欣赏起这个国家的辽阔。在某些森林地带，我们靴子下的土地吱吱作响，极具弹力。地面表层的树叶又轻又脆，但下面的树叶在许多年前便已枯萎，形成了棕色的海绵体，许多微小的昆虫在其中来回奔波。在其他地方，枯死的矮树丛在我们脚下破碎。森林里弥漫着老树叶散发出的霉味，林间满是嘈杂的鸟儿。活着的树木通常带有潮湿而又新鲜的气味，而枯死的树木闻起来干燥而又浓郁。

在开阔地，阳光温暖着地面，也晒热了我们纽扣、皮带扣、吊带环以及一切金属制品。黄色的蝴蝶、蓝色的甲虫以及棕色的小蚂蚁都很常见。草蛇在草丛中簌簌穿过，肉眼几乎辨认不出。这里的蚱蜢很多，它们会叮在行军中的士兵们身上，搭一段顺风车。密集的蚊虫搞得我们不胜其烦，飞舞的苍蝇到处都是。

当我们行军时，低矮的山丘会从我们前方的地平线处出现，然后又在我们身后的地平线落下。一公里接着一公里，在我们前方不断出现的山丘看起来几乎都差不多。由于广袤和酷似，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融入进相同的灰色中。我们走过了光秃秃的高地，这些高地一直向远方延伸，目力所及之处，往往是一片长满了高高的杂草的巨大旷野。我们遇到的谷地，广阔得令人难以想象，苏军步兵有时候就会隐藏在谷地里。向日葵地一公里接着一公里，看得令人乏味。在某些地方，我们遇到的森林大到无边无际，林木的茂密就像缠绕其中的灌木丛。在白俄罗斯，我们跋涉过的沼泽地，有德国的两个省份那么大。所有的河流似乎都是南北流向，因此我们不得不跨过这些河流，它们为后撤中的苏军部队提供了天然的防御阵地。

与施图德尼茨将军共进晚餐后不久，我们到达了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这是座大城市。市中心的广场上摆放着一尊高达10米的列宁雕像，现在已经被推倒，列宁的头也摔破了。我们不知道这就究竟是我们的军队干的，还是苏军撤离后俄国老百姓的自发行为。明斯克市内冷冷清清，像一座鬼城。唯一有生命迹象的只有德军的交通运输。我们没有在此停留。

从明斯克出发，我们踏上了从华沙直通莫斯科的驿道，这条驿道经过了格罗德诺、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维亚济马（Vyazma）。拿破仑当年也是经过这条驿道攻占的莫斯科。这条道路让我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也许是因为它的古老，也许是因为我们所涉足的这条鹅卵石路正是当年拿破仑大军所走过的道路。这是一条双车道公路，两侧带有深深的排水沟。路面上铺设着鹅卵石，这对马匹来说不是件好事，因为粗糙的石块会硌伤马蹄。

总之，从明斯克到莫斯科，需要我们前进大约700公里。这条驿道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其宽度刚刚够2辆汽车并排通行。因为是鹅卵石路面，所以汽车的速度无法超过45公里/小时。不过，由于我们使用的是马拉大炮，这对我们来说这不是问题。如果开得慢点，这种道路对卡车和坦克也没什么障碍。除了在与乡村小道的交叉口处，道路两侧都是很深的沟渠，这时是不能驶出驿道的。其他的道路都是泥土路，一旦下雨，就变成了一片泥泞。沿途的桥梁通常已被炸毁，所以我们必须涉过溪流和河流——这正是我们需要用6匹马来拉动大炮和弹药车的原因所在。

在别列津纳河（Berezina），我们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困境。河上的桥梁已被炸毁，我们不得不等待工兵们搭设浮桥。我非常紧张，因为我知道，敌人炸毁这座该地区唯一一条硬面道路上的桥梁，是为了形成一道天然屏障，以便用炮火加以封锁——如果他们发现一支部队被挡在这里，便会用大炮实施轰击。此刻，我们师18000人被挡在了这里！如果我们遭到敌军的炮火袭击，步兵们还可以离开道路进行隐蔽，但我们这些用马匹拴着大炮和大车的炮兵却无法躲藏，我们只能干站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遭受伤亡。

就在我们焦急等待时，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令人恐惧的嗖嗖声灌入我们耳中，迅速膨胀为可怕的轰鸣，随即，大口径炮弹带着惊天动地的巨响在附近炸开。爆炸造成的热强风，带着火药燃烧的难闻气味席卷着地面。没等我们回过神来，空气又被另一声刺耳的尖啸撕裂了，随之而来的一次爆炸让地面震颤起来，黑色的烟雾腾入空中，炸起的泥土和石块如雨点般落下。这是我们迄今为止遇到的最重型火炮。爆炸声巨大而又猛烈。我们连的车辆正停在通往被炸毁的桥梁的路上，根本无处避让。驭手们只能站在那里，竭力控制着马匹，而炮手们则在路边趴下，试图保护自己。

对着我们开火的可能是三四十公里外的铁路炮，我们不知道对方是否确定我们在这里，或者这只是他们在进行例常的炮火封锁，炮弹碰巧击中了这里。幸运的是，炮击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看来，他们确实不知道我们正停在这里。我们阵亡了3个人，21人负伤。我们的损失很糟糕，尽管这种伤亡本来会更加严重。

俄国人的村庄大小差别很大。最小的村子大概只有30座农民的木屋，而最大的可能有数百座。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木屋仅仅是沿着道路，在两侧排成两行。这些木屋都很原始，大多用茅草或草皮铺顶。许多木屋的内部是用报纸来糊墙。屋内的家具同样很原始，都是当地农民自己打制的。屋内总是放着陶罐和木桶，一个木箱子充当了橱柜的角色，一个托架用绳索从屋顶上悬挂下来。如果有的话，屋内的照明会使用煤油灯或石蜡蜡烛，但只有较富裕的农村地区才有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民，黄昏至日出前的这段时间里，完全生活在黑暗中——冬季时，黑夜的时间每天长达17个小时！一种典型的栅栏是用较直的树枝或是农民们能找到的任何物品做成的。普通农民的日子过得比他饲养的牲畜稍好些。我们似乎遇到了人类历史上一种原始的生活方式，一种真实存在的时空扭曲。

这些木屋里居住的通常是集体农场的工人，这些农场是1918年共产主义革命后建造起来的。这种典型的农村木屋只有1间房间，屋子中间有座用砖块或石块砌成的很大的炉子，可以称作封闭式壁炉。炉子的上端很厚，白天时，砖块或石块吸收了炉子燃烧所产生的热量而被加热。炉子非常大，冬天时可供一个6口之家睡在它上面，砖块和石块会散发出所吸收的热量。这种炉子上还有个开口，可供做饭使用，但它主要还是被用于房屋保暖，并让人睡在上面。

俄国农民的木屋大多是在共产主义革命前搭建的，那以后，新修建的房屋比较少。在革命之前，曾有过一些相对较为富裕的农民，所以村子里通常会有一两座较大的屋子。不过，大多数木屋又小又原始，只有1间房间。每座木屋都有几扇小窗户，后面有1个院落和1个工具棚。除了炉子，当地农民们还把积雪堆在外墙处，一直堆到窗户下或更高处，以此来隔热。在村庄步行范围的中央集中饲养着家禽，尽管步行距离可能需要1个小时。农民们在村子里饲养的唯一家禽是鸡。

倒霉的是，我们在村子里居住的木屋，很多都有虱子，而我们也染上了虱子。一旦染上虱子，它们便会一直吸附在我们身上，直到去除虱站清除干净，而我们一直处于快速推进状态，根本没时间进行除虱工作。只有等我们停止前进，除虱设备才会被搭设起来。染上虱子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它们会在患者身上停留几个月。我们会用越来越大的力气抓挠，胳膊，腿，肚子，腰背，都已被抓破，腋下有一种持续的灼痛感。最难熬的是在夜间，患者会在毛毯下不停地翻来翻去。

我们到达明斯克后踏上了驿道，一条铁路线与公路相平行，这样我们便可以利用铁路线来运送补给物资；不过，苏军后撤时总想炸毁铁路，所以修复铁路成了一项长久持续的工作。正因为如此，火车总是落在我们身后至少20公里处，尽管修理铁路的工作实际上进行得很快。

在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之间的某处，我们遇到了抵抗，步兵团团长召集了营长、连长以及炮兵连连长在一片树林中开会商量对策。这是个不明智的举动，全团最主要的军官挤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太过危险。他不该这么做，尤其是在一片树林中，但这次遭遇抵抗完全出乎意料，而且自我们上次遭到炮击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所以谁也没有在意。正当我们15名军官凑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敌人的抵抗时，一阵令人心寒的呼啸声让我们所有人都趴在了地上，把脸紧紧地贴于地面。然后便是可怕的爆炸，一轮火炮齐射在我们上方10米处炸开，弹片从空中落下，像机枪子弹那样撞上了我们。我没有负伤，但我看见趴在旁边的一个人被爆炸的冲击波猛地推了一把，我知道他中弹了。

“医护兵！”我高声喊着。我爬到他身边，却发现他已经死了。他的头部和后背被严重炸伤。我身上汗水直冒，一种突如其来的惧意让我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我们迅速散开，因为我们不知道究竟是敌人在树林里安排了观测员，还是碰巧命中。我们这群军官中，2人阵亡，5∼6人负伤。医护兵们匆匆赶来，带着死者和伤员离开。由于敌人没有再次开炮，所以我们猜测对方很可能是歪打正着，就像在断桥那里发生的一样。

在我身边被炸死的中尉是一名预备役军官，前一分钟我们还在一起讨论作战计划，下一分钟我们就并排趴在地上，一个阵亡，另一个被吓得半死。他趴下的地方和我趴下的地方产生了不同的结局，这就像掷骰子。他倒在被击中的地方，而我却安然无恙地走开了。这样的好运还能保持多久？我知道，下一次很可能是我成为选错了地点的倒霉蛋。

对于战场上的伤亡，我已经成了宿命论者，并认为这最终将发生在自己身上，不管做什么都无法预防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我并未等待着这种事情的发生，也不会站起身子让自己成为一个较大的目标——相反，我尽量让自己成为较小的目标——但我知道，自己早晚会被打死，或者身负重伤。毫发无损安然逃脱的机率并不太高，我接受了最终阵亡或伤残作为自己命运的组成部分。一旦迫使自己接受了这一点后，我便将这些念头驱离了脑海，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不能听天由命地无所事事。

在明斯克与斯摩棱斯克之间的奥尔沙（Orsha），出现了苏军的既设阵地，在冲向斯摩棱斯克之前，我们必须将其攻占。一道既设防线总是由几道连续的战壕线或散兵坑线构成，我们在进攻时必须将这些防线全部攻克。到目前为止，所有战斗的标准进程是，当进攻中的步兵们越过敌人的第一道战壕线或散兵坑线后，那些已被超越的敌军士兵——如果还活着，没有身负重伤的话，便会高举双手站起身，向跟在第一波次攻击部队身后的士兵们投降。被俘的敌军士兵（包括其中的伤员）会被收容起来，然后送至后方。

当推进到奥尔沙附近的一大片树林地带后，我们散开，排成散兵线。我跟着先头连，位于散兵线的中间位置。第一道防线的苏军士兵都趴在散兵坑中，只有头部稍稍露出——他们在头上用树枝进行了伪装，所以很难发现他们。等他们用步枪朝我们开火后，我们一边还击，一边继续向前推进。然后，战斗变得激烈起来。步枪的射击声，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以及机枪的连发在我们四周响成一片。

我们攻克了他们的第一道防线，并对第二道防线发起了进攻。就在这时，我们突然发现除了面前的敌人，身后也射来了子弹。冲锋中的德军士兵被背后的子弹打死。第一道战壕里的苏军士兵，那些本应该投降的俄国人，转过身从背后朝着我们开火，我们中的一些人被打死，还有些人负了伤。当然，他们的国家遭到了德国军队的侵略，他们为此而不顾一切了。不过，从个人层面上说，任何一个德军或苏军士兵都会为敌人破坏了荣誉准则而怒火万丈，因为这是战场上的士兵们在无望状况下唯一的生存希望，如果这种希望也被剥夺，死亡将是必然的——可没人想死！在作战状态中，士兵们起初处在野蛮的压力下，当他们看见朝夕与共的战友因背后射来的子弹而突然倒下时，感到实在太过分了。战斗使他们成为了兄弟，这种生死与共的兄弟情谊非常深厚，他们为了对方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已不仅仅是友谊了，这种生死情甚至高于旗帜和国家。

我们的战士们怒火万丈，从这一刻起，他们在进攻中再也不抓俘虏，敌人的战壕和散兵坑中，一个活口也不留。我没有试图阻止他们，也没有其他军官这样做，因为要是这么做的话，我们的伤亡会更大。这些战士的脑中只有怒火。如果之前的苏军士兵丢下武器，高举双手站起身来，他们会被收容，并被送至后方，就像过去的惯例那样。他们的仗打输了，他们只能被俘或战死。而眼下，所有的俄国人都被我们毫不手软，也不带任何悔意地干掉了。

对我来说，这一晚惊心动魄，因为我过去从未经历过如此野蛮的战斗。残酷的激战过去后，夜晚平静下来，我们的战地厨房升起了蓝灰色的烟雾，煮着咖啡和茶的水壶下，燃烧的木柴劈啪作响。黄昏使我们身边的杉树和桦树变得模糊起来。一些步兵坐在四周，抽着烟，喝着战地厨房提供的咖啡和茶水。一些人吃着干粮，一些人修补着自己的靴子，还有些人在给自己的妻子或女友或家人写信——此时，除了恐惧和疲惫，要让他们同时再想到或感觉到其他事情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对这种新式战斗的适应力显然要比我强。

也许他们觉得报了仇。我们将阵亡的战友安葬在战壕和散兵坑旁，幸存下来的士兵在一旁写信，刮胡子，吃东西，简单漱洗。这些年轻的士兵只是为自己多活了一天而感到高兴；实际上，他们每天晚上都会为自己多活了一天而感到惊讶。我正在学着了解他们，我知道，当一位战友阵亡，这就像他们体内生命的某些微粒死去了那样；可是，在第二天震耳欲聋的轰鸣和战斗的恐怖中，在某些奇特的时刻，阵亡战友的声音依然会在他们耳边萦绕。

我来到克罗伊格少校的指挥帐篷，以便为第二天的进攻做好相应的准备，过去，每当我们打算在第二天发起进攻，我们在前一晚都会这样做。

“您好，克纳佩！”我走进帐篷时，他招呼着我。克罗伊格少校从一直研究着的地图处后退了两步，指着一张折叠椅示意我坐下。他盯着我看了半天。“您并不喜欢今天亲眼目睹的这一切。”他终于说道。这不是一个问句。

“不喜欢，”我承认道，“但我能理解。”

他又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仿佛是要弄明白我的动作和面部表情是否与我的话语相符。“好吧。”他终于说道，“有一点很重要，你、我以及其他任何人都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俄国人使我们对局面的把握失控了。”

“是的，少校先生。”我表示了同意，“明天早晨……”

气候干燥，非常热。夏季的白昼很长，而夜晚则较短。6月、7月和8月，尽管非常炎热，但却给了我们一个好天气，我们不停地跨越这片无边无际的广袤大地，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将自己的记忆与这片土地连接起来。每天的行军都是千篇一律，夏末的气温变得极其炎热，到了夜里，炎热和昆虫并不消散。对俄罗斯广袤领土的领悟使我们精神抑郁，而且没办法对此做好预防措施。我的脑中产生了一丝怀疑，如此庞大的土地，靠徒步的步兵去征服，能做到吗？

当我们到达某些村子时，偶尔会有一些没来得及逃走的当地农民仍留在村里。他们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其他青壮年都已被征入部队了。只有当我们的推进速度非常快时，才会遇到这些村民。这些人有的是无法逃脱，也有的是不想逃走。他们从未遭到我们这些作战部队的虐待，对我们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敌意。他们似乎保持着中立，甚至还有些人迎接了我们。当然，任何一个平民，如果是共产党员，只要能做到，早就跟着苏军逃走了，剩下的这些都是些饱受共产党压迫的人。我亲眼目睹俄国老百姓爆发出的敌意只有一次，两个小孩子因为身上虱子的瘙痒而不停地抓挠，我们的几个士兵看见后笑了起来。孩子们的母亲生气了。

“这都是德国虱子，是你们的兄弟们带到这里来的。”她严厉地说道。

我们所掌握的俄语足以明白她的意思。她说得不对，因为我们睡在俄国的小木屋里，结果染上了虱子，但我还是尽力克服了语言障碍，替自己的部下向她道歉，并试着安慰她。

有时候，在战斗中，如果我们驻扎进村中，苏军也会对他们自己的村子实施炮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俄国老百姓会跟我们同舟共济，在这种情形下，国籍已经无关紧要，生存才是重中之重。我们会尽力保护自己，情况许可的话，我们也会保护其他人。他们也很配合，在晚上会把灯熄灭，并将窗户关上。有时候，这几乎变成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共识，我对此有着生动的记忆。有一次，苏军的炮弹在附近炸开，我趴在一座小木屋旁边的地上。我渐渐发现一名俄国老妇也趴在我旁边。当她看见我正盯着她时，她朝着我安慰地笑了。她让我想到了正在竭力安抚自己孩子的母亲。

在我们夺取了斯摩棱斯克后，这座城市几乎被摧毁了。火车站已经被彻底抹去，因为在这里发生的攻防战实在太过激烈。在这里，几十万苏军士兵被俘。尽管没有在市内停留，但我们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待了1个星期左右，休息、维修设备、补充耗损的装备、为马匹重钉马掌，并进行休整。

这是我们第一次得到真正的休整机会，二等兵克内希特和他的助手不得不对一些急需大修的设备进行修理，并为马匹们更换马蹄铁。鹅卵石路面使我们的装备和马匹吃够了苦。这个星期里，克内希特和他的助手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们的日子可不轻松。

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休整期间，我每天都给莉洛写信，以弥补行军途中无暇写信的那些日子。在信中我没有向她提及杀戮和死亡，也没有谈到炎热和灰尘。我只是告诉她出现在我们四周的美丽风光，以及我们遇到的有趣的人们。对我而言，莉洛代表着美丽、文明以及生活中更加美好的事物，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在这场无尽的跋涉中亲眼目睹的残酷场面——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不得不像动物那样活着。这些信件也让我保持了一种平衡的看法：即便在最可怕的情况下，也能发现一些美丽之处。

我们在9月初发起了新的攻势。从斯摩棱斯克起，越靠近莫斯科，苏军的抵抗也就越顽强。在斯摩棱斯克与维亚济马之间的某处，我们的装甲部队和步兵合围了数目庞大的苏军部队，尽管当时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支援的步兵部队也遭遇到苏军的抵抗，于是我们炮连迅速进入阵地提供炮火支援。夜幕降临时，我跟克罗伊格少校正在前沿阵地，于是我们决定停止战斗，第二天拂晓再发起进攻。这是一种典型的情况，我们曾在波茨坦军校学习过这种作战类型，并多次演练过。我们向前推进时，侦察巡逻队遭遇了敌人的火力射击，我们的先头营展开部署并试图查明对方的抵抗强度。当时我正跟步兵部队在一起，于是我叫来我的射击指挥官施泰因巴赫少尉，让他把连里的火炮带入阵地，准备第二天实施炮击。

午夜过后1个小时，除了哨兵，其他所有人正裹在毯子里呼呼大睡。克罗伊格少校和我仍在忙着制订拂晓时发起进攻的计划，这时，我们听见后方传来了步枪的射击声，就在炮兵阵地方向。我们俩面面相觑，都感到一阵忧心，这种情况意味着战斗在我们身后而不是前方打响了。我们原以为敌人会从前面杀来，却没想到他们摸近了我们的炮兵阵地。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施泰因巴赫，我的射击指挥官。

“中尉先生，我们遭到了从南面而来的攻击。”他说道，声音里只有淡淡的一丝担忧，“但他们的主攻似乎在更远的地方，可能针对的是我们的弹药手和驭手以及拖车、大车，还有战地厨房。”

“他们用什么武器对着你们开火？”我问道。

“只有步枪，没有机枪和迫击炮。”

“好吧，保持联系，有新的情况立即告诉我。”

“明白，中尉先生。”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被包围的苏军已经决定趁着夜色的掩护实施突围，他们对我的连队发起进攻是因为我们连刚好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尽管只有步枪，我的部下们拼死抵抗，护卫着他们自身以及大炮和马匹，尽管他们只有步枪。他们在开枪射击时根本看不见俄国人，但他们能听见，甚至能闻到对方的气味！苏军士兵身上有一股马合烟味，这是一种非常强烈，令人不快的气味。马合烟使用的是烟草的茎，而不是用烟叶制成（苏军中，只有军官才配发用烟叶制成的卷烟）。这种可怕的气味渗透了他们厚厚的军装，在很远处便能闻到。

我把施泰因巴赫的报告转达给克罗伊格少校，他将这一情况上报给团部，团部又向师部做了汇报。克罗伊格少校将他的预备连投入了战斗。俄国人被挡住了，但战斗一直持续到清晨，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我的连损失了几名士兵，步兵连伤亡了上百人，而苏军被打死的则更多。苏军士兵显得极为混乱和慌张，天亮后他们投降了，因为他们没有重武器，在白天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我们清点了损失，掩埋了阵亡的战友，将战俘收容起来。数以百计被打死的苏军士兵躺得到处都是。他们的兵力肯定超过了一个营，其中还包括一个军部或类似的指挥机构。我们组织好防御，以防止第二天夜里再发生同样的事情，然后在原地停留了1∼2天，以恢复元气。到此时，我们在前一天遭遇到的正面抵抗已经成了小规模的扫荡行动，等我们再次向前推进时，甚至连这种小规模的战斗也已经结束。

由于我们师遭受了大量的伤亡，需要休整和补充，于是我们在原地停留了3天。后方送来的邮件赶上了我们，我收到了父母的来信，在信中他们告诉了我弟弟的消息。弗里茨跟随着“北方”集团军群行动，9月份时，在通往列宁格勒的途中身负重伤。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脖子，卡在脊柱上。弗里茨脖子以下的部分已经瘫痪，医生无法为他取出子弹，因为这很可能会让他送命。他现在住在莱比锡的医院里，我的父母和英格博格每天都去探望他。

9月下旬开始下起雨来，泥泞成为了我们的大问题。行军时，风将雨水吹到我们脸上，军装也湿透了。10月初又开始下起雪来，但温度尚不足以将地面冻结，道路上变得泥泞一片。到10月8日时，整个路面成了一个大泥潭。大块的泥浆粘在我们的靴子上，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强烈的抽吸声。这种道路给马匹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们也对降雪毫无准备，因为我们还没有收到冬装。

10月中旬，我们到达了维亚济马。这里位于博罗季诺（Borodino）附近，拿破仑在杀入莫斯科前，在博罗季诺进行了最后一次大会战。由于苏军的顽强抵抗，我们的装甲部队停了下来，我们赶上了他们，与苏军在拿破仑曾战斗过的同一片山丘展开了激战。不同的是，经过博罗季诺战役后，拿破仑没有再遇到进一步的抵抗，顺顺当当进入了莫斯科。不幸的是，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到达维亚济马后不久，克罗伊格少校召集了我和另外几位连长到他的帐篷中开会。这种情况很少见，我推断肯定有重要的情况。等我们4个人来到他的帐篷中，在折叠椅上就坐后，我们才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

“诸位，从现在起，我们师将成为一线部队。”他说道，“几个装甲师将被调离，另有任务。”（我们后来才获知，这些装甲部队将对莫斯科实施一场钳形攻势，以阻止苏联其他地区对莫斯科提供进一步的援助。霍特将军的装甲部队穿过加里宁向北，古德里安将军则率部穿过图拉向南。）他停顿了一下，我们彼此不安地交换了眼神。“从这里开始，直到我们到达莫斯科，将只有步兵和炮兵部队。到现在为止，装甲部队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出尽了风头。现在我们要让他们看看，没有他们，步兵和炮兵们能做些什么！”

从维亚济马开始，第87步兵师就一直没有脱离战斗，我们师只有步兵和炮兵，沿着一条宽广的正面战线杀向莫斯科。一如既往，我们连跟随着所支援的步兵营向前推进。我们会占领一个村庄，俄国人则守在下一个村庄。在夜里，步兵部队会派出侦察巡逻队，试图找出对方防御最薄弱的地点。到了早上，我们连便对苏军占据的村落开炮射击，通常他们会在7∼8公里以外。然后，我们的步兵营便向前推进。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夺取下一座村落，并在该村过夜，然后，在第二天继续重复这一过程，其进展取决于地形的难易——有多少溪流、山谷等诸如此类——以及我们所遭遇的抵抗强度。

战斗的声响震耳欲聋，就像是将每个人所听到的每一声巨响融合成一种巨大的轰鸣声。这其实是一种飓风的声响，但它并不像飓风那样迅速掠过，而是一直伴随着战斗而持续。这种轰鸣声结合了重型火炮、轻型火炮、迫击炮、机枪、手榴弹、步枪以及任何一种被用于战场的武器的声响。单单是战场的轰鸣声便足以击溃一名士兵的意志，但战斗比这种轰鸣声更加恐怖。这是一种钢铁构成的旋风，朝着士兵们呼啸而来，被其击中的任何物体都将被切断。奇怪的是，即便在这样巨大的轰鸣声中，士兵们也能分辨出子弹的嗖嗖声以及弹片的嗡嗡声，并能对一切作出区分——这里的炮弹爆炸、那里的机枪火力、隐蔽在另一个地方的敌军士兵。在战斗中，尽管士兵的四周混乱一片，但他依然对自己和身边战友们的力量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战友之间的团结感几乎触手可及。这就是前线士兵的手足之情。

战斗中的生活看起来不太像真的，但过一会儿就将成为唯一的现实。战斗中的士兵们很快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难以记起。他会试图回忆自己所爱的人的面孔，但却无法做到。在他左侧和右侧的战友成为了唯一的现实，此刻也是他唯一的亲人。对战斗中的士兵们来说，生活变成了一场无止尽的苦役，勇气、偶尔的笑声以及生存于无情命运中的恐惧感，这一切将不可避免地以自己的阵亡或重伤而告终。对年轻人而言，这是一种艰苦的命运。奇怪的是，那些貌似更加坚定稳健的人，在战斗中却比那些原以为比较脆弱的士兵更容易失控。

到10月下旬时，泥泞已经非常严重，道路根本无法通行。除了铁路和铺砌道路外，所有的推进都已停顿下来，这就给了苏军从后方调集部队的时间。甚至连步兵的徒步前进也必须克服最大的困难。轮式和履带式车辆已经动弹不得，除非是在驿道或铁路线上。让我们的车辆移动起来的唯一办法是将小树干并排铺设在道路上，以提供坚实的路面。我们在炮兵阵地、弹药补给点以及师部补给站之间修建了“木排路”。在这种道路上，马匹很难站稳脚跟，大车也颠簸不已，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能运送补给和弹药了。

11月7日出现了一场严重的冰冻，这既有好处也带来了不利之处。好处是我们终于可以再次前进了，不利之处是我们被冻得要死，因为到现在我们仍未得到冬装。我们穿着夏季的军装，外面只有一件薄大衣。我们没有得到冬装，这一点似乎令人费解。军需人员的工作非常努力，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切——就是没有冬装。我们在村庄里过夜，这样就可以避避风寒。在这遥远北方的11月期间，每天只有7个小时的日照时间。由于日照时间太短，我们通常会在天亮前动身，天黑后仍要继续行进很长时间。当然，只要我们开始行军，这种体力活动能够帮助我们不被冻僵。

夜里，驭手们会把马匹安置在屋子后面，并给它们披上毯子，帮它们挡挡风寒。马匹们身上有“毛皮大衣”，这帮了它们的大忙，尽管有些马匹在夜间被冻死了。11月12日，温度下降至华氏零下12度[3]。此刻，即便是在白天，我们也期盼着能经过村庄，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当地农民的小木屋中暖和一下了。当我们完成当天的目标，到达了一座村落后，我离开步兵部队，回到了自己的炮连，想看看部下们是如何避寒的。在一间小木屋里，我看见了正试着取暖的施泰因巴赫。

“战士们怎么样？”我问他。

“都冻得够呛，中尉先生，”他说道，“我非常担心，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许多人的脚趾可能会被冻伤。”

我走出屋子，来到士兵们中间，他们正忙着布置好大炮过夜——火炮必须架设好，以备随时投入战斗——并将马匹卸下，给它们喂料喂水。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在场激发起战士们的一些信心。这时我看见雅施克正忙着给马匹们盖上毛毯并扎紧。

“您怎么样，雅施克？”我问道。

“中尉先生，我们必须让士兵们到屋里去，”他说道，“至少要让他们在屋里待上一会儿，要是在屋外过夜的话，他们会被冻死的。”

我把雅施克和施泰因巴赫叫到一起，安排了一个时间表，让我们的士兵们轮流在木屋内过夜。与我们相比，俄国人有个真正的优势，他们配发了温暖的毡靴和棉衣，而我们只有一件薄大衣，在严寒中，这种大衣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未能得到冬装，所得到的唯一解释是，我们的推进速度太快了。这种推卸责任的理由听起来总是很有道理。有些士兵从死去的苏军士兵身上扒下他们的毡靴穿上，但我们不敢穿苏军的棉衣，生怕被误认为苏军士兵而被打死。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把军帽的帽边拉下，以保持耳朵不被冻僵。战士们把毛毯裹在军大衣和帽子外取暖，咒骂着那些没能给我们提供冬装的后勤负责人。

暴风雪将落下的雪花吹得几乎与地面平行了，有时候会持续一整天，寒风吹在脸上，犹如千万根细针。我们的身子被冻得麻木了，从双脚开始，一直蔓延至全身，这是一个痛苦的历程。为了保暖，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每一件衣服都穿上，以实现多层保暖效果。每个人都独自抵御着严寒，用自己的决心和意志对抗着寒冬。我们把每班岗的时间减少至1个小时，后来又减至30分钟，最后改成了15分钟。简单地说，严寒就是一个杀手，我们所有人都处在被冻死的危险中。

我们现在还知道，在当地农民的木屋中避寒可能会很危险。墙上贴的报纸和干燥的木墙构成了一场灾难的条件。有一次，我跟另外几个人在一座木屋中取暖，并讨论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突然，屋子起火了。尽管我们通过房门和窗户得以逃生，但大家终于知道，如果屋内的暖炉一直燃烧了几个星期，到最后，整座屋子会变成一个极易燃烧的危险品。暖炉保持着温度，木墙也保持着温度，一旦墙壁达到了燃点而又有人擦亮火柴点烟的话，整座屋子会被点燃。

一次我们在某个村子停下休息，取暖，并策划第二天发起进攻的计划。我的马夫施密特牵着我的马到附近的一座谷仓里避寒。邻近黄昏时，我们遭到了苏军的炮击。一阵熟悉的“嗖嗖”声慢慢上升为刺耳的呼啸，紧接着便是一阵雷鸣般的爆炸，整个地面震颤起来。我所在的小木屋并未遭到破坏。当我走到外面去查看损失情况时，我看见那座谷仓被一发炮弹直接命中，我的两匹马都被炸死在雪地里。

尽管失去了“施瓦本王子”对我来说是个情感上的损失，但这并不是个大不了的损失，因为我们正处在持续的作战状态中，每个人跟着步兵们步行前进而不是骑马，既是为了保护马匹，也是因为步行能取暖。现在，马匹主要被用于拖曳大炮、弹药和补给。

越靠近莫斯科，苏军的抵抗变得越发顽强，我们的伤亡也越来越大。战争开始时，我们的伤亡相当轻微，还抓获了看似源源不断的俘虏。但现在，我们的进展大为减缓，遭遇到的抵抗愈发顽强，抓获的俘虏也少了，我们的伤亡却更高了。斯大林非常明白俄国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已经将这场战事宣布为“卫国战争”，并说服他的人民这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祖国而战。这种宣传非常有效。

到12月时，我们距离莫斯科已经不到25公里，但温度让我们动弹不得。12月1日下了一场大雪，极度的严寒让人无法承受。我们所处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而又冰冻的深渊，在这里，白色的积雪映衬着炮火的闪烁，并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而转为绿色或粉红色。此刻，迫击炮的价值不大，因为迫击炮弹的爆炸仅仅是在厚厚的雪地上造成一声闷响。

尽管我们被冻得要死，但还是为依附在身上的虱子提供了足够的温暖。说实话，我们此刻又冷又累，还遭受着这些害虫不断的折磨，觉得自己已经不太像人类，而更像是一群牲畜。伴随着蒙蒙雾色，雪花似乎弥漫在空中，将地面和天空连成一片毫无意义的模糊。它在地面上方飘摆舞动着，形成了奇特而又超现实主义的画面。冻伤开始成为大批减员的原因，许多被截除了手指或脚趾的士兵被送回了家。我已经有2个星期没有换过干净衣服了。我试图想象自己站在热水淋浴下，用一把硬毛刷擦洗后背，这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啊。这种幻想令人发狂，我赶紧把它逐出了自己的脑海。

12月4日，我们到达了拉斯卡佐夫卡（Rasskazovka），这个村子就在莫斯科郊外。入夜前，我们围绕着该村建立了防线。第二天清晨冷得要命，令人讨厌，正当我们连准备对下一个村子发动进攻时，我们看见一群苏军士兵，大约有30∼40人，穿过开阔地朝我们而来。我们的步兵用机枪和迫击炮对着他们开火，把他们赶了回去。过了一会儿，他们再次发起了进攻，这回是连级规模，大约有150人左右。我们的步兵们再一次将他们击退。接着，苏军又发起了营级规模的进攻，这次动用了500人！我们看着他们向前推进了3公里远。我让连里的大炮做好准备，随即下令开火，但苏军继续向前推进。这简直就是自杀，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开阔地，而且没有坦克、大炮或其他重武器的掩护。在他们逼近到200米前，便已被我们悉数消灭。我无法相信他们会采取如此不理智的行动，于是我跑出去查看，想看看能否了解他们发起这种自杀性进攻的原因。数百名被打死打伤的苏军士兵躺在被染红的雪地上，血肉模糊，鲜血四溅，可怕至极，随着生命的消逝，他们的眼神越来越暗淡。我们的医护兵跑到他们当中，为那些仍活着的伤员提供急救。

“他们似乎都是蒙古人。”一个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是克罗伊格少校。显然，他也想知道原因。“到现在为止，我所见过的俄国人都是白种人。”

“您说得对，”我同意他的看法，“您认为他们这是为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白白耗费步兵来对抗大炮呢？这可真够蠢的，这样浪费生命简直就是犯罪。”

“也许他们认为我们已经被严寒严重削弱了，他们只需要走过来，把我们抓走就行了，因为他们都是新锐部队。”克罗伊格少校猜测着。

如果这些苏军等到夜里再发起进攻，他们的胜算要大得多，但在白天，我们动用了大炮，他们便毫无抵抗之力。

当逼近至莫斯科郊区最外缘时，一股突如其来的寒流袭击了我们，温度陡降，并一直保持在零下几十度。由于严寒，我们的车辆无法启动，马匹也开始大批死去，这还是第一次。它们是在寒冷的夜间死去的，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才发现。俄国人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天气，可我们不知道；他们制造的车辆完全能适应这种温度，可我们的车辆却不行。此刻，我们裹着毛毯，已经被冻得麻木。每个人都觉得俄国的寒冬残酷无比，并已将我们击败。太阳很晚才会升起，此刻，冬季寒冷的严酷与夏季暑热的暴虐不相伯仲，目力所及之处，根本看不见雪地上有行人的足迹。冻伤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越来越多的士兵因为手指或脚趾被冻伤而进了医院，许多步兵连严重减员，已经下降为排级规模。

12月5日，温度骤降至零下30度，血肉之躯几乎已经无法承受这样的严寒。我们在中午时抵达了目的地——佩列杰尔济诺（Peredelkino）。我们的双脚像冰块般笨拙，只能挣扎着向前迈出一只脚，然后再将另一只脚跟上。我发现自己很想知道，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遭受这么大的痛苦。如果在空气中暴露的时间过长，我们脸上的肌肉和耳朵会被冻僵，于是我们将所有可用的东西包裹在头上，以免被冻伤。我不禁想到了拿破仑大军从莫斯科仓皇后撤的情形。我们戴着手套，并把手塞进大衣口袋里，可就是这样，手指依然被冻得僵硬，根本就不听使唤，甚至无法操作步枪。我禁不住想知道，我们在柏林的上级们把我们送到这里来遭罪，他们对此有什么看法。我知道，这种想法已经构成了“失败主义”，但此刻，这种危险已经无关紧要了。

到达佩列杰尔济诺后，我们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即出发，我们中的一些人挤进了一座小木屋取暖，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肯定会被冻死。第3连连长舒曼中尉和我跟着我们的前沿观察官和1名步兵少尉也走进了同一座木屋。2个炮兵连的主要军官不该挤在同一个地方，这样很容易被敌人一锅端，但严寒已经超出了人的承受能力，要想活下去，我们必须让自己暖和一下。

我们坐在屋子中间的暖炉上，刚刚暖和了点，突然传来了坦克炮尖锐的轰鸣声。我们根本没有得到步兵们的警告，正当我们站起身打算查看一番时，一发坦克炮弹钻进了木屋的角落并炸开。弹片在屋内四散飞溅，击中了屋里的人，屋内满是硝烟、火药燃烧的气味以及伤者惊慌的叫喊声。

有2个人当场被炸死。舒曼还活着，但他头部负伤，满脸是血，伤势显然不轻，他的胳膊和颈部也血流不止。炮弹的爆炸将我击倒在地，当我试着站起来时，再次倒了下去。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头部也负了伤，已经失去了平衡感。看见衣袖上的血迹，我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胳膊，发现左上臂有一块硬币大小的肉被炸飞了。进一步检查后，我发现一块弹片卡在了衣领上的金属徽标处，这显然是我颈部未负伤的原因。

屋里的每个人非死即伤。我叫来了医护兵，对舒曼进行急救。舒曼还能说话，但他的伤势很重。他是个大块头，身高6英尺5英寸，体重超过200磅，也许正因为如此，使得他成为了较大的目标。医护兵对我们的伤口进行了初步的包扎。

8∼10辆苏军坦克从我们身旁溜过，我们的步兵们太过疲劳，以至于没有发现它们。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见过苏军的坦克了，可能这也是我们疏于防范的原因。苏军坦克发现了一处可让他们悄悄溜过而不被发现的洼地，但由于我们自己的糟糕表现，被他们趁机打了个措手不及。如果我们不是那么专注于取暖，这种事情本不会发生。苏军的坦克并没有得到步兵的配合，它们本该只能偷偷地靠近到距离村子很近的地方，对着房屋开火然后迅速撤离，因为没有步兵陪伴的坦克是非常脆弱的。

我在法国第一次负伤时，非常震惊，但这次受伤后，我的想法只是：“好吧，这种事情又发生了，可我还活着，所以我很走运，希望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好运气。”

[1]“装甲掷弹兵”这个称谓是1942年才出现的。

[2]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15天强行军后，其实应该是7月初了。

[3]约合摄氏零下24度。

第十七章

当得知不会永久致残后，我对自己因负伤而就此脱离战斗而感到高兴——特别是因此可以避开俄国可怕的冬天。我们的服装，我们的装备以及我们任何方面的准备工作都不足以应付眼前的情况。

医护人员对伤员实施了急救，并给我们扎上绷带。舒曼和我被扶上雪橇，拉回到我的连里。我把连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射击指挥官施泰因巴赫少尉，由他将我们的损失上报给营部，包括两位连长都已负伤的情况。雅施克少尉只负了轻伤。

舒曼和我随即被送上一辆卡车的后车厢，我们将被送至维亚济马的战地医院。这辆卡车的任务是送来补给品，并将伤员运回。我们此刻正在莫斯科郊外，距离克里姆林宫仅有20公里之遥，而返回维亚济马的路程约为120公里。我们9名伤员坐在卡车的后车厢里，车头里坐着司机和一名卫兵。卡车驶过冰冻的路面，对伤员们来说，这是一段寒冷、颠簸、痛苦的旅程，我们在车后厢里被颠得七上八下，但又别无选择。

我尽可能地让舒曼躺得舒服些。他头部和颈部的伤势显然非常严重，卡车的颠簸使他痛苦万分。我把我的毛毯卷了起来，放在他头下当枕头，以免他的头部撞上卡车后厢的金属地板。在颠簸的卡车后车厢里，我自己的伤口也很痛苦，舒曼就更糟了。经过3∼4小时漫长的旅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维亚济马的战地医院。

在医院里，他们给我们重新包扎了伤口。我胳膊上的伤口是个干净的皮肉伤，但头部的伤势却让我丧失了平衡感，导致无法站立。我在战地医院里仅住了一晚，因为苏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攻势，大批新伤员被送入医院，医院工作人员急着将已处理的伤员转运。于是，第二天早晨我登上了开往华沙的伤员列车，在我的绷带下已经出现了虱子——这是一个可怕的经历，因为我没办法把它们捉住。

舒曼的伤势太重，无法搭车转移，所以他们让他留在维亚济马的战地医院中，但他后来死在那里。我在法国时便认识了他，所以我们在一起共事了1年多——在战场上这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并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但他是名好同志，也是个好战友。作为同一个营中的连长，我们在俄国并肩作战，在法国时也曾共同战斗过。舒曼今年31岁，就他的军衔来说，这个年龄有点偏大，他没有上过军校，而是被直接提升为军官，这是1939年战争爆发后常见的一种做法。不幸的是，许多军官瞧不起这些人。作为军官，舒曼这些人与我们同样出色，甚至比我们更棒，因为他们的实战经验更加丰富。但他们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也不那么有教养，部队里甚至出现了针对他们的恶意玩笑，把他们称为“vomags”，这个词是用“长着一张苦力脸的平民军官”这句话中每一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构成。这是一句非常侮辱人的话。舒曼倍感屈辱，但他却以男子汉的气概承担下来，丝毫没有表现出愤怒或痛苦。他是个很好的军人，也是个出色的军官，现在，他把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12月5日，就是我负伤的那天，苏军投入了数十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西伯利亚新锐部队，向我们发起了反击，将我军从莫斯科城下逼退。我没有经历这场大撤退，因为我在一开始便负了伤。如果在后撤中负伤就太可怕了，因为后撤中的士兵很少会带上伤员一起撤离，伤员们只能躺在被丢下的地方，要么因伤势过重而死，要么被冻死，或者就是被敌人俘虏。

我当时并不知道德国军队已经开始了一场大撤退，我也不知道我们的装甲部队未能夺取莫斯科南北两侧的加里宁和图拉。我只知道我所在的那一小段防区所发生的事情，那里并未发生任何暗示着一场大撤退的情况。攻击我们的坦克并没有得到步兵的支援，如果你干掉其中的几辆，其他的坦克便会转身后撤。当时我不仅不知道正在蔓延中的那场灾难，相反，我还认为曾在苏台德地区和法国出现过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我以为我们师很快就将在克里姆林宫前举行一场胜利阅兵，而我将再次错过，因为我负了伤，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伤员列车从维亚济马行至华沙花了2天时间，路程大约为800公里。此时，我已经能坐着了，那些还不能坐立的重伤员，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躺在其他的车厢里。离开了残酷的战场以及地狱般的俄国严冬，我们这些伤员都倍感欣慰。我们互相谈论着在俄国的经历、彼此的家庭，以及登车时发给我们的食物——这些食物比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所得到的要强得多。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是睡不够的样子。这种宁静感令人非常愉快。

坐在温暖而又舒适的列车里，看着窗外闪过的俄国风光，这片我们曾步行走过的广袤土地再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坐火车穿越这片土地，我们只用了2天时间，而当初靠步行，却让我们花费了5个多月痛苦的时间。当初跨越这片大地主要是在夏季，它显得非常好客；而现在，它被覆盖在一层严酷的冰雪下，冷得要命。我们还对俄国人不断推出新部队的能力倍感惊讶，无论我们歼灭或俘虏他们多少人，总有新的苏军师被组建起来。

在华沙，我们被送入了一座前市民医院，那里已经被德国军队征用。他们为我清洗了伤口，并重新进行了包扎，在我伤口处出没的令人烦恼的虱子终于被清理干净了。我们还进行了全身除虱，这样就不必在重返前线前再担心那些令人厌恶的小虫子了。洗把澡，用肥皂把浑身上下搓洗干净，这简直就像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医生们对我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以确保进一步的旅程不会对我的健康造成伤害。对头部的伤势，医生们总是特别注意。

我在华沙只待了几天。我打了电话给父母和莉洛，告诉他们我负了伤，很快就将回家。当一名士兵阵亡后，军方会通知其家人，但如果只是负伤则不会通知，因为不断有损失，一一通知是无法做到的。

在华沙医院期间，我获悉日本在一个叫做“珍珠港”的地方袭击了美国。所以，现在又是一场世界大战了。不过，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事件的意义，甚至当希特勒宣布德国向美国宣战时，我仍未明白这对德国意味着什么。在学校里，我没有学到过太多关于美国在现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我只是觉得，美国一直在为英国和苏联提供物资援助，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对他们进行反击了。我认为美国会被日本彻底拖住，但我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投入战争后，将以其庞大的资源，迫使我们进行两线作战——这是每一位德军将领最为之恐惧的噩梦，因为德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经历过这一切。

离开华沙后，我被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的医院小住了几天，随后便被送回莱比锡的医院。尽管头部的伤势使我小心翼翼，但我至少可以行走了。到达莱比锡的第一天，我在向医院报到后就直接回家了。

经历了俄国前线的那些战斗后再次回到家里，我像个受到惊吓的孩子，倒在了妈妈的怀中。妈妈长时间紧紧地抱着我，我觉得她不会轻易放手了。我知道这是因为弗里茨所发生的事情，再加上我现在又负了伤所致。父亲也是一样。发生在他们儿子身上的事情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出悲剧。

第二天，我跟着父母去看望弗里茨。看见身负重伤的弟弟是一件可怕的事。由于疼痛，他忍受着可怕的痛苦，医护人员给他注射吗啡帮他止痛。吗啡的药性过去后，他能与我们交谈，但随后便又是剧烈的疼痛。他动弹不得，身上长满了褥疮。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死了，已经坚强地接受了这一命运。我们试图给他以希望，但他的状况却越来越糟。如果当初那枚子弹干净利落地打死了他，也许对他还更加仁慈些。

当得知莉洛很快要下班后，我来到了她的工作室，这让她大吃一惊。她兴奋地尖叫着，伸出双臂搂住我的脖子，尽管我负了伤，但她还是紧紧地抱住我。再次重逢，并知道她也在想着我，这确实很不错。我对她的记忆并未出错，在我的记忆中，她总是那么精力充沛和可爱。等她下班后，我们又恢复到过去的老习惯中，一起去吃晚饭，然后去电影院、音乐会或是参加派对。对我来说，她是对付这场战争的真正解药。

这一年的圣诞节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凄凉。我们每天都去看望弗里茨，他看见我们总是很高兴。就在圣诞节前，他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和战伤勋章。由于伤势的严重程度，他获得的是银质战伤勋章（第一次负伤通常得到的是黑色战伤勋章）。弗里茨为自己获得勋章感到自豪和高兴，因为这代表了他短暂的一生中所做出的唯一的具体成就。圣诞节时，我们带着礼物来到了医院，这纯属做做样子，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融入到节日的气氛中。

在这段康复期内，我很高兴每天都能跟莉洛待在一起。但弗里茨的状况令人非常沮丧，来自“中央”集团军群的消息也不太好。我回想起刚刚开始入侵苏联时我们是那样信心满满，可现在看来，我们是多么不自量力啊。我们对苏联庞大的人口和资源根本就没有概念。跟莉洛一起吃晚饭，一起去看电影或听音乐会，暂时能让我将弗里茨和我们连队在前线所发生的事情抛之脑后。当我没跟她在一起时，这一切便又迅速填补了脑中的空白。

德国老百姓的士气似乎并没有下降。直到入侵法国时，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夺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被掠夺走的东西。对法国的战争深获人心，一是因为上次大战我们向法国支付了巨额赔款，而其实是法国人在1939年先向我们宣战的；二是因为我们终于打赢了对法战争。德国人民似乎对战争初期取得的进展感到非常高兴。即使入侵了俄国，但由于开始时的进展异常顺利，所以国内老百姓的士气依然高昂。

由于战前来自俄国的报告，德国人普遍将共产主义看做是个社会公害——由于政府的政策而导致了大规模饥荒、政治反对派受到大规模处决，数百万农民被残酷地逼迫搬迁等等，这些事情在德国家喻户晓，这其中自然有宣传部门刻意强调和放大的关系。当然，德国人也许有些玩世不恭，他们并不反对我们获取乌克兰出产的粮食以及高加索出产的石油。

可是，由于我们在俄国前线的损失越来越严重，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在波兰、法国、丹麦、挪威、南斯拉夫和希腊所进行的一系列“闪电战”中，我们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由于战役结束得很快，所以我们的损失也迅速停止。可在俄国前线，尽管开始时我们每天的损失比较轻微，但却一直没有停止——持续了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重。后方从未得到过我们遭受损失的详情，但越来越多的家庭失去了他们的儿子，不是阵亡就是身负重伤。慢慢地，人们开始了解到这一情况，不是来自政府，而是从彼此的交谈间接得知。人们在商店里或排队购买面包和牛奶时会相互交谈。自己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与其他许多人家发生的情况并无两样，现在，对所有人来说，事情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在俄国的战事进展得并不顺利。当然，每个人都希望随着春季攻势的到来，事态会被重新纳入正轨。我们学会了应该如何理解新闻，因为宣传部门总是用同样的言辞来描述同样的情况。例如，提到“英雄”或“英勇”，这就意味着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当我们在报纸上读到“图拉的英雄们”时，我们便知道，夺取图拉的战斗失败了。

但那段时间只有莫斯科方向的战事不尽如人意。“北方”集团军群依然围困着列宁格勒，“南方”集团军群针对苏军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发起的反击打得非常好。可是我相信，等到第二年春季再次发起攻势时，我们会遭遇到更严重的损失，因为苏军会实施更加顽强的抵抗。他们现在的斗志比起战争初期要高昂得多。

我当时并不知道战争的气势和主动权已经转入苏军之手。战争开始时，大多数苏军部队遇上我们时会转身逃离。但他们部署在莫斯科附近用来抵御我们的士兵，其素质则要强得多。他们下定了决心要保卫莫斯科，他们比我们更了解如何在冰天雪地中作战。他们都是些新锐部队，而我们早已筋疲力尽；他们拥有崭新的装备，而我们的武器已经破旧；他们斗志昂扬，而我们正变得意志消沉。我不得不对自吹自擂的德国军队进行讥讽，这支军队直到今天仍被世界各国赞誉为“战场之神”，可就是这支“神军”，却让被我们政府称之为“劣等民族”的那些人打得停顿不前。

1942年1月，我获得了“步兵突击章”，这种奖章专门颁发给参与了白刃战的步兵。1942年春季时，我该返回前线了。经历了两次负伤，亲眼目睹了数百人的阵亡和重伤，我对自己的最终遭遇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一种厄运来临感使我心事重重。但是，别无他法。我认为，我们必须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

父母和莉洛把我送到了莱比锡火车站。我全身戎装，冬季制服是从我们部队的本部所得到的。这是一个悲伤的离别时刻。我热烈地拥抱了莉洛，我知道，自己可能再也看不见她了。我的好运气还有多少呢？

前一天，我已经向弗里茨告了别。我们都知道，这将是我们的永别。尽管他试图拒绝注射吗啡，以便能跟我说说话，但由于剧痛，他不得不接受了一针注射。趁着吗啡针生效前的那几分钟，我们都试着说一些有意义的话语，但这一刻的痛苦使我们的思绪和言语都为之停滞。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我也一样。我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握着，直到他的眼睛静静地闭上。然后，看了他最后一眼，我悄悄地走出了病房。他一直为我这个哥哥以及我所取得的成绩而骄傲，现在，在他临死之前，终于有机会获得了属于他自己的荣耀。

我离开自己的连队是12月初，当时连队还在莫斯科的郊外。但到1942年的春季，我们连已经被逼退至斯摩棱斯克东面的防线。连队驻扎在树林地带的圆木掩体内，我们的防线上没有丝毫的动静。目前，德军的主攻集中在“南方”集团军群，他们将夺取乌克兰和高加索，以获得粮食和石油。偶尔，我们会与苏军进行火炮对射，这只是为了激怒对方，这一期间并未发生持续的战斗。这让我想起了1939年在埃菲尔山区进行的“对峙战”。冬季期间，“中央”集团军群并未打算发起另一次攻势，因为我们的士兵和马匹都已疲惫不堪，武器装备也有很大的耗损。对苏军来说，在我们承受并化解了他们的12月攻势后，显然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发动另一场攻势。我们进行重组的同时，他们也进行了重组，并观望着我们将在何处发起进攻。

春季到来后，积雪开始消融，我们又迎来了泥泞期。满是泥泞的道路上，只有俄国的农用大车可以通行，这种车辆被称为“三套车”，由3匹Panje马[1]拉动。我们连与师部之间的道路上铺设了木排，这样，弹药和补给物资就能运至我们的阵地，不过，仍然不能使用轮式车辆进行重要的运输工作。我们的掩体在前一年秋季便已建成，用的是新砍伐下来的圆木。当春季化冻将防区变成一片大泥潭时，这些圆木上甚至开始长出了新的枝叶！

我回到自己的连队刚刚几个星期，才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便收到了要我去柏林一所专业炮兵学校报到的命令。这所学校类似于炮兵军官的总参院校。我搭乘一辆救护车赶到了斯摩棱斯克的火车站，再转乘火车赶往柏林。到柏林后，我给父母和莉洛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已经离开了危险的前线。随后，我赶到该校报到。

该校的学员都是经验丰富的炮兵连连长，军衔多为中尉或上尉。学校的目的是为那些指挥着大批炮兵部队的炮兵将领们培训作战军官。

在炮兵学校学习期间，我和莉洛经常见面。从这里到莱比锡只有175公里，我经常回去，有时候遇到周末，莉洛也会跟其他人一起来到柏林。我们越来越认真地谈论起结婚的事宜，但我们不想在战争仍在进行的时候完婚。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

1942年5月，我收到了父母发来的一封电报：弗里茨于今晨去世。葬礼后天举行。你能来吗？尽管我一直对此有思想准备，甚至觉得这对弗里茨来说更加仁慈些，但这个消息依然是个沉重的打击。我曾见过许多年轻人在战场上死去，我也知道这是我们为了获得胜利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失去亲人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站在弗里茨的墓地前，承受着失去自己唯一的弟弟的巨大痛苦，这对我而言太难了。而这对我那饱经痛苦的父母来说就更难。

在从炮兵学校毕业前，学校的领导推荐我去另一所学校，这将使我从事一份为德国军队生产武器的职业——作为一名武装部队与军工厂开发与研究人员之间的协调员。这是一份非常安全的工作，这样我就不用重返前线了。还能让我在政府的资助下获得柏林某所大学的工程学学位，而这正是我准备在战后所从事的。但我拒绝了这一推荐，因为我希望自己最终能进入陆军参谋学院深造，我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身处前线，直到自己被选上为止。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接受了这份既安全又容易的工作，我将无法实现自己的“总参学院”梦。对一名职业军官来说，进入参谋学院深造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当时我很年轻，也很理想主义：我觉得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自己应该在前线服役。

我从未有过真正的机会来实践炮兵学校教给我的东西，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炮兵部队。我们所进行的培训，只是为筹建中的部队做好准备而已，他们希望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并做好相应的准备。培训结束后大部分学员都返回了原部队，等到新组建的炮兵部队需要我们时再说。

等我从这所高级炮兵学校毕业后，莉洛和我来到德国与瑞士接壤的康斯坦茨湖，度过了短暂的假期。我们住在一座修道院改建成的旅店里。我们在康斯坦茨湖中游泳、划船，在一起欢聚了几天。我穿着便衣，试图忘记考虑重返前线后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全当这场战争根本就不存在。在这片和平安宁的世界中，我们这个短暂的假期过得非常愉快。

时间飞快地流逝，莉洛必须回去上班了。于是我又去看望了我的妈妈，此刻她正好在阿尔卑斯山度假。随后，我便搭上火车返回斯摩棱斯克，回到了自己的连队里。

尽管夏季期间的战斗主要发生在乌克兰、高加索以及克里米亚等地区，由“南方”集团军群进行，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前线，战斗仍时有发生。我的连队再次进入了既设防御阵地，不过不是我曾经离开过的那道防线。

我回来得正是时候。接管了连队后，我们发起了反击，意图收复失地。我们进行了炮火准备，步兵们随即发起了进攻。我跟着步兵的先头连一起行动，这样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召唤炮火支援，对实施反击的苏军步兵加以打击。战场上一片喧嚣和混乱，随之而来的是肾上腺素的激增，这一切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当我们步行向前时，苏军的迫击炮朝着我们开火了。一发炮弹在我身边炸开，我的双腿一软，趴了下来。由于敌人的迫击炮火一直在持续，雅施克少尉便接替我指挥我们的大炮实施炮击。我紧紧地趴在地上，聆听着头顶上子弹和弹片的呼啸。这场战斗很短暂，战斗结束后，一名医护兵赶来为我包扎伤口。我的膝盖处被迫击炮弹片击中，弹片似乎卡在了膝盖骨下。医护人员先把我送到了团救护站，随后又转送至师里的医疗机构。我又一次带着伤回家了。我可真够幸运的，这次的伤显然不会使我致残。

救护车把我送到了火车站，来到华沙待了几天后，又转到了德累斯顿附近的巴特尚道（Bad Schandau）。在这里，我给家里打了电话。从德累斯顿到莱比锡只有100公里，父亲和莉洛都来看望我了（妈妈留在家里照看生意，因为她知道我很快就会回家）。此时是1942年10月。

医生为我的膝盖拍摄了X光片，证实弹片卡在我的左膝盖，但他们不打算动手术将其取出，因为一旦实施手术，关节很难恢复到与原来一样，而且，他们觉得那块弹片不会造成太大的妨碍。于是，医生们为我的腿打上石膏，使我无法移动它。在德累斯顿待了1个星期后，我再一次被转到了莱比锡的医院，并在那里待到11月。经历了3次负伤后，我收到了一枚银质战伤勋章。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自己一直非常走运。许多军官和士兵在战火纷飞的俄国前线足足待了1年时间，有的甚至更长，可他们并未获得回家休假的机会。我两次负伤，两次都被送回家休养，甚至还另有一次被送回去上学。我从未像大批不幸的人那样长期待在前线参与作战。到目前为止，幸运女神一直在关照着我。

在家的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能与莉洛相会。一如既往，我等她下班，共进晚餐后一起去看电影、戏剧、歌剧或者是音乐会。我们觉得眼前的情况极不明确，无法对未来作出确切的计划。我们试着不那么严肃，不去想任何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只是刚刚买到的电影票，看望朋友以及好好享受。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享受这段美好的时光上，尽量试着忘记在俄国进行的战争。在这一点上，莉洛对我的帮助极大，因为她总是笑语不断，无忧无虑，此时的我需要的正是欢笑和快乐。尽管我很快又将重返前线参加战斗，但不到那一天，我们就不想谈论此事，不想让它破坏我们在一起时的气氛。

此刻的莉洛依然管理着她的摄影工作室，于是为我拍摄了一些身着中尉军装的照片，我戴上了自己所获得的勋章：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冬季作战奖章（为在俄国的第一个冬季而发），步兵突击章（为参与了步兵白刃战而发）以及银质战伤勋章（为3次负伤而发）。

正如前线缺乏兵员和装备一样，我们的后方几乎样样都缺，尤其是食物（肉类、咖啡、茶叶、巧克力等），现在的情况变得不太妙。早些时候，当战况有利于我们时，人们接受了物品的短缺，并没有抱怨——但现在，战事进展不太顺利，人们对物品短缺的怨恨加剧了。德国老百姓似乎多了点害怕和沮丧。

此时，在俄国的战事并不太明朗。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见，俄国人依然控制着战线后方庞大的领土，我们只是占领了这个国家西面的一小部分。虽然这一小部分是苏联最重要的部分，许多重要的工业企业都在这里，但在莫斯科附近，他们仍有许多工业设施，我们并未能夺取——俄国人已经将大批工业设施转移，迁到了乌拉尔山区，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到达的范围。我知道我们无法击败俄国。我亲身遭遇过他们新锐的西伯利亚部队，知道迅速结束这场战争的希望已经不复存在。情况变得越来越令人沮丧，特别是弗里茨的死，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在战斗中阵亡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我仍希望能看见这场战争顺利结束，这个想法可能和大多数德国人的想法相同。

1942年11月，趁着返回部队本部重新接受任务分配前，我跟妈妈一起去了布伦斯比特尔科格（Brunsbüttelkoog），那是我的出生地。她指给我看我出生时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我的叔叔拥有了我父亲在布伦斯比特尔科格起家时的生意。我仍模糊地记得船只穿过运河，在夜间鸣响雾笛的情形。妈妈和我独处的这一小段时光非常美好。弗里茨死后，妈妈一直牢牢地守着我，我知道她相信我会阵亡于前线。我也抱有同样的念头，所以我无法安慰她，但至少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待在一起，享受彼此的陪伴。

一天下午，我们来到了当地的一所商店。妈妈看见一条温暖的羊毛围巾，于是她买了下来。当我们走出商店来到人行道上时，她把围巾塞到了我手中。

“这条围巾是给你的。”妈妈说着，眼中噙满了泪水，她伸出双臂搂住了我的腰。我们站在那儿，紧紧地抱着对方，直到她眼中的泪水消退为止。

康复期结束后，我来到自己所在部队的本部报到，这才获知，最高统帅部的某位要人已经决定，让我帮着组建一所训练滑雪部队的学校，而不是返回原部队。我在波茨坦军校的成绩记录以及所获得的评价都证明我是个滑雪高手，而军方需要组建一个滑雪学校，于是有人开始整理文件并发现了我的名字。俄国的冬天需要士兵们携带着全套作战装备进行滑雪越野，这正是我被选中去组建一个滑雪学校的目的。所以，我的下一个任务是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开始为军方筹建一个滑雪学校。

我来到了长年覆盖着积雪的阿尔卑斯山，开始寻找适当的地点。有人告诉了我几个很好的地段，这几个地方我都去查看了一番，以确保有足够的空间让士兵们居住。我在阿尔卑斯山待了一两个星期后返回。

可是，当我来到部队本部呈交报告时才获悉，由于斯大林格勒急需增援，先前的命令已经改变。我得到的最新命令是：立即赶赴斯大林格勒，向保卢斯大将的第6集团军报到。

[1]“Panje”实际上是德国人对俄国农民的称呼，因此，“Panje”既可以是一种马匹的名称，也可以理解为当地的农用马。

第十八章

1942年12月17日，我收拾好行装，搭上了开往罗斯托夫（Rostov）的火车，这座城市位于斯大林格勒附近，我将在那里获得具体的分配。这列火车实际上是一列补给车，附带了几节旅客车厢——这是进出斯大林格勒地区的火车的标准模式。

我们在基辅临时停车一天，这儿是是乌克兰的首府，一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尽管已被战火毁坏，但它作为一座城市仍在运转，市内居住着不少俄国平民。市内的歌剧院照常演出，当晚我便去看了歌剧。台上的演员都是俄国人，而台下的观众大多是德国人。

圣诞夜，在基辅驶往罗斯托夫的火车上，我们穿过了亚速海。这列缓慢行驶的补给列车挂着几节旅客车厢，我跟一群同样赶赴斯大林格勒的军官们坐在一节车厢内。每个人都知道斯大林格勒的战事非常激烈，我们将进入一个极其危险的状况中，但究竟有多糟糕，我们并不知道，因为真实情况从未向公众公布过。车外的温度已经零下好多度，极为寒冷。一轮明月下，冰冻的亚速海在寒冷微蓝的夜色如在沙漠中般呈现出海市蜃楼，这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绘画，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地理位置。在内心里，我想象着骑着骆驼的三贤者，在漆黑的夜空中一颗明亮的白星的指引下穿过亚速海。现实把我从梦境中惊醒，月光下这片冰冻的美景，透露出与我在莫斯科郊外冰冷的草原上所遇到的同样的寒冷。这两者都是美丽却又无情的杀手。我离开车窗，来到温暖的旅客车厢内，跟着其他军官们唱起了圣诞颂歌。

1942年圣诞节那天，我到达了罗斯托夫，这是一座古老的俄罗斯城市，但没有基辅那么大。尽管这座城市已被战火毁坏，但它依然保持着不错的外形。在火车站，有人建议我到罗斯托夫要塞防御指挥部报到。于是我在那里向参谋长海森贝格上校报了到，他40来岁，高高的个子，面容憔悴。

“恐怕您不得不在这里待上一阵子了。”他语气忧郁地说道，“俄国人包围了第6集团军，车辆已经无法从这里开过去了。现在唯一的通道是空运，但天气太糟糕，除了那些为斯大林格勒运送弹药并把伤员运出的飞机外，其他的飞机都已无法起飞。”

“明白了，上校先生。”我回答道。

“等气候好转后，您再搭乘飞机进入斯大林格勒。在此期间，您可以帮我处理一些参谋业务。罗斯托夫要塞司令命令将第6集团军每天发给‘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的报告进行汇总摘录。我实在没时间做这个，所以我需要一个助手。我希望您对书写报告很拿手。”

海森贝格为我安排了住处，然后我来到罗斯托夫要塞防御指挥部的作战处，开始为他工作。我们的办公室位于一座行政大楼内，过去这里肯定是共产党的总部，因为屋内的设施非常精美——其中的某些物品到目前为止我在俄国还从未见过。

我们收到了第6集团军发给“南方”集团军群的所有报告，随时掌握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对罗斯托夫要塞指挥部来说非常重要。顿河流经罗斯托夫进入亚速海，而伏尔加河则穿过斯大林格勒。我们原先的计划是守住相距150公里的顿河和伏尔加河，并在这两条河流之间建立起一道加强的防线，以保护高加索地区免遭苏军的反击，而高加索山区的油田也将得到确保。可是，如果我们不能攻占斯大林格勒，这一计划就不得不放弃。倘若我们拿不下斯大林格勒，罗斯托夫以及它在顿河上的桥梁将成为我们从高加索地区后撤的关键——此刻，随着时间的流逝，斯大林格勒的状况越来越危急。罗斯托夫已经被宣布为要塞（政府用这个词来形容一座城市，指的是在任何情况下，该城的守军都不许后撤），因为它既是通往高加索地区唯一一条补给线的关键，也是德国军队逃离高加索地区的唯一通道。

尽管我并不期盼着赶赴斯大林格勒并投入到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中，但我得到的命令却是去那里。我每天都查询机场的情况，看是否能搭上一架飞机，但天气一直很恶劣。终于，1943年1月1日时，天空变得晴朗起来，非常适合飞行。我赶到了机场，确信自己当天肯定能搭上一架飞机，却被告知刚刚送达了从柏林发来的元首令，希特勒下令不许再向斯大林格勒派送更多的部队。政府终于意识到那里的情况已经毫无希望——我再一次死里逃生。

因为无法去斯大林格勒，我被编入了罗斯托夫要塞防御指挥部的参谋部。显然，我已经适应了这份工作。我搬进了自己的新宿舍，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在罗斯托夫，有许多俄国平民为德国军队做事情，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与他们为苏军所干的完全一样——主要是卫生清洁以及其他一些琐碎的活儿。在那些为我们干活的俄国人中，我遇到了一位受过教育，会说德语的俄国妇女。一天晚上，我工作到很晚，专心致志地准备着作战报告，结果忘记了时间，完全没有意识到已经有多晚了，直到一位清洁女工出现在我办公室敞开的门前。

“对不起，”她用德语说道，“我不知道还有人在这儿。”

“您会说德语？”我惊讶地问道。

“是的，”她回答道，“是在大学里学的，”她看起来30岁出头，微微有点发胖，一头金发被编成了辫子，蓝色的眼睛，脸上带着浅笑。

“那么，我猜您过去并不是一位清洁工。”我说道。过去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试着与当地人进行接触，她的出现似乎为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我是一名教师。”她耸了耸肩膀，说道，“可学校关门了。我得活下去，所以什么活儿我都得干。”

她名叫奥尔佳·马林科夫，我跟她谈论起苏联的生活状况。显然，共产党政府已经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最细微的部分中，并安插了大批特务，以至于老百姓们根本不敢相信任何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任何最轻微的意见都会被理解为对政府的批评，遭到逮捕并被送至劳改营关上几年。显然，她已经不再热爱她的政府，但她似乎对最终是我们还是苏联赢得这场战争不感兴趣，这使我觉得好奇。

“不管怎么说，共产党人总归是俄罗斯人。”面对我的质疑，她这样答道，“我不认为德国法西斯会干得更好。”

通过与她的几次谈话，我猜到苏联人的生活严峻得可怕，甚至对那些非农村居民来说亦是如此。但奥尔佳态度坚决地拒绝相信其他国家的人会过得更好些。

第6集团军发给“南方”集团军群的每日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他们每天阵亡的人数、负伤的人数、弹药补给量、食物补给量以及武器补给量。报告中还指出了各部队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们所面对的各种类型的战斗（大炮、坦克、轻武器等等）。我们在地图上可以了解到战斗的态势，他们的报告构成了一幅极其严峻的画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糟糕。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如果我进入斯大林格勒，结局只能是被打死或被俘。很明显，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此刻已经无处逃生。他们的报告表明，包围圈内每天的食物和弹药补给日益减少，而伤亡却越来越大。第6集团军终于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他们的伤员已经无法被送出。希特勒下达的命令是坚持到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不许后撤或重组，这显然将导致一场极其悲惨的结局。

由于这些报告同样会被送交希特勒，所以他们的措辞非常小心。他们从未说过形势已经无望，以免被扣上“失败主义”的大帽子。一名军官绝不能说一切都完了，他打算投降；他所能做的只有将实情上报，让事实自己来说话。把我们的军队留在斯大林格勒，既无法救援他们，又不许他们自行突围，这简直是愚蠢透顶。但他们得到的命令是留在斯大林格勒，于是他们留了下来。我得到的命令是赶去加入第6集团军，我本应该进入斯大林格勒，但由于恶劣气候的关系而受阻。这些愚蠢至极的军事错误无疑要归咎于希特勒本人——他从未接受过超出三等兵军衔的军事训练或战斗经历，但他却接管了德国陆军的日常指挥工作。但是，根据戈培尔博士的宣传，我们被认为是“优等民族”，而俄国人——他们很明智地让将领们自己指挥军队——却是“劣等民族”。这种说法越来越令人生厌。

苏军本应该在包围了第6集团军后将其绕开，让该集团军自生自灭，然后推进至罗斯托夫，切断高加索德军的退路。在以后的战役中，他们会这样做的。但当时他们没有采取这种打法，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做到这一点[1]。

作为罗斯托夫要塞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我帮着制订了将我们的军队撤出高加索山区，退至乌克兰的计划。我们的工作是抢在苏军夺取罗斯托夫并切断高加索地区德军唯一的退路前，将我们的部队成功撤出。不过说实话，我们的部队能从高加索地区全身而退，唯一的原因是当时的亚速海已经冻得非常牢固，除了最重型的坦克外，其他的人员和装备都可以踏着冰面而行。否则，仅凭200米宽的顿河河面上仅有的两三座桥梁，想让我们的部队有序地撤过顿河是不可能做到的。

帮着拟定这些代表着失败的计划，再加上每天都要阅读来自斯大林格勒的报告，这令人非常沮丧。我们对其他战线的情况并没有确切的了解，因为政府向来是报喜不报忧；但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正是德军的主要战线，而目前，这条战线正在吃败仗。从1936年进占莱茵兰到1941年杀至莫斯科郊外，经历了那么多军事胜利后，此刻却带着一种陌生和不祥的无助，感知到我们正处在一场灾难性惨败的痛苦边缘。看着如此优秀的一支正规军队由于一个毫无军事素养和经验的人胡乱指挥而被白白消耗，我的荣誉感大受打击。不过，此时的战火离德国还很远，我们依然希望——也许可以说是绝望——情况会变好些。但是，希特勒不许我们的部队后撤。对这种冷酷而又愚蠢的命令，我和军队里的许多人一样，感到越来越不满。

这段时间里我本应一直待在罗斯托夫，直到我们的部队撤出高加索，罗斯托夫遭到苏军进攻为止。但上天再一次插手干预了我的命运。1943年2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去上班时被告知，海森贝格上校想见我。当我向他报告时，他面带微笑地回了军礼，这在他是非常罕见的。

“早上好，克纳佩上尉，”他说道，“恭喜。您不仅被晋升为上尉，而且还要调您去法国，帮助重建和训练新的第6集团军。”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一次，我获得了命运女神的垂青：在这关键时刻，在苏军进攻并夺取罗斯托夫前，我绝境重生了。

第二天，我告别了海森贝格上校以及那些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僚，踏上了返回德国的列车。罗斯托夫和德国之间定期有火车往返，送来补给物资，运走伤员和休假者。我首先回到阿尔滕堡向部队本部报到。

1943年2月17日，当我来到阿尔滕堡报到时，自动获得了3周的“东线服役”休假，尽管我在罗斯托夫只待了几个星期。我返回了莱比锡，到家时刚好听见广播里宣布——前奏是葬礼进行曲——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军队“英勇地战至最后一颗子弹”。这么大的一场灾难根本无法掩盖，于是政府被迫宣布了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我们的政府不断试图误导我们，并对我们隐瞒真相，大家对此越来越不满。

对我们来说，斯大林格勒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也有一些较小的“斯大林格勒”，这些灾难都是出自希特勒愚蠢透顶的命令，他要求“不得后退”并“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哪怕这意味着大批德国的年轻人遭到屠杀，他也不允许部队明智地后撤，进行重组后再战。这种绝望的战斗越来越多，苏军也越来越频繁地突破我们的防线，我们的损失与日俱增。除了越来越多的战斗伤亡，还有大批德军士兵被苏军俘虏。例如早些时候，德国的一支军级部队遭到包围，连人员带装备全部损失殆尽。一段时间以来，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但是，第6集团军覆灭于斯大林格勒，“南方”集团军群[2]撤出高加索山区，这一切让我痛苦地意识到，我们无法击败苏联。戈培尔的宣传机构继续粉饰着一切，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我们已经无法赢得这场对俄战争。我们现在不得不放弃乌克兰这个富饶的产粮区以及高加索的油田，失去了这些，我们根本没有胜算。尽管如此，此时的我们还是不能想象俄国人能侵入德国。我们依然掌握着优势，哪怕是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后亦是如此！

由于斯大林格勒的失败，我的假期过得不像以前那么愉快。德国举行了哀悼仪式。现在，已经不再允许在公众场合跳舞，我和莉洛也减少了去剧场和音乐会的次数。我们到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滑雪，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广播中不断传来的令人沮丧的消息以及葬礼进行曲。在这苦涩而又严峻的时刻，经历了那些抑郁的新闻后，我们发现山里的空气、蓝天，以及洁白的雪依然让人心静神爽。

莉洛和我决定，等我下次休假时，我们就结婚。这场战争显然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我们决定不再等下去了。

[1]二战结束后一直颇有争议的两个问题是，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是否应该突围，突围能否成功。实际上，第6集团军坚守斯大林格勒，拖住了大批苏军部队，一旦该集团军撤离——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高加索地区的A集团军群将遭遇没顶之灾。另外，第6集团军的许多将领，包括保卢斯在内，对已经筋疲力尽的部队是否具备突围能力持极大的怀疑。他们的疑虑也使希特勒下定了坚守的决心，毕竟，1941年的冬季，希特勒的坚守令曾使莫斯科城下的德军免遭没顶之灾。

[2]应为A集团军群

第十九章

在赶赴法国新的工作岗位的途中，我又在巴黎逗留了一天。我再次饱览了巴黎的风光，但这次我坐电梯登上了艾菲尔铁塔，而没有爬楼梯。这座城市没能像上次那样给我以愉悦感。我没有太大的热情，也许是因为自己年长了些，也许是因为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毫无意义的失败。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经历，对我这个年纪来说太多了吗？我才26岁，就年龄而言当然尚属年轻。但在目睹了那么多死亡和当前的失败后，我不再觉得自己还是个年轻人。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对巴黎的美景作出相应的反应。

我被派到布列塔尼省（Brittany）坎佩尔镇（Quimper）附近的一个村落，我们将在这里重建第6集团军。坎佩尔镇靠近大西洋海岸和大西洋壁垒，它们守卫着法国沿岸，防止盟军从英国发起入侵。

我向我的新营长尼基施少校报到。他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负伤，在第6集团军最终投降前被送回德国疗伤。他对摆在我们面前的训练任务极为认真，因为他确信，只要我们的新兵们得到了充分的训练，我们就将返回俄国重新参加战斗。

分派我指挥的是第94步兵师第194团[1]第3营第9连，我们连的新军士长瑙曼已经到达，我和他开始为人员和马匹的到来做好相应的准备。不久，我的射击指挥官迪斯滕贝格少尉和前沿观测官奥伊林格少尉也赶到了。随着人员、马匹以及装备的运抵，我们4个忙得不可开交。在我全力融合这支新连队时，我在俄国离开的老连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拉默斯、眉毛挤在一起的博尔特、我们的兽医、我们的铁匠……也许他们现在都已经阵亡了。在持续的战斗中，一个人能生存多久呢？

派给我们的新兵中，10%是过去第6集团军的老兵，他们是在第6集团军投降前因伤离开斯大林格勒或是返回德国休假的士兵。其他人都是新兵。幸运的是，迪斯滕贝格、奥伊林格和瑙曼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有了他们的帮助，我的工作便容易了许多。我们4个对即将到来的工作都很熟悉，并为此做好了准备。

我们用第6集团军的老兵们揉和并训练那些新兵。因为我们预计只要新兵们做好了准备，部队就将开赴俄国前线，所以我们都很重视自己的工作，希望重返俄国时率领的是一支经过良好训练的部队。每日、每周的训练计划与我们在普劳恩训练炮手、驭手以及通信人员时很类似。清晨5点，驭手们开始训练；6点，其他人员也投入训练。我们向新兵们传授了他们必须掌握的知识，老兵们同样要再训练一次，因为他们必须学会团队合作，而我们必须把连队打造成一支有凝聚力的部队。我们只能教给新兵们一些技术和技巧，并希望他们当中的老兵能教会他们如何应付战斗中可能面临的状况。除了常规训练外，我们的另一个任务是：一旦盟军从英国发起对大西洋壁垒的入侵，我们就将实施增援。因此，我们将士兵们的耐力训练推到了一个极限。

迄今为止，坎佩尔地区尚未遭受过战火。我不认为这里曾经驻扎过什么军队，所以，部队的出现对当地人来说是件新鲜事。距离海岸不远处便是大西洋壁垒的防御工事，以及圣纳泽尔（St. Nazaire）和洛里昂（Lorient）的德国潜艇基地。这些地区都已遭受过盟军的轰炸，坎佩尔地区的居民看见过轰炸机从头上飞过，也听见过轰炸声，但他们从未直接体验过战争的残暴。

某个周末，我参观了大西洋壁垒以及洛里昂的潜艇基地。潜艇停泊在暗堡似的建筑中，海军们称之为“潜艇修理坞”，巨大的拦阻气球固定在这些船坞的上空，以抵御低空飞行的敌机（敌人的飞机可以将气球击毁，但这样做的同时，他们自身很容易被地面防空火力击落）。盟军轰炸机从高空对这些潜艇船坞进行过多次轰炸，但收效不大。很明显，如果他们能从低空实施轰炸，结果将会大为不同。

布列塔尼是个美丽的地方，村庄也很漂亮。我们从事着自己的工作，训练部队，一天又一天。我能想出的任何东西，当地人都不缺。他们自给自足，同时也很高兴向我们兜售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西线的一切似乎都很平静，于是我申请了休假，以便回家结婚。我的申请获得了批准，我和莉洛的家人们开始为我们筹备婚事。在当时的德国，举行正式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在新娘和新郎的亲朋好友间会举办一场庆祝会。赶到莱比锡参加婚礼的来宾们，会把带来的旧盘子砸在地上，以此来表示好运气——这些碎片将由准新娘打扫干净。

可是，就在我准备离开部队时，某地发生了紧急情况，所有的休假都被取消。最糟糕的是，我无法给莉洛打电话或发电报，因为一切都是保密的。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他们继续举办了婚礼前夜的聚会，并准确地猜到了出于军事原因，我的休假被取消，而我又无法通知他们。

10天后，休假的限制被取消了，我和莉洛再次计划了婚礼。这一次，我没有失约。当我回到家里时，莉洛容光焕发，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她，尤其是当她穿上婚纱时。我们的婚礼先进行了民间仪式，然后又到教堂举办正式仪式。教堂仪式在莱比锡一座历史悠久的托马斯教堂内举行，马丁·路德曾在这里进行了他的首次布道，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曾在这里接受洗礼，也正是在这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弹奏了27年管风琴，并创作了他的大部分音乐作品。莉洛穿着美丽的婚纱，而我则穿着全套军礼服，佩带着军官佩剑。驻扎在莱比锡的步兵团为我们提供了一辆马车，把我们拉到教堂，然后又把我们拉到酒店的婚宴现场。我们没去任何地方度蜜月，时间上实在来不及。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已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对方。

时间过得很快，我不得不返回法国继续投入到训练工作中。与莉洛分别时的告别语和过去不同，因为她现在是我的妻子，但这次我不会很快从战场上归来了。

1943年6月，经过3个多月的强化训练后，新组建的第6集团军中较大的部队举行了战地演习，目的是对盟军的滩头登陆实施防御。隆美尔赶来视察了这次演习。这是我自波茨坦军校毕业后第一次看见这位旧时的教官，但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

1943年7月，战地演习结束后，我得到了3周的休假。莉洛已经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急着想见到她。她看上去容光焕发，依然那么美丽，那么快乐。再一次，我们一同去看电影、听音乐会、参加聚会，这一切只是为了能让我们相聚的短暂时光过得快乐些。

一天晚上，我跟莉洛去听音乐会，妈妈派人来找我，让我赶紧回家，父亲的心脏病发作了。等我赶到家中时，他已经去世了。父亲去世时年仅58岁，他的心脏出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认为弗里茨的死加速了父亲的去世。每天看着弗里茨遭受的痛苦，这种情况持续了7个月之久，这对他是个可怕的伤害，我相信这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这种经历所造成的情感创伤是永久性的，另外，他几乎可以肯定，自己唯一剩下的儿子也将在战争中阵亡，这又给他增添了额外的精神负担。1943年7月时，他的心脏终于无法承受下去了。

从1943年3月中旬至8月中旬，我在坎佩尔待了5个月，然后，我们接到了开拔令。

[1]第194团隶属于第94步兵师的炮兵团。

第二十章

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到八月时，那里的情况看起来对我们不太妙。我所在的师从第6集团军脱离出来，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奉命赶赴意大利。我们在坎佩尔登上火车。经验不足的士兵们将那些因惊恐不已而停步不前的马匹赶上火车，这一过程与过去同样困难。但是，我们设法克服了这些问题，然后坐火车从坎佩尔赶至萨瓦省（Savoy）的莫达讷（Modane），这里位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交界处。我们在莫达讷车站下车，随后赶往阿尔卑斯山脚下，我们将在那里宿营过夜。黄昏过后不久，我奉命到营长尼基施少校的帐篷中报到。我进去后才发现，另外两位连长也在场。

“诸位，我们将翻过阿尔卑斯山。”尼基施少校说道，“上级认为，意大利游击队很可能在铁路隧道中布设了地雷，等我们的列车驶入隧道便引爆，这种风险太大了。他们觉得更为谨慎的做法是在露天翻越阿尔卑斯山，这样，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还可以保护自己。”

这将是个惊人的壮举！我回到自己的帐篷中，叫来了迪斯滕贝格少尉和奥伊林格少尉，简单地把情况告诉了他们。看来，我们要沿着汉尼拔和他的大象们曾走过的道路翻越阿尔卑斯山了。我们的马匹将不得不拖上沉重的大炮以及满载着弹药的大车。我们将徒步赶至塞尼山（Mont Cenis）山顶的隘口，然后从另一侧下山，进入意大利。塞尼山隘口的海拔约为2100米，路程大约为28公里。对我们的马匹和相关的每一个人而言，这显然是个艰巨的任务。

第二天早晨5点，我起床检查出发的准备工作。我们在6点出发，开始了赶往隘口的艰苦攀登。当然，我们没有骑马，也没有坐在大车上，而是牵着马匹徒步前进。我们沿着一条现代的道路行进，但不时地能看见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所使用的那条罗马时期的道路，因为那条古老的道路常常与我们所走的道路相平行。

套着缰绳的马匹吃力地拉着身后的重物上山。好在道路经过了铺砌，车轮在上面转动起来比较轻松，如果是崎岖的地形，我想我们顺利翻越这座山脉的机会将非常渺茫。每隔30分钟我们便停下歇上一会儿，而不像过去那样隔一小时再休息。天气非常好，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天色明亮。这片地区也很美丽，在我们四周都是高耸的山峰。但对我们的马匹来说，拉着沉重的货物攀登陡峭的山峰是个极其艰巨的活儿。经过9个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隘口和意大利边界。

我们在一个湖水清澈的小湖边停下，给我们的马匹喂水喂料并休息两小时，我们随后将从另一侧下山。能把这些大炮和装备顺利地拖到山顶的隘口处，我们都认为这在精神上是个胜利。站在隘口处，我们能完整地看见山峰的另一侧，曲折蜿蜒的道路，U形转弯以及流淌着的清澈溪流。

我们知道，下山同样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会比上山要轻松和快速些，但却更加危险。特别是对马匹们来说，这既困难又危险。虽然我们的大炮和大车上都有刹车，但这种刹车装置很原始，只是用木块摩擦车轮而已。这种刹车在下陡坡时不仅不太有效，磨损得还很快。尽管6匹马牵引的车组中，后面的两匹马能挡住车辆，但如果大车的全部重量压上来，它们是撑不了太久的，它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挡住大车。

下山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段紧张的旅程，因为我们都很清楚这其中的危险。等我们到达山底后，这场翻越阿尔卑斯山之旅成了我们每个人迄今为止所经历过的最为吃力的一次行军。到达山底时，天色早已变黑，我们在意大利小镇苏萨（Susa）附近一处树木环绕的草地上安营扎寨。一条小溪穿过这片草地，驭手们牵着马匹来到溪流处，让它们饮水并为它们洗刷身子。这一晚，我们连的180名士兵和165匹马都累得筋疲力尽。大约在午夜前，我们各自倒在帐篷中，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在苏萨停留了一天，以便让肌肉酸痛的人员和马匹好好休息一下。士兵们在小溪边洗衣服，给家里写信。这里的气候非常宜人，睡在帐篷中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闷热。

与此同时，安排给我们师的火车已经准备妥当，第二天，我们在苏萨登上火车，赶赴皮亚琴察（Piacenza）。我们在亚历山德里亚（Alessandria）下车，步行赶往皮亚琴察。波河穿过皮亚琴察，而波河上的几座桥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桥梁，以便将补给物资运送给意大利南部的部队。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这些桥梁的安全。守卫桥梁的是意大利士兵，而我们被派驻到那里是一项预防措施，防止意大利人背弃我们并从战争中脱身。我们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因为这会将整个南欧暴露在盟军的攻击下。

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在我们前面到达了，所有的部队都分到了住宿地。我们连被分派到皮亚琴察郊外的一个村落中。最初几天，我们在野外搭帐篷露宿。皮亚琴察附近的部队包括一个步兵团和我们这个炮兵营。师里的其他部队驻扎在波河上其他桥梁的附近。过了几天，我们从帐篷搬进了永久性的住房中。我们还配发了隆美尔的非洲军所穿戴的卡其军装，以替换原来的“原野灰”制服（北非已经失陷，这种军装现在被用于意大利）。

皮亚琴察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城市，这里的城堡带有典型的意大利中世纪风格。由于桥梁的重要性，这座城市在几个世纪中不断得到加强。与意大利最古老的城市一样，皮亚琴察有许多拱门，镇中心还有一个供当地居民集会的广场。

我们在皮亚琴察地区只待了一两个星期，因为某天夜里我们接到命令说，意大利新政府正计划与盟军和谈，然后加入反对德国的战争。因此，我们必须当机立断，趁意大利军队尚未动手时解除他们的武装。我们原计划在第二天早晨举行炮兵演习，我们的炮兵营已经邀请了驻皮亚琴察意军炮兵团所有的军官前来观看这次演习。我们曾出席过他们举行的一些演习，现在做出这种回请是很正常的。可眼下，等他们明天早晨前来观看我们的演习时，我们不得不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将他们作为战俘扣押。这是一项很麻烦的任务，没人愿意这么做。我们希望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在德军将领的指挥下在北非作战，甚至获得过铁十字勋章。我们私下里觉得，执行这种命令无疑是一种背叛行径，可我们接到了命令，而且必须加以执行。

第二天早晨，搭载着意大利军官的大巴车开来了，车上有三十余名意军军官。我们抱歉地告诉他们，我们接到了命令，必须解除他们和其他意大利军队的武装。就这样，意大利炮兵团的主要军官都落入了我们的手中。我们的步兵团在皮亚琴察附近进入了阵地，而我们连位于一两公里外。

可是，在此期间，其他的意大利军队也已接到了命令，不许我们解除他们的武装。于是，当我们的步兵靠近时，他们开火了。我们的步兵撤了回来，要求提供炮火支援。接着，几辆意军的装甲车气势汹汹地朝着我们驶来，他们显然误以为我们步兵的退却是一场撤退。我们的步兵们朝着他们开火，于是，这几辆装甲车转身逃离。看起来好像我们会以武力夺取皮亚琴察镇，尽管居民们仍在镇内，我们希望尽可能地避免平民的伤亡。于是，步兵营营长和我决定，对皮亚琴察镇的中心广场来一轮齐射，以此让他们明白，如果我们不得不通过武力夺取该镇的话，这座城市将会遭到怎样的结果。广场上空无一人，因为居民们都知道，战斗随时可能爆发，所以他们都待在家里。如果我们发起攻击，意大利军队根本没办法挡住我们，因为他们缺乏炮火支援——他们的大炮没有就位，主要的炮兵军官都在我们手中。

我调整好大炮，对准皮亚琴察的广场打了一个4发炮弹的齐射。然后我们停下等待。20分钟后，一辆挎斗摩托车朝着我们驶来，边斗里坐着一名高级官员，手里挥舞着一面白旗，他代表皮亚琴察镇向我们投降。火炮的齐射说服了他们，抵抗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把意军士兵监禁在他们的军营中，随后，我们的步兵接管了波河上的桥梁。

解除意军武装的工作并不都像皮亚琴察镇这么顺利。在热那亚（Genoa）和萨沃纳（Savona），负责军事行动的是意大利海军，他们拒绝了和平的提议，结果，这两座城市被我军武力夺取，双方都遭受了一定的损失。我们师在热那亚地区参加了战斗，步兵们搭乘卡车，推进得很快，我们这些炮兵紧随其后，但这里毕竟是山地国家，等我们这些炮兵赶到热那亚时，战斗已经结束。解除意军武装的行动仅仅持续了几天的时间。

在意大利，用马匹拖曳大炮非常困难，主要原因是山路崎岖以及气候炎热。于是，我接管了意大利机械化炮兵连的车辆，就这样，我们第一次实现了全机械化。在意大利的德国军队现在已经达到了100%机械化的程度；在俄国前线，这一比例只有25%；而在法国，这个比例大约为60%。经历了这些年马拉大炮的日子后，我们终于实现了机械化，这简直就像是脱胎换骨。马匹时代，我们每个人，甚至包括炮手，必须时时留意照料马匹——喂料、喂水、刷洗以及其他一些方式；可现在，我们只需把机械化车辆停好，抽出钥匙，把它们丢在那儿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些马匹留给意大利当地的农民，付钱给他们，请他们帮着照料，直到它们被送回德国为止。在军队里待了七年后，我的机械化炮兵梦终于实现了。

热那亚的战斗结束后，我们开始在意大利执行占领任务。师里为每个单位划分了各自的占领地。我们连被派至意大利滨海地区（Riviera），这片地域大约有75公里长。这片地区的管理职责由我们连和一个配备了摩托车的骑兵营共同承担，该营营长是奥托·贝洛夫上尉。

我们的任务是防止盟军在意大利滨海地区登陆。意大利人在山腰处部署了大炮，我们接管了他们的大炮，并把我们的火炮也加了进去。这使我们的火炮数量达到了营级规模，而不再是一个连，尽管操纵火炮的人数没有增加。不过，与盟军战舰上的大炮数量相比，我们绝对处于劣势。一旦他们在此登陆，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实力能阻挡他们太长时间，但我们身后的阿尔卑斯山却是一道天然屏障。阿尔卑斯山上所有的桥梁、隘口以及隧道，都已被意大利军队布设了地雷，如果盟军登陆，而我们又无力阻挡的话，引爆这些地雷也将是我们的职责之一。

我们所负责的这片意大利滨海地区，从法国边境处的凡提米利亚（Ventimiglia）一直延伸至萨沃纳（这里是一处海军军港），位于中间的因佩里亚（Imperia）向后剧烈凹陷。我负责炮兵，贝洛夫上尉负责步兵。我选中因佩里亚作为自己的指挥部，而贝洛夫选择了附近的另一个村庄。在因佩里亚，我将军部设在一栋被遗弃的漂亮别墅里，据说这栋别墅属于墨索里尼一个名叫法拉维利的朋友。有人告诉我，别墅的主人现在住在山里的另一栋别墅里。

这栋俯瞰着地中海的别墅，横跨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大约有25个房间。浴室里有淡水和海水，我可以自己选择用哪种水来沐浴。我跟我的勤务兵以及一名摩托车传令兵住在这栋别墅中，在附近我还有一间办公室。

驻扎在因佩里亚是我在战争期间执行过的最愉快的军事任务，因为我们防备的是一场在理论上可能，但在事实上又不太可能发生的入侵。除了熟悉了解意大利的火炮和弹药外，我们几乎无事可做。过去最让我们感到麻烦的是马匹，自从不再需要我们照料它们后，生活变得轻松多了。有一次，贝洛夫和我甚至换上便衣（因为蒙特卡洛在战时保持中立），驱车前往蒙特卡洛的赌场赌博。我们又从摩纳哥前往尼斯游览，然后才返回因佩里亚。

我们在因佩里亚的逍遥日子并不太长。1943年9月，盟军在萨勒诺（Salerno）登陆，指挥地中海地区所有德军部队的凯塞林元帅决定将我们调至罗马南部，加入横跨意大利靴部的纵深防线，他的这一决定显然是基于对盟军无法同时入侵萨勒诺和意大利北部的假设。我们接到了命令，在清晨6点30分登上了火车，我们很快就发现，将机械化装备运上火车远比装运马匹来得更加轻松。我们再次经过了皮亚琴察，并穿过了罗马的郊区。

这道防线被称为“古斯塔夫”防线，分配给我们师的是那不勒斯北面的一部分，另外两个师掌管了这条防线的其他地段。我们在瓦莱尔提（Vallerti）下车，像往常那样，步行完最后几公里路程。我们进入了既设防线，这里距离前线仍有95公里之遥。我们的防线穿过了卡斯特尔福泰镇（Castelforte），由于这座镇子很容易成为明显的目标，所以我们避开了该镇，在该镇南面的山上设置了阵地。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便是让自己熟悉这片地区以及这里的地形。我们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一旦那些坚守前沿阵地（此时的前线位于那不勒斯附近）的步兵们支持不住，他们便可以撤回到我们的既设防线后方。盟军赶到后，他们将面对新锐而又得到充分休息的德军步兵，这些步兵守卫着一道纵深配置的既设防线，熟悉这一地形而且了解该地区所有可能的目标点的炮兵将为他们提供支援。我们守卫这道防线时，那些撤至防线后方的德军士兵将得到充分的休息，并担当预备队。对后撤中的部队来说，让他们停下脚步转身再次迎战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敌人逼得很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让撤退中的我方军队通过我们的防线，然后封闭防线，挡住追击中的敌人。我们有整整一个军，3个师守卫着防线，另一个师担当预备队。我们师守卫的那段防线与地中海的第勒尼安（Tyrrhenian）相接，另一个师位于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地区的中间，第三个师守卫着与亚得里亚海毗邻的防线。

我们每天都忙着查看自己的防御地带。步兵们必须仔细检查防区内的每一条河流和沟壑，布置下前哨防线，并挖掘好战壕和散兵坑，而我必须为炮火支援设立起“可能目标”区。我跟着步兵们穿过这片区域，了解他们打算如何实施防御。然后，我会设置好相应的目标。由于战火仍停滞在南面，所以我们尚有时间准备这一切。我们所在的是一个多山的国家，防御起来比较容易，敌人的坦克几乎派不上什么用场，基本上，他们对我们实施攻击只能依靠步行。

等我们了解了这片地域并进入防线后，我们所做的仅仅是等待着战斗的到来。步兵们挖掘了战壕，我们的大炮摆放在一座小山脊后的橘林中，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当地的气候非常宜人，从我们这里可以望见维苏威火山。等待期间，只要我们想，随时可以从橘林的橘树上摘橘子吃。当地村庄的妇女们会到我们阵地附近的小溪中洗衣服。我们觉得，再过两三个星期，战火便会蔓延至我们这里。

1943年11月19日，我接到了一封电报，莉洛在11月12日生下了我们的儿子克劳斯·于尔根。电报里还说，经历了一场可怕的空袭后，莉洛不得不带着孩子逃离了莱比锡，目前，孩子在不伦瑞克的一所儿童医院里，条件很差。由于此时的前线一切平静，我获准回家去看看莉洛和孩子。离开时，我带了满满一箱橘子和一只火鸡，这些东西目前在德国很少能见到。

当我到达莱比锡时，被盟军空袭所造成的破坏惊呆了。被毁坏的莱比锡与我刚刚离开且完好无损的罗马城所形成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由于我必须在莱比锡换车才能赶至布兰肯堡（Blankenburg），莉洛住在布兰肯堡她叔叔家里。于是我先回家看望了妈妈，换上件便装，留了些橘子给她，然后我便带着剩下的橘子和那只火鸡转车赶往布兰肯堡。

当莉洛看见我后，扑入我的怀中，失声痛哭起来。然后，她把克劳斯的情况告诉了我。克劳斯在一所小型私人医院出生后没几天，莱比锡便遭到了战争爆发以来最严重的轰炸，因为莱比锡是铁路中心，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盟军使用了燃烧弹，莱比锡市的大片地区被烧毁。莉洛和克劳斯所在的医院也被燃烧弹击中，并起火燃烧。莉洛带着克劳斯躲在地下室里，其他人则试着将外面的火扑灭。他们成功地扑灭了大火，但医院的电力和水源全部中断——不光是医院，莱比锡市内大部分地区都一样。医院里没有电没有水，在这里完全没办法维持生计。莉洛也没办法喂养克劳斯，因为根本没有牛奶，莉洛自己也被感染了，无法用母乳喂他。显然，她必须带着克劳斯离开这座城市，否则克劳斯肯定会死掉。她的母亲建议他们去哈尔茨山区的布兰肯堡，莉洛的叔叔住在那里。

搭火车赶往布兰肯堡通常需要4个小时，这次却超过了24个小时。不光是因为盟军的轰炸打乱了铁路秩序并损坏了铁轨，还因为大批莱比锡市民急着从市内疏散出去。整个旅程中，克劳斯既没有食物，火车内也没有暖气。等他们到达布兰肯堡时，克劳斯已经病了，莉洛知道，她不能把他留在布兰肯堡，必须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60公里外的不伦瑞克。她找了辆救护车，将克劳斯送到了一所儿童医院，路面都已结冰，这一路非常危险。

等他们赶到医院后，一位女医生为克劳斯做了检查。这个孩子几乎就要死了，医生也无法保证将他彻底治愈——他的体重比出生时轻了，尽管他还活着，但他也许只能再活几个星期，生还的可能并不大。最后，莉洛不得不把克劳斯留在医院，自己返回了布兰肯堡。她只能一个人承受这种可怕的折磨，直到把这一切告诉我为止。我安慰着她，心里默默地诅咒着这场给她和克劳斯造成伤害的战争。

我们搭火车从布兰肯堡赶往不伦瑞克，1944年1月8日，在那所儿童医院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儿子。他现在大约8周大，可他的体重严重不足，看起来很怕人。过去我从未见过初生婴儿，而我在图片上看见过的都是些身体健康且胖嘟嘟的婴儿。可眼前的克劳斯，又瘦又小，看上去病怏怏的，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在我返回意大利前，很幸运地为莉洛找了个容身之处。我们为她在一位医生的家中找了个房间住下（政府要求那些有多余房间的人，将房间出租给那些因轰炸而无处容身的居民），她的叔叔带着3个孩子住在布兰肯堡，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她不想去麻烦他们。克劳斯在医院里还要多住些日子，但他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在我离开前，他已经开始康复，尽管要让他看起来胖些、健康些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1944年1月24日，我动身返回意大利。途经莱比锡时，我再次看见了该市被烧毁和炸毁的区域。我知道，轰炸开始使民众士气低落。宣传上说，敌人的轰炸只会让德国人团结起来，并且坚定了他们奋战到底的决心。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憎恨那些对我们干了这一切的人。但敌人的轰炸确实也起到了打击我们士气的效果——特别是对工人们，他们得不到充足的睡眠和休息，因为夜里他们不得不躲到防空洞去。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让这一切赶紧结束。

火车到达佛罗伦萨车站后，我下了车。车站上几名德军军官指示着每一个身穿德军军装的旅客到车站的某个地方集合。美军已经在安齐奥（Anzio）登陆（德军将这一行动称为“内图诺桥头堡”战役，因为内图诺是登陆区的一个主要地段），我们所有的正规步兵师都被用于守卫防止盟军从萨勒诺登陆区向北推进的防线，根本没有可用的部队用于抵挡安齐奥的美军。因此，各个主要火车站都在招纳休假归来或伤愈的军事人员，由他们拼凑起一支临时部队去迟滞安齐奥—内图诺的美军，直至我们的正规步兵师被调来为止。作为一名军官，我被指派去附近的一座旅馆，等待下一步的指示。所有的军官都被审核一遍，以确定他们的作战经验。然后，我被派去指挥一个三连制步兵营，该营由受过步兵训练的空军和海军人员临时拼凑而成。

佛罗伦萨距离安齐奥大约370公里，我们先乘坐大巴车赶至罗马，然后转乘卡车完成剩下的路程。一些军官们在安齐奥等着我们，我们到达后，他们迅速指引我们进入已经建成的防御阵地。我的营被分派到位于登陆区东南侧的防区。我给属下的每一位连长指定了他们各自的防区，并保留了一些部队充当预备队，然后等着看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条防线大约有45公里长，呈半圆形，包围着美军的桥头堡。我们只有轻武器，没有坦克，没有大炮，甚至连机枪也没有；我们的士兵毫无作战经验，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在一起战斗过，指挥他们的军官也是陌生人，怎么说我们也算不上是一支有效的作战部队。在没有机枪、迫击炮、坦克和大炮的情况下，一旦美军发起进攻，我们将毫无胜算。但美国人并未发动攻击，他们只是在原地挖掘散兵坑。我们等待着他们发起进攻，而他们显然也在等候援兵的到来。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平静的战斗。我们看见他们的舰船漂浮在海上，船上升起了拦阻气球，以防止低空飞行的飞机对他们发起袭击。

两支军队就这样干坐着，相互看着对方。几天后，正规步兵师赶到了，将我们替换下来，我们这些杂牌军各自归队。我很庆幸美军的指挥官不是巴顿，因为在当时，一名积极进取的指挥官只需付出小小的努力便能夺取罗马。可是，一旦他们给了我们时间调集正规部队进入阵地，他们每往前迈出一步，都必将经过激烈的战斗。

返回连队的途中，当我接近古斯塔夫防线时，卡西诺附近战事正酣。在35公里外我便能听见重型火炮的轰鸣，听起来有点像远处传来的雷鸣声。再走近些，轻型火炮的射击声也能听见了。最后，当我继续靠近时，熟悉无比的战场声响传入了耳中，除了大炮的轰鸣，还夹杂着迫击炮弹的爆炸声，机枪的连射以及步枪的射击声。以前，在法国和俄国，这种持续的战场轰鸣已经成为我前线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这次却有些不同，我发现自己现在想的是：“噢，天哪，这种日复一日的战斗，又来了，真倒霉！”大概因为之前我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恐惧，过去我从未这样想过，也没有这种感觉。后来也再没出现这种念头。现在之所以出现，也许是因为我刚刚看过克劳斯，对生活的渴望比过去更加强烈，对生死的感觉也比过去更加敏锐；或许，也有我脱离战场一段时间的缘故；又或许，我预感到我们所进行的是一场必输无疑的战争。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次重返前线让我极为不安。

当我向营长尼基施少校报到时，他面带微笑地迎接了我。

“克纳佩，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问道。

“希望这场战争赶紧结束，”我不耐烦地回答道。

“战争结束后呢？”他提示着我。

我盯着他，显然，他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

“您被选中参加总参谋部的培训啦！”他说道，“祝贺您！”

我高兴坏了，同时也感到无比自豪，因为被选中参加总参谋部的培训，是德国军队中低级军官所能获得的最大荣誉。你无法提出申请，你只能被选中。我被选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在德国4所军校1938届的4000名毕业生中，我的总成绩排名第24位。当时，我的号码已经从第24变成了第12，这意味着，排在我前面的那些人中，有一半不是阵亡就是身负重伤。这真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统计数字！也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死了，阵亡于波兰、法国、俄国、北非或意大利。

接替我担任连长的人选已经敲定，我被派至相邻的第71步兵师担任参谋人员，就此开始了在职参谋培训。总参谋部培训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职工作，在此期间，学员会被逐步分派至师、军、集团军、集团军群中，通过直接观察来学习参谋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第二阶段是一系列短期的专业学校培训，例如装甲战、炮兵、工兵等等，为学员们提供各种类型军事行动的广泛知识，这是干好参谋工作所必须掌握的；第三阶段就是参谋学院，其目的是教会学员如何在战场上指挥一个师。

在职培训期间，我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认识师里的主要指挥官，这是作为一名参谋人员的责任之一。当连长时，我只需要认识自己的营长和营里的另外几名炮兵连长，当然还有我们负责提供支援的步兵部队指挥官。但我现在了解到，作为一名师部参谋，必须认识所有的团长以及等级较高的炮兵指挥官等。参加培训的第一天，我便忙着认识各级军官，研究我们师在地图上的位置，核对本师守卫“古斯塔夫”防线的计划。某些地段的战斗正在继续，师部的作战参谋向我介绍了具体情况，我方阵地的所在位置，相应的指挥人员是谁等等。我被安排跟着作战参谋学习几天，观察他的职责和作用。有时候我也接听一些电话，但主要还是观察。然后，我又跟着师部情报参谋学习了几天。接着又是师里的后勤军需官，观察他们各自的职责和功能。随后，我再次跟着师部作战参谋学习，这次是直接跟本师的几位团长打交道。我留意观察这些不同的参谋人员是如何行事的，他们是如何从各个团接收报告，如何将这些报告汇总后加以整理，再发至军部。偶尔，我可以接替一下他们的工作，但主要还是通过观察来学习相关知识。虽然我曾担任过营副官，在罗斯托夫也曾短暂地干过较高级的参谋，但基本上，我一直是一名前线军官，对参谋工作没有太多的了解。

我在师部学习期间，卡西诺地区的战斗正在进行。盟军试图在那里达成突破，然后直扑罗马，战斗持续了好多天。我们师部所在的位置能将整个峡谷的情形尽收眼底，看着美军轰炸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就像观看着银幕上的电影。这座修道院位于一处从山谷中间向下延伸的山脊上，山脊像一座堡垒那样俯瞰着山谷。因此，这条山脊极为重要。另外，由于这条山脊位处中央，所以这里是守卫山谷的理想地点，盟军认为我们肯定利用了这座山脊作为防御阵地。他们的飞机一波波地飞来，对这座山脊和山脊上的修道院狂轰滥炸。实际上，修道院里没有一个德军士兵，他们都在山脊下方。经过两天的轰炸，整个山脊上硝烟弥漫，修道院被彻底摧毁[1]。

在第71步兵师师部学习了3周后，我又被派到第14装甲军军部。在这里，我又重复了一遍学习过程，但这次我要认识的是各个师的师长以及相关人员。作为军参谋部的一员，我必须认识各个师的主要军官。此外，我还去拜访了邻军的军部人员。因为我了解到，作为军部参谋，还应该熟悉相邻部队的有关人员，因为双方经常需要共同处理某些问题。很快我还获知，如果我认识某位军官，这与只跟他通通电话是完全不同的——与这些我必须结识的人打交道，是参谋工作中很重要的环节。另外，我还了解到，注意这些军官身上佩戴的勋章也非常重要，因为这能让我了解他们的声誉和大致的指挥能力：一名佩带着双剑饰骑士铁十字勋章的师长肯定是个作战经验丰富的人，也证明了他比一名只佩戴着普通铁十字勋章的军官更适合担任前线指挥官。我跟随着军参谋部人员拜访了各个师的师部，查看他们的阵地，以确保一切都已按部就班。

1944年4月，我加入了凯塞林元帅的指挥部，他指挥着地中海地区的所有德军部队（陆军、海军和空军）。他的指挥部设在连接罗马北部的一座山脉的隧道之中。我在规定的时间里赶去凯塞林的参谋长韦斯特法尔将军处报到，他对我被选中参加总参谋部的培训表示祝贺，并祝我好运。凯塞林的作战参谋为我在隧道里安排了住处，并给我分派了工作。在这里，我不仅仅是观察，由于某位参谋正在休假，所以他们安排我接替他的工作（由另一名军官进行监督，因为我对这项工作还不太了解）。终于有工作可干了！我的工作是从各个集团军接收报告，并将其汇编成一份报告后交给作战参谋和集团军群参谋长。在级别较高的参谋部中，这项工作通常在夜间进行，因为在这种级别的参谋部中，得到这些报告的时间通常都比较晚。每天结束时，各个营会把自己的作战报告呈交团部，团部再转交师部，师部再把报告发给军部，然后是集团军，最后才传到集团军群——在每一个环节，报告的合并、总结以及传递都需要时间。

我们所在的主隧道里连接着数条支隧道，支隧道中搭建着木制营房，分为办公区和住宿区。这些营房其实是有屋顶和窗户的，就跟隧道外的营房一样，因为这些营房都是用预制件搭成的。有时候我能看见老鼠在窗户外的隧道墙壁上乱窜。木制营房的对面是一条走廊，穿过走廊便是隧道对面的墙壁，有大约250人生活并工作在其中。我得到了一间用于睡觉的小房间，办公室则是与另外几名军官共用。这段时间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我第一次了解到战争的状况，不是我自己的防区，也不是部分地区，而是整个战线的总体情况。

我还跟着集团军群的军需官学习了一段时间。我们偶尔会去罗马公干，这使我有机会对这座古老的城市留下匆匆的一瞥。此前，我只坐火车途经过罗马的火车站。公干期间，我抽空参观了一些旅游景点，例如罗马斗兽场和古罗马广场。

夜里，我忙着将所有的报告进行汇总，这样，第二天清晨便可以及时签发新的命令。天亮后，和其他一些军官一样，我常常会来到外面，爬到隧道口上方几十米处，晒晒太阳并呼吸些新鲜空气。

在我来到凯塞林参谋部3个星期后的一天早晨，我在6点时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吃了点早饭后走出了隧道。我爬到隧道口上，晒着太阳，呼吸着新鲜空气。我打算在外面待上一两个小时，睡上一觉并顺便晒晒日光浴。地上全是岩石，长着一些稀疏的灌木。天气很好，蓝天清澈，阳光充裕。除我之外，这里还有五六个人，也在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

半个小时后，空袭警报忽然响了起来。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因为盟军的飞机经常会从上空经过，但他们的轰炸机总是飞到其他地方去，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随即我意识到，空袭警报一直在响，这就表明这次的情况很严重。我躺在地上望向天空，搜寻着空中的飞机。这些飞机飞得很高，似乎在向我表明这次它们还是飞赴其他地方，然后我看见机身下出现了一些闪闪发亮的东西。我这才意识到，他们在投炸弹。我跳起身，想逃进隧道中，但为时已晚。炸弹在我四周炸开，我紧贴着地面，趴在地上，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地面剧烈地震颤着，我能感觉到爆炸的热量冲击着我。我紧闭着双眼，紧咬着牙齿，把脸紧紧贴在地上，恨不能钻入其中。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好运似乎到头了。

但忽然间，一切再次变得非常安静，我睁开眼睛，眼前漆黑一片——硝烟和灰尘遮蔽了天空和阳光。我知道自己还活着，因为我能闻到硝烟和火药燃烧的气味，我的思维也很清晰，但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被炸弹炸入空中的石块雨点般落下，我用双手捂住头部，忍受着这场“雪崩”。慢慢地，一丝光亮开始渗透了黑暗，它让我突然意识到，轰炸机总是会进行两个波次的轰炸（第二波次的飞机能看见前一波次的轰炸结果，并进行目标修正）。我知道自己必须赶紧逃离这里，否则很快就将再次经历同样的恐怖。尽管在黑暗中我看不清3米外的情况，但我知道隧道口就在坡下的某处，于是我跳起身，朝着坡下跑去。当我到达通往隧道的道路时，我知道应该向左转。随即我便看见了隧道的入口，我朝着它冲去，可就在这时，我的脚下一绊，一头栽倒在隧道入口处。

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我扶了起来，并将我送到了一个急救站。接着，第二波次的轰炸机赶到了，在爆炸的冲击下，隧道震颤着。尽管身上满是血迹，但我并未感觉到疼痛。我知道自己被那些落下的石块砸中了，我还知道自己感觉到了爆炸的热力，可能已经被烧伤，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士兵只求保命，这是他的第一反应。他不会留意其他的事情，随后他会发觉有些不对劲，但那并不是疼痛。只有在脱离了危险后，他才会感觉到痛楚。

医护人员开始清理并治疗我的烧伤以及后背上被相对较小的石块砸出的伤口，然后他们发现我的左腿小腿处被一块弹片击中了。伤口很深，几乎深入至骨头，但我很幸运，骨头没断，动脉没断，神经也没断。看见暗红色的血液并未喷涌而出，我松了口气。

跟我一起在山坡上晒太阳的另几个人，有两个再也没有找到，显然，他们被炸弹直接命中了。其他人全都负了伤。医护人员尽可能地为我们进行了精心包扎，然后把我们送到了3公里外的一所战地医院。

到了战地医院后，他们立即为我注射了破伤风针，这是治疗被弹片或子弹击伤的标准程序。以前我曾注射过破伤风针，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但这次却不然！我对他们这次给我注射的破伤风血清产生了过敏，全身开始出现水疱，又疼又痒，还有一种灼痛感。由于疼痛和瘙痒，我无法入睡，任何姿势都不舒服。连着4天，因为嘴里也生了疮，吃东西和喝水都很困难。甚至连鼻子上也长了疮！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治疗体验。医生们对此非常关注，他们给我注射了钙，以此为解毒剂。一两天后，水疱开始消退。

在此期间，盟军发动了进攻，对我们的防线形成了突破的威胁。他们对我们战地医院四周的轰炸和扫射也变得越来越猛烈。显然，有些当地居民为盟军充当了间谍，凯塞林元帅指挥部的位置对盟军而言不是什么秘密。他们知道，德国人的军车上，运送的不是参谋人员就是补给物资，所以，他们的战斗机追逐并扫射每一辆德军的汽车。透过医院病房的窗户，我能看见通往那条隧道的道路和隧道的入口，也能看见盟军所进行的空袭。尽管盟军飞行员对医院屋顶上硕大的红十字标记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但他们却对道路上行驶的每一辆汽车实施攻击。他们现在定时轰炸隧道的入口，显然是想将其封闭。

军方决定将战地医院里的伤员疏散，因为战火越来越逼近这里。于是，他们把我们4名伤员送上一辆救护车。除司机外，还有一名救护兵，我们驱车赶往佛罗伦萨。在我们4名伤员中，有两位身负重伤并卧床不起，还有一位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战斗或是因为炮弹在他身边很近的地方爆炸而导致神经错乱。我则是因为腿部受伤，是几个人中伤势最轻的。

救护车行驶了一半路程后，我们遭到了两架美军战斗机的攻击。救护车车顶上清晰地标有红十字徽记，但美军飞行员也许不相信这真的是一辆救护车，或者就是为了寻开心，吓唬吓唬我们。美军飞机的第一轮子弹射出后，救护车司机停下了车，他和那名医护兵慌慌张张地跑开，隐蔽起来。我们四个伤员被丢在救护车中，只能无助地坐在那里。两名重伤员根本无法站立，而我勉强能蹒跚而行。那个神经错乱的疯子发作了，我只得控制住他，以免他伤害别人。我试着跟他说话，尽力让他冷静下来。他还是个孩子，此刻惊恐万状。美军战斗机飞了几个来回，我们能看见道路四周飞溅的点50口径机枪子弹，但他们并未击中我们。也许是这些飞行员的射击技术很糟糕，也许他们只是想玩玩猫捉老鼠的把戏，根本没打算击中我们。尽管他们可能觉得这很好玩，但却把我们吓得半死。

佛罗伦萨的医院过去是意大利空军学院。这是个漂亮的地方，建筑宏伟，还有一个游泳池。现在，这里成为了战地医院，伤员非常多。年轻的意大利姑娘们照顾着我们——尽管意大利政府已经加入盟军并对德宣战，但许多意大利人并不赞同政府的做法，他们仍对我们抱同情态度。我正好可以跟她们练习我的意大利语了。我跟另外10-12名伤员住在同一间病房里。

住院期间，我们获知盟军于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了。这可是我们的第三条战线了。当然，我们听到的新闻是盟军已被“击退”，而且伤亡惨重。几天后，我们开始感觉到那里的战况不太妙。除了听说瑟堡正在坚守外，其他详情我们一无所知。可这是骗人的，因为瑟堡是个海岸城市。后来我们又听见了“英勇抵抗”，于是我们知道，法国的战事恶化了。除此之外，我们也在意大利半岛节节败退，而东线的俄国人正在步步推进。显然，我们的末日即将来临。

我在这所医院里待了差不多4个星期，战火逐渐逼近，甚至连佛罗伦萨也遭受到了威胁，军方决定将这所医院里的伤员疏散。此时，尽管腿上还打着石膏，但我已经能够自己行走了。我获准搭乘火车转至莱比锡的医院。

1944年6月底，我到达了莱比锡。莉洛和她的母亲此时也在这里，克劳斯长胖了，也更健康了，看起来和正常孩子完全一样，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当然，莉洛很高兴我能回家养伤。她现在几乎是盼着我负伤，只要不是重伤，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回家。和往常一样，我定期去医院报到，检查并治疗腿上的伤势，并进行一些物理治疗。我的伤，从外面看似乎是痊愈了，但里面却没有。伤口看似愈合得不错，过一段时间却又再次裂开。显然，这么深的皮肉伤，似乎应该保持伤口敞开，让它从里面往外愈合，而不是由外及里。

参加专业武器学校培训（总参谋部培训的第二阶段）的安排定于七月初开始，但又被推迟了几天。由于腿伤未愈，我无法迅速回去服役，但总参谋部培训是一项极大的荣誉，绝对不能错过。于是我说服医生，我的腿伤在课堂上同样可以痊愈，就像在家里一样。实际上，尽管看起来我们似乎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我的职业生涯也不会延续得太久，但被选中参加总参谋部培训的荣耀却并不因此而受到减损。我从未想过要血战到底，反正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怎么做区别都不大了。作为一名职业军官，我的整个职业生涯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加入总参学院。尽管我急切地想参加总参谋部的培训，可我腿上的伤口仍没有痊愈的迹象。我本应该留在家里等待伤口愈合，但我却没这么做，而是拄着拐杖赶往专业武器学校。

[1]德军承诺，只要修道院里还有一名修士，他们就绝不以修道院为防御阵地，他们甚至还帮助修道院转移了院内的文物珍宝，但却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掠夺”。事后，修道院的修士们出面予以了澄清。总体而言，德军在蒙特卡西诺战役期间进行了顽强而又不失骑士风度的战斗，而盟军狂轰滥炸对修道院造成的破坏，却被轻而易举地忽略了。

第二十一章

专业学校的培训课程于1944年7月中旬开始。其中的一些是我们必须参加的：装甲学校、通讯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等等。但我们不用参加自己本专业的培训，所以，轮到炮兵学校培训时，我便可以回家休假。

在各个学校培训期间，我都可以返回莱比锡的医院检查自己的伤口。当然，我也可以在学校的医务室换绷带。

我们将在这些专业学校里培训两个月，到九月份时，总参学院就将开学。尽管我们这些军官都是些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但我们需要更多地接触我们没有直接体验过的事物。莉洛陪着我去了其中的一些学校，包括我们参加培训的第一所学校，位于卑尔根（Bergen）的装甲学校，就在策勒（Celle）附近。

1944年7月20日，参谋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企图暗杀希特勒，当时我们正在装甲学校里学习。纳粹党的领导者们暴怒不已。接下来的几天，整个德国一片混乱，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也没人知道接下来又会有谁被捕。政府和军方都处于一种持续的混乱状态。谣言满天飞，一些名字在私下里被传播，广播里也发布了一些公告。这起事件的影响至少持续了一星期才慢慢减弱。

冯·施陶芬贝格趁着去东普鲁士元首大本营开会之际，在希特勒的桌子下放了一颗定时炸弹，然后他立即乘飞机返回柏林，帮着接管政府部门。他是一名陆军总参谋部军官，而卷入这起事件的许多密谋分子也都是总参谋部军官。对他和其他密谋分子来说不幸的是，那枚炸弹没能炸死希特勒，施陶芬贝格旋即被捕，被处决于柏林。

接下来的日子里，陆军总参谋部人人自危。纳粹党的领导者大叫大嚷，并用恶毒的语言指责总参谋部的军官。通常说来，他们不喜欢陆军军官，尤其讨厌总参谋部的。帝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莱伊尤其令人厌恶，他在广播里、报纸上以及在工厂发布的演讲中大声咆哮，肆意散布着他对来自贵族阶层的总参谋部军官抱有的那种近乎病态的刻骨仇恨。听了他在广播中对总参谋部军官的怒斥和诋毁后（“一群近亲交配出来的贵族血统的白痴”），我们觉得自己不被逮捕就算幸运了，我们的培训课可能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总参谋部的培训课程。我们都认为，充其量是总参学院的课程被中止，然后我们被派至前线，因那里已经没有太多的参谋人员了。

总参学院的许多教官也为自己的性命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认识一些同为总参谋部军官并已经被定罪的密谋分子。对总参军官们来说，现在是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特别是对那些已经在总参谋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一名军官会因为他的朋友或亲属的被捕而被捕。我是安全的，因为我从前一直是一名前线军官，且刚成为参谋军官不久。但还是有一些低级军官遭到了逮捕，因为他们长期与某些将领的参谋人员过从甚密，并已成为那些将领的心腹。

我曾在凯塞林的参谋部待过3周时间，所以某些被提及的名字我是熟悉的。人人都知道某些重要人物遭到了逮捕。在纳粹“一人犯罪，全家株连”的体制下，一些人的家属也悉数被捕，并被送至集中营。冯·施陶芬贝格和另外几名军官被捕后立即被枪毙。其他涉案人员都遭到了审判，报纸和广播中不断地报道此类消息。媒体还宣布了隆美尔的死讯，但他的死被归因为他在法国遭到盟军飞机扫射而负的伤。由于他在德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个大英雄，新闻中没有将他的死与刺杀希特勒的阴谋联系起来。

过了一周左右，局势开始平息了些。装甲学校里剩下的课程已经被取消了，而且不再择期重新安排，但我们被告知，其他专业学校的培训正常进行。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这起暗杀行动如果获得成功也许会更好些，因为这可能会让我们在更好的条件下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盟军所坚持的“无条件投降”。[1]这个看法我只跟一个人说过——海纳·恩格尔上尉，他跟我是同学，尽管我们俩刚认识不久，但很快就成为了亲密并相互信赖的朋友。

暗杀希特勒的7·20事件发生后，军队被迫采用了纳粹式军礼。我在1936年加入军队时，纳粹礼一直被用于室内，是我们不戴军帽时的敬礼方式。可现在，我们被迫放弃了传统的军礼，全面采用了纳粹礼。这种做法是纳粹党安排的，他们想向军方证明，他们才是当家作主的那部分人，希特勒同意了这种做法。

7·20事件后，军队也被迫接受了政治人员。此时的纳粹党领导者想掌握军队的一举一动，这正是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办法。他们征召了预备役军官从事这一工作（军队中的现役军官不允许从事政治活动），所有政治人员在加入军队前都已经是纳粹党成员。他们的正式称谓是“国家社会主义指导员”，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军队里的指挥官。如果一名指挥官没有遵照命令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国家社会主义指导员”便会向纳粹党报告，这位指挥官将被解除职务。而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指导员”的正式职责是控制士兵们的意识形态，他们采用“爱国主义”而不是政治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尽管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们也会给士兵们上上政治课，偶尔还会发表一些动员性讲话。

专业武器学校所有的培训课程结束后，我立刻又收到总参学院计划于1944年9月20日开学的通知。该校已经从柏林迁至西里西亚苏台德山区的希尔施贝格（Hirschberg）。我们获邀带上自己的家人。已婚军官获得了两间房间，每4个家庭有一个厨房；因为我们平日里都在军官俱乐部吃饭，所以共用厨房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不便。在校的大多数晚上，我都是在宿舍里做作业，但偶尔也会跟部分或全体已婚军官参加聚会。当然，那时候的战况已经相当可怕，但希尔施贝格却是这场战争中的一片绿洲，这里没有遭到空袭，希尔施贝格镇的四周非常美丽。

除了级别较高外，总参学院与我过去待过的波茨坦军校非常相似。希尔施贝格的总参学院的院长是一名中将，而波茨坦军校的校长则是一名上校；希尔施贝格的教学小组由20名上尉和少校担任，教学组领导是一名总参上校，而在波茨坦军校，教学小组由24名候补军官担任，负责人是一名少校；在希尔施贝格，我们学习的是如何在战斗中指挥一个师，而在波茨坦，我们学习的是指挥一个营。此时，在希尔施贝格负责我们教学工作的是总参谋部的克罗斯特曼上校。

我们学习了在各种不同情况下该如何指挥一个师级单位：进攻，撤退，担任后卫掩护，渡河进攻，山地地形下的进攻，建立桥头堡，进攻桥头堡等等。我们学习了如何书写命令，如何计划进攻，如何计算部队排列在道路上的长度，如何计算部队通过一座桥梁需要的时间，如何重组部队，如何安排预备队，如何抵御敌军发起的大规模进攻，如何针对敌人的防线发起一场大规模进攻，如何部署步兵，如何部署炮兵以及在进攻通道上如果有一条河流应该将工兵们部署在何处，何时安排他们前移等等，这些不同的战斗情况都在地图或沙盘上进行推演，这一过程中还会穿插一些考试。此外，我们还学习了情报与反情报工作：怎样弄清楚我军对面的敌人是哪支部队，掌握了相关信息后又该做些什么——如何为师长处理这些信息。学习这些的目的是让我们具备协助一位将军指挥全师作战的能力。

在演习中，我们被告知自己所处的状况以及所发生的情况。然后，我们必须对这些新情况做出应对，通过一份报告、一封电文或是一个电话，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情况。日常培训中，我们会得到一些信息，然后花上一整夜或整个周末制定出解决方案。不管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能感到压力，因为在战斗中你总是处在极大的压力下。这一点很像波茨坦军校，但规模更庞大，同时，这也很有趣。

在和平时期，总参谋部培训——包括在职培训、专业武器学校培训以及总参学院培训——需要两年时间。但我们参加的这一期培训在时间上被压缩了，在职培训花了3个半月，专业武器学校培训用了2个月，总参学院学习则用了4个月，加在一起，总时间不到1年。战争时期的生活与和平时期完全不同。首先，我们这些学员都有丰富的战地经验，这是和平时期的学员们不具备的。另外，我们的培训中取消了社交礼仪方面的内容，而这是和平时期总参谋部培训课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唯一的社交活动是在学校舞厅里举办的晚会，每个月一次，全校人员都会参加，内容包括鸡尾酒会和晚餐。

东线战场距离希尔施贝格并不太远，甚至在战火更加逼近后，总参学院仍在正常授课。现在已经很明显，将职业军官当做自己的长期职业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可能。我们都知道战争不会持续太久，而我们也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但在政府决定结束这场战争前——或者是我们彻底失败前，陆军只能继续履行其常规职责，包括培训总参军官。另外，我们还认为，西方列强有可能加入我们的行列，共同击败俄国人。我们所做的是防止俄国人在战后称霸欧洲，要说西方列强不打算阻止俄国人，我们对此不太相信。

圣诞节时，莉洛的父母赶来看望我们。她父亲刚刚从意大利回家休假，他在那里的一支军需部队服役，他们在总参学院附近的一所旅馆里住了几天。在目前的情况下，今年的圣诞节并不令人愉快，商店里可当作圣诞礼物的商品寥寥无几。不过，军队至少能为我们提供不错的伙食，我们吃得远比当时德国老百姓们要好得多。

战争输掉了，我们现在想的是，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对我们而言，西方的民主并不像苏联那样深具威胁，部分原因是我们政府的宣传大多针对的是苏联，而很少针对西方民主制度；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入侵过苏联，我们知道俄国人会展开可怕的报复——尽管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跟在武装部队身后的纳粹分子们在苏联领土上的残暴行径；还有一个原因是，每当我们重新夺回被苏军从我们手上夺去的领土后，总能发现俄国人所干的暴行。在西线，战斗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同样很可怕，但战斗大多只持续几天时间，然后就结束了。当然，西线的战斗同样会造成平民的伤亡，可随着战斗的结束，这种伤亡也就结束了。但与俄国人的战斗却不是这样。在东线，随着战斗的结束，针对德国老百姓的暴行便开始了，特别是对妇女，强奸和杀戮完全肆无忌惮。颇具影响力的著名俄国作家伊利亚·爱伦堡鼓动苏军士兵对德国妇女进行大范围的强奸，他写道：“红军战士们，德国妇女们是你们的！”由于伊利亚·爱伦堡的鼓动得到了苏联政府的赞许，苏军士兵们把他的宣传看作是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最高指示。

1945年到来时，苏联统治的阴影逼近了。这种威胁如同丑陋的毒云般笼罩在德国上空，像阴暗的冬日清晨出现的湿雾般顽固，它盘踞于此，并渗入我们的头脑。我们曾断言，俄国人永远无法侵入德国，深具讽刺的是，他们带着令人震惊的强大力量来到了。苏军已经到达维斯瓦河，正准备发起最后一场大规模攻势，杀入德国的心脏地带。东普鲁士已经被苏军占领，西线的“突出部战役”也已失败。战争的结局已经来临，在我看来，我们的政府应该想办法谋求和平，哪怕是无条件投降也比德国遭到毁灭要好。但我知道，那个曾下令不许德军士兵后撤并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人，绝不会在战争结束前进行和谈的。

我和莉洛以及克劳斯住在希尔施贝格的总参学院里，相对来说，这里比较安全，暂时没有遭到空袭，可这无法振作我低落的情绪。我们正在为期末考试做准备，这次考试中有部分项目本应该去梅克伦堡（Mecklenburg）进行实地考察，但我们相信，到那个时候，俄国人肯定已经出现在我们准备进行战术演习的地方了。我的考试题目是“在前进中建立一座桥头堡”。可是，课堂的常规越来越多地受到各条战线所发生的真实情况的影响，各条战线上进行的实战，远比课堂上模拟的战斗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我们这些学员试图找到办法来解决德国现在所面临的困境，这使我们变得越来越烦躁。不时地，我会去聆听一场钢琴演奏会、歌唱会或是去看场电影。

一月份到来后，苏军从维斯瓦河直扑奥得河，我们的课程变得越来越不规律。1月20日，陆军元帅舍尔纳从哈佩大将手中接过了“中央”集团军群的指挥权[2]。到月底时，常规教学课程已经停止，只剩下纳粹意识形态课；于是，我们在课堂上聆听广播消息，并讨论各条战线上的形势。俄国人已经涌入了西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他们很快就到达了布雷斯劳（Breslau）和摩拉维亚峡谷（Moravian Gate）。在施泰瑙（Steinau），他们成功地渡过了奥得河，这一结果在总参学院内造成了一片惊慌。

1月23日，由于军队需要各种类型的人力资源。培训尚未结束，我们中的一些学员便被柏林的陆军人事局选中，被分配到各个部队。我也名列其中，被派去挪威的第6山地师担任军需官。当天中午前我接到了通知，第二天一早我就将离开。

我不敢告诉莉洛，她怀上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已经3个月了。这不仅意味着我要突然离开她，还意味着她必须独自挑起把全部家当搬回莱比锡的重任，包括她自己和克劳斯。但我不得不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她很想表现得勇敢些，可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很快她就呜咽抽泣起来。我试着安慰她，可无济于事，她的身子因啜泣而颤动着。我们俩都有些无助，不知该如何是好，我们的个人问题与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莉洛开始出血。我怕她会流产，于是慌慌张张地给医生打了电话。医生赶到后，证实了我的担心，莉洛确实很有可能发生流产。他想把她送进医院，可医院里已经住满了战场上的伤员。

我把这一情况向克罗斯特曼上校作了解释，他负责管理我们这群学员。对我来说，此刻离开病中的莉洛过于残酷。她需要住院，可又无法住院，她既要照顾我们1岁大的孩子，又要张罗着将全部家当运至莱比锡，这对她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克罗斯特曼上校同意我的看法，他给柏林打了电话，请人事局重新安排一名学员替代我去挪威。于是，他们选中了单身汉魏瑟尔上尉，把他派去了挪威。这使我又能跟莉洛在一起多待几天了，她的病情立刻得到了好转，我也开始做好搬家的准备。1月26日，我把我们的东西全都塞进箱子里，用火车送去莱比锡。

1945年1月26日，星期五，总参学院的培训课程正式结束，并举行了一场简短的告别点名仪式。我们的培训被迫提前结束，因为俄国人距离我们只有95公里了，而我们也需要赶赴前线。总参学院应该会向西搬迁至更远的地方，以远离苏军的威胁，并继续存在下去；可实际上，该校再也没有组建起来，尽管在我们离开后，又有新的学员赶到了这里。

1月27日，星期六，我们这群人接到了去“中央”集团军群报到的命令，集团军群司令舍尔纳元帅正需要参谋人员。这样一来，我将再次与苏军作战，这是我这些年来的第四次参战！我请求3天的假期，以便将莉洛和克劳斯送回莱比锡，但克罗斯特曼上校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唯一的让步是派出一名医护兵，沿途照顾莉洛和克劳斯。克罗斯特曼上校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但他也是一名负责任的军官，他觉得我现在不应该离开。

1月29日，星期一，我把莉洛和克劳斯送到火车站，登上了一列军属专列。天气非常冷，只有华氏5度左右，还下着雪。车站上挤满了从东面逃来的难民。幸运的是，我们赶到车站时，火车已经开始登车，所以我们没有花时间等待。莉洛和克劳斯，再加上我们的行李，把小小的包厢挤得满满当当，我只得把婴儿车固定在车厢顶上。莉洛希望尽可能地多带走些我们的物品，因为剩下的那些拿不走的东西都将荡然无存。无论我是否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她都必须为自己和孩子在战后的生活着想。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丢下，说它们已经没用了，因为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我们必须继续下去，就像还有将来那样。

火车非常拥挤。数以百计的老百姓试图赶在俄国人到来前逃离希尔施贝格，他们知道苏军的先头部队曾切断过铁路线，他们很可能还会这么做。由于政府明令禁止平民百姓使用个人车辆，于是，火车成了唯一的运输工具。这辆火车是一列军车，老百姓们已经得到了尽早离开的警告，他们应该已经下车了。宪兵们试图将平民们挡在列车外，但他们做得不是太成功。

分别时刻到了。我确信自己再也见不到莉洛和克劳斯了。以前我们曾多次离别，但从未有过这种“再也无法相见”的可能性。我不抱任何幻想，最后的结局即将来临，我能存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火车开始慢慢地移动，我们要分别了，我握了握她的手，默默地流下了泪水，火车开走了，我独自一人待在满是难民的站台上。回到总参学院那间空空如也的宿舍，里面只放着我将带去前线的一些行李。我被有生以来一种最强烈的孤独感淹没了。

[1]施陶芬贝格他们的主张是，干掉希特勒后与盟军媾和——不是投降，然后转身全力对付苏联。这一点证明，他们的行动相当盲目，战略和战术都不甚高明，失败完全在情理之中。盟军方面获悉此事后也不太感兴趣，丘吉尔干脆认为这是场“狗咬狗”的闹剧。

[2]哈佩大将指挥的是A集团军群，舍尔纳接管该部队后，将其更名为“中央”集团军群。

第二十二章

送走了莉洛和克劳斯后，我来到了军官食堂，试图让自己摆脱那种孤独感，可我吃什么都觉得没味道。我试着让自己加入到“盟军是否会帮着我们共同将苏军挡在德国境外”这一话题的讨论中，可我真的对此毫无兴趣，也许是因为我不再相信会发生这种奇迹。想打发时间，可又无事可做。最后，我早早地上床，想好好地睡上一觉。可我一直想着莉洛和克劳斯所乘的火车，期盼着它不会遭到苏军的拦截。这一夜过得漫长而又孤独，未知的不确定性以及无能为力感让人难以忍受。即便莉洛和克劳斯平安到达莱比锡，他们还将面对无休止的空袭。我尽力不去想这些，我不能让自己为这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担忧。对我们来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我只是希望我们的好运气不要就此结束。

第二天早晨，总参学院在礼堂里举行了一场简短的毕业典礼。学院的餐厅为我们分发了一些香槟酒——在正常情况下，毕业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我们这些被分配到舍尔纳元帅参谋部的人员随即就会赶往火车站。尽管我们要在华氏5度的气温下在站台上等两个小时，但这并不比我看着莉洛离开来得更加糟糕。我们开了几瓶总参学院分给我们的香槟，以此来消磨候车时间。我们互相敬酒，试着让自己轻松、快乐些，但雪花和寒意不停地提醒着我1941年在俄国度过的那个冬天。

赶往瓦尔登堡（Waldenburg）舍尔纳元帅司令部的这段旅程不太长，因为前线距离我们并不远。傍晚时分，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并住进了瓦尔登堡的旅馆。这是我有生以来心情最烦闷的一天。我知道，如果要有效地投入到工作中，自己必须摆脱这种烦闷的情绪。

第二天早晨吃罢早饭后，舍尔纳元帅指挥部的一名军官赶来会见了我们。然后，我们在镇子里溜达，直到吃午饭为止。中午，我们按照所得到的指示，向舍尔纳的参谋长克叙兰德将军报到。克叙兰德从我们当中选出了6人留在集团军群司令部，其他人则用邮件车送至下属的各个集团军中。

我们6个人奉命下午再回来，舍尔纳元帅要见我们。吃罢午饭，得到了克叙兰德将军的允许后，我给莱比锡的莉洛打了个电话，她和孩子已经平安到达，他们在火车上度过了可怕的24小时，沿途的每个车站都有无数惊恐的平民试图挤上他们的列车。这通电话帮助我驱散了心中的一些阴霾。

1945年1月30日下午3点，我们见到了陆军元帅舍尔纳。舍尔纳是个颇具能力的指挥官，但众所周知，他是个政治将领，他的飞黄腾达靠的是对希特勒的唯唯诺诺。他的情况比较罕见：既是一名高级别的德军将领，同时也是个纳粹。他说起话来发音清晰，声音很大（大多数纳粹分子都很粗鲁）。他跟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手，并简短地谈了几句。然后，他站在我们面前，脸上愁容不展。

“我刚刚从布雷斯劳返回，”他几乎是咆哮着说道，“那里简直就是个军用猪圈！情况太糟糕了，我认为应该把要塞指挥部的司令官送上军事法庭！俄国人就要杀到了，但以目前的情况看，那座城市根本无法守住。我需要两名能干的年轻参谋，必须作战经验丰富，赶到那里，帮着守住那座城市。”他停了停，盯着我们说道：“我需要一名作战参谋和一名军需官，立即赶至布雷斯劳的第8军区司令部报到。你们都是很有战地经验的军人。”——显然，这就是我们6个被挑选出来的原因——“所以，我将派你们当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参谋人员去那里。立即乘飞机出发！”说罢，他转过身，在门廊处消失了。

舍尔纳走后，参谋长克叙兰德将军确定了人选，最年长的是一名少校，最年轻的则是我。舍尔纳元帅派他私人的桶式车以及两架“鹳”式侦察机送我们去布雷斯劳。“鹳”式飞机是一种座舱开放式的小型飞机，只能容纳1名飞行员和1名乘客，它可以在很短的跑道甚至是草地上起降。我们驱车来到了机场，少校钻进了一架“鹳”式飞机，我钻入了另一架，随后便起飞了。两架飞机一前一后，沿着低空飞过风景如画、白雪皑皑的西里西亚地区。

当天下午4点，我们降落在布雷斯劳附近的甘道机场。不多久，第8军区司令部副官赶来迎接我们。这位年轻的上尉20来岁，名叫冯·瓦伦贝格。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跟他混得很熟。他来自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在布雷斯劳郊外有一座很大的庄园。

我们向布雷斯劳军区参谋长冯·洛斯贝格少将报到。39岁的洛斯贝格是个大块头，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200磅，一头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棕色的眼睛，眼角处带着些鱼尾纹。与我们简单地交谈后，冯·洛斯贝格少将任命我为作战参谋，那名少校担任军需主管。对我来说这是个惊喜，因为作战参谋的职务是一种提升，而那名少校，因为年纪较大，军衔较高，所以由他出任军需主管。

然后，我们拜见了军区司令官科赫-埃帕赫将军。埃帕赫年约62岁[1]，一头灰白的头发，大腹便便，胖乎乎的脸上长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他没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战[2]，尽管在一战时期他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曾参加过战斗。幸运的是，洛斯贝格少将既有能力，又极具实战经验，完全可以弥补埃帕赫将军的不足。

我所接替的那位作战参谋已经阵亡于布雷斯劳以东的某处，尽管前线离此还有85公里之遥（随着机械化作战的兴起，我们很难知道在何时、何处会撞上苏军快速推进的前哨部队）。这位作战参谋不管到哪里都带着两名摩托车传令兵，这也是标准的作业程序。结果，他和一名摩托车手被打死，另一名摩托车手死里逃生，回来后报告了这一情况。这里还谈不上已经成为了一条前线，只不过是在一片广阔区域中出现了许多战斗而已。

希特勒已经将布雷斯劳宣布为“要塞”，这就意味着这座城市将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哪怕它遭到包围并被彻底隔断。布雷斯劳军区司令部是该地区本部单位的参谋机构，也就意味着该司令部只是个和平时期的参谋指挥部，这正是舍尔纳元帅挑选有经验的参谋人员飞赴此地的原因所在。

布雷斯劳要塞司令部大约有70名工作人员。由于布雷斯劳是西里西亚的首府，又被宣布为“要塞”，因此，第8军区司令部的职责范围比普通军事指挥部要大得多。除了军事事务，司令部还负责为该城供应食物，安排从俄国逃至此处的难民穿过城市，并保证这座大城市正常运转的一切必要措施。尽管从理论上说，西里西亚省长汉克负责该城的一切事物，但实际上，布雷斯劳要塞司令部掌管着一切。

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一位“要塞司令”——其级别相当于师长——舍尔纳元帅派冯·阿尔芬赶到布雷斯劳军区司令部报到。冯·阿尔芬少将是个经验丰富的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而他的作战参谋同样是一名经验老道的军官。冯·阿尔芬少将和他的作战参谋将防御部队管理得井井有条，所以，我们这些人得以将精力投入到城防作战以外的工作中，例如运输、通讯、补给等等。

1月31日，我接过了布雷斯劳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的职责。大多数司令部人员从未经历过实战，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准备。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自己所继承的作战指挥部揉合成一个在战斗状况下能正常运作的单位。一开始，我亲自书写每一份报告，绘制每一份草图（关于防线、部队所处位置、各部队之间的分界线、各指挥部位置、补给仓库位置等），撰写地图上的每一个条目，接听每一个电话，拟定每一道关于本单位的命令交由司令官签署。我随即发现，想不受打扰地睡上超过两个小时是不可能的，而每天的24小时中，睡眠时间也不会超过4∼5个小时。

我得到了一个助手，卡夫科上尉，他被派来协助我工作。卡夫科上尉是因为在前线身负重伤，伤愈后被分配到布雷斯劳担任参谋工作。他对参谋业务以及布雷斯劳的情况非常了解，这对我很有帮助。他也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我发现自己完全可以依赖他。

舍尔纳说的没错：布雷斯劳一片混乱。所有的参谋人员不是年纪太大就是身有残疾，他们不知道如何作战，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守卫这座城市。现在防线已确定，战壕已挖掘完毕，各类准备工作已就绪，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也已得到安置。布雷斯劳东面，有一座为原子弹试验生产重水的工厂已被遗弃，我们计划发起一次反击，将其彻底摧毁，以免该厂的秘密落入俄国人手中。我们忙得不可开交，给各个民兵部队下达指示，减少工作人员，分发弹药和物资，提供武器，执行舍尔纳元帅不许任何可参加战斗的人离开布雷斯劳的命令，为难民们提供补给并安排他们离开，为伤员列车寻找火车头，维持公共事业设施正常运行，防止抢劫，准备市内跑道，以便为城市被围困做好准备——除了每天向舍尔纳元帅提交军事报告这类正常的参谋工作外，我们几乎什么都干。

医院里已经容纳不下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我们不得不为他们安排火车，并用救护车把他们送至火车站。我们还尽可能地安排平民们撤离，大约有超过一半的居民离开了布雷斯劳。

除了军事方面，我们还为难民们提供补给，他们需要燃料、食物，他们的马匹也需要干草，可以说，他们几乎什么都要。无论是来自东北方、东方还是东南方，所有从东部而来的难民都必须穿过布雷斯劳。我们不得不为他们提供帮助，为他们和他们牵着的马匹和奶牛提供食物（难民们通常会带着这些牲畜一起逃难），为他们提供些必需品，帮助他们继续向西撤退。这些难民几乎都是徒步跋涉，带着马拉大车以及他们所能带上的任何东西。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穿过布雷斯劳。他们向着布雷斯劳西面跋涉，那里是丘陵地带，再加上冬季的气候非常寒冷，这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困难。看着他们辗转而来，我知道无论他们要到哪里去，希望都很渺茫，这种感觉真的很可怕。尽管不得不抛家弃业，但他们都不想落入俄国人手中。他们听过太多的宣传，许多人还有过亲身经历。

我迅速将民用电话网调整为军用战地电话网，既简化了电话通讯，也更加安全。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开始步入正轨。我和冯·洛斯贝格少将密切配合，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作为一名作战记录优秀的参谋军官，他已经准备出任师长。从内心来说，他是一名作战军官，他希望自己能作为一名师长重返前线。他认为政府不肯结束这场战争的做法很愚蠢，因为继续打下去，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将整个德国毁灭。他在情况许可时，喜欢逃避现实，他当年59岁会打打桥牌或Skat[3]。

冯·洛斯贝格研究过整体战略形势，并将详情告诉了我。他开诚布公地说，军事形势已经毫无希望。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我们必须在东面坚守，尽可能久地将俄国人挡在德国境外。

在苏军包围布雷斯劳之前，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让该城做好战斗准备。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几乎与自己的办公桌和电话机寸步不离。偶尔，我们也会玩玩纸牌放松一下。2月8日，我在总参学院的同学达格尔上尉赶来了，他作为第17集团军司令部的观察员来到了布雷斯劳。

他装作是一名情报参谋，实际上是为舍尔纳元帅充当“密探”（这是舍尔纳的一个惯用伎俩）。但达格尔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我确实可以利用他来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而且不事张扬，服役记录优秀，战地经验丰富，是个能力出众的军官。

科赫-埃帕赫和冯·洛斯贝格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陆军总司令部提交报告，说明以目前的弹药补给情况，一旦布雷斯劳被苏军包围，坚守时间无法超过数周。另外，可用于作战的兵力太少，不足以进行长期防御。这份报告的目的是希望获得上级的批准，一旦布雷斯劳处于被合围的危险便可以实施撤退。当然，这是徒劳的，我们所接到的命令与我们的希望完全相反：所有的桥梁必须保证畅通，以便为德军发起“可能的反击”渡过奥得河时所用。只能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才能将桥梁炸毁。这简直是痴人说梦！我们呈交的那份报告，唯一积极的结果是，武器和弹药的补给略有增加——还有就是，我们也许可以在以后通过飞机撤离这座要塞。

在冯·阿尔芬少将以及他的参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防务工作步入了正轨，终于使舍尔纳元帅感到满意了。2月10日左右，苏军发起了攻势，他们从布雷斯劳南面的格罗德库夫（Grodköw）附近以及西北方的施泰瑙附近渡过了奥得河。在布雷斯劳要塞的正面，起初的战斗比较轻微，但很快，我们的第609师便卷入了激战，并被敌军挤压至布雷斯劳的南郊。

2月11日，成功执行了重夺并摧毁重水生产厂的第7步兵师渡过了奥得河，把他们的车辆和辎重列车送入了布雷斯劳[4]，随即向南推进，逼退了从西面向布雷斯劳前进的一股苏军，在坎特（Kant）以南的地区形成了一道新的防线。2月12日，两支苏军部队在多姆斯劳（Domslau）封闭了对布雷斯劳的包围圈。布雷斯劳就此成为了一座被围困的要塞。我们与陆军总司令部的联络只能通过无线电或地下长途电缆，这不太安全，容易遭到敌人的窃听。因此，重要的电文我们只能使用电传打字机传送。

苏联的空军也变得越来越活跃。一天中午，一枚炸弹落在我们司令部中间的院子里，我办公室窗户上的玻璃都被震碎。我在窗户上钉了些硬纸板，但从这时起，我和我的助手就不得不一直穿着大衣工作了。我命令通信官在地下室里准备一个应急指挥部，很明显，地上建筑很快就将变得非常危险。事实上，当天下午有一些炸弹落在四周，好几次我不得不趴在了地上。

我们策划了一次杀出布雷斯劳的攻势，与第24装甲军从南面发起的进攻相配合，从而打开多姆斯劳附近的公路和铁路，这样我们便可以将装运伤员的伤兵列车送出布雷斯劳。这次进攻将于2月13日开始。12日的夜里，我必须赶往第609师[5]，该师师部位于南面的一座大楼里。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看看布雷斯劳此刻的真实情况。牛羊在大街上游荡，推着小车、牵着马拉大车的难民们四处露营。宪兵们艰难地保持着街道的畅通，以便让各种军车通过。尽管我的车上插着司令部的旗帜，但在每一个路障处都被民防部队的人拦下，检查我的证件。经过一番折腾后，我和司机以及一名摩托车卫兵终于离开了城区，朝着前线而去。这里相对比较平静，偶尔会有几发炮弹落下或是机枪扫射。沿路没有灯光，我们行驶得非常小心。只要稍稍看错地图，我就有可能遭遇与自己前任相同的命运。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第609师的师部。

我向该师的参谋人员介绍了目前的整体态势，他们也向我介绍了该师的情况。然后，我把发起进攻的命令交给他们，祝他们取得成功后就转身离去。第609师要么在明天的进攻中取得突破，逃离这个要塞，要么在激战中被打回原地。该师的师长和他的参谋人员都很乐观，师里的每个人都将尽自己的全力突出重围，因为他们已经听说过太多要塞的“英勇奋战”，柯尼斯堡、埃尔布隆格（Elbing）、托伦（Thorn）、波兹南（Posen）、格劳登茨（Graudenz）等等。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并不想成为“布雷斯劳的英勇守卫者”[6]。

回去的路上，在所有的街道上都遇上了车辆堵塞，军用和民用车辆排起了长长的车龙。第7步兵师已经接到命令，他们做好了准备，打算趁着道路还畅通的时候离开这座要塞。显然民众们也得知了这个消息，每个人都想利用这个机会跟着军队一同离开。就算不遭到敌人的炮火打击，这么长的一支车队沿着一条道路离开，起码也要36个小时以上。如果这支队伍中还夹杂着马拉大车，那就更不可能了，并且整个车队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被堵住。出于这个考虑，回到司令部后，我给各个宪兵哨卡下达了严格的命令，立即将马拉大车从车队中剔除。

向参谋长作了汇报，看了看我离开后送来的电文，又打了几个必要的电话后，我终于可以睡上一会儿了。清晨5点，一切又开始忙碌起来。我们的进攻开始了，行动获得成功的第一份电文送了进来。第24装甲军的攻击同样进展顺利。现在，苏军对我们司令部周围的轰炸越来越频繁（幸运的是，他们投下的炸弹都比较小），于是，我们搬入了设于地下室的指挥部中。

到早晨时，我们的进攻进展顺利，打开了一条通往多姆斯劳的狭窄通道。车辆沿着这条通道驶出布雷斯劳向南而去，但在道路两侧苏军火力的猛烈打击下，损失非常严重。可是，铁路线却被一辆无法行驶的重型坦克堵住了。这辆坦克停在铁轨上，一切将其移开的尝试都宣告失败，导致这两列满载着伤员的列车无法驶离布雷斯劳。苏军很快又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到下午时，这条狭窄的通道再次被切断。到夜里，布雷斯劳又一次成为了被隔绝的“要塞”。现在可以称为“英勇”，稍后便会成为“英雄”，布雷斯劳防御战即将开始。

苏军逐渐逼近，他们先对我们实施了更加猛烈的轰炸，紧接着，他们又进行了凶猛的炮击。我们手上有两个师的兵力可用于守卫布雷斯劳，再加上一些“人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虽然“人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都是些未经过训练的人员，但他们还是能发挥些作用。我们不可能用这些人去发起进攻，但勉强可以用他们来实施防御，因为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他们在这里会比在其他地区更加勇猛地战斗。

在布雷斯劳，我能收到来自前线的每一份报告，我由此获悉了苏军在占领一个镇子或城市后将会发生些什么。当我们从俄国人手中重新夺回一座城市或村镇后，通常会发现肆意的杀戮和强奸行为，这已成为苏军曾在此待过的特征。被俘的德军军官通常会被直接枪毙，有时候，被俘的普通士兵也遭到枪杀，原因仅仅是为了让他们不碍事。东线战场上不存在文明的战争法则，在俄国记者伊利亚·爱伦堡的鼓动下，苏军士兵的行径更加野蛮了，爱伦堡号召苏军士兵对德国人“以眼还眼”、“以一池血还一滴血”。

在布雷斯劳要塞司令部里工作的一个好处是，我可以经常跟莉洛通电话。作为军作战参谋，我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电话。俄国人对切断我们的电话线不感兴趣，这与切断铁路线不同，他们认为电话线是一个潜在的信息来源。

我在布雷斯劳待了两个星期后，舍尔纳元帅决定在目前的前线设立一个军级指挥部，这条前线位于布雷斯劳西面85公里处。我们在布雷斯劳的任务已经完成，冯·阿尔芬少将和他的人将负责指挥布雷斯劳的防御，这样，我们这个军部将奉命离开布雷斯劳，接替前线遭到消减或被损失掉的一个军部。当天晚上，冯·洛斯贝格、卡夫科和我庆祝了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座要塞，我们喝着香槟玩了会纸牌。科赫-埃帕赫将军显然在他的住所里为自己能离开这座要塞而独自庆祝，因为这一晚我们都没看见他的身影。

第二天早晨，2月14日，我们驱车赶往冯·阿尔芬少将的地下掩体。整座城市看上去阴森恐怖。有轨电车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行驶着，炮弹不时地在各处炸开。每隔5分钟左右，便有一发来自重型铁路炮的大口径炮弹落下，牛群受惊发出哞哞的叫声。在冯·阿尔芬的指挥部里，我与集团军司令部进行了电报联络，由此获悉我们将在当晚搭乘两架Ju-52飞离布雷斯劳，并立即接管前线的一个军部。

冯·洛斯贝格把一个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任务交给了我：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选择出哪些人可以跟我们一同离开，哪些人必须留下。每架飞机只能携带25个人。无疑，留下的人，他们的结局不是阵亡就是被苏军俘虏。大多数情况下，选出那些我们最需要的人是比较容易的，但总会有些人需要我们用上些貌似合理的借口：“我们需要他。”挑选出那些必须留下的人不太容易，因为他们面对的将是死亡或被俘，我对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深感痛苦。有些人跑来找我，用各种理由来说明他们必须跟着离开的原因。他们当中唯一一个自愿留下的，是一名负责纳粹意识形态灌输的政治军官。他是一名年约35岁的上尉，他请求我让他留在要塞，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待在情况最危急的地方。我并未打算带他离开，但我对他的这种态度表示了感谢。其他那些不得不留下的人，也都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晚上7点左右，我驱车赶到甘道机场。达格尔上尉（舍尔纳安插的“密探”）设法从司令部搞到了4副少校军衔的肩章，另外还有缝在裤子上的红布条，因为我们即将获得提升。在机场的军官食堂里，我们无所事事地等待着飞机的到来。与两个星期前降落在此时的情形相比，机场跑道上出现了更多的弹坑，西面传来的激战声越发清晰。

我们在机场一直等到午夜时分，我蜷缩在一张长板凳上。第二天清晨，有人叫醒了我，并把我带至机场兵营的一个房间睡下。我躺在舒适的床上，尽管附近不时地传来炮弹的爆炸声，但我还是很快就熟睡过去，这两个星期来，我的睡眠时间太少了。我们的飞机只能在夜间降落，所以我至少要等到夜里7点。下午时，机场的指挥官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饭菜和一些喝的东西。最后，我们得到通知，两架飞机正在飞抵布雷斯劳的途中。

第一架Ju-52在7点15分时着陆，第二架飞机很快也跟着降落了。一些必要的机场着陆灯打开了，飞机刚刚降落，敌人便对跑道进行了炮击。不过，机场非常大，这些炮弹的落点都很远。飞行员们显得很匆忙，这可以理解。飞机上运送来的弹药被迅速卸下，我们这些参谋人员随即登机。科赫-埃帕赫将军开始把他的那些行李箱搬上飞机，可就在他的一箱巧克力也将被搬上飞机时，飞行员愤怒地拒绝了。幸亏科赫-埃帕赫不在场，于是我赶紧招呼其他人，每个人都分了点巧克力，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我们做好了起飞的准备。跑道上的指示灯再次点亮，我们的飞机沿着跑道疾驶，随即离开了地面。飞行员立即操纵飞机拐了个急弯，随即飞行高度急剧爬升，轻巧地避开布雷斯劳四周的苏军高射炮炮火。我们在空中看见了一幅壮观的景色，被包围的城市，四周是一长串起火燃烧的村落。通过炮口的闪烁，很容易判断出前线的位置。冯·瓦伦贝格上尉甚至认出了他的庄园和豪宅——此刻已是一片火海。

终于，我们的飞机升到了足以避开高射炮火力的安全高度，随即转向西南方穿越敌人的领空。敌人的重型高射炮开始朝我们开火，我们能看见地面上炮口的闪烁以及炮弹在空中炸开的红色火光。很快，我们看见了黑色的佐本滕山丘（Zobten），这是一座向南延伸的小山丘，随即，我们看见了机场的着陆指示灯。夜里8点，我们在希维德尼察（Schweidnitz）的机场着陆，第二架飞机紧跟在我们身后也平安降落。我们成功了！内心的紧张感慢慢地消退，尽管在刺激的飞行过程中我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紧张。离开那座被包围的城市，使我获得了一种巨大的轻松感。

[1]埃帕赫当年59岁。

[2]克纳佩说他没有在二战中参加过实战是不太准确的，波兰战役期间，埃帕赫指挥过第8步兵师，结果在克拉斯诺布鲁德战役中被波兰军队俘虏，也算出了名；法国战役中他依旧指挥第8步兵师，战后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此后，他又指挥过一些军级部队，例如著名的第56装甲军，战争结束前，他还短暂地指挥过第1集团军。但总的来说，埃帕赫的指挥能力并不强，所担任的职务多属“临时演员”性质。

[3]一种纸牌游戏。

[4]第7步兵师此刻并不在布雷斯劳，疑为第17步兵师。

[5]这里的第609师指的是Division z.b.V. 609，也就是第609特别任务师，这是一支七拼八凑的部队。

[6]最后突出布雷斯劳的并不是第609师，而是与该师同在城内的第269步兵师。

第二十三章

在希维德尼察机场，我们向所属的集团军司令部报告我们已经安全地逃出了布雷斯劳。然后，我们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玩着扑克牌消磨时间，等着冯·洛斯贝格打电话给柏林的陆军人事局，他想问清楚他的下一个工作岗位以及我和达格尔获得晋升的明确情况，这并不过分。

夜里10点左右，冯·洛斯贝格终于等到了电话。挂断电话后，他向达格尔和我祝贺，我们被晋升为总参少校。我们在机场找了一瓶“马爹利”，正式进行了庆祝。接下来，我的牌技大为下降。午夜过后，我们终于躺在了希维德尼察旅馆的床上。临睡前，我和达格尔都没有忘记吩咐我们的勤务兵，第二天早晨把新的肩章缝到军装上。

第二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干，因为我必须完成第8军区司令部的作战日志，而且还将提交给集团军司令部。当天夜里11点，我们驱车赶往扎尔茨布龙（Salzbrunn），军方在那里为我们保留了很好的宾馆。沿路挤满了难民，许多人被携带着的奶牛搞得疲惫不堪，最后不得不将它们丢弃。对他们来说较为幸运的是，此时的天气不像应有的那么寒冷。我看着他们，不禁想起了自己曾在比利时、法国以及俄国见过的相同的场景，德国此刻所遭遇的，与我们过去在那些国家里所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不同。当初，这种情形发生在别人身上时，一切都显得那么无所谓，可现在，受难的是我们自己的老百姓，这就让人感到难以接受了。

在此期间，达格尔把我们的裤子送到了裁缝处，要求他在裤腿两侧缝上代表着总参军官的红色布条。那位裁缝过去从未做过这种工作，他要求给他个样品。科赫-埃帕赫将军亲切随和，他把一条自己的军裤借给了我们。第二天一早，勤务兵从裁缝那里回来了，我们这才得知，那位裁缝忙了一晚上，只完成了一条裤子，而那条裤子恰好是我的。可怜的达格尔只能再等一天了，而我则炫耀地穿上了镶有总参谋部红色条纹的长裤，这还是第一次。

科赫-埃帕赫将军和冯·洛斯贝格少将赶去向陆军元帅舍尔纳报到，并获邀共进晚餐。稍晚些时候，我们又聚在一起玩起了冯·洛斯贝格最喜欢的Skat纸牌——如果不算桥牌的话。我早早地上了床——我必须补补觉，再说，我们很快就要接管前线的一个军部，保持充沛的体力非常必要。这间屋子只有一部电话，而且并不靠近我的床。

第二天早晨，2月17日，冯·洛斯贝格与舍尔纳的参谋长克叙兰德将军通了电话。科赫-埃帕赫将军不是去接管一个军，而是奉命到苏台德区的斯维塔维（Zwittau）接掌一个集团军司令部。科赫-埃帕赫将军几乎要哭了，因为他想参加战斗，而不是担任某个后方部队的指挥官。与我们告别后，埃帕赫将军带着他的副官冯·瓦伦贝格，驾驶着自己的白色宝马跑车离去。冯·洛斯贝格、达格尔和我被转为陆军预备役军官——这至少意味着我们可以暂时回家看看了，如果这不算真正的假期的话。我们都感到很高兴，于是又凑到一起玩起了纸牌。

当天晚些时候，一个电话打来，命令我们立即召回埃帕赫将军，接掌第168步兵师和党卫军第20师（爱沙尼亚师）并接管奥波莱（Oppeln）两侧的防线[1]。达格尔奉命回集团军群报到。我立刻给斯维塔维打了电话，这样，等埃帕赫将军一到，便能获悉最新的命令。然后，冯·洛斯贝格和我驱车赶往奥波莱。午夜时刻，埃帕赫将军赶到了埃伦堡（Erlenburg）。他这一整天都在赶路，想尽快接管属于他的部队，这项任命是他梦寐以求的。不过，他不需要这么着急，因为离我们接管该军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在2月18日到达了防区，但直到23日才正式接手。西勒将军本打算重组他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师，但人员和装备的补充都被延误，这样一来，我们又得到了几天休息时间。我们需要补充一些我们未能从布雷斯劳带出的人员，从而完善这个军部。另外，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些车辆，以加强战地的机动性，因为我们没能从布雷斯劳带出任何装备。

我们的防区靠近尼斯河（Neisse）。此时的前线保持着平静，苏军也正在进行重组，以便为接下来的攻势做好准备。在这暂时的平静中，我每天都跟该军的前作战参谋在一起待上一两个小时。此外，我也开车四处察看地形，结识各师的师长和作战参谋。

2月23日，我们接管了该军的军部，我再次陷入了电话的海洋中。现在，我们得到了我们急需的补充兵和装备。前线没有大的行动，日子过得很快。部队重组，新的单位，小型战斗任务，拜访我们的集团军司令，这一切使我们的工作既充实又多样。与我们相邻的是第8军，该军军长是“灰冰”哈特曼将军，战前在阿尔滕堡、普劳恩和耶拿指挥第24炮兵团时，他还是一名上校。我去他的军部联络工作，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我还拜访了在我们右侧的军以增进了解。除了这些短途的外出，我几乎在办公桌前寸步难离。

3月10日，我们军被重新分派。我们不再是第1装甲集团军最左侧的军，而是成为了第17集团军最右侧的一个军。我们的名字也由“布雷斯劳”要塞军改为“西里西亚”军级集群，没多久后又改为第56装甲军。我和埃帕赫将军驱车赶往尼斯河，会晤了我们的上级——集团军司令舒尔茨将军，并探讨了预期中苏军从格罗德库夫发起的攻势。这次会晤的结果是，我们军进行了重组，并形成了一支较强的预备队。另外，我们还开始在蒂尔洛维茨森林的西南方构建防御阵地。这项工作以及占据这些阵地的任务，我们只能依靠一些民防部队来完成。当地的纳粹官员推迟了平民的疏散，尽管我们一次次要求他们抓紧进行。

由于冯·洛斯贝格的少将军衔对他所担任的“军参谋长”而言实在太高，他最终于3月14日被总参中校冯·杜夫文替代[2]，跟他一起上任的还有一名人事军官——沃尔夫少校。我们跟洛斯贝格玩了最后一次纸牌，欢送他离开——这也是我在战争期间里玩的最后一次纸牌。

总参谋部中校特奥多尔·冯·杜夫文是个精力充沛，工作认真而又勤奋的人，他具备一位出色的参谋长所必需的政治手腕。最近，他被分配到陆军总司令部的培训处。

沃尔夫少校约摸二十八九岁，是一名前线步兵军官，由于关节炎，他从前线退了下来，从事参谋工作。我们俩成了好朋友，可能是因为我们具有太多的相同之处——军衔、年龄以及丰富的作战经验。

3月15日，在常规炮火和飞机轰炸的掩护下，苏军发起了他们的攻势。他们的主攻放在尼斯河，其兵力、火炮以及空中支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我们军的防区内，只有位于最左翼的“爱沙尼亚”团遭到了威胁。该团的第一道防线在当天下午被苏军攻克，基希贝格村多次易手。我们军的其他防线上保持着平静，偶尔会有些小规模的侦察活动。苏军的主攻落在尼斯河西侧，哈特曼将军麾下第8军最右翼那个师头上。俄国人在这一地区加强了力量，很快，他们便迫使我们的整条防线向后收缩，我们的左翼与第8军失去了联系。另外，苏军对我们军的右翼也加大了压力，尽管我们在奥得河前线依然保持着相对的平静。空军的一个战斗机联队放弃了兰斯多夫（Lansdorf）机场，科赫-埃帕赫将军试图将兰斯多夫的集中营疏散，但却未能成功。

3月17日，苏军几乎将第90军逼至尼斯河，俄国人的坦克部队渡过了该河，直扑屈尔齐镇。苏军的坦克部队距离我们的军部仅有1公里半，之间只隔着一片森林，他们朝着我们后方的屈尔齐镇冲去，在那里与另一支从南面达成突破的苏军坦克部队会合。就这样，1945年3月17日，我们被包围了。不过，我们身后的包围圈并非牢不可破，苏军坦克部队同样步履维艰，因为他们也处在腹背受敌的状况下。

我很高兴冯·杜夫文在这儿，因为他具备外交技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允许我们后撤的命令。如果杜夫文不想办法，我们就将奉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毫无意义可言。如果我们在原地驻守，所有的部队都会被歼灭，而我们将一无所获。苏军已经绕过了我们，可我们还占据着一片毫无用处的森林。这里没有道路，没有桥梁，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要是守在原地，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就将弹尽粮绝。正确的做法是立即后撤，并突破我们后方苏军坦克部队设置的包围圈。但陆军部队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批准，因为希特勒下令，坚决不许后撤。冯·杜夫文说，我们必须设立起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恰巧在我们的后方——这个文字游戏发挥了作用！

我们把军部搬至蒂尔洛维茨森林的一间木屋中，并开始准备突围计划。我找了一辆半履带式摩托车，赶往党卫军第20掷弹兵师师部，我们与该师失去了通讯联络，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随后我到达了该师师部，一路上并未遇上敌人。我与该师师长奥格斯贝格尔中将[3]交换了彼此所掌握的情况，并向他传达了我们拟订的突围命令。之后，我再次平安无事地返回了军部，随即获悉，与我们相邻的那个军，其麾下最左翼的两个师已被纳入我们的指挥下，一同参加此次的突围行动，因为他们跟我们一起遭到了苏军的合围。

我们在白天停止不动，只在夜间行进，希望能悄悄地穿过苏军设在我们身后的防线。我们并不知道在我们身后的苏军部队实力有多强，但我们知道，坦克在夜间的战斗效率并不高。我们为辖内的各个师准备并下达了必要的命令，拂晓时，我再次跨上那辆履带式摩托车，带上一名摩托车护卫，前去查看我们从奥得河前线撤离的进展究竟如何。我了解到，一切行动都在照计划进行。随后，我拜访了被划拨给我们军参加突围行动的那两个师的师部。他们都处在被攻击状态下，对我带给他们的突围命令深感高兴。我们在一起商讨了当晚采取行动的必要细节。随后我返回军部，沿途不得不几次停车隐蔽，因为低空飞行的苏军战斗机多次对着沿路的难民进行扫射。

夜里11点，我驱车赶往埃伦堡，提醒驻扎在那里的突击营营长，他们营将为军部提供掩护。我与这位营长商讨了行动的具体细节，并特地告诉他，行动中不要称科赫-埃帕赫为“将军先生”，以免被敌人偷听到。

凌晨12点30分，我们集合。党卫军第20掷弹兵师在第168步兵师的右侧行动，两个新划拨过来的师跟在我们身后。我们沿着一条宽度不超过四分之一英里的通道出发了，我们选择的道路避开了所有较大的居民区。第一晚的目标是在黎明前到达里格斯多夫（Riegersdorf）附近的树林。我们的计划是在第二天拂晓前赶至阿尔滕瓦尔德（Altenwalde），然后转身建立起一道新的防线。新划拨给我们的两个师随后将向南突围，重新归建至原先的军里。

3月19日凌晨1点，我们冒着蒙蒙细雨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我们排成单路纵队，用地图和指南针为向导，绕开了所有的村落。苏军的前哨阵地保持着寂静。沿途，我们让过了一列苏军车队，没去打扰他们，他们也没有发现我们。一名骑着马的苏军传令兵看见了我们，随即策马扬鞭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我来到队伍最前面，亲自带领大家前进，因为在俄国前线，我多次发现步兵在阅读地图的问题上犯错。潮湿的地面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我们前进时所发出的声响。我们这些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在黑暗中多多少少要靠摸索前进。有一次，我听见前方的黑暗中传来了响亮的呻吟和喘气声。我扳起手枪的击锤，小心翼翼地朝着前面走去，随即看见面前的一条沟中有东西在动，我用低低的声音喊了一声，但呻吟声依然继续着。然后我看见了一匹马，显然它是在黑暗中不慎跌进了沟中，可能把腿摔断了。我甚至无法给它“仁慈的一枪”以结束它的痛苦，以免被附近的俄国人发现我们的存在。我也差一点跌进这条沟中，显然，这条沟是某些人在此挖掘的战壕。幸运的是，这条壕沟没有被苏军占据。

突然，在我们右侧爆发了激战声。我们后来才知道，党卫军第20掷弹兵师遭遇了敌人的猛烈阻击，第一个阵亡的是该师师长奥格斯贝格尔中将。

清晨5点，天色开始放亮，但我们距离规定的目的地还有500米，倒霉的是，我们还要跨过一条又深又宽的河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平安地抵达了目的地，没有被苏军发觉。我们设置了岗哨，并派出巡逻队前往里格斯多夫查看那里的情况。我走到树林边，试图弄清这里的状况，我不时地看见徒步行走的苏军士兵，偶尔也有骑着马的俄国人。显然，如果我们离开这片树林，肯定会被敌人发现。很快，我们派出的巡逻队回来了，他们报告说，里格斯多夫已经被苏军坦克占领。

上午8点左右，第168步兵师辖内的一个105毫米重型自行火炮连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于是，我们更改了突围计划。我们派出一个步兵营，在自行火炮连的配合下，立即对里格斯多夫发起进攻。在村落里，苏军坦克的战斗效率不会太高。埃帕赫将军和杜夫文中校留在树林边缘查看战斗情况，我带着我的助手卡夫科上尉，跟着步兵营营长，与先头连一起行动。

在村子的入口处，我们的一辆自行火炮击毁了一辆苏军坦克，散布在村内的其他坦克随即向西逃窜。又一辆苏军坦克被我们击中，歪歪倒倒地滑入一条沟中，坦克组员们爬出坦克逃走了。我们冲入村中，停在了村中心的一座教堂处。苏军坦克并未离开这一地区，他们停在村子南面的一座小山丘上，保持着安全距离，然后，他们从那里对我们所占据的村落开炮射击。不幸的是，我们的自行火炮连已经全速通过村子，朝着德军防线而去，我们已经得不到他们的保护了。结果，苏军坦克得以对着村内的每一处房屋开炮，造成了大量的伤亡。

随即，我们看见一个连的苏军步兵从北面出现，我命令突击连连长守住我们夺下的村子。可是，他的一些部下慌了神，开始逃跑——径直朝着苏军坦克的方向而去！我拔出手枪，对着空中开了几枪。这下震住了一些逃兵，于是我朝他们喊道，村子的东面已经被俄国人占领了——我说的可能不是实情，但那些被我阻拦下来的逃兵们却信以为真。然后，所有人都冷静下来，开始挖掘阵地。我们一直坚守到夜里。

我回到树林里，向埃帕赫将军汇报了情况，埃帕赫将军决定等到夜幕降临后，再一次尝试在黑暗中从敌人身边溜过去。在我们左侧，第168步兵师的防区内传来了激烈的战斗声，但我们无法与该师建立起通讯联络。一辆苏军坦克在我们藏身的这片小树林旁边绕了好几次，但我们没有理会它，如果对它开火，很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藏身之处，并招来大批的敌坦克。我回忆起1941年在苏联战场上，苏军部队试图从我们连阵地突出包围圈的情形，我现在领悟到了他们当时的感受。

傍晚7点左右，8∼10辆苏军坦克从南面发起了进攻，试图冲入村内。两辆坦克被我们的“铁拳”击毁并起火燃烧后，其余的坦克转身消失了。终于，夜里8点左右，夜幕已经降临，我们穿过村北的一片洼地出发了。我再一次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夜里11点时，我们靠近了阿尔滕瓦尔德。从理论上说，我们终于成功突围了，但我们无法确定俄国人会不会抢在我们前面占领了阿尔滕瓦尔德。三天的时间里，许多情况都可能出现变化。于是我让队伍停下，派出一支巡逻队骑上自行车到前方几公里外的村子里查看情况。我又派人给埃帕赫将军送信，告诉他可能要耽误一会儿，必须等巡逻队探明情况。然后，我坐在树下休息并等待。过了一会儿，巡逻队返回，报告说控制着阿尔滕瓦尔德村的是我们的部队。我试着站起身，但却无法做到。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感冒，还是过去的几天里太过紧张所致，反正就是手脚动弹不得。几名部下把我扶上一辆自行车，推着我前进。过了15分钟，我的四肢恢复了知觉，等到达村里后，我恢复了正常。

我们就这样逃出了包围圈[4]，尽管我们还有一些部队下落不明，但我们带着大多数部下突出了重围。由于我们不能使用道路，生怕遇上苏军坦克，所以我们不得不炸毁了所有的重装备。3月20日，我们在当地警长的住房中重新建立起军部，我们在他的食品柜中找到了不少好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开着车外出寻找失散的部队和其他一些参谋人员。沃尔夫少校和半个军部的人员下落不明，整个第168步兵师也去向不明。第168步兵师只回来了少数散兵游勇。根据他们的报告，我可以推测出该师已经向南转移，于是我驱车驶过山丘，朝着西南方而去。我知道苏军与我们之间并不存在绵亘的战线，所以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遇上俄国人，但我必须找到第168师。终于，经过长时间的搜索，我找到了该师的一些军官和士兵。多次打听了方向后，我终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该师的师部。当我走进师部时，师长施密特哈默少将[5]面带惊讶地看着我。

“您还活着！”他惊叫着，“我们还以为您已经死了！”

军部作战参谋在战斗中被敌坦克直接命中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第168步兵师。随即，我获悉该师带出了80%的人员，70%的越野车辆和武器，甚至还包括20%的其他车辆。对我来说，这个结果比整个军在蒂尔洛维茨森林“英勇奋战”而全军覆没要好得多。我认为舍尔纳元帅肯定会对我们挽救了4个步兵师而高兴，尽管我们除了轻武器，所有的重装备几乎损失殆尽。我命令第168步兵师进行大范围侦察，以便与党卫军第20掷弹兵师的残部取得联系。然后，我返回了军部。

在此期间，沃尔夫少校也带着军部的其他人员赶到了。他们的经历与我们相似。另外，我还获悉党卫军第20掷弹兵师已经进入了安排给我们的阵地，但由于伤亡惨重，该师目前的状态比较虚弱。他们的作战能力由于师长奥格斯贝格尔中将的阵亡而被进一步削弱，奥格斯贝格尔将军在该师是个深受欢迎和尊重的人物。

我们建立起一道新的防线。随后获知，我们麾下的师已经被分派给另一个军，我们（军部）将被调离前线进行休整和补充，因为我们的装备都已损失殆尽。

[1]埃帕赫将军接管的是“西里西亚”军级集群，该军下辖第168步兵师战斗群和党卫军第20掷弹兵师。该军级集群后来被改为第56装甲军。

[2]冯·洛斯贝格少将被调离后转入后备役，战后被英军俘虏，曾著有个人回忆录。

[3]奥格斯贝格尔的最终军衔是党卫队旅队长，相当于少将级别。

[4]克纳佩的回忆录中对此次突围的描述，似乎遗漏了爱沙尼亚上校阿尔方斯·雷巴内的功劳，雷巴内是个“突围高手”，舍尔纳特地派他带着埃帕赫和他的军部突围，突围获得了成功。埃帕赫为雷巴内申请了骑士铁十字勋章的的橡叶饰。

[5]此时的施密特哈默应为中将，这位将军是第168步兵师的老领导，多次奉命指挥该师。

第二十四章

在我们“休息”期间，整理出一份完整的作战报告以及战地日记（包括作战态势图以及所有必要的附件）把我忙得不可开交。几天后，我们从学校搬进了一座大厦中办公，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指挥任何一个师，所以此举并不违反舍尔纳元帅关于司令部不许设在大厦中的命令。终于，所有的报告都已完成，我们现在唯一等待的就是我们的装备了。由于我们现在不再指挥任何部队，所以一天下来几乎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一起合作的时间已经不短，此刻，我们的配合已相当默契。除了我的助手卡夫科上尉，我现在可以算军部里资格最老的参谋人员了。冯·杜夫文希望进行的工作非常多（司令部的常规命令，警报条例等等），我给助手们派了些任务，但我坚持认为，在我们的休息期间应该试试新配发的汽车，外出散散步，出去遛遛前任军长留下的两匹马。三月份的气候非常宜人，我觉得最起码应该稍稍享受一下，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局势很明显将会更加严峻。

3月25日，悠闲的日子到头了，我们接到命令，立即接管齐根哈尔斯（Ziegenhals）东南面多山地带的一段防区。科赫-埃帕赫和冯·杜夫文立刻动身去进行联络工作。可是，24小时还没到，又发来了一道截然相反的命令，要求我们乘火车赶往洛鲍（Lobau）进行重整工作。我赶紧叫回科赫-埃帕赫和冯·杜夫文。他们返回后作出了决定，他们俩和沃尔夫少校作为先头部队先行赶往洛鲍。现在，作为铁路运输的负责人，我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几天，既没有军长也没有参谋长来给我安排工作了。白天里，我骑马、读书、睡觉、听广播。

终于，运送我们的火车到来了，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搬上火车，向北隆隆驶去。离开希尔施贝格的总参学院整整两个月后，我坐在火车上再次驶过这座城市。3月31日下午6点，我们到达了洛鲍。火车卸载时，我抓紧时间给莱比锡的莉洛打了个长途电话。家里一切正常。4月1日，两个师被置于我们的指挥下，我们给这两个师分派的任务是，在距离前线13公里的后方构建备用阵地。

在此期间，有一次，当我拜访一个师部时，发现自己身处“舍尔纳集会”中。陆军元帅舍尔纳是个罕见的人——他既是一名职业军官，同时也是一名坚定的纳粹，尽管德国军队已经被刻意训练成一支非政治化的军队，甚至不允许我们参加选举中的投票。例如，在这次政治集会上，他希望加强民族的抵抗力。他对身处前线或靠近前线的士兵、军官、平民以及工人们讲话。对许多人来说，亲眼目睹一位佩带着国家最高军事勋章的陆军元帅站在纳粹党的立场上讲话，这一点可能会令他们印象深刻。

我还拜访了第57装甲军，该军负责这里的防线。该军的人员似乎下定决心要在末日来临前尽可能过得好些——这至少是我从他们每天消耗掉的奶油蛋糕以及其他美味上得出的印象。冯·杜夫文拒绝了我回家两天过复活节的要求，尽管这里确实无事可做（当然，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在奔波于第4集团军（应为第4装甲集团军）各个指挥部的途中，我遇到了在耶拿第24炮兵团负责基础训练工作的巴德施图贝纳少尉，他现在已经是后勤补给单位的一名少校。我们在一起喝茶，并聊起了1936年时的往事。

在没有告诉杜夫文的情况下，我尽可能地给我的助手卡夫科上尉放假，因为他让自己的妻子赶到了洛鲍。我不想让莉洛到这里来，不仅是因为她怀孕了，还因为这里距离前线太近，苏军随时可能发起进攻。

渐渐地，我们的军部恢复了原先的状态（特别是军部通讯连）。我们得到了一些更年轻的军官，这使我们的战斗力得到增强，但我们的电话设备尚缺一半，电台设备则缺三分之二。否则，我们就将准备在某处接手某个军的指挥权。

原布雷斯劳第8军区司令部的人员，唯一剩下的是科赫-埃帕赫这位62岁的军长。最后，他也离开了我们，当时，我们正举行一场鱼宴晚餐以庆祝他的生日，然后命令来了，科赫-埃帕赫将军将接管卡塞尔地区的军级司令部——这是个非作战性质的工作。尽管我们在科赫-埃帕赫将军的指挥下成功地突出了包围圈，但舍尔纳做出了相当正确的决定——他需要一个更具实战经验的人来出任军长。舍尔纳元帅用魏德林将军替换了科赫-埃帕赫，魏德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前线指挥官，获得过双剑橡叶饰骑士铁十字勋章——显然，这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军长。不过，魏德林将军在路上还有几天的路程，直到4月13日才到达。

随后我们又接到了命令，脱离舍尔纳的集团军群，加入海因里希的“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我们被纳入温克将军第12集团军的麾下，但该集团军目前尚未组建（它只有一个集团军司令部和一些军级参谋人员）。第12集团军此刻正在柏林西南方400公里外的哈尔茨山区中组建。4月11日，我奉命负责铁路运输工作。我把整个军部的300人（包括我们的通讯连）塞上了火车，朝着哈尔茨山区驶去。按照计划，我们将与魏德林将军在那里会合。冯·杜夫文搭乘汽车，跟着先头部队一同出发，他打算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停一停，顺路看看自己的家人。我在火车站打电话给莉洛，告诉她我可能在第二天早晨短暂地回家看看。我觉得自己可以在火车到达艾伦堡时下车，驾驶一辆轻便摩托车驶往莱比锡，然后在哈勒（Halle）、马格德堡或奥舍斯莱本（Oschersleben）重新赶上我们的火车——如果必要的话，我甚至可以一直开到布兰肯堡（Blankenburg）。

装车的准备工作很快便完成了，我终于有机会参观一下洛鲍。我跟几名军部工作人员来到一所餐厅，等待着出发时刻的到来。餐厅里空无一人，舍尔纳已经下达了命令，任何未经许可擅自逃至后方的人都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并以逃兵罪处以绞刑。我们曾听过一些可怕的说法，一些完全无辜的人被这种私设的战地法庭绞死，仅仅因为他们是按照口头命令行事，而没有书面命令。由于舍尔纳的命令，没有一个士兵或军官敢在前线后方的城市里出现，哪怕是在执行公务（我之所以安全，仅仅是因为我的裤子上带有标志着将军级别的红色条纹）。我当时认为，舍尔纳元帅的命令过于严厉了，但后来我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依靠这种铁腕手段来维持军纪是多么重要。

终于，在傍晚时，我爬进了自己的汽车，这辆汽车被固定在一节平板铁路货车上。随后，火车缓缓开动，慢慢地驶入无尽的黑暗中。

第四部

明天会更好

1945-1949

第二十五章

黄昏时，这架送我去战俘营的飞机靠近了莫斯科。我不禁想起了1941年12月，我们进攻莫斯科时，我从空中急切地俯瞰这座城市的情形。我还记得当初在莫斯科郊外负伤时的想法，我生怕错过在克里姆林宫前举行的阅兵式。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多具讽刺意味啊！另外，我还想到了我们飞过的这片土地上，埋葬了多少英勇的士兵啊——包括德军和苏军士兵。

飞机在莫斯科南面的一座机场着陆后（这座机场没有建筑物，只有几条跑道），一名苏军军官带着一名司机和一个卫兵，驾驶着一辆美制吉普车来到了飞机旁，显然，他们是要把我带去最终目的地。那名军官打着手势命令我坐在司机身边，他和卫兵坐在了吉普车的后座上。夜幕迅速降临，我们驱车向北，穿过莫斯科，朝着一座战俘营驶去。

在战俘营门口，我们的吉普车驶入了一扇木门，门口处站着一名哨兵，他的肩头挂着一支冲锋枪。战俘营的门前写着“克拉斯诺戈尔斯克，27/Ⅱ”，这些数字似乎表明，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还有其他的战俘营。押送我的那名军官下车，走进了大门旁边的一座建筑中，留下我和卫兵在原地等待。从入口处的通道望去，我可以看见两道铁丝网，铁丝网之间是3米宽的“死亡地带”，铺着沙土。铁丝网大约4米高，每隔30米便有一座10米高的瞭望塔，4年前，我曾在苏联与波兰的边境处见过这种类型的铁丝网围栏。

终于，押送我的军官跟着另一名军官回来了，后者示意我跟他走。我们沿着一条碎石路来到一扇木栅栏门前，黑暗中，我隐约能看见几座木制的营房。跟着我们的警卫打开了大门，苏军军官带着我走了进去。木栅栏门内是另一座营房，与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些营房很相似。苏军军官领着我走了进去，他指了指一张空床铺，我理解这是让我睡在这里。一盏孤零零的灯泡挂在入口附近，灯光洒在通道上，通道的两侧各有一排高低床铺，其中的一些床铺上睡着人。

我随身只带着一件毛皮衬里的军用大衣，一个水壶以及挂在皮带上的一个军用食品袋（我们在作战期间用它来装食物）。我把这些微薄的物品放在下铺，疲惫地躺了下来，我拉过大衣盖住身子，这似乎是为了安全而不是为了让自己更暖和些，因为此刻还是夏季。我很快就睡着了，但睡得并不沉，断断续续，我的心里充满了担忧和对前途的不确定感。我相信，等他们获得了我能告诉他们的一切后，他们便会把我枪毙掉。

第二天早晨等我醒来后，我欣慰地看见这所营房里住着大约15名德国军官。我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有人去指定的地方把分给我们的食物拿回来。我得到了一碗稀薄的白菜汤，里面漂着一条小小的鱼，另外还有些淡得要命的代用咖啡。我对这碗汤的模样和气味感到厌恶，它散发出一股强烈的、令人不快的鱼腥味。在我还是个孩子时，有一次吃了鱼后大病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吃过鱼。

“还有别的食物吗？”我问道。

“只有这个，”一名上校回答道，他的脸上带着挖苦的微笑，“要不了几天，你就会为得到这碗汤而高兴了。”

“其他进餐时间你们能得到什么？”我又问道。

“还是这个，除了这碗汤外，我们每天还能得到300克面包。”

看来，存在于我和饥饿之间的就只有这腐烂的白菜熬的汤以及每天一点点的面包！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何命运——无论俄国人从我嘴里盘问出他们想知道的一切后将我枪毙，还是我将在苏联的监狱里度过自己的余生，或是最终将我释放回家——但很显然，我现在唯一能控制的是自己该如何应付这种新形势。我决定尽自己所能地活下去，尽可能地保持身体健康，并期盼最终能被释放回家。于是，我端起这碗稀薄的白菜鱼汤喝了起来，尽力不去闻它，那条鱼被我囫囵吞枣地咽了下去。

我跟狱友们交谈了片刻，得知自己所在的是一所被隔绝的营房，我将在这里住上3个星期。除了一名中尉外，这座营房里关的都是高级军官（少校，中校和上校）。这名中尉名叫库尔特·冯·布尔克斯洛达，我记得驻扎在普劳恩时，我们团里也有一位冯·布尔克斯洛达。

“他是我的哥哥，弗里德里希，”当我问及此事时，这位中尉回答我，“他被关在这里的主营区，据俄国人说，他们把我从劳改营带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把我跟我哥哥关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么仁慈，不过我对此很高兴。”

年轻的冯·布尔克斯洛达可能只有23岁，非常瘦，几乎可以用憔悴来形容。我很高兴，至少在主营区里还有我的一位熟人。我跟年长的冯·布尔克斯洛达不是太熟，因为当初他在阿尔滕堡，而我在普劳恩，但我们都出席过全团军官会议，所以我记得他的名字。

吃罢早饭，我到营房外散步。尽管身处令人不快的环境中，但屋外，六月的阳光依旧让人神清气爽。木栅栏内，只有我们这一座被单独隔绝的营房。我看不见太多其他的营房。这时，我注意到一位老人正在照料种植在栅栏旁的鲜花。他穿着巴伐利亚的皮短裤，戴着一顶传统的巴伐利亚帽子，帽上插着羽毛。他看起来给我一种似曾相识感，随即我想了起来，这位老人便是身着便装的陆军元帅舍尔纳。

他停下了手里的活，盯着我看了片刻，然后问道：“我们认识吗？”

“是的，陆军元帅先生，”我回答道，“一月份时，您派我去布雷斯劳，协助那里的城防工作。”

“是的，布雷斯劳，”他点着头说道，“我记得。那么，您是在那里被俘的？”

“不是，我是在柏林投降的。我是魏德林将军第56装甲军的作战参谋。”

“噢，是的，”他说道，“对了，俄国人也没能俘虏我。我和我的集团军群从捷克斯洛伐克杀开一条血路到了西面，向美军投降了。可是，美国人却轻率地把我们转交给了俄国人，结果，我们前功尽弃。要是我知道美国人会这样做，我又何必白白地牺牲那么多生命一路杀到西面去呢？”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低头看着地面，“您可能也知道，在这座主营区里，我被指责说，德国正式投降后，我为了把部队带到西面去，还继续率部战斗。他们说，我毫无必要地牺牲了那些德国人的性命。当然，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他们说得没错。”

看起来，让我理解他为何在德国投降后还要继续战斗的动机，对他而言非常重要。他说，他也想给德国老百姓们一个逃到西面去的机会，事实上，确实有许多老百姓跟着他的部队逃离了苏军之手。

舍尔纳被许多德军士兵称为“刽子手”，因为战争末期他曾下达过命令，任何未经许可出现在战线后方的士兵都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如果被处以逃兵的罪名，他们就将被绞死。

德国正式投降了，舍尔纳却率部负隅顽抗，并打死了那么多苏军士兵，他还带着部队赶到西面向美国人投降，俄国人肯定对他痛恨不已。但不知为何，他们还是给了他一些特殊待遇。他们把他关在相对较为宽敞的牢房中，而不是关押其他德军高级将领的卢比扬卡或布提拉卡那种狭小的牢房。我在这座被隔离的营房里待了3个星期，这期间，我很少能看见舍尔纳，这让我相信，在某个地方，他肯定有他自己的房间。

隔离营房里的一些战俘过去曾在其他战俘营里待过，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在苏联囚禁期间的生活情况。

“你能在这儿，应该感恩不尽了，”年轻的冯·布尔克斯洛达告诉我，“我曾待过的那座劳改营里，俄国人经常任由德国战俘饿死或累死。”他对劳改营的描述完全是一幅恐怖的画面：在4个月黑暗的氛围中，他们的灵魂完全被绝望所替代。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食物不足再加上过度劳累，他们的体质极其虚弱，苏军看守残暴无比（他告诉我们，苏军看守会把活着的德国战俘的牙齿直接打掉，以便获得金牙套，死去的战俘被独轮小车运出战俘营直接掩埋，根本没有任何仪式）。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发觉自己对所处的环境深感绝望时，我就会想想布尔克斯洛达所说的话。不管怎样，我在这里，而不是在他生动描绘过的地狱般的劳改营中，这每每让我得到一些安慰。

我在隔离营房里待的3个星期中，我们的人数始终维持在15人左右，有些人会被释放到主营区，但马上又有人填补进来，新战俘通常来自德国，偶尔也有来自其他战俘营的犯人。克拉斯诺戈尔斯克27/Ⅱ战俘营位于莫斯科郊外，距离克里姆林宫大约22公里，这使得NKVD（后改为KGB）人员的审讯工作较为方便。显然，俄国人把那些他们希望经常提审的人关押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或布提拉卡监狱，例如魏德林和冯·杜夫文，而我们这些不太被提审的战俘则被关押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

令我惊讶的是，我很快便得知，主营区实际上是由某些德国人在管理，这些人被称为“积极分子”，他们与俄国人合作得非常卖力。塔楼上的哨兵、NKVD的审讯者以及战俘营指挥官（他负责清点战俘人数，每天两次）可能是我在这个战俘营唯一能看见的俄国人。

从隔离营房区，我可以看见外面的部分营地。一条碎石路，两侧排列着一些建筑，尽管大多数建筑物是战俘营房，但也包括1栋行政管理楼，1个大会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会堂是用于播放宣传影片或进行其他宣传活动的场地），1个厕所，1个浴室，1个小小的医务室，1个厨房和1个洗衣间。来的时候我便已看见，整个营地被铁丝网包围着，铁丝网编织得非常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那小小的网眼中穿过。两道铁丝网之间是一片死亡地带，夜间被探照灯照得雪亮，这片沙土地被耙得整整齐齐，如果有人从上面走过，便会留下清晰的脚印。

有人告诉我，这里曾发生过一些越狱事件，但那些越狱者总会被抓回来，被毒打一顿后再关几个星期的禁闭。就算一名战俘能成功地逃出战俘营，要想逃到另一个国家去至少要跋涉1000公里。我后来听说，有些德国战俘从其他战俘营逃脱，并成功地逃出了苏联。其中有一个据说是一名德国医生，他在一名苏联女医生的帮助下逃脱。据说，那位德国战俘装聋作哑，所有的谈话都是由苏联女医生完成的。我怀疑这个故事纯属虚构，仅仅是为了让绝望中的战俘们存有一线希望罢了[1]。

隔离在营房里的日子过得很慢，我们彼此交流着各自的经历，但15个人的故事说起来并不太长。我们还可以在营房周围散步，但栅栏距离我们的营房不到5米，所以，我们的散步路线非常局促，舒缓囚禁期间紧张情绪的作用很有限。冯·布尔克斯洛达中尉对自己能得到充足的睡眠深感高兴，显然，这是两年半前他在斯大林格勒投降后一直没能得到的待遇。可对我来说，从过去协助指挥各个师的持续作战行动突然转变为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这有些难以接受。这里的时间前所未有的充裕，似乎突然成为了我生命中唯一的富裕物品。我发现很难相信这里的时间过得如此缓慢，这让我对它更加留意，结果，时间过得似乎更慢了。显然，静止不动和坐立不安是我必须征服的敌人。

我们所得到的食物永远不会在质量和数量上发生变化，与食物同样糟糕的是就餐时间，但最起码能帮着我们打发点时间。从我们被关押的第一天起，饥饿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莉洛、克劳斯以及我们未出生的孩子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但妈妈曾在电话里告诉我，占领莱比锡的是美国人而不是俄国人。我试着将重点放在这样一个事实上——这意味着他们生还的机会会很不错。但就算他们活了下来，以后怎么生存呢？我尽力让自己不去想这些问题，可我无法做到。

输掉这场战争的念头也让我惴惴不安。在战斗中被俘，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一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但我们的国家投降了……我感到极度震惊，这几乎就像是自己活在其他人的噩梦中。战争粉碎了我的生活，只留下深深的裂缝。我可能再也无法回到家里，再也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必须学会适应我们的彻底失败以及作为苏军战俘的身份。这是一种彻底的绝望感。德国在地理和意识形态两方面遭到了分割，已经不太可能再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了。

在这3周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仔细思考了过去6年来德国的历程。我们到底在哪里做错了？我认为，德国索取莱茵兰、苏台德区以及波兰走廊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这些地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凡尔赛条约”从我们手中夺去的。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也是奥地利人民公投的结果。我还认为，我们入侵法国也合乎情理，因为当时的法国已经对我们宣战。不过，比利时、卢森堡以及荷兰并未对我们宣战，可我们为了到达法国而穿过了这些国家。占领这些国家仅仅是为了方便起见，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做显然是错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这样做过，然后，我们自然而然地又干了一次——也许是因为我们已经做过一次，当我们再次重复时，似乎就成了可以接受的做法。我们需要挪威的物资原料，并对我们的北翼加以保护，使其免遭英国的威胁——但现在，当我有时间仔细考虑我们的行动时，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入侵并占领挪威的权利。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明白过来，我们对待其他国家一向很傲慢——我们认为必要的理由就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至于苏联，我们憎恶共产主义思想，并认为苏联政府残酷地奴役苏联人民，但这并不能给我们充足的权力去侵犯对方的主权。当然，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生存空间”的理论给了我们侵占乌克兰（由于其粮食生产能力）和高加索（由于其石油资源）的理由。我们在“强权即公理”的理论下发动了战争。

当这些事情盘旋在我的脑海中时，我开始意识到，我应该在这些事情发生时就想到这些——可我是一名军人，军人是不能质疑来自上级的命令的。我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强权即公理”这种残酷的思想体系；当时，我甚至从未想过我们国家的行为是那么骄横跋扈。尽管这种盲从可能是让军人们专注于自身任务的唯一办法，但我现在却意识到自己成为了希特勒战争机器上毫无思维能力的一个零件，这让我沮丧不已。这一切开始时——至少在我们的想法中——只是为了努力纠正“凡尔赛条约”的不公，其结果却远远地超出了一切，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我和无数跟我一样的人，帮着希特勒发动并参与了一场征服世界的战争。不仅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伤亡，最终还葬送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们赢了这场战争，我是否还会质疑这些问题呢？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这是不太可能的。这种教训来自于失败，而不是胜利。

[1]确实有德国战俘逃出了战俘营，甚至逃出了苏联，而且是从西伯利亚战俘营逃脱。他的经历后来被写成书，还被拍成了电影，书名是：As Far as My Feet Will Carry Me，有趣的是，对这本书的真实性同样有人提出了质疑。

第二十六章

经过了漫长的3个星期后，我终于从隔离营房被放到了主营区。在战俘营的行政楼，我遇到了一位名叫巴姆勒的德国少将，他陪着我来到了分配给我的营房。巴姆勒比我高几英寸，年龄可能比我大15岁。我们从行政楼朝着营房走去时，他瞟了一眼我的军装。

“聪明的话，您应该把裤子上的红色条纹弄掉。”他说道。

我很惊讶，因为裤子上的红布条对一位将军或总参军官来说，相当于某种荣誉勋章。我低头看了看，这才发现他已经把自己裤子上的红布条去掉了。

“为什么？”我问道。

“因为佩戴红色条纹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你自己定义为精英团队的一员，这里可没有什么精英团队。”

我没有做声，但我很奇怪，一位德国将军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总参谋部确实是一个精英团队，我以自己成为精英而深感自豪。当时，我没有跟他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个德国的“积极分子”和另一个家伙就这个问题用言语对我进行了攻击，最后，我不得不除掉了裤子上的红布条，以落个耳根清净。

当我搬到指定的床铺后，我向几位邻居做了自我介绍，我们几个交流了彼此的经历。然后，我又寻找冯·布尔克斯洛达中尉，发现他也在我这间营房内。他把自己的哥哥弗里德里希介绍给我，弗里德里希还记得1938年时我们曾在同一个炮兵团服役过。1943年夏季，他的部队在克里米亚向苏军投降，到现在为止，他在这所战俘营已经待了两年。很快，我们便成为了好朋友。他告诉我，巴姆勒将军正在与俄国人合作，为的是得到更多的食物和更好的医疗条件，他告诫我，跟巴姆勒或其他我不太了解的人说话时一定要小心谨慎。

我开始仔细留意身边的人。慢慢地，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对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自己表露出的东西甚至比他们主动告诉我的还要多。我了解到他们对此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所做出的反应，比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更为重要。

现在，我可以将这个营地仔细地观察一番了。这里的每座营房都是狭长形的建筑，宽约10米，长约24米。每个营房里都有两条通道，每条通道的两侧各有一排床铺，另外，每条通道的两端各有一座烧木柴的暖炉（尽管在6月份时这些暖炉派不上用场）。每座营房的角落处都有一个单独的小房间，这是为那些替俄国人管理营房的“积极分子”们准备的。

我们睡的木板床分为3层。这种床铺是为两个人设计的，但这些年来，只能容纳2个人的空间经常会挤上6个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在夜里睡觉时便无法翻身，除非两个人同时向同一方向翻身）。每座木板床之间都有一张小而粗糙的桌子和一扇窗户将这些床铺分隔开。这些小桌子没有配板凳，但我们可以坐在下铺。营房内光线昏暗，只有屋顶上悬挂的4盏电灯可供照明，每条通道2盏。

每天的第一道程序开始于清晨6点，这就是——清点人数！战俘营的俄国指挥官，他的级别相当于上尉，每天会在一名军士的陪同下点数两次。他会用俄语向我们问候：“战俘们，早上好。”我们不得不也用俄语回答：“早上好。”然后，他开始点数。如果每个营房出来的人数正确无误，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吃早饭了，如果数字不对，他便会再清点一次。这位上尉身材矮胖，看上去像个农民——有点像尼基塔·赫鲁晓夫，但缺乏赫鲁晓夫的智慧（俄国人肯定是把他们当中能力最差的军官派去管理战俘营，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真的很蠢，有时候甚至要靠手指来计数。俄国人中肯定有比他们更聪明些的人）。夏季时，我们站在营区的通道上清点数目。我们列成军事队形，排成3排站在营房前，营地指挥官拿着块小木板从我们中间穿过，点明人数，然后把数字记在小木板上。他们只记数字，从不费神确认每个人。然后，指挥官走到下一个营房进行同样的工作。冬天时，如果室外过于寒冷，我们便在屋内点数字。有时候，清点人数的速度很快，但有时候也会耗上一小时。

如果有通知需要宣布，清点完人数后，营地指挥官会用俄语宣读，然后由一个会说俄语的“积极分子”进行翻译。然后，“积极分子”会给我们读一些俄国人想让我们知道的新闻——这些新闻都经过精心的编辑，具有相当的倾向性，其价值只能由我们在字里行间发掘。有时候，他们告诉给我们的新闻也会在无意间透露出他们跟西方国家之间产生了麻烦，当他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时，他们对我们的待遇便随之恶化；当他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我们的待遇也会得到改善。

读完新闻，我们就可以吃早饭了。每个床铺隔区（通常是12∼18人）轮流派人去厨房，领取本组的食物后将其带回。每个小组会指定一位特别值得信赖的人担任“食物分配员”，他的任务是平均分配这些食物。分配完后，如果还有剩余的食物，食物分配员将按照顺序进行第二轮分配。这样，多余的食物会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人。我们这组的“食物分配员”是帕维勒克上尉，过去在不莱梅担任法官。

每天，在床铺区吃罢早饭后，我们便来到一个露天的棚子中，金属水管从棚子中央穿过。自来水从金属管的孔中流出，流入下方的一个木槽里。我们站在那儿，水管的两侧各10个人，用冷水清洗腰部以上的部位。自来水随后会关闭，然后，我们刷牙（没有牙刷的人只能用手指刷牙）。之后，自来水会再次短暂地开放。我携带了梳子和牙刷，当然，这里没有牙膏。洗漱完毕后，我们鱼贯而出，下一组人再进去。

这里的厕所是一个很大的坑，上面铺着一块带有12个蹲坑的木板，这个粪坑每两周掏空一次。这个厕所，除了后面，几乎就是露天的，所以冬天时非常寒冷。厕所距离我们的营房大约100米左右，定期会喷洒化学物品以消除异味。

清点人数，吃早饭，刷牙洗漱，这一切都完成后，那些参加劳动的人便在营房外列队，然后排队出发，去参加劳动。俄国人不强迫高级军官参加劳动，因为，出于某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斯大林下达过相关的命令。到上尉为止的各级人员必须参加劳动，还有些级别较高的军官也自愿参加劳动，以便能到战俘营外溜达一番。大多数战俘在树林里劳动，砍伐树木，修剪树枝。但也有些战俘在莫斯科的工厂里劳动，还有些人则在营区内工作（浴室、洗衣房、厨房等等）。高级军官们每天能得到10支香烟的配给，下级军官如果参加劳动的话，也能得到10支。在战俘营内，香烟和食物已经成为了通行的货币。

我们每天的吃饭时间分别是早晨7点30分，中午12点30分和下午的5点30分。我们的食物是一小碗汤，每天3次，要是运气好的话，其中的两碗汤里可能会有一小块鱼或肉。俄国人给我们提供两种不同的汤，一种是白菜汤，另一种是用黑麦、燕麦或其他类似的谷物做成的粥样的汤。后面这种汤很稠，但我们只能得到一小碗。白菜汤里会有一些土豆、白菜，偶尔会有一条小鱼——连头带尾，内脏也未去除！由于味道腥得可怕，每次我都不得不强迫自己咽下。一条小鱼或一小块肉，是我们唯一能得到的蛋白质。过去，这种食物令人厌恶，可在战俘营里待了几个星期后，这居然成了难得的美味。我们别无选择，要么吃，要么挨饿。在那3个星期里，有时候除了这种汤，一日三餐，什么食物也没有。

苏联政府规定了战俘营里的每个战俘每天应该得到多少克的肉，但这个份量是牲畜被屠宰前的重量，这就意味着，骨头、牛角、蹄子都算重量。苏军士兵自然会把好肉留给自己享用，给我们的是牛头和牛骨。所以，尽管我们得到了规定的份量，但主要是骨头。他们会直接把一个牛头扔进汤桶里——毛发、眼睛、鼻子，所有的一切都在！俄国人很快便接受了去除毛发的提议，但我们很快也学会了一点——最好不要看自己所吃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得到了一点肉，那就很幸运了，就算上面有点毛发，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曾不止一次在自己的汤碗里发现牛眼睛。有时候，我们也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肉，因为俄国人从美国人那里获得了午餐肉罐头。这是战争期间根据租借法案，美国为苏联提供的援助。俄国人不喜欢这种午餐肉，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把午餐肉放进我们的汤里。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肉，每个人都很高兴，幸亏俄国人不喜欢这种午餐肉。

我们还会得到某种味道很淡的茶，或是一些淡而无味的仿冒咖啡。这种“咖啡”是用某种烘烤过的谷物煮成的，看起来很像咖啡，喝起来有点苦。所以，喝的时候会需要一点想象力，我们都假设着自己喝的就是咖啡。每顿饭后，我们都能得到这种咖啡或是茶水。

除了汤、茶水或咖啡外，我们每天还能得到300克面包。俄国的面包，三分之二是水，三分之一才是固体成分，面包干燥后（或是在冬季，我们把它放在营房内的暖炉上烘烤后），我们的300克面包就变成了100克。除了面包，我们还能得到30克白糖，20克油脂（黄油、人造黄油或是某种替代品，例如猪油）。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所得到的食物也不尽相同，每个时间段持续的时间大约为3个星期。当一列补给列车驶入这一地区后，车上装什么我们就吃什么，直到吃完为止。如果车上装的是白菜，我们就吃白菜汤，如果运来的是谷类粮食，我们就喝粥，直到吃完为止。

我用我得到的香烟交换了食物。战俘营里，有时会出现食物短缺的情况，但香烟总是有的（至少有烟草）。而且，总有些人愿意用自己的食物来换取香烟。实际上，有些人故意吃得越来越少，烟却抽得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他们的健康状况便会恶化。他们希望自己的身体衰弱到一定程度后，俄国人会放他们回家。但这个办法对少数上了年纪的战俘可能有效。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做法只是白白地伤害了自己的身体而已。

有些人会在战俘营里搞“精神会餐”，因为所有人都处在饥饿状态。于是，有人介绍起他的母亲或妻子所做的某道菜，旁听者并不在乎自己所受到的折磨，专注地聆听并想象着这些菜肴，例如，一份多汁的烤猪肉，外加土豆。有一位少校，最喜欢谈论他妈妈经常做的白菜卷，他的描述绘声绘色，你几乎可以闻到菜的香味并品尝到味道。我不太参加这种讨论，这种“精神会餐”的唯一结果是，每一个旁听者觉得更饿了。

我不知道每天配发给我们的食物到底有多少卡路里，但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总觉得饿。如果我们能得到苏联政府承诺分配给我们的食物定量，如果苏军士兵不搞“牛头炖汤”这种把戏，我们的食物可能会勉强够吃。可现在，我们所得到的食物，卡路里不足，蛋白质严重缺乏。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战俘营里生病的现象很少见。

晚上，俄国人会通过营区里的大喇叭，为我们播放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节目。我们听到了许多很棒的古典音乐，对此我非常喜欢。对我来说，音乐加快了时间的流逝。我相信，俄国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保持温顺的状态。当然，俄国人也很喜欢音乐，他们甚至允许我们组建了一支乐队。乐队为俄国人演奏的次数比为我们演奏的还要多，但至少我们偶尔能开开音乐会了。

1945年年底的一天，我非常意外地看见了沃尔夫少校！他和我一样吃惊，我们都没想到会在战俘营里遇上过去的老朋友。这是自我离开德国后遇到的最令人愉快的事情了！他告诉我，在我离开了那座采石场的战俘营后，他大病了一场——病得非常重，甚至连俄国人也起了恻隐之心，并把他送到了医院。沃尔夫在医院里待了几个星期，在他出院前，甚至还跟一名德国女护士坠入了爱河。我非常高兴身边能有位老朋友，很快，沃尔夫便搬到了我所在的营房中。我们沉浸在老同事和老朋友的友情中，不过我还是希望他没有跟那位柏林医院的女护士坠入爱河，因为此刻的沃尔夫开始为别人担心了，他不停地为她牵肠挂肚。

第二十七章

我们这座战俘营里包括了来自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战俘——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他们来自德国的每一个盟国。尽管西班牙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我们当中也有些西班牙人，因为西班牙派出了一个志愿者师协助德国作战，以此来报答西班牙内战期间我们对佛朗哥的支持。当然，这里的大多数战俘还是德国人。

这些战俘中，10%—15%是下级军官（少校以下），他们被送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的贵族身份或出身名门望族，出于同样的原因，这里还有5%的人是平民或士兵，80%—85%的人是高级军官（少校及少校以上的军衔）。在战俘营中，德国的军衔等级一般会继续保留。当然，我们并没有佩戴军衔或徽标，但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的军衔，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依然与其他人保持着旧有的等级关系。

我很快便发现，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里关押的都是些不太寻常的人。俄国人把来自欧洲和亚洲杰出的军人和平民聚集于此：科学家、学者、外交官、艺术家、将军、贵族——只要是俄国人认为有用或受人关注的人，他们便会把他送到这里。能跟这些德国最出色、最聪明的人关押在一起，我觉得很荣幸。但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更加意味着，一旦俄国人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后便会枪毙我们。因为这些杰出的人物回到德国后，会对社会施加更大的影响。

我获悉之所以把我关在这里是因为我是魏德林将军的作战参谋，俄国人想搞清楚柏林战役中发生的情况，特别是元首暗堡的情况。他们还关押了魏德林、冯·杜夫文、雷菲奥以及其他曾在柏林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人。换句话说，我被关在这座战俘营而没被送去劳改营，唯一的原因就是战争的最后一个星期我所在的地点。俄国人觉得我“有价值”，唯一看重的是我在柏林保卫战中的经历。可这纯属巧合，如果当初我们撤入柏林时没有与第9集团军失去联系，魏德林就不会决定去元首暗堡以获知整体战况，希特勒也不会命令我们进入城区守卫柏林。

我发现很难合理地解释自己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好运气。战争过程中，当其他人继续待在前线时，我却回家住院或是上学去了，我应该对此感到不安吗？许多人阵亡了，可我还活着，我应该对此感到不安吗？现在，那么多人在劳改营里劳累致死，而我在战俘营里却根本无需劳动，我应该对此深感不安吗？我必须接受它，将其视为自己的命运而无需深感不安。

我断定，俄国人之所以把我们这些人送至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要么是想从这些人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要么就是想招募并训练这些人，再把他们送回德国充当替俄国人工作的间谍。俄国人认为，任何一个出身名门的显贵人物，回到德国后定能发挥特别的影响力。俄国人的想法很矛盾：如果把这些人关押在这里，他们便无法对家乡的德国人施加反对苏联的影响；但如果能招募这些出身名门望族的人，他们便可以把这些著名人物派回德国，按照俄国人希望的方向对德国老百姓施加影响。

有几个人被关进这座战俘营纯粹是因为他们的名字。例如，这里有一个犯人，名叫杜鲁门，他原先在波茨坦经营一家雪茄店铺。俄国人问他是否与美国总统有什么亲属关系，他吹嘘说，很有可能，因为他爷爷的兄弟早年便已移居美国。他的信口开河为他赢得了一张进入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的门票！还有一个人，名叫阿克曼，他的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著名的政治家，这个名字引起了俄国人的注意。于是，他们也把他送到了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还有一个名叫雨果·德普费尔德的人，他的父亲是威廉·德普费尔德，曾担任过德国考古研究所驻雅典的主管，并协助过对奥林匹亚和特洛伊的发掘工作。雨果·德普费尔德被送到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仅仅是因为俄国人听说过他父亲的名字。雨果·德普费尔德50来岁，曾经是一名药剂师，聪明、成熟、稳重，他很适应自己作为一位著名人物的儿子的身份，我们都很喜欢他。他对俄国人来说不会是一个威胁。

俄国人也被贵族们深深地吸引，尽管他们自己的贵族不是被杀就是被吓跑了。战俘营里，大约有30%的俘虏来自德国的贵族阶层，大部分是将军或总参谋部军官，但也有一些平民。营地的一角竖起了木栅栏，以阻挡我们窥探那些平民贵族的视线，这些人主要是波兰拉齐维乌亲王的家人。俄国人把拉齐维乌亲王送进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主要是为了防止他对战后的波兰施加影响，从而反对苏联。他们一家大约有12∼15人，祖孙三代都在其中。他们有一座单独的营房状建筑，俄国人在四周搭设了木栅栏，以便为他们一家提供隐私权。显然，俄国人对拉齐维乌亲王非常尊重。通过一位天主教神父，我们知道了拉齐维乌亲王一家的情况，这位神父住在我们的营房里，他曾为亲王一家举行过弥撒。我不知道后来跟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成为连襟的那位拉齐维乌家族成员是否是战俘营中拉齐维乌亲王的某个孙子。

战俘营里另一位贵族是什未林伯爵。他是个鳏夫，来自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在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拥有庞大的庄园。他这个家族中的许多成员都成为了政府部长，其中有一位担任过希特勒政府的财政部长。他是战俘营中最年长者之一，也是贵族中最高贵的一位。很少有人了解他。尽管他生性不太合群，但却与我成为了朋友。俄国人把他关进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完全是因为他出身名门望族，同时，他还是个有钱的大地主。他们可能还知道，什未林伯爵的亡妻曾经是俄国的一位公主，俄国革命后，她移居德国。我认为，俄国人之所以将拉齐维乌和什未林这样的人扣作人质，完全是为了不时之需。

最后，我结识了我所在的营房里的大部分人，整个战俘营里，大约有一半人我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大多数人（大约有600人）都曾见过面。我知道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经历，也明白他们为何被送进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我也知道哪些家伙为了获取额外的食物而与俄国人合作，而哪些人则没有这样做。

战俘营里的朋友圈形成得很快，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兴趣会把这些人结合到一起。这些圈子大小不同，从五六个人到十来个人都有。我们在一起同吃同住，彼此间非常了解，不太担心会出现告密分子（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积极分子”）。我们所组成的圈子会相互庆祝生日或其他的节日。

当然，沃尔夫也成为了我这个圈子中的一员。我完全信任他，在我们被关押的这些年里，他乐观而又亲切的个性帮助许多人度过了这段暗淡的岁月。

另一个朋友和知己是弗里德里希·冯·布尔克斯洛达少校，他同样友好而又亲切，但更重要的是，他成熟、沉稳，散发着个人品质的无穷魅力。他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时常能激发起身边人的信心。他是那种每个人都愿意尽力去帮助他的人。他曾经担任过某个师的副官，最后被一名苏军女兵俘虏，据他说，女兵对他甚至比苏军男士兵更加残酷。冯·布尔克斯洛达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战前在现在被称为“东德”的地方拥有过大量的土地。当然，在苏联的占领下，他们失去了全部财产。

他的弟弟库尔特也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成员。库尔特骨瘦如柴，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战争结束后，德国人开始搜寻某些人，尤其是贵族。当他们发现这对兄弟来自贵族家庭并被关押在不同的营地后，他们把这兄弟俩调到了一起。俄国人大概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促使这对兄弟更加愿意同他们合作。当然，他们没有妥协，但对库尔特来说，他幸运地逃出了劳改营。作为一名中尉，他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里必须参加劳动，可日子过得比他在劳改营时要强许多。库尔特深具幽默感，是个好奇、好学的人，他有着年轻人的乐观天性，对回家充满了期待。

冯·旺根海姆兄弟也来自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是我们这个小圈子里的另一对兄弟。哥哥康拉德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项目是“马术三日赛”。在骑马越野的过程中，他不慎落马，摔断了锁骨，但他再次翻身上马，忍着剧痛完成了比赛。他的行为确保德国队获得了金牌，于是他在德国成为了英雄。当然，俄国人也知道这一切。

我们这个圈子还包括保卢斯元帅第6集团军的一位作战参谋，1943年2月，他在斯大林格勒投降。这位总参上校沉默寡言，斯大林格勒的经历让他遭了不少罪。他年约30来岁，身材均称，一头黑发，一双若有所思的眼睛。除了在斯大林格勒与苏军展开的残酷激战，他还曾亲眼目睹了无数的士兵死于毫无必要的饥饿、缺乏冬装及医疗设施的不足，这一切完全是因为第6集团军不许后撤以及补给严重不足所致。他已经彻底放弃了生存的念头，尽管他家里还有妻子和孩子，他现在就是活一天算一天。

我们这个圈子里还有一位天主教神父，曾照料过拉齐维乌亲王一家。他是与俄国人合作的一群牧师中的一员，他们曾写过文章，签署过声明，大意是一个基督教徒也可以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另外一些与俄国人合作的牧师被派到了其他战俘营，不知什么原因，我们这位牧师留在了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我们知道他所做的一切，但他在其他方面与我们意气相投，所以我们接受了他。我们曾与他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论，问他为什么要跟俄国人合作。他给自己找了个合理的借口，无论怎么做，他必须活下去，以便照顾其他的战俘。他也承认，俄国人完全可以痛打他一顿，强迫他签署声明，所以他没有逼他们这样做，自己主动合作了。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讲求实效罢了。但共产主义者被定义为无神论者，一个无神论者，怎么可能同时是一名基督教徒呢？他还利用了“我们已经没有国家了”这一观点，这个观点普遍存在于那些与俄国人合作以换取更多的食物和更好的医疗条件的德国战俘中。他是个幸存者，非常健谈，无论他想证明什么，总能找到很好的借口。

阿图尔·帕维勒克上尉，这位前法官现在是我们的“食物分配员”，他被送到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是因为他过去颇具影响力的工作以及显赫的家族。俄国人特别害怕这种人，因为他们可能会号召其他人起来反对俄国人。帕维勒克又高又瘦，是个不错的人，他对每个人都很好。他希望自己能活下去，也希望其他人都能活下去，但他不会为此而牺牲自己的原则。他与那些找借口与俄国人进行合作的家伙展开了顽强的争论，因为他们声称“我们已经没有国家了”。他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对德国的毁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我们有责任重建德国。他对我们这些家在东德的人非常慷慨，给了我们他在不莱梅（西德）的地址，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从苏联获释，他愿意为我们大家提供帮助，以开始新的生活。

冯·什未林伯爵也是我们这个小圈子的成员之一。尽管他比我大了近20岁，但我们还是成为了亲密的朋友。糟糕的伙食让他眼窝深陷，体重急剧下降，变得越发憔悴。和我一样，他也用自己配给的香烟交换额外的食物（俄国人对待这些年纪较大的贵族，与高级军官一样，不需要他们参加劳动，但每天仍有香烟配发）。他养成了散步的习惯，每天都在营地周围走上几公里。

除了牧师外，我觉得可以跟这些密友们畅所欲言，有无数的话题可供我们长谈。这种谈论的能力有助于我们保持头脑清醒，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武器之一。我们用这种能力对抗着俄国人的反复宣传，以及目前这种压抑而又单调的环境。

第二十八章

每周我们可以得到一桶用于洗澡的热水，我们把这一天称为“Banya日”（Banya是俄语“洗澡”的意思，但对我们来说，这个词代表着所有久违了的令人高兴的事情）。到了Banya日这天，我们走进浴室，并得到一块微小的肥皂。这块肥皂要用一个星期，直到下一个Banya日为止。这种肥皂是一种褐色的物质，不是太好用。我们拿到一个木桶，里面装着大约两加仑热水。然后，我们拿着这桶热水走进一个房间，在这里脱去衣服，开始洗浴。然后，在一个冷水淋浴头下将身子冲干净。我们会得到一块小小的毛巾，这块毛巾可以从洗澡的当天保留到下一次洗澡的时候。洗澡只能每周一次，因为浴室每天容纳的人数有限，每周让我们洗一次澡可能是他们的最大负荷了。正因为如此，每次洗澡时我们不得不快些，以便让其他人也能轮上。洗澡的当天，我们在浴室里还可以刮胡子。当然，剃刀掌握在俄国人手中。轮到我们洗澡时，一名理发师（也是德国战俘）会帮我们刮胡子。

我们的头发时不时会被剃光。这种做法，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为了防止虱子的滋生。如果一个人染上虱子，他们会把所有人的头发都剃光。起初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但后来便习惯了。我找了个人，请他用从我军裤上拆下的红色布条为材料，帮我缝制了一顶无边帽，就像教皇戴的那种。这样，只要他们把我的头发剃光，我便戴上这顶帽子，直到头发再次长出来为止。“积极分子”们不太喜欢我的做法，因为这顶帽子是用总参谋部军官裤子上的红布条做成的，可我不在乎他们高兴还是不高兴。

除了失去自由并忍饥挨饿外，战俘营生活中最糟糕的问题大概要算臭虫了——成千上万。这里的臭虫实在太多了，甚至白天也出来咬人。试图杀死这些臭虫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多，最大的臭虫几乎像瓢虫那么大。冬天我们站立在室内清点人数时，甚至能看见臭虫在我们的床铺上爬动。我们最终说服了“积极分子”们，让他们去跟俄国人提出这个问题。后来，每隔两到三个月，我们便从营房里搬出来一次，以便让俄国人对营房进行消毒，杀死那些臭虫。消毒过后的几天里，我们能过得比较安稳，但很快臭虫们又会慢慢地卷土重来。俄国人也无法彻底消灭这些臭虫，对那些被臭虫咬到后出现过敏的战俘来说，这里完全就是地狱。在臭虫最猖獗的时期，有些人被叮得浑身遍体鳞伤。

我想了个睡觉时不被臭虫打扰的办法。我用10支香烟换了一块毛毯，把它缝制成一个信封状，一个“通道”从顶部和底部通向中间。然后，我钻入毛毯中。这样，毛毯中间唯一的通道位于我身下。当然，隔着厚厚的毛毯，呼吸起来有点困难，但这比被臭虫叮得遍体鳞伤要强得多。

我们穿着被关进战俘营时所带的衣服。我带来了军装、衬衫、马裤以及靴子，还有一件机械化部队所穿的连体工作服。向苏军投降时，我曾把这件工作服穿在军装外。此外，我还有两套内衣和两件衬衫。我们必须把军装上的军衔标记去除，也不能佩戴任何勋章。海牙公约允许我们佩戴自己的勋章，但俄国人不许，因为所有的勋章勋饰上都有反万字标志，我们理解他们对此的感受。我们并不认为斯大林和共产主义比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强到哪里去，但我们不想激怒他们，这毫无必要。

一开始，我只有一双马靴，所以我穿着马裤。后来，我交换到一双自制的木底拖鞋。于是，我便穿上了连体工作服，并把自己的靴子和马裤保存起来。这双木制拖鞋是用一整块木头雕刻成适当的形状，就像荷兰木鞋那样，再用布条从上方绕过，钉在木鞋的两侧。这双鞋子很难用于行军，但在战俘营里使用绰绰有余。夏天时，我们不穿袜子，光脚穿着木凉鞋，袜子要留到冬天再穿。起初，俄国人没有给我们提供过任何衣物。

后来，我们的衣服磨损了，于是我们得到了苏军的军用内衣。这种衣服有点类似于法兰绒长款内衣，但做工很粗糙。我们的内衣每周清洗一次，除了内衣裤外，其他衣物都不能洗涤。冬天时，俄国人发给我们一些旧衬衫和旧棉衣，这些破旧的衣服都是苏军士兵丢弃的。我们拿到这些衣服后，需要缝补一番，但不管怎样，这些衣服被洗得干干净净，也能御寒保暖。俄国人的衬衫既不合身，也没有纽扣（苏军的衣服都没有纽扣）——他们的衣服都是直上直下，又很短，直接在腰上扎根皮带。

被送到这个战俘营的德军士兵，没有一个带着需要加以医疗救治的伤势。一些伤员在被送到这里前，已经在德国治过伤。许多战俘身上带着旧伤，例如，有些人不得不拄着拐杖行走，但没有一个战俘带有开放性创伤。幸运的是，我身上的旧伤没给我造成任何麻烦。

如果有人生病，战俘营里有一个由战俘中的德国医生和护理人员负责的医务室。俄国人非常害怕传染病，所以总是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经常进行除虱工作，每隔3个月，俄国人还会对我们进行健康检查。不过，所谓的健康检查，只不过是把衣服脱光，光着身子在一张桌子前走上一圈。桌后坐着3名医生（通常，其中有2名是女医生），他们只是上下打量我们一下，看看我们看起来是否健康。只有当某名战俘看起来不太对劲时，他们才会让他停下，向他提几个问题。有时候，他们会让我们转过身，甚至会掐掐我们，以此来判断我们身上的脂肪。如果某名战俘身上有许多臭虫叮咬的痕迹，他们会发现，并担心出现皮肤病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健康检查并没有太多实际性内容。

战俘营的苏军指挥官时不时地会试着强迫战俘中的高级军官参加劳动，但我们知道斯大林下达过不得强迫高级军官参加劳动的命令，而且还知道该命令的号码和签署日期，所以，每当他们告诉我们必须参加劳动时，我们便会把这个命令告诉给他们。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时，我们得到命令到营房外排队，然后，营地指挥官告诉我们将去参加劳动。我们向他引述了斯大林的命令，这位战俘营指挥官对着我们咆哮起来：“你们都是战犯！必须按照命令行事！”一名了解斯大林命令详情的德军上校再次向他引述了该命令的细节，那位战俘营指挥官继续咆哮了一阵，最后无奈地放弃了。我们怀疑，这家伙是不是从每个外出劳动的战俘身上捞了不少钱。他不敢藐视斯大林的命令而强迫我们参加劳动，但他却可以对我们发泄怒火，而且，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我们这个战俘营，与劳改营不同（在那里，高级军官也必须参加劳动），没人因为劳动而过度疲惫。在我们这儿，参加劳动的人每天干8个小时，还能得到一顿饭，外加10支香烟。参加劳动的战俘对此从未有过抱怨。如果被派到树林里劳动，他们可以带些木柴回来，卖给战俘营里其他的囚犯。要是被派到工厂劳动，他们便偷些小块的金属或有机玻璃，卖给战俘营里的其他战俘，后者可以用这些东西做些有用的物品。他们还可以跟工厂里的俄国工人接触，这样，便可以把战俘营里制作的物品卖给那些工人——例如烟盒、小相框、象棋等等——他们充当了买卖双方的中间人。他们每周工作6天，星期日对苏联政府来说并不具有任何宗教意义，不过他们也认为这应该是个休息日。那些既不参加劳动又无所事事的人——他们只是躺在那里，脑子里想着食物和家人——开始退化了。用不了几个月，这些犯人就将失去产生或接受意见的能力。

我们这些不参加劳动的人，用各种办法来让自己有事可做。我们当中有各个方面的专家——神学家、外交官、会计师、律师、作家、商人，所以我们可以开展各种讲座。有人会提议：“我们谈谈园艺吧。”然后，一名前园艺教授便会主持一场关于植物、花卉和树木的讨论会，如何种植，何时种植，如何照料等等。其他的讲座还包括会计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等。这些讨论小组分散在营地四周，夏天时在营房外，冬天便在室内进行。我们必须保持每个小组的人数不要太多，因为“积极分子”们会揭发，而俄国人不允许大批战俘们聚在一起。“积极分子”们随时密切监视着其他每个人，因为俄国人总是担心战俘们发生暴动。

我们在屋里，4个人坐在床上，另外4个人坐在对面的床铺上，开始研讨。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加入一个研讨小组。我们也许会在每个星期二就一个主题进行系列讨论，也可能一天之内探讨10∼15个主题。我们这些参加研讨会的人可以藉此保持敏锐的思维能力，并拓展自己的知识面，而那些召开研讨会的人也可以保持自己的能力和知识。当然，他们的讲座完全靠记忆，因为我们没有课本。我继续学习外语，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法语和英语能力，还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我还跟意大利战俘学习意大利语。我甚至还参加了一些法律研讨会，这是由从前的法官帕维勒克上尉发起的。

我们也玩纸牌，尽管打牌被认为是一种堕落的行为，而且是被禁止的（苏军部队中不许打牌，所以这一禁令自动延伸到我们身上）。我们只得骗他们说，我们玩的这些木片不是纸牌，而是骨牌。俄国人当然没有蠢到相信我们的话，但他们默许了，因为打牌让我们有事可做，而且不会惹是生非。为了制作“纸牌”，我们从那些到工厂参加劳动的战俘手中购买一些薄薄的胶合板，用砂纸把裁下的胶合板打磨光滑（砂纸也是从工厂里偷出来的），然后在木片上雕刻好数字和图案，再用那些在办公区劳动的犯人偷出来的红蓝色墨水染上颜色。我们会把“纸牌”弯曲一点点，但由于这种“纸牌”太硬，没办法握在手中，于是我们制作了几个小小的架子，这样，打牌的人便可以将“纸牌”放在上面。

每隔几个月，我们便在营区内举行桥牌或象棋比赛。尽管我们的象棋比赛仅限于战俘营地，但参加者来自各个国家，所以我们称之为“国际锦标赛”。一次赛事会持续数天，每个“国家”都派出自己最好的选手参赛。在很多次比赛中，进入决赛的总是我和一位匈牙利上校。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期间，象棋冠军一直非我莫属。俄国人也卖力地帮着组织象棋比赛，因为他们也喜欢下象棋，而且，他们也希望我们有事可做。每当有重要人物从莫斯科赶来视察战俘营，如果他像许多俄国人那样也会下象棋的话，战俘营管理者便会安排我跟他杀上一盘。为此，我总是能得到些额外的香烟和一杯好茶，这种比赛通常进行得都很友好。只有一次，一位来访者输了棋，顿时恼羞成怒，并破口大骂起来。

打发时间的其他办法还包括制作一些小物件，我们用这些东西当做圣诞节或别人生日时的馈赠礼物。我们从那些在树林里劳动的战俘手里购买木材，从那些在厨房里干活的人手里购买罐头盒。“奥斯卡·迈耶”牌午餐肉罐头盒，到了我们手中可以发挥各种用处。在厨房里干活的战俘们能搞到这种空罐头盒，因为俄国人不明白这种罐头盒对我们的价值。那些厨房的帮工便把这些罐头盒作为金属片卖给具有动手能力的战俘。这些空罐头盒，我们不仅把它作为材料使用，还把它做成雕刻刀的刀片（俄国人允许我们拥有较小的雕刻刀，因为这种刀的刀刃非常小，根本无法成为危险性武器）。为了做成一把刻刀，我们必须把一块金属片切割成三角形，把它固定在一个木柄上，然后再用石块把它打磨锋利。

战俘们雕刻象棋、香烟盒以及其他类似的物品。有一个战俘甚至能制作出台钟，所有的齿轮和零件都用罐头盒上的白铁皮做成！我们称之为“奥斯卡·迈耶”牌台钟。那些手艺精湛的战俘制作这些物品，而在苏联工厂里劳动的战俘则将这些物品带到工厂，卖给苏联工人以获取佣金。我到今天还保留着一个折叠式相框和一个雕刻而成的香烟盒，这是我得到的礼物，另外，还有一个铝烟盒，是我获得象棋比赛冠军后得到的奖品。

在战俘营里，我们没理由感到无聊。有些人的心理负担太大，他们整天躺在那儿，脑子里想着食物以及胡吃海喝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觉得饿，但我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所以，我无暇考虑这些。我参加学习和研讨会，以此让自己有事可做，工艺课、音乐课、桥牌和象棋，这些兴趣小组我都参加。这一切听上去很有趣，也会让人玩个痛快，但说实话，这只是为了生存而作出的绝望的尝试。尽管在这座战俘营里待了近五年时间，但我依旧不愿意让自己的囚禁生涯过得沉闷无比。只有在我想家时才觉得日子很难捱，其他时候，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充实。每当情绪低落时，我便提醒自己，大批各种军衔的德国军人此刻正在残酷的劳改营里劳累致死。

我一直保持着健壮的体格，并为自己制订了一个锻炼计划。夏天时，我会沿着营地走上1小时，然后做30分钟的体操。冬天最冷的时候，我不再外出行走，只做体操锻炼。其他许多战俘也进行各种体育锻炼。有限的食物使我们很快便感到疲惫，基于这个原因，有些人并不进行锻炼，但我觉得还好，因为我总是用香烟交换额外的食物。

在战俘营里，纸张具有非常大的价值。这不是因为供应短缺，而是根本就没有。甚至连俄国人自己也没纸用。因为他们没有纸，在清点战俘人数时，他们会把数字记在一块小木板上，等到数目统计清楚并上报后，他们便用刀子把木板上的数字刮掉，以便再次使用。

有时候，当香烟出现短缺时，我们会得到“红星”牌马合烟烟草作为替代。不过，我们没有卷烟纸。在战俘中，能得到报纸的只有那些“积极分子”和从事翻译的人（这种报纸很适合作为卷烟纸）。翻译们被获准阅读俄文的“真理报”和“消息报”，所以他们能得到报纸，也可以用报纸充当卷烟纸。“积极分子”和翻译会跟他们的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些纸张，但其他人必须从他们手里购买，或者就自己想办法制作烟斗。一页报纸的交换代价是600克面包。我们曾搞到过的其他纸张是盛放烟草的纸袋，它的价值甚至超过了烟草本身。如果我们这个小组有12个人，我们便把这张纸分成6张，轮流获得。我们甚至编写了一个名单，以免有人被遗漏。这种纸用于卷烟有点偏厚，但它可以用来写字。这种白纸上，印着红色的五角星以及镰刀和锤子。

战俘营里的时间与外部世界是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时间决定并掌控着外部世界，而在战俘营里，时间毫无意义。一天、一周或是一个月，这些时间单位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也没人去任何地方。除了星期天没人外出劳动外，其他的每一天都没什么区别。我们每日的惯例都经过仔细的安排。每天都在同一时刻分发食物，在日常生活的单调和空虚中，这些糟糕至极的食物反而给了我们的眼睛和大脑某些刺激。

1946年5月，我在柏林投降整整一年后，俄国人终于允许我们写信回家。我被允许写一张明信片，同时还附上另一张明信片以便让对方回信使用。在这张明信片中，只许我写15个单词，而莉洛的回信上也只能写15个词。于是我告诉她，我很好，也很健康。等待并期盼回信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终于，经过两个多月后，我终于在7月24日收到了莉洛的回信。这个日子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收到这封信后我才知道她和克劳斯都安然无恙，她知道我还活着，因为被关在克佩尼克“绅士监狱”中那位年迈的退役将军已经被释放，他帮我转交了那封写给莉洛的信件。莉洛告诉我，她和克劳斯都很好，我们已经有了第二个儿子，她给他取名为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出生于一年前，刚好是7月24日。她在明信片的背面钉上了一张她和两个孩子的合影，我对她的智慧钦佩不已。收到这张照片，简直就像是得到了生活的新租约。我一直保留着一个小小的椭圆形盒式挂坠，里面放着一张莉洛的照片，经过苏军看守无数次的搜查后，我仍保留着它。当我通过明信片获得了新的家庭照后，我把照片裁成适当的大小，将其放入挂坠的另一面。这个挂件一直挂在我颈间，陪着我度过了剩下的囚禁生涯。

当我的目光落在把我们与外界分隔开的铁丝网上时，得知自己家人都活着的激动迅速平息下来。知道他们还活着，这让我前所未有地思念起他们来。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努力让自己坚强起来，以免听到他们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后承受不了。现在，我已经安然度过了一个时期，我一定也能平安地度过下一个阶段。此刻，我活着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生存。现在，我将把每一天视为一个小小的奇迹和上天的礼物。我知道有一个家正在等着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变得弥足珍贵起来。

从1946年5月起，我们这些战俘获准每年给妻子写两次明信片，另外，每次我赢得象棋比赛冠军都可以再获得一次邮寄明信片的机会以作奖励。这个奖励成了我夺取冠军的动力。可是，随着俄国人在冷战中处于下风，他们扣下了德国寄回的明信片，不再转交给我们。所以，我们已经不再指望能收到回信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再次见到莉洛和我们的孩子，这段时间成了囚禁时期里最糟糕的阶段。有时候，俄国人会告诉我们，“你们都是罪犯，再也无法回家了。”随着他们在冷战中又占据了上风，他们又告诉我们，我们将在圣诞节时被释放回家。有时候，他们会故意搞些心理战术来打垮我，我会因此变得沮丧不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学会了适应俄国农民的哲学：“明天会更好！”，它帮助我接受了囚禁生涯中的不确定性。

它还教会了我忍耐的价值，这一课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一直获益。耐心也是俄国农民的特点，现在，我终于知道原因了。

第二十九章

在整个囚禁期间，俄国人定期提审我们。一名苏军看守会来到营房，把我们带到行政楼进行审讯。

在一般的审讯中，他们所提的问题大多是“您在哪支部队？”，“您的工作是什么？”，“您在苏联的何处作战？”，“什么时候？”等等。他们知道我们所有军事单位的名称和番号，对所发生的事情和地点也了如指掌。有些俄国的村庄被摧毁，平民被杀，如果某个德国战俘曾在那里驻扎过，那他就倒霉了。参加了此类行动的部队的成员，根本没机会逃脱被处决的命运，要么就是被慢慢地饿死或是劳累至死。

一开始，对我的审讯有点不同，因为在柏林保卫战期间，我是第56装甲军的作战参谋，在战争结束前，还曾在元首暗堡里待过。俄国人希望完整地拼凑出最后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们抓获了那段时间曾在元首暗堡里待过并且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人。他们想了解的第一个信息是，我们在柏林投降时，希特勒、戈培尔、鲍曼以及其他纳粹高层重要人物的情况，并希望能抓获那些在战争结束时他们认为仍可能留在柏林的纳粹领导人；其次他们感兴趣的是，研究德军的战略和战术，俄国人希望通过各个军事等级的每一个人来了解这一切。

另外，俄国人还认为，德国政府制订了投降后继续在德国实施地下抵抗的计划。组织游击队进行地下抵抗活动，事先显然有过一些计划，这些游击队被称为“狼人”。但据我所知，这些计划从未付诸实施。俄国人对此非常关注，这也是他们向我询问的问题之一。当然，我所知道的都是些含糊的传闻。

俄国人想知道的另一件事情是被他们视为“战争犯罪”的行为，主要集中在俄国，也包括他们统治下的东欧诸国。审讯过程中，他们想知道我们是否曾在游击队员被处决或发生过类似事情的地方驻扎过。如果他们发现了蛛丝马迹，便会一追到底。

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对我进行审讯的主要是斯特恩上校。他的个头比一般人高点，穿戴得干净整洁，外貌特征看上去像中欧人，身材修长。斯特恩上校英俊、潇洒、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有文化的人，他的德语不带任何口音，总是穿着一身便装。他与战俘营里的其他官员完全不同，那些人就是一帮粗野的农民。一开始，每隔四星期左右，他会提审我一次，当时他们想了解的是关于柏林的情况。斯特恩上校是个犹太人，第一次提审我时便问起了奥斯维辛。

“您是第二个问我这个问题的苏军军官，”我心里带着一丝好奇的说道，“第一个是在柏林，他听了我的回答后很生气，还说‘别假装您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斯特恩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半晌，这才回答道：“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好几个灭绝营中的一个，在这些灭绝营中，数百万犹太人和东欧人被杀害了，”他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蔑视，“我不相信您对此一无所知，毕竟，您当时就在希特勒的大本营。”

我确信这种明显的谎言是某种伎俩。他所说的不可能是真的，但我决定陪他玩玩，直到我弄清楚他的目的为止。

“在柏林，除了作战我根本无暇他顾，”我说道，“甚至连忙这个都来不及。”

尽管不太容易，但我最终还是说服了他，我对奥斯维辛或其他灭绝营的情况确实一无所知。

“不过，您总该听说过集中营吧。”他最后问道。

“没错，我知道达豪，那里是政府关押政治煽动者、犹太人以及同性恋的地方。报纸上报道过，但从未说过有人被处死。”

此后，斯特恩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他开始向我询问柏林战役期间一些非常具体的军事问题。在受审过程中，我没有感到任何不愉快之处。他从来不做笔记，因此我确信，他只是在探寻某些细节问题。他所关心的是日期、奥得河与柏林之间的战斗、柏林保卫战以及谁在指挥等等。在我让他相信我对死亡灭绝营毫不知情后，他的问题便都集中在纯军事上。

等我的审问者们对柏林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满意后，他们又开始想知道1941年我在苏联的作战情况。他们希望了解我何时参战，在哪里作战以及在哪支部队服役。他们还对是否有苏联人与我们合作非常感兴趣。当然，许多苏联人在我们后方的医院、补给仓库这类机构中工作。俄国人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也知道，我在俄国期间一直在前线作战，所以当我告诉他们我对此不太了解后，他们也就放弃了。

所有的审讯者都会提出一些相同的问题，如果被审讯者说错了，或是与前一次的说法不同，俄国人便会产生怀疑，并指责对方撒谎。然后，他们会加大审讯力度，找出对方究竟在隐瞒些什么。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揭穿了许多被审讯者，对那些被戳穿的战俘来说，下场是非常可怕的。对那些试图隐瞒事实、装聋作哑或所在的部队已经引起俄国人注意，或是俄国人认为可能成为间谍替他们工作的人，俄国的审讯者们会加强提审频率，远远超过我们其他人。

所有的审讯者都是NKVD特务，除了斯特恩上校，其他人都穿着苏军军装，只是帽子的颜色不同。有一次，另一位审讯者提审我，担任翻译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少尉。过了一会，审讯者走出了房间，屋里只剩下我和她。我刚才正好说到我在意大利待过，等那位审讯者出去后，女少尉告诉我，她也在意大利待过。我们谈起了意大利，她问我是否知道一首名叫“对我说爱我”的意大利歌曲，然后她唱了几句。我们在一起愉快地交谈了几分钟，等审讯者回来后，她又恢复了严肃和公事公办的表情。显然，过去她在意大利肯定是担当间谍，因为苏军普通军官是不可能去意大利的，无论是战前还是在战争期间都是如此。这是我从俄国人身上看见正常的人性为数不多的特例之一，尽管斯特恩上校在单独相处的情况下也会展示出一些人性的东西。

我很快便学会了足够的俄语来明白审讯者提出的问题，但我从不让他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假装听不懂，趁翻译进行解释时，我可以对自己的回答稍作准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只要你有一个词涉及了你曾在俄国砍伐树木修建掩体或作柴火，或者你用俄国的粮食喂了你的马，或是在后撤期间炸毁了一座桥梁，都有可能判处你在劳改营里干上25年的苦役。这是他们后来发明的一个小把戏，如果他们想找个借口不许某个战俘被释放回家的话。幸运的是，我的交待是可信的，而且总保持着一致。我让我的审讯者们相信，在入侵苏联期间，我从未遇到过补给的问题，因为我们总是沿着驿道前进，补给车队完全跟得上。我的交待符合逻辑，而且没有避重就轻，所以他们相信了我的说法。我很幸运，在入侵苏联期间，我所在的部队一直沿着主要的补给路线前进，而且，我动辄就住院或上学，从未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例如，那些被摧毁的村落。

审讯过程中，我对自己所说的话总是非常谨慎。我给自己制订的原则是，从不承认我那个炮兵连的人曾杀过俄国人养的鸡，或使用过俄国人的柴火和干草，但在其他事情上我一直非常注意，不对他们撒谎。俄国人会在隔了一年后再次问你相同的问题，不过他们会换个角度，如果你试图撒谎，他们便会戳穿你。除了绝对必要的话语外，我从不多说过一个字，只要能说清楚问题即可。另外，我也从未公开流露出对苏联政府的敌意。他们问到我时，我始终坚持认为，德国应该与所有的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从而在战后与他们和睦相处，尽管俄国明显比他的邻居们要强大得多。如果他们逼问，我会坦率地告诉他们，我并不认为共产主义是德国政府的最佳选择。但我会加以小心，留意不要批评他们的体制或称赞法西斯主义。

每次审讯结束后，我们必须在审问记录上签字，记录上的每个字都有可能被用来对付我们。不过，有一次，审讯者命令我在一份俄文审讯记录上签字，我拒绝了，因为我一个字也看不懂。审讯者发火了，开始大喊大叫起来，于是我在审讯记录上写了一句“我不懂俄文”，并签上了名字。他看后更加愤怒了，但我拒绝以其他方式签字，因为如果我那样做了，很可能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令。

俄国人审讯的另一个目的是想了解其他人的一些情况，以此来判断这些人是否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间谍。

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与莫斯科的卢比扬卡或布提拉卡监狱的战俘不断地被交换。很幸运，我从未被送入任何一间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我的整个战俘生涯一直在战俘营里度过。我们所在的战俘营，其大小有300×150米，而不是那种4×5米的牢房，那么小的牢房有时候会塞进6个犯人。在战俘营里，我们一直受到“积极分子”和苏军看守的监视，但我们至少可以走动走动，甚至可以走出营房活动。而在卢比扬卡或布提拉卡监狱，重要的犯人都被单独关押。这样，俄国人便可以彻底控制住他们。如果俄国人觉得已经掌握了某个被关在卢比扬卡或布提拉卡监狱的犯人的全部情况，他们便会把他转到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不过，他们仍会定期对每个人进行审讯，要是他们从某个战俘身上发现了某些他们过去遗漏的情况，他们便会把他再次带回卢比扬卡或布提拉卡监狱。

每个星期都有从单人牢房转来的战俘被送到这里，他们大多面色苍白，因为他们在牢房中从未见过阳光。到达战俘营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对一切都害怕，对所有人也心怀惧意。他们非常安静，对所有的一切都疑虑重重。这些人很容易被“积极分子”或密探们欺骗。通常，他们要么屈服于“积极分子”要求他们合作的企图，要么就是走上对立面，愚蠢地选择了公然对抗的立场——这种情况下的犯人最终都会消失不见。

冯·杜夫文、雷菲奥以及魏德林，与许多德国将领以及总参谋部军官一起，被关押在布提拉卡监狱。等俄国人完成了对他们大部分人的审讯后，如果认为对方不具危险性，便会把他转到我们这个战俘营，否则，他们便会把他送到劳改营。雷菲奥被转到了我们这个战俘营，而杜夫文则被送去劳改营。考虑到劳改营所面临的气候、劳动强度、居住条件以及食物缺乏的问题，显然，俄国人打算让这些人死在那里。劳改营靠近北极，一年中有几个月的时间处于完全黑暗中，而且，那里极其单调。冯·杜夫文在那里劳动了两年，他活了下来。

第三十章

1945年，囚禁期间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这个小组中的每一个人，每天都保留了一点面包、糖和脂肪，一直攒了两个星期，以便做一个蛋糕。由于我们得到的面包三分之二是水，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捣烂，加上一点糖后制成蛋糕。然后，我们把糖混上黄油、人造黄油或猪油——我们在当时所能得到的任何一种油脂——将其制成蛋糕上的某种糖衣。组里的一个人负责做蛋糕，而我则负责制作糖衣和蛋糕上的装饰。

圣诞夜，我们分成小组聚在一起庆祝。同时，我们必须小心地看好我们的蛋糕，以免被别人偷去，因为战俘营里的每个人都太饿了。吃惯了战俘营的食物，蛋糕的滋味简直就像是天堂。我们聚坐在营房里，回忆着过去在家里度过的圣诞节，想念着我们的妻子和孩子。我们唱了几首圣诞歌曲，小组里的牧师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必须安安静静地进行，因为俄国人不允许进行宗教活动）。我们交换了自己制作或从别人手里买来的礼物（有动手能力的人自己制作礼物，没有这一技能的人则用香烟或食物跟别人交换），例如烟盒这些，以此来保持监狱生活的文明假象。唱歌和庆祝活动结束后，战俘营里的圣诞夜变得安静而又令人伤感，我们每个人都陷入了对往昔快乐生活的追忆中。从想家的角度来说，圣诞节是一年中最难捱的一天。

第三十一章

纽伦堡审讯期间，俄国人想把波兰军人在卡廷森林中被屠杀的责任归咎于德国，尽管国际红十字会已经提交了一份报告，明确指出是苏联犯下了这一罪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俄国人需要一个“可靠的证人”，所以他们设法找一个德军士兵，强迫他证明自己曾经是执行处决命令的小组成员。他们在劳改营里物色了一个人选，然后把他带到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加以训练。他是个身材高大的农村孩子，人很风趣，容易轻信旁人。他的智力不足以让他意识到这种做法已经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他的家位于纽伦堡附近，于是俄国人答应他，如果他肯合作的话，他们会让他回家看看家里人。这很容易使他觉得自己的做法合情合理，尤其是俄国人向他指出，他曾经宣誓效忠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给了他更好的食物和一身新军装，这使他觉得自己成了重要人物。

俄国人教了他几个星期，可能是要等他对自己所说的话深信不疑才行（我们当时对此事并不知情，尽管他曾对身边的几个朋友说过，我们其他人是在事后才获悉的）。后来他就走了，几天后，我们读报纸，这才知道他作为苏联方面的主要证人出现在纽伦堡法庭上。他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他所在的步兵部队是如何进行卡廷屠杀的。不过，西方国家根本没有理会他的证词，因为红十字会的记录言辞确凿，这样一来，俄国人围绕着他精心编造的谎言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

一连数天，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卡廷惨案，以及德国军队如何冷酷地屠杀了4000多名无辜的波兰军官的报道，随后，我们突然就听不到关于卡廷惨案的消息了。几天后，他们的“明星证人”回到了战俘营。看上去他几乎和过去一样得意洋洋——但还是有些不同，因为俄国人没有像他们承诺的那样，允许他回家去看看自己的双亲。如果他们的弥天大谎获得成功的话，也许他们会让他的父母见见他。可现在，他的背叛行为，除了让他在战俘营里获得稍好些的待遇外，他一无所获。在纽伦堡时，除了上庭作证，他可能一直被关在一间牢房中。俄国人还告诉他，如果他好好表现，他们也许会在他作完证后便释放他。他应该知道，他帮他们撒了谎后，他们是不可能释放他的。

俄国人把他送回战俘营后，他依然得到了较多较好的食物，新军装也还穿在他身上。可过了几个星期，他开始向其他人抱怨说俄国人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他的抱怨被汇报给俄国人。俄国人取消了对他的优待，他的食物变得和我们完全一样，新军装也被收走了。这家伙蠢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抱怨得更厉害了。于是，他消失了。俄国人喜欢为他们做事的叛徒，但从做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看不起他。

纽伦堡审判期间，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所发生的事情的报道。我们获知了纳粹灭绝营的详情，终于开始相信这是事实而不是苏联政府的宣传。我们曾一度怀疑灭绝营的故事，因为俄国人曾试图将他们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的罪行栽赃到我们身上。从那以后，我们认为，关于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那些可怕的暴行，不过是苏联众多宣传手段之一。但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西方盟国和苏联共同起诉德国应为这些暴行负责。很明显，关于灭绝营的说法可能是有些道理的——尽管我们还是对600万犹太人被杀害感到不可置信。

可是，我们知道犹太人一直受到纳粹政府的迫害，他们遭到逮捕并被送入集中营，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反犹主义在德国有很长的历史，希特勒利用了这一点，对犹太人所有的缺点大加指责，以此增加自己的政治优势。因此，要我们相信一些犹太人可能已经遇害并不是一件难事，但600万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相信的范畴。不过，令人悲哀的是，我们开始慢慢地认识到，纳粹确实犯下了危害人类的可怕罪行。

对达豪这种政治集中营，我曾有过一些了解，犯人被送到那里进行所谓的“政治再教育”。这些人回来后，在德国社会中恢复了他们的角色，但他们不再反对现行体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美国人看重言论自由，但在德国却没有这个传统，我们对一些人被送入达豪接受“再教育”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尤其是这还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关于达豪的笑话就像今天有人被送去西伯利亚的笑话一样，反对纳粹纲领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共产党人会被送到那里，另外也包括犹太人和同性恋者，但没人在那里被杀害，至少据我们所知是这样。

想到这些事情时，我常常回忆起30年代中期我的少年时光，当时的希特勒受到德国人民的深深拥戴——没有一个德国人会想到噩梦即将到来，即便是做梦也不会想到。希特勒稳定了政治和经济，而这正是当时的德国所迫切需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了形形色色几十个政党，事实上，是希特勒将德国人民再次团结起来。希特勒受到广泛欢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他恢复了民族自豪感。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我们不停地被世界上的其他人告知，我们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但我们觉得并非如此），目前的情况纯属罪有应得。而德国政府和媒体则不断地告诉我们，凡尔赛条约夺走了大片德国领土，并将其分给了其他国家。因此，希特勒恢复部分民族自豪感的举措受到了德国人民的广泛赞扬。希特勒拒不接受严重影响德国经济的凡尔赛条约，他重新收回了原属于德国、后又被瓜分出去的领土和人口，这一举措也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凡尔赛条约还将德国军队人数限制在10万人以下，这使我们无法保卫自己的国土。因此，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全力扩充军备的做法也受到了广泛欢迎。希特勒之所以能主宰德国，是因为他初期的执政生涯卓有成效，也因为他使德国重新获得了民族自豪感。即便在我们最疯狂的梦想中，也绝想不到他的政府会犯下如此暴行。

输掉这场战争，失去自由，国家也随之消亡，这一切是我可以设想也可以理解的。战争就是一场成败参半的赌博，要么成为胜利者，要么沦为失败者。我们当初曾认为，参加这场战争是一件崇高而又光荣的事情，可这种崇高的冒险——纠正不公平的凡尔赛条约以及重新取回我们认为理所应当属于我们的东西——却导致了灭绝营这种极不人道的恐怖行径。现在，这只能让我们感到羞愧，我们无法为这种试图进行种族灭绝的行为进行辩解。我记得政府曾宣传过，犹太人有一个全球性阴谋，他们企图接掌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权力。在二三十年代，犹太人掌握了政府的高层，他们大多是银行家和实业家——他们控制着德国的大部分财富。纳粹接管政权后，宣传部对此一直喋喋不休。但是，就算政府确实感觉到犹太人这一“阴谋”的威胁，将犹太种族彻底灭绝的想法也是疯狂无比的。我对这种事件感到恶心。最终我决定，我不能将之遗忘，不能在自己的精神和情感上铲除它。我的精神和情感已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于是，我把这个问题藏在内心最深处，并不参与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我不得不接受了这个已经发生的事实，这样我才能继续自己的生活，但我不喜欢也不愿意对这种事情加以讨论。我只是强迫自己将思想集中于眼前的情况，这样，在听闻了这种事情后，我才能一天天地继续活下去。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我无法逃避自己的罪责，如果没有我们，希特勒也不可能干出这些他已经干出的可怕的事情；但作为一个人，我觉得自己无罪，因为我并未参与这些勾当，对希特勒所做的这些事情也一无所知。

我们的政府杀害了大批犹太人，接受这一事实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中。我发现自己还是很难相信希特勒本人应该为这些行为负责，但如果没有他的许可，他们不可能这样做。以我的经验来看，只有霍费尔先生曾准确地看清了希特勒会把我们带入一场毁灭中。他曾问过：“代价将会是什么呢？”现在我知道，即便是霍费尔先生也无法想到希特勒会让德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付出如此可怕的代价。正是我们对他的盲从和毫不怀疑的信任，促成了他的所作所为。

第三十二章

战俘营里的囚犯在政治上分成三类人：中立的大多数，反对派和“积极分子”。

大多数战俘都属于中立派，在“积极分子”的压力下，他们通常会做一些“积极分子”们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为了避免冲突和减少麻烦。

我属于反对派，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不得不保持沉默。公开的反对会使我们被扣以“法西斯分子”或“战争罪犯”的罪名被消灭掉。但我们拒绝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也拒不说明理由，总之，对此敬而远之。只要我们保持安静，就不会遭受折磨或被单独挑出来接受惩罚，但受到德国“积极分子”的骚扰是免不了的。

“积极分子”（他们也被称为“反法西斯主义者”）是公开的合作者，他们管理着战俘营，控制着所有的工作。他们从俄国人那里接受命令，向俄国人汇报，并替俄国人充当密探。俄国人将这些“积极分子”称为natchalnik，意思是“头头”或“领导”，有时候，我们也这样叫他们。如果我们想让俄国人帮着解决某些问题，例如清除臭虫，我们会找“积极分子”交涉而不是俄国人，因为只有“积极分子”才能跟俄国人说上话。为了保持他们作为“积极分子”的地位，并因此继续获得更多、更好的食物及各方面较好的待遇，他们必须承认、接受并拥护俄国人在任何方面的观点。

有些“积极分子”并不像其他人那么激进，并希望通过客观的讨论与反对派保持相对良好的关系。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他们的家人生活在德国的苏占区。他们觉得，除了与俄国人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外，他们别无选择。但他们也不想被贴上“叛徒”的标签，这个称谓是反对派送给那些“积极分子”的。“积极分子”中真正为俄国人摇旗呐喊的是一小群人，他们从事政治工作，大多是营房里的主管、宣传员等等。他们对苏联当局所做的一切大加赞颂，并为其寻找借口。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些人会真正地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行为，要么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待遇，要么是为了某些事情而感到内疚（例如，他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战争罪犯）。这些家伙非常危险，因为他们极其狂热。

每当这里有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要做时，俄国人并不亲自动手——他们会派他们的合作者，那些“积极分子”去执行。例如，如果战俘营里有人试图逃跑，俄国人会把“积极分子”叫去，告诉他们：“发生了这种事情，所以现在，每个人必须在寒风中罚站1小时。”接着，“积极分子”们便执行这一命令，我们所有人都将在寒风中站上1小时。这些人的权力很大，我们只能任由他们摆布。

“积极分子”们还会举办亲共的演讲活动，所有人必须参加。在这种政治闹剧中，他们的表现就像演员，我们也必须出席，因为他们会撰写一些煽动性文章要求我们朗读。对于苏联与西方国家持不同意见的某些问题，“积极分子”们还传播了相关的政治决议。所谓的决议就是一两张纸的声明，表明在这一问题上对苏联所持立场的支持。“积极分子”们会给大家施加压力，迫使每个人都在声明上签字。他们会说：“这是为了和平。苏联政府希望整个世界获得和平，而西方列强则是战争贩子。你希望战争还是和平？如果你希望和平，那你就应该在声明上签字。如果你不签字，你就是想要战争。”例如，在柏林被封锁期间，俄国人试图对西方盟国关闭进入柏林的通道，我们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支持苏联的这一做法。签署声明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控制我们的头脑，尽管这些签过字的声明对俄国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大约有80%的战俘签署过此类声明，他们都害怕不签字可能会招致的后果。

“积极分子”并不都是低级军官或蠢货。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将军，也有些人是博士，实际上，这帮家伙最可恨。例如，一位名叫纳夫罗茨基的博士，是他们当中比较激进比较危险的家伙之一。他向战俘们慷慨陈词，说服他们签署“声明”，他卖力地工作，鼓动其他战俘与俄国人进行合作。作为一名前大学教授，他被关进战俘营，完全是因为俄国人觉得他是一名知识分子，因而具有潜在的危险。这位博士则下定决心要说服俄国人，他们完全不必对他心生疑虑。在宣传工作上，他干得比俄国人还卖力。他的这种做法完全出于自私自利的念头，遭到了其他人的鄙视。这个傲慢而又目中无人的家伙，似乎没有从德国的战败中学到任何东西。他希望自己获释后，能在东德的共产党政权中获得一份高级别的工作。

还有个“积极分子”是我们营房的主管——巴姆勒少将[1]，和平时期以及战争初期，他曾是一名负责情报工作的总参谋部军官。德国占领挪威后，他成为了德国驻挪威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参谋长。后来，他转至东线担任师长。1944年，“中央”集团军群崩溃后，他被苏军俘虏。巴姆勒40来岁，身高超过6英尺。他总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做盘算，他不仅做了俄国人要求他做的一切，还做了他们可能希望他做的一切。他感兴趣的不仅是被释放回家，还跟纳夫罗茨基一样，野心勃勃地想在东德政府中谋取一个领导职务。

他成了为NKVD服务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最活跃、最狡诈、最不择手段及最危险的家伙之一。他签署了NKVD人员要求他签署的一切，并为他们撰写鼓动性文章，他还使用了他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迫使其他人步其后尘。他还与俄国人紧密合作，收集或杜撰了大批“证据”，致使许多人后来被俄国人据此定罪，并被判处了长期徒刑。如果他还活着，他的良心应该为许多人的悲惨命运而不安。

当然，我们都知道，他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而是因为他的良心上有某些难以启齿的东西，他希望将此隐藏起来——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牺牲任何人。当然，俄国人也知道这一点。作为德国驻挪威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参谋长，他可能下令处决过游击队员或那些帮助过游击队的平民。对俄国人来说，这已经构成了极其严重的战争罪行。当然，他也知道，俄国人完全清楚挪威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他至少要为此承担部分责任。挪威是个狭长、多山的国家，很难控制。如果游击队炸毁了他辖区内的水电站，他将不得不作出报复性回应。作为一名军人，保证辖区内运作正常是他的分内职责。俄国人对这些可能并不太关心，因为他们认为挪威是他们冷战中的敌人。如果他在苏联统治下的东欧国家干出同样的事情，我相信，他们会把他处决。因此，他很害怕俄国人把他引渡到挪威接受审判。他可能觉得，与俄国人合作能救自己的命。就这样，巴姆勒为了换取更多更好的食物以及其他一些特权，丧失了所有的信念、尊严和自尊。尽管他假装成一个改变了立场的共产主义者，但我可以肯定，俄国人并不比我们更加相信他。

我们当中还有个总参谋部少校军官，也是个“积极分子”。他是个桥牌高手，我们俩经常组成桥牌搭档，因为我们这一组几乎能打败战俘营里的任何一对组合。他曾是一个步兵师的作战参谋，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被俘。他对希特勒不许他们的部队撤出斯大林格勒愤恨不已，于是，他和陆军元帅保卢斯一样，背弃了他的政府。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也不亏欠任何人。对于自己与俄国人合作以换取在厨房的工作和更好的待遇，他既不感到内疚，也不觉得羞愧。尽管据我们所知，他从未伤害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但我们在他身边时都非常小心，以免给他提供任何可用来对付我们的信息。尽管前途渺茫，但他并不是个悲观或沮丧的人。相反，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很快乐。有时候，他会在夜间被叫去提审，这种“提审”通常意味着去向俄国人报告情况。

还有个“积极分子”是个年轻的军官——冯·瓦德西伯爵，他被关到这个战俘营是因为他来自一个著名的贵族家庭。他的祖父曾是普鲁士陆军元帅，还曾担任过总参谋长。这位年轻的瓦德西伯爵20岁出头，身材高大，一头金发。尽管具有贵族背景，但他很容易便被吓唬住了。他特别害怕俄国人会因为他祖父的关系而不放他回家，于是，他跟他们合作，以说服对方自己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俄国人为每个国家的战俘都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反法西斯小组”，这些小组由“积极分子”们组成。每个“反法西斯”小组接受NKVD政治部的命令后，将之调整为适应本民族的心态，然后加以贯彻执行。每个小组都由一名领导和几名亲信控制，这样的小组会扩展至“积极分子”们所掌控的所有成员，从而对他们这个国家的战俘进行控制。通过这些“反法西斯小组”，俄国人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获知战俘营内所发生的一切。“积极分子”们监视着每一个战俘，并随时向他们的俄国上司报告一切，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反法西斯义务”。少数“积极分子”拒绝在这一范围内进行合作——他们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俄国人认为这是在战俘营里“支持反动势力”，这是一种严重的罪行。另一方面，有些“积极分子”的卖力程度似乎不足以让俄国人感到满意。

俄国人有时候也会利用不同的“反法西斯小组”来制约我们。有一个“反法西斯小组”由奥地利人组成，他们似乎轻而易举地忘记了，在1938年时，90%的奥地利人投票赞同将他们的国家合并进德国。受到唆使的奥地利人装出他们受到了德国的奴役并痛恨德国人的样子，于是，俄国人派给他们一大批人，奥地利人也帮着他们在战俘营里管理我们。奥地利人在他们的衣袖上佩戴一面“红-白-红”三色小旗，以便与我们区分开。

[1]巴姆勒的军衔应为中将，他曾担任过第12步兵师师长，被俘后成为“自由德国”及“德国军官同盟”成员。46年获释后接受了苏联相应的培训，1950年回到东德，成为了特务机构“史塔西”的一名官员。

第三十三章

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的控制权掌握在NKVD的行动部手中，尽管他们的人员总是藏身于幕后。负责向行动部汇报的是政治部，审讯我们的人就属于这个部门。该部门给“积极分子”们下达各种命令，以此来控制战俘营里的政治和情报活动。他们还控制着“真理报”、“消息报”这类报纸，广播电台以及宣传影片（这些宣传片每年会给我们播放四到五部，都是关于共产主义必然获得胜利的内容），另外还包括一切文化活动，例如音乐会和戏剧等。

俄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远景目标——加强其自身实力，以便为即将到来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斗做好准备（资本主义国家指的是世界上非苏联控制的国家），并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削弱敌人的力量。

俄国人对我们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工作，对此，我们人人感到情绪低落。他们的政治标语张贴在战俘营里，随处可见；无论我们待在哪里，睁开眼就能看见这些标语——营房、洗衣房、澡堂、厕所、行政管理大楼，无所不在！他们的理论是，如果某样东西一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它最终会在一个人的头脑中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这就是他们操控人的办法。最终，“苏联是为了和平，美国是为了战争”不仅是一种观点，还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1]。他们还给我们播放肆意歪曲的政治电影，试图以此来影响我们的思想。

有一次，俄国人从莫斯科大学找来几个教授，给我们讲授苏联版本的历史和政治哲学。不过，几个月后他们便放弃了这一做法，因为我们对他们讲授的东西提出各种质疑，而不是全盘接受。如果你运用西方的主流文化来对付他们的学说，这些苏联式的学说面对各种质疑是站不住脚的。这就像宗教：你不得不在信念上接受他们的教义，要么就彻底将其摒弃。毫无疑问，在他们的脑中，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一切就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在俄国人的思维中，这两个人是不可能犯错的。我们发现，在他们的思维中，甚至不能理解其他人会有不同的想法，这一点令人难以置信。当我们指出他们在逻辑上的错误时，他们无法自圆其说。他们觉得，我们提出的质疑和坚持的逻辑是对他们的嘲弄。我们当中也有教授，他们提出的问题对方甚至无法理解，因为精神上的束缚限制了苏联教授们的思维能力。因此，俄国人取消了这些政治哲学课，他们显然意识到，给德国共产党员讲授这些课程会更为成功。第一届东德政府的所有成员都曾接受过此类“再教育”，就在我们以前曾待过的同一座战俘营。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共产党员们盲目地接受了他们的信仰理论，而我们没有。

俄国人的主要目的似乎是想在我们中间寻找那些释放回国后能为他们充当间谍的人，他们将目光放在将来。他们想找到可供他们勒索的人，这些人将返回西德或其他西方国家，他们的出现不会引起怀疑，并因此而进入重要的位置。受害者过去的地位越重要，智力越高，监禁期间的政治品行越不受怀疑，俄国人便会觉得他的利用价值更高。但首先，受害者要跟他们合作才行。俄国人试图专门招募一些从未对共产主义事业表现出同情的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回到家乡后所受到的怀疑才会小一些。通过审讯期间自己的经历，通过与其他战俘的交谈，通过对其他人和其他事情的观察，我们也能了解到一些苏联情报机构所采用的招募方法。

秘密线人（而不是公开活动的“积极分子”）除了为俄国人充当密探外，还被迫执行另一项任务：在自己的战俘同胞中挑选出那些一旦被释放回家，可能适合充当苏联间谍并为将来做好部署的人。执行这个任务时，密探会试着摸清楚潜在受害者的家庭和财务情况，以及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态度——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出结论，这位潜在的受害者是否有可能被迫成为一名为苏联工作的间谍。当然，关于这个人，最终的决定还是由俄国人来做出，但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都由德国线人来完成。只有那些非常聪明的线人才适合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不仅对人性有着广泛的认识，还得到了俄国人的充分信任。

在“积极分子”和线人们的帮助下，俄国人毫不费力地得到了起过誓（当然是假的）的书面证明材料，以此来对付任何一位战俘。根据这些材料，不仅在苏联的法庭，甚至在战俘自己国家的法庭上，战俘都将被判定为“战争罪”！然后，俄国人仔细审核相关的资料，选定他们的一位受害者。接下来，俄国人会对他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直到他觉得活下去的唯一出路是签署那些俄国人希望他签署的文件为止。这些文件总会将一些无辜的同胞牵连进虚构的“战争犯罪”中，但受害者本人却不会受到指控。当然，受害者也知道，其他人也签署了类似的文件来指控他（如果有必要的话，俄国人会把这些指控他的虚假文件拿给他看）。等这一切都完成后，俄国人会问这位受害者，回到德国后是否愿意为他们完成某些任务。如果这位受害者立刻拒绝合作，他便会消失在苏联的惩戒营中，再也无法回家了；如果他假意同意，回到德国后再次拒绝合作，俄国人便会公开他签过字的文件，这样，他会被自己国家的法庭定罪。

俄国人发现，对我们施加压力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曾侵略过苏联，他们不停地向我们宣扬我们是“战争罪犯”的说法，从未停息过：“我们没有邀请你们到这里来，你们入侵了苏联，你们都是战犯。”这没错，我们确实入侵过苏联，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是德国发动了侵苏战争，但我们无法为政府作出的侵略决定负责，我们只是成为了政府的战争武器。我们知道，俄国人完全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我们彻底沦为了他们刀俎下的鱼肉。他们在卡廷森林杀害了4000多名波兰军官，这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提醒。他们有能力这样做，我们被一种彻底的无助感所笼罩。我曾在德国的两座战俘营里领教过这一点，但在这里却更加难以忍受，因为我们远离家园，身边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陌生。在战斗中，责任感和军队的团结会使我们得到加强，但在目前这种新环境中，一切都不明确。这里没有规则，所有的一切都要从磨练和错误中学习。

他们试图让我们每个人都背负上沉重的负罪感，并将“每个德国人都有罪。苏联为了保护自己，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德国再度成为一个傲慢且侵略成性的国家都是正当的”这种观点植入我们的内心（当然，德国试图对苏联进行却未获成功的侵略，苏联实际上已经对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实施了，但我们明智地没有对他们指出这一点）。我们被不断地提醒，只是因为苏联政府前所未有的宽大，我们才得以活到今天。

俄国人首选的都是些没有强烈政治信念的人。尽管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成为热心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也不会热衷于站到苏联政策和目标的对立面，他们更不会冒任何风险去危害苏联。为给这些被选中的人施加压力，以促使其同意与他们合作，俄国人会干出这样的一些事情来，例如单独关押几个月（有时候完全是在黑暗中），长时间不给食物，持续数天的连续审讯，不许休息也不许睡觉（每天进行24个小时，审讯者轮流更换）。缺乏睡眠和休息使犯人神志不清，进入到某种半意识状态中。当这些残酷的手段结合在一起，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难以承受的。到达自身所能承受的极限后，受害者会彻底崩溃。我们知道，俄国人能制服任何他们想要制服的人。

被选中接受这番“待遇”的一个战俘是海格尔上校，他曾在德国空军中负责情报工作。战前，他的父亲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德国军事代表团工作，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在战俘营期间，我跟着他学习西班牙语）。俄国人迫切地想把他招募为间谍，因为他具备情报工作的经历，他的父亲又有外交背景。他是个生性开朗的人，可俄国人却使他的生活过得苦不堪言。他性格开朗，但大多数时间里都显得沮丧委顿，因为他频繁遭到提审，俄国人对他施加的压力非常之大。

俄国人对他进行了持续数天的连续审问——没日没夜，毫不中断。他们还把他投进一间漆黑的“小号”，单独囚禁了几个星期。他面色苍白，失去了方向感，变得抑郁而又顺从。如果俄国人不来打扰他的话，他本该是个很好的人。结果，我们不得不小心提防他，因为我们知道，就算他现在没有屈服，最终还是要向他们低头的。我们完全理解他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以及他所经历的个人痛苦。

饥饿、绝望、恐惧、无助，这一切使许多犯人最终被制服。有些人受饥饿的影响比其他人更厉害。还有些人除了食物外，成日里什么也不想，最后，他们抛却了他们的自尊。外交官、将军、贵族、战争英雄——根本无法预料，为了一点点食物，谁将出卖自己的灵魂。我曾看见过将军在厨房后的垃圾桶里翻寻土豆皮！我也很饿，我们每个人都很饿！但我总有办法将饥饿感驱逐出我的脑中。

战俘营里的勇气和懦弱与战场上有很大的不同。在战俘营里，我曾目睹过一些人的行为，根据他的服役记录，这些行为根本无法想象。当然，没人能预料到一个人在战场上或战俘营中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在我们的战俘营里有一名德国空军飞行员——格拉夫中校，他曾在战斗中击落过近400架敌机。作为战争期间德国空军最富盛名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他获得过所有最高等级的勋章。驾驶战斗机时，他不可能是个懦夫。然而，他只是无法克服监狱生活中的心理压力，他向俄国人屈服了。俄国人要求他做的一切，他都做了，因为他担心俄国人不放他回家。另外，他也害怕如果自己不照办的话，俄国人会用其他的方式惩罚他。这个冷漠而又疏远的人，看上去既好斗又谦卑，他孤独一人，在战俘营里没有亲密的朋友。他显然感觉到，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完全是为了生存和回家。他在厨房里干活——这是他与俄国人进行合作所得到的奖励——所以，他比我们其他人吃的好，尽管食物似乎并不是他的主要动机。

如果被激怒的话，他不会采取防御性措施，而是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他会找出一个很好的理由，他无法对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继续保持忠诚。但是，当他把这一忠诚投向俄国人后，他失去了他的自尊，也失去了同事们的尊敬。显然，他是个聪明人，如果德国空军取得胜利，他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成功。他从未成为一名“积极分子”，但他把自己的名字提供给苏联发表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对德国和西方国家的空军进行攻击，并赞扬了苏联空军。

当然，事实恰恰相反。德国、英国和美国的空军具有高超的技术和效率，相比之下，苏联空军要逊色许多。我认为，如果他这样说可能会更好些：“不，这不是事实。我击落了你们300多架飞机和100架不到的英美飞机。我很抱歉，可我不能在这篇文章上签字，因为这上面写的不是事实。”如果他这样做了，人们对他的看法可能会更好些。

当然，有记录显示，西方国家的战斗机飞行员与苏联飞行员相比，技术是不同的。对他来说，签署这些文章并不会伤害到盟国的空军——但这伤害到了他自己以及战俘同胞们的自尊心。这也帮助俄国人增强了他们自己飞行员的自信（俄国飞行员们对此印象深刻，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德国最富盛名的王牌飞行员之一[2]）。最重要的是，他在这些文章上签名，恰恰体现出俄国人在宣传工作上取得的成绩。他可能会认为，如果自己不合作的话，他们可能会折磨他，但我们所有人的经历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我从不赞同“积极分子”们的说法，他们觉得必须与俄国人合作，以此与他们和睦相处。审讯者们始终都知道我的立场。当然，我没有得到任何特权，但我也没被挑出来接受惩罚。我坦率地承认，希特勒是德国的灾难，尽管我直到战争末期才明白这一点。但我也告诉他们，以我的文化背景和所受过的教育，我无法接受他们的体制，俄国人似乎对此也表示尊重。当了叛徒的德国人在俄国人那里没什么前途，事实上，俄国人只会认为他们隐瞒了某些东西，并力图将之搞清楚。

例如，我们的战俘营中有一名上校，战争期间曾在南斯拉夫待过，他参加过一次行动，行动中，一些游击队员被杀。他在战俘营里成为了“积极分子”，摇身变成了俄国人的热心支持者，试图以此来保护自己，但他的做法引起了俄国人的怀疑。他们开始对他施加压力，并了解到他在南斯拉夫的背景情况。这位上校在那里担任过团长，他的团曾经摧毁过为游击队提供帮助的村庄。这位上校40来岁，是个严肃而又认真的人，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只不过是根据命令不得不做的事情。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在德国，他非常想回到他们身边。一天，他消失了。几个星期后，我们在新闻广播中听到，他因为在南斯拉夫的战争罪行而被判处死刑。

避免这种危险游戏的最佳办法是在俄国人实施甄别的过程中说服他们，由于你的政治观点、哲学观，以及你的总体态度，都不适合他们的目的。当然，这么做并不容易，你必须小心，不要成为“苏联的敌人”——他们对这个罪名的犯人会实施严厉的惩罚。我设法做到了这一点，靠的只是开诚布公和坦承自己的看法，但我也很小心地不去攻击他们。

通过仔细观察，可以确定俄国人已经招募了许多将来的间谍。这些人得到了较好的工作或是其他一些小小的特权，而没有遭到“积极分子”的任何反对——有时候他们甚至比“积极分子”们更占上风。另外很明显的一点是，在没有提审活动进行的期间，他们也会时不时地被叫去战俘营行政管理楼。但最具说服力的标志是他们与其他战俘来往时表现出的某种局促和不自然，特别是跟那些熟识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更是如此。对那些了解他们的人来说，只是觉得他们有点不对劲而已。尽管俄国人通过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将与这些事情有关的一切隐瞒起来，但我们还是能知道。

由于战俘营里耳目众多，我们必须小心对别人所说的每一句话，尤其是对那些关系不太密切的朋友。如果我们说了某些冒犯苏联体制的话，而这些话又被汇报上去的话，我们会被叫去审问——至少这不会是让人愉快的事情。当然，在他们的屋檐下抨击他们的体制是很愚蠢的行为，但确实也有人这样做。在我看来，这些人的行为不是勇敢，而是愚蠢。如果俄国人觉得某个家伙的态度有严重问题，或者是潜在的问题，他们会对他进行威胁，或者直接把他送去劳改营。如果俄国人认为某人会影响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里其他人的情绪，那么，这个人被送去劳改营的可能性非常大。俄国人不会容忍对抗他们体制的行为，哪怕犯人抱怨的是食物或不许写信的规定，经人汇报后，俄国人也会提审这名犯人，并对他加以威胁。

俄国人自己从未试图劝说我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这样做的反而是巴姆勒将军。他知道我对他并不尊敬，而且，我对他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但他不管怎样都要试上一试。他把我叫到他的小房间，开始谈起了陆军总参谋部，并试图说服我放弃一切敌对情绪可能会更好些，因为一切都已结束，德国人必须与俄国人合作，从而使德国继续存在下去。他说：“你必须明白，如果你继续抱有敌意，那你哪儿都去不了。我们的时代结束了，如果你想回家，最好是采取合作态度。当然，我们不喜欢这里的某些事情，这就像我们在德国时对某些东西不喜欢一样。”

不时地会有苏联官员从莫斯科来到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视察，并核实那些已经被选中的间谍。在这些官员赶来检查的期间，战俘营里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提审，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真正想会见的那几位间谍的身份。而这场遮人耳目的审讯，所提的问题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试图客观地看待我那业已破碎的世界，并了解与我有关的这个新世界。我系统地研究了俄国人提供给我们的资料，聆听了他们的演讲，与德国共产党员交谈，还拜读了图书馆中马克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书籍。另外，我还读了其他的一些资料，但我无法说服自己，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让一群精英控制权力是一种更加明智的做法。我认为，如果让德国接受他们的政治制度，我们就是从一个糟糕的体制转变为另一个更糟糕的体制。

我曾与一些被认为是政治哲学专家的战俘探讨过哲学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属于德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精通共产主义和其他政治哲学，但通常他们却令人失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被过去几年的经历和监狱生活弄傻了。有些人变得麻木不仁，还有些人成了空想家，只剩下不切实际的空想，丧失了所有理性的举措。当然，我们所有人都受到彻底隔绝、缺乏外部刺激的影响。只有少数人能理清共产主义的影响，并保持着明智的判断力。

俄国人不断地试图“接管”我的头脑，可信赖的友情则是我与之对抗的救星。对我们来说，保持坚强的精神状态非常重要。我可以跟一些亲密的朋友交谈，甚至讨论某些危险的事情，他们都很聪明，与我的社会、文化、教育背景相仿。当我们当中的某位变得消极或沮丧时，我们其他人会感觉到，并赶去帮助他克服这种情绪。另外，保持健康而又独立的思维能力同样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接近那些聪颖而又具激发力的人，这些人在战俘营中深受欢迎。与这些人接触，其价值远远超过获得更多的食物配给。

[1]不变的主题贯穿着他们所有的宣传，这个主题就是，苏联是如何如何热爱和平，美国则是彻头彻尾的战争贩子。令我懊恼的是，这种拙劣的洗脑措施居然起到了效果。有些人竟然认为，质疑这些问题就是发疯，完全不合逻辑。

[2]这里指的这位王牌飞行员应该是赫尔曼·格拉夫。二战期间他击落过212架敌机，获得过钻石双剑橡叶饰骑士铁十字勋章。1945年，他向美军投降，美国人把他转交给了苏联。他在苏联时曾发表过以下言论：“……我很高兴成为苏联的战俘。我知道过去所做的都是错误的，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加入苏联空军。”由于他的合作，1949年被苏联提前释放。回到德国后，他受到了许多过去同僚的指责。另外，格拉夫的军衔为上校。

第三十四章

1946-1947年冬季期间，俄国人拍摄了一部描绘1941年12月莫斯科战役的电影，他们强迫我们当中所有身穿军装的战俘在电影中扮演德军的角色。

经历过这场真实的战役，我并不愿意参加他们的电影演出，不过，我别无选择。他们架设起几架螺旋桨式飞机，将雪花吹到我们的脸上，以此来营造出冬季暴风的效果。当然，我们的军装状态不佳，这让我们这支“军队”看起来很糟糕，但这可能正好符合他们的宣传目的。

1947年年初的一天，雷菲奥从布提拉卡监狱转到了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他个子很高，过去比较胖，当然，现在的他跟我们一样瘦。他告诉我，魏德林和冯·杜夫文仍被关在布提拉卡监狱。以前，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现在，他很快便显示出成为“积极分子”的迹象，于是我对他敬而远之。我还记得他以前最喜欢火腿和芦笋尖，就着浓咖啡和烈酒食用。我毫不怀疑他会变成一名“积极分子”。

战俘营里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我们可以在那里读书。1947年的某一天，这个小图书馆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从东德某个城市的图书馆运来了一大批书。几个大箱子被送到战俘营，“积极分子”们开始了秘密活动。我们得知，这些箱子里装的都是书。当然，俄国人早已剔除了不符合他们体制的书籍，所以，“积极分子”们只能在书里翻翻拣拣，找出那些他们认为我们不该读的书。不过，“积极分子”也不都是头脑够用的家伙，所以，有些书籍还是会漏过去。当然，还有些并未反对苏联体制的书籍可能也被他们“错杀一千”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有大批书籍可读，主要是德国的文学名著，还有些符合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

我花了大量时间读书，我认为这对保持自己敏锐的思维非常重要。那些不读书的家伙因此而变得迟钝，每天都过得茫然无措。他们坐在那儿，双手抱着头，盯着前方，我们习惯了他们的凝视，对他们毫不理会。我们把他们这种状态称为“打瞌睡”。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书籍我都读，只要有助于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此外，我还试着阅读一些关于苏联社会和经济的通俗易懂的哲学著作。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在我看来并不太符合逻辑。

1947年6月，俄国人决定将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大部分战俘转到另一个战俘营。我们一直距离莫斯科很近，也就是说，我们离关押重要的德国战俘的政治监狱很近。如果俄国人觉得已经从我们这里得到了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我们便会被转至另一个营地，以便腾出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的房屋，让给他们更感兴趣的新囚犯。当然，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很容易地随时把我们带回来。

转狱前的一天晚上，我们的名字被叫了出来，然后我们被告知，做好第二天一早出发的准备，尽管他们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哪里以及转狱的原因。离开战俘营前，俄国人对我们进行了搜查，我们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两年中，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这种搜查并不是看守们想搞到手表、戒指或其他值钱物品的把戏（尽管在极少数情况下，看守发现了他喜欢的东西便会据为己有，并解释说“这个不允许携带”），他们搜寻的是书面材料。俄国人总是害怕文字的力量，他们对我们的思维感到害怕。

苏军士兵押着我们来到了铁轨处，我们在这里等待火车的到达。最后，一列货运列车驶来，我们登上了这列火车。我们待的棚车没有窗户，只在车顶上有一个通风孔，可以洒进一丝光线。车厢内铺着稻草，可供我们坐立或躺倒，每节车厢的中间有1个厕所（木板下放1个桶，木板上开着1个洞）。搭乘火车的大约有500名战俘，另有40来名战俘乘坐汽车，俄国的篷车车厢比西欧国家的要大些，因为俄国使用的是宽轨铁路。我们的火车行进了两天，偶尔在一些小村落停靠，以获得食物和水。

我们在坦波夫（Tambov）地区的一个火车站下车，这里大致位于莫斯科与斯大林格勒的中间。然后，我们步行了1个半小时，从火车站赶到新的战俘营，那里被称为“莫尔尚斯克”（Morshansk）。我们在新的战俘营又被搜查了一次，然后才被分配到各个营房。莫尔尚斯克战俘营位于一大片森林中，比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大，但也更加原始。例如，这里所有的建筑都是用圆木构成。该战俘营的性质与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相同：这里不是劳改营，而是个政治集中营，专门从事施加心理压力。这里的营房并不拥挤，因为营区非常大，有更多的空间可用于散步或慢跑。除了我们这500名战俘外，莫尔尚斯克还关押着700名日军战俘和100名左右的波兰俘虏，另外，大概还有100名德国女囚犯（在营区内一个单独的区域）。

这里的伙食与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完全相同，所以，我们继续着我们缓慢的“饥饿之旅”。当然，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为威作福的“积极分子”们在莫尔尚斯克依然如故。至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完全相同。日子过得枯燥无比，不仅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由，还因为平日生活的单调。时间的流逝，实际上对我们而言已经停滞，我们看着每天、每周、每月、每年从我们身边毫无意义地消逝而过。在外部世界，一个正常人所经历的种种变化将构成他生命的历程。可在战俘营里，我们不得不想方设法阻止这种停滞，尽管与劳改营相比，我们这里的“停滞”可能要算一种豪华享受了。

如果一个人遵循这种完全相同的日常生活太长时间的话，单调会使时间变得乏味而又无聊。我会在每天清晨开始自己一天的生活，几乎还没反应过来，便发现已经身处下午时刻了。然后，黄昏慢慢地到来，早晨突然就变成了夜晚。有时候我很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神情恍惚地过了一整天，在这种时候，我便怀疑自己是不是神志不清了。于是，我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些更具吸引力的活动上——象棋、桥牌、讲座以及制作手工艺品。

尽管1天有24个小时，但却相当于没有。1个月在我们的生活中根本就不算什么时间，一年的结束和新的一年的到来，对我们来说与随意挑选的两天没什么区别。就这样，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不会像那些珍视时间的人那样数着时间过日子。我们过的日子是如此刻板，如此单调，有时候我很想知道，我们这些人日后是否还能在一个需要我们为自己负责的社会上正常生活。我们以一种密闭的方式过着漫长而又与世隔绝的日子。不过，我发现这是个学习的途径。我觉得自己获得了一种对生命的理解，这是我在正常情况下无法获得的，特别是耐心的价值。

1947年年底，俄国人将一些年迈的战俘释放回家，什未林伯爵也在其中。我为他感到高兴。他打算去不莱梅，他告诉我，如果我获得释放并能返回西德的话，他会帮着我开始新生活。

我们在莫尔尚斯克一直待到1948年年中，然后再次被迁移——这次是到莫斯科东北方400公里处的米哈伊洛夫卡（Mikhailovka）。一如既往，没人告诉我们为何要迁移。这个战俘营靠近伏尔加河上的高尔基（Gorki），物质条件比莫尔尚斯克要好，但给我们造成的心理压力却更糟糕了，例如，我们在这里的第一年，被剥夺了每年寄2次明信片的权利。

米哈伊洛夫卡战俘营里关押着1000名囚犯，没有平民或士兵，全都是德军军官。米哈伊洛夫卡既不像莫尔尚斯克那么宽敞，也不像克拉斯诺戈尔斯克那么拥挤。在米哈伊洛夫卡，尽管对我们的审讯依然继续，但大多是些普普通通的问题。

在任何一个战俘营，我从未被强迫参加劳动，但在米哈伊洛夫卡，有时候俄国人会问，是否有人愿意去伏尔加河中的一个小岛砍些芦苇回来编篮子。一些去过的人回来后说很有意思，没太多的活儿，还可以在伏尔加河中游泳。于是，我和一些朋友也自告奋勇地参加了。几名看守带着我们走了大约1小时后到达了那里。这简直就像是学校组织的一次郊游。看守们也很友好，到了那里后，我们开始砍芦苇，砍到足够我们带回去的数量为止。然后，我们跳入河中游泳。这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也是我唯一一次这样做。

我们在米哈伊洛夫卡待了1年半之后，有一天，俄国人从我们当中挑选出40名高级军官，转至伊万诺沃（Ivanovo）战俘营。那里距离米哈伊洛夫卡并不太远，是个小得多的战俘营。我也在这40人当中。和往常一样，我们需要搭乘火车，但途经的一列民用列车没有足够的专用车厢可容纳我们40个人，所以必须换车。我们不得不在车站上等候2小时，等待下一列火车的到达。押送我们的是一名苏军上尉和一名军士，上尉丢下我们和那名军士，消失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铁轨的另一端也是一个站台，站立着大约40名俄国囚犯，都是平民——男人，女人和孩子。至少有12名挎着冲锋枪的士兵看押着他们，而且，不许这些人四下走动。而在我们这一侧，都是年轻人，却只有1名看守。当然，我们也无处可逃，任何一个国家都在数百公里以外，再加上语言障碍，逃跑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对待自己老百姓的方式相当可怕。这些人肯定是政治犯，因为他们当中有那么多妇女和儿童。

随后，我们到达了伊万诺沃附近的战俘营，这才获知来这里是参加劳动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予以了拒绝，因为斯大林曾下达过命令，我们把这些命令引述给他们。俄国人认为我们会喜欢参加劳动，因为这个战俘营很小，只有1座营房，四处是栅栏。如果我们不参加劳动，就无事可做，但这是个原则问题，所以我们还是拒绝了。俄国人并不强迫我们，愿意参加劳动的人就干活，不想干的就不干。要是他们在米哈伊洛夫卡战俘营时先问问，这样就可以把那些愿意参加劳动的人带到这里来，可他们没有采用这种方式。这显然是他们临时想到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待了不到2个月时间。

从1949年年初起，我们终于获准收信了（我们不能给家里写信，但可以收到家里的来信）。莉洛住在东德，所以她知道可以给我写信，因为俄国人在那里大肆宣扬他们是如何宽宏大量。有一阵子，她可以每个月给我写封信，但我却从未收到过她的信件，因为俄国人把这个当作对付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做了俄国人不喜欢的事情，他们就会告诉他，有一封他妻子写来的信，但他们不会交给他。他们还利用这个作为一种胁迫的方式，以此来让战俘跟他们合作——他们利用这些信件，包括不把信交给我们，收集居住在德国的老百姓的想法等等。他们还检查这些信件，删除关于他们或他们体制的负面话语。例如，如果莉洛在信中写了东德的饥饿情况，他们不是把相关字句涂掉，就是干脆不把信交给我。

我们在米哈伊洛夫卡待了1年左右。一个说法在战俘营里传开了，据说从莫斯科派来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要对我们所犯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传闻是真的。战俘营指挥官对特别军事法庭的到来很紧张，因为莫斯科派来的这种军事法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检查前，战俘营里的一切都要清理打扫，包括所有的军事设施。

1949年夏季开始了审判工作。当然，俄国人在这方面干得不够人道，他们没有把那些将被审判的人的名字罗列并公布出来，以便让我们每个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否在名单上。相反，他们每次只叫一小组人，被叫到的这些人一同前往法庭。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周，每个人都压力重重，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出现在下一组名单里。幸运的是，我没被叫去。

关押在米哈伊洛夫卡战俘营的1000名战俘，大约有一半人被叫去审判，主要是高级军官。自1945年以来，每个人每年至少被审讯过2次，俄国人保留着所有的审讯记录。他们对战争期间我们在俄国的作战经历特别感兴趣。他们比较了我们在不同时期的审讯记录，如果这里面有任何出入，他们便会详细弄清。他们从不考虑人的记忆可能会出现模糊，或是俄语和德语之间的差异会导致一些翻译的错误。被他们叫去的人都被宣布犯有战争罪，并被判处5年、10年、15年、20年或25年的劳动改造。

“犯罪”指的是在战争期间吃了俄国农民的1只鸡，或是用俄国人的粮食或干草喂了你的马。这些行为被认为是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相关人员至少会被判处5年劳改。当然，米哈伊洛夫卡战俘营里没有真正的战争罪犯。那些枪毙过游击队员或犯下类似罪行的人，早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时就被清理出来并遭到了清算。

第三十五章

在俄国监禁生涯的第5年开始后，我终于得出了结论，我再也无法回家了。被定罪的那些战俘已经被送去劳改营，而我们这些剩下的人，我的结论是，我们将在战俘营里度过余生。因此我决定学习俄语。我们大多会一些俄语，都是些日常用语，为了生存你必须掌握。例如，如果你被送到另一个营地，你必须明白苏军士兵想让你做的事情，倘若不遵循他们的命令，对方可能会开枪。所以，我现在决定系统地学习俄语，包括语法和所有的一切。我们当中有来自爱沙尼亚和波罗的海其他地区的德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把俄语作为自己的第一语言。于是，我跟着他们开始认真地学习。

最终接受了“我再也无法回家”这一结论后，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转到了我的两个儿子身上。我忽然想到，这两个孩子再也没有父亲引导他们了，他们将被洗脑，最后成长为共产主义者。这将是个莫大的讽刺！我们曾告诉自己，1941年入侵苏联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将俄国人民从共产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现在，有多少参加过入侵苏联的德军士兵的孩子正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成长呢？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将成为共产主义者呢？我深知不断的宣传所能达到的阴险和压倒一切的程度。如果我回到家中，对俄国占领下的东德当然无能为力，但我能让自己的孩子们对共产主义持一种客观的评价。

1949年12月初，我们听到了一种说法，据说我们这些没有被定罪也没有被送去劳改营的战俘将被释放回家。我对这种传闻不抱任何信心，因为以前我们曾得到过许多次承诺，说我们将在圣诞节被释放回家，可都落空了。现在，再相信这种传闻简直就是愚不可及。然后，到12月中旬时，俄国人宣布了将被释放回家的战俘名单。我们依然不敢相信，因为过去我们被骗过那么多次，这种把戏正是俄国人最喜欢玩的心理游戏之一。当然，我们抱有一丝期盼，但我们不敢相信。然后，我们又遭到了搜查。我们保存的衣物实在太寒酸了，甚至连俄国人也看不上，他们现在已经搞到更好的东西了。我的衣物完好无损。我穿上了我的靴子和马裤，外面仍穿着毛皮衬里的大衣。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戴着俄国人提供给我们的带“耳朵”的棉帽子。

尽管我们还有些担心，但终于开始慢慢地相信，我们真的要回家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俄国人通知我们，做好第二天一早离开的准备。第二天早晨，我们又被搜查了一遍。一名看守拿走了我亲手制作的一副象棋，因为我有两副，他告诉我说，只能带走一副。他们带着我们走出了战俘营的大门，寥寥无几的卫兵似乎是个好迹象，这表明我们不是被带去另一个战俘营。赶往火车站的路程有多远，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们是步行前往的。我们再次登上了棚车，就像过去从一个战俘营转至另一个战俘营一样。不过这一次，看守们的态度很友好，这又是个好兆头。棚车内放着一些木板，供我们坐卧，而不再是过去铺设的稻草。由于此刻是冬天，每节棚车中还摆着一个小火炉供我们取暖。最后一个证明我们真的要回家的迹象是——棚车的车门没有上锁！我们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尽管气候寒冷，但我们还是把车门开了道缝，我们害怕一旦把门关上，它可能会再次被锁上。

这趟旅程比我们作为战俘在过去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要舒适，我们都很激动，心情兴奋无比。我们谈论着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以及各自的打算，我们还谈起了我们的家庭。我们大声唱起了过去的军歌，关于女孩子的歌曲以及圣诞歌曲。这次的旅程延续了好几天。和以往一样，我们偶尔会在一些村庄停下，补充食物和水。

有时候，当火车停下时，俄国人会登上列车，叫出一些人的名字——这些人被带下火车，重新送回战俘营！但并不是每次停车都来这一手，被叫下火车的人也不多，可这让每个人的心里为之惊恐不已。俄国人似乎有一种病态的嗜好，他们喜欢在心理上折磨我们。

我试图在脑中想象莉洛、克劳斯以及亚历山大的形象，但我发现这很难。他们只存在于我挂坠盒中的照片里，我无法把他们想象为有血有肉的活人。当然，克劳斯肯定不记得我了，亚历山大压根儿就没见过我。回家，就像是一次重生。如果能想出办法的话，我打算只在东德作短暂的停留，然后便去西德。我们知道德国的划分情况，我不想在苏占区定居生活，我已经看见了我想看见的共产主义的一切！

到达波兰与东德的边界后，我们得到了释放证明。就在我们的列车到达的同一时刻，从另一个地方开来的另一列火车也到达了，车上都是女犯。这是我们这些年来第一次与女性接触，当然，除了战俘营里的苏联女医生。这些年来，这些妇女都在矿井里劳动（尽管俄国人在我们投降时曾许诺过，所有的妇女都将被释放回家）。我们的通讯部门使用了数千名平民女性从事通讯工作，俄国人把她们送到西伯利亚的矿井里劳动。她们被关押的年数跟我们一样，但劳改营的条件却比我们恶劣得多。尽管她们都是年轻的女性，但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她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工作却沉重无比。她们当中，没有一个看上去年轻或漂亮，即便在我们这些5年没有接触过女性的男人看来也是如此。

东德士兵把我们带进了火车站内的一个大房间，为此，屋里已经摆好了一些旧桌子。他们的态度并不友好，几乎有些粗鲁。我们在办公桌前排好队，轮到我时，办公桌后的一名士兵问道：“您从哪里来？”我告诉他自己住在西德的不莱梅。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西德，到一个俄国人鞭长莫及的地方定居，哪怕是我先去，莉洛和孩子们随后再去。处理我们事务的人，手上没有任何关于我们的文件，所以，无论我们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只能接受。然后，他问我在不莱梅的地址，于是，我把帕维勒克法官的地址告诉了他。然后，他给我签发了一张去不莱梅的火车票，又给了我300马克的“遣散费”以及释放证明（写有俄文、德文和英文），释放证明上写着我已从苏联战俘营被释放回家。

然后，我们得到了一些食物，踏上了另一列火车。这列火车是送战俘回家的专车，但这次不再是棚车，而是旅客车厢，在我们看来，豪华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穿着一部分德军制服，再配以一些俄国服装，例如棉袄等。当然，所有人都戴着有“耳朵”的俄国式棉帽。我穿着当初带进战俘营的军装（靴子、马裤和衬衫），军帽除外。除了我亲手制作的象棋外，我还带着一个用刺柏木雕刻而成的烟盒和一位朋友制作并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我的折叠相框。另外，还有个铝制的小盒子，这是我在战俘营的象棋比赛中赢得的奖品（盒子上篆刻着“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象棋大师”），也出自于某位战俘之手。由于两列运送战俘的列车同时到达，东德士兵们忙得不可开交，应付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我们是俄国人施放的第一批高级军官，也是第一批被释放的总参谋部军官。

不过，回到德国并未让我们产生如释重负感，因为我们此刻仍在德国的苏占区，我们仍有可能被拽下火车，重新送回监狱。运送战俘的专列朝着东西德交界的黑尔姆施泰特（Helmstedt）驶去，沿途在莱比锡停靠，因为那里是一个铁路枢纽。

进入莱比锡郊区时，童年的往事浮现在我脑海中。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放完暑假回来时，最令人兴奋的事情莫过于看见第一辆莱比锡有轨电车时产生的那种熟悉感。在德国，不同的城市，电车的颜色和外形也各不相同，所以，每座城市都可以以她的电车来确定。莱比锡的有轨电车依然是绿色与米黄色相间！当我看见第一辆有轨电车时，霎时间感慨万千。我知道我到家了，所有童年的记忆扑面而来。熟悉的建筑开始出现，最后是莱比锡火车站那熟悉的老站台。这座站台与许多城市一样，由于战争的缘故，依然破败不堪。火车穿过郊区，我们看见了许多被摧毁或损坏的房屋，战争结束的4年半后，这些破损的建筑依然存在。

我所搭乘的战俘专列将在莱比锡停靠1个小时作为吃饭时间。我跟列车员工交谈后获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都有一列战俘专列途经莱比锡驶往黑尔姆施泰特，我可以在任何一天搭乘任何一列专列。如果我试图用自己的战俘专列车票（仅限战俘使用）搭乘其他列车，这可能是危险的，但我可以用它搭乘另一列战俘专列。由于列车上没有负责管理我们的卫兵，于是我决定改天再搭乘另一列专车——但我打算每天都去火车站看看，以确定战俘列车仍在照常运行。

我来到了妈妈的公寓，这样我就可以洗个澡，换件像样的便装，然后再去莉洛的住处。当然，妈妈根本没有想到会是我。我无法通知任何人我回家了。我按响了门铃，妈妈看见是我，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急促地喘着气，有那么一刻我以为她会晕倒在地。然后，她的脸色明亮起来，我俯身拥抱着她，妈妈忍不住抽泣起来。泪水从她的脸上滚滚而下，我们就这样相拥而立。终于，我们可以说话了，我们连续谈了1小时，主要是关于我在战俘营以及她在苏占区的生活状况。

我洗了个澡，换上一些旧衣服，这些衣服还是许多年前我留在妈妈家里的。看着这些旧衣服，似乎有一种不真实感。此刻，这些衣服松松垮垮地套在我身上。这番经历与其说是现实，还不如说是一场梦境。妈妈给我做了点冷肉拼盘，外加涂了奶酪和黄油的面包，还有真正的茶。我好像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此刻的东德还没有完善的电话网络——许多这样的服务项目尚未得到完全恢复——所以我无法给莉洛打电话。我坐了20分钟的电车赶到她的公寓。当她听见门铃声时，还以为是来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因为她开着灯，而这是禁止的（电力供应实施配给）。当她开门看见我时，她的表情和我妈妈一样，一脸的不敢相信。我是如此激动，以至于觉得自己的心脏肯定会停止跳动！我走进门，我们俩拥抱在一起。我把她紧紧地抱在怀中，那一刻，我几乎感觉到头晕目眩。我们搂在一起，颤抖着抽泣起来。

然后，我看见了站在她身后的克劳斯和亚历山大。我跪在克劳斯面前，对他说道：“你好，克劳斯。”他明白了我是谁后，害羞地让我拥抱了他。莉洛跪在刚刚4岁的亚历山大面前，说道：“这是爸爸。”我说道，“你好，亚历山大。”他看了看莉洛，说道：“他还认识我！”莉洛和我对视了一眼，我们都笑了起来，但笑声随即又转成了滚滚而下的泪水，我们拥抱在一起，仿佛我们再也不分开似的。然后，我们坐下，把两个孩子抱在自己的膝盖上，我们又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了。

我可以跟莉洛和孩子们在一起待上几天，这简直就是天堂。我得知，亚历山大出生的那段时间，莉洛去了一家小型的私人医院，她认识那里的一名医生，每天天黑前她去医院，第二天早晨再回家。因为苏军每晚实施宵禁，如果亚历山大决定在天黑后降生，而莉洛又在家中的话，她便无法赶去医院。当时，战争已经结束了3个月，出现在宵禁的街道上是很危险的，巡逻的苏军士兵不加警告便会开枪。

一开始，莉洛和她的妈妈住在一起。她们把自己的珠宝、水晶和衣服卖给苏军士兵，以此为生。但后来，一名苏军军官接管了莉洛妈妈的公寓，并强迫莉洛搬出去。尽管妈妈被允许留下，为俄国人整理家务。后来，俄国人试图重新恢复莱比锡的时装博览会（战前，莱比锡一直是个时装中心），莉洛找到了一份担任模特儿的工作。此后，她就靠模特儿的工作维持生计。在我回家前，一名共产党官员拜访了莉洛，告诉她很快我便会被释放回家，等我回家后，他们会为我安排一份很好的工作，但还是老本行。这个消息吓了我一跳，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知道我会回来，并会来找我。

莉洛和我制订了把她和孩子们弄到西德去的计划。她可以得到护照去西德看我，只要她把孩子们留在莱比锡。所以我们决定，只要我一出去，便通知她立刻来看望我，然后我们再制定一个稳妥的计划，把她和孩子们弄出去。

我想跟莉洛和孩子们待上几天，然后再去不莱梅。我们告诉克劳斯和亚历山大，对谁也别说我在家里。可是，我回到家里的第三天，一群人在牛奶店门前排着长队购买牛奶，克劳斯对牛奶工喊道：“我爸爸回来了，可没人知道。”一位邻居听到后立即找到莉洛，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

我赶紧换上了自己发臭的旧军装，去赶下一趟战俘专列。这次，我带了个小而破旧的行李箱，里面放着我积攒的从童年到1944年所有的照相底片（1945年1月，我被派至舍尔纳元帅的指挥部任职，我没有携带自己的照相机，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在战争中存活下来）。此刻的我冒着可怕的风险，因为，如果俄国人或东德人对我们进行搜查并发现我的底片的话，很可能会把我送回监狱。但如果我不设法离开，我这一生就将落在共产主义者的手中。

我在莱比锡火车站搭上了一辆战俘专列。列车带着我们驶离了莱比锡，朝着东西德交界处的黑尔姆施泰特而去。一条小河将东德与西德分隔开，河的两侧各有一个火车站。火车停在了东德这一侧的火车站，这个小镇名叫“马利恩邦”，我们在这里下车。我们拿着包裹或破旧的行李箱，身上穿着脏兮兮的德军军装和苏式军服的混合物。他们让我们立正排好队，然后列队穿过桥梁进入西德，来到黑尔姆施泰特。

过桥时，一种紧张感出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因为我们知道，一旦跨过这座桥梁，我们便摆脱了俄国人的控制，他们就再也无法把我们从队伍中拽出并送回战俘营了。当队伍的前列通过桥梁的末端时，获得自由的战俘们跑出了队伍并欢呼起来。等队伍的末端融入了另一侧欢呼的人群后，我们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就像是接到了命令似的，猛地摘下了头上的俄国棉帽，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用力将它们扔进了河里。

后记

我们从西德的黑尔姆施泰特坐火车赶到不莱梅附近的一所医院进行身体检查。我的体重过轻，至少差了30磅，并严重缺乏蛋白质。冯·布尔克斯洛达也在医院里，他是几天前乘坐我们原先那列火车到达的。我们在医院里待了3个星期，直到医护人员把我们养胖为止。

莉洛获得了护照，赶到医院里看望我，我们制订了让她和孩子们逃出东德的计划。小孩子在东西德之间旅行不需要护照，但必须有成年人陪同。我们的计划是让她先把克劳斯送到我身边，然后我就给她发一封电报，说克劳斯患了致命的急症，让她立即过来。当然，这个计划是让她带着亚历山大一同过来。

出院后我找到了什未林伯爵，他在两年前获释，已经在不莱梅开办了自己的企业。他在他的公司里给我安排了一份工作，等我把工作和住处安顿好后，莉洛把克劳斯送到了我身边。由于我的住处只有一间卧室，而克劳斯必须去上学，所以我找了一户人家，对方愿意让克劳斯寄宿，直到莉洛和亚历山大赶来与我会合为止。然后，按照计划，我给莉洛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克劳斯患了急病，让她立即赶过来。可是，东德政府拒绝给她签发护照，除非她能提供为克劳斯治病的医生所签署的证明信。我找到了一位医生，他愿意出具这种证明，于是，莉洛得到了她的护照。可是，东德政府现在又规定，孩子出境也需要护照，而且，他们拒绝给亚历山大签发护照。无奈，莉洛不得不把亚历山大交给我母亲照料，她单身一人来到不莱梅，与我和克劳斯会合。

我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设法让亚历山大离开东德政府的掌握。我的母亲每天都去护照官办公室，缠了他们整整一年，最后把他们弄烦了。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法律上的漏洞，从而使他们能摆脱面前这个烦人的女人——他们发现我实际上是出生在布伦斯比特尔科格，那里现在属于西德。终于，我们一家人可以永久地在一起了。

1951年4月，在西德政府的资助下，我进入了不莱梅附近的吕斯特西尔大学学习。一年后，也就是1952年4月，我们的第一个女儿西尔维娅降生了。

1952年9月，作为交换生，我来到美国俄亥俄州耶洛斯普林斯市的安蒂奥克学院学习。在该学院学习期间，我找到了最终能让我重返美国的担保人。我已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尽可能地远离共产党的统治，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意识形态方面。1953年我回到了不莱梅，1954年4月，我获得了毕业文凭。

1954年6月下旬，我带着家人以移民签证来到了美国。在俄亥俄州耶洛斯普林斯市的一个建筑队短暂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于1955年初加入了一个大公司的国际部。1983年，66岁的我退休。

书中一些主要人物的命运如下：

据冯·杜夫文说，魏德林将军于1955年死于莫斯科的布提拉卡监狱。

冯·杜夫文上校在俄国被关押了10年，1955年获释。在俄国的最初两年，他被关押在布提拉卡监狱。然后，又在奥廖尔的一座监狱里关押了两年多。1949年，他被送至北极圈以北的沃尔库塔（Workuta）劳改营。在前往沃尔库塔的途中，他遇到了拉乌尔·冯·瓦伦贝格，这位瑞典外交官在战争末期被俄国人囚禁（俄国人声称他已在1947年时死去）[1]。考虑到当地的气候，每天的工作量，住宿条件以及严重不足的食物的问题，显然俄国人打算让沃尔库塔的这些囚犯都死掉。在那里，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完全是漆黑一片，令人抑郁无比。不可思议的是，冯·杜夫文竟然在那里生活了近两年时间。他随后又被转至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一个战俘营，1951年时，他在那里收到了家里的第一封来信。剩余的囚禁生涯，杜夫文在乌拉尔山区的阿斯贝特战俘营度过，等西德总理阿登纳与俄国人谈判，要求释放剩下所有的德国战俘以改善西德与苏联的关系后，他于1955年底被释放。今天，冯·杜夫文居住在科隆附近的一个小镇。

冯·布尔克斯洛达定居于西德的巴登-巴登。

沃尔夫少校成为了我们的女儿西尔维娅的教父，但他后来忽然消失了，很多年来，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什未林伯爵已经90多岁，他移居加拿大，现定居于蒙特利尔。

[1]拉乌尔·冯·瓦伦贝格的故事完全可以再写一本书，实际上也确实有许多相关的书籍。这位拯救了10余万犹太人的瑞典外交官在布达佩斯解放后被苏军带走，就此下落不明，有许多证人曾见过他被关押于苏联的监狱。根据国际法庭的相关证据，直到1980年，瓦伦贝格仍被关押在苏联的监狱内。但根据苏联特务头子在半个多世纪后出版的回忆录中介绍，瓦伦贝格早已被秘密处死。无论怎样，这位战争期间犹太人最大的救星的准确下落，由于苏联政府的长期否认，至今仍是一个谜。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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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部 巫婆的大锅，1945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二部 快乐的时光，1936-1939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三部 毁灭之路，1939-1944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四部 明天会更好，1945-1949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