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推荐序一

- 推荐序二

- 推荐序三

- 推荐序四

- 艾丰评传导言

- 艾丰大事年表

-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1)

-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2)

-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3)

- 《中介论》为改革辩护(1)

- 《中介论》为改革辩护(2)

- “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1)

- “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2)

- “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3)

- 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

- 总书记关注访日通讯

- 中国质量万里行

- 震动了全国(1)

- 震动了全国(2)

- 行进中的总结

- “增加农民收入”到“小城镇大战略”

- 阐述“农业产业化”(1)

- 阐述“农业产业化”(2)

- 小城镇和城市化

- 登高疾呼为富人？

- 痛析“两恨文化”(1)

- 痛析“两恨文化”(2)

- 再论“贫富差距”

- 走向“车子”、“房子”之路

- 童年漂泊

- “争”房子(1)

- “争”房子(2)

- “争”房子(3)

- 怪傻艾丰：“名满神州一奇星”

- 高考露峥嵘(1)

- 高考露峥嵘(2)

- 40岁考研(1)

- 40岁考研(2)

- “把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1)

- “把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2)

推荐序一

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来组织社会活动，是艾丰创新生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当然不是艾丰同志的发明。但是，自觉地做，把组织社会活动放到新闻工作部门的重要位置上来做，倾注心力来做，做得如此有声有色，在社会上产生持久而巨大的影响，艾丰创新之功不可没。这是新闻工作的一个新局面，其中值得探讨研究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甚多。希望有识者能继续有所推进。

我和艾丰同志相识多年，但过去却甚少长谈的机会。读了他的评传，收获良多，写下这一点感想，也算是一次交流，就正于艾丰同志和本书的读者。

2007年3月

范敬宜

“想总理想的事情”，这是艾丰传记原拟使用的书名。一瞧这书名，准有人会吓一跳：谁这么狂妄？

不用调查研究，准是艾丰！只有艾丰才有这样的胆气，敢于把自己的“名言”堂而皇之、惊世骇俗地同意用做自己传记的书名。

“想总理想的事情”，敢于这样“夫子自道”，而且能够真正这样去实践的，可能只有艾丰。这正是艾丰的可贵之处、可爱之处。

我和艾丰从相识到共事到相知，已有二十多年，可以说是深知其人。他的最大特点是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狂妄”。不过需要修正的是：他狂而不妄。

所谓“想总理想的事情”，我的理解无非是：作为一个有出息、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第一，应当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大局，情系苍生，心中时刻装着960万平方公里和13亿人口这两个大数字，并把它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第二，应当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观察和研究国情、社情、民情，研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在人民群众中具体化的过程。第三，善于利用自己的职业特点，经常去发现、体察和研究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向决策部门提供带有全局性、前瞻性、预见性的信息和建议。这些，都是记者的天职，实在算不上是“狂妄”。

从本书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艾丰确是按照这样的抱负和思路去当记者的。在工作中，他经常强调的是：大思路、大眼光、大手笔，经常写出的也是可以引起高层重视、中层关注、基层爱读，甚至能够起到影响决策作用的“大文章”。这些“大”，不是吹出来的，而是他始终把精力用在潜心研究理论、研究大局、研究实际的成果，也是他“厚积薄发”的结果。

这里有一个我亲历的故事。1995年8月23日，下午两点多钟，我突然接到中宣部领导同志的电话，传达江泽民总书记指示，要《人民日报》写一篇关于企业改革方向的评论员文章，必须次日见报。那天正是星期日，这样十万火急的重要任务谁来完成？我想到了艾丰。于是立刻驱车赶到报社，找到艾丰已经三点多钟，我蛮不讲理地“指令”他五点以前必须交稿。艾丰从容地接受了任务，我就坐在办公室里等着，心里暗想这真有点“温酒斩华雄”的味道。果然，五点刚过，艾丰就把洋洋两千多字的《把握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交卷了。前后不到两小时，真可谓“倚马可待”。

事有凑巧，这篇评论员文章在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后，当天晚上江泽民总书记设宴招待新加坡客人吴作栋，席间客人问到中国企业改革问题，江泽民同志说：你可以看一下今天《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它比较全面地回答了你想了解的问题。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事后，我在《总编辑手记》里写了一篇题为《新闻工作要有点“压”“逼”“榨”》的评报意见，其中说到：“快，要靠平时的积累，靠自身素养。这篇评论虽是急就章，但仍然有思想，有内容，不是应景之作。这很不容易，作者厚积薄发。如果头脑空空，没有积累，恐怕只能说些空话。石头里是榨不出油来的。”

这样的事例，在艾丰决非个案。如果他不是经常想着“总理想的事情”，纵然有生花妙笔，也决不可能在两小时内写出如此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大文章。大文章来自大抱负、大眼光、大思路。

这也使我经常想到一个问题：时下新闻界流行一种说法——“现在的记者太浮躁”。什么叫“浮躁”？就是缺少大抱负、大眼光，热中于一些小事、小利、小是、小非。读读艾丰的新闻生涯和成长道路，也许会有些感悟。因此，当最终没有选择“想总理想的事情”作为书名，我是略感遗憾的。

我一直记得新闻界前辈吴冷西同志生前对我说过的一番话。他说，毛主席对报人最佩服的是张季鸾。他老人家认为张季鸾的特点一是会写文章，是大手笔；二是会“串门”，不论多大的官、多高的门槛，他都能出入无阻，广交朋友，所以他心里装的事情特别多。冷西同志说：“我希望你能向他学习，当个大记者。”

当时我笑道：“我老了，没有这个雄心壮志了，艾丰还差不多。”

趁着艾丰传记出版的机会，我现在把冷西同志的话转述给他。这事以前没有向他说过——怕的是又被人认为助长他的“狂”劲儿。现在艾丰也快步入“老之将至”的行列了，说说无所谓了……

艾丰评传

想总理想的事情

推荐序二

张瑞敏

艾丰是名人。

我认识艾丰，就是从“名”开始的，不过，这个“名”是指“名牌”。

我是1984年12月来到海尔的前身青岛电冰箱总厂的，当时工厂的状况是亏空147万元，濒临倒闭。为了改变工厂状况，引进了德国利勃海尔电冰箱生产制造技术。

“德国造”在世界上的美誉，尤其是德国人的质量意识，给了我深深的印象与刺激，因此，刚开始做冰箱时，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是抓质量。但是，那时比抓质量更难的是人们对质量的认识。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环境、供求关系决定了人们不会去关注质量，更别说创名牌了。

因此，1985年当我对青岛电冰箱总厂的发展提出走“名牌战略”时，我们的干部没有多少人对此有理解，甚至有人觉得“名牌”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这也不能责怪他们，因为当时青岛电冰箱厂门口每天都有人在以1500元左右的价格收购一张“琴岛—利勃海尔电冰箱票”。在这种状况下，你要干部、工人认真地抓质量、创名牌，他们认为你的话不着边际！“砸掉76台不合格冰箱事件”就是在那时发生的，当时似乎只有用这种在现在看来有点过激的方式来唤醒大家的质量意识。

因此，在这种思绪下，当我接触到艾丰关于名牌的言论时，就像遇到了名师与知己！其中一件事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十分清楚：

大概是在1994年，有人送我一本艾丰作序的书，序的标题是《宏伟的名牌事业》，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像一本普及名牌的教科书一样，从“什么是名牌”、“名牌的意义何在”等最基本的内容开始讲起，艾丰在这篇文章里纵横捭阖地论述了中国的名牌事业以及名牌对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作用，这篇文章一下子打动了我。

艾丰评传

“名”人艾丰

推荐序三

名牌是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象征。因此，它不仅可以带动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同样能够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名牌是国宝，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素质的体现，它既是物质的，又是文化的体现，因此它往往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

名牌是一种奇妙的财富。

它是无形的，又是有形的。

它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

它是简单的，又是纷繁的。

它是自己的，又是社会的。

它是不容易被破坏的，又是极容易被破坏的。

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今日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自己的名牌：名牌产品，名牌企业，名牌队伍，名牌群体！

创名牌很难，创大名牌更难，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也正是因为难，所以我们必须现在就起步，不然就更迟了。

这正是我思考了很久却没有找到准确语言表达的关于“名牌”的感受！在那时，能看到如此精辟、生动、鲜明的对“名牌”内涵的阐释，对于我来说，真如“及时雨”！我当即把这篇文章复印发放给每个中层干部学习，并且专门组织干部结合我们自己的发展反复讨论，树立名牌意识，坚定走创名牌道路的信心。

从那以后，我就特别留心艾丰关于名牌的论述。

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与发展，创品牌才能振兴我们的民族已成为共识，尤其是不仅要创国内名牌，更要创出国际名牌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上有立足之地，也正在逐步成为中国企业的行动。这些年来，海尔以“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思路，在美国、欧洲、东南亚、日本等国际家电市场上已经初步形成了海尔全球品牌布局。尽管我们的国际竞争力还要进一步提高，甚至在创国际名牌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但是创业22年来，海尔一直坚定不移地向着创名牌的目标迅跑，已经大大缩短了与世界名牌之间的距离，正在创造一个让中国人自豪的国际品牌！我个人感到，这其中，艾丰对包括海尔在内的一批中国企业创名牌之路以及中国名牌事业的建设竭尽了全力，他的鼓与呼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与积极的推进作用，企业与社会受益良多！

有媒体报道说我尊称艾丰为“老师”，这是实实在在的。每次去北京出差，如果有机会，我都要拜访艾丰，我开玩笑地对艾丰说：“艾老师，每次我请您吃一顿饭，您都要给我讲一个新观点！”艾丰听了大笑！每次聚餐，听他的新观点是最大的收获与享受。因为虽说我做企业多年，但毕竟不是研究理论的，非常需要向艾丰等一批名家讨教。正如韩愈《师说》中所言“术业有专攻”，名家的理论与对问题的精辟概括和分析，对解决自己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往往有“醍醐灌顶”的作用，受益无穷。

我喜欢艾丰的文章，主要是因为观点新、文采好，他往往能用很生动、很形象的文字让人一下子理解深奥的理论。比如他在《悟道海尔》一文中，对名牌与企业成长关系是这样论述的：

企业不是等大了以后再搞名牌战略，而是应该利用名牌战略做大。海尔就树立了最现实的榜样。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名牌战略是企业从小成长到大的重要桥梁，而不是等到大了之后才能收获的成果。

直到现在，我仍用艾丰的这些理论对我们新进入领域的战略进行指导。

我还经常将艾丰的文章转给我们集团内部报刊《海尔人》的编辑们传阅，希望他们学习艾丰文章的风格，使文章更具感染力。

说实在的，艾丰老师让我给他的传记写序，我感到很惶恐，因我对艾丰研究的领域并无太多了解，不敢妄作评价，但他在中国名牌事业上的理论研究与舆论造势不仅对于我，相信对于众多的企业与企业家都会获益匪浅。

最后，我想引《菜根谭》上的一句话作为对艾丰的印象吧：

“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魏杰

我认识艾丰同志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已有二十余年时间，但是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淡化，而是如陈年老酒，“酒味”越来越浓。艾丰同志年长于我，严格上讲是我的上一代人，但是我们之间似乎没有一点点人们所讲的代沟，而是息息相通，因为我感到艾丰同志在心态上比我还年轻。不过，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似乎又不同于一般人的个人私交，而是改革开放把我们在思想上联结到了一起，属于思想上的志同道合者，因而我们经常见面的地方并不是菜馆和饭桌，而是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和报告会，有时是一起讨论问题，有时是他前脚离会，我后脚到会，总之，我们见面的地方基本上是会?。

艾丰同志从出身上讲是搞新闻的，而且长期在新闻界工作并担任新闻界的各种领导职务，但是从艾丰同志的探索领域和学术成就上讲，他似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新闻学家，而是一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有人曾对我说，艾丰到底应属于什么家，他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范畴，而且都有创新的火花，因而似乎应该说是一个“杂家”。我对他讲，说艾丰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新闻学家、哲学家，都不为过，因为他在这些领域确实都有过非常值得一提的研究成就，但是我觉得更确切的提法，应该说他是一个思想家。

我读过艾丰同志的不少著作及文章，我发现他的研究有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他围绕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难点和热点，从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方面进行多学科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和政策与体制建议。因此，我认为，艾丰同志的研究特点可以概括为：围绕主线的多学科探索。正因为如此，艾丰同志似乎既像经济学家，又像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是一个集多学科的“杂家”。不过，因为艾丰同志出身于新闻学，所以他能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新闻的特点表现出来，将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的学术味，升华为通俗易懂、具有可读性的大实话，深入浅出地将深刻的见解推向大众，这时他又显得是一个新闻学家。这就是艾丰的特点，他确实不同于别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新闻学家，而是一个有特色的思想家。

艾丰评传

划桨人艾丰

推荐序四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及价值趋向的唯一标准也是实践。用实践这个标准来评价艾丰同志的学术思想和价值趋向，我们清楚地看到艾丰同志无论是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还是对哲学问题的思考，或者是对社会学问题的探讨，都是和中国的改革实践及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相吻合的，同中国发展和改革的进程和方向都是相趋同的。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很难的，这需要人在智慧上的灵气、在历史观上的锐气、在探索上的勇气的相互统一，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需要在思想上有厚度、高度和深度，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在探索上同历史发展的进程相统一。艾丰同志做到了。我翻阅了艾丰同志的大部分著作和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艾丰同志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踩着历史的步伐前进的。

有人曾经形容说，历史好像是一条长河，人类好像在河中航行的船，坐在船上的人，有的人是坐船的，有的人是划桨的，艾丰是属于划桨人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很敬仰他。有的人经常以某种“家”或者“著名学者”的身份对人们“说教”，但是我发现他们的所谓学术主张和思想总是同中国改革的方向相“扭向”。例如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推动农村改革，他们反对；我们要搞市场经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他们不赞成，等等。这些人虽然因各种原因仍然以某种“家”在社会上指手画脚，但是要让人在内心承认他们却是不可能的。要人在内心诚服，就必须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同历史发展的方向相趋同，因为任何人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评价，包括伟人在内。

艾丰同志不仅有灵气、锐气和勇气，而且有朝气。按理说，他已经属于功成名就的人，而且也光荣退休，应该享受人生了，但是他仍然在勤奋地探索。我还经常在各种媒体上看到他的创新见解，读到他的论文及著作，在各种研讨会和报告会上看到他匆匆忙忙的身影，还经常接到他邀请我参加各种会议的电话。相比之下，我感到自己似乎暮气太重，应该向艾丰同志学习。有位哲学家告诉我说，凡是能有所作为的人，都是只有在忙碌和辛苦中才能获得幸福和自我的人，我想艾丰同志就是属于这种人，他要在忙碌和辛苦中体现人生和幸福。我祝愿艾丰同志的人生更幸福！激情更加燃烧！

艾丰好直言，接触过他的人都有同感。

谈到做记者，他说：“一个好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

谈到“文革”结束，他说：“了解我的人对我说，小平要出来工作了，老艾，你的时机到了。”

1990年谈到作品获奖，他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一篇新闻作品获奖，不过我想为此感到遗憾的应该是评奖者，这么好的一个记者我们怎么把他给遗漏了呢？”

谈到“万里行”，他说：“‘中国质量万里行’在1992年搞批评报道，当时有很大风险，因为1989年以后提‘以正面宣传为主’，搞这么大规模的揭露阴暗面的报道，扣上一个‘违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帽子，所有对的批评也都不对了。我就怕这一条。”

谈到受提拔的经历，他说：“每次都给你希望，每次都要郑重其事地考察你，而每次又都狠狠地破灭你的希望。这种日子过了十年，对人的确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锻炼！”

谈到别人对他的观点的质疑，他说：“我不谦虚地说，也许我死后多少年，后人会说，艾丰不仅是一个记者、一位经济学家，还是一个有建树的文化人——他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敢于顶着压力为富人说话，而且把问题说透了！”

1987年，他在为自己的著作《新闻采访方法论》申请吴玉章奖的时候，写了三条理由：一、中国新闻采访学最高水平；二、新闻采访学世界水平；三、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若干新见解、新发展。在写完这三条理由之后，还加上了这样一句：“各位评委看过上述理由可能以为作者狂妄，但本人对谦虚的理解就是如实描述事物，除此之外在科学领域没有它的位置。”

如此风格，绝对“个性”，在中国新闻界省部级高官里恐怕绝无仅有。

真正要把握艾丰的个性，又绝非易事，因为其经历之丰、身份之繁、名气之重，在新闻界也是罕见的。

艾丰评传

识得艾丰真面目

艾丰评传导言

他历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科技等部主任，《人民日报》编委、经济部主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等职，40多年来，一直作为编辑、记者活跃在中国新闻工作第一线，写过大量著名报道，作品集有《思考的笔》和《经济述评自析集》。他致力于新闻学研究，出版了《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中国新闻媒介发展大趋势》，翻译了美国采访学著作《新闻报道与写作》。他至少占有中国新闻界四“首”——首批高级记者、首届“范长江新闻奖”、首届“吴玉章奖金”、首届“全国质量工作卓越领导者”获得者。

他致力于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就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产业化、名牌战略、资本运营、加快我国城镇化、特色经济、西部大开发等重要问题发表论述，屡为中央决策层重视和采纳。他的具有独特体系的哲学著作《中介论》在哲学圈内外激起波澜。

他涉猎广泛，出版有文学著作《沧海?桑田?乐园》、《艾丰随感210条》等。近几年集中推出《艾丰通用文库》，目前已出版的有《世纪宏论》、《中介论》、《三做谈》、《古今说》、《名牌论》，准备出版的有《战略谈》、《策划说》、《知识论》、《人生谈》、《传播说》，计划共10部著作。这部文库已经引起社会和中外学术界的关注。

他的名字还和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社会活动紧紧相连。20世纪90年代以来，艾丰作为“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参与策划、发起、组织和指挥了这个引起强烈反响的重大社会活动；作为中国第一个名牌企业组织——中国驰名商标组织主任，参与策划并积极倡导、宣传我国实施名牌战略的一系列活动；曾经为海尔、长虹、青岛啤酒、鄂尔多斯、郎酒集团等众多国内著名企业作过经验总结、宣传策划、战略咨询、文化设计、品牌策划等；现在担任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名牌培育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联合会顾问、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中国工业联合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等职务。

几十年来尤其是近30年来风雨褒贬始终交织其身。

为艾丰喝彩者不胜枚举。如——

1992年3月，朱镕基在艾丰的工作报告上批示：“中国质量万里行”一炮打响，效果甚佳，可喜可贺。后又在4月的全国质量工作会议上说，他问他的司机，觉得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事情，司机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中国质量万里行”！

1996年春节前夕丁关根对艾丰的述职报告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艾丰工作很努力，经受住考验，提醒艾丰注意劳逸结合。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给艾丰的题字：“艾郎才气势纵横，名满神州一奇星。”

海尔CEO张瑞敏尊称艾丰：“艾丰老师。”

畅销书《中国高层智囊》把艾丰列为“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对他的个性极为赞赏：“这个人，唱歌跳舞，抽烟喝酒，打球开车外带诗朗诵，永远精力充沛，永远‘侃’兴勃勃。”

对其讥讽溢于言表者也有所见。如——

新闻界一位同仁：“艾丰，狂夫也。借党报版面售私人货色。”

一些新闻学者点评：“艾丰的作品，口气大，篇幅长，嫌生硬，逊文采。”

网民孟波《贫富差距上如何拨乱反正?——兼给艾丰先生补课》：“我不得不冒着被人耻笑的风险，打肿脸充胖子也非得给您补一点经济常识不可，省得您下回再现眼。”

如此的多棱多彩，造就了艾丰的魅力，也造就了遍及大江南北、士农工商学各界的“艾迷”。当艾丰从《经济日报》总编辑岗位上功成身退之后，人们期待着有一位称职的传记作家全面、真实地呈现艾丰。笔者，成思行，正其人也。

作为一个从事传媒研究多年的学人，笔者与中国新闻界诸多风云人物有深度交往。2001年经艾丰同意写他的第一本评传，并赞同笔者的立意：“不写一般歌功颂德的人物传记，而是着力剖析典型个案，紧扣政治、经济、社会热点问题，揭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处于过渡态的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及心态的变迁。”自此追踪观察、调查艾丰其人其文其事数年，写作进度甚缓。本书出版之际，我要感谢艾丰先生足够有耐心的等待。记述是否客观，文辞是否达意，还是有待读者诸君公论。

艾丰大事年表

1938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

1956年在北京第十一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年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1966年被任命为电台理论时事组（部）组长。

1976年被任命为电台科技组（部）组长。

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研究生。

1979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揭露黑龙江王守信贪污集团长篇报道《触目惊心，发人深省》，提出要解决“文革”对党风的严重破坏问题；同年给中央写了《首都城建中的问题》的内参，直接促使中央在1980年4月对北京城市建设作出四条重要批示。

1980年，翻译美国新闻采访学专著《新闻报道与写作》一书，由北京广播出版社出版。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

1982年，新闻学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出版；发表长篇通讯《现代化觉悟》，提出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发表经济述评《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提出必须重视北京的缺水问题；发表述评《重视城市的中心地位和作用》。

1983年，发表了记述李瑞环同志亲自领导实施的“引滦入津”工程的长篇通讯《背水之战》。

1984年，发表文章《需要你——软科学》，提出要重视软科学研究的问题，为一年后的全国软科学大会做了舆论准备；发表记述我国最早搞“包产到户”的温州市永嘉县原县委书记李云河、原县委办公室主任戴洁天事迹的报告文学《已是山花烂漫时》，从历史的源头和发展过程上印证了中国农民这一伟大创造的生命力。

1985年，与他人合著的新闻学著作《时代的艺术》出版；发表先进人物张在勇的长篇通讯《面对生活不等式》，提出进入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如何对待生活中的若干“不等式”问题。

1986年，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同年采访当时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同志，这位后来的总理当时是第一次在中央党报上亮相，在这篇专访中，报道了他重视“宏观调控”的经济思想。

1987年，发表《理一理思路》，全面概括和阐述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框架和思路。

1988年，新闻学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获我国社会科学著作最高奖——首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发表《社会公平的辩论》上下两篇，就当时社会最热的“分配不公”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发表《不同评价缘何而生——试析对当前改革形势的认识》，全面分析了改革引发的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为社会由此可能引起的动乱发出了警号；同年和范敬宜、陈柏生、吴昊等同志一起组建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并担任常务副会长。

1989年，发表《首钢启示录》，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应坚持正确方向；同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沧海?桑田?乐园》和改革丛书之一《中国新闻传播媒介发展大趋势》。

1990年，担任《人民日报》编委；同年在关于湖北襄樊经验的报道《中观经济的突破》中，提出了“中观经济”的理论概念，并做了初步的阐述。

1991年，获我国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同年，在对东风汽车集团的报道中提出了加强大企业集团的重要性和打造大企业集团的思路。

1992年，经过上一年第四季度的酝酿，“中国质量万里行”出台，作为组委会主任，发起和组织指挥了这一大型社会活动，在该活动中，提出质量工作中的“链条”，并对“质量的市场保证体系”做了阐述，提出解决质量问题的“上溯一级责任”原理；同年6月在北京成立中国第一个名牌企业组织——驰名商标保护组织，并担任这个组织的主任，该组织的成立大会在中国首次发表了全面阐述名牌和名牌战略的文件《名牌宣言》，从这一年起，开始积极倡导名牌战略。

1993年，新闻学专著《新闻写作方法论》出版；撰写《人民日报》社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提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目标；同年在福州召开的驰名商标保护组织年会的主题报告《我们要做开路先锋》中，阐述了名牌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1994年，在对春兰集团的报道和相关的理论文章中提出并阐述了“资本运营”这一理论概念，为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后来的资产重组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实践经验；同年春天在海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名牌战略研讨会，经过薄一波同志首肯，提出了“创造名牌，宣传名牌，保护名牌，发展名牌”的方针，并围绕此方针，制定了实施名牌战略的三个理论性文件《国家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地方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企业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同年11月在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了首届全国名牌大会，提出名牌是宏伟的社会事业，需要全民族各类主体形成合力共同操作，这次大会还推广了四川实施地方名牌战略的经验。

1995年，总结山东省潍坊市的经验，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论农业产业化》，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1997年又写了《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提法》一文，澄清了对这一概念的疑问，后来这一提法被吸收进党的十五大文件）；同年11月在安徽主持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名牌大会，会上做了《国际竞争和名牌战略》的报告，在我国第一次从国际竞争的角度阐述了名牌战略的重要性，名牌战略的内容被吸收进当时正在起草的国务院《质量振兴纲要》中。

199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

1997年春，提出了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论述，指出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了全面的买方市场，必须扩大需求，此内参得到了朱镕基的肯定；同年组织了武汉资本运营的连续报道，提出资本运营是搞活国有企业的一把金钥匙；组织了“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大型采访，并向中央写了关于如何解决黄河断流问题的情况汇报，朱镕基和温家宝都做了重要批示。

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同年夏天，向中央送交了关于“小城镇，大战略”的建议，受到中央重视，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增加了相关内容。

1999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重视和加快城镇化》。

2000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东中西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同年，《艾丰通用文库》之一《世纪宏论》、之二《中介论》、之三《三做谈》、之四《古今说》出版。

2001年，《艾丰通用文库》之五《名牌论》出版；同年组织“中国企业管理培训推进行动”，并正式实施。

2002年，受聘担任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副主任（从1996年开始担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后又担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名牌培育委员会主任等）。

2003年，组建中国发展研究院，并担任院长。

2005年底，若干单位组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被推选为联盟主席。

2006年8月8日，“品牌中国总评榜”公布，通过200多万网民投票和100名专家评定，被评为“中国25大功勋品牌人物”。

艾丰评传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1)

第一节“方法论”：成名的根基

“如果你说我没有新的发现，那么你写这本书干什么呢？搞学术必须有这种勇气，必须把学术成果的推展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以违心的谦虚保护自己的所谓形象。”

——艾丰

“经济哲学家”的由来

“资本运营”这一概念，最早由艾丰在中央大报提出并推广开来。

1994年，首都新闻界组织了一个采访团到江苏春兰集团公司调查研究，并召开了“春兰之谜”研讨会，艾丰主持了这次会议。他一开始就向春兰集团老总陶建幸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1990年春兰的产值是一个亿，1993年年底达到了50亿元，产值增加了50倍。不错，春兰空调卖得不错，但是如果只靠卖空调和卖空调赚的钱扩大再生产，4年就翻了50倍，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是暴利。希望你作出解释。”

陶建幸掰着手指头就算起了经济账：“为了把企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想了好多办法。我们的空调卖得多了，原来的空调厂不适应，就需要建第二个空调厂。建这个空调厂需要1亿元的投资，但我们公司的自有资金当时只有1000万元，还差9000万。于是，我们就把资产投资当做一种经营方式来运作了。我们提出这样的条件：谁投资3000万，三年之后不仅把投资还清，企业还给他10％的股份。这种办法很有吸引力，很快有三家愿意投资，这样就凑了1亿元，把第二个厂建好了。由于当时春兰空调的市场很好，三年之后，三家投资如期还清，并把30%的股份给了他们。从春兰的角度看，三年前投资1000万，三年后握有1亿资产企业70%的股份，也就是变成了7000万……”

陶建幸胸有成竹、滔滔不绝地说了两个小时，中间还夹杂着一些讨论。

艾丰倾听着，更深入地思考着。陶建幸的回答可以说用事实澄清了大家心中的问题，但怎样把春兰的经验凝练起来呢？

艾丰后来回忆说，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思考过程。从不了解情况，到掌握情况；从掌握情况，到理出条理；从理出条理，再到把握其中的内涵；从把握其中的内涵，再到凝练出恰当的理论概念。这一切要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内完成，谈何容易！思维在紧张地运行着，猛然间，他奇想突发，不知道怎么脑中就蹦出一个词来——“资本运营”。对！就是它了。想出这么一个词，连他自己都有些激动了。

到最后总结的时候，艾丰抛出了自己的观点，讲起话来也越发神采飞扬：

“依我看，陶总管理企业的确是有独到之处，春兰的成功经验，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认为，就是资本运营。”

资本运营？这是一个当时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词。因为很长时间以来，资本是一个带有某种禁忌的词汇，它几乎是剥削的同义语，资本主义要打倒，资本当然就应该列入被消灭范畴。现在居然用它来概括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经验？！

“企业当然要搞产品，要经营资产，要涉及金融，要打造品牌，但这一切，在陶总的头脑里，都在资本运营这个总的理念下进行。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接着，艾丰根据春兰的具体实践，概括出了资本运营的五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叫产品经营。企业不是为了搞产品而搞产品，搞产品是为了赚钱。第二种形态叫做资产经营。企业不仅要经营产品，还要把资产当做产品来经营。上面说的建第二个空调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资产经营的成功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快的发展。第三种形态叫做房地产经营。地方支持春兰的发展，批给它很多的地。这个地随着发展就增值了，地产增值就等于资本增值，之后再和人家合作，就有了更多的资本。第四种形态叫做金融经营。金融经营包括在金融机构中投资，还有股票、期权、债券等。第五种形态叫做无形资产经营。无形资产包括商誉、网络、专利、品牌等。

研讨会结束以后，艾丰把春兰的经验以资本运营为主题写成了新闻报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文章发表之后，他还是觉得不过瘾，总觉得这件事不能到此为止，“资本运营”既然作为一个理论性的概念提出来，就需要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阐述。于是他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对中国企业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轨迹作了分析。这个轨迹大概是：从产品生产到产品经营—从产品经营到资产经营—从资产经营到资本运营。既然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只有抓住这个核心，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才有可能抓住企业管理的核心。说穿了，企业是资本运营的主体，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企业管理的提升方向，其实都是为了企业更好地运营资本，抓住了资本运营才算抓住了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牛鼻子。基于这样的考虑，艾丰又提笔写了题为《谈企业管理的改革和提升》的理论文章，作为内参发表。

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时任国家经贸委主?王忠禹的注意。他在文章上做了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建议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公开发表。很快这篇文章放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发表了。

文章发表以后反响很好，好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询问。“艾丰同志你还有这方面的专著吗？你的这个文章写得很好，就是太简单了，我们企业觉得很重要，所以想多了解一些。”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党委书记看了以后自认为没完全看明白，就专门拿着这篇稿子坐飞机到了北京找艾丰探讨。

1997年，艾丰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之后，又组织了武汉运用资本运营搞活国有企业经验的系列报道，提出“资本运营是搞活国有企业的一把金钥匙”，又从宏观和中观层面阐述了资本运营的内涵。

现在，资本运营已经成了经济学中一个使用很普遍的词汇了，后来又写进了中央文件。其实，在艾丰那里，诸如“资本运营”这样的研究成果还有不少。他在1993年最早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他在1995年全面阐述了“农业产业化”；他从1993年开始，始终坚持不懈地阐述和宣传实施“名牌战略”的重要性和名牌战略的内涵；他根据“中国质量万里行”的实践经验，提出要建立质量的市场保证体系，在法律上解决“上溯一级责任”的问题；他提出“特色经济”、“中观经济”的概念；提出加快我国城镇化和重视小城镇建设的问题；提出用东中西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这些见解不仅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而且先后进入了中央决策范畴。

我们要思考的是，身居新闻岗位，并非职业经济学家，艾丰为什么能够首先提出这些前瞻性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战略的概念呢？

这就要探求他的方法论。艾丰对方法论研究有独特的癖好。199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五大的时候，陶建幸作为十五大代表参加了大会，并且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间隙，当时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艾丰在报社宴请陶建幸。席间，艾丰对他说：“现在都认为资本运营是我提出来的，其实是我从你那里偷来的。”他用一个“偷”字，虽然带有一定的幽默感，但包含着对实践者的尊重。陶建幸回答说：“不能这么说，做是我做的，但总结是你总结的，最多是咱们的共同创造。”最后两人对“共同创造”达成了共识。这段对话可以代表艾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艾丰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战略方面的有分量的新见解和新提法，都是从实践者那里“偷”来的。他更风趣地说，记者就应该当一名“神偷手”，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人家还高兴。艾丰说的“偷”当然是一个幽默的戏说，实际上在他的方法论中第一条就是面向实际。他曾经这样告诉别人：无论是研究新闻、经济，还是哲学，他的主要方法都是面向实际，从实际中发现问题，从实际中总结概念，从实际中上升理论，最后理论回过头来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一般的理论工作规律，而且在中国就更加应该如此，因为中国的改革做的是前无古人的事情，不可能有人写出现成的理论给我们拿来就用。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2)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对此也有一番评论：“艾先生之所以能在经济领域里有所作为，关键是方法论对头，

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到点、到位……”

说到这个问题，笔者很自然地联想到艾丰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们的一段对话：

一次，在四川绵阳召开“长虹发展战略”的研讨会。董辅礽、萧灼基、王珏、魏杰等许多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都参加了。会议期间，在饭桌上，艾丰调侃道：“你们的头衔都是著名经济学家，我混到现在还只是著名记者，出席今天的场合不像你们那么名正言顺。在座都是权威，你们说说艾丰同志是不是著名经济学家?”大家一听都笑了：“你怎么提这个问题？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是著名经济学家！”这时，魏杰突然站了出来，严肃地说道：“我不同意，我看你不是经济学家。”大家一愣，问道：“那你说是什么？”魏杰哈哈一笑：“要我说啊！我说你是著名的经济哲学家，你是指导我们经济学家研究的。”顿时，整个饭桌笑成一团。

“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

魏杰的话，当然有语出惊人的目的，但也并非全是戏言。艾丰确实喜欢哲学，有比较扎实的哲学根底。1991年艾丰获得范长江新闻奖之后，他的研究生时期的同学李德民写了一篇介绍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句以调侃语气说出的话：“新闻是他的妻子，哲学是他的情人。”

艾丰有两本“方法论”方面的著作。一本为《中介论——关于改革方法的思维》，1993年出版后，首都哲学界和河北（艾丰的家乡）学术界专门开过三次研讨会研讨这本书，大家的评价很高。其中阐述的“一分为三”的观点，已为社会所熟知。魏杰教授当时曾在研讨会上发表《中介论》的读后感，说《中介论》曾经帮助他解决了三个经济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另一本则是获得我国社会科学最高奖的著作《新闻采访方法论》，这本书也被同行称为“新闻哲学”。

◎1991年，艾丰获我国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

时光回溯到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文革”后第一次招收新闻专业研究生，艾丰以40岁的最高“限龄”搭上了这班车，考取了，并且成为研究生考试成绩文科第一名，新华社还专门为此发了消息，说首届研究生招生发现了人才。艾丰对此解嘲地说，40岁当了研究生，还是人才？他的大学同学留校的都带研究生了。

然而艾丰一入学就遇到了烦心事：开学初，教育主管部门认为这些研究生都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培养的干部，说干脆就叫干训班算了，到时给个结业证书什么的，不给研究生毕业证书。经过研究生院领导和学生们的争取，总算答应给毕业证书，但不给学位，理由是新闻根本就没有什么学问，还给什么学位？后来又经过反复争取，总算同意给学位了，但是，对新闻学的认识问题在社会上并没有解决。

“新闻怎么就没有学问呢？有实践就有学问，况且新闻是对社会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实践，说‘新闻无学’，我不同意。说我国目前新闻学研究还比较年轻，基础还比较薄弱，这是现实，我承认，但说新闻不可能有学问，我不敢苟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新闻采访方法论》就是针对这种看法的‘发愤之作’。”事隔多年，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艾丰仍有不平之气。

的确是“发愤之作”！当年他一边学习研究生课程，一边动笔写作此书。老岳母得重病住院，艾丰要照看她，好多章节都是在病房里头写的。他一边看护岳母，一边写书，幸亏那时还年轻，精力旺盛，这本书从1979年到1981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

一门学科，要从经验上升为科学，就必须对其特定事物运动的规律进行理性的抽象。而理性抽象的第一步，便是建立基本的概念。很多人谈采访的艺术、采访的体会、采访的方法，但是，很少有人提出：什么是采访？

艾丰提出来了：采访是新闻记者（包括业余报道者）为进行新闻报道所进行的了解客观情况的活动。这个定义纳入了采访活动的三个要点：谁——记者，为了什么——新闻报道，做什么——了解客观情况，三者结合，缺一不可。从这一概念出发，推出了采访的基本任务：迅速地了解到典型的有新闻价值的真实事实。从这一目的出发，又定义了记者采访的基本方式是社会活动。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3)

就这样，《新闻采访方法论》从采访这个概念出发，沿着采访运动的客观过程，同时，也是沿着理性的逻辑，层层深入，对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材料，什么是角度，什么是立场，什么是客观公正，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严谨的定义和深刻的揭示，并且根据这些分析，提出了实用的10种基本采访方法。

《新闻采访方法论》1982年一出版，立即受到新闻界的强烈关注和极大欢迎。第一次印刷53万册，两个多月销售一空；第二次印刷2万册，一个月内又全部卖完。

1987年底，《人民日报》著名女记者柏生找到艾丰，对他说：“最近在评社会科学著作的最高奖——吴玉章奖金，里边有新闻这一项。我接到了两本书，要我推荐，我看了看，这两本书都不如你的书。要不把你的书推荐上去，我看还有希望。”艾丰犹豫了一下，说：“也好，试试看吧！”柏生很高兴：“我看肯定能评上。要评上了，艾丰，你可一定得请客。”艾丰嘿嘿一笑，乐了。

评奖结果出来了。《新闻采访方法论》与郭沫若、吕叔湘等大师的著作为伍，获得当时我国社会科学著作的最高奖——首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在新闻界，与艾丰一同得奖的，还有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同这些“学术方家”相比，艾丰这个40多岁的“老记者”在其中却是资格最嫩、年龄最小的，他自己确实有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之感。

至今，《新闻采访方法论》已再版和印刷十余次。其间，艾丰又奉献了这本书的姐妹篇《新闻写作方法论》。有关人士估计，这两本书的发行总量已经超过50万册以上。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新闻领域从业的人，包括那些在各个领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人，不知道艾丰的这“两论”尤其是《新闻采访方法论》的人是不多的。这本书至今仍为大学新闻专业学生参考教材，而且是新闻从业者的必读书。换言之，读新闻专业，你就不能不读艾丰，以至于有记者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张征教授讨教“怎样提高报道水平”时，得到的竟是简单的一句话：“把艾丰的书好好看看就行，那里面有东西。”

回过头来，我们不妨看看艾丰在申报吴玉章奖金时的“申报理由”。他是这么说的：

第一条，中国采访学研究最高水平。因为以前的采访学都是经验总结性的，而鄙人的采访学是把它上升到了学术体系。

第二条，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苏联的采访学我是大学学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我也翻译过，不过如此而已。我的著作采访思想和案例不仅有中国的，而且涵盖了全世界的，而我超出他们的部分是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第三个理由是，本书虽然是新闻学著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若干新见解，就是说提出了新的东西。如本书第一次订正了“第一手资料”的概念，纠正了中国词典的谬误，修正了美国和英国最权威词典的不足。又如我从哲学的角度上对“事实”这一概念，对“现象和本质”这一哲学范畴都做了有自己创见的深入分析。

这三条自我推荐理由，时至今日可能还会让有些人读来极不舒服。因为在中国人的思维中，谦虚谨慎才是美德，即使你肚里有十分的货，那你也得称它不足一分的价值。对此，艾丰也是了解的，所以他在“申报理由”中特别补充了这样一句：

各位评委看到我上面的申报理由，可能认为我很不谦虚，但本人对学术领域谦虚的理解就是如实地描述事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这也就是他的学术风格。一次，一位新闻界的同行对他说：“我看你的《新闻采访方法论》，先看的前言，一看里面的口气很大，说看了之后一定会有收获。冲着这几句话我就买了，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艾丰笑着说：“你中了我的‘计’了。我认为，任何新的东西问世，都首先是自吹自擂，这是规律。因为所谓新东西，就是你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所以你必须告诉大家，我发现了你们没有发现的东西。如果你说我没有新的发现，那么你写这本书干什么呢？搞学术必须有这种勇气，必须把学术成果的推展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以违心的谦虚保护自己的所谓形象。”

《中介论》为改革辩护(1)

他的另一部方法论著作《中介论》是一部专门的哲学著作。该书写作于1992年，第一版出版于1993年。

一位新闻工作者为什么要写一部哲学著作呢？基础、背景、动机是什么呢？

从1956年入党以来，历次政治运动艾丰都在第一线亲自参加了，众多的政治风浪艾丰都切身感受了。他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党，包括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都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像1958年大跃进、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革”这样的大错误呢？客观上，我们是在做前无古人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供我们借鉴；主观上，基本的原因就是思维方式上的问题，也就是哲学问题。不错，我们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但艾丰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武器”，而是“武库”。所谓“武库”，就是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武器，根据不同的任务就选择不同的武器。武器拿错了，也会犯错误。以1949年为界，中国共产党已经由一个“造反的党”，转变为一个“执政的党”，中心工作也已经由革命战争转变为经济建设。这就要求我们的哲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有所侧重、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极其重要的南巡讲话，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艾丰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借这个机会，冷静而深入地思考了许多理论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极大地解放了他的思想，同时，他也有一个惊喜的发现。用现在的观点来总结历次政治运动，他发现，如果那个运动“左”了，他就被批判为“右”，如果那个运动“右”了，他就被批判为“左”。后来艾丰对别人说：“我没有高层作为自己的背景，也没有凭什么小道消息作为自己的参考，全凭自己的思考作出判断。能够做到这一点，说明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可取之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建立了写作《中介论》的信心。如果自己的思维方式一塌糊涂，还要写书，那是要害人的。”

研究的突破点是对“一分为二”这一众所周知的哲学命题的思考。“一分为二”是一个正确的哲学命题，为什么按照这个正确的哲学命题去做事，常常把事情做错了呢？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还在纠正片面运用“一分为二”带来的偏颇。他指出，不要老是抽象地讨论姓“资”姓“社”。为什么总要抽象地讨论姓“资”姓“社”呢？就是“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在起作用，因为事物是一分为二的，那么自然不是姓“资”就是姓“社”了。

艾丰在研究中发现，“一分为二”这一哲学命题是正确的，我们的偏颇在于理解和运用“一分为二”的时候，缺少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命题——“一分为三”。他发现，研究事物最终性质的思维方式是“一分为二”，而研究事物现存状态的思维方式则应该是“一分为三”。我们直接接触的客观世界都是“三”而不是“二”。方位上的上、中、下与左、中、右，规模上的大、中、小，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物体上的固态、液态、气态，物理上的正电（质子）、负电（电子）、不带电（中子），化学上的酸类、碱类、盐类，数学上的正数、负数、零，人称上的我、你、他，革命中的敌、我、友……都是三态存在。

艾丰后来借用老子的话说明这个问题。他说：“老子《道德经》中说的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非常深刻，他用了四个数字，一、二、三、万，他没有省略三，并且说三生万物。我们过去的错误就是把三省了，成了二生万物，这就错了。”

在搞清“一分为三”的内涵之后，他又为“一分为三”做了两个重要的定位。

第一个定位：在辩证法中的定位。他认为，“一分为二”是革命辩证法的核心，在革命年代强调“一分为二”是对的。“一分为三”是建设辩证法的核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年代，就要强调“一分为三”。

第二个定位：在路线政策中的定位。他认为，改革开放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哲学基础是“一分为三”，所以《中介论》的副题就是“改革方法论”。市场经济的性质是什么？如果按照“一分为二”的思维，它只能姓“资”，因为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几百年。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搞市场经济了。但如果按照“一分为三”的思维，市场经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它是“三”，它是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经济形态，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可以搞市场经济了。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的真正内涵。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国防大学的一位教务长读了《中介论》之后，主动和艾丰约谈。见面后第一句话就问：“你写《中介论》，觉没觉得有政治风险？”艾丰回答道：“有。”“风险在哪里？”“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我说改革不是革命；第二条，我提倡公私融化论。”

接着他对第一条风险做了这样的解释：“中央领导讲改革是革命，我说不是革命，似乎是唱反调。其实，中央领导讲的完整的语句应该是‘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革命’。有一个‘一定意义上说’的限制词，这很重要。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是把改革和革命当做并列的词汇来加以使用的，可见改革在他的心目中也不是就等于革命。在《中介论》中，把社会发展归结为三态：发展态、改革态、革命态。所谓革命态就是对现存主体的完全否定。所谓改革态，虽然也会发生许多质变，但并不是对现存主体的否定，而是对现存主体的肯定和加强。所以，片面地强调改革就是革命，就会导致社会动乱，不管你的主观意图如何。”

从阐述“一分为二”提炼出“一分为三”关系的“二三论”出发，艾丰又扩展到“层次论”。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分层次的，生产关系也是分层次的。三个层次分别为：所有制层次、体制层次、运行层次。体制改革主要是改变体制层次，而体制层次是中介层次。他在书中对于股份制有这样的论述：

当我们对庞大的、眼花缭乱的资本主义作层次性的分析，特别是对它的中介部分作深入分析以后，我们就会有豁然开朗之感，也就有了学习资本主义并扬弃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以股份制而论，既然它是中介层次的东西，既然它是适合现代化大生产的东西，而同时它又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让它“嫁”给社会主义并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现代化大生产所用呢?

从直观的形式上看，不是社会主义而应该是资本主义更害怕股份制。因为股份制对单个的资本家来说，毕竟是一种“公有”或“共有”的形式，但是“聪明”的资本家们在实践中看到了它只是一个中介层次，并没有被它的表面形式所吓倒，大胆地采用了它，结果是改善了资本主义。现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实行股份制的时候，遇到了方向相反而心情类似的情况。在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国有制的情况下，实行股份制，从直观的形式看，是一种“私有”或“化公为私”的形式（起码部分是如此），从公的“彻底性”来看，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如果我们是从中介的层次来看股份制，我们的胆子就会大起来。我们不仅从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现代化大生产的中介物的角度说必须利用它，我们还可以从它“嫁鸡随鸡”的角度来让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但在1992年或1993年的时候，还有着相当大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担任中国汽车总公司总经理的顾尧天看到《中介论》很赞赏，特别把这本书向中央最高领导推荐，他拿着这本书作推荐的时候，当面向对方朗读的就是这段话。

以后若干年，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对股份制做了充分肯定，证明了当时的这些论述有相当超前的预见性。这个预见性来自艾丰哲学观点的力量。

《中介论》为改革辩护(2)

讲到“公私融化论”，有一个小故事。1994年，中央电视台借人民日报社的一个会议室做录像采访，请若干著名经济学家谈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中午11点40分，录像快结束的时候，艾丰由于偶然的原因，误闯进正在录像的会议室。他一看当时的阵势，连忙道歉。电视台的同志笑着说：“我们找你没找到，你自己找来了，正好，你来谈一段。”面对这个“突然袭击”，艾丰有些紧张，但推脱不过，还是在镜头前谈了七八分钟。他谈的其实就是《中介论》中“融化论”一节的主要内容：

我们过去在基本指导思想上有偏颇，集中表现在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基本的思路是兴无灭资，兴公灭私。“文革”中又提出“斗私批修”。这样的思维看起来方向很明确，其实在落实的时候，就遇到了问题。首先什么是“私”，内涵外延都不清楚。是私有制，是私心，是个人利益？而个人利益又有合理的、合法的个人利益和不合理的、不合法的个人利益之分。其次，把公私放在一起，从哲学上说往往就是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宏观和微观应该是协调的关系，不应该是彼此互相斗争的关系。马克思讲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时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个人能够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就是说，那个“公”之所以好，是因为每个“私”在其中也能够得到好处。“私”的状况在这里成了衡量“公”的状况的标准。第三，“公”很伟大，但“公”最大的缺陷是往往缺少合格的代表，“私”好像很卑微，但它总有具体的代表，有可操作性。让很伟大但没有合格代表的“公”与好像卑微但有可操作性的“私”彼此斗起来，除了两败俱伤之外，不会有其他的结果。我们的国有企业过去的问题就是以“公”斗“私”，那么，“私”就联合起来斗“公”。一些国有企业的“虚盈实亏”就是典型的表现。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把公私关系一致起来……

◎艾丰与经济学家杜润生晤谈。

艾丰讲完之后，在座的经济学家们都很赞赏，一位经济学家笑着说：“你的讲话给今天的讨论做了总结。”

艾丰写作《中介论》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从“一分为三”获得突破之后，先写了“二三论”一节，接着写了“层次论”、“存在论”、“变化论”、“融化论”、“中性论”、“过程论”、“中观论”、“媒介论”、“载体论”、“协调论”等，共11个章节。用一个什么概念做全书的名称呢？他脑子里冒出来一个“中介论”的词汇。“中介”作为哲学概念，黑格尔用过，马克思用过，列宁也用过，但他们都没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加以系统的论述。而艾丰觉得，只有用“中介”这个概念才能把各个章节中贯穿的东西表达出来、提升起来，在哲学上有继承，又有创新。

是艾丰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中介”作为一个哲学的最基础的概念和范畴来加以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的思维方式加以运用。《中介论》问世，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哲学界为之连续开了三次研讨会。不少学者称赞这本书“由中介这一概念阐发中介思维，在哲学上是成立的”，“难得的是把哲学研究和我国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理清了我国社会生活中改革、市场经济、股份制等诸多难点和热点问题”，“中介论应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表达方式通俗易懂，为哲学界吹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有的哲学研究者甚至认为，20世纪是人类对抗的世纪，21世纪应该是人类协调的世纪，“中介论”应该是21世纪的哲学。

新闻是妻子，哲学是情人

如果谈到艾丰的思维方式，他是以融合为特征的。对艾丰的成就，很多人“眼热”。有人曾经问过艾丰：“老艾，像经济学和新闻学这么专业的学科，对别人来说，要深入一个领域可能都很困难，而您是怎么横跨新闻和经济这两大领域并能同时成为这两方面的专家的呢？”艾丰微微一笑：“我主要是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依托于自己的哲学功底，利用了新闻文化的素质，然后开拓经济领域。”

他说：“新闻是千变万化的东西，新闻工作是以万变应万变的职业，而哲学是自然、社会、思维最普遍规律的学问，学好哲学，就有可能收到‘以不变应万变’的效果。

“新闻是浅层次、高频率、多次重复的工作，这对深入研究问题很不利。但从研究问题来看，新闻工作也有三个优势。第一，综合。新闻工作可以接触社会方方面面的事情和方方面面的人物，许多问题是要综合才能看清和说明的。第二，超脱。俗话说‘屁股指挥脑袋’，地位的局限，使一些研究者带上片面性，不能抓住事物的全貌和本质。而记者的‘屁股’是‘猴屁股’，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于是可以冲破地位和部门的局限。第三，主动。狭义的记者是没有研究任务的，于是他可以不受外来压力主动地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依托这三个优势，新闻工作者完全可以在研究问题上做出自己独特的奉献。

“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它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在了解客观情况的时候，它必须善于抓住要害，而不是面面俱到，‘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尔’。第二，在形成自己成果的时候，它必须注意传播的效果，要很容易被人家接受和理解。这两点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使记者的研究抓住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而作品又容易被上下左右所接受。”

以哲学为基础，新闻、经济，再加上广义的社会文化的多重结合和融合，这就是艾丰思维方式的特征，也是他的方法论的特色。这也许就是李德民评论艾丰“新闻是他的妻子，哲学是他的情人”的真谛了。

第二节开经济述评先河

“人们常把记者等文字工作者称为‘笔杆子’。这比喻有缺陷。难道他们是无生命、无个性、无头脑的‘杆子’吗？不，他们是有生命的‘笔’。他们不仅在奔波、记录、报道，他们更在思考、探索、追求！他们是‘思考的笔’！”

——艾丰

“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1)

《21世纪人才报》记者撰写的《中国财经记者难当重任》一文这样评价艾丰：

中国的第一代财经记者……代表人物是艾丰，这一代财经记者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风起云涌，大家渴望进行经济上的改革，但全民缺乏基本的经济观念和常识，因此，这一代财经记者的作品更多的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第二代财经记者则……

1986年底，艾丰担任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当时的经济部是由工商部和农村部两个部门合并而成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亲自参加了经济部成立大会。艾丰在会上发表了如下就职演说：

今天是经济部成立的日子，其实也是一个结婚典礼。一个工厂的小伙子（指当时的工商部）娶了一个农村的大姑娘（指当时的农村部），证婚人就是钱李仁同志。结婚以后还要两地分居——办公室还不能合到一块。

感谢报社领导的信任，让我担任经济部主任。我认为，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对全国经济有一个总体把握；二、在若干经济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三、善于把经济转化为新闻。用三个条件衡量我，第一个条件不具备，第二个条件也不具备，第三个条件，虽然我是学新闻的，但由于前两个条件不具备，所以最多只具备半条。三个条件只具备半条，显然是不合格的，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及早补足条件。

这也就是他集中精力研究经济问题的起点。

艾丰虽然年过40才开始潜心研究经济问题，转轨财经报道，但是凭着他的专注以及悟性，很快就成长为一个出色的财经记者。不仅如此，由于他在体裁、内容和方法方面勇于突破，经济报道取得了极大的独创性成功。

蹩脚的经济报道记者，报道往往写得“内行人不愿看，外行人看不懂。”艾丰说：“为什么‘内行人不愿看’呢？就是因为记者没有抓住经济工作中关键的或要害的问题。自己首先没有钻进去，没有弄懂，怎么可能把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反映好？”

抓住“经济工作中关键的或要害的问题”，然后通过自己的调查、思考，再把这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解构剖析，提出启发性甚至指导性的办法，这是艾丰的拿手好“戏”，这也是艾丰的报道备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京向何处去”

1979年4月的一天，艾丰去北京市城建部门采访，想写一组反映北京城市建设成就方面的报道。在一间办公室里，北京市城市规划局的四位处长等候在那里，一见面他们就说：“欢迎！听说记者来，我们各处都开了会，大家叫我们把意见集中起来，希望你能写个内参向中央反映。至于成就方面的材料，在谈完这方面的情况后，你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好，只要有新闻价值，不管是适合公开报道还是适合发内参，我都想了解。”

“北京作为全中国的首都，城市建设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怎么定位，向哪个方向发展，把这些问题先搞清楚至关重要。可是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目前还不明确，关键在于工业和城市的关系没处理好，大量地在城区内建设污染严重的企业项目。如果北京没有了蓝天碧水，只有废渣、废气，只有膨胀的人口、拥挤的交通……”

无意中就撞到了一条大大的“活鱼”！艾丰听了他们的反映后，第一个想法就是碰到了好题材，尽管是“说反话”的题材，但艾丰却认为，作为一名记者，应该如实地反映情况，不应粉饰太平。听了几位处长的全面介绍之后，艾丰为此又采访了企业、机关等许多有关单位，认真倾听各界人士对北京如何发展的各种看法。经过深入调查后，他写了内参，题目很吓人，叫做《北京向何处去》。当时这篇文章的初稿措辞比较激烈，而且点了许多单位的名，后来，经艾丰进一步加工后改了题目，加强了分析，即形成了《首都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问题》一文。

内参刊出以后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应遵循的四条方针，即“四条指示”。北京定位不要作为经济中心，应该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当时的经济概念就是工业）：

要把北京建成全国、全世界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建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城市；要使经济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方便、安全，经济建设要适合首都的特点，重工业基本不要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艾丰写的内参对中央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采访陈云。中举话筒者为现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

艾丰认准了的事就会“咬定青山不放松”，他开始把重点放在研究城市建设问题上，主要是想搞明白中国的城市究竟该如何定位，如何规划好自己的发展蓝图，才不至于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从1981年到1983年间，只要是城市建设研讨会，即使是没有报道的任务，艾丰也尽量参加，以至于一来二去竟也成了“专家”。通过阅读、摘记、分析和归纳，艾丰不仅对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状况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在下面三个问题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一、我国城市建设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实际问题和认识问题有哪些？二、这些问题是怎样逐步形成的？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和突破口在哪里？

1982年12月24日，艾丰借参加和报道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讨论会的机会，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他写的述评《重视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副题是《改革城市体制，解决“条条”“块块”矛盾，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述评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几个亟须关注的问题：

城市在四化建设中居于什么样的战略地位？

建设城市只是发展工业吗？

城建就是盖房子吗？

城市发展只与城里人有关吗？

……

这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随便写上去的，应该说，它们都集中反映了我国城建中的实际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正是把城建单纯地理解为发展工业，使一些城市（包括北京）变得人口膨胀、环境污染；正是把城建单纯看成盖房子，忽略了城市的基本设施，使一些城市能源紧缺、交通困难……

文章不仅提出问题，而且对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首先从哪里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并把矛盾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

每个居民都可以感受到住房、交通、能源、污染、人口等方面的尖锐问题，城市的“超负荷运转”，“市长管厂长，厂长管社会”的体制，“城市规划墙上挂，不如首长一句话”、“挖挖平平平平挖，平平挖挖挖挖平”、“有楼住不进，有线电不通”等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这篇述评发表那一天，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讨论会还在举行，会议秘书长拿着报纸，在全体会议上全文宣读。与会者不仅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且参加会议的一些城市的领导同志和城建工作者，还在寻找报纸，要带一份回去。

“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2)

追踪报道城市建设可以说是步步为营，不达目的决不收兵。随后艾丰又在《人民日报》接连发了《城市在呼唤改革》、《不只是骨头和肉的关系》、《是整体才有活力》以及《小城镇是个大问题》等一系列有关城市建设的经济报道，在媒体上大声疾呼，直接推动了北京及其他城市建设的健康发展。

尤其是他撰写的1983年8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开创首都建设的新局面》，现在读来仍发人深省：

人们常说，搞建设如同在祖国大地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作城市建设这幅“画”，要用钢铁、水泥、砖石、玻璃，一旦“落笔”，便难更改。因此，建设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规划，随意“涂抹”，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北京缺水问题述评

艾丰回顾自己从事经济报道的历程时，自豪地说：“经济报道包括其他写作，我一直在力求创新突破，中国媒体上的经济述评是我着力最多的一种体裁。对如何写经济述评，不谦虚地说，我有不少首创。很多人没有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在我以前，所谓的述评就是综述，把一些东西堆到一块。而我把述评变成了新闻、通讯、评论为一体的一种综合体，就使其变得可操作性很强、政论性很强，知识性和趣味性也很强，成为集中强势的一种综合体。”

艾丰有两本新闻作品选集，1985年以前的作品选集名为《思考的笔》（1987年出版），1985年以后的作品选集的书名就是《经济述评自析集》（1994年出版），可见他将经济述评放在了自己写作中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思考的笔》一书的自序中说：“人们常把记者等文字工作者称为‘笔杆子’。这比喻有缺陷。难道他们是无生命、无个性、无头脑的‘杆子’吗？不，他们是有生命的‘笔’。他们不仅在奔波、记录、报道，他们更在思考、探索、追求！他们是‘思考的笔’！——这就是本书书名的来由。”这种思考、探索、追求，在作者的第二部作品集《经济述评自析集》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这部集子收录了艾丰48篇主要为述评体裁的作品，在每篇作品的后面基本上都有一篇作者的“自析”，目前被新闻界认为是研究经济报道特别是述评式报道的范本。

依笔者之见，追根溯源，艾丰真正的第一篇这种“四像”又“四不像”味道的述评式作品，是在1982年2月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北京缺水问题评述》。它堪称艾丰突破新闻报道写作旧模式的一个代表作。

艾丰在山区待过，对那里的缺水状况有着切肤之痛。那里的农民过着非常艰难的缺水生活，一盆水要用几次，先洗脸、洗碗，然后再做猪食用水。农民们平时不洗脸，城里来的知青不能洗衣服，洗衣服要带进城，或者到很远的水库去。最干旱的季节，他们甚至用树叶把一滴一滴泉水引进水桶……可是一到城里，人们对水的浪费却随处可见。有着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艾丰觉得这件事必须呼吁一下，于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资料，悉心研究，方才命笔。

这篇报道所讲的问题和材料，客观来讲是人们经常都可以看到的，但是艾丰写来却扣人心弦。开篇时艾丰列举的事实就很让人触目惊心：

你可知道：为了保证北京供水，密云水库去年秋季已经停止向天津送水，为此，国家不得不花大量投资，引黄济津，到天津的水每方合一元多钱。

你可知道：为了保证城市和工业用水，京郊水库从去年6月就停止给农业供水，为此，郊区1981年粮食减产16亿多斤。大兴县芦城公社因缺水稻谷减产一半。社员说：“一吨水，到我们这儿就是一吨稻谷。”

你可知道：北京市一年用水量为47亿吨，而1981年6月至今年6月这个年份，只有可用水32亿吨，欠缺三分之一。

北京市水利局领导同志告诉记者：郊区84座水库，绝大部分没有蓄上水；十三处一个流量以上的大泉已经干枯。我们驱车田野，亲眼看到干沙刺目的河床和无水亮底的引水渠道。史书上有过记载的十三陵九龙池，如今是乱石一片；元初郭守敬“白浮引水”的白浮泉，现在只能从干燥的沙土中挖出那些当年口吐清泉的石雕龙头。

北京有些地方已经尝到了缺水的苦头，自来水变成了“夜来水”。人们把锅放在龙头下面，夜里锅一响，赶忙起来接水，满楼叮当乱响，呼号喊叫，影响第二天上班。住楼的人不得不添置水缸。甚至管水的市水利局大楼，去年夏天有一度二楼都上不去水。

“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3)

件件事实告诉我们：必须重视水，必须重新认识水，不然，是要受大自然惩罚的。

接着艾丰对水作为一种资源从三个角度，即数量角度、质量角度、使用角度来加以概括，并且用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进行了论述：数量——“无限的循环掩盖着有限的数量”；质量——“低廉的价格掩盖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用——“各自取用掩盖着水资源是一个整体”。于是，人们就感觉深刻了，包括一些专家们也称赞艾丰：“这些内容都是我们知道的，有许多就是我们跟他谈的，但他这样一写，我们都感觉很新鲜。”

这篇作品的特色，就是把确凿无疑的情况和事实，充满感情的描写和呼吁，冷静深刻的分析和归纳这三者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了，既给人感性的激动，又给人以理性的认知。这篇只有两千多字的作品，一直被人们牢牢地记着，特别是在北京缺水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人们仍然记得这篇发自二十四五年前的作品。

多侧面报道

艾丰谈到“经济述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时，把它归结为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多侧面要求新闻报道的多侧面，而述评这种体裁，最适合体现多侧面报道的思想和要求。1987年他专门写了一篇新闻学论文《论多侧面报道》，主要提出了如下观点：

一、在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的今天，记者的任务是两条——报道和解释。新闻价值既来自报道，也来自解释。所谓解释就是要求有深度报道或解释性报道。

二、要改变过去把新闻报道简单地分为“表扬稿”、“批评稿”的报道办法。那样的分类，说好的一概说好，一点问题也不说，客观上必然发生“拔高效应”；说坏的一概说坏，一点“好话”也没有，必然产生“过重伤害”。应该写一种综合性的多侧面的报道，根据事实情况做多侧面的报道和分析，才可以避免新闻报道中由于报道方法不当产生的片面性。

三、对已经约定俗成的写先进人物的“缸杯法”作出分析。艾丰认为，一个大缸里面含有半斤糖，喝起来有点甜，但不太甜。我们用提炼的方法，把水分去掉，把一缸水浓缩到一个杯子里，里面还溶有半斤糖，这时再喝起来，就会甜得“齁”人。没有喝过缸里水的外人，不会提出问题，认为水就是这么甜；喝过缸里水的人就会提出疑问，认为杯里的水不是缸里的水了。一个先进人物多年做的好事，我们打破时空把它们凝练在一起，就会产生这种“缸杯效应”，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报道方法上加以改进。

艾丰之所以更喜欢使用经济述评这样的体裁，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艾丰说，新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探讨新闻的改进和改革，不能不首先注意研究现实生活的发展和变化。

常听见这样一种说法：“现在的人不像五十年代那么单纯了。”其实，人的“复杂化”，正是“生活复杂化”的反映。这种变化，也很难用单纯的“好”、“坏”两个字来评价。

怎么办？只有改进我们的报道思想和报道方法，用多侧面的报道去反映多侧面的现实。表扬的报道中，为什么不可以有批评？批评的报道中，为什么不可以有某些肯定的部分？介绍某单位经验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对未来做某些预测和展望？其实，多侧面的报道把表扬、批评，肯定、否定，介绍、推荐，商榷、探讨等多种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克服新闻报道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

评述式的报道，是最易体现多侧面的一类体裁。从报刊史上看，它也是我国报刊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这篇大家公认的好新闻，就是评述式的。有人担心评述式新闻会失去客观性，记者的“宏论”可能招致读者的“讨嫌”。如果由此担心而提高警惕，防止这类毛病发展，那是对的；如果由此担心而不敢使用这类写法，甚至排斥这类体裁，那恐怕是过于绝对了。

评述式的写法还有一个长处，它可以把指导性、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以至学术性融为一体，便于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增强报道的可读性。

对于报纸来说，在它同广播、电视等诸多传播工具的竞赛中，评述式的报道更是它占有优势的重要手段，许多有眼光的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

要写好经济述评，必须十分重视培养自己的宏观思维素养。艾丰有一句名言：“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艾丰对此解释说：“要当好一个记者，我认为，具备宏观意识是很重要的事情。”“‘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当然主要是讲记者的责任感，但也应该包括宏观意识在里面。因为总理是想全国的事情的。”

什么是记者的宏观思维呢？顾名思义就是记者从全局和整体出发，用高屋建瓴、综合系统的方法来思考问题，并将其放入更加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和社会系统之中进行透视的思维方式。

艾丰1987年4月1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经济述评《理一理思路》，就是在宏观思维烛照下的可喜成果。

1987年春天，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城市改革，可以说又到了步履维艰的关键时刻。以往先是对企业扩权让利，后来又“包”字进城。但是“包老爷”在城市的表现远远不如在农村，并没有惊现一“包”就灵的神奇。到了这时，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变得很不一致，更重要的是对改革如何进行下去，许多人陷入迷茫之中。艾丰敏锐地感到，搞清思路已是当务之急。经过认真调查和反复研究，艾丰适时写出了《理一理思路》一文。在引题中艾丰开宗明义：

改革途中，各种现象，复杂纷呈，收收放放，进进退退，松松紧紧，成功喜悦，牢骚争论……要深化改革，当前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那就是——理一理思路。

至于如何理思路，文章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分了三段，写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解决我们改革的基本框架（“总体构想——运动会的比喻”）；框架搞清了，就要解决如何实施的问题（“实施步骤——怪圈的突破”），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实施原则清楚了，就要解决第三个问题，即目前从哪里突破的问题（“经营承包——螺旋式认识”）。

凭借自己对重大理论问题和读者心理的宏观把握，结合深刻的历史意识，艾丰准确地抓住了城市体制改革遇到困难的实质，简练有力地回答了人们心中的种种疑惑，文章见报后收到良好传播效果。“理一理思路”，也很快变成了人们生活和工作中一句常说的话：“现在需要理一理思路了。”

体现多侧面报道思想的述评，往往使记者更能够触及一些敏感问题。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最敏感的话题是“分配不公”。当时首都一家大报及时抓住这个问题，准备在报纸上展开一场大讨论。但由于前三期发表的都是一面之词，领导怕引起社会更大的不满，就建议该报暂时停止了这个专栏。这时艾丰说，好，我们的机会来了。于是他以多侧面报道思想为指导动手写了一篇同样题材的述评，并且采取了特殊的模仿大专辩论会的方式，文章的题目就叫做《社会公平的辩论》，分上下两篇发表在1988年7月11日和12日两天的显著版面上。看看这篇述评的四个小标题：

“辩题之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谁先富？甲：谁对社会贡献大谁先富。乙：富的机会是客观演成的，我们不能指定谁先富。”

“辩题之二：怎么衡量收入差距上的公平程度？甲：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不符合它就不公平。乙：初级阶段实行多种分配原则，不能只是一把尺子、一个标准。”

“辩题之三：当前应该强调的是社会公平还是社会效率？甲：应该强调社会公平，因为不公平现象已经搅乱了人心，影响了社会效率。乙：大锅饭刚刚开始打破，已见到积极效果，切不可在公平的压力下，让平均主义回潮。”

“辩题之四：在社会公平问题上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甲：必须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扭转不公平局面，特别要解决‘官倒’问题，否则会给改革造成严重障碍。乙：对社会不公平现象必须做具体分析，分门别类采取对策。一些不公平现象是改革中难以避免的，只能在改革进程中逐步得到解决。”

作者在最后写道：“甲乙双方，哪方正确，哪方谬误？或者各有可取，各有偏颇？记者难以作答。只有‘聘请’广大读者做评判员了。”

这篇十分尖锐的述评，不仅没有受到批评，而且受到了肯定。当时主持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特别给报社打来电话，说：“艾丰这篇东西写得很好，是否让人改编成相声？”

述评这种体裁可以依靠记者的分析体现新闻报道的预见性和超前性。从艾丰的述评中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发表于1990年11月10日的《从疲软说到房改》就是其中一例。

述评的开头说：“房改是说了好几年的老热点，‘疲软’（注：指市场疲软）是近一年的新热点。把‘疲软’和房改联起来，是现在的一个时髦话题。现送上几点观察。”

第一个小标题——“观察之一：居民银行存款究竟是‘笼中虎’还是‘圈中羊’？”

第二个小标题——“观察之二：消费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生产。研究我国市场，如果不研究我国的消费，将会抓不住要领。”

第三个小标题——“观察之三：花钱最多的一种消费，住宅的商品化可能成为启动市场的一大动力，房改现在就应该加速。”

结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可以说：‘是时候了，让我们来大力促进房改吧！’”

这篇述评关于消费的观点，到1997年或1998年才被全社会所认可，那时中央已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对策的核心。

这篇述评中论及的关于房改的观点，到1998年才变成了现实，它成了我国经济这些年来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支撑点之一。

艾丰善于用整体联系的眼光看待事物，在对待个别现象时总是将其放在大环境中进行思索。这样，就可以帮助读者看到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刻内涵，因而更有指导意义。《坚实地站在大地上——1991年人大、政协两会纪实之一》就是这样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会议报道。

艾丰跳出以往会议报道表面热闹而内容贫乏的圈子，站在“从建国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大约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这样的会议大背景下，抓住了“你也许会感觉到会议的气氛略少庆典式的热烈，而更多务实中的冷静”这个要害性的观察角度，提出了“成熟的人是沉稳的”这一观点，顺此思路，由历史进程深入剖析了“急性病”的危害与根源，从而引出了“坚实地站在大地上”这一会议精神。

总书记关注访日通讯

有一篇获1990年全国新闻奖二等奖的作品颇能体现艾丰用宏观思维把握问题的功夫，这就是艾丰自称“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一位日本朋友的忠告——访日通讯之一》。

那次是艾丰随同访日代表团去离东京很远的一个地方参观超市，路上，陪同的日本朋友林信太郎和他讲了一席话，主要话题是有关技术引进和自力更生的问题。

当艾丰谈到日本在对中国输出技术方面过于保守时，日本朋友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起步初期，日本在引进技术方面也存在技术受到封锁的问题，但日本并没有完全依靠进口美国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来发展自己，而是自力更生。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一直没有引进外国技术的丰田公司，靠自己的研制开发不仅最终位列日本七大汽车企业之首，而且还兼并了曾经引进技术的另两家汽车公司马自达和三菱。中国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林信太郎20世纪60年代来中国时，他有些大吃一惊——当时日本要求引进瑞士的手表技术遭到拒绝，而中国当时竟已经买进了1000台瑞士的先进设备！但让林信太郎失望的是中国并没有产出一流的手表，关键在于管理和人员素质的不到位。林信太郎曾怀着好奇心仔细观察过中国这家手表厂生产的零件，结果发现，元件切削得不错，但上面粘有油污，当他建议工人把油污洗掉，工人倒是清洗了，原来的油污没有了，但是另外的地方又粘上了油污！

艾丰听后，当时就感慨万千，日本朋友把引进与消化的关系问题讲得太透彻了！

具有新闻敏感又同时具备宏观把握能力的艾丰，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条妙不可言、可遇而不可求的好新闻。因为外国朋友作为一个旁观者，点出了中国企业发展进程中的致命弊端！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于是回国后写访日通讯时，没有过多修饰和改动，只是把当时的记录整理了一下，就完成了。

艾丰说：“没想到，此文1990年5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后，立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江泽民、李鹏和薄一波等中央领导看到报道做了批示，表示赞许。这篇文章以及中央领导的批示一同被印发，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下发给了中央及各省市领导。

说来大家可能不相信，除了《新闻采访方法论》一书获吴玉章奖之外，艾丰的单篇新闻作品，只有这一篇《一位日本朋友的忠告——访日通讯之一》获得了全国奖，其他几乎没什么获奖作品。而就是这篇作品在评奖过程中也有点小插曲：这篇报道在当年（1990年）的全国新闻奖好新闻评选中，初评时是定为一等奖的，评委们一致为这篇稿子叫好。结果到终评时，担任评选委员会主任的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邵华泽，觉得一等奖数量受名额限制，“僧多粥少”，而人民日报社一下子就有两篇作品获一等奖，不太合适，“提意见”说，最好撤下来一篇。于是就保留了一篇社论获一等奖，把艾丰的降成了二等奖。

评奖完毕归来，邵华泽专门向艾丰解释了评奖时的情况，希望艾丰谅解。艾丰说：“二等就二等吧，获几等奖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我写的这篇作品的自身价值已经被体现出来了！”

中国质量万里行

“开展‘质量万里行’活动，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培养一批坚持真理、坚持公道、为群众说话的人，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要敢于说真话，要实事求是。从这个起点出发，造成一个好风气。”

——薄一波

采访朱镕基

《朱镕基：天降大任》一文，刊载于《南方周末》2003年3月6日。在这篇24个版面的巨幅文章中，“幸遇伯乐，步入高层”章有一段关于朱镕基“超前7年提出宏观调控”的叙述：

1986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有一篇对朱镕基的专访：《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专访发在右上角，上面还配有朱镕基的照片，照片上的朱镕基看上去显得年轻而清瘦。

这是朱镕基作为政府部门领导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纲领……采访朱镕基的记者，是时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艾丰。

据艾丰介绍，在这之前他有过和朱镕基远距离接触的经历，已经听到有人评论朱镕基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思路，二是敢讲话。那次采访证实了这一说法。“可惜，我当时在经济上还是外行，没有对他做深入的求教和观点上的交流……”

艾丰说：“中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是在1993年的6号文件，他提前了7年就有所酝酿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宏观调控后来成为朱镕基最重要的经济思想，也成为中央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

当时，朱镕基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步入高层后，艾丰是第一个采访他的人，通过艾丰之笔，朱镕基的经济思想首次亮相中央报刊。

与朱镕基的第二次直接见面，发生在6年之后，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后台，合力掀起了一次划时代的“中国质量风暴”——“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

商品短缺，曾长期困扰中国。从建国到1978年的近30年时间里，我们已习惯凭票排队买东西，全国凭票供应的产品曾达到77种之多。1978年之后，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商品多了，品种也多了，逐渐地，一些商品进入买方市场，我国经济也步入由“生产供给型”向“消费引导型”转变的时期。这本是经济的进步，然而质量的进步跟不上数量发展的速度，老百姓的怨气出来了，质量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全国消费者对质量问题的投诉逐年增加，1987年是43万件，1988年上升到10万件，1989年是14万件，1990年达到22万件。1991年因为开展了“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稍有下降，但仍然有21万件。这是指已经投诉的，而不投诉的、吃哑巴亏的，数字恐怕至少还要增加若干倍以上。1992年春节前，中国消费者协会累计收到投诉信100万封，其中抱怨商品质量差的有70%，揭露假冒伪劣现象的占10%。

“中央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在火车上，在家庭的饭桌上，人们谈起伪劣商品，常常这样问。

中央当然知道。1989年8月25日，江泽民、李鹏联合署名的致“全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十年总结大会”的信中写道：

我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十年来，企业对提高产品质量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提高，一些工业产品质量日趋稳定，一些产品的技术性能和质量档次逐步采用国际标准，成绩很大。但是，产品质量低、企业效益差，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扭转。

1991年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一次会议上提出，1992年要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基础上抓好质量工作。他说：“质量问题是关系到一个民族能不能生存的大问题。最近内参上报道了一个消息，说外国人讲中国国营企业工人不关心质量，看了令人伤心、痛心。中华民族难道就这样吗?如果我们的产品质量、工作质量大家都不关心，飞机、火车不正点，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这个民族怎么能存在下去?”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务院把1991年定为全国“质量、品种、效益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出台了。发起单位是两家，一家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一家是《人民日报》经济部。当时艾丰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他和周围的同志从1991年9月起，就开始筹备“万里行”活动。他们设想组织中央新闻单位开展一次大规模的集中采访活动，按东北、西北、西南、华南等行政区划分几路进行，主要是了解1991年我国开展的第一个“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收效，并调查还存在的问题，既进行公开报道，也准备写成内参，送给中央参考。因为采访的规模很大，涉及的问题可能比较深，不仅新闻界参加，还要争取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请这些部门也一并参加进来。政府主管部门当时主要有主管企业运行的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即后来的国家经贸委前身）、国家质量?术监督局、国家工商总局等。活动方案拟请当时的国务院生产办常务副主任赵维臣担任活动组委会主任，艾丰担任副主任。

“万里行”活动方案由生产办综合局副局长王远枝、新闻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刘智等起草，艾丰审定之后，于12月14日报给了赵维臣，得到了他的支持，接着赵维臣又把活动方案转呈给当时兼任国务院生产办主任的朱镕基副总理。10天后，朱镕基对活动方案做了批示，表示支持，并指出：第一，发挥新闻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政府部门不参加组织委员会，可请艾丰担任主任。第二，不要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中采访活动，以分散私访、事先不做准备为好，这样才能发现问题。第三，正面报道真正好的典型是必要的，但更多的要揭露问题，否则脱离群众。第四，谢绝地方一切招待吃请，严格防止给企业摊派活动经费，不增加企业负担，真正贯彻中央关于搞好大中型企业的精神。

显而易见，活动方案上了新台阶，没想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构思这样新颖、奇特、周密、具体、易于操作，新闻界对此赞叹至今。

以新闻单位和群众组织为主，去唤醒中华民族的质量意识，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薄一波同志为“中国质量万里行”题了词，并担任“万里行”活动组委会名誉主任。

1991年12月30日，国务院“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了“万里行”活动实施方案，请各地、各部门将活动方案转发各地、各部门所属新闻单位，要求他们积极参加并精心组织“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新闻宣传活动。

震动了全国(1)

抓质量的希望之火，在北京点燃，又迅速燎原到全国各地，其声势、影响等都为人们始料不及。

“万里行”活动怎样搞?

1991年12月30日上午，组委会主任艾丰在中国质协会议室主持了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他说，这次活动意义大、规模大，难度也大。要注意抓好两个“一”，一个是正面典型，一个是反面典型。正面报道要实在，少而精。反面典型重点抓几个大的报道，在全国产生震动：打击面不宜宽泛，抓住一个，就弄彻底。

会议确定了发稿程序：各报台先认领组委会分配的题目或上报本单位的选题，经组委会确认后，各自采写，稿件经本单位审后，再送组委

会编审。组委会将最后定稿提前四五天分送各单位，新华社再在发稿前一天播发到各单位，有了这样的“双保险”发稿制度，重大报道就可能集中在同一天在各报台刊播。关于署名，组委会规定：凡经组委会编审的稿件，才能署“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否则，只能署“本报记者”。

会上有这样一个小插曲：组委会准备了10个正面报道题目，10个批评报道题目，以“招标”的方式让各家新闻单位认领。10个正面报道的题目一下子就分光了，而10个批评题目却无人问津。艾丰明白，1989年以后，由于强调稳定，媒体上的批评声音很少，而且一个批评报道

◎在“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上发言。

之后，往往会引起一场官司，各种纠缠使媒体承受不起，大家的顾虑是有理由的。艾丰感到自己当了组委会主任，已经骑上了老虎，就不能再下来了，必须勇往直前。他当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搞批评报道，大家有顾虑。我看不要怕。这次批评报道与过去不同，第一是‘打群架’。‘万里行’是首都新闻界的联合行动，所有的大新闻单位都参加了，要把首都新闻界都告下来，我看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胆子。第二叫‘有后台’。这次活动是有高层领导和政府部门直接支持的，而且这些部门都是直接管理质量的，他们在这方面有权威。所有重要的批评报道一律署名‘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万一出了问题，由组委会承担责任。”经这样一说，10个批评报道的题目也很快被认领完了。

艾丰将“万里行”的具体活动计划向朱镕基汇报，朱镕基认为：“计划很好，活动中再补充、完善。”

1992年2月11日，“万里行”正式开篇。《人民日报》等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抓质量促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消息，开篇按语说要“造成重视质量的舆论”。

十几家大报统一采用新华社稿，整齐得像“亚运会开幕”。而且，从清晨6点半到晚上10点，广播、电视呐喊质量的声音不绝于耳。

来头太大了，好像发起了凌厉的攻势。有的人已从这攻势中觉察到不同寻常的气氛。一些部委的领导和北京以外地区的“效益年”活动办公室的同志来电话连说：“没想到，没想到!声势已盖过去年的‘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宣传。”

而真正让人震惊的，是第二天晚上，强力啤酒、青岛威士忌、长白山葡萄酒三种产品的质量问题在报纸、电台、电视台上一起“曝光”。一瓶啤酒里面竟有24个田螺壳，威士忌中有悬浮物、昆虫，葡萄酒中有玻璃碴儿，这怎么能够叫人容忍？！

“三瓶酒”的报道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国家商检局局长王久安知道“万里行”的活动计划以后给艾丰打电话：“这样重要的活动你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我这里有很好的反面材料供你们报道。”艾丰到了国家商检局，王久安就拿出了这三瓶酒。艾丰说感谢你提供这样好的曝光材料，但希望做到三件事。第一，最好先请这三个产品的厂家来，确认是不是他们的产品，责任落实。第二，因为这三瓶酒是从出口商品中查出来的，最好请示一下外贸部，我们曝光会不会影响对外贸易？第三，你们主管部门最好事先对这三种产品的厂家做出一个处理的决定。一周之后，王久安来电话，说三件事都办妥了。有关厂家确认不讳。外贸部部长李岚清亲自表态，抓质量不会影响外贸，只能促进外贸。对三家企业的处理决定也已经做出了。于是，艾丰组织了报纸、电台、电视台各家记者到现场采访，写好了稿子，录好音，拍好了片子。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大家约定，节前不要发，让人家过个好年，过节以后，人们的心思转到工作上来了，再同时发表。

这组报道好像一组重磅炸弹，炸向了劣质产品。全社会为之震动。

三家酒厂震动更大。他们虽然已经知道自己的产品质量出了问题，也知道要挨行政处罚，虽然在媒体上已经看到新闻界采取的是“查、处、帮”的方针，但在这么多的媒体上同时曝光的滋味他们还没有尝过。当地政府立刻到威士忌酒厂、葡萄酒厂调查和解决问题，并公开表态接受批评，改进工作。强力啤酒受到的冲击最?，已经订货的经销商纷纷退货。“万里行”记者到强力啤酒厂采访，见到这样悲壮的场面：天下着蒙蒙细雨，全厂职工站在露天操场上一动也不动，静静地听着关于本厂受批评的报道。此情此景，谁的心不为之颤动?

“万里行”报道的成功，是因为它首先把矛头指向危害人们健康的“恶性劣质产品”。而后，《假药需要真药治》、《郎酒的呐喊》、《巩义市劣质电线考察记》等报道陆续发表后，人们全面明白了“万里行”的宗旨——打击假冒伪劣。

第一轮报道之后，2月27日，艾丰向朱镕基送去了前一阶段的情况汇报，并同时汇报了下一阶段活动计划。朱镕基表示，“中国质量万里行”一炮打响，反映甚佳，可喜可贺。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也表示赞许。

各地纷纷来信来电，为“万里行”叫好。

保定城区居民说：“‘万里行’报道，我们每天读，真解渴。”

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长李保国说：“这次‘万里行’活动，新闻界做了一件大好事，把过去办不到的事办到了。过去质量检测报告公布了，人们也不重视，行政部门出面干涉，互相牵制，批评的事很难办。”

山东省长赵志浩说：“‘万里行’对山东个别产品质量问题曝光，是一件大好事，是对山东工作的推进。”

3月4日，商业部部长胡平说：“‘中国质量万里行’新闻报道活动对促进商业工作很有利，我们要在两三年内将假冒伪劣商品赶出国营商业柜台。”

震动了全国(2)

3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在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办公室编印的《工作情况》第2期上批语：“检察机关要关心和热心支持国家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的活动，热心支持‘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那些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分子，要依法惩处。”

在组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结第一阶段的工作时，中国消费者协会武高汉说，当前消费者的普遍反映是“大快人心事，质量万里行”。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谈论“万里行”。虽然这次活动政府部门退到二线，但群众还是认为，这是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办的好事、实事。影响之大，超过了预料。

朱育理说，过去我们开了很多会，动了很多脑筋抓质量，效果不大，而这次活动，几次报道下来，就引起全国震动，说明舆论工作的重要性。

会上，各主办单位就“万里行”要达到的具体目标，在以下五点上达成共识：

一、要在全国大造一次质量宣传攻势，全面进行一次质量意识的教育。

二、要通过宣传好的典型，使人们把质量问题和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结合起来。

三、要通过批评坏典型，狠刹假冒伪劣歪风。揭露的重点是假冒伪劣，特别是恶性劣质产品。

四、使消费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五、为今后进一步抓质量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各地领导也用“万里行”的精神去鼓励新闻记者。3月1日，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在全省新闻记者座谈会上说：“大家都觉得中央几家新闻单位搞的‘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报道好，碰到好的表扬，碰到坏的批评。先进的受到鼓舞，并感到不足；落后的受到鞭策，坐不住，吃不下，睡不着。去年是‘质量、品种、效益年’，大家写了不少反映质量问题的报道，但是还有点一般化，对质量问题触及不深、震动不大。这次搞的‘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报道没多长时间，就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个冲击波。把质量问题一捅，工人、厂长、省委书记都被触动了，今年，大家要多写一些像‘中国质量万里行’那样的报道，在社会上形成‘冲击波’。”

截至1992年5月，“万里行”活动开展3个多月，发通稿70篇，发选用稿10多篇，中央报纸刊出了400多篇，加上地方报刊选用的稿件，一共有1000多篇。广播、电视播出了200多次。在这些报道中，“万里行”表扬了60多个先进单位，批评了20多个产品和厂家。正面典型，为企业抓质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反面典型，又成为中央各部、委、局和各省市抓质量整改的实施对象。

工商企业在“万里行”活动开展后，自觉地把产品质量问题与本企业的生存问题挂上钩。许多企业派代表主动到北京“万里行”组委会，查询有无投诉自己产品的信、电。像丹东东方齐洛瓦电冰箱厂、重庆嘉陵机器厂、山东琴岛海尔集团公司和广东万宝集团公司等企业，在“万里行”组委会刚公布投诉热线电话后，就赶到北京问自己产品的遭遇。丹东东方齐洛瓦电冰箱厂的副总经理听到至今还没有投诉“东方齐洛瓦”电冰箱的信、电，竟高兴得像小孩儿一样“咯咯”笑出了声。还有近100家企业在收到“万里行”组委会转去的消费者投诉信后，立刻上门为消费者服务。如春兰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在收到投诉信的第三天就向组委会反馈了用户表示满意的信函；山西长治洗衣机厂在接到投诉的第二天，就为用户调换了洗衣机；上海洗衣机总厂接到组委会转来的投诉后，立刻派员乘飞机前往处理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顾客感慨道：“我当了‘水仙’的上帝!”许多消费者打电话给组委会时，激动得声音发颤。

老百姓对“万里行”的拥护打从心眼里来。电视采访组从2月15日出发，至3月26日归来，经过天津、山东、上海、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回到北京，沿途群众像欢迎当年志愿军抗美援朝胜利归来一样，高速公路收费站让采访车免费通过，出租汽车也为采访车队让路，路旁经常有人夹道欢迎。

行进中的总结

4月27日上午10点，正是全国质量工作会议开幕的时候，薄一波同志在中南海约见了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范敬宜、“万里行”组委会主任艾丰和副主任吴昊等。薄一波同志说，“质量万里行”活动，事情办得不错，开了一个好头，效果好，应该肯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利益，把不好的行为曝光了，群众很满意。“质量万里行”今后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要经常坚持下去，持之以恒。薄一波同志赞成每年集中地搞一次，就是说要不间断，研究一些好的方式、方法，更好地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薄一波同志指出：“开展‘质量万里行’活动，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培养一批坚持真理、坚持公道、为群众说话的人，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要敢于说真话，要实事求是。从这个起点出发，造成一个好风气。从新闻界开始，慢慢把这个风气扩及到其他各个方面。现在社会上有些不好的东西，如吸毒、赌博等，就是要像这次揭露、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这样开始突击。要创造一个好的社会风气，物质文明要有所发展，精神文明也要搞上去。”

4月28日下午，李鹏总理在京西宾馆会见了参加全国质量工作会议的代表。他在讲话中说：“今年开展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说明，群众对我们的产品质量还很不满意。”

一个由新闻界发起的活动，造成这样大的声势，形成这样可观的规模，得到人民群众和各级政府完全一致的支持和赞成，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就“万里行”活动，向薄一波同志汇报。

“万里行”何时结束?消费者、企业都在打听。有的企业说，无论如何也要熬过4月，躲过“四月风”!

“万里行，要天天行”，“万里行”活动按照上下一致的要求要长期搞下去。

1992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联合召开了第一年活动的总结大会。主管新闻工作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同志说，在新时期新闻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而“中国质量万里行”找到了一个新闻工作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好方式。会上还传达了老一辈经济工作领导者张劲夫同志的意见，他说，从建国以来，我们就一直重视质量工作，但苦于没有好的方法落实，“中国质量万里行”找到了一个推进质量工作的好方法。既从新闻工作的角度，又从经济工作的角度，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看做是对“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做出的全面评价。

总结会进行过程中，艾丰十分激动。是的，“万里行”成功了，大家都感到高兴，但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指挥者，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外人并不能体会到的。后来他告诉别人，压力主要是两条：一条，批评不能发生偏差，这样锐利的武器，如果发生偏差，损失就会很大；另一条，这么多的尖锐的批评报道集中发表，会不会被认为不符合“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宣传方针。对这两条风险的担心，通过几个月的实践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而且活动得到了全面充分的肯定，他怎么能够不激动呢？还有一种激动，那就是作为组委会主任，他感到在工作中各方面给予的有力的支持。于是，他打破既定的程序，要求即兴发言。

他说：“‘万里行’活动搞成功了，都说有一个组委会，组委会都说有一个组委会主任。我是出了一些力，但是，我要说，现在我有贪天之功、贪地之功、贪人之功的感觉。贪天之功，没有中央领导，没有各政府部门的支持，‘万里行’不可能搞起来；贪地之功，没有消费者如此热情的支持，没有众多企业的理解和支持，不可能有这样广泛的影响和好的效果；贪人之功，没有首都新闻界同仁们的通力合作，活动进展得不可能这样顺利。按我的级别、资历、水平，是没有资格指挥首都新闻界这样高层的大活动的，但是大家不计较这些，始终合作得很好、很愉快。这就是我现在的心里话，不吐不快。”

会议结束之后，一位新华社记者对艾丰说：“总结会开得很好，但到你讲话之前，总还觉得缺点什么，你讲了之后，就不觉得缺什么了。”

在第一年活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根据上下一致的意见，原本作为一次性活动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变成了一个持续性的多年和常年开展的活动。组委会成了常设机构，国家经贸委和中宣部成了它的主管机关。为了使组委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常设主体，1994年之后，又正式注册了一个国家级的社团——“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来开展活动：指挥每年的“万里行”活动时，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日常开展活动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

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每年都安排一定的时间，集中开展“万里行”活动，直?今日。

“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创造了许多经验。主要有：

一、一些事关全局的大的工作，可以采取社会活动的方式加以推动。

二、确定活动内容时，要抓住“三重合”热点。即抓住政府关注、企业关注、百姓关注这三者关注重合之点。

三、这些活动可以采取新闻监督、群众监督和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使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

四、这些活动要采取“扶正祛邪”，两翼推进的方针。“万里行”的方针就是“打假治劣，扶优扬名”两翼推进。

五、舆论监督有极大的威力，符合实际的恰当的批评报道，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并不违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六、要把社会活动的效果通过法制建设、政府工作改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民族意识和人的素质的提升、中介组织作用的加强等落实下来。

这些经验今天已经广为普及，成为全社会的财富。

艾丰在回忆“万里行”活动的时候说，除了成绩之外，也留下了若干遗憾。由于受到体制的局限，“万里行”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工作没有很好地拧成一股绳，在机构上后来成了多头领导，影响到这个活动的进一步持续发展。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是留给后来人的课题了。

“增加农民收入”到“小城镇大战略”

“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

——江泽民

抗战时在家乡河北玉田农村当过儿童团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又到塞外延庆参加“四清”运动当过工作组长，艾丰对农村和农民是熟悉的。

自从1983年4月专访费孝通教授，写了《小城镇是个大问题》，艾丰迷上了钻研新时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至今，在这方面发表了10多万字的论述。其中，为中央决策层采纳的有“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大战略”等建言。

“增加农民收入”写入中央文件

艾丰对“三农”工作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较早提出“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1993年，中央筹备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主管部门希望《人民日报》就农业问题写一篇社论，任务落实到经济部撰写。艾丰感觉脑子比较空，写点陈词老调的概念化的东西，他不甘心。于是艾丰找来副主任吴长生，请他带几名记者，到全国农村去跑一圈，调查一下农村到底存在些什么问题，以便使即将要写的社论更贴近实际，更有针对性。

六名记者在下面跑了一个星期后回来汇报，说的大都是一些老情况。艾丰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了，有没有新鲜的？”

吴长生说，他在山东桓台县一个村口，碰见一位正在纳鞋底的老太太，就问：“老大娘，咱们农村缺什么呀？”老太太想也没想，一拍衣兜，说：“就缺钱！”

艾丰一听这话，眼前一下闪亮了。他说：“这太有意义了！行了，咱们这篇社论可以写了。这个老太太是最高明的经济学家，三个字就把中国的农村工作和整个经济工作的要害说清楚了。多年来我们只抓产量，而不抓收入。抓产量是计划经济，抓收入才是市场经济。‘就缺钱’，人家说得够清楚，一点都不含糊，而且非常简明。”

艾丰主持撰写了社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发表在1993年9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社论鲜明地提出：农民增收是农村工作的中心问题。“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是农村工作中一件处于中心位置的大事，而且是涉及党和政府各方面工作的一项综合性工程。”“保证农民收入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年年有所增加，是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党和农民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的巩固。”

有研究者指出，这是我国最早突出提出农民收入问题的文章。

1993年11月8日，艾丰又撰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让农民手里的钱多起来》。文章进一步指出，所谓增加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是增加现金收入。钱少，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在解决了温饱之后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也是农村各种矛盾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现。

1994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本年度的农业和农村工作。江泽民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了本年度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特别强调了需要立即着重抓好的几项工作：一是保证粮、棉、油和“菜篮子”的生产和供应；二是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及时处理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四是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94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把“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促进今年农民收入有较大的增长”列为重点工作。

艾丰的这两篇文章，明确要求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点到了我国农村工作的要害。“增加农民收入”成为时代的流行语。

值得一提的是，社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谈到：“农村是广阔的市场，农民是工业品最大的主顾，农村购买力的变化，将影响到工业市场的兴旺，进而影响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不仅对农民生活的改善、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而且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对国民经济全局，对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表明，艾丰已经充分注意到“二元结构”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症结。

阐述“农业产业化”(1)

艾丰对“三农”的第二个大贡献，是较早总结、提升和推广“农业产业化”这一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新生事物。

“农业产业化，同包产到户一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艾丰对笔者说过，“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我所做的工作是总结、提升和推广。山东潍坊每年四月召开国际风筝节，从1994年开始，在风筝节期间，都由《人民日报》经济部、《求是》杂志经济部和潍坊市委

市政府联合召开某一个主题的论坛。1995年论坛的主题就是‘农业产业化’。会上介绍了当地实施农业产业化的情况和经验。我觉得农业

产业化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在全国作为农村工作一个基本战略提出来并加以推广的必要。会后又和经济部的一个同志做了深入的

调查，回来后写了三篇报道，并用心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就叫做《论农业产业化》，这篇社论经中央审定以后发表了。”

这个举动，影响很大。农业专家丁力在最近所作《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历程、理论与政策》演讲中评价：“当时浙江、广东等省都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有了产业化的实践，在理论和政策上有些探索，但其中山东的理论概括比较早，提出农业产业化的概念。《人民日报》的艾丰等同志到山东调查，和山东同志一起提炼观点，发表社论，把这个概念推广到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论农业产业化》的社论和相关的三篇报道，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创造出了中国农业历史上最为耀眼的辉煌，但此后农业发展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风顺船轻。1984年农业大丰收，却引发了影响久远的“仓容危机”，农民们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无处销售。1984年以后，粮食产量６年徘徊，进入90年代再度低速增长；棉花产量再也没有接近过1984年那个高峰；农民收入增长一度停滞；城乡收入比由1983年17∶１到1993年253∶１；农业投入逐年减少；农业生产始终未能摆脱“少了喊，多了砍”的怪圈。如何继续前进？

山东潍坊的“农业产业化”探索，让人眼前一亮。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扑面而来的农业产业化热浪及其所显示的强大生命力，强烈地感染着艾丰，激发着他写作的灵感。

回京后，经过长久的思考，艾丰同记者潘承凡合作，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四易其稿，写就“山东潍坊农业产业化述评”三篇大稿，即《必由之路》、《造就一种新关系新格局》、《更广更深更实的思考》，于1995年12月11日、13日、14日在《人民日报》重要版面连续登载。

艾丰认为，这样重大的问题，光写新闻报道是不够的，写一般的评论甚或是评论员文章，也是不够的，一般要写一篇有足够分量的社论，而且题目要用大字眼。于是用了《论农业产业化》这个庄重的题目。社论发表于《必由之路》见报的同一天，1995年12月11日，位置是《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篇幅是2600字，四分之一版。这篇社论分析和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相关的各个问题。

产生的历史背景：在农村改革两个发明——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出现之后，需要一种把以往的发明联结起来，总体提升农村改革的方式，农业产业化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应运而生的。

农业产业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包产到户多年不变，市场经济越来越发展的趋势不变的前提下，把千家万户的分散农民和越来越大的市场相衔接。

农业产业化的内涵：它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

农业产业化的关键：发展龙头企业。简言之，改造传统的自给半自给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使之和市场接轨，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

阐述“农业产业化”(2)

社论和报道有两个重要突破。一个是总结性的突破，艾丰着眼于农村经济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环境“两个不能变”这一前提，鲜明地提出农业产业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千家万户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和越来越连通一气的大市场之间”联结起来的问题。另一个是提法上的突破，艾丰套用毛泽东提出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产业化”。后面这句话现在也流行了。

1996年1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全国代表会议的信》中，

明确提出：“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这句话，对《人民日报》社论《论农业产业化》把“千家万户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和越来越连通

一气的大市场之间”相衔接的表述，做了改进，“千家万户”与“千变万化”相对称，修辞上更好了，更上口了。

《人民日报》关于农业产业化的系列稿件发表及其被中央领导认可，极大地推动了潍坊等地模式在全国的推广。

1996年，艾丰到了经济日报社。当年，一位副总编辑开会回来，对艾丰说，有人给中央写信，提出“农业产业化”提法不科学，以后不要再提了。

艾丰闻言一惊，江泽民的信中都使用了这个概念，为什么会错了呢？“不行，让这个提法被认可，我是始作俑者，这事我要搞清楚。”

通过组织他了解到这是摘登了中国社科院一位学者给中央领导的信访简报。信中讲到报刊上当前一些提法不科学，其中第一条就是“农业产业化”。

这位学者认为“农业产业化”提法不科学的理由是：农业本身就是第一产业，还要提什么产业化？在理论上、逻辑上不通。艾丰决心辩个明白。

为此，艾丰找来了西方《产业经济学》原作进行研读。要从理论上讲清问题，需要寻根溯源。

一查书，有重要发现：外国学者最初说的是“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在第一、第二、第三后面都有个“次”字。所以，这里的产业概念，不是简单的顺序概念，不是“第一”、“第二”、“第三”的顺序的区别，而是产业自身生产过程的区别。第一次产业的属性是直接取之于自然。第二次产业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工。农民生产棉花，是第一次产业。工人纺织棉花，是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一般是指非物质生产部门，比如服务行业并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在中国，已经把“次”字省略了，简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好像变成了顺序性的排序。

艾丰很快写就内参《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提法》，报送中央有关领导。文章提出：

三次产业的概念，是在西方国家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第三次产业”已经迅速发展的时候，以“倒推”的方式“追溯”出来的分类方法，即给在此之前已经出现的农业、工业以“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业”的命名。这个时候，这些国家不仅已经工业化了，而且农业也早已经不再是自然经济状态的农业，而是“工业化”了的或“产业化”了的农业了。因此，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第一次产业”的那个农业，并不是任何状态下的农业。不是指奴隶社会条件下的农业，也不是指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农业，即不是指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而是指这些国家当时已经产业化了的农业。

三次产业，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提出来的概念。目前我国虽然引进了这些概念，但经济发展状况并没有达到全面符合这个概念的水平。正像我们现在经常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但我国经济目前的状况，还并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是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状态一样。不了解名词概念和实际状况之间的差异，许多问题会想不清楚。

不是任何状态下的农业都是我们现在说的“第一次产业”。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虽然是直接对大自然的第一次加工，但是它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因之这个“第一次”还不能合格地和“产业”联结起来。我国的农业实际状态，虽不能说还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但也还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的与大生产相连的现代产业，至多也就是一个过渡状态。我国农业今天还并没有产业化，因此提出要“产业化”不仅可以，而且必须。

我认为这样表述可能更符合实际。被称为“第一次产业”的中国农业，是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的农业。这里说的是互相联系而又区别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分类，那么，我国农业可以称为“第一次产业”；一个是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和前途提出的经济工作的任务，那么，可以说，我国农业正面临着产业化的任务。两者不可混同。因而提出“农业产业化”的要求是完全适当的。分了类不等于产业化的任务就完成了，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

内参送上去后，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姜春云和主管体制改革的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分别对艾丰递交的内参做了批示。姜春云的批示是：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从理论到实践把“农业产业化”说明白了，说得很正确，说得很明确，建议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李铁映也做了类似的肯定。

这样，艾丰的文章于《经济日报》1997年3月24日的《理论周刊》公开刊出。

人们随后在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开幕式上，听到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明确地说：“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

艾丰长舒一口气：“‘农业产业化’不仅仅是概念问题，它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在它出现之前，农村的改革是单项的、分散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都是单项的改革，还没有把农业、农村作为一盘棋在市场经济下运作。只有农业产业化是整体改革，能把过去的改革整合起来。我总结，农村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三句话。第一句话：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怎么增加收入？第二句话：根本途径是把农民引入市场。但是，现在以传统的一家一户的方式进入市场海洋，不是淹死就是呛水。所以要有第三句话：‘农业产业化’是农民在市场海洋里顺利航行的大船。农村工作的总体思路实际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东西不是人们一下子都能认识到的。”

小城镇和城市化

1997年起我国经济全面进入买方市场，各种东西都多，都难卖，一系列经济难题随之出现。如何进一步把握我国经济跨世纪发展的大趋势，成为决策层关注的大课题。1998年8月14日，一份刊有长文《小城镇大战略——一个牵动全局的结合部》的《经济日报》经济内参清样，摆在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桌子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艾丰。

艾丰提出，难题出现不是偶然的，乃是我国经济“二元结构”、农业滞后的必然反映。人口多，土地少，规模小，效益低，弱势的农村经济进入市场，必然吃亏。这样，农民收入低且提高缓慢，就是必然。９亿农民购买力低下必然制约全国的购买力，全国购买力不旺，极易引起市场的过度竞争，“价格大战”必然导致企业效益普遍下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增多也成必然。名义上是12亿人的市场，实际打了很大折扣。在市场相对狭小的情况下，外资以强大竞争力进入我国市场，实力薄弱且处在转轨期的国有企业，在狭路相逢的搏斗中，处于不利地位，有些感到了生死存亡的威胁。总之，在“二元结构”下，必然是一头农村劳动力过剩，一头城市工业品过剩，整个国民经济难以在统一市场的条件下形成良性循环和资源优化配置，由此演绎出一系列问题。

艾丰认为，再不能就工业看工业，就农业看农业，而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联系起来看，工业的出路也要到农业中去寻找，农业的出路也要到工业中去寻找，用工业促农业，用农业促工业。“两个难题一起解，两篇文章联起做。”而把工、农，城、乡连成一体，最重要的战略性措施，就是加快农村城市化。

艾丰说，我国经济到21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城市化水平至少应该达到６０％以上。按照以往的速度发展，将很难实现这个要求。

他尖锐地提出：

我国城市化主体是农村城市化。多年来我们研究农村经济的时候，始终注意“体制载体”，现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近年来又注意研究农村经济的“经营载体”，总结了“农业产业化”经验。但始终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载体”即城市化方面，研究不够。今天，不仅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发达地区，就连像湖北襄樊这样一些地方，县级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崛起和迅速发展，都已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了。它们已经为我们在农村城市化方面提供了若干重要启示，现在是需要政策和对策及时跟上的时候了。

艾丰鲜明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必须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其中，“发展小城镇，从战略看，是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主体任务；从当前看，是促进农村城市化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突破口”。

他说，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可以满足多方面的需要：“乡镇企业实现集约化经营的需要”、“农业产业化顺利发展的需要”、“节约农村用地、保护耕地的需要”、“改变农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需要”、“扩大我国投资需求的需要”、“全面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全国大市场的需要”、“全面提高农民素质的需要”。

文末，艾丰再次呼吁：“今天我们提出小城镇的问题，是从经济发展全局提出来的，而且加速小城镇的发展，具备了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条件。”“从我国经济跨世纪发展趋势和要求来看，很需要把小城镇问题放在事关全局的重要地位来深化认识，并及时研究和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对策。”

朱总理读罢艾丰长文后，建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对此进行深入的调研与评估。

桂世镛、魏礼群分别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正、副主任，他们找了很多人，花了一个多月进行了认真的调研，写了一个正式的评价报告。

报告说，艾丰同志的文章对我国工农、城镇关系问题，现代化与城市化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不相适应、严重滞后的判断，符合当前实际；对小城镇建设可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八个方面需要的阐述，比较得当；提出把工业与农业、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两篇文章联起做”，把小城镇建设放到经济发展全局来考虑的建议，颇有见地，值得重视。国务院研究室进一步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小城镇发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建议在1999年乃至今后几年的国家发展计划、投资方向和政策指导上，对农村小城镇建设应从全局出发予以统筹考虑，使这件事情逐步落到实处。

艾丰的建议，就此纳入高层决策的总盘子里。

1998年9月17日和18日，《经济日报》在头版连续刊载了艾丰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关于小城镇和城市化问题的对话”。在这篇对话中，艾丰以更为口语化也更为直截了当的语气重申了上述观点。这次“宣传”的效果，为艾丰始料未及。

后来，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韩长赋告诉艾丰：他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一齐随江泽民同志到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农村工作，在为总书记准备讲话稿的过程中，曾庆红同志说，最近艾丰同志在《经济日报》发表过一篇“对话”，很有参考价值。于是我们见到总书记讲话中有了“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也是一个大战略”的内容。正值中央全会召开前夕，这一动态引起中外关注。

更令艾丰欣慰的是，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增长。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小城镇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注意节约用地和保护环境。

据说，大会对文件的修改，就是加上了这几行字，其余未动。

艾丰评传

登高疾呼为富人？

第一节指点中国富人前途

“艾丰先生，您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和没有水平的话来呢？以至于我不得不冒着被人耻笑的风险，打肿脸充胖子也非得给您补一点经济常识不可，省得您下回再现眼。”

——网民孟波

有一个被聪明人羡慕的傻子，被全国著名的聪明人、著名富人羡慕的傻子，名叫年广久。傻子年广久，是中国改革初期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大浪淘沙，沥漉英雄。

曾几何时，当年声名显赫的十大风云人物，如飘飘秋叶，零落成泥。如今，十“室”九空，仍活跃在一线者只有傻子一人了。

年广久的名片，全国独一份，上面写着：“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的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会变，得不偿失。——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1页。”

这是一张真正的“名”片，年广久把自己与邓小平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理所当然，这张名片成了年广久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护身符”。年广久用这张名片保住了自己，也就保住了“改革先锋”的英名。如果他不能保住自己，中国改革初期十大风云人物便全军覆没，连一点面子也没有剩下，那更会令人兔死狐悲，百感交集。

年广久挺立着！而与其同时代的风云人物却风流云散，比他后一辈、后两辈的致富先驱，亦如飘零落叶、雨打浮萍——牟其中、禹作敏、吕梁……一连串曾经震耳欲聋的名字，曾经是中国富人的代表，他们中甚至有人获得过“中国首富”的荣耀。但在转瞬之间，又黯然失色，甚至于下狱、自杀、破产……

富人榜几乎与囚犯榜相连，为此曾有一段年月，富人们均感觉不妙，人人有一种潜在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尽管他们之中有的精明，有的狡诈，有的狂妄，有的故意装糊涂，但都从内心深处渴望摆脱阴影、求见光明，往往远离关注的人群与目光，独自一人暗舔伤口……

不管多么艰难和曲折，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那就是一个新的阶层——企业家阶层——正在形成和发展。老百姓通常把他们看成富人阶层。因为他们“新”，因为他们故事最多，因为他们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引起争议，所以，他们成为在社会中被议论最多的人群。

于是，专家学者、企业家中的精英，也包括普通老百姓等社会人群总是从各种角度思考中国富人的优劣、得失、福祸。

痛析“两恨文化”(1)

党的十六大刚闭幕一个多月，积累多年，筹备了五个月的“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京开幕，这是中国首届企业界领袖年会。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中国企业家》社长刘东华和总编辑牛文文说：近六年来，《中国企业家》杂志举办大大小小不下30个会议，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像是在为这次盛会热身。

据称，这个会议将能给企业家们带来福音。

北风呼啸，寒意袭人。

时值12月20日，零星的鞭炮声偶从天空炸响，一掠而逝，一些急着过“洋年”的年轻人，已乐滋滋地在街头竖起了圣诞老人。

“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备受瞩目，这是在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国顶级富豪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和媒体人的第一次盛会。来参加这两天会议的有400多位著名企业家、10多位地位显赫的政界人士、200多名传媒人士。

许多人的发言都载入了史册。

北大名教授张维迎：“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许多政府部门的行为，不是在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而是在不断地改变这个环境，使企业家无所适从……

“现在国家加强了对私营企业的税收监管，这个政策是令人振奋的，但最重要的是要设计一个合理的税收体制，如果一个税收体制下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在逃税，就说明这个税收体制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设计税收体制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就是说富人要纳税，但同时又要调动起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如果富人都不愿意投资了，穷人也不会有好的生活，要想损害穷人，最好的办法是杀掉富人……”

张维迎的话音刚落，举座皆惊，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先生，对张维迎教授这一通高论，产生共鸣，竟也一反稳重的常态，大发感慨。

“我办企业至今有20多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跟我同台领过奖的有很多著名企业家，但今天回想起来，他们中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都销声匿迹、翻身落马……十六大修改党章是特别好的事。咱们国家在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执政党，但老按革命党的方式来做事，所以不稳定。现在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我们大家心里就踏实了……”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发言出其不意，语出惊人，乍一听，还会以为有点教唆性质：“让他去骗，不骗怎么能防他呢？市场经济不是要求圣人来做的，原则上鸡鸣狗盗之徒足矣。只有制度可以使骗人的人受到惩罚，道德才能发展，新兴的商业道德才能建立……”

两天会期一晃而过，人们极其关注大会的闭幕式。闭幕式上艾丰作了演讲。

艾丰发言，没有重复别的专家、学者对法制环境及富人自身素质的批评，而是由自己的兴奋点出发，从宏观上谈了“四个一个”的观念。

第一点，一个历史性的宏观思考。最近我天马行空地思考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之后，提出了这么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勤劳、勇敢、智慧的

中国人民在神州大地上干了五千年，干到了1949年，我们干出了什么？毛泽东同志有一个概括：一穷二白。如果中国人不是勤劳的而是懒惰的，不是勇敢的而是懦弱的，不是智慧的而是愚笨的，那么这个结果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恰恰相反，这个结果我们怎么来回答它？

艾丰的回答是：中华文化光辉灿烂，但中华文化也有严重缺陷。权力文化、人才文化、财富文化，都有严重缺陷。比如，人才文化的缺陷是“对干事的人求全责备，对不干事的人委曲求全”。财富文化的主流有问题——不患寡患不均。这个思想本身就是违背财富增长规律的。传统文化中的缺陷，使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很普遍的文化理念，艾丰称之为“两恨文化”——恨能人、恨富人。“两恨文化”是阻碍中

◎艾丰在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富人是有形资产的代表者，能人是无形资产的代表者，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是经济发展的两个翅膀。但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顽固存在的“两恨文化”就如同两把剪刀，总是不失时机地把这两个翅膀不断剪掉。

接着，艾丰谈到了对传统文化缺陷的拨乱反正。

第二点，一个核心性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成为我们尊敬的伟人，就是因为他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这个问题，并且抓住时机，以财富观为核心进行了实质性的拨乱反正……

往下，艾丰转到了现实和对党的十六大精神的理解上。

第三点，一个破天荒的理论突破。20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和英明。中国富?来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于是老的问题又以新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如何看待这些新富人，是不是出现了两极分化，是不是应该打倒这些加引号的“新生资产阶级”？……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和十六大报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对待财富和正确对待富人的观念，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具有破天荒意义的重大突破。

最后，艾丰把话头直接转到富人——企业家阶层的身上。

第四点，一个新阶层的神圣使命。为什么在这里说了上面这些话？是因为这些问题与我们的企业家直接相关。企业家首先是能人，他们不仅自己能，而且能够使众多的能人发挥才能。企业家还是富人，起码我们应该在理论上承认：创造更多财富的人自己也应该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两恨文化”与企业家是正面相撞，不解决“两恨文化”，企业家难以顺利成长。

艾丰的发言赢得了会场上暴风雨般的掌声，许多人争着要他的讲稿。当然，他的观点也招致会外一些人士的曲解甚至挖苦。

痛析“两恨文化”(2)

网民诘责

对艾丰的曲解是多层面、多时段的，由来已久。

此前不久，某位作者对艾丰为富人说话的一个著名观点予以尖锐抨击：

至于贫富差距，更不是大问题，若用“假定”算法来算，差距是微不足道的。这种算法是《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先生发明的。他写的《在贫富问题上仍需拨乱反正》的文章中，有极精彩的表达：“假定全社会存款为6万亿，那么80%的存款就是48万亿。这48万亿不要说20%的人占有，假定只有5%的人占有，人均多少呢？12亿人的5%是6000万，48万亿平均到6000万人头上，每人是8万元。大家可以想想看，5%的人，人均存款8万元。有必要大惊小怪吗？”的确，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才8万元。多吗？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说多是没见过世面的缘故。你看世界200个大富翁的财富，是贫困国家国民全部财富的总和，也没有人大惊小怪。我们这点贫富差距，能说大吗？不大不大，大乎哉，不大也！简直是花和尚拔小葱，不值得一提。我真佩服这位高等数学家的智商。不过这数学家没有用他的“假定法”算一算平民百姓平均存了多少，也没有说那些大款们，是怎么这样快富起来的。包括不包括3000多亿美元的外资和1500亿美元外债的作用？过去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发达，往往要奋斗一辈子甚至两代人，而今天拥有巨大财富的新贵们，几乎在转眼之间就富起来了……

以各种方式公开向艾丰挑战者中，有个叫孟波的人说艾丰无知，并借助地球上最大、人气最旺的“课堂”——互联网，给艾丰“上”了一课，题目为《贫富差距上如何拨乱反正?——兼给艾丰先生补习经济常识》。

“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之后，有人将这篇文章发到艾丰的电子信箱。

其间，言语针锋相对、咄咄逼人：

《辽宁经济日报》上的文章透露，艾丰先生在日前的一次会议上强调：现在大家好像一说贫富差距就是问题，有点差距就不得了了。有人说目前6万亿存款的80%被20%的人占有，其实即使被5%的人占有，每人不才8万多元吗，有必要大惊小怪吗？应当看到，这个差距是“战略差距”，没有差距就没有战略。因此，在贫和富的问题上仍需拨乱反正。

艾丰先生，您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和没有水平的话来呢？以至于我不得不冒着被人耻笑的风险，打肿脸充胖子也非得给您补一点经济常识不可，省得您下回再现眼。

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的话说，当前，中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到了非常大的程度。而且，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短短的十几年之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据专门进行“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分析说，目前，0456的基尼系数可能低估了中国当前的实际差距水平。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通常会被大幅度低估，甚至根本无法了解，而一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则往往被高估，比如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收入不仅总体上很低，而且其收入还有相当一部分必须用于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无疑更低。

艾先生在批评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时，给大家讲了一个“拿着竹竿过城门”的故事：竹竿横着过不去，竖着也过不去，怎么办？顺过来不就过去了嘛！问题是关键是要允许头先过还是尾先过。反之，非要“一竿齐”，谁都甭想过去。

故事人人会讲，各有立场不同。在这里，我也想讲一个故事，叫做“挤公共汽车”的故事。在车下时，大家都会向车上喊“让我上去！”，可一旦挤上车就会向车下喊“挤什么挤，等下一班吧”。

艾先生，您看，这像不像穷人和富人的对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肯定是“车上的人”之一。

再论“贫富差距”

对于所有的观念挑战，艾丰一概作为学术争鸣，大度观之。

他说：“有不同意见，甚至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都是必然的。有不同意见的讨论是好事，在这种讨论中，人们的思维都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刻。”

“‘为富人说话’，在过去这是一顶可以要人命的政治帽子。现在我倒不急于摘掉这顶帽子。为富人说话，还是为穷人说话，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问题在于怎么说，是符合客观规律地说，还是违背客观规律地说。过去多少年，我们一直为穷人说话，认为这最革命，但穷人一直受穷，大家一起受穷。难道我们还要一直这样说下去吗？如果我们从符合财富增长规律的角度为富人说话，可以保护生产力不受破坏并促进它的顺利发展，其实不仅现在的富人得益，还会有更多的穷人富起来，说到底也是符合现在的穷人利益的。所以，总要有人不怕指责，敢于按照客观规律说话。”

谈到中国的基尼系数的问题，他说：“我作为政协委员参加每年的两会，也总是听到对‘分配拉大差距’甚至已经出现‘两极分化’的呼吁。这些意见应该重视，但需要用正确的观点加以分析。以基尼系数为根据，就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超过美国，恐怕是片面的。因为我国最低收入者的收入数量很低，即使绝对量的差距没有那么大，比例的差距也会很大。美国最低收入者的基数比较高，即使绝对量的差距很大，比例的差距也不会那么大。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说，宁夏的恩格尔系数（食品占整个消费的比重）比广州的还要低。按照恩格尔系数越低生活水平越高的说法，难道宁夏的生活水平比广州的生活水平还要高吗？显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宁夏的恩格尔系数低主要是因为他们用在食品上的费用比广州少得多，即使总收入少，占的比例也会低。所以，对于各种系数，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分析态度，不然会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决策上的错误。”

他语重心长地说，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当然应该重视，但一定要有科学的分析和科学的办法。重新回到过去的“杀富济贫”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引起改革开放的倒退，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走向“车子”、“房子”之路

“今天，看你做的这个退回一两包子的事我就放心了，以后你到社会上做事，我也放心了。”

——艾丰的父亲

有的人说，艾丰登高为富人疾呼，是因为他自己早已大富。还传说，他一场演讲收费多少，一个策划收费多少，现在已有存款多少……

对这些说法，艾丰只是苦笑，并不做认真的辩解。

也有更了解情况的知情人为他鸣不平，说：“凭艾老师对社会的贡献，他的个人价值远远没有体现。”

对此艾丰这样解释：“知识有两种，一种是阳光普照式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不会赚很多钱。太阳贡献这么大，谁给太阳付费？一种是烤电式的知识，贡献虽然小，但你有关节炎，来我这里烤电，你就要付费。在过去，我更多研究和拥有的是阳光普照式的知识，不能说社会亏待了我。”

研究一下艾丰的经历，用“富人”或“穷人”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都不那么准确，恐怕是一笔“糊涂账”。

童年漂泊

艾丰的童年，在漂泊中度过。

1938年4月15日，艾丰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爷爷属于“勤俭发家”的人，在当地混得不错，成了富农。但当地普遍很穷，所谓富者，日子也不是过得那么富。穷人吃红高粱，富人多吃一点白高粱，过年才能换一点玉米吃。艾丰的父亲年轻时就出去做小买卖，贩点小东西，到处流动，最后流落到北京，从事手工业，做皮帽、草帽一类，后来定的成分是独立劳动者。

漂泊，是艾丰幼年、童年到少年时代的人生主题。艾丰一岁的时候，跟着做小买卖的父亲漂泊到承德住过几年；后来生活陷入窘迫，又回到老家，而后又到唐山，最后来到北京，住在老北京的贫民区——天坛附近的龙须沟一带。那时，国家处于战乱年代，社会不安定，生意很难做，小本生意更难做，一家人一直在能否维持生计的边缘挣扎。上小学和上初中的时候，艾丰放学总要帮助家里干活。父母亲对他最大的要求不是念好书，而是放弃学业，回家当学徒。

◎艾丰三岁时与父母亲在一起。

家庭对艾丰最大的影响，是品格的传承。“吃亏是福的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绝不占别人便宜。倘若不自觉占了人家便宜，便会相当痛苦，一定得设法挽回，这成为艾丰一种生活之中的本能。

“一两包子”的故事和父亲的一句话，永远镌刻在艾丰脑海里。

那是1960年，全国人民陷入极度贫困时期。一天，全家人凑了点钱，到一个包子铺去改善生活。要了四两粮票的包子，服务员却稀里糊涂上了五两包子。

艾丰一看：嘿，明明买的四两包子，怎么端上来五两包子？他把那个服务员叫来说：“你给错了。”让服务员把多出来的一两包子拿了回去。

现在看，一两包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在当时，对于长期处于饥饿中的人来说，一两包子也是雪中送炭，太珍贵了！但他觉得，这个便宜，虽然是别人“送”的，自己也不能占。

事情过后，父亲对他说：“今天，看你做的这个退回一两包子的事我就放心了，以后你到社会上做事，我也放心了。”这句话艾丰一直牢记着。

“不占便宜，吃亏是福”的信念，就这样潜移默化融入他的血液。福兮祸兮？人生的得得失失，由此而产生。

1961年大学毕业，艾丰参加工作，第一年月薪46元，第二年工作转正后月薪56元。当时，大学生都是这个工资标准，也没有奖金一说。56元工资一直拿了16年，到1978年才第一次涨工资，涨到62元。

苦就苦在家庭负担。艾丰的父母是手工业者，工资很低，而且关键是他母亲身体不好，很早就退职了，一次性领取一点退职金，就完全靠儿子养老。艾丰每月工资56元，拦腰一刀，他自己用二十五六元钱来过活，将30元钱交给家里养活父母，哪里还能指望存款？

母亲节俭惯了，生活这样清苦，仍一分钱、一分钱地储蓄，储蓄了8年，到1969年艾丰结婚时，交给了儿子一个200元的存折。

不久，艾丰的生命之船，航行到最艰苦的一个阶段。

1971年，“文革”的烈火直接烧到了艾丰头上。以“反对毛主席”、“反林彪”、“反江青”、“反谢富治”、“反姚文元”、“为叛徒翻案”等罪名，艾丰被定为“重点审查对象”，要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被圈在农场，不许回家，挨批挨斗，从事惩罚式的重体力劳动……母亲又气又急，神经受刺激，得了牛皮癣。牛皮癣从一条胳膊发展到全身，所有头发都脱光了，全身上下，除了耳朵眼有一点点真正的皮肤之外，全都是牛皮癣。睡觉时，皮像鱼鳞似的一块一块地掉，白皙皙，到第二天起床可以扫一簸箕。皮肤一脱掉，底下就是流血的嫩肉，不停地淌着血水，发出怪味。这种病非常严重，有的人甚至会自杀。实在无法可想，艾丰就把她送到大佛寺中医医院。住院两个多月后，基本上把病情控制住了，却没钱交住院费，不能出院。

母亲出不了院，急坏了艾丰，他没钱，就开始卖东西。那个时候，物资十分短缺，有专卖旧物品的地方，叫信托行，就等于旧货商店，可以把东西卖到那儿。虽然收购价很便宜，但是毕竟可以弄到钱啊！这样，艾丰就搜罗家里值钱的东西去卖，被子、大衣、皮袄……忍痛割爱，一来二去，几乎把所有能卖的东西全卖掉了。事后想起来，他最心疼的是一副眼镜。那副眼镜是他父亲年轻时候买的货真价实的水晶眼镜，即便是现在，花几千块钱也未必买得到，可在当时，这副水晶眼镜只卖了18元钱。七拼八凑，才把母亲接出了院。

1978年，粉碎“四人帮”，全国有了一次调工资的机会，但不是每个人都调，而是要评比，两三个人评一个，评上的才调一级工资。那次艾丰涨了6元钱，算是幸运的，月薪达到62元，?来，他考上了研究生，带工资念书。

总算跳过了一道坎。

“争”房子(1)

1981年，年届43岁的艾丰硕士毕业，天遂人愿，顺利分到了人民日报社记者部。但一进人民日报社就遇到个小周折。

记者部有一个规矩，刚分到报社的人，都得下基层去驻站，北京不留人。可是，艾丰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负担特别重。父母年老多病，靠儿子生活多年了，如果艾丰离开北京，父母就没人管了。但是，他如果不能驻站，人民日报社就不能接受他，读硕士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去留两难之时，记者部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商恺爱才心切，想了一个变通办法。他对艾丰说：“你可以留在记者部，但是你要当编辑，值夜班，给大家改改稿子、送送稿子。”

在报社待过的人都知道，大家都想做记者，不想当编辑，尤其不愿当夜班编辑，一来熬夜熬得苦，二来工作性质纯粹是为人做嫁衣，自己当不了“新郎官”。

艾丰一听有办法留下，立即回答：“行，那我就当编辑吧！”

进入人民日报社当编辑，值夜班，无论如何，得有个住的“窝”。说到“窝”，艾丰真是“窝囊透了”，而且“窝囊”了几十年，这也一直是让他“心痛”的地方。

由于原来的单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期不建、不分宿舍，结婚以后，他和爱人还有小孩，三个人一直挤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睡一张单人床加一块板，像“巢穴居”人，一天到晚，磕磕碰碰，转身都得小心。练就了这种挤住的“童子功”，艾丰当了记者后，深入农村采访，或参加“四清”运动，和农民“三同”时，与农民挤住一炕，或住在很简陋的房间里，他都蛮适应的，以宽绰而论，比在家里还算好多了。在此种条件下都能够安睡，所以艾丰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够倒下即睡，这使艾丰终身受益。的确，睡觉占了生命将近一半的时光，“能睡”的幸福，绝对要超过“能吃”和“能穿”的幸福。进入人民日报社，艾丰在单身宿舍分到了一个床位。一直到45岁，艾丰才分配到单元宿舍，还是三间房两家合住。

后来艾丰一直到当了经济部主任，还常常住在办公室里。一来是因为上夜班常常凌晨回家，怕吵得他夫人睡不着觉，二来是已经在办公室拾掇了一个角落，铺上被褥，便是大床，读书、看报、写东西，想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十分方便。久而久之，他养成了睡办公室的习惯。

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艾丰这一代人，提倡的是艰苦奋斗，至于个人的待遇，从来是羞于开口。1990年报社调房子，艾丰已经是经济部主任、编委，按理调房子是没有问题的。榜上虽然有名，但迟迟不给钥匙。艾丰当然也想调一下房子，却耻于开口，事情便一直拖了下来。

一天，他的一位年轻的部下问到他调房子的事情。“还没有分呢，爱分不分吧。”艾丰随口答道，“给自己争房子太痛苦了，为获得的那点享受，和精神痛苦相比，我宁可不争。”没想到那位年轻的同事却劈头盖脸地说：“艾丰，我们一点都不同情你，混到你这份儿上，中国新闻界有几个人？你连房子都分不上，那我们还有什么奔头？！”

这一炮，把艾丰轰愣了。对呀，他不但是研究生毕业，而且是《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编委，属于报社领导班子，全家人却还住两间房子。为什么不能改善？

第二天，艾丰打电话到报社行管局，问为什么还不发钥匙。行管局局长回答说，报社规定，“动乱”没问题，群众没意见，符合这两条才可以分房子。艾丰说：“我‘动乱’有什么问题？”对方说：“可是群众有意见。”艾丰这下真火了，放下电话，直奔行管局长，问局长：“有什么意见？”局长是位新调来的同志，他说：“群众反映，你研究生刚毕业，年轻、人口少，不需要调房子……”艾丰更火了：“我刚毕业？我是工作17年才上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又有10年了，今年已经53岁，我比你的岁数还大得多呢！难道要到我退休的时候才算不年轻吗？”局长连忙说：“你来得好，来得好，有助于问题解决。”第二天，行管局把钥匙交给了艾丰。

为个人争待遇，在艾丰这里，可能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了。

保姆问题

至于工资，1982年工资改革时，艾丰的工资调到102元。1986年，中国新闻界实行专业职称制度，艾丰成为国务院职称办批准的首批高级记者，工资从102元提至180元。一下子涨了将近80元钱，他觉得日子可以好过了。不想，工资提了，开支也增大了。先是母亲得了半身不遂，伺候病人和家务的担子全落在父亲身上。但几年后，父亲也得了半身不遂，就必须雇一个保姆来照料这两位老人了。

艾丰先雇了一个安徽人，管吃管住，一个月给100元钱。当时，一般工人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100元一月的保姆费可说是天价了。但是，保姆还是不安心。为了稳定军心，艾丰想方设法讨好保姆，八月中秋节，领着她逛北京，给她买月饼，边逛边给她做思想工作，目的就是要留住她。谁知，中秋节一过，她还是走了，而且走的时候也不预告，撒了个谎，说她妈病了，一天都不多留，一甩手就走了，让艾丰措手不及。但哀叹没用，雇人就是救命！艾丰急得团团转，又抓来一个，价钱也挺高，干了几天又走了。再请一个，又再走一个。

那时，偏偏艾丰工作特别忙，请保姆成了他日日夜夜、时时刻刻记挂的一块心病。艾丰是那种工作尽责、父母尽孝两头都要顾的人，那段日子，艾丰内心的那份苦楚无以言表。直至有一次，艾丰到河北赞皇县榆底村采访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张五妮，采访完了，二人就聊天，热情直率的张五妮问艾丰：“你有什么困难，说话。”艾丰也是直率人，一顺口，就把那块心病掏了出来：“我还真有一个困难——保姆的问题……”

没承想，芝麻掉针眼，那支部书记还真能帮他这个忙，说：“这样吧，我给你派一个保姆。”于是，作为政治任务，从村里头选了一个中年妇女，还是好党员，直接派过去给艾丰家当保姆。除了艾丰如数付给保姆费之外，村里再给一些优惠待遇。就这样，这位农村的中年妇女离开自己的家乡，进城照料艾丰的父母，一直到两位老人相继去世。

三辆车

在工资并不高的情况下，艾丰也在攒钱。攒钱的目的是防备风险，因为母亲的医药费必须自付，为了不重演母亲因没钱出不了院的悲惨历史，银行里必须有点存款。赚钱的路子也比以前宽了点，那就是稿费的收入。改革开放，可以写各种稿件，报纸上用、杂志上用，还可以出书，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发表了约10万字的稿子，后来又出了6本书，他把稿费全部存起来了，达到了3万元存款。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当时的3万元钱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直到父母双亡，仍没有花掉。于是，艾丰放开手脚，为自己花了这3万元，却引出一个轰动一时的私家车的故事。

记者是一个跑来跑去的职业，交通很重要，再加上艾丰天生好动的本性，对于“车”他有特殊的情缘。

刚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工作的时候，他的分工是跑朝阳、海淀、丰台三个近郊区，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父亲转给他的一辆旧自行车。这辆车用了17年，一直用到1978年，实在不能再用了。正好，那时刚刚恢复稿费制度，艾丰就1977年青藏之行写了一篇随笔，发表在《北京文艺》上，一下子得了80元钱稿费。80元钱，当时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艾丰领到稿费，什么也不多想，立即用它买了一辆自行车——仍然是人家用过的旧自行车。因为当时的新自行车大约需要200多元钱一辆，艾丰还没有这个能力。

“争”房子(2)

但从1965年开始，艾丰接触了另一种先进的交通工具——摩托车。1965年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全国人民搞战备，新闻单位、广播电台更要搞战备。艾丰18岁入党，当时是电台民兵连的指导员，自然也就成为“战地记者”的主要培养对象。战地记者要会开摩托车，会收发报，等等。组织上让他学了三个月，把收发报学会了，把14个灯的高级收讯机的维修也学会了，后来，又学会了摩托车驾驶技术。但全台只有一辆摩托车，平时他只能看着别人开车，自己虽然手痒，却没车开。

1981年，艾丰分配到《人民日报》记者部当记者，记者部要配备交通工具，报社买了辆日本的“三菱”摩托车。新奇呀，摩托车在那时可真是稀罕物件，便有几个人学着驾驭铁骑，结果摔了个鼻青脸肿，后来谁也不敢学了。于是，那辆车就成了艾丰的专车，采访、开会、办事都用它。

由自行车到摩托车，这是艾丰交通工具的第一次升级。

虽然有风险，但驾驶现代的交通工具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尝一尝风驰电掣的驾车乐趣。1986年，他又抓住一个机会学会了汽车驾驶，并领到汽车驾驶执照。学会了开汽车，他对摩托车就不感兴趣了，因为骑摩托车有许多苦楚：夏天是热风，汗毛孔吹起来却又很冷；冬天天气一冷，摩托车发动不起来，往往一踩一身汗，皮衣内很厚的毛衣、内衣就会湿透，车行在路上直往汗毛孔里灌冷风，时间长了，两条腿患了关节炎，天气一有变化就隐隐作痛。有了汽车驾驶执照却没有汽车开，心里痒痒得很。公家有汽车，但每辆车都有专门的司机，别人是不能动车的。于是，他动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大胆的念头——能不能自己买一辆汽车？！

买私人汽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眼里还是不可思议的事。但驾车的冲动使艾丰的头脑发热了，他竟然把买车的念头付诸了实施。也有热心的朋友帮忙打听哪儿有廉价轿车，打听到后给他提供线索。线索有了，某水利部门有一部即将报废的苏联产的“拉达”牌小车要处理给个体户。艾丰找去了，说：“你别处理了，卖给我。我买不起新车，就买你这个快报废的车。”对方立即说：“我们卖谁不是卖啊，卖给你更好，我们支持你的工作，你随便给点钱，反正这也是要报废的车了。”艾丰说：“不行，我在这个岗位上，就要避免人家说利用职务占便宜。”在他的坚持下，到了旧车市场让人估价。旧车市场的人说：“你这个车，买新车时是四万八，这车要报废了，卖一万块钱到两万块钱都在合理范围。”卖车单位的人说，就给一万吧，艾丰说不行，硬按最高价给了人家两万。买过来以后，又花了五千元修车。

两万五千元钱买一台要报废的车，把三万元的存款快花完了，着实有些心疼，觉得太昂贵。于是他就自寻安慰：如果一直骑摩托车，到老的时候两条腿也就不行了，两万元钱就相当于买了两条腿，值得！有了汽车，办事果然方便多了，效率很高。1992年搞“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时候，他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常常需要回到报社开会、看稿件，从北京的大西北到北京的大东南，就靠了“拉达”来回跑。人家看见挺羡慕，说：“你们单位不错，还给你配车，每月给你配多少油钱？”艾丰只好笑着解答：“完全自己花钱，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方便一点。”艾丰心想，补助倒不奢求，没人找麻烦就知足了。

果然，真有人就车找麻烦，而且这麻烦还不小呢！

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干部，居然有私人汽车！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有一天，艾丰正在擦车，《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一位老同志走过来，踢了汽车一下，说：“哈，你现在和我们不是一个阶级了。”一位研究生同学则不理解地说：“你出门就可以从报社叫车，自己买什么车呀？太傻了。”

在中国新闻界里，谁是第一个买私人汽车的人，无从考察，但新闻界里有点知名度的人买汽车，可能艾丰是第一个。这，成了新闻界里的新闻，四处传扬。人民日报社，那么大的单位没人有私家车，就艾丰有；整个北京新闻界都没人有私家车，就艾丰有。艾丰，他怎么会有车呢？！

传言很多。既然是传言，就说什么的都有，大都是偏向往坏里说，不往好里说。但谁也不当面向艾丰询问，艾丰也无法对这么多的传言作出解答，他只能忍受。

正好，这时要召开《人民日报》编委会的生活会，事先要向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征求对编委会成员的意见。艾丰是编委，自然也在其中。意见征求上来了，对艾丰的意见集中在汽车问题上。“听说艾丰买了一辆汽车，只花了5000元钱。”“听说他的汽车是人家白送的。”“钱从哪里来的？”“希望说清楚。”

编委会的生活会很郑重，除了编委会成员之外，中组部、中纪委、中直机关党委、报社机关党委都派人参加。轮到艾丰发言了，主持会议的人民日?社社长高狄说：“别的你也就别说了，就说说汽车的事情吧。”

艾丰围绕着买汽车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买汽车。因为开摩托车习惯了，觉得自己开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办事也方便，但摩托车开的时间长了，岁数大身体受不了，所以就想换成汽车。第二个问题，汽车从哪里来的。是一个水利部门要报废准备卖给个体户的车，他给接过来了。第三个问题，价格怎么定的。到公开的旧车交易市场请人家定的价。一万到两万都合理，他给了最高的价钱两万，对方要一万，后来说一万五，他都不同意，非给两万，就怕人家说占便宜。第四个问题，买车的钱从哪里来的。他出了六本书，六本书的稿费共存款三万多元，买车、修车用了两万五。第五个问题，买了车做什么用。因为他住在报社，上下班不用开车，所以百分之九十是用于办公事、采访、开会等。五个问题说完了，艾丰说了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束语：“用公车办私事，天经地义；用私车办公事，要说清楚。”

“争”房子(3)

艾丰说完，人们也都笑了起来。

后来中组部的同志又找艾丰谈话。“听说你开汽车？”艾丰明白他的意思，就直说道：“不仅是开车，是买了一辆车。”于是又原原本本地把生活会上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车子的事算是过了，不过艾丰很长一段时间内心里却是酸溜溜的，说不出的滋味。

也有人对艾丰买车表示赞赏的，那就是一直积极提倡轿车进入家庭的新华社记者李安定。他知道了艾丰买车的故事以后很兴奋，就在他的新闻报道中把这件事情写进去了。他认为，新闻界终于有人买车了，买车的人居然是公家可以保证用车的《人民日报》的领导干部，这个领导干部带了个“以私济公”的好头，这是应该肯定的……（几年后，李安定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做《轿车进入家庭》，特意请艾丰写序言。艾丰欣然同意，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序言。）

“拉达”太旧了，艾丰常常要修车，许多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修车上了。他对别人说，除了发动机没有拆过之外，其他的部分他都拆过了。但旧车就是旧车，仍然常常坏在半道上。一些坐过他的车的人，至今还记得由于半路抛锚而狼狈不堪的经历。一次到中宣部去开会，因为车在半路抛锚而迟到了。一进会议室，艾丰看到在显眼的地方给他留着空位子，赶忙坐下。看着十分狼狈的艾丰，主持会议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打趣地说：“是不是你那辆高级车又坏了？”

艾丰的再一次轿车风波，发生在1993年，那是一辆崭新的捷达车。

为支持“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中国一汽赞助了一辆捷达车。赞助对象是发起“质量万里行”的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有正式的赞助手续，并举行了捐赠仪式。但传说起来就邪乎了，说艾丰用《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跟一汽为自己换了一辆捷达车。一辆捷达车当时的价格是18万元，这还得了吗？！中纪委来调查，到报社调查，到新闻文化促进会调查，到一汽去调查……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调查清楚了。最后中纪委的同志问：“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向会长报告就做主了？”艾丰说：“因为我是‘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又是新闻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有权处理这些事情。”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到处寻找，把中国文化促进会成立的文件找出来了，文件中艾丰名字后面有个“括号”，里面写了“常务”两个字。后来他解嘲地说：“我从来也没想到，这个‘括号’救了我的命。”

与此有联系的还有一件事：1993年，香港和台湾的报纸都登出了一条消息，说“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是国家拨款，但钱并没有用在采访活动上，都让组委会主任艾丰用来为自己买车了。看了这条消息，艾丰着实地大吃一惊。这又是从何说起呢？香港、台湾的记者从哪里来的信息？是不是大陆的新闻界里有人说不负责任的话被他们利用？这不仅是给他个人抹黑，也是给整个“万里行”活动抹黑，必须加以澄清。于是组委会特别请来了国家审计署最有资格的审计师来为“万里行”活动审计。审计报告出来了，报告说：“‘中国质量万里行’不仅社会效益很好，也是少花钱办大事的典范。”组委会特意把这个审计结果发了一条消息，以正视听。

这些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到现在不过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历史的脚步实在太快了，新闻界普通记者拥有一辆私家车已经像过去拥有一辆自行车一样平常了。北京的私人汽车已经超过了200万辆！再说起艾丰与车的这些故事，许多人仿佛是在听笑话。艾丰则解嘲地说：“我就是买得早了点。不过万事总得有人带个头，我就带了这个头，大家得感谢我。”

房子和车子这两样生活和工作中最基本的待遇，就是这样纠缠了艾丰几十年。1999年，在艾丰卸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之后，他的住房问题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按照他的级别解决了。现在艾丰的车也“改善”了。退休以后，他除了继续忙一些社会团体的工作之外，还开了三和智业咨询有限公司。2002年底公司有了点收入，离不开历来的偏好，他首先就买了辆奥迪A6自己开。用了十几年的捷达退役了，他的学生们高兴地说，现在的车才和他的名人身份相称。

从车子、房子的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他个人经历的一个侧面，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轨迹。

怪傻艾丰：“名满神州一奇星”

第一节人生三次选择

“干任何事都会有付出，都会有风险，都会有失败，首先考虑这些，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艾丰

艾丰写过一篇短文《权钱名德傻》，对权、钱、名、德分析之后，专门谈到“傻”。他认为，要做事，首先是要有“傻”劲，而不是首先要“精”。所谓“傻”就是认准一件事有意义，就埋头努力干下去，并且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得失。干任何事都会有付出，都会有风险，都会有失败，首先考虑这些，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他举了个农村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过去农村是睡炕的，冬天取暖就是靠烧炕。傻小子往炕上一躺，觉得自己这里热乎，就呼呼地安心睡着了，一睁眼，天亮了，睡了一宿好觉。精小子好计较，躺下来刚要睡着，忽然觉得自己睡的这个地方不够热，就翻身转到另一个地方，刚要睡着，又觉得自己的地方还不热，又翻身转到别的地方，结果他翻来覆去，一直到天亮，一夜也没有睡觉。艾丰一生做事，常常像“傻子睡觉”一样。

美国以指导他人策划人生而闻名的卡耐基说：“机会是一件不可捉摸的活宝贝，无影无形、无声无息，它有时潜伏在你努力工作中，有时徘徊在无人注意的境地里，你假如不用苦干的精神，努力去寻求，也许永远遇不着她。”

艾丰的人生“策划”走过了一个由懵懵懂懂到比较自觉的过程。60岁以后，他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说：“人生选择是现代意识，现在许多人不是都在谈‘人生设计’、‘人生策划’吗？我这个人的毛病就在于不会选择，放在哪里就知道努力干，当然那个时代许多事也没法选择。如果要说我出自自己的选择，主要有三个：考新闻系是一次选择，读研究生是一次选择，后来在新闻岗位上下力从事经济研究是一次选择，其他的选择都是社会裹胁的。”

艾丰的童年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度过的，最紧迫的事情是安全和填饱肚子。解放以后，环境安定了，他有了求学的机会。在北京，他先是读了一家私立小学——惠我小学，念到四年级，高小两年是在公立营房宽街小学读的，初中、高中都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度过。三个学校都没有离开过劳动人民集聚的崇文区。做手工业的父母希望儿子做学徒，帮助家里干活，但因为艾丰太喜欢念书，用不了太大的力气，学习上总能拿第一、第二，后来父母也就作罢了。

在学生时代，艾丰就爱搞社会活动，初中当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高中当青年团的支部书记、校团委副书记。课余时间，艾丰组织同学搞各种社会活动，请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做报告，办剧团、开辩论会、写黑板报、远足……课余精力分配，社会活动占百分之八十，做功课不到百分之二十。

《中国高层智囊》一书曾这样描写艾丰：

这个人，唱歌跳舞，抽烟喝酒，打球开车外带诗朗诵，永远的精力充沛，永远的“侃”兴勃勃。据他自己交代：年轻时演过话剧，与韩善续、赵汝彬、刘锦蓉等著名演员同过台，跳过水兵舞，至今扭起来还方寸不乱，大型联欢会上朗诵过马雅科夫斯基的《苏联护照》……

艾丰回想起上中学时的剧团，余兴未已：“当时的十一中学生剧团非常活跃，有职业演员定期辅导我们，剧团团员经过那个阶段的磨炼，表演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后来不少人走上了专业演艺道路，成了知名的优秀演员。像北京人艺的吴桂岭、韩善续、刘锦蓉，青年艺术剧院的赵汝彬、韩影，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孙庆荣，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俞立文，等等。他们高中毕业就去学戏剧专业了，我要是当演员，大概也能混个一级演员了！哈哈哈……”

高考露峥嵘(1)

艾丰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应该算是报考大学新闻系，这决定了他一生与“新闻”结下不解之缘。

中学时代，艾丰是个“全面发展”的学生，不仅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文科理科门门功课都很优秀。但是，当时对未来走向社会将要干什么职业却是懵懵懂懂，“新闻”究竟是什么在他脑中还是个空白。考什么大学？他越来越茫然了。

一位老师的一次谈话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高三第一学期，一位当时已经有些名气的年轻诗人、作家，名叫侯远帆的语文老师，在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问艾丰：“考大学你报什么专业？依你的成绩考上大学不成问题，但是你现在就该定下将来学什么专业！”艾丰如实说：“是考理工科还是文科还没想清楚呢。”侯老师就说：“你就去考新闻系，将来当记者吧，记者可以全国各地跑，写好文章报上登，可以让很多很多人知道你的名字，做长了还可以当作家……”

因为写的作文挺好，经常被语文老师当做范文在班上朗读，艾丰正颇有那么一种“登小山而飘飘然”的感觉，侯老师的这番鼓励更让他热血沸腾，当时艾丰就说：“那行，就考新闻系！”

从此，艾丰天天到图书馆看报纸，准备了一年，然后1957年夏天高考报志愿时直接就选了单独招生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说来也巧，1955年创办的人大新闻系一直只是招调干生，这一年是第一次招高中毕业生）。

但是让艾丰始料不及的是，因为人大新闻系是单独招生，7月1日考试，考不上还可以参加7月15日的全国统考，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北京地区只招4个人，报名的却达到了1200多人！艾丰一到海运仓的考场就有点“傻眼”，黑压压的，满眼全都是人，“哪就选上我了！”，艾丰觉得，看上去人家都比自己强，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没希望了！

后来艾丰回忆说：“不抱希望反而好了，反正没希望，考试不紧张了。心情比较轻松，答题都能正常甚至超水平发挥了。我和别人的差别就在作文上，因为一轻松我作文做好了，新闻系又特别重视作文，成绩就冒出来了。”

高考露峥嵘(2)

谈到这篇高考作文，艾丰一直津津乐道，并把它作为如何应对高考作文的可以普遍参考的经典。他说，作文分是老师给的，老师为什么会给你高分呢？你得研究一下老师是如何判卷子的。大热的天，把他们圈在一个地方不许出来，一摞一摞卷子放在他们眼前。作文是统一命题的，所以大家写得都是大同小异，判卷子的人看得烦得很。你的作文一开头一定要写好，一定要写得跟别人不一样，让判卷子的老师一打开你的作文就眼前一亮，有新鲜感。开头有了好感，后面即使有一些毛病，老师也容易原谅。

当时高考的作文命题是《谈谈我的学习生活》。艾丰设计了一篇书信体的文章，开头是这么写的：

某某同学：你五个月以前从农村给我的来信，我早就收到了，你在信中希望我谈谈我的学习生活，五个月都没有给你回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忙于准备高考，没有时间写信。现在我正坐在高考的考场上，恰巧题目也是谈谈我的学习生活，我现在就一式两份，既算是高考的答卷，又算是我给你的回信……

这个开头，看起来很随意，但很洒脱，很新颖，甚至还暗合了新闻写作的一些要求。15年后，当时给艾丰判高考卷子的老师胡家菱当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遇见艾丰，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作文写得很好，你天生好像就该吃新闻这碗饭的。”

1961年大学毕业后，艾丰被分配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66年3月北京市委破格任命他为电台理论时事组组长（当时的“组”就是现在的“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批为“修正主义苗子”，“黑市委”对他的任命不被承认。1971年、1972年两年挨整。1974年才被恢复职务，做科技组组长。

40岁考研(1)

艾丰第二次人生重大选择，是1978年报考研究生。这个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新闻工作上能够做出众人所知的建树。

1978年，国家在“文革”后第一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因为多年没有招收研究生，所以年龄放宽到40岁。这年艾丰的年岁不多不少刚刚40岁。

这对艾丰来说，是最后一班车了！

艾丰果断做了报考的决定。他说：“40岁读研究生，主要目的是想干报纸。因为干了17年广播，不想再干了，倒不是怕辛苦，而是我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喜好更适合干报纸。我不愿意拿着话筒老在人家面前举着，我从年轻的时候起一直有这个思想障碍。有的人拿着话筒问人家话觉得很过瘾，我拿着话筒问人家，觉得挺害臊。我愿意坐下来想问题、写文章，这样比较舒服，想一些问题也深入。听说研究生招考后面的背景单位是人民日报社，毕业以后可以分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所以就去考了。其次的目的，就是干了那么多年，觉得有一个机会学习学习、总结总结，很难得。”

◎大学毕业照，一排左四为艾丰。

四十学艺，这可能是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的共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艾丰28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艾丰已经38岁了。

当时做这个决策也不是没有过犹豫，因为毕竟工作17年了，能不能考上是个未知数，就说外语吧，放了17年没动。最后，艾丰一咬牙对妻子和朋友说：“试试吧，考不上，丢点脸也丢不到哪儿去。”

当时报考要由工作单位开证明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去报考。台长赵正晶先后和他谈了三次，累计时间8个小时，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电台要重用你，不要走。艾丰说：“我只是试一试，多半考不上。”赵正晶说：“你肯定考得上。”最后还是请编辑部主任田月华说情，田月华对赵正晶说：“现在提倡向科学进军，这是国家的政策，你不能阻拦人家。”这样才算勉强同意了。

40岁考研(2)

政治考题是胡乔木出的，非常难，如果按60分及格算，70%的人都不及格。答案出来以后，有人评价说胡老自己在考场答都可能不及格，因为他不是花三个小时想的这个答案，可能是一天，甚至比这还长。艾丰虽然在电台当过理论时事组组长，政治科目也应该是他的长项，但考完后心里也不踏实。当人家告诉他仅考了75分时，他禁不住心里就咯噔一下，砸了！后来人家告诉了他内情，他才将心放到了肚中，因为他这75分可以换算成90分呀！

那年考试科目除政治外，还有外语、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基础，另外包括一篇作文《我热爱党的新闻事业》。艾丰没想到自己的作文考了90分，外语呢，竟也考了85分，所以一下子考中。当时新华社为此发了一个消息，说“文革”后首次研究生考试发现了人才，艾丰就是例子，《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第二天都刊发了这一消息。这样，艾丰还没进到新闻系就已经令人瞩目了。

三年研究生的学习，艾丰是拼过来的。每天听课和自学，没有在夜里12点以前睡过觉。研究生三年做了什么事情呢？一、所有的功课以优或者良通过。二、通过了两门外语——俄语和英语（大学学的是俄语）。三、在各种报刊上发了10万字的文章。四、翻译和出版了一本美国新闻采访学著作《新闻报道与写作》。五、写了33万字的《新闻采访方法论》专著。

“那几年，我精力也好，正好被‘文化大革命’压抑的能量也可以说爆发出来了。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生活费一个月就20块钱，晚上喝一碗粥，买两个火烧，吃一个，留一个，拿回来做夜宵，然后读书、写作到12点或者凌晨1点，天天如此。”

1981年研究生毕业以后，艾丰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开始的三年在部里做编辑，多数时间值白班连晚班。但他总是不忘采访，这期间，他抽空采写了《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现代化的觉悟》、《重视城市的中心地位和作用》等一批有影响的报道。

1983年后，艾丰终于正式转为机动记者组记者。当时的机动记者组只有十几个人，都是老资格的大牌记者。艾丰很高兴能够与这些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一道工作。在陈勇进、林里、顾雷、金凤、柏生、马鹤青、许仲英这些大树下面，他觉得自己是一棵小草。他虚心向这些老同志学习，自己也发奋工作，努力创新。他在记者生涯上阔步前进，1985年他成为《人民日报》第一批也是由国务院职称办批的全国第一批高级记者，一步到了教授级的最高级新闻职称。

“把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1)

艾丰的第三次人生重大选择，是下决心研究经济问题。在此方面的建树，不仅使他获得了著名记者的头衔，还获得了著名经济学家的称号，极大地延伸了他的工作和成就。

1986年底，人民日报社组建经济部，艾丰成为经济部主任。

如果说40岁考上研究生是一个成功的自主选择的话，再以后，对已经当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在新闻界声誉日隆的艾丰来说，最重大的选择就是拓宽研究领域，从新闻研究转向经济研究。

艾丰说：“当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以后，把主要研究方向转向经济，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经济宣传工作性质本身‘逼’着我下决心研究好经济，自己对经济一点都不懂的话，怎么能组织好新闻报道呢？新闻工作就好像庖丁解牛，解得好，必须掌握两个方面的规律：一个是刀子的规律，这就是新闻手段；一个是牛的规律，这就是被报道对象的规律。新闻工作做长了，刀子是熟悉的，而报道对象却是不断变化的，必须花更多的精力熟悉他们。另一方面，有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一些报社老同志退下来以后，不止一次找到我要求返聘，继续做记者工作。他们身体还很好，总要找些事情干，但做别的事又困难，还是当编辑、记者比较适合。我想，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活到这个年纪，到那个时候，找哪个主任来返聘我？返聘又能有几年？所以，一定要学一点‘离开版面能活’的本事。经济学知识就是这种本事。”

艾丰心里藏不住话，有了这种想法就表露出来。一次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新闻培训班讲课，艾丰就在开场白中说：“我现在到各地都受到欢迎，欢迎‘《人民日报》记者艾丰’。其实我明白，这8个字中，人们欢迎的主要是前面6个字‘《人民日报》记者’。欢迎前面这6个字，实质是欢迎《人民日报》的版面。如果没有前面6个字，只剩下后面两个字‘艾丰’，那才是欢迎我。”

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著作一直在业界奉为经典，培训班的学员们早就通过这些书和其他渠道对他的业绩耳熟能详了，因此异口同声地说：“你没有前面6个字，我们也欢迎你！”

“把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2)

“我知道，你们的话里有礼貌的成分。将来我真正再来了，你们可能也会对我表示欢迎，但那是礼貌性的，因为我对你们再没什么贡献了，所以我现在就要解决离开版面也能活的问题。我发现新闻界有一个悲哀，老记者到非常老的时候，特别是到退下来的时候，往往做其他工作很难，好像转转悠悠最后还得写稿，不好做别的事。不像老大夫，老了很值钱，记者老了不太值钱，和小青年一块儿去争版面很尴尬。老大夫不同，白胡子往那儿一坐，大家排队找他看，因为他有经验，而老记者就不是。能不能想一种办法避免这种情况……”

稍作停顿后，艾丰接着说：“这种情况根本的要害在哪里？要害在于记者离开版面不能活，不管你是多大的记者，闻名世界的记者也在内，离开版面不能活，你多好的东西都要体现在版面上。大夫没关系，大夫看病用不着什么版面，告诉你怎么抓药方就得了。我将来也会老的，现在我当个头儿，可以指挥版面，将来老了，没权指挥版面了，怎么活？所以，现在就该学一点儿离开版面能够活的本事。我发现经济可能是，你懂得经济，懂得企业，你不给人写稿，可以给企业进行诊断，给企业出战略……”

于是，在知天命之年，艾丰在新闻“把关人”的岗位上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研究经济和经济报道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关乎国家宏观决策的建议，并且把研究成果付诸实践，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包括“中国质量万里行”、“名牌战略”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型活动。

艾丰之所以能在“年事已高”时重做学生，并且迅速取得重大成绩，其高人一筹之处在于善于学习。他说过：“回想我的前半生，如果说长处的话，就是从小就喜欢学习，除了向书本以外，主要是向社会学习，向他人学习。我不看别人有什么缺点，也不要求别人有多高的水平，更不要求别人都正确，我总是能够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并能学到东西。这应该是我的一大长处。”

在“万里行”和“名牌战略”搞得非常红火的时候，有一次，艾丰把手下的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聊天，他说：“我现在提一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你们都很尊敬地叫我艾老师，现在请你们说说跟艾老师学了什么，不用说多，说一点就可以，大小不拘。”

也许是由于客气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大家笑而不答。

艾丰就说：“你们说不出来，那我来说，我说说我这个老师跟你们学了什么。我针对每个人的特点都说‘一点’。‘中国质量万里行’，其实最早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刘智提出来的。是他找我说，艾老师咱们搞这么一个活动怎么样？听后我眼前一亮，觉得很好，就积极参与筹划这件事情。‘名牌’最早是颜建军提出来的，他说，‘万里行’要深化，就要重视名牌保护，搞一个名牌保护组织好不好？我请他先

◎艾丰——出身平民的演说家。

向企业做个调查，结果企业都支持。召开‘全国名牌大会’，是李伟提出来的，后来我才同意……”

后来，艾丰在写作《名牌论》一书的序言《我和名牌》的时候，又特别提到“质量万里行”和名牌最早提出者的名字，用文字记载表示对这些“下级”创意的历史尊重。

艾丰在对自己从“学生”中所学的东西一一点评之后，在大家的会心微笑中总结说：“我说这话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都做‘神偷’，善于从其他人身上汲取优点和长处。”

年过半百才踏入经济学的殿堂，并且颇有成就，善于做“神偷”是一个重要原因。

1996年，艾丰从《人民日报》编委、经济部主任调任经济日报社任总编辑，他的著书立说和奔走四方宣传自己的经济见解与主张，并没有因为官位升迁而中断，相反，他立志成为学以致用、影响大局的经济学家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到他离开新闻工作领导岗位时，他已经实现了由一个学者型记者向经济学家的“软着陆”。

有一家媒体的记者这样评价艾丰：“长期兼有新闻和经济两个学科的优势，锻炼了艾丰独到的思维方式，既有新闻记者的敏感和客观，又有经济学家的洞察力，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往往做出独到的分析和判断，然后用通俗的话说出来。自然，他的许多观点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艾丰对此评论说：“现在到各地去，人家介绍我，一个头衔是著名记者，一个头衔是著名经济学家。如果人家不介绍，还介绍我是著名记者，我就告诉他还是把我那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放在前面，因为那个离开版面能活。我觉得新闻界是一个学校，一方面要做好新闻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其他方面的特长。当你的年龄不适合在第一线的时候，可以做其他工作的话，就可以把你发挥作用的时间延长，把你所拥有知识的作用放大，既利于社会，也利于个人，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不介入经济界，还可以进入文学界、广告界……新闻不排除专家，我们应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

许多人羡慕艾丰从总编辑岗位退下来之后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其实，这第三次选择是一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