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毁了我
Author: 王强
Date: 2019-01-02T1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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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读书毁了我
作者：王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出版时间：2018年3月
ISBN：9787208150034
本书由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一
追求王强

沈昌文

王强是英语专家，才情出众；提到所谓“追求”，大家一看，所指为何，心知肚明。不过由我这衰老不堪的老头说出来，却还应另有别解。对我来说，算是早已通了上海洋泾浜英语，“生发油买来买去”六十多年前已说得滚瓜烂熟。今天虽然洋泾浜英语已经没用，但年龄既老，也不用再去投师学艺，耗费精神来记生词、熟语，去学会什么牛津英语。“才情出众”对老汉来说，只是觉得孺子可教而已，难道还要去追求？

但是我确实追求过他，朝思暮想，穷追不舍。那只是因为他读书多、见识广的缘故。

大约十几年前，我已退休林下，但贼心不死，整天盯住国内外书市，看看有什么可注意的书。这时看到署名王强的书评文字，讲到一些海外奇书，为我见所未见，不禁大喜。大家知道，鄙人承任改革开放后的北京三联书店的“第一把手”，没有什么招数，但又不甘心萧规曹随。事实上，萧规曹随也做不到。三联书店的精神领袖是邹韬奋先生，他的出版理念是反抗社会上的种种不平。这我如何能做到？无奈之下，想到翻译出版外国旧书。为什么不出新书？这中间有技术问题，也有国情问题。技术问题，指的是新书要买版权，我的“生发油买来买去”式的外语怎么能办得到？国情问题，是指外国当代的理论太先进，未必适合中国国情。我看过一些“邮政局派”的著作，晕头转向，不知所云（“邮政局派”是指post-，以我的英语，当年只知其为邮局，而不明另有所指）。于是，一头扎进房龙（Hendrik van Loon）那里，把他的书一本本找来，找人翻译出版，居然部部能销。特别是《宽容》，初印就是15万册。那时“文革”刚结束，大家向往宽容。胡适先生的容忍论当年还不许说，只能让房龙称霸了（这书近年来大陆至少又出了十来个译本，奥妙何在，我就说不清了）。

外国老书，除了房龙，还有美国人富兰克林、德国人洛克尔、奥地利人茨威格、法国人莫洛亚、英国人吉朋和霭理士等等。找来找去，直到看到王强著文介绍一本洋书叫《书之爱》（Philobiblon），我更加恍然大悟：世界真有高人，连这样的书也能发掘出来！过后未久，又见此公介绍所谓“反乌托邦”三部名著。这时我对王强实在是爱之已极，千方百计打听此公现在何方。据说他是北大出身的，这就不难，因为北大西语系熟人太多。三找两找，这位先生终于为我追求到手，有了见面和通信的可能。

这以后，我表面上是王强的“长者”，实际上只是他的“粉丝”。他谈论书的文字，我篇篇精研。退休以后，常去国外探亲，更有机会实践他的主张——亲自去旧书店踏勘。当然我的“生发油买来买去”式英语，没法学王强老师的样在欧美自由旅行，闲逛书店。但纽约的书店，特别是图书馆，终于成了我的常去之地。由于身上美金不足，图书馆更成了我的“新欢”。纽约公共图书馆号称要把自己办成“知识大学”和“人民大学”。我一直以为这两个词只有在我们这里才当得起，现在发现居然“蛮夷之邦”做得比我们还好。我这外国人，一次就能借十五本书。除了英文旧书外，我特别中意的是在那里见到许多俄文旧书，在十月革命前出的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后来国内印出来的《欧洲风化史》三卷，以及别的收在“新世纪万有文库”中的书，都是那时的收获。在美国找俄文旧书，算是我在王强的观念引领之下自己的一个小小发明吧。至于《书之爱》，找来找去没找到，想斗胆向王强去借，不料某天在哥大图书馆发现有这本书。我希望得到一个复印件，人家居然没问我要单位介绍信，就给我了。以后请萧瑗女士帮忙，我们才见到了中译本。

在知道王强之前，我找外文旧书得施咸荣兄帮助甚多。他去美国，每次都要设法带许多旧书回来送我（现在那些书都在，想捐给我所在单位的资料库，居然无人领情收下）。读了王文，我知道了自己在国外找书的门径，就更加自由了。

我现在是老得连去美国旅行的时差都视为畏途了，许多年没去那里。要学到王强的全部本领，这辈子已无可能。所以，只是希望王强多写一些，让我这个老“粉丝”还能纸上谈兵，不至于仅仅徒呼负负！

序二
谜一样的王强

俞晓群

公元二〇一八年元旦，我从杂乱的书架上，取下王强《书之爱》，小三十二开本，二百余页，出版于千禧年一月。时隔十八年，我还能信手把它翻拣出来，捧在手中，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十八年间，它始终与一些书聚集在一起，供我日常工作和写作时翻读。它们都是“关于书的书”，其中包括书话、笔记、随笔，古今中外都有。在我的观念中，此为“知书”的一个重要门径，历来被爱书与藏书者看重。查尔斯·兰姆步入暮年时说：“现在我从书中得到的乐趣已经少了许多，但依然喜欢读谈书的书。”

王强是一位爱书成癖的人，他赞美兰姆的喜好，还推崇收藏家罗森巴赫的观点：“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游戏是爱的艺术，此后最令人愉悦的事情是书的收藏。”所以王强喜欢读“关于书的书”，乐于写“关于书的书”，他说：“那是爱书人关于书的情书，是阅读者关于爱书的告白。”

此时，我取下这本小书，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彼此在爱书观念上的相通。王强在《购书记》（1998年4月22日）文中称，时下书话流行，但缺少“书情、书魂，有知无识，有识无趣者居多”。在王强心目中，“入流之‘书话’需平心静气，细斟慢品而后可得。故虽落为文字，终当如饱学之士茶余饭后之闲聊，情动于中，发为声则如行云如流水”。文章及此，王强仅赞赏施康强的著作：《都市的茶客》和《第二壶茶》，前者正是“脉望”策划，即沈昌文、吴彬、赵丽雅和陆灏所编“书趣文丛”中著作。

对应过来，记得初见王强《书之爱》时，沈昌文赞不绝口，由此引发出许多创意。诸如读到《文学绞架下的雄鸡》，让我们知道扎米亚京《我们》，引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出版；读到《书之爱》，引出理查德·德·柏利《书之爱》的翻译出版；读到《厨烟里的大仲马》（二〇〇三年王强为《万象》写的文章，后来收入此书），勾起我们寻找大仲马《烹饪大辞典》版本的热情。还有二〇〇八年，我写文章《别吵了，索引时代已经降临》，落笔前我把王强《书之爱》找出来，认真阅读其中的文章《关于索引》。

有朋友说：将来，王强的这本小书一定会成为经典，经久流传。哪还用将来呢？在过去的十八年间，它一直为出版者和读者爱恋。不仅有繁体字版推出，还以《读书毁了我》为名增订出版，一版再版，在市场上始终保持着销售热度。

二〇一七年岁末，王强在微信上给我留言，他谈到《读书毁了我》又要有新版推出，回忆小书初版故事，回忆书友交流的流年碎影，回忆积年藏书的乐趣与感慨，最终他说，晓群，为那一点念旧的情绪，你能否为新版写点什么？

就这样，我又取下它，再次翻读，见到阿尔伯特·哈伯德的金句：何谓经典？就是永远占据着书架却永远不被翻读的书。王强说，我们可以稍加改正：经典是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远翻读不完的书。于是，我想到那些“关于书的书”，想到几十年来我从事出版工作，不断找寻那些经典旧著，把他们一本本整理出来，重新印刷、献给读者的故事。心中笃定：王强的这本小书，历经岁月，必然会再现那一幕“拿出来重印”的情景。

读下去，没想到十八年来的情绪，再一次笼罩我的身心：王强真是谜一样的人物！初读时我这样想，再读时我的感受依然如故。短短十几万字，到处都是关于书的伏笔与疑问。即使这些年当面交流，解开一些谜点，但还会有更多的问号涌现出来：

其一，读王强文字，时时给人激情四射的感觉，且与寻常阅读比较，似乎有些异样。比如他在《巴格达之行》中写道：“世界？一个没有目的地的目的地，一个巴格达中的巴格达，一种欲望中的欲望，一片梦境中渐渐清晰的梦境。这就是‘巴格达’所给予我们联想的全部魅力吗？”阅读这样的文字，你是否有一种跳跃的感觉？还有某种韵律在掌控着你的呼吸？最初我有些困惑，但最近有两件事情，让我有所感悟。一是王强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任北大学生艺术团第一任团长。后来的“新东方三驾马车”，最初正是在这里结交：徐小平是北大团委文化部部长，艺术团的组建者；俞敏洪是王强的同班同学、好朋友，艺术团的重要观众，王强调侃他为了看演出，时常来“帮艺术团拉大幕”。谈到艺术造诣，王强的声音和朗读最具天赋，后来他在新东方授课时，倾倒无数学子。再一是前些天，王强建议我编一本《伊索寓言》朗读版，中英文对照，分别由他来朗读。对于中文，他说要自己来重译，使之符合朗读的文字特点。哦，我明白了，上面那一段文字，你如果读出声音，就会感受到王强文字的风格所在。

其二，品王强文章，有说他西书读得太多，译著读得太多，思维与文风都受影响，时而文字有些“涩”，还有些“掉书袋”。于是问题来了，豆瓣网上竟然有数百条读者留言，网友们问题连连，其中不乏一些极好的追问和解读。我整理几段如下：

这是励志的书吗？不是，很少见到成功人士写这样的书。王强翻译过书吗？《购书记》（1997年4月14日）：“今日始译惠京嘉之名著《中世纪的秋天》。用芝加哥新版。”能说王强“掉书袋”吗？一位书友写道：“王强在一篇文章里，掉书袋掉了那么多次，像钱锺书一样。虽然几乎要烦了，可是也不得不承认他读书多。”为什么许多书都没见过、没听说过？因为王强谈书多为外文原版书，多为藏家青睐的书，多为有趣且不落俗套的书，比如《穷理查的历书》《左撇子》《犹太书籍年鉴》《莎士比亚笔下的动物》和《误失类编》，让我们感到生疏。有书友写道：“这些书不被人提及，并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时代，不读书毁了太多人。”

其三，看王强选书，他把找书喻为“狩猎”。第一狩猎场是图书馆与学者文集，第二狩猎场是书店。漫步图书馆，他主张只记不借，记下书名、著者、出版商及时间。他称学者文集为“猎书地图”，他不喜欢有些学者“隐藏猎物的踪迹”，那是取巧和不自信的表现；他更喜欢像钱锺书、周作人那样坦诚的大学者，即使有人讥讽他们掉书袋、文抄公，但他们敢于把自己思想的轨迹昭示出来，他们的“引文”或“注脚”，正是猎书者的指南或向导。比如王强购买霭理士《性的心理学研究》七卷，还有理查德·伯顿英译《香园》和《天方夜谭》，都是读《周作人文集》记下的书目。

其四，听王强评书，评作者，评书店，评出版社，妙语极多，此处且择几例：陈原《书和人和我》三联版，外封雅，插图亦精；《生活与博物丛书》上古版，极厌恶此书题，不识货者只当是市面流行之常识一类；“柯灵散文四卷”远东版，柯文淡，余所素喜者；俞樾《茶香室丛抄》中华版，喜其名；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大版，其文简而内蕴丰富，谈英诗不可不读王佐良，谈英国文学史不可不读杨周翰；钟叔河《书前书后》海南版，文多短简，然具韵味，显然受知堂影响；梁实秋《槐圆梦忆》，梁文简朴之至，悲情力透纸背；张谷若译《弃儿汤姆·琼斯史》译文版，张氏译文典雅，妙趣横生，译笔之传神胜于萧乾译本；赵萝蕤译《荒原》中国工人版，谓赵师每有名译脱手，时必神情恍惚；素喜黄裳之文，尤喜其书话；金岳霖文字大有英人宴谈（table-talk）之风格；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大手笔，笔淡而境出……

总之王强说书妙语不断，本想打住，然有数则关于董桥记载，煞是有趣：一九九九年二月，购得陈子善编《董桥文录》四川文艺版，他写道：“董桥正可佐酒。其文精、奇，虽略显脂粉，归之散文上品可也。”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去香港，他先在Page One书店买到陈子善编《董桥文集》三册，发现此编共十二卷十八册，又跑到天地图书购六册，到星光大厦购七册，最终在乐文书店全部购齐。一时累得双腿打颤，难以挪步，“然吾以为读香港董桥，港版才属正味”。

我知道王强与董桥相见很晚。二〇一六年王强出版《书蠹牛津消夏记》；二〇一七年七月香港书展，王强应邀赴港签售、演讲。其间林道群安排，王强与董桥首次见面。王强小董桥二十几岁，以晚辈相称。他们谈写作出书，只是相知的一个方面；在收藏西方典籍上，二位也有一比。董桥藏书积年，有见识，有财力，有华人收藏西书“第一人”之称号；王强藏书在美国，很少有人见过实物，因此成谜。席间王强拿起手机，请董桥看他藏书的数千张书影。董桥寻常为人彬彬有礼，很少开玩笑。那天他看着看着，突然抬起头来，笑着对王强说：“不看了。否则我会杀了你。”

引子
力量是文字的意义

为什么我偏偏选择去读某些文字而不是其他文字？或者，为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某些文字而拥抱另一些文字？这个问题一直纠缠困扰着我。

2011年岁末，我在《上海书评》发表了一篇关于《托尔金的袍子》的作者杰寇斯基（Rick Gekoski）的文章，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秋夜里，借着杰寇斯基记忆的光亮，我真切看见了那些织进作者生命肌理的书页怎样像永恒的投影，有力地掠过他生命变幻的天空。不，怎么会是掠过？是停留，是占有，是彻头彻尾的征服。没有亲密而刻骨的交集，生命何以会从书中或者书何以会从生命中获得真正的意义和力量？”

此时，一个渐渐清晰的答案利落地劈开了我的困惑——岂止杰寇斯基，“力量”何尝不是我选择、拥抱文字的全部动因？！

“反乌托邦”代表作家之一，《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说过：“有些书具有炸药一样的化学构造。唯一不同的是，一块炸药只爆炸一次，而一本书则爆炸上千次。”说得一针见血。真的，我坚信文字只可能呈现出两种存在——“有力量的”存在和“没有力量的”存在。“有力量的文字”必然蕴含着“摧毁一切”的能量，无论这能量试图摧毁的目标是“感知的愚钝”，是“诘问的苍白”，是“想象的匮乏”，是“思想的偏狭”，是“道德的伪善”，还是“自我的陈旧、呆滞、局限”。套用辞世不久的古代哲学史大家、法国的阿杜（Pierre Hadot）先生的话，“有力量的文字”旨在“型塑”（to form）而不是“告知”（to inform）。它们必得不断摧毁“昨天的”我，甚至“今天的”我，才可能型塑出那个完全不同的“明天的”我。然而，时间长河里，面对人类越积越多的文字垃圾，“有力量的文字”竟显得那样“珍稀”（rare）。难怪，读书破万卷的周作人从汉代至清代千百年漫长的中国思想界里也才艰难找到王充、李贽、俞正燮这区区“三盏灯火”。“有力量的文字”本该就是“珍稀”的。唯其“珍稀”，它们才是唯一值得你用全部生命去拥抱的，因为它们毫不留情“毁”了你的同时，还给你的必是崭新的生命。

本书的文字沉寂了许久。徐晓顽固地说服我：它们还会有读者。现在这个书名也是她坚持的，且不无得意地说，编书出书这些年，这书名藏在她脑子里没舍得拿给别人用，我这些文字搭得上。她是作家，又是名编，只能由她。不过我得承认：她的确看穿了我提笔为文的“大秘密”。

这些书那些书

巴格达之行

从小受进化论教育，用不着夸大地说也算得上是人类进步观的坚定笃信者。

讲归讲，心底私下却还是藏起了一个不大乐观的怀疑，怀疑世上有些顽症，纵使科学技术发达到怎样的地步恐怕还是终将难以救治的。对书的耽恋，如果可以被称之为什么病症的话，那它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实际上，人们早已用“书淫”“书癖”“书虫”“书痴”“书呆”等一类不无轻蔑以至嘲弄的口吻，把某类人归列于这一特殊的痼疾“患者”群了。

历史上有名的例子可以从钱锺书先生《管锥编》上搬过来。据传：哥德军（the Goths）破雅典，入城焚掠，聚公私藏书，欲付一炬。一谋士止勿摧烧，曰：“留之俾希腊人有书可读。耽书不释卷，则尚武图强无日矣。”政治权术大师马基雅维利亦云：“武功既致太平，人遂得闲而尚学文，于是壮心勇力为书卷所消磨。”如此，读书无用可知。我们的先祖之言《法言·吾子》篇径谓：“女有色，书亦有色。”好一个耽书正如耽色：小足以伤身，大至于误国！

惜乎哉！想当年漂洋过海的洋鬼子们若早听古人如此良策，一船船运些白纸黑字进来即可，何以招惹鸦片那玩意儿的麻烦，直弄到后来动枪动炮，身挺疆场，划得来划不来？！

不幸得很，不知哪年哪月哪日起，我竟也糊里糊涂被收编加入这等“癖”“虫”“呆”“痴”“淫”的行列。暗地里掂量，受害的程度已无望挤进“轻伤不必下火线”的健实的猛士们中间了。

其实，我何尝没想到过自疗与自救？这出于万般无奈，不是据说上帝只救那些想自救的人吗？比如：眼不见心不烦，三过书店之门偏就不入，那壮烈劲儿俨然治水的大禹；或者眼一瞪心一横，把本来会扔给书页的钞票干脆喂那龇牙咧嘴的龙虾和溢沫吐泡的啤酒。尝试也不完全是没有成功的时候。马克·吐温谈起戒烟曾逗过这样一个趣儿：戒烟？那也难吗？鄙人已戒过它好几回了！

一针见血。我的不治恰也就在这“好几回”上。君不见，我已有过好几回自书店空手而归了！

当然，不是这回。巧在让您给撞见了。而立之年的人兴不得撒谎，那就把它拿出来让您瞧瞧吧——

查尔斯·布鲁克斯（Charles S.Brooks）的散文集。耶鲁大学出版社1915年11月的首版精装本。此书共印1000册。集中所收为布氏早年发表于《耶鲁评论》（Yale Review）和《新共和》（New Republic）上的文字十篇，薄薄的统共140页。吹去灰尘，仔细端详：暗白色带水印的毛边纸配上艾伦·刘易斯（Allen Lewis）近三十幅趣味、质朴的木刻插图。要价20美元竟不忍心抱怨它贵，尽管当时在我一介穷书生不可不谓是过于奢侈了。书瘾涌到心口，怎么办？来点人道主义总是不错的吧！身体是一切的本钱。古人的经验以酒解酲，稍一调换转用在这节骨眼儿上，就正是以购书来消解恋书的恶瘾。瘾息则心静，心静则体安。古今虽异，书酒马牛，而瘾则一也。别怪我撒野马，这就趁势收缰。

书题《巴格达之行》（Journeys to Bagdad）取自集中开篇文章的标题，多有诗趣！可别净想穷兵黩武入侵科威特的萨达姆·侯赛因，他属于巴格达，可巴格达却不单单属于他。还记得水手辛巴达和那名气也不小的阿里巴巴吗？您该也想到他们的巴格达才对！待翻到第6页地半球上扬帆的那幅三桅船图，李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v）的交响音诗组曲《天方夜谭》（Scheherazade）竟如海水一般不可阻挡地朝我涌来。我就像受到了友情之邀，踏上辛巴达的航船，随他向一片陌生、遥远、神异的前方驶去。我知道，我精神的航船就要去拥抱那水天相接处的海的辽阔……

“每一年春天，谁都该去去巴格达的。当然不是特指非巴格达不可，而是随便什么一个城市。只要它离得远而又远，翻开书查找它的时候，你还吃不大准它是在47页上的亚细亚，还是在53页上的波斯。”总之，不管那是哪儿，你得像嗅到咸味的水手一样去急切地回答海的召唤。你得感觉到一种强烈而崭新的躁动，“放下手中无论什么样的乏味活计，扔下书本或者账目或者量尺——假如它们标识着你的职业——去奔向世界！”

世界？一个没有目的地的目的地，一个巴格达中的巴格达，一种欲望中的欲望，一片梦境中渐渐清晰的梦境。这就是“巴格达”所给予我们联想的全部魅力吗？

巴格达是无穷无尽延伸开去的，像信念中永远盛开的风景。“当你抵达巴格达——最好你的选择是陆路和海路——若你的热情的确严肃的话，你不会觉着心满意足；相反，你会沿着最险峻的方位继续旅行它少说也得一千多里地。”

生活的艺术大师林语堂先生在论及人生与旅行之时，主张旅行的真正动机应在以求忘其身之所在，亦即旅行以求忘却一切。“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成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在于无责任、无定时、无来往信札、无嚅嚅好问的邻人、无来客和无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绝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从何处而来。”

这种“行不择所之，居不择所止”的态度，恰是布鲁克斯所倡的人生“遁隐之灵魂”。在布氏眼里，当每一年春天，风儿变得柔暖起来的时候，这一“遁隐之灵魂”会把你从现实的俗务中唤醒，催你踏上行旅之程。你会拒绝它的诱惑吗？

对，不会，更不该会。摘下你的面具，丢掉你的傲慢，告别你孤寂的、阳光照不到的封闭的心野，走向神话的巴格达，走向历史的巴格达。当然你也有权利走向地理的巴格达，甚至走向想象的巴格达、欲望的巴格达、信仰的巴格达或是情感的巴格达。

“巴格达”早已不再是具体时空中凝固了的一个点。它是一个人生命之树依然茂盛的强有力的见证。但，至少，你得从骨子里深深地感觉到一种欲望的燃烧呵。至少，你得“欲望着一睹天边的落日，欲望着航行到达最后一条海平线遥远的另一端，从那儿，世界掉将下去了，那儿的尽头展开着繁星的天空”。

人有着各式各样的名目。你可以叫他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你可以叫他是会思想的动物；你可以叫他是理性的动物；你可以叫他是政治的动物；但还有一个更为本质更为有力的名目，那即是，人是直立的、用两腿行走的动物。中世纪起几成制度的进香朝圣、十字军东征，从普普通通绵延不绝的人的脚下，多少历史悲壮的场景被一幕幕踩踏出来。

然而，曾几何时，“行走”“漫游”这么本质神圣的字眼却沦入衰微。孤傲的人类渐渐遗忘了他们在摩西的率领下进行的“漫游”的悲壮意义。由于这种疏离，人类将不再产生荷马，将不再产生英雄的《奥德赛》。亘古不息的大海将在辽旷的寂寥中思念着辛巴达和哥伦布。生命轮回的大地将在漫漫冬夜里回味着“流浪汉”。

是的，那久已陌生的诗意的“流浪汉”。“Tramp！它曾令人想起背部直挺、肌肉发达的小伙子，令人想起健旺的胃口，以及入夜或许会有的炉火边关于远村之事的惬意的说长道短。那声音中自有一种韵律在。而眼下，这个词却意味着游手好闲的家伙，拖沓鬼，颓丧的二流子。这个词打了补丁，脏兮兮的，破烂不堪。就拿vagabond（漂泊，流浪）这个词说吧。它的名声该是无瑕无污的，因为它完全是用那意味着漫游的东西构成的，而且从摩西时代起，漫游都是为最受人敬仰的人们所践行的。然而，诺阿·韦伯斯特（Noah Webster），一个最无私心的老绅士，竟毫不含糊地点明一个vagabond就是一个恶劣的无赖，只配蹲班房。不用说，韦老先生待在家的话，这样一个人一出现，他准会丢了他的狗。一个wayfarer（旅人，徒步者）在从前也只不过是个行路之人，一个靠了双脚行走的人，无论是带着他的家当、推车和时钟去朝圣或者行商。这个词不令人忆起古老的道路，溜达的马匹，小酒店前充做招牌的常青藤，小贩摊位四周的人群，冲着洞开的窗户吹笛子的艺人，或是空谷圣地所构成的诗吗？”

不是吗？！这些词应当使你联想到健壮、自立、年轻。哦，流浪的人，那仅仅依赖自己的腿脚、自己的物力走向地平线的伟大的欲望者！徒步者，他是用灵魂在赤裸的四野中巡行。山巅和风迎着他。他匆匆的脚步集拢了乡野溢香的土尘。他的眼界宽阔得如遥远处伸展的林木，他的心境宁静得如黄昏飘起的一缕炊烟。

应当为“流浪者”正名，为“漫游者”“漂泊者”“流亡者”正名。这正名的背后乃是重新寻找与界定生命本质及其展现形式的一次精神、勇气和良知的历险。人理应向他自己的根基回归。

带着对“流浪”与“漂泊”的敬意，请让我暂时轻轻合上《巴格达之行》。我怦动的心的旅程也将从这书页中展开。我将追随奥德修斯、追随辛巴达、追随哥伦布去饥渴拥抱我的巴格达：那神话的巴格达、历史的巴格达、地理的巴格达、想象的巴格达、情感的巴格达、欲望的巴格达、信仰的巴格达……

巴格达是无穷无尽延伸开去的，像信念中永远盛开的风景。

风自巴格达吹来。巴格达的风轻撩起矜持的、孤傲的灵魂的衣襟，我不得不回应它无法抵御的呼唤……而且是现在！

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

久已成为经典的《大伟人乡行小记》（Little Journeys to the Homes of the Great）的著者阿尔伯特·哈伯德（Elbert Hubbard），对“经典”（classics）有一个颇有趣味的界定——永远占据着书架却永远不被翻读的书。

不知何时起，我就为这话的神奇所怂恿，每次走进旧书店，见到为之眼动心痒的旧书，总是先翻一下，按下念头，再把它原原本本放归于位，有意地让它等待我下一次造访。来来去去之际，有的就不翼而飞，不免使我怅惘良久，似乎它从来不曾有过想随我而去的愿望；有的干脆纤尘未动地静守在那儿，我知道这一回它非属于我不可了。我不能辜负它苦苦等待我的一片深情。而这些又恰恰是上面哈伯德所指的那类人称“经典”的书。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等我。可不，昏暗的灯光下，《穷理查的历书》（Poor Richard’s Almanac）挤在一堆陌生的旧书中间又一次向我张望。这秋雨飘忽的阴冷的下午，它似乎鼓足勇气悄悄地对我说：带我去吧，我会在你沉郁的日子里为你撑起一片阳光的天空。

拧亮台灯，沏起淡淡的珠茶，在秋雨击打着窗玻璃的絮絮之声下，我迫不及待地端详起它——

素朴的棕色纸套封。16幅不署名姓的古雅的朱印木版画。77页簇新的暗白色厚纸。纽约Peter Pauper Press出版。版权页不存，重印时间不详。首页木版画上一个中古星相学家模样的人一手按着书桌上的历书，一手指向他的头顶挂着繁星和月亮的夜空。这就是“穷理查”吗？“穷理查”将要告诉我什么？

从1732年起，富兰克林每年出版一册年历。年历佯称是由一个一贫如洗的农夫业余星相学家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unders）纂辑。桑德斯即极负盛名的“穷理查”。这是富兰克林笔名中的一个。除去以重印“英国小说之父”理查德森（Richardson）的《帕美拉》（Pamela）而夺美国历史上首次印刷小说这一殊荣外，富兰克林出版事业上的精彩一页即是这《穷理查的历书》的出版。为使《历书》实用、趣味并兼，他在《历书》中每处可利用的空白处都填之以各时代各民族的俗谚、格言，并大量引用培根、斯威夫特和拉罗什富科等人的妙语。技痒难耐的时候，他也自我创造或润色现有。这一招果然不同凡响。据其《自传》称，《历书》年年供不应求，他从中大获其利，年入达万金。25周年纪念日来到的时候，他将前24年历书中具有代表性的“穷理查”的格言收集在一起，以亚伯拉罕神父对众人的演讲这一叙述主干贯穿首尾。这一次“穷理查”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18世纪末叶已有七种语言、近150次的重印。

《历书》中妙语连珠，略举一二。“没有丑的情爱，也没有美的牢狱。”“饥饿探头看看勤劳者的屋子却不敢进去。”“勤劳付清欠债，绝望增加欠债。”“令良知澄明，然后无所可惧。”“穷人须为他肚子要吃的肉奔走，富人则须为他肉要添的肚子散步。”“多少聪明的头脑填不饱自己的肚子！”“财富不是因人占有它而是因人享用它。”“发现容易，预见难。”“用信仰看事物的方式就是合上理性的眼睛。”“驾驭你的生意，不然它要驾驭你。”“愚蠢者设宴，聪慧者赴宴。”“兄弟不一定是朋友，而朋友总会是兄弟。”“别为财富卖掉美德，也别为权力卖掉自由！”“不想死后为人遗忘，那就写些值得一读的东西或做些值得一写的事迹。”

比起他有名的《自传》和《对年轻商人的忠告》，这些经他笔削的格言、俗谚丝毫不乏隽永闪烁的生命。它们是我最最珍视的东西。尽管梅尔维尔讥他是“格言贩子”，济慈挖苦他是“一肚子吝啬克俭格言的哲学味的老费城人”，在我，这薄薄的小册子却是富兰克林赠予我的生平最有意义的礼物。

品尝不尽的醇味、受用不竭的营养就是我的“经典”，无论它是旧是新，是默默无闻，是声名显赫。照我的领悟，哈伯德那句话得稍加更改：“经典”是那些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远翻读不完的书。

幽默的博物志

17世纪中叶的中国文人张潮在他所著的《幽梦影》中，有许多关于读书的妙论，随手批出两个来：“春雨宜读书。”“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这说的全是读书所宜的时节，是时间上的。

还有一种读书所宜的氛围，来得并不比这时节逊色，这是地理空间上的。入什么庙念什么经，进什么山唱什么歌。读书随境而迁，因地而异，终也不失那“神专、时久、致别、机畅”的禅修“三昧”。

居京之时，《日下旧闻考》《帝京景物略》《燕京岁时记》《长安客话》等是手边常翻之书。客居纽约之时，关于纽约的历史文化论著成了我的览读中心。及至搬到毗邻哈得孙河的乡间求学的时候，便专寻当地作者或描写当地风物历史的著作。灯明茶热之时，读着搜寻得来的文字，初来乍到的异地感也渐渐为一种文化的温暖乡情悄悄融化了。

约翰·柏洛兹（John Burroughs）的二十余卷博物学著作，《猎鹿人》（The Deerslayer）、《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的作者库柏（James F.Cooper）的小说，库柏之女苏珊·库柏（Susan F.Cooper）美丽、细腻的乡居岁时记《乡居时光》（Rural Hours）都是这样一类书。而亨利·W.萧（Henry W.Shaw）的发现又给我带来了多少个愉快的夜晚。

这是一部纸张泛黄的旧书。纽约C.W.Dillinghem公司1876年修订版。全书504页，含托马斯·那斯特（omas Nast）等所绘插图100幅。书题为《乔西·比灵斯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Josh Billings）。Josh Billings系作者的笔名。关于作者的真实身份，有一段有趣的插曲。

19世纪下半叶，以Josh Billings为名发表的幽默机智的短小文字赢得了美国人的厚爱。就连纽约文化圈子里亦盛传真正的作者是充满智趣的总统林肯，有好心人甚至希望人们为珍惜总统的政治声誉，对此一猜测严守秘密。得知此一传言后，林肯笑着否定了它：我肩膀的宽窄能担得起联邦的重负就不错了，犯不着让它去背所有逗趣之人和玩笑家的罪名。后来，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竟是哈得孙河畔一个叫作波启浦夕（Poughkeepsie）的地方的拍卖商亨利·W.萧。

萧出生于麻省兰尼斯巴洛镇（Lanesboro）的一个清教徒世家。祖父和父亲都当过国会议员。也许是他们的政治生涯过于纯洁，生性幽默的萧从未敢涉足政界，而命运则带引着他步入了文学的殿堂。

工作之余他开始为当地报刊撰稿。随着他精彩的文字从一份报纸转载到另一份报纸，随着他颇具轰动效应的一次次专题演讲，他的浸透骨髓的幽默不仅使他成了一种新兴娱乐业——脱口秀节目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往返于本土两岸的巡回亮相还为他带来了远较拍卖锤所能带给他的更多的金钱。他的文字甚而远销英伦和巴黎，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文字在美国喜剧性文学中占据了十分坚实的地位，与当时的重量级幽默大师如斯利克（Sam Slick）、华德（Artemus Ward）、凯尔（Orpheus C.Kerr）等并驾齐驱。

美国人热爱幽默与制造幽默是举世无双的。南北战争之际，连那些对林肯总统的爱国精神不屑一顾的人，也不得不对他的幽默大表赞赏。对美国人而言，幽默高于爱国主义。他们深信高超的笑话抵得过一篇精彩的布道。

和那些善于渲染情节的幽默故事家不同，萧的才智表现在他的只言片语上，是位地道的幽默散文大家。

全集分“散论”“活生生的自然”“格言”“专论”“杂言”。我尤其偏爱那“活生生的自然”，读着它们，我仿佛是在读着马克·吐温式的老普里尼，其实应该说是老普里尼式的马克·吐温。自然，我指的不是它的科学性。在此，仅摘录萧的“老鼠志”文中的片段，让我们共享此幽默之佳肴。

……进入成年，老鼠的尾巴会像它们的身体一般长。初看起来，这简直是极大的浪费。以手段代目的的哲学头脑备不住会愚蠢至极地琢磨：莫非短尾巴的老鼠不是更好的造物？然而，哲学犯不着去改变事物以适应市场。它必须接受老鼠尾巴的事实，要么赞美它们，要么闭住嘴巴。当一个人无法为一只老鼠尾巴的整个长度给出正宗理由的时候，他常常会告诉他的邻居说：老鼠这造物压根儿就是个失败。人就是这样，而老鼠毕竟是老鼠。

老鼠无论住在哪儿都有利可图，当然除去教堂。它们在教堂里肥得很慢。这说明它们不能像神父一样靠宗教过活。宗教是最宜于消化的。

有人评论说，萧对人生洞察之犀利使那些为其嘲讽所棒杀的人死到临头脸上也还挂着微笑。读了萧，我才渐悟了幽默的真正力量；读了萧，我才理解了这样一句评论。

误失与人的历史

人类由于自身的误失而被上帝驱逐出了伊甸乐园。但恰恰是由于这一误失，世界才有了我们称之为“人的历史”的东西。神界是永远完美无失的，而人之为人就在于他会出偏差，会犯错误，会走向失败，会迈向死亡。在英国诗人、剧作家吉尔伯特（W.S.Gilbert）看来，连人本身干脆都是世界的一大过失。当史学家在历史创造者的行列里插进神、英雄、凡人、经济等等显赫的成员之时，我们能不能在其中为“误失”找到一个位置？人类的误失能不能型塑或改变人类历史的走向？

书桌上我面前摊开的一部书——《误失类编》（The Blunder Book）——以大量的事实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且引人入胜的解答。该书由纽约Quill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著者高德柏（M.Hirsh Goldberg）任职于马里兰州政府，这是他写作出版的第三部书。

此书依“误失”范畴将人类的错误划分为八类，这一分类即构成了全书的八章内容。它们依次是：历史中的错误、医学中的错误、科学中的错误、政治中的错误、商业中的错误、体育中的错误、图书馆中的错误和日常生活中的错误。

15世纪哥伦布西行印度中途发现新大陆。由于他的地理计算错误，他一直以为他到达的是印度。这一错误使得美洲新大陆的真正发现者哥伦布的名字未能成为这一大片土地的名字。这一殊荣为意大利探险家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夺得。1507年当地图绘制家需要给这一“错误的发现”取一个名字的时候，他毛遂自荐了“亚美利加”（America），因为Amerigo发现了它。

1620年9月6日首批移民乘“五月花”号离开英格兰，驶向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哈得孙河区域。他们打算在那里批准下来的地盘上建立殖民地，开始一种宗教自由的新生活。不料，由于航行上的失误，11月21日轮船在原批准地以北的地方抛锚。这个地方恰好超越了赞助他们的公司的法权之外，他们一下子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普利茅斯”这个代表了他们自己的意愿而非控制公司意愿的殖民地诞生了。

1917年4月6日，一直处于中立地位的和平使者美国突然决定加入英、法的抗德阵线，对德宣战。一年半之后，由于美国的卷入，德国战败，被迫于1918年11月11日签署和平条约。然而，促使威尔逊总统改变主意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德方的一个重大失误——齐默曼的电报。

阿瑟·齐默曼是当时的德国外交部长。他久有野心拉拢墨西哥与日本加入德国联盟。如何将信息告知墨西哥而又不令美国放弃中立？起先他打算托人捎信。谁料德国潜艇临时取消了行期，写好的信无法递送，他只好改以电报传送。而送报的网络正是威尔逊为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而设的，电缆起自柏林，中经英国，终于华盛顿。齐默曼想通过德国驻华盛顿使馆尽速传递。由于电码系用德国装置码编写，他自觉机密会万无一失。然而，这份涉及抗美意图的电码为英国人破译，美国人如梦初醒。

有趣的是，英语现在依旧通行的用法中，不乏起源于人类观念误失的。“疟疾”（malaria）一词照字面解释意为“坏的空气”（mala aria），因为在携带病原的蚊子这一真正原因发现之前，人们认为疟疾是邪恶的精灵借夜间空气的呼吸进入身体的。“肝脏”（liver）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它被视为是人体中唯一维持生命（life）的供血器官。

人的一生是一个被错误包围，同时又是一个不断与错误抗争的历程。人类犯下的许多大大小小的过失，在不同范围和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了人类的历史进程。今天，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轻松地“品尝”不乏幽默的错误百态的时候，我们的着眼点应该落实在古人的那句话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失败是成功之母”也才带有了坚实的现实意义。

关于“左撇子”

说句心里话，若有人让我谈谈美国留给我的最初也算得上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左撇子众多。对于这一印象，起先连自己也觉得奇怪，可待静静琢磨下来竟悟到事出有因。“左”与“右”曾是我以往生命体验中最敏感的意识积淀。在这个生命的纹络里，“左”与“右”翻译出来即是“红”与“黑”、“正确”与“错误”、“好”与“坏”之类的政治伦理的标识语。“左派”占有真理而“右派”则鼓吹谬误。“左”与“右”划分着生命的等级。不过，有一点我迄今仍未找到有力的解答，这即是：在如此是非森严的政治文化中，为什么代表着“正确”甚至身体力行地实践着“正确”的左手运用者，却始终背着“左撇子”这个不无轻蔑甚至多少带有羞辱的黑锅？可见，即使是在“左”即偶像的时代，“左”的背后仍然隐藏着难以言传的另一个故事。否则，现在摆在我们中国人面前的艰巨任务，除了控制人口之外，怕就是如何从生活的片片面面，为难以计数的“左撇子”提供各式各样的“左”的服务了。

心想事成。想着“左撇子”，竟得到一部关于“左撇子”的书。而且，雨天好读书，伴着淅沥秋雨竟一口气把书读完了。前面提到的对于“左”的疑惑顿然冰释，且给我增加了不少文化史方面的见识。不禁想起金人瑞，像他那样道一声：思书得书。书页翻检之声同秋雨絮人之声交应，不亦快哉！

隐藏在恶人们之后……

Barnes&Noble出版社1993年再版精装的《左撇子》（Lefties），安上了一个颇点题的副题——“左撇子的源起及后果”，这比它1977年初版时的书题《恶人们》（Sinister People）来得更为醒目。著者杰克·芬彻（Jack Fincher）本人就是个“左撇子”。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可视为芬彻自己切身命运求索问诘的记录。

书一开题，芬彻即叙述了童年当老师强行矫“正”他运用左手的天性时，他心灵受到的折磨与创痛。接着，他从字源学、宗教及宗教艺术史、心理学、解剖学、精神病学、科学、哲学史、历史、政治学等诸多领域逐项考察，并挖掘了文化史上的这一引人入胜的题目。

英语中表示“左”的le一词，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的ly，而ly又可追溯至旧荷兰语，意思是“弱的”或“断的”。而与它相应的“右”字right，则有“直的”或“正义的”含义。环视一下其他欧洲主要语言，“左”与“右”意义上的高下分野更加明朗。法语中的“左”gauche，字源意为“弯曲的”，用来指称说错话或失口时的社交失态；相反，“右”droit则意为“正确的”与“法律”。如果说一个人“不在法律的一面”，也就等于说他“没走正道”。在意大利语中，“左”mancino意为“欺骗的”；德语中，“左”linkisch意为“尴尬的”；俄语中，“左”nalevo意为“鬼头鬼脑的”；西班牙语中，“左”zurdo亦含有“恶意的”意思。

再向西方文明的源头走，除了古希腊人的“左”aristera带来的“贵族”aristocrats（“最好的”+“统治”）一词稍稍令人感到慰藉的微光外，左撇子从文明的开端即被打入黑暗的另册。这一点不能不耐人寻味。古罗马人是“右”的倡导者。据说右手相握之礼即由罗马人引进。迈进友人家门，罗马人要小心翼翼地记着右脚先行。连打个喷嚏、头向左或右亦影响到人的命运。罗马人的“右”dexter令人联想到“有技巧的”“聪明的”，而“左”sinister则将联想带向“邪恶”。虽然，“左”侧曾是“幸运”之侧，但这一实践很快就为“右”派取而代之。中世纪盛行的所谓“右手之人”（right-hand man）即指国王的宠臣。他一定是坐在国王的右侧。蒙田在其《意大利行旅》1580年10月8日-27日记“康斯坦茨”文中提及：德国人对一男子表示敬意，无论他站在什么位置，总要选择待在他左边，若站在右边则是对他的冒犯，因为尊重一个男子就要空出他的右边，这样便于他随手操起武器。革命前的法国国家议会尚显示贵族是政府的“右”翼，而代表全民的新生资产者是政府的“左”翼。工业革命彻底地以右手作为制造工具的标准，无形中宣判了左手运用者的死刑。为了正常的生活与生产，“左”派们只能改“邪”归“正”。左撇子成了真正沉默的少数族群。

语言学的追溯显然不是问题的终结。相反，它是问题的开端。语言制度的表象下潜隐着更为广阔的宗教、伦理、社会及历史的动因。

上帝是右手使用者吗？亚当呢？夏娃呢？那一改变人类命运的禁果，夏娃究竟是以哪一只手去承接的呢？芬彻告诉我们，《创世记》对这一问题是缄默的；历史上有关这一主题的宗教绘画的对比研究，亦不能给出一个一致的回答。不过，《圣经》却不乏鲜明的抑左扬右的训诲，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马太福音》6：3）上帝告诫约拿说：“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与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约拿书》4：11）这是否意指着不辨善与恶？

当基督说到审判的日子的时候，更为有力地点出了他心中的左右之别：“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马太福音》25：32-34）这里的“右”完全等同于“荣耀之位”。又如《传道书》论智愚说：“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传道书》10：2）右与左划分着智与愚。

基督教文化中现在依然流行的一种习俗是：一个人不慎将盐洒翻，他会把盐捡进右手然后从左肩之上扔出去。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画出犹大将盐洒翻。据说，魔鬼是从人的左肩之后施法诱惑的。这与新婚之时婚戒佩戴于左手中指——“符咒之指”（charm nger）以避邪恶之迷信相仿佛。以左手宣誓是无法被信任的，正如“左撇子的恭维”（a le-handed compliment）不足取一样。“左”与“邪恶”“欺诈”成了同义语。

宗教绘画就这一主题向我们提出一个挑战。众多画幅为什么竟背圣道而驰，让幼小的基督被怀抱在圣母的左侧？芬彻的回答是：“把幼小的基督抱在左侧，恰恰是将他安置在观赏者和艺术作品的右侧这一神圣荣耀的地位。”我记起曾经见到一幅罗马中古时期的绘画，画面正中是那著名的蛇与树，左侧是夏娃用左手从蛇的口中接受智慧之果，亚当则站立在右侧。从观赏者的角度看，芬彻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人类学视角

芬彻多处引述法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赫兹（Robert Hertz）的名著《死亡与右手》（Death and the Right Hand）。尽管芬彻并不满意赫兹过于思辨性的概括论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些引述中领略一下赫兹典型法国人类学派的风格力量——把所追诘的问题的根源放置在人类的思维架构之中。众所周知，二元论是西方宗教思维的特质，在这样一种思维架构中，作为微观宇宙的人体何以逃脱无所不在的两极之律（the law of polarity）？赫兹的人类学视角把宗教观念的出现同人类的这一思维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

原始毛利文化将世界万物均分为男性的与女性的，前者具有创造性、活力、强健、神圣，后者则项项相反。北美印第安的符号语言中，举起的右手标识自我、勇敢与力量。东俄罗斯的崇拜仪式中，人们面右朝拜，凡献祭必以右手行之。有罪之人要从天主教堂的左门贬出。非洲有些部落的女子做饭时严禁使用左手以免中有毒的邪术，因为据说巫师是以左手下毒的。印度人只以右手接触肚脐以上的部位，而以左手碰触肚脐以下的部位。从前日本的乡下，左撇子女性必须掩藏这一事实，否则她的婚姻就会破裂。这似乎与从前德国习俗中的所谓“左手婚”（le-handed marriage）有着相通的暗示：当新郎将左手伸给新娘的时候，这一“左手妇”（le-handed wife）要么是个地位居下的妾，要么她的出嫁即是“非法的”。当代美国俗语中的“左撇子蜜月”（le-handed honeymoons）亦指“不正规的”以至“非法的”新婚。

卡通画家德·凯（De Kay）在他的《左撇子之书》（The Left-Handed Book）中提出过一个非宗教的、与人类固有思维框架没有关系的解释，他认为左右手在使用上的区别，应从人体卫生方面考虑。这确也不无道理。历史上水源匮乏的地区，人的左手常注定用于某些不洁净的方面，而具此用途的左手当然是不宜进食的。

芬彻科学方面的论证虽然不乏启人的趣味，但已不是这篇文字关注的焦点了。不过他认为古老的中国文化把左与右同视为尊的这一结论，似乎下得仓促了些。在此稍加补正。

偶翻《朱子语类》，其“冠昏丧”中记尧卿问合葬夫妇之位，曰：“某当初葬亡室，只存东畔一位，亦不曾考礼是如何。”安卿云：“地道以右为尊，恐男当居右。”（卷八十九·礼六）而卷九十一之礼八“杂仪”又记，问：“左右毕竟孰为尊？”曰：“汉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曰‘朝廷无出其右者’，则是右为尊也。到后来又却以左为尊。而老子有曰：‘上将军处右，而偏将军处左。’丧事尚左、兵凶器也，故以丧礼处之。如此，则吉事尚右矣。”

现代的一场文化上的“大革命”终于以它血腥的实践印证了如上的论述。对于在泪与血的长河中浮沉着的灵魂，它是一场道道地地、史无前例的巨大丧事。“丧事尚左”由不得你不信。“左”“右”来它个倒置，不能不算是革了祖宗旧根的命。只可惜经历了这一“革命”的洗礼，文化传统的沉渣愈加泛滥得可怕，不然，即是到了今天，何以一提“左祸”二字，你我明明白白沐浴过现代科学的阳光、奋力破除迷信之辈，竟还止不住那只“兆灾”之眼的惊跳不已，恨不能掘出个洞一头扎将下去。

临了，记起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Animal Farm）中的一句名言，转赠给满怀天真、热爱平等的文化斗士们。话是如此说的：

两者是平等的，可总有一个要比另外一个更为平等。

不知奥威尔写下这几个字时，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

历史上的宠物

记得孩提时代一个初夏的正午，暖和的太阳下，雏鸡贩子草编的围栏里一团团绒绒的彩色的生命在飘动。我和弟弟每人挑选了自己最心爱的一只捧回了家中。然而，有一天全家人出外散步的时候，它们相继跳进了地板上盛水的脸盆之中。此后，我们身边再也没有了那些调皮、不倦的呐喊，再也没有了游动着的生命。那一夜，我和弟弟是哭着入睡的。虽然，我和心爱的小动物之间的联系仅仅局限于幼年的这点记忆，但我却很有兴致阅读并收集这方向的著述。因为，在动物文献趣味盎然的背后，我总像重新见到了、听到了那久已喑哑了的两团橙黄色的生命。

近来买到一本知识性、趣味性并茂的小书：《第一部世界宠物史》（The First Pet History of the World）。著者康福特（David Comfort）是美国加州一位获奖小说家和动物爱好者。此书平装本由纽约著名的Simon&Schuster于1994年推出，深得动物爱好者青睐。此书以历史为主线，汇集了对人类文明产生过型塑作用的各类禽兽宠物的轶事轶闻，使人眼界大开，回味不尽。

何为宠物？据《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pet条释义：凡家养或驯化的，为人宠爱、溺爱的任何动物即是宠物。在约翰逊博士（Dr.Johnson）的时代，pet一词主要指驯羊，亦指乖娇的孩子，相当于我们语言中指称孩子的“宝贝”一意。该词词源不详，初次使用是在16世纪的英语文献中。然而，人类有意识地大规模驯化宠溺动物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多年前。

古代几大文明均是世界宠物文化的发祥地。在埃及，驯养的动物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猫戴着金耳环，狗佩着银项链。杀死狗或猫是没有争议的死罪。有一个罗马士兵在底比斯杀死了一只猫，当地人愤怒地用乱棒击毙了他。宠物寿终以后，主人必剃去眼眉，发涂烂泥，哭悼数日。有人甚至不惜破财求制宠物的木乃伊。他们在保证自己的宠物在另一世界中的位置的时候，也保证了他们自己的位置。希腊史家希罗多德记载过某湖区佩戴纯金脚链的鳄鱼。

人类宠爱动物的最初动因当是视动物为超自然的神界使者，甚至就是神本身。由是，宠物的一举一动都与它们周围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这是许多动物迷信的根源。在巴比伦，一个人被狗尿溅及乃是件举足轻重的事情。撒尿的若是黑狗或白狗，这意味着不祥将至；若是红狗，则预告着幸福和前程。假如一个人目睹狗在交配，那么这提醒他身边的女人不久将有外遇。中国文化中起源于商代的十二属相，无疑是人和宠物关系史上重要的一章。

人类宠爱动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认为自己心爱的动物是他们生活中具有影响力的帮手和灵感的来源，有时甚至是他们性命的依托。《旧约·民数记》中巴兰和他的驴子的故事即是一例。1864年，当林肯看到宠物火鸡“杰克”逍遥于白宫外的军人投票站时，写信给儿子说：“怎么你的火鸡会在投票站？难道它去投票？”儿子回信对父亲说：“不，它还没有到投票的年纪。”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公约》之时，两人的爱犬均在现场。宠物好主人之所好，恶主人之所恶，在许多微妙的场合发挥着微妙的作用。罗斯福的德国狼犬咬掉过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的裤子，发泄了罗氏对麦氏的成见。“二战”中，盟军的信鸽、战犬发挥了极大作用，是胜利的无言分享者。

宠物是人类无私的朋友与伴侣。这大概是动物所以得宠的又一原因。罗马皇帝查理五世说，他同上帝讲西班牙语，同女人讲意大利语，同男人讲法语，同他的马讲德语。萧伯纳说及爱犬的时候，道：“如果友谊的重要之点在于遵从朋友的举动嗜好的话，那么它完全具备这一点。我落座的时候，它卧下；我散步的时候，它随着走。这是许多挚友装都装不出来的。”他更认为如果去掉吸烟和赌博两项，一个英国人几乎所有的乐趣都可以同他的狗分享。

12世纪的圣伯纳说过：“爱我，就要爱我的狗。”哲人尼采说过：“世界是借着对狗的理解而被征服的。世界亦借着对狗的理解而存在着。”可见，想要完整深刻地了解人类在历史中的命运，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是不可被忽视的。因此，大家不妨都来读一读这部小书。

此心安处是吾乡

近日读到一部极难得的日记。不是版本难得，因为这上、下两卷平装本日记是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年才出的新书。难得的是它的内容——沉痛的广博，质朴的深刻，再加上从那极艺术的个性之笔下汩汩流淌的浓烈的文化乡愁。从这乡愁里，一个遍尝浪迹他乡之苦，却始终紧随艺术与人生至高理想的波兰流亡艺术家向我走来。

我被他甜、酸、苦、辣的乡愁淹得透不过气，我被他重石一般的思索压得透不过气，我被他顽强的信念摧动得透不过气。这日记分明是灵魂承受力的测试器。要是觉得自己生命与情感的力度尚不足以抵挡命运的捉弄和挑战，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轻轻地翻开它呼吸着的书页。你不会失望。那以生命之血滋养出的文字会真实地告诉你灵魂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心绞痛袭来，伴着高烧40度，抱病卧床。我一人住在卡尔维里奥镇郊的一所小屋中。……无依无助，镇日风雨，……冷、雾、风和白色的潮乎乎的黑暗……假如我有法子轻易了此一生，谁知道我不会把自己了结呢？

流亡是生命之程真正的开始。它就像婴儿带着唯一属于自己的第一声柔弱的哭喊，从安适的、温暖的母亲的子宫中流放一样。朱莉亚·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这样界定流亡：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流亡的时代……流亡斩断了所有的维系，其中包括流亡者坚信的这样的信念，即人称生命的东西有一个为死亡的父亲担保了的意义。……流亡在那死去的父亲面前是一种生存的方式，是一种与死亡这一生命意义进行赌博的方式，是一种执拗地拒绝向死亡之律降服的方式。

于是，他活了下来。活着并且在公元1953年岁终的一个家庭聚餐会上，向一个个伤感的波兰流亡艺术家发出了如此掷地有声的节日祝辞：

节日临近，你们喜欢用泪水来浇灌记忆的花圃，你们喜欢用叹息来缅怀失去的故土。别这么愚蠢或脆弱了，学会如何担起自己命运的重负吧。别再令人作呕地哀婉那业已失去的格鲁齐克、皮奥特克沃或比尔戈拉的美丽。要知道，你的故土既不是格鲁齐克，也不是斯捷涅维兹，甚至连波兰本身都不是。打起精神面色羞红地想想看，你的祖国就是你自己！……人除了住在他自己之中，他还曾居住过别的什么地方？即使你身处阿根廷或加拿大，那你也是在你的家中，因为故土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它是人活着的本质。

别再在你自身中培植虔敬的幻想和谬误的伤感了。不，在家中我们并不幸福……

我说：不要自作多情了。不要忘了只要你住在波兰，你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牵挂波兰的，因为它是日常的一个事件。而另一方面，今天，当你不再住在波兰，因而波兰亦更有力量地住在你心中，并且它应该作为你最深刻的人性，作为世世代代研磨过的作品存在于你的身上。要知道无论是在何地，当一个年轻人的眼睛在一位姑娘的眼睛里发现他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一个家园也就诞生了。无论是在何时，当愤怒或赞叹冲出你的双唇，当邪恶遭到了一击，当智者之言或贝多芬的乐曲点燃了你的灵魂，导引着它进入非世俗的领域，不管它是阿拉斯加还是赤道，一个家园也就诞生了。如果听凭卑琐扼杀你身上的美丽，就是在华沙的萨克森广场，在克拉考的集市，你也会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没有支脚的家的躯体，漫游者，无望的残酷的赚钱者。

然而，不要失去希望。在这场寻找人生深层意义和它的美的战斗中，你并不孤单……

1939年6月，维托德·贡布罗维兹（Witold Gombrowicz）随旅游团到了阿根廷。在航船就要起锚返程的一刹那，这位小说家突然变更了主意，留在了阿根廷。这年他35岁。直到1963年，他才终于回到欧洲，定居于法国南部的旺斯（Vence）。三年之后，这位作品遭禁、再也没有机会踏上波兰故土的艺术家为他的流亡生命画上了句号。他得到了安息。

“此心安处是吾乡。”他的真正故乡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他一步。这是宽厚的世界给它的漫游者的最伟大的福佑。

贡布罗维兹永远地安歇在了他自己的故乡。

爱因斯坦之梦

阿尔卑斯山巅开始借晨曦渐露辉光。6月将尽，爱尔河边一舟人解船离岸，沿阿斯特拉色顺流而下到哥本街送他夏天的苹果和莓子。烤面包的来到马克街的店铺生起炉火动手和面。耐代桥上，两个恋人依偎在一起痴情地凝望着桥下的流水……

如此的诗情和画意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展开了《爱因斯坦之梦》（Einstein’s Dreams）。艾伦·莱特曼（Alan Lightman），这部异常美丽又深刻的虚构作品的父亲，一个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既教授物理又兼带文学写作的文理两栖才子，使我联想起那位以数学和逻辑学立身，却以一部不朽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名世的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我无意在这里把两部作品加以比较。但显然，《爱因斯坦之梦》不是一部孩子们读的书。它是一系列变幻不居的时间之梦，是一部视点独特的关于时间与生命的文学沉思录。

1905年是人类思想史上极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一个在瑞士专利所谋职的名叫爱因斯坦的年轻人，发表了一系列即将令世界目瞪口呆的天书般的文字。这一年代和这一地方正是莱特曼用来组织和结构这部小书的叙述主干。全书依照这年4-6月间的30天断为整整30短章，前冠之以序曲，三篇间曲夹中，最后殿之以终曲。写实与叙梦、幻象与沉思空灵自然地溢出纸背。莱特曼是思想造境的魔术师。

“试想时间是一圆环，首和尾相连。世界重复着自己，分毫不差，无止无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人生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呈现呢？人们不会知道自己将世复一世地活下去。经商的不知道自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还同一个价码。从政的不知道自己会在时间的循环里，从同一个讲坛发出无数次的呐喊。身为父母的珍爱着孩子的第一次笑声，仿佛他们不再会听到它一样。热恋中的人头一次害羞地宽衣做爱的时候，惊异于灵活的腿股和娇嫩的乳头。他们何以会知道每一次隐秘的瞥视、每一次触摸都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下去，一如既往？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丧失牵引着获得，永别连接着再生。

莱特曼写他“时间如流水”的世界，“时间呈三维”的世界，“机械的与肉体的时间”的世界，“时间依高低垂直排列”的世界，“绝对时间”的世界，“因与果变幻不居”的世界，“走至尽头的时间”的世界。时间在莱氏手中像一块巨大的拼图板，转瞬之际展现给你另一种神秘和另一种力量。

走进“时间胶着”的世界。城镇的一部分胶着在历史的某一瞬间不得自拔。同样，个体之人也滞止在他们生命的某一点上难以脱身。这个世界的悲剧就在于没一个人是幸福的，不管他滞止其中的是痛苦的日子还是快乐的时光。这个世界的悲剧就在于人皆孤身独处。因为一个过去的生命是无法为现在分享的。陷入时间也就是陷身于孤寂。

“水波拍击了河岸，河岸又修补了自己。树上的叶子飘落下来像一群鸟排成了V字。当云聚成脸形，脸形就不会消失。”这是一个时间的流逝会带来愈益增加的秩序的世界。哲人们申辩说，如果没有走向秩序的趋向，那么时间也就没有了意义。过去是无序的、混沌的、离散的，未来则是有序的、有组织的、聚合的。假如时间的这一意义无法兑现的话，未来也就无法同过去区别开来。“一系列事件就会像上千部小说中多不胜数的随机性场景。像入夜慢慢凝聚于树梢之上的雾，历史将不得凸显。”

不知你这样想过没有：当生命的记忆不复存在，世界将如何表述它自己？莱氏极精彩地给出了一个解答。这就是他所谓的“没有记忆”的世界。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只有“现在”的世界，“过去”只存在于书本中、文献里。为了认识自己，每个人都带着他自己的“生命之书”，书里填满了他生命的足迹。没有这部“生命之书”，一个人便只是一张快照，一个二维图像，一个鬼影。随时间的推移，这“生命之书”变得越来越厚，直到人再也无法卒读。这时人即有了选择：上了岁数的人也许只读前边的书页，了解他们的年轻时代；也许只读最后，了解他们刚逝的岁月。有的人干脆全数放弃此册，也就弃绝了往昔。在这些人看来，昨天是穷是富，是学问满腹还是彻底无知，已变得没那么举足轻重了。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昨天。

莱特曼写一个“时间如飞”的世界，再写一个“时间如止”的世界。雨滴在空中一动不动。枣、芒果的香气悬在半空。一个旅人从随便一个什么方向走近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行速会越来越慢。他的心跳渐缓，呼吸渐弱，体温渐降，思维渐散，直至他走进死的中心，完全停止。这是一个“时间呈同心圆扩散”的世界。时间从静死的中心向外行进。有两类人是注定想到这永恒的中心朝拜的。有孩子的父母和恋爱着的情侣。他们梦想着幸福的定格。不过，有人说最好还是不要走进去。时间流动中的生命虽是一只盛满悲哀的容器，但活着就是高贵的。没有时间也就没有了生命。

……八点零四分。打字员走进办公室。爱因斯坦把手稿递给她。这是他的“时间理论”。他走回办公桌，坐了一会儿便又起身向窗子走去。他年轻激荡的思绪早已凌越远方生机勃勃的阿尔卑斯山巅。“天不早了，有谁知道时间呢？”他也许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在普林斯顿阐发他的时间理论的时候，他会在听众面前这样轻松地一语双关开一个时间的玩笑。而莱特曼却是极严肃地用文学讲述着他的时间之梦的。

厨烟里的大仲马

圣诞赴美前大雪夜同沈公昌文诸友在京城大取灯胡同格格府小聚。自然，点酒和叫菜由美食家沈公包办，轮不到我们一干人插手。沈公点了野山菌火锅，又叫了份切片老鸭及下酒小菜。火锅香气开始蒸腾的时候，于奇从对面递上一册新书。书是台湾出版家郝明义兄主编的“网络与书”系列的第五种，书题叫《词典的两个世界》（A History of Dictionaries）。窗外夜色里雪静静飘着。窗内诸友围坐之中火锅正呼哧哧耐心炖着老鸭。还有点时间。赶紧把雾蒙蒙的眼镜擦擦亮，趁机翻阅起来。

也许这书，也许这白色冬夜里友人相聚的温馨，也许这眼前撩人的酒菜一下子激活了我想象力的胃口，我忽然想到了大仲马。不是文学的大仲马，是美食家大仲马，而且是辞书编纂家的大仲马，是《文学的美食家》（LiteraryGourmet）的作者沃尔夫（Linda Wolfe）称之为“杰出的传奇作家，杰出的食客”（illustrious romancer, illustrious eater）的大仲马。

诗意的烹饪巨编

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père），1802年出生，1870年辞世。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他一生的著述都有些对不起他。迄今，译成汉语的不过《三剑客》《黑郁金香》《基督山伯爵》等区区几种。而Michel Lévy frères et Calmann Lévy版的《全集》收了他的作品33卷，这还远非搜罗殆尽。大仲马自称他的文学创作有四五百卷之多。据说，他对拿破仑说过他的作品多达1200卷。他的《我的回忆》（Mes Mémoires）从1852年出到1854年，煌煌20卷才从童年写到1832年作者30岁。难怪，他的传记作家面对传主浩瀚的作品世界——戏剧、短篇小说、长篇历史小说、传奇、游记、回忆录——无一例外都有无从下手的困惑。

除个别作家，如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外，大多数研究大仲马的文学批评家都有意或无意地漏过了作者生前写就的最后一部著作——《烹饪大辞典》（Grand Dictionnaire de Cuisine）。这一出版于1873年，即作者辞世后三年的烹饪巨编，就连1910-1911年问世的《大英百科全书》著名的第十一版介绍大仲马的文章中，竟也只字未提，好像大仲马生前从来就没有写过它一样。但当年，巴黎所有著名的餐馆曾是怎样地翘首以盼那个“写作使其富有，耽吃使其贫穷”的文学美食家啊，因为大仲马的光临代表了对大厨们手艺最高的恭维。

《烹饪大辞典》法文原版我当然无缘见到。我手头所有的是e Folio Society 1978年伦敦一版，1979年二印的英文选译本Dumas on Food。编译者Alan Davidson和Jane Davidson披沙拣金，从一千余页法文初版中筛选了富于历史趣味，或至今仍在流传的烹调主题及方法，择其可读性强者细加校订，于是就有了这册326页的“精编本”。

常有评家诟病大仲马的“多产”，认为大部分挂着“大仲马”标签的作品均是他的合作者代为操刀之作，他的作品存在着大量失实之处。西谚有云：“荷马有时不免打盹。”这也难为了大仲马。况且，他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叙述技巧深得同时代大文人的欣赏也就够了。写《金银岛》的史蒂文森放下大仲马，心里竟有说不出的哀伤，因为“这世界对我来说再没有任何地方能像这些书页这么迷人了”；写《名利场》的萨克雷读《三剑客》竟至废寝忘食，足见大仲马的魅力。那么，从一种宽容的阅读心态来看，这样一部技术细节与诗意相交织、科学与伪科学相遭遇、轶闻趣事与平实描述相混合的烹饪巨编，也就不必要求它事事非与今天的真实相吻合了。大文人、辞典编纂家约翰逊博士（Dr.Johnson）对辞典有过妙论：“辞书如钟表，最糟糕者也强过没有，而最精良者也不能指望它总是走得准确无误。”（Dictionaries are like watches, the worst is better thannone, and the best cannot be expected to go quite true.）想想看，大仲马连为自己设计的纪念章上的出生年月日都错得一塌糊涂，即使想对这样的人来个求全责备，怕也一下子鼓不起剑客般的勇气，于是只好顺从地依着“趣味”这一知识最好的向导的指引，乖乖走进他为我准备好的由一个个词条烹制成的美味的精神盛宴。

狗肉源考

大仲马讲完了法国盛产苹果之地及苹果的分类后，转述了博那丁（Bernardin de Saint-Pierre）对诺曼底省苹果树起源的解释：维纳斯女神从阿喀琉斯的母亲、美丽的海女神忒提斯（etis）眼皮底下拿走了奖励美丽的苹果。无缘参加选美的忒提斯决心报复。一天，维纳斯下凡来到高卢人（the Gauls）辖下的海滨，寻找艳丽的珍珠打扮自己。一个海神的侍从从岩石上盗走了她放在那儿的苹果，然后把它交给了海女神。忒提斯立即将苹果的种子种在了附近的乡野以此永远铭记她的复仇与胜利，这就是凯尔特的高卢人（the Celtic Gauls）会有那么多的苹果树并且当地的少女会那么美丽的原因。这样的文化诗意奠定了这部辞书的可读性。

今天，在大多数西方人眼里，吃狗肉被视为十足的野蛮人行径。大仲马却指出了它的西方起源，称得上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乐得我一个爱吃狗肉的人想象之中五体投地立即把大仲马当成了忏悔胃口邪恶的庄严神父，这辞典也立即变成了我饮食赎罪的庄严教堂。大仲马在“狗肉”一条里指出亚洲人、非洲人、美洲人全吃狗肉。其中他谈到中国人养狗、用蔬菜喂狗的奇怪习惯。他谈到狗肉在当时只是皇室桌上的珍肴，而平民百姓只有眼睁睁瞧的份儿。想想昔日皇室宴、今上百姓桌的狗肉，不免涌起今昔之慨。

当年大名鼎鼎的库克船长（Captain Cook）生了一种怪病，亏得狗肉汤救了他的命。罗马博物学家普里尼（Pliny）说烧烤的小狗味道好极了，常被人拿来祭神用。大仲马更引述了公元3世纪希腊作家波非罗斯（Porphyrus）对于吃狗肉习俗源起的解释：一天，献祭用的狗肉有一块儿掉在了地上。祭司顺手捡起来想把它放回祭坛，不料热腾腾的狗肉烫了他的手。情急中出于本能，他把手指伸进嘴里，却意外发现指头上的肉汁味美至极。祭神仪式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吃掉了一半狗肉，并把剩下的带回家给老婆尝尝。从此以后，每当祭神完毕，夫妻俩总要大快朵颐，好好美餐一顿。隔墙有耳，狗肉好吃的滋味不胫而走，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是人都想品味品味，于是乎，烤狗肉很快便风靡了希腊。

大仲马毕竟是大仲马。普普通通的题材到了他的手里就会变得趣味盎然，就像他的妙手之炊——有一次，家里的厨子不在，他竟能用大米和剩下的几个西红柿满意地打发了十来位客人。乔治·桑在1866年2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大仲马做了整整一餐饭，从汤到沙拉！八九道极美的菜。”

流动的美味

回到辞典，就是淡者如“水”，他也写得津津有味，真真是智者乐水。大仲马谈水先点出自己“已有五六十年只是饮水”，笔锋一转，他说，喝葡萄酒的人从葡萄酒中所体验的乐趣，哪能敌得过他从一杯沁凉的、未被污染的纯净泉水中得到的乐趣。他声称一个品得出水的滋味的人完全配得上美食家的雅称。外省人路经巴黎，总是抱怨塞纳河水多么糟糕，大仲马强压怒火为塞纳河辩护：“塞纳河为解200万不知感恩之人的渴已变得疲惫不堪。”塞纳河清澈、轻盈、味道纯正、饱含氧气的水质是其他任何河水都无法相比的。

善于讲故事的大仲马更来了兴头，他不失时机地讲述了一个修士与水的故事：修士们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水，在他们心目中，水不过是“乏味的液体”（dreary liquid）。一个方济各会的修士总是殷勤地造访主教的厨房。一天，主教举行盛大晚宴，修士碰巧来到主教辖区。主教向聚集的众人介绍了修士。这时候，几位女士高声叫道：“主教大人，为什么不捉弄捉弄修士让我们开开心。把他叫来，我们给他一瓶漂亮的清水，装作是献给他一瓶上好的葡萄酒。”主教经不起磨，也就答应了。于是人们当场在一个窄瓶里装满了清水，把瓶子贴好标签，叫来了修士。“兄弟，”女士们说，“为了主教和我们的健康请喝下这酒吧。”聪明的修士立即识破了她们的把戏，他不露声色，声音里充满虔敬道：“主教阁下，我不会就这么喝了它，您还没为这琼浆玉液赐福呢。”主教说：“兄弟，这大可不必了。”“不，主教大人，以天国所有圣徒的名义，我恳求您赐福。”女士们开始交头接耳，最后她们也帮着恳求，主教只好答应了她们。修士叫来仆从，微笑地对他说：“尚帕涅，去，把它拿回教堂，方济各会的修士还从来没有尝过圣水呢。”好一个聪明的修士。

大仲马谈“茶”也谈得有味。茶在1666年路易十四统治中期传入法国。他谈到七八种茶，说法国人常饮者有三种：一种叶子卷曲；一种叶子深绿近黑；一种叶尖、色白、味奇香。绿茶法国人少饮用，因其能醉人，多饮会影响人的神经。细心的外国游客到了俄罗斯发现那儿的饮茶怪事——女人饮茶用中国造的瓷杯，而男人却用玻璃杯。为什么？据说，Cronstadt是欧洲最早制造茶杯之地，造出的瓷杯质地细腻，透过杯中液体尚可见到杯底Cronstadt字样。茶水越浓，杯底字迹也就变得模糊难辨。有些茶店老板为了多赚钱，常常偷工减料，少放茶叶，这样一来倒出的茶水自然颜色偏淡，而杯底Cronstadt字样一目了然，顾客便会大喊着揭穿店家的欺诈行为：“都看到Cronstadt这个字了！”店家眼瞅着露馅儿也无可争辩，只好再乖乖沏一壶新茶端上。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后来，店家干脆改用透明的玻璃杯，反正清浊效果都一样，良心再坏别人也终难抓到把柄。

有些词条引人入胜又富于教益。大仲马说“鸡”原产印度，并且提到一种骨黑肉黑的“乌鸡”，以及罗马人阉割公鸡母鸡的做法。科斯岛人教会了罗马人把鸡圈在暗处养肥的技术。后来，罗马街道上四处都是乱跑的肥鸡，迫使罗马执政官Caius Fannius通过一项法令严禁大街上喂养家禽。另外，依照Caius Fannius的“取缔挥霍浪费的法令”，除普通农户养的母鸡外，其他的鸡一律不能上桌。

大仲马幽默地笔锋一转说，既然法国不存在这一法令，所以“我们将解释如何使鸡肉味道变得鲜美的方法”。他说，有一次美食家布伊亚-萨瓦兰（Brillat-Savarin）病得不轻，医生嘱咐他要节食。有好友闻讯到府上看望，见老先生用刀剖开一只童子鸡，便愤愤不平地问：“这就是一个病人的饭？”“朋友，”布伊亚-萨瓦兰答，“我在吃荞麦和大麦。”“那这鸡怎么回事儿？”“是这样。这鸡吃了两个多月的荞麦和大麦，现在该轮到我活下去了。想想看，摩尔人把荞麦传给我们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们多好的礼物呀！荞麦才使童子鸡肉精致细腻如此诱人。”大仲马馋涎欲滴地展开想象的胃口：“我经过乡下，见到遍野的荞麦，不由赞美起这好处多多的植物。花开时节，空气中飘着清香，这清香令我迷醉，我在想我分明嗅到了童子鸡的香味。早晚有一天，它会跑到我的餐桌上！”这醉人的文字也只有大仲马这样的老饕才写得出来。

妙笔烹熊掌

大仲马谈“蒜”，谈得味道十足，数行文字竟勾勒出了蒜的文化史。他说，谁都熟悉大蒜，尤其是那些应征入伍的新兵，他们用吃蒜来获得除名。谁都分辨得出大蒜的味道，只是吃过大蒜的人不知道靠近别人的时候，人家为什么要唯恐避之不及。阿特纳奥斯（Athenaeus）提到吃了大蒜的人从不走进祭献母神西贝尔（Cybele）的神庙；维吉尔（Virgil）谈到收获时农人在烈日炎炎中吃大蒜增强体力；诗人马可耳（Macer）说，农人于可怕的毒蛇出没的地方用大蒜防止自己因困睡去。埃及人酷爱大蒜而希腊人却讨厌它。罗马人吃起大蒜来津津有味，但贺拉斯（Horace）则痛恨它，因为据说刚到罗马头一天他就因吃大蒜煮的羊头而消化不良。西班牙的卡其底尔国王阿方索（Alphonso）极讨厌大蒜，1330年他颁布法令，规定凡吃大蒜或洋葱的骑士至少一个月内不能进入宫廷，也不能同其他骑士来往。普罗旺斯的菜主要靠的是大蒜，这个地方空气中飘满了蒜香，呼吸起来极利于健康。

大仲马当年在《记游印象》系列中曾写过一篇题为“熊排”（Bear Steak）的文章，立即引起读者大哗。正人君子人人愤怒，堂堂文明欧洲竟有人吃熊肉，而且作者还将其娓娓道来！文中涉及的旅店老板怒不可遏写信谴责大仲马，并在报上署名声称他从未给游客供应过熊肉。当游客读了文章，慕名而来，开口即问：有熊肉卖吗？店老板更是气得恨不能钻进地缝。大仲马的回击简洁幽默，他说如果这个蠢货想到先答应说有，然后端上驴肉、马肉、骡子肉而不是熊肉什么的，说不定他早就发了。在这一词条里大仲马解释说，他当时本来可以告诉读者今天他在辞典里要告诉的，可当时他才踏入文学门槛，不得不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过，这篇文章的功绩是，从此欧洲人变文明了，熊肉火腿不是随处可得了。

大仲马不愧是一流的文学美食家。他如数家珍的故事像他妙手的厨艺，三下两下就令人胃口大开。听他谈熊：住在寒冷之地的黑熊只有当人袭击它们的时候才会去袭击人，而奇特的是，熊从不袭击妇女，它们只是尾随着她们，偷她们采集的果子。西伯利亚的亚库兹人（the Yukuts）遇见熊会脱帽致意，称熊为主人、老爷子或祖父，答应不仅不袭击它，也不说它的坏话，但一当熊要袭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开枪。若是杀死了熊，他们就把它大卸八块儿，放火上烧烤，一边享受美味，一边还念念有词：“吃你的是俄罗斯人，不是亚库兹人。”礼仪与实用结合得如此完满，做人算是做到家了。

俱往矣。如今，鱼可得，熊掌已不可得，即使可得，吃了也算犯法。没料到大仲马笔下竟保留了熊掌诱人的色和香，过过干瘾总说得过去。他转述了普鲁士皇室掌厨人Dubois的熊掌烹饪法：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熊掌是带皮出售的。将熊掌洗净，涂上盐，放入陶罐，浇上用醋、酒、香料等配制的腌汁，浸泡二至三天。在有柄砂锅中摆上烟熏肉、火腿片和切碎的时蔬。将熊掌放在蔬菜上，浇上腌汁、肉汁清汤、少许烟熏肉碎屑，以文火慢煨七八个小时，煨时随时添加汤汁勿使其焦干。熊掌烹好后，留原汁中放凉。倒掉汤汁，揩净熊掌，竖切为四条，上洒辣椒粉，在融化的热猪油中滚动，然后沾面包屑放火上烤半小时，之后，放入已浇上辛辣调味酱的大盘中，亦可用两勺无籽小葡萄干酱调味。读到这儿，不动心才怪呢。

不仅在这色、香、味俱全的烹饪辞典里，就是在他的其他虚构作品中，美食家大仲马也随时可令你馋涎欲滴，而且他每每会借用人物的嘴带出他的吃的哲学。在《三剑客》第二部续编《贝拉日隆子爵》（Le Vicomte de Bragelonne）里，他栩栩如生地描述法王路易十四的一次晚餐。路易十四的食量不仅惊得剑客们目瞪口呆，还不时迸出吃的妙语。食客Porthos得友人暗授机宜，为博路易十四欢心，拼命大吃大嚼，甚至忘掉了绅士应有的吃相。果然，路易十四大为欣赏，对众食客说：“一个绅士，每顿晚餐吃得这么痛快而且牙齿又生得这么漂亮，他不可能在我的王国里不受到尊敬。”又说：“干活卖力的人才吃得痛快。”能吃成了忠诚勤勉的象征。难怪19世纪德国哲人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有言：“吃什么东西就是什么样的人。”（Der Mensch ist, was er iβt.）

文学美食绝代相遇

大仲马生前曾希望见到《烹饪大辞典》的英文版，可惜未能如愿。大仲马死后，法朗士（Anatole France）曾帮助校改过辞典的手稿。法朗士说：“我该骄傲地说这书是我写的，但大仲马才是该领受这一荣誉的人。”出自法朗士之口，这个评价应算不低。当然，他的这部辞典绝非划时代的独创，也不像他在其中多处援引的同时代布伊亚-萨瓦兰的《口味生理学》（Physiologie du Go t，1826）和更早的《老饕年鉴》（Almanac des Gourmands，1803-1812）那样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但大部分凭记忆完成的这一辞典巨编仍可视为大仲马灿烂文学生涯最后的皇冠，甚至可以说是文学的大仲马与美食家的大仲马最完美的一次漫长的文字相会。

两天里读完辞典的条目，这才意识到窗外下了整整一天大雪。圣诞已至，而且是洁白色的。合上书的一刹那，我的目光停留在书名页前取自辞典法文原版的作者暮年像：已不是青年的瘦削、双眼深陷且有神的英俊样了。略显发福的他，一头灰发，一脸祥和，一身合体的大翻领西装。马甲后雪白的衬衫上打着黑亮的蝴蝶结。右手轻抚大腿根，左手按着左下腹，一副志满意得的样子，是在生命快走向尽头的时候忆起了他刚刚开始要征服这个世界时的情景？那年，他21岁。他向勉强度日的母亲借了53法郎，来到巴黎求助父亲当年在拿破仑军队中的老友福伊（Foy）将军。见了面，将军问他会什么。数学？地理？物理？大仲马面红耳赤答不懂。法律？希腊文？不会。记账？一窍不通。将军万般无奈、一脸愁苦，只好叫他用笔写下他在巴黎的住处，以便机会来时联系。他刚写完自己的名字，将军就兴奋地叫起来：“天哪，我们有救了！你写得一手好字！”他成了奥尔良公爵的书记。他一边感谢将军，一边踌躇满志地说：“现在我靠我的字过活，总有一天，我向您保证，我会靠我手中的笔来生活。”文学家大仲马果然靠了他手中生花的妙笔，养活了他那张精致、细腻且无比挑剔的美食家的嘴巴。

早逝的布鲁姆

从书架上抽出一部书来。这是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眼望着白底绿字的纸套封，像与久别的旧友再一次相逢。

何来如此感慨？1987年来美，适逢是书刚刚推出才登畅销书榜的时候，即热手购得平装本一部。细读之下，深为著者充满哲思、征引宏博、论证缜密的手笔所折服。一部批判当今美国文化的学术性论著能写得如此犀利、冷峻而又令人难以释卷，实在是现代文明生产的超量文字垃圾堆里偶一见及的橙黄色金子。1990年二度来美，在纽约著名的Strand书店又见其精装本以4.95美元标售，心痒之下又购一部。圈点过的平装本随之送给朋友，而这部精装本一待插架，从此侯门一入深似海，难得我的问津了。何独我哉？整个美国的思想文化舞台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一样，泰然、自信、翻着花样地拥抱未来。偏偏著者布鲁姆未到卸装之时却壮志未酬身先死。人走茶凉。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达11个星期之久的遗孤儿便被时尚炎凉请进了特价书店甚或废纸厂。

好在真正思想的寿命既非畅销书榜上的星期数目所能界限，亦非贬值了的书的售价所能衡定。思想的生命自有它挺拔顽强的一面。不该凋谢的终究不会凋谢。

看人看眼。一部书的架势多少可以从书的题目中品味到几分。

正题：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副题：高等教育如何辜负了民主并枯竭了当今学生的灵魂。嗅到火药味没有？是不是有着摩拳擦掌的召唤？不去冲锋陷阵少说也得手握一卷淋漓畅快一番？且慢！布鲁姆也许会令人大失所望。不，他简直逼得你连呼上当，咬牙切齿恨不能把书掷到这个“右派”作者的鼻尖上。因为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部“最彻底反民主的书”。他强有力的炮火不仅摇撼着你对“民主”的信念，更糟的是，在他疏密有致、条分缕析的攻击下，你很难组织起你自己同样有力的回击。无怪乎当年有人惊呼：这是一部最迷人、最微妙、最精深、最危险的著作！

执教于康奈尔时，年轻的布鲁姆同一位心理学教授进行过一场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辩。那位教授说他的功用就是要排除学生心中的“偏见”。布鲁姆则认为他对所谓“偏见”相对的一方究竟为何物一无所知。这使他想起四岁时一个小伙伴告诉他说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圣诞老人时精神所承受的冷酷打击。这个令他难以挥去的故事的背后，凸显着他对美国人的精神现状及未来前景的严肃诘问：当虚无主义，特别是文化相对主义声称以平等的真理的耀人之光照亮并焚烧掉人类传统的所谓“偏见”的时候，人的灵魂是找到了救赎还是更加远离了自己的家园？站在现代文明的讲坛上，布鲁姆实际上是在延续着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卢梭的《爱弥儿》这一人类漫长的求索真理真义的激情对话。

文化相对主义的精髓在于它所引以自傲的思想的开放性。布鲁姆则果敢地切开了这个大动脉。所谓思想的开放性在布鲁姆看来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是对于一切都表现得无所谓。人的智性的骄傲变得卑躬屈膝。人可以成为任何他想做的人，只要那不是一个知者；而另一类则引领着人们去追求知识与绝对的价值，人为一种求真求善求美的欲望所驱动。

布鲁姆批驳相对主义的开放。他认为时下所说或所崇尚的开放其实是一种“随大流”的盲目，是降服于强权或者膜拜世俗功利的一种方式。真理的至上权威被剥夺殆尽。自然权力或历史的起源遭到蔑视。人们不再从自然天性的威严的视角出发来认同或者扬弃旧的与新的信仰。它向着所有的人、所有的生活方式、所有的意识形态敞开了大门。除去那些多少有所保留的思想者之外，它简直没有任何敌手。在现今这样一个一切都已不可能是绝对，却坚信着自由的绝对性的文化气候下，布鲁姆满含激情地质问：当公共的福祉的目标或景观不再为人们分享了的时候，维系整个社会的那个社会契约还有没有存在的可能？

布鲁姆对当今西方女权论的攻击相当清晰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构架。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以“解放”为己任的女权主义实质上是从“自然”中得到了“解放”，而非是从“常规”与“社会”中得到了解放。它不大要求什么法律的废除，更多的是要求法律的进一步制度化。他不无尖刻地评论道：“本能远远不够。囚禁的负面情结的确存在，可究竟缺少的是什么则不得而知。”

当年在雅典市场金币叮当震响的街上，苏格拉底漫步沉思着。布鲁姆则坐在芝加哥他尘嚣之中舒适的雅致书房里伴着一盏孤灯，一丝不苟地为现代美国灵魂做着冷静的诊断。只可惜，他竟先他的患者早去了一步。天知道，也许是校园中令他鄙夷的空洞无物的摇滚乐使他失去了耐心，过早去会见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柏拉图、卢梭、弗洛伊德了。

感冒谈趣

俗言：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命。仿此，我们常常避之不及却又去之乏术的感冒，也可归入这“是病非病”之列。

近读英国文人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1930年出版的散文集《露台集》（The Balconinny）中的“说感冒”（Code Idder head）一篇，见其颇得个中真谛，不免手痒急于介绍给读者诸君。说不定，在此寒风萧瑟之冬日，不幸或有幸被感冒的精灵造访的人能多少恢复些精力，从文学而不是病理学的角度重新审度感冒，当肉体的味觉迟钝之时，正不妨让精神的脾胃健旺。

普氏提笔置问：上星期的感冒从何而至？双脚既没沾湿，身体又没曝晒于外，常动于户外并不缺乏新鲜的空气。这些惯常感冒病因的解释无一不是无聊医生“煞有介事的蒙骗”。而思之再三，普氏得出自己的结论：是“邪恶的小神”（the malicious little gods）作怪！这里的“小神”绝非“细菌”（microbes）的形象化比喻。他们真真是“神”。当他们觉察到人的血肉之躯“开始在世上感到越来越惬意的时候，便起意来调教调教我们”。

“其中，有个北极神，通手冰凉，深更半夜奉命潜入我们卧房，一经到达便将他邪恶的食指捅进我们睡衣轻点我们背部。”浑身如烤炙而背部却有一小片冰凉的普氏只能接受这一被神灵之指触摸的“超自然”解释。而且，他还不无得意地希望布莱克（Blake）也能捕捉这一诗意的瞬间，早该把这一意象笔之于画幅。可惜得很，也许诗人兼画师的布莱克从来就没有受到这些神灵青睐的福分。

几天的涕泗横流用尽了柜橱中的手帕。“我总是感到饥饿，却无法享受美食。茶喝起来充满怪味。我不得不把烟斗放在一旁，这实属无奈，因为烟草带上了一种可怕的异味。”“吸烟斗人中的卡萨诺瓦”尤对感冒令他疏远心爱的烟斗而愤愤不平。就这么一个你并不觉得生了病的病在剥夺你其他该享的乐趣外，凭什么还要剥夺尤在此时更加令人依恋的烟斗呢？

既然，患了感冒的你并不觉得真正的病样，那又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照普氏的说法，那是一种介于不病和大病之间的感觉，是一种“怪异的（queer）不适”。这一“不适”令人生厌，把活人变成了活鬼。流泪的眼睛、通红的鼻头、沙哑的嗓子，像是装扮起来逗人的小丑，自己的辛酸深深埋藏着，还得容忍家人不当回事的讪笑：“噢，你在感冒！”

病要生得重才可堂而皇之。轻者如感冒不免偷偷摸摸小家子气，既无大病的庄严戏剧性，也无大病令人敬畏的尊严。于是，就连感冒也最好能达到生病状态的权利抑或特权的峰巅。这正像菲尔丁剧作《堂·吉诃德在英国》中的堂·吉诃德那样：“桑丘，让他们管我叫疯子吧，我还疯得不够，所以得不到他们的赞许。”宁当鸡头勿作凤尾。

比如生了大病，一下子“你就成了兴趣的中心。医生应招来巡诊，亲朋好友蹑手蹑脚进出你的房间，你简直成了一个奇怪的充满浪漫色彩的人物”。而生了感冒呢？自然风光顿减。没有医生会劝你远足疗养，没有病情报告会送达焦虑不安的友人，没有平心静气之声来邀你吃特意为你准备的食物。“昂贵的水果不会自己摸到你的床边。”而你成了家里这一星期内的笑柄。的确，家人还会为你找这药方找那药方。可这些不过是“在已有的闹剧里再添些笑料而已”（to supply additional comic“business”to the apparent farce）。表面上看，大家在忙于治疗你，可实际上人家却在想方设法增加你的狼狈相以寻开心。他们让你“双脚浸在芥子水里，身上敷上泥罨剂，整个脸放进一个大蒸气盆，里面装满了奇怪的东西，而脸还要被一块毛巾严严地捂着搞得你透不过气，鼻孔里涂上毒药样的绿玩意儿”。读者诸君假如也迫不得已身陷此境，是否也会和普氏一样觉得滑稽可笑，有种被人戏弄的难堪甚或羞辱？

言至此，普氏仍意犹未尽。他的奇异思绪正像他对付那些“可恶小神”时用去的数不清的手帕一样取之不竭。感冒把一个正常的幸福之人毁掉，却又不能让他一尝作为病人的满足。它把人幸灾乐祸地抛进无聊的空中，让人胃口全无，将人变成逗乐的丑角。而所有这些还不是感冒所能加之于人的最糟糕的后果。更糟的是它们会带走一个人的活灵魂：

但凡一场感冒降临到我身上，我便很快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造物，显而易见属于更低层次的造物。就像安徒生“白雪公主”里的小矮人一样，对于一切我都有了不同的看法。我的情感全都改变了。那些充填我可怜躯体的高贵热情飘逝无踪。我哪儿还在乎什么真、善、美。音乐只是些恼人的噪音或令人困倦的鸣响而已。哪怕济慈再把半打的颂诗优美如《夜莺》和《希腊的瓮》赠给我，我也不会向他致谢的。所有文学中激情的或优雅的篇章此时变得大倒胃口。你可以把人的爱情和梦想的壮丽奇景铺陈在我眼前，而从我这里所能获得的只不过是一声浑浊的鼻息。……我把同辈之人不是看成过于奸猾的动物便是过于愚钝的动物，一堆狡猾的狐狸和蠢鹅。对于他们的远见、气概、奉献甚至好心我全都嗤之以鼻。只要我沾满病菌的手帕一挥，我便扬弃了世上一切高贵、欣悦和激情的东西。

把小题做到这个水平还不算普氏的绝活。拿手的还在他机锋毕露却又不显锋芒的幽默。“我得了感冒时是这样一个人。而我注意到，另一些人也和我一样。有些人一定总是在得感冒吧。”

据说，沉闷的文字能同安眠药比赛功效。那么，灵动之文如此篇倒大可以同咖啡因一争高下了。这不，我也鼻塞数日，浪掷了不知多少张面巾纸。不期读此妙文，似乎也在昏昏欲睡的迷雾中“瞥见了我那正在回归的灵魂”（have got a glimpse of my returning soul）。

书之爱

极览群籍的文豪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步入暮年之后，有一次，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吐过一句很淡又很浓的话。兰姆说与从前相比，他从书籍中得到的乐趣少了许多，但他喜欢读谈书的书。

就我来说，虽距人生的黄昏尚差一大截子的路程，却也顶喜欢读谈书的书。别误会。文才开题就抬出一个兰姆来是不是想攀附风雅、趁机沾下老头子的什么洋光？不！我之所以着迷以至醉心于这类人以“书话”二字概括的“谈书之书”，实在是自己从中品得了它那令人难以忘怀的淳味。

我常觉得，翻开一部部韵味深长的“书话”，就像是翻开了书籍生命史中一束束缠绵动人的“情书”，那些个独特、温暖、奇异、坦率、真挚、神秘的爱的自白。

《猎书人的节假日》（A Book Hunter’s Holiday）的著者、著名收藏家罗森巴赫（A.S.W.Rosenbach）尝言：这世上最伟大的游戏是爱的艺术。爱的艺术之后，最令人愉悦的就是书的收藏。难怪，兰姆这位爱书者中的老将会把他黄昏的情感和记忆一无保留地交付给“书话”呢。他是把它们交付给了这世上最伟大的游戏之一——书之爱的艺术啊！

爱书人的古老圣书

人说饮水思源。那么，提起“书话”来也就绝不能放过《书之爱》（Philobiblon）这样一部重要的小书。说重要，它是西方世界“书话”文类的开山之作。说小，连注释算在内才不过百余页的文字。然而，在古今爱书之人的心目中，它不啻是部古老的圣书。

书题“Philobiblon”就是古希腊文“爱书”的意思。书的著者是14世纪英国在教会与政界方面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理查德·德·柏利（Richard de Bury）。

柏利生于1281年。他曾就学于牛津，精于哲学和神学。学业的优异使他应召延为爱德华王子即后来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太师。极可能是身受柏利氏文学趣味的感染，爱德华成了诗人乔叟（Geo rey Chaucer）的文学赞助人。值得注意的是，1330年前后，他本人结识了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1333年年底柏利氏荣任杜伦主教（Bishop of Durham）。据说，英王及王后、苏格兰王及其他各方显贵均莅临了他的就职典仪。1334年柏利成为英格兰大法官，两年之后接任财政大臣。长期的病耗使柏利终于在1345年4月14日在奥克兰（Auckland）结束了他的一生，享年64岁，而这部题为《书之爱》的小书刚刚于1月24日杀青。杜伦大教堂拥抱了他的遗体。

除去他政治、外交、宗教等领域的作为，我们更感兴趣的则是那一个身里身外渗透着书卷气的爱书者柏利。

他的传记作者钱伯尔（Chambre）提供过许多这方面栩栩如生的描述。据描述，柏利的私人藏书超过了当时全英国所有其他主教私人藏书的总和。他在不同宅邸各设书库，而他的卧房全部为藏书所占，几无落足挪身之地。他的大部分闲暇时间都花在书籍堆中。日常起居，他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就餐之时都要有人为他读书，餐后必会讨论所读主题，除非有难得的客人到访。他还是古老的牛津杜伦学院图书馆的实际规划者。杜伦学院后遭毁，在其旧址上矗立起了著名的三一学院。虽然，杜伦图书馆幸存下来，但馆藏之书全数散佚，甚至连其目录亦不获存。

在文学史上，柏利属于凭借着一本书而存留于世世代代读者记忆中的那一类幸运者。只要这世界还有爱书者存在，他和他的这部小书就不会死去。

《书之爱》的稿本存有35部。原稿以拉丁文写就。最早的印本分别于1473年和1500年出现在科隆和巴黎。第一部英译本出现于1598-1599年。其他版本在17世纪相继出现于德国及奥尔巴尼。众多版本之中，由牛津三一学院学者、律师托马斯（Ernest C.omas）译述整理的1888年版公认是最具权威的。

托马斯是个充满激情的、理想型的爱书家。他用了15年时间比甄了28部稿本，字斟句酌，倾注了一个爱书家无私的爱。这一译本本身亦成为英语文学中的典范之作。

两年前身为穷学生的我在曼哈顿Strand书店珍本部见过该书的两个版本。一个版式狭长，硬面精装，字型及纸张均十分考究，几十页文字装在一个薄而漂亮的纸套匣中，标价60美元，无奈嫌贵。另一个小开本虽仅15美元，却又因没能看中它不大理想的书品而一并放弃。如今两部书早已从架子上消失得踪影全无，即使想买也已没了花钱的地方。每每忆及，心里总觉惆怅。

书是真理的活水之井

这部小书共分20章。用柏利自己的话说，这20章文字是要详细陈述人类浓烈的书籍之爱的意图，展示爱书者事业的方方面面，为被人斥责为“过分”了的这一特殊之爱还个清白。

什么是人类书籍之爱的伟大意图呢？

求知是人类的一大天性。这一天性使人渴望获得科学与智慧的共同财富。在柏利看来，这一财富超过了尘世上所有其他的财富。在它面前，“宝石变得一钱不值”，“银子变成泥土，纯金化为沙粒”。它夺目的光辉“使日月为之黯然”。它的甘甜“使蜂蜜与琼浆变为苦涩”。它的价值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消损。它是永在滋生着的美德，“为它的占有者清洗所有的邪恶”。它是自天而降的灵魂的养料，“使食之者愈觉其饥，饮之者愈觉其渴”。而这一财富的所在就是我们称之为书籍的圣地。在那里，“凡诘问的人必得回答，凡寻觅的人必有所获，凡大胆叩门的人，门必迅捷为其敞开”。在书的圣地，“小天使伸展着翅膀，求知者的理智可以飞升而上，极目四方，从东到西，自北向南”。在那里，天上、地下、人间万象纷呈，应有尽有。死去的仿佛依然健在。战争与和平的律法交相叠映。

没有任何生命可以同书籍的生命相比。“高塔可以被夷为平地；城池可以被摧成瓦砾；胜利的拱门可以衰朽得无影无踪”，而只要书在流传，它的著者、它的人物将不朽而永生！

书籍的生命在于它所容纳的真理，而真理是战胜一切的东西，“它可以征服国王、美酒和女人，在世人眼里它比友谊更加神圣，它是没有转弯的坦途，是永无终结的生命”。

真理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表现途径。为什么书籍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呢？柏利的解释是：潜伏于头脑之中的真理是隐藏着的智慧，是看不见的宝藏，而借着书籍闪烁出的真理则诉诸人的每一个感官。读之于视觉，听之于听觉，抄写、装订、校改、保存之于触觉……而以沉默的文字出现的书中的教诲则是人类最合格的师友。你可以坦然自若地与它秘密往来。在它面前，你用不着为自己的无知而脸色羞红。它不愠不怒。它不拿手杖和戒尺。它从不求物质的酬报。面对书籍如此伟大无私的品格，爱书者柏利难抑他诗性的赞美：

（书籍呵！）你是活水之井[典见《创世记》第26章]！你是饱满的麦穗，可以为饥饿的灵魂生产最甘美的食物[典见《马太福音》第12章]。你是永远结实的无花果树，是随需随在的燃烧的油灯。你是流淌着蜜，不，流淌着蜜的蜂房的岩石，是蓄满生命乳汁的丰饶的乳房。

书籍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书页的汇集，它们“是书写出来的真理本身”。对于真理的追寻是每一个健全的心灵获得纯洁宁静的幸福的一个重要根源，因为“幸福就在于运用我们所具有的最高贵和极神圣的智能禀赋”。凡对真理、幸福、智能、知识以至信仰满腔热忱的人，必然成为一个热爱书籍的人。

20章“书话”页页都流溢着爱书者柏利浓厚的书的激情。它不板着面孔，不干涩噎人，透射着爱的暖意，散逸着诗的美妙。这是最为动人的爱书者的自白。

书之怨

依内容说，《书之爱》大致可分为两个范畴或两种不同的叙述途径。一个范畴由人及书，由人的眼睛和心灵去描摹书的世界。这样便有：论爱书者如何不得为书价所碍（第3章）；论聚书机缘种种（第8章）；论如何对待古人今人著述（第9章）；论何以要成为一个特殊的爱书者（第14章）；论爱书的受益处（第15章）；论借书行为种种（第19章）。另一个范畴则由书及人，书成了有呼吸、有思想的生命。它们不仅以书的眼睛观察纷杂的人间相，还可以用书的嘴巴详说与人类共处的苦辣酸甜。这个角度来得难、新、奇，既深化了柏利对书籍之爱的倡导和推崇，更添加了这部“书话”的阅读趣味。我以为那以“书籍的抱怨”种种为题目的四章文字，是全书之中最为精彩别致，也最具有文化史研讨价值的地方。

人性自私的黑暗首先为书籍揭露了出来。它们把一腔的愤怒洒向了那些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新晋升的神职人员。书籍们提醒这样一些灵魂：

你所言如童稚，所思如童稚，哭泣着如童稚般乞求分享我们的乳汁。而我们，为你的泪水所打动，径直地把文法的乳头伸给你吮吸……直到你固有的野蛮被带走，而你得以开始借我们的口舌宣讲美好的神的圣迹。这之后，我们为你穿上正而善的哲学之袍，即修辞学与诡辩术……因为那时你还一丝不挂，像一块尚待刻写的泥版……这之后，为使你长出撒拉弗之翼翱翔在基路伯之上，我们为你插上算学、地学、天文学与音乐这四翼，然后送你到一个友人的家门口，只要你不停地敲门，你就会借到三大块三位一体的知识面包，那里包含着每一位访客的最终极的幸福。

书籍以其神圣的力量把恐惧与死亡从神父们身旁驱散，让令世俗之眼耀目的光环闪烁在他们的生命之途。而这些人一旦登上荣誉之巅即弃书如粪土，再也不去顾念与爱护他们的养育之源了。书籍从先前最尊贵的家园被随意驱遣，四处流亡。狗与鸟这些丧志玩物取代了它们的位置。而最可怕的是教士与之私通的书的大敌——女人。

值得一提的是，女人被视为书籍之敌实在是西方漫长厌女思潮的一个精彩范例。女权主义论者早已把它当成了文化批判的靶标。从书籍的眼中，我们不妨再一次身临其境地领略一下这一思潮的活态：

我们告诫我们的养育之子要远避女人甚于远避毒蛇与蜥蜴。因之，由于嫉妒我们的书房而且从不通情达理，当她终于在某个角落发现我们仅为一张死蜘蛛之网保护着的时候，便皱起眉头以恶言恶语数落我们。

女人声称屋内全部家具之中就数书籍最累赘，抱怨书籍派不上丝毫的用场。她要把它们变卖以求换成昂贵的帽子、衣料、皮革、羊毛……书籍成了女人物质欲望难得满足的最大障碍。

书籍失去了往日温暖的家园。更有甚者，“连那些古时穿在我们身上的外衣，如今竟被暴力之手扯破。我们的灵魂被劈成两半，我们匍匐在地，我们的荣耀化为土尘”。

极精彩的是，从书籍两眼含泪的控诉中，我们似乎越来越清晰地见到并走进西方中古文化的殿堂：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森严的等级，厚古薄今的学界的傲慢，以学识划分的阶层的高下。柏利实际是在用最经济的笔墨书写一部中古文化的断代史。

爱书的火种

不灭的油灯，不停地抄写，不休止地钻研业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有其父必有其子”却被证明是天大的谬误。书籍们无上向往地缅怀着此前的世世代代，因为它们是这一代不肖子孙的痛苦见证——“杯盏与耽饮成为今天僧侣们的阅读与研习”。书籍们惊呼，如果再不勤勉于学，“全部宗教都将坍塌，所有献身的美德都将干涸如陶片，人不再会为世界射出光亮”。排除其中鲜明的禁欲主义色调，这些永恒的书卷似乎是在扫视着今天的我们！

精神意义上的境况的悲凉引出了书籍们的又一个抱怨。在书籍的眼中，那些虽不在物质意义上加害于它们，却仅仅把它们当作炫耀时的谈资的所谓读书之人，更令它们感觉悲伤。这些人之所以读书，“不是为了灵魂欣悦的澄明，而仅仅为的是取悦他们听众的耳朵”。知识和智慧的真正追求者与知识和智慧的表面装饰者，使书籍们联想到了耕耘的牛和在牛旁边贪吃的驴子。

啊，懒惰的渔人！只用别人的渔网，而一旦网破了，自己竟无技来修补……你分享着他人的劳动；你背诵着他人的研究，以你的悬河之口你谈吐着不求甚解学来的他人的智慧。就像模仿听到人话的愚蠢的鹦鹉，这些人也成了一切的背诵者，而却没有自己丝毫的创意……

战争是人类带给书籍的最大劫难。书籍对这一天敌的抱怨构写出古代书籍的聚散简史。在对无以数计的战争损失的哀挽中，书籍只有对天祈愿：

愿奥林匹斯的统治者与万物的统驭者保障和平，驱散战争，在其治下永固安宁。

柏利通过书籍为世世代代的人打开了一扇透视历史与文化的永恒的窗口。在这窗口外升腾起的他所笃信的宗教的雾霭中，我们还是那样清晰地领略着一个爱书者不熄的情感火焰。柏利同这朵火焰一起永生着。

将书拿在你的手中，就像义者西门那样将年幼的基督拥入自己的怀抱，护爱他、亲吻他。当你将书读完，合上它，把你的恩谢奉给出自上帝之口的每一个字，因为在主的田地里你找到了隐秘的宝藏。

堪培斯的托马斯（omas à Kempis）代表柏利传递着书之爱的火种。这段虔敬之语正是古老又常新的书之爱的见证。Philobiblon！

有绝世舞者

一千零一夜不连贯的思索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孩子靠猎鸟生活。那时候，世上的人还不会讲故事。

有一天，孩子猎鸟猎了很久。天色暗下来。他在一块巨石边找了个栖身之地准备休息。正当他坐下要把一块砾石磨来做箭头的时候，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说道：“让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孩子一惊，四下张望，却不见任何人影。“你是谁？”“我是Hahskwahot。”孩子这才意识到，原来是身边站立的巨石在发出声音。“好呵，那就讲给我听吧！”孩子说。“不过，首先，你得把你打的鸟送一只给我做礼物。”巨石的声音在说。“好！给你！”孩子说着便把一只鸟放在岩石上。接下来，低沉的巨石的声音给他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一个前世里万事万物如何如何的故事。听完故事，孩子回了家。可那天晚上，好奇的孩子又回来了。他又带来了一只鸟，又把它放在巨石上，然后坐下来倾听。“哦，我给你讲个传说。讲完这个再给你讲另外一个。你要是听得困了可要告诉我，这样你可以回去休息明天再来。”

一个夜晚过去了，又一个夜晚过去了。孩子开始把别的人带到这儿和他一起倾听巨石的故事。听故事的人越来越多。而孩子呢？他早已长大成人了。终于有一天，巨石低沉的声音对他说：“你也会苍老。但在苍老的暮年你定会得到这些传说的相助，因为你现在是洞悉前世故事的传人了。不管你走向何方，你都会得到人们的盛情款待。”

如果说阿拉伯人的《一千零一夜》从讲述一开始就通过谢赫拉查德（Scheherazade）揭示给我们“讲述”是拯救生命的前提或延续生命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这个易洛魁印第安人的故事则揭示给我们：“讲述”把意义带进人的生活世界而人通过“讲述”企及生活世界的回报。同时，它更进一步揭示给我们：世界的大隐秘只展示给充满诚信与惊奇的“童稚”的眼睛。

这样，刘再复“漂泊的哲学”的意义也就必然存活在他童稚般的信念与不断叩问的眼睛里。难怪，他会写道：“哲人问：小溪流向江河，江河流向大海，大海又流向何方？我回答：大海流向漂泊者的眼里。”这是谢赫拉查德式的生存宣言。他“漂泊”，于是他“讲述”；他“讲述”，故他必“漂泊”。在作者的精神视野里，渐渐清晰的五卷文字《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漫步高原》及《独语天涯》（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板块在精神宇宙的无限中漂流开去的时候，一个意义的大陆正在形成。当我们说刘再复的“漂泊的哲学”的时候，我们指的正是这即将成形的文字的大陆，这一大陆的基本构造是真的人的精神尊严和力量，以及由这两种充满高贵的生命元素所构造的文字熔岩中喷突出的智性的美丽和奇异。

《独语天涯》以及它的副标题“一千零一夜不连贯的思索”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他“漂泊哲学”的内涵。正像对死亡的体验一样，“漂泊”的体验必然是完全个人性的。这就注定会使刘再复“漂泊的哲学”完全刘再复化。而刘再复化也就意味着从“群体性”的生存状态中挣脱，在辽阔的宇宙大背景前孤独而悲壮地展示微弱却是鲜活的声音、思想以及信念。这是一种以力的“个体”警醒向冰冷的恐怖“群体”进行挑战的堂·吉诃德式悲剧意识的个人化展现。从他的“漂泊的哲学”里我们看到了：他失去了“群体”喧嚣的恢宏，却获得了“个体”的清晰声音；他失去了“群体”的虚妄，却获得了“个体”的真实；他失去了“群体”猪猡般舒适的媚俗，却获得了“个体”的苏格拉底式智慧的欣悦。他的“漂泊的哲学”的价值在于它告诉世界：真正的漂泊者其实什么都不会失去。真正的漂泊者其实只有获得。

漂泊的本质在于叩问。而“真正能够叩问的是眼睛”[雅贝斯《边缘之书》（E.Jabés, The Book of Margins）]。由于眼睛的“叩问”，刘再复的“漂泊的哲学”便成为一种动态的、持续的、引人入胜的“行动”。哲学不再是纯书斋式静观的沉思。哲学变成了“观念的历险”（怀特海语）中思想者“悲剧式”的，从而也就是“英雄式”的行动。眼的叩问的终极在于“看见”，而“看见”意味着顽强地“打开一扇一扇的门户”[雅贝斯《问题之书》（The Book of Questions）]。“看见”的欲望乃是真正独立思想者生命的全部，既燃烧在它的起点也燃烧在它的终点。“看见”来自肉体却又超越了肉体。当视觉的肉体性黑暗吞噬了博尔赫斯的时候，“看见”的欲望却让他在常人的悲剧中找到了救赎。“失明不该从悲悯的角度看。它应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众多生存风格中的一种……当一个关闭的世界被转化成一种力量的工具去打开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不幸之人也就得到了幸福的救赎。”[博尔赫斯《七夜》（Seven Nights）]命运是公平的。非自我性的“关闭”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开启，正像自觉的放弃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获得。

不妨说，生存是穿越时间的“看见”，那么永无终结的“看见”，即作者笔下“眼”（无论是肉体性的还是精神性的）漂泊式的不停叩问，则是真正思想者穿越生命与思想空间的生存。古希腊寻找金羊毛的阿尔戈英雄（Argonauts）有句名言：“要紧的不是活着，要紧的是去航行。”（e essential thing is not to live, the essential thing is to navigate.）[马迪-依巴涅兹《水晶的箭簇》（Marti-Ibanez, The Crystal Arrow）]其实，思想叩问的过程本身就是航行。它从浩淼时空纵横交错的坐标上延展着思想者的生命。我叩问，故我在。

眼睛是灵魂的窗口。那么，当“大海流向漂泊者的眼里”的时候，我们必然期待着“看见”思想者漂泊灵魂的本质。我们发现我们走进了一个被作者界定为“童心”的世界。

“童心并不只属于童年。形而上意义的童心属于一切年龄。”（第342段）作者以“孩子”这一意象为他的“童心”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界定：“孩子的眼睛无遮拦。”（第329段）“孩子的眼睛布满大问号。”（第332段）“孩子无需包装，孩子无需面具。”（第343段）“孩子心中没有猜疑和碉堡。”（第349段）“孩子往往能回答成人理性无法回答的问题。”（第352段）“童心视角，不是无知，不是幼稚，而是透过聪明人所设置的种种帐幕，直逼简单的事实与真理。”（第360段）

就像安徒生《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他的逼视有着可怕的穿透力，他看到了真实的赤裸，还要将这一真实毫不留情地刺破。德里达（J.Derrida）所说的“……眼睛令人致命地睁开了”（the lethal opening of the eye），正是“童心”视角强大文化穿透力的另一哲学佐证。没有穿透力的叩问无论如何不能被称之为思想者的真叩问。

当文化的“童心”视角如深秋的花朵日渐凋零的时候，文化的真实还能剩下多少？人的真实还能剩下多少？生命的真实还能剩下多少？

思想者，你得思想。你得真实地思想。你得摘下面具如孩子一样地思想。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天涯独语着。

是呵，“救救孩子！”

卡夫卡与中国文化

今年夏天的炎热据说是美国历史上破纪录的。劳碌了一周，逢至周末，却眼见窗外扎眼的太阳和纹丝不动的树影，哪里还有户外远足的欲望？唯一可做的不过是闭紧房门与窗让空调和这闷热交手。找些书来翻翻，竟也抵了些暑气，平抚一下起伏不定的心绪，这倒并非是在着意模仿当年周作人的闭户读书。

随手拿来的是半年前买到的几册英文旧籍新刊平装本。每册虽仅几美元的价钱，可至少对于我，它们全是些颇有价值的宝贝，像阿兰的《诸神》、齐奥朗的《存在的诱惑》（Emil Cioran, The Temptation to Exist）、安德里斯·索罗美的《弗洛伊德记》、尤涅斯库的《日记断片》、巴什拉的《火的精神分析》（Gaston Bachelard, The Psychoanaliysis of Fire）等。而这部争议性极大的捷克作曲家古斯塔夫·雅努赫的《卡夫卡谈话录》（Gustav Janouch, Conversations with Kafka），则令我难以释卷。撇开那永远澄不清的可信度，即使把它看成一部虚构的文学对话录来读，它的文字魅力和它所试图呈现的思想家卡夫卡的精神世界也会带给我极大的欣慰和收获。

卡夫卡相当热爱古老中国的绘画与木刻艺术，他也相当热爱古老中国的精神财富，于中国古代典籍颇有涉猎。从该书中可以体味到一个充满着热爱，却不得不从翻译的语言中领略和采集异域思想风景的孤独探险者的艰辛与坚韧。

雅努赫一次带了一部老子《道德经》的第一个捷克文译本，来见任职于布拉格“工人意外保险”机构的卡夫卡。卡夫卡怀着极大的兴致，浏览着小小一卷纸张很差的译本，之后他把它放在办公桌上说道：“对于道家我已研习颇久了，我尽可能地收集译本。底德里奇出版的这一思想流派的德译我已收集得差不离了。”随后，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从中取出五部黄色黑饰布面精装的书来，分别是老子、庄子、孔子、列子等人的著作。

“这可是了不起的宝藏呵！”“是呵，”卡夫卡说，“德国人讲究全面，什么东西在他们手里都会弄成个博物馆。这五部才是全套的一半。”“那么你还要收集剩下的？”“不。现有的对我已经足够了。它们是一个大海，人很容易被它淹没。在孔子的言论里，你还立得颇稳；可后来，一切都越来越溶入黑暗。老子的言论简直是顽石一样难以破碎的坚果。我为它们深深吸引着，可它们的内核却对我隐藏着不露。我读过多少遍了。我发现就像一个玩玻璃弹子球的孩子一样，我跟着它们从思想的一方到了思想的另一方，却丝毫没有前进一步。在这些格言式的弹子球游戏中，我只是发现了自己智力范畴无望的空洞，它们根本无法界定或者适应老子的游戏。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发现，所以我放弃了玩弹子球。其实，我才半懂、半消化了这些书中的一部。”

思想家痛苦却诚实的坦白，不能不令人产生出一种对于勇气的赞美。看来，卡夫卡真是读懂并消化了孔老夫子“知与不知”的教诲。

卡夫卡把书放回抽屉里。雅努赫稍觉痛苦地说：“我一窍不通。坦率地讲，它们对我来说简直深不可测。”

卡夫卡先是一愣，继而看着雅努赫缓缓地说：“这很正常。真理总是一个深渊。就像身在泳池，一个人必须敢于从琐屑的日常经验的颤巍巍的跳板上一跃而下，沉入深底为的是再浮上来，笑着挣扎着呼吸，浮到现在已变得加倍光明了的事物水面。”

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喘口气。活到这么大，怎么这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离这游泳还差得远呢？！

博尔赫斯的夜空

世上有些书卒读一遍尚觉其多，而有些书每读一遍仍嫌其少。博尔赫斯这部百余页的小书即属后者。

就我个人的览读体验，大抵小说家、剧作家、诗人的“正式”文字以外的随感性文字更有一种磁石般强大的吸力。这不仅仅由于冲破文体牢房之后的思想得以恣意地奔涌，更在于这些所谓的文之余、诗之余所勾画出的智性的风景线上，常常可以极清晰地见到作者袒裸的心灵，听到心灵纵深处潜动着的灵性的水流。随意挥洒出的文字之中，奇异的想象力量、对生命意义的诘问、对美与善不倦的开掘，会在我精神的窗框锈迹初露的时候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生机勃勃的境界来，一束自文字的天国投下的光照射进我慵怠了的身体中。

博尔赫斯是一束光，然而他本人却无法以自己肉体的眼睛来检视光明。《七夜》（Seven Nights）是一束光，虽然它的文字是被暗夜一样浓黑的外封与书题包裹着。

《七夜》收集了1977年夏博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所作的七篇文学讲演稿。七篇文章中竟有三篇涉及了“夜”这一主题：一篇谈噩梦，一篇谈《天方夜谭》，一篇谈失明。博尔赫斯行云流水似的想象尺幅上凸显出一片片超验的景观。

他说他常做的噩梦有两个：一个是迷宫，一个是镜子。在博引了文学史上若干著名梦例后，博氏作结道：梦其实是一种审美性作品，也许是人类最古老的审美表现。梦具有一种戏剧的形式。在梦中，人既是剧院亦是观众，既充当角色又是剧情故事本身。梦是夜的虚构作品。而噩梦中的恐怖性从一种非神学的意义上说，则是梦境所独具的特殊的“品味”。

在年轻的西方人眼里，东方无疑是一个神奇的大梦。而这梦的物质化的外观，在博氏看来，是那部有着象征意味的美丽的《一千零一夜》。从“一千”这个朴素的数目字中，他读出了一种美的无限。无限的夜，数不清的夜，永无止境的夜。更何况在这已属“无限”的后面再加上个“一”字。阿拉伯人说没有一个人会把这部书读完，这是因为在它的书页前，人感觉着它的无限。博氏点出古代东方发达的文学与不发达的文学史所形成鲜明对比的原因：东方智慧所感兴趣的不在于事实的承续而在于对永恒过程的信念。文学正是这过程本身。走进《一千零一夜》，一个人会忘却自身可怜的人的命运，进入一个多彩的、原型与个性完美交织着的世界。在这无限的长夜里，人类延展着自己的希望。

最动人的无疑是那篇基于他亲身体验的题为“失明”的压卷之作。

莎士比亚的诗行——“看那盲人能够看得见的黑暗”——代表着人的一般的想象。盲人是被囚困在一个漆黑的世界之中。不，博氏却告诉我们，黑与红是失明的人无法“看见”的颜色。失明的世界是一个雾的世界，绿或蓝微微放光的雾的世界。

1955年博氏收到一份至为奇异的礼物：他彻底失去了一个读者和作家的目力，却同时被任命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百万册典籍同永远的失明一起叩响他生活的大门。他不得不惊叹命运凌越人的想象力的莫大讽刺性。他穿行在没了文字的丛林里。然而，鲁道夫·斯丹纳（Rudolf Steiner）的一句话却打动了他：有的东西结束的时候，我们必须认为有的东西刚好开始。人只是计较着已经丧失的东西，却极少去想着即将获得的东西。对博氏而言，视觉世界不过是众多可能性世界中的一个。只要勇气未随视觉而去，你的手中就还握着塑造艺术的泥土。失明“不该从悲悯的角度看，它应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众多生存风格的一种”。当一个关闭的世界被转化成一种力量的工具去开启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不幸之人也就得到了幸福和救赎。

今夜，在我精神的窗外，博尔赫斯的星空分外灿烂。

叼着烟斗的普里斯特利

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1949年首版的散文集《乐趣集》（Delight）的重印本共计不过170页，而由醒目大字排印出来的“乐趣”种种竟达110条之多。极短一篇仅有这样四句：“清朗夜自窗内望去但见三座灯塔在闪烁。这又怎样？我不知道也懒得饶舌。试写另一页。”惜墨如金之笔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知足者的乐还是不知足者的乐呢？

常言：知足者常乐。现实中却也未必然。西谚有云：对你而言是肉汁，对我而言乃毒药。不免想到对这种“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乐趣心理学参悟颇透的洪亮吉。洪氏在《卷施阁集》的“意言”部中有段生死之乐的妙论。论曰：“生者以生为乐，安知死者又不以死为乐？然未届其时，不知也。生之时而言死，则若有重忧矣。则安知死之时而言生，不又若有重忧乎？……吾尝饮极而醉焉。醉之乐百倍于醒也，以其无所知也。吾尝疲极而卧焉。卧之乐百倍于起也，以其无所知也……吾于人之始生当吊之，以为日复一日去死之途不远矣。于人之死也，当贺之，以为虽或久或暂，然去生之途不远矣。”可见，不知足者难解知足者之乐，一如知足者亦难尝不知足者之乐。

对普氏来说，发发牢骚，对周遭现实冷嘲热讽，竟也能成为体味人生趣味的一种姿态。若说，人生至乐的浓度指的是欲望与实现这一欲望的现实距离间差数的话，那么“不知足者常乐”倒更恰当地代表了普氏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普氏在此集的序文“一个发牢骚者的申辩”中说得很透彻。

普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英国约克郡西区度过的。此地的习俗和偏见滋生着牢骚的根苗。在这样一个“每当早晨，批评的刀刃都新磨一遍”（the edge of criticism up there is sharpened every morning）的地方，廉价的褒扬乃是一种耻辱。而“找茬儿与抨击”（fault-nding and blame）便成了家常便饭，也更得人心。不仅如此，在普氏看来，连他的长相都是“金钱难买的上好的牢骚相”（money could not buy a better grumbling out t）。何以见得？你瞧：耷拉的脸皮，厚厚的下唇，一对蜥蜴般闪亮的小眼，一副躁动却浑厚的嗓音。真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I was designed for the part）。入剑桥，进舰船街，上高山，下沙漠，谈文论剧，海内海外，开罪他人的牢骚发得不可谓不淋漓。淋漓出哲人。于是此公对于牢骚也就深得个中奥义。比如，女人憎恨牢骚不满，以为这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而他却悟出“一个好牢骚”（a ne grumble）倒会使处境变好。他举例证之：旅馆的早饭难以下咽。该抱怨还是不该抱怨？自然前者更可取。没有早饭可口，毕竟有畅快的抱怨开心。不满并非冲愤怒而去，反倒把乐趣之门一脚踹开了。

此外，我们万不可把他人的牢骚当真。牢骚不过是表象。而表象，人的无意识的夸大，往往总是大于现实。然而身为作家，想要对得起作家的特权，自我沉湎性的牢骚则又责无旁贷。因为他“应当替那些无法轻易表达自己的人开口”。从社会性的后果考虑，作家的牢骚是风险最轻的。谁能开除他作家的职业？除非有谁能先开除他肉体的社会性存在。这是牢骚背后达观的乐趣。“找茬儿”也好，“抱怨”也罢，在普氏看来，它们还是避免一个人“狂妄自大”“心满志得”的法宝。不知足者乃有常乐！

从文集看，普里斯特利还是一个十足的烟斗崇拜者。他虽没明言，可吾窃思之，竟意识到他的吸烟斗之道同他天生爱发牢骚的本性相合得如水和盐。“噗”的一声喷送出的是呛人的浓烟，而留在自家舌底的却是沁人心脾的浓香。此乃真乐也！

据我所知，在中美洲丛林的深处有座破败的庙宇，庙宇里有块木雕，已有两千多年了。木雕上刻的是一个玛雅人的祭司在抽一管儿烟。看来玛雅人——愿主保佑——是把淡巴菰的烟用作祭品奉献给我们的太阳神，而比其他诸神的品味都精的太阳神便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这一馨香的祭品。于是玛雅人的祭司一边喷云吐雾，一边沉浸在崇拜中。35年之久，冥冥之中，我也竟成了往昔的玛雅祭司，遵循着我教派古老的礼仪。清淡的弗吉尼亚和深色的波雷、浓重的别离刻和迷人的拉塔卡亚——我全都一磅一磅不惜代价地将它们奉献给了这太阳神。极有可能我也已经把消化、睡眠、视力、神经以及能做个首相的最后职业祭献了出去。我不后悔。太阳神遂愿了，而我也从中领略了快活，有时是至乐。有人把这斥之为不洁的癖好。这些人也该审视一下我们其他的嗜好。在我，虽说烟草税已高到我不得不变成一个走私贩，我却仍将继续坐在我自己的中美洲丛林里，快活地一任想象之鸟飞翔，在静默中敬拜太阳神，将我烟斗中喷出的渐渐淡去的蓝影与馨香祭献给他。（“吸烟是一种崇拜”）

这一吸法，再深一层，说不定会造出什么吸烟的神学来。而普氏则点到辄止。他还是在别人8点20分打开早上的邮件准备办公的时候，一如既往地泡在热气蒸腾的浴盆里，懒洋洋躺在那儿，“像只粉红色海豚”，既不打肥皂也不忙于搓身，半闭起那双蜥蜴小眼，叼着烟斗，送着烟雾，心里窃笑着别人对他“工作勤奋”的赞语（“在热浴盆中吸烟”）。好一个对拍马者的嘲弄（I am a toady in reverse）。

1930年普氏散文集《露台集》（The Balconinny）中的“一种新烟草”（A New Tobacco），则早已更细致地剖析了普氏所谓的吸烟的至乐。

文章是从收到邮寄来的两锡罐磅装烟草生发出来的。作为文评家，他时常收到出版商寄来的新书以求评点。“而为什么没人送来一筒新烟草让我品头论足呢。”为什么？！“比起品评新的诗作或小说的样本来，我更乐得去品评新牌子的混合烟草。”是呵，当一个久已厌恶了出版商充斥于书籍套封上闪烁其词谎言的绅士书桌上，全部摆满了各式各样新奇、怪异的烟草锡罐的时候，这该是怎样的一种变化。书有什么了不起。他不仅要成为烟草的“品尝者”（taster），更要成为烟草的“品评者”（reviewer）。

普氏借机喷出一口恶烟：“我向他们订来这两锡罐磅装烟草的烟草商们摆脱了时下文学界、戏剧界、音乐界和其他圈子内如此风行的吹捧、夸张炒作和大言不惭的谎言。他们只是写给我一张颇有节制的短笺，笺中写道，‘我们不想褒扬这一烟草，但我们觉得您会发现它味道出奇醇美，质地绝对纯正。’而那些被描述为地球上人类成就巅峰的文学充其量担得起如许评价。”

渐渐消逝的烟幕后，普氏的蜥蜴小眼闪烁着对人生名利场愤懑的怒火和轻蔑的挖苦。在所谓人类精神一座座高不可攀的山岳面前，他宁愿同一罐罐微不足道的无名烟草交谈。没有华饰的淳朴令他销魂。这正像他读过的一篇小说中主人公体验的那样：当他拿起一盒崭新的火柴，眼之所视、手之所触带给他凿实而又灵动的乐趣。“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打那儿以后，每当我拿起一盒崭新的火柴来的瞬间，我也体味到了一种微微的悦乐的摇颤。”（《乐趣集》，“一盒新火柴”）

普氏是个烟斗不离手的人（a heavy pipe-smoker）。烟斗之于普氏乃是他逃离意识的乏味和思想的痛苦的“最不内疚”的方法。比起那些弄权逐利、损人利己、把自己的偏见强加于人的做法，狠喷几口烟雾也许来得更“和蔼可亲”。而不断寻找完美烟草的过程，就像混合的烟草混合着绝望和新希望的“浪漫的发现之旅”。谁会怀疑，那也许令人神魂颠倒，也许令人生厌以至作呕的烟雾中时不时迸溅出哲人的思想火花呢！

人称普氏为“吸烟斗人中的卡萨诺瓦”（Casanova of pipe-smokers）。这一称谓是褒是贬已不重要。此一“卡萨诺瓦”对他不断尝试的“浪漫的发现之旅”自有他一番见解：

关于这种不坚定（数年换一种烟丝）和变数当作如是说。如果你不断抽新品种，尝试另一种品牌或者旧牌重拾以比较两次的感觉，你是在挖空心思想把通常只是一种嗜好的东西提升到一种有意识的悦乐的层面。（“一种新烟草”）

一般人吸烟只是由于他们希望麻醉自己以挣脱“受伤的虚荣所带来的剧痛”，“贫困带来的羞耻”，“一个非国教徒良心的不停刺痛”，“烦躁不安”与“不满”。而普氏更从烟雾中获得了对生存本身的领悟——“我总是品味、欣赏着烟草，完全清楚它的不足和美妙，这是因为我在不断做着实验。”（“一种新烟草”）

至少在一点上我敢说，此一卡萨诺瓦与彼一卡萨诺瓦是相通的：他们都对他们的所爱投注着一种宗教般沉湎的情怀。

卡尔维诺，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

62岁的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正尽全力为他再度造访哈佛主持1985-1986年度艾里奥特·诺顿讲座（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忙碌准备着。就在这一时刻，脑溢血悄然而神速地淹没了他跳动的思想。人类文化史上一支奇诡的、变幻莫测的想象之笔竟这样永远搁下了它那蓄满生命浓汁的躯体。公元1985年诗意的秋天，意大利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卡尔维诺成了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

对于卡尔维诺我知道得很晚，并且还是从一部女权主义文学批判著作中间接得知的。然而，他文字强大的魔力却把我这匆匆一瞥变得永久难忘。现在，在我书房面对的书架上，十几部卡尔维诺著作的英译本整整齐齐地站立在那儿，这是他没能带走也永远带不走了的故事的精灵。

1923年10月15日卡尔维诺降生在古巴一对意大利籍农学家家庭里，随后跟父母迁返意大利。卡尔维诺进入都灵大学（University of Turin）打算攻读农学。由于意大利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卡尔维诺被迫加入“青年法西斯”组织，参与了意大利对法国地中海沿岸的占领。然而，1943年他转而加入意大利抵抗阵线，在里格兰山区与德军周旋。两年之后，他参加了意大利共产党并开始为党刊撰稿。谈到他入党动机时，卡尔维诺声称是由于当时共产党似乎有着最现实的抑制法西斯卷土重来和收复意大利的方案。1957年卡氏退出意共，闭门不谈政治，一心一意从事起他的文学创作。

卡氏早期作品有着极浓的现实主义色调。有人把它们比之为早期费里尼的电影。而其后期的创作则显示了他思想叱咤风云的才华。他的声名辉耀在卡夫卡、博尔赫斯、皮蓝德娄、纳博科夫和罗柏·格里耶众人之间。

我至今还记得，在拥挤的从纽约布鲁克林海滨公寓到工作地曼哈顿飞驶的地铁中，我是怎样如饥似渴地一页页翻读着他的著作，心里暗暗祈盼着时间走得慢而再慢些。卡尔维诺的故事永远没有重复的时候。他的超人意料的结构与叙述是他对读者鉴赏力最真诚的尊敬。这尊敬的背后，是一个故事大师如入幻境的艺术手法和建基于这艺术手法之上的超越的自信。在被问及为何写作的时候，卡尔维诺做了这样的回答：“因为我从不满意已经写出来的作品，我想要使它更好，天衣无缝，结局各不相同。”卡尔维诺没有食言。文学语言在他手中已远远不是想象力的载体，它简直成了卡尔维诺对世界承诺下的一个庄严使命。

在中古一片大森林中间有个供旅人歇脚宿夜的城堡。晚餐后，彼此陌生的各路来客留在了揩拭干净的餐桌旁。一个主人模样的人在众人面前摊出一副扑克牌。这是吉卜赛人用来算命的“塔罗牌”（tarot）。

我们开始将牌平摊在桌子上，牌面朝上，赋予它们游戏中的恰当价值或是给出它们在算命时的真正意义。然而，我们大家谁都不大情愿打头阵，更不情愿去探询未来，因为我们仿佛被从未来剥离了出来，悬搁在一个尚未结束也不会有结束的旅途之中。从那些塔罗牌中，我们全看出了什么异样的东西，这东西使我们的眼睛再也无法从那镶金的彩图上移开。

有声的语言为无声的图案取而代之。一次次没有重复的牌的布阵，沉默地揭开了为无形的命运聚在一起的每一个游戏参与者的内心的隐秘——爱与背叛，邪恶与正义，征讨与复仇，厮杀与宁静……卡尔维诺《命运交叉的城堡》（The Castle of Crossed Destinies）以他一贯散文诗式的笔法，为小说叙述打开了一片全新天地。

《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是为卡氏带来国际声誉的一部杰出作品。表面上显得异乎简洁优美的行文却处处透射着卡尔维诺的文化思辨。这里顺便带上一个插曲。在纽约一个文友家的聚会上，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诗人对卡尔维诺说：“我从未读过你的任何作品。你建议我从哪部下手？”卡尔维诺建议他去读《宇宙奇趣全集》（Cosmicomics）和《t零》（t Zero）。一年之后，两人又一次碰面。诗人说他读完了他几乎全部作品。“我觉得你错了，《看不见的城市》更好。”

在金碧辉煌的可汗行宫里，征服者忽必烈和旅行家马可·波罗对饮坐谈着。“你所说的城市并不存在。也许它们从来就没存在过。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亦不会存在。为什么你要用这些宽慰性的寓言来取悦我呢？”“不错。您的帝国是染疾在身了，更糟的是，它在试图适应它的痼疾。而我所求索的目的正在于：检视尚未瞥见的幸福的痕迹，度量它的匮乏。如果想知道多浓的黑暗聚在你的周围，那么你就必须擦亮眼睛，捕捉远方微弱的光亮。”

忽必烈与马可·波罗在对弈。征服者想：假如每个城市都像一局棋，一旦我掌握了规律，我就能最终拥有我的帝国，即便我永远不会知道它包含的全部城市。一局棋非输即赢。棋艺高超的忽必烈终于走到这一步——他赢了马可·波罗。毫无争议的征服。

帝国诸多的宝藏不过是这一征服的虚幻的外套。彻底的征服被缩成一方带格子的木棋盘，棋盘之上空空荡荡。这即是征服的终极？！

卡尔维诺在“城市与欲望”的主题下讲述的西庇太（Zobeide）之城的起源，在女权/女性论理论著述里已成了无以取代的经典例证。这一例证明示着：一个丑陋的男权文化之城是从一个关于美丽女性的世世代代的欲望梦幻中建造起来的。

《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If on a Winter’s Night a Traveler）和《帕洛玛先生》（Mr.Palomar）是卡氏最后的两部力作。前者是后现代主义原则极为幽默精彩的文学构现，而后者则是一部自传意味的预言式著作。作品结尾，作为一个既崇高又荒诞的世界的思考者，有着浮士德精神的帕洛玛陷入沉思。他决定着手把自己一生的个个瞬间都描述出来。在所有描述没有完成之前，他不再会想起死亡。而就在这个时刻，帕洛玛死了。“死=他自己+世界-他”。莫非这是卡尔维诺为自己预设的一个杰出的先兆？正像他诺顿讲演集的题目《新千年文学备忘录》（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所提示的，他已为下一个太平盛世撰写完了备忘录。难道，他的记忆也应该为死亡所占领了？

莎士比亚与他的博物学

莎士比亚是善于运用譬喻的文学大师。他剧作、诗作中串串妙喻信手拈来，俯拾皆是。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宇宙万象之性之情如鱼入水贴切地融进一个个人物塑造中。莎士比亚的世界岂是一个区区“人生的舞台”所能涵括尽的？！

据说，在他塑造人物时，光是提及的动物竟达四千余处，所涉及的自然百草以及矿物等更是难计其数。深入完整地理解莎士比亚的杰作便无法拒绝步入他的博物学领地。然而，实现这一向往可并非一件易事。面对浩瀚的星空，第一束好奇的目光该投向哪里？

偶然从Borders书店特价书桌上搜得一个小册子。64页精印彩图本，书题为《莎士比亚笔下的动物》（Shakespeare’s Animals），1995年英国Pavilion Books有限公司出版，崭新之册才用去三美元。从书的套封上得知还有一册《莎士比亚笔下的花草》（Shakespeare’s Flowers），迄未得见，自然当是必购之书。

从所购一册来看，彩印动物图取自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早期都铎（Tudor）画册，甚有趣味。这一小册子不是一部探究莎氏创作中动物主题的理论之著，它不过是以30余种走兽飞禽为纲，罗列出莎剧中相关的段落。倒是书前引言称得上是打开莎氏博物世界的简明扼要的钥匙。以兽拟人或以人拟兽乃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本来自然就是同人文无法分离的。而由人文反观自然，我们把人与动物间的关系可粗略划分成这样三个领域：首先是“超自然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动物被提升到神灵之格，如神话、宗教的叙述。其次是“非自然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关于动物的种种迷信或不实的解释是其代表，动物只停留在动物格。最后是所谓“人文领域”。这一领域的代表是寓言、俗谚等，动物晋升至人格或人降至动物格。

16世纪的博物志

莎士比亚绝非书斋里的博物学家。他生长于斯的渥威克郡乃是乡野之地。变幻的四季和大自然的生命充满了他善于观察的眼睛。他熟悉驯化了的动物，甚至追猎过（更准确说是偷猎过）野鹿。不过，涉及大量的博物学主题，他也就不能不依赖16世纪末叶他所能接触到的书本中的知识。

16世纪末，相面术颇风行。所谓相面术就是把人与人在体质上相像的某些动物特质相提并论。波尔塔（Della Porta）的著作《人的面相学》（De Humana Physiognomonia）是此一时期的代表作。莎氏本人极有可能读过它。不过，这部书是掇拾亚里士多德《动物志》（Historia Animalium）而成。《伊索寓言》欧洲版15世纪流行之后，至伊丽莎白朝已成为学校必读书。兽面人心的寓言劝喻故事风行一时。

莎士比亚也极有可能熟悉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变形记》是集古埃及、东方和希腊神话传说中动物神格化的文学宝库。旅行家和地理学家的记述，如意大利的马可·波罗、英国的哈克路特也在真正的动物学诞生之前，以人对动物的兴趣抚慰着当时人类想象力的饥渴。普里尼（Pliny）的《博物志》（Natural History）已有1601年的荷兰德译本。但最值得注意的是莎氏时代通行的一些博物学著作。虽说这些著作中多有荒诞不经之谈，但它们乃是莎氏最有可能过目的。在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博物学曙光初露之前，巫术、神话、迷信、想象是民间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因素，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莎士比亚的书本博物学知识超过了他同时代任何一个文人作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希格（H.W.Seager）所辑，1896年在伦敦出版的《莎士比亚时代的博物志》（Natural History in Shakespeare’s Time），是从书本知识入手探讨莎士比亚诗与剧中所展示的博物知识的早期尝试。这部厚达300余页的辑录也非理论研讨著作。不过，它颇有价值地将莎氏时代流行的博物学著作中种种观念和解释，同莎剧中有关段落章节摘引汇聚在一起。今天读来，书中所引录的文字尚有考古般的趣味盎然。

莎氏时代博物学方面的权威著作首推巴塞罗缪（Bartholomew）的《万物性理大典》（De Proprietatibus Rerum）。据我所藏的15卷本《剑桥英语文学史》（1949年重印“廉价版”）的描述：巴塞罗缪生为英人，后任巴黎一大学神学教授，大约1231年住在萨克森时他编纂成了是书。从今天科学的角度看，巴氏的自然百科大典无异于“童话式的科学”（the fairy-tale science），但在当时以至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它在中世纪学院里被公认为一部经典。从学术史角度看，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部百科全书”。这部书在1398年由牛津出身的约翰·特利维萨（John Trevisa）译成英文。1535年的巴瑟雷特版（Berthelet）亦流行一时。后者是对前者的比较增补本。与此相关的还有1582年白特曼（Batman）的“校订增补本”。虽称“校订增补”，实际上白特曼只是更多地做了些文字上以今替古的工作。莎士比亚有可能接触到的是更古一些也更便宜一些的巴瑟雷特版。

另一重要著作是1490-1517年间相继出过五版的《健康手册》（Hortus Sanitatis），中有木刻图多幅，较珍贵。此书多涉及植物典故，仅有一小节涉及动物。托普塞尔（Topsell）的《四足兽史》（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s，1607）、《蛇类史》（History of Serpents，1608）和穆菲（Mou et）的《昆虫记》（Theater of Insects，1584）都是莎氏可能读到的。其他相关著述包括：1577年出版的哈理森（Harrison）的《不列颠述略》（Description of Britain），1596年版的杰拉德（Gerard）的《本草》（Herbal），1640年版的帕金森（Parkinson）的《本草》（Herbal），1595年版的拉普登（Lupton）的《万物搜异录》（A Thousand Notable Things of Sundry Sortes）以及大阿尔伯图斯（Albertus Magnus）的《世界奇异录》（Of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等。

莎剧中的虫鱼鸟兽

出于一种文化考古学的兴趣，考虑到读者诸君少有接触到这些陈年故纸的可能性，不妨在此选取一些有趣段落，展示一下莎士比亚时代以博物知识为代表的所谓“童话式科学”是怎么一回事。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与《仲夏夜之梦》中均提及“硬石”（adamas）：

特洛伊罗斯：……像钢铁一样坚贞，像草木对于月亮，太阳对于白昼，斑鸠对于它的配偶一样忠心。（《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三幕，第二场）

但朱（生豪）译缺“像铁对于硬石，像地球对于地心”一句。

海丽娜：是你吸引我跟着你的，你这硬心肠的磁石！可是你所吸引的却不是铁，因为我的心像钢一样坚贞。（《仲夏夜之梦》，第二幕，第一场）

据希格言，硬石性与磁石相反，拒斥铁而非吸引铁，恐莎氏把它同磁石相混淆了。巴塞罗缪引Dioscorides称：“此石（adamas）被称为‘和解与爱情之宝石’。将其偷偷放置于熟睡妻子枕下可测妻子守节否。若守节，妻子会在此石神力下紧抱其夫；反之，则会弃床离夫而去。”

《暴风雨》中提及“蝙蝠”：

凯列班：但愿西考拉克斯一切的符咒、癞蛤蟆、甲虫、蝙蝠，都咒在你身上！（第一幕，第二场）

巴塞罗缪言：“蝙蝠盲似鼹鼠，食尘土，吮灯油，性至冷。因之，凡涂其血于眼睫之上，睫毛不长。”

大阿尔伯图斯言：“欲于暗夜睹物清晰如白昼或思暗夜开卷畅读，涂蝙蝠血于面上，可立验吾言之凿。”

巴塞罗缪言“鹤”（crane）谓：“值更之鹤，一足握一石子，入睡则石子坠而醒之。”大阿尔伯图斯言“鸟”一则更妙：“欲解鸟语，当于十一月第五日携二友人并犬入丛林如狩猎然。取初获之兽同狐狸之心相烹，食之人顿解鸟言兽语。他人欲得此，只需吻其人。”

《科利奥兰纳斯》中提及“骆驼”：

勃鲁托斯：正像战争的时候用不着骆驼一样；豢养它们的目的，只是要它们担负重荷。（第二幕，第一场）

托普塞尔言：“Asphaltites湖区（即死海），唯骆驼与水牛可游过而无恙，他兽必溺沉。”而谈到骆驼的精瘦，巴塞罗缪解释为：“骆驼性至热。其肉精瘦，因血液中油脂蒸吸去之故。”

《终成眷属》第五幕第二场谈及“鲤鱼”（carp）：

小丑曰：大人，这儿有一只猫，可不是带麝香味的猫，它自己说因为失欢于命运，所以跌在它的烂泥潭里，沾上了满身的肮脏。

朱译漏译“大人，请用鱼”（pray you, sir, use the carp as you may）。据《健康手册》云：“鲤鱼鳞似金，居于河湖间。此鱼狡黠，极善脱网。如入网中必周游以寻出口，未得，则力跃空中以逃脱。此鱼时则于网下寻求躲蔽；时则嘴衔水草伏于水底以避渔网以脱身；时则疾跃而上复又力冲而下入于泥中，其尾得以脱网。此鱼之脑随月之圆缺而大小，如多数鱼类。四足类，如狼、犬等亦然。”

《维洛那二绅士》第二幕第一场中提及“变色龙”：

史比德：哎呀，少爷，这个没有常性的爱情虽然可以喝空气过活，我可是非吃饭吃肉不可。

朱译此段，初读颇费解。“没有常性的爱情”原文为chameleon love。另，朱译将《亨利六世》下篇第三幕第二场中葛罗斯特的话：“我比chameleon更会变色”译为“我比蜥蜴更会变色”。何以chameleon love可以喝空气过活？巴塞罗缪的解释可以解惑：“chameleon（石龙子或变色龙）之体色善变，以其体内血少故。其面如蜥蜴。爪尖而弯曲，体尖，皮韧似鳄鱼。”又言：“其面如猪、猿之混合，尾长而尖，足分两叉，爪类鸟，眼深陷，大而圆，其上覆以皮。”“其头和喉以橡木烤烧可降雨雷。其性残忍，然病时转温顺。或曰：此物以空气为活，如鼹鼠之恃尘土、鲱鱼之恃水、火蝾螈之恃火然。”

托普塞尔的《蛇类史》更记其奇异之功曰：“此物可于树上爬至蛇之上方，然后嘴中吐细丝如蜘蛛所为，丝尾缀毒汁一粒，晶亮圆润，蛇取之立毙。取此物前足之右爪，以其皮缚人之左臂可避夜盗之惧。取其左足，以变色龙草在炉火中烘焦之，加涂脂少许，调成糊状置于木盒之中，人携之可隐形。取其内脏和粪便，以猿尿浣之，悬于敌方门上，宿怨必释。其尾可令蛇眠，可止水流。”

动物学之纪实与想象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二幕第三场中朱译漏译一句，“大象生有关节，但不是为礼仪而用的”。

关于“大象”，《健康手册》言：“大象，除幼年时，其腿、股无法弯曲。象腿无关节。”这一“无关节”的错误已为《四足兽史》所批驳。显而易见，莎士比亚没有犯此错误。象喜色的记载也颇有趣味。《四足兽史》记：“大象凡见标致女色，顿从凶悍一变而为温驯。”巴塞罗缪亦记：“有蛮人以此术猎象——二女裸其身，发披散于肩行于荒漠，一女携容器，一女持利刃。于途且行且歌。象闻女声而悦，近歌女，舔其乳，陶醉于歌而随之入睡。一女执刃突刺其喉或身侧，一女执器以盛象血，此国之人以象血染布。”

《驯悍记》第二幕第一场中彼特鲁乔与凯瑟丽娜的对话中提及“公鸡”。“要是凯德肯做我的母鸡，我也宁愿做老实的公鸡。”“我不要你这个公鸡；你叫得太像鹌鹑了。”巴塞罗缪言：“公鸡惧鹰和苍鹰。其视力尤锐，可一目视地觅食而一目观天以防鹰之不速而至。”与“公鸡”相关且屡见前剧中提及的是所谓的“蛇怪”（basilisk或cockatrice）：

亨利王：可是，你不要走开；蛇王，到我这边来，用你眼中的凶焰杀死我这无辜的注视你的人吧。（《亨利六世》中篇，第三幕，第二场）

波力克希尼斯：怎么！从我身上传染过去的？不要以为我的眼睛能够伤人；我曾经看觑过千万个人，他们因为得了我的注意而荣达起来，可是却不曾因此而伤了命。（《冬天的故事》，第一幕，第二场）

“不要以为我的眼睛能够伤人”，直译当为“别把我的目光当成是蛇怪的”（Make me not sighted like the basilisk）。“蛇王”也好，“蛇怪”也好，此为何物？

巴塞罗缪谓：“鸡首蛇尾之怪乃众蛇之王，蛇见之唯恐避之不及。其所嗅者、咬者立毙。此怪之气息与目光亦可杀灭他物。飞禽入其视线者无不致伤……此怪长半尺，白喙。”《健康手册》云：“头尖，眼赤，色近黑黄；尾似螳蛇，其身似鸡……盖此怪由鸡而生；夏末一鸡生蛋而由此是怪生焉……有目睹其出者言，此蛋无壳，然其皮韧不可摧。或曰蝮蛇或蟾蜍卧于蛋上，此怪得以孵出，不知信否。”托氏之《蛇类史》言：“此怪惧鸡，如狮子然。既惧鸡之视复惧鸡之鸣。鸡鸣充其身，立气绝。”又引流传的寓言说：“往昔一国上下为蛇怪所害。一人持镜往复不疲，令蛇怪之影像投射于蛇怪之面，蛇怪自睹其形，气绝立扑。”

“猫”“狗”素为西人所钟情。莎剧中屡见其喻。

《无事生非》第一幕第一场有培尼狄克的话：“要是有那么一天，我就让你们把我像一只猫似的放在口袋里吊起来，叫大家用箭射我。”据《健康手册》，“公猫或母猫之污物同芥末与生醋混合可治秃顶”。又，“猫不洁有毒。据称曾战蟾蜍而败于其舌毒，然幸免一死”。《四足兽史》言：“猫不洁、不纯、性毒。其肉带毒以其常食鼠及其他携毒之物或鸟故。”又言：“同猫进食之人必喷嚏不断；巫师常现猫形。由是可证此畜于人之灵、肉危害无疑。”《万物搜异录》更记猫、狗之势不两立：“若犬偶得猫皮则在其上摩挲翻滚。行至葬猫处亦然。生时所恨之物能不以其死而令犬乐乎？！”

《李尔王》第三幕第六场有李尔之言：“这些小狗：脱雷、勃尔超、史威塔，瞧，它们都在向我狂吠。”关于“狗”，巴塞罗缪有如下叙述：

百兽之中唯猎犬（hound）最忙碌亦最机敏。猎犬与狼交生种必凶悍。印度人有于夜晚置母犬于丛林以令其与虎交者，所生既捷且猛，可如狮之扑兽。……猎犬舌下隐伏一小虫，此虫令猎犬发狂。若从舌上除去小虫，则此怪祟息。发狂之犬狂暴异常、啃咬甚力，其遗地之尿亦可令踏足其上者身受其害。若人遗尿及狂犬之身，此人立感腹内及腰部酸痛难抑。……取犬舌一，置之人鞋中大足趾下，可止犬吠。……取活犬之眼一，携于身可止犬吠，即令行于群犬之中。若辅之以狼心少许则更灵验。……啮咬过人的狂犬之齿，以皮绳系之，挂于肩头可避其他狂犬追咬。

引述至此应当打住了。之所以不厌其烦，实在是想以此篇充作引玉之砖，呼唤国内莎学研究的丰富和深入。在我一个喜爱莎剧却又非莎剧研究专家的外行人看来，时下国内的莎剧研究充其量不过揭出了这座冰山的八分之一。既扎实又新颖，既严谨又富于趣味的莎氏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译本似乎丰富了一些（朱生豪、梁实秋、译林新译等），这是长足的进步。但从校订角度而言，我们尚缺少一部从博物学视角来详解莎剧名物的“注释本”。而从这一角度出发的版本，至少可以令众人在莎剧炫目的比喻中品出这一大文人的文化趣味。要知，莎士比亚可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大师。

文学绞架下的雄鸡：扎米亚京

人是“等号”（=）的发明者，然而在其自身命运的坐标系里，他是最无权利使用它的。

既是文人又是政客的前英国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说，他是降生在他文学家父亲的藏书堆中的。既是文人又是科学家的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说自己是在他音乐家母亲的钢琴底下长大的，而书籍则是他童年最忠实的伙伴。毫无疑问，伟大的书籍培养了他们本质上相近的想象力的细胞。但静静流淌的泰晤士河与奔腾不羁的顿河，却把如此相异的人生之路画进了他们各自的生命采景框中。

离莫斯科以南200多英里的顿河之滨的省城列别姜，一个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描述为“最俄罗斯的”地方，1884年2月1日迎接了小扎米亚京的到来。扎米亚京的童年是十分孤独的，“你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孤独的孩子，没有同年纪的伙伴，趴在沙发上看一本书或是在钢琴底下听母亲弹奏肖邦。距肖邦两步开外的地方，你就置身在了省城的生活中”。

其实，这样一种孤独是上天一种难得的恩赐。没有这样一种孤独，世界便不会拥有这样一个扎米亚京。孤独用自由和顽固的乳汁一口一口喂养着他。能够彻底占有真正的大孤独，乃是人所能赢得的最大限度的自由。是的，热爱着自由的扎米亚京也深深热爱着顽固。他的顽固竟使他舍弃了成绩颇好的文科，而最终选择了对他来说并非轻松自如的与数学相关的职业。

1908年，他从圣彼得堡综合技术学院毕业，随后留校任教，讲授“海洋工程”及“船舶建造”。他的第一篇文学试作是和他的工程学资格设计方案一同完成的。1911年，沙皇政府把他流放到勒克德。流放中的孤独的自由使他暂时离开冰冷的船体，在“白色的冬天的寂静与绿色的夏天的寂静”里完成了《省城纪事》（A Provincial Tale）。这一部重要作品，很快为他带来文坛的声誉。1920年，扎米亚京写出了他在现代世界文坛上最具影响力同时又是最有意思的作品——《我们》（We，繁体版书名为《反乌托邦与自由》）。

扎米亚京自己认为《我们》是他“最轻松同时也是最严肃”的作品。这部散文诗式的虚构作品直接启迪了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而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亦受其影响。这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的反乌托邦杰作，在1925年英译本问世后的半个多世纪，才像一个异乡人一样于1988年首次在它的诞生地——俄罗斯正式露面。而此时，革命政权——也就是当年扎米亚京丢下手中建造的破冰船，从英国急匆匆奔回俄罗斯“亲眼目睹了的十月革命”缔造的那个政权——所流放的著者的尸骨，已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称之为“19世纪之都”的巴黎地下足足长眠了51个春夏秋冬。

扎米亚京生前谈及《我们》遭到苏联批评家围攻的时候，曾讲述过一则波斯雄鸡的故事。故事说的是一只雄鸡总是比别的雄鸡早叫一个小时，结果为了这一“不良习惯”，忍无可忍的主人终于手起刀落，雄鸡一命归天。从此，天下太平，众雄鸡又在同一个时刻唱起它们报晓的晨歌了。

扎米亚京没有来得及把这个故事写进自传中，因为他总是在比别人早叫的一个小时的忙碌里，自由自在地挥洒着他的顽固。他宁愿把时间花在整齐斯文的绅士式穿戴上，他知道这个故事已经由历史之手在给他编纂了。他唯一的义务就是做随时都可能是最后的长鸣。他珍惜他的一小时。

扎米亚京是文学批判家，他更是艺术的文学批判家，他的艺术的文学批判本身即是文学的艺术。他的生命和艺术的神圣尊严胶合在一起。自由与顽固书写着他的人生履历。1928年12月23日，他在为一部书话选集提供的简短文字中有过这样一段话：

有些书具有炸药一样的化学构造。唯一不同的是一块炸药只爆炸一次，而一本书则爆炸上千次。

不错，扎米亚京的文字就具有炸药一样的化学构造。即使是今天，它爆炸时的光亮依然和它第一次爆炸时一样明亮。

“我”与“我们”

扎米亚京一直做着两个梦。作为文学家，没有疆界的个人自由展示在他的文学梦境里。作为科学家，特别是工程学家，难以逃脱的技术的集体之梦又痛苦地搅扰着他。

当我再一次阅读《我们》的时候，我发现极权与机器其实是同一样东西。当西方的读者把反乌托邦作品中有关技术成分的描述，解读成是极权意识形态的影射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放弃了对于这一极权意识形态本身的理解。机器的梦也就是极权的梦。人不是像一颗螺丝钉，人就是一颗螺丝钉，而这正是反乌托邦作品中技术描写的真意所在。在这一意义上说，机器的权力与极权政治的权力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隐喻，修辞失去了修辞的力量。

在《我们》所描绘的“独一国家”（One State）中，“施惠者”（the Benefactor）与所有其他成员“数字们”（theNumbers）全都做着一个集体性的“我们”之梦。所有的曲线为唯一的一条“伟大、神圣、精确、精明的直线，而且是所有直线中最精明的一条”所取代。在这个“独一国家”中，就是最胜任的数学大师也无法证明这样的一个等式：“我”=“我们”，但“我们”≠“我”。等号必须时时反叛它自己。“我”不能说“我”不等于“我们”，但“我们”却极其自然地说明“我们”不等于“我”。这是“独一国家”独一的游戏规则和逻辑。扎米亚京的数学头脑使他十分清楚函数的力量：

即使是古人中较成熟的人也深知权利的根源是权力，权利是权力的函数。这样，拿座天平过来，一边放上一克，另一边放上一吨。一边放上“我”，另一边放上“我们”，独一国家。清楚了，不是吗？——声称面对国家“我”有某些“权利”恰恰像是声称一克同一吨一般重一样。这就解释了事物的划分法：权利走向吨而义务走向克。而从无有到伟大的自然之路即是——忘掉你是一克，感觉着自己是一吨的百万分之一。

扎米亚京太大胆、太健忘，他真以为他是在堆满图纸与模型的办公室中进行着纯数学的推演。他太沉浸在自己的文学梦中，他太坚信“我”的力量。他忘了“我们”来自上帝，而“我”则来自魔鬼。

骑手与腓力斯坦

自由根本不可能被占有，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为占有而存在的。自由也根本不可能被剥夺，因为能够被剥夺的自由从来就不是真正的自由。

扎米亚京不止一次提到游牧之人，提到草原上狂野的、没有目的地的骑手，他向往那“永远不被驯服的自由”。自由即是“没有组织化的野性”。

1918年他为革命后活跃一时的以布洛克（Blok）和贝利（Bely）为主干的文学团体“塞西亚人”（Scythians，古代东南欧地区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的出版物Skify所写的评述，可以看成是他的“自由宣言”。篇幅不多的文字却相当浓缩地体现了他犀利的，甚至不含仁慈的批评风格。这即是扎米亚京。孤独使他丧失了游刃有余的狡猾的温情。

他曾欢呼Skify的出现为革命后的文坛带来了清新自由的景观。“这里，我们想，我们一定会发现不贴标签的人物，这里我们将会呼吸到对真正的、永远不被驯服的自由之爱的空气。毕竟，从第一页起我们就得到许愿说‘塞西亚人没有不敢去射的箭的’。”然而，他很快就从Skify第二卷的出版中嗅出了令人窒息的气味，他痛苦地发现塞西亚人的弓箭收敛了，奔马走进马厩，自由之士踏起乐队的鼓点行进。“如此之速便有他们不敢拉射的箭的了。”这一无情的事实引出了扎米亚京对自由及其敌人的哲学思考，而这一思考又在此后的《我们》中一再闪现。

在扎米亚京看来，一个精神意义上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塞西亚人只为遥远的未来而不是为就近的未来工作。塞西亚人的胜利即是十字架上的胜利，正像在十字架上滴尽最后一滴血的基督是最终的胜利者一样，“革命之道正是十字架之道”。

然而，扎米亚京又早已参透了“胜利者”的双面相。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在实际层面上胜利的基督就是一个大审判者。更糟糕的是，实际层面上胜利的基督其实是一个身着银里绛袍的大腹便便的教士，他用右手赐福而左手却征集着捐赠。而这正是“命运的智慧”和莫大的“反讽”。他一针见血地忠告说：“一个观念的实现，物质化，实际上的胜利很快便会为它涂上一层‘腓力斯坦’（Philistine，市侩、庸人）的颜色。”

神父最最痛恨的是向他的专权挑战的异端分子，而每一个市侩和庸人最最痛恨的是那敢于和他们思想不同的反叛者。“痛恨自由是腓力斯坦主义这一致命痼疾的最确切的征候。”“全都把头剃光；人人都穿上固定的制服；用大炮的火力将所有异己的土地变为你自己的信仰……叶赛宁在他的诗作‘Otchar’中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致命的自由。’说对了。致命的不是自由而是对自由的强暴。”而一个真正的塞西亚人的命运是难以有人承受的，“弱者干脆闭起眼睛随波逐流”，因为“每一个真正的塞西亚人的神圣咒诅是，‘在他自己的土地而不是陌生的土地上，他是一个陌生者’”。

请记住扎米亚京写出以上文字的时间，是革命的焰火仍然耀眼的1918年。他从来没有把自己视作先知，而历史却让他无法退却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因为他是一个流着纯正的塞西亚人血液的永远不歇的骑手。扎米亚京以他独特的方式撰写着独特的“忏悔录”。他的“忏悔录”所忏悔的，不是过去而是遥远的未来，而他是少数有资格完成这样伟大忏悔的其中一位。真正的“忏悔录”本该是先知的“启示录”。

能量与熵  [1]

值得注意的是，扎米亚京笔下，“革命者”与“胜利者”是截然不同的。真正的革命是对自由的永恒追求，而胜利则往往是市侩、庸人戴着他人的血的桂冠悠闲漫步的天堂。人类历史的大走向即是从游牧走向定居，即是自由渐被驯化的历程。当扎米亚京无可奈何地发现“（我们的）最固定了的生活方式同样不就是（我们的）最完美的生活方式”这一人类潜意识的铁律时，他体验到了历史的大悲凉。

写于1923年的《论文学、革命、熵及其他》，是他文学艺术观最著名的表白。他对文学、艺术精神的自由本质的阐发，即使今天也会令文学的市侩们不敢正视他逼人的目光。

“什么是革命？”“有人会借用路易十四的话说，我们即是革命。有人会指着历书说给你某月某日。还有人会给你一个常识的答案。”但，“革命”在扎米亚京那里却是自由力量的代称：

两颗死暗的星带着震耳欲聋的呼啸相撞击点亮了一颗新星：这就是革命。一个分子冲出它的轨道划入相邻的原子宇宙产生出一个崭新的化学元素：这就是革命。罗巴切夫斯基（Lobachevsky）用一本书撞裂了上千年的欧几里得的世界之墙，开辟了通向无数的非欧空间的道路：这就是革命。

革命无所不在，无所不有。它是无穷的。没有最后的革命，没有最后的数。社会革命只是一个无穷数系的一个；革命之律不是社会之律，而是无法度量的更大的一个。它是一个宇宙的普泛的规律——像能量的保存与耗散之律一样。

能量与熵是扎米亚京从物理学借用过来形象地揭示人类精神创造实质的有力概念：

革命之律是火红的、炽热的、致命的；但这一死亡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而熵之律则是冷的、冰蓝的……火焰由赤红变为更温和的粉红，它不再致命而变得令人舒适……火焰明天将会冷却，或者后天（在《创世记》中天等于年，等于时代）。但有人一定已经在今天看到了这一点，并且要在今天异端地谈论明天。异端分子是人类思想之熵的唯一（也是苦涩的）救药……科学、宗教、社会生活或艺术的教条化就是思想的熵。成为教条的东西即不再燃烧……爆炸是不令人适意的。因此，引爆者，异端分子们，便总是为火焰、斧头、文字所剿灭。

人类思想文化上的异端们无一不是“从明天跳进了今天”，他们衣着单薄却拿起堂·吉诃德的刺枪单枪匹马地冲杀，到头来身首异处便怨不得历史的不公正了。他们威胁了熵的律令，他们威胁了历史。

1923年，扎米亚京正是这样独自浪漫地四下冲杀着，因为那个时候刺枪还牢牢握在他的手中——“砍掉向教条挑战的异端文学的头颅是公正的，这一文学是有害的。然而，有害的文学比有用的文学更有用，因为它是反熵的。”“异端对（人类思想的）健康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异端，异端应当被创造出来。”艺术家和作家们“缺乏刺伤自己的力量，缺乏终止对他们曾经热爱过的东西的爱的力量，缺乏离开他们过去熟悉的飘满桂叶香气的公寓迈进开阔平野的力量，缺乏重新开始的力量”。

莫斯科与彼得堡

1929年9月24日，扎米亚京写信要求退出苏维埃作家联盟，因为他“不可能隶属于一个哪怕是间接参与迫害其成员的文学组织”。1931年6月他提笔写信给斯大林：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我的名字在您也许并不陌生。身为作家，我被剥夺了写作的机会，这无异于宣判了我死刑。是的，情境糟到令我无法继续工作，因为在一个一年一年加重了的、有步骤地迫害的气氛里，任何创造性活动都是不可能的。

我无意于把自己描绘成受伤的无辜。我知道我在革命后之头三四年所写的作品中，有些提供了攻击的伏笔。我知道我有一个极不予人方便的习惯——宁愿讲出我以为是真实的东西，而不愿说些时下也许是适宜的东西。尤其，我从不隐瞒我对文学屈卑、自贱和随机色变的态度……我不想掩藏我要求同妻子远走他国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我在这里身为作家的无望境况和国内对身为作家的我所宣判的死刑……

与其说扎米亚京“选择了”，不如说他“接受了”生命的自我流放。而这确也是思想的狂野骑手的必然命运，因为他无法容忍扎起的篱墙内诱人的定居式的现实的温馨。他必须有效地拯救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必须延续其自由骑手的使命。

1933年12月，扎米亚京在巴黎的天空下完成了他对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文学的最后回顾。他为这一回顾取了一个极平常却又蕴含了象征意味的名字——“莫斯科-彼得堡”。流亡的生命空间的转换使他得以获取更为广阔的批判视野，他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他的“最终极、最可畏、最无畏的‘为什么’”的诘问了。

把莫斯科与彼得堡放进社会革命的震荡之中来考察，使得扎米亚京作出了许多极富意味的文化发现。

“莫斯科是阴性的，彼得堡是阳性的。”扎米亚京十分惊异于一个世纪之前果戈理对这两个俄罗斯之都本质洞见的准确。革命把彼得堡变成了列宁格勒。而依然是莫斯科的莫斯科却比彼得堡更急切、更盲目地降服于十月革命。“实际上，胜利的‘革命’已变成了时尚，而有哪一个真正的女人不是急追时尚来打扮的呢？”

扎米亚京从建筑的石头的镜子中，辨认着“革命”在帝国之城的彼得堡与沙皇的莫斯科身上留下的痕迹。规划整齐完整的彼得堡没有给革命留下充分发挥的新建设的空间，而风格不一、无规划、无系统的莫斯科则由于她再一次成为新的“帝都”而大兴土木，展现着“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筑哲学。被称之为“无产阶级风格”，同时也是最时髦的“灰暗、呆板的方块”四处出现。扎米亚京不无揶揄地指出这些外观粗糙、看来乏味的无产阶级建筑，竟连无产者们也都无法理解和接受。他们的抗议表明了“建筑若不能掌握两门相关的艺术——绘画与雕塑，它便无法解决它的任务”。扎米亚京敏锐地观察到胜利的革命所表现出的试图通过在两个帝都的街道、广场上矗立纪念碑来使其自身永远不朽的极清楚的欲望，而他深觉庆幸的是这些作品低劣速朽的材料所呈现的缺乏远见。

他欣赏持重的彼得堡在处理永久性革命纪念物时表现出的艺术品位：他把列宁像放在靠近工人郊区的地方而不是城市的中心。相反，在对待往昔文化遗存上，莫斯科则显得缺乏敬重，甚至有些随意。

扎米亚京是彼得堡“人格”尊严的仰慕者，而他疾恶如仇的是逐时尚、易驯服的水性杨花的莫斯科。从音乐到文学，从建筑到绘画，从风格到品味，“不假思索，莫斯科顺从地滚向了左侧”，而彼得堡则抵抗着，拒绝把他积累起的财富抛弃掉。艺术生命的骨髓是自由，而尊严则是她的血液。这就是为什么扎米亚京这样忠告说：比起一个轻易变节的敌人来，我们应更加尊重地对待一个顽固不化的敌人，因为他的顽固不化正是他的尊严所在。扎米亚京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从流亡的、陌生的土地上，他以他人的和艺术的尊严，又在他所热爱的果戈理、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的大街上铺下了一块沉甸甸的思想之石。

“残酷的时间将毁灭许多名字，而索洛古勃（Fyodor Sologub）的名字将永留在俄罗斯文学中。”再加上“永留在世界文学中”，扎米亚京对索氏的评价正好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

翻读着厚厚300余页题为《一个苏维埃异端》（A Soviet Heretic）的扎米亚京文集，他讲述的那个波斯雄鸡的故事常常令我抚卷深思。而他顽固、自由、有力而狡黠的刺人的笑声，也会时时冲出书页的遮拦，在寂静冬夜的宽阔黑暗里向四周回荡得很远：哈、哈、哈……“我一定结实得很，因为我的脑袋，你们瞧，不是还好好地待在肩膀上嘛！”

就冲着这顽固，对不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地狱恐怕依然是扎米亚京们唯一理想的去处。文学以至文化的绞刑架只要还存在着，地狱的火舌便依然会唱着塞壬（Sirens）的歌。况且，这绞架毕竟比波斯人土里土气的杀鸡刀利落得多也机智得多，因为在这小小地球上，它是唯一一个结果生命而又不见淋漓鲜血的地方。

灵光的瞬间

藏书票

从我开始胡乱购书起，平素生活中一个极大乐趣就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借着灯的光亮，拧开印泥盒盖，一边嗅着润红的印泥散出的油香，一边品着清茶逸出的幽香，一边呼吸着纸与墨送来的暗香，用那枚大而沉重的青田石章在每一部新购到的书的扉页留下我收藏的印记。在我，这朱红色温暖的印痕无异于是向一位位旧雨新知奉上我内心流出的最炽烈、最诚实、最欣悦的问候。我知道，从这一时刻，我拥有了它们，它们也拥有了我，而且是真真实实的。

我远远算不上什么藏书家，但仅仅是这样的体验也已经使我深切地理解了藏书家获得心爱书籍时丰富、隐秘的情感波动，那是一种超越了占有欲得到满足的更深一层的体验。而藏书票，一方方小小的纸片，无论它是精致还是朴实，是和蔼可亲还是令人生畏，都是这一体验绝好的表述。藏书票总在讲着一本书的故事，而一本书又总在讲着它背后一个人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从Barnes&Noble书店的木架子上发现了一套套印刷精美、趣味浓厚的各式藏书票时，竟像身临考古现场目睹刚刚挖掘出来的古代文物一般，惊喜了许久许久。原来，藏书票没有死去，它们活着，虽然是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提起藏书票（bookplate）不能不提起德国。啤酒之乡的德国还是古老的书票制作与使用的诞生地。现在已知最早的藏书票出现于1450年。票面尺幅为七寸半乘五寸半，上面的木刻图案是一只浑身带刺的刺猬口叼一枝花束在落满叶子的地上漫步。这枚被称之为“Hanns Igler”的书票，在20世纪40年代末纽约一次拍卖会上以近900美元的价格为人买走。Igler是“刺猬”一词的德文。图案的意义似乎是双重的：对于爱书者献上美丽诱人的鲜花，对于不爱惜甚至欲图不轨者亮出利刃般严厉的警告。

15世纪末叶，书票的流通在德国蔚然成风。许多书票出自艺术大家的手笔。英国、法国、瑞典及美国分别在1514年、1574年、1595年和1749年于各自的国土上开始了书票艺术的实践。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最早使用手绘书票还是从宾夕法尼亚州的首批德国移民那里流传开来的。亨利·S.博尼曼（Henry S.Borneman）在1953年出版了一部小书《宾夕法尼亚的德国藏书票》（Pennsylvania German Bookplates），专研移民文化中的一个细小分支，不失为一个新颖的角度。书中展示的古老书票更令爱书者大饱眼福。

一般来说，藏书票的制作与使用不外有两个用意：一个是用来标志书的所有权，另一个是借机传达书籍拥有者的各类信息。

在人类的所有财产中，书籍是一种极特殊的东西。尽管法律声称保护私有者的财产，但它却是最容易不翼而飞或为人损害以至侵吞的。从历史上看，为捍卫自己神圣的财产权，书籍的拥有者们做出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中古以铁链系书，书籍主人在扉页上签名，金属印章的使用，模板刷印姓名，印刷的名条，手绘或印刷的藏书票。这其中，藏书票更带上了风格别具的艺术色彩，用来展示书籍拥有者的审美品位和学识上的自信。

藏书票除了它艺术匠心的意象、色彩，在森严的拉丁文字Ex Libris加藏主之姓名（意谓“某某的藏书”）之外，简短的数行文字所传递的讯息也往往给赏玩者带来不小的娱乐。精妙的文字是书票艺术整体的一个有机部分，是书票之中流动的诗。引几条作为这篇文字的收尾——

本书是我的珍宝，拿它者是贼，还它者是上帝的骄子。

书是一回事，我的老拳是另一回事。碰碰一个，你定会尝到另一个的滋味。

别偷走这本书，不然绞刑架便是你的末路，基督会来对你说：你偷去的那本书，它在哪里？

我想并且相信在每一个爱书者情感的书页上，一定会紧粘着这样一张深情的藏书票，上面写着：“我的书同我的心将永不分离！”

关于索引

闲来整理书柜，见那十二大卷一套的中华书局重印精装本《饮冰室合集》中参差不齐伸出许多形状不一、颜色各异的小纸条来，心里不免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天知、地知、我知。这些默不作声的小东西不是在炫耀我如何挑灯苦读、手不释卷的勤奋，恰恰相反，它们是在提醒我在这庞大的书页丛中究竟耗去了多少无谓的时光。

这使我想起对于故人著述的汇印。以往，我们的出版界于汇印前人文字时，大多偏重“辑”的一面而略掉“编”的一面。而“编辑”文字所内含的终极目的——便于阅读、参考和研究——则在似乎认真地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文献汇辑之后，就悄然幻成了泡影。材料是尽量完备堆放在一起了，可每一次你还是不得不从头翻到尾，在那些黑压压的印刷字中搜寻你的目标，就像在干草垛里翻找掉落的一根针。充其量，你不过是被领到了一片划出了疆界的大森林面前，这以后的运气要全仗你自己的八字儿了。对于专研梁启超其人其著者，因为要对得起那沉甸甸的专家头衔，非得把全数文字读个天昏地暗，从而亲身体验那碗饭中的粒粒辛苦，这自不待言，犯不着也万不该像我这样一个外行之人无端抱怨，搬弄是非。

可还是有不仅不抱怨，且颇觉满足与享受的时候，这就是闲翻《饮冰室合集》同柜的近邻——岳麓书社印行的若干册周作人文集。享受来自知堂老人淡而耐嚼的文字，满足则不能不归因于编者的苦心和艺术：

此次整理，各书都经过校订，改正了一些讹脱倒衍文字，并各书之后详列校记。各书还新编了人名书名索引，以利研究。为了便于检索，将书中每篇文章都依次序编了号……

别小看了这虽仍属简单的索引，它在为读者勾勒出知堂老人广博的文化知识分布图之外，还实实在在省去了我准备小纸条的苦恼。书后的索引已不知翻过了多少遍。静下来的时候，忽然想到该了解了解这索引本身的来龙去脉。没料到，就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东西竟引来许多有趣味的故事。

“引得”溯源

《牛津英语词典》index条释该词谓：index系由in（朝、向）+dic（指）组构而成，语源学意义为“发现者，指示者，标示者”。英文中手的食指之所以称之为index nger，乃是由于此指专司“指点”之职。由是，index的引申义便有“标指”“导向”等。而我们并不生疏的“索引”——依字母顺序排列书中所涉及的人名、地名、书名、主题、重要语词的一览表——也就得了这index的名称。在我们自己的语言中，“索引”的另一通行代称词“引得”，即是index之词的音译。“索引”对于我们是个毫无争议的舶来品。叫“索引”也好，称“引得”也罢，这一览表的功用则是一致的。它“指示”你到密密层层枝丫交错的文字中，去“发现”或“找到”你期待之中亦或期待之外的东西。

约翰逊博士（Dr.Johnson）著名的《英语词典》中index释义之三“书之内容表”下，征引莎士比亚悲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一幕第三场中涅斯托同俄底修斯相议谁能迎战赫克托时的一段话：

And in such indexes, although small pricks to their subsequent volumes, there is seen the baby gure of the giant mass of things to come at large.

朱生豪先生据以意译为：“但一隅可窥全局，未来的重大演变，未始不可从此举的结果观察出来。”这在莎翁的原作里则是一系列具体的比喻。唯有直译出来，我们才会明白朱先生所本的文字怎么会与“书之内容表”有了瓜葛：

就这些索引，虽说对于其后的书卷不过是区区的小刺/撮要（此词这里为双关及转义），却也从中可以看见未来全局巨人之躯那孩子般的身影。

这里直译只是为我们眼前讨论的狭义的“索引”服务的，绝无商榷之意。有意思的是，我们颇有所获。其一：“索引”在16世纪应当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了，否则它何以出现于日常生活的舞台？！其二：莎翁当是“索引”的拥护者，不然何以得来以索引览书卷就像以孩子般的身影来观巨人之躯的类比？！

其实，“索引”的编写历史相当古远。据说，现在已知的最早的“索引”要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当时，著名的古希腊诗人、学者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为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所藏数千件纸草卷子的内容编了“索引”。西塞罗（Cicero）曾用index这一拉丁词指称“书的内容表”（目录或内容提要），并以syllabus这一希腊字诠释index。

早期文献中有几个英文字被用做index的近义词，如register, calendar, summary, syllabus, table, catalogue, digest, inventory及table of contents等。在上引莎士比亚一例中，index就是table of contents（内容提要）的同义语。这种书的内容提要通常是置于书卷之前的。进入17世纪，这些近义词中渐渐凸显出了两个词，这即是今天我们熟悉的table of contents（目录、内容提要）和index（索引）。前者置于卷前，后者置于卷尾。

索引之辩

据爱德华·库克爵士《文学的娱乐》（Sir Edward Cook, Literary Recreations）一书中“索引编写的艺术”一文所述，英国历史上，依著作家对待索引的态度，可以分辨出对立的两个派别：一派高扬索引编写的艺术、价值及应得的荣誉，不妨称之为“索引派”；一派无视或嘲讽索引的存在价值，不妨称之为“非索引派”。

鼎鼎大名的卡莱尔（Carlyle）是“索引派”的激进斗士。他在其《克伦威尔》（The Life of Oliver Cromwell）卷首开列了一系列书目，尔后颇动感情地评点道：“迄今印出的这些及其他许多巨大的对折本从来未被整理过——像你整理一整车随意添装上的碎砖、硬泥。这些可怕的旧书卷竟没有一部是有索引的！”《弗里德里希》（History of Friedrich Ⅱof Prussia, called Frederick the Great）的开首，他又说：“大部分诞生于混沌之中，缺这少那，甚至连索引都没有的书是令人痛苦的东西。”他甚至宣称：一个出版商若是发行了一部没有索引的书，当处以绞刑。罗克斯布拉俱乐部（eRoxburghe Club）建议省略索引的行为“必要时”可视为“刑事罪”。坎贝尔（Campbell）勋爵尚不失绅士的大度，他仅建议上述事件发生时应当剥夺著述人的版权利益。

读至此，着实吓得我一身冷汗。区区索引竟上纲上线到性命攸关的份儿上。这怎能不暗自庆幸自己是生长在一个对索引不存些微感情的国土中。要是卡莱尔辈死灰复燃，甜言蜜语对我们来它个成功的和平演变，真不知有多少个冤脑袋要去祭他们的绞刑架呢！

噩梦醒来是早晨。阳光如旧灿烂地照着，哪有什么绞刑架的影子？再回过头看看，那些历史上的“非索引派”哪一个不是身首俱全地得到了上帝的请柬！卡氏狂言何必当真。

约翰·格兰威尔（John Glanville）曾嘲讽所谓“索引之学”（index learning）的肤浅：从索引中仅能学得可怜的知识。想在他人的宝藏中成为富有是十分可怜的抱负。

威廉·沃史（William S.Walsh）有趣的《文学猎奇手册》（Handy-Book of Literary Curiosities）中，征引了一些著名的“非索引派”的言论。

斯威夫特（Swi）的《木桶纪事》（A Tale of a Tub）中有一个已成经典的比喻：

索引掌握并调动全书，就像鱼受制于它的尾巴。想从正门步入学问的宫殿需要时间和样子，因此匆忙之人、不拘小节之人乐意从后门进入。由于艺术都是来去匆匆，所以从后部进攻更容易征服它们。也正是这一缘由，医生们只需察探人体后部所出之物，即可发现整个身体的状况。

诗人蒲柏（A.Pope）亦讥“索引之学”是“抓着科学之鳗的尾巴”。值得庆幸的是，在赞同与嘲讽不休的往返中，索引的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认。这点可以从17世纪的出版常规中略见一斑。一个作者出版了一部没有索引的重要著作，他必此地无银地声明一番：本书之所以不置索引，乃是由于书中每一页文字都是微言大义俯拾即是。设若集如此之多的关节所在成索引一编，结果势必会多加一倍篇幅，喧宾夺主。

不见刃的武器

有趣的是，除去索引为读者提供导引的便利之外，它还被别有用心之人用来当作武器，其杀伤力不见得小于那神圣的正文。有两个例子不可放过：

一个是英国大律师诺衣（Noy）执审作家普瑞恩（Prynne）时，指出被告著作的索引条目中有“基督是清教徒”的例子。

另一个是1705年，当议会的托利党人威廉·布若雷（William Bromley）竞逐议会发言人时，他的对手别出心裁使出了一招——再版了他12年前出的一部游记，并附了充满恶意幽默的索引，如：

8幅画像比同样尺寸的16幅画像少占空间（第14页）。2月是看庭园的坏季节（第53页）。巴洛那，法国海岸上的第一个城市，坐落于海岸边（第2页）。

隐藏于这样的索引背后的政治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善于出此陈腐之言者不配做议会的雄辩发言人。布若雷氏还是吉星高照地走马上任了。但索引的这种政治杀伤力也不能不使史家麦考利（Macaulay）大有十年怕草绳之慨：“别让讨厌的托利党人为我的历史编加索引。”

写到这儿，前面感叹我们对待索引的态度是不是也要收回来？我忽然意识到，我们竟也是一个被埋没了的“索引”大国哩！自古至今一桩桩文字公案不都是最典范的样板？！而我们的那些“索引”大师的功夫，即令布若雷氏肯决心破财买它一件刀枪不入的防弹背心，怕也难以招架吧！

话又要说回来。我们的出版界若有先见之明，正不妨从吃紧的文化盈余中慷慨地拨笔款子出来，建那么一座劝恶从善的佛庙，使数量可观的“索引”大师们放下屠刀，专修正果。我们的索引编写事业说不定会抢先走向世界，抱个诺贝尔什么的瞧瞧，亦未可知。

犹太人与书

提起犹太人，最本能的联想大概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吧。而在我，犹太人则是拥挤的地铁车内戴着深度近视镜、穿黑袍、顶黑帽、手不释卷的读书人。晃动行进的车厢里，视线渐渐模糊了。迷迷蒙蒙之中这读书之人开始变化起他的轮廓来：捧着《伦理学》和《神学政治论》的斯宾诺沙，吟诵着美妙诗行的海涅，沉思在精神分析世界里的弗洛伊德，为资本主义把脉的马克思，宇宙之谜的揭示者爱因斯坦，形上世界的向导马丁·布伯，人类困境的预言家卡夫卡，宽厚的人文主义者斯蒂芬·茨威格……延绵不断的“书的民族”！

书的民族

犹太人与基督徒在《古兰经》中被先知穆罕默德称之为“书的民族”（Peoples of the Book）。所谓书自然指的是那部异常古老的“书之书”——《圣经》。此后，“书的民族”这个朴素得再也不能朴素、荣耀得再无可荣耀的称谓，几乎完全成了犹太民族独享的同位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犹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书与剑”的恩仇史。

犹太教的律法书《塔木德经》（Talmud）中有言：“书与剑自天国而降。全能者说：恪守书之律法者将从剑下得救。”书是犹太民族伟大的庇护者。当一柄柄渗着冷漠、敌意乃至杀机的种族之剑亮出寒光的时候，是书（广义的与狭义的）聚集了生命的力量，在人性荒野中为浪迹四方的世界旅人造起了一座座遮风避雨的屋顶，立起了一堵堵温馨、忠诚的高墙。书的生命即是犹太民族的生命。书不朽，因而“书的民族”不朽！翻阅着整整50卷《犹太书籍年鉴》（Jewish Book Annual），心中禁不住这样惊叹。一个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珍惜自己的生命之根的旅人。

半个多世纪以前，为在美国这片土地上阐释与普及犹太民族的精神遗产、守护丰饶的精神家园，犹太人成立了“犹太书籍协会”（Jewish Book Council）。在“全国犹太人福利会”（National Jewish Welfare Board）的慷慨支持下，该协会发起了各种以推动阅读犹太人书籍为中心的活动，如“犹太书籍团”等，并定期出版书评、书目等引导性刊物，其中最有影响者要数《在犹太人书的土地上》和这生命之流绵延至今的《年鉴》。它自1942年问世以来，年版一册，册分英、希伯来、意第绪三语分部，平精同出，中未间断，至1993年出版了整整50卷。

所罗门·格瑞采（Solomon Grayzel）在1945-1946年的第四卷卷首引言中，点明了阅读犹太人的著述在整个犹太民族重建过程中所起的重大文化作用：“犹太人的书籍是我们过去与我们现在之间，是我们自己的小区与世界其他犹太人的小区之间，是操英语的犹太人与以希伯来文和意第绪文滋养其精神的犹太人之间沟通的文化精神桥梁……当然，我们的责任不能到此为止。不仅仅是出于对犹太精神的残酷仇敌的蔑视，不仅仅是出于对千百万死难者的悲哀，更主要的是，出于对我们伟大的文化传统的信念与爱，我们，身在美利坚的犹太人，必须高举起理想主义与精神的火炬。”

50卷《年鉴》保存了大量的回忆性散文、提要性书评与书目，内容涉及古今犹太民族精神文化的许多重要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中我最感阅读兴趣的是一篇篇涉及书籍掌故的书话之作。从这些书话中，我体验到了“书的民族”对书籍的深挚的爱。

西塞尔·罗斯（Cecil Roth）以一篇题为“犹太人对书籍的热爱”的短文，在第二卷中勾勒出一幅“书的民族”的生活史。

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书的民族”总体而言是一个有学养、有文化的民族。极目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在对书籍的兴趣方面堪与它匹敌。文盲当道，就连许多国王都不会签署自己的名字的时候，犹太民族就已经发展起了一个普遍的教育体系，而现代成人教育观念的曙光还要等待几个世纪才能出现。每一天清晨和每一天夜晚，当隔离区的大门将他们与外部世界隔离开的时候，有组织的阅读成了每一个人神圣的宗教责任。抄书、藏书、读书……犹太人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极强的书的意识。这就不难理解，即使是灵魂与肉体遭到残暴压迫之时，隔离区的几乎每一个犹太之家，无论境况如何，都拥有自己或多或少的藏书。“书对于他和他的邻人一样不是一件崇拜之物，神秘之物，不值信任之物。它是日常生活真正的必需品。”

可以想见，如果有什么比这一“书的民族”往昔所受的苦难更残酷的东西的话，那便是他们的文献所受到的践踏、咒诅、焚毁与破坏。

烈焰中的哭声

13世纪至19世纪，几乎每一部以希伯来文字印出的著作或每一部关于犹太人的著作，均遭到历代审查者充满仇视的关注。曾有过多少个这样的时期：一个人若拥有除去《圣经》与删定的祈祷书以外的任何犹太人的书籍便要获罪。18世纪末叶，犹太人隔离区遭到搜查尚是家常便饭。被抄的书籍免不了烈火之劫。这一残酷的历史事实解释了16世纪以前曾经存在过的犹太印刷典籍流传下来为何如此稀少的原因。《塔木德经》完整的文本仅存一部古老的稿本。

劫难磨砺着“书的民族”对书的虔敬赤诚。据载，古代殉道的犹太教教士被身缚“律法之卷”投入烈焰之中时镇定地说：羊皮纸为烈焰吞噬了，但铭写其上的文字将在天国汇聚一起，得到重生。

1553年秋天，罗马的所有犹太之家遭到搜查，《塔木德经》及其他相关著述尽数被抄。更令人发指的是，犹太教新年这一天竟被选择来将这批珍贵的犹太精神宝物付之一炬。此例一开，意大利各地竞相仿效，甚至以希伯来文印制的《圣经》亦在劫难逃。

然而，“书的民族”历史上最大浩劫则发生在纳粹法西斯统治下，菲利普·弗里德曼（Philip Friedman）在第十五卷（1957年）以“纳粹阶段犹太书籍的命运”一文，对这些浩劫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进行了详细的评估。据统计，在纳粹统治或控制的20个欧洲国家，原有规模不等的图书馆469座，藏书量300余万册，这一数字无法包括难以数计的私人书藏。但被纳粹屠杀的六百余万犹太人所来自的150万家庭，每家至少有或宗教性或非宗教性，或希伯来文或意第绪文或其他文字的书籍几千册，两者相加之后的数目相当惊人。

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立即发起野蛮的焚烧所有“非德意志书籍”的运动。“书的民族”自然首当其冲。1938年，为报复纳粹驻巴黎使馆三等助理恩斯特·冯·莱特（Ernstvon Rath）被杀一事，数以百计的犹太教堂连同成千上万册书籍、稿本被焚为灰烬。德国的1300余座犹太教堂，到1945年纳粹战败时仅存数座。

1939年法西斯洗劫了波兰著名的卢布林律法学院（Lublin Yeshivah）图书馆。《法兰克福报》1941年3月28日报道这一丑行时称：“对我们来说，毁掉公认为波兰最大的律法学院是无上光荣的事，我们将巨大的库藏扔出建筑物，把书籍运到集市上付之一炬，烈焰持续20小时之久。卢布林的犹太人聚集在周围失声痛哭。哭声几乎把我们淹没。我们召集起军乐队，士兵们兴高采烈的欢呼声盖过了犹太人的痛哭声。”在波兰、荷兰和法国，试图抢救燃烧建筑物中犹太典籍的犹太人或遭枪杀或遭火焚。对书籍的大屠杀的悲痛在犹太人看来就像他们失去骨肉时的悲痛一样深切，因为这是一个以书为生命的民族——

当一个人家境每下愈况，不得不散财以保全性命的时候，这人当先散他的金子、珠宝以及房地产，最后除非万不得已，才当尽其书藏。（《虔敬者之书》，第741页）

你当企盼拥有三样东西：一片田地，一个益友，一本书。（Hai Ginon，“对青年的忠告”）

购书之时，不得诋损书的文献价值以图便宜。（《虔敬者之书》，第665页）

被誉为中世纪犹太人爱书者王子的学者、翻译家、文法家犹大·伊本·提朋（Judah Ibn Tibbon），在给儿子的遗嘱中写道：

我的孩子！让书籍成为你的良伴，让书橱书架成为你快乐的园地。沐浴在它们的天堂中，收集它们的果实，采摘它们的玫瑰，获取它们的芳香和馨香。心满意足，感到倦意之时，从一个园子走进另一个园子，从一道犁沟迈进另一道犁沟，从一片景致换到另一片景致。

难怪，这种对书的彻骨之爱使得虔敬的犹太教徒把未来的世界竟也描绘为一座巨大的图书室，中间尽藏着天下的好书。有一个故事说，某个星期五的傍晚，一个非犹太人穿过一座犹太人的墓园，在墓园里，他眼睁睁见到一个已经过世的犹太人端坐在书桌前一板一眼翻书呢！真是对书至死不渝的爱！

走笔至此，我想起一部英文旧书中见过的一帧藏书票：一支蜡烛不倦地燃烧着。蜡烛下方刻着一行清丽质朴的小字——千万支蜡烛燃尽了，而我还在读着……

是啊，无数支岁月的蜡烛燃尽了，而“书的民族”还在读着，因为犹太民族是凭借了书籍而生活的。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不是说过吗：犹太人的文献就是他们袖珍的祖国！

猎书者说

开篇先说“猎”字。汉语中“猎”有实指有虚指。“搜捕禽兽”是实指，“追求以期思有斩获”是虚指。用作虚指时意义似乎多为负面，比如“猎艳”。再比如“猎奇”，《辞海》释为：“刻意搜寻新奇的事物。有时用为贬义。”与书有关的“涉猎”一词，意谓读书博泛而不专精，泛泛浏览，不深入钻研，终难成就学问大事。《辞海》引《汉书·贾山传》颜师古注：“涉，若涉水；猎，若猎兽。言历览之不专精也。”虽为贬义，与书生出瓜葛的历史不可谓不久远。只是说到“猎书”和“猎书者”，若我推测得不离谱，这两个词当是出自英文的book-hunting和book-hunter，属于现代的舶来品。普天之下人类思维和语言的巧合实在奇妙得很。《牛津英语词典》释hunt竟也跳不出实指与虚指这两端，读来亲切。

解剖猎书狂

谈“猎书”，不能不提1948年73岁时去世的著名英国文人霍布鲁克·杰克逊（Holbrook Jackson）。岂止“猎书”，凡是爱书人能够想得到甚至连想都想不到的话题，全被老先生他梳理得几乎穷尽了。如果说理查德·德·柏利（Richard de Bury）开启了西方书话的文类，那么杰克逊便是西方书话瑰宝的集大成者。难怪，梅奈尔（Francis Meynell）曾把这位视书为精神的空气、食物和饮料的饱学之士，称为书籍世界的“指挥家，而不是作曲家，并且是位光彩照人的指挥家”。对于他的著述，我最珍爱的是他初版于1930年，题为《解剖爱书狂》（The Anatomy of Bibliomania）的“书话百科全书”。当年在纽约一家旧书店见到这部体大精深的著作时，我几乎兴奋得惊呆在架子前。那景象犹如一个新猎手猛然间见到了恐龙的出现。从此，这部近700页、32部分共200节的巨编就成了我旅行箱中的必备，成了我自己精神的空气、食物和饮料。

《解剖爱书狂》第21部分以14节共35页的篇幅剖析了“猎书”（Of Book-Hunting）的方方面面，真是蔚为大观，可以称得上是走入“猎书者”心灵的《圣经》。

杰克逊旁征博引强调“猎书”极有益于“猎书者”的身心健康。同世上其他娱乐活动相比，唯有“猎书”能带给人安全的恬静和无与伦比的愉悦——

就算一个猎书者未能如愿以偿得到他想得到的书，那他步行到书店去本身也是有益健康的。到了书店，他多半会同那些满肚子掌故、令人开心的卖书人惬意地聊天。身在群书环抱中，同一册册书籍交谈，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品味各式各样的书名页，快乐体验着手触摸到精美装帧时的感觉，体验着看到完美版式时眼为之一亮的感觉，体验着突然发现一本不常见到的书时脉搏加快的感觉。

这段描绘“猎书者”获得猎物时的微妙心理，完全可以叫板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

什么样的人才配称之为“猎书者”呢？一个“猎书者”首先得为猎书的欲望或爱书的欲望所驱动。寻访书籍的热情当胜过其他所有的热情。寻访书籍的过程和获得猎物的刹那同样能令其心动。其次，“猎书者”必须心诚、眼明、在行。甘当业余终究成不了真正过硬的“猎书者”。

比照杰克逊他老人家给出的两个条件，我究竟算不算“猎书者”呢？

坦白说，购书、求书的欲望有时强有时弱。可只要财力允许，对于心仪的书我不会皱眉头，而且中意的书必备两套，一套插架，一套翻阅。钱锺书的文集国内书房的架上就立着两套。周作人的文集，钟叔河编的不算，止庵校订的河北教育版就有两套。弗雷泽（J.G.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虽未必多么精深，却绝对称得上博大。坊间偶能购得的一卷节本不过是12卷的“沧海之一粟”。几年里搜寻到麦克米伦（Macmillan）1915年前后出齐的第三版12卷本两套，其中最近购得的那套烫金硬封和书脊簇新，书页尚未裁开，像是才从印刷厂出来的。不用说这12卷本汇聚了20世纪以前人类大部分迷信与习俗的标本这一哪怕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巨大价值，就是常读弗雷泽干净、简洁、缜密的英文所带来的阳光般透明的乐趣，是读许多今人的英文著作无法品味到的。

狩场教战手策

猎书的激情跟着我进入北大，然后负笈美国，再然后回国创业。心境好的时候去书店是理由，心境差的时候去书店更是理由。书店是我的第二狩猎场。第二狩猎场，我指的是获得猎物的地方。时间在这里往往意味着只是“刹那”。猎书的准备，欲望的点燃，激情的延续是从第一狩猎场开始的。什么是我的第一狩猎场？说出来很简单：图书馆和学者的文集。而时间在这里则往往意味着“穷年累月”，以至“永远”。

我进图书馆从来不打算真去借书，只是习惯随身带上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走进书架构筑的书林中，“流观架上，名近雅训者，索取翻检。要籍精本，必时遇之。”（张之洞《輶轩语》）边做书林散步，边记下书名、著者、出版商及出版日期，对书的价值及内容略记数笔，回到家中书房录入我的“欲购书单”，依照求得的迫切程度分别标上一至五星为号。从图书馆记下的书名待相遇于第二狩猎场即书店时，便连翻检的时间也会省下，因为毕竟像两个真人倾谈良久终成相识一样，彼此早已建立了相互的信赖，犯不着生疑或是犹豫。杰克逊把猎书者分为两类：旨在满足获得欲望的物质型和旨在提升与滋养对书籍的品位的精神型。图书馆正是能同时满足这两类猎书者的绝佳场所。珍本秘籍非自己财力所及，饱饱眼福已应知足。财力范围之内的书从外观到内容，时时温故，生书渐成熟书，从容中对书的品位越炼越纯，终有一天觉着是站立在了巨人肩膀上，猎书的眼界与识见陡然宽广和深入起来。

学者的文集在我心目中往往成了绘制精细、呼之欲出的“猎书地图”。这要稍作解释。依我的偏见，学者可分做两类：一类坦诚，一类取巧。伯林（Isaiah Berlin）在那篇研究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论文中，曾把学者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并引古希腊诗人阿基洛克斯（Archilochus）诗行加以申明：“狐狸知道的不少，但刺猬却精通一样。”（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我的划分自然不是伯林博与精意义上的划分。我的所谓“坦诚”型指的是我能从他文字中轻易看清楚他“思想”的“心路历程”；我的所谓“取巧”型，指的是我丝毫看不出他“思想”所由来的轨迹，而这轨迹泰半是被精心抹去了，好像是出于动物怕被追捕的本能，小心翼翼用文字的树枝、松土或是积雪掩藏住自己的脚印或排泄物，让循迹或循味而至的猎手拥抱荒凉的绝望。如果“日光之下无新事”这话成立，我更情愿接近那些“坦诚”型的，这至少让我觉着亲切和放心。

钱锺书和周作人是我景仰的“坦诚”型学者，他们的文字自然成了我最信赖的良师益友。有人曾讥钱氏“掉书袋”、周氏“文抄公”。若求知为的是做人，而做人最难得的境界是坦诚的话，这些人的讥讽就会不攻自破。炫耀自己思想“新颖”和“独创”的所谓“取巧”型学者也就像自以为身着新装的皇帝，一路傲慢地走着，却不知早已被孩子澄澈而致命的目光刺穿了。参透这一点，“掉书袋”“文抄公”们的可爱以至可敬便不言自明。敢于把自己思想所由来的轨迹一一昭示出来所需的不仅仅是表达的勇气，更需要的是来自学术本身的自信和底蕴。从猎书者角度看，这类惯于一丝不苟引经据典的学者著述中的引文和脚注，便成了价值不菲的“猎书”指南或向导。

循迹觅雪莲

我曾无数遍仔细阅读钱氏《管锥编》一书的脚注，自以为从中获得的趣味和满足感不下于阅读它的正文。从这里，我记住了Loeb Classical Library, World’s Classics, Everyman’s Library和Bohn’s Library这些历史上由学术和文艺汇聚而成的文化的“珠穆朗玛峰”。依着钱氏品味可信的引导，十几年来我像一只饥饿的猎犬，走进一家家旧书店，不放过一架架书册，辛苦而自得其乐地采摘下来自这些“珠峰”的“雪莲”。望着自己书房书架上因偶然的际遇和斩获而渐渐拥挤起来的“猎物”的队列，心中的滋味早已非语言所能真切摹写出来了。写至此，一抬头看见书桌对面右侧玻璃书橱下面第一格中柏顿（Robert Burton）的《解剖忧郁》（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和曾做过英国首相的迪斯雷利的父亲艾萨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的《文苑搜奇》（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便总觉着是钱先生送给的珍贵礼物。这些年怎么整理摆弄柜里架上的藏书，从未动过让它俩分开的念头，也许就是对钱先生默默的感念。

周作人引领我进入到性学、文字学以及儿童经典的丛林。1994年1月19日新帕尔茨（New Paltz）的“购书记”查得如下记录：

连日大雪封门，今日始停，但气温极低。这场雪暴为纽约州历史上所罕遇。踏雪至Main Street上之旧书店。见破唱片旁有白色精装书一册。觉眼亮。抽出。大喜过望。乃16世纪阿拉伯世界的Shaykh Nefzawi的性学经典《香园》（The Perfumed Garden）。读周氏文集见有此书绍介。校图书馆已有目无书，未之见。今雪天得“禁书”，真是快哉。书品极佳。白布硬封，红色花饰与金字相映，可谓楚楚动人。毛边。271页。纽约G.P.Putnam’s Sons 1964年美国首版二印。大名鼎鼎的理查德·柏顿（Richard F.Burton）英译。此版前有Alan H.Walton长达55页的引论，叙此书诞生、版本流传、在性学文献以至了解阿拉伯文化方面的价值甚详。珍藏之。

周氏曾介绍理查德·柏顿《天方夜谭》的英译，并不无惋惜地慨叹未能得其全译。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是周氏引为同道的思想家，文集中屡次引述。从此，我又踏上了搜寻柏顿和霭理士的猎途。

1993年6月4日纽约布鲁克林的“购书记”有这样一条：

未打工前趁闲至曼哈顿Strand一逛，没想到竟猎得霭理士大著《性的心理学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褐色硬面精装七卷。费城F.A.Davis Company 1910-1928年版。书品甚佳，书页无笔划痕，亦无破损。近读知堂文，见其多次提及霭理士，评价颇高，起搜求之兴味。见仅此一套，且版本书品理想，以美金40购得，此之谓物美价廉也。同时在店里搜得霭理士自传《我的一生》（My Life），精装，647页，毛边，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0年版，书品极佳。甚得意。

当然，心诚的结果使我玻璃书橱中最终并排立起了柏顿《天方夜谭》的两套全译。纽约e Heritage Press 1962年重印“有限版本俱乐部”1934年六卷，合订为三卷，共3975页的版本。书品之新少见。精装再加上著名的安吉洛（Valenti Angelo）专门绘制的一千零一幅洋溢着阿拉伯风的插图，插图全为单线勾勒，干净得神圣，每次翻开书页总禁不住把玩良久。购这套珍品不过用了45美元。另一套是“柏顿俱乐部”自印发售的16卷精印本，毛边，收正编十卷，补编六卷。虽未印印制日期，从字体及版式推断，极像是其在1885-1888年推出的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全译全注本，岂有放过之理。500美元一套也花得心花怒放，怪哉。

回味20年来国内国外“猎书”的经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另一大收获是养成了等待的耐心，猎书的欲望只要无时无刻不强烈燃烧在漫长却充满希望的耐心里，上天总会还给你意想不到的大惊喜。套用哲人伏尔泰的话说就是：猎书者的天资即是那持久的忍耐。真的，记住“忍耐”。这是一个猎书者所能给出的最私密的忠告。

阿Q不朽！
——关于“狂人”“阿Q”的若干断想

引子：诗人帕兹（Octavio Paz）说：不，不是记忆牢记住了过去，是过去返回身来寻找到了记忆。

无论如何，我现在非要写写阿Q了。我要写的不是革命党锋利砍刀下早已作古了的那一个阿Q。我要写的是活着的阿Q，因为死神的魔影从来就不曾把他淹没。是的，他活着，的的确确、现现实实地活着。阿Q不朽！

四周夜色浓得很，像但丁丛林中恐怖的夜色。我疾行在一片古老的旷野中，旷野无声无色。朦朦胧胧之间，一个村庄的轮廓推到了我的眼前。

他客气地（不带丝毫的痞气）把我让进屋去。一顶破毡帽，算得出岁月的积尘。他取出一套颇为考究的紫砂茶具。一盅溢香的茶送到面前。我竟有些犹疑。他这是真的好客，还是别有什么用意？从他明明不僵不硬的笑容里，我读出些什么？一见如故？他显然曾经和我相当熟稔。这令我不安。何时何地何境中见到的他？何时何地何境中见到的我？或是窥到的我？

我还是接过茶来。他很有些机灵，似乎读透了我疑惑的含意，不慌不忙之中用并不肮脏也不粗糙也不苍老的手摘下毡帽。尘土顿时如迷离的记忆借着雾蒙蒙的灯光零散地纷飞起来。而且，他竟会意地点点头。我的天！我差点儿没叫出声：阿Q！不打折扣的阿Q！那块癞疮疤如坚硬不朽的象形文字在他的头顶上镌刻着永恒的印迹。我有些如释重负。

屋中央的桌子上随意摊放着几部书。还有洋文！莫非这阿Q还暗地里识得许多文字？！见鬼。旁边是几张旧报纸。纸的陈旧在灯的昏黄下生出一种窒人的历史气息。报纸的名目已不复存。但纸面中间的一幅照片吸引了我。他看看我，掉转头去也看那报纸。我发现他的后脖颈上刻着一条长且深的暗棕色疤痕。

“这是当年老子惨遭革命党砍头时照的相，妈妈的！”他分明愤愤地下意识一把护住脖颈。阿Q原不是一个疮疤一好忘记疼的人。

我向他提起吴妈。“吴妈”这两个字为他的目光中添了些闪亮的东西。是呵，吴妈对我说起过他。她多少觉得有些对不住他。在她石板一样冰冷孤寂的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她心灵乃至肉体有点“那个”的人，毕竟是不知深浅的他呀！

他有了倦意，也许是装出来的？他不像有交谈的意思了。

熄了灯（还是时髦的电灯这玩意儿），我在床上难以入眠。他睡功极好。很快，黑暗中只回响着他颇有节奏的鼾声了。我望着窗外直望到两眼发酸，索性掉转头面向墙侧。忽然，脸上有微痒的感觉。伸手去摸，像是蛛丝。无形的蛛丝以它极细微的感觉告知着它们真实的存在。存在不是以存在的量来衡量的，存在就因为它存在着。

这一夜，我根本无法睡去。“未庄的阿Q”像急雨中的水波拍打着我静思的岸边。

哦，“未庄”？

“未庄”也许是个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地方？也许，它索性不过是个名目，可以安放在任何地方的一个名目？也许，它是一个永远只存在于未来的地方？一个时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毁灭的地方？

那么，“未庄”的这个“阿Q”呢？也许，根本不是鲁迅笔下的那一个？也许，“阿Q”也仅仅是个名目而已，一个可以极随便指称任何人的名目？比如：我，你，特别是那个“他”字？也许，我正是不戴毡帽，没有疤痕，不叫“阿Q”的阿Q？而他，我亲眼见到的和我如此熟稔的人却是戴着毡帽，有着疤痕，名叫“阿Q”的非阿Q呢？

夜的世界呵，一个令人迷惑的深渊……

孪生兄弟阿Q与狂人

读鲁迅的文字，再一次使我相信“阿Q”与“狂人”是一对无法分割开来的孪生兄弟。我试图理解的已远非一个阿Q或一个狂人可能或最终“代表”着什么。我的困惑在于为什么是鲁迅选择了他们或者是他们寻找到了鲁迅。

以往历时性解读的一个误区是：把这两部作品定位于单一的文学表述的范畴内，以撰述时间的先后对它们进行所谓艺术成熟性的进化论式判断，并据此为作品贴上“深刻性”的标签。时间的推演与艺术塑造手法的变革，被视为是作品深刻与否的唯一决定因素。然而，有着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首先并且最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的不懈的审视者与批判者。弃医从文对于鲁迅而言不是一种现实的逃避或个人趣味的取舍，相反，它是鲁迅直面人生更深刻地切入文化现实的更为“激烈”的方式。他无疑意识到了“笔比刀利”（A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从一种隐喻的层面上说，鲁迅始终是带着一颗“冷酷”的医生的心，在文化的病床上为他意识深处的民族的人履行着一个医生的职责。这一职业的抉择本身正说明了思考者的鲁迅向思想家的鲁迅的视界的飞跃。

基于此，两部作品也就必须放置在一种共时性的能动的框架中加以观照，它们既冲破时间顺序的羁绊，又跨出了单一的文学的范畴，从而可以和鲁迅的全部文字组成“互文”，一同展示鲁迅文化观的“整体活动”。在这一“整体活动”之中，文字超越了表面上的差异而达到了意图的一致。

反（返）传统主义

“狂人”与“阿Q”的不可分割，恰是思想家鲁迅对民族性以至人性的本质的痛苦发现。“阿Q”书写着民族性令人绝望的一面，而“狂人”书写着民族性给人希望的一面。正是这种绝望与希望共存的民族性的体认，解释着鲁迅的不懈批判。批判是因为他的绝望，而不懈又是因为他的希望。鲁迅的这一心态正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心态。从这一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文化思潮中的“传统主义”与“反传统主义”便从表面上激烈冲突的姿态下，凸显出了一个共同的动机——为同一文化传统的存在寻找合理性甚至合法性的依据。“传统主义”只在同质的文化价值系统中试图为这一系统本身辩护。“反传统主义”则凌越或反叛了它所要审视的文化传统，从异质的文化价值系统中来投射这一传统，期待这一传统依此种投射的方向行进。他们所试图回答的其实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如何延续这一文化传统的生命。一个采用的是传统中医体内气血自我调补的方法；一个采用的是非传统的西医手术速疗的方法。

钱锺书先生论“反”之意，谓“反”兼二意：一者正反之反，违反也；一者，往反（返）之反也。“反传统主义”在本质上也还是“返传统主义”。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分子“耽恋”中国古籍的心态，除了试图获得一种局外人的超越和冷静外，真正“耽恋”于作为他们生命家园的文化传统恐怕是一种不想承认却又极为有力的解释。要之，正是这一传统与他们审视视角之间冲突性的张力，构成了他们的生存空间。视角的存在前提是它的审视对象，而不是它自身。传统的不可容忍的滞后性，正是它的批判者引以自傲的前瞻性的出场前提。艾伦·布鲁姆说：“自由与归附之间的张持，以及企图企及这两者之间不可能的聚合，乃是人的永恒的境况。”这一人与他所面对的政体间的关系，同样适用于人与他所面对的文化传统间的关系。

阐释的循环

对我们而言，“阿Q”与“狂人”在鲁迅的整体文化观中构成了一个“阐释的循环”。欲有“狂人”的前瞻性，必先有“阿Q”的滞后性；而欲洞察“阿Q”的滞后性，又必先具备“狂人”的前瞻性。《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的不同叙述模式是极具意味的。“狂人”以第一人称的“我”来叙述，这表明了“狂人”的一种清醒的主体非中心化的意识。“我”必须脱离“我”的现实生存状态，以便为自己在文化的价值世界中定位。“我”成为了“我”自我审视的“客体”。“阿Q”的叙事是以第三人称的“他”（“阿Q”）进行的，这暗示出处于主体中心化状态中的“阿Q”，不需要也不可能脱离“他”的现实生存状态，来把自己“降为”一种客体来解读、来定位。“阿Q”必须借助异己的叙述者来再现自己的生命活动。主体的非中心化，即主体对主体的流放，乃是企及界定主体与其置身其中的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唯一途径。主体的自我中心化只能在残酷的历史现实之上为自己建筑一种逃避的幻象，以为中心化了的主体掌握并战胜着历史现实。这其实正是著名的“精神胜利法”的实质之一。

解读历史结构的方式

《阿Q正传》以虚构（“故事”）来写。《狂人日记》则以纪实（“日记”）来写。这一纪实与虚构之间的呼应，似乎是在暗示着鲁迅解读文化传统整体方案的方法论：通过“历史结构”来审视“人”，而又通过“人”来审视“历史结构”。这一方法论解释了《阿Q正传》的“未庄”背景的模糊性、虚构性（未庄？），“阿Q”作为人的真实性（鲁迅对“阿Q”姓名考索的调侃笔调下，流露着他试图肯定其人真实性的动机），以及《狂人日记》的“我”作为人的模糊性（隐去了鲜明的人物特征）和“赵庄”背景的真实性。《阿Q正传》代表着前者，而《狂人日记》代表着后者。

阿Q具有一个专名，虽然这一专名亦含模糊性，但它毕竟是亦得到阿Q认可的标指符号。而“狂人”则体现着一种价值判断，它是狂人所置身的文化价值系统强行加在“我”身上的。“我”并未认可它可以用来标记“我”，因为在“我”的意识里，我乃是“非狂人”或“反狂人”。不过，“狂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显然不是此时鲁迅关切的焦点，他的真正着眼点在于“狂人”置身其中的“历史结构”。“两千年来的历史编年账”正是这一历史结构的象征性表记符号。显然，鲁迅意识到了主流或正统历史神话虚幻的实质，意识到了历史编纂或历史话语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透明澄澈的历史现实再现中介的不可能性。这一思考是借《狂人日记》，即“狂人”的话语系统——对身陷于文化传统价值系统迷雾中的主体而言是“疯态”的梦呓——而呈现的。

应当指出的是，这一重审文化传统之文本的尝试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新文化运动”以提倡新的语言、新的创作体裁为“重构”历史大文本的突破口（坚信语言的变换体现着思维模式的变换）；“古史辨”派则在这种倡导语言与思维结构的变革的大背景前，索性直截了当地“改写”历史大文本，对文化传统的观念符码系统进行毫不留情的“误读”。

鲁迅作为思想家的成熟体现了他方法论的完整与深刻。他解读历史结构是以解读历史结构中的人为前提的，而他解读历史结构中的人又是以解读人所生存其间的历史结构为前提的。这一循环或悖论是他思想家的合格标志。

共同实现生存本能

“生存”有着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一个是力争活下去，一个是力争不被剥夺生命。从这一角度来说，“狂人”与“阿Q”的不可分割恰是因为这两者共同完成了个体生命的最为突出的本能：保护、防卫的本能（defensive instinct）。“阿Q”通过他的“精神胜利法”实现着这一本能；“狂人”则通过对传统力量的自觉与清醒，实现着这一本能。“阿Q”体现着活下去的意志，而“狂人”体现了不被剥夺生命的意志。这样，鲁迅对人性内蕴的认识便逃过了简单化的描摹。闲适、自足的“阿Q”与紧张、焦虑的“狂人”从终极意义上说，则均以各自的方式认同于他们所面对的现实。“安于现实”与“警觉现实”均未达到挣脱现实的结局。“狂人”的“救救孩子”的祈求式呐喊也正书写着“他”挣脱现实的不可能性。这是批判者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超人的制衡力量的深邃洞察，也是将复杂的人性的生命本能同这一力量的残暴进行对抗时无力与无望的境况展示出来的良苦用心。

“非人化”的价值域

不妨说，在鲁迅的笔下，上述文化传统的实施与巩固，是通过将其中的个体生命“非人化”从而实现的。“阿Q”的不具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与“狂人”在他人眼里的“疯态”，无一例外地把他们均定位在了“非人化”的价值域里。“未庄”之人对于“阿Q”肆无忌惮的调侃，正是基于他看似的“疯癫”。

“阿Q”与“狂人”又从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本质上，为我们开启了不同的审视视角：横向来看，人有“常人性”与“非常人性”之别；纵向来看，人又是“意识”与“无意识”的汇合。而作为制衡力量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作为终极判断的人性价值系统的不协调以至相乖背，是鲁迅批判思想光照下凸显出的又一个复杂的命题。“阿Q”代表着文化价值系统中的“常人”，代表着人的“无意识”层，代表着终极人性价值判断中的“非常人”；而“狂人”代表着文化价值系统中的“非常人”，代表着人的“意识”层，代表着终极人性价值判断中的“常人”。从这样一种分析来看，“狂人”的生与“阿Q”的死，便有了直指人性本质的意义：终极意义上的“非常人”终究将被他的社会吞噬殆尽，而终极意义上的“常人”才会真正延续本体的生命。

“阿Q”之死似乎还有另一层的暗示：生命本体的消失（在这里借助的乃是社会的残暴职能——砍头）才是人的“滞后性”“非人性”“无意识”彻底消失的先决条件，而这是否和新文化运动彻底更换文化语境的激进向往相一致呢？此外，“阿Q”之死至少对我们引出了如下的问题：

一、历史结构的力量将以暴力（砍头）来消灭威胁其合法性的其他暴力（阿Q的革命）。

二、历史的参与者（阿Q之死的围观者）往往“欣赏残酷”，将残酷变为欣赏对象，使残酷异己化、陌生化，以求从历史之境的凶残中获得暂时的自慰或遗忘。

吃人者与吃人的观赏者是历史罪恶的共谋。

滞后性滋长了生命力

比起“滞后性”来得更可怕的，乃是“滞后性”得以生、得以存、得以长的历史结构（阿Q周围的未庄的现实空间及其中的观赏者）。没有“未庄”也便没有“阿Q”。“20年后又一条好汉”并不是“阿Q”的呓语，倒是他无意识中揭示了这一历史结构“滞后性”滋长的久长的生命力。“阿Q”的期望是他生命的历验刻写在他灵魂中的。“阿Q”对于这一历史结构的反叛或革命终于归结为“滑稽”。历史正是以“滑稽”消解了任何企图颠覆它的成分。

历史“景观”的反讽

“阿Q”提供了一个供人“观赏”的“景观”。同时置身于这一“观赏”景观中的所有参与者也构成了另一个“景观”。只把注意的焦点倾注于前者而无意或有意地忽略掉后者，则是迄今为止的“阿Q”研究中的一个灰暗地带。而这一忽略最终是无法解释“阿Q”现象的，因为“阿Q”之景乃是以至必定是在后一种“景观”中确立其意义的。这是鲁迅给予我们的最有力的提示。

在这样两个彼此相套合的“景观”之外，现代的“阿Q”批评者们及读者群更构成了另外一个更大亦更复杂的“景观”。我们之所以不满意于这一现代的批评者的“景观”，乃是由于这一“景观”自身的“暴力”取向，即它首先预设地把“阿Q”从种种在他们以为是“非阿Q”的关系之网中剥离开来，以期将它变为孤绝的自足的自律体。其结果是：他们至多所能回答的是“这个阿Q是什么样的”，而无法涉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阿Q或阿Q们”。

现代的“阿Q”批评者实质上早已陷入了历史所巧妙营构的“遗忘域”中。“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本质上又是在回荡着“精神胜利法”的灵魂。他们从一开始即果断而警觉地把自己同“阿Q”隔离开来，“阿Q”成为一种纯粹的“他性”（otherness），一种在怜悯的氛围里承受批评者情感关怀的“他性”。这一策略使他们获得了两种东西：第一，界定了自己的“非阿Q”的合法地位（凌驾阿Q之上，救世主式地施加怜悯）；第二，将自己的“阿Q”式内核伪装成一种超越的姿态，以挣脱人的“阿Q性”阴魂的纠缠，以遗忘来掩埋恐惧。他们有着和“阿Q”一样的时间观：投射“过去”或“未来”以遗忘无情的“现在”，以此企及“现在”的安适和安慰，而非像焦虑“现在”的“狂人”那样。

作为现代批评者的我们，其实同“阿Q”周围静默或亢奋的“观赏者”没有了本质的差异。“观赏者”是我们的过去的投射。我们则是“观赏者”现在的复活。我们如此的存在加重了“阿Q”后脖颈上砍刀的分量。这正是历史的一个最大的不幸和反讽。

“阿Q”的预言已过去了多少个20年！由于包括我们在内的“观赏者”的壮大，“阿Q”的后代必然生息繁衍以至壮大。

阿Q活着。的的确确、现现实实地活着。

阿Q不朽！

伊甸园的黑暗
——《旧约·创世记》中的一种女权/女性主义解读

假若史乘由女子编述，像教士们保藏在经堂里的那样多，她们所写的男子的罪恶恐怕所有亚当的子孙都还偿不清呢。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巴斯妇的故事”

此后的文明史家是否会重新撰写一部完全不同的人类文明史呢？是也罢，不是也罢，没有理由遗忘20世纪的今天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因为一直闪烁着荣耀金辉的漫长的西方（乃至全人类）的文化传统，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带有巨大摇撼力的洗劫，一种被冠之以feminism的批判。欧美feminism的出现有其悠远的发展历史。这远不是20世纪的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运动已从其初期的争取妇女在社会实践诸层面上与男性的平等权利，发展到一种重新理解、发现和组织人类认识结构的新视域或理论方法论。把feminism译为“女权/女性论”更贴切，因为这样既涵盖其历史发展，同时又强调这一运动的当代理论意义，即它作为一种新视域的意义。本文暂依通译，译为女权主义。

摧毁西方全部文化传统的革命

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受益者与捍卫者来说，当代女权主义批判浪潮的到来不啻是恐怖的洪水猛兽，它还是一次企图全面摧毁西方现存全部文化价值秩序的“哥白尼革命”。

值得提醒的是，把“哥白尼革命”这顶桂冠加在当代西方女权主义文化批判的巨大潜能之上，对于它而言，既受之无愧却又得之不当。因为它在揭示这场文化批判的革命性质的同时，却又似乎暗示了这一革命的局限性，而这一局限性恰是现阶段女权主义的文化批判策略所竭力避免的。

对于16世纪以前的宇宙认识论而言，哥白尼将地球从一种万星来朝的中心地位，放逐到一个以某种普遍的数学精确性围绕太阳这一新的“真正”的中心运动的边缘地位上去，这无疑是一次划时代的突破。哥白尼以他的睿智和胆识为宇宙重新描绘的这幅崭新图景，无可否认，是更进一步切近了真理的。然而他的宇宙认识论革命的局限性也是巨大的：他最终未能摆脱有中心论这一为所有宗教宇宙论所具有的权力等级特质。推翻了地球的中心地位将它还原为边缘性，却又将这一中心的荣耀归附给那个曾经处于和它同样边缘性位置的太阳。这种边缘与中心的互换，在现代科学的天体论看来，仅能在一个极为有限的场域内拥有价值，它毕竟是远离揭示宇宙整体特质的。现代科学宇宙论的基本出发点就在于，承认宇宙的无中心性，承认宇宙系统中每一个成员的平权性。

同样，从发展的角度看，当代西方女权主义（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批判的理论路向，也并非像对之不屑一顾的男权卫道士或对之加以肤浅、激进理解的某些女权论者那样，把它简单地化约为：似乎是试图在人类文化（主要集中于西方传统）现存权力结构之内，彻底颠倒男权/女权这一实质上不平等的对立项，以压迫者之道（男权对于女性的支配）还治压迫者其身（以女权战胜男权，施行权力再分配）。换言之，这一文化批判的真正革命性意义绝不在于以女性的经验取代男性的经验，以文化价值秩序中的边缘性夺取文化价值秩序中的中心性，并且使之普遍化为人类文化的价值新规范。如果说女权主义之所以提出并强调文化秩序中的边缘性（marginality）地位这一概念，是为了意识到并且向文化的中心性回归的话，那么，这就无异于扼杀了这一概念的强大生命力，因为这一概念的警醒作用恰恰在于避免向文化的中心价值回归。

边缘性开启了审视主流文化结构的可能性，而在此之前，主流文化是无法从其内部得到批判性审视的。边缘性的女权主义意义则为我们揭示出：成为规范了的意识或被赋予了特权的意识便成为一种无意识了。因为成为具有特权的规范的东西，就再也不去质疑它自己的本质了。处于边缘性的东西，从来就不配享有任何不去自我质疑的特权。这就表明了这样一种态度：对那样一种特权享有的丧失，恰是真正人类认识的出场。

这样，当代女权主义文化批判的潜在力量也就在于：通过对文化传统的细读与解构，颠覆铭刻着中心性/边缘性、支配性/被支配性、压迫性/被压迫性等等这一有中心取向的全部文化传统的不平等基石（因为任何中心的设定必然暗示着以它为价值尺度的某种边缘性、某种从属性、某种向心性、某种被制约性）。毫无疑问，在一种本质意义上说是完全平等的新的文化价值系统中，人才会最终确定自己的位置。

吃女人的历史

历史必被重新解读。当history被女权主义锐利的解剖刀剖解成his-story的一刹那，一直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视为是人类的历史的东西，便赤裸裸地毕露了原形。它——“历史”（history）——不过是他的故事（his-story），一个讲给人类聆听的男人的故事。这一并非语源学意义上的发现却以其潜在的启示力量，为西方文化传统的批判牵来了一道女权主义的曙光。

那么，历史必被重新加以界定。它基本上是由男人撰写的关于男人对世界的体验的故事。其绝大部分内容乃是战争或为准备战争而暂时达成同盟的记录。这样一部出自男人之手的故事只能是压迫与征服的历史。而在这一基于男性经验的所谓人类的历史中，女性的经验大多被略去或仅仅是所谓“真实”历史的一种装饰物。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曾这么感慨过：除去我们母亲、祖母、曾祖母的姓氏、结婚的日子、生产的孩子的数目之外，我们对她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不难想象，当第一次意识到女性自身的被压迫恰恰是来自包括她们在内的人类所共同创造的文化的时候，觉醒了的女权主义“狂人”便也翻检出写满了平等、博爱、繁荣、进步、幸福、自由的人类历史编年账来，她（他）们也从字缝里艰难地（多少个世纪！）读出了几个字——“吃——人”，“吃——女人”。她们同样作为历史文化创造的主体，竟始终被压迫性的男权吞噬着！

女性主体的二重性

如前所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对女性在整个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缺席（absence）的觉悟，是一个极富意味的事。不加深究地以为，女权主义的批判目标在于唤回西方文化传统中作为历史主体之一的女性主体的重新出场（presence），极易遭受男权论者的迎击。因为既然女性主体的缺席是“历史的”（或“历史性必然的”）  [2]  ，那么，这与男性主体的出场并不构成对抗性矛盾。前者的缺席并不要后者的出场负责。

为了避开这一极易产生误解从而化约女权主义文化批判策略的表层认识，我们有必要对主体这一概念作深一层的剖析。只有当我们能够证明作为历史主体之一的女性主体始终是出场的（而非始终是缺席的），却同时又始终是被迫处于缺席状态的时候，呼唤女性历史主体的呈现才具有文化认知与社会实践两个层面的重要价值。

主体（subject）这一概念，正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的那样，具有一种讽刺的两面性。sub-这一词素的拉丁语源意义是“处于……下方”，-ject（jacere）意为“抛掷”；合而意谓“抛掷于……之下”，即“臣服或受制于人”之意。  [3]  因而主体最先具有的是日常英语即使现在还依旧使用的这一普遍意义：被动的政治支配的对象。只有后来到了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它才摇身一变，成了主动的、积极的精神或思维的力量。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这样两种相悖的意义则同时附着于subject一词之上。作为政治支配的对象，作为文化传统中被压迫被歧视的对象，女性主体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历史的舞台。然而作为一种主动的、积极的文化创造者、参与者、分享者的精神主体或思维主体，她们却从来不曾逃脱被蔑视被抹杀的命运。作为边缘性的存在，她们的出场始终被支配性的男权所抑制着。

对于女性主体这样一个同时兼有出场与缺席二重性的悲剧性现实的挖掘，维蒂格（Monique Wittig）与莫里斯（Morris）给出的法文示例是再有分量不过了。在一个男权支配的文化传统里（比如法语传统），“我是作者”（Je suis un ecrivain）既指涉男性亦指涉女性。但当一个作者是一位女性主体的时候，实际写作的那个我（Je）就同“我是作者”的那个我，亦即她自己的作品，相离异了，因为这个我使用一种对她来说是完全异己的语言。这个我体验着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因为那个我并不是这个作者。“作者”（un ecrivain）按照法语语法的正确性要求，只能是唯一地按照阳性来理解。在这样一个文化传统中，女性主体“便被语法规则的潺潺之声淹没或割裂了”  [4]  。文化规约的合法性在并没有宣布女性主体历史性缺席的同时，却又神不知鬼不觉历史性地抹杀了她出场的现实性，断送了她生命的真实价值。只有在“我是作者”/“我不是作者”同时为真时，才符合男权文化传统中女性主体的真正地位，这样一种历史双重性的悖论的发现，自然要求对这样一种男权取向的文化传统的根基进行批判性的解读。只有从根源上寻找出赋予这一文化传统价值结构以某种合理性的性歧视的力量，以一种全新的视野观照文化的现实，社会实践层面上的与男性的平权才会最终到来。正是这样一种清醒的体认，促使女权主义开始在认识论、方法论、科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文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等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

肋骨只能是肋骨

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源泉之一。宗教学的女权主义批判业已揭示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有力的性歧视（sexism）温床。

在曾经把《圣经》奉为现世生活绝对价值准则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中，深深铭刻在它文本之中的性歧视的神旨，以其合理的、威严的、不容置疑的暴力型塑着这一文化传统的种种表现形态，为这种种表现形态的内在性歧视实质上提供了一种压迫的神圣化依据。沿着这一传统，性歧视如同生物的基因一样，处在一个不断变异的遗传动态过程中，以致即使像自然科学这个似乎最最远离性歧视荼毒的所谓“客观”研究领域，也不能逃脱它的淫威。“科学看起来并非没有性别，它是一个男人，一个父亲。”  [5]

《旧约·创世记》中耶和华上帝创造人类的记述，被视做是对于上帝（神圣）/人类（人性）最初关系的一种神学规定。  [6]  对于这种具有无上真理性权威的规定进行一种女权主义的批判性解读，将为我们揭示出建基其上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性歧视根源，为重新理解西方文化传统中男性/女性的价值派定，从而企及女权主义的文化批判目的提供令人鼓舞的策略。

“上帝创造了人类”乃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它模糊了圣典文本事实上开放给一种批判性解读的更为深刻的文化意蕴。我们的解读首先将会揭示：就上帝最初的神创意图而言，“上帝创造了男人，并且只创造了男人”。不必纠缠这一模糊化是历史性的疏忽还是文化性的策略。我们进入文本：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之人安置在那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称她为夏娃。  [7]

从上引文本的神创意图来看显而易见：亚当先于夏娃被创造出来。这里男人/女人生物发生学意义上的时间先后顺序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具有本质性意义的是这样一种类比：亚当=人/夏娃=人的肋骨。

“亚当”（Adam）一名来自希伯来语的adam。事实上，这一词的词义近于“人类”，即复数性的mankind，而非个体之人（man，希伯来语中是ish）。用来指称神创第一人的adam后来被用做专名Adam了。

“夏娃”（Eve）与肋骨的比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较容易接受的是这样一种推论：近代语言译本中的“肋骨”，实出自对于苏美尔人神话中同一个词的一种语义双关的选择。这一原词同时意谓“肋骨”与“活”  [8]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选择已经暗示了父权性的文化价值观在起作用。女人是男人的一部分。女人即是他的人（男人ishah，女人ishsha）。男人由于体现着雌雄同体的完美性，理所当然是拥有对他的产物的优先权的。从前引文本中我们看到，既然上帝只是为了抚慰他的造物亚当的孤寂才又决定造出夏娃的，那么这个对耶和华最初的神创意图而言，不过是姗姗来迟的一个替补性或从属性的应急手段的女人——他的人——只好注定接受亚当的完美性、主宰性、优先性。肋骨除了只能是肋骨外，它还能成为别的什么？这样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一个对比项系列：

总体（完美性）＞部分（非完美性）

人（亚当雌雄同体，给予生命）＞肋骨（给予生命之对象体）

亚当=人（主宰性、优先性）＞夏娃=人的肋骨（从属性、滞后性）

男人＞女人  [9]

男人＞女人便极为合理地具有了逻辑的现实性。这一合理的逻辑现实性借助于神创的神圣性证明并规定着男人优于、支配、压迫女人的自然依据（生物学意义）的必然性。让我们听听伟大的智者阿奎那（omas Aquinas）吧——

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制作的……它说明女人不应该统治男人，她不是用男人的脑袋制作的。  [10]

如果说西方文化传统性歧视的不平等取向，肇端于它古老的犹太教父权意味颇浓的自然性质的源头，那么其后的基督教神学则最终通过对于人类获取知识的一种二元论阐释，把这一自然意义（生物学意义）上的规定强制性地普遍化为一种文化意义（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规范，而正是凭借了这后一种价值规范，西方文化传统的性歧视的父权性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

智慧二元论的性别歧视

美好的伊甸乐园之中，作为人类始祖之一的女性夏娃受蛇的诱惑，首先吞食了为耶和华上帝明令禁食的分辨善恶的智慧之树的果实。本来，若是单单从基督教神学的框架中来审视这一行为，是再简单不过的，因为无论是谁的过失（女性的夏娃或是男性的亚当），由吞食禁果而带来的人类悲剧性“原罪”的宗教学和哲学人类学的内涵，乃是人类的始祖对于神/人原初神学规定性的破坏。  [11]  围绕着“原罪”的两极，分别是造物之神与神之造物，亦即作为整体的人类与神的对抗。德国当代著名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M.Landmann）在他1955年出版的力作《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一书中正确地指出：“上帝为其自身保留了有关善与恶的知识，对善与恶的认识是神的所有权……亚当和夏娃受蛇的引诱，偷吃了知识之果，他们用这种方法获取了上帝不打算赋予他们的神性。人违背上帝的意图从上帝那里取得了这种神性……”  [12]

然而女权主义的批判性解读，却在这种一级性的对立关系背后发现了一个二级性的，却更加意味深长的对立关系。

这一二级性关系涉及围绕“原罪”的人类知识的发生学问题。依经典文本，女性夏娃是先于男性亚当企及智慧的。从一种批判性的女权主义视角来看，这里企及智慧之果的孰先孰后便不再是不带有本质性意义的了。  [13]  依照上引文本的神学逻辑，神性＞人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上帝之所以令人类的始祖禁食智慧之果的目的，并不在像他宣称的那样，使死亡离开他们从而一展其恩泽造物的仁慈；  [14]  相反，耶和华上帝真正的用心倒是不幸被蛇言中了：“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15]  “如神能知道善恶”便是企及了原初仅能为上帝独享的神圣的东西，便是由一种人性的层面跃升至一种神性的层面。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只能进行一种一元论价值判定的话，那么吞食智慧之果本身并不等于企及了恶。因为无论这一行为的动机如何，人类始祖所品尝的毕竟是从伊甸乐园中上帝所拥有的唯一一棵智慧之树上结出来的果实。恐怕很难有这样的巧合：这唯一一棵树上偏偏会结出几枚令人生畏的“恶”果来，而偏偏又是人类的始祖把它们一个个吞了去。

上帝毕竟是上帝。围绕着智慧之果这一本来仅具善的属性的一元价值判定，通过两个层面上引入二元论价值判定，借此将女性的夏娃推向了首恶之源，最终达到了在文化——社会学层面上再一次确立了男性优越性的性歧视的目的。对于人类企及智慧的二元论解释是这一层面所达目的的有力帮凶。因为如果“智慧之果”本身只做以善为取向的一元论解释，那么这唯一属性的果实其性质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品尝果实甚至就等于获得了神性，那么依上述神学逻辑神性＞人性，可得：

率先获得神性＞仍然停留于人性层面

夏娃首先获得＞亚当晚于夏娃获得

女人＞男人

“智慧之果”的“果实”在希伯来文中义近于现代英文中的fruit一词。该词是一个普通的统称词，并不含有特定的价值属性。然而早期的基督教圣书将这一本属泛称的抽象之词具象化为尽人皆知的apple（苹果），则是颇具匠心的。有学者指出，以形象普通且鲜明的apple来具象fruit，是受古希腊神话中“金苹果”（Golden Apple）的启示。  [16]  但这样的解释也许更具批判性的力量，在中世纪：

指称引诱者给予夏娃，并经夏娃给予亚当的“苹果”一词的拉丁文malum，是与表示万恶之根的mal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这种词根上的关联，给人类带来厄运的malfeasance（胡作非为）以及所有的maladies（疾病），便被视为是出自那一导致太初乐园中人之堕落的苹果了。  [17]

由此可见，在基督教神学框架中，“智慧之果”本身干脆带上了模棱两可的恶的属性了。

把女性推向恶的源头

这样，围绕人类的知识发生也就出现了两个层次的二元价值判断。其一是外在的，其二是内在的。

所谓外在的乃是指上帝通过设立了对立面即引诱者蛇，从而从外部将知识获得的属性二元化了：人类的知识，即使是神性的知识，却由于是与神圣的善相对立的恶所诱发的，从而这一知识的发生也就注定成了以颠覆上帝最初所设定的神/人关系为特质的违背神命的“罪行”了。

所谓内在的乃是指到了基督教神学手中，“智慧之果”本身也带上了不确定的恶的属性。尽管“智慧之果”与恶之间的相互联想原本来自语言的词根，但这种对应关系（有其随意性）一经形成，它便很快幻化为一种文化的无意识了。甚至于今日“苹果”的意象在公众的意识里，干脆等同于肉欲、诱惑等等仅仅含有负面意义的东西了。  [18]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人类的始祖吞食的“果实”本身，也会具有恶的属性亦是自然的。反正全知全能的耶和华上帝是永远拥有善的。试想，如果是耶和华上帝而非蛇命令人类品尝“智慧之果”，那么人类的“原罪”的悲剧性命运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就是这样两个层次的二元论价值判定，使得获取神性（善的属性）的人类行为毫无隙缝可钻地完全归属于恶的价值域了。

在维护神（性）/人（性）这一一级关系的同时，全能的上帝并没有忘记他自己的造物。当男人/女人这一二级关系凸现于以恶为唯一价值取向的人的知识发生的领域的时候，上帝慈悲大发地优先宠幸了可怜的夏娃。他把女性的夏娃果断且意义深远地推至恶的源头，毫无疑问，这一举动与其最初的神创意图恰相吻合。当他所面对的不再是神/人关系，而是男人/女人这一二级性关系的时候，同情那“以他的形象”造就的男性亚当，不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吗？  [19]  肋骨毕竟是连造物主的上帝也懒得看上一眼的东西，肋骨就是肋骨。

而亚当的子孙依旧沐浴在伊甸乐园上帝仁慈的灵光中。

Hallelujah！

Hallelujah！

风景收束于此

书房就是我的王国
——重构理想书房的一次尝试

对大部分中国爱书人而言，“书房”二字所能唤起的想象多半会牵出一个叫李谧的人来。有“贞静处士”之谥的北魏人李谧向来被归入“逸士”“高人”之林。这事实虽未必人人耳熟能详，他著名的两句话却一直为身后的爱书人津津乐道：“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于是，“坐拥百城”成了有着绝尘绝俗之心的爱书人笑傲喧嚣人世的灵魂宣言。

不过，确也有明眼人早已洞见了个中的苍白乏力。梁实秋就不给爱书人面子，竟大煞风景地将其点破：“这种话好像很潇洒而狂傲，其实是心尚未安，无可奈何的解嘲语，徒见其不丈夫。”可见，即使是众望所归的逸士、高人也还有不断修炼的余地。我倒是觉得絮絮叨叨的法国人蒙田谈自己心爱书房的话说得朴实有力，不带一丝酸葡萄般的腐儒气：“书房就是我的王国。我竭力对它实行绝对的统治。”后来史家吉本（E.Gibbon）竟也用十分接近的诗的想象回应了蒙田：“千百个侍臣围绕在我身旁/我遁世的地方就是我的宫殿/而我正是这宫殿之王。”

蒙田和吉本激励了我。我禁不住诱惑，也要尝试着拿出王者的气魄和胆略重构我的王国——一个爱书人的理想书房。我所谓的“理想书房”其实更贴近英文的my dream study/library。表示“理想”的一个“梦”字既可指“故园枝叶记君家”（王船山）的追忆，也可以指“我欲从君栖，山崖与海濆”（顾亭林）的向往。这样，我心目中的“理想书房”也就既存在过，同时又尚未诞生。追忆与向往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权当做一场勾人的春梦。

书房的名目

书房是爱书人毕其生收藏于斯、览读于斯、为文于斯、梦想于斯的地方。那么，“理想书房”该不该有与之相匹配的名目？

生性务实的英美人似乎不大在意如何称呼自己的“书房”。因此，英文中说到“书房”，名目也就显得贫乏，不外乎“某某某的”book-room、library或study，干巴巴几个实质性的词，同古今中国爱书人对于名目的在意以至着迷相比，其间差距正不可以道里计。一旦遭遇我们的“斋”“轩”“庐”“庵”“居”“阁”“堂”“屋”“馆”“室”“房”“舍”“园”“楼”等，更如贫儿撞见王子，难得有抬起头的时候。这还不提或如诗或如画，或飘逸着温馨书香或散发出清冽书气，或令人心醉或引人遐思的修饰语的汪洋，像什么“古柏斋”“冷红轩”“字隐庐”“瓜蒂庵”“芥茉居”“唐音阁”“缘缘堂”“平屋”“脉望馆”“纸帐铜瓶室”“少室山房”“雅舍”“随园”“天问楼”，一展想象力无边的瑰丽，不免教人想起“青藤书屋”主人徐文长的诗句：“须知书户孕江山。”小小书房却能包孕下浩大的江山。难怪我们的文人对待自己精神家园名目的态度不仅丝毫不含糊，简直有些神圣得令人敬畏。

书房的环境

明人计成的《园冶》一书有“书房山”一节，中云：“凡掇小山，或依嘉树卉木，聚散而理。或悬岩峻壁，各有别致。书房中最宜者，更以山石为池，俯于窗下，似得濠濮间想。”

从外部着眼，理想书房当然得有理想环境。所谓理想环境，应体现为书房的物理处所与书房主人的心灵诉求之间彼此近乎完美的呼应。

蒙田建在山丘上的塔楼第三层是他的书房，透过正面的窗子正好俯视前面的花园。这一环境毫不含糊地批注了西塞罗的幸福观：拥有一个花园中的书房（a library in a garden）。明人张岳的“小山读书室”位于面向平芜、背负列嶂的“小山”之上，于是，“仰观于山，则云萝发兴；俯狎于野，则鱼鸟会心”。这一环境享尽了梦境与现实的交错。清人麟庆养于半亩园海棠吟社之南的“退思斋”，“自夏徂秋，每坐此读名山志，以当卧游；读《山海经》以资博览。八月夜，篝灯展卷，忽闻有声自西南来，心为之动。起视中庭，凉月初弦，玉绳低耿，回顾童子，垂头而睡，与欧阳子赋境宛合。伫立移时，夜色渐重，仍闭户挑灯再读。”这一环境令古与今消弭了时空的阻隔，尘世的心灵得以恣意邀游于仙境。

位于北京西城一条平常小巷中的八道湾十一号，是周作人长期居住的地方。令多少读书人心向往之的知堂书房“苦雨斋”就坐落在这里。“苦雨斋”其实貌不惊人，不过是典型而普通的中国旧式民居，据说是因院内排水不畅，每遇雨院内辄积水难去，故此得名。这样的环境已经用不着非得推开书房的门去读懂它的主人了。没有令人艳羡的浪漫，历史的记忆里只弥漫着苦涩的无奈和倔犟的苦中寻乐的文人况味。

书房的陈设

若说书房之外的环境折射着爱书人同外部世界的某种精神上的契合，那么书房之内的陈设布局则如一幅写意，着墨不多，却笔笔鲜活地勾勒出书房主人的品格与品味。

当然，书房的主人不妨粗略划分成两类，即“权势者”和“读书人”。权势者无论意在装点自家门面抑或真正出于自己耽读的乐趣，书房的设立和内中的陈设少有漫不经心的，往往借了布置的奢华无处不透着“权势”二字，古今中外向无例外。光绪初年出使西洋的黎庶昌是个不折不扣的文人，于是公务考察繁忙之际，还念念不忘在那部著名的《西洋杂志》里，为他夜睹德国王后凯瑟琳的书房记下一笔：“是夜，余入至开色邻看书之室。四壁皆饰以红缎，悬大小照像十余。书案有屏围之，如篱落形，剪采为花叶缀于其上。笔砚之属，率皆镂金琢玉。室内有一玉碗，径可一尺八寸。又有白石柱灯二，高可六尺，燃烛其中，若玉莲花也。”

此类书房即是梦中怕也难及，因为再狂野的想象终归脱不了日常的生活体验。还是回到属于“读书人”的书房。

蒙田的书房设计成圆形，只有一点平直的地方，刚好安放他的书桌和椅子。所有的书分五层排列在四周，围了一圈，弧形的墙壁好似躬着腰把它们全部呈献在他面前。这样的陈设完全符合王国绝对统治者的气势。

文人多以潇洒脱俗自命。书房的理想陈设要能不露声色地体现这一点才好。清人李渔说得最透：“书房之壁，最宜潇洒。欲其潇洒，切忌油漆。油漆二物，俗物也。”最佳者四白落地，简而洁；以棉纸糊壁虽等而下之，也还会使屋柱窗楹共为一色。和谐乃是关键。陈设多寡虽因人而异，但终以不繁为境界。明人桑悦的“独坐轩”大如斗，只能容下一台一椅，台上仅可置经史数卷。然独坐此书斋中，“尘坌不入，胸次日拓”。

清人郑日奎在中堂左侧辟出一室为书斋，名之日“醉书斋”：“明斋素壁，泊如也。设几二，一陈笔墨，一置香炉茗碗之属。竹床一，坐以之；木榻一，卧以之。书架书筒各四，古今籍在焉。琴磬麈尾诸什物，亦杂置左右。”在这样的书房里，主人自可以忘情地宣泄自我，“或歌或叹，或笑或泣，或怒或骂，或闷欲绝，或大叫称快，或咄咄诧异，或卧或思，起而狂坐。”清人张缙彦的“依水园”更是羡煞爱书人：“水中有画舫，具茶铛酒垆，载《汉书》《唐律》数卷，春雪初融，卧听撒网声飒飒然。”这岂是《遵生八笺》中脂粉气的书房布置可以相提并论的。

周作人素喜雅洁，读书、作文、写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温源宁几笔便将他写活了：“他的书斋是他工作和会见宾客的地方，他整洁的书斋可以说一如其人。一切都适得其位，所有的地方一尘不染。墙壁和地板有一种日本式的雅致。桌椅和摆设都没有一件多余，却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韵味。这里一个靠垫，那里一个靠垫，就平添了一份舒适的气氛。”说的是“苦雨斋”也说的是“苦雨翁”。

西方文人中，靠近这一情调的，除卡莱尔（T.Carlyle）洁净整齐的书房外，非盖斯凯尔（E.Gaskell）夫人笔下夏洛特·勃朗蒂的书房莫属：房内的主色调是深红色，正好以暖色来对抗屋外冷森森的景致。墙上只有两幅画，其中一幅是劳伦斯画萨克雷的蚀刻。高而窄的旧式壁炉架两侧凹进去的地方摆满了书籍。这些书籍没一本是时下流行的所谓标准著作。每一本书都反映着书房主人个性化的追求和品味。进入这样的书房，除了墙面的颜色，即使是挑剔已极的李渔怕也要颔首称许：“壁间留隙地，可以代橱。此仿伏生藏书于壁之义，大有古风。”

当然尽信书房内的陈设有时也会落入判断的陷阱。钱锺书的书房据说藏书不多，可数的几橱与学富五车的他完全画不上等号。英国著名自然作家赫德森（W.H.Hudson）笔下大自然光与影的生命是那样流光溢彩，可走进他的书房是人都不免感到失落和惆怅：起居室兼书房面积虽大却十分晦暗。房内摆的家具全是人家公寓里丢弃不要的。除了安放他心爱书籍的一个玻璃橱外，满室见不到任何鲜亮的光与色，与美沾不上一点边儿。他不是因贫困装饰不起他的书房，实在是外面美丽的大自然全部占有了他。他真正的书房是在有光有色的大自然中。就像诗人华兹华斯的佣人有一次对慕名参观他主人书房的访客说：“这是主人放书的地方，他在田野中研读。”

书房的趣味

藏书家叶灵凤写过一篇“书斋趣味”，述说他在枯寂的人生旅途中寻找精神安慰的体验：“对于人间不能尽然忘怀的我，每当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便将自己深锁在这间冷静的书斋中，这间用自己的心血所筑成的避难所，随意抽下几册书摊在眼前，以遣排那些不能遣排的情绪……因为摊开了每一册书，我不仅能忘去了我自己，而且更能获得了我自己。”

书房是爱书人身与心最后的庇护所。在这里，爱书人沉睡的灵魂，深刻的个性，人的种种特征被一架架书籍所唤醒、所提升。没有书架的书房难以想象。没有书的书架更加难以想象。其实，书房真正的趣味归根结底，全凝缩在那些安放着各色各样典籍的神秘书架。书架是爱书人全部欲望与满足的隐秘栖息地。书架才是书房的灵魂。难怪书房不可轻易示人。“苦雨斋”主人深得个中奥秘：“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掂出一点斤两来了。”恰恰是基于这一缘由，重构理想书房的要紧处，便在于重构书架上摄人心魄的一道道书的风景。

《书架的故事》（The Book on the Bookshelf）的著者，美国杜克大学土木工程学及历史教授亨利·佩特罗斯基（Henry Petroski）一天晚上兀自坐在书房里读书。猛然间，他抬起头来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眼光审视着眼前的书架。结果，他惊异地发现，那些个实用的、制作简单的书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个“奇特、神秘、引人入胜的故事”。他第一次果敢地把遭人歧视以至蔑视的普普通通的书架，从残酷的历史遗忘之中解救出来。这是以爱书人的良知和科学家的敏锐共同完成的一次充满文化趣味的发现：像书一样，书架也正成为我们文明的组成部分。书架对安置其中的书籍而言，不仅是彩色布幕，也是舞台。既然如此，理想书房里一个个舞台上展露的风景越是独特，由这些风景构成的书房的趣味才越显淳厚。

历史小说家司各特（Walter Scott）的书架上除去大量的诗集，就是魔法师和炼金术士的著作，剩下的全是轶闻趣事集。诗人格雷（omas Gray）的书架上摆放着他精心收藏的作品，收集之全令人难以置信：从小时候上学用过的课本，到最早的文学和绘画的习作，再到他后来引以为豪的研究之作。散文大家赫兹里特（W.Hazlitt）对莎士比亚和卢梭烂熟于胸，但他的书架上除了亨特（Leigh Hunt）的书外，别的什么都没有。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书架上只有一部《圣经》，其余全是他自己写的待出售的作品。托马斯·莫尔（omas More）藏书颇丰，但架上全被古希腊、拉丁作家占据了。伊拉斯谟（Erasmus）多少有些嫉妒地说：除非去意大利为的是旅行的乐趣，否则莫尔完全可以足不出户。

译出《鲁拜集》的菲茨杰拉德（E.Fitzgerald）更令人不可思议，他只把带给他真正愉悦和乐趣的作家作品中那些让他刻骨铭心的书页撕扯下来，然后重新装订成册，再次命名后才将它们放回到他孤傲的书架之上。他所倾心的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一经拆装后，新书封面上的书名成了：《卡莱尔的僧侣》（Carlyle’s Monk）。独特到令人难忘的地步。

还是再一次回到八道湾的“苦雨斋”。我想象中走进“几净窗明”“清静幽闲”的一明两暗共三间藏书室正中明亮的那间屋子。除了一扇门，书房四周环列着一人多高的带有玻璃门的书柜。柜中的书摆放齐整，分类清晰。有中文，有日文，有英文，有希腊文。装帧讲究，种类繁多，有线装，有洋装。从野史笔记到乡邦文献，从动物生活到两性关系，从原始文明到巫术宗教，从希腊神话到日本文学，从医学史到道德变迁……霭理士26册著作仍然放射着犀利的思想光芒。英国胜家（Charles Singer）与日本富士川游的医学史仍然耐心等待着主人的光顾。由《金枝》的作者、大名鼎鼎的弗雷泽翻译的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的《书库》（Bibliotheke）以其上乘的译笔、详赅的批注，连同那部绝版难觅的汤普生的《希腊鸟类名汇》，仍然带着主人常常翻读时留下的体温……我不由地想，这些书橱里的书应当是我理想书房理想收藏的基础，然后应当添加上钱锺书“容安馆”那仅存在于他厚厚几大册札记中引用的西籍，还应当添加上从照片中见到的、季羡林书房里极抢眼的那部硬纸套装一百函的日本印《大正新修大藏经》，还应当……

理想书房还应当是爱书人甘愿埋葬自己灵魂的地方。如爱默生所说的那样，理想书房本应当这样构成：“从所有文明国度里精挑细选出那些最具智慧、最富机趣的人来陪伴你，然后再以最佳的秩序将这些选择好的伴侣一一排列起来。”

对于爱书人而言，理想书房还应当是理想生活的同义语吧。

曼哈顿书店一景

对于爱书之人，书店是上帝赐与的一片福地。

对于爱书之人，书店是四季都有花开、都有果结的园子。

对于爱书之人，书店是一场宴席，飘逸着诱人的芳香。

有事没事喜欢上那儿逛逛。那里流连久了，便觉得书店自有书店的风景。这风景在经意与不经意之中却也会令你浮想不断，像是在读一本颇耐琢磨的书。说说书店布书这个现象吧。

我很喜欢曼哈顿116街附近哥伦比亚大学校门旁的自家书店。店大而敞亮。除浏览那几架哥大自版书籍专架，我大半时候要站在摆满了著名的“勒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的架子前。轻轻翻开赫西俄德、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普里尼、希罗多德、普鲁塔克……总觉得一双双深澈的眼睛在古老的文字背后投射着威严的目光。这无声的凝视使我感到痛楚，我仿佛清晰地看到，在人类知识与智慧的瀚海边，我不过是一粒细柔的沙子。当然，有时，一面面鲜红色或翠绿色的纸套封一下子会化作坚硬的碑石，不朽地屹立在架上，屹立在眼前，心里又觉得幸福，这幸福分明在于尽情领略着生命永恒的奇伟。

一天，不知什么驱动，闲步到“虚构作品”栏前。在狄更斯众多著作的下方，一本黑封面粉红色书题的小册子吸引住了我。是福柯的什么。心正诧异这位Foucault先生何时像他的同乡萨特那样，写出过什么可以毫无争议被冠之为“虚构作品”的小说之类，急翻目录，细读文字，方知这原来是和传统的虚构观念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福柯访谈录》（Interviews with Foucault），不折不扣的实录文字。刚要抱怨布书人粗枝大叶，却恍然之际似乎悟出了什么。或许，也仅仅是或许，若是福柯先生本人屈尊在这店里工作，让他自己在众多类别的架子上为他自己的文字确定一席立足之地，他未尝不会开这个玩笑吧。

这位一生都在致力于人为制度的权力解构的大师，难道不会在书店传统布书分类“虚构”与“写实”的森严二分法里，实践一下他为之追求的目标吗？让一直享有“真理”特权的“写实”的沉重，体验体验只有“消遣、愉悦”身份的“虚构”的轻松，对于我们这个已经过于持重了的世界，未尝不是一剂良药。

想到这有趣的布书现象免不了扯远一点。

许多年前一个暑期，我有机会到了内蒙古草原。一天，在一个相当僻远，四周几乎息了人烟的小镇，我走进一个简陋的、土坯盖就的方便小店。下午的阳光透过粗粗的窗纸照在仅有的几格橱架上。我的目光无意却终于惊讶地落在一处布满灰尘的书册上。在七八本唯一称得上是书册的书堆里（全是围棋、象棋谱、桥牌叫局之类），钱锺书先生的《围城》竟也懒洋洋躺在那儿。那个学期，从“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上刚刚听到过它，多少次试图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一读，总是望架兴叹。毕竟书少人多。在北京要想购得一册亦非易事。与它在此不期而遇，自然喜不自禁，忙掸去灰蓝色纸面上的积尘，是人民文学版。也许正是因了“围棋”，我才幸运地得到了《围城》。“围棋”与《围城》之间相距何其远。不，又何其近。对着人生这场纷繁大游戏，它们不都是同样性质的图谱和解法吗？

我至今不敢贸然断定店家老太太之所以进了一本《围城》是一种文化上的误解。但当老太太把它递给我的时候，不是明明询问我，希望向我推销她的棋谱、牌局之类吗？所谓文化的“真实”实在是莫大的神秘。有时候，只有“误读”才会引你达到某个更加令人惊讶的“正解”上去。说不定，我们置身的这个古老世界，有时非得像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Calvino）笔下那位倒悬于树上的武士一般，双目圆睁，屏息凝视而后宣告：这样看看，一切才看得分分明明。

美国博物学家约翰·柏洛兹有句话说得好：在一片静止单调的风景里，流动的小溪就是生命。

栖身在如此现实性生存的风景里，幸亏还有书店这样流动的小溪。

在那书的丛林里

老实说，对于纽约，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当然，第一次看百老汇歌舞音乐剧后，大有三月不知肉味的体验。当然，第一次在拥挤的唐人街看到、亲尝到那么多在故土也难得一见的美食。当然，平生第一次在炫目的霓虹灯、招牌、川流不息的各色人流中，读到那么多新奇和诱惑。然而，纽约于我还更像是一幅巨大的油画，我常常提醒自己，应当和它保持某种距离，这样才能把它看得更冷静、更真切些。

不过，我倒十二分情愿凑近它的某个部分，任好奇的眼睛看它个够。我是说，我会时常带了崇敬，深深地走进我老友们安身的地方——一幢幢高高低低的大厦间，那由各式书店构筑成的书的丛林。

燃烧求知之火的NYU书店

照例地铁在西4街停下。沿华盛顿广场走不多远，来到NYU（纽约大学）书店。我已经相当熟识那自上悬挂下来的NYU标志：白色火炬熊熊燃烧在深蓝色夜空上。这燃烧的火炬在身前身后的楼宇上飘荡着，即使是8月艳阳下，也还是烧得那样孜孜不倦。在这人类试图洞照宇宙大奥秘的激情之火——或说干脆是求知者灼烧的信念之火的导引下，我走近18号标牌。最后一次打量打量那扇金黄色上书黑色Book Center（书籍中心）字样的旋转门，眨眼间，便被旋转进远离酷热和喧闹的市街的另一片天地。

书架似乎没有什么变化。穿过挂着印有NYU标志的T恤的一排排架子，最先走到“哲学”栏前，发现法国当代女权/女性论大家西苏（H.Cixous）的新著《解读——布朗肖、乔伊斯、卡夫卡、克莱斯特、利斯贝克特和茨维塔耶娃的诗学》（Readings：The Poetics of Blanchot, Joyce, Kafka, Kleist, Lispector, and Tsvetayeva）一书，泰然自若地占据着一个位置。心中暗暗钦佩布书人的勇气。在其他书店，西苏的著作多被归入“妇女研究”栏下，而在这儿，一部谈论相当具体的女权主义文学著作，终于得以同长胡子的柏拉图与海德格尔端坐在一起。布书人的胸襟是宽阔的，他或她用行动而不是言语，让一种声音汇入到曾经是想象也难以企及的另一种孤傲的声音中。我沉浸在这宽容、美妙的和声中许久许久……

充满神圣气味的东西方书店

想到一家颇具特色的书店。店名叫作East&West Bookstore（东西方书店），附属于专教授瑜伽与坐禅的喜马拉雅学院。不难推想，培训、疗治人类精神是它的主旨，销售的自然会是精神的诸种良药，而非精神的鸦片。

推开那扇位于西14街与第五大道会合处的店门，一阵清香袅袅袭来，神秘舒缓的音乐回旋左右，这一切都在暗示着“圣洁”二字。这里有大量修身养性的书籍，而且书籍的分类也多与众不同。坎贝尔的神话学著作同埃里亚德（M.Eliade）的宗教史著作，被安排在“比较研究”栏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神话”书系我在这里见到的是最全的。在“古代”标题下，有关古埃及、非洲、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民俗、考古方面的书籍汇聚一处。我走到“中国哲学”架前，随手拿起几本，多是《早期中国神秘主义》《风水》《八仙传说》《中国炼丹术》《中国房中术》《易经》甚至《西游记》之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自然是压架之作。

略过“禅”“佛教”“基督教”“犹太教”“玄学”“科学与武术”诸栏，在“西方神秘主义”一架前止住。著作家墨顿（T.Merton）的基督教著述，葛吉夫（G.Gurdjie）和坞斯宾斯基（P.D.Ouspensky）的著作，同布伦顿（P.Brunton）的著作同处一方。我第一次见到齐全的16卷本布伦顿《札记》（The Notebooks of Paul Brunton），是纽约Burdett出版的。我嗜好思想家火花式的札记。在我，读札记何异于自由驰骋在开满各色鲜花的原野上。原野以它的纷杂和随意，给我不受任何力量钳制的饥渴以最大程度的满足。我多么盼望不久的将来，会再有机会从从容容地驰骋在这16卷书页铺展出的广袤原野上，尽情地观赏，惬意地采撷！

一抬头，看到对面墙上挂着一红一白两件T恤。红衫上书“Recycle/回收”的英中文字；白衫上书“Peace/泰”的英中文字。好一个切题的装饰。

打着革命旗帜的革命书店

与这里宁静、安详的氛围恰成鲜明映照的，是另一家颇具特色的书店。单是一个店名，你就不会轻易放过它。它位于16街与第五大道相会处的13号。远远地，但见一面略微褪了色的黄色旗帜从店门上方向外斜伸出来。旗上鲜红的Revolution大字，指示你到了“革命书店”。这家于1987年首先在洛杉矶扬起“革命”大旗的书店，是全美“革命书籍”网中的一员，以销售西语和西英双语的美共出版物，以及世界各国共产党机关出版物为宗旨，尽管它同美共没有形式上或法律上的联系。虽然从创店伊始，“革命书店”屡遭“右翼”势力，甚至警察一波又一波的恫吓与袭击，时至今日，书店还能够在北美这片土地上战旗不倒，实在是对美国民主所宣扬的言论与思想自由这一神圣理念的艰巨考验。

一进门，耳际被节奏感颇强的拉美音乐激荡着，热血就朝上沸腾。墙上挂着一幅印有“毛主席万岁”字样的毛泽东彩色肖像，店中央铺了红布的书桌前竖立着另一幅毛泽东黑白绣像。无疑，毛泽东他老人家的地位在这里是没有争议的。图书分类自然是以“革命”之火燃过的地理分布设定的，如：拉美、非洲、中东、东欧、东南亚等。拿中国为例，则又有“中国革命”“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今日中国”之分。在这里，斯诺（E.Snow）的《西行漫记》、韩素音的《虎与蝶》、《革命中国的日常生活》、《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毛泽东秘密讲话》、《鲁迅作品选》、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甚至《水浒传》全都相聚一堂。只要是“革命”，管它是古是今，管它传统、现代，甚至革什么命也成为次要了，其间种种质的差异便都消弭了，和平共处于“革命”的大旗下。“革命”是革命的唯一纽带。

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从全集到选本应有尽有。随手拿起一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竟是北京外文出版社1976年的第一版。店中所售小说、诗歌也以“革命”主题为主。在“艺术理论”的栏目下，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取向的文化评论家的王国，像威廉斯（R.Williams）、詹明信（F.Jameson）、萨义德（E.Said）、伊格尔顿（T.Eagleton）等。“哲学”栏目里则是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倾向的著述：韦伯（M.Weber）、萨特、葛兰西（A.Gramsci）、马尔库塞（H.Marcuse）、阿多诺（T.Adorno）、本雅明、乔姆斯基（N.Chomsky）、阿尔都塞（L.Althusser）、福柯等。迄今被普遍视为“妇女研究”范畴的东西，在这里则佩戴上“妇女压迫与妇女解放”的标签。

店里摆放着许多种革命性报刊和宣传手册。店里不时变换的宣传主题，即是店外“革命”实况的晴雨表。而今，涉及生死存亡大义的堕胎运动风风火火，自然免不了印出这样的传单：“他们究竟惧怕什么样的女性？与美共玛丽·格林伯格座谈。星期四晚7点于本店。”格林伯格（M.Greenberg）是美共纽约支部的发言人。她曾在1971年访问过中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她一直是妇女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眼下又成了妇女争取堕胎权利斗争的勇敢斗士。她的信条是：通过争取妇女堕胎权利的斗争，借机凝聚斗争的力量和组织，以期狠狠打击导致妇女受压迫的这个制度的根基。要不是住家离这里过远，更主要的是由于革命意志薄弱，不然星期四那晚定会去书店听听的。

临离开书店，当店主人得知我是从毛泽东的圣土来到这块资产阶级温床上的时候，她不无惋惜地对我说：“可惜，你们中国人自己却背叛了毛。”对于她的痛惜，我唯有报以沉默的微笑。何必去扫她的兴，她毕竟是个别出心裁的生意人啊。

我掉转身去，扫视一下墙上的宣传T恤。我记下这样一条颇有意思的语句：哥伦布不是发现了新世界，他侵略了新世界！

列宁穿着深黑色套装站在对面墙上，右手攥着一份报纸，紧锁的双眉下目光匕首般犀利地刺向我。他的身后是一片血红色。我有些手足无措。

店门终于将列宁的目光同我隔开。我有些口渴，肚里也有些慌乱，好在店旁就是一家叫作Steak Frites的餐馆。装潢典雅、华贵，俨然一副资产阶级贵族派头。里面吊灯放射着烛光似暗光，洁净的餐布，闪亮的餐具，在在引诱着我饥饿的胃肠和灼烤的喉咙。猛然间，脑际浮现出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谆谆教诲。掏钱的手缩了回来，暗道一声：阿弥陀佛。险些把“革命书店”同牛排、可乐摆在一样的位置，真是枉进了一遭革命的书店。作罢。作罢。

世界最大书店：Barnes&Noble

18街同第五大道交会的地方，是号称“世界最大书店”的Barnes&Noble的本部。这家创立于1873年的老字号，在曼哈顿还有不少分店，以经营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新书为特色。书种最全，因而也是纽约最繁忙的书店。常常需要手捧新书在收款行列里排上很久。

由于店的名气大，资格老，生意好，店内的空间也大，空调也好，盛夏的炎热被它十足的冷气驱赶得一干二净。徜徉在它宽敞明亮的店里，饱览着一本本新书的风采，那种享受无疑是属于身和心的。

要是对小说、诗歌、戏剧感兴趣，这里真是一个天堂。在偌大的纽约真找不到一个比它品种更全的地方了。单提小说，十五六架，每架八九格的小说长阵一字排去，煞是壮观。前些时，我对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产生了极大兴趣。正是在这儿，我找到了他几乎全部英译作品计15册。在太太怂恿下，用刚刚到手的信用卡将它们一气购下，心里的得意实在难以言表。我从Barnes&Noble彩色的书林发现并步入卡尔维诺那幽深的神秘丛林，一下子被它神奇的魔力所吞没，而那又是一种多么幸福的感觉。

小说架对面“值得注意的新书”，对我来说是学术讯息及时可靠的向导。我注意到当代美国文化分析家、现执教于纽约大学的布朗斯基（M.Blonsky）的新著《美国神话揭秘》（American Mythologies），是牛津出版社1992年的新版书，前有符号学大师埃科（U.Eco）的序。这是一部从解构论角度出发，对一系列广义美国神话进行代码译解的有趣巨著，大可同巴尔特（R.Barthes）法国文化解码名著《神话学》（Mythologies）相争色。看看精装套封上的书价，刚刚动起的购买念头被一瓢凉水浇得踪影全无，只好等去图书馆了。布鲁姆（H.Bloom）的《美国宗教》（The American Religion）和约翰逊（P.Johnson）的《现代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迟迟撤不下架，可见其走红的势头。学术著作的畅销无疑是作者名利双收的保证。想当年，另一位布鲁姆（A.Bloom）闭门数载，靠一卷《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令多少生活清贫的写书人、读书人艳羡，实在是验证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书量不多的新书栏中竟有数部与中国有关的大部头著作。像中国史学权威史景迁（J.Spence）400多页的《中国历史文化论集》（Chinese Roundabout）；《宋家王朝》的作者西格雷夫（S.Seagrave）写慈禧太后的600余页的《龙女》（Dragon Lady）；写长征的老手索尔兹伯里（H.E.Salisbury）500余页的《新帝王——毛与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等。这几位作者已不能算陌生。几年前在国内的时候就读过《宋家王朝》和《长征》的中译。因而，金基德（G.Kinkead）的《华埠——一个封闭社会的画像》（Chinatown）便深深吸引了我。这是又一部试图译解文化之谜的严肃著作，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破解华裔社区沉默代码的有益尝试，它无疑成了我预读书单上的又一部。

几年来，神话研究一直是我难以割舍的嗜好。于是那大大两架的“神话·史诗”栏和那个齐全的“民间故事”专架，便不知占去了我多少时间。时古时今，一会儿面对着机智的阿拉伯人，一会儿面对着幽默的犹太人；刚刚送走庄严的印度人，马上又来迎接深沉的美洲印第安人。想象的翅膀划过一片片色彩斑斓的土地，从时间的此岸向陌生的彼岸翻飞得很远很远……

浏览着“文学批评”栏。杜克大学出版的两部新书留住我的视线。一部是杜克任教的王瑾教授的《石头的故事》，详尽分析《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古典作品中石头主题的来龙去脉及其文化意蕴，想必是部相当有趣的著作。另一部是在加州大学任教的张隆溪先生的《道与逻各斯》（The Tao and the Logos）。这是一部广义的比较诗学之作，凝结了他的勤奋和才华。书的分量相当沉重。看到书的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是张隆溪而非隆溪张的时候，一个固执的文化探索者的形象浮上心头。

一般而言，大凡有影响且又能开得出书单的书，不会让我没有收获。只是这次，脑子里印好了法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E.Benveniste）的名著《普通语言学问题》（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本想手到书来，却头一回尝到了期待受挫的滋味。

看看时间不早，从“文学批评”栏中抱了后现代主义大师巴塔耶（G.Bataille）的七八种著作，三步并作两步奔向收款台。还有一位老友在等我呢。

穷书生的最爱：Strand

赶到12街同Broadway相会处的Strand书店，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浅灰色呈棱形的砖楼上，涂抹着太阳的最后一线光辉。这是一家专营旧书和特价书的书店，自称可以排起8英里长的书阵，选择品种有上百万。书店7天营业，除星期日外，每天营业时间长达12小时之久。

店外像往日一样依旧排列着十来个带轮书架。我很少惠顾它们。只记得有一次见到鲁迅全集的中文版（不全）是以每册0.5美元的价格在那儿出售，心中有些愤愤。

1928年从曾经驰名一时的纽约四大道的“书阵”（Book Row）发迹起来的Strand，比起现代气派的Barnes&Noble来，未免显得寒碜。老旧木柜的表漆已经剥落得惨不忍睹，一座颇不时髦的挂钟在变了色的墙上慢悠悠走着。若干台旧式电风扇沾满灰尘，一个个呼呼拼了老命转动着，可狡黠的热流在这过时的招数面前竟丝毫没有战败的意思。汗水便顺着脖颈刷刷地开始向下流淌。但我偏偏喜欢它的老气横秋，喜欢它令人窒息的闷热，甚至喜欢它肮脏的土尘和它的零乱。这是一块掩埋着梦中赤金的沃土，我不知多少次体验到掸去灰尘获得至宝时不可言说的快感。

既是特价书店，所售之书便不一定是旧的。有许多时候，根本不敢相信所选定书的标价。1987年第一次来美就是在Strand以20美元购得崭新的斯宾格勒（O.Spengler）《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两卷精装本，包装的塑料外封竟还是完好无损。后来以每册10美元陆续购齐了崭新的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神话学》（Mythologiques）四卷大32开精装本，竟是上乘的英国印品，比起现在芝加哥大学的每册15-19美元的平装本，不知好上多少倍。年前，当著名的美国神话学者坎贝尔的平装五巨册《神话历史图集》刚摆在Barnes&Noble新书架上，以每册25美元的标价出售时，我则幸运地在这里以每册7.95美元的价格购齐了。

新版20卷《牛津英语词典》面世不久，售价虽已是2250美元，却仍比他处便宜500美元，而第一版16卷则在每部700美元标价下一售而空。后来从搬家与实用角度考虑，还是花190多美元购了一部新版《牛津英语词典》微缩版，而这个价钱要比市面上便宜100美元。

令我常常沾沾自喜的还有《新拉鲁斯神话百科全书》，厚厚500页崭新精印大书只要15美元。全新的由多雷（G.Doré）插图，赖特（E.Wright）英译的法英对照大开本《拉封丹寓言》才不到七美元，而它在英国的售价则要15英镑。我又曾以100多美元购得《阐释者圣经》（The Interpreter’s Bible）十二卷大开精装本。想当年，为了几条资料，跑遍北大、北图、人大、北外……无奈众多藏书中独独缺少了这样重要的一部。阿利埃斯（P.Ariés）等人编纂，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新近翻译出版的描绘西方日常生活及其内在历史宏伟画卷的煌煌五大卷精装本巨著《私人生活史》（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则是以每册比市面价格40美元便宜20美元的优惠价在此购到手的。

自然应当提起十几美元一册购齐的布罗代尔（F.Braudel）的史学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二卷精装本，以及他的三大卷《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还有几美元购得的精装本《波德莱尔书信选》《兰波书信选》《普鲁斯特书信选》等。在它令人眼花缭乱的画册宝库中，我曾花23美元购了一部本需50美元才能购到的崭新的《世界性艺术全编》，600余页的珍贵画幅汇集了东西方古今绘画中的性主题，是研究人类性活动史有益且难得的教科书。像那册彩印的理查德·伯顿的名译《香园》一样，这无疑是我藏书中颇受重视的一部“奇书”。

当然，特价书店的书价不见得全是称心如意，有时凭了运气还会在别处获得意想不到的东西。一次见Strand以500美元抛售实际要近千美元的大英百科全书版的54卷《西方世界名著大典》（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丛书。刚一心动，却鬼使神差压下了欲火。某种呼唤招引着我走到不算远可也不算近的18街的“学术书店”（以售人文绝版书、画册为主）。乖乖！一进门眼睁睁见着店员小伙子正将一套簇新的54卷《西方世界名著大典》一一摆上头顶的架子。忙打听书价，才350美元。比Strand便宜了150美元。真是无巧不成书。当下拍板，止住上架的辛苦店员，请他替我重新捆扎好。立即通知上班的太太，让她一同分享这莫大的欢乐。老天有眼，店主竟送我一辆购物推车，省去了路途上不少麻烦。也正是从这里的架顶上，我取下一整套现已难觅的弗雷泽大著《金枝》12卷本，且书封的烫金尚未褪尽光泽。

关店的铃声在响亮地催促了。我向那一架架旧的、新的、熟悉的、陌生的、平凡的、奇异的书册、画册投以最后恋恋的一瞥，眼前荡起一层潮乎乎的薄雾。

令人眩惑的书的世界

我越来越感觉到书店的神奇力量。它们远非一个个静态的、消极的消费对象。不，远远不是。它们以各异的外形、各自的风姿矗立于世界上。它们是一个个生命活着的肌体。它们无时无刻不用铅黑色的眼睛盯视着我、搜寻着我；用飘香的或者苍老的书页的手掌勾引着我、召唤着我。根本说不清楚，是我走去发现了某本足以影响到我一生的书籍呢，还是它们以无形的神气诱惑了我，把我束手无策带到我自以为是自己发现的地方？！在这众多的眼神注视下，在这众多的手掌招引下，我穿行在它们有时狭窄昏暗，有时宽敞亮堂的过道里。不，那可不是普普通通的过道，那是它们无言搏动的血脉。我也就被挟持在它们血脉静默而有力的涌流中。在我毫无察觉的时候，它们推助着我，把我带到我想到或根本没想到，甚至压根儿不想到的地方……我神奇的、色彩绚丽的、活生生的、可敬可爱又可怕的书的丛林。

我的书店

20世纪90年代有一次为香港一家学术刊物写稿介绍纽约的书店。当时，文章发表的时候想了个题目叫“在那书的丛林里”。

将近十年之后再来写书店，忽然想用这么一个普通得有些令人费解的题目。“我的书店”千万别就以为是我的书店。我连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自己真会拥有一家书店，虽然期待着哪怕做一次这样的梦。其实，这些年东奔西走，国内国外进过的书店不下于进过的餐馆吧，可对书店总的感悟也还大致脱不了那篇文章结尾处总括的那些意思。书店在我从来就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像人。如果非要说说今天对书店的感悟到底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哪怕是些微的不同，我只能从这一“人”字入手了。具体说来，那时的书店在我是抽象出来的大写的人，是群体的人；而现在的书店在我则是具体化了的小写的人，是个体的人。我自己生活的辞书里，“书店”两个字正在消失，“我的书店”四个字正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重要。是呵，若不是“我的书店”，别的书店在我生命中有什么意义？

书店的个性

既然，“我的书店”已经是乃至必须是具体化了的小写的人、个体的人，那么我对他的唯一期待便是他不同一般的个性。不错，书店也像这世上的人，有着令人难忘的个性的实在还是太少，而且越来越少。古人云：人不可无癖。没有癖好，便是没有区别于他人的鲜明个性，若不是面目可憎也去嚼蜡般的乏味不远。谁乐意结交这样的人，更遑论做朋友以至挚友呢？从前择书店看其大，现在择书店看其小。想想从前真如稚嫩的孩子，喜欢热闹。其实，那书阵的气势、轻缓的音乐、喷香的咖啡、画廊一般的布置、勤快的带着雕刻出来的笑容的店员、快捷的收款机、计算机储存可供迅速查阅的快餐似千篇一律少有特色的庞大书目跟我有什么关系？说穿了，那不过是借书的圣名进行的赤裸裸的金钱生意，是越来越豪华的超市，是越来越方便的配餐中心。在那里爱书人不知不觉戴上了功利的枷锁。他别无选择必须向成了商品的书低头。他必须情愿或不情愿向世俗的趣味让步——流行什么才能捡拾到什么。他必须不折不扣把自己爱书者的高贵放下来，成为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消费者。也许无可避免。但难道这是现代人必须为文明和进步付出的另一代价？我实在怀念那些曾经向我展露出鲜活的个性而今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书店。如果灵魂真是不灭，说不定哪一天我还会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再一次走进它们。也许是今生，也许是来世。

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对“大学”二字作过堪称经典的诠释：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言完全可以移来说清楚“我的书店”四个字的涵义。我想说的原来是：书店非店大之谓也，乃有好书之谓也，虽然后半句中的好书得加上引号，因为所谓“好”不过我自己觉着而已。读书、猎书的品位本质上说绝对是个人性的，与任何其他人其实无关。品位是个性的精神寻找到的理想居所。世上从不会有两幢从里到外一模一样的品位的居所，因为世上从不存在一模一样的个性的精神。我踏进的书店说到底也只是对我意味着什么。

1994，一个下午

1994年它还存在着。至少1994年8月18日下午3时42分的时候它还存在着。因为我的“购书记”凝固了那一刻。推开位于曼哈顿麦迪逊大道同东74街交会处、上方印了Books&Co.的店门进去，灯光柔暗，像温馨的梦一般的酒吧，只是墨绿色木架上摆满了酒一样醉人的书。未被木架占领的土黄色墙上挂满了店主人同作家们的留影。音乐低得盖不过呼吸声。

上得二楼，从架上取下布洛赫（Ernst Bloch）的哲学巨编、三卷本的《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来到临街窗前绿色皮沙发坐下。窗外细雨霏霏。店内除了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人。布洛赫诗样的语言、深邃的思想像风中巨浪，一下子把我淹没在沙发里。时间凝固了。待听到店员小姐的声音才知道书店该关门了。我站起身歉意地笑笑走下楼梯。正要付款却在小说架上瞥见两个令我心动的书名。我收回信用卡，快步迎过去，想都没想就把它们抽出来又一次回到收款台。一部书叫The Book of Questions，《问题之书》；一部书叫The Book of Margins，《边缘之书》。有着魔力的书名。著者是个叫雅贝斯（Edmond Jabés）的人。店里最后一盏灯熄灭了。推开门，我走进了潮湿的夜。这个雅贝斯会带给我什么呢？地铁车门关闭了。地铁开始疯狂地冲进时间的隧道。我迫不及待翻开《问题之书》。

门背后是怎么回事？

书在脱落它的书页。

书讲的是什么故事？

渐渐注意到尖叫。

我看见教士进来了。

他们是享有特权的读者。他们三三两两地来是把他们的评点告诉我们。

他们碰巧来欣赏它？

他们曾经预见过它。他们准备来面对它。

他们知不知道书中的人物？

他们知道我们的殉道者。

书在哪儿？

就在书中。

你是谁？

我是看房子的。

你从哪儿来？

我一直在游荡。

……

是你的魂灵在游荡。

我已游荡了两千年。

呵，这如飞驰的地铁或地铁外飞驰的夜色一样无法抵挡的节奏的力量。

我能进来吗？天已经黑了。

每一个字中都点燃着烛芯。

我能进来吗？我灵魂的四围天正黑下来。

我在哪儿？我的世界在哪儿？雅贝斯在这样一个湿乎乎像泪一样的暗夜里发现了我。我放弃任何抵抗，变成他书中一个渺小却雄心勃勃的字符。从此，每当我灵魂的四围夜色暗下来，我总会轻叩《问题之书》的大门。“我能进来吗？天已经黑了。”雅贝斯永远操着他天启般的嗓音说，“每一个字中都点燃着烛芯。”

1999年9月16日，背包中带着《问题之书》准备再次踏进Books&Co.的门。那天也是阴雨。趟着雨水好不容易走到店跟前，上面的招牌却不见踪影。从窗外向内望去，里面已空空如也。疑为整修，却感到一种不祥。是夜曼哈顿大雨。大水阻车。一无所获。在34街火车站被困数小时。返家已11时半。大雨依然。倒头睡去。

六天后，在家附近的书店买到一本名叫《书店》（Bookstore）的精装书，果真验证了我那天感到的不祥。书的作者是Lynne Tillman，内容写的正是Books&Co.的女主人珍奈·华生（Jeannette Watson）和她著名书店的故事。书店于1978年开张，1997年20世纪将尽的时候歇业。这样，埃及出生、长大、后流亡巴黎的犹太思想家、诗人雅贝斯在巴黎去世后第八年的一天，我从偶然购得的一本书中得知，我的一个书店熄灭了它里面点燃的烛芯。雅贝斯则悄悄地告诉我——其实一个书店生命的个性就在一本书里，一本每一个字中都点燃着烛芯的书里。

购书记（选）

1997.2.15晴、大风

昨返京。一人至西单逛。在庆丰包子铺食小笼包一屉，炒肝一碗，极适意。在三味书屋购陈原《书和人和我》，三联1996年3月重印本，403页，外封雅，集中插图亦精。浏览书屋，无甚可选。取书付款。步行过天安门，七载未睹，广场壮阔依旧。至王府井风入松分店购王仲三笺注《周作人诗全编笺注》，学林1996年1月二印，精装488页，版式不错，近来一直努力搜求知堂文字，此为值藏者。又购《生活与博物丛书》（上、下），硬精装，上海古籍1993年6月一版，印3000部，1766页。极厌恶此书题，不识货者只当是市面流行之常识一类。实乃吾国传统谱录之集成，收凡涉及花卉果木、禽鱼虫兽、器物珍玩、饮食起居之谱录140余种，内容重要。惜装帧下卷稍差，恐过厚之过。值藏。

晚顺路拐进成府路万圣书园，购《钱歌川文集》（全四卷），精装，设计庄重典雅。辽宁大学1988年2月第一版，4000余页，价廉。金色书封，美国潘力生题签，古雅恬静，正合钱氏之文风，今以此价购此宏编，真一乐事。近逛京城诸书肆，唯万圣尚存1988年印籍，当谢万圣知我苦心，乃悟所赠书袋上之印文“燃一炷书香，续一份书缘”实不我欺也。万圣在成府路街60号。其第一分销店在六部口北新华街一号北京音乐厅内。此印共1500部，珍贵。

1997.2.16晴、阳光灿烂

早8点50分起床，翻《钱歌川文集》（一）。明日口语课始。昨见自编教材已印出，纸佳，绿封黑字，题Think in American English（《美语思维》）。不及漱口洗面，忽思作购书小记，记吾自去年10月4日自美返京迄今所购书籍值藏值记者。六年居美多与汉籍无缘，此番回京又发购汉籍之瘾。随国内经济起动，书市见火。海淀已有“图书城”，而左近之万圣书园及规模、情调均佳之风入松（王炜经理）早已压过三味书屋，可见风入松入口处之题字：“人，诗意地栖居……”（荷尔德林语）至少已成部分求知者的生存信条。近来新张之美术馆东街22号韬奋书店更现代得令人惬意。

与六年前比，国内书籍装帧有大进步。纸张、印刷亦然。惜大部分仍欠佳。书价之涨已不是一二倍计了。如三联版叶灵凤《读书随笔》三卷平装，新印已达每卷14元左右，三卷近40余元。而余1988年在京购得之初印本（1988年1月一版）共计7.45元，且印、装好数倍之多，实值庆幸。全集、文集、全编之类屡见不鲜，惜知堂之全文无有觅处，不知是余之趣味已过时还是政治依旧挂帅。张中行文中提及长沙钟叔河正力编周作人散文全编，不知何时相遇。思购之另一套《沈从文文集》印装太劣，无藏之价值，需耐心以待。购柯灵散文集四卷，计《明月天涯》《浮尘小记》《煮字人语》《百年悲欢》，上海远东1996年7月一版，印8000册。纸甚佳，装帧雅致。余尤喜四部书题，颇得空灵之境。柯文淡，余所素喜者。

1997.2.17晴、风

购香港董桥之《董桥文录》一册，四川文艺1996年4月一版，印2万册，颇火爆，陈子善编，690页，平装，外封素雅。此次返京发现董桥之文可谓大有收获。书名页题记如下：“送Bili返美。购扒鸡一只，青岛啤酒二瓶与此‘文录’一编于万圣书园。”董桥正可佐酒。其文精、奇，虽略显脂粉，归之散文上品可也。购黄兴涛译编之《辜鸿铭文集》（上、下），平装，576页与633页，海南出版社1996年10月二印，纸张及装帧甚佳。有此奇人之奇文在案，正可驱遣独处之寂寞。辜氏重要著述大致网罗于是编。购（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四册），软平装，1945页。中华书局1995年二版，收入“学术笔记丛刊”。吾喜“茶香室”之名。大学时尝读其《春在堂随笔》。

下午五点乘车至琉璃厂中国书店购《香艳丛书》一部，五厚册，精装，人民文学1994年2月天津二印，1992年8月北京初版。此书共20集80卷，（清）蟲天子辑，实名张廷华。是编集隋至晚清间有关女性和艳情之各种文体作品，收书335种。此书初印于宣统元年至三年，由上海国学扶轮社三次排印出版，此为该版影印。尝读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见其引《香莲品藻》，颇奇之。久思其书，今得此全编，真解吾求知之渴。硬封绿色，古干题签，颇有香艳之味。珍藏之。

1997.2.22晴

上口语课。下午三点刘锋兄来寓，与谈招聘教员事，允帮忙。与其小饮啤酒三瓶并菜。晚读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前四章。随意翻检杂书。

1997.3.5晴、暖

昨始在北大泳馆游泳。购泳裤、帽及水镜。泳场人多。此后得空当多游以健体。过北大出版社书店，见店甚冷清，搜索书架得书一册。杨周翰著《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平装，1996年7月二版，共326页，收入“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系列。燕园执教期间尝购此书初版，细读一过，颇感其文简而内蕴丰富。

80年代求学北大英语系时，虽未成先生足下门生，然亦时常聆听先生欧洲文学史及比较文学研究讲座。先生轻柔之牛津英语娓娓道来，如和风如细雨，儒雅风范随出。忆尝至其中关园寓所代三联“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及“新知译丛”编辑部送书给先生，见满室朴雅，内藏之书颇富。时见先生着中式棉袄静倚南窗下沙发椅中，神态和蔼绝无凌人之气。1989年闻先生患淋巴癌入院，竟一卧未起，不久即仙去。颇哀。《读书》尝载韩敏中、盛宁一文，中记先生自医院回家短休，睹书房新制全套书架，感慨万端曰：而今书架齐备了可人也读不动了。爱书者心境悲凉尽出。

今再购二版以念先生。选书时见二版书前有先生彩照一帧，更觉必购。待归家细翻，精择之册照片页竟是空白。呜呼！世以我尝睹先生真容而酬我以想象耶？！不调换也罢，倒是一种趣味。谈英诗不可不读王佐良先生，谈英国文学史不可不读杨周翰先生。先生写法自然、文意绵密、视角选材独到，足冠时下散文热，而其深厚的文化功力垂世矣。知此书获“全国首届外国文学研究（译著）”一等奖及“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科学研究文学”一等奖。当之无愧！

1997.3.7微风、暖

在风入松购章含之《我与乔冠华》，平装，中国青年1996年12月第五印，初版于1994年3月。印数已达148000册。355页。封面有乔冠华、章含之头像，章含之题字，中收悼乔之文八篇及乔身世自述，冯亦代序。序曰：“含之的文章是篇稀世的纯情文字。”章氏二篇，“我与冠华”“谁说草木不通情”，情之切，笔力之动人催人泪下。后篇尤为空灵，足称“稀世”之文。自中关村街上开读至新东方办公室续读，更于回寓所车上读之，难以释卷。近读国人悼友之文，此为第一催泪之作。废茶饭，深夜亦读之。卒读。

人贵在情真，情真才能意切，意切方能有动人之文。时下明星操笔为文正如火之燎原，一发不可收拾。然读诸文，与章文相形之下，不免味如嚼蜡。盖至文不仅在文，一如“大音希声”也。无深刻之人生历验，情浮性浅，无思想之议论流于泛泛，而大多又以并无大意之生平铺衬且偶洒性爱佐料，徒招徕追星之族。高尚之文可以养性，而庸俗之作也许可以反过来提高品味。择好易而判劣难。正如鉴画，真功夫在于判劣。

1997.3.12微雨

至香山上课五小时。逢第一场春雨。清新扑面好不惬意。中午同老俞（俞敏洪）午餐于北安河餐馆，甚饱，午休半小时。坐车回寓所。晚于街摊食肉包半斤。骑车至北体泳馆，游泳1小时。泳道长50米，人不算多，好去处。翻闲书，品茗，听古典乐。读钟叔河《书前书后》。文多短简，然具韵味，显然受知堂影响。此书海南出版社1996年5月二印，初版于1992年10月。中多涉及知堂及近人游海文字。窄版蓝封，颇雅致。

1997.3.16晴、微寒

课毕至海淀二酉堂购（晋）陶潜著、龚斌校笺之《陶渊明集校笺》，精装580页，上海古籍1996年12月一版，此版仅印2000册。收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是集除笺注外，另有集评附于每卷之尾。附录亦甚全备，是一良本。吾在美寓所书房中挂一木制工艺品，上有陶句：“结庐在人境，不闻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何等潇洒之意境。陶潜实宜多读，以扩吾胸怀与意趣。近日忽倾心于古籍，尤诗词。此精神需旷远之食粮欤？！

1997.3.28温、晴

骑车至学校。路见树梢泛绿，暖风迎人，知春已至。无课。晨十时起。读梁实秋悼亡妻季淑之文“槐园梦忆”。文长70页。舍午饭而耽读。文之难释可知。梁文简朴之至，悲情力透纸背。大音希声，大哀则无哀。此文可证之。北大毕业时选英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之露茜组诗（Lucy Poems）加以研究撰为毕业论文。华氏追念露茜之情状可以模拟。英谚云“静水深流”，吾信之。梁氏文字吾已有《雅舍小品全集》。听傅聪弹肖邦夜曲集。

1997.4.1阴、雨

镇日无事。睡迟。拉开窗帘见室外阴雨，楼下白玉兰盛放。读《歌德谈话录》。听Grofé《大峡谷组曲》。明日上香山。

1997.4.2阴、雨

香山授课。课间散步见雨后山景。远方薄雾缥缈，柔拥春山。黄白诸花盛放。松色渐翠。空气沁人心脾。午休时于庭院朗诵英美儿童诗20首，颇得心境澄明之意趣。晚读许渊冲师所译之莫泊桑《水上》。惊叹莫氏对海风描写之细微。

1997.4.4晴

在二酉堂购（英）菲尔丁《弃儿汤姆·琼斯史》，张谷若译，上海译文1995年10月三印，1438页，珍藏版，金外套封。张氏译文典雅，趣味横生，无愧于菲尔丁。张氏译笔之传神韵胜于人民文学版之萧乾译本。后者信则信矣，然文采略输。读张译尤赏叹其长脚注，多为涉及英国文化习俗之妙文。译者心得如此，读其译述增吾知识。想起英国理查德·伯顿之名译《天方夜谭》之脚注。读是译吾心坦然、泰然。老辈译家专选挚爱之作品、作家，数十载磨一译而沉潜把玩乐此不疲，比之今日“快刀”译手，“乳臭未干”译者真乃天上地下。读时下“快手”之译，往往意尚未达，况文采传神乎？！张译足令此辈汗颜。读名著必读名译。如无名译宁可不读名著。此为尊重知识，尊重品味。

1997.4.8

昨日口语课结束。下午至灯市口观七点人艺新剧《鱼人》。林兆华导演，票20元。东四进小吃。精神与肉体均惬意。况在人艺院内爱知书店购得《丰子恺文集》7卷本，精装，黑套封，以丰氏漫画及字为饰。典雅之至，古趣盎然。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二印，初版于1992年6月。近日颇思重读丰氏之文，忽于无意间得此编，真叹书与我有缘也。珍爱之。近来购书旧瘾频发，应适当加以控制。何处可觅戒书瘾之良方？！今日午后与老俞、小杨驾车游延庆、昌平等。至十三陵观动感电影，颇类过山车之惊险。观水族馆，鱼多艳丽入目。车行于盘山路，山侧桃花簇簇，远望如未融之积雪。晚返校，在学校食堂吃水饺。归甚晚。

1997.4.14晴

上午课。中午与老俞、老杜至圆明园乘划艇兜风。于园中川味小吃店进点心，味地道。晚至体院游泳1000米。归寓。今日始译惠京嘉之名著《中世纪的秋天》。用芝加哥新版。

1997.4.23暖、晴

在风入松购赵萝蕤之译集《荒原》，平装，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11月一版二印。装帧淡雅，纸质佳。收入“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名家名译足以解渴。北大求学时于当时西语系听赵师讲座，得睹师之风采。讲座时赵师屡言：You are so young。鼓励至今未忘。然眨眼已见吾生华发。时光流逝可叹。尝闻传言：谓赵师每有名译脱手，时必神情恍惚。若近无译著问世，时必思清语楚。若是，真译家化境也。知先生居城东美术馆街。

1997.5.20阴、凉风

昨晚与老俞、小平（徐小平）等至凯宾斯基饮啤酒。味极鲜。坐于庭院中凉篷下。皓月当空，凉风入怀，甚惬意。夜半始归。今于风入松购《郁达夫文集》（1至12册），平装。价甚廉，盖为三联·花城1991年5月二印版。装潢不差，以九折购。海上陈子善等编辑，收编颇全备。又购《沈从文文集》（1至12册），平装，花城·三联1992年5月三印。版不佳，不大理想。然久有再读沈文之欲望，先购此编解渴，佳版恐待日后。以此装印局促之版收先生之美文，实是一大讽刺。所幸者，大家之文仅凭文传，其境味之深厚不因外观而淹没。英谚“勿以穿戴定人”，其是之谓乎？沈文与知堂之文何境遇如是？！悲哉。

购吴宓《文学与人生》。收入“清华文丛”，钱锺书题署，王岷源师、李赋宁师译注。清华大学1996年10月三印，平装254页。在海淀摊上购stu ed animal小黄狗及灰色树熊母子相拥各一，价廉。入书橱，憨态可掬。

1997.5.23晴、微风

上午迟起。下午授课。课毕，于食堂吃炸酱面一大碗。近日一直没胃口，故觉甚香。过清华园，于南门口书贩手中购《围城》一册，见错别字颇多，盗版无疑，掷之垃圾堆，以泄吾对盗版之愤懑。盗版之风不煞，何有创造力市场？！盗版无异于知识之谋杀，当定大罪。

晚至体院游泳一小时，甚畅。归听肖邦夜曲。开读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此书与事实相符否有争议，但不妨碍阅读之趣味。第72页记著者中秋与吴宓逛旧书铺选书甚有趣。且知吴宓素以醋代酒，“举杯如仪，却并不喝。直到进餐已毕，才将这一酒杯醋缓缓一气吸完”（第75页）。记“阆中馒头”及品尝亦有趣（同页）。以文体言，张氏乃大手笔，言简而意境毕现，铺叙平淡、悠然。第77页记中秋赏月：“开始赏月。除了大小月饼，还有上等合川桃片、江津米花糖，这天月亮很好，皎洁光灿，莹莹于碧空银河之中。她越到中天越显得晶莹欲翔。我们三个不约而同，靠在躺椅上，仰望婵娟。”笔淡而境出。读至第82页，甚难释卷。无奈明日9时课程，现已午夜11时。读是书后记知此老身世坎坷亦令人心碎。上床辗转，了无睡意。继而卧读至第135页。表针指向1时30分。必睡。

1997.6.19下午阴雨

下午课毕。忽乌云骤聚，昏天暗地。暴雨至。见冰雹如弹珠。二三时雨过风止。暑热稍息。晚课毕，骑车归寓，路购西瓜一。下午趁避雨至风入松购（南唐）释静、释筠编撰之《祖堂集》，精装458页。繁体字横排点校本，岳麓书社1996年6月一版一印，3000册印数。此为“佛教系谱，自古代七佛，二十七尊者迄唐代诸方法要……诸圣异言，群英散说，均可通览。实中国禅宗最早之史书”。是书又以九世汉语汇白话体写成，对汉语白话发展史、禅宗史、乃至文化史均有价值。此为首次点校本。又购徐梵澄译尼采《苏鲁支语录》精装本一部。值藏。

1997.6.23闷热

上午课毕。骑车至双安，于五层食府食午餐。扬州馄饨套餐中有肉包二、肉火烧一、拌黄瓜及清汤馄饨一，甚惬意。乘车至韬奋书店，为其昨日张贴之《蒙田随笔全集》首发式广告所召。然昨日误读以为今日。怅惘中恐白跑，急拦服务生，告之为此法国老头散文集吾昨今二度空跑，不求见首发式，唯愿购书一套。是时，尚不知译者何人、出版者何家。然忖其首发于韬奋，必不致令人失望。

服务生感吾心之诚，进库数分钟，返归持一套三卷精装本示吾。初翻即眼亮。果不然，译林版。潘丽珍等名家译。冯忆南设计之外封庄重、凝练。选纸类布纹，黑与暗黄相间。书题以银色出。书名凸出。“译林”社标缩小至甚微。古色古香，不忍下手翻检。内封取蒙田氏法文书影环衬、字取橘黄，书味溢出。纸洁字黑，字体合度。此为回国后购新籍最为震撼者。注为“典藏”本，不我欺也。卷前有蒙田氏彩像一幅，垫之以孟德斯鸠氏之名言：“在大多数作品中，我看到了写书的人；在本书中，我看到了思想的人。”译林1996年12月一版一印，印数15000套。今日顶烈日不枉韬奋此行。虽汗流不止，心中却如饮冰水矣。蒙田老者有知，会对吾类书虫一笑否？！

1997.11.11

在万圣购（美）梭罗《瓦尔登湖》，硬精装，上海译文1997年7月一版，308页。徐迟译。大学期间，弟自长沙购徐译一册，系香港竖排本，极喜译笔。今购此版以期重温大家之译。徐先生已成古人，然心血之著译必万世长存。近日愈倾心于名作名译之重读与搜求，盖人生之完美追求于斯呈现也。可叹者，名译手日渐凋零，值此人欲横流，心心浮躁之时，傅雷辈吾向何方寻觅？！

1997.12.1

昨日晨至午飘第一场冬雪。上午至白楼授课。望窗外瑞雪纷扬，树裹银装。知来年之好气象。晚冒风寒搭车至万圣书园，购（智利）聂鲁达之《漫歌》，江之水、林之木译，平装70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一印。吾极喜聂之豪放、博大与语言之精到。北大执教时，以其《歌集》（王央乐译本）消遣，颇抒郁积。此为从原文直译来之“诗歌总集”。雪夜购此不免心潮澎湃。快哉！

1998.4.8

购斯皮勒（R.E.Spiller）之《美国文学的周期》，王长荣译，硬精装282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二印。购此汉译实为纪念大学之记忆。北大临毕业，我和刘江（时任大班长）动员全班50人为毕业留份纪念。从陶洁教授处得荐此书英文本The Cycle of American Literature。遂促全班50人力译之，旬月汇总译稿至刘江处并与唐小兵（现芝加哥大学东亚系副教授）等总校一过。当时定译稿名为“美国文学的循环”。惜出版无望，集体之劳作遂付东流。然当时全体昼夜兼程奋力拼搏之景依稀目前，成为北大寒窗四载之见证。

1998.4.22阴似将雨

近日温热达25摄氏度，颇有夏已来临之感。诸班此周结课，返美前唯剩一班。至国林风购书前，先在北大南门侧口腔诊所洗牙抛光历半时余，花95元。口觉清爽许多。今后当每隔半载清洗以保齿洁与牢固。在美洗牙一次少则亦需美金50。换口语课教师。

购周振甫主编之《散文写作艺术指要》，硬精装，东方出版社1997年4月一版，印5000册，1777页。收古今中外名文151篇，大家评析文320篇。“从具体分析作品的过程中，归纳出散文写作的艺术笔法。”附十余篇专家、学人谈散文之作。重要参考书。又购（清）王闿运《湘绮楼日记》（1-5卷），硬精装，印佳。岳麓书社1997年7月一版，印3000册。繁体竖排计3438页。250余万字，可谓巨编。与前些时购得其诗文集成合璧。甚乐。又购钟敬文等编之“读书文丛”，平装。收书四册，计《书苑雅奏》《书林独步》《书人心语》《书斋漫话》，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1月一版。

近日谈书之文颇火，各种以“书话”为题之丛书纷纷出笼。然吾窃思之，非所有谈书之文均可纳入“书话”范畴。“书话”非涉及书籍之散文之谓，实乃纸背力透爱书之情、之趣、之奇、之妙、之书味浓郁者。时下诸多“书话”之作，徒具“书话”形骸，中乏书情、书魂，有知无识，有识无趣者居多。此因“书话”走俏市场之后遗症耶？！入流之“书话”需平心静气、细斟慢品而后可得。故虽落为文字，终当如饱学之士茶余饭后之闲聊，情动于中，发为声则如行云如流水。今人书话吾喜施康强者。亦喜其译笔之功力。其“书话”吾已有二册：《都市的茶客》，辽宁教育1995年3月一版，平装245页。《第二壶茶——施康强书话》，浙江人民1997年7月一版，平装284页。

1998.10.20

在国林风购李一氓《存在集·续编》，三联1998年八版。平装419页。竖排繁体，雅洁。李文有大气。在万圣购《黄裳文集》（全六册），300余万字。黄氏之文收集齐备。虽平装，然印本纸洁字大，封面设计雅洁。藏书家黄氏之文，尤其书话之作，吾素喜爱，今购文集珍藏之。近见《董鼎山文集》二册，其装订寒碜，惨不忍睹，遂无购之之欲望。三联、中华之书多类此。出版大家竟对自己书之外观如此“大度”，真真令人费解。虽英谚云“不可以外观断书”，然好书非得褴褛其身？！装印者实可诅咒。

1998.12.6

上午10时左右忽降大雪，此今年入冬第二场也。地冻。晚5点课毕开车至万圣，从书桌上搜得《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硬精装，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一版，印2000册。前半部收金老回忆文100页，情趣盎然。至小酒馆。食酱鸭胗、熏豆千丝各一碟，啤酒一瓶。食时并读，甚开胃。金文大有英人宴谈（table-talk）之风格。写来至情至性，真大手笔写小文，文小而文不小。

1999.5.19

春已深。绿色渐熟。返美机票已到。忙乱无暇，虽无大块时间畅读，搜书之嗜难弃。近又购多册。望一室之空间渐为众书所侵占，真不知接下来如何。在国林风购梁实秋《雅舍札记》《雅舍情书》，均平装，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5月一印，各300余页。晨6时入厕，读《情书》60页，难释手。“至情”写来淡淡，情味充盈，大手笔。吾厕中读梁氏《情书》，人将谓不雅以至亵渎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谓“悲剧”之功效在予人之心灵以“净化”。“净化”一词katharsis正谓人排泄后所体验之快感也。知此，当知吾国古人“三上”读书之一之“如厕”耽读深刻也。

2001.5.4晴、暖

下午两点半乘加拿大航班自温哥华抵京。此次与老俞、小平、老杜赴华盛顿实为同ETS谈判。5月2日华盛顿天气晴好，趁闲共游国会山、最高法院、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阿灵顿公墓。叹美国之强大，浮想联翩。下午一人逛新旧书店，颇有所得：

在Borders和Barnes&Noble购企鹅版“企鹅20世纪名作选”（Penguin Great Books of the 20th Century）15册，大32开，平装毛边，装帧大气，选入书极精。购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著作七种，皆平装新印。此次急购施氏著作全因携《启示与理性》（中国社科2001年3月一版）在飞机中阅读过瘾的结果。施氏乃本世纪大思想家，艾伦·布鲁姆之师，伯林之敌手，不可放过，当认真研读。

走至P街2000号找到Second Story Books旧书店。该店塑料书袋上印：Reading is a Family A air。可见此处读书风习深入人心。在店里流连三小时，以八折购书23种共30册，得意者如：《纪德日记》（The Journals of André Gide），大32开，深蓝布面精装，书品极新，4卷共1638页，Justin O’Brien译自法文。Knopf 1949-1951年版。Pisanus Fraxi之《禁书总目》（Bibliography of Prohibited Books）。此书大名久闻。今见之版为美国Jack Brussel 1962年版，豪华精装毛边，品新，为1877年初版之再印。三大卷计1723页，真煌煌巨编。尤为难得者在美国情色文学研究大家G.Legman氏之51页引论。数年来在纽约等地苦苦搜求而未得，今在此得之，真有得来全不费工夫之慨。

2001.9.8晴

秋气宜人。8月22日交老俞辞职信。近日登长城，二度登香山，颇觉心情之畅，天地之宽。终于告别o ce politics。今晨，一喜鹊立于寓所客厅窗外，数秒钟后即飞去，此为何之征象？晚于台灯下，听书房“野泉”之淙淙，补记年内所购汉籍之值记者：《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大16开精装，120册，以八五折购自海淀中国书店，辽海2000年9月影印一版。此版纸洁墨黑，装帧雅致，可谓影印之善本。此编1934年首印，中多收“珍本”，自然胜过大而驳杂的四库全帙，何况节省藏书空间。据称辽海此印历五年之准备，可谓一丝不苟。郁达夫当年曾在新加坡撰文绍介初版抵狮城。

2001.9.28微阴

午饭于北大南校门对面之“长征饭庄”，后至万圣。值此地拆迁，满目断垣残壁。闲情偶寄书吧去也。推虚掩之门探视，四处狼藉，南墙上徒留诗句墨痕，似风干之泪。院外石径上以白石块压一黄纸，告示云将在五道口新张。雕刻时光尚存，恐亦不久矣。尝语友人跃刚曰：“此一胡同终将失去记忆。”万圣亦将迁走。购胡寄尘编《小说名画大观》（上、中、下）一套以存惜别之念。

2001.10.1晴

国庆与中秋同日，人谓二十年一遇。天气大好。在琉璃厂逛一日，购《四部丛刊·三编》一部，上海书店1985-1986年据商务1936年版影印，精装76册，硬纸匣套装。正、续编亦当尽快搜求，恐已难觅。在印章店刻藏书石章一枚，阳文：“鹿城王氏珍藏”。

又闲章一枚，阳文：“鹿庐主人过目一乐”。吾生长于内蒙古包头，蒙语中包头意谓“鹿到过的地方”。另，命吾书室为“鹿庐”，实因书房外阳光茶室“野泉”旁置旧车大轴轮所制古色古香之可旋转茶桌一张，庐者正谐“轱辘”。为所购新籍盖藏印至晨一时方睡。

2001.10.5晴

三日抵杭州至浙大讲座。与老杜逛明宅古物市场。以550元购竹刻百寿字一幅；“笔勤：笔惊风雨，纸吐云烟”一幅；“茶：一壶得真趣，七碗受至味”一幅。竹色温润，刻工精细，虽非古董，然亦难得。

2001.11.18晴

天津讲座。至和平路古籍书店。店在陋巷内，若不费力恐难找到。昏暗中推玻璃门进入，见架顶上方一摞布满灰尘之《说部丛书》，计125册，中有林译小说若干种，虽非全帙，然亦稀见，心大喜，以1600元购之。计“初集”33种，“二集”44种。又于文化街之天津古籍书店购《四部备要》一部，100册，大16开精装，中华1989年3月影印。书品新。此印近已难觅。曾电询南京古籍书店知尚存一部，本欲邮购，不意在此访到，乐甚。

2001.11.30晴

本月至海淀中国书店购得《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10月影印一版。342册，褐面精装。此影印版初编尤为难觅，书价之涨实在超出意料。不得此编不快，只好认宰。好在几天前于西单图书城以原价八五折购巴蜀影印版《古今图书集成》82册一套，稍可宽慰滴血之心。

2001.12.2阴

昨至兰州讲演，下午乘飞机返京。一日上午至兰州市近七里河区之解放门旧书店一逛，见架上有《四部丛刊·续编》30册，心大喜以为可购全帙，然库中不存余册。店主谓已以每册20元价零售之。罪过！罪过！购蔡元培序、上海会文堂民国23年3月21版石印之《阅微草堂笔记》（评注）线装一函十册。虽非善版，然书品如新，封面有“霭轩志二九、五、十三”墨迹，又“庚辰年仲夏购于高平”字。为记兰州此行，购《兰州古今注》及《敦煌资料丛编三种》，均线装。后者收敦煌研究大家罗振玉之《敦煌零拾》《流沙访古记》《敦煌石室遗书》三种，难得。又以极廉之价购上海书店影印旧期刊十九种，甚得意。晚与老俞等至黄河边散步。明月当天，河水悠悠，恍若置身江南，颇感灵气。此智者乐水之秘耶？

2001.12.10晴、冷

昨日在琉璃厂来熏阁订留《丛书集成·初编》一套，今取书清点时才发现整套中缺少一册，经理仍坚持不二价。心中不畅，面对残编只能放弃。开车至灯市口旧书店散心，沮丧中见架顶端一堆红色硬皮大十六开精装书，顿觉眼亮，取下大喜过望，乃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1月影印初版之《丛书集成·新编》120册。书品极佳，书面及书脊字体烫金，何等气势！八五折购下。晚上一一核查《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原来此编为《初编》及“初编未出书”之汇印，只有十几册失收，另有数册补入，失收者多为不常用之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省钱又省架上存放空间，今日得之真乃天意。

2001.12.15阴

13日与老俞受邀自京抵港参加联想圣诞联谊会，入住九龙Nathan Road之Sheraton海景房。会后返喜来登酒店晤同学王劲律师夫妇。晚睡。14日与老俞乘轮船至Discovery Bay一游。沙滩颇佳，定是夏日好去处。中心二层有旧书店一，售出多为企鹅平装旧册，无一中意。

饭后送老俞去机场。回程困意难熬，竟在shuttle bus上睡着。司机敬业又尊重人，虽车仅载我一睡客亦不厌其烦驾驶多趟往返。醒来已暮色四合。抱歉后下车行至铜锣湾Times Square上二层，见有Page One书店，进去购书数册。见有海上陈子善编《董桥文集》三册，购之。翻读才知此编共12卷18册。当下书渴难抑，遂欲搜全，于是见书店必进，近似地毯式轰炸。在不远处天地图书又购六册。在尖沙咀星光大厦商务图书中心再得七册。双腿打颤，难以挪步，而心愿未了。岂可言弃。打车至铜锣湾，终在骆克道506号一楼之乐文书店配齐剩余之册。董桥找得好苦。董桥文字版本已有多种，然吾以为读香港董桥，港版才属正味。初次来港，不贪食，不购物，不观光，见书店就扎，十足书痴一个。

今日仍逛书店，在骆克道见铜锣湾书店大匾。推门进去，见店主一清瘦男子，鼻梁上架花镜，自称林荣基。面虽冷漠，却透出精明。问有无夏济安作品，自信走去，麻利回来，拿来夏济安评注、夏志清校订之《现代英文选评注》，500页平装，台湾商务1995年10月校订版二印，难得。书店品味不凡。林老板真爱书之人，每问及著者和作品均对答如流，在港当算难得之人。闲聊知其此前以批发书为业后转营书店，常去大陆选书。架上见《思无邪汇宝》1套24册，大16开精装，港币6000元，未购，因恐无法通过海关检查。此套极有价值，法国陈庆浩、王秋桂主编，收明清艳情小说50种，铅字排印精印，台湾巨英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又《姑妄言》全本十册有广告而无货。吾何时能得此编？进入书房，林送目录一页，感甚。

记至此，夜已十时。腹中空空，搁笔。上街觅食。街边进烧鹅饭，甚香。抬头见灯光如泻，月影朦胧。

2003.6.29阴将雨

下午逛琉璃厂来熏阁。本以为空手而归，将去时忽见西侧架顶摆有《四部丛刊·续编》五册，初以为残编，还是心存侥幸问问店员。店员告知此续编82册齐全，因“非典”清库始发现，刚清点完毕上架。书品佳。以八五折购下。至此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之初、续、三编购齐矣。无望中梦圆，此谓缘分。自2001年海淀购初编起至今已历两载。天酬我心之诚也。民国三大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及现存吾国最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全部收齐。

2003.7.11晴、冷

在灯市口中国书店购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八册一套，精装，品新。晚伏案写“厨烟里的大仲马”，绍介氏之《烹饪大辞典》，交沈公昌文给《万象》。

2003.12.17阴、冷

与小平谈《新东方精神》改版事。在新街口中国书店，购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一套（22册），精装，江苏古籍1987年2月—1989年7月一版，印数2000册。吾搜求此书有年，各地书店均未得见。今从架顶尘封中觅得，心喜难以言表。月初，在琉璃厂来熏阁购《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河北教育出版社一版，共120巨册。惜缺一、二、三册，即“汉魏”及“唐”卷。此店只有“清代”部分，配齐无望。忆起天津古籍书店见有完整一套，待何时赴津门试试运气。此套选善本为底本影印，印装质量颇佳，值藏。

2004.3.1晴

昨逛琉璃厂松筠阁。购（清）朱东樵《本草诗笺》，线装4册，广陵古籍1988年3月一版一刷。64元。难得。架上有3套，选一套品相佳者。书凡十卷，将常见药物以七绝、七律体咏为诗歌，可赏也。张充和《张充和小楷》平装大16开，53页，重庆出版社2002年6月一版。张乃耶鲁大学汉学名家傅汉思之妻。傅著有《梅花与宫女》，阐释中国古诗视点颇新。北大执教时尝试译第三章，欲收入三联“新知文库”，终未竟。在纽约Strand见原版，待他日必购。

晚为许渊冲师出译诗全集事赴郝明义兄首都饭店宴。席间郝兄持赠G.Legman之Love&Death一册，1949年纽约Breaking Point版，95页，外封黑底红字，极可爱。上次京伦饭店宴集偶提此著，告之十余年遍求不获。今美食之间得此馈赠，能不大喜耶？！珍藏之。沈公昌文赠《阁楼人语》及辽教新版《傅雷全集》（20卷）、《吕叔湘全集》（19卷）。感甚。

2004.3.2晴

去天津参加新东方“万人英语大讲座”新闻发布会。晚赴廊坊参加实用英语学院开学典礼。下午离津前至第三文化宫旧书市场逛，搜得旧书若干册。葛传槼编《现代英文选注》，上海竞文书局1936平版。此册为第一卷。210页。尝闻葛氏自学英语成材，成为复旦英文名教授，编有《英语惯用法词典》一书，影响一、二代英文学习者，吾亦从中受益。且闻氏以己之英文造诣竟发现富勒（H.W.Fowler）《现代英语用法辞典》（Dictionat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一书之瑕疵，不知确否。然于地摊上搜获之此编中正收富勒氏回信一通，知确有此事，虽然从信中文字看难以断定其向富勒氏进言之价值，富勒氏只是泛泛鸣谢而已。谢大任、徐燕谋《现代英文选》一册。上海龙门书局1947年7月增订版。此编极有价值者为卷首钱锺书先生1946年7月14日于海上为之作的英文序，钱先生各版文集未收。

2004.3.16晴

在隆福寺中国书店购《历代笔记小说汇编·唐人笔记小说》二册，16开绿皮精装，品新。周光培主编。辽沈书社1990年一版。虽版式不同实为前购河北教育版《历代笔记小说集成》中缺之二、三两册。此套尚需一册方成全璧。

2004.3.18晴

中午至海淀中国书店。购（明）傅山《霜红龛集》线装一函八册。品极佳。文物出版社1992年12月木板景民国12年5月阳曲第一高等小学校刊印本。傅山吾数年苦求不得，今隔玻璃柜见之，难抑心跳。1992年原价为948元，今以425元得之，真天赐也。

2004.11.19晴、暖

自重庆飞抵上海。下午讲座前至福州路一逛。在古籍书店对面上海文化商厦二楼折扣书店购《毛泽东评点诗词曲精选》（上、下）。精，大32开，品新，影印本。《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五册，软精，影印本。《毛泽东评点智囊》（全三册）。此为智囊全本影印，有价值。吾素厌读书购书跟风。然今购毛氏手批影印本实出窥思想者心路之动机。至于借毛氏之名而将其藏书豪华商品化，吾不愿以一钱媚之，既无“金版限藏”之暴发心态，亦无“宣纸古董”之收藏怪癖。以人民币160元购此三种十册影印本，吾心足矣。购章克标《九十自述》一册。

附录
数字化时代的阅读

主持人：从以前单纯的纸质阅读到现在的网上阅读，从过去的只能现场购物到如今的网上购物，从过去世界上发生重要事件隔时段的内容转播到伊拉克战争首次全球同步实时直播报道，可以说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时代的变化，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新时代的本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阅读产生的影响吗？

王强：谈到我们这个时代，不得不谈到三个人。第一位是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 er）。他的《权力的转移》（Power Shift）简明扼要而又直观地勾勒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却比很多史学家长篇累牍的论断更到位。他说，人类获取资源的最重要方式存在过三种样式，可以分别由三个M代表。在人类文明最初的阶段，谁有力量谁就能够获取资源，这里的第一个M代表的就是Muscles（肌肉），所以那时战争是获取资源的最重要的手段；随着人类文明的推演，有资本就可以垄断资源，第二个M代表的就是Money（金钱），那时有钱就意味着可以拥有一切；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些日渐突出的特征表明人类文明进入了全新的时代，这第三个M代表的就是Mind（智慧、大脑），人们意识到依靠自己的大脑和智慧会创造出难以想象的资源来。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不断接受教育、不断投资学习的问题。

另一位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麦克卢汉（M.McLuhan）。他的《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对我们了解这个时代的本质，有着革命性甚至预言性的重要意义，书中第一次详尽剖析了电子化的各种存在形式。

第三位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他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第一次从科学家、工程学家的角度，告诉了我们数字文化最基本的表征和它的本质构成。如果读透这几本书，对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就会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假如可以宏观地把人类文明分为前电子时代、电子时代、后电子时代，如果说前电子时代的工业革命延展了人的四肢，那么以计算机、生命科学和网络为主体的电子时代则第一次真正延伸了人的大脑。世纪之交，任何一种新的发明和技术都是人的肢体或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都将反过来影响人的生活、思维、学习。这样，阅读也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区别于狭义的、传统纸质书页形态的阅读，数字化时代的阅读应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理解。数字化时代的阅读实际应视为是我们今天如何有效地获取信息、获取知识的方式的总和。而现在猎取所需要信息的有效途径基本上是通过上网浏览。我们第一次体验到了网络时代我们所置身的信息的汪洋。现在任何一个做学问的人，或者想通过获取信息为自己服务的人，如果不接触电子化的手段，不熟悉网络所提供的日新月异的种种工具，就已经远远落伍了。

深度的阅读革命

主持人：网上阅读，对传统的阅读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您觉得数字化时代的阅读方式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王强：现在的阅读方式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最早读的线装书代表了传统文化非常典型的阅读方式，从右往左读，从上往下读；后来，受到西学的影响，书的形式有了革命性的改观，西方的横向印刷带来横向阅读这一阅读习惯的大改变。虽然是从纵向到横向的演变，但是从视觉运动规律的角度讲，横向阅读相较于纵向阅读，吸收信息的速度至少要快一倍。但是此时的文化知识文本单一，人的大脑只是内存。网络时代的来临，超文本链接的使用，使现在的阅读像迎面不断开启一扇一扇的门一样，在许多你可能感兴趣的地方都设有新的链接，可以开启新一扇门，可以直接获取你所感兴趣的深度信息。以往则要等你读完所有信息后才会发现你感兴趣的东西。这是一次实时、深度的阅读革命。

主持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网络，人们一有闲暇时间就会漫无目的地上网，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信息铺天盖地而来，那么你觉得我们阅读究竟要读什么？

王强：当计算机和网络给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把各种信息同时摆在我们面前时，知识已经趋于民主化、个人化、实时化了。别人读什么书，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即使昨天对一个人有用的东西，今天对另一个人可能就没有用了。对你有没有用是衡量你的阅读是否有价值的关键。和过去大脑充当知识内存的时代不同，不是知识获得多了，就一定有用。所以在我看来，能够使用有效的工具，寻找到你所感兴趣的或者需要的信息，或者按照兴趣和需要组装加工，像做快餐一样，实时拼出你所需要的信息，才是数字化时代的知识。

关于读什么，具体来说，首先，要了解计算机，要了解网络为我们获取信息带来的方便究竟有哪些。其次，应读些工具类的、前沿类的、有新的信息同时又很重要的图书。第三，在你的知识库里要建立感兴趣的知识站点，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书签的东西，那里记录了你最常去的网站，同时也记录了你的生活、情感各方面最需要从这些地方获得信息。

全新的知识地图

主持人：有人说数字化阅读  [20]  很难完全改变传统的阅读方式，因为目前每年仍有数十万的纸质出版物出版。但数字化阅读又是一种必然趋势，那么为了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需要，有哪些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即阅读方式要改变？

王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是我们今天谈话的重点，我想多用点篇幅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人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到他获取知识的各个方面。过去我们做学问，读经史子集，主张从一个字、一个词的含义一步步来理解文本，结果反而离文义越来越远，离人生越来越远。过去我们是带着像看细菌一样的显微镜来做学问，而现在我们需要带着高倍的望远镜去看太空了。时空观完全不同了。

其次，获取知识的方式与以前的提倡先专精、追求深度再广博相反，现在应提倡先广博、后专深，要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获取大量信息后再谈深入的问题。我以前常常鄙视快餐文化，比如名著缩写、名著改写之类，觉得那是糟蹋文化。可现在我倒开始同情地理解快餐文化了，因为这样读一部小书就能知道许多部名著的大概内容，等到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再作深度的开发了。以前是我要学什么，现在要学会我不学什么。学会不学什么的人才是真会学习的人。

第三，数字化时代的本质是速度。做事、阅读，包括涉猎一些梗概性的知识信息，速度是核心。获取信息的速度一定要快，要捷足先登。什么是机会？在信息稍纵即逝的情况下，靠感觉能够迅速把握住的就是机会。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你作理性分析，等待你判断。看到一个机会，你不去抓就永远没这个机会了。举个例子，我当年刚到贝尔的时候，见到老板办公室墙上的是一年期（12个月）的挂历，每个月上面都写着计划；第二年，我发现老板定做的挂历变成半年了，只有1-6月，后来我知道IT市场竞争必须呼唤速度，从项目经理有想法到产品走上市场，如果晚于六个月面市就意味着失败。当1996年我要离开贝尔时，我突然发现老板的挂历又变成了三个月。我就问老板，六个月难道还不够吗？他说，现在的竞争、市场以及开发加在一起，只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产品不能诞生就算胎死腹中。数字化时代给我们的第一个质感就像乘坐子弹列车，唰地就过去了，我们没法看清窗子外的究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养成特别快速的浏览能力、思考能力、实时性的创造能力，靠什么来支持我们在这个时代的生存？

第四，在这个时代我们应当呼唤阅读心态的宽容，就是要接受相对主义的知识观。前电子时代的时代印痕是“绝对”，而今天电子时代的时代印痕是“相对”。掌握了相对主义的对情境的理解，就会对知识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和多样化的理解。宽容也会导致对现在以及未来人的所有生存形式的尊重，这是以前的时代无法带给我们的。在数字化时代万变不离其宗的仍是知识的内容和含量，对你有没有用就是衡量这个知识的标准。我非常赞同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的观点，人类传统的所有知识的积累不能用一种简单的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可是为什么科学知识会不断往前走，不断推陈出新，他发现是由于人们看待同一课题的“范式”变了，世界观不同，视角不同了，知识所蕴含的意义也就“进步”了。

第五，进入多媒体时代意味着我们必须适应在同一时间从多方位来构造信息、构筑知识的方式。文本、图像、声音和影像是多媒体时代的最基本的特点。获取知识、信息借助图片、形象，往往要比文字快得多。为什么现在图书市场上似乎插图书越来越热？不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读图时代，而是因为我们进入了多媒体时代。多媒体时代才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字信息和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图像、声音、影像的信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和平共处成为可能。

所以我们要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为网络做一个路线图，或者在脑子里自己画一幅“知识地图”。当新世界和旧世界出现完全不同的面貌时，旧世界的地图尽管画得很细致，可能一点都没用。读元朝的北京地图不能帮你找到你今天想要去的某个餐馆。可你能说它不准确吗？相当准确，可它只对那个过去的时代准确。而现在我们如果不改变阅读习惯、涉猎知识的视野和方法、掌握日新月异的工具，就相当于我们到了今天的北京城，手里却还是拿着元朝的地图，四处寻找哪儿有茶馆、哪儿有卡拉OK、海淀图书大厦在哪儿一样愚蠢。对于经历过非数字化时代，而现在可以享受数字化时代所有产品的人，必须经历一次脱胎换骨，否则我们必被网络时代抛弃。

数字时代的得与失

主持人：在计算机这么发达的今天，很多人文学者有一种末日感，他们担心家中的那些藏书某一天是否会被一个光盘所取代。针对这种忧虑您是怎么看的？

王强：在新时代的面前没必要恐慌。时代和社会就像舞台一样，是由前景和后景构成的。比如我们坐在飞驰的火车上，会看到眼前的景物唰地像线一样扫过去，但往远些看速度会放慢很多，再往远看就看清耕牛、远山以及夕阳下戴着草帽的农夫这样的诗意了。如果有一天走入图书馆，书都是光盘构成的，甚至有一天随着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成为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新的信息存储介质取代了光盘，那么只不过知识是从书页的容器流进了光盘的容器里，再流进更新的存储介质里，但实际内容没有丝毫的改变。抽象意义上的“书”永远会存在的，就像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阅读”都会永远存在一样，至于“阅读”的客体是什么，内容靠什么载体来呈现当然是可以改变的。光盘主要承载的是新出现的内容，大量过去的内容仍会主要栖息在传统的书页中，就像大量的羊皮卷手稿并不能也不必被光盘及更新的信息存储介质取代一样。记住，光盘及更新的信息存储介质不是“取代”过去，而是代表着从今以后信息的新的生命存在形式。红极一时的《哈利·波特》为什么不以光盘或其他更新的信息存储介质的形式出现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吗？这同时不也是一种安慰吗？当然也许有一天连我们脑海中的“图书馆”也将脱胎换骨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出现在世间？

主持人：数字化阅读的出现为人类上千年的纸质图书的阅读经历带来了新的体验，使人们的眼界越来越宽广。过去要查一幅图或一段文字要跑遍图书馆，而现在要获取一条信息，只要鼠标一点便翩然而至，这些好处大家都能体验得到，不过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那么，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我们又失掉了什么呢？

王强：第一，再也没有像以前体验的那种绵延的历史感了。扑面而来的都是实时的信息。大脑的漂泊开始了。

第二，由于速度是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特征，人们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耐心。可口可乐总裁曾经说过一句话，他现在最大的困惑就是不知道哪里还有人不喝可口可乐？可为什么可口可乐这样一个世界没有人不知道的产品，每天还要花大量的金钱来做广告呢？设想如果可口可乐在中国人的视线中消失一周，也许从此就失去了它在中国乃至亚洲的市场。在世界上失去一秒钟就有可能意味着失去它百年积累起来的全部。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第三，由于宽容，导致了对所谓传统经典的怀疑和不信服。从前所有主体的体验和经验都是靠世世代代公认的优秀的精神食粮来传承的，而现在知识不再是官方的、集权的、集体的，而是民间的、民主的、个人的，这对传统的、权威性的东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颠覆。

第四，恰恰由于这个时代驶离过去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自然地产生了本能的回望和恋旧。现在老照片、老档案、老书籍畅销；许多图书印成线装书销售反而销得很好。这说明传统的东西，越在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反而越会带给人们心理上、情感上温馨的期待和宁静的抚慰。

第五，我们对未来似乎失去了方向感。对于未来我们没有安全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在得与失之间怎么样才能找到平衡？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尽管有这么多缺失或遗憾，但以速度、兴趣、个性化为基本特色的数字化阅读仍然为人们所向往和钟情，并必将为人们所接受和习惯，成为人类生存现实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时代的脚步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中国图书评论》杂志专访，主持人为王珊珊）

[1]熵：宇宙中能量与物质（降至惰性均匀的极限状态）的退降。

[2]以一种女权主义的观点看，“历史的”已经意味“父权的”了，而父权制必然是母权制的发展结果这一“历史的”（男权的）规律，则正被越来越多的（女权）人类学家们的理论与实证材料所诘难。一个早期的例子是J.J.Bachofen具有深远影响的专著《神话、宗教与母权》（Myth, Religion, and Mother Righ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Press，1988）。他在该书中最先提出女性在原型的原初社会中是支配性的。

[3]雷蒙·威廉斯：《关键词》（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London：Fontana，1976）。

[4]见《女权主义辞典》（A Feminist Dictionary, Boston：Pandora，1985）“主体”条。

[5]伍尔芙语。关于这一问题读者可参阅格根（M.M.Gergen）编辑的《女权主义思想与知识结构》（Feminist Thought and the Structure of Knowledge, New York：New York Univ.Press，1981）中有关章节。以及哈丁（Sandra Harding）等的《发现现实》（Discovering Reality, Dordrecht：D.Reidel Publishing Co.，1983）中“性征与科学”（Gender and Science）一章。

[6]《旧约·创世记》提供了两个不同的有关上帝“创造人类”的记载。一个出现于l：27，另一个出现于2：4-25。《圣经》的文献学研究表明前者的形成时间（公元前4世纪）要晚于后者（公元前9世纪），见坎贝尔的《神的面具》（Joseph Campbell, The Masks of God）第3卷，第102-111页。本文的论述选择了较早的这一文献。这是因为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的“祭司底本”（P底本）比起第二个记述来更抽象，神学意味也过重。对于“人类的被创造”没有给予特别的细节描述。因为它的目的在于宏观地、完整地将造物进行逻辑分类，并将它们有序地嵌进神创的意图架构之中，而不是着重揭示神/人间的原初关系。参见《新耶路撒冷圣经》（The New Jerusalem Bible, New York：Doubleday，1985），第17页，注1。此外，就其教谕性以及同《旧约》神学叙述的内在逻辑性而言，它的重要性大于P底本。见《新美国圣经》（New American Bible, New York：Catholic Book Publishing Company，1977），第3页。它的苏美尔神话来源以其具象性为我们的比较文化学研究提供了方便，这一点将在以下论述中看到，见《神的面具》，第3卷。

[7]《新旧约全书》神版中译本，上海，1982。

[8]参见《牛津研究版·新英语圣经》（The Oxford Study Bible,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76），第3页。

[9]《旧约·创世记》形成前后正是父权文化阶段后期。神话描述的男性优先性和普遍代表性是不难理解的。希伯来文中adam不指涉女性。

[10]阿奎那《神学大全》（Summa Totius Theologiae），第1卷，第92问。当然阿奎那还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他并未明言式地宣称女人应当成为男人的奴仆。因为他认为女人亦并非是用男人的脚制作的。

[11]这里所谓“简单不过”并非指围绕人类获取知识所引来的“原罪”内涵的简单。这里笔者意指位于“原罪”两极的神/人对立性质的明确性。对于“原罪”与人类最初获取知识性质的精细的哲学和宗教学的阐释分析，可参见《恶的象征》（Paul Ricoeur, The Symbolism of Evil），尤其是此书第二部分。

[12]兰德曼：《哲学人类学》（阎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3-79页。

[13]从男权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夏娃之所以先于亚当接受蛇的诱惑，乃是其作为女性而具有的种种性格乃至生理上的弱点使然。这观点是经不起辩驳的。一个极类似的驳难的例子可以参见前引的《发现现实》一书中，斯佩尔曼（Spelman）的“亚里士多德与灵魂的政治化”（Aristotle and the Politicalization of the Soul）一文。

[14]“吞食果实并未带来即刻的死亡。亚当和夏娃在此之后还是活了下来。3：16-19中的神谴所提及的死亡仅仅是把它定为多舛人生的终极。”见《新耶路撒冷圣经》，第19页，第2章注释K条。

[15]《新旧约全书》，第3章。

[16]见《霍尔艺术中主题与象征辞典》（Hall’s Dictionary of Subjects and Symbols in Art, London：John Murray，1984）。

[17]希普利的《英文词之起源》（Joseph T.Shipley, Dictionary of Word Origins,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84），“Abel”条。亦可参见库珀的《传统象征图录》（J.C.Cooper, An Illustrated Encyclopaedia of Traditional Symbols, New York：Thames&Hudson，1979），“Apple”条。

[18]只要注意某些畅销书的封面设计就够了。

[19]上帝如下的惩罚顺序是颇耐人寻味的：蛇→女人→男人。

[20]我认为，将“数字化”译为“数码化”或“数位化”较妥，因为“0”和“1”不仅是“数字”，它们更代表着计算机的基石二进制的唯一两个基础符码。所谓“数字化”其实指的是计算机将各类性质的信息依据“0”和“1”这两个（也即全部）基本符码存储、编排、传输。本文中的“数字化”只好依现行的通译。与本文无关但值得商榷的另一计算机术语是“菜单”。照理，将英文的“menu”译为“功能选项”更精准，欧美人断不会面对计算机生出“点菜”的联想。当然令人鼓舞的是，“电脑”这一汉译却有着超时代的犀利精准，既跨越了“computer”的“计算”阶段，也跨越了它的“信息处理”阶段，一步直指它逼近人的大脑的发展未来。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序一 追求王强

序二 谜一样的王强

引子 力量是文字的意义

这些书那些书

巴格达之行

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

幽默的博物志

误失与人的历史

关于“左撇子”

历史上的宠物

此心安处是吾乡

爱因斯坦之梦

厨烟里的大仲马

早逝的布鲁姆

感冒谈趣

书之爱

有绝世舞者

一千零一夜不连贯的思索

卡夫卡与中国文化

博尔赫斯的夜空

叼着烟斗的普里斯特利

卡尔维诺，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

莎士比亚与他的博物学

文学绞架下的雄鸡：扎米亚京

灵光的瞬间

藏书票

关于索引

犹太人与书

猎书者说

阿Q不朽！ ——关于“狂人”“阿Q”的若干断想

伊甸园的黑暗 ——《旧约·创世记》中的一种女权/女性主义解读

风景收束于此

书房就是我的王国 ——重构理想书房的一次尝试

曼哈顿书店一景

在那书的丛林里

我的书店

购书记（选）

附录 数字化时代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