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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17-5100

Domhoff

Who Rules America? The Triumph of the Corporate Rich, 7e

ISBN: 007802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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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统治美国？：公司富豪的胜利：原书第7版／（美）G. 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著；杨晓婧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135-9420-2

Ⅰ．①谁…　Ⅱ．①G…　②杨…　Ⅲ．①政治－研究－美国　Ⅳ．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3858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杨芳州

出版统筹　张　颖

责任编辑　孙嘉琪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9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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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序言

导言

第一章　美国的权力与阶级

什么是权力？

社会科学家眼中的权力

三种权力指标

什么是社会阶级？

社会科学家眼中的社会阶级

篇章导读

第二章　公司共同体

公司共同体的意外起源

董事会

公司共同体

作为一个领导团体的董事网络

公司法律师

从小农场到农业综合企业

小企业：并非制衡力量

地方企业组成的增长同盟

结构性权力及其局限性

第三章　公司共同体与上层阶级

美国真的有上层阶级吗？

为权力做准备

社交俱乐部

上层阶级的“半边天”

退出者、失败者和变革推动者

延续性和向上流动性

上层阶级是经济阶级吗？

上层阶级和公司控制

公司经理从何处而来？

同化地位上升的公司经理

阶级意识

第四章　政策规划网络

政策规划网络概述

公司与智库和政策团体之间的关联

基金会

智库

美国权力冲突中大学的多元角色

政策研讨团体

自由派–劳工政策网络

权力精英

对政策规划网络的客观评述

第五章　公众舆论的作用

舆论塑造网络概述

努力在外交政策领域塑造舆论

力图在经济政策领域塑造舆论

权力精英和社会议题

大众媒体的角色

试图“强化”公众舆论

何时能够忽略公众舆论，何时不能？

第六章　政党和选举

作为遏制策略的选举规则

美国的选举限制和选民压制

增长联盟是如何改变竞选规则的

为何选举依然非常重要

为何只有两个主要政党？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

作为政府结构的党内初选

竞选资金：重要，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奥巴马的捐赠人网络：一个历史案例

公司为候选人提供的其他支持

选举政治中的自由派–劳工联盟

候选人遴选过程的结果

但仍存在不确定性

第七章　权力精英如何支配政府

政府的角色

特殊利益过程

政策制定过程

政府官员的任命

第一届奥巴马政府

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

自由派–劳工联盟和国会

公司抱怨缺乏权力：他们真正的恐惧

公司支配的局限性

第八章　大图景

公司富豪为何如此强大？

美国权力结构的转变

权力和社会变迁

第九章　其他社会科学家是如何想的？

多元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

组织性国家理论

精英理论

寻找共同基础

参考文献

G. 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杰出荣誉退休教授，心理学、社会学研究教授，普任社会科学系系主任、社会学委员会主席（同时还兼任其他三家委员会主席），并且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柯维尔学院人。其著作《谁统治闰国？》（1967）及其后六版，均被用作社会学教材。其他著作有《权力精英和国家：在美国政策是如何制定的》（1990）、《国家自主性还是阶级支配？美国政策形成的个案研究》（1996）、《发现梦的意义》（1996）等。

杨晓婧

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学硕士，现为自由译者。曾参与《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2015》《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2014》翻译项目。

本书是考察美国社会权力运作的一个极具价值的工具，它将阶级、组织以及制度视角有机结合，同时汇聚了诸多独特而新鲜的实证信息。而经过全面的修订，这一经典之作更记录了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前十二年中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的全貌。

第7版特点

★　详细分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间，公司共同体中的保守派如何为里根政府的上台以及此后的收入不平等创造条件。

★　考察了竞选资金法律的演变过程及其对竞选的影响。

★　提供了与免税善基金会、智库以及政策研讨团体有关的新信息，公司富豪正是通过这些机构力图塑造公共政策。

序言

经过全面修订，新版《谁统治美国？》记录了美国在21世纪前十二年中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的全貌。这些变化更可以说是代表了公司富豪的胜利，他们拥有并掌控着能够支配美国经济和政府的少数几家大型银行、公司、农业综合企业以及商业地产机构。新版借鉴了社会科学家、政治学家，以及为公共利益团体和政府机构工作的专家所做的最新研究，以更新与公司关联
〔1〕

、社交俱乐部、私立学校以及其他增强精英社会凝聚力的机构的有关信息。新版还包含了免税慈善机构、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的新资料，诠释了公司富豪如何通过这些组织来力图塑造公共政策。

公司和基金会与智库、政策研讨团体以及舆论塑造机构之间存在着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为更新拓展相关数据，新版《谁统治美国？》参考了《基金会在线名录》，因其汇编的资助信息极具价值。本书提供了基于公众舆论调查的新证据，更充分地证明了一个长期分裂的状态：中低收入阶层美国人在各种经济和外交政策问题上偏好自由主义政策，而华盛顿联邦政府却对此置若罔闻。

基于对档案记录的最新研究，本版更加详细地解释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初公司共同体内部的温和保守派为何在一些关键经济问题上变得更加保守，这为里根上台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起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创造了条件。本书还解释了民权运动的兴起和自由派－劳工联盟内部的分裂如何在无意间使更为团结的公司富豪出现右倾趋势。

新版援引2006年和2008年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取代共和党的案例，以及贝拉克·奥巴马2008年和2012年总统竞选的案例，证明了公众对政治决策的不满可以通过选举体现出来。本书还关注了因法院决议和竞选资金法律漏洞造成的竞选资金的急剧增长，公司富豪由此能够以匿名方式为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数十亿的捐赠用以投放攻击性广告。何况在过去，公司富豪针对限制竞选捐款、要求捐款更加公开透明的规定，总能找到相应的规避对策，在2010年和2012年的选举中，竞选资金甚至达到了天文数字的高度。

理论辩论赋予社会科学文献以活力，为了使那些没有此方面背景知识的读者拥有更好的阅读体验，所有关于替代性理论的讨论都被放到了本书新增的最后一章，以便读者观察经验性论证如何展开，且不会为任何可能令人困惑或分心的简要评价所干扰。这一变化还能够使读者更好地对理论争议做出自己的判断，因为在那时他们已经对经验性图景有了全面的了解。此外，读者——以及教师——即便是略过最后一章也不会错失前八章呈现的论点和证据。

同以前一样，本书还设有专门的辅助网站（whorulesamerica.net）。读者可以在该网站阅读到许多在线文章和章节，网站还链接着一些方法论方面的工具。本书在相应位置对网站上的重要文献进行了标注，以便提醒读者，在这些议题上他们还能获得更加深入的补充材料。网站上一篇文章就“财富、收入和权力”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而且定期更新资料。该网站还包含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进行权力结构研究的方法学信息，以及上层阶级身份的社会指标清单，这一清单对研究位于成年人口前0.3％—0.5％、构成了社会中上层阶级的群体极有帮助。将这些资料从书中转移到网站上，可以帮助那些有志于进一步进行研究的人们了解到研究方法的更多细节，同时为实体书留出更多的空间以讨论相关的重要议题，这些讨论将给初次涉足权力领域的读者带来直接的益处。

此前版本中针对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和《国家劳工关系法案》的详细讨论也被挪到了网站上，这使我们能够对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案的起源、实施和效果进行深入的历史论述，同时还可以对20世纪40年代到2010年之间力图扩充或废除这些法案的斗争进行探讨。这一变化使本书能够更多地关注近期发生的事件，比如国会2009—2010年度会期中自由派－劳工联盟在推动立法上遭遇的失利。

几十年前，与上层阶级有关的资料远远多于公司共同体的信息。而现在这一情况却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一方面是因为从网上能够获取到越来越多与公司相关的讯息，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富豪越来越不情愿在《美国名人录》以及其他资料中公布他们的私立学校和社交俱乐部信息。因此，有必要比以往版本更加着重地强调，实质上，公司共同体和上层阶级是硬币的正反面，所以在表述公司和阶级之间基本的统一性时，不应强调上层阶级成员“控制”公司共同体，而应更多地使用“公司富豪”这一概念。

此外，在讨论上层阶级与权力的关系时，应重点关注公司富豪内部的社会凝聚力，这一凝聚力因他们参与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社会机制而产生，如预科学校、排外的社交俱乐部、成人礼舞会以及精英聚会等。在这一点上，新版本依旧强调：通过对新贵及其子女的社会化，上层阶级的社会机制在权力平衡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将骄傲和优越感灌输给公司富豪的成员，同时培养普通公民顺从的意识。

第七版对关键词也略微做了调整。我将竞选领域的两大对手称作“公司－保守派联盟”和“自由派－劳工联盟”，因为“联盟”（Alliance）似乎比“同盟”（Coalition）一词更加准确。这一改变还可以使我们将“同盟”一词用于国会中自新政以来就存在的两个重要投票同盟，“保守派同盟”和“支出同盟”。保守派同盟大多因累进税制、工会、政府对商业的监管而形成，20世纪3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该同盟在两大政党中都拥有极大的势力。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同盟中的南方成员逐渐向共和党倾斜，到21世纪头10年早期基本完成这一过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今天的民主党已同过去完全不同，但是，党内仍存留着一批极端保守派国会议员，他们在限制工会、削弱政府监管等问题上与共和党意见一致，且仍须依靠反工会公司温和派获取大量经费。

至于国会中的支出同盟，一直以来它几乎完全根植于民主党内部。历史上，支出同盟通过为南方种植园主提供政府补贴来换取他们对全国的土地所有者和地产开发商所追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补贴的支持。该同盟在近几十年内扩大了自己的支出目标，将大范围的教育与社会保险计划也囊括其中。

本书虽未深入展示大量历史细节，或是援引所有的案例和学术参考文献，但它并没有简化或遗漏任何核心思想概念。本书给出了基本术语的定义，对于初涉此领域的读者而言更加通俗易懂。有时它也会用人们熟悉的术语解释相关概念，但这些术语与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定义稍有不同。因此，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本深入浅出的学术著作，它展现了最新的研究发现和理论洞见。书中许多简单提及的问题在我撰写或合著的书中都能找到进一步的论述，这些书还援引了上千位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做的重要研究，正是这些研究让这本书的完成成为可能（例如，Domhoff 2013; Domhoff & Webber 2011; Gendron & Domhoff 2009）。在这一方面，本书开启了一扇通往美国权力领域重要学术成就的大门，这些成就是二战结束以来上百位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辛苦研究的结晶。

在结束这篇新序言之前，我想向全美各地的几位同事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他们提供的信息和反馈使我能够及时完成本书的修订。感谢阿米尔·艾哈迈德，她在作为遏制策略的选举规则方面有激动人心的新发现，并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这些观点；感谢玛丽·亨德里克森、琳达·洛鲍，以及詹姆斯·麦克唐纳（麦克唐纳是农业部经济研究所的一员，他为我提供了与农业和农业综合企业相关的资料与反馈意见）；感谢戴维·诺克对国家组织理论特性的概述；感谢杰夫·曼扎解答了我对投票和选举的困惑；感谢克雷格·赖纳曼对最高法院的深刻见解；感谢本杰明·佩奇提供的与公众舆论影响有关的重要文献；感谢彼得·菲利普斯提供的社交俱乐部的相关信息；感谢沃尔特·戈德弗兰克实用的修改点评；感谢亚当·施奈德帮助提供表格和数据；感谢乔尔·多姆霍夫的研究工作。我还要感谢理查德·L．茨魏根哈夫特与我分享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他对前几章的修改建议。感谢为我提供宝贵反馈意见的书评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格雷格·安德拉诺维奇、米德尔塞克斯县学院的尼古拉斯·阿彻，以及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凯尔西·克雷奇默。

我要特别感谢北达科他大学社会学系的克利福德·斯特普尔斯，他对最大的500家公司、主要基金会、智库以及政策研讨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网络分析，并慷慨地将他丰富的新发现与我分享，我在第二章和第四章引用了他的若干结论。斯特普尔斯的研究为证明公司共同体与政策规划网络如何与政府相联系奠定了更为可靠而有说服力的基础。他还针对第二章和第四章若干小节的内容提出了极有帮助的修改建议。

注释

〔1〕
“公司关联”（corporate interlocks）是指由于大公司董事直接或间接地交叉任职而形成的公司间网络关系。——译者注

导言

在美国，公司、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是否拥有过多的权力？自20世纪80年代起，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在2011年，这一比例为67％）对于此类问题的回答都是：是的。这本书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即便美国人拥有了言论自由、充分参与政治的可能性，以及愈发平等的个人机会（这要归功于自由派人士所做的持续努力，他们致力于使每个人，不论他们的性别、肤色或性取向，都能获得充分的公民权利和平等待遇），他们的回答依然是正确的。换言之，这本书试图解决一个表面上的悖论：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中，出身卑微但通过奋斗最终抵达商界、政府、大学及艺术界顶层的故事不胜枚举，为何会存在极端的公司支配呢？这一悖论更令人感到惊讶的地方在于，在其他许多民主国家中，公司并没有如此大的权力。在那些国家中，上层和底层人民在财富和收入上的差距不像美国这么悬殊，而针对穷人、病人以及老年人的保障体系却更为强大。为什么和加拿大、西欧及日本相比，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贫困状况却最为严重？为什么富人和其他美国人之间的差距在1980年至2010年之间会变得越来越大？（Alvaredo, Atkinson, Piketty & Saez 2012; Bernstein 2000; Gallup 2011; Wolff 2012）

通过使用广泛的系统性经验结论，本书展示了大公司的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公司富豪——是如何联手维护他们作为支配权力集团的核心地位的。他们的公司、银行以及农业综合企业形成了一个公司共同体
，在感兴趣的政策议题上左右着联邦政府，而这些议题同样会对其他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工作保障和福利产生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为夺取利益，公司共同体内部也存在着竞争，这将在参与竞争的公司领袖之间造成明显而激烈的冲突，有时甚至要通过国会内部斗争来解决。然而，在影响其整体利益的政策议题上——这些议题常常因有组织的工人、自由派人士、女权主义者、有色人种群体或强硬的环保人士发起的持续的政治挑战而遭受威胁——公司共同体总是异常团结。而在当选官员试图提高公司税率，或是针对商业活动出台新的规章制度时，公司共同体同样会更具凝聚力。因此，本书还讨论了另一个表面上的悖论：为实现他们共同的目标，由公司领袖组成的高度竞争性团体是如何在政治和政策领域通力合作的。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公司领袖拥有完全而绝对的权力，或是说他们在每个新政策冲突中的胜利都在预料之中，也不代表他们立于不败之地。例如，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之间，对消费者或环境议题感兴趣的律师和其他行家里手能够通过诉讼、游说或宣传手段迫使政府限制某些公司行为，甚至挑战整个产业。他们还成功地帮助那些因公司恶行而蒙受损失的员工和消费者争取到数百万美元，使得公司法律师和共和党人最终推动了限制企业侵权责任方面的改革。此外，在工薪阶层的工人组织成工会并拥有罢工权后，他们的薪水和社会福利待遇都得到了改善。即使是最弱势的群体偶尔也能够通过静坐、示威及其他制造混乱的方式为他们的不幸争取一些补偿。

此外，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是民权运动的又一大胜利，它开启了一个进程，使得由自由派美国黑人／白人／西班牙裔／亚裔组成的投票同盟能够在竞选领域对公司共同体发起挑战。虽然本书证明，公司共同体在20世纪60年代后变得更加强大（部分是因为极少数美国白人强烈抵制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带来的变化），但它还显示，限制公司权力的潜在力量也同时得到了发展。
〔1〕

民主党逐渐从南方富豪以及城市民主党组织（在当时被称作“机器”，因为他们看起来强大而高效）的政治工具转变成一个由公司温和派、自由派、女性、有色人种群体、宗教自由派以及工会组成的政党。由此又出现了一个悖论：1965年至2011年，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收入与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之间的差异由42倍扩大到380倍，但支持进步性社会变迁的新的政治机遇仍然得到了发展（AFL-CIO 2012）。本书将对这些机遇的性质以及为何自由派－劳工联盟未能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做出解释。

部分因为公司富豪共享巨额的财富和共同的经济利益，部分因为反对他们共同利益的政治力量，公司富豪联合起来创建了自己的社会机制——封闭式小区、配有保安的公寓大楼、私立学校、排他的社交俱乐部、成人礼舞会以及幽静的避暑胜地。这些社会机制创造了一种社会凝聚力和一种群体归属感，即一种“自己人”的情感，并由此将公司共同体中的公司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塑造成社会上层阶级
，这将在第三章具体阐述。此外，为弥补人手不足，公司富豪资助并掌控着多种多样的非盈利组织，如免税基金会、智库、政策研讨团体等，用来帮助他们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选择。这些组织属于政策规划网络
的一部分，通过共同的捐赠人、理事以及专家顾问联系在一起。政策规划网络中级别最高的员工，即各种组织的理事会成员，与公司共同体的领袖以及上层阶级共同组成了公司富豪的领袖团体。这些领袖被统称为权力精英
，他们通过为由公司富豪控制的公司和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效力而获得权力。权力精英的组成在第四章结尾处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解释。

公司富豪还试图塑造民意，使公众舆论倾向于他们所拥护的政策提案，并反对那些他们不喜欢的。舆论塑造网络
通常会利用政策规划网络中业已形成的政策立场、阐述以及报告，通过大公司的公关部门、一般的公关公司以及许多小型的舆论塑造机构进行运作，他们的注意力大部分都集中在中产阶级志愿团体、教育机构以及大众媒体之上。舆论塑造网络虽然很少成功地改变公众舆论，但它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着，且能够声称：它确实改善了某些公司的形象，同时使人们对符合民众利益、原本条理清晰的政策变化产生疑虑和困惑。

公司富豪还进入了选举舞台，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向两个政党的候选人捐赠巨额竞选资金，而共和党赢得了一边倒的青睐。他们还通过为政治家（在他们供职于政府部门之前或之后）提供能够赚钱的演讲机会、游说工作以及公司董事会中的高薪职位等方式，间接地参与到选举之中。自从公司在19世纪70年代成为美国社会中的支配机构后，公司富豪的种种努力使总统和国会两院中的多数派都成为亲公司派。历史上，国会中亲公司的多数派组成了保守派同盟
，即参众两院中的大多数南方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立法提案上共同投票。（Shelly 1983）然而，《选举权法案》的颁布使这一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非裔美国人和白人自由派将最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士推向了共和党，同时，在众议院中，黑人立法者慢慢地取代了南方仅存的少数白人民主党人士，到2012年，他们已经在众议院占据了21个席位。
〔2〕

共和党内部，公司富豪与广泛的高度保守派宗教组织在堕胎、校园祈祷、同性婚姻等各种社会议题上达成共识。公司－保守派联盟
还吸纳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以及其他没有宗教归属的极端保守派反政府组织。与此同时，公司共同体中的温和保守派在民主党中也占据很大的比重，他们为贝拉克·奥巴马2004年参议员选举以及2008年和2012年的总统选举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支持。

公司富豪将经济权力转化为政策专家和政治通道的能力使他们成为对联邦政府影响最大的力量。自1985年以来，来自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的领袖就一直被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委以行政部门的高级职务，而他们国会中的盟友则认真地倾听着他们的基金会、智库以及政策研讨团体聘请的专家提出的政策方案。经济权力、政策专家和持续的政治通道三者的结合使公司富豪成为支配阶级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完全而绝对的权力，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塑造经济和政治框架的权力，其他群体和阶级必须在这一框架内运行，公司富豪还有权力改变与选举和选民相关的规定。因此，在涉及切身利益的议题上他们总是胜多败少。

尽管公司共同体中的领袖在联邦政府中拥有权力优势，且利用政府实施了许多必要政策，但他们依然对政府持批评态度，因为政府具有潜在的独立性以及帮助公司共同体对手的能力。公司共同体中的领袖深知他们对政府的需要，但政府同时让他们感到畏惧。领袖们在经济危机中尤其惧怕政府，然而这也是他们最需要政府的时候。2008年年末和2009年年初金融系统的几近崩溃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公司共同体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税收和政府支出上，但根本问题在于公司共同体与政府在重要权力议题上对支配权无休止的争夺。尤其是，公司富豪十分警觉于联邦政府能够通过以下方式帮助普通美国人：（1）为失业人员创造政府工作，这可能使人们不愿意接受私营领域低薪或危险的职位；（2）改善医疗保险、失业补贴以及社会保障待遇，这也会导致人们不愿意接受低薪工作；以及（3）帮助雇员争取更好的职场权利和保护，这将使公司富豪更难控制工作场所。

一般而言，公司富豪意识到，国会中的自由主义－劳工多数派能够使当前惠及各大公司的税务减免、补贴政策、研究拨款、政府采购以及规章制度发生改变。相反，自由主义－劳工多数派会将更多的税款用于学校、雇员持股公司，扶持可再生能源企业，提高对煤、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征税。他们甚至会支持将在市场上与私营公司竞争的公有控股公司。公司领袖清楚地了解这些可能性，因为某些情况在一两个州已经存在。比如说，北达科他州拥有一家州有银行和州有面粉厂（该面粉厂为美国最大），这是进步派人士在1918年选举后短暂控制州政府的成果。公司领袖还明白，自由派提出这些可能性是为了构建一个市场体系，以便进一步扩大消费者、工人、环保人士以及小企业的利益（例如， Baker 2011; Carnoy & Shearer 1980）。

然而，最重要的是，政府对工会的任何支持都会遭到公司领袖的反对，他们把靠集体谈判协议实现的不现实的涨薪看作通货膨胀的主要起因。工会要求在职场规定和安全条例制定过程中拥有话语权也令他们颇感头痛。更严重的是，他们彻底反对作为潜在的组织基础的工会，因为工会拥护的一系列政策将削弱公司的权力。简而言之，在公司共同体眼中，控制劳动力市场
才是关键的问题。

在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年末大衰退突然出现的背景下，这些可能性在公司富豪眼中似乎变得格外真实。他们担心，政府领袖依靠纳税人的钱财将银行、抵押贷款公司以及汽车制造商从破产边缘挽救回来之后，这些机构将从此受到政府领袖的控制，尤其是民主党在2008年通过竞选掌控了白宫和国会的情况下。他们清楚政府救援和金融救助在过去就已经出现过——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的银行、铁路和南方种植园，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和贷款行业都曾接受过政府救助。但他们担心救助计划变得过于臃肿，延续时间太长，使得他们无法获得与之前同等程度的支配权。他们的担忧虽毫无根据，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公司富豪密切地关注着政府的一举一动，任何与政府独立有关的蛛丝马迹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应，每当被问及原因，他们总会大喊“社会主义”——他们用这一词语来形容强势政府对经济领域施加更多控制的现象，正如许多国家中利用市场体制的政府一样。
〔3〕

公司共同体的主要敌人——工会、自由派大学团体、宗教自由派、大多数有色人种群体以及地方环保组织——有时会在一些政策议题上联手，组成自由派－劳工联盟
。然而，这一联盟通常极难整合，因为它的成员在利益上存在分歧，有时甚至相互冲突。而且，和公司领袖相比，联盟能用于政治运动的经费少之又少，但这一差距已经有所缩小，因为（1）宗教保守派在一些问题上所持的极端立场令民主党对中上层阶级专业人士而言更具吸引力，而且（2）现在能够通过网络筹集小额经费。此外，虽然自二战以来，工会所代表的工薪阶层的人数比率不断下降，但是，它在2011年年末仍拥有1500万名会员（BLS 2012），仍然是联盟中规模最大、经费最充足的一部分。在超越种族和民族隔阂上，工会也比美国社会中任何部门做得都要好。

自由派－劳工联盟还包括了少数来自富裕商业家族的男男女女，他们虽然家境殷实，却对公司共同体持批评态度。这通常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有时甚至是惧怕——共和党内部公司保守派与宗教保守派结成的联盟。有着优越社会背景的群体在自由派－劳工阵营中的存在表明，在政治取向的塑造过程中，将个体引向自由主义社会价值观和宗教价值观的意外经历（如遭遇极端贫困、宗教不容忍以及宗族歧视时受到的震撼）与阶级同样重要。这一群体对公司支配的反对令权力平衡更加复杂：美国存在阶级支配，但并非所有上层阶级都支持阶级支配。

自由派－劳工联盟通过民主党中的自由派步入政治舞台，他们有时会派候选人参加党内初选以展现其政策目标，更常见的做法是发布蓝图规划，勾勒一个更为自由的经济，比如名为《繁荣经济》的小册子（Hacker & Loewentheil 2012）。与极端保守派刺耳的警告以及自由派评论家热切的期望相反，在国家层级上，自由派－劳工联盟在民主党内从未掌握主要话语权；由于南方富豪曾经是党内的关键组成部分，该联盟甚至一度没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尽管民主党内部南方白人的离去创造了潜在的机遇，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段时间内，工会领导和自由派人士的影响比他们此后任何时期的影响都要大。在20世纪90年代，工会投入上千万美元用于总统大选年的政治活动，到2012年，若将各个级别的政府都囊括在内，这一数字将达到几亿美元。他们还雇用组织人员和会员到基层工作，通过打电话、邮寄信件、挨家挨户宣传等方式动员人们投票。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就不断削弱，这不仅仅是因为成员的减少，还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各种议题上与自由派产生分歧，比如街区、学校、技术蓝领职业的种族融合；平权行动和用车接送外区儿童上学；职场女性问题；以及他们担心造成失业的环境保护法案。

自由派－劳工联盟有时会从政治左派那里获得组织技巧和社会运动技巧方面的帮助，后者曾作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进步时代”
〔4〕

争取女性投票权、20世纪30年代建立产业联盟，以及20世纪60年代开展民权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那些现在自称是自由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是反资本主义者的左翼人士同样是自由派－劳工联盟的激烈抨击者，因为他们对显著改良基于市场的经济体制的可能性表示强烈怀疑。他们还批评自由派只是将自己局限在改善代议制民主方面，而不是尝试推动参与程度更高的民主形式，使普通大众能够通过基层委员会以及其他当地组织参与到决策制定过程当中。此外，他们经常支持左翼第三党派，希望它们能够代替民主党，而这一策略遭到了自由派－劳工联盟的强烈反对。而且，他们中少数人相信，砸破橱窗玻璃、占领私人建筑、拆掉栅栏、与警察爆发冲突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这在1999年至2001年间反公司全球正义运动的示威和集会上发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出（例如，Yuen, Burton-Rose, & Katsiaficas 2001; Yuen, Burton-Rose & Katsiaficas 2004）。这些分歧造成的结果是，同共和党中公司－保守派联盟内部存在的差异相比，自由派－劳工联盟与各种左翼团体之间的隔阂更大，更具有争议性。

公司共同体与自由派－劳工联盟之间的主要政策冲突最好被描述为阶级冲突
，因为它们关乎工资与利润的分配、税率与累进税制、工会的作用以及商业受政府管制的程度。自由派－劳工一方希望公司向雇员支付更高的工资并向政府缴纳更多的税款。它希望政府能够对广泛的商业活动加强管制，帮助雇员组织工会。公司共同体中大多数人都对这些政策目标表示反对，声称它们危及个人自由、市场的有效运作以及经济发展。这些分歧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多种不同方式得以体现：职场保护、罢工、全产业联合抵制、城市内大规模示威、对国会施压以及投票偏好。

自由派对堕胎、同性婚姻、枪支管理以及其他社会议题的支持遭到了强硬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但由此产生的冲突并不是整体阶级冲突的一部分。它们属于不同的议题，与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的本质区别有关。（Lakoff 1996）它们也许还涉及截然不同的人生观，这些人生观反映了强硬自由派和强硬保守派的特性。（Tomkins 1964）这些差异不能简化为经济或是阶级结构，而且它们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政治和社会议题（例如，Altemeyer 2006; Jost & Amodio 2012）。这些社会议题冲突的结果不会对公司共同体的权力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在竞选舞台上，它们是公司－保守派联盟与自由派－劳工联盟竞争的重要战场。

为了使读者熟悉美国的六大政治取向，表0.1展现了宗教右翼、公司共同体中的极端保守派、公司共同体中的温和保守派、工会主义者、自由派以及左翼人士对关键问题的观点，正是这些观点使他们区别于彼此。将三个保守派群体与自由派、左派以及工会组织区别开来的关键议题是保守派对工会的一致反对以及他们对政府尽可能少地干涉经济的期望。然而，公司温和派与公司极端保守派在租房补贴、对学校的联邦补助以及社会保障等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温和保守派对女性选择权、同性恋者的公民权和婚姻权等问题也更加宽容。这些差异使一些温和保守派在民主党温和派中感到非常自在，但值得反复强调的是，即使作为民主党人士，他们仍强烈地反对工会。因此，尽管共和党中保守派和极端保守派之间关系紧张，相比之下还是民主党内部政策分歧更为深刻。

表0.1
六个政治取向在关键问题上的政策偏好

*　除了环境监管这一重要的例外，他们现在对此已经接受。

**　有些工会主义者也是自由派或左派。

***　有些工会主义者，尤其是建筑贸易行业内的，对自由派社会议程的某些方面表示反对，有时会因此将票投给共和党。

政治围栏的另一侧，自由派、左派以及工会主义者的取向是支持工会，试图让政府更大程度地参与到经济当中，以及拥护自由派社会议程。然而，正如之前所指出的，自由派－劳工联盟与左派之间存在的重大分歧——包括通过市场运转的私营企业体制能够进行多大程度的改革以带来更大的经济平等，以及第三党派的作用——将带来完全不同的经济方案与政治策略。这些分歧能够引发冲突，在某些情况下对共和党有利，这将在第六章进行讨论。

公司－保守派联盟和自由派－劳工联盟都没有让大多数美国人民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忠诚感。因此，为获得普通民众的拥戴，他们一直处于竞争之中。当事情顺利时，普通民众大多只关注日常生活中积极的方面，比如说亲密的个人关系、工作上遇到的挑战，或是业余爱好及体育运动带来的乐趣等。典型的美国人通常对大多数政策议题漠不关心，只有在竞选前后才会关注政治候选人。他们的观点兼具自由派和保守派特征，这使那些有着强烈保守派、自由派或左派取向的人士烦恼不已，在他们看来，这些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一项基于2007年全国调查的分析总结称，美国人是“保守派平等主义者”。他们对大政府存有戒心，珍惜个人自由，但同时，他们也支持许多自由派经济方案，他们愿意缴纳更多的税款以使每个人都能享有更好的经济机会。（Page & Jacobs 2009）

普通中间派民众在触及政治偏好时通常自称温和派民主党或无党派人士，他们在选举舞台中的重要性可以从针对全国自由派和民主党比率进行的调查中看出来。根据皮尤民众与媒介研究中心（美国最大且最可靠的非盈利民调机构）的周期性调查，在2012年，仅有21％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相比之下，32％的民众声称自己是温和派，而接近43％的民众认为自己是保守派。这与他们在2004年和2008年对自己的定位相差不大。（Horowitz 2008; Pew 2012, p. 11）但在投票站，这一比例却有所不同：2012年的选后民调中，25％的选民声称自己是自由派，40％的选民认为自己是温和派，而35％认为自己属于保守派。与此同时，令情况更加复杂的是，根据这些选民的回复，他们中有38％是民主党，30％属于无党派人士，32％属于共和党，这意味着，总统奥巴马和其他成功的民主党人若想在选举中胜出，必须获得温和派与无党派人士的支持，而共和党若想在南方及大平原地区的共和党票仓以及保守州以外获胜也同样需要这样做；此外，11％的自由派表示他们将票投给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而17％的保守派声称他们投给了奥巴马。（Edison Research 2012）

人们通常将此归结于美国人表面上的冷漠或无知，实际上，这一观点确实有几分道理。首先，使人们在新的政策提案上达成一致极其耗时，它将引发无休止的争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令频繁参会的人们感到灰心丧气。即使人们在大方向上达成了一致，在各级政府层面改变政策也需要花费多年时间。因此，除非情况危急，否则热情和动力很难维持。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关注日常生活中许多必要的事情和乐趣才更为理智实际，这将给他们带来个人成就感和满足感。换言之，当社会学者花时间理解不同的群体和阶级实现自我的环境时，他们发现人们的所作所为才真正具有意义，因为和伴随着政治活动而来的诸多付出、麻烦相比，日常生活的吸引力不可阻挡。（Flacks 1988）

然而在动荡时期，世事变得难以预料。人们会关注政治，同时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没有人能够预知这些事情及其造成的影响。人们可以分析过去，留意未来的趋势，但重大事件总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波澜再起、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突然的分崩离析，以及2007年年末开始的大衰退。更普遍的说法是，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对过去上千份预测的研究发现，所有的专家和媒体评论员对几乎所有问题的预测都是错误的。（Silver 2012; Tedlock 2005）

注释

〔1〕
对于社会运动最好的定义是：为改变既定的规章制度和习俗，通过非典型的、有时不守秩序的，且经常被视为违法的行动，长期挑战精英对手和当选官员的有组织的行动。社会运动的成员都是规则破坏者，虽然没有遭受过不公正对待的其他社会成员也认为这些人意图改变的法律和习俗是不公平的，这些规则如不允许非裔美国人在便餐馆就座用餐，不允许女性使用只对男性开放的大学图书馆，或者是因为人们的性取向而拒绝雇用他们等。因此，社会运动与新的政治运动截然不同。在政治运动中，自由派或极端保守派追求的只不过是赢得选举，而传统的“利益团体”则在遵守传统规则的同时，力求对自己关切的具体法规施加影响。

〔2〕
本书中，南方指的是1954年最高法院判决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之前，州法律要求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的17个州：亚拉巴马州、阿肯色州、特拉华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马里兰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北卡罗来纳州、俄克拉何马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得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此外，除了西弗吉尼亚州和俄克拉何马州以外，这些州在1860年都实行奴隶制。西弗吉尼亚州曾经属于奴隶制州弗吉尼亚州的一部分，后来它从该州中脱离，在1863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州，而俄克拉何马州在内战爆发时是奴隶制地区。这一定义强调，“过去的南方”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在人们心中的概念范围更广、势力更强大。而今天的“南方”指的是过去的“深南部”，这一区域包括得克萨斯州东部、亚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佛罗里达州北部。

〔3〕
实际上，“社会主义”的特点包括政府拥有所有创收资产的所有权，以及几乎不会依靠市场体制决定价格或消费需求的计划经济。西欧国家中，被美国保守派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几乎全部为私人所有制，且依靠着市场；这些经济体与美国经济的唯一区别在于，它们对某些公司行为的监管更为严格，对公民（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富人）征收的税款更为高昂，且拥有范围更广的、由政府管理的社会保险系统（如失业保险、社会保障、全民医保等）。这些国家被称作“社会民主国家”，与美国自由派想要实现的目标极其相似。

〔4〕
在美国历史上，“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是指1890年至1920年期间，美国的社会行动主义和政治改良纷纷涌现的一个时代。——编者注

第一章

美国的权力与阶级

权力与阶级这些词总是令美国人略感不安。而权力精英、支配阶级
等概念亦使他们心生警惕。公司权力的范围已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且有相当多的人倾向平等主义，他们认为，由相对固定的特权集团为其自身利益支配经济和政府，这一想法与美国人的本性相悖。然而，美国人和社会科学家每天讨论的权力与阶级到底指的是什么？他们的观点有何异同？这一章对这两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本章还介绍了研究权力与阶级的方法，同时对本书余下章节进行了简要的概括。

什么是权力？

美国人的权力观念源自它的殖民历史以及为争取独立与大不列颠王国的斗争，它们使平等待遇、参与政府事宜的权利等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观念的产生不应只归因于独立战争本身，还归因于每个殖民地内部关于普通公民应扮演什么角色的争论。人们常常忽略的是，支持独立战争的普通公民不仅对他们的领袖提出新的政治诉求，还帮助他们反抗英国人。在反殖民主义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之前，各地的政府都建立在宗教领袖、首领、自封的代表大会或议会的权力和合法性的基础之上。1776年至1780年间，来自上层阶级的美国革命领袖为最初的13个州起草宪法时，期望的是各州立法机关能够就他们的草案进行讨论和投票，但他们不希望普通大众也以直接的方式牵涉其中。

反而是由自耕农和手工业工人组成的“中等”阶级成员逐渐从他们的亲身经历中发展出这样一种思想：权力属于所有人民，政府的权力由人民授予。因此，他们坚持要求选出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制定各州宪法，并由所有白人男性（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财产）投票批准宪法。由于自己参加过革命抗争，又担心当时的“富有人士”将繁重的财产法案和税收政策写入宪法，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人民作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合法权力的源头这一革命思想，由此从人民中诞生了。（Palmer 1959; Piven 2006，第3章）

最终，这些中产阶级反对派人士只赢得了一个由民选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以及其后于1780年在马萨诸塞州投票批准宪法的权利。但自此之后，美国的“权力”属于“人民”这一观点却深入人心。此后，无论是自由派、左派、平民主义者，或是极端保守主义政治团体，在试图从“既得利益者”“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媒体”“官僚”以及“华盛顿的政客们”手里夺取专制权力时，总是声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甚至1789年的开国元勋们——尽管他们在财富、收入、教育及政治经验上远远超过普通民众——都不曾试图在未征得被统治者同意的情况下颁布旨在更加全面地保护私有财产、解决基本分歧的新宪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被迫增加了《权利法案》以确保宪法能够被接受。从深层的文化意义上讲，在美国，没有任何群体或阶级拥有“权力”，他们有的只是“影响力”。因此，任何拥有凌驾于“人民”之上权力的群体或阶级都被视作是不正当的。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拥有权力的人总是声称自己没有任何权力（Vogel 1978对这一重要观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社会科学家眼中的权力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相信，权力有两个相互交织的维度。第一个维度涉及共同体或国家追寻共同目标时有效行动的能力大小，即集体权力
。这里，重点是一个集体为实现其目标所拥有的技术资源、组织形式、成员规模以及共同精神的程度高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变得更加强大，美国就是其中之一。此外，美国集体权力增强的原因在于，它能够将来自全世界、经济和教育水平各异的移民同化为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公民。非裔美国人被主流社会机制接纳，同样增强了这个国家的集体力量。

权力的第二个维度关注的是共同体或国家内部的某个集团或社会阶级因关切的问题与对手产生冲突时取得成功的能力。这里，重点是凌驾权力
，亦可称之为分配性权力
。下文中出现的“权力”一词，通常指的就是分配性权力。与美国大众信念相似，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分配性权力意味着巨大或占压倒性优势的影响力，而不是完全而绝对的控制。更确切地说，一个强大的群体或阶级即使遭到其他群体或阶级的反对，也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Olsen, Marger 1993; Wrong 1995）这一定义抓住了体现在权力的日常含义中的斗争意味，同时包含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它还与本书的主要目标相一致，即展现公司富豪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实行自己拥护的政策，即使他们面对的是自由派－劳工联盟对大多数公司政策的有组织的对抗，以及反对特定政策的大众。

通常来说，一个群体或阶级获胜的能力始于它对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这四大社会网络的掌控，历史研究和跨国研究发现，在任何大规模社会中，这些网络为长久地行使分配性权力提供了主要的组织基础。（Mann 1986; Mann 2012; Mann 2013）经济网络包括一系列组织，这些组织通过“对自然对象的提取、转化、分散和消费”来满足物质需求。（Mann 1986, p. 24）政治网络在现代具体表现为“政府”，它控制着其负责的地理区域内发生的各类活动，包括该领域内外人口的迁徙以及经济物品和武器的买卖。军事网络根植于有组织的身体暴力，目的在于杀死、制服、奴役对手。意识形态网络通常被视作一个组织网络，意在为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等终极问题提供答案，提高公共亲密度，同时减少其成员的罪孽和痛苦，而忠实的信徒、通过自由捐赠获得的大量经费和备受尊敬的领袖也由此产生。历史上，宗教团体，如教堂、清真寺、犹太会堂，是这一网络的主要机构。然而，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左派和右派的救世主政治运动、宣扬种族优越论的团体以及极具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加入其中。通过将自身问题归咎于特定群体或阶级，或是攻击被视为危险且人种低劣的国家，这些群体使他们的信徒的生命有了意义和目标。

尽管经济和政治网络已经成为美国主要的权力网络（其历史原因将在第八章进行讨论），这四种权力网络仍能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通过不同的方式相结合，创造出极为不同的权力结构。例如，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军事力量在很多国家都曾占领政府、控制经济系统。而在其他国家，组织良好的意识形态群体已经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并在必要时展示其实施武力的能力，以维持其对政府的控制。由于史料中记载了多种多样的权力结果，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相信，唯一绝对的可以衍生出其他分配性权力形式的分配性权力基础并不存在。这表明，在社会科学中，分配性权力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正如自然科学中，能量是一个基础性概念一样：没有任何形式的能量或权力能够比另一种更“基本”。

尽管这些一般性概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总出发点，但它们不够明确具体，因而难以应用于像美国这样复杂的民族国家中的分配性权力。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判断公司富豪是否拥有“权力”呢？

三种权力指标

分配性权力这类概念的正式定义并没有包含概念自身的衡量方法。以群体和阶级为期望的目标产生冲突为例，这一冲突是分配性权力的本质，但即使是在较小的群体中，人们也很难观察到能够揭示其运转方式的相互作用，更遑论观察一个庞大松散的社会阶级对另一个社会阶级施加影响。在一个共同体或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人们可以观察到各种人和组织，而不是对立的社会阶级，虽然结果可能表明，人民和组织代表的恰恰就是社会阶级的利益。因此，有必要设定一套所谓的权力指标
。

尽管分配性权力首要代表的是两个及以上竞争群体或阶级之间的关系，但出于研究的目的，将分配性权力视为一个特定群体或社会阶级的基本“特征”或“属性”是非常有用的。用类比的方式也许能够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可以说心理学家研究的个性特点以及物理学家提出的“磁性”概念都有相似的逻辑结构。因此，无论理论家关注的是物理中的“磁性”、心理学中的“友情”，抑或是本书中的“权力”，他们调查过程的性质都是相同的。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一个基本特征，它的存在只能通过一系列诊断迹象来推测，而这些迹象在不同条件下的强度也不尽相同。由于指标并非每次都会伴随特征一同出现，衡量特征的最佳方式是利用一系列与其有概率关系的指标或迹象。由此看来，研究是通过一系列如果－那么
语句得以推进的，而这些语句的基础是尽可能多的独立指标。如果
一个群体有权力，那么
至少一些权力指标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衡量的。（Lazarsfeld 1966对这一方法进行了经典论述。）

权力运作时，权力指标并非每次都能出现或是得到测量，因此本书选择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权力指标。它们被称为（1）谁受益？（2）谁管理？（3）谁获胜？每种经验性指标都各有优点和缺陷。然而，如果这三个指标都显示同一个群体或阶级最有权势，那么每个指标潜在的缺陷就不会构成严重的问题。

谁受益？

每个社会都拥有非常宝贵的物质客体与经验，尽管不同的社会中人们对宝贵的看法各不相同。假设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愿意尽可能多地分享这些生活中的美好事物，那么，就可以将它们的分配状况当作一种权力指标。由此推断，那些拥有人们想要得到的大部分事物的人，就是有权力的人。尽管一些价值分配可能是非预期的结果，无法真正地反映权力的状况，但一个社会中宝贵的经验和实物的总体分配状况，仍可被视为权力运作最明显和最稳定的结果。

在美国社会中，大多数人最为看重的是财富、高收入、异国休假和健康的身体。人们都愿意拥有财产，获得薪水丰厚、有趣而牢靠的工作，在旅行和休闲中享受最美好的生活，活得健康而长寿。所有这些“价值”都不是均匀分配的，而且它们都可以被用作权力指标。然而，本书首要关注的还是财富和收入分配这类指标，因为历史上一百多年来与此相关的定量信息极为详尽。这并不意味着财富和收入等同于权力。而是说，高收入和拥有巨额财富只不过是较为明显的标记，能够证明一个阶级比其他阶级更有权力。

使用价值分配作为权力指标的主张因以下研究进一步加强，这些研究显示，价值分配在各个国家都不尽相同，取决于相互竞争的政党和工会的相对实力。一份报告指出，在1945年之后的三十年中，西方民主国家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与入选国家立法机关的高度自由派候选人比例呈反向变化。入选的自由派人数越多，流向下层阶级的收入也就越多。（Hewitt 1977）另一份报告研究了同一区域的18个西方民主国家，该报告认为，强势的工会和成功的社会民主党派，与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更高水平的福利开支存在关联。（Stephens 1979）因此可以证明，价值分配的确随着竞争群体或阶级相对权力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本书第三章将呈现美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信息。

谁管理？

权力归属还可以通过研究在公共机构担任要职以及参与到重要决策团体之中的群体来推断。如果一个阶级或群体的代表人数远高于或远低于它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那么，就可以推断出该群体或阶级是相对强势或是相对弱势。例如，如果占人口1％的阶级占据了政府30％的重要职位（也许是他们应占有职位数的30倍），那么就可以推测出该阶级较为强势。相反，如果发现女人在政府领导职位中占据很小的比例，纵使她们在人口中占大多数，也不难推断，女人在社会重要部门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同理，如果确定一个有色人种群体中只有比例很少的成员担任领导职务，即使它在某个城市或州中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0％至20％，也仍可以推测权力的基本过程——吸纳和排斥——正在发挥作用。

这一指标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一些政府职位也许并非如想象的那样真正地拥有权力，一些群体或阶级可能在“幕后”行使权力。然而，这一指标的实用性再次因一个事实得以加强，即该指标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大不列颠王国，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的衰落和商业领袖的兴起，能够通过根据议会中不同群体代表指标的变化而绘制出的图表得以展现。（Guttsman 1969）同样，20世纪60至70年代，当美国的女性、非裔、拉丁裔和亚裔参加运动要求获得更高的话语权时，他们在权威职位中的代表比例也随之上升。（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06; 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11）

谁获胜？

公司共同体和自由派－劳工联盟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包括税收、成立公会、商业管制等。以这些议题冲突为基础，通过判断哪一方能够成功发起、修正或否决政策选项，也可以推测权力所在。这一指标关注的是两个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非常接近正式定义所包含的权力过程。这是一个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会使用的指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它也是最难正确使用的一个。决策过程的各方面也许秘而不宣，一些消息提供者也许会夸大或淡化他们的角色，而人们有关谁做了什么的记忆往往在事情发生后不久就变得模糊。更糟糕的是，对于公司共同体的重要关注也许永远不会成为政治议程上的议题，因为公司共同体能够利用权力使自己一直处在非议题
的领域内。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知道问题的存在，但在政治舞台上它永远不会被提出，第五章和第六章将对这其中的种种阻碍进行讨论。

尽管在使用“谁获胜”这一权力指标时会遇到上述困难，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用于分析政府决策，它将解决很多方法论问题。这一框架包含了公司共同体有意识、有计划地对政府和大众施加影响的诸多方法，使之能够非常直接地评判公司共同体的成功度。更具体地说，一共有四个相对独立但又相互重叠的过程（通过成员关系网络分析的方式发现），公司共同体试图通过这些过程控制公共议程，并在议程中出现的议题上取得政策胜利。这些过程基于四个影响力网络，以后几章将对此进行更为详尽的论述。

1．特殊利益过程
与小范围、短期的政策有关，涉及富有家族、特定公司以及商业的许多不同领域。它主要通过说客、公司法律师以及贸易协会运作，重点关注国会委员会、行政机构的各个部门，以及监管机构（包括美国国税系统，目的在于避税）。说客通常由前任民选官员或是他们的助手、顾问组成。他们在私营部门能够获得不菲的收入，这是因为他们掌握的消息和人脉对于富有家族和公司而言极有价值。这一过程的一个子系统被称为“财富守卫业”，因为该过程中，上千位会计人员、税务律师、财产规划师以及其他参与者将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守护并扩大少数几个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族。（Winters 2011）

2．政策规划过程
为公司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做出规划。它通过组成政策规划网络的基金会、智库以及政策协商小组来运转，重点关注白宫、国会的相关委员会，以及在纽约和华盛顿出版的重要报纸和舆论杂志。在这一过程中，公司领袖和学术专家、前任政府官员们探讨分歧，并为他们自己被政府任用做准备。

3．舆论塑造过程
试图左右公众舆论，同时避免一些问题出现在公共议程之上。除了大型公关公司及许多小型组织之外，舆论塑造网络还包括各种爱国、反税收及单一问题组织，这些组织歌颂现状，同时提醒人们警惕“大政府”。这一网络中的组织雇用了许多广告经理、前任记者和前任政府官员。他们有时会在媒体上对公司共同体的对手进行猛烈的抨击。

4．候选人遴选过程
旨在选出对特殊利益过程和政策规划过程中提出的议程表示赞成的政治家。它通过巨额的竞选捐赠、雇佣的政治顾问来运转，主要关注两大政党的总统竞选以及共和党的国会选举。

综上所述，在这四个网络中工作的个体和组织构成了公司富豪政治行动的得力助手。它以公司共同体的结构性（经济）权力（将在下一章详述）、上层阶级的地位权力（将在第三章详述）以及政策规划网络内形成的专家权力（将在第四章详述）为基础，是公司和阶级支配联邦政府的最后一步。

什么是社会阶级？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成为“阶级”一员意味着在生活中拥有固定的地位，这公然违背了机会平等的信念，而且似乎忽视了向上社会流动的例证。此外，美国人往往拒绝承认，阶级可能根植于财富和职业角色。他们也会谈论社会阶级，但总是使用委婉的措辞，如“穿西装的”（the suits）、“蓝血”（the blue bloods）、“半打啤酒乔”（Joe Sixpack）、“棚户区”（the other side of the tracks）
〔1〕

，等等。

美国人对阶级观念的厌恶源于这个国家的殖民史和革命史。在新的定居者眼中，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似乎与欧洲国家迥然不同，因为这个迅速扩张的边疆国家，既没有封建贵族的统治，也没有可继承的社会地位。在从英国手中夺取自由的战争中，所有阶级都需要团结一致，这一差异感由此得到进一步强化。正如先前提到的，为了获取普通百姓的支持，来自较高阶级的革命领袖不得不在自由平等的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他们还需接受，所有达到最低财产资格的白人男性都拥有选举权。这一条件绝非苛刻，因为在那时用公道的价格就能买到现成的土地。（keyssar 2009）对于这项交易，一位历史学家曾一针见血地评价：“领袖并非为平等而战斗，但为了取胜，他们接受了平等。”（Palmer 1959, p. 203）换言之，至少在赢得共同的战争之前，一个民族会为了抵御外部的敌人暂时团结在一起。

尽管财富、收入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早在殖民和革命年代就已存在——尤其是港口城市和南方——但对于这些明显的不平等，中产阶级成员以及处在社会经济阶梯顶层的商人、种植园主和律师总是含糊其辞、置若罔闻。一项以当时的日记、信件、报纸和其他文献为依据的历史研究证明，美国人反而自诩本国阶级间的差距要比欧洲小很多。他们承认贫富之分，但更愿意将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平等的国度，同时骄傲地指出以下特征：庞大的中产阶级、乞丐绝迹、大多数人处于舒适的境遇，以及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的人们将拥有无限的机会”（Main 1965, pp. 239, 284）。

然而事实是，当时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被奴隶制压迫、十万多印第安人居住在殖民地西部，他们显然不属于这个自诩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相反，占人口大多数的白人自由民认为自己是这两个群体的对立面，即便这群有潜在危险的奴隶和印第安人若有机会也会为自由或守卫领土而战。这一同仇敌忾之心增强了美国移民的共识，使他们将“白种人”看作社会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根据“黑种人”“红种人”“白种人”以及后来其他肤色人群的存在而定义的“种族”，恰恰是美国社会的阶级特性不那么明显的原因之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原本被视为其他种族的移民群体也变成了“白人”，因为这一词语已成为定义内群体的另一种方式。（Waters 1990; Waters 1999）

即使是上层阶级成员也偏爱这种更为平等的阶级系统，而不是欧洲存在了几个世纪的体制。为了强调这一点，一项对北美和欧洲民主革命的研究以一封信作为开头，这封信是美国上层阶级显赫家庭的子弟在1788年从欧洲寄来的。在对欧洲阶级体系的世袭头衔、虚荣浮华，以及更低层阶级的溜须拍马表达了厌恶之后，他断言“一定程度的平等是人类福祉不可或缺的”。似乎是为了确保他的论点有明确的限制，他在一定程度的平等
下面画了线。他接着论证，美利坚合众国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个国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平等且“没有破坏必要的从属关系”（Palmer 1959, p. 3）。也就是说，阶级支配应尽可能微妙合理，这一原则也体现在《宪法》以及美国人探讨阶级的方式上。

两百年之后，为了了解社会阶级对于美国人的意义，社会学家对波士顿和堪萨斯城的公民进行了代表性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与早期美国人的观点相似。尽管大多数人都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地位的差别，且主要根据收入、职业和教育（特别是收入）来判断社会地位的高低，他们仍旧强调系统的开放性。他们还主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取心、勤奋工作的动机之类的个人素质。此外，他们中有不少人都认为阶级的重要性正逐渐下降。这一想法的产生，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所有有种族和宗教背景的人，无论他们的职业或是教育水平如何，较以往而言都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和礼遇。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把亲友在职业和薪水上的提升看作社会进步的物证。简而言之，公众尊重每个个体的传统和对社会流动性抱有的信念（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之前，有色人种一直被排除在外）使阶级在大多数美国白人的日常思维中变得没那么重要。（Coleman, Rainwater and McClelland 1978）人们十分清楚经济和教育上的根本差别，而且能够依据谈吐、风度、衣着风格等外在特征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社会阶级的存在却很快地被忽略了。

社会顶层人士更是以公开直接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讨论社会阶级问题的普遍厌恶。然而，他们都深知自己和朋友们与其他美国人的不同。在那项研究波士顿和堪萨斯城居民的报告中，一个上层波士顿人表示：“当然，社会阶级是存在的——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接着，她又补充道：“也许你不应该用‘阶级’这个词，虽然——它就像是壁龛，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Coleman, Rainwater and McClelland 1978, p. 25）一项关于纽黑文市社会阶级的经典报告中提及了这样一个人，根据她的居住地段和教育背景来看，她应该处于社会顶层，当被问及她的社会阶级时，她似乎十分惊愕。恢复镇定后她回答道：“我从来不谈论阶级，不过能够感觉到它们的存在。”（Hollingshead and Redlich 1958, p. 69）一项对某中西部大城市中38位上流社会女性进行的调查中，一个社会学家在访谈结束时直率地询问受访者是否属于上层阶级的一员。她得到的回答同样带有迟疑和否认的味道：

“我讨厌上层阶级（这个词）。只有非上层阶级的人才会用这个词。我只会说‘我们大家’，指我们这些出身比较好的人。”

“我讨厌使用‘阶级’这个词。我们是负责任的幸运儿，我们出身世家，拥有一些家产。”

“我们不应该分什么阶层。但令我感到窘迫的是，我承认阶层之分确实存在，而且我在我的社会阶层很有优越感。我喜欢做上层社会的一分子。”（Ostrander 1980, pp. 78-79）

有关上层阶级社会心理的观点，尤其是证明了阶级支配正当性的优越感的演变过程，将在第三章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社会科学家眼中的社会阶级

社会科学家对社会阶级的理解同典型的美国人一样，但前提是必须先解决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他们对经济阶级和社会阶级
进行了关键性的辨析。经济阶级由经济系统中地位相同的人组成，比如“公司所有者”或“雇员”，社会阶级则由互相交往的人组成，他们建立起内部社会组织，共享相同的生活方式，同时排斥那些他们眼中与自己不相像的人。社会科学家还强调，阶级的概念不仅包括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还涵盖社会结构内部的一系列位置。因此，社会阶级的概念是一个模棱两可或者说二维的概念，既可以指人们所处的特定经济阶级或社会阶级，也可以表示阶级之间的关系。用之前的例子解释就是，公司所有者和工薪族构成了不同的经济阶级，但阶级的概念同时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内。

经济阶级和社会阶级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因为作为一种经济关系的阶级往往同时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在运转，但处在任何经济地位的人都有可能发展自己的社会组织，生活在同一街区，并进行社交互动。因此，特定经济阶级在何种程度上会同时成为社会阶级，因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迥然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个经济阶级的成员若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有着共同利益的社会阶级的一部分，那么他们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也许就会受到限制。（Weber 1998; Wright 1998）

分析社会阶级

处在特定经济地位的人是否同样属于某个社会阶级？若想对此进行系统性的研究，首先应寻找构成社会阶级的个体和组织之间的联系。这一流程被称作成员关系网络分析
，它可以简化成一个矩阵模型，一个坐标轴上排列着学校、俱乐部等社会组织，另一个坐标轴上排列着个体。表1.1就是这种矩阵模型的一个假设性范例。

表1.1
基于学校和俱乐部的假设性成员关系网络

注：个体5是一个没有交集的“孤僻者”。他（或她）不属于社会阶级的一部分。

如表1.1所示，个体和组织的交集生成方框（名为单元格
），单元格中填写的信息显示了这个人是否是该组织的成员。可以利用这一信息创建两个不同的网络，一个是组织的，另一个是人际的。一方面，组织网络
由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构成，基于的是他们共同的成员。这些（为不同组织）共享的成员通常被称作重叠
成员或关联
成员。另一方面，人际网络揭示了个体之间的关系，这是由他们共同的组织联系决定的。［在本书网站（whorulesamerica.net）上，《如何进行权力结构研究》（How to Do Power Structure Research
）一文借助示意图和表格，对这些以及其他方法论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为了给这种贯穿全书的分析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例子，可以假设一个研究人员掌握着若干私立学校和常青藤联盟大学的校友录、诸多俱乐部的会员名单以及成人礼舞会的嘉宾名册。通过确定哪些名字在这些名单中出现了两次或两次以上，就有可能判断出哪些组织属于相同的社会网络。此外还可以看出，网络中最核心的组织与其他许多组织都共享成员，而边缘性的组织也许只和其他非核心组织有共同的成员。此外，有些组织可能与任何其他组织都没有共同的成员，这就表明，它们不是这个社会网络的一部分。最后，那些作为网络一部分的组织就是社会上层阶级的制度框架。

成员关系网络分析表面上非常简单，但它在理论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包含了大多数社会学理论都非常关注的两种人与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和组织成员关系。因此，这些网络具有个人与群体的二元性
。（Breiger 1974）为便于分析，人际网络和组织网络通常被区别对待，而且有些社会科学家会谈及不同的“分析等级”，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类型或等级总是相互交织。因此我们使用“个人与群体的二元性”这一实用的表达来解释这一复杂的观点。

这种基于网络的思维方式认为社会阶级由组织及其成员构成，这与此前对社会阶级的定义相吻合。例如，在早期有关美国社会阶级的经验性调查中，社会学家曾对20世纪30年代某南方城市的等级和阶级进行调查，他们将社会阶级定义为：

彼此亲密交往的一大群人。一个阶级是由家庭和社会小集团组成的。这些家庭和社会小集团在非正式活动中（如拜访、舞会、招待会、茶会等）和更大的非正式事务中建立起联系，构成了社会阶级的结构。当一个人参加了大部分此类亲密交往的活动时，他（或她）就是这个社会阶级的一员。（Davis, Gardner and Gardner 1941, p. 59n）

一位曾对纽黑文市阶级和权力进行过研究的政治科学家对类似的“社会地位”做出了定义：“在不考虑个人及癖性因素的情况下，那个圈子的成员只愿意赋予地位同等的人以社交和接待的传统特权；受社会欢迎的标志包括是否愿意一同用餐、在私人社交场合打成一片、成为同一俱乐部的成员、使用同类人认为得体的礼仪相交往、内部通婚等。”（Dahl 1961, p. 229）

正如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相似定义所表明的那样，社会科学家普遍认同，美国确实存在社会阶级，这些阶级有着独立的社会组织、小团体活动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也许是权力研究中唯一得到广泛认同的概念。对于研究权力的学者而言，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顶层社会阶级，即上层阶级，是否还是一个拥有并掌控大型营利资产的经济阶级。这一问题将在第三章得到详细的解答。

篇章导读

本书所呈现的分析挑战了美国人的基本信念，并遭到了那些推崇其他替代性理论（将在第九章讨论）的社会科学家的质疑。因此，有必要以严谨的方式展开论述，每介绍一个概念时都对其加以界定，同时提供系统各部分运作的经验性实例。通过这种探讨问题的方式，读者们能够一步一步得出自己的结论，自主判断本书的观点在某一时刻是否切中要害。最后，他们可以将自己对论证的评价与第九章讨论的理论相比较。

以成员关系网络分析为出发点，本书的每一章都展现了累积论证的一个方面。第二章为全国性公司共同体的存在提供了证据，这一共同体包括华尔街的银行和股票经纪人、军火承包商、农业综合企业、会计事务所、公司法律师事务所，以及诸如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IBM之类的知名大公司。这一章对农业领域和小公司进行了简单的讨论，证明了它们虽与公司共同体联系紧密，但对其构不成任何妨碍。第二章表明，大多数地方商业团体都被组织成增长同盟
，致力于提升当地土地的价值，这一章还讨论了公司共同体和地方增长同盟经常产生冲突的原因。

通过分析校友名录、俱乐部名单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名册，第三章证明，公司共同体中的所有者和高管形成了一个紧密结合且界限分明的上层阶级，这一阶级创造了自己特有的社交世界和社会心理学。公司共同体和上层阶级中的这一重叠使美国的富人群体被称为公司富豪。这一章指出，公司所有者和经理建立的社会纽带与他们共同的经济利益相结合，使他们在决策网络相遇时更容易克服政策分歧。简而言之，社会凝聚力促进政策凝聚力
。

第四章证明，公司富人资助并掌控着由基金会、智库、政策研讨团体组成的网络，在公司共同体面临新麻烦时，这一网络会提供相应的政策和方案。通过参与这一政策规划网络，公司领导者可以更充分地理解超越自身狭隘的商业问题的一般性议题，讨论符合他们阶级利益的政策选项，结识专家学者并与他们在广泛的领域展开合作。第五章描述了政策规划网络中的几个组织如何与大公司的公共事务部门、大型独立公关公司，以及地方和国家层面上的非营利组织联系在一起，形成舆论塑造网络，力图影响中产阶级志愿群体，同时强化美国信念体系中的个人主义和反政府主义维度。

第六章解释了美国竞选系统的本质，以及为什么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选举系统相比，它在回应普通民众的偏好上要稍逊一筹。该章讨论了两个主要政党的实质，剖析了推动大部分重要立法的国会投票同盟，还解释了为什么竞选捐款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也就是说，为什么富有捐赠者的支持对于在全国或人口大州竞选中获胜的候选人而言至关重要。

第七章考察的是基于网络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公司领袖能够在利益攸关的议题上支配华盛顿的联邦政府。该章首先对特殊利益过程进行了探讨，提供了与减税、避税、特定公司补助相关的若干案例。该章接着简要地说明了将政策规划网络中提出的方案并入政府政策的若干途径。这一章最后对白宫内阁成员及幕僚的社会、教育以及职业背景进行了调查，指出他们基本都来自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

第八章概述了最符合这些发现的理论框架：阶级支配
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对权力的四大基础要素——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网络——如何在美国相互关联的理解。它解释了经济网络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原因，正是因为该网络，公司共同体在美国比在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拥有更大的权力。通过比较四大权力网络在美国和多个欧洲国家的相对重要性，这一主张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印证。每个国家都拥有独一无二的历史，因此不分时间地点的归纳是十分冒险的，但本章所做的比较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和美国相比，大多数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网络都曾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的更甚于美国。因此，不应将公司支配视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第九章讨论了本书中提出的阶级支配论与社会科学中三大替代性观点的异同，后者在1992年至2012年之间是该领域最受关注、经验性研究最多的理论。基于此前章节提供的实证信息，这一章还对每一个理论进行了简要的评述。此时，读者业已掌握充足的信息，能够据此自行判断替代性理论的效用及相关主张的可靠性。本章最后总结建议，此前描述的四大网络理论，即由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四大理论构成的组织网络，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交汇平台，使任何理论的支持者都无需放弃他们的核心见解。

注释

〔1〕
the suits指公司高管，因其西装革履，收入颇丰；the blue bloods指贵族血统，古老的西班牙贵族皮肤白嫩，蓝色的静脉血管清晰可见，因此他们宣称自己血统高贵纯正，流淌着蓝色的血液；Joe Sixpack指美国农村下班后和朋友喝酒玩乐的典型中下阶级人群；the other side of the tracks指城镇中被视为贫困和危险的地区。——译者注

第二章

公司共同体

将驾驭全美经济的几千家大公司、银行以及其他金融公司看作某种形式的共同体，乍一看似乎有些奇怪，但事实上，公司之间存在多种联系和共同纽带，包括共享的所有权、长期存在的购买与供应模式，以及聘请相同的法律、会计、广告和公关公司。公司还共享相同的（重叠的）董事会成员，他们对公司的命运负有最终责任。因此，大公司还共享相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尤其是在追求利益这一点上。正如导言所指出的，他们都遭到劳工运动、自由主义者、左派、激进的环保人士以及其他反公司活动家不同程度的反对和批评，这也是他们关系增进的另一个原因。

就研究而言，了解公司共同体全貌最为客观的起点就是关联
（若一个人同时在两家或两家以上公司董事会担任职务，连锁就会产生），因为这是公司之间最醒目、最容易理解的联系。由于董事会董事的资料属于公开信息，因此可以借助成员关系网络分析，对19世纪初期以来的关联模式进行详细的研究。这些研究揭露的组织网络为公司共同体
这一术语提供了一个严谨的研究定义：它由所有通过重叠董事连接到某单一网络的营利性组织组成。

早在20世纪50年代，商业杂志《财富》的记者就已经对创建该网络的起始点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该杂志每年都会根据各公司的年收入，发布美国最大的500家和1000家上市公司排行榜，即《财富》杂志美国500强和《财富》杂志美国1000强榜单
〔1〕

。在此基础上，我们不仅能够判断哪些公司共享董事，还能够发现，许多私营公司、金融公司以及公司法律师事务所同样属于这一网络，他们和《财富》500强公司分享共同的董事，因而还是公司共同体的一部分。

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能过分夸大这些关联的实际意义。诚然，关联对公司间组织创新的传播非常有价值，它们使同时在几个董事会任职的董事对作为整体的公司共同体有更充分的了解，能够增强政治凝聚力，而且似乎对一些关联公司的金融实践也有一定的影响。（Burris 2005; Dreiling and Darves 2011; Mizruchi 1996）但就本书而言，公司关联主要被看作一个切入点，外行人通过它能够对公司共同体有更多的了解。不应高估公司关联对于公司共同体运作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仅仅反映了一些表象。

在考察了关联董事会确立公司共同体的轮廓之后，我们可以扩展成员关系网络分析，寻找公司董事维系的其他类型的组织联系。此类研究显示，公司共同体成员创建了两种类型的组织，旨在与其他成员及与政府发生关联。他们首先创立了贸易协会，这些协会是由特定行业或经济部门中所有工商企业组成的，如美国石油协会、美国银行家协会、全美房屋建筑商协会等上百家类似的组织，这些组织只关注其成员的狭隘利益，并将自己关切的问题通过特殊利益过程（上一章结尾简要讨论过）反映给政府。

其次，公司共同体因几个综合商业协会而联系得更加紧密，这些组织致力于寻求整体利益，并在政策规划过程中（将在第四章讨论）发挥作用，它们主要有：全美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世界大型公司联合会、商业委员会、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以及商业圆桌会议。以全美制造商协会及其在各州的分会为例，自1903年以来，它的重心就是在经济的各个方面竭尽全力地反对工会。此外，该协会还经常性地反对诸如提高最低工资、失业补助以及社会保障金，或是任何能够赋予其员工更多权力的立法。2009年初，全美制造商协会抵制了两项提交到众议院的与女性工资歧视有关的法案，声称这些法案将“在公司努力保留就业岗位、创造就业机会时，为针对雇主的不正当诉讼打开闸门”（Pear 2009）。

美国商会不仅仅局限于制造业，还包含了各种类型的美国公司，因此规模更大。美国商会能够通过各州和地方的分会接触到更多的共同体。它和全美制造商协会在理念上有很多共通之处。这两个协会共同构成了公司共同体中庞大的“极端保守”派（或群体）的组织基础。

世界大型公司联合会在公司共同体中扮演的角色是事实搜集和信息传播，它发布了许多与商情和消费者信心相关的研究报告，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对此都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商业委员会主要为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高层领导安排正式但非公开的会面。在一些不涉及工会的议题上，它的成员（所有人都是现任或前任首席执行官）在各种政府社会保险和教育支持项目上所采取的政策立场有时会比全美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更为温和。商业委员会与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建于二战时期的商业团体，旨在规划战后经济）的成员共同代表了公司共同体内部的“公司温和”派。

商业圆桌会议既包含了极端保守主义人士，又包含了公司温和派成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组织负责协调公司共同体以对抗来自自由派－劳工联盟的全方位挑战。2011年，商业圆桌会议（209位成员）与商业委员会（132位成员）共享70位成员。此外，商业圆桌会议还与全美制造商协会共享13位成员，与美国商会共享11位成员，与经济发展委员会共享3位成员，与世界大型公司联合会共享3位成员。

对这六家商业团体共同董事的研究证明了它们整体上的紧密联系。（Burris 2008; Staples 2013）而且这些联系比个体董事关联揭示的联系更为紧密，这是因为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无数“基于公司”的关联。也就是说，一个公司的高级总裁也许是某个组织的董事，而另一个总裁可能又是另一个组织的董事。基于公司的关联证明，大公司的副主席（尤其是负责公共关系或政府关系的副主席）和法律顾问，以及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掌控着全美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2011年，有9家大公司与这6个组织存在4个以上的关联。这其中，宝洁与6个组织存在关联，而安泰保险、IBM与其中5个组织存在关联。总体来看，共有239家《财富》500强公司与这6个组织存在一条以上的连接。（Staples 2013）

公司共同体的意外起源

权威的历史记录时而表明，美国最早的工商企业由个体家族所有，慢慢才发展成共享所有权和大量雇用经理的大型公司。事实上，公司共同体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新英格兰纺织业的合资公司。在那时，共同董事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小群富有的波士顿商人组成不同的团体一起投资新兴公司。1845年，一个由80人组成的团体（历史学家口中的“波士顿协会”）控制了31家纺织公司，其规模占全国纺织业的20％。波士顿协会在美国早期铁路融资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样，协会中有17个人在波士顿银行担任董事（该银行拥有这个城市40％的银行资本），有20人是6家保险公司的董事，有11个人在5家铁路公司中担任董事。（Dalzell 1987）

同一时间，其他大城市的富有投资者也在创建共同拥有和掌控的公司。以纽约为例，1816年，10家最大的银行和10家最大的保险公司组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关联网络。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其中10家公司有11至26个关联，6家公司有6至10个关联，余下的4家有1至5个关联。1836年，20家最大的银行中的18家银行、10家最大的保险公司以及10家最大的铁路公司连接成了一个共同的网络。在这38家公司中，12家公司惊人地拥有11至26个关联，10家有6至10个关联，16家有1至5个关联。即使在那个通常被浪漫化为小工商企业时代的时候，这10家最大的银行也占据了纽约市银行资产的70％，以及全州银行资产的40％。（Bunting 1983）

这些由金融公司和铁路公司组成的大城市网络一直维持着19世纪中叶的大致形态，直到1895年至1904年间发生的大规模合并运动让它们最终转型。这次合并运动创建了一个全国性的公司网络，首次将大型产业集团包含在内。（Roy 1983）在那之前，产业集团一直由几个人或家族之间的合伙企业组成，通常与金融机构和股市保持着距离。与公司共同体扩张有关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显示，并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因素能够解释产业集团相对突然的加入。相反，产业集团接受公司形式的组织更可能是由于各种经济、法律以及社会学原因。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来它们需要调节彼此之间不利于牟利的竞争，二来它们需要获得更好的法律保护，从而对抗对“托拉斯”进行激烈抨击的中产阶级改革者、平民主义农场主和社会主义者——“托拉斯”指的是实业家在固定价格、瓜分市场以及／或者分享利润上达成一致。（Roy 1997）当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宣布托拉斯为违法时（这之后恰巧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萧条，企业大幅削减薪水，员工愤怒地进行抗议），实业家已经能够充分利用越来越多的权利和特权，这些权利和特权是由立法机构和法庭逐步赋予被称为“公司”的法律载体的。自这一时刻开始，富人成了公司富豪，他们分布于各个商业部门（如农业、房地产）的财富从此得到了公司壁垒的庇护。

几项研究显示，公司共同体在合并运动结束后一直相当稳定。自那以后，它总是会将同时期最大的公司吸纳在内，而金融公司直到最近才跻身中心位置。1904年至20世纪70年代之间，公司关联模式发生的三个变化反映了经济和金融的缓慢变迁，并因此证明关联通常能够体现公司共同体中不断变化的权力动态。首先，随着铁路公司在经济中重要性的下降，它的地位也越来越边缘化。第二，随着制造公司经济重要性的提升，其地位也变得越来越核心。第三，由于公司对银行的依赖逐渐减小，银行在非银行董事会中安插高层人士的可能减少，自己的董事会接收来自非银行公司的官员的可能性增加；这一逆流也许反映了商业银行从主要权力中心到合作与沟通的角色的逐步转变。（Mizruchi 1982; Mizruchi and Bunting 1981）

简而言之，美国大公司总是为富人所拥有和掌控，他们分享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纽带，这些社会纽带甚至比亲属纽带还要多。此外，早在19世纪初，银行和保险公司为普通民众保管的存款和保险费就被用于投资和公司的扩张。同样，董事和高管控制公司是美国商业系统的早期特征，而非传闻所说的20世纪上半叶股东失去对公司的控制，让位于银行家和经理之后发生的变化。（Bunting 1987）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公司的发展和重组是对科技与市场变化的敏锐而高效的反应，这一传统主张丝毫没有关注权力因素。相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做出的研究表明，大公司的出现是对法律变化和阶级冲突的一种反应，尽管必须承认，运输和通讯的改善促成了这些变化。（Roy 1997）

在详细考察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间的公司共同体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了解一下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

董事会是公司的正式管理机构。它通常由10至15人组成，每年召开约十次会议，每次一至两天。休会期间接受报告和其他信息。各种董事会委员会也会定期与高层管理者会面。董事会中设有一个规模更小的执行委员会，碰面的次数通常更为频繁，而最重要的个体成员有时则会每天都与负责公司日常事务的管理层进行沟通。董事会最重要的职责是雇用和解聘高级管理人员，但也为采纳或拒绝重要的政策变化负责。当管理层内部发生冲突，公司陷入经济困境，或是有可能发生合并或收购事项时，董事会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董事会虽然是正式的管理机构，但董事会中的公司管理人员（被称为内部董事
）有时却在塑造董事会决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内部董事有时还会和两至三名非管理层董事（被称为外部董事
）一起，设定会议议程，塑造董事在政策决策上的看法，确定新的外部董事人选。在这些情况下，只要事情进展顺利，董事会在公司管理方面的作用只比橡皮图章略强一些，而高层管理人员在提名经营公司的接班人方面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若外部董事对首席执行官的管理感到不满，他们通常在几乎没有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要求他（她）辞职。2012年10月，花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就经历了这种情况，原因是一度处于领先地位的花旗银行（2007年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没有像其劲敌一样，快速地从2008年致命性的衰退中恢复过来。（Silver-Greenberg and Craig 2012）

尽管董事会的具体作用会因公司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大体上来说，董事会体现了公司共同体内部复杂的权力关系。除了挑选高层管理人员和处理危机之外，它们的重要性还会以很多方式表现出来。董事会代表公司向公司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和公众发表观点。新的所有者要求在董事会中拥有席位，从而巩固他们的位置并拥有一个“情报站”。选举对手公司的高管进入双方董事会，可能意味着因恶意并购企图而引发的冲突最终告一段落。商业银行也力争在董事会中拥有一席之地，以便追踪贷款并保证公司的未来业务发展符合自己的期望。顶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会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其他一两家公司担任董事，因为董事资格是一个看得见的标志，说明他们的建议在本公司以外得到尊重。董事资格还帮他们获取商界动态的一般性情报。此外，投资银行家、公司法律师以及学术专家也会在董事会出现，这标志着公司尊重他们的专业知识。大学校长、前政府官员、知名女性、杰出的非白人也会被任命为董事，这表明，他们的高地位和名望对公司形象极具价值，尤其是当公司被指责涉嫌种族或性别歧视时。（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06，Chapters 2-4）

董事会之所以能够发挥关键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因。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讲，董事会是美国社会中公司和上层阶级之间的界面。因为存在这一角色，本书将以其为方法之一，来综合基于阶级的理论和来自组织理论的见解。从组织理论的立场来看，董事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董事会可以参与分配稀缺资源、处理各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并且与其他对公司未来成功起关键性作用的组织建立联系。在董事会中，组织视角通过内部董事得以体现。内部董事是公司的全职雇员，他们关心组织的生存，因此会尽可能地化解新方案对公司日常运转的影响。内部董事将外部董事视作是组织的“大使”，因为他们能够帮助减少组织环境中的不确定性。（DiTomaso 1980）

外部董事通常来自其他大型营利型公司或是富有的上层阶级，他们在董事会中代表着阶级视角。他们希望确保任何一个特定公司的新政策提议都能与他们其他的牟利机遇相辅相成，且不会损害政治领域中一般性的公共共识。外部董事拥有一系列“资源”，这让他们能够代表一种阶级视角，这些资源包括他们自己的财富、与其他公司或非营利组织的联系、对商业和投资的一般性理解，以及与其他富人、筹资人和政治家的多种联系。当需要选举新的领袖或选择新的政策方向时，这些资源能让他们发挥实质性的影响。（Ostrander 1987）一位前雅虎首席执行官（她仅在这个职位上待了一年就被辞退）在回忆该公司董事会时曾说道：“我不理解，我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花时间——用花时间这个词比较妥当——没有花时间去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Miller 2012, p. B4）

公司共同体

美国经济体量的庞大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2012年，全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价值约为151亿美元，几乎是1984年经济规模的两倍，1945年的六倍多。然而，这些商品和服务大部分都由相对少量的雇用了上千甚至更多员工的公司提供，这些公司占据了利润的大部分份额。根据一项综合性调查（该调查尚未更新），到2000年，美国大概有550万家公司、200万家合伙公司，以及1770万家非农场独资公司，这其中，拥有一千名以上员工的公司只有8300家，仅占公司总数的0.015％。经济财富的所有权甚至更为集中，《财富》500强公司占据了全美公司57％的利润，但仅雇用了16.3％的私营部门劳动力。（White 2002）

20世纪70年代到2010年之间，几项针对大型公司的研究详细介绍了现代公司共同体。首先，就公司关联而言，它是一个“广泛的”网络体系，所包含的公司在2010年《财富》500强公司中占87.5％，在2001年930家大型公司中占84％，在1996年的1029家公司中占87.6％，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800家大公司中占90％。（Barnes and Ritter 2001; Davis, Yoo and Baker 2002; Domhoff 1998, PP. 36-40; Mariolis 1975; Staples 2013）此外，大多数公司之间只有三四个“步骤”或“连接”之遥，但实际上，对于网络中的成员来说，通常只有前两个连接比较明显（尽管消息和八卦可能会传到他们不认识的人耳中），因为大多数董事，和任何环境中的人一样，视野都无法超越“朋友的朋友”的范畴。

2010年针对《财富》500强进行的研究为本章和第四章更深层次的研究提供了起点。在这一研究中，包含了87.5％《财富》500强公司的大型网络并不“密集”。这是因为在一个盘根错节的网络中，公司之间的联系只占所有可能联系的很小一部分。然而，公司共同体没有一个“核心”或是“中心”。处于网络中心的是拥有最多关联的公司，这些公司间的关联相对更为频繁。2010年，在董事关联总数方面最核心的30家公司包含了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第3位）、福特汽车（第7位）、威瑞森通信（第9位）、通用电气（第14位）、麦当劳（第15位）、联邦快递（第21位），以及通用磨坊（第30位）。

当我们将六大商业团体的董事添加到《财富》500强的数据库时，506家组织中有453家（占比89.5％）都属于同一个大型网络，这意味着添加这些团体仅仅将少数“孤僻者”引入网络中。它还揭示了网络中严重的“冗余”现象：即使某些连接断裂，网络也不会解体。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六家综合商业团体中，有五家拥有最高的中心性排名，而第一步分析中最核心的30家公司中，有28家跻身扩大版网络中最核心的40家公司。这些结果以系统的方式证明了此时大多数读者都已预料到的事实：核心大公司与商业团体紧密相连。（Staples 2013）表2.1（第28—29页）呈现了这一分析的结果。

公司共同体中商业圆桌会议和商业委员会的中心性还能够通过另一种方法得以证明，该方法尝试只利用271人（这些人可能只属于两个组织中的一个，也可能同时属于两个组织）重新创建整个网络，随后观察其还原程度。结果显示，《财富》500强公司中，有40％都与商业圆桌会议和商业委员会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换言之，即使相当多的公司都与彼此失去了直接联系，它们仍然能够通过商业圆桌会议和商业委员会与彼此建立关联。

表2.1
公司共同体中中心性排名最高的40家公司（括号中的数字表示的是将商业团体加入公司网络之前的公司排名）
〔2〕

私营公司和金融公司

2001年，除了上千家通过股票交易将股票卖给大众的公司之外，还有212家公司销售额达20亿美元以上，这些公司为家族成员或少数私人投资者私人所有；其中有65家的规模足以跻身《财富》500强，而且大多数公司都拥有10,000至142,000名员工。（Forbes 2011）还存在许多私人金融公司，它们不仅向所有公司提供金融服务，还拥有其中的很多公司，其中会参与买卖大公司（“私人股权投资”公司）。私人股权投资公司有时会购买公司将其转为私人所有，有时会将私人公司变为上市公司，有时还会向其他公司低价出售部分新购买的公司，这取决于哪些举措能带给它们更多的利益，获益的形式包括减税，或是大学捐赠基金、政府养老基金购买股票等。（Appelbaum, Batt and Clark 2012; Nanea and Smith 2012）针对《财富》500强董事、商业委员会和商业圆桌会议成员的抽样研究显示，私营公司和金融公司通常都是公司共同体的一部分。它们中的部分所有者还会参与第四章讨论的政策规划网络以及第五章讨论的舆论塑造网络。

嘉吉公司是一家经营范围涵盖多种食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在65个国家拥有142,000名员工，在《财富》500强中排名第19位。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都在一家《财富》500强公司董事会任职，且首席执行官还是商业委员会的一员。5个外部董事中有3人在多个《财富》500强公司任董事。2010年最大的20家私营公司中，有5家出现在商业圆桌会议上。继续查看排在后边的私营公司，排在84位的卡尔森拥有酒店、餐厅、度假村，雇用了52,500名员工，卡尔森家族的一个成员在埃克森美孚的董事会中任职。卡尔森公司的另一位董事，已退休的百思买首席执行官，还兼任通用磨坊的董事。嘉吉的首席执行官也是董事会一员，这使得卡尔森与商业委员会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卡尔森家族的成员还在大学和文化组织担任董事，这些人也在《财富》500强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另一方面，一些私营公司与《财富》500强或六大商业团体之间并不存在联系。科氏工业集团是美国第二大私营公司，如果它的股票公开上市交易，它会在《财富》500强中排名第29位，屈居波音公司之下。科氏工业集团没有在《财富》500强董事会任职的领导。但它的两大所有者，大卫·H．科氏和查尔斯·G．科氏（他们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家公司，并将其打造成今日的产业巨头），与许多其他公司董事一同隶属于各种文化委员会董事会。两兄弟还因在21世纪成为极端保守主义智库和共和党右翼的主要捐赠者而名声大噪。

2011年五大私人股权投资公司（TPG资本、高盛直接投资部门、凯雷集团、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集团和百仕通集团）以《财富》500强公司所有者、公司董事、商业委员会和商业圆桌会议成员的身份成为公司共同体的一部分。TPG资本的三名创始人之一是通用汽车、哈拉斯娱乐公司以及未来能源控股公司的董事。高盛的头号合伙人和百仕通集团的共同创立者是商业委员会和商业圆桌会议的成员。凯雷集团和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集团的主要合伙人是商业委员会的成员。

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集团是2011年第四大私人股权投资公司，20世纪80年代后期，作为首个参与恶意收购大公司的早期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它一度声名狼藉。该公司的主要合伙人亨利·克拉维斯有时会被当作白手起家的大佬之一，但少有人知道他的父亲身价达数百万。他曾同时在8家董事会任职，包括西夫韦公司、纳贝斯克，以及他和合伙人在1986年后收购的吉列公司等。他的表弟兼合伙人乔治·罗伯茨也在这其中7家董事会任职，同时还在另一家公司担任董事。2011年，67岁的克拉维斯只在一家董事会任职，而67岁的罗伯茨则辞去了所有董事会职务，但他们的公司仍与许多公司存在联系，两人的身价分别达到40亿美元和30亿美元。

就公司共同体而言，这一章节只触及皮毛，因为社会学研究中可以参考的系统性研究非常少。然而，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探求公司共同体的全貌。例如，可以研究顶级公司与排在《财富》1000强中靠后位置的公司的关系。以排在一千位的SRA国际公司为例，这家公司的一位董事（他在加入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前曾任职于摩根大通）也同时是Sungard数据系统公司（《财富》排行榜第380位）的董事。反过来， Sungard也有一位董事在美国医院集团公司（排行第77位）担任董事，还有一位则是商业圆桌会议的成员。另一位SRA国际公司的董事是普罗维登斯私募公司集团（全美十五大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之一）的合伙人。研究公司共同体中的联系时，SRA国际公司是最不可能被用作起点的案例，但如果在未来对其进行更充分的研究，也许能够揭示公司共同体的复杂性和范围，尤其是对更多的金融公司进行研究之后。

国防公司是独立的吗？

欧洲国家自16世纪起就建立了庞大的军队，目的在于扩大领土或抵御邻国的侵袭，与这些国家不同，美国直到二战才拥有大型的军事机构。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历史上联邦政府规模相对较小的原因，因为从12世纪有记录以来，军事预算一直是国家的最大开支。（Mann 1986; Mann 1993）20世纪40年代之前联邦政府相对较小的规模还解释了为什么大型公司能够在塑造政府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第六章和第七章所示）。然而，自二战以来庞大的国防开支让一些社会科学家断言，存在一个独立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它能够赢得自己所需要的预算拨款，并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于公司共同体。有三个主要发现与这一观点相矛盾。

第一，几家最大的国防承包商，如波音、通用电气、联合技术公司，同时还生产升降机、扶梯以及其他工业产品，因此，即便没有军事合同，这些公司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公司。第二，针对二战以来专门从事武器制造的少数几家公司进行的研究显示，通过银行联系和连锁董事，这些公司已经完全被整合进了公司共同体；此外，它们的董事和其他公司董事读的是同样的大学，加入的是相同的俱乐部。（Johnson 1976）

对2010年顶尖国防承包商的董事关联进行的研究显示，他们被进一步整合进了更大的公司共同体当中。比如，2010年最大的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六家非国防公司存在董事关联，这其中就包括与孟山都化学公司的两个关联。排名第二的波音公司，与其他12家非国防公司存在联系，包括与雅培的两个关联。同样，2011年，排名第五位的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与12家非国防公司也存在着联系，包括与迪尔公司的两个关联。此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有一位董事是商业委员会的成员，波音公司有一位董事是商业委员会的成员，有一位是商业圆桌会议的成员，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有一位董事同时隶属于商业委员会和商业圆桌会议。更广泛地说，21家有实力进入《财富》500强的国防公司完全融入到了之前章节讨论的公司网络中，正如以下这一事实所证明的：一个以这21家公司董事为主体的网络，共吸纳了其他119家公司和六大商业团体中的五家，而商业圆桌会议和商业委员会仍然处于中心位置。

第三，存在着一个独立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观点与以下事实相矛盾，那就是，国防预算在总体经济产出（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会因外交政策危机和军事威胁的影响而上下浮动。这显然与“国防承包商和他们五角大楼的盟友有权力为自己分配所有想要的预算”的想法不符，否则，国防预算占GDP的比重就会一直保持稳定，或是不断增长。而事实上，国防预算在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例在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后都有所下降。（Goertzel 1985）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间，国防支出也出现了大幅度的缩减，虽然国防预算继续上涨，成为联邦总预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发现，似乎公司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军事－工业综合体，同时还是美国消费者购买的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商。比如，波音公司，作为2011年第二大国防承包商，55％的营业额都来自民用销售。同年排在第十位的国防承包商霍尼韦尔公司85％的营业额都来自民用销售，其业务包括空气净化器、汽车产品等各类产品的制造，同时还涉及石油、天然气、医疗保险以及消防等领域。只有排第一位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民用收益占5％）以及第四位的雷神公司（民用收益占7％）主要依赖于军事合同。（Defense News 2012）

作为一个领导团体的董事网络

公司共同体内部的关联由同属于两家以上董事会的董事创建，2010年，这些董事占《财富》500强公司董事总数的18.7％。自19世纪早期以来，无论公司网络的大小如何，这一比例一直未发生太大的变化。（Bunting 1983; Roy 1983）过去的研究显示，从人口特征上来看，同时在两家及以上董事会任职的董事与其他董事并无区别，但这些人在更多的非营利组织中担任董事，且更频繁地被委任以政府职务。（Dreiling and Darves 2011, pp. 1542-1543; Useem 1979）他们因此成为《财富》500强公司以及与这些公司相关的私营公司和金融公司的领导核心。但是，《财富》500强公司以及六大商业团体完整数据库中的5044位董事才是总的领导团体。

2010年，处于公司共同体核心的那几千位《财富》500强公司董事都是谁呢？他们大多数都是公司经理、商业银行家、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法律师，但也有少数是高校行政人员、基金会主席、前任民选官员，以及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代表。他们中的85％是男性，87％是白人，6.7％是非裔美国人，3.1％是拉丁裔美国人，2.4％是亚裔美国人。（Zweigenhaft 2013）

与三四十年前相比，就女性及有色人种人数而言，今天的公司共同体具有更大的多样性，这是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结果。然而，这一多样性却极具讽刺意味，因为公司董事会中的女性和有色人种的社会阶级和教育背景与他们的白人男性同仁非常相似，而与那些为争取更多包容而参加运动的群体却存在很多差异。他们还和那些白人男性中的大多数一样，信奉基督教，支持共和党的政治。而就担任公司董事的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而言，他们的肤色往往比其所在群体领袖的肤色要浅。（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06）至此，结合其他信息，我们有理由相信，白人男性董事选择的是与他们的阶级、教育和肤色最相似的新时代女性和少数族裔。还有证据显示，女性和少数族裔董事在商业及政府议题上的立场往往与其他董事相同。更为讽刺的是，他们的显赫地位让此前被排斥的群体不再注重集体行动（如社会运动），而是开始关注个体的擢升。（Pettigrew 2008; Wright and Lubensky 2009; 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11, pp. 139-141）

这一由关联董事创建的广泛的公司网络，为逐步培育共同的商业和政治视角提供了一个总框架。这个框架是一个基础，它将朝着更普遍的阶级意识发展，并通过商业组织和环境得到强化（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因此，通过研究关联董事和公司网络所获得的认知，是理解公司权力时一个有效的起点。但这并不能替代其他研究，即揭示政策观点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自由派－劳工联盟内部在特定问题上发生冲突时政府是如何受到影响的。

公司法律师

自美国公司形成起，就有专门从事公司法业务的律师。这些律师在全美从业律师中只占很小的比例，通常以合伙人的身份在大公司工作，这些公司有上百个合伙人以及更多的“准合伙人”——他们是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为公司打工，希望最终能够获得合伙人资格。合伙人每年的收入通常能够达到几十万美元，高级合伙人甚至能够挣得上百万，但21世纪早期，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聘用自己的律师，因此许多独立的公司法律师事务所不得不紧缩开支，并尽可能地削减律师们的高额年薪和奖金。

19世纪下半叶，公司法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和重要性随着大公司的发展而不断增长。这些事务所的合伙人在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制定州级法律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使公司形式成为极富吸引力和安全感的避风港。在当时，公司正承受着来自改革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压力，后者试图通过全国性的法律将大型公司分解或社会化。（Parker-Gwin and Roy 1996）在20世纪，公司法律师将特拉华州打造成一个税收和监管的避风港，在这里，公司能够得到法院偏袒，它们的秘密有了滋生的土壤，少数股东可以更轻松地维持对公司的掌控，并有余力将自己的巨额财富投资到其他产业。其他州的政府官员估计，2002年至2012年之间，他们在税收上大概损失了95亿美元，因为在他们州内从事大规模商业活动的公司都把正式总部注册在特拉华州。自由派批评家们认为，如果全国的公司都能受到高标准的联邦宪法的约束，公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恃无恐，并将失去很多权力，但自由派议员并没有权力改变这一现状。（Nader, Green and Seligman 1976; Wayne 2012）到2012年，共有285,000家公司（包括60％的《财富》500强公司）声称特拉华州是他们的大本营。（Dyreng, Lindsey and Thornock 2011）

20世纪早期，公司法律师会为重要的法律案件提供诉讼要点，但却很少出现在法庭上。当公司碰上与其产品危害性有关的诉讼时，法律顾问会给公司支招，教他们如何广义或狭义地解读让其提供相关信息的要求。企业高管进行并购和收购时，法律顾问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法律顾问还是公司和政府之间重要的中间人，有时作为行政机构主要部门的领导，有时作为白宫的法律顾问。离开政府部门之后，他们又回归私人领域，带回的新知识和拥有的人脉让他们在公司客户那里更加吃香。他们通常会加入公司的董事会，其中一些则在职业生涯后期成为了公司领导。因此，许多公司法律师都是此前章节讨论的公司领导团体的一部分。

一些社会科学家声称，尽管公司法律师与公司联系紧密，但他们是有着道德标准和公共价值准则的“专业人士”，这使他们与公司共同体区别开来。然而，一项对芝加哥四大律师事务所进行的详细研究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些律师是公司共同体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他们只对自己的客户，而非职业或是道德准则怀有高度的忠诚。从事这项研究的社会学家在报告中写道：“大型公司的律师拥护的是自主思想，这体现在他们对法律机构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理解，以及对律师在客户面前扮演的角色的理解，但在现实中，这一思想意义不大。”相反，每当遇到“现实情况，这些律师总是满腔热情地试图使自己的客户利益最大化，很少与客户就提议的行动所引发的更广泛的牵连产生严重的分歧”。他总结道，公司法律师并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客户利益在律师实践活动中的支配性地位与‘公司法律师在法律系统中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这个观点相矛盾”。（Nelson 1988, p. 232）

公司法律师与客户关系紧密，因而缺少独立的权力，但他们仍然能够轻易左右法学院、美国律师协会、法庭和政治机构的意见。上文援引的那位作者总结道，公司法律师“维持着当前的权利和利益分配体制，并使其具有合法性”，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则是为了维护客户的利益：“这些组织在法律系统中的影响力源于且只服务于公司客户的利益。”（Nelson 1988, pp. 264, 269）

社会化打造了公司法律师的重商心态，有社会学研究人员对曾培养出总统奥巴马及其夫人米歇尔·罗宾逊·奥巴马的哈佛法学院进行过详细的研究。以访谈和课堂观察为基础，该报告称，法学院的学生需要经历艰苦的社会化过程，其结果是，学生积极地参与到建立“集体认同”之中，这无疑确保了他们最终成为公司共同体的一分子。（Granfield 1992）作为这一社会化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学生们被教导，事情不存在非黑即白，只不过是灰度不同而已。暑期实习让学生尝到了商业世界的滋味。他们开始觉得，自己能够就读知名法学院，必然非常出色，一定会有强势的律师事务所慧眼识珠，许他们至少十万美元的起步年薪。因此，虽然一些学生在最初加入名牌法学院时对公共利益法律感兴趣，但大多数人最终还是会选择投身公司法律师事务所。和许多年轻同仁一样，奥巴马女士毕业后也曾做过一两年公司法律师，为芝加哥最著名的公司效力。但她认为这项工作单调乏味，因此在政府和大学另觅职位。但此时她已经与她未来的丈夫邂逅，当时奥巴马在她所在的公司做暑期兼职，而米歇尔恰好是他的指导者。（Mendell 2007）

正如米歇尔·罗宾逊·奥巴马和贝拉克·奥巴马的职业生涯所表明的，并非所有毕业于名牌法学院的年轻律师都会选择公司这一条路，而那些来自知名度更低的法学院的学生也不太可能这样做。一些人成为了出庭律师，代表受侵害或受伤害的个体或群体与公司对抗。他们通常被视为公司法律师主要的敌人，促使担任公职的共和党人提出了各种法案修改方案，对公司责任加以限定。面对来自公司共同体的反击，许多出庭律师成为了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另一些年轻律师选择为政府工作，成为了检察官或公设辩护律师。还有一些人则关注环境、民权以及劳工法案，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加入了自由派－劳工联盟。

由于律师兴趣和观点的多样化，在权力分析中，笼统地将其看作独立于公司和其他社会团体的一个职业来讨论，并没有太大意义。尽管律师们拥有的一些特质使他们成为有用的调解人和政客（将在第六章后半部分进一步讨论），但就权力研究而言，必须确定律师专攻的是哪一种法律，同时需要明白，公司法律师其实是公司共同体的雇佣兵。

从小农场到农业综合企业

19世纪下半叶，大型农场的投票在州和国家选举中非常关键，对于日益庞大的全国公司而言，农场主通常是他们主要的反对力量。许多愤怒的农场主都是反公司平民主义和劳工联盟的一员，该联盟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创建了绿背劳工党，并在19世纪80年代创建了人民党，目的在于挑战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民党拥护的几项改革最终都得到了采纳，如由政府委员会设定铁路税、参议员直接选举以及联邦税。

但早在一百年前，农场主作为公司共同体挑战者的日子就已经结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人民党被富有的农场主和地方商业领袖组成的同盟打败了。1900年至2010年之间，农场数量从650万猛跌至220万，而农场平均面积增至三倍，达450英亩。因此，存留下来的农场所有者成为了一个利益团体，而不是大型的平民运动。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之间，越来越多来自中西部和大平原的大家族农场主开始与南方种植园园主、加州大牧场主和种植者一道，逐渐成为雇佣劳动（尤其是外来兼职劳动力）的老板，并认定自己是工商企业的所有者。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自由派和左翼人士的帮助和鼓励下，农场工人一直在不停地尝试组建工会，这使大多数农场主对自由派－劳工联盟更加反感，因而更加亲近公司共同体中的极端保守派。

在2010年，220万个农场当中有98％仍是家族所有，余者则掌握在合作社和少数几家公司手中，绝大多数农场的规模都非常小。约60％的农场每年销售额不足一万美元，66％的销售额不足四万美元。农场所有者90％的年收入都来自农场以外，主要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公司的低薪工作，这些公司迁址到农村地区大多是为了避开工会。而在农场阶梯的最顶端，仅仅4943家农场就占据了2010年农场总销售额的20％，这些农场的销售额都在500万美元以上。而另外31,600家农场（销售额在100万美元至490万美元之间）则占据了总销售额的31.6％。这意味着仅由50,000家农场（在农场总数中占比略高于2％）就创造了51.6％的销售额。更广泛地看，销售额达二十五万美元以上的农场共有197,000家（占总农场数的10.2％），它们的销售总额占据了农场销售总额的83.4％。（Hoppe 2012）

因1933年《农业调整法》而生成的各种联邦津贴进一步提升了大型农场的重要性。1995年至2011年之间累计发放的津贴达2773亿美元，只有38％的农场享受补助，但津贴中的75％都落入了其中10％的农场的腰包。这些数据来自美国环境工作组建立的一个实时数据库，该组织依据《信息自由法》，成功地迫使政府公开了这一信息。（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2012; Sciammacco 2011; Williams-Derry 2001）

许多农场都属于大型“农业食品”系统的一部分。“农业食品”系统这一术语是农业社会学家创造的，用以涵盖从农场到大型连锁超市的所有事物。供应链受公司控制，在生产环节中，《财富》500强公司，如孟山都公司、杜邦公司、迪尔公司以及纳威司达公司，会向农民销售种子、化学肥料以及农业设备。农民生产出农产品后，则有另一批大公司接管业务。近40％的农场（大多数年销售额在十万美元以上）都与公司签订了生产或销售方面的合同，因产品的不同而变化。比如说，90％的甜菜和家禽产品都通过合同交易，但玉米、大豆以及小麦的销售合约只占总销售额的23％至26％。（MacDonald and Korb 2011）无论是否存在合同，三家公司控制了87％的玉米研磨业务，四家公司控制了85％的大豆加工业务，四家公司控制了82％的肉牛屠宰业务，四家公司控制了63％的肉猪屠宰业务，其他肉类、谷类以及牛群培育领域的模式也都与此相近。本章之前讨论的美国国内最大的私营公司嘉吉公司在上文中提到的四个具体农业领域中的三个领域都排名前四，而泰森食品公司和JBS公司（一家巴西公司）则在其中两个领域排名前四。（James, Hendrickson and Howard 2013, Table 1; Lobao 2013; Lobao and Meyer 2001）而在将食品销售给普通消费者的环节，十家连锁超市占据了所有食品杂货销售额的53％。（Food and Water Watch 2012, p. 4）

少数几位年销售额超过25万美元的农场主被吸纳到各种“农产品团体”之中，这些团体由生产特定作物的农场主组成，如美国大豆协会、全国玉米种植者协会等。还有两三个综合性的农场团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农场局联合会，该组织称自己为“农业的声音”。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农场局声称自己拥有600万名会员，尽管他们中大多数只是通过农场局旗下的几家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险。农场局曾在2011年斥资600万美元来游说国会，并在2001年至2011年之间向国会候选人累计捐款1600万美元。（Shearn 2012）它通常会和全美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以及商业贸易协会在政治领域组成同盟。然而，一家名为全国农场主联合会的农场组织却往往与自由派－劳工联盟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结成同盟，该组织的根源和基础都在于中西部和大平原的小麦农场主。

除了全国农场主联合会，大多数知名农场组织，如农场基金会、全国农场－城市委员会以及食品产业链中心都与销售种子、化肥、农业设施，或购买农场主生产的商品的公司之间存在无数的公司关联。以2011年为例，食品产业链中心的17人董事会包含了来自孟山都公司、泰森食品公司、诺伟司国际公司（一家动物健康和营养公司）、荷兰合作银行（一家总部设在荷兰的金融服务公司，主要服务对象是农场主和农业综合企业）的官员，餐饮和奶农行业协会的代表，几位农场主，两位农业学校院长，以及农场局的主席。农场局旗下的几家保险公司都持有农业食品综合体中公司的大额股票。

正如这份简短的概述所显示的，农场主并非公司共同体的制衡力量。他们势单力薄，且大多数人从农场获得的收入都非常少，因此很难产生政治影响。同时，许多大农场主都与能够控制食物生产各个环节的几家巨头签有生产或销售合同。另外，生产大量经济作物的农场主还与大公司的经理们同在农场网络中各个组织的董事会中任职，这也使他们被整合到公司共同体当中去。

小企业：并非制衡力量

传统意义上的小企业是指雇员少于500人的企业。公司公关部门的领导和美国商会的领袖总是声称，小企业是公司共同体重要的制衡力量，这是因为美国大约有2200万家这样的企业，而拥有50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仅有14,000家。小企业的销售额在所有公司销售总额中占据一半左右，它们的用工也占私营部门劳动力的一半。

小企业在美国信念体系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人们相信，它们体现了所有美国人独立和进取的精神。它们的支持者声称，大多数新增就业岗位都是由小企业创造的，但他们忽视的是，小企业的失败率极高，因此也是大多数人失业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小企业的就业岗位净增长数并没有大公司高。此外，小企业通常薪资更低，且不太可能提供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不仅如此，小企业所有者的数量过于庞大，其企业规模过于多样，他们缺乏金融资产，在政治议题上各持己见，因此很难形成任何集体力量以挑战公司共同体。美国的小企业中，约三分之一都属于家庭兼职的生意或是固定工作以外的副业，另外三分之一靠的是个人奋斗。其余的三分之一则分散在移民族裔聚居区，很少与社区之外的企业主接触。正因为这些问题，小企业主尚未建立自己的协会，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游说。

然而，有一个名为全国独立企业联盟（NFIB）的组织声称自己代表小企业的立场。该组织由一位前商会成员在1943年建立，旨在赚取会费，并为游说自己的保守主义政策偏好提供平台。它在20世纪70年代转变为一家非营利组织，自此被富有企业主组成的小董事会控制。全国独立企业联盟每年支付给管理层数十万美元，用来管理700名员工和1.7亿美元的预算。该组织的主席此前曾做过钢铁行业的说客，被里根政府雇用，他在20世纪90年代加入该组织，在2012年共赚得743,000美元。

该组织的十四人董事会包括了几位与小企业形象相契合的董事，例如得克萨斯州奥斯丁一家发电机维修店（有一二十名员工）的老板，在伊利诺伊州昆西拥有印刷和邮寄公司的某家族的成员，南卡罗来纳州某个小城镇中自己开了一家公司的会计师，以及在西雅图拥有五处办公室的家族临时职介所的老板。然而，董事会中还有千万富翁坐镇，以全国独立企业联盟的主席为例，他拥有一家全国最大的独立办公室用品公司，同时还是弗吉尼亚商业银行董事会的副主席，2011年，该银行在华盛顿都会区设有30家营业点。

另一位富有的总裁在她家族继承的公司担任金融总监，该公司涉及的业务包括抹灰泥和干式墙，通常与华盛顿地区商业建筑的开发商合作；另一位董事和她的医生兄弟以及丈夫（一位成功的投资人）一道，共同经营一家独立的癌症治疗中心，该中心是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连锁治疗中心之一；还有一位董事将17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用来建立公司，向中型企业销售数据存储设备。最后，还有一位食品公司的主席，其公司由家族拥有和管理，2011年共有1500名员工，销售额达2.5亿美元，这使它成为18,000家拥有500名以上员工的“小企业”中的一个，这18,000家企业的员工数占所有小企业员工总数的一半。（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006, Table 7）

2011年，全国独立企业联盟共有35万成员，仅占小企业总数的不到2％。旅行销售代表负责招收新成员，每个新成员注册时都需要向其缴纳会费。但该组织的规模一直未能扩大，因为每年成员流动率都达到20％。全国独立企业联盟会定期对其成员进行调查，以了解它们在关键问题上的政策偏好，但每次调查的回复率仅有20％。这些结果于是就作为小企业的代表性意见被提出，尽管和对小企业主进行的一般性调查的结论比起来，这些观点往往过于保守，事实上，小企业主通常和他们的群体或族群秉持相同的政治主张。（Hamilton 1975, Chapter 7; Kazee, Lipsky and Martin 2008）2008年，一项研究对拥有不多于100名员工的小企业主进行了调查，他们中有近三分之一表示自己是共和党，三分之一声称自己是民主党，29％的人表示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尽管全国独立企业联盟声称自己是无党派组织，但在1989年至2010年之间，该联盟90％的捐款都流入了共和党的腰包。（Mandelbaum 2009）

事实上，全国独立企业联盟是一个强势的极端保守派游说组织，它的领导层和工作人员主要来自共和党，并与其他极端保守派组织紧密合作，在州和国会层面上为保守派共和党候选人筹集资金。（CMD 2012b; Olson 2006; Shaiko and Wallace 1999）全国独立企业联盟从名为美国十字草根政策战略研究所的共和党政治行动委员会那里接受了大量匿名捐款，2011年至2012年之间，该联盟将其98％的竞选捐款都赠与了共和党。

与全国独立企业联盟展现的形象相反，那些超越了兼职和单干的小企业往往都属于行业协会的一部分，后者从大公司那里接受大部分资助和指导。这些小企业还是国内两大综合商业团体的成员，即美国商会和全美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的会员包括超过18万家公司，2800家州商会和地方商会；全美制造商协会则吸纳了12,500家公司及其子公司。这些数字远比公司共同体中几百家公司以及规模超过500人的18,000家公司要大。

此外，许多小企业都是以大公司为中心的经济网络的一部分。最鲜明而长久的例证就是747,000家向普通大众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特许经营商户，如便利店、快餐店、购物中心、汽车维修点等。（IFA 2012）至于有时被宣传成创新和新工作主要来源的小型制造公司，往往依赖的是向大公司出售零件和服务，因此，它们很难成为企业共同体的制衡力量。许多这样的公司初始规模都在一百人以上，这一事实表明，大公司的分包合同对于它们的创立和存活而言非常重要。事实上，它们通常都是大公司资产分派产生的新公司，旨在摆脱工会员工或获得税务减免。

然而，并非所有的小型制造公司都与大公司存在直接的联系。许多小企业都是一名作家所说的“小工业革命”的产物，这场革命使小企业涌入南方各州，寻找低薪的非工会劳工。（Browne, Skees, Swanson, Thompson and Unnevehr 1992, p. 24）还有一些企业的创办要归功于大学中培育出的发明和专利，尤其是在电子和生物技术行业。

综上所述，在美国，不存在能够与公司共同体对抗的“小企业共同体”。能够全日制运营且员工数达到一定规模的少数几家小企业都已通过不同的方式被吸纳进了公司共同体的权力网络，这些方式包括：（1）加入由大公司支配的行业协会；（2）成为大企业的特许经营店，以及（3）为大公司提供货物或服务。这些纽带将大多数与大公司有关的小企业置于严苛的市场制约和政治制约之下。小企业过于分散，因此对于控制着超过一半商业资产的几千家大公司而言，它们无法构成制衡力量。

地方企业组成的增长同盟

美国最重要的小企业都被组织成地方增长同盟
。这一同盟的成员都共享利益，即强化其辖区内的土地使用，自土地所有者、开发商以及建筑承包商起都被吸纳在内。地方银行、电气公司和百货商店的经理也是增长同盟的成员，因为当地社区的发展与他们利害攸关。这些以土地开发为基础的工商企业，只有在通过特殊利益过程寻求补贴，或是在涉及城市基础设施的问题上为国会中的支出同盟提供支持时，才会与本书的主题“国家层次的权力”发生直接的联系。然而，对这些地方企业进行简要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所有权阶级的复杂性，观察公司共同体和增长同盟之间偶发的冲突（尤其是环境议题）为进步派活动家创造的政治机遇。这些地方企业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原因是，它们也是大城市中地方政府、州政府与众议院候选人的主要支持者。

在经济方面，处于地方增长同盟中心的空间企业家
试图将土地和建筑的房地产收益最大化。这与公司共同体的目标，即将产品和服务的销售利润最大化稍有不同。为强调这一差异，这里，房地产收益的概念不仅包括购买土地和建筑的费用，还包括租客和购房者付给房东、房地产经纪人、抵押放贷人和产权公司的款项。（Logan and Molotch 2007）更概括地讲，地方增长同盟和公司共同体是所有权阶级的不同组成部分
，这意味着，作为资产所有者和雇佣劳动的雇主，他们同属于相同的经济阶级，因此和非所有者相比，他们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地方增长同盟加强土地使用的最佳方法就是吸引公司到这一地区投资——这是他们过去合作的主要基础。因此，空间企业家会竭力满足公司的需求，努力地为公司提供基础设施、市政服务、劳动力市场以及具有吸引力的政治气候。公司投资、大学和政府部门投资引发的增长会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使金融活动更加活跃，消费者支出增长，而土地和建筑的价值也因此水涨船高。

然而，增长同盟和公司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冲突。如果公司认为监管调控过严，或是税收和雇员工资过高，它们就有可能搬走。大公司的离开将给增长同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这一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后变得越来越频繁。此外，企业迁址也导致对手城市为吸引新的资本投资不断地展开竞争，这使得增长同盟之间、增长同盟和公司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最终的结果通常就是“竞次”：为了吸引公司重新安置，各个城市会提供类似税务减免、更宽松的环境监管等对公司有利的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关于工厂选址的研究都显示，在公司决定为生产设备选址或重新选址时，没有工会的环境和低成本的原材料才是决定因素，而环境法规和地方税收政策是次要的。（Bluestone and Harrison 1982; Dreier, Mollenkopf and Swanstrom 2004）

公司共同体和地方增长同盟之间持续最久的冲突与清洁空气有关。早在19世纪90年代，蒸汽发动机和烟囱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大城市（如芝加哥）的地方增长同盟试图迫使铁路和制造商对此加以控制。然而面对公司共同体权力上的优势，它们的努力往往以失败告终。直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匹兹堡和洛杉矶开始出现严重的断电和雾霾现象，增长同盟才得以在这些战争中获得几场胜利，使加利福尼亚州的州一级组织和立法机构得以开始缓和一些最糟糕的境况。公司共同体和增长同盟之间的冲突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们为20世纪60年代涌现的环保运动奠定了基础，环保运动正是利用了所有权阶级内部的这一分歧。（Gonzalez 2005）此外，郊区房主很快也产生了同城市的土地所有者一样的担忧：喷洒的杀虫剂威胁着饮用水的安全，雾霾则危害着他们的健康。这使他们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环保运动坚定的支持者。（Sellers 2012）

除了公司搬迁和其他城市增长同盟的竞争外，地方增长同盟面临的潜在的紧张和冲突还有另一个来源，即在扩张和发展上与居民区的冲突。对于居民而言，街区是用来利用和享受的，而增长同盟却将居民区视为可在未来进一步开发的地皮，并用“最高效地利用土地”这一信条为新的开发来辩护。因此，高速公路、街道拓宽、高层建筑以及商业大楼最终总是遭到街区的强烈反对。当城里的利益集团试图扩大中心商务区（通常以损害附近的低收入居民区为代价），或是建造大型高速公路鼓励郊区住户利用市中心，这一冲突往往上升为地方政治的焦点。自20世纪60年代起，这一扩张主义形式的开荒战略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内部的紧张局势，因为非裔美国人是迁移最频繁的群体，他们无法迅速地在白人居住区找到合适的住处，因此不得不搬入拥挤的经济型公寓，那里不仅租金昂贵，还缺少完善的生活设施。而城市地区精英私立大学的扩张（以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为首）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紧张局势。这些大学大量买进校园附近的住房，紧接着又使这些土地免除了税金。（Domhoff 2005b; Rossi and Dentler 1961）

在与增长同盟之间爆发的一系列冲突中，居民区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由于居民主要关注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他们的抗议往往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也很少和同城其他居民区组成更大的同盟。然而，在20世纪后三十年也存在几个特例，佛蒙特州的伯灵顿、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以及伯克利、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城市极具影响力的努力，确实带来了一些改变，甚至引来了增长同盟领袖的重大反击。（Clavel 2010; Domhoff 2005a）最持久且最成功的案例或许发生在圣克鲁兹，由居民区领袖组成的同盟得到了来自租金控制、女性健康、女权社会主义以及环保组织活动家们的鼎力支持，他们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校区的学生选民通力协作，致力于阻止由该市增长同盟在1969年后提出的每一个以旅游为导向的发展计划。圣克鲁兹的进步派人士随后赢得了对市政府的控制，他们在1981年至2010年之间做出了许多旨在提高日常生活质量的小改变，但推动更大改变的尝试（比如说向地方房产所有者销售房屋保险）却在州级层面上受到了来自支持增长同盟的立法者的阻挠。（Gendron and Domhoff 2009）（进一步了解圣克鲁兹和其他城市中以居民区为基础的同盟在1960年至2010年之间产生的影响，可以参考本书官网whorulesamerica.net上的两篇文章：《地方层面的权力：增长同盟理论》与《圣克鲁兹：最左的城市》。）

结构性权力及其局限性

就公司权力而言，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第一，美国主要的国家级工商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组成了公司共同体。公司共同体中存在着持续的竞争和交易，它们会引发紧张的局势、长期的分歧以及私人恩怨，但公司共同体仍旧能够在共同利益上保持团结一致，这依靠的是将其整合的各大组织——全美制造商协会、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美国商会、商业委员会、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以及商业圆桌会议。第二，本章讨论的其他经济利益集团——小农场主、小型企业和地方增长同盟——没有一个能够为有效反抗公司共同体提供组织基础。第三，公司共同体中的公司董事通过他们在董事会议以及商业协会中建立的数不清的联系，为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公司领导团体提供了基础。

商业活动赋予了公司领袖可观的直接权力。比如说，他们可以选择在何时、何处投资。如果认为新的法律或工会合同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他们可以迁移或关闭他们的工厂和办公室。除非受到工会合同的限制，否则他们能够随意地雇用、提升和替换工人，且常常随心所欲地解雇上千名员工。这些经济权力使他们对大多数美国人具有一种直接的影响力，工人的收入来源于工资和薪酬，因此在直接挑战公司时往往犹豫不决。经济权力还赋予了公司共同体对民选和委任官员的间接影响力，因为一个城市、县或州的发展和稳定可能因缺少私人投资和无法提供就业岗位而陷入困境。

简而言之，在公司领袖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公司共同体的绝对经济权力就能够对政府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公司所有者拥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何时花钱的合法权利，而政府官员则无力接管投资资金创造就业的职能。除非遇到严重的金融危机，否则政府通常都需要迎合企业。如果政府官员不能满足公司领袖的需求，就有可能出现经济问题，最终导致人们萌生选择其他政治领袖的念头。由于大多数政府官员都不希望丢掉乌纱帽，因此他们会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满足商业领袖的需求，并保持经济的健康运行。（Lindblom 1977）

公司对投资功能的掌控，加之关闭工厂和辞退员工的权利，为公司共同体内部的领袖提供了一种结构性权力
，结构性权力源自经济正常运行的模式，它独立于公司领袖试图直接影响政府官员的努力。虽然结构性权力非常强大，但它本身并不足以使公司富豪支配政府，尤其是面临经济或政治危机时。首先，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政府官员转向非商业选民以寻求他们对新的经济规划的支持。比如，私人所有权和市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这似乎不大可能，但政府确实可以创建公司参与市场系统竞争，为它们提供投资的基金，或雇用失业工人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以此来重振萧条的经济。事实上，二战之后不久，自由派－劳工联盟曾推动过类似的立法，只不过最后在国会中输给了保守派同盟。（Bailey 1950; Domhoff 1990, Chapter 7）

其次，在经济持续低迷时，结构性权力无法遏制员工占领工厂或破坏私人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领袖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工厂和设备。他们不得不借助政府，阻止未被授权的人员进入工厂，或是驱逐那些拒绝撤离的工人。2008年12月，芝加哥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意外事件。当时，共和门窗制造公司在没有任何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关闭，企图搬迁到工资更低的另一个州，该公司的工人在拿到公司拖欠的遣散费和假期薪金前拒绝离开。工人们还决定扣下他们在前几周为公司制造的窗户，以此作为和公司谈判的筹码。

芝加哥的官员和当选总统奥巴马都表达了对该公司工人的同情。该市市长理查德·M．戴利并没有命令警察强行驱逐工人离开工厂。尽管美国银行当时已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防止其破产的250亿美金的救助，但一开始仍拒绝向这家公司提供贷款用以支付失业工人最后的薪水，然而在舆论哗然之后，美国银行又迅速改变了主意。（Luo and Cullotta 2008）人们最后还发现，当时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持有该公司40％的股份，该银行最终同意帮助提供拖欠前员工的钱款。摩根大通中西部地区董事长威廉·M．戴利是芝加哥市长的兄弟，同时还是奥巴马总统的早期支持者，他鼓励以和解的方式结束这场备受关注的静坐示威。（三年后，威廉·M．戴利担任了一年的奥巴马总统白宫幕僚长。）

共和门窗制造公司的静坐事件清晰地表明，结构性权力主要关注的是公司共同体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它无法遏制公司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动辄爆发的权力冲突，这意味着如果地方政府不愿意采取镇压措施终结抗议，强大的银行和与之关系密切的高管（比如说这个例子中的威廉·M．戴利）不得不提出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在美国，并非所有类似的冲突都是非暴力的，例如，1877年，面对突然的减薪，愤怒的铁路工人发起了罢工行动。随后爆发的冲突造成超过100人死亡，大多数人都死于3000名联邦军人之手，他们乘坐火车辗转各个城市，试图平息一场场骚乱。仅在匹兹堡就发生了20起死亡事件，为报复政府对他们使用武力，愤怒的民众洗劫并焚毁了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局拥有的39栋建筑、104个火车头、46辆客车和1200辆货车。（Stowell 1999）

20世纪30年代的动乱中，死亡和毁坏财产并不普遍。但在1933年共有15名示威者身亡，1934年有40位，而1937年工会承认的静坐示威就有477次。（Fine 1969; Piven 2006, p. 88）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静坐示威都是由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联合会发起的，几十年后代表芝加哥共和门窗制造公司工人的也正是这家工会，这表明，来自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的传统和组织记忆，依然存留在工人阶级的文化之中。

这些例子清晰地表明，公司共同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确定性，因为并不是在所有的经济环境下，基层民众和政府官员都能接受公司所有者的观点。如果公司领袖想靠拒绝投资使政府屈服，或是在面临经济萧条时消极被动，那么就会引发风险。历史和诸如共和门窗制造公司工人所采取的突然行动让公司领袖明白，他们必须从三个选项中做出选择。他们需要做出决定，自己到底是希望和心怀不满的员工直接讨价还价，还是鼓励政府实施改革，抑或是借助警察的力量镇压动乱。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在和平妥协和镇压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公司领袖相信，他们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对公众舆论和政府官员产生影响，为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已经建立了各种组织。在一次研究访谈中，一位社会学家曾向一位公司高层领导指出，他的公司也许已经拥有足够的结构性权力，因此无需再努力影响民选官员。这位高管回答说：“我不确定，但我不希望见到你说的这种情况。”（Clawson, Neustadtl and Scott 1992, p. 121）

为了详细阐述公司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是如何将自己组织起来，创建新的政策、塑造公众舆论、选举他们信任的政客并影响政府官员的，首先应调查公司共同体与社会上层阶级之间的关系。

注释

〔1〕
本书中以“《财富》500强”和“《财富》1000强”表示。——译者注

〔2〕
加入六大团体后，一些公司排名下降超过六位，也有一些新面孔跻身前四十，这反映了新组织加入时网络体系不断变化的动态。来源：Staples 2013

第三章

公司共同体与上层阶级

本章将要证明，公司共同体和上层阶级是密不可分的。虽不能将其比作硬币的正反面，却也大同小异。这一论证十分重要，原因有三：第一，它驳斥了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即在美国，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是相互独立的。依照这一观点，富有却无权的上流社会满是花花公子和时尚达人，华而不实，而“管理层”却通过其在公司运营中扮演的角色，拥有独立于富有的所有者之外的权力。该观点进而主张，由于上层阶级所有者和训练有素的独立经理人之间的分工，一个总体经济利益超越任何公司或商业部门的命运、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已经不复存在。相反，公司经理沦为一个“利益群体”，尽管该群体极具权势。

与此观点相反，本章后三分之一部分提供的证据表明：（1）上层阶级成员持有大份额私营公司股票；（2）通过家族办公室、各种形式的投资合伙企业以及控股公司，上层阶级许多持有股份的富豪家族持续参与到大公司的决策当中；（3）中产阶级出身的职业经理人无论是在社会还是经济层面都被上层阶级同化，并与上层阶级所有者共享相同的价值观。

第二个原因是，公司共同体和上层阶级之间暧昧不清的证据对于阶级支配视角的案例构建极为重要。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表明，最具社会凝聚力的群体在解决问题时总是力争达成共识。其成员因为群体的认同而感到骄傲，同时通过友好的互动对彼此产生信任，因此他们更容易倾听对方的意见并寻求共同的立场。正如20世纪30年代一项针对纽约上流社会的经典研究所总结的：“富人们精致的私生活很大程度上将他们与其他人分别开来，使他们将自己视为高人一等、优雅考究的群体。”

社会凝聚力通过成员关系网络中的两种联系不断增强：一是特殊社会机制中共同的成员资格；二是这些机制中以社会互动为基础的友谊。对实验环境中小群体的研究证明，（1）当一个社会群体被认为排外且地位较高时，且（2）当互动发生在轻松的非正式场合下，社会凝聚力最高。（Cartwright and Zander 1968; Hogg 1992）本章证明，许多上层阶级社会机制所提供的环境和场合都与这些标准十分吻合。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组成上层阶级的人群可被视为在私立学校、社交俱乐部、疗养地、观光地以及社交聚会上碰面的无数个小群体的成员。

最后，公司共同体与上层阶级紧密相关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阶级支配论，因为两者的亲密联系使经济权力转化为地位权力成为可能。地位权力能够使他人产生尊重、羡慕、服从的情感，从而更容易接受上层阶级的观念。尽管在实施权力时，上流社会更为奢侈的社交活动，如奢华的派对、乘喷气式飞机遍访全球的温泉浴场和度假胜地、与艳舞演员暧昧不清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不过是不相干的琐事，但这些活动确实在阶级结构的强化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些活动清楚地表明上层阶级和普通市民之间横亘的鸿沟，提醒每一个人注意到社会的阶级特性。它们强化了商业成功必有巨大回报的观点，唤起人们的羡慕之情，激励他们投身于充满竞争的奋斗当中。例如，在一本被学生视为经济学教育启蒙的小册子里，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特别写道，美国悬殊的收入差距可能具有“潜在的外部收益”，因为它们“为中低收入水平的人们提供了努力工作、学习深造、升职加薪的动力”。（Morris 2004）

因此，就其他人努力效仿或听从上层阶级的程度而言，经济权力已然被转化为地位权力，地位权力使上层阶级成员产生了正当资格和尊重需求的社会心理，同时也使处于圈外的人们产生了羡慕和顺从的社会心理。然而，地位权力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在社会动荡时期，尊重和顺从往往会被愤怒的爆发和大规模行动所取代，尤其是当上层阶级成员成为社会动乱的众矢之的时。

美国真的有上层阶级吗？

如果美国大型营利资产的所有者和经理人同属于上层阶级，那么很可能会存在一个大型网络，该网络由相互关联的社会机构组成，其共同成员主要来自富有家族或企业高管。这些机构应通过模式化的方法来安排其成员从幼儿到老年的生活，同时创造一种相对独特的生活方式。此外，他们还为年轻一代以及刚从较低的社会阶层爬上来的成年人提供社交环境。如果阶级是一种社会学现实，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名字和面孔多少会有所变化，但作为上层阶级基础的社会机制——组织、规章、与社会阶层相符的惯例——将会代代沿袭下去，只发生微小的改变。

几十年前，四种不同类型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相互关联的社交机构和社交活动在美国的存在。该研究翔实严谨，以至于时至今日，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仍认为无需进行进一步研究。它们包括历史实例研究、对传记性目录的定量研究、对知情人士的开放性调查以及对中产阶级上层及上层阶级的访谈。综合结果显示，上层阶级只占总人口不到1％，但为使数学分析更为简单，本书将使用1％这一数据。这些研究不仅证明了美国上层阶级的存在，还提供了所谓的上层阶级身份“指标”，这些指标在衡量上层阶级与公司共同体，或与各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的重叠度时十分有用。社会指标还可用于评估上层阶级人士涉入不同政府部门的总数。

在第一个重要的历史实例研究中，研究人员追溯了费城豪门二百年来的历史，展示了他们如何创建自己的社区、学校、俱乐部以及举办成人礼舞会。他们在费城之外的活动随后也被查清，证明了全国性社会机制的存在，来自全国的富人都通过该机制相互交流（Baltzell 1958）。在这一研究中，人们发现了一本名为《社交名流录》的上层阶级电话簿，该电话簿于1887至1975年间在包括波士顿、旧金山在内的13个大城市出版。这13个城市卷册的指南——《社交名流录索引》——共包含大约六万个家庭，它成为衡量上层阶级身份的极有价值的指标，直到20世纪70年代上层阶级的众多成员开始对此失去兴趣为止。这也使我们意识到，同其他阶层一样，上流社会的风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因此总有开展新研究的必要。

利用从《美国名人录》中随机选出的3000份履历所包含的私立学校就读信息及俱乐部会员信息，加上《社交名流录》的名单，另一项研究对几十所预科学校和俱乐部的成员模式及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其结果与历史实例研究极为相似（Domhoff 1970，第一章）。还有一项研究要求负责报道上层阶级社交活动的记者充当消息灵通的爆料人，确认其所在城市中代表社会最高层次的学校、俱乐部和社交名录。这些占据得天独厚资源的知情人士的反馈与历史及统计研究得出的结果极其一致。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证明上层阶级机构存在的方法，其基础是对不同区域的市民进行深度访谈。在堪萨斯城进行的调查是此类研究中最为详尽的。该研究围绕人们对从上到下的社会阶层的整体感知展开，但这里我们只关心社会最高层。尽管堪萨斯城大多数市民都能遥指着高档街区证明贵族或是富豪的存在，但是恰恰是来自中产阶级上层及上层阶级成员的报告才证明，俱乐部、类似的社会机制，以及住宅区，赋予了该阶层制度性基础，使上层社会与属于中产阶级上层的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与成功的小企业主区别开来。（Coleman, Rainwater, and McClelland 1978）（此类调查所发现的特殊学校、俱乐部名单列于《如何进行权力结构研究》文献之下，见whorulesamerica.net，但为反映当今现实，该名单需持续更新，不断收录新的学校及俱乐部。）

这些调查得出的社会指标虽算得上是有用的研究工具，但对于特定个体而言，仍存在美中不足之处。这些指标受限于两种不同的误差，而这两种误差在样本足够大时将相互抵消。假阳性者
指的是那些符合上层阶级指标，但进一步调查又表明他们并不属于该阶层的人群。中产阶级和私立中学的奖学金生就是假阳性者的两个例子。社交俱乐部的名誉会员或表演人员通常属于中产阶级，他们是假阳性者的另一种重要类型。另一方面，假阴性者
指的是看上去似乎不满足任何上层社会评判标准的上流人士，这是因为他们既没有将自己的私立学校或俱乐部关系填写入履历，又避免出现在社交名流录上。

在公开可用的传记性资料中，私立学校信息尤其容易出现漏报的情况。比如说，很多知名政界人士都没有将自己就读的私立中学写入《美国名人录》，时任里根政府副总统的乔治·H. W．布什（1989年至1992年任职总统）就将其就读的寄宿学校安多弗菲利普斯中学从1980年至1981年的《美国名人录》中删除。更普遍的情况是，曾有研究将私立学校校友录与《美国名人录》的名单相比照，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将近40％至50％的企业主管或董事都对其声名显赫的母校只字未提。社交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也存在漏报现象。一项研究曾针对入选《美国名人录》的旧金山波希米亚俱乐部会员进行过调查，发现在326位会员中，有29％并未提及这一身份，包括里根总统以及乔治·H. W．布什总统。（Domhoff 1983, p. 48）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1996年间俱乐部名单的调查研究显示，企业高管提及的俱乐部数量呈大幅下降趋势，而在今天，不愿透露自己社交俱乐部的人数比例甚至会更高。（Barnes and Sweezea 2006）

造成假阳性者和假阴性者的诸多因素引发了有趣的社会学问题，本章将对其中部分问题给予尝试性的回答。为何一些私立学校会招收奖学金生，这些学生能否成为上层阶级的一员？为何一些上层人士不愿意将私立学校和俱乐部信息写入履历中？为何上层阶级俱乐部会吸纳中产阶级人士？仅仅是提出这些问题就使人联想到，看似枯燥的上层阶级指标目录背后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学现实。总体来说，社交名流录或传记指南所包含或排除的信息是一种自我呈现
，其目的就是展示宗教、种族和阶级身份认同。（如Zweigenhaft and Domhoff 1982, pp. 92-97）

为权力做准备

从婴儿期到青少年时期，上层阶级的成员一直接受着特殊的教育。这一教育自幼儿园的幼年生活就已开始，这些幼儿园有一部分附属于附近社会地位极高的教会。在小学期间，学生在被称为日间学校的地方私立学校继续学习。到了青少年阶段，他们可以继续留在日间学校，但他们极有可能离开家乡，在某个宁静乡村的寄宿学校度过一到两年的时光。他们的高等教育通常在少数几所名牌私立大学完成。当然，如果上层阶级的孩子生活在富有的郊区，他们也会就读公立高中，如果他们所在的州有一所声名显赫、历史悠久的州立大学，他们也会进入这所大学。但正式的学校教育通常自成体系，并与外界隔绝，许多上层阶级的学生在整个教育时期都没有机会一览公立学校的真容。这一独立的教育体系是上层阶级存在着与众不同的思想意识与生活方式的重要证明，因为学校在将阶级结构灌输给学生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Cookson and Persell 1985; Khan 2010）

上层阶级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是数十所寄宿学校，它们是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早期，随着上层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这些上层阶级的成员希望能够与逐渐侵占内城区的下层阶级移民隔离开来。因此，这些学校成为代理家庭，在创建全国性的上层阶级亚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寄宿学校在提供与上层阶级其他社会机制的联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一位受访者在访谈中对正在研究上层阶级女性的社会学家解释的那样：“我去的寄宿学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女生，因此我的熟人遍布各地。如果你搬到新城市，希望有人邀请你加入当地的社交俱乐部时，这些人脉就会非常有帮助。”（Ostrander 1984, p. 85）

这几百所学校通过各种传统将独特的生活方式灌输给学生，如捉弄刚入学的新生、穿学校制服上装或打领带，参加如长曲棍球、软式壁球、赛艇等限于少数人的运动。为了与公立学校区别开来，这些学校甚至会采用不同的措辞。校长（principle）被称作headmaster或rector，教师（teacher）有时被称作master，而学生所在的年级则被称为form而不是grade。这些学校非常重视“性格”的塑造。通过校长演讲和对成功校友的频繁提及，学校强调，自己的角色是为美国培养未来的领袖。因此，从很多方面来看，寄宿学校都属于极为高效的社会化组织，这一类组织被称作全面机构
，它将成员与外部世界隔绝，向他们灌输一整套习俗和传统，这些习俗和传统将伴随着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最终挺过这一严苛教育的人们将会产生一种独特与优越的意识。

实际上，所有私立中学的毕业生都会继续就读高等院校，而且几乎都会选择有声望的大学。比如，新英格兰寄宿学校的毕业生历来集中在三四所常青藤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二战后，随着大学的发展和奖学金的增多，这一情况略有改变。对14所著名寄宿学校1953年至1967年毕业生升学情况进行的分析印证了这一变化。这项分析显示，在这些年份里，这些学校毕业生就读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的比例从52％逐渐下降到25％。同样是这14所学校，其1969年至1979年之间的资料显示，这一比例在1973年、1975年以及1979年降至13％的最低点。（Cookson and Persell 1985; Gordon 1969）

自那以后，私立学校一直保持着向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输送毕业生的传统，正如有心的记者所揭示的那样。一位记者曾搜出一份名单，上面记录了1998年至2001年之间向这三所常青藤大学输送毕业生最多的前100学校。她发现，在这100所学校中，有94所是私立学校，其中有10所学校输送了超过15％的学生到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包括威望极高的格罗顿学校（17.9％）、米尔顿中学（15.8％）以及安多弗菲利普斯中学（15.7％）。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些最成功的学校中，以纽约的日间学校居多。例如，纽约的一所女校布里尔利，其学生升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比例是20.9％，而同处纽约的男校卡尔盖特中学学生升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比例则为20.0％（Yaqub 2002）。另一位记者以升入几所常青藤联盟院校作为她判断成功的标准，除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之外，该记者还将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包括在内。她发现，20所私立学校（大多数都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寄宿学校）以及波士顿、洛杉矶和纽约的日间学校都有一条“常青藤／麻省理工／斯坦福流水线”，学生升入这些大学的比率可达23％至41％，平均值达33％。（Laneri 2010）

大多数私立学校的毕业生都会选择商业、金融或公司法领域的职业，这进一步证明了上层阶级与公司共同体之间紧密的联系。一项针对1940年至1950年之间霍奇基斯中学毕业生去向的详细研究证明了他们重商的职业倾向。通过该校的校友名单，研究人员追踪了228位毕业生自毕业起到1970年的职业生涯。这些毕业生中，有56％成为了银行家或企业经理，其中91位商业人士中有80人在其所在的公司担任主席、副主席或是合伙人。样本的另10％是律师，多数成为与公司共同体联系紧密的大公司的合伙人。（Armstrong 1974）

由于特殊招生项目的原因，私立学校已成为少数低收入非裔和拉丁裔美国学生主要的教育跳板。他们通常会继续就读精英大学，并在毕业后进入商界，或是选择其他高地位的职业。这群人充分证明了在理解美国权力结构过程中， “假阳性者”（即不属于上层阶级的精英私立学校毕业生）的用途，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发现，大型机构和富有捐赠者已创建了一些项目，为受资助的一小部分人向上层社会流动提供机遇。“更好的机会”是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项目，该项目设立于20世纪60年代，是民权运动动乱的产物。到2011年，从该项目毕业的学生已超过1.2万名，这其中1900名学生被送入300多所项目合作学校，其中65％是非裔美国人，20％是拉丁裔，6％是亚裔美国人，4％是混血儿，4％是“其他类”。纽约市的“为预科学校做预备”项目和波士顿、费城两地的“进身之阶基金会”都诞生于近两年。这些项目会从上小学的有色人种儿童中筛选出佼佼者，通过课后、周末以及暑期辅导的方式帮助他们为进入私立学校做准备。截至2011年，受“为预科学校做预备”项目帮助的学生有1828名，有92％已从具有“竞争力”的大学毕业，其中常青藤院校占40％左右。毕业生最多的几所学校包括哈佛大学（171人）、卫斯理大学（168人）、耶鲁大学（148人）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147人）。（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11, pp. 123-127）

2006年，德瓦尔·帕特里克通过竞选成为马萨诸塞州首位黑人州长，而此前，他曾长期在公司法以及公司管理领域工作。帕特里克是此类项目最杰出的毕业生之一。他出身于芝加哥一处低收入街区，由母亲抚养长大。1970年，作为“更好的机会”项目的奖学金学生，帕特里克进入了位于马萨诸塞州米尔顿小镇的米尔顿中学就读，之后又在哈佛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深造。毕业后，帕特里克为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法律与教育保护基金会效力了三年，后加入了波士顿一家著名的公司法律师事务所。1994年至1997年之间，帕特里克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助理总检察长，分管美国司法部的人权部门，后又负责主持一个特别小组，旨在保障德士古公司员工在一场种族歧视诉讼案和解后能够得到公正的待遇和平等的机会。在2001年至2004年，帕特里克在可口可乐公司担任执行副总裁。他还担任过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以及锐步公司的董事，同时是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竞选活动的早期支持者。

然而，在私立学校的毕业生中，最重要的假阳性者就是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本人。尽管他本人并非上层阶级的一员，但他就读的檀香山普纳荷学校（从五年级读到十二年级）是全国最富有的十大私立学校之一。奥巴马到普纳荷学校上学是因为他的外公外婆希望他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奥巴马的外公是一位家具销售商，而外婆则是檀香山一家大型银行的首位女性副总裁。此外，他外公的老板恰好是该校的校友，因此介绍招生办公室接收了这名学生。（Mendell 2007, p. 36）于是，这位未来总统与富有的商业领袖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的子女一同度过了八年的时光（90％的学生都是白人），同时还在与美国其他预科学校极为相似的环境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记者曾在撰写奥巴马传记时以调查为名拜访了该学校。据他描述，普纳荷学校的剧场和建筑尤其令人难忘，它坐落于数英亩的绿地之上，周围被栅栏环绕，基本上处于公众视线之外，普纳荷学校“拥有宜人的田园风光，你会以为自己误闯入了好莱坞的布景地”（Mendell 2007, p. 37）。

奥巴马接受的是理想的大学预科教育，在大学招生官员眼中，他的学校是身份与阶级的象征。除此之外，这位未来总统还与拥有财富和其他资源的人建立了宝贵的“联系”。这些联系被社会学家称作社会资本
，因为富人朋友们和他们的父母能够在许多方面提供帮助，比如说在雇主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透露与投资机会相关的有用信息，甚至是借钱用来投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总统奥巴马获得了上层阶级的风度与品位（现在被称作文化资本
），因为在和上层阶级成员接触时，意气投合能够营造轻松而熟悉的氛围。（Bourdieu 1986; Khan 2010）

换言之，作为符合上层阶级指标的一个假阳性者，奥巴马总统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使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一位肯尼亚父亲（奥巴马10岁那年，分别了八年的父子一同生活了一个月，这也是奥巴马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和一位白人母亲（奥巴马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她一直以人类学家的身份在印度尼西亚工作）的儿子会考虑从政。是普纳荷学校为奥巴马提供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使他能够从容优雅地与公司共同体和社会上层阶级的成员交往，并把投身商业或职业生涯视为理所当然。（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奥巴马在曼哈顿的国际商务集团工作了一年，该公司定期发布有关全球经济的时事通讯，并为参与国际事务的美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Mendell 2007, P. 62］）

像许多决定从政的私立学校毕业生一样，奥巴马总统并未将自己的学校写入《美国名人录》的个人简介之中。总统约翰·F．肯尼迪绝口不提他在康涅狄格州的乔特罗斯玛丽中学的求学经历，21世纪的前12年里，每一位总统候选人都毕业于精英预科学校，但他们也都对这一事实只字不提。2000年和200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的安多弗菲利普斯中学。200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毕业于华盛顿特区的圣奥尔本斯中学。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克里，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的圣保罗中学。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毕业于弗吉尼亚州的主教高中，而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则毕业于密歇根州的克兰布鲁克中学。

社交俱乐部

私人社交俱乐部是上层阶级成年人社交生活中的重要定位点。这类俱乐部还能够将上层阶级与其他社会成员区分开来，尤其是那些“只不过”是中上层阶级的成员。上流社会俱乐部数量庞大，种类多样，从面向家庭的乡村俱乐部，市中心的男子、女子俱乐部，到为游艇爱好者、体育爱好者、园艺爱好者以及猎狐者组建的高度专业化俱乐部，无所不包。市中心的男子俱乐部原为吃午餐和晚餐的地方，偶尔也用来举办夜间表演或周末聚会。随着上层阶级家庭离开城市搬到郊区的大庄园，一种新型的俱乐部，即乡村俱乐部便逐渐接管了这些功能。市中心俱乐部几乎彻底成为解决午餐、举办会议，或是下午不上班时轻松一下的地方。与此相对照，乡村俱乐部成了家庭所有成员消遣的场所。它提供各种社交和体育活动，从舞会、聚会和宴会，到高尔夫、游泳和网球，一应俱全。一些特殊团体经常在周四晚上为其所有成员安排晚宴，因为这一天是全美传统的“女佣休假夜”。

俱乐部的入会费、年费以及其他开支不尽相同，市中心俱乐部为几千美元，而某些乡村俱乐部则为10万到25万美元不等，但钱并不是获得俱乐部会员资格的唯一障碍。每个俱乐部在接收新成员之前都有一套严苛的筛选程序。大多数俱乐部都要求有一个以上或多个正式会员的提名，需要三至六名会员的推荐信，还要接受会员资格委员会部分成员的面试。（Kendall 2002）会员资格委员会一般有10至20名委员，两到三名委员的否决票通常就足以将候选人拒之门外。

上层阶级的成员经常同时参加几个城市的俱乐部，从而使全国的会员出现重叠现象。这些重叠证明了上层阶级内部的社会凝聚力。一项针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选择这一时间段是因为当时的会员名单相对容易获取。）几个大城市中20家俱乐部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重叠的性质和范围。这些俱乐部包括纽约的“沟通会所”、芝加哥的“芝加哥私人会所”、旧金山的“太平洋联盟俱乐部”以及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俱乐部”等。这20家俱乐部中，有18家在会员上存在大量的重叠，从而形成了三大区域性群组，也形成了在两个最大的区域性群组之间搭桥的第四个群组。同时参加三个或三个以上俱乐部的有几十人，多数都是同时在几家公司董事会任职的富有人士，这些人在整体格局的创建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俱乐部通常有一两千名会员，因而使为数不多的俱乐部中重叠比率相对较小，同一城市各俱乐部的会员重叠率可达20％至30％，而在相距遥远的俱乐部之间，这一比率则低至1％或2％。（Bonacich and Domhoff 1981）

俱乐部网络和公司董事会之间的重叠进一步证明了上层阶级和公司共同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书第一版曾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过一项研究，该研究以20家最大的工业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外部董事为调查对象，对他们的俱乐部会员资格进行了梳理。结果发现，董事会资格与上层阶级俱乐部会员资格之间的重叠是普遍存在的，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董事们主要集中在少数几家俱乐部。其中的12家公司里，每家都有至少一名董事是“沟通会所”的成员，该会所是全国性公司机构在纽约会面的场所。它的会员中，有7位是通用电气的董事，4位来自克莱斯勒集团，4位来自西屋电气公司，3位来自IBM。除了“沟通会所”之外，还有其他几家俱乐部的会员包含来自四家或四家以上公司的董事。（Domhoff 1967, p. 26）利用全国各地11家著名俱乐部的会员名单，另一项研究证明并拓展了上述发现。在每一个经济主要领域的前25强公司中，大部分公司都有董事加入了这些俱乐部中的至少一所，有些公司的董事甚至同时参加了好几所。例如，在25家最大的工业公司中，每家公司都有一位或多位董事隶属于这11家俱乐部。纽约的“沟通会所”与其中的21家工业公司存在79条联系，在所有俱乐部中位列第一。（Domhoff 1975）

20世纪70年代，精英社交俱乐部遭到了强烈的抨击，被各方斥责为白人男性基督徒的堡垒。首先发声的是公司共同体中富有的犹太人，这些俱乐部的反犹太主义倾向令他们愤慨不已。随后，民权活动家谴责称，此类俱乐部缺少黑人会员。紧接着，女权团体又指出，这些俱乐部将女性拒之门外，剥夺了女性管理人员参加商业午餐会、与其他公司经理建立联系的机会。（Baltzell 1964; Driscoll and Goldberg 1993; Zweigenhaft and Domhoff 1982）这使我们在更新研究时更难索要到会员名单，还造成公开可用的资源中，如《美国名人录》，愿意公开此类俱乐部会员身份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因为在任命政府官员的确认听证会上，人们会利用这些信息对此人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因此，对俱乐部网络的全面研究难以为继。然而，依据1962年、1973年、1983年和1995年的《美国名人录》所进行的详细研究表明，几十年间，公司高管参加的都是相同的几家俱乐部，虽然提及这些俱乐部的高管人数每过十年都会有所降低。（Barnes and Sweezea 2006）

然而，缺少会员资格信息并不妨碍我们利用其他信息进行研究。例如，一项研究以100个访谈和报纸文章为基础，对得克萨斯州若干城市中的社交俱乐部进行了调查，该研究显示，几十年来，除了乡村俱乐部会员费和月费突飞猛涨之外，俱乐部世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会员仍以富有的白人男性基督徒为主，富有的犹太人建立了相似的俱乐部结构，而女性则基本上被除乡村俱乐部以外的所有会所排除在外，且即使在乡村俱乐部，她们在特定时段也不能使用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一些俱乐部房间也不对她们开放。会员们将这些俱乐部的会员资格赋予了重要的个人意义，他们相信，作为信息、联系和支持的来源，这些俱乐部是非常有价值的，也就是说，俱乐部成了巩固社会资本的场所。一些俱乐部还会在周末举办艺术展、系列讲座，或是开设“优质葡萄酒”之类主题的小型课程，这些都能够增加会员的文化资本。（Kendall 2008）

一项研究对东北部某个州五大精英乡村俱乐部的47名成员进行了访谈，该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俱乐部会员进行各种形式的排外活动时所使用的理由，结果发现这些理由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受访者表示支持民族和种族更加多元化，但对于俱乐部中少数族裔成员寥寥无几这一事实，他们又语焉不详。女性多半接受了她们在乡村俱乐部的次等地位，这归咎于俱乐部会员无法掌控的力量，比如说她们拥有的财富相对较少，却肩负着更多的家庭责任。但这些俱乐部中，也有女性因打高尔夫的时间受限而对俱乐部提起诉讼。（Sherwood 2010）似乎是为了印证这些社会学研究，2008年7月，一个叛逆的男性会员因“多次违反俱乐部条例”被凤凰乡村俱乐部（Phoenix Country Club）逐出，因为他曾向《纽约时报》的记者透露，他和其他会员曾经为禁止女性进入烤肉餐厅而向俱乐部提出过抗议。（Steinhauer 2008）

波希米亚丛林：确认和延续之地

波希米亚俱乐部是俱乐部网络中最核心的俱乐部之一，同时也是最与众不同的研究热点。在旧金山以北75英里、占地2700英亩的波希米亚丛林，该俱乐部每年举办为时两周的聚会，吸引着上流人士、公司领袖、名人和政府官员来此休闲和娱乐。该俱乐部还包含几百位“准”成员，他们缴纳的会费相对较少，但需要提供戏剧、滑稽小品、艺术作品以及其他娱乐项目作为交换。会员中还有50到100位教授和高校行政人员，他们大多数来自斯坦福大学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各个分校。这一露营活动能够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俱乐部在凝聚公司共同体和上层阶级中所扮演的角色。波希米亚俱乐部是上层阶级世界的一个缩影。

19世纪90年代，波希米亚俱乐部的领袖买下了名为“波希米亚丛林”的原始森林，此前20年，他们一直在租赁的林区举办聚会。露营活动通常在7月的后两个星期举办，波希米亚俱乐部的会员和来宾可达1500至2500人左右，他们会在营地度过三个周末。但在每周中期，可能只有400人留在那里，多数人度完周末就回到家里和办公室去了。聚会期间，营员可以享受到由演员、学者、公司高管以及政府官员提供的话剧、交响乐、音乐会、演讲和政治评论。他们还能够玩飞靶射击、划独木舟、游泳、到丛林画廊参观，并跟随导游游览山林的外缘。但待在波希米亚丛林主要是为了放松，人们住着朴素的小屋、简陋的住房，甚至是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这些住所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通过两三条土路与丛林内几处“已开发”的区域连接到一起。这里就像是公司领袖及其嘉宾的夏令营，他们每天的议程就是吹牛皮、讲故事、开下流玩笑、搞恶作剧，以及喝到烂醉如泥。

聚会期间，会员们10至30人一伙，在各自的营地安营扎寨，但准会员的营地往往更为庞大。这清晰地体现出，即使是在露营期间，地位差异也依然存在。这样的营地共有120多个，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昵称，如劳累之子、粉红洋葱、小人国、犬吠、牧师公馆等。有些营地以酒会、早午餐、午餐会而出名，它们会邀请其他营地的成员参加。为邀请其他营地的人前来喝酒，有的营地甚至把色情书刊藏品作为噱头。这些小营地可以说是大联谊会中的小联谊会体制。

露营期间还会举办许多传统活动，包括被称为“高级狂欢”（High Jinx）和“低级狂欢”（Low Jinx）的戏剧表演。由于女性不允许加入俱乐部，低级狂欢中，男人们有时不得不打扮成女人来扮演女性角色。然而，最令人难忘的活动是被称作“焚烧忧虑”的复杂仪式。该仪式在第一个周六夜间举办，场所设在一个40英尺（约12米）高的猫头鹰神殿前，猫头鹰神殿由混凝土灌浇建造而成，周身覆盖着斑驳的青苔，显得更加辉煌壮观。根据俱乐部图书馆馆长（他同时也是一所大型高校的历史学家）的描述，这一仪式“吸收了德鲁伊教仪式和中世纪基督教礼拜仪式的元素，它的流程直接受《公祷书》启发，还借鉴了莎士比亚戏剧、17世纪假面剧以及19世纪后期美国小屋仪式”（Vaughn 2006）。到2012年，这一仪式已连续举办了140年，波希米亚俱乐部的会员为此骄傲不已。

开营仪式被称为“焚烧忧虑”的原因是，仪式上会焚烧名为“无聊的忧虑”的人像，它象征着忙碌的波希米亚俱乐部会员希望暂时摆脱的压力与责任。250多个俱乐部会员扮作祭司、长老、船夫、森林之声参与其中。在发表长篇辞藻华丽的演讲并与“无聊的忧虑”做一番长长的谈话后，大祭司用神殿前波希米亚祭坛上的友谊之灯点燃火把。仪式最后在焰火、叫喊和乐队演奏（诸如《今晚在老城会有好时光》一类的曲子）中结束。在参加仪式的人群中创造凝聚力和内团体团结观念的努力至此圆满完成。（本书网站whorulesamerica.net上《社会凝聚力与波希米亚丛林》一文对波希米亚丛林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文中附有照片和海报。）

露营有时并不仅仅局限于嬉戏和享乐。虽然人们很少讨论公事（除了两三人之间以非正式的形式），但露营为会员们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朋友介绍给政治家，或是聆听政治候选人和各领域专家在“湖畔演说”中发表午间正式演讲。2008年的演讲人包括前国务卿、退役的海军上将、退休的大学校长以及时任国会图书馆馆长。

自20世纪早期以来，每一届的共和党总统都是波希米亚俱乐部的会员或客人，赫伯特·胡佛、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罗纳德·里根以及乔治·H. W．布什都是该俱乐部的会员。1927年的夏天，当卡尔文·柯立芝在华盛顿宣布自己不会寻求连任时，胡佛恰好在丛林中露营，很快就有几十位营友拜访他的营地，敦促他参加竞选，并承诺提供支持。1951年，未来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也是在湖畔演说中发表了提名前的首个政治演讲。他的表现得到了胡佛身边原本持怀疑态度的西海岸精英的认可，这其中就包括尼克松，没过多久，他就成为了艾克（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伙伴。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于1967年在波希米亚丛林发表了竞选总统过程中最重要的演讲。他把那次演讲称作“整个政治生涯中最令我愉悦和满意的演讲”，并且“它在许多方面都标志着我通往总统道路上的第一块里程碑”，因为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使我能够接触到全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人士，不仅仅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而是全国各地的”。（Nixon 1978, p. 284）同一星期，他和里根进行了一次谈话，里根同意不在早期共和党初选时挑战尼克松，除非尼克松退下，否则他不会参加初选。二十八年之后，乔治·H. W．布什利用湖畔演说，将自己的儿子乔治·W．布什作为未来总统的潜在人选介绍给了俱乐部成员。（Vaughn 2006）1999年，他又将乔治·W．布什带到营地中，把他介绍给自己更多的朋友认识，此时小布什正在为2000年的总统竞选做准备：

8月初，父亲将儿子带到加利福尼亚州，参加波希米亚丛林神秘而排外的聚会。乔治·H. W．布什在自己1979年竞选前也参加过这一聚会，因此觉得将小布什引入自己的朋友圈（包括公司领袖）也会有所帮助。这位前总统是“乡巴佬”营地的一员，该营地的成员中还包括小威廉·F．巴克利以及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Schweizer and Schweizer 2004, p. 460）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畔演说中最为显著的变化也许就是民主党领袖的缺席。民主党总统中没有一位是波希米亚俱乐部的会员，但肯尼迪、约翰逊以及卡特政府中都有内阁成员做过特邀嘉宾，或是在湖畔演说中发表过演讲。1990年，吉米·卡特曾发表过一次湖畔演讲，此时距他总统任期结束已有十年之久。而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正式会员中已鲜有民主党人士。（Wehr 1994）

有三项研究证明了波希米亚俱乐部如何与上层阶级和公司共同体交织在一起。前两项研究分别对1970年和1980年、1970年和1993年的俱乐部进行了比较，而第三项研究则主要关注2008年的俱乐部。根据第一项研究，在1970年的800强公司中，29％的公司至少有一位高管或董事以会员或客人的身份参加过波希米亚丛林聚会；而在1980年，这一比例为30％。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重叠现象在大公司中尤其显著。1970年，美国排名前25的工业公司中共有23家公司符合这一情况，而1980年则有15家。1970年和1980年，25家最大的银行中均有20家至少有一位高管或董事参加过露营。而其他商业领域的比例相对要小一些。（Domhoff 1983, p. 70）

另一项研究更为深入细致，通过参与观察、访谈以及成员关系网络分析等方法，将我们对波希米亚丛林俱乐部的社会学理解追溯到了20世纪90年代。该研究以1144家公司为对象（远超过1970年和1980年研究中的800家公司），结果发现，24％的公司至少有一位董事作为会员或客人参加了1993年的丛林聚会。就加利福尼亚州以外排名前100的公司而言，这一数据是42％（1970年为64％）。至于露营的形式，在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几乎没有发生改变。（Phillips 1994）21世纪早期，一项通过参与观察法对几次露营进行的研究同样证明了该俱乐部文化的延续性。（Vaughn 2006）

2008年，2259位成员中共有来自116家公司的101位董事。与之前的研究相比，这一比例相对较低，原因是这项研究仅仅将丛林中的会员统计在内，而没有包括宾客人数。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宾客名单被严加保管，甚至是否存在纸质版都不得而知。此外，2008年的会员包括了许多股票经纪人和投资顾问，几十位退休的公司高管，以及几位曾在共和党政府任职的官员，比如说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的两位前任国务卿和财政部长。公司成员大多都集中在少数几个营地中，比如说，“穴居人”的成员包括前共和党总统胡佛和尼克松；“猫头鹰巢穴”的成员包括里根；“乡巴佬”的成员包括前总统乔治·H. W．布什；而极端保守主义者查尔斯·G．科氏和大卫·H．科氏兄弟俩，即经营着家族产业科氏工业集团（第二章提到的美国第二大私营公司）的亿万富翁，则加入了“中途岛”营地，该营地的成员还包括美国最大的商业建筑商、退休的IBM首席执行官、蒙大维酒庄的前老板、旧金山49人的前任首席执行官、几位公司董事以及许多金融公司的合伙人，其中一位还曾向民主党慷慨捐款；“偷渡者”的成员则包括洛克菲勒产业创始人的独孙大卫·洛克菲勒（他本人是一位退休的银行家），大卫·洛克菲勒的儿子、当前家族财富的主要掌管者小大卫·洛克菲勒，众议院民主党顶级领袖南希·佩洛西（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的丈夫、房地产投资人保罗·佩洛西，以及CVS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董事。也有一些千万富翁不属于这些公司型营地，比如说净资产评估值达3亿美元的歌手吉米·巴菲特，以及净资产评估值达3.75亿美元的演员兼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波希米亚丛林俱乐部及其象征仪式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证明，俱乐部在上层阶级内部的作用似乎与部落社会中秘密团体和兄弟会的功能相同。严格的会员资格政策、入会仪式以及对传统的强调都承袭着原始秘密团体的做法。这些俱乐部在会员中树立起傲慢的排外态度，增强了上层社会的内团体情感和手足情谊。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类似波希米亚丛林这样的聚会还重申了增强阶级团结性的共享价值观。首先，通过焚烧焦虑仪式与平凡的日常世界进行仪式上的分离，使人们进入虚幻的时间和空间，重申他们对于自身以及对于美国社会本质的信念。（Vaughn 2006）此外，露营还重申了男性统治，这是道德世界中另一个所谓永恒的方面，也是波希米亚俱乐部会员希望一直持续下去的。将女性排除在外已证实了这一点，而荤段子、在戏剧小品中扮成女人、收藏色情书刊以及言语中频频贬低女性使这一观点更为突出。然而，排斥女性还与男性情谊这一更大的议题有关：通过一同参与这种在公共场合会遭受非议的活动，他们再次确认了对彼此的信任。他们学会了对外人保守秘密，大学的兄弟会也极其类似，大学的兄弟会会强迫新成员学习大量毫无价值的知识，无止境地对他们进行欺凌。

波希米亚俱乐部和丛林聚会是上层阶级和公司共同体之间交集的一个小例子，在结束这一讨论时需要强调，波希米亚丛林并非权力之地。上述描述清晰表明，人们不会在那里谈生意或是制定政策规划。相反，波希米亚丛林是权贵们休憩的场所，在那里，他们可以结识新朋友，与老朋友重叙旧谊。在那里，人们仅仅建立社交纽带，复兴传统价值。就算波希米亚丛林明天就消失，也不会给上层阶级带来任何显著的影响。

上层阶级的“半边天”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在男性支配商业、金融、法律等领域的背景下，上层阶级的女性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她们到私立女子学校读书，创建自己的社交俱乐部，加入自己的志愿组织。作为年轻女性和派对常客，她们引领起社会的时尚潮流。作为年长女性和活动家，她们负责社会的非营利救济组织和文化机构，担任筹款人、慈善家、董事，与商界和政界的男性同仁平分秋色。为了使自己能够扮演好领导角色，她们在1901年成立了青年女子联合会，提供实习机会、模范榜样、相互支持，以及会议管理方面的培训。

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总体社会变革，尤其是女权运动的复兴，富有阶层年轻女性的社会化在20世纪70年代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多数私立学校开始实行男女同校制，并鼓励女毕业生到四年制重点大学继续深造，在那里，她们加入了在美国颇具社会声望的姐妹会，这样的姐妹会共有四五个，包括卡帕卡帕伽马（Kappa Kappa Gamma）、卡帕阿尔法西塔（Kappa Alpha Theta）、派贝塔斐（Pi Beta Phi）、德尔塔德尔塔德尔塔（Delta Delta Delta）等。上层阶级的女性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事业，到20世纪90年代，已有两三个女性在家族企业中升至高层的例子。

四项基于访谈和观察的不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深入地了解传统上层阶级成年女性的生活。这些研究来自美国四个不同的区域：东海岸、中西部、西南部和西海岸。（Daniels 1988; Kendall 2002; Macleod 1984; Ostrander 1984）它们揭示了美国上层阶级生活方式的相似之处。这些研究表明，女性通过许多文化和市民组织行使权力，而在家中又扮演着相夫教子的传统角色。社会科学家们要求这些女性描述她们典型的一天，并说出对她们而言最为重要的活动，结果发现，上层阶级女性在社区志愿工作上倾注了最多的心血。无论是作为家庭传统还是作为履行社区义务的机会，这份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位几十年来一直从事人文和公共服务工作的年长女性表示：“如果你享有特权，那么就得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是我所受到的教养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传统，是我的兄弟姐妹都会遵循的一种生活模式。”（Ostrander 1984, pp. 128-129）

在各种服务组织的培训项目和活动中，志愿工作已成为机构性的惯例。在青年女子联合会中尤为明显，联合会面向的是20岁至40岁之间的女性，也包括一些向上流动的职业女性。“志愿精神非常重要，而青年女子联合会则是志愿工作的典范，”一位女性曾这样解释道，“联合会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改善局势，且不会带来麻烦。它很适合现有的机构。”（Ostrander 1984, p. 113）相当出人意料的是，许多以志愿者、筹款人、董事会成员身份为慈善机构和市民组织效力的女性将她们的工作视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一种保护，意在阻止政府进一步入侵社会福利领域。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看作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必须一直有人去做志愿工作，”一位女性曾这样评论道，“如果社会中谁也不愿意做这份工作，那还不如实行共产主义，至少有政府负责包办。”另一位女性表示：“这将意味着政府会接管这份工作，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严密的控制。如果没有志愿者，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完全受控制的社会，这与我们的自由传统背道而驰。”还有一位将政府支持与社会主义画上了等号：“你将不得不寻求政府的资金支持。这就是共产主义。我们越是保持独立，越是由私人控制，情况就会越好。”（Ostrander 1984, pp. 132-137）

尽管非常看重志愿工作，但上层阶级女性对家庭生活也十分重视。她们会安排好自己的日程，当孩子放学回家时，自己总在家里，她们还强调，自己最关心的就是为丈夫提供一个美好的家庭。也有女性希望能够在自己继承的财产上有更大的决策权，但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扮演好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至少在她们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前。

令很多人惊讶的是，成人礼季仍然是上流社会女性社交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各种聚会、茶会、舞会接踵而至，气氛在一个或多个盛大的舞会中达到高潮。这些耗费昂贵的仪式极其重视食物、宴会布置和娱乐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它们是各地圣诞节社交季的主要活动，但在一些城市，成人礼舞会也会在春季举办。在担任社交秘书和社交顾问的上层阶级女性的帮助下，父母要花费大量时间与服装设计师、宴会承办人、香槟进口商、花商、装饰商和乐队领班商讨细节。

上层社会的父母对成人礼舞会十分看重，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20世纪70年代初期社会动荡达到顶峰时，这些活动却遭到年轻女性的冷落。这一衰败揭示出，上层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它的延续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断付出努力。尽管有足够多的年轻女性参加舞会，使传统得以保留，但不少人拒绝参与仍造成许多舞会被取消或缩减。美国各大报纸的女性版面都做过类似报道，指出初进社交界的年轻女子认为整个过程非常“愚蠢”，或是认为这笔钱应该用于慈善事业。然而，到了1973年，情况再次开始发生逆转，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正如20世纪90年代末一位富有的得克萨斯州少女对社会学家所说的：

我在大学过得非常充实。除了学习外，我还要作为初入社交界的少女出席达拉斯、奥斯汀、泰勒以及新奥尔良的舞会。我要参加茶会、晚宴还有派对。这非常有趣，因为我在姐妹会中的闺蜜也会代表其他城市出席，而且我们可以在学校之外的这些活动中一直待在一起。当我的父母为我举办成人礼舞会时，我在姐妹会中的几十个姐妹们都出席了。有一年12月份，我的家人还陪我出席了纽约国际成人礼舞会。（Kendall 2002, p. 100）

毕业后，这名女子在研究生院短暂就读，随后搬到华盛顿，通过家里的关系在布什政府谋得一个职位。

社交季的衰落及其随后在国内稳定期的复苏清晰地显示，它的潜在功能之一就是使上层阶级能够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当阶级的基本价值观受到一些年轻成员的质疑时，这个制度就会陷入衰落。对成人礼舞会等社会机制的态度因此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标志，可以用来判断上层阶级成年成员是否成功地将他们的子女与其他社会阶层隔离开来。

20世纪60年代后，传统性别角色经历的种种变化使上层阶级女性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处境中。她们从属于同阶级的男性成员，却又在某些机构的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否对自己模糊的权力地位感到完全满意，她们都明白，自己拥有相当大的阶级权力和极高的社会地位。上层阶级的男男女女都意识到，当行使权力时，他们会将上层阶级、反政府思维带入其中。因此，上层阶级男性和女性成员之间存在一种对抗其他社会群体的阶级团结。在评论上层阶级女性复杂的角色时，一位女性主义学者描绘了一幅鲜明的图景：“首先，她们必须让阶级变得难以察觉，就像工作中的性别因素一样；其次，她们必须维护她们之前竭力隐藏的那个阶级结构。”（Daniels 1988, p.x）

退出者、失败者和变革推动者

并非所有的上层阶级成员都符合上述普通模式。他们中也有退学者、浪子、失败者，甚至上层阶级的抨击者。然而，除了一些长期存在的特例之外，证据显示，许多年轻的浪子和退出者最终还是会回到他们更为熟悉的道路上。也有许多逸事表明，即使拥有得天独厚的机会，一些上层阶级成员仍然生活潦倒。尽管上层阶级成员接受的是培养未来领袖的训练，他们有各种机会建立自信，但还是有人学习不理想，沉溺于毒品和酒精，或是变得精神错乱。然而，这不能被看作上层阶级缺乏凝聚力的证据，因为任何群体都会存在一些失败者。

上层阶级中，甚至有少数成员会放弃其制度和价值观，成为自由派－劳工联盟或左派的一员。他们积极参与自由派或左派活动，并提供资金支持。他们还资助了几家著名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杂志，包括《国家》和《琼斯母亲》。在这种自由派到左派的倾向中，近期最明显的几个例子都和一个名为资金交换（FEX）的全球性基金会网络有关。这一网络由16个倾向变革的基金会组成，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资金交换（FEX）共捐献了超过5000万美元的资金，而在21世纪初，这些基金会每年都会提供1500万美金的资助（FEX 2012）。他们从富有的个体那里筹得资金，随后将其捐赠给女权主义者、环保人士、低收入人群以及少数族裔活动家，并为那些对自己特权阶级背景感到苦恼、考虑向自由派事业捐款的20岁左右的上层阶级成员建立了讨论小组。秣市基金会就是这一网络中的筹资团体之一，该组织每年会获得约40万美元的捐款，而该基金会的捐赠委员会成员则主要来自其曾经支持过的小组。这一方法为超越捐款人和受赠人之间的常规权力关系提供了途径。（Ostrander 1995）

延续性和向上流动性

美国人一直相信，只要足够努力，任何人都能从一贫如洗到家财万贯。但事实上，从底层打拼到顶层的事例少之又少，且多数归因于运气——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在19世纪末，有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名为霍瑞修·爱尔杰的波士顿上层富人。爱尔杰通过撰写短篇虚构小说成为了一位畅销书作家，他的小说写的都是穷困潦倒的年轻男孩经过奋斗最终获得万贯家私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当时的评论家举出了三四个实际案例。随后的研究显示，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商界领袖都不符合霍瑞修·爱尔杰缔造出来的神话。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霍瑞修·爱尔杰小说中的人物更多地出现在杂志和教科书里，而非现实生活之中。（Miller 1949）

霍瑞修·爱尔杰式的故事情节随后被商业杂志《福布斯》取代，自1982年起，该杂志每年都会发布全美400富豪榜单。 “忘记那些祖传的财富吧，”1996年富豪榜单的序言文章这样写道，这一主题自1982年榜单首次推出时就一直不断地被重复，“忘记那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吧。在今天的美国，年轻的企业家几乎每个月都在创造巨大的财富，而14年前我们创建这一榜单时，他们还身无分文。”（Marsh 1996）然而，和19世纪90年代相比，霍瑞修·爱尔杰式的故事在今天并没有增加多少。2011年的榜单中，21％的富豪仅靠继承的遗产就足以登上榜单，7％的富豪继承了50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11.5％的富豪继承了至少100万美元的财产，或是从家族成员那里获得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用以建立公司。还有22％拥有上层阶级背景，或是从家族成员那里获得了经商的启动资金。35％的富豪来自中产阶级或底层阶级。（Moriarty, Ali, Miller, Morneault, Sullivan and Young 2012）至于《福布斯》排行榜大书特书的移民，有时也来自富有的家族。与人们的成见相反，移民美国的并不都是穷人。（Zweigenhaft and Domhoff 1982; 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06）

有些富豪貌似来自下层阶级，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以韦恩·胡伊赞加的背景为例，通过创建废物管理公司和百视达公司，他在1996年的身价估值高达14亿美元。胡伊赞加通常被描述成从清洁工白手起家。《当代人物志》就这样写道：“胡伊赞加是霍瑞修·爱尔杰小说主人公的现实版，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的工作是垃圾车司机。”但事实上，胡伊赞加生于芝加哥郊区的一个精英家庭，从私立学校毕业，他的祖父在芝加哥拥有一家垃圾回收公司，他的父亲是一位房地产投资商。诚然，在发现自己缺少读大学的天资后，胡伊赞加在佛罗里达州南部成立了自己的垃圾回收公司，但他还兼并了祖父原来在芝加哥的几家公司，其中一家由一位姻亲负责打理。这一行为的确极具魄力，但绝不是霍瑞修·爱尔杰笔下的英雄传奇。

另一个有力的案例与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有关，他确实出身于一个低收入家庭，最初以管理培训生的身份在杰西潘尼工作。然而，沃尔顿有一个富有的岳父，他的岳父是一个小镇的银行家和农场主。1945年，沃尔顿的岳父借给他两万美金用于开办他的第一家商店（在2012年相当于25.6万美金），这一数额超过了2011年大多数美国家庭的非房地产资产。（Wolff 2012）2011年，沃尔顿的子孙中有四位进入了《福布斯》全美400富豪榜的前十名。

《福布斯》还提及了几位入榜的“大学退学者”，但那些离开哈佛、斯坦福等高等学府去追求新机遇的人（对他们而言，时间就是一切）与“退学者”的形象大相径庭。比如说，2011年美国首富比尔·盖茨，通常被描述成一个大学退学者，因为他很早就从哈佛退学创立了微软，防止别人抢先在电脑软件销售领域迈出合理的下一步。然而，他也是西雅图一位知名公司法律师的儿子，毕业于该市顶尖私立学校，而且，毕竟他有能力进入哈佛。

调查研究指出，在美国，对于身处收入阶梯前5％以下和后20％以上的群体来说，大多数向上的社会流动都需要经历三代人以上的逐渐改变。很少有人能够从最底层青云而上，也极少有人从上层阶级跌出。最常见的情况是用三四代的时间完成向上流动，祖父是蓝领工人，父亲拥有大学本科学位和一份不错的白领工作，父亲的一两个孩子成为律师或是医生，但父亲的孙辈通常又做回白领或中层经理人。这种类型的社会向上流动对于非白人而言发生的几率更小。此外，几项近期研究表明，社会向上流动可能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不断地放缓。（Kerbo 2006, Chapter 12; Mishel, Bernstein and Shierholz 2009, Chapter 2）

正如那些认为大规模向上流动极少发生的报告所表明的，上层阶级世代之间的延续是十分稳定的。这一发现与人们一再重复的民间说法相悖，那些说法认为，美国社会阶级顶层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尽管每一代都有新的家族或中产阶级新郎新娘加入上层阶级，但一旦跻身上层阶级，他们通常就会一直留在那里。这一点得到了一项研究的证实。该研究从12个家族的名单着手，这些家族在1860年、1892年和1902年都是底特律最富有的家族。在证明了这些家族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之后，这一研究追踪调查了这些家族在20世纪70年代里仍定居底特律的后裔。这12个家族中，有9个家族仍有成员身处底特律上层阶级，有6个家族的成员是该市顶级公司的董事。这份报告阐明了这些家族延续性不够高的部分原因。在1860年的富豪家族中，有一个家族只有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没有子嗣。另一个家族则延续到了第四代，但曾孙辈是四个女孩，她们全都嫁到了底特律之外。（Schuby 1975）

一项针对1940年、1977年和1995年《社交名流录》的名单进行的研究揭示，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最富有的家族一直持续存在着。一本记录美国富豪历史的书中列出了87个家族名单，另一本此类书中列出了66个家族名单，一位社会学家以这两份名单为依据，发现到1977年，第一本书名单中的家族有92％依然存在，而这一数据在1995年略微下降至87％。同样，到1977年，第二本书名单中的家族有88％依然存在，而1995年的数据则为83％。超过一半的男性家族领袖会将“四世”“五世”“六世”缀于姓氏之后，以彰显他们和祖先的联系。将近一半的人将母亲尊贵的姓氏用作自己的名字，这再一次印证了他们对延续性的关注。

因此，美国的上层阶级是一个旧成员和新成员的混合体。延续性和社会流动性同时存在，新成员通过学校、俱乐部以及本章之前提到过的其他社会机制逐渐被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同化。正如小说家和记者津津乐道的那样，新成员和拥有既得地位的老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许有些紧张，但他们的共同点很快就能掩盖彼此间的差异。

上层阶级是经济阶级吗？

很明显，如果上层阶级的成员负担得起私立学校的学费、乡村俱乐部的会费以及高雅的社交活动的高昂开销，他们必定拥有大量的财产和收入。然而从实证的角度来看，证明他们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收入绝非易事，因为美国国家税务局不会公布与个人有关的信息，在此问题上，大多数人也不愿意主动透露过多细节。因此我们的调查将从财富和收入分配信息着手，辅以围绕记者和传记作者作品中列出的富人名单展开的研究。

在考虑美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状况时，首先需要明确，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财富分配涉及可变现资产
的所有权集中度，在大多数研究中，可变现资产指的是不动产和金融资产（例如股票、证券、保险和银行存款）减去所有负债。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与每年付给不同收入层次的个体或家庭的工资、红利、利息和租金的比例有关。从理论上来看，拥有巨额财富的人的收入也许并不高，这取决于他们从财富中获得的收益。但事实上，那些身处财富分配顶层的富豪往往也拥有最高的收入，主要来自利息、红利以及在股市中低买高卖（“资本收益”）。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尽管港口城市、农村地区以及殖民地之间存在差异，但由于大多数移居者都能够购买土地，因此财富分配相对平等。1774年，在把债务纳入考量的情况下，前1％的富人共占有了14％—16％的财富。（Jones 1980）随着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财富分配也变得愈加不均衡，严重程度甚至可以与20世纪早期的普鲁士和俄罗斯相比。（Williamson and Lindert 1980, p. 33）1916年，研究人员首次利用年度数据来分析财富分配，从而获得更精确的测算结果。报告显示，前1％的富人共占有了38.1％的财富，而这一数据在1930年达到40.3％。到1932年年底，前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比例下降了12％，原因是大萧条使他们的资产价值大幅缩水。随后施行的罗斯福新政中的所得税、不动产税政策，以及二战期间为支援军事建设进一步上调的所得税，造成前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大幅下降，到1949年已下跌至22.6％。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30年至1949年之间，前0.1％的富人损失最为惨重（Kopczuk and Saez 2004, pp. 446, 453 and Table 3）。20世纪70年代中期，股市的再次暴跌一度使前1％富人拥有的财富短暂下滑，但财富分配在20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之间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

尽管受大萧条、新政税收政策以及需要富人帮忙支付二战军费等多重影响，前1％的极富人群的资产有所下降，但是，整体财富分配仍高度集中，尤其是最适宜体现权力指标的财富类型。这类财富被称作“非住宅财富”或“金融财富”，包含股票、证券、不动产及其他“流动”资产，但不包含所有者用来居住的住宅，因为如果所有人没有其他房产，他的住宅就无法轻易出售。美联储《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曾进行过为期三年的大规模家庭调查，根据这一调查可以测算出，在2010年，前1％的富人拥有42％的金融财富，紧随其后的4％拥有30％的金融资产。这意味着，前5％的极富人群共掌控了72％的金融财富。此外，接下来的5％富人占有了另外13％的财富。因此，前10％的家族共掌控了85％的金融财富，可以说基本上拥有了整个美国，而底层90％人群占有的资产只有区区15％。（Wolff 2012, p. 16; “Wealth, Income, and Power,” Table 1, on whorulesamerica.net）以下发现也许会让许多读者大吃一惊：一项包含5522位受访者的大规模研究显示，无论性别、年龄、收入层次或是政治立场如何，只有极少数的美国人了解美国的财富分配有多么的集中。（Norton and Ariely 2011）

收入分配是更为敏感的权力指标，因为它会随着以下因素而迅速发生变化：（1）所得税税率的升高或下降；（2）极富人群税前收入的下降；（3）最低工资的下降；（4）失业率下降。收入分配因此能够反映公司富豪能力的种种变化，包括减少纳税，获得更高比例的年收入，或是限制普通民众的收入。1913年首次出现了较为精确的估值，报告显示，在将资本收入计算在内的情况下，前1％富人的收入占所有人总收入的18％。这一比例在1928年上升至24％，在20世纪30年代里下跌至15％到17％，主要是由于1930年至1932年之间红利和资本收入的骤降。此外，1932年之后，高收入阶级的所得税税率上涨，这一政策由共和党总统赫伯特·胡佛发起，在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任期内得到进一步的强化。（Brownlee 2000; Brownlee 2004, pp. 83-90; Piketty and Saez 2003）二战期间及其后，由于税收一直居高不下，前1％富人的收入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下降到8％至9％，这意味着，自由派－劳工联盟在战后成功维持了因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经济萧条及战争危机造成的高税率。（Piketty and Saez 2003, Table 2, Column 11）

然而，极富人群的收入比例在1980年至2010年之间出现了急剧增长，这意味着公司富豪已经找到新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权力地位。如表3.1所示，前10％富人的收入在30年里上涨了40％，前1％富人的收入上涨了110％，前0.5％富人的收入上涨幅度则更高。这些数据是公司富豪大获全胜的证明。

表3.1
前10％、5％、1％和0.5％富人的收入增长，1980年—2010年

数据来源：Piketty and Saez 2003; Saez 2012

由于对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系统性研究均未提及个人姓名，因此还需要进行其他类型的研究，以证明富人和高收入者正是上层阶级的成员。此类研究中最为详细的一个显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最富有的金融家中，90％的后裔都名列《社交名流录》，而一本与美国巨富家族有关的书籍所列举的家族中，75％的后裔在《社交名流录》上。作为对这些发现的补充，另一项研究发现，1900年最富有的90人中，至少有一半人的后代登上了《社交名流录》。而一项针对1960年身价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司董事进行的研究发现，他们中有74％都符合上层阶级的标准。（Baltzell 1958; Domhoff 1967; Mills 1956）然而，对巨富和上层阶级成员之间的重叠程度却鲜有后续研究，因为此前的结论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

这些研究的结论证明，社会上层阶级是一个以营利性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为基础的经济阶级。然而，这些研究并未显示上层阶级掌控着公司共同体，因为任何一家公司的股票持有都太过分散，以至于个体或家庭很难实现对它们的掌控。接下来三节将解决这一议题。

上层阶级和公司控制

与整体财富分配，尤其是股票资产的集中度有关的研究结论可以显示，上层阶级成员如何通过家族所有权、家族办公室、控股公司以及投资伙伴关系等方式取得特定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有学者通过对公司董事社会背景的大规模调查，检验了上层阶级参与公司共同体的总体情况，调查发现，上层阶级董事在“谁任职？”这一权力指标中占据的比例过高，但由于这些研究没有继续跟进，因此本书将不再予以考虑。（Domhoff 1967, pp. 51-57; Dye 1986, p. 194）

家族所有权

此前章节在讨论公司共同体的早期历史时曾指出，美国的公司从未出现过主要由几个独立的家族所有的情况，相反，它们通常掌控在由投资人、银行以及其他类型的金融公司组成的团体手中。然而在今天的美国，家族公司比比皆是，当我们讨论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时，却往往忽略了它们的存在。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家族公司中，有212家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的私营公司，如果这些公司上市，其中很多将跻身美国财富1000强。

芝加哥普里茨克家族的例子显示了这些私营公司是如何组成更大的家族企业的。这一例证十分具有代表性，因为未来总统奥巴马在2004年从伊利诺伊州首次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得到了普里茨克家族几位成员的鼎力资助（将在第六章讨论）。普里茨克家族的核心产业是经营了三代之久的凯悦酒店集团，由于该酒店在全世界共有200多家分店，因此现在被称为全球凯悦。普里茨克家族还拥有一家工业企业集团、安可老年中心（生活协助中心体系），以及皇家加勒比海游轮公司25％的所有权股份。此外，该家族旗下还有一家房地产公司——普里茨克实业集团，同时拥有“停车位”（经营业务为机场附近的停车场）的多数股权。

2008年，普里茨克家族的领袖不得不将工业企业集团的大部分股权卖给沃伦·巴菲特（2011年美国第二大富豪），并将全球凯悦的少数股权卖给高盛集团（美国最大的金融公司之一）。此举是为了解决家族内两个年轻成员提出的诉讼。这两个成员认为他们的父亲、伯父以及堂兄滥用了他们的信托基金。该诉讼也暴露了普里茨克家族当时价值150亿到200亿美元的身家，这些财富隐藏在一千多家信托基金之中，其中有一些设置在境外。（Andrews 2003; Savage 2008a）

在上市公司中，有三份不同的研究报告详细证明了家族介入美国最大公司的程度。第一项研究使用了官方文献以及商业出版物上的（虽然不正式，却往往蕴含着更多的信息）调查结果作为资料来源，并以常规的5％的股份作为分界点。结果发现，20世纪60年代的前300家工业公司中，可能有40％都处于家族掌控之下。（Burch 1972）第二项研究中，公司数据交流所的一群研究人员对20世纪70年代公布的官方数据进行了分析，提供了1980年工业公司500强中大部分公司主要所有者的详细信息。报告指出，除了极大的公司以外，个人或家族持有大量股权的情况一直存在。在423家不受其他公司或外国资本控制的上市公司中，44％的公司主要股东是至少持股5％的个体或家族。然而，在50强公司中，这一数据要低得多，研究所及的47家公司中，只有17％的公司表现出主要家族介入的迹象。（Albrecht and Locker 1981）第三项研究关注的是1974年到1975年间最大的两百家非金融公司，其结果同样证实了，在最大的工业公司中，处于个体或家族管理之下的公司只占据了一小部分。（Herman 1981）

家族办公室

家族办公室是一个非正式机构，通过它，一个家族或一组家族的成员同意共享资源，以便雇用人来为他们就投资、地产规划、慈善事业，甚至某些情况下的政治捐赠等提供建议。家族办公室经常负责处理所有的金融交易、法律事务和个人需要，比如买戏票、租车等。（White 1978）一个家族办公室曾经为四个家族的三代成员管理了8.4亿美元的资产。（Konigsberg 2008）20世纪90年代，多家族办公室开始出现，通常而言，平均每个办公室可以为50个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家族提供服务。一项调查报告指出，2006年共有80家多家族办公室，处理的资产高达3050亿美元。（Hawthorne 2008）2012年，估计有3000至4500个家族办公室，大多数都管理着5亿美元以上的资产。（Ahmed 2012）

就公司控制的议题而言，家族办公室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能力上：维持对由家族上一代建立的公司的控制，或是接管其他公司。此类办公室的存在也与“众多子嗣继承股份必然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失去”这一观点相悖。家族办公室还能够将家族团结起来。他们有时会雇用专人代表家族在董事会中担任董事。2010年，多个家族办公室联合筹集了高达12亿美元的资金用以投资清洁技术。（Ahmed 2012）

20世纪70年代，一位社会学家对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和华盛顿州塔科马市的韦尔豪泽家族进行了研究，报告的一部分内容提供了关于家族办公室的最为详尽的资料。韦尔豪泽家族的巨大财富集中在木材业。这位社会学家收集了该家族历时五代的族谱，又采访了几名家族成员，最后认定，是一个名为“信托咨询公司”的家族办公室协助该家族在两家大公司中维持了其核心地位。这位社会学家指出，在这些公司担任董事的家族成员中，有些人并不姓韦尔豪泽，而家族办公室管理的股票足以维持对这些公司的控制。（Dunn 1980）

与“信托咨询公司”同在一所大楼办公的还有两家韦尔豪泽的控股公司。所谓的控股公司，指的是以购买股票控制其他公司为唯一经营目标的公司。这些控股公司为家族成员进行集体投资，同时也在家族成员创立的新公司中持有股份。虽然韦尔豪泽家族办公室主要致力于经济业务，但它还具有其他功能。该办公室同时为15家规模和目的各不相同的慈善基金会管理着账目，韦尔豪泽家族的成员主要通过这些基金会来捐款。该家族办公室还负责协调韦尔豪泽家族遍布于全国各地的成员的政治捐款。

家族办公室的经营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办公室决定同时为其他人进行投资，就可以履行法律程序，转型为另一种类型的投资基金会。相反，投资基金会也可以转型回家族办公室。拥有亿万家财的投资人乔治·索罗斯是民主党竞选活动的主要捐款人，他在2011年通过向非家族投资者返还资金的方式处理了索罗斯投资管理公司。而在此前的两年间，几位一度享有盛名的对冲基金操盘手早已创下先例。新的索罗斯家族办公室管理着240亿美元的资产。（Ahmed 2011; Ahmed 2012）

控股公司和投资伙伴关系

如果家族规模较小且关系紧密，只要通过控股公司就能行使家族办公室的经济功能。根据上一节的简单定义，控股公司只以购买股票控制其他企业作为经营目标。和家族办公室相比，控股公司的附加优势在于，作为组合实体，它们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买卖股票。由于它们是私营公司，因此只需要向税务机关申报它们的活动。

芝加哥的克朗家族在2012年的资产估值超过40亿美元，负责为其打理业务的是一家合并后的控股投资公司，名叫“亨利·克朗公司”。该公司管理的投资涉及银行、运输、油气、移动电话、家庭装修以及度假酒店等领域。克朗家族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证，因为21世纪初期，家族中的几位成员成为了奥巴马总统政治生涯的财政支持者（将在第六章讨论）。克朗王朝由该家族的两兄弟于1921年创建，他们依靠一家销售建筑材料的公司起家，并在1959年利用该公司控股最大的军事承包商之一——通用动力。（Zweigenhaft and Domhoff 1982, pp. 27-29）此外，克朗家族还拥有摩根大通、希尔顿酒店以及洛克菲勒中心的部分股权。该家族的私有资产包括克朗高尔夫，该公司在七个州经营高尔夫业务。目前的家族领袖詹姆斯·S．克朗是克朗王朝创始人的孙子，他在摩根大通、通用动力以及莎莉公司担任董事，同时还是芝加哥大学校理事会的主席。掌控家族慈善基金会的是詹姆斯的妹妹苏珊·克朗，她是北方信托银行和伊利诺伊州工具厂的董事，同时还在耶鲁大学担任理事。

与家族所有权、家族办公室、控股公司以及大公司投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有关的诸多发现证明，很多公司仍处于几位主要所有人的控制之下。在第二章讨论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的收购案例显示，只要那些富有的投资人愿意，就可以随时获得声称是由经理人控制的公司，当然，除非他们遭到了竞争对手所有者的抵抗。（Bruck 1988; Stewart 1991）

然而，在各个经济领域最大的几家公司中，并不存在个人或家族大量持股的现象，无论是通过家族办公室、控股公司还是其他方式。它们最大的股东是银行信托部门、投资公司、共同基金会和养老基金会等，这些机构各自持有小部分的股票。访谈研究表明，在影响投资的公司的管理方面，银行信托部门和投资公司不会起太大作用。（Herman 1975; Herman 1981）那些受公司和其他私有实体掌控的养老基金会同样不会对管理问题加以干涉。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几家公职人员养老基金会和工会养老基金会（资产不超过所有养老金资产的20％到25％）曾一度试图在公司董事会小试身手。他们的行为使“投资人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公职人员和工会能够向传统所有者和管理层的特权发起挑战。（Useem 1996）然而，这一稚嫩的反抗几乎从未取得过成功，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黯然退场。2003年，《纽约时报》以对那些心灰意冷的领导者进行的采访为基础，将这场运动称为“不存在的革命”（Deutsch 2003）。（本书官网whorulesamerica.net上的《养老基金资本主义》一文详细记述了养老基金运动的兴衰史，同时追溯了诸多公共养老基金因与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和金融资本家牵扯不清所造成的损失。）

历经数代，美国最大的公司仍然处于公司高管、关心手中股票起落的营利金融机构和个体大股东的联合掌控之下，这些人在董事会中通常拥有自己的代表。然而，此类公司的日常经营权却属于首席执行官和他（她）在董事会的许多支持者。首席执行官和其他公司高管正是接下来两节将要讨论的主题。

公司经理从何处而来？

许多研究对大公司高管的阶级出身进行了探讨，有的甚至一直追溯到19世纪。这些研究最常关注的是高管父亲的职业。这些报告显示：“在所有的大公司董事和经理中，40％至70％都出身于商贾之家，而这类家庭在当时如凤毛麟角，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Temin 1997; Temin 1998; Useem and Karabel 1986; 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11 p. 2-4）。

然而，尽管大多数大公司高管都来自商人家庭，但仍有许多人出身中产阶级，在公司阶梯上不断攀爬。此类人的数目可能多少有些夸大，因为人们往往否认自己背景优越，而且我们又常常无法获得他们的学校和俱乐部信息。但是，即使是根据保守估计，他们在公司共同体内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在今天的公司中，来自上层阶级的首席执行官寥寥无几。这增加了专业经理人与上层阶级所有者和董事相区别的可能性，意味着公司共同体和上层阶级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隔阂。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简单地解释，为何大公司的高管中少有上层阶级成员。上层阶级基本不会介入大公司的管理业务，但原因与他们的教育、能力或经验水平无关。简单来说，如果没有特别的动机，富有家族的子女通常不会对这种需要在大官僚机构的公司阶梯上奋斗多年的职业感兴趣。他们更喜欢投身于金融领域、公司法领域，或是自己家族的产业，也有些人将时间用在管理自己的巨额财富和关注股市动态之上。这些追求赋予了上层阶级成员更大的个人自主权和更多运用权力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后，他们尤其受到华尔街的吸引，他们从那里获得的财富，比新政对高风险金融交易进行限制后45年间赚取的收益总和还要多。简而言之，许多上层阶级的成员成了通过投资基金获取利益的金融家，而不是忙于处理公司日常运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经理人。

同化地位上升的公司经理

这一节提供的证据将表明，地位上升的公司经理已被上层阶级同化，并逐渐具有上层阶级的价值观念，这一情况并未离间上层阶级与公司共同体，反而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职业经理人为自己和子女立下的目标使他们在言行举止、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融入了上层阶级。

不管高层管理者的社会出身如何，他们大部分都在少数几所私立大学和商业学校受过教育和培训。几份不同的研究报告表明，美国最大型公司的管理人员有三分之一毕业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而剩下三分之二则在得到捐款最多的十二所学校中的一所就读。（Useem 1980）正是在这些学校里，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接受了上层阶级和公司共同体价值观念，首次与上层阶级的男男女女混在一起，有时甚至能够接触到被树为楷模的上层阶级教师和管理人员。这一模式在商业研究所中得以延续，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加入公司之前都会到这些研究所就读。从在相同的学校就读这一方面来说，来自不富裕家庭的有色人种群体和向上流动的公司经理人的教育模式是相同的。（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06; 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11）

公司内部的一致性氛围使地位上升的经理人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被上层阶级进一步同化。复杂机构的高层决策中的云谲波诡和伸缩空间造成了一种局面，使得领导之间的信任变得至关重要。“对于信任的需要促进了社会一致性。”社会学家罗莎贝丝·肯特在一份经典的研究报告中这样写道（1993, p. 49），“现代大公司开始明确，管理工作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商数，”她继续写道，“这使得管理层在社交上十分严格；他们排斥社会异己，形成紧密的小圈子；使控制权掌握在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手中；他们强调服从的重要性，坚持在各方面无限忠诚；宁可选择交往中的自在和放心，也不愿费神和‘异类’打交道。”

在这种氛围之下，新的经理很快就明白，他们必须对上级表示忠诚，比如加班工作、让自己的衣着打扮符合上司的心意，并努力在态度和行为上与上司保持一致。无论正确与否，他们开始相信，为了在公司取得成功，他们必须成为“老同学网”的一部分。尽管提拔经理时，对能力有一定的标准要求，但这些标准要么模糊不清，要么无法操作，以至于大多数经理开始相信社会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些被公司内部圈子成功接纳的经理，还会被上级邀请加入能够使他们融入上层阶级的社交机构。他们最初通常会被邀请加入慈善或文化组织，在那里担当资金筹集人或是特殊活动的组织者。这些地位上升的经理人的夫人们，也通过这些组织首次体验到广泛接触上层阶级成员的滋味，而她们在社交上的受接纳程度，也是影响丈夫事业的一个因素。于是，对于这些处于上升期的经理而言，本章之前讨论过的社交俱乐部也成了参加社交活动的一个重要媒介。

向上流动的经理还通过子女的教育与上层阶级的成员建立私人关系。当他们的孩子到日间学校和寄宿学校上学时，经理们也会出席学校为家长举办的晚会或周末活动，参加募集资金的活动，有时还凭借自身的地位成为理事。事业成功的经理人的孩子融入上层阶级机构的事实还可以从他们就读的大学类型体现出来。一项针对向上流动的公司董事长的早期研究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只有29％的总裁毕业于常青藤联盟大学，但他们的子女就读这些院校的比例却高达70％。（Hacker 1961）

在社交上被同化的同时，地位上升的经理人在经济上也被上层阶级同化。这些同化机制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被称作“股票期权”，雇员有权利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任何时刻，按照期权被授予时股票的价格来购买公司股票。如果股价上涨，经理人经常可以在公司低息或无息贷款的帮助下，以当初的低价买进股票。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通过这种方式买卖股票所获得的收入只需缴纳15％的税款，远低于普通收入超过250,000美元（35％税率的起征点）时的税率。股票期权方案，加上薪水和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福利，使得高管的收入比普通工薪族每年的收入高几百倍。丰厚的报酬使向上流动的公司领袖凭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成为千万富翁以及公司共同体中重要的领导者。

上层阶级对职业经理人的同化还能够从他们对利润的重视程度中看出来，而利润是所有者最大的目标。这一点最直接地体现在他们管理公司的业绩上。曾有几项研究将所有者自己管理的公司与高级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公司相比较，发现它们在营利能力上并无差别。不同的公司营利能力各不相同，但这种差别似乎并不是因为上层阶级所有者和地位上升的公司经理在经济价值观念上有什么差异。

无论根据哪一个指标，向上流动的经理人的存在，并不会与上层阶级和公司共同体之间紧密关联的概念相冲突。就他们的财富、社会关系、价值观念以及对子女的期许而言，随着他们在公司内地位的上升，成功的经理人成了公司富豪的一部分。

阶级意识

将公司所有者和高管并入全国性的上层阶级的种种社会机制，不会受任何个体或家庭的存在或缺席的影响。家族在阶级结构中会兴起衰落，但上层阶级的社会机制却永远存在。在全国的上层阶级中，并非人人都认识彼此，但每个人都能够通过他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人建立联系，这要归功于共同的求学经历、在同一个度假地度过的夏天、同一社交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或是同一家董事会的董事资格。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刻，上层阶级都是一个由相互重叠的社交圈组成的复杂网络，而将这些社交圈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共享的成员和无数信任的纽带，相似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和生活方式造就了共同的文化风格和价值观念，信任由此而生。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上层阶级由数不清的面对面小团体构成，而随着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改变，这些小团体的组成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加入这些机构的人们通常会形成一种阶级意识，包括优越感、骄傲、特权感等情感，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是自己应得的。事实上，这种阶级意识是一种正当特权的社会心理，这种意识因共同的社会身份和人际纽带而不断强化。更重要的是，上层阶级拥有并控制着股票、债券、房地产等领域的营利投资，这一事实说明，上层阶级的所有成员可以被看作一个公司富豪群体。他们不仅仅关注自己公司或某个商业领域的利益，还会关注“投资气候”“股票和证券市场的健康状况”“利润率”以及整体的“政治气候”一类的议题。

除了少数加入自由派－劳工联盟和左翼运动的成员，上层阶级在与公司共同体整体福祉相关的议题上采取的是保守态度。正如导言指出的，上层阶级在社会议题上可能属于自由派或保守派，而且会因自己对政府的警惕程度而改变立场，但在反对工会的问题上，上层阶级却保持着出奇的一致，因为他们把工会视作他们财富和权力的主要潜在挑战者。这种整体阶级视角的倾向在政策规划网络（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中得到了运用和加强。这一网络内的组织依靠第二章解释的结构性（基于经济的）权力和本章证明的社会凝聚力，使上层阶级在极易产生误解和分歧的复杂的政策规划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换言之，对于公司富豪而言，共同的政策观点并非自然产生的。领袖们制定的政策应尽可能多地满足公司共同体中不同部门的需求，或是至少将那些不能照顾到的群体的损失减少到最小。接着，他们需要与政府进行沟通。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处理普通工人可能的抗议，后者除了一份工作、一套房子和获得教育认证（这一认证对他们的升职或许有所帮助）的机会外，几乎一无所有。

第四章

政策规划网络

共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凝聚力为政策共识的达成提供了起点，但如果没有研究、磋商和深思熟虑，它们本身不足以促成协议的达成。公司共同体面临的议题十分复杂，而经济体又过于庞大，因此，光凭共同利益和社会凝聚力，新政策是无法自然生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各种非营利、表面上无党派的组织对于公司共同体而言不可或缺。这些组织是政策规划过程的基础，公司共同体通过它们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整体政策偏好，并将自己的看法传达给两大政党、白宫和国会。这些组织以慈善基金会、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的形式存在，本书已简单定义过这些组织。

公司共同体和上层阶级的成员通过四种基本方式参与政策规划过程。第一，他们会为政策规划过程中的核心组织提供财政支持；第二，他们会为其中的某些组织提供各种免费服务，如法律、会计等领域的帮助；第三，他们会出任这些组织的理事，为其设定总体方向，并选择管理组织日常运作的人选；第四，他们会亲自参与政策规划网络中某些团体的日常活动，或是派助理前往以了解事情的最新进展。

政策规划网络还显示了，看似独立且经常提出新政策理念的专家是如何融入到权力平衡之中的。他们以雇员或顾问的身份在政策规划网络的核心组织中工作。这些组织为这些专家提供资金支持，赋予他们的工作以合法性，并为他们创造将自己的理念展示给决策者的机会。尽管公司共同体几乎垄断了大众传媒和政府眼中“受尊敬的”或“合理的”专家意见，但这些专家意见有时也会遭到质疑。政策规划网络中还有一些智库和倡导团体，它们的经费来源包括自由派基金会、富有的自由派人士、工会以及直邮筹款。部分自由派政策组织还会接受由温和保守派掌控的大基金的资助，这令极端保守派十分恼火。此外，大学研究机构中，还有许多学术专家不愿介入这些冲突。与媒体和个人传记中塑造的形象有所不同，在权力议题上，这些专家大多处于更为边缘的位置，因为媒体和传记总是倾向于关注那些新举措一出台就写文章表达不满或组织抗议的个体。

极端保守派的恼火表明，受公司资助的政策网络并非同质。温和派和极端保守派之间长期存在着分歧，这反映了公司共同体内部立场的差别。在许多社会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的眼中，极端保守派组织通常被贴上“大企业”的标签。在过去，他们反对扩大与欧洲和亚洲的贸易往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管制，反对政府各种社会保险的增长。极端保守派总愿意唱反调，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社会动荡中，他们在几个广受关注的开支议题上落败，这使得媒体评论员和一些社会科学家开始怀疑，公司共同体还能否对政府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在1975年至2012年之间，温和派和极端保守派之间大多数的分歧都得到了缓解，这是因为极端保守派认可了扩张贸易的必要性，而温和保守派则承认，必须削减政府在社会项目上的开支。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两派在外交政策上又形成了新的分歧。具有国际视野的温和保守派在该议题领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外交政策方面，他们属于多边主义者
。他们倾向于与盟国紧密合作，并尽可能地利用联合国的力量。他们认为，美国之所以在冷战中取得胜利，是因为它一边耐心地抑制苏联，等待苏联的非市场经济体崩溃，一边与苏联领导人在军备控制和其他领域展开合作。在参与国际事务时，极端保守主义者是武断的国家主义者
，他们倾向于无视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回避对外援助，乔治·W．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和其对联合国的轻视就是证明。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清楚地了解国家经济需要大调整，而武断的国家主义者却罔顾这一事实，认为美国赢得冷战是因为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增加国防开支，并为阿富汗圣战者提供武器装备以抗击入侵的苏联军队，从而迫使苏联加入到不可取胜的军备竞赛中，最终使其经济遭到摧毁，并在阿富汗战争中落败。他们认为，里根政府采取的这种先发制人的举措同样适用于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但结果却事与愿违。（Daalder and Lindsay 2003）

对于公司共同体中温和派和极端保守派之间的分歧，系统研究尚未发现唯一的根本决定因素。因此，两派之间分歧的根本仍是一个未解的难题。温和派组织通常由大型国际公司的经理领导，但也存在许多例外。而且，有的公司会同时支持两派的政策组织。有时也会出现同一个公司的高管部分属于温和派阵营、部分属于保守派阵营的情况。很明显，这一议题尚需更多的研究，且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尽管公司共同体成员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但共同的成员身份、彼此间的社交纽带以及所有政策群体之间数不清的关联，使两派政策组织的领袖在面对诸多分歧时倾向于寻求折中的政策。如果无法达成妥协方案，政策冲突最终会通过国会中的立法斗争来解决，我们将在第七章就此展开讨论。

考虑到后续信息，需要指出，不应过分迷信政策规划过程中诸多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尽管政策规划网络中的专家享有无可比拟的教育背景、资金支持以及媒体关注，但他们做出的错误决定比正确决定要多得多。专家们可能和其他人一样刚愎自用，无视那些不符合他们偏见的信息，也会像其他群体的人一样，容易因微妙的社会压力而达成共识。政策规划网络中的外交政策专家曾言之凿凿地表示，伊拉克能够轻松实现转型；而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曾笃定地认为，由于市场自我调节的性质，没有过多政府的监管，经济一样可以繁荣发展，这些情况无疑是我们观点最好的证明。

同样，21世纪早期，对于几个自由派经济学家提出的房价上涨过快的警告，政策规划网络中的知名专家置若罔闻。基于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历史经验，以及根据主流经济理论得出的可靠分析，自由派经济学家预测，如果不采取措施逐步化解泡沫，它们终有一天会破裂，造成消费需求大幅下降，进而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Baker 2009; Krugman 2012）

政策规划网络概述

政策规划过程通常始于公司董事会、社交俱乐部和非正式讨论，在那里，问题被称作需要新政策来加以解决的“议题”。这一过程以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终结。然而在这两者之间，由无数个体和机构组成的复杂网络，在使议题尖锐化、衡量各方案利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策规划网络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基金会、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

基金会属于免税机构，旨在向个人和非营利组织提供资助，以推动教育、研究和人文科学等方面的活动，资助穷人，维护珍稀园林和古老宅邸。基金会是上层阶级应对遗产税和所得税的变通措施，也就是说，它们是努力减小政府影响的另一种策略。实际上，基金会提供了一种手段，富人和公司借此能够自行决定如何花费他们免缴的税金，而这笔钱原本该由民选官员决定如何支出。基金会在20世纪初开始萌芽，而现在，它们已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政策的形成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金会每年为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提供的资金保证了组织的运作，但这和基金会对教育、研究、慈善以及文化组织的投入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对于华尔街人士来说，知识分子非常廉价，”一个政策研讨团体的资深研究员曾这样告诉过《纽约时报》的记者，“我的收入有时候还比不过一枚婚戒的价格。”（Bumiller 2008, p. A12）

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基金会包括基于石油产业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基于钢材产业的卡耐基基金会、基于福特家族汽车产业的福特基金会和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斯隆基金会。20世纪70年代后，又出现了一批实力雄厚的自由派或温和保守派基金，以及几家相对较小但高度统一的极端保守派基金会。除这几十家大型基金会之外，还有上千家小型家族基金会，富人可以通过这些家族基金会向地方或州一级的慈善事业和高雅文化提供支持。他们有时也会向自己担任董事的国家级非营利组织赠以5万到50万美元不等的薄礼。

智库
属于非营利组织，它们可以使各个学术领域的专家摆脱学术界多数成员日常生活中的教学、委员会会议、院系责任，而把时间都用于研究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上来。智库的经费来源包括基金会、公司和富人的捐赠以及政府合同的支持。它们是政策规划网络中讨论的新政策的主要来源。在社会学术语中，智库是“中间机构”，因为它们包含了“学术、政治、商业和市场”等各个方面。（Medvetz 2012a, p. 113; Medvetz 2012b）

政策研讨团体
是无党派组织。它们将公司经理、律师、学术权威、大学行政人员、政府官员和媒体专家召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诸如对外援助、国际贸易、环境政策等普遍性问题。各种规模的研讨团体提供了非正式且私人化的会议条件，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各类议题上各抒己见，还能够听到专家的意见。除了多个小组讨论外，这些组织还通过午餐演讲、书面报告、杂志和书籍上的立场声明等形式推动普遍对话。从整体来看，几个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类似于开放论坛，人们围绕当前主要议题持续地进行辩论。最后的结论会以摘要的形式出现在新闻报道之中，或是发表于年报、宣传手册和书籍之上，为公众所共享。

政策规划网络中的组织通过共同的董事和资金来源与其他组织和公司共同体联系在一起。图4.1展现的是这一网络的概貌，箭头表示的是（1）董事关联，（2）资金流动，和（3）观点和计划的流动。考虑到第七章将要讨论公司共同体是如何塑造政府政策的，这张图实际上展现了政策规划网络的“输出”到达政府层面的几种方式。

图4.1
政策流动图

从公司共同体／上层阶级经由政策规划网络最终到达政府

本章将重点关注基金会赠款的资金流动，但需要强调的是，它们为政策规划网络中的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提供的资金只占其年度预算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Staples 2012a）这是因为由富人和公司财务提供的捐款并不似基金会赠款一样易于追踪，基金会赠款需要申报给国家税务局，且通常会以概要的形式公布在基金会的年报之中。近几十年来，国家税务局的资料不断累积，纽约的基金会中心通过《基金会在线名录》使这些信息为公众所共享，人们可以在地方社区基金会免费查阅。与基金会捐款有关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系统地了解政策规划网络，因为这些信息由政府颁布，人们还可以轻松选取它们的有效版本类型。

政策规划网络中的各个组织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因为塑造政策方案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政策规划网络，但不同的组织在不同议题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此外，新机构会在新危机中诞生，而原有的组织若失去作用，其重要性也会降低。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日趋衰落的组织，本章随后将对其展开讨论。与1970年到1975年之间那场造成政策规划网络成员分化的冲突有关的最新报告清楚地表明，许多温和保守派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选择了更为保守的方向。这一总体“右倾”缓解了经济发展委员会带来的影响，因为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已经将他们的时间和金钱转投向政策规划网络中的其他机构。（Domhoff 2013）

公司与智库和政策团体之间的关联

我们可以依据《财富》500强数据库（第二章曾利用该数据库研究公司共同体），通过三步分析法，论证图4.1所隐含的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之间的重叠程度。首先，将46家智库和专业政策研讨团体（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董事添加到《财富》500强数据库中。在这一步，我们特意将六大商业团体的成员排除在外，目的在于观察智库和专业政策研讨团体与《财富》500强公司间是否存在直接的联系。分析的第一步证明，有9家智库和专业政策研讨团体跻身网络中最核心的15家组织，而大多数极端保守派和自由派智库则处于边缘位置，或是完全置身于网络之外。（Staples 2013）

在第二步中，我们再将六大商业团体（部分团体在政策规划网络中兼任研讨团队）添加到数据库之中。和我们根据第二章的结论做出的推测一样，其中的商业圆桌会议、美国商业委员会和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是扩增版数据库中最核心的三大组织。另三大商业团体则位列前25家最核心的组织排行榜，同时上榜的还包括第一步分析中的9家智库和专业政策研讨团体，以及10家大型公司。总的来看，在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的组合体中，552家组织里共有497家（占90％）彼此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一数据略高于第二章记录的《财富》500强中的关联比例（87.5％）。（Staples 2013）因此，本研究的前两步可以证明，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几乎完全融入了一个更大的网络。表4.1列出了包含《财富》500强公司、商业团体和智库的完整数据库中排名前40的组织。

表4.1
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合并体中排名前40的组织

*　尽管阿斯彭研究所通常被视为智库，但它不会发布经由公司认可的具体政策建议，最好将其看作综合讨论中心以及未来领袖的培训场所。

资料来源：Staples 2013

研究的第三步证明了商业团体相对于智库和公司共同体的集中性。它将美国商业委员会和商业圆桌会议的成员置于“自我中心网络”，以其为起点，判断在只使用271人的情况下（这271人可能只属于两个组织中的一个，也可能同时属于两个组织），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的合并体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还原。这一步研究发现，40％的组织都与美国商业委员会和商业圆桌会议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Staples 2013）该结果有力地证明了这两个商业团体的集中性，以及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在董事层面上的融合。

这些发现与对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早期公司董事的研究相一致，这些研究以相对较少的公司作为起点，得出的结论与上述发现相似。（Dolan 2011, Chapter 4; Moore, Sobieraj, Whitt, Mayorova and Beaulieu 2002; Salzman and Domhoff 1983）这些发现还与另外两项研究一致，这两项研究专门调查了1973年、1980年、1990年和2000年12家智库和政策团体的董事。（Burris 1992; Burris 2008）

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的重叠时间长达几十年，因此，我们可以更细致地观察基金会、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以证明这些组织是如何在20世纪和21世纪早期塑造重要的新政策的。

基金会

美国共有6.5万至7.5万家基金会，每年都有旧的歇业，新的加入，这其中只有几十家有财力、有兴趣资助与国家级公共政策有关的项目。基金会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根据基金会中心发布的具有权威性的《美国基金会指南》，2010年、2011年两年一万家最大的基金会中，大约有8300家独立
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全部由家族建立，为各种目的服务。它们多数属于规模相对较小的地方性基金会，每年捐款超过50万美元的只占10％。排在前列的基金会包括：微软旗下的盖茨基金会（在2011年捐款25亿美元）；沃尔玛旗下的沃尔顿家族基金会（捐款15亿美元）；福特基金会（捐款4亿2470万美元）；基于医药用品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捐款3亿5920万美元）。另外还有21个家族基金会捐款超过一亿美元。

2．这两年中，美国共有884家主要的公司
基金会，每年从赞助它们的公司那里获得大量经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司基金会的数量和重要性有了显著的增长，在2010年共捐出47亿美元。美国银行基金会以1亿9070万美元居于首位，紧随其后的是沃尔玛基金会（1亿6410万美元）、摩根大通基金会（1亿3380万美元）、通用电气基金会（1亿1120万美元）和埃克森美孚基金会（7220万美元）。

3．在地方层面上还活跃着446家社区
基金会，旨在扶持所在城市的慈善团体、志愿组织和特殊项目。社区基金会从包括独立基金会、公司基金会以及富有家族等在内的各种渠道获取资金。由公司高管和社区领袖组成的董事会为它们提供指导。在一些城市，如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是地方权力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Tittle 1992）新奥尔良的社区基金会由当地的增长联盟领导，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该市后，社区基金会成为帮助该市接收外来援助的主要渠道，而在重建过程中，新奥尔良则依照土地所有者、开发商和旅游业的偏好重新建造。（BondGraham 2011）少数较大的社区基金会也会向所在地以外的区域捐款，此类捐款通常是在富有捐赠人的授意之下，他们为了节约管理费用，在基金会内部又设置了另一个单独的基金会。

4．最后，还有291家专门资助某个博物馆、公园项目或艺术展览的基金会。这类基金会被称为运作型
基金会，与政策规划过程关系不大。运作型基金会旨在帮助公司富人控制艺术和高雅文化。

社会学家克利福德·斯特普尔斯（2013）对《基金会在线名录》中的数据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揭示了基金会对于政策规划网络中其他组织的重要性。在2003年至2011年之间，1260家基金会通过10,549笔个人捐款，向41个最著名的智库和专业政策研讨团体捐赠了19亿美元。然而，超过71％的捐款都来自最大的25家基金会。

首个针对基金会、政策研讨团体和智库之间关系进行的大规模研究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相关信息。研究人员首先调查了77个大型基金会样本，这些基金会中，有20家资产超过1亿，并将超过20万美元用于公共政策赠款。这20家基金会形成了一个由31家智库和政策规划团队组成的团体，它们都接受了三家以上基金会的赠款。（Colwell 1980; Colwell 1993）这一分析还显示，采取极端保守派立场的政策团体和智库与单独的一批基金会存在着联系。这些与极端保守派基金会有关的发现在另一项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借助纳税申报表该研究发现，12家基金会承担了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半的经费和其他知名极端保守派智库85％以上的经费。（Allen 1992）公司基金会同样会支持某些极端保守派团体，但他们也会向温和保守派组织提供资助。这一关系的延续性在另一项更大的研究中得到了证明，该研究调查了在2003年至2011年之间向各种极端保守派智库提供赠款的极端保守派基金会。（Staples 2013）

几项过去的研究已经证明，在那些向最核心的智库和政策团体提供政策性捐款的综合用途大基金会董事会中，有上层阶级和公司共同体的代表。例如，一项对20世纪60年代12家最大基金会的调查发现，半数的理事是上层阶级的成员。（Domhoff 1967, p. 64-71）另一项针对20世纪70年代政策网络与公司之间联系的研究显示，这12个基金会中，有10个基金会至少与201家最大公司有一项联系，大多数都有不止一项联系。（Salzman and Domhoff 1983）在那以后，由于董事会规模减小，人们争取性别、种族多样化的努力，以及增加其他国家董事等一系列原因，大型基金会与公司共同体之间的董事联系有所减少，2011年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名单就是很好的证明。

福特基金会的董事会共有13名成员，3位是公司高管，包括高盛集团的高级总监（他还是金融公司道富集团的董事，并在哈佛商学院授课）、索尼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索尼克公司是一家汽车餐厅连锁企业，总部位于俄克拉何马市，在43个州开设有3500家连锁店）以及印孚瑟斯的联合创始人（印孚瑟斯是印度一家全球软件技术服务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还有两位是投资顾问，其中一位是摩根士丹利的前任高级顾问。董事会成员还包括两位公司法律师，一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以及计划生育联合会、洛杉矶日裔美国人国家博物馆、得克萨斯大学布朗斯维尔分校的负责人。董事会最后一位成员是福特基金会的主席，他是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的前任董事。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13位董事会成员中，有9位活跃在商界，7位在多家《财富》500强公司担任董事、1位是南非一家互联网和手机大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小大卫·洛克菲勒是9位活跃在商界的董事之一，他父亲是美国大通银行（该银行后来成为摩根大通的一部分）前任主席。1991年，小洛克菲勒的族兄妹推选他担任家族“洛克菲勒金融服务”的主席，“洛克菲勒金融服务”是价值30亿美元的控股公司，该公司管理着家族拥有的股票、不动产利息和其他资产。另一位董事是尼日利亚财政部部长。剩下的三位董事分别为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的校长、前哈佛大学微生物学及分子遗传学教授（她在退休后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资深顾问）以及最高法院退休的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

基金会不仅提供捐款的资金来源，有时还会设立理事或工作人员认为必不可少的特别项目。基金会会在其内部创建特别委员会，或是寻找合适的机构承接这一项目。少数几家基金会对特定议题十分热衷，甚至在该议题上发挥了政策研讨团体的功能。福特基金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它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两大主要议题——环境问题和城市商业区试图向周边低收入街区扩张时引发的紧张局势问题——的讨论，这两大问题迄今尚未得到解决。

首先，福特基金会在创建和维系主流环保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几十年来，这些机构一直在环境运动中担当领袖。福特基金会在1953年召开了资源管理会议，随后提供启动资金，促成了首家也是最著名的环境智库“未来资源”的创立。这一组织将市场经济引入对环保工作的思考中，从而实现了新的突破。“未来资源”以及其他智库的经济学家证明，资源替代可以通过价格系统来管理，且就业岗位和环境规章两者只能择其一的主张不过是人们的错觉。他们同时指出，空气和水资源清洁领域同样有利可图。他们的工作使温和保守派确信，大多数环保提案都与当前的经济系统完全相容，这与极端保守派愤怒的呐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Alpert and Markusen 1980; Goodstein 1999）

20世纪60年代初，福特基金会投资700万美元，在全国17所大学建立了一个为期三年的生态项目，从而为控制农药和工业废物提供信息平台和人才储备。同时，基金会将大笔资金投入到大自然保护协会和奥杜邦学会的土地收购项目之中。它还通过资助市级环保委员会和国家环保基金会来推动环保教育和公民行动，后者由洛克菲勒家族创建，集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功能于一身。（Robinson 1993）部分受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1962）一书的影响，环境运动中新出现的激进派迅速超越了温和保守派预想的范畴，但大多数早期的草根运动都是由大基金会和这些基金会资助的环境组织推动和批准的。奥杜邦学会中一位读过《寂静的春天》初稿的生物学家后来表示：“卡森说得没错。”但他又补充道：“但她不是环境运动的创始人。只能说她引起了舆论的关注。”（Griswold 2012, p. 39）

20世纪70年代，福特基金会又通过另一种方式为环保人士提供了援助。该基金会资助了几家新成立的环境法律师事务所，后者利用法律系统迫使公司和市政府治理水资源、空气和土壤。实际上，基金会的领导还亲自创建了一家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该组织聘请了几位华尔街的公司法律师，还招募了一群立志投身于环境法的耶鲁法学院毕业生。1970年至1977年之间，福特基金会捐赠给该组织的资金高达260万美元，福特基金会还向洛杉矶的公共利益法律中心捐款160万美元，向环境保护基金捐款99.4万美元，向塞拉俱乐部法律辩护基金捐款60.3万美元。几十年后，这些组织中的许多年轻领袖都成为了环境运动的资深发言人。（Mitchell 1991; NRDC 1990）

在尼克松政府任职的主流环境组织的成员帮助环境法律师事务所争取到了免税地位。他们随后又主导了联邦政府环境质量委员会以及国家环境保护局的建立。事实上，这些机构的创建是绝佳的案例，显示了温和保守派如何制定出一些后来被视为公司共同体障碍的政策。与此同时，激进环保人士经常批评这些机构过于谨慎，在关键问题上妥协“投降”（Dowie 1995）。尽管福特基金会后来一直设有环境方面的资助，但主要都捐赠给了其他国家的环境组织，相比之下，它为美国环保组织提供的支持变得更为温和，因为这些组织已经有了牢固的基础。不过，包括公司基金会在内的几十家主要基金会已经接过了这份担子。

其次，福特基金会还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城市骚动问题上扮演了政策团体的角色，它设立了广泛的计划来解决城市更新和城市中种族关系紧张带来的种种问题。其中一个名为“灰色地区”的项目，成为了1964年约翰逊政府“向贫穷开战”计划的主要基础。“向贫穷开战”计划启动后，福特基金会立即捐出了上千万美元，支持内城的社区活动组织和有色人种群体，被迫搬迁的非裔美国人成为了基金会关注的焦点。（Domhoff 2013, Chapter 6 and 7）在那时，这些投资被视为鼓励暴动群体以非暴力和选举的形式来解决困难的一种途径。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骚乱逐渐平息之后，极端保守派却开始指责福特基金会支持他们所谓的“自由派实验”。然而，基金会仍继续提供此方面的资助，该举措被公司共同体中的温和保守派视作将有色人种群体吸纳到更大的社会之中的合理方法。（本书网站whorulesamerica.net上《内城中的福特基金会》一文详细记述了福特基金会在城市议题中扮演的领袖角色。）

基金会资金对于三家墨西哥裔美国人倡导组织而言也非常重要，这三家组织包括拉美裔全国委员会、美国墨西哥裔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以及工业区基金会在得克萨斯州的市级组织网络。这些组织都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动乱期，并在此后继续运作。通过分析这些机构在1991年至2000年这十年间提交给国家税务局的损益表，一项研究发现，大部分组织的所有经费基本上都来自少数几家基金会，这其中以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莫特基金会为首。此外，福特基金会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了拉美裔全国委员会和美国墨西哥裔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的创建。（Marquez 1993）

令人惊讶的是，工业区基金会分会没有接受任何地方或成员筹资。这一灵感来自索尔·阿林斯基，他强调，为保证地方志愿者领袖能够掌控基层团体，外来资金只能用于组织工作的初期。在该项目运作的七个城市中，除了两三个例外，大部分的组织经费都来自大型基金会或是当地企业，没有一家机构的经费主要来自周边机构。在设立跨宗教教育基金之后，这些基金会的资金急剧增长，该基金也成为基金会筹资的一大渠道。实际上，真正管理着得克萨斯州工业区基金会分会的是基金会雇用的组织者，而地方志愿者领袖仅仅在名义上掌控着这些组织。（Marquez 2003）

大型基金会对于这些团体的持久重要性在以下事实中得到了体现：2003年至2011年之间，美国墨西哥裔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共接受了来自56个基金会高达2710万美元的捐款，其中70％来自福特基金会（1020万美元）、英国石油公司（380万美元）、玛格丽特·凯西基金会（150万美元）、盖茨基金会（130万美元）这四家以及其他三家捐款超过100万美元的基金会。拉美裔全国委员会接受了来自79家基金会的捐款，数额高达9650万美元，其中85％来自22家捐款超过100万美元的基金会，排在前列的包括盖茨基金会（1620万美元）、美国银行基金会（1220万美元）、百事基金会（920万美元）、安妮·凯西基金会（550万美元）以及沃尔玛基金会（480万美元）。（Staples 2013）跨宗教教育基金会进一步扮演着得克萨斯州工业区基金会中间人的角色，正如表4.2中七大捐赠人名单所显示的。

表4.2
2003年至2011年间向跨宗教教育基金会捐款超过60万美元的基金会

*　这一组织由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捐款建立，2011年之前被称为开放社会研究所，后被命名为推动开放社会基金会。

资料来源：《基金会赠款在线名录》（2012）

2003年至2011年之间，基金会以不同的模式和力度资助了其他几家主要倡导组织。例如，福特基金会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的有力支持者，捐款累计达1320万美元。该基金还得到了其他几个家族基金会上百万美元的资助，以及纽约社区信托380万美元的捐款，但它很少收到来自公司基金会的资助。另一方面，公司基金会经常向其他两个拥护非裔美国人的组织“联合黑人学院基金会”和“城市联盟”捐款上百万美元以上，但和联合黑人学院基金会接受的来自盖茨基金会的6110万美元、来自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第10大家族基金会）的1140万美元以及来自克雷奇基金会（第12大家族基金会）的1070万美元相比，这一数额就不免相形见绌了。

公司基金会同时避开了女性倡导组织，后者的经费大多来自家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曾向女士基金会捐款1330万美元，凯洛格基金会（第6大家族基金会）则为女士基金会提供了380万美元的资助。而一直承受着来自极端保守派压力的计划生育联合会，四个家族基金会是它的主要资助者。排在第一位的是第9大家族基金会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该基金会以投资人沃伦·巴菲特亡妻的名字命名，由他们的女儿负责打理。第5大和第7大家族基金会休利特基金会和帕卡德基金会同样贡献了可观的捐款。这两个基金会都属于惠普公司旗下，该公司由威廉·休利特和大卫·帕卡德共同创立，在2011年美国财富500强中排名第11位。盖茨基金会是全美最大的家族基金会，比其他基金会高出许多数量级，该基金会同样捐赠了大笔资金。表4.3呈现的是这四家基金会提供给国家层面上的计划生育联合会的具体捐款数额（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还向计划生育联合会在各州、地方和国际上的分支机构捐款上千万美元）。

表4.3
四家大型家族基金会向计划生育联合会捐赠的资金数额

资料来源：《基金会在线名录》（New York: The Foundation Center 2012）

福特基金会支持有色人种、低收入儿童、女性等弱势群体以及环境运动，这些做法使别人误以为福特基金会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了一个“自由派”组织，尽管当时董事会由公司人士支配，包括福特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亨利·福特二世。实际上，这一论断是将自由主义与温和保守主义混为一谈了，后者支持的是不会对阶级结构构成挑战的改变。融入到当前的体制中是一码事，改变公司共同体及其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权力平衡则是另一码事。

福特基金会在与阶级冲突有关的议题上采取的截然不同的立场证明了这一差异，从福特基金会对反工会化运动的支持就可看出这一点。例如，1967年福特基金会因资助了一个对工会持否定态度的智库研究项目而卷入了一场与公职人员工会的冲突中。接着，在1970年，福特基金会向三家由政府管理人员组成的组织——美国市长会议、全国城市联盟和全美县级协会——捐款45万美元，建立了劳资关系服务局，该组织旨在帮助政府管理者处理与组建工会相关的事宜。一年后，在福特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的资助下，这一组织又成立了全美公共雇主劳工关系协会。（Miller and Canak 1995）这两家组织的出版物就如何阻止工会组建以及如何打击残存的罢工提供了建议。它们提议将公共服务承包给私营企业以避开工会和减少工资成本。福特基金会这种反对公职人员工会的立场，与所有大基金会对劳工运动敬而远之的态度是一致的。（Magat 1999）

正如这一节的系统数据和几个微型案例所显示的，作为资金来源和项目发起者，基金会是政策规划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常规的看法相反，它们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为慈善机构和“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提供资助。从起源、领导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基金会其实是公司共同体的延伸。

智库

政策规划网络中，最持久的研究和头脑风暴通常在各种智库中进行。新的提案在经过其他专家批评之后，被专家们拿到政策研讨团体中，供公司领袖讨论、修正和采用。几十家智库中，有些只在一到两个议题上高度专业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城市研究所、国家经济研究所、兰德公司、大西洋理事会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来自附属于大学的研究所和中心的教授有时也会为智库的工作提供建议，尤其是外交关系领域，但这些大学研究所并不属于政策规划网络，这将在下一节得到解释。

三家知名的综合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在华盛顿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布鲁金斯学会是三者中历史最为悠久、也最受推崇的智库，它创立于1927年，由三家机构合并而成，其中一家机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6年。布鲁金斯学会早期的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基金会，20世纪30年代，它主要依靠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来源提供的少量捐款维持运作。布鲁金斯学会采取的是中立立场，2010年，它在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组合体的中心度排名中位列第四。布鲁金斯学会在2003年至2011年间共接受了1亿6420万美元的基金会资助，2010年的预算达9000万美元。与之相比，极端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心度排名第13位，2003年至2011年间共接受了5620万美元的基金会捐款，2010年的预算达3000万美元。而更激进的极端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在整个网络中排名第321位，但不管是接受的基金会捐款（7780万美元）还是预算（2010年达8000万美元）方面，传统基金会都远超过它的极端保守派对手美国企业研究所。（Staples 2013）

布鲁金斯学会有时会被说成是一个自由派智库，这一误解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学会中有几位自由派成员，同时极端保守主义者又在媒体上过分地抱怨。布鲁金斯学会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出谋划策的事实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成见。
〔1〕

事实上，布鲁金斯学会一直属于主流派或是右派。尽管学会的一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曾为民主党建言献策，但他们同时也是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中公司温和派的重要顾问，且1975年，正是同一群经济学家对政府政策进行了抨击，后来证明，这些政策是由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雇员提出的。（Peschek 1987）

汉密尔顿项目是布鲁金斯学会在21世纪头10年的中期最受瞩目的工作，它以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名字命名，旨在对未来的民主党政府产生影响。2007年，该项目聘请了金融公司的领袖、经济学家和几个智库的政策专家，就经济增长、联邦预算、国际贸易等议题撰写报告。汉密尔顿项目得到了布鲁金斯学会当时一位知名理事的赞助（他是高盛前董事长，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了四年的财政部长）。这一项目的几位参与者后来为奥巴马2008年的经济转型团队提供咨询服务，团体中的两位经济学家还在奥巴马成为总统后被任命为白宫幕僚。

美国企业研究所成立于1943年，最初只是美国商会的附属机构，一直缺乏资金和影响力，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所好转，当时，一位前商会雇员通过夸大布鲁金斯学会的自由主义倾向来游说公司经理建立一家新智库。1972年，福特基金会向他提供了30万美元的资助（相当于2012年的170万美元），他的工作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推动。但是，正如上文所显示的，美国企业研究所接受的基金会资助仍比布鲁金斯学会少很多，且它在2010年的预算仅为布鲁金斯学会预算的三分之一。

传统基金会诞生于1974年，是华盛顿智库中最年轻且最著名的一家。有人误认为它反映了当前公司共同体的立场，但传统基金会实际上是少数继承了大量财产的极端保守派人士创建的。极端保守派创建者中最重要的就是库尔斯家族的成员，他们拥有以家族名字命名的啤酒公司。（Bellant 1991）捐款数额紧随其后的是梅隆家族产业（匹兹堡的梅隆家族从19世纪开始积累了大量财富，其产业涉及铝业、钢材业和银行产业）的主要继承人理查德·梅隆·斯凯夫，他曾在传统基金会担任理事。

与美国企业研究所不同，传统基金会一般很少聘请知名专家，也无意在学术界或政策圈树立权威。相反，传统基金会雇用的是年轻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愿意攻击政府的一切计划，质疑所有政府官员的动机，指责他们是官僚帝国的建造者。这一方法虽没有让传统基金会赢得华盛顿同行的喜爱，却让传统基金会的成员获得了里根、乔治·H. W．布什以及乔治·W．布什政府中的二级幕僚职位，这一职位需要人手来实现他们的反政府主义目标
〔2〕

。讽刺的是，传统基金会20世纪90年代初的报告曾提出一个与医疗保险有关的实质性想法，该想法最终被一项医疗保险计划采纳，由米特·罗姆尼在2006年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签署。该方案要求马萨诸塞州所有成年人必须购买医疗保险，旨在推动建立覆盖全民，且保险公司认为切实可行并有利可图的私人保险计划。在保险公司的坚持下，这一规定成为2010年通过的《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奥巴马医改”）的关键特征，但此时所有极端保守主义人士都对这一想法提出异议，并一致拒绝该提案。（Quadagno 2012）

美国权力冲突中大学的多元角色

在美国排名前一百位左右的大学中，共有上千家研究所，成员人数从几人到上百人不等，大学研究所培训的专家很多都成为了智库的雇员。这些大学研究所中的一些教授也会在智库担当顾问，或是参与到政策研讨团体之中。因此，大学似乎应被视为政策规划网络的一部分，但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大学在美国权力结构中扮演的复杂角色。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的，大学是权力平衡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培育未来的领袖，训练为智库工作的专家。尤其是少数几所知名的私立大学，如哈佛、耶鲁、斯坦福以及芝加哥大学等，这些学校能够获得巨额的资助，从而为学校的项目和学生提供支持。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顶尖私立大学和许多大型州立大学的董事大多来自公司共同体和上层阶级，自20世纪初期以来，许多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例如：Barrow 1990; Pusser, Slaughter and Thomas 2006）。

然而，大学并非政策规划网络的一部分，因为在大学中，直接参与到政策规划过程之中的研究所只有特定的几家。另外，大学的教职工和学生群体在学术和政治倾向上过于分化，因此，除非他们受雇于政策制定网络中的公司或组织，否则不能把他们看成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再者，在一些人文科学院系中，少数教员还是自由派－劳工联盟的支持者，或者自身就是各种类型的左翼人士，加上许多共和党领袖和极端保守派基层活动家对科学和大学大加批评，导致一大批的教授向民主党提供竞选资金。此外，为鼓励学术自由而实行的终身教职制度对高级教职员工起到了保护作用，使他们不会被随意解雇，这也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董事和行政人员。全国性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其他教职工组织积极地捍卫着这一终身教职制度和其他教职工权利。

并非所有知名大学的毕业生都立志于加入公司共同体或政策规划网络。少数人成了自由派－劳工联盟中的活动领袖，他们中有些是一毕业就立即投身于此，有些则是在商界工作过以后。比如说，一直致力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拉尔夫·纳德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法学院。而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为政策研究学会（华盛顿一家左翼智库）的建立提供大部分经费的也是一位富有的哈佛毕业生，在投身自由主义事业之前，他曾是华尔街的一名投资银行家。（Warburg 1964）大卫·德林杰（他的父亲是一位公司法律师和和平主义者，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曾多次领导过反战运动）将他的自传命名为《从耶鲁到监狱》（1993），这一书名彰显了这些成为美国左翼领袖的常青藤毕业生的义无反顾之心。联合工会（一家服务人员工会，在2011年共有23万名成员）的主席约翰·威廉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投身于工会运动，当时，他曾试图将母校耶鲁大学的雇员组织起来，而耶鲁大学对工会则一直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换言之，大学不仅为公司共同体，还为公司共同体的对手提供了资源和人才。近几十年来，公司开始资助或受益于大学在自然科学、信息科学和工程等领域进行的研究，许多科研领域几乎完全被公司接管，以至于考察这一现状的书籍将“大学资本主义”“大学股份有限公司”一类词用作标题。（Greenberg 2007; Washburn 2005）而对激进的自由派和左翼人士来说，大学是更为重要的政治基地，无论是在教职工还是学生群体当中，这一基础作用都远胜公司共同体。事实上，包含公立高中和图书馆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也许是美国自由派最重要的制度化基地。教育系统还是自由派－劳工联盟中最大的两家工会——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的基地（2011年，这两家工会的成员人数分别为320万人和200万人），这也是为什么极端保守派开始将契约学校和教育券作为削弱教师工会的可能途径。

鉴于这些复杂的因素，将大学看作美国阶级以及社会议题冲突双方的培训基地似乎更为恰当。因此，只有那些在政策规划网络中帮智库工作，或是担任政策研讨团体顾问的大学专家才与权力平衡中公司一方有关。即使是这样，他们中仍有很多人或因个人选择，或因不被公司领袖看重，而只扮演临时性的角色。只有那些在政策规划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专家才能成为公司富豪领导团体的一部分，本章最后一节将对此进行讨论。

政策研讨团体

从很多方面来看，政策研讨团体都是政策规划网络中的关键，因为政策研讨团体在公司共同体中发挥了以下几项重要功能。

1．政策研讨团体提供了一个场所，在这里，公司领袖可以听取智库和大学研究所专家的介绍讲解，并向专家请教，从而熟悉一般性政策议题。

2．政策研讨团体提供了一个论坛，在这里，人们可以探讨温和保守派和极端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并达成妥协，研讨团体中两派的专家都会出席，自由派人士或大学教授有时也会参与到某些议题之中。

3．政策研讨团体为未来的领袖提供了非正式的训练场所。正是在这些机构中，公司领袖能够非正式地决定，哪些成员适合为政府服务，哪些成员适合作为发言人去应对其他群体。

4．政策研讨团体提供了非正式的招聘平台，用以判断哪些政策专家最适合担任公职，无论是作为从政的公司领袖身后的幕僚，还是自己担任高级职务。

此外，对于社会其他部分而言，政策团体也扮演着三大重要角色。

1．政策研讨团体将其成员塑造成不苟言笑、经验丰富且能够胜任政府工作的形象。之所以能建立这种形象，是因为在这些团体的描述中，成员会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参与无党派非营利组织（这些组织是经过团体精挑细选的）的工作。

2．政策研讨团体将公司共同体关心的问题、目标以及期望传达给年轻专家和教授，这些年轻专家和教授希望通过获得资金会资助、受邀在智库工作或参与政策研讨团体来发展自己的事业。

3．政策研讨团体试图通过书籍、期刊、政策声明、媒体发布会、发言人等渠道影响华盛顿以及全美的舆论环境。这一点将在下一章讨论舆论塑造网络时得到进一步的阐释。

这一节余下部分将简要描述五大政策研讨团体的起源和活动。讨论按时间顺序展开，将展现出在新的议题出现时（尤其是在危机之中），这些团体是如何应运而生的。实际上，与它们的活动和成功有关的描述，从公司富豪的角度记录了1900年至21世纪早期美国主要权力斗争的历史。按时间顺序展开讨论还可以顺便解释公司共同体中温和派和极端保守派之间政策分歧的本质。

全美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

全美制造商协会（NAM）成立于1895年，是首个将该领域大部分新兴公司共同体包含在内的全国性组织。协会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美国产品的海外销售。为实现这一目标，协会的首任主席力图避免任何有关劳资问题的讨论。然而，当反工会雇主在三人角逐中赢得主席职位，并于1903年接管了协会之后，该机构迅速转变成美国最大、最知名的工会反对者。在试图利用劳资谈判协议创建“幸福时代”的短暂尝试失败后，全美制造商协会开始为许多工业部门提供协调和战略建议，此举重新点燃了他们与工会组织者之间的战火。紧接着，制造商协会又创建了一个参谋班子，为理事会提供建议、草拟报告，使协会有机会在更广泛的政策议题上表明立场（立场通常较为保守）。此时，全美制造商协会既是一个政策研讨团体，又是一个贸易协会。由于该组织具有极端保守主义倾向，理事会放弃了扩张海外销售的初衷，逐步将其重心转向为会员公司开发美国市场。

美国商会创建于1911年，旨在为更大范围的企业主（而不仅仅局限于制造商）协调利益，并对零售企业的需求予以特别的关注。美国商会的一位主要创建人是波士顿一家大型百货商店——“威廉·菲勒尼百货商店”的老板，这位自由主义人士关心的问题反映了商会的早期方向。和全美制造商协会一样，美国商会创建了许多委员会来讨论具体政策问题，其中一些委员会对大萧条初期的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应对措施表示了支持。然而，到1934年春，商会却成了罗斯福新政的全面反对者，这一做法违背了美国商会自由派创建者的意愿，后者对新政怀有高度热忱。自开始反对新政后，美国商会基本上都表现出和全美制造商协会极其相似的立场，只有偶尔几次例外。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是由一群具有国际视野的银行家和大公司领导于1921年共同创建的，在当时，全美制造商协会将视线转向国内，开始关注工业公司的利益，而美国商会则越来越重视本地企业和零售业。致力于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律师、外交官和学者纷纷加入了该组织。外交关系委员会成立的原因之一是，委员会的领导者对一战后政府签署的和平协议感到失望。此外，这些领袖还希望与全美制造商协会内部形成的国家主义，甚至是孤立主义倾向进行对抗。在20世纪20年代，全美制造商协会曾支持设立高关税，目的在于保护美国工业家不受国外竞争的影响。外交关系委员会意图扩大美国在欧洲的金融利益和公司利益，这一计划遭到了全美制造商协会的反对，致使公司共同体中的政策分歧又持续了五十年之久。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其他国际主义组织在20世纪20年代陆续输掉了大部分贸易和关税战争，《1934年贸易法案》是他们的首场重大胜利，该法案的实施，让行政部门取得了在贸易协定提交国会审批之前对协定进行协商的权力。（Dreiling and Darves 2011; Woods 2003）

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研究小组撰写的政策声明施加影响，这些由15至25位成员组成的研究小组把公司经理、政府官员、学者和军官召集到一起，对特定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通常一个月碰面一次，围绕访问学者（由某个基金会资助）或正式成员的讨论稿展开工作。此类研究小组的目标是将学者主持的讨论形成一份问题报告和一系列政策建议。这一小组最后形成的著作仅代表该书作者的个人观点，而不是委员会或是研究小组的意见，然而，这些书籍都是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赞助下出版的。研究小组参与者的姓名都被列在每本书的扉页上。此外，外交关系委员会还积极推动纽约、华盛顿的午餐演讲、晚餐演讲，并通过书籍、小册子及其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外交季刊》来鼓励对话、传播信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已有上百位成员被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委以职务，几乎每一任国务卿都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

外交关系委员会中最成功的研究小组为二战后的国际经济设定了框架。自1939年起，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委员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通过一整套讨论小组，对战后的国家利益做出了界定。五年间，这些小组召开了362场会议，与会的有近一百位顶尖银行家、律师、经理、经济学家和军事专家。研究小组中的学术专家还定期与国务院官员碰面。1942年，这些专家参与到国务院新设立的战后规划过程之中，每周提供两次顾问服务，同时也继续为“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工作。所有记录都表明，国务院在那时几乎没有多少规划能力。

研究小组向国务院呈交了上百份报告，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报告界定了美国经济在与西欧和日本保持和谐关系的同时，充分利用其资源所需要的最小地理范围，这一地理范围被称作“宏大地区”（Grand Area），包括了拉丁美洲、欧洲、大英帝国殖民地以及所有东南亚国家。东南亚不可或缺的原因是，该地区能够为英国和日本提供原材料，还可以作为日本产品的消费地。整合和保护这一宏大地区的水平决定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由此产生了建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计划，以及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越南被共产党掌控的决策。这一举措的目标是避免大萧条再次发生，同时增强政府对当时低迷的经济的控制。这一工作为未来三十年美国经济支配世界提供了框架。（Domhoff 1990, Chapter 5, 6, and 7; Shoup 1974）

在诸多对未来产生影响的政策研究中，一份关于2004年美伊关系的报告（《伊朗：是思变求新的时候了》）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该报告呼吁以协商的方式解决持续的冲突。2004年研究小组的领导人之一罗伯特·M．盖茨（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后在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担任校长），继续在国会授权建立的、由两党成员组成的伊拉克研究小组中扮演核心角色，他在2006年提出了类似的协商建议，呼吁美军分阶段撤出伊拉克，通过与叙利亚和伊朗进行协商来结束战争。尽管美国对伊朗和伊拉克的政策数年都没有改变，但在研究小组的报告出炉后不久，盖茨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后来再次被总统奥巴马委任以该职务，直到2010年退休。

几项过去的研究证明了外交关系委员会与上层阶级和公司共同体之间的联系。例如，1969年，委员会22％的成员都任职于至少一家《财富》500强公司的董事会。对201家大公司董事进行的研究发现，其中125家公司与外交关系委员会存在着293处关联关系；23家最大的公司和银行中有4位以上的董事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Domhoff 1983; Salzman and Domhoff 1983）

外交关系委员会2011年的37人董事会反映了它与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其他部分之间持续的联系，委员会在公司／政策数据库组合体中排名第10位。（Staples 2013）16位董事至少在一家公司董事会任职，将委员会与全国14家公司联系到了一起，这其中就包括与联邦快递、IBM和大都会人寿之间的2个关联。外交关系委员会还和3家金融公司存在联系，包括高盛和凯雷集团。此外，外交关系委员会有4位董事是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的董事，3位董事是美国商业委员会的董事，1位董事是商业圆桌会议的董事，这体现了委员会在整个政策网络中的中心位置。外交关系委员会还与智库存在几处董事关联，包括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4个关联，以及与布鲁金斯学会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各3个关联。其董事会还包含两位前国务卿（一位来自克林顿政府，一位来自乔治·W．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的前任财政部长以及几位学者。

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成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其成员数由几十人增长到几百人。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左翼和右翼批评的回应，委员会规模进一步扩大，吸收了更多的政府官员，尤其是外交官、政治家、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国会委员会的助手，此外，委员会中女性成员人数和过去相比也有很大的增长。到21世纪头10年早期，委员会共有接近4500位成员，他们中大多数人只是接收报告，或是参加大型宴会。由于委员会规模过于庞大，其成员很难作为一个团体来发表政策声明。此外，如果它试图这样做，它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作为中立的讨论场所协调纠纷的作用就会被削弱。

美国商业委员会

美国商业委员会是政策规划网络中一个独特的机构，因为它与政府保持着紧密而正式的联系。美国商业委员会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最初被命名为工商咨询委员会，作为半政府性质的咨询团体，该委员会就很多政策议题提供建议。在新泽西通用电气和标准石油（现更名为埃克森美孚）董事长的领导下，该委员会的成员在20世纪最重要的两项立法中发挥着中心作用，即1935年通过的《国家劳工关系法案》和《社会保障法案》。就《国家劳工关系法案》而言，1933年，工商咨询委员会的领袖提议与工会领袖举行会议，解决因新政造成的工会组织意外激增的问题。工商咨询委员会随后建议成立全国劳工委员会，委员会将包含6位公司经理、6位工会领袖，以及当时著名的自由派参议员——来自纽约的罗伯特·F．瓦格纳。（Mcquaid 1979; Mcquaid 1982）

借助于通用电气董事长起草的五步流程，全国劳工委员会在成立后的几周内就在平息罢工活动方面取得了多项进展。这个五步流程包括：（1）罢工需立即结束；（2）雇主需恢复罢工者的职位，对他们一视同仁；（3）在全国劳工委员会的监督下，工人通过秘密投票来决定是否选择工会作为他们的代表；（4）若工人投票决定由工会出面，雇主需同意与他们的代表进行集体协商；（5）未能通过协商解决的所有分歧将提交到仲裁委员会或全国劳工委员会进行裁定。然而，由全美制造商协会的极端保守派领袖管理的几家大型工业公司立即否认了全国劳工委员会的权威，使得瓦格纳参议员要求在全国劳工委员会短期任职的改革派公司法律师和常青藤大学的法律教授以原来的条款为基础，起草出一份更强硬的法案。

立法提案包含这样一项条款，规定只要过半数的工人通过，工会就有权代表公司的所有工人。这一改动遭到了工商咨询委员会成员的一致拒绝，因为他们希望和过去一样，能够单独地与行会和产业工会交涉。然而，尽管他们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并为此积极进行游说，新法案最终还是得到通过，为此后三十年工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Domhoff and Webber 2011, Chapter 4）《国家劳工关系法案》之后的发展将在第七章、第八章讨论。

就《社会保障法案》而言，工商咨询委员会，又是在新泽西通用电气和标准石油董事长的领导下，成功创建了完全符合自身喜好的养老保险计划。基于前十五年在私人养老金方面积累的公司经验，加之来自当时著名劳动关系智库的社会保险专家的帮助，工商咨询委员会的领导人将他们的养老保险计划立足于三项原则之上，这三项原则在所有公司温和派眼中十分重要，即：（1）为维持劳动市场中的既有价值，福利水平应与工资挂钩；（2）政府不会从一般性财政收入中拨款；（3）雇主和雇员都需向系统支付一定的费用，以减少公司在纳税方面的负担。此外，公司支付给保险系统的款项不会被收税。（Domhoff and Webber 2011, Chapter 5）（在本书网站whorulesamerica.net上，《公司温和派是如何创建〈社会保障法案〉的》一文介绍了《社会保障法案》的起源、实施、效果，包括1980年以后公司温和派是如何对此法案加以限制的。）

在与肯尼迪政府的商务部长产生争执后，工商咨询委员会在1962年放弃了它半政府性质的身份，更名为商业委员会。商业委员会成为了一家私人组织，可以为联邦政府所有部门提供服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白宫。自那时起，商业委员会和政府官员的常规会议大多都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下进行，会议地点通常设在距华盛顿60英里（约100公里）的昂贵的度假酒店。会议进程中，商业委员会的成员会聆听政府官员的演讲，就时下重要议题展开小组讨论，接收成员的报告，并与出席会议的其他成员和政府官员进行非正式对话。商业会议中还穿插了各类社交活动，包括高尔夫球赛以及为成员、客人及其配偶举办的晚宴。会议、报告和社交活动的开销由公司领袖支付。此外，商业委员会的成员还经常在白宫与总统及其幕僚会面。（Kubey 1973; Mcquaid 1982）

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

美国商业委员会的诸多缺陷，包括无法就广泛的议题形成成熟的政策声明等，促使它的领袖们在经济发展委员会（CED）的创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委员会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初，旨在协助规划战后的世界。领袖们主要有以下两点担心：（1）二战结束后也许会再次出现经济萧条；（2）如果他们不提出一份切实可行的战后经济计划，自由派－劳工联盟也许就会提出公司共同体接受不了的计划。

因此，经济发展委员会支持一个以商业为导向的凯恩斯经济模式，该模式认为，在经济衰退时，应采取减税、政府赤字，以及通过失业保险和福利待遇增加政府开支等措施。这与全美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的解决方案大相径庭，后者坚持通过减少政府开支和平衡赤字来应对经济衰退。公司温和派和极端保守派之间因国际贸易和《社会保障法案》形成的分歧因此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委员会的理事们坚决反对自由派－劳工联盟拥护的自由主义凯恩斯经济模式，该模式希望通过政府雇用失业工人和增加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政府开支来抵抗经济低迷。

尽管经济发展委员会在应对衰退和萧条时有选择地接受了凯恩斯主义政策，但委员会的理事们依然支持以最保守的方式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即由联邦储备委员会来提高利率，这一举措导致缩减需求过程中失业率进一步升高。因此，他们反对自由派－劳工联盟支持的自由主义凯恩斯模式，该模式认为，应通过增加富人纳税以及减少政府开支来应对通货膨胀。换言之，自由派－劳工联盟的领袖们希望通过降低高收入群体的购买力，而不是通过增加失业率，来缩减需求。自由派－劳工联盟进一步主张，这一措施还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款，使政府有能力偿还联邦债务。显然，经济发展委员会中的公司温和派和自由派－劳工联盟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涉及经济政策，还与权力问题有关。

经济发展委员会最初包括100至200位公司领导人，后来又吸纳了少数大学校长。此外，它还聘请了顶级的经济学家和公共管理专家担任顾问为其进行研究工作，他们中有很多人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担任顾问，尤其是白宫的经济顾问委员会。（Domhoff 1987）20世纪60年代，面对全美内城区的骚乱分裂和大学校园内的反战示威，经济发展委员会的领袖们在国内议题上变得愈发保守。1970年，经济发展委员会在报告中呼吁，应推动竞选财务改革以保证制度更加透明，且应大力改善社会福利项目，包括为无成年就业者的家庭提供保障性年收入。（CED 1968; CED1970a; CED1970b）

然而，经济发展委员会的理事在支持各种政府社会福利项目的同时，又重新对工会和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发起了攻击。在劳工议题上，经济发展委员会变成了强硬派，指责工会造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是由引发公司成本上涨的诸多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顾客需求远高于现有产品和服务。比如说，更高的原材料价格就可以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形成。但经济发展委员会认为，持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才是迄今为止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最重要的原因。同时，对是否使用自愿遵守的政府工资和物价指导线来应对通货膨胀，理事们各执一词，因为更为保守的成员担心，此类指导线可能会导致政府控制工资和物价。围绕是否建立由白宫掌控的小型规划机构的提议，理事们同样莫衷一是，最保守的理事对此表示拒绝，担心此举会为自由派－劳工联盟提供获得权力的机会。

由于这些内部冲突，20世纪70年代初期，许多公司减少或取消了对经济发展委员会的资助。委员会的主席不愿继续解决纠纷，选择提前一年退休。一些受其雇用的专家遭到了强硬派猛烈的个人批评，其中一位甚至被指责对共产主义太过宽容。此后，委员会很少邀请自由派专家参与政策讨论。强硬派拒绝在未来的政策声明中加入工资与物价指导线，重申提高税率才是控制通货膨胀的唯一可行途径。他们还呼吁终止工会合同中的生活费用调整条款，因为随着工资购买力的降低，该条款实际上意味着通货膨胀的成本将由雇员来承受。（Domhoff 2013, Chapter 9 and 10）

经济发展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变化可以通过比较它在1971年和1979年发布的政策声明来证明。在第一份报告中，重点是公司的社会责任以及公司与政府联手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性。而20世纪70年代末的报告则强调限制政府在市场体系中作用的必要性。第二份报告忽略了经济发展委员会在1974年之前解决的所有社会议题。尽管1979年研究与政策委员会的四十位成员中，近一半1971年也在该委员会中，且签署了早期的政策声明，但最终还是出现了这些变化。（Frederick 1981）这一证据充分地证明，随着20世纪70年代环境的变化，温和保守派在许多议题上开始与极端保守派站在一起。

商业圆桌会议

基于经济发展委员会内部严重的立场分歧，以及与工会的斗争中进一步与白宫和保守派同盟展开合作的需要，商业圆桌会议于1972年创立。新成立的商业圆桌会议由公司共同体中不同领域的首席执行官组成，吸纳了劳工法改革委员会和建筑业用户反通货膨胀圆桌会议委员会（两家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司团体，旨在于各种议题上对抗劳工组织）的领导人，经济发展委员会中的许多强硬派理事都在其中担任领袖角色。（Domhoff 2013, Chapter 10; Gross 1995, pp. 234-239）

正如网络研究所显示的，到1973年，商业圆桌会议一直处于政策规划网络的中心位置。（Burris 1992; Burris 2008）2000年，商业圆桌会议还吸收了许多海外公司美国子公司的高管，这体现了所有主要国家大公司的全球化。此外，商业圆桌会议在促进北美和欧洲国家合作上也发挥了关键作用。2005年，商业圆桌会议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欧洲和日本类似的首席执行官组织一道，成立了一家由500人组成的跨国组织“全球商业领袖发展联盟”，旨在监督、游说世界贸易组织（WTO）。（Staples 2012b）

商业圆桌会议的工作重点由政策委员会决定，该委员会每隔两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探讨当前的政策问题，建立专项小组来考察选定的议题，并审核专项小组提交的立场文件。专项小组按要求不应紧盯着某一个产业的具体问题，而应关注对商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议题。商业圆桌会议只有不到12位工作人员，没有能力自己收集信息。然而这并不是问题，因为设计该组织的本意就是让专项小组的成员利用自己公司的资源以及政策网络其他部分收集的信息。

20世纪70年代中期，商业圆桌会议开始涉足公共领域，通过游说活动，商业圆桌会议成功阻止了自由派－劳工联盟提出的建立消费者代表政府办公室的提案。商业圆桌会议还创建了清洁空气工作小组以对抗环保－劳工同盟，使环保－劳工同盟推动的从严修订《清洁空气法案》的提案在1980年至1990年之间一直陷于停滞状态。清洁空气工作小组提出，支持修正案的条件是环保主义者放宽或推迟实施某些标准，且接受以市场化方式交易排污许可额度。（Gonzalez 2001）商业圆桌会议也有不太保守的一面，1982年至1983年，它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里根政府的极端保守派，呼吁增加税收，以减少政府因此前实行减税措施而产生的巨大赤字。1985年它还呼吁减少国防支出。与其他商业组织一起，商业圆桌会议默默地反对里根政府中的极端保守派对平权行动的攻击，指出这一政策已证实对公司化的美国极有益处。商业圆桌会议还支持《民权法案》在1991年的些许扩展，这使它站到了美国商会的对立面。（Belz 1991; Vogel 1989）

在克林顿政府任期内，商业圆桌会议和美国商会、全国独立企业联盟联手，否决了1994年全国医疗改革的提案。（Mintz 1998）同年，商业圆桌会议又组织基层运动和强有力的游说，为公司共同体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上赢取了胜利。（Dreiling 2001）2000年，商业圆桌会议成功说服国会，给予了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法律地位，“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是同某个国家进行自由贸易的官方表达。为了这两项贸易协定，商业圆桌会议逐个州地组织公司共同体，同时与国会的议员建立联系。复杂的网络研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进行了上千次对比，证明了商业圆桌会议工作的影响力。（Dreiling 2001; Dreiling and Darves 2011）

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1994年和2000年的贸易协定遭到了大多数民众的强烈抵制。劳工组织、环保人士以及众多的自由派盟友同样对此表示激烈反对，因为所谓的“贸易”，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美国公司更加容易地将它们的生产设施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尽管这两项提案的支持者声称，他们本意是想将低成本的商品带给美国消费者，并帮助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但这些提案同时还削弱了残余的产业工会运动，确保了跨国公司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

自由派–劳工政策网络

美国还存在一个小型的自由派－劳工政策网络。它为自由派政治团体、工会以及政府中的自由派人士提供新的想法建议，以挑战公司共同体。与公司资助的机构相比，自由派－劳工政策网络中的组织相对较小，因此，网络中的部分组织同时还扮演着倡导团体和智库的角色。它们大多关注的是国内的经济政策。自由派－劳工网络中的一些组织会从工会那里得到部分财务支持，但每年接受的资金支持很少有超过几十万美元的。不过确切的数字不得而知，因为这些捐款来自不同的工会，且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对总额的统计也不甚积极。自由派政策团体还接收了来自自由派基金会以及少数主流基金会的资助。

自由派－劳工联盟还包含两家表面上相互独立的智库，即进步政策研究所和美国进步中心。事实上，正如大多数极端保守派智库附属于共和党一样，这两家组织附属于民主党。进步政策研究所最初是民主领袖委员会（DLC）的下属政策部门，民主领袖委员会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是一家中间派民主党机构，旨在对抗自由派，并将民主党重新塑造成领袖们眼中的主流形象。这些温和派中有很多南方民主党人士，包括未来的总统比尔·克林顿，以及未来的副总统艾伯特·戈尔，他们两人都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过该组织的领袖，并通过该组织与将来竞选活动的资金渠道建立起紧密的联系。（Baer 2000）民主领袖委员会中的国会工作人员也成了民主领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共和党一方，政府和私营组织成员同样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后又成为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的二级顾问。

美国进步中心成立于2003年，由总统克林顿的前幕僚长约翰·波德斯塔创建，此前，他曾与兄弟合办了一家游说公司，并以合伙人的身份为诸如内华达度假旅馆协会、美国保险业协会等贸易团体提供服务，但这份工作最终使他感到厌倦。美国进步中心的初期经费大部分源于主要的民主党捐赠人，但美国进步中心很快得到了许多基金会的支持。到2008年年末，中心共有员工180人，每年预算达2500万美元。美国进步中心被看作传统基金会的制衡力量。中心的大部分政策分析师都曾为克林顿政府效力，而波德斯塔本人也在2008年主持过总统奥巴马的过渡团队。（Savage 2008b）表4.4显示了2003年至2011年间美国进步中心与其他三家更为独立的自由派智库获得的基金会资助。

表4.4
四家自由派团体以及在2003年至2011年之间为它们提供资助（单位：美元）的六大基金会

*　这些团体也从其他来源获得资助。

**　这些基金会也向其他团体提供资助。

***　这一组织由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捐款建立，2011年前名为开放社会研究所，后被命名为推动开放社会研究所。

资料来源：《基金会在线名录》（New York: The Foundation Center, 2012）

尽管自由派－劳工政策网络中的几家组织接受了来自大型中间派基金会和自由派基金会的资助，但它们与公司／政策规划网络组合体中心的距离在中心度排名上即可体现出来。中心度排名最高的新美国基金会位列第122位，排在后边的是第271位的经济政策研究所以及第356位的美国进步中心。得到最多基金会资助的自由派智库“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甚至不属于整个网络的一部分。

几家自由派智库与媒体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部分原因是，一些成员本身就是知名记者。然而，自由派智库媒体的曝光率不应被夸大。2011年，在所有媒体对智库的报道中，与自由派智库有关的报道只占20％，相比之下，温和派智库占47％，极端保守派团体占33％。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在前二十五家组织中排名第一位，媒体提及数达2475次，排在第二位的传统基金会被提及过1540次，而经济政策研究所排名第十位，被提及过602次。（Dolny 2012）

自由派团体不像其中间派和极端保守派竞争者那样常常受到关注，但它们在媒体中通常被塑造为公司政策提案的制衡力量。作为筹款活动的一部分，极端保守派人士在写给支持者的信中用危言耸听的语气断言，自由派－劳工联盟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这使自由派团体更受媒体瞩目。然而，正如第六章和第七章所解释的，在1939年至2012年之间，自由派将信息传递给大众的能力很少能够给他们带来胜利。

权力精英

与公司共同体中的大型公司和金融机构一道，政策规划网络中的基金会、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代表所有大型营利资产的所有者，为权力的运作提供了组织基础。这些组织的领袖也因此成为公司富豪的制度化领袖团体，力图维护那些造成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政府规章制度。

这一领袖团体被称作权力精英
。权力精英指的是在受公司共同体控制的营利和非营利机构中担任董事或理事的一群人，公司共同体控制这些机构的途径包括：股份所有权、财务支持、加入董事会，或是上述几种方式结合使用。权力精英的精确定义将受邀加入所在机构董事会的高层雇员包含在内，这对于研究公司对志愿组织、媒体、政党和政府的涉入十分有用。尽管权力精英是一个领袖团体，这一词语在本书中通常使用复数形式，以此来强调权力精英是一群个体的集合，内部也会存在政策分歧。他们会对同一个政府职位虎视眈眈，也有自己讨厌的对手，这些都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且往往掩盖了一般政策共识。换言之，权力精英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领袖团体。

权力精英的概念使我们能够将阶级视角和组织视角联系在一起，从而创建一个更为完整的美国权力理论。再次以公司为例，关键的一点是，阶级和组织视角之间的差别可以通过董事会会议解决，在这些会议上，富有的所有者和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同政策网络中的高级雇员举行会谈。第九章将进一步讨论阶级理论和组织理论的结合问题，并将其他主要理论与本书阐释的理论进行比较。

公司共同体、上层阶级和政策规划网络为权力精英的形成提供了组织基础和社会凝聚力。一个人可以属于其中的一个网络，也可以同属于两个网络或全部三个网络。我们可以将这三者想象成三个相交的圆，如图4.2所示，在数学中，这种形式被称作韦恩图，韦恩图有许多有用的特性，可以用来阐释人或事物之间复杂的关系。（Ruskey and Weston 2012）这个例图显示，并非所有处于这三个重叠网络之中的人都是权力精英。下一段做出的区分将阐明：并非所有支配阶级的成员都参与到治理过程之中，并非所有的权力精英都属于支配阶级；对于首次接触阶级支配理论的读者来说，这一点也许会令他们感到困惑。

首先，有些上层阶级的成员仅仅是上流社会人士，他们并没有在公司共同体或政策规划网络中的董事会任职。除了资助政策研讨团体和智库，或为政治候选人提供活动捐款以外，他们没有参与任何权力运作。第二，有些公司领导人的职位仅在董事级别之下，但他们既不属于上层阶级，也没有参与政策规划，他们只关注自己在公司共同体中的角色。最后，还有些政策专家，他们既不是上层阶级成员，也不是公司董事，他们只不过是权力精英的雇员，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做研究和写报告上。

现实生活中，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比图中三个相交的圆所呈现的更为紧密。尽管只有少数上层阶级男性成员在主要的董事会担任职务，但45岁到65岁的上层阶级男性成员基本都以活跃的投资家、金融家、公司法律师、私营公司领导或名誉总裁的身份隶属于公司共同体。另外，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许多地位上升的公司经理通过慈善活动或私立学校家长会等途径参与到一些上层阶级社会活动之中。最后，政策网络中的一些成员以专家或顾问的身份成为公司共同体的一部分，即使他们本身不会晋升到公司董事这一级别。换言之，公司共同体成为了一个集合，这个集合包含了三个重叠圈子中较年长的男性和少数女性（人数缓慢增多）。

图4.2
以多网络视角展示了权力精英是如何从公司共同体、社会上层阶级和政策规划网络这三个个体和机构的重叠网络中产生的。权力精英同属于这三个重叠网络，他们在公司共同体中的公司担任董事，或是在政策规划网络中的非营利组织担任理事。韦恩图中，虚线之内的范围即代表了权力精英。

对政策规划网络的客观评述

本章阐明，存在着这样一个政策规划组织网络，这一网络是公司共同体在融资和领导权方面的延伸，但这并不代表存在一个很容易达成一致的、完全统一的权力精英政策观。相反，本章表明，上层阶级和公司共同体创造了一套复杂且仅仅部分协调的机构和组织，他们常常因为哪些政策最符合公司共同体的首要目标而产生分歧。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他们之间的差异造就了痛苦和折磨，因为在争论时，他们总是把彼此间共同的预设——以及共同的敌人——视为理所当然。

然而，从社会－科学视角来看，重点在于各个机构——无论是温和保守派还是极端保守派——在政策建议上的观点的惊人相似。此外，福特基金会、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商业委员会、经济发展委员会以及商业圆桌会议取得的诸多政策胜利也应引起重视，尽管这些政策大多数都遭到了极端保守派的抱怨。事实上，公司温和派提出的政策建议塑造了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了二战后全球经济的扩张框架，推动了早期环保运动以及许多其他的项目，但他们无意间也促成了强硬的《国家劳工关系法案》的颁布，这令所有公司共同体成员都不甚满意。

此外，尽管他们之间很难完全达成一致，公司富豪却取得了一个同等重要的成就，这一成就常常因他们持续的争论而被遗忘：他们使少数观点倾向自由主义的专家更加边缘化。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但却无需赘言。自由派专家接受基金会的资助，上脱口秀节目，出版书籍，但即使是在民主党政府任内，他们的存在感也十分单薄。相反，当选的民主党会任命中间派来解决自由派认为必须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据说都是由共和党政府的极端保守主义政策造成的。

因此，这一章证明了公司富豪通过权力精英实施权力的另一种形式——专家。专家权力
是对前两章讨论的结构性权力和地位权力的重要补充。政府官员仅配有少数政策规划人员，因此经常需要向基金会、政策团体以及智库寻求新策略，专家权力也就成了无需直接参与政府就可以直接实施的权力形式。

结构性权力、地位权力和专家权力十分强大，这三种权力独立于任何政治或政府参与，但它们不足以将公司所有者和高管变成支配阶级，因为这三种权力无法保证对政府的支配。自由派－劳工联盟仍可选举出一个支持自由主义的国会和总统，并通过政府立法提高地产税和累进所得税，以民主的方式推动财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此外，自由派政府还可以通过法律来阻碍营利行为，或是通过对税款的征收和利用来抑制经济的增长。自由派政府还可以在经济出现危机时更多地干涉公司事务，正如自由派在2008年和2009年所呼吁的那样。

考虑到经济意外崩溃、高通货膨胀，或是外交政策危机所引发的巨大风险，公司共同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权力精英如果仅仅依赖结构性权力、地位权力和专家权力，很难保证他们的利益一定能够实现。因此，他们需要在利益攸关的议题上努力塑造公众舆论，影响选举，决定政府政策。接下来的三章将研究这些工作的实质及他们取得的成就。

注释

〔1〕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本质是，衰退和萧条期间，政府需要暂时增加开支，扩大赤字，以及／或者降低利率，其原因包括：（1）通过消费者购买无法生成足够的需求，（2）企业不愿意进行投资，因为消费者没有钱购买新产品。相反，当经济强劲且有可能发生通货膨胀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建议政府应努力平衡预算，向富人们征收更高的税款，以及／或者提高利率。这并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一个基于经济分析和历史经验的经济模型。该理论的提出者，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这一模型具有温和保守派蕴涵。本章随后对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的讨论中指出，即使是公司温和派也不认可这一理论的大半部分，他们既不喜欢政府开支的想法（出于政治原因），也不喜欢在经济面临更高的通货膨胀风险时缴纳更高昂的税款以平衡预算、遏制需求。相反，公司温和派更喜欢凯恩斯理论中紧密依赖联邦储备委员会利率变化的那一部分。联邦储备委员会是他们塑造且信任的政府机构，因为全美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中都有公司温和派的代表。

〔2〕
“反政府主义目标”指的是削弱政府能力，缩减政府规模。共和党人希望能够通过减少富人缴纳的税款来削减政府规模，并反对政府干预市场、插手社会福利。——译者注

第五章

公众舆论的作用

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和集会的权利，因此，人们基于自身经验以及与朋友的讨论所形成的观点，很可能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比如说，公民可以组成压力团体，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游说国会，表达他们在具体政策议题上的偏好。他们还可以通过行使投票权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一主题将在第六章讨论。

此外，几十年来，与公众舆论有关的研究报告显示，民众会在那些与己相关的情境中提出有意义的意见，而且他们的意见往往与公司领导、政策规划网络内的专家以及民选官员的观点不同。大多数民众赞同政府加大对健康、教育以及就业议题的支持力度。他们拥护的是与其他国家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而不希望这些政策掺杂过多军国主义色彩。（Gilens 2012; Moore 2007; Page 2008; Page and Jacobs 2009）

然而，就国会正在讨论的某项立法，或是民选官员在立法提案上所采取的立场，一些研究调查了民众的意见，结果发现大多数民众很少关心政治，他们对正在讨论的政策方案了解有限，不知道他们的代表会把选票投给谁，对于即将实施的立法也没有具体概念，尽管媒体已对该立法进行了巨细无遗的报道。这些结论表明，公众舆论不太可能给予某项特定议题足够的关注，因此不会对其产生直接的影响。（Delli Carpini and Keeter 1996; Zaller 2006, Chapter 5）

尽管大多数研究证明，公众舆论很少能够对政策辩论产生直接影响，但权力精英仍然担心，舆论会在某些情况下催生出他们不喜欢的政策。根据民意调查和过去的经验，权力精英深知大多数民众在诸多外交和国内议题上与他们意见相左，因此，权力精英每年都会投入亿万美元，力图塑造公众舆论，确保他们支持的政策能够得到通过。权力精英利用的是一个舆论塑造网络，舆论塑造网络的雏形是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公共关系公司，后逐渐演化为一个复杂的网络。舆论塑造网络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进行运作，并渗透到许多乍看上去与公众舆论无关的中产阶级志愿团体和慈善组织之中。

舆论塑造网络概述

处于政策规划网络中心的最重要的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在舆论塑造网络中同样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这些组织就如何将政策立场呈现给普通民众提出了许多建议。然而，在舆论塑造网络中，承担协调和实施任务的是大型公关公司和大公司的公共事务部门。它们都拥有庞大的职工队伍，并能够利用公司基金会的资金捐赠来实现其目的。此外，大型公关公司和大公司的公共事务部门还与四通八达的传播网络存在联系，传播网络包括旨在影响特定议题的特别委员会、受公司资助的广告委员会、地方广告机构以及大众媒体。在政策规划过程中，大部分工作都由少数组织包揽，与此相反，舆论塑造网络中，几乎每一个议题都有上百家小机构专门致力于公关或游说。因此，在与大众的直接接触方面，舆论塑造网络呈现出多元化、分散化的特性。图5.1展现了舆论塑造网络的全貌。

除了向报纸杂志发布报告之外，处于舆论塑造网络中心的政策研讨团体不会直接参与舆论塑造过程。相反，这些组织的领袖们创建了特别委员会以改变民众在特定议题上的看法。有时，若没有历史档案，我们很难清楚地阐明这一紧密的联系。例如，二战后三个最重要的舆论塑造委员会都曾否认与外交关系委员会存在任何联系，然而通过研究历史档案中的文件和信件，历史学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Wala 1994）

图5.1
权力精英试图塑造公众舆论的一般性网络

为了使普通民众更加愿意接受政策变化，这些委员会试图将情况描述得危机重重，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危险委员会为了获得民众对增加国防开支的支持，就宣称政府低估了苏联的国防支出和军事力量。事实证明，这两项主张明显不实。（Sanders 1983）同样20世纪80年代后期，医疗保健危机的说法甚嚣尘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司担心医疗保健计划的成本将不断上升。（Bergthold 1990）

舆论塑造网络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与公立学校、教堂和志愿组织建立支持性的工作关系来产生影响。为实现这一目标，网络中的组织与这些机构建立了多种联系，为它们提供电影、电视节目、书籍、小册子、发言人、建议和财务支持。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学校、教堂和志愿组织并非舆论塑造网络的组成部分。它们是独立的设置，在其中，权力精英需不断地与自由派－劳工联盟和宗教右翼的发言人竞争。如果简单地将这些机构视为舆论塑造网络的一部分，就忽略了其成员的社会和职业联系，以及他们之间意见的多样性。为防止某些态度意见妨碍民众接受政策规划过程中制定的政策，舆论塑造过程中的领袖还试图建立并强化美国信念体系的基本原则。

学术上，这些基本原则被称作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
，它们起源于几百年前几位欧洲哲学家，如约翰·洛克、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以及美国的开国元勋。这些原则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企业、竞争、自由市场的公正性、机会平等，以及在社会事务中最小限度地依赖政府。在美国这样一个既没有封建历史又没有传统国教的新国家，这些古典自由主义信条从未遭遇真正意义上的抵抗。（Hartz 1955; Lipset 1963）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在社会学视角中，古典自由主义在处理自由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时，试图在将政府管制降至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下，将自由最大化。自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和私有财产，但市场、私有财产和自由需要政府的保护。政府虽然不受信任，但人们可以通过代议民主制对其进行控制。（Flacks 1988, pp. 9-12, 51-53）

然而，到20世纪早期，自由主义者内部围绕以下议题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一是17个种族隔离州愈来愈排斥非裔美国人；二是传统自由主义者拒绝赋予工会组织权利，因为他们认为此举侵犯了基本产权，而且阻碍了市场的正常运作。在这些议题上，自由主义者很快分成两大敌对阵营，一边是传统的19世纪自由主义者（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自称“保守派”），另一边是现代的20世纪自由主义者（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自称“自由派”或“进步派”）。虽然很勉强，但20世纪自由派坚持认为，需要扩大联邦政府的范围，以确保每个居住在种族隔离州的公民都拥有基本的个人自由和投票的权利，并保障工会可以在完全由反工会产权人控制的各州发展壮大。（Starr 2007, Chapter 4-6）这些冲突涉及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阐释，随后成为了本书讨论的公司－保守派与自由派－劳工联盟之间持久较量的一个方面。

公众舆论领域内，公司－保守派与自由派－劳工联盟之间的冲突体现在两派争相定义“美国精神”的内涵上。“美国精神”是一套根植于基本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般性信念体系，大多数美国人都将其视为人性的一部分，或是良好常识的产物。因此，组成舆论塑造网络的组织试图根据传统自由主义来定义好的美国精神，他们一边强调个人主义和“小政府”（即“州权”），一边批评“集体主义”，指责自由派－劳工联盟发言人支持“大政府”。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舆论塑造网络中的组织力求成为裁判者，判断哪些政策意见符合好的美国精神，哪些则不符合，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打败自由派－劳工联盟。

有时候，舆论塑造网络的努力也会产生更为微妙的效果。尽管许多人对广告、演讲以及小册子中公开传递的信息并不买账，他们却常常接受一个隐晦的暗示，即他们的问题是自身缺陷造成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信念体系极其强调个人努力和责任，这一体系不仅奖励成功者，同时还谴责经济系统运作的受害者。教育失败及其他社会问题（可以理解为阶级系统在鼓励某些人的同时打压另一些人）变成了谴责受害者没有改正个人缺陷、没有把握好机会。（Lane 1962; Ryan 1971）一项基于深度访谈的经典研究解释了个人主义信念体系如何让许多工人因失败而陷入消沉自责之中，尽管他们知道社会制度对他们而言并不公正。

工人阶级在理智上拒绝相信有能力的人拥有无限的机会。但是，阶级制度却强行向他们灌输这一思想：如果我没有出人头地，那是因为我没有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因此，在讨论阶级社会奖赏系统有多么专断时，人们大多表示认同，但前提是，自己是因为做得不够好才沦落至此。（Sennett and Cobb 1973, pp. 250-251）

这种自责的心理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雇佣劳动者为何会勉强接受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等级系统。

一旦加上这一前提（即自己是因为做得不够好才沦落至此），挑战阶级制度之前，就必须回答一个痛苦的问题：我凭什么挑战他们？如果认为美国工人被体制“收买”，或是认为他们同中产阶级古板的经理和教授持一样的保守价值观，那么就忽视了隐藏在他们沉默中的各种复杂因素，也无法解释工人们在挑战高层权威时迸发而出的压抑情绪。（Sennett and Cobb 1973, p. 251）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很难想象各部分紧密协调的社会经济体系会成为问题，因为世界是如此的公平合理——这是一个“公正的社会”（Jost, Chaikalis-Petritsis, Abrams, Sidanius and van der Toorn 2012; Jost and Major 2001）。由于体制基本上是公平的，因此普通美国人最终陷入矛盾的境地——他们挑剔着事务的运作方式，但总体上又持接受态度。结果通常是，他们嘟嘟囔囔地接受了政治现状，同时更加关注日常生活中触手可及的乐趣。

只有当人们成为集体力量的一部分时，他们才能克服自责的倾向。但正如第六章和第八章所解释的那样，自由派－劳工联盟在工会和政党中尚未建立起组织性基础。而只有在此基础之上，自由派－劳工联盟才能够倡导一个更平民化、更合作的亲政府政策，在这种政策中，政府被描述为解决普通社会问题的一种途径。

公共关系／公共事务

公共关系是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它由权力精英于20世纪20年代创建，唯一的目的在于塑造公众舆论。（Ewen 1996）公共关系领域有上百家重要的独立公司，但主要工作却是由少数几家大公司完成的。公共关系公司通常不会从事塑造整体公众舆论的一般性活动。相反，他们只负责特定的议题，且关注的是相对有限的目标群体。公关公司的目标不是改变一般大众的观念，而是阻止任何可能损害客户形象或利益的活动，他们有时会声称众口难调，有时会攻击其他评论家，指责他们不够可靠。

例如，其中最大的一家，博雅公共关系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创建了全国吸烟者联盟，为烟草行业雇用说客到律师界招揽成员和有潜力的活动家。另一家公司，全国草根通讯公司，则致力于创建地方组织以对抗社区激进主义分子。还有一家公司，名为尼科尔斯·德曾哈尔通讯管理集团，致力于帮助客户公司揭露并抹黑它们的批评者。（Stauber and Rampton 1995）尼科尔斯·德曾哈尔通讯管理集团的创建者著有《公司战士准则：如何对抗并挺过攻击团体的勒索》一书，该书由自由企业保卫中心在2001年出版。（CMD 2012a）

公共关系有时会通过大众媒体来运作，因此下列事实也就不足为怪：这一行业近二十万从业者中，有三分之一曾经做过记者，而当前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中，有一半正从事各种形式的公关工作。一些具有记者背景的公关专家主要的工作，就是尽量避免对公司的批评出现在媒体上。一家公司收集了所有从业记者的档案，为的是在必要时用于质疑他们的可信度。为监控与特定行业利害攸关的团体，如反对将动物用于化妆品实验的动物权益组织、反伐木团体等，公关公司无所不用其极。针对这些团体所使用的手段，包括混入会场、复印文件资料等，综合起来可以算得上是间谍活动。（Stauber and Rampton 1995）（www.prwatch.org网站会定期更新公关公司组织的活动。）

另一方面，公共事务大体上是一种更为温和的公关形式，通常由大公司内部的部门自己负责。公共事务的重点在于美化公司形象，而不是指责记者和反对团体。这些部门中的女性和少数族裔群体比公司其他部门更多，目的在于让公司看起来更具有代表性。在大公司中，公共事务部被其职员称作“天鹅绒聚居区”
〔1〕

，因为这一部门工作轻松、薪水丰厚、经费充足，但在这里工作很少能够晋升到公司最高层。（Ghiloni 1987）

公共事务部门员工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报纸以及广播电视的报道，以监控地方层面上与本公司有关的新闻。接着，他们试图通过在当地报纸上发布有利的报道、向本地机构发表演讲等方式来压制负面评论。他们还会与其他公司的公共事务部门联手，共同塑造符合地方企业整体利益的公众舆论。“形象良好”和“业务顺利”是公共事务从业人员为自己设定的目标。（Himmelstein 1997）

通过向中产阶级慈善团体和社会组织提供资助，公共事务部门的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这些资金来自公司的基金会。其中有三分之一流向教育机构和教育项目，包括第三章提及的资助低收入有色人种群体就读精英私立学校的项目（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11, Appendix 3）；四分之一捐赠给了医疗和慈善服务；其余的则流向社区和文化组织。公司对改善自身形象和塑造声誉的重视可以从下面这个例子中更为直接地体现出来：自20世纪70年代起，香烟公司、酒精饮料公司，以及在环保和产品质量方面有不良记录的公司将大部分捐款都提供给了体育、艺术，以及其他能够美化公司形象的组织和活动。（Chen, Patten, and Roberts 2008; Ermann 1978）

得到公司慷慨资助的公关专家尚不能够在整体上消除针对公司的负面评价。然而，他们通常能够成功地让公司所在的社区对公司抱有好感，至少当地的志愿团体不会恩将仇报。在公关专家的努力下，其他人很难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煽动他们与当地公司作对。人们也许会在民意调查中对公司百般挑剔，但实际上，他们往往不希望与自己城市的公司产生冲突。这个例子说明了为什么整体公众舆论通常不会催生具体的行动，这也是公司可以接受的结果。公司也许不受人欢迎，但在1975年到2008年之间，除了来自无法获得大范围公众支持的小型自由派和左翼倡导团体的指责外，公司高管并未遭受过持续的批评。2007年房地产市场崩溃后，金融业很快得到了联邦救助，大银行遭到了激烈的抨击，但躲过一劫的大型商业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以及富国银行——却没有失去太多顾客。事实上，通过收购在危机中破产的银行、抵押贷款公司以及证券经纪公司，花旗银行反而愈发壮大。

公司、公司的公共事务部门以及公司基金会在全国性的组织中同样拥有很大的话语权，这些组织遍布于上千个城市和社区，为低收入家庭和他们的孩子提供帮助。更普遍来说，通过查阅《基金会在线名录》中知名志愿团体接受的赠款名单，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如果没有大公司通过公司基金会、家族基金会和社区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基本没有几家非营利机构能够维持正常运作。通常来说，任何一家非营利机构都会接受多个基金会的资助，但有些基金会会将大部分捐款提供给他们最喜欢的几家非营利机构。

比如说，致力于帮助残疾儿童的美国大哥大姐会的大部分经费都来自公司合伙人，包括阿比的餐厅、美国银行、嘉吉公司、康卡斯特、大都会人寿保险、联合包裹服务等公司基金会。2011年，美国大哥大姐会的董事会成员有嘉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康卡斯特的财务总监、科氏工业集团退休的总裁，以及杰克盒子餐厅和摩根大通的高级主管。2003年至2011年之间，大哥大姐会全国基金会接受的捐款包括纽约克拉克基金会（雅芳旗下）的1800万美元、戈伊苏埃塔基金会（依靠一位前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名下的财富建立）的390万美元、大都会人寿保险基金会的360万美元、安妮·凯西基金会（联合包裹服务旗下）的260万美元、杰克盒子基金会的110万美元，以及其他40家基金会的小额捐款。遍布全国的大哥大姐会分会同样接受了上百笔捐款，这其中，摩根大通向马萨诸塞州的分会“大洛厄尔”捐款140万美元，达拉斯基金会向北得克萨斯分会捐款110万美元。

公司在大多数全国性非营利组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许在公司对美国联合劝募会及其1200家地方办公室的资助中得到了最佳诠释。联合劝募会为全国的慈善机构以及其他非营利团体募集了数量可观的资金。除了通过基金会向联合劝募会提供资助以外，公司还会组织活动，号召雇员捐款。如表5.1所示，2003年至2011年之间，共有17个家族基金会、公司基金会和社区基金会捐款超过100万美元，这其中，捐款最多的包括联合包裹服务基金会（5250万美元）、通用电气基金会（3770万美元）、国家保险基金会（2160万美元）、礼来基金会（2100万美元）以及盖茨基金会（1570万美元）。

表5.1
2003年至2011年间向美国联合劝募会捐款超过100万美元的基金会

资料来源：《基金会在线名录》（New York: The Foundation Center, 2012）

为表达谢意，美国联合劝募会每年都会在各大报纸刊登整版广告，感谢公司和贸易协会提供的帮助，这同时也是宣传公司共同体慈善行为的一种形式。例如，在2007年，广告按顺序登出了117家捐款超过1500万美元的公司，这些捐款总计“超过十亿美元，将用于改善生活、壮大社区”（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2007, p. A6）。位居榜单前列的是联合包裹服务、微软、IBM、美国银行、美国大众超级市场、通用电气、富国银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辉瑞制药等。联合劝募会2010年的董事会主席是一家全球广告公司的荣休董事长，该公司在120个国家设有180家分公司。董事会成员还包括礼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南方万通金控的退休首席执行官、联合包裹服务和国家保险公司的总裁以及三位工会代表。

基金会至少为大部分非营利机构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外加可以自由支配的经费，从而使非营利机构能够试验新的项目。基金会还向每一项与普通民众有关的筹资提供种子基金，并确保最大、最著名的非营利组织的领袖可以获得较高的薪水。（《全美公司捐赠名录》［Grabois 2012］详细记录了3300家公司基金会和1700个公司资助项目捐赠的款项。）

公司试图利用公关部门、董事会成员资格和基金会捐赠，与广泛的志愿团体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使得志愿团体内部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则，即避开一切与政治有关的话题。这些组织很少会发起政治辩论，讨论如何解决必须应对的社会问题。因此，19世纪以来民主领域的理论家主张的“许多志愿组织在政治社会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观点似乎站不住脚。相反，现在的志愿团体会因为各种理由对政治议题避而不谈。（Eliasoph 1998）

使民众不再对科学发现笃信不疑

公关公司惯用负面攻击，公司公共事务部门则擅用软推销和资金捐赠，对于那些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危险化学药品，或是销售危害人类健康产品的公司而言，这些手段却无法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为帮助公司抵抗变革，舆论塑造过程往往通过质疑科学发现的可信度发挥重要作用。由于科学涉及不同的研究者通过广泛而缜密的实验性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逐渐达成的共识，因此，使人们对已经形成的共识（比如说，石棉、铅、烟草、氯乙烯以及其他许多物质的危害性）产生怀疑，是希望维持现状的公司的目标。这些公司以散布困惑、掩盖事实为原则，承认“疑虑就是我们的产品”，如一位烟草公司总裁在1969年留给公关专家的备忘所写，“因为疑虑是与民众头脑中‘事实之躯’对抗的最佳途径”（Michaels 2008, p. 80）。烟草公司的手段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至于后来每个面对类似挑战的公司都采取了相似的策略，包括医疗保险公司在内。

非营利智库和倡导团体实施这些策略的方式可以从埃克森美孚面对立法减缓全球变暖的呼吁时所采取的措施中窥得一二。1998年至2005年之间，埃克森美孚向各种极端保守派智库和舆论塑造机构累计捐款1600万美元，其目标十分明确（这些目标曾记录在备忘中，后被泄露给了媒体），即让人们对“化石燃料造成了全球变暖和极端气候”这一逐渐达成的共识产生疑虑。许多受埃克森美孚资助的小型机构都有相互重叠的董事和雇员，这些机构聘请的是同样几位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和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他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通常没有接受过培训，也不具备任何专业知识，这些人负责撰写报告，出席由非营利团体安排的论坛。这些团体中的雇员和顾问还会在国会中作证，或是以低级雇员的身份在乔治·W．布什任期内的政府机构中工作。（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2007）（读者若想了解埃克森美孚网络的更多细节，可以查阅www.exxonsecrets.org网站上的《埃克森网络图》。）然而，到2008年年末，埃克森美孚的高管开始松口，承认人为因素会造成全球变暖。

广告委员会

由于试图在广泛议题上塑造公众舆论的小组织数量过多，我们无法一一进行讨论，但广告委员会的存在完美地展现了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无论这些组织的任务是支持、批评还是使他人产生怀疑，它们都有三个基本的功能：它们提供智库论坛，学者、新闻界人士和其他文化专家可以和公司高管在塑造公众舆论的问题上集思广益；它们通过论坛、小册子、演讲和奖项，协助公司在社会问题上展示出更为深刻的意识；它们在与公司富豪相关的议题上向大众灌输它们那一套国家利益和好的美国精神的说法。

广告委员会通过公益广告来推销自由企业制度，这些公益广告以基于自由主义和美国精神的公司视角呈现。广告委员会在二战期间以“战争广告委员会”的名称创立，旨在通过在大众媒体上发布广告来支持战争。由于该委员会成功地为公司共同体树立了积极形象，公司领导群体决定在战后依然保留这一机构。自那时起，广告委员会开始得到美国红十字会、美国大哥大姐会、美国女童军、全国城市联盟、美国癌症协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资助，代表这些机构进行广告宣传。

广告委员会每年的预算只有几百万美元，但它却通过广播、电视、杂志、报纸、广告牌以及公共交通，投放了价值超过15亿美元的免费广告。2011年，广告委员会的各种公益广告（PSA）在YouTube网站上的浏览量超过168,000次。委员会的领导决定开展哪方面的活动之后，具体执行这项计划的任务便交给了麦迪逊大道的广告机构，这些机构会免费为广告委员会工作。

广告委员会的大部分经费都由公司提供。和美国联合劝募会一样，广告委员会会刊登整版广告向公司赞助人致谢，同时提醒报纸的读者，公司都是良好的公民（“我们改变生活，你们使之实现”）。2008年，共有260家机构为广告委员会提供了资金支持，包括美国运通、脸书、全国运动汽车竞赛协会（NASCAR）等，排在前列的是六家捐款超过15万美元的机构：可口可乐、强生、微软、百事、时代华纳以及雅虎。2003年至2011年间，广告委员会还接受了来自17家公司基金会的250万美元捐款，其中捐款最多的是强生（57万美元）、美国铝业公司（28.5万美元）、福特汽车（27.5万美元）、大都会人寿保险（25.5万美元）。2011年，广告委员会的董事会主席是宝洁的全球品牌建设总监，而财务委员会的主席则由维亚康姆的财务总监担任。广告委员会大董事会的成员大多都是大公司负责广告、营销或公共关系的副总裁。

广告委员会倡导的大多数活动都是相对无害且符合公众利益的，因此不会引起争议。它塑造的最著名形象是“思莫基熊”，这一吉祥物在成年人中的辨识度高达98％，2011年，它在脸书上的主页共收到了六万次“赞”。自1944年起，思莫基熊就一直是广告委员会预防森林火灾这一长期活动的亮点。除预防森林火灾外，思莫基熊在2011年的主要活动包括劝说没有高中学历的人考取普通教育发展证书，向大众普及食品安全议题，以及提高人民对孤独症的认识。面对20世纪60年代末期越南战争和内城紧张局势引发的动乱，思莫基熊在1970年召集了一百多位种族、宗教、职业各不相同的美国知名人士，共同演唱了音乐剧《长发》中的歌曲《让阳光照进来吧》，为的是响应那一年的主题，“爱”。（Hirsch 1975, pp. 75-76）

同时，广告委员会的活动中，有许多是强烈偏向公司的。比如说，广告委员会的环保广告声称，“人类制造了污染，人类也可以阻止污染”，不谴责允许公司将废物排放到空气或水中以减少废物处理成本的生产体制，反而将责任转嫁到个人身上。广告委员会下属的工业咨询委员会就给出了极为明确的指示，说明了此类特殊广告应如何运作：“委员会强调，广告必须突出一个人人都需要认识到的问题，即每个人都造成了污染，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责任。”（Hirsch 1975, p. 69）因此，“让美国保持美丽”活动一方面表明了公司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另一方面却通过讨论个人主义这一美国信条，转移了人们对公司造成污染的批评。

这些活动的效果还未有定论。它们很可能不会对舆论产生大范围的影响。广告充其量强化了既有的价值观念。就算广告活动连这一有限的功能也没有实现，它至少填补了竞争团体有可能利用的空缺。这种情况在电视上极为突出，因为电视网络系统的公益广告时间（通常在深夜）大部分都被广告委员会占据。因此，广告委员会巩固了现有的价值观念，同时阻止了立场不同的团体表达它们对事物的见解。（若想了解更多与广告委员会及其历史和当前活动有关的信息，可查阅网站www. adcouncil.org。）

本节介绍了舆论塑造网络的运作方式，利用这些信息，我们现在可以察看舆论塑造网络是如何在特定议题上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的。

努力在外交政策领域塑造舆论

舆论塑造网络在外交政策领域体现得最明显，因为它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家组织。几项民意调查显示，同政策规划网络中致力于外交政策议题的成员相比，普通民众的观点更倾向自由主义，少了许多军国主义色彩。（Jacobs and Page 2005; Moore 2007; Page 2008）除去这些差异，外交政策专家认为，普通民众和他们持有相同的立场，因为民众对于具体议题了解甚少，很可能会因为爱国主义或是对其他国家的恐惧而接受新的外交政策提案。外交政策领域的意见领袖因此将工作重心放在少数高度关注外交政策且与此问题利益攸关的公民身上，这群人通常拥有大学教育背景，也许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外交政策协会

在外交事务领域试图影响美国中上层阶级观念的机构包括世界事务委员会、联合国协会等。然而，外交政策协会（FPA）是它们中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政策协会创立于1918年，总部设在纽约市。其理事会中近三分之一的理事同时也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尽管外交政策协会也会做一些研究和讨论工作，但它重点关注的是塑造非权力精英的意见。外交政策协会与外交关系委员会形成了明确的分工，外交政策圈对此有着充分的理解。外交政策协会的主要工作是与地方性的世界事务委员会紧密合作，在中产阶级组织和大学校园内推动集中项目，提供文献资料并创建讨论小组。独立基金会和公司基金会都为协会的活动提供了支持。2003年至2011年间，外交政策协会收到了来自30家基金会的86笔捐款，金额达640万美元，其中数额最大的两笔捐款，一笔为220万美元，来自一个保险业巨头创建的斯塔尔基金会，另一笔为150万美元，来自拥有《电视导报》和其他出版物的家族创建的安能伯格基金会。

总统、战争和公众舆论

尽管在塑造舆论、影响热衷政治的民众方面，外交政策协会、世界事务委员会和联合国协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一般公众而言，外交政策议题上最重要的影响来自总统及其高层外交政策官员的行动。越南战争中战事升级前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提供了非常戏剧化的例子。1966年春末轰炸河内市和海防市之前，公众对于是否应该轰炸的态度正好是一半对一半，而到了1966年7月轰炸开始之后，当被问及“政府轰炸河内市和海防市是对还是错”时，85％的受访者都对轰炸表示支持。而当1968年4月，总统约翰逊宣布终止部分轰炸时，仅有26％的民众不同意总统的决定。（Mueller 1973, pp. 70-73）

然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塑造公众舆论的力度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在社会稳定性岌岌可危、美国年轻士兵命悬一线、民众抗议一触即发之时。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随着美军伤亡人数的不断攀升，反战情绪也愈来愈高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学校园内的示威和宣讲活动使1967年为数不多的少数派联合起来反对越南战争，并且很有可能在阻止地面战争扩大化中发挥了作用。然而，民调显示，民众对反战人士的反感甚至超过了对战争的痛恨。（Mueller1973, pp. 164-165; Mueller 1984）

尽管布什政府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公关活动，且媒体总体上呈支持态度，但随着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到2005年，民众开始反对战争。一位政治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公众对于二战以来美国介入战争的看法，该学者发现，伊拉克战争中公众舆论和以往相比只有一处不同：这一次，批评情绪发酵得更快。（Mueller 2005）然而，似乎直到2006年9月末，即国会中期选举之前，这一持续增长的反战情绪才对选举造成了影响。尽管在最后关头有种种迹象，分析家仍然为人们在票站调查中所表达的观点感到震惊。民众表示，他们最关切的就是战争问题，因此将票投给了民主党，这使民主党在1994年之后首次同时掌控了参众两院。

力图在经济政策领域塑造舆论

大多数民众在经济议题上倾向自由派，这些观点令公司领袖感到十分恼火，而且还很可能会引起麻烦。公司领袖将这些观点归咎于对经济问题缺乏了解。他们将这一“缺乏了解”贴上了经济文盲
的标签，这是一个谴责受害者的术语，暗示着人们教育水平不够，因此没有资格发表自己的意见。公司领袖声称，如果人们对公司和经济体的运作有一定的了解，他们就会改变这些浅薄的自由派观点。因此，他们投入了上千万美元，试图向民众展现他们眼中的事实。然而，在经济议题上左右公众舆论的尝试没有像在外交政策领域那样成功，因为人们可以依赖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或是自己信任的友邻。

我们可以从经济教育领域中最核心的组织——经济教育委员会（CEE）——身上看出这一点。经济教育委员会只是诸多试图在国内经济议题上塑造公众舆论的组织中的一个，但它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都颇具代表性。经济教育委员会由经济发展委员会的领袖在1949年设立，旨在对抗全美制造商协会推行的极端保守主义经济教育。经济教育委员会早期的经费大多来自福特基金会，而现在该委员会则由公司和公司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经济教育委员会的网站上列出了捐款超过10万美元的公司基金会，包括：3M基金会、全州保险公司、美国运通基金会、美瑞泰克科技、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银行、汇丰银行、国际纸业公司、麦格劳－希尔集团、美林证券公司、穆迪公司、州立农业保险公司、联合包裹服务、威瑞森通信以及富国银行。商业圆桌会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纳斯达克、联邦政府教育部以及三家家族基金会也赫然在列。

经济教育委员会的董事会印证了该委员会是舆论塑造网络的一部分这一事实。2011年，董事会的成员包括了博雅公关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夏博新，以及博雅公关公司的常务董事。董事会成员还包括州立农业保险公司、威瑞森通信以及富国银行的高级副总裁，几位金融公司的合伙人和主管，以及来自哈佛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董事会2011年的总裁，娜恩·J．莫里森，拥有耶鲁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在加入经济教育委员会之前，她曾在通用电气和摩根斯坦利担任中层管理人员，还做过知名会计咨询公司“埃森哲”的合伙人。在被问及教育部在2010年新捐赠的一笔资金时，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过去几年间的经济动荡无疑突出了经济和金融知识的重要性。”（Morrison 2010）

经济教育委员会试图通过图书、小册子、音像制品和媒体发布会来影响公众对经济的理解。它最重要的工作是开展面向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美国经济学”项目。这一项目为学校提供课程规划和教学资料，在各个年级介绍基本的经济学知识。为了提供可以教授这一通识课程的教师，经济教育委员会还创建了一个由各州分支机构和几百家大学中心组成的网络，在全国的学院和大学为教师提供培训。经济教育委员会声称，该项目已经培训了近15万名教师，每年为1500万名学生提供服务。

2007年至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灭、经济接近内爆之后，经济教育委员会迅速推出了一套由八节课组成的系列教程，名为“讲解金融危机”。委员会还推行了一项针对经济文盲的活动，该活动具有强烈的谴责受害者特性，把矛头指向了个体和学校，它声称，人们对于“存款和投资的重要性缺乏理解”，且“无法领悟强大的全球经济变化带来的后果”。此外，许多人“甚至不清楚‘利润’的含义”，这“证明了美国不能再继续让经济学作为选修课”。（CEE 2009; Wikipedia 2012）美国电话电报公司、3M公司、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商业圆桌会议以及其他许多公司和商业团体向该活动捐出了十多万美元。

正如以上的简要概述所展示的，得到公司基金会和家族基金会资助的经济教育委员会项目，起始于公司董事会和政策研讨团体，由下属委员会和大学中心负责实施，最终落实到教师培训项目和公立学校课程上。在这一方面，经济教育委员会项目是一个理想的范例，说明了公司共同体和政策研讨组织是如何通过几个步骤和机构，试图在它们领袖关切的国内议题上塑造舆论的。然而，尽管做出了此番努力，经济教育委员会的调查却显示，21世纪头10年“经济文盲”状况同几十年前相比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

经济教育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与2007年一群政治学家进行的大规模全国性调查的结论一致。该调查显示，同公司共同体一样，普通美国人认为，私有企业是运行经济体制的一个良好途径，且政府可能会变得过于庞大。但是，普通美国人还希望看到更多的创造就业计划、对大学教育的财政支持和社会保险项目，且期望值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富人认为合理的限度。这一对比再次表明，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保守的平等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但从公司的角度来看，他们对经济一无所知。（Page and Jacobs 2009）比如说，在2010年，大多数普通美国人认为创造就业比减少赤字重要得多，但净资产中值达700万美元的前1％的富人强烈反对民众在这些经济议题上持有的观点。（Page, Bartels and Seawright 2011）

权力精英无法使民众完全赞同他们在经济议题上的观点，这暴露了舆论塑造过程整体上的局限性。正如本章一直强调的，这种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普通民众有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总体观察，这导致他们对许多公司主张心存疑虑。而且，自由派、工会主义者和宗教右翼人士支持的替代性分析也对权力精英在舆论塑造上做出的努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尽管权力精英无法改变大多数美国人在广泛的经济议题上所持有的自由主义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派的观点就有多大的影响力。相反，大量的证据表明，多数派的观点通常会被忽略。1978年至1983年间，卡特和里根政府采取的保守派路线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有确凿证据表明，大众在相关议题上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那段时期，民众一直支持增加环境保护、教育、医疗保健、城市等方面的支出，且从未接受过里根‘放松管制’的全面计划”（Page and Shapiro 1992, p. 117）。还有研究详细分析了与这段时期所谓的右倾有关的调查数据，结果发现，除了和犯罪有关的议题，这一主张在其他方面并不能站得住脚。该研究得出结论，民主党和共和党领袖在20世纪70年代采取的是保守派路线，但美国选民并没有唯其马首是瞻。（Gold 1992）

这些过去的结论又得到了新研究的支持。一项研究对几百次意见调查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这项研究主要关注的是1981年至2002年间进行的调查，但也包括了1964年至1968年、2005年至2006年的部分调查），最后得出结论，美国政府会对“最富有的公民”在税务、经济管制和社会福利等议题上的意见做出回应，即政府会考虑前10％富人的意见。由于标准调查中，高收入受访者寥寥无几，因此无法对此进行更精确的分析。相反，在这些议题上，“对于政府是否采取某项政策，大多数美国人的偏好并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Gilens 2012, p. 1）。另一项以过去三个一般性社会调查为研究对象的小型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些社会调查将收入前4％的人群与剩余的96％进行了对比。（Page and Hennessy 2010）

正如第六章所阐述的，公众在国内经济议题上的观点很容易被忽略，因为美国政党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很难通过竞选过程对政策产生影响。尤其是1939年至1996年间，大多数提交到国会的自由主义方案都遭到了北方共和党和南方民主党组成的保守派同盟的阻截。1996年至2012年之间，由于大多数剩余的保守派都投靠了共和党，因此，大多数民众支持的国内支出计划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总会被足够多的保守派所阻拦。

权力精英和社会议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备受争议的社会议题受到了大众媒体的极大关注，并在政治运动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有些议题已成为历史，比如派校车接送外区学童；有些议题直到21世纪头10年初期仍是辩论的焦点，比如堕胎、枪支管理、保护同性恋者免受歧视，以及同性婚姻等。尽管权力精英在这些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些议题与权力精英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有些权力精英也许会热衷于其中一两个议题，但这些议题并不是主要政策团体的研讨会或是主流智库的立场文件的主题，因为它们不会对公司共同体产生直接的影响。

尽管如此，在竞选活动中，这些议题却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对此异常关心。由于自由派支持的是在所有议题上有所改变，而社会保守派则希望维持现状，因此，这些议题成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战争的重点。尽管宗教右翼深刻而由衷地将道德议题视为原则性议题，然而，在大多数保守派政治顾问眼中，它们只是“横向”议题，可以作为“楔子”在竞选中打击自由派－劳工联盟的候选人。一本带有揭秘性质的回忆录充分揭露了这一点，这本回忆录由一位幻想破灭的基督教保守派人士撰写，作者回忆了他在白宫信仰倡议办公室的经历，并对乔治·W．布什政府政治顾问的犬儒主义表示惊讶。（Kuo 2006）保守派政治候选人认为这些议题非常重要，因为在经济议题上赞同自由派－劳工联盟的选民通常在社会议题上与其存在一处或多处分歧，这为保守派提供了赢取选民支持的机会。

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美国人在其中大部分议题上都是自由派，或是持宽容态度，但保守派政治顾问仍然一直强调这些议题，因为他们希望争取到少数激烈反对自由派社会提案的选民，以防这群人将票投给民主党。在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中，如果每个此类议题都能争取到1％到2％的选民，累积起来的效果可能会使结果大不相同。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议题就一直是共和党选举策略的组成部分。

通过组织各种媒体活动，极端保守派基金会、智库和舆论塑造团体让社会议题在竞选中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利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自己对性别平等、堕胎、更大的性自由以及同性恋权利的厌恶，同诸如贫穷、福利开支之类的经济议题联系到了一起。比如说，他们声称幼年贫困和青年犯罪应归咎于家庭价值观和父亲责任感的衰落，而不是低收入或是失业。（Coltrane 2001）

大众媒体的角色

大众媒体——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以及愈来愈重要的互联网——的拥有权和掌控权是高度集中的。所有的大型媒体公司都为上层阶级的成员所有，且它们与其他大公司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关联。此外，媒体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公司广告，这也造成了媒体对其他公司的依赖。（例如Bagdikian 2004; Klinenberg 2007）

大型媒体在权力平衡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这些媒体利用它们接受和包装事件的惯用手段，增强了社会体制的合法性。大型媒体用严肃的风格和调子讨论商业和政府领袖的声明，对领袖们的任何主张都报以极大的尊敬。这一恭敬的态度在外交政策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媒体的这种报道方式使美国的外交目标总是显得高尚无比，公司和政府在海外的活动也显得必要而合法。然而，除了这些非常笼统的、可能在社会和经济混乱时期失效的影响之外，媒体在舆论塑造过程中只是扮演着次要角色，因为它们传递的信息总是含糊不清，或是被人忽略。

此外，针对媒体影响力的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尤其是实验研究、在相对自然的环境下进行的研究，以及围绕人们能够记住多少新闻报道而进行的调查这三者之间。政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对“新闻议程设置”的实验研究表明，将某条新闻在编辑过的晚间新闻中第一个播出，或是在一周内重复播放几次，就会让人们认为这些议题更加重要。（Lyengar and Simon 2000）另一方面，一项研究详细分析了焦点团体中的人们如何对各种媒体报道做出反应，该研究表明“（1）人们并没有如此消极；（2）人们并没有如此寡言；（3）人们通过复杂的方式与媒体信息进行交流，在不同的议题上方式也不尽相同”（Gamson 1992, p. 4）。还有研究加深了人们的疑虑，质疑媒体是否具备强大的影响力，有证据表明，即使电视开着，人们也很少会看新闻，而且即使看了，人们也记不住自己看过的大部分内容。一本公众舆论领域的权威教材在大众媒体一章的结尾总结道，并没有清晰的证据能够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关系。（Erikson and Tedin 2011, Chapter 8）

大众传媒的所有者和经理人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的局限性可以从克林顿弹劾案中看出来。1998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卷入了桃色丑闻，并对人们撒了谎，尽管大多数华盛顿政论家都在电视上强烈拥护这一弹劾，但公众并不赞同因此对其进行弹劾。此外，还有超过140家报纸要求克林顿辞职。然而，令传媒领袖惊讶的是，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对总统的个人行为非常不满，但他们却反对弹劾。他们认为，工作表现和个人道德不应混为一谈。一位民调专家总结道，媒体针对克林顿总统的所作所为可能会让民众对其更为反感。他还认为，这一事件“证明，与大多数人相信的情况恰恰相反：媒体精英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微乎其微”（Schneider 1998, p. 2350）。

电视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也大不如前，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有线电视和新型社交媒体的兴起，三大电视巨头（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旗下的几档严肃新闻节目的观众人数不断下降。因此，电视台愈加侧重有人情味儿的报道，且总是以地方犯罪新闻作为开始，因为人们会利用互联网、电台访谈节目，以及深夜喜剧新闻节目来获取最新的信息。极端保守主义媒体福克斯新闻频道和其他保守主义媒体的兴起引发了诸多的关注和讨论，但这些媒体最主要的影响是强化人们深信的观点，并动员民众参加基层政治活动。（Skocpol 2012, pp. 50-54, 69）

尽管报纸的所有者在总体上存在保守主义偏见，但关于新闻工作者社会化和如何收集、制作新闻的系统性研究表明，媒体不遗余力地呈现着事件的两面性。（Gans 1985; Schudson 1995; Schudson 2011, Chapter 1-2）新闻工作者的相对独立性首先体现在许多报纸和杂志对公司和政府劣行的报道上，这一类调查性新闻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某些报道可能会因为预算缩减或是媒体对剩余几家企业集团紧盯不放而被砍掉。（Klinenberg 2007）

同样，也有证据表明，媒体节目最主要还是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这意味着有能力制造新闻的公司领导人、政客、专家和名人，拥有着同媒体老板、编辑和记者一样大的影响力，有时甚至会凌驾于他们之上。一位专门研究媒体的政治学家得出结论，媒体“在阐释和报道新闻时，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主题专家”（Zaller 2006, p. 319）。他利用自然科学、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中的案例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不过一旦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专家在应采取的措施上达成一致，这一结论就可以推广到所有专业领域。由此形成的共识使新闻工作者在阐释新闻时倾向于采纳已被接受的观点。

正是在这一环节，政策规划网络和舆论塑造网络在公司富豪关注的国内外议题上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组织会提供由著名专家撰写的两党书面报告，还会派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前任官员作为代表。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还会让专家为记者提供服务，接受背景采访或是在电视上露脸。此类专家包括那些公司领袖，他们长期参与政策研讨团体活动，因此在某些具体议题上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政治家。这一过程禁止新闻工作者掺杂个人观点，尽管在选择自己希望突出的发言人上，新闻工作者拥有一定的自由。

此外，新闻采集总体上的客观性质通常会导致媒体出版物或广播电视新闻给权力精英带来麻烦。例如，若出现意料之外的事故、丑闻或信息泄露，政治领袖、公司总裁和政策专家都无法阻止或是引导报道，这些新闻使读者和听众了解到了公司的劣行、政府官员非法受贿、美国军队虐囚等事件。比如，2005年，当飓风卡特里娜严重破坏新奥尔良时，乔治·W．布什政府的迟缓反应根本无从遮掩。英国石油公司（BP）的公关同样无法掩盖住墨西哥湾石油泄露事件——2010年4月，该公司的一个油井发生爆炸，而公司为了节省开销，不惜将员工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该事件造成11位在钻井平台上工作的工人死亡，并引发了石油产业历史上最严重的海洋灾害。

在这些出乎意料且通常难以控制的环境中，普通民众通过媒体了解到权力结构实际是如何运作的。最重要的是，民众被提醒不要完全相信政客和公关行业的声明。（Molotch 2004; Molotch and Lester 2004）再者，过去几十年里，少数改革家在一些特定议题上取得了胜利，这其中媒体功不可没。这些律师、专家、活动家在他们关注的议题上拓展信息，力图于恰当的时机在政府机构，如国会听证会，将信息披露出来。他们通常先选择政府环境，而后依靠新闻报道、记者招待会以及阶段性活动，鼓励媒体对此进行传播、报道。简而言之，他们的成功法则就是“信息＋好时机＋利用媒体”。

总体来讲，媒体可以放大权势群体（比如说政府官员、公司领袖和政策规划网络中的专家）的信息，有时也可以边缘化、碎片化或忽略掉无权势人群关心的问题。但媒体提供的信息偶尔也会帮助到自由派－劳工联盟。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心不在焉的观众来说，媒体消息要么含糊不清，要么令人困惑，而且经常会被人忽略。（Schudson 2011详细而客观地分析了美国社会中大众媒体的角色和影响。）

试图“强化”公众舆论

权力精英对普通民众在公共议题上的分歧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尽管在不同时期，这个限度会随着社会运动造成的冲突的程度发生变化，而且只有在受到挑战时才会完全现形。因此，权力精英的成员使用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以限制他们认为具有威胁性的舆论变化，这意味着，那些对普遍共识大肆批评的人将会付出惨重的个人代价。限制异议的手段多种多样，首先，会通过异议人士的老板，或是受到公关公司授意的媒体报道来对异议人士进行激烈的批评，通过给他们贴上诸如“极端主义者”“非美国的”或“反美国的”之类的标签来对其提出警告。接下来的手段包括排斥或解雇异议人士。对于那些坚守自己立场的活动家而言，这些惩罚根本微不足道，但大多数人在被同伴排斥或是批评时都会感到极不舒服。

对待“告密者”（即公司或政府机构中揭露上级劣行的员工）的惯用制裁手段包括嘲笑、孤立等。“告密者”并没有因正直、勇敢而获得良好公民的荣誉，相反，高层人士解除了他们在组织中的职务，出于对组织的忌惮，同事们也避之唯恐不及。“告密者”的生活通常由此跌入低谷。许多人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尽管他们曾认为，这是他们所能采取的最诚实、最道德的行为。告密者的命运警告他人，大胆地发表意见会使个人处于危险之中。（Miethe 1999; Rothschild and Miethe 1994）那些公开对某些传统智慧提出批评的知名人士也遭到了同样严酷的对待。人们质疑他们的动机，媒体上充斥着关于他们的负面报道，试图证明他们是因为非理性的心理动机才做出这些行为的。他们和他们领导的机构遭到窃听和恐吓，他们的会议被打断。对木材、化学制品和肉制品公司的反对者的制裁尤为残酷。（Stauberand Rampton 1995）

何时能够忽略公众舆论，何时不能？

大多数美国人在外交政策方面持温和态度，在经济议题上则属于自由派，这些观点经常遭到公司富豪的反对。然而，公众舆论不可能顾及每一个公司共同体关心的复杂立法议题，或是变化无常的外交政策议题，而外交政策领域方面的问题总是突然发生，伴以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的严厉警告，主要媒体也在报道中添油加醋、大肆渲染。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在危机会谈、困惑和疑虑（部分是由舆论塑造网络制造的）的保护下，权力精英和民选官员在许多国内经济和社会福利问题上同样享有很大的自由。此外，公众舆论通常可以被忽略，因为人们若是在拥有稳定的社会角色，或是看不到清晰的组织路径以实现社会变革时，他们是不会因为信念而采取反对或破坏行动的。在理解民众为何默认权力精英的政策时要知道的是，吸引人且有趣的日常生活（其中最关键的要素包括家人、工作和朋友）以及各种形式的休闲娱乐活动，往往比权力精英塑造公众舆论更为重要。（Flacks 1988）

因此，和舆论塑造网络以及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相比，经济和政府中发生的一切往往会对民众的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例如，由于2005年之后驻伊美军伤员人数不断增加，而2007年年末经济又大幅下滑，尽管权力精英的发言人和组织在媒体上大肆鼓吹战事进展顺利，经济处于正轨，乔治·W．布什政府还是失去了大部分美国民众的支持。

但是，权力精英和民选官员并不能为所欲为，否则就会引起其他政治派别诸多美国人的激烈反应。当经济动荡、战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混乱打破人们的生活常规时，公众舆论可能就会产生影响。此时，公众舆论产生影响的原因是，它会使执政党在选举中遭遇大规模的挫败，或是给公司和政府活动带来混乱，甚至还会引发社会运动，从而威胁到现有秩序的某一方面。在历史上，破坏性的社会运动迫使权力精英寻求能够恢复社会稳定的解决方法，有时是改革，有时是镇压。面对这种极端动荡的情况，政府监听和恐吓变得非常重要，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中就采用了这些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公司富豪希望确保政府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另一个原因。（Cunningham 2004; Davis 1992）

尽管本章证明，权力精英和民选官员在行事上拥有极大的自由，但这一结论却是不完整的，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层面。它没有考虑公众舆论通过竞选过程所能发挥的潜在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要考察，民选官员是否应该对公众舆论做出回应，应该在何时对公众舆论做出回应，以及他们是否会在特殊利益过程和政策规划过程中采纳公司共同体拥护的政策。

注释

〔1〕
“天鹅绒聚居区”指的是看似风光但没有实权的职位，这些职位通常被女性和少数族裔群体占据，公司通过这个方式塑造多元、进步的形象。——译者

第六章

政党和选举

选举意味着公民有可能通过支持与自己有相同政策偏好的候选人来塑造公共政策。但是在美国，选举是否实现了承诺？为回答这一问题，最好首先简单地讨论一下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大多数西方国家中投票权的扩张是如何受到选举方式的阻碍的。

作为遏制策略的选举规则

与投票和选举相关的历史研究大多关注的是之前无法投票的一大部分人是如何逐渐获得投票资格的，但与此同时，既有政党及其富有的支持者也在制定遏制策略，作为“保护措施”来限制数量扩大的选民给立法机构带来的影响。（Ahmed 2010, p. 1060）这些保护措施主要关注的是选举规则的性质。是遵循几乎贯穿美国历史、通行于大多数州的惯例，从诸多特定地理区域中各选一位代表，还是从每个地理区域中选出几位代表，抑或以整个国家为单位来选举议员代表？

讨论的性质以及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很多因素，各个国家不尽相同，但总是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既有政党认为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共同守护现状，二是既有政党有多担心，受新选民支持的政党对经济精英构成严重威胁。（Ahmed 2013b）一般来说，在无数次党内和党派间辩论后，既有党派的领袖如果认为他们可以轻易控制新选民和他们的政党，就会选择从每个地理区域选出一位代表的制度。在其他国家，权势群体和他们的党派则会采取更为激进的遏制策略，因为他们深信，新的劳工党派定会赢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并改变社会经济体系。他们选择的这一制度被称为“比例代表制”，在全国选举时不划分选区，每个党派只需达到最低门槛，就能够在议会中获得与其选票比例大致相当的席位。

比利时、丹麦和瑞典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这些国家，既有党派之所以选择比例代表制，是因为他们把这种制度视为限制新兴左翼党派唯一可能的方法。新成立的劳工党和社会党往往激烈地反对这一改变，因为他们同样认为，在现行规则下，他们将赢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尽管遭到左翼党派的反对，但这三个国家最终都实施了比例代表制，讽刺的是，人们现在竟将其视为一个非常公平和开放的制度，也许这种制度现在也确实如此。但事实是，该制度最初是作为一项防御性措施被颁布的，旨在确保亲商派和保守派支持者至少能够在立法机关中拥有强硬的少数派代表，能够限制系统性变革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比例代表制可以被看作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遏制策略。

美国的选举限制和选民压制

上一节简要介绍了选举遏制，这段历史看起来似乎与美国关联不大。毕竟投票权在宪法颁布前后迅速地得到了普及。有时各州会将投票权用作吸引更多定居者的手段，有时，对于那些可能会因为宗教、种族或地区原因支持他们的潜在人群，竞争的政党会急切地给予这些人选举权。尽管如此，美国宪法本身就包含了遏制策略，因为开国元勋们认为有必要“渗透大众的影响力”，比如说由各州议会选举参议员，或是设立选举人团选举总统。（Piven 2006, p. 52）

到19世纪早期，美国的单一选区制看起来已经非常完善了，但宪法中各州可自行决定如何选举众议院成员的规定造成了很多的麻烦。19世纪30年代，部分州选择从少数大型区域选出多个代表。此外，在26个州中，有10个州采用全州选举的方式填补它们所有的众议院席位，这些州大多数都是北方和南方较小的州，试图通过派遣由单一党派组成的代表团到华盛顿来，使他们的影响最大化。这一策略很快让人们意识到，只要北方有三四个大州使用这一策略，那么整个众议院就会处于一个党派的控制之下。随着1834年工人党在61个城市建立，以及某些州民主党内部亲工人派系的发展，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面对“暴民统治”的可能性，两党中的保守派成员在1942年以微弱的优势推动了国会立法的通过，重申每个地区只能选举一个代表来填补众议院分配给各州的席位。（Ahmed 2013a, Chapter 4）

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南北之间冲突的加剧以及美国内战的爆发使围绕选举规则的争论略微平息。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绿背劳工党的发展，紧张的局势再次出现。绿背劳工党是一个反公司的农民－劳工联盟，1878年，该党派在众议院293个席位中赢取了13席。这甚至让少数保守派人士忧心忡忡地认为，有必要实行比例代表制。然而，绿背劳工党后来因农民和工人两派之间的相互猜忌而瓦解，改变选举规则的讨论随之结束。（Ahmed 2013a, Chapter 4）两党决定，他们可以通过操纵众议院选区的边界（即“不公正地划分选区”）以及对选民进行各种压制的方式来抑制南方黑人选民和北方迅速壮大的工人阶级构成的潜在威胁。

不公正地划分选区所带来的影响可以从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重新划分选区所造成的结果中清晰地体现出来，此举改变了2012年25个选区的选举结果，并帮助共和党赢得了原本会失去的6个席位。不公正地划分选区给两党造成的全面影响可以从以下调查结果中看出来：在共和党控制的各州，共和党候选人赢得了53％的选票和72％的席位，而在由民主党控制的各州，民主党候选人赢得了56％的选票和71％的席位。作为对比，在由法院、独立委员会或是两党划分选区的各州，民主党只获得略微超过半数的选票和56％的席位，而共和党赢得了46％的选票和44％的席位。在大多数由共和党划分的选区内，潜在共和党选民的比例都非常高，这也许会导致这些州的众议院长期被共和党控制，直到2020年人口普查后重新划分选区。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在2012年为民主党国会候选人投票总计超过8万3千张，但共和党赢得了该州18个众议院席位中的13席。（Palmer and Cooper 2012）

就选民压制而言，从19世纪80年代到1965年，南方民主党一直利用投票税、文化水平测试和暴力手段阻止黑人投票，同时还剥夺了许多低收入白人选民的投票权。（Kousser 1974）自20世纪70年代起，共和党频繁地指控选举舞弊，要求选民提供公民证明，规定选民出示有照片的身份证件，随意销毁选民名册，为的是在他们控制的州中压制低收入有色人种群体投票，然而在2012年选举前不久，州法院阻止了部分上述做法。（Davidson, Dunlap, Kenny and Wise 2004; Hasen 2012; Piven, Minnite and Groarke 2009, Chapter 6）为压制某些群体的投票，政党使出了浑身解数，除上文提到的策略外，还包括拒绝选民在选举当天注册、周末投票等方法，这最终造成选民结构多元性下降，更多地向白人和高收入公民倾斜。

增长联盟是如何改变竞选规则的

为避免读者产生误解，认为遏制策略从未在美国实行，我们需要指出，在面临严峻的挑战时，对竞选规则的操控在地方层面上表现得极为直接和显著。这些挑战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那时，以种族为基础的政治机器逐渐控制了许多城市的政府，这些政治机器通常附属于民主党，严重依赖工艺工人和产业工人的选票。20世纪早期，新成立的社会党成了另一大威胁。1912年的选举中，在全国的340个城市，共有1200名社会党成员当选，包括24个州的79名市长。（Weinstein 1967, pp. 93-118）

面对这些挑战，地方增长联盟在1894年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政策规划组织“全国城市联盟”，来自13个州21个城市的150位城市开发商、律师、政治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全国城市联盟逐步地改变了选举规则（称作“改革”），最终达到了遏制的目的。这些改变表面上追求的是消除腐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但实际上，它们都降低了投票人数，使民主党和社会党在选举中获胜变得更加困难。（Alford and Lee 1968）这其中，三项改革尤为重要：

1．非大选年的选举。
支持者认为，地方选举不应与全国大选在同一年举行，因为城市议题有其不同之处，这其实模糊了地方和国家之间诸多的政策联系。

2．无党派选举。
支持者声称，政党不应在地方层面扮演角色，因为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不应被党派政治遮掩。这一改革使得候选人必须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因为选民不会再根据“民主党”或是“社会党”的标签来确定自己支持的候选人。

3．全市范围的选举。
支持者主张，选区不能发挥它们在国会选举中相同的作用，因为市议会面对问题时，是将整个城市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分割的选区。取消城市选区使得社区领袖（无论他们是民主党、社会党还是少数民族或种族）更难在市议会中谋得席位，因为他们没有财力和知名度来赢得全市范围的选举。

全国城市联盟的种种努力并未取得太大的成功，直到它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的恐惧和爱国之情，让社会党背上反战叛徒的恶名。到1919年，全国城市联盟已经能够在130个城市贯彻自己的想法，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继续取得胜利。（Schiesl 1977）到1991年，已有75％的美国城市使用无党派选举，59％的城市使用全市选举。而成功抵御这一系列改革的是拥有强硬民主党组织的大城市。（Renner and DeSantis 1994）

尽管在大城市中遭遇了部分失败，但增长联盟却在遏制工作上实现了更大的目标。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的直接联系不似以前那样明显，两大政党的地方分支从此退出了美国一半城市的地方政治，因而削弱了市议会作为自由派－劳工联盟候选人训练场的作用，创建综合性的自由派－劳工计划变得更加困难。通过为美国商会地方上的知名委员会服务而获得选举资格的企业主，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市议会的大多数席位，这再次证明了，在一个公民有权投票的国家，所有权阶级的每一部分都需要持续参与到对政府的控制当中。

为何选举依然非常重要

各种努力成功遏制并压抑了普通美国人的投票权力，但民众仍然能够利用选举对政府施加影响。至少，选举可以让公民来决定，相互对立的党派中，哪一个将在政府中发挥领导作用。实际上，这意味着不同的职业团体、宗教团体和种族团体成为了由公司领导的各种敌对同盟的一部分，围绕广泛的诉求来竞争政府职位。比如说，全国各地区各阶级的白人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或犹太教徒更有可能将票投给共和党，虽然天主教徒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逐渐开始支持共和党。（Manza 2012; Manza and Brooks 1999）例如，在2006年，62％的白人新教徒将票投给了共和党，相比之下，投票给共和党的白人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的比例分别为49％和12％。2012年，70％的白人新教徒、60％的白人天主教徒以及29％的犹太教徒（在选民总数中占比不超过2％）将票投给了罗姆尼。（Edison Research 2012）在其他许多国家，宗教也是政党偏好中的一个重要因素。（Nieuwbeerta, Brooks, and Manza 2006）

而且，选举还为选民提供了批评政府政策的机会。例如，面对大萧条，选民先后在1930年、1932年、1934年和1936年的选举中用民主党替换掉了20世纪20年代一直当政的共和党，导致共和党沦为国会中一个极小的少数派。相反，1980年，共和党在白宫和议会中打败了民主党，原因之一就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高通胀和失业率的攀升令选民感到心灰意冷。

选举在抵制当前政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2008年再次得到了印证。2008年，金融动荡使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成为大多数人心中最重要的议题，大多数选民在9月末坚定地转向了参议员奥巴马。每周民调显示，这一转变在那些最关心经济形势的白人选民中最为明显，这类人中有54％支持奥巴马，而在他们没有对经济产生担忧之前，这一比例只有10％。（Balz and Cohen 2008）尽管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吸引了许多新选民的投票，但一项基于2008年选民投票率和选民调查的研究估计，2004年小布什的支持者中有23.6％的选民要么没有投票，要么将票投给了奥巴马或第三党候选人，使奥巴马参议员即使没有新选民的支持，一样能够赢得选举。（Lupia 2010, Table 3）

最后，选举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当极端国内问题造成社会动荡时，选举可以成为引入新政策的途径。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这一作用通常由突然出现的第三党派完成，比如说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首个赞成废除奴隶制的新党派。自20世纪20年代起，初选逐渐成为介绍新思想的主要选举舞台。

然而，即使将各种遏制策略考虑在内，与自由派－劳工组织在大多数西方民主政体中所获得的成功相比，自由派－劳工联盟在选举中的表现仍不如预期的那样乐观。这一差别产生的原因将在本章余下部分得到解释。

为何只有两个主要政党？

实行比例代表制选举议会成员的国家通常至少拥有四个主要政党，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美国历史中长期都只有两个主要政党。唯一的例外是联邦党解散后1812年至1824年之间短暂的一党时期，以及19世纪50年代中的几年时间，那时，围绕是否将奴隶制扩张到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的争论而产生的冲突令短命的辉格党分崩离析。由于辉格党在1852年至1856年迅速瓦解，在1854年发展起来的共和党（基于其在向西部扩张奴隶制上的坚定立场）并不能真正算得上是第三党，因为它很快就取代了辉格党的位置。

为何美国动荡的历史上不乏种族、地域、宗教以及阶级对抗，却只有两个主要政党？美国政府的两个基本特征导致了两党制的形成。第一个特征是被所有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选举系统，即从各州和选区选举参议员和众议员时，只需要获得“相对多数票”而不是“半数票”。这种设置被称为“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采用这一制度的国家大多都是两党制。（Lipset and Marks 2000; Rosenstone, Behr, and Lazarus 1996）在那些例外的国家中，第三党往往是由于种族或宗教原因而在某一区域拥有较大的势力的。

美国两党制的第二个原因相对特殊：和加拿大以及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政府议会制度不同，美国的总统选举创造了极为特别的动力。总统选举实际上是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强化版，它将整个国家作为唯一的选区。相比之下，议会制度即使是基于单一选区，也会为第三党派提供空间，因为总理是在选举之后由议会选出的。因此在美国，被称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前同盟承受的压力相对较小。而总统拥有的巨大权力又进一步促进了两党制的倾向。因此，和其他实行选区／多数制选举制度的国家相比，美国的第三党派更难发展，规模也更小。
〔1〕

只有一个人能够当选总统，或是一个州或选区只能有一人被选入国会这一简单的事实，产生了一系列“赢者通吃”的选举，最终导致了两党制的形成。将票投给左翼或右翼的第三党派候选人，实际上是支持了政治光谱另一端、选民最不喜欢的候选人。由于将票投给左翼或右翼的第三党派候选人就等于给“你最大的敌人”投票，要想避免这一命运，通常采用的策略是组织尽可能大的选前同盟，即使必须放弃许多政策偏好，或是做出妥协。其结果就是两个同盟性政党的出现。
〔2〕

因此，左翼和右翼的第三党派很少能挺过一两次大选，即使它们坚持下去，也很少能获得超过1％到2％的选票，但是，这些党派却能够对整体结果产生戏剧性的影响。2000年总统选举中，拉尔夫·纳德和绿党为小布什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纳德在新罕布什尔州和佛罗里达州抢走了民主党候选人艾伯特·戈尔需要的选票，从而使布什获得了选举人票和总统职位。这是历史上左翼党派首次对总统选举结果产生重大的影响，自由派人士、女权主义者、环保人士因此一直对纳德和绿党怀恨在心，纳德连续多年被几乎所有的自由派－劳工会议排斥在外。

鲜为人知的是，一个比共和党更为右倾的小党，自由党，令共和党在1998年、2000年、2002年和2006年分别失去了内华达州、华盛顿州、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的一个参议员席位，并使其在2002年失去了俄勒冈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州长职位。在这些竞选中，自由党获得的票数远高于共和党落后民主党的差额。（Miller 2002）自由党很可能还帮助民主党在2012年赢得了蒙大拿州的州长宝座，并保留了一个参议员席位。自由党在州长竞选中获得了将近17,000张选票，当时民主共和两党得票差额仅为8300票；在参议员选举中赢得了3万多张选票，民主共和两党得票差额为18,000票。此外，另一个比共和党更为右倾的第三党派，宪法党，帮助民主党在2008年击败了俄勒冈州时任共和党参议员，在这场选举中，民主党以48.9％比45.6％获胜，而宪法党则赢得了5.2％的选票。

尽管美国的单一国会选区制度和总统选举制度强力推动了两党制的形成，但这些制度最初设计时本意并非如此。开国元勋们的目的，是创建一个分权制衡的制度，使权力，尤其是已经觉醒且有组织的多数农场主和手工业者的潜在权力受到限制。然而，政党制度并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开国元勋们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总统，使敌对的各个州更加团结；美国还需要一个基于区域选举的国会，以保证每个州在国会中都拥有席位。而政党正是这些思想的产物。事实上，美国的开国元勋并不喜欢政党的概念，他们把政党斥为高度分裂的“派系”。党派是他们的深思熟虑所引发的一大意外后果，直到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新一代政治领袖才最终适应了这一思想：两党制不是少数富人对规则的破坏。（Hofstadter 1969）

历史上，两党制并没有促进政党清晰地表明它们的形象和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竞争的候选人希望淡化他们之间的差异，以此争取更多的中间选民。这一思路导致候选人更多地强调个人品质而不是政策偏好。此外，有证据表明，两党制事实上打压了民众的投票热情，因为少数派政党即使获得49％的选票也会一无所获。而在那些用比例代表制代替选区制的国家中，投票率则大幅上升。（Lipset 1963）

综上所述，美国的两党制在不经意间为公司富豪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机遇：政治和政策之间不需要存在紧密的联系。候选人可以在竞选时说一套，在当选后做另一套，当然，这为拥有金钱、人脉和信息的人们提供了塑造立法的机会。然而，这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自由派－劳工联盟尚不能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党。南北经济的历史差异，一个基于自由劳动力，另一个则基于奴隶制和种族隔离，为这一不寻常的情况做出了解释。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

在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相关的热门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相对立的观点。一些美国人认为，“它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反映了两党制中各党派争取中间派的必要性。另一些美国人则认为，“共和党代表大企业，而民主党则代表自由派、工会和有色人种群体”，这一观点一半源自极端保守派使用的恐吓策略，一半源自自由派编造的所谓进步历史的神话。事实上，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在地域、种族、宗教和阶级等方面，两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民主党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有机会成为自由派－劳工联盟政党。

尽管两党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就阐释权力的阶级支配理论而言，重点在于，所有权阶级内部的不同部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控制着两个党派，这将在第八章进一步阐述。1789年批准生效的宪法解决了南北所有权阶级的主要争议（至少维持到19世纪50年代）之后，政治党派没花太长时间就发展了起来。1791年，富有的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与纽约州北部的土地所有者联手，创建了一个后来成为民主党雏形的政党，自那时起，就开始有两个政党代表上层阶级不同的经济利益。从总体上来看，民主党最初是农业富人，尤其是南方农业富人的政党，而共和党则是北方银行家、商人、工业家和小农场主的政党。（Domhoff 1990, Chapter 9）

和所有的概括一样，这一点同样需要某些条件的限制。民主共和党（民主党的前身）在北方的爱尔兰裔商人和银行家中也找到了许多拥护者，出于历史原因，这群人不喜欢英裔的联邦党领袖。同样，宗教异议者和属于低地位教派的新教徒也往往更偏爱民主共和党，而不是拥护“高教会派”的联邦党。这些差异一直延续至今。就社会地位而言，联邦党和共和党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和体制内成员的政党，而民主党则成为了那些在某些方面属于外团体的群体的政党。民主党作为外团体同盟的特征同样适用于在其成立最初69年里一直统治该党的富有奴隶主，因为他们是工业化社会里的重农派、自由劳动力国家中的奴隶主。虽然在美国建国后的36年里，他们通过推举知名奴隶主，如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以及安德鲁·杰克逊，霸占了总统职位达32年之久，但种植园主一直处于守势，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

内战爆发后，民主党更加彻底地成为了南方所有权阶级的工具，因为所有富有的南方白人都成了民主党坚定的支持者，旨在依靠两党制来限制由平民主义小农场主和黑人佃农组成的同盟的发展。与此同时，南方白人还在北方收获了新的盟友，即上百万新到来的天主教和犹太教移民，后者经常遭到信奉新教的共和党多数派的恶劣对待和嘲讽。20世纪上半叶，新移民中的一些人变得富有之后，便成为了当地民主党核心组织的主要财务支持者，民主党核心组织很快与在南方占主导地位的“县城帮派”展开了密切的合作。通过共同的努力，北方核心组织和南方县城帮派成为了支出同盟的骨干力量，在大萧条期间及其后蓬勃发展。20世纪30年代在民主党内部发展起来的自由派－劳工联盟，根本无法与地位稳固的南方富豪以及他们富有的城市种族盟友相匹敌，后者已经获得了爱尔兰移民、意大利移民和东欧犹太移民的拥护。（Shefter 1994; Webber 2000）

当然，民主党的历史远不止这些。但这些已经足以解释，为什么自由派－劳工联盟未能像它在其他民主国家那样，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党。导致两党制形成的选举规则，外加20世纪70年代之前富有南方白人对民主党的控制，使自由派－劳工联盟没有更好的选择。组建第三党派会让更多的共和党人上台，而后者是自由派－劳工联盟的死敌，但自由派－劳工联盟又无法获得对民主党的控制权。

支出同盟

基于对议题关注型投票模式的分析，政治学家发现，大部分政府支出提案都获得了很多议员的支持，这群人可以被视为“支出同盟”。支出同盟主要由南方和北方的民主党人士组成，他们感兴趣的是为自己的主要组成部分，即南部、西南部、加利福尼亚州的种植园主、牧场主和种植者，以及全国城市房地产利益集团提供补贴和福利。（Clausen 1973; Sinclair 1982）他们协议的性质清晰明了。大多数北方民主党人士支持农业补贴和价格援助，这将给种植园主和其他农业综合企业带来巨大的利益。反过来，南方人愿意支持政府在公路、城市发展、公共住房、医院建设、学校午餐甚至公共援助方面的支出计划。尽管部分支出计划被视为“自由派”，但事实上，其中很多计划都让城市房地产利益集团（城市房地产利益集团为北方的城市民主党政治机器提供资金资助）大受裨益，而南方民主党也曾从中获益。此外，以城市发展为生计的建筑工会同样极力支持这些计划。（Logan and Molotch 2007）

然而，尽管南方的城市民主党、增长同盟以及建筑工会需要南方对支出计划的支持，但这一支持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支出计划不能攻击种族隔离制；第二，地方可以控制这些计划，这样南方人就可以将为非裔美国人提供的福利限制在低收入人群的范围之内；第三，南方各州的获益程度应有所区别，甚至连医院支出、城市更新基金等事务也应如此。（Brown 1999, pp. 182-200）换言之，支出同盟存在的前提，是将非裔美国人从许多政策福利中排除。这一排他性联盟是1963年至1967年之间非裔美国人在北方大城市上街示威的主要原因之一，非裔美国人希望通过此举迫使由传统民主党支配的政府机构修改规则，将非裔美国人纳入工作、住房和教育等计划之内。（Quadagno 1994; Sugrue 2008）

支出同盟的基础核心是来自种族隔离州的约100位民主党人士以及来自北方主要城市地区的五六十位核心民主党人士，他们凭借自己的资历和在政府支出上的共同利益，共同控制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相关委员会。然而，二战之后，这一核心同盟又得到了100位自由派北方民主党人士中支持政府支出计划的群体的支持。在他们最重要的两个议题——工会和民权方面——自由派民主党人士基本上一无所获。相反，他们不得不接受经济和福利议题上的渐进式改进，这些议题对于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十分重要。当自由派民主党人士得到政党核心组织和南方民主党人的支持时，他们通常会取得胜利。这些胜利包括最低工资的增长、养老金的上涨、残疾保险被纳入《社会保障法案》范畴，以及失业保险、福利支出、食品券和房租补贴的提高等。

保守派同盟

互开方便之门令民主党人士在很多议题上保持着紧密联系，但在公司富豪高度关切的议题上，民主党内部往往存在着许多分歧，这些议题包括工会权利、商业法规、累进税率以及对非裔美国人民权的限制。正是这些议题诱发了1965年之前的阶级冲突，因为对于农场主而言，若想以强制的方式控制他们的低薪黑人劳动力，限制民权是十分必要的。（Patterson 1967; Potter 1972）因此，南方民主党和共和党在1938年成立了一个保守派同盟，一项针对两年制国会中唱名投票进行的详细研究证明，保守派同盟在所有议题上都保持一致，其投票数在总票数中占比达15％至40％，总体上非常成功。（Shelley 1983）随着南方共和党人在国会中比重的增加，这一联盟的重要性逐渐降低。然而，即使到了1996年，保守派同盟仍然占据了11.7％的国会投票数，成功率达98.9％，尽管当时南方的保守派白人民主党人在众议院拥有的票数不超过30票。1996年，保守派在众议院共取得了51次胜利，这其中有33次都与南方民主党的投票密不可分，这大大抵消了少数依然执政的东北部温和派共和党人的背叛。（CQ 1996）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保守派同盟能够阻碍、削弱由自由派－劳工联盟在1939年至2012年之间提出的每一个方案（这些方案还遭到了联合起来的公司共同体的一致抵制），甚至能将其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方案。两个最显著的例外，即1964年的《民权法案》和1965年联邦医疗保险被纳入《社会保障法案》，就证明了这一点。《民权法案》并没有遭到公司共同体的反对，公司共同体已经为该法案的颁布做了多年的准备。（Delton 2009; Golland 2011, Chapter 2）在经历了参议院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阻挠（即无限期的延长辩论）之后，《民权法案》最终得到通过，一部分原因是共和党人受到公司共同体施压，抛弃了他们的南方盟友。（Whalen and Whalen 1985）联邦医疗保险被纳入《社会保障法案》，主要归功于自由派－劳工联盟，但这一方案还得到了美国医院协会的暗中支持，因为面对越来越多的低收入病人和愈发高昂的治疗费用，美国医院协会的成员一直做着亏本生意。（Quadagno 2005）第七章将详细地讨论这一议题。

因此，对于理解公司富豪对政府政策的支配来说，民主党在1932年到1994年之间大部分时间里（当今的政府实践和计划中，有很多都是在这段时期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正式控制着国会的事实并没有太大意义。重点在于，一个强硬的保守主义多数派被选入国会，他们中既有共和党人，又有民主党人。围绕与阶级冲突相关的议题，保守主义多数派在投票时总是保持一致，与此同时，他们还对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险计划的范畴和成本做出了限制。

南方民主党和民主党领导核心在工会和民权上的分歧，并不会像最初看起来那样造成党派分裂。经常被选入众议院并因此获得傲人资历的民主党领导核心曾在政党领袖、保留年资制度等议题上支持过南方民主党人士。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在投票中支持劳动力、民权、社会福利的立法等方法维持着自由派投票纪录，以此安抚他们中的工人和自由派人士。“通过正确地投票，”20世纪60年代在《华尔街日报》负责国会相关报道的一位记者总结道，“他们安抚了内部的自由派舆论；而通过不做实事，他们又满足了众议院中的南方盟友。”（Miller 1970, p. 71）一项针对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所有委员会唱名投票的系统性量化研究得出了与这位记者相同的结论。（Unekis 1993, pp. 96-97）

权力精英对两大政党的控制强化了两党制最坏的趋势：回避议题和强调候选人的品质个性。这就是我们最好从阶级支配视角出发，将选举制度理解为“候选人遴选过程”的主要原因。这一过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填补职位空缺，但对政治中的政策方面却给予最少的关注，这为特殊利益网络和政策规划网络中形成的政策提供了机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竞争的候选人没有希望推行个人的政策偏好。相反，为了能够给自己的政策偏好投票（即使这些政策遭到大多数选民的反对）并保证自己能够在连任选举中胜出，两党中的民选官员用尽了各种策略。（Jacobs and Shapiro 2000）重视两党内部大型经济利益集团的影响，并不是否认竞选的激烈性。这一状况不只是因为竞选对手很有可能胜出，竞争党派在一些议题上巨大的政策分歧也会使个人竞争更为激烈。因此，在候选人遴选过程中，当权力精英、政治候选人和普通公民三者相遇，情况会变得十分复杂，充斥着各种策略手段。此时，打造正确的策略并塑造突出情感的媒体形象，往往能够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属于政治顾问的职责，他们为候选人提供政策建议，并评估特定选举中的获胜因素。这些顾问中，有很多人还兼任公司说客，本章稍后将对此进行讨论。

作为政府结构的党内初选

美国选举制度中不可改变的两党制逻辑赋予了美国政治另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征，即通过各州政府管制的初选来决定各党派的候选人。1903年，威斯康星州的改革者们最早通过了这一制度的立法，这群改革者相信，第三党派已没有什么希望。（Lovejoy 1941）与此同时，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南方各州采取了白人初选制，该制度使白人竞选对手能够在民主党内部互相挑战，而不必给予非裔美国人投票权。（Key 1949）

随着初选次数的增多，在自由派改革者的施压下，初选逐渐成为整个选举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20世纪70年代，受政府管制的初选以及政府对政党注册的长期控制使两大党派转变成了政府官方的职位填补机构。从立法和法律的角度来看，贴着共和党人
和民主党人
标签的党内初选，可以被看作政府立法批准的成为民选官员的两条不同路径。因此，政府发起的初选强化了这一观点：美国政治是一个候选人遴选过程。

换言之，政党不再是完全独立的机构，它们不像大多数其他民主国家的政党及美国过去的党派那样可以控制成员并选择自己的领袖。既然每个人都可以到政府注册，成为某一政党的成员，那么基于政治信念，政党领袖就不能排斥那些加入该党派的成员。此外，已经注册的党员可以在初选中竞选任何一个职位，因此政党领袖和党派会议对候选人拥护的政策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事实上，在初选中获胜的候选人所主张的立场，也就是政党的立场。党派领袖可以抗议，捐赠人也可以撤回关键的竞选资金，但初选中的获胜者，和他们众多的政治顾问和筹款人，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党派。这是美国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政党的主要区别。

这些变化使美国选民有机会决定，竞争团体和阶级中哪些人能够在大选中角逐。初选促使候选人和普通民众交往并关注民众的需求。这一过程也提醒了现任官员，如果他们对民众不够关注体贴，他们就会被罢免。政治候选人和普通民众之间互动的需要使资金、广告和知名度对选举结果的影响程度受到了限制。

20世纪，反抗者利用初选取得了一些令人惊讶的胜利。1934年，即大萧条的中期，当时最著名的左翼人士、多产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将他的注册党派由社会党改为民主党。辛克莱随后宣布，自己将要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他提出了一个名为“消除加州贫困”（EPIC）的详细方案，该方案混合了社会主义和自助思想。辛克莱将他的支持者组织成消除加州贫困俱乐部，因而赋予了他们区别于其他民主党人的另一种身份，因为辛克莱的左翼支持者不希望和其他民主党人联系到一起。辛克莱在包括七位候选人的初选中获得了51％的选票。在一场不同寻常的竞选活动中，共和党在任州长承诺接受许多新政方案，而在这之后的大选中，辛克莱以37％的选票败选。但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也发生了永久的变化，因为作为辛克莱竞选活动的一部分，许多年轻的自由派人士和社会主义活动家继续竞选其他职位，随后，他们又在加州各地建立起改变了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加州民主党俱乐部。（Carney 1958; Mitchell 1992）

1968年，反战的自由派人士加入民主党总统初选，为的是表达他们对越南战争的强烈反对。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致使时任总统的林登·B．约翰逊决定不再竞选连任。（Rising 1997）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初期的一位重要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在1984年和1988年的总统竞选初选中一直稳扎稳打。事实上，杰克逊在1988年初选中获得的选票甚至比未来总统比尔·克林顿以及未来副总统艾伯特·戈尔还要高，因而在之前忽视他的白人民主党政客中建立了威信。然而，杰克逊与刚追随他不久的左翼活动家之间存在着过多的嫌隙和紧张，因此无法建立一个持久的组织。（Barker and Walters 1989; Celsi 1992）

然而，迄今为止，把党内初选利用得最成功的是极端保守派人士，他们把自己的纲领和“争取自由的美国青年”这一强有力而独特的社会身份引入了1964年的共和党初选之中，以确保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能够获得总统提名。虽然戈德华特在后来的常规选举中以惨败收场，但他的“州权”纲领（一个暗语，意指共和党不会试图终止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却引发了一场运动，使原本属于民主党票仓的南方为应对1964年的《民权法案》而加入了共和党阵营。戈德华特还在竞选活动中招募了一支新的核心队伍，使他的追随者坚定了在未来三十年从基层夺取党权的决心。

竞选资金：重要，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在党派差异常常模糊不清，且过分强调候选人性格和形象的选举制度中，公司富人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通过捐赠巨额竞选资金来提高候选人的知名度，并为其打造一个独具魅力的形象。在决定哪些候选人能够进入初选，其中谁表现良好的问题上，富有捐赠者和筹款人的角色至关重要。候选人在全国各选区开展竞选活动、群发邮件、预订电视广告需要高额的启动资金，这使得公司富豪以及游说部门和公关部门的雇员从选举一开始就发挥了非常直接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一项对竞选资金的详细研究证明，竞选资金在初选前同在选举过程中一样重要，它们在美国政治中被称作“关口”（Heard 1960, p. 34）。

除了少数广受关注的特例外，大宗捐款的捐款人很少试图为他们的捐款附加具体条件。但是，他们会用强硬而直接的方式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候选人，并反对他们认为不够理智、亲民的候选人。从心理层面来讲，捐赠者的捐款使接受者产生一种责任感，因为候选人将捐款视为一件“礼物”。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任何地方的人们在接受礼物时都会产生一种“亏欠感”，这使他们希望做出回报以消除内心的负担。（Gordon 2005; Mauss 1924/1969）

虽然如此，钱最多的候选人并不一定就能获胜，花销巨大但最终败选的案例也同样比比皆是，包括许多在2012年的选举中落败的“自我赞助人”（OpenSecrets 2012c）。此外，由于大宗捐款的捐款人希望支持稳操胜券的那一方，在任者和那些在安全区参选的候选人往往会得到更多的捐款。因此，获得最多的捐款和在选举中获胜这两者之间高度的相关性可能只是一种假象。重点在于获得选举所必需的最低经费，这也是少数大宗捐款的捐款人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几十年来，竞选资金改革一直未能成功，这体现了大额捐款对于候选人的重要意义。竞选资金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由自由派和公司温和派组成的同盟通过给捐款数目设定上限的方式，似乎成功地限制了大宗捐款的捐款人的影响，这一同盟还针对总统选举中的党内初选和常规选举，创建了非强制性的公共融资制度。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降低公司共同体的影响，因为大宗捐款的捐款人成了“募款中间人”，在募款中间人组织的招待会、午宴以及晚宴上，他们的同事和朋友都会捐出几千美元，通过这种方式，募款中间人可以为候选人筹集上百张支票。1979年，对于个人捐款数额的限制也被巧妙破解，当时的联邦选举委员会裁定，以“政党建设”的名义向各州政党捐赠的资金没有数额限制，这笔钱被称为“软性捐款”，它不能用于支持特定的候选人，但可以用于攻击性广告和动员投票工作。两党在1992年共筹集到4600万美元的软性捐款，这一数字在1996年跃升至1亿5000万美元，而在2000年超过2亿5000万美元（相当于2012年的3亿3580万美元）。随后开始的另一轮改革最后也以失败告终。常规捐款中“硬性捐款”的数额甚至变得更为巨大。

公司领袖还借鉴劳工组织的做法，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使股东和经理能够通过间接的途径每年再捐出几千美元。公司不能从自己的基金会拿出钱捐赠给政治行动委员会，但可以负责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管理成本。同样，工会只能从成员中募集资金，但它们能够使用自己的资金支付管理费用。此外，政治行动委员会由贸易协会和专业团体负责打理。理清政治资金流动网络变成了一项全职工作，正如由响应性政治中心（http://www.opensecrets.org）和竞选资金研究所（http://www.cfinst.org/）运营的无党派网站所显示的。这些网站会发布并分析政府报告以及它们从各种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

尽管公司共同体和增长联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最大的捐赠者，但有关国会层面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模式的分析提出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公司共同体和自由派－劳工联盟在选举过程中仍然会体现出彼此间的差异。这些研究表明，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通常支持一批候选人，而自由派和工会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则会支持另一批候选人。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不会把所有的钱捐给相同的候选人，但它们很少会把钱捐给同一场选举中的两个候选人。（Neustadtl, Scott and Clawson 1991）这些通过复杂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得到了政治行动委员会管理层的证实，对这些人的访谈表明，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合作。这一批研究人员又与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经理进行了坦率的访谈，这些访谈揭示，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决定支持民主党人时，通常是因为以下三个非典型原因中的某几个：（1）因为该民主党人属于保守派或温和派，且通常来自农村地区；（2）为了与民主党人士维持联系，这些民主党人士在国会委员会中拥有席位，对公司而言具有重要意义；（3）帮助其他有意与民主党人维持联系的公司。（Clawson, Neustadtl, and Weller 1998）

此外，一项针对1991年至2006年之间众议院中上千次唱名投票的穷尽性量化研究提供了系统性的证据，证明了公司和贸易协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比工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基于上万组（“二元关系”）捐赠方和受赠方的统计对照，一项研究比较了议员们的投票结果以及向议员们提供捐款的亲公司或亲工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立场，该研究发现，在16年的时间里，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每个两年会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工会政治行动委员会只在少数会期中产生过影响，而且，在那些工会政治行动委员会产生影响的少数情况下，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往往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Peoples 2007）这些结论的可信度得到了同一时期另一项研究的支持，该研究针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影响力进行了更具广泛性的因果分析。（Peoples 2010）另一项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该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拿大国会下议院中的投票模式和竞选捐赠为研究对象，发现公司和工会捐款都未产生任何影响。这一跨国比较证明，美国众议院比加拿大国会众议院更容易受到外界势力的影响。（Peoples and Gortari 2008）

2012年，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数额仍然高得令人咋舌，两党候选人共接受了3亿2970万美元的商业捐款，这其中，63％流向了共和党。相比之下，工会政治行动委员会共捐出5830万美元，不到商界捐款的五分之一，这其中90％的捐款流向了民主党。即使是在民主党内部，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数额也是工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2.3倍，两者分别为1亿2260万美元和5240万美元。（OpenSecrets 2012d）

公司捐款一路攀升，达到的高度是人们在2010年年初难以想象的。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
一案中，最高法院以5∶4的票数做出裁决，认定限制用于“独立开支”的公司捐款的法案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所有人的自由言论的权利。这一判决做出不久，上诉法院又做出裁定，不向政党或候选人捐款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从公司和工会那里筹集任意额度的款项。基于这两项裁决，许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应运而生，它们可以举行大规模的活动来支持或打压某位候选人。此外，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律师发现，他们可以创建合法机构，借此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无限额且保密的捐款。他们通过吸收所谓的“社会福利”机构来实现这一目的，只要这些机构能够言之凿凿地宣称政治议题并不是它们的首要目的，它们就不必公开自己的捐款。此时，公司富豪能够走上政治舞台，并充分地利用他们的个人财富和公司财力，而且他们可以在幕后操纵这一切。

结果就是，出现了大量被称为“501（c）（4）类型组织”的秘密资金来源，“501（c）（4）”是联邦税收法规为此类机构设定的代码。通过这些组织，捐款可以秘密地流入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且不必使他人知道个人捐款、公司捐款和工会捐款的来源或范围。这一新形势与过去对信息公开的要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使人们对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两党富有的捐款人有了细致的了解。（例如，Alexander 1971; Overacker 1932; Webber 2000。）法律上，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能协调政党的竞选活动，但实际上，两者间存在着紧密的合作，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通常由候选人的前助手负责管理。

流向501（c）（4）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巨额捐款使无党派组织的开支在2006年至2010年之间上涨了四倍，从6890万美元增长到2亿9420万美元。2010年，仅仅是美国商会一家组织就提供了3120万美元秘密资金来帮助共和党候选人，这其中许多（就算不是大部分）都来自公司领导，因为他们相信商会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承诺。（Public Citizen 2011, pp. 9-11）安泰保险无意间泄露的资料让人们得以窥视当前形势的冰山一角。2011年，安泰保险不慎将一份报告提交给了一家政府机构，该报告表明，安泰保险向美国商会捐赠了4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Riley 2012）美国行动网络是一家新成立的亲共和党501（c）（4）社会福利组织，该组织由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前参议员领导，董事会中最著名的人物包括家得宝公司的亿万富翁创建者。美国行动网络提供的捐款在支持共和党的501（c）（4）资金中占比27％，其中有300万美元来自安泰保险。（Beckel 2012）2010年，共和党501（c）（4）团体以7800万美元的开支远超民主党的1600万美元，两者比例接近5比1。即使是加上传统的民主党组织，共和党挑战者也拥有压倒性的资金优势。

这一优势可能导致民主党损失了6个参议院席位和63个众议院席位，尽管2008年至2010年之间投票率由60％下降至40％是民主党失利的主要原因。

富有的自由派人士最初拒绝支持秘密资金团体，因为秘密而无限制的捐款违背了他们的原则。因此，2012年，共和党捐赠者似乎再一次在秘密资金上获得压倒性的优势。然而，随着极端保守派攻击性广告的增多，许多自由派人士做出决定，若想实现竞选资金改革的希望，首先需要保证有更多的民主党人士在选举中获胜。最终的结果是，2012年民主党一方的秘密团体与共和党一方数量相当，以“美国爱国者多数”为例，该组织曾投放过抨击罗姆尼的广告，针对的是罗姆尼的私营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几笔商业交易，以及他隐藏在海外避税港的高达2.5亿美元的个人资产。“美国爱国者多数”还批评过几位极端保守派的亿万富翁，指责他们为了一己私利在广告中攻击奥巴马和其他民主党人士。（Draper 2012）民主党人还设立了其他几个秘密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如多数派政治行动委员会和众议院多数派政治行动委员会，来协助民主党开展参众两院的选举活动。三个民主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富有的自由派人士，但在选举活动的最后两周中，它们意外得到了几家工会970万美元的捐款。（Choma 2012）尽管民主党的“造币机”远不及共和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者那样财大气粗，但这些组织确实帮助提供了选举所需的最低金额，尤其是用于最后关头动员民主党选民投票的资金。

得到亲民主党的多数派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的参议员候选人大多会在选举中取得胜利，从众议院多数派政治行动委员会那里接受捐款的大多数候选人亦是如此。计划生育投票组织是一个独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它曾公开过部分捐赠者。计划生育投票组织将110万美元用于支持民主党，将600万美元用于攻击共和党，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取得了胜利。“美国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草根政策战略”组织是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501（c）（4）机构的组合体，它将1亿9520万美元用于总统和国会一级的选举，但大多数行动都失败了。美国商会政治行动委员会花费了3620万美元来支持共和党的48场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但只有7次获得了胜利。（Lichtblau 2012; OpenSecrets 2012c）

以上对竞选资金的简要概述表明，候选人胜选需要数目惊人的最低资金。然而，正如本节开篇所强调的，金钱只是权力平衡的一部分，亲公司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诸多失利就是证明。“金钱是选举成功的必要条件，”响应性政治中心的一位竞选资金专家这样总结道，“但它不是充分条件，也永远不会是。”（Confessore and Bidgood 2012）竞选资金研究所的执行董事将2012年的选举描述为“一场打得精疲力竭的军备竞赛”，并补充说：“当另一边还在射击时，单方面解除武装并不是有效的策略。”（Campaign Finance Institute 2012）到2012年，候选人竞选众议院席位通常需要200万至300万美元，参与参议院选举通常需要900万至1100万美元。而下一节将揭示，竞选总统所需要的远不止这个数目。

奥巴马的捐赠人网络：一个历史案例

与大多数在国家一级上取得胜利的候选人一样，奥巴马总统的捐赠人网络同样建立在富有的捐赠者之上，从增长联盟到公司共同体都被包括在内。总统竞选资金网络的逐步发展以及一路发生的转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展示了此类网络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的。奥巴马的例子更具代表性，因为他在2004年赢得了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席位，又在2008年和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胜利。

奥巴马总统于199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学位，随后返回芝加哥南部（1985年至1988年之间他曾在这里担任社区组织者）负责非裔美国人街区的选民登记项目，他最初的捐赠人网络正是从此时开始建立的。这份工作使奥巴马有机会接触到中产阶级非裔美国人和富有的白人自由派人士，他们后来成为了奥巴马政治活动的支持者。例如，贝蒂鲁·萨尔茨曼是一家大型房地产产业的继承人，奥巴马的政治技巧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将奥巴马介绍给了很多富有的捐赠者，还在一位经验丰富的竞选经理大卫·阿克塞尔罗德面前对奥巴马大加赞扬，阿克塞尔罗德在几年后负责了奥巴马的参议员和总统竞选活动。（Becker and Drew 2008）自遇见奥巴马那日起，萨尔茨曼就跟她政界的朋友表示，奥巴马具备成为总统的素质，许多人都对她的看法表示赞同。（Yearwood 2008）

与此同时，未来总统还通过他的夫人——在芝加哥南部长大的米歇尔——加强了自己与黑人经理和金融家的联系。正如第二章提到的，离开公司法界之后，米歇尔在市政府工作了几年，后又开始负责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与周边社区的联络事务。在为市政府效力的同时，米歇尔还在为另一位放弃了公司法的黑人律师瓦莱丽·贾勒特工作。贾勒特曾在斯坦福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就读，由于她的父亲是芝加哥大学医学院首批黑人教授之一，贾勒特在附近的海德公园区还拥有许多富人朋友。奥巴马的资金网络很快吸纳了美国最大的黑人理财公司的创建者、一家商业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芝加哥大公司的黑人经理，以及普里茨克实业集团和停车位公司的黑人副总裁，这两家公司都为产业庞大的普里茨克家族所有，第三章曾简短地进行过讨论。

然而，当奥巴马1996年从海德公园区竞选州参议员时，普里茨克家族和其他大公司老板的支持对他来说还遥不可及。当时，向奥巴马提供资金资助的包括他的黑人商人朋友、少数富有的白人自由派人士，如萨尔茨曼，以及在那时最重要的，在州参议院选区内进行改造工程的开发商。20世纪90年代后期，奥巴马在赢得州参议院的席位后曾向一位记者解释称，开发商、证券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对政治候选人的支持，反过来可以帮助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市区重建的合同：“如果他们进展顺利，你就可以得到500万到1000万美元不等的竞选基金。”（Lizza 2008, p. 58; Murray 2008）奥巴马自己的竞选基金并没有达到这一数额，但开发商确实是他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民主党在2000年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这使奥巴马能够要求州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重新划分他的选区，新选区包括了芝加哥湖畔富有的黄金海岸区、海德公园区及其南部部分穷困的黑人街区，奥巴马的金融网络由此进一步扩张。萨尔茨曼此时将奥巴马引介给了“午餐中的女人”，这是一个由十九位女性经理和继承人组成的小团体，“她们将自己视为人才发掘者和天使投资人，为有前途的自由派候选人和活动家提供支持”（Lizza 2008, p. 61）。她们中的克里斯蒂·海夫纳当时正经营着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花花公子公司，海夫纳后来表示：“我很骄傲能够在参议院选举期间把奥巴马介绍给许多人认识，不仅仅局限于芝加哥的，还包括纽约和洛杉矶的，事实证明，这些人脉对于奥巴马而言是弥足珍贵的。”（Lizza 2008, p. 61）奥巴马还结识了资产上亿的克朗家族的成员，第三章曾简略地对此进行过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还获得了詹姆斯·S．克朗的信任，詹姆斯是家族控股投资公司的主席，同时还在通用动力和摩根大通担任董事。

奥巴马将自己的黑人朋友召集到了一起，并向他们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决定在2004年竞选美国参议员，而且如果能够筹集到几百万美元的话，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获胜。奥巴马的黑人朋友们同意尽最大努力为他提供支持，但他们也明白，奥巴马还需要筹措更多的资金。就在这时，普里茨克实业集团的黑人副总裁为奥巴马夫妇与潘妮·普里茨克及其丈夫（一位眼科医生）安排了一次会面，在芝加哥以东45分钟车距的度假别墅共度周末。尽管普里茨克告诉奥巴马的传记作家，他们夫妇之前就见过奥巴马，但这次会面从许多方面来看都算得上是一次面试，其间，普里茨克围绕一般性思想和竞选规划，向这位候选人询问了许多问题。周末结束前，普里茨克最终同意帮助奥巴马筹集资金。（Mendell 2007, p. 155）2007年《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排名第135位、资产净值约为28亿美元的普里茨克立刻使这场竞选在芝加哥商界增加了可信度，部分是因为普里茨克将自己定义为中间派，且同时为两个政党的候选人提供了资金支持。

奥巴马的其他筹款人则将范围拓展到全国。贾勒特的表妹夫弗农·乔丹是公司共同体中最杰出的非裔美国人。乔丹曾做过民权律师，担任过城市联盟的主席，后又成为一位公司法律师，以及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白宫首席顾问。当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同他接洽时，他正兼任着五个公司的董事（美国运通、阿斯伯雷汽车集团、杰西潘尼、莎莉公司和施乐公司），而他的夫人安·迪布尔·乔丹则在三家公司兼任董事，即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花旗银行和强生。弗农·乔丹最终同意为奥巴马在华盛顿举办一场资金筹集会，在这场募捐会上，奥巴马争取到了新的资金支持者，还首次遇见了自己未来政府班子的成员。（Silverstein 2006）在普里茨克、萨尔茨曼、克朗、乔丹以及其他许多富有捐赠者的帮助下，竞选活动共筹集了500多万美元资金，仅其中300人就贡献了一半的捐款。（Street 2008, p. 15）

2007年，当参议员奥巴马准备参加总统初选时，同一资金网络再次启动。这一次由普里茨克担任全国竞选活动的财务主席。在哈佛法学院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奥巴马还在华尔街筹得了资金，这位朋友曾在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任职，1999年至2008年间在花旗银行担任经理。此外，通过朋友的引介，奥巴马还结识了洛杉矶和好莱坞的富有捐赠者，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笔捐款。到2008年3月，奥巴马的79位顶级筹款人（其中5位是亿万富翁）每人都筹集了至少20万美元的资金。（Mosk and MacGillis 2008）

夏末，随着竞选的升温，奥巴马团队设立了一个特别的政党委员会——变革委员会，这样，那些捐款数额已达到上限的捐赠人（向候选人捐款不得超过2300美元，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捐款不得超过28,500美元）就能够直接向18个摇摆州的州级党组织捐款。这笔新资金可以为那些通过电子邮件、脸书、YouTube和短信招募而来进行选民动员工作的年轻活动家支付交通、住宿、饮食等开支。（Melber 2008）来自金融界人士、律师、公司领袖和名人的个人支票有如雪片般纷至沓来，数额从5000美元到66,000美元不等。已为“奥巴马胜利基金”筹款50万美元并向其捐款5.7万美元的克朗家族又向变革委员会捐出了7.4万美元。（Mosk and Cohen 2008）

2008年，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个令许多自由派人士感到失望的消息：他决定成为1976年以来两党中首个放弃将公共资金用于竞选活动的总统候选人，虽然他在一年前就已做出承诺，如果他的对手也愿意这样做的话，他会继续这一改革性的创新。最后的结果是，从9月1日到大选日当天，奥巴马的竞选支出几乎是其共和党对手的三倍，而且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投放的负面广告比近代史上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要多”（Lizza 2012, p. 39）。在解释放弃公共资金的原因时，奥巴马声称，部分是因为他的竞选团队创建了一个由小额捐款人（捐款数额不超过200美元）组成的类似的公共筹资体系。这些小额捐款人最终为奥巴马筹得了将近2亿美元的资金，且310万人的捐款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竞选，但事实证明，奥巴马对小额捐款人的依赖其实被夸大了。随后对最终竞选资金报告所进行的严密审查显示，许多小额捐款人在竞选过程中曾多次捐出200美元以上。在奥巴马收到的捐款中，仅有26％的捐款真正来自捐款不超过200美元的捐赠人，这一数据与乔治·W．布什2004年小额捐款人的比例持平。捐赠给奥巴马的资金中，将近一半来自捐款数额超过1000美元的捐赠人。（Luo 2008b; Malbin 2008）

奥巴马总统的基础捐赠人网络在2012年基本维持了原样，尽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出现了一定的人员流动，这些原因包括对政府应对某些议题的方法感到失望，以及对奥巴马将2008年556位募款中间人（或是他们的配偶）中近三分之一委派到政府部门和委员会的做法感到不满等。最引人注目的是，筹款超过50万美元的筹资人中，近80％都被委任以高级管理职务。（Public Citizen 2012; Schulte, Farrell, and Borden 2011）根据响应性政治中心的估测，奥巴马2012年的竞选资金有25％是由758位募款中间人筹得的，比2008年多出202人。这其中包括筹得了4180万美元的178位律师、90位金融服务行业的成员（2190万美元）、41位娱乐行业人士（1140万美元），以及26位计算机产业的成员（660万美元）。37％的募款中间人筹得了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捐款，包括潘妮·普里茨克（110万美元）和詹姆斯·克朗（100万美元），但他们没有像2008年选举时那样活跃高调。（OpenSecrets 2012a; OpenSecrets 2012b）

这一次，奥巴马接受的捐款中有28％（罗姆尼为12％）来自小额捐赠人，总额达2亿1500万美元左右，奥巴马沿用了2008年积极的外联计划，通过社交媒体、挨家挨户动员等方式进行筹资。（Campaign Finance Institute 2013）奥巴马还得到了主要由大学构成的“教育产业”的支持，它们向奥巴马捐赠了1950万美元，而只捐给罗姆尼310万美元，这是因为围绕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共和党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而且一些共和党人对科学研究的价值和可信度持怀疑态度。例如，哈佛大学捐出的200万美元中，85％赠予了民主党，此外，斯坦福大学员工170万美元捐款的76％，得州大学员工72万1600美元捐款的82％，以及芝加哥大学员工59万9000美元捐款的96％也都流向了民主党。（在1990年到2012年之间，大学中的教授、行政人员和职员向民主党捐款的比例由59％增长到76％。）（OpenSecrets 2012c）

2012年的选举与2008年的选举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总统从华尔街得到的资助大大减少。2008年，华尔街共向奥巴马捐出了145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捐款发生在9月1号之后，那时，奥巴马的共和党对手则因筹款能力不足的原因接受了公共资金。与2008年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奥巴马在2012年只收到华尔街550万美元的捐款，仅为当年的39％。另一方面，罗姆尼则凭借自己与金融圈之间的诸多联系筹集了1830万美元。作为一家私营公司的老板，罗姆尼曾经也是金融界的一员，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情况归咎于“罗姆尼过去与众多知名金融家的交情影响了他们的捐款决策”。事实上，这些金融家早已公开表达过对奥巴马的不满，因为总统曾指责他们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而且，尽管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奥巴马仍然支持金融改革立法，该法案最终在2010年通过。（OpenSecrets 2012g）

尘埃落定之后，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传统方式筹得了8亿3570万美元的公开捐赠，同时从总计11亿美元的外界资金中获得了1亿2450万美元的支持。与此相对照，共和党竞选团队通过传统公开渠道筹集了9亿5870万美元的资金。此外，它还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总计14亿的非公开捐赠中获得了4亿5450万的外界支持，比民主党的数额高出3亿多。（OpenSecrets 2012a）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当我们将联邦层面所有的政治支出都考虑在内，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总统级别上的支出同样存在着差距。民主党的开销为21亿美元，而共和党则支出了26亿美元，两者相差5亿美元。为保持竞争力，民主党不能允许共和党的开支超出他们太多。同样，共和党若想在南方、大平原区、落基山地区大本营以外的地区获胜，必须一直保持自己在资金方面的优势。

奥巴马总统2008年和2012年的竞选活动证明，数额庞大的资金可以由小额捐款汇集而成，但是，对于奥巴马的政治生涯来说，芝加哥增长同盟和全国性公司共同体中的少数几位大捐款人同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证明，奥巴马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能够吸引许多小额捐赠人和热情的竞选工作人员，但是，他同样需要富人的支持：两者的结合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放弃公共资金的决定让未来的候选人无法继续在总统竞选中选择公共资金，由此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般性改革画上了句点。奥巴马为推动竞选所做出的一系列决策强化了他在两党竞选顾问眼中的形象，即一位强硬而冷酷的政治家。（Lizza 2012, pp. 38-40）

公司为候选人提供的其他支持

公司富豪还可以通过许多其他途径为他们支持的政治家提供帮助，这些帮助与选举过程中巨额的竞选献金同等重要。其中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以远高于市价的价钱买下他们的资产。例如，1966年，在未来总统罗纳德·里根刚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不久，公司富豪就曾为他提供过这种帮助。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从里根手中买下了一块几百英亩的土地，这片土地与福克斯在马里布的大型外景地毗邻，公司为此花费了近200万美元（相当于2012年的1430万美元），这一价格是估定市价的3倍，是里根1952年买进时的30倍。这片土地买下后就一直闲置，后来又被卖给了州政府。正是这笔交易让里根在经济上不再有后顾之忧，使他能够把全部的时间投入到政治事业之中。（Horrock 1976）

对于身为律师的政治家而言，帮助他们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请他们或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或者为他们提供常规的法律业务。例如，1963年，百事公司的董事长聘请了前副总统、未来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担任公司的律师，尽管尼克松当时已经不在这个圈子里了。之后的两年里，尼克松每次海外旅行的费用都由该公司承担。尼克松由此能够以外交政策专家的身份一直处于政治聚光灯下，同时低调地开始自己的竞选活动，并在1968年当选总统。（Hoffman 1973, p. 106）

公司富豪的成员还可以通过邀请政治候选人在公司和贸易协会活动上发表演讲并付给他们高额报酬的方式为政治家提供帮助。公司富豪还会为民选官员在自己家乡所在的国会选区或州所创建的基金会、奖学金或慈善组织提供大笔捐款。公司富豪还会将自己公司的说客借给两党的候选人担任政治顾问、竞选经理和筹款人，以此为候选人提供进一步的帮助。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百万富翁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强调，他被说客视为眼中钉，一直不受他们的喜欢。尽管如此，麦凯恩的总统初选活动还是由华盛顿最重要的几名说客提供资金并负责管理。麦凯恩的首席政治顾问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致力于共和党总统选举活动，他的客户名单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铝业公司、摩根大通、联合技术公司和全美航空。同样，麦凯恩参议员的竞选经理是一家游说公司的联合创办人，该公司曾为威瑞森通信和其他电信公司效力。麦凯恩的首席筹资人则以说客的身份为沙特阿拉伯、丰田汽车、西南航空、药品制造商贸易协会工作。在初选阶段筹款超过10万美元的106位筹资人当中，有17位是说客。（Luo and Wheaton 2008; Shear and Birnbaum 2008）

历届同僚的职业轨迹也让民选官员明白，如果公司富豪觉得他们可以沟通、便于合作，他们就会在离任后得到回报。2011年，共有373位前国会议员在公司担任资深顾问或说客，或是为游说公司和公关公司工作。（OpenSecrets 2012e）以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由南方民主党人转为共和党人的参议员为例，他在众议院一个重要的委员会担任主席，在2004年草拟了联邦医疗保险修正案的一项条款，该条款禁止联邦政府在购买处方药物时讨价还价。这位参议员在第二年退休后，被任命为该行业贸易团体——药物研究和制造协会的主席。据报道，他的起薪为每年200万美元；2009年，他的年薪涨到460万美元；而到了2010年，即他为贸易团体效力的最后一年，他一共拿到了1160万美元的薪水。（Albert 2011）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担任总统前家底并不殷实，卸任后，他通过为商业协会和外国政府做演讲赚取了上千万美元。少数富有的支持者还会邀他一同投资，条件是克林顿为他们提供方便之门。2012年，克林顿的身家约为2亿美元，而希拉里的身家则达到3400万美元。

选举政治中的自由派–劳工联盟

尽管到21世纪早期，自由派－劳工联盟对总统这一级别的选举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影响力，但对于在民主党党内初选中获胜的总统候选人而言，在工会仍占据重要地位的关键摇摆州（如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中，自由派－劳工联盟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出于对共和党反工会和反自由主义立场的担忧，自由派－劳工联盟不顾一切地鼓动选民将选票投给那些有财力参加民主党党内总统初选的中间派和温和保守派。同样，自由派－劳工联盟还为民主党在多个州的国会竞选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比如说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以及中西部的摇摆州。

2012年的选举就证明了这一点，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
一案的判决为工会开辟了两条新的途径。首先，该判决使工会能够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任意数额的资金，这些资金与富有的专业人员和自由派人士捐出的无上限捐款别无二致。比如说，工会曾在选举前向三个亲民主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970万美元。（Choma 2012）第二点也许更为重要，这一判决使工会能够通过亲自登门拜访或打电话的方式与非工会家庭进行联系。此时，工会还与“继续前行”组织（MoveOn.org）、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计划生育联合会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合作机制，推动了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以及威斯康星州的大规模选民动员工作。因此，自由派－劳工联盟可以被看作民主党的步兵，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因为自由派－劳工联盟对于民主党高层将领的影响微乎其微。

尽管自由派－劳工联盟在总统这一层级的选举上只能发挥次要作用，但是，1948年至2012年之间，即使是在共和党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自由派－劳工联盟也总能帮助其众多的支持者进入参众两院。自由派组织“美国民主行动协会”（ADA）对国会投票记录的研究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010年，拥有自由派投票记录的民主党代表比例一直稳步上升。该组织认为，在自由派立法提案上支持自由派的比率超过80％就可以算作“自由派”，依照这一标准，2007年众议院的民主党核心团体中，接近一半的成员都属于自由派，而参议院中这一比例则达到40％。（Riddiough and Card 2008）2010年，这一数据在参众两院都达到或接近史上最高，56位民主党参议员中有86％，253位民主党众议员中有77％都有自由派投票记录。（ADA 2010）在2010年共和党重新掌控众议院之前的短暂时间里，自由派群体如此庞大的存在证明，尽管公司富豪拥有财力优势，且能够为候选人提供很多帮助，但公司富豪在选举过程中的影响力仍具有局限性。

候选人遴选过程的结果

在缩减到两个政党且十分注重竞选资金、个人形象和知名度的候选人遴选过程中，什么样的民选官员能够脱颖而出？从无数的研究中可以找到答案。首先，政治家们，尤其是那些占据最高层职位的政治家，都来自职业和收入阶梯顶端的前10％至15％。只有少数人来自上层阶级或公司共同体，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与权力精英的成员共享相同的商业或法律背景。1950年到2010年之间，商界或法律界10％的人员占据了75％的国会成员名额，相比之下，曾经做过蓝领工人或工会领袖的成员在国会中的比例不超过2％。（Carnes 2012, p. 6）尽管如此，政客们总是一有机会就强调他们的社会背景有多卑微。

强调自己出身贫寒、早期曾历经磨难的风气最早是由总统候选人带动的，但在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届总统中，大多数人在上任时就已经非常富有，或已与财富沾边。乔治·华盛顿是那个年代最富有的人之一，部分通过继承，部分通过婚姻。安德鲁·杰克逊被认为出身卑微，因为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已去世，但事实上，杰克逊成长在一个家境殷实的蓄奴家庭，长大后甚至变得更加富有。杰克逊“通过买卖奴隶赚取了几十万美元，又通过土地投机积累了几十万亩高价土地，他拥有自己的赛马和赛马场，还购买了轧棉机、蒸馏器和种植园，杰克逊是一位杰出的商人，婚姻也非常成功”。（Pessen 1984, p. 81）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位代理铁路诉讼案的公司法律师，与来自肯塔基州一个富有家庭的女子结了婚。

20世纪以后，很少有总统来自核心富豪圈之外。西奥多·罗斯福、威廉·H．塔夫脱、富兰克林·D．罗斯福、约翰·F．肯尼迪、乔治·H. W．布什、乔治·W．布什都出身于上层阶级。赫伯特·胡佛、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在深深卷入国家政治以前便已是百万富翁。林登·B．约翰逊借助妻子的地产交易，以及通过政治手段在奥斯汀市获得的有利可图的电视经营执照成为了百万富翁。就连理查德·M．尼克松也不例外，尽管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小商店，但他在1963年至1968年担任公司法律师期间赚取了丰厚的报酬，因此，尼克松在1968年当选总统时已经是富翁了。

1992年和1996年两度当选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努力给大众留下出身贫寒的印象，他声称，自己只是一个来自阿肯色州霍普小镇的穷小子，一出生母亲就守了寡。在霍普小镇上，克林顿曾和经营着小商店的祖父母度过了一段舒适的时光，但他在6岁时便离开了那里。在那时，他的母亲嫁给了罗杰·克林顿，罗杰在附近的旅游小镇温泉城做汽车经销商。克林顿是在当地的乡村俱乐部打着高尔夫，开着别克敞篷长大的。克林顿读大学期间，他的母亲也一直给他寄钱。克林顿并不富有，也没有上层阶级背景，但他拥有稳定的中产阶级出身和教育背景，而这些都被他巧妙地遮掩了。

有关民选官员的第二个总体发现是，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律师。50％到60％的国会议员都曾经做过律师， 44位美国总统中，有28位拥有法学学位，包括民主党总统克林顿（耶鲁法学院）和奥巴马（哈佛法学院）。（Eulau and Sprague 1984; Miller 1995）律师在美国政治系统中占据了极大的比例，这同其他国家相比极不正常，在其他国家只有10％到30％的议员是律师出身。丹麦的情况也不正常，它趋向于另一个极端，在这个国家里，只有2％的议员是律师。将美国与丹麦做比较就可洞察美国律师比例过高的情况。自19世纪末以来，丹麦政治的性质就是以阶级为基础的，而且政治生涯也不是获得司法任命的途径，人们认为这些因素打消了该国律师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丹麦的情况表明，美国两大政党对阶级议题的边缘化，以及政党与司法系统的紧密联系，创造了鼓励律师积极参与政治系统的氛围。（Pederson 1972）

律师参与政治的原因可能因个体和党派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不管原因是什么，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受到的培训和职业需求使他们成为理想的中介人和妥协者。成为政客的律师能够妥善地处理资助他们的公司富豪与选他们上台的普通公民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是这个以实用主义和积极进取的意识形态为傲的国家里最高级的“实用主义者”。为了使选民相信他们也是有感情的，这些律师总是在公开场合夸张地表演，但是，他们基本上能够冷静地面对“争端”，且看重的往往是解决事情的过程。他们善于掌握时机，能够熟稔地摆出各种不起眼的姿态，同时还精通象征主义，这些都是缓和紧张状态的必备技能。紧张状态是政治的内在特征，因为政治实际上是竞争团体或阶级对权力的争夺。

不管民选官员来自商界还是法律界，候选人遴选过程第三个总体结果是，许多野心勃勃的政客最终当选，他们急于为“搞好关系而附和一切”。一位政治学家对20世纪上半叶许多政治家的政治生涯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要了解政治家的行为，知道他们想成为什么人要比知道他们是怎样成为现在这样的人更为重要。（Schlesinger 1966）三十年后，另一项深入观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Ehrenhalt 1991）不管是为了财富还是更高的职位，这种野心使政客们与那些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目标的人走得很近。这些人通常是公司共同体或上层阶级的成员，他们有钱可捐，在其他选区、州或地区拥有人脉，而努力奋斗的候选人正想在这些地方结交新朋友。因此，哪怕是最自由主义或最极端保守主义的政治家，在从地方到国会再到总统一级的奋斗过程中，也会逐渐发展出一个温和派支持者的新圈子，同时与权力精英中的领袖人物建立愈发紧密的联系。

2002年至2008年，《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记者每天都在追踪奥巴马的政治活动，这位记者为奥巴马宏大的抱负感到折服：“奥巴马是一个野心勃勃、争强好胜的男人，他拥有能够取信于人的魅力，前途不可估量；事实上，他的野心是如此强烈，即使是他自己也要屈服于它十足的力量。”（Mendell 2007, p. 7）实际上，隐藏野心、压抑自己“私底下倨傲不逊的举止”是奥巴马最难解决的困难，2012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媒体曾多次讨论过这一问题，因为奥巴马疏远了部分2008年竞选活动的财政支持者。（Mendell 2007, pp. 353-354）除了野心之外，奥巴马总统同样符合普遍性模式，因为他在2004年的参议员竞选和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在很多议题上缓和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实际情况是，当奥巴马开始在富有的金融圈筹措资金时，他总会采取更为温和的立场，在曾经帮助奥巴马赢得首次选举的海德公园地区自由派人士中，一些人接受了这一事实，但另一些人则感到幻想破灭，从此不再为奥巴马提供支持。（Becker and Drew 2008; Lizza 2008）

大多数成功的政治候选人还拥有第四个特征，对于高度情绪化的社会议题，他们要么试图抱“骑墙”态度，要么保持沉默。基本上，候选人如果在社会议题上挑战了由极端保守派在活动和媒体中设定的界限，就很少能够获胜。比如说，只要大多数人表示他们赞成死刑或反对枪支管理，那么，公开反对这些立场的候选人，除非在少数自由派选区和城市，否则基本上不可能当选任何公职。这就是公众舆论对候选人和民选官员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例子。

第五个总体发现在本章前半部分已简略提过，即大多数国家级别的民选官员都是亲商业的温和派和保守派。正如本章之前所解释的，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保守主义多数派都是由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组成的。共和党人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在参众两院取代南方民主党人，并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加快了这一进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共和党人在1994年接管国会，同时还造成了美国政治比过去更为“两极化”的形象。但这表面上新形成的两极化主要包括了两点：自由派和温和派民主党人取代了东北部地区自由派和温和派共和党人，而在大多数议题上更为保守的共和党人取代了南方和大平原区的极端保守派民主党人。

到2000年，大多数强硬的保守派都属于共和党，两党在一些广泛的议题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民主党中的富人仍然留在党内，有的是因为还需要依靠支出同盟的资源，有的是因为共和党在同性恋权利、宗教、移民、堕胎和女权等议题上的立场令他们受到冒犯或威胁。除工会议题外，这些富有的民主党人士愿意与其他“外团体”联手合作，这些团体包括有色人种群体，肤色不同、年龄不一的单身母亲，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及跨性别者群体，低收入白人，以及中产阶级自由派白人，这些人支持民主党的原因也各不相同。

但仍存在不确定性

尽管大多数国家级民选官员都与公司富豪保持着相互支持的关系，但仍存在一种可能性，即部分民选官员会在特定议题上与自由派－劳工联盟站在一起。正如第二章和第四章结尾处所强调的，这一可能性再次表明，政府运作过程中存在着太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公司富豪不能只是坐观其变。他们必须具备影响政府政策的能力。国会中的自由派－劳工联盟少数派一旦与温和派结为同盟，就能够在重要议题上战胜公司富豪，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公司富豪并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注释

〔1〕
正如2000年的选举显著表现出来的那样，总统是由选举人团选出的，选举人团中，每个州的选举人人数同该州在国会中的代表数相等。较小的州至少可以拥有三位选举人，即两位参议员和一位众议员。选举人把票投给在他们州获胜的候选人。这种选举人投票的形式促使候选人把精力都集中在赢得尽可能多的州的多数票上，而不是仅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赢得最多的选票。这一制度给第三党派创造了更加不利的条件。

〔2〕
H．罗斯·佩罗作为改革党候选人，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19％的选票，这与本书的分析并不相悖，因为罗斯的政党处于两党之间。作为中间党派，它同时吸引了无党派人士以及两大党派的选民，因此对两党构成的威胁不相上下。佩罗选票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自费7200万美元，用于1992年总统选举的宣传活动，这一数额相当于2012年的1亿1880万美元。

第七章

权力精英如何支配政府

公司富豪和权力精英依靠结构性权力、地位权力、政策建议储备和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在他们关注的议题上支配着联邦政府。公司、律师事务所和贸易协会的说客们通过特殊利益过程，围绕富有家族、特定公司以及商业部门关心的特定议题，在塑造政府政策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与此同时，政策规划网络就重要的议题提供政策建议，并依靠高层政府官员来执行这些政策。

然而，权力精英在政府中并非无往而不利。他们会遭到各种群体的反对，包括自由派民选官员及其在工会、自由派倡导团体、民权倡导团体、女权倡导团体、环保倡导团体中的支持者。这些来自自由派－劳工联盟的反对者有时会成功地阻止宗教右翼支持的社会提案，比如说，全面禁止堕胎。但1877年到2012年之间，公司共同体及其在国会中的支持者很少在他们意见一致的议题上失败。

只有一个主要议题不符合前文的概述，那就是劳工法案，本章中间部分将对其进行简要的讨论。从21世纪的视角来看，这一议题早已过时，因为公司富豪最终在这一议题上获得了胜利，但是，工会力量在1935年到20世纪70年代间的崛起曾是社会科学家对阶级支配理论怀有疑虑的最重要的原因。

政府的角色

政府具有潜在的独立性，因为它们拥有一个独特的功能：领土管辖。政府划定并守卫边界，管理辖区中人口、货币和商品的内外流动。政府还拥有在辖区进行管制的功能，比如说，通过司法系统解决纠纷，设定规则以保障市场的正常运作。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国家想要侵略并征服其他国家，那么政府就还要承担起保卫领土、抵御外敌的功能，而且政府同样会利用各种机会扩大自己的领土范围。

企业界、军队或是意识形态团体都没有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因此它们无法提供这些必要的功能。有时候，若政府软弱无力或即将垮塌，军队也会干涉或强行介入，但是，军队很难长时间地履行日常的管理职能。而明争暗斗的企业界更没有办法实现自我管理。20世纪60年代到2012年间发生了成千上万起不法行为，当今各大报纸的经济版面上，依然每天都充斥着新的案例，这些事例清晰地证明，总有一些公司试图通过掺假、削减工资、勾结其他公司、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来扩大市场份额或提高利润。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认定，没有一定程度的政府市场调控，商业体系不可能正常运行。与市场是“自由的”这一论断相反，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表明，市场是一个构建于历史之上的制度，依赖于政府对财产权和契约的认可与执行。（例如Massey 2005）当政府监管机构被公司共同体收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其结果通常就是引发金融市场上的投机狂潮，21世纪初期以及2008年至2009年间几家大公司的破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政府监管机构与公司共同体沆瀣一气还会造成其他后果，包括：会计丑闻，股票经纪人的内幕交易，私募股权基金串通投标，共同基金收费过高，保险公司偷拿回扣，抵押公司虚假申请，以及股票分析师和信用评级公司对股票债券的虚假评级等。

政府在创造货币、设定利率和塑造信用体系上同样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尽管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私人银行家都试图在一个没有政府中央银行的情况下控制货币体系。但处于私人控制之下的货币体系引发了十分严重的问题，因此，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几位银行家联合在一起，于1913年创立了联邦储备系统。（Greider 1989; Livingston 1986）这一系统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避免极度不稳定的商业系统出现大幅动荡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1987年股市崩盘时，美联储指示纽约的大银行继续向暂时无清偿能力的债务人放贷，确保股票持有人不会失去自己的财富。20世纪90年代，类似的紧急援助措施也被用于解决墨西哥、韩国和一家华尔街投资公司“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问题，避免了原本会出现的大范围破产。（Woodward 2000）2008年末，美联储再次力挽狂澜，与财政部和国会联手阻止了金融体系灾难性的崩塌。

联邦政府还会为困难群体提供补贴，不管他们是富裕的种植园主还是低收入的工人，而且政府必须保证此举能够支持市场机制，让大公司获益。比如说，我们曾在第二章提到过，38％的农场通过直接发放的钱款和政府农作物保险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补贴，加起来相当于某些年份所有农场收入的一半。而全职的低收入雇员则通过一个名为“劳动所得税扣抵制”的计划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补贴，补贴金额从500美元（无子女的夫妇）到6000美元（有三个及以上子女的父母或单亲家长）不等。劳动所得税扣抵制是对个人工资税的一种补偿，也是对工资较低的公司的一种补贴，因此，相对于福利补贴，大多数公司领袖和共和党人在20世纪70年代都更支持这一计划。他们认为，这种收入补贴扩大了劳动力储备，同时还强化了职业道德。到2012年，劳动所得税扣抵制已经在26个州实施，其中包括几个共和党控制的州。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的重要性并没有下降，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也是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在一个不受管制的国际舞台中，需要政府执行专利、知识产权、商品质量以及其他各项规则。这其中，电影业、出版界和制药公司完全依赖政府来打击盗版和假冒伪劣产品。此外，如果没有美国、日本、加拿大和西欧政府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在货币政策和贸易上达成的协定，国际经济根本无法正常运行。因此，联邦政府对国内外经济议题的掌控对于公司共同体而言十分重要。

特殊利益过程

上文已经说过，特殊利益过程指的是富有家族、个人公司和商业部门使用各种手段获得减税、特殊照顾、监管裁决等政府支持以实现其狭隘的短期利益的过程。这一过程建立在与民选官员及其下属密切的私人交往之上，但它最重要的要素是说客必须提供的信息和财政支持。这一过程靠的是一些阅历丰富的人的努力，包括前任民选官员、曾在国会或监管机构任职的专家、贸易协会的雇员、负责联络政府的公司执行官，以及各种律师和公共关系专家等。（Goldstein 1999; Luger 2000）面对越来越多的女性通过选举或任命出任政府公职的现象，说客队伍中出现了一批女性的身影，她们中很多都是税收和金融领域的专家。（Benoit 2007）

复杂而神秘的减税是特殊利益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个人和家庭利用各种法律漏洞，每年能够省下几百万美元的税款。（Johnston 2003; Johnston 2007）然而，公司同样从类似的策略中获益。与最低公司税相关的政策在1993年放宽，1997年的政策修正案又让减税期延长数年。1996年到1998年这三年间，被调查的250家大型营利公司中，有12家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71家公司缴纳税款的税率不到官方税率的一半。（Johnston 2000）这种大幅减税的趋势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愈演愈烈。200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受调查的275家大公司中，有46家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同20世纪90年代末进行的一项类似研究相比，这一数字又有了显著的增长。（Barshay and Wolfe 2004; Browning 2004; McIntyre 2004）

尽管奥巴马总统及其共和党对手在2012年的大选中承认公司税税率过高，但实际上，2008年到2011年之间，包括波音、通用电气、杜邦、威瑞森通信在内的26家大公司根本没有缴纳过一分钱的税款。（CTJ 2012a）华盛顿的税务研究机构“公民税收正义组织”对《财富》500强公司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将收入藏匿在海外避税港的公司高达290家，藏匿的收入金额共计1.6万亿美元，节约税收约4330亿美元，这其中一半的收入都来自20家公司，24％的收入则被另30家占据。（CTJ 2012b）根据《纽约时报》的研究，2011年，公司的有效税率通常为23％，远低于35％这一官方最高税率。（Duhigg and Kocieniewski 2012; NYT 2012）

公司在游说上投入了大量财力，比捐赠给政治候选人和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钱要多得多。比如，在2000年，面临诉讼和管制的双重威胁，烟草行业分别为说客和烟草研究所（一个行业公关组织）花费了4400万美元和1700万美元，而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给选举活动的资金却只有840万美元。（deFigueiredo and Snyder 2003）一项针对20家最大的国防承包商的调查显示，1997年到2003年之间，这20家公司在游说活动上花费了共计4亿美元，在竞选中却只捐出了4600万美元。（POGO 2004）2012年最大的亲商业游说机构美国商会在游说上花费了9570万美元，而竞选捐款却仅为3620万美元。

为了取得成功，个人公司和贸易协会将上千位曾在国会任职的职工及雇员安排到行政机关各部门机构中任职。例如，2012年，此类群体中有521位在电视／电影／音乐行业任职，423位活跃于汽车业，279位为金融公司和信贷公司效力。（OpenSecrets 2012e）与此同时，还有很多说客供职于少数几家大公司，这些公司本身就是行业中的佼佼者，每年可获得1亿到5亿美元的收益。（OpenSecrets 2012f）反过来，这当中有几家公司为公关公司所有，后者在第五章讨论的舆论塑造网络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尽管公司在游说活动上投入了更多的财力，但重点在于，公司的游说活动与竞选捐赠是相辅相成的，一项针对30家最成功的公司寻求大幅减税的案例研究便证明了这一点。研究显示，2008年到2010年之间，除了用于游说国会的4.76亿美元之外，这些公司还向98％的国会议员捐赠了41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了两党领袖以及主要国会委员会的主席们。（PIRG/CTJ 2012）令人惊讶的是，同一时期内，这30家大公司共获得了106亿美元的退税。因此，很多公司将华盛顿办公室视为公司的另一个“利润中心”也就不足为奇了。（Clawson, Neustadtl, and Weller 1998）

特殊利益集团和他们的说客利用国会来牵制监管机构，改变他们不喜欢的军火采购计划。例如，2000年，在联邦通信委员会试图给一千多家学校和社区组织的低功率FM电台颁发执照时，因大型广播公司的授意，国会否决了这一提案，同时还设定了新的标准，规定新执照只能颁发给人口稀少地区的少数电台。（Labaton 2000）有时候为了改变某些决议，说客还会直接联系相关政府部门。辉瑞公司曾付给一家公司40万美元来阻止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提出的一项禁止卡车司机服用抗组胺剂的提案。美国杂志出版商协会也曾花费52万美元委托另一家公司来反对将杂志邮费提高15％的计划。（Zeller 2000）

有些特殊利益冲突会让多个商业领域处于竞争之中，如广播公司与电影公司和有线电视公司的利益之争。有时候，冲突也会发生在同行业内部，例如，1999年和2000年，一些小型保险公司将总部搬到了百慕大，利用税收漏洞，这些公司每年能够逃掉多达40亿美元的税款。大型保险公司无法利用这一机会，于是便聘请了一家游说公司、几家律师事务所和一家公关公司来支持两党立法，希望借此结束这种在百慕大设立公司所带来的税收优惠。小公司也雇了几家律师事务所和公关公司与之抗衡。（Stone 2000）该漏洞一直未能得到修补，而大公司也从未停止过抗争，然而，直到2012年，百慕大仍然将自己宣传为开设保险公司的理想之地。（Forbes 2012; Johnston and Treaster 2007）

特殊利益过程经常会找出新法规的漏洞，原则上，这些新法规已经被公司共同体所接受。“过去七年里，我一直在和《清洁空气法案》做斗争。”一位负责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公司说客对研究人员这样说道。紧接着，他又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把钱捐给那些在1990年投票支持加强《清洁空气法案》的民选官员：“一个人最终如何对法案进行投票并不能代表他曾经做过什么。”大多数国会议员都投票支持该法案，他补充道，“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中有些人对我们的一些忧虑其实是非常认同的”（Clawson, Neustadtl and Weller 1998, p. 6）。从结果来看，这意味着，尽管商业圆桌会议的清洁空气工作小组和自由派－劳工联盟的国家清洁空气同盟经过长达13年的僵持之后，终于在1990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但该法案仍有长达40页的例外条款、拓展条款，且存在着很多漏洞。例如，钢铁业可以用30年的时间来改造26个大炼焦炉，使其符合新标准的要求。法案一通过，说客们就开始游说国家环境保护局，力求最大限度地放松执法监管。

针对特殊利益过程的研究报告大多都在列举公司或贸易协会在减税和减少监管方面取得的胜利，或是讨论公司共同体内部对立部门之间的斗争，但在特殊利益过程中，公司利益团体也有被自由派和劳工组织挫败的时候，不过这些大多都发生在很久以前。比方说，1971年，环保主义者说服国会取消了对建造超音速运输飞机的纳税人补贴。1977年，尽管遭到煤炭业的反对，一个相对强硬的反露天开采法最终还是得到了通过。20世纪70年代，提升汽车安全标准的法律也在汽车业的反对下通过，同样，水的清洁标准也在造纸业和化工业的反对下通过。（Luger 2000; Vogel 1989）

特殊利益过程是华盛顿政府活动中可见度最高、得到的研究也最多的领域，同时也是民选官员对立法最关注的一部分。特殊利益过程对于富有家族和公司共同体来说非常重要，但就全面了解美国的公司权力而言，这一过程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围绕美国政治的这一方面，各派理论家对于它的运作都秉持着相同的看法，即富有家族和商业组织在这一领域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认为（第九章将进一步讨论），这不足以证明公司在整体上支配着联邦政府。社会科学家指出，特殊利益过程过于局限，因此无法解释更具一般性的重要的国内外新政策，但他们也承认，很多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都受到商业领域的支配，尤其是在活动和规定等方面。尽管作为阶级支配理论的证据，公司对诸多政府部门的支配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但与一般性政策有关的论据意味着，下一节讨论的政策制定过程不仅对公司共同体至关重要，在社会科学家的理论探讨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政策制定过程

在与整个公司共同体利益攸关的议题上支配联邦政府是政策规划网络（在第四章描述过）工作的顶点。然而，政策规划网络中温和保守派和极端保守派的差异有时会导致政府行政部门或国会内部在新政策上产生重大冲突。此外，在这一节点上，权力精英们还需要应对自由派－劳工联盟提出的替代性立法提案。

政策规划网络中各组织提出的建议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到达政府。一般说来，民选官员和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会阅读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发布的报告、通讯稿和采访稿。政策组织的成员还会在负责起草立法文件或拟议预算的国会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然而，政策组织同政府之间更为直接和正式，也最重要的联系方式包括：在联邦咨询委员会中任职，得到总统委员会和国会委员会的特别任命，以及让政府官员和公司领袖在商业委员会和商业圆桌会议的例会上直接交流观点等。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的代表还会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他们有权批准由政策规划网络中的同事和下属提出的政策建议。

联邦咨询委员会

公司管理者和政策规划网络中的专家很多都是义务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在广泛的政策议题上为行政机构的具体部门提供建议。根据2006年的一个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100家最大的公司、基金会、智库、政策研讨团体和联邦咨询委员会），社会学家斯科特·多兰（2011, Chapter 6; Dolan and Moore 2013）发现，在100家最大的公司以及几个政策研讨团体中，很多公司和团体都至少有一位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公司的顾问主要供职于国防部、商务部、能源部、国务院、国土安全部、联邦通信委员会和科技办公室的咨询委员会。同样，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主要为国防部、商务部、能源部和国务院提供咨询服务。然而，公司和政策规划网络中的组织很少介入卫生与公共服务、教育、艺术等部门的咨询委员会，后者的成员主要来自医学界、科学界、大学和艺术界。

这些发现同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项研究的结果相吻合，该研究针对的是咨询委员会与营利和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前100家公司中有72％的人，12个智库和政策规划团体中有83％的人在联邦咨询委员会中供职。（Moore et al. 2002）例如，国防部的国防贸易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主要来自国防工业，而国务院的国家安全电信咨询委员会成员则来自电信、信息和电子公司。有些咨询委员会全部由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组成。这些发现也符合商业圆桌会议同商务部中重要联邦咨询团体在冲突中（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过和2000年同中国建立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紧密联系。在这些冲突中，咨询委员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1974年通过的立法做出了强制性的规定，要求商务部必须同咨询委员会进行磋商。（Dreiling and Darves 2011）（读者若想了解更多有关联邦咨询委员会的信息，可登录网站whorulesamerica.net阅读《联邦咨询委员会》一文。）

总统咨询委员会和国会咨询委员会

公司管理者和政策规划网络中的专家在总统咨询委员会和国会咨询委员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二战以来，这些委员会就经常得到任命，以便就广泛的议题提出建议，包括建设高速公路、修改社会保障条例、部署新的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奥巴马第一届任期内的联邦债务问题。这些委员会的建议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采纳，有的时候，这些咨询委员会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装饰门面，但即便是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它们也巩固了公司政策的地位并使其合法化。

奥巴马总统的全国财政责任与改革委员会是在2010年任命的，旨在推动两党在增税与减支的财政改革方案上达成“大妥协”，从而解决联邦债务问题。全国财政责任与改革委员会由总统任命的18位成员组成，包括3位民主党人、2位共和党人、1位政府外的无党派人士，此外，还有6位民主党国会议员和6位共和党国会议员。历经数月的商议之后，委员会却未能发布官方报告，因为有7位委员不支持该方案，其中4名自由派（3位国会议员和1位前任工会领袖）反对削减社会保障福利，而3名极端保守主义者（都来自众议院）则拒绝对股息和资本利得增税，虽然整体方案拟将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35％降至28％，远远大于股息和资本利得的税率增幅。

6位非政府成员中，有5位都是公司富豪和社会精英的典型代表。委员会的共和党联席主席家境富有，毕业于一所精英预科学校，曾任怀俄明州参议员。1997年，66岁的他从参议院退休，在哈佛大学几个不同中心担任了三年教师，随后又回到怀俄明州从事公司法行业。另一位共和党委员是霍尼韦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摩根大通的董事，商业圆桌会议和商业委员会的成员。民主党联席主席（他的父亲在北卡罗来纳州经营着一家家族大型食品批发配送公司）毕业于精英私立学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他曾以合伙人的身份在摩根士丹利工作了几年，后来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并在1997年至1998年出任克林顿总统的白宫幕僚长。第二位民主党委员毕业于精英女子预科学校、布林茅尔学院，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她是布鲁金斯学会的成员，曾在卡特政府担任过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并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担任过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第三位民主党委员是政府外人士，曾担任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的主席，代表劳工运动的声音。无党派人士出身于华盛顿特区一个中产阶级黑人家庭。她毕业于一所天主教高中，在西蒙斯学院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在哈佛获得了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她曾在通用磨坊和卡夫食品长期担任高管，2007年从企业界退休时，她的头衔是扬·罗必凯广告公司（全球最大的公关营销公司之一）董事长。她还担任过通用电气、诺华公司、联合利华的董事，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布鲁金斯学会的理事。

尽管委员会最终未能向总统递交正式报告，但得到大多数委员认可的草案成了“解决债务运动”组织开展新一轮公司游说的基础。“解决债务运动”组织由70位公司首席执行官组成，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商业圆桌会议和／或商业委员会的成员。“解决债务运动”组织由奥巴马债务委员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席主席共同领导。2012年11月，该组织在华盛顿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强调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现在愿意支付更高的个人所得税，以促进解决白宫和共和党之间的僵局——是让布什政府时期的减税政策自动到期，在2013年1月1日启动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的自动减赤机制，还是达成妥协（“财政悬崖”闹剧）。游说活动包括在华盛顿特区以及众议院中共和党领袖所在的国会选区展开的密集广告攻势，花费超过5000万美元。此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还亲自造访了国会议员。

2013年年初，各方在最后一刻终于达成妥协议案，年收入不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依旧参照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缴纳税款。对于年收入超过此标准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则上升至39.6％，股息和资本利得税率则从15％提升至20％。对于公司富豪而言最重要的是，赠予及遗产税的免税额度为500万美元每人（按通货膨胀率调整），若赠予及遗产的价值超过500万美元，则需缴纳最高40％的税款，这意味着，富豪们的大部分财富都可以完整地传给自己的后代。作为交换，共和党同意将失业救济金政策延长一年，并将劳动所得税抵免、儿童税收抵免和某项教育税收抵免政策延长五年。但是，临时性的工资税减免政策不再延长，这意味着，大部分雇员的实得工资在2013年都会有所下降。

在接触到档案记录和口述历史之前，我们无法知晓总统债务委员会的高调努力和“解决债务运动”组织的领袖们的游说活动在促成妥协议案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共和党的首席执行官也许对共和党国会议员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同意增加部分税收，首席执行官和其他公司说客原本还希望通过减少每年的通货膨胀调整幅度和提高领取退休金年龄的方式来减少社会保障开支，但他们却无法说服民主党国会议员接受这一方案。

政府与商业委员会和商业圆桌会议的磋商

作为与政府接触最多的两大政策组织——商业委员会和商业圆桌会议的成员，公司领袖与委任官员和民选官员都有私人上的往来。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商业委员会已让位于商业圆桌会议，但商业委员会的成员仍可以就广泛的议题向白宫和内阁官员提出建议，包括对20世纪60年代早期减税政策以及1967年增税政策（旨在支付越南战争的开销）的支持。（Domhoff 2013; McQuaid 1982）1971年的案例尤其引人注目，当时，商业委员会持续对尼克松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冻结工资物价以压制不断上涨的建筑成本，公司领导人指责称，建筑成本的增加是因为政府在面对大罢工时对建筑工会做出了过分慷慨的让步。

就在尼克松总统还没有做好实行工资冻结的准备的时候（部分是因为尼克松政府内部就是否采取该措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商业委员会决定不再等待政府采取行动，特别是因为他们已经发表了一封“公开谴责信”，指责总统未能“抑制工资和物价的过快增长”。1971年5月，一名大公司总裁与总统在白宫会见， “主张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工资与物价”。随后，商业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就该项议题进行了测验民意的假投票，继而向总统传达了民众对政府未能保证将工资与物价增长控制在较小范围内的不满”（Marchi 1975, pp 326, 340）。同年夏天各行业的大罢工造成工资大幅增长（这其中，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工人工资在3年中增长了30％），最终迫使尼克松采取了行动。（Matusow 1998, p. 110）

商业委员会在幕后非常强势，而商业圆桌会议通常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立场。正如第四章显示的，商业圆桌会议曾动员公司共同体通过1994年成立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自由贸易区（NAFTA）以及2000年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Dreiling 2001; Dreiling and Darves 2011）

成立新的政府机构

整个20世纪，政策规划网络中形成的提案催生了新的政府机构，这些机构的诞生通常是为了应对特殊的危机和压力。公司分别在1914年和1919年参与创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预算局（现更名为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以体现其扩充的职能）。这两家机构都成立于进步时代，旨在应对公司批评者带来的挑战。（Kahn 1997; Weinstein 1968）新政时期，政策规划网络中的组织继续建议并协助成立了新的政府机构，包括农业调整署和社会保障署。（Domhoff and Webber 2011, Chapter 2 and 4）正如第四章在讨论外交关系委员会和经济发展委员会时所解释的，政策规划网络的成员还参与构建了二战后期美国外交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框架。此外，政策规划网络的成员在二战后国防部的重组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建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Huntington 1961）

特例：劳工政策

劳工政策是这条基本规则的一大例外：推动了自由派－劳工联盟发展的劳工政策并非政策制定过程的产物，而且似乎也不符合阶级支配的观点。尽管整个公司共同体展开了密集的游说活动，《国家劳工关系法案》最终还是在1935年得到通过。这一法案的实施，以及二战期间公司保守派和自由派－劳工联盟对达成和谐的需要，导致工会会员数从1933年的300万增长到1945年的1500万，足足增长到五倍。在那时，工会代表了35.4％的雇佣工人，且拥有无限的发展潜力。这一飞跃式的增长使得自由派－劳工联盟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政治中一股重要的力量，但自由派－劳工联盟从未想过要成为这种力量，且这种力量与公司共同体经常宣扬的有所不同。除了为成员争取工资增长和健康权益之外，工会还充分施加影响力，选举了足够多的自由派和温和派民主党人，以维持新政和二战期间颁布的向高收入群体征收高额税率的法案。

支持工会的立法通过常常被视为自由派－劳工联盟的纯粹胜利。然而，正如第四章所简略讨论过的那样，人们往往忽视了商业委员会的领袖参与设立了最初的全国劳工委员会，并帮助制定了其部分流程的事实。而且，除了劳工斗争以及国会中众多的自由派人士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为获得以南方民主党人士为代表的南方种植园主的支持，自由派－劳工联盟同意将农业工人和家庭佣工排除在法案的保护范围之外。事实上，由于内部分歧，公司富豪在这一议题上并未获得胜利。这一分析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在法案通过三年之后，北方实业家和南方种植园主便开始联手削弱这一法案，从而成功地限制了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的效力。（Gross 1981）

最令人惊讶的是，自二战结束后，公司共同体在与工会相关的议题上从未失败过。在此期间，公司共同体遏制了工会中雇佣劳动者的比重的增长，这一比重在1945年达到最高点。与充满活力的自由派－劳工联盟在1946年的期望相反，自1947年起，公司共同体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并在1978年获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这些胜利，加上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受共和党支配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对工会的压制，加速了工会的衰落，导致了自由派－劳工联盟权力的丧失。到1988年，即里根政府任期结束时，《国家劳工关系法案》对于工会组织者的有效性已经完全消失，那时，工会中的工人人数已经由1979年的2100万下降到了1700万，而雇佣劳动者的比重则跌至16.2％，不及1945年全盛时期的一半。（Mayer 2004, Table A1）2009年，公司富豪又一次获得胜利，击败了一项工会支持的提案，该提案能够让工会组织恢复生机，本章最后一节将会简要地对此进行讨论。2011年，工会中雇员的百分比下降到了11.8％，而在私营部门中这一比例更低，仅为6.9％，这对公司共同体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此外，工会会员总数下降到了1480万人。（本书网站whorulesamerica.net上的《美国工会的兴衰史》一文详细记录了19世纪30年代到2011年之间，各方围绕劳工法案所展开的激战，并特别着眼于《国家劳工关系法案》的由来、实施和废除进行阐述）。

国会在重要政策变化中扮演的角色

国会批准了许多由政策规划网络中各组织提交的政策提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会投票同盟在政策立法领域比在特殊利益议题领域发展得更快、更容易。相反，每一个投票同盟都是由民选官员在公司说客和基层宣传的帮助下精心构建而成的。在投票同盟中，政治领袖们能够在重大政策变化议题上发挥最重要的作用，这些政策变化会引发严重的分歧和媒体密切的关注。政治领袖们擅长在投票上与其他政治家做交易，还可以敏感地察觉到，在一些备受瞩目的法案上投赞成或反对票将给同僚带来哪些选举风险。此外，政治领袖们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发起投票，经常会让最终结果悬而不决，每次达数周或数月之久。有时候，政治领袖们会等待选举结束后不久的“跛脚鸭会期”，或是将有争议的立法悄悄塞进综合议案中，使选民们难以察觉。最后，政治领袖们与选民和媒体的互动使他们收获了很多经验和敏感性，因而能够利用恰当的修辞和比喻让新立法迎合大部分公民的心意。

政府官员的任命

观察公司富豪是否以及如何塑造联邦政府的最后一种途径，是去看那些被委以要职的官员，拥有怎样的社会、教育和职业背景。如果公司富豪真的如本书所宣称的那样重要，那么这些被任命的官员应大多来自上层阶级、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

学者们针对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中高层官员的任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一致认为，无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其高层官员大多是公司董事、公司法律师，或是政策规划网络中的理事会成员，也就是权力精英的成员。（Salzman and Domhoff 1980）例如，1934年到1980年，被委任以内阁、外交和法院要职的官员中，有64％来自公司共同体，而新政时期，该比例仅为47％，而且他们大多都与政策规划网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Burch 1980）另一项研究主要关注了1897到1972年间205名总统内阁成员，研究表明，这些内阁成员中有60％是上层阶级成员，且有78％是公司共同体成员。无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抑或1933年前后，整体比例都没有什么差别。（Mintz 1975）相反，被任命的高层官员中，很少有人来自自由派组织，基本没有人来自工会团体。

然而，1932年到2008年之间，共和党政府和民主党政府在任命二级官员和三级官员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反映了两党同盟成员的不同。共和党会将极端保守主义者委派到他们完全不喜欢的机构任职，如国家环境保护局、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民权办公室等。这些被任命的官员会用尽各种办法来限制上述部门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民主党则会将自由派委派到相同的机构任职。例如，克林顿政府任命的司法部长在使用反托拉斯法来对付公司垄断行为上，就比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长更加强硬。

本书此前的版本援引了许多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在第七版中，我们将案例更新至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新案例所显示的模式与此前的研究结果相同。（Domhoff 1983, pp. 139-141; Domhoff 1998, pp. 251-255; Domhoff 2006, pp. 167-170）以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四位国务卿为例，虽然他们的种族和性别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拥有极其相似的履历。克林顿的第一任国务卿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南加州爱迪生国际公司和第一洲际银行的董事，同时也是卡耐基基金会的理事，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副主席，被任命时，他还是一名专业的公司法律师。小布什总统的第一任国务卿是一位四星上将，于1993年退役。通过向公司雇员发表演说，每次收取6万美元到7.5万美元不等的出场费，他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他曾出任湾流宇航公司的董事，直到该公司在1999年被通用动力收购。在湾流宇航公司，他通过帮助公司将喷气机卖到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获得了15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被任命时，他还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从小布什政府卸任后，他成为了该委员会的董事之一）。

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任命的财政部长同样拥有相似的职业背景。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从他的农场主父亲那里继承了数百万美元的家产，在得克萨斯州创办了自己的保险公司，后来又成为一名参议员。他的继任者是高盛的联合董事、卡耐基基金会的理事，在继任时，其资产净值约为5000万美元到1亿美元。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是刚从美国铝业公司退休的董事长，也是商业委员会及商业圆桌会议的成员。第二任财政部长是CSX公司（一家货物运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另外三家公司的董事，同时也是商业圆桌会议的成员。第三任财政部长是高盛的董事长、商业圆桌会议的成员。

第一届奥巴马政府

第一届奥巴马政府任命的官员与往届有所不同，这些官员中，来自企业界的相对较少，大多数人长期活跃在政治领域，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也曾经在公司工作，或是担任过公司董事。这些官员拥有同大部分政治精英相似的教育背景，且与政策规划网络中的组织存在着诸多的联系。本书将借助于五位内阁成员（这几个内阁职位对于公司共同体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两位重要白宫幕僚的人事任命来证明这些新模式。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毕业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
〔1〕

和耶鲁法学院，曾在小石城最大的公司法律师事务所当过律师。在自己的丈夫担任阿肯色州州长期间，希拉里成为了沃尔玛集团的董事，在这个职位上一坐就是六年。希拉里后来做了八年的美国第一夫人，并当选了纽约州的参议员。第四章提到的国防部长罗伯特·M．盖茨曾效力过布什政府，后又在奥巴马手下留任两年，在得到任命之前，盖茨曾出任多家公司的董事。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是西印度群岛移民的后裔，他的父亲是纽约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霍尔德本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曾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实习，随后在司法部工作了将近25年之久。21世纪初，霍尔德成了华盛顿一家顶尖律所（客户包括默克公司、金吉达公司等）的合伙人，年薪达数百万美元，当他获得内阁任命时，已经累积了价值570万美元的资产。商务部长骆家辉是华裔美国人，父母收入处于中等水平。骆家辉分别在耶鲁大学和波士顿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和法学学位，随后成为了西雅图的民选官员。骆家辉曾担任过华盛顿州州长一职，任职期为1997年至2005年。卸任后，骆家辉加入了西雅图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致力于与中国公司发展贸易关系。此外，他还在大型保险公司“塞弗科”的董事会任职。

同往届政府一样，财政部的高层官员通常来自华尔街金融界。财政部长蒂莫西·F．盖特纳是福特基金会一位官员的儿子，曾在达特茅斯学院就读。盖特纳自2003年起出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该职位由受纽约各银行支配的董事会任命。担任行长之前，盖特纳曾先后在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咨询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任职。受聘出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时，盖特纳已经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2008年，盖特纳在布什政府对银行的救助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盖特纳手下的财政部副部长曾在哈特福德保险公司担任财产保险部门的主管，盖特纳的幕僚长曾担任过高盛的常务董事，其他九个高级官员也都与华尔街的金融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Foster and Holleman 2010, Table 1）

奥巴马任命的两位重要白宫幕僚与公司共同体有着直接的联系。奥巴马的第一任白宫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毕业于莎拉劳伦斯学院，他曾受雇于一家公益组织，之后开始担任民选官员的助手，其中有六年时间是为克林顿政府效力。伊曼纽尔在1998年加入私营部门，在一家华尔街银行的芝加哥办事处做了几年交易人，他成功促成了几笔有利可图的并购（包括将两家较小的公用事业公司合并到爱克斯龙电力公司，后者之后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从中赚取了1620万美元。（Luo 2008a）总统任命的另外一位重要的白宫幕僚是瓦莱丽·贾勒特，正如第六章所描述的，贾勒特是奥巴马的朋友、筹资人，以及芝加哥中产阶级黑人群体的重要联络人。贾勒特在白宫主要负责联络有色人种群体、女性组织，以及芝加哥商业团体。她曾担任过一家房地产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美国石棉公司（一家成立于芝加哥的建筑材料公司）的董事、芝加哥大学理事会的副主席，以及乔伊斯基金会（2008年第63大家族基金会）的理事。获得任命时，贾勒特的资产净值约为500万到1500万美元。

当我们把奥巴马最初的内阁成员和白宫幕僚（包括许多没有讨论到的官员）看成一个整体，可以发现他们大多都拥有在政府工作的经历。总体来看，最初的内阁成员和白宫幕僚中，有10人曾当选过州长、参议员或众议员。公司领袖的缺席也非常引人注目。因此，首届奥巴马政府成员，除了财政部的官员以外，大部分都是政治精英，而不像克林顿政府和二战后其他民主党政府那样基本被公司精英占据。然而，奥巴马任命的政治精英与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的联系，比他们与自由派－劳工联盟的联系更为紧密。

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

最高法院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这在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十分罕见。作为重大纠纷的最终裁决者，最高法院充满令人尊重和敬畏的神秘感，它既是公司富豪的后盾，又能够保障个人的自由。尽管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法律先例的限制，但他们也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从被美国最高法院“撤销”的诸多判决中可以看出来。被撤销的判决主要集中在两大议题上，一是非裔美国人的民权和选举权，二是工会的权利与保障，法院最初做出这些裁定时，往往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骚乱与压力。（Ernst 1973）2000年大选中，最高法院向所有美国人展示了它的独立权力：一直谴责“司法激进主义”、强调州权利的5位保守派共和党大法官，却推翻了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暂停了佛罗里达州有争议选票的人工重新计票工作，而这些票数很可能会使胜利的天平倾向民主党一方。就在宪法学者为最高法院多数票背后的法律推理争论得不亦乐乎时，民主党和大多数普通民众却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判决。

正如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所显示的那样，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及民众对他们所做判决的尊重确实非常重要，这也是权力精英竭尽全力赢得选举的另一个原因。针对几十年来大法官的传记研究证明，最高法院的任命十分重要。这些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大法官都与提名他们的总统秉持相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虽然有些大法官在投票时比共和党总统的预期更趋向自由主义（通常是在民权议题上），或是比民主党总统的预期更为保守。这可能让人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但最高法院反映了公司共同体内部在与己相关的议题上可接受的观点的范围。（Baum 1998）同样，大法官主要来自于上层阶级和中上层阶级，且“大多数大法官在就任前曾担任过公司律师”（Carp and Stidham 1998, p. 217）。此外，大法官大多毕业于精英法学院，他们放弃了从事公司法业务，选择在基层司法系统工作或是在知名法学院担任教授，而且在某个政党中十分活跃。

第一届奥巴马政府中的9位大法官基本满足了上述规则。大法官中，有5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其中3位是共和党提名的；有3位大法官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还有1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响应性政治中心根据法官们的年度报告做出推算，他们中有5位是百万富翁（3位是民主党提名的，2位是共和党提名的）。（Cline 201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9位法官都未曾担任过民选官员，也不像之前的法官那样有多年的私人律师从业经验。相反，他们基本上一直都在担任政府律师和法学教授。（Barton 2012）不过，有6位法官在他们的职业生涯早期曾受雇于公司法律师事务所。此外，9位法官都没有为工会、环保团体或消费者团体提供过法律服务。

共和党总统提名的5位法官中，有4位做过公司法律师。安东宁·斯卡利亚于1960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接着在一家公司法律师事务所工作了6年，然后成为了一名法学教授。克拉伦斯·托马斯于197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之后在孟山都化学公司做了两年公司律师，随后又给一家公司的继承人、来自密苏里州的百万富翁共和党参议员约翰·C．丹福思做了两年法律助理。安东尼·M．肯尼迪是一位公司法律师的儿子，1961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从事了长达14年的公司法业务，他在1975年被委派到上诉法院工作，1988年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首席大法官约翰·G．罗伯茨于197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曾在里根政府的司法部长办公室工作，随后在华盛顿一家事务所从事了14年公司法业务。被任命为法官之前，罗伯茨是一位备受公司共同体信赖的律师，部分是因为他在2001年和2002年为全美商业法律中心撰写的辩论摘要。全美商业法律中心由美国商会设立于1977年，主要工作是准备商业案件的辩论摘要，以及迫使两党任命亲公司的法官。（Rosen 2008）只有小塞缪尔·阿利托一直在美国司法系统中工作。他于1975年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1981年到1987年曾在里根政府的司法部任职。1990年，阿利托成为上诉法院的一名法官，2007年被布什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2012年的4位民主党大法官中，有2位曾在公司法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索尼娅·索托马约尔于1979年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在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了4年，1984年至1992年间，她在一家公司法律师事务所工作，并在1988年成为该律所的合伙人。被乔治·W．布什总统提名为纽约南区地方法院法官后，她离开了律师事务所。1995年，索托马约尔发布了一项禁制令，禁止球队老板单方面实行新的劳资谈判协议和使用替补球员，结束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球员大罢工，索托马约尔也因此在全美球迷中名声大噪。1997年，克林顿总统提名索托马约尔为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却遭到了共和党人的阻挠，她的提名最终在1998年得到通过。2009年，索托马约尔获得奥巴马总统的提名，最终成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艾蕾娜·卡根于198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之后在最高法院做过一段时间的法官助理，接着又在华盛顿一家公司法律师事务所工作了3年。这之后，她成为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授，并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了白宫的法律顾问。卡根自2003年起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直到2009年被任命为司法部副总检察长。2010年，她被奥巴马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于1993年被克林顿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1959年，当她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公司法律师事务所仍拒绝接收女性职员。20世纪70年代，金斯伯格曾在罗格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律，同时还担任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法律总顾问，其间参与了许多女性议题。1980年，她被吉米·卡特总统提名为上诉法院法官。史蒂芬·布雷耶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1994年被克林顿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在1980年被卡特总统任命为上诉法院法官之前，布雷耶一面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授课，一面在联邦政府中从事各种法律相关工作。布雷耶的妻子是一位英国贵族，她继承的财富使布雷耶成为了一名百万富翁。

一般说来，从19世纪到20世纪，最高法院一直都在捍卫公司的利益，但同时，它也通过对《权利法案》的延伸阐释，保障并扩大了个人自由，从而巩固了隐私权，保护了言论自由。最高法院还通过裁决保障了出版自由，并坚持各州必须遵守《权利法案》的所有条款，因为在过去，《权利法案》曾被许多州忽视。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厄尔·沃伦是共和党人士，曾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后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提名为首席大法官）的带领下，最高法院在1954年以9∶0的票数裁定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宪，在民权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2年至1964年间，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确立了“一人一票”的议席分配原则，使人口稀少的农村众议院选区（主要支持保守派同盟）被确定为非法。1962至1966年间，最高法院判定学校强制祈祷违宪，将隐私权延伸至卧室，赋予了犯罪嫌疑人新的权利与保护。从极端保守主义者和南方民主党人的角度来看，“沃伦法院”十分可憎，是滋生那些破坏了国家根基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温床，但最高法院在20世纪60年代做出的判决依旧偏向公司，而不是工会。（Gross 1995, Chapter 10）

面对南方和极端保守派的愤怒，加之里根和尼克松总统法官任命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之后，最高法院在许多议题上都采取了更为保守的立场。另外，商务部全美商业法律中心的工作，以及几家大公司的公司法律师在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发挥的专业化作用，大大提高了公司共同体的成功率。（Yeomans 2012）1980年之后，最高法院的亲公司趋向变得更为显著，借助陪审团制度，最高法院限制了股东针对公司管理层提出的诉讼、反托拉斯团体对兼并行为的诉讼、证券欺诈诉讼、产品责任诉讼，以及由陪审团对高额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裁定。（Rosen 2008）最高法院还宣布了对几个案件的判决意见，极大地增加了个人起诉公司的难度，实际上，这些判决意见创造了一系列的障碍，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法学院院长在一本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释。（Chemerinsky 2010）2010年，全美商业法律中心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面前做了一系列精彩的辩护，“读起来就像是公司的十大愿望清单”：“全美商业法律中心取得的胜利包括阻止了对沃尔玛性别歧视的集体诉讼，推动个人以仲裁而非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对公司的索赔请求，击退了各州和市政当局管制温室气体的诉讼，赢得了疫苗设计缺陷的受害者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限制了对举报人的补偿，限制了美国法律对生产问题产品的国外制造商的管辖范围，还阻挠了普通公民针对经纪公司编造虚假证券信息的诉讼。”（Yeomans 2012, p. 14）

在一些社会议题上，最高法院也会像普通民众那样分成自由派和保守派，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个别共和党大法官有时也会投票捍卫女性、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群体以及有色人种群体的权利。然而，当个体、工会、地方政府或州政府以任何方式向公司共同体发起挑战时，大多数法官都会坚定地站在公司一边。

自由派–劳工联盟和国会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会中一直有自由派－劳工联盟的支持者，且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之间，自由派民主党人士在国会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增长，但从1939年到2012年，自由派－劳工联盟为引进新的经济提案、捍卫工会权利所做的努力却很少取得过成功。正如导言和第六章中所提到的，该联盟的胜利主要包括最低工资的增长、社会保障金的增加、残疾保险被纳入《社会保障法案》范畴，以及社会福利补贴的提高等，其中有一些是根据通货膨胀而做出的调整，还有一些是因为没有遭到公司温和派的反对。

自由派－劳工联盟也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一些议案得到国会的通过。例如，1993年的《家庭与医疗假法案》规定，在员工人数超过50人的公司工作的男女雇员，可以因怀孕或领养孩子，每年享受多达12周的无薪产假，此外，雇员还有权享有26周的无薪假以照料患病的家庭成员。如果将政府机构也纳入统计，那么该法案就覆盖了美国近一半的员工。由于是无薪假期（但休假期间，员工依然享有医疗福利），真正能够享受这些假期的员工人数因此受到了限制，而且保守派可以将一些小企业排除在外，并将产假和领养假期的时间由18周缩减到12周。根据劳工部的一项调查，在2005年，符合条件的雇员中，只有8％到17％的雇员利用了这一法案。（DOL 2007）

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和1965年通过的《选举权法案》也有自由派－劳工联盟的一部分功劳。然而，这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应更多归功于民权运动本身，因为南方民主党人与自由派－劳工联盟在1935年到1960年间达成的交易几乎完全将非裔美国人排除在外。（Brown 1999）尽管民权立法得到了大多数自由派和少数工会支持，但大多数的工会成员，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从一开始就反对社区、学校及工作中的种族融合，第八章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因此，自由派－劳工联盟虽起到了某些作用，却也造成了阻碍，而且，随着联盟议程对民权运动的推进，它逐渐失去了众多白人工人的支持。（例如Boyle 1995; Quadagno 1994; Sugrue 2008）

自由派－劳工联盟在联邦医疗保险的创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一成就同时也暴露了自由派－劳工联盟在国会中力量的局限性。联邦医疗保险的战争始于1949年，当时，自由派－劳工联盟提出了一项覆盖所有美国人的国家医疗保险方案，但该提案受到了医院、美国医学会和保守派同盟的阻挠，被搁置了十年之久。直到自由派－劳工联盟提出，将国家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限制在65岁以上（含65岁）的人群，且恰逢医院因接收各年龄段的低收入患者而出现经济损失，事情才开始有了新的转机。（Altman 2005, p. 186）将重心放到老年人身上为达成妥协创造了可能，但如果没有自由派－劳工联盟的核心组织力量，以及医院、保险公司和医生因治疗低收入患者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财政问题，各方最终是不会达成妥协的。1962年到1963年之间，大多数联邦医疗保险的反对者都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在打一场无望取胜的战争。美国医院协会认为，其成员医院需要某种形式的联邦支持。同样，商业保险公司不确定他们在老年人保险上的新尝试是否能够盈利，因此也开始考虑出售补充保险来填补政府方案中的缺口。（Quadagno 2005, p. 72）但与自由派－劳工联盟设想的有所不同，联邦医疗保险方案依然遭到了美国医院协会、美国医疗保险协会和美国医学会的反对。

1964年，民主党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取得的重大胜利意味着一些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方案将在国会会议中得到通过。民主党采纳了自由派－劳工联盟拥护的立场，提出了老年人医院保险方案。作为反击，共和党同样提出了一项方案，该方案是根据私营保险公司巨头——安泰保险的专家撰写的计划改编而成的。共和党的方案呼吁推行补充私人保险，由政府提供部分资助，以此支付医生的医疗服务费和住院费。与此同时，为延缓民主党的提案，美国医学会还更新了共和党此前提出的对购买私人医疗服务提供联邦补贴的方案。该方案被重新命名为“老年人医疗保险”，支付医生服务费的条款也被包括在内。重要国会委员会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随后决定将三项提案合并为一项整体方案：联邦医疗保险A方案，为65岁及以上的群体提供医院保险和养老院护理保险；联邦医疗保险B方案，支付医生的费用；医疗补助（Medicaid），为低收入患者提供医院和医生费用。（Quadagno 2005, Chapter 3-4）

该保险方案所覆盖的老年人和低收入人群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自由派－劳工联盟领袖最初的预想，这使他们的胜利变得更加重要。然而，国会中的保守派在与白宫进行最终谈判时，放弃了很多由工会专家精心设计的价格限制和控制成本的要素。该法案因此给医疗成本带来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实施联邦医疗保险的头五年里，医院成本和医生费用分别以每年14％和6.8％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时期其他成本的增长速率。（Marmor 2000, p. 98）在这一过程中，医疗保险公司因为收益实现了大幅的增长，变成了一个更具实力的游说团体。此外，更多营利性医院得以进入市场并赚取了高额的利润，它们通常会通过大量买进非营利性医院和公立医院（或买断其产权）并将其关闭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方案是很多人的救星，同时也给医院、医生，以及与医疗事业相关的公司带来了滚滚财源。

1968年，共和党领袖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自由派－劳工联盟自此陷入了一败涂地的境地，只有社会保障福利的扩大和劳动所得税扣抵制硕果犹存，因为这两项方案也得到了尼克松总统和很多温和派共和党人的支持。1968年之后，最低工资的价值开始下跌，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几次小幅的提升，但仍没有赶上通货膨胀的涨幅。最低工资的价值在1981年到1990年间没有任何增长，并在1997到2007年间再次出现冻结状态。按照1968年的购买力，2012年的最低工资应为每小时10.52美元，而2007年上调后的最低工资却是每小时7.25美元，因此，最低工资的价值在过去的44年间下降了35％。如果将1968年和2012年这两年的平均工资水平进行比较，其贬值程度则更为严重。（Schmitt 2012）“谁受益？”这一指标的大幅下滑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派－劳工联盟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逐渐失去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

不言而喻，在里根和乔治·H. W．布什执政期间，自由派－劳工联盟的新提案再未获得过成功。而且，它支持的许多社会项目也遭到了削减，其中就包括社会保障方案。（Domhoff 2013, Chapter 12）除了1993年的《家庭与医疗假法案》，自由派－劳工联盟在克林顿主掌白宫的八年时间里没有取得过任何胜利。作为《社会保障法案》的一部分，针对低收入和失业家庭的社会福利制度创建于新政时期，并在20世纪60年代得以扩展。然而，1996年的一项福利改革法案却让该制度日渐式微。克林顿曾在1992年的竞选中做出允诺，要“终结我们所知的福利救济制度”，福利改革便是这一承诺的兑现。然而，在共和党的坚持下，新法案取消了与受救济群体的儿童保育和医疗保险相关的条款，这使福利制度变得更为严格。（Quadagno and Rohlinger 2009）新法案被命名为《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旨在强化这样一个理念：受救济的群体已经丧失了道德意识，他们需要更努力地寻找工作机会。该法案限制了受益者接受救济的年限，增加了工作要求，同时还减少了对移民的补助，这是因为共和党坚信，很多移民来美国是为了接受福利救济。

削减福利所造成的影响并没有立即显现出来，因为时间限制尚未生效，且20世纪90年代末的股市泡沫让失业率从1996年的5.4％降至2000年的4.0％，为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的最低值。然而，当2007年年末出现金融危机，削减福利所造成的影响就完全显现了出来，福利补助的种类过少、金额过低，使得食品券和劳动所得税扣抵制成为了2012年4650万贫困人口（约占成年人口的15％）的主要支撑。（DeParle 2012; Seefeldt, Abner, Bolinger, Xu, and Graham 2012; WSJ 2012）

自由派－劳工联盟在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执政期间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首届奥巴马政府。作为打击工会势力的策略之一，公司往往会长期拖延代表选举，工会领袖因此明确地向民主党表示，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通过新的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工会领袖认为，最好的补救措施就是他们的《雇员自由选择法案》，根据该法案，只要过半数雇员在授权卡上签字，同意由工会代表他们的利益，公司就必须承认并与工会进行协商。（Greenhouse 2008）奥巴马在做参议员的时候，曾在2007年投票支持过类似的提案（未成功）， 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他再次表达了自己对《雇员自由选择法案》的支持。

公司共同体预想到国会将在2009年就该法案进行投票，因此投入上百万美元，通过新的游说同盟（如工作场所公平组织、民主工作场所同盟）发起了一项媒体宣传活动，谎称该立法会剥夺员工以秘密投票的形式支持或反对工会的权利。全美制造商协会主席、前密歇根共和党州长警告称，仅是沃尔玛140万员工组成的工会就会使工会每年增加5亿美元的会费收入，其中部分将用来支持亲劳工的民主党候选人。（Greenhouse 2009）“我们喜欢做驾驶员，”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在2008年10月曾这样告诉过股票市场的分析师们，“而且我们不会把方向盘让给除我们之外的任何人。”（Kaplan 2009, p. 10）

在奥巴马的首次总统竞选中，曾有三位芝加哥亿万富翁为他提供了财政支持，试图组建工会的酒店都有他们的股份，因此这三位富翁向奥巴马传达了他们反对该法案的立场。其中一位是潘妮·普里茨克，她是奥巴马2008年全国竞选的财务主席，全球凯悦酒店便是普里茨克家族的产业。另一位酒店投资者以募款中间人的身份为奥巴马筹集了16万美元。克朗家族83岁的元老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为奥巴马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在一场公开访谈中，他表达了自己对亲工会立法的反对。但他强调，自己仍然支持奥巴马，并补充道：“我非常喜欢奥巴马。这与其他关系无关。”（Lippert and Rosenkrantz 2009）与此同时，2008年民主党大胜后仍留在参议院的41位共和党参议员声称，他们不会支持新的劳工立法，三位民主党参议员也表明了相同的立场。只需41票便可以支持一场冗长辩论，借以妨碍议案通过，因此该法案根本就未能获得投票表决的机会。

紧接着，一项与增加税收有关的自由派提案也被搁置了，该方案提议对股票和债券经纪人经手的每笔金融交易都征收0.05％的交易税，因此遭到了金融行业的强烈反对。这一提案原本能够减少不稳定性投机交易的数量，且每年可以增加约一千亿美元的收入。（Pollin, Baker and Schaberg 2008）自由派提出的将联邦资金分给存在财政赤字的各州的方案也遭到了参议院中共和党人士和温和派民主党人士的反对，各州自己出资雇用的教师和政府雇员因此失去了工作，反过来，联邦刺激经济计划的影响也被削弱，因为新失业的工人无钱可花。（Krugman 2012）

这之后，自由派应对抵押贷款危机的方案也被搁置一边。国会就此忽视了新政期间成立房主贷款公司的先例。在那时，房主贷款公司从私营金融公司手中买下低收入家庭无力偿还的贷款债权，随后向房主提供利率更低、偿付年限更长的政府抵押贷款。这实际上是政府对抵押借贷机构和房主的紧急救助。然而，在2009年和2010年，金融行业已经非常强大，因此有能力拒绝政府介入抵押贷款领域，防止其威胁他们对抵押贷款的完整控制权。相反，2009年到2011年之间推行的各种方案只帮助银行摆脱了困境，其中几家银行在2012年之前从抵押贷款中赚取了巨大的利润。一系列抵押贷款方案的确包含了要求银行重新商定还款和利率的条款，但这些条款只能帮助到极少数的家庭。这些方案将该议题的完整控制权交到了银行家手中，而这些银行家却几乎没有重新谈判的意愿。自由派的方案希望使负债的房主获得按照市价租住原有房屋的权利，但最终徒劳无功，尽管该方案可能会使数百万人免于失去住房，且能够鼓励银行家从更现实的层面进行协商。（Baker 2009）

《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又称“奥巴马医改”）于2010年通过，它代表了自1965年联邦医疗保险通过以来政府医疗保险最大的变化。该法案建立在私人医保行业基础之上，将3500万没有医保的美国公民纳入了医保的覆盖范围，允许子女在25岁之前享受父母的医疗保险，且有可能控制某些医疗花销。然而，在自由派－劳工联盟中，强烈支持此方案的成员寥寥无几；他们大多倾向于另一提案，要求直接将联邦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公民，这一提案又被称作“国家医疗保险”或“单一给付”体制。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奥巴马政府的提案与经济发展委员会中公司温和派在37年前提出的一个方案非常相似，但前者比后者更为保守。（CED 1973）那个时代的自由派领袖和劳工领袖拒绝了这一提案，因为他们认为全民医保的时代已经到来。（Quadagno, Chapter 5）在这两项提案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继续享有联邦医疗保险，公司需向其员工提供医疗保险，且没有被覆盖到的个体必须自己购买医疗保险（在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提案中是通过社区信托机构购买，在奥巴马的提案中则是通过州级私营保险联营公司购买）。这两项提案都为不享受医疗补助的低收入人群购买保险提供了政府补贴。二者主要的差异在于，奥巴马的提案已得到了医疗保险行业和小企业的所谓代表（极端保守主义的全国独立企业联盟）的事先同意，他的提案赋予了私人保险公司更重要的角色，同时免除了数百万家小企业提供保险计划的责任。（Quadagno 2012）

全民联邦医疗保险的方案没有从执政的民主党那里得到多少支持，自由派－劳工联盟因此在2010年初推出了一项“公众选择”方案，该方案允许联邦政府出台一份能与私人保险公司竞争的保险计划，由此确保私人保险计划能够控制价格和成本。但之前已同意支持白宫原始法案的私人保险公司表示，公众选择方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政府必须放弃这个想法。（Quadagno 2012）尽管保险业和医疗业的某些部门对这一方案表示了支持，但参议院中只有一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众议院的178名共和党人更是全都投了反对票。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1939年到2012年间，除了1935年通过的《国家劳工关系法案》和《社会保障法案》，以及于1938年通过的、首次确立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高工时制的《公平劳工标准法》（Domhoff 2013对过去几十年间通过、修订或否决的法案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自由派－劳工联盟基本没有获得多少胜利。即使自由派－劳工联盟获得了参众两院中多数派的支持，他们也无法大获全胜，因为参议院的规程规定，少数派议员只要争取到41票就有权（使用冗长辩论的手段）阻止他们反对的立法。在参议院的自由派议员达到60人，且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之前，公司富豪只要能够与南方、大平原区、落基山地区的大多数白人选民保持联盟关系，便能守护住他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积累的成果。
〔2〕

公司抱怨缺乏权力：他们真正的恐惧

尽管“谁管理？”和“谁获胜？”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公司富豪在与其利益攸关的议题上，能够对联邦政府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很多公司领袖仍然认为，他们和政府相比没有什么权力。按照公司领袖的说法，国会往往会更积极地响应有组织的劳工、环保人士和消费者的要求。他们还声称，刚愎自用的官僚们让他们困扰不已，这些官员侵犯了私营部门的合法领域，削弱了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在投资时踌躇不决。2010年，金融业的成员因奥巴马总统的批评而感觉受到了侮辱，尽管奥巴马支持了布什政府后期的救助计划，且正是他们的沆瀣一气才导致了2008年到2009年间的金融危机。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位记者和一位政治学家记录下了这些观点，他们获准观察了世界大型公司联合会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会上讨论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当时正值共和党执政，保守派同盟在对抗中成功的几率达60％到80％，且在所有重要立法上都获得了胜利，但与会的公司领袖相信，政府会倾听所有人的声音，唯独对他们置若罔闻。他们认为政府对大多数民众的即时偏好都能做出反应。“穷人们正在逐步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将财富向下层分配，”一位管理者抱怨道，“群众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大的政府。”（Silk and Vogel 1976, pp. 50,75）

公司领袖对多数人民主的恐惧使他们将温和的衰退视为补救的方法，因为萧条有助于抑制员工的期望。担心失业的工人们不大可能要求提高工资，或要求政府实行社会计划。例如，不同的公司执行官曾发表了如下评论：“这种衰退将带来对经济价值观念的尊重，就像大萧条时期曾经发生的那样”，以及“如果衰退能够起到更大的削弱作用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能拥有一种清醒的意识”。（Silk and Vogel 1976, p. 64）

在公司共同体中，公司领袖对政府的反感情绪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一项研究曾对19世纪公司领袖的观点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公司领袖认为政治领导人都是一些“愚蠢”而“无知”的人，他们从政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Silk and Vogel 1976, p. 193）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当时的企业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公司富豪仍喋喋不休地抱怨联邦政府盛气凌人、傲慢专横。（Prothro 1954）这些抱怨推翻了研究者之前的主张，即企业界对政府的敌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项目在新政期间或之后的有效发展。

尽管少数社会科学家和媒体评论员曾将这些认为自己没有权力的表达当作证据，用来证明公司领袖以其拥有的权力不足以称得上是支配阶级，但公司所有者关于自身缺乏权力的情绪性表达不能被当作权力指标来严肃对待。对权力的研究关乎行动及其后果，而非内部世界的主观感受。当然，试图去了解公司领袖为何抱怨一个由他们自己支配的政府，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答案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抱怨政府是一个有用的权力策略，它本身就是一种行动。抱怨政府能使政府官员处于守势，迫使他们不断地证明自己对公司的友好态度，以避免公司领袖对经济形势失去“信心”并停止投资。20世纪一位极富洞察力的政治学家在对公司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三十年的研究后总结道：“不管这一议题是否得到明确的、直觉性的理解，谴责的作用在于建立并维持政府部门对企业界选民的从属地位，政府实际上是对这些选民负责的。”（McConnell 1966, p. 294）“对政府的总体攻击，”他继续说道，“给政府官员造成了持续的压力，使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那些能够提供最可靠支持的团体。”

公司领袖对政府无休止的抱怨还显示了美国信念体系对权力的恐惧，这种恐惧早在独立战争时期便已出现。正如第一章所解释的那样，既然在理论上权力属于所有人民，那么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有一天，“人民”（从大多数人这一意义而言）将使政府变成一个它本该成为的多元主义民主政府。在美国的历史背景下，支配阶级的巨大权力是不合法的，因此人民极力否认这种权力的存在。（Vogel 1978）

然而，公司富豪惧怕大众掌控的最有说服力的原因是，他们相信政府是唯一能够挑战公司支配的机构，尤其是在对劳动力市场的支配上。这里我们将进一步阐释导言中的评述，即联邦政府可以通过以下五种基本途径影响劳动力市场：

1．政府可以雇用失业工人从事一些与园艺、学校、道路和环境相关的必要工作，这将收紧私人劳动力市场，迫使公司通过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和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来争夺人才。新政时期，失业率达到25％，社会动荡日益加剧，此类政府方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当秩序恢复，经济开始复苏，在公司领袖的坚持下，这些项目很快就被取消了。（Piven and Cloward 1971/1933, Chapter 4; Smith 2006; Taylor 2008）

2．尽管公司共同体中的温和保守派承认老年人保险、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价值，但他们和极端保守派一样，担心政客们会让这些计划变得过于慷慨。事实上，在应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动荡时，这些方案的规模有所扩大，但里根执政时期，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政策又遭到了削减。

3．政府可以通过限制移民来收紧劳动力市场，美国劳工联合会也因此自1886年成立起就开始反对移民，直到1924年通过的新立法大大缩减了移民的数量。（Mink 1986）相比之下，公司领袖和大农场主通常会支持移民，因为他们认为廉价劳动力是他们持续获得成功的关键。20世纪90年代中叶和21世纪初期，极端保守派共和党人在竞选演讲中宣称他们打算通过一项反移民法案时，遭到了来自雇主（尤其是农业综合企业领袖）的强烈反对，因此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放弃了。

4．在正常的经济形势下（而不是2007年到2008年间金融崩溃引发的衰退中），联邦储备系统能够通过降低利率来减少失业、收紧劳动力市场，此举将增加消费者、购房者和公司的支出，由此刺激经济。绝大多数民众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联邦储备系统做的恰好相反，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它曾多次提高过失业率。每当失业率降得太低，联邦储备系统就会提高利率，以保证公司共同体的利益，此举提高了企业和家庭的贷款成本，从而降低了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公司领袖辩称，高税率是为了抑制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然而，自由派－劳工联盟的领袖主张，每年1到3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往往能够增加员工数量，且不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他们认为，恶性通货膨胀之所以会发生，要么是因为战争失败造成了极端的经济冲击，要么是因为外国将油价翻了两三番，要么是因为发生了同等程度的事件。换句话说，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往往也会涉及劳动力市场的政治学。

5．政府可以支持劳工组建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就如同1935年国会通过《国家劳工关系法案》时政府所做的那样。本书曾多次指出，较之政府工作和社会福利，此类政府提案遭到了公司富豪更为强烈的反对，因为工会为工人们提供了进入政治领域的组织性基础，并使其有能力通过罢工来实现工资增长。

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收紧劳动力市场，从而降低公司利润、增加美国工人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这再次清晰地证明，结构性权力、地位权力和专家权力都不足以维持公司对经济和政府的支配。如果公司富豪想要捍卫自己的财富和权力，那么他们对自己支配的政府有所畏惧也是很正常的，因此他们会不停地抱怨自己的处境。

公司支配的局限性

介入政府是公司支配最终和最可见的层面，公司支配根植于阶级结构、投资功能的控制和政策规划网络的运作。如果政府官员不需要等待公司领袖来决定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进行金融投资，且民众对政策规划网络中政策建议的接受度并未对政府官员造成进一步的制约，那么权力精英介入游说、政策制定和选举就不会那么重要。

这一观点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2008年夏秋两季，金融系统的失灵使公司支配一度遭到质疑，自由派呼吁，应暂时对破产的银行实行国有化，迫使它们解雇最高管理层，并限制银行未来的规模。民主党在2008年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金融系统对政府大规模紧急救助的需求，以及大量选民因此经历的经济恐慌。这些胜利反过来促成了一项防止失业率继续攀升的赤字开支方案，以及美国历史上首个覆盖大多数国民的医疗保险计划。此外，它还触发了几次温和的金融系统改革。自由派－劳工联盟批评家认为，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太小，无法大幅降低失业率，还有很多评论家指出了医疗保险和金融改革方案的弊端，但事实是，这三项提案都遭到了公司－保守派联盟不遗余力的反对。从总体上来说，若不是金融崩溃使忧心忡忡的中间派选民转向了民主党，这些立法行为（不管它们受到了怎样的限制）原本不可能实施。

因此，公司富豪通过权力精英实现的支配并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即面对着未来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或军事失败，政府政策或重大政策变动上会不断地出现冲突。然而，正如本章所表明的，1935年到2012年间，极少有立法冲突会涉及自由派－劳工联盟对规则的挑战，正是这些规则使公司富人得以享有特权。例如，利益集团自身的大多数斗争都只是为了特定的官职和利益，这些斗争往往包含了相互竞争的商业利益之间的较量。

同样，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冲突通常涉及公司共同体中温和保守派和极端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很多议题最初看起来似乎是公司共同体的立法失败，但实际情况是，在混乱时期，温和保守派因其自身的原因决定与支出同盟站在一起，政府社会保险方案和其他支持计划因此得到了扩张，至少在动荡平息之前能得以发展。在其他时候，政策分歧主要涉及公司共同体的整体需求与特定行业之间的冲突，在贸易政策和一些环境立法议题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然而，对于公司共同体而言，自其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发展成熟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失败，即1935年的《国家劳工关系法案》，是之后四十年里南方和大平原地区以外的诸多州掀起强大的劳工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这场失败的背景是，劳工纠纷不断升级，而南方种植园主试图与众多新当选的非南方自由派民主党人士合作，以确保他们自己的劳动力被排除在外。尽管这场失败的损失因后来的立法而得到了缓和，但它还是对美国权力结构的性质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在接下来的立法战争中一败涂地，而且，在公司富豪的坚持下，到2012年，劳工组织已被缩减成建筑业、服务业和政府部门中的小型团体，但20世纪劳工组织的整体历史显示，在某些情况下，公司权力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现在，我们要把此前的发现和结论置于一个更大的理论和历史背景中，以便解释美国为什么会存在公司支配。

注释

〔1〕
Wellesley College旧译卫斯理学院，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都曾于此就读。——译者注

〔2〕
面对可能出现的冗长辩论，一个解决方法是被称为“和解”的立法程序，该立法程序允许参议院在经过20小时的辩论之后，对与预算有关的决议进行投票。尽管预算议题的范围似乎较为狭小，但利用和解程序，共和党使国会在1996年通过了福利改革法案，又使其在2001年、2003年和2005年通过了减税方案，民主党也借助和解程序，推动国会在2010年通过了《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中的部分条款。

第八章

大图景

本书的导言以两个看似悖论的问题作为开始。高度竞争性公司的所有者和经理人如何在政策上达成一致并影响政府政策？在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大公司为何能够拥有如此大的权力？通过之前章节逐层深入的论据和论证，本书提供了一个能够解释这些悖论的理论基础，即美国权力的阶级支配
理论。

支配是指某一团体或阶级的命令能够在阻力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得以执行，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该团体或阶级能够建立起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织、规则和习惯。支配，换言之，就是巨大的分配性权力的制度化结果（“凌驾权力”）。根据这一定义，公司富豪可以说是一个支配阶级，因为他们拥有的各种分配性权力的累积效果使大多数美国人都接受（或默许）了他们的政策。即便民众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美国，行动的常规方式遵从的依然是公司共同体所需要的规章制度，它们能够让公司共同体保持持续的发展，并源源不断地创造利润。

支配阶级的总体分配性权力首先建立在结构性权力的基础之上，支配阶级之所以能够拥有这种权力，是因为它的成员都是各公司的所有人或高管，这些公司通过在市场经济中出售商品和服务来赚取利润，这种市场经济偏向的是商品和服务的销售者，而非雇员或消费者。支配阶级掌握的投资或不投资的权力以及雇用或解雇员工的权力塑造了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大多数当选官员都会竭尽全力地营造一个有利的投资氛围，以避免因经济衰退而被选民赶下台。政策规划网络制定新政策的能力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结构性权力，使公司富豪能够在几十年里不断地发展壮大，而公司富豪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凝聚力让他们可以坚定不移地朝着既定的目标迈进。

但是，如果宪法所包含的谈判和妥协没有意外地造成两党制的出现的话（在两党制中，两个政党分别由南北两方的富人控制），即使是这些权力也还不足以产生一个极端的阶级支配体系。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一个注重个人品性、极度依赖高额竞选捐款的候选人遴选过程——无论是今天，还是19世纪都是如此。政党初选制就是对这一狭隘的两党制的一种适应，它为反叛的自由派和工会主义者，以及社会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提供了机遇。

结构性权力、政策规划网络生成的政策以及对两党的控制，导致了这样一种政体的形成：在特定的立法议题上，有组织的公众舆论很少能够独立于舆论塑造网络设置的范围、疑虑和困惑。此外，开国元勋们精心设计的权力分化、相互制衡的政体导致了一个相对较小的联邦政府的生成，通过国会、行政机构的各个部门，以及各种各样的监管机构，这种小政府很容易被富有而组织严密的私人渗透和影响。

最终的结果是，在“谁受益”“谁掌控着政府权力”和“谁获胜”这三个权力指标上，公司富豪都获得了极高的分数。同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中的同类人相比，美国的公司富豪拥有更大比重的财富和收入。他们通过权力精英，在关键的政府职位和政策制定团体中得到了广泛而充分的代表。在政府考虑进行立法的议题上，公司富豪获胜的次数要比失败的时候多得多。不过南北两方的富人们确实曾因北方的劳工纷争而出现过短暂的分歧，让自由派和有组织的劳工得以通过《国家劳工关系法案》（1935年），从而使工会成员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拥有了空前绝后的收入和权力。

尽管没有什么权力，但许多美国人都有一种赋权感，因为他们拥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投票权，以及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够在阶级结构中上升的希望。对于那些拥有文凭和（或）稳定工作的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尊严和尊重使他们能够昂首挺胸地活着，因为精英们从来不会公开地对普通民众表露出傲慢和高人一等的态度。同样，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也能够心存希望，因为他们成功地帮助有色人种群体、女性和同性恋人士扩大了个人权利和自由。

但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等同于分配性权力。1965年到2000年之间，在个人权利和自由扩张的同时，公司权力也变得更为强大，因为产业工会数量骤减，民权运动偃旗息鼓，自由派－劳工联盟也因抵抗工作场所、社区和学校的种族融合而陷入分裂。因此，在最近几十年间，尽管个人自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实际上，阶级支配也日益增强。因此，在一个建立在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之上的社会中，阶级支配仍然能够存在，最高法院的许多裁决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公司富豪为何如此强大？

如此高度集中的公司权力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的历史来回答这一问题。总的来说，两个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历史原因可以解释美国的阶级支配。首先，美国的公司共同体之所以更加强大，是因为它无需同封建贵族、强大的政府以及传统教会的统治集团做斗争，而这三者都在西欧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Mann 1986; Mann 1993）其次，工薪阶层作为一个经济阶级，在美国比在其他民主国家更为弱势，具体原因将在本章稍后谈及。而且，由于种族、民族和宗教差异，工薪阶层彼此歧视，无法自由通婚，因此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阶级。

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因素导致了一个权力分散且相对较小的联邦政府，在理解现代公司支配时，这一点尤为重要。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前曾是一组彼此独立的殖民地，由代表着英国王室且受其任命的总督粗放地管辖着，较小的殖民政府给富有商人和奴隶主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因此，开国元勋们作为各殖民地商人、银行家和种植园主的代表，创建了一个权力分散且有限的政府，以满足南方奴隶主和北方商人与银行家的要求。他们还特别关照了南方富人们的担忧，尽力避免了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在工业化社会中废除奴隶制的可能。

这些宪法上的妥协并未奏效，因为南北两方在是否将奴隶制扩张到西部殖民地上的分歧引发了惨烈的内战。内战的爆发表明，如果处于敌对位置的精英们无法就分歧达成妥协，社会将很快陷入暴力的泥潭。（Higley and Burton 2006, pp. 64-68）围绕187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这一议题，两党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谈判，并在1877年彻底就分歧达成妥协，至此，南北两方的富人们终于再次携手。双方决定，由共和党候选人担任总统一职，交换条件是：（1）剩余的联邦部队从南方撤离，种植园主因此能够对自己从前的奴隶肆意地加以处置；（2）任命一名南方民主党人进入内阁，担任邮政部长这一肥差；（3）承诺继续为南方重建提供政府补贴。该协定原本还应包括“南方白人富豪逐步转向共和党”这一条。然而，正如第六章简略指出的，富有的南方白人很快意识到，他们必须继续维持民主党人的身份，以避免低收入的黑人和白人投票同盟在两党制中立足。在19世纪70年代，这种可能性存在着严重的风险，因为在那时，平民主义思想已经开始在白人小农场主支配的地区传播开来。（Kousser 1974; Woodard 1966; Woodward 1973）

在北方共和党人放弃非裔美国人并同意将大笔的联邦税收拨给南方之后，《1877年妥协案》使北方工业家和南方种植园主能够联合抵制任何有利于工厂工人或种植园工人的联邦计划和机构，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20世纪30年代的保守派同盟。然而，19世纪80年代之后，南方的种植园主却沦为所有权阶级中的次要伙伴，尽管依靠他们在国会中的席位，以及与北方城市中富有的少数族裔群体（这些团体被富有的白人新教徒排斥在社会机构和精英大学之外）结成的联盟，南方的种植园主们仍然能够施加可观的政治影响力。

《1877年妥协案》达成之后，联邦政府向南方拨付了大笔的税金，20世纪新政期间，民主党内部支出联盟的发展也使联邦税收源源不断地流向南方，但联邦政府仍然维持着小政府的形态。由于美国的周边没有任何危险的敌对国家存在，因此联邦政府不需要像同时期的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在战备上投入大笔资金。此外，英国海军的威慑也使其他欧洲国家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敢贸然对美国发动侵略。而且，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也相对较短，不必像欧洲那样承担战后军事义务。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才拥有了固定的军事力量。在那时，公司领袖都汇聚到了华盛顿（但仍然从公司领取薪水，这样他们的收入就不会下降），为的是监督军事建设进度并确保对它的掌控。（Domhoff 1996, Chapter 6; Waddell 2001）相反，那些从严酷的竞争中（这一竞争始于欧洲的许多小国家，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存留下来的国家，都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和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这些国家带着与旧贵族有着悠久羁绊的政府步入现代，因此新的商业阶级必须通过竞争来夺取权力，结果造成了欧洲大多数国家更为复杂的权力制衡。（Lachmann 2000; Lachmann 2010; Mann 1993）

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大公司就已经诞生了，远远早于国家层面上“大政府”的出现，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七章所概述的，这些公司及其相关的政策规划组织因此能够在创建行政部门和监管机构中扮演主要角色，这些部门和机构在20世纪变得十分重要。正如第七章所指出的，政策规划网络还推动了二战后国防部的重组，以及白宫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建立。（Hammond 1961; Huntington 1961）

与早期南北两方富人之间的分歧相比，建国初期，普通美国民众，即北方的白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与南方的黑奴和低收入白人之间的分裂更为严重。19世纪末，东欧和南欧移民的涌入使这些分歧进一步加剧，在那些已经站稳脚跟的北欧血统的技术工人眼中，这些移民对紧缩的劳动力市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例如Mink 1986）更为棘手的是，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些分歧，因为在北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被雇主支配，活跃的激进主义分子难以建立起强大的工会；就南方而言，在19世纪80年代到1965年这段时间里，非裔美国人几乎完全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他们不仅无法享有公民权，还饱受暴力私刑的摧残。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美国北方的工会运动同19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工会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此后，组织严密的雇主们用暴力手段挫败了以阶级为基础的工会组织，并获得了处于政党控制之下的地方和州政府的支持（这些政党受雇主的支配）。在这样的氛围下，只有少数几个行业部门的工人能够成立工会，在这些部门中，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较高的技能水平（例如印刷工人、训练有素的建筑工人和机械工），送货服务中快速周转的需要（例如航运工人和铁路工人），以及地理上的隔绝（例如煤炭业、伐木业和其他孤立的采掘行业）等，雇主们无法使用替工。（Kimeldorf 2013）这些行业高昂的重置成本反过来又使工人们罢工和毁坏设备的威胁变得更为有效。相反，英国和法国的政府仍然受土地贵族和官僚的支配，企业主在政府的强制要求下，不得不与工会达成妥协。（Hamilton 1991; Voss 1993）

在美国，多数情况下，很少有工人能够利用高昂的重置成本。19世纪80年代到1936年间，大部分大规模组建工会的活动都是被政府军队和公司控制的私人武装警察部队破坏的。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劳工运动遭受了更多的暴力打压。直到1937年初，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以压倒性的优势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且自由派州长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上台之后，大规模的产业工会才得以在北方的一些州建立起来。受到竞选成功的鼓舞，同时面对高度组织化的工会活动家，总统和两位自由派州长拒绝在工人占领工厂时出动联邦军队或州警察去逮捕他们。（Bernstein 1969; Fine 1969）

公司领袖以“静坐罢工是对私有财产的一种侵犯”为由，一再要求政府进行武装干预，但均遭到了政府的拒绝，这标志着，在美国的历史上，政府力量首次未被用来镇压大罢工。结果，汽车、橡胶以及其他重工业中的工会组织者都取得了胜利。然而，仅仅在一年之后，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州警察就帮助公司领袖镇压了在钢铁行业组建工会的罢工者。（Piven and Cloward 1977, Chapter 3）1939年之前，工会成员数量一直增长缓慢，直到1940年，由于二战期间国防支出和对全国团结的需要，失业率开始下降，工会的重新增长才成为可能。在政府干预的帮助下，工会会员数由1939年的900万人增长到了1945年的1500万人。亲劳工的学者在对工会运动进行研究时，常常混淆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顺序，他们忽略或者低估了政府在组建工会中扮演的角色，反倒是完全聚焦于工人的勇气和左翼人士对基层的高明领导。诚然，深谙韬略的领袖和激进的工人群体是不可或缺的，但正如一位专攻左派社会运动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许多与这段工会迅速发展的历史有关的文献“都掩盖了政府的中间调停，以及工会与民主党结成联盟的核心重要性”（Weinstein 1975, pp. 80-81）。

尽管工人阶级越来越团结，手工业者和工业工人却无法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政党，因为美国的政府结构和选举规则只能导致一个两党制的体系，正如第六章所解释的那样。因此，人们无法制定出一个能够跨越黑白人种、新旧移民分歧的方案。摆在工人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加入民主党，另一个是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后者会在不经意间造成政府完全被反工会的共和党支配的局面。又一次，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情况与美国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欧洲国家的议会制度更适合劳工或者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即便选举规则的变化限制了它们的潜能也依然如此。（Ahmed 2013a）

由于在工会和政党中缺乏组织基础，无法形成并推广一种大众的、亲政府的特质，美国的工人阶级想要战胜强烈的个人主义，以及美国广泛存在的种族、民族和宗教偏见，是基本没有太大可能的。因此，在未加入工会的白人工人中，这些引起分歧的原因将一直存在，并继续影响组织工会和投票模式等一系列事情。

美国权力结构的转变

1877年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北方和南方的富人分别掌控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由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组成的保守派同盟则在与阶级有关的议题上控制着国会，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因此，通过选举制度实现平等主义社会变革的机会非常渺茫。那些反对阶级支配或种族排斥的人们只好诉诸选举制度之外的破坏性社会运动，试图以此来获得新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也包括投票权。

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且最广为人知的社会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它不仅改变了南方非裔美国人的生活，使全国范围内黑人中产阶级的崛起成为可能，还撼动了从罗斯福新政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权力分配格局。如第六章所述，这些权力分配是建立在将占美国总人口10％到12％的非裔美国人排除在外的前提下的，为确保白人工人（其中很多人是工会成员）的支持，无论是北方的自由派－劳工联盟，还是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都接受了这一设置。此外，我们曾在导言中提及，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使非裔美国人能够在南方民主党初选中战胜公开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和其他极端保守主义者，从而让后者加快转向共和党的步伐。

黑人选民对民主党内部极端保守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施加的压力因如下事件得到加强：二战后南方的工业化进程使南方的所有权阶级与其北方的同类更加相似。当民主党无法继续完成其主要的历史功能，即保证非裔美国人处于弱势地位，富裕的白人保守派转向共和党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二战结束后，人们逐渐放下了对天主教徒的偏见，因此对于富有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天主教移民来说，融入上层阶级、成为共和党支持者也变得更加容易。）

南方变化的政治经济让白人富豪对非裔美国人的完全压迫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但民权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进程充满坎坷与曲折。如果没有民权运动造成的社会动荡，1964年和1965年的《民权法案》就不会得到通过。参议院中的保守派同盟并不准备让步，因为他们拥有当时进行冗长辩论所需的34张选票。（Bloom 1987）共和党人在这一议题上也一直没有打算抛弃南方民主党人，直到全国可能持续发生内城骚乱的地步，权力精英中的温和保守派才决定插手干预，让南方与全国其他城市在黑人问题上保持一致。只有到了这一关头，才有足够多的共和党人最终与南方民主党人决裂，从而结束了参议院的冗长辩论。

《民权法案》的通过以及民主党中南方所有权阶级的脱离创造了一种可能性：民主党可以转变为一个全国性自由派－劳工联盟的组织基础，非裔美国人以及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新移民都将被该联盟包含在内。但历史并没有按照设定的轨迹发展下去，因而遏制了进步性经济变革的可能性。

创建一个扩大的自由派－劳工联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首先，南方白人所有权阶级利用中低收入南方白人长期存在的种族怨恨和对联邦政府的敌意，吸引他们一起加入共和党阵营。如第六章所述，1964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对州权纲领的强调帮助他成功拿下了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这四个民主党传统票仓，从那以后，这四个州就一直是共和党的据点。公开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亚拉巴马州民主党州长乔治·华莱士以第三党派候选人的身份参与了1968年的总统选举，他以种族为楔子议题，最终获得了13.5％的选票，因而带走了美国南部和中西部足够多的传统民主党选民，让得票仅有43.4％的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民主党候选人。（Carter 2000）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尼克松总统将此前华莱士的支持者（尤其是南方的选民）拉拢到了共和党阵营，为1980年至1992年的里根－布什时期以及2000年至2008年的布什－切尼政府铺平了道路。（Carmines and Stimson 1989; Carter 1996）

由于反种族浪潮以及其他社会议题上的情感诉求，1968年至2008年的40年时间里，有28年都是由共和党执政，共和党还逐步巩固了一个全国性的保守主义共和党多数派，并成功掌控了国会。在国会中，南方白人之所以没有很快地抛弃民主党，主要是因为凭借他们的资历，只要民主党能够保住多数席位，南方民主党人就能在国会中享有巨大的权力。南方白人继续在地方层面上控制着民主党，却在大选时把票投给了共和党，结果造成南方的政党体系在1968年至1994年之间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在1994年共和党取得了国会的控制权之后，民主党中大多数剩余的南方白人迅速地转向了共和党，包括参众两院中的几位南方民主党人士。

南方的种族冲突并不是自由派－劳工联盟未能在民主党内部扩张的唯一原因，北方同样存在着种族冲突和反种族浪潮。极端保守主义共和党人士为争取北方白人所使用的论据和口号，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已被工会主义者和核心民主党人士使用过，目的是抵制北方日益增强的种族融合的诉求。（Quadagno 1994; Sugrue 2008）尽管存在着少数的例外，且很多产业工会的领袖都对民权立法表示支持，但多数普通民众和中等收入白人选民都反对在住房、教育和工会上实行种族融合，因此，民主党在北方和南方都只能采取守势。这一点在1964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中亚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的选民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华莱士赢得了印第安纳州30％的选票、威斯康星州34％的选票，而在曾经的蓄奴州马里兰，华莱士的得票率甚至高达47％，马里兰州23个县中的16个、马里兰首府以及巴尔的摩的种族聚居区均对华莱士表示支持。（Carter 2000, p. 215）

北方白人反对各种肤色的自由主义者，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种族冲突。很多北方白人同样不喜欢女权主义者和环保人士，因为女权主义者冲击了他们引以为傲的、作为白人男性的社会地位，而环保主义者则对他们的工作造成了威胁。此外，许多北方白人还非常抵触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运动，将其视为反美主义。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自由派－劳工联盟的分裂，并使尼克松总统和他的极端保守派盟友能够吸引更多的中等收入白人选民（包括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工会及非工会成员）加入共和党阵营，他们使用的社会议题一直被共和党候选人沿用至今。（Edsall 2006; Edsall and Edsall 1992）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转向共和党阵营的白人选民拥有足够多的势力来巩固重建的公司－保守派联盟，后者给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自由派－劳工联盟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大多数白人工会主义者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公司重新发起的攻击已经让工会岌岌可危，这一轮的攻击是由工会权力、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上涨的生活成本，以及工资和物价指导线这些议题引发的，第四章在讨论经济发展委员会时曾有所提及。（Domhoff 2013; Gross 1995）工会主义者并不知道，随着工厂以破纪录的速率向南方和境外转移，他们在过去35年里苦心经营的强大工会随时可能分崩离析。他们也没有预料到，曾经想尽办法争取工会支持的共和党会与公司联手，将反工会成员委派到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

正如第四章讨论经济发展委员会时所解释的，当内城的骚乱平息，公司因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上涨的油价和通货膨胀而面临着新的经济问题时，白人转向共和党还让温和保守派在20世纪70年代的其他政策议题上变得更加右倾化。尤其是，温和保守派强调，通过联邦储备委员会上调利率是抑制通货膨胀最简单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提高失业率，同时降低消费需求。在此过程中，温和保守派摒弃了诸如增加税收、削减联邦开支、使用工资和物价指导线之类的温和政策，20世纪60年代，温和保守派曾将这些政策视为控制通货膨胀的备选措施（“商业凯恩斯主义”）。（Domhoff 2013, Chapter 9-10）这一决定引发了一场“新的阶级战争”，这一战争在里根政府缩减各类社会援助项目时达到了顶点。（Piven and Cloward 1982/1985）这场新的阶级战争还让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逐步放开了对金融部门的管制，为股票市场泡沫和住房市场泡沫（1997年到2007年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都是靠这二者来维持的）的出现创造了条件。（Baker 2009; Krugman 2012）

20世纪70年代后工会势力逐渐衰弱，生产设备也随之向国外转移，这两个因素在工薪阶级收入下降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还造成了1968年后最低工资和失业保险价值的缩水。（Baker 2007; Volscho and Kelly 2012; Western and Rosenfeld 2011）尽管经济学家总是强调海外生产实践的整体经济优势，例如新的生产设施将给低收入国家的人民带来益处，但这些变化还意味着普通美国民众权力的丧失，以及停滞不前的收入。工会系统虽然存在着很多缺点，有可能成为自私自利的领导者的个人王国（任何大型组织都面临着这样的风险），但工会也为许多民众的生活提供了尊严和保障，非工会成员也会因此受益，因为他们的收入经常会随着工会成员的工资一起增长。

美国这段相对独特的历史对阶级支配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通过比较1998年至2002年期间（年份稍有差别）几个工业化民主大国中前10％的富人所拥有的财富份额以及前1％的富人的收入比重，我们可以对这一影响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对比发现，相较于其他民主国家，美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更加集中。（Alvaredo, Atkinson, Piketty, and Saez 2012; Davies, Shorrocks, Sandstrom, and Wolff 2008）表8.1中列出了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具体数据，这些数据表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瑞典的数据同样被包括在内，因为瑞典的财富分配高度集中（远高于德国和日本），但前1％的富人的收入比重却是全世界最低的，这是因为瑞典采用累进税制的缘故。

根据财富和收入这两个“谁受益”的权力指标，美国的阶级支配现象比其他任何一个完全工业化的民主国家都要严重。

表8.1
美国、瑞典、德国和日本前10％的富人的财富比重以及前1％的富人的收入比重

注：加入瑞典的数据是为了证明，财富分配高度集中不一定导致收入分配高度集中。

资料来源：收入数据引自Alvaredo, Atkinson, Piketty, and Saez 2012；财富数据引自Davies, Shorrocks, Sandstrom, and Wolff 2008。

权力和社会变迁

尽管美国的阶级支配现象颇为严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以下的例子充分地证明，权力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20世纪90年代初，南非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废除了白人统治和种族隔离的压制；20世纪80年代末，当苏联解体后，东欧基础广泛的（不是基于阶级的）同盟以强势但非暴力的方式推翻了政权；而1991年苏联的和平解体更是猝不及防、出人意料。很明显，如此大规模的权力变迁是不可能发生在美国的，但通过讨论20世纪30年代到2008年之间的一系列事件，本书证明，意想不到的变迁有时真的会发生。

没有一位社会学家能够预测到大萧条的到来，以及随之产生的罗斯福新政，正是后者导致了自由派－劳工联盟的创立。没有人能预见到，大规模的非暴力民权运动将会在“沉默的五十年代”之后轰轰烈烈地拉开帷幕，同时推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以及同志（后演变为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及跨性别者群体）运动的发展。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料想到，宗教右翼以及剩余的极端保守主义共和党人士能够通过反对平权行动和自由主义社会议程，在20世纪70年代及之后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实际上，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许多自由派人士和劳工领袖都以为，考虑到白人工人自身的经济利益，以及美国信念体系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在20世纪70年代，民主党将成为多数党，种族融合也可以得到实现。在2008年9月初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很难想象自由派民主党人能够在2008年末至2009年初赢得大选，甚至对经济体制实行重大改革。在此前的四十年里，自由派－劳工联盟已历经挫折，而收入差距也显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

这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危机和机遇证明，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充其量只能勾勒权力结构并分析发展趋势。他们可以说，当减薪、经济萧条、战争和文化冲击突然扰乱人们的日常生活时，社会运动经常随之产生（但并非总是如此）。然而，人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之所以会发生突如其来的冲突和危机，主要是因为权力结构的动态属性及其时刻变化的特性，使得拥有合理的方案、战略和手段的活动家能够利用新的破绽和机遇，向阶级支配发起挑战。本书的分析建立在开放式的历史观点之上，我们将在下一章的最后一节用理论术语对其进行解释。

第九章

其他社会科学家是如何想的？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同意，自1980年以来，公司共同体的影响力比美国社会中其他团体的要大得多，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对大型金融公司和集团的所有者和经理人是否拥有支配阶级应当具备的眼界、政策凝聚力和权力程度持怀疑态度。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他们倾向于支持四种替代性理论视角，即多元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组织性国家理论
或精英理论
，针对这些理论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本章将对这四种观点进行解读和批判，并在最后一节证明，本书所使用的理论即四个相互重叠的权力网络理论，提供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框架，其他理论因此无需摒弃它们的核心观点。

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理论，正如字面上所显示的那样，认为美国的权力分散在相互竞争的利益团体和志愿组织之中，这些团体和组织会围绕不同的议题在各种同盟中结合在一起，以此施加影响。多元主义不否认一些团体在某些议题上拥有比其他团体更大的影响力，甚至反而会强调这一点，但多元主义同时主张，公司共同体并不拥有支配阶级应当具备的凝聚力，因此公司共同体无法生成共同政策，或是在广泛的议题上频繁地取得胜利。多元论者指出，非商业团体（如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工会，或是20世纪70年代的环保人士和消费者保护团体）获得的成功都是他们的主张的证据。

多元论者补充称，以下若干因素使多元主义成为可能，包括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以及公司共同体中统一性团体的缺席。不同经济部门的公司领袖只会关注自己的利益，在一些议题上，他们内部也会产生分歧，因此，公司领袖们过于分化，根本无法支配政府。更重要的是，通过支持符合自己偏好的候选人和政党，公民有权左右公共政策的总体方向。公民还拥有创建包括工会在内的志愿组织和压力团体的自由和能力，普通大众对民选官员的影响因此得以超越竞选的范围，民选官员仅仅是为了不被赶下台，也会积极地响应民众的游说。

多元论者一直主张，公司所有者和经理人内部过于分化，因此无法支配政府，也因此，并不存在一个支配阶级。但这一主张却被本书第三章提供的证据否定了，这些证据表明，公司经理人通过一系列的社交机会和经济激励被吸纳到了富有的所有人所处的上层阶级。这一主张还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家族办公室、私人股权基金会和许多金融公司能够轻松地接管并重塑美国少数几家超大型公司。多元论者有关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结论还忽视了董事会中阶级视角和组织视角相互结合的事实，本书在第二章对此进行了阐述。

多元论者断言，公司只能组成狭隘的利益集团，且该集团内部存在着各种分歧。这一观点忽视了各个公司因共同所有权、关联董事和对政策规划网络的参与而形成的高度团结（参见第二章和第四章）。然而，多元论者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公司富豪并非完全团结，这一点在本书中也同样得到了证明。公司富豪内部的确存在着诸多分歧，但他们的对手身处一个四分五裂的自由派－劳工联盟之中，比他们更加分裂。当我们从多元主义视角来审视这一点，并把重点放在缺乏团结一致上，我们发现，阶级支配理论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公司富豪之所以常常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不像他们潜在的对手那样无组织。

多元论者声称，选举时的投票将对立法产生重要的影响，但这一观点主要建立在理论论据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之上，而不是基于美国的选举实例。它没有考虑到第六章提到的几点因素，那些因素会削弱这一潜在的影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观点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两党制使候选人有意模糊政策差异以争取中间选民，导致民选官员在竞选时说的是一套，在当选后做的又是另一套。这一观点还轻视了20世纪末之前南方富人在民主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国会中保守派同盟的否决权。

多元论者将公众舆论对民选官员的影响看得非常重要，但正如第五章所讨论的，大多数志愿团体都不愿意讨论政治议题，因此志愿团体不会对政治议题做出贡献，也不会利用成员巧言善辩的能力，变成压力团体对政府施加影响。此外，在论证公众舆论的重要性时，多元论者拿出的依据基本上不具备相关性，也就是说，它们无法说明任何因果关系。多元论者基于相关性的主张还忽视了第五章概述的舆论塑造网络的作用，以及民众在一系列经济计划上的自由主义偏好从未得到满足的事实，1981年至2002年之间的大规模公众舆论调查便证明了这一点。（Gilens 2012）

尽管这些普遍性调查认为公众舆论缺乏影响力，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利用一种名为公众“情绪”的聚合指数，得出了另一种结论，那就是，在引人注目的普遍议题上，如果公众舆论采取的是自由主义立场，那么公司就会遭遇失败。（Smith 2000）这项研究将1953年至1992年之间一百多个“主要”立法议题上的公众情绪指数与美国商会采取的立场进行了对比，进而发现，在普通民众没有关注的狭窄议题上，商业团体的确会取得胜利。然而，用来衡量公众舆论的指标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公众舆论在不同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维度，将它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混合在一起会带来很多的风险。（Page 2002, pp. 326-332）至于被当作公司立场代表的美国商会，其实它主要代表的是极端保守派团体，且经常在那些明知道会失败的常规议题上采取原则性立场。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商会遭遇的几场“失利”中，往往都是保守派同盟取得了胜利，后者针对自由派－劳工联盟取得的进展成功地发起了反击，而商会之所以会表示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保守派同盟做得不到位。

1953年至1984年之间通过的107项立法中，美国商会共遭遇了56次失利，对此进行的分析发现，美国商会在市中心发展补助上输给增长同盟的次数，以及它在更新农业补助上输给农业综合企业的次数，与其败给自由派－劳工联盟的次数不相上下。（Domhoff 2013）这一发现表明，由于美国商会对削减政府支出予以特别的关注，它经常会和平日的盟友产生分歧。商会输给自由派－劳工联盟，也都是在一些不太重要的议题上，比如增长最低工资、提高社会保障福利、扩大或增加失业补助、提供租金补助、帮助无家可归人士等。这些议题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十分重要，但自由派－劳工联盟取得的胜利很少能够赶得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有时甚至远远落后于通货膨胀的速度，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而且，这些议题也没有遭到公司温和派的阻挠，公司温和派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通常对提高社会保障福利呈支持态度，包括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社会保障指数化。

政府领袖在重大外交政策议题上忽视公众舆论的做法，同样反驳了多元论者对公众舆论的重要性的强调。以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陷入胶着状态时展开的全国性调查为例，票站调查和2006年的选举结果都表明，美国民众希望逐步结束伊拉克战争，但布什政府仍采用了美国企业研究所中极端保守派提出的在未来两年增加驻伊美军兵力的计划。尽管美国最终在1975年和2011年从越南和伊拉克撤出了兵力，但伤员不断增加、无法实现美方目标都是和公众舆论同等重要的原因。越南战争中，由于士气低落和种族主义，一些军官被士兵杀害，失败的军队亟须重建。（Moskos and Butler 1996）

新自由主义

多元主义近期的一份报告引起了广泛反响，该报告指出，一种新自由主义
已经兴起，公民游说团体（指各种非营利组织和志愿团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Berry 1999）这一新多元主义观点着重强调自由派和宗教右翼之间就文化价值观展开的斗争，该观点指出，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自由派经常取得胜利。然而，对于分析公司权力来说，自由派在这些议题上取得的胜利并不具有什么意义。新多元主义承认，许多大型基金会，尤其是福特基金会，曾为许多刚刚创立的自由派公民团体和非营利倡导组织提供过资助，但新多元主义声称，通过直接邮寄和其他拓展工作所筹集的资金，这些非营利组织已经取得了独立。事实上，正如第四章所记录的，在2010年，大多数组织，包括为低收入有色人种群体服务的倡导组织，仍然十分依赖基金会的资助。即使少数非营利团体通过其他筹款活动获得了大部分的经费，但将基金会资助的作用最小化，也就忽视了组织性理论关键的一点——对于那些希望有所创新，或是继续扩大成员数和影响力的组织而言，可自由支配的资金非常重要。

所有的环保组织都可以算作新多元主义的一部分，但正如第二章所显示的，在匹兹堡、洛杉矶等大城市，公司共同体和增长同盟之间就清洁空气产生的冲突为环保主义者提供了首个真正的机会。（Gonzalez 2005）此外，根据第四章的记录，参与环境政策制定的关键团体仍然受到大型基金会的资助，而且也是政策规划网络的组成部分。比主流环保团体更倾向自由派的基层环保组织在加强公众舆论对环保议题的关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创建了各种监督团体，这些团体发布的报告得到了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他们发展出了控制污染的新理念和新技术，公司共同体不得不勉强接受。他们的活动在阻止特定开发项目和保护原始森林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自1975年起，一直到2012年，他们再也没能通过任何遭到商业圆桌会议反对的法案。整个环保运动，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阵营，实际掌握的权力与其社会声望所体现的相比要少很多。1990年至2012年之间，在化石燃料公司及其上千位说客的阻挠下，环保团体一直未能成功说服政府采取行动阻止全球变暖。

由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消费者运动同样被视作新自由主义胜利的论据。在拉尔夫·纳德的激励下，该运动在1967年至1974年之间推动了许多消费者保护法案的通过。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总统，他任命美国消费者联合会的领袖为农业部的副部长，还委任纳德的国会监督团体的负责人为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局长。此外，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被任命负责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一位帮助起草过许多新消费者安全法案的参议院幕僚被任命为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

然而，并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自由派的权力曾在这段历史中发挥过作用，因为相关的商业团体要么同意这一法案，要么强行做出修改，使其变得可以接受。尽管美国商会表达了例行抗议，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商界几乎没有对任何一项消费者保护法案表示过反对。一个重要的例外是汽车工业对《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条例》的反对，该法案迫使他们生产更加安全的汽车。（Luger 2000; Vogel 1989）

1978年，商业圆桌会议及其盟友与保守派同盟一道，阻止了一项建立消费者代表局的谨慎方案，这时候，消费者运动深刻的缺陷就暴露了出来。（Akard 1992; Schwartz 1979）消费者运动要求公司承担更多责任的立法提案也全都以失败告终。国会拒绝审议关于设立联邦宪章约束公司的构想，公司因此得以继续自由地在法律极为宽松的各州发展壮大。增加股票持有人的权利和强化与公司犯罪有关的法律的提案也均遭到了否决。联邦贸易委员会一连串的新提案引发了国会的强烈反应，后者已经被汽车经销商、丧葬承办人和其他感觉受到欺骗骚扰的商业团体的抱怨给淹没了。每一项改革都以失败收场。20世纪80年代早期，极端保守派甚至试图彻底废除联邦贸易委员会，但公司温和派认为它还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才得以幸存。（Pertschuk 1982）

有关消费者运动的一项最为详细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的视角审视了消费者活动家的成败，该报告声称，多元论者关于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覆盖了广泛公司的“新”调控（比如《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做出的相关规定）与之前只关注单一产业的旧调控有所不同的观点是错误的。从总体上来说，这一研究的作者们认为，尽管20世纪70年代非商业性质的利益团体有所增加，但商业团体才是利益团体中的支配力量。（Maney and Bykerk 1994）该论断在20世纪90年代到2012年之间这段时期里依然成立。

总而言之，多元主义合理地阐述了美国的日常政治活动，对自由派、劳工以及极端保守派团体的领袖和成员均有谈及。但多元主义忽视了，或者说轻视了公司－保守派和自由派－劳工联盟性质的持久性，而且它极少考虑公司－保守派势力在战事决策、经济形势、工作场所安全、环境质量等议题上的成败，而这些结果都展示了公司－保守派压倒性的支配力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的同盟总会伴随着新议题出现，而且，在无数场竞争激烈的选举中，自由派和工会也会有所斩获，这使他们能够一直心怀憧憬，相信自己终将取得重大的胜利。

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强调政府的独立权力，这是一个有用的出发点，因为历史和比较研究显示，政府确实有自主的可能性。（Lachmann 2010; Mann 1986）历史制度主义还强调，包括政府机关部门在内的大型正式机构在解决特殊议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这意味着，由于议题、地点和时间的不同，制度设置也不尽相同。历史制度主义者强调，每个政策决定都会对之后发生的事件产生影响和制约。他们还认为，机构在发展时会相互作用，当这些机构打算改变自己的稳定策略或扩张策略时，会将其他组织的行为或可能的反应纳入考虑范围。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制度环境”，这一环境会进一步塑造并限制各机构的发展路径。机构以不同方式发展并隐藏在制度环境之中，这意味着，社会通常以异常缓慢的速度变化。

一般来说，这一整体框架描述了一切运转正常时一个稳定社会的日常形态。但它忽视了社会在数月甚至数十年时间内的动态特性。历史制度主义者眼中的稳定模式大多只不过是权力僵局，那些处于顶级权力圈之外的力量正在韬光养晦，等待着再次出现冲突的时机。正如组织理论所指出的，制度主义理论“没有给予权力和冲突足够的重视”，反而“强调惯例、模仿、草率的反应、习惯和规范做法，以及组织性形式的一致性”。（Perrow 2002, p. 19）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静态理论，因为这一理论没有察觉到经济、政府、军事和意识形态网络中可能形成的紧张局势，而且没有对阶级和阶级冲突给予应有的关注。

此外，历史制度主义与美国重要议题上的经验性研究结果并不相符。首先，正如本书所显示的，政府自主的可能性在美国并没有显现出来。政府自主只有在政府统一，且相对而言不那么容易被私人组织的员工和代表渗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但这两个条件美国政府都不具备。由于第八章解释的历史原因，美国政府是一个分裂的政府，完全对外部势力开放，因此极易因第六章讨论的选举过程和第七章描述的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络的任命而受到他们支配。权力精英在私人部门和政府之间的流动模糊了公司共同体和政府之间的界限，这与政府自主的思想不符。此外，作为联邦政府三大分支之一的最高法院主要由得到终身任命的公司法律师组成，最高法院经常会阻挠另外两个分支的工作，比如说新政初期的行政部门，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的国会（当时，最高法院判定人口稀少的农村国会选区违宪）。

历史制度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此类经验性批判，他们修改了有关美国政府“自主”的强硬主张，转而强调他们所谓的“政府中心途径”，承认社会运动、压力团体同盟以及政党都应该被包括在权力平衡之中。（Skocpol 1992, p.x）历史制度主义者指出，美国缺少强势的政府官僚部门和主流教会，因而为志愿团体的发展留出了充足的空间，使创建一个“由各团体——最终为议员——组成的广泛的超党派同盟”成为必需，且“每一个特定议题都需要召集”这些同盟来共同商讨。（Skocpol 1992, pp. 368, 529）同多元主义相比，政府中心的方式更加强调政治机构和政治过程的结构化特性，但这一理论对志愿团体、转换同盟和政党的关注让它与多元主义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当历史制度主义者补充称美国的商界软弱而混乱时。

历史制度主义者强调，政府的制度结构——比如说，它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是集权制还是分权制——在塑造政党制度和政治策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Skocpol 1980; Skocpol 1992）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观点，与阶级支配理论一样，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美国这个案例。正如第六章所显示的，独立的行政分支的存在，以及基于州和选区的国会选举，是两党制如此有力的原因。此外，在历史上，大多数行政部门一直缺乏大型的规划班子，因而使私人的非营利政策规划网络能够蓬勃地发展。而且，美国政府在全国、各州以及地方层面的分工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城市中的增长同盟都如此强势。

然而，在强调政府构成的重要性时，历史制度主义者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美国，公司富豪和增长同盟经常改变这些结构。第六章中的一个例子便是绝佳的证明：为削弱低收入选民的影响，许多城市中的增长同盟修改了选举规则，转而在非大选年以全市为范围举行无党派选举。历史制度主义者声称，新的机构很快就会被接受，成为政府日常运转的一部分，但与此相矛盾的例证比比皆是。事实上，由白宫设立的，或是保守派同盟因严峻的大萧条不得不勉强接受的几个新政机构，尤其是那些与规划或是帮助低收入农民和农业劳动力有关的组织，在二战期间统统都被保守派废除。最重要的是，公司富豪从一开始就反对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的设立，他们经过不懈努力，最后终于成功地削弱了该委员会的效力。选举规则的改变，极端保守派反对的机构遭到废除和打压，以及新政府机构虽然被历史制度主义者当作政府自主例证，实际却由受公司资助的政策规划网络创建这一事实，都在经验层面上挑战了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者主张，那些与公司或工会几乎没有任何关联的独立专家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十分宝贵。专家确实能够提出许多新的政策思想，在这一点上，历史制度主义者是正确的，但他们没有看到，最重要的专家都是由政策网络中的一个或多个组织挑选和资助的，专家们的观点在经过公司领袖的讨论和批判之后才能见诸报告和提案，正如第四章所描述的那样。

历史制度主义者错误地以为，公司在新政期间失去了权力，且独立专家在1933年农业调整署、1935年社会保障署等项目中帮助塑成了政府能力，因此，在分析这两个重要的政府附属机构的起源时，历史制度主义者犯了事实性错误。（Finegold and Skocpol 1995）与他们的描述相反，政策规划网络中的专家在同时期主要公司温和派的帮助下创建了农业调整署的关键项目，随后，这些专家又得到了美国商会、农场局和种植园主的支持。（Domhoff and Webber 2011, Chapter 2）同样，《社会保障法案》实际上是由政策规划网络的成员制定（并实施）的，第四章在讨论商业委员会时曾简单提及过这一点，whorulesamerica.net网站上《公司温和派是如何创建〈社会保障法案〉的》一文则利用新的档案研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自由派人士、社会工作者、独立专家和政府雇员在其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这一事实同样被历史制度主义者忽视了。（Hacker and Pierson 2002; Hacker and Pierson 2004; Orloff 1993）

历史制度主义者对尼克松任期内政府政策的极端保守主义转向的分析也不够充分，他们错误地将这一转向定位于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Hacker and Pierson 2010, pp. 58-59, 127-130）历史制度主义者分析的基础是“1964年到1977年之间政府激进主义的极度‘膨胀’”，即这13年间政府国内开支的大幅增长。（Hacker and Pierson 2010, p. 96）作为论证的一部分，他们把尼克松任期内社会支出项目的扩张当作公司共同体“被打得落花流水”的证据，认为共和党能够对它最亲密的盟友和最大的资助人做出此举实属难得。（Hacker and Pierson 2010, p. 116）历史制度主义者拒绝考虑此前解释右倾化时对白人选民反种族浪潮的强调，还轻视了工会内部以及工会和自由派联盟之间的动荡和分裂的重要意义。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那个广为人知的解释只不过是一个“绘声绘色，易于讲述，但只能在表面上吸引人的”分析，它“并没有还原真实的历史”。（Hacker and Pierson 2010, p. 95, 96）

在历史制度主义者看来，右倾化以新一轮的公司动员作为开端，具体体现为1972年商业圆桌会议的建立，其影响相当于“震慑行动的国内版”（Hacker and Pierson 2010, p. 118）。厌倦了失败和欺侮的公司领袖展开了更加团结、活跃且复杂的游说活动，通过这些努力，他们可以“用信件和电话将华盛顿淹没”（Hacker and Pierson 2010, p. 121）。最终的结果是，白宫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公司共同体还通过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大笔竞选捐款来提升它们在政界的影响力，这种资助政治候选人的新途径因20世纪70年代中期竞选资金法律的改变而成为可能。

在进行分析时，历史制度主义者忽略或无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商业委员会和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于1972年创建商业圆桌会议之前，公司共同体就已经拥有了良好的组织性（正如本书第二章和第四章所呈现的）。历史制度主义者没有意识到，右倾化实际上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公司共同体与工会组织的新一轮冲突，与监管机构或扩大的预算并无关联。（Gross 1995, pp. 234-239）历史制度主义者也没有意识到，面对民权运动、内城日益紧张的局势以及反战运动引发的动荡，公司温和派其实对增加国内支出持支持的态度，这在经济发展委员会撰写的政策声明及其召集的游说同盟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体现。公司温和派的此番努力（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不遗余力地限制工会的权力）表明，在不了解有哪些势力支持或反对政府预算的情况下，不能像许多历史制度主义者那样，将增长的政府预算视作自由派或政府权力的证据。此外，20世纪70年代，遭到商业圆桌会议及其公司盟友反对的立法未能通过，主要不是因为游说活动的增多，而是与保守派同盟的持续存在有关（Domhoff 2013对本段中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右倾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与这一结论相反，自1939年起，除了1965年联邦医疗保险这一显著的例外，自由派－劳工联盟就在重要的立法斗争中屡屡受挫。1961年至1968年之间，种族融合以及如何解决北方大城市中的动荡局势使自由派－劳工联盟内部产生了分裂，这在第八章得到了解释。以当时最大的自由派产业工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为例，1968年，随着支持种族隔离主义的南方民主党人下台，汽车工人联合会想拥有一个建立在南北方黑人和白人工人同盟之上的福利国家的希望，最终成了“黄粱一梦”。（Boyle 1998, p. 230）汽车工人联合会因此失去了许多白人成员的信任，而在一些关键选举中，联合会的领袖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则让更多的成员感到心灰意冷。汽车工人联合会还失去了其主要盟友的支持，包括非裔美国人、反战的自由派以及新左派，这些人认为，汽车工人联合会和其他工会只能起到“维持现状”的作用。（Boyle 1998, p. 231）

自1968年以来，面对日益壮大的保守派同盟和复兴的极端保守派基层运动，劳工组织在立法和游说方面的势力日趋衰落，尽管20世纪70年代期间，建筑业和重工业的许多大型工会仍然能够在工资增长上取得胜利。与尼克松政府是“自由派”的观点相反（因为此届政府在福利项目上投入了大笔资金，同时还改善了社会保障待遇），尼克松政府不仅赞同全面打击劳工组织，还无条件地支持公司温和派所有的政策提案。（Domhoff 2012, Chapter 9）从总体上来说，尼克松总统在1968年选举中的险胜（部分是因为白人工会成员转向了共和党和一个新成立的种族隔离第三党派）成为了二战后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组织性国家理论

组织性国家理论强调，在与自己利益攸关的议题上，私人团体组织通过雇用此领域的专家作为专业说客来对政府产生重要的影响。组织性国家理论具有“多元主义”的特质，因为它对独立的政策范畴（被称作“领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而且，该理论认为，在某个领域十分强势的组织，在其他领域往往表现得不甚活跃，甚至是软弱无力。另一方面，组织性国家理论将一些组织，如公司、工会、农场组织和医疗团体，视为它兴趣领域中的关键势力，这使该理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多元精英”模型。与此同时，组织性国家理论拒绝接受阶级支配理论，因为（1）似乎没有一套联系紧密的组织能够控制所有的特定政策领域，且（2）一些最重要的政策议题，如国家经济的运行和国防决策等，超出了任何特定政策领域的范畴。（Laumann and Knoke 1987）

组织性国家理论最为完整的经验性研究详细审视了农业、能源、卫生和劳工这四个政策领域。这一研究建立在大量的访谈和问卷的基础上，对象涵盖了研究团队眼中在这些政策领域具有突出影响力的个人和团体。该研究利用网络分析法，检验了四个政策领域内部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包括所有的敌对关系。这一研究主要得出了两个结论。

第一，大多数领域中的商业组织，以大公司的政府事务官员和贸易协会的高级代理人为代表，都属于同一阵营，而自由派和劳工组织的代表和雇员则属于另一个阵营。此外，敌对的阵营之间不存在中介人或是中间派系。组织性国家论者认为，他们的发现是对阶级支配理论的有力反驳，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鉴于阶级冲突的重要性，阶级支配理论已经预见到，每个领域都会分化为亲商业小团体和自由派－劳工小团体。换言之，阶级支配理论并没有将自由主义者和工会领袖算作权力精英的一部分，也没有将公司雇用的二级公司行政人员和贸易协会代表（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前民选官员和政府雇员）看作权力精英中的核心人物。

第二，组织性国家论者发现，在他们的总体网络中（由四个政策领域中的信息构建而成），几乎没有人与其政策领域之外存在联系。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存在一个真空区，即所谓的“空心的内核”，权力精英就处于这一空间之中。相反，只存在一套独立的政策网络，以真空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环形结构。然而，作为反驳阶级支配理论的依据，这一发现的问题在于，他们的研究仅仅关注了说客，而后者只是特殊利益过程的一部分。如果把他们的发现看作特殊利益过程（已知这一过程中不同的公司和商业部门会自己处理一切事务）的一部分，他们的结论就能够为本书理论的一个方面提供最为严谨的研究支持。

组织性国家论者认为，公司共同体和政府之间不存在高层融合，但实际上，这种融合发生在政策规划网络及其内部进行的活动之中，第四章和第七章描述的政策规划网络通过多种途径对政府产生影响就是证明。这一网络属于公司首席执行官、拥有精英大学硕博士学位的专家，以及在纽约和华盛顿从业的公司法律师的专业范畴。因此，主要政策并不在二级公司行政人员、贸易协会律师、前政府雇员或前民选官员的专业范畴之内，这些人都要听从主要银行和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命令。政策规划网络和权力精英与那些密切注意着国会委员会和政府机构的职业说客处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之中。

组织性国家论者最接近政策规划过程的时候，是该理论几次提及商业圆桌会议时，这些理论家甚至注意到，在他们通过网络分析法创建的社会空间中，商业圆桌会议的主席同时介入了两个政策领域，且总是站在劳工组织的对立面。（Heinz, Laumann, Nelson, and Salisbury 1993, pp. 269, 274, 280）然而，组织性国家论者忽视了一个事实：商业圆桌会议的目标是关注与公司共同体有关的更大、更广泛的议题，而在1972年至2012年之间，他们确实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商业圆桌会议直接参与到了组织游说同盟（清洁空气工作小组）之中，而且，面对自由派－劳工联盟和大多数民众的反对，它带头推动国会通过了两项重要的贸易政策，即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2000年同中国建立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Dreiling 2001; Dreiling and Darves 2011; Gonzalez 2001, Chapter 6）从总体上来说，组织性国家论者并未探索商业圆桌会议中首席执行官之间的联系，否则他们就会发现第四章讨论的由基金会、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组成的网络，进而发现政策规划网络的成员通过国会听证会、联邦咨询委员会、总统委员会和内阁任命对政府施加影响，这在第七章中做了说明。

组织性国家论者对参与到特殊利益过程中的团体进行了最为复杂的、以网络为基础的分析，详细地展现了这些团体的结盟和对抗格局。若组织性国家论者能够参考社会学家迈克尔·德雷林（2001; 2011）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这两个议题上进行的同等复杂的、以网络为基础的分析，这些理论家也许就能发现，他们可以将在广泛议题上塑造政府的团体和网络纳入他们的理论框架。德雷林的研究显示，组织性变量非常重要，这和组织性国家理论的预测相吻合，但德雷林还向我们证明，公司和政策规划网络中的中心性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精英理论

精英论者认为，所有现代社会都由大型官僚制组织的领袖所支配，不管这些组织是公司、非营利团体还是政府机构。占据这些最高职位的群体（被称为精英
）拥有金钱、时间、同其他组织的联系，以及凌驾于低层雇员之上的权威，因此，他们能够对其所在组织之外的政治和其他结果产生影响。精英论者将公司视为一个重要的权力基础，但他们不认为美国的公司共同体能够支配其他组织领袖，而这正是阶级支配理论所主张的。（Burton and Higley 1987; Dye 2002; Higley and Burton 2006）

精英论者和本章提及的其他理论家一样，强调权力的组织基础，因而为理解当代的权力结构提供了重要的洞见。组织的确是权力的基础，因为组织的领袖控制着巨大的资源，掌握着比等级结构中处于他们之下的人更多的信息，而且能够奖励追随者，惩罚批评者。领袖们可以影响低层的工作，从而使雇员的灵活性和拥有的信息受到限制。他们能够和其他组织的领袖结成联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精英论者还指出，组织精英之间常常爆发冲突，若想继续维持对普通民众的支配，他们必须妥善地解决这些争端。精英论者强调，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他精英利益团体可以自由地挑战公司共同体的支配地位，普通公民有时也能够限制精英的行动，尤其是当精英内部产生冲突的时候。

然而，精英理论并没有充分领会到，以公司为基础的所有者和经理人，在多大程度上支配着其他组织精英。正如第四章和第五章所显示的，除了工会和许多教会外，美国几乎所有的非营利团体都受到公司富豪的资助和掌控。第六章证明，大多数国家级别的民选官员都要依靠公司富豪为他们提供最初的资金支持，除非他们属于自由派－劳工联盟。第七章显示，联邦政府大部分的行政分支机构都被公司共同体的成员占据，他们通过文官管理国防部的方式掌控着军事精英。从总体上来说，精英理论没有对阶级和阶级冲突给予太多的强调。它只是笼统地将普通人群称为“民众”，而不是将他们划分为蓝领、灰领、白领等多种职业群体。精英论者也没有强调“民众”通常是宗教亚文化群的一部分。换言之，美国许多不同的雇员群体并不缺少使他们超越“民众”身份的独立的权力基础。他们缺少的是内部的团结统一，这能将他们的组织基础转变为能够产生权力的更为协调的基础。

对阶级和阶级冲突缺乏关注，还使得精英论者低估了受公司支配的组织与工会之间的分歧。正如一些精英论者所强调的，自工会建立以来，工会领袖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之间确实和公司导向的组织的领袖在一些议题上展开过合作，但工会领袖的目标仍然是以阶级为基础的。（Higley and Moore 1981）而且，在工会领袖与公司领袖共事的同时，工会的组织基础一直遭到公司共同体的不断攻击，这让他们至多只能算是二流的精英，到了20世纪80年代，工会彻底失去了他们的组织基础和作为精英的地位。

政治学者托马斯·戴伊（1976; 2002）在美国的精英理论领域做出了最为详尽而持久的研究。他举例论证了精英理论的缺陷，还提出了许多有待商榷的经验性主张，而其他精英论者对这些主张大多持不同态度。与大多数当代精英论者不同的是，戴伊（2002, p. 1）断言，在所有的社会中，不管是“原始社会还是高级社会”，只有少数人能够“行使巨大的权力”。这一主张非常值得怀疑，因为在狩猎采集社会和部落社会中，“权力结构更接近倒金字塔形”，因此总体上来说，群体成员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实行控制。这些方法包括在必要情况下放逐或暗杀萨满教僧、打猎队伍的领袖、勇士，以及倚仗着社会中其他成员赋予他们的有限职责就妄图实施统治的纠纷裁决者。（Boehm 1999）

戴伊主张，许多组织精英通过奋斗达到社会顶层，他忽视了另一些研究结果，即大多数领袖都来自社会前三分之一的群体。戴伊在强调所有机构领域中巨大的流动性时声称，《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中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的第一代大亨”，这一主张与针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2011年上榜富豪进行的系统性研究结果相矛盾。（Collins 1997; Dye 2002, p. 51; Moriarty et al. 2012）而且，那些登上《福布斯》400富豪榜的富豪们即便不是巨额财产的继承人，也大都来自上层社会，或是拥有富有的亲戚或朋友，这群人经常会为他们提供启动资金。

戴伊虚心地接受了阶级支配论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政策规划网络的概念，他还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表明公司领袖介入了该网络的每一部分，但戴伊表示，政策规划网络仅仅将公司、政府、基金会和媒体精英汇集到一起以“在政策方向上达成共识”（Domhoff 1971; Dye 1976, Chapter 9; Dye 2002, p. 202）。戴伊不认为这一过程满足了公司富豪的利益，在他的理论中，公司富豪只不过是另一群组织精英。在这一过程中，戴伊过分夸大了媒体精英在“议程设定”中扮演的角色，声称包括娱乐版块在内的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是“将民众社会化”的一种方式，这一主张仍有待商榷。（Dye 2002, p. 110）

戴伊（2002, p. 110）声称，1980年之后，极端保守派试图限制国家环境保护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的职能范围，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因为此举遭到了全国法律界的抵抗。戴伊的结论与大多数对这些机构的成就评估都不相符。比如说，一份报告认为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在1984年以前是一个“政治囚犯”（Szasz 1984）。2001年，乔治·W．布什在上任后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废除一项新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条例，这一条例起源于老布什那一届政府，已经酝酿了十年之久，旨在减轻长时间在电脑前工作造成的重复性压力损伤。（Goldstein and Cohen 2004）从总体上来说，小布什执政的八年时间中，政府只赋予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极小的权限。（Smith 2008）

戴伊的研究完全没有体现阶级和阶级冲突的思想。戴伊认为，阶级只不过是“优劣等级表上的排名”，这混淆了“阶级”与“地位”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当戴伊声称，在他研究的组织精英中只有30％拥有上层阶级背景，他其实是错误地理解了代表比例过高这一权力指标。戴伊由此得出结论，这一比例无法实现阶级支配，但他忽视了一点，如果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机会成为组织精英的一分子，那么30％的比例将扩大30倍。（Dye 2002, p. 150-151）权力指标不是对公司富豪如何支配公司的分析，后者涉及家族办公室、控股公司，将特拉华州作为大本营通过大股东持股来确保控制权，以及第二章和第三章提到的其他方式。

在戴伊的报告中，自由派－劳工联盟从未被当作政治势力来讨论。自由主义被描绘成总体精英共识中的一个趋势，在福特基金会和其他公司温和派基金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虽然工会被看作民主党的重要捐赠人，但工会领袖的组织精英身份从未被提及，尽管有证据表明他们同样参与了政策研讨团队和总体顾问团体。戴伊的报告也没有对公司－保守派联盟和国会中的保守派同盟进行分析。由于他的理论缺乏“阶级冲突”的思想，因此国家所包含的任何活力与冲突都被归因于敌对的组织精英之间的竞争，以及各种机构部门内为谋求更高职位而产生的个人竞争。

正如本书所展现的，唯有将阶级理论和组织理论的洞见结合在一起，才能解释美国公司富豪的力量，这不是大多数组织都由它们的领袖控制这样简单的事实能说清的。私营企业制度创造出了一个拥有巨大的经济资源和潜在的政治权力的所有权阶级，也造成了商业团体之间的竞争和新公司的崛起。它还导致了围绕工资、利润、工作规章、税收和政府调控而展开的持续的阶级斗争。但受公司资助的诸多非营利组织为公司富豪提供了组织基础，使公司富豪能够调动阶级资源，最终实现政治目的，政策规划网络中的公司富豪因此能够就很多分歧达成妥协，并通过他们对政府的支配来遏制阶级冲突。因此，在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美国所有的组织中，上层的阶级命令和组织命令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美国阶级支配的形成。

在结束我们有关替代性理论的讨论之前，需要强调，这些理论没有一个能够解释本书在三大权力指标上的有力结论。这些理论无法解释，如果公司富豪没有巨大的权力，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为何会如此不均。相反，多元论者和历史制度主义者拒绝将此类“结果”视为有效的权力指标，声称因政策斗争而造成的利益分配变化也许只是意料之外的结果。（Dahl 1982, p. 17; Hacker and Pierson 2002, pp. 283-285; Polsby 1980, p. 132）他们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关键的政府职位和决策制定团体大多被权力精英所占据，这也是另一个被多元论者和历史制度主义者否认的权力指标，他们辩称，这些权力精英在执政时会恪守自己的政府职责。最后，这些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公司富豪在1939年至2012年之间的大多数立法斗争中都战胜了他们主要的对手——工会、环保人士和消费者保护团体。

寻找共同基础

贯穿本书的总体理论框架与其他四种理论在一些基本概念上是一致的，尽管在具体涉及美国时，本书与这些理论主张存在许多分歧。本书的理论框架重点关注的是四大独立的权力基础——经济网络、政治网络、军事网络和意识形态网络——这使我们能够以动态的、开放的视角来审视美国的未来。由于新创建的组织形式、新发明的科技、新的沟通方式、军事创新以及新的精神运动，这些网络能够以不断变化的方式彼此相互作用并产生冲突。因此，社会组织的新生性和多变性让现在、将来与过去完全不同，因而导致历史无法成为当前行动的可靠参照。

比如说，在古老的过去，阶级支配和阶级冲突并不处于权力平衡的中心。在文明的起始处，统治着整个王朝的是国家的统治者，而不是资产所有人，而在罗马帝国，军队拥有比资产所有人更大的权力。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一千多年里，天主教会在欧洲可谓一手遮天，在那时，商业的规模很小，政府处于弱势地位，民众以为自己生活在“基督世界”（Mann 1986）。巧合的是，众多小国家的软弱使私人财产制度打下更加牢固的根基，避免了私人财产被国家侵占的危险；此外，小国家的软弱还为独立的商人阶级提供了发展的空间。结果就是，经济网络总体上的独立性日益增强。

随着商业和市场的发展，对国家调控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而且，当商人们将业务范围扩大到偏远地区时，他们需要更多的保护以对付强盗和小地区心胸狭隘的统治者。商人因此开始暗中支持政府的发展，为政府提供必要的借款来组建庞大的军队。16世纪，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真正强大的国家，随着它们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些国家变得越来越独立，并开始扮演起重要的角色。（Lachmann 2010）政府和私营公司也一同变得更加强大，因为它们彼此需要且能够相互扶持，这一过程中，政府和私营公司还让天主教教会和军队领袖的地位日趋衰落。此后，大部分西方史开始关注公司所有人与政府高层领袖之间对支配地位的争夺。

前两段概述的四大权力网络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使看似稳定的权力设置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造成了国家权力结构中分歧的产生，这也是以下事件发生的原因：一场宗教运动演化为伊朗伊斯兰革命（1979），经济体制摇摇欲坠的苏联最终解体（1991），一些国家爆发所谓“阿拉伯之春”（2010），大萧条和主要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政和民权运动。这些变化淘汰了挑战权力结构的陈旧方式，将老方法的拥护者变成了抱残守缺的徒劳论者，同时还为能够洞察到新机遇的新一代活动家提供了机会，因为这些变化根植于此时此地，而不是过去的社会运动之中。

具体到美国，四大网络理论解释了经济网络如何且为何总是凌驾于其他三个网络之上。它解释了20世纪40年代以前联邦政府规模较小的原因，以及联邦政府为什么不能完全独立于那些支配着经济体系且从中获益最多的群体。它阐述了被大多数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且大部分政治学家都认同的事实，那就是，军队在重要的政府决策中从未扮演过重要或独立的角色，而教堂等宗教场所过于分裂，难以控制，因此无法形成天主教过去在全欧洲以及随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几个主要民族国家奠定的那种权力基础。

如果经济网络的支配地位能够得到应有的评价，且公司富豪压制某些方案（这些方案也许会让政府变得更加独立和强大）的期望能够得到充分的认可，那么这个国家软弱的工会运动和姗姗来迟的政府社会保障方案（这些都是历史制度主义者研究的重点）被视作公司支配的结果就很好理解了。公司支配涉及保守派同盟在税收、工会和商业调控等议题上对国会的控制。

同样，经济网络的突出地位，外加建国之后到20世纪末北方商业利益集团和南方种植园主之间相互冲突的需求，有助于解释多数统治的制度障碍，这些障碍往往被多元论者和历史制度主义者视为独立的因素。它们包括宪法的性质、政府的分权结构、联邦政府的软弱，以及国会中委员会权力的据点。除了拥有军事力量，以及为许多民众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之外，美国联邦政府缺少足够的“能力”，这是因为公司共同体希望限制民选官员和政府雇员的独立性。

本书的理论吸纳了上述几种理论的深刻洞见，但摒弃了它们的缺陷。本书所呈现的美国存在高度阶级支配的证据，也让人们对这些理论中的许多经验性主张产生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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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究竟是谁在统治美国？

统治整个联邦和统治地方的是同一群人吗？

他们是否像阴谋家一样在幕后进行秘密操纵？

民主选举究竟有没有用？

社会学研究对于社会变革有何意义？

本书以有效而不落俗套的方法对美国政府和政治进行了研究，它的住焦点十分明确：谁有益、谁管理、谁获胜？

——格雷格·安德诺维齐，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多姆夫嬉建立的研究范式在今天依旧独树一帜，它使我们了解了私权对国家治理产生的巨大影响。

——尼古拉斯·阿彻，米德尔塞克斯县学院政治学教授

美国的财富集中化进程逐步加快，并在过去三十年达到了顶峰，其他分析家只是对比简单的进行了记录，而多姆霍夫却对“它是如何发生的，为何会发生”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谁统治美国？》堪称经典，其修订版更是备受欢迎，书中的分析鞭辟入里、条理清晰、简明易懂。

——特洛伊·达斯特，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

对于今天的学生以及那些因未能追究2008年经济危机罪魁祸首的责任而愤慨的人们而言，他们将从作者的开篇序言中“公司富豪大获全胜”的主张里找到共鸣。本书进一步完善了多姆霍夫在几十年前首次提出的阶级支配理论，应用了新数据、新论据和改进后的思想。最后一章正面探讨了竞争性理论，从中提炼了能够创建共同基础的核心观点。

——苏珊·A·奥斯特兰德，塔夫茨大学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