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作者：余秋雨

旧屋与旗袍(1)

旧屋，是指我出生并生活到将近十岁离开的屋子，地处浙江慈溪桥头镇车头村一个叫高地地的宅落里。从我出生到离开，桥头镇都属余姚县，好像是一九七九年划入慈溪的。

旧屋所在，是地道的农村，惟一的热闹去处是一华里之外的桥头镇，但那只是一截临河的窄街，一座普通的石桥，几家小小的店铺，每天清晨有一点买卖农产品的集市，走几步就完了。

越是无处可去，屋子对人就越是重要。

我家屋子不是独立的，是一排长楼中的一户。这排长楼不知是余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在我出生之时早已破旧。长楼朝南，分七个单元，东边三个，西边三个，中间一个是公共活动场所，叫“堂前”，我想最早应该是安置祖宗牌位和祭祀的地方。我家是紧挨“堂前”的西边第一家，进出的门户要通过“堂前”。从格局看，应该是这排楼中最重要的一个单元，估计在建楼之初，我家祖先属于长子、大房。

从“堂前”进门便是“前间”，中间摆了一张八仙桌。一看便知，这是我家待客、供香、摆酒、祭祖的礼仪场所，尽管在我记忆中，它是那样的狭窄和简陋。

在全村，这间屋子最热闹，夜间经常坐满了人。因此，在西墙前面排着很多长凳，来人多了，就把长凳拉开搁在四周。一条长凳上挤四个人，前前后后又站着很多人。从后面看去，这些坐着、站着的人都黑森森的看不清面目，又都显得十分高大。影子塞满了四边墙壁，有几个头影还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光源在八仙桌上，是一个小油碟，上面斜搁着一根灯草，火苗像一粒拉长了的黄豆，一抖一抖。火苗映着一个短发女子的脸，她才二十出头，眸子安静，脸带羞涩，正在埋头书写。她，就是我妈妈。

妈妈是全村惟一有文化的人,因此无论白天、夜晚，她都要给全村乡亲读信、写信、记账、算账。

村民不管隐私不隐私的，全村基本上又都算本家，一家有信全村听，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上的消遣。我相信，从小习惯了上海思维的妈妈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诵读一家私信，一开始一定很不习惯。她会用眼色询问上门来求她读信的那个妇人，要不要请别人离开一下。

那位妇人一定不会理解妈妈的眼色，妈妈这才慌忙看一下四周，开始移过信纸。读信时，妈妈会把声音尽量放轻，但她发现，越轻，凑过来的脑袋就越多，而他们口中吐出的劣质烟气也越是呛人。时间一长，她也就放开了声音。

妈妈嫁到这个村子的时候，穿的是旗袍。旗袍是在上海做的，很合身，但对高地地的人来说，却是奇装异服。

结婚那天下轿，穿的是织锦缎旗袍，酒红色中盘旋着宝蓝色，让村里人眼前一亮。但村里人更注意的是新娘子的容貌。而且，乡下人历来把大户人家小姐的嫁妆看成又高又远的事，即使从眼前擦过，也只当戏文传奇，不会用寻常目光评判。美丽的婚服穿过一次也就压到箱底去了，没有机会再穿，成了一个缥缈而匆忙的回忆。

但是第二天，村里人奇怪了，新娘子还是穿着旗袍，只不过换成阴丹士林的，一色正蓝，与织锦缎那件一样合身。更奇怪的是，她居然穿着这身旗袍拎着篮子到河边淘米、洗菜去了。

在妈妈看来，阴丹士林旗袍就是工作服。这身旗袍的颜色比村里其他女人的服装都要单一，而且料子也极普通。

妈妈出门很少，但不管走到哪里，稍一回身，总能看到窗口、门边星星点点注视的目光。她以为是乡亲们对新人好奇，便红脸低头，用微笑打一个没有具体对象的招呼，快步回家了，而不知道麻烦主要出在那身旗袍。

祖母也来自上海，当然看不出妈妈的旗袍有什么不对，反而觉得这个儿媳妇处处让她顺眼。直到有一天，祖父的堂弟余孝宏先生对妈妈说了一句话，才传达出了一个村庄对一种服装的嘀咕。

孝宏爷爷坐在草垛边的石墩上，叫了一声妈妈的小名。这小名，是他从祖母的呼叫声中听来的，他与祖母同辈，这么叫很合适。

妈妈停步，恭敬地等他说话。

他说：“你这种穿法是朱家的，这里不这么穿。”

妈妈看了一眼自己的旗袍，没有听懂他的话，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孝宏爷爷其实是个很轻松的人，平日里习惯说说笑笑，一点也不想摆长辈的架子，看到我妈妈发愣，就笑了，说：“你看这里的女人，都是穿老布裤干活的。你这身，又不过节又不做客，太齐整。”

在我们乡下，“齐整”这个词，含有漂亮的意思。

妈妈“哦”了一声，点点头，便转身回家禀告祖母。祖母一听就来气：“就他管得宽！把他老婆都管成了痴子！”

话虽重，口气却是打趣式的，祖母说的时候还笑出声来了。

“痴子”也就是疯子，是指孝宏爷爷的前妻，祖母的妯娌，一直蛰居在我家西边邻屋的楼上。这是我们童年时代最渴望见到又最害怕见到的人物。她比我祖母年轻多了，我见到时大概也就是四十多岁吧，偶尔下楼来，不讲话，也不给谁打招呼，不胖不瘦，表情平静地轻声自语着什么，走不了几步又上楼了。

记得我五岁时有一次从山里采了一大把杜鹃花回来，在后门正遇到她下楼。她眼神定定地看了我手上的杜鹃花一会儿，又移眼看了看我。我分出两只花来送给她，她把花拿到眼前又细看了一下，却立即塞回到了我手里，转身便上了楼，没发出一点声音。

前妻疯了，孝宏爷爷又续娶了一位，那就是至今健在的我的小阿婆了。小阿婆只比我妈妈大三岁，却长了一辈，她干练爽利，丰腴白净，是村子里的一个人物，如果用现代传媒的语言来定位，算是“该村妇女界的言论领袖”。小阿婆是从北边的新浦沿嫁过来的，那里靠着海，有渔业、盐业、航运业，这比我们村里开化。据说小阿婆还见过在整个浙北、浙东都鼎鼎有名的强势士绅王尧辉先生。王尧辉的强势，在于他有效地掌控了三北地区的盐业，这可是身价无限的土皇帝，早被此间村民神化了，小阿婆居然见过！光凭这一点，就使她在村民中的地位不凡。

小阿婆告诉乡亲:“连王尧辉家的佣人也吃得起馄饨。”然后她细细讲述馄饨是什么。非常薄的面粉皮子，包住了一点点最新鲜的肉馅儿，水一煮，薄皮子像云一样飘起来了。乡亲们一听，心也飘起来了。

孝宏爷爷把这么一个见过世面的小阿婆娶到了家里，实在让村里人佩服不已。他总是坐在村头草垛边的石墩上，晒着太阳，调笑着每一个走过的人。但是，别人不敢反过来调笑他，一是因为他辈分高，二是因为他家里有这样一位妻子。连妻子都能随口说说王尧辉了，那丈夫如何了得，天下还有什么事不在他的眼皮底下？

但是，正是这位孝宏爷爷，不能接受我妈妈的旗袍。难道，连见多识广的小阿婆也没穿过旗袍？王尧辉家如此豪门，女眷如云花团锦簇，小阿婆没穿过总也见过吧？

妈妈问祖母，祖母想了想，说：“她当然见过，却真没见她穿过。新浦沿再怎么，也不能和上海比。”

“那我改穿长裤吧？”妈妈征询祖母的意见。

“其实随便，都可以。”祖母说。

妈妈改穿长裤的第三天，孝宏爷爷又在草垛边的石墩上把她叫住了，说：“你这长裤也不对，太瘦，这里的裤子要宽大。也不能长到脚背，只能到膝盖下面。”

这次妈妈不理了，仍然穿着长到脚背的瘦长裤，过几天又轮换成旗袍。后来自己缝了一条裤子，宽大了一点，但还是长到脚背。

乡亲们天天晚上聚到我家来，看妈妈读信、写信，时间一长，也都习惯了她的旗袍和瘦长裤。

读信写信，是在读写一座村庄。

妈妈快速地进入了村庄的内心。

其实远不止是这座村庄。读信、写信的另一端，大多是上海。上海是由一批批闯荡者营造起来的，来自浙江农村的闯荡者又显得特别重要。例如，我家向南不远龙山镇农村的那个闯荡者就当上了海商会会长，他叫虞洽卿，上海最热闹的一条大路曾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多数闯荡者都没有出名，他们中的一小拨来自我们村庄，平生只有我的妈妈在不断地书写着他们的名字。

终于，妈妈发现，外出的闯荡者也都不识字，收到乡间妻子来信后还要请别人来读。这让她愕然了。

她原来以为自己是一对对夫妻间惟一的“传话者”，因此尽量把妻子们的委婉心语细致表述，谁知，这种表述仍然不能直接抵达。对方找到的读信者一定是男人，他们能传达这些哀怨村妇的隐隐心曲吗？

那么上海，浙江农村为了造就你这座城市所支付的情感代价，实在太大了。

妈妈太熟悉上海，因此深知两端之间的不公平。

她知道不公平是永恒的，但她要做点事。

几年读信、写信的结果使她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义务在这些村子间办识字班，在年轻人中扫除文盲。以前已经有一些小媳妇想识字来找她，她觉得不如干脆把事情做得更像样一点。

东边一里路之外的桥头已有一所简陋的小学，办在一个破败的尼姑庵里，但是，当时那里招生太少，要收学费，一般农村青少年进不了。妈妈知道，要吸引大家来上识字班，第一个条件是不收学费，第二个条件是上课时间要顺农活，也就是要在大家收工以后或不出工的日子里上课。

这样办，她粗粗一算，来的人会很多，光她一个人来教，吃不消。

要找一个人来帮忙。

有文化，能教书，愿意尽义务，完全没有报酬，又必须是一个女的，出来教书不影响家庭生计……

这样的人，在当地农村，哪里去找？

终于，她想到了自己娘家——朱家村，西边半里地之外的斯文富贵之地，只能从那里搬救兵了。

外公是地主，妈妈去朱家村找人有点不便，但妈妈一直缺少政治意识，心想义务教人识字，这样的好事谁会反对呢？

找到的那个人，便是朱家村除外公之外的另一个“破产地主”朱炳岱先生的年轻妻子。

朱炳岱被划为地主也是因为父辈的家声，到他自己已没有地产。他的妻子身材娇小、美貌惊人，比妈妈小一岁，也是从新浦沿嫁过来的，与小阿婆一样。姓王，叫王逸琴。

在妈妈还没有嫁到余家时，王逸琴已经嫁到朱家村了。妈妈一直说王逸琴比自己漂亮，但大家都说妈妈的气度更大一点。妈妈出嫁前与王逸琴谈过两次话，彼此印象都好，妈妈也由此知道她文化不低。

现在，妈妈抱着我，敲开了王逸琴家的门。

开门见山，妈妈对她说：“你帮帮我。高地地太苦了，年轻人都不识字。我打听了，别的一些村也是这样。我们两个一起办一个识字班吧，我教语文，你教算术！”

王逸琴说：“亏得你还想到我。”

妈妈说：“这事没有报酬。”

王逸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是地主的老婆，别人都不喜欢我到外面走动。”

妈妈笑了，说：“我还是地主的女儿呢。”

王逸琴问：“万一人家拖脚怎么办？”她说的“拖脚”，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检举、揭发，我们那里把“拖”字发音成“得唉”。她的意思，如果有人检举、揭发，有一个地主的女儿和一个地主的妻子一起办了一个识字班，一定有什么不良目的，该怎么办。

妈妈回答道：“有人拖脚，我们歇手。”

“脚”和“手”对仗，说出口之后妈妈自己笑了，王逸琴也笑了。

那么简单就说定了，王逸琴把妈妈送到她家东首的竹园边。妈妈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美丽的少妇，问：“你这旗袍是上海做的吗？”

“我没去过上海。这旗袍是在娘家新浦沿做的。”王逸琴说。

“新浦沿人穿旗袍吗？我婆家一个长辈亲戚也是从新浦沿嫁过来的，看不惯我穿旗袍，说那里只有王尧辉的家眷才穿。她还见过王尧辉本人。”

耳边传来轻轻的声音：“王尧辉是我爸爸。”

妈妈对王逸琴更敬重了。倒不是因为知道了她美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原因，而是因为她在父亲还非常得势的时代居然没有让大家知道她是谁的女儿。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十分困难，必须由王尧辉本人作出决定和安排，因此，妈妈对王尧辉先生也产生了几分尊敬。

识字班在我家东门口的堂前开办。妈妈亲自在高地地一家家动员，一些青年听说可以不交学费、不误农活就能识字，地方又那么近，都抢着要来。妈妈交给他们一个任务，到邻近的村庄如车头、田央里、顾家村、陈家村去看看，有没有也想进班的人。她想，人多人少同样上课，多一个人识字总好一点。谁知这么一来，人就太多了。开班那天，人一批批来，挤在小小的堂前，桌椅就不够，临时到村子里各家各户去借。

借桌椅的事搅动了全村，有两个女孩子忽发奇想，觉得我家西边邻屋楼上孝宏爷爷那个疯了的前妻屋里，一定有一些空置不用的桌椅，也就壮着胆子蹑手蹑脚上去了。

她们小心地向那位安静的疯女人说明来意，疯女人一直低着头，没有表情。两位女孩子站在屋子里四周一看确实有几条空置的长凳，就说：“阿婆，我们先搬走了，上完课马上来还。”见疯女人没有表示反对，就去搬了。

刚向凳子挪步，发现满地都是一些浅黄色的奇怪物件，蹲下身去一看，全是用麦秆编成的各种小动物，惟妙惟肖，生动可爱，密密层层铺了一地。

两个女孩子抬起头来看了疯女人一眼，心想你长年不下楼原来在编织这么一个热闹的世界。最后，她们搬出长凳时忍不住又对疯女人说：“阿婆，你编得太好了，那么多，送我们两个吧。”疯女人仍然没有说话，但似乎嘴角有一点轻微的笑影。两个女孩子也就一人扛了两条长凳，各拿一件麦秆小动物下楼了。

堂前乱过一阵，妈妈开始讲课。她把一块深色门板当黑板，拿着几支从半里外的小学要来的粉笔，教几个最简单的字。这在村里算是一件大事，男女老少都拥过来看，许多纳鞋底、抱小孩的妇女也都挤挤地站在边角，高高低低都是人头，嗡嗡喤喤。妈妈知道，这样下去没法上课，要另换地方。妈妈讲了一会儿之后，王逸琴开始讲算术。她显然比妈妈更受不了这种混乱局面，经常停顿，但还是讲了下去。突然，她发现站着的妇女都把头转向了一边，全场突然肃静。大家注视的，是一个头发不整却表情木然的女人。

王逸琴面对这个场景不知所措，妈妈一看也吃了一惊，是西楼的疯女人，她也下楼听课来了。疯女人的存在，使全场不再喧闹，但大家的注意力再也集中不到老师身上，这一点，王逸琴很快明白，她无法在这种奇怪的安静中把课讲下去。

散课之后，妈妈把自己刚刚作出的决定告诉王逸琴：识字班到祠堂里开，那里桌椅很多，地方很大，只须叫两个学员去打扫一下就成。

王逸琴的心思还是留在刚才那个表情木然的女人身上。

妈妈说：“她是疯子。”

王逸琴说：“不知怎么总觉得脸熟，一定在哪里见过。”

妈妈说：“不可能，她从来不出门。”

正说着，小阿婆过来了，热情地挽着王逸琴的手问：“听口音你也是我们新浦沿人吧？哪家？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王逸琴笑一笑，回答说：“那我们是同乡了，我离开那里已经很久，现在住在朱家村。”

“这下你有穿旗袍的伴了。”小阿婆笑着对妈妈说。

旧屋与旗袍(2)

从此，识字班就开办在祠堂里了。那里离村庄有点距离，村民不会去挤，疯女人更不会去。但是，在堂前开班的第三天，我家后门窗台上出现了五个麦秆编织的小动物。

祖母对妈妈说：“痴子明大理，这是她给你的奖赏。”

妈妈说：“那可要收好，都是细细女人心。”

识字班其实办得很苦，大多是，下雨下雪，不能干别的活了，就上课。两个女子撑着伞，在泥路上走，从来都是她们等学员，没有让学员等过她们。妈妈平日不在乎打扮，但每次去识字班前总要在镜子前梳妆打扮一下，因为会遇到王逸琴，其实王逸琴也是同样。

她们去识字班，必定都穿旗袍。祠堂在田野间，两个女子从不同方向同时到达，完课时一同出来，站着说一阵话，又朝不同方向回家。由于她们总是比大家先来后走，因此一眼看去，田野上常常只是她们两个女人的身影，悄悄走拢，悄悄分开。

识字班办了三年。这三年间，先是王逸琴的丈夫朱炳岱先生英年早逝；再是王逸琴再嫁，不幸，第二个丈夫又去世，她就实在悲痛得没法教下去了。

妈妈说：“她的人太好了，她的命太苦了。”没了她，妈妈一人就没有办法把识字班支撑下去，只得解散。

妈妈从此很少再穿旗袍。而且，再也不愿踏进祠堂。

识字班不办了，妈妈天天晚上一如既往，要给乡亲们读信、写信。我家的前间，还是夜夜拥挤。

夜夜拥挤，还有一个很琐小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村里很少有人家舍得点一盏油灯。除了这间屋子，全村早已沉入黑暗的大海，深不可测。

有月光的夜晚，孩子们会离开这间屋子到外面去玩。夜间的船坞、树杈、坟堆、桥基、蟹棚、芦荡、苜蓿地、河埠头、风水墩都充满了影影绰绰的鬼气，这对小孩子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一种裹卷着巨大恐怖的吸引。

我想，我应该感谢这些夜晚。一个开始曾被小伙伴们称为“上海人家”的孩子，趁妈妈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碌，趁祖母在给这黑压压的人群烧水、沏茶，便大胆地向着巨大的恐怖走去。很快，我成了小伙伴中胆子最大的人之一，证据是，夜间去钻吴山的小山洞，去闯庙边的乱坟堆，都是我带的头。

直到今天才真的明白，这种无所畏惧的“幼功”对我的一生是多么重要。当时妈妈并不清楚我在夜间到过一些什么地方，但有很多迹象告诉她，她的这个幼小的儿子对什么也不胆怯。这一点对她可能有一点误导，后来她对我的几个弟弟，也从来不在胆怯的问题上作任何考虑。很多作家描写过的在童年时代听到响雷一头扎在妈妈怀里的情景，在我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发生，一定会比响雷更让家人吃惊。回想起来我妈妈自己也够大胆的，因此年长以后读布莱希特的作品《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便哑然失笑。

我一直记得一个堪称美丽的场景，可惜说出来旁人很难相信。

那是我六岁之前的某一天，吃晚饭时发现妈妈不在，祖母说，到上林湖山岙里边的表外公家里去了，表外公一定会留她吃晚饭。祖母一边对我说，一边又向那些陆续到我家聚集的乡亲们解释，乡亲们也都回去了。这使我突然感到寂寞，搁下饭碗就到外面去玩。到了外面，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向大山走去，为的是迎妈妈。

从我家到表外公家，需要翻过两座大山，第一座就是吴石岭，第二座叫大庙岭，妈妈曾经带着我翻过。后来造了上林湖水库，淹了这两座大山之间的山谷，这条路就不通了，但在我小时候是通的，很多老人还记得。

那天晚上我就一个人去翻山了，只觉得妈妈很快就会迎面而来，见到我一阵惊喜。我的心里，就贪图这一阵惊喜。我知道这山里有野兽，却觉得野兽没灯，一定已经睡了，只要放轻脚步，不会惊醒它们。

翻完了吴石岭还不见妈妈，我就开始翻越更高的大庙岭。大庙岭已无大庙，山顶却有一个供人歇脚的小凉亭，当时正住着一家乞丐。他们在月光下看到这么小的一个男孩子居然独自在走山路，非常惊奇，那位女乞丐关心地问我：“要不要坐一会儿？”我向他们摇摇手。

走过山顶凉亭后便是下山路，走了很久我开始担心起来：下山后怎么找到表外公家呢？想来只能在山脚的路口等。正犹豫，听到了极轻的脚步声，我抬头一看，正是妈妈。

现在回想，妈妈当时才二十多岁，单身一人在夜间翻山越岭也真大胆，但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见到我的表情：只是非常亲热地叫了我一声，拉着我的手，然后一起翻山。她似乎只觉得孩子懂事，在她翻山翻得寂寞之时来陪她，居然丝毫没有产生其他母亲都会有的担忧。

真是“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

只有一件事我变得比其他小朋友都胆小，那就是西屋楼上的疯女人突然因病去世后，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上楼去看摆了满地的麦秆编织的小动物，只有我不敢上楼。为什么？说不清。

妈妈胆大，但不泼辣，反而常常害羞，说话也不响亮。只不过，她轻声答应的事常常连泼辣的人也会迟疑。

一天，村长找来了，说村里要办“生产互助组”，缺会计，也只能请妈妈当。妈妈每天为大家写信、读信，已经那么忙，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每天夜间先记劳动工分，再写信、读信。这个房间更拥挤了，我们全家熬夜的时间也更长了。

当然，连记工分也没有报酬，因为我家属于“非农业人口”，进不了村里的分配系列。妈妈不止一次地说 ：“身子轻的采桑，手劲大的搬磨，识水性的过河……我识字，这些事本分要做。”

妈妈在这间屋子里还作过一个胆大的决定，与我有关。

在我实足年龄还只有四岁那年，小学的老师来统计可入学的新生，那时我正与几个小伙伴把妈妈的围单当大幕，绑在八仙桌的桌腿上演戏，妈妈就笑着指了指我，对老师说 ：“在地上爬着的要不要？”

老师说：“怎么不要？登记！”

几天之后，我就上学去了。背上背着一个大草帽，上面有妈妈刚刚写的四个毛笔大字：“秋雨上学”。

我想这情景实在是妈妈最顽皮的一笔。一个才四岁的小不点儿独自走在长路上已经让人怜惜，而背上的几个大字又说明这居然是去上学！

路上没有人认得这几个字，那么，妈妈是写给上天看的了。这就像是土地爷通过童男童女给上天带去一个小小信息：我们这里全是文盲的年代，已经结束。

老师们看到我草帽上的这几个字很高兴，而且从书写的功力判断出了我的文化背景，但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对付一个四岁孩童。那时代乡间学校全用毛笔，课桌上放着砚台和墨，可想而知，每次下课，我满脸满手都墨迹斑斑，老师就抱起我到河边洗脸，洗完再飞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重复这般情景，实在是一片忙乱。

我四岁上学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吓了一跳，随之，连叔叔、舅舅也紧张了。第二年国家教育部定下了规矩，小学入学的年限是七岁，这使得爸爸、叔叔、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断来信劝妈妈，要我用“留级”的方式后退到正常的年龄，否则脑子会用坏。其中大舅舅出的点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试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错。

妈妈问我的意思，我说，让我装成傻瓜留级，听过去全都听过的课，脑子才会坏。

妈妈当然赞成我的意见，便写信给爸爸说：留级太累，不如让我读上去，她会设法减轻我的功课负担，代我做全部家庭作业。

其实我们小学里每天的家庭作业也不多，多的是“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妈妈花半天时间全做完了。她最感吃力的是要在作业本上模仿小孩的字，我玩累了回家，见她一笔一画那么费事，就帮帮她，让她先写在别的纸上，我抄上去。她感激地说：“真懂事。”

老师们人都很好，但课讲得都不好听，我每堂课都在等待下课铃声。

下课后也有一件事让我害怕，那些曾经抱着我到河边洗过脸的老师见我脸上没墨了，都会用手来拧一下，好像这是他们洗脸换来的特权。拧脸，女老师拧得不疼，男老师拧得有点疼，特别是那位叫胡光华的校长。

有一次，胡校长拧完我的脸还给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书，他说这叫字典，并用五分钟时间告诉了我查阅的方法。

我拿过来查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字是“余”，查出来的意思是“我”。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吗，编字典的人真是无所不知，连我也认识。

这天回家，我要妈妈给我买一本字典。我说，有了字典，我一个个字认，就用不着上学了，多好。

妈妈说：“上学不光是为了认字，还会认识很多有学问的老师，这很重要。”

我说：“老师讲课真不好听。”

妈妈笑了，说：“也有很厉害的老师。明天是星期天，县里会来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给老师讲课，那是老师的老师，你也跟我进去听听吧。”妈妈当时与小学老师们已经很熟，是老师们来通知她的。

第二天我就去听了那堂课，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在讲语法，听的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加我的妈妈，还有我。

这语法课真把我听乐了。戴眼镜的男老师先把一个奇怪的句子写在黑板上，然后连续两节课都在分析这个句子。我首次接触这么复杂的句子，印象极深，后来又一再给我的同学复述，因此就牢牢记住了。这个句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回过身来对李老师说：“昨天下午刘老师和赵老师都问我：‘前两天孙老师带病为朱老师补课的事，是不是应该让胡校长知道？’”

妈妈一看这个句子就不满了，小声对我说 ：“真有本事，一句话就扯出了八个人，谁会这样绕来绕去说话？”

台上的老师对这句话的分析，绕得就更凶了。语法概念说了一大堆，黑板上画出来的语法结构线已经像一堆剥了皮的老麻，丝丝缕缕缠得人头晕脑涨。

听课回来的路上，妈妈对我说 ：“如果你读书读上去，最后变成了这种学问，那宁肯不要读了。我听你舅舅说过，过去英国人为了把印度人搞傻，便于统治，就给他们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英文语法书，一学就傻……”

这事我很感兴趣，便问：“后来印度人真傻了吗？”

妈妈笑了，说 ：“这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在上海见到，很多‘书毒头’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书毒头”是我们乡间对于书呆子的一种称呼。尽管当时乡间已经没有什么人识字，但是只要一提起这个称呼，乡亲们仍然充满了鄙视和嘲谑。我想，这也许属于某些“负面人格类型”的隔代传播吧。我当时问过妈妈，书呆子只傻不坏，为什么把他们说成 “毒头”呢？妈妈说，他们钻起牛角尖来也真够狠毒的。

等我长大后才明白，妈妈的意思不错，解字却有偏差。那个“毒”字，一定是另一个同音字“蠹”的误置，“书毒头”也就是“书蠹头”，躲在书籍中蛀咬书籍的小虫是也。说得好听一点，这些书蛀虫也算在“咬文嚼字”。

乡亲们真是幽默。

很抱歉的事情是，那位讲语法的老师，由于我不怀好意的转述，成了同学们今后嘲笑“书蠹头”的范例。课堂上哪位老师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讲复杂了，或者讲了半天还没有让大家听懂，一定有顽皮的男同学轻轻嘀咕一句：“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

同学们当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老师很奇怪，他似乎也听到一点什么，便问：“怎么回事？哪个周老师？”同学们笑得更响了。

这种笑声经常响起，现在回想，那是我在童年时代种下的珍贵疫苗，帮我防治了一辈子学术流行病。

在我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什么奇特的事情都发生过，惟独“周老师”怎么也不会看“王老师”一眼。

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她一直在想，那么奇怪的语法课，为什么会让那么多老师去听呢？那背后似乎有一条牵涉到某种文化排场的路，但她明白那是一条通向“书毒头”的死路，万不能让她的儿子走上去。终于她下狠心了，与祖母商量决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让我接手，为全村读信、写信。那年，我七岁。

第二年，妈妈怀了我的二弟，更把她每夜为村民记工分、算账的事务，也交给了我。

我受宠若惊。不仅是受妈妈之“宠”，而且是受全村之“宠”。从此以后，这间屋子的主角和中心，全是我。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热切的目光依然穿过腾腾烟雾落到小油灯前，灯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轻妇女，而是她的儿子。

读信、写信，一般是在我傍晚放学以后。记工分、算账，是在晚上。

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长信要在星期天写。现在回忆起来，最复杂的是三家的信。

一家是村东头的讨饭奶奶。她过去讨过饭，现在早已不讨，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她有一个儿子，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打仗去了。因此她是“军属”，小屋门上贴着一张写有“光荣人家”四个毛笔字的红纸，窗内挂着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每逢过年过节，村里都会敲锣打鼓地去慰问，还会送上一点粮食。但是，这并不能改善她的日常生活。她不知早年受过什么伤，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总能听到她“哎哟、哎哟”的呻吟声。她多么希望，儿子能寄一点钱来，给她治病。但是，作为普通战士的儿子显然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当时农村医疗系统还没有建立，该到哪里去看病呢？到城里？谁陪去？住哪里？该出多少钱？这事，连当时的村长、乡长也无能为力。

她总是星期天早晨到我家来，要我读信、写信。她口述写给儿子的信，口气非常委婉，总说一切都好，夏粮快下来了，只是老毛病没有好转，儿子不用挂念她，好好在前线打仗、立功。她儿子的来信，字写得又好又潦草，但我听说她儿子没上过学，估计那信是由部队的文书代写的。儿子的信中总是要讲一段一般形势，然后说到朝鲜天冷，鼻子都快冻掉了，接着说我们的战斗热情战胜了寒冷等等。老奶奶让我回信，又一次说到自己的病，这次不是希望儿子寄钱了，而是希望通过部队在浙江当地的医生，给她治一治。儿子下一封信大概是与部队领导商量了，除了写给母亲的一页外还附了一页给乡政府。老奶奶立即拿着那页信一拐一拐到乡政府去了，但我知道，乡政府的办法十分有限，老奶奶的呻吟声还是每天从小屋中传出。

第二家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属，不同的是那军人是军官，那家属是妻子。军官姓余，是我们本家，先在北方驻守，后来移师舟山，那么近了，居然也没有回家来看一看。有很长时间，他妻子一直以为他战死了，眼泪汪汪地去找村长和乡长，村长、乡长告诉她，如果战死会有通报。于是她让我一封一封地给原先那个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写信，句子都差不多。终于有一天，军官来信了，口气冷冷的，说是自己受了伤，没法写信。他妻子听我读完信，二话不说，就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去了。当时的妇女，单纯到居然没有在那么长时间的杳无音讯中，产生丝毫关于移情别恋的怀疑。那女子在军官那里获得了准备离婚的确切信息，回到村里就不想活了，几次要投河。到了这个地步，就不是我这个小孩子的事了，还是由我妈妈出场，与几个婶婶、阿姨一起，陪着她，劝着她。半年后，办成离婚，那女子就回了娘家，军官也从来没有回来过。

第三家是我家南面隔了一个晒稻场的异姓人家，不是姓顾就是姓陈，现在也忘了。只知道那家的男主人参加了公路修筑队，几乎隔两天就换一个住宿地，妻子让我写去的信一半收不到，只能等他来信。但他刚刚在学识字，写来的信在很少几个字里绕来绕去，既靠象形又靠谐音，实在很难读懂，每次都让我猜半天。他妻子是文盲，完全不相信她那么能干的丈夫会写不好信，总是既期待又疑惑地看着我，然后宽厚地对旁边看热闹的乡亲们说：“秋雨太小了，读信不容易，再读几年书，就好了。”我看了她一眼，不知如何声辩。让我写回信时，她特意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要丈夫下次来信时写得浅白一点，不要太深奥。我当然没有把这个意思写进去。

相比之下，其他人家的信，比较简单。

除了写信、读信，还要记工分、算账，这对我稍稍有点障碍。因为，每天晚饭后本来是我们这些小男孩钻在草堆、树丛里玩耍的时间，突然呼唤声响起，大多是祖母的声音，其他小男孩一听便立即笑我：又要去记工分了！

我怏怏不乐地离开小伙伴回家，村民早就坐在那里，一见我进门就一叠连声地夸奖，我也就快乐起来。

记工分、算账，最麻烦的不是记和算，而是倾听，并在倾听中作出判断。

村民们永远在一次次高声争论，有一些事情已由对立变成共识，但两方面都不会宣布，要我去仔细地听出来。有一些主张已经被驳倒，但是，虽被驳倒了却不能再问，一问就会重起争端……要在这中间作出判断，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易。

村民们的争论有时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来。

这就是说，我已经天天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细部奥秘。

记工分、算账的时候，有一些字也会卡住，例如烧窑的“窑”，挖渠的“渠”，垒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语文课里没有学到过的。

妈妈把这一切任务全部交给我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更没有“扶上马、牵一阵”的意思。她全然撒手，连晚上我上楼，她见了也只讲别的事。但她显然对我非常满意，深信她的儿子再也不会做“书毒头”、书蛀虫了。

年终按工分来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账。那天大体分完了，我正想松一口气，却听到讨饭奶奶从屋角站起来冲着大家说了一番话。她说：“秋雨这么小年纪，给全村读了一年信，算了一年账，怎么可以一点东西也分不到？”

她是“军属”，年纪又那么大，说话自然有权威。村民们一片赞成，最后，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干蚕豆，加十斤土豆。

干蚕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盐炒豆”，到今天还是我的至爱。土豆煮熟了，凉一凉，用一根长线一穿，套在脖子上，像一串大佛珠。

妈妈空闲时都躲在楼上南间。

楼上南间，也就是我出生的房间。房间中央是一张精致的宁式大床，上面镶有象牙的楷书和篆书对联，楷书的对联为：

０００纯诗句枕边得

昌世文章醒来求

卧房东侧有一个储藏室，俗称“堂楼顶”，正是公共祭祖堂的楼上。据说里边经常出没黄鼠狼，我从小就不敢进去，总觉得黄鼠狼与故事里的狐仙差不多，会作怪。后来有一次我真的看见黄鼠狼了，先惊吓，后好奇，甚至觉得它的形体还挺可爱。我那时痴迷画画，就把那“惊鸿一瞥”画了出来。祖母、妈妈和邻居看了都说我画得像，又给我指点出许多不太像的地方，于是，我便焦急地期待着黄鼠狼的第二次出现，以便更正。这一来，就完全不怕了。

那时我在小学里已经读到高年级，想看一些闲书，例如陈鸿章同学借给我的《水浒传》，又想画画，因此想住一个单间。那天我提出要独自住到储藏室里去，祖母、妈妈十分吃惊，但很快又点头赞许。

说干就干，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先把储藏室做了一番大扫除，把简易小床搬进去，在北窗口放一张书桌，书桌边有一个谷仓，我拿起毛笔在仓壁上先写了“学习室”三字，接着又用美术体写了“身体好”、“学习好”、“时刻准备着”三行。写完，看窗外，一片灿烂的油菜地，直通吴山脚下。

正是在这间储藏室里，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的书籍。由此，我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终于读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高语罕编的《世界名作选》。最有趣的是《芥子园画谱》，一有空就临摹；最难懂的是《史记菁华录》，连妈妈也说不明白，只得等外公来的时候问，但外公说出来的话也突然变得听不懂。书箱里还有一本署有林语堂名字的《开明英文读本》和一部林语堂题词的英汉词典，在我看来是天书，没去多翻。

读书的兴趣一旦引逗起来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从储藏室的书箱转到小学里那间小小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最吸引我的是童话和民间故事，但书少学生多，谁都想借，怎么办呢？不知是哪位老师出的聪明主意，规定可用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来换借一本书。这个规定大大推动了同学们的书法练习，结果，直到今天，我的那些老同学虽然大多还是农民，但如果让他们拿起毛笔写几个字，多半会比有资格题词的名人的字，看起来更顺眼。

我读民间故事，主要是为了讲给祖母听，祖母喜欢，我却不太喜欢，觉得每一个都差不多。我喜欢的是童话和寓言，但祖母听了只说是“野天糊涂”，与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奥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红顶房里徘徊很久。这间红顶房的所在，当年是一个贫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里边占了一小角。就居住条件来说，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让我感动的是，这所红顶房居然打开了世界上那么多小房间的窗子，包括我家乡的这一间。

小学毕业时，我要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忙着物色为乡亲们写信和记账的接班人。最后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称职，却比我年长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们称作“懒汉”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账册上签写的名字，是舫迟。

方子出山，就像诸葛亮终于骑上了马背，再也没有回头的时日。我村的二胡声，从此寂寥。我的童年和这旧屋的灯光一起，也从此淡出。

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农家书信，一笔笔汗水账目滋润的。我正是从这间旧屋起步，开始阅读中国大地。

感谢妈妈。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街头的一切都变了样。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

吃饭时大家都不说话，因为已有一种预感，爸爸要宣布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顿饭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

放下筷子，他终于开口。他问祖母：“妈，还记得阿坚吗？”

祖母一听就笑了：“怎么会忘了他，天下活宝！”

爸爸扫了我一眼，然后对祖母说：“他揭发了我。”

“揭发什么？”祖母问。

“说解放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江宁路边上掏出一个本子写了一句话给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没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才三天，没有公安局啊。”祖母说。

“那也应该扭送解放军。”爸爸解释。

“真是反共字句？为什么写在小本子上给路人看？”祖母觉得难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权转移的时刻，传播那样的字句，胆大的可以写在标语上张贴，胆小的可以写在书信里秘传，不管胆大胆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写在小本子上塞给不认识的人看，最说不通。

“其实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贯道’的一句说词，那人是‘一贯道’的一个传道者，我记得。”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一贯道’的说词？”

“妈你忘了，我们住在塘沽路时，隔壁不是有一个‘一贯道’的道场吗？我和小哥去玩过，听来的。”

“那你照实说呀！”祖母说。

“‘一贯道’也算反动道会门，说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丧。

祖母回到本题，问：“照阿坚的说法，他也看到那个人写反共字句了，那他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说：“他揭发了我，就成了革命群众，自己当然没事了。而且，我是党员。”

“什么？你是党员？你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的？我怎么不知道？”

祖母显然是大大吃惊了。她不知道自己不问政治的儿子，还有一个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员。”爸爸解释道，“这次运动，专整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没当什么权呀。”祖母说。

“所以他们只说我是混进党内的。”爸爸说。

“那你是什么时候混进去的？”祖母问。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时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们‘发展’进去了。”爸爸说。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时候？”祖母问。

爸爸想了想，说：“差不多那时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为入党，是为了做人民陪审员，坐在法院里像样一点。”

对那套制服大家都还有点印象。爸爸穿上的头一天，经过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门口，就被头顶修屋工程队的油漆浇着了。油漆为深棕色，浇在深蓝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显眼。当时没有专业洗衣店，爸爸听从别人的建议用酒精擦过一遍，油漆没擦掉，反把边上的深蓝色擦得泛白了。因此，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着一小片近似台湾岛形状的棕色漆渍。

“阿坚为什么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问题。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运动来了，靠抢先揭发图个安全。”爸爸永远从最善良的角度来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为批判对象，他真正的噩运就开始了。

他，连同着他的老母妻儿，将长时间地成为苦风凄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

当事情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次祖母问他：“把你批判成这样，是哪个上级的意思？”

爸爸说：“我太小，没有哪个上级会注意我，再说现在他们也自身难保。”

祖母问：“那是谁的意思？”

爸爸说：“好像是朋友们的意思。”

爸爸渐渐感觉到，他不应该再与七十多岁的祖母讨论这些问题了，甚至，连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妈妈，也不必硬拖在里边。想来想去，能讨论的是他的大儿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戏剧学院来找我，要我当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与我谈。

当时要在学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它早已乱成一团。我在总务科外面的走道上听到后面有熟悉的声音叫“哥哥”，回头一看是表妹，有点吃惊。不知她已经问了多少人。

乱局是由北京的学生打开的。先是两个高干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站在我们学院的水泥球场上发表演说，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势，口气极大，好像昨天刚刚列席完政治局会议似的，闹得我们学院的学生目瞪口呆，发觉自己居然如此闭塞和无知。第二拨演说者来自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已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个叫做聂元梓的北大教师到上海文化广场作报告，跟来了一批学生，分头横扫上海高校。他们在我们学院演讲的口气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学生平稳得多，但越是平稳越见气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们一步步花时间打理了。

这两个报告刺激了我们学院一些同学，开始造反。以舞台美术系为主，占据了学院的一栋灰色楼房，命名为“革命搂”，贴大字报要推翻学院的现任领导，批斗一切“有问题”的老师，不惜采取“革命行动”。这时所谓的“革命行动”，主要是指抄家、打人、关押。这本来都是上级文件规定不允许的，但各校之间的摹仿和传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我所在的戏剧文学系三年级整个班级都与造反派彻底对立，被造反派们称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堡垒”，而我则是这个反动堡垒的代表者。

我与班内的同学们决定与外校联络，去寻找不赞成造反的伙伴。经顾泽民、曹畏同学的引见，找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叫乔林的同学，他正在中文系组织一个会议反对造反；经李婴宁、惠小砚同学介绍，见到了交通大学反对造反的一些同学。但主要还是在校内联络同道，讨论对策。大家谋划了一阵，设计出一个反败为胜的方案，没想到这个方案让我们失败得更彻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动员我们学院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来对抗造反派。他们都是贫苦出身，到上海来读大学，觉得是上了天堂，充满了感恩之情，又都纯净而善良，他们怎么会同意造反派把这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打倒呢？如果他们站了出来，学院的形势一定会扭转。第一次会议确实开得很好，少数民族班的学员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学做了什么工作，到第二次会议，情况全然倒逆。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抵制复辟，只有造反才能开辟新世界，他们把怒吼转向了学院的领导，把拳头伸向了可怜的老师。这种裹卷着巨大感情色彩的行为既无可争辩，也无可阻挡，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造反派彻底掌权后，原先跟随我们的一些同学也后悔了，重新学习报刊社论、上级讲话，重新站队。中央号召，大势所趋，怎么能要求这些同学有更正确的选择呢？在当时，更正确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掌了权的造反派欢迎同学们转变立场，但必须把我和少数几个带头对抗的同学放在一边。他们当时都习惯把小事想成大事，觉得如果把我这样的人也团结进去了，那么，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就失去了对立面的代表。

这种看法很可笑，却正好成全了我，让我产生了一种英雄气概，心想各路兵士可以转营，堂堂将帅岂能变节，于是干脆仿效起明末遗民，把一身弱骨强撑成一身傲骨，把一脸茫然装扮成一脸冷然。至于心中还在坚持什么，天晓得，自己也不知道。

当时一直陪着我不离左右的，是同班同学吕兆康。

那时的校园，人头攒动，忙忙颠颠，我们两人每天六次从宿舍到食堂，又从食堂到宿舍来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无人，用筷子敲着碗。穿行在标语丛中，无所见，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无所听。几十年后外系同学说起对我当时的印象，都还记得我手里必有一个空碗，身后必有一个同学，走过时必有一阵木然而又高傲的敲击声。

真正让我产生傲气的，倒是后来看到的一些事情。

说起来，我对学院造反派的首领们虽然没有好感，却也不强烈厌恶，因为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当，后来又遭了难。尽管他们当时从来不愿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却从旁仔仔细细地看过他们。他们天天想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想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因此所发表的言论都空洞而狂热，却不会针对某个具体的老师、某件具体的事情。对于他们，我也有两点瞧不起：一是他们在校园里时时皱着眉头装成思考者的模样，却从来没有独立地思考过什么，因为他们的造反是按照上级文件的指示进行的；二是他们要打倒的人在当时早已是弱者，并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打倒的举动一点儿也不英勇。相反，在当时的情况下保护可怜的老师和学校领导，倒是需要有一些勇气的。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泛涌在这些造反派首领背后的一大堆浑浊的泡沫。如果说，几十年后时过境迁，我还能与当年的造反派首领握手叫声“老同学”，甚至成为朋友，却绝不可能对那堆泡沫这样做。学生中打人打得最多、最凶的，一定是那些哭着、喊着的“反戈一击”者，他们一开始不敢参加造反，后来看到形势大变，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选择，便转过身来大打出手，而且主要是打老师。更让人恶心的是老师队伍中的某些人物，起先也许是以揭发别人来自保，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天天揭发，月月揭发，年年揭发，揭发对象全是同事。再加上一些卑劣的人事干部，三天两头从档案里抛出几条没头没尾的材料，变成大字报公开张贴，于是“专案组”林立，“批斗会”不断，任何最不可能成为斗争对象的人也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胆，全院终于陷入了一种彻底的混乱。

据我所知，上海和外地的绝大多数高校，情况基本相同。

什么是“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提请研究者们注意这样一些场面，而这些场面并不仅仅出自我们学院——

一位文质彬彬的老者站起来，指着另一位站着的老者柔柔地说 ：“我希望你好好回忆一下与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关系。那年他来这儿，你离他只有一步之遥，他与你随意说笑，我虽然听不见，但相信反革命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临走时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难道能否认，这不是一种责任的交托？”

一位中年女子对着另一位也是中年女子的负责人喊一声“你无耻！”让全场吓了一跳。接下去的愤怒话语是：“你居然当着那么多干部的面公然说，你年轻时翻过那本书！作为一个干部，作为一个领导，作为一个女人，你居然说得出口！广大革命同志，你们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书吗？我实在说不出口，但今天只能红着脸说出来了：金——瓶——梅！”说完她似乎要立即晕倒在台上，好像猛烈的怒火已经烧干她的精力，好像她说出那三个字已经使她丧失了全部贞操。一位惊慌不已的女学生把她扶了起来。

这次飘然上台的是一位副教授。当时评个教授很难，因此副教授已经满头白发。他在规劝他的一位好朋友：“只要放下包袱，再大的错误也能得到革命同志的原谅。作为老朋友我请你回忆一下，一年前你曾经在教研室提议，开一个毛主席诗词讨论会。毛主席诗词只能学习，怎么能讨论呢？难道你心中觉得还有争议的余地？因此你提出这个议案后，我沉默。我只是沉默，没有斗争，这是我的问题，我今天应该向毛主席请罪，但是，你呢？”

一位记性好得出奇的先生又抢过了话筒：“忘了？你可以健忘，却不可以抵赖。我提醒你吧，是在十三年前，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二十分左右，你说了一句有关刘少奇的奉承话。在第二会议室，你坐向朝南，左边三个人，右边两个人，名字我就不一一点出来了，由他们自己站出来揭发。你说那句话之前还清了两次嗓子，讲完后喝了一口水，茶杯是蓝色的，你真的忘了？”

两个戴塑料眼镜的学生搬着五六本书、一大堆杂志、教材上台了，这种情况很少见，像是当场要公布什么罪证，全场立即安静下来。其中一个皱着眉头说：“‘文革’以来，大家热衷于批判走资派，但是大学和其他单位不同，最需要批判的是反动学术权威！”这话初一听有一点逻辑，发言者感觉到大家的注意力已被调动，口气更加昂扬起来：“什么是反动学术权威？那就是假权威，不是权威！我们战斗队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努力，已经从全校教授、副教授的著作、论文、教材中找出他们是假权威的证据六百多条，真是触目惊心！这六百多条证据，将在《红卫兵战报》和《上海工人造反报》上同时刊登，现在，请我们的副总指挥选读其中一小部分。”

站在他身边的就是副总指挥。那个人拿起一本书，翻到夹着红纸条的地方，开始“说文解字”。说的时候还会经常去翻边上的一本字典，上面夹着很多白纸条。他的发言时间太长了，终于有一个穿着红背心的学生冲上台来，大声地背诵毛泽东语录来阻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但台上那两个戴塑料眼镜的学生没理他，继续边翻书边讲。穿红背心的学生为了表示抗议，下台后愤而离场，跟着他离场的还有近百人，但整个会场至少有七百多人，绝大多数留下了，津津有味地听着。不是认真地听“说文解字”，而是兴奋地听一个个昔日的大专家如何在专业上被两个造反派书生顷刻之间咬得千疮百孔。全场弥漫着一种快感。

…………

这些发言，一般都能激发起一片片很夸张的口号声。没有夸张的是，被揭发的那些人大多不能回家了，包括那些被揭露的“假权威”在内，而且免不了受皮肉之苦。

只要上台发过言的人，第二天走在校园里便步履轻松，别人对他们也不敢小觑，总以为他们上台发言一定获得过当权的造反派的批准，至少没有被造反派阻止。这种心理气氛，极大地鼓励了大揭发和大批判，下一次大会也就开得更热烈、也更残酷了。

那么，我可说说我的概括了：“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是用一种彻底失控的民粹主义，为平日游荡在街角、埋藏在心底的恶，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而且把这种发泄转化为表演，转化为文化，转化为暴力。

“文革”时期在民间的风云人物并不很多，他们各自的活动时间也并不很长，真正长时间大行其道的，是每个单位的失败者、嫉妒者、投机者、错乱者、无聊者，这些人由于特殊的政治机遇，成批地变成了诬陷者、栽赃者、报复者、泄愤者、审判者，而且都学会了装扮，装扮得大义凛然。

这便是我在冷然傲然中的观察，这便是我与吕兆康四目一对便互相领悟的世态。

说得再大一点，这也使我历来不大看得起那个总在夸张其事、总在偷袭别人的文人圈。我太了解他们。

那天表妹在校园里呼喊我时，把我的心情立即带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冷然傲然的表情刹那间烟消云散，我赶紧问：“家里怎么样了？”

表妹转达了爸爸叫我晚上回家与他讨论重大事情的指令，我朝她点点头，心想，我爸爸只与祖母、妈妈、叔叔商量大事的时代已经结束。

学院后门有七十六路公共汽车，乘足五分钱的最低票价可到胶州路、余姚路口。再步行二十分钟，到达江宁路、海防路口，那个十年前从家乡搬来的家。

祖母还是趴在阳台上看，今天她不是在闲看街景，而是在等我。

桌上放着一碗酱油百叶结，爸爸微笑着推到我面前。我说已经在学校吃过饭了，便坐下谈正事。妈妈在里间没有出来，祖母招呼了一下又回到了阳台，他们有意退避，让两个男人第一次平等对话。

爸爸说：“我的问题开始大了。一个当年同事，叫赵庸，你见过的，揭发我在一九五三年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为一位私营企业家说了好话。他当时作了记录，现在把记录上缴给了造反队，成了罪证。”

我问：“这有什么罪？”

爸爸答道：“他们说，这是在解放之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刚刚开始战斗的时候，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所以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顿了顿他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昨天斗争会，给我挂的就是这么一块牌子。”

“他们对你挂牌斗争了？……动手没有？”我没说“打”，选了“动手”这个词。

“没怎么动手。”爸爸回答得很暧昧。

让他更伤心的是昨天当场再一次被朋友出卖的情景。他说：“最可怕的是赵庸上缴记录这个动作，好像既有证人，又有证据，一定有大罪。他又是我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因此他举着笔记本上台时，下面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情景我能想象。

我想了想，说：“必须立即拉回到你当年发言的实际内容。”

爸爸说 ：“我记得，那天是看了报纸上陈毅市长关于团结私营企业家的报告，主持会议的人要我们谈体会。”

我说 ：“那就找出当年陈毅市长的报告，与你的发言对照，揭穿赵庸的把戏。”

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哪儿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旧报纸？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记起，当时好像出版一种年鉴性的政治书籍叫《人民手册》，上面一定有，图书馆也可能有保存。

我想，惟一的出路，就是到我们学院的图书馆动脑筋了。但是图书馆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已经被查封，怎么办？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大多是有“历史问题”的人物，不能教书了，却又懂书，就去管书。在这些管理员中，与我关系较好的是“右派分子”蔡祥明先生。前一阵学院有大字报揭发，说他有可能是“逃亡地主”。

人们说起“逃亡地主”就立即产生了一系列想象，好像罪大恶极的“黄世仁”、“刘文彩”害死了很多“喜儿”之后仓皇逃窜，逃到上海一所大学的阴暗书库里躲着，这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但大字报贴出来那么久，农民造反派并没有来抓他，这是怎么回事？我因为有一个“破产地主”的外公，大致能想象事情的基本面目，很可能是蔡祥明先生的老家有点钱，但他却一直流落在上海。

我敲开了蔡祥明先生住所的门。那是教学楼东边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间，三平方米左右，只能放一张小床。我问起“逃亡地主”的事，谁知他一说比我想象的还简单，他曾对什么人说过，这宿舍太小，家乡房子大。“逃亡地主”就是从“家乡房子大”这个说法一步步“推理”出来的。

我对他说，这事倒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有人顺着这个罪名胡言乱语，因此应该把自己家乡的实际情况写出来，还要把那天关于“家乡房子大”的谈话过程写出来，作为申诉交上去，也算备个案。

蔡祥明说他不会写这种东西，求我帮他写。又说要写这么多内容挺费事，这房间连一张桌子也没有，问我能不能抽时间到书库去写。

这正合我意。我一心想着《人民手册》。

那天我在尘封的书库里给他写好了申诉，他说昨夜反复思考还是暂时不交上去，而且也不知道要交给谁，暂且放在手边，等到有事时再交。我同意他的做法，却早已在东张西望间看到了那一大叠《人民手册》。

我提出要翻翻《人民手册》，他没有阻止，因为这个书名不会给他带来“散布反动书籍”的罪名。他说他要暂时离开一下去开会，一小时后回来，放我出去。

等他走后，我连忙找一个凳子爬上去拿下两本《人民手册》，很快找到陈毅市长的讲话，还摘录了他正面评价中国民族资本家、私营企业家的几段话。

抄完之后我舒了一口气，站起身来重新打量这个书库。

书库本不陌生，但被查封了那么久，今天见到，如逢狱中亲人。这么多亲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没有出狱的时日。其实，没有它们，真正被囚禁的反而是我们。

一小时后，我跟着蔡祥明先生悄悄地离开了书库。三小时后，陈毅市长的话已经写在爸爸的申诉报告中。

我为我的工作效率而高兴。

但是，谁能想到，正是我的这个举动，给爸爸带来了灭顶之灾。

两个星期之后我知道了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

造反派收到爸爸申诉后认为是“翻案”，开了一个小型的批斗会。爸爸又一次复述陈毅市长当年的讲话内容，造反派便大声呵斥道：“你知道吗，陈毅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人物，北京已经开始批判了！”

爸爸完全不知道这惊人的消息，随口嘀咕了一句：“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停——余学文！”一个陌生的声音尖利响起，爸爸抬头一看，是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喊“停”后好一会儿不再有声音，无论是爸爸还是批斗会全场，都在等待。

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在喉底轻轻笑了一下，终于开口。下面这段，是他与我爸爸的问答——

问：你刚才是说，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唔。

问：你过去学过语法吗？

答：学过一点，忘了。

问：“主语”没有忘吧？

答：这没忘。

问：“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这句话，主语是谁？你是说谁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我们。我是说我们大家对陈毅市长都不能过河拆桥，不是专指你们造反派。

问：专指我们造反派倒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我们那么年轻，无权无势，说得上对陈毅过河拆桥吗？

答：我说大家。

问：什么大家？你的级别有多高？

答：我没有级别。

问：一个没有级别的人能对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国务院副总理过河拆桥吗？

答：可能用词不当。

问：你用词很当。你说对陈毅不能过河拆桥，是在说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把陈毅当作渡桥和工具，你老实说出来吧，你究竟是指谁？

答：……

问：触及要害就不吭声了吧！其实你刚才躲来躲去，就是在躲主语，躲要害。既然这样，我不能不在你面前高喊一声口号：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

——从那天晚上开始，爸爸的问题性质变了。

我听了爸爸对这个过程的叙述，头也晕了。“你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也碰不到上层政治啊。”我说。

“不，全连上了。那次批斗大会后，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茂宏揭发，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在路上对他说过，陈丕显打不倒。”

“你说了吗？”我问。陈丕显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一位负责人。

“很可能说了。”爸爸说，“我在广播里听过他的报告，口气温和，也比较实事求是，不像是坏人。而且全部打倒了，这个城市谁来管？”

“你这是瞎操心。”这话我刚说出口就后悔了。爸爸并没有瞎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时候与一位老朋友随口聊天罢了。

“他们说我既为陈毅翻案，又为陈丕显翻案，因此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爸爸说。我没想到爸爸头上已经压了那么多帽子。

这显然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字狱”在现代的变种，可称之为“大批判文化”。这种“大批判文化”一旦与前面所说的“大揭发风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于核裂变。“大揭发”有本事把一丝风影说成铁证，“大批判”有本事把一声咳嗽判成大罪，结果，只要它们一联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为元凶巨恶、窃国大盗、杀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当年同事”突然热衷于揭发，已经使爸爸无招架之力；又不知从哪里闯进来这么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核裂变立即形成。

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灾难之中。

爸爸不能回家了，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才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批斗会每三天开一次，后来觉得内容太重复，大家听厌了，就改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发。这是我一直不想开启的记忆闸门，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怕一时喷泻，连我自己也受不住。但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这是灾难的核心、邪恶的杰作，我岂能避过？

爸爸薪水停发后，单位里只发放“生活费”。当时全国“被打倒对象”的生活费标准是统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币。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个部门订下这么一个数字的，查遍所有的“文革”史料都没有查到。然而，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冤孽般的数字，天天在脑中盘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许是什么人粗粗划定一天一元，扣去四个星期天，变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们算的是单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吗，在当时，很多 “被打倒对象”有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经济来源？

而且，他们真的不知道吗，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饭？

当时在我家，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币需要养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关押处并不免费管饭。那年他四十五岁；

然后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岁；

妈妈，四十四岁；

我，二十一岁；

表妹，也是二十一岁；

大弟，十八岁；

二弟，十一岁；

小弟，八岁。

一共八个人。没有其他任何收入，当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均下来，每人每天一角。再扣去房租和水、电、煤的最低费用，每人每天七分。请当代青年不要误会，这不是指零用钱，而是全部生活费。

爸爸在关押室里天天算这笔账，但他已经失去撑持这个家庭的权力。这个权力，已经落到我这个大儿子身上。

叔叔走了

极度饥饿中的亲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为面对一点儿食物必定会你推我让，谁也不肯下口。

妈妈说，吃过了。祖母说，胃疼。当然全是谎话，连八岁的小弟弟也看出来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只能躲回学院里，吃饭的时候去食堂。“文革”时期中国没有太大的灾荒，学院的食堂里供应还算可以，学生每天花费四五角钱也吃得不错了。但是，我的极限是七分，而更可怕的是，我不能暴露这个极限，要装成与其他同学差不多，这真是难死了。

为什么要装？因为一旦暴露，造反派同学就会立即判断我爸爸被打倒了，紧接着一定是两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抄家、联合批斗。学院的造反派在行为方式上更凶狠，一旦上门，我的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祖母和妈妈，受得了吗？

想来想去，不如争取主动，我和弟弟、表妹一起到爸爸单位走一趟。同时也让那里的造反派看一看，一个被打倒对象的身后还有那么多人要吃饭。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瘦个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点是笑容灿烂，但转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转动，你盯着他看一会儿就会头晕。

我坐下后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脑后墙上贴着“风雷激”三个字，是领袖手写体，怀疑是他们这个造反队的名字。

当时社会上造反队虽然多如牛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如这“风雷激”就满街都是。只有我们学院有一个学生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造反队，叫“独立寒秋”，虽也出于领袖诗词，却能给人留下一些印象。可惜这个名字很难与别的词汇搭配，“独立寒秋战斗队”？“独立寒秋造反兵团”？一出现“队”和“团”，就伤了“独”的味道，于是他最后改定“独立寒秋司令部”，雄壮得一派凄凉。这“风雷激”就不一样了，一见就仿佛能听到喊声喧天。

瘦个子青年见我注意这三个字，似乎感觉到我在询问他们的组织所属，便立即抖了抖他披着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说：“我们是工总司的。”

那件棉布大衣他只是披着，空空的袖筒一晃荡，把别在上面的一个红袖章晃到了我们眼前。其实这袖章在街上也见得到，上印一排正宋体红字，文曰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间印三个手写体大字 ：“造反队”，下缘用黑墨水笔潦草地涂着一个号码。

“工总司”的司令是王洪文，当时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变，谁也想不到他后来能做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副主席，最后又判了无期徒刑。王洪文后面还有一大串当时在上海几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如王秀珍、陈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龙等等，现在记不全了。我相信眼前这个瘦个子青年见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当时这个“工总司”在上海管辖的造反队员已有几十万人，有时还号称几百万人，权大势广，其中任何一个小司令出来都是保镖重重，他，还远没有到可以接近他们的时候。你看这个屋子就很冷清，与我们谈话的，除了他，只有一个毫无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为能见到那个用“语法”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却没有。

“你们属于什么司？”他问。显然是想拉近关系以便谈话。

这一个“司”字，现在听起来容易误会成“司长”、“局长”里那个字的含义，其实在当时特指造反司令部的归属。上海高等学校系统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辖人数也动辄数万。因此在社会上，不管哪个系统，与“司”无关的人少之又少，只局限于“被打倒对象”及他们的家属范围之内。连我中学里那些可爱的老师，开始受批斗，后来很快也都是“红教司”、“上教司”成员了，一个个挂着袖章有点滑稽。有一度，菜场卖菜的，路上扫地的，也都挂着这类袖章。不小心还能遇到一个挂着正宗“工总司”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这个瘦个子青年那样，那就得让开一点，他没准要用一些动作来证明他与这个正宗袖章相称的身份。

刚才那个瘦个子青年一时走神，竟然随口问我“属于什么司”，其实他一出口就发现问错了。我当时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们是批斗对象。”

“哈，这就不太对了，对于被打倒对象的子女，没必要经常批斗，只要他们划清界限就行！”他说着朝我一笑：“你们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造反派头头我们专门去接触过了，政策水平不高，确实不高！”

他不说怎么不高，只用笑着摇头的动作表明，我们学院造反派头头的态度，比他们更苛刻。但我也立即明白，两个单位已经联系上了。

他们去找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没有任何其他意图，只是摸摸我这个人有没有一点造反背景，影响他们对我爸爸下手。

瘦个子青年既然说到了“政策水平”，为了顺势表演，后面的话就更见“水平”了。

“说到——”他要言归正题，说出我爸爸的名字了，这个已经被他们天天在标语上打叉、在批斗时狂喊的名字。我估计他会给我爸爸加一个头衔，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之类，这样一来就能立即显示出他的严肃性、权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许在一个个头衔中掂量吧？

“说到——老余，”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么一个亲切的称呼，我的耳朵很不适应，而他却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动起来了。

他故意又重复一句：“说到老余”，看我一眼，笑眯眯地，说了下去：“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难免会有一些历史问题、反动言行，只要正视历史，坦白交待，革命群众是会原谅的。我们连末代皇帝、国民党战犯都放了嘛，啊？”

他说这些话时尽量压出嗓门里的低音部分，以便靠近他心目中的“老革命”。其实“老革命”也已经被他们打倒得差不多，因此皇帝和战犯也成了他们造反队放的了。

“遗憾的是”，他没有用当时的习惯语式“让人愤怒的是”、“令人发指的是”，而是选用了当时几乎不会有人用的委婉外交辞令“遗憾”，可见也有一定的文化。接下去的话就立即升高了温度：“他到今天还避重就轻，处处抵赖，能推则推，不痛不痒，钝刀子割肉，半天不见血！因此革命群众才把他请到单位里来，好好帮助一下。”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这里房子并不宽余。造反队几个常委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要腾出一间房子给他住，还要再腾出一间给看守人员住，一下子就要两间，多不容易！但我们为了帮助他，没办法。”

这话我有点听不下去，便用问题来打断：“我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嘴角一牵，说：“那就不便对你们子女说了，这是审查纪律。”他显然不希望我们纠缠在具体问题上，因此继续往大里说：“企图搞复辟，就是要让我们回到旧社会去。要知道，在旧社会，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连饭也吃不饱！”

——他万万不能提到“连饭也吃不饱”。我们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看了他几秒钟，想说什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来，看着我们。

我终于开口问那个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见爸爸？”

那人满口答应，但他一直紧跟在一边。我们见到爸爸时，身边又多了两个看守人员。

爸爸萎黄憔悴，眯着眼睛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叫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丝笑意，说：“我不要紧，家里的事，安徽的叔叔会来帮助，你们要孝顺祖母、妈妈。”

说完又是一丝笑意。

最后，他关照我们：“过两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带来，我要穿。”

祖母和妈妈在我这里听到爸爸可能有自杀的企图，急了，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爸爸的单位。

妈妈扶着祖母。祖母的“半大脚”一拐一拐地从海防路弯到江宁路，然后向南，走过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闸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终于到了。那一路没有公共汽车能完全乘到，老太太这是急急风地去救自己的儿子，昔日繁华的南京路，今

夜只剩下了她的脚步。

问了几个人，推了几个门，最后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批斗会的会场。爸爸已经低头站在台上，今天批斗的话题是：“挑唆子女对革命造反派领导施加压力”。

会场已经坐满人，门口一个老头不知道祖母和妈妈是谁，没让她们进入。她们两个就站在会场外面，从一道门缝里观看。这是一个侧门，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观众。

批判者的发言，嗡里嗡里地听不清楚。

她们两个，也不想去细听那些发言了，一门心思看爸爸，看他的神情气色，以及边上的人是否对他动手。

这天晚上还好，只有两个发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推搡了四五下。还有一次，爸爸的脚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脚的脚背去搓右脚的脚肚，被边上一个造反派看见，说声“严肃点！”踢了爸爸一脚，但踢得并不重。爸爸被踢后向前一个踉跄，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跄，引来全场的笑声。

这笑声使祖母和妈妈深感讶异，立即转身去看台下的观众。这一看不要紧，她们看到了阿坚、赵庸、张茂宏，这些“情同手足”的“当年同事”，他们也笑得很愉快。还有不少以前到家里来过的朋友，也在笑。

妈妈这才叹了一口气，说：“这些人心肠也太狠了。他们都知道我家有那么多人……”

“全是奸臣！”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贬义词，却也不小心把他们抬高了。

但是就在这时，妈妈发觉阿坚和赵庸向这道已经展开不小的门缝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应该能够从祖母的一束白发、半个侧脸认出点什么。

妈妈怕再生出点事来，拉着祖母要走。祖母说，她还要与造反派头头论理。妈妈说：“秋雨他们去了一次就这么批，您我再一出场，他更麻烦了。”

祖母一想也对，就气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从爸爸在批斗会上的神情来看，祖母和妈妈估计他最近还不会自杀。她们觉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杀，就不会对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么认真地一一抗辩。

这是祖母和妈妈的一次判断错误。

爸爸这人，即便到临终前一分钟，也会对某个“提法”认真抗辩，这与很多人都不一样。几年前大画家程十发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被批斗时常常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站在一起，根本不听那些批判言词，只是一直低头注视着周先生的脚，心想这双“徐策跑城”和“追韩信”的脚居然并不大，于是耳边也就响起了隐隐的锣鼓声。程十发先生的这种潇洒只属于艺术家，我爸爸没有。

爸爸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样被踢了，而且踢得一个踉跄，也可能无所感觉，他正竖着耳朵在听今天的批斗又有了什么新的“提法”——请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实，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以同样认真的劲头在策划着自杀。他对自己早已无所谓，在意的是这些“提法”将会给我们这些子女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已经看到，这样的批斗，时间越长问题越多，而缩短时间的惟一方法就是自杀。自杀之后必定会有一场陈尸大批判，那毕竟是暂时的，当新的批判对象一批批地挖掘出来，他也就会被人们淡忘。他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在人们对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过，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实在已经活得太长了，因为他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没有活过三十岁，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现在惟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信，不知情况可好。

他自己不敢写信去报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为如果安徽情况很好，去信会是一种破坏；如果那边情况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边一切都好，那么，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点走向人们对他的淡忘。

因此，当妈妈几天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送去。他想穿着这套制服走。

当爸爸在关押室里期待着叔叔的时候，祖母和妈妈也在家里期待。她们商量几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决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饿死了，叫秋雨写，赶快寄！”

根据这个决定，妈妈亲自摸到学院来找我。

妈妈认识我小学的全部同班同学和中学的部分同班同学，却不认识我大学里的任何一位同学。她来到我们学院后到处打听，最后终于经一位外系同学指点，找到了我的同班同学唐乃祥。

唐乃祥安排她在我们宿舍边的一处树阴下等着，自己则与另一位同班同学王建华分头在校园里找我。

当时的校园，更混乱了。

“革命”没有带来一丝一毫期待中的昂扬气氛，无序的结果只能是无聊和无耻。此刻整个学校由谁在掌权已经全是表面文章，角角落落弥漫着一种既残酷又低劣的嬉闹。

前些天传来一个笑话，说表演系一个姓彭的学生拿着道具枪去恐吓古典文学教师陈汝衡老先生，声言革委会已作出枪毙判决，由他来执行。陈汝衡先生哪里能够辨别枪的真假，被那个学生逼到墙角后，突然转身跪下祈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讲述这个笑话的是戏剧文学系的一个青年教师，他笑骂道：“这个老家伙，临死求告还押韵！”

这几句说辞，几乎是中国传统故事中一切不幸男儿的委屈之声、血泪之言。我从那个青年教师的笑骂中快速逃开，暗自擦泪。

记得唐乃祥同学终于找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娘来了”，说完一笑，大家都想起了那段说辞。

我赶紧向宿舍飞奔。走过学院被称为“南京路”的一个热闹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师站在那里示众，口里不断说着“我讽刺，我讽刺……”已经第二天了。我希望妈妈不要为了迎我朝这儿走，看到这个景象。

这位瘦瘦的老年教师已经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且称他“艾克斯先生”吧。这位先生是早年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文革”一来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对象”，每月领取二十六元生活费。那天他突然贴出一张惊世骇俗的大字报，说对于自己这样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个月发二十六元的生活费实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所以不利于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详细列出了前几个月他的每一项生活开销，一算，每月平均只要十八元。

这张大字报如果不是嘲讽，那就是十足的丑恶。但了解这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讽，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扬。

这事使当权的造反派们非常尴尬，“怎么，他比我们还革命？他比中央还革命？”于是只有一个办法，让他站在大字报前面，不断说自己是讽刺。

我反对造反派的一切示众行为，但对这件事，心情有一点复杂。因为万一这位先生近乎疯狂的投机心理得逞，我们全家只有死路一条了。

妈妈总算没有迎过来，静静地站在我们宿舍对门的竹篱下。她不仅看不懂“艾克斯先生”，就连头顶的高音喇叭也受不了。我们学院的这个高音喇叭是有名的，天天口号震天，闹得附近华东医院的住院病人纷纷逃离，闹得整个静安寺地区很不“静安”，何况它现在正悬在我妈妈的头顶。

妈妈畏缩地站在竹篱前满脸愁苦。竹篱上也缠满藤蔓，与妈妈出嫁那天花轿路边的景致相同。竹篱卫护着朱家，竹篱导引着余家，相隔半华里路，一路是花的信息。

此刻妈妈不会有这种回忆，她只觉得嗡嗡喤喤的世界那么陌生，惟有这缠满藤蔓的竹篱有点熟悉，可以短暂躲避，躲避在这里等待她的儿子。

她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是：“阿雨没东西吃了，我知道。”说着把一张早就捏在手里的两元纸币按在我手上。

我不敢问这钱是哪儿来的，只把它挡在妈妈手里。妈妈没再推，也没把手缩回，两只手就这样隔着一张纸币握在一起了。

她很快说明了今天来找我的原因：祖母叫我给叔叔写信，写明家里的困境。“本来我也可以写，但你叔叔太重人情礼仪，不习惯哥哥嫂嫂向他求告什么。你是小辈，说得不合适也不要紧。”

我说：“妈，相信我能写好。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第二天，我就把信寄出了。

过了一星期，我计算叔叔的回信应该到了，便赶回家去。

上楼梯时就觉得不对，只听得两个人的脚步声慌慌乱乱，原来祖母和妈妈都抢着来迎我。

妈妈抢先讲了那句话：“你叔叔没了！”

“啊？”我霎时呆住，脑中一片空白。

“是胃病。”这是祖母的声音，像来自旷远的乱山。

我立即把脸转向祖母，突然清醒，这是这位曾经是十个孩子的母亲的最小一个儿子的失去！但我还说不出话。

祖母又讲了一句：“我已和你妈妈一起去过蚌埠，把骨灰盒——拿回来了。”我以为她会大哭失声，却没有。

当然不是胃病。祖母和妈妈从来不会撒谎，讲半句假话就暴露无遗。我把祖母扶坐在椅子上，捂着妈妈的手到门背后，说：“告诉我！”

妈妈直捷地说，叔叔是自杀。祖母知道当时自杀就算犯罪，决心把我们瞒住。

七十五岁的老太太，亲自坐夜班火车赶到蚌埠厂区内，到处都是打倒叔叔的大标语。

祖母蓬乱的白发，飘拂在她最小的儿子被倒写的名字上。

叔叔只是一个一般的技术人员，不是当权人物，凭什么打倒他？

妈妈哽咽着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到处要抓“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那里地方小，找不到什么权威，就把叔叔算上了，主要是有人揭发他吹捧《红楼梦》，是放毒。

“《红楼梦》？”我背脊发凉。居然是为了这本书，这本他一直不许我阅读，反复说是“太悲苦”的书！

妈妈还在说：“把他押在垃圾车上全城游街，他哪里受得了这等屈辱，回来大声与造反派辩论，说《红楼梦》是一部优秀古典名著，结果被说成态度恶劣，再一次游街。”

“他被打倒后一再抗议都没有人理他，最后只能……”妈妈顿了顿，又说了下去：“是用剃刀割动脉，抢救过两次，但你叔叔是何等刚烈的人……”

对于余家，这是山崩地裂般的一件大事。

没有时间体味其中的强烈悲情了，只有快速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

表妹以女儿之孝，抱着叔叔的骨灰盒到西郊的古北公墓安葬，全家护送。那天爸爸也请假从关押地出来半天；

爸爸立即明白自己已经完全没有自杀的权利。在叔叔的帮助也失去之后，他不能听任全家衣食无着而独自离去，更不能听任祖母在失去了最小的儿子后再失去最后一个儿子。他决心重新在关押地思考，今后怎么办；

我和表妹决定立即向所在学校申请，争取第一批下乡劳动，自食其力；

大弟弟已经十八岁，托人介绍到渔业公司出海捕鱼，可以补贴家用；

妈妈操持家务，抚养着两个未成年的小弟弟。但后来知道，她背着我们悄悄地去从事无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替附近一家电机小厂洗铁皮，成天赤着脚，浑身水淋淋；

祖母双目发怔，看着云天，手上又拿起了佛珠。念的依然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从小听熟了的……

当一切安排停当，我便日日陷入沉思，在沉思中变了一个人。

我的沉思，主要是想重新理解叔叔。

他一生挚爱《红楼梦》，最终也为这本书死去。他像贾宝玉一样为逃离肮脏、寻求干净而远行，但最后却坐上了最肮脏的垃圾车。

为此他宁肯以鲜血来洗涤，洗出一个干净的“太虚幻境”来驻足。正是在这里，出现了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敢和刚烈。

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充分理解他。有一次，随手翻阅颜真卿的字帖，突然浑身一震，赶快回家问妈妈，那次收拾叔叔遗物，有没有见到一本字帖？

妈妈说，那时叔叔的宿舍已被多次翻抄，我们去时连一个日记本也没有找到，哪里还会有什么字帖？

我不知那本颜真卿的《祭侄帖》到哪儿去了，脑中又浮现出叔叔当年在福州路旧书店柜台前微微颤抖、小心轻问、隆重捧持的动作。

当时叔叔并不知道颜真卿祭侄的史实，但我相信初次接触的神秘感应。帖子刚刚打开，一种千年难逢的气韵在向他召唤。后来，他持帖而问、伴帖而行、傍帖而眠，当然早已懂得帖里的一切。

今天，我这个侄儿捧着《祭侄帖》反祭于他，似乎觉得其间有一种故意倒置的天意，一种悲情浩荡的预设，一种英雄人格的反馈。我也因此在游动的墨迹间找到了一种能够阐述他生死选择的精神图谱，听到他在三次割脉后对我的最后嘱咐。

面对毁坏盛唐气象的叛臣逆贼，文化大师颜真卿全家都举起了刀戟。他亲自率兵抗逆，堂弟颜杲卿被逆贼脔割，连遗体残骸都无法完整。侄子颜季明也被杀害，留下的只是一颗头颅。但朝廷对这样的烈士却不闻不问，只得由颜真卿自己来祭。这样的祭文，怎能不大气磅礴、感天动地？

颜真卿撰写这篇祭文时四十九岁。二十七年后，七十六岁的他还在另一个叛将前不屈不挠，壮烈捐躯。

在一个混乱而血腥的时代，一代文宗成了一代英雄，而且还拥有一个英雄的家庭，这实在是中华文化史上最珍罕又最响亮的一页。我相信叔叔对于这篇祭文的很多词句，都会晨昏吟诵。那么，此刻也让我来复诵一段：

…………

土门即开，

凶威大蹙。

贼臣不救，

孤城围逼。

父陷子死，

巢倾卵覆。

天不悔祸，

谁为荼毒？

念尔遘残，

百身何赎？

呜呼哀哉！

吾承天泽，

移牧河关。

泉明比者，

再陷常山。

携耳首櫬，

及兹同还。

抚念摧切，

震悼心颜。

方俟远日，

卜尔幽宅。

魂而有知，

无嗟久客。

呜呼哀哉，

尚饗！

我几次想把这篇祭文翻译成现代散文，但实在无法放弃这种一顿一泣、一步一哭的恸人节奏。里边有些句子，例如“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如能借来悼念叔叔，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上天还为我的叔叔安排了一个更隆重的悼念仪式。

虽然隆重，却很少有人知道。我们默默地隆重在心里。

事情还须回到安徽。

正当叔叔刚烈地在蚌埠三度割脉而死的时候，在同是安徽的太湖县，也有一个与我叔叔同龄的男子陷于灭顶之灾。但他不能像我叔叔那样处置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已结婚，而且有了三个孩子，一家老小都靠着他。

他的学历比我叔叔高，是老牌大学生，整个县城学历最高的人。他遭难的时间也比我叔叔早，是“右派分子”，也就是在我家从乡下搬到上海后不久他就抬不起头来了，到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天天挨批。

平时，他总是向三个孩子封锁自己挨批的信息。但有一天他突然得知，一个声势浩大的“对敌斗争高潮”又要掀起，他和他的妻子，必然要在县城里不断地当街批斗。这还能瞒得住孩子们吗？

三个年幼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挂着牌子、浑身捆绑着被人殴打，会怎么样？

对此他毫无办法。很想先找孩子们谈谈，但每次都开不了口，最后终于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孩子们支出城去。

他想起了自己一九五四年曾以一个抗洪干部的身份进驻过一个叫叶家湾的小村庄，便决定把三个孩子藏到那里去。这事通过一个正好上街来的农民，说妥了。三个孩子也就住到了举目无亲的叶家湾。

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才五岁，有一天在村口遇到一个不懂事的农民慌张地对她说，好像看到她爸爸、妈妈在县城街上挨批斗。小女孩一听便不顾一切地一头撞向那个农民，哭着喊着说是造谣，其实她小小的心里早有疑惑：爸爸妈妈为什么把我们放到这个荒村中来呢？我们来了之后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现在一听，便知真相，但她不愿承认，只能向着那个农民哭喊。

过了很久，传来消息，爸爸妈妈可以接孩子回城了。她连续表演了几夜的歌舞，感谢乡亲们的收留。

多少年后，这个村的乡亲凡有喜事，例如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必然要放映她主演的电影表示庆祝。

她，就是我的妻子马兰。

叶家湾的乡亲都说：“我家马兰。”

当我知道这段往事之后，曾经问过岳父马子林先生：“这么小的三个孩子，要送走，为什么不送到亲戚朋友家里去？”

“怕给亲戚朋友带来麻烦。这种麻烦，对于农民，对于村庄，就不太在乎了。”岳父回答。

“叶家湾连一个远房亲戚也没有？”我问。

“没有。”

“把三个孩子送到这样的小村子里，心里有没有一点害怕？”我又问。

“不送更害怕。”岳父说，“马兰的性格你知道，多么强硬。记得她才一岁多一点，刚会走路，那天看到我回家满脸不高兴，她要为我点烟解闷。当时我抽长长的旱烟杆，用一根长香点燃，小马兰举着长香正要为我点，手却被长香烫痛了。她不哭不吵，只是要把那支伤害了她的长香从香堆里找出来。我们大人不知她找到后会干什么，已经把那支长香藏了起来，小马兰爬上爬下非要找到不可，最后终于被她找到了。你猜她怎么着？居然把那支长香用小脚跺得粉碎，一小截、一小截地碾，连一点儿也不留下。才一岁多一点已经是这个样子，如果到了五岁看到爸爸妈妈受侮辱，那就可想而知。她一定不会放过，她一定拼命。”

“那一定。”我赞成岳父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小孩子看到父母亲被斗被打，很容易产生对社会、对人类的抵触。我不希望马兰他们有这样的抵触。”

这话使我非常感动。

这一对在安徽太湖县城的街道上被口号声、辱骂声包围着的年轻夫妇，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心里所想的一切完全出乎批斗者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想的是：“批吧，我们的子女不在。他们不会来报复你们。”

马兰多年来一直向我打听叔叔因《红楼梦》而死在她家乡安徽的种种情况。她找来叔叔的照片细看，每次都心事重重。

她已经主演过十五集的电视连续剧《严凤英》，并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悼念仪式。这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全国观众投入的程度至今还记忆犹新，说“万人空巷”，并不为过。这就是说，她把这个历史悼念仪式推向了全国，从而确立了自己所在剧种的道义尊严和艺术尊严。

她本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由于这部电视剧，同时被评为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全国观众对她所做的一切，从心底里赞赏。

我叔叔与严凤英只有一岁之差，而且在差不多的时间自杀于同一个省份。叔叔不在文化界，却同样为艺术而死，为《红楼梦》而死。

马兰还要为叔叔做点事。

终于，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首演，轰动全国。

全剧最后一场，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场场如此。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演《红楼梦》！

冬天的斯坦尼

一九六八年的秋、冬之间。

进驻学院的工宣队，分批找即将毕业的学生谈话。

我们班里的工宣队小队长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工人，姓尹，听他自己介绍，文化程度是初级小学，一口常州方言，听起来很吃力。我们的毕业谈话，由他亲自逐个进行，谈话地点，在红楼门前的草地上。

找来谈话的学生席地而坐，他的身下垫着一方印着工厂厂名的旧毛巾。

几个老年女工站在一边，看到一个快谈完了，就急匆匆地到学生宿舍叫下一个。

已经谈了两天，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尹师傅开头一段话，一定是一个通用的开场白。

尹：“你们马上要下乡了，先要做一个毕业鉴定。下乡不要怕，青菜萝卜便宜，一斤要差好几分，一个月下来好几角，我算过。现在最头痛的是要做毕业鉴定。毕业鉴定，这种东西你从前听到过吗？”

余：“我知道毕业鉴定。”

尹：“知道就好。中队里前几天讨论过了，这鉴定要分四个等级。第一等，跟着毛主席革命造反，现在又服从工宣队领导；第二等，也算不错，但是曾经沾到过一个麻烦问题，譬如，有的是运动初期抵制过造反，现在转变态度了，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现在有点认识了；第三等，沾到的问题不止一个，态度转变也不明显；第四等，思想顽固的反动学生。你猜猜看，你是第几等？”

余：“第三等。”

尹：“嗨，看来上下一致，你也没有抵触情绪，这很好。鉴定要做两个月，在这两个月期间，四个等级的学生有分工，第一等级的参加鉴定组；第二等级的参加校内大批判；第三等级的参加社会大批判；第四等级的继续审查、关押。”

余：“什么叫社会大批判？”

尹：“校内大批判针对大家都认识的那些领导、教师，指名道姓，一针见血，你们立场没有转变，做不了。社会大批判就方便了，大家在说什么不好你也去说两句，什么修正主义、经济主义、山头主义，图个热闹，也没人看。”

余：“社会大批判要到校外去吗？”

尹：“那倒不一定。听我们队里的小王师傅说，报社要批判几个毛主席不喜欢的外国人，要我们学校也弄几个人过去帮忙。我听说报社的伙食最便宜，八分钱就能买一个荤菜……”

余：“毛主席不喜欢的外国人？哪些人？是死了的还是活着的？”

尹：“我不知道，听说是死了很多年的。”接着他放低声音嘀咕开了：“毛主席也真会记恨，其实死了也就算了嘛，路又那么远，他老人家又那么忙……”

任他说下去，按当时的标准，真不知会蹦出多少“反动言论”来。我礼貌地打断他，请他告诉我怎么找小王师傅。

胖胖的小王师傅好像有点文化，大概是哪家工厂里的文书或宣传干事。他说：“工宣队一进驻文化单位，全线安静，上海报刊上也就做不出文化题材了，几家报纸编辑想找一些空闲的专业人员，去写几篇评论旧俄理论家别什么、车什么、斯什么的文章。听说表演系有个叫徐企平的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反正也没事，跟着一起去吧。”

对这位小王师傅我必须另眼相看，因为他的语言方式比较接近正常逻辑，而且，他居然把那几个旧俄理论家名字的第一个字，都记住了。

他还在说：“现在谁也不会有心思去碰学术，但你们很快就要下乡，一辈子的事，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碰这些东西了。”

他的这几句话，与当时的通行思路南辕北辙，却让我非常感动。很想重重地握一下他的手，却又觉得自己是第三等级，身份不妥。

我说，我忙于下乡准备，又要鉴定，可能抽不出时间。他说：“没事，有空去晃一下就行。”

离开他之后我独自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心想对啊，两个月之后我就会变成一个最地道的农民，直至终身，青年时代短暂的文墨缘分，就此结束了。

我本来想到文汇报社随便晃一下就走，像小王师傅说得那样，但一到那里，脚被粘住了。

我的脚被粘在报社六楼的阳台上，眼下，正是百年外滩。

外滩当然来过，但居高临下地俯瞰还是第一次，那番宏伟静寂的景象，给了我强烈的震撼。我想，一定是上天知道我要永久地离开上海，便找了一个机会让我站在这里，与这座城市最精髓的部位好好告个别。

最震撼我的是，外滩仿佛根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我知道在下面细细看去，会有不少政治运动的印记，但从上面看下去，高楼依旧，石壁依旧，江水依旧，堤岸依旧，连那座建造于世纪初的外白渡桥也没有丝毫变化，一切都屹然冷然，无知无觉。

早晨，江轮的汽笛声中，一个个还没有来得及梳洗的家庭妇女急匆匆地提着一个小竹篮到大饼油条摊去买早餐 白天，外滩并不热闹，在那里徘徊俯仰的多数是背着大包的外地人；晚上，无论是黄浦江边还是苏州河边，都挤满了一对对谈恋爱的情侣。这一切实在是没有多大改变。附近有这个城市的首脑机构，偶尔会有一些敲锣打鼓的车辆来“报喜”或“表决心”，吵吵闹闹地抹过一笔极左狂热的仓促印痕。但是，对于这种吵闹，沿江的情侣们没有一个会回过头来观看，街边老屋里刚刚入睡的居民也许会醒，却嘟哝一声翻个身又酣然入梦。

我注意了，“文革”给外滩之夜带来的惟一变化，是江边一对对情侣背后会出现一些戴着红袖章、举着小旗子的老工人。他们见到紧紧偎依的情侣，会用小旗子的旗柄敲一敲栅栏杆，随口叫道：“分开点！分开点！”

转过身来回答的必定是那位小姐，用最标准的上海话骂一句“十三点！”美丽的愠怒完全等同于任何时代的上海女人。

这些老工人白天在厂里很可能是颐指气使的造反派，但那只是在厂里，不是在外滩，更不是在外滩的夜间。在外滩夜间，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上海女人美丽的愠怒仍然如雷霆万钧。

一种经过反复调试的秩序，会构成一种稳定；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生态，会构成一种惯性；一种沉淀着文化的规则，会构成一种防卫；一种蕴涵着人性的习惯，会构成一种气氛。这一切，正是上海让一切革命者头痛的地方，也是上海让一切极左派恼怒的地方。他们发现，全城的资产阶级可以低头，满街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很难整治；上海的政治身份可以改变，上海的文化生态却很难动摇。正因为他们讨厌的是文化生态，所以搞起了一场以“文化”为名的革命，而且偏偏在上海发起。那些天，我在上海外滩的夜间，找到了这个秘密。

与窗外的一切相比，报社屋子里的事情就显得非常琐碎了。

报社文艺组的几位编辑找了我们几个比较空闲的专业人士来讨论旧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本是想为报纸弄一两篇文章发发的，我们几个也这么想。后来知道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胡锡涛先生也准备写一篇评斯坦尼的文章，只是不太懂表演，想让我们帮他做点文字准备和专业咨询。他当时已参加市里的一个写作组，地位有些特殊，但我们这些专业人员都不知道深浅。结果，只要一讨论斯坦尼体系，专业人员就与胡锡涛先生对立起来，而且越来越严重。

这事回忆起来十分有趣。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对于造反派声色俱厉的批判毫不在乎，反而对胡锡涛先生文质彬彬的观点如此抵拒呢？原因是，造反派的批判没有进入文明的底线，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对话（包括吵架）结构，而胡锡涛先生的批判话语却在文明底线之内，具备辩论的基础。这就像，有人说你是“强盗”你很难驳斥，有人弄错了你的学历你却会站出来更正。

我从胡锡涛先生那里，第一次近距离地知道了一种“学术性大批判”是怎么回事。那种“大批判”并不骂人，也不像当今的一些大批判干将那样满口脏语恶词，而还是保持着一种外层的理论态势。但是，这种理论态势完全是单向的，根本不考虑批判对象的逻辑结构和历史过程，只按自己一方的预定概念进行断章取义的组接，然后得出一个个危言耸听的政治结论。他们追求“犀利”和“痛快”，其实就是追求在断章取义和危言耸听这两者之间的大胆跳跃。

在见到胡锡涛先生之前，这样的“学术性大批判”文章也在报刊上见过一些，只是因为我们对批判对象知之不深，尚无切肤之痛，而这次胡锡涛先生要评论的却是我们专业范围之内的斯坦尼体系，那就难于承受了。

其实斯坦尼是一个去世已久的外国戏剧家，我们毫无卫护他的必要，更何况在我们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卫护的年代。但是，文化逻辑在当时已成为生命价值的最后一条防线，我们的迂阔劲头浮起来了。

表露在外的事端主要是两个：一是胡锡涛先生彻底“枪毙”了我写的《关于“从自我出发”》一文；二是对立过一阵后五个专业人员很少再与胡锡涛先生讲话，等到我去外地军垦农场劳动之后，留在文汇报社的四个专业人员与胡锡涛先生之间已经互不理睬，胡锡涛先生独自埋头去写一篇叫《评斯坦尼体系》的文章了。

我的《关于“从自我出发”》一文的被“枪毙”，纯属必然。不要说胡锡涛先生，即便换了全国任何一家报刊，在当时也不可能发表这样的文章。我非常喜欢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但因为已经接触过布莱希特的理论体系和中国戏曲的表演美学，认为一个演员仅仅“从自我出发”来表演是不够的，还应该从生活出发，从表演形态出发，文章主要写了这个问题。

我写这么一篇明知要“枪毙”的文章，不是勇敢，也不是反抗，而是对即将永别的文化话语的一次告别性沉醉。小王师傅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可能碰这些东西了，因此故意再碰一下。

碰完，我还想碰点别的，就到报社的资料室去找书。没想到这个资料室因为天天开放，清理得特别干净，连一本可读的书都没有。两位楚楚动人的小姐，管着一大堆剪报。

想到很快就要失去阅读的权利，我狠狠心，干脆把今后最不可能再碰的英文书拿了出来。这稍稍需要有一点勇气了，因为据报纸公布，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不积极参加“文革”而一心背外语，被取消了“毕业”资格。我故意在一片口号声中读英文，当着胡锡涛先生的面读英文，在一辈子下乡的前夕读英文，确实有点“表演”。按照当代的说法，有点“作秀”。但只有我内心知道，这是一个决绝和无望的文化祭奠仪式。窗外，是百年外滩。

其实，胡锡涛先生当时在文化思想上虽然挺左，在人品上却是一个仗义君子。例如，我们几个专业人员的召集人王亚仑先生，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一个进修班的毕业生，当时下放在一家工厂，他班里有一个叫何西明的同学，来自边远地区的小剧团，剧团领导苦苦积蓄多年，凑成一笔款子，叫何西明到上海来买舞台灯光设备，没想到他掂着这笔款子一进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即永安公司），就被小偷摸走了。他是一个工薪极低的人，一辈子也赔不起，更觉得无法向剧团交代，居然要上吊自尽，被人发现后救起。我们从王亚仑先生处闻知此事后，决定集体签名给何西明所在地区的各级领导机关写信，以证人的身份请求由政府免除赔偿。做这些事，胡锡涛先生特别起劲，他并不认识何西明，但每次签名都带头，还到报社的各个编辑室征求签名，因为当时《文汇报》有名，容易获得外地领导的信任。这事后来终于给我们办成了，何西明深表感谢，然后天天在他失窃的柜台前抓小偷，一连抓了十来个。

另一件事是我班一个同学因尿毒症去世，由于我谈起过这位同学的一些情况，那天我到报社报告死讯时，胡锡涛先生立即霍然站起，双眼含泪，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我的这位同学。

我很快就下乡了，握别各位与我一起受尽委屈的专业人员，也与胡锡涛先生告别。此后，这位“左倾”的学人，善良的君子，常常出现在我的脑际，让我想起中国一代文人的人格悲剧。没想到在三十二年之后，读到了他在武汉《今日名流》杂志上对那段往事的回忆。

且引几段——

为了这篇文章（即胡锡涛先生写的《评斯坦尼体系》一文），我在文汇报社顶层熬过了寒冷而苦恼的三个月，我把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几位朋友都得罪完了。但余秋雨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

我“枪毙”了他的稿子，他不记仇，颇有雅量。实际上他写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的稿子不仅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体系的特点和缺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只须删掉一些应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学报上也能发表；但作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个特殊年代就不合格。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坚持学英语，喜看英文原版书。每天早晨，大家刚起床，他已站在阳台上朗读英语。季节已入冬，冒着严寒读英语，可真不易。“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盛行，谁会拼命学英语？余秋雨书桌上所放的一大堆书籍，除了几本鲁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是小说还是戏剧理论书，我也看不懂。我不明白余秋雨为何对英文原版如此感兴趣……

他当时很穷，经常向徐企平借饭票，借了之后又还不出。到后来，徐企平总是慷慨主动支援他。他们两人并不在一个系，关系却很密切，因为都在“文革”初期受过造反派的冲击，都属于“保守派”，共同语言特别多。据徐企平私下向我透露：小余的业务水平在同届学生中最拔尖，戏剧文学系教师都想让他留在系里，但都无实权，实权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小余表面上很活跃，其实他内心很苦闷，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很可能会影响他的分配，影响到他的前途。……待分配的毕业生，没有工资，经济困难的人可以申请补助，一般只能领到十二元。小余家里很穷，他每月领十二元补助，还得贴给家里一半，自己只剩下六元钱，怎么维持生活？

胡锡涛先生的这些回忆发表时我在国外，隔了很久才看到。与许多老人的回忆一样，其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亲身经历的部分，后面很多道听途说的内容就难免以讹传讹、笑话频频了。我与胡锡涛先生实际接触的时间很短，初见面时彼此不认识，没有成见，因此那些最初印象比较纯净。那么多年过去了，几乎再也没有见过他。朦胧中觉得似乎在北京某单位礼堂看电影时匆匆闪过一眼，那也很多年了。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了，估计见面时还能认得出来吧？

读了这些片段回忆，我很感动。因为在读到的当时，我正受到一批嫉妒文人捕风捉影的诽谤。诽谤者们虽然口气越来越大却始终找不到丝毫证据，最后发现只有一点能讲得稍稍具体一点，那就是我批判了斯坦尼，并由此推断我参加了“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能够反驳这项诬陷的人很多。但是，按照常理，胡锡涛先生不可能站出来。这是因为，他如果站出来，必然要牵扯到他当时确实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样一个事实。我和他，既无交往又无交情，他又何苦做这样的傻事呢？

我敢肯定，诽谤者们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他们断定一切有证人资格的人，都不愿去沾染这一些早已被他们搅浑了的远年事件。

但是，他们低估了人们的道德勇气。

胡锡涛先生在“文革”中确实走过一些歧路吧？因此他最能敏感到“文革”灾难的死灰复燃。他冒着危险，拼将自己的余年站出来了。

作为最权威的证人，他主动地发表文章表明，那篇文章完全出自他一人的手笔，与我一字无涉。

谁都知道，当年他写作这篇文章，责任也不在他。但是那些本应为他承担责任的人都已无法出来承担。因此，他今天的承担，是一个“到我为止”的决绝行为，他的身后已没有退路。我几乎能听到他的心声 ：把再多的罪名压到我身上都可以，但只要我活着，就要阻止“文革”式的诬陷。

这是他对历史的一个回答，也是他对人生的一个交代。站在当代的一大批诽谤者面前，他显得那么高贵。

胡锡涛先生在回忆中，有一个细节说错了：我当时已经领不到每月十二元钱的补助。

在“文革”之前，那叫助学金，大致能勉强支付我一人每月在学院食堂的伙食费。但是“文革”开始后爸爸被打倒，我就不可能再领了。当时的一切经济补助都以政治身份为前提，没有一个单位敢给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的儿子一分钱的补助。

那是怎么度过来的呢？

我只能排除一切具体的感觉、图像和场景，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回答：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饥饿。

借饭票，我不止向徐企平老师一个人开口，只是向他借得最多。周围的每个专业人员，王亚仑先生，周康渝先生，何秀文先生，包括文汇报文艺组的每个编辑、记者，褚钰泉先生，何倩女士，路元先生，周玉明小姐，以及很多年后成了我学生的孙东海先生，肯定都被我借到了。另一位因为参与“炮打张春桥”而天天在隔壁写检查的倪平先生，我也借了不少。所有的人，我都没有还过。

“文革”期间的上海，饥饿的现象并不普遍。因此，一切被我借了饭票的人当时一定不会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不可能知道，我背后还有一个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大家庭，而我，那么要面子，必定是饿了几顿才会讷讷开口。

有时，实在饿得抗不住了，又不好意思再“借”，就像胡锡涛先生看到的那样，逃到阳台上大声朗读英文。

正是饥饿，我的饥饿和我全家的饥饿，使我产生对下乡劳动的焦灼企盼。徐企平老师和胡锡涛先生在担心我爸爸的历史问题会影响我的前途，其实我当时觉得最光明的前途只有一条：下乡劳动，养活全家。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对另一位老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徐企平老师。

其实我与他的关系并没有胡锡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亲密，因为在学校里隔系如隔山，再加上师生之分、年龄之差，以前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作为一个真正的斯坦尼研究专家，他在文汇报社期间与胡锡涛先生闹得最僵，彼此很少讲话，但是胡锡涛先生关于我和我的家庭的了解，都来自于他，可见他们两个人除了学术争吵之外，余下来的谈话内容就是我了。

我在胡锡涛先生的回忆文章中看到，徐企平老师每次谈了我之后，都请求胡锡涛先生帮帮忙，能不能通过市里写作组的关系，救救我父亲，救救我全家。须知，这是一个在学术观点上寸步不让的耿直艺术家，居然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年轻学生，在向自己的辩论对手求情！

其实，善良的胡锡涛先生当时也毫无办法，因此在“文革”十年间，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庭始终未能获救。

让我感动的是，徐企平老师从来没有把这一切告诉我。二十年后我担任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多年，徐老师的生活过得并不顺心，却也从未向学院提过什么要求。见到我只是亲切一笑，好像我们从来未曾在艰难岁月相遇。

感谢胡锡涛先生用回忆录让我得知，在我陷于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曾有一双无力的手，一次次向我抛投过援救的缆绳。

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援救，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这正像，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伤害，是被伤害者所不知道的。世事繁杂，时间匆匆，重者隐之，轻者显之，真言如风，伪言如磐，真正知道的究竟能有多少？

读到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后我立即通过学院的现任领导葛朗先生，快速寻找早已退休的徐企平老师。

我为徐企平老师准备了一桌饭菜，人少菜多，他很感惊讶。我举起酒杯说：“徐老师，这是归还三十多年前的饭票，我实在欠得太多了。”

年逾古稀的徐企平老师哈哈大笑，说：“饭票？忘了！”

是的，那些饭票，他当时借给我不久，就可能已经忘记了。

对我来说，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饥饿，二十岁的饥饿。

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我本想找来所有借给我饭票的一大堆证人，与他面对面地召开一个有趣的记者招待会，但等见了他一面，我就取消了计划。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二十岁，油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我心软。

更何况，他也姓余。

临近下乡，我就不去文汇报社了。自己家里本多伤心事，又与同班同学一起张罗了一个追悼会，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让胡锡涛先生流泪的周启平同学。

周启平同学原先在宿舍里与我脚对脚睡。他是一个孤儿，由一位不识字的养母养大，生活艰难，却爱书如命。他节衣缩食地抠出每一分钱来买书，只要听到哪个书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书，不管多远，他都会在课余时间赶去买来。平日逛街，也只为买书。每买来一本，至少成为全班男同学的盛事，争相翻阅，有时女同学也会到男生宿舍里来看看他的书架。那年月好书出得不多，他又受制于经费，一共也就买得半箱子的书罢了。“文革”开始，书店萧条，他也就无书可买，无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病中一度神志昏迷，怒骂世间恶人，清醒时只想书籍和同学，还曾多次托人带信要我去看他。到他临终，他的养母已悲痛欲绝，全由我们同学操办后事。

这个追悼会开得震天撼地，几乎每个同学都把嗓子哭哑了。原因是,“文革”一来，很多同学像周启平同学一样突然成了孤儿，父亲找不到了，母亲也找不到了，现在又要离开书本、学校，投身荒野。哭周启平就是哭自己，哭大家。那天上海龙华殡仪馆里的情景，我们班的同学直到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还两眼发怔。

我为这个追悼会写了一副挽联，高挂在灵堂中间：

父亲何去？娘亲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

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遗书付狂风。

记得我趴在地上用大毛笔写这副挽联的时候，身后已是同学们的一片呜咽。

我的父亲在何处，我倒是知道的。

下乡前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单位造反派说，这个人没救了，居然在关押期间盗窃上级的机密文件！

在隔离室见到爸爸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看了一份造反派遗忘在厕所里的王少庸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王少庸是当时上海市的一个领导，被造反派“结合”进来的一个老干部。

我轻声对他说：“爸爸，只要事情还捏在他们手里，你的问题天天会增加，上一趟厕所也会升一个台阶，由它去。现在的关键是要把全家养活，我听说我们在农场劳动每月会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贴，这就够了，我第一个月就会寄钱来把祖母送回老家。”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爸爸也一声不响，低头看着地面。有了一点津贴，可以支付祖母回乡的路费，但这是小事；此间真正的大事在于：怎么能让七十六岁的祖母一个人回乡！我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是一个足以使我们全家在乡亲间永世抬不起头来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样坚定，全无说服的余地。

我在与祖母细细谈了几次之后，才知道她执意回乡的理由。

她并不了解时事政治，但已亲眼看到，在她最后两个儿子一个屈死、一个被关之后，孙辈的前途都是远离上海。我要去外地军垦农场了，表妹要去安徽的茶林场了，两个小弟弟也已不断地到农村去“学农”，根据当时趋势，以后必然也是上山下乡的命。既然全都发配到各地农村去了，为什么不一起回家乡呢？

她相信，只需经过几年努力，每个孩子都有可能七拐八弯地调回老家，重组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家庭，省得每个人分头在遥远的异地呼喊不应。

她还判断，我爸爸被批斗得那么厉害，即使以后放出来也不会给他一个像样的工作了，那还不如回到家乡与儿子们一起务农。

当这个蓝图在她脑海里慢慢形成，她就为家乡的老屋担忧起来。长年没有人住，老屋已岌岌可危。此刻家里一贫如洗，拿不出修理经费。惟一的办法全在她身上了：她回去，住下，查看，然后动用亲族之情和辈分之威，请村里的后代热心人一点点地补砖、添瓦、换梁、塞漏，最后成为一个可以居住，而且是可以容得下一个大家庭居住的处所。

祖母的这个计划，就我家内部而言，实在称得上雄才大略。她居然要把当初闯荡上海而终于散落远荒的余家子弟，全部召唤回来。然而当时要完成这个计划，没有人能做她的助手，原来有可能帮她一把的我妈妈，现在也为我的两个小弟弟的生计，到处打工，早已忙不堪言。祖母把这个宏大计划，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七十六岁老太太的这次回乡，气势非凡，似有旌旗马蹄相伴。

这也许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后一个灾难时刻吧？祖母要在半个多世纪前自己初嫁余家的房舍里，调动起她最后一点影响力，为余家寻找一条退路、筑造一个归巢。

她要用农耕伦理的大热闹，来弥补伤心都市的大荒唐。

当时的爸爸，思维能力一定远在祖母之下。这不能怪他，一则是，他被关晕了，已经无法作出整体思考；二则是，即使不关，他在这方面也历来赶不上祖母。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历来最怕冷的爸爸裹着那件我们送去的破棉袄，蜷缩在关押室里。破棉袄里边是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他本来是准备穿着这套制服自杀的。现在这个念头已经打消，制服还是穿着，我与他告别时还特地伸手进去摸了一摸。

他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盘算日子，不能为任何一个家人送行。先是表妹去安徽，然后是我出发。等我寄回第一笔津贴，妈妈立即去买火车票，送祖母回乡。前后三次骨肉分离，都下大雪。

妈妈只能把祖母送到火车站，原因是，再也找不到买另一张火车票的钱。但是，七十六岁的老祖母为了余家前程在大雪天独自出行的壮举，肯定把上苍也感动了，妈妈在火车站见到了我中学的同学曹文清，他也上同一趟车。曹文清是去杭州，却在杭州车站为我的祖母办完了转车手续，并一直搀扶到她的座位上。到了余姚车站要下车时，祖母又遇到了刚从上海下放到乡下劳动的远房亲戚朱云楚。为这事，祖母后来一直夸耀：“出门一路，好人一路！”

终于到了。吴石岭的半山以上都是积雪，上林湖的边沿结了薄冰，高地地村子里那间老屋，也正被大雪覆盖。打开冰冷的锁，屋内也是一片雪白，雪花正从梁间漏裂处纷纷飘入。

全村还不知道老太太回来，但邻居几个后生眼尖，先跟了进来。他们也是余姓同族，祖母都叫得出名字，便立即下令：

“志凡，拿笤帚来！”

“桂新，灶间生火！”

三天以后，她一拐一拐，由两个本家的孩子扶着，到吴石岭去上坟。脚下都是残雪，滑滑的；胸口棉袄里揣着一束香，暖暖的。

关闭的窗户

从农场回到上海，没见到爸爸。听妈妈说，他还是关关放放，没有定准。

第二天就去了学院。当年在《送瘟神》的乐曲中走得那么决绝，一再发誓此生不再跨进这个院子一步。今天又一次明白，生于乱世，任何个人誓言都难以兑现。我在学院后门口迟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进去。

每个办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着，每个忙碌着的人我都不认识。令人惊异的是，这些陌生人在办公室里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证明他们早已是这儿的主人。

天气挺热，但每一个窗户都关闭着。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整理运动材料。怕风把材料吹走？怕屋内的谈话声音传到窗外？都有可能。总之，办公楼在并非寒冷的季节把窗户都关闭起来了，政治气氛也就紧张了。

当时的运动，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但闹了这么多年已经很难寻找新的清查对象，因此把我们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回来，像一个“破烂仓库”那么搁着，什么事情牵连到谁了，便随时抽出来隔离审查。

但是，这个“破烂仓库”平日应该搁到哪里去呢？工宣队的一个小头目向我们宣布：挖防空洞。

挖防空洞，光这么说，后代读者一定无法理解这件事在当时的惊人规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一直担心着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会侵略中国，而且他也知道，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打也必然是核战争。核战争的主战场必然是城市，因此，上海必须挖出能容得下一千多万人的防空洞系统，其工程之大，难于想象。

没有那么多工兵，没有那么多工程技术人员，也没有那么多资金和建筑材料，怎么办？用历来习惯的群众运动：男女老少都动手，凿开街道，掀起地板，往下挖，再在地下互相连通。洞壁所需的砖，也由大家分头烧制。整整几年，上海很少有路走得通，很少有街不淌泥，很少有楼不亮底，全是在干这个事。

说是男女老少都动手，其实还有一块很大的例外，那就是“文革”的各级领导和运动主力，都可以不参加。因此，在各所高校经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身体瘦弱的教师们浑身泥水地在壕沟下不停挖掘，年轻力壮的工宣队员却衣冠楚楚地叼着香烟在上面“观察”。

我们挖掘的地点是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稍稍熟悉上海的人都会明白，这是什么地段。一栋栋花园洋房安静地排列在梧桐树阴里，每家花园都很大，推开花园铁门，便是清寂的巨鹿路。巨鹿路不行驶公共汽车和电车，只有极少的小汽车进出，几乎没有行人。偶尔走进去，都要认真收拾心境。走完花园洋房群，向东就是上海著名的新式里弄锦华里，也全是富贵宅第，我高中时候的同学张敏智就住在那里。穿过一条富民路，巨鹿路依然华屋相连，直到现在已经被工人造反派占领的作家协会。

我们眼前的两栋花园洋房，已经没有主人。其中一栋的门廊墙根堆着几本书，都是英文的，我随手拿起一本翻看，是一个英国旅行家写的非洲游记。

我很想知道这房子的主人是谁，现在到哪里去了。只见花园东侧辅楼上有一个关闭的窗户，窗户定时打开，总会伸出一个中年人的头。头发纷乱，穿着睡衣，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很长时间都是如此，好像是个精神病患者。

鹤嘴锄已经撬碎洋房前的花岗石路面，我手上的铁锹也开始挥动。但刚挥了几下，身边的唐乃祥、顾泽民同学停住了，很内行地对我说，我们这么挖下去，会把洋房两道受力墙的墙根掏空，房子就没救了。

我前后看了看说，其实可以稍稍改动一下防空洞的走向。于是我们三人就回复到在农场开垦时的习惯，认真谋划起来。

突然，我脚后跟被谁踢了一脚，耳边传来恶狠狠的声音：“只会偷懒，还不快干！”

我转身一看，只见一个穿着黑布中山装的男人，五十多岁，踢完我之后正准备踢唐乃祥。

“为什么踢人？”我放下铁锹，上前一步。

“我踢啦，怎么着？”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用的是一口京腔。

更惊人的是，他跨出半个马步，摆出了一副准备大打一架的功架，功架有姿有势，好像不是寻常之辈。

这让我犹豫了，倒不是怕他打。自从“文革”开始以来，我很少看到五十多岁的老头那么嚣张。造反派都很年轻，年长一点的至多获得一个“反戈一击”的权利，大多小心谨慎。工宣队里有年纪大一点的工人，但他们只会说上海方言，即便勉强来几句普通话，也说不出这一口京腔。当然，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他究竟是谁？

正在这时，那位给我们布置了任务的工宣队员不知从哪里蹿了过来。一把将他拉走了，边走边大声地向我们嚷嚷：“你们闹什么？这是我们工宣队的钱师傅！”

后来知道，这个钱师傅的出现，还有重大背景。

原来，随着工人进驻大学和文化单位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想在专业问题上对知识分子进行统治的欲望也越来越迫切。

他们发现，光说政治，不说文化，还是管不住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在作家协会那里似乎已经解决了，因为工人造反派里有一批“工人作家”，作家治作家，胡万春治巴金，似乎治得住。但在戏剧学院不行，也派来过几个在工厂里喜欢唱歌、跳舞的年轻女工，以为有了一点“专业”，只是她们一见表演系那些英俊的男生眼睛都直了，颇失工人阶级的脸面，很快调了回去。

正在无奈之时，上海市工宣队配发中心的负责人听说铁路局有一个姓钱的工人是“革命样板戏剧团”某演员的父亲，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工人阶级的戏剧老兵”，可以派到戏剧学院来实行专业领域的统治了。

这，就是那天踢了我一脚的黑衫男人。

他的儿子原是京剧团的一个武功演员，在“革命样板戏”中演了个反面角色。他本人早年据说也曾在一个流浪戏班子里学过几天，没有出道，后来到铁路局的一个部门工作，也不是工人，而是一个低级职员。河北人，没什么文化，全部戏剧知识是知道一些江湖老戏的名目，但听他儿子说，现在这些老戏都不让说了，因此他到了戏剧学院就不知怎么开口了，只能时不时摆一个功架，用京腔说几个短句。多数时间，都一脸严肃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给人的感觉是，今天他所见到的事情，当晚就会告诉他儿子，他儿子明天就会告诉样板戏的音乐总监于会泳，而于会泳后天就会告诉江青。因此，连工宣队的其他队员见到他过来，也会分外恭敬。

这种怪事，只有了解了“革命样板戏”在当时的地位，才会理解。

“革命样板戏”并不是现在年轻人经常可以在电视和舞台上看到的那几台戏，至少不仅仅是。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它们还算得上是几台戏，几台极左、高冗、简单，却又加入了一些不错的艺术技巧的革命剧目，但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就不再是这样。当时在中国，所有的戏剧史、舞蹈史、音乐史、艺术史都被彻底否定，只剩下了这么几台戏，这几台戏又被抬到了政治斗争的第一线，抬到了社会荣誉的最高峰，于是它们不再是戏，而是一个刀戟丛丛的禁苑，一个无理可讲的判殿。

我妻子很多年后在电视连续剧中塑造她的艺术前辈严凤英的形象时，曾仔细查证过这位杰出艺术家自杀的原因。最后发现，严凤英陷入深渊的爆发点是“攻击革命样板戏”。“攻击”的罪证只有一条：她在北京观看《沙家浜》时，说这个戏的后半部分“太长，有点闷”。严凤英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和声誉，应该远远高于《沙家浜》中任何一位演员吧，但仅仅就是她在观众席里说的这五个字，使她遭到毁灭性的灾难。她在自杀前曾到北京有关领导部门求助，但她已经“攻击”过“革命样板戏”，没有人能救她。

我在学术界的忘年之交、杰出的中国戏剧史专家徐扶明教授当年看了“革命样板戏”之后发表了一句口头评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不错，《海港》不太行”，被人揭发，也被加上了“攻击革命样板戏”的罪名，关押了一年多。其实揭发他的那位先生也是一位剧作家，当然知道《海港》在编剧技巧上还没有入门，更知道他的揭发会造成什么样的可怕结果，但他还是揭发了。我不想讨论这位剧作家的人品，只想说明在当时，即便是两个真正的戏剧专家谈论了一下某个样板戏的编剧技巧，也会面临大祸。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民都知道一宗天底下最荒唐的冤案。郊区某镇一个茶馆里有一位农民故事员在讲述“革命样板戏”的故事《智取威虎山》，这本来也应该算是最革命的事情了，哪晓得他的讲述中没有照搬“革命样板戏”的台词，而是稍稍作了一点比较有趣的发挥，便认定是“歪曲革命样板戏”，逐级上报。最后的判决是张春桥作出的，实在让人毛骨悚然：枪毙。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狭小的感知范围之内，至于全国有多少近似的悲剧，连想也不敢想了。现在那几台“革命样板戏”又以“现代革命京剧”、“现代革命舞剧”的名义到处演出，甚至演到了台湾，据说还颇为轰动。许多晚会上也会频频出现其中一些唱段，有的演唱者还是“文革”期间“革命样板戏剧团”中的原班人马。

这可能体现了我们时代的宽容，但我想，时代也应该宽容巴金老人这样的说法：直到现在，白天听到几句样板戏晚上还会做噩梦。

我爸爸直到去世前，只要在收音机里听到样板戏，他一定立即关掉。如果是在电视里看到，而同时看电视的还有很多家人，他会站起身来，走到另一个房间，还把房门关上。因为这些唱段不管多么好听，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永远是恐怖之音。

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革命样板戏剧团”里的那些主要演员。我作为一名戏剧学者，当然很清楚在那场政治灾难中即便是得宠的演员也只是工具，本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也不必承担什么政治责任。但是，近几年看到他们之中一些人一再在电视访问中把自己说成是受尽委屈的艺术家，又觉得过分了。戏曲演员可以不懂宏观政治，却不可以没有最起码的同情心。在你们这小小的一拨人享尽人间尊荣、出入如同国宾的十年间，不必说全国人民，只说你们所知道的全国数十万同行在哪里？在干什么？当九州大地没有一个角落不响彻你们演唱声的漫长岁月，他们在发出什么样的呻吟？当然，严凤英不是你们逼死的，故事员不是你们枪毙的，徐扶明也不是你们关押的，但你们应该知道，逼死严凤英、枪毙故事员、关押徐扶明的政治势力，与哄抬、呵护、打扮你们的政治势力是同一批人，而且，是出于同一个理由。

那年月我曾多次听过“革命样板戏剧团”演员的报告。不听不行，是政治问题。他们的报告倒也不像当时别的报告那样充满大批判的火药味，而只是不断重复一种受到江青“无微不至关爱”的幸福感。由于报告者是演员，总是声音洪亮、字正腔圆，使幸福更加幸福。但是，又由于他们缺少语言控制常识，表述失度，使很多听报告的人都以为他们时时能够见到江青。这当然不是事实，但他们在那灾难岁月享受着旁人求之不得的安全，却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拥有的安全系数，甚至高于当时的左派领导人。那是因为，这几台戏已经成为爆发文化大革命的象征，而这些演员的形象，也就成了一种政治图腾。

这种超安全的地位，很快构成了一种别无选择的权力文化。全国文艺工作者在经历了所谓“攻击革命样板戏”的铁血恐怖之后终于获得了特赦式的恩赐：移植样板戏、宣传样板戏、研究样板戏、描绘样板戏、拍摄样板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生存之路。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标志之一是上海居然拥有四台样板戏，占了全国全部样板戏的一大半。上海这几台样板戏的音乐总监于会泳很快又成了国家文化部长，这届文化部长的权力，远远高于历届其他文化部长。由此，上海全部文化活动的重中之重，便是声势煊赫、直达天庭的“样板戏文化”。

我觉得，上海文化从原来的开放宽容走向后来的自闭排外，有好几道负面门槛，而嚣张十年的“样板戏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道。

由此，我不能不对上海戏剧学院略表自豪了。在当时笼罩全国的“样板戏文化”中，以西方戏剧文化为主流课程的上海戏剧学院已经看不到专业前途。江青显然是鄙弃话剧的，又传说毛泽东主席从来不看话剧，他把没有唱腔、做功的话剧看成是“开会”，说他白天开了一天会，不能让他晚上再开会。这在当时就意味着，话剧死定了，上海戏剧学院也死定了。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自救，那就是投靠样板戏。例如以样板戏作教材，请样板戏演员做教师，或者，以样板戏精神来排演一些革命话剧。做这些事并不难，毕竟都在戏剧领域，稍稍移步即可跳出险境。然而奇怪的是，这个学院的任何派别、任何部门，都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难能可贵的一致。

五四运动以后接受过西化教育的一代新文化人在创办这所学校时所制定的国际性、经典性、实验性标准，已经成为一种遗传和惯性，居然在灾难岁月中也没有完全消解，这真是令人惊讶。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契诃夫、斯坦尼、曹禺已深入骨髓，要上海戏剧学院的师生们弯下腰来去朝拜样板戏，几乎没有可能。

于是，工宣队想把那个样板戏演员的父亲当作重磅炸弹来轰一轰的企图，也完全无法实现。

这个院子太熟悉一个配角演员的父亲对戏剧的意义，因此黑衫男子只不过是黑衫男子，没有构成威权，甚至没有引起注意。这在工宣队看来，就是资产阶级教学制度对于无产阶级文艺的冷漠和抵拒，他们当然气不过。黑衫男子踢我一脚，还准备踢其他人，是发泄积怨。

挖防空洞一段时间后，那个给我们布置任务的工宣队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内，说：“听说你的业务水准最高，从明天起，每天劳动结束后写一份挖防空洞的劳动进度简报。这位是邵师傅，”他指了指边上一位秃顶的工宣队员，“给你在文字上把把关。”

我以为他不说“在政治上把把关”是为了减少我的政治压力，谁知那位秃顶的邵师傅真的要在文字上来纠正我，而且只在文字上。第二天他在大庭广众之间大声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昨天你写的简报，有六处语法错误，四处修辞错误，要改一改……”其实那份简报顶多只有三四百字，不到一页。

我等他一一指出后点点头，说：“按你的改吧。”心想，他们多么渴望在专业领域完成占领，今天且让他完成一次。

这个秃顶的邵师傅看我这么谦虚，态度立即变得和气。他关上门，轻声告诉我，他因家贫没读完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后来在工余时间还看点书，翻到过一本谈语文常识的小册子。他好奇地问我：“你们这些大学里的高才生怎么会犯那么多语文差错呢？”

我想告诉他，语文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套子。如果当作套子到处套，就会发现满世界都是错误。但当我抬起头来发现他的目光中充满了自得，只好自嘲地引用了当时的一句熟语：“不是说，读书越多越愚蠢吗？”

他笑了，说：“不要太灰心，你还年轻嘛！”

以后好些日子我天天听他讲“语文差错”，实在受不住了，便动了一个不太厚道的脑筋，心想我的同班同学荣广润脾气特别温和，比我更有忍受力，让他来替我抵挡一阵吧。主意一定，便找到秃顶的邵师傅说，我的语文差错给工宣队带来那么多麻烦，于心不安，因此隆重推荐在这方面成绩比我好得多的荣广润，来写劳动进度简报。

“比你成绩还好？”秃顶的邵师傅有点惊讶，又有点兴奋。

“是啊，比我好多了，尤其在语法和修辞方面。”我说。

“那就让他来试试吧。”邵师傅立即憋足了劲，准备对付荣广润的语法和修辞，狠命“咬文嚼字”一番。

几天之后，荣广润哭丧着脸向我直摇头，说：“全是你干的好事。”

我央求他：“你千万要耐心顶住。”

直到很多年后才明白，我当时的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倒不是对不起荣广润，而是对不起文化。

任何带有颠覆心理的文化骚扰者总是竭力装扮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判官形象，以此来抢夺颠覆权力。对此我们不应采取不屑理会的游戏态度来讳避。据说戏剧大师周信芳先生对于各种政治陷害不予抗辩，有一次却对一个专来批判他在演唱方式上有诸多差错的造反派狂徒怒喝一声：“去！”

“文革”后期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考教授”运动。一大批工宣队员、造反队员一定要考出个“高贵者最愚蠢”、“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读书越多越愚蠢”的结论来，全都翻着《赤脚医生手册》考医学教授，翻着《学生小字典》考国学大师，据说也考出了成百上千的“常识错误”，教授们受尽屈辱之后，终于投以鄙夷，投以呵斥。

这些老人都比我勇敢。

对于那个秃顶的邵师傅，我本该站在文化的立场上训斥他几句的，压一压这个失学狂汉的无知，他又能怎么样？可惜我放弃了，真有点悔恨。

当初倒不是怯懦，而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条应该守护的文化防线。

情况似乎悄悄有了一点转机。

林彪事件后，很多在“文革”初期打倒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都逐步解放了，恢复了工作，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一度被批判的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外交上又出现了一系列突破……

有一次我回家遇到爸爸，想起从农场回来后虽然已经见过几次面都还没有长谈，就问：“爸爸，我去农场几年，你还好吗？”

他说：“你走的这几年，我的思想倒是有不少提高。”

“爸爸——”我慌张地看着他，怕他说出受造反派帮助而转变立场的话来。

他没有在意我的眼神，低着头继续说：“我发现以前相信的很多东西，都错了。比如阶级斗争，总以为真像报上说的那样非常严重，现在我做了几年打倒对象才明白，这是幻想出来的。我在隔离室里，不管是喝水还是看报，不管是叹气还是咳嗽，不管是脚步轻一点还是重一点，都算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听他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说：“这是造反派的招数，永远是捕风捉影、剑拔弩张。”

“不！”爸爸否定，“我不是在说造反派，而是在说我自己的过去。我们单位革委会结合进来两个原来也打倒过的干部，思想路数也与造反派差不多，只是不打人罢了。”

“你是说，被造反派打倒过的干部，思想路数也可能与造反派差不多？”爸爸的这个反思让我惊讶。

“差不多。”他肯定地说，“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都左。”

记得在农场时魏主任问我与学院造反派对立的原因，我想来想去，只能说是行为作风上的分歧，而不是在什么根本主张上。这是我的切身体验，可以印证爸爸的反思。

“是啊，”我说，“如果有一个造反组织，不打人，不抄家，不给人戴高帽子游街，比较讲道理，我也有可能参加。只不过，如果我们审查人，会比较重视证据。”

“不一定。”爸爸又一次提出了否定，“只要整人的风潮没有停止，什么都是证据。”

他的这句话，我当时没有完全听懂。

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问：“你自己的问题究竟怎么样了？”

爸爸一时呆住。

“现在形势变了，他们还在说你有什么问题？”我继续问。

“大概还是反对毛主席吧。”他说。

“怎么反？”我问。

他又一次顿住，然后喃喃地自言自语：“是啊，我怎么反的呢？怎么全忘了？”皱了一阵眉头，说：“好像与陈毅有关。”

“毛主席都参加陈毅追悼会了，你为陈毅讲话有什么错？去找他们！”我怂恿着。

没想到一星期后见到他，他沮丧地告诉我：“没用。”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去找过了，现任领导查了“文革”初期的批判材料，说：“你过去影射毛主席对陈毅过河拆桥，现在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证明没有过河拆桥。怎么能给你平反？”

这种逻辑，一切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很熟悉。

门窗还是紧闭着。

但是，外交的门窗却开出了一条不小的缝。传来消息，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还要来上海。

真的来了。二月的一个下午，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学院挨到南京路的一点尾巴，工宣队要严格清理校园，分批轮流值班。在这种情况下住在校园里很不自由，我嫌啰嗦，就回家了。

回家一看，爸爸、妈妈都准备出发，我只能独个儿待在家里。

爸爸作为“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控制，这是上级文件的精神。他反正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被关押，早就习惯了，也不用做什么准备，正坐在一边等妈妈。他单位在南京路，妈妈也要去南京路，可以一起走。

妈妈为什么去南京路？说起来有点逗人。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路边两旁那么多房子的窗口有没有阶级敌人活动？当时的中国，动辄就搞全民防范运动，这次是让大量不住在南京路沿街的居民去占领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妈妈去，邻居每家也都要抽一个成年人去，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如果尼克松车队经过的是我家门口的路，那么该是南京路或其他路的住户来进驻这里了。

我问妈妈：“他们要你们防范什么呢？”

妈妈说：“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说是一要防范有人向尼克松的车队开枪，二是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美国特务。”

爸爸笑了，说：“第一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国宾；第二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敌人。”

妈妈说：“还规定了，三分之二的窗关闭，三分之一的窗打开。我幸好分在关闭的窗里。”

我问：“为什么说幸好？”

妈妈说：“打开的窗子里还要安排人挥手，很麻烦。规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挥大摇，因为他们是美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爸爸问：“那怎么挥？”

妈妈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作过示范，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高兴，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这个标准练习起来。妈妈说：“你不用练，你的窗户一定关闭。”

正说着，阳台下有人在喊妈妈。我伸头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妇女已经集合，还夹着一些老年男人。喊妈妈的是一个白发老婆婆，大家都叫她“外婆”，是居民小组长。

爸爸、妈妈下楼了，我在阳台上看着。只听“外婆”在说：“你们两个都去？太好了，我们正愁人数不够。”

爸爸说：“我还有别的事，只是顺路。”

我暗笑，心想，“别的事”，就是去关押。

爸爸、妈妈上路了，为了尼克松。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车队是怎么经过南京路的呢？尼克松本人和他的随员对南京路有什么观感？

我都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我的命运，我爸爸、妈妈晚年的命运，都将与此有关。

尼克松来后才几个月，顾泽民同学心急火燎地来通知我：李小林同学的妈妈得了癌症，赶快到武康路去！

李小林的妈妈，就是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文革”开始以后巴金先生承受的每一个打击，都会加倍沉重地打在她的心上。她怕丈夫承受不住，不得不敏感地睁大眼睛，勇敢地挺身而出，温柔地费尽心思。一年又一年，她完全累垮了。七月份确诊之后，由女婿祝鸿生驮在脚踏车的行李架上一天天去医院，祝鸿生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不到一个月，已经接到病危通知。

当时巴金先生正被羁押在郊区奉贤的“五七干校”劳动，多么想请几天假来陪陪临终的妻子。但是，请假总是不准。那只能靠李小林来为父母的最后相聚而奔走了。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工人作家被说动了，但是，一到工宣队负责人手上又被卡住。那个满脸冷漠的负责人听李小林说完紧急情况，只是懒懒地说一句：“他又不是医生，回来能做什么？”

这是一个不在乎人间生离死别的铁锈年代，这是一个不知道临死之人除了见医生之外还想见见亲人的冷血群落，这是一个不明白家庭本义和伦理责任的卑琐权力……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巴金先生终于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作家不想活了。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活了。

此后不久又去看李小林夫妇，祝鸿生指了指隔壁房间，说：“今天老人家放假一天，在休息。”

于是我们轻声说话。

不久，突然传来低闷的四川口音吟诵声，才几句，又停住了。

李小林说：“那是但丁，爸爸在背。”

我转头看去，房门关着。

隐秘的河湾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这两年。这两年，一般被称为“两个凡是”时期。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先生提出的指导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四人帮”已经倒台，并开始清查，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使历史变得暧昧，“文革”到底结束了吗？

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却有很多朋友来访。他对他们，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陈毅、陈丕显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 ：“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却想借此对这位真正强硬的尊长作一种保证。我估计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就在这个期间，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厦见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车文仪，原是海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四人帮”倒台后，他随海军最高负责人苏振华接管上海，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职务还是新职务，大家都叫他车部长。在一场涉及全市的清查运动中执掌指挥大权，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我家当时住在江宁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厦要搭乘19路无轨电车，再走一段。

出家门见隔壁一位同龄人与我客气地打招呼，这在几个月前还不可能，因为他是工宣队员,而我们家是打倒对象。

居民委员会办的黑板报里，上面有一排“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是用红油漆写的，还在，但底下用粉笔写的两个口号“粉碎四人帮，批判邓小平”，后面那个已被路人用手指头涂花，只能勉强辨认。

19路无轨电车开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气都爆，那么挤的车，难免谁踩了谁，谁撞了谁，于是就互骂。骂的结果总是一样：先由一方恶狠狠地提议到下一站停车时下车打一架，叫“对开”，对方当然高声同意。对于这种决斗，其他乘客都抱着热烈鼓励的态度。如果互骂几句还没有达到这个结果，周围往往一片怂恿；“对开！” “对开！”

两个人在车站下车后对打时，车子会停一阵，不是等他们打完上车，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让满车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饱眼福。

只有在发现提议“对开”的对手是瘦老头的时候，这方的态度才会缓和下来，因为代代相传，“路边瘦老不可惹”。当然不是为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极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上海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很值得称道，那就是不能在车上“对开”。公开的原因是怕伤及无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如果有两个年轻人在车上打起来了，全车都瞧不起。这种风气全市普及，使车上显得很安全，不必担心横拳飞掌擦面而过。

我当时乘公共汽车最感担心的，是怕车上有窃贼。不是我怕偷，而是怕他们偷了哪个人后整个车子开到公安局，每个乘客被搜身。这会耗费很多时间。

这样的事情，当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经无法想象，但在那时，却是家常便饭。如果车上有一个人突然尖叫一声：“售票员，我的皮夹子没了！”接下来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里边有多少钱？”售票员问。

“十元！”失主回答。

“好，每站不停，开分局！”售票员立即作出了决定。他所说的分局就是某个区的公安分局。

车上有几十人，在那贫困的年代，大家都觉得这十元人民币是一笔财产，对车子不停站直开公安局毫无异议。这车上，很可能有即将上课的教师，手握大把门票的运动场管理员，急于开刀的医生，但是，没有谁想到要阻止这个行动。

如果有一个乘客对此稍露不满，哪怕是说 ：“老娘有病，在家等我”，全车的目光都“刷”地对准他，把他看成是试图逃脱的窃贼嫌疑犯。

于是，每个人都要装扮出坦荡从容、满不在乎的表情，到公安局接受搜身。在伸起双手来的时候，还笑容满面。

所有的人只想着表白自己没有偷，不仅对自己和别人的权利、尊严毫无兴趣，甚至对于真正的窃贼也没有气愤。如果这事发生在夜间，车上几个聪明人就会向售票员提议，把车厢的灯关闭一下，让那位错拿了别人皮夹子的先生有机会把皮夹子扔在地上。这种提议很容易通过，等车灯一闭一开之后，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脚下有皮夹子。这是提议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还是别人扔的，谁也不感兴趣。因此，在这样的事件中，大家也不存在捉拿窃贼的意识。

有的只是自我洗刷。

这样的事，在19路无轨电车上经常遇到，因为这路车的起点宜昌路和终点提篮桥，都是当时的贫困地区。

幸好今天没有遇到，否则，不知拉到普陀分局、静安分局、闸北分局还是虹口分局，赶不上车部长约定的时间了。

但是，由于在车上想到了上海人的围观起哄心理和自我洗刷心理，我对正在开始的清查运动担忧起来。

不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浑身的精力，车部长一见面便称赞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论文。我说，原文会更好一点，被人改了。他说，在那种形势下还写学术论文，是一种勇敢。

谈话刚开始就被电话一次次打断，后来他干脆把我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在他接电话的空隙中交谈。一听就知道，电话多数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本人打来的，这天他俩在反复通报着一些正在从北京调入的高层干部的情况。

从交谈中得知，他对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了如指掌，并备加赞许。是谁告诉他的呢？我好奇地询问，他神秘地说：“我有多头情报。”

我首先猜测是海军方面。由于老朋友张攻非的关系，我在十年间结识了一些海军高级官员，就连后来担任过全国海军参谋长的安立群将军，那年月也总是把吉普车停在我们秘密聚会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条陋巷口，与我们一次次讨论着在风声鹤唳的寒冬间的行为选择。而车部长，正是来自海军。当然，“情报”也可能来自我所在班级里的一些高干子弟，也可能出自车部长他们接管上海几个月来的调查。

他这天找我，是问我对上海宣传文化系统清查运动的意见。

我说：“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运动？”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说：“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运动看来是免不了的了。”

我说：“那就要请您紧紧掌舵，不要放过真凶首恶、重大事件，但必须警惕有人胡乱指控、颠倒轻重。我已看到大量让人担心的迹象。我们国家有一批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

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

他说，这算什么职务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后担任什么，我们从长计议。

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就不再吱声。

最后握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谁取的？那么有诗意？”

“不识字的祖母。”

不久之后车部长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内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作客。他的书房满壁图书，面对小小的草坪，我们坐着喝茶闲聊，他已把我当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会在他的书架前站立一会儿。那是典型的中国干部藏书。比较堂皇的是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历年的《人民手册》，这些加在一起，已经占了书架的绝大部分。车部长与其他干部不同，还加了一套《鲁迅全集》和《辞海》（未定稿），证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点。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点、全一点。这种谈话今天回想起来还十分享受，却是任何在正常情况下生活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了。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乱反正，理应果断解禁，但像车部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因此要一部一部“过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尽管这种见面是迟早的事，但总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然后，麻烦的事情就来了。一些戏曲片能不能立即开放？例如越剧《红楼梦》和黄梅戏《女驸马》，还有一些新进来的外国片如《音乐之声》，是内部放映，还是公映？所有这些简单问题的难度全在于，批判文艺作品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封资修”最强烈的，是毛泽东主席。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欢《红楼梦》。记得这部片子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其他很多传统作品，要开放也必须获得解释。我发现，对车部长他们，要听的只有政治解释。有一次我把几部作品解释为“在封建主义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听很高兴，觉得找到了一种说服别人（主要是说服比他更大的领导而不是一般观众）的“理论技巧”。后来我还听他多次在大会上作过这样的解释。

说完这些事，他会顺便问一下：清查工作怎么样？他对此好像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一些重点的清查对象早被市里隔离，面上的清查在他看来只要“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车部长，我觉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两个阶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后期的批邓，至于中间那一块，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情况很不一样。现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邓，有可能产生是非颠倒。”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他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这两件事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们一定要谨慎。触及毛主席，怎么也不行！”

他看我有点沮丧，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既拒绝了造反，又拒绝了批邓，所以对这两件事特别敏感，这可以理解。但这两个口子一开，牵涉的面就大了。就说我吧，包括我们这次一起到上海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批邓。至于造反，也很难说没参加。部队里的是非是看跟谁，但一开始不管跟谁，都以造反的名义。”

有一次见面，我发现他情绪奇特，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问我，有没有听到上海民间的一个传言：“车文仪，车文仪，把上海的文艺‘车’走了！”

我问：“什么叫‘车’走了？”

他说：“就是说我用大车把上海的文艺拉走了！上海没文艺了！全是我的错！”他说得有点激动，然后还轻声补一句：“真不像话，在别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着说：“电影、戏剧、书籍都开放了，看还看不过来，怎么能说‘车’走了呢？”

他说：“是几个作家说的，其实是说我没有给他们发奖、拨款！”

“作家？”这让我有点奇怪。

“还是革命作家，部队来的，”他说，“资格比我还老。”

这下我就知道他生气的原因了。上海有一批资格很老的革命作家，在他们眼里，车部长至多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来上海，按礼节也应主动拜访这些作家，表示尊敬。于是这些作家有了一种“心理预设”，认定车部长必定站在他们一边。然而问题是，这些作家互相之间十分对立，在“文革”中虽然一起受难，但也有互相揭发的事端，到了“五七干校”劳动，也曾互相批判过。他们都有大量证据证明对立面作家在“文革”中丧失了立场、出卖了战友、伤害了文化，于是纷纷把材料送到车部长处，结果，车部长只能两头灭火，得罪两头。我听下来，他也有一点个人倾向，但正是这种个人倾向，引起了另一拨人的强烈反弹。反弹的方式是以资格老的革命者身份来训斥资格浅的革命者，外带以一个著名作家的身份来训斥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怎么受得了？怎么不委屈？

“他们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车部长说，“自从清查以来，我这儿收到揭发他们‘搞腐化’的材料就一大堆，都什么年纪了，见一个要一个！我昨天还收到一份揭发，说那个作家骗女孩子，光自己标点符号的稿费就够经常请客吃饭的了。你听听，把写作当作‘搞腐化’的资本了……”

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明白了。在当时，这三个字就是借指淫乱事件，十分通用。甚至司法文告、干部处分决定上也这么写，直到很晚才被诸如“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等提法所代替。

其实在民间，分不清词语的褒贬，连“正当”的关系也算。我曾看到一个中年人的有趣回忆，当年他与未婚妻谈恋爱，一度手脚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只能在正式登记之后！”

今天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当然是指非正当的。他的由衷愤怒使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清查运动实实在在有点走歪了。即使不算生活作风问题，仅从政治节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革”十年间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总体上是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剥夺阅读权利和写作权利的可怜群体啊。

他找我倾诉，证明他个人对我的信任。因此，我明知他不愿意听，还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我说：“车部长，其实这些作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也是被迫无奈。因此说来说去，还是要算‘文革’的这笔总账。清查的大方向，应该……”

车部长知道我会说什么，立即把话插了上来 ：“今天不谈这个了吧。”

但我还是很不识相地加了一句 ：“说真的，据我的观察，清查这样搞下去，有点近似于瞎子摸象！”

“什么？瞎子摸象？”他立即不高兴了。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说的这个成语为什么会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他，因为他后来在几次报告中都反复提到：“有人说，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请问，谁是瞎子？谁是象？”我甚至感到，这四个字，就成了我和他中断友谊的关键所在。

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拿起墙角的热水瓶，给我的茶杯加水，又给自己的茶杯加水，一直不说话。

他从受老作家奚落的委屈中走了出来，又恢复了部长的尊严。过了好一会儿，他用冷静的口气说 ：“‘文革’再有问题，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上海的清查不是没有大方向，一是要清查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二是要清查反对周总理的言行，三是要清查与‘四人帮’牵连的人。”

按照语言逻辑，我本想说，这里所说的“反对”、“言行”和“牵连”都太宽泛，缺少限定。作为政策实施，至少要举例说明。但看他的脸色，我没有说。

那天告别，彼此都有点矜持。

我知道责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 ：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文革’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

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的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文革”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号，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

从农场回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五分钟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我点头。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由于从那封集体签名信到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扑朔迷离的方式出现，我顿时在人们的窃窃私语间名播远近。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文革”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才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

“你啊！”他说了声，摇摇头，不再说话。

看得出，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

也看得出，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言论？”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这种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专案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十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缓冲”。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我还以为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我有点担忧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隔墙有耳。”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应该负很大责任？”

“这些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说出口。”冯岗先生说。

“那么，你估计，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我问。

“这要看中央今后有没有新提法。凭我的经验，不太乐观，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的另一句话倒是可以辩解的，辩掉一点好一点。”他说得非常知心。

他所说的“另一句话”，也是由一个人揭发，又由他帮我“启发”出来的，就是我曾在一个场合上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更多的是思考。”这也被上纲为“反对毛主席”。

“怎么辩解？”我问。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毛主席，该怎么办。”他说。

我感激地点点头。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谈话，我总是要在他面前大骂那个揭发者，边骂边观察他的表情，借以来判断揭发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测的人。他只是不断重复：“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终于有一天，冯岗先生把我找去，不关门，一边故意大声地说：“你也太骄傲了，连这样的报告也不听！”一边用手推给我一张纸条：

×××同志：

昨天下午的毛选五卷辅导报告和学习动员大会，余秋雨中途离场，到结束还没有返回，整个过程都没有请假。他的这种态度，与他平时的一系列言论直接有关，我建议进行严肃的教育。

纸条下端，有一个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二十几年后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频频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为不想从我的笔端写出那三个字。

当时，冯岗先生像是不经意地点了点那个署名，又用手指弹了三下。署名下面的日期，是几个月前的，那正是我被宣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的时候。

冯岗先生说：“骄傲很害人。军人作报告，知识分子中途离场，能不发火？你是两项揭发并发，才出了问题。 ”

这下我愤怒了。那天下午的事我还记得，听报告时我右边坐着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陈先生，不知怎么他突然吐血，我和一位叫奚启新的年轻人一起把他扶了出来，本来要送医院，陈先生说这是老毛病，家里有止血药，我们两人就相扶相持把他送回了家。那时还没有出租汽车，换了两路公共汽车才到他家，赶不回来听报告了。让我气愤的是，那个写纸条的人就在边上，完全知道我们为什么中途离场。

由此，我也大致推测到了他突然被重用的原因。

我对冯岗先生说：“你终究会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

冯岗先生平静地答道：“你几岁？我几岁？”

当时的我，不怕受难，只怕受气。

不像现在，连受气也不怕了，甚至连气也不受了。

那天从冯岗先生的办公室里出来，我显然是气坏了，满眼都是一个镶着已经发出铜绿的金牙齿的似笑非笑的瘦削面影。

他沉默寡言，满脸老实相。你如果拿着他写的那一叠揭发材料去责问他，他一定先表白是“响应党的号召”，没有个人恩怨；然后再谦虚地声明自己很可能听错、记错，诚恳欢迎被揭发者指正。最后，他希望你也能揭发他，大家一起正视历史，轻装上阵。

听起来句句有理，但正是这样的平淡言词，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无数血泊荒坟。

人一被气愤所裹卷，就很难注意周围的一切，我突然发现，已到家了。是怎么上车、下车、买票、换车的呢？竟全然不知。

抬头看我家二楼的阳台，依然是那丛蓬勃的夹竹桃。祖母没有像往常那样，站在那里看街景。

想起祖母，我觉得应该平一平心境，便不进家门，先到昌化路、安远路绕一大圈。告诫自己，绕圈时决不能去想金牙齿的事，把气愤在小路上甩干净。

绕完圈，我笑眯眯地上楼，见祖母，叫一声。祖母正在叠衣服，先应声，同时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去叠衣服。但她的头又猛然抬了起来，叫我的小名，让我走到她跟前，看着我。

我口气轻松地问她叫我有什么事，她轻轻摇了摇头，说：“不对，你今天有心事。”

这怎么看得出来呢？她刚才只扫了我一眼啊，于是我问。

祖母说：“你的心事我看不出来。我只看到，今天你有点硬装高兴。这就有事。”

祖母这么说具有充分的权威性，因为她一生面对过太多的灾难，又抚育过太多的子女，最清楚从孩子们的脸上读出灾难的最初消息。当年，我的伯伯、叔叔、姑姑们遭受危难时也会强装着笑容来看望她，她太熟悉这种笑容，所以一逮就着，岂能逃遁。

——仅仅想到这里，我心头的堵塞就去了一大半。我至今所承受的一切，哪能和此刻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这位女性相比？她，活在世上八十五年，仿佛就是专门来领受灾难的，于是也仿佛是专门来嘲笑灾难的。她亲自送别过几乎所有的子女，只剩下我爸爸，而我则是爸爸的大儿子，注定要继承她一辈子领受灾难、嘲笑灾难的命运。

我有能力继承吗，看我这副满心愤怒却又不知如何对付的没出息样子！

“其实前几次你回家我已经看出来了。”祖母说，“我不问。你们的事我也不懂。懂也不问。因为烦心事不能多说，说一遍就长一分，帮了它。”

我点头，真像是在倾听金匮秘语。

“遇事只往底里想。”祖母说，“它到底能把我怎么样？真的怎么样了又能怎么样？能关我吗？你爸爸关了那么多年，也过来了。能饿我吗？我们全家饿了那么多年，也过来了。别的还在乎它什么！”

“只是有点气。”我已经说不响亮了。

“我知道，气恶人太恶，气世事不公。其实都没有什么好气，恶人当然会恶，世事从来不公。最大的不公，你气都没法气。你看我十个孩子死了九个，都死在我前面，我去气谁？”

很雄辩。

“要不，还去乡下躲一阵？”祖母开始为我设想办法了。

我说：“这次下不去了。有人说我反对毛主席，我要是躲到乡下，会被抓回来。就像前几年，我能躲到奉化山上，爸爸就不能，他们会来抓。”

“那又怎么样？”祖母还是那口气，“他们也说你爸爸反对毛主席呢。我算过了，到了阴间，毛主席最生气的就是他们。他一定会亲自审问：为什么要凭空造出那么多反对我的人，败坏我的名声？”

说到这里祖母笑了，我也笑了。

冯岗先生还是经常找我谈话，派人来通知的时候非常严肃，等我到了之后把门一关，便耸耸肩，给我做一个愉快的表情，几乎不再谈清查的事情。

“我女儿昨天讲起你‘文革’初期对抗造反派的一些事情，真不错哦！”他说。

改天，他又告诉我，他家对窗的邻居是我中学的同学，叫张敏智，一个中学教师，一有机会就向他打听我的处境，非常关心，还对我的人品作了种种保证。在政治运动中为中学同学作人品担保，也真够冒险。

看着这位白发苍苍、衣冠不整的老人我一直在想，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也有爱憎是非，却又如此谨小慎微，为什么？他当时的地位，已经比那些翻云覆雨的人物高，为什么不与他们针锋相对？一度，我甚至对他也有点生气。

有一次，他在我面前自语似的嘀咕，像是作了解释：“搞运动就要鼓励揭发，鼓励揭发就无法提防诬陷，诬陷一旦落实成文字，再大的干部也没有办法帮你抽掉，这好像已成为规律……”

我问：“历来的这种运动中，有没有惩处过诬陷？”

他说：“很少，几乎没有。”

老人的内心，比我还悲观。

写作组系统的另一位老人比他乐观，那就是老资格的哲学家姜丕之先生。姜先生作为老干部也翻阅过揭发我的材料，一天在一个弄堂口拉住我，说：“相信我，你没有任何问题。”说着他举起了有伤痕的右手大拇指：“解放战争时我在山东老区受到审查，拴着大拇指吊在梁上。后来事情清楚了，我用这只手写黑格尔《小逻辑》阐释。”

相比之下，一些没有太多运动经历的年轻人勇敢多了。有一次在食堂排队，我前面隔着一个人恰好是那个镶金牙齿的揭发者，他正在与另一位清查组成员谈话，边上突然冲过来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在我身边站定，憋红了脸大声对我嚷嚷：“别怕，余秋雨！我已经知道真相，‘文革’结束了，看他们还能胡闹多久！”

她的声音如此之响，使整个食堂一时为之寂然。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她叫赵锦绣，不知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

其实赵锦绣我是认识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我正好又被关进了上海虹桥医院的肝炎隔离病区，她也在。记得那天早晨在收音机里听到哀乐后，病区里各种职业的病人哭成一团，包括一些没有文化的环卫工人在内。因为在当时很多中国人心目中，表情温和的周恩来的离去，是中国最后一个希望的离去。我记得当天验血，不少病人连GPT指数都上升了，一个姓吴的护士拿着一叠验血单一边翻阅一边擦泪。

我当时想，这些病人和护士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却那么急切地在每一个政治老人身上搜寻着任何一点希望，中国人真是可爱又可怜。

这时突然传达通知，上海严禁各单位的一切悼念活动。我、赵锦绣，还有静安区一位叫赵纪锁的老干部，三人听了传达后只说了一句“我们是病人，怕什么”，便立即在病区底楼的一个仓库里布置灵堂，组织全病区举行隆重追悼会，由赵纪锁先生主持，我致悼词。

我能够推测，禁止追悼活动的命令并不是针对已死的周恩来的，而是怕“死人压活人”。但是我们，在苦难的大地煎熬了那么久，已经不怕什么。

事后，我还独自把病床搬到灵堂隔壁守护，以防有人来拆除。我相信这很可能是当时全上海惟一公众性的周恩来灵堂。这件事，当年虹桥医院第六病区的所有病友和医护人员，都不会忘记。

那天赵锦绣在食堂里的大声嚷嚷，帮我下了一个决心。我决定像那次在医院里组织追悼会那样，继续壮胆抗争。就从那天开始，我不间断地向北京的中央领导机构写信，反映上海清查运动中出现的投机分子和是非颠倒，呼吁彻底否定“文革”。我说，只有否定“文革”，才能全盘改观。如果仍然以捕风捉影的“反对毛主席”作为清查的第一标准，到头来只能是“文革”初期造反派在所谓“誓死捍卫”口号下一系列极左行为的重复。

这一大堆信，我想直到今天，中央的信访办至少还应该保存着登记目录吧。当时为了防止意外，我把其中一份底稿以给李小林同学写信的方式藏在她家里，心想她父亲巴金先生已经平反，会比较安全。

历史，终于走上了正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两个凡是”结束了，“文革”终于被彻底否定了。

清查组在我的问题上不知该如何收场，只是谈话的口气变得越来越温和。“攻击毛主席”改成了“议论毛主席”，不久又改成了“有错误言论”，过几天又改成“说过几句不妥当的话”，后来干脆不提了，只说大家都有问题，让我“反思一下自己的其他问题”。

一天，清查组里一位平日十分寡言的谢先生轻声对我说，晚上到他家去一次，还把他家的地址抄给我。

那天晚上我刚敲开门，他就一把拉我在沙发上坐下，满眼诚恳地直视着我说：“中央精神有变，你的话没有错。那两个人正在找台阶，证明清查你是正当的。找到你的两篇学术文章，一篇写鲁迅的，一篇写胡适的，每个字都在啃，啃了几个月，还没有啃出问题……”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我的清查结论呢？”我问。

“这就是我今天找你的原因。他们原来搞你的材料全部作废了，写不出任何一条问题，现在把球踢到了我这里。我和几个比较正派的清查组成员商量，还是由你自己写几句吧。”他说。

“没有问题就说没有问题嘛！”我说。

“那也得由你来写，我们表示同意，再叫老夏看一看。你的事我给老夏说过，他说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他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就很多。我建议，你就如实写几句，有没有问题别人自然会看出来。”显而易见，他对我充满善意。他所说的“老夏”，就是他们的临时组长，早年与江青熟识，“文革”中被隔离过一阵。

但是，我心中充满不平。我说：“老谢，什么时候了，他们居然在查我的那两篇学术文章？他们也不看看年代，那是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政的年代写的，当时敢于写学术文章，还署了我自己的真名，本身就是在对抗大批判！他们自己写了那么多造反、批邓的文章反而不查了？这真是历史的颠倒。”

老谢说：“你的不幸，是车部长亲自决定审查你的。他倒是讲了你很多好话，但后来却撒手不管了。现在，车部长和市委书记苏振华他们在‘两个凡是’上出了问题，都调走了，清查组的人都忙着撇清与“两个凡是”的关系，忙着在找自己今后的工作。他们这次算是又滑过去了。”

根据老谢的要求，第二天我就写了一份自我清查。共分三条，抄录所留底稿如下——

自我清查

“文革”十年，我受尽批判，历经磨难，家破人亡，却仍能抵制造反，抵制批邓，殊为不易。但心中也有很多愧疚，尤其是对父母、亲友救助乏力，至今深自谴责，不便与外人道

也。

近两年接受清查，清查的主项问题，现已有中央文件证明我为正确，毋庸多论。另外曾被清查人员感过兴趣的，是下列第一项。其他两项虽然算不了什么问题，却一直使我感到不舒服，因此不妨作为教训提一笔。

一，我曾帮助在外地农场一起劳动过的“难友”──残疾人沈立民先生，从邮局转寄过一封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当时分管工业的市政府领导马天水。我和那些不认识的车间工人们都没有预料到他几年后会犯政治错误。从中得出一个教训，虽然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是人民的权利，但最好不要投给我们不了解的领导人；

二，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但在复课后有一次却对自己所在学院表演系编的一份台词教材，提出过不恰当的口头意见。我误以为那份台词教材的“绕口令”有点低俗，可能是“工宣队”插手了，其实是误伤了与我关系十分亲密的教师；

三，在我生病其间，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青年工人请求我从文字语法上帮助修改一篇谈《红楼梦》的极为幼稚的千字短文。我推不过，在病床上花了大约十分钟时间修改了一下。后来这个青年工人得知我因帮沈立民先生寄信的事情被审查，也紧张了好一阵。由此得出教训，此生作为教师，只能教书，不能改文。只要在别人的文字上一落笔，什么都扯不清了。

十年教训，略如上述，敬祈指教。

两天后，老谢告诉我，我的清查结论就写了这三条。但我的文字“太幽默”，可能会作些修改。我说，要修改可要征得我同意。但后来再也没有回音。

二十几年后，当年的揭发者，那个金牙齿在上海《文学报》再一次向广大读者揭发我当年曾经被他清查，还说保存着“材料”，全国一片哗然。我一时警觉，拉着一位政法记者一起转弯抹角终于找到了“两个凡是”时期金牙齿等人的组长夏某，当面质问当年他们搞的“材料”的去向。夏某老衰，支支吾吾说全部上缴了，又反反复复地说我的好话。后来，我又继续查缉，穷追不舍，终于，有关领导部门和司法机关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花了不少周折，在一个角落查到了当年夏某他们上缴的所谓“材料”，有关我的，还是这三条。他们读了几遍，不知所云，瞠目结舌。但我估计，我的文字一定被人改坏了。因为后来据看过这份“材料”的几位负责人告诉我，既看不出任何问题，也看不出任何幽默。

就在我当时以轻松口气做“自我清查”之后不久，北京一位叫张云义的军人一连几次来上海找我。他是当时北京一位副总参谋长的女婿，代表国防科委的王素之将军，动员我到军队工作，去北京。

这事使我很惊异。原来，王素之将军一度曾到上海领导过清查工作，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回北京后对我的政治判断和为人态度越来越有好感，执意要调我。

张云义先生说 ：“你受了很大委屈，但‘两个凡是’的问题在上层人事上比较复杂，考虑大局只能向前看了。军队调你，立即给你一个像样的级别，正团级，就是为你恢复名誉。”

听了这番话我被王素之将军的负责精神感动了。他只是来过这么一段，也没有再过问后来的事，却一直记着，尽自己所能，给一个远方的年轻人返还公道。

我对张云义先生说 ：“请代我谢谢王老，但调我却不必了。现在我已找到岗位 ：为中华文明的重建做点事。在这个岗位上，是否恢复那种名誉，并不重要。”

此后，张云义先生还来我家四次，他们调我之心一直未泯。

张云义先生一再警告我：“中国文人里最让人恶心的就是那些揭发专家，揭发过一次就会揭发一百次，因为除非你永远默默无闻，否则他们总会为过去的揭发感到不安全，所以一辈子不放过你。还是离开上海吧。”

我说：“你这么说我更不走了，历史还能听他们摆布？”

就这样，我留在上海了。

然而，我早已不想和那些揭发专家憋气。

我很明白，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只是社会一小角。“文革”中受难的很多家庭，地位更高、落差更大、灾祸更深。

这就是我们脚踩的土地。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集体隐疾。

所谓集体隐疾，就是文化。

我们的文化本不应该这样。

我义无反顾，向文化走去。这次出发，与我报考大学时对“文化”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

个人的名誉确实已不重要。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

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举动，近似破釜沉舟。我让自己在屡屡传言中形象模糊，以便让仕途成为陌路。

这就是说，我让自己的文化行为，失去文化以外的退路。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与所在学院的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一起到湖南长沙招生。中南地区几个省的考生都要赶到长沙应试，我们从接受报名到设考场监考、口试，忙了好一阵。那次招到了一批很优秀的学生，但说来悲凉，居然已去世好几位。

学生之一的黄见好，后来以“伊妮”的笔名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但几年前突然给她相亲相爱的丈夫留下了一封不明不白的告别信后，不知去向。她家人和诸多社会机构找了好几年，都不见踪影。连所有的寺院都找遍了，估计已不在人世。但为何离开，至今无人能说得清，据说与得了一种病症有关，但那并不是绝症。她丈夫至今还没有停止寻找，一路带着她的那些著作，著作扉页上印着，作者“受业于余秋雨教授”。

与她同班的另一位学生黎奕强毕业后表现卓著，已出任广州市粤剧院院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谁知有一年除夕驾车带儿子回广西梧州的老家过年，夜色中坠入一处断桥河谷，父子两人都未能生还。

我至今还记得口试他们时的一问一答，还记得毕业送别他们时的依依情景。我一直以为，灾难结束在我们这一代，我再忍辱负重，也要让学生们过上好日子。

那年去招生住在湘江宾馆一座现已拆掉的老楼内，我与范民声、王家乐两位一起住一小间，既拥挤又简陋，为的是替学院省钱。那天，我们三人正在闲聊，有人敲门，笃、笃、笃，估计是考生，便大叫一声“进来”，只见急急推门走进一位老人。

我奇怪地定睛一看，立即起身：“车部长，是您！”

车部长早已调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与几年前他所在的上海市委执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点关系，当然比在上海寂寞多了。不知道他从哪条管道知道我来了，住在这里，居然准确找到。须知我当时还籍籍无名，他在湖南的工作系统不会因外地来了几个招生的教师而向他汇报。

“我有多头情报。”这是他对我疑问的回答，与我们首次在上海大厦见面时一样。

我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介绍给他，他一一握过手后转身看了看我们住的这个小房间，看得很仔细。

这种拥挤状况对他这一级别的干部来说可能已经相当陌生了。他似乎由此觉得我境遇不好，便找了一个床边坐下，关切地问：“你的事，我后来没时间过问，现在一切还好吗？”

说着他瞟了一眼范、王两位老师，在犹豫要不要在他们面前谈过去的事。

“我现在专心教书、写书，算是回家了。”我顺手指了指两位老师，把重音放在“回家”两字上，表示我们亲如家人，尽管说。

车部长一笑，说：“我倒是几次想起你最早对我说的话，能不能只搞清查，不搞运动。这不容易做到。我们党，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我说：“事实又一次证明，这样的运动一定会搞乱，甚至颠倒。”

车部长说：“颠倒只能一时，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我说：“问题是通向公正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例如，我当时突然被清查，他们一定向您汇报过，一是我议论了毛主席，二是我给马天水打了小报告。议论毛主席的事现在不用说了，可您知道不知道，那个小报告，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

“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车部长有点吃惊。

“他们批评的对象，只不过是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

“而且，信是从邮局寄的，谁也不认识马天水和他的秘书。”

“邮局寄的？”

“我只是帮了一位残疾人的忙，这算什么小报告呢，居然一闹两年。”我说。

“嘣！”车部长一拳砸在床头柜上，还骂了一声粗口，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吓了一跳。本来我还想讲讲与这位残疾人的关系、讲讲当年在洪水中以身体填堵堤堰决口如何冻僵、又如何被他用手掌搓暖的往事，见部长已经发怒，不再火上加油。

以后几年，我经常接到湖南文化界的讲学邀请，一次次去长沙。车部长一听到消息必定主动来看我，我们又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用十几天时间为湖南戏剧界的朋友讲完《戏剧审美心理学》和《现代艺术精神》，就告诉前来看我的车部长，岳麓书院必须保护。

“岳麓书院我去看过。是毛主席、蔡和森他们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革命传统纪念地。”他说。

我说：“其实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朱熹在那里讲过学。我这次去，发觉那里只说现代革命，不提朱熹他们……”

“朱熹，是那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吧？”车部长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就笑了：“对，先保存，再评价。”

说完岳麓书院，我又随口提议这个省还有一些曾经被整惨了的老一代戏剧理论人才，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举了一位叫金式的先生和另一位姓唐而现在忘了名字的先生，作为例子。

几天之后再一次见面，我又向他转述了一位姓李的诗歌评论者告诉我的种种生平委屈，希望他能予以帮助。他在小本子上一笔一笔地记下了这位李先生的名字。

正说着，文化厅的朱静民先生进来了，他看见车部长坐在我的房间里已经很吃惊，没想到车部长顺着我们刚才的话题对朱静民说：“我们湖南，再也不准任何人去整文化人了，不管以什么理由！”朱静民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顾点头。

车部长突然转过脸来看着我，放低声音问：“那帮人还缠你吗？”我说：“暂时没有太大的动静，只有一个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分狼狈，连找一份工作都很困难了，在一家图书馆打杂，却老是在外省的现代文学研究圈里散布一些谣言，说我曾被他清查，问题严重。让他说吧，我才不理呢。”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了，找我！”车部长的这句话透露出一种军人豪气，洗刷掉了我心底对他的最后一层抱怨。

我在内心感谢之余，却也明白，身处现世，靠谁的保护都不管用。你看，从车部长开始，有多少长辈想保护我、为我说话啊，但都没用。结果，阴错阳差，他们还可能不经意地伤害了我。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去，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那么反过来，真正能伤害你的，也是一样，自己的选择。

长辈们无法真正地保护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有发言权的那个灾难未必还

会重现。新的灾难以什么形态出现在什么地方？完全不知道。

在学生们面前我也算长辈了，却完全无法预见他们将会遇到什么灾难，因此也无法把他们，例如黄见好和黎奕强，保护好。

原以为渡过那隐秘的河湾后一切都会挺直、畅亮、欢快，其实根本不是。正像幸福是一种接力赛，灾难也是一种接力赛，而且两条跑道往往合在一起，不分彼此。我们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给下一代讲述过去的灾难，因为灾难并没有结束在过去，更没有结束在我们身上。他们承受的灾难，很可能比我们承受过的更凶险。

我只希望，下一代的灾难，不要像我们这一代遇到的那样带有如此宏大的群体性：群体性承受，群体性制造。

有人敲门

一九八七年二月的一个下午，我浑身疲惫地回到上海。

把行李放在门口地上，摸出钥匙刚要开门，脑后传来隔壁苏北老太响亮的声音：“回来啦？刚刚有两个传呼电话，叫你的！”

我谢过她，进门，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不想起来了，真累。管它什么传呼电话，先让我憩一会儿。

看到床下有几个西瓜，我知道，这是爸爸踩着脚踏车驮来的。他掌握着所有子女家的钥匙，这是他的一大乐趣。爸爸那么大的年岁，把西瓜驮到这里已不容易，还要一个个从楼下搬上来，真不知多么劳累。

由此想到，我很久没有看望老人了。

轻轻的敲门声。

一听就知道是对门的宁波老太。她从苏北老太的嚷嚷中知道我回来了，但必定要等到苏北老太进屋关门后才出来，因为她是苏北老太臆想中的“老妖精”，大家都不想见面。

我开门，宁波老太塞过来两张纸条，说 ：“传呼电话的单子我替你收下了，一连两张。”她的声音很轻，与苏北老太完全相反，明显的弱势。

我连忙还给她替我代付的传呼费，边道谢，边看那两张单子，上面都写着同一句话：“下午立即来系办公室，有重要事情。”

“下午？”这就是说现在必须走。应该先打一个传呼电话过去问问什么事，但到传呼电话站一看，有七八个人排队，都是等着打电话的。我摇摇头，赶紧去挤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与往常一样挤，车站上专门有两个身强力壮的退休工人，负责把最后几个乘客推塞进车门。推塞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力气把吊挂在车门口的那几个乘客的背部、臀部的肉一寸寸地压进车门，像在压制一方最密实的大肉饼。

我听到车门已在我背后“砰”的一声关上，于是前面刚才还在往前挤的诸多肉体一下子弹了回来，全部压到了我身上。胸口快要窒息，我艰难地扭过头，从前面一个胖子的背脊窝里腾出鼻孔，呼吸一口。

太累了。

这次外出，又是考察傩戏，为了洗去笼罩我心头的学术羞耻感。

照理，那个时候我不应该产生学术羞耻感。由于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的强力推荐，我在从未做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已破格晋升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以及国家文化部系统内最年轻的所谓“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明明四十岁了还被一再排列为“最年轻”，而且全国报纸也纷纷这么报道，可见大家自动把在灾难中耗费的岁月删除了。这很有讽刺意义，但更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别人不知道，那就是：正当我的那些学术著作给我带来种种荣誉的时候，它们的重大缺漏也已经悄悄地暴露在我自己眼前。

我作为《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的作者，怎么可以不知道，原始形态的演剧方式傩戏、傩舞还在现今中国很多边远贫困地区保留着呢？傩人已老，余留不多，我只能风餐露宿地加紧寻访。寻访过程中我发现，这正是当代西方格尔道夫斯基、彼得?布鲁克、理查?谢克纳、马丁?艾思林等人早就开拓的“戏剧人类学”、“人类表演学”的天地，而我对这个理论天地还相当陌生。

我还自以为补足了世界和中国的戏剧史论，怎料这些史论转眼就显得那么传统和狭窄！我还能被人称之为“最年轻”的什么什么吗，居然年轻得那么衰老？

那天晚上我在安徽贵池山区的刘村观看农民的驱煞春傩，演至半夜，那些参加演出的农民要吃“腰台”，相当于平常所说的消夜。但与消夜不同的是，“腰台”本身也是整个仪式的一部分，吃完再演到天亮，因此把半夜当作了“腰”。“腰台”是几锅肥肉，一筐馒头，两坛烈酒，演出者们卸下面具，吃将起来。我也挤在中间吃了几口，发觉演出者们刚刚卸下的面具已被其他青年农民戴上，在田埂间飘然远去。周围的人告诉我，吃过“腰台”后，有一段时间是人人参演，整个村庄、田埂都是舞台。我一听兴起，也抓起一个面具追随而去，与村人一起在村口燃火驱煞，在村内挨户祈福，似真似幻，似主似客，很快忘了自己是谁。

当第一声鸡鸣响起，我才想到必须去赶早班江轮。江轮码头不近，要走一段山路，我怕在这晨光未露的荒野间遇到什么，便手握一枚尖石，准备随时自卫。走到半道上还真遇到了一个早起的行人，互相看见时，我哼曲，他咳嗽，都为壮胆，等擦肩而过，才一起回头，对视一笑。

到了码头，人山人海，买票上船后并无插足之地，我好不容易在船尾甲板边找到了几个箩筐外面的一个空角，把脚伸在船舷外面能够勉强“危坐”。已经几夜没有好好睡觉，但此时看着江水头脑还是非常清醒。我觉得，除了傩戏的材料需要补充到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之外，我的整个学术研究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了。

那彻夜的傩仪，那朴拙的锣鼓，包括身后这拥挤的人潮，为什么离书斋著述那么遥远？书斋著述可以修补文化，但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永远地旁征博引吗？书本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如果大家都钻在书本里，那么，又该将这苦难而神圣的大地置于何处？

我想，我的书斋著述已经太多太多，应该从事实地考察了，或者，应该从事社会实务了。

我想，在中华文化比较像样的时代，总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从政；而在中华文化比较沉寂的时代，文化人中一批成为政客或文痞，一批则躲进书房，独善其身。

我知道，离开书房，风险很大，但总应该有不怕风险的勇敢者。我要以老一代学者难于想象的行动，来开拓新时代应该有的文化风尚。

——这么想着，心里产生了一种喜悦。八年前我也是在江轮上下决心独自攀登学术殿堂的，八年后，同样在江轮上，我又下了独自出走的决心。这条江，长江，对我太重要。以后有关人生的大问题，都要放到长江上来思考。

这次想好了，回来，先好好睡一觉，然后把傩戏的那篇研究论文写出来，算是一个了结。接下来，我就要从书房出走了。怎么出走，还不知道。

一切计划都会被打破，你看我一回家又必须挤车去学院了。去学院，很多事情很琐碎，例如有好一阵子，往往是我们系的一位老教师为了在他的朋友面前显示他能领导和差遣多少青年教师，要我们去陪坐的。他私底下对我们很客气，但一有老朋友在场，总要板起脸来对我们说：

“小余，上次要你整理的材料完成了吗？”

他关照过，在这种场合，不管他问什么，我们都要答应。尽管他永远不会整理任何做学问的材料。

“快——快完成了，”我表现得虔诚又惶恐，“只不过第一百零八章后面有几条拉丁文注释我不认识，要请您老师过目……”随口讲了一百零八章，当然是因为想到了《水浒》。说拉丁文，没有理由。

他慈祥地点点头：“青年教师一头的学术研究任务，你帮我管一管。你们的表现，我会及时向系领导汇报。”

说完，他会用含笑的眼神看着他的朋友们。

当然，这是一年前的事了。近一年来事情有点变化，他的有些朋友已经读完我的那四部学术著作，他没有读过；而我，也不大适合再开“拉丁文注释”的玩笑。

换了三趟公共汽车，终于气喘吁吁地推开了系办公室的门。没什么人，只有一位姓栾的女秘书在。

小栾说：“要你到上海音乐学院招待所，去见一位文化部来的领导。”

“什么时候？”我问。

“立即。”小栾说。

“与谁一起去？系里谁带队？”我想一定是开座谈会。

“系里只有你去。”她说。

“那么其他系里还去谁？去哪里集合？”我又问。

她说不清楚，要问学院办公室。拨电话问完，她告诉我，全院也只去我一个人，要自己找去。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招待所。按照小栾告诉我的房间号码敲门，见到了一位文质彬彬、气度高雅的长者。他叫方千，国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长。

当时高校的招待所实在太俭朴了。这间房子里有一张塑料皮包的沙发，弹簧都露在外面了，不能坐。方千司长有点胖，坐在一张木椅子上很不舒服，不停地变换着姿势，这使谈话变得很随意。

他要我谈谈对学院领导班子的看法。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上级领导机构总要经常向群众征求意见，只是没想到这次是司长亲自征求，而且一对一谈话。

我想，在这种场合不要信口开河地伤着了谁，而且我也确实不太了解情况。便说，自己一向忙于教育和学术，连系领导也见得很少，对院领导只有一般印象。例如，已故的苏堃院长很好，现任的何添发书记很好，有一位院长当了不久就被你们文化部突然撤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方千司长把椅子向前顿了顿，立即毫无忌讳地向我说了原因。这种领导层的事，对我这个群众也这么坦率，我有点惊讶。为了回报他的信任，我也就说了一条意见：“上级向高校指派领导，至少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在苏堃院长和何添发书记之间，还派来过一位书记，他的文化程度就太低了，有一次在会议上居然与我争论，硬说现在是十九世纪，理由是现在叫一九××年……”

方千司长笑了，说 ：“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文化部决定先在你们学院做试点，在全体教师、干部、职员中做民意测验，看大家最满意什么样的人做领导。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已经悄悄地测验了三次。”

我暗自一惊，心想这期间我只要有空就到外地考察傩戏，一次也没有赶上。

“三次民意测验，名单完全一致，我们心里也就有了底。”方千司长说到这里，伸手捋了捋头。他在说话过程中，一直有一些很随意的手部动作，像是为了让血脉畅通。好多长者都有这个特点。

捋完头，他向我一笑，说：“有个人三次都名列第一，你知道是谁吗？”

“谁？”我饶有兴趣。

“你。”他用手指轻轻地点了点我。

我一愣，很想辨别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立即知道不是。我以前并不认识他，没有开玩笑的基础，而且谈话到现在，也还没有出现开玩笑的气氛。

于是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起来：“这不能算数。我名列第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没有做过官。只要做过一下，哪怕是再小的官，大家也就识破真相，不再投我了……”

方千司长站起身来，提起热水瓶给我和他自己加了水，却不再坐下，很正式地给我说了一段话 ：“文化部领导和上海市委考虑到你的年龄优势和学术成就，本来就对你有兴趣。曾经对你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一切满意，早已作出过决定。没想到你的群众基础也那么好，因此，你要准备担任行政领导职务。”

我想，前一阵道听途说，系里缺一位年轻一点的副主任，一位老教师朝我使眼色，还附在耳边轻声说：“我提了你。”难道，这位老教师的提议成真？

我决定推托，却始终没有弄明白一个根本权限：选一个系的副主任，哪里需要出动国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长本人？

方千司长终于站立着说出了最关键的一句话：“现在我正式转达北京和上海两方面领导的共同意见，决定请你出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离开音乐学院招待所的时候已经下起蒙蒙细雨，但我没有去乘公共汽车，只是一人茫然地在细雨中走着。在猝不及防的惊讶中，方千司长后来说的话在我听来似云烟缥缈。他仿佛说，没有行政经验不要紧，可以先做一段副院长作为过渡。又说，做了院长，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可以把行政事务分配给各个副院长……

方千司长在我失神之时还说了一段企图吸引我的话，我后来回想起来总想发笑。他说：“院长不忙，那是一种学术荣誉的象征，只与国外同等级的专家交往。院长一具体，就不是好院长了……”

为什么后来回想起来总想发笑？几乎所有做过当家官员的人都明白：我们国家太大，机构繁复，一所高等院校有无数个“上级”，每个“上级”只要有紧急事务，都会下令由院长亲自负责，不得由副院长代替。这种紧急事务，当然不是学术。结果，凡是防火、防盗、计划生育、传染病、校区建筑安全、学生间的殴斗行凶、食堂的伙食质量……全要一一过问，一件也不能丢开。当然有副院长，但他们只是按照你的意思在办。

到那时，还找方千司长论理吗？这位忠厚长者很快就退休了。

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没有这种预感。虽然没有预感，我也没有答应方千司长。

他对我的拒绝有点惊讶，让我回家好好考虑一下。

不必等到回家，我在蒙蒙细雨的淮海路上已决定再度拒绝。

但是，第二天方千司长已经回了北京，委托与我继续谈话的是胡志宏先生。胡志宏先生原是上海教育卫生办公室的领导，现在具体来管理我们学院。

胡志宏先生可能参与了对我履历的审查，对我的过去很了解，因此动员我的话语也更知心，比方千司长更能打动我。

“不要在乎上面，”胡志宏先生说，“你不为苍天为黎民。”

这话就很能打动我。他知道我历来不在乎官场伦理，却会重视民意测验加给我的责任。

为了避一避他的锤子，我只能拿出最低俗的理由：“做行政工作是当公共保姆，太苦了。”有时，低俗能招架一切。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胡志宏先生又一锤打中了我，他知道我心中本有这种牺牲自己的豪气。这种豪气正可用来抹去一切艰辛，让你不好意思再说一个苦字。

但是，我还是摇头。

学院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知道我的被选中，也知道我的拒绝。大家都等待着，很有耐心。

据说现在很多单位选拔官员的时候，刚有选拔意图，那个被选拔对象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大量的检举信、揭发信都会以匿名、具名、联名的方式纷纷投寄到选拔机关。相比之下，当时的上海戏剧学院真是太纯净了。我拒绝了整整四个月，也就是留出了改换名单的四个月的空间，居然没有出现一个否定意见，也没有出现一个替代名字。

当胡志宏先生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环视窗外的校园，有点感动。

最终起关键推动作用的，是张廷顺老师。记忆中，在我刚进这个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已经是教务处长。记得在“两个凡是”时期我受到那几个人的审查，张廷顺老师负责学院清查工作，曾与他们遭遇，张老师厉声质问他们：“小余是我们学院的人，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我可以担保，请问，你们是谁？‘文革’时期你们在哪里？为什么要查这么好的人？我们学院谁委托你们查了？”那几个人被这个山东大汉问得怏怏而回。张老师质问那些人的事情，是当时在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我却一直没有遇到张老师。据说他身体不太好，需要经常养病。这么多年过去，那天正是我拒绝出任的四个月后，在学院的大草坪边遇到了他。

他拉着我走到一棵树下，说：“我找了你好些天了。这个学校，几十年都没有安定过。你们也可怜，没上过什么正经课，全靠自学。我这个老教务处长，于心有愧！”

这么一个悲情的开头，使我只想找话安慰他。但他没等我开口，又说下去了：“几十年折腾的结果，使整个学院帮派林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每次开会都吵得脸红脖子粗。现在，终于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选择了你。你再拒绝，就不好了。”

“只要你答应做院长，”张廷顺老师说，“我还可以再一次出马，担任教务处长，补一补几十年的遗憾。当然这要你们考察审定。”

“张老师，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除了这句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学惠小砚从外地回上海，见我正在为如何有效地拒绝任命而苦恼，便爽利地说 ：“想不做官还不容易？我到学院里去说服老师，别把一个做学问的书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见面，她却对我说：“做吧。”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学院里遇到一群女老师，都这样回答她的劝说：“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放心。”惠小砚说 ：“这年月，一个人让那么多人放心不容易。”

我终于告诉胡志宏先生：“让我做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再决定。”

胡志宏先生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出愉快的眼神，说：“好。”

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几个大书店，找到教育学的专柜，把有关中外办学经验和办学规范的书籍，全都买来。这时我才发现，这方面的书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于“文革”后一切重起炉灶，全是新书。从外国名校的运行规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文件，到这些年国内高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调查汇编，十分齐全。我认真地读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第一次以一种高层逻辑展开在我眼前。

在这种阅读中，多年来的学术思维帮了我的大忙，我已习惯于在一片纷杂的实际疑问中寻找逻辑支点。只要找到了逻辑支点，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在国内高校中，我觉得，华中理工学院的教育改革经验比较切中要害。

然后，我就开始找学院里的各色人等谈话，从老教师到中青年教师，从系主任到总务处职员，尽量不遗漏任何一个群落。每次谈话我都劝阻他们发牢骚，也婉拒他们对我个人的鼓励，而只是排列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区分这些问题的主次缓急，然后再一起探讨解决的方法，方法越具体越好。

半个月的感觉一言难尽。如果打一个比方，我原先只是躲缩在一条大船的某间舱房里用功，虽然也能感觉到船在晃动，却不知道所处的位置，行驶的方向，海域的风浪，天象的变化。现在，我登上了船顶瞭望台，看清了这一切，又问明了航海规则，突然觉得不应该再一言不发地躲缩回自己的舱房里去了。

后来回想，才知道，我同意调查研究，其实已经没有回头路。怪不得胡志宏先生有那么愉快的眼神。

那天，我要回答他半个月前的眼神了，说：“好吧，开一个全校大会，我作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的题目叫《我们别无选择》。那口气，那声调，很像是从船顶瞭望台上发出的。报告那天，据说连全院所有的清洁工人、汽车司机也都自发地挤到礼堂里来听了。

这个报告，立即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负责人、现在的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的高度评价。他在同济大学专门召开全市高等学校校长会议，对这个报告作了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也就站在驾驶舱里了。而且，我知道，附近海域的其他船只，也都在倾听我们这艘船发出的信号。

当然还得回到自己原先居留的“舱房”收拾一下。

这一收拾，又依依不舍了。

我对何添发、胡志宏这两位同事说，先得给我一点时间，把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写完。这篇论文，就是我考察傩文化的总结：《论中国现存原始演剧形态的美学特征》。它的中文本，发表在北京的《戏曲研究》学刊上，它的英文本，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亚洲戏剧》学刊上，题为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Chinese Theatre，很多外国同行都读过。

写这篇论文的感觉，与我以往写那么多学术著作有很大的不同。笔下的主要素材，不是来自别的书本，而是来自我本人的考察。因此，这就成了我向国际学术界所作的一个发现性报告。我知道在现代学术等级上，这种报告的地位最高。

这篇论文向我开启了一个现代学术等级，但我却要离开。我在高高的书架前不断抬头仰望，心想这些由我一本本小心搜购而来的书，以及由这些书组成的那种氛围，那种气场，那种生活方式和心理方式，都将弃我远去。表面上，它们都在，但我不在了，我的心不在了，它们也就形同虚设。

从今以后，我只能在办公桌前、会议室里、演讲台上，偶尔想起，想起这破了围的氛围，漏了气的气场。半夜回来，照样居息，却不敢再抬头仰望。

这等于一个领主拔离他的营寨，一位酋长告别他的邦国，频频回首，茎断根连，夕阳故国，伤感无限。

既然代价如此之大，那么，我只有把事情做好，心里才会略为舒坦一点。我把行政工作的每一分钟与学术研究的每一分钟，放到了同一架天平的两端：如果行政工作的那一分钟稍稍失重，学术研究的那一端就会怆然坠地，连我自己也看不下去。于是，对我而言，行政工作的有效性已经直接关系到生命本身的平衡，不能有丝毫懈怠。

正因为我并不害怕免职，而只害怕低效，再加上三次民意测验的支持，一上任就是一种强势。我满意这种势头。行政工作要么不做，做了就要强势，否则便是浪费，浪费自己和属下的生命。

还是回到航船的比喻：谁会把一艘装满乘客的船，交给一个犹豫不决的人？谁会把一个连接生命的舵，交给一双软弱无力的手？

我走遍全院，左思右想，决定了全部行政工作的入口点，那就是：迅速简化整个学院的人际关系。

乍一看，入口点不应该放在这里，而应该放在教育改革、人才引进、精简机构、提高待遇等项目上。但我敢于担保，不简化人际关系，这一切都做不好，全会变成一片吵闹。公开的吵，暗地的闹，直到最后只得反复谋求平衡，把每件事情的良好意图一一消耗。

这是中国的国情、普遍的民情，似乎谁也改变不了。即便是最没有人际关系色彩的教育改革，一动手也会被人际关系的网络缠住。什么课程的优劣，立即变成了谁的课程的去留。业务水平的考核，也会变成谁整谁的问题。可以设想，这一切会引出多少私下聚会、暗中串通、公开顶撞、以牙还牙？因此首先要整治的，恰恰是这个足以把一切事情陷没的泥潭。

我发现，在高等学校这样的机构里，一般的人际关系虽然复杂却不至于频频左右全局，如果频频左右了，一定是领导者本身把它强化的结果。

很多领导者为了自己的权威，会若明若暗地培植亲信。这是一个单位人际关系恶化的重要起点，因为这种培植的举动人人可以看到，而亲信之所以成为亲信一定时时有所动作，处处有所炫示。亲信一旦产生，又会渐渐扩大为圈子，圈内圈外会有磨擦，不同的亲信间也会争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领导者还想利用磨擦和争宠来办事，那么整个单位已经不可收拾。

上海戏剧学院的人际关系也堪称复杂，但是“文革”灾难打倒一切，反倒把它简化了。现在灾难刚过，大家同仇敌忾，共同语言还没有消散，正是继续简化人际关系的大好时机。这个时机一旦错过，再也追不回来了。

由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制定了一系列看似怪异的行为规则。

例如，我在施政报告中宣布，我们上任后，愿意听取一切意见建议，院长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但是，如果有谁到院长办公室里来说某某教师的不是，我们会立即起身，请他离开。

我说，学校里如果真有歹徒恶行，可以报告保卫部门和检察部门，如果事情还达不到向他们报告的程度，那么更没有理由向院级领导报告。

我说，以前在评定专业职称过程中，总有不少教师向学院领导报告自己的业务成绩，指责同一个教研室的其他教师的业务水平。今后，只要还有教师向我作这种报告，我在职称评定中一定不投他的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报告了，他的单独报告制造了一种不公平；他对其他教师的业务指责，更是一种缺席审判，这是第二层不公平；他想左右我的投票，形成了一种信息引导，这是对我的不公平。想要克服这三层不公平，我惟一的办法是对他进行否决。

我说，我要用实际行动让全院上下放心：院长办公室里的全部谈话，对他们每个人都是安全的。

这种公开宣布，效果很好。在我任职几年间，没有一个人在我面前说过另一个人的坏话，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谁是我的亲信。

有时，人们出于以往的语言习惯，说着说着就牵涉到别人的长短，或开始对我有所奉承，我会微笑着伸手阻止，立即转移话题。几次一来，大家开始习惯我，习惯于在一切领域对事不对人。

对此我有点矫枉过正。其实我心底也有对人际关系的好恶评价，有时还很强烈，但我明白，这一切都不能影响行政行为的走向。行政行为越干净，就越公正。

我和我的同事都知道，在国家政治大局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已经停止，但对于每个基层单位，“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普遍性、延绵性依然存在，起因全在于恶化了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的矫枉过正，是在结束一段历史，截断一种灾难。再过分，也值得。

相信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们在回忆我任职期间的成败得失时都会肯定这一点：那几年虽然还有诸般不是，却因为几乎没有人际争斗而轻松愉快。

这是一幢三层小洋楼，三十年代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德国工程师的住宅。院长办公室在二楼，一个小套间。

打蜡地板、钢窗、壁炉，小套间里有两个卫生间，纯粹的欧洲气派。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坐在这里的是老院长熊佛西先生。那时上海早已受极左思潮统治，熊佛西院长没什么权力，只是小心翼翼地看管着窗下的这个小院子。小院子里有一条弯曲的小路穿过草坪，有的同

学抄近路踩踏草坪了，就能听到头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同学，请不要破坏绿化！”

后来，他觉得窗口喊叫也不文明，干脆就在这条小路上来回散步，做一个“护草使者”。我们碰到他，叫一声“院长好”，他会慈祥地询问：“哪一个系的？哪一个班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过了五分钟，我们拿了一本书返回，又碰到他，再招呼一声，他又慈祥地询问：“哪一个系的？哪一个班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有时为了一件什么事来回穿行几次，他都是如此慈祥询问，不知内心是否怪异：同名同姓的学生怎么那么多！

听老师们说，学院从横浜桥搬到这儿来的时候，市政府原本划出的地很大，把现在的华东医院、华山医院门诊部、上海宾馆、静安宾馆、希尔顿饭店的地域全部包括在里边了。熊佛西院长背着手走了一圈说：“这么大，谁扫地？”

这么昂贵的黄金地段被老院长放弃了，一直让后任者一次次扼腕，但我倒能领会这位前辈书生的观念：办学校，一要种草，二要扫地。这个观念十分环保，十分节俭，因此也十分现代。

我站在窗口想了一会儿，便转身坐在办公桌前，打量起这间屋子。刚才进来时我没有把门关死，留了一条缝，这也是因为想起了熊佛西院长的一件往事。

当时熊院长坐在这里，服务员老杜每次都不敲门，一拧把手就进来了。熊院长对此颇为恼火，一次次告诫，但老杜实在想不出敲门的理由。他觉得自己既不是客人，又不是汇报工作，只是来送开水、擦桌子的，当然是越轻越好，敲门干什么？因此到时候还是下不了手，只是把动作放得更轻，试图在熊院长毫不觉察的时候做完他要做的事。可想而知，这种踮脚屏息的状态更把熊院长吓得魂飞魄散，一怒之下命令老杜退回门外，敲三下门，听到屋里说“进来”，再推门。但是，可怜的老杜试了几次老是觉得不是味道，总是期待着熊院长不在屋里的侥幸。可惜，熊院长每次都在。最后只得让老杜离开院长办公室，到理发室去了。老杜很快学会了理发手艺，直到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去理发，他还在一次次感叹：“熊院长真是奇怪，他在屋子里又不做坏事，老要我敲门干什么呢？”

后来坐在这间办公室里的是苏堃院长，一位河南来的革命军人，在军队里领导过一个剧团。他与熊院长就完全是两路人。他也有一个服务员，是他在军队里的马夫，姓张，跟他一起进了上海。听老师们告诉我，当时英武魁伟的苏堃院长在礼堂里向全院教师做报告，气氛庄严，北方口音在上海人听来是一种天然的领导者语言，大家都恭敬地做着笔记。突然，礼堂后面响起三声敲搪瓷碗的声音，紧接着传来一个沙哑的河南口音：“团长，别说了，吃饭了！”

全体教师愕然，苏堃院长则一笑，停止报告。

老张觉得团长还是他的团长，便乐呵呵地跨着牵马般的步子，朝食堂走去。

苏堃院长出于好奇，用过办公室里的这个壁炉。麻烦的是找不到柴禾来烧，伙房里也没有，那里用煤，因此还是要请老张去拾捡枯枝。当壁炉终于点燃起来的时候，苏堃院长通知其他干部一起来取暖，北方来的干部们早就受不了没有取暖设备的上海寒冬。据说那次坐在壁炉前的干部们坐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鞋子、袜子向着火焰烤，因为最冷是脚。人多势众，那味儿，使苏堃院长不敢再试第二次。

苏堃院长爽朗可爱，一直保持着河南人的习惯，平生饮食至爱，是油条和豆浆。他认为，真正的理想国，应由这两样东西组成，当然也可以再加一点其他东西。就在我担任行政工作前几年，他还在做院长，亲自写了一首校歌，让全体同学学会，准备在院庆大会上全场齐唱。那时已经改革开放，同学们的顽皮劲头勃发，不知事先有谁组织过，那天全场唱出来的，居然齐刷刷的是河南方言！对此，苏堃院长一点也没有生气。

“浦江之滨，有一座艺术殿堂……”过了很久，校园里还有学生边走边用河南方言哼唱着。

想到这里我笑了出来，没想到门外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 ：“报告！”

我一时没回过神来，想不到这声音与这屋子的关系，与我的关系，只当是门外有表演系学生在练台词。

“报告！”又是一声，更加响亮。我突然想起当年熊院长要老杜敲门的事，觉得这声音似乎与我有关。

“进来！”我说。

进来的是一位老人。我一见就站起身来，却不知叫他什么合适。

他姓吴，在我考进这所学院的第一天，就见到了他。他是我要就读的那个系的党支部书记，也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军人，是我们这些学生平日能见到的最高领导。“文革”中当然被作为“走资派”而打倒，但始终没有成为焦点，“文革”结束后那么多年，一直没有见着。因此，今天看到他突然站在面前，我立即回到了刚刚考上大学的那个时候。但是他，居然用军人的姿势向我“报告”！

“院长，”他说，“我向你检讨！”

“吴老师，”我终于憋出这个称呼来了，尽管他从来没有做过老师。他早已离休，我上任时翻看各级干部名册都没有他的名字，因此叫老师比较合适。“请坐，慢慢讲。”我说。

他说他犯了一个错误，离退休干部们不放过他，要求学院给予公开处分。他来找我，一是检讨，二是表示愿意接受处分，三是希望这个处分不要张榜公布。

“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问。

原来，一位老战友病逝，他赶回家乡去送葬，回来时另一位老战友出点子，说自己的儿子是火车司机，让他坐在驾驶室后面的角落里回上海，不用买车票了。他真的这样做了，却想不到，到了上海，没有车票是出不了站台的。他被火车站当作逃票者扣押，后来只得由学院派人领回。领回后，老干部们一片哗然，认为他丢了老一代革命军人的脸，不仅要处分，而且要开批判会。

“其实这事用不着找你院长本人，我……”他显然已经被一批与他同资历的老干部搞得很紧张。

“吴老师，你应该找我。我保证，你不会为这事受任何处分。”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我无法向他说明理由，便把惊讶不已的他送出了门。

理由很简单，这是贫困造成的，与品质无关。

革命军人进驻上海后，虽然做了干部，有很大一部分还过着相当艰苦的日子。照理，他们的薪水在当时不算低了，但如果婚姻不太美满，又要抚养一个不小的家庭，情况就很严峻，这位吴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我还记得做学生时有一年春节给各位师长拜年，其他老师家都会端出一点糖果，而他家端出来的却是一小碟“炒米花”，可见家境拮据。

他用几十年前做军人时的一声“报告”，不经意地提醒我，他一直处于军人般的清寒之中。这样的事情本来我只需同情，不必负责，但他向我“报告”了，因此又不经意地提醒我，从此，这个院落里的很多喜怒哀乐，都与我有关。

人际关系， 并不是我想简化就能完全简化。你看这位吴先生，差一点就要接受处分和批判了，而且，说起来，处分和批判都有理由。

但是，我要用更大的理由，来消除这些理由。

更大的理由是：在这个不大的院落，再也不希望看到斗争和批判。

吴先生走后，我又站到了窗口，再一次看着这个不大的院子。熊佛西院长多么想让这里变得葱茏整洁、文明雅致，但结果呢，多少呼啸、狂喊在这里发出，多少冤案、惨祸在这里产生。我又沉陷到那血泪斑斑的岁月中去了，当时，这间屋子是造反派的司令部，后来，是所谓“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办公室。

现在总算安静了。

能一直安静下去吗？

能出现熊佛西院长理想中的世界吗，连进门都要轻轻敲三下？

正这么想呢，“笃、笃、笃”三下，真有人敲门了。

已经受过“报告”的惊吓，这下我从容了，松松地叫一声：“进来！”

我扭头一看还是站了起来，进来的是导演系的薛沐老师。

薛沐老师与我私交很好。在那么多老师中，熟悉学院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关节、重要人物，却又能不掺杂自己感情作出冷静评价的人并不多。导演系却有两位，一位是胡导老师，一位是薛沐老师。胡导老师我接触较少，但我每次发言和报告时只要看到他在场，总会特别注意他的表情，因为他历来最为客观、公正。薛沐老师曾多次与我相伴到外地讲学，客舍空闲，时时长叙，无话不谈，便成密友，尽管在年龄上他是我的长辈。

他受过很多苦。五十年代初“镇压反革命”时期，学院内一位清室弟子疑点甚多，被人揭发，蒙冤入狱，他受不住逼供，胡乱交代说，曾与薛沐老师和陈古愚老师一起图谋成立一个地下组织迎接国民党回来。幸好这份交代破绽太多，没法定案，但薛沐老师已成为可疑人物，到一九五七年加上其他揭发，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当然不必细述。历尽如此灾难他还能保持冷静，真是难得。

“头开得非常好。”这是薛沐老师对我上任的称赞。“我看出来了，你在转换一个根本性的思维。过去历届的领导想的是，重新评判历史，你想的是，彻底了断历史。”

“到底是你眼辣。”我说，“但是，有了他们的评判，我才能了断。不了断，老评判，没完没了，只能延续灾难。只有了断，才是对过去的最大评判。”

“是啊，解放初期斗争最卖力的人，反右斗争中被抓住了把柄；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在‘文革’中又成了黑党委的爪牙；‘文革’中反对造反的，很快被批判为反对革命路线；支持造反的，工宣队一来又成了五一六分子……闹来闹去，活像一个轮盘转，全都成了牺牲品。只有一帮特殊人物一直活跃，那就是永远在揭发，永远在批判的人。你把轮盘转停住了，他们就没有空间了。”

薛沐老师这番话，又一次表现出了他出众的冷静和睿智。

“薛沐老师，你讲得很好，但我主张的了断争斗，并不是我的发明。你没听说邓小平一再强调‘不争论’的原则吗？这就从根本上阻断了那帮以争论为业，以批判为生的人的很多门路。我们也要阻断。”我说。

这时，薛沐老师伸出一个手掌，按在我的手背上，说：“我今天找你，是想主动要求在全院大会上发个言。这个发言的题目是《我们过节了，我们到家了》，行不行？”

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声援，连忙说：“太好了，谢谢！谢谢！”

薛沐老师的发言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掌声。他那次关于“轮盘转”和“特殊人物”的谈话，一直印在我的心里。

我希望那个“轮盘转”真正停住，停在我们这代人手上。

现在真的停了吗？

我想到了一个可疑的角落。那就是：我们在处理“文革”时期犯错误人员的时候，有没有延续以往的错误？

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是，我们每次在纠正前一次错误的时候，总是把纠正过程中发生的不公平不当一回事。因为前一次错误还历历在目，至少在情感上掩盖了新的不公平。其实，“轮盘转”就是这样转动下去的，那批永恒的“特殊人物”也就是这样一次次找到自己新的揭发空间和批判空间的。

我们学院所有的造反派学生一个也没有留校，全分配出去了。现在我看着窗外的校园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即使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毕业生，能不能依然把这个院子当作他们的母校？而母校，能不能真正像母校那样给他们足够的温暖和关爱？

我心中的回答是肯定的。

今天，我做了院长，在这间屋子里办公，但我知道，一个人在“文革”中如果参加过造反队，做过一些过分的事，说过一些过火的话，现在连做一个副科长都不可能，尽管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这种事情，只要有一份检举信，便立即奏效，连已经通过的任命也要否定。在斗争欲望、防范意识、忌妒心理都超浓度积聚的土地上，这样的检举处处可以引爆，而且必然夹杂着大量的揣测、想象、夸张、推理、诬陷、诽谤。

可庆幸的是，我的同事们对此有一些基本共识。善良的何添发书记在“文革”中也和我们一起与造反派抗争，不久前有人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一看，是当年学院的造反司令侯先生。两个昔日对手，今日四目相对。侯先生问：“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想申请一份毕业证书，也能申请到吗？现在找工作需要。”

何添发书记一笑，说 ：“为什么要申请？我替你留着呢，只是找不到你。”说着，转身就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侯先生的毕业证书，用双手郑重递给他，并与他握手。侯先生不断感谢。

我知道这事后当面赞扬何添发书记：“你把造反派司令的毕业证书放在手边，时时准备补给，这事很有象征意义。这是一段历史的‘毕业’，而我们是颁发者。”

一次我去广西讲学，报告结束前有一个中年男子站起来提出几个水平很高的学术问题，我作了回答。主持者告诉我，他是该省顶级的美术设计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只是一直有人揭发他做过造反派头头，因此无法提级、重用。

我问了这个设计师的名字，一听大吃一惊，原来是他，我居然没有认出来。当夜，我就找了该省文化厅的周厅长说了一番话。我说 ：“他做过造反派常委，我当时属于他们批判的对象，无缘相识，但今天却要以学院院长的身份郑重证明，他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而且早早地贴出声明退出了造反派。他年岁比我大，已经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了，惩罚了那么多年，够可以了。别再听那些没心肠的揭发者的话了。”周厅长不大了解这个人的情况，但完全同意我的意见。

后来这位设计师到上海举办个人画展，点名要我剪彩，我二话不说，立即前往。

同样，我向山西电视台陆嘉生台长为一位从我们学院毕业但我却不认识的优秀编剧开脱，认为他虽然如揭发者所言，曾在造反派报纸上写过几篇应时文章，但他那时的“左倾”观点绝对不会超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因此，他毫无责任。更何况，他后来的全部剧作都充满了人性的光泽。我们难道要用他早年的几声追随，来抹杀他成熟后的几十万言作品？

由于有人揭发我们的一位毕业生在“文革”初期上初中时参与批斗过老师，他现在在报社的工作都产生了问题。我们学院无权证明每一个学生在初中时的行为，而且这位学生也没有向我们求助，但我听说后立即以院长的名义给他们的社长丁先生写了一封信，说：“算下来，他上初中时还只有十四岁。如果一场民族大灾难要一个儿童来分担，而且分担几十年，那就证明，灾难还在延续。”据说，丁社长在编委会的全体会议上朗读了我的这封信，结果皆大欢喜。

一位中学英语老师汪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报考了我们学院的研究生，正准备录取，就有揭发信说他有政治问题。我当时已经在忙研究生的招考工作，亲自赶到那所中学调查，中学的一位负责人说他是因为“收听敌台”被划为“现行反革命”的。其实，那只是他为了锻炼英语听力而听英美电台广播。这个结论终于推翻后，那所中学里又有人揭发，这位老师在“文革”初期也参与过批判会。对于这种永无尽头的揭发我很愤怒，再一次赶到那所中学质问 ：即便是他参加了那次批判会吧，两小时，但怎么不想一想，你们在“收听敌台”的事情上斗争了他多少年？稍稍一比，良心何在？

现在这位汪先生早已成为美国一所大学的资深教授。他执意要走，因为他对揭发、批判还是有一种后怕，又有一种预感。他走前我还想去劝阻，他说：“很难说不会有政治大潮，因此还是会有很多人溅湿了脚，又总会有一批打手出现，把溅湿了脚的人一个个拉出来，让他们脱了湿鞋子挂在脖子上示众。没有人敢说，责任不在湿脚者，而在大潮。”

汪先生所说的“打手”就是薛沐老师说的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特殊人物”，他们是灾难的扩大者，既在灾难中趁火打劫，又在灾难过后到处扒挖。他们让人联想到月黑风高之夜的盗墓贼，盗掘着一座座历史的坟墓，使我们的土地到处坑坑洼洼，一片狼藉，臭气弥漫。

家乡吴石岭上盗墓贼的行为，我从小就知道。

顺便，我还打听了一下金牙齿的下落。他还在一家图书馆里打杂。

说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感谢改革开放了。可能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们并不清楚，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压在无数人头上有三座大山，一为“阶级成分”，二为“社会关系”，三为“历史问题”。只要是城镇居民，很少有人与这三座大山完全无关。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远近牵连，曲折盘绕，总有阴影笼罩。这就为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盗墓贼”留出了辽阔的钻营场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用“摘帽”、“改正”、“平反”等一系列措施，雷厉风行地轰毁了这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使绝大多数中国人真正解除了积压几十年的负担和恐惧，能够轻松地做人了。据正式公布的统计，其中计有干部三百多万、右派五十多万、地主富农四百多万、资本家七十多万，如果把他们的亲族和社会关系算在一起，牵涉到全中国人口的多大比例！如果没有这一系列重大行为，后来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是无法想象的。

很多人一时简直难于相信，从此再也不要为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祖父曾经在乡下买进过十亩地而一年年检讨自己与生俱来的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了，再也不要为妯娌的表兄抗战以后到底是去了台湾还是去了缅甸而一天天担惊受怕了，再也不要为自己年轻时曾向一家由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者主编的杂志投过稿而一再忏悔了，再也不要为自己在中苏关系友好时参加过某个俄文翻译组而是否有了“苏修间谍”的嫌疑不断忧虑了……这种“再也不要”的舒畅，无以言表。

我说轰毁了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是指“阶级成分”、“社会关系”这两座大山的全部，以及“历史问题”这座大山的九成。剩下的，确实不多了，其中大半属于“文革”的“历史问题”。因此，那帮以揭发、批判为生的“盗墓贼”，几乎已经没有多少活动空间，最多，再在“文革”的“历史问题”上咬嚼几口，已经了不得了。

无论如何，这是当代中国在社会精神层面和人权保障层面上的一大进步。

那么，我可以立下一个誓言了：只要还是由我在掌管这个院子，我将决不允许政治陷害，决不允许人身攻击，决不允许谣言惑众，决不允许整人咬人。我的力量不大，但要与同事们一起，保障这个小院落里的人能够轻松、安全、有尊严地活着。

我又站起身来，走到窗边。

下雨了。霏霏细雨中的校园十分安静。偶尔有几个人在熊佛西院长守护过的小道上走过，也不打伞，也不奔跑，只是悠悠地在雨中漫步。

办公室更加安静，已经好几天没有人来敲门了。

墓地和法院

二○○二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者在穿越上海沪太路、灵石路的道口时突然摔倒在马路中央，不省人事，满脸鲜血。路人立即打110专线电话报警，很快就有救护车把他送到附近的同济医院抢救。

老人在脱离危险后被包扎，瘦削的脸上缠着绷带，绷带上渗着血迹。白发凌乱，衣衫不整，言语迟钝。医务人员一时问不清他的身份、住处，便让他一个人蜷缩在病床上，等待家属来寻找。但是，他们估计，这更可能是一个没有任何人来寻找的年迈流浪汉。

这就是我爸爸。

那天，爸爸、妈妈一起上街，妈妈拐到一家杂货店买东西，爸爸不愿意在店门口等，就独个儿穿越马路回家了。妈妈在店里，完全不知道路上发生的一切。她只知道爸爸已经回家，便放心地一家家商店连着逛，这是她一生中最后悔的一次逛街。

终于，躺在病床上的爸爸发出了轻微的声音。护士一听，是一串号码，而且听起来很像是电话号码。照着一拨，找到了我的弟弟。

当时，我在北京，我的妻子在另外一座城市。等到我们回到上海，知道情况后急急赶去探望，爸爸居然能起身，站在那里迎接我们。

摔了一跤，一番折腾，本来已经是一把骨头的爸爸显得更清瘦了。他穿了一身旧中山装，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压住了包伤口的纱布。我摘下他的帽子看了看，便问起出事那天的种种细节。爸爸口齿清晰地叙述着，我听了一会儿便开始走神，总觉得今天的他，是从远处走来的。

远处？哪儿呢？我疑惑了。

我一遍遍重新打量着爸爸，终于明白，问题出在那身旧中山装。爸爸这些年像一般老年人一样一直穿那种休闲式的布夹克，我们看惯了，今天，他大概怕自己受伤后的衰相让我们担忧，才特地换了一身旧制服。这一换，他就回到了三四十年前，那时的他，基本就是这个模样。而且……

我从椅子上猛地站起身来，一步走到爸爸跟前，用手去摸他穿着的旧中山装，特别是摸那肩。妈妈在旁解释道：“他受伤后怕冷，这件旧衣服厚一点。”

我的手已经摸到了旧中山装肩上的那块漆渍。不错，深棕色的，像台湾地图！

我再一次打量了一下爸爸，轻轻叹一声：“这衣服，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我妻子大吃一惊。

“那时他被选为人民陪审员，做了这套制服，穿上的第一天就沾上了这块漆渍……”我想说下去又语塞了。我不能当着爸爸的面告诉妻子，“文革”中爸爸曾在隔离室几次索要这套制服，准备穿着它自杀。

但我还是说了下去：“一九六八年我下乡前到隔离室与爸爸告别，爸爸就穿了这套衣服，人也像现在那么清瘦，这也三十多年了……”

我这一说，爸爸和妈妈像突遭雷击一般，刹那间成了泥塑木雕。

爸爸终于回过神来了，低头看了看这套旧制服，自言自语地问：“是这一套？”

我面对穿了这身旧制服的爸爸，压抑不住要说一句话，这是几十年前面对这身制服时该说而没有说的。我说：“爸爸，你很了不起，面对暴力，强硬不屈。”

爸爸眼中又出现了我们过去见过的神采，但很快又黯下来了，他轻声说了一句：“我这种态度苦了你们，苦了全家。”

“没有！”我说，“你和叔叔带了头，我们也跟着一路强硬下去，反而简单了。”

我与爸爸常常见面，但与这套制服的最后一次见面却隔了整整三十四年。那次站在这套制服前的我强硬到什么程度，本已淡忘，不久前却被胡锡涛先生的那篇回忆文章重新搅起。现在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了，一个立即要以自己的体力劳动养活八口之家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在下乡前的极度卑微、极度饥饿中，坚持最后一分钟的学术立场，读完最后几页英语经典？

这真是二十二岁的我？

“你下乡前一天到隔离室来看我，手里还拿着一小束白花。”爸爸说。

“白花？”我完全忘了。

“造反派指着那束花对你说，不能给打倒对象献花。你说，你是到古北公墓去献给叔叔的。”

这下我想起来了，说：“是的，匆匆忙忙看了你，就去古北公墓。当时觉得路很远，要换公共汽车，中间在虹桥路上等了很久，冷得缩肩跺脚，就是现在上海市中级法院那里……”

“中级法院搬到那里去了？”爸爸问，“我做人民陪审员的时候，中级法院在福州路外滩。”

他这么一说，我又想起，家里谁也没有见过他在法院当陪审员的样子，只记得他穿着这套制服做“被审员”。不是被法院审，“文革”时期没有正规法院。他的法院在外滩，那简直是一个太远的梦了。

我又看了一下爸爸。爸爸垂着眼，但制服看着我。

眼前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图像。两个血性汉子，两个余家长辈，一头是隔离室，一头是墓地，我站在中间，寒风刺骨，手上拿着一小束白花。

现在，这地方造起了一座法院。

法院……

如果一直有真正的法院，灾难能避免吗？

爸爸对此历来悲观。

我比他好奇。为什么法院恰恰造在隔离室和墓地中间？为什么正好出现在一九六八年冬天我缩肩跺脚的地方？

曾有很多朋友一再鼓励我，到法院起诉诽谤者。理由是：任他们猖狂，天理难容。

也有很多朋友反对起诉。理由是：让他们出名，何苦来着。

我一直没有起诉，理由却与爸爸有关。爸爸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苦，最后却原谅了迫害他的造反派头头。这事比我在做院长期间为造反派学生解脱困难多了，因为被爸爸原谅的，是整整威胁了我们全家十年之久的狰狞脸谱。

爸爸原谅造反派头头这件事，我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过。根据当时发表的记录，我是这样说的──

……父亲在“文革”十年中受尽苦难，多次都想自杀，真可谓九死一生。待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恶的造反派，有关人员多次询问父亲，“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几个人，我父亲总是说：“大概是几个年轻人吧，完全记不得了。不能怪他们，‘文革’是上面发动的，他们年幼无知，响应号召罢了。我如果不被关押，可能也很积极。”

他的这种态度使我很生气，几次盘问，他都不讲。我想起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曾去求过一个造反派，便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说：“问这个干什么？他那次不是让我们见面了吗？挺好的青年，名字忘记了。”

直到去年，我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的信。信中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但每次读我的书都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他是“文革”中斗争我父亲的造反派头头，给我们家带来过不小的灾难。他说他见过我，还记得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的可怜样子。信后，是他一笔一画的签名。

我犹豫再三，终于把他的来信、他的名字告诉父亲。父亲根本没忘，听我一说，失神地想了一会儿，立即回过神来问：“他怎么到甘肃去工作了呢？那儿离上海太远了。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问好。”

这时我看看苍老的父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民族的灾难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仇相报来延续灾难。他一再说忘了，是想让他的儿子们及早地走向祥和，走向宁静。

于是，我在宁静中写下了那么多文章，在众多的读者中拥有了一位甘肃高原的读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晚，台中市东海大学）

记得我刚刚收到这封甘肃来信时曾反复想过，写信的这个人，究竟是我们记忆中的哪一个？是那个能言善辩、怪招迭出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还是那个长得极像我们学院工宣队头头的瘦个子青年，或是另一个我当时没有注意的人？他本来完全可以不写这样一封信来，但他写了，而且一笔一画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是他的勇敢，但对我们全家来说，他的来信，以及爸爸对他的原谅，却是对灾难岁月的另一番承受。当年的承受不堪回首，现在要重新唤起并立即抹去那番承受，无异于一场心理苦役，分量与以前的承受一样重，就像把一副重担原路挑回。这是渗透到家门里的事，信封内的事，老人床边的事，其间的隐痛难以描述。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承受，我对于震动海内外华文读书界的“石一歌”事件也没有起诉。

“石一歌”事件发展的最高峰，是北京一家研究鲁迅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余秋雨与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文章在无限上纲的声调中，不小心也泄漏了一点实情，例如，那个教材编写组确实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的，存世六年，我只在第一年去过，而且，在我离开很久之后才有其中个别人开始写一些跟风文章。读遍全文，没有提到署名“石一歌”的哪篇文章、哪句话、哪个字，出于我的手笔，但居然用了这么一个标题。文章还故弄玄虚地说，有关证据刊登在香港的《明报月刊》。我托香港朋友查证，没有；再问《明报月刊》编辑部，还是没有。显然，这是欺侮大陆读者读不到《明报月刊》。

这个骗局本来很容易通过法律手段来揭穿，但我想到爸爸的人生态度，还是没有起诉。

已经决定不起诉的事情，对方再闹，我也不会改变主意。从北京余某和上海《文学报》挑起“石一歌”事件至今已经整整五年，我知道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有一批人始终在见缝插针、巨细无遗地排查我在“文革”期间的全部言论和行动，据说把十年间的每一个月都排了个遍，更没有放过北大胡传的所谓多少篇文章。凭良心说，全中国知识界有几个人经得起这样排查？但是，排查我的结果如何，他们自己心里明白。

我把十年的大门彻底敞开，任那么多极不友好的人士在里边东敲西打地盘查了一千多天。对此，我深感骄傲，又深感遗憾。骄傲的理由不必细述，而遗憾的理由却是那些人不理解的，但一切真正的作家都懂。

一个作家，如果在一场民族大灾难中合情合理地做了几件值得深切忏悔的事，那该引发多少刻骨铭心的精彩文章啊，实在是求之不得，但我由于父亲的原因连做那样的事的机会都没有，至今只能时时扼腕。

然而，“石一歌”事件总需要有一个了结。我的了结方案是这样一个声明：

“石一歌”事件已经闹腾了整整五年，影响遍及海内外。为此，本人要对这一事件的两个主角、三个配角，发出悬赏。

这五人中的任何一个，从本书出版之日起再顺延一百天，只要能出示我用“石一歌”名义写过任何一篇、一节、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为酬劳。同时，把揭露出来的文字向全国媒体公开。

如果仍然找不到，他们可以自行裁处，我绝对不会要他们忏悔。

这样的方案，总算够愉快的了吧？

但是，那天面对缠着白绷带、穿着旧制服的爸爸，我的心情发生了变化。

我怔怔地想，诽谤在中国，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而不是个人事件。我个人可以宽恕诽谤者，但有谁来解救无数被诽谤者？按照常理，我是最不容易被诽谤的，因为我不属于任何社团机构，不跻身哪种代表委员，构不成和谁争权夺利，从不批判别人，从不参加争论，从不参加会议，还长期不在城市，不在国内，然而即便这样，还是遭到了那么多诽谤。那么，中国还有多少更有可能被诽谤而无处讲理的人呢？

我细细回忆，当年我捧着一束白花站在爸爸的隔离室和叔叔的墓地中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当时，既不想报仇，又不想反击，更没有想到哪一天能够伸冤和平反。

最大的愿望，只想找到一个能够讲道理的地方。

我只想在那个地方说一句：事实并不是这样，你们也许搞错了。

那个冬天之所以寒冷，是实在想不出普天之下会有这么一个地方。因此，我只能瑟瑟发抖、缩肩跺脚。

没有地方讲理，也就使得那位从甘肃写信来的造反派头头，以及“文革”中的其他大批判干将，没有机会听到别人讲理，也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多做人的道理。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他们最后终于皈服了一些道理，却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人生代价。

时至今日，能不能让他们的后继者们少付一些代价呢？那就需要为他们寻找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了。

我想，法院也许正是这样的地方。

我找鲍培伦律师咨询。我问：“对于诽谤和诬陷，不作刑事案件起诉，而作民事案件起诉，有可能吗？”

鲍律师想了想，说：“有可能。但明明是刑事，为什么要违避？”

我说：“中国文人多数是法盲，不教而诛，马上把他们关起来，于心不忍。而且，要关的人不少。”

鲍律师点点头。

我又问：“诉讼请求中，能够只要求他们道歉，不让他们赔款吗？”

鲍律师奇怪地反问：“为什么？”

我说：“天下一切以毁人为业的人，总是贫困的。”

“你又于心不忍了？”鲍律师笑了。

“对。”我说。

鲍律师说 ：“仅仅要对方道歉，作为一个诉讼就太小了。现在社会上严重的案件那么多，法院要受理你这么一个连赔款都不要的案件，说不过去。还是要象征性地定一个赔偿数字。”

“你定？”

“我定吧。”他说。

我又问：“这样的诉讼，能让传媒不报道吗？”

鲍律师说 ：“现在司法公开，不可能不报道。我们这方，也只有通过报道才能辟谣，为什么不？”

我说 ：“就怕给对方造成太大压力。因为事实的真相是颠覆性的，他们承受不住。”

鲍律师说：“没有压力还打什么官司？”

我说：“我只想借着法官在场的环境，让他们安静下来，好与他们讲讲理。”

鲍律师说：“你打官司是为了使他们恢复理智？”

我笑了：“有点这个意思。”

鲍律师沉默了一会儿，问：“你想从哪一项诽谤开始起诉？”

我想了想，说：“先找与一九六八年冬天相关的诽谤吧。”

“这个时间有特殊含义？”鲍律师问。

我说：“是的，前两天我见到了一套旧制服……”但这么一说把事情绕远了，不知怎么绕回来，因此就没有说下去。

这些年报刊上针对我的大量诽谤文章我自己当然不会一一去看，据广西的杨长勋先生查阅，里边好像已形成一种分工，一九六八年冬天这一段，主要被湖北的一位古先生包了。

这位先生比我年长，我没见过，但对他的名字有点印象。早在十多年前，那时我已经是正教授了，他好像还是讲师，寄给我一篇很长的论文，是他研究我的，高度评价我的学术文化成果，连我自己不满意的那些写于思想尚于解放时期的文章，也给予热烈赞扬，对此我很不适应。更不适应的是，他在附信中请求我把他的这篇论文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这不符合我的行为原则，就把论文退还给了他。

在这之后，还见过他夸张地颂扬我的文字，我都没有回应。没想到，他转眼已经站到我的对立面去了。

为了一九六八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开始读他批判我的文章。

那个冬天的事情，我在本书第二卷第四章《冬天的斯坦尼》中已有详细记述。这位先生批判那个冬天的我，全部依据竟然是胡锡涛先生那篇称赞我的回忆录，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更奇怪的是，他从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出发，经过层层推断，七绕八弯，步步上纲，最后居然联上了一宗人命案件。

我对这种推断技巧极感兴趣，觉得那实在是一大文化奇观，借此可以了解我们长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极其怪诞的精神遭遇，值得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望大家耐下心来，仔细一读。

他的这种推断，既有起点又有结论，可谓首尾完整，只是中间环节跳得太快，有点模糊，需要我们细心揣摩，才能一步步地体会其中的大致线索。我画过好多图表，就像打高尔夫球一样，要从他的第一个洞打到最后一个洞，大概要二十杆左右，我大刀阔斧地减缩成十杆，勉强才能抵达。下面，我就把这十杆简单勾画一下。

第一杆──

胡锡涛先生在回忆录中说，那个冬天他在文汇报社与上海戏剧电影界的几个专业人员讨论旧俄戏剧家斯坦尼的演剧体系，他出于“左倾”立场，“枪毙”了我写的一篇学术论文（即《关于“从自我出发”》），我毫无怨言，立即奔赴外地农场劳动去了。他自己后来写过一篇《评斯坦尼体系》发表。古先生根据这段回忆认为，我即使被“枪毙”，也算“参与”了胡锡涛先生的那篇文章。理由很深奥，似乎是，被“枪毙”者和开枪者一起参与了“枪毙”这件事；

第二杆──

既然是“参与”了，那么，他进一步推断，凭我的写作能力，必然是胡锡涛先生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的“主要执笔者”，而且加强语气，特地注明“无疑”。尽管胡锡涛先生多次抗议，声明那篇文章完全是他的，与我一字无关，但古先生还是从胡锡涛先生手里一把夺过来硬送给了我；

第三杆──

胡锡涛先生写的那篇《评斯坦尼体系》发表于一九六九年，发表时署名为“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因此，古先生再大胆地跨前一步，断言我在一九六九年参加了这个组。这一来，使得当时在外地农场数百名难友天天见到的我，成了一个假人；

第四杆──

斯坦尼演剧体系，早在中苏交恶后已被中国戏剧界批判了很多年，胡锡涛先生的文章究竟有什么“政治要害”呢？按照大批判惯例，古先生从上而下，先从中国最顶级的政治问题上寻找挂钩的可能性。可能是灵光一闪吧，他想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有一个养女叫孙维世，早年似乎在苏联学过戏剧；

第五杆──

孙维世在苏联学戏剧时，学的是一些什么课程？不太清楚。但推断下来，大概会有斯坦尼演剧体系的课程（古先生显然不知道苏联还有不少其他演剧流派）。那么，胡锡涛先生批判斯坦尼体系，是不是就是在批判那门课程？既然有可能是批判那门课程，那么，是不是也有可能在批判学过这门课程的所有学生，其中包括中国去的留学生？

第六杆──

这就可以用力挥击一棒了：批判斯坦尼，就是批判周恩来养女早年可能学过的某门课程，问题终于联系到了顶级政治；

第七杆──

更严重的是，孙维世在“文革”初期去世了。她是怎么去世的？有可能是因为有人在批判她早年学过的某门课程，她出于对学习生活的迷恋，心里受不了。于是，古先生勇敢地得出结论，胡锡涛先生写的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给孙维世带来了致命打击；

第八杆──

胡锡涛先生与孙维世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对她实行致命打击？想必，是江青布置的；

第九杆──

江青地位这么高，又不可能认识胡锡涛先生，那是怎么布置的呢？没有任何旁证，可见是“直接布置”，也就是咬着耳朵密授机宜，当然不会让第三人知道，因此也不可能拿出证据；

第十杆，终于可以进最后一个洞了──

既然古先生早就判定我是胡锡涛先生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的“主要执笔者”，那么，所谓“接受江青直接布置”、“给周恩来养女孙维世带来致命打击”云云，也全都转嫁给了我。他在批判文章中说到这起人命大案，主语也都改成了我的名字。

经过这样的推断所得出的结论，他居然堂而皇之地公开发表了。

先是零星地发表在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太原、合肥的报纸、杂志、学术刊物上，最后，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学术刊物上集大成。

这位先生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潇洒风度，不经意间揭发出了一起直接关系到周恩来、江青的顶级政治命案，而他所揭发的内容，又从未出现在任何“文革”史料和国家级的审判中。

更令人惊叹的是发表他这些文章的那么多报纸杂志。对于这种异想天开的“史实”，刊登前和刊登后都没有征询过我这个当事人的意见，甚至连发表的报刊都从来没有寄过。从上海到全国，所有发表类似诽谤文章的报刊都是这样，连一些号称 “知识分子良心”的著名报刊也无一例外，更不待说那些很少谈文学的文学报刊了。中国大陆报刊的管理体制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产生“对立制衡”，从发表的第一天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并由此联动全国。这就是说，它们已经动用公权力完成了一宗全国规模的严重诬陷事件的全部程序，却不愿意对被诬陷者“询问”一句半句。这便是我们的新闻法则吗？

那么，我就拿这件命案起诉吧。

起诉的法院，当然是选当年墓地和隔离室之间半道上的那一家。

起诉的时间，选在年迈的爸爸缠着渗血的绷带穿起那套旧制服引起我惊悚回忆的那天之后。

一九六八年冬天我拿着白花缩肩跺脚的地方，现在有了一溜高高的台阶。

走完台阶，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衣着潦草的古先生。

我坐在原告席上，他坐在被告席上。这是我第一次进法庭。

按照诉讼规则，有一些例行程序，然后是双方代理人陈词。一听，对方绕来绕去，想避开孙维世命案。

鲍律师说得很少，他温文尔雅地询问被告：“胡锡涛先生写那篇文章时，孙维世早就去世，天下有什么文章能对一个已经死亡很久的人造成‘致命打击’，让她再死一次呢？胡锡涛先生写那篇文章时，余秋雨先生一直在外地农场劳动，从来没有回过上海，他是怎么参与的呢？”

没有回答。

鲍律师又说 ：“你所写的这件事情，你本人未曾参与，也没有其他证人证言，那么，我要问，在你公开发表这个臆想式的结论前，有没有向最主要的当事人胡锡涛先生作过调查？有没有向经历此事始末的上海戏剧电影界的五个专业人员和文汇报社的五个编辑人员作过调查？有没有向被你认为受到‘致命打击’的孙维世生前所在单位的任何一个人作过调查？有没有对余秋雨先生本人作过调查？有没有对当时与他一起在外地农场劳动的数百名见证人中的任何一位作过调查？”

被告立即高声回答：“如果我研究李白，难道要回到唐代，向李白本人调查吗？”

他为自己的雄辩笑了。

鲍律师客气地向他点了点头，没有反驳。

只听到鲍律师还在接着问：“胡锡涛先生已经一再发表声明，这篇文章完全出自他自己的手笔，与余秋雨先生一字无关，你看到了吗？”

被告回答说：“怎么可能一字无关呢？难道余先生从来没有写过斯、坦、尼这三个字吗？”

他又一次为自己的雄辩笑了。

鲍律师仍然没有反驳，再问：“胡锡涛先生的回忆中，明明是说余秋雨先生用学术方式抵制了当时的大批判，为此，胡先生还向余先生表达了钦佩和抱歉之情，你现在要把这件事情完全翻过来，我现在再问你一句，能提供任何一点点翻过来的证据吗？”

被告开始亢奋，说：“为什么那么多重要的报刊都发表了我的批判文章？大家都很明白，我自己也是那个时代过来的，那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

听到这里我不能不闭住了眼睛，想着法院西边当年叔叔的墓地，法院东边当年爸爸的隔离室。然后我睁开眼睛，扭头找窗，希望能看到一九六八年冬天在这里长久注视过的萧杀云天，但这个审判庭没有窗。

在法庭的原告席上，我一次次咬着嘴唇提醒自己：千万忍住。

这有点困难。因为我只要一开口就会说到当年的真实灾难，声音就会变调。鲍律师事前听过我的叙述，知道我的弱点，就一再告诫我：“你尽量少说，让我来说。”

我努力让听觉麻木，只是长时间地盯着对面被告席上的那个老年男人，不断自问：站在佛教慈悲为怀的立场上，我在说明事实真相之后，能够原谅这个人吗？

哪怕有最后一丝可以原谅的理由，我也要抓住。

终于，我抓住了。──我想，自从我起诉之后，海内外媒体均有报道，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欧美华文界的读者们得知基本案情后，大多认为这是最典型、最严重的诽谤案件，但在中国大陆，凡是在媒体上发言的文化人，全都支持被告。他们完全不在乎我起诉的内容，只说“这是言论自由”、“不能让司法干涉文学批评”、“文化人不应该动辄打官司”、“名人难道不会犯错误吗”、“法律应保护弱势群体”……等等，让人不得不叹息，这片土地离“言论自由”、“文学批评”、“弱势群体”等等概念的本义确实太远了。因此，被告只是一大群人的一个代表，而这一大群人，又代表着一段漫长的历史，代表着一个强大的话语权力，代表着一种社会灾难的生成机制、蔓延机制和复燃机制。这么大的空间含量和时间含量，投射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本身就有被原谅的理由。

想到这里，我随手翻了一下由法庭复印交换的双方证据。被告拿出来的“证据”不出所料，果然主要是那个金牙齿提供的，与孙维世命案完全无涉，只证明金牙齿“清查”过我。让我感兴趣的是，被告还把我十四年前写给他的一封回信当作“证据”交给了法院，证明他那么早就在“研究”我了，与我有过一次通信往来。由此，我读到了自己十四年前的匆忙笔迹。我在那封信的末尾冷冷地写道：

大文溢美之词颇多，由我荐出似有不妥，只得奉还，请谅。

这封信寄出的日期是一九八九年一月九日。

读了这封自己写的信，我的心态更平和了。你看早在十四年前，他与我之间，已经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我已经在用如此峻冽的口气教训他溢美和求荐的失当。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继续对他进行一点教育？他长期在一所非文科学校里“研究台港文学”，但当代优秀的台港作家几乎都是我的朋友，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平。像他这样的人，会做什么样的事，我很清楚。他褒我贬我，都无关爱憎，只是一种追赶，一种试探。他对报刊是仰望的，刚才我的律师问他证据，他回答说：“为什么那么多重要的报刊都发表了我的批判文章”，这居然成了他的“证据”了，当然很可笑，但在他的内心却是一种真实。他从报刊动向中寻得选题，为了发表，把话说得更加极端，试着投稿，正好投合了报刊追求耸人听闻的企图，果然命中。他觉得有那么多“重要的”报刊垫底，而所有这些报刊又都是“政府的喉舌”，也就心安理得了。对这样的人，很难认真生气。

就在这时，我发现法官的眼光转向了我，并对我说 ：“原告要不要对今天的庭审作最后陈述？”

最后陈述？难道今天的庭审要结束了？我向法官点了点头。

我终于开口了，先向法官说了几句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和我的家庭的处境，然后把脸转向被告，想给他说说学术研究的入门规则。但一说到“学术研究”这几个字我就噎住了，觉得在这里说这几个字，太奢侈。

那么，怎么劝说呢？我顿了顿，突然想到，不如从他的另一个极端说起。我选了他在一本书中对我的一段过分颂扬，作为例子来分析。他在那里写道：

余秋雨教授继出版了《戏剧审美心理学》后又开始了卷帙浩瀚的《戏剧美学》的写作，这部著作，将体现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东方戏剧文化最终的探讨。

我说，这里讲的全是“好话”，但基本上都是虚假的。我从来没有写过《戏剧美学》，更何来“卷帙浩瀚”？一个人书写得再多，也不可能达到“浩瀚”的地步，那是人家来形容大海的。更重要的是，世上不可能有哪一个学者能对某种文化作出“最终的探讨”，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朱熹、王阳明都不能，你怎么轻易地加到了我的头上？

我劝他仔细想想这种奇怪的吹捧和后来奇怪的诽谤之间的共通关系。

说到这里，我用比较严厉的口气对他作了一个重要告诫：再也不能拿着金牙齿给他的那些假材料到处塞给人看了。我说：“你再低头看一看，这些材料为什么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这些材料查到的内容，为什么都恰恰集中在邓小平主政时期，而不是这个时期之前或之后的？这些材料上，为什么没有任何单位盖章，没有任何人员签字？更重要的是，这些材料如果是合法的，为什么不上缴政府有关部门归入档案，却偷偷地留在这个人自己家里几十年？”

我说：“不管在什么国家，私自伪造、截留、复制、散布、曲解档案都是有罪的，更何况你们是在散布早已被废弃的整人材料！”

我想被告应该听得懂，金牙齿有严重触犯刑法的嫌疑。

想到金牙齿，我又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被告，心想这确实是一个被人家当枪使的可怜人物，真有一点“弱势”，内心更多了一分原谅。

这次庭审结束之后，被告又几度被法院从湖北传唤到上海，我就不出场了，一切由鲍律师代理。

我看到被告在一家报纸上说自己清贫，付不出官司的赔偿款项，更动了恻隐之心。每次听鲍律师讲述在法庭见面的情况，我都要顺便问几句，被告这次穿什么样的衣服？提什么样的口袋？大概住在什么样的旅馆？是坐火车来、轮船来，还是坐飞机来的？是否有律师陪来

？加在一起，大概要花多少钱？

我还问鲍律师，如果到时候判下来了，他拿不出赔偿款，法院会怎么做？鲍律师说：“强制执行，一点儿也不会客气。”

我再次提出，能不能不要赔款了，光让他道歉就成？

鲍律师说，这岂不就成了调解了。

我说，那就调解吧。

法院听说我有意用调解的方式了结此案，就要被告写一份调解草案。被告在调解草案上表示，会在他发表过有关文章的几家报刊上发表致歉声明，他还把这些报刊列了出来。我对鲍律师说：“到报刊上一家家发表致歉声明也得花不少钱，我们干脆好人做到底，只让他在法庭致个歉，不要他在报刊上一一致歉了。”

那天，当鲍律师向法官转述我这个意见时，连法官也很惊讶，向我投来征询的目光。我没有表情地点了点头。

于是，被告道歉，承认所发表的文章与事实不符；我宣布放弃赔款要求，但全部诉讼费用还是要由被告支付，好在数字很小，我问过。于是，双方签字画押。

事毕，走下法院台阶时鲍律师问我：“不让他登报致歉，文化界舆论仍然不知真相，怎么办？”

我说 ：“这些年来，那些人从来不会对我说好话。既然他们不在乎真相，我也不在乎他们知道不知道真相。”

鲍律师又问：“这样一来，致歉的文本只留存在法院，被告以后在社会上、媒体间乱说怎么办？你看那次庭审结束后他还戴上老花镜在庭审记录上改了那么久，真是奇怪。”

我说：“希望他不会。如果他不会，我也不会在文字间提到这件事情。但这位先生，确实有点难说。”果然，后来被告在湖南卫星电视上乱说这个案件，连我的主诉内容“孙维世命案”都掩盖了，还在重复所谓研究李白不必向李白调查的可笑自辩，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掌声，最近他又宣称还将就此写一本书。这本应重新起诉，但我还是再一次原谅了他，只是不得不在这里写下以上这些文字。考虑到他毕竟曾经向我正式道歉，仍隐其名。

我与鲍律师边走边说，已经从法院边门走到马路上。临别，鲍律师站住，郑重问我：“准备什么时候起诉背后那个人？”

他说的那个人，当然是指多次给我制造了重大的人生灾难的金牙齿。

鲍律师知道，我这次起诉被告，目的之一就是要获得有关金牙齿非法窝藏和散布整人材料的证据。现在，证据拿到了。

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能够原谅一切的人，心底不留隔夜之怨。但这个金牙齿，却让我感受到一种横贯几十年的“新仇旧恨”。多少次下狠心想忘记他，但他总是冷笑着又一次出现在你眼前。天下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生命？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也放过他吧。算起来他已经很老，听一位记者说，他身体很不好，他的妻子不断为他的行为与他吵架。……年龄法则超过其他法则，我永远也不会去惩罚一个老人，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个懂事的老太太。祝他晚年安康。”

其实，世间很多事，人们只想探究底细，并不想对这个底细有所行动。

此生就是来解谜的，人生的吸引力主要由悬念构成。当答案一经显露，在心底叹一声“果然是他”，就已非常满足，不必留连过度。

历来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不会惩罚“冤主”的，仅让受害人和读者的眼光最终扫射到他，并注视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迷蒙的烟雾中。甚至，欣赏着这个背影以什么样的身手一次次逃脱。一旦惩罚，便落入因果报应的通俗套路，虽未尝不可，却降低了等级。

文学作品是这样，真实人世也是这样。

在这之后不久，我又欣赏了另一个苍老的背影。此人突然在很多报刊上宣称，“咬嚼”出了我书中不少文史细节上的“差错”，还专门出了本书。很多学者、教授、辞书专家看到后对他逐条进行批驳，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还怒斥“这种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不但用不着负什么责任，却反而在媒体的炒作下，一夜之间名传遐迩”；他却完全不理，一路举着“我咬余秋雨”的旗帜，把书在台湾再版，在香港连载，还在国际书展签名，一时竟登上了亚洲畅销书排行榜，可谓顷刻暴富。与此同时，全国那么多报纸都刊登出他赳赳勇士般的肥硕头像，连香港的《民报》、《信报》也为他让出了大块版面。

亏得重庆马孟珏先生、江西周卓琼女士、内蒙古黄勇成先生等年长读者来信提醒我，从这个人有本事举着民众完全无法判断的文史细节快速发动起一场全国性社会大批判的娴熟手法，到他声称要“咬嚼骨髓”的血腥语言，可以判断他在“文革”中一定有过特殊的经历。

当我终于找到答案时，惊得连手上拿着的一本书都滑落到地上，但很快心情又平静了。原来人家是在延续几十年一贯的逻辑：只要批斗，任何人物都可以“罪行累累”；只要咬嚼，任何文章都可以“伤痕斑斑”。

好汉末路，断剑夜风，只能靠咬文嚼字谋生，还是让人不胜唏嘘。

略感震惊的是，这些苍老的背影，当年只能执掌一方呼吸，今天却能煽动四方视听。如果现在那些年轻的职业诽谤者快速追上这些背影并叩首求教，那么，我们从灾难中走到今天的一大圈坎坷长途，岂不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又何以向受难的父辈们交代？

正因为这样，当今世上所剩无几的文化良知，都提起了警觉。

诽谤我是小事，一个真正的标志性的事件，是百岁老人巴金重新受到大规模的诽谤和侮辱。

就我个人而言，在家乡童年的书房里读完了巴金先生的《家》、《春》、《秋》，后来作为他女儿的同学，见证了他最艰难的一段人生遭遇，断断续续，不绝如缕，这从眼前这部记忆文学中处处可以看到。如果巴金的历史被玷污，那么，有关我们父辈和我们自己的人生记忆，也会一截截破残。

就整体而言，巴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硕果仅存的代表人物，是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作家，又是率先否定“文革”灾难的人格形象。诽谤巴金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但是，诽谤事件还是大张旗鼓地发生了。

最早反击这种诽谤的是刘再复先生。他说：

现在香港和海外有些人化名攻击巴金为“贰臣”，这些不敢拿出自己名字的黑暗生物是没有人格的。歌德说过，不懂得尊重卓越人物，乃是人格的渺小。以攻击名家为人生策略的卑鄙小人，到处都有。

刘再复先生是在遥远的美国科罗拉多写下这段话的，时间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素来温文尔雅的他，这次看来是真正生气了。

其实刘再复先生说那些攻击巴金的人“不敢拿出自己名字”，是因为从来没有在正当的文化行为中见到过这些名字，以为是谁用了化名。事实上，首先攻击巴金“永远是一个一身俸两朝的失足贰臣”的，是深圳的朱某，他倒没有化名。我只是不知道他的这种言论在香港和海外也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于是，急忙托朋友把他的这类文章找来。

找来一读，大吃一惊。因此，我必须留出一点篇幅来专门说说这个原本也许根本不值一提的朱某了。说朱某，其实也就是说“文革”，说诽谤，说灾难，说巴金，说父辈，说我们。

他说巴金“一身俸两朝”，当然是指巴金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和之后都活着，又都发表了作品，受到了欢迎。这与“文革”中上海造反派对巴金的批判一模一样，而且同时横扫了冰心、茅盾、曹禺、钱钟书、叶圣陶等等一大批前辈作家。但他对巴金最仇恨，因为巴金活得长：“用对权势的忠诚来换取高干病房高级保健豪华疗养，换取长寿百岁。”

百岁也成了罪名，这种指控发表在国外，真为中国人争脸。

众所周知，长期卧病在床的巴金老人早已把自己的全部稿酬积蓄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各地受灾民众，但朱某还批判他“一天又一天的收获版税银子”；老人对自己在胡风事件和“文革”中的不够坚强作出了令人感动的自省，连笔锋尖锐的台湾批评家李敖先生都因此而称赞巴金伟大，但朱某却利用老人的自省内容，批判他是“坦白坯子”、“欲盖弥彰，虚伪毕现”、“这是忏悔吗？十足的狡猾，伪君子”、“欺世盗名”、“何等的残忍与无耻”……

说实话，这些语句已经远远超过了“文革”造反派对巴金的批判，更何况，造反派批判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作家，而今天朱某辱骂的，是一位百岁老人。

不仅如此，朱某还伪造了所谓“致朋友于死地”、“家天下”、“巴金庙”、“国有资产流失”等无中生有的罪名，对巴金进行全方位的诬陷。

最不可思议的是，张春桥当年宣判“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而造成巴金在“文革”中的巨大灾难，竟也被朱某解释成“因为与张春桥的私人纠葛”。

在这里，我忍不住要引用一些史实来反驳了。

张春桥与巴金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他为什么要那样宣判巴金呢？几乎所有的巴金研究者都知道，全是因为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巴金在上海文代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巴金在这个发言中说：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们欢喜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这些话已经足以使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老一代大批判干将暴跳如雷，没想到美联社又在五月二十五日从香港发出电讯，被张春桥等人看到了。

美联社在电讯中说：

巴金五月九日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他说：“害怕批评和自责”使得许多中国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成为闲人，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避免犯错误”。

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这位作家说，看来没有人知道“手拿框子和棍子的人们”来自何方，“但是，只要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说：“这些人在作家当中产生了恐惧。”

这位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他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气，来摆脱这样的恐惧，写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东西。

美联社的电讯中还特地说明，当时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报刊都没有刊登和报道这个发言。

美联社的这个电讯，使巴金成了“为帝国主义攻击中国提供炮弹的人”，因此就有了“文革”中张春桥的“枪毙”、“不枪毙”之说。至于新一代的大批判干将们为什么故意模糊巴金和张春桥之间的大是大非，说成是“私人纠葛”，我们只要细读巴金的发言就能明白。巴金揭露了这些人的师傅们的行为特征，因此字字句句都横越四十年落到了这些徒弟身上。他们只怕当代读者读到巴金的这个发言，并由此看出他们的行为根源，因此故意把水搅浑。

由此，我对这个朱某产生了巨大的好奇，觉得他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概括力的人物，不能让他永远躲在暗处，一直成为刘再复先生所说的“黑暗生物”，而应该把他引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我已经用法律手段引出过金牙齿，那又何妨再引出一个？对此， 我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很多年前，正是这个朱某，曾把我对深圳文化的远景设想篡改成现实评价，掀起过一场所谓“为深圳唱赞歌”的批判。人们问他，我为什么要“为深圳唱赞歌”？立即有一个谣言在北京发布，说我收受了深圳的一套“豪华别墅”。那么，只要追查这个谣言，毫无疑问能引出朱某。

谣言的发布者是北京一个姓肖的编辑部干部，此人还发布过我和香港“豪华别墅”的谣言。当时正好有北京高官因“豪华别墅”而被判重刑，天津的杂志上就有人呼吁对我也绳之以法。我想这个官司不难打，一打，准能让“黑暗生物”结束他的黑暗时代。

于是委托解士辉律师先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初审责令被告到深圳索取我收受别墅的证据，但过了很久再也没有消息。等到再开庭，有没有“豪华别墅”的问题，突然变成了“有没有听到过这种传闻”的问题。有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作为被告的证人站起来说，听到过。于是，被告胜诉。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是，原告是“公众人物”，这方面的法律保护应该减弱。判决很奇怪，我倒无所谓，最大的遗憾是那个“证人”并不是深圳朱某，我没有把他从黑暗里引出来。

上诉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在终审中引出了一个“惟一证人”，替被告证明，他在深圳“听到过”这种“传闻”，于是，维持原判，仍然是我败诉，被告胜诉。判决书上郑重地写出了这个“惟一证人”的工作单位、职业和名字：“广州《新经济》杂志聘用记者朱××（原件为实名）。”

果然是他，深圳朱某，终于被我引出来了！但他怎么跑到广州去了？

广州的资深记者董晓敏先生看到他们胜诉的消息后十分震惊，立即到《新经济》杂志社询问，该杂志的营运总监明确回答：“我们杂志根本没有这个记者！”

你看，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

全国很多报纸都报道了我败诉的消息，却没有一家愿意调查一下，那些“豪华别墅”到底在哪里？

过了几天，北京的报纸以通栏大字标题刊登，那个胜诉了的被告还要到法院反诉我，理由是，我表示过，“豪华别墅”的说法是“不实之词”，而他则认为连“不实之词”也不能说，因为“没有能力核实或没有条件核实不代表不想核实”。我说“不实”，是篡改了法院判决。因此，可能他要反诉我不理解他的公事繁忙。希望他真的起诉。当然，他们又必然胜诉。

从此，中国人说话要小心了。不能再莽撞地批判假酒、假药，只能恭恭敬敬地说人家“没有能力不造假或没有条件不造假不代表不想造假”；也不能随便批判盗版了，只能小心翼翼地说人家“没有能力出正版或没有条件出正版不代表不想出正版”。更不能说谁是坏人，只能说人家“没有能力做好人或没有条件做好人不代表不想做好人”。他们太繁忙了，一时顾不过来。

那位“惟一证人”深圳朱某更是繁忙，看到我敢于与他们打官司，便立即把一直指向巴金老人的矛头移向了我。他一边到法院“作证”，一边在《山西文学》上连续发表谈话，有一期的醒目大标题是《余秋雨肯定是有问题》，据说这话是我的朋友魏明伦先生对他说的，一下子把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所谓“历史问题”的诬陷责任，全部栽赃到了魏明伦先生一个人头上。

魏明伦先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朱某不得不发表了一份承认“严重失实”的道歉，但一转身又在《山西文学》上以头版头条“本刊特稿”的隆重方式发表他与北京那个余某的两次对话，这两个人给我做了一系列空前荒诞的政治结论，而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那两个苍老背影的推崇和依仗。看得出来，他们觉得已经完全能够控制法庭和媒体，因此彻底地有恃无恐了，充分地享受着一次又一次胜利的狂欢。

他们还在不断炫耀自己的有权势背景。例如那个朱某发表了他与原中共深圳某工业区退休书记的谈话，其中他对那位书记的谄媚、奉承、吹捧、歌颂，很少有怕羞的读者能够读得下去。他又借那位书记之口，歪曲书记的原意，说巴金“不得好死”，并把这四个字用在标题上。那时，正好是巴金老人在病床上度过百岁寿辰。

聊可宽慰的是，这次他们暂时没有对付巴金老人。我把他们朝我这边引了一引，好让中国读者少看一次鞭挞百岁尊长的凄惨图景。

我曾请教过两位北京的法学家：我没有收受过所谓“豪华别墅”的寸土片瓦，他们却在国家的官方媒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谣诽谤，海外媒体大量转载，结果反而是我败诉，他们胜诉，中国的法律就这样了吗？

一位法学家说：“这可能是操作上出了问题。你有名，却也只是一个外地的个体文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来起诉政府主管的机关公务人员，也不摸一摸水浅水深……”

另一位法学家打断他，说：“更可能是法学观念上的问题。不少中国法官相信了一种时髦的说法，认为中国名人不够成熟，因此法庭应该故意容忍一些诽谤，促使名人成熟。”

“百岁老人也不够成熟吗？”我问。

他们一愣，随即苦笑了。

我随即正色说了一段话 ：“中国名人确实不够成熟，但肯定要比中国法律成熟。因为在名人受难的时代，法律没有出现。法律重新下地走路，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当然，比名人和法律都成熟的，是那帮人。”

有人说，不管是为巴金老人还是为了我们自己，都不必反驳那帮人。

美籍华人陈栎之先生送来一副漂亮的对联：

清雅之口，何必驳难无稽之谈；

超世之笔，岂可描画驱鬼之符。

我回答说：“他们当然不是我们的文化对手，却是我们的生活空间。”

江汝祺教授在旁听了一笑：“生活空间？你没听说大家都在进入虚拟空间吗？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记者层出不穷，盗版者敢于公开批判反盗版，造谣者敢于以造谣者的身份上电视，全都侃侃而谈、笑容可掬。民众已经适应他们，我们已经斗不过他们。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升任一座城市的文艺主管。说不定，他们不久以后还会发表文章，说你的叔叔并没有屈死在‘文革’之中，至今还活着，住在格陵兰岛你的又一套豪华别墅里……”

“更麻烦的是巴金老人，”我接着他的口气说，“过不了几年，很可能有人把他算作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否则他为什么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馆？”

我们边说边摇头，是啊，到那时，真实的历史都已埋进墓地，默然无声。他们现在已经是法庭上的“惟一证人”，传媒间真正的“公众人物”，城市里的“文艺主管”，到那时，更是一言九鼎。

倒是几天之后的一个电话，稍稍唤回了我的一丝乐观。

电话里传来年轻的声音 ：“余老师，您完全赢了!”

一问，原来是一群大学生在某省卫星电视里看到我的两个被告在信口放言。学生们在电话里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 ：“他们太掉份了。从衣着、口气、手势、站相、坐相，都没法看，没法听。”

下一代心中的输赢，在生命形态上。

这些孩子早就热衷于虚拟空间里的网络游戏，但虚拟空间并不接受一切虚拟，反而能在高速变换的节奏中轻易地唾弃一切恶劣虚拟、低智虚拟、破陋虚拟，直接敏感生命的本体信号。

“你们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了吗？”我问。

“闻到一股不好的气味就应该立即掉头，哪有心思去品味？”他们说。

他们竟然觉得，一个人的“气味”比什么都重要。也许，事情就这么简单。

下一代的这种态度，反倒有可能绕过历史迷魂阵，直问天性、良知和审美直觉，从而留下人类最珍贵的一点东西。或许，这也可以算作历史墓地边的新世纪法庭？

我们不能对下一代有太高的期许，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有兴趣跟着去做历史的盗墓贼、中国的新纳粹。

这是我经历多年考察后对中华文明整体路向建立的某种信心，广大读者都知道。

就在这种一直缥缈而摇曳的“信心”中，我爸爸去世了。

自从上次摔跤后，他很少外出走动。这天他想走走了，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捧着保温茶杯，自己悄悄地下了楼。看到墙边黑板报上有通知，居民委员会办公室里在开一个老年人的会，他想去听听，便朝那里走去。才几步，又摔跤了。

这次摔跤是致命的，他再也没有起来。

对我而言，爸爸走的真不是时候。

我早就想过，我们做子女的无法决定父母亲走的时间，却可以努力让他们走得放心。这些年见到爸爸身体日渐衰弱，我总把我和妻子的真实处境瞒着他，骗得他放心。现在他一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回头一看，全都知道了，心情一定很坏。

他终于知道，我这些年是在骂声中度过每一天的，年年都成为中国文化界被骂得最多的人。

那三个字，由祖母构建、由他裁定的我的名字，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都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爸爸一定会在冥冥中焦急地问：“他们究竟是谁？”

我会告诉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确确实实养育了一个比较有‘人缘’的儿子，竟有那么多人甘愿抹黑了脸为他的生命行为作注解。因此，顺带又养活了那么多人。”

这是普济众生。那就放心走吧，爸爸！我为你诵经。

经曰：“菩提萨cuiy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 gui碍，无槃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这就是祖母念了一辈子的《心经》。

我把这一段的意译为——

大菩萨，

大智妙，

引渡彼岸，

无所不了：

了却牵挂滞碍，

了却恐惧烦恼，

远离颠倒假想，

走向清净寂寥。

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我的意译是——

去吧，去，

到彼岸去；

一起超度，

大觉大悟！

好了爸爸，去吧。

那一叠纸条

同济医院的太平间离抢救室还有一些距离。放弃抢救的最后努力后，医院的工人要来推爸爸。我们说不，我们来推。

太平间其实是一个冷库，排列着很多整齐的大抽屉。爸爸被推进了一个抽屉，孤单单的，冷飕飕的，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小空间，而且这个小空间立即就要关闭。

爸爸最怕冷。一阵秋风就要穿棉袄、戴帽子。他是这座城市里每年最早发布寒冬警报的人之一。被子天天要晒，而且必须自己动手。他不太信任空调、火炉之类，只相信太阳，要亲眼看着太阳的光和热确确实实地经由被子，抵达他的身体。从今天起，他不再有太阳了。我敢于肯定，爸爸并不怎么害怕死亡，却会非常惧怕这个冰库抽屉里的狭小空间。

嘭的一声，闷闷的，抽屉关上了。我们像是做了天底下最不道德的事，连自己也不敢正视，赶快回家，筹办追悼会，以忙碌来掩盖无奈。

为了追悼会，需要寻找合适的遗像以便悬挂，还需要寻找朋友们的通讯录以便通知。这些都在他那个整天上锁的抽屉里，由小弟弟余国雨去翻找。于是，一个神秘的抽屉静静地打开了。

说它神秘，是因为爸爸每天都会花费很长时间坐在抽屉前翻弄，而只要知道我们靠近，他总会轻轻合上。而且，次次上锁，一次不忘。

此刻我们各自都在忙着，但我的目光时时拂动在小弟的背影上。我想那儿也许会有一些老人的秘密，会有一些疑问的答案。

照片找出来了，谁见了都说好，当即拿到照相馆去放大 。我问国雨：“通讯录找到了吗？”

“还没有。”国雨说。

这是我预料中的。二十多年前“文革”灾难刚结束时妈妈就对我说：“你爸爸把所有的朋友都开除了。”

我原想，爸爸是一个温和、谦恭的人，不会把人际交往的事情做得那样决绝。但是我估计错了，爸爸在这件事情上恰恰做得非常决绝，他把自己的私密空间打扫得非常干净，没有留下一点有关“友情”的蛛丝马迹。

这也就是说，在这位八旬老人的追悼会上，将不会出现他个人的任何一个朋友。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在心中暗暗叫好，爸爸，这真是人生的大手笔！

耳边传来国雨低低的声音：“大哥，过来一下。”

我连忙过去，看到他从抽屉内侧几排药品下面，找到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纸袋已经打开。

这是一叠泛黄的劣质纸，大大小小，各色各样，却被收理得非常整齐。国雨在平静地翻动，而我，则蓦然一震，不敢立即用手去碰触。

这个差异，在于年龄。我相信与我年龄相近的人，见到这样一叠纸张，不必先问内容，都会产生与我差不多的反应。

那些不匀的油墨，那些套红的标题，那些打叉的名字，那些成排的惊叹号，那些拘谨的申诉，那些反复的涂改，组合成了一种恐怖的音响，扑面而来。这就像，仅仅是屋角蜘蛛网上的几丝白发，树梢残叶间的半片碎布，就能立即把我们带入那个不敢再想的年代。

毕竟还要翻看一下。

伸手前，我看到不远处有一双眼睛看着我，那是妈妈。悲痛不已的妈妈也看到了国雨从抽屉里翻找出来的这一叠纸，而且也快速地判断出是什么年代的留存。如果在以前她看到爸爸在翻动这些纸页，一定会一把抢过去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箱里，不允许他用过去的伤害再伤害今天。但是此刻她却不敢走近一步，因为她掂出了事情的重量：一个她最为了解的男人把这叠纸页保存到死亡之后，那么这也就成了需要重新解读的重要遗物。

读解者，是我。

第一叠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简报。

翻开第一眼看到一个大标题：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一看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这让我一惊，一直记得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是一九七五年我得肝炎之后的事，怎么一九六八年我去外地农场劳动前就批判上了？可见这是造反派一直在做的事，一九七五年只是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罢了，而我们，已集体失记。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这些油印的大批判简报中抄录一些文字下来，至少让弟弟们看一看，我们的爸爸曾被什么样的牙齿咬嚼过：

罪行累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就靠了边，但他贼心不死，凭他反革命两面派的嗅觉，表面伪装老实，企图蒙蔽群众，暗地里却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果然，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光看这一段文字，人家都会以为我爸爸是什么大干部，因为他居然有资格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翻案”，居然有能力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指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与北京高层的所谓“二月逆流”（文中所说的“二月黑风”）相关……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小职员。所谓为陈丕显翻案，只是一句随口闲聊被“朋友”们揭发了。

这就是大批判的本事。

再翻下去，我实在既想哭又想笑了，造反派竟然把我爸爸抬到了无法想象的政治高位：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坚决击退右倾翻案妖风！

打倒刘、邓、陶！

打倒陈、曹、杨！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打倒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打倒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十一个口号中，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们可以依次看看这些口号。第一个口号不必说了，第二个口号中的“刘、邓、陶”，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陶铸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第三个口号中的“陈、曹、杨”，陈即陈丕显，原上海市委书记；曹即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杨是指谁呢，我记不得了，大概是杨西光吧？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

第四个口号中的谭震林，是国务院副总理，曾与陈毅、叶剑英等元帅一起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上带头批评“文革”极左思潮，被称为“二月逆流”。

第五个口号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职的将军，杨成武曾任代理总参谋长，后来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

在这么一个名单后面，爸爸一人独占了第六个口号，真是风光极了。

但是，作为过来人，我不能沉湎于这种风光。因为我知道，简报上所说的“当天斗批大会”中的“斗批”二字意味着什么，“画皮被层层剥开”中的“层层”二字意味着什么，“这个老虎还没有死”意味着什么，“他装出一副可怜相”意味着什么，“必须举起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意味着什么，“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不是空洞言词，而是造反派的行动记录。爸爸真是受苦了。

更苦的是，当其他所有口号中被打倒的人全部平反昭雪，或官复原职，天天见报，而位居第六个口号的爸爸，却一直未能平反。原因只有一个，他太小了，平反昭雪的阳光要穿过厚厚的冰层照到他所在的社会底层，时间太长太长。

这就出现了第二叠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蓝色复写纸垫着抄写的申诉书。原稿都是我起草的，爸爸的最后平反一直拖延到八十年代前期，这也就是说，在“文革”结束后的四五年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为爸爸起草申诉书。

我越写越为爸爸感到不公。例如，“文革”中虽说他“罪行累累”，但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却是“为陈丕显翻案”，等到爸爸苦苦申诉时，陈丕显先生早已是省委书记，后来又成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又有什么途径，能使爸爸的申诉让陈丕显先生本人看到呢？看到了，又怎么能让他相信呢？

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抄写这些申诉时要一笔一画地把力气按到几层复写纸的最后一页，每份申诉长达万言，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我在星期天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写完一份原稿，他大约要花费三四个夜晚才能抄完，然后寄出。

寄的部门有好几个，因此要复写好几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门的收发室不重视，每份都寄挂号，还把挂号的存根号签，用大头针别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页上。现在，这些大头针已经发锈，棕黄色的锈迹与纸页蚀在一起。

在大批判简报和申诉书底稿后面，又有回形针别着一堆纸条。

这些纸条我看第一遍时没有看懂，再仔细地看第二第三遍，终于，泪滴落到了这些纸条上。

这是一些借条。

这是爸爸写给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借条。

他知道这些借条基本不会有用，却会招来批判。批判时必须应答有关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这些借条，从文字看非常平静，例如：

我母要回乡长居，回乡的路费、房屋的修理费和日常生活费，共需要大约一百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里隐藏着我家的一场大悲剧。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在仅存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害、一个被关以后不得不独自回乡，却不知在乡下何以为生，爸爸在隔离室里毫无办法。

我没想到的是，他还是拼将做儿子的最后责任，写了这张借条。这张借条换来多少次批斗，多少次毒打，我现在已经无从知道。

又如：

我领养的外甥女定于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场结婚。我和妻子商量了，准备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再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们能勉强成家，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张借条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当年在姑妈的追悼会上，叔叔余志士先生抱过这个周岁婴儿立誓终身不婚要来养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夺过来交给我妈妈的情景，我已写过。在爸爸写这张借条时，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终身未婚，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对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与前去探望的妈妈商定，所送婚礼必须由叔叔留下的那只箱子来装载，而且稍稍像样一点。这是一个善良家庭几十年来一个共同行为的落脚点，但造反派怎么会看得懂“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这些话呢？

追悼会上的夺婴，终身不婚的许诺，“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的秘语……是他内心深处的默默承载，连我们当时都不清楚。但在我今天眼前，却成了一首圣洁的家庭诗篇。

还有这张借条：

一九七○年度我家五个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约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这句最普通的中国话，需要注释一下才能显现其中的恐怖。“布票”，是灾难年代规定的每个中国人的用布标准，这个标准也包括边远地区最贫困的人群。一年布票“到期”，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冻，我家还没有用过一寸！这是连当时全国最贫困的家庭也无法想象的了。当时，由于我们几个子女外出，家里的户口剩下了五个人。爸爸借条上的短短一句话，今天读来还毛骨悚然。

我可断言，这是爸爸在隔离室里裹着那件破棉袄瑟瑟发抖时写的借条。当然还是无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温暖。

爸爸写的这些借条，使我产生一种震动。妻子见我长时间发呆，以为我是过度悲痛，其实，我是在又一次体认爸爸，并向爸爸忏悔。这种忏悔的强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仅没有与造反派打斗，反而向造反派借钱。借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事业，而只是为了家人衣食。这种姿态，看来很低很俗，却给了我当头一击。

这些事，本来可以由我来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为我毕竟没有被关押。但是，我却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人格气节，连想也没有想过。

例如，直到今天我才敢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与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们靠近一点呢？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好人，我如果与其中一两个人倾诉我家苦难，他们如果动了恻隐之心，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去找我爸爸单位的造反派，爸爸的处境一定会有所改变。我为什么不可以给造反派一个笑脸，换下爸爸写给造反派的一张借条？

那么，接下来，我放弃的机会就太多了。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庭上说的那样，当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这当然是他以己度人，但确实也概括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态度，我却为什么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按照我的天性，当然绝对不可能去参与那些伤害他人的大批判，但当时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空洞的跟风之作，我如果放松身段，也跟着写几篇，那么，就不必在全家最艰难的岁月里发配到外地农场去了，不必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间老屋里去了，极有可能换得稍有权势的人的一点照顾。也就是说，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写一些，爸爸又何必锥心泣血地写那么多？

以前，我一直满意自己在灾难中坚守着一系列人性、人道原则，这当然不错，但在这个原则之下，应该还有一些活动空间来救助家人，我却把这些空间堵死了。我错误地认为，所有的空间只有黑白分明的两半，而不知道中间还有不小的灰色地带。黑白分明？除了人性、人道原则之外，我哪里分得清还有多少黑白界限？四周都被污浊充塞，所谓干净也只是一种自我幻觉。我知道一切罪名都是诽谤吗？我知道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吗？我知道国际的价值标准和人类的终极关怀吗？都不知道。因此，我所默默固守的，很可能只是与造反派的一些微小差别，连自认为在血泪缝隙间的学术写作，现在一看也愚钝破陋。既然如此，我何不退后几步，放低姿态，尽量减少一点爸爸、妈妈和全家的实际痛苦？

大概是教育所致，我一直相信，家庭亲情，应该让位于社会大道。历尽灾难方才明白，家庭亲情本是社会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的时代，更是这样。

我的新课本，就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

他向造反派伸手了，而且只是索要家人温饱。但显而易见，他比我崇高。作为他的大儿子，而且是他被关押后家里最大的男人，我羞愧难言。

突然想起了我们学院的陈汝衡老先生。我在前面写到过，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装要枪毙他的时候，一步步走到墙角后突然回身跪下，恳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这事我当时听到后因联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泪，但还是没有参透其间深义。陈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时老学究，把枪毙当真了，因此他的“临终”表现完全出于本能。他没有喊政治口号，没有摆学者风度，也没有发雷霆之怒，他跪下了，恳求了，而且把歹徒称作“小将”。

这种种动作如果被今天的大批判干将和职业诽谤者们知道，一定会上纲上线为“没有骨气”、“卑躬屈膝”、“软骨虫”、“怕死鬼”、“叛徒”、“汉奸”，就像当年的歹徒们宣布枪毙他的理由是“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写诗作文却不与国民党斗争”一模一样。但我现在看来，再也没有别的作为，比陈汝衡先生那些本能动作更能揭示一场灾难的恐怖本质的了。

与我爸爸一样，陈汝衡先生不是英雄，但同样是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中国男人。

借住何处

从爸爸的一叠借条，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欢的群落。

一个男人，要把家庭撑持下来极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发出索借之声，伸出索借之手。

仅仅为了我，爸爸让我暂时跟着妈妈借住在家乡，家乡毕竟无法完整地培养一个孩子，他又花出极大的精力，让我借住在上海……

他向大地索借着儿子的生命支点。

而我，却以为是自然的生命过程。甚至，以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这些年，爸爸很少接触媒体，却从看病的医院里知道了我的一点点社会知名度。他并不为这种知名度感到高兴，但由此推断出上海这座城市对我的重要性，心里踏实了。

我给过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读读放放，并不怎么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时去公园闲坐时拿出来翻翻。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完事后穿衣理包，准备离开，看到几案上有这本书，就自言自语说：“真是糊涂了，刚才怎么把这本书掏出来了。”正要伸手去拿，医生笑着说：“老先生，你搞错了吧，这是我的书。”

爸爸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没搞错，这是我儿子写的嘛，你看这署名……”

这事的结果，当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这位医生请他带着那本书回来要我签名。以后他每次去看病，都有医生、护士事先准备好一叠叠我的书要我签名。这实在有点把他闹晕了。

他想，在那些书上，我签名时还写着请那些医生、护士“教正”，那就应该由我赠送才对，否则很失礼。于是，他到书店去了。

“有没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书？”他问。边问，边递上一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就写着这个书名。他觉得这个书名用上海话一念，声音完全含在嘴里了，别人一定听不明白。

书店职员没看纸条，随口答道：“卖完了。但他新出的书还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问：“新出的？叫什么？”

书店职员从书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内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确实是我，就把那一堆都买回来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签名，然后送给医生、护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问清了这些书的来历，便说：“爸爸，要送书，问我要，何劳您自己去买？”顿了顿，我又尴尬地解释道，“这些书，怕您和妈妈看着累，我没拿过来，也没告诉你们。”

我心里在自责：真不像话。

但从此，爸爸关照几个弟弟，报刊上有关我的消息，拿一点给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杂志，不知是哪个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记者问。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记号的一段，问我：“这话，记者没记错吧？”

我从来不在意报刊上有关我的文字，拿过来一看，是这样一段对话──

问：请问余教授，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语文课本。它让我认识了毕生阅读和写作中的绝大多数汉字。

问：再请问，对你思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数学课本。它让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逻辑常识，至今我们还常常为这些逻辑常识而奋斗。

我记得说过这样的话，记者没有记错。

“都是小学？”爸爸问。

我当时没感到爸爸这个问题里包含着什么，只随口答了一句：“那是一种性情中语，倒是真话。”

过后不久，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沈如玉先生来上海，爸爸、妈妈都认识他。他现在担任家乡的教委主任，专程赶来 ，问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迹。

我立即推拒，认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编排在原来学号里的那个普通学生。

如玉说：“你想岔了。家乡那么偏僻的小地方，能让你在名声上增添什么？乡亲们只是想借着你的例子，鼓励乡间孩子读书罢了。”

这就很难推托了。我想了想，对如玉说：“这样吧，找一块砖石，嵌在不起眼的内墙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与我有关的小字。”

“你拟一句吧！”如玉说。

我拟定的句子是：

在这道矮墙里边，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记在纸上了。

爸爸在边上不解地问：“全部？”

我说：“是的，全部。”

但这时，我看到了爸爸沮丧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让我在乡下借住了九年，后来我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为什么总是对上海那么吝啬？

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想与爸爸憋气，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关及一个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种基元性沉淀，我一时无法向他说明白。

也曾有几次坐下来想说了，却很难开口，因为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驱逐我。

什么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这些年全国围着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几个干将全在外地，北京、长沙、武汉、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线者却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态度看似温和，全以朋友相称，甚至称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顺眼，偶尔挤眉弄眼，却绝不会横眉竖眼。他们时不时在报刊上抛一点闪烁其词的“材料”，作一点阴阳怪气的“规劝”，等到终于引逗出了外地的叫骂声、杀喊声，他们微微一笑，准时下班，在碗盏间发几句超然之论，然后盘算起做小官、赚小钱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厌恶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观者。旁观者也能大致判断事情的真伪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续，尤其希望看到像“马桶车撞奔驰车”这样有趣的事情的延续。在这种群体气氛中，一个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换取安适，却不容易凭着创造而长久生存。上一个世纪的前半期，上海曾来过一些大格局的创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发的国际多元文化生态，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这么一个湿腻腻的头衔。如果上海文化什么时候不再具备创造者的人格温度，不再以现代产业运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广纳、冒险开辟、无界发散的态势，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设施和排场，也失去了灵魂。

上海在我的中学时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后来我在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经多少咬，也总是默默忍受，只顾以更多的劳作来为它增添一点文化重量，作为报答。十多年前在全国各地考察时深知上海名声太差，还写了一篇《上海人》力排众议，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容量，也最有潜力的地域文明，并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劲打气。后来，我又一再论述，上海人应从小市民而转型为大市民。这些年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已经大有改观。但几经折腾我已明白，自己虽然仍然喜欢这座城市的建设管理、衣食住行、生态气息，而在文化上，我与它有很大隔阂。因此这些年来除了探望爸爸、妈妈，已基本不去。

现在，连爸爸也离开了，只剩下不断用家乡方言叹息着“寂寞”的妈妈，留在那些街道间。

直到爸爸临终，我都无法向他解释，他当初把我带到上海来这件事，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悖论。这种悖论并不艰深，叔叔在年轻时已经领悟。

其实爸爸也领悟了，最雄辩的证据是，他不想让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朋友”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他没有留下一份与这座城市相关的通讯录。

那么，就开一个家庭式的追悼会吧。

家里人、亲眷、家乡人，再加上我们这几个儿子的朋友。

追悼会的主要内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从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别要仔细地映出他藏在抽屉里的那一大叠纸页：大批判简报、申诉书和一张张借条。

这些图像的讲述人，是我的妻子马兰。她原来对屏幕上的灾难记录并不清楚。由她讲述，有一种由外而内的悲愤。那天她黑衣缓步，慢慢叙述，坚持到最后没有哽咽。

我致悼词，主要是解释那些借条。我听到，现场响起了一片哭声。

追悼会以后，我一直在想，真后悔没有多问爸爸一些问题。几天之差，就成了永远的猜测。

我对妻子说：“应该动员你的爸爸写回忆录。不是用来出版，而是为后代留下生命传承的记忆。对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种精神总结，很有意义。”

妻子点头。

我们没动员多久，岳父就同意了，当天便动笔。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岳母叫岳父吃饭，岳父坐在餐桌边还泪流不止。岳母一怔，随即问：“写到哪儿啦？”岳父没有回答，拍拍岳母的肩，说：“老伴，你真不容易！”

这顿饭，两位老人红着眼睛说几句，吃几口；吃几口，说几句。我们的侄女马格丽听起来十分艰难，却也觉得自己应该知道，当即要求，把爷爷写下来的文稿输入电脑。

以后几天，轮到马格丽红着眼睛上餐桌了。

有一天吃完饭，我和妻子与两位老人闲聊。我把气氛调理得很轻松，然后请岳父谈谈回忆录的写作，尤其想听听与妻子有关的内容。

以前，我只知道他们在县城挨批斗时把五岁的马兰和两个哥哥送到举目无亲的叶家湾躲藏的事。

岳父说：“她出生前的一件事，我回想起来还非常感动。”

马兰出生前，两个哥哥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特别是小哥哥，几乎快不行了。做父亲的和其他很多右派分子一起在水库工地上服苦役，毫无办法。一个干部走过来，要岳父把这个孩子送给他。岳父摇头，干部说：“你这么个右派分子，怎么养得活两个孩子呢？”这话刺激了周围的右派分子，等干部走后，一人凑一斤粮票，这在当时等于是割肤捐血。岳父接着再凑钱去买粗粮，全家活下来了，这才有后来的马兰。

说到马兰，岳父高兴了。他说：“受罪的人也会有很好的后代。老伴怀马兰时，我就天天到河里摸鱼，保证营养。所以我在回忆录里向天下夫妻传授经验：要生一个漂亮一点、聪明一点的孩子吗？妻子要多吃鱼，而且要丈夫下水亲自摸！”

我们一听都笑了。岳父还在说：“但是要培养成为人才，还有很多门槛。有一条最关键的门槛，是她跨的。”他指了指岳母。

岳母知道他在说什么，便接着回忆下去。

说的是，马兰十二岁时初中毕业，考上了省艺术学校。全部复杂的手续都由她这个小女孩自己办完，但遇到了最后一道门槛跨不过去了：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儿，政治审查通不过。

对此，岳父本人没有发言权，因为事情的起因就是他。但他还是连夜写了一封封的申诉信。学校从录取到报到的时间很短，这些申诉信往哪儿寄，寄了有没有效果？

岳母也是一个演员，平日不会对任何人说半句重话，这天她跟着剧团在一个山区演出，听到这个消息后悲愤交加，决定破罐子破摔，不干了。剧团领导劝不住她，只好请来在当地下放蹲点的一个革委会秘书。

革委会秘书指了指山坡上连绵的火把，说：“你看，远近几十里的乡亲们都举着火把来看戏了，主角演员罢演，这可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说：“那你们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儿考上了学校却不准上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革委会秘书又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群山，火把越来越多，远远看去望不到头，像一条神秘而光亮的长龙。他觉得今夜如果不开演，真有可能酿成重大事端，态度就软了下来：“这样吧，你女儿上学的事，不难办，我明天一定给革委会主任说。”

“我很难相信你们。”岳母说。

“那我现在就向你保证，一定让你女儿上学！”一个秘书就这么作了决定，这就是“文革”。

“你说了不算数。”岳母还是很硬。

“那我现在就出发去找革委会主任，你上台！”秘书急了。

“那好，你出发，我上台！”岳母说着也看了看山路。秘书逆着火把的队伍出发了，她也开始化装。

几天后，十二岁的小马兰拖着一个大木箱，里边塞着棉被和棉袄，挤上长途汽车向省城出发。岳父、岳母都分别向自己所在单位请假，说女儿实在太小，省城实在太远，希望能送一送。两个单位都不批准。

这次长途汽车，坐了整整八个小时。

听两位老人说完，我对那曾经延绵过火把长龙的青山，产生了渴念。

青山下，还有那群凑粮票的右派分子们挖出来的水库，还有庇护过五岁马兰的叶家湾……

妻子对我的这种渴念很感动，说：“那就去一次吧，顺便扫一扫长辈们的墓，好在都不在省城。”

于是，我们一头扑回到了青山大湖之间，扑回到了妻子十二岁之前留下过脚印的全部地方。

妻子踏入叶家湾时脚步非常小心。这是她五岁离开之后第一次回来，当年接收她的叶小文大爷还身体健朗。她还能记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池塘、土坡和泥墙。见到围过来的乡亲她不断致谢，感谢这个小村庄让她在大难中借住了一段永生难忘的时光。

和我一样，她后来以最长的时间借住在一座城市，而且很对得起那座城市。但是，那座城市在情义上，远不及这个小村庄。

“大爷，从县城过来那么远的路，当年你是怎么把我驮过来的？骑在你肩上吗？”妻子问叶大爷。

“不，是坐在拖蔬菜的板车上，也有一半路是你自己走的。”大爷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满路都是野花。”妻子说。

县城叫太湖，我们仔仔细细地看了那些街道。今天，这些街道以巨大的热忱欢迎我妻子的回来，古朴的石板小路边拥挤着最醇厚的呼叫和微笑。

妻子说：“其实爸爸、妈妈到这里，也是借住。太湖已经靠近湖北，对省城来说实在太远，爸爸大学毕业时分配工作，被一个有背景的人‘调包’，糊里糊涂到了这里，以前连这地名也没有听说过。妈妈更有趣，本是安庆一所女子中学的‘校花’，毕业时听说太湖招募演员，以为是江苏的名胜太湖，兴高采烈地来了，那天在这个小县城住下后还问，明天到太湖还要赶多少路？”

“于是，小县城里文化最高的小伙子，遇到了小县城里最漂亮的女孩子……”我开起了玩笑。但这两个“最”，倒是来到这里后一再听当地老人们说的，不是我的夸张。

“问题就出在这里。”妻子说，“我后来一直听很多大叔大妈感叹，爸爸被打成右派分子受难半辈子，什么罪名也没有，只因为他是大学毕业生，而妈妈又漂亮了一点。人们见不得美好，更加见不得两种美好的结合，觉得太刺眼了，就要想着法子来暗掉。”

“你好不容易到省城读艺术学校，头上一直顶着‘右派子女’的帽子吧？”我问。

“处处矮人一截，只能低头用功。”她说，“在集体宿舍，一位女同学说，她的床飘得到雨，要与我换，我也觉得理所当然，立即换。”

我一算，那时间，正好是我爸爸病危，医院和单位因他是“打倒对象”而不给会诊，我疯疯癫癫地到处奔波而求告无门的日子。而且，也是这些年那几个酒足饭饱的专业诽谤者凭空诽谤我有“历史问题”的日子。

这时我们已站在县城到省城去的路口。妻子说 ：“那夜大青山上乡亲们的火把长龙救了我，让我走通了这条路。现在才知道，并没有走通。”

“我也没有走通。”我说。

天已薄暮。我们抬头，青山依旧，却不知今夜，还有没有一两支火把闪烁？

冬至到了。

我和妻子提前一天回家乡打点。第二天早上，几个家人租了一辆旅行车，陪着妈妈，捧着爸爸的骨灰盒，也到了山口。我、妻子和一大批亲眷、族人已在那里等候。

等车一到，先把妈妈扶到她的表弟长标舅舅家休息，因为乡俗不主张她出现在爸爸的下葬现场。

我从弟弟手中接过爸爸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琴花阿姨早已准备好一把大伞罩在我头上。长标舅舅提醒我，要边走边喊。我问他喊什么，他说，就喊 ：“爸爸，回家了！”

于是我喊 ：“爸爸，回家了！我们回家了！”

我童年时非常熟悉的山草气息扑面而来。眼前就是了，大地的祭坛，百家的祠堂，永远的吴石岭。

上山坡了。山坡边上已排着亲眷、邻里送的一个个花圈。脚下是山石和泥沙，还有大量落叶和松针。我又喊 ：“爸爸您看，那么多人陪着您，琴花阿姨给您打着伞，我们一起回家了！”

山坡下那条由东向西的路，就是我在六岁前的一个晚上独自翻过吴石岭和大庙岭去寻找妈妈的路，这事，爸爸一直不知道。山坡上全是密密的杨梅树，我在《牌坊》中写过，小学同班同学中有一部分住在山脚下，家里都有杨梅树，杨梅季节邀请老师进山吃杨梅，老师进山后只听到四周亲热的呼叫声却不见人影，呼叫声来自于绿云般的树丛。这些描述，爸爸都读过，他现在就要到绿云深处长眠。

山坡往西一箭之遥，就是上林湖了。这里细洁的泥土、清澈的湖水、纯净的炭火，烧制过曹操、王羲之、陶渊明、李白的酒杯。我在《乡关何处》里写到过这一切，这篇文章爸爸也读过，从今天开始，他要夜夜倾听那遥远的宴飨。

宴飨结束之时，爸爸也许能见到那位尚未确证的祖先余上林先生，以及他的儿子和朱夫人，最后一对窑主夫妇。千年窑火与南宋一起熄灭，与岳飞、文天祥、辛弃疾一起熄灭，为的是留取半山的干爽，来侍奉那一批古书，文化的遗脉。但遗脉一直没有找到，直到今天。这里边埋藏着太多的未知，爸爸细致，会有耐心去一一探询。

无论如何，那个初春的夜晚，上林湖边随着一对年轻夫妇的喊声，窑火一一熄灭时的景象非常壮观。我想，从今以后，爸爸只要看到夕阳沉入上林湖时的凄美图景，都会产生联想。

隔着一条山路，对面的山坡上有一长溜平展的墓台，那里留下了我家的另一段历史。四年前我与妻子来拜扫时长草没身、路径难寻，便修筑了这个水泥墓台，以及通向墓台的一条水泥小路。

东首第一个，是“文革”期间屈死在安徽的叔叔余志士先生的墓。我说过，叔叔出生在上海而不喜欢上海，工作在安徽而不喜欢安徽，独身一人，寻找洁净处所。这儿，就是这位美男子的人生终点；

第二个，是伯伯余志云先生的墓。他去世太早，我没有见过，但他留下的一箱子书，为我的草昧童年打开了一个大门；

第三个墓最大，是祖父、祖母的了。祖父早逝后，由祖母挑起全家重担又走了整整半个世纪，但让我们不安的是，墓碑正文上没有这位伟大女性的痕迹，只有在旁侧石刻碑记上提及“毛氏”二字。这是此间祖辈的风尚，到了父辈，墓碑上就会并列夫妻的姓名了。我想过很多补救办法，都不行，何况我们确实也不知道祖母的真名。这个墓的碑文和碑记，都是外公写的，书法很好，得益于柳公权和欧阳询之间；

第四个墓是外公自己的了，碑文是他自己写的，笔触已很衰疲。外公落魄一生又诗酒一生，与我们这些晚辈都嘻嘻哈哈，因此我们从东到西一个个拜扫过来，到他这里就悲氛大减，都微笑着给他老人家上香。

墓台就这么长，两端都很难延伸，因此爸爸的墓只能安在对山。当然也有另一个理由，对山上面还有曾祖父余鹤鸣先生和曾祖叔父余鹤生先生的墓。祖母曾嘱咐爸爸要年年祭扫，又特别关照，曾祖叔父终身未娶，祭扫时不可怠慢。爸爸听话，把自己的墓安排在祖辈脚下。

听长标舅舅说，我的表哥王益胜先生的墓，也在祖父、外公的同一个山坡上。但今天上山的人很多，有好几位已经劳累不堪，也就不去寻找那个太悲惨的恋情故事了。

当年，当我们还都是小孩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带着益胜哥进山的，把他吓得不轻，慌张逃出。现在，他早已成为这座山的一部分。

造成这个悲惨故事的另一个主角，表哥的母亲，我的姨妈，其实更加悲惨。她也安葬在此山，却没有葬在她儿子的边上，这曾经使我很难理解。现在我理解了，她晚年一次次在这里饮泣，似乎觉得儿子不会原谅她。但她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山坡，最后把无穷无尽的后悔，埋藏在别人很难寻找的荒草间。

长标舅舅说 ：“她自己选定的墓地，柴草都高过了头顶，脚下虫禽太多，谁也进不去。”

姨妈的自我惩罚，非常残酷。

──我站在山口，看着、想着这一宗宗前辈的坟墓，突然如获神谕。山道两边，是两页斜斜的山坡，这便是一本硕大无比的古书，每个坟墓都是一段秘语，写在草树茂密的书页上。这本书有旧章又有新篇，但整个说来，仍是一本古书。

这便是“吴石岭里藏古书”。

办完事下山，大家去了朱家村。

我们扶着妈妈，很快找到了那个直到今天看来还有点气派的宅第。宅第早已换了主人，门窗都关着，敲门无人。但四周的邻居听说我妈妈回来了，全都赶了过来，一片欢声笑语。

记得小时候每次跟着妈妈来外婆家，总让瘦小的外婆忙坏了，不知找什么招待我们。当时这一带有一个糖挑子，卖一种盘在木板上，撒着白粉的麦芽糖。卖糖人一路敲着铁凿子，听起来非常清脆。那时乡间很少有货币，只用家里的旧衣、旧布换糖。外婆家毕竟是从上海来的破落财主，旧东西多，一旦来客，糖挑子闻讯就过来了。外婆一听到铁凿子的声音，便翻箱倒柜地找，然后乐呵呵地拐着小脚向糖挑子走去。

卖糖人从外婆手里接过旧衣、旧布，抖开来，在阳光下细细看一遍，塞进挑子下边的竹篓里，然后揭开遮在竹篓顶面上的一块灰布，露出一大盘麦芽糖，把刚才沿路敲打的铁凿子按下去，用小榔头一敲，叮、叮几声，削下一小片，又一小片。外婆伸手拿起，分给我们。

我后来一直觉得，带走这个宅第最后一丝豪华遗迹的，就是那个糖挑子。正是在这里，我们把大墙内仅留的一点往日骄傲，含在嘴里吃掉了。

脑海里正回响着叮、叮的铁凿声，却听到我妻子马兰和弟媳吴敏在边上议论 ：“这位老太太真漂亮！”

我顺着她们的目光看去，只见一位身材瘦削的老太太与妈妈搂到了一起。这位老太太与妈妈年龄相仿，也该八十岁了吧，但脸面清秀而干净，笑容激动而不失典雅，这是乡间老太太中很少见的。而且，我觉得依稀面善，却想不起是谁了。

我走了过去，问 ：“妈，这位是谁啊？”

妈妈连忙把我拉到老太太眼前，说 ：“逸琴，这就是我的大儿子秋雨。”然后转头对我说，“王逸琴，你记得吗，和我一起去教书的王逸琴！”

啊，原来是她。

妈妈当年抱着我敲开她的家门，说自己嫁过去的余家高地地全是文盲，要她一起去义务办班教书。

不久，我家堂前，余家祠堂，就有了两个夹着书本、穿着旗袍的美丽身影。

她们当时那么年轻，却试图让王阳明、黄宗羲留下过脚印的原野上，重新响起书声。她们成功了吗？好像没有，又好像有。

这是土地的童话。今天，童话的两个主角重逢，却都已八十高龄。

我，就从这个童话中走出。

从朱家村到余家高地地，半华里。

桥头镇的乡亲们保全了我家的老屋。我小学的老同学杨新芳先生见到我家迁居上海后散落在邻居间的家具，还一件件收集，又有小镇文化站的余孟友先生和本家余建立先生留心照管，结果，也就完整地留住了我的童年，留住了当年妈妈和我夜夜为乡亲们写信、记账的门户，留住了村庄里曾经惟一亮灯的所在。

又见到了我出生的床。妻子轻轻地摸着床楣，说：“真是精致，像新的一样。”我说：“那兰花布帐也没有换过，我第一回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它。”

我往床沿上一坐，只觉一种懒洋洋的困乏。我从这儿下地，到外面借住了那么多地方，到今天才回来。

一个年轻的族亲在一边说：“可惜，你《老屋窗口》里写到的风景，全被那么多新建筑挡住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屋后就是繁忙的公路，车辆拥挤，当年小河里夜航船的梆子声，也不会再有。祖母听到梆子声就起床了，点亮一盏小小的油灯，右手擎着，左手摸着楼梯护板一步步下楼，不久，灶间的烟囱里就飘出了几缕白雾。

楼梯边，就是我的小书房。当年我踮脚进去，支起帐子读完了《水浒传》，借着梁山好汉的勇气把黄鼠狼镇住了。

前几个月，乡下有人到上海，我已经托他们把几个书箱带回，放到这个屋子里。书箱里装有一些旧书，却还故意留出了不少空当，我早就想好了，还有一些东西要郑重地存放到这儿。

我说过，这个小书房的楼板下正是过去余家安置祖宗牌位和举行祭祀的“堂前”。那么，我要把爸爸临终留下的那一大叠纸页，包括大批判简报、申诉材料和他写的一张张借条，存放在这里，给祖宗一个交代。

我知道，爸爸一定会赞成我的这个安排。我本想在他下葬时当场焚毁这些伤心纸页的，但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在说：“留下。”

我自己也要留下一堆东西在楼板上，那就是我实地考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记录，以及近十余年来中国文化传媒界对我的大规模诽谤文字。虽然还远没有收齐，但现在看到的冰山一角已经极为惊人，在中国创造了好几项纪录，我想余家的祖宗一定会因此而自豪。

我还会把十余年来我的著作的盗版本百余种一起存放在这里，在这方面我也创造了全国纪录。

会让祖宗不悦的是，对我的诽谤者和对盗版的辩护者中，竟然也有两个余家子弟。对此我会求告祖宗，不必动用家法，挥手摒逐便了。

当年在这屋子里没有读懂《石头记》，却读懂了《水浒传》。没有得到《三国演义》，但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却有一篇《草船借箭》，读得神醉心驰。诸葛亮驱使一排草船在清晨浓雾的江面上游弋，敌军误判，万箭齐发。草船把万支乱箭全部带回，而诸葛亮却坐在草船里边悠然喝酒。

今天我也把射向我的万支乱箭带回来了，哗啦啦地搁在楼板上，让黄鼠狼们消遣去。然后锁门，摇手呼喊，我们也到镇上去喝酒。

路上我想，目前手头正在写一本书《借我一生》，必然涉及诽谤者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历史真相，因此是一艘最大的引箭草船。这次引箭，多多益善，目的是为后人留存一点奇特的资料。我要后人注意的，并不是那几个职业诽谤者，而是今天中国传媒界不知为什么又对他们重新产生巨大的兴趣，把他们手上只要没有“现实政治麻烦”的伤人刺棘全都当作利箭一一发射出来的惊人景象。在这种景象中该怎么做，余家祖宗已有默默暗示。至少，我本人连远远地扫一眼也不会了。刚刚已吩咐过家乡文士和儿时同学，空时逛逛书肆，一见便随手抓下，直接锁进老屋。

诸葛亮把带回来的一大堆乱箭重新用作武器，我不会。我只是让自己的老屋永远锁住那些凶器，让它们慢慢锈蚀，让世间少一份凶险。因此，贮箭的老屋是一座仁宅。

有爸爸的借条在上，那就足以证明，余家长辈只在乱箭横飞中试图借取家人的生命，包括我的生命。

快到小镇的时候，我问小学里的几个同班同学：“还记得《草船借箭》吗？”

他们说：“看你说的，这怎么会忘？”

我又问：“黄鼠狼会啃咬纸页吗？”

他们说：“一般不会吧。”却又看了我一眼，奇怪前后两个问题毫无关联。

那我就放心了。那些纸页中惟一不能损坏的，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

妈妈由家人陪着，坐旅行车回上海了。

临走前她站在老屋里对我说：“真想在这个屋子里再住几天。”

我说：“灶头还在，却没有柴；老缸还在，却没有水；大床还在，却没有被……”

妈妈无奈地笑了。她也知道，这老屋只能看，不能住了，乡亲早就用上了煤气、自来水和卫生设备。他们都纷纷拉妈妈去住，但我们一行人太多，会过分地打扰人家。

我和妻子没有跟着他们回上海，而是继续东行。

妻子说：“你的家乡比我的家乡好。我们两人，行踪飘飘，不知何处停息，真该在家乡附近找个地方住下，反正你的笔也拍卖掉了。”

她说的是，前些天北京一个慈善组织为了救济孤残儿童举行拍卖，王石先生捐献了他登上珠穆朗玛峰时穿的那件衣服，我捐献了穿越世界最危险地区时天天写《千年一叹》的那支笔。主办者来电说，是恒基伟业的老总用不小的价钱买了我的笔。于是，一批孤残儿童有了常年的牛奶和衣物。这事，既让我高兴，又让我轻松。

我对妻子说：“真该落脚了。我上次来时看上了一个地方，这次正好让你去核准。”

我知道她会满意。因为我们都认识一位已故的日本音乐家，他每年大部分时间住在一个冷僻的海岛，小部分时间在世间漫游。她欣赏这种生活。

她果然核准了。

但是，那里没有房卖，只能寻租。

借住了一生，还是借住。

所幸那是真正的海岛。从它到太平洋，没有任何阻挡；从大陆通向它，只有船，没有桥。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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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生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