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了不起的盖茨比

夜色温柔

爵士时代的故事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目录 Contents

1. 扉页

2. 第一章

3. 第二章

4. 第三章

5. 第四章

6. 第五章

7. 第六章

8. 第七章

9. 第八章

10. 第九章

了不起的盖茨比

The Great Gatsby

[美]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 著

李继宏 译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了不起的盖茨比 / ( 美)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著 ; 李继宏译. -- 深圳 :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80709-814-0

Ⅰ . ①了… Ⅱ . ①弗… ②李… Ⅲ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6611号

出版人：胡洪侠

责任编辑：岳鸿雁

封面设计：董歆昱

技术编辑：杨杰 林洁楠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 著

李继宏 译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34 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2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6.5

字数：128千字

印数：1-9,000册

ISBN 978-7-80709-814-0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那就戴上金帽吧，假如能够感动她

假如你能为她起舞，那也为她起舞吧

直到她感动地说：“爱人，戴金帽的、跳舞的爱人，

我必须拥有你！”

——托马斯·帕克·邓维利尔斯

第一章

在我年纪更轻、见识更浅时，父亲曾给我一个忠告，它至今仍在我脑海萦绕。

“每当你要批评别人，”他告诉我，“要记住，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么好的条件。”

他的话到此为止，但我们向来话虽不多，心意却是相通，我能明白他的言下之意。自那以后，我从不随便评判别人。这种习惯使我见识了许多古怪的性格，也让我领教了不少极其无聊的人物。如果正常人有这种脾气，心理异常的人很快会察觉到，并前来纠缠不清；所以上大学时，有人错怪我像个政客，因为甚至连有些冒失的陌生人也会来找我诉说心事。我并不想知道他们的隐私——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发现有人就要向我倾吐衷情，我通常会假装睡觉、忙碌或者心不在焉。因为这些年轻人的衷情，至少是用来表达它们的言语，每每并不由衷，而且总是欲说还休。不去评判别人就是对别人怀有无限的希望。我父亲那句话好像有点瞧不起人，我的转述也显得很势利，但其实他想说的是，基本的道德观念并非与生俱来、人人皆有的东西。现在我仍然牢记这个道理，以免误会别人。

如此自夸宽厚待人之后，必须承认的是，我的宽厚也有个限度。别人的行为或有磐石般靠得住的基础，或有烂泥般靠不住的理由，可是一旦过分到某种程度，我也就不管背后的原因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后，我恨不得世人全都穿上军装，永远向道德立正致敬；我再也不要参加各种乱七八糟的活动，再也不要窥见人们的内心。只有盖茨比例外。这本书是以盖茨比命名的，他曾经象征着我厌憎的一切。倘使人格是许多连续不断的成功行动，那么他身上自有雍容华贵的气派，他对生活的各种前景也敏感得如同一台能够测知万里之外地震的精密仪器。这种敏锐并非那种被冠以“天才气质”美誉的多愁善感，而是一种永不言弃的乐观心态，一种罗曼蒂克的随机应变，是我在别人身上未曾发现、以后也很可能不会再见到的。是的——盖茨比其实完全没有问题，使我暂时对人世徒劳之悲哀和易逝之欢欣丧失兴趣的，是盖茨比身边那些食客，是那阵在他的梦想破灭之后飘散的污浊灰尘。

我的家族在这座中西部城市已经兴旺发达了三代人。卡拉威家族算得上是名门望族，我们家历来自称是伯克禄公爵[1]的后裔，但一世祖实际上是我祖父的兄长。他在1851年来到此地，南北战争时派人替他去打仗，并做起了我父亲如今经营的五金批发生意。

我从未见过这位祖伯父，但据说我长得很像他——证据就是父亲办公室挂着的那幅面无表情的画像。我从纽黑文[2]毕业是在1915年，距我父亲从那毕业正好四分之一世纪。不久之后，我参加了那场受阻的条顿大迁徙[3]，也就是所谓的世界大战。我经历过非常激动人心的反攻大战，所以回乡后反倒待不住。中西部不再是温暖的世界中心，现在它像是荒凉的宇宙边缘——于是我决定到东部去学习债券生意。我认识的人都在从事债券交易，所以我认为这行业再养活一个人应该没问题。我的叔伯姑姨商量了很久，仿佛是要为我挑选某个预科学校[4]，最后他们带着沉重、勉强的表情说：“嗯……那好吧。”父亲同意资助我一年，经过几番耽搁，1922年春天，我怀着一去不返的心情，启程来到东部。

按理说，我应该在市区找个房间寄宿，但那时天气暖和，而我又刚离开碧草如茵、绿树婆娑的故乡，所以当有个年轻同事说他想和我到郊区合租一套别墅时，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房子是他找的，是一座久经风霜的单层木板房，月租八十元。但公司临时派他去华盛顿，我就独自住到了郊外。我拥有一条狗（至少拥有了好几天，然后它跑掉了）、一辆旧道奇[5]和一个芬兰女佣。她会打扫房间、准备早餐，还会在电炉边自言自语地咕哝着芬兰人的道理。

起初两天我很孤单，第三天早上，有个比我更晚搬来的人在路上把我拦下。

“请问西卵怎么走？”他无助地问。

我告诉了他。我继续往前走，再也不觉得孤单了。我已经是指路人，是拓荒者，是原住民。他无意间让我对这个地方感到亲切而自在起来。

眼看阳光明媚，周边林木的枝头倏忽长满了树叶，就像电影里情节推进那么快，我心里深深地相信，新的生活必将随着夏天的来临而开始。

首先，需要阅读的书很多，这种让人振奋的新生活中有待我去吸收的养分也很多。我买了十几本有关银行业务、信用贷款、证券投资的书，那些红皮烫金的图书摆在书架上，就像新铸的钱币，准备向我揭晓唯有迈达斯[6]、摩根[7]和梅塞纳斯[8]才了解的金光闪闪的秘密。我还下定决心要读许多别的书。上大学时，我算是文艺青年，曾替《耶鲁校报》写过许多非常严肃却见识浅陋的社论。现在我准备重拾这些东西，再次成为所有专家中最浅薄的那种，也就是所谓的“通才”。这倒不是刻薄的俏皮话——毕竟，真正的一技之长会让生活成功得多。

巧合的是，我租住的这个地方，属于北美洲最奇怪的社区之列。它坐落在纽约以东一个细长而多姿多彩的海岛上。这海岛除了许多自然奇观，还有两片形状罕见的土地。这两个地方离市区二十英里，活像一对巨大的鸡蛋，轮廓并无二致，中间只隔着一片优美的海湾，伸入西半球最宜人的海面——长岛海湾那大片的水域。它们的轮廓倒不是完美的椭圆，而是像哥伦布的鸡蛋[9]，连接陆地的部分都被压扁了，但它们外观的相似之处，肯定会让在上空翱翔的海鸥惊奇不已。对于身无双翼的人类来说，更有趣的现象是，除了形状和大小，它们竟然别无相似之处。

我住的是西卵，它，怎么说呢，它没有东卵那么时髦，但这是最肤浅的比较，不足以表明两者之间那种怪诞而又有点邪恶的差异。我的房子位于西卵的顶端，离海湾只有五十码，被夹在两座每季度租金一万二到一万五千美元的大别墅之间。左边那座是标准的豪宅——它的外观完全照搬诺曼底市政大楼，边上有座崭新的塔楼，其上攀援着稀稀疏疏的常春藤，还有个游泳池，以及超过四十英亩的草坪和花园。它就是盖茨比的公馆。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姓盖茨比的绅士居住的公馆，因为我并不认识那人。我自己的房子很寒碜，但它寒碜得很不起眼，向来无人注意，所以我才有幸住进这座海景别墅，得以欣赏邻居的部分草坪，还能聊以与豪门巨富比邻自慰——这一切只要每月八十元。

优美的港湾对面，沿着海岸排开的，便是东卵那些时髦漂亮的白色房子。有一天，我开车到那边和汤姆·布坎南夫妇共进晚餐，于是这个夏天的故事真正地开始了。黛熙是我的远房亲戚，而汤姆是我在大学认识的。战争结束后不久，我曾在芝加哥和他们相处过两天。

黛熙的丈夫擅长各种体育运动，他是纽黑文橄榄球史上最出色的防守端锋，某种程度上算是全国知名人物。像他这种人，年仅二十一岁便在某个领域登上最高峰，随后只能不停地走下坡路了。他的家族富可敌国，他上大学时挥金如土，曾引来不少非议。现在他离开芝加哥来到东部，搬家的排场之大足以让你瞠目结舌，例如，他居然把许多马球马从森林湖运过来。我很难想象竟然有同龄人会富裕到这种程度。

至于他们为何来到东部，我并不知情。他们先前漫无目的地在法国住了一年，然后东游西逛，到处找其他有钱人打马球。这次来是准备定居了，黛熙在电话里说，但我不信——我不知道黛熙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汤姆会永远飘荡下去，不无惆怅地寻找那种已经不可复得的、过去参加橄榄球比赛时才会有的狂热激情。

于是在某个有风但闷热的黄昏，我驱车前往东卵，去探望这两个我根本所知无多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甚至比我预想的还要华美。那是一座赏心悦目、红白相间的华厦，典型的乔治王时期殖民主义风格[10]，前方就是海湾。草坪从沙滩开始，跑过四分之一英里，来到前门，跳过日晷、砖径和几个万紫千红的花园，抵达墙角之后，仿佛借助奔跑的势头，变成常春藤继续往墙上冲。房子正面有一排落地玻璃窗，在金色斜晖的照耀之下闪闪发亮，敞开着迎接午后暖煦的和风。汤姆·布坎南穿着骑马的服装，叉开双腿，站在门廊里。

他的模样变得跟在纽黑文时不同。如今他已到而立之年，身材壮硕，头发灰黄，嘴角下垂，神态显得很倨傲。他脸上最引人关注的是那双明亮的眼睛，闪烁着傲慢的光彩，总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甚至连那套华丽得有点女人气的骑马服也遮盖不住他魁梧的身材——他的小腿将那双油光发亮的长筒皮靴绷得紧紧的，每当他的肩膀在薄薄的上衣里面挪动，你能看到肌肉的抖动——那蛮横的身材。

他说话的声音既粗又重，而且会给人一种这人性情非常暴躁的印象。他还总是带着长辈教训晚辈的口吻，哪怕是对他喜欢的人也是如此——当年在纽黑文，讨厌他这副德性的人可不在少数。

“喏，别只是因为我比你强壮，比你更像男子汉，”他当年总是这么说，“就觉得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是不容辩驳的定论。”我们同属一个高级联谊会[11]，虽然彼此的关系不算亲近，但我向来觉得他是很欣赏我的，而且怀着他自己那种急躁而又骄矜的热切心情，希望我也会喜欢他。

我们在阳光灿烂的门廊里寒暄了几分钟。

“我这个地方不错吧，”他说，眼珠子滴溜溜地到处看。

他用一只手搭着我，让我转了个身，另外那只巨大而扁平的手掌朝前一摆，示意我看眼前的景物：一座下沉式的意大利风格花园，半英亩花香浓郁的深色玫瑰花，以及海边一艘随着浪花起伏的平头汽艇。

“这里原来的主人是德梅恩[12]，那个石油大亨，”他又把我转了回来，礼貌但突兀地说，“我们进去吧。”

我们穿过高高的门厅，来到明艳的玫瑰色客厅，客厅很雅致，两端是落地窗。两扇玻璃窗都开着，映照着户外绿油油的草地，显得那些草儿好像长到厅里来了。和风穿堂而过，将一边的窗帘吹进来，又将一边的窗帘吹出去，让白旗般的窗帘飘向婚礼蛋糕似的天花板，然后拂过酒红色的地毯，在其上留下波浪起伏的影子，宛如劲风刮过海面。

客厅里唯一完全静止的东西是一套巨大的沙发，上面坐着两个年轻女子，那模样仿佛是坐在落地的大气球上。两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裙子不停地波动、轻摆，似乎她们刚刚乘坐气球环绕屋子归来。我不由呆呆地站住了，耳边尽是窗帘的沙沙响和墙上一幅挂画的呻吟。然后突然传来砰砰的响声，原来是汤姆·布坎南关上了后窗，于是客厅中的风渐渐平息，而窗帘、地毯和那两个年轻女子也终于慢慢地降落到地面。

那个年纪较轻的女孩我并不认识。她平躺在贵妃榻上，纹丝不动，下巴微微翘起，仿佛上面有东西就要掉下来，而她正在努力让其保持平衡似的。她眼珠转都不转一下，似乎没有看到我进来。其实我反倒很吃惊，差点嗫嚅地为我的到来打扰了她而道歉。

另外那女子就是黛熙了，她作势要站起来——身体稍微前倾，装出诚恳的表情——然后她轻轻地笑了，那笑声既古怪又迷人，我也笑起来，举步走进客厅。

“我高兴得呆掉了。”

她又笑起来，仿佛适才说的那句话非常聪明似的。她握着我的手，盯着我的脸看，装出一副全世界她最想看到的人就是我的样子。这是她惯用的伎俩。她轻声细语地说，那个下巴顶着东西的女孩姓贝克。（我曾听人说，黛熙说话很小声，是为了让人靠近她；这句无关的闲话并没有减少黛熙这种说话方式的魅力。）

反正贝克小姐的嘴唇是动了几下，几乎看不出来地朝我点点头，然后赶紧让她的头回到原位——她下巴顶着的那样东西显然歪了一点，把她吓坏了。我又差点脱口说出道歉的话。对这种我行我素、旁若无人的气概，我向来是既震惊又敬佩的。

我回过头来看着我表妹，她随即用低微而诱人的声音问东问西。那是让人侧耳倾听的嗓音，仿佛每句话都是人间能得几回闻的天籁之声。她的表情忧伤又可爱，还有着明媚的双眸和明艳的嘴巴，但最让人兴奋的还是她的声音，足以令在乎她的人永生难忘：那是低吟浅唱，也是窃窃私语，暗示着她刚刚做完欢乐轻快的事，而且接下来还有欢乐轻快的事。

我跟她说，前来东部途中，我在芝加哥停留了一天，有十来个人托我问候她。

“他们很想念我吧？”她欣喜若狂地问。

“整座城市弥漫着伤感。所有轿车都把左后边的车轮涂黑了表示哀伤，北郊的悲泣声彻夜不停啊。”

“太好啦！我们回去吧，汤姆，明天就走！”然后她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你应该看看我的宝贝。”

“好啊。”

“她睡着啦。她今年三岁。你没有见过她吧？”

“没有。”

“嗯，你应该见见她。她……”

刚才片刻不停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的汤姆·布坎南停下脚步，把手搭在我肩膀上。

“尼克，你做什么工作呢？”

“我是搞债券的。”

“跟谁搞啊？”

我跟他说了。

“没听说过这几个人嘛，”他言之凿凿地说。

这让我很恼火。

“你会听说的，”我没好气地回答，“如果你在东部住下来，你会听说的。”

“哦，我会在东部住下来的，你别担心，”他说，先瞟了黛熙一眼，又看着我，生怕说错话似的，“我要住到别的地方去，那才是大傻瓜呢。”

这时贝克小姐说：“绝对的啦！”这句突如其来的话把我吓了一跳——这是我走进客厅以来她说的第一句话。显然这句话也把她自己吓到了，因为她打着哈欠，通过一系列灵巧而迅速的动作站了起来。

“我浑身都僵啦，”她抱怨说，“我都忘记在沙发上躺了有多久。”

“别看着我，”黛熙反驳说，“我整个下午都在劝你到纽约去。”

“我不喝，谢谢啦，”贝克小姐对着佣人刚从厨房端进来的四杯鸡尾酒说，“我可是遵纪守法的良民。”[13]

她的男主人不解地看着她。

“是吗！”他举起杯子一饮而尽，“那我真不懂你那些事是怎么办成的。”

我望着贝克小姐，心里奇怪她“办成”了什么事。她是个苗条的平胸少女，昂首挺胸地站着，姿势很像年轻的军校学生。她的眼睛半眯着，显然经常在阳光下活动。这双灰色的眼睛好奇地看着我，苍白而迷人的脸庞上满是不高兴的神色。这时我才想起来我曾在别处见过她，或者她的照片。

“你住在西卵吧，”她轻蔑地说，“那边有个人我认识。”

“我谁也不认识……”

“你肯定认识盖茨比。”

“盖茨比？”黛熙迫不及待地问，“哪个盖茨比？”

我还没来得及说他是我的邻居，佣人就宣布晚餐开始了。汤姆·布坎南强行将他结实的手臂插到我腋下，拖着我往客厅外面走，仿佛他正要将棋子移到另外一格似的。

两位苗条的年轻女子慵懒地把手轻轻放在腰上，领着我们走到客厅外玫瑰色的门廊。沐浴着晚照的门廊摆着餐桌，上面点着四支蜡烛，烛火在微风中摇曳。

“干吗点蜡烛呀？”黛熙皱着眉抗议。她用手指把蜡烛捏熄。“再过两个星期，就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日子啦，”她容光焕发地看着我们说，“你们会期盼一年中白天最长的日子，等它来临时却忘记了吗？我总是期盼这个日子，然后到了那天又会忘记。”

“我们应该找点事做，”贝克小姐打着哈欠说，她虽然坐在餐桌旁边，却是一副就要睡觉的样子。

“好吧，”黛熙说，“我们做什么好呢？”她无可奈何地看着我。“大家做什么好呢？”

我尚未回答，她的眼睛忽又惊讶地看着她的小指头。

“看啊！”她抱怨说，“我把它弄伤了。”

我们都看过去——指节有点淤青。

“你干的好事，汤姆，”她责怪地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这是你造成的。我真是命苦呀，嫁给这个粗鲁的男人，又壮又高又粗又笨的……”

“我讨厌你说我又粗又笨，”汤姆立刻抗议，“哪怕是在开玩笑。”

“你就是又粗又笨，”黛熙毫不示弱。

有时候她和贝克小姐同时开口，漫不经心地说着无关紧要的玩笑话，而且也绝不会彼此争执，口气冷冷淡淡的，如同她们的白色裙子和漠然的、没有任何情欲的眼睛。她们愿意坐下来，也不反感汤姆和我，礼貌地说说笑笑。但她们知道这顿晚餐终究会结束，片刻之后，今晚的欢聚也将会告终，她们对此并不在乎。这种态度跟西部截然不同，那边的人们夜里聚会时，总是热切地倾谈着，自始至终不会冷场，无论他们是感到越来越失望，或者非常不愿意曲终人散的时刻来临。

“你让我觉得自己很不文明耶，黛熙，”我喝下第二杯混杂着软木塞的气息然而口感很好的红酒，然后说，“你就不能聊聊庄稼或者其他我能听懂的话题吗？”

其实我只是随口说说，但汤姆却以我意想不到的方式把话头接了过去。

“文明即将破灭啦，”汤姆大声地说，“我现在对很多事情都感到极其悲观。你看过《有色帝国的崛起》吗？是个叫高达德的家伙写的。”

“没看过呢，”我说。他的口气让我相当意外。

“嗯，那绝对是好书，大家都应该读一读。作者认为，如果我们不小心提防，白种人将会……将会彻底沉沦。书里全是科学性的材料，这种说法是有凭有据的。”

“汤姆最近变得非常学究气，”黛熙说，不期然地露出悲伤的表情，“他读了很多有大量长句的图书。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我们……”

“这些书都是讲科学的，”汤姆不耐烦地瞟了她一眼，固执地说，“这家伙提出了整套理论。我们这些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种必须小心行事，否则其他人种就会取得控制权。”

“我们得把他们打趴了，”黛熙轻轻地说，对着火红的斜阳猛眨眼。

“你们应该住到加利福尼亚去……”贝克小姐试图插嘴，但汤姆坐在椅子上重重地挪了挪身体，打断了她。

“我们属于北欧民族，我，你，你，还有……”他略微迟疑，随即点点头，把黛熙也囊括在内，而黛熙又朝我眨起眼睛来，“……你。按照这本书的观点，人类文明都是我们亲手打造的，包括科学和艺术，以及其他种种。你明白吗？”

他这种忘乎所以的劲头让我觉得有点可怜，仿佛他虽然比以前更加自命不凡，但觉得还不够踌躇满志似的。此时屋里的电话铃响起来，管家离开了门廊，黛熙立刻抓住这个良机，凑到我面前来。

“我要告诉你我们家的一个秘密，”她兴致勃勃地低声说，“有关管家的鼻子。你想听听管家的鼻子有什么秘密吗？”

“这正是我今晚前来拜访的原因呀。”

“好啊，他以前不是管家。他以前在纽约替某个富翁擦银器，那人的银器足以供两百人使用。他必须从早到晚擦个不停，后来他的鼻子终于受到影响……”

“变得越来越糟糕，”贝克小姐帮腔说。

“是啊。变得越来越糟糕，最后他只好辞职不干了。”

最后的余晖带着罗曼蒂克的色彩，将她的面容照得神采奕奕，而她美妙的声线吸引我屏住呼吸凑上前去倾听。片刻之后，那神采消失了，每道光线恋恋不舍地离她而去，就像儿童在黄昏时离开充满乐趣的街道那样。

管家走了回来，在汤姆耳边密语了几句，汤姆听完皱起眉头，向后推开他的椅子，什么话也没说就走进屋里。他的离场似乎让黛熙活跃起来，她又侧过身来，声音像歌曲般欢快而动听。

“我很高兴请你来吃饭呀，尼克。你让我想起了一朵玫瑰，一朵绝美的玫瑰，对吧？”她转头寻求贝克小姐的认可，“他像一朵绝美的玫瑰吧？”

这很荒唐。我浑身没有半点像玫瑰的地方。她只是在信口开河，但我觉得她心里似乎有股怒气，这些足以令人屏住呼吸和激动不已的话语里隐藏着她的心事。然后她突然将餐巾丢在桌子上，说了一声对不起，就走进屋子去了。

贝克小姐和我故意不动声色地互使了眼色。我正准备说话，她机警地坐直了，嘴里“嘘”了一下，示意我别作声。屋里依稀传来一阵激烈的低声争吵，贝克小姐毫不顾忌地侧过身去，想要仔细听清楚。里面的低语渐渐响亮到差不多听得清，忽而低沉下去，忽而又升高，然后彻底平息了。

“你刚才提到的盖茨比先生是我的邻居……”我说。

“别说话。我想听听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啦？”不知内情的我问道。

“你居然不知道啊？”贝克小姐感到很意外地说，“我以为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呀。”

“好吧，”她吞吞吐吐地说，“汤姆在纽约有个相好。”

“有个相好？”我茫然地重复她的话。

贝克小姐点点头。

“她应该识趣点，别在晚餐时间打电话给他。你觉得呢？”

我还没弄懂她这句话的意思，就听到裙子的沙沙响和皮靴的踏地声，汤姆和黛熙回到了餐桌。

“刚才失态啦！”黛熙强颜欢笑地说。

她坐下来，目光闪烁地看看贝克小姐，又看看我，接着说：“我看了外面的景色，外面真是好浪漫呀。有只小鸟落在草坪上，我觉得肯定是夜莺，从英国搭乘冠达或者白星邮轮过来的。它正在唱歌……”她的声音也像是在唱歌，“真是浪漫呀，汤姆，你说呢？”

“非常浪漫，”他敷衍了一句，然后愁容满面地对我说，“如果吃完饭天还够亮，我带你去马房看看。”

屋里电话突然又响了，怪吓人的，黛熙看着汤姆，坚决地摇摇头，于是所有话题，包括马房，都烟消云散了。在餐桌上的最后五分钟，大家都很尴尬，我记得蜡烛毫无意义地又被点燃了，当时我想要直视每个人，却又避开大家的眼光。我猜不出黛熙和汤姆心里在想什么，但我敢说哪怕是显得如此玩世不恭的贝克小姐，也难以完全不去想这第三位客人刺耳而急促的电话铃声。也许在置身事外的人看来，这局面倒也挺有意思的——但我自己的本能反应是赶紧打电话报警。

不用说，马房的事再也没人提起。汤姆和贝克小姐隔着几英尺的暮色，一前一后悠悠地走进了书房，那神情活像是要去给死人守灵；而我则装出高高兴兴、若无其事的样子，随着黛熙穿过几个相连的通道，来到屋子前面的门廊。光线全然暗了下来，我们并排在一张柳条长椅上坐下。

黛熙双手捂着脸庞，仿佛是在感受它可爱的形状，她的明眸缓缓地望向天鹅绒般漆黑的夜色。我看得出她思绪翻涌，于是问起她的女儿，想让她平静下来。

“我们相互不是很了解，尼克，”她突然说，“尽管我们是表亲。我结婚时你都没来。”

“当时我还在打仗呢。”

“那倒是，”她迟疑地说，“好吧，我有过一段伤心事，尼克，现在我真是看破红尘啦。”

这显然有隐情。我等她透露，但她没有说下去。过了片刻，我无奈之下又把话题转回到她女儿身上。

“她现在什么都会说，什么都能吃了吧？”

“是啊，”她心不在焉地说，“听着，尼克，我要跟你说说她出生时发生的事情。你愿意听吗？”

“非常愿意。”

“你听了就知道我为什么会感到……心灰意冷。嗯，她出生不到一个小时，汤姆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我从麻醉状态中醒来，感到非常凄凉，立刻问护士是男是女。她说是个女孩，所以我扭头就哭了。‘好吧，’我说，‘我很高兴是个女孩。我希望她将来是个傻瓜——在这个世界上，女孩最好当傻瓜，当一个美丽的小傻瓜。’

“你知道吗，我觉得总之一切都特别没意思，”她继续用很诚恳的语气说，“每个人都这么想——那些最高级的人。我就知道。我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什么景色都看过了，什么事情都做过了。”她像汤姆那样顾盼自雄地东张西望，发出一阵动听的冷笑。“这就是饱经沧桑啊——天哪，我已经饱经沧桑啦！”

她一收起那迫使我不得不专心聆听和由衷相信的声音，我立刻就察觉到她刚才说的都不是真心话。这让我很不爽，似乎晚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圈套，用来诱骗我付出她想要的情感。我沉默不语，过了片刻，她看着我时，那张可爱的脸上果然露出了讥笑，仿佛她已经获得了某个由杰出人士组成的秘密社团的入会资格，她和汤姆都已经成为会员。

屋内，粉红色的客厅灯火通明。汤姆和贝克小姐分坐长沙发的两端，她正在念《星期六晚报》给汤姆听。她轻轻地念，不分发音的轻重，但听起来既流畅又悦耳。灯光照得汤姆的靴子闪闪发亮，照得贝克小姐秋叶黄的头发黯无光泽，又照得杂志的纸张白花花的很耀眼，每当翻过一页，她手臂上苗条的肌肉就会随之一动。

我们走了进去，她抬起手，要我们保持安静。

“未完待续，”她说着把杂志往桌上一丢，“请见下期。”

她双脚着地，抖了抖两边的膝盖，然后站起来。

“十点了，”她说，眼睛看着天花板，好像那里有个时钟，“我这个乖乖女要睡觉啦。”

“乔丹明天要参加比赛，”黛熙解释说，“在威切斯特[14]那边。”

“啊……原来你就是乔丹·贝克。”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她很面熟了——我曾多次在报刊的体育版上看到这张美丽而高傲的脸庞，那些媒体会报道她在阿什维尔、温泉公园或者棕榈海滩的比赛。我也听说过有关她的闲话，很难听的那种，但到底说了什么我早已忘记。

“晚安，”她轻轻地说，“八点叫醒我，拜托啦。”

“到时你别起不来呀。”

“我会起来的。晚安，卡拉威先生。希望还有机会见面。”

“当然有啊，”黛熙肯定地说，“其实我想当你们的媒人。常常来玩，尼克，我会——我会撮合你们的。比如说，把你们单独关进某个小房间，或者让你们坐船出海，诸如此类……”

“晚安，”贝克小姐在楼梯上大声说，“我可什么都没听到。”

隔了片刻，汤姆说：“她是个好女孩。他们不应该让她全国到处跑的。”

“谁们？”黛熙冷冰冰地问。

“她家里人啊。”

“她家里只有一个老糊涂的姑妈。再说了，以后尼克会照顾她的，对吧，尼克？今年夏天她常常到这里来过周末。我觉得家庭的氛围对她非常有好处。”

黛熙和汤姆默默无言地对视了片刻。

“她是纽约人吗？”我赶紧问。

“是路易斯维尔[15]的。我们在那里共同度过了纯真的少女年代。我们那美丽而纯真的……”

“刚才在门廊你是不是把心事都告诉尼克了？”汤姆突然逼问。

“有吗？”她望着我，“我不记得啦，我们好像在聊北欧民族。是的，我们聊的是这个。我们不知道怎么就聊起来……”

“别相信你听到的每句话，尼克，”他正告我说。

我轻松地说我什么也没听见，隔了几分钟，我站起来告辞。他们把我送到门口，并排站在一片明亮的灯光中。我启动引擎，这时黛熙发号施令似的大声说：“且慢！”

“有个问题忘了问你，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听说你在西部和某个姑娘定亲了。”

“是啊，”汤姆友善地起哄说，“我们听说你订婚了。”

“这是谣言。我哪有钱啊。”

“可是我们听说了，”黛熙坚定地说，让我奇怪的是，她现在又绽开花儿般的笑脸，“我们听三个人说的，所以肯定是真的。”

我当然知道他们说的是哪回事，但我根本就没有订婚。其实这谣传我已订婚的流言蜚语也是促使我到东部来的原因之一。你不能因为不想听到谣言就跟老朋友断绝来往，可是我也不想因为谣言而去结婚。

他们的关心让我很是感动，让我觉得他们不像有些富人那样人情淡薄——尽管如此，开车离开途中，我还是很困惑，也有点厌恶。我认为黛熙应该做的是抱着孩子逃离这座别墅，但她显然没有这种念头。至于汤姆，我觉得他在纽约“有个相好”其实不足为奇，怪的是他竟然会因为读了某本书而意志消沉。不知道他怎么会去啃那种腐朽落后的书，大概是因为强壮的体魄再也滋养不了他那颗高傲的心吧。

沿途所见尽是夏日的热闹景象，各处酒馆和路边加油站门庭若市，许多崭新的红色加油机坐在电灯的光圈里。回到西卵的房子后，我把车开进停车棚，在院子里废弃的压草机上坐了片刻。风儿已经远走，留下热闹而明亮的夜晚，归巢的倦鸟扑打翅膀的响声，以及被万物欣荣的大地唤醒的青蛙持续不断地发出的鼓噪。有只猫的身影在月光下蜿蜒移动，我转过头去望着它，这时才发现我并不是一个人——五十英尺开外，有个人从邻居那座公馆的暗影中走出来。他手插口袋，悄然伫立，凝望着漫天银色的星光。他的动作不徐不疾，站在草坪上泰然自若，看来正是盖茨比先生本人，可能是出来确定我们本地的天空哪部分归他所有吧。

我准备跟他打招呼。晚餐时贝克小姐提起过他，我可以借此和他搭讪。但我并没有开口，因为他突然做出的举动表示他不愿受到打扰——他对着黑黝黝的海面，奇怪地伸出双手，而且尽管离他很远，我能看出来他正在发抖。我不由向海那边望去，但什么也没看到，只见远处有一点微茫的绿光，兴许是谁家码头上的电灯。当我回头去看盖茨比时，他已经消失了，再次留下我一个人，在这不平静的黑暗中。

[1]1663年英王查理二世为私生子詹姆斯·司各特所设的封号，现任伯克禄公爵理查德·司各特是目前英国最大的地主。由于伯克禄公爵同时拥有唐卡斯特伯爵的封号，而盖茨比曾经在牛津大学和唐卡斯特伯爵合影，所以托尼·坦纳指出，菲兹杰拉德也许是在开玩笑地暗示尼克和盖茨比的关系可能比尼克以为的更密切。

[2]美国康涅狄格州第二大城市，是著名的耶鲁大学所在地，通常用以指代该大学。

[3]条顿是古代日耳曼民族的分支，现在用以指代德国人。菲兹杰拉德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受阻的条顿大迁徙”，既表明这次战争是德国挑起的，也表明德国最终战败了。

[4]相当于私立高中，通常是有钱人的子女所上的贵族学校。

[5]美国汽车制造商，1900年成立于底特律，1915年开始生产整车，并在1928年被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收购。由于书中的故事发生在1923年以前，所以尼克拥有的只能是道奇的第一款量产车：道奇30型轿车（Dodge Model 30），该车1914年至1922年在产。

[6]希腊神话中的弗里吉亚国王，以拥有点石成金的神奇力量而著称。

[7]即约翰·皮尔蓬·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3），美国金融家和银行家。

[8]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皇帝的谋臣，在西方，他的名字是富裕、慷慨和开明的艺术赞助者的同义词。

[9]意大利历史学家吉洛拉莫·班索尼（Girolamo Benzoni）在1565年出版的《新世界历史》（Historia del Mondo Nuovo）中记录了一个故事，在某次晚宴上，许多西班牙贵族贬低哥伦布的成就，认为就算没有哥伦布，也迟早会有人发现新大陆。哥伦布于是和他们打赌：除了他，没有人能不借助任何外力让鸡蛋竖起来。那些贵族先后尝试了很多次，都没能成功。轮到哥伦布时，他轻轻把鸡蛋的一端敲破，然后用被敲扁的那头让鸡蛋竖起来。那些贵族看得目瞪口呆，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一件艰难的事情被完成之后，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去完成它，所以第一个完成的人是很伟大的。

[10]特点为建筑结构方正对称、前门位于房子正中间、房子正面有五个窗户、房子两端各有一道烟囱等等。这种风格的建筑主要兴建于1720年至1840年。

[11]按照托尼·坦纳的说法，当年耶鲁大学共有六个高级联谊会，在学生中，入会是一种莫大的光荣。

[12]菲茨杰拉德虚构的人物，德梅恩（Demaine）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姓，汤姆·布坎南对尼克这么说，是想强调他所住的房子有显赫的历史，符合他的身份。菲兹杰拉德借此突出布坎南的虚荣势利。

[13]1919年1月16日获批的《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酿造、出售或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禁止此类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从这个时候开始，直到1933年12月5日正式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废除了这条规定为止，在美国境内喝酒是违法的行为。但当时许多上层人士依然热衷于饮酒，各个大城市的警察查禁也不力，导致美国各地走私烈酒成风。

[14]即纽约州的威切斯特郡，南部与纽约市和长岛海湾接壤。

[15]美国中部肯塔基州最大的城市。

第二章

差不多在西卵去往纽约的半途，汽车公路匆匆地和铁道相交，然后和它齐头并进了四分之一英里，以便避开一片荒地。这里其实是垃圾场——它像个神奇的庄园，垃圾如同小麦，长成高低不等的山丘和荒诞怪异的花园；有些垃圾则堆成房子的形状，附带着烟囱和袅袅升起的炊烟；此外还能看到许多满身灰尘的人，缓缓地移动着，他们的身影在灰蒙蒙的空气里隐约可见。偶尔会有几辆灰色的汽车列队沿着时隐时现的道路开进去，发出可怕的刹车声，然后停下来。那些满身灰尘的人立刻带着铁锹一拥而上，激起一阵乌黑的云雾，将他们本来就模糊不清的行动彻底地挡在你的视线之外。

但是再过片刻，在这永远弥漫着阵阵尘雾的垃圾场之上，你会看到艾克堡医生的眼睛。艾克堡医生的眼睛又蓝又大——光是瞳孔就有一码高。它们并不是从面孔上，而是从一副悬空虚架的巨大黄色眼镜后面向前看。这显然是某个眼科医生异想天开竖起来的广告，以便为他在皇后区的诊所招徕顾客，后来他大概是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或者忘记这回事搬到了别处。由于年久失修，而且日晒雨淋，那双眼睛已经有点暗淡，但依然忧郁地凝视着这片肃穆的垃圾场。

垃圾场边上有条污浊恶臭的小河，每逢吊桥升起，让货船通过，途经此地的列车得等上半个小时之久，乘客只能无可奈何地欣赏这片丑陋的景色。平时火车开到这个站，至少会停车一分钟，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得以初次见识汤姆·布坎南的情妇。

他有情妇这回事，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言之凿凿。他经常带着情妇出入热闹的餐厅，让她坐在餐桌边，而自己则神色如常地到处找熟人攀谈，这种做法让他的熟人很讨厌。我挺好奇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然而并没有见她的欲望——可是我却见到了。那天下午，我和汤姆坐火车到纽约去，火车在垃圾场附近靠站时，他站起来，抓住我的上臂，不由分说地拖我下车。

“我们在这下车吧，”他坚定地说，“我带你去见我女朋友。”

我想他大概是午餐时喝多了酒，像这样强要我陪他去，简直是硬来。瞧不起人如他，大概以为我在星期天下午不会有别的要紧事吧。

我跟着他跨过铁道边一排低矮的、刷着白漆的篱笆，在艾克堡医生永恒的注视之下，沿着公路往回走了百来码。视线里仅有的建筑物是一排黄砖砌成的矮小房子，坐落在荒地边缘，大概算是本地主要的商业街吧，四周则是空荡荡的。这条街上有三家店铺，一家正在招租，一家是通宵营业的饭店，门前散落着许多垃圾。第三家则是汽修厂，招牌上写着“乔治·威尔逊汽修厂，兼营旧车买卖”。我随汤姆走了进去。

汽修厂里徒有四壁，一派萧条的景象，唯一能看到的是一辆破旧蒙尘的福特，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我心里想，这昏暗的汽修厂肯定是为了遮人耳目，楼上也许是豪华而浪漫的藏娇金屋。就在这时，老板本人从账房走出来，边走边用破布擦手。他满头金发，精神萎靡，脸无血色，稍微有点英俊。看到我们，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闪过一道希望的光芒。

“你好啊，威尔逊老兄，”汤姆欢快地拍拍他的肩膀说，“生意怎么样？”

“马马虎虎吧，”威尔逊不太自信地说，“你什么时候把那辆车卖给我？”

“下星期，我已经派人去处理它了。”

“那人手脚未免也太慢了，对吧？”

“不对，他不慢，”汤姆冷冷地说，“如果你嫌慢，那我把它卖给别人算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威尔逊赶紧解释说，“我只是……”

他的话音戛然而止，汤姆不耐烦地乱瞟着汽修厂的四处。这时我听到一阵脚踩楼梯的声音，片刻之后，有个粗壮的女人站在账房门口，挡住了透进来的光线。她三十来岁，有点发胖，但她像有些胖女人那样，仪表姿态看上去很舒服。她穿着沾了油渍的深蓝色绉纱连衣裙，脸庞长得并不美，但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她很有活力，就好像她体内的细胞不停地燃烧似的。她微微笑起来，视若无睹地从她丈夫身边走过，上前握住汤姆的手，两眼放光地看着他。然后她舔了舔嘴唇，头也不回，轻声但没好气地吩咐她丈夫：

“你怎么不去搬两张椅子来呢，让客人坐下呀。”

“哦，好的，”威尔逊匆忙答应，向那间狭小的账房走去，身影立刻跟水泥颜色的墙壁混成一片。灰白的尘埃覆盖着他黑色的西装和淡黄的头发，也覆盖着车房里的一切——除了他妻子。她朝汤姆贴了过去。

“我想见你，”汤姆热切地说，“去搭下班车。”

“没问题。”

“我在车站地下一层的报刊亭等你。”

她点点头，从汤姆身边走开，这时威尔逊正好搬着两把椅子走出账房。

我们在路边没有人看见的地方等她。再过几天就是七月四日[1]了，有个脏兮兮的瘦小意大利男孩正在将炮仗沿着铁轨一字排开。

“这地方很糟糕，对吧，”汤姆说，他朝艾克堡医生皱了皱眉。

“糟透了。”

“出去透透气对她有好处。”

“她丈夫不反对吗？”

“威尔逊啊？他以为她是去纽约探望她妹妹。他很蠢的，连他自己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于是汤姆·布坎南、他女朋友和我一起奔赴纽约——其实也不能说是一起，因为威尔`逊太太很谨慎地坐到其他车厢去了。汤姆之所以忍得住，主要是担心被同车的东卵居民撞见不好意思。

她先前已换上了棕色的贴身棉裙，汤姆在纽约扶她下车时，她那宽大的臀部将裙子绷得紧紧的。她在报刊亭买了一本《城市杂谈》和一本电影杂志，又到车站药店买了雪花膏和一小瓶香水。上楼之后，我们走到阴暗而有回音的出租车上客点，她任由四辆空车驶过，才选中一辆新车，车身是薰衣草的紫色，坐垫是灰色的。我们乘着这辆车滑出巨大的车站，驶进耀眼的阳光里。但她立刻从窗边扭过头，身体向前靠，敲了敲前面的玻璃。

“我要买只小狗，”她兴高采烈地说，“我要买只小狗养在公寓里。那里养只狗多好呀。”

我们的车后退到一个白发老头身边，他长得很奇怪，居然特别像约翰·洛克菲勒[2]，让人感觉很滑稽。挂在他胸前的篮子里拥挤着十来只刚出世的小狗，看不出来是什么品种。

看到那老头走近车窗，威尔逊太太急切地问：“这些是什么品种啊？”

“什么品种都有。这位太太，你想要哪一种呢？”

“我想要只警犬，你大概没有吧？”

老头目光闪烁地朝篮子里看，把手插进去，抓住其中一只的后颈，将浑身扭动的小狗提出来。

“这又不是警犬，”汤姆说。

“是的，它确实不是警犬，”老头掩不住失望说，“它很可能是英国的河畔犬[3]。”他摸了摸那狗后背的棕色毛发。“你看看它的皮毛，多茂密呀。这狗永远不会因为着凉而给你带来麻烦。”

“我觉得它很可爱耶，”威尔逊太太兴奋地说，“要多少钱？”

“这只吗？”老头爱慕地看着它，“这只要十块钱。”

那只河畔犬——它无疑有点像河畔犬，不过它的爪子白得吓人——成交了，乖乖地坐在威尔逊太太的膝盖上，她欣喜若狂地玩弄着那油光发亮的皮毛。

“它是女孩还是男孩呀？”她轻声细语地问。

“这只吗？这只是男孩。”

“它是个婊子，”汤姆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你的钱。拿这笔钱再去买十只吧。”

我们驶过第五大道，在这个夏日的星期天下午，这里的空气非常温暖和煦，甚至有点田园的气息。哪怕一拐弯看到许多白色的绵羊，我也不会吃惊。

“停车，”我说，“我在这里下车啦。”

“别下，”汤姆赶紧接口说，“你要是不到我们的公寓去，梅朵会伤心的。对吧，梅朵？”

“去嘛，”她敦促我说，“我会打电话叫我妹妹凯瑟琳来。大家都说她非常漂亮，你应该认识认识的。”

“嗯，我是想认识，但……”

我们继续往前走，然后掉头穿过中央公园，直奔城西第一百多号街那边而去。到了第一百五十八号街，出租车停在一座白蛋糕似的公寓楼前面。威尔逊太太像皇后回宫般环顾四周，收好她的小狗和其他买到的东西，趾高气扬地走了进去。

“我打算请麦基夫妇到楼上去，”我们坐电梯上楼时，她说，“当然，我也会打电话叫我妹妹来。”

他们的公寓在顶层，有一个小小的客厅，一个小小的餐厅，一个小小的卧室，此外还有浴室。客厅显得很拥挤，因为那套豪华家具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走动时很容易跌进几幅贵妇人在凡尔赛宫花园荡秋千的画面里。客厅里仅有的画是一幅尺寸过大的摄影作品，乍看是一只母鸡坐在一块模糊不清的石头上。可是站到远处看，那只母鸡化为一顶女帽，而石头原来是个矮胖的老太太，笑眯眯地俯视着客厅。桌子上摆着几本往期的《城市杂谈》，一册《名叫彼得的西蒙》[4]，以及几本有关百老汇的八卦杂志。威尔逊太太最先关心的是那只小狗。有个负责开电梯的男孩听从威尔逊太太的使唤，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买了装满稻草的盒子和牛奶，并擅自买了一大盒狗粮——其中一块整个下午都在盛牛奶的碟子里散发出恶臭。在这期间，汤姆从上了锁的壁橱里取出一瓶威士忌。

有生以来我只喝醉过两次，第二次就在那个下午，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我都已忘却，倒是记得那天晚上八点过后，公寓里依然洒满了欢乐的阳光。威尔逊太太坐在汤姆的大腿上，打了电话给几个人，然后香烟抽光了，我下楼到路口的药店去买。回到公寓时，他们俩消失了，于是我很识趣地在客厅坐下来，翻阅那本《名叫彼得的西蒙》——要么是这本书太过糟糕，要么是威士忌太过厉害，因为我根本就看不进去。

就在汤姆和梅朵（喝过第一杯酒之后，威尔逊太太和我就以名字相称了）重新出现时，客人陆续来到公寓门口。

梅朵的妹妹凯瑟琳身材苗条，模样俗气，大约三十岁，红色的短发又硬又油，脸上的粉搽得像牛奶那样白。她的眉毛是拔掉之后重新画上的，画得更加弯了，可是她自身的眉毛又沿着原来的路线长出来，这让她的脸显得一塌糊涂。她走路会不停地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因为有无数条陶瓷手链在她手腕上晃动。她匆匆走进来，像是回到自己家，又审视了客厅里的家具，仿佛这些都是她的。我不由怀疑她就住在这里。可是当我问起来，她又放声高笑，大声地重复了我的问题，然后告诉我她和某个女性朋友住在酒店里。

麦基先生面容苍白，有点娘娘腔，就住在楼下。他显然刚刮了胡子，因为脸颊上有点白色的肥皂泡沫；他毕恭毕敬地和客厅里每个人打招呼。他跟我说他是“吃艺术饭的”，后来我得知他是摄影师，挂在墙上那幅模糊的放大照片就是他的作品，那阴气沉沉的老太婆原来是威尔逊太太的母亲。他的妻子声音很尖，无精打采，相貌倒挺美，但很讨厌。她自豪地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婚后给她拍摄了一百二十七次照片。

威尔逊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又换了衣服，现在穿着样式复杂的白色雪纺裙，上层社会的女性在午后正式会客时穿的那种，长长的裙脚拖在地上。每当她像扫帚般在客厅里走动时，裙子就会不停地沙沙响。在这套裙子的影响之下，她的气质也发生了变化。原先在汽修厂里她显得很有活力，现在活生生一副法国贵妇人的神气。她的笑声、姿势和言语渐渐地矫揉造作起来；随着她越来越膨胀，客厅显得越来越小，在醉眼朦胧的我看来，她似乎附在一根吱嘎作响的木轴上，吵闹地转个不停。

“亲爱的，”她声嘶力竭地告诉她妹妹，“现在很多人都是骗子。他们只惦记着钱。上星期我请一个女人来看我的脚，你要是看到她开的账单，肯定会以为她是帮我做阑尾切割手术了。”

“那女人叫什么名字？”麦基太太问。

“她姓艾伯哈特。她是上门替人家看脚的。”

“我喜欢你的裙子，”麦基太太说，“我觉得它很漂亮。”

威尔逊太太拒绝了这次恭维，她不以为然地扬了扬眉毛。

“这只是一件过时货啦，”她说，“我是随便穿穿的。”

“可是它在你身上显得很漂亮，你懂我的意思吗？”麦基太太固执己见地说，“如果你肯摆那个姿势，我想切斯特能够拍出一张好照片。”

我们大家默默地看着威尔逊太太，她伸手掠开眼前一绺头发，笑逐颜开地看看我们。麦基先生歪过头，专注地盯着她，然后把手伸到脸前，慢慢地来回比划。

“我应该改变光线，”他沉吟片刻之后说，“我想突出五官的轮廓。我会尝试把背后的头发都拍进去。”

“我觉得光线正正好，”麦基太太大声说，“我认为……”

她的丈夫“嘘”了一声，于是我们又朝被拍摄者望去。这时布坎南大声地打了个哈欠，站起身来。

“麦基，你们俩喝点什么？”他说，“梅朵，再去弄点冰块和矿泉水来，否则大家都要睡着啦。”

“我跟那开电梯的小子说过要冰块的，”梅朵扬起眉毛，对下等阶级的靠不住表示很绝望，“这些人啊！你不老盯着他们还不行。”

她看了看我，莫名其妙地笑起来，突然又蹦蹦跳跳地走到小狗跟前，兴高采烈地亲了亲它，然后摇摇摆摆地走进厨房，仿佛那里有十几个大厨正在等她发号施令。

“我在长岛拍过几张好的，”麦基先生言之凿凿地说。

汤姆茫然地看着他。

“有两张就挂在楼下我家里。”

“两张什么？”汤姆问。

“两张作品啊。其中一张叫‘蒙塔克海角之群鸥’，另一张叫‘蒙塔克海角之汪洋’。”

凯瑟琳挨着我坐到沙发上。

“你也住在长岛吗？”她问。

“我住在西卵。”

“真的啊？个把月前，我去那边参加了宴会。在一个叫盖茨比的人家里。你认识他吗？”

“我就住他隔壁。”

“嗯，大家说他是德国威廉皇帝的侄儿或者表弟。所以他才那么有钱。”

“真的吗？”

她点点头。

“我挺怕他的。我可不想被他抓住什么把柄。”

这份有关我邻居的新奇情报被麦基太太打断了，她突然指着凯瑟琳。

“切斯特，我觉得你可以替她拍些照片耶，”她脱口而出，但麦基先生只是爱答不理地点点头，然后扭头看着汤姆。

“我希望在长岛揽更多的活，可惜不得其门而入。要是有人帮忙介绍就好啦。”

“找梅朵啊，”汤姆失笑说，这时威尔逊太太正端着托盘走进客厅。“她可以给你写封介绍信，对吧，梅朵？”

“干什么呀？”她意外地问。

“请你写信介绍麦基给你丈夫啊，这样麦基就能给他拍照啦。”他略作沉吟，跟着说，“‘加油站之乔治·威尔逊’，诸如此类的。”

凯瑟琳凑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他们俩都受不了自己的配偶。”

“不会吧？”

“真受不了他们，”她看看梅朵和汤姆说，“我是说，他们既然受不了，为什么还要勉强过下去呢？照我说，他们应该离婚，再彼此结为夫妻。”

“她也不喜欢威尔逊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出乎我的意料。答案来自梅朵，她偷听到了问题，满嘴脏话地给出了回答。

“你明白了吧，”凯瑟琳得意洋洋地大声说。接着她又压低声音，“其实从中作梗的是他老婆。他老婆是天主教徒，他们认为人是不能离婚的。”

黛熙并非天主教徒，这个精心设计的谎言让我有点震惊。

“等到他们真的结婚，”凯瑟琳继续说，“他们会先到西部避避风头，等事情平息了再回来。”

“去欧洲更保险吧。”

“你喜欢欧洲啊？”她惊奇地大叫，“我刚从蒙特卡洛[5]回来呢。”

“真的啊？”

“就是去年的事。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去的。”

“待了很久吗？”

“没有啦，我们只是去了蒙特卡洛就回来。我们取道马赛[6]去的。出发时我们带了一千两百块钱，可是不到两天就在赌场的包房被骗光了。实话对你说，我们回来路上吃了很多苦头。天哪，我特别讨厌那个城市！”

我朝窗外望去，但见黄昏的天空蔚蓝得恍如地中海——然后麦基太太刺耳的声音又让我回到客厅。

“我也曾差点犯了错误，”她兴奋地说，“当年我差点嫁给一个矮个子犹太佬，他追了我好多年。我知道他配不上我。大家不停地对我说：‘露西尔，那人比你差远啦。’但假如我没遇到切斯特，那他肯定会得逞。”

“是的，但是你算走运的了，”梅朵·威尔逊不停地点着头说，“至少你没有嫁给他。”

“我知道。”

“可是我嫁给他了，”梅朵含混地说，“这就是你和我的区别。”

“你干吗嫁给他呢，梅朵？”凯瑟琳责备地说，“没有人强迫你啊。”

梅朵陷入了深思。

“我嫁给他，是因为我原本觉得他是个绅士，”隔了良久，她终于说，“我以为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但他其实连替我舔鞋子都不配。”

“你当时爱他爱得发疯，”凯瑟琳说。

“胡说八道！”梅朵仿佛遭了冤屈，大声辩白说，“谁说我爱他爱得发疯？说我爱过他，还不如说我爱过这个人呢。”

她突然朝我指来，于是每个人都用谴责的目光看着我。我只好努力装出一副从未指望有人爱我的表情。

“我唯一发疯的事是嫁给他。我立刻知道我犯错了。他结婚的礼服都是跟别人借的，而且从来没跟我提起。后来有一天他不在家，那个人来要回去。‘哦，这礼服是你的啊？’我说，‘我以前倒是没听说过嘛。’但我把礼服给他了，过后我躺在床上，伤心欲绝地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她真的应该离开他，”凯瑟琳又跟我说起话来，“他们在汽修厂楼上生活了十一年。汤姆是她第一个情人。”

大家纷纷拿起那瓶威士忌——第二瓶——往杯子里倒，只有凯瑟琳除外，她“觉得不喝酒也很高兴”。汤姆按铃把门房喊来，派他去买些驰名的三明治回来当晚饭吃。我很想出去，在柔和的暮色中朝东向中央公园走去；可是每当想要告辞，我就会被七嘴八舌的挽留缠住，这片刺耳的声音像绳子般把我拉回座位。然而我们这排位于城市高空的黄色窗户，在昏暗街道的偶然过客看来，不知道隐藏着多少人生的秘密；我也看见他了，他抬头仰望，若有所思。我既在里面又在外面，对这变幻无常的人生，我同时感到心醉神迷和恶心不已。

梅朵把她的椅子拉到我跟前，突然间她暖烘烘的鼻息扑面而来，对我说起来她和汤姆初次相遇的故事。

“火车上有两个面对面的小位子，总是没人愿意坐，我们就是在那里相遇的。那天我来纽约探望我妹妹，准备在这里过夜。他西装革履的，我忍不住老看着他，但每次他看我时，我就假装欣赏他头顶上方的广告。下车时他紧挨着我走，穿着雪白衬衣的前胸贴着我的手臂，所以我说我要喊警察来，但他知道我是在说谎。我神魂颠倒地跟他上了出租车，甚至不知道我坐的并不是地铁。我心里反反复复、颠来倒去地想：‘人生苦短，人生苦短。’”

她扭头看着麦基太太，客厅里响起了她虚伪的笑声。

“亲爱的，”她大声说，“这条裙子我等会儿就脱下来送给你。我打算明天再去买一条。我准备把要做的事都记下来。要按摩，做头发，给小狗买个颈圈，买个那种带弹簧的、小巧玲珑的烟灰缸，还要给我妈妈的坟墓买个有黑丝带的假花圈，可以摆整个夏天的那种。我得把这些事统统记下来，免得全都忘了。”

这时已经九点了——过了片刻我再看表，转眼间已是十点。麦基先生坐在椅子上打盹，双手握拳放在膝盖上，活像一幅黑社会打手的照片。我取出手帕，擦掉他脸上那点让我难受了整个下午的、已经干掉的肥皂泡。

小狗坐在餐桌上，在烟雾迷蒙的空气中茫然四顾，时不时发出微弱的吠声。大家消失了又出现，合计着要去哪里，然后又找不到对方，于是到处找，却发现对方原来近在眼前。快到午夜时分，汤姆·布坎南和威尔逊太太面对面地站着，激烈地争吵威尔逊太太是否有权利喊黛熙的名字。

“黛熙！黛熙！黛熙！”威尔逊太太歇斯底里地大喊，“我想喊就喊！黛熙！黛……”

汤姆·布坎南非常迅捷地甩了她一个耳光，打得她鼻血直流。

然后许多血红的毛巾出现在浴室的地板上，阵阵女人的指责声在房间里回荡，而盖过这片混乱的，是一长串时断时续的、痛苦的哀嚎。麦基先生被惊醒了，开始迷迷糊糊地向门口走去。走到半路，他转过身来，望着眼前的景象：他的妻子和凯瑟琳又是痛骂又是安慰，跌跌撞撞地在拥挤的家具中来回寻找药品，有个伤心欲绝的人躺在沙发上，血流如注，却还试图铺开一份《城市杂谈》，遮住沙发套上的凡尔赛风景画。然后麦基先生转头继续向门外走去。我从衣架上拿起帽子，跟在他后面。

“改天一起吃午饭吧，”电梯吱吱嘎嘎地往下降时，他对我说。

“到哪儿吃？”

“哪儿都可以。”

“手别碰升降杆，”那管电梯的男孩不客气地说。

“你别乱说，”麦基先生神气十足地说，“我哪里碰到了？”

“好啊，”我说，“我很愿意的。”

……我站在他的床边，而他坐在被窝里，穿着内衣，手里捧着一本大相册。

“美女与野兽……寂寞……拉货的老马……布鲁克林大桥……”

然后我半睡半醒地躺在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寒冷的地下候车室里，直盯着早晨刚出版的《纽约论坛报》出神，呆呆地等待那班四点的火车。

[1]美国国庆日。

[2]即John Davison 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石油大王和慈善家。

[3]一种原产于英国约克郡阿里岱尔（Airedale）地区的大型犬，也称万能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方曾用其充任守卫及传令任务，也可以算是军犬。河畔犬的毛发为黑色和黄褐色，下文提到梅朵购买的那只狗“爪子白得吓人”，是在暗示它并非正宗的河畔犬。

[4]即Simon Called Peter，一本1921年出版的畅销小说，作者是罗伯特·基尔堡（Robert Keable，1887–1927），因内容涉及性和宗教而引发不少争议。

[5]摩纳哥大公国的城市，以开设众多赌场闻名。

[6]法国港口城市。

第三章

那年夏天，我邻居的房子常常在夜里传来音乐声。那蓝色的花园里，许多男男女女飞蛾似的在呢喃、香槟和星辰之间走来走去。午后涨潮时分，我看见那些客人有的纷纷从水上的木架跳进水里，有的在炙热的沙滩上晒太阳，两艘汽艇拖着滑水板在港湾里逡巡，激起两道白浪。每逢周末，他的劳斯莱斯变成穿梭巴士，从早晨九点到三更半夜，不停地往来市区接送客人，而他的旅行轿车则像敏捷的黄色甲虫般，蹦蹦跳跳地去接所有到站的火车。到了星期一，八个佣人，包括一个临时请来帮忙的园丁，会用抹布、板刷、铁锤和园艺剪来收拾前一晚的残局。

每到星期五，纽约某家水果店会送来五筐橙子和柠檬；这些柠檬会被切成两半，取出果肉，剩下的果皮在每个星期一早上成堆地从他家后门离开。盖茨比家厨房有台机器，管家只要用拇指把一个小小的按钮揿两百下，就能在半个小时内榨出两百杯果汁。

每两周至少一次，会有大批包办宴席的人从城里赶过来；他们带着几百英尺的帆布和足够多的彩色灯泡，把盖茨比家巨大的花园打扮得像圣诞树那样灯火辉煌。花园里有许多自助餐桌，摆满各种餐前小菜，五香火腿紧挨着奇形怪状的色拉，更有金黄色的烤乳猪和烤火鸡。大厅里搭起了真正的吧台，有架脚的铜杆那种。吧台备有各种金酒和烈酒，还有许多种早已绝迹的果酒，而来的女客大多数太过年轻，都分不清哪种是哪种。

到了晚上七点，管弦乐团已经抵达，不是那种五人小乐队，而是正式的乐团，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小提琴、短号、短笛、低音鼓和高音鼓，样样齐备。在海里游泳的宾客都已从沙滩进来，正在楼上换衣服；纽约来的轿车停了整整五排，而各处走廊、客厅和阳台站满了明艳的女宾，她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顶着稀奇古怪的发型，披着卡斯蒂利亚[1]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纱巾。吧台忙个不停，诸多盛放着鸡尾酒的托盘飞也似的飘到外面的花园。花园里充满了笑语和欢声、毫不经意的寒暄和转身即忘的介绍，还有彼此不知姓名的女人之间热烈的攀谈。

大地蹒跚地远离太阳，于是电灯变得更加明亮，现在管弦乐团演奏着黄色的鸡尾酒曲目，众声交汇的歌剧提高了一个音调。随着时间的流逝，笑声越来越容易响起，大量地流溢着，一句欢乐的话就能让它倾泻而出。各组人群的变化也更快了，忽而由于有新的人加入而膨胀，忽而又散开并随即重新组合。有些自信的女孩左右逢源地在几堆较为固定的人群中穿来插去，在不停变幻的灯光下，她们忽而成为某组谈笑风生的人群的中心，忽而又意气风发地移步到激烈变化的面孔、声音和颜色之间。

忽然间，这些交际花中有个珠光宝气的少女，不知道从哪里抓过一杯鸡尾酒，一口喝下去壮胆，双手像弗里斯科[2]那样乱摆，独自在帆布铺就的舞池里起舞。花园里霎时安静下来，乐团指挥殷勤地为她改变了节奏，众人纷纷交头接耳地传递着谣言，把她当成吉尔达·格雷在《愚人列传》[3]中的替角。宴会开始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盖茨比家。我相信那天晚上真正受邀请的人不多，而我是其中之一。很多人没有接到邀请——但不请自来。他们坐上从城里开往长岛的汽车，也不知道怎么就来到盖茨比门口。到了这里，总有认识盖茨比的人给他们引见。介绍过后他们就可以随意走动了，像是走进了游乐园似的。有时候他们从来到走都没有见过盖茨比，似乎是认为一颗渴望参加宴会的心就足以充当门票了。

我是真正受到邀请的。那个星期六早晨，有个穿着罗宾蛋蓝色[4]制服的司机踏过我的草坪，送来他主人写的一张让我大感意外的字条。字条上大概写着，如果我晚上愿意参加他的“寒酸宴会”，盖茨比家将会蓬荜生辉。又说他见过我几次，早就想来拜访，但时机总是不凑巧——落款是“杰伊·盖茨比”，笔迹很漂亮。

晚上七点过后，我穿上白色的法兰绒便装，相当不舒服地在忽聚忽散的陌生人流中晃来晃去——不过我时不时能看到几张曾在来往纽约的火车上见过的脸。我很快发现，人群中散落着许多年轻的英国人，他们全都穿得很整齐，全都带着渴望的表情，全都在用轻微而热切的声音和殷实富裕的美国人交谈。我敢说他们是在推销什么东西，不是债券就是保险，要么是汽车。反正他们苦恼地认识到，眼前就有轻松赚钱的机会，只要几句话说得投机，大把的钱就会落进他们的口袋。

到了之后，我立刻想要找到主人；我向两三个人问他在哪里，但他们用很惊奇的眼神看着我，忙不迭地说根本不知道他的行踪，所以我偷偷地朝鸡尾酒桌走去——单身的男人唯有在这个地方才不会显得无聊和孤独。

穷极无聊的我正准备喝个酩酊大醉，这时乔丹·贝克从屋子里走出来，站在大理石台阶的上端，头部微微后仰，轻蔑而好奇地俯视着花园。

不管是否受欢迎，我觉得有必要找个人来攀谈，否则我恐怕就要跟从身边走过的陌生人搭讪了。

“你好啊！”我大声地说，朝她走过去。我的声音似乎非同凡响地穿过了花园。

“我刚才想你或许会来，”看到我走上前，她心不在焉地说，“我记得你住在隔壁……”

她不动声色地握住我的手，表示她过会儿再搭理我，然后扭头去看两个穿着相同黄色裙子的女孩，她们在台阶下面站住了。

“你好，”她们齐声说，“可惜你没赢呀。”

她们指的是高尔夫球大奖赛。她在上个星期的决赛中输掉了。

“你不认识我们，”其中一个黄裙女孩说，“但我们上个月在这里见过你。”

“你后来染头发了吧，”乔丹说，我把手抽出来，但那两个女孩已经漫不经心地走开，于是她这句话显得像是对早升的月亮说的——这月亮无疑跟晚餐一样，也是由包办宴席的人制造的。乔丹金黄色的长臂挽着我的手，我们走下台阶，在花园里漫步。一盘鸡尾酒穿过夜色向我们飘来，我们找了张桌子坐下，同桌的是那两个黄裙女孩和三个男人，听介绍，他们的姓名都是“叽里咕噜先生”。

“你常来这里参加宴会吗？”乔丹问她身边的女孩。

“上次我来就是遇到你那次呀，”那女孩回答说，听起来显得机灵又自信。她扭头问她的同伴：“你不也是吗，露西尔？”

露西尔也是。

“我喜欢来这里，”露西尔说，“我这人要求不高，所以每次来都玩得很开心。上次我的晚礼服被椅子钩破了，他问了我的名字和地址——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收到科洛耶成衣店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件新的晚礼服。”

“那你收下了吗？”乔丹问。

“当然啊。今晚我本来想穿它的，可是它的胸口太大，得改改才能穿。它是浅蓝色的，缀着紫色的珠子。要卖两百六十五美元呢。”

“这家伙真有意思，居然会做这样的事情，”另外那女孩感慨说，“他什么人都不想得罪。”

“他是谁？”我问。

“盖茨比呀。有人跟我说……”

那两个女孩和乔丹凑到一起窃窃私语。

“有人跟我说，他们认为他曾经杀过人。”

我们大家都感到不寒而栗。三位“叽里咕噜先生”身体向前靠，热切地想听个究竟。

“我倒认为不是这么回事，”露西尔将信将疑地说，“他更可能是战争期间的德国间谍。”

有个男的点头表示赞同。

“这我听人说过，那人对他很了解，是跟他在德国一起长大的，”他言之凿凿地向我们保证。

“哎呀，不是啦，”第一个女孩说，“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战争期间，他是在美国陆军服役的。”看到我们又倾向于相信她，她兴致勃勃地凑向前说：“有时候你看他不经意流露的神态。我敢打赌他肯定杀过人。”

她眯起眼睛，打了个寒战。露西尔也浑身激灵。我们大家都扭过头，想看看盖茨比在哪里。连这些平时说话谈天百无禁忌的人在提到他时都需要交头接耳，可见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秘色彩有多么罗曼蒂克了。

第一次晚餐——午夜过后会有第二次——已经开动，乔丹邀请我和她坐到一块，那桌子在花园的另外一边。同桌的是三对夫妻和陪乔丹前来的男伴，这人是个言语无味的大学生，说起话来总是拐弯抹角、含沙射影，一副自以为乔丹迟早会委身于他的神气。这些人倒也不随意走动，不约而同地保持了矜持的姿态，并自认为他们代表着老成持重的乡绅贵族——从东卵屈尊光临西卵，谨慎地抵制这里光怪陆离的娱乐。

无谓地浪费了格格不入的半小时之后，乔丹低声说：“我们走吧，我觉得这里太客套了。”

于是我们站起来，她解释说，我们要去找主人：我从来没见过他，她说，这让我很不好意思。大学生点点头，表情像是无所谓，又有点郁闷。

我们先到吧台去，那里人满为患，但见不到盖茨比。乔丹站在台阶上面没看见他，他也不在阳台上。我们试探着推开一扇看上去很重要的门，走进去才发现原来是个哥特式的书房，里面的摆设都是精雕细琢的英格兰橡木家具，很可能是从国外某个古堡整套运过来的。

有个矮胖的中年男子戴着巨大的猫头鹰式眼镜，醉态可掬地坐在一张大书桌边缘，眼光闪烁地盯着几个书架。听到我们走进去，他兴奋地转过身来，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乔丹。

“你觉得怎么样？”他唐突地问。

“什么怎么样？”

他的手朝那些书架一摆。

“这些啊。其实你不必细看了，我已经仔细查看过，都是真的。”

“这些书吗？”

他点点头。

“绝对是真的——里面有纸有字的。我原本以为它们是漂亮的假书。可实际上，它们绝对是真的。有纸有……这里！我翻给你们看。”

他想当然地以为我们也不相信，冲到书架旁边，走回来时手里拿着《斯托达德讲演集·第一卷》[5]。

“看！”他得意地大喊，“这是如假包换的印刷品啊。它把我唬住了。这家伙简直是毕拉斯科[6]。太成功了！太仔细了！多么逼真啊！而且也没有装得太过分——这些书页还没有裁开。但你想怎么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他把书从我手里抢回去，匆忙把它放回书架上，嘴里叽里咕噜地说，假如挪走一块砖头，整个书房就会倒塌。

“谁带你们来的？”他质问说，“或者你们是不请自来的？我是有人带的。大多数人都有人带。”

乔丹清醒而欢乐地看着他，没有搭话。

“带我来的那个女人姓罗斯福，”他继续说，“克劳德·罗斯福太太。你们认识她吗？昨晚我不知道在哪里遇见她。我醉了个把星期啦，我想坐在书房里也许能让我清醒一点。”

“那你清醒了吗？”

“有一点吧，我觉得。我说不出来。我到这里才一个小时。我跟你们说过这些书吗？它们是真的。它们……”

“你跟我们说过了。”

我们一本正经地和他握手，然后回到外边。

花园里帆布铺成的舞池上已经有人在跳舞。有些糟老头子推着妙龄少女往后退，永无休止地绕着难看的圈圈；有些神气的男女紧紧相拥，躲在角落里踏着时髦的舞步——还有许多单身女郎，有的独自翩跹起舞，有的则在乐团挑起弹奏五弦琴或敲击鼓钹的重任。到了午夜时分，大家的兴致更加高涨。有位著名的男高音先演唱了意大利歌曲，然后有个声名狼藉的女低音唱了爵士乐；而在两个节目之间，花园里到处都有人在表演“绝技”，阵阵欢乐而空洞的笑声响彻夏夜的天空。另外有两个少女——原来就是那两个黄裙女孩——穿着戏服，表演了一出简单的剧目。香槟装在玻璃杯里被端出来，那些杯子比洗手指的碗还要大。月亮升得更高了，海湾里漂浮着天秤座三颗银色的星星，随着草坪上五弦琴清脆细密的琴音轻轻地颤动。

我仍在乔丹·贝克身边。我们那张桌子还坐着一个年纪和我相若的男子，一个举止粗鲁的少女，她动不动就笑得前俯后仰。现在我也玩得挺开心了。我已经喝下两大杯香槟，眼前的景象早已变成一幅颇具哲学意味的复杂图画。

娱乐节目暂时停止了，那人看着我，露出了微笑。

“你看起来很面善，”他礼貌地说，“打仗时你是在第一师吧？”

“是啊。当时我在第二十八步兵团。”

“我在第十六步兵团待到1918年。我就知道我以前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我们倾谈了片刻，聊起法国那些灰暗多雨的小村庄。他显然住在附近，因为他跟我说他刚买了一架水上飞机[7]，准备明天早上去试开。

“老兄，你想跟我去吗？就在海湾沿岸转转。”

“什么时候？”

“看你方便咯。”

我正准备问他尊姓大名，这时乔丹转过头来，微微一笑。

“现在你高兴了吧？”她问。

“好多啦。”我扭头看着我的新交。“对我来说，这宴会有点特别。我到现在还没见过主人呢，我住在那边……”我伸手指着远处那消失在夜色里的篱笆，“这个姓盖茨比的早上派他的司机过去邀请我。”

他朝我看了一会，脸上满是不解的神色。

“我就是盖茨比，”他突然说。

“什么！”我惊叫起来，“对不起啊。”

“老兄，我还以为你认识我呢。看来我这个主人做得不够好。”

他善解人意地笑了——不仅是善解人意。它是那种很罕见、让你心里非常舒坦的笑容，你一辈子或许只能遇到四五次。它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好像芸芸众生之中，只有你让他感到不由自主地喜欢。这笑容表示他完全理解你，绝对相信你，他对你的印象恰恰是你最乐意给人留下的。就在此时，它消失了——于是我看到的不过是一个表现得很有风度的粗俗汉子，三十一二岁的样子，谈吐客套得简直有点可笑。在他自我介绍之前，我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他说话时选词用字特别谨慎。

盖茨比先生刚刚揭示了自己的身份，他的管家就匆匆走过来，说芝加哥有人打电话来找他。他站起来告辞，朝我们三个微微欠身。

“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老兄，”他殷勤地说，“对不起啦。我等会儿再来找你。”

他走了之后，我立刻转身看着乔丹——我迫不及待地要向她表达我的惊讶。我原本以为盖茨比先生是个油光满面、猪头猪脑的中年人。

“他是什么人？”我急切地问，“你知道吗？”

“他不就是盖茨比嘛。”

“我想问的是，他从哪里来？他是干什么的？”

“你怎么也八卦起这个来了，”她娇慵地笑着说，“他曾经跟我说他念过牛津大学。”

我开始对他的出身有了模糊的了解，但她随后那句话又打消了我的猜测。

“可是我不信他的话。”

“为什么呢？”

“不知道呀，”她固执地说，“我就是觉得他没去过那里。”

她的口气有点像刚才说“我认为他杀过人”的那女孩，这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你说盖茨比来自路易斯安那的沼泽地区也好，哪怕说他来自纽约的下东区也好，我是绝对相信的。那是情理之所有。但要是说一个年轻人在长岛海湾买下宫殿般的豪宅，却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那至少在我这个见识浅陋的乡下人看来，绝对是情理之所无。

“反正他喜欢举办大型的宴会，”乔丹转移了话题，她是城里人，讨厌谈论具体问题，“而我又喜欢大型的宴会，多么自在呀。小型的聚会片刻不得清净。”

鼓声响起，乐团指挥的声音突然盖过了花园里的嘈杂。

“各位来宾，”他大声说，“应盖茨比先生之请，我们将为各位演奏弗拉基米尔·陀斯托夫[8]的最新作品，五月份在卡内基音乐厅引起许多关注那首。如果看过报纸，你们会知道它确实很轰动。”他高兴地笑着，带着倨傲的神气，补充说道：“真的是轰动一时呀！”话音一落，大家都哈哈大笑。

“这首曲子很著名，”他中气十足地说，“名字叫做《弗拉基米尔·陀斯托夫的爵士世界史》。”

我无心欣赏陀斯托夫先生的杰作，因为就在它响起的刹那间，我看见了盖茨比，他独自站在大理石台阶之上，用赞许的眼光扫视花园里的人群。他那晒得泛黄的皮肤在英俊的脸上绷得很紧，头发短得像是每天都有修剪。我看不出他有任何邪气。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滴酒不沾的缘故，反正他跟他的客人截然不同；我觉得大家玩得越是疯癫，他就显得越是庄重。等到《爵士世界史》一曲终了，有些女孩像哈巴狗似的，甜蜜地把头依偎在男人的肩膀上，有些女孩则高高兴兴地认准某些男人的怀抱倒下去，或者干脆倒进人群里，反正肯定会有人把她们扶住——但没有人倒在盖茨比怀里，没有法式波波头靠住盖茨比的肩膀，也没有人来拉盖茨比去跟他们载歌载舞。

“打扰了。”

盖茨比的管家突然站在我们旁边。

“是贝克小姐吧？”他问，“打扰您了，盖茨比先生想单独跟您谈谈。”

“跟我？”她惊奇地叫了起来。

“是的，小姐。”

她慢慢站起身，朝我扬扬眉头，表示很吃惊，然后随着管家走进屋里。我发现她穿晚礼服，无论什么衣服，都像穿运动服——她的动作很敏捷，好像她从小就是每天早晨在空气清新的高尔夫球场上学走路似的。

我又变得孤家寡人，而且将近两点了。露台上方那间有着一长排窗户的房间传出阵阵乱七八糟而又引人遐想的声音。陪乔丹来的那大学生正在跟两个合唱团的女孩大谈生孩子的事情，他央求我指点一二，我避之唯恐不及，赶紧走进屋内。

大客厅里全是人。两个黄裙女孩中的一个正在弹奏钢琴，在她身边站着的是一位高个子红发少妇，来自某个著名的合唱团，正在放声歌唱。她已经豪饮很多香槟，唱着唱着忽然伤心欲绝——她不仅是在唱歌，她还在哭泣。唱到停顿之处，她失声痛哭，然后再次用颤巍巍的女高音接上歌词。泪水沿着她的脸颊滚滚而下——然而并非畅通无阻，因为泪水碰到画得很浓的睫毛之后就变成了墨水，宛如两道黑色的小溪，慢慢地往下流完剩余的旅程。有人开玩笑地建议她唱脸上的音符，她听见之后双手往上一摆，瘫坐在椅子里，醉醺醺地睡着了。

“她刚才和一个自称是她丈夫的人吵架了，”我身边有个女孩解释说。

我看看四周。大多数尚未告辞的妇女正在跟她们所谓的丈夫吵架。甚至连乔丹那伙人，那两对从东卵来的夫妇，也产生了分歧。其中有个男的色迷迷地和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聊天，他老婆开始还顾着脸面，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后来实在受不了，于是开始旁敲侧击——时不时突然贴到她丈夫身旁，像愤怒的毒蛇般，在他耳边嘶嘶地说：“你答应过我的！”

迟迟不愿归去的不只是心怀不轨的男宾。这时门厅里站着两个清醒的可怜男人，以及他们极其愤慨的妻子。两位太太正在彼此表示同情，她们的声音稍微有点高。

“每当我玩得很高兴，他就闹着要回家。”

“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说过这么自私的事情。”

“我们总是最早离开的。”

“我们也是啊。”

“好啦，今晚我们几乎是最晚离开的了，”有个男人说，口气温驯得像绵羊，“乐团半个小时前就离开啦。”

尽管太太们认为现在就走简直是胡作非为，这场纠纷终于在短暂的缠斗中结束了，两位双脚乱踢的太太被抱进了黑夜。

我在门厅等佣人把我的帽子拿来，这时书房的门打开，乔丹·贝克和盖茨比一起走了出来。他还在跟乔丹说话，但他恳切的神情随即变得很客套，因为有几个人走过去跟他道别。

那几个东卵来的人在门廊不耐烦地招呼乔丹，但她留下来跟我握手。

“我刚刚听说了最离奇的事情，”她低声说，“我们在那边待了多久？”

“大概一个小时吧。”

“实在是太……太离奇了，”她魂不守舍地重复说，“我刚才发誓不说出来的，但现在我又在逗你。”她优雅地在我面前打了个哈欠。“有空来看看我呀……电话黄页……西格尔尼·霍华德太太的名字下面……是我姑妈……”她边说边匆忙走开——她那棕色的手干净利落地挥了一下跟我告别，然后在门口跟那几个人会合了。

第一次来做客就待到这么晚，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所以效仿最后那批客人，走到盖茨比身边去。我解释说当晚早些时候我找过他，并为在花园里没认出他而道歉。

“别提啦，”他诚恳地吩咐我，“别放在心上，老兄。”除了嘴上套近乎，他的手也很亲热地拍拍我的肩膀，要我放心。“别忘了我们明天早上要去试乘水上飞机，就在九点。”

接着管家出现在他身后。

“老爷，费城有电话找你。”

“好的，马上就来。告诉他们我马上就来……晚安。”

“晚安。”

“晚安，”他笑着说——突然间我觉得他很高兴看到我这么晚才走，似乎这正是他一直所希望看到的。“晚安，老兄……晚安。”

但走下台阶时，我发现今晚曲虽已终，人却未散。大门口五十英尺开外，十几个车头灯照亮了一个古怪而混乱的场面。路边的水沟里，有辆两分钟前才从盖茨比家驶出的新车左边陷了下去，轮胎也掉了一个。导致轮胎脱落的罪魁祸首是围墙突出的一块石头，这时有五六个好奇的司机在现场指指点点。可是他们留下的车把路堵住了，那些被挡在后面的车辆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喇叭声，让整个场面变得更加混乱。

有个穿着长风衣的人从事故车辆下来，站在马路中央，从轿车看到轮胎，从轮胎看到旁观者，一副既觉得好玩又大惑不解的表情。

“看！”他解释说，“我刚才掉进水沟了。”

看来这件事让他感到无限的惊奇，我先是认出了这大惊小怪的口气，然后认出了这个人——原来就是刚才在盖茨比书房遇到的那位仁兄。

“怎么会这样？”

他耸了耸肩膀。

“机械方面我真是一窍不通，”他斩钉截铁地说。

“但是怎么出事的呢？你撞上围墙了吗？”

“别问我，”猫头鹰眼镜先生说，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我不懂开车——完全不懂。反正发生事故了，我只知道这么多。”

“既然你技术不行，就不应该在夜里学开车。”

“但我没有学过，”他愤愤不平地解释说，“我根本没有学过。”

旁观者震惊得安静了下来。

“你想找死吗？”

“幸好只是掉了个车轮！开得这么烂，还不去学！”

“你们不知道的啦，”这罪人说，“开车的人不是我。车里还有个人。”

听了这句话，大家感到更为震惊，纷纷地发出“啊！”的声音。这时那辆车的车门慢慢地打开了。围观的人群——这时围过来的人已经很多——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车门打开后静悄悄的毫无动静。然后非常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有个脸色苍白、摇摇晃晃的人从出事的车里伸出脚来，犹疑不定地用那只巨大的舞鞋试探地踩了几下地面。

这个幽灵被明亮的车灯照得睁不开眼，又被持续不断的喇叭声吵得稀里糊涂，他颤巍巍地站了片刻，方始认出那个穿长风衣的人。

“怎么回事？”他镇定地问，“我们没油了吗？”

“看！”

五六根手指指着那脱落的车轮——他盯着车轮看了一会儿，然后抬头向上看，似乎在怀疑车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车轮掉了，”有人解释说。

他点点头。

“刚开始我还没发现车停了呢。”

隔了片刻，他深深地吸一口气，挺起胸膛，终于做出决定似的说：“请问哪里有加油站？”

至少有十来个人——有几个比他清醒不了多少——争先恐后地对他说，车轮和车身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了。

“倒车，”他沉默一会儿之后提议，“挂倒车挡。”

“但车轮掉了！”

他迟疑着。

“试试也无妨嘛，”他说。

刺耳的喇叭声越来越响，我转过身，穿过草坪走回家。我回头望了一眼。圆圆的月亮照耀着盖茨比的豪宅，使夜色美好得如同往常。他的花园里仍是灯火辉煌，但欢声笑语已消逝，唯有明月依旧在。一阵突如其来的空虚仿佛正从那些窗户和房门流溢而出，让主人的身影益发显得孤独：此际他独自站在门廊上，举手摆出依依惜别的姿势。

翻读前面写下的文字，我发现我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除了在三个相隔数周的夜晚参加这些活动，我整天无所事事似的。事实恰好相反，那年夏天我很忙，这些只是无关紧要的活动，而且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耗在私事上的时间，远远比参加这些活动要多。

大多数时间我在工作。每日清晨，我背对太阳，踏着自己的影子，在纽约下城诸多摩天大楼之间匆匆走向正诚信托。我和公司里其他文员及年轻的债券销售员混得很熟，到了中午，我跟他们去那些阴暗拥挤的小饭店，买点猪肉肠、土豆泥和咖啡当午饭。我甚至和某个姑娘有过短暂的交往，她住在泽西城[9]，是会计部的职员。但她哥哥后来总是给我脸色看，所以七月份她去度假时，我就趁机结束了这段关系。

晚饭我通常是在耶鲁俱乐部[10]吃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这是每天最凄凉的活动。饭后我会去楼上的资料室，聚精会神地研究一小时的投资和证券。俱乐部里往往会有几个吵闹的人，但他们从不进资料室，所以那里是学习的好地方。自修后，如果夜色美好，我会沿着麦迪逊大道散步，经过古老的穆雷山酒店，再沿着第三十三街走到宾夕法尼亚火车站。

我渐渐喜欢上纽约，这里的夜晚别有活力十足而引人入胜的情调，摩肩接踵的红男绿女和川流不息的往来车辆让人感到目不暇接和心满意足。我喜欢沿着第五大道朝北走，从人潮中挑选出罗曼蒂克的女人，幻想再过几分钟我就要进入她们的生活，没有人会知道或指责我想入非非。有时候，我在脑海里尾随着她们，跟到她们位于某个阴暗街角的公寓，她们转过头来，朝我嫣然一笑，然后走进门，消失在温暖的黑暗里。这大都会的黄昏很迷人，可我偶尔会有挥之不去的孤寂，每当看见那些囊中羞涩的年轻职员在商店橱窗之前徜徉，挨到晚饭时间形影相吊地去餐厅填肚子，我知道他们也深有同感——我们这些薄暮中的年轻职员啊，正在虚度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一夜中最美好的时辰。

到了晚上八点，第四十几街那边灯光昏黄，开向戏院区[11]的出租车突突地响着，把五车道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这时我的心会再次感到怅惘。出租车停下时，车窗里人影依偎，歌声飘荡，听不见的谑词引起了笑声，被点燃的香烟划出细小的圆圈。我幻想我也匆匆赶去寻欢作乐，分享这种恋人密友间的兴奋。我暗暗地为他们祝福。

我很久没有见到乔丹·贝克，然后到了盛夏我又与她相遇。起初我为有幸和她出双入对而感到飘飘然，因为她拿过高尔夫球赛冠军，每个人都知道她的大名。后来我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其实我没有爱上她，但对她有种温柔的好奇。她摆给世人看的那张厌世而骄傲的面孔隐藏着某种东西——大多数装腔作势最终都隐藏着什么，哪怕它们起初并不如此——后来我发现那种东西是什么了。那天我们北上瓦维克[12]，去参加某个家庭宴会，她借了一辆敞篷车，停车时没将车篷升起，车被雨淋湿了，但后来她说了谎话——于是我突然忆起那夜我在黛熙家想不起来的故事。她第一次参加高尔夫球大奖赛就发生了一件差点闹上报纸的纠纷——有人说她在半决赛时做了手脚，偷偷把球挪到好位置上。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却平息了。有个球童收回了他的话，仅有的目击者也承认他有可能看错。但这件事，连同她的名字，都留在我脑海里。

乔丹·贝克本能地避开那些聪明而狡猾的男人，现在我才明白，这是因为她觉得跟那些从不离经叛道的老实人来往比较保险。她不诚实得无可救药。她无法忍受落人下风，我想正是由于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导致她从小就学会了各种骗人的花招，这样她才能对世人摆出冷漠而倨傲的笑脸，却还能满足她那漂亮结实的身体的各种需求。

我觉得这没什么。女人爱说谎倒也算不上特别严重的缺点——我当时觉得很可惜，后来就忘记了。也是去参加家庭宴会那天，我们就开车的问题有过一段奇怪的对话。我们谈起这个话题，是因为她开车从几个工人身边经过时挨得太近，以致于轮胎上的挡泥板擦到了一个工人外套上的纽扣。

“你的驾驶技术真烂，”我抗议说，“你要么小心点，要么干脆别开车。”

“我很小心的。”

“你很小心才怪。”

“好吧，别人会小心的，”她若无其事地说。

“这跟你开车有什么关系？”

“他们会避开我啊，”她固执地说，“要双方都不小心才会出车祸。”

“假如你遇到某个像你这样不小心的人呢？”

“我希望我永远不要遇到，”她回答说，“我讨厌不小心的人。所以我喜欢你。”

她那双被太阳照得眯起来的灰色眼睛专注地望着前方，但她这句话改变了我们的关系，刹那间，我想我爱上她了。但我是个愚钝的人，内心有许多做人的准则，它们刹住了我的欲望。我知道我首先应该彻底从家乡那段感情纠葛中脱身。我每周寄回几封信，落款写着“爱你的尼克”。关于那个女孩，我没有太多的印象，只记得她每次打完网球，嘴唇上的汗珠看上去很像汗毛。不管怎么说，我们确实有着未经挑明的恋爱关系，我得想办法把它解除了，才可以爱别人。

每个人都怀疑自己身上至少有一种美德，我是这么想的：据我所知，世界上诚实的人不多，而我是其中一个。

[1]卡斯蒂利亚是古代西班牙王国，用以代指西班牙。西班牙的纱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妇女中很受欢迎。

[2]即乔伊·弗里斯科（Joe Frisco，1889–1958），1918年在纽约初次登台，随后大获成功，是美国歌舞杂耍表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以狂乱滑稽的舞蹈著称。

[3]《愚人列传》（Follies）是1907年至1931年在纽约百老汇上演的系列音乐剧。吉尔达·格雷是波兰裔舞蹈演员，曾在1922年出演该剧。

[4]罗宾蛋即知更鸟的蛋，是淡蓝色的。

[5]斯托达德即约翰·劳森·斯托达德（John Lawson Stoddard，1850–1931），美国作家和演说家。他自1874年起开始环游世界，回美国后在各地宣讲他的经历，最终结集出版了十五卷本的《斯托达德讲演集》。第一卷讲述的是他在挪威、瑞士、希腊和意大利的见闻。

[6]即戴维·毕拉斯科（David Belasco，1853–1931），美国著名的戏剧制作人、导演和编剧，以提倡自然主义的戏剧表演著称，他强调舞台背景和情节的搭配必须是自然的，与现实相符的。比如在他制作的《总督的情妇》中，他把真正的厨房搬上了舞台，让演员在表演时真的在舞台上进行烹饪。

[7]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语中的水上飞机（hydroplane）既可以指真正的水上飞机，也可以指汽艇。

[8]这是个菲兹杰拉德虚构的人物，下面提到的作品《爵士世界史》也是虚构的。

[9]纽约附近城市，在新泽西州哈德逊郡。

[10]位于范德比尔大道和第四十四街交界的地方，楼高二十二层，只有耶鲁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的校友和教工能受到接待。

[11]纽约曼哈顿城区，大多数百老汇戏院聚集之地，在第四十街和第五十四街之间，东西以第八大道和第六大道为界。

[12]纽约州奥兰治郡小城，在纽约市以北。

第四章

礼拜天早晨，当钟声从沿岸各处村庄的教堂响起，许多名流贤达带着情妇重返盖茨比的别墅，在他的草坪上尽情挥洒着欢乐。

那些年轻的女人喝着他的酒，赏着他的花，同时说：“他是个走私烈酒的。曾经有人打探出他是兴登堡[1]的侄儿，是那个杀人魔王的近亲。他把那人杀了灭口。摘朵玫瑰给我呀，亲爱的，再替我倒点酒，我的水晶杯在那边。”

我曾在一张火车时刻表的空白处写下那年夏天去盖茨比家做客的那些人的名字。这张时刻表现在很破旧了，折叠处就要裂开，上面印着“此表1922年7月5日起生效”。但我依然能看清那些暗淡的名字。和我笼统的介绍相比，这张时刻表能让你更清楚哪些人接受过盖茨比的热情招待，而回赠给他的，却是对他的一无所知。

来自东卵的有切斯特·贝克尔夫妇、里奇夫妇，我在耶鲁就认识的一位姓邦森的男子、韦伯斯特·西维特医生，就是去年夏天在缅因州淹死的那位。还有霍恩毕姆夫妇、维利·伏尔泰夫妇，以及布莱巴克全家，这家人总是聚集在角落里，看到外人走近，他们就会像山羊生气那样鼻孔朝天。此外还有伊斯梅夫妇和克里斯蒂夫妇（其实是哈贝特·奥尔巴赫和克里斯蒂先生的太太），以及埃德加·毕弗，后来有人说，他的头发在某个冬日下午毫无原因地变得像棉花那样白。

我记得克拉伦斯·恩迪维也是从东卵来的。他只来过一次，穿着白色的灯笼裤，在花园里和某个姓艾迪的混混打了一架。从长岛更远地方来的有夏德尔夫妇和施雷德夫妇、原籍乔治亚州的斯通瓦尔·杰克逊·亚勃拉姆斯夫妇、费斯贾德夫妇和瑞普利·斯奈尔夫妇。斯奈尔锒铛入狱前三天还在这里，那天他喝得酩酊大醉，倒在碎石车道上，右手被尤利西斯·斯威特太太开的轿车给碾了。但希夫妇也来了，此外还有年近七十的怀特贝特、莫里斯·弗林克、哈默赫德夫妇、烟草进口商贝鲁加，以及贝鲁加的几个女孩。

来自西卵的有珀尔夫妇、穆拉迪夫妇、西希尔·罗巴克、西希尔·肖恩、纽约州参议员顾里克、卓越电影公司的幕后老板牛顿·奥启德、埃克豪斯·科恩和他太太克莱德、唐·施瓦茨二世和亚瑟·麦卡蒂，后面这几个多多少少都算是电影圈的人。还有卡特利普夫妇、本伯格夫妇和艾尔·穆尔东——那个后来杀死自己妻子的穆尔东就是他的亲兄弟。此外还有投资者达方塔诺、埃德·勒格洛斯、“酒鬼”詹姆斯·费雷特、德琼斯夫妇和恩尼斯特·莱利——这些人是来赌钱的，费雷特要是走进花园，那就意味着他输得干干净净，而且第二天联合拖拉机公司的股票将会大起大落，这样他才能把老本捞回来。

有个姓克里普斯普林格的因为去得很频繁，大家都说他是“房客”——我猜他可能真的是无家可归。戏剧界的来宾有古斯·魏兹、贺拉斯·奥多纳万、莱斯特·梅耶、乔治·达克维德和弗朗西斯·布尔。也有从纽约来的客人，比如说克罗姆夫妇、巴克海森夫妇、邓尼克夫妇、拉塞尔·贝迪、柯立甘夫妇、凯勒赫尔夫妇、德瓦兹夫妇、斯卡里夫妇、S.W.·贝尔克、斯默克夫妇和年轻的奎因夫妇，他们现在已经离婚，还有亨利·帕尔默托，他后来在时报广场地铁站自寻短见，跳到行驶的火车前面被撞死了。

本尼·麦克伦纳汉每次来都带着四个女孩。虽然每次来的人不尽相同，但这些女孩的打扮大同小异，所以一眼看上去你会觉得她们以前都来过。我记不清她们的芳名了——好像有杰奎琳，或许还有康修拉、格罗迪雅、茱迪、茱恩什么的。她们的姓氏不是悦耳动听的花草名字，就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美国大资本家的尊姓。如果你追着问，她们会承认是某个大人物的亲戚。

除了上面这些人，我还记得福斯蒂娜·奥布莱恩至少来过一次。此外还有贝迪科尔家的几位姑娘、年轻的布勒伊尔（他的鼻子在战争中被子弹打飞了）、奥布鲁克伯格先生和他的未婚妻哈格小姐、阿迪塔·菲兹彼得、曾担任美国退伍军人联合会主席的朱维特先生、克劳迪娅·希普小姐和一个据说是她司机的男子，以及一位皇亲国戚，我们都管他叫公爵，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者原先知道，但现在忘记了。

那年夏天，这些人都去盖茨比的别墅做客。

七月底某天早晨九点，盖茨比的豪华车沿着崎岖的车道驶到我家门口，有三个音调的喇叭发出一阵动听的乐曲。这是他第一次光临寒舍，但我已经两次参加过他的宴会，坐过他的水上飞机，而且还应他恳切的邀请，多次使用他的沙滩。

“早上好，老兄。既然我们说好一起吃午饭，我想我们不如同车进城吧。”

他在挡泥板上稳稳地站着，那姿势显得很轻松，带着美国人特有的潇洒——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从小不干重活，也可能是因为热衷于参加各种紧张激烈的体育比赛，美国人的行为举止中自有一种自然大方的风度。但盖茨比身上的潇洒风采常常被局促不安的表现打断。他没有完全静止的时候，要么是脚不停地拍打着地面，要么是手焦躁地张开又合上。

他发现我羡慕地看着他的车。

“很漂亮，对吧，老兄？”他从挡泥板上跳下来，以便让我看得更清楚。“你以前没见过这辆车吗？”

其实我见过。每个人都见过。这辆车是奶黄色的，镀镍的地方闪闪发亮，极长的车身线条非常优美，车里有衣帽箱、食物箱和工具箱，层层叠叠的挡风玻璃反射出十几个太阳。我们坐在绿皮座位上，车厢被几层玻璃隔起来，感觉像坐在温室里，就此启程前往城区。

过去一个月来，我已经跟他聊过大概五六次，让我失望的是，他这人口风很紧。我原本以为他是个神秘的大人物，但这个印象渐渐消退了，现在我觉得他只是某个开在我家隔壁的豪华饭店的大老板。

可是这次同车却让我感到很窘迫。我们的车还没开到西卵村，盖茨比就已经是欲言又止的样子，他的手也犹疑不决地拍打穿着褐色西装裤的膝盖。

“喂，老兄，”他突然打破了沉默，“你到底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我有点始料未及，于是含糊其词地搪塞了几句。

“好吧，我准备跟你说说我的人生，”他打断我的话头说，“我不希望你听了那些闲话之后对我有误解。”

原来他也知道那些别人在他家里引为谈资的流言蜚语。

“上帝作证，我要对你说真话，”他突然赌咒似的举起了右手，“我是中西部一户有钱人家的儿子，家里人现在都过世了。我长大是在美国，但上学是在牛津，因为许多年来，我的先辈都是在那里受教育的。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

他说话时瞟了我好几次——于是我明白乔丹·贝克为何会认为他是在说谎。说到“上学是在牛津”时，他含糊其词地支吾过去，好像是觉得有点说不出口。由于这点让我起疑，他说的话我都不信了，我甚至于怀疑他这人到底是有点邪门的。

“中西部什么地方啊？”我漫不经心地问。

“旧金山。”

“原来是这样。”

“我的家人都死了，我继承了大笔财富。”

他的语气很沉重，仿佛整个家族的突然消失迄今仍让他心痛不已。刹那间我怀疑他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但看了他一眼之后，我又觉得不像。

“起初我像年轻的印度王子般生活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就像巴黎、威尼斯[2]、维也纳啦，成天就是收集珠宝，主要是红宝石，猎杀凶猛的动物，自娱自乐地绘几幅小画，试图借此来忘记一件不久之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伤心事。”

我费了好大力气，强行抑制住笑声。他说的谎话未免也太老套了，让我忍不住想起一幅滑稽的画面：有个戴着白头巾的印度“阿三”，像木偶戏里的小丑，在布洛涅森林[3]追逐着老虎。

“然后就是打仗了，老兄。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解脱，我费尽心机想干脆死了算了，但我这条小命似乎有神仙保佑。战争开始时，我接受了中尉的任命。在阿贡森林战役[4]中，我率领机枪连的残部，勇猛地向前突击，距离敌人只有半英里之遥，而我方的步兵在我们身后半英里便寸步难行。我们在那里激战了两天两夜，一百三十个人，十六架刘易斯机枪，战斗结束后，我方的步兵终于能跟过来了，他们在堆积如山的德军尸体中发现了三个师的旗帜。我的军衔升为少校，每个同盟军政府都给我颁发了军功章——甚至包括黑山，就是亚德里亚海边上那个小小的黑山！”

小小的黑山！说到这几个字时，他提高了音量，还点点头——带着微笑。这笑容似乎表示他理解黑山多灾多难的历史，同情黑山人民英勇不屈的奋斗，也十分感激这个蕞尔小国热情地给他嘉奖。这时我的疑心已经被惊奇取代，感觉就像正在匆匆翻阅十几本杂志一样。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块系着绳子的金属牌，把它放到我手里。

“这就是黑山给我发的那块。”

我吃惊地发现这东西看上去竟然像真的。这圆牌上用斯拉夫文写着：“丹尼罗勋章，黑山国王尼古拉斯。”

“翻过来。”

“献给英勇非凡的，”我念出上面的文字，“杰伊·盖茨比少校。”

“还有件玩意也是我随身带着的。我在牛津上学时的纪念品。是在三一学院拍的——我左边那个人现在是唐卡斯特伯爵。”

那张照片上有五六个年轻人，穿着光鲜的校服，站在拱廊下面，拱廊之后可以见到许多哥特式建筑的塔尖。里面有个人就是盖茨比，看上去比现在稍微年轻一点点——手里拿着一只板球拍。

原来这都是真的。我看见他在威尼斯大运河畔有座宫殿，里面挂着许多五彩斑斓的老虎皮；我看见他打开满满的珠宝箱，用明艳夺目的红宝石来抚慰他那颗破碎痛苦的心。

“今天我要请你帮个大忙，”他说着心满意足地把两件纪念品装回口袋，“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我不希望你认为我只是个无名小卒。你知道吗，我喜欢招待陌生人，是因为我想要在迎来送往中忘记我的伤心事。”他犹疑了片刻，“今天下午你会听说这件事的。”

“吃午饭的时候吗？”

“不，要到下午。我碰巧知道你下午要跟贝克小姐去喝茶。”

“你是说你爱上贝克小姐了吗？”

“没有啦，老兄，我没有。但贝克小姐人很好，愿意跟你谈谈这件事。”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会是什么，但我没有兴趣，而是感到很恼火。我请乔丹喝茶，可不是为了讨论杰伊·盖茨比先生的事情。我敢肯定他要请我做的是非常离谱的事情，刹那间，我真后悔当初踏足过他那人满为患的草坪。

他再也没有说话。离城区越近，他就显得越是矜持。我们驶过罗斯福港，在那里瞥见许多涂着红腰线的远洋巨轮；又穿过一处贫民窟，碎石路两边是许多二十世纪初就有的酒馆，虽然仍有客人，但镀金年代[5]的繁华已经褪尽。接着垃圾场在马路两边展开，路过威尔逊先生的汽修厂时，我瞥见他太太气喘吁吁，卖力地抽动着加油泵。

轿车两边的挡泥板就像张开的翅膀，而我们就像撒播光明的天使，飞也似的开过半个阿斯陀利亚[6]——只是半个而已，因为正当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支柱间前行，我听到一阵“突、突、突”的熟悉声响，有个气急败坏的警察骑着摩托车驶到我们旁边。

“没问题，老兄，”盖茨比大声说。我们把车停下来。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白色的卡片，在警察眼前晃了晃。

“原来是您，”警察摘下帽子敬了个礼，毕恭毕敬地说，“下回认得您啦，盖茨比先生。这次真对不起！”

“你给他看什么？”我问，“那张牛津的照片吗？”

“我曾经帮过警察局长的忙，他每年都给我寄圣诞贺卡。”

我们驶上大桥，但见阳光穿过钢架，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上照耀出一道闪烁的光线，而纽约在对岸高高耸立，那座座白色的大厦和糖块般低矮的楼房，尽是人们用没有铜臭的钱发愿盖起来的。从皇后区大桥望去，这座城市总是那么新奇，依然如初见那样，充满了人世间所有的神秘和美丽。

有个死人躺在堆满鲜花的灵车中超过我们，后面跟着两辆拉起了窗帘的轿车，再后面那几辆车看上去没那么肃穆，载着的应该是死者的朋友。那些朋友看着我们，眼里充满了悲伤，他们的上唇很短，看上去像东南欧人。他们在出殡的日子居然有幸目睹盖茨比这辆豪华的轿车，我真替他们高兴。我们驶过黑井岛时，有辆轿车超过了我们，开车的司机是白人，车里坐着三个打扮时髦的黑人，两男一女。看到那些家伙不以为然地朝我们翻白眼，我不由哈哈大笑。

“过了这座桥，那边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心里想，“无论什么事情……”

连盖茨比这种人物都有，别的更不需要大惊小怪了。

酷热的正午。我走进第四十二街一家风扇开得很猛的地下餐厅，去找盖茨比吃午饭。眨眼把外面街道的明亮挤掉之后，我的眼睛模模糊糊地看见他在候座区，跟另一个人在说话。

“卡拉威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夫希姆[7]。”

一个矮小的塌鼻子犹太人抬起他的大头，用两撮长得极其茂盛的鼻毛来问候我。隔了片刻，我才在阴暗中找到他那双小眼睛。

“……于是我又看着他，”沃夫希姆先生热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猜我做了什么事？”

“你做了什么事呢？”我礼貌地问。

但他这句话显然不是对我说的，因为他随即松开我的手，用他那很具表现力的鼻子对准了盖茨比。

“我把钱交给凯兹堡，然后说：‘没问题，凯兹堡，假如他不闭嘴，半分钱也别给他。’自那以后，他就闭上了他的臭嘴。”

盖茨比拉着我们两个的手臂走进餐厅，沃夫希姆先生似乎还想开口，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梦游似的跟着往前走。

“要喝点酒吗？”领班服务员问。

“这家餐厅不错，”沃夫希姆先生看着天花板上几个长老会神话传说中的仙女说，“但我更喜欢马路对面那家！”

“好的，来几杯酒，”盖茨比同意了，然后他对沃夫希姆说，“那边太热了。”

“是啊，很热，地方又小，”沃夫希姆先生说，“但充满了记忆。”

“那家餐厅叫什么？”我问。

“旧京。”

“旧京，”沃夫希姆先生悲伤地回忆道，“那里有过许多死去的面容。那里有过许多逝去的朋友。只要活着，我就不会忘记他们开枪打死罗西·罗森泰尔的那个晚上。当时我们六个人同桌吃饭，罗西整个晚上都在吃吃喝喝。天快亮时，那服务员走过来，很古怪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说有人想请他到外面谈谈。‘没问题，’罗西说着就要站起来，我一把拉住他，让他坐回椅子里。

“‘那帮混蛋要想跟你谈就到里面来，罗西，但你千万要听我的，别走出这个房间。’”

“那时是凌晨四点，如果我们走过去拉开窗帘，应该能看到天光。”

“他出去了吗？”我天真地问。

“他当然出去了，”沃夫希姆先生愤慨地看着我，鼻子涨得通红，“他走到门口，转过身说：‘别让服务员端走我的咖啡！’然后他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他们朝他吃得饱饱的肚子开了三枪，开车跑掉了。”

我终于想起这件事来了，于是说：“其中有四个人后来被电刑处死。”

“五个，还有贝克尔。”他的鼻孔好奇地向我转过来，“听说你想找‘光系’做点生意？”

他这句话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盖茨比开口替我回答。

“不是啦，”他说，“他不是那个人。”

“不是啊？”沃夫希姆先生似乎很失望。

“这位只是我的朋友。那件事我们下回再谈。”

“真对不起，”沃夫希姆先生说，“我刚才认错人了。”

一道美味的菜被端上来，沃夫希姆先生也就忘记旧京饭店那些伤感的往事，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与此同时，他的眼睛非常缓慢地扫过整个餐厅——还不忘转过头去看坐在他正后面的人。我想要不是我在场，他可能连我们的桌子底下也要瞄两眼。

“喂，老兄，”盖茨比凑过来对我说，“我今天早上在车里让你有点生气吧？”

他又是满脸堆欢，但这次我可不买他的账。

“我不喜欢搞得很神秘的样子，”我回答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跟我说你想要什么。为什么非得通过贝克小姐不可呢？”

“哎呀，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啦，”他宽慰我说，“贝克小姐是个伟大的运动员，这你也知道的，她不会做歪门邪道的事。”

他突然看看手表，猛地站起来，匆匆走出餐厅，留下我和沃夫希姆先生。

“他得去打电话，”沃夫希姆目送他出去，同时说，“他是个好家伙，对吧？长得那么帅，真是个完美的绅士。”

“是啊。”

“他是‘牛精’人。”

“哦！”

“他念过英国的‘牛精’大学。你知道‘牛精’大学吗？”

“略有耳闻。”

“那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

“你认识盖茨比很久了吗？”我问。

“有几年了，”他颇感荣幸地说，“直到战争结束后不久，我才有幸结识他。但跟他聊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就知道这人的家世肯定很显赫。我心里想：‘原来真有这种你愿意带回家介绍给你母亲和姐妹认识的人啊。’”他停顿片刻。“我发现你在看着我的袖扣。”

我本来没有看，但现在看了。它们的形状很奇怪，似乎是象牙做的。

“这是最好的人类臼齿的标本。”他告诉我。

“哇！”我仔细地看着它们，“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创意。”

“是啊，”他把衬衣的袖口缩回到外套之下，“是啊，盖茨比对女人非常规矩。他从来不正眼看朋友的太太。”

此时这种信赖所托付的对象回到餐桌坐下，沃夫希姆先生猛然喝掉他的咖啡，然后站起身来。

“我很喜欢今天的午餐，”他说，“我离开你们两位年轻人啦，免得你们嫌我待得太久。”

“别着急，梅耶，”盖茨比言不由衷地说。沃夫希姆先生抬起手，像是替我们赐福。

“你们非常有礼貌，但我是老人家啦，”他表情沉重地宣布，“你们就坐在这里吧，可以谈谈体育，谈谈年轻的女人和……”他又挥了挥手，用以代替我们的第三个话题。“至于我，我已经五十岁，不会再打扰你们啦。”

跟我们握手道别、转身离去期间，他那悲剧的鼻子不停地抽动。我在想我是不是哪句话得罪他了。

“他有时候会变得非常忧郁，”盖茨比解释说，“今天他又多愁善感了。在纽约他也算是个人物了——百老汇的地头蛇。”

“他到底是什么人？演员吗？”

“不是。”

“牙医？”

“梅耶·沃夫希姆？不是啦，他是开赌场的。”盖茨比欲言又止，然后淡淡地补充说，“他就是1919年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8]的幕后黑手。”

“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我喃喃地说。

这简直让我瞠目结舌。我当然记得1919年的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但我总以为那桩丑闻是自动发生的，是许多因素发生连锁反应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从来没想到居然有人能够单枪匹马地愚弄五千万球迷——而且就像小偷专注地撬开保险箱那么简单。

“他怎么会做那样的事呢？”我沉默半晌问。

“他只是发现有机可乘而已。”

“他怎么没坐牢呢？”

“他们抓不到他的把柄啊，老兄。他是个聪明人。”

我执意付了账单。服务员把零钱拿给我时，我看见布坎南隔着许多人，坐在餐厅的另一边。

“请稍等我片刻，”我说，“我得去跟人打个招呼。”

汤姆看到我们立刻跳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们面前。

“你到哪里去了？”他热情地问，“黛熙很生气，因为你没打电话给我们。”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南先生。”

他们草草地握了手，一阵紧张、不自然的尴尬神色掠过盖茨比的脸。

“你最近到底怎么样啊？”汤姆追问我说，“你怎么会大老远地跑来这里吃饭？”

“我跟盖茨比先生约好在这里吃午饭。”

我回头去看盖茨比，但他已经不见踪影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某天……

（那天下午，在广场酒店[9]茶厅里的高背椅上，乔丹·贝克正襟危坐，向我娓娓道来。）

……我要去某个地方，于是便出了门，有时在人行道上走，有时在草地上走。我更喜欢走在草地上，因为我穿的鞋是英国来的，圆圆的橡胶鞋跟踩在软软的草地上很舒服。当时我还穿着一条新的格子裙，每当我的裙子随风飘扬，路边所有人家门前红白蓝三色国旗就会挺得笔直，发出“啧……啧……啧”的声音，好像很不以为然。

最大的国旗和最大的草坪属于黛熙·费伊家。她那年只有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路易斯维尔最最受欢迎的少女。她喜欢穿白色的衣服，开的跑车也是白色的，家里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泰勒军营[10]那些兴奋的年轻军官纷纷打电话给她，想要得到独占她整个夜晚的特权。“哪怕一个小时也行啊！”

那天早晨我走到她家门口时，她的白色跑车就停在路边，她坐在车里，同车是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中尉。他们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等我走到五英尺之内她才看见我。

“你好啊，乔丹，”她突然喊了起来，“麻烦你过来一下。”

她居然想跟我说话，这让我受宠若惊，因为在所有比我大的女孩当中，我最崇拜的就是她。她问我是否要到红十字会去做绷带。我说是的。那好啊，能否请我告诉他们，她今天不来了？黛熙说话时，那军官如痴如醉地看着她，每个女孩都希望有人这样仰慕自己。在我看来，这是非常罗曼蒂克的，所以后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他的名字叫杰伊·盖茨比，随后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甚至直到我在长岛遇见他之后，我都没有意识到他就是那个人。

那是一九一七年。第二年我自己也交了几个男朋友，并开始参加高尔夫球赛，所以并不经常见到黛熙。她交往的人年纪都比我稍微大几岁，不过她已经很少跟人走动了。有关她的谣言传得很厉害——人们说在某个冬天的夜晚，她母亲发现她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纽约跟一个即将远赴海外的士兵道别。她父母成功地把她拦下了，但她接连几个星期不跟家里人说话。自那以后，她再也不跟部队的人交朋友了，只跟本地几个扁平足或者近视、根本就当不了兵的年轻人来往。

等到秋天来临，她又活泼起来了，像从前那样活泼。停战之后，她父母为她举办了盛大的成年礼，据说她在二月订婚，对方来自新奥尔良。六月她嫁给了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南，他们结婚时的盛况是路易斯维尔人前所未见的。他带着上百个人，租了四节车厢，浩浩荡荡地南下，在穆尔巴赫酒店租了整整一层楼。结婚前那天，他送给黛熙一串珍珠项链，价值三十五万美元。

我是伴娘。婚礼前夕，新娘出阁晚会开始前半小时，我走进她的房间，发现她躺在床上，美得像那个六月的夜晚，穿着绣花的裙子——醉得像只猴子。她一手拿着一瓶苏玳白葡萄酒[11]，一手拿着一封信。

“恭喜我呀，”她喃喃地说，“我以前没喝过酒，但我今天喝得很高兴。”

“黛熙，你怎么了？”

当时我吓坏了，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见过醉成那样的女孩。

“这里，亲爱的。”她在早前搬到床上的废纸篓里面乱摸，掏出那串珍珠项链。“把它拿到楼下去，是谁的就还给谁。你告诉他们，黛熙改变主意了。就这么说：‘黛熙改变主意了！’”

她哭了起来——哭了又哭。我赶紧跑出去，找到她母亲的女佣，我们把她的房门关起来，让她洗了冷水澡。她不肯松开那封信。她把信带进浴缸，浸湿了之后紧紧地揉成一团，后来看见它变成雪花般的碎片，才让我拿起来放在香皂碟里。

但她再也没有说话。我们拿来醒酒的精油让她闻，在她额头上放了冰块，哄她穿上裙子。半个小时后，当我们走出房间，珍珠项链挂在她的脖子上，这事就算过去了。第二天下午五点，她若无其事地嫁给了汤姆·布坎南，然后启程去南太平洋旅游三个月。

他们回来后，我曾在圣塔芭芭拉[12]遇见过他们，我认识的女孩中，没有人像她那么在乎她的丈夫。如果他有片刻不在房间里，黛熙就会心绪不宁地到处找，并说：“汤姆去哪里了啊？”而且会满脸失魂落魄的神色，直到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黛熙常常在沙滩上一坐个把小时，让他把头枕在大腿上，用手轻抚他的眼睛，无限欣喜地看着他。这种恩爱的景象真叫人感动——它会让你悄悄地、向往地笑起来。当时是八月。我离开圣塔芭芭拉之后一个星期，汤姆有天晚上在文图拉公路[13]撞上一辆货车，轿车的一个前轮撞得飞掉了。和他同车的女孩也登上了报纸，因为她撞断了手——她是圣塔芭芭拉酒店的服务员。

隔年四月，黛熙生下女儿，他们搬到法国住了一年。有一年春天，我在戛纳遇到他们，后来在多维尔又碰了面，然后他们就到芝加哥定居了。黛熙在芝加哥很受欢迎，这你也知道的。他们跟一帮花天酒地的人交朋友，都是些年少多金的浪荡子，但她的名誉始终是绝对的完美无瑕。也许是因为她不喝酒吧。在酗酒的人群中，滴酒不沾可以占很大的便宜。不喝酒你就不会乱说话，而且就算你想做点离经叛道的事，也可以等到其他每个人都喝得烂醉时再做，这样他们就不会看到，看到了也不关心。也许黛熙从来没想过要勾引别人吧——可是她的声音又总是让人觉得她……

好啦，大概六个星期之前，她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盖茨比的名字。就是那天晚上，我问你——你还记得吗——认不认识西卵的盖茨比。你回家后，她走进我的房间，把我摇醒，然后说：“哪个盖茨比？”听我迷迷糊糊地描述了他的模样——当时我还没全醒，她用最奇怪的声音说，这肯定就是她以前认识的那个人。直到那时，我才把这位盖茨比和她白色跑车里那位军官联系起来。

等到乔丹·贝克讲完这个故事，我们离开广场酒店已经半个小时，坐着维多利亚马车在中央公园里穿行。这时太阳已经落在西城第五十几街那些电影明星居住的公寓楼后面，许多儿童已经像蟋蟀般聚集到草坪上，他们清脆的歌声在温热的暮色里响起：

我是阿拉伯的大酋长。

你的心呀系在我身上。

今夜里等你睡得正香，

我要偷偷爬进你闺帐。

“真是巧合得有点古怪，”我说。

“其实根本不是巧合。”

“为什么呢？”

“盖茨比买下那座房子，是因为黛熙就住在海湾正对面。”

原来他在那个六月的夜晚仰望的不仅仅是天边的星星。在我心里，他的形象突然丰满起来了，不再是一个漫无目的地挥霍着财富的暴发户。

“他想知道，”乔丹接着说，“你能不能找个下午去请黛熙到你家做客，然后让他过去坐坐。”

他的要求居然这么简单，这让我很吃惊。他等了整整五年，买下那座华厦，把星光施舍给那些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的飞蛾——他费了这么多心血，只是为了能够在某天下午，到一个陌生人家里“坐坐”。

“不就是托我帮个小忙嘛，有必要原原本本地让我知道吗？”

“他很害怕，他等了这么久。他怕会得罪你。你看，他为人其实挺细心周到的。”

我还是觉得有点蹊跷。

“他为什么不请你安排他们相见呢？”

“他想让黛熙看看他的房子，”她解释说，“而你的房子又正好在隔壁。”

“哦！”

“我估计他原本也有点期望黛熙会在某个晚上参加他的宴会，”乔丹继续说，“但她从来不去。然后他开始假装不经意地问别人是否认识她，我是他问的人中第一个认识她的。那晚舞会上他派人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可惜你没听到他开始是怎么拐弯抹角、大做铺垫，然后才提起来的。当然，我立刻建议他们到纽约吃午饭——他一听急死了：

“‘我不想做得那么过分！’他不停地说，‘我只想在隔壁看看她。’

“后来我说你是汤姆的好朋友，他开始放弃这整个计划。他对汤姆不是很了解，不过他说他订了一份芝加哥报纸好几年，只是为了偶尔能够看见黛熙的名字。”

这时天全黑了，马车从一座小桥下面穿过，我伸手搂住了乔丹金黄色的肩膀，把她揽到我身边，请她和我共进晚餐。突然间，我心里想着的不再是黛熙和盖茨比，而是这个干净而结实、脑筋有点笨的女孩，这个对一切都抱着怀疑的心态、轻轻地靠在我臂弯里的女孩。有句话开始令人激动地在我耳边响起：“世上只有两类人，追求者和被追求者，忙碌者和厌倦者。”

“黛熙的生活也应该有点安慰，”乔丹喃喃地对我说。

“她想见盖茨比吗？”

“别让她知道怎么回事。盖茨比不想让她知道。你只要假装请她过来喝茶就好。”

我们穿过一排黝黑的树，第五十九街的高楼出现在眼前，昏黄的灯光从漂亮的楼面照进了公园。我不像盖茨比，也不像汤姆·布坎南，我没有魂牵梦萦的情人，不会在那些阴暗的屋檐和刺眼的招牌中看到她忽隐忽现的面容，所以我手臂用力，搂紧了身边这位女孩。她那苍白而高傲的双唇微微笑起来，于是我把她搂得更紧，凑过去亲吻她。

[1]即保罗·凡·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陆军元帅，1925年至1934年担任魏玛德国总统。

[2]威尼斯是意大利城市，但不是首都。所以下面尼克会怀疑盖茨比说的这番话。

[3]布洛涅森林位于法国巴黎城西部的森林，以风景秀美闻名。

[4]阿贡森林位于法国东北部，1920年9月，美军在这里对德国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双方伤亡惨重。

[5]美国在内战之后到十九世纪晚期这段时间，经济和人口迅速发展，史称镀金年代。这个名称来自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华纳合著的小说《镀金年代》。

[6]阿斯陀利亚（Astoria）是一个位于纽约市东北角的城区，隶属于皇后区。

[7]托尼·坦纳指出，这个角色的原型是美国著名的赌徒阿诺德·罗瑟斯坦（Arnold Rothstein，1882–1928）。罗瑟斯坦在纽约经商，开设赌场，也是犹太黑帮的老大，被认为是下文提及的1919年世界棒球大赛丑闻的幕后黑手。

[8]1919年，代表美国联盟的芝加哥白袜队和代表国家联盟的辛辛那提红人队进入了世界棒球大赛的决赛。由于芝加哥白袜队实力明显高出一筹，外界均认为冠军非该队莫属。但白袜队有八名队员收了黑钱，故意在比赛中打假球，最终输给了红人队。这就是臭名昭著的1919年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史称“黑袜丑闻”。

[9]广场酒店（Plaza Hotel）是纽约著名的豪华酒店，位于中央公园南面，毗邻第五大道，楼高二十层，1907年落成。该酒店在1986年被列入美国国家历史名胜，是纽约仅有的两家获此殊荣的酒店之一。目前仍在营业，每晚房价大约为七百美元。

[10]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附近的一个军营。

[11]一种产自法国波尔多地区的高档甜酒。

[1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滨城市。

[13]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公路，连接文图拉和帕萨迪纳。

第五章

那天晚上回到西卵时，我差点以为我的房子着火了。当时已是凌晨两点，半岛末端散发出通红的光芒，似真似幻地照耀着灌木丛，路边的电线也被照成几道细长的射线。拐弯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是盖茨比的房子，从塔楼到地窖灯火通明。

起初我以为他又在大摆宴席，大家余兴未尽，干脆把整座房子的灯光都打开，玩起了“捉迷藏”或者“活捉沙丁鱼”的游戏。但四下里悄无声息。只有风儿吹动树木，而树木则拉动电线，使得许多电灯忽明忽暗，仿佛这座房子正在黑暗中眨眼。出租车“突突”开走时，我看见盖茨比从他的草坪向我走过来。

“你家好像在开世博会嘛，”我说。

“是吗？”他转过头，心不在焉地望了一眼，“我刚才在查看几个房间呢。我们去康尼岛[1]走走吧，老兄，坐我的车去。”

“太晚了。”

“那好吧，或许我们可以到游泳池玩水？今年夏天我还没用过它呢。”

“我要去睡啦。”

“好吧。”

他忍不住急切地望着我，等着我开口。

“我跟贝克小姐聊过了，”沉默片刻之后，我说，“我准备明天就给黛熙打电话，请她来喝茶。”

“哦，那倒不必了，”他若无其事地说，“我不希望给你带来麻烦。”

“你觉得哪天比较合适？”

“看你哪天方便啊，”他马上纠正我说，“我不希望给你带来麻烦，你知道的。”

“后天怎么样？”

他考虑了半晌，然后不太情愿地说：“我得先让人把草坪修剪整齐。”

我们不约而同地低头看着周围的草地——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分界线，我的这边零乱不堪，光线较暗处是他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我猜他要找人修剪的是我的草。

“还有件小事，”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说。

“你希望再往后推几天吗？”我问。

“不是啦，跟这个没关系。至少……”他结结巴巴，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哎，我在想……喂，老兄，你赚的钱不是很多，对吧？”

“是不多。”

这句话似乎让他信心大增，于是他较为镇定地说下去。

“我想也是，如果你不介意我……你也知道的，我在那边有门小生意，算是某种副业吧，你能明白的。我在想，既然你赚的钱不是很多……你是销售债券的，对吧，老兄？”

“我还在学。”

“嗯，这件事你会有兴趣的。它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你可以赚很大一笔钱。这件事说起来倒是十分机密的。”

现在我已经明白，要是发生在别的场合，这次对话很可能会让我的生活发生巨大的转变。但他显然是因为要我帮忙而直截了当地想给我好处，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拦住他的话头。

“我已经够忙的，”我说，“我非常感谢你，但不能再接更多的活了。”

“做这门生意你不用跟沃夫希姆打交道的。”他显然以为我耻于搭上午饭时提到的“光系”，但我告诉他不是这个原因。他又等了片刻，希望我会开口说话，但我已经很困，想不起来有什么好说的，于是他怏怏不乐地回家去了。

上半夜的约会让我很快乐，整个人感到轻飘飘的；我记得踏进家门之后，我很快就睡着了。所以我不知道盖茨比到底有没有去康尼岛，或者他花了多少个小时在灯火通明中“查看几个房间”。第二天早上，我在办公室给黛熙打了电话，约她到我家喝茶。

“别带上汤姆，”我提醒她。

“什么？”

“别带上汤姆。”

“‘汤姆’是谁呀？”她故作天真地问。

约好那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到了十一点，有个人穿着雨衣，拖着割草机，跑来敲我的前门，说盖茨比先生派他来替我剪草。这倒提醒我了，我忘记让那个芬兰女佣过来，于是我驱车前往西卵村，在几条湿漉漉的灰白巷子中找到她，又买了些茶杯、柠檬和鲜花。

鲜花白买了，因为下午两点时，盖茨比家送来各种奇花异草，还有无数个花瓶。又过了一个小时，前门紧张地打开，盖茨比穿着白色的法兰绒西装和银色的衬衣，系着金色的领带，匆匆走进来。他脸色苍白，黑眼圈很重，显然昨晚是彻夜无眠了。

“全都准备好了吗？”他迫不及待地问。

“你说的是草坪吗？看上去很整齐。”

“什么草坪？”他茫然地问，“哦，你家的草坪。”他向窗外望去，但从他的表情判断，我相信他什么也没看到。

“看上去非常好，”他含糊其词地说，“报纸上说这雨四点钟左右会停。应该是《纽约晚报》上说的。喝……喝茶需要的东西你都准备好了吗？”

我把他带进厨房，他看见那个芬兰女佣，好像有点不满。我们一起视察了从外卖店买回来的十二个柠檬蛋糕。

“这些还可以吧？”我问。

“当然，当然！看上去很好！”他言不由衷地补上一句，“……老兄。”

三点半过后，大雨渐渐停了，变成潮湿的浓雾，偶尔飘洒着几滴露珠似的小雨。盖茨比两眼无神地看着一本克莱写的《经济学》，每次芬兰女佣的脚步踩动厨房的地板他就一惊，时不时向雾蒙蒙的窗户望去，仿佛外面有一系列肉眼看不见但触目惊心的事情正在发生。最后他站起来，犹豫地对我说，他要回家了。

“为什么？”

“没有人会来喝茶。太晚啦！”他看看手表，仿佛他在别的地方还有紧要事，“我不能等一整天。”

“别傻了，这会还有两分钟才到四点。”

他哭丧着脸坐下，仿佛我强迫了他，就在这时，我家的小径上响起了汽车引擎的声音。我们俩立刻站起来，连我也有点紧张。我走到外面的院子里。

院子里几株没有花的丁香树正在滴水，一辆巨大的敞篷车开到树下的车道。它停了下来。黛熙的脸庞在薰衣草色的三角帽之下斜翘着，带着明艳的微笑，欣喜地看着我。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吗，我最亲爱的表哥？”

她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令人精神振奋，在细雨中格外动听。我的耳朵不由自主地随着她的话音高高低低地起伏，隔了片刻才领会到她说的话。她的脸颊上贴着一绺被雨水打湿的秀发，像是一笔浓墨重彩似的，我伸手扶她下车时，发现她的手湿漉漉地在滴水。

“你是爱上我了吧，”她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否则为什么让我一个人来呀？”

“这是拉克伦特城堡[2]的秘密。你吩咐司机走吧，让他去消磨一个小时。”

“费迪，你过一个小时再来。”然后严肃地低声说，“他的名字叫费迪。”

“汽油影响到他的鼻子吗？”

“没有吧，”她天真地问，“干吗这么问？”

我们走进去。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客厅里居然没有人。

“咦，这下好玩了，”我惊奇地说。

“什么好玩了？”

她转过头，因为有人轻轻地敲响了前门。我走出去，把门打开。盖茨比脸如死灰，双手沉重地插进上衣的口袋，站在一摊水里，凄然地盯着我的双眼。

他双手仍然插在口袋里，三步并作两步从我旁边跨进门厅，然后踩钢丝似的突然转了个身，走进客厅消失了。这一点都不好玩。我自己的心怦怦地猛跳着，掩起前门，把又逐渐下大的雨水挡在门外。

大概有半分钟时间，四下里悄无声息。然后我听见客厅传来一阵哽噎的诉说和几下笑声，接着是黛熙的声音，故意很响亮地说：“再次见到你，我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啦。”

又是一阵寂静，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在门厅里无事可做，于是走进客厅。

盖茨比两只手还在口袋里，背靠壁炉架站着，勉强装出一副完全放松的样子，甚至显得有点无精打采。他的头靠得很后，都碰到壁炉架上那台失灵的时钟了。他就摆着这个姿势，眼神迷乱地俯视着黛熙，而黛熙则慌张但优雅地坐在一张硬背椅子的边缘。

“我们以前认识，”盖茨比喃喃地说。他朝我瞥了一眼，嘴唇咧开，想笑但又笑不出来。这时幸亏那台时钟被他的头压得摇摇欲坠，他赶紧转过去，用发抖的手指抓住它，把它摆回原处。然后他动作僵硬地坐下来，手肘撑在沙发的扶手上，手心抬着下巴。

“很抱歉碰到你的时钟，”他说。

我自己的脸现在涨得通红，脑子里有上千句客气的话，但一句也说不出来。

“这台时钟很旧了，”我白痴似的告诉他们。

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像那台时钟已经在地上摔得粉碎似的。

“我们很多年没见了，”黛熙说，她尽可能装得不动声色。

“到十一月就五年整了。”

盖茨比这机械式的回答让我们至少又愣了一分钟。我急中生智，建议他们到厨房帮我准备下午茶，于是他们都站起来，但这时那个幽灵般的芬兰女佣端着茶盘走进来了。

手忙脚乱地倒茶切蛋糕之后，大家总算恢复了常态。盖茨比躲到角落里听我跟黛熙聊天，他那双紧张而闷闷不乐的眼睛来回地看着我们两人。然而平静的局面本身并不是目的，我找个机会说了声抱歉就站起来。

“你要去哪里？”盖茨比立刻警惕地问。

“我很快就回来。”

“先别走，我有话要跟你说。”

他慌忙跟着我走进厨房，把门关上，低声说：“天啊！”看上去很痛苦的样子。

“怎么回事？”

“这是个可怕的错误，”他不停地摇着头说，“非常可怕的错误。”

“你只是觉得不好意思，仅此而已，”我劝解他说，“黛熙也有点不好意思。”

“她有点不好意思？”他将信将疑地重复了我的话。

“她跟你彼此彼此啦。”

“别说得那么大声。”

“你表现得像个小男孩，”我不耐烦地说，“你不仅很幼稚，还很没礼貌。黛熙一个人坐在那里呢。”

他抬手不让我说下去，用令人难忘的责备眼神瞪了我一眼，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重新回到了客厅。

我从后门出去——半小时前盖茨比也是从这里出去，神经兮兮地绕到前门走进来——走到一棵黑色的大树下面。这棵盘根错节的大树枝繁叶茂，替我挡住了雨水。这时雨又倾盆而下，我这不规则的草坪虽然经过盖茨比家园丁的修剪，但到处坑坑洼洼的，看上去像是洪荒年代的沼泽地。在这棵大树下面没什么好看的，除了盖茨比那座巨大的房子，于是我像康德[3]凝视教堂的尖顶那样，盯着它看了足足半小时。这座房子是一个啤酒商在十年前那股复古热潮[4]初期建造的，据说他愿意替周边所有寒酸的房子支付五年的税金，只要这些房东肯在屋顶上铺一层稻草。也许他们的拒绝伤了他那颗成家立业的心——他很快就一病不起了。哀悼的花圈还挂在门上，他的子女等不及地把房子卖掉了。美国人虽然愿意，甚至渴望当农奴，但却永远不甘心做乡巴佬。

半小时过去，太阳又出来了，杂货店的汽车开上盖茨比家的车道，给他的仆人送来了晚餐所需的生鲜食材——我敢肯定他今晚一口也吃不下。有个女仆开始打开楼上的窗户，每打开一扇就会短暂地露面，然后从宽大的中央阳台探出身子，似有深意地朝花园里吐了口痰。我该回去了。刚才滴滴答答的雨声听起来像是他们的窃窃私语，时不时随着感情的波动而高低起伏。但现在外面一片寂静，我觉得屋子里应该也已平静下来。

我走了进去，故意在厨房里弄出各种声响，就差把炉子打翻，但我相信他们什么也听不到。他们坐在沙发的两端，相互望着对方，似乎正在思考什么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尴尬的气氛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黛熙脸上还有泪痕，看到我走进来，赶紧对着镜子用手帕把它擦干。但盖茨比身上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容光焕发，虽然没有经过言语或动作流露出来，但他浑身上下散发出幸福的光芒，充盈着我那小小的客厅。

“你好啊，老兄，”他热情地说，似乎和我已经多年未曾谋面。刹那间，我简直以为他要来跟我握手。

“外面雨停了。”

“雨停了？”刚开始他还没意识到我在说什么，后来看到客厅里阳光灿烂，这才笑了起来，好像他是气象预报员，或者是阳光守护神，并将这个新闻汇报给黛熙，“你觉得怎么样？雨已经停了。”

“我很高兴，杰伊。”她的喉咙刚才哭得有点嘶哑，但语气中透露出意想不到的欢乐。

“我想请你和黛熙到我家里去，”他说，“我想带她到处看看。”

“你真的想要我去吗？”

“绝对是真的啊，老兄。”

黛熙走上楼去洗脸——这时我才想起我的毛巾很寒碜，但已经太迟了。盖茨比和我则在草坪上等她。

“我的房子看上去不错吧？”他问，“你看，它的正面在阳光的照耀下多么漂亮。”

我承认它确实富丽堂皇。

“是啊，”他的眼睛扫视着他的房子，每个拱门和每座方塔都不放过。“我只花了三年，就赚够了买下它的钱。”

“你不是说你的钱是继承来的吗？”

“是的，老兄，”他想也不想就回答，“但那些遗产在大恐慌时被我亏掉很多——就是战争引起的那次大恐慌。”

我知道他是在信口开河，因为当我问他做什么生意时，他的回答是：“这不关你的事。”话说出口才想起来这个回答很不礼貌。

“哦，我做过好几样生意，”他改口说，“我先是卖药材，然后又做点石油生意。但现在这两行我都不做了。”他更加专注地看着我。“你是说你在考虑我前天晚上的提议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黛熙就从我家里走出来，长裙上两排铜纽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那么大的地方啊？”她指着盖茨比的房子惊叹说。

“你喜欢吗？”

“喜欢啊，但我不明白你一个人怎能住那么大的房子。”

“我总是请很多有趣的人来，白天黑夜都有客人。那些客人做的事情都很有趣，有些还是名人。”

我们没有抄海边的近路，而是故意沿着大路从宏伟的后门走进去。黛熙忘我地欣赏起这座古堡，嘴里用她那迷人的声音喃喃低语，这边的墙壁真是漂亮，那边的屋顶多么好看。接着走进芳香扑鼻的花园，那些闪闪发亮的黄水仙、白泡沫般的山楂花、挂满枝头的西梅花，还有淡金色的忍冬花，也都让她赞不绝口。登上大理石台阶时，周边的氛围有点异样，因为看不见走来走去的光鲜衣着，也听不见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只有鸟儿在树上啁啾。

进门之后，我们依次穿过几间玛丽·安托瓦内特[5]式的音乐厅和复辟时代风格[6]的会客室，我觉得有许多客人躲在每张沙发和桌子后面，奉命屏息不动地静待我们走过。盖茨比关上默顿学院图书馆[7]的大门时，我简直听见那位猫头鹰眼镜先生突然发出几声鬼叫似的笑声。

我们登上楼梯，楼上有几间古色古香的卧室，里面铺着玫瑰色和薰衣草色的绸缎，摆放着许多生机勃勃的鲜花，还有更衣室、撞球室和装着嵌入式浴缸的浴室——其间我们闯进一间卧房，发现有个邋遢的男子穿着睡衣，正在地板上做俯卧撑。那人就是“房客”克里普斯普林格先生。那天早上，我曾看见他面有饥色地在沙滩上瞎逛。最后我们走进了盖茨比本人的套房，里面有卧室、浴室和亚当式书房[8]。我们在书房坐下，用玻璃杯喝起他从壁柜里拿出来的黄绿色查特酒[9]。

他片刻不停地盯着黛熙看，我猜他是在根据黛熙那双明眸的反应，重新估量家里所有事物的价值。有时候他也失魂落魄地望望他的财物，似乎黛熙的真身神奇地出现之后，这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有一次他差点从楼梯上摔下去。

他的卧室是所有房间中最简朴的——不过梳妆台上摆着一套纯金的化妆工具。黛熙高兴地拿起刷子顺顺她的头发，引得盖茨比坐下来，捂着脸忍不住开怀大笑。

“我实在是太高兴了，老兄，”他笑个不停地说，“我忍不住……我想要……”

他明显经历过两种状态，这时正在进入第三种。他先是局促不安，然后欣喜若狂，现在则是因为黛熙的出现而忘乎所以。这次相遇曾让他朝思暮想、魂牵梦萦了许多年，他咬紧牙关苦苦地等待，紧张的心理实在是难以形容。现在美梦成真，他的情绪渐渐地松弛下来，不再像发条被拧得太紧的时钟。

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常态，随即打开两个巨大的古董式衣橱，里面装满了西装、长袍、领带，还有一打一打像砖头那样垒着的衬衣。

“我在英国请了个人帮我买衣服。每年春季和秋季开始时，他会选一些给我寄过来。”

他抱起一叠衬衣，一件一件扔在我们面前，有亚麻布的、丝绸的、法兰绒的，本来叠得很整齐，但都被他抖开了，五颜六色地散落在桌子上。我们还在仔细欣赏，他又把更多的衬衣抱出来，于是那座柔软而昂贵的小山越堆越高——条纹的、印花的、格子的，珊瑚红的、苹果绿的、薰衣草紫的、橙子黄的，各种款式颜色应有尽有，每件都用深蓝色的丝线绣着他的名字缩写。突然间，黛熙忍不住叫了一声，把头埋进衬衣堆里，开始嚎啕大哭。

“这些衬衣太漂亮了，”她呜呜咽咽地说，声音被厚厚的布料蒙住，听起来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很伤心，因为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么……这么漂亮的衬衣。”

看过房子后，本来准备去看草地、游泳池、水上飞机和盛夏的繁花——但盖茨比的窗外又开始下雨，于是我们站成一排，眺望着海湾波澜起伏的水面。

“可惜有雾，不然我们可以看见对岸你家的房子，”盖茨比说，“你家码头末端总是亮着一盏彻夜不灭的绿灯。”

黛熙突然伸手挽住他，但他似乎沉浸在他刚才说的话里。也许他已经明白，绿灯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从现在起永远地消失了。在从前，和他与黛熙之间遥远的距离相比，那盏绿灯似乎离她非常近，近得几乎触手可及。它和黛熙的距离，就像星星和月亮那么近。现在它原形毕露，无非是码头上的一盏灯而已。让他心醉神迷的物品从此减少了一件。

我开始在房间里随意走走，在昏暗的光线中观看各种模糊不清的摆设。有幅巨大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画面中是一位穿着游艇服的老先生，就在书桌前面的墙上挂着。

“这人是谁？”

“那个吗？那是达恩·科迪先生，老兄。”

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他已经去世了。许多年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盖茨比也有张穿着游艇服的照片，很小，就摆在床头柜上。照片里，他桀骜不驯地仰着头，看上去像十八岁左右时拍的。

“我好喜欢这张照片呀，”黛熙惊喜地说，“蓬巴杜发型[10]！你以前没跟我说过你剪过蓬巴杜头——也没说过你有游艇。”

“快来看，”盖茨比催促说，“这里有很多剪报——都是有关你的新闻。”

他们肩并肩站着，仔细翻看那本剪报。我正要请他把红宝石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这时电话响了，盖茨比拿起了话筒。

“是我……嗯，现在我不方便跟你聊……现在我不方便跟你聊，老兄……我说过那是个小城市……他难道连什么是小城市都不懂吗……算了，如果他认为底特律是个小城市，那他对我们来说没有用了……”

他挂了电话。

“快点过来！”黛熙在窗边大喊。

雨仍在下，但西边的乌云已经分开，几朵粉红色和金色的灿烂晚霞像巨浪般在海面上空翻滚着。

“你看，”她喃喃地说。过了片刻，她又说，“我真想弄一片红云，把你放在上面，然后推着你到处走。”

这时我想要告辞，但他们不许我走；可能有我在场他们才能更加心安理得地幽会吧。

“我知道接下来做什么了，”盖茨比说，“我们请克里普斯普林格弹钢琴。”

他走出房间大喊“埃文”，几分钟后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表情尴尬、略显憔悴的年轻人。这人戴着玳瑁框眼镜，有一头乱糟糟的金发。这时他的打扮比较体面，穿着敞领的“运动衫”、运动鞋和一条看不清颜色的帆布长裤。

“我们打扰你运动了吗？”黛熙礼貌地问。

“我刚才在睡觉，”克里普斯普林格先生尴尬万分地说，“我是说，我原本在睡觉。然后我就起床……”

“克里普斯普林格先生会弹钢琴，”盖茨比拦住他的话头说，“对吧，埃文老兄？”

“我弹得不好。我不……我根本就不会弹。我很久没有练……”

“我们到楼下去，”盖茨比插嘴说。他按了一个开关。房间里变得很亮，那些灰暗的窗户都消失了。

走进音乐厅后，盖茨比旋开钢琴旁边一盏孤独的台灯。他颤抖着用火柴替黛熙点燃香烟，然后陪她在房间远端的沙发上坐下，那边光线很暗，只有地板反照出走廊漏进来的微弱灯光。

克里普斯普林格先生弹完《爱巢》之后，坐在凳子上转过身，闷闷不乐地在黑暗中寻找盖茨比的身影。

“我好久没练习了，这你也知道的。我跟你说过我不能弹。我好久没练……”

“别说这么多话，老兄，”盖茨比命令他，“弹吧！”

无论是早上，

还是晚上，

我们玩得很爽……

外面风声变大了，海湾上掠过一道微弱的闪电。此刻西卵已是万家灯火，电动火车载满乘客，冒雨从纽约归来。在这人世发生巨变的时刻，空气中弥漫着兴奋的情绪。

毫无疑问，千真万确

富人会生钱，穷人只会生……孩子

尽管如此，

哪怕如此……[11]

走过去道别的时候，我发现那种惶惑的表情又回到了盖茨比脸上，仿佛有点怀疑他目前这种快乐的真假。差不多五年了！那天下午，黛熙肯定有不少地方让他大失所望——倒不是说黛熙本人有什么缺点，而是因为他把黛熙幻想得太美好。这幻想超越了黛熙，超越了所有事物。他这几年的心血全用来创造这个幻想，不停地为它添砖加瓦，将他遇到的一切美好东西都用来修饰它。再似火的热情，再漂亮的外表，也比不上为情所困的心堆积起来的幻想。

就在我望着他时，他明显已经有点适应现实了。他握紧黛熙的手；黛熙在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于是他动情地转过身去。我想最让他入迷的是那声音，那抑扬顿挫、热情奔放的声音，因为它的动听是盖茨比梦想不到的——那声音是一曲不死的歌。

他们完全忘了我，但随后黛熙眼睛朝上看了我一眼，把手伸出来跟我握别；至于盖茨比，他对我根本视若无睹。我走到门口，再次回头望望他们，他们也在看着我，远远地，仿佛处在另一个世界。然后我走出那个房间，走下大理石台阶，走进雨里，留下他们两个在一起。

[1]康尼岛（Coney Island）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南部，濒临大西洋，岛上建有游乐园。

[2]《拉克伦特城堡》是一本1800年出版的小说，作者为玛丽娅·艾吉沃斯（Maria Edgeworth），普遍认为它是英语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小说。

[3]即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他在书房里思考哲学问题时喜欢凝望窗外教堂的尖顶。

[4]西方的复古风格建筑是指文艺复兴之后，仿照古代希腊、罗马样式建造起来的房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那些因工业发家的富豪热衷于修建仿古建筑，兴起了一股复古热潮。

[5]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是法国皇后，以奢靡的生活作风著称。

[6]1660年，英王查理一世的长子查理二世结束多年的流亡生涯，回到伦敦，被拥戴为英国国王，正式宣告被克伦威尔中断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英国历史学家将1660年查理二世登基到1688年詹姆斯二世因光荣革命而逊位这段时期称为复辟时代。复辟时代风格会客室的主要特点是大量使用来自印度、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器具，装饰上以中国风为主。

[7]默顿学院是牛津大学的附属学院，作者用“默顿学院图书馆”来暗示盖茨比的书房有丰富的藏书。

[8]亚当式建筑的主要特点是古朴、繁复和豪华，它是由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1728–1792）和他的弟弟詹姆斯·亚当（James Adam，1732–1794）倡导的，这两个苏格兰建筑学家提倡从古典时期汲取灵感。

[9]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法国修道院的僧侣发明的一种昂贵药酒。

[10]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命名的发型。男子的蓬巴杜发型是将头发卷起来往后梳，露出整个额头。

[11]这是一首1921年的流行歌曲，歌词的内容是一个青年男子劝解他的恋人，说他们虽然贫穷但拥有快乐。古斯·卡恩（Gus Kahn）和雷蒙德·艾根（Raymond Egan）作词，理查德·怀亭（Richard Whiting）作曲。

第六章

大约在这段时间的某天早上，纽约有个上进的青年记者来到盖茨比家门口，问他是否有话要说。

“你要我说什么话呢？”盖茨比礼貌地问。

“哎呀……随便说说就可以。”

不清不楚地纠缠了五分钟之后，终于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那记者曾在报社听人提到盖茨比的名字，但他不肯说那人是谁，也许根本就不认识。这天他正好休息，于是精神可嘉地赶过来“看看”。

那记者是无的放矢，但他的直觉是对的。那年夏天，数百个接受过盖茨比招待的人自诩为他的知交，到处信口开河地宣扬他的经历，于是盖茨比的名头越来越响，就快成为新闻人物了。各种轰动一时的传说，比如“用地下管道从加拿大走私烈酒”，都被说成跟他有关；还有个流传很久的谣言，说他住的地方根本不是一座房子，而是一艘外观像房子的船，偷偷地在长岛沿岸开来开去。至于北达科他州的詹姆斯·盖兹为何对这些流言甘之如饴，这倒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詹姆斯·盖兹——这是他的真名，至少是他法律上的名字。把名字改掉那年他十七岁，那是他毕生事业的开端——当时他看见达恩·科迪的游艇停泊在苏必利湖[1]最危险的水面上。那天下午穿着破旧的绿色球衣和帆布裤在沙滩上消磨时间的是詹姆士·盖兹，而借了小船划到“陀罗美号”通知科迪半小时内可能会有大风刮翻游艇的，却已经是杰伊·盖茨比了。

我猜他早就想好要换成这个名字了。他父母是穷困潦倒的农民——他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当成亲生父母。其实长岛西卵的杰伊·盖茨比来自他对自己的柏拉图理念。他是上帝之子——他确实是这么自诩的——他必须为他的天父效命，献身于一种庸俗而浮华的大美。所以他创造的这个杰伊·盖茨比，正是十七岁的男孩所崇拜的英雄人物，而他也矢志不渝地忠于这个理想。

此前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苏必利湖南岸艰难度日，每天捞蛤蜊、打鲑鱼，也做其他能带来食物和床铺的事情。他那被阳光晒得发黄的结实身体时而勤劳时而懒惰，自在地度过了那些气候宜人的日子。他早就跟不少女人发生过关系，这些女人很宠爱他，反倒惹他看不起，因为年轻的少女太无知，成熟的女人则常常因为他做了某些事情变得歇斯底里——而在只顾自己感受的他看来，他做那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但他的心总是止不住地躁动。夜里躺在床上时，他会产生各种荒诞离奇的想法。他脑海中慢慢浮现的是美好得难以言喻的浮华世界，全然忘了时钟在脸盆架上滴答响，月光如水般地浸润着地上乱糟糟的衣服。每天晚上他都会为各种梦想锦上添花，直到倦意袭来，让他在栩栩如生的幻境中沉沉睡去。这些胡思乱想让他的想象力有了宣泄的出口，也给了令他心满意足的暗示：现状并不是真实的，世界是可以牢牢地建立在仙女的羽翼之上的。

更早之前几个月，为了寻找光明的前程，他曾到明尼苏达州南部的圣奥拉夫学院半工半读。他在这个路德派的小学校待了两个星期，大失所望地发现那里对他的远大抱负和命运本身漠不关心，也很憎恶那份打扫宿舍的工作。然后他四处流落，最后还是回到了苏必利湖；那天他依然为没找到正经事情做而发愁，随即看见达恩·科迪的游艇在湖边浅水区抛下锚来。

当时科迪已是五十几岁的老人，他曾涉足内华达州的银矿、犹空地区，以及1875年以来每个发现金属矿藏的地方。蒙大拿铜矿的生意让他发了好几百万的横财之后，他的身体依然健壮，但头脑已经有点糊涂了。无数察觉到这种情况的女人都想来骗他的钱。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艾拉·凯伊，这位女记者抓住他的弱点，扮演了曼特农夫人[2]的角色，打发他乘坐游艇到海上环游，这是1902年许多报刊竞相披露的新闻。他乘游艇沿着各处海岸游玩了五年，所到之处大受欢迎，然后来到苏必利湖的少女湾，成为詹姆斯·盖兹的命中贵人。

当年轻的盖兹扶着双桨，仰望围着栏杆的甲板，那艘游艇在他眼里代表了人世间所有的美丽和魅力。我猜想他对科迪微笑了——他可能早已发现人们喜欢他的笑脸。反正科迪问了他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引出了那个崭新的名字），发现他机智敏捷，而且又极有抱负。几天后，科迪把他带到德卢斯[3]，给他买了一件蓝色的上衣、六条白色的帆布裤和一顶游艇帽。当“陀罗美号”扬帆前往西印度群岛和巴贝里海岸[4]时，盖茨比也跟着去了。

他并没有特定的职务——陪在科迪身边时，他先后当过厨房总管、大副、船长和秘书，甚至当过监护人，因为清醒的达恩·科迪知道醉后的达恩·科迪会做出各种挥金如土的荒唐事，于是逐渐把各种重要的任务都托付给盖茨比。这种关系维持了五年，在此期间“陀罗美号”环绕美洲大陆转了三圈。它本来会永久持续下去的，只是某天夜里艾拉·凯伊在波士顿登上了游艇，一个星期之后，达恩·科迪被活活气死了。

我记得曾在盖茨比的卧室见过他的照片，这老人满头白发，面色红润，有一张冷酷无情的脸。他是那种沉湎酒色的拓荒者；这类人曾在某个时期将西部妓院酒馆的粗暴习气带到东部沿海地区的社交生活中来。大概是受到科迪的间接影响吧，盖茨比基本上不喝酒。在那些欢乐的宴会上，常常有女人死皮赖脸向他劝酒，但盖茨比本人早就养成了远离酒精的习惯。

他继承的钱其实来自科迪，一笔两万五千美元的遗产。他没拿到这笔钱。他始终不明白别人用来对付他的法律手段，但数百万美元完完整整地都归艾拉·凯伊所有了。他得到的是一段特别适合他的教育；杰伊·盖茨比原本只是模糊的轮廓，这时已经变得具体而形象了。

这个故事是他很久以后才告诉我的，我在这里写下来，是为了替他辟谣，那些有关其经历的传言，没有一丁半点是真的。再者，他跟我说起这些话时，我对他的看法已经很矛盾了，既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又觉得半句都不可信。所以我趁这个短暂的停顿，趁着命途多舛的盖茨比终于能喘口气的时候，把它写出来以正视听。

当时我和他的交往也陷入了停顿。我接连几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也没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大多数时间我住在纽约，和乔丹谈情说爱，试图讨好她那年迈的姑妈。但最后我又去他家了，是在某个星期天下午。我进去还不到两分钟，就有人带着汤姆·布坎南来讨杯酒喝。我当然吓坏了，但其实真正值得吃惊的是，这种事情居然直到现在才发生。

他们三个人之前在外面骑马——汤姆、一个叫斯隆的男人，还有个漂亮的女人，她穿着棕色的骑马服，以前来过这里的。

“我很高兴见到你们，”盖茨比站在门廊上说，“很欢迎你们进来坐坐。”

其实他们才不管盖茨比是否欢迎呢！

“请坐，请坐。来根香烟或者雪茄吧。”他在客厅里匆匆地走来走去，不停地按铃叫佣人来。“喝的东西马上就来。”

汤姆的光临让他有点措手不及。但反正每逢有客人上门，他总是很拘谨地忙着拿东西出来招待他们，因为他其实隐约知道这些人就是为了这个来的。斯隆先生什么都不想要。来杯柠檬汁？不用啦，谢谢。香槟呢？什么都不要，谢谢……真是抱歉……

“你们骑马骑得好吗？”

“这周围的道路非常好。”

“我想汽车不……”

“是啊。”

盖茨比抑制不住心里的冲动，转头去看汤姆，刚才他是被当成陌生人介绍给盖茨比的。

“我们以前见过面的，布坎南先生。”

“是啊，”汤姆强装礼貌地说，但他显然没想起来。“我们见过。我记得非常清楚。”

“大约两个星期前。”

“对，对。当时你和尼克在一起。”

“我认识你太太，”盖茨比继续说，这几乎是挑衅了。

“真的吗？”

汤姆扭头看着我。

“尼克，你就住在附近吗？”

“隔壁。”

“真的吗？”

斯隆先生没有开口，而是大模大样地靠在椅背上；那女人也没有说话——后来两杯香槟下肚，她突然变得健谈起来。

“下次我们都来参加你的宴会吧，盖茨比先生，”她提议说，“你觉得呢？”

“当然好啊，你们肯来我很高兴。”

“非常好，”斯隆先生毫不感激地说，“嗯——我们应该回家了。”

“不要这么着急，”盖茨比恳切地对他们说。现在他变得镇定了，想要多了解汤姆。“你们何不……何不留下来吃晚饭呢？说不定纽约也会有人来呢。”

“你到我家吃饭吧，”那位女士热心地说，“你们俩都来。”

她连我也请了。斯隆先生站起来。

“走吧，”他说——但只对那位女士说。

“说真的，”她执意地说，“我希望你们去。我家地方很大。”

盖茨比犹疑地看着我。他想要去，但没看出来斯隆先生刚刚表示他不该去。

“我恐怕去不了，”我说。

“好吧，那你来，”她极力邀请盖茨比。

斯隆先生在她耳边嘀咕了几句。

“现在出发就还来得及，”她大声地固执己见。

“我没有马，”盖茨比说，“以前我在部队常常骑，但我没买过马。我只能开车跟你们去了。请稍等我一分钟。”

我们四个人走到门廊，斯隆和那位女士站到旁边，激烈地争论着。

“天哪，他居然要去，”汤姆说，“难道他不知道她根本不想请他吗？”

“她说她要请的。”

“她今晚有个盛大的宴会，他去了谁也不认识。”他皱起眉头，“我很奇怪他到底是在哪里遇到黛熙的。上帝作证，可能我是老思想，但现在的女人到处抛头露面，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她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疯子。”

斯隆先生和那位女士突然走下了台阶，登上他们的马。

“走吧，”斯隆先生对汤姆说，“我们迟到啦。赶快走。”然后又对我说：“跟他说我们没时间等了，好吗？”

汤姆和我握手道别，另外两人跟我冷淡地点了点头，然后他们沿着车道一溜快跑，消失在八月的树荫里。这时盖茨比手里拿着帽子和薄外套，正好走出前门。

汤姆显然不放心黛熙一个人出来玩，因为接下来那个星期六晚上，他陪黛熙来参加盖茨比的宴会。也许他的出席使那天晚上的气氛变得特别压抑——那年夏天我在盖茨比家参加了不少宴会，这次印象尤其深刻。人还是那些人，至少还是那类人，香槟还是源源不断地漫溢着，还是五颜六色、七嘴八舌的喧闹，但我觉得现场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充盈着一种沉闷的氛围。或许是因为我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合，渐渐认为西卵自成天地，有其自身的风俗和独特的人物，是独一无二的好地方，但现在我却通过黛熙的眼睛来重新认识它。如果你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你费了很大劲才适应的事物，感到难受总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来时已是黄昏。我们在数百位耀眼的客人中漫步，黛熙的喉咙不断弹奏出婉转动听的呢喃。

“这种场合让我很兴奋，”她低声说，“如果你今晚想要亲我，尼克，请随时跟我说，我会很乐意替你安排的。你只要喊我的名字。或者出示一张绿卡片。我正在散发绿……”

“请四处看看，”盖茨比提议说。

“我一直在看呀。我觉得真是太……”

“你肯定看到许多闻名已久的人物。”

汤姆傲慢的眼睛扫视着人群。

“我们很少出来玩，”他说，“其实我刚才还觉得这里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

“也许你认识那位女士。”盖茨比指着一个明艳照人、美若兰花的女人，她雍容地坐在一株白梅树下。汤姆和黛熙望过去，认出那是某个向来只在大银幕上见到的电影明星，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她好美啊，”黛熙说。

“在她面前弯着腰那人是她的导演。”

他郑重其事地带他们认识一群又一群的宾客。

“这位是布坎南太太……这位是布坎南先生……”略微犹豫之后，他立即补充说，“马球高手。”

“谬赞啦，”汤姆赶紧谦让，“我算不上。”

但盖茨比显然很喜欢这个称号，因为那天晚上他逢人便说汤姆是“马球高手”。

“我从来没见到过这么多名人，”黛熙惊喜地说，“我喜欢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鼻子有点发青那个。”

盖茨比说出那人的名字，又说他只是个小制片人。

“嗯，反正我喜欢他。”

“我宁愿自己不是马球高手，”汤姆高兴地说，“我宁愿当一个景仰这些著名人物的……无名小卒。”

黛熙和盖茨比跳舞了。我记得当时很吃惊，因为他的狐步舞跳得既优雅又合拍——而在此之前我从未见他跳过舞。然后他们漫步到我家，在台阶上坐了半个小时，而我则应黛熙的要求，在花园里望风。“以防走火或者发洪水，”她解释说，“或者有什么天灾。”

我们一起坐下来吃晚餐时，汤姆这位无名小卒出现了。“你介意我去陪那些人吃饭吗？”他说，“那边有个家伙说话很风趣。”

“去呀，”黛熙善解人意地说，“把我这支小金笔拿去，你想记下地址的时候可以用。”……过了片刻，她望望四周，告诉我那个女孩“粗俗但很漂亮”，我知道除了和盖茨比独处那半个小时，她其实过得并不快乐。

我们这桌人喝得特别醉。这都怪我——盖茨比被叫去听电话，而两个星期前刚认识那些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挺有趣的。但原本让我感兴趣的东西这时已经变得索然无味。

“你还好吧，贝德克小姐？”

我问候的那女孩正要向我的肩膀靠过来，但还没靠到。听到这句话，她立刻坐直了，睁开了眼睛。

“什么啊？”

有个昏昏欲睡的大块头女人刚才一直在敦促黛熙明天陪她到本地的俱乐部打高尔夫球，这时她替贝德克小姐打圆场说：“哎呀，她没事的啦。她要是喝上五六杯鸡尾酒，就会像这样大喊大叫。我早就跟她说过不能多喝酒的。”

“我确实没多喝呀，”受指责的那位茫然地说。

“那次我们听见你在大叫，所以我对这里的西维特医生说：‘有个人需要你的帮助，医生。’”

“她很领你的情，这是肯定的，”另外一位朋友毫不感激地说，“可是当时你把她的头按到游泳池里，把她的裙子都弄湿了。”

“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别人把我的头按到游泳池里，”贝德克小姐口齿不清地说，“有一次在新泽西他们差点把我淹死。”

“那么你应该戒酒，”西维特医生反驳说。

“说说你自己吧！”贝德克小姐激动地喊道，“你的手抖个不停。我就算要做手术也不找你开刀！”

情形大概就是这样。我记得到最后我和黛熙站在一起看着那位电影导演和他的明星。他们仍在白梅树下，两张脸凑得很近，中间只隔着一道淡淡的月光。我怀疑那导演整晚都在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朝女明星弯下腰去，到现在终于靠得这么近了。然后我看见他弯下最后一度，亲上了她的脸颊。

“我喜欢她，”黛熙说，“我觉得她很漂亮。”

但别的一切都让她反感——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她的反感并不针对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整体的感觉。她厌恶西卵，几个百老汇名流的光临就让这个长岛渔村硬生生地变成前所未有的“胜地”。她厌恶那种与老派社交礼仪龃龉不合的粗俗习气，厌恶西卵居民那种原本家徒四壁而后富可敌国的过于突兀的命运。她无法理解这种简单的现象，所以觉得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陪他们坐在前门的台阶上等车。这里很暗，只有明亮的前门发出十平方英尺的光线，击破了黎明前的幽黑。楼上更衣室的百叶窗上不时有人影闪过，这些络绎不绝的人影大概是在对着一面看不见的镜子涂脂抹粉吧。

“这个盖茨比到底是什么人？”汤姆突然气势汹汹地问，“一个大私酒贩子？”

“你在哪里听来的？”我问。

“这不是我听来的。是我想到的。许多这种暴发户其实都是大私酒贩子，你也知道的。”

“盖茨比不是这种人，”我懒得多说。

他沉默了片刻。车道的碎石被他踩得吱嘎响。

“他肯定花了很大力气才把这些九流三教的人请到一起。”

微风吹得黛熙的灰皮领上的细毛像薄雾般轻轻晃动。

“这些人至少比我们认识那些有趣多了，”她不自然地说。

“刚才你好像不怎么高兴啊。”

“谁说的，我很高兴。”

汤姆哈哈大笑，扭头看着我。

“你刚才注意到黛熙的脸色吗？就是那个喝醉的女孩请黛熙替她冲冷水澡那会儿。”

黛熙开始跟着音乐轻轻地歌唱，她的歌喉婉转而动听，把每个字都唱得具有一种以前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再有的意义。她曼妙的歌声随着曲调的高低而变化，其音色之纯美足以媲美女低音歌唱家，时而低回时而激昂地将她温馨的魅力挥洒给夜空。

“这里有许多人是不请自来的，”她突然说，“那女孩就没受到邀请。他们直接闯上门来，他又不好意思拒绝。”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人，做什么事，”汤姆旧话重提，“我想我会搞清楚的。”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她回答说，“他是开药房的，有很多家大药房。那些都是他亲手创办的。”

那辆姗姗来迟的豪华轿车缓缓地驶过来。

“晚安，尼克，”黛熙说。

她的目光离开我，直奔光线明亮的台阶上端而去，那年流行的伤感华尔兹舞曲《凌晨三点钟》[5]正从前门飘扬而出。终归到底，盖茨比的宴会虽然不讲繁文缛节，却有着罗曼蒂克的可能性，而这在她的世界里是完全没有的。这首动听的乐曲不就引得她忍不住想要回到里面吗？在随后几个小时，那昏暗的大厅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也许会有一位不可思议的宾客，一个倾城倾国的佳人，一个明艳动人的少女，向盖茨比投去倾慕的眼神，然后刹那间的神奇邂逅就会把五年的坚贞不渝一笔勾销。

那晚我待了很久。盖茨比让我等到他有空再聊几句，于是我在花园里流连，直到那些下海游泳的客人浑身哆嗦、嘻嘻哈哈地从黝黑的沙滩跑上来，直到楼上那些客房的灯光都熄灭了。然后他终于从台阶上走下来，他那晒得发黄的皮肤在脸上绷得异乎寻常的紧，眼睛还是很亮，但有点倦意。

“她不喜欢这场宴会，”他迫不及待地说。

“她当然喜欢啦。”

“她不喜欢的，”他固执地说，“她今晚玩得不是很高兴。”

他沉默了半晌，我猜他心里大概有什么说不出的苦恼。

“我感觉和她离得很远，”他说，“很难让她明白我的想法。”

“你是说跳舞的事情吗？”

“跳舞？”他打个响指，把他开过的所有舞会都取消了，“老兄，跳舞并不重要。”

他对黛熙没别的要求，只希望她走到汤姆面前并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在她用这句话抹杀过去四年之后，他们就能决定要采取哪些更为实际的步骤。其中一个步骤是，等她恢复自由，他们将会重返路易斯维尔，在她家举办婚礼——仿佛一切回到了五年前。

“她不理解，”他说，“她以前很善解人意的。我们常常坐上几个小时……”

他说到这里就停了，开始凄凉地在满地果皮、客人收下又丢弃的礼物和被踩烂的花朵之间走来走去。

“还是别要求她太多吧，”我斗胆提议，“人是无法回到从前的。”

“无法回到从前？”他不以为然地喊道，“当然是可以回去的！”

他神经兮兮地东张西望，仿佛“从前”就躲在他的房子的阴影里，只要伸出手就能抓到。

“我会把所有事情安排得像从前那样，”他坚决地点着头说，“她会明白的。”

他说了许多从前的事，我觉得他是想找回某种他和黛熙恋爱时丢失的东西，也许是他对自己的某些看法。他的生活在那以后变得混乱不堪，但如果他能回到某个起点，慢慢地重新再来，他就能找到丢失的到底是什么……

……五年前的某个秋夜，他们在街上走啊走，落叶纷纷飘下，他们走到一个没有树的地方，人行道上洒满了皎洁的月光。他们在那里停下脚步，转身彼此对视。夜凉如水，空气中弥漫着每年夏秋之交特有的神秘而兴奋的气息。安静的灯光从几处屋宇中透射出来，打破了黑暗的夜色，天上的星星也不肯安宁，片刻不停地闪烁着。借眼角的余光望去，盖茨比看见一段一段的人行道变成了梯子，直通到树梢上方某个秘密的地方——只要他独自往上爬，他就能爬上去；爬到顶部之后，他就能吮吸生活的乳头，大口大口地喝下那无与伦比的神奇奶汁。

眼看黛熙白皙的面庞向他的脸凑过来，他的心越跳越快。他深深地知道，只要他亲吻这个女孩，让他那些无法言喻的梦想和她容易消失的呼吸永远地结合起来，他的精神就再也不能像上帝那样自由自在、毫无羁绊了。所以他等待着，再次静静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他亲吻了她。在他的嘴唇的触碰之下，黛熙像花朵般为他盛放，而他从此也就脱胎换骨，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听完他说的这番话，听完他伤感的回忆，我似乎想起了什么——某段飘忽不定的乐曲，几句早已遗忘的歌词，也许是很久以前在某个地方听过的歌。刹那间，有句话试图通过我的嘴跑出来，而我的双唇像哑巴那样张开，仿佛除了一丝受惊的空气，还有什么在它们之上挣扎。但它们终于没有发出声音，而我几乎就要想起来的东西，也变得永远不可言传。

[1]苏必利湖（Lake Superior）是美国五大湖之一，北边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接壤，南边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它是世界上表面积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世界上体积第三大的淡水湖。

[2]曼特农（Madame de Maintenon，1635–1719），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第二任妻子，她原本出身贫寒，但后来通过各种手段，爬上了权力的高位。

[3]德卢斯（Duluth）是明尼苏达州的港口城市，圣路易郡的郡治所在。

[4]西印度群岛是北美洲的岛群，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之间；巴贝里海岸，即北非的中西部地区，相当于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及利比亚。

[5]《凌晨三点钟》（Three o’clock in the Morning）是一首当年很流行的华尔兹歌曲，通常在舞会或者宴会结束时播放。西奥多娜·莫斯（Theodora Morse）作词，朱利安·罗波多（Julian Robledo）作曲，1922年，保罗·惠特曼和他的管弦乐团灌录了这首歌曲。

第七章

就在人们对盖茨比的好奇达到顶点期间，有个星期六晚上，他家的灯光竟然没有亮起——如同当初莫名其妙开始那样，他的特里马乔[1]生涯莫名其妙结束了。起初我倒没注意，后来才发现那些轿车满怀希望地驶入他的车道，只待上不到一分钟，就大失所望地离开了。我怀疑他可能病了，于是走过去想要看个究竟——有个面目狰狞的陌生男佣打开门，狐疑地斜眼看着我。

“盖茨比先生病了吗？”

“没有。”过了片刻，他才勉为其难地补上“先生”两个字。

“我最近没看到他，所以有点担心。请跟他说卡拉威先生来过。”

“什么先生？”他相当无礼地问。

“卡拉威。”

“卡拉威。好的，我会跟他说的。”

他猛然砰地把门关上。

我的芬兰女佣告诉我，盖茨比上星期解雇了家里所有佣人，另外请了五六个来，这些人从不为了回扣到西卵村的商店买东西，而是通过电话订购数量不多的日常用品和食物。杂货店的小伙子说厨房脏得像猪圈，村民普遍认为这些新来的根本不是佣人。

第二天盖茨比给我打电话。

“你要出远门啦？”我问。

“没有，老兄。”

“听说你解雇了所有的佣人。”

“我需要不会说闲话的佣人。黛熙最近经常来——都是在下午。”

原来这整座大酒店会像纸牌搭的房子那样倒掉，只是因为黛熙看不顺眼。

“他们是沃夫希姆的手下，正好要找事情做。他们都是兄弟姐妹，原来开过一家小旅馆。”

“我明白了。”

他打电话来是受黛熙之托——我明天能到她家吃午饭吗？贝克小姐也会去。半小时后，黛熙亲自打来电话，发现我愿意去，她似乎很欣慰。可能会有事发生。可是我不敢相信他们会选择这样的场合来摊牌——他们居然准备落实盖茨比那晚在花园里提出的计划，让黛熙和汤姆从此恩断义绝。

隔日天气很热，虽然暑气将尽，但那天肯定是当年夏季最热的。当我乘坐的火车从隧道驶入阳光里，只有国民饼干公司[2]火辣的哨声打破了正午炙热的静寂。车厢里的稻草座席简直就要起火，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女人起初还矜持地任由汗水浸湿她的束腰衬衣，后来她的报纸也被顺着手指流下的汗水弄湿，这时她热得整个人都蔫下来了，发出绝望的哀叹。她的钱包啪地一响掉在地上。

“哎呀！”她惊呼。

我吃力地弯下腰，把它捡起来，递还给她。我拈着钱包的一角，把手伸得长长的，表示我对它并无非分之想——但周围的每个乘客，包括那位女士，还是怀疑我想将其据为己有。

“好热啊！”售票员对那些熟悉的面孔说，“这鬼天气……好热！……好热！……好热啊！……你们觉得热吗？热不热呀？热……”

我的车票回到我手上时，已经多出他的手留下的黑印。天气这么热，怎么还会有人关心他亲吻过谁的红唇，谁的眼泪流湿了他胸前的睡衣口袋呢！

……盖茨比和我站在布坎南家门口等待着，这时门厅里吹出微弱的风，带来一阵电话的铃声。

“我家主人的尸体？”管家对着话筒大声说，“对不起，太太，我们交不出来……今天中午太热了，碰都没法碰！”

其实他说的是：“是的……是的……我看看。”

他放下听筒，向我们走过来，看上去有点冒汗，伸手接过我们的硬草帽。

“夫人在客厅恭候两位！”他响亮地说，毫无必要地指出了方向。在这么热的天，每个多余的动作都是对生命能量的浪费。

由于窗户外面都装了遮阳篷，客厅里很阴凉。黛熙和乔丹躺在巨大的沙发上，好像两身银像，各自压住自己的白色长裙，以免被嘶嘶响的电风扇吹动。

“恕我们不能站起来招呼你们啦，”她们异口同声地说。

乔丹涂了白粉的棕色手指在我手心搁了片刻。

“马球高手托马斯·布坎南先生呢？”我问。

话音刚落，我就听到他的声音，粗着嗓子低声地在门厅里接电话。

盖茨比站在绯红色的地毯中央，好奇地四处看看。黛熙望着他，发出甜腻而兴奋的笑声，有些细小的粉末从她胸口冉冉升起。

“有人造谣说，”乔丹压低声音说，“打电话来的是汤姆的相好。”

我们默不作声。门厅里的声音变得愤激起来：“非常好，我根本就不想把车卖给你……我又不欠你什么东西……下次别在午餐时间来骚扰我，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他挂上话筒说给我们听的，”黛熙嗤之以鼻地说。

“不是啦，”我安慰她说，“这门生意如假包换。我正好有所了解。”

汤姆猛地推开房门，庞大的身躯霎时把门口堵住，然后阔步走进客厅。

“盖茨比先生！”他很好地掩饰了他的憎恶，伸出他那扁平的大手，“很高兴见到你，先生……尼克……”

“给我们弄点冷饮来啊，”黛熙大声地说。

看到汤姆又走出客厅，她赶紧站起来，走到盖茨比身边，捧着他的脸往下拉，向他的嘴亲过去。

“我爱你，你知道的，”她喃喃地说。

“别忘了有女客在场，”乔丹说。

黛熙转过头来，满是不解的神色。

“你也可以亲亲尼克呀。”

“这女人多么低俗！”

“我不管！”黛熙昂然自若地说，随即在砖砌的壁炉前跳起舞来。然后她想起来天太热，又羞赧地坐到沙发上，这时有个穿着整洁的保姆领着一个小女孩走进客厅。

“乖——宝贝，”她哄着说，同时伸出了双手，“来妈妈这里，妈妈最爱你啦。”

保姆把手松开，那孩子从客厅门口冲过来，害羞地把头埋进她母亲的裙子里。

“乖乖的宝贝啊！妈妈的粉有没有沾到你黄黄的头发呀？快站起来，跟客人说‘你好’。”

盖茨比和我轮流弯下腰，握住那只畏缩的小手。然后他一直惊奇地盯着那孩子看。我想他以前并不相信这个孩子真的存在。

“我还没吃午饭就穿上漂亮衣服了，”那孩子说，热切地转身给黛熙看。

“那是因为你妈妈需要你来长脸呀，”她弯下腰去亲亲那女孩细细的白皙脖子，“你真美啊，你绝对是个小美人。”

“是的，”那孩子镇定地承认，“乔丹阿姨也穿着白裙子。”

“你喜欢妈妈的朋友吗？”黛熙把她转过来，让她面对着盖茨比，“你觉得他们漂亮吗？”

“爸爸在哪里？”

“她长得不像她父亲，”黛熙解释说，“她长得像我。她的头发和脸型都像我。”

黛熙又往后靠到沙发上。保姆向前踏上一步，伸出她的手。

“来吧，小帕。”

“再见，乖女儿。”

那个很有家教的女孩被保姆拉着，恋恋不舍地回头望，被拉出了客厅。这时汤姆正好回来，端着四杯装满冰块的金酒。

盖茨比拿起他的酒杯。

“看上去蛮冰凉的，”他说，显得很紧张。

我们慢慢地、贪婪地喝着酒。

“我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人写文章说，太阳一年年变得越来越热，”汤姆友善地说，“好像过不了多久，地球就会掉进太阳里——哦，不对，我说错了。恰好相反，太阳是一年年变得越来越冷。”

“到外面去吧，”他动员盖茨比说，“我想让你看看这个地方。”

我随他们走到外面的阳台。碧绿的海湾在闷热的空气中波澜不兴，但见一艘小小的帆船慢慢地向远海爬去。盖茨比目送它航行了片刻，然后举起手，指着海湾彼岸。

“我就住在你家正对面。”

“是啊。”

我们的眼睛越过玫瑰花丛、炎热的草坪和海边无精打采的杂草。那艘小船的白翅膀在湛蓝的天空下缓缓移动。前方是扇贝般的海面和许多美丽的小岛。

“这是多好的运动啊，”汤姆点着头说，“我真想去跟他玩上个把小时。”

午饭是在餐厅吃的，那里也很阴凉，大家强颜欢笑地喝着冰凉的麦芽酒。

“今天下午大家做什么好呢？”黛熙大声说，“明天呢？今后三十年呢？”

“别担心，”乔丹说，“等到秋高气爽，生活又会重新开始。”

“但这天太热了，”黛熙固执地说，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什么事都是乱七八糟的。我们到城里去吧！”

她的声音在闷热中挣扎，不停地拍打着它，把无影无踪的它变得有形有状。

“我曾听说有人把马房改成车库，”汤姆对盖茨比说，“但把车库改成马房的，在下还是第一个。”

“谁要去城里？”黛熙毫不动摇地说。盖茨比的眼光向她飘过去。“哎呀，”她高兴地说，“你看上去真酷。”

他们的眼神相遇了，开始凝望着对方，旁若无人的样子。黛熙勉强把眼光降到餐桌上。

“你总是这么酷，”她又情不自禁地说。

她刚才说过她爱盖茨比，现在汤姆·布坎南亲眼看到了。他惊呆了。他微微张开了嘴巴，看看盖茨比，又看看黛熙，仿佛刚刚认出黛熙就是他很久以前认识的某个人。

“你很像广告里那个人，”她毫无察觉地接着说，“你知道的，广告里那个人……”

“好啦，”汤姆赶紧插口说，“我完全同意去城里。走吧——我们大家都去城里。”

他站起来，眼睛仍在盖茨比和黛熙之间瞟来瞟去。没有人动。

“走啊！”他有点生气了，“到底怎么回事？如果想去城里，那就动身啊。”

他强压心里的怒气，用有点发抖的手拿起杯子，把剩下的麦芽酒一饮而尽。黛熙开口让我们站起来，大家都走到外面热气腾腾的车道上。

“我们就这样走吗？”她反对说，“这样就走了啊？也不让人先抽根烟？”

“午饭的时候每个人都抽了很多烟。”

“哎呀，你开心点好不好，”黛熙恳求他，“天气这么热，你就别发火了。”

他没有回答。

“随便你吧，”她说，“走吧，乔丹。”

她们到楼上去准备，我们三个大男人站在车道上，用脚把滚烫的石子拨来拨去。一弯银月已经悬挂在西天。盖茨比想要说话，又改变了主意，但这时汤姆已经转过身来，期待地看着他。

“你这个地方有马房吗？”盖茨比勉强地说。

“沿着这条路过去，走大概四分之一英里就到了。”

“哦。”

大家默默无言。

“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到城里去，”汤姆毫无风度地说，“女人的头脑里总是有这些古怪的想法……”

“我们应该带些喝的吧？”黛熙在楼上的窗户喊道。

“我去弄点威士忌，”汤姆回答说。他进了屋子。

盖茨比动作生硬地转向我。

“在他家里我什么话也不能说，老兄。”

“她这人说话不经头脑的，”我说，“她的声音充满了……”我欲言又止。

“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他突然说。

正是如此。我以前没想到。黛熙的声音确实充满了金钱——她那抑扬顿挫、银铃般叮当悦耳、铙钹般清脆动听的声音蕴含着的，正是这种无穷的魅力……仿佛她是白色宫殿里高高在上的公主，是黄金铸就的女郎……

汤姆从屋子里走出来，手里抓住一个用毛巾包住的大瓶子，跟在他身后的是黛熙和乔丹，她们头上都戴着闪亮的小帽子，手臂上披着薄纱。

“大家都坐我的车去吧？”盖茨比提议说。他摸了摸滚烫的绿皮座椅。“我应该把它停在阴凉的地方。”

“你这辆车是手排挡吧？”汤姆问。

“是的。”

“很好，你开我的跑车，让我开你的车到城里。”

这个提议让盖茨比很郁闷。

“我怕汽油可能不够用，”他表示反对。

“汽油还有很多，”汤姆粗声说。他看了看油表。“就算用光了，就找个药店呗。现在药店里什么都有卖。”

听完这句显然毫无意义的话，大家默不作声。黛熙皱眉看着汤姆，盖茨比脸上闪过一丝阴晴不定的表情。这种表情我觉得非常陌生，又隐约能够认出来，仿佛我只听人用言语描述过。

“走吧，黛熙，”汤姆说着用手将黛熙往盖茨比的车上推，“我开这辆马戏团的花车带你。”

他打开车门，但黛熙走出了他的臂弯。

“你带尼克和乔丹吧。我们开跑车跟在你们后面。”

她走到盖茨比身边，拉着他的外套。乔丹、汤姆和我坐进了盖茨比那辆车的前排座位，汤姆试探着推动那不熟悉的挡位杆，于是我们冲进了逼人的热浪之中，将他们甩得不见踪影。

“你看到了吗？”汤姆气鼓鼓地问。

“看到什么？”

他冷冷地望着我，看来已经明白乔丹和我早就知道了。

“你认为我是个白痴，对吧？”他说，“也许我确实是，但我有——我有一种第二知觉，它有时候会告诉我该怎么办。说了你也许不信，但科学……”

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眼前紧急的情况占了上风，将他从理论的深渊边缘拉回来。

“我对这个家伙做过一番小小的调查，”他接着说，“调查本来可以更深入的，只可惜我……”

“你是说你请灵媒了吗？”乔丹幽默地问。

“什么？”看到我们哈哈大笑，他大惑不解地说，“灵媒？”

“问盖茨比的底细啊。”

“问盖茨比的底细？不，我没有。我是说我对他的经历做过一番小小的调查。”

“然后你发现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乔丹帮腔说。

“牛津大学毕业的！”他完全不信。“就凭他那副鸟样！你看他的西装都是红色的。”

“可他就是牛津毕业的呀。”

“新墨西哥州的牛津吧，”汤姆嗤之以鼻地说，“或者什么叫这个名字的烂野鸡大学。”

“喂，汤姆，既然你这么瞧不起他，干吗还请他到你家吃午饭呢？”乔丹生气地质问他。

“是黛熙请的，她在我们结婚前就认识他了——天知道是在什么地方！”

这时我们都有点心浮气躁，因为麦芽酒的后劲上来了。由于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默默地开着车。等到艾克堡医生那双褪色的眼睛在马路的尽头出现时，我想起了盖茨比的警告，怕汽油不够用。

“剩下的油足够开到城里了，”汤姆说。

“但那边就有个汽修厂，”乔丹表示反对，“天气这么烤人，我可不想车开到半路走不了。”

汤姆暴躁地猛踩刹车，车子突然激起阵阵尘土，停在威尔逊的招牌下。过了片刻，老板从汽修厂走出来，两眼无神地盯着轿车看。

“给我们加点油！”汤姆粗鲁地大喊，“你以为我们停下来干什么……欣赏风景吗？”

“我生病了，”威尔逊毫不动弹地说，“今天一天都很难受。”

“怎么回事？”

“我累坏了。”

“难道要我自己动手吗？”汤姆质问他，“刚才在电话里你听上去很精神。”

威尔逊吃力地离开阴凉处，不再靠着门框，喘着气拧开油箱的盖子。他的脸在阳光下是绿色的。

“我也不想打扰你吃午饭，”他说，“但我特别需要钱，我想知道你准备怎么处理你的旧车。”

“你觉得这辆怎么样？”汤姆问，“我上星期才买的。”

“很漂亮的黄色轿车，”威尔逊说，使劲地摇动把手。

“你想买吗？”

“非常想啊，”威尔逊孱弱地笑了，“其实不想啦，但另外那辆可以让我赚点钱。”

“你要钱干什么，这么突然？”

“我在这里待得太久了。我想要离开。我太太和我想到西部去。”

“你太太想去？”汤姆惊得叫了起来。

“她说了有十年啦，”他一只手扶着油泵休息了片刻，一只手替眼睛挡住阳光。“现在她不管想不想都得去。我要带她离开这里。”

跑车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激起一溜灰尘，车上有人挥着手。

“多少钱？”汤姆恶狠狠地问。

“我前两天才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威尔逊说，“所以我想要离开。所以才会打扰你，问你那辆车的事。”

“多少钱？”

“一块二。”

在热浪无休无止的拍打之下，我开始有点糊涂了；我先是感到大事不妙，然后才明白威尔逊的疑心迄今尚未落到汤姆身上。他已经发现梅朵背着他，在别的世界有某种生活，他惊慌得生起病来了。我看看他，又看看汤姆；不到一个小时之前，汤姆也发现了相同的事情——我突然想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无论是智力的高低还是种族的不同，都不如生病与健康的差别来得复杂。威尔逊病得十分厉害，看上去一副罪不可赦的样子——好像他刚刚搞大了某个无知少女的肚子。

“我会把车卖给你的，”汤姆说，“明天下午我派人送过来。”

这地方总是让人隐隐感到不安，哪怕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时我觉得后面好像有点不对劲，于是转过头去。在众多垃圾堆的上方，艾克堡医生的巨眼依然监视着这里，但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不到二十英尺开外，另外有双眼睛正在特别专注地看着我们。

汽修厂楼上有扇窗户的帘子被拉开了一点点，梅朵·威尔逊俯视着那辆轿车。她看得很出神，都没发现有人正在看着她，一种接一种的感情偷偷爬上她的脸庞，就像冲照片时各种东西慢慢地显露出来那样。她的表情既熟悉又奇怪——我常常在女人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但它出现在梅朵·威尔逊脸上显得毫无意义和不可理解，然后我明白了，原来她那双因妒忌和惊恐而睁得很大的眼睛盯着的不是汤姆，而是乔丹·贝克。她误以为乔丹就是汤姆的妻子。

头脑简单的人不犯浑则已，犯起浑来就非同小可；等到我们驱车离开时，汤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的妻子和情妇在一个小时前似乎还对他死心塌地，但现在很快就要与他分道扬镳了。本能促使他猛踩油门，我怀疑他既是为了追上前方的黛熙，也是为了远离身后的威尔逊。于是我们以五十英里的时速朝阿斯陀利亚疾驰而去，然后在高架铁路蜘蛛网般的支架之间，我们看见了那辆不徐不疾的蓝色跑车。

“第五十街附近那些大电影院很凉快的，”乔丹提议说，“我喜欢夏日午后的纽约，大街上冷冷清清的，有一种非常诱惑的感觉——熟透的感觉，就好像各种稀奇古怪的果实随时会掉进你手里。”

“诱惑”这两个字让汤姆更加不安，但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跑车已经停了下来，黛熙示意我们停到旁边。

“我们去哪儿呢？”她大声说。

“去看电影怎么样？”

“天气太热了啊，”她表示不满，“你们去吧。我们就兜兜风，然后再跟你们会合。”接着她勉强又憋出两句开玩笑的话。“我们约好在某个街角碰面吧。你们要是看见一个男人吸着两根香烟，那就是我。”

“别在这里吵架好不好，”汤姆暴躁地说，这时有辆货车在我们后面按响了咒骂的喇叭。“你们跟我来，到中央公园南边，广场酒店前面。”

他数次回头去望他们的车，如果他们被交通灯拦下，他就会减速，直到他们进入视线。我想他当时很害怕他们会拐进某条小巷，永远地驶出他的生活。

但他们没有那么做。比去看电影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居然坐进了广场酒店某个套房的客厅。

走进房间之前那阵漫长而混乱的争吵我已全然忘了，我只深深地记得，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内裤像一条黏糊糊的蛇，不停地在我的双腿间爬来爬去，冰凉的汗珠在我后背滚滚而下。当时黛熙先是提议我们租五个浴室洗冷水澡，然后又提出更为可行的建议，“找个地方喝点冰镇薄荷酒”。每当有人提出新的想法，其他人就会反复地说“这个主意不好”——我们七嘴八舌地把酒店前台搞得不知如何是好，却以为，或者假装以为，我们这样很好玩……

房间很宽敞，也很闷热；虽然已经是下午四点，可是打开窗户后，乘隙而入的只有自公园灌木丛吹来的热风。黛熙走到镜前，背对着我们，站着梳理她的头发。

“这套房好漂亮哟，”乔丹装出乡巴佬进城的样子，敬仰地赞叹说，引得每个人都哈哈大笑。

“再打开一扇窗，”黛熙头也不回地下命令。

“没有窗啦。”

“那么打电话让他们送把斧头……”

“最好别再喊热了，”汤姆不耐烦地说，“你这样嚷个不停只会让天气热上十倍。”

他解开毛巾，把那瓶威士忌取出来，放在桌子上。

“你能别说她吗，老兄？”盖茨比淡定地说，“说要进城的人也是你。”

大家都不说话了。挂在钉子上的电话簿突然啪地掉在地上，乔丹立刻低声下气地说：“对不起”——但这次没有人笑。

“我来捡，”我主动说。

“还是我来吧。”盖茨比查看那根断开的绳子，“嗯”了一声，好像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把电话簿丢到椅子上。

“这是你的口头禅，对吧？”汤姆冷冷地问。

“什么口头禅？”

“你满嘴都是‘老兄’。这是从哪里学来的？”

“喂，看着我，汤姆，”黛熙从镜前转过身来说，“如果你准备进行人身攻击，我马上就离开这里。快打电话叫服务员送点冰块来喝薄荷酒。”

汤姆刚拿起话筒，压抑而炎热的空气中突然响起激情澎湃的音乐，我们侧耳细听，原来是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从楼下的舞厅传来。

“这么热的天，居然还有人结婚！”乔丹惊恐地说。

“你可别说——我就是在六月中旬结的婚，”黛熙回忆说，“六月的路易斯维尔！有人热晕过去了。晕过去那个人是谁呀，汤姆？”

“毕洛西，”他没好气地回答。

“对了，就是毕洛西。他的外号叫‘方块’，是个做纸盒的。真的，不骗你。他来自田纳西州的毕洛西。”

“他们把他抬到我家，”乔丹添油加醋地说，“因为我家和教堂只隔着两座房子。他赖了三个星期，后来我爸将他赶走了。他走后隔日，我爸就去世了。”隔了片刻，她补充道：“这两件事没有任何联系。”

“我认识孟菲斯的比尔·毕洛西，”我说。

“那是他的堂弟。他走前把整个家族的历史都说给我了。他送了我一根高尔夫球杆，我现在还在用呢。”

音乐声渐渐消歇，仪式正式启动，一阵持续很久的欢呼声飘进窗户，随之而来的是断断续续的叫好声，然后是激情澎湃的爵士乐，宣告舞会已经开始。

“我们老啦，”黛熙说，“如果我们还年轻，我们就会站起来跳舞。”

“别忘了毕洛西的前车之鉴，”乔丹警告她，“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汤姆？”

“毕洛西？”汤姆努力回忆着，“我以前没有见过他。他是黛熙的朋友。”

“才不是呢，”黛熙否认，“我以前从没见过他。他是坐你包的火车来的。”

“是的，他说他认识你。他说他是在路易斯维尔长大的。火车快开的时候，阿萨·伯德把他带过来，问是否有位子给他。”

乔丹笑了起来。

“他可能是为了搭便车回家吧。他跟我说他是你在耶鲁的班长。”

汤姆和我茫然地看着对方。

“毕洛西？”

“首先，我们没有班长……”

盖茨比的脚不耐烦地在地上转来转去，汤姆突然望着他。

“对了，盖茨比先生，听说你是牛津毕业的。”

“倒也不能这么说。”

“是吗？我听说你去过牛津呢。”

“是的——我是去过。”

大家默不作声。然后汤姆用怀疑和侮辱的口气说：“你去那里的时间，大概跟毕洛西去纽黑文差不多。”

又是一阵沉默。有个服务员敲敲门，端着捣碎的薄荷叶和冰块走进来，但直到他说了“谢谢”并轻轻地关上房门，大家都没有说话。

“我刚才跟你说我去过那里，”盖茨比说，

“我听到了，但我想知道是什么时候。”

“那是在1919年，我只待了五个月。所以其实不能说我是牛津毕业的。”

汤姆四下环顾，想看我们的脸是否反映出他的怀疑。但我们都在望着盖茨比。

“那是停战后他们为部分军官安排的机会，”他接着说，“我们可以去英国或者法国的任何大学。”

我真想站起来，拍拍他的后背，为他叫好。我对他的信心又完全恢复了，以前也有过几次这样的情况。

黛熙站起来，强作欢颜，走到桌子旁边。

“把威士忌打开，汤姆，”她发布命令似的说，“我来给你弄点冰镇薄荷酒。然后你就不会这么丢人现眼了……你看看这些薄荷叶子！”

“且慢，”汤姆喝道，“我还有话要问盖茨比先生。”

“请讲，”盖茨比礼貌地说。

“你去我家到底是想闹什么事？”

他们终于翻脸了，这正中盖茨比下怀。

“他没有闹事，”黛熙绝望地来回看着他们俩，“闹事的人是你。请你自重一点好不好。”

“你居然要我自重！”汤姆不敢置信地说，“难道现在最时髦的事情就是袖手旁观放任来路不明的无名小卒跟你的太太做爱吗？哼，如果这样才算时髦，你尽可认为我很古板……这年头大家开始蔑视家庭生活和家庭制度了，我看接下去规矩都要被废掉，连黑人和白人也可以通婚了。”

他脸上涨得通红，满嘴胡说八道，好像他自己正在独自守卫着文明社会最后一道防线。

“这里大家都是白人，”乔丹嘀咕说。

“我知道我人缘不好。我没有大办宴席。我看在这个现代社会，你非得把家里变成猪圈才能交到朋友。”

我虽然很生气，大家都很生气，但他每次张开嘴巴，我都忍不住想笑。这人满肚子男盗女娼，竟然能够装得如此道貌岸然。

“我有话要告诉你，老兄……”盖茨比开口了。但黛熙猜到了他的用意。

“别说！”她无助地拦住了话头，“我们大家都回去吧。我们都回家了，好不好？”

“好啊，”我站起来，“走吧，汤姆。没有人想喝酒。”

“我倒想听听盖茨比先生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你的太太并不爱你，”盖茨比说，“她从来没有爱过你。她爱的是我。”

“你肯定疯掉了！”汤姆脱口而出。

盖茨比猛然站起来，显得非常激动。

“她从来没有爱过你，你听到了吗？”他大喊，“她会嫁给你，只是因为当时我很穷，她又不想等我。这是个可怕的错误，但在她心里，她从未爱过别人，她只爱我！”

这时我和乔丹都想走，但汤姆和盖茨比争先恐后地硬要我们留下——仿佛他们都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仿佛能够见证他们的争风吃醋也是一种荣幸。

“坐下，黛熙，”汤姆想要装出父亲教育女儿的口气，但装得不像，“到底怎么回事？你从头到尾说给我听。”

“我已经告诉你怎么回事，”盖茨比说，“已经有五年了——你什么都不知道。”

汤姆转过身严厉地看着黛熙。

“你跟这个家伙来往了五年？”

“不是交往，”盖茨比说，“我们无法见面。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彼此相爱，老兄，而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常常想笑”——但他眼里毫无笑意——“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哦——原来不过如此。”汤姆粗壮的十指像牧师那样合了起来，向后靠着椅背。

“你疯掉了！”他破口大骂，“五年前的事我不管，因为那时我还没有认识黛熙——我真他妈不明白你怎么能接近她，除非你是从后门给她家送杂货的。但别的都他妈是一派胡言。黛熙嫁给我的时候很爱我，她现在也爱我。”

“不，”盖茨比摇摇头说。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她确实爱我。问题在于，有时候她脑袋里会有些愚蠢的念头，也不知道她自己在干什么。”他自以为是地点点头，“更重要的是，我也爱黛熙。我偶尔也会寻欢作乐，干些傻事，但我总是会回来，我心里一直是爱着她的。”

“你真恶心，”黛熙说。她转身看着我，压低了声音，让整个房间充满了颤抖的谴责：“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离开芝加哥吗？我真奇怪大家没有把他那些风流韵事说给你听。”

盖茨比走过去，站在她身边。

“黛熙，旧事不必再提了，”他满怀期待地说，“那已经无所谓。只要告诉他真相，说你从来没有爱过他，那些事就被永远地抹掉了。”

她茫然地看着盖茨比。“是啊，我怎么可能爱过他呢？”

“你没有爱过他。”

她犹豫了。她眼带哀求地看着乔丹和我，仿佛她终于明白她在做什么——仿佛她一直以来根本什么事也不想做。但事情已经做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没有爱过他，”她说，显得很勉强。

“在卡皮奥兰尼[3]时你不爱我吗？”汤姆突然问。

“不爱。”

楼下舞厅里沉闷而令人窒息的音乐声不停地顺着空气的热浪飘上来。

“那天为了让你的鞋不沾水，我背着你走下酒钵山[4]，当时你也不爱我吗？”他哑着嗓子温柔地说，“黛熙？”

“请别说了，”她冷冷地说，但话音里的怨恨已经消失。她看着盖茨比。“你看，杰伊，”她强作镇定地说——但她那想要去点香烟的手却一直在发抖。突然间，她把香烟和燃烧着的火柴丢到地毯上。

“唉，你想要的太多了！”她哭喊着对盖茨比说，“现在我爱你——这还不够吗？过去发生的事情我没法改变。”她开始无助地哭起来。“以前我是爱过他——但我也爱你。”

盖茨比的眼睛睁开又闭上。

“你也爱我？”他喃喃地说。

“连这句话也是骗你的，”汤姆恶狠狠地说，“她早就忘了有你这个人。哼——黛熙和我之间的事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忘记的。”

这些话似乎刺痛了盖茨比。

“我想要跟黛熙单独谈谈，”他语气坚决地说，“她现在太激动了……”

“单独谈我也不能说我没有爱过汤姆，”她痛苦地坦白说，“那不是真话。”

“那当然不是真话，”汤姆赞许地说。

她转身面对她的丈夫。

“别装得你好像很在乎似的，”她说。

“我当然在乎啊。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照顾你。”

“你怎么还不明白，”盖茨比有点惊慌地说，“你再也没有机会照顾她了。”

“真的吗？”汤姆睁大了眼睛，哈哈地笑起来。现在他已经淡定了。“为什么呢？”

“黛熙要离开你。”

“无稽之谈。”

“但我是要离开你，”黛熙很勉强地说。

“她不会离开我！”汤姆突然盛气凌人地对盖茨比说，“她肯定不会为了一个连结婚戒指也要去偷来的大骗子离开我。”

“你怎能这么说呢！”黛熙哭着说，“求求你，我们走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汤姆又是破口大骂，“你是梅耶·沃夫希姆的猪朋狗友——目前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摸过你的底细——明天我还会继续打听。”

“随你的便，老兄，”盖茨比镇定地说。

“我已经揭穿你那些‘药房’[5]的老底。”他转过身看着我们，快速地说，“他和这位沃夫希姆在这里和芝加哥的小巷收购了许多药房，公然把酒精摆到柜台上卖。这是他的鬼把戏之一。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知道他是个私酒贩子，我猜得没错吧。”

“那又怎么样？”盖茨比礼貌地说，“你的朋友瓦尔特·蔡斯不也做这行吗？他可不觉得丢人。”

“你弄了个圈套让他钻，对吧？你让他在新泽西坐了一个月的牢。天哪！你应该听听瓦尔特对你的评价。”

“他来找我们的时候几乎破产了。他非常高兴可以白捡一些钱，老兄。”

“别叫我‘老兄’！”汤姆大声说。盖茨比没有回话。“瓦尔特本来想揭发你违法赌博的，但沃夫希姆恐吓他，要他闭嘴。”

那种陌生然而可以辨认的表情又回到了盖茨比脸上。

“药房的生意只是小儿科，”汤姆慢慢地接着说，“你现在做的事才厉害，连瓦尔特都不敢对我说。”

我望向黛熙，她正惊恐地看着盖茨比和她丈夫。我又看着乔丹，她又开始平衡下巴上某样看不见但很有趣的物品。然后我望着盖茨比——被他的表情吓了一跳。虽然我很讨厌人们在他花园里散布的那些谣言，但他的表情特别凶恶，看上去确实像是“杀过人”。恨不得把汤姆杀死的神情在他脸上盘桓了片刻。

这种表情消失之后，他开始激动地向黛熙说话，矢口否认一切，为尚未有人提出的罪名辩白。但他说得越多，黛熙越是听不进去，越是往后退得离他更远，所以他放弃了，只剩下业已死去的梦想随着午后时光的流逝继续在挣扎，还拼命地想要去触碰那再也不可企及的，还痛苦而又不绝望地想追上房间对面那已消失的声音。

那声音又求着要走。

“求求你，汤姆！我再也受不了啦。”

她惊恐的双眼表明，她原来的决心和勇气无论有多大，现在全都消失了。

“你们俩回家去吧，黛熙，”汤姆说，“坐盖茨比先生的车。”

她望着汤姆，显得很是惶惑，但他坚持这种大方的轻蔑。

“去吧。他不敢再对你怎样的。我想他已经明白，癞蛤蟆终究是吃不上天鹅肉的。”

他们转头就走，片言不留地离开，就这样像幽灵般意外地、决绝地不辞而别，连我们的同情也弃之不顾。

过了片刻，汤姆站起来，开始用毛巾把那瓶尚未打开的威士忌包起来。

“想来点这玩意吗？乔丹？……尼克，你呢？”

我没有回答。

“尼克，你呢？”他又问。

“什么？”

“想来点吗？”

“不了……我刚想起来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三十岁了。又一条艰难凶险的十年之路摆在我面前。

到了晚上七点，我们随着他坐进跑车，启程赶回长岛。汤姆不停地说话，意气风发，哈哈大笑。但在我和乔丹听来，他的声音遥远如同人行道上嘈杂的人声，或者火车从头顶高架铁路驶过的轰隆声。人类的同情心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乐于将他们那场可悲的争吵连同城市的灯火抛诸脑后。我三十岁啦——眼看又是十年的孤独，单身的朋友将会渐渐变少，澎湃的激情必将缓缓淡薄，而我的头发也将会日渐稀疏。但我身边还有乔丹，她不像黛熙那么傻，不会把早该遗忘的梦想年复一年地藏在心里。当我们驶过昏暗的大桥时，她那苍白的脸娇慵地靠在我的肩膀上，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感到非常欣慰，也就慢慢忘记我的三十岁生日毁于这件可怕的事情。

我们就这样在凉爽的暮色中向着前方的死亡驶去。

警方前来盘问时的主要目击证人是米迦勒斯，这个年轻的希腊人在垃圾场旁边经营一家咖啡馆。那天他在闷热中睡到下午五点才起床，然后漫步走到汽修厂，发现乔治·威尔逊病恹恹地坐在账房里——病得很厉害，脸色像他的头发那般苍白，而且浑身发抖。米迦勒斯建议他上床休息，但威尔逊不肯接受，他说去休息会少做很多生意。他的邻居正在进行劝说时，楼上传来激烈的吵闹声。

“我把我太太关在楼上了，”威尔逊冷静地说，“她会在那里待到后天，然后我们就离开这里。”

米迦勒斯目瞪口呆；他们做了四年邻居，威尔逊半点也不像是会说出这番话的人。平常他总是忙得筋疲力尽，在不干活的时候，他会搬张椅子坐在门口，望着路上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每当有人跟他说话，他总是无精打采地笑笑。他什么事都听老婆的，从不自己做主。

所以米迦勒斯自然想弄清到底怎么回事，但威尔逊什么都不肯说——反倒开始疑神疑鬼地审视他的邻居，盘问他在某日某时做了什么事。米迦勒斯越听越不自在，这时正好有几个工人从门口向他的餐馆走去，他赶紧趁机告辞，想着过会儿再回来。但他没有回去。他说他只是忘记了，没有别的原因。他七点过后又走到外面，并想起了刚才的对话，因为他听见威尔逊太太的声音，在汽修厂楼下破口大骂。

“你打我啊！”他听见她喊，“把我扔下楼啊，你打我啊，你这个肮脏的懦夫！”

她随即冲进夜幕之中，挥舞着双手，嘴里大喊大叫——他还没来得及离开自己的门口，惨剧已经发生了。

那辆“死亡之车”——报纸是这么称呼它的——并没有停下来，它从渐浓的夜色里冲出来，肇事后稍微减缓了车速，然后拐了个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玛福罗·米迦勒斯甚至连车身什么颜色都没看清——他对第一个警察说是浅绿色的。另外一辆前往纽约的轿车在开出上百码之后停住，开车的人匆匆回到梅朵·威尔逊身边，这时她已经被撞得当场毙命，扑倒在路上，浓稠的黑血和尘土混在一起。

米迦勒斯和这个人最先赶到她身旁，可是撕开她仍然汗津津的衬衣之后，他们发现她左边的乳房已经和身体分开，摇摇晃晃地挂着，没有必要再去听她的心跳了。她的嘴巴张得很开，嘴角有点裂开，仿佛是被她毕生积蓄的巨大活力冲出来时划破的。

看到三四辆轿车和围观的人群时，我们还隔得很远。

“车祸！”汤姆说，“那很好。威尔逊总算有生意可做了。”

他减缓了车速，但仍然完全没有停车的打算，后来开到近处，看见汽修厂门口许多肃穆专注的脸庞，他才不自觉地踩下了刹车。

“我们看看怎么回事，”他有点狐疑，“看看就走。”

这时我听见汽修厂不停地传出一阵阵含混的哀嚎。我们下了跑车，向汽修厂门口走过去，这时才听清原来是有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反反复复地喊着“我的上帝啊”！

“看来出大事了，”汤姆兴奋地说。

他踮起脚尖，隔着前面的人头向汽修厂里面望去，那里只亮着一盏昏黄的电灯，挂在摇摇晃晃的铁丝罩里。然后他发出一声惊呼，强壮的双手猛地左右开路，拨动人群钻了进去。

围观的人群骂骂咧咧，很快又合上了，我根本来不及看清里面的情况。然后又有新来者把圈子打破，我和乔丹突然被挤了进去。

梅朵·威尔逊的尸体裹着毛毯，然后外面又包着毛毯，仿佛在这个炎热的夜晚她还着了凉。尸体摆在墙边的工作台上，汤姆背对着我们，弯腰看着它，浑身纹丝不动。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巡警，他满头大汗，拿着小本子涂涂改改地记录着人名。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在四壁萧然的汽修厂里面来回激荡，起初我找不到它的来源——然后我看见威尔逊站在比外面高出一截的账房门槛上，双手抓住门框，哭得前俯后仰。有个人正在轻轻地跟他说话，时不时伸手去拍拍他的肩膀，但威尔逊不听也不看。他的眼睛慢慢地从摇晃的电灯往下看到墙边摆放着尸体的工作台，跟着又突然朝上看着电灯，片刻不停地、痛不欲生地哀嚎着：

“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

这时汤姆突然抬起头来，茫然地扫视了汽修厂之后，含含糊糊地对那警察说了几个字。

“玛——”那警察正在说着，“——佛……”

“不对，是福，”希腊人纠正他说，“玛福罗……”

“我跟你说话呢！”汤姆厉声说。

“福——”警察说，“——罗……”

“希——”

“希——”这时汤姆的大手猛拍了拍他的肩膀，于是他抬起头问，“你想干什么，伙计？”

“怎么回事？——我想知道。”

“她被车撞了。当场撞死。”

“当场撞死，”汤姆呆呆地重复着。

“她跑到马路中间。那婊子养的连停都不停一下。”

“有两辆车，”米迦勒斯说，“一辆开过来，一辆开过去，明白了吗？”

“往哪个方向开？”警察机灵地问。

“两辆是对开的啊。是这样的，她”——他的手抬起来向毛毯指去，但半途又停住，掉到他身边——“她冲出去，从纽约开来的那辆车把她撞了个正着，时速估计有三十到四十英里。”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警察问。

“这里没有名字。”

有个肤色较浅、穿着很讲究的黑人走过来。

“那辆车是黄色的，”他说，“很大的黄色轿车。是新的。”

“你看到事故了吗？”警察问。

“没有，但那辆车后来从我边上开过，我看时速不止四十英里。五六十英里都有了。”

“到这里来，让我们记下你的名字。让开点。我要记下他的名字。”

这番谈话中有几个字肯定被正在账房门口前后摇摆着的威尔逊听到了，因为突然间，他呼天抢地的哭喊有了新的内容：

“不用你们来告诉我那辆车是什么样子！我知道那辆车是什么样子！”

我看着汤姆，发现他肩后的肌肉在外套下面收缩了。他赶紧向威尔逊走过去，站到他面前，用力地抓住他的上臂。

“你要振作起来，”他用粗豪的声音安慰地说。

威尔逊看到是汤姆，惊得脚尖都踮起来了，接着又双腿发软，差点瘫倒在地，幸亏汤姆把他扶住了。

“听着，”汤姆轻轻地摇着他说，“我一分钟前刚从纽约来到这里。我把前面我们谈到的那辆跑车开过来了。今天下午那辆黄色的轿车不是我的——你听到了吗？我整个下午都没有看到它。”

只有那个黑人和我站得足够近，能听清他说的话，但那警察发觉汤姆的语气有点不对劲，于是把严厉的眼光投过来。

“怎么回事？”他质问。

“我是他的朋友，”汤姆转过头说，但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扶着威尔逊的身体，“他说他认得那辆肇事的车……那是一辆黄色的轿车。”

那警察隐隐觉得有点蹊跷，于是怀疑地看着汤姆。

“你的车是什么颜色？”

“蓝色的，是跑车。”

“我们刚从纽约过来，”我说。

有个人刚才开车跟在我们后面，他证实了我的话，于是警察又转过身去。

“来，看看你的名字有没有写对……”

汤姆像提着玩具般把威尔逊提进账房，安排他坐在椅子上，然后走回来。

“就没有人过来照顾他吗？”他威严地盯着两个站得最近的人说。他们彼此对视，不情不愿地走进了账房。汤姆等他们进去就把门关上，踏下那一级台阶，刻意不去看那张工作台。经过我身边时，他低声说：“我们走吧。”

他有点不自在，那双权威的胳膊把仍在围观的人群推开，我们跟着走了出去。这时正好有个行色匆匆的医生走过来，他手里提着药箱，这是半小时前有人情急之下去请来的。

汤姆开得很慢，直到我们过了弯道——然后他的脚猛踩油门，跑车飞也似的在夜色里穿行。顷刻间我听到一阵粗哑的哽噎声，看到泪水在他脸上滚滚而下。

“那该死的懦夫！”他咒骂说，“他连把车停下都不敢。”

布坎南公馆突然浮现在我们面前，周围是黝黑而萧瑟的树木。汤姆把车停在门廊旁边，抬头望着二楼，但见葡萄藤中有两个窗户灯火通明。

“黛熙到家了，”他说。我们下车时，他瞟了我一眼，轻轻地皱起眉头。

“我应该在西卵让你下车的，尼克。今晚我们没有事可做了。”

他整个人都变了，说话很严肃，口气也特别坚决。我们在月光中沿着碎石路走到门廊，他仅用三言两语就化解了这个难题。

“我打电话叫出租车来送你回家，等车来的时候，你和乔丹最好到厨房去，让佣人给你们弄点晚饭吃——假如你们想吃的话。”他打开门。“进来吧。”

“我不进去了，谢谢。那就麻烦你帮我叫出租车吧。我在外面等就好。”

乔丹拉住我的手臂。

“你就不进来了吗，尼克？”

“不啦，谢谢。”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想要一个人待着。但乔丹又逗留了片刻。

“现在才九点半，”她说。

我宁可被打死也不愿进去，这些人的嘴脸我今天已经看够了，突然间那也包括乔丹在内。她肯定从我的脸色上看到了什么，因为她猛地转过身去，快步登上门廊的台阶，走进了屋里。我双手抱头坐了几分钟，然后听到里面有人打电话，是那管家在叫出租车。于是我慢慢地沿着车道走开，远离那座房子，打算到门口去等。

走不到二十码，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盖茨比从两株灌木之后现身，踏进了车道。我当时肯定觉得特别怪异，因为我现在还能想起来他那套粉红色西装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的样子。

“你在干什么？”我问。

“就是站在这里，老兄。”

反正那看起来像是不可告人的勾当。因为我总觉得他就要去洗劫这家人，就算他身后的灌木丛露出许多邪恶的脸，“沃夫希姆的手下”的脸，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你在路上看到什么麻烦事了吗？”他隔了半晌问。

“是的。”

他欲言又止。

“她死了吗？”

“死了。”

“我想也是，我跟黛熙说那人肯定被撞死了。先让她有个心理准备比较好，免得到时她会太过吃惊。但她倒是表现得很勇敢。”

听他的口气，好像黛熙的反应才是最重要的。

“我抄小路回了西卵，”他继续说，“把车停在我的车库里。我想应该没有人看见我们，但我也不能确定。”

这时我已经极其讨厌他，所以觉得没有必要指出他错了。

“那女人是谁？”他问。

“她姓威尔逊。她的丈夫是那家汽修厂的老板。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哎，我想把方向盘抢过来——”他的话音戛然而止，突然间我猜到了真相。

“车是黛熙开的？”

“是的，”他沉默片刻之后说，“但我当然会说是我开的。是这样的，我们离开纽约时，她非常紧张，她觉得开车能让情绪镇定下来——这个女人冲出来的时候，我们正好和对面一辆车擦身而过。事情发生得太快，但我觉得她似乎是想要跟我们说话，好像我们是她认识的人。哎，黛熙起初打了方向盘想避开那个女人，但看到对面的车就要撞上来，她吓得又把方向盘打回去了。在伸手去抓方向盘的刹那间，我感到车身一震——肯定当场就把她撞死了。”

“把她胸口撞开一个大洞……”

“别说了，老兄。”他畏缩地说，“反正——黛熙拼命地踩油门。我让她停车，但她不肯，所以我拉动了手刹。然后她昏倒在我膝盖上，我就把车开走了。”

“她明天就没事啦，”他随即又说，“我只是想在这里守着，看他会不会因为下午不愉快的事情而怪罪她。她把自己的房间锁起来了，如果他准备动粗，她就会把灯关掉再打开。”

“他不会碰她的，”我说，“他现在脑子里没空想她。”

“我信不过他，老兄。”

“你准备等多久？”

“有必要的话我会等到天亮。反正要等到他们都上床睡觉。”

这时我突然有个新的想法。假设汤姆发现开车的人是黛熙，他可能会怀疑这里面有阴谋——他可能会胡乱猜测。我向那座房子望去，楼下两三个宽敞的窗户亮着灯，黛熙在二楼的卧房透出粉红的光线。

“你在这里等着，”我说，“我去看看有没有吵架的迹象。”

我沿着草坪边缘走回去，轻轻地踏过碎石路，踮起脚尖走上露台的台阶。客厅的窗帘是拉开的，我看到里面没有人。我绕过三个月前那个六月晚上我们吃饭的餐厅外面的门廊，来到一小片长方形的光线下面，我猜透出灯光的窗户里面是厨房。百叶窗帘被拉起来了，但我发现窗台处有道缝隙。

黛熙和汤姆面对面地坐在厨房的桌子上，两人之间摆着一盘冷炸鸡，还有两瓶麦芽酒。他神情专注地朝桌子对面的她说话，说到动情之处，不由自主地拉住了黛熙的手。她时不时抬起眼看他，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他们看上去并不高兴，没有人去碰鸡肉或麦芽酒——但也不能说他们不高兴。反正毋庸置疑的是，这个画面是很亲密温馨的，任谁看到了都会说他们是在推心置腹地密谋什么事情。

踮着脚尖离开门廊时，我听见出租车正在黑暗中向这座房子驶过来。盖茨比仍在车道上刚才那个地方等着。

“里面很安静吧？”他焦急地问。

“是的，很安静。”我迟疑地说，“你还是回家睡觉吧。”

他摇摇头。

“我要在这里守到黛熙去睡觉。晚安，老兄。”

他把手插进外衣的口袋，背过身去，继续紧张地监视那座房子，仿佛我的在场有损他的守望的神圣性。所以我只好走开了，留下他在月光下伫立——徒劳地守候着。

[1]特里马乔（Trimalchio）是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的小说《萨蒂利孔》中的人物，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和不懈奋斗获得了财富和权力，以慷慨大方、热情好客著称。菲兹杰拉德最初曾打算将这本小说命名为《西卵的特里马乔》。

[2]美国著名的饼干制造商，也称为纳贝斯克（Nabisco），即奥利奥的生产商。

[3]卡皮奥兰尼（Kapiolani）是夏威夷欧胡岛上的公园。

[4]酒钵山（Punch Bowl）是欧胡岛上的山峰。

[5]美国实施禁酒令期间，药店是唯一可以合法销售酒精的地方，很多药店把烈酒伪装成酒精进行销售。

第八章

我彻夜难眠，海湾里有个雾号[1]不停地悲鸣，我生病似的在怪诞的现实和狰狞的梦境之间辗转反侧。天快亮时，我听见有辆出租车开上盖茨比的车道，便立刻从床上跳起来，开始穿上衣服——我觉得我有话要告诉他，要赶紧提醒他某些事情，等到天亮就太晚了。

穿过他的草坪时，我看到他的前门依然敞开着，他靠着门厅里的桌子站着，表情很沉重，可能是因为情绪低落，或者整晚没睡。

“没有什么事，”他凄楚地说，“我等到差不多四点，她走到窗边，站了片刻，然后把电灯关掉了。”

我们摸黑在许多宽敞的房间里搜罗香烟，这时我才发现他的房子原来是这么大。我们掀起许多大帐篷似的窗帘，在黑暗中摸着无数英尺长的墙壁去找电灯开关——有一次我差点摔倒，幸好扶住了一架幽灵般的钢琴。到处的灰尘多得不可思议，而且那些房间都很闷，好像很多天没有透过气。最后我在一张陌生的桌子上找到烟盒，里面有两根干瘪的香烟。我们把客厅的落地窗打开，坐在黑暗中抽了起来。

“你应该离开这里，”我说，“他们肯定会查出来那是你的车。”

“现在离开这里，老兄？”

“去大西城[2]住几天吧，或者到北边的蒙特利尔。”

他不肯走。在不知道黛熙接下来要怎么做之前，他是不可能离开的。他这是抓住最后的希望不放，我也不忍心劝他松手。

正是在那天晚上，他跟我说起来他年轻时追随达恩·科迪的奇闻轶事——他会告诉我，是因为在汤姆的恶意打击之下，“杰伊·盖茨比”这个形象已经像玻璃般碎裂，这出长久以来引人注目的大戏终于落幕。我以为他会毫无保留地将往事和盘托出，但他只想聊聊黛熙。

黛熙是他认识的第一位“大家闺秀”。他从前也曾多次在未表明身份的情况下接触过这类人，但和她们之间总是隔着无形的铁丝网。他发现黛熙正是他的梦中情人。他常常登门拜访，起初是和泰勒军营其他军官结伴，后来是独自去的。黛熙的家让他惊奇不已——他从未见过如此华丽的豪宅。但它之所以有那种令人屏声息气的紧张气氛，却是因为黛熙住在这里——尽管在她看来这地方平淡无奇，就像他看军营外的帐篷那样。他总觉得这座房子很神秘，似乎楼上的卧室是他前所未见的豪华与凉爽，而走廊里总有许多欢乐而美好的活动，还有很多浪漫的爱情故事，不是早已是陈年旧事的那种，而是鲜活的、清新的、芬芳的，像闪亮的新款汽车，像舞会上永不凋谢的花朵。他也因为有许多男人爱过黛熙而兴奋——黛熙在他眼里因此而变得更有价值。他觉得她家里到处都有他们的存在，空气中依然弥漫着那些感情的痕迹和回声。

但他知道，他能走进黛熙家里纯属偶然。无论杰伊·盖茨比的前途有多么光明，他目前只是个身无分文、家世贫贱的年轻人，而那套军装给他带来的无形魅力也随时可能消退。所以他尽可能地利用他和黛熙相处的时间。他贪得无厌地、毫无原则地攫取所有他能得到的东西——终于，在某个安静的十月之夜，他迫不及待地占有了黛熙，占有了她的身体，因为他其实连跟她拉手的资格都没有。

他可能会瞧不起自己，因为他肯定是用欺骗的手段占有她的。我倒不是说他假装成百万富翁，而是说他刻意给黛熙营造一种安全感，让黛熙相信他的家世也是那么显赫——他完全有能力把自己照顾好。事实上，他没有这些能力——他和黛熙门不当户不对，而且毫无人性的政府随时可能将他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但他没有瞧不起自己，事情的发展也跟他想象的不同。他起初可能只是逢场作戏——但后来却发现自己弄假成真。他原本也知道黛熙不落俗套，但没想到一位“大家闺秀”竟然是如此的不落俗套。她若无其事地回到她那富裕的家，那富裕的生活，彻底消失了，留给盖茨比的是——失落的心情。他觉得离不开她了，这就是全部的结果。

再次相遇已是两日之后，当时盖茨比患得患失，好像他反倒吃亏了似的。现成的灿烂星光照亮了她家的阳台，在柳条长椅悦耳的吱嘎声中，她转身面对他，他情不自禁地吻上那美妙的嘴唇。她早先染了风寒，声音变得比平时更加嘶哑，也更加动人，盖茨比深深地体会到，惊人的财富能够锁住和保留青春与神秘，华美的衣服能够让人面貌焕然一新，而像白银般光彩照人的黛熙安逸而骄傲，人间的困苦挣扎完全与她无缘。

“我无法向你描述当时发现爱上她之后我有多么吃惊，老兄。我甚至曾经希望她会甩掉我，可是她没有，因为她也爱上我了。她以为我的知识很渊博，因为我懂的东西和她完全不同……唉，我就这样忘掉了所有的雄心壮志，在爱河中越陷越深，而且突然间我并不在乎。既然跟她畅想未来能让我得到更大的快乐，去做那些伟大的事情又有什么用呢？”

在他奔赴海外之前最后那个下午，他抱着黛熙，两人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那是个寒冷的秋日，房间里生着火，她脸颊红扑扑的。她偶尔挪动身体，他随之稍微调整手臂的位置，中间还亲了她乌黑发亮的秀发。那个下午让他们得到了短暂的安宁，似乎是为了给他们留下深刻的记忆，以便面对第二天即将开始的长久分离。在相恋的那个月里，他们从未如此亲密无间，也从未如此心心相印：她沉默的嘴唇轻轻地摩擦着他穿着外套的肩膀，而他则轻轻地触碰她的指尖，仿佛当她已经睡着似的。

战争期间他的表现非常出色。在上前线之前，他已经是上尉军衔，阿贡森林战役之后，又得以升任少校，负责指挥师部的机枪连。战争结束，他心急如焚地想要回国，但由于某些意外的情况或者误解，他被派去了牛津大学。这时他很担心——黛熙在信里表示对他非常失望。黛熙不明白他为何不能回去。她感到外界的压力，她想见到他，想有他陪伴在身边，让她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到底是正确的。

因为黛熙是个妙龄少女，而她所处的又是纸醉金迷、寻欢作乐的势利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轻歌曼舞竟日不息，声色犬马终年无休。萨克斯管彻夜吹奏着如泣如诉的《毕尔街蓝调》[3]，上百双金色、银色的舞鞋踢起闪亮的灰尘。到了茶歇时间，这首低沉而甜蜜的热门歌曲依旧不断地回荡着，而许多新鲜的面孔宛如被那些铜管吹落在地面的玫瑰花瓣，在舞厅里到处飘来飘去。

在这个暧昧的宇宙里，黛熙又开始抛头露面；突然间她又每天和五六个男人约会，天快亮时才昏沉沉睡去，而缀着珠子的雪纺纱晚礼服连同干枯的兰花，被乱七八糟地丢在床边的地板上。她内心一直迫切地想要做出决定。她想要现在就解决她的终身大事，马上就解决；而帮她做出决定的力量——是爱情也好，是金钱也好——必须是非常现实而且近在眼前的。

那股力量终于在孟春时节由于汤姆·布坎南的到来而出现了。他相貌堂堂，家世显赫，这让黛熙觉得非常有面子。她毫无疑问是纠结过，但后来又感到如释重负。收到她的信时，盖茨比还在牛津。

长岛天已亮了，我们打开楼下其他的窗户，让客厅里充满渐渐变成白色、又渐渐变成金色的光芒。有一棵树的影子突然横伸在露珠之上，幽灵般的鸟儿开始在墨绿色的树叶里歌唱。空气缓缓地、令人愉悦地流动着，也算不上是风，预示着今天将是个凉爽而美好的日子。

“我不认为她爱过他，”站在窗边的盖茨比转过身来，带着自信满满的眼神看着我，“你要知道，老兄，她今天下午太激动了。他说的那些话让她有点害怕——让她觉得我好像是个无耻的骗子。结果弄得她语无伦次的。”

他苦闷地坐下来。

“当然，她也可能短暂地爱过他，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哪怕在那个时候，她也是更爱我，你明白吗？”

突然间，他说出一句很奇怪的话。

“反正，”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事情。”

你觉得这句话除了表明他对这场恋爱投入了无法估量的感情和想象，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他从法国回来时，汤姆和黛熙仍在度蜜月，他情不自禁地用所剩无几的军饷，踏上了前往路易斯维尔的伤心之旅。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踏遍那些他们曾在十一月的夜晚并肩走过的街道，重游了他们曾开着她的白色跑车去过的旧地。就像黛熙家的房子在他看来比其他房子更加神秘和美好那样，在他看来，这座城市弥漫着伤感之美，尽管她已经远走高飞。

离开时他隐隐觉得，如果再努力一点，他也许能找到她——而现在是他把她抛弃了。硬座车厢——他已经身无分文——很热。他走到火车末端敞开的地方，找了张折叠椅坐下，车站渐渐远去，许多陌生建筑的背面在两边移动。然后火车开进春日的田野，有辆黄色的电车并排行驶了片刻，车里的乘客也许曾在街上偶然见到她那张苍白而充满魅力的脸。

铁轨拐了个弯，这时火车背对着太阳向东前进。太阳渐渐西沉，漫天的余晖似乎正在祝福她生活过的这座正在消失的城市。他绝望地伸出双手，仿佛只是为了抓住些许空气留作纪念，以便记住这个因为有她而变得美丽的地方。但在他模糊的泪眼中，一切消失得太快，他知道他已经失去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那最鲜活、最美好的部分，永远地失去了。

九点时我们吃完早餐，走到外面的门廊上。气候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空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那个园丁，盖茨比原来那批仆人中仅剩的一个，走到台阶下面。

“我今天准备把游泳池的水放干，盖茨比先生。树叶很快就会落下来，它们会把水管塞住的。”

“今天先别放，”盖茨比回答说。他扭头看着我，略带歉意地说：“你知道的，老兄，我整个夏天都没用过游泳池。”

我看看手表，站了起来。

“我那班车十二分钟后开。”

我并不想到城里去。那天我根本没有心情上班，但还有别的原因——我不想离开盖茨比。我错过了那班火车，接着又错过了一班，终于还是走了。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最后说。

“一定要打，老兄。”

“我中午打给你。”

我们慢慢走下台阶。

“我想黛熙也会打过来，”他紧张地看着我，似乎是指望我会证实他的话。

“我想也是。”

“好吧，再见。”

握手之后，我就走开了。就快走到篱笆时，我想起某件事，于是转过身去。

“他们都是烂人，”我隔着草坪大声说，“那帮混蛋全部加起来也没你高贵。”

我总是很高兴我说出了那句话。那是我对他仅有的恭维，因为我自始至终是看他不顺眼的。他先是礼貌地点点头，随即脸上绽放出那种灿烂而会意的笑容，仿佛这是我们多年以来心照不宣的事实。他那套华丽的粉红色西装在白色台阶的映衬下格外醒目，我想起了三个月前初次拜访这座古旧大宅的那个夜晚。当时草坪和车道上挤满了人，暗地里猜测他的为人是多么的龌龊——而他就站在这些台阶之上，隐藏着他纯洁的梦想，挥手向他们道别。

我感谢他的热情招待。我们总是为此感谢他——我和其他人。

“再见，”我喊道，“谢谢你的早餐，盖茨比。”

进城之后，我勉强抄了一会无穷无尽的股票行情，随后坐在转椅上睡着了。快到中午时，电话把我吵醒，我吓得额头直冒冷汗。电话是乔丹打来的；她经常在这个点打给我，因为她行踪飘忽，要么在酒店，要么在俱乐部，要么在某些人家里，要不是这样我很难跟她取得联系。平常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很清凉的，仿佛有片草皮从某个高尔夫球场飘进我办公室的窗户，但今天听起来很干涩。

“我离开黛熙的家了，”她说，“现在我在汉普斯塔德[4]，今天下午要去南安普敦[5]。”

也许这时离开黛熙家不失为明智之举，但这个举动惹恼了我，而她下句话更让我生气。

“你昨晚对我不是很好。”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有什么关系呢？”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算了——我想见你。”

“我也想见你。”

“我今天下午不去南安普敦，到城里来找你怎么样？”

“不要了——今天下午不行。”

“非常好。”

“今天下午不方便。有很多……”

我们就这样聊了一会儿，然后突然间无话可说。我不知道是谁先把电话啪地挂掉，但我知道我无所谓。那天我没有办法隔着茶桌和她说话，就算她因此和我绝交我也没有办法。

几分钟后，我给盖茨比家打电话，但电话占线。我试了四回，最后总机被我惹急了，跟我说这条线路正在专门等候底特律打来的长途电话。我拿出列车时刻表，在三点五十分那班车上画了个小圈。然后我又靠在椅背上，想要理清思绪。现在是中午，时候还早。

那天早晨，当我乘坐的火车路过垃圾场时，我故意走到车厢的另一边，避免看到出事的地方。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好奇的人整天围在那里，几个小男孩寻找泥地上黑色的血迹，还有人添油加醋反复讲述那次事故，后来越说越玄乎，连自己也不信，于是不再说下去，梅朵·威尔逊的悲剧下场也就被抛到九霄云外。现在我想倒回去讲述那夜我们离开之后汽修厂发生的事情。

大家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死者的妹妹凯瑟琳。当晚她肯定破了她自己不喝酒的惯例，因为到达汽修厂时她已经醉得晕头转向，人们说救护车已经前往法拉盛[6]，她完全无法理解。等到大家让她听明白这一点时，她立刻昏了过去，仿佛这是整个事故中最难以忍受的部分。有个人可能是出于好心或者好奇，开车带上她，追赶她姐姐的尸体去了。

午夜过后很久，依旧有络绎不绝的人来到汽修厂前面围观，而威尔逊还在里面的沙发上前后摇晃他自己的身体。有一阵账房的门被打开了，每个人都走进车库，忍不住朝里面看。最后有人说这太过分了，并把门关上。米迦勒斯和其他几个人陪着威尔逊；起初有四五个人，后来变成两三个。再后来米迦勒斯不得不恳请最后那位陌生人多留十五分钟，而他则回到自己的地方，煮了一壶咖啡。在那之后，他一个人陪着威尔逊到天亮。

三点左右，威尔逊不再断断续续地嘟囔了——他变得越来越镇定，开始谈起那辆黄色的轿车。他宣称他有办法找出谁是那辆黄色轿车的主人，然后他又连珠炮般地说两个月前他妻子从城里回来时鼻青脸肿的。

但听到自己说出这句话时，他气得发抖，又开始用哽噎的声音大喊“我的上帝啊”。米迦勒斯赶紧想办法分散他的注意力。

“你们结婚多久啦，乔治？别这样，安静地坐一会儿，回答我的问题。你们结婚多久啦？”

“十二年。”

“生过孩子吗？喂，乔治，别乱动——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你们生过孩子吗？”

许多硬壳的棕色虫子不停地攻击着昏暗的电灯，每当听到外面有汽车呼啸而过，米迦勒斯总以为是几个小时前那辆肇事逃逸的轿车。他不喜欢走到外面的汽修厂，因为摆放过尸体的工作台上血迹斑斑，所以他浑身不舒服地在账房里走来走去——天还没亮，他已经很熟悉里面的每样东西了，并时不时地在威尔逊身边坐下，劝他安静下来。

“你平时去教堂吗，乔治？你可能很久没有去教堂了吧？要不这样吧，我打电话到教堂去，请个牧师过来跟你聊聊，你觉得呢？”

“我不信教的。”

“你应该信教的，乔治，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候。你肯定去过教堂啊。你不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吗？听着，乔治，听我说。你不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吗？”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回答这些问题所费的精神打断了他摇晃的节奏——他暂时安静下来了。那种迷离恍惚的神色又回到了他萎靡的眼里。

“打开那个抽屉看看，”他指着写字台说。

“哪个抽屉？”

“那个抽屉——那个。”

米迦勒斯打开离他的手最近的抽屉。里面只有一条贵重的狗链，是皮做的，还镶着白银。它显然是新的。

“这件东西吗？”他拿起狗链问。

威尔逊怔怔地点点头。

“这是我昨天下午发现的。她试图狡辩，但我知道它肯定有古怪。”

“你是怪你太太买了它吗？”

“她用纸巾把它包起来，放在梳妆台上。”

米迦勒斯可不觉得这有什么古怪，他给了威尔逊十几个理由，说明这条狗链也许真是他太太买的。但威尔逊显然已经从梅朵口中听过这些解释，因为他又开始低声地说“我的上帝啊”——米迦勒斯又安慰着提出了几个解释，但他完全听不进去。

“我看她是他杀的，”威尔逊说。他的嘴巴突然张开了。

“谁？”

“我有办法找出来的。”

“你生病了，乔治，”他的朋友说，“你的精神太紧张了，别胡思乱想啦。你最好想办法安静下来，等天亮了再说。”

“他谋杀了她。”

“那是意外，乔治。”

威尔逊摇着头。他皱起眉头，微微张开嘴巴，有气无力地“哼”了一声。

“我知道，”他坚定地说，“我很容易相信别人，也没想过要伤害任何人，但有些事情我要是弄明白了，我心里会有数的。车里肯定是那个人。她冲出去想要跟他说话，可是他不肯停车。”

米迦勒斯也看到这个场面，但他原来没想到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当时他认为威尔逊太太冲出去是为了逃离她的丈夫，而不是试图拦住某辆车。

“她怎么会搞成这样？”

“她这个人城府很深，”威尔逊答非所问地说，“唉……”

他又开始摇晃，米迦勒斯站在旁边，手里揉着那条狗链。

“你有没有什么朋友，乔治？我帮你打电话给他们。”

这是个渺茫的希望——他几乎可以肯定威尔逊没有朋友：他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片刻之后他又高兴起来，因为他发现房间里有了变化，窗外的天空渐渐变蓝，黎明已经不远了。大概五点钟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蓝得可以把灯关掉。

威尔逊无神的双眼望向外面的垃圾场，那边有几片奇形怪状的阴云，被微弱的晨风吹得飘来飘去。

“我跟她谈过，”沉默良久之后，他咕哝着说，“我说她也许可以愚弄我，但她愚弄不了上帝。我把她拉到窗边”——他勉为其难地站起来，走到后窗边上，把脸贴着窗上的玻璃——“我说：‘上帝知道你在做什么，知道你做过的每件事。你可以愚弄我，但你愚弄不了上帝！’”

米迦勒斯站在他身后，吃惊地发现他正在看着艾克堡医生的眼睛。那双苍白而巨大的眼睛刚刚从消失的夜色中显露出来。

“上帝看到一切，”威尔逊又说。

“那是个广告牌啊，”米迦勒斯开解他。他觉得心里隐隐有点不舒服，于是把眼光收回来，重新看着账房。但威尔逊站在那里久久不动，他的脸紧贴着后窗的玻璃，不停地向着晨曦点头。

到六点米迦勒斯已经累得不行，听到有辆轿车停在外面，他心里很是感激。来者是昨晚到这里看热闹的，他答应过会儿回来帮忙。于是米迦勒斯去做了三个人的早餐，他和那个人把东西吃掉。看到威尔逊情绪比较平稳，米迦勒斯就回家睡觉去了。四个小时后，他醒过来，匆匆赶到汽修厂，这时威尔逊已经走了。

他的行踪——他始终是步行的——后来被人查了出来：先是去了罗斯福港，然后到嘉德山庄[7]。他在那里买了个没有吃的三明治和一杯咖啡。他肯定很累，而且走得很慢，因为他走到嘉德山庄已是正午。他到此为止的行踪并不难查明——有几个孩子说看到有个人“疯疯癫癫的”，几个开车的人也说曾看见他在路边盯着他们看。随后三个小时他就消失了。警察根据他对米迦勒斯说过的话，说“他有办法找出来的”，推断他这段时间是在走访附近的汽修厂，打听那部黄色轿车。可是又没有哪个汽修厂的人说见过他，也许他有更简单、更确定的方法，可以找到他想知道的答案。下午两点半时他已经走到西卵，问人盖茨比家怎么走。所以那时他已经知道盖茨比的名字了。

下午两点时，盖茨比穿上他的泳装，吩咐管家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就到游泳池通知他。他先到车库去拿一只那年夏天给许多客人用过的气垫，司机帮他把气充好。然后他叮嘱司机千万不能把那辆敞篷车开出去——这个要求很怪，因为右前方的挡泥板需要修理。

盖茨比扛着气垫，向游泳池走去。他路上停下来过一次，稍微调整了垫子的位置，司机问他要不要帮忙，但他摇摇头，随即消失在那些叶子正在变黄的树木里。

没有人打电话来，但管家没有去午睡，一直等到下午四点——那时候就算有电话打进来，盖茨比也早已接不到了。我总是想，盖茨比本人并不相信电话会响，他也许觉得无所谓。如果我的设想没有错，那么他肯定已经明白他失去了原来那个温暖的世界，已经为怀有一个梦想太久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肯定抬起过头，透过那些可怕的树叶，发现天空是如此的陌生；而当他发现玫瑰是如此的丑陋，照耀着稀疏青草的阳光是如此的残酷，他肯定会感到不寒而栗。他宛如处于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具体而又虚假的世界，在这里，可怜的幽灵呼吸着空气般的梦想，漫无目的地飘来荡去……就像那个脸色灰白、形迹可疑的人，他正在枝叶蔓生的树丛中，偷偷摸摸地向他走过来。

司机——他也是沃夫希姆的手下——听到了枪声，后来他说他没有联想太多。我从火车站雇了车直接赶到盖茨比家，听到我急急忙忙冲上前门台阶的脚步声，他们才反应过来可能出了事。但我坚信他们那时已经知道了。我们四个人，司机、管家、园丁和我，默默不语地赶到游泳池。

游泳池里的水轻轻地荡漾着，因为清水从一头流进来，又从一头排出去。那只负重的气垫毫无规律地漂浮着，所到之处激起淡淡的涟漪。一阵微风吹来，几乎吹不皱水面，却扰乱了它偶然的航程，尽管它还负载着偶然的重担。几片树叶落在它上面，使它慢慢地旋转，像圆规的腿那样，在水里画出一个淡红色的圆圈。

直到我们抬起盖茨比往屋子走之后，园丁才看见威尔逊的尸体，就躺在不远处的草丛里，这场浩劫就此告终。

[1]当海面有雾时，轮船会通过雾号发出警报，以免被其他船只撞上。

[2]大西城（Atlantic City）位于新泽西州，因濒临大西洋而得名。

[3]《毕尔街蓝调》（Beale Street Blues）是美国作曲家、作词家威廉·克里斯托弗·汉迪（William Christopher Handy，1873–1958）在1916年创作的流行歌曲。毕尔街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娱乐区，在二十世纪初期，那里的居民主要是黑人，这个地方和蓝调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这首歌曲在1917年发行，但直到1919年由百老汇的吉尔达·格雷演唱之后才走红。

[4]汉普斯塔德（Hempstead）是纽约州纳绍郡的小镇。

[5]南安普敦（Southampton）是纽约州苏福克郡的小镇，临近长岛和纳绍郡。

[6]法拉盛（Flushing）是纽约市皇后区的一个地区，在曼哈顿以东十六公里处。

[7]和罗斯福港一样，嘉德山庄这个地方也是虚构的。

第九章

时隔两年，当时的情形我已不是很清楚，只记得那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络绎不绝的警察、摄影师和记者在盖茨比家进进出出。大门拉起一条绳子，有个警察守在旁边，挡住想看热闹的人，但附近的小孩很快发现他们可以从我的草坪进去，因此游泳池边总是有几个目瞪口呆的孩子。有个气定神闲的人——可能是个侦探——在弯腰视察威尔逊的尸体时，使用了“疯子”这个词，这句言之凿凿的无心快语奠定了隔日媒体的报道基调。

那些报道大多数是噩梦——荒诞不经、琐碎无聊、兴致勃勃、无中生有。当米迦勒斯供认威尔逊怀疑他太太红杏出墙的证词曝光之后，我原本以为这个事件很快会演变成桃色新闻——但凯瑟琳非但没有胡说八道，居然还守口如瓶。她也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她那双眼睛在修整过的眉毛之下坚定地看着警察局派来的法医，发誓她姐姐从未见过盖茨比，她姐姐的婚姻生活非常美满，又说她姐姐从来没有做过越轨的事情。她说得连自己都信了，用手帕捂着脸哭了起来，仿佛这是她万万不能接受的污蔑。所以威尔逊被说成是“因悲哀而行为失常”，于是这件案子变成了最简单的命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其实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最让我失望的是，站在盖茨比那边的只有我自己，只有我一个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村报告惨剧的消息开始，但凡有关于他的猜测或者具体问题，人们都会跑来问我。起初我既诧异又困惑，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看到他无声无息，安然地躺在他的房子里，我渐渐明白了：大家都来找我，是因为没有别的人感兴趣——我的意思是说，别人完全没有兴趣来料理他的后事。

我们发现他的尸体之后不到半个小时，我本能地、毫不迟疑地给黛熙打电话。但她和汤姆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出门了，而且还带着许多行李。

“没说去哪里吗？”

“没有。”

“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没有。”

“知道他们在哪里吗？我怎样才能找到他们？”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想替他找个人。我真想走进他躺着的房间，安慰他说：“我会替你找个人来的，盖茨比。别担心。包在我身上，我会给你找个人——”

梅耶·沃夫希姆的名字并不在电话簿里。管家给了我他在百老汇的地址，我打电话到查号台，但等我拿到号码，时间早就过了五点，那边没人接电话。

“你能再帮我接通吗？”

“我已经接通三次了。”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起。那边恐怕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突然发现里面挤满了人，开始还以为是顺道来访的宾客，随即发现其实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可是，当他们掀起那块薄布，惊恐地看着盖茨比，我仿佛听到他的抗议：

“喂，老兄，你得帮我找个人啊。你要努力去找。我一个人应付不来。”

有人开始问我问题，但我脱身走到楼上去，匆匆翻查他的书桌那些没上锁的抽屉——他从来没有明确地跟我说过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但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达恩·科迪的照片，象征着那早已被遗忘的风云岁月，从墙上望下来。

隔日清早，我派管家到纽约送信给沃夫希姆，我在信里向他打听消息，也敦促他赶紧坐火车过来。其实我在写信时就觉得这个请求是多余的。我原本以为他看到报纸肯定就会动身，也以为中午之前肯定能收到黛熙的电报——但电报和沃夫希姆先生都没有来，谁也没有来，除了越来越多的警察、摄影师和记者。当看完管家带回来的沃夫希姆的回信，有种愤慨在我心里油然而生，我要和盖茨比联合起来，鄙夷地对抗他们所有人。

亲爱的卡拉威先生：

这是有生以来最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人的疯狂行为值得我们大家深思。我现在没法过来，因为手头有非常重要的生意要处理，不能让这件事给耽误了。如果稍后有需要效劳的地方，请让埃德加送信告知我。听到这样的事情，我简直不知道身在何处，悲伤得难以自持。

你真诚的朋友

梅耶·沃夫希姆

然后他又用潦草的笔迹补充：

葬礼的事情请让我知道。我根本不认识他的家人。

那天下午电话响起，总机说是芝加哥打来的长途电话，我以为黛熙终于打过来了。但话筒里传来的是男人的声音，听上去很轻，很遥远。

“我是斯拉格……”

“请讲，”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

“太让人意外了，对吧？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什么电报也没有收到。”

“帕克那小子出事了，”他语速很快地说，“他把债券摆上柜台的时候被抓个正着。他们之前五分钟刚刚收到纽约的通告，上面写着那些号码。喂，你能想象得到吗？你怎么也想不到在这种乡下地方……”

“喂！”我赶紧打断他的话头，“听我说——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那端沉默了很久，随即传来一声惊叫……然后在匆促的咒骂声中，电话被挂断了。

我想应该是在第三天，有封署名亨利·盖兹的电报从明尼苏达州某个小城发过来。上面只说发报人已经动身赶来，丧事等他到了之后再办。

那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表情沉重的老人，看上去非常无奈和消沉，身上裹着阿尔斯特长外套，尽管九月的天气依然很暖和。他的眼睛不断露出惊奇的神色；我从他手上接过布袋和雨伞后，他就不断地轻抚他那稀疏的灰白胡子，所以我也没办法帮他把外套脱掉。我看他站不稳的样子，于是扶他到音乐室，让他坐下，同时让佣人去弄点吃的。但他不肯吃东西，手里拿着玻璃杯直发抖，牛奶都洒出来了。

“我在芝加哥的报纸上看到消息，”他说，“芝加哥的报纸全都是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我立刻就出发了。”

“我当时不知道怎样找到你。”

他的眼神很茫然，不停地扫视着这个房间。

“那人是个疯子，”他说，“那人肯定是个疯子。”

“你想喝点咖啡吗？”我问他。

“我什么都不要。我没事，卡……卡……”

“卡拉威。”

“唉，我没事。他们把小詹放哪儿了？”

我把他带到客厅，他的儿子就躺在那里，然后留下他一个人。有几个小男孩爬上台阶，正在往客厅里面看；我告诉他们来的人是谁，他们这才一步两回头地走开。

不久之后，盖兹先生打开房门走出来，他的嘴巴是张开的，脸上有点红，泪珠滚滚而下。他已经到了不再为死亡感到错愕的年纪，这时他第一次环顾四周，看到门厅如此宽敞豪华，门厅之后是连绵不绝的大房间，他的悲哀开始混进些许敬畏的骄傲。我扶着他走进楼上的卧室，在他脱下外套和马甲时，我告诉他所有安排已经推迟，等他来决定。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盖茨比先生……”

“我姓盖兹。”

“——盖兹先生，我觉得你可能想把尸体运到西部。”

他摇摇头。

“小詹向来更喜欢东部。他是在东部发迹的。你是我家孩子的朋友吗，卡……卡……？”

“我们是好朋友。”

“他本来有很好的前途，你知道的。他只是个年轻人，但他的脑力很好。”

他边说边戳着自己的脑袋，我点头表示同意。

“如果他能活下去，他会变成了不起的人。像詹姆斯·希尔[1]那样的大人物。他会帮助建设这个国家的。”

“你说得对，”我不自在地说。

他笨手笨脚地去弄那绣花的床罩，想把它拉掉，然后硬邦邦地躺下——立刻就睡着了。

那晚有个明显很害怕的人打电话来，不肯说出他的名字，非要先问我是谁。

“我是卡拉威先生，”我说。

“啊！”他如释重负地说，“我是克里普斯普林格。”

我也如释重负，因为看来盖茨比墓前将会多一个朋友。我不希望葬礼变成报纸上的新闻，引来许多看热闹的人，所以我亲自打过电话给几个人。他们很难找到。

“葬礼定在明天，”我说，“下午三点，在这座房子。我希望你能通知其他感兴趣的人。”

“我会的啦，”他赶紧接口说，“当然，我不太可能见到什么人。但见到的话，我会通知的。”

他的口气让我起疑。

“你自己肯定会来的吧？”

“嗯，我会争取的。我打电话来是想……”

“且慢，”我打断他的话，“你就答应来吧，怎么样？”

“哎呀，其实——实际上，我目前和几个朋友在格林尼治[2]，他们相当希望我明天陪他们。其实明天他们会去野炊。当然，我会尽量争取来的。”

我忍不住发出了“哼”的声音，他肯定听见了，因为他接下来很紧张地说：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留了一双鞋在那边。我在想，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请让管家把它们寄给我。你知道吗，那双是网球鞋，没有它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地址是……”

我没有听到他下面的话，因为我把听筒挂掉了。

在那之后，我真替盖茨比感到不值——某位接到我电话的绅士竟然含沙射影地表示盖茨比死有余辜。然而这是我的错，因为以前有些人经常借盖茨比的酒壮胆，然后恶毒地咒骂盖茨比，而他是骂得最恶毒的人之一，我本来不应该打给他的。

举行葬礼那天早晨，我去纽约城里找沃夫希姆；用其他方法我根本联系不到他。根据负责开电梯那男孩的指引，我推开那扇挂着“卐控股公司”[3]招牌的门，刚开始里面好像没人在。可是当我喊了几声“喂”也没人应答之后，隔板后面传出几句争执的声音，然后有个美貌的犹太女人出现在里间的门口，乌黑的眼睛充满敌意地看着我。

“里面没有人，”她说，“沃夫希姆先生去芝加哥了。”

前半句显然是假话，因为里面已经有人开始跑调地用口哨吹起了“玫瑰经”。

“请跟他说卡拉威先生求见。”

“我又不能让他从芝加哥回来，对吧？”

这时门后有人大喊：“斯泰娜！”那毫无疑问就是沃夫希姆的声音。

“请在前台留下你的名字，”她匆匆地说，“等他回来我就告诉他。”

“但我知道他就在这里。”

她向我踏上一步，双手叉腰，做出很生气的样子。

“你们这些年轻人以为随时都可以到这里来，”她气势汹汹说，“我们他妈的已经受够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在芝加哥。”

我提起了盖茨比的名字。

“啊！”她又从头到脚打量我，“你能……请问你贵姓？”

她消失了。片刻之后，沃夫希姆肃穆地站在走廊里，两只手都伸出来。他拉着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用虔敬的口吻说现在我们大家都很伤心，并递给我一根雪茄。

“我的记忆回到了初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说，“他是个刚从部队退役的年轻少校，胸前挂满了在战争中得到的军功章。他当时非常穷，整天穿着军装，因为他买不起便服。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他走进第四十三街的维恩布伦纳撞球厅，想找点活干。他已经有好几天没吃过东西。‘走吧，我带你去吃午饭，’我说。他半个小时内吃掉了四块钱的饭菜。”

“他做生意是你提携的吧？”我问。

“何止提携！他是我一手栽培的。”

“哦。”

“他原本身无分文，是我从阴沟里硬把他栽培起来的。我立刻看出来他是个长相英俊、温文尔雅的年轻人，他跟我说他念过‘牛精’之后，我就知道他值得好好培养。我让他加入了美国退伍军人联合会，他以前在那里地位很高。他刚出道就北上奥尔巴尼[4]帮我的客户解决了某些难题。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这么亲密无间，”——他伸出两根胖手指——“总是在一起。”

我在想1919年的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是否也是他们联手干的。

“现在他去世了，”我隔了片刻之后说，“你是他最亲近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你今天下午应该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

“我倒是想去。”

“好啊，那就去啊。”

他含泪摇摇头，鼻毛随之轻轻地抖动。

“我不能去——我不能受这件事牵连，”他说。

“不会牵连到你的。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反正我不想受人命案子牵连。我要置身事外。年轻时我倒不是这样的——那时如果我的朋友死了，不管是怎么死的，我都会陪他们到最后。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感情用事，但我不骗你——我会陪他们走完痛苦的人生路。”

我明白他决定不去也是有理由的，所以站了起来。

“你念过大学，对吧？”他突然问。

刹那间我以为他准备要跟我搞“光系”，但他只是点点头，跟我握手道别。

“我们要明白，讲交情要在人活着的时候讲，人死就没有交情了，”他意味深长地说，“我自己的原则是，人死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离开他的办公室时，天变黑了；等我回到西卵已经飘起毛毛细雨。换好衣服之后，我走到隔壁，发现盖兹先生兴奋地在门厅里走来走去。他越来越为他儿子和他儿子的产业感到自豪，这时他有东西要给我看。

“小詹给我寄了这张照片，”他用颤抖的手指递过他的钱包，“你看。”

那是这座房子的照片，四角已经裂开，被很多人摸得很脏。他热切地向我指出每个细节。他会说“你看”，然后看我眼里有没有赞赏的意思。他把照片给人看过那么多次，我想在他眼里，照片可能比房子本身还要真实。

“小詹把它寄给我。我觉得它是很漂亮的照片。拍得很好。”

“非常好。你后来有见过他吗？”

“两年前他去看过我，给我买了现在住的房子。当然，从前他离家出走的时候，我们感到很伤心，但现在我明白他是有道理的。他知道他前面有远大的未来。自从发达之后，他对我非常慷慨。”

他似乎不舍得把照片收起来，又拿着它在我眼前摇晃了一分钟。随后他把钱包放回去，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破旧的书，叫做《霍巴隆·卡西迪》[5]。

“你看，这是他小时候读的书。你一看就明白。”

他打开封底，转过来给我看。最后那张空白页上有“作息表”三个字，日期是“1902年9月12日”。下面写着：

起床………………………… 6:00

哑铃锻炼和爬墙练习……… 6:15–6:30

研究电学等等……………… 7:15–8:15

工作………………………… 8:30–16:30

棒球和其他运动…………… 16:30–17:00

练习演讲和社交礼仪……… 17:00–18:00

研究有用的新发明………… 19:00–21:00

总体目标

绝不浪费时间去沙福特家或者［某个姓，字迹看不清楚］

绝不吸卷烟或者嚼烟叶

每两日洗一次澡

每周读一本有益的书或者杂志

每周储存五块钱［划掉］三块钱

更加孝顺父母

“这本书是我无意间发现的，”老人说，“你一看就明白了，对吧？”

“是的。”

“小詹注定要发达的。他总是有这样的决心。你发现他很注意提高自己的修养了吗？有一次他说我吃饭像猪一样，我还打了他一顿。”

他不舍得把这本书合上，而是大声地把每一项念出来，然后热切地看着我。我想他是相当期望我会把这张表格抄下来自己用。

在此之前不久，有个路德派牧师从法拉盛赶过来，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向窗外望去，看看有没有别的车来。盖茨比的父亲也是这样。等到过了三点，几个佣人都走进来了，站在门厅里等，他开始着急地眨着眼睛，担心地说不知道雨要下多久。牧师也不耐烦地看了几次手表，所以我把他拉到旁边，请他再等半个小时。但这完全没有用。谁也没有来。

五点钟时，我们一排三辆车开到了墓园，冒着瓢泼大雨停在大门口——最前面是灵车，又黑又湿，看上去很可怕；跟着是那辆豪华车，盖兹先生、牧师和我坐在里面，最后是盖茨比的旅行车，坐着四五个佣人和西卵的邮差；我们大家浑身都湿透了。就在我们开始走进墓园的大门时，我听到有辆车停下来，然后又听到有人踩着水追赶我们的声音。我回头去看。原来是那个戴着猫头鹰眼镜的人，三个月前的某个晚上，我曾经见到他在盖茨比的书房对着那些书称赞不已。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从何处得知葬礼在今天举行，甚至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大雨倾倒在他的眼镜上，他把眼镜摘下来，擦去雨水，看佣人把防水的布铺开，遮住盖茨比的坟头。

我努力地回忆着盖茨比的音容笑貌，但他已经离得太远，我只能想起，毫不怨恨地想起，黛熙没有送信或者送花来。隐隐约约之间我听到有人低声说“愿上帝保佑这位淋雨的死者”，然后那位猫头鹰眼镜先生响亮地说：“但愿如此，阿门！”

我们在雨中踉跄地朝几辆车跑过去。猫头鹰眼镜先生在大门口跟我聊了几句。

“我没能赶到别墅去吊丧，”他说。

“别人也都没有去。”

“不会吧！”他吃惊地说，“唉，我的上帝！他们以前一去就是几百人。”

他摘下眼镜，又里里外外地擦了一遍。

“这婊子养的真可怜，”他说。

我印象中最难忘的事，是在念预科学校和后来念大学期间，每逢圣诞回西部的经历。每年十二月某夜六点，那些家住芝加哥以西的人，会聚集在古老昏暗的联合车站，而芝加哥本地的同学则已经沉浸在节日氛围里，欢乐地和他们道别。我记得车站里有很多从各所女校回来的、穿着皮衣的女生，大家冒着白气热火朝天地闲聊，每当看到熟人就兴奋地把手举到头顶挥舞，还会相互攀比接到的邀请，“你会去奥德威家吗？赫什邀请了你吗？舒茨呢？”而戴手套的手里紧紧抓着长条绿车票。我还记得车站大门旁边停着许多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铁道公司的专线车，橘黄色的车厢看上去特别有欢乐的圣诞气氛。

当列车驶入冬夜，真正的雪，故乡的雪，开始从我们身边延伸而去，反射着车窗透出的光芒，沿途驶过威斯康星州境内许多灯光黯淡的小站，车厢里突然变得清冷起来。在餐车吃过晚饭，穿过那些寒冷的车厢走回座位时，我们深深地吸入凛冽的气息，恍然明白这片土地才是我们的故乡。直到一个小时之后，当我们再次习惯了清新寒冷的空气，这种奇妙的感觉才渐渐消失。

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原野或者那些荒凉的瑞典小城，而是年轻时返乡的列车，是寒冷黑夜中的街灯和圣诞的铃声，是明亮窗户上的圣诞花环投射在雪地上的影子。我是属于这里的，这些漫长的寒冬让我养成了严肃的性格。而我生活的城市很注重传统，世家故宅都是以屋主的姓氏命名的，自幼在卡拉威府邸长大的我难免有点骄傲自满。现在我终于明白，这归根到底是个西部的故事——汤姆、盖茨比、黛熙、乔丹和我，大家都是西部人，也许我们拥有某些共同的缺点，无形中使得我们很难真正地适应东部的生活。

我曾为东部感到兴奋不已，也曾清楚地意识到，东部比俄亥俄州以西地区好得多。那里虽然不像西部地广人稀，但生活没那么沉闷乏味，哪怕你不是小孩或者老人，也不会整天被人缠着问东问西——可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依然觉得东部的生活有点畸形。尤其是西卵，它依然会出现在我怪诞的梦境里。在我看来，它仿佛是艾尔·格列柯[6]的夜景：上百座既传统又荒诞的房子匍匐在阴沉的天空和黯淡的月亮之下。画面的前景是四个表情肃穆的男人，西装革履地抬着担架走在人行道上，而担架上躺着一位烂醉如泥、穿着白色晚礼服的女人。她的手垂在旁边，手腕上的珠宝闪烁着寒光。那些男人沉重地走进一座房子——走错地方了。但没有人知道那女人的名字，也没有人关心。

盖茨比死后，东部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阴森可怕，其畸形的程度超越了我的眼睛的矫正能力。所以等到空气中升起因燃烧枯叶而生的蓝烟，寒风将晾在绳子上的衣服吹得发硬，我就决定打道回府。

离开之前有件事需要先处理好，那件事说起来很尴尬，很不愉快，也许本来应该不去管它的。但我喜欢把事情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不是指望茫茫大海来把我的垃圾冲走。于是我约见了乔丹·贝克，跟她聊起了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以及后来我的遭遇，她坐在一张巨大的沙发椅上，纹丝不动地听着。

她穿着高尔夫球服，我记得当时觉得她看上去漂亮得像插画，她的下巴微微翘起，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头发是秋叶的黄色，脸庞的颜色和膝盖上的无指手套相同，都是淡褐色的。我把话说完之后，她不动声色地说她已经和别人订婚了。我怀疑她是在骗我——尽管她不乏追求者，只要她点头随时都可以结婚——但我还是假装很惊讶。刹那间我在想就这样和她分手是不是错误，又赶紧从头考虑了一遍，然后站起来和她说再见。

“反正是你甩掉我的，”乔丹突然说，“那天你在电话里甩掉我。现在我不怪你，但我从来没有被人甩过，当时愣了好久才回过神来。”

我们握了手。

“喂，你记得吗，”她补充说，“有一次我们聊起了开车的事情。”

“哦，不太记得了。”

“你说烂司机只要不遇上别的烂司机，就不会出事。哎，我遇到别的烂司机了，对吧？这只怪我自己不小心看错人。我原来以为你是个相当诚实、直爽的人。我以为那是你暗地里引以为豪的道德品质。”

“我今年三十岁了，”我说，“五年前我会做违心的事情，并以此为荣，但现在我不会。”

她没有回答。我生气地转身走开，但对她还是有点不舍，也感到非常可惜。

十月底的某个下午，我在第五大道看见了汤姆·布坎南。他走在我前面，步履轻快而急促，双手稍微向前抬起，随时准备推开阻碍的样子。他的头不停地扭来转去，眼睛滴溜溜地四处乱瞟。我正想放慢脚步以免超过他，他停了下来，开始眯着眼睛朝某家珠宝商店的橱窗里看。他突然看到我了，于是往回走，伸出他的手。

“怎么回事，尼克？你拒绝跟我握手吗？”

“是的。你知道我对你的看法。”

“你疯了，尼克，”他脱口而出，“彻底疯了。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

“汤姆，”我问他，“那天下午你跟威尔逊说了什么？”

他哑口无言地望着我，我知道我猜对了，威尔逊在不知所踪的那几个小时果然是去找了他。我转身就走，但他跟上一步，拉住我的胳膊。

“我跟他说了真话，”他说，“他到我家时，我们正准备出门，我派人去跟他说我们不在家，他想要强行闯到楼上。他那时急疯了，我要是不说那辆车是谁的，他肯定会杀了我。走进我们家之后，他的手一直放在口袋里，拿着一把左轮……”接着他又不服气地说，“我告诉他又怎样？那家伙罪有应得。你的眼睛被他蒙蔽了，黛熙也是，但他是个狠角色。他开车撞倒梅朵就像撞倒一条狗，停都不肯停下来。”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在心里默念着事实不是这样的。

“你别以为我就没有受苦——告诉你吧，后来我去退掉那套公寓，看到那盒该死的狗粮还摆在橱柜里，我坐下来哭得像个婴儿。上帝作证，那真是太可怕了……”

我不能原谅他，也不能喜欢他，但我看得出来他所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眼中，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一切都是因为自私冷漠和思维混乱。他们是自私冷漠的人，汤姆和黛熙——他们把东西打碎，毁掉别人的生活，然后龟缩到金钱、巨大的冷漠或者随便什么让他们蝇营狗苟地相处的东西里面，让别人来清理他们留下的残局……

我终究和他握手了，否则显得很傻，因为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是在跟一个小孩说话。然后他走进珠宝商店去买珍珠项链，或者也许只是买两个袖扣，永远地摆脱了我这个乡巴佬吹毛求疵的责难。

我离开时盖茨比的房子依然空着——他草坪里的草长得跟我的一样长了。村里有个出租车司机每次载客经过大门总要停下来指指点点，也许车祸那晚正是他拉着黛熙和盖茨比去了东卵，也许他已经杜撰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故事。但我不想听，每次下火车时我总是避开他。

那几个星期六我都在纽约过夜，因为对我来说，他那些灯火辉煌、光彩夺目的宴会宛在眼前，我依然能听见音乐和笑声，轻轻地、不绝地从他的花园传出来，依然能听见轿车在他的车道驶进驶出。某天夜里我真的听到有辆车停在那里，看见车灯停在他家前门的台阶下方。但我没有去看个究竟。也许是某个最后的客人，刚从遥远的地方归来，还不知道盖茨比的宴会早已曲终人散。

临走那夜，我收拾好行李，把车卖给杂货店的老板，然后走过去，再次端详这座象征着失败的荒芜巨宅。白色的台阶上有个粗俗的字眼，不知道是哪个顽童用砖块涂上的，在月光下显得清清楚楚，我把它擦掉了，鞋底在石板上磨得沙沙响。接着我信步走到下面的海边，仰面躺在沙滩上。

这时海边的公馆多数已经闭门锁户，周围几乎没有灯火，只有一点黯淡的光芒在移动，那是横穿海湾的渡轮。明月渐升渐高，那些微不足道的房子渐渐消失，我慢慢意识到这个古老的岛屿曾经鲜花遍地，曾经是当年那些荷兰水手[7]眼里丰腴多汁的新世界。那些消失的树木，那些为盖茨比的豪宅让路的树木，已经呻吟着献身给全人类最后和最大的梦想。当初看到这片大陆，心醉神迷的人类肯定在刹那间屏住了呼吸，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他既不理解也不渴望的美学沉思，有史以来最后一次面对某种他力所能及的惊喜。

我坐在沙滩上遐想古老而未知的世界，忽而想起了盖茨比，他第一次见到黛熙家码头末端的绿灯时，肯定也感到万分惊喜。他走过漫漫长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港湾，肯定觉得梦想已经离得非常近，几乎伸出手就能够抓得到。他所不知道的是，梦想已经落在他身后，落在纽约以西那广袤无垠的大地上，落在黑暗夜幕下连绵不绝的美国原野上。

盖茨比信奉的那盏绿灯，是年复一年在我们眼前渐渐消失的极乐未来。我们始终追它不上，但没有关系——明天我们会跑得更快，把手伸得更长……等到某个美好的早晨——

于是我们奋力前进，却如同逆水行舟，注定要不停地退回过去。

［终］

[1]即詹姆斯·杰罗米·希尔（James Jerome Hill，1838–1916），美国铁路大亨，出生于加拿大，十八岁那年定居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1893年，他修建的大北方铁路通车，东起圣保罗，西至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连接起美国五大湖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詹姆斯·希尔在当年有“帝国建设者”的美誉。

[2]格林尼治（Greenwich）是康涅狄格州菲尔费尔德郡的小镇。

[3]托尼·坦纳指出，虽然希特勒在1920年就采用了卐作为纳粹党的标志，但当时这个新闻的流布范围不是很广，菲兹杰拉德完全不知情，所以卐在这里只是个普通的装饰符号，并非暗示犹太人沃夫希姆是法西斯分子。

[4]奥尔巴尼（Albany）是纽约州的州政府所在地。

[5]《霍巴隆·卡西迪》是美国作家克拉伦斯·穆尔福德（Clarence E. Mulford，1883–1956）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以西部牛仔英雄霍巴隆·卡西迪为主角。这本书出版于1910年。

[6]艾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以画风怪诞诡异闻名。

[7]现在美国的纽约州、新泽西州、特拉华州和康涅狄格州在十七世纪曾是荷兰的殖民地，合称为新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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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盖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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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1. 扉页

2. 第一部

3. 第二部

4. 第三部

夜色温柔

Tender Is The Night

[美]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 著

杨蔚 译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色温柔 / ( 美)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著;杨蔚译. -- 深圳 :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80709-818-8

Ⅰ. ①夜… Ⅱ. ①弗… ②杨… Ⅲ.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7) 第263816号

夜色温柔

(美)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 著

杨蔚 译

出版人：胡洪侠

责任编辑：岳鸿雁

封面设计：董歆昱

技术编辑：杨杰 林洁楠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34 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2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5.25

字数：322千字

印数：1-9,000册

ISBN 978-7-80709-818-8

定价：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杰拉德和萨拉[1]

欢乐常在

[1]杰拉德·墨菲（Gerald Murphy, 1888—1964）和萨拉·谢尔曼·威伯格（Sara Sherman Wiborg， 1883—1975）夫妻被认为是本书主人公迪克·戴弗和尼科尔·戴弗的原型之一。现实中，杰拉德家境富庶，本人是一名画家，其父以经营皮具为业，有爱尔兰裔背景；而萨拉是南北战争中北部联邦军威廉·T. 谢尔曼将军的侄女，其父亲在四十岁前就赚取了百万身家。两人结婚后为避开城中非议和双方家庭的不满而自纽约移居法国巴黎，后转至里维埃拉，是富有的美国海外流亡者的代表人物。他们在里维埃拉构建起了一个主要由艺术家和作家组成的社交圈，与许多“迷失的一代”代表人物往来密切，其中就包括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

我已与你同在！夜色如此温柔

……可这里没有光明

唯余一丝天光，随微风穿过

青绿的幽暗和蜿蜒的苔径。

——《夜莺颂》[1]

[1]《夜莺颂》为英国诗人济慈（Jone Keats, 1795—1821）的代表作。

第一部

一

在法国里维埃拉宜人的海岸上，大约马赛到意大利边境的半途，立着一幢高大、堂皇的玫瑰色酒店。谦恭的棕榈叶荫凉了它泛红的正墙，一段短短的耀眼沙滩在它门前铺开。近来这里已是名流显贵们的消暑胜地，可就在十年前，当它的英国房客在四月里北行离开之后，这房子也曾几近荒废。如今附近冒出了许多小别墅，可这个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从戈赛外国人酒店到五英里外的戛纳之间还只有十来幢老房子，一个个圆屋顶如片片睡莲般散落在绵绵松林间，日渐衰朽。[1]

沙滩仿如明亮的黄色拜毯，与酒店浑然一体。清晨，远处戛纳城的景象越过水面投在清澈的浅滩上，粉红的、乳黄的旧堡垒和意大利边境上烟紫的阿尔卑斯山都在海草漾开的层层涟漪中轻轻摇荡。快八点时，一个穿蓝色浴衣的男人下到海滩，撩起冰冷的海水拍打身体，一会儿嘟嘟囔囔，一会儿大声抽气，完成大串的准备工作后，跳进海里，扑腾了一分钟。他离开以后，沙滩和海湾上安静了一个小时。地平线上，商船缓缓西移；酒店庭院里，忙碌的侍应正高声嚷嚷；松树梢头，晨露已渐渐干了。又一个小时过去，公路上传来了汽车喇叭声，道路蜿蜒，顺着过去摩尔人[2]的丘陵延伸，将滨海地区与真正的普罗旺斯分隔开来。

距离海边还有一英里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小火车站，在那里，松树让位给了尘埃满面的白杨。一九二五年六月的一个早晨，一辆维多利亚式马车[3]由车站出来，驶向戈赛酒店，车上载着一位夫人和她的女儿。母亲姿色犹存，只是这姿色很快就会被凸起的青筋毁掉，她的神态安详宁静，却又透出对世情的通达，两者相得益彰。然而，人们的目光很快就会转向她的女儿，她粉红的手心里藏着魔法，面颊焕发出可爱的光辉，就像傍晚刚洗过冷水浴的孩子身上泛起的战栗红晕。她高高的美好前额温柔地向发际延展，掩入纹章护盾般的额发之下，金发深深浅浅，蓬松鬈曲好似波纹花边。一对大眼睛清澈闪亮，水灵灵的；脸颊红润自然，那是自有力的年轻心跳中透射出的光彩。她的身形微妙地徘徊在孩童时代的终点线上——她就要满十八岁了，已经大致长成，可黎明晨露般的清新仍在。

当天空与海洋在她们身后化作了一条灼热的细线，母亲开口道：

“我有种感觉，我们不会喜欢这个地方。”

“反正我也想回家了。”女孩回答。

她们愉快地聊着天，但明显都懒洋洋的，漫无目的，事实上，任何话题都提不起她们的兴致。她们期望兴奋刺激，不是为了振奋疲惫的神经，而是源于同赢得假期的获奖学童一般无二的热望。

“我们只待三天，然后就回家去。一会儿我就打电报去订船票。”

女孩在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操着一口中规中矩却颇为刻板的法语，像是在背书。她们的房间在一楼，安顿下来后，她迈步穿过落地窗旁炫目的光亮，出门几步便来到了长长的石头游廊上。她走起路来拔背提臀，仿佛芭蕾舞演员一般。户外的火热阳光啃噬着她的影子，她退了回去——太亮了，刺得人几乎睁不开眼。五十码外，地中海被暴虐的阳光一点点剥去了色彩；栏杆下，一辆斑驳的别克轿车在酒店车道上承受着炙烤。

的确，整片地区里，只有沙滩上还有些许动静。三个英国保姆坐在一起织毛衣毛袜，花样是颇费功夫的英国维多利亚式样[4]，四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流行款，三人嘴里一本正经地絮叨着家长里短，严肃得像是在念诵咒语。更靠近海边还有十来个人，有的躲在条纹遮阳伞下，有的直接躺在沙滩上，涂抹了橄榄油的皮肤在日光下闪闪发亮。与此同时，十几个孩子们离开父母兀自撒欢，在浅水处追逐不怕人的鱼。

萝丝玛丽来到海滩，一个十二岁模样的男孩刚巧从她身边奔过，兴奋地大叫着一头扎进海里。感觉到陌生面孔上投来的逼人目光，她脱去浴袍，跟着也跳进海里。闷在水里漂出几码远后，她才发现水很浅，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蹚着水费力地往前走，纤细的腿一步一拖，像是在努力对抗水的阻挡。等到水差不多没到胸口时，她回头朝岸边望去：一个光头男人正关切地盯着她，那男人架着单片眼镜，穿了条紧身泳裤，毛茸茸的胸膛高高挺起，刺眼的肚脐凹陷下去。当萝丝玛丽迎着那注视的目光看去时，男人摘下了单片眼镜，眼镜顿时消失在他滑稽的胸毛丛中，他提起手里握着的瓶子，给自己倒了一杯什么。

萝丝玛丽俯身入水，以一种不甚规整的快四拍爬泳[5]游向救生筏。水涌上来，体贴地隔开暑热，钻进她的发丝间，漫过她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她在水中转了一圈又一圈，拥抱水浪，翻滚嬉戏。终于到达筏子边时，她早已气喘吁吁了，可一个女人低头看向她，这女人浑身晒得黝黑，只有一副牙齿是白的。突然间，萝丝玛丽意识到自己苍白的皮肤，便掉转身，顺着水流向岸边游去。她刚一上岸，那毛茸茸的男人就冲她开了口，手里还抓着瓶子。

“我说——那条救生筏后面有鲨鱼。”他是哪国人看不出来，但说起英语来倒是带着一股子慢条斯理的牛津腔，“昨天它们在儒昂海湾吃掉了两个英国水手，都是舰队上的人。”

“上帝啊！”萝丝玛丽惊呼道。

“它们是被舰队的垃圾招来的。”

为了证明这些话只是好意的提醒，他戴上眼镜，做作地退后两小步，又给自己倒了杯喝的。

有人趁着两人说话时上下打量她，萝丝玛丽倒不觉得窘迫或是不高兴，一心只想找个地方坐下。显然，沙滩上的每个家庭都已早早将阳伞跟前的一小溜领地划归己有，不断有人来回走动、聊天，营造出社区般的氛围。贸然闯入显然是非常无礼的。更高处的沙滩上到处都是鹅卵石和死去的海草，那儿也有一群人，和她一样通身苍白。他们用来遮阳的不是大沙滩伞，而是普通的手持小阳伞，显然对这地方不那么熟悉。萝丝玛丽在黑皮肤和白皮肤人群之间找到一小块空地，展开她的浴袍铺在了沙子上。

她安然躺着，先是听到人们说话的声音，感觉到他们在她身边走来走去，有影子穿过日头和她的身体之间。一只好奇的狗儿将温热急促的鼻息喷在她的颈侧，她能感觉到皮肤被晒得微微发烫，能听到海浪退去时疲惫的哗哗声响。到现在，她的耳朵已经能分辨出不同的嗓音，大概知道他们在谈论某个人，轻蔑地将他称之为“那个北方小子”，说他昨晚在戛纳的一家咖啡馆里绑架了一个侍应，想要把他锯成两段。故事的提供者是一个浅色头发的女子，穿着正式的晚装，明显是前一夜穿上就没来得及换下的，因为她头上还戴着头冠，肩头还缀着一朵半蔫的兰花。萝丝玛丽不太喜欢她和她的同伴，便翻过身背对他们。

另一边，离她最近是一名年轻女子。她坐在伞沿下，正照着一本摊开在沙地上的书列清单，浴袍松松垮垮地披在她的身上，露出肩膀和后背，阳光下，褐里透红的皮肤将一串奶油色的珍珠衬得熠熠生辉。她容貌秀美，惹人爱怜，却面无表情，视线虽与萝丝玛丽相遇，却并没有看她。在她身旁，是个戴骑师鸭舌帽、穿红条纹泳裤的英俊男子；再过去是之前萝丝玛丽在救生筏上见过的女人，她察觉到萝丝玛丽的目光，回望过来；之后是一个长脸男子，有着狮子般的金黄头颅，身穿蓝色泳裤，没戴帽子，正非常严肃地对着一个穿黑色泳裤的年轻男人说话，后者无疑是拉丁人，两人有一下没一下地捡着沙地上的碎海草叶。她猜想他们多半是美国人，却又有什么和她近来认识的那些美国人不太一样。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反应过来，戴鸭舌帽的男人是在为这群人做一个小小的默剧表演：他拖着耙子一本正经地走来走去，像是在耙除碎石子似的，神情从头到尾都那么严肃，却渐渐生出了某种难以言明的滑稽效果。这细微至极的效果渐渐放大，愈演愈烈，直到他说的每一个字眼都能引起一阵大笑。甚至连离得太远、压根儿听不清的人——比如她自己——都朝着他们竖起了耳朵。到最后，唯一不受影响的就只有那位戴珍珠项链的年轻女子了。或许是出于自我克制的端庄稳重，每当一阵欢呼响起，她就愈发凑近自己那份清单。

戴单片眼镜、手拿酒瓶的男人突然出现在萝丝玛丽上方，对她说：

“你真是个游泳健将。”

她客气地谦虚了几句。

“游得非常好。我叫坎皮恩。那边有位夫人说她上周在索伦托见过你，认出了你，她非常希望能和你见一面。”

克制住被打扰的不快，萝丝玛丽转头望去，看见那群还没晒黑的人都在等着，只好不情愿地站起来走了过去。

“艾布拉姆斯夫人——麦基思科夫人——麦基思科先生——邓弗莱先生——”

“我们认得你，”穿晚装的女子说，“你是萝丝玛丽·霍伊特，我在索伦托就认出你了，还特意跟酒店服务员打听了一下，我们都觉得你非常出色，简直完美。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你不回美国去再拍一部绝妙的好片子呢。”

他们拉开夸张的架势，挪动着腾出空间，邀请她加入。认出她的那名女子不是犹太人，只不过有个犹太名字罢了。她是那种上了些年纪的“玩家”，练就了刀枪不入的本事，能够轻易和其他年代的人打成一片。

“我们想给你个忠告：别第一天就晒伤了。”她兴致勃勃地接着说，“因为皮肤很重要，尤其是你。不过这片沙滩上似乎还有一大堆规矩，不知道你会不会在意。”

[1]正如这一段所述，本书的时间线比较复杂。全书的时间跨度是从第一部的1925年6月到第三部的1929年夏天，第二部的开头部分则回溯1917至1919年的故事。

[2]摩尔人指中世纪时生活在北非、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和马耳他地区的穆斯林，最初为来自北非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

[3]一种优雅的法国四轮折篷马车，通常车身较低，双人的乘客座位朝前，驾驶座升高，由一匹或两匹马拉动。如今在智利的比尼亚德尔马还能看到这种马车，通常用在旅游业中。

[4]维多利亚时代指的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在位的时期，大致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就社会历史和文学艺术领域而言，所谓“维多利亚式”主要出现该时期后半段。

[5]爬泳并非国际泳联规定的规范游泳形态，但由于它的前进速度最快，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自由泳竞技比赛中，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其为自由泳。

二

“我们在猜你是不是有戏，”麦基思科夫人说。她是个眼神不善的漂亮少妇，有点咄咄逼人。“我们不知道谁有戏谁没戏。我丈夫以前特别欣赏一个演员，觉得他肯定是主角，结果呢，只是个小配角。”

“戏？”萝丝玛丽一头雾水，问道，“这里有人在拍戏？”

“我亲爱的，我们可不知道。”艾布拉姆斯夫人说着，笑得浑身的肉都在抖，“我们没戏。我们都是旁观席上的人。”

邓弗莱是个麻黄头发的阴柔年轻人，他补上一句：“艾布拉姆斯妈妈自己就是一出戏。”坎皮恩晃动单片眼镜点点他，说：“嘿，罗伊尔，别胡说八道了。”看着这群人，萝丝玛丽心里不太舒服，只希望妈妈也在。她不喜欢这些人，特别是想起沙滩另一头那群有趣的人时，这感觉就更明显了。她的妈妈有着得体、利落的社交技巧，能让她们迅速摆脱眼前这种讨厌的情形。可萝丝玛丽出名才六个月，她少女时代的法国风范和后来才养成的美国民主做派有时会搅在一起，让她陷进类似的情形中。

麦基思科先生是一个三十多岁、异常瘦削而且长着雀斑的红脸男人，他可不觉得 “戏不戏”的话题有什么意思。他一直盯着海面，这时突然回头瞥了一眼妻子，然后转向萝丝玛丽，硬邦邦地问：

“到这里很久了？”

“刚一天。”

“哦。”

显然是感觉到话题转换得太过突兀，他挨个儿看着其他人。

“整个夏天都要待在这里吗？”麦基思科夫人问，一派无辜模样，“如果是的话，那可就有戏看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维奥莱，别再提这茬了！”她的丈夫爆发了，“找个新笑话吧，看在上帝的分上！”

麦基思科夫人凑近艾布拉姆斯夫人，用人人都能听见的声音悄悄说：

“他紧张了。”

“我不紧张，”麦基思科先生反驳道，“刚巧相反，我一点儿也不紧张。”

一眼就能看出他是火了，铁青的脸色让他的话显得毫无说服力。猛然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他站起身走向水里，他的妻子跟在后面。萝丝玛丽趁机跟着离开。

麦基思科先生深深吸了一口气，扑进浅水里，僵硬地挥着胳膊开始拍打地中海，看上去是想表示他正打算游个爬泳——直到一口气耗尽，他抬起头来左右看了看，一脸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来仍然在岸边。

“我还没学会换气。我从来就搞不懂他们是怎么换气的。”他探询地看向萝丝玛丽。

“我想，你的头埋在水里的时候应该吐气，”她解释了一下，“每划四下就抬起头来吸一次气。”

“对我来说，换气是最难的部分。我们要游到筏子那边去吗？”

狮子头的男人四肢摊开躺在救生筏上，筏子随着海水起起伏伏。当麦基思科夫人抵达时，筏子猛地一歪，重重地撞在她的胳膊上。男人翻身起来，把她拉上救生筏。

“只怕是撞到你了吧。”他语调舒缓，声音腼腆——这是萝丝玛丽所见过的最难看的脸，有着印第安式的高颧骨、长长的上唇和格外凹陷的金色幽深的眼眸。他的话语从嘴角边钻出来，像是主人希望它们可以婉转不唐突地传进麦基思科夫人耳里。说完后他便跃入了水中，修长的身体笔挺伸展，一动不动地冲向海岸。

萝丝玛丽和麦基思科夫人都看着他。惯性过后，他猛然曲起身体，精瘦的大腿抬出水面，接着整个人都消失了，只在身后留下几不可辨的一小片泡沫。

“他是个游泳好手。”萝丝玛丽说。

麦基思科夫人的回答出人意料的粗暴。

“噢，他是个蹩脚的音乐家。”她转向自己的丈夫，后者试了两次才勉强爬上筏子，这会儿刚找到平衡，正打算舒展舒展手脚找回些面子，却只换来又一个踉跄。“我刚刚在说，亚伯·诺斯也许是个游泳好手，可终究是个蹩脚的音乐家。”

“是的。”麦基思科勉强回应。很显然，他为他的妻子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赋予了她极少的自由。

“安泰尔才是我喜欢的。”麦基思科夫人转身向萝丝玛丽发起挑战，“安泰尔和乔伊斯[1]都是。我不指望你在好莱坞能听到多少有关这些人的消息，可《尤利西斯》刚在美国出版时，是我丈夫写了第一篇评论文章。”

“真希望现在有一支香烟，”麦基思科静静地说，“眼下对我来说，这个更重要。”

“他是行家——你不这么看吗，阿尔伯特？”

她的声音戛然而止。戴珍珠项链的女人来到水里，加入到她的两个孩子中间，就在这时，亚伯·诺斯钻到一个孩子身下，仿佛升起的火山岛一般，把他架在肩膀上举了起来。孩子吓得大叫，兴奋不已，那女人温和平静地看着，没有一丝笑容。

“那是他的妻子吗？”萝丝玛丽问。

“不，那是戴弗夫人。他们不住在这家酒店。”她死死盯着女人的脸，眼珠都不转一下。过了会儿，她猛地转向萝丝玛丽。

“你去过国外吗？”

“是的，我在巴黎上的学。”

“噢！那你大概知道，如果想在这里找点儿乐子，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一些真正的法国家庭。这些人有什么用？”她耸动左肩，点点海岸的方向，“他们不过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厮混，整天到处逛来逛去。当然，我们有介绍信，跟所有生活在巴黎的法国一流艺术家和作家都见过面。这才叫棒呢。”

“我猜是吧。”

“你瞧，我丈夫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

萝丝玛丽说：“哦，是吗？”她什么都没想，只是琢磨着，这么热的天气，不知道妈妈睡着了没有。

“是受了《尤利西斯》的启发。”麦基思科夫人接着说，“不过可不止写二十四个小时，我丈夫写的是整整一百年的事。他写了一个家道中落的法国老牌贵族，把他放在工业时代的冲突中——”

“噢，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见人就说，维奥莱，”麦基思科抗议道，“我可不希望书还没出这构思就传得满世界都是。”

萝丝玛丽下水游回岸边，上岸后，她把浴衣披在已经发疼的肩膀上，重新躺到太阳下。戴鸭舌帽的男人这会儿正在几把遮阳伞之间走来走去，手里拿着一个瓶子和几只小玻璃杯。很快，他们那边愈发热闹起来，他和他的朋友们凑得更近，遮阳伞连成一片，所有人都聚在伞下。她猜是有人要离开了，这是在沙滩上举行的告别聚会。就连孩子们都知道伞下有让人兴奋的事情，全都转身朝那边张望着——在萝丝玛丽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

正午的气息统治了天空与海洋，就连五英里外那一线白色的戛纳城也渐渐淡去，幻作了清凉的海市蜃楼；一艘旅鸫般昂首挺胸而来的帆船向岸边驶来，自远处的暗色海面上拖出一道长长的尾迹。看起来，似乎整片海岸都了无生气，除了那被沙滩阳伞滤去了阳光的地方，在那里，有某种东西在斑斓色彩和嗡嗡话语声中传递着。

坎皮恩走近她，在几步之外停了下来。萝丝玛丽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过了会儿，她微微虚开眼睛，看到两根模模糊糊的柱子，那是腿。那人想躲到一片泛黄云彩的阴影里，可那云彩在无边无际的火热天空里越飘越远。萝丝玛丽真的睡着了。

她满身大汗地醒来，发现沙滩上空空荡荡的，只有戴鸭舌帽的男人还在，他正在收起最后一把阳伞。就在萝丝玛丽还原地躺着眨眼时，他走近几步，说：

“我正打算离开之前叫醒你。一下子晒得太厉害可不好。”

“谢谢你。”萝丝玛丽垂下眼睛，一眼看到自己通红的双腿。

“天哪！”

她快活地大笑起来，想邀他聊会儿，可迪克·戴弗已经把帐篷和一把沙滩阳伞搬上了一旁的汽车，于是，她下水去洗掉身上的汗水。迪克走回来，把耙子、铲子和筛子收到一起，塞进一道岩石缝里。随后又来回打量了几眼沙滩，看看有没有漏下什么。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萝丝玛丽问。

“大概一点半了。”

他们不约而同地看了看海面。

“这时间不坏。”迪克·戴弗说，“不算一天中最糟糕的时候。”

他看看她。有那么一瞬，她沉入了他双眼那湛蓝明亮的世界里，满怀着渴望，却又分外安心。然后，他就扛起他的最后一包零碎朝汽车走去。萝丝玛丽出了水，抖抖浴衣，径直返回酒店。

[1]乔治·安泰尔（George Antheil；1900—1959），美国先锋派作曲家、作家和发明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生活在巴黎，试图以“不可思议的精妙机械”般的音乐来表现现代生活，其代表作《机械芭蕾舞曲》（1926年）中就融合了铁砧、飞机推进器、电子钟、汽车喇叭、金属片和钢琴的声响。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现代主义先锋派作家，也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最重要的作家，代表作是《尤利西斯》。

三

她们走进餐厅时已经差不多两点了。斑驳阴影重重地印在空荡荡的桌面上，随着窗外摇曳的松枝来回晃动。两名侍应生正在收拾盘子，用意大利语大声交谈，看到她们进门，便停下来送上乏味的午市套餐。

“我在沙滩上的时候掉进爱河了。”萝丝玛丽说。

“爱上谁了？”

“一开始是一群人，看起来都不错。后来是一个男人。”

“你和他说话了吗？”

“就几句。他英俊极了，头发带点儿红色。”她狼吞虎咽地吃着，“可惜已经结婚了——事情总是这样。”

母亲是她最好的朋友，总是尽心竭力地指点她，这在演艺圈子里并不少见。难得的是，埃尔希·斯比尔斯夫人之所以这么做，并非是为了补偿个人的失意。斯比尔斯夫人一生并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对生活也不曾心怀怨恨——两次美满的婚姻，两次丧夫寡居，每经历一次，她就愈发恬淡寡欲、心平气和。她的前后两任丈夫一个曾是骑兵军官，一个是军医，都为她留下了些财富，而她则努力要将它们照样传给萝丝玛丽。对于萝丝玛丽，她从不娇纵，好让女儿能够成长得坚毅、健壮；也绝不吝惜心力，努力要在萝丝玛丽心中种下理想主义的种子，虽说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指向她自己，只是透过她的眼睛来看世界。总之，当萝丝玛丽还是个“单纯”的孩子时，她就拥有了双重保护，一重是母亲的护甲，一重来自于自己——对于那些浅薄、轻率、庸俗的人，她怀有一种老成的不信任。无论如何，既然萝丝玛丽已经在电影界一夜成名，斯比尔斯夫人觉得是时候让她在心理上断奶了：如果这种多少带着点儿雀跃、急迫、让人喘不上气来的理想主义能够转移到她自己以外的其他什么上的话，“断奶”带给她的愉悦将远远高于痛苦。

“这么说，你是喜欢这里了？”她问。

“如果能认识那些人的话，也许会很有意思。这儿还有些别的人，但都不怎么样。他们认出我了……不管咱们走到哪儿，好像人人都看过《爸爸的小姑娘》似的。”

斯比尔斯夫人等着她的得意劲儿消退下去，然后才用就事论事的口吻说：“这倒是提醒我了，你什么时候去拜访厄尔·布雷迪？”

“我想咱们也许可以今天下午去——如果你休息好了的话。”

“你去吧，我就不去了。”

“那我们可以等到明天。”

“我想要你自己去。路不远，再说你又不是不会说法语。”

“妈妈——还有什么事不是我非做不可的吗？”

“哦，那就晚些吧——不过得在我们离开之前。”

“好的，妈妈。”

午餐过后，她们都感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乏味，就像所有美国旅行者在宁静的异国他乡曾感受过的一样。没有让人激动的事，没有门外传来的呼唤她们的声音，没有她们自己的零碎想法突然从别人的脑袋里冒出来，她们想念美利坚帝国的喧嚣了，这里的生活简直是凝滞的。

“我们还是就待三天吧，妈妈。”回房间时，萝丝玛丽说。门外，一阵轻风搅动了暑气，拽着它穿过枝叶间，透过百叶窗送进丝丝热风。

“你在沙滩爱上的那个男人怎么办呢？”

“除了你我谁都不爱，妈妈，我亲爱的妈妈。”

经过大堂时，萝丝玛丽停下来向老戈赛打听火车班次的情况。身穿浅棕色卡其布制服的看门人懒懒地靠在桌边，直愣愣地盯着她，过了会儿，突然记起了自己的职业礼仪。她搭上班车去火车站，同行还有两个恭恭敬敬的侍者。他们小心翼翼的沉默让她尴尬极了，恨不得能对他们说：“继续，接着聊，聊得开心点儿。这不会打扰我的。”

头等车厢简直令人窒息。铁道公司印了漂亮的广告招贴画片，阿尔勒的加尔桥、奥朗热的圆形剧场、夏蒙尼的冬季活动，全都比窗外一成不变的大海更加鲜活生动。美国的火车只管一门心思奔向目的地，瞧不上那些不那么疲于奔命的世界里的人，可这列火车不同，它穿行乡野，也融于乡野。它喷出的鼻息拂去了棕榈叶上的尘土，它留下的煤渣混进粪肥洒在了花园里。萝丝玛丽毫不怀疑，只要探身到车窗外去，一伸手就能把花儿摘下。

戛纳火车站外，一溜十几个出租车司机都躺在他们的车后座上打盹儿。远处的滨海大道上，赌场、时髦的商店和大酒店全都面对夏日的海面撑开了光秃秃的铁皮遮阳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原来也是有“季节”的，萝丝玛丽有点儿落伍了，不由得不自在起来，就像是她正展示出一种对于过时事物的不健康品味，就像是人们都在诧异，上个冬季的狂欢宴乐已过，下个冬天还没有到来，她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冷清的时候出现在这里？要知道，这会儿北边正热闹着呢。

当她拿着一瓶椰子油走出药店时，一名女子抱着满怀的沙发垫子从她面前横穿过去，走向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她认出那是戴弗夫人。一只瘦长的短腿黑毛狗冲她叫起来，打着瞌睡的司机一个激灵醒了过来。她坐进车里，漂亮的面孔紧绷着，神情僵硬，目光勇敢而警觉，空空地直瞪着前方。她穿了一条鲜红的裙子，棕褐色的双腿裸着，一头松狮犬般的暗金色头发很浓密。

火车还要过半个小时才到，萝丝玛丽走进克鲁瓦塞特大道上的阿里耶咖啡馆。咖啡馆里，暮光被树叶染成了绿色，洒落在桌上，一支管弦乐队演奏着尼斯狂欢节的歌曲和头一年的美国流行乐，欢迎想象中的各国来宾。她帮妈妈买了《时代报》和《星期六晚邮报》，一边喝着柠檬汁，一边翻开后一份报纸读一位俄国公主的回忆录，在她看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些惯例旧俗倒是比如今法国报纸上的头条文章更加真实，也更亲切。在酒店里时，同样的感受也曾向她压来——她习惯了将加黑加粗的奇谈怪事视作喜剧或是悲剧，却还没学会靠自己从中撷菁取要，分辨出本质，现在倒是开始觉得，法国的生活实在是空虚、无聊、死气沉沉。耳边回荡着乐队奏响的忧伤曲调，这感觉愈发压得人喘不过气，让她想起了歌舞杂耍表演里为杂耍艺人配的哀伤乐曲。就要返回戈赛酒店去了，她很高兴。

她的肩膀晒伤得太严重，第二天没法继续游泳，母女俩便一起雇了辆车——萝丝玛丽对法国的物价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因此讨价还价了好一阵子——沿着里维埃拉这众流交汇的三角洲兜风。司机颇有几分“恐怖的伊凡”[1]时期的沙皇风范，以向导自居。戛纳、尼斯、蒙特卡洛[2]，一个个光辉灿烂的名字开始透过它们暗沉的外表绽放出光彩，低声讲述起昔日的故事：帝王们来到这里宴客或是死去，印度王公面对英国芭蕾舞者动摇了佛陀的垂目，俄罗斯王子在失落了奢华优雅的日子里面对着波罗的海的黄昏消磨过一个又一个礼拜。最重要的是，海岸处处弥漫着俄罗斯的味道，弥漫在他们早已关闭的书店和食杂店内外。十年前，当那段时光在四月里终结，东正教堂的大门上了锁，他们最钟爱的甜美香槟被收藏起来等待他们归来。“下一季我们就会回来的。”他们说。可这言之过早了，他们再也没能回来。

向晚时分的回程是段愉快的旅程，海面上变幻着玛瑙玉髓初成般的神秘色彩：绿如苦艾酒液，蓝似洗衣皂水，红犹葡萄酒浆。一路上，看着坐在门外吃饭的人们，听着乡村小酒馆的葡萄藤后传来激昂铿锵的钢琴声，都让人心情舒畅。他们转下黄金海岸山道，穿过越来越暗的树林边缘，驶向戈赛酒店，将一片又一片绿地抛在身后，此时，月亮早已高悬在了废弃的水渠栈道上空……

酒店背后的山坡上，一场舞会正在某个地方举行，音乐声穿过轻纱般的月光传来，萝丝玛丽躺在蚊帐里侧耳倾听，意识到，原来这里也是有欢乐的。她想起了沙滩上那群优雅的人。她想着，也许早上能再遇到他们，可他们明显是个自成一体的小圈子，一旦他们的阳伞、竹席、狗儿和孩子们就位，那一片海滩上就算是竖起了篱笆。她打定主意，接下来的两个上午都不要再把时间耗在其他人的身上。

[1]即伊凡四世（1530—1584），又称伊凡雷帝，三岁即位莫斯科大公，1547年起成为“全俄罗斯的皇帝”，即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在开疆拓土、统一国内等多方面颇有建树，但其性情冷酷坚毅，统治手段酷烈，因而得名。

[2]戛纳（Cannes）、尼斯（Nice）为法国地名，蒙特卡洛（Monte Carlo）位于摩纳哥。

四

问题自己解决了。麦基思科夫妇还没来。她刚把浴衣抖开，两个男人就离开那群人向她走来，一个是戴骑士鸭舌帽的男人，一个是亚麻头发的高个儿男人，正是传闻中差点把侍应锯成两半的那个。

“早上好。”迪克·戴弗说。他顿了一下。“瞧，不管晒没晒伤，你昨天为什么不出现呢？我们都在担心你。”

她坐起身来，高兴地露出微笑，欢迎他们的打扰。

“我们还想着，”迪克·戴弗说，“你今天上午究竟会不会来。我们现在过来，还准备好了食物和饮料，所以，你瞧，这是一个真心诚意的邀请。”

他看上去亲切、诚恳，而且风度翩翩，声音里已经许下了承诺：他会照顾她，不消多久，他就会为她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展开一个又一个瑰丽的可能性，无穷无尽。他负责为双方作介绍，确保不提到她的名字，却让她立刻明白，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她是谁，只是出于对她个人生活的尊重而闭口不提。自她成名以来，除了和真正的专业人士在一起，就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周全的时候。

尼科尔·戴弗深小麦色的背脊在珍珠下延展，她正翻着一本菜谱研究马里兰鸡肉[1]的做法。萝丝玛丽猜想她大概有二十四岁。她的面孔配得上一切赞颂美貌的词句，却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这张脸一开始是依着英雄人物的架子造的，骨骼强健，轮廓分明，眉眼容色的一切特征、神采仿佛都与罗丹的雕塑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气质、个性别无二致，到后来，却又朝着秀美的方向修整了一番，一刀一琢都恰到好处，稍有差池便会毁掉其中蕴含的力量与个性。只有到嘴部时，雕刻家孤注一掷地冒了险——很成功，那就是杂志封面上的丘比特之箭，同时还兼备其他五官的特点。

“你要在这里停留很久吗？”尼科尔问道。她嗓音低沉，几近沙哑。

这一刻，萝丝玛丽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或许她们可以多待上一个礼拜。

“不太久。”她含糊地回答，“我们出国很长时间了，三月份就在西西里上了岸，然后慢慢往北走。去年一月拍电影时我染上了肺炎，现在还在休养。”

“上帝保佑你！是怎么回事？”

“噢，因为游泳。”萝丝玛丽不太想多说自己的私事，“有天我染上了流行性感冒，自己却不知道，刚好要拍的那段戏又需要我跳进威尼斯的水道里去。这个场景花费很高，所以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跳，跳了一整个上午。母亲请了位医生到现场守着，可还是没用，我还是得了肺炎。”说完后，不等他们开口，她就断然改变了话题：“你们喜欢这里——这个地方吗？”

“他们非喜欢不可。”亚伯·诺斯慢条斯理地说，“是他们创造了这里。”他缓缓转动他高贵的头颅，好让喜爱的目光温和地落在戴弗夫妇身上。

“哦，是这样吗？”

“这家酒店去年夏天刚开业，这才是第二个年头。”尼科尔解释道，“我们劝说戈赛留下了一个厨子、一个服务生和一个司机——去年没赚也没亏，今年就好多了。”

“可你们没住在酒店里。”

“我们建了所房子，就在北边的塔玛。”

“我们猜想是这样的，”迪克一边说话一边调整阳伞，遮去落在萝丝玛丽肩头上的一小片阳光，“所有北部那些地方，比如多维尔[2]，都被俄国人和英国人占了，他们不怕冷，至于我们美国人，半数都习惯了热带气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选择到这里来。”

那个长着拉丁面孔的年轻男人正在翻看《纽约先驱报》。

“嘿，这些都是哪国人？”他突然开口说，并用带点儿法国口音的声调读道，“‘下榻沃韦[3]皇宫酒店的有，潘德莱·鱼线先生、波妮赛太太’——我一点儿也没夸张——‘科琳娜·梅多萨、帕舍太太、谢拉菲姆·图利欧太太、圣母·阿玛利亚·赫托·麦斯、莫伊塞斯·图欧贝尔、帕拉戈瑞斯太太、使徒·亚历山大、约兰达·伊欧司福格鲁和吉诺维瓦·德·莫摩斯！’这个我最喜欢——吉诺维瓦·德·莫摩斯[4]。就算专门跑一趟沃韦去看一眼吉诺维瓦·德·莫摩斯都是值得的。”

这年轻男人突然坐不住了，猛地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他比戴弗和诺斯要年轻几岁，个子挺高，身体结实，肩膀和上臂肌肉隆起，没有一丝赘肉。一眼看去，他就是那种人们通常所说的英俊小子，只是脸上总隐约挂着厌恶的神情，大大损害了他那双棕色眼睛里锐利明亮的风采。即便人们将来忘了他那张从来无法容忍无聊事情的嘴，忘了那因为焦躁和无谓的烦恼而皱起的年轻额头，也绝不会忘记这双眼睛。

“上周我们在美国的报纸上找到过几个不错的名字。”尼科尔说，“伊夫林·牡蛎夫人和——还有什么来着？”

“有个S.肉身先生。”戴弗说着，也站起身来。他拿过耙子开始认真地耙去沙子里的小石子。

“噢，对——S.肉身——有没有让你觉得毛骨悚然？”

和尼科尔待在一起很清静。萝丝玛丽觉得甚至比和母亲在一起时更清静。亚伯·诺斯和巴尔班——那个法国人——在谈论摩洛哥，尼科尔已经抄完了她的菜谱，开始捡起针线活儿做起来。萝丝玛丽细细打量着他们的装备：四把大阳伞，用来组成遮阳天篷；一个便携浴室，用来更衣；一匹充气橡皮马。全都是萝丝玛丽从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是战后头一批奢侈品，大概还只有优先级最高的客户才能现在就拥有。她断定他们都是上流人士，虽说母亲告诫过她，要提防这类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可她觉得在这里不必如此。即便这一整个上午他们什么都没做，她还是感觉到了某种目标，一种针对某件事情的努力，一个方向，一种有别于一切她所知晓的创造性行动。她的心智还稚嫩得很，没有想过这群人相互关系的内涵，她所关注的，只是他们对她的态度。不过她还是隐约察觉到了其中交织的某种友好关系，对此，她的看法是，他们看上去都非常愉快。

她轮番考察三位男士，暂时将他们纳入了自己“麾下”。三个人都很出色，各有各的风度，但全都具备一种特别的高贵气度，她觉得应该是源于他们的生活、过往经历和未来，不为环境所转移，也与男演员那种公式化的客套礼貌截然不同。此外，她还察觉到一种深及骨髓的优雅，与导演们那种粗糙马虎的友好也不一样——在她的生活里，导演就是有学问的代表了。男演员和导演，还有那些来路不同却一概面目模糊的大学男孩——去年秋天她在耶鲁的毕业舞会上见到的那些——就是她所见过的所有男人了，他们全都只对一见钟情感兴趣。

这三个是不一样的。巴尔班文雅稍逊，略多几分玩世不恭，但举止很有规矩，甚至有些囿于形式。亚伯·诺斯的内向之下掩藏着一种绝望的幽默感，逗得她又是开心，又是疑惑。要想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严肃的天性并不具备优势。

而迪克·戴弗，他是最完美的。她静静地欣赏着他。他肤色红润，有日光的影子，短短的毛发也一样，浅浅的汗毛从胳膊一直蔓延到手背。他的双眼是一种幽深的湛蓝色。鼻子略微有点尖，你永远不会弄不清他在看谁或对谁说话，那是一种讨人喜欢的关注，毕竟，谁会看向我们呢？那些落到我们身上的一瞥，要么好奇窥探，要么漠不关心，不外如此。他的声音里隐隐带着美妙的爱尔兰声调，仿佛在取悦全世界，可她还是能感觉到其中的硬朗、自制和自律，这也是萝丝玛丽自己的优点。噢，她选中他了。尼科尔听到轻轻的叹息，抬起头来，明白她选中了他，那叹息在说，可惜，他已是别人的了。

快到中午时，麦基思科夫妇、艾布拉姆斯夫人、邓弗莱先生和坎皮恩先生出现在沙滩上。他们带了把新的沙滩阳伞，撑开时瞟了一眼戴弗夫妇，一脸满足地钻进伞下去了——除了麦基思科先生，他还滑稽地留在外面。迪克拖着耙子经过他们身边，回到阳伞天篷下。

“那两个年轻人正凑在一起看《礼仪手册》呢。”他低声说。

“打算结交名流啊。”亚伯说。

玛丽·诺斯，就是萝丝玛丽第一天在救生筏上见到的那个皮肤黝黑的年轻女子，她游泳回来了，俏皮地笑着说：

“看来是从不颤抖先生和夫人到了。”

“他们是这个家伙的朋友。”尼科尔为她解释，冲着亚伯比划了一下，“他为什么不去和他们打个招呼？难道你不认为他们很迷人吗？”

“我想他们大概是很迷人的，”亚伯表示赞同，“只是我不觉得，仅此而已。”

“好吧，我是觉得今年夏天这片沙滩上的人也太多了，”尼科尔承认，“这是迪克从卵石堆里整出的沙滩。”她思忖了片刻，压低声音，免得后面另一把阳伞下的三个保姆听到。“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总比去年夏天那些英国人好一点儿，那些人一直大叫大嚷：‘这海难道不是很蓝吗？这天难道不是雪白的吗？小奈莉的鼻子难道不是红了吗？’”

萝丝玛丽心想，她可不愿意和尼科尔为敌。

“可你是还没见着那场架呢。”尼科尔接着说，“你来的前一天，那个已婚的男人，就是那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汽油还是黄油代用品的——”

“麦基思科[5]？”

“对——那会儿他们吵了起来，她把沙子扔到他的脸上。而他就骑到她身上，把她的脸摁进沙子里，动作利索极了。我们全都，嗯，惊呆了。我还想让迪克去劝架来着。”

“我觉得，”迪克·戴弗的视线落在草席上，若有所思地说，“我该过去，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不，你不会去的。”尼科尔飞快地对他说。

“我想这应该是好事。他们已经在这里了——不如我们自己调整一下吧。”

“我们已经调整得够好了。”她坚持道，笑了起来，“我可不想让我的鼻子被摁进沙子里。我是个小心眼的刻薄女人。”她对萝丝玛丽说。跟着便提高了声音喊道：“孩子们，换上你们的泳衣！”

萝丝玛丽有预感，这次游泳将成为她人生中标志性的经历，从今往后，只要提起游泳，这一次的情形就会从她的脑海中浮现出来。这时候，聚会开始转移到水里了，不得已的长久静止之后，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走出暑热，步入凉爽，痛痛快快地享用美味的咖喱，品尝沁凉的白葡萄酒。和老派绅士的日子一样，戴弗家的一天规划得井井有条，充分享受手边的一切，各项活动之间的空闲时间也绝无浪费。萝丝玛丽还不知道的是，眼下就有另一项活动，将会把引人入胜的游泳与普罗旺斯午餐时间的絮絮闲谈衔接起来。然而，她又一次感觉到，迪克关照着她。她愉快地响应最后的活动，就好像那是一道命令。

尼科尔把一件刚刚做好的古怪衣服递给她丈夫。他走进更衣帐篷，再出现时，身上的黑色透明蕾丝泳裤引起了一阵骚动。细看之下才会发现，原来里层是衬了肉色的布。

“呵，不过是同性恋的小把戏罢了！”麦基思科先生轻蔑地叫道——旋即慌忙转回身去，对邓弗莱先生和坎皮恩先生说，“噢，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这条泳裤逗得萝丝玛丽开心极了。她的天真心性为戴弗夫妇这种昂贵的俭朴而欢喜雀跃，却不曾意识到其中的复杂，意识到这并非纯然无邪，也不曾意识到，这一切其实是因为他们对品质更加挑剔，无法满足于拥有世界大巴扎里淘来的大堆杂物；她更加不知道，他们一举一动之中的真诚，周到贴心的淡然与友善，日常细节处凸显的美好品质，统统都是在冒险与上帝拼命讨价还价之后，在经过了她无法想象的挣扎努力之后得来的。此时此刻，戴弗夫妇的行为所展现的正是当下社会阶层可能进化到的最高层次，因此，大多数人在他们面前都相形见绌——事实上，就在萝丝玛丽毫无察觉的时候，一种质变已经开始了。

大家喝着雪利酒，吃着薄脆小饼干，她也和他们站在一起。迪克·戴弗冷静的蓝眼睛注视着她，那和善的、令人信服的嘴张开来，深思着，谨慎地说：

“这么久以来，你是我所见过的唯一真正称得上如花儿般绽放的女孩。”

后来，萝丝玛丽伏在母亲的膝头哭了很久很久。

“我爱他，妈妈。我爱他爱得要命——我从来不知道自己也会对某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可他结婚了，我也喜欢他的妻子——毫无希望。噢，我是这么爱他！”

“我倒是很想见见他。”

“她邀请我们周五去吃晚餐。”

“如果说你陷入了爱情之中，那就应该感到快乐才对。你应该笑呀。”

萝丝玛丽抬起头来，脸上滑过一个漂亮的轻颤，笑了。母亲对她始终是很有影响力的。

[1]美国马里兰州的传统餐食，许多家庭都有这道菜的家传菜谱。

[2]位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

[3]瑞士小镇，位于日内瓦湖北岸，靠近洛桑。

[4]莫摩斯（Momus）是希腊神话中的嘲讽和非难之神。这里提到的人名大多要么有独特的含义，要么就是古怪的词语，通常少见于人名。

[5]麦基思科（McKisco）和美国品牌Crisco发音接近，后者出品各种食用油，包括人造植物黄油。

五

萝丝玛丽满心闷闷不乐地动身去蒙特卡洛。她坐在车上，沿着通向拉图尔比的崎岖山路前往改建中的老高蒙[1]片场。递进名片，站在格栅大门外等回音时，她仿佛看见了好莱坞。刚刚拍摄完毕的某部电影的奇异场景还没拆除，破败的印度街景，纸板做的巨鲸，挂着足有篮球大小果实的樱桃树，处处闪烁着异域的光辉，仿佛它们原本就应该出现在这里，和灰白的苋属植物、含羞草、栓皮栎和矮松一样土生土长。片场里有一个供应午餐的快餐棚和两个谷仓模样的舞台，此外，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面孔，上好了妆，满怀期待，等待着。

十分钟后，一个头发颜色活像金丝雀羽毛的年轻人急匆匆地来到门边。

“请进，霍伊特小姐。布雷迪先生正在拍摄现场，不过他等不及要见您了。抱歉让您久等了，可您知道，这些法国女士，总有人入不了戏——”

在摄影棚一面光秃秃的墙上，制片厂经理拉开一扇小门，萝丝玛丽跟在他身后迈入昏暗之中，心头涌起一阵愉悦的熟悉感。幽暗的光线里，处处有人影晃动，一张张灰白的面孔转向她，好似注视着凡人之路的炼狱幽灵。四下里有轻柔的低语声，远处传来小风琴的温柔轻颤。转过几个背景板搭出的拐角，他们来到一座白晃晃的舞台边。台上，一个法国男演员和一个美国女演员面对面站着，一动不动。男演员的衬衫前襟、领口和袖口都闪着明亮的粉红色。他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对方，仿佛已经这样站了许多个小时，而且还会这样站上很久，什么都不会发生，不会有人挪动哪怕一下。一排灯疲惫地发出嘶啦啦的声响，熄灭了，又再次亮起；音锤敲出哀伤的乞求，飘向无名的远方；晃眼的灯光自高处投下，一张忧郁的面孔出现在灯光中，冲着更高处的黑暗叫嚷了些晦涩难明的话语。接下来，一道声音打破了沉默，就在萝丝玛丽面前响起。

“宝贝，别脱袜子，你会把另外十双都弄坏的。那可值十五英镑呢。”

说话的人退后一步，撞到了萝丝玛丽，片场经理趁机介绍：“嘿，厄尔——这位是霍伊特小姐。”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布雷迪风风火火的，非常热情。握手时，她看到他从头到脚地上下打量着自己，这情形她并不陌生，反倒觉得挺自在，总忍不住对这样做的人产生一种微妙的优越感。如果说美貌是笔财富，她就是能将这与生俱来的种种优势尽情发挥的人。

“我想着你这几天就要来了。”布雷迪说，就私事而言，这语气有点太笃定了，尾调还带着几丝高傲的伦敦腔，“旅行愉快吗？”

“是的。不过我们还是很想回家。”

“不——不不！”他抗议道，“待上一阵子——我想跟你聊聊。让我跟你说说你的电影，就是那部《爸爸的小姑娘》。我在巴黎看的。看完就立刻打电报过海了，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已经签约了。”

“我刚好已经——真是不好意思。”

“上帝啊，多好的电影！”

不想挂着笑脸傻傻附和，萝丝玛丽微蹙起眉头。

“没人能指望靠一部电影就让人永远记住。”她说。

“没错——很对。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母亲认为我需要休息一下。回去以后，我们也许会签约第一国家电影公司[2]，或是继续和斐摩斯合作。”

“我们？还有谁？”

“我母亲。商务上的事情她说了算。没她我可不行。”

他又一次从头到脚地细细打量她，这一次，萝丝玛丽却对他生出了别样的感觉。不是喜欢，和上午她对沙滩上那个男人打从心底里生出的倾慕完全不同。这只是一声嗒响，他渴望得到她，而出于少女情怀，她也会考虑泰然接受。尽管她心里很清楚，只要离开半个小时，她就会把他忘掉，就像忘掉拍电影时亲吻过的男演员一样。

“你住在哪儿？”布雷迪问，“哦，对了，戈赛酒店。唔，我今年的计划也都排满了，不过写给你的那封信仍然有效。既然康妮·塔尔梅奇当年也是个孩子[3]，比起其他女孩来，我当然更愿意选择与你合作拍电影。”

“我也是这么想的。您为什么不回好莱坞呢？”

“我受不了那个见鬼的地方。在这儿挺好。等等我，拍完这个镜头我带你到处转转。”

他走上舞台，对那名法国男演员温和地低声说起话来。

五分钟过去了——布雷迪还在说话，那法国人不时倒换一下脚，点点头。突然间，布雷迪停下来，冲着灯光喊了句什么，吓得它们一阵嗡嗡作响，更亮了。就在此刻，洛杉矶[4]开始高声召唤萝丝玛丽。她再一次穿行在那聚集着密密街区的城市里，无所畏惧，一心只想回去。她能想象布雷迪拍完后会是什么状态，并不想在这种时候见他，便带着犹存的几分着迷离开了片场。地中海的天地间不再那么寂静，现在她知道了，电影厂就在那里。她喜欢街上的行人。去火车站的路上，她为自己买了一双帆布平底凉鞋。

妈妈很高兴，萝丝玛丽分毫不差地完成了她的吩咐。可她还是想让女儿走得更远一些。斯比尔斯夫人表面上依然神采奕奕，可她累了。死亡的卧榻会让人经受真正的疲累，而她曾两次守候在侧。

[1]法国电影制片厂高蒙（Gaumont）由工程师出身的发明家莱昂·高蒙（Léon Gaumont；1864—1946）于1895年创建，是全球第一家电影制片厂。

[2]第一国家电影公司（First National Pictures），1917年创立的好莱坞电影公司，最初称“第一国家放映商联盟”，目的是抗衡派拉蒙等大公司的垄断，1924年发展成为电影制作公司，1929年被华纳兄弟公司彻底吞并。

[3]康妮·塔尔梅奇（Connie Talmadge，1893—197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好莱坞喜剧演员，其作品精妙复杂，通达世情，与她姐姐诺玛的戏同样风行于默片时代。布雷迪在这里提到“孩子”，意指塔尔梅奇与D.W.格里菲斯作品的关系。D.W.格里菲斯（David Wark Griffith，1875—1948）是好莱坞著名导演，备受菲兹杰拉德推崇，康妮·塔尔梅奇曾出演他的作品《党同伐异》（Intolerance，1916）。格里菲斯二战前的作品里常常出现兼具孩童气质与成熟风范的女星。

[4]好莱坞位于美国洛杉矶。

六

午餐时喝了点儿桃红葡萄酒，尼科尔·戴弗感觉很不错，她高高抱起双臂，肩头的人造山茶花几乎碰到了脸颊，跨出房门走进她美丽的、没有一棵杂草的花园。花园一侧与房子相连，贴着墙面，从这头一直延伸到那头，两侧紧挨着古老的村庄，最后一侧延伸到直插入海的悬崖边。

与村庄相连的墙上尘土满布，到处都是扭曲虬结的葡萄藤、柠檬树和桉树，简易独轮推车不久前才被扔在了路边，却已半截陷入泥土，开始朽烂了。让尼科尔总忍不住惊叹的是，每转过一个弯，经过一个芍药花圃，都能走进一片绿意沁人的荫凉地，如此惬意，连绿叶与花瓣都带着水气蜷曲起来。

她裹了一块丁香色的头巾，在颈项前系了个结，即便是在白晃晃的明亮日光下，那淡紫的颜色也会映上她的脸庞，投在她挪动的脚步边。她面容刚硬，近乎严厉，只是绿色眼睛里偶尔会闪过一丝软弱可怜的犹疑光芒。那头曾经金黄的头发已经黯淡，但如今二十四岁的她比十八岁时更加可爱迷人，虽说那时的头发比现在更加闪亮。

尼科尔顺着一条白石镶边、花雾迷蒙的小径来到一片可以远眺大海的空地。空地上摆放着来自锡耶纳[1]的大桌子、藤条椅和一把硕大的遮阳伞，提灯在无花果树上沉睡，正中是一棵巨大的松树，那是花园里最高最大的树。她在这里停了片刻，不甚在意地看了看盘在松树脚下的旱金莲和鸢尾花，仿佛它们只是从不知哪里来的几粒种子里长出来的，屋里的儿童室传来争吵抱怨的声音。等到吵闹声消失在夏日的空气里后，她继续往前走。芍药花千姿百态，聚成了粉红的云朵；郁金香或黑或褐；淡紫茎的玫瑰花娇嫩脆弱，全都晶莹剔透得好似糖果店橱窗里的糖花……这色彩的诙谐曲步步推高，攀上了最高潮，接着，从半空骤然跌落——湿漉漉的台阶向下延伸了五英尺，通向一处低地。

这里有一口木板遮挡的井，即便在最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周围也一样幽暗湿滑。她沿另一侧的台阶拾级而上，走进菜园。她走得相当快，事实上，她喜欢活动，尽管有时候会给人一种仿佛随时可能沉入恬静动人的安静中的感觉。那只是因为她不善言辞，也不相信口头的言语，在这个世界上，她宁愿保持沉默，只以一种近乎贫乏的严谨贡献出她那份彬彬有礼的笑容。可是，如果发现陌生人开始对这样的少言寡语感到不适，她就会随手抓住一个话题，急急忙忙地谈论起来，热切得连自己都吃惊，然后，再拽回话头，几乎是羞怯地将它猛然扔到一边，就像一只叼回猎物的驯顺猎犬，尽忠职守，甚至更加出色。

正当她站在氤氲着淡淡绿色光芒的菜园里时，迪克横穿过她前方的小路，走向他的工作室。尼科尔静静站着，一直等到他过去才穿过那一排排未来的沙拉之间，走向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在那里，鸽子、兔子和一只鹦鹉无礼地冲着她叫嚷，乱作一团。再下一层岩架，她来到一道曲曲弯弯的矮墙边，低头看着七百英尺之下的地中海。

她站在塔玛的古老山村里。他们的别墅和庭院由一排紧邻悬崖的民居改建而成——五间小房子打通成了大屋，四间拆掉辟作花园。外墙没动过，因此从低处的马路上远远看来，别墅完全融在了一片朦胧淡紫的小镇中，与之浑然一体。

尼科尔站了会儿，看着脚下的地中海，即便她的双手永远不知疲惫，这会儿却也没什么事情可做。这时候，迪克从他的单间小屋里走了出来，举着望远镜看向东边的戛纳。尼科尔在他的视野里一晃而过，他立刻回到屋里，再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电子喇叭。他有许多机械小玩意儿。

“尼科尔，”他叫道，“我忘了告诉你，作为最后的使徒姿态[2]，我邀请了艾布拉姆斯夫人，就是那个白头发的女人。”

“猜到了。这也太离谱了。”

若是这回答轻轻松松就能传到他的耳边，岂不等于在嘲笑他的喇叭？于是她提高声音喊道：“你听得到我吗？”

“听得到。”他调低了喇叭音量，接着又突然调高，“我还要再请些人，我要去邀请那两个年轻人。”

“好吧。”她平静地同意了。

“我要办一个真正的‘坏’聚会。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要办一个宴会，人们吵吵嚷嚷，到处调情，个个都带着心碎的感觉回家，女人们都醉倒在盥洗室的隔间里。等着瞧吧。”

他转身回屋，尼科尔看得出来，这会儿他所独有的典型情绪正在高涨，那种兴奋能席卷所有人，但到了最后，袭来的必定是他自己的低落，他从未将这种失落表现出来，可她能猜到。这种对某件事的兴奋已经超出了事情本身的重要性，变成了一种真正非凡的高超社交技巧。除非周围全都是些特别固执多疑的人，否则他就有能力唤起人们不假思索的爱，让人沉溺其中。然而，当他意识到其中的铺张与放纵之后，消沉便接踵而至。有时，他会惊骇地回头去看自己疯狂洒出的情感，就像一名将军注视着自己为了满足杀戮欲而下令引发的屠杀。

然而，只要能被纳入迪克·戴弗的世界，哪怕只是一会儿，那也是非同寻常的经历：人人都会相信他为自己预留了特属专席，都能通过他看到自己生命中最值得骄傲的独一无二，那是被多年以来的世故妥协所掩埋的独特。他体贴入微，优雅有礼，能够迅速掳获人心。这种体贴有礼是如此不着痕迹，只有当它起效时才能被察觉。接着，为了避免最初的美好印象凋萎，他毫不设防地打开他奇妙世界的大门。只要他们全心接纳、全情投入，他们的快乐就是他最关注的事，可若是对这世界有一丝的疑虑闪现，他便立刻从他们眼前消失，几乎不留下任何值得回味的言语或举动。

这天傍晚八点半，迪克出门去迎接第一拨客人，他把外套拎在手里，就像拎着斗牛士的斗篷一般，分外隆重，分外令人期待。问候过萝丝玛丽和她的母亲之后，他停下来，让她们先开口，仿佛以此做出承诺：在这个新的环境里，她们仍然有权畅所欲言。这很独特。

在萝丝玛丽的眼中，应该说，上山来到塔玛这件事本身和山上清新的空气同样令她们着迷。此刻，她和母亲满怀赞叹地四下环顾着。不寻常的细微表情变化能够让非凡人物的特质在芸芸众生中得以凸显，同样，狄安娜别墅[3]精心打磨的完美也体现在每一个刹那间的小小差池，比如女仆如幽灵般不经意地出现在背景里，或是一只软木塞的固执别扭。第一批客人到了，带来了夜的激动，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便该悄然隐去了，其代表便是还在露台上吃晚餐的戴弗家的孩子和他们的女家庭教师。

“多美的花园啊！”斯比尔斯夫人高声赞叹道。

“是尼科尔的花园。”迪克说，“她一刻也丢不下它，整天都挂在嘴上，担心它会遭了什么病。现在我就怀疑，哪天连她自己都会染上白粉病啊霉点病啊或者是晚疫病什么的。”他食指一点，稳稳指着萝丝玛丽，用仿佛暗藏着父亲般关爱的轻快语调说，“可不许你推脱——我要送一顶在沙滩上戴的帽子给你。”

他转过身，领着她们离开花园来到露台，倒了一杯鸡尾酒。厄尔·布雷迪也到了，看到萝丝玛丽时非常惊讶。他的举止比在片场时温和些，仿佛出了那道大门就换了个人。萝丝玛丽飞快地将他和迪克·戴弗做了个比较，毫不犹豫地倒向后者。虽说厄尔·布雷迪的风度又一次给她带来过电般的感觉，可相形之下，他还是显得少了几分教养和优雅。

他熟稔地跟刚吃完户外晚餐的孩子们说话。

“嗨，拉尼尔，唱支歌怎么样？你和托普茜愿意为我唱支歌吗？”

“唱什么呢？”小男孩答应了，他一开口就像是在唱歌一样，带着在法国长大的美国孩子那种稍稍有些奇怪的口音。

“就唱那首‘我的朋友皮埃罗’的吧。”

姐弟俩大大方方地并肩站着，甜美清亮的歌声飘荡在夜晚的空气中。

月亮光辉洒落

我的朋友皮埃罗

借我羽毛笔吧

写下一个字

我的蜡烛熄了

没有火光了

打开你的门吧

上帝多慈悲[4]

歌声止歇，孩子们的脸庞被晚霞映红，他们静静站着，为成功扬起笑脸。萝丝玛丽只觉得，这一刻，狄安娜别墅就是世界的中心。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有什么值得永志不忘的事情正在发生。当大门轻轻吱呀着打开，她更兴奋了。另一批客人一起到了，麦基思科夫妇、艾布拉姆斯夫人、邓弗莱先生和坎皮恩先生，全都走上了露台。

萝丝玛丽大失所望——她飞快地瞥了一眼迪克，像是要为这不协调的组合寻求一个解释。可他脸上没有丝毫异样。他自豪地上前迎接他的新客人，显然准备好要尊重他们身上五花八门的未知的可能性了。她是那样信赖他，立刻相信了，麦基思科夫妇出现在这里正是恰如其分的，就好像她一直渴望在这里遇到他们似的。

“我在巴黎见过你。”麦基思科对亚伯·诺斯说，后者带着妻子紧跟着也到了，“事实上，我见过你两次。”

“是的，我记得。”亚伯说。

“那么，是在哪儿？”麦基思科紧追不舍，不打算就此满足。

“喔，我想是在——”亚伯厌烦了这个游戏，“不记得了。”

这时候全场刚好安静了一瞬，萝丝玛丽本能地感觉应该有人出来打个圆场，可迪克完全不打算介入这些后来者各自形成的小团体，甚至没有设法卸下麦基思科夫人目空一切的高傲架子。他没去解决这个交际问题，因为他知道眼下这事儿并不要紧，稍后自然就会过去。他要等到更大的情况发生时再登场，等待一个更有标志性的时刻，一个能让他的客人们都瞩目的好时机。

萝丝玛丽身旁站的是汤米·巴尔班。他这会儿显然正处在看什么都瞧不上的情绪里，似乎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在刺激着他。天亮后他就要离开了。

“回家吗？”

“家？我没有家。我要去投身战争。”

“什么战争？”

“什么战争？随便什么战争。我最近没看报纸，不过我猜是有战争的——总是有的。”

“你不在乎为什么战斗吗？”

“完全不在乎——只要待遇好就行。只要日子变成一潭死水，我就来看看戴弗夫妇，因为我知道，这样过不了几个星期，我就会想去打仗了。”

萝丝玛丽怔住了。

“你是喜欢戴弗夫妇的。”她提醒他。

“当然——特别是她——可他们会让我想要去打仗。”

她琢磨了会儿，可完全摸不着头绪。戴弗夫妇只会让她想永远留在他们身边。

“你是半个美国人。”她说，仿佛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

“我还是半个法国人呢，还是在英国上的学。从十八岁到现在，我已经穿过十八个国家的制服了。但愿我没给你留下不喜欢戴弗夫妇的印象——我喜欢他们，特别是尼科尔。”

“谁能不呢？”她干巴巴地说。

她感觉和他很不对路。他的话语里隐含着什么，似乎要击退了她，在他尖刻怨恨的胡言乱语面前，她收起了对戴弗夫妇的喜爱。她很庆幸，一会儿吃饭时他不和自己坐在一起。可直到跟着大家向花园里的餐桌走去时，她的脑子里还盘桓着他的话——“特别是她”。

有一会儿，她就走在迪克·戴弗旁边。在他耀眼、纯粹的光芒之下，任何东西都会消融在他了知一切的保证里。过去的一年是难忘的，这一年里，她赚了些钱，有了些名气，结交了些绅士名流，那些人表现得与巴黎城里靠拿医院抚恤金的医生遗孀和女儿们别无二致，只不过更有权势，社交圈子更大。萝丝玛丽是个浪漫的姑娘，可在这一点上，她的工作却并不能提供多少令人满意的机会。母亲对萝丝玛丽的事业有所规划，绝不会接受那种随处可见的一次性冒牌货，的确，萝丝玛丽已经超越了这些——她在电影里很投入，可完全没把他们放在心上。因此，当看到母亲脸上浮现出对迪克·戴弗的赞许时，这就说明他是“真货”，也就是说，她得到了许可，可以尽力争取了。

“我一直在注意你，”他说，她明白他的意思，“我们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爱上你了。”她轻声说。他假装没听懂，就像这句话只是纯粹的客套恭维似的。

“新朋友，”他说，仿佛这一点非常重要，“往往比老朋友相处起来更加愉快。”

随着这句她听不大明白的话落地，萝丝玛丽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桌旁，灯光缓缓透过昏暗的夜雾，照亮了餐桌。眼看着迪克将母亲安排在他自己的右手边落座，欢喜在萝丝玛丽胸中鼓荡。至于她，两旁分别是路易斯·坎皮恩和布雷迪。

她激动得几乎无法自抑，转过头打算向布雷迪倾吐一番，可刚刚提起迪克的名字，他的眼神就冷了下来，让她明白，他拒绝扮演父亲的角色。待到他想要独占她的心神时，就轮到她表现出同样的冷静了。于是他们聊了聊电影圈的事，或者，确切地说，是她听着他说，她一直礼貌地看着他的脸，只是心思明显早已飘远，她觉得他一定看出来了。她断断续续听到了些他的话，又在下意识里将它们拼补完整，就像半途才听到单调钟声的人，脑海中自然会响起最初错失的那几响。

[1]意大利古城。

[2]文中多处出现有关传道者、神职人员的暗示，包括“十字褡”“神圣”及迪克在沙滩上的祝圣祈祷等。菲茨杰拉德在1932年谈及本书的“整体规划”时曾说过，迪克·戴弗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被摧毁的传道士”。

[3]狄安娜是罗马神话中的狩猎女神、林地与贞操的守护者，她憎恶婚姻，得到了父亲主神朱庇特的许可，可以永远独身生活，并且负责掌管女性分娩的痛苦。她曾将无意间闯入她私人林地的猎手亚克托安变作牡鹿，使其最后被自己的猎狗撕成了碎片。文中的狄安娜别墅多半出自尼科尔的设计，既指代私人花园，又喻指尼科尔的欲望。

[4]十八世纪的法国民歌，歌名即第一句歌词《Au clair de la lune》（月亮光辉洒落），词曲作者不详。歌词中多处被认为有双关义，如“蜡烛已经熄灭”“寻找火光”“打开大门”“上帝多慈悲”等均是。因其曲调简单，常常被用作乐器初学者的入门曲目。此处原文为法文，以斜体表示，下文同。

七

聊天间隙里，萝丝玛丽转头看向桌子上首，只见尼科尔坐在汤米·巴尔班和亚伯·诺斯中间，松狮般的头发在昏黄柔和的灯光下蓬松翻卷。萝丝玛丽侧耳细听，虽然听到的只是片段，却一下子就被他们奇特的对话吸引了。

“那可怜的家伙，”尼科尔叫道，“你为什么想把他锯成两段？”

“当然是想看看侍应的肚子里能有什么。难道你不想知道一个侍应的肚子里有什么吗？”

“旧菜单，”尼科尔短促地笑了一声，说道，“破瓷片、小费和铅笔头。”

“一点不错——不过事情总应该通过科学方式来加以证明。当然，如果能用那把演奏的乐锯来做的话，就绝对高雅了。”

“你打算在动那手术的时候演奏那把锯吗？”汤米问。

“还没到那步呢。我们被他的尖叫吓到了。我们觉得他都快把东西给叫破了。”

“要我说，这些听起来真是太古怪了。”尼科尔说，“一位音乐家用另一位音乐家的锯子去——”

他们已经入座半个小时了，一种明显感觉得到的变化开始出现。人们相互之间卸下了一些东西，比如成见、急切和疑虑，现在他们只是最自在的自己和戴弗家的客人。似乎若是不表现得友好一些、兴致勃勃一些，就是在拂主人家的面子一样，所以现在他们全都在努力配合。看着这情形，萝丝玛丽感觉每个人她都喜欢——除了麦基思科，他正拼命要表现出自己是宴会上独醒的那一个。与其说这是出于恶意，倒不如说是他打定主意要靠美酒来维持他刚刚到达时的好精神。他坐在厄尔·布雷迪和艾布拉姆斯夫人中间，仰身靠在椅背上，对前者发表了好几通尖酸刻薄的电影评论，对后者却不理不睬。他盯着迪克·戴弗，满脸讥嘲，却又不时地尝试要隔着餐桌跟对角线那头的迪克搭上话，这努力把他的气势全给破了。

“你是范布伦·邓比的朋友吗？”他的开场白总是这样。

“我想我不认识他。”

“我以为你是他的朋友。”接着他就会恼火地坚持。

若是邓比先生的话题继续不下去了，他便找出些其他莫名其妙的话头来说，但每一次，迪克彬彬有礼的迁就回应似乎都能让他偃旗息鼓，片刻无言之后，之前被他打断的谈话就又抛下他自顾自继续了。他试着加入其他人的对话中，可每一次都像在和空手套握手——里面的手早就抽走了。于是，到最后，他只好摆出一副迁就孩子的无奈神气，将注意力全都放到了香槟上。

萝丝玛丽不时转动眼睛环视餐桌，满心盼望人人都能享受这场晚宴，好像他们全都是她未来丈夫的孩子似的。桌上的粉鲑折射出一道美妙的光，落在艾布拉姆斯夫人脸上，这张脸被凯歌香槟[1]烘蒸得恰到好处，洋溢着活力、宽容和青春的美好愿望。坐在她旁边的是罗伊尔·邓弗莱先生，在夜色下怡人的世界里，他那女孩儿般的清秀俊美终于显得不那么打眼了。然后是维奥莱·麦基思科，她的漂亮全都摊在面上，因此她放弃了挣扎，作为一个尚未发迹的野心家的妻子，她不再试图将自己晦暗难明的角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好处。

接下来便到了迪克，他忙于调节桌上的气氛，消除冷场，全情投入在自己的宴会中。

再下来是她的母亲，永远那么完美。

旁边的巴尔班正与她母亲聊得痛快，看上去整个人都彬彬有礼，倒让萝丝玛丽重新喜欢上了他。下一个是尼科尔。突然间，萝丝玛丽对她有了新的看法，发现和所有自己见过的人比起来，她是最美的那一类。她有一张圣洁的脸庞，宛如斯堪的纳维亚的圣母玛利亚，此刻，这份圣洁如微尘般散逸，在柔和的灯光下飘散开去，松树上的灯笼在她的脸上洒下了一层酒红的光晕。而她，则沉静一如往常。

亚伯·诺斯正在对她高谈道德准则。“自然，我是有的。”他强调，“男人不能没有道德准则。我的准则就是，反对焚烧女巫。每当他们焚烧一名女巫，我就怒火冲天。”布雷迪告诉萝丝玛丽，他这个音乐家成名很早，也辉煌过一阵子，可是到现在为止，已经七年没写出过一首曲子来了。

接着是坎皮恩，他正努力掩饰身上那格外娇弱浮华的女子气，就连对待身旁坐着的人都是一副不偏不倚的慈母态度。坐在他旁边的是玛丽·诺斯，满脸欢笑，让人无法不对她亮白的牙齿回以微笑——围绕着她形成了一个可爱的快乐小圈子，人人都咧开嘴笑着。

最后是布雷迪，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他的热切劲儿也圆融起来，不再简单粗暴地一再声称自己心理健康，宣称自己为保护这份健康而远离了一切常人的弱点。

萝丝玛丽就像从伯内特夫人[2]某本小书的阴暗背景里走出的孩子，清新而笃信，深信自己已经转身离开了前线战场上那荒淫可笑的临时营地，开始返回家园。萤火虫乘着夜风飞舞，狗吠自某片远远的低处峭崖上传来。桌子似乎升高了一点，就像自动升降的舞台，让围坐在桌边的人生出孤独的感伤：茫茫黑暗宇宙之间，只有这些人存在，只有这些食物可以果腹，只有这点光亮可供取暖。就在这时，麦基思科夫人的一声奇怪轻笑仿佛是个信号，宣布与世隔绝的小空间已经形成，两位戴弗突然兴奋起来，兴致高昂、热情洋溢，简直像在讨好他们的客人，虽说这些人早已在他们那般高妙的恭维里确认了自己的重要性，早已得到了那般殷勤的礼遇，可戴弗夫妇还是担心在那个被抛在身后的世界里时曾经有过什么疏忽，一心要为之做出补偿。不过片刻功夫，他们似乎已经和桌子边的每一个人都交流过了，有的单独聊上几句，有的三五共谈，让人们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友善与喜爱之情。不过片刻间，所有抬头望向他们的脸庞都变成了圣诞树旁穷孩子的脸。就在客人们毅然将气氛从欢乐推向更加难得的感性氛围时，餐桌边的聚会散了，散在它被唐突细嗅之前，在人们朦胧意识到它的存在之前。

但那火热、甜美的南风带来的魔法已经从他们身上褪去，只留下温软亲昵的夜和远处地中海里幽咽的水声，魔法将它们送进两位戴弗的身体里，与他们融为一体。萝丝玛丽看见尼科尔将一个母亲称赞过的黄色晚宴包塞给她，说：“我一向认为好东西就该属于喜爱它们的人。”一边还在将手边所有的黄色小玩意儿都塞进包里，一支铅笔、一管口红、一个小记事本，“它们是一套的。”

尼科尔消失了，萝丝玛丽这才注意到，迪克也不见了，客人们有的随意在花园里游逛，有的漫步走向露台。

“你想不想——”维奥莱·麦基思科问萝丝玛丽，“去洗手间？”

她刚巧不想去。

“我想去洗手间。”麦基思科夫人声称。作为一个坦白、直言不讳的夫人，她朝房子走去，背后拖着秘密，留下萝丝玛丽略带反感地目送她离开。厄尔·布雷迪提议一起步行下山，到海堤上走走，可萝丝玛丽倒是更愿意等迪克·戴弗回来，和他待在一起，于是磨磨蹭蹭地听着麦基思科和巴尔班争论。

“你为什么想跟苏联人打仗？”麦基思科说，“那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尝试？还有里夫人[3]怎么说呢？要我说，为正义的一方而战才称得上英勇。”

“你怎么知道哪边是正义的？”巴尔班冷冷地问。

“嘿——有见识的人个个都知道。”

“你是共产主义者？”

“我是社会主义者。”麦基思科说，“我同情俄国。”

“哦，我是名战士。”巴尔班愉快地回答，“我的任务就是杀人。我跟里夫人打仗，因为我是欧洲人，我跟共产主义者打仗，因为他们想夺走我的财产。”

“这全都是狭隘的借口。”麦基思科左右张望着，滑稽地想找个人结盟，可惜没能成功。他不知道自己在巴尔班这里是遇到了什么问题，不是别人的头脑太简单，也不是他受的教育太复杂。麦基思科知道什么是观点，随着他智识的发展，他能够分辨和归类的观点也越来越多，可面对一个他认为是“笨蛋”的人，一个他在对方身上找不到这类观点，也无法在对方身上找到优越感的人，他便直接得出结论：巴尔班是旧世界的最后产物，因此毫无价值。过往的社交经历让麦基思科对美国的公子哥儿们留下了不可靠、愚蠢、势力的印象，他们以无知为快乐，以粗鲁为从容，统统都是英国人的流弊，却没有想过英国人的市侩粗鲁是有目的的，也没有考虑过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何在，就只管盲目照搬到那样一块土地上，在那里，任何一丁点儿知识和教养都比在其他地方显得更加珍贵——这种态度最极致的表现便是一九〇〇年前后的所谓“哈佛风度”了。他觉得这个巴尔班就是那种家伙，只不过他现在喝醉了，愚蠢地忘记了原本对自己的敬畏——这给他带来了麻烦，现在他自己也意识到了。

萝丝玛丽期待着迪克·戴弗归来，表面平静，心里却像是燃着一团火，可到了这个时候，却也隐隐为麦基思科感到羞愧。她坐在曲终人散的餐桌旁，身边只有巴尔班、麦基思科和亚伯；抬起头，沿着小路看向露台，路两旁是影影绰绰的桃金娘和蕨草，屋里亮着灯，映出她妈妈的侧影，让她也不禁要为之着迷，正当她打算起身过去时，麦基思科夫人慌慌张张地从屋里跑了出来。

她的激动溢于言表，一言不发地拖出一把椅子坐下，两眼大睁，嘴唇翕动着，人人都能一眼看出她有满肚子新闻要说。当大家都转头看过来时，她丈夫的“怎么啦，维？”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亲爱的——”她欲言又止，转过头看向萝丝玛丽，“我亲爱的——没什么。我真是说不出口。”

“这里都是你的朋友。”亚伯说。

“好吧，我在楼上撞见一件事，我亲爱的——”

她神神秘秘地摇着头，及时收了口，因为汤米站了起来，客气却严厉地对她说：

“随意议论这栋房子里的事不是妥当的行为。”

[1]凯歌香槟（Veuve Clicquot）为法国著名香槟酒品牌，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香槟品牌之一。

[2]伯内特夫人全名弗朗西丝·艾丽莎·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Eliza Hodgson Burnett，1849—1924），出生在英国，后移居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和剧作家，代表作包括《小爵爷》和《秘密花园》等。

[3]居住在摩洛哥北部里夫山区（Rif或Riff）的柏柏尔人于1921年9月起义，宣布同时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和摩洛哥苏丹王国的统治，成立里夫共和国，之后与法国和西班牙军队展开斗争，共和国于1926年5月灭亡，里夫人的游击队自平原退守山区继续作战至1927年。

八

维奥莱重重地深吸一口气，努力改换了神色。

迪克终于来了，可靠的直觉驱使他插进巴尔班和麦基思科夫妇之间，开始分外谦逊而又热心地向麦基思科讨教起文学来，这让后者享受到了片刻他长久以来所渴求的优越感。其他人开始帮迪克将灯撤下——有谁会不愿意拿着照亮的火光走过黑暗呢[1]？萝丝玛丽也帮忙了，她一直在耐心回答罗伊尔·邓弗莱对于好莱坞那些没完没了的疑问。

现在——她想着——我争取到和他独处的时间了。他一定明白的，因为他的行事法则同母亲教给我的完全一样。

萝丝玛丽是对的。眼下，他正带着她远离阳台上的人群，就他们俩，单独在一起，半路拐了弯，向海边的矮墙走去，步子细细碎碎，山路高高低低，有时她被拉着走，有时气喘吁吁地落在后面。

他们眺望着地中海。远远的海面上，最后一班从雷兰诸岛开出的观光船正漂过海湾，好似独立日气球在空中自由地飘荡。它穿行在黑色的岛屿之间，轻轻划破黝暗的海潮。

“我明白为什么你谈起你的母亲来会是那样了。”他说，“在有关你的问题上，她采取了非常好的态度，我是这么认为的。她有一种美国人身上少见的智慧。”

“妈妈是最好的。”她真心诚意地说。

“我刚刚和她谈到了我的一个计划，可她告诉我，你们在法国停留多久取决于你。”

是取决于你！萝丝玛丽几乎高声喊了出来。

“所以，既然这里的事情都结束了——”

“结束？”她问道。

“嗯，这部分结束了，夏天的部分。尼科尔的姐姐上周走了，汤米·巴尔班明天就出发，亚伯·诺斯和玛丽星期一也要离开了。或许今年夏天我们在这里还能找到更多乐趣，可这部分乐趣结束了。我想干脆利落地终结它，而不是眼睁睁看着它一点点逝去，所以我才举办了今晚的宴会。我要说的是——亚伯·诺斯要去美国了，尼科尔和我准备去巴黎为他送行——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巴黎。”

“妈妈怎么说？”

“她好像觉得这计划不错。可她不想去。她想要你自己去。”

“长大后我就没去过巴黎了。”萝丝玛丽说，“我很愿意和你一起去看看。”

“你人真好。”是她的幻觉吗？他的声音仿佛突然闪亮起来。“当然，你刚一出现在沙滩上，我们就激动了。那种活力，我们——特别是尼科尔——相信是与职业有关的。它永远不会因任何人或任何群体而耗尽。”

直觉大声提醒她，他正在慢慢将话题从她转向尼科尔，她踩下刹车，用同样克制的语气说：“我也希望认识你们所有人——特别是你。我说过，第一次见面时我就爱上你了。”

她用这样的方式直指靶心。可是，空阔的天地已经冷却了迪克的头脑，消除了促使他带她来到这里的冲动，也让他听懂了这太过直白的吁求，明白了这不曾排演过的场景与生疏言辞之下的挣扎。

他试着让萝丝玛丽主动提出回房子那边去。这很难，何况他并不想失去她。于是他开始打趣她，可她却只感觉到有风呼呼吹过。

“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回去问问你的母亲，看你究竟想要什么吧。”

萝丝玛丽受到了打击。她触碰到戴弗，感觉到了他十字褡[2]般的黑色外套那滑溜的质感。她像是快要跌跪下来了——就着这个姿态，她射出了最后一颗子弹。

“我想，在我见过的人里，你是最好的——除了我的母亲。”

“你有一双浪漫的眼睛。”

他的笑声一路卷着他们回到露台，在那里，他把她交给了尼科尔……

时间过得太快，转眼就是该道别的时候了。戴弗夫妇利落地为每个人都做好了安排。戴弗家的大伊索塔[3]载上了汤米·巴尔班和他的行李——他要去酒店住一晚，好赶早班火车——车里还有艾布拉姆斯夫人、麦基思科夫妇和坎皮恩。厄尔·布雷迪要回蒙特卡洛，顺路送萝丝玛丽和她的母亲，罗伊尔·邓弗莱跟他们一路，因为戴弗家的车里没有位子了。花园里，提灯还在晚餐桌上散发着光亮，戴弗夫妇并肩站在大门口，尼科尔满面笑容，亲切的气息沁透了每一缕夜风，迪克挨个儿唤着名字与众人道别。对于萝丝玛丽来说，这实在是件叫人难过的事：自己坐车离开，留下他们两个，留在他们的房子里。再一次，她想要知道，麦基思科夫人在洗手间里究竟看到了什么。

[1]这里暗引《哈姆雷特》第三幕中的台词，当《捕鼠器》一剧在哈姆雷特的叔父和母后面前上演后，其叔父说：“拿火炬来，走！”同时众人在剧中回应“火炬！火炬！火炬！”。暗示麦基思科夫人撞见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2]基督教神职人员在圣餐礼上穿在最外面的无袖祭袍。

[3]伊索塔·弗拉斯契尼（Isotta Fraschini）为意大利汽车品牌，创立于二十世纪伊始，1902年生产出第一辆汽车，后渐致力于高档奢华轿车领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投入生产火车、卡车、水上飞机等。原公司于一九九九年宣布破产，次年以伊索塔·弗拉斯契尼·米兰（Isotta Fraschini Milano）为名重建，现以生产汽车引擎为主业。

九

黑夜澄净低垂，好似被一个来自幽暗孤星的篮子笼罩着。前方汽车的喇叭声隐约含糊，黏在了浓稠的空气中。布雷迪的司机慢慢开着车，另一辆车的尾灯不时在拐弯处一闪，然后彻底消失不见。可还等不到十分钟，它便再次出现了，就停在路边。布雷迪的司机放慢车速，开到跟前时，那车缓缓启动起来，他们超了过去。超车的一瞬间，他们听到那辆豪华轿车安静的后座上响起一阵模糊的说话声，看到戴弗家的司机咧开嘴笑着。他们继续向前，飞快穿行在浓淡交替的夜色中，一路下山，经过最后一连串过山车般的俯冲过后，朝着庞然大物般的戈赛酒店开去。

萝丝玛丽只睡了三个小时，一直都迷迷糊糊的，到后来索性睁开眼躺在床上，整个人在月光中飘飘荡荡。夜色撩人，情思氤氲，她思考着未来，很快便感到心神俱疲，一切的可能性都在思绪中翻涌，或许到最后能有一个吻，可就连这个吻也像电影里的一样含混模糊。她小心翼翼地翻了个身，生平头一次有了失眠的征兆。她试着用母亲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样做时，她总能将曾经飘过耳边的只言片语全都回想起来，以至于思维的敏锐常常能够超越她的阅历。

萝丝玛丽从小就被教育要努力工作。斯比尔斯夫人把两任丈夫留下的微薄遗产都花在了女儿的教育上，待到她年满二八，秀发光彩照人，青春如花儿般绽放时，便急急忙忙赶到艾克斯莱班[1]，将毫无准备的她送进一名美国制片人的套房里——制片人正在那里休养。当他返回纽约时，她们也一同前往。就这样，萝丝玛丽通过了她的入门试。随后的成功和相对稳定的前途接踵而至，让斯比尔斯夫人觉得，可以放心地给出今晚的暗示了：

“你的成长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专为了结婚。现在，你找到了你的第一颗坚果，那是颗好果子，只管去敲开它，无论之后发生什么，那都会变成你的经历。或者是你受伤，或者是他——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会被打倒，因为从根本上说，你是个男孩，不是姑娘。”

除了琢磨母亲那无穷无尽的才情之外，萝丝玛丽还从来没有像这样煞费脑筋过，因此，当最后的脐带被剪断，她便辗转难眠了。一道虚幻的曙光划过天际，将光亮送进高高的法式落地窗，她起身走上阳台，温热的地板暖着她赤裸的双脚。空气里飘荡着些神秘的声响：一只迫不及待的鸟儿占据了网球场上方的树枝，敲响它规律却暴躁的胜利鼓点；脚步声从酒店背后的环形车道上传来，先是土路，然后是石子步道、水泥台阶，声音依序响起，很快又掉头离开。墨色的海面之上，远远的半空高处，那黝黑的山影里住着戴弗夫妇。她想着他们俩，听到他们还在轻声歌唱，歌声如袅袅的烟，如颂如赞，久远缥缈，遥遥难及。孩子们睡着了，他们的大门紧闭，将夜隔绝在外。

她回到屋里，披上薄袍子，踏上帆布凉鞋，再次来到门外，沿着长长的外走廊向正门走去，她走得很快，因为发现其他房间也都面对着外廊，正溢出酣眠的气息。快到正门时，她一眼看到宽阔的白色台阶上坐着个人影，不由停下了脚步，可下一刻就认出来了，那是路易斯·坎皮恩，正在哭泣。

他哭得很伤心，无声无息，颤抖着，像个哭泣的女人一样。她去年那部电影场景里的一个角色掠过她的心头，推动她走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轻呼一声，然后才认出她来。

“怎么了？”她的眼神沉静友好，不带猎奇的窥探，“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没人能帮我。我知道。只能怪我自己。总是这样。”

“怎么回事——想跟我说说吗？”

他看着她，犹豫了一会儿。

“不。”他决定了，“等你再大些就会知道，陷入爱情的人会经受怎样的折磨。巨大的痛苦。无论冷漠还是年少都比爱情好。我从前也经受过，却从没像这样——这样突然——就在一切都看起来很好的时候。”

在渐渐明亮的晨光下，他的面孔看着叫人厌恶。她没有任何表示，也没有一丝表情泄露出自己突如其来的反感。可坎皮恩还是敏感地察觉到了，于是突兀地改变了话题。

“亚伯·诺斯在这附近。”

“什么，他留在戴弗家了的。”

“是的，不过他过来了——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二楼的一扇百叶窗猛地拉开，一个人大吼了一句英语，显然是冲着他们来的：

“派托别嗦了！[2]”

萝丝玛丽和路易斯·坎皮恩轻手轻脚走下台阶，沿着通往沙滩的路走到道旁的长椅边。

“所以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亲爱的，那是最最不寻常的事——”他一下子兴奋起来了，陶醉在揭秘的壮举中，“我从来没见过有什么事来得这样突然——我总是避开暴力的人——他们让我不舒服，有时候还不得不在床上躺上几天。”

他得意洋洋地看着她。可她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亲爱的，”他突然说，手碰到她的大腿，同时整个身体靠向她，如此笃定，以此表明并非是他的手冒失无礼，“就要有一场决斗了。”

“什——什么？”

“一场决斗，为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谁要决斗？”

“我来从头告诉你。”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说起来，就像是这事儿实在有损她的声誉，可他却并不想用它来对付她一样。“当然，你在另一辆车里。哦，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是幸运的——我至少得少活两年，来得太突然了。”

“什么事？”她问道。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先是她开始说——”

“谁？”

“维奥莱·麦基思科。”他压低了声音，仿佛椅子下藏着人似的，“不过别告诉戴弗夫妇，因为他威胁过，说谁也不许提起这事。”

“谁威胁？”

“汤米·巴尔班。所以你千万别说我跟你提到过他们。我们全都没弄明白维奥莱究竟要说什么，因为他不停地打岔，后来她丈夫也搅和进来了，结果就是，现在，我亲爱的，咱们有一场决斗了。就在今天早上，五点钟，一个小时之后。”他突然叹了口气，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我简直要希望是我去决斗了。我现在真是没什么活头了，被打死还更好些。”他停下来，悲伤地前后晃动着身体。

头顶那扇铁框百叶窗又拉开了，还是那个声音用英语喊：

“镇是的，干劲闭催吧（真是的，赶紧闭嘴吧）。”

就在这时，亚伯·诺斯从酒店里走了出来。海上泛起了鱼肚白，他看上去有些心烦意乱，抬头望天时看见了他们。赶在他开口前，她警告地摇了摇头，他们转移到另一把更远的路边长椅边。萝丝玛丽看得出，亚伯有点紧张。

“你这是干什么呢？”他问道。

“只是刚好起床了而已。”她笑起来，可想到楼上的声音，又赶紧忍住了。

“被夜莺[3]吵醒的吧，”亚伯意有所指，重复着，“是被夜莺吵醒的吧。这个缝纫会[4]成员有没有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坎皮恩端起架子道：“我只知道我亲耳听到的。”

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开。亚伯在萝丝玛丽身旁坐下。

“为什么你对他的态度这么差？”

“我吗？”他诧异地问，“他整个早上都在这里哭个不停。”

“哦，也许他在为什么事伤心。”

“也许吧。”

“决斗是怎么回事？谁要决斗？我觉得那辆车里有些古怪。那是真的吗？”

“那当然是发傻，不过看起来就要变成真的了。”

[1]艾克斯莱班（Aix-les-Bains），法国著名温泉度假小镇之一，位于法国东南部。

[2]原文以拼写偏差表现人物的英语口音，意思是“拜托别说了”。

[3]本书引济慈的《夜莺颂》为卷首辞，书名也出自诗中，菲茨杰拉德自称每读这首诗必定流泪。有评论认为，尼科尔在书中就好比夜莺，引人沉迷，进而迷失自我。

[4]原指定期聚会做缝纫的群体，成员多为女性，她们常常也参与慈善事业，同时边工作边聊天，传传流言蜚语。这里取热衷于蜚短流长之意。

十

麻烦是从戴弗家的车在路边停下，被厄尔·布雷迪超过去的时候开始的——亚伯的话平平淡淡地融进了密匝匝的夜色里——那时维奥莱·麦基思科正跟艾布拉姆斯夫人说起她的发现，是关于戴弗夫妇的。在他们家里时，她上过楼，看到了一些叫她印象极其深刻的事。可汤米就是戴弗家的一条看门狗。的确，她非常迷人，非常出色——可这是相互的，戴弗夫妇在一起，对他们的朋友们来说，这件事情本身就比许多人已经意识到的更加重要。当然，这是有代价的——有时他们看起来就像芭蕾舞剧里的角色一样充满魅力，也刚好就值一部芭蕾舞剧应当享有的关注，可事情并不止于此——你得知道故事的前因后果才行。无论如何，汤米是迪克引荐给尼科尔的人之一，当麦基思科夫人不断暗示着想要说出她的故事时，他便忍不住了。他说：

“麦基思科夫人，请不要再谈论戴弗夫人了。”

“我又没和你说。”她反驳道。

“我看还是别再说他们好一些。”

“他们就这么神圣？”

“别再说他们俩。说点儿别的吧。”

坎皮恩身边有两个小座位，他就坐在其中一个上。这是坎皮恩告诉我的。

“呵，你还真是霸道。”维奥莱回道。

你知道深夜汽车里的谈话是什么样的，有人窃窃私语，有人漠不关心，晚宴过后大家都筋疲力尽，不是百无聊赖，就是已经昏昏欲睡。就这样，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汽车停下来，巴尔班的一声大吼惊醒了众人，那是骑兵发令般的怒吼。

“你想在这里下车吗？离酒店就一英里了，你可以走着过去，要么我把你拖过去。马上闭嘴，让你老婆也闭嘴！”

“你是个恶棍。”麦基思科说，“仗着你比我壮。可我不怕你——他们真该制定一套决斗的规则——”

这就是他犯傻的地方了。汤米——作为一名法国人——倾身靠过去，拍了他一记[1]，接着司机就又发动了汽车。就在你们超车过去的地方。接下来就是女士们出场了。一直到抵达酒店时情形还是一样。

汤米打电话找了一个住在戛纳的人当副手，麦基思科说他不要坎皮恩当副手，毕竟他对这事儿没多少兴趣，所以打电话给我，什么都没说，只是要我赶紧下来。维奥莱·麦基思科崩溃了，艾布拉姆斯夫人把她带回自己的房间，给她吃了安眠药，她这才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睡着了。我一到就试着去和汤米调解，可除了道歉，他什么也不接受，偏偏麦基思科也气得够呛，就是不肯道歉。

亚伯说完后，萝丝玛丽沉思着，问道：

“戴弗夫妇知道这些吗？”

“不——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件事跟他们有关系。该死的坎皮恩没权利把这件事告诉你，不过既然他已经说了——我跟司机说，要是他敢泄露一个字，我就要把我的老乐锯拿出来了。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战斗——汤米需要的正是一场漂亮的战斗。”

“希望戴弗夫妇别发现了。”萝丝玛丽说。

亚伯认真地看了看手表。

“我要上楼去看看麦基思科。你想一起来吗？——他给人的感觉不是太合群——我打赌他没在睡觉。”

萝丝玛丽有种强烈的感觉，那个敏感、紧张、醉醺醺的男人多半一整夜都没睡。在同情和厌恶之间摇摆了一瞬之后，她同意了。她步履轻快地跟着亚伯走上楼去，浑身上下洋溢着清晨的活力。

麦基思科坐在床边，虽然香槟瓶子还捏在手里，可酒后涌起的豪气已然消失无踪。他看上去非常孱弱、焦躁，而且苍白。显然，这一整夜他都在喝酒、写东西。他茫然地看着亚伯和萝丝玛丽，问：

“到时间了？”

“没有，还有半个小时。”

桌子上铺满了纸，看起来他在写一封艰难的长信，最后几页的字迹很大，很潦草。电灯渐渐暗淡，在柔和的灯光下，他草草在末尾签上名字，把信塞进一个信封，递给亚伯。“给我妻子的。”

“你最好去用冷水冲一下头。”亚伯建议道。

“你觉得这样好？”麦基思科怀疑地问，“我不想太清醒。”

“哦，你现在看起来糟透了。”

麦基思科听话地走进盥洗室。

“我把所有事情都弄得一团糟。”他大声说，“我不知道维奥莱要怎么回美国去。我什么保险也没买。我从来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

“别胡说八道了，一个小时后你就会回到这里来吃早餐的。”

“真的，我知道。”他湿着头发回来，看向萝丝玛丽，就像第一次见到她一样。突然，眼泪涌进了他的眼眶。“我从来没能完成我的小说。所以我才这么痛心。你不喜欢我，”他对萝丝玛丽说，“但那也没办法。我就是个文人。”他声音含糊，十分丧气，无助地摇着头。“我这一生犯了很多错——很多错误。可我也算是非常出色的了——在某些方面——”

他停下来，对着已经灭了的烟吹一口气。

“我喜欢你。”萝丝玛丽说，“可我不觉得你应该去参加决斗。”

“是啊，我该狠狠揍他一顿，可现在已经这样了。我把自己搅进了我没权利参加的事情里。我的脾气特别不好——”他紧紧盯着亚伯，像是期望他能反驳这番表白一样。然后惊惶地笑了一声，举起冰冷的烟头送到嘴边。呼吸愈发急促。

“问题是，决斗是我提出来的——只要维奥莱能闭上嘴，我就能补救。当然，就算是现在我也能转身走开，或者坐在一边嘲笑这整件事——可维奥莱就再也不会敬重我了。”

“不，她会的。”萝丝玛丽说，“她会更加敬重你。”

“不——你不了解维奥莱。如果她在你面前占了上风，就会非常强硬。我们结婚十二年了，有过一个小女儿，可她七岁时死了，从那以后，你知道生活会变成什么模样。我们俩都会在外面玩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我们还是越来越疏远——今天夜里，在外面的时候，她说我是懦夫。”

很麻烦，萝丝玛丽没有答话。

“好了，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尽可能减少伤害吧。”亚伯说。他打开一个皮箱子。“这是巴尔班的决斗手枪——我借来的，好让你能熟悉一下。他随身带着它们，就放在行李箱里。”他从这些老武器里挑出一把，拿在手里掂了掂分量。萝丝玛丽发出一声不安的惊呼，麦基思科紧张地瞪着枪。

“咳——是不是像那样，我们站着，用四五口径的手枪互相射击。”他说。

“我不知道，”亚伯冷酷地说，“基本上，你用长筒枪应该会瞄得更准一些。”

“距离是多少？”麦基思科问。

“我问过了。如果非要不死不休，距离是八步；如果一方受伤即可，是二十步；如果只是为了表明态度、维护荣誉，四十步就够了。他的副手和我商量过了，四十步。”

“那不错。”

“普希金的小说里写过一场非常棒的决斗[2]，”亚伯回忆着说，“两人都站在悬崖边上，一旦中弹，就彻底完了。”

对麦基思科来说，这似乎太遥远，太不切实际了，他瞪着他，说：“什么？”

“你想下水去游一会儿，振作一下吗？”

“不——不，我不会游泳。”他叹着气。“我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他无助地说，“我不懂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这是他生平头一次做这种事。事实上，对他这种人来说，感官世界是不存在的，一旦遇到一件扎扎实实的事，就必然震惊不已。

“我们该走了。”亚伯看出他有点想退缩，便说道。

“好的。”他一口喝干白兰地，把酒瓶放进口袋里，用几乎称得上粗野的口气说，“要是我把他杀死了会怎么样——他们会把我送进监狱吗？”

“我会送你越过意大利边境的。”

他看了一眼萝丝玛丽，然后抱歉地对亚伯说：

“在事情开始之前，我还有些事想单独跟你说。”

“我希望你们俩都不要受伤。”萝丝玛丽说，“我觉得这真是太傻了，你应该想办法让它停下来。”

[1]从十一世纪至二十世纪，欧洲人常以决斗解决私人争端，十六、十七世纪前后最盛，法国人尤为热衷。决斗有相应甚至成文的规则，从挑战到决斗结束，每个环节都有详细的规范，其中，提出挑战的方式通常是，受到冒犯或自觉受到冒犯的一方向冒犯者做出侮辱性的动作，如摘下手套丢到对方面前或是用手套拍打对方的脸；决斗也是可以解除的，通常做法是冒犯者在开始前或决斗一轮过后向挑战者道歉，后者接受后决斗即告终止。

[2]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1799—1837），俄国诗人、作家，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便有关于决斗的内容，其本人也死于手枪决斗。

十一

一下楼她就看到坎皮恩坐在空荡荡的大厅里。

“我看到你们上楼了。”他兴奋地说，“他还好吗？决斗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知道。”她讨厌他的语气，好像那是一场马戏，而麦基思科是可怜的小丑。

“你要和我一起去吗？”他问，仿佛订好了座位一样，“我租了一辆酒店的车。”

“我不想去。”

“为什么不去？也许这事儿会让我折几年的寿，可无论如何我都绝不会错过。我们可以站远一点看。”

“为什么不邀请邓弗莱先生和你一起去呢？”

他的单片眼镜掉了下来，现在没什么毛发可以挂住它了。他挺直了身体。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喔，恐怕我去不了。妈妈不会高兴的。”

萝丝玛丽回到房间时，斯比尔斯夫人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扬声问道：

“你去哪儿了？”

“我只是睡不着。你接着睡吧，妈妈。”

“到我房里来。”听到妈妈已经坐了起来，萝丝玛丽走进去，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她。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呢？”斯比尔斯夫人建议道，“不用靠太近，但说不准之后还能帮上忙。”

萝丝玛丽不喜欢自己站在一旁围观的画面，仍然迟疑不决。可斯比尔斯夫人还没有完全清醒，她想起了自己还是医生的妻子时那些暗藏着死亡和不幸气息的深夜召请。“我希望你能主动去一些地方，做一些事，自己去。毕竟，为雷尼做宣传的时候，更难的事你也完成过。”

萝丝玛丽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应该去，但她服从了那个清晰、肯定的声音。十二岁时，就是这个声音，将她送进了巴黎奥德翁剧场的舞台入口，又在退场时迎接她。

站在台阶上眼看着亚伯和麦基思科的车开走时，她还以为自己逃过了一劫，却不想酒店的车很快出现在了拐角上。路易斯·坎皮恩快活地尖叫一声，把她拉上车，让她坐在他身边。

“我躲在那边，担心他们或许不希望我们也去。我还带了摄像机，你看。”

她无可奈何地笑笑。他太可怕了，甚至于让人感觉不到可怕，只觉得毫无人性。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麦基思科夫人不喜欢戴弗夫妇？”她说，“他们对她非常好啊。”

“噢，问题不在那儿。问题在于她看见的事。就因为巴尔班，我们至今没弄明白那到底是什么事。”

“所以，你那么悲伤并不是因为这个了。”

“噢，不是。”他说，顿了一下，“是别的事，我们回酒店以后发生的。不过现在我不在意了，我彻底放手了，不管了。”

他们跟在另一辆车后面，沿着海岸一路向东，开过了朱安雷宾[1]，在那里，新的赌场正拔地而起。现在已经四点多了，灰蓝色的天空下，第一艘捕鱼船吱嘎响着驶向泛白的碧海。随后，他们转下大路，开进一片偏僻的乡间。

“是高尔夫球场。”坎皮恩大叫，“我敢肯定，决斗就是在那里进行。”

他是对的。当亚伯的车在前面停下来时，东方的天空已被涂抹得飞红流金，看来又是火辣辣的一天。指挥着酒店的车开进一小片松林里后，萝丝玛丽和坎皮恩躲进树影里，避开了泛白的球道，亚伯和麦基思科正在上面踱来踱去，后者不时抬起头来，活像一只警惕的兔子。这时候，有晃动的人影出现在更远处的发球台旁，观众们都认出来了，那是巴尔班和他的法国助手，助手腋下还夹着手枪匣子。

麦基思科多少有些吓破了胆。他缩到亚伯身后，灌下了一大口白兰地，然后，紧张地走上前去，几乎直接撞到对方跟前。不过亚伯拦住了他，自己走上前去和那法国人交涉。太阳跃出了地平线。

坎皮恩抓着萝丝玛丽的胳膊。

“我受不了了。”他嘶哑着嗓子，几乎没有发出声音，“太紧张了。这会耗去我——”

“放手。”萝丝玛丽断然说。她用法语急促地默念了一段祷文。

决斗者面对面站着，巴尔班的袖子高高卷起，露出了胳膊。阳光下，他的眼里闪着焦躁不安的光，可手掌抚过裤缝的动作倒很从容。麦基思科狂喝了一通白兰地，撮起嘴唇吹了声口哨，毫不在乎地伸出他的长鼻子左摇右晃，直到亚伯拿着手帕走上前去。法国助手站在一旁，背过脸去。萝丝玛丽屏住了呼吸，满心悲悯，咬牙切齿地暗恨着巴尔班。紧接着——

“一——二——三！”亚伯声音紧绷，大声数数。

他们同时开枪。麦基思科晃了一下，又站稳了。两枪都射偏了。

“好了，这就够了！”亚伯大喊。

决斗者相互走近，所有人都探询地看向巴尔班。

“我声明，我不满意。”

“什么？你当然满意。”亚伯暴躁地说，“只不过你没意识到而已。”

“你的人拒绝第二次射击？”

“你说得该死的没错，汤米。你坚持要决斗，我的当事人奉陪了。”

汤米轻蔑地大笑起来。

“这个距离简直可笑。”他说，“我不习惯这种闹剧——你的人必须明白，他现在不是在美国。”

“别扯到美国去。”亚伯相当尖锐，接着换了安抚的语调，说，“这就足够了，汤米。”他们针锋相对地谈判了片刻，之后巴尔班点点头，冷淡地对他刚才的敌人躬了躬身。

“不握握手吗？”法国医生提议。

“他们是认识的。”亚伯说。

他转身面对麦基思科。

“来吧，让我们离开这里。”

两人大步走开时，麦基思科欣喜若狂，紧紧抓着他的胳膊。

“等一下！”亚伯说，“汤米想拿回他的枪。他可能还用得着。”

麦基思科递过枪去。

“让他见鬼去吧。”他粗嘎着嗓门说，“告诉他，他可以——”

“要我跟他说你还想打第二枪吗？”

“哈，我做到了。”两人一边继续走，麦基思科一边叫道，“而且我干得很漂亮，不是吗？我不是胆小鬼。”

“你是个好酒鬼。”亚伯不客气地说。

“不，我不是。”

“好吧，那么，你不是。”

“就算我是喝了点儿酒还是其他什么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他的信心全都回来了，能恼怒地瞪着亚伯了。

“有什么不同呢？”他追问。

“要是你不明白的话，再多说什么也没用。”

“你不知道战场上他们全都是喝醉了的吗？”

“好吧，忘了这个吧。”

可这一章还没有结束。一串踏在石南上的急促脚步声自他们身后传来，医生追上他们才停了下来。

“对不起，先生们，”他气喘吁吁地说，“你们会支付我的费用吧？当然，是提供医疗服务的费用。巴尔班先生只有一张一千法郎的支票，另一位先生又把钱包忘在家里了。”

“就该想到法国人不会忘了这个。”亚伯说，然后转头问医生，“多少？”

“我来付这笔钱。”麦基思科说。

“不，我来。我们刚才面对的风险是一样的。”

亚伯掏钱付给医生，麦基思科突然转身钻进小树林，呕吐起来。然后，虽然脸色苍白了些，却还是大摇大摆地和亚伯并肩穿过那时刻的玫瑰色晨曦，向汽车走去。

坎皮恩仰面朝天地躺在灌木丛下大口喘气，他是决斗事件里唯一需要医生的人。就在这时，萝丝玛丽突然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用她穿着帆布凉鞋的脚踢他。她一直踢一直踢，直到唤醒了他——这一刻，对她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再过几个小时，她就能在沙滩上见到牵挂的人了。那个时候，在她的脑海中，“他”还等同于“戴弗夫妇”。

[1]朱安雷宾（Juan-les-Pins）位于里维埃拉的蔚蓝海岸，介于尼斯和戛纳之间，是一处温泉小镇和度假胜地。

十二

大家在沃森餐馆里等尼科尔，一共六个人，萝丝玛丽、诺斯夫妇、迪克·戴弗和两个年轻的法国音乐家。他们打量着餐馆里的客人，看是否有人气度从容，因为迪克声称，除他自己之外，美国就没有气度从容的人，他们想找出个例子来当面反驳他。可情形看来对他们不利，走进餐馆的那么多人之中，还真没有一个能坚持住十分钟不抬手摸脸的。

“我们真不该抛弃打蜡的胡髭，”亚伯说，“不过，就算迪克不是唯一一个气度从容的人——”

“噢，是的，我就是。”

“——他很可能也是唯一在从容之中还能保持头脑清醒的人。”

一个衣着考究的美国人走了进来，同行的两名女子急不可耐地扑向一张桌子，坐下。忽然间，那美国人感觉到有人在看他，便忍不住抬起手来，神经质地捋了捋领带上并不存在的褶皱。另一群还没就座的人里，一个男人没完没了地用手掌轻拍他刚刚刮过的脸颊，他的同伴指尖夹着烟头，机械地抬起又放下。运气好的，伸出手指就有眼镜可顶，有胡子可摸；什么都没有的，就只好摩挲着光溜溜的下巴，甚至绝望地去拽耳垂。

一位威名赫赫的将军走了进来。想到他好歹也熬过了西点军校的第一年——这一年里，任何学员都不能中途退学，这一年过后，也没有人能够不被凿刻下丝毫痕迹——亚伯和迪克打了五美元的赌。

将军在等待入座，双手自然地垂在身侧。有一次，他的胳膊猛然向后一挥，像要起跳一样。迪克“啊！”了一声，以为他失控了，可将军控制住了，他们松了口气——艰难的考验就要结束了，侍应生拉出了他的椅子……

可一阵怒气袭来，这位胜利者猛然抬起手，搔了搔他整整齐齐的灰发。

“你看，”迪克得意地说，“我是唯一的。”

萝丝玛丽对此深信不疑。而迪克，意识到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听众，更是拿出本事，将这六个人变成了一个分外快乐明朗的群体，以至于萝丝玛丽对这张桌子之外的人全都不屑一顾了。他们在巴黎停留了两天，事实上，一切还是和沙滩阳伞下没什么两样。就像前一晚，他们去参加了俄国侍从官[1]的舞会，萝丝玛丽在这样的场合里似乎有些手足无措，毕竟她连好莱坞上流社会的舞会都还没有参加过。可迪克只要和三两个人寒暄几句就能控制住场面。他寒暄的对象都是精挑细选的——戴弗夫妇交游似乎相当广，所有人都是一副很久没见的模样，大吃一惊道：“嘿，你们躲到哪里去了？”——就这样，一个他自己的小圈子建立起来了，不过是轻轻巧巧地一击，就温和却出人意料地永远将其他人排除在外。很快，萝丝玛丽自在起来，仿佛也早就与他们相识，见识过他们某段可叹的过往，然后，或是与之相交，或是拒之门外，或是弃置一旁不予理睬。

他们小圈子成员有时候大部分都是美国人，有时却干脆一个也没有。迪克回馈给大家的，是他们自己，多少年来在世故周全之中模糊了面目的自己。

昏暗的餐馆里烟雾腾腾，弥漫着自助餐台上生食的浓郁气味，尼科尔的天蓝色裙裾悄然而入，宛如一片流落的蓝天从窗外飘了进来。众人的目光已经说明了她是多么的美。她微笑致谢，容光照人。这一刻，人人都极度和善，极度温文有礼，诸如此类。然而，他们很快就厌倦了，变得可笑、刻薄，到最后更是制订出了一大堆的计划。他们大肆嘲笑，可转头便忘了笑的是什么——这些男人嘲笑的东西太多，何况还喝掉了三瓶葡萄酒。桌边的女士三人组刚好代表了剧变中的美国生活。尼科尔的两位祖父，一个是白手起家的美国资本家，一个是利珀-魏森菲尔德家族[2]的一名伯爵。玛丽·诺斯是一位裱糊好手的女儿，家族承袭着泰勒总统[3]的血统。萝丝玛丽来自一个中流的中产阶级家庭，在母亲的推动下跃上了好莱坞的神秘高台。她们彼此的相似之处，或者说，有别于其他美国女性的地方，都基于同一个事实：她们乐于生活在男性世界里，从不与男人对抗，而是通过男人保全自己的个性。三个人并无差别。是当个好妻子还是成为一名风流交际花，其决定因素并非偶然的出身家世，而是更为偶然的际遇：找到属于她们的男人，还是找不到。

因此，萝丝玛丽认定这是一场愉快的聚会，这样绝妙的午宴，更棒的是只有七个人，刚刚好是一场愉快聚会的人数上限。又或者，事实其实是，作为这个世界的新人，她起到了某种安定剂的作用，抑制住了这个群体成员间旧日的恩怨纠缠。午餐结束后，萝丝玛丽在一名侍应生的指引下来到幽暗的内室——每个法国餐馆都有这么一个地方——就着一枚电灯泡发出的昏黄灯光，她查到法-美电影公司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当然，他们有《爸爸的小姑娘》的拷贝——片子这会儿租出去了，不过他们可以在这周的晚些时候为她放映这部片子，就在圣安吉斯街三百四十一号——请联系克劳德先生。

半隔出的电话间对面就是衣帽间，电话刚刚挂断，萝丝玛丽就听见五英尺外一排外套背后有两个人压低了声音在说话。

“——这么说你爱我？”

“哦，我爱你！”

是尼科尔——萝丝玛丽犹豫地在亭子间门后停下脚步——跟着她就听到了迪克的声音：

“我想要你，想得要命——我们现在就回酒店去吧。”尼科尔轻喘了一声。有那么一会儿，萝丝玛丽完全听不清飘到耳边的呢喃碎语，可那声调已经说明了一切。那无须言明的无尽意蕴让她禁不住浑身发抖。

“我想要你。”

“我四点钟回酒店[4]。”

萝丝玛丽屏息静立，听着话语声渐渐远去。起初，仿佛有什么冷却下来了，她甚至为之震惊，在这一对的夫妻关系上，她一直将他们视作没有凡俗肉欲的人。而此刻，一股强烈的情感刷过她的身体，意味深长，却又难以名状。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羡慕还是厌恶，唯一确定的是，她被深深感动了。这让她在回到餐厅时感到格外孤单。不过遇到这样的事着实叫人动容，尼科尔那句充满激情与感恩的“哦，我爱你！”一直在她的脑海中回响。她已亲身感受过那一幕的独特氛围，现在，就要直面它了。可无论离得是远是近，她的心都在告诉她，这才是正常的——拍电影中的恋爱戏时曾出现过的那种厌恶感，此刻毫无影踪。

事情虽然与她无关，可她却已经陷了进去，抽身不得，逛街时，她甚至比尼科尔自己更在意约会的事。她用全新的眼光打量尼科尔，评估她的魅力。毫无疑问，她是萝丝玛丽见过的最有魅力的女人，她冷傲，她热诚、忠诚，还有着某种捉摸不定的气质——现在萝丝玛丽已经能够用母亲的中产阶级思维来看待问题了，便将它与尼科尔对于金钱的态度联系了起来。萝丝玛丽花的是自己赚的钱，她能来到这里，身在欧洲，是因为曾经在一月的某个日子里往水里跳了六次，付出的代价是体温飙升，从清晨的九十九度直升到母亲叫停时的一百零三度[5]。

在尼科尔的帮助下，萝丝玛丽买下了两条裙子、两顶帽子、四双鞋，花的是自己的钱。尼科尔则照着一份足有两页纸的长长清单采购，还额外买了橱窗里的展示品。只要看中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她都一概买下来，若是自己用不着，就当成给朋友的礼物。她买了彩色玻璃珠、折叠沙滩垫、人造花、蜂蜜、一张活动床、包、围巾、相思鸟、玩偶房里摆放的微缩模型和三码长的某种虾青色新款布料。她买了一打泳衣、一只橡皮鳄鱼、一套黄金镶象牙的旅行象棋、给亚伯的亚麻大手帕和两件爱马仕[6]的麂皮夹克，皮衣翠蓝，毛领鲜红。与交际花们买内衣珠宝不同，那些终究是她们的职业装备，也是保值货，尼科尔买东西完全是出于截然不同的考量。她是无数巧思与辛劳的造物。为了她，火车从芝加哥出发，穿过广袤的内陆腹地冲向加利福尼亚；胶姆糖工厂的烟囱吞云吐雾，履带运转不停；男人们搅拌着大缸的牙膏，从铜桶里汲起漱口水；女孩们在八月里麻利地将番茄封装进罐头盒，圣诞夜里还在杂货铺忙得手脚不停；混血的印第安人在巴西的咖啡园里挥汗如雨，梦想家失去了新拖拉机的专利权——如此多的人为了尼科尔而奉献，这也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当整个体系轰鸣着摇晃前行，更是让她的疯狂大采购如鱼得水，红火得像是熊熊烈火映在消防员脸上的光芒。心底里暗藏着不幸的命运，她所秉承的只是最简单的原则，却执行得如此精准，一举一动都优雅从容，要不了多久，萝丝玛丽就会努力加以效仿。

快四点了。尼科尔还站在商店里，肩上立着一只相思鸟，一反常态地说个不停。

“喔，要是那天你不跳进池子里会怎么样？我有时候会对这些事情感到好奇。战争开始前我们在柏林，那时我十三岁，之后没多久妈妈就死了。我姐姐要去参加一场宫廷舞会，她的舞伴卡[7]上有三位王子，都是宫廷大臣安排的，所有事情都是。离出发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她的侧腹部突然痛起来，还发起了高烧。医生说是阑尾炎，应该动手术。可妈妈有她的安排，所以贝比就在晚礼服下绑上冰袋，照样去参加舞会，一直跳舞到凌晨两点。她是第二天早晨七点做的手术。”

所以说，严苛是好的，所有出色的人都对自己很严苛。可已经四点了，萝丝玛丽老想着，迪克这时候正在酒店里等尼科尔。尼科尔必须走了，不能让他等着。她禁不住一直想，“你怎么还不走？”然后，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你要是不去的话，就让我去吧。”可尼科尔又进了一家店去为她们俩挑选礼服的花饰，还帮玛丽·诺斯也选了一份。直到这时，她仿佛才突然想起还有约会，一下子心不在焉起来，赶紧招了一辆出租车。

“再见。”尼科尔说，“我们过得很开心，不是吗？”

“非常开心。”萝丝玛丽说。这比她想象的更难。当尼科尔坐上出租车离开时，她的全副身心都在抗议。

[1]毕业于俄国侍从官学校的贵族军人团体，流亡于法国。侍从官学校是俄国军校，接受贵族和高级军官子弟，创立于十八世纪中期，解散于二十世纪初。

[2]利珀-魏森菲尔德（Lippe Weissenfeld）是利珀家族的一处伯爵领地，位于今德国西北部，包括当时的利珀公国和条顿堡森林的一部分。利珀家族在德国革命（1818—1819）之前统治着若干德国小州，前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1980—2013年在位）的父亲即出自利珀家族。

[3]约翰·泰勒（John Tyler，1790—1862），美国第十任总统，倾向贵族的弗吉尼亚共和党人。菲兹杰拉德在这里提到他，或许是因为他以“亲切、有礼”且擅长安抚人心著称，这重血缘关系使得玛丽·诺斯与迪克·戴弗在有关南方贵族的教养风度上有了关联。

[4]此处是作者向诗人T.S.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致敬，呼应其代表作《荒原》第二部分“一局棋戏”中的“十点钟要热水/若是下雨，四点钟要带篷的车”（查良铮译本）。菲茨杰拉德本人非常推崇艾略特，在本书中也多次暗引其不同诗作中的意向及语意，包括重复出现一唱三叹式的“晚安——晚安——”和“再见——再见——”。

[5]这里的单位是华氏度，转换成摄氏度分别约为37.2℃和39.4℃。

[6]原文为Hermes，既为法国顶级奢侈品牌爱马仕，也是希腊神话中的神明赫尔墨斯。前者以为富人提供商品和服务为己任；后者却是窃贼之神、旅行者的庇护者和神界的信使，有评论认为，这隐喻了尼科尔所拥有财富的性质。

[7]用于正式舞会中，女士在上面列出同意与之共舞者的名字。

十三

迪克转过护墙转角，继续踏着木板走在壕沟上。他来到一架潜望镜前，凑过去看了会儿，然后走上台阶，越过护墙往外看去。阴沉的天空下，他的前方是博蒙阿梅尔，左侧是具有悲剧色彩的蒂耶普瓦勒山丘[1]。迪克透过他的双筒望远镜凝望着它们，喉头因哀伤而紧缩。

他沿着护墙继续走，发现其他人正在下一个转角处等他。他激动不已，想对他们诉说，让他们也能明白，虽说他其实并没有真正上过战场，倒是亚伯·诺斯有过。

“那年夏天，这片土地的每一英尺上都有二十条生命逝去。”他对萝丝玛丽说。她乖顺地看向那片光秃秃的绿色原野，在那里，低矮的树木刚生长了六年。如果迪克说他们此刻正面对着枪林弹雨，在这个下午，她会相信的。现在，她的爱终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开始让她感到不快乐，开始绝望。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希望能跟妈妈说一说。

“那之后有很多人死去，我们也很快都会死去。”亚伯宽慰道。

萝丝玛丽满心期待迪克继续说下去。

“看看那条小河，我们走过去只要两分钟。英国人却花了整整一个月，整个帝国的军队都推进得很慢，先头部队倒下，后续部队又再跟上。而另一个帝国的军队慢慢后撤，每天退后几英寸，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如今这个年代，再也没有哪个欧洲人会做这样的事了。”

“嘿，他们刚刚才撤出土耳其，”亚伯说，“而且在摩洛哥——”

“那不一样。不可能再出现西线那样的战事，至少短时间内不可能。年轻人觉得他们能做到，可他们不行。他们能打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可这一次的，不行。这需要信仰、漫长的岁月、强大的信念和两个阶层之间确定的关系。俄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这条战线上毫无建树。你必须调动全部感情，全心投入，才能在追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你得记住圣诞节，记住王储和他未婚妻的明信片，记住瓦朗斯的咖啡馆、菩提树大道的啤酒园和市政厅的婚礼，记住要去德比[2]，还有你祖父的胡须。”

“格兰特将军一八六五年在彼得斯堡创造了这种战争[3]。”

“不，他没有，他只创造了乱糟糟的屠宰场。这种战争是刘易斯·卡罗尔、儒勒·凡尔纳、写《水仙女》的那个谁、玩滚木球戏的乡村执事和马赛的教母，以及在符腾堡和威斯特法利亚僻街小巷被引诱的姑娘们创造的[4]。嘿，这是爱的战争，整个中产阶级整整一个世纪的爱都在这里。这是最后的爱的战争。”

“看来你是要把这战争归于D. H. 劳伦斯了。”亚伯说。

“一场爱的大爆发，将我美丽、可爱、安全的世界在这里炸得粉碎。”迪克仍然唏嘘不已，“是这样吧，萝丝玛丽？”

“我不知道。”她一脸肃穆地回答，“你什么都懂。”

他们落在其他人后面。突然，一阵沙子土块雨兜头洒落下来，亚伯的喊声从下一个转角传来：

“战争之灵再次主宰了我。整整一百年的俄亥俄之爱深藏在我身后，就要在这条壕沟里爆发。”他的头从护墙背后冒出来，“你死了——明白规则吗？那是手榴弹。”

萝丝玛丽笑了起来，迪克报复地抓起一大把石子，又扔下了。

“我不能在这里胡闹了，”他十分愧疚地说，“银链已折，金罐已破[5]，世事莫不如是，可像我这样老派的浪漫主义者却无能为力。”

“我也是浪漫主义者。”

他们走出修复过的整洁战壕，来到一座纪念纽芬兰军团阵亡者的纪念碑前。萝丝玛丽读着碑文，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和大多数女人一样，她习惯于被告知该如何感受，她喜欢听迪克告诉她，什么是可笑的，什么是悲伤的。然而，既然这份感情已经搅乱了一切，既然她正怀着令人颤抖的梦想走在这片战场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她想让迪克知道，她爱着他。

之后他们回到车里，掉头往亚眠[6]开去。温暖的细雨飘落在新生的小树丛和灌木丛间。哑弹和军用装备各自成堆，炮弹、炸弹、手榴弹，头盔、刺刀、枪托、破皮具，全都是六年前被遗弃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堆又一堆，仿佛葬礼上架起的柴堆，从他们身旁掠过。又拐过一个弯，白色墓碑的海洋蓦然出现在眼前。迪克让司机停下车。

“是那个女孩，还捧着她的花环。”

他下车走向女孩。他们看见她茫然地站在大门旁，手里捧着一个花环。出租车在一旁等着。这是个红头发的田纳西女孩，这天早晨在火车上和他们遇见过，是专程从诺克斯维尔[7]来给哥哥扫墓的。她脸上挂着恼怒的泪水。

“陆军部一定是弄错了编号。”她呜咽着说，“墓碑上是别人的名字。我从两点钟一直找到现在，可墓碑太多了。”

“如果是我的话，就不看名字，任意选一个墓放下花环。”迪克给她出主意。

“你觉得我应该这么做？”

“我觉得他会希望你这么做。”

天色渐渐暗了，雨越下越大。

她把花环放在进门第一座墓碑前，并且听从迪克的建议，打发了她的出租车，跟着他们一起回亚眠。

听到这不幸的故事，萝丝玛丽又落泪了。总之，这就是个水汪汪的日子，可她觉得自己学到了一些东西，虽然她并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日后回想起来，这个下午的每分每秒都是幸福的——当时只道平常，只以为是过往欢愉与未来欣悦间的无数平常时刻之一，然而，到了最后，它却变成了快乐本身。

亚眠是座声名赫赫的高贵古城，仍沉浸在战争的哀痛中，就像巴黎北站和伦敦的滑铁卢车站一样。白天里，这样的城市着实叫人沮丧，二十年前的有轨小电车穿过教堂前空荡荡的灰色鹅卵石广场，城市的空气中泛着黯淡的旧日气息，仿佛褪色的老照片。然而，当夜幕降临，法国生活中最让人心满意足的色彩全都回来了——在这幅图画中，有彩蝶穿花的妓女，有在咖啡馆里舌战群儒的男人，有头颈相偎的情人，忙着到处寻找价廉物美的去处。他们坐在一道大拱廊下等火车，屋顶很高，足以散去腾腾烟雾、嘈杂的话语和音乐声响，管弦乐队亲切地演奏起《是的，我们没有香蕉》[8]，他们轻轻鼓掌，因为领唱看上去实在是陶醉。田纳西姑娘已经忘掉了悲伤，自得其乐起来，甚至开始向迪克和亚伯调情，眼神热辣，柔荑轻抚。而他们则和气地打趣她。

再后来，他们登上了开往巴黎的列车，将符腾堡人、普鲁士轻骑兵、阿尔卑斯猎骑兵、曼彻斯特磨坊工人和伊顿公学老校友的微末枝节统统抛在身后，任其在暖雨中追寻它们永恒的死亡。他们吃着夹了意大利生熏香肠和贝尔伊斯干酪的车站餐厅三明治，喝着博若莱葡萄酒。尼科尔心神不宁，不安地咬着嘴唇，翻看着迪克带来的战场旅游指南——是的，他总会提前研究一下行程的大体状况，再加以简化，直到它隐隐露出他的聚会的影子。

[1]博蒙阿梅尔（Beaumont-Hamel）位于法国北部，靠近一战前线，曾经历多次战役，包括惨烈的索姆河战役（1916年），整个村庄到1918年时几乎完全被摧毁，如今在这里建有博蒙阿梅尔纽芬兰纪念园，用以纪念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里牺牲的纽芬兰军团战士。蒂耶普瓦勒（Thiepval）同为索姆河战役战场，原村庄被夷为平地，现在战场原址上建有纪念园，其中安葬着战役中死去的将士。下文提到的马恩河（Marne）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重要战场，曾经爆发过两次战役，第一次是1914年9月，以联军胜利、德军战败告终，第二次是德国在西线发起的最后一次重要进攻，法美联军反击，战斗伤亡惨重。

[2]瓦朗斯（Valence）为法国地名；菩提树大街（Unter den Linden）是德国柏林中区的一条著名大道；德比（Derby）为英国城市，以赛马比赛和盛产赛马而著称，德比马赛始于1780年，是英国传统马赛之一，每年六月举行。

[3]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1822—1885），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曾任美军总司令（1864—1869），南北战争中出任林肯总统麾下的全军统帅。彼得斯堡（Petersburg）为美国城市。这里指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中最后一场重要战役，彼得斯堡围城战。亚伯以此反驳迪克的说法，意指现代大型战争早已出现。

[4]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英国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是《爱丽丝漫游仙境》；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法国小说家、诗人，代表作《地心游记》《海底两万里》等；《水仙女》（Undine）的作者是法国作家弗里德里希·莫特·富克（Friedrich de la Motte Fouqué，1777—1843）；符腾堡（Wurtemburg）为德国境内的古王国名，一度为魏玛共和国的一个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为两部分，现为巴登-符腾堡州；威斯特法利亚（Westphalia）为德国西北部地区。下文的“爱的战争”一说出自英国作家D.H.劳伦斯（D. H. Lawrence，1885—1930）的著作《无意识幻想曲》，菲茨杰拉德在1930年5月前后读到这篇著作，深受其影响。

[5]出自《圣经·传道书》：“银链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银链喻指生命之线，连接肉体与灵魂，也有脐带的含义。英国作家亨利·詹姆斯于1904年发表的小说《金碗》（The Golden Bowl）讲述了父女、夫妻、旧情人之间复杂纠葛的情感故事，书名同样取自《传道书》。

[6]亚眠（Amiens），法国北部城市，市内有著名的亚眠大教堂。1918年8月8日爆发的亚眠战役开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

[7]田纳西州位于美国东南部，诺克斯维尔（Knoxville）是田纳西东部城市。

[8]1922年百老汇滑稽音乐剧《爽快点》（Make It Snappy）中的滑稽曲。

十四

回到巴黎后，尼科尔太累了，没办法按照原计划去看装饰艺术博览会的大吊灯。他们在乔治王酒店放下她。就在她走进玻璃门，身影消失在纵横交错的闪亮灯光中的那一瞬，萝丝玛丽身上的压力消失了。尼科尔有一种力量——未必像她母亲那样游刃有余、可以预期——但那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力量。萝丝玛丽有点儿怕她。

十一点时，她和迪克、诺斯夫妇坐在了塞纳河上新开的一家游船咖啡馆里。桥上的路灯映在河面上，波光粼粼，摇荡出一轮轮清冷的明月。萝丝玛丽和母亲住在巴黎时，有时周日会坐上小汽船去苏雷斯尼[1]，一路上聊聊有关未来的计划。她们没什么钱，可斯比尔斯夫人对萝丝玛丽的美貌充满了信心，也在她心中植下了满怀的壮志雄心，因而心甘情愿把钱都押在这一“优势”上。待到萝丝玛丽的事业起了步，就轮到她来回报母亲了……

从抵达巴黎开始，亚伯·诺斯脸上就泛着淡淡的酒红色，他的眼睛因阳光和葡萄酒而满布血丝。萝丝玛丽这才第一次意识到，每到一处他都会停下来喝上一杯，不知道玛丽·诺斯对此是怎么想的。玛丽非常安静，安静到，除了不时的轻笑，萝丝玛丽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她喜欢将一头漆黑的直发往后梳，梳到一丝不乱，如瀑布般垂坠。时不时地，它们也会调皮地滑过额角，直到几乎扎进眼睛里时，她才甩甩头，让它们乖乖归位。

“我们今天要早点休息，亚伯，喝完这杯就走吧。”玛丽声音很轻，透着一丝担忧，“你不会想在船上喝个酩酊大醉的。”

“的确太晚了，”迪克说，“我们都该走了。”

亚伯脸上的庄重高贵变成了倔强，断然道：

“噢，不。”他严肃地顿了顿，“噢，不，还不到时候。咱们要再开一瓶香槟。”

“我喝不了了。”迪克说。

“我说的是萝丝玛丽。她天生好酒量——浴室里总放着一瓶杜松子酒什么的——她妈妈告诉我的。”

他把第一瓶里最后的酒都倒进了萝丝玛丽的杯子。刚到巴黎的第一天，她因为喝了太多柠檬水而难受得厉害，那之后就没再和他们一起喝过东西了。可现在，她端起香槟喝了起来。

“怎么回事？”迪克大叫道，“你跟我说你不喝酒的。”

“我可没说永远不喝。”

“那你母亲是怎么回事？”

“我就喝这一杯。”她觉得需要喝点儿酒。迪克喝了，喝得不多，但喝了。也许这能让他俩更亲近，也算是为她将要做的事做些准备。她喝得太快，呛着了，缓了缓才说：“另外，昨天是我的生日，我十八岁了。”

“怎么不告诉我们？”他们愤怒地说。

“我知道你们会小题大做，那就太麻烦了。”她饮尽香槟，“所以这就当是庆祝吧。”

“当然不行。”迪克坚决地对她说，“明天晚餐就是你的生日宴，别忘了。十八岁，噢，多么重要的年纪啊。”

“我以前一直觉得，等到了十八岁，就一切都不是问题了。”玛丽说。

“没错。”亚伯赞同，“结果等过了十八岁，一切还是照旧。”

“亚伯觉得什么都不是问题，直到他登上这条船。”玛丽说，“这次去纽约，他真是做足了万全的准备。”她的语气像是已经厌倦了谈论这些对她来说再无意义的事情，仿佛她和她的丈夫所追逐着的，或是不曾追逐到的种种历程，其实都不过是一种意愿罢了。

“他要在美国创作音乐，我打算到慕尼黑唱歌，所以，等到我们再相聚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什么我们做不到的了。”

“那真是太棒了。”萝丝玛丽附和着，感觉香槟开始起效了。

“来，再给萝丝玛丽来一杯香槟。这样她就能更了解淋巴结的活动了。它们十八岁之后才开始生效。”

迪克喜欢亚伯，可早就对他不抱期望了，只好无奈地笑了笑，说：“从医学的角度说，这是错的。我们走吧。”亚伯领会到了其中隐晦的鼓励，轻声说：“我有感觉，我在百老汇会有所建树的，比你的科学论文面世要早得多。”

“但愿如此。”迪克温和地说，“但愿如此。至于你说的‘我的科学论文’，说不定我会放弃了。”

“噢，迪克！”玛丽的声音里满是惊愕，她被吓着了。萝丝玛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面无表情的迪克，她感觉得出，这个宣言是非常严重的事，不禁想要跟着玛丽大喊：“噢，迪克！”

可迪克又突然笑了起来，补充道：“放弃它，另外写一篇。”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

“可是迪克，坐下。我想知道——”

“回头再告诉你们。晚安，亚伯。晚安，玛丽。”

“晚安，亲爱的迪克。”玛丽微笑着，好似坐在这几乎空无一人的船上是她最幸福的事。她是个勇敢、乐观的妇人，跟着丈夫到过这里那里，为这样那样的人而改变自己，从来无法让丈夫偏离自己的轨道一步，偶尔沮丧地发现，自己心底里期望的人生是多么地依赖于这个男人。尽管如此，幸运的衣衫仍然披在她的身上，仿佛她就是某种象征本身……

[1]苏雷斯尼（Suresnes）位于巴黎西郊，距离巴黎市中心仅约九公里，可远观巴黎市景和埃菲尔铁塔。

十五

“你要放弃的是什么？”出租车里，萝丝玛丽认真地看着迪克，问道。

“没什么要紧的。”

“你是科学家吗？”

“我是医生。”

“哦——哦！”她高兴地笑了。“我父亲也是医生。那你为什么不——”她欲言又止。

“也没什么神秘的。我并不是因为在事业高峰时受挫蒙羞而躲到里维埃拉去的。我只是没再继续执业而已。说不准哪天就又重操旧业了。”

萝丝玛丽没有说话，只是仰起脸来，期待一个吻。他看着她，仿佛不甚明白。然后，他伸出手将她揽入怀中，脸颊贴着她柔嫩的脸颊蹭了蹭，又低下头，久久注视着她。

“多可爱的孩子啊。”他严肃地说。

她抬头冲他笑着，手指下意识地拨弄着他的外套翻领。“我爱你和尼科尔。其实，那是我的秘密——我甚至无法向别人提起你，因为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你有多么美好。说真的，我爱你和尼科尔，真的。”

他曾经无数次听到过这句话，就连句式都一模一样。

突然间，萝丝玛丽凑近他，近得模糊了他的视线焦点，也抹去了她的稚嫩青涩，迪克亲吻着她，屏住了呼吸，仿佛她已超越了年龄的界限。然后，她向后倒在他的臂弯里，叹了口气。

“我决定放弃你了。”她说。

迪克一惊——他说过什么，让她以为已经拥有他了吗？

“那可真是太尴尬了，”他尽量说得轻松，“我才刚刚动了心。”

“我这么爱你——”好似已经爱了许多年，她抽泣起来，“我是这么——这么地爱你。”

他本该大笑的，却听见自己说：“你不但漂亮，更是气质非凡。无论扮演坠入爱河还是娇羞的模样，你的每一个举动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幽暗狭小的出租车里萦绕着萝丝玛丽和尼科尔一起买的香水味道，她再次靠上前来，紧紧依偎着他。迪克吻着她，却并不沉醉。他知道其中有激情，可在她的眼中，在她的唇上，却看不见激情的影子，只有呼吸间微微的香槟气息。她绝望地偎得更紧，他又一次亲吻她。她的吻如此清淡纯真，双唇相触的刹那，她的目光掠过他投进夜的黑暗，世界的黑暗。他的热情冷却了。她还不明白，爱情的光芒是发自心底的。若有一天她能明白，能融入这天地自然的激情，到那时，他才能不疑不愧地拥有她。

她的酒店房间在他们的斜对面，离电梯更近。走到门口时，她突然说：

“我知道你不爱我，我没有奢望。可你说，我应该把我的生日告诉你。好，我告诉你了，作为生日礼物，我想要你到我的房间来一分钟，我有话对你说。就一分钟。”

他们俩走进房间，他掩上房门。萝丝玛丽站得很近，但没有触碰他。夜抽去了她脸颊上的颜色——此刻的她，苍白黯淡，变成了舞会后被抛下的一支白色康乃馨。

“你笑起来的时候——”他恢复了父亲般的姿态，也许是因为不远处尼科尔无声无息的存在，“我总觉得会看到一个正在换牙的豁口。”

可是晚了。她欺身上前来拥住他，绝望地低喃：

“要我。”

“要你什么？”

迪克惊得僵住了。

“来吧。”她悄声低语，“噢，来吧，拜托，别管他们怎样。我不介意，不介意我喜欢不喜欢——我从没期盼过——我总是不愿意去想，可是现在，我不讨厌了。我想要你来。”

她自己也惊呆了。她从没想过自己也会说出这样的话。她在请求过去十年修女般的时光里曾读过、看过、梦到过的事。一瞬间，她明白了，这就是萝丝玛丽最伟大的角色之一，于是更加热切地投入其中。

“不该是这样的。”迪克小心翼翼地说，“是因为那杯香槟吗？我们还是忘了吧。”

“噢，不，就是现在。我想要你现在就做，要我，告诉我，我是属于你的，我想属于你。”

“首先，你想过这会对尼科尔造成多大的伤害吗？”

“她不会知道的——这与她无关。”

他温和地继续。

“其次，还有一个事实，我爱尼科尔。”

“但是你可以不止爱一个人，不是吗？就像我爱妈妈，也爱你——更爱你。现在我更爱你。”

“——第四，你对我的感情并不是爱情，或许以后会是。可对你的人生来说，这会是个非常糟糕的开端。”

“不，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见你。我马上就去找妈妈，马上动身去美国。”

迪克没有理会这话。他忆起了她嘴唇的滋味，青春、清新，无比清晰。他改换了另一种语气。

“你只是一时冲动。”

“噢，求你，我不介意，哪怕是会怀上孩子。我能像电影里的女孩一样走进墨西哥。噢，这和我想象过的太不一样了——过去他们吻我的时候，我总是反感极了。”他看得出，她依旧沉浸在势在必行的情绪里不能自拔。“他们中有人长着大板牙，可你完全不一样，你很英俊。我想要你这样做。”

“我猜，你心里想的只是人们的某种亲吻方式，想要我也那样亲吻你吧。”

“噢，别取笑我了——我不是小孩子。我知道你不爱我。”她突然感到了自卑，安静下来，“我没期望这么多。我知道，在你眼里我一定什么也不是。”

“胡说。只是在我眼里你还年轻。”他在心里加了一句，“——还有太多东西可以教给你。”

萝丝玛丽等待着，渴望地喘息，直到迪克说：“最后一点，世事无常，并不总会依照你的心意走下去。”

她失望地垂下头，失去了生气。迪克不由自主地开口道：“我们要做的只是——”他停了下来，萝丝玛丽走到床边哭泣起来，他跟过去，在她身旁坐下。他突然困惑了，无关道德伦理，毕竟，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件事都是绝无可能的，就只是困惑，一时间，他平日里优雅的、左右逢源的风度全都不见了。

“我知道你不会，”她抽泣着，“这只是个无望的期望。”

他站起身来。

“晚安，孩子。这真是太遗憾了。让我们忘掉它吧。”他拿出医生的套话安抚她，劝她去睡上一觉，“有那么多人将会爱上你，好好保全自己去迎接你的初恋，这或许更好，感情也一样。这是老派观念了，不是吗？”他举步向房门迈出一步，她抬起头看着他。她看着他，脑子里空空如也，一点儿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她看着他又迈出一步，慢慢地，回过身再看看她。在那一刻，她只想抓住他，吞噬他，她想得到他的嘴、他的耳朵、他的衣领，想要拥抱着他，吞他入腹。她看着他的手放在了门把手上。她放弃了，任自己重重倒在床上。当门被阖上，她站起来走到镜子前，开始梳她的头发，一边轻轻地抽着鼻子。萝丝玛丽梳了一百五十下，就像往常一样。然后又是一百五十下。她一直梳一直梳，梳到胳膊发疼，然后换只手，继续梳……

十六

醒来时她已经平静下来，心里只剩下羞愧。镜子里漂亮的容颜没能叫她安心，只唤起了前一晚的痛楚。她想起母亲转来的一封信，是去年秋天带她参加耶鲁毕业舞会的男孩写来的，信里说他正在巴黎。可这也没有用，一切看起来都是那样遥不可及。她踏出房门，迎接与戴弗夫妇见面的折磨，双重的困扰压在她心头，沉甸甸的。待到大家会合，一起去购物、试衣服时，这份心思已经被她深深藏了起来，分毫不露，就像尼科尔一样。然而，当尼科尔谈论起一位焦躁烦恼的女售货员时，她还是得到了些许安慰。尼科尔说：“大多数人都以为别人对自己的感觉很强烈，以为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不是全盘认可就是全盘否定，其实并非如此。”如果是在昨天，感情澎湃的萝丝玛丽会讨厌这种论调，可今天，她只盼能把发生过的事全都忘掉，因此热切地接纳了它。她钦佩尼科尔的美丽与智慧，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嫉妒的滋味。就在离开戈赛酒店之前，母亲曾轻描淡写地提到过这一点。萝丝玛丽了解这种语调，其中总是暗藏深意。母亲说，尼科尔是个大美人，言外之意就是，萝丝玛丽并不是。这并没有让萝丝玛丽烦恼。直到最近，她才刚刚开始有机会认识到，原来自己也是迷人的，因此，于她而言，美貌并非与生俱来，而只是习得的才能，就如同她的法语一样。话虽如此，坐在出租车里看着尼科尔时，她还是禁不住拿自己和她比较。这身躯如此曼妙，如画的樱唇时而紧闭，时而微微开启，仿佛在向全世界诉说渴望。一切浪漫爱情的可能性都孕育其中。尼科尔拥有花季少女般的美丽，即便将来脸颊消瘦，皮肤紧绷在高耸的颧骨上，也依旧会是个美人。脸架子放在那里。她有撒克逊血统，皮肤白皙，金发如云，如今发色加深，却更美了。

“我们在那儿住过。”萝丝玛丽突然指着圣父街[1]上的一幢房子说。

“真是巧了。我十二岁的时候也和母亲还有贝比一起在那里住过一个冬天。”她指指街对面的酒店。两面暗沉的正墙瞪视着她们，是少女时代的灰白回响。

“那时候我们在莱克福里斯特[2]的房子刚建好，手头不宽裕。”尼科尔接着说，“至少贝比、我和家庭女教师不宽裕，母亲倒是出门旅行去了。”

“我们也不宽裕。”萝丝玛丽说，意识到这个词的意义对他们而言并不相同。

“母亲总是非常小心地把它称作‘一家小酒店’——”尼科尔微微一笑，“——我的意思是，她不说那是一家‘廉价’旅馆。如果有任何时髦的朋友问起我们的住址，我们从来不说‘我们住在贫民区一个脏兮兮的小旅馆里，真高兴那儿还有自来水’，我们说，‘我们住在一家小酒店’。就像是所有的大酒店在我们看来都太吵太俗气了似的。自然，朋友们总会看穿我们，然后到处跟人去说。可母亲总是说，这说明我们了解欧洲的方方面面。当然，她的确了解，她本来就是德国人。可她的母亲是美国人，她在芝加哥长大，与其说她是欧洲人，倒不如说是美国人。”

两分钟之后她们就要和其他人会合了。出租车在卢森堡公园旁的盖尼梅街停了下来。下车时，萝丝玛丽再一次为自己打气，努力振作起精神。他们在诺斯夫妇的高层公寓里吃午餐，屋子已经空了，远远的脚下是团团簇簇的绿叶。在萝丝玛丽眼里，这一天似乎与前一天不同了——当两人面对面，她与他眼神相遇，视线一触即分，如鸟儿扑翅。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好了，一切都美妙精彩，她知道，他开始爱上她了。她感到无比幸福，感到情感的暖流在身体里鼓荡。清晰冷静的自信扎下了根，在她心底歌唱。她几乎不去看迪克，可她知道，一切都好了。

午餐后，戴弗夫妇、诺斯夫妇和萝丝玛丽一道去了法-美电影公司，队伍里还多了一位新成员——柯里斯·克雷，是萝丝玛丽那个来自纽黑文[3]的男孩，她终究还是给他打了电话。他是佐治亚人，有着在北方念书的南方人那种规矩到近乎刻板的思想。去年冬天的时候，她还觉得他很有魅力——当时，在从纽黑文到纽约的路上，他们的手不知不觉就牵在了一起。可如今，她的心中不再为他留有位置了。

放映室里，她坐在柯里斯·克雷和迪克中间。放映员装《爸爸的小姑娘》胶片的当口，法国经理兴奋地围着她打转，努力寻摸出几句美国俚语来寒暄。“哦，小子，”当放映机出了点儿小麻烦时，他说，“我可一个鲜蕉[4]都没有。”灯闪了几下，一阵嘶嘶啦啦声响过，熄灭了。她终于和迪克单独在一起了。昏暗朦胧之中，他们四目相对。

“亲爱的萝丝玛丽。”他喃喃道。他们肩碰着肩。尼科尔坐在同一排最靠外的位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亚伯一阵猛咳，擤了擤鼻子。随后，一切都安静下来，电影开始了。

她在银幕上，那个一年前的女学生，头发顺服地贴着后背垂下，发卷外翻，有些生硬，像是塔纳格拉陶俑[5]的硬头发。她在那里，那样的年轻、清纯，都是她母亲精心呵护的成果。她在那里，剪一个新的纸板娃娃，无视它那玩物的空空的心，少女的天真展露无遗。她还记得拍戏时的感受，身上穿着那套鲜艳的新丝裙，特别新鲜，神清气爽。

爸爸的小姑娘。她是不是个勇敢的小家伙？她不舒服吗？噢噢——噢噢——哼哼了，最会哼哼的小东西，她真是太会哼哼了，对不对？她的小拳头一挥，欲望与腐朽的强横力量便滚开了——不，是命运的脚步停下了，无可避免的变成了可免的，三段论、辩证法，一切理性都消散了。女人们忘记了家中的脏盘子，为她哭泣。就连戏中也有一个女人在久久哭泣，哭得几乎抢去了萝丝玛丽的光彩。她在这部耗资不菲的剧里从头哭到尾，在邓肯·法福[6]风格的餐厅里哭，在机场哭，在只从镜头里闪过两次的游艇赛上哭，在地铁里哭，最后，在浴室里哭。可萝丝玛丽还是压倒了她。她的美好优雅、她的勇气与坚定遭到了世间粗俗恶意的侵扰，可萝丝玛丽告诉了大家，凭着一张尚未化作面具的脸能够做到什么——无论如何，这部电影的确是太感人了，以至于还在放映过程中，整排的人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向她表达内心的感动。中场有一小段休息时间，灯亮了，一阵鼓掌喝彩过后，迪克诚恳地对她说：“我实在是太惊讶了。你会成为舞台上最伟大的女演员。”

很快，《爸爸的小姑娘》又开始了。现在是幸福的日子了，最后一个镜头是萝丝玛丽和她的父母相聚。画面很美，可其中的恋父痕迹是那样明显，没有一位心理学者不为那不端的煽情而皱起眉头，迪克也不例外。银幕暗了，灯亮起来，是时候了。

“我还安排了一件事。”萝丝玛丽若无其事地宣布，“我为迪克安排了一次试镜。”

“一次什么？”

“电影试镜，现在就进行。”

房间里安静极了。跟着，诺斯夫妇忍不住笑出声来。萝丝玛丽看得出，迪克明白她的意思。头一次，他的脸好像爱尔兰人那样抽搐了一下。她立刻意识到，在打出这张王牌时出了错，却仍然丝毫不曾怀疑牌本身会有问题。

“我不想试镜。”迪克坚决地说，扫视了一圈，接着轻声道，“萝丝玛丽，我很遗憾。对女人来说，拍电影是个好职业，可我的上帝啊，他们可不能把我拍进镜头里去。我是个研究科学的老头，只醉心于自己的私人生活。”

尼科尔和玛丽起哄怂恿他抓住机会——她们在嘲弄他，两人都因为没收到邀请而微微着恼。可迪克用多少有些尖刻的言辞谈论起演员，结束了话题。“最强壮的守卫被安放在空无一物的房门前，”他说，“或许就是因为那空荡荡的情形太丢脸，才不能让人看见吧。”

萝丝玛丽和迪克、柯里斯·克雷一起坐上出租车——柯里斯先下车，然后迪克带萝丝玛丽去喝茶。尼科尔和诺斯夫妇不参加，他们要去处理一些亚伯留到最后才办的事。在车里，萝丝玛丽埋怨他。

“我本来想，要是试镜效果好，我可以把片子带到加利福尼亚去。那么，如果他们看中了，或许你就能来拍电影，当我的男主角了。”

他有些招架不住。“真是个相当美妙的设想，可我宁愿只看着你。你几乎是我见过的最美的风景。”

“这是部了不起的电影。”柯里斯说，“我已经看过四遍了。我知道纽黑文有个家伙看了足足十二遍，有一次他还大老远跑到哈特福德[7]去看。结果呢，等我带萝丝玛丽到纽黑文时，他却害羞得躲起来不敢见她。你能想象吗？这个小姑娘把他们全都迷倒了。”

迪克和萝丝玛丽面面相觑，他们只想单独待着，可柯里斯显然没弄明白。

“先到你们要去的地方，我送你们。”他提出，“我住在卢泰西亚酒店。”

“我们送你。”迪克说。

“我送你们更方便。一点儿也不麻烦。”

“我看还是我们送你好一些。”

“可是——”这一开口，柯里斯才终于明白过来，转而同萝丝玛丽商量该什么时候再去拜访她。

最后，他离开了，隐约察觉到自己是个无足轻重却惹人烦的第三者。意犹未尽间，车突然停下，迪克之前报给司机的地方到了。他深吸一口气。

“我们要进去吗？”

“我无所谓。”萝丝玛丽说，“你想怎样我就怎样。”

他想了想。

“我大概不得不去——她想从我的朋友那里买几幅画，刚好我朋友手头也正需要钱。”

萝丝玛丽理了理凌乱的头发，免得引人遐思。

“我们就待五分钟。”他决定了，“你不会喜欢那些人的。”

她猜想那都是些沉闷、刻板的人，要不就是莽汉和酒鬼，要不就浮夸无聊，或是任何一种戴弗夫妇会避而远之的人。却完全没有想过，接下来的场景会给她留下怎样的印象。

[1]圣父街（Rue des Saints-Péres）位于巴黎第六和第七区之间，全长仅七百余米。这条街道在历史上数度易名，如今的名字取自早前的圣皮埃尔教堂，该教堂后转为慈善医院，现已不存。

[2]莱克福里斯特（Lake Forest）是美国加州奥兰治郡的一座城市。

[3]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的所在地。

[4]应为“香蕉”，这是法国经理在尝试说俏皮话。在美国俚语中，香蕉有一美元、鹰钩鼻、阴茎、喜剧演员、黄疸病患者等多重含义。

[5]一种希腊古陶俑，主要出土于塔纳格拉的皮奥夏地区，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四世纪。

[6]邓肯·法福（Duncan Phyfe；1768—1854），十九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木匠之一，其作品融合了当时的欧洲风格，以精美、优雅而著称。

[7]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

十七

那是一幢仿造雷斯红衣主教[1]的蒙索尔街宅邸修建的房子，可是，只要一跨进大门，旧时光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找不到任何萝丝玛丽熟识的东西。这石头外壳里容纳的似乎更像是某种未来，因此，当人们跨过门槛——如果还能称之为门槛的话——踏上由幽蓝钢铁、镀银和无数奇形怪状的镜子拼就的长廊时，它带来的便是触电般震撼和绝对引人期待的战栗感受，其怪异之处不下于用燕麦粥配上印度大麻作早餐。这和装饰艺术展完全不同：在这里，人们是身在作品中，而非仅仅面对它们。萝丝玛丽有一种闯进了电影布景中的剥离感，仿佛一切都是假的，兴奋也都是虚幻的。她猜现场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感觉。

屋子里差不多有三十人，大部分是女人，全都像是露易萨·梅·阿尔科特或塞居尔夫人[2]笔下的人物。对于她们在这场戏中扮演的角色，需得小心安排，恰到好处，就像徒手捡碎玻璃。无论作为个人还是群体，他们都谈不上能够主宰环境。一个人若是能够主宰某件艺术品，那他多半就能拥有它。没人知道这间屋子表达的是什么，因为它已经演化成了别的东西，任何绝非屋子的东西，要想身处其中而卓然自存，就如同在溜滑的自动扶梯上行走一样艰难，没有人能够成功，除非拥有前面说到的徒手捡碎玻璃而不伤的本事——这一点限制了在场的绝大多数人。

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在整个春夏季里耗尽了精力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到了现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神经质的灵机一动罢了。他们会死气沉沉地安静上好几个小时，然后突然爆发，吵架、崩溃、相互逗弄调情。另一种，大概可以被称为盘剥者，全都大腹便便，相较而言，算是些冷静、严肃的人，生活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时间开玩笑。这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保持最佳状态。撇开房子本身那并无多少价值的新奇构造来说，这个地方若还谈得上有一点格调的话，也都全是因为他们。

弗兰肯斯坦[3]一口吞下迪克和萝丝玛丽，转眼就将他们隔开。萝丝玛丽突然觉得自己是个虚伪的小人，满口言不由衷，只期盼着导演早些走进门来。好在这屋子里到处都回荡着扑翅般的嗡嗡声，她也就不觉得自己是唯一格格不入的人了。除此之外，她也算是训练有素了，一系列半军事化的转身、穿梭和前进之后，她发觉自己大概是在同一个长着可爱男孩脸蛋的女孩儿聊天，那女孩儿整洁优雅，却肤浅得很。可实际上，她的心思都被引到了四英尺外暗灰色金属楼梯旁的谈话上。

那边的长椅上坐着三个年轻女人，全都高挑修长，纤巧的头颅修饰得像假人模特一样，说起话来，头在精致的暗色套装上优雅摆动，像极了长茎的花，又像是眼镜蛇支起的颈项。

“噢，他们真是干得漂亮。”其中一个说，声音低沉圆润，“简直是整个巴黎城里最出风头的人——我怎么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不过话说回来，”她叹了口气，“那些话他说了又说，像什么‘兔子只吃窝边草’，也就第一次听会觉得好笑。”

“我更欣赏有过沧桑经历的人，”第二个说，“不喜欢她。”

“我永远不会为他们而如何激动，对他们的同伴也一样。喏，比方说，那个完全不知所谓的诺斯先生？”

“他已经过时了。”第一个姑娘说，“可你必须承认，咱们说的这些人很可能是你这辈子见到的最有魅力的人了。”

萝丝玛丽这才反应过来他们说的是戴弗夫妇，不由恼怒地绷紧了身体。然而，面前的女孩开始加强攻势了，她的眼睛湛蓝明亮，脸颊红润，穿着浆挺的蓝色衬衫和纯灰套装。唯恐萝丝玛丽看不到自己，她正拼命扫除两人之间的障碍，扫得干干净净，现在，横在她面前的已经只剩下一层脆弱的薄纱了。萝丝玛丽满心厌烦，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你不能来吃顿午餐吗，或者晚餐？明天午餐怎么样？”女孩恳请道。萝丝玛丽转头寻找迪克，发现他和女主人在一起——从进门起他就在和她说话。他们视线交汇，他微微点了点头。与此同时，三位眼镜蛇女郎也注意到了她，她们长长的脖子猛然转过来，苛刻挑剔的目光锁定在她身上。她寸步不让地看回去，告诉她们，她听到了她们说的话。然后，她礼貌却干脆地收回对视的高傲目光——这一手是刚跟迪克学的——转身走到迪克身边。女主人也是个高挑、阔绰的美国姑娘，逍遥地享受着国家的富足，正没完没了地向迪克打听戈赛酒店的情形，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抛出来，丝毫不顾及他是多么勉强。显然，她也想去里维埃拉。萝丝玛丽的出现终于提醒了她，作为女主人，她太过纠缠了。于是她环顾四周，说：“你没遇上什么有趣的人吗，有没有见到——”她的视线抓住了一名可能对萝丝玛丽有兴趣的男人，可是迪克已经在告辞，说他们必须离开了。说完他们便转身离开，穿过那道短短的未来走廊，回到石墙外扑面而来的旧日时光里。

“是不是很可怕？”他说。

“很可怕。”她应声附和。

“萝丝玛丽？”

她低声道：“什么？”声音里透着畏怯。

“我觉得这很可怕。”

她痛苦地啜泣起来，整个人都在发抖。“有手帕吗？”她颤着声音说。可是，没有时间哭泣了，他们如今是情人了，贪婪地渴求着那飞逝的时光。车窗外，乳脂般的暮色合着绿意一同褪去，火红、烟蓝、幽绿的招牌在绵绵雨丝中亮起。快六点了，街道上人来车往，小酒馆亮起了昏暗的灯光，出租车掉头向北开去，气派宏大的协和广场飞掠而过。

终于，他们目光交缠，喃喃低吟着彼此的名字，仿佛那是魔咒一般。两个名字在空气中柔柔萦绕，迟迟不能消散，不像别的字眼、别的名字，不像脑海中的乐音那般，转瞬即逝。

“我不知道昨晚是怎么了，”萝丝玛丽说，“是因为那杯香槟么？我从来没做过那样的事。”

“你只是说了你爱我。”

“我真的爱你——我无法改变这一点。”这时候应该哭一下的，于是萝丝玛丽埋首在她的手帕里哭了一会儿。

“只怕我也爱上你了，”迪克说，“可这不是好事。”

再一次，他们呢喃着彼此的名字，倒在一处，就像是因为车晃得太厉害了。她的胸紧贴着他，她的嘴新鲜温暖。难分彼此。怀着几近痛苦的宽慰感，他们不再想、不再看，只是追索着彼此的气息。琴弦骤松，藤椅吱嘎，当紧绷的心神舒缓，两人精疲力竭，双双沉入了醺然欲醉的迷蒙世界。这样的紧张太过生涩幼嫩，须得汇入别的紧张才好，唇与唇相交，心与心相贴……

他们还处在相爱的幸福阶段里。满怀着对彼此的美好想象，无与伦比的想象，自我与自我的交流仿佛发生在半空中，在那里，其他一切人际间的关联都不再重要。他们走到了这一步，却仿佛全然无辜，完全是被一系列的偶然推到了一起，如此多的偶然，以至于到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天造地设的彼此。他们干干净净地走到这里，从来没萌生过哪怕一点点好奇鬼祟的心思。或者说，看似如此。

可对迪克来说，这个阶段是短暂的，不等抵达酒店，变化就出现了。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他心慌意乱了，说，“我爱上你了，可这改变不了我昨晚所说的一切。”

“这不重要。我只想要你爱我——只要你爱我，一切都没有关系。”

“不幸的是，我真的爱你。但一定不能让尼科尔知道——哪怕一丝疑心都不能让她起。尼科尔和我一定要共同走下去。可以说，这比想要走下去的意愿本身更加重要。”

“再吻我一次。”

他亲吻了她，却只是微微一触便即退开。

“不能让尼科尔痛苦，她爱我，我也爱她。你明白的。”

她明白——这正是她所深知的事，不要伤害他人。她了解，戴弗夫妇彼此相爱，这正是她一开始就断定了的。她原本以为，他们之间关系大概已经多多少少降了温，更像是她自己和母亲之间的爱。当一个人能对外人抱有如许激情时，难道不正意味着夫妻间的情感有所缺失吗？

“我说的是爱情。”他猜到了她的心思，说，“强烈的爱。这太复杂，我没法向你解释。正是出于这样的爱，才有了那场疯狂的决斗。”

“你怎么知道那场决斗？我以为大家都瞒着你们的。”

“你以为亚伯能守得住秘密吗？”他不无讥嘲地说，“宁愿在广播里说，在小报上发表，也永远不要将秘密告诉一个每天要喝三四顿甚至更多酒的男人。”

她赞同地笑了起来，紧紧贴着他。

“所以你就能明白，我和尼科尔的关系很复杂。她不太坚强——看上去很坚强，但其实不是。这很麻烦。”

“噢，那个回头再说吧！现在吻我——爱我，就现在。我会继续爱你，永远不让尼科尔知道。”

“你真是个可人儿。”

酒店到了。萝丝玛丽落后半步跟在他身后，欣赏着他，崇拜着他。他步伐矫健，仿佛刚刚完成了某桩了不起的功业，正疾步走向下一个。秘密欢宴的组织者，华丽幸福的守护人。他的帽子完美无瑕，他戴着黄手套，拎一根沉重的手杖。她想着，有了他，今晚大家都将拥有怎样的美好时光啊。

他们步行上楼——总共有五段楼梯。在第一个转角平台，他们停下来亲吻；下一个平台，她小心起来，第三个更加小心。再下一个——就只剩两段楼梯了——她半途停步，飞快地吻了他一下当道别。可他如此急迫，于是他们又一同飞快地回到前一个平台。这之后，便不再停顿，一路走了上去。最后的道别，是两人隔着几级台阶伸手斜斜相牵，又依依滑开。迪克返身下楼去为晚上做些安排，萝丝玛丽跑进自己房间给母亲写信——这么久都没有挂念起母亲，她有些于心难安。

[1]雷斯红衣主教（Rue Monsieur，1613—1679），法国投石党运动（1648—1653）发起人，曾任巴黎大主教（1653—1662）。

[2]露易萨·梅·阿尔科特（Louisa M. Alcott，1832—1888年），美国作家，代表作《小妇人》。塞居尔夫人（Madame de Ségur，1799—1874），法国儿童文学作家，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代表作《苏菲的不幸》（Les Malheurs de Sophie，1858）。自后者的《为孩子写的新童话》（Nouveaux contes de fées pour les petits enfants，1858）和《小小女模特》（Les petites filles modèles，1858）等作品之后，开始出现一种观点，即许多女性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她们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是“孩子气的女人”。

[3]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是英国作家玛丽·雪莉（Mary Shelly，1797—1851）的《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又译《科学怪人》）中的怪物，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是个沉迷于探索生命的科学家，他创造了一个与自己同名的、具备智识和喜怒哀乐的巨大怪物，弗兰肯斯坦被这个怪物吓倒，可怪物却追着他提出种种要求，从而发生了一系列诡异的故事。

十八

虽说戴弗夫妇打心底里不在意潮流风尚，可他们实在是天生敏锐，从来不会跟不上当季的韵律与节拍——迪克的聚会向来热闹非凡，而在热闹的间隙里还能有机会呼吸夜晚的新鲜空气，就更是弥足珍贵。

那晚的聚会更像是一场胡闹的喜剧。先是十二个人，然后变成了十六个，四人一组坐上车，满巴黎飞驰探险。事事都早已安排周全。仿佛魔术一般，人们加入他们，陪伴他们，每一个都是行家里手，人人都堪当导游，一程过后便退场，再有新的人接手。就这样，仿佛每个人都为了他们而养精蓄锐了整整一天。无论好莱坞的聚会如何辉煌盛大，这一场却是如此不同，不由得萝丝玛丽不欢喜感激。桩桩件件之中，甚至还有一辆波斯国王的座驾。迪克是从哪里弄来的这辆车，花了怎样的代价去打点，这些全都无关紧要了。萝丝玛丽接受它，权当作又一段不可思议的奇妙经历。过去两年里，她的生活充满了这样的经历。这辆车在美国制造，装配了度身定制的底盘。轮子是银的，散热片也一样。车内镶嵌着不计其数的闪钻，只等下个礼拜车一运到德黑兰，就会有王室珠宝师换上真正的宝石。后座只有一个真正的座位，因为国王必须独尊，他们便坐在铺了貂皮的地板上，轮流体验宝座。

但迪克总是在的。萝丝玛丽可以对着母亲的照片发誓——这照片她总是随身携带——在她的生命中，从来，从来没有什么人那么好，没有人像那一晚的迪克那样完美。她将他与两名英国人比较，亚伯小心翼翼地称他们作“亨吉斯特少校和霍萨先生[1]”；与一名斯堪的纳维亚的王位继承人比较，他刚刚从俄国回来；与亚伯比较，他胆大包天却又诙谐幽默；与柯里斯·克雷比，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加入进来的，一直跟在他们左右。结论是，统统没有可比性。这一切安排背后的热诚与无私掳获了她。这么多不同的人与事，全都看似寸步难行，就像步兵营依赖给养般依赖照顾，他却能够调度周全，不费吹灰之力，甚至还有余力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他的关心。

——在日后的回忆中，她最幸福的时刻全都在这里了。第一次，是她和迪克跳舞时，她感觉得到，自己的美丽在他高大强健的身形映衬下熠熠生辉，他们好似飘上了半空，盘旋着，恰如欢乐美梦中的人儿一般，他带着她满场翩飞，那样巧妙地告诉大家，她就是一束盛放的鲜花，就是一匹华美的布料，此刻正在五十只眼睛的注视下绽放光华。有一刻，他们压根儿没有跳舞，只是相互依偎。清晨时他们也曾独处，她汗涔涔的青春粉躯扑进他的怀中，揉皱了疲累的衣衫，他们紧紧相拥，身后是众人的帽子和外套……

她笑得最开怀的时刻还在那之后。当时，他们中的六个人，最棒的六个，那一晚最最高贵的坚守者，站在丽兹酒店昏暗的大堂里，告诉夜班看门人说，潘兴将军[2]就在外面，将军想要鱼子酱和香槟。“他不容许任何拖延。每个人、每杆枪都要听从他的指挥。”手忙脚乱的侍应生立刻从不知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大堂里支起一张桌子。亚伯假装成潘兴将军走进大门，他们起立迎接，低声胡乱哼唱着记忆中支离破碎的战歌。侍应们发现受了骗，扔下他们不再理会。遭到冷遇的他们则为侍应准备了一个陷阱——用大堂里所有的家具搭了一个巨大的、异想天开的装置，就像某种哥德堡[3]漫画里的奇异装置。亚伯看着它，怀疑地摇了摇头。

“也许去偷一把乐锯更好，还有——”

“差不多了，”玛丽打断他，“当亚伯开始说这个话题，就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她担忧地告诉萝丝玛丽：

“我必须带亚伯回家了。他的港口联运火车十一点开。这太重要了——我有感觉，一切的未来都建立在他能赶上车的基础上，可只要一提起这个他就跟我唱反调。”

“我去试试，劝劝他。”萝丝玛丽提议道。

“你去？”玛丽不确定地说，“也许能行吧。”

这时，迪克来到萝丝玛丽跟前。

“尼科尔和我要回去了，我们想着，或许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

黎明前的天光下，她的脸色因疲惫而苍白。白日里红润的脸颊上印上了两团灰暗的影子。

“我还不行，”她说，“我答应了玛丽·诺斯，要和他们一起——否则亚伯绝不会回去睡觉。也许你能做点儿什么。”

“对别人我们通常都无能为力，你不明白吗？”他劝阻她，“如果亚伯是我的大学室友，头一次喝醉酒，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可现在，我什么也做不了。”

“好吧，不过我还是得留下。他说只要我们陪他去一趟中央市场，他就回去睡觉。”她说，几乎是在赌气了。

他飞快地吻了一下她的手臂内侧。

“别让萝丝玛丽一个人回去。”他们离开时，尼科尔对玛丽喊道，“我们得对她的母亲负责。”

——没过多久，萝丝玛丽、诺斯夫妇、一个来自纽瓦克[4]的玩偶发声器制造商、无处不在的柯里斯外加一个名叫乔治·T. 霍斯普洛特克逊的衣着华丽的大个子印度油商，一起爬上了一辆市场的运货卡车，坐在成千上万根胡萝卜上。黑暗中，胡萝卜根须里的泥土散发着甜香。路灯稀疏，一盏与一盏之间隔着长长的阴暗地带，萝丝玛丽坐得那样高，几乎看不见隐没在暗影里的其他人。他们的声音远远飘来，仿佛和她身处在两个世界，两个不同的世界，相距很远。她有迪克相伴，迪克就在她的心里。真遗憾她是跟着诺斯夫妇来了这里，真希望她现在是在酒店里，而他就在走道对面的房间里安睡，又或者，他在这里，在这缓缓流淌的温暖夜雾中，陪伴在她的身旁。

“别上来。”她对柯里斯喊到，“胡萝卜会全部滚下去的。”她抓起一根胡萝卜扔向亚伯。亚伯坐在司机旁边，呆呆的，像个迟暮的老人……

不久，天光大亮，鸽子划破圣叙尔皮斯教堂顶上的天空，她终于可以回家了。他们全都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因为他们知道，此刻仍是夜晚，只是街上来往的人们都错以为明亮炎热的早晨已经到了。

“终于，我参加了一场疯狂的聚会。”萝丝玛丽想着，“可是迪克不在就没意思。”

她有一点遭到背叛的感觉，有一点伤心。就在这时，一个移动的东西进入了她的视野。那是一棵巨大的马栗树，开满了花，正被运往香榭丽舍大道。它被绑在长长的卡车里，枝叶欢快地抖动着，就像一个美好的人，虽然身处窘境，却依旧对自己的美好满怀信心。萝丝玛丽着迷地看着，觉得自己就是这棵树，不由开心地笑了。转眼间，一切都灿烂起来。

[1]历史传说中，亨吉斯特与霍萨是兄弟俩，曾于公元五世纪带领盎格鲁人、萨克逊人和朱特人（均可视为德国人）入侵英国，在今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郡一带建立朱特人的王国肯特，传统上认为亨吉斯特是肯特王国的第一位国王。但学术界对于肯特王国的历史一直没有定论。

[2]潘兴将军（General Pershing，John. J. Pershing，1860—1948），美国著名军事将领，一战中西线的美国远征军指挥官，后出任美军总司令（1919—1924）。

[3]哥德堡（Reuben Garrett Lucius "Rube" Goldberg，1883—1970），美国漫画家，在他最著名的系列作品中描绘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机器与装置，但其目的都只是为了实现非常简单的功能。

[4]美国新泽西州城市。

十九

亚伯的火车十一点从圣拉扎尔车站发车。他一个人站在脏污的玻璃穹顶下，那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水晶宫时代[1]的产物。他的手黯淡发灰，只有连续二十四个小时不睡觉才会这样，他把手塞进外套口袋里，藏起发抖的手指。帽子摘掉后，能清楚地看到，只有最表层的头发是往后梳顺了的，下面的全都四面八方支棱着。几乎叫人认不出这就是两周前在戈赛海滩上游泳的那个男人。

他到早了，整个人僵立着，只有眼珠左右转动着四下打量，仿佛身体的任何其他部分略动一动就会失控似的。新款行李包经过他的身旁，一群皮肤黝黑的小个子乘客正准备上车，大喊着：“乔——尔斯——嚯——喔！”声音暗沉刺耳。

他琢磨着来不来得及去自助餐厅喝杯咖啡，伸手去抓口袋里湿乎乎揉作一团的一千法郎钞票。就在这时，一抹游移的眼角余光扫到了出现在楼梯顶上的尼科尔，顿住了。他看着她。她面容沉静，却给人一种感觉，就好像明知有人在等，却暂时还没找到等待者一样。她的眉头皱起来了，是在想着她的孩子，可与其说是满心欢喜，倒更像动物点数，像猫咪伸出一只肉爪，一个一个将它的幼崽数过来。

她看到亚伯了，脸上的情绪立刻消失不见。上午天光沉郁，亚伯显得很沮丧，他的面孔晒成了棕色，眼睛下浮出两弯黑眼圈。他们在一条长椅上坐下。

“我来这里是因为你的要求。”尼科尔辩解似的说。亚伯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叫她来，尼科尔则相当满意地看着旅客来来去去。

“那人会成为你们船上的万人迷——成为所有男人都争着去道别的人——你知道她为什么要买那条裙子吗？”尼科尔越说越急促，“你知道为什么除了环球旅行中最美的女人就再也没有人会买它吗？知道吗？不知道？醒醒吧！那是一条有故事的裙子——那种特别的面料会讲故事，环球旅行里总有某个人会寂寞无聊得愿意听故事的。”

她吞回了后面的话——在她而言，这已经说得太多了。亚伯发现，从那张一本正经的脸上几乎完全看不出她刚才说过话。他努力挺直身体，摆出一副要站起的姿势，却是稳稳坐了下来。

“那天下午，你带我去参加那场可笑的舞会那次——你知道，在圣日内维耶——”他开口道。

“我记得。那很有趣，不是吗？”

“我不觉得有趣。这次见到你，我也不觉得有趣。我腻烦了你们俩，只是没表现出来罢了，因为你们更烦我——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如果我还有一点点激情，就该去结交些新朋友。”

反驳他时，尼科尔的天鹅绒手套被刮毛了：“故意惹人厌真是太愚蠢了，亚伯。不管怎么说，你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致。”

亚伯想了想，艰难地努力控制住自己不咳嗽或是擤鼻子。

“我大概是厌倦了。回头重新来过又太漫长。”

通常男人都能在女人面前扮演无助的孩子，可当他真的感觉像个无助的孩子时，却几乎从来没能演成过。

“别找借口。”尼科尔干脆地说。

亚伯感觉越来越糟，除了尖酸刻薄和纯属胡言乱语的词句，他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尼科尔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坐在这里，眼睛盯着正前方，手夹在两膝间。一时间，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彼此都在逃离，仿佛眼前各有一片对方看不见的蓝色天地，连呼吸都不出其外。不像情人，他们没有过去；不像男人与妻子，他们没有未来；直到这个早晨，尼科尔还是喜欢亚伯更甚于其他人的，除了迪克——他爱了她许多年，为她牵肠挂肚，担惊受怕。

“我厌倦了女人的世界。”他突然大声说。

“那你为什么不创造一个你自己的世界？”

“厌倦了朋友。所谓交友，不过是找几个相互吹捧的家伙。”

尼科尔盯着车站的钟，希望能让分针转得快些，可是，“你赞成吗？”他问。

“我是个女人，我的任务就是让一切和谐共处。”

“我的任务是把它们拆散。”

“如果喝醉了，你就什么也拆不散，除了你自己。”她说。现在她只觉得发冷，惊慌害怕，犹疑不定。车站里的人渐渐多起来，可一个她认识的也没有。片刻过后，她的目光感激地落在了一个高个儿女孩身上，她顶着一头钢盔似的枯黄头发，正在把信投进邮箱里。

“那边有个姑娘，我得去打个招呼，亚伯。亚伯，醒醒！你这个傻瓜！”

亚伯的目光紧紧追随着她。那女人吓了一跳似的转过身来迎接尼科尔。亚伯认出她了，是某个他在巴黎见过的人。趁着尼科尔离开的间隙，他掏出手帕捂住嘴，撕心裂肺地咳嗽，大声地擤鼻子。今天上午热起来了，他的内衣都汗湿了。他的手指抖得那么厉害，擦了四根火柴才点燃一支香烟。看起来，他绝对有必要到自助餐厅去喝点儿东西，可尼科尔转眼就回来了。

“不该过去的。”她冷冷地说，“分明是她央求我来见面，到头来却对我爱理不理。她看着我的神气就好像我是垃圾似的。”她激动起来，轻笑了一声，举起两根手指比划了一下，“就该等着别人来找你。”

亚伯被香烟呛得连咳了好几声，这才缓过来，发表评论说：

“麻烦在于，清醒的时候你谁都不想见，喝醉的时候谁都不想见你。”

“谁？我？”尼科尔又笑起来——不知为什么，刚才的偶遇让她兴奋起来了。

“不——是我。”

“别一概而论。我喜欢和人打交道，许多许多人——我喜欢——”

这时候，萝丝玛丽和玛丽·诺斯出现了，她们走得不快，一路东张西望地寻找亚伯。尼科尔突然一点儿也不斯文地大喊着“嘿！嗨！嘿！”一边笑，一边挥舞起她买给亚伯的一包手帕。

在这一小堆站立的人群中，亚伯高大的身躯显得格格不入，仿佛一艘横在她们中间的巨大帆船残骸，就连他本身的软弱与放浪、狭隘与怨愤也都被压了下去。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上流露出的肃穆，认识到他的成就，零散的，有启发的，已被超越的。可她们被他那劫后余生者的意志给吓住了，那曾经是求生的意志，如今却在求死。

迪克·戴弗来了，收拾得光鲜整洁，容光焕发。三个女人松了一口气，像猴子似的蹦起来，尖叫着，纷纷攀住他的肩膀，摸摸他漂亮的帽顶，抚一抚他手杖的金色把手。现在，在这一刻，他们可以忽略亚伯巨大的可憎的模样。迪克飞快地打量了一圈，不声不响间就清楚了形势。他将他们从各自的自我中拽出来，融进车站，指点其中的美妙。不远处，几个美国人正在道别，声音好似流水落在老旧的大浴缸里。他们站在车站里，背对着巴黎城，却仿佛并不在此地，而是正面朝大海微微探出身去，又仿佛已历经巨变，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就这样，殷实的美国人涌进车站，登上站台，每张面孔都一目了然：聪明的、善解人意的、莽撞的、思虑深远的。偶尔混进一张英国面孔，看上去尖锐而又突兀。当站台上塞满了美国人时，关于他们的纯真与财富的第一印象渐渐褪去，消失在模糊的种族阴影中，这阴影不但笼罩了他们，也阻隔了观察者们的目光。

尼科尔一把抓住迪克的胳膊，大叫：“看！”迪克立刻转头去看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两节车厢之外的铂尔曼卧铺车厢[2]门外，激烈的一幕突然自一片送别景象中冒了出来。那个之前跟尼科尔打过招呼、头发好像钢盔一样的年轻女人，古怪地踉跄几步，从刚刚还在交谈的男人身边跑开，一只手疯狂地伸进她的手提包里。紧接着，两声左轮手枪的枪响打碎了站台上紧巴巴的空气。与此同时，机车发出尖锐的长啸，火车开动了，暂时压住了枪击的动静。亚伯在车窗后向他们挥手，没有留意到刚才发生的事。可还不等人群围拢，就有人看见了枪击的结果，遭枪击的人跌坐在站台上。

要等火车停下来，大概得一百年之后了。迪克挤进人群里去了，尼科尔、玛丽和萝丝玛丽在外面等着。又过了五分钟，他才回来找到她们——这时人群已经一分为二，一群追着担架上的男人，一群跟着脸色苍白、被两名心烦意乱的配枪警察牢牢挟住的姑娘。

“是玛利亚·沃利斯，”迪克匆匆说道，“被她打中的男人是个英国人——查看他身份的过程真是糟糕透了，因为子弹穿过他的身份证打中了他。”他们随着人流快步远离火车。“我知道他们要带她去哪个警察局，我得跟过去——”

“可她姐姐就住在巴黎。”尼科尔反对道，“为什么不给她打个电话？太奇怪了，竟然没有人想到这一点。她嫁给了一个法国人，他能做的肯定比我们多。”

迪克犹豫了一下，摇摇头，举步往外走。

“等等！”尼科尔在他身后喊道，“那太愚蠢了——你能帮上什么忙呢——就靠你那点儿法语？”

“至少我能看着，不让他们对她做过分的事。”

“他们当然会扣留她，”尼科尔干脆地对他说，“她的确是开枪打了那个男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给劳拉打电话，她比我们管用。”

迪克有些犹豫——也有几分是想在萝丝玛丽面前表现一下。

“你等着。”尼科尔坚决地说，快步向电话亭走去。

“尼科尔一出手，”他宠溺地自嘲道，“我就没什么可做的了。”

这个上午里，他第一次看向萝丝玛丽。他们交换着眼神，努力想分辨出前一天的那些感情。这一刻，两人在对方眼里似乎都失去了真实感——然后，舒缓温暖的爱的回响又出现了。

“你喜欢对每个人都伸出援手，对吗？”萝丝玛丽说。

“我只是假装这样。”

“妈妈也喜欢帮助别人——当然，她没法像你一样帮那么多人。”她叹了口气，“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

这还是第一次，她母亲的出现让迪克感到恼火而非愉快。他想扫去她母亲的影子，将这一切挪出萝丝玛丽坚守的暖房沃土。可他意识到，这种冲动多少是有些失控了——若他稍有松懈，哪怕只是片刻，萝丝玛丽对他的渴望会演变成什么模样啊。他眼看着事情渐渐滑向平稳，不无慌张。它不能一直原地踏步，必须向前走，或是退回去。第一次，他闪过一个念头，掌控局面的不是他，而是萝丝玛丽。

不等他想出行动方案，尼科尔就回来了。

“我找到劳拉了。她还不知道这件事，听到后连话都快说不出来了，过了好一会儿声音才又变得响亮起来——就像是差点晕了过去，后来又努力振作起精神那样。她说她就知道今天上午要出事。”

“玛利亚本来应该去戴亚吉列夫[3]那儿的。”迪克用和缓的语气说着，想让大家都平静下来，“她的舞台感很好——更别说节奏感了。从今往后，我们中有谁能在看到火车开出时不想起那几声枪响呢？”

他们摇摇晃晃地走下宽阔的钢楼梯。“我同情那个可怜的男人。”尼科尔说，“怪不得她跟我说话时那么古怪——原来早就打算要开枪。”

她笑出了声，萝丝玛丽也笑了，可她们俩都吓坏了，两人都盼着迪克能从道德上对这件事作出评判，别把这活儿留给她们。这个期望并不完全清晰，特别是萝丝玛丽，她对于弹片擦着脑袋呼啸而过这类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她还是震惊极了。可是迪克不久前刚刚意识到自己的新感情，眼下正被它所带来的冲动搅得心神不宁，无力将事情带上度假的轨道。于是女人们只好失魂落魄，陷入了莫名的忧伤中。

事情过去了，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戴弗夫妇和朋友们回到大街上，继续他们的生活。

然而，事情终究已经发生——亚伯离开了，玛丽这天下午就要动身去萨尔茨堡[4]，巴黎时光结束了。也或许，终结它的正是这场枪击，是这终结了天知道什么黑暗事情的震荡。枪击事件渗入了他们生活的角角落落，狂烈的回响随着他们踏上了人行道。等待出租车时，旁边两个搬运工还在发表他们的事后调查报告。

“你看到那把左轮手枪了吗？小巧极了，镶着真正的珍珠——像个玩具。”

“不过，威力也真够厉害！”另一名搬运工一副知情者的模样，“你看到他的衬衫了？那么多血，说是从战场上下来的都有人信。”

[1]基于1848年平板玻璃制造技术的发展，第一座铸铁玻璃结构的“水晶宫”于1851年出现在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内，作为同年诞生的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场馆，开启了所谓“水晶宫时代”。此后，类似建筑在世界各地纷纷涌现，包括两年后美国纽约市的“水晶宫”。伦敦“水晶宫”于1936年毁于大火。

[2]铂尔曼车厢通常指高等级的豪华车厢，特别是卧铺车厢，最初由铂尔曼公司的创始人乔治·铂尔曼（George Pullman，1831—1897）设计制造。

[3]戴亚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1872—1929），俄罗斯艺术评论家、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创始人。该舞团其实是巴黎的一个巡回舞团，从未在俄罗斯登台亮相，戴亚吉列夫死后舞团即随之解散。

[4]奥地利城市，莫扎特的家乡。

二十

他们在广场下车，污浊的汽车尾气纠结成团，飘浮在半空，被七月的骄阳慢慢烘烤着。这很糟糕，不像纯粹的高温，它不会给出向城外散逸的允诺，只是告诉你，每条路上都塞满了同样的废气。他们坐在卢森堡公园对面的室外吃午餐。萝丝玛丽腹痛起来，烦躁不安，整个人都没了精神——还在车站时她就隐隐感到自责，觉得自己太过自私，这是腹痛的先兆。

迪克完全没有想过巨变将至。他很不快乐，而随后膨胀的自负却立刻遮住了他的眼睛，让他对周遭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也夺去了他丰沛的想象力，长久以来，这都是他临事决断的倚仗。

玛丽·诺斯离开了，和一名意大利声乐老师一起。后者来和他们一起喝了杯咖啡，再带她去搭火车。萝丝玛丽随后也站了起来，准备去她的电影公司赴约，“见几个官员”。

“哦，还有——”她提起，“如果柯里斯·克雷，就是那个南方小伙儿——如果他来的时候你们还在，就告诉他我等不了了，告诉他明天再给我打电话。”

这话说得太漫不经心，她被之前的事搅乱了心神，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享受着孩子的特权，不料却是让戴弗夫妇想起了他们对自己孩子那无可取代的爱。于是，短短几句女人间的对话就严厉地将萝丝玛丽拒绝了。“你最好留话给侍应生，”尼科尔说得干脆直白，“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萝丝玛丽听明白了，她没有生气。

“那就随他去吧。再见，二位，亲爱的。”

迪克招呼侍者结账。戴弗夫妇放松下来，无意识地咬着牙签头。

“那么——”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口。

他看见她的嘴角掠过一丝不快，一闪而逝，只有他才会留意到，而他也可以假装没有看到。尼科尔在想什么？萝丝玛丽是这些年来他“研究”过的人之一。他的研究对象总共就十来个人，包括一个法国马戏团小丑，亚伯·诺斯和玛丽·诺斯夫妇，一对舞者，一个大木偶剧场[1]的喜剧女演员，一个疯疯癫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鸡奸者，一个他们在米兰时曾资助过一年的大有前途的男高音。尼科尔很清楚他在这些人身上投注的兴趣和热情，知道他是多么认真；可她也同样清楚，自从结婚以来，除了孩子们出生的日子，迪克从不曾有一晚离开过她。换句话说，他拥有一项迷人的特质，唯一要操心的就是如何好好利用它——所有拥有这种特质的人都需要不断演练，去吸引那些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的人。

此刻，迪克硬起了心肠，任由时间流逝，不摆任何亲密的姿态，不做任何令人惊喜的动作，这是他们平日里独处时常常会有的。

南部来的柯里斯·克雷出现在拥挤餐桌之间的过道上，随意地招呼戴弗夫妇。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总会让迪克震惊——只有熟人才会对他们说“嗨！”或是只对他们中的某一个说话。他对人怀着那样高的热情，以至于在冷漠的时候宁愿躲起来不见人。在他面前炫耀肤浅与随意，无异于挑战他的生活准则。

柯里斯没有意识到自己从来没能拿到入场券，随口宣告着他的到来：“看来我迟到了——大人物已经走了。”迪克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点儿理由，才能原谅他不曾首先问候尼科尔的行为。

她几乎是立刻就离开了，而他陪柯里斯坐着，喝完他的最后一点酒。他挺喜欢柯里斯的。这男孩是“战后的一代”，不像十年前他在纽黑文认识的南方人那么固执。迪克饶有兴致地听他说话，看他慢条斯理地把烟丝填进烟斗里。时间刚刚过午，孩子们正跟着保姆摇摇摆摆地走进卢森堡公园。几个月以来，这还是迪克第一次放手，悠闲地度过午后时光。

忽然间，他意识到柯里斯这出推心置腹的独角戏说的是什么，浑身的血顿时冷了。

“——你可能以为她很冷淡，其实不是。我承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以为她很冷。可复活节时，在从纽约到芝加哥的途中，她和我的一个朋友遇到过一点麻烦——一个名叫西里斯的男孩，在纽黑文时她觉得他很疯狂——她本来和我表姐一个包厢，可就因为想和西里斯单独相处，所以下午我表姐就到我们的包厢里来玩牌。好了，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回去，看到萝丝玛丽和比尔·西里斯站在走廊上和列车员吵架，萝丝玛丽的脸白得像纸一样。事情的起因好像是他们把房门给锁上了，还拉下了遮光板。我看一定是列车员来查票敲门时他们正巧在干什么要紧的事。结果，他们以为是我们在开玩笑，就没让他进门，到最后终于还是开门了，可列车员已经被惹火了。他问西里斯那是不是他的包厢，还说既然他们锁了门，就得问问他和萝丝玛丽有没有结婚。西里斯发了脾气，争辩说一切都是正常的。他说列车员侮辱了萝丝玛丽，两人差一点打起来。不过那个列车员可能是故意找麻烦——相信我吧，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事情平息下去。”

迪克想象着每一个细节，甚至开始妒忌那两个人在列车走廊上共同遭遇的不幸。他感觉到一种改变正在自己身上发生。只是想到有第三个人——哪怕是个连影子都没出现过的人——介入了他和萝丝玛丽之间，就足以让他心态失衡，被投入一层层涌来的痛苦、悲惨、渴望与绝望中。那抚在萝丝玛丽脸颊上的手，那急促的呼吸，那种闪现白光的兴奋，彼时的一幕幕鲜活画面宛在眼前，他心里却涌起神圣而隐秘的暖流。

——不介意我放下窗帘吧？

——请放下吧。这里太亮了。

柯里斯·克雷这会儿说的是纽黑文的大学兄弟会条约，声调和语气完全没有改变。迪克猜想，他或许是在以某种迪克所不能理解的奇特方式爱着萝丝玛丽。西里斯的事仿佛没有对柯里斯造成任何情绪冲击，反倒让他愉快地断定了，萝丝玛丽是一个“人”。

“骷髅会[2]的人全都非常出色。”他说，“事实上，我们都是。如今纽黑文总部的规模非常大，遗憾的是，还是有些人我们不得不放弃。”

——不介意我放下窗帘吧？

——请放下吧。这里太亮了。

……迪克横穿巴黎城去银行签一张支票。他打量着柜台后面的一排人，考虑着单子交给谁处理会更顺当。填单子时，他将全副心神都投入到眼前的动作上，一丝不苟地检查钢笔，就着玻璃高桌费力地填写。中间一度抬起无神的双眼望向邮政柜台，然后又全神贯注到手头的事情上来。

他还没决定好要把支票交到谁手里，在那长长的一排人中间，哪一个最不关心他刚刚意识到自己身陷其中的不快窘境，还有，哪一个最不喜欢问长问短。那是佩林，一个温文尔雅的纽约人，曾经邀请他在美国俱乐部共进午餐；还有卡萨苏斯，西班牙人，常常和他聊起一个他们共同的朋友，虽说这个朋友早在几年前就已经退出了迪克的生活；穆奇豪斯，整天打探他取的钱究竟是妻子的还是自己的。

等到在票根填好金额，再划上两道下划线后，他决定了，就去找皮尔斯。皮尔斯很年轻，他不必花费太多心思在他面前装腔作势。这种戏，演总是比看要容易些的。

他先去邮政柜台。接待他的女人用胸脯将一张差点掉下去的纸顶回桌面。他心里想着，女人运用身体的方式和男人是多么不同啊。他拿着信，走到边上拆开：一张某个德国公司寄来的账单，他买了十七本精神病学方面的书；一张来自布伦塔诺[3]的账单；一封父亲从水牛城寄来的信，字迹一年比一年更难辨认；一封盖着非斯邮戳的明信片，来自汤米·巴尔班，附言幽默有趣；两封苏黎世的医生来信，都是用德文写的；一张奇怪的戛纳泥水匠账单；一份家具商的账单；一封巴尔的摩某家医学期刊出版社的信，告知并邀请他出席一位年轻艺术家的画展；还有三封尼科尔的信和一封托他转交萝丝玛丽的信。[4]

——不介意我放下窗帘吧？

他向皮尔斯走去，可他正忙着接待一位女士。迪克左右扫了一眼，明白只能把他的支票交给隔壁的卡萨苏斯了，他这会儿空着。

“你好吗，戴弗？”卡萨苏斯很友好。他站起来，满脸笑容，胡子随着嘴角向两边咧开。“前两天我们聊到费瑟斯通，我就想起你来了，他有消息了，在加利福尼亚。”

迪克瞪大眼睛，微微探出身去。

“在加利福尼亚？”

“我听说是。”

迪克镇定自若地拿出支票。为了让卡萨苏斯专心处理支票，他看向皮尔斯的办公桌，引来后者的注意，然后善意地挤了挤眼——这和三年前的一个老笑话有关，那时候皮尔斯和一位立陶宛女伯爵有些瓜葛。皮尔斯咧嘴笑了起来，直笑到卡萨苏斯完成了支票授权。卡萨苏斯喜欢迪克，可也没有理由耽搁他，只好握着自己的夹鼻眼镜站起来，重复道：“是的，他在加利福尼亚。”

就在这时，迪克看见佩林正在最顶头上的办公桌旁和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谈话。从佩林斜扫过来的视线里，迪克能看出他正在考虑是否招呼自己过去介绍一下。不过他最终还是决定不这么做。

凭借着在玻璃高桌边积蓄起的力量，迪克坚决阻断了卡萨苏斯聊天的欲望——也就是说，他死死盯着支票研究，接着又将视线牢牢锁定在第一根大理石柱后方的银行职员右侧，仿佛有什么重大问题亟待解决，然后再摆弄摆弄手杖、帽子和他手中的信。最后，他道过再见，走出门去。因为早就和门卫打过招呼，他的出租车立刻停在了路边。

“去卓越电影制作公司——在帕西区的一条小街上。先到米埃特，然后我再给你指路。”

他被过去四十八小时里发生的事情搅得如此心神不宁，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了。他在米埃特下了出租车，迈步朝电影公司的方向走去，直走到底，再横穿过马路，就到了。他衣冠楚楚，衣饰考究，却还是像动物一般身不由己，只好随波逐流。若要尊严，就只有彻底推翻他的过去，推翻他这六年来的努力。他快步在这个街区里兜兜转转，就像塔金顿[5]笔下的蠢笨少年，急急忙忙，却又毫无头绪，只是唯恐错过了从电影公司出来的萝丝玛丽。这是个阴郁的街区。他看见隔壁挂着一个招牌：“一千件女装衬衫。”衬衫塞满了橱窗，混着些男装领结，揉着，皱着，堆在花里胡哨的橱窗地板上：“一千件女装衬衫”——数数吧！街道两边都是招牌，他挨个儿读来：“文具”“糕点”“折扣”“广告”——康斯坦丁·塔尔梅奇在“享受阳光下的早餐”，更远处的招贴更沉郁些：“教会服装”“讣告”和“葬礼”。生与死。

他知道，此刻的举动意味着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脱离了一切从前的轨道，甚至脱离他希望留给萝丝玛丽的印象。萝丝玛丽总是将他视作正确的标杆，可跑到这个街区里来到处乱走却是一种侵犯。然而，迪克必须有所行动，这是某种隐秘现实的体现。他情不自禁地走到这里，站在这里，他的衬衫袖子正好裹住手腕，外套袖子包裹住衬衫袖子，好像双层套阀一样；他的领子服帖地紧贴着脖子，一头红发修剪得恰到好处，手里拿着他的小公文包，一副上等人的模样。就像另一个男人，也曾发现自己不得不站在费拉拉某座教堂门前，身披粗毡，深切忏悔[6]。迪克正在向那些难以忘怀的、不曾修饰的，以及尚未完结的事情献祭。

[1]巴黎的一个小剧场，1897年建立，1962年关闭，以上演恐怖剧目而著称。

[2]骷髅会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兄弟会，也是著名的秘密精英组织，创立于1832年，总部在位于纽黑文的耶鲁大学，每年吸纳为数极其有限的耶鲁学生入会，其会员中包括数位美国总统、大法官及商、政、情报界人士等。美国许多大学都有兄弟会组织，吸纳出色的男性学生入会，骷髅会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接受女性入会。

[3]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 1838—1917年），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神父，意动心理学创始人。

[4]水牛城，美国纽约州西部城市。非斯，摩洛哥北部城市，伊斯兰教圣地之一。苏黎士，瑞士北部城市。巴尔的摩，美国大西洋沿岸港口城市。

[5]布斯·塔金顿（Newton Booth Tarkington, 1869—1946），美国小说家、剧作家，作品多以美国中西部为背景。

[6]费拉拉是意大利北部城市。菲茨杰拉德在这里可能是把费拉拉和另一座意大利北部城市卡诺萨弄混了。十一世纪下半叶，亨利四世深陷政教之争及德国政局不稳困境，被当时的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七世下令废黜，1077年1月，亨利四世来到教皇隐居的卡诺萨城堡前“负荆请罪”，赤足披毡，冒雪苦候三天后终于得到赦免。是为“卡诺萨觐见”或“卡诺萨之辱”。

二十一

在附近晃悠了三刻钟之后，他突然被卷入了与人的接触中。这正是那种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每当他不想见人时就会这样。有时他太过紧张于保护已经暴露出的自我意识，乃至常常忘记了自己本来的目的。就像一名没能充分演绎角色的演员，反倒引得观众伸长了脖子，动了情，进而被激发出某种弥合的能力，自行将他留下的空白填满。换言之，我们往往也很少对真正需要且渴求怜悯者施以同情，而是保留着它，耐心等待能够让我们以不同方式来实践怜悯之抽象功能的对象出现。

所以，迪克自己大概也想到过接下来发生的事。当他在圣安吉斯街上踱来踱去时，一个狭脸美国人凑近前来搭讪，那人三十来岁，给人一种满身伤疤的感觉，脸上挂着一抹浅淡却险恶的笑。迪克掏出火柴递给他，心中已经把他归为年轻时早就熟知的那类人——他们总是游荡在烟草店里，一只胳膊肘支在柜台上，天知道抱着什么样的心思打量进进出出的人。他必定熟悉车库之类的地方，在里面有些不明不白的活计，也熟悉理发店和剧院大厅……总之，迪克认定了，他就是来自类似那样的地方。有时，这样一张面孔会突然出现在泰德[1]那些相对野蛮的漫画里——少年时，迪克就常常将不安的一瞥投向他们所身处的那片幽暗的灰色地带。

“你喜欢巴黎吗，兄弟？”

没指望他回答，那男人自顾拼命跟上迪克的步子。“你是哪儿人？”他兴致勃勃地问。

“水牛城。”

“我是圣安东尼的，不过打仗那会儿就到这里了。”

“你是在部队里的？”

“我得说，待过。八十四师——听过这个番号吗？”

男人稍稍超前一点，用几乎称得上是恐吓的眼神紧盯着他。

“要在巴黎待一阵子吗，兄弟？还是就路过一下。”

“路过。”

“你住哪个酒店？”

迪克暗自发笑——这些家伙打算今天夜里去洗劫他的房间了。一不小心，他的心思竟被看出来了。

“像你这样块头的人不该怕我，兄弟。附近是有不少流浪汉专门瞄着美国游客，不过你不需要害怕我。”

迪克开始烦了，于是停下脚步：“我只是在奇怪，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浪费。”

“我在巴黎这儿有工作。”

“是哪一行？”

“卖报纸。”

他凶恶的模样对上这渺小的职业，反差实在可笑。可男人还在补充说明：

“别担心，我去年赚了不少钱——六法郎一份的《阳光时报》我卖十或二十法郎。”

他从一个破旧的钱包里翻出张简报，递给这个已经成了他的流浪汉同伴的人，报上是一幅漫画，画的是美国人从载着黄金的大船上如潮水般涌下踏板。

“二十万人，只一个夏天就花掉了一千万。”

“你在帕西这里做什么？”

他的同伴小心翼翼地左右看看。“电影。”他含含糊糊地说，“他们在那边弄了个美国电影公司。他们需要会说英语的人。我在找机会。”

迪克迅速坚决地摆脱了他。

看来，萝丝玛丽要么是在他绕来绕去时不巧错过了，要么就是在他来到这个街区之前就离开了。他走进街角的小酒馆，买了一枚铅币，挤进厨房和肮脏厕所之间的小凹间里，准备往乔治王酒店打电话。他觉得自己的呼吸有向陈-施呼吸[2]发展的趋势。然而，和其他一切一样，这征兆也只会让他更加倒向情感。他报出酒店的号码，手握听筒站着，注视着咖啡馆的店堂。许久之后，一个听来陌生的声音低低地问好。

“我是迪克——我一定要给你打这个电话。”

她顿了一下，声音变得勇敢起来，应和着他的情感：“真高兴你打来了。”

“我到你的电影公司来接你——我就在帕西，电影公司的马路对面。我想着，也许我们可以坐车到布洛涅森林[3]转转。”

“噢，我在那儿只待了几分钟！真抱歉。”一阵沉默。

“萝丝玛丽。”

“嗯，迪克。”

“瞧，因为你，我现在的情形很不寻常。当一个孩子能够扰乱一个中年男人——事情就麻烦了。”

“你不是中年人，迪克——你是这世界上最年轻的人。”

“萝丝玛丽？”他注视着一个架子，上面摆满了粗劣的法国毒药——一瓶又一瓶的奥达干邑、圣詹姆斯朗姆酒、玛莉布里查香甜酒、橙汁潘趣酒、菲奈特-百朗科苦酒、鲁锡樱桃酒和阿曼涅克白兰地，听筒里一片沉默。

“你是一个人吗？”

——不介意我放下窗帘吧？

“你觉得我能和谁在一起？”

“我也是。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沉默。然后是一声叹息和一句回应。“真希望你现在就和我在一起。”

她在酒店房间里，在一串电话号码背后，若有似无的音乐声围绕着她——

哦鸳鸯茶，

我爱你，

哦你爱我，

独——拥——[4]

她古铜色肌肤上的香粉在他脑海中依稀飞舞——当他亲吻她的面颊时，她的鬓角周围全都湿了；仰在他脸庞下的雪白脸蛋和圆润肩头一闪而过。

“不可能。”他自言自语道。转眼他便出门来到大街上，朝米埃特走去，也或许是远离。他的小公事包仍然捏在手里，他的金头手杖被握出了宝剑的架势。

萝丝玛丽回到书桌前，继续写完给母亲的信。

“——我只见了他一小会儿，可我觉得他真是帅极了。我爱上他了（当然，我最爱迪克，你明白我的意思）。他的确会执导这部电影，很快就要动身去好莱坞，我想我们也该走了。柯里斯·克雷也在这里。我觉得他还行，不过因为有戴弗夫妇在，我和他见面不多。戴弗先生和夫人真是了不起，大概是我所知道的最优秀的人了。我今天感觉不太舒服，已经在吃药了，虽说看起来还没这个必要。我甚至不打算把发生的事全都告诉你，见面时再说！！！所以，你收到这封信以后，记得，打电报，打电报，打电报！是你到北部来，还是我跟着戴弗夫妇一起去南部？”

六点钟时，迪克打电话给尼科尔。

“你有什么特别安排吗？”他问，“想不想清静一下——在酒店吃晚餐，然后去看场戏？”

“你想吗？只要你愿意，我都可以。刚才我给萝丝玛丽打了个电话，她会在房间里吃晚饭。我猜今天的事让我们大家都有些不安，你说呢？”

“我可没有。”他否认道，“亲爱的，如果你不累的话，我们去做点儿什么吧。要不我们去南部待上一个星期，想想看，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布歇[5]。这总比胡思乱想好——”

这是个错误，尼科尔敏锐地逮住了他。

“胡思乱想什么？”

“想玛莉亚·沃利斯的事。”

她答应去看戏。这是他们俩一贯遵循的原则：永远不要为任何事而让自己太过疲累。他们发现，这能让白天整体上更愉快，让夜晚更有序。当精力不济时——这总是难免的——他们便归罪于其他人的倦怠与疲劳。整个巴黎城里都找不出比他们更体面的夫妻了，出门前，他们轻轻敲了敲萝丝玛丽的房门。门里没有反应，估计她已经睡着了。他们走进温暖嘈杂的巴黎之夜，在富凯餐厅[6]酒吧间的阴暗角落里痛饮味美思和苦味酒。

[1]泰德（Tad）本名为托马斯·阿洛伊修斯·多尔冈（Thomas Aloysius Dorgan, 1877—1929），美国漫画家，因习惯在作品上签名“Tad”而被称为泰德·多尔冈（Tad Dorgan）。

[2]陈-施呼吸（Cheyne-Stokes respiration）也称潮式呼吸，因由英国医生约翰·切恩（John Cheyne, 1777—1836）和爱尔兰医生威廉·斯托克斯（William Stokes，1804—1878）共同定义并论证其病理机制而得名，其特征为呼吸由慢而渐快渐深，之后逐渐平缓，直至暂停数秒，周而复始。

[3]这里说的是布洛涅森林公园（Bois de Boulogne），位于巴黎西郊，建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4]曲名《鸳鸯茶》（Tea For Two），出自二十世纪二十年的百老汇音乐戏剧《不，不，娜奈特》（No, No, Nanette），风靡一时。法国喜剧《虎口脱险》中多次出现这首歌曲，上世纪八十年代，经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该片在国内上映，“鸳鸯茶”的译法即出自于此，此处援引。

[5]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 1703—1770），法国著名画家，洛可可风格代表人物，十八世纪法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6]富凯（Fouquet's）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法国餐厅，1899年创建于巴黎，如今在戛纳和图卢兹各有一家分店。

二十二

尼科尔醒得很晚，迷迷糊糊地嘟哝了几句梦话之后，才勉强抵挡住睡意的再次侵袭，张开长长的睫毛。迪克的床是空的。一分钟后，她意识到自己是被客厅外的敲门声惊醒的。

“请进！”她喊道，可是没有人回答。她匆匆套上晨衣，打开房门。一名警长彬彬有礼地出现在她面前，迈步跨进门里。

“阿富汗·诺斯先生——他在这里吗？”

“什么？不——他去美国了。”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夫人？”

“昨天上午。”

他摇摇头，伸出一只食指飞快地冲她摇了摇。

“他昨天晚上还在巴黎。他在这里登记入住，可房间没人进去过。他们告诉我，最好到这个房间来问问。”

“这太奇怪了——我们昨天上午亲眼看着他上了港口联运列车。”

“就算是这样吧，可今天早上有人在这里见到过他。连他的身份证都看了。你瞧，就是这样。”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她吃惊地声明。

他想了想。这是个英俊的男人，只是身上的气味不好闻。

“你们昨天整晚都没和他在一起。”

“没有。”

“我们逮捕了一个黑人。我们相信那就是我们要抓的黑人。”

“我向你保证，我完全不知道你说的是怎么回事。如果你说的是亚伯拉罕·诺斯先生，是的，我们认识，可要说他昨晚在巴黎，我们毫不知情。”

那人点点头，咬住上唇，他相信她了，可是很失望。

“出什么事了？”尼科尔问。

他摊开双手，鼓了鼓腮帮子。到这时，他才刚刚发现了她的动人之处，于是又冲着她眨了眨眼。

“你觉得呢，夫人？一桩夏日小事而已。阿富汗·诺斯先生遇到了抢劫，他报了案。我们抓到了那个恶棍。需要阿富汗先生去认认他，以便提起恰当的诉讼。”

尼科尔裹紧身上的晨衣，干脆利落地把他打发走了。她满心疑惑地洗了个澡，换好衣服。这时已经十点多了。她给萝丝玛丽打了个电话，但没人接。又往酒店办公室拨了个电话，发现亚伯的确登记了一个房间，在清晨六点半的时候。不过，他的房间到现在也没有人入住。她在套房的起居室里等迪克，想听听他怎么说。正当她放弃等待，决定出门时，酒店打电话来了：

“克劳肖先生，一位黑人，想见您。”

“有什么事吗？”她问。

“他说他认识您和医生。说是有一位弗里曼先生进了监狱，这位弗里曼是全世界的朋友。他还说事情不公平，他想趁着自己还没被抓的时候先见见诺斯先生。”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尼科尔一口拒绝，啪地挂上电话。亚伯离奇地再度出现让她清楚意识到，他的放浪胡闹是多么让她厌倦。将亚伯赶出脑海，尼科尔出门去逛街。她在裁缝店遇到了萝丝玛丽，两人一起到里沃利街买了些人造花和彩色珠子串成的全彩珠链。她帮萝丝玛丽为母亲挑了一颗钻石，又买了些围巾和新奇的烟盒，都是准备带回加利福尼亚去分给同事们的小礼物。她为自己的儿子买了希腊和罗马玩具兵，整整一支军队，花了一千多法郎。再一次，她们以不同的方式花钱；再一次，萝丝玛丽羡慕着尼科尔花钱的气派。尼科尔很笃定，她花的钱就是自己的，而萝丝玛丽仍然将她的钱看作神奇得来的意外之财，必须小心翼翼地精打细算。

在异国的阳光下花钱真是乐事，她们身康体健，喜悦形于颜色；她们迈步摆手，昂然来去，透出足以叫任何男人都为之着迷的女人的自信。

她们回到酒店，看到了迪克。一上午过去，他又变得面貌一新、神采奕奕了。霎时间，两个女人心里都涌起了纯粹的孩童般的快乐。

他刚刚接到了一个乱七八糟的电话，是亚伯打来的，听上去他似乎整个上午都在东躲西藏。

“那是我接到过的最不寻常的电话。”

与迪克对话的不只是亚伯，还有另外十几个人。在电话里，这些编外人员无一例外地被介绍为：“——想和你说话的人在特普特山[1]里，呃，他说他在里面——那是什么地方？”

“嘿，那谁，闭嘴——总之，他卷进了某个朽闻——丑闻，他——咔——可——能回家。我自己的——个——人意见是——我的个人意见是他——”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的，之后，那群人还有些什么动静就不得而知了。

电话里又提起一个额外的邀请：

“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心理学家会感兴趣的。”这个模模糊糊的声音跟现下的情形很相称，亚伯终于抢到了听筒，却并没能引起迪克的兴趣，无论是作为心理学家，还是其他任何什么人。和亚伯的对话是这样的：

“嘿。”

“喂？”

“喂，你好。”

“你是谁？”

“喂。”听筒里传来几声喷笑。

“好了，我叫别人来说。”

有时迪克能听到亚伯的声音，伴随着拖沓的脚步声、放下听筒的声音，还有远远传来的零星话语，比如，“不，我不行，诺斯先生……”再后来，一个粗暴的声音断然说道：“如果你是诺斯先生的朋友，就来这里把他带走。”

亚伯横插进来，语气庄严而沉重，以一种压倒一切的决然口吻夺回了话语权。

“迪克，我在蒙马特高地[2]发起了一场种族暴动。我要去把弗里曼救出监狱。如果一个来自哥本哈根的做鞋油的黑人——喂，听得见吗——好了，你看，如果有人到那里——”听筒里又一次传来乱哄哄的七嘴八舌声。

“你为什么回巴黎来？”迪克问。

“我已经到了埃夫勒，又决定搭飞机回来，这样我就能拿它和圣叙尔皮斯做个比较。我是说，我没打算把圣叙尔皮斯带回巴黎。我甚至不是说巴洛克！我说的是圣日耳曼[3]。看在上帝的分上，等一分钟，我叫服务生来听电话。”

“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

“听着——玛丽顺利离开了吗？”

“是的。”

“迪克，我想要你跟一个人聊一聊，我今天早上在这里遇到的，是个海军军官的儿子，他已经看过了欧洲所有的医生。听我跟你说，他——”

迪克就在这时候挂断了电话——或许是有点儿不识好人心，可他超负荷运转的脑子实在需要加点餐了。

“亚伯以前是那么好，”尼科尔告诉萝丝玛丽，“那么好。那是很久以前了，那时迪克和我刚刚结婚。如果你见过那时候的他……他来我们家，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我们几乎感觉不到他在屋子里。有时他会弹琴——有时就待在图书室里，守着一架调弱了音量的钢琴弹上好几个小时——迪克，你还记得那个女仆吗？她觉得他是幽灵，好几次亚伯在走廊上遇到她，对着她哞哞叫，有一次还害得我们损失了一整套茶具——可我们并不介意。”

那么多的欢乐——那么久以前。萝丝玛丽羡慕他们的快乐，想象着那样一种和她自己全然不同的悠闲生活。她几乎不识悠闲的滋味，却对它抱有敬意，一如那些从未享有过悠闲的人一样。她将它设想为一种休息，却不知道，同她自己一样，戴弗夫妇的生活绝不轻松。

“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她问，“为什么他一定要喝酒呢？”

尼科尔左右摇晃着她的脑袋，拒绝为这件事负责：“这个时代里，太多聪明人都崩溃了。”

“他们什么时候不崩溃呢？”迪克问，“聪明人永远行走在崩溃边缘，他们不得不如此——其中有的人承受不住，便退出了。”

“一定有更深的原因。”尼科尔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有点生气，迪克竟然当着萝丝玛丽的面反驳她。“艺术家之中，比如——唔，比如费尔南多，好像就没有沉溺在酒精里。为什么只有美国人会放浪形骸？”

这个问题的答案太多了，迪克决定略过这个话题，就让尼科尔自鸣得意一下吧。他开始对她挑剔起来了。尽管他认为她是生平所见最迷人的人类，尽管他从她身上得到了需要的一切，可他还是嗅到了远远飘来的火药气息，潜意识里，他正在锤炼自己、武装自己，一小时，又一个小时。他并不习惯自我放纵，觉得这很可耻，但此刻他正放纵着自己，用希望蒙住了他的眼睛，尼科尔却以为这只不过是对于萝丝玛丽的一时冲动。他不敢肯定——昨晚在剧院里，她若有所指地称萝丝玛丽为“孩子”。

楼下的三人午餐里有地毯，有侍者放轻了的脚步声。这些侍者和最近他们常常在晚餐时遇到的那些不同，那些人端上美味佳肴时的步子总是又急又重。在这里，一家一家的美国人左右张望着，打量着别的美国家庭，试图彼此聊聊天。

隔壁桌旁坐着一大群人，不知道是什么来路。其中有一个年轻男人，口角生风，或多或少带着几分秘书的派头，总是说“你能重复一下吗”；此外还有二十来个女人。这些女人不算年轻，也不算老，不属于任何特别的社会阶层，却让人感觉她们是一个整体，相互间联系异常紧密，远甚于诸如因为丈夫的工作而聚在一起的太太团之类的群体。这必定是一个固定的组织，不是任何常规意义上的旅行团。

本能让迪克吞回了已经挂上舌尖的刻薄嘲讽。他向侍应打听他们是什么人。

“那些都是金星母亲[4]。”侍应解释道。

他们轻轻惊呼出声。萝丝玛丽的眼中蓄满了泪水。

“也许年轻的那些是他们的妻子。”尼科尔说。

越过杯中美酒，迪克再次将视线投向她们：在她们幸福的脸庞上，在弥漫于整个群体中的高贵尊严中，他完全领会到了老一辈美国人的成熟。这些庄重的妇人来到这里，是为了悼念她们死去的孩子，是来追念她们无力挽回的东西。一时间，整个餐厅都因她们而美丽起来。就在这一刻，他仿佛又坐在了父亲的膝头，和莫斯比[5]一同驱车骑马，昔日的忠诚与虔敬在耳边击鼓鸣角。需要花费一些力气，他才能转回桌旁，回到他的两个女人身边，面对他深信不疑的整个新世界。

——不介意我拉下窗帘吧？

[1]特普特山（teput dome）在这里可能意指蒂波特山（Teapot Dome），1924年公之于众的蒂波特山丑闻是水门事件之前美国政坛最严重的丑闻，一度成为政府腐败的代名词。美国第二十九任总统沃伦·哈丁在任期间（1921—1923），其内政部长阿尔伯特·B. 福尔收受贿赂，将位于怀俄明州蒂波特山和加利福尼亚州另两处的美国海军储备油田出租给私人石油公司。丑闻爆发时，哈丁已经逝世，福尔则被判有罪，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犯案入狱的内阁成员。

[2]位于巴黎北部。

[3]埃夫勒（Evreux）是法国北部上诺曼底地区城市。圣叙尔皮斯（St. Sulpice）是七世纪法国布尔日的主教、圣徒，巴黎市的圣叙尔皮斯区内有圣叙尔皮斯教堂。巴洛克（Baroque）为十七世纪风行欧洲的艺术风格，在天主教堂建筑中应用很广。圣日耳曼（St. Germain）是六世纪的巴黎主教之一，八世纪被奉为圣徒，巴黎圣日耳曼教堂周边一带即为圣日耳曼地区。

[4]美国金星母亲（American Gold Star Mothers）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创立于1928年，成员均为子女在美国军事机构服役期间牺牲的母亲。

[5]约翰·S. 莫斯比（John Singleton Mosby，1833—1916），美国内战中的一名南部骑兵，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时驻扎在弗吉尼亚州，麾下从最开始的九人小队发展到装备精良的八个连队，当时的弗吉尼亚北部实际掌控在他的手中，以至于有“莫斯比联邦”之说。作为骑兵军官，莫斯比堪称传奇人物。戴弗医生的童年在弗吉尼亚度过，显然，他也为莫斯比的故事而着迷。

二十三

亚伯·诺斯早上九点就进了丽兹酒吧，一直待到现在，这是他的藏身之所。刚过来时，酒吧窗户大开，强烈的阳光一束束射进来，灰尘自灰扑扑的地毯和窗帘上扬起，在光束中纷乱飞舞。侍应生们漫无目的，从容自在，在走廊上穿梭，在此刻的空荡中来去。女士酒吧间就在对面，里面摆满了座位，看起来非常小——很难想象，到下午时它能装下那么多人。

大名鼎鼎的保罗——酒吧老板——还没来。克劳德正在盘点酒水，看到亚伯，毫不意外地停下手头的活计，给他调了一杯提神酒。亚伯靠墙坐在一张长凳上。两杯酒下肚，他感觉好些了——好多了，好到可以爬起来到理发店去修修脸。等他回到酒吧时，保罗已经到了。他坐着他的定制汽车，刚好在嘉布遣大道下车。保罗喜欢亚伯，于是上前来打招呼。

“我应该搭今天上午的船回家的。”亚伯说，“我是说，昨天早晨，或者随便什么时候。”

“那您怎么没走？”

亚伯思索着，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理由：“我在追《自由报》上的连载小说，下一章快登出来了，就在巴黎——所以，要是上了船，我就看不到了——我就永远都看不到了。”

“那一定是个非常棒的故事。”

“是个非常——非常棒的故事。”

保罗轻声笑起来，又停下，倚在一张椅背上：

“如果您真想走，诺斯先生，明天有几个您的朋友要坐‘法兰西号’离开——叫什么来着——斯利姆·皮尔森，还有——我想想——高个儿，刚蓄了胡子的那个。”

“亚德里。”亚伯提供了答案。

“亚德里先生。他们俩都搭‘法兰西号’。”

他要去工作了，可亚伯努力缠着他：“要不是非得走瑟堡的话，倒是可以。我的行李已经从那边走了。”

“直接到纽约再提行李。”保罗说完便退开了。

这个建议的思路与亚伯的情形正合拍——他越来越喜欢让别人为自己操心，或者，更确切地说，越来越沉迷于不负责任的状态。

这时，其他客人也已经晃进门来：头一个是身材魁梧的荷兰人，亚伯以前在其他地方见过他。荷兰人在房间另一头坐下，亚伯猜他会在那儿泡上一整天，喝酒、吃午饭、聊天、看报。他有一种想要比他待得更久的冲动。十一点，大学男孩们开始到来，一个个小心翼翼的，生怕彼此的书包混在一起。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他让侍者给戴弗夫妇打了个电话——只要和他们联系上，就等于和其他朋友们都联系上了，只是结果不尽如人意。他最初的打算本来是一口气给所有人都打一通电话的。他的脑子时不时就会转到另一件事上，总想着该去把弗里曼从监狱里救出来，可终究还是将所有这些念头都抛在了脑后，就像忘记一场噩梦一样。

到一点钟时，酒吧里拥挤起来，人声嘈杂，侍者们来回穿梭，忙着为客人下单或是结账。

“两杯斯丁格……再来一杯……两杯马提尼和一杯……您不能再喝了，考特利先生……一共七十五法郎，考特利先生。舍费尔先生说他来这……你这是最后……我能做的就是遵从您的吩咐……非——常感谢。”

混乱之中，亚伯丢了他的座位。这会儿他正站着和几个刚混熟的人聊天，身体微微摇晃。一条小㹴犬的皮带缠在了他的腿上，亚伯慢条斯理地解开它，得到犬主人一再的道歉。刚才还有人邀请他共进午餐，不过他拒绝了。差不多该去布里格里斯了，他解释道，他有些事得去布里格里斯办。片刻后，他以堪比囚犯或家庭佣人的醉鬼式优雅和一位熟人道别，转过身才发现，酒吧的高峰时间已经过了，就像它的到来一样让人猝不及防。

对面，荷兰人和他的同伴已经点好了午餐。亚伯也点了一份，却几乎没碰。那之后，他只是坐着，愉快地陷入了过往的回忆中。酒能让快乐的往事暂时走进眼下的现实中，仿佛它们还在，甚至还将延伸到未来，就像一切都会重来一般。

四点钟时，侍者来到他的面前：

“您愿意见一位名叫朱尔斯·彼得森的黑人吗？”

“上帝啊！他怎么找到我的？”

“我没告诉他您在这里。”

“是谁说的？”亚伯打翻了杯子，很快又镇定下来。

“听说是，他已经把所有美国人会出入的酒吧和酒店都找遍了。”

“跟他说我不在——”侍者转身离开时，亚伯追问，“他能进来吗？”

“我问问。”

听到问题，保罗回过头来摇了摇头，随后一眼看到亚伯，索性走了过来。

“很抱歉。我不能让他进来。”

亚伯吃力地站起身，朝门外的康邦街走去。

二十四

手拿着公文小皮包，理查德·戴弗离开第七区[1]——他在那儿给玛利亚·沃利斯留了张字条，署名“迪科尔”，这是他和尼科尔刚刚相爱时用在往来书信上的签名——去见他的衬衫裁缝。裁缝铺的职员围着他好一通折腾，服务远远超过了他支付的价钱。他良好的教养和令人放心的气度似乎给了这些可怜的英国人太多希望，让他不由得感到惭愧。至于让裁缝拿着一英寸的小绸布在胳膊上来来回回比划，也叫他心中有愧。结束后，他到克里翁酒店的酒吧喝了一小杯咖啡和两小份杜松子酒。

走进酒店时，大堂里似乎格外亮堂，直到离开他才发现，原来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这是下午四点的夜，风卷着香榭丽舍大道的树叶哗啦啦飘落，一时颓然，一时狂舞。迪克转进里沃利路，沿着街边拱廊走过两个街区去银行，那里有邮政服务。事情办完后，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在第一阵噼里啪啦的雨点声中穿行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怀抱着他的爱，独自安坐。

回到下午两点乔治王酒店的走廊上，彼时所见，尼科尔的美之于萝丝玛丽的美，就好比达·芬奇笔下的女子之于某个插画师的姑娘。迪克继续在雨中穿行，狂乱而惊惧着，许多男人都有的激情在他胸中熊熊燃烧，前方看来绝无坦途。

萝丝玛丽打开了她的门，情感满溢，再无他人知晓。如今的她成了人们时常说起的那种“小野猫”——整整二十四个小时过去了，她依旧没能定下心神，唯有耗尽力气来应付眼前的混乱，命运仿佛化作了一幅拼图——盘点收益，盘点希望，再分派到迪克、尼科尔、她的母亲和昨天刚刚见过的导演手中，就像在珠串上打上绳结。

迪克敲响房门时，她刚梳妆打扮好，正凝望着雨丝，想着某首小诗和比弗利山[2]的街道边那涨满水的沟渠。她打开房门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一个恒定不移的有如上帝般的人物。她眼中的他向来如此，就像年轻人眼中的年长者，定了型，改不了了。迪克看着她，心头蒙上几许挥之不去的失望。他花了点儿时间才对她毫无戒心的甜美微笑作出反应，她身材匀称，可增可减之间只能以毫米计，眼下还是蓓蕾，却注定将盛放鲜妍。他留意到浴室门边的小地毯，上面还印着她的湿脚印。

“电视小姐。”迪克的口吻是自己都不曾察觉的轻快。手套、公文包放在梳妆台上，手杖靠在墙边。他的下巴统御着嘴边的痛苦线条，逼迫它们爬上额头和眼角，仿佛唯恐不能公之于众一般。

“来，坐在我腿上，离我近一点儿。”他温柔地说，“让我看看你可爱的嘴。”

她走过来，坐下，窗外的雨缓了下来——滴答——滴——答。她将嘴唇贴上自己创造出的美丽而冰冷的画面。

她一次又一次地亲吻他的嘴，每次靠近，脸庞都在他眼前放大。他从未见过像她的肌肤这般耀眼的东西，有时候，美丽能够唤起人心中最美好的思绪。他想起了尼科尔，想起了走廊对过里、仅仅两扇门之隔的她的存在，想起了自己对她所负有的责任。

“雨停了。”他说，“看到石板上的阳光了吗？”

萝丝玛丽站起来，弯下腰，用她最真诚的声音对他说：

“哦，我们真是两个演员——你和我。”

她走向梳妆台，刚刚拿起梳子放在头发上，门上就响起了一阵不紧不慢却也不肯罢休的叩击。

两人都吓得僵住了。敲门声还在固执地继续。萝丝玛丽猛然想起门并没有上锁，赶紧放下梳子，对迪克点了点头。迪克已经飞快抚平了床单上刚刚被他们坐出来的褶皱，迈步向门口走去。他的声音不高不低，很是自然地说：

“——那么，如果你不想出去，我就回去告诉尼科尔，最后这一晚我们也都能好好清静一下。”

这番防范措施毫无必要，因为门外的人正满心困扰，完全无心探究别人的事情。站在门口的是亚伯，他似乎在过去的二十四个小时里一下子老了好几个月；另外还有一个胆战心惊、忧心忡忡的黑人，亚伯介绍说他是来自斯德哥尔摩[3]的彼得森先生。

“他遇上了大麻烦，全都是我的错。”亚伯说，“我们需要一些可靠的建议。”

“到我们房里来说。”迪克说。

亚伯坚持要求萝丝玛丽也去。众人来到走廊对过戴弗夫妇的套房。跟在最后的朱尔斯·彼得森身材瘦小，以当年南方蓄奴州里共和党人的温和标准[4]看来，倒也算得上有模有样。

原来，彼得森是清晨发生在蒙帕纳斯[5]那桩事件中的目击证人，他跟着亚伯去警察局，证明的确是一名黑人从亚伯手里抢走了一张千元法郎的大钞，他的证词是整个案件的关键证据之一。在一名警官的陪同下，亚伯和朱尔斯·彼得森回到小酒馆，匆匆忙忙地指认了一名黑人，可一个小时之后就证实他是在亚伯离开后才来到酒馆的。随后，警察又拘捕了一位颇有些声望的黑人，也就是餐厅老板弗里曼。事态由此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弗里曼也只是一早在酒气腾腾的店里晃了一下，很快就消失了。真正的罪犯另有其人，也不过是——据他的朋友声称——不过是从亚伯手里抢了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付酒钱，酒是亚伯叫的。那人算不上什么正派角色，刚刚还又在店里出现过。

总而言之，亚伯成功地在一个小时之内将自己搅进了一团乱麻中，事关个人生活、道德良知，以及居住在法国拉丁区的一名非裔欧洲人和三名非裔美国人的情绪。问题似乎陷入了僵局，连一丝解决的希望都看不到。这一天里，仿佛随时都会有陌生的黑人面孔出其不意地从任何地方、任何一个转角处冒出来，总有黑人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

事实上，亚伯成功地躲开了所有黑人，除了朱尔斯·彼得森。彼得森扮演的角色完全就是一个向白人提供帮助的友好的印第安人。遭受了背叛的黑人们对于彼得森的愤怒远甚于对亚伯的，而彼得森的当务之急就是牢牢跟住亚伯，寻求可能的帮助。

彼得森在斯德哥尔摩的小鞋油厂经营失利，如今剩下的只有他的鞋油配方和满满一小箱子的全套工具。他的新投资人几个小时前才刚刚答应帮助他在凡尔赛发展生意。亚伯之前的司机在那里当过鞋匠，而亚伯也借了两百法郎给他。

萝丝玛丽完全没有耐心听这个啰啰嗦嗦的故事。要想欣赏得来其中的可笑之处，还需要更强的幽默感。那个随身带着他的手提“工厂”的小个子男人，他那不时翻着白眼流露出惊慌神色的闪烁的双眼；亚伯其人，还有他满布细碎皱纹的模糊的脸——所有这些都离她很远，远得如同疾疫一般。

“我一生只求能有一次机会。”彼得森用殖民地居民特有的板正却别扭的口音说，“我的方法非常简单，配方也好极了，结果就因为我不肯出售配方，才被折腾得破了产，被赶出了斯德哥尔摩。”

迪克彬彬有礼地倾听他讲话——刚开始渐渐升起的兴趣到最后终于荡然无存，他转向亚伯：“你去找个酒店睡一觉。等你睡醒，完全冷静下来之后，彼得森先生会去见你。”

“可你难道不明白彼得森的处境有多糟糕吗？”亚伯抗议道。

“我可以在走廊上等。”彼得森先生识趣地说，“当着我的面讨论我的问题大概不太方便。”

他草草行了个滑稽的法式鞠躬礼便离开了。亚伯费力地慢慢站起来，像一台努力启动的机车。

“看来我今天不太受欢迎。”

“人受欢迎，但事情不好办。”迪克劝他，“我的建议是，离开这家酒店，如果你愿意的话，从酒吧出去。去尚博尔酒店，想要服务周全一点就去莫扎迪克酒店。”

“能麻烦你给我一杯酒吗？”

“这里没有酒。”迪克撒了个谎。

亚伯无奈地去同萝丝玛丽握手，脸上的神色慢慢平静下来，久久地握着她的手，艰难地组织着语句。

“你是最——众人之中最——”

她同情他，但也打心底里讨厌他脏兮兮的手，不过还是保持住了得体的笑容，仿佛对她来说，眼看着一个男人沉入迟缓的梦中也算不得什么不寻常的事。人们常常对喝醉的人抱有一种奇特的尊敬，一如原始部落对疯子的敬重。尊敬，更甚于恐惧。当然，过后我们会让他们为那些高高在上的难忘时刻支付代价的。

“如果我去找个酒店，好好洗个澡，梳梳头，睡上一会儿，再打发掉那些塞内加尔人——我能来这里，轻轻松松地过一个晚上吗？”

迪克朝他点点头，与其说是赞同，倒不如说是讥嘲，说：“你对你眼下的情形倒是很乐观。”

“我敢打赌，要是尼科尔在的话，她会让我回来的。”

“好吧。”迪克走到行李箱边取出一个盒子，放在屋子正中的桌子上。盒子里是数不清的字母卡片。

“如果想玩拼字游戏的话，你可以来。”

亚伯看了一眼盒子里的东西，禁不住露出嫌恶的神气，像是有人要求他把它们当燕麦粥吃掉似的。

“什么拼字游戏？难道我遇到的怪事还不够——”

“这是种安静的游戏。你得用它们拼出单词——任何单词，除了‘酒精’。”

“我猜你可以拼‘酒精’吧。”亚伯把手插进卡片堆里，“如果我拼‘酒精’的话，能回来吗？”

“如果想玩拼字游戏的话，你可以回来。”

亚伯无可奈何地摇着头。

“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那就算了——我来了也只会碍事。”他责备地冲着迪克摇摇手指，“可你要记住乔治三世[6]的话，如果格兰特喝醉了，他希望他能去狠狠咬其他将军几口。”

他的眼角氤氲着微微的醉意，向萝丝玛丽投去最后的绝望一瞥，走出门去。彼得森已经不在走廊上了，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他满心失落，只觉得无家可归，便回头去找保罗打听那艘船的名字。

[1]第七区位于巴黎市中心，从十七世纪起就是法国上流社会聚集的区域，包括埃菲尔铁塔和诸多博物馆、美术馆在内的许多著名旅游点都汇聚于此，此外，区内也驻扎着不少政府机构和外国使领馆。

[2]位于洛杉矶和西好莱坞市之间，好莱坞明星的聚居地。

[3]瑞典首都。

[4]简言之，共和党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废奴运动浪潮之中，其立场为反对奴隶制，共和党第一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当选直接激发南方数个蓄奴州宣布独立并成立美利坚邦联（或称美利坚联盟国），美国南北战争就此爆发。

[5]巴黎市的一个区，位于塞纳河左岸，多学生、艺术家、学者、文人出没。

[6]这里指的可能是南北战争中北部联邦军的军事将领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George Brinton Mcclellan, 1826—1885），他毕业于西点军校，有“小拿破仑”之称，曾在1864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与亚伯拉罕·林肯竞选总统。拿破仑·波拿巴又称拿破仑三世，“乔治三世”之说或本于此。

二十五

待他拖着脚步出了门，迪克和萝丝玛丽立刻拥抱在一起。他们身上都沾染着巴黎的尘埃，透过这尘埃，他们嗅着彼此的气息：迪克钢笔的橡胶笔帽味道，萝丝玛丽颈项和肩头几不可查的温热。又过了半分钟，迪克还沉浸在这情形中，萝丝玛丽率先清醒过来。

“我得走了，小伙子。”她说。

他们凝望着彼此，眼里闪着光，慢慢向后退去。萝丝玛丽完成了一个完美的退场，这是她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的，没有任何导演能从中挑出不是来。

她推开自己房间的门，径直走向书桌——刚才她突然想起把手表忘在桌上了。表还在。戴上手表，她的视线落在给母亲的信上，信每天都写，这一封的结尾她也已经想好了。她并没有转身，却渐渐生出一种感觉，屋子里不止她一个人。

但凡有人住的房子，里面总会有些不为人注意的反光处：漆得溜光的木头；锃亮或是不那么亮的铜器、银器和象牙；除此以外，还有无数传递光影的小东西，只是都太过细微，以至于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就好像画框的上缘、铅笔和烟灰缸的边角、水晶装饰和瓷器……所有这些反射微妙地影响着我们的视觉，唤起我们潜意识里零碎的联想，我们保留着这些印象，就像玻璃匠会保留些不规则的玻璃片以备不时之需一样。这大概能够解释事后被萝丝玛丽描述为“感觉”的神秘现象，她并不知道，但却“感觉”到有人在房间里。反应过来的同时，她以一个芭蕾舞步的旋转回过身，看见一个黑人死在了她的床上。

她“啊！”得惊叫起来，还没扣好的腕表砰地撞在桌子上，一个荒谬的念头冒了出来：那是亚伯·诺斯。下一秒，她夺门而出，冲到走廊对面。

迪克正在收拾衣服。他检查了当天戴的手套，把它们扔在箱子角的一堆脏手套上。又挂好了西装外套和背心，正把衬衫往另一个衣架上挂——这是他自己的小窍门。“你可以穿一件不那么干净的衬衫，却绝不能穿皱巴巴的衣服。”尼科尔走进来，准备把一个亚伯的古怪烟灰缸扔进废纸篓，他有许多稀奇古怪的烟灰缸。萝丝玛丽一头撞了进来。

“迪克！迪克！快来看看！”

迪克大步跨过走廊，走进她的房间。他跪下来听了听彼得森的心跳，试了试脉搏——尸体还是热的，那张活着时写满疲倦与掩饰的脸在死后变得粗俗、怨愤；装工具的匣子还夹在一只胳膊下，可悬在床边的那只皮鞋却几乎没有上过油，鞋底也磨穿了。依照法国法律，迪克无权触碰尸体，可他还是抬起彼得森的一只胳膊看了看——绿色的床罩上脏了一小块，下面的毯子上应该也染上血痕了。

迪克关上房门，站着想了想。他听到走廊上传来小心翼翼的脚步声，接着便是尼科尔唤他名字的声音。他拉开房门，悄声说：“从我们房里的床上拿一套床罩和盖毯来——别让任何人看见你。”注意到她脸上紧张的神情，又飞快地加了一句：“看着我，千万别害怕——只不过是些黑鬼打架罢了。”

“但愿事情快些结束。”

迪克托起尸体，很轻，显然死者生前营养不良。伤口还在流血，他扶起尸体，好让血流到死者的衣服里。下一步，把尸体放在床边的地板上，拆下床罩和盖毯，再把门拉开一条缝，他侧耳细听：走道那头，一阵碗碟的叮当过后，有人在神气十足地高声说“谢谢，夫人”，不过侍者转头往另一个方向的员工楼梯去了。迪克和尼科尔赶紧隔着走廊交换了手里的东西。迪克先将床罩和毯子整齐地铺在萝丝玛丽的床上，然后，他汗涔涔地站在温暖的暮光下，思考着该怎么办。他检查过尸体，觉得有几件事是一目了然的：首先，一定是对亚伯深怀敌意的印第安人追踪了友好的印第安人，在走廊上发现了他，后者万般无奈之下躲进萝丝玛丽的房间，却还是被逮住并且杀死了；第二，如果任由事态自由发展，萝丝玛丽必定逃不开流言蜚语的攻击——报纸上阿巴克尔案件[1]的墨迹还没干呢。何况她的后续合约里明确规定了，萝丝玛丽必须严格维持“爸爸的小姑娘”的形象，绝不容许出现分毫差池。

虽然穿的是无袖衫，迪克还是习惯性地做了个撸袖子的动作，然后俯下身去，抓住死者的外套肩部，用脚后跟磕开房门，飞快地将尸体拖到走廊上一个看起来合情合理的位置。接着，他回到萝丝玛丽的房间，抹去长毛绒地毯上留下的拖痕。最后，回到自己的套房里，给酒店的经理兼老板打了个电话。

“麦克白？——我是戴弗医生——有点要紧事。电话里说安全吗？”

幸好他以前就额外花了些工夫和麦克白先生交好。即便在暂时往来的圈子里，迪克也交游广泛。现在，他的好人缘派上了用场……

“我们离开房间时发现了一名死去的黑人……在走道上……不，不，是个普通人。先等一下——我知道你不希望其他客人看到尸体，所以才给你打了这个电话。当然，我得请求你不要提起我的名字。我可不想只因为发现了尸体就不得不和法国的官僚们去打交道。”

为酒店考虑得多周到啊！麦克白先生两天前刚刚亲眼见识过戴弗医生的这种品质，因此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个故事。

一分钟后，麦克白先生到了，又一分钟之后，一名警察出现在他的身边。他找了个空当，悄悄对迪克说：“请放心，客人的姓名都是保密的。您费心了，我实在是感激不尽。”

随后，麦克白先生做了一个举动，具体是什么也只能猜测，可是警察明显变了模样，又是紧张又是贪婪地不断抚摸着胡子。他草草做了些记录，又给警局挂了个电话。与此同时，人们快手快脚地把尸体转移到了全世界最时髦酒店的另一个房间里——对此，作为一名商人，朱尔斯·彼得森一定是非常能理解的。

迪克回到他的客厅。

“发生了什么？”萝丝玛丽哭着说，“是不是所有在巴黎的美国人都一直这样互相开枪？”

“大概现在是打猎的季节。”他回答，“尼科尔呢？”

“我想她在浴室里。”

她崇拜他，因为他拯救了她——在她心里，这事原本可能引发的灾难已经被预先避过去了；听着他用浑厚、果断、沉着有礼的声音安排好了一切，她满心都是崇敬。可还不等她携着真心扑上去，他的心思就已经转到了其他地方。他走进卧室，直奔浴室。这时候，萝丝玛丽也听到了，似乎有非人的凄厉喊叫穿透钥匙孔和门板缝隙冲进来，在房间里重新汇聚成可怕的声响，越来越大。

她以为是尼科尔在浴室里摔倒，弄伤了自己，便跟上前去。可迪克用肩膀将她顶回去，坚决而利索地挡住了她的视线。然而，虽然只是一瞬，她还是看到了，事情并非如她所想。

尼科尔跪在浴缸旁，身体左右摇晃着。“是你！”她高声喊叫着，“——是你闯进了我在这世上唯一的秘密天地——用你那染满了血的鲜红的床单。我会为了你披上它——我不可耻，虽然这实在是可怜。每一个愚人节我们都在苏黎世湖举办宴会，所有的笨蛋都在那里，我想披上床单，可他们不让我穿——”

“控制一下！”

“——所以我坐在浴室里，他们给我一顶化妆斗篷，说让我穿。我穿了。我还能怎么办？”

“控制住，尼科尔！”

“我从没期望过你能爱我——太晚了——可是不要到浴室里来，这是我唯一能安静待着的地方，长长的斗篷上都是红的血，别把它们拿过来，别让我来洗。”

“控制住你自己。站起来——”

萝丝玛丽回到客厅，听见浴室门砰地一响。她呆呆站着，浑身发抖。现在她知道维奥莱·麦基思科在狄安娜别墅的浴室里看到的是什么了。电话响了，她接起来，听出柯里斯·克雷的声音时，心神顿时一松，差点儿哭了出来。他打电话到戴弗夫妇的房间是来找她的。她让他上楼来，陪她去取帽子。她害怕独自走进自己的房间。

[1]阿巴克尔（Roscoe Arbuckle, 1887—1933）是二十世纪一〇年代红极一时的默片明星和喜剧明星，1921年，他被控在酒店强奸并误杀一名女演员，后虽无罪开释，但事业大挫，不得不转入幕后工作。

第二部

一

一九一七年春天，理查德·戴弗医生第一次来到苏黎世，那时他二十六岁，对男人来说，这是个好年纪，正是单身生活的好时光。哪怕在战争年代，对迪克来说这也是个好时光，他的才干已备受肯定，前途大有可为，决不能上战场去挨枪子儿。多年后再回头看，才觉得，即便安然待在那样的庇护所里，他也没能轻易避开战火，只是他从来没有认真想清楚过这一点。若是在一九一七年，他必定会为这个念头而发笑，争辩说，战争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当时地方健康委员会给他的指令是，在苏黎世完成学业，照计划拿到学位。

瑞士宛若孤岛，一面是戈里齐亚附近雷鸣般的水浪拍击，一面有索姆河和埃纳河[1]上急流的冲刷。各州内有趣的陌生人一度看起来比求医养病的人更多，至于他们的具体来路，就只能猜测了——那些在伯尔尼或日内瓦的小咖啡馆里窃窃私语的人，或许是钻石商人，或许是旅行推销员。然而，谁也不会看不到那些载满了瞎眼、缺腿的伤员或垂死之躯的长长列车，它们在明丽的康士坦茨湖与纳沙泰尔湖间往来穿梭。啤酒店和橱窗里张贴着鲜艳的海报，画着一九一四年瑞士人保卫边境的情形：青年与老人据守山间，群情激昂，勇猛无畏，怒视着画面外那聚集在山脚下的法国人和德国人。这是为了鼓舞瑞士人，告诉他们，昔日的荣光如今仍在。直到败讯一再传来，海报终于失去了神采，当美国也糊里糊涂地加入战争时，最吃惊的大概就是它的姊妹国了。

在那之前，戴弗医生已经看出战争近在眼前。一九一四年，他还是一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研究生，拿着牛津大学的罗兹奖学金。之后，他返回国内，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最后一个学年的学业并拿到了他的学位。一九一六年，怀着弗洛伊德大师[2]随时可能死在空袭炸弹下的紧迫感，他设法去了维也纳。即便那时的维也纳早已被死亡折磨得苍老憔悴，可迪克还是想办法弄到了足够的煤和汽油，窝在他位于德门斯蒂夫街的屋子里完成了好些小论文，后来他构思了一部新书，用它们作为基本框架，所有内容推倒重写，那本著作于一九二〇年在苏黎世出版。

我们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拥有一段意气风发的辉煌时期，迪克·戴弗也不例外。只有一桩事情他浑然不知，他不知道自己魅力十足，不知道他所给予、所激发的情感对于身康体健的人来说是多么不同寻常。在纽黑文的最后一年里，有人称他为“幸运的迪克”——这个名字一直留在了他的脑海中。

“幸运的迪克，你这大笨蛋，”他会一边绕着屋子里最后的火焰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你走运了，我的伙计。在你之前，还没有人发现过它的存在。”

一九一七年初，煤炭越来越难找，迪克烧掉了将近一百本教材，都是从前存下来的。只不过，每将一本书投入炉火，他都会在心里自信地微笑，书中的内容他已彻底消化，从现在开始，至少五年以后都能一一复述，只要它们值得被复述。无论在怎样古怪的时刻，只要情势需要，这一幕便会出现，他身披地毯，心怀学者的安恬宁静，这种宁静最是接近天堂的安宁。只是，就像我们很快会被告知的，即便这样的安宁，也将要完结了。

在它短暂的驻留期间，他庆幸自己拥有一副曾经在纽黑文吊吊环、如今在多瑙河里游冬泳的体魄。他和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埃尔金斯合租一套公寓，公寓里还有两名游客，都是漂亮姑娘——仅此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使馆也没什么大不了。与爱德·埃尔金斯的接触让他第一次对自己头脑运转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感觉不到它们与埃尔金斯的脑子有多大不同，可埃尔金斯，他能当着你的面报出三十年来纽黑文所有橄榄球四分卫的名字。

“——哦，幸运的迪克不可能跻身聪明人的行列。他一定不是完整的造物，说不定还遇到过什么小灾难。如果生活不是这样厚待他，那即便是生一场病、心碎一次或是背上自卑情结也于事无补，虽说通过对破损处修修补补来尝试改进原本的结构也算是聊胜于无了。”

他对自己的推理嗤之以鼻，称之为“似是而非”和“美国式的”——在他眼中，一切不理智的生编硬造都是美国式的。虽说他也知道，他的完整无缺本身所要求的代价就是不完整。

“我能够给予你们的最好的祝福，”黑杖仙女在萨克雷的《玫瑰与指环》[3]中如是说，“就是一点点的不幸。”

有时情绪上来，他也会拿着自己的推理发牢骚：投票那天彼得·利文斯敦自己硬要坐在衣帽间里，所有人都该死地满世界找过他了，我又能怎么办？我被选上了，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打败以利户[4]，我认识的人这么少。他很好，他才是对的，坐在衣帽间里的人应该是我。说不定我会的，可谁能想得到我竟然有机会中选呢。不过那几周里默瑟一直往我房间跑。我猜我是知道我有机会的，好吧，好吧。可我又没有当着众人灌下整桶的啤酒再惹出什么乱子，要是那样的话，倒也算是有个来由了。

在学校时，课后他常常和一个年轻的罗马尼亚学者讨论这个问题，后者总是宽慰他：“没有证据证明歌德曾经引发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冲突’，像荣格[5]这样的人也没有。你不是空想的哲学家，你是个科学家。记忆力、胆魄、个性——特别是出色的判断力，这些才是你该烦恼的。要对自己有正确的判断。我从前认识一个人，他花了两年时间去研究犰狳的脑子，想着他早晚会比其他人都更加了解犰狳的脑子。我一直不认同，因为这并没有真正扩展人类的见识。这太一厢情愿了。果然，等到他投稿时，医学期刊退了他的研究论文，原因却是他们刚刚接受了另一个人的同题论文。”

迪克刚到苏黎世的时候，身上的阿喀琉斯之踵[6]虽然不够分给蜈蚣，却也着实不少：他幻想永恒的力量与健康，幻想人性本善；他对国家，对边境野地上母亲们的谎言抱有幻想，她们总是不得不轻轻哼唱着哄骗孩子的歌谣，说木屋门外没有狼。拿到学位之后，他接到命令，要去加入一个刚在奥布河畔巴尔[7]新建的神经病学医疗机构。

在法国的那段时间，最令他不满意的是，自己从事的多半是些行政工作，而非真刀真枪的医疗实践。还好，他也因此得到了完成那部小论文著作的时间，甚至还有余力为下一部著作搜集些资料，总算聊可安慰。一九一九年春天，他辞去职务，回到了苏黎世。

以上所述只是人物传记中应有的环节，并不能让人充分认识到，英雄已准备好回应莫测命运的召唤，如同当年在加来纳[8]的杂货铺里悠闲度日的格兰特一样。更有甚者，它还会叫人迷惑，就如同人们在无意间看到了某位熟人少年时代的照片，面对眼前那个热烈、精瘦、目光炯炯的陌生人，总难免目瞪口呆。最好还是先让大家安心吧——迪克·戴弗的时代从这里开始了。

[1]戈里齐亚，意大利省份。索姆河和埃纳河均流经法国北部。下面的伯尔尼是瑞士首都，日内瓦是瑞士西南部城市。

[2]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

[3]《玫瑰与指环》是英国作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的儿童文学作品。故事中，黑杖仙女参加了帕弗拉哥尼亚国王子吉格略和鞑靼国公主露珊尔白的洗礼，给予两个孩子的祝福是些许不幸。后来王子与公主分别失去父母流落他乡，经历种种坎坷后成长为聪明、博学、善良的人，最终相爱并夺回了王位。萨克雷的另一部代表作为《名利场》。

[4]以利户为希伯来圣经中的人物，在《圣经·约伯记》中，约伯曾因困苦的境遇而抱怨上帝待其不仁，以利户一一加以驳斥并给予劝导、指点。

[5]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德国大文学家、思想家，代表作包括《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等。荣格（Carl Jung, 1875—1961），瑞士精神病学家，分析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的学生，后因观点不同而与其分道扬镳。

[6]在古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是海洋女神忒提斯和凡人佩琉斯的儿子，为了让儿子长大后刀枪不入，忒提斯倒提着新生的阿喀琉斯浸入冥河，孰料阿喀琉斯的脚后跟因被母亲的手握着而没能浸到冥河水，从而成为他身上唯一的致命弱点。这里用蜈蚣的多足来形容当时的迪克有很多弱点。

[7]法国东北部市镇。

[8]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当初，在部队服役十一年后，格兰特因酗酒问题被要求退役，此后他在家族一家位于加来纳的家族制革和皮具店里工作，直至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才再度被部队召回，最后成为功勋卓著的“格兰特将军”（见第一部十三章注3）。

二

这是一个湿淋淋的四月天，阴云斜跨过阿尔比松山头[1]，雨水在低处积留不去。苏黎世和美国的城市并没有什么不同。自从两天前抵达这里，迪克便一直感到若有所失。直到此时，他方才明白，失去的只是过去身处巴黎逼仄街巷中的感受，并无其他。苏黎世有许多苏黎世以外的东西——屋顶牵着人的视线往上走，爬上牛铃叮当的牧场，与此同时，牧场又装点了更高处的山峰——就这样，生活笔直向上，直通画片般的天堂。阿尔卑斯的土地是玩具与缆索的家园，是旋转木马和袅袅钟鸣的乐土，在这里，它们并非只是简单的存在，就像那法国土地上蔓过脚面的葡萄藤。

在萨尔茨堡，迪克曾感受到音乐的伟大，那是一整个世纪里或习得或借鉴的沉积；在苏黎世的大学实验室，他曾灵巧地轻轻拨弄连接大脑的颈神经，感觉自己像一个玩具工匠，不再是两年前的那个人，在霍普金斯的古老红色大楼里如龙卷风般匆匆来去，甚至不曾为前厅里巨大的基督劝喻而稍稍驻足。

然而，他已决定要在苏黎世再待上两年，因为他没有低估玩具制作的价值，那需要无比的精密和无穷的耐心。

今天，他要出门去苏黎世湖边的多姆勒诊所拜访弗朗兹·格列戈罗维斯。弗朗兹是诊所的专职病理学家，出生在瑞士的沃州，比迪克略微大上几岁。他在电车站等他。这位医生身上有一种隐晦的华贵气质，就像卡里奥斯特罗[2]，可诚挚的双眼却与之截然不同；他是格列戈罗维斯家族的第三代——早在精神病学刚刚自黑暗蒙昧之中萌芽时，他的祖父就已经是克雷佩林[3]的导师了。弗朗兹个性骄傲、热烈，但却十分随和，总爱想象自己是个催眠师。若是这个家族的天赋基因稍有懈怠，他必定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临床医师了。

前往诊所的路上，他说：“和我说说你在战争中的经历。你像其他人一样改变了吗？你同样有一张看似愚蠢的美国人的脸，永远都不会变老，不过我可是清楚得很，迪克，你可不蠢。”

“我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什么战争——你读过我的信，肯定已经知道了，弗朗兹。”

“那无关紧要——我们有一些患上了炮弹休克症[4]的病人，他们也只不过是远远地听到过空袭的动静。还有几个只是读了读报纸。”

“这听起来也太荒谬了。”

“或许吧，迪克。不过，我们是个为富人提供服务的诊所——我们不会使用‘荒谬’这样的词语。说真的，你是来看我，还是来看那个姑娘的？”

他们相互斜瞟了一眼。弗朗兹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

“当然了，最开始的信我每一封都看过。”他用他职业化的男低音说，“等到情形开始发生变化，我敏感的直觉就告诉我说，不能再拆开那些信了。她已经是你的病人了。”

“这么说，她好了？”迪克问。

“非常好。我负责她，事实上我负责大多数英国和美国来的病人。他们管我叫格利高里医生。”

“关于那姑娘，我得解释几句。”迪克说，“我只见过她一次，这是事实。就是我去法国前到这里来跟你道别的那次。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制服，感觉好极了——就像那种到处走来走去，跟列兵敬礼之类的感觉。”

“你今天怎么没穿军装？”

“嘿！我退役已经三个礼拜了。后来遇到那个姑娘纯属巧合。那是跟你道别之后的事了，我正在往你湖边的房子走，准备去取自行车。”

“——是‘雪松屋’？”

“——美好的夜晚，你知道的——月亮高挂在山头——”

“克伦泽格山。”

“——我遇到了一名护士和一个年轻姑娘。我没想到那姑娘是病人。我和她们一起往下走，顺便向护士打听电车班次。那姑娘是我生平见过的最美的人。”

“她依然是。”

“她从来没见过美军制服。一路上我们都在聊天，我没有多想什么。”他突然认出了前方熟悉的景象，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只是，弗朗兹，我还做不到像你那样冷静。当我看见一副美丽的躯壳，就忍不住要为它的内在惋叹。这就是全部经过，没删也没减——直到那些信开始寄来。”

“这是她能遇到的最好的事。”弗朗兹咏叹般地说，“所有移情[5]里最好的一种。正是因为这个，我就算忙得脚不沾地，今天也要来接你。我希望你在见她之前先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好好谈一谈。事实上，我让她去苏黎世办事了。”他兴奋起来，声音也绷紧了，“而且没叫护士跟着，只有她和一个情况相对不那么稳定的病人一起。我为这个病例感到无比的骄傲，这是我负责的，也少不了你意料之外的帮助。”

汽车沿着苏黎世湖岸开进一片生机勃勃的土地，牧草茵茵，小山延绵，山坡上点缀着尖顶的木屋别墅。太阳在天空的蓝色海洋中遨游，突然间，一道瑞士山谷跃入眼帘，这正是它最美的时候——天籁泠泠哝哝，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携着健康的活力与雀跃的欢欣。

多姆勒教授的诊所由三栋老建筑和两栋新楼组成，坐落在湖岸与微隆的山坡之间。诊所创立于十年前，那时候它便是首开先河的现代式心理疾患医疗机构。匆匆一瞥之下，外行人绝认不出这是心灵破碎者、心智残缺者和危险的变态者在这世间的庇护所，尽管两栋建筑外都筑起了围墙，但藤蔓让它们变得柔软，也误导了人们对墙体高度的判断。几个男人正在阳光下翻弄稻草，汽车驶进大门，路边不时闪过陪伴着病患的护士，她们站在那儿，白袍翻飞，宛如旗帜飘扬。

弗朗兹把迪克带到办公室，随后消失了半个小时。迪克独自在屋里逛了逛，试图从书桌上的小摆设和弗朗兹的书，从各种有关他父亲、祖父的书和他们写的书，从瑞士人挂在墙上用以表示尊崇的巨幅深紫红底照片，来重新勾勒弗朗兹其人。屋里有烟味，迪克推开落地窗，将一束阳光放进来。忽然间，他的思绪飘到了那位病人——那个姑娘——身上。

在前后八个月的时间里，他收到了差不多五十封她写来的信。第一封是致歉信，信里解释说，她听美国人说过女孩们怎样给她们不认识的士兵写信的事，不过她是从格利高里医生那里得到了他的名字和地址，假如她不时给他写封短信表达问候，希望他不要介意，等等。

到目前为止，这些信的腔调都很容易辨认，大多来自《长腿叔叔》和《茉莉幻想录》[6]，两本都是轻快活泼、多愁善感的书信体集子，在美国非常流行。不过也就只有这么一点相似之处了。

她的信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一直持续到停战协议签署那段时间，带有明显的病态印记；由那之后直到最近的都算是第二类，完全正常，展现出不断丰富成熟的个性。而后者，便是迪克在奥布河畔巴尔最后几个月无聊时光里的殷切期盼。事实上，甚至就在第一封信刚刚寄到时，他从中解读到的信息就已经超过了弗朗兹对整件事情的猜度。

我的上尉：

当看见身穿军装的你时，我觉得你真是英俊。然后我想，我才不在乎法国人还是德国人。你也觉得我很漂亮，可我很久以前就听过这样的话，我已经习惯了。如果你再带着那种卑劣的、罪恶的态度来这里，甚至于言谈举止完全不符合我曾经学到过的绅士规矩，那么，愿上帝保佑你。不管怎么说，你看起来比其他人都安静，完全是温和又柔软，像一只大猫。我只是刚巧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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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娘娘腔的男孩。你是个娘娘腔吗？多少有一点吧。

原谅这一切吧，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三封信了，要么立刻就寄出，要么永远不寄。我还想了许多有关月光的问题，只要我能离开这里，就能找到许多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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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你以前是医生，不过只要你现在是只猫，那就不一样。我头疼得厉害，所以请原谅，像个带白猫的正常人一样走到那儿去，是能解释得通的，我想。我能说三种语言，加上英语就是四种，如果你在法国有这样的安排我肯定我会是个派得上用场的翻译我肯定我能控制好每件事就像星期三把每个人都绑得紧紧的一样。现在是星期六了，你在远方，也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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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被杀死了。

有朝一日请回到我身边，因为我会一直在这里在这个绿色的山坡上。除非他们让我给我父亲写信，我非常爱他。请原谅这个。今天我不是我自己。等感觉好点儿的时候我会再写信的。

回见

尼科尔·沃伦

请原谅以上的一切。

戴弗上尉：

我知道内省这种事对像我这样高度紧张的情形没好处，可我想让你知道我的情况。去年或是别的什么时候总之是在芝加哥我变成了这样我不能和佣人说话不能上街我一直等着有人来告诉我。这是某个懂得的人的责任。盲人必须有人引领。可是没有人来告诉我任何事——他们只会一半一半地告诉我，可我的状况已经一团糟了，没办法把两个两个的东西拼凑起来。有个男人很和善——他是个法国官员，他懂。他给了我一朵花，说它是“小巧有余，灵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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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我们是朋友。然后他就把它拿走了。我病得更厉害了，没人能给我解释。他们有一首关于圣女贞德[7]的歌，常常对着我唱，可那只不过是白费工夫——它只会让我哭，因为那时我的脑子还没什么大问题。他们还不停地说到运动，可我那时并不在乎。所以有一天，我沿着密歇根大道走路，走啊走啊，走了好几英里，到最后他们开着汽车跟在我后面，可我才不会上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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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们把我拉上了车，车里有护士。从那之后，我开始全面地认识它，因为我能感觉到在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这样，你就明白我是怎样的。明白对我来说这有多重要，待在这里，有医生不断不断告诉我，我留在这里是为了康复。所以今天我给我父亲写信让他来带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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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你对探究人和写回信这么有兴趣。这一定有趣极了。

再有，是另一封信里写的：

你或许能放弃你的下一次探究，给我写封信。他们只给我寄了一些唱片免得我忘记我的功课，我把唱片全都折断了这样护士就不会唠叨我了。唱片都是英文的，所以护士都听不懂。一个芝加哥医生说我装腔作势，可他的意思其实是说我是幸运与不祥的双面人，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可那时我正忙着发疯，非常忙，所以我不在意他说了什么，我一心忙着发疯时通常都不去在意他们说了什么，哪怕我成了一百万个女孩，也不管。

那晚你还说你会教我玩。哦，我想爱就是全部，就在那里，或是应该在。不管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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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你对探究人这么有兴趣，能一直忙忙碌碌。

你的

尼科尔·沃伦

还有其他一些信，无助的顿歇里隐藏着更加暗沉的旋律。

亲爱的戴弗上尉：

我给你写信是因为我再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找了，我猜想，如果这种可笑的情形在病成我这样的人眼里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在你眼里应该也很明显。精神问题已经全都解决了，只除了我完全崩溃了，蒙羞忍辱，如果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我的家庭可耻地扔下了我，向他们寻求帮助或怜悯完全无济于事。我受够了，假装我脑子里的问题可以治得好，这纯粹是在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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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健康，浪费我的时间。

在这里，我待在一个像是半个疯人院的地方，全都因为没人觉得应该告诉我任何真相。只要我早一点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像我现在知道的，我想我能挺得住，因为我非常坚强，可这些人什么都不说，不觉得应该让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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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当我知道了，而且为了知道真相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他们不过是坐在那里，带着他们的活生生的狗，说我应该相信以前相信的。一个人尤其要相信，可我现在知道了。

我始终是孤单的远离朋友和家人隔着大西洋，我昏昏沉沉地在这个地方到处乱走。如果你能给我一份工作，像是翻译（我的法语和德语像母语一样流畅，意大利语也不错，还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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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西班牙语）或者在红十字救护队或是当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虽说我还得接受训练可你就是做了大好事了。

还有：

既然你不肯接受我对于发生了什么事的解释至少你能向我解释一下你是怎么想的，因为你有一张和善的猫脸，而不是那种似乎在这里很流行的滑稽面孔。格利高里医生给了我一张你的快照，没你本人穿制服的样子英俊，但看起来更年轻。

我的上尉：

收到你的明信片真好。你对取消护士的事这么有兴趣，我真是太高兴了——噢，我真的非常明白你的来信。只从遇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是不同的。

亲爱的上尉：

我今天考虑了一件事，明天再考虑另外一件事。这真的就是有关我的一切，除了一点疯狂的反抗和平衡的缺乏。我会很高兴地欢迎任何你推荐的精神科医生。在这里，他们躺在他们的浴缸里，唱着《在你自家后院玩耍》好像我有个后院可以玩耍或是有任何希望可以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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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两眼就找到一个。他们又试过一次，在糖果店有一次，我差点拿秤砣打了那男人，可他们把我拉住了。

我再也不会给你写信了。我的状况太不稳定了。

之后整整一个月没有信寄来。再之后，突然又变了。

——我正在慢慢地恢复生活……

——战争结束了，我几乎都不知道有过战争……

——你一直以来是多么亲切啊！你那好像白猫一样的面庞下面一定藏着很多智慧，只是你看起来不太像格利高里医生给我的照片里的样子……

——今天我去了苏黎世，再一次看见城市的感觉是多么奇怪啊。

——今天我去了伯尔尼，那些钟表真是太棒了。

——今天我爬山爬得很高，去找日光兰和雪绒花……

那之后，信就变少了，可每一封他都回复了。这是其中一封：

我希望有人和我相爱，就像许多年前我还没有生病时的男孩那样。不过，我猜得花上好些年，我才能像从前那样看待一切。

可是，每当迪克因为某些原因稍稍耽搁了回信时，不安便忙慌慌地爆发了，好似情人间的不安——“也许我让你厌烦了”，或是“恐怕是我太冒昧了”，还有，“我整夜想着，你是不是生病了”。

事实上，迪克的确病了，染上了流感。病好以后，又陷入了病后的倦怠，除了公务往来的信件，他把其他一切都暂时搁下了。不久，有关她的记忆就被一个在奥布河畔巴尔总部当话务员的威斯康星姑娘取代了，毕竟这才是眼前鲜活的存在。她像海报女郎那样总是涂着大红的口红，名声不好，关系混乱，大家都管她叫“交换台”。

弗朗兹回到办公室，自我感觉很好。迪克想，他或许真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临床医生，因为他用以教导护士或病人的抑扬顿挫的洪亮声音并非出自他的神经系统，而是出自一种巨大然而无害的虚荣。他真正的情感更加有序，深藏在内心里。

“现在，关于那姑娘，迪克。”他说，“当然，我想要多了解你一点，也跟你谈谈我自己，不过还是先来说说那个姑娘吧，因为我早就等着要跟你谈这个了。”

他在塞得满满当当的档案柜里找了找，抽出一叠纸来，翻了翻，似乎又觉得反而碍事，便随手将它们搁在了书桌上。转而自己对迪克说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一座山峰，海拔约909米，位于苏黎世境内。

[2]卡里奥斯特罗（Cagliostro, 1743—1795），意大利人，自称魔术师，曾以灵魂疗愈、炼金术、水晶球占卜等“神秘能力”在欧洲王室中煊赫一时，死后数十年间仍声名不堕，但后来评价渐低，被视为江湖骗子。

[3]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 1856—1926），德国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的同时代人。

[4]又叫弹震症，这一名词最初出现在一战中，患者的症状表现为耳鸣、健忘、头疼、头晕、不自觉的颤抖以及对声响过度敏感等，经确诊的士兵可以作为伤员回国休养。早期医学界认为这是炮弹震荡导致的生理创伤，后来才逐步开始从心理学范畴审视，这一名词也随之被弃用。自二战开始，“战斗应激反应（CSR）”被用以指代相关病症，属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一种类型。

[5]精神分析术语，指心理疾患患者将对父母、手足或配偶等重要人物的情感和态度转移到治疗者身上，并做出相应反应的过程。弗洛伊德曾视其为治愈病人的主要手段，而荣格后来发表观点认为其重要性是相对而言的。

[6]《长腿叔叔》是美国女作家简·韦伯斯特（Jean Webster, 1876—1916）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一位在孤儿院长大的少女得到神秘人的资助上大学，条件是每个月要给神秘人写一封信，并从此展开了一系列奇妙旅程的故事。《茉莉幻想录》（Molly Make Believe, 1910）是美国女作家埃莉诺·阿尔伯特（Eleanor H. Abbott, 1872—1958）创作的童话故事，畅销一时，讲述了纯真的女主人公努力帮助一名患上了风湿病、心灰意冷的年轻人，并与之结婚的故事。

[7]圣女贞德（Joan of Arc, 1412—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百年战争时领兵对战英军，曾解除奥尔良城之围，被俘后遭火刑处死。

三

大约一年半之前，多姆勒医生同一名居住在洛桑[1]的美国绅士通过几封含糊其辞的信，那是一位名叫德弗罗·沃伦的先生，芝加哥沃伦家族的人。他们安排了一次会面。到了那天，沃伦先生来到诊所，还带来了他的女儿，一名十六岁的姑娘。姑娘的情况明显不好，沃伦先生和医生谈话时，私人护士一直带着她在院子里散步。

沃伦是个相当英俊的男人，不到四十岁的样子，从各方面看都是那种非常优秀的美国人。他有着高高的个子，宽阔的肩膀，显然生活得养尊处优——“一个非常时髦的男人”，这是多姆勒先生告诉弗朗兹时用的描述。男人灰色的大眼睛周围有在日内瓦湖上划船的日晒痕迹，身上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仿佛已经熟知这个世界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对话是用德语进行的，因为他曾经在哥廷根[2]上学。他很紧张，显然这次拜访对他来说很重要。

“多姆勒医生，我女儿的脑子不大对。我为她请过许多专家和护士，她也接受过两三次休养治疗，但情况恶化得太厉害，我没办法了，他们强烈推荐我来找您。”

“很好。”多姆勒医生说，“让我们从头开始，把一切都告诉我。”

“没有什么源头，至少，就我所知，家族里没有过任何精神方面的病史，双方家族都没有。尼科尔的母亲在她十一岁时过世了，除了家庭女教师的帮助之外，在她身上，我多少算是父兼母职——既是父亲，又是母亲。”

说到这里时，他非常动情。多姆勒医生看见他的眼角泛起泪光，这才留意到他的呼吸里有威士忌的味道。

“她小时候是个惹人爱的小家伙——所有人都为她着迷，人见人爱。她聪明绝顶，从早到晚都很快乐。她喜欢读书、画画、跳舞还有弹钢琴——所有一切。我过去常常听我妻子说，她是我们唯一一个从不在夜里哭闹的孩子。我还有个大女儿，有过一个夭折的儿子，可是尼科尔是——尼科尔是——尼科尔——”

他哽住了，多姆勒医生帮他说完：

“她是个完全正常的，聪明、快乐的孩子。”

“一点不错。”

多姆勒医生等待着。沃伦先生晃晃脑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的眼睛飞快抬起，视线扫过多姆勒医生，又落在地板上。

“大约八个月之前，要么是六个月，要么十个——我想说得准确一点儿，可我记不清那会儿我们到底在哪里了，她开始做一些奇怪的事——疯狂的事。她姐姐是第一个向我提起这些事的人——因为在我看来尼科尔一直没变，”他慌慌忙忙地补充道，仿佛有人在指责他应该为之负责似的，“——她一直是个可爱的小姑娘。事情是从一名男仆开始的。”

“噢，是的。”多姆勒医生说，点了点他庄严的头颅，仿佛他和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早就猜到了会有一名男仆，而且此时此刻就应该有一名男仆出现。

“我有一名贴身男仆——跟了我很多年——顺便说一句，是个瑞士人。”他抬起眼睛，希望看到多姆勒医生流露出同胞之情，“她产生了一些关于他的疯狂念头。她觉得他在向她调情——当然，那时候我是相信她的，于是让他离开了，可现在我知道那全都是胡言乱语。”

“她说他做了什么？”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医生没办法让她说出来。她就那么看着他们，好像他们应该知道他做了什么似的。总之，她的意思显然是说他对她做了些不体面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她没让我们产生任何怀疑。”

“我明白。”

“当然，我读过那一类的故事，像是女人陷入了孤寂，于是以为床下藏着个男人之类的。可是为什么尼科尔会有这样的念头？只要她愿意，所有年轻人都任她挑选。我们住在莱克福里斯特——那是个芝加哥附近的消暑地，我们在那里有栋房子——她和男孩们打高尔夫，打网球，一打就是一整天。那时候可是有不少男孩为了她神魂颠倒。”

由始至终，沃伦都在对着多姆勒医生衰朽干瘪的躯壳说话，医生的脑子里总有一个部分不时地想起芝加哥。他年轻时曾有一次机会去芝加哥当大学研究员和讲师，如果去了，也许能变得富有，拥有自己的诊所，而不仅仅像现在这样，只是一家诊所的小合伙人。不过，只要想到他是如何希望将自己微薄的学识传播开去，传遍这整片地区，传遍所有那些麦田，那些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诱惑便不复存在。然而，在那些日子里，他毕竟也读了些有关芝加哥的书，包括讲到当地豪门世家的，阿穆尔、帕尔默、菲尔德、克莱恩、沃伦、斯威夫特、麦考密克和许多其他的姓氏，自那以后，他见识过不少这份名录上的病人，全都来自芝加哥和纽约。

“她的情况越来越糟，”沃伦仍在说，“常常发病，诸如此类的——说的话也越来越疯狂。她姐姐记录了一些——”他把一张折成几折的纸递给医生。“差不多都是有男人要攻击她之类的，她认识的男人、街上的男人——任何人——”

他谈到他们的惊慌和痛苦，谈到惊恐无措的家人在这种情形下所忍受的一切，谈到他们在美国徒劳无益的尝试，最后谈到，因为指望改换环境能带来转机，他设法越过海上封锁，带着女儿来到了瑞士。

“——搭上了一艘美国巡洋舰，”他带着几许骄傲地刻意强调，“我有能力安排这个，只要运气够好。而且，容我多说一句，”他抱歉地笑一笑，“就像人们说的，钱不是问题。”

“当然。”多姆勒干巴巴地附和道。

他想知道，这个男人为什么要说谎，他隐瞒了什么。又或者，如果是他弄错了，那这弥漫在整间屋子里的虚伪气息又是什么？是什么笼罩着这个身穿粗花呢、懒散地坐在椅子里，一副运动员闲适派头的英俊男人？屋外，悲剧正在上演，在二月的日子里，雏鸟不知为何折断了羽翼；屋内，在这里，一切都那样空洞，空洞，而且错误。

“我很愿意——和她聊聊——聊几分钟，就现在。”多姆勒医生说，他换成了英语，仿佛这能拉近他和沃伦之间的距离。

后来，沃伦留下他的女儿，独自返回了洛桑。好几天过去了，医生和弗朗兹着手研究尼科尔的病例：

Diagnostic: Schizophrénie. Phase aiguë en décroissance. La peur des hommes est un symptôme de la maladie, et n'est point constitutionnelle... . Le pronostic doit rester réservé.

（诊断：精神分裂。急性发作，趋于缓和阶段。病征为害怕男性，但不是先天所有……预后情况未明。）

随着时日推移，他们越来越焦急地等待沃伦先生的第二次来访，这是他承诺过的。

这一次，来访迟迟未至。多姆勒医生的信已经寄出去十四天了。看起来回音还是遥遥无期。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是“愚蠢的事”——往沃韦的格兰特大酒店拨了个电话。沃伦先生的男仆告诉他，先生正在打包行李，准备乘船回美国去。一想到这通电话的四十瑞士法郎话费将要挂在诊所的账上，杜依勒里宫[3]卫士的血气便涌上来，助了多姆勒医生一臂之力。沃伦先生不得不接听了电话。

“您必须来一趟——绝对必要。您女儿的健康——完全取决于此。我没办法负责。”

“可是您看，医生，那正是你们的职责。我有急事得赶回家去！”

多姆勒医生从来没有隔着那么远跟人谈过话，可他坚决地在电话里发出了他的最后通牒，最终，电话另一头那个痛苦的美国人屈服了。第二次来到苏黎世湖边，只半个小时，沃伦就崩溃了，他健硕的肩膀在裁剪精良的外套下抖动，嘴里发出可怕的啜泣声，他的眼睛比在日内瓦湖的烈日下更红，其中藏着可怕的故事。

“它就那么发生了。”他嘶哑着声音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她母亲死的时候，她还小，每天早晨都会钻到我的床上来，有时也会睡在我的床上。这是小事，我很抱歉。噢，从那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坐汽车或者搭火车去任何地方，我们总是手拉着手。她常常唱歌给我听。我们经常说，‘这个下午我们谁都不理——就我们两个——因为今天早上你是我的。’”他的话语里夹杂上一声破碎的苦笑，“人们总说我们是多么好的一对父女——每次一说他们就感动得拭泪。我们就像情人一样——然后，突然之间，我们真的成了情人——事情发生了，我真该在十分钟内开枪打死我自己——可是我猜我大概是个无可救药的该死的败类，我没勇气这么做。”

“后来呢？”多姆勒医生说，又一次想起芝加哥，还有一位面色有些苍白的绅士，带着夹鼻眼镜，在三十年前的苏黎世审视过他，“这样的事后来又发生过吗？”

“哦，没有！她几乎——她好像当场就僵住了。她只是一个劲儿地说，‘不要紧，不要紧，爸爸。这不要紧。不要紧。’”

“没留下后遗症？”

“没有。”他急促地抽泣了一下，擤了几下鼻子，“可是现在有那么多后遗症。”

故事结束了。多姆勒靠回椅子里，是中产阶级常用的那种转椅，心中暗骂，“禽兽！”——二十年来，他很少允许自己采用这种纯粹民间的俚俗判断，这是其中一次。然后，他说：

“我希望你到苏黎世城中去找家酒店，住一晚，明天上午再来见我。”

“那，然后呢？”

多姆勒医生大大地摊开双手，大到可以捧起一头小猪。

“回芝加哥。”他给出建议。

[1]瑞士西部城市，位于日内瓦湖边。

[2]德国城市名。

[3]巴黎旧皇宫，位于巴黎市内的塞纳河左岸，从亨利四世到拿破仑三世，历经多朝，直至1871年被巴黎公社焚毁。

四

“就这样，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了。”弗朗兹说，“多姆勒告诉沃伦，我们可以接手病人，只要他同意无限期地远离他的女儿，至少也要五年。看起来，除了头一次崩溃的时候，沃伦最关心还是要确保这事儿永远别传回美国去。”

“我们为她制订了一个治疗计划，以观后效。预后并不乐观——你知道的，这个年龄段的治愈率，哪怕是所谓的社会治愈率，都是非常低的。”

“最初的那些信看起来的确很糟糕。”迪克同意。

“非常糟糕——也非常典型。我犹豫过要不要把第一封信寄出去。后来我想，这有好处，能让迪克了解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你愿意回复那些信，真是太慷慨了。”

迪克叹了口气。“她是那样一个美丽的小东西——她给我寄了很多她自己的相片。何况我在那儿有一个月完全没事可做。我在信里也只是说‘做个好姑娘，听医生的话’。”

“这就足够了——这样她在外面至少有一个人可以记挂。有段时间里，她连一个可挂念的人也没有——只有一个姐姐，似乎也不大亲密。再说了，能读到她的信也对我们有帮助——它们能反映出她的情况。”

“我很高兴能帮上忙。”

“现在你明白事情是怎样的了？她觉得自己是共案犯——这并不重要，除非我们想要重新评估她的极限稳定性和性格中的坚强度。一开始是这个冲击。接着她又进了寄宿学校，听到其他女孩聊天——就这样，她从纯粹的自我保护发展到了开始抗拒她是共案犯的想法——这就很容易滑进臆想的世界了，在那个世界里，所有的男人，她越是喜欢他们、信任他们，他们就越是邪恶——”

“她落进过那种——最糟糕的情形吗？”

“不，事实上，当她的表现开始正常起来的时候，大概是十月吧，我们倒不知所措了。如果她是三十岁，我们会让她自我调整，可她太年轻了，我们担心这会扭曲她的内心，让她变得冷酷无情。所以多姆勒医生坦白地告诉她，‘现在，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自己。对你来说，这无论如何也不会意味着完结——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等等。她的确有个好脑子，所以他让她读一点弗洛伊德，不太多。她非常感兴趣。说真的，这里的人个个都非常宠爱她。但她还是很沉默。”继续说下去之前，他有些犹豫，“后来的信都是她自己到苏黎世去寄给你的，我们也好奇过，她在信里有没有提到过任何能够反映她当时的心理状况和有关未来计划的事情。”

迪克想了想。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所有信都带过来。看起来，她似乎对生活充满了积极的、正常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浪漫的。有时候她会提到‘过去’，就像人们说到谁谁曾经身陷牢笼，只是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指的是犯罪还是监禁，还是某段完整的经历。归根结底，我在她的生命中只不过是一个类似树洞的角色罢了。”

“当然，我明白你的处境，我必须再一次表达我们的感激。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赶在她之前先跟你见上一面。”

迪克大笑起来。

“你觉得她会直接扑到我身上来？”

“不，不是那样的。我只是想请你尽可能温柔些。你对女人很有吸引力，迪克。”

“哦，上帝保佑我吧！好的，我会做到既温柔又冷淡——只要去见她，我就提前吃些大蒜，留下胡碴不刮。让她受不了地捂住鼻子。”

“别吃大蒜！”弗朗兹说，他当真了，“你不会想因此影响到你的工作的。不过你不全是说真的吧。”

“——我还可以稍微瘸着点儿走路。反正我住的地方连个正经的浴缸都没有。”

“你是在开玩笑。”弗朗兹放松下来——也可能只是摆出放松的样子，“好了，跟我说说你自己，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只有一个打算，弗朗兹，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心理学家——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

弗朗兹开怀大笑起来，不过他看得出来，这次迪克不是在开玩笑。

“那非常好——非常美国。”他说，“如果是我们的话，就会更困难一些。”他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我站在这里，朝苏黎世望去，我能看到苏黎世大教堂的尖顶。教堂地下室里葬着我的祖父。从那儿过桥，对面长眠着我的祖先拉瓦特尔。不远处是另一位祖先的塑像，海因里希·裴斯塔洛奇，还有一座，是阿尔弗雷德·埃舍尔博士的。无论什么事，都绕不开茨温利[1]——在我面前，永远矗立着一尊万神殿。”

“是的，我懂。”迪克站起来，“我也只是说说大话罢了。一切都才刚刚重新开始。在法国的大部分美国人都想回家想得发疯，可我不——就算我只是在大学里上上课，也能领完这一年的军饷。对于一个规模这么大，又明白它未来将拥有一些重要人物的政府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会拿出一个月时间先回家看看我的父亲。然后就回来——我已经拿到了一份工作。”

“在哪里？”

“你的竞争对手，吉斯勒的诊所，在因特拉肯[2]。”

“别沾那个，”弗朗兹劝他，“他们这一年里已经找过一打的年轻人了。吉斯勒自己就是个躁狂抑郁症患者，经营诊所的是他妻子和他妻子的情人——当然，你明白的，这只是我们私下里说说。”

“你以前那个美国计划怎么样了？”迪克轻松地问，“我们一起去纽约开个专门收治百万富翁的机构，最时髦的那种。”

“那都是少不经事的傻话罢了。”

迪克在弗朗兹家吃晚餐，小屋就在诊所的院墙边，一起的还有弗朗兹的新婚妻子和一只小狗，那只小狗闻起来活像烧焦了的胶皮。他莫名感到有些压力，不是因为屋里朴素节俭的气氛，也不是因为格列戈罗维斯夫人——他之前就已经知道她的存在了——而是因为在这个突然变得狭窄的世界里，弗朗兹竟如此处之泰然。在他看来，苦行主义的生活有着不同的界定，他可以将它视为达成目标的途径，甚至是荣耀本身的承载，却很难设想主动将生活拘束在祖辈遗产的范畴内。弗朗兹和妻子生活在狭小的屋子里，居家姿态既不优雅，也不存在冒险的因子。法国的短短几个月战后生活改变了迪克的眼界，在美国光辉的笼罩下，法国正大刀阔斧地清洗战争的痕迹。同样，无论男人女人都很喜欢他，或许促使他回到这伟大瑞士钟表中心来的正是这样一种直觉，直觉那一切对于认真的男人来说都算不上奢侈。

他让凯丝·格列戈罗维斯自我感觉魅力无穷，可自己却看着无所不在的花椰菜越来越焦躁——同时还对自己感到厌恶，因为他竟开始觉得这念头并不是那么肤浅。

“上帝啊，难道我终究也和其他人一样了吗？”——从此他常常在夜半惊醒，想着——“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了吗？”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贫乏的素材，可是对于那些做着世界上最杰出工作的人来说，是好事。事实上，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细细回顾少年往事，人们总是在那时候就做出了抉择，决定了是否要为某样他们已不再相信的东西而死。在苏黎世那些惨白的晨曦里，当他的目光越过街灯那迎向天空的光束，落在街对面一户陌生人家的厨房里时，迪克常常想，他要做个好人，他要做个友善的人，他要做个勇敢、智慧的人，可所有这些都很难。他也想得到爱情，如果挤得出时间的话。

[1]这里提到的都是在瑞士历史上卓有影响力的人物。拉瓦特尔（Johann Kaspar Lavater, 1741—1801），诗人、神学家、哲学家。海因里希·裴斯塔洛奇（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教育家，在普及教育方面贡献卓著，大幅降低了瑞士的文盲率。阿尔弗雷德·埃舍尔（Alfred Escher, 1819—1882），政治家、商业领袖和铁路先驱。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为瑞士基督新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该运动是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2]瑞士中部城市，距离首都伯尔尼约六十公里。

五

中心主楼的游廊被法式落地窗里透出的灯光照亮，只留下一道道黑色的墙影和铁椅子的奇异暗影，纷纷滑落到一片种着唐菖蒲的花坛里。一开始，沃伦小姐的目光只是在屋舍间来来往往的憧憧人影上飘来飘去，直到看见他，眼睛才骤然亮了起来。当她跨过门槛，屋子里最后的光亮也舍不下她的面庞，跟着来到了屋外。她踩着韵律行走，一整个星期以来，她的耳边都萦绕着歌声，那是炽烈天空与狂野树影的夏日颂歌，如今他出现了，这歌声愈发嘹亮，嘹亮到她也不禁要应声唱和。

“你好，上尉。”她说，好不容易才转开双眼，不去看他的眼睛，仿佛两人的视线已经搅缠在了一起，“我们是出去坐吗？”她站着不动，眼神游移了一瞬，“已经算是夏天了。”

一位妇人跟在她身后，站在门边，那是一位裹着披肩的矮胖妇人。尼科尔为迪克介绍：“——夫人”

弗朗兹托辞离开了，迪克将三把椅子挪到一起。

“美好的夜晚。”那位夫人说。

“非常美。”尼科尔附和道，然后转向迪克，“你会在这里多待一阵子吗？”

“我会在苏黎世停留一段时间，如果你是问这个的话。”

“这才是第一个真正的春夜呢。”那位夫人提起话头。

“住到？”

“至少到七月吧。”

“我六月离开。”

“六月在这里是个美好的月份。”那位夫人发表评论，“你该过完六月，等到七月再离开，到那时候就真的热起来了。”

“你要去哪里？”迪克问尼科尔。

“和我姐姐一起去某个地方吧——某个能让人兴奋起来的地方，我希望是这样，因为我已经失去了那么多的时间。不过也许他们会觉得我第一站应该先去个宁静的地方——也许是科摩[1]。你为什么不也到科摩来呢？”

“啊，科摩——”那位夫人开口。

屋里突然响起苏佩的《轻骑兵》[2]里的三重唱。尼科尔趁机站起来，她年轻貌美的形象在迪克心中越发根深蒂固，直叫他那抑制不住的情感开始在胸中翻腾。她笑着，动人的孩子般的笑容，好似汇聚了全世界所有曾经失落的青春。

“音乐太吵了，都没法说话了——或者我们可以出去走走。晚安，夫人。”

“晚安——晚安。”

他们走下两级台阶，踏上小路，一道影子刚好横过他们前方。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我有几张唱片，是姐姐从美国寄来的。”她说，“下次你来，我放给你听——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放唱片，其他人都听不到。”

“那真是不错。”

“你知道《印度斯坦》吗？”她满怀期待地问，“我以前从没听过这首歌，可我喜欢它。我还有《他们为何叫宝贝？》和《真高兴能让你哭》[3]。我猜你在巴黎跳舞的时候一定全都听过了吧。”

“我没去过巴黎。”

行走间，她奶油色的裙子交替着幻出幽蓝与银灰的色泽，她的头发金黄闪亮，晃花了迪克的眼——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转过头，他就能看见她挂着微笑。走到路边一处拱廊下时，她的脸庞散发出了天使般的光辉。她毫无保留地感激他，仿佛他刚刚带她参加了一场聚会。就在迪克越来越拿不准两人的关系时，她的信心却在增长——她是那么兴奋，好似整个世界也都为之兴奋起来了。

“再没有什么拘束着我了，”她说，“我给你放两首好曲子，叫《待牛儿归家》和《再见，亚历山大》。”

一周后的第二次见面，他迟到了，尼科尔守在从弗朗兹家出来的必经之路上等着他。她的头发抿向耳后，披散在肩头，看上去就像是刚刚拨开头发露出了脸庞，就像她刚巧从林子里钻出来，走进了如水的月光。某种未知之力塑造了她。迪克只愿她并无来历，那样她就只是个迷路的姑娘，来自她身后那片夜色。他们朝她藏唱片的秘地走去，走到工作间旁，转一个弯，爬上一块岩石，在一堵矮墙后坐下，面前是无尽翻滚的夜。

如今他们在美国了。就算弗朗兹再如何将迪克想象成登徒子，也绝对不曾想到他们已经走出了这么远。他们如此抱歉，亲爱的；他们一路行来，相会在出租车里，甜蜜的；他们先选择了笑意吟吟，在印度斯坦相见，随后还有不可避免的争吵，为了什么，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在乎——直到最后，他们中的一个先行撒手而去，留下另一个独自哭泣，生活只剩忧伤，心中只余哀楚。

那纤柔的曲调在瓦莱[4]的夜空中飘转，将逝去的时光与未来的希望系在一起。唱机静默的间歇里，一只蟋蟀用它的单音之歌填补了空白。终于，尼科尔关掉唱机，对他轻轻歌唱。

将银币儿

投在地上

瞧它多圆

滚动奔忙——

她的唇微微开合，纯洁无瑕，寂无声息。迪克猛地站起身来。

“怎么啦，你不喜欢吗？”

“当然喜欢。”

“我家厨子教我的：

女人永远不知道

她的情人有多好

拒绝之后才懂懊恼……[5]

“你喜欢这个吗？”

她对着他微笑，每一丝每一缕心绪都袒露在那笑容里，径直送给他，不求他许下海誓山盟，只求一点点回应，能叫她知道，他的心弦也在颤动。时光缓缓流逝，幽暗世界，垂绦绿柳，都倾尽了甜美的芬芳，将她的心脾沁透。

她跟着站起来，跨过唱机，瞬间直抵他面前，倚靠进他宽阔的肩头。

“我还有一张唱片，”她说，“——你听过《好久不见，莱蒂》[6]吗？我猜你听过。”

“说实话，你不明白——我什么都没听过。”

他还想说，他什么也没有了解过，没嗅过，没尝过。除了闷热隐秘的房间里双颊潮红的姑娘。一九一四年他在纽黑文时见到的姑娘，总是一边亲吻着男人，一边说“得了！”，双手放在男人的胸膛上，将他推开。可眼前，这几乎还不曾得到拯救的劫后余生者却带领他品尝到了新大陆的甘美……

[1]意大利北部城市，科摩省的行政首府，毗邻科摩湖和阿尔卑斯山。

[2]弗朗兹·冯·苏佩（Franz von Suppé, 1819—1895），奥地利轻歌剧作曲家，他的《轻骑兵》（Leichte Kavallerie）于1866年上演，讲述了一个轻骑兵团来到一个十九世纪的奥地利村庄，揭开当地的一些私通、私情，其中包括一对父女的关系，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故事。

[3]均为1918年面世的美国歌曲。

[4]瑞士南部州，州府为锡永。

[5]出自1908年美国红极一时的歌星比利·默里（Billy Murray, 1877—1954）演唱的《没有女人的男人》（A Man Without A Woman），以船与舵、风筝与线等比喻男女不能相离，前半段歌词与此处引文略有出入，歌词最后说“就像银币手手相传，女人也在男人间辗转”。歌曲创作于1907年之前，作者是阿尔弗雷德·威廉姆斯（Alfred Williams）。

[6]出自1929年的同名音乐喜剧电影，讲述两对夫妻在阴差阳错之下将错就错交换夫妻一周的故事。

六

迪克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了。在苏黎世的一顿午餐吃得像是拘谨的公务宴，显然，他的理性倾向于远离这个姑娘。可当隔壁桌的陌生人盯住她，眼里燃起叫人不安的无名火焰时，他转向那人，发出彬彬有礼的警告，打断了那凝注的目光。

“那不过是个喜欢偷偷看人的家伙。”他兴致勃勃地解释道，“他只是在看你的衣服。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衣服？”

“姐姐说我们很有钱，”她谦虚地说，“因为祖母去世了。”

“我懂了。”

他年长尼科尔不少，足以欣赏她青春洋溢的虚荣和快乐，欣赏她离开餐厅之前在厅堂镜子前的微微驻足，还有那希望能够享受自己身上的清纯灵动的小小心思。如今她发现自己美丽又富有，欢喜得手舞足蹈，他也为她高兴。他真心想要努力与她保持距离，不让她陷入任何痴迷，误以为两人已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欣然乐见她建立起快乐与自信，而不必依赖他。然而，麻烦在于，尼科尔终究还是将一切都送到了他的脚下，摆出了供奉之礼，美味佳肴，与献祭的爱神木[1]。

入夏后的第一周，迪克重新在苏黎世安顿下来。他已经将他的小论文和服役期间的工作成果整理成册，打算在此基础上完成《精神病医生心理学》的修订。他考虑找一位出版商，也联系好了一名穷学生帮他修订德语错误。弗朗兹担心这整件事做得太冒失，可迪克说，单凭这个主题就足以令人信服了。

“这些素材我已经熟悉得无法再熟悉了。”他坚持，“我有预感，如果说这个题目无法成立，只可能是因为它从未得到切实的素材。这个职业的弱点在于，它对心智或精神略有残缺的人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在职业的高墙内，这些人因为能够接近临床病例，也就是‘实践’，而得到满足。他不战而胜。”

“你和他们不一样，弗朗兹，你是个好人，因为早在你出生前，命运就选择了你来从事这个职业。你真该感谢上帝，没让你拥有什么‘嗜好’。像我，之所以会成为精神病医生，只不过是因为在牛津圣希尔达学院里有个姑娘也选了这些课。就算我已经渐渐落伍了吧，可也不想让半打啤酒冲掉我现在的想法。”

“好吧。”弗朗兹回答，“你是个美国人。你可以这么做而不必承受对职业的损害。我不太喜欢这些泛泛而谈的东西。很快你就会开始写一些诸如《门外汉心理探源》之类的小册子了，简单到压根儿用不着动脑子去读。如果我父亲还活着，迪克，他会一直看着你，嘴里嘟哝个没完。他会拿起他的餐巾，像这样折起来，再拿起他的餐巾环，就是这个——”他把餐巾环举起来，棕色的木头上刻着一个野猪头——“他会说：‘噢，我的看法——’然后看看你，突然觉得‘这有什么用？’于是，他就会停下来，又嘟哝起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晚餐就该结束了。”

“如今我是孤身前行，”迪克有些恼火，“可明天未必依旧孤单。到那时候，我就折起我的餐巾，嘟哝几句，像你父亲那样。”

弗朗兹等了一会儿。

“我们的病人怎么样了？”他问。

“我不知道。”

“嘿，到现在你该很了解她了。”

“我喜欢她。她很迷人。你指望我做什么——带她上山去看雪绒花？”

“不，我只是想，既然你已经在着手撰写科学著作了，或许能有些想法。”

“——把我的生命献给她？”

弗朗兹对他厨房里的妻子叫道：“噢，我的上帝！帮个忙，再给迪克来杯啤酒。”

“如果要去见多姆勒的话，我可不能再喝了。”

“我们觉得最好有个计划。四个星期过去了，很明显，那姑娘爱上你了。如果是常规情况，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事，可既然她还在这个诊所里，我们就不能视而不见。”

“我会听从多姆勒医生的一切安排。”迪克同意了。

但他不大相信多姆勒能把这事儿梳理清楚。毕竟，他自己本身就是卷入其中的不确定因素。不知不觉间，事情已经落到了他的掌控中。这让他想起了童年的一桩小事，当时所有人都在满屋子地找银器柜的钥匙，可只有迪克知道，它在母亲第一个抽屉的手帕下面，是他藏的。那一刻，他体验到了一种哲学的超然。而今天，就在他和弗朗兹并肩走向多姆勒教授的办公室时，这种体验再次降临了。

教授面容英俊，蓄着整齐的胡须，好似漂亮的老房子外那藤蔓蜿蜒的门廊，令他心生好感。迪克见过一些更加才华横溢的人，可就风华气度而言，无人能出多姆勒之右。

——六个月后，面对着多姆勒的遗体，他还是这样想。门廊上的光熄灭了，他胡须的藤蔓搔着浆挺的雪白领圈，那双深邃如渊的眼睛里，曾经风云变幻的战斗永远沉寂在优雅脆弱的眼睑之下——

“……早上好，先生。”他站得笔直，一瞬间仿佛回到了军营。

多姆勒教授十指交叉，手很稳。弗朗兹简洁明了地说着话，五分像联络官，五分像秘书，直到他的上司打断了他。

“我们已经有所进展，”他温和地说，“现在最能帮到我们的就是你了，戴弗医生。”

既然被直接点了名，迪克只好坦承：“我自己还没太想清楚。”

“我不会干涉你个人的举动。”多姆勒说，“但是对于这种所谓‘移情’的情况，我必须插手。”他揶揄地看了弗朗兹一眼，后者回敬了一个同样的眼神，“这必须得停止。尼科尔小姐的确好多了，但她还无力应付可能被她理解为悲剧的情况。”

弗朗兹再一次张嘴想要说话，可多姆勒医生示意他保持安静。

“我明白，你的处境很为难。”

“是的，的确是。”

这一次，教授往后一靠，笑了起来，他锐利的灰色小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笑声刚落便说：“大概你自己也投入了太多感情。”

迪克意识到自己正受到诱哄，便也笑了起来。

“她是个漂亮姑娘——谁都免不了有些动心。我并没有打算——”

弗朗兹再次试图开口。多姆勒又一次阻止了他，直接向迪克抛出一个问题：“你想过抽身离开吗？”

“我不能离开。”

多姆勒医生转头对弗朗兹说：“那么我们只能送沃伦小姐离开了。”

“我听您的，多姆勒教授。”迪克让步了，“这无疑是个棘手的难题。”

多姆勒教授撑起身子，就像失去双腿的人架起双拐。

“但却是职业注定的难题。”他平静却大声地说。

他叹了口气，坐回椅子里，等待着盘旋在房间里的隆隆回响平息下来。迪克看出多姆勒非常激动，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扛得住。当喝声的尾音渐弱，弗朗兹试着插进话来。

“戴弗医生的人品非常好。”他说，“我想他只是需要好好审视一下情势，做出正确的应对。我相信迪克能和我们合作得很好，谁都不需要离开。”

“你怎么看？”多姆勒教授问迪克。

在这样的情形下，迪克觉得自己快要按捺不住脾气了。与此同时，在多姆勒宣判后的沉默中，他意识到，继续保持消沉退让的态度是不明智的。索性，他将一切和盘托出。

“我已经开始爱上她了——甚至有过想要和她结婚的念头。”

“啧！啧！”这是弗朗兹的声音。

“等一等。”多姆勒提醒他。弗朗兹拒绝等：“什么！将你的半生奉献出来充当医生、护士和所有的一切？绝对不行！我了解这种病。到二十多岁时，它表面看来会像是痊愈了，可那不过是第一波的结束——你还是别再和她见面了！”

“你觉得呢？”多姆勒问迪克。

“弗朗兹说的当然没错。”

[1]即桃金娘，在希腊神话里，桃金娘是献祭给美神兼爱神阿弗洛狄忒和丰收女神德墨忒耳的神圣之物。

七

这场有关迪克究竟该怎样做的讨论最终得出了结论：他必须拿出最大的宽容与耐心，同时还得保持冷眼旁观。此时已是黄昏将至。医生们终于站起身来，迪克的目光落到窗外，外面下起了小雨——尼科尔正等着他，满怀着期待，就在雨中的某个地方。当他一边飞快向外走，一边扣紧防雨外套的领口，拉下帽檐时，立刻在正门的屋檐下看到了她。

“我知道个新地方，咱们可以去。”她说，“我还病着的时候倒是不介意傍晚时和其他人一起坐在里面——他们说的每句话都像是有别的什么意思。自然，现在我看他们就是病人了，况且——况且——”

“你很快就会离开了。”

“噢，很快。我们家贝丝，不过大家都叫她贝比，她几周之后就要来带我去某个地方旅行了，然后我再回来待上最后一个月。”

“她是你姐姐？”

“嗯，她比我大很多，已经二十四岁了。简直就是个英国人——她和我父亲的姐姐一起住在伦敦。她嫁给了一个英国人，可他被杀死了——我从来没见过他。”

透过雨丝，日暮的光迷蒙浅淡，将她的脸庞映成了温润的象牙黄。这张脸上现出一种迪克从未见过的希冀：高耸的颧骨，稍嫌苍白的皮肤，沉静而非狂热的神态，无不让人想起满怀希望的少年——那是这样的一种造物，他们的生命从来都不只是青春在苍白幕布上的投影，随后取代它的，是真正的成长；人到中年时，他们面目俊美；年华逝去后，依旧风采不减。因为最关键的骨架和五官已经在了。

“你在看什么？”

“我只是在想，你会过得非常幸福的。”

尼科尔吓到了：“我会吗？也对——事情总不至于比过去还糟。”

她领着他来到一间柴房，盘腿而坐，将高尔夫球鞋压在身下，她裹着她的巴宝莉风衣，脸颊被潮湿的空气激得发红。他凝目注视着她，她认真地回望他。只见迪克倚在木头柱子上，姿态里带着几分傲然，完全没有被那柱子夺去风采。她端详着他的脸，这张面孔上闪过开心与自嘲，却又总忍不住要努力将自己变成专注严肃的样板。这样子倒是很适合他那微微发红的爱尔兰肤色，可她对这部分的他了解得最少，她觉得害怕，却又更渴望去探索——这是他更加阳刚的一面。至于另一面，训练有素的那一面，温文有礼的眼睛里盛着的关怀体贴，都早已被她毫不犹豫地纳为己有了。毕竟，大多数女人都会这样做的。

“这个地方至少对学习语言有帮助。”尼科尔说，“我跟两位医生说法语，跟护士说德语，跟几个清洁女工和一个病人说意大利语之类的，而且我还跟另一个病人学了不少西班牙语。”

“那真是不错。”

他试图找出一种恰到好处的态度，可看起来一时间还找不着头绪。

“——还有音乐。但愿你没以为我只是对拉格泰姆[1]感兴趣。我每天都在练习——最近几个月我在苏黎世念一门音乐史的课程。事实上，我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全都靠了它们，音乐和绘画。”她忽然弯腰把松掉的鞋带从鞋底拨出来，重新系紧，然后抬起头来，“我想把你画下来，就是现在的样子。”

她一一细数自己的才能，希求他的赞许。这让他感到难过。

“真叫人羡慕。如今，除了工作，我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

“噢，我觉得对于男人来说这是好事。”她飞快地说，“但对于女孩，我想还是该有些可以用来教导孩子们的小才艺才好。”

“我想是这样的。”迪克刻意摆出漠不关心的模样，说。

尼科尔静静坐着。迪克希望她说话，那么他就可以扮演一个叫人扫兴的角色，可现在，她只是静静坐着。

“你已经完全好了。”他说，“试着把过去忘了，一两年内别太劳累。回美国去，多和人交际交际，找个人相爱——然后，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不能和人相爱。”她身下的圆木头上全是灰，她的鞋子委屈地在上面蹭出一道灰印。

“你当然可以。”迪克肯定地说，“或许不是头一年，但迟早能行。”跟着又残忍地加了一句：“你可以拥有正常、完美的生活，有一屋子漂亮的孩子。在你这个年纪，彻底康复是完全可能的。这恰恰证明了，致病的因素也不过寻常得很。年轻的女士，等到你的朋友们都尖叫着被抬下场之后，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可她的眼里满含着痛苦，好像刚吞下了一剂苦药，想起来就叫人口里发苦。

“我知道，在很长时间内我都不适合结婚，无论是和谁在一起。”她低声说。

迪克心乱如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看着窗外的麦田，努力重新撑起铁石心肠的姿态。

“你会好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相信你。喏，格利高里医生是那样的为你感到骄傲，说不定他会——”

“我恨格利高里医生。”

“哦，你不该这么说。”

尼科尔的世界跌落在地，片片粉碎。可这原本就是个脆弱的、几乎尚未成型的世界。废墟之下，她的情感和直觉仍在继续战斗。一个小时前等在门口的人是她吗？带着她的希望，就像佩着腰带上的鲜花？

……裙衫依旧为他而清新，纽扣依旧紧扣，水仙绽放——空气依旧宁静芬芳。

“能再享受快乐一定很好。”她笨拙地接话。有那么一瞬，她沉迷于一个孤注一掷的念头——告诉他，她究竟有多富有，她住在怎样的大房子里；告诉他，她可是一份地地道道的丰厚财产——有那么一瞬，她让自己化身为她的祖父，希德·沃伦，一位马匹商人。可她终究还是摆脱了这种将各种价值混为一谈的诱惑，将种种念头都关进了它们的维多利亚式壁橱里——尽管她已经无家可归，生命中只剩下无尽的空虚与痛苦。

“我得回诊所了。雨停了。”迪克走在她的身旁，感觉得到她的哀伤，几乎忍不住要为她吮尽脸上的雨滴。

“我还有一些新唱片。”她说，“已经等不及要听了。你知道吗——”

等到这顿晚饭一结束，迪克告诉自己，他就立刻结束这一切，还要狠狠地踢弗朗兹的屁股。全怪他，是他让自己卷进了这样可恶的事情里。他等在大厅里，眼睛盯着一顶贝雷帽，那是干的，没有因为等待而被雨水打湿，不像尼科尔的贝雷帽。只是这顶帽子下藏着的是一颗最近刚刚动过手术的头颅。帽檐下，一双人类的眼睛费力地寻找，终于发现了他，走上前来：

“您好，医生。”

“您好，先生。”

“天气真不错。”

“是啊，非常好。”

“您如今是住在这里？”

“不，只是今天。”

“啊，好的。那么——再见，先生。”

很高兴再一次从与人接触的灾难中劫后余生，戴着贝雷帽的可怜人走开了。迪克等待着。不久，一名护士下楼给他带来了一个口信。

“沃伦小姐请求您的原谅，医生。她想躺会儿。今晚她想在楼上吃晚餐。”

护士还在等待他的回答，半是期望他能表示沃伦小姐的这种态度是病态的。

“哦，我明白了。那么——”他缓了缓口中分泌的唾液和心跳的节奏，“希望她能感觉好一些。谢谢。”

他失魂落魄，心里空荡荡的。可无论怎么说，这也解放了他。

给弗朗兹留下一张谢绝晚餐的便条后，他穿过田野，步行去电车站。抵达站台时，春日的暮光已经为铁轨和自动售货机的玻璃板镀上了金辉，恍惚间，他觉得车站和医院全都飘忽起来，摇晃着，忽而靠近，忽而远离。他禁不住感到惊恐。直到苏黎世的鹅卵石再一次踏踏实实地在他鞋底喀喇作响时，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他盼着能收到尼科尔的信，可是，没有任何只言片语捎来。他担心她会不会生病了，于是挂了个电话到诊所找弗朗兹。

“她昨天和今天都是下楼来吃午饭的。”弗朗兹说，“好像有点心神不宁，恍恍惚惚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迪克竭力想飞跃两性之间那深如阿尔卑斯的峡谷。

“我们还没触及到那儿——至少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我尽可能表现得冷淡，可如果事情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大概还不足以让她改变心意。”

或许是他的自负受到了伤害，以至于无力发出最后一击。

“从她跟护士说的一些话里，我倾向于推断她已经明白了。”

“好的。”

“这是最好的情形了。她看起来并没有过度焦虑，只是有点儿恍惚罢了。”

“这样的话，那很好。”

“迪克，早些过来，咱们见一面。”

[1]盛行于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流行音乐形式，源自非洲裔美国人的黑人音乐，最大特点是旋律节奏中对于切分音的运用。这种音乐形式对后来的爵士乐及其演奏风格颇有影响。

八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迪克深深地体会到了心里空落落的滋味。整件事的病态起因和机械化手法的失败留下的只是寡淡与难言的乏味。尼科尔的感情被不公平地利用了——如果换成他自己的感情，又会怎样？无疑，他必定要暂时牺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了[1]——在梦里，他看到她走在诊所小道上，宽檐草帽在她的手中前后摇荡……

有一次他真的看到她了。那时他正巧步行经过皇宫酒店，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转进了半月形的酒店大门。庞大的车身将人衬得格外娇小，一百马力也实在是大材小用，车里坐着尼科尔和另一个年轻女人，他猜那多半就是她的姐姐。尼科尔看到了他，立刻惊恐地张开了嘴。迪克扶了扶帽子，走开了。又有谁会知道，那一刻，他周遭的空气轰然作响，充斥着苏黎世大教堂上顽皮的小妖精们盘旋打转的声响。他想把这件事写在备忘录里，然后逐出脑海。那本备忘录里详细记录了有关她饮食起居的信息，也分析了在这个世界必然会给予的压力下疾病再次“发作”的可能性——总而言之，任何人看到这本记录都会心悦诚服，唯独除了他自己，这个写下记录的人。

这次巧遇的全部价值，就是让他再一次认识到他的感情已经走出了多远。那之后，他毅然决定对自己痛下猛药。第一剂药方，是奥布河畔巴尔的话务女孩，她如今正在欧洲旅行，从尼斯一路玩到科布伦茨，打算趁着这千载难逢的假期，狠狠把所有认识的男人都纳入石榴裙下；第二剂，是做好安排，八月就搭政府的船回家；第三剂，自然就是发奋工作，整理著书的素材，争取秋天就让这本书出现在德语精神病学界里。

以迪克的能力，完成这本书绰绰有余，现在他希望能再多斟酌斟酌，去芜存菁。如果能得到一个交换研究员的职位，也就可以指望有足够多的日常工作了。

同时，他还在计划一项新的工作：“试对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疾病进行统一标准的实用分类，基于前克拉普林和后克拉普林时期的一千五百例病例研究，应用当代各学术流派的术语加以分析诊断”——另起一段——“暨基于独立观点做出的细分年表”。

如果用德语来写的话，这个标题会显得更加宏伟经典。就像这样：

Ein Versuch die Neurosen und Psychosen gleichmässig und pragmatisch zu klassifizieren auf Grund der Untersuchung von fünfzehn hundert pre-Krapaelin und post-Krapaelin Fällen wie siz diagnostiziert sein würden in der Terminologie von den verschiedenen Schulen der Gegenwart

——Zusammen mit einer Chronologic solcher Subdivisionen der Meinung welche unabhängig entstanden sind.

迪克慢慢踩着自行车进入蒙特勒[2]，随时瞪大了眼睛寻找尤根角的影子，不放过任何可能的机会。湖面透过湖岸酒店之间的小巷一次次闪过，让人眼花缭乱。他刚刚发现，时隔四年之后，英国人再次出现了。当他们行走时，眼里总是闪现着侦探小说中那种多疑的光，仿佛在这个可疑的国家里随时有可能遭到德国民兵队员的攻击。山洪将这片高地变成了废墟，上面如今正大兴土木，一派万物复苏的景象。迪克一路从北往南走，经过伯尔尼和洛桑时，总有人满怀期待地向他打听美国人今年会不会来，“六月不来的话，到八月总会来了吧？”

他身穿皮短裤配军装衬衫，脚蹬登山靴。背包里装着一件棉外套和一套换洗内衣。抵达格里昂索道站[3]后，迪克先检查了自行车，随后便站在车站餐厅的阳台上，一边喝着小杯的啤酒，一边看着一辆小汽车沿着足有八十度的山坡往下开。他的耳朵里堵满了干结的血块。在拉图尔-德佩勒时冲得太猛了，还以为自己是个运动员呢，其实却早已疏于练习了。他要了些酒精，准备擦洗一下外耳郭，就在这时，缆车无声无息地滑进站来。他看着自行车被装上缆车，然后才拎起背包扔进最后一节车厢，跟着走了进去。

登山缆索依着山势斜拉而上，就像是一个不愿被认出的人拉下的帽檐。水从缆车下方的水箱流出，相应的，山顶上同时正有一辆缆车在装水，待到装满，车闸一放，便在重力作用下将放水后变轻的缆车缒上山去。整套设计给迪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无疑是个绝妙的巧思。对面座位上，一对英国人正在讨论缆索的问题。

“英国产的怎么也能用上个五六年。谁知道两年前德国货跟我们打起了价格战，你猜他们的缆索能用多久？”

“多久？”

“一年零十个月。结果瑞士人就拿着这些东西去卖给意大利人。他们对缆索可没有什么严格的检查。”

“完全可以想象，万一缆索断掉，对瑞士来说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售票员关上门，给山上的同事挂了个电话，随后，车厢一震，开始缓缓上升，被拉向苍翠高山那针尖般的峰顶。越过山脚的重重屋顶，沃州、瓦莱州、瑞士的萨伏伊地区[4]和日内瓦的天空便在天幕苍穹下铺展开来，环抱着来访者。西方世界的真正中心静卧在湖心，罗纳河川流而过，为它带来清冽与凉爽。湖面上游弋往来着的，也不知哪些是天鹅，哪些是白帆，全都消融在了淡然自处的自然之美中。天气很好，脚下的绿茵湖岸和游乐中心的白色球场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场地上人来人往，却没有投下任何阴影。

当西庸城堡和萨拉格隆的岛上宫殿出现在视野里时，迪克转头开始打量车厢内部。缆车已经越过了湖岸边最高的房顶，团团簇簇的绿叶与鲜花不时自车厢两旁掠过，娇妍盛放，五彩缤纷。那是索道花园，车厢里贴着告示：禁止摘花。

虽说这一路上人不能摘花，花倒是追着人跑。多萝西·帕金斯玫瑰耐心地挨个钻进车厢，随着缆车的移动缓缓摇摆，到最后才放它离开，轻巧一晃，回到自己的玫瑰丛中。一次又一次，花枝不厌其烦地探查缆车，细细检视。

迪克前方的车厢里，一群英国人站了起来，面对天空的景象惊叹不已。突然，人群间起了一阵骚动，他们空出一条道来让一对年轻人通过。两个年轻人一边道歉，一边翻进缆车最末一节车厢——迪克的车厢。男孩是拉丁美洲人，有一双心满意足的鹿般的眼睛；女孩是尼科尔。

两个闯入者都累得气喘吁吁。他们大笑着坐下，把英国人挤到了角落里。这时，尼科尔开口了：“你——好啊。”她看上去十分迷人，迪克立刻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了，下一秒便反应过来了，是她的头发，精心打理过，剪成了艾琳·卡斯尔[5]模样的短发，蓬松鬈曲。她穿着粉蓝色运动衫和白色网球裙——她就是五月的初晨，诊所的痕迹荡然无存。

“真巧！”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呼——噢，那个乘警。他们会在下一站逮捕我们的。戴弗医生，马尔默拉伯爵。”

“我的天哪！”她抚了抚她的新发型，喘了口气，“姐姐买的是头等车厢的票——对她来说这是原则问题。”她和马尔默拉交换了一个眼神，大笑道：“结果我们发现所谓头等车厢简直就是个灵车，就贴在车头后面，为了防备下雨，帘子全都捂得严严实实的，所以什么也看不见。可姐姐是非常高贵的——”尼科尔和马尔默拉再次一起大笑起来，带着年轻人的亲昵。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迪克问。

“科镇皇宫酒店。你也是吧？”尼科尔打量着他的装扮，“前面那辆自行车是你的？”

“是的。我星期一要下山去岸边。”

“带我一起怎么样，让我坐在你的车把上？我是说真的——行吗？我想不出比这更有趣的了。”

“我可以抱着你下去，”马尔默拉立刻发出抗议，“踩着冰鞋滑下去——或者我还可以把你抛下去，你会慢慢飘落，就像羽毛一样。”

尼科尔的脸上现出欢喜的光芒——像羽毛，而不是铅坠；轻盈地飘落，而不是吃力地拖曳。她一人便是一场视觉的狂欢盛宴，时而拘谨羞涩，时而装腔作势，时而愁眉苦脸，时而比手画脚，也有时，阴影落下，往日苦痛打磨出的庄严气息流转全身，直至指尖。迪克只想远远离开她，担心自己会让她想起另一个已被抛在身后的世界。他打定主意，另外去找一家酒店住。

当缆车临时停下，悬在上下两重蓝天之间时，这些头一次来的人都被弄糊涂了。其实不过是上行缆车和下行缆车的售票员要做个神秘的交接罢了。之后，缆车便一路向上，越过了森林小径和峡谷，爬上又一座山峰，山峰上密密匝匝的水仙笼罩了一切，从乘客，到天空。在蒙特勒湖岸球场上打网球的人如今只有针尖大小了。空气中多了些新的东西，是清新。清新钻进了音乐里，换装登场——随着缆车滑进格里昂，他们听到了酒店花园里传来的管弦乐声。

待到他们登上换乘的高山火车时，液压水箱的哗哗排水声淹没了音乐。科镇几乎就悬在头顶上方，在那儿，一家酒店的上千扇窗户被西斜的日头映得通红。

上山的方式倒是相当别具一格：一台大嗓门的发动机推着乘客们盘旋而上，一圈又一圈，一点一点攀高。他们咔嚓咔嚓地穿过低垂的云朵，辅助发动机倾斜着喷出水雾，有片刻时间，迪克甚至看不到尼科尔的脸；他们沿着看不见的轨道前行，每转一圈，酒店便大一点，直到巨大的惊喜来临，他们到了，来到了日光之上。

在到站的混乱中，迪克跨上背包，到站台上去取他的自行车。尼科尔走在他身边。

“你不是住我们的酒店吗？”她问。

“我在省钱。”

“那你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吗？”行李到了，又是一阵混乱。“这是我姐姐——这是苏黎世来的戴弗医生。”

迪克向一位年轻妇人鞠躬致意，她约莫二十五岁，高挑身材，看起来非常自信。联想起另一些唇若娇花、耽于逸乐的女子，迪克作出了诊断：她既强悍可畏，又脆弱可欺。

“我晚饭后过来。”迪克许诺，“我得先适应一下环境。”

他推着车离开，感觉到尼科尔的目光追随着他，感觉到她无望的初恋，感觉到它在他心里纠结翻滚。他向上爬了三百码，走进另一家酒店，要了一个房间。猛然醒过神来时，迪克发现自己已经在冲澡了，至于此前的十分钟，他毫无印象，只有一种醉酒般的激动，穿插着些许言语，这些无关紧要的言语不会明白，他的爱到底有多深。

[1]原文化用《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二场中哈姆雷特临死前对霍拉旭说的话，“你倘然爱我，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述我的故事吧”（朱生豪译本）。哈姆雷特口中的“天堂上的幸福”指代“死亡”，而本文中指“失去尼科尔”。

[2]蒙特勒位于瑞士沃州的日内瓦湖东北岸、阿尔卑斯山脚下。

[3]此处应为特里特-格里昂索道缆车的低处站点，位于蒙特勒的特里特。该索道1883年开始运行，是瑞士最古老的索道缆车线之一，高处终点站为海拔约700米处的格里昂村。到达格里昂后，可换乘另一条稍晚建成的高山铁路经科镇登上罗什德内山（Rochers de Naye），终点站海拔约为1970米。科镇是位于海拔1000米处的小村庄，从前仅为牧牛农场，自十九世纪末开始，随着酒店业的发展逐渐成为旅游胜地。1902年7月开业的科镇皇宫酒店位于科峰顶，可俯瞰整个蒙特勒-里维埃拉地区，由瑞士建筑师尤金·若斯特（Eugène Jost, 1865—1946）设计，自开业以来便是全球知名的豪华酒店。

[4]萨伏伊（Savoy）是文化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大体指代日内瓦湖到多菲尼（Dauphiny）之间的阿尔卑斯山西部山区，历史上的萨伏伊如今主要位于今法国东南部，此外还有部分在今意大利和瑞士境内。

[5]艾琳·卡斯尔（Irene Castle , 1893—1969）出生于美国纽约，与出生于英国的丈夫弗农（Vernon, 1887—1918）是一对著名的交谊舞搭档和舞蹈教师，常常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交谊舞赛场和各种舞台上，曾在二十世纪初参与百老汇和多部默片的演出。

九

他们都在等他，少了他人就不算齐。他依旧是不确定因素。沃伦小姐和那年轻的意大利人看起来似乎和尼科尔一样渴盼他的到来。酒店沙龙是个传说有神奇音效的房间，已经暂时改装成了舞厅，但房间里还有一小群不再年轻的英国女人和另一小群不再年轻的美国女人：前者全都系着领圈，染了头发，脸上扑着香粉，浅桃色中透着苍白；后者假发如雪，黑衣似漆，唇色樱红。沃伦小姐和马尔默拉坐在屋角一张桌子旁，尼科尔在他们斜对面四十码开外，迪克一进门就听到了她的声音：

“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我在正常说话。”

“非常清楚。”

“你好，戴弗医生。”

“这是在做什么？”

“你发现了吗？屋子中间的那些人听不到我说话，可是你能。”

“这是侍应生告诉我们的。”沃伦小姐说，“斜角对斜角——就像无线电一样。”

人在高山上总是容易兴奋，就像是船入大海一样。马尔默拉的父母现在也加入进来了。他们对待沃伦姐妹礼敬有加——迪克大概听出来了，他们的身家与米兰的一家银行有关，米兰的银行与沃伦家的财富有关。可贝比·沃伦想和迪克说话，满心都是和他聊天的冲动，正是这种冲动将她推向每一个新鲜的男人，仿佛有一条僵硬的绳链将她牢牢锁住，让她觉得倒不如干脆快些走到尽头。她跷起二郎腿，双腿不断交替，像个紧张的处女。

“——尼科尔告诉我，你也照顾过她，而且在她的好转过程中帮了大忙。我现在困惑的是，我们该怎么做——疗养院的人什么都不确定，他们只说她应该顺其自然，开心就好。我知道马尔默拉一家要来这里，所以邀请蒂诺在索道站和我们碰面。可是你看到后来发生的事了——尼科尔拉着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侧面翻车厢，简直就像是他们两个全都疯了似的——”

“那完全是正常的，”迪克笑道，“我会说这是好现象。他们是在相互炫耀。”

“可我该怎么办？在苏黎世的时候，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把头发剪掉了，几乎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只不过因为一张《名利场》里的画片。”

“没有关系的。她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是一种不可能痊愈的异常病症。你没法改变这一点。”

“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的，一种异常。”

“好吧，可谁能说得清什么是异常什么是发疯？”

“没什么会发疯——尼科尔现在朝气蓬勃，心情也好，你不必害怕。”

贝比摇晃着膝盖——她堪称一百年前所有迷恋拜伦而不可得的女子之集大成者，只是尽管与近卫队军官有过一段悲剧收场的感情，她身上仍然有某种刻板而且足以自慰的东西。

“我不介意承担责任，”她声明，“可我到现在还一头雾水。我们家族里以前从没出过这样的事——我们知道尼科尔受到了某种刺激，我想大概是和某个男孩有关，却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父亲说，如果让他找出那个人来，他会一枪崩了那小子。”

乐队正在演奏《可怜的蝴蝶》[1]。年轻的马尔默拉在同他母亲跳舞。这个调子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很新鲜。迪克耳里听着乐曲，眼睛看着尼科尔的肩头，她正在和老马尔默拉聊天。老马尔默拉的头上已经生出了丝丝白发，就像夹杂在钢琴黑键中的白键。迪克想起了小提琴的琴身肩部，又想到那可耻的事，那个秘密。噢，蝴蝶——这一刻度日如年——

“事实上，我有个计划。”贝比带着微含歉意的冷酷继续说，“你大概会觉得这完全不切实际，可他们说尼科尔在未来几年里还需要有人照顾。不知道你对芝加哥有没有了解——”

“没有。”

“嗯，那里有北区和南区，两者差别很大。北区时髦别致，大体都是这样，我们一直住在那里，少说也有好些年了。可是许多老派家族，老派的芝加哥家族，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们还是住在南区。芝加哥大学也在南区。我是说，对有的人来说，它太古板沉闷了，总而言之，和北区完全不一样。不知道你听明白了没有。”

他点点头。稍稍收回了一点注意力，他已经能跟上她了。

“当然，现在我们跟南区的联系也越来越多，父亲在芝加哥大学里有一些位子，掌管一些奖学金什么的，我想的是，如果我们把尼科尔带回家，让她多和这部分人群接触接触——你瞧，她很有音乐天赋，又懂这么多种语言——或许她会爱上一个好医生，就她的情况而言，会不会更妥当一些——”

一阵狂喜自迪克心头涌起，沃伦家可以接受由一名医生来照顾尼科尔——你知不知道什么好医生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如果他们能够用金钱为尼科尔找到一位出色的年轻医生，一个热情未减的年轻人，那就不必再为她担忧了。

“那么，你想要什么样的医生？”他下意识地问道。

“一定会有许多人来争取这个机会的。”

跳舞的人回来了，贝比飞快地轻声说：

“这就是我担心的事了。瞧瞧，尼科尔哪儿去了？她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上楼回房间了吗？我该怎么做？我始终吃不准，这究竟是正常的，还是说我应该去找找她。”

“也许她只是想一个人待会儿——独自生活的人往往习惯独处。”眼看沃伦小姐并没听进去，他也就停了下来，改口道，“我到周围去看看。”

此刻，夜雾如同装了弹簧的窗帘般骤然合拢，笼罩了户外的一切。生命汇聚在酒店周围。迪克经过几个地下室的窗户，看见餐厅小工们坐在床上，一边打牌，一边喝着一升装的西班牙葡萄酒。当他走近人们散步的小道时，星星刚好钻出高处阿尔卑斯的白色峰顶。尼科尔就在俯临日内瓦湖的马蹄形观景台上，站在两根灯柱之间，一动不动。他悄无声息地穿过草地走上前去。她回过头来，看着他，脸上写着：“是你来了。”有一瞬，他后悔到这里来了。

“你姐姐有些担心。”

“噢！”她已经习惯被人看着了。她努力为自己解释：“有时我会有点儿——对我来说，这有点儿太多了。我之前生活得那么安静。今晚的音乐，太多了。让我想哭——”

“我明白。”

“这一天太让人兴奋了。”

“我知道。”

“我不想做任何反社会的事——我给大家带来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可今天晚上，我想走开一下。”

迪克突然觉得——就像濒死之人可能突然觉得自己忘了说出遗嘱放在哪里——尼科尔已经被多姆勒和他身后幽灵般存在的历代先人“再教育”过了。另一个念头同时闪过：还有许多东西应当让她知道。不过，他决定暂且将这一智慧暗暗记在心中，先解决眼前迫在眉睫的问题。他说：

“你是个出色的姑娘——只要继续坚持对自己的判断就好。”

“你喜欢我？”

“当然。”

“你会——”他们缓步向前，走向两百码外昏暗的“马蹄”尽头，“如果我没有生病，你会不会——我的意思是，我会是你愿意交往的那种女孩吗——哦，我在说什么啊，你明白我的意思。”

他如今已是欲罢不能，理智荡然无存，几近疯狂。她离得这么近，近到他觉得呼吸都不稳了，可很快，专业素养发挥了作用，他像个小男孩似的笑了起来，发表了几句老套的言论。

“你在拿自己开玩笑呢，亲爱的。我知道曾经有一个男人爱上了他的护士——”这桩逸事随着他们的漫步继续，故事中不时杂入脚步声。突然，尼科尔用芝加哥口音大叫一声：“骗人！”

“那是很平常的事。”

“那又怎么样？”她突然暴怒起来，“你觉得我没有任何常识——生病之前我没有，可现在我有了。要是我没有把你看作我所认识的最有魅力的男人，你一定会认为我还是个疯子。这是我的不幸，没错——可是别再假装我不明白——你和我之间的一切，我全都明白。”

迪克有一个额外的心结。他还记得年长的那位沃伦小姐说起可以在芝加哥南部的知识分子畜牧场里选购年轻医生时的模样，因此立刻硬下心肠。“你是个迷人的孩子，可是我不能与你相爱。”

“你连一个机会都不给我。”

“什么！”

这样的无礼，这样的咄咄逼人，其中隐约透露出理所当然，他惊呆了。除非昏了头，否则他无法想象尼科尔·沃伦应该得到怎样的机会。

“现在，给我一个机会吧。”

声音低落下去，隐入了她的胸口，在她的紧身胸衣下蔓延。她凑上前来了。他感觉到娇嫩的唇，感觉到她的身体发出一声放松的叹息，靠在了将她搂得越来越紧的胳膊里。再也没有什么计划可言了，迪克仿佛在莽撞之中造出了某种坚不可摧的融合物，原子与原子相融，不可分割——你可以将它整个儿丢掉，却永远不可能让它们回到原子状态。当他拥她入怀，品尝到她的滋味；当她迎向他，身体弯折再弯折，奉上她的唇，这是她从未有过的体验，沉溺，沉没在爱里，终于获得了抚慰，于是欣喜若狂。即便这样的存在只映在她湿润的眼中，他也满心感激。

“我的天哪，”他喘息着，“你的吻真是美妙极了。”

话是这么说，可现在尼科尔对他另有良方，她动用了它：她风情万种地转身走开，留下他一个，不上不下，就像下午在悬空的缆车中那样。她觉得，这能告诉他：瞧啊，他是多么狂妄；他有多渴望我；哦，这难道不是美妙绝伦的事吗！我得到他了，他是我的。现在，该逃走了，可这一切是如此甜蜜而新鲜，叫她彳亍流连，舍不得错过哪怕一分一毫。

猛然间，她颤抖起来。她看到两千英尺的脚下，灯光串起了珠链与手镯，那是蒙特勒和沃韦，更远处的模糊影子是洛桑。舞会的伴奏曲飘上来，依稀缥缈，不知来自何处。这一刻，尼科尔的头脑无比清醒，无比冷静，她试着检视童年时代的多愁善感，就像大战后醉去的男人一样从容悠闲。可她还是害怕迪克，他就站在她身旁不远处，倚在马蹄观景台的铁围栏上，风度卓然。她不由得开启双唇：“我还记得我是如何站在花园里等你——双手捧着我的整颗心，像捧着花儿一样。无论如何，对我来说事情就是那样——我以为我是甜美芬芳的——一心等待着，要把花儿献给你。”

他的呼吸落在她的肩头，硬是将她拨转回来。她一次又一次地吻他，双手紧握着他的肩膀。每当她靠近，她的面容便在他眼中放大。

“雨下大了。”

突然间，湖对岸的葡萄园山坡上传来一阵隆隆声，是人们在开炮轰散冰雹云。步道上的路灯灭了一下，又重新亮起。暴风雨应声而至，一开始只是从天空落下，不久便因高山激流的汇入而威力倍增，咆哮着冲刷过路面和石砌的沟渠。天也黑了，阴沉得吓人，闪电疯狂飞舞，雷声将世界劈开。与此同时，四分五裂的乱云掠过酒店飞去。高山和湖泊都消失了——酒店独自在混乱、混沌与黑暗之中瑟缩。

这时候，迪克和尼科尔已经回到了门厅，贝比·沃伦和三位马尔默拉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从雨幕中归来叫人兴奋——随着门砰地一响，他们站定，大笑着，兴奋得发抖，风声还在耳边盘旋，雨水还挂在他们的衣服上。舞厅里，乐队正在演奏一首施特劳斯[2]的圆舞曲，声音高亢而混乱。

……所以戴弗医生要娶一个精神病人？这是怎么回事？从哪里开始的？

“你换过衣服就不回来了吗？”贝比·沃伦细细将他审视了一番，然后问到。

“除了短裤，我没衣服可换。”

他披着一件借来的雨衣，艰难地朝他的酒店走去，努力将嘲弄的大笑压在了喉咙里。

“‘大’机会——噢，是的。我的天哪！——他们决定买一个医生？很好，他们最好能留得住他们在芝加哥找到的人，随便是谁。”迪克不喜欢这样尖刻的自己，于是将思绪转到了尼科尔身上。他记得她双唇的滋味，如此年轻，绝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得上；记得雨水挂在她细瓷一般光洁细腻的面颊上，好似为他落下的泪珠……三点左右时，暴风雨停了，他在寂静中惊醒，走到窗前。她的美翻过起伏的山坡，仿如幽灵般穿过窗帘，带着沙沙的声响，来到房间里……

……第二天早晨，他爬了两千米登上罗什德内山，高兴地发现头一天那位售票员也正在利用他的休息日爬山。

随后，迪克直接下到山脚，在蒙特勒游了个泳，准时回到酒店吃晚餐。两张便条正等待着他。

“我不会为昨晚的事感到羞愧——那是我人生中的最美好的事情，就算从此再也见不到你，我的上尉，我也很高兴它发生了。”

足以让人彻底缴械投降的是第二张便条。当迪克打开它时，多姆勒浓黑的阴影退却了。

亲爱的戴弗医生：我打过电话，但你外出了。我想，不知是否可以请你帮个大忙。我接到电话，有些意外的事情需要我立刻回巴黎去，我发现从洛桑走能节约些时间。既然你礼拜一就要回去，能带尼科尔一起到苏黎世吗？顺便把她送回疗养院？不知这个要求是否太过分了？

诚挚的

贝丝·埃文·沃伦

迪克很恼火：沃伦小姐明明知道他是骑自行车来的。可她偏偏又在便条里这般措辞，叫人几乎无法拒绝。把我们扔在一块儿！甜蜜的亲情，沃伦家的钱财！

他错了。贝比·沃伦并没有这个意思。她用世人的通俗眼光检视过他，也用亲英人士的扭曲尺度衡量过他，结论是，他乏善可陈——除了英俊潇洒的外貌，这一点她也发现了。可在她看来，他过分“聪明”了。她把他归为卑鄙势利的家伙，她在伦敦见过这种人——太过卖弄，不会是什么好材料。贝比看不出要怎样才能把他打造成她心目中的贵族。

何况他还不好相处——这是她亲身体验过的，他丢下谈话不理，就像许多人那样，突然古怪地发起呆来，足足有六次之多。她不喜欢尼科尔小孩子一般的任性举止，到了现在，显然已经习惯性地将她视为“不可救药者”了。总而言之，戴弗医生不是那种她能够在家里朝夕相对的医务人士。

她只不过想顺手用用他罢了，别无他意。

可这个要求让迪克以为她有所图谋。一段火车之旅可能成为一件可怕的悲伤事件，也可能相当有趣。它可以是一场试飞，可能预示着另一段漫长的旅程，就像在感恩节里和某个朋友相伴那样，上午匆匆而过，直到两人都饿了，一起分享食物，然后下午来临，旅程黯然失色，失去了活力，可是到最后却又会再度活跃起来。眼见尼科尔郁郁寡欢，迪克也难过起来。然而，回到心目中唯一的家，对她来说也算一种安慰了。那天，他们没有你侬我侬，可当他目送她走进苏黎世湖那扇悲伤的大门时，在她转身看向他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从此以后，她的问题就是他们俩共同的问题了。

[1]美国经典流行歌曲，发布于1916年，曲作者是雷蒙德·哈贝尔（Raymond Hubbell, 1879—1954），词作者是约翰·戈登（John Golden, 1874—1955），创作灵感来自于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

[2]施特劳斯祖孙三代（Strauss）堪称奥地利的作曲世家，几乎统治了整个十九世纪的维也纳轻音乐界，包括老约翰·施特劳斯、小约翰·施特劳斯及其兄弟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以及爱德华的儿子约翰·施特劳斯三世。《拉德斯基进行曲》《蓝色多瑙河》《春之声圆舞曲》等均出自他们之手。

十

九月的苏黎世城里，戴弗医生在和贝比·沃伦喝下午茶。

“我认为这有欠考虑，”她说，“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明白你的动机。”

“咱们还是别闹得不愉快的好。”

“我终究是尼科尔的姐姐。”

“那并不意味着你就有权这样无礼的任意妄为。”迪克知道得太多，却又不能告诉她，这让他很恼火，“尼科尔很富有，可这并不足以让我变成一个投机客。”

“问题就在这里，”贝比耿耿于怀，“尼科尔很富有。”

“她究竟多有钱？”他问。

她吓了一跳。他暗自好笑，接着说：“你看，这多傻？我还是和你们家的某位男士谈一谈——”

“我可以全权做主。”她坚持道，“我们并不是说你就是投机者了。只是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你是谁。”

“我是一名医生。”他说，“我父亲是位牧师，已经退休了。我们住在水牛城，你们尽可以去调查我的过去。我在纽黑文上的学，是罗兹奖学金的获得者。我的曾祖父曾经担任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疯狂的安东尼·韦恩[1]是我的直系先祖。”

“谁是疯狂的安东尼·韦恩？”

“疯狂的安东尼·韦恩？”

“我看这桩事情里疯狂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正巧尼科尔走上酒店阳台，四下张望着寻找他们。

“他疯到没办法像马歇尔·菲尔德[2]那样留下那么多钱。”他说。

“那也挺好——”

贝比是对的，她自己也很清楚。当面较量的话，她的父亲能胜过任何牧师。他们是一个只缺封爵的美国贵族家庭——就是那种写在酒店登记簿上、签在介绍信上、在困境中拿出来，就能让人心头一震、态度转变的名字，而这种转变反过来进一步巩固他们基于自己地位的优越感。她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这些，他们早在两百年前就了解了这一点。可她不知道的是，迪克两次差点忍不住将这桩婚姻扔回到她的脸上。多亏尼科尔及时找到了他们，远远地便绽放出光华，在九月的午后显得那么纯洁、清新、朝气勃勃。

你好吗，律师。我们明天动身去科莫，一个星期后回到苏黎世。所以我才希望你和姐姐能快些把事情都商量好，我们不在乎我能得到多少。我们会在苏黎世安安静静地生活两年，迪克完全有能力让我们生活得好好的。不，贝比，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谙世事——只要够我生活所需的衣服杂物……什么，还有——那笔财富真的能给我那一切？我知道我永远没法花光它。你也有那么多吗？为什么你的更多——是因为你们觉得我没有能力吗？好吧，就让我那份堆在那里吧……不，迪克拒绝和这事扯上任何关系。我会为我俩感到无比骄傲的……贝比，你根本不了解迪克是什么样的人，还不如，不如——我在哪儿签名？哦，很抱歉。

……这真是又有趣又孤独，不是吗，迪克。无处可去，唯有紧紧相依。我们该做的就是相爱再相爱吧？啊，可是我已经拿出了我全部的爱，我能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开过，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伸出手，发现你就躺在我身边，整个人暖暖的，就像其他人的生活那样，我想这真是太美妙了。

……劳驾您，挂个电话到医院找我丈夫。是的，这本小书到处都有卖的——他们想出版六种语言的版本。我在做法文版的翻译，可这些天我累得很——担心会摔倒，我身子太重了，笨拙得很——就像一个坏了的不倒翁，怎么也站不直。冰凉的听诊器贴在我心口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不管了”——哦，医院里那个抱着青紫色孩子[3]的可怜女人，倒不如死了的好。如今我们三个都在，真好，不是吗？

……真是没道理啊，迪克，我们完全可以换个大一些的公寓。我们为什么要因为沃伦的钱比戴弗的多就这样为难自己呢。哦，谢谢你，服务生，可是我们改变主意了。这位英国牧师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儿的奥尔维耶托白葡萄酒非常好。从来没卖到外地去过？难怪我们没听说过，我们很喜欢葡萄酒的。

湖泊陷在褐色的黏土地上，山坡上布满了一道又一道沟坎，就像肚子上的褶皱。摄影师把照片给我们了，拍的是我，在去卡普里岛[4]的船上，我的头发在船舷栏杆上方飞舞。

“再见吧，蓝色格罗泰，”船夫唱着歌，“不久以后再归来——”然后，我们沿着意大利靴子左侧火热的胫部一路下行，风绕着那些可怕的古堡打转，呜呜直响，亡者躺在那些山头上注视着我们。

……这艘船很漂亮，我们一起用脚跟轻轻地磕甲板。这个角落风很大，每次经过时，我都要整个人躬起身子，顶着风走，还得拉紧我的外套，一步不落地紧紧跟着迪克。我们随口胡乱哼唱：

噢——噢——噢——噢

别的火烈鸟啊，不是我，

噢——噢——噢——噢

别的火烈鸟啊，不是我——

有迪克在，一切都很有趣——睡在甲板躺椅上的那些人全都看着我们，一个女人想听清楚我们在唱什么。迪克唱厌了，我就自己一个人接着唱，迪克。你会走得卓越不群，亲爱的，穿过沉郁的空气，在躺椅的影子里开出你的路，穿过烟囱里落下的烟雾。你会感到自己在众目睽睽下滑过，人人都盯着你。你不再与世隔绝，可我猜，你触地是为了弹起得更高。

坐在这生命之舟的桅杆上，我看向大海，让我的头发随风飞舞，闪闪发亮。我在蓝天下一动不动，船的使命就是载我驶入那幽蓝色的迷蒙未来，如同帕拉斯·雅典娜[5]被虔诚雕刻在大船船头。海浪拍打着众生的梳妆台，玛瑙绿的枝叶在船尾飞溅变幻，诉说哀愁。

……那年我们到处旅行——从乌鲁穆鲁湾一直到比斯克拉。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我们遇上了一场蝗灾，司机非常和气地解释说，那些是大黄蜂。夜里天空低垂，一个陌生的神灵注视着那片土地。哦，可怜的、瘦小的、赤裸着身子的乌列奈尔人[6]。夜晚很吵闹，鼓声从塞内加尔飘过来，还有笛子和生气的骆驼，土著们穿着旧汽车轮胎做的鞋子啪嗒啪嗒到处走。

可是，那个时候，我的情况又变糟了——火车、沙滩，全都一样。所以他才要带我去旅行。我的第二个孩子，我的小姑娘托普茜，在她出生之后，一切又都变得黑暗了。

……如果我能捎个口信给我丈夫的话。他还以为把我扔在这儿，把我扔到一群无能之辈的手中是对的。你说我的孩子是个黑人——真是可笑，无聊极了。我们去非洲不过是为了看看提姆加德，因为我人生最主要的兴趣就是考古。我烦透了什么都不知道，烦透了随时被人提醒这一点。

……等我好了以后，我要做个像你一样出色的人，迪克——我要学习医学，如果还不算太晚的话。我们一定要动用我的钱了，买套房子——我厌倦了住在公寓里等你回家。你也厌倦了苏黎世吧，在这里你找不到时间写作，你说过的，对于一名科学家来说，不著书立说本身就是软弱的供认状。我会先泛读整个领域的知识，再挑出某些东西来细细研读，这样，如果我再次垮掉，也有东西可以支撑一下。你会帮我的，迪克，然后我就不会感觉那么罪恶了。我们要住在一个温暖的沙滩附近，在那里，我们可以一起把皮肤晒成古铜色，一起变得更加年轻。

……这里会是迪克的工作间。噢，我们俩同时想到了这一点。我们来来回回经过了塔玛十几次，我们爬上山，发现除了两个马厩之外，所有的房子都空着。买房子时我们是通过一个法国人办的手续，可海军部还是收到了消息，知道有美国人把半个山顶村庄都买了下来，于是很快就派了间谍上来。他们翻遍了建筑材料，想从里面找出几尊加农炮来，到最后，贝比不得不在巴黎盯着外交部为我们打了几通电话。

没人会在大夏天跑到里维埃拉来，所以我们应该没什么客人，可以好好工作。有些法国人会来——上星期是密斯丹格苔[7]，发现酒店还开着时，她惊讶极了；还有毕加索[8]和写《不要接吻》[9]的那个人。

……迪克，你登记时为什么写戴弗先生和太太，不写戴弗医生和太太？我只是好奇——这问题老是在我脑子里转——你教导过我，工作就是一切，我相信你。你以前总说，人必须不断学习，一旦停下来，他就和其他人没有区别了，关键是要在停止学习之前获得力量。如果你想颠覆一下，好的，不过千万要牵着你的尼科尔的手，让她和你一起走下去，亲爱的？

……汤米说我沉默寡言。第一次好起来的时候，我和迪克说过很多话，一直聊到深夜，我们俩一起坐在床上，点起香烟，直到黎明破晓，天空泛出蓝色，才倒进枕头里，闭上眼睛。有时我会唱歌，会和动物玩耍，我还有几个朋友——比如说，玛丽。那时候，玛丽和我自说自话地聊着天，谁也不去管对方在说什么。谈话是男人的事。当我说话时，我是在跟自己说，也许我就是迪克。早些时候，我甚至还化身过我的儿子，我记得他是多么有智慧而又迟钝。有时我是多姆勒医生，有一次我甚至还是某一个你，汤米·巴尔班。汤米爱上我了，我猜想，可还是很温柔，一直鼓励我。尽管如此，可还是足够叫他和迪克互相都开始看不顺眼了。总而言之，没有什么曾经好转过。我身边有朋友，他们都喜欢我。我在这里，待在这片宁静的沙滩上，和我的丈夫，和我的两个孩子一起。一切都很好——只要我能把这该死的马里兰鸡肉菜谱翻译成法文。我的脚趾埋在沙子里，感觉很暖和。

“好的，我看看。又来了些新人——噢，那个女孩儿——是的。你说她像谁来着……不，还没有，在这里我们没多少机会看到新上映的美国电影。萝丝玛丽是谁？好吧，等到七月份我们这里就会非常热闹了——对我来说那非常特别。是的，她很可爱，可是说不定到时候人就太多了。”

[1]安东尼·韦恩（Anthony Wayne, 1745—1796），美国军事将领、政治家，曾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因异常冷静的头脑、暴烈的作战风格和卓著的战绩而很快获升准将军衔，同时赢得“疯子安东尼”（也被称为“疯狂的安东尼·韦恩”）的绰号。后曾担任美军常规部队总司令。

[2]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 1834—1906），美国企业家，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的创始人，曾捐赠土地用以建造芝加哥大学。

[3]婴儿可能因先天性心脏病等疾病导致缺氧，皮肤因而呈现青紫色。

[4]意大利南部岛屿，蓝色格罗泰是岛上一处著名的海蚀洞。前文提到的奥尔维耶托位于于意大利中部地区。

[5]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战神，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关于雅典娜的出生，最通行的传说是说他是主神宙斯与智慧女神墨提斯的女儿，墨提斯怀有身孕后，宙斯担心她生下儿子威胁到自己，遂将其吞吃入腹，此后雅典娜便自宙斯头颅中诞生，生来便已是成人模样，身披铠甲，手执武器，是宙斯最钟爱的女儿。十六至二十世纪时，人们用木头雕刻神像或动物雕像，安装在船头，称“船首像”，以祈求航海平安。

[6]乌列奈尔为阿尔及利亚乌列奈尔山区的土著部落，事实上，它并不像尼科尔说的那样弱小可怜、衣不蔽体。上文提到的比斯克拉是位于阿尔及利亚北部撒哈拉沙漠边缘的城市，与下文中的提姆加德遗址相距不远。但比斯克拉距离塞内加尔数千公里，如果尼科尔真的身处阿尔及利亚的话，不可能听到塞内加尔的鼓声。此外，乌鲁穆鲁湾位于澳大利亚的悉尼。

[7]密斯丹格苔（Mistingutte, 1875—1956）是法国著名女演员及歌手让娜·弗洛伦廷·布儒瓦（Jeanne Florentine Bourgeois）的艺名，她于1895年在巴黎赌城音乐厅以蜜斯丹格苔之名首次登台，很快红极一时，一度是全球出场费最高的女演员。

[8]毕加索（Pablo Picasso, 1881—1975），西班牙著名画家，但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法国。

[9]《不要接吻》（Pas sur la Bouche, 1925）是法国剧作家安德烈·巴尔德（André Barde, 1874—1945）创作的一部轻歌剧，曾在1931年和2003年两次被改编成电影。

十一

八月的阿里耶咖啡馆里，理查德·戴弗医生和埃尔希·斯比尔斯夫人坐在凉爽的树荫下，树上落满了灰尘。阳光炙烤着地面，云母也黯淡了光芒，几股密斯脱拉风[1]沿海岸而下，钻过埃斯特雷尔，摇晃着泊在海湾内的渔船，鼓动一根根桅杆刺向乏味的天空。

“今天上午我收到一封信。”斯比尔斯夫人说，“那些有关黑人的事情，哦，你们所有人该是经历了多么可怕的时刻啊！不过萝丝玛丽说你们都对她好极了。”

“萝丝玛丽真该得一枚年限章[2]。当时的情形的确相当可怕——唯一不受影响的人就只有艾贝·诺斯了——他跑到勒阿弗尔去了——说不定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

“听说戴弗夫人受了惊，我很遗憾。”她字斟句酌地说。

萝丝玛丽写的是：

尼科尔似乎脑子出问题了。我不想和他们一起去南部，因为我感觉迪克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她现在没问题了。”他几乎是不耐烦地说，“这么说，您明天就要离开了。什么时候动身？”

“这就走了。”

“上帝啊，这可真叫人难过。”

“我们很高兴来了这里。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谢谢你。你是头一个让萝丝玛丽在意的男人。”

又一股风吹来，缠绕着拉纳普勒的斑岩山丘。风中传递出一个信息，地球已经急着要改换天气了，反常的丰茂仲夏时刻已经结束。

“萝丝玛丽有过几个迷恋的对象，但或早或晚，她总会把那男人交给我——”斯比尔斯夫人笑道，“——来鉴定评析。”

“看来我是躲过了这一关。”

“没什么留给我来做的了。在我见到你之前，她就已经爱上了你。我告诉她，只管朝前走。”

他看出来了，在斯比尔斯夫人的规划里，并没有为他，或尼科尔，准备预案——他也看出了，在这整件事里，她的超道德姿态源于她自身的抽离。这是她的权利，她自己的情感已经退休，如今是享受养老金的时候。在谋求生存的战争中，女人必得具备无所不用其极的胆魄，却极少被判下类似“残忍”这样人为制造出的罪名。只要爱与痛的游戏还没有超出界限，斯比尔斯夫人就能怀着阉人般的超然与好心情静静旁观。她甚至不去考虑萝丝玛丽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又或许，是因为她知道自己做不到？

“如果一切如您所说，我不认为那对她会有任何害处。”他从头到尾都在假装还能冷静地思考有关萝丝玛丽的事，“她已经叫停了。况且——人生中有太多重要时刻都是在看似偶然中开始的。”

“这件事并非偶然。”斯比尔斯夫人坚持，“你是第一个——对她来说，你就是她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她在每一封信里都这么说。”

“她太客气了。”

“我见过许多人，你和萝丝玛丽两人是最文雅、最彬彬有礼的。但这个，是她的真心话。”

“我的彬彬有礼也只是社交需要罢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实话。迪克从父亲身上学到了这种彬彬有礼的举止风范，多少带着几分刻意，那是战后来到北方的年轻南方人所特有的。他有多少次用到这风范，就有多少次心生鄙夷，因为它们所否定的，并非自私本身有多么可憎，而是它看上去有多可憎。

“我爱萝丝玛丽。”他突然对她说，“要对您说出这样的话也算是一种自我放纵了。”

他觉得这情形分外古怪，却又正式，就像是此刻阿里耶咖啡馆里的每张桌子、每把椅子都会永远铭记这一幕。他已经深深意识到，这片天地之间不再有她：在沙滩上，他只记得她肩头上那被阳光晒红的肌肤；在塔玛，他曾踩着她的足迹走过花园；现在乐队奏起了《尼斯狂欢之歌》，仿佛是上一年那早已消逝的欢宴的回响，有人翩翩起舞，也都是为她而舞。只用了一百个小时，她就掌握了世间所有的黑魔法：令心神迷醉颠倒的颠茄，为身体注入无穷精力的咖啡因，以美满假象蔽人眼目的曼陀罗草。

一番努力过后，他再次接受了这一谎言：他与斯比尔斯夫人一样，同享超然。

“萝丝玛丽和您其实并不是那么像。”他说，“所有从您这里学到的智慧统统被她加工重塑，变成了她的伪装和她面对这个世界时的面具。她并不思考。骨子里，她是个爱尔兰人，浪漫多情，不循章法。”

斯比尔斯夫人同样了解萝丝玛丽，她可人的外表下藏着的是一匹小野马，这是美国陆军上尉霍伊特医生早就看出来了的。若是将萝丝玛丽横剖开来，那美丽的皮囊下必定有着巨大的心、肝与灵魂，挤挤挨挨，填满了每一丝空隙。

道别时，迪克意识到了埃尔希·斯比尔斯的全副魅力，意识到，对他而言，她并不仅仅牵系着他对萝丝玛丽的最后一丝恋恋不舍，而是意味着更多。他或许能够在脑海中勾勒出萝丝玛丽的形象，却绝无可能凭空勾勒出她的母亲。如果说，萝丝玛丽离去时身披的斗篷、脚踏的马刺和周身的光彩都是他赋予的，那么恰成对比的是，只要看上一眼，就能知道她母亲那无比优雅的气度绝不是他所唤起的。她散发着一种似乎永远在等待着的气息，等待一个男人披荆斩棘去完成某项比她自己更加重要的大事，比如战争，或是一场手术，而在此期间，他决不能被催促、被打扰。当一切结束，她就等在那里，不焦不躁，坐在某把高脚凳上，翻看着报纸。

“再见——要记得尼科尔和我有多喜欢你们。”

回到狄安娜别墅，他走进自己的工作间，打开之前为了遮挡正午的阳光而关上的百叶窗。两张长长的书桌上铺满了他写作的素材，看似混乱，实则有序。第一卷主要阐述分类，已经在小额的赞助下出版，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他正和人商谈再版事宜。第二卷以他的第一本小书《精神病医生心理学》为基础，准备展开来大加阐述。和许多人一样，他也发现自己所拥有的只是一两个观点——那本已经出到第五十版的小册子里早已囊括了他所有的见解与学识。

可眼下这事仍然让他忧心。他为在纽黑文虚度的岁月而恼怒不已，但最重要的，是他感觉到了一种落差，一边是戴弗夫妇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奢华享乐，一边是显然随之而来的炫示的需求。他记起了罗马尼亚朋友的故事，关于那个花了若干年时间研究犰狳大脑的人，不禁要怀疑耐心的德国人如今正坐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图书馆附近冷冷地等着他。他有了个主意，打算先将已经完成的工作整理成一册十万字的书出版，不加文献索引，权当是为后续更有学术价值的著述而作的引文。

沐浴着午后的阳光，他在屋子里转了几圈，打定了主意。依照这个新计划，春天之前他就能完成工作。在他看来，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若是整年都被日益增长的疑惑所困扰，那就说明他的计划出了问题。

迪克把一直以来当作镇纸使用的镀金金属条依次压在一沓沓笔记上，开始收拾屋子——佣人是不被允许进入这里的。他拿起好友牌清洁剂草草清理了一下盥洗室，修好了一扇屏风，又给苏黎世的一家出版社发去了一份订单。全都做完后，他给自己倒了一盎司杜松子酒，兑了两倍的水喝下。

他看到尼科尔在花园里。这会儿出去必定会遇上她，想到这里，他就觉得心头像是坠上了铅块。在她面前，他必须保持完美无缺，无论此刻还是明天，下一周还是下一年。在巴黎时，他整晚都把她搂在怀里，可她即便是服了镇静剂也仍旧睡不安稳；清晨来临，不等她陷入混乱，他便柔声安抚，直到她再次睡着，秀发的温暖气息在他的鼻尖萦绕。趁着她还没醒，他到隔壁房间里打电话安排好了一切。萝丝玛丽搬去了另一家酒店。她要当“爸爸的小姑娘”，甚至都没跟他们说上一句再见。至于酒店老板麦克白先生，就只当自己是那三只中国猴子[3]了。在成堆的盒子和购物包装纸间打包好行李，迪克和尼科尔当天中午就动身返回里维埃拉了。

事情并没有结束。当他们在火车的卧铺包厢里安顿下来之后，迪克知道尼科尔一直在留意他的反应——等不到火车开出环城铁道，这反应便不顾一切地汹汹袭来，他满心冲动，想要趁着火车还没提速赶紧跳下去，去看看萝丝玛丽在哪里，看看她在做什么。他翻开一本书，架上夹鼻眼镜，他知道，尼科尔就歪在对面的枕头上注视着他。可他一个字也读不下去，只好假装累了，闭上眼睛。可她仍然盯着他。尽管药效尚未褪尽，她还晕晕乎乎的，却也如释重负，几乎要欢喜起来，他又是她的了。

闭上双眼后的情形更加糟糕，火车声哐当往复，在他脑中敲出“找到、失掉，找到、失掉”的韵律。他不愿表露出焦躁不安的模样，只好就这么一直躺到中午。午餐时好一些——至少有一顿丰盛的美食。他们在酒店、饭店、火车上、自助餐厅里和飞机上吃过数以千计的午餐，如果能全部放在一起，那才真是一场盛宴。忙忙碌碌的列车服务员，小瓶的酒和矿泉水，来自巴黎、里昂、地中海的精致美食，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这让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一切都还和过去一样。然而，大概是头一次，他与尼科尔一同踏上旅途，却没能走得更近，反倒渐行渐远。他们开了一瓶酒，尼科尔喝了一杯，剩下的都被他喝掉了，他们聊了房子和孩子。可一回到包厢，沉默便再次降临到他们身上，仿如卢森堡公园对面餐厅里的那场沉默一般。看来，要摆脱悲伤，就免不了要循着踏入悲伤境地的脚步再一步步走出去。陌生的焦躁感笼罩了迪克。尼科尔突然开口道：

“就这么丢下萝丝玛丽好像太不好了——你觉得她会没问题吗？”

“当然。无论在哪里，她都能照顾好自己——”担心尼科尔多心，以为这话是在轻视她的能力，他又补充了一句，“她毕竟是个演员，就算有母亲支持，也总得自己照顾自己。”

“她很迷人。”

“她还是个孩子呢。”

“可她还是很迷人。”

他们就这样漫无边际地你来我往，说的都是对方心里的话。

“她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有头脑。”迪克抛出话头。

“她很聪明。”

“话虽不错，可倒也没到那个份儿上——她还乳臭未干呢。”

“她非常——非常漂亮。”尼科尔用置身事外的语气强调，“我觉得她在电影里非常迷人。”

“她遇到了好导演。想想看，这并不是单纯的个人成就。”

“我觉得是。我能看出她对男人有怎样的吸引力。”

他的心拧了起来。对什么男人？多少男人？

——不介意我放下窗帘吧？

——请放下吧。这里太亮了。

“要不了几年，她看起来就会比你老上十岁了。”

“恰恰相反。有天晚上我在戏院节目单上画了张她的速写，我觉得她能常葆青春。”

这一夜，他们两个都焦躁不安。如果是一两天之后，迪克会赶在萝丝玛丽的影子筑起高墙前，努力将它从他和尼科尔之间赶开，但此时此刻，他还做不到。有时候，摆脱痛苦比放弃欢愉更加困难，回忆是这般令他沉醉，除了假装无事，现在他什么也做不了。尼科尔的烦扰让事情变得格外艰难，经过了这些年，她早该了解自己紧张的征兆，早该学会抵挡它们。然而，不过短短两个礼拜之间，她已经两次崩溃了：塔玛家宴的那天晚上，当他找到她时，她正在自己的卧室里疯狂大笑，对麦基思科夫人说她不能去洗手间，因为钥匙被扔进了井里。麦基思科夫人吓坏了，看上去又是厌恶又是迷惑，却似乎也多少有几分了解。迪克并没有太过紧张，因为事后尼科尔也后悔不已。她往戈赛酒店打过电话，只是麦基思科夫妇已经走了。

在巴黎的崩溃是另一回事，也为头一次的发作添上了些警示意味。它可能预示着疾病的又一轮发作和又一次新的发展。托普茜出生后她的病情反复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熬过了身为丈夫而非医生的痛苦，才终于学会对她硬下心肠，将生病的尼科尔和健康的尼科尔区分开来。可事到如今，他却愈发分辨不清了，究竟什么是他那自我保护的职业化抽离，什么又是刚刚自心中滋生出的冷硬呢？当冷漠或听之任之的态度得到珍视，空洞便渐渐形成，到了这个地步，他也已经学会了将尼科尔视若无物，照顾起她来不再心甘情愿，也不免冷落她的情感。有人将痊愈的伤疤比作皮肤的病变，然而，着落到个人生活中却并非如此。裸露的伤口有时会愈合到只剩针刺般大小，然而伤口仍在。痛苦的印记却更像是失去了一根手指，或是一只眼睛的视力。我们或许一整年里也不会有一分钟注意到它们，可一旦留意到，也就无能为力了。

[1]自法国南部吹向地中海北部的西北风，风力强劲干冷，以冬春两季为最盛。埃斯特雷尔为地中海海岸山脉，位于法国东南部的瓦尔省和滨海阿尔卑斯省境内。下文提到的拉纳普勒位于滨海阿尔卑斯省的里维埃拉地区，紧邻戛纳的西南侧。

[2]美国军队中向服役到达一定年限者颁发的勋章。

[3]中国传统摆设，造型为并排而坐的三只猴子，分别捂住眼、耳、口，代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十二

他看到尼科尔在花园里，双臂高高举起，交叠在脑后。她看着他，灰色的眼睛一览无遗，带着孩子般探究的好奇。

“我去了一趟戛纳。”他说，“偶然遇到了斯比尔斯夫人。她明天就走，还说想来向你道别，不过我回绝了。”

“真可惜。我很愿意见见她。我喜欢她。”

“你猜我还看见谁了——巴塞洛缪·泰勒。”

“不可能。”

“我绝不会认错他那张脸，那个狡猾的老狐狸。他在为西罗的马戏团找场地，他们明年全都要到这里来。我怀疑艾布拉姆斯夫人就是来打前站的。”

“我们第一次到这里来的那个夏天，贝比还气得要命呢。”

“他们才不是真的在乎去哪儿呢，所以我真不明白，他们干吗不就待在多维尔别动弹。”

“我们能不能散布些谣言，像是霍乱之类的？”

“我告诉巴塞洛缪，有些动物到了这里会大批大批地死掉——我对他说，在这个地方，动物崽子们的命和战场上的机枪手一样短。”

“你才没有。”

“是啊，我没有。”他承认，“他很讨人喜欢。他和我在林荫大道上握手那情形真是精彩极了。简直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沃德·麦卡利斯特[1]的会晤。”

迪克不想说话——他只想一个人待着，好让对于工作和未来的思谋盖过有关爱情与今朝的愁绪。尼科尔模模糊糊地知道这一点，本能地有些恨他，却又可怜兮兮的，想靠在他的肩头摩挲。

“亲爱的小家伙。”迪克轻声说。

他走进屋子，一下子忘记了想做什么，很快想了起来，是要弹钢琴。他吹着口哨坐下，凭着曾经听过的记忆弹了起来：

想象你在我膝头，

鸳鸯茶啊两人饮，

我爱你啊你爱我——

旋律回荡之间，他忽然意识到，尼科尔一听就能猜到这是在怀念刚刚过去的那半个月。他随手敲出一个和弦，停下来，起身离开。

该去哪里呢？他环视着这幢尼科尔一手打造的房子，钱是尼科尔的祖父付的。属于他的只有那间工作室，以及工作室所占据的土地。他用一年三千块的收入和零星稿酬来支付自己的服装费、个人开支、酒窖费用以及拉尼尔的教育费——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名保姆的工钱。从未有哪一项家庭开支的规划中少得了迪克对于自己所应承担部分的计算。一个人时，他的生活堪比苦修，坐三等车厢，喝最便宜的酒，悉心爱护自己的衣物，为任何奢侈浪费的行为进行自我惩罚……他维持着基本的经济独立。然而，在跨过某一个点之后，事情就变得艰难起来——他们不得不一起讨论该把尼科尔的钱用在什么地方，类似的情形一再出现。尼科尔想要拥有他，想要把他永远留在原地，自然总是鼓励他的懈怠懒散，千方百计之下，他便一次又一次被物质与金钱的洪流吞没。悬崖别墅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事儿一开始不过就像个精心编织的白日梦，到最后却逼得他们偏离了想要在苏黎世过简单生活的最初规划。

“如果——的话，难道不会很有趣吗？”过去他们这么说，到后来就变成了，“等到——的时候，难道不是很有趣吗？”

并不那么有趣。他的工作开始和尼科尔的问题混在一起。此外，近来她的收入增加得太快了，以至于无论他是工作还是不工作似乎都变得无关紧要。更何况，为了她的痊愈，多年来他一直勉力坚持严格的家庭生活规范，如今他却正在偏离轨道，那样的违心之举在悠闲懒散的生活中更是举步维艰，身处其中的他无疑将被放到显微镜下剖析品评。当迪克再也无法随意在钢琴上弹奏想弹的曲子时，便意味着生活开始作出修正，最终将会落回到某个点。他在大房间里待了很长时间，聆听电子钟走动的声音，聆听时间流逝。

十一月时，海浪变成了黑色，翻过防波堤扑到岸边的道路上。就这样，夏季最后的气息也消失殆尽，沙滩荒无人烟，一派凄凉景象，密斯脱拉风和雨水盘踞不去。戈赛酒店歇业维修，准备要扩建一番，朱安雷宾夏季赌场的脚手架规模愈发大了，让人惊叹。迪克和尼科尔走进戛纳或尼斯，遇到了一些新的人，管弦乐团的、餐厅的、园艺爱好者、造船者——迪克买了一艘旧的小船——还有旅游业联合会的人。他们很熟悉自家的佣人，也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十二月，尼科尔看起来恢复了健康：最近一个月来，她没有紧张，没有双唇紧抿，也没有莫名的笑容和无从琢磨的呓语。于是他们动身前往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去过圣诞假期。

[1]沃德·麦卡里斯特（Samuel Ward McAllister, 1827—1895），美国社会活动家，喜欢结交欧美名流。

十三

进门前，迪克用帽子掸去落在他深蓝色滑雪服上的雪花。为了茶聚舞会，宽敞的大厅已经腾了出来，二十年来的鞋钉将地板敲出了累累凹痕，此时，八十来个美国年轻人正随着《别带露露来》的轻快曲调欢蹦乱跳，要不就和着查尔斯顿舞曲的第一响乐器击打声爆出疯狂的吼叫[1]。他们来自格斯塔德附近的学校。这一带是年轻人、无脑者与浪荡子的聚集地——富人中的“暴风突击队”都驻扎在圣莫里茨[2]。在贝比·沃伦看来，能同意到这里来与戴弗一家相会，这本身就已经是委曲求全的让步了。

隔着氤氲摇荡的大厅，迪克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姊妹俩。她们都是全套雪地装扮，尼科尔是天蓝色，贝比是砖红色，像海报上的人儿一样出挑。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在向她们说着什么，可她俩谁也没在意，都被那青春热烈的舞蹈吸引得瞪大了眼睛。

看见迪克，尼科尔经雪之后热起来的脸庞愈发焕出了光彩。“他在那儿？”

“他误了火车——晚些我再去接他。”迪克坐下来，跷起二郎腿，晃了晃沉重的靴子。“你们俩在一起真是太引人注目了。每次看到都让我惊叹，总有那么会儿会忘记咱们原来是一起的。”

贝比是个姿容姣好的高个儿妇人，她所有的忧虑都在于三十大关将近。表现出来的征兆便是，她从伦敦拉来了两个男人，一个几乎从没离开过剑桥，一个年长些，浑身维多利亚时代淫逸之徒的无情做派。贝比身上颇有些老姑娘的特质，她不习惯肢体接触，要是被突然碰到，就会整个人一惊，至于那些持续的接触，比如亲吻、拥抱，则会穿透肌肤直插入她知觉的最前沿。她极少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她的躯干和四肢来传情达意，相反，却会以一种几乎算得上是老旧的方式顿足甩头。她自朋友的不幸中嗅尝死亡的味道，勾勒轮廓，尽情想象，乐此不疲——她坚持认为，尼科尔命运悲惨是生来注定的。

贝比的年轻英国人一直陪着女士们在难度适中的斜坡上滑雪，在雪橇滑道上惹得她们烦恼不已。迪克之前转弯太急伤了脚踝，正好舒舒服服地和孩子们一起在“练习雪坡”上消磨时间，或是待在酒店里和一名俄国医生一起喝淡啤酒。

“开心点儿，迪克。”尼科尔怂恿他，“你下午干吗不去找找那些小嘟娘[3]，和她们跳跳舞？”

“我跟她们能说什么呢？”

她低沉近乎沙哑的声音微微抬高了几度，扮出楚楚动人的伤心模样：“就说，‘小嘟娘，努真是最最口爱的巧东西（小姑娘，你真是最最可爱小东西）’。你想说什么呢？”

“我不喜欢小嘟娘。她们身上一股子橄榄香皂和薄荷油的味道。跟她们跳舞，我会觉得像是在推着一辆婴儿车。”

这是个危险的话题，他很小心，小心到自己都感觉到了，只好越过成堆的少女头颅望向远方。

“正经事儿还多着呢。”贝比说，“首先，是家里传来的新消息——关于我们通常称之为车站产业的那一块。铁路公司一开始只买下了核心部分。现在他们把剩下的都买了，那是属于母亲的。这是个投资问题。”

英国男人摆出对话题的庸俗走向不感兴趣的模样，朝着舞池里的一个姑娘走去。作为一名一辈子都在崇拜英国的美国姑娘，贝比的眼神追在他身后迟疑了片刻，挑衅似的继续说：

“大笔的钱。只一项就是三十万。我会关注自己的投资，可尼科尔对证券一窍不通，我猜你也不了解吧。”

“我该去车站接人了。”迪克避而不答。

门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空中飞舞的雪花已经分辨不清，带着润湿的水汽钻进了他的口鼻。三个乘着雪橇的孩子从他身边滑过，用奇怪的语言高声嚷嚷着发出警告。他听见他们在下一个拐弯处大声喊叫着，耳力所及的更远处，黑暗中传来了雪橇铃铛的声响。假日里的车站因期待而闪亮起来，男孩女孩们在等待着新的男孩女孩加入。火车还没进站，他就已经跟上了他们的节奏，在弗朗兹·格列戈罗维斯面前装出一副好不容易才从无尽欢乐中挤出半个小时的模样。可弗朗兹只是一门心思地想着他到这里来的目的，无暇顾及迪克的情绪问题。“我大概可以抽一天到苏黎世去，”迪克在信上说，“或者你到洛桑来。”弗朗兹千辛万苦地大老远来到了格斯塔德。

他四十岁了。健康成熟，言谈举止无不稳重得体，令人愉快，却始终耽于一种近乎沉闷的安稳状态，这能让他在面对那些精神崩溃，翘首等待他拯救的富人时保持优越感。家传的科学禀赋或许原本能让他走进更广阔的天地，可他似乎更愿意保守地选择一个较低的层面作为立足之地，这样一个选择，在他的择妻标准中尽显无遗。在酒店里，贝比·沃伦对他进行了一番迅速的审查，没有发现任何值得她尊重的痕迹，那是一种特权阶层之间赖以相互辨认的微妙风度或礼仪。之后，她便以次一等的态度来对待他了。尼科尔始终有些怕他。迪克喜欢他，就像喜欢他的朋友们一样毫无保留。

夜幕降临后，大家都乘着小雪橇滑到山下的村子里去，这种交通工具的作用类似于威尼斯的贡多拉。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家酒店，那里有着老式的瑞士酒吧间，木头结构，回声嗡嗡作响；墙上挂着壁钟和鹿角，屋子里摆放着啤酒桶和啤酒杯。不同来历的团体混坐在长条桌边，就像在参加一场盛大的聚会，大吃特吃干酪火锅——那是一种特别难消化的面包干酪大餐，得配上加了香料的热红酒解腻。

大大的房子里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息——这是年轻英国人说的，迪克承认，没有比这更准确的形容了。酒意醺人醉，九十年代流金岁月的灰发男子弹着钢琴高声吟唱怀旧的欢乐歌曲，缭绕的烟雾将年轻的声音、鲜艳的服饰与房间融为了一体。他放松下来，假装世界重新拼凑完整了。有一会儿，他恍惚觉得他们身在一艘即将靠岸的船上，所有姑娘的脸上都露出天真的企盼，企盼在这样的情景下、在这样的夜晚里应有的一切可能。他努力寻找那位特殊的姑娘，心中升起一种感觉：她就在他们身后的桌子旁——可很快他就将她抛在脑后，胡乱说了一大通废话，设法让他的同伴都开心快活。

“我必须和你谈谈。”弗朗兹用英语说，“我只能在这里停留二十四小时。”

“我就猜到你脑子里有什么在酝酿。”

“我有个计划——了不起的大计划。”他一手按住迪克的膝盖，“我有个能成就我们俩的计划。”

“哦？”

“迪克——有家诊所，我们可以一起经营——就是楚格湖[4]边布劳恩的那家老诊所。除了少数几个地方，整个诊所都很先进。他病了——他想去奥地利修养，也可能会死在那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和我——多棒的组合啊！现在，什么也别说，先听我说完。”

贝比眼中闪动着黄色的光，迪克知道，她正在听。

“我们一定要联手把它接下来。诊所不会把你拴死，相反，它能给你一个基地、一间实验室、一个临床中心。每年你只要在那里住上，这么说吧，最多半年，而且全都是天气好的时候。等到冬天，你可以去法国或者美国，把你最新的临床经验整理成著作。”他放低了声音，“就算是为了你家里人的休养和康复着想，自家诊所无论氛围还是可靠性总是更好一些的。”没能看到迪克的表情因为这句话而兴奋起来，弗朗兹飞快地舔舔嘴唇，停顿了一瞬，“我们可以成为搭档。我负责经营管理，你负责理论研究，当个出类拔萃的顾问，大体就是这样。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没什么天赋，可是你有。不过我有我的优势，人们都认为我很有能力，就算是最先进的临床诊疗方法，我也绝对能够应付自如。事实上，我之前有时候也会连续好几个月负责那家老诊所的实际运营。教授说这个计划棒极了，他建议我勇往直前。他说他要活得长长久久的，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分钟。”

迪克想象了一下这份蓝图的前景，为最后的判断热热身。

“资金方面呢？”他问。

弗朗兹的头往后一仰，挑了挑眉，前额、双手、胳膊肘和肩头上飞快滑过几丝涟漪，腿部的肌肉僵硬起来，裤子也被绷紧了。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声音从牙缝间挤出来。

“问题就在这里！钱！”他哀叹道，“我没什么钱。价码是二十万美元。设施更新——呃——”他犹豫地掂量了一下数字，“——这一步，你会认同那是必不可少的，大概得两万美元。不过诊所就是一座金矿——我跟你说，我看过账目了。就一项二十二万美元的投资来说，我们可以确保的收益是——”

贝比的好奇表现得那样明显，迪克干脆把她也拉进了谈话中。

“以你的经验，贝比，”他问道，“你有没有发现，当一个欧洲人迫不及待地希望跟一个美国人见面时，事情总免不了与钱有瓜葛？”

“怎么回事？”她假装一无所知。

“这位年轻的无俸讲师[5]认为他和我应当开启一项商业方面的大计划，努力从美国把精神崩溃的人统统吸引过来。”

弗朗兹紧张地注视着贝比，与此同时，迪克仍在继续：

“可我们是谁，弗朗兹？你大名鼎鼎，我写过两本教科书。这就足够吸引到病人了吗？何况我没有那么多钱——连十分之一都没有。”

弗朗兹露出了一个嘲讽的笑。

“是真的，我没有。尼科尔和贝比家财万贯，就像克洛伊修斯[6]一样。可我还没打算染指她们的财富。”

这下子所有人都被吸引过来了。迪克想知道，身后桌子旁的那个姑娘是不是也在听。这念头诱惑着他。他决定让贝比来为他说话，反正人们常常会让女人对她们力所不及的事高谈阔论。贝比立刻化身为她的祖父，冷静而又勇于尝试。

“我想这是个值得考虑的建议，迪克。我并不清楚格利高里医生谈论的东西，但就我看来——”

他的身后，那位姑娘弯腰钻进一个烟圈，从地上捡起了什么。隔着桌子，尼科尔的脸对上了他的脸。她的美丽和那暂时的安稳姿态唤起了他的爱，这总是能让他的保护欲油然而生。

“考虑一下，迪克。”弗朗兹激动地劝说他，“写精神病学著作的人不该脱离临床实践。荣格写书，布洛伊勒写书，弗洛伊德写书，弗雷尔写书，阿德勒写书[7]……他们全都始终保持着与精神病患者的接触。”

“迪克有我了。”尼科尔大笑道，“我认为，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么一个精神病患者已经够他应付的了。”

“那不一样。”弗朗兹谨慎地说。

贝比想的是，如果尼科尔在一家诊所旁定居，那她就真的可以放心了。

“我们必须好好考虑考虑这件事。”她说。

迪克被她的自以为是逗乐了，但并不打算纵容她。

“决定权在我，贝比。”他温和地说，“你想买一家诊所给我，这真是太慷慨了。”

贝比也意识到自己的手伸得太长，于是赶紧往回缩：

“当然，这完全是你的事。”

“像这么重要的事情，总得有几个礼拜的时间来考虑才能决定。和尼科尔一起住在苏黎世，我怀疑自己是否喜欢这个主意——”他转向弗朗兹，抢在他开口之前说，“——我明白，苏黎世有煤气工厂、自来水和电灯——我在那儿住过三年。”

“我会等你考虑清楚的。”弗朗兹说，“我很有信心——”

一百双五磅重的靴子开始踏着重重的步伐朝门口涌去，他们也加入进去。屋外月光清冷，迪克看见那个姑娘正在把她的小雪橇往面前的一架马拉雪橇上系。他们爬上自己的雪橇，车夫响鞭一甩，马儿便迈开步子，冲进了黑沉沉的夜色中。人们从他们身边奔过，往车上爬，年轻人相互推挤着，从雪橇和滑板上摔下来，跌在松软的雪地上，然后又爬起来，气喘吁吁地追在马儿身后，跑得筋疲力尽，有的总算赶上了某架雪橇，有的只能大声哀叹自己被抛下。两侧原野里一片温柔的宁静，雪橇队穿行在高远空阔、无边无涯的旷野里。乡间更安静些，似乎人们都像祖先一样，正竖着耳朵，留意莽莽雪原上狼群的嗥叫。

到萨嫩[8]后，人们仿佛潮水般涌进市民舞会，和牧牛人、酒店仆佣、小店主、滑雪教练、导游、游客和农夫挤作一团。人在野外不免会生出万物有灵的原始念头，体验过这样的感觉后再回到温暖的房间里，便等同于再次担起某种荒谬却引人瞩目的骑士之名，这名字掷地有声，有如战场上马刺军靴顿踏如雷，亦好似钉球鞋敲打在衣帽间的水泥地板上。有人唱起传统的约德尔调[9]，熟悉的曲调将迪克从刚走进这场景时产生的浪漫情怀中扯了出来。一开始他觉得这是因为那位姑娘被他从脑海中赶出去了，到后来才意识到，当贝比说“我们必须好好考虑考虑这件事——”时，她的言下之意其实是，“我们拥有你，你早晚会承认这一点。维持独立的假象是可笑的”。

对于迪克来说，上一次需要努力克制对某种造物的厌恶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那还是他进入纽黑文的第一学年，凑巧读到了一篇关于“心理卫生”的通俗文章。此刻，他对贝比大为恼怒，不得不一边努力压抑着暴涨的怒焰，一边对她那有钱人的冷酷与傲慢愤愤不已。每几百年里才会有一位亚马孙女战士机缘巧合地发现一个真相，那就是，骄傲是男人唯一的弱点，一旦被侵犯，哪怕措辞再小心，话说得再漂亮，他也会变得像鸡蛋人汉普蒂-邓普蒂[10]一样脆弱。戴弗医生的职业就是收拾其他“蛋”的碎壳，这让他格外害怕被打碎。然而……

“这个社会过分讲究礼节了。”乘着稳稳滑行的雪橇返回格斯塔德时，他这么说。

“哦，我觉得那很好。”贝比说。

“不，那不好。”他对着那一团毛茸茸的人形物坚持道，“讲求礼节就是承认所有人都太脆弱，必须被小心翼翼地对待。说到对人的尊重，你不能随随便便说别人是懦夫或说谎者，可如果你把所有精力都用来照顾旁人的感受，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就无法分辨出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尊重的了。”

“我以为美国人都非常看重他们的礼节。”年长的英国人说。

“我想是的。”迪克说，“我父亲信奉的礼节就来自那个‘先开枪后道歉’的时代。人人都随身带着武器——啊，你们欧洲人从十八世纪开始就不在日常生活里佩带武器了——”

“也不完全是那样，也许——”

“不完全是。不见得吧。”

“迪克，你是一向都是非常温文有礼的。”贝比打圆场道。

女人们在皮毛礼服的动物园里惊慌地看着他。年轻的英国人完全听不明白——他是那种喜欢冒险出风头的人，总觉得自己掌控着一整艘航船——回酒店的路上，他一直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和他最好的朋友打了一场拳赛的荒谬故事，讲他们在那一个小时里如何将对方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却始终大大留有余地，又如何因此而更加深爱对方。迪克忽然促狭起来。

“所以，他每揍你一拳，你就觉得他比从前更好一些？”

“我就更敬重他一些。”

“我没明白这道理。你和你最好的朋友为了一桩小事打了一架——”

“你要是不懂的话，我也没办法跟你解释。”年轻英国人冷冷地说。

——只要开始说真心话，这就是你将得到的回报。迪克告诉自己。

他意识到这个故事的荒谬之处只在于不成熟的心态被用老道油滑的方式表述了出来，不由得心生羞愧，不该去逗那年轻人的。

狂欢精神高炽，他们随着人群涌进一家烤肉馆，店堂里，一名突尼斯酒保正在调节灯光，排演着光之乐章，乐章的另一个声部是高悬在滑冰场上空的明月，后者正透过大大的窗户注视着屋内。光亮之下，迪克发现那位姑娘黯然失色了，令人索然。他抛下她，转而享受黑暗，灯光转红，烟头闪烁起绿色和银色的光芒，酒吧的门开开合合，放进白色的光柱，在舞池中穿梭。

“现在告诉我，弗朗兹，”他问道，“坐在这里喝了一整晚啤酒之后，你觉得你能回去说服你的病人，你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吗？难道你不觉得，他们只会认为你是个酒囊饭袋？”

“我要去睡觉了。”尼科尔宣布。迪克把她送到电梯门边。

“我应该和你一起走的，不过我必须让弗朗兹明白，我对成为一名临床医生毫无兴趣。”

尼科尔走进电梯。

“贝比懂得很多东西。”她沉吟着说。

“贝比是个——”

电梯门合上了——面对着机械的嗡嗡声，迪克在心里补完了这个句子：“——贝比是个浅薄、自私的女人。”

然而，两天之后，当和弗朗兹一起乘着雪橇去车站时，迪克承认他对这个计划有些兴趣了。

“我们开始陷进死循环里了。”他承认，“目前的生活状态带来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压力，尼科尔也受到了影响。总之，里维埃拉的夏日田园牧歌生活也正在发生着彻底的改变——等到明年，那里就会挤满了人。”

他们路过绿草如茵的滚球场，维也纳圆舞曲在球场上飘荡，一所所高山学校的缤纷色彩在淡蓝的天空下闪耀。

“——希望我们能成功，弗朗兹。除了你，我不愿和任何人合作去迈出这一步。”

再见，格斯塔德！再见，新鲜的面孔，冷艳芬芳的花朵，黑夜里的雪花。再见，格斯塔德，再见！

[1]《别带露露来》（Don't Bring Lulu）是1925年的流行歌曲，歌中的“露露”是个忧郁、有时疯狂、“自作聪明”的女孩，“会把每一场聚会都毁掉”。查尔斯顿舞风行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起源自非裔美国黑人的舞蹈，因1923年美国钢琴演奏家、作曲家詹姆斯·P. 约翰逊（James P. Johnson, 1894—1955）创作的同名乐曲The Charleston而迅速传播开来，这首乐曲也是此后十年中最流行的乐曲之一。

[2]暴风突击队是一战中德国的精锐部队，这里指代真正的富豪名流。格斯塔德是瑞士西南部滑雪胜地。圣莫里茨位于瑞士东部，是著名的豪华高山度假地。

[3]尼科尔在这里是用婴儿腔说话，意即“小姑娘”。

[4]瑞士中部湖泊，位于卢塞恩湖和苏黎世湖之间。

[5]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部分大学授予的学术头衔，不一定与实际的教学岗位和薪酬挂钩，更多的是个人授课资格和学术能力的体现。对于该头衔的保持和取消，各地有不同规定，有的会要求一定的授课或演讲数量。

[6]克洛伊修斯（Croesus, 公元前595—约前546），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吕底亚的国王。吕底亚位于爱琴海边，以富庶著称。

[7]保罗·布洛伊勒（Paul Eugen Bleuler, 1857—1939），瑞士精神病学家和优生学家，提出了精神分裂症、孤独症等一系列相关概念。奥古斯特·弗雷尔（Auguste-Henri Forel, 1848—1931），瑞士精神病学家、神经解剖学家、优生学家和蚁学家，以对人脑和蚁脑构造的研究而著称。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奥地利心理学家，个体心理学派创始人，著有《自卑与超越》等多部著作。

[8]位于瑞士伯尔尼州，格斯塔德即在其辖区内。

[9]一种需要真假声快速反复转换的音乐形式，通常认为起源于瑞士、奥地利等阿尔卑斯中部山区，后流传至全世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时一度风行于剧院和音乐厅。

[10]汉普蒂-邓普蒂是英国民谣中的一个鸡蛋人，民谣前后有多个版本，在英语言地区广为流传，大意都是，坐在高墙上的汉普蒂-邓普蒂摔在了地上，无论多少人都没办法再让他恢复原样。

十四

凌晨五点，迪克从一个长长的战争梦中醒来，他走到窗边，凝望着窗外的楚格湖。梦境的开头宏大而阴郁，海军蓝的制服队列穿行在暗沉沉的广场上，队伍前方是军乐队，正在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的《三个橘子的爱情进行曲》第二乐章[1]。紧接着，消防车出现了，这是灾难的信号。此外还有一场急救站里伤残大兵掀起的可怕暴乱。他拧亮床头灯，将梦境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用一句自嘲结尾：“非战斗人员的炮弹休克症。”

坐在床边，他感到整个房间、整栋房子、整个夜晚尽皆归于虚无。隔壁屋子里，尼科尔寂寞地嘟哝着什么，无论她在梦中体验着怎样的孤独，他都为她感到难过。因为他的时间凝滞不前，总是每隔几年之后才会发起一次加速冲刺，就像电影的快速倒带进带一样，可对尼科尔来说，时光是随着时钟滴答、日历翻页和一个个生日过去而流逝的，与之相伴的，是容颜渐老，酸楚日增。

就连刚刚在楚格湖边度过的一年半时间，在她的眼里也无异于虚掷了光阴：季节的变换只能通过马路上工人的肤色体现，五月粉红，七月棕褐，九月黝黑，待到春天，复归苍白。她曾经从第一次疾病的阴影下走出来，带着新生的希望，满怀憧憬，然而，除了迪克，她别无生趣可言，论及抚养孩子，她唯一能做到的只是做出疼爱的模样，将他们当成有待养育的孤儿。她喜爱的多半是些放浪不羁的人，他们扰乱她，于她并无裨益，而她在他们身上寻找一种生命力，那生命力塑造了他们，让他们或是自由独立，或是富于创造力，或是坚毅强健。可结果却总是徒劳无功。因为秘密深埋在早已被他们忘却的童年挣扎之中。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尼科尔外在的和谐与魅力，她的疾病的另一张面孔。她拥有不愿被拥有的迪克，过着孤寂的生活。

许多次，他都想要放开她的手，却没能成功。他们有过许多美好的相处，许多不眠白夜里爱人间的美好谈话，可是，每当他转身离开，回归自我，就只留下她一个，两手空空，呆呆地注视着那虚无，为它起了无数的名字，心底里却明白，那只是一份希望，希望他很快就会回来。

他用力拍了拍枕头，仰面躺下，后脖颈抵着枕头，就像日本人想要舒缓血液流速时做的那样，又睡了一会儿。等到他开始刮脸的时候，尼科尔也起来了，满屋子团团转着向孩子和佣人发出生硬、简短的指令。拉尼尔跑进来参观父亲刮脸——因为住在精神病疗养院旁边，他格外崇拜他的父亲，同时对其他绝大多数成年人不屑一顾到了夸张的地步，毕竟，他看到的病患们要不就是古怪异常，要不就是因为矫枉过正而显得毫无个性、死气沉沉。拉尼尔是个漂亮男孩，大有前途，迪克在他身上花了许多心血，他们父子间的关系就像是体贴而严格的军官与心怀崇敬的士兵。

“你刮胡子的时候，”拉尼尔问，“为什么头顶的头发总会沾上一点儿肥皂沫？”

迪克小心地张开涂满剃须泡沫的嘴：“我也常常觉得奇怪，可是从来没能找到原因。也许是因为刮鬓角线时我的食指会沾上肥皂沫，可它又是怎么跑到头顶上去的，我就不知道了。”

“明天我来从头看一次。”

“这就是你早餐前唯一的问题了吗？”

“我不认为它算得上真正的问题。”

“这由你自己做主。”

半个小时后，迪克起身去行政办公楼。他三十八岁了，还是拒绝留胡子，比起在里维埃拉时的颓唐萎靡，如今更有医生气质。十八个月以来，他一直居住在诊所旁——自然，这是欧洲最好的诊所之一。和多姆勒的诊所一样，这里也是新式的，不再只有一座黑洞洞的阴森大楼，更像一个小小的模拟村庄，房舍星罗棋布。迪克和尼科尔在其中加入了不少提升品位的元素，于是，整间诊所都变成了艺术品，每一个途经苏黎世的心理学家都会前来参观。若是再有一间茶室的话，它就完全是一个乡村俱乐部了。“野蔷薇”和“山毛榉”楼里住着已经沉入永恒黑暗的病患，与主建筑间有小树林隔开，它们是经过伪装的军事要塞。后面有一大片蔬菜农场，病人也会参与劳作。用于实施职业疗法的工作坊有三个，都在同一栋建筑里，戴弗医生的晨间巡视就从这里开始。木工坊里洒满了阳光，空气中飘着锯末的清香，那是木头里流出来的时间味道。总有六七个人待在这里，挥锤、推刨，忙忙碌碌——都是沉默的人，就算迪克从旁边走过，他们也只是从专心致志的工作中抬一抬眼皮。迪克本身就是个好木匠，通常会跟他们讨论一会儿诸如某种工具好不好用之类的话题，语调平静，饶有兴致，拉家常一般。隔壁是书籍装订间，适合最不稳定的病人，但他们也是最有机会康复的。最后一间则用来做些串珠、编织和打制小铜器的活儿。这里的病人脸上永远是一副长吁短叹的表情，为了无解的难题而忧心忡忡——他们的叹息只代表着又一个永无休止的逻辑死循环开始了。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们不会沿着一条线朝前走，却总是绕着同一个圈子打转。一圈，一圈，又一圈。永远转不出来。但这些小手工活儿材料的鲜艳色彩能给局外人一种短暂的错觉——看起来一切都很好，就像幼儿园一样。当戴弗医生走进门时，这些病人都高兴起来。和格利高里医生比起来，他们几乎全都更喜欢他。曾经同样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人尤其喜欢他，总是这样。很少有人会感觉到被他忽视，也很少有人认为他心机叵测或是装腔作势。这些反馈和迪克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的并无不同，只是给予反馈的人如今在这里，都是扭曲、异常的人。

一个英国女人永远只和他谈论一个话题，她认为那是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

“我们今晚有音乐吗？”

“我不知道。”他回答，“我还没见到利亚迪斯洛医生。你喜欢昨晚萨克斯夫人和朗斯特利特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演奏吗？”

“马马虎虎吧。”

“我觉得很不错——特别是肖邦的钢琴曲。”

“我觉得很一般。”

“你什么时候亲自为我们演奏一曲？”

她耸耸肩，这个问题让她很高兴，过去几年来从无例外。

“什么时候吧。可我的水平也只是马马虎虎。”

他们知道她根本不会演奏。她有两个姐妹，都是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她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只有她从来就没能学会那些音符。

离开工作坊，迪克接着去巡视“野蔷薇”和“山毛榉”楼。从外表看，这些房子和其他的同样明快。所有的装饰和家具都是尼科尔设计的。隐蔽的格栅、护栏与固定的家具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设施，尽管有这样的限制，她仍然以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完成了工作——这种创造力原本是她所缺乏的，如今却被难题本身激发了出来——不明底细的来访者做梦也想不到，那纤巧优雅的金属透雕窗花原来是刚硬牢固的锁链挂栓，那一根根闪闪发亮的现代式管状物件竟比爱德华时代的庞然大物更加结实，就连放置在铁掌中的花儿和任何一个看似随意的装饰、装置，也都不可或缺，就像摩天大楼里的钢梁一般。她不知疲惫的双眼审视过每一个房间，赋予它们最实用的修饰。若是得到恭维，她便毫不客气地称自己为管子工大师。

在那些大脑罗盘还没被消磁的人眼里，这些屋子里总有许多看起来相当古怪的事。戴弗医生就常常在野蔷薇楼里被逗乐，那是男子病房，里面住着一个小个子裸露狂患者，他认定只要他能一丝不挂而又顺顺当当地从巴黎凯旋门走到协和广场，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迪克觉得，也许他是对的。

他最感兴趣的是主楼的一例病案。病人是位女性，三十岁，进诊所有六个月了。她是个美国画家，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他们对她的过去了解不多，只知道她彻底疯了的情况是被她的一个堂兄偶然发现的，当时她的情况一塌糊涂，被送到城郊一间通常收治酗酒及嗑药旅行者的狂欢疗法诊所里尝试过一段难以令人满意的治疗。后来，这位堂兄设法将她带到了瑞士。刚来时她还相当漂亮，如今却成了一具纯粹活受罪的躯体。所有血检项目都没有显示出阳性反应，他们最后只好勉强诊断为神经性湿疹。这两个月以来，她饱受折磨，犹如被禁锢在铁处女[2]中一般。在她独特的幻想世界范畴内，她头脑清楚，甚至可以说极有见地。

她是迪克的特别病号。当她过度兴奋时，他是唯一能“与她同行”的医生。好几个礼拜之前的一个晚上，考虑到她已经被失眠折磨了太多时日，弗朗兹利用催眠术成功让她获得了几个小时的必要休息，可自那之后，他就再也没能做到同样的事了。迪克不太相信催眠术，也很少使用它，他知道自己并不总能调动起施术的情绪——他曾经在尼科尔身上尝试过一次，结果被她大肆嘲笑了一番。

二十号房的女人看不到走进门来的迪克，她的眼睛肿得太厉害，根本睁不开。她开口说话，声音有力、圆润、低沉，微微颤抖着。

“这样还要多久？是不是永远没有尽头了？”

“不会太久了。利亚迪斯洛医生告诉我，很多地方都整片地消肿了。”

“如果能知道我做了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我会坦然接受的。”

“把事情神秘化并不明智。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神经官能性症状。它与羞愧有关——你小时候是不是特别容易觉得羞愧？”

她躺在那里，脸冲着天花板。

“从懂事之后，我就发现再也没什么值得羞愧的了。”

“难道从来没有过什么会让人感到羞愧的小罪过或小错误？”

“我没有任何可自我谴责的。”

“那你真是非常幸运。”

女人思索了片刻，声音钻出缠满绷带、为隐秘歌声所苦的面庞：

“我所经受的，就是这个时代里为抗争男性而战斗的女性之命运。”

“而会令你大吃一惊的是，这与一切战斗别无二致。”他回答，采用了与她相同的书面措辞。

“与一切战斗别无二致。”她细细咀嚼这句话，“你挑选一个姿态，然后，或是赢得一场皮洛士式的惨胜[3]，或是被打破，被摧毁——你就是残垣上飘来的一声幽灵的回响。”

“你既没有被打破，也没被摧毁。”他告诉她，“你真能确定你所参与的是真正的战斗吗？”

“看看我吧！”她狂怒地喊叫起来。

“你饱受痛苦，可是许多女人在误把自己当成男人之前也曾经受痛苦。”谈话几乎变成了辩论，他让步了，“无论如何，你决不能将一次失利视作全盘的溃败。”

她嗤之以鼻：“说得倒是漂亮。”这从痛苦的硬壳中挤出的字眼击退了他。

“我们希望找出究竟是什么将你带到了这里——”他开口道，却被她打断了。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一种象征。我以为你或许会知道那是什么。”

“你病了。”他机械地说。

“那么，那个差一点就被我找出来的，究竟是什么？”

“更严重的病。”

“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他听见自己满口谎言，只觉得恶心，可此时此地，这话题之中的广袤宇宙也只能被压缩成一个谎言的球。“除此以外，无非混乱与混沌。我不想对你发表长篇大论——我们非常了解你身体上的痛苦。可是，只有每一天都直面问题，无论它们看上去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乏味无聊，只有这样，你才能让事情一点点退回原位。在那之后——也许你就能再一次探索——”

他放慢语速，绕开心底里无从绕开的结论：“——知觉的前沿。”艺术家必须查勘的那种前沿不适合她，永远都不会适合。她是精美的丝缎，生来脆弱，到最后，她或许会在某种宁静的神秘主义中找到栖身之所。查勘这种事，适合流淌着农夫血液的人，筋骨强健，肌肉壮实，能将惩罚当作面包和盐一样囫囵吞下，每一寸肉体与精神都同样坚不可摧。

——不适合你。他差一点就说出来了。对你来说，这个游戏太严酷。

面对这份痛苦的赫赫威严，迪克为她而倾倒，毫无保留，几近男女之欲。他想拥她入怀，一如他常常对尼科尔做的那样，连同她的错失一并捧在手心，那也是她的一部分，深埋在她的身体里。那穿过垂坠卷帘的橘色阳光，病床上她的大理石躯壳，脸上的斑点，在疾病的虚空中搜寻却只能找到缥缈遥远意象的声音。

他心潮起伏，泪水如岩浆般渗出，浸湿了她的绷带。

“那一定是为了什么。”她絮絮呢喃，“一定有什么因它而生。”

他俯身亲吻她的额头。

“我们都必须努力好起来。”他说。

走出病房，他让一名护士进去照顾她。另外还有些病人要去看：一个十五岁的美国女孩，在童年必须只有快乐的观念下被抚养长大——他去看她，只是因为她刚用一把指甲刀剪掉了自己所有的头发。对她没什么可做的，她有神经官能症的家族病史，成长的过程中也没能打下任何坚实可靠的地基。那位父亲是个正常人，谨小慎微，用尽了全力想要保护全家人远离生活的艰难，结果却只是成功地阻碍了他们应对人生意外时自我调节的能力，然而意外总是难免的。迪克找不到什么话可说：“海伦，遇到麻烦时一定要找护士，你一定要学会接受建议。答应我，你会做到。”

一个精神病人的承诺又有什么用呢？他顺道去看了看一名来自高加索的流亡者，这位病人身体孱弱，被紧紧扣在一种吊床里，吊床浸在一盆热药汤里。然后又看过了一名葡萄牙将军的三个女儿，她们在不知不觉间陷入了麻痹性痴呆。他走进她们隔壁的病房，告诉一位崩溃的精神病医生，说他已经好转了，而且是持续好转，那男人努力在他脸上寻找可以信任的证据，因为这是他与真实世界仅有的联系了，他只能从迪克的声音里找到回应，以此获得安慰，否则就一无所得。巡视结束之后，迪克解雇了一名懒惰的护理员。这时已经是午餐时间了。

[1]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Sergeyevich Prokofiev, 1891—1953），苏联作曲家，出生于乌克兰，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彼得与狼》《三个橘子的爱情进行曲》均为其代表作。《三个橘子的爱情进行曲》是一部颇具先锋性的四幕讽刺歌剧，剧中的进行曲流传尤为广泛。

[2]中世纪刑具，人形封闭金属装置，内部布满长钉，限制住被关在其中的人不得随意动弹。

[3]皮洛士（Pyrrhus of Epirus, 公元前319/318—前272 ）为古伊庇鲁斯王国的国王，在赫拉克勒亚战役（公元前280年）和阿斯库仑战役（公元前279年）两场对抗古罗马的战斗中，以惨重的伤亡代价赢得了胜利。此后，西方便以皮洛士式胜利表示付出高昂代价而获得的胜利。

十五

和病人一起吃饭是桩辛苦活儿，他只当是完成任务。一眼看去，餐厅里的一切——当然不包括“野蔷薇”和“山毛榉”的住客——都中规中矩，却永远弥漫着沉重的抑郁气息。所以医生们总是努力交谈，说个不停，然而大多数病人似乎都被一上午的工作耗尽了精力，要不然就是受到了同伴的影响而感到压抑，无不寡言少语，只顾盯着盘子埋头吃饭。

午餐结束后，迪克回到自家别墅。尼科尔坐在客厅里，表情古怪。

“读读那个。”她说。

他打开信。是一个新近出院的女病人写来的，当时有医生对她的出院还抱有疑虑。信里明白无误地指控他引诱了她的女儿——母亲病重期间，那女孩一直陪伴左右。信中推测，戴弗夫人一定很高兴知道这件事，好借此认识到她丈夫的“真面目”。

迪克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通篇文字干脆利落，可他还是能从字里行间辨认出躁狂症患者的痕迹。他曾有一次顺便开车带那女孩到苏黎世——那是个肤色浅黑、个头娇小的轻浮女孩——后来又答应了她的请求，在黄昏时带她回到诊所。在一种慵懒到近乎放纵的情形下，他吻了她。后来，她尝试过想要更进一步，可他毫无兴趣，从那以后，或许就是因为这个，那女孩开始讨厌他，最终带走了母亲。

“这封信纯属胡言乱语。”他说，“我和那个女孩没有任何关系。我对她的感觉就连喜欢都谈不上。”

“是的，我努力这么去想。”尼科尔说。

“说真的，你不会相信这个吧？”

“我已经坐在这儿了。”

他放低声音，换上责备的口吻，在她身边坐下。

“这太荒唐了。这是一封精神病人写的信。”

“我也曾经是一名精神病人。”

他站起来，语气变得不容置疑。

“我们还是不要做这些无聊的事了，尼科尔。去把孩子们都叫上，我们该出发了。”

迪克开车，全家人都坐在车里，沿着湖岸岬角往前开。阳光炽烈如火，湖水溅在挡风玻璃上，汽车钻过垂坠如瀑的常春藤。这是迪克的车，一辆非常低矮的雷诺，以至于除了孩子们，每个人的头都顶到了天花板。家庭女教师坐在孩子们中间，像是一根杵在后座上的桅杆。他们熟知这条路的每一公里——在哪里会闻到松针的味道，哪里有炉灶的黑烟缭绕。日头高挂在天上，低下头紧追汽车，凶狠地攻击孩子们的草帽。

尼科尔沉默不语，迪克被她硬邦邦的锐利目光瞪得心神不宁。和她在一起，他常常感到孤独，而她却不断用短暂的激情弄得他精疲力竭，那都是关乎她个人的“天启”，专为他保留的，“我喜欢这个——我更喜欢那个——”。可是这个下午，他宁愿她为鸡毛蒜皮的琐事喋喋不休，起码能有一些提示，让他知道她在想什么。当她退回自己的世界里，关上心门，往往就意味着最危险的情形。

家庭女教师中途在楚格下了车，留下戴弗一家。他们继续朝阿吉瑞市场走，一群庞大的压路机为他们开路。迪克停好车，看尼科尔仍旧盯着他不动，便说：“来吧，亲爱的。”她嘴一咧，露出一个突兀的可怕笑容。他的胃抽搐了一下，却装作没有看到的样子，重复道：“来吧。这样孩子们也好下车。”

“噢，是的，我下来了。”她回答道，一个字一个字，从在她脑海中渐渐编织成形的某个故事中撕扯下来，太快了，他一时理不清楚，“别担心那个。我来了——”

“那就下来吧。”

他走到她身旁，可她偏开头不去看他，脸上仍然挂着一抹轻蔑、疏远的笑。直到拉尼尔对着她说了好几次话之后，她才勉强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个点上，那是木偶戏《潘趣和朱迪》，靠着这个锚点，她努力稳住了方向。

迪克拼命想应该怎么办。他之于她的双重视角——丈夫的，精神病医生的——越来越令他不知所措。过去六年里，她好几次把他拽到了自己这一边，靠的是唤起他强烈的怜爱，用源源不绝的机智和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来解除他的武装，只有等到事情过去之后，他才会猛然惊醒，发现自己从紧张中放松下来，发现她又成功地寻找到突破点，打败了他更占优势的判断。

和托普茜就木偶戏的讨论——关于这个潘趣是不是去年他们在戛纳见过的那个潘趣——尘埃落定后，一家人继续在露天摊位间穿行闲逛。衬着涂抹成天蓝或橘黄色的卡车与陈列架，女士软帽、软帽下的丝绒背心和来自各州的鲜艳大摆篷裙无不显得端庄娴雅。空中传来一阵性感肚皮舞秀场的低呼与环佩叮当。

突然间，尼科尔拔腿就跑，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迪克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看见她的黄裙子远远地在前方的人群中忽隐忽现，留下一串似真似幻的赭色针脚。他追了上去。她悄无声息地跑，他便也悄无声息地追。随着她的逃离，这炎热的下午变得愈发刺眼而难耐，他把孩子们忘了。很快，他想了起来，转身跑回孩子们身边，拉起他们的胳膊却踌躇难决，眼睛扫过一个个摊位。

“夫人，”他对一个站在白色摇奖转筒后的年轻妇人喊到，“我能把孩子们留在这里请您照看几分钟吗？我有急事——回来后我会付给您十个法郎。”

“好的。”

他把孩子们推进货摊里。“那么——和这位好心的女士一起待在这里。”

“好的，迪克。”

他掉头飞快地跑开，可是已经失去了她的踪迹。绕着旋转木马转了几圈后，他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跟着它跑，眼睛盯着的始终是同一匹木马。他抬起手肘推开人群，挤进小酒馆。想起尼科尔的爱好，又掀开一个占卜者的帐篷帘子角往里窥看。迎接他的是一个低沉单调的声音：“生于尼罗河岸的第七女的第七个女儿[1]——请进，先生——”

扔下帘子，他朝游乐场靠湖岸的一侧跑去，那头有几个小摩天轮正在天幕下缓缓转动。他找到她了。

她单独一个舱，现在正在最高处。转下来时，能看见她在疯狂地大笑。他悄悄退回人群里。转到第二圈，人群也发现了尼科尔歇斯底里的异常。

“看啊！”

“看那个英国女人！”

她又一次降落到地面。这一次，转轮和音乐都慢下来，十几个人围了上去，被她的大笑引得也全都傻呵呵地笑起来。可一看到迪克，尼科尔的笑就僵住了——她比了个悄悄溜走的手势，转身要跑，可迪克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拉着她离开人群，一直没有放开。

“你为什么要放任自己这样失控？”

“你很清楚为什么。”

“不，我不知道。”

“真是可笑——放开我——简直是对我智商的侮辱。你以为我没有看见那女孩看着你的样子——那个小黑丫头。噢，真是荒谬——一个孩子，还不到十五岁。你以为我没看到？”

“在这里坐一会儿，平静一下。”

他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她的眼眸里盛满了深深的怀疑，她抬起一只手从眼前扫过，仿佛有什么东西阻挡了她的视线。“我要喝酒——我要喝白兰地。”

“你不能喝白兰地——想喝酒的话，可以来杯黑啤酒。”

“我为什么不能喝白兰地？”

“咱们别为这个纠缠。听我说，那个所谓女孩的事，完全是你的幻觉，你能明白这个词吧？”

“只要是你不想让我看到的，就都是幻觉。”

他心中升起一种罪恶感，就像是在噩梦中被指控犯下了某种罪行，梦中的我们也以为的确如此，可只要一醒来，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做过。他避开了她的眼神。

“我把孩子们留在一个吉卜赛女人的摊子上了。我们得去接他们。”

“你以为你是谁？”她质问道，“斯文加利[2]？”

十五分钟前，他们还是一个家庭。现在，当迫不得已要用肩膀将她挤进角落时，他只觉得他们俩的一切，孩子与男人之间的一切，都无异于一场可怕的事故。

“我们回家去。”

“家！”她不顾一切地大吼，声音都撕裂了，飘摇起来，“坐在家里，想着我们全都在一点点腐烂，我打开的每一个盒子里都装着孩童的腐烂的骨灰？肮脏！”

他几乎是安慰地看着她被自己的话吓得僵硬了身体。而尼科尔，她的敏感已经深及腠理，立刻在他脸上看到了放弃的影子。于是也放柔了面容，恳求道：“救救我，救救我，迪克！”

一阵痛苦滚过他的四肢百骸。多么可怕啊，这样美好的躯体却不能自己站立，只能悬吊着，悬吊在他的身上。某种程度上，这并没有错，男人就是为此而生的，就是横梁与思想，是纵梁与函数。可不知怎么的，迪克和尼科尔混作了一体，无高无下，无相对无相辅。她也是迪克，是他骨髓深处的焦渴。他不能眼看着她崩溃瓦解而袖手旁观。他本能的判断化作柔情与怜悯汩汩流出——唯一能做的，只有遵循最标准的现代疗法，予以介入——他会从苏黎世请一名护士，今晚彻夜守着她。

“你能救我的。”

她的娇蛮裹了蜜，几乎令他难以自持。“你救过我——这次你也能救我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从前那些。”

“总有人能帮我。”

“也许吧。最能帮到你的是你自己。我们去找孩子们吧。”

许多抽奖摊子上都有白色摇奖筒。问到第一家却得到摇头否认时，迪克吓了一跳。尼科尔站得远远的，眼里闪着恶毒的光，她不愿接纳孩子，恨他们是她一心想要搅乱的那个井然世界的一部分。很快，迪克找到了。孩子们身边围着一群女人，个个如同检视好货一般兴高采烈地研究他们，还有好些乡下孩子在一旁紧紧盯着。

“谢谢，先生，噢，先生您真是太慷慨了。这是我的荣幸，先生、夫人。再见了，我的小家伙们。”

他们启程回家，灼人的哀伤兜头压下来，似乎就连汽车也不堪承受这样多的恐惧和痛苦，孩子们失望地抿紧了嘴角。不幸露出了它狰狞的面貌，幽暗蒙昧，容色莫名。直到了楚格附近，尼科尔才勉强挤出一句话，是她之前就发表过的评论，说一栋远离路边的黄色房子那迷蒙的模样像是一幅还没晾干的画。可这只不过是挣扎罢了，挣扎着想要抓住飞快滑脱的救命绳索。

迪克尽量放松——大战在即，到家后才是开始，他多半得坐上很久，重新为她解说整个天地宇宙。“精神分裂症患者”，名副其实，他们有着分裂的性格。尼科尔就总是在双重性格之间切换，一个她，什么都不需要解释，另一个她，什么都没法解释。对待她，坚持积极与肯定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务必要确保连接现实的道路畅通而退缩逃避的道路险阻难行。可她疯狂时的灼灼才华与机变巧智如同足智多谋的水，无孔不入，无所不至，防不胜防。那需要许多人携手努力才能抵挡得住。他觉得，这一次有必要让尼科尔学会自我疗愈了，他想等等看，等到她自己想起过去的种种，并从中奋起反抗。他疲惫地思索着，计划重新恢复从前严格执行的日常疗养法，从一年前开始，他们放松了。

他转弯上山，打算抄近路回诊所，眼前是一小段紧贴山崖的直道。就在他一脚踩下油门时，汽车突然疯狂地摇摆起来，忽左，忽右，甚至有两只轮子离开地面悬空了起来，伴随着尼科尔震耳欲聋的尖叫，迪克奋力压制住了那发疯一般紧紧拽着方向盘的手，稳住了方向，下一刻，又是猛的一晃，汽车被甩出道路，冲过低矮的灌木丛，又一次两轮悬空，正正九十度顶在一棵树上，慢慢停了下来。

孩子们放声尖叫。尼科尔也在尖叫。她高声诅咒着，拼了命的要抓破迪克的脸。迪克首先关心的是汽车的情况，发现无从估量之后，便推开尼科尔的手臂，从朝上的一侧车窗爬出车外，再将孩子们抱出来，随后才看到，车停得还算稳当。一时间，他动弹不得，僵立在原地，浑身发抖，大口喘着气。

“你——！”他大吼道。

她大笑着，酣畅淋漓，毫不懊悔，毫不害怕，毫不在乎。如果有任何人到这时才看到这一幕，绝想不到她就是罪魁祸首——她笑得像个躲过了惩罚的淘气孩子。

“你害怕了，不是吗？”她指控他，“你怕死！”

她如此理直气壮，惊魂未定的迪克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是因为贪生怕死才被吓到。可孩子们满脸紧张，来回看着自己的双亲，让他恨不得将她那张咧嘴大笑着的脸碾成肉泥。

在他们的头顶上方有一家小旅馆，沿着山路绕上去得走上五百米，可爬山的话只有一百码[3]，隔着草木繁茂的山坡也能看到旅馆屋舍的一角。

“拉住托普茜的手，”他对拉尼尔说，“就像这样，抓紧，爬到山上去——看到那条小路了吗？到旅馆后告诉他们，就说‘戴弗家的车坏了’。一定要让他们马上叫个人下来。”

拉尼尔不太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却也察觉到了，这是可怕的、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他问道：

“你怎么办，迪克？”

“我们会留在这里，守着汽车。”

离开时，两个孩子谁也没再看他们的母亲一眼。“过马路时小心！注意两边的车！”迪克追着他们的背影大声叮嘱。

他和尼科尔相互瞪着，两双眼睛就像隔着庭院正对着的两扇窗户，里面火光熊熊。然后，她掏出粉盒，打开来，对着镜子朝后捋了捋鬓边的头发。迪克看着正往山上爬的孩子，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半山坡的松树林里之后，才绕着汽车开始查看损坏情况，琢磨着该怎样把它挪回到大路上。从泥地上的痕迹看，汽车在之前的事故里冲出了足有一百多英尺远。他心中没有愤怒，只是充满了强烈的厌恶。

几分钟后，旅店老板匆匆向他们跑来。

“上帝啊！”他大喊道，“怎么回事，你们开得太快了吗？真是万幸！要不是这棵树，你们就滚下山去了！”

埃米尔身上还围着黑色的大围裙，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借着他的出现，迪克不动声色地给尼科尔使了个眼色，示意让他帮她从车里出来。结果，她直接从朝下的一侧跳出来，落地时在斜坡上失去了平衡，跪倒在地上，立刻又站了起来。看到两个男人在尝试挪动汽车，她的脸上露出了轻蔑的表情。即便是这样的情绪，迪克也觉得很好，便说：

“去和孩子们一起等着吧，尼科尔。”

直到她离开以后，他才想起她之前就想喝白兰地，而上面刚巧有白兰地卖——迪克对埃米尔说，别管车了，等司机和拖车到了再把它拖上来。两人转头一起匆匆上山，朝旅店走去。

[1]西方民俗中认为行七男子的第七个儿子有天赋异能，具体能力各地说法不同，在爱尔兰是治愈疾患的能力；在意大利是迷惑人心和召唤毒蛇的能力；拉丁美洲则认为这样的男孩会化身狼人，需要通过特殊方式才能解除诅咒。文中的占卜者应当是根据自身性别做了调整。

[2]1895年出版的英国畅销小说《崔尔比》（Trilby）中的人物，作者是出生于法国巴黎的漫画家、小说家乔治·杜·莫里耶（George du Maurier, 1834—1896）。小说中的斯文加利是个邪恶、专横的音乐家与催眠师，他引诱了崔尔比，用催眠术将这个原本是音盲的女孩改造成出类拔萃的歌者，使其只有在他的帮助下才能登台演出，从而对她加以控制和利用。

[3]约九十米。

十六

“我想离开一阵子。”他对弗朗兹说，“一个月左右，能离开多久就多久。”

“为什么不呢，迪克？我们最初就是这么安排的——是你自己坚持要留下来。如果你和尼科尔——”

“我不想带尼科尔一起走。我想一个人离开。这快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二十四小时里我要是能睡上两个小时，那都称得上是茨温利的一大奇迹了[1]。”

“你想要一个真正的斋戒期。”

“应该是‘假期’。你看，如果我去柏林参加精神病学研讨会，你能设法保持一切如常吗？最近三个月她都很好，也喜欢她的护士。上帝啊，在这件事情上，你是这世上我唯一能求助的人了。”

弗朗兹哼了一声，想了想自己是否真能不负所托，始终为搭档着想。

一周之后，迪克驾车到苏黎世机场，搭上一班飞往德国慕尼黑的大飞机。轰鸣声中，飞机冲上了蓝天。迪克只觉得懒懒的，这才发现自己是有多么疲累。引人沉醉的宁静铺天盖地而来，将他笼罩，他抛开了一切，权且就让疾患归于病人，轰响归于马达，方向归于飞行员吧。他无意参加大会的任何一项活动——想也知道有些什么，不外乎布洛伊勒和老弗雷尔的新册子，大可以回家再慢慢看；宣称通过拔牙或烧灼扁桃体治愈了早发性痴呆[2]的美国人的论文，人人心中讥嘲却表面赞叹，只因为美国是一个如此富庶强大的国家。还有其他来自美国的与会代表：红头发的施瓦茨，带着他圣徒般的面容和横跨两个世界的无限耐心；十几个唯利是图、暗带羞惭的精神病医生，他们来参加会议，半是为了粉饰地位，好在他们罪恶的行当中把手伸得更长，半是为搜罗些新鲜的奇谈怪论，添进他们惯常招摇撞骗的伎俩中，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搅成拆分不清的乱麻。还会有几个愤世嫉俗的拉丁人和某个来自维也纳的弗洛伊德信徒。伟大的荣格会是唯一的清流，温雅平和，理智公允，穿梭于人类学的丛林和在校学子的神经衰弱症之间。首先出场的会是美国代表团，无论形式还是礼节都简直就是扶轮国际[3]的翻版，然后，严谨的欧洲人激情洋溢地予以反驳，最后，美国人打出他们的王牌，宣布送出大笔的礼物和捐款，兴建一大批新的机构和培训学校，在数字面前，欧洲人将惨白了脸色，讪讪而退。可他并不想亲眼见证这些。

飞机绕过了福拉尔贝格[4]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峰。看到地面的村庄时，迪克心头涌起一阵田园乡野的欣悦。一眼望去，总能看到四五个村子，每个村子的中心都是一座教堂。离远了再看地面，一切都简单起来，简单得就像用娃娃和锡兵玩战争游戏。这是政客、将军和所有离群索居者看待事物的方式。不管怎样，这都是一幅让人轻松的好图画。

一个英国人隔着走道向他搭话，可他近来却总觉得和英国人有些格格不入。如今的英国就像个恣意浪荡过后的有钱人，靠着和人们一个个私下恳谈来挽回人心，只是人人都看得出，他不过是想找回自尊，好重新攫取昔日的威权。

迪克随身带着几本在机场买的杂志，《世纪》《电影月刊》《插画周刊》和《飞叶杂志》[5]，可沉浸在想象中似乎更有趣。他想象自己走进村子，和村民们握手寒暄。他坐在那些教堂里，一如坐在水牛城那座父亲的教堂里，置身于刻板僵硬的礼拜盛装之间。他聆听着来自近东的智慧，钉上十字架，死亡，葬身欢欣鼓舞的教堂，又一次，为了究竟该在奉献盘里放五美分还是十美分而烦恼不已，毕竟姑娘就坐在背后的长椅上。

英国人的话锋突然微微一转，提出想借他的杂志。迪克求之不得，刚好可以安静想想接下来的航程。他的澳大利亚长毛羊皮下藏着一颗狼的心，他想着那快乐的世界——永不褪色的地中海，古老的尘散发着泥土芬芳，厚厚地覆在橄榄枝上；萨沃纳城郊的农家姑娘面容清新，脸色红润如花，犹如照亮人心的祈祷书。他要抓住她的手，拉着她奔过边境……

……然而，就在那儿，他遗弃了她——他必须向着希腊群岛前进，向着陌生港口里云卷般的水浪，向着岸上迷路的姑娘，向着流行歌曲里的月亮前进。在迪克的心里，有一个角落是孩提时花哨廉价的小物件筑成的。可即便就在那个稍嫌凌乱的小杂货铺里，他也努力保全着灼人的小小智慧火苗。

[1]这里相当于说“天大的奇迹”。（见第二部第四章注1）

[2]这一概念已经废弃，取代它的是瑞士心理学家布洛伊勒提出的“精神分裂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正是两个概念并行，且后者开始逐步取代前者的时期。

[3]扶轮国际（Rotarian）是一个国际性公益组织，创建于1905年，通过聚集商业和专业领袖人物面向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服务，推崇高道德标准，追求友好和平。

[4]奥地利最西端的州。

[5]《世纪》（The Century, 1881—1930）是十九世纪非常成功的杂志，由美国纽约的世纪公司出品。《电影月刊》（The Motion Picture, 1911—1977）是一本美国电影杂志，也是第一本面向影迷的杂志。《插画周刊》（L’lllustration, 1834—1944）是法国巴黎的新闻刊物，1891年开巴黎刊印新闻图片之先河，1907年首次刊印彩色图片。《飞叶杂志》（Fliegende Blätter, 1845—1944）则是德国慕尼黑的幽默讽刺周刊。

十七

汤米·巴尔班是个模范，汤米是个英雄。迪克是偶然在慕尼黑的玛利恩广场遇到他的，那里有许多咖啡馆，小赌徒们在“绣花毯”垫子上掷骰子，他们恰巧走进了同一家店。咖啡馆的空气中弥漫着政治的味道，纸牌被甩得啪啪作响。

汤米正在一张桌子边施展他军人式的大笑：“噢—霍——哈—哈！噢—霍——哈—哈！”作为模范，他几乎不喝酒；胆量是他的游戏，同伴总是多少有些害怕他。不久前，他八分之一的头盖骨被一个华沙外科医生揭去了，如今还在头发的遮掩下慢慢愈合，这咖啡馆里最孱弱的人挥一挥打结的餐巾就能要了他的命。

“——这是齐里谢夫王子——”一个五十来岁的俄国人，受了不少磨难的样子，头发斑白，“——和麦吉本先生——还有汉南先生——”最后一个黑发黑眼，活泼快活，是个小丑，他立刻跟迪克开起玩笑来：

“在我们握手之前，先得解决一件事——你跟我姑母混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什么，我——”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你跑到慕尼黑来究竟想干什么？”

“噢—霍——哈—哈！”汤米大笑着。

“你自己没有姑母吗？你干吗不和她们混在一起？”

迪克笑出了声，于是那人改变了战术：

“好了，我们别再说姑母什么的了。我怎么知道这整件事不是你编造的呢？你在这个地方就是个彻彻底底的陌生人，所谓的熟人也就刚认识不过半个小时，结果你就跑来跟我说什么关于你姑母的乱七八糟的荒唐故事。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隐瞒了什么有关你自己的事？”

汤米又大笑起来，跟着却和气而又坚决地说：“可以了，卡尔利。坐，迪克——你怎么样？尼科尔还好吗？”

他并不特别喜爱某个人，对人们的出现也不特别在意——他只是完全放松休息，为战斗养精蓄锐。这和体育比赛是一回事，无论什么运动，一流的运动员退守二线时多数时候其实都在休息，次一级的人则不同，他们只是假装在休息，实际上却始终紧绷着，一直在消耗瓦解自己。

汉南并没有被彻底压服，他挪到靠边的一架钢琴旁，看一眼迪克，脸上便露出一次怨恨的神情，手上弹着曲子，嘴里不时嘟哝两句，“你的姑母，”拖出死气沉沉的声调，“反正我没说姑母。我说的是葫芦。”

“咳，你怎么样？”汤米又问了一次，“你看起来不那么——”他努力想找出一个词，“——不像往常那么神气，那么齐整，你知道我的意思。”

这评价听上去实在太像那种说别人了无生气的恼人指责，迪克差一点就反唇相讥，也去点评一番汤米和齐里谢夫王子那与众不同的穿着了——无论裁剪还是图样，那衣服都足可以在星期天穿去比尔大街晃悠了[1]。只是他的话还没出口，解释就先到了。

“我注意到你在观察我们的衣服。”王子说，“我们刚从俄国来。”

“这些衣服都是在波兰请皇家裁缝做的。”汤米说，“这是真的——毕苏斯基[2]的私人裁缝。”

“你们在旅行？”迪克问。

他们放声大笑起来，王子还一边猛拍着汤米的后背。

“是的，我们一直在旅行。没错，旅行。我们在俄国来了一次大旅行，周游全国。正儿八经的。”

迪克等待着解释。解释来了，是麦吉本先生提供的，只有五个字。

“他们在逃亡。”

“你们在俄国被抓了？”

“是我。”齐里谢夫王子解释道，他黄色的死鱼眼盯着迪克，“不是囚犯，是逃犯。”

“逃出来很不容易吧？”

“有点麻烦。我们在边境上干掉了三个苏联红军的卫兵。汤米干掉了两个——”他学着法国人比出V字手势——“我杀了一个。”

“我不明白的是，”麦吉本先生说，“他们为什么要阻止你们离开。”

坐在钢琴边的汉南转过头来，冲着其他人挤挤眼，说：“麦克还以为马克思的信徒也可以追随圣马可[3]呢。”

那是最地道的逃亡故事，一个破落贵族隐姓埋名足足九年，跟着一名从前的仆人在政府开设的面包房里工作糊口，直到他十八岁的女儿在巴黎认识了汤米·巴尔班……一边听着故事，迪克一边作出了判断，这朽木一般的干瘪老古董绝对不值三个年轻人的性命。有人问起汤米和齐里谢夫有没有害怕。

“只要一冷，”汤米说，“一觉得冷我就害怕。打仗时也是，只要觉得冷，我就一定会害怕。”

麦吉本站起身来。

“我必须走了。明天一早要开车去因斯布鲁克[4]，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还有家庭女教师。”

“我明天也要去那里。”迪克说。

“噢，你也去吗？”麦吉本叫道，“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走呢？我们的车很大，是辆帕卡德[5]，车上只有我妻子、孩子们和我自己——还有家庭教师——”

“我恐怕不能——”

“当然，她并不是真的家庭教师。”麦吉本最后说道，并热切地看着迪克，“事实上，我妻子认识你妻子的姐姐，贝比·沃伦。”

可迪克不想被扯进这种莫名其妙的关系中。

“我已经跟另外两位先生约好一起走了。”

“哦。”麦吉本的脸垮了下来，“好吧，我得说再见了。”他从隔壁桌边解开两条纯种刚毛狗，准备离开。迪克想象了一下那辆帕卡德开往因斯布鲁克的情景，车里挤着麦吉本夫妇、他们的孩子、行李、汪汪叫的狗——还有家庭女教师。

“报纸上说他们知道是谁杀了他。”汤米说，“可他的表亲不希望事情见报，因为出事时是在一个地下黑酒吧里。你怎么看这事儿？”

“这就是所谓的家族名誉了。”

汉南用力敲了一下钢琴键，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我不相信他一开始说的那些东西。”他说，“就算把欧洲人都拦在外面，也会有成打的美国人做出诺斯干的事。”

到这时迪克才知道他们在说亚伯·诺斯。

“唯一的区别就是，亚伯先干了。”汤米说。

“我不同意。”汉南坚持，“他被说成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其实不过是因为他喝得太凶，他的朋友不得不找点什么为他开脱——”

“亚伯·诺斯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吗？他怎么了？他遇到麻烦了吗？”

“你没看今天早晨的《先驱报》？”

“没有。”

“他死了。他在纽约一家地下酒吧里被活活打死了。他设法爬回了他住的壁球俱乐部才死——”

“亚伯·诺斯？”

“是的，没错，他们——”

“亚伯·诺斯？”迪克霍然站起，“你肯定他死了？”

汉南转身对麦吉本说：“他不是爬到壁球俱乐部，是哈佛俱乐部。我肯定他不是壁球俱乐部的会员。”

“报纸上这么说的。”麦吉本坚持道。

“一定是弄错了。我非常确定。”

“在地下酒吧里被活活打死。”

“我刚巧认识壁球俱乐部的大部分会员。”汉南说，“肯定是哈佛俱乐部。”

迪克起身就走，汤米也是。齐里谢夫王子刚刚惊醒过来，他之前在发呆，什么都没想，也可能是在幻想逃出俄国的种种可能，他过去花了太多时间在这样的幻想上，恐怕不容易立刻就把它们丢开。他跟上他们，一起离开了。

“亚伯·诺斯被打死了。”

回酒店的路上，迪克一直恍恍惚惚的。汤米说：

“我们在等裁缝做完这些衣服，然后就可以去巴黎了。我打算去应聘当证券经纪，穿成这个样子他们可不会录用我。你们国家人人都在赚大钱。你明天真的要走吗？我们甚至都没和你一起吃顿晚饭。王子好像在慕尼黑有个老情人。他给她打电话，可她五年前就死了，于是我们就和她的两个女儿一起吃了顿晚餐。”

王子点点头。

“也许我可以帮戴弗医生安排一下。”

“不，不。”迪克慌忙回绝。

他昏睡过去。醒来时，一支哀伤的队伍正缓缓走过他的窗外。队伍很长，有人穿着军装，头戴一九一四年常见的那种钢盔；有人体态粗笨，穿着双排扣的长礼服，戴着绸缎帽子；此外还有市民、贵族和其他面目平凡的普通人。这是老兵组织要去向死者敬献花环。队伍走得很慢，带着某种刻意的味道，为的是彰显失落的辉煌、往昔的力量和被遗忘的悲伤。所有面孔上的悲伤全都是一个模样，可那一刻，迪克直痛得肝肠寸断，为亚伯的死，为他自己逝去的十年青春时光。

[1]比尔大街是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街道名，在城市历史和布鲁斯音乐史上都举足轻重，渐渐萧条之后，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时因大剧院（今奥芬大剧院）的建立而复兴。

[2]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sudski, 1867—1935），波兰政治家，国家元首（1918—1922）、元帅（1920年起），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实际掌权者（1926—1935）。

[3]圣马可，即福音使者马克（Mark the Evangelist），基督教圣徒之一，《圣经》中有《马可福音》部分。

[4]奥地利西部城市。

[5]美国豪华汽车品牌，1899年投产，1958年停产。

十八

黄昏时，他到达了因斯布鲁克，交代过让把行李送到酒店，随后便步行往市中心走去。夕阳的余晖下，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跪地祷告，脚下侍立着他的青铜送葬者；校园里，四名耶稣会初学生并肩漫步、读书[1]。太阳一落山，那些有关古老的围城、婚礼、周年庆典的大理石纪念也飞快地消失了。他吃掉一份加了切片香肠的豌豆汤，喝了四杯比尔森啤酒，拒绝了一种被称为“皇帝蛋饼”[2]的可怕甜点。

山峰虽仍高悬，瑞士却已相距遥遥，尼科尔也相距遥遥。晚些时候，当夜色深沉，他漫步花园，置身事外地想着她，他还是爱她，爱那个最美好的她。他记起有一次，草地湿漉漉的，她急急忙忙地向他走来，软底拖鞋都被露水浸透了。她站在他的脚上，雏鸟般紧贴着他，仰起头，就像一本摊开在他面前的书。

“想一想，你有多爱我。”她喃喃道，“我不要求你永远这样爱我，可请千万记得，在我的身体里，永远有一个今晚的我。”

可是现在，为了自己的安宁，迪克逃到了这里，还思考起这个问题来。他迷失了，说不清那是什么时辰，是哪一天，哪一周，哪一月，也不知昔年何年。曾几何时，他也能目光如炬，锐利如刀，用处理最简单病人中最简单问题的方式去解开最复杂的难题。他发现了尼科尔，如岩下鲜花般在苏黎世湖边绽放，然后，当时光流转，磨钝了他的锋锐，他遇到了萝丝玛丽。

金钱之欲在本不贪婪的土壤里生了根，只为见过父亲如何在贫困的教区里挣扎。他从未感受到那样的自信，从未如此清楚地看到自己内心里的那个男子汉，直到与尼科尔结婚。这并非必不可少的健康需求。结果，他就像个男妓似的被耗尽，不知不觉间，便拱手将自己的武器送进沃伦家的保险库，锁了起来。

“该有个欧洲风格的了结了，只是还没完。我浪费了八年时间来给富人上有关人类道德与尊严的启蒙课，可我也还不算毁了。我手里还捏着很多王牌呢。”

他在浅褐色的玫瑰丛和成片湿润芬芳的不知名蕨类间漫步。就十月而言，这天气实在是和暖，但也已经凉到足以让人套上一件沉重的花呢外套，扣牢领口的松紧扣。一个人影从树后的黑暗中冒出来，他知道，那是他走出大厅时遇到过的女人。如今他会爱上每一个萍水相逢的漂亮女子，爱上她们远远的身影，落在墙上的身影。

她背对着他，面朝城中的灯火。他擦亮火柴。她肯定听到了，却仍然一动不动。

——这是邀请吗？还是浑不在意的表现？他已久不涉足这单纯由欲望与满足构筑的世界，不免生疏迟疑了。尽管他也知道，这些暗夜游乐场里的漫游者之间或许存在某种暗号，能让他们迅速分辨出同类。

——也许下一步应该是他有所表示。素不相识的孩子会相互露出笑脸，说，“我们一起玩吧”。

他走近几步，影子往一旁闪了闪。也许他会遭遇冷落，像他年轻时听说过的死皮赖脸的旅行推销员一样。他的心跳得怦怦响，为了那不可探究、不可剖析、无法分解、无法估量的结局。突然，他转身走开了。女孩也一样，黑色身影离开了黑色树影，绕过长凳，步履优雅却坚定向酒店走去。

第二天一早，迪克开始向比尔卡峰[3]进发，同行的有一名向导和另外两个人。越过最高的牧场，将牛铃声抛在脚下，顿觉心旷神怡。迪克期待着小木屋里的夜晚，他享受身体的疲累，享受向导的指挥，在自己的渺小无名中感受到一种快乐。孰料中午时天气突然变了，天昏地暗间，冻雨夹杂着冰雹雪霰劈头砸下，隆隆雷声在山间回荡。迪克和另一个登山者还想继续，可向导拒绝了。他们只好挣扎着抱憾回到因斯布鲁克，明天再来。

在冷冷清清的餐厅里吃过晚餐，再喝掉一瓶本地烈酒之后，他兴奋起来了，也不知为什么兴奋，直到想起花园。晚餐前他在大厅与那个女孩擦肩而过，这一次她看见他了，给出了她的许可，他却一直在困惑：为什么？当初只要我开口就能有美女相伴，为什么到了现在却要开始做这样的事？和那样一道幻影，带着那样的欲望残片？为什么？

想象自顾向前——终于，古老的苦行主义，现实中的陌生者，赢得了胜利：上帝啊，我还是回到里维埃拉与梦中的珍妮丝和迷雾中的威尔伯同眠的好。如此轻易，如此廉价，岂非玷侮了这些年？

虽然如此，他还是很兴奋，于是转身离开阳台，上楼回到房间里继续想。身与心的独处唤起了孤寂，孤寂唤来更多孤寂。

他在楼上的房间里来回走动，一边思考这件事，一边顺手将登山服摊开在取暖器上，不防却看到了尼科尔的电报，还没拆。她每天发一封电报，以此陪伴他同行。晚餐前电报就到了，他拖着没看——或许是因为花园的事。这是来自水牛城的越洋电报，从苏黎世转来的。

令尊今夜安详辞世。霍姆斯

他如遭雷殛，整个身心都叫嚣着拒绝相信眼前的消息。紧接着，撕裂的哀痛自脏腑间滚滚而起，涌上喉端。

他又把那个句子读了一遍，跌坐在床上，喘着气，两眼发直。首先闪过脑海的，是从古至今所有幼年失怙的孩子都有的念头：我最初的、最强壮的保护者走了，我怎么办？

待到这返祖的本能过去后，他站起来，继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次又一次停下来重读电报。霍姆斯名义上是他父亲的副牧师，实际上，从十年前开始，就是他在打理教堂了。他是怎么死的？寿终正寝吗——他七十五岁了。已经得享高寿。

迪克难过的是，他死时无人陪伴——妻子早已过世，兄弟姊妹也都走了，弗吉尼亚有几个表亲，可他们很穷，不可能专程赶去北部，以至于只好由霍姆斯来拍这封电报。迪克爱他的父亲，数不清有多少次，在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他都会摹想，父亲会怎么想，怎么做。就在迪克出生前几个月，他的两个小姐姐夭折了，父亲了解母亲的心情，一力承担起教导迪克的责任，使他免于被宠坏。他出身落魄，却靠自己的努力成长为杰出的人。

夏天里，父亲和儿子一起走路去镇上找人擦鞋，迪克穿着他笔挺的细帆布水手衫，父亲总是穿一件裁剪精良的牧师袍。父亲很是为他帅气的小男孩而骄傲。他将自己所有的生活感悟都教给了迪克，不多，但几乎全都是真实、简单的东西，来自他牧师生涯的见闻与处事准则。“有一次，在一个陌生的镇子里，那时我刚刚被授予圣职，我走进一个挤满了人的房间，不知道究竟谁才是女主人。好几个认识的人迎上来，可我没有理会他们，因为我看到一位灰白头发的女士正坐在屋子另一头的窗户边。我走上前去自我介绍。从那以后，我在那个镇上交到了许多朋友。”

父亲那样做是出于善良的心——他很清楚自己是谁，深以养育他长大的两位骄傲的寡妇为傲，是她们教会他，没有什么能比“好的天性”、荣誉感、礼貌和勇气更重要。

父亲一向认为妻子留下的那份小小财产是属于儿子的，在迪克读大学和医学院期间，每年四次给他寄送支票，将钱全都花在了他的身上。他是那种在镀金时代[4]里常会被人居高临下地盖棺定论的那种人：“绅士有余，干劲不足”。

……迪克让人去买一份报纸。自己仍旧来回踱着步，一遍遍去看那摊开在桌上的电报，终于选定了船期。接下来，他开始给仍在苏黎世的尼科尔打电话，等待接通时，他想起了那么多的往事，只希望能永远依从自己的梦想，做个好人。

[1]马克西米利安一世（Emperor Maximilian, 1459—1519）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皇帝，他的衣冠冢设在因斯布鲁克的宫廷教堂内，其黑色大理石棺椁周围立有二十八尊青铜塑像，均为皇室成员、先祖和英雄人物。创立于1562年的耶稣会学校是今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前身，耶稣会重教育，会士均需经过漫长的学习培训期，新入会头两年为初学期，初学生在导师带领下学习多种课程，过严格的集体生活。耶稣会创立同年，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27—1576）加冕波希米亚国王和罗马皇帝，两年后加冕神圣罗马皇帝，他的宗教政策较为宽松，罗马公教和新教均获得喘息空间。

[2]皇帝蛋饼（kaiser-schmarren）是一种用浸过朗姆酒的葡萄干、黄油、糖和面粉等材料制作的糕点，掰成不规则小块煎好后配果酱热吃。传说因备受奥地利国王弗朗兹·约瑟夫一世（茜茜公主的丈夫）青睐而得名。

[3]比尔卡峰（Birkkarspitze）是卡尔文德尔山脉的最高峰，海拔2749米，同属阿尔卑斯山系。

[4]这一说法最初出自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本意指流光溢彩之下掩盖着许多社会问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被广泛用于特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跨入二十世纪期间，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

十九

父亲的过世令迪克久久为之哀恸震动，就连家乡的堂皇门户，纽约港，在他的眼里，有足足一个小时都显得那么伤感而又辉煌。不过，船一靠岸这感觉便消失了，一去不返，无论在街巷间、酒店里，还是在载着他回到水牛城又护送着父亲的遗体南下弗吉尼亚的火车上，再也没能找到。直到地方小火车摇晃着驶入威斯特摩兰郡那矮树丛生的黏土地时，他才再一次感受到了与周遭的共鸣：他在火车站看见了一颗熟悉的星星，还有照亮切萨皮克湾的清冷寒月；他听到了四轮马车车轮转动的嘎嘎声，笨拙可爱的话语声，有着温软印第安名字的古老河流懒懒流淌的潺潺声。

第二天，父亲被安葬在了教堂墓地里的一百个戴弗、多尔茜和亨特之间。将他留在这里，所有亲人都围绕着他，这很好。鲜花点缀着褐色的泥土地。现在，迪克在这里没有牵挂了，他不认为自己会再回来。跪在坚硬的土地上。这些亡者，他全都熟悉，熟悉他们风吹日晒的面庞、闪亮的蓝眼睛、瘦削有力的身躯，还有十七世纪自黑森林里开辟出新世界所铸就的灵魂。

“再见了，我的父亲——再见了，我所有的父辈们。”

站在船坞码头长长的屋顶下，就像是置身缥缈的国度，不是此处，也不在彼方。蒙蒙的黄色穹窿下充斥着各种回响：卡车的隆隆声和行李车沉重的拖曳声，起重机此起彼伏的尖锐声响，最早抵达的海洋的咸腥气息。人们步履匆匆，尽管还有的是时间。过往的时光与这片大陆都落在了身后，未来是船侧那热情的出海口，而现在，是昏暗嘈杂的混乱迷巷。

踏上跳板，世界便自行改变了模样，海峡赫然眼前。人成了一个全新小国的公民，比安道尔共和国更加小，一切都不再确定。事务长办公桌边的人们有着和船舱一样古怪的模样；倨傲化作了旅行者和他们朋友的眼。然后，便轮到响亮的哀伤汽笛、不祥的震颤、船与人心，一个接着一个运转起来。码头和它们的入口依次掠过，这一刻，船只不过是从它们身上意外滑落的碎片。入口远离，声响消匿，码头退为了水岸边的一段框木。港湾急奔入海。

一同奔来的还有阿尔伯特·麦基思科，报纸上将他称作“船上最珍贵的货物”。麦基思科红了。他的小说全都是仿品，模仿的是这个时代里最出色人物的作品。这是一项无损声名的壮举。何况他还别有天赋，懂得怎样将那些作品拉下云端，变得柔和，这样，许多读者便能陶醉于阅读的轻松惬意之中。成功成就了他，也打败了他。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何在，明白他比许多天分超卓的人更加懂得适者生存，于是选择享受以此赢得的成功。“我并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会说，“我也不认为我拥有真正了不起的才华。可只要坚持下去，或许我早晚也能写出一部杰作。”从轻巧的跳板上起跳，一个漂亮的入水。过去遭遇的无数冷眼被忘记了。毋庸置疑，从心理层面来说，他的成功筑基于与汤米·巴尔班的决斗，自那以后，即使决斗已在记忆的角落里暗淡褪色，他却得以重新打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自尊。

上船的第二天，他发现了迪克·戴弗。打量几眼之后，他走上前来，友好地进行了自我介绍，泰然坐下。迪克放下手中的书，很快就看出了麦基思科的变化，这个男人身上那种恼人的自卑感消失了，和他聊天变成了一件愉快的事。在歌德以外的一些领域里，麦基思科堪称“见多识广”——听他将各种各样的观点胡乱拼凑捏合来当作自己的见解，也颇有趣味。大家成了熟人，迪克和他们一起吃过好几顿晚餐。麦基思科夫妇曾经受邀与船长共进晚餐，不过，他们端着尚显生疏的骄谄架势告诉迪克，他们“可受不了那些人”。

有最好的女裁缝为之裁剪盛装，维奥莱如今相当气派，正沉迷在家教良好的女孩们十几岁时就了解的小发现里。说实话，她原本可以跟着住在博伊西[1]的母亲学到这些，不想心思却陷落在爱达荷的小放映厅里，没时间分给她的母亲。现在，她找到了“归宿”——同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样——她很快乐，只是每当表现得太过天真的时候，她的丈夫还是会出面阻止。

麦基思科夫妇在直布罗陀下了船。次日傍晚，迪克从那不勒斯的酒店出发去火车站，在公交车上遇到了因为迷路而形容凄惨的一家三口。那是两个女孩和她们的母亲，他在船上见到过她们。一股强烈的欲望袭来，他想帮助她们，也许是想期望被赞美吧，他领着她们找了些乐子，尝试为她们买了些酒，高兴地看到她们渐渐恢复了原本的洋洋自得。他沉迷在自己编织的剧情中，假装她们是这个那个人物，为了维持这份幻觉还不小心喝得过了头。而从头到尾，这母女三人都觉得是遇上了从天而降的好运气。当夜色渐渐退去，火车喘着粗气在卡西诺和弗洛西诺内[2]之间摇晃着前行时，他准备离开了。到了罗马，经过了一场怪异的美国式车站告别仪式之后，迪克前往奎里纳尔酒店，多少有点筋疲力尽了。

站在酒店前台边时，他突然感觉眼角有什么闪过，于是霍然抬起头来。宛如一杯烈酒下肚，热气从胃里直冲脑门——他看见了一个希望看见的人，一个他愿意为之穿越地中海的人。

几乎同时，萝丝玛丽也看到了他，甚至还没看清便将他认了出来。她吃惊地转头望了望，立刻扔下同行的姑娘快步走上前来。迪克强忍着激动，屏住呼吸，转身注视着她。她穿过大厅的模样就像一匹年轻的小马，刚服下黑种草籽油，四蹄锃亮，光彩夺目，让他惊觉自己的模样。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他只来得及尽量将疲惫掩藏起来。她的眼睛如星辰般闪亮，满溢着信赖，他振作起精神，比划了一个夸张的手势，意思是：“原来你也在这里——在这个世界的茫茫人海中。”

她戴着手套，双手覆盖住他放在桌面上的手：“迪克——我们正在拍《伟大即是罗马》——至少我们是这么打算的。我们随时可能要走。”

他直直盯着她，想让她感到一点扭捏羞涩，这样的话，或许她就不会太注意到他没刮过的脸和睡得皱巴巴的衣领了。幸运的是，她很匆忙。

“我们得尽早开工，因为十一点就起雾了——两点钟给我打电话。”

迪克走进房间，稳住心神。他订了个中午的叫醒电话，剥掉衣服便沉入了深深的熟睡之中。

他睡着了，没听到电话响，但还是在两点醒了过来，整个人都精神了。先打开行李，把西装和脏衣服送去清洗，然后刮脸，又花去半个小时泡个热水澡，之后，迪克才开始吃他这一天的第一顿饭。阳光洒进了纳兹奥那勒大街，他打开门放它们进来，门上挂着一个叮咚作响的老式黄铜门环。等待外套熨好的时间里，他看到《晚邮报》上说，“在辛克莱·刘易斯创作的长篇小说《华尔街》中，作者选择从一个小镇入手，剖析美国的世态民情[3]”。他开始试着去想萝丝玛丽。

一开始，他的脑海中只有一片空白。萝丝玛丽年轻、有魅力，托普茜也一样。他猜测她在过去四年里已经交往了一些情人，对他们动了感情。噢，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他人的生活中占有多重的分量。然而，就在这样的迷惑中，他的爱意萌发了——明知前路险阻，却仍然希望保持一种关系，这正是最理想的状态。往日的情感回来了，他想要抓住她娇艳躯壳下自我奉献的动人本性，封存起来，直到将它一滴不漏地完全占有。他努力调动一切可能吸引她的东西——终究还是没有四年前那么多了。十八岁看三十四岁，或许还会带着青春期的盲目崇拜；到了二十二岁再看三十八岁，必然就老道明晰得多了。更何况，上一次相遇时，迪克正处在感情最充沛的时候，自那以后，他的激情就衰退了。

服务生送来衣服。他穿上白衬衣，戴上领圈，佩上黑领结，领结上钉着一粒珍珠，阅读用的眼镜带子上也穿着一颗同样大小的珍珠，自由地垂坠着晃来晃去。休息过后，他的脸色恢复了棕黑的红润，和在里维埃拉过夏天时一模一样。作为热身，他双手撑在一把椅子上做了会儿倒立，直到钢笔和硬币从口袋里掉了出来。三点钟时，他给萝丝玛丽打了个电话，受邀前往。不过，迪克被自己的杂耍热身弄得有些头晕，打算拐进酒吧间先喝一杯金汤力[4]。

“嗨，戴弗医生！”

纯粹因为萝丝玛丽在这里，迪克才能立刻认出这个男人，是柯里斯·克雷。他仍然和过去一样，突兀的宽下巴显得他格外自信，神气活现的。

“你知道萝丝玛丽住在这里吗？”柯里斯问。

“我遇到她了。”

“我现在在佛罗伦萨，听说她在这里，所以上周就过来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妈妈的小姑娘’究竟是什么样。”他修改了一下说法，“我是说，她小时候被照顾得太周全，结果呢，现在成了个精于世故的女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相信我，她已经让这些罗马男孩都拜倒在她的裙子下了！绝对的！”

“你在佛罗伦萨上学？”

“我？是啊，我在那里学建筑。星期天回去——我在等着看比赛。”

迪克好不容易才没让他把这杯酒记进他的挂账单，那账单简直就是一份股市报表。

[1]美国爱达荷州首府。

[2]两处都是意大利拉齐奥大区弗洛西诺内省的城镇，卡西诺位于大区最南端，弗洛西诺内为省府所在地。

[3]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1885—1951），美国作家，193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作品名叫《主街》（Main Street, 1920）。而1929年上映有一部美国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此处原文为意大利文，作者刻意误写书名，或许是在暗示即将来临的经济大萧条。

[4]一种鸡尾酒，主要以杜松子酒（金酒）和汤力水调配而成。

二十

迪克迈出电梯，沿着弯弯曲曲的走廊一直到底，转个弯，听到远远有说话声从一扇门里飘出来，门里透出灯光。萝丝玛丽身穿一套黑色睡衣，正在喝咖啡，午餐桌还在屋里没有收走。

“你还是那么漂亮。”他说，“比从前更漂亮了。”

“想来点儿咖啡吗，年轻人？”

“我今天早晨实在是不太像样，真是抱歉。”

“你那会儿脸色不大好——现在好了吗？想喝咖啡吗？”

“不了，谢谢。”

“你现在看起来很不错，早上可是把我吓了一跳。如果剧组还在这里的话，妈妈下个月要过来。她总是问我有没有在这里见到你，好像我们俩就住隔壁似的。妈妈一直很喜欢你——她一直觉得你才是我应该结交的人。”

“啊，很高兴她还记挂着我。”

“哦，她记挂着呢。”萝丝玛丽再次向他担保，“非常记挂。”

“我在很多地方看到过你的海报。”迪克说，“有一次还一个人重温了一遍《爸爸的小姑娘》！”

“如果不被剪的话，我在这次的片子里有很不错的戏份。”

她从他的身后走过，经过时碰到了他的肩膀。打了个让人来撤走餐桌的电话之后，她在一把大椅子上坐下。

“认识你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迪克。现在已经是个女人了。”

“所有关于你的事我都想知道。”

“尼科尔怎么样——还有拉尼尔和托普茜，都好吗？”

“他们都很好。他们常常说起你——”

电话响了。她接电话的时候，迪克翻了翻两本小说，一本艾德娜·费勃[1]的，一本阿尔伯特·麦基思科的。服务生来收走了桌子。没了桌子，黑睡衣下的萝丝玛丽在这屋子里愈发引人注目。

“……我有客人……不，不太合适。我得去裁缝那儿试衣服，要花很长时间……不，现在不行……”

没了餐桌，她似乎也更加自在起来，冲着迪克露出了微笑——笑得像是他们俩在一起历经了各种艰难险阻，如今终于来到属于自己的天堂，平静、安宁……

“好了。”她说，“你发现了吗？为了见你，我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来收拾准备。”

可是电话又响了。迪克站起来，拿起先前扔在床上的帽子，准备放到行李台上去。萝丝玛丽紧张地伸手捂住话筒：“你不是要走吧！”

“不是。”

这一次通话结束后，他试着把这个下午拉回轨道，说：“我现在就指望着能有人给我一些补养。”

“我也是。”萝丝玛丽赞同，“刚才打电话来的那人只是碰巧见过我一次的远房表亲。想想吧，竟会有人用这样的理由打电话！”

现在，她调暗了灯光，更适合谈情。为什么要阻碍他欣赏她呢？他对着她说话，就像在书写情书，仿佛从出之他口，到入诸她耳，这些字眼还得穿越一段时空。

“真是难啊，坐在这里，离你这么近，却不去亲吻你。”立刻，他们热烈地亲吻在一起，就站在地板中央。然后，她将他推开，退回到她的椅子上。

在这个屋子里，仅仅这样的欢愉是无法持续的。要么前进，要么退后。当电话铃再次响起时，他漫不经心地踱进卧室，在她的床上躺下，翻开阿尔伯特·麦基思科的小说。萝丝玛丽很快就跟了进来，靠着他坐下。

“你有这世上最长的睫毛。”她评论道。

“我们现在回到了中学舞会现场。在座的萝丝玛丽·霍伊特小姐，是眼睫毛爱好者——”

她吻住了他，他将她拉倒在床上，他们并排躺下，继续拥吻，直吻到两人都喘不上气来。她的呼吸热切激动，充满了青春的味道。她的双唇微微有些干裂，嘴角却很柔软。

他们和衣相拥，四肢交缠，他绷紧了胳膊与背脊，她娇喘吁吁，胸膛起伏不已。可是她低声说：“不，现在不行——这些事要慢慢来。”

他强自将激情压在心底，双手扶着她柔弱的身躯，推起半英尺高，注视着她，轻声说：

“亲爱的——不要紧。”

当他凝望她的时候，她的面庞开始透出光芒，那是永恒的月光。

“和你的话，是会有报应的吧。”她说。她扭动身体，离开他，走到镜子跟前，用手拢了拢弄乱的头发。然后拖过一把椅子，紧贴着床边坐下，伸手抚摸他的脸颊。

“告诉我，真正的你究竟是怎样的。”他恳求道。

“我一直都在告诉你。”

“某种意义上——可从来都连贯不起来。”

他们两个一起笑了起来，可他还没放弃。

“你真的还是处女吗？”

“不——不——不！”她歌咏般地说，“我和六百四十个男人睡过——如果这就是你想听到的。”

“这和我没关系。”

“你是想把我也当成一个心理学案例吗？”

“看看你吧，一个完全正常的二十二岁女孩，生活在一九二八年，我猜你已经品尝过几次爱情的滋味了。”

“它们全都——夭折了。”她说。

迪克没法相信她。他无法确定，究竟她是有意要在两人之间筑起高墙，还是为了让最终的降服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我们去平丘山[2]走走吧。”他提议。

他抖动身体，拉平衣服上的褶皱，捋顺头发。机会来了，又莫名地溜走了。三年来，迪克一直是萝丝玛丽的理想，她用他来衡量其他男人，于是，无可避免的，他的形象被拔高了许多。尽管有着同样迫不及待的渴望，她也不愿让他变得和其他男人一样，总觉得若是那样，他就会取走她自己的某个部分，装进口袋里带走。

他们漫步草地，行走在小天使、哲学家、法翁精灵[3]和垂坠的水帘之间。她紧紧挽着他的胳膊，不时微微调整，直到找到最舒服的位置，仿佛要这样挽手到天荒地老，因此一定要确保任何细枝末节都恰到好处。她拉下一根嫩枝，折断后却发现它没什么弹性。忽然，她在迪克脸上看到了一直期盼的东西，便不由执起他戴着手套的手轻轻亲吻。后来，她像个孩子似的向他撒起欢来，逗得他也露出了笑容。她大笑着，两人的美好时光开始了。

“今晚我不能和你一起出去，亲爱的，因为我很久以前就答应别人了。不过如果你起得来的话，明天一早我可以带你去片场。”

他独自在酒店吃过晚餐，早早上床，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在大堂与萝丝玛丽会合。汽车上，她就坐在他的身旁，在晨光中焕发出清新的光彩，宛若新生。他们穿过圣塞巴斯蒂安城门，沿着亚壁古道前行，直到抵达市民广场上规模巨大的片场，比广场本身还要大。萝丝玛丽交代人带他参观这些了不起的布景，看看层层叠叠的看台和拱门，还有铺沙的竞技场。她要准备一场基督教囚徒看守室里的戏。很快他们就到了那里，看到尼科特拉，一名据说有望成为下一个瓦伦蒂诺[4]的演员，正在十几个女“俘虏”面前趾高气扬、装腔作势地走来走去，“女俘虏”们都上了睫毛膏，看起来既忧愁又惊恐。

萝丝玛丽穿着一件及膝束腰外套出现了。

“看看这个。”她悄声对迪克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看过毛片的人都说——”

“毛片是什么？”

“就是刚冲洗出来的胶片，前一天拍摄的。他们说，这是头一件被我穿出性感味道的东西。”

“我不在意这个。”

“你当然不在意！可是我在意。”

当灯光师和导演讨论着什么，整个人都靠在了导演身上时，尼科特拉披着他的豹皮，专心致志地跟萝丝玛丽说话。最后，导演粗暴地把灯光师推开，抹了一把额头的汗。迪克的向导发表评论道：“他又在跳脚了，没错儿！”

“谁？”迪克问。可还不等那人回答，导演就飞快走到了他们跟前。

“谁跳脚了——你自己在跳脚吧。”他转头对着迪克，语气激烈地说，就像在向陪审团辩解一样，“他跳脚的时候就总是觉得其他人也都一样，没错儿！”他瞪了向导一会儿，然后一拍双手：“好了——各就各位。”

这就像是在一个吵吵闹闹的大家庭里做客。一个女演员走上前来，和迪克聊了五分钟，以为他是刚从伦敦来的演员，发现弄错后就慌忙逃走了。迪克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整个团队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比外面世界里的人更加高傲，也更内向，可前一种感觉更强烈。他们全都是些勇敢、勤勉的人，生活在一个近十年来只在乎享乐的国家里，登上了显眼的高位。

光线迷蒙起来的时候，拍摄停了——在画家眼里，这样的光很美，可是对摄像机来说，就比不上加利福尼亚澄澈的空气了。尼科特拉跟着萝丝玛丽走到车旁，对她悄声说了些什么。她看着他，脸上没有笑容，像是在说再见。

迪克和萝丝玛丽的午餐是在凯撒餐厅吃的。那是家很棒的餐厅，在一栋有大露台的别墅里，可以俯瞰那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倾颓的广场遗址。萝丝玛丽喝了一杯鸡尾酒和少许红酒，迪克喝了很多，多到他的不满统统消失了。饭后，他们驱车回到酒店，心情都很舒畅，兴致勃勃的，沉浸在一种微醺的平静中。她想要被占有，她得到了。那自沙滩上孩子气的迷恋开始萌发的，终于完满了。

[1]艾德娜·费勃（Edna Ferber, 1885—1968），美国作家、编剧，其作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非常畅销，多部被改编搬上大银幕，其中，《演出船》（Show Boat, 1926）影响很大，先后被改编成百老汇歌剧和三部电影，而《很大》（So Big, 1924）获得了1925年普利策文学奖。

[2]平丘山（Pincio Hill）位于罗马古城区的东北侧，可俯瞰战神广场，也是欣赏日落的传统去处。

[3]西方神话中半人半羊的精灵，生活在森林中。

[4]鲁道尔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 1895—1926），出生于意大利的美国著名默片演员，在当时是性感的代名词，人称“拉丁情人”，或直呼其为“瓦伦蒂诺”（本意指代在浪漫爱情中英勇、忠诚且本身充满魅力的人）。

二十一

萝丝玛丽晚餐另外有约，要去参加剧组一名同事的生日宴。迪克在大堂遇见了柯里斯·克雷，可他只想一个人吃晚餐，便假装在埃克塞西尔酒店有约会。他和柯里斯一起喝了杯鸡尾酒，原本模糊的不满渐渐清晰起来，变成了焦躁——他再也没有借口继续逃离诊所了。这一切，与其说是沉醉，倒不如说是一份浪漫的回忆。尼科尔是他的女孩——曾经无数次，他打从心底里觉得再也受不了她了，可她是他的女孩。和萝丝玛丽在一起的时候是放纵，和柯里斯在一起，除了无聊，还是无聊。

在埃克塞西尔的餐厅门口里，他遇到了贝比·沃伦。她漂亮的大眼睛就像是大理石雕成的，惊诧极了，探究地看着他：“我以为你在美国，迪克！尼科尔和你在一起吗？”

“我刚回来，从那不勒斯走的。”

看到他胳膊上的黑色袖标，她想起来了，说：“关于你的事情，我非常遗憾。”

很自然，他们坐下来一起吃了顿晚餐。

“把事情都说给我听听吧。”她提出要求。

迪克给了她一套关于事实的说法，贝比的眉头皱了起来。她觉得有必要找个人出来为她妹妹所遭受的苦难负责。

“你认为多姆勒医生最早采取的治疗方法是对的吗？”

“在治疗手段上并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当然，针对个案，你可以尽可能找到最合适的人来处理。”

“迪克，我并不想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或是追根究底，可是，你难道不觉得，改变一下或许会对她有好处吗——摆脱生病的阴影，像其他人一样融入世界？”

“可你之前很支持诊所的事。”他提醒她，“你告诉我的，对她，你从来没有真正放心过——”

“那是因为当时你们缩在里维埃拉，住在山上，与世隔绝，都快要变成隐士了。我不是说要你们回到那样的生活。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搬到伦敦。英国人是世界上心智最健全的种族。”

“他们可算不上。”他不认同。

“他们是的。你瞧，我了解他们。在伦敦找个房子，春天时过去住上一阵子，我想会对你们有好处的——我认识一位性情温柔的女士，她在塔伯特有套房子，家具齐全，你们可以租下来。我的意思是，和心智健全、温文尔雅的英国人生活在一起。”

她大概还打算接着向他兜售那些老掉牙的一九一四年的布道故事，可他笑了起来，说：

“我在读一本麦克·阿伦[1]的书，如果里面说的——”

她的沙拉勺一摇，挥退了麦克·阿伦。

“他写的都是堕落的家伙。我指的是值得尊敬的英国人。”

当她这样粗糙地将她的朋友归类时，迪克脑海中浮现出的只有一张又一张呆滞的外国面孔，全都挤在欧洲的小旅馆里。

“当然，这不是我该插手的事。”贝比重申，准备发起下一轮进攻，“但把她一个人扔在那样的环境里——”

“我去美国是因为我父亲去世了。”

“我明白，我对你说过我很遗憾了。”她拨弄着项链上的玻璃葡萄串，“可现在钱完全不是问题。想做什么都可以，应该让尼科尔过得好一些才对。”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看不出我自己能到伦敦去做什么。”

“怎么没有？我觉得你在任何地方都能工作得一样出色。”

他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看着她。就算她曾经怀疑过那肮脏久远的真相，尼科尔生病的真正原因，也一定早就做出了抉择，那就是，拒绝接受它，将它压在积尘的柜子角落里，就像对付那些不小心错买回家的画一样。

他们转移到乌尔皮亚继续谈话。在那酒吧里，柯里斯·克雷走到他们桌旁，径自坐了下来。一个颇有才华的吉他手正在葡萄酒桶堆里拨弦低唱《演奏吧，我的军乐团》。

“也许，对尼科尔来说我不是那个对的人。”迪克说，“她仍然可以重新找个像我这样的人结婚，某个她认为可以依赖的人——类似这样的。”

“你觉得她和别的人在一起会更快乐？”贝比自言自语出了声，“当然，这也是可以安排的。”

直到迪克忍不住笑得弯下了腰时，她才反应过来这话有多荒唐。

“噢，你明白的，”她向他保证，“千万别以为我们对你所做的一切不知感激。我们都知道，你很不容易——”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打断她，“如果我不曾爱过尼科尔，那的确会很艰难。”

“可你真的还爱尼科尔吗？”她警觉地问。

听到这里，柯里斯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迪克很快转换了换题：“我们聊点儿别的吧。比如，说说你。你为什么不结婚呢？我们听说你和佩利勋爵订婚了，那个谁的表兄——”

“噢，不。”她扭捏起来，含含糊糊地说，“那是去年的事了。”

“可你为什么不结婚呢？”迪克固执地追问。

“我不知道。我爱过的人之中，有一个死在战场上了，还有一个背弃了我。”

“跟我说说。跟我说说你的个人生活，贝比，还有你的想法。你从来没提过——我们总是在谈尼科尔。”

“他们俩都是英国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第一流的英国人更高贵的人了，你觉得呢？如果有，那我也从来没能遇到过——噢，这是个很长的故事。我讨厌长故事，你不讨厌吗？”

“可不是！”柯里斯说。

“什么，不——只要故事好，我就喜欢。”

“这就是你特别优秀的地方，迪克。你只要这里那里地打打招呼，聊上几句，就能让聚会活跃起来。我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天赋。”

“小把戏罢了。”他平静地说。只是短短这么一会儿的工夫里，她就抛出了三条他无法认同的观点。

“当然，我喜欢有礼有节，我认为就该这样，在大多数事情上都应该这样。我知道你大概不这么想，可你必须承认，这是我与生俱来的印记。”

迪克甚至懒得开口反驳。

“当然，我知道人们会说，贝比·沃伦在欧洲跑来跑去，没完没了地追逐那些新鲜玩意儿，结果却错过了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可我觉得恰恰相反，我才是真正追求美好东西的人，这样的人并不多。我认识我们这个时代里最有趣的人物。”又一阵吉他声铮铮响起，模糊了她的声音，不过她提高嗓门盖了过去，“我几乎从不犯大错——”

“——只犯极大的错，贝比。”

她看懂了他眼神中的几许戏谑意味，改变了话题。看起来，他们是不可能找到共同语言了。但他依旧钦佩她所具备的某些东西，送她回埃克塞西尔的路上，他妙语连珠，恭维不断，让她整个人都闪亮了起来。

第二天，萝丝玛丽坚持要请迪克吃午饭。他们去了一家意大利小餐馆，老板是个曾经在美国工作过的意大利人，两人吃了火腿煎蛋和华夫饼。然后回到酒店。迪克发现他并不爱她，她也不爱他。但这发现并未削弱他对她的激情，反倒更有助益。现在，他很清楚，自己不会在未来参与她的生活，对他来说，萝丝玛丽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女人。他疑心许多男人所谈到的爱情其实也不过如此——不是不顾一切地全心投入，不是所有色彩的交相融汇，不像他对尼科尔曾经的爱那样。想到尼科尔，想到她可能会死去，会沉入心灵的黑暗，会爱上另一个男人，他便禁不住浑身都难受起来。

尼科特拉正在萝丝玛丽的客厅里，高谈着专业上的事。一直耗到萝丝玛丽给出请他离开的暗示，他才一边发出可笑的抗议，一边走出门去，无比傲慢地假装没有看见迪克。和上一次一样，电话铃声大作，占去了萝丝玛丽十分钟的时间，迪克的耐心越来越少。

“去我的房间吧。”他提议，她同意了。

迪克房间的大沙发上，萝丝玛丽横卧在他的膝头，他用手指梳理着她秀美的刘海。

“能允许我再对你好奇一下吗？”他问。

“你想知道什么？”

“有关男人们的事。我只是好奇，倒不是说窥探。”

“你是说，在我遇到你之后隔了多长时间？”

“或是之前。”

“噢，不。”她大吃一惊，“之前什么也没有。你是我在意的第一个男人。到现在你还是我唯一真正在意的人。”她想了想。“之后大概一年，我想是的。”

“是谁？”

“噢，一个男人。”

他紧盯不放，不肯让她含糊敷衍过去。

“我可以打赌，这没什么不能告诉你的：第一次不尽如人意，之后隔了好长时间。第二次好点儿，可并没有对那人一见钟情。第三个还行——”

他自虐地追问下去。“后来你有了一次真正酣畅淋漓的沉醉体验，而从那之后，你开始害怕，害怕有朝一日遇上真爱时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了。”他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个维多利亚式的教条老古板，“再之后，有过半打情事，全都是偶尔的调剂，直到现在。是这样吧？”

她乐得笑出了眼泪。

“没有比这错得更离谱的了。”她说。这话让迪克松了口气。“不过，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某个人，爱上他，一直爱他，永远不让他离开。”

这次是他的电话响了，迪克听出了尼科特拉的声音，他要找萝丝玛丽。他捂住话筒。

“你要跟他说话吗？”

她过来接起电话，飞快地说起了意大利语。迪克听不大明白。

“这电话真是浪费时间。”他说，“现在已经四点过了，我五点还有约。你还是和西格诺尔·尼科特拉玩儿去吧。”

“别傻了。”

“那我就会觉得，当我在这里时，你根本就不该搭理他。”

“这很难。”她突然哭了起来，“迪克，我是真的爱你，永远没有人能比得上你。可你又为我做了什么呢？”

“尼科特拉为别人做了什么呢？”

“那不一样。”

——因为青春总会召唤青春。

“他是个混蛋西班牙佬！”他说。他妒忌得快发疯了。不想再一次被伤害。

“他只是个孩子，”她抽泣着说，“你知道我是你的，你是第一位的。”

听到这话，他伸出手去拥抱她，可她筋疲力尽，软软地向后倒去。他接住了她，刹那间，仿佛慢板乐章奏出了最后的袅袅尾音，她双眼紧闭，长发垂落，像个溺水的女孩。

“迪克，放过我吧。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混乱过。”

蛮不讲理的妒忌铺天盖地而来，遮盖了他那原本让她安心自在的体贴与善解人意，如今他成了红脖子的粗野乡下汉，而她则本能地想要逃开。

“我想知道真相。”他说。

“那好吧。我们经常待在一起，他想和我结婚，可我不想。那又怎样？你指望我怎么办？你从来没向我求婚。你是想让我一辈子和柯里斯·克雷那样的笨蛋厮混吗？”

“你昨晚是和尼科特拉在一起？”

“那不关你的事。”她呜咽着，“原谅我，迪克，这和你有关。你和妈妈是这世上我唯一在乎的两个人。”

“尼科特拉呢？”

“我怎么知道？”

她已深谙语言的艺术，能在最简单的字眼里埋下深意。

“和巴黎时你对我的感觉一样吗？”

“和你一起时，我觉得舒服、快乐。在巴黎的时候不一样。只是，对于过去的感觉你永远也说不清楚。不是吗？”

他站起来，开始准备晚上的礼服——如果不得不饮尽这世间的苦酒，将苦痛与怨恨藏在心底，那他也不会再爱她。

“我不喜欢尼科特拉！”她大声宣告，“可是我明天就要跟随摄制组到里窝那[2]去了。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泪水再次涌了出来。“真是可恶。为什么你要来这里？为什么我们不能就只是拥有那一段回忆？这感觉真糟，像和妈妈吵架时一样。”

当他开始换衣服时，她站起来向门边走去。

“我今晚不会去参加宴会。”这是她最后的努力，“我要和你在一起。无论如何，我不想去。”

潮水再次袭来，可他抽身离开了。

“我会在我的房间里。”她说，“再见，迪克。”

“再见。”

“噢，真是可恶，真是可恶。噢，真是可恶。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想了很久，也想知道答案。”

“可为什么要把它带给我？”

“我猜我就是黑死病毒。”他慢慢说道，“我大概再也无法为别人带来幸福了。”

[1]麦克·阿伦（Michael Arlen, 1895—1956），英国作家，最成功的作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系列以英国上流社会为背景的讽刺爱情小说。菲兹杰拉德本人曾评论他是“二流的”作家。

[2]意大利西部港口城市，位于托斯卡纳西部海岸。

二十二

晚餐过后，奎里纳尔的酒吧里只剩下五个人：一个高级妓女模样的意大利女子坐在高脚凳上，不顾酒保 “是啊……是啊……是” 的敷衍，一个劲儿地喋喋不休；一个轻佻、势利的埃及人独自一人，却小心翼翼地打量着那女子；外加两个美国人。

迪克对周遭的环境总是很敏感，而柯里斯·克雷却活得浑浑噩噩，哪怕最鲜明的图画，印在提早老化的磁带上也会很快消解殆尽。所以前者说，后者听，无异于一人独坐听风。

下午的事败透了迪克的心情，让他很想找个意大利人来泄愤。他环顾酒吧，似乎希望看到某个意大利人听到了他说的话，被他激怒。

“今天下午，我在埃克塞西尔和我妻子的姐姐喝下午茶。我们到的时候还有最后一张桌子。谁知刚坐下来就来了两个男人，他们东张西望了一圈，可是已经没有位子了。结果，其中一个家伙就走到我们旁边，说：‘这张桌子不是留给奥西尼公主的吗？’我说：‘桌上没有标记。’然后他说：‘可是，照我看这张桌子就是为奥西尼公主预留的。’我简直都懒得理他。”

“然后他怎么办呢？”

“他走了。”迪克坐在椅子里，挪动了一下，“我不喜欢这些人。还有一次，我让萝丝玛丽在一家商店门口等两分钟，结果一个警察就跑到她面前晃来晃去，手里还转着他的帽子。”

“我不知道。”片刻过后柯里斯才开口，“比起待在巴黎，和那些时时刻刻盯着你口袋的人在一起，我倒是宁愿待在这里。”

他一向自得其乐，将一切有可能妨碍他享乐的事都拒之门外。

“我不知道。”他继续说着，“我不介意待在这里。”

迪克翻出这几天来印在脑海中的画面，专心细看。走路去美国运通[1]的话，会经过纳兹奥那勒大街上甜香四溢的糖果铺，穿过肮脏的地下通道上到西班牙阶梯广场，广场上的鲜花店和济慈身故的旧居总能让他神思飞扬。他只关注人，除了天气，很少在意地点，除非它们因为某些切身的事件而染上了独特的色彩。罗马，便是他的萝丝玛丽之梦的终点。

一个侍应生走过来，递给他一张纸条。

“我没去宴会，”纸条上写着，“我在房间里。我们明天一早动身去里窝那。”

迪克将纸条还给侍应生，给了他一些小费。

“告诉霍伊特小姐，就说你没找到我。”他回过头，对柯里斯提议去邦博尼瑞。

他们打量了一下酒吧里那个妓女，给予了她这份职业应得的基本关注，她明目张胆地回望过来。空无一人的大厅里悬挂着累赘的帷帘，褶皱里积满了维多利亚时代留下的灰尘。他们穿过大厅，向夜班看门人点点头，看门人的回礼带着夜间服务者特有的卑躬屈膝。出租车沿着黯淡的街道穿行在十一月阴冷潮湿的夜里。街上看不到一个女人，只有裹着黑外套的苍白男人，纽扣一直扣到脖根，三三两两地站在冰冷的石头路肩旁。

“我的上帝啊！”迪克叹息道。

“怎么了？”

“我在想下午那个男人。‘这张桌子是为奥西尼公主预留的’。你知道这些古老的罗马家族是怎么回事吗？他们全都是强盗，就是那些在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后掳掠寺庙与宫殿的财宝、肆意压榨百姓的家伙。”

“我喜欢罗马。”柯里斯坚称，“你为什么不去看看赛马？”

“我不喜欢赛马。”

“可所有女人都会去。”

“我就知道，这里的一切我都不会喜欢。我喜欢法国，在那里，人人都觉得自己是拿破仑——这儿呢，人人都觉得自己是救世主。”

邦博尼瑞到了。他们百无聊赖地走进这冰冷的石头建筑，来到一个拼花墙面的卡巴莱舞厅里[2]。一支有气无力的乐队正在演奏探戈，宽敞的舞池只有十来对舞伴，他们那雕琢繁复的舞步在美国人看来实在是可厌。侍者也太多了，不可能出现只有三两人时那种忙忙碌碌的喧嚣热闹。在这努力营造热烈气氛的表面下氤氲着一种气息，就像是在等待着什么消失，跳舞、夜晚，或是维持安宁的某种平衡力。它在告诉敏感的客人，无论想要寻找什么，在这里注定一无所获。

对于迪克来说，这一切都无聊透了。他四下张望着，指望有什么能吸引住他的目光，好让想象力歇息一个小时，换灵魂顶上。可什么都没有。过了会儿，他将注意力转回到柯里斯身上。他对柯里斯聊起些自己最新的见解，可很快便厌倦了这位听众的没记性和迟钝。对上柯里斯不过半个小时，却让他觉得连自己的生命力都大大受损了。

他们喝掉了一整瓶意大利起泡酒，迪克脸色发白，开始折腾起来。他把乐队指挥叫到跟前，那是个巴哈马黑人，傲慢无礼，让人讨厌。不出几分钟，他们便吵了起来。

“你让我坐下的。”

“是的。我还给你了五十里拉，不是吗？”

“是啊。是啊。是啊。”

“那好，我给了你五十里拉，不是吗？然后你跑过来，要求我再往喇叭里多放点儿钱！”

“你让我坐下来的，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我让你坐下来，可我给了你五十里拉，不是吗？”

“好啊。好啊。”

黑人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走了，留下迪克一个，心情愈发糟糕。可当他看见房间对面有一个女孩正对他露出微笑时，身边那些苍白的罗马人形立刻摇身一变，个个都体面、谦逊起来。那是个年轻的英国姑娘，有着金色的头发和健康、漂亮的英国脸蛋，她又在向他微笑了，他能分辨出其中的邀请意味，这种邀请绝不会让人心生邪念，大可以放心应邀。

“总是会有快速赢墩的，否则就算我不懂桥牌。”柯里斯说。

迪克起身穿过房间走向姑娘。

“可以跳支舞吗？”

坐在她身边的中年英国男人几乎是满怀歉意地说：“我马上就走了。”

迪克跳着舞，兴奋之下倒是清醒了几分。他在这姑娘身上发现了一切英国美好事物的痕迹。她清亮的声音里藏着在那四面环海的安乐花园里发生的故事，他微微后仰，拉开距离注视着她，表示自己在多么认真地对她说话，认真到声音都颤抖了。她答应了，等她眼下的护花使者离开以后，就过来和他们坐在一块儿。那英国人满面笑容地迎接她的归来，嘴里不住道歉。

回到自己桌边，迪克又叫了一瓶意大利起泡酒。

“她有点像电影里的什么人。”他说，“我想不起来是谁。”他迫不及待地回头看去。“知道是什么绊住她了吗？”

“我倒是对电影有兴趣。”柯里斯思忖着说，“家里人希望我接手父亲的生意，可那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守在伯明翰[3]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二十年，实在是——”

他的声音传递着对于来自物质世界压力的抗拒。

“大材小用？”迪克提供词语。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你就是。”

“你怎么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你如果这么喜欢工作的话，为什么不去当个真正的医生？”

事到如今，迪克把两人的胃口都给败了，好在他们已经喝得糊里糊涂，转眼也就忘了。柯里斯准备走了，他们一团和气地握手道别。

“好好考虑考虑。”迪克恳切地说。

“考虑什么？”

“你知道的。”原本说的就是关于柯里斯继承家业的事——句句都是金玉良言。

克雷的身影消失在门外。迪克喝光了他的酒，又和那英国姑娘跳起舞来，他放开胆子扭臀旋转，大力跺着地板，战胜了不听使唤的身体。突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正和姑娘跳着舞呢，音乐突然停了——她消失了。

“你看到她没有？”

“看到谁？”

“和我一起跳舞的姑娘。突然不见了。一定还在屋子里。”

“不！不！那是女更衣室。”

他站在酒吧的吧台旁。边上还有两个人，可他想不出要怎样去搭话。或许可以和他们聊聊罗马，聊聊科隆纳和盖塔尼家族[4]的血腥发家史，可他觉得拿这个当开场也太突兀了。香烟柜台上的一排娃娃突然掉到地上，引起一阵混乱，他总觉得这事儿跟他有关系，于是转身走回卡巴莱，喝了一杯黑咖啡。柯里斯不见了，英国姑娘不见了，看来，除了回酒店，带着他沉郁的心倒在床上，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可做了。他付掉账单，拿起帽子和外套。

排水沟和鹅卵石的缝隙里全都积满了污水，那是坎帕尼亚[5]蒸腾的湿气，是污染清晨空气的文明的汗珠，耗尽了气力的文明。四个一伙的出租车司机拥上来围住他，小眼睛在黑眼袋里滴溜乱转。其中一个一直拼命往他面前凑，被他一把推开。

“Quanto a Hotel Quirinal（到奎里纳尔酒店多少钱）？”

“Cento lire（一百里拉）。”

那就是六美金。他摇头，出价三十里拉，这已经比白天的价格翻倍了，可他们全都约好了似的，耸耸肩，转身走开。

“Trente-cinque lire e mancie（加上小费三十五里拉）。”他坚持道。

“Cento lire（一百里拉）。”

他冲口说起了英文。

“就那么半英里地？四十里拉，总可以了吧。”

“噢，不。”

他累坏了，拉开一扇车门就坐了进去。

“奎里纳尔酒店！”他对站在车窗外不肯动弹的司机说，“收起你的冷笑，送我去奎里纳尔酒店。”

“啊，不。”

迪克下了车。有人在邦博尼瑞大门边在跟出租车司机理论，某个帮忙向迪克解释司机要求的人，他已经不耐烦了。又一个司机凑上前来，比划着手势坚持要价，迪克把他推开了。

“我要去奎里纳尔酒店。”

“他说要衣拜（一百）里拉。”翻译解释。

“我知道。我出五十里拉。开车吧。”最后一句是对那个不死心的司机说的，他又凑上来了。那人看看他，轻蔑地啐了一口唾沫。

一整个星期以来积压在心底的焦躁与不耐勃然喷发，化作一道暴烈的闪电，更披上了故土尊严、传统行事之道的外衣——迪克跨步上前，甩手一个耳光扇在那人脸上。

司机们一拥而上，气势汹汹地逼近他，挥舞着胳膊，试图包围他，却没能成功。迪克背抵着墙，笨拙地出拳还手，低低笑着，就这么不成模样地打了好几分钟，在大门前推推搡搡，跌跌撞撞，胡乱挥着拳头，摇摇晃晃。后来迪克摔倒了，似乎有什么地方伤着了，可他挣扎着重新站起来，眼前纠缠的胳膊突然分开了。一个新的声音冒了出来，又是一阵七嘴八舌的吵嚷。可他只是靠在墙上，大口地喘气，为他所遭受的侮辱而狂怒不已。他知道没有人同情他，可他绝不相信是自己做错了。

他们要去警察局解决这件事。他的帽子被捡回来，递给了他。他和出租车司机们一起，踉踉跄跄地转过路口，胳膊被人轻轻拽着，走进一间简陋的办公室。房间里只有一盏孤零零的灯，有宪兵正在昏暗的灯光下懒洋洋地休息。

桌前坐着一名警察，方才劝架的过路人用意大利语对他说了一长串，不时指一指迪克，又不时被出租车司机的谩骂和争辩打断。警察点点头，不耐烦了。他抬手止住他们纠结不清的长篇大论，后者只好最后再抛出几声简短的喊叫。然后，他转向迪克。

“Spick Italiano（会说意大利语吗）？”他问。

“不。”

“会说法语吗？”

“是的。”迪克说，怒目相向。

“那么好。听着。回奎里纳尔去。蠢货。听着，你喝醉了。司机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明白吗？”

迪克摇着他的脑袋。

“不，我不。”

“什么？”

“我只付四十里拉。这已经够多了。”

警察站起身来。

“听着！”他盛气凌人地大声呵斥，“你喝醉了。你打了司机。事情就是这样。”他右手对着空气猛揍一拳，然后左手再来一下，“肯放你走，我已经对你够宽容的了。照他说的付钱，一百里拉。回奎里纳尔去。”

迪克瞪着他，感觉备受羞辱，怒不可遏。

“好啊。”他转过身，眼皮也不抬地朝大门走去——在他前方，一边斜眼睨他一边点头的男人，正是把他带到警察局的人。“我要回家了。”他大叫，“不过首先，我得修理修理这个不懂事的小子。”

他从瞪大了眼睛的宪兵面前走过，迎上那张咧着嘴的脸，抬手挥出一记漂亮的左钩拳，砸在他的下巴上。那人应声倒地。

这一刻，他高高挺立在他面前，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中——然而，突如其来的剧痛随之而来，天地瞬间倒旋。他被警棍砸倒在地，拳头和靴子疯狂地落在他身上，发出一声声闷响。他感觉到鼻梁像木片一样折断了，眼睛抽搐着，像是刚被套上了橡皮筋从脑子里拔出来。一条肋骨也被鞋跟踢裂了。有一阵子，他失去了意识，再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是坐着的，双腕被手铐铐着。他下意识地挣扎着。先前被他打倒的便衣正站在一边，用手帕轻轻按了按下巴，检查是否出血了。他走过来，站定，扬起胳膊，奋力挥出一拳，将迪克打倒在地。

迪克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一桶水兜头泼在他的身上。有人拽着他的手腕拖动他，他努力撑开一只眼睛，透过血红的迷雾，模模糊糊地认出了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一个还算有些人性，吓得脸色惨白。

“去埃克塞西尔酒店。”他喊到，声音微弱无力，“找沃伦小姐。两百里拉！沃伦小姐。Due centi lire（两百里拉）！噢，你这肮脏的——噢，上帝啊——”

他被拖着继续向前，穿过血色的迷雾，声气哽塞，呜咽着，拖过隐约坑洼的地面，拖进一个狭窄的地方，被扔在了石头地上。那人走出去，一扇门哐啷关上，剩下他一个。

[1]一家美国金融服务公司，创建于1850年，总部今位于纽约曼哈顿。

[2]卡巴莱（cabaret）是一种融歌舞、戏剧和朗诵等形式为一体的娱乐表演形式，这里指提供歌舞表演和餐饮服务的夜总会或舞厅。

[3]英国城市。

[4]均为意大利的显赫贵族世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是科隆纳家族（Colonna）的全盛时期。而盖塔尼家族（Gaetani）在比萨和罗马的历史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5]位于意大利南部，毗邻亚平宁山脉南麓和蒂勒尼安海。

二十三

贝比·沃伦靠在床上读马里恩·克劳福德[1]的一本出奇乏味的罗马故事，直到凌晨一点才放下。她走到窗边，探头看了看街上的情形。酒店对面的马路上站着两名奇形怪状的宪兵，身上的斗篷裹得紧紧的，头上戴着滑稽的帽子，不断地晃过来晃过去，活像飘来荡去的船帆。看到他们，她想起了午餐时盯着她看的那个卫队军官，他的眼神是那么赤裸裸。身为矮个儿人种里的大高个，他相当自负，可除此以外，也就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了。若是他走上前来对她说：“我们一起走走吧，就你和我。”她会回答：“为什么不呢？”至少，她似乎直到现在也没能融进这个陌生的新环境里。

她的思绪渐渐从军官身上收回，转回到两名宪兵，再到迪克——她回到床上，关了灯。

将近四点时，一阵唐突的敲门声把她惊醒了。

“噢——是谁？”

“看门人，夫人。”

她披上罩袍，睡眼惺忪地出现在他面前。

“您的朋友，叫戴弗的，遇到麻烦了。他跟警察发生了冲突，他们把他抓到牢里去了。他让一辆出租车来送信，司机说他答应给两百里拉报酬。”说到这里，他小心翼翼地停顿了一下，等待她认可这个条件，“司机说，戴弗先生遇到了大麻烦。他和警察打了一架，伤得很重。”

“我马上下来。”

穿衣服时，她的心慌得怦怦乱跳。十分钟后，她走出电梯，来到黑洞洞的大厅。送信来的司机已经走了，看门人另外叫了一辆车，报上监狱的地址。一路上，窗外的黑暗渐渐消退、淡去。在这日与夜交替的摇荡时刻，贝比那几乎从未苏醒的胆量更是微微退缩起来。她开始同白天赛跑，有时，在宽阔的大道上，她占了先机，可每当稍有阻滞，风便开始不耐烦地四下飞卷，光亮也随之又一次缓缓蔓延。出租车经过一个哗啦作响的喷泉，水珠在大片的阴影里飞溅。接着是一条小巷，巷弄如此曲折，以至于两旁的房屋也不得不尽可能随之扭曲。汽车颠簸着咔嗒咔嗒驶过鹅卵石路面，猛地一个急刹，停在两个岗亭前。岗亭里亮着灯，背后是一面幽绿潮湿的墙。突然，一条拱形走道那透紫的黑暗中传来了迪克尖利的叫嚷。

“这里有没有英国人？有没有美国人？有没有英国人在？有没有——噢，上帝啊！你这肮脏的意大利佬！”

他的声音消失了，她听到一声钝响，像是有什么东西摔到了地上。接着，声音又响了起来。

“这里有没有美国人？有没有英国人？”

她循着声音跑过走道，来到一个庭院。一时间也分辨不清方向，只能团团乱转，不过，当叫骂声再次响起时，她很快就找到了那间小小的看守室。两名宪兵正准备站起来，可贝比已经飞快冲过他们身边，扑到牢房门前。

“迪克！”她大喊，“你怎么样？”

“他们打瞎了我的眼睛，”他哭叫道，“他们铐住我，然后打我，这些该死的——这——”

贝比怒火冲天，一步逼近两名宪兵。

“你们对他做了什么？”她压低了声音，咬牙切齿地问，面对她愈来愈盛的怒气，两名宪兵也禁不住瑟缩了。

“Non capisco inglese（我们听不懂英语）。”

她换了法语痛斥他们，她肆意的、自信的怒火填满了整个房间，将他们重重围困，直到他们被她劈头盖脸的责骂退缩颤抖。“做点事！做点事！”

“没有命令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好啊。好——啊！好啊！”

贝比的怒火再次喷发，向他们卷去，直到他们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深深的愧疚，浑身大汗淋漓。两个人面面相觑，都升起一种感觉：之前有些事是大错特错了。贝比走到监牢门前，紧贴在门上，几乎是爱抚着它，仿佛这样就能让迪克感受到她的存在和力量。她带着哭腔喊：“我这就去大使馆，很快回来。”最后再扔给宪兵们警告的一瞥，她转身跑了出去。

贝比坐车赶到美国大使馆，在出租车司机的坚持下结清了费用。当她跑上台阶，按响门铃时，天还黑着。她按了三遍门铃，一个迷迷糊糊的英国门房才过来打开门。

“我需要见个人，”她说，“随便什么人——现在就要。”

“大家都在睡觉，夫人。我们九点才办公。”

她不耐烦地挥手扫开时间问题。

“这很重要。有人——一个美国人被打成了重伤。他被意大利人关起来了。”

“现在所有人都在睡觉。等到九点——”

“我不能等。他们打瞎了一个人的眼睛——我的妹夫，他们把他关在监狱里，不放他走。我必须和某个人对话——你不明白吗？你疯了吗？带着这么副表情站在那里，你是傻子吗？”

“我无能为力，夫人。”

“你去叫个人起来！”她抓住他的肩膀用力摇晃，“这是生死攸关的事。要是不去叫人的话，你会有报应的——”

“请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夫人。”

一把困倦的格罗顿腔[2]从门房身后的楼上飘下来。

“是什么人？”

门房如释重负，回答道：

“一位女士，先生。她刚才在推我。”说话间，他退后了几步，贝比立刻冲进大厅。一个年轻人站在楼梯转角上，他刚刚被吵醒，只裹了一件白色的波斯绣花睡袍。他的脸上泛着不自然的粉红色，鲜艳却了无生气，嘴上还系着个口钳模样的东西。看到贝比时，他的头往后一缩，躲进了阴影里。

“是什么人？”他重复道。

贝比急忙将事情告诉他，情急之下，往楼梯凑近了几步。这时她才反应过来，那个口钳似的东西是绑胡子的护须带，至于脸上，那是敷着一层粉红色的冷霜。只是两者搭配在一起，那简直就是噩梦。当务之急是，她激动地大声说道，他应该立刻和她一起去监狱，把迪克救出来。

“这很糟糕。”他说。

“是的。”她顺口附和，“是吗？”

“意图殴打警察。”他的声音里含了一丝轻蔑，“恐怕在九点以前什么都做不了。”

“要到九点，”她吓呆了，重复道，“但你总能做些什么吧，一定可以的！你可以和我一起到监狱去，确保他们不会再伤害他。”

“我们没有权利做这样的事。领事馆负责这些事。领事馆九点办公。”

护须带绷住了他的脸，让他显得格外冷漠。这激怒了贝比。

“我等不到九点。我妹夫说他们打瞎了他的眼睛——他伤得很重！我必须把他救出来。我必须找个医生。”她不再克制，愤怒得大喊起来，她知道，如果说话没有用，那么激动的情绪或许还有希望触动他。“你必须做些什么。保护身陷困境的美国公民是你的责任。”

可他是那种从东海岸来的人，对她来说，太难攻克。眼看贝比无法理解他的立场，他无奈地摇摇头，紧了紧身上的波斯睡袍，往下走了几步。

“把领事馆的地址写给这位女士。”他对门房说，“再查一下科拉佐医生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一起写下来。”他转向贝比，带着一副恼火的救世主般的神情，说：“我亲爱的女士，外交部门负责的是美国政府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工作。和保护公民没有任何关系，除非有国务院签发的特别指令。您的妹夫触犯了这个国家的法律，被投进了监狱，这就如同意大利人也可能在纽约入狱一样。唯一能开释他的只有意大利法庭。如果您妹夫的案件要上庭，您可以从领事馆得到帮助和建议，他们负责保护美国公民的权益。领事馆九点以前不会办公。就算是我的亲兄弟，我也无能为力——”

“你能给领事馆打个电话吗？”她打断他。

“我们不能干预领事馆的工作。等领事九点钟到办公室以后——”

“你能把他的家庭住址告诉我吗？”

极其细微的停顿之后，这男人摇了摇头。他从门房手里接过便笺纸，递给贝比。

“现在，我要请求您的原谅了。”

他引着她走向大门，只是一转眼，紫罗兰色的晨曦就落在他粉红色的面具和包裹着胡子的亚麻布袋上，光亮耀眼。再一转眼过后，贝比就独自一人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了。她在大使馆里总共停留了十分钟。

使馆门前的广场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老人拿着钎子在捡香烟嘴。贝比找到一辆出租车，把她送到了领事馆。可除了三个正在擦洗楼梯的穷妇人外，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她没办法让她们明白她是想要领事的家庭地址。一阵不安突然袭来，她冲回去，让司机送她回监狱。司机不认识路，不过靠着“一直往前”“右”“左”这么几个词，她还是指挥着他把车开到了大概的地点。下车以后，她开始在似曾相识的迷宫巷弄中寻路。可那些房屋和小巷看起来全都一个模样。穿过一条小路，她来到了西班牙广场，一眼就看到了美国运通的办事处，招牌上的“美国”两个字让她精神为之一振。窗户里亮着灯，她匆匆穿过广场，试着推了推门，门是锁着的。门里，时钟指到了七点。紧接着，她想起了柯里斯·克雷。

她记得他酒店的名字，就在埃克塞西尔对面，是一栋闷热的别墅，被红色长毛绒捂得严严实实。酒店办公室里值班守夜的女人不太情愿帮助她——她没得到授权可以去打搅克雷先生，也不肯让沃伦小姐一个人自己上楼去他的房间。直到最后，终于确定这不是什么激情的风流韵事之后，才陪她一起上去。

柯里斯赤条条地躺在床上。他昨晚回来的时候醉了，此刻醒来，颇花了一点时间才意识到自己的赤裸。他忙不迭地拼命道歉，拿起衣服冲进浴室，急匆匆地穿好，心里不住暗自嘀咕，“糟糕。她肯定什么都看到了。”他打了几个电话，找到了监狱地址，和贝比一起赶了过去。

监室门开着，迪克歪在看守室的椅子上。宪兵为他洗了把脸，洗掉了一些血迹，还梳了梳头，把帽子扣在他的脑袋上。

贝比站在门口，浑身发抖。

“克雷先生会陪着你。”她说，“我去找领事和医生。”

“好的。”

“一定要冷静。”

“好的。”

“我很快回来。”

她坐车到领事馆。这时已经八点多了，她获准坐在候见室里等。快到九点时，领事进来了。贝比已经心力交瘁，几乎是歇斯底里地重复了一遍她的故事。领事有些恼火，警告她，在陌生城市里应当小心，不要卷入打架争吵之类的事情中。但他最在意的，还是她本来是应该等在外面的。她绝望地在领事那双世故的眼睛里看到，对于这场灾难，他只想尽可能地推诿回避。等待答复时，她抽出几分钟时间给医生打了个电话，让他先去看看迪克。候见室里还坐着其他人，已经有好几个被叫进了领事的办公室。半小时过去了，她觑准有人出来的当口，硬是挤过秘书身边冲进了办公室。

“这简直令人发指！一个美国人被打得半死，还身陷监狱，你竟然无动于衷，没有任何行动。”

“稍等片刻，夫人——”

“我已经等得够久了。你，马上去监狱，把他弄出来！”

“夫人——”

“我们在美国也是有身份的人——”她越说越是强硬，“除非连这都算不上丑闻，我们——我倒要看看报纸上会如何公正地报道你在这桩事件中的冷漠态度。如果我妹夫是英国公民，那他几个小时以前就已经自由了，可是你呢，你不顾自己在这里的职责是什么，倒只关心警察的态度。”

“夫人——”

“戴上你的帽子，现在就跟我走。”

提到帽子，领事乱了方寸，开始慌乱地擦拭他的眼镜，胡乱地翻他的文件。事实证明，这些举动全都没有用。那个觉醒的美国女人，高高站立着，凌驾于他之上；那足以横扫一切的蛮横脾性曾折断过一个民族的道德脊梁，将整片大陆变成了托儿所。这远不是他所能应对得了的。他打电话叫来副领事。贝比赢了。

阳光恣意穿透看守室的窗户，洒在迪克身上。迪克坐着，柯里斯和两名宪兵都在。人人都在等待着某些事情发生。靠着一只还能勉强睁开一条缝的眼睛，迪克看得见宪兵的模样：两个都是托斯卡纳农民，上唇短短的。他发现很难将他们和夜里的暴行联系起来。他让其中一个去给他拿一杯啤酒。

啤酒下肚，他有些头晕，一丝丝讽刺感爬上心头，勾起了昨晚的回忆。柯里斯认为这场祸事跟那个英国姑娘有关，可迪克很确定，早在出事之前许久，那姑娘就已经不见踪影了。不过，让柯里斯始终不能释怀的，还是被沃伦小姐看见他赤身裸体躺在床上的事。

迪克的愤怒稍稍褪去，感到无辜极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如此可怕，以至于除非他能将它扼杀，否则一切都将无济于事。可他做不到，所以，他没有希望了。从今往后，他将变成另一个人。在这新的自我将成未成之际，他感觉很奇异，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模样呢。最重要的是，这其中的淡然冷静恰似上帝所为。没有任何一个成年的雅利安人能够在羞辱中获益，当他选择原谅，这便化作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从遭受羞辱的事件里，他认清了自己。在这种时候，寻求公道是徒劳无益的。

当柯里斯谈到索偿时，迪克摇摇头，沉默不语。一名宪兵副队长走进房间，制服笔挺，皮靴锃亮，十分神气，一个人走出了三个人的气势。卫兵跳起来立正行礼。看到空啤酒瓶，他立刻将他的人一顿斥骂。迪克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灵魂，要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把啤酒瓶拿出看守室去。看着柯里斯，他大笑起来。

副领事到了。他是个工作过度的年轻人，名叫斯旺森。所有人一起动身前往法庭。柯里斯和斯旺森一边一个，把迪克夹在中间，两名宪兵紧随其后。这是个昏黄朦胧的早晨，广场和游廊上都挤满了人，迪克拉低帽檐，加快了脚步往前赶，短腿的宪兵不得不跑起来，一边追赶，一边抱怨。斯旺森出面安抚住了局面。

“我让你丢脸了，是吗？”迪克乐了，说。

“和意大利人打架，一不小心就会丢掉性命的。”斯旺森温和地回答，“他们这次可能会放了你，可如果你是意大利人的话，就得蹲上几个月的监狱了。事情就是这样！”

“你坐过牢吗？”

斯旺森笑了起来。

“我喜欢他。”迪克向克雷宣布，“他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会给人们提供一流的建议。不过我敢打赌，他以前肯定坐过牢。也许还在牢里待过好几个星期。”

斯旺森笑着。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谨慎一些的。你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子。”

“噢，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迪克冲口而出，带着几分暴躁，“他们是该死的肮脏玩意儿。”他转头去问宪兵：“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吗？”

“我只能陪你到这里了。”斯旺森飞快地说，“我跟你妻子的姐姐说过了，我们的律师会在楼上的审判室里跟你见面。记得谨慎行事。”

“再见。”迪克彬彬有礼地握手道别，“非常感谢你。我想你一定会前程——”

斯旺森微微一笑，匆匆离开，刚转过身去，便又挂上了没有表情的公务脸。

现在，他们来到了一个四面都是外楼梯的庭院里，楼梯通往楼上的一个个房间。走过石板路时，聚集在院子里的人群中突然嘘声四起，声音里满是愤怒和冷嗤。迪克瞪大了眼睛看向四周。

“怎么回事？”他问到，被吓坏了。

一名宪兵对人群说了几句话，声音便停了。

他们来到审判室。当领事馆派来的寒酸律师和法官讨论时，迪克和柯里斯就等在一旁。一个懂英语的人站在面对庭院的窗口，转过身来向他们解释刚才经过时那阵嘘声的缘由。一个弗拉斯卡蒂[3]本地的家伙强奸并且杀死了一个五岁的孩子，恰好也是要在这天上午被押来受审——外面的人群以为迪克就是那人。

几分钟后，律师告诉迪克，他被释放了——法庭认为他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

“足够的惩罚！”迪克大叫，“凭什么要受惩罚？”

“来吧。”柯里斯说，“现在你什么也做不了。”

“可我干什么了，不就是和几个出租车司机打了一架吗？”

“他们指控你假装和一名便衣握手，结果却是走过去动手打了他——”

“那不是真的！我说过了我要揍他——我不知道他是便衣。”

“你还是走吧。”律师催促道。

“我要发表一个演讲，”迪克大声说，“我要告诉那些人，我是怎样强暴一个五岁的女孩的。也许我还——”

“快走吧。”

贝比和一位医生坐在出租车里等他。迪克不愿正视贝比，也不喜欢那个医生。看那副严厉古板的模样就知道，他是最难打交道的那类欧洲人，一个拉丁道学家。三言两语将这场祸事的来龙去脉一带而过后，大家便都没什么话可说了。回到奎里纳尔的酒店房间，医生为他清理了残留的血迹和油腻汗渍，将鼻梁、断裂的肋骨和手指一一接好、复位，为小伤口消毒，最后在眼睛上敷上强效药剂，包扎好。迪克问他要了四分之一粒吗啡，因为他还很亢奋，清醒得厉害。服下吗啡后，迪克沉沉入睡。医生和柯里斯离开了。贝比守在他身旁，等一个从英国人的疗养院里请来的女护士。这是艰难的一夜，可她只觉得心满意足：无论迪克从前如何，从这一天开始，她们便在他面前拥有了道德上的优越，直到他再也无法提供任何用处。

[1]马里恩·克劳福德（Marion Crawford, 1854—1909），美国作家，著述甚丰，其中最著名的是以意大利为背景的小说。

[2]格罗顿（Groton）是美国最著名的私立寄宿制预科学校之一，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市，该校学生的口音谈吐大都带有贵族腔。

[3]属于罗马大区，位于罗马东南二十公里处。出产同名白葡萄酒。

第三部

一

凯丝·格列戈罗维斯夫人在别墅前的小路上赶上了她的丈夫。

“尼科尔怎么样了？”她轻描淡写地问。可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泄露了她的秘密——这一路跑过来时，她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问题。

弗朗兹诧异地看着她。

“尼科尔没有生病。你怎么这么问，我最亲爱的？”

“你老是去看她——我以为她一定是病了。”

“回家后我们再谈这个。”

凯丝温顺地同意了。他的书房远在行政楼里，孩子们和家庭教师待在起居室。他们上楼进了卧室。

“原谅我，弗朗兹。”不等他开口，凯丝就说，“原谅我，亲爱的，我没有权利那样说。我了解我的职责，我也为之感到骄傲。只是对于尼科尔，我的感觉总是很不好。”

“远亲不如近邻。”弗朗兹暴喝。意识到这样的语调传达出的情绪不太对，他学着他过去的上司多姆勒医生的样子，用深思熟虑的迟缓语调将他的教训又说了一遍——这种语气能让最俗滥的话也显得意味深长。“远——亲——不——如——近——邻！”

“我明白。你总没见过我对尼科尔失礼吧。”

“我看你真是糊涂了。尼科尔算是半个病人——可能这辈子都没法痊愈。迪克不在，我有责任照看她。”他迟疑了一下，有时，他会将一些消息当作无关紧要的小事给瞒下来，不告诉凯丝，“今天上午从罗马来了一份电报。迪克之前染上了流感，明天就会启程回来了。”

凯丝松了一口气，不过仍然坚持她的意见，语气倒是冷静多了：

“我觉得尼科尔的病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她只不过恃病逞威，拿这个当武器罢了。她应该去拍电影，就像你的诺玛·塔尔梅奇[1]——所有美国女人都喜欢干这种事。”

“你嫉妒诺玛·塔尔梅奇？电影里的人？”

“我不喜欢美国人。他们很自私，自私！”

“你喜欢迪克吗？”

“我喜欢他。”她承认，“他不一样，他会为别人着想。”

——诺玛·塔尔梅奇也会。弗朗兹暗想。诺玛·塔尔梅奇一定是个高贵的杰出女人，绝不只是美丽可爱而已。一定是他们逼她去演一些愚蠢的角色。诺玛·塔尔梅奇一定是那样一个女人，只要能与她相识，就是莫大的荣幸。

凯丝已经把诺玛·塔尔梅奇抛在了脑后。他们在苏黎世看完电影后开车回家的那一夜，塔尔梅奇明艳照人的影子一直在啃噬她的心，让她烦躁不已。

“——迪克跟尼科尔结婚是为了她的钱。”她说，“那是他的弱点——有一天夜里你自己含含糊糊说起过的。”

“你开始变得恶毒起来了。”

“我不该那么说的。”她改口道，“我们应该和睦相处，就像你说的，像亲人一样。不过，有时候很难。当尼科尔表现得好像——当尼科尔那样往后一缩，一副要屏住呼吸的模样——好像我很难闻似的！”

凯丝触摸到了真正的症结所在。她自己动手操持绝大部分家务，生活节俭，很少买衣服。一个美国的物质女郎，每晚都要换两套内衣的人，必然会留意到凯丝身上的那一丁点儿隔日的汗味，即便这味道比终日劳作渥出的酸骚味儿轻微很多。对于弗朗兹而言，这就和凯丝头发上浓重的气味一样自然，他早已习惯性地忽视了。可是尼科尔从小就讨厌保姆为她穿衣服时指尖上传来的气味，这是一种冒犯，她却只能忍受。

“还有孩子们，”凯丝还在说，“她不愿意让他们和我们的孩子一起玩——”然而弗朗兹已经听够了：

“管住你的嘴——这种话会毁了我的事业，毕竟，全靠尼科尔的钱我们才有了这家诊所。吃午饭吧。”

凯丝意识到她的爆发实在有欠考虑，可弗朗兹的最后一句话提醒她了，还有别的有钱的美国人。一个礼拜之后，她为自己对尼科尔的厌恶找到了新的说辞。

机会出现在招待戴弗夫妇的晚餐之后，那原本是为了欢迎迪克回家的。几乎等不及客人的脚步声消失，她就关上房门，对弗朗兹说：

“你看到他的眼睛了吗？他堕落了！”

“轻一点。”他要求道，“迪克一回来就告诉我了。他在大西洋的越洋轮船上玩了玩拳击。美国乘客经常在横渡大西洋时打拳消磨时间。”

“我要相信才怪了！”她嗤之以鼻，“动一动胳膊他都疼，而且他太阳穴上还有一道没长好的疤——你能看到那儿的头发被剪掉了。”

弗朗兹没有留意到这些细节。

“怎么着？”凯丝问，“你难道还认为这种事情会对诊所有好处不成？今天我在他身上闻到了酒味，之前还有好几次，就在他回来以后。”

她放慢语速，以此强调她即将说出的话有多么重要：“迪克不再是个正派人了。”

弗朗兹耸耸肩朝楼上走去，不理会她的固执。回到卧室后，他转身面对她。

“他当然是个正派人，还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在苏黎世所有从事神经病理学研究的人之中，迪克被公认是最有才华的——我永远都望尘莫及。”

“真不害臊！”

“这是事实——不承认这一点才真值得害臊。每当遇到疑难病症，我都会去请教迪克。他的著作至今还是这个领域的标准——去随便找一家医学图书馆问问看吧。大部分学生都以为他是英国人，他们不相信美国人竟然能有这样的深度。”他低叹一声，从枕头下拿出他的睡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凯丝——我以为你喜欢他。”

“真不害臊！”凯丝说，“你才是那个值得信赖的人，工作都是你在做。这就是个活生生的龟兔赛跑的例子——在我看来，兔子的比赛已经差不多到头了。”

“嘘！嘘！”

“很好，那就这样。可这是事实。”

他摊开的手掌飞快地在空中往下一压。

“住口！”

到最后，他们就像辩论家一样互换了观点。凯丝承认自己对迪克太苛刻了，她钦佩他，敬畏他，而他一直以来也是那样的欣赏她、理解她。至于弗朗兹，一旦凯丝的观点种进了他的心里，他就再也不相信迪克是个正派人了。随着时日推移，他越来越坚信自己从未那样看待过迪克。

[1]诺玛·塔尔梅奇（Norma Talmadge, 1894—1957），默片时代最著名的电影明星之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其事业巅峰期。诺玛是默片时代塔尔梅奇三姐妹（还包括娜塔莉·塔尔梅奇和康妮·塔尔梅奇，参见第一部第五章注3）中的大姐，事业成就也最高。1917年，她与第一任丈夫约瑟夫·申克（Joseph Schenck, 1878—1961）共同创立了一家成功的制片公司。诺玛称约瑟夫为“爸爸”。

二

迪克将罗马的事改头换面告诉了尼科尔。在这个版本里，他完全是出于好心去搭救一名醉酒的朋友。他相信贝比·沃伦能管住她的嘴，因为他已经将真相可能对尼科尔产生的灾难性影响向她描述过了。无论如何，与这段经历对他自己的深远影响比起来，眼前的一切终究都只是小事。

他的应对之道便是更加废寝忘食地工作，以至于一心让想要和他分道扬镳的弗朗兹连个争吵的借口都找不到。若无切肤之痛，真正的友谊是绝不会毁于一旦的。因此，弗朗兹日益坚定自己的观点：迪克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来回游走得太过频繁，已经干扰到了他。同是这种反差，在过去却被视作两人合作的一大优势之所在。私心既生，便难免不顾及手段了。

即便如此，弗朗兹还是一直挨到五月份才找到机会楔入第一块楔子。一天中午，迪克走进他的办公室，脸色苍白，整个人疲惫不堪，坐下便说：

“唉，她走了。”

“她死了？”

“心跳停了。”

迪克全身无力地坐在离门口最近的椅子里。这三夜他一直守在那个满身疥癣的无名女艺术家身边，他喜欢她。这样做，表面上是为了方便随时安排注射肾上腺素，实际却是希望能在黑暗来临之前尽可能为她投下些微的光亮。

弗朗兹对于他的感受只是一知半解，于是直接过渡到观点讨论上：

“那是神经梅毒。我们做过的所有瓦塞尔曼式反应实验都给出了同样的结果。脊髓——”

“无所谓了。”迪克说，“噢，上帝啊，无所谓了！如果她想把她的秘密带入坟墓，那就让它去吧。”

“你最好休息一天。”

“别担心，我这就去。”

弗朗兹正在拟电报，准备发给女病人的兄弟。他找到了他的楔子，抬起头来问道：“或者，你想不想来一次小小的旅行？”

“现在不行。”

“我不是说休假。洛桑有个病人。我一早上都在和一个智利人通电话——”

“她真是勇敢极了。”迪克说，“这疾病折磨了她这么久。”弗朗兹同情地摇摇头，迪克回过神来。“对不起，打断你了。”

“事情有些变故——是父亲和儿子之间出了问题——那位父亲没办法把儿子带到这里来。他希望我们能过去。”

“是什么情况？酗酒？同性恋？你刚才说洛桑——”

“都有一点。”

“我去。有酬金吗？”

“我得说，相当丰厚。大概要待上两三天，如果那男孩需要监管的话，就把他带过来。总之，不用着急，慢慢来，算是半工作半休息。”

在火车上睡了两个小时以后，迪克感觉差不多恢复了。他抖擞精神，去见帕尔多-库伊达特·雷亚尔先生。

这类会面大体都是一个模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家人表现出的高度歇斯底里和患者的病情通常同样值得探究。这一次也不例外。帕尔多-库伊达特·雷亚尔是个仪表堂堂的西班牙人，一头铁灰色头发，举止高贵，处处流露出财富与权势的痕迹。在他入住的三界酒店套房里，这位尊贵的先生情绪激动得坐立难安，讲述他儿子的情况时，自制力不比醉酒的妇人更强。

“我什么办法都使尽了。我儿子已经堕落了。他在哈罗公学就学坏了，在剑桥国王学院[1]也没学好。彻底无可救药了。现在又加上了酗酒，他的本性算是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更别说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丑闻。我什么都试过了——我和一位当医生的朋友一起制订了一套方案，送他们去西班牙旅行。每天晚上，先给弗朗西斯科注射一针斑蝥素[2]，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去一家声誉良好的妓院，头一个礼拜里像是生效了，可结果还是没有用。最后，上个礼拜，就在这个房间里，当然，是在浴室里——”他比划了一下浴室的方向，“——我让弗朗西斯科脱掉上衣，用鞭子抽打他——”

情绪耗尽，他颓然坐下。迪克开口了：

“这是个笨办法——到西班牙旅行也不会有用——”他努力压抑心头涌起的滑稽感——有哪个好医生肯让自己搅和进这样外行的尝试里！“——先生，我必须告诉你，对于这样的病例，我们无法提供任何承诺。在酗酒的案例中，我们常常能够取得一些进展——这也需要病人自己的配合。首先，我得见一见这位男孩，取得他足够的信任，从而了解他对于当前的情况是否有任何深刻的认识。”

——他们坐在阳台上。男孩二十岁上下，相貌英俊，戒心很重。

“我希望了解你的想法。”迪克说，“你有没有觉得情况变得糟糕了？你是否想对此做点什么？”

“我想是的。”弗朗西斯科说，“我非常不快乐。”

“你觉得这因为酗酒或异常的行为吗？”

“我认为是其他东西导致了酗酒。”他的严肃坚持不过片刻——突然间，一股无法压抑的恶作剧冲动爆发了，他大笑起来，说，“没有用的。在国王学院时人人都管我叫‘智利女王’。至于西班牙那一趟——唯一的成果就是让我看到女人就恶心。”

迪克毫不客气地截住他的话头。

“如果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让你觉得高兴的话，那我就是在浪费时间，我帮不了你。”

“不，咱们接着聊——我也瞧不起大多数这样的人。”这男孩身上有某种阳刚气概，只是现在被扭曲成了对他父亲的反抗。此外，他的眼睛里也有着同性恋者在谈及这类话题时必定闪现的玩世不恭。

“从最乐观的角度说，这是见不得光的事。”迪克对他说，“你的整个人生都会耗在这上面，而且后患无穷，你将没有时间或精力去参与任何体面的或是社会认可的事。如果你想光明正大地面对这个世界，就必须从控制感官欲望开始——那么，首先就是酗酒的问题，它会唤起情欲——”

他机械地说着，其实十分钟前就已经放弃了。他们又愉快地聊了一个小时，谈到男孩在智利的家，谈到他的理想抱负。此前迪克还从未站在病理学以外的角度上如此接近这样一种人格——他猜想，或许正是这种独特的魅力使得弗朗西斯科得以犯下这样的恶行，而对于迪克自己来说，魅力永远是独立于其他之外的存在，无论它是今天上午刚刚在诊所里死去的可怜人那疯狂的勇气，还是眼前这个迷失的年轻人在老掉牙的故事里注入的勇敢的优雅。迪克试图将它细细拆解开，留存下来——他意识到，生命的整体与局部在品质上有可能是不同的，而迈入四十岁阶段的生命似乎只适合拆解开来观察研究。他对尼科尔和萝丝玛丽的爱情，与亚伯·诺斯、与汤米·巴尔班的友情，种种关联之下，不同的人格似乎已将他身边的空间挤压殆尽，于是，他变成了人格本身——毕竟，在这战争过后的残破世界里，要么全拿，要么一无所有，看起来没有第三种选择。这仿佛是一个宣告，在未来的生命中，他将背负着若干人的自我前行，早年间遇见的，早年间爱上的，他们自身有多完整，他便只能有多完整。其中隐含着某种孤独的因子——太容易被爱，太难去爱。

就在他和年轻的弗朗西斯科一起坐在阳台上时，一个过去的幽灵游进了他的视野。那是个高个儿男人，摇摇晃晃地从灌木丛中冒出来，略带犹疑地走向迪克和弗朗西斯科。那一刻，他简直就是明媚风景中的一大败笔，以至于迪克差点儿没认出他来。迪克很快站起身来，一边心不在焉地和他握手，暗暗发愁，“上帝啊，这下可糟糕了！”，一边拼命在脑海中搜寻这人的名字。

“是戴弗医生，对吗？”

“是的，是的——邓弗莱先生，对吧？”

“罗伊尔·邓弗莱。我有幸参加过一次您的晚宴，在府上的花园里。”

“当然。”迪克试着为邓弗莱先生的热情降降温，便将话题转到了干枯无味的时间上，“那是一九——二四——还是二五年——”

他仍旧站着。可是，罗伊尔·邓弗莱虽然仍如几年前一般害羞，却也毕竟不是初出茅庐了，立刻就轻佻熟稔同弗朗西斯科攀谈起来。倒是后者浑身不自在，加入了迪克的阵营，试图用冷淡的态度让他知难而退。

“戴弗医生——在您离开之前，有件事我一定要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府上花园里度过的那一个晚上，您和您太太人真是太好了。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也是最快乐的回忆之一。我始终认为，所有我认识的最高贵的人都在那场晚宴中聚齐了。”

迪克保持斜签着身子的状态退向最近的门口。

“我很高兴您这样喜欢它。不过现在我得去——”

“我明白。”罗伊尔·邓弗莱激情不减，“我听说他快不行了。”

“谁快不行了？”

“也许我不应该谈起这个——只是我们刚好看同一位医生。”

迪克停下脚步，震惊地看向他。“你说的是谁？”

“怎么，是您太太的父亲——或许我——”

“我的什么？”

“我没猜错的话——您的意思是还没有人——”

“您是说，我太太的父亲在这里，就在洛桑？”

“怎么，我以为您知道——我以为您就是为这个来的。”

“是哪位医生在照看他？”

迪克匆匆在记事本上记下名字，道别后便急急忙忙走进了电话亭。

登胥医生在家，现在就可以和戴弗医生见面。

登胥医生是个年轻的日内瓦人。他一开始有些顾虑，以为会失去一名富有的客户，待到迪克说明情况之后，他便承认，沃伦先生的确时日无多了。

“他才刚刚五十岁，可是肝脏已经完全坏死了，致病因素是酒精。”

“功能完全丧失了？”

“已经不能进食了，现在只能靠流质维持——我估计他只能撑三天，最多不超过一周。”

“他的长女，沃伦小姐，知道他的情况吗？”

“根据病人自己的意愿，除了他的男仆，谁也不知道。不过，今天上午时我觉得有必要把实情告诉他。他很激动。虽然说从最初发病开始他就一直抱着完全听天由命的态度吧。”

迪克想了想。“这样——”他慎重地做着决定，“不管情况怎样，家人这方面我来处理。不过我想他们会希望进行一次会诊。”

“悉听尊便。”

“那么，代表他们，我想请您出面邀请一位湖区一带最具声望的内科医生，日内瓦的埃尔布鲁赫医生。”

“我也在考虑埃尔布鲁赫。”

“我还要在这里停留至少一天，在此期间，我会和您保持联系的。”

当天晚上，迪克去和帕尔多-库伊达特·雷亚尔先生谈了谈。

“我们在智利有很大的产业——”老人说，“我儿子是有能力好好经营它们的。或者，我也可以安排他在巴黎工作，我们在巴黎有十几家企业——”他摇摇头，缓步走到窗边，迎着雨丝。春雨下得是那样欢快，就连天鹅也不愿避开。“我唯一的儿子！您不能把他带走吗？”

这西班牙人猛地跪倒在迪克脚前。

“您不能治好我唯一的儿子吗？我相信您——您能把他带走，把他治好的。”

“仅仅基于这些是不可能把人带进病院里关起来的。即便可以，我也不会这样做。”

西班牙人站起身来。

“我太鲁莽了——我是太着急了——”

在往大堂去的下行电梯里，迪克遇见了登胥医生。

“我正打算给您房间挂电话。”后者说，“方便一起到露台上聊聊吗？”

“沃伦先生过世了？”迪克问。

“他还是那样——会诊明天上午进行。另外，他非常强烈地要求见他的女儿——您的夫人。他们之间似乎有过一些争吵——”

“详情我很清楚。”

两名医生相互看着，各自思索。

“做决定之前，您为什么不先和他谈谈呢？”登胥建议道，“他将体面地死去——只是渐渐衰弱，直至陷入弥留。”

迪克勉强同意了。

“好吧。”

德弗罗·沃伦躺在其中体面地衰弱、弥留的套房与帕尔多-库伊达特·雷亚尔先生的套房一般大小——酒店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密室，盛装着富有的衰朽残躯、远离正义的逃亡者、并吞采邑的王座争夺者，他们以鸦片或巴比妥的衍生物[3]为食，永远聆听着古老罪恶的粗俗乐章，就像听一台无可逃避的广播喇叭。倒不是欧洲的这个角落有多么吸引人，而是因为它从来不需查问便能接纳他们。这里四通八达——前往山间私人疗养院或肺结核休养所的人经过这里，不为法国或意大利所容的人也来到这里。

套房里暗下来了。一位面容神圣的修女照顾着这位男士。白色床单上，病人消瘦的手指正在拨弄玫瑰念珠。他依旧英俊。等到登胥离开，只剩下他们两个后，他才开口对迪克说话，声音里带着一种独特的沉沉喉音。

“站在人生的尽头，我们会懂得许多。直到这一刻，戴弗医生，我才真正明白所有一切都是关于什么的。”

迪克等待着。

“我过去是个坏人。你一定明白我几乎是没有权利再与尼科尔见面了，尽管一个高于我们所有人的主宰说，要原谅，要怜悯。”玫瑰念珠从他虚弱的手中滑开，在顺滑的床单上滑下，落到地上。迪克帮他捡起念珠。“只要能再和尼科尔见上十分钟，我就可以快乐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决定。”迪克说，“尼科尔并不坚强。”他早已打定了主意，只是还要作出犹豫不决的样子。“我可以去问问我的搭档。”

“我一直记得你搭档说过的话——这很好，医生。我得对你说，我欠你实在太多——”

迪克飞快站起来。

“我会请登胥医生把结果转告给你。”

回到自己房间，他开始往楚格湖的诊所挂电话。电话过了很久才接通，是凯丝在自家房子里接的。

“我想找弗朗兹。”

“弗朗兹上山去了。我马上也要去——迪克，有什么要我告诉他的吗？”

“事关尼科尔——她父亲现在正在洛桑，快不行了。就把这个告诉弗朗兹，告诉他这很要紧，再请他从山上给我回个电话。”

“我会的。”

“告诉他，我三点到五点都会留在酒店房间里，七点到八点之间也在，之后的话，就让餐厅侍者叫我。”

报完时刻表之后，他忘了加上一句：别让尼科尔知道。等他想起来时，电话已经没有人接了。当然，凯丝应该想得到的。

……山上只有野花和神秘的风，并无人烟。他们会带病人们上去，冬天滑雪，春天爬山。坐车上山时，凯丝并没有想过要把这通电话告诉尼科尔。可是，当踏出车厢，一眼看到尼科尔正带着孩子们玩游戏时，她不禁走上前去，温柔地伸出胳膊揽向尼科尔的肩膀，说：“你带孩子真有办法——等到了夏天你一定要多教教他们游泳。”

他们都玩得热了，尼科尔下意识地闪开了凯丝的胳膊，纯粹是条件反射的回避，但在这样的时候，这种举动几乎算得上是无礼了。凯丝的手尴尬地落了空，紧接着她便作出了激烈的反应，口头反应，这非常糟糕。

“你以为我要拥抱你？”她尖刻地问，“这只不过是因为迪克，我刚才接到他的电话，我很遗憾——”

“迪克出什么事了？”

凯丝猛然意识到自己犯错了，可她对此毫无经验，面对尼科尔“……那你为什么遗憾？”的一再追问，她别无选择，只好说：

“跟迪克没有关系。我必须跟弗朗兹说。”

“一定和迪克有关。”

她脸上写满了恐惧，戴弗家的孩子们也跟着露出了惊慌的神气，气氛一触即发。凯丝抵挡不住了，脱口而出：“你父亲在洛桑病了——迪克想跟弗朗兹谈这事。”

“他病得厉害吗？”尼科尔问。就在此时，弗朗兹带着他亲切的医生风度走上前来。凯丝几乎是满怀感激地将难题扔给了他。然而危害已经造成。

“我要去洛桑。”尼科尔宣布。

“等一下。”弗朗兹说，“我不确定这是否合适。我必须先跟迪克通个电话。”

“那我就会错过下山的火车。”尼科尔不同意，“然后错过三点钟从苏黎世开出的列车。如果我父亲快死了，我必须——”余下的话消失在了空气中，她害怕设想这样的情形，“我必须去。我得跑着去赶火车了。”甚至不等说完，她就拔腿朝小火车跑去，车厢局促地排在光秃秃的山头上，已经开始鸣笛，喷吐着蒸汽。她边跑边回头大喊：“弗朗兹，如果你给迪克打电话，告诉他我很快就到！”……

……当修女如惊鸟般冲进来时，迪克正在酒店房间里读《纽约先驱报》。几乎同时，电话响了。

“他死了？”迪克问修女，暗含着期望。

“先生，他走了——他离开了。”

“什么？”

“他走了——他的人和他的行李也都不见了！”

简直不可思议。一个病成这样的人，爬起来离开了。

迪克接起电话，是弗朗兹打来的。“你不该告诉尼科尔的。”他很不满。

“凯丝告诉她的，很不明智。”

“我想这是我的错。事情没确定之前就不该告诉女人。不管怎样吧，我去接尼科尔……对了，弗朗兹，最疯狂的事情发生了，就在这里——那老小子从他的床上爬起来，还走了——”

“揩手了？你在说什么？”

“我说他走了，老沃伦——他走掉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

“他已经被确诊快要死了，全身机能衰竭……他站起来，走掉了，回芝加哥了，我猜……我不知道，现在护士就在这里……我不知道，弗朗兹——我也刚听到这个消息……晚一点再打给我。”

他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来追踪沃伦的行踪。这位病人觑准了白班护士和夜班护士交接的空当，溜到酒吧，在那里喝了四杯威士忌。还用一张千元大钞结清了酒店费用，交代前台稍后把找零汇给他，然后便离开了，看样子像是要去美国。迪克和登胥追到车站，想赶在最后一刻截住他，唯一的结果只不过是害得迪克没能接上尼科尔。他们在酒店大堂里碰了面，她看起来似乎在一夕之间就憔悴了下去，她的嘴唇抿得很紧，让迪克很担心。

“父亲怎么样了？”她问。

“他好多了。总之，他大概还挺有精神的。”眼看着她放松下来，他犹豫了会儿，终于还是说，“事实上，他起床离开了。”

他一直在忙着追人，错过了晚饭，到这会儿也只想喝点东西，便领着一头雾水的尼科尔进了一家小小的简餐酒吧。他们在两张轻便皮革椅子上坐下来，点了一杯威士忌苏打和一杯啤酒。然后，迪克才接着往下说：“照顾他的那位医生判断出了错，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等一下，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想想这件事。”

“他——走了？”

“他上了傍晚去巴黎的火车。”

他们静静坐着。尼科尔身上流淌出浓浓的悲哀的淡然。

“这是本能。”最后，迪克说，“他的确快不行了，可他想要重新找回生活的步调——他不是头一个从濒死的病床上爬起来的人——就像老的钟——你知道，只要摇晃一下，然后不知怎么的，纯粹出于惯性，它就又走起来了。现在你的父亲——”

“噢，别告诉我。”她说。

“他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恐惧，”他继续说，“他害怕了，于是选择了离开。他也许能一直活到九十岁——”

“求你别再说了。”她说，“请不要——我再也受不了了。”

“好的。我到这里来见的那个小恶魔根本无药可救。我们还是明天就回去的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非得要——搅和进所有这些事里。”她突然爆发了。

“噢，你不明白？有时候我也不明白。”

她伸手按住他的手。

“噢，我很抱歉说出那样的话，迪克。”

有人把留声机带进了酒吧，他们坐在椅子上，听它放《化妆娃娃的婚礼》[4]。

[1]哈罗公学是英国著名公立中学，建立于1572年。剑桥国王学院于1441年由亨利六世创建。

[2]从晒干的斑蝥甲虫（俗称西班牙苍蝇）中提取配制的药剂，过去人们将其作为催情剂使用。

[3]鸦片的衍生物包括吗啡，与巴比妥类制品一样容易导致上瘾，但也都被用于医疗，前者有镇痛功效，后者可镇定安眠。

[4]《化妆娃娃的婚礼》（The Wedding of the Painted Doll）出自1929年2月上映的美国音乐电影《百老汇之歌》（又译《红伶秘史》，The Broadway Melody），电影获得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这是其中流传最广的歌曲。

三

一周后的一天上午，迪克站在接待台前等信件送来，却注意到外面有些不寻常的混乱。一位名叫冯·科恩·莫里斯的病人正要离开。他的父母都来自澳大利亚，这会儿正粗暴地将他的行李扔进一辆豪华大车里，利亚迪斯洛医生站在一旁，对莫里斯——年长的那位——的粗暴举动提出软弱无力的抗议。当戴弗医生走近时，那名年轻人还在旁观这项装车行动，面上带着冷冷的讥嘲。

“莫里斯先生，这是不是太突然了一点？”

看到迪克，莫里斯先生整个人都跳了起来——他发红的脸庞和外套上的大方格图案忽明忽暗，像是有电灯忽闪着开开关关似的。他迎向迪克，一副要揍他的模样。

“正是时候，我们要离开这里，我们，还有那些和我们一起来的人。”他才刚刚开口，就停下来喘了口气，“正是时候，戴弗医生。正是时候。”

“您愿意到我的办公室来谈谈吗？”迪克建议。

“我不去！我会告诉你。但我要跟你和你的这个地方一刀两断。”

他冲着迪克摇晃着手指。“我刚才已经跟这位医生说了。我们纯属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和钱。”

利亚迪斯洛医生微弱地抗议了几句，完全是一副斯拉夫人含糊、推诿的腔调。迪克从来就不喜欢利亚迪斯洛。他努力将这激动的澳大利亚人往他的办公室引，试图说服他进去。可那人摇着他的脑袋。

“是你，戴弗医生，你，正该找你。我去找利亚迪斯洛医生是因为没找到你，戴弗医生，因为格列戈罗维斯医生要到天黑才会回来，我等不了。不，先生！在我儿子告诉我真相以后，我一分钟都等不了。”

他凶恶地逼近迪克，后者两手松松下垂，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阻止他。“我儿子来这里是因为酗酒，可他告诉我们，他闻到你的嘴里有酒气。没错，先生！”他飞快做了个嗅吸的动作，但显然没什么结果，“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冯·科恩两次在你的呼吸里闻到酒气。我和我妻子这辈子一滴酒都没有沾过。我们把冯·科恩交给你治疗，可是，一个月之内，他两次在你的呼吸里闻到酒气！这是哪门子的治疗？”

迪克迟疑了。莫里斯先生完全可能在诊所的车道上大闹起来。

“这么说吧，莫里斯先生，人们不会因为您的儿子而放弃他们视之为食物的东西——”

“但你是个医生，先生！”莫里斯暴吼道，“卖苦力的人灌啤酒那是他们命不好——可你在这里是为了给人治病——”

“这离题太远了。你儿子来我们这里是因为偷窃癖。”

“那是什么导致的？”这男人几乎尖叫起来，“酒——邪恶的酒。你知道邪恶是什么颜色？是黑色！我的亲舅舅因为这个被绞死，你听到了？我儿子进了一家疗养院，可医生居然满身酒臭！”

“我必须请您离开了。”

“你请我走！是我们自己要走！”

“如果您能稍微克制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些日子的治疗结果告诉您。当然，既然您确定要保持这样的态度，那我们也不再会接收您的儿子作为病人——”

“你竟然还敢对我说‘克制’？”

迪克招呼利亚迪斯洛医生，等他走近后，说：“你能否代表我们送这位病人和他的家人离开？”

他向莫里斯微微一躬身，转身走进办公室。门一关上，他整个人就僵硬了，呆呆地站了好半天。他看着他们开车离开，粗野的父母，冷漠而自甘堕落的孩子。不难想象这家人平常的模样：在欧洲到处游荡，仗着极度的无知和大把的金钱欺凌比他们有教养的人。不过，在那辆大车消失之后，迪克关心的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为这件事负责？他每顿饭都会喝一点波尔多红葡萄酒，睡觉前也会喝一杯，多半是热朗姆酒，有时下午会稍稍喝一点杜松子酒——杜松子酒最不容易留下味道。平均每天半品脱[1]烈酒，的确超过了他的身体所能够承受的量。

抛开自我审判的念头，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动手拟一份计划，类似药方那样，准备以此来控制将饮酒量减半。医生、司机和新教牧师永远不能被人闻到身上带有酒味，而画家、经纪人或者骑兵队长就没问题。迪克只怪自己太不小心。然而，半个小时过去了，当弗朗兹出现时，事情还远远没有就此结束。弗朗兹刚度过了为期两周的阿尔卑斯山假期，神采奕奕，积蓄了满腔的激情，迫不及待要重新开始工作，人还没到，心就已经飞回了办公室。迪克在办公室和他见了面。

“珠穆朗玛峰怎么样[2]？”

“照我们的速度绝对能登上珠穆朗玛峰。我们还真算过。一切都还好吗？我的凯丝还好吧，你的尼科尔还好吧？”

“家里都好。不过上帝啊，弗朗兹，我们早上刚经历了可怕的一幕。”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弗朗兹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在此期间迪克一直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等弗朗兹的家庭沟通结束后，迪克说：“那个年轻人莫里斯被带走了——还大闹了一场。”

弗朗兹轻快的神色沉了下来。

“我知道他离开了。我在走廊上遇到了利亚迪斯洛。”

“利亚迪斯洛怎么说的？”

“就说小莫里斯走了，说具体情况你会告诉我的。究竟怎么回事？”

“还不就是那些胡搅蛮缠的理由。”

“那就是个恶棍，那男孩。”

“他是个活生生的情感缺失的例子。”迪克赞同，“总之，我到的时候，那位父亲正把利亚迪斯洛压制得毫无招架之力。我们拿利亚迪斯洛怎么办？还留着他么？要我说就算了——他简直不像个男人，什么事都应付不了。”说到事情的缘由，迪克迟疑了，他稍稍踱开几步，给自己留出些空间来整理语言。弗朗兹靠在桌边，仍然穿着他的亚麻风衣，旅行手套也还没有摘下来。迪克说：

“那男孩对他父亲发表的其中一条点评是说，你这位著名的搭档是个酒鬼。那男人是个轻信的人，而那男孩大概是在我身上闻到过餐酒的味道。”

弗朗兹坐了下来，摩挲着下嘴唇，沉吟着。“你可以稍后再告诉我详情。”他终于说。

“为什么不现在就说？”迪克提出，“你一定知道，我是最不可能滥饮的了。”他对上了弗朗兹的眼睛，两双眼睛相互审视着。“利亚迪斯洛放任那个男人激动到那样的地步，我只好息事宁人。病人们可能会看到的，你可以想象，在那种情况下要为自己辩解有多困难！”

弗朗兹摘下手套，脱掉外衣，走到门边对秘书说：“不要打扰我们。”然后回到屋里，在长桌边一屁股坐下，翻弄着他的信件。通常，人们摆出这样的架势，唯一的理由自然就是要鼓起勇气，为他即将说的话寻找一副合适的面具。

“迪克，我很清楚，你是个有分寸的、冷静理智的人，尽管我们在关于酒精的问题上有些分歧。但问题是——迪克，我必须坦白地说，有好几次我都发现你在不该喝酒的时候喝了酒。这应该是有原因的。何不考虑再休个斋戒期呢？”

“假期。”迪克下意识地纠正他，“对我来说，休假不是办法。”

两个人都很恼火，弗朗兹是因为归家的好心情被毁了，事情一团糟。

“有时候你完全不顾常识，迪克。”

“我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常识可以应用在复杂的问题上——除非你要说普通全科医生比专科医生的专业水平更高。”

眼前的一切让他觉得恶心极了。去解释，去修修补补，这些全都不该是在这个年纪上做的事了——那么，就还是跟着古老真理在耳边飘荡不绝的破碎回响走吧。

“再继续也没有意义了。”他突然说。

“好吧，我也这么觉得。”弗朗兹承认，“你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迪克。”

“我明白。我想离开——我们可以做个清算，看看怎么把尼科尔的钱慢慢抽出来。”

“这我也已经想过了，迪克——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了。我可以找到别的投资人，这样，最迟到今年年底，你们就可以把所有的钱都抽出来了。”

迪克不想这么快就做决定，也没有想到弗朗兹在拆伙这件事情上竟然做好了如此充分的准备。不过，他还是感到如释重负。很久之前他就不无绝望地察觉到，他的专业操守已经变成了一团混乱的死物。

[1]容积单位。英制1品脱约合568毫升，美制一品脱约合473毫升。

[2]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正是欧洲登山者开始频繁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时候，1921年、1922年、1924年分别有登山行动，但均未能成功登顶。此处有可能是聊天中随口借用，而不是弗朗兹真的到亚洲登珠峰了。

四

戴弗一家准备回里维埃拉去，那是他们的家。狄安娜别墅这个夏天也已经租出去了，于是，回家之前的时间便被分配给了德国的温泉小镇和法国的教堂小镇。每到一处，他们总能快活地过上好几天。迪克有时写点东西，并没有特别的系统性。等待似乎变成了这种生活里的一个部分：无关尼科尔的健康，她的健康状况在旅行时似乎总会变得很不错，也无关工作，只是等待本身。在这段日子里，唯一能为生活赋予意义的，便是孩子们了。

孩子们长大了，如今一个十一岁、一个九岁，迪克对他们的关注也随之增长。他设法甩开家庭教师或保姆与他们相处，始终相信，在教育孩子方面，无论严苛还是放纵都无法取代长期、细致的观察以及对于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考察、权衡与总结，唯有这样，才不至于有失为人父母的基本职责。他对孩子们的了解渐渐超过了尼科尔，饮上几杯各国美酒之后，他便会兴致勃勃地和他们聊天、玩耍。他们都有一种沉静忧郁的迷人气质，近乎哀伤——早早懂得不该随意大哭大笑的孩子通常都这样。他们似乎没有任何强烈的情绪，对单调的纪律和简单的享受所给予他们的情绪空间很是满足。两个孩子生活在一成不变的平稳调子里，这是西方世界那些古老家族总结出来的明智生活，教养比表现更重要。比方说，迪克认为，若是想要培养观察能力，没有什么比强制保持沉默更有益的了。

拉尼尔是个古怪精灵的男孩，拥有非比寻常的好奇心。“嗯，多少头博美犬才能打败一头狮子呢，爸爸？”他总会有这一类的问题来弄得迪克焦头烂额。托普茜好一些。她九岁，生得格外白皙秀气，简直和尼科尔一模一样，这让迪克总是有些担心。近来她开始有了些美国孩子的壮实劲儿。他对两个孩子都很满意，但只通过暗示来让他们心领神会。若是在言行举止方面犯了错，他们绝不可能轻易逃脱惩罚——“一个人，要么在家就学会懂礼貌，”迪克说，“要么就被世界举着鞭子教导礼貌，而你很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我干吗要管托普茜是不是‘崇拜’我？我养育她又不是为了让她做我的妻子。”

这个夏天和秋天的另一大不同之处在于，戴弗一家手里有大笔的钱。他们卖掉了诊所的股份，加上美国的投资收益，如今他们手里的钱多到就连花钱和照顾财物本身都成了一件劳神的事。他们旅行的气派简直不可思议。

举个例子，他们接下来要花上两周时间在博延游玩，当火车开始减速时，请睁大眼睛看着吧。卧铺车厢里的忙乱从穿越意大利边境时就开始了。女家庭教师的女仆和戴弗夫人的女仆从二等车厢赶过来收拾行李，照看狗儿。贝鲁瓦小姐负责照看手提行李，西里汉姆猎犬全归一名女仆照料，一对狮子狗归另一名女仆。并非只有空虚的心灵才会让一个女人把生活填得太满——也可能是因为兴趣太过广泛。况且，除了偶尔生病的时候，尼科尔平时完全有能力把这一切都照管得妥妥帖帖。就拿那一大堆行李来说吧，很快，行李车厢里就将卸下四个旅行挂衣箱[1]、一个大鞋箱、三个帽箱、两个帽盒、一套仆人的箱子、一个手提文件柜、一个药箱、一套酒精灯、一套野餐用具、四个加上护板后装进盒子里的网球拍，一台留声机，一台打字机。全家人以及随从的身边还有足足两打小手提行李、背包、袋子、盒子什么的，每个都编了号，写在藤条箱的标签上。这样，无论在哪个车站，所有行李都能在两分钟之内清点完毕，然后，根据“轻便旅行清单”和“重装旅行清单”，有的寄存，有的随身带走。清单随时修订，夹在金属边的夹板上，就放在尼科尔的手提包里。这是她小时候和病弱的妈妈一起旅行时设计出来的，完全比得上团级军需官的统筹系统，要知道，军需官要考虑的很可能是三千人的补给和装备。

戴弗一家前呼后拥地下了车，迈进早早降临的山间暮色中。村民们敬畏地注视着他们，就像一个世纪以前他们的祖先注视着拜伦勋爵[2]的朝圣队伍到来时一样。戴弗一家即将前去拜访明盖蒂伯爵夫人，也就是不久前的那位玛丽·诺斯。她的故事是一段旅行，从纽瓦克一个裱糊店楼上的房间开始，以一场非凡的婚姻结束。

“明盖蒂伯爵”只是个天主教会授予的头衔——玛丽丈夫的滚滚财富来自于他在亚洲西南部拥有的一些锰矿。他的肤色不算深，但在曼森-迪克逊线[3]以南仍然没有资格乘坐高级卧铺。他有卡拜尔、柏柏尔、塞巴和印度血统[4]，横贯从北非到亚洲的广袤地带，但比起口岸边那些混血面孔，他倒是更愿意与欧洲人来往。

当两个高贵的家庭，一个来自东方，一个源出西方，在车站站台上相会时，戴弗一家的光彩顿时相形见绌，简直就像拓荒者一般简朴。他们的主人家带了一队浩荡人马，由一名意大利管家领头，外加四个骑摩托车、戴头巾的随从，玛丽身后半步远处还站着两名女子，脸上蒙着半长的面纱。她们向尼科尔行额手礼，那架势倒把尼科尔给吓了一跳。

和戴弗一家一样，对玛丽来说，这样的见面礼多少有点滑稽。玛丽带着些歉意地轻笑起来，有点儿不以为然。不过，当介绍到她丈夫的亚洲头衔时，她的声音立刻骄傲地响亮起来。

在房间里为晚宴换装时，迪克和尼科尔相互做了个惊叹的鬼脸：这些有钱人，一面想博得平易近人的口碑，一面却私下里为了奢华的炫耀而神魂颠倒。

“小玛丽·诺斯知道她想要什么。”迪克满脸刮胡膏，嘟哝着，“亚伯培养了她，而现在她嫁给了一尊佛。如果欧洲什么时候走向布尔什维克，她多半也能摇身一变，成为斯大林的新娘。”

尼科尔坐在她的化妆盒跟前，四下张望了一圈。“迪克，说话小心一点，好吗？”却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们实在是不一般。那些军舰都向他们鸣炮、致礼什么的。玛丽在伦敦时乘的是皇家专车。”

“是的。”他同意。听到尼科尔在门口跟人说要一些别针，他喊道：“不知他们能不能给我拿点儿威士忌来。我觉得山里有些寒气！”

“她会安排的。”尼科尔的声音现在是隔着浴室门传过来了，“是车站上那些女人中的一个。她现在把面纱摘掉了。”

“关于他们的生活，玛丽跟你说了些什么？”他问。

“她没说太多——她喜欢上流社会的生活——她问了我很多有关我的血统、家族和差不多类似的东西，就像我会知道似的。不过好像新郎有两个孩子，都是棕黄色的皮肤，是另一段婚姻留下的。其中一个得了亚洲的一种什么病，他们没办法确诊。我得去提醒孩子们一下。听上去挺古怪的。玛丽会理解我们的感受的。”她担忧地站了一分钟。

“她会明白的。”迪克打消了她的顾虑，“孩子们大概已经睡觉了。”

晚餐时，迪克和侯赛因聊了会儿，后者在英国的公学念过书。侯赛因对股票和好莱坞有兴趣，而迪克喝了点儿香槟，尽情发散想象，给他讲了些离奇的故事。

“几十亿？”侯赛因问。

“上万亿。”迪克肯定地告诉他。

“我真没想到过——”

“噢，也许是几百万。”迪克改口道，“每一个酒店住客都会分到一个后宫——或者说，就相当于一个后宫。”

“就算不是演员和导演？”

“酒店的每一个客人，哪怕是旅行推销员。嗨，他们还打算送一打来给我选呢，不过尼科尔是不会同意的。”

回到房间，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尼科尔责备他：“干吗喝那么多威士忌？你为什么要当着他们的面用‘西班牙佬’这种词。”

“抱歉，我本来是想说‘吸烟’[5]。顺口说错了。”

“迪克，这有点儿不像你了。”

“我很抱歉。我是不那么像我自己了，再也不像了。”

那天夜里，迪克打开了一扇浴室窗户。窗户对着一个狭窄的、管子似的城堡庭院，庭院里黑黝黝的，像是老鼠的皮毛。可就在那个时候，窗外却回荡着哀伤而奇特的音乐，有如长笛流淌出的悲哀。两个男人正用某种东方的语言或方言吟唱，里面充满了“k”音和“l”音。他探身出去，却看不到他们。那音调里有着清晰的宗教意味。他既已心力交瘁，便也请他们帮他祈祷。可是祈祷什么呢，除了别让自己陷入日益滋长的忧郁中之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

第二天，他们爬到草木稀落的山坡上，打了几只骨瘦如柴的鸟儿，那是一种与松鸡相去甚远的同科远亲。一切都是对英国式打猎的拙劣模仿，赶鸟的随从倒是有一大群，可统统都是外行，要想避免打中他们，除了朝天放枪，迪克再也找不到别的办法。

回来时，拉尼尔就等在他们的套间里。

“爸爸，你说过，如果我们接触了那个生病的男孩就要立刻告诉你。”

尼科尔飞快转身，立刻警惕起来。

“——是这样的，妈妈，”拉尼尔转身面对她，继续说，“那个男孩每天晚上都要洗澡，今天刚好在我前面，我只好用他洗过的水洗澡，水很脏。”

“什么？怎么回事？”

“我看见他们把托尼带出来，然后他们就叫我进去，水是脏的。”

“可是——那你洗了吗？”

“是的，妈妈。”

“天啊！”她望向迪克，惊呼着。

他问：“为什么吕西安娜没带你洗澡？”

“吕西安娜不会用。他们的热水器很古怪，会自己喷水，昨天晚上她的胳膊被烫了，她害怕用它，所以那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就——”

“你现在马上进浴室去，再洗一个澡。”

“别说是我告诉你们的。”拉尼尔走到门口，说。

迪克走进浴室，往浴缸里撒了些硫黄。关上门后，他对尼科尔说：

“我们要么和玛丽谈谈，要么还是离开的好。”

她也同意。他接着又说：“人们总觉得自家孩子天生就比别人家的干净，觉得他们身上的疾病不会传染。”

迪克走进里屋，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和着浴室里的哗哗水声凶狠地嚼一片饼干。

“告诉吕西安娜，她必须学会使用那个热水器——”他指出。就在这时，那名亚洲女子自己来到了门口。

“伯爵夫人她——”

迪克示意她进来，然后关上房门。

“那位生病的小男孩好些了吗？”他和善地问。

“好些了，是的，可还是时常会出出疹子。”

“那太糟糕了——我很遗憾。不过你知道，我们的孩子一定不能在他用过的水里洗澡。这绝对不行——我相信你的女主人要是知道你这么做，一定也会生气的。”

“我？”她看上去如逢雷殛，“可是，我只是看你们的女仆不太会用热水器——我只是告诉她怎么用，把水打开了。”

“可既然有病人用过，你就必须把洗澡水全部放掉，再把浴缸擦洗干净。”

“我？”

这女人窒息般地倒吸了长长一口冷气，发出一声凄厉的抽泣，冲出门去。

“她决不能以我们为代价来学习西方文明。”他冷峻地说。

当晚晚餐时，他决定了，这次拜访必须缩短：说起他自己的国家，侯赛因似乎只知道那里有绵绵群山，有山羊和放羊人。他是个冷漠的年轻人，要想让他敞开心扉，需要付出真挚诚恳的努力。然而，时至今日，这些都是迪克要留给家人的。晚餐后不久侯赛因便离开了，留下玛丽一个人陪着戴弗夫妇，可昔日的团体已经分崩离析——他们之间横亘着动荡不安的社交场，那是玛丽将要征服的地界。九点半时，玛丽接到一张便条，她读过后就站了起来，迪克如释重负。

“请务必原谅我。我丈夫要出门一趟，时间不长——我也得和他一起去。”

第二天清早，几乎是送咖啡的仆人前脚离开，玛丽就后脚进了他们的房间。她衣衫严整，而他们还没梳洗。看上去，她起床已经好一阵子了。她的脸色很难看，怒气冲冲的。

“说拉尼尔洗了个脏水澡是怎么回事？”

迪克刚要开口就被她打断了：

“你命令我丈夫的姐姐去清洗拉尼尔的浴缸是怎么回事？”

她站在那里，瞪着他们，与此同时，戴弗夫妇呆坐在床上，好似泥塑木雕一般，差一点托不住托盘。两人一起惊呼起来：“她的姐姐！”

“你命令他姐妹中的一个去清洗浴缸！”

“我们没有——”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我是对一个他们国家的仆人说——”

“你是对侯赛因的姐姐说的。”

迪克能说的只有一句话：“我以为她们俩是女仆。”

“你该知道了的，她们是喜马多。”

“什么？”迪克下床披上袍子。

“前天晚上演奏钢琴时我跟你解释过的。别告诉我你玩得太开心没听懂。”

“你就是在说这个？我一开始没留意听。我没联系起来——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玛丽。好吧，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当面向她道歉。”

“当面向她道歉！我跟你说过，当他们最年长的成员——当长子结婚时，那么，他最大的两个姐妹就要献身成为喜马多，成为他妻子的侍从女官。”

“这就是昨晚侯赛因要离开的原因？”

玛丽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他必须这么做——他们全都走了。他的荣誉要求他不得不这么做。”

现在，戴弗夫妻俩都起床开始穿衣服。玛丽继续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洗澡水。就好像这种事真的会发生在这样的房子里似的！我们得问问拉尼尔。”

迪克坐在床边，递了一个暗示给尼科尔，该她出面了。这时玛丽已经走到门口，正用意大利语向一名侍从说话。

“等一下，”尼科尔说，“我不同意这样做。”

“你们指控了我们。”玛丽回答，用的是一种从未在尼科尔面前使用过的口气，“那么我就有权利弄清楚。”

“我不会让孩子卷进来。”尼科尔匆匆套上她的衣服，仿佛它们是锁子甲一般。

“没关系。”迪克说，“带拉尼尔进来。我们来解决浴缸的事，看看到底是事实还是空穴来风。”

拉尼尔的衣服还没完全穿好，人也迷迷糊糊的。他望着大人们生气的脸。

“听着，拉尼尔，”玛丽提问，“你为什么会觉得你的洗澡水是别人用过的？”

“大胆说。”迪克加上一句。

“水是脏的，就是这样。”

“你难道听不到放水的声音，从你的房间里，就只隔了一扇门？”

拉尼尔承认有可能，但依然坚持他的意见——水是脏的。他有点害怕，努力直视前方：

“水不可能换过，因为——”

他们着急敦促他说清楚。

“为什么不可能？”

他穿着他的小和服站在那里，让父母心疼不已，却也让玛丽愈发焦躁起来——他说：

“水是脏的，里面全是肥皂泡。”

“如果你不能确定你说的话——”玛丽开口道，可尼科尔打断了她。

“够了，玛丽。如果水里有脏的肥皂泡，自然就会想到那是脏水。他父亲告诉他要——”

“水里不可能有脏的泡沫。”

拉尼尔责备地看着父亲，他出卖了他。尼科尔双手按在他的肩膀上，让他转过身，离开房间。迪克轻笑一声，打破了紧张的气氛。

这一笑仿佛召回了往日的时光与曾经的友情。玛丽心下暗自估量，她离开他们究竟是有多远了啊，一边拿出息事宁人的口吻，说：“孩子们的事总是这样。”

回忆起过往，她也生出了几许不安。“你们要是就这么走了的话就太傻了——侯赛因总归是要走这一趟的。不管怎么说，你们是我的客人，况且你们也不是有心犯错的。”可迪克被这毫无诚意的腔调和“犯错”两个字给激怒了。他转身走开，开始收拾东西，说：

“真是对不起那两位年轻女士。我希望能向昨天来这里的那位女士道歉。”

“在琴凳上的时候你要是仔细听就好了！”

“可是你说得太无聊了，玛丽。我已经尽可能专心了。”

“别说了！”尼科尔劝他。

“我多谢他的称赞。”玛丽尖利地说，“再见，尼科尔。”说罢掉头走出门去。

经过这一连串事情，她自然是不会再来为他们送行的了。总管出面安排了离开的一应事宜。迪克给侯赛因和他的姐姐们各留了一封正式的书信。除了离开别无他法，可他们所有人感觉都非常不好，特别是拉尼尔。

“我坚持，”直到上了火车，拉尼尔还坚持辩解，“洗澡水是脏的。”

“事情结束了。”他的父亲说，“你最好把它忘了——除非你想要我跟你脱离关系。你知道法国颁布了一条新的法令，允许人们和孩子脱离关系吗？”

拉尼尔大叫起来，兴奋极了。戴弗一家重归亲密无间——迪克不知道这样的亲密还能重来多少次。

[1]一种大衣箱，立起来可以当衣柜使用。

[2]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英国诗人、世袭贵族，代表作包括《唐璜》《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等。他曾周游欧洲，在意大利停留过七年，期间与同时期另一位著名英国诗人雪莱过从甚密。

[3]又称南北分界线，因两名英国天文学家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son）和杰里迈亚·迪克逊（Jeremiah Dixon）测绘界定而得名。分界线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划定，目的是为了解决英国殖民者在美国的领地争端。简单来说，最初只是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分界线，在宾夕法尼亚州废奴后，则被用以指代美国南北文化的分界线。

[4]卡拜尔（Kabyle）是阿尔及利亚北部卡巴利亚的一个柏柏尔人部族。柏柏尔为北非本土民族，伊斯兰教为其主要信仰。塞巴王国（公元前1200—前800年创立，公元275年结束）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今也门共和国一带。

[5]原文中“西班牙佬”为spic，“吸烟”为smoke，两者发音相似。

五

尼科尔走到窗边，探身去看露台越来越大的争吵声是怎么回事。四月的阳光把奥古斯丁圣人般的脸庞映得粉红，又在她醉酒的手挥舞着的菜刀上投下幽蓝的光芒。他们二月份回到狄安娜别墅，从那之后，她就一直跟着他们。

因为遮阳篷的阻挡，尼科尔只能看到迪克的头和他擎着手杖的手，那是一支沉重的手杖，镶着青铜把手。刀与手杖，相互对峙，一如角斗场里三叉戟与短剑相对。迪克的声音先传到她耳边：

“——管你喝了多少做菜的酒，可现在让我发现你竟然打起了夏布利白葡萄酒的主意——”

“你还好意思说喝酒！”奥古斯丁大叫，把她的刀舞得虎虎生风，“你自己都喝——整天都在喝！”

尼科尔冲着遮阳篷外喊：“迪克，怎么了？”

他用英语回答：“这老太婆把上等葡萄酒都糟蹋光了。我正要解雇她——至少是正在努力。”

“上帝啊！好吧，别让她那把刀碰着你。”

奥古斯丁冲着尼科尔晃一晃刀。她苍老的嘴就像两粒交错的小樱桃。

“我得说，夫人，如果你知道你丈夫在他的乡下小屋里喝酒喝得像个打散工的懒汉——”

“住口，出去！”尼科尔打断她，“我们要叫警察了。”

“你们，要叫警察！我兄弟就在部队里！就你，一个恶心的美国佬？”

迪克用英语对尼科尔高声说：

“带孩子们离开屋子，等我解决了再回来。”

“——恶心的美国佬，跑来这里，喝光了我们最好的葡萄酒。”奥古斯丁扯起她的乡下嗓门尖叫。

迪克的声音严厉坚决。

“你必须马上离开！我会结清你的工钱。”

“你当然要结清我的钱！我还要告诉你——”她逼上前来，刀子挥舞得如此疯狂，以至于迪克不得不举起他的手杖，于是她冲进厨房，再回来时，一手拿着斩肉刀，一手举着把短柄小斧头，以壮声势。

情形失控了——奥古斯丁是个健壮妇人，要解除她的武装，势必冒着对她本身造成严重后果的风险——如果伤了法国公民，很可能不得不应付非常麻烦的法律问题。迪克想试着吓退她，对尼科尔喊道：

“给警察局打电话。”

然后又转向奥古斯丁，指着她的武器，“这会让你遭到逮捕的。”

“哈——哈！”她魔鬼似的大笑着，却没再继续靠近。尼科尔给警察局打电话，可对面传来的声音几乎就是在呼应奥古斯丁的大笑。她听到一些含糊的嘟哝和转接的动静，接着，电话突然断了。

她回到窗户边，朝下对着迪克大喊：“多给她些钱算了！”

“要是我能去打个电话！”看来这是不可能的，迪克只好认输。为了赶紧把她赶出去，五十法郎的账涨到了一百，奥古斯丁放弃了她的要塞，扔出铺天盖地的“猪猡！”榴弹掩护她的撤退。可她还走不了，还要等侄子来帮忙搬行李。迪克谨慎地守在厨房隔壁的房间里等着，一声瓶塞开启的声音传来，他也只好听之任之。之后都没再出什么乱子——侄子来了，满口赔礼道歉，奥古斯丁却扔给迪克一声兴高采烈的“再见”，还冲着楼上尼科尔的窗户大喊“好了，夫人！祝你好运！”

戴弗夫妇到尼斯去吃马赛鱼汤，这是一种用岩鱼和小个儿龙虾炖的汤，加了藏红花，别具风味。还喝了一瓶冰镇夏布利白葡萄酒。谈起奥古斯丁时，他显得很可怜她。

“我可一点不觉得抱歉。”尼科尔说。

“我觉得抱歉——可我又希望能亲手把她从悬崖上推下去。”

这些日子以来，他们几乎不敢谈话。偶尔能找到一两个碰巧对路的字眼，可它们也总是姗姗来迟，一个跟另一个永远接不上趟。今晚，奥古斯丁的爆发将他们从各自的幻梦中摇醒了。就着调入了浓郁香料的鱼汤和抽去了全部糖分的葡萄酒，一者滚烫，一者冰凉，他们开始谈话。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尼科尔提出，“可以吗？——你是怎么想的？”迪克没有立刻提出异议，这把尼科尔吓着了。她接着说，“有时候我觉得这是我的错——是我毁了你。”

“所以我已经毁了，是吗？”他愉快地问。

“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你过去总想着创造什么——现在却似乎只想把一切都打碎。”

这样直言批评他让尼科尔紧张得浑身颤抖，可他不断散发弥漫的沉默气息更是让她害怕。她猜想沉默背后有什么正在滋长，就在那双冷酷的蓝眼睛背后，在那对孩子们近乎异常的兴趣背后。如今，他会毫无征兆地大发脾气，让她吃惊不已；也会突然毫不掩饰地发表长篇大论，表达对某个人、某个种族、某个阶层、某种生活方式或思考方式的鄙视。就像是有一个不可预知的故事正在他的身体里自行上演，而尼科尔只能通过它偶尔冒出头来的瞬间去猜测它的模样。

“说到底，你能从中得到什么呢？”她问。

“能知道你一天比一天健康。知道你的病如今遵循的是收益递减法则[1]。”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像是在说某种疏离的、纯学术的东西。她吓坏了，不禁惊叫一声“迪克！”猛地伸长了胳膊，越过桌面去抓他的手。迪克条件反射地抽回手，加了一句：“我们得全盘考虑，不是吗？并不只是你的问题。”他覆上她的手，改换了一种老派的悦耳腔调，像个寻欢逐利、任意胡闹的阴谋家一般，说：

“看见那边那条船了？”

那是T. F. 戈尔丁的机动游艇，静静躺在微波荡漾的尼斯海湾里，随时准备开启一段无需起航的浪漫旅程。“我们现在去那边，问问甲板上的人有什么样的烦恼。这样就能知道他们究竟是不是快乐了。”

“我们跟他几乎还不认识。”尼科尔反对。

“是他极力邀请我们的。再说了，贝比认识他——她差一点就嫁给他了，不是吗——那个时候，不是吗？”

等到他们雇到一艘小艇驶出港口时，已是黄昏时分，夏日的夕照在“马尔金号”的缆索间跳跃闪烁。他们靠近游艇，尼科尔的疑虑再次升起。

“他在举办聚会——”

“只是收音机罢了。”他猜测道。

他们受到了欢迎。一名身穿白色西装的高大白发男人低头看见了他们，招呼道：

“我看到的是戴弗先生和太太吗？”

“马尔金号，你好啊！”

小艇开到舷梯旁。他们登上梯子，戈尔丁弯下他魁梧的身躯，将一只手递给尼科尔。

“刚好赶得上晚餐。”

船尾的甲板上，一支小型管弦乐队正在演奏。

我属于你，只等你开口

可在那以前，别急着要求——

连一个欢迎的拥抱也欠奉，戈尔丁便急急忙忙地挥动胳膊将他们引向船尾。尼科尔更后悔到这里来了，对迪克也愈发不满。众所周知，他们是不合群的人。他们从前一直以高傲的姿态远离本地寻欢作乐的人群，那时候是受限于迪克的工作和她的健康状况。后来才来到里维埃拉的人却以为这是因为他们不受欢迎。不过，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姿态，尼科尔觉得就不该因为一时放纵而随便破坏。

经过主舱大厅时，他们看见前方半明半晦的圆形船尾上似乎有人正翩然起舞。这是幻觉，来自于音乐的魅惑、陌生的灯影和周遭茫茫的水面。事实上，除了忙碌的服务生，客人们全都懒洋洋地待在一间宽大的休息室里，休息室曲曲弯弯，依着甲板的线条成型。屋里有几位女士，一个白衣，一个是红裙，一个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有几个衣衫笔挺的男人。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让尼科尔也禁不住发出一声难得的欣喜惊呼：

“汤米！”

不等他规规矩矩地行上一个吻手礼，尼科尔便主动与他贴面问候。他们并肩在古罗马式的长椅上坐下，或者，更确切地说，躺下。他英俊的面庞如今更黑了，不再是迷人的小麦色，却也不到黑人那闪出暗蓝幽光的漂亮程度——只是犹如饱经风霜的皮革。不知何处的阳光改换了他的肤色，赋予他异国的气息；陌生的土壤给予他滋养；庞杂的方言交织混杂，扰乱了他的口音；常人难以理解的种种忧惧紧张训练了他的反应……这一切都让尼科尔心醉神迷，让她安心——从相会的那一瞬起，她便倾倒在了他的胸膛中，彻头彻尾，倾心相许……自我保护的本能登场，她退隐到自己的世界里，连说话也轻了。

“你看上去真像电影里那些探险家——可你为什么在外面待了那么久？”

汤米·巴尔班看着她，有些迷惑，有些察觉，双瞳中闪过亮光。

“五年了。”她接着说，喉音低沉而独特，“实在是太久了。你难道不能在屠杀过一定数量的生命之后就回来，呼吸呼吸我们自己的空气吗？”

魂牵梦萦的她如今就在眼前，汤米迅速找回了自己的欧洲风度。

“可是，对于我们这种英雄人物来说，”他说，“我们需要时间，尼科尔。不能满足于仅仅做些英雄气概的小事，我们得做大事。”

“跟我说英语，汤米。”

“跟我说法语吧，尼科尔。”

“但意思不一样——说法语，你的英勇伟大可以是全然高贵的，你明白这一点。可在英语里，这些英勇与伟大就不可能不掺上一点儿滑稽了，你也是知道的。可是这能让我稍稍占点儿优势。”

“不管怎么说——”他突然轻声笑起来，“就算是用英语，我也照样勇敢无畏，照样有英雄气概，什么都不差。”

她假装吃惊得快晕过去了，可他才不窘呢。

“我只知道我在电影院里看到的。”他说。

“真的都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吗？”

“电影演的还不坏——现在那个罗纳德·考尔曼[2]——你看过他那些有关北非军团的电影吗？演得相当不坏。”

“那可太好了，只要看看电影，我就随时都能知道你经历过什么样的事了。”

聊到半截，尼科尔才留意到汤米的另一边还坐着一个娇小苍白的漂亮女孩，她有着闪亮迷人的秀发，在甲板灯光之下几乎是绿色的。她或许本该要参与他们的聊天，也或许是在和旁边的另一群人聊天。显然，她之前独占了汤米，他的关注曾一度唤出她造作的优雅，而现在，她已经放弃了希望，恼怒地穿过甲板上的新月弯，远远走开了。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个英雄。”汤米语调沉静，半开玩笑似的，“我有惊人的胆量，总是如此，有几分像狮子，有几分像醉汉。”

尼科尔静静等待他脑海中的张狂自负自行消退——她明白，他或许从来没有这般袒露过自己。她转头打量这群陌生人，和平常一样，全都是躁狂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假装冷静，假装喜爱乡间，其实只不过是因为害怕城市，害怕他们自己那一成不变的腔调和声音罢了……她问：

“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是谁？”

“刚才坐在我旁边的？卡罗琳·西布利-比尔斯女士。”——不一会儿，他们就听到她的声音从对面传了过来：

“那人是个恶棍，但也不过是个虚张声势的家伙。我们坐在那儿玩了一整晚双人九点[3]，现在他还欠着我一千瑞士法郎呢。”

汤米哈哈大笑，说：“她现在是伦敦最刻薄的女人了。不管什么时候，我只要回到欧洲，就总有一个从伦敦来的刻薄女人新冠王。她是最新的一个——不过我敢肯定，现在又有一个名头足以与她媲美的女人出现了。”

尼科尔又看了一眼甲板对面的女人：她纤弱，苍白，以至于病态。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瘦小的肩膀，这样孱弱的胳膊，居然能擎起衰朽的燕尾旗，能撑住颓败帝国的旗帜。就她的模样，与其说是那种战前在画家和小说家面前懒洋洋搔首弄姿的高个儿雪肤金发美人，倒更像约翰·赫尔德笔下胸脯扁平的飞女郎[4]。

戈尔金走了过来，极力减弱他庞大身躯产生的音箱共鸣，这共鸣会让他的好意变成可怕的大喇叭。尼科尔不情不愿地听完他一再重复的要点：什么晚餐结束后马尔金号就会立刻起航开往戛纳了；什么就算已经吃过了晚餐，他们也可以再品尝些香槟和鱼子酱；什么总之迪克这会儿正在打电话，让等在尼斯的司机把车开回戛纳，停放在阿里耶咖啡馆门口，回头迪克可以自己去取车。

他们转移到餐厅，迪克的座位被安排在西布利-比尔斯女士旁边。尼科尔看到他平日里红润的脸上毫无血色。他的声音武断，话语断断续续飘到尼科尔耳边：

“……你们英国人倒好，你们跳的是死亡的舞蹈……破烂要塞里那些英国军队的印度兵，我的意思是，守在门口的印度兵和要塞内的狂欢取乐，诸如此类。绿色的帽子，被踩扁了的帽子，没有未来。”

卡罗琳女士只用短句回答他，大多点缀着表示终结的“这样啊？”、含糊其辞的“的确！”和令人沮丧的“好呀！”这些通常都是危险迫近的信号，可是迪克似乎完全没有留意到这些警示。突然之间，他发表了一通言辞激烈的演说，尼科尔没有听到内容，却看到那年轻女人脸色黑沉，牙关紧咬，听到她尖锐地回答：

“毕竟，同伴是同伴，朋友是朋友。”

他又冒犯别人了——就不能稍稍管住一会儿他的嘴吗？管多久？到死才好。

钢琴旁，乐团（以鼓乐部命名为“埃丁伯勒拉格泰姆学院爵士乐团”）里一个金发苏格兰年轻人开始用一种丹尼·迪弗[5]式的单音唱歌，同时在钢琴上弹奏出低沉的和音。他咬字极其精准，仿佛这些字眼久已压在他的心头，令他不堪重负。

有位年轻女士从地狱来，

钟声一响她惊得跳起来，

因为她坏——坏——坏，

钟声一响她就跳起来，

从地狱来（嘭嘭）

从地狱来（嗵嗵）

有位年轻女士从地狱来——

“这都是什么？”汤米悄悄问尼科尔。

坐在他另一边的女孩提供了答案：

“卡罗琳·西布利-比尔斯写的词。他谱的曲。”

“写得真不错！”第二段开始时，汤米低声道，这一段是说那位跳来跳去的女士还有些别的嗜好，“听上去像在吟诵拉辛[6]！”

卡罗琳女士对于台上正演出她的大作这件事毫不在意，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视线再次扫过她，尼科尔发现自己被感动了，不是因为性情或品格，而是因为一种源自于态度的纯粹力量。尼科尔觉得她足以令人畏惧，当大家陆续离开餐桌时，这一点得到了证实。当时迪克仍旧坐在他的座位上，神情古怪。跟着，从他嘴里冒出了一句话，拙劣到让人觉得刺耳。

“我不喜欢这些英国人的嘀嘀咕咕，含沙射影的，吵个没完。”

已经往外走到一半的卡罗琳女士立刻转身，走回到他身边。她压低了声音，却仍旧清晰可辨，摆明要让所有人都听到。

“是你咎由自取。你自己跑过来，诋毁我的同胞，诋毁我的朋友，玛丽·明盖蒂。我不过是说有人看到你在洛桑跟一群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这就是吵个没完的嘀咕了？还是说，只是吵到你一个人了？”

“这声音还不够大。”迪克的反应稍稍有点迟钝，“这么说来，我其实是个声名狼藉——”

戈尔丁的声音响起来，打断了他的话：

“嘿！嘿！”他充满压迫感的身躯驱使着他的客人们往门外走。走出门外，转弯的一瞬间里，尼科尔看见迪克仍旧坐在桌边没有动弹。她非常恼火那个女人荒谬的言辞，也恼火迪克，恼火他让他们来到这里，恼火他喝成这个样子，挖苦起人来口无遮拦，给自己招来羞辱。更叫她烦恼的是，她明白激怒那英国女人的其实是她自己，是她一到这里就抢走了汤米·巴尔班。

过了会儿，她看到迪克站在过道上和戈尔丁说话，显然已经完全恢复了自控力。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她在甲板上没有看到他。停下手中用细绳和咖啡豆玩的复杂的马来游戏，她抽身出来，对汤米说：

“我得去找找迪克。”

晚餐结束后，游艇便一直在往西开。夜色朗朗，如水般从两旁流淌而过，柴油发动机轻柔地突突作响。尼科尔走上船头，春风袭来，拂过她的秀发。她一眼看见迪克斜倚在旗杆旁，心头不由得一阵发慌。他认出了她，声音十分平静。

“夜色真好。”

“我很担心。”

“哦，你很担心？”

“噢，别这么说话。就算只是想到能为你做一点小事，我都会非常快乐，迪克。”

他转过身，看向自遥远非洲而来的迷蒙星光。

“我相信这是真的，尼科尔。有时候我相信，事情越小，能为你带来的快乐就越多。”

“别这么说话——别说这些事。”

白色的水花捕获了夜光，再将它们抛向璀璨的夜空。在这光亮的映照下，他面容苍白沉静，出乎尼科尔意料的是，上面并没有丝毫烦恼的痕迹。甚至可以说，是超然物外的。他的眼睛一点点聚焦到她身上，仿佛被挪动的棋子一般。他握住她的手腕，同样缓慢的，将她拉近了些。

“你毁了我，不是吗？”他温柔地问，“那么，我们俩都毁了。所以——”

她吓得浑身发冷，将另一只手腕也塞进他的手心。好吧，她会和他一起——她再次感受到了这夜色之美，在这全然相应相合的、忘我的时刻——好吧，那么——

——然而，就在这一刻，她意外地被放开了，迪克转身背对着她，长长地吁气。“吁！吁！”

泪水滑下尼科尔的脸颊——这时候，她听到有人走了过来。是汤米。

“你找到他了！尼科尔担心你会跳海呢，迪克，”他说，“就因为那个英国小娼妓辱骂了你。”

“这倒是个跳海的好地方。”迪克温和地说。

“可不是？”尼科尔急忙附和，“我们去借几套救生衣，然后跳下去吧。我想我们应该做些特别的事。我觉得我们全都活得太拘谨了。”

汤米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想要嗅出在这夜色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去问问那位啤酒-麦芽酒女士[7]该做些什么吧，最热门的东西她应该都会了解。而且我们还应该记住她的歌，‘有位年轻女士从地狱来’。我该把它翻译出来，等它在赌场里走红的时候好大大地发一笔财。”

“你很有钱吗，汤米？”当他们沿着船侧往回走时，迪克问他。

“照如今的情形看，不。我厌倦了经纪工作，离开了。可我还有些很好的股票，放在朋友那里帮我打理着。一切都还不错。”

“迪克现在有钱了。”尼科尔说。她的声音因此而颤抖起来。

后甲板上，戈尔丁挥舞着他巨大的手掌催促三对舞者赶紧跳起来。尼科尔和汤米加入了他们，汤米点评道：“迪克似乎好上酒了。”

“只是适量地喝一点儿。”她维护他。

“有的人能喝酒，有的人不能。显然迪克是不能喝的。你该告诉他不要沾酒。”

“我！”她惊讶地叫道，“我告诉迪克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船到戛纳码头时，迪克仍然迷迷糊糊的不大清醒，但却很安静。戈尔丁扶他下到马尔金号的小艇上，卡罗琳女士毫不掩饰地挪了个位置。登上码头后，他躬身行了个夸张的告别大礼，有那么会儿，似乎就要向她投出带刺的祝福，不过汤米有力的胳膊插进来，撑住了他的软弱，他们一同朝着静静等候的汽车走去。

“我开车送你们回家吧。”汤米提议。

“不麻烦了，我们可以叫出租车。”

“我乐意效劳，只要你们能收留我住下。”

迪克躺在汽车后座上，依旧一言不发。汽车开过了儒昂海湾的黄色巨石，又经过了朱安雷宾永无休止的狂欢宴乐，那里夜夜笙歌，各种语言汇聚成扰攘的喧嚣。当车轮爬上通往塔玛的山坡，车身开始倾斜时，他猛地坐起来，发表了一通宣言：

“一位迷人的代表——”他磕巴了一下，“——代表公司——给我带来了英国风味的混乱脑袋。”随即又沉入了和缓的睡梦中，时不时地，向着温软的黑暗喷出一个心满意足的嗝。

[1]收益递减法则又称边际收益（报酬）递减规律，大意为，其他投入固定不变时，连续地增加某一种投入，相应的新增产出量最终会逐步减少。

[2]罗纳德·考尔曼（Ronald Colman, 1891—1958），英国演员，走红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曾获1947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3]一种源自法国的纸牌游戏。

[4]约翰·赫尔德（John Held, 1889—1958），美国漫画家，以形象地描绘乃至定义了“滑稽、时髦的飞女郎”而著称，曾为菲兹杰拉德的《爵士时代的故事》（1922年版）设计封面。“飞女郎”（Flappers）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欧美的一类年轻女性，她们标新立异、鄙视传统行为规范，通常喜穿短裙、剪波波头、妆容夸张、听爵士乐、抽烟、喝酒、性态度开放等等。菲兹杰拉德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即名为《飞女郎与哲学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 1920）。

[5]丹尼·迪弗（Danny Deever）出自英国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的同名诗作，诗歌背景通常被认为是印度，士兵丹尼·迪弗被诉杀死了熟睡的战友而被判绞刑。

[6]让·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与莫里哀、高乃依并称为十七世纪法国三大剧作家。代表作包括《安德洛玛刻》《阿达莉》等。

[7]即西布利-比尔斯女士，这是汤米对于这个名字的戏称：比尔斯（Biers）与啤酒（Beer）谐音，西布利（Sibly）与同胞手足（Sibling）谐音，而麦芽啤酒（Ale）是啤酒的一个品种，即两者可视为兄弟。

六

第二天一早，迪克来到尼科尔的房间。“我听到你起来了才过来。不用说了，昨晚的事我感觉很糟——不过咱们能不再提了吗？”

“我同意。”她淡淡地回答，转头去照镜子。

“是汤米开车送我们回来的？还是我梦到的？”

“你明明知道，是他送的。”

“看起来也是，”他承认，“我刚才听到他咳嗽了。我想我该去打个招呼。”

他离开时，她竟觉得高兴，这在她的生命中几乎还是头一遭——他那永不出错的可怕禀赋似乎终于要抛弃他了。

汤米是被牛奶咖啡的香气唤醒的，这会儿刚在床上翻了个身。

“感觉还好吗？”迪克问。

当汤米抱怨嗓子疼时，他赶紧换上了专业人士的态度。

“最好用用含漱剂之类的。”

“你有吗？”

“说来也怪，我还真没有——尼科尔或许有。”

“别去打扰她了。”

“她已经起来了。”

“她怎么样？”

迪克缓缓转过身去。“你以为她会因为我大醉了一场就死去吗？”他的声音是愉悦的，“尼科尔如今是——佐治亚松木做成的，那是已知最硬的木头，除了新西兰的铁梨木——”

尼科尔正好下楼，听到了对话的尾巴。她知道，一直都知道，汤米爱她。她知道他从来都不喜欢迪克，而早在他表现出来以前，迪克就看清了这一点，总会以某种积极的方式来应对这个男人孤寂的热情。想到这里，纯属女性所独有的满足感便油然而生。她探过身子，隔着孩子们的餐桌对家庭教师下达指令，与此同时，楼上还有两个男人在为她操心。

稍后的花园时光里，她一直很快乐——她不希望有任何变故发生，只愿现状延续，悬在两个为她辗转反侧的男人之间，在他们的脑海之间被抛来掷去。她已经很久没有存在过了，哪怕是作为一只皮球。

“很好，兔子，不对吗——还是对？嘿，兔子——嘿，你！很好吧？——嘿？还是说这个在你听来太特别了？”

除了卷心菜叶子，兔子其实什么也不知道。它踌躇着耸了耸鼻子，表示同意。

尼科尔继续着她花园里的日常工作。她亲手剪下鲜花，放在固定的位置，等会儿花匠会来把它们拿到屋子里去。来到面朝大海的矮墙边，她突然很想和人说说话，却没人可说。于是，她停下脚步，思量了片刻。对另一个男人感兴趣，这念头多少有点儿吓到她了——可别的女人都有情人，为什么我不能有？在这明媚的春日早晨里，男性世界的禁入令消失了，她快乐地说服了自己，如同快乐开放的花，风吹动她的头发，直吹得她的头也随之摇摆。别的女人都有情人——恰恰是昨晚令得她决心宁死也要为了迪克委曲求全的力量，如今让她的头随风轻点，为了这道理而欢喜满足——我为什么不可以？

她坐上低矮的围墙，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海面。然而，在另一片海洋里，奇妙的幻想一浪接着一浪涌起，她从海中钓起了某种切实的收获，与其他战利品并排放下。如果她无需——精神上无需永远与昨晚的那个迪克相伴，那她就一定还得有些别的东西，而不能仅仅是他脑海中的模样，被拘在一枚奖章旁，永无止境地围绕它打转。

尼科尔选择坐在这段矮墙上是有原因的，这处山崖悬在下方的一片斜草坡顶上，坡上开出了一片菜园。透过交错的树枝，她看见两个拿着耙子和铁锹的男人，他们正在聊天，口音混杂着尼斯和普罗旺斯腔。她被他们的言语和动作深深吸引，也把他们的谈话听了个七七八八：

“我在这里把她按倒。”

“我把她带到那边的葡萄架后面。”

“她不在乎——他也不在乎。那就是条神圣的母狗。喏，我就在这里把她按倒——”

“你耙过地了？”

“你自己耙的，你这蠢驴。”

“好吧，我可不在乎你在哪里把她按倒。直到那个晚上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女人的胸脯顶在我的胸口上是什么感觉——从我结婚以后——那是十二年前了。结果现在你来给我说——”

“先听我说那条母狗——”

尼科尔隔着树枝注视着他们，他们说的似乎没什么问题——各人有各人的蜜糖。然而，这个男人的世界是她偷窥来的。往回走时，她又动摇起来。

迪克和汤米坐在门前的露台上。她从他们中间穿过，走进屋子，出来时带了一个速写簿，开始画汤米的头像。

“手里永远闲不下来——女人的线轴又转起来了。”迪克不以为意地说。他怎么可以说得这么浅薄无聊？而且脸上还一点血色都没有，以至于胡须上的泡沫看起来就跟眼睛一样赤红？她转身去对汤米说话：

“我能一直做一件事做不厌。以前我养过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玻利尼西亚猴，能一口气逗它玩上好几个小时，直到人们开始说那些最粗俗无趣的笑话——”

她坚决不看迪克。没多久，他就自己找了个借口进屋去了。她看见他连灌了两杯水，心下更是硬了几分。

“尼科尔——”汤米刚开口就停下来，清了清喉咙。

“我去给你拿些特效的樟脑搽剂。”她说，“是美国货。迪克很信这药。我很快就回来。”

“我真的得走了。”

迪克走出来，坐下。“相信什么？”当她带着那个广口瓶回来时，两个男人都没有动，可她还是能猜到他们进行了某种无谓的激烈讨论。

司机等在门口，拿着个袋子，里面装的是汤米头天晚上穿的衣服。看到汤米穿着问迪克借的衣服，她觉得又心酸，又不真实，好像汤米买不起这样的衣服似的。

“回酒店以后，把这个涂在你的喉咙和胸口，然后再闻一闻。”她说。

“嘿，我说，”当汤米走下台阶时，迪克嘟哝道，“别把整瓶都给汤米啊，这东西得从巴黎订购，这里断货了。”

汤米返身回来要听他说了什么，三人都站在阳光下，他刚好在汽车前面，似乎只要一弯腰就能把整辆车背起来。

尼科尔走下两步来到路边。

“拿着它。”她劝他，“这药非常难买。”

她听见迪克默默走过来，站在她身旁。她退开一步，挥着手，注视着汽车载着汤米和那瓶特效樟脑搽剂离开。然后便转身准备去吃自己的药。

他们相互看着。

“我们总能再买到一瓶的——”转眼间，她失去了勇气，跟在他身后上了楼，眼看着他倒在他自己的床上，一言不发。

“要把午饭给你拿上来吗？”她问。

他点点头，仍旧静静躺着，望着天花板。她惊疑不定地下楼去吩咐仆人。重新回到楼上后，她朝他的屋里看了一眼——那蓝色的眼睛仿佛探照灯，照进了暗沉的天空。她在门边站了一会儿，意识到她刚才与他针锋相对犯下的罪，怯怯地走进屋去……她伸出手，像是要抚上他的额头，可他像个多疑的动物似的转头闪了开去。尼科尔再也受不了这情形了，带着厨房女佣般的慌乱，她奔下楼去，对上面那个受伤的男人所需要的抚慰满心恐惧，毕竟，她还必须要继续在他瘦骨嶙峋的胸膛上徒劳地吮吸。

一个星期之后，尼科尔便忘记了她对汤米的一时激情——她本就不太能记得人，忘起来很容易。不过，当六月的第一波热浪袭来时，她听到了他的消息，他在尼斯。他给他们俩写了一张便条——是她拆开的，他们把便条和其他信件都从屋里拿到了遮阳伞下。读过以后，她把它扔给了迪克，作为交换，他也将一封电报扔到了她的沙滩裤上：

亲爱的二位，明到戈赛，憾未与母同行，盼晤。

萝丝玛丽

“我会很高兴去跟她见面的。”尼科尔说，语意森然。

七

可是，第二天上午和迪克一起去沙滩时，她的恐惧重新回来了，迪克似乎在谋划一个孤注一掷的解决方案。从戈尔丁游艇上的那一夜开始，她对事态的进展就有所察觉。她身处在如此微妙的平衡之中，一边是向来保她安宁的立足点，一边是步步迫近的起跳点，一旦踏上，她必将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以至于她甚至不敢将它拎出来好好想一想。迪克和她自己都在改变，不知会变成什么模样，就像是两个误入了一场荒诞舞会的幽灵。这几个月里，从他们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眼都仿佛别有意味，只待迪克选定了场合，就会立刻揭晓。虽说这样的心理状态或许更有希望——多年来纯粹为了存在而存在，这激活了她天性中曾被早年疾病扼杀的部分，那是迪克未曾触及的部分，这不是他的错，只是事实如此，毕竟，从来没有一个天性是能够完全深入到另一个之中的——但事情仍然叫人不安。在他们的关系中，最令人难过的是迪克与日俱增的冷漠，如今他喝得太多，根本无心掩饰。尼科尔不知道自己最终是会被压垮还是会得到解脱，迪克的声音里听不到真心实意，更是让一切无从捉摸。她猜不到，随着地图缓缓展开，他会有怎样的举动，也猜不出在最后起跳的那一刻会发生什么。

她并不担忧往后可能发生的事——或许是重负得卸，翳霾得开呢。尼科尔本就是为改变而生，为飞翔而生的，金钱便是她的鳍与翼。如果有一架多年来被压在家庭豪华轿车车身下的赛车底盘能够重归本躯，大抵也就是这样吧。尼科尔已经闻到了清新的微风气息。她害怕的只是骤变本身的痛苦，以及伴随它而来的阴郁哀苦。

戴弗夫妇出门来到海滩，她的白色泳衣和他的白色泳裤被两人的肤色衬得格外白亮。尼科尔看见迪克东张西望地在乱哄哄的人群和若干阳伞的阴影下寻找孩子们。当他的心神偶尔离开，不再紧紧压迫着她时，她总算能抽离出来观察他了。此刻，她得出结论，他寻找孩子们不是为了提供保护，而是要寻求保护。或许是这片沙滩让他害怕，就像遭到罢黜的国王偷偷溜回故土一样。她开始憎恨他的世界和那个世界里精致的玩笑、温文尔雅的礼貌，却忘记了，在许多年里，那是唯一向她开放的世界。让他看看吧，他的沙滩，如今变得如此庸俗不堪；他仍旧可以在这里寻觅上整整一天，可是曾经守护它的长城已然不存，找不到一块砖，看不见一个老友的足印。

有片刻时间，尼科尔为眼前的一切感到遗憾：她记起了迪克从旧物堆里耙出的那个玻璃瓶子；记起了他们在尼斯一条小巷里买的海魂衫和短裤——同款的丝绸衣服后来在巴黎女装店里很是流行了一阵子；记起了天真的法国小姑娘们鸟儿般爬上防波堤大喊“唷嗬！唷嗬！”还有清晨的例行仪式，面对大海和太阳放飞心神，安享静谧——他的那么多创想，全都被深深埋葬在了就连沙子也触碰不到的地底深处，这才不过短短几年时光……

现在，游泳的地方是个“俱乐部”，虽说看起来也是国际化会所的模样，但似乎很难说有谁会被拒之门外。

当迪克跪在草席上开始寻找萝丝玛丽时，尼科尔的心重新变硬了。她的目光跟着他，在新搭建的设施之间搜寻，那儿有水上的秋千架，有摇摆的吊环、简易的更衣室、漂浮的塔标、前一晚狂欢的探照灯，还有一家时新的自助餐厅，白晃晃的，采用了俗滥的连环车把主题风格。

差不多各处都寻遍了，他才往海面上去找萝丝玛丽，毕竟这片蔚蓝天堂里几乎没有人在游泳，除了孩子们和一个好出风头的服务生。后者总在上午爬上五十英尺高的岩石，炫耀般地跳进水中。大多数戈赛酒店的客人都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才懒洋洋地脱掉浴衣，带着宿醉的微醺走进水里泡上那么一会儿。

“她在那儿。”尼科尔看到了。

她注视着，迪克的视线追着萝丝玛丽的身影，从一个筏子转移到另一个筏子。而她胸中翻涌的叹息却仿佛是从五年前一直留到今天的。

“我们游过去和萝丝玛丽打个招呼吧。”他提议。

“你去吧。”

“我们一起去。”她对他的决定抗议了一番，最终还是妥协了。他们跟着一群尾随萝丝玛丽的小鱼游向她，她就好似一枚熠熠生辉的匙状鳟鱼钩，将鱼儿也染得闪亮起来。

当迪克从萝丝玛丽身边攀上筏子时，尼科尔留在了水里。这两人坐在那里聊天，水珠从身上滑落，真像是他们从来不曾相爱、不曾肌肤相亲一般。萝丝玛丽很漂亮——她的青春让尼科尔震惊，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比起那年轻姑娘来，她还要稍稍苗条一点。尼科尔游了几个小圈，听着萝丝玛丽的声音，她一副兴致勃勃、开心而且满怀期待的模样，但比五年前更加自信了。

“我真想妈妈，不过她就快和我在巴黎碰面了，星期一。”

“五年前你来到这里，”迪克说，“当时是个多可爱的小东西啊，披着那种酒店的浴衣！”

“你怎么什么都记得！你总是这样——总能记得美好的事。”

眼看那老一套相互奉承的把戏又开始了，尼科尔一头扎到了水下，浮上来时，听到萝丝玛丽在说话。

“我要假装还在五年前，我还只是个十八岁的女孩。你总能让我感受到，你知道的，某种，你知道的，某种快乐——你和尼科尔。我感觉就好像你们还在沙滩那儿，在某一把遮阳伞下面——你们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也许永远都是。”

尼科尔游开了。她看得出来，迪克同萝丝玛丽说笑时，心病的阴云似乎也随之散开了一些，他过去的交际手腕又回来了，那样的本领堪称艺术，只是早已锈迹斑斑。她怀疑，要是再喝上一两杯酒，他就该为萝丝玛丽表演他的吊环绝技了，那些于他而言曾经是轻而易举的绝技，如今要再做的话，已经太勉强了。她留意到这一点也就是今年夏天的事，因为他头一次开始回避高台跳水了。

过了会儿，当她远远在筏子间游来游去时，迪克赶上了她。

“萝丝玛丽的朋友有艘快艇，就是那边那艘。你想滑水吗？我想那一定很好玩。”

想到他曾经在跳水板末端的椅子上徒手倒立，她任由他去了，就像纵容拉尼尔一样。去年夏天在楚格湖时，他们还玩过这样的水上游戏，迪克在滑板上把一个两百磅重的大男人扛在肩头站了起来。只不过，因为丈夫的天赋才能而与之结婚的女人到头来总会忽视这些东西，即便男人依然以此为傲。尼科尔甚至懒得假装有兴趣，不过还是对他说了“好的”，以及“是的，我也这么想”。

尽管她知道，他其实已经有些累了，只是和萝丝玛丽激扬的青春贴得太近，才诱发了接下来的尝试——她见过他从孩子们新鲜的躯体上汲取同样的动力。她事不关己地想着，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当众出丑呢。戴弗夫妇比船上其他人都年长一些。年轻人们全都恭敬有礼，可尼科尔感到了暗流涌动：“这两个家伙究竟是什么人？”她怀念起迪克轻松掌控局面的天分来，那总能让大家都感觉自在。可他正全神贯注在他即将尝试的活动上。

马达在离岸两百码的地方开始减速，一名年轻人直接翻过船舷跃入水中，游到滴溜乱转的滑板旁，稳住它，慢慢爬上去，跪在板上，然后，在快艇加速的同时猛然站起。他身体后仰，吃力地控制着脚下轻巧的踏板，缓缓地左右来回滑动，每一次侧摆时艰难划出的曲线都压过了船尾拖出的波浪线。滑进迎面而来的尾流中时，他放开绳子，稳了稳身子，随即一个后翻跃进水里，如同一尊光辉的塑像般消失了，待到船绕了个圈去接他时才再次出现，却原来只是一颗无足轻重的脑袋。

轮到尼科尔时，她推辞了。随后，萝丝玛丽娴熟地滑了一段，中规中矩，伴随着她的爱慕者们滑稽的欢呼。其中三个自以为是地冲上前去争夺拉她上船的荣耀，七手八脚之下，反倒在船边磕伤了她的膝盖和髋部。

“到你了，医生。”掌舵的墨西哥人说。

迪克和最后一个年轻人跳进水里，向滑板游去。迪克要尝试他的举重把戏了，尼科尔噙着冷笑轻蔑地看着。这一番体力上的炫示是为萝丝玛丽而做的，这才是最让她恼怒的地方。

两个男人在板上稳了好一阵子才找到平衡，接着，迪克跪了起来，把脖子伸进另一个男人胯下，摸索到两腿间的绳子，开始慢慢直起身体。

船上的人个个目不转睛，都看出他有些吃力。迪克支起一条腿，玩这把戏得一鼓作气，从跪姿状态到完全站起，整个过程里都要保持脊背挺直。他歇了会儿，然后屏住呼吸，咬紧牙关向上用力。

滑板很窄，那年轻人虽说体重不到一百五十磅，却不大会控制自己的身体，手忙脚乱之下不由得伸手就去抓迪克的脑袋。当迪克最后一挺腰站直身体时，滑板一歪，两人双双跌入海里。

船上，萝丝玛丽兴奋地大叫：“太棒了！他们只差一点就成功了。”

可当他们转回到两位游泳者面前时，尼科尔留意看了一眼迪克的脸色。如她所料，上面满是恼怒，因为仅仅两年之前他还能轻松完成这样的动作。

第二次，他更加小心。一开始只站起一点，试探过负重的平衡便又跪了回去。然后，低吼一声“起哈！”，开始立起——可还不等真正站直，膝盖便猛地一软，他用脚将滑板远远蹬开，免得两人跌下去时被打到。

这一次，当这条小型加·伍德快艇[1]绕回来时，所有人都能一眼看出，他生气了。

“不介意我再试一次吧？”他喊道，脚下踩着水，“我们差一点就做到了。”

“当然。尽管试。”

可在尼科尔看来，他已经面无血色了，于是劝他道：

“你不觉得到这里就够了吗？”

他没有回答。头一个搭档已经玩够了，从船侧被拽了上来，开船的墨西哥人贴心地接替了他的位子。

他比头一个人还要重一些。船开始提速后，迪克趴在滑板上休息了会儿。很快，他钻到那人身下，抓住绳子。当他努力向上站起时，全身肌肉都绷得虬结了起来。

他没能站起来。尼科尔看见他调整了一下站位，又奋力往上撑了撑，可一旦搭档的重量完全落在他肩上，他就再也动弹不得。他又试了试，起来了，一英寸、两英寸——尼科尔禁不住和他一起用力，感觉前额上的汗腺孔都张开了——他僵住了，紧接着，双膝啪地一撞，颓然向后跌去，翻下水时，迪克的头几乎撞到滑板上。

“快回去！”尼科尔冲着舵手大叫。甚至就在说话的同时，她还看见他向水下沉去，不由发出一声短促的哭腔。可他又浮起来了，仰面躺着，墨西哥“铁塔”游过去想要帮忙。船似乎永远也开不到他们身边，等到终于靠近时，尼科尔看到迪克筋疲力尽地漂在水面上，脸上一片呆滞，刹那间，满腹的紧张便化为了轻蔑。

“我们帮你上来，医生……抓住他的脚……好的……现在一起用力……”

迪克坐起来，拼命喘气，眼里空空的。

“我就知道你不该尝试这个。”尼科尔忍不住说。

“他前两次把力气都用光了。”墨西哥人说。

“真是愚蠢。”尼科尔一口咬定。萝丝玛丽乖觉地不发一语。

一分钟后，迪克缓过气来，仍然喘息着，说：“这次就算是纸片娃娃我也举不动了。”

一阵轻笑响起，缓解了他的失败带来的紧张空气。下船时，人人都对迪克殷勤备至。可尼科尔很恼火——如今他做什么都会令她恼火。

她和萝丝玛丽一起坐在遮阳伞下，迪克到自助餐厅买喝的去了——很快他就回来了，帮她们带了些雪利酒。

“我第一次喝酒就是和你们在一起。”萝丝玛丽说，一阵冲动涌起，她补了一句，“噢，我真高兴再见到你们，看到你们都很好。我还担心——”她顿住，咽回了后半句—— “你们或许过得不太好”。

“你是听说我已经开始堕落了吧？”

“噢，不。我只是——只是听说你变了。我真高兴能亲眼看到这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迪克回到，在她们身边坐下，“变化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只是一开始看不出来。就算精神垮了，行为的惯性也总还是能维持一段时间的。”

“你是在里维埃拉行医吗？”萝丝玛丽慌忙提问。

“这倒是个能找到合适病例的好地方。”他冲着金色沙滩上四处晃来晃去的人群扬一扬下巴，“绝佳的病例库。看到咱们的老朋友艾布拉姆斯夫人了吗？她正在扮演玛丽·诺斯皇后身边的女公爵呢。不必嫉妒，想想看吧，这么久以来，艾布拉姆斯夫人都得手脚并用地爬丽兹酒店的后楼梯，再想想所有那些被她吸进肺里的地毯灰吧。”

萝丝玛丽打断了他。“可那真的是玛丽·诺斯吗？”她说的是一个正朝着他们的方向缓步行来的女人，身后跟着一小群人，一派习惯了被关注的架势。走到他们跟前十英尺远时，玛丽的眼光扫过戴弗夫妇，微微一闪。在所有令人不快的眼光中，这一种是为了提醒被扫视者，你们被看到了，但没被看在眼里。无论戴弗夫妇还是萝丝玛丽·霍伊特都绝不会允许自己向任何人流露出这样的眼神。看到萝丝玛丽时，玛丽改变了主意，走上前来。迪克被逗乐了。玛丽向萝丝玛丽致意问好，顺便敷衍地同尼科尔寒暄了几句，又板着脸冲迪克点点头，就像他是个什么传染源一样——作为回应，迪克戏谑地行了个一本正经的鞠躬礼。

“我听说了你在这里。会待多久？”

“明天就走了。”萝丝玛丽回答。

她看到玛丽是怎样径直绕过戴弗夫妇来同自己攀谈的，出于道义，她的态度也很冷淡。不，今晚不能共进晚餐。

玛丽转身面向尼科尔，举手投足间处处掺杂着同情的味道。

“孩子们怎么样？”她问。

孩子们刚好跑过来，尼科尔分心倾听他们的要求，他们想让她推翻家庭教师在游泳问题上的决定。

“不行。”迪克代她回答了，“必须照小姐的话做。”

既然放权，就得提供支持，尼科尔也赞同这一观点，于是拒绝了孩子们的请求。到头来，反倒是玛丽看着迪克，一副活像是他犯下了恃强凌弱的不可饶恕之大罪过的模样——这个女人模仿着安妮塔·卢斯[2]笔下女英雄的样子，却只能看到眼前发生的皮毛琐事，真要论起能力来，只怕是连一只法国小狮子狗都驯不好。迪克被这无聊的装腔作势惹恼了，假装关心地问起：

“你的孩子们怎么样——他们的姑姑们呢？”

玛丽没有搭理他，直接转身走开。走之前，还伸出一只同情的手摸了摸拉尼尔不情不愿的脑袋。等到她离开后，迪克说：“只要一想起我为了改造她花去的那些时间啊……”

“我喜欢她。”尼科尔说。

迪克的刻薄让萝丝玛丽大吃一惊，她本来以为他是什么都不计较，什么都能体谅的呢。突然间，她想起了之前听到的那些有关他的传言。在船上时，她和一些美国国务院的外交人员聊过天，那都是些欧洲化了的美国人，已经站在了一种很难说属于某个国家的位置上，至少，不是任何一个固有的大国，倒有可能是个类似巴尔干的地方，国民全都是差不多的人。谈话中，他们提到了无处不在的著名的贝比·沃伦，他们说，可惜贝比的妹妹在一个浪荡医生身上荒废了这么些年。“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再受到欢迎了。”那女人说。

这句话搅扰得萝丝玛丽心神不宁，尽管她无法将戴弗夫妇与这样的社交圈子联系起来，在这样的圈子里，这样的一个事实——如果它是事实的话——可能意味着任何东西。可这句不怀好意的、代表着有组织的公众态度的暗示始终在她耳边回响。“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再受到欢迎了。”她想象着迪克爬上一栋大宅的台阶，递出名片，却被管家告知，“我们不再欢迎你了”；然后，他沿着大街一路走去，无数大使、公使、事务负责人的无数管家都对他说出同样的话……

尼科尔琢磨着该怎样离开。她猜想迪克很快就会警觉，然后变回风度翩翩的模样，萝丝玛丽也不会无动于衷。果然，一转眼间，他声音里的不愉快就统统收了起来，他在说：

“玛丽挺好的——她做得相当不错。只是要去喜欢一个不喜欢你的人，总是不太容易的。”

萝丝玛丽欣然接受，倾身靠向迪克，低叹道：

“噢，你真是太好了。我无法想象有人会为了什么而不谅解你，无论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她立刻意识到这样的感情流露冒犯了尼科尔的权利，赶紧垂下眼睑，盯着两人之间的沙滩，说：“我想知道你们俩对我的新片有什么看法——如果你们看过的话。”

尼科尔没有说话。她看过其中一部，没什么感觉。

“要说这个的话，得花上一点时间。”迪克说，“咱们不妨假设一下，尼科尔告诉你，拉尼尔病了。你在生活里会怎么做？一般人会怎么做？他们会表演——用脸、声音和话语——脸上表现遗憾悲伤，声音表现吃惊，话语里表现同情。”

“是的——我明白。”

“但在剧场里，不。在表演中，所有最优秀的喜剧女演员的声望都建筑在她们对于正确情绪的模仿上——害怕、爱恋、同情，无一例外。”

“我明白。”其实她不太明白。

尼科尔对此茫无头绪，因此，当迪克还在继续往下说时，便渐渐不耐烦起来。

“女演员的危机在于本能反应。再打个比方，我们假设有人告诉你，‘你的爱人死了’，在生活中，你可能就伤心欲绝了。可是在舞台上，你要做的是提供娱乐——观众自己会做出‘反应’。首先，女演员得遵守一些规则，然后，她必须把观众的注意力拉回到自己身上，远离那个被谋杀的中国人或是诸如此类的随便什么。所以，她要做的一定是出乎观众意料之外的事。如果观众觉得角色是坚强的，她就要软弱给他们看——如果他们认为她是软弱的，她就要坚强。你要完全跳出角色——明白吗？”

“不是太明白，”萝丝玛丽承认，“你说的‘跳出角色’是什么意思？”

“你要做的是出人意料，直到把观众的注意力从客观事件转回到你自己身上。在那之后，你再顺势回到角色中。”

尼科尔实在听不下去了。她猛地站起身，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耐烦。萝丝玛丽几分钟前就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她的不快，为了缓和气氛，她转过头对托普茜说话。

“你长大以后想当演员吗？我想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很棒的演员。”

尼科尔瞪着她，用像祖父一样清晰而缓慢的语调说：

“把这样的念头塞进别人家孩子的脑子里，这绝对是出格了。记住，我们对他们也许有完全不同的安排。”说完便立刻转向迪克，“我要开车回家了。回头让米歇尔来接你和孩子们。”

“你已经好几个月没开过车了。”他反对。

“我还没忘记怎么开车。”

没再多看萝丝玛丽一眼——她的脸上如今正在上演激烈的“本能反应”——尼科尔离开了遮阳伞。

她在更衣室里换上宽松长裤，脸依旧绷得如同一块石板。不过，当开着车转上松柏蔽日的道路时，气氛改变了：一只松鼠从枝头飞快地跑过，风挤过树叶间隙，雄鸡的啼叫划破长空远远传来，阳光不动声色地爬过凝滞的时空，然后，海滩上的声音也消退了。尼科尔放松下来，只觉得焕然一新，快乐起来。她的思绪如悠扬钟声般清晰——被治愈的感觉油然而生，以全新的方式。独自驾车在多年来一直没能弄明白的错杂道路中来回穿行时，她的自我开始绽放，就像盛放的娇艳玫瑰。她恨那片沙滩，恨那些她只能扮演行星围绕着迪克太阳打转的地方。

“嘿，我差不多已经可以独立了。”她想着，“事实上，我现在就是一个人，没有他在。”她像个快乐的孩子，一心盼望快些长大，也模模糊糊地知道迪克为此有所安排。一回到家，她便倒在床上，给正在尼斯的汤米·巴尔班写了封简短却火热的信。

可这终究只是白日之思，当黄昏临近，兴奋无疑不能持久，她的情绪低落下去。暮色中，白日之箭稀稀落落飞过。她害怕迪克脑子里的东西，同样的感觉再次袭上心头，他如今所有的举动背后，都正酝酿着一个计划。她害怕他的计划——它们总能奏效，总蕴含着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逻辑，那是尼科尔所无法掌控的。不知怎么的，她已经习惯将思考的工作尽数交托给了迪克，就算他不在场，她的一举一动也都自动遵循他的意愿，所以，此刻她也找不到多少理由来让自己的意愿背离他。尽管理智说她必须如此：至少，她已经知道了那扇可怕的幻想之门上的门牌号码，知道通往出口的门廊尽头并没有出口；她知道哄骗自己于她而言是最大的罪恶，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这是一堂漫长的课，可是她已经学会了。要么你自己思考，要么别人不得不代替你思考，在你身上建立权威，扭曲、调教你的天性，教化你，将你变成废物。

他们吃了一顿宁静的晚餐，迪克喝了许多啤酒，和孩子们待在昏暗的房间里，情绪高涨。后来他弹了几首舒伯特的小调和一些新的美国爵士乐曲，尼科尔趴在他的肩头，用她那沙哑、甜美的女低音轻轻哼唱。

感谢你，父亲

感谢你，母亲

感谢你们彼此相遇——

“我不喜欢这一首。”迪克说着就开始翻乐谱。

“噢，就弹它！”她叫道，“难道我这辈子都要避开‘父亲’这个词吗？”

——感谢那一夜驾车的马！

感谢你们都醉意醺——

再后来，他们和孩子们一起坐在摩尔式的屋顶上看两家赌场的烟火，距离很远，远在低低的海岸旁边。两人彼此相对却无言至此，真是孤寂又悲哀。

第二天一早，从戛纳购物回来的尼科尔发现一张字条，上面说，迪克开走了那辆小汽车，要独自去普罗旺斯待几天。就在她读着字条时，电话响了，是汤米·巴尔班从蒙特卡洛打来的，说他收到信了，现在正开车赶过来。当“欢迎”的字眼从嘴里吐出时，她自己也能在听筒里感觉到双唇的热情。

[1]小型加·伍德快艇（Baby Gar）是美国快艇运动员、船舶制造商加菲尔德·伍德（Garfield ‘Gar’ Arthur Wood, 1880—1971）旗下出品的产品系列，源于1921年至1922年间美国汽艇协会有关开发家用汽艇的提议，至今仍在售。加菲尔德在比赛中曾创下多项纪录，是首位将快艇速度推进到时速百英里以上的运动员。

[2]安妮塔·卢斯（Anita Loos, 1889—1981）美国电影编剧、剧作家和小说作者，代表作是曾轰动一时的喜剧小说《绅士钟爱金发女郎》（Gentlemen Prefer Blondes, 1925）。

八

她洗了个澡，抹上润肤油，全身都扑上了香粉，脚趾也在浴巾上的一堆香粉里蠕动。她一寸一寸地细细打量自己身体的线条，好奇这美好、苗条的躯体会在多久以后开始变得臃肿下垂。大概六年吧，可是现在我还很好——事实上，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好。

她并没有夸张。如今的尼科尔和五年前的尼科尔在身体上唯一的差别只在于，她不再是小姑娘了。可她受够了时下的年轻崇拜，那些电影里充斥着未成年女孩的面孔，千篇一律地将她们描绘为世界运转及人类智慧的继承者。这让她对年轻产生了一种嫉妒之情。

她穿上多年前买下的第一件及踝日间长裙，虔诚地在身上抹上香奈儿十六号香水。当汤米在一点钟到达时，她已经将自己拾掇成了最迷人的花园。

多好啊！就像这样，又一次享受崇拜，假装拥有一个秘密情人。在一个漂亮女孩一生最该骄傲的年岁里，她曾经失去了两年时光，现在，她想要得到补偿。她迎向汤米，仿佛他是诸多裙下之臣中的一个；穿过花园朝着遮阳伞走去时，她在他的前面，而不是旁边。十九岁的迷人女子与二十九岁的迷人女子在愉快、自信的时候并无多大分别，相反，二十多岁的挑剔子宫不会将外部世界的一切都拽到身边来。前者是轻狂傲慢的年纪，就像年轻的军校学员，而后者，是大战过后昂首阔步的斗士。

如果说十九岁的女孩是从目光的饕餮中获得信心，那么二十九岁的女人便是由精细的食物里汲取养分。蠢动时，她会聪明地为自己挑选开胃酒；满足时，她会享受劲力内蕴的鱼子酱。幸运的是，无论哪种情况，她都不会提前为未来的岁月担忧，不管到那时候她的洞察力会不会常常被惊慌和害怕所蒙蔽，会不会害怕止步，抑或害怕前行。只是在十九或二十九岁的时候，她很确定，厅堂里没有野兽出没。

尼科尔不在乎任何朦胧的心灵浪漫，她要的是“风流韵事”。她要一个转变。当以迪克的方式思考时，她明白，表面看来，没有感情的放纵对所有人都是伤害。可只要换个角度，她就能将眼下的情势归咎于迪克，打从心底里相信，这样一次经历或许会有疗愈的价值。整个夏天里，她眼睁睁看着那么多人随心所欲却从未受到惩罚，这令她蠢蠢欲动——更有甚者，尽管她不愿再欺骗自己，却依旧更愿意相信她只是在为自己探一探路，随时可以抽身返回……

荫凉的伞下，汤米伸出套在白色棉衫下的胳膊将她困住，拉她入怀，眼睛一直看进她的双眸里。

“别动。”他说，“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把你看个够。”

他的头发上有某种气味，白色衣衫上飘出淡淡的肥皂味。她双唇紧抿，面无笑容，一时间，两人只是相互看着。

“喜欢你看到的吗？”她喃喃道。

“说法语？”

“那好吧。”于是她用法语又问了一遍，“喜欢你看到的吗？”

他将她搂得更紧。

“只要是你，看到什么我都喜欢。”他顿了顿，“我以为我熟知你的面容，可看起来还有些我不曾知道的东西。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双骗子的白眼睛？”

她挣脱开来，又惊又怒，用英语叫道：

“这就是你要说法语的原因？”恰好管家端着雪利酒走过来，于是她压低了声音，“这样你就能更方便地攻击我？”

她狠狠地一屁股坐在银色外罩的椅垫上。

“我现在没有镜子。”她说，又换回了法语，语气却变得决然，“可如果我的眼睛变了，那也是因为我恢复了健康。或许恢复健康让我变回了真正的我——我想我祖父就是个骗子，我遗传了他，他也是个骗子，我们都是骗子。这能让你那善于推理的脑子满意了吗？”

他看起来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迪克呢——他和我们一起吃午餐吗？”

看出他的话里别无深意，她便也就一笑置之。

“迪克出门了。”她说，“萝丝玛丽·霍伊特来了，要不就是他们俩在一起，要不就是她让他心神不宁了，要躲得远远的去想入非非。”

“你知道吗，你终究还是变得有些复杂了。”

“噢不，”她急急向他保证，“不，我其实只是——我只是一个——我只是好多个不同的人，每个都很简单。”

马吕斯送来甜瓜和冰桶。尼科尔忍不住一直想着她“骗子的眼睛”，顾不上搭理他。这个家伙，他便直接将甜瓜整个儿的端了上来，而不是切好了让人能拿起就吃。

“为什么他们不让你就这么自自然然的呢？”汤米很快就有了问题，“你是我见到过的最耀眼的人了。”

她没有回答。

“看看那些驯顺的女人吧！”他嘲笑道。

“在任何社会里，当然都会有——”她感觉迪克的幽灵在耳边低语，却还是落入了汤米的弦外之音里：

“我曾经毫不留情地塑造过许多男人，可绝不会冒险去塑造哪怕一半数量的女人。特别是以这种‘仁慈’的恃强凌弱的方式——这能对谁有好处？你还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

她的心跳急促起来，陷入了一种轻微的愧疚感里，似乎亏欠了迪克。

“我猜我得到了——”

“你得到了太多的钱。”他不耐烦地说，“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迪克没能扛住这个。”

趁着甜瓜被拿走的空当，她想了想。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十年来，她头一次被丈夫以外的人左右。汤米对她说的一切都将在未来永远地成为她的一部分。

午餐时，他们喝光了一整瓶葡萄酒。微风摇动着松针，午后初阳灼热的光在格子桌布上投下晃眼的光斑。汤米从身后靠上来，胳膊贴着她的胳膊，手攥住她的手。他们面颊相贴，然后是嘴唇。尼科尔喘息着，半是因为由他而生的激情，半是因为这激情的力量所带来的意外惊诧……

“今天下午你就不能把家庭教师和孩子们打发出去吗？”

“他们有钢琴课。再说了，我也不想待在这里。”

“再吻我一次。”

片刻后，坐在开往尼斯的车里，她想着：所以，我有一双骗子的白眼睛了，不是吗？那也很好，正常的骗子总比疯了的清教徒强。

汤米的断言似乎将她从一切责任和义务中解脱了出来，一想到自己踏上了新的道路，她便快活得浑身发抖。新的图景在眼前展开，里面有许多人的面孔，谁她也不必服从，甚至谁也不必爱。她深吸一口气，悄悄耸了耸肩，转向汤米。

“我们非得一直开到你在蒙特卡洛的酒店不可吗？”

他一个急刹，汽车轮胎发出尖锐的吱吱声。

“不！”他回答，“哦，上帝啊，我从来没有像这一刻这么快乐过。”

他们已经沿着蔚蓝的海岸穿过了尼斯，开始爬上半高处的滨海路。现在，汤米突然转下海岸，开过一个不甚突兀的半岛，停在了一家小小的海岸旅馆背后。

事到临头，尼科尔害怕了，但只是暂时的。服务台前，一个美国人正在没完没了地和前台人员纠缠汇率问题。她来来回回地溜达着，表面平静，心中泛苦。汤米在填写登记信息——他的真，她的假。他们的房间是地中海式的，近乎禁欲风格，还算干净，只是在海面耀眼的阳光下显得黑黝黝的。最单纯的享乐，最简单的地方。汤米叫了两杯干邑白兰地，随着门在服务生身后合上，他坐进了唯一的椅子里，黝黑、沧桑、英俊，眉如卧蚕而上挑。一个善战的恶魔，最最热切的撒旦。

酒还没喝完，他们便霍然起立，相互迎上前去。他们在床边坐下，他亲吻着她坚实有力的膝盖。又小小挣扎了一下之后，她就像被斩去头颅的动物，忘记了迪克和自己新拥有的白眼睛，忘记了汤米，沉入眼前的分分秒秒，越陷越深。

……汤米起来去打开百叶窗，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在他们的窗户下越来越吵闹，此时此刻，他的身影比迪克的更加黝黑，更加强壮，那微微隆起的修长肌肉更是漂亮。有一瞬，他也忘记了她——几乎就在他的身体离开她的一瞬间，她生出一种预感，事情的走向和她预期的不一样了。在快乐或悲伤或一切情感袭来之前，她先感到了一阵难以名状的恐惧，就像是风暴之前的隆隆雷声。

汤米走上阳台细细观察了一阵子，实时发表报道。

“我只能看到两个女人坐在下一层的阳台上。她们在聊天气。都坐在美式摇椅里，一晃一晃的。”

“聊聊天就吵成这样？”

“吵闹声是从她们下面的什么地方传来的。听。”

噢，走进南方的棉花田

酒店破烂生意难

放眼望去——[1]

“是美国人。”

尼科尔躺在床上，用力挥了一下手臂，她两眼直视着天花板，身上黏着一层潮乎乎的香粉，仿佛套上了一层乳色的壳。她喜欢这房间的空荡，喜欢头顶上那只孤零零的飞虫嗡嗡的声响。汤米把椅子搬到床前，扫掉上面的衣服，坐下。她喜欢那件轻若无物的长裙和地板上被他的棉衫盖住的帆布凉鞋，喜欢它们是那样价廉物美。

那修长圆润的雪白躯干连接着棕色的四肢和头颅，显得有些突兀，他细细端详，笑叹道：

“你简直像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还有一双白眼睛。”

“我会小心照看的。”

“要照看白眼睛可是非常非常难的——特别是在芝加哥练就的白眼睛。”

“我知道所有朗格多克[2]的古老民间秘方。”

“吻我，吻我的嘴，汤米。”

“这可真是美国。”他说着，还是吻了她，“我最近一次在美国的时候，许多姑娘都恨不得用嘴把你撕碎，也把她们自己撕碎，直到她们的脸变得通红，唇边布满斑斑的血渍——可再往下就什么也没有了。”

尼科尔支起一只胳膊，半倚在床上。

“我喜欢这个房间。”她说。

“我觉得它多少有点儿太简陋了。亲爱的，我很高兴你不愿意等我们到达蒙特卡洛。”

“怎么会只有简陋呢？嘿，这个房间棒极了，汤米——就像塞尚和毕加索的许多画里的空桌子。”

“我不知道。”他没打算尝试理解她，“又闹起来了。上帝啊，是发生谋杀事件了吗？”

他走到窗边，再次发布现场报道：

“看上去像是两个美国水手在打架，旁边围着一群看热闹的人。他们是从岸边那艘你们国家的军舰上下来的。”他拿起一条浴巾裹在身上，走上阳台。“两个人身边还有妓女。我听说过这种事，那些女人跟着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管船是要开到哪里去。可那是什么女人啊！想想他们的收入吧，他们完全可以找好一些的女人！为什么偏偏是这些跟过科尔尼诺夫[3]的女人！为什么除了芭蕾舞女我们从来就什么都看不到！”

尼科尔很高兴他认识那么多女人，因为如此一来，这个词语本身对他就毫无意义了，她也就能够超越人所共有的躯体，用内在的自我将他牢牢抓住。

“照着要害打！”

“对——！”

“嘿，我说什么来着，打右边！”

“来呀，杜尔舒米特，你个兔崽子！”

“对——对！”

“对——耶——耶！”

汤米转身回来。

“看来这地方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你觉得呢？”

她同意。不过，穿上衣服之前两人还是又紧紧拥抱了一阵子，于是，在接下来的好一会儿时间里，这个房间又堪比任何宫殿了……

最后，他们终于穿好了衣服。汤米惊呼道：

“我的天啊，楼下阳台上坐着摇椅的那两个女人到现在都没挪过窝。架都打完了，她们还在聊这事儿。她们到这里度假是省钱来了，所有的美国海军和欧洲妓女加起来都不能让她们动一动。”

他悄无声息地走过来，拥着她，轻轻咬住她的内衣肩带，送到它该在的位置。就在这时，一阵巨响敲碎了窗外的天空：嘭啪——嘭——隆——隆！是军舰拉响了集结号。

这下子，他们窗户底下才真是乱作一团了——因为炮声还没响时接驳小船就已经开始靠向岸边了。服务生们急急忙忙地高声招呼结账，有人赌咒发誓，有人不肯认账；钱算多了，找零少了；醉倒的人被送上船去，海军宪兵斩钉截铁的命令穿透了重重声幕。当第一艘船离岸时，哭喊、泪水、尖叫、许诺，统统混在一起，码头上的女人们朝前挤去，尖叫着拼命挥手。

汤米看见一个女孩冲上楼下的阳台，挥舞着餐巾。还不等他看看摇椅上的英国女人是不是终于挪了窝，对她的举动给予了许可，就听到自己的房门也被敲响了。门外激动的女声让他们决定打开房门。走廊上站着两个女孩，年轻、消瘦，模样粗鄙，与其说是堕落，倒不如说从未开化过。其中一个哭得抽抽噎噎的。

“我们能在你们的阳台上挥别一下吗？”另一个用急切的美式英语恳求道，“拜托了，行吗？跟男朋友告别？行吗，求你们了。别的房间都锁上了。”

“非常乐意。”汤米说。

女孩们冲上阳台，这下她们的声音比那一整片喧哗都要响上三倍了。

“再见，查理！查理，看上面，上面！”

“发电报到尼斯！”

“查理！他没看到我。”

一个女孩突然掀起裙子，拽下她粉红色的连体内衣，将它们撕开，变成了一面相当大的旗帜，然后尖叫着“本！本！”用力挥舞起来。汤米和尼科尔离开房间时，那旗帜依然在蓝天下招展。哦，说吧，你能看见那难忘肉体的柔嫩颜色吗？——很快，星条旗在船尾升起。

他们在蒙特卡洛新落成的海滩赌场吃了晚餐……夜色深浓时，又到博略[4]一个露天的洞穴里游泳，暗淡的巨石映得月光如银，环绕着一汪磷光荧荧的水面，对面就是摩纳哥和影影绰绰的蒙通[5]。尼科尔喜欢他带她来到这里遥望东方，喜欢这些清风与海水的小说把戏。这一切都是新的，就像他和她之间一样。若要更艺术地说，她如今正横卧在汤米的马鞍上，他刚从大马士革将她夺了出来，他们突出重围，来到了莽莽蒙古大草原上。时间点点滴滴流逝，迪克教给她的一切渐渐消失，她越来越接近最初的自己，那个在刀光剑影的世界中不知不觉间被缴了械的自己，最初的模样。爱意在月光下缠绕，她欢迎爱人肆意的纠缠。

他们一起醒来，发现月亮已经沉下，空气清冷。她挣扎着撑起，询问时间，汤米说差不多三点了。

“那我得回去了。”

“我以为我们要一起在蒙特卡洛过夜的。”

“不。家里还有家庭教师和孩子们。我得在天亮前回到家里。”

“如你所愿。”

他们下水泡了一会儿。看到她开始发抖，他拿过浴巾飞快地为她擦拭。回到车里时，他们的头发都还湿着，肌肤清新，容光焕发，都不愿回去。周遭一片光亮，当汤米亲吻她时，她感觉得到，他忘却了自我，沉溺在她洁白的双颊、洁白的牙齿和轻抚他面庞的冰冷的眉与手之间。她习惯了迪克，还在等待解释或是要求。可什么都没有。迷蒙睡意间，她高兴地再次确认了它们都不会到来，于是浅浅地窝进座位里小寐起来，直到发动机的声响改变。她感觉到他们正在上山，狄安娜别墅就快到了。车停在门口，她心不在焉地给了他一个告别吻。她的脚步声在小道上显得很不一样，夜晚花园里的响动突然间成为了过去，可她依然很高兴能够回来。这一天就在起起伏伏间过去了，虽说心满意足，可她还没有习惯这样的紧张。

[1]出自十九世纪美国流行歌曲《南方故园》（Dixie），与原词有所出入。原词表达的出生在棉花田里的人想要回归故园，相信在那里能找到自身位置的心愿。歌曲流传很广，虽为流行歌曲，却被视为民谣，“Dixie”也由此成为美国南部的代名词。

[2]过去的法国南部省份，首府为今图卢兹。有评论认为，原文中朗格多克（Languedoc）谐音雄壮的男性性征（long dick），暗指汤米已经准备好取代迪克，而迪克自滑板事件以后便已彻底雄风不存。

[3]科尔尼诺夫（Kornilov, 1870—1918），俄军情报军官、将军，曾在一战中担任指挥官。

[4]全称滨海博略（Beaulieu-sur-Mer），位于尼斯和摩纳哥之间。

[5]蒙通是法国西南部城市，紧邻意大利边界。

九

第二天下午四点，一辆火车站的出租车在门口停下，迪克走了下来。尼科尔一时间乱了方寸，赶忙从露台上跑下来迎接他，还要努力控制住自己，结果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车呢？”她问。

“我留在阿尔勒了。不想再开了。”

“看你的字条，我还以为你要去好几天。”

“我遇上了密斯脱拉风，还有几场雨。”

“玩得好吗？”

“跟所有为了逃避而出门的人差不多。我开车把萝丝玛丽带到阿维尼翁，在那里送她上了火车。”他们并肩朝露台走去，一踏上露台他就扔下了行李包，“我没在留言里说，是因为我觉得你会胡思乱想。”

“你真是体贴。”尼科尔现在觉得笃定一些了。

“我想看看她是不是有什么要说——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再看。”

“她有没有——提供什么呢？”

“萝丝玛丽还没长大。”他回答，“或许这样更好。你在家做什么了？”

她觉得自己的脸抽动了一下，就像受惊的兔子。

“我昨晚去跳舞了——和汤米·巴尔班。我们去了——”

他眉头一蹙，打断了她。

“不用告诉我这些。你做什么都没关系，我没想确切知道什么。”

“那就没什么该告诉你的了。”

“好的，好的。”然后，就好像离开了一个星期似的，他又问，“孩子们怎么样？”

屋里电话响了。

“如果是找我的，就说我不在家。”迪克迅速转身离开，“我有些事要去工作室那边做。”

尼科尔一直等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水井后面，才进屋拿起电话。

“尼科尔，你好吗？”

“迪克在家里。”

他呻吟了一声。

“到戛纳来找我。”他提议，“我一定得和你聊聊。”

“我不能来。”

“告诉我你爱我。”她对着听筒点了点头，没有出声。他重复了一遍：“告诉我，你爱我。”

“哦，是的。”她安抚他，“可现在一切还没有准备好。”

“当然没有。”他不耐烦地说，“迪克早就明白你们之间的情况了——很明显，他已经退出了。他还指望你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也许，我是不得不——”她没让自己说出“等到我能去问迪克的时候”，改口道，“我会写信的，明天给你打电话。”她挂断了电话。

尼科尔在屋子周围漫步，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她是个祸害，那也很好。她再也不是困在围栏里的猎手了。她回想起昨天，忆起无数细节——它们已经渐渐覆盖了更早的回忆，让她忘记了，在对迪克的爱还新鲜并且完整的时候，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光。如今她开始看轻这份爱情，于是，似乎从一开始，这份爱就只带有她惯常多愁善感的色彩。出于女人投机的记忆方式，她极少回想起当年的感受，当年她和迪克走遍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各个不为人知的秘地里为彼此疯狂，就在他们结婚之前的那个月里。就这样，她在昨天夜里对汤米说了谎，向他发誓，她从未有过如此彻底、如此完整、如此纯粹的感受……

……可她后悔了，那一刻的背叛太过傲慢，将她生命中的整整十年都贬低了。懊恼推着她转过身，向迪克的避难所走去。

她无声无息地走近，看见他在小屋背后，坐在悬崖矮墙边的一把折叠帆布椅上。她静静地看了他好一会儿。他在思考，活在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里。脸上有一些细小的表情，眉毛扬起又落下，眼睛眯上又睁开，双唇抿紧再抿紧。双手也有动作。从中，她看到了他心中的故事正一行一行地写下去，那是他自己的故事，不是她的。有一次，他握紧拳头，身体前倾；又有一次，它让他脸上露出了痛苦绝望的神情，当面容平复，痛苦与绝望却留在了他的眼睛里。几乎是生平第一次，她为他感到难过——曾经遭受精神折磨的人很难会为健全的人而难过，虽然尼科尔口头上常常感激他将她带回了这个曾经驱逐过她的世界，可她也是真的以为他拥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永远不可能疲倦——在她忘记那些曾逼迫着自己的麻烦时，便也忘记了她曾为迪克带来过多少麻烦。他再也无法掌控她了——他知道吗？这是他想要留给她的吗？——她为他难过，就像有时候为亚伯·诺斯和他不体面的命运而难过，像为无助的婴儿和老人而难过。

她走上前去，展开双臂环在他的肩头，头碰着头，说：

“别伤心。”

他冷冷地看着她。

“别碰我。”他说。

她不知所措地一连退开了好几步。

“抱歉。”他心不在焉地说，“我只是在想我是怎么看待你的——”

“为什么不在你的书里增加一个新的类别呢？”

“我考虑过——‘精神病人和神经官能症患者之拾遗与超越’——”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找不痛快的。”

“那你是为了什么而来呢，尼科尔？我再也无法为你做什么了。我正在努力救我自己。”

“免得被我感染？”

“我的职业要求我与有问题的人保持经常性的接触。”

她被这话气得哭了起来。

“你是个懦夫！你搞砸了自己的人生，却想怪到我头上来。”

他没有回答。她感到过去他的智慧所带来的那种催眠效应又开始了，有时，这种催眠无需吹灰之力，但却总是植根于比真相更深的真相，那是她无法打破，甚至无法在上面留下裂痕的。再一次，她开始与之抗争，与他对抗，用她小巧秀美的眼睛，用优胜者夸张的傲慢，用她刚刚开始转向另一个男人的移情，用经年累月积压下来的怨恨；她对抗他，用她的金钱和因为姐姐不喜欢他而必将支持她的坚定信念，用细数他刻薄之下新近树起的敌人；她用她敏捷的狡诈对抗他酒肉后的迟钝，用她的健康美丽对抗他衰朽的身体，用她的狂妄无度对抗他的美德道义——在这场内心的战斗中，她甚至动用了她的弱点——用残旧的盆钵瓶罐英勇无畏地战斗，这些空空的容器曾经装着她已然赎清的罪孽、恶行与过失。突如其来的，只用了两分钟的时间，她便得到了她的胜利，判定了自己不曾犯下欺瞒说谎的罪过。绳索被永远地斩断了。于是，她迈步走开，双腿虚软，冷静地啜泣着，走向那终于独属于她的家。

迪克一直看着她走出视线。然后才将头垂下，搁在矮墙上。病案了结了。戴弗医生自由了。

十

当天夜里两点，尼科尔被电话铃声吵醒。她听见睡在隔壁房间里那张被他们称为“无休床”上的迪克接起了电话。

“是的，是……不过您是哪位？……是的……”他的声音清醒了，很是惊诧，“不过我能和其中一位女士说话吗，长官？她们都是很有身份的大人物，鉴于两位女士的背景，有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政治冲突……这全都是事实，我向您保证……那好吧，您会看到的。”

他翻身起床，专心琢磨着眼前的情形，自知之明告诉他，他会应下这件事——从前那致命的宜人魅力和强大的感染力同声高呼着“用我！”席卷而归。他会去处理好这件事的，尽管并不在意，只因为在很久以前被爱就成了习惯，或许是从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颓毁家族的最后一丝希望开始的。他曾在类似的情况下察觉过这种力量，那是在苏黎世湖畔多姆勒的诊所里。那一次，他选择了奥菲利娅[1]，选择了甜美的毒药，将它一饮而尽。勇敢与善良成为了超越所有的渴望，而更甚于此的，是被爱的渴求。他的过往因此而成。未来亦将因此而生。当电话挂断，话机里传出古老悠远的一声叮响时，他就明白了。

这是一段长长的沉寂。尼科尔扬声问道：“怎么回事？是谁？”

刚挂断电话迪克就开始穿衣收拾了。

“是昂蒂布[2]的警察局——他们拘留了玛丽·诺斯和那个西布利-比尔斯。事情挺严重——执法官不肯告诉我，就一直说‘没有死人——不是交通事故’，但又暗示事情的严重性仅次于这些。”

“可她们究竟为什么会打电话给你？我觉得这一点很奇怪。”

“她们必须得赶紧被保释出来才能保住面子。可只有在阿尔卑斯滨海省份有资产的人才能作保。”

“她们还真好意思。”

“我不介意。不管怎么说，我要去酒店把戈赛叫起来——”

迪克离开以后，尼科尔睁着眼睛想了一会儿，好奇她们究竟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过，然后便睡着了。三点刚过的时候，迪克走进门来，她猛地惊醒了，坐起来问：“怎么样？”像是在和梦中人说话一样。

“真是个离奇的故事——”迪克说。他在她的床尾坐下，告诉她，他怎样把老戈赛从阿尔萨斯人[3]的沉睡中叫醒，让他把所有现金都取出来，怎样和他一起开车去警察局。

“我不喜欢帮那种英国人。”戈赛嘟囔道。

玛丽·诺斯和卡罗琳女士都穿着法国水手服，蜷在两间昏暗囚室外的长椅上。后者一派气愤填膺的英国人架势，仿佛随时会有地中海舰队前来援救她似的。玛丽·明盖蒂却惊慌失措，吓坏了——她完全就是一头扎进了迪克怀里，哀求他做些什么，仿佛他就是她最可信赖的依靠。与此同时，警察局局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戈赛，后者蛮不情愿地一字一句听着，前者忙着一边适时炫耀身为长官的口才，一边还要表现出，作为最最优秀的公仆，这样的故事并不让他感到惊讶。“只是个玩笑罢了。”卡罗琳女士轻蔑地说，“我们假扮成休假的水手，认识了两个傻姑娘。结果她们害怕了，在公寓里闹了起来。”

迪克严肃地点点头，眼睛盯着石头地板，仿佛变成了告解室里的牧师，正左右为难着究竟是该讥讽地大笑，还是该判她们一人五十鞭，两周之内只许吃面包喝白水。卡罗琳女士的脸上没有一丝罪恶感，满满的全是对于被普罗旺斯女孩和愚蠢警察连累的厌恶，倒让他也糊涂了。不过迪克早就得出过结论：这个阶层的英国人生活在极度浓郁的反社会氛围里，相较而言，纽约的贪婪顶多不过是小孩子贪吃冰淇淋引起的消化不良罢了，完全不值一提。

“我一定要在侯赛因听到风声之前出去。”玛丽恳求他，“迪克，你总能解决麻烦——你总是可以的。告诉他们，我们立刻就要回家，告诉他们，我们可以支付任何代价。”

“我可不干。”卡罗琳女士倨傲地说，“一个先令都不给。我倒想看看戛纳的领事对这件事会有什么说法。”

“不，不行！”玛丽坚持，“我们今晚一定要出去。”

“我看看能做点儿什么。”迪克说着，又补充了一句，“不过钱是一定要付的。”他看着她们，眼神里似乎相信她们全都是清白无辜的，可他知道，她们不是。他摇摇头，“真是太胡来了！”

卡罗琳女士洋洋得意地笑着。

“你是个精神病医生，对吧？你应该能帮得了我们——至于戈赛，他必须得帮我们！”

这时候，迪克已经和戈赛走到一边，聊了聊这位老人了解到的情况。事情比他们想象的更严重一些——她们搭上的女孩中有一个出身名门。这个家族非常恼火，也许是假装很恼火。总之，要解决问题就得跟他们达成协议。另一个是码头上的女孩，比较好处理。法国的法律规定，可以将被定罪的外国人收监入狱，或者，至少也要公开驱逐出境。更麻烦的是，随着外国来客增多，本地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本地居民中，因之得益和为之恼怒的人在容忍外来者的尺度上分歧正越来越大。戈赛三言两语总结完，将问题扔给了迪克。迪克叫来警察局局长协商。

“你知道的，法国政府正打算鼓励美国人前来旅游——美国人来得非常多，因此今年夏天巴黎刚颁布了一条新的法令，对于美国人，除非犯下非常严重的罪行，否则一律不得拘捕。”

“这已经够严重了，我的上帝啊。”

“可是你看——你查看过她们的身份证件了吗？”

“她们没有证件。什么都没有——只有两百法郎和几枚戒指。甚至就连一根可以用来上吊的鞋带都没有！”

听说没有身份证，迪克松了口气，接着说了下去。

“这位意大利伯爵夫人仍然是美国公民。她是——”他不紧不慢地撒下了一连串谎，气势逼人，“约翰·D. 洛克菲勒·梅隆[4]的孙女。你听说过他吗？”

“是的，噢，天哪，是的。你以为我是什么无知村夫吗？”

“除此以外，她还是亨利·福特勋爵的外甥女，跟雷诺和雪铁龙公司都关系匪浅——”他觉得还是见好就收的好。不管怎么说，他严肃的语气已经对这位局长产生作用了，于是他继续说：“你要是逮捕她，就相当于逮捕一位高贵的英国王室成员。这可能意味着——战争！”

“可那位英国女士又是什么人呢？”

“我正要说到这里。她是威尔士王子的兄弟——白金汉公爵——的未婚妻。”

“对他来说，她还真是一位优雅的新娘子。”

“现在我们可以提供——”迪克飞快地盘算了一下，“每位姑娘一千法郎——外加一千法郎，给那位‘体面’姑娘的父亲。此外还有两千法郎，交给你来安排，给——”他耸耸肩，“执行逮捕的警员、公寓老板等等，所有相关的人。我一共付给你五千法郎，需要你做的就是立刻完成调解，然后再开一张扰乱治安之类的具保单，放她们走，单子上随便写多少罚款，明天直接向地方法官缴纳——通过信差。”

不等局长开口，他的神情就告诉迪克，事情成了。这位局长吞吞吐吐地说：“我还没来得及登记入档，因为她们没有证件。我一定要看过——把钱给我吧。”

一个小时之后，迪克和M. 戈赛顺道将两位女士送到了莫扎迪克酒店，酒店外，卡罗琳女士的司机在她的软顶敞篷车里睡着了。

“记住，”迪克说，“你们每人欠戈赛先生一百美元。”

“没问题。”玛丽答应，“我明天就开支票——金额再多开一点。”

“我不给！”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转身看着卡罗琳女士，她现在彻底恢复过来，端起了义正词严的架势，“这整件事就是一桩暴行。我从来没有授权你拿出一百美元来给那些人。”

小小的戈赛站在汽车旁，眼睛里顿时燃起了怒火。

“你不还我钱？”

“她当然会还的。”迪克说。

突然间，当年在伦敦做餐厅杂工时遭受过的羞辱一一闪过眼前，戈赛怒不可遏地踏着月光逼近卡罗琳女士。

连串的斥骂从他口中吐出，挥向她，笑容僵在了她的脸上，她转身退开，可他跨上一步紧追着她，抬起小脚就踹向了最打眼的目标。卡罗琳女士没料到这一着，像遭到枪击的人一样，扬起双手，套着水手装的身体趴倒在人行道上。

迪克打断了她的疯狂咒骂，说：“玛丽，你去让她安静下来！要不然十分钟之内你们俩就都要被戴上脚镣了！”

回酒店的路上，老戈赛一个字也没说，直到过了朱安雷宾赌场还在抽泣，不时咳嗽两声。最后，他长叹道：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女人。我见过这世上很多有名的交际花，通常我都很敬重她们，可是像这样的女人，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1]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未婚妻。

[2]法国海岸度假小镇，位于戛纳和尼斯之间。

[3]阿尔萨斯（Alsace）为历史文化区域名词，地理位置在今法国东部边境、莱茵河上游毗邻德国、瑞士一带。

[4]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1839—1937）是美国富豪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一代掌门人，美孚石油的创办人。梅隆家族（Mellon Family）为洛克菲勒同时代崛起的富豪家族。下文提到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 1863—1947）是福特汽车的创始人。威尔士王子是英国王储的爵位，王储婚后称该爵位为威尔士亲王。白金汉公爵也是英国贵族爵位。

十一

迪克和尼科尔习惯一起去理发店，一个剪头，一个洗发，只隔一堵墙。尼科尔总能听到迪克那边传来的剪刀咔嚓声、数钱找零声、指点这里那里和客气道歉的说话声。回来后的第二天，他们照常下山，在风扇吹送的芬芳凉风中，一个修面，一个洗头。

卡尔顿酒店面对大街的整排窗户将暑热牢牢阻挡在外，就像许多地窖门一样。一辆汽车经过，汤米·巴尔班坐在里面。尼科尔瞥见了他脸上那一瞬的表情变化，本来是沉默不语、若有所思的，却在看见她的刹那间瞪大了眼睛，焕发出神采。这搅得她心神不定。她想跟他一起走。与发型师待在一起的这一个小时似乎成了她生命中又一段荒废的时光，又一个小小的监牢。女发型师穿着白色的制服，身上的微微汗意、口红和古龙水气味都让她想起疗养院的护士。

隔壁房间里，迪克身披围单，顶着满脸的肥皂泡正在打瞌睡。尼科尔面前的镜子刚好映出男宾部和女宾部之间的走廊。她看到汤米走进来，干脆利落地转进男宾部，吃惊地一下子坐了起来。带着一丝丝欣喜，她知道，大概是到了摊牌的时候了。

她断断续续听到了开头的只言片语。

“你好，我想跟你谈谈。”

“……很重要咯。”

“……很重要。”

“……乐意之至。”

一分钟后，迪克走进尼科尔的理发间，他用毛巾草草抹去脸上的泡沫，显露出恼怒的神色。

“你的朋友很激动。他想和我们俩一起谈谈，所以我答应了，把事情做个了结。来吧！”

“可我的头发——才刚剪到一半。”

“没关系——来吧！”

她愤愤地让目瞪口呆的女发型师取掉毛巾。

跟着迪克离开酒店，尼科尔只觉得自己一身都是凌乱狼狈。走到门外，汤米躬身执起她的手。

“我们去阿里耶咖啡馆。”迪克说。

“只要能让我们安静地谈话，哪里都行。”汤米同意。

坐在穹顶般的树荫下，盛夏正炎。迪克问：“你要喝什么，尼科尔？”

“柠檬汁。”

“给我一杯啤酒。”汤米说。

“黑白狗配加汽苏打。”迪克说。

“没有黑白狗了。我们只有尊尼获加[1]。”

“那也行。”

她并不——是——那么兴奋

但私下里

你该努力振奋——

“你的妻子不爱你。”汤米突兀地说，“她爱我。”

两个男人相互看着，脸上都露出古怪的无力神情。这种情形下，两个男人之间是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他们的关联是间接的，中间还隔着各自拥有或即将拥有的那个女人，份额有待商榷。至于他们的情绪，则需要借由她那已经分裂的自我才能相互传递，就像借助一条通信不良的电话线。

“等一下。”迪克说，“给我一杯杜松子酒加含汽苏打水。”

“好的，先生。”

“好了，继续吧，汤米。”

“在我看来，你们的婚姻对于尼科尔来说已经结束了。她退出了。我为这个等了五年。”

“尼科尔怎么说？”

他们都看着她。

“我很喜欢汤米，迪克。”

他点点头。

“你已经不再在乎我了。”她接着说，“一切都只是出于习惯。自从萝丝玛丽出现以后，一切都不同了。”

汤米对这一点不感兴趣，毫不客气地拦腰插进来道：

“你不理解尼科尔。你对她总像是对待病人，不过就是因为她从前生过病。”

一个突然冒出来的美国人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看上去不太像个好人，一个劲儿地缠着他们兜售刚从纽约来的《先驱报》和《时代周刊》。

“这里什么都有，朋友。”他宣称，“来这里很久了吗？”

“住口！出去！”汤米大吼，然后回头对迪克说，“现在没有哪个女人还能忍受这样——”

“朋友，”那个美国人再次打断他，“你以为我在浪费我的时间——可很多人都不这么想。”他从提包里拿出一张简报——迪克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一幅漫画，画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带着大包的金子从船上下来。“你以为我不是这其中的一员？哦，我是的。我之所以从尼斯过来，只是为了环法自行车赛。”

就在汤米暴躁地大叫着“走开”来驱赶他的时候，迪克认出来了，这个男人曾在圣安吉斯大街上跟他搭讪，那大概是五年前的事了。

“环法自行车赛什么时候到这里？”他冲着他的背影高声问道。

“随时，朋友。”

他终于离开了，还高兴地挥了挥手。汤米转向迪克。

“她和我在一起一定比和你一起拥有得更多。”

“说英语！你说‘拥有得更多’是什么意思？”

“‘拥有得更多’？就是说和我在一起会更幸福。”

“你们对彼此还不熟悉。可是尼科尔和我在一起已经拥有很多幸福了，汤米。”

“不过是亲情罢了。”汤米说，嗤之以鼻。

“你和尼科尔结婚的话，不会变成‘亲情’？”越来越近的喧哗让他停了下来。很快，先遣部队出现了，紧接着，不知躲在什么地方午休的人们都跳出来了，越来越多，拥在路边排成了长长一线。

男孩们踩着自行车过去，汽车满载着身披精美流苏的运动员驶过大街，高音喇叭响起，宣告着比赛将近，当自行车队出现在街道拐角时，一群明显是厨子的汗衫男人也出现在了餐厅门口。一马当先的是个穿红色运动衫的自行车手，独自一人，在西斜的日头下挥汗如雨，自信十足，冲向喧天的阵阵欢呼。跟着是齐头并进的三人组，都像是穿着褪色的小丑服，汗水和尘土在他们的腿上渲染出大块的黄色，三个人都面无表情，眼神沉重，疲惫不堪。

汤米转头面对迪克，说：“我认为尼科尔希望离婚——想来你不会从中作梗吧？”

第一军团身后就是大队人马，差不多有五十来名车手，落后了两百码。有几个面带笑容，显然很注重自我形象；有几个明显已经精疲力竭；绝大多数都累了，对周遭的一切无动于衷。一群小男孩追在队尾，其中几个大肆嘲弄着掉队者。最后是一辆轻型卡车，负责搭载受伤或半途退赛的车手。他们转回桌旁。尼科尔想要迪克拿过主动权，可他似乎对于就这么坐在这里感到非常满意，他顶着修到半截的脸，正配她洗到半截的头发。

“难道不是吗？你和我在一起已经不快乐了。”尼科尔接起话头，“没有我，你可以重新回到你的工作中——如果不必为我操心的话，你在工作上能做得更好。”

汤米不耐烦地动了动。

“那都是废话。尼科尔和我彼此相爱，归根结底，这就是一切。”

“哦，这么说来，”医生说，“既然全解决了，我想我们可以回理发店去了。”

汤米期望大干一场：“还有不少问题——”

“尼科尔和我会商量好的。”迪克心平气和地说，“别担心——原则上我同意离婚，而且尼科尔和我相互都很了解。只要避免三角谈话，就不太会发生不愉快的情况。”

汤米不情不愿地承认了迪克的话，但出于难以抗拒的种族天性，他还是要努力多掏些好处。

“让我们说清楚，从现在开始，”他说，“我就是尼科尔的保护人，直到所有细节都安排妥当。而且我还得确保，在你继续居住在那栋房子期间，绝不允许有任何伤害尼科尔的不轨行为。”

“我从不向无心的人求欢。”迪克说。

他点点头，转身向酒店走去，尼科尔看着他，白眼睛里空空如也。

“他挺公道的。”汤米承认，“亲爱的，我们今晚能在一起吗？”

“我想可以。”

所以，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几乎不带任何戏剧性。尼科尔感觉被看透了，到这时才明白，从樟脑搽剂那一幕开始，迪克就预料到了一切。然而，她也感到快乐与兴奋，想要对迪克坦陈一切的小小古怪念头迅速消散。可她的眼睛还是追随着他的身影，直到它变成一个小点，淹没在夏日人群的其他小点之中。

[1]黑白狗和尊尼获加都是苏格兰威士忌酒的品牌。

十二

离开里维埃拉的前一天，戴弗医生从早到晚都和孩子们待在一起。他不再年轻，对自己已不再有那么多美好的规划与梦想了，因此他想要好好地将他们记住。孩子们已经被告知，今年冬天他们会和姨妈一起住在伦敦，然后很快就可以去美国见他。至于家庭教师，没有他的许可，不得解雇。

他很高兴已经教会了小女孩许多东西，小男孩却不那么让他放心——对这个永远长不大、永远依赖人、永远都在撒娇黏人的小家伙，他总为该给他些什么而忧心。然而，到了向他们道别的时候，他还是只恨不能将他们漂亮的小脑袋摘下来，紧紧搂在怀里不要放开。

他拥抱了老花匠，六年前，是他为狄安娜别墅开垦出第一片花园；他亲吻了照顾孩子们的普罗旺斯女孩，她陪伴他们已经快十年了。她哭得跪倒在地，迪克赶忙把她拉起来，给了她三百法郎。尼科尔躺在床上没起来，这是他们商量好的。他给她留了张字条，也给贝比·沃伦留了一张，后者刚从撒丁岛回来，住在这里。迪克从足有三英尺高的白兰地酒瓶里倒出一大杯酒，这瓶子能装十夸脱[1]，是别人送给他们的。

然后，他决定将行李寄存在戛纳车站，最后再看一眼戈赛海滩。

那天上午，当尼科尔和她的姐姐来到海滩时，通常的孩子军团只到了一个先遣兵。白色太阳被白色的天空模糊了身影，宣告着一个无风的白日。服务生们正在往酒吧里多多添送冰块；一名美联社的美国摄影师在一处摇摇欲坠的遮阳篷下摆弄设备，每次听到有脚步声踏着石阶而下便飞快地抬头看上一眼。他期待的素材天亮前才刚刚服下最后的镇静剂，此刻正在酒店昏黑的房间里沉睡。

正要走上沙滩时，尼科尔看见了迪克，他衣着整齐，不像要游泳的样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她连忙缩回更衣帐篷的阴影里。不一会儿，贝比也来了，说：

“迪克还在那边。”

“我看见他了。”

“我看他会识趣地离开的吧。”

“这是他的地方——某种意义上，是他发掘了它。老戈赛总是说，他拥有的一切全多亏了迪克。”

贝比平静地看着她的妹妹。

“我们应该让他继续他的自行车旅行的。”她谈论道，“人一旦脱离自己的层次，就会失去头脑，不管他们建立过多么迷人的丰功伟业。”

“这六年来，对我来说迪克一直是个好丈夫。”尼科尔说，“我从来没有因为他而遭受哪怕一分钟的痛苦，他总是竭尽所能保护我不受伤害。”

贝比下巴微微一扬，说：

“他读书学的就是这个。”

姐妹俩默不作声地坐着。尼科尔思绪纷纷，心烦意乱；贝比在考虑是否要嫁给那个看上她的地位和财富的求婚者，那倒是个地道的哈布斯堡家族[2]成员。她也不完全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多少年来，她的情事全都如出一辙，事到如今，心田早已干涸，因此，这些男人在交谈中的价值便比他们本身更加重要了。和他们对话的时候，便是她的感情最为真切实在的时刻。

“他走了吗？”过了会儿，尼科尔问，“我记得他是中午的火车。”

贝比看了看。

“没有。他到上面的露台去了，在和几个女人说话。反正现在人这么多了，他不一定会看见我们。”

可他看见了。从她们离开帐篷起，他的眼睛就跟着她们俩，直到两个身影再次消失。他和玛丽·明盖蒂坐在一起，喝着茴香酒。

“那天晚上，你来帮我们的时候又回到过去的样子了。”她正在说，“除了最后，你对卡罗琳真是太糟了。为什么不能一直那样友善呢？你可以的。”

竟落到连玛丽·诺斯都能指点他的地步，迪克觉得这堪称奇幻了。

“你的朋友们还是喜欢你的，迪克。可你喝了酒以后对人们说的话太可怕了。这一整个夏天我几乎都在为你辩护。”

“这可是艾略特博士的经典口头禅之一。”

“是真的。没人在乎你喝不喝酒——”她迟疑了一下，“就算是亚伯，他在喝得最凶的时候也不会像你这样去得罪别人。”

“你们都太无趣了。”他说。

“可我们全都是好人！”玛丽叫道，“如果你不喜欢友好的人，那就去试试跟那些不友好的人相处，看你能有多喜欢！所有人都愿意高高兴兴的，如果你让他们不快活，就是切断了自己的给养。”

“我得到过给养吗？”他问。

玛丽正在享受她的快乐时光，尽管她自己并不知道，毕竟她之所以陪他坐在这里，只是出于恐惧罢了。又一次拒绝了酒精饮料之后，她说：“饮酒意味着自我放纵。当然，亚伯的事情之后，你能够想象我对此是什么感受——既然我已经看到过一个好人是怎样一步步变成酒徒的——”

正走下台阶的卡罗琳·西布利-比尔斯女士绊了一下，夸张地大笑起来。

迪克感觉不错——他已经跳过这一天，抵达了男人在一顿舒心晚餐后应当达到的状态，不过，他也只是对玛丽表现出了一种恰到好处的、真诚而节制的兴趣。他的眼睛此刻如孩子般澄澈，索求着她的共鸣，不知不觉中，曾经的冲动涌起，攫住了他：应该让她相信，他是这世上最后一个男人，而她就是最后的女人。

……这样他就不必去看另外两个身影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黑与白，在天空下泛着金属的光泽……

“你曾经喜欢过我，是吗？”他问。

“喜欢过你——我爱过你。人人都爱你。你想要谁都能得到，只要你肯开口——”

“你我之间始终是有着什么的。”

她咬住嘴唇，露出渴慕的神情。“有吗，迪克？”

“一直都有——我知道你曾经历的坎坷，知道你在面对它们时有多勇敢。”心底深处惯有的嘲笑声又开始悄悄响起了，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太久。

“我总觉得你了解很多。”玛丽热切地说，“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我。或许这就是关系不好时我会那样害怕你的原因。”

他的目光落在她身上，温柔而又亲切，透着情意绵绵的意味。刹那间，两人的目光连理已缔，缠绵相依，紧紧纠结在一起。随后，当心底里的笑声越来越大，大到玛丽几乎就要听见时，迪克挪开了视线，他们回到了里维埃拉的日头下。

“我必须走了。”他说。站起时，他的身体微微晃了晃。感觉不再良好——他的血流变得迟缓了。他抬起右手，划了个罗马十字，站在这高台上为这片沙滩祝福。好几把遮阳伞下的面孔都抬了起来。

“我要去找他。”尼科尔跪起身来。

“不，你不会去的。”汤米说着，坚决把她拽了下来，“不要多此一举。”

[1]英美惯用容量单位，就液体而言，英制1夸脱约为1136毫升，美制约为946毫升。

[2]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王室家族之一，十五至十八世纪的三百年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出自哈布斯堡家族，此外，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德国、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诸多欧洲国家都曾有帝王出自该家族。

十三

尼科尔婚后一直和迪克保持着联系，两人有些书信往来，说说正经事，谈谈孩子。每当她说起——她常常这么说——“我爱迪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时，汤米总是回答：“当然不会，为什么要忘记呢？”

迪克在水牛城开了一间诊室，但显然不成功。尼科尔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过，几个月后，她听说他搬去了一个名叫巴塔维亚的小城，在纽约州，当内科医生；后来又在洛克波特，做同样的事。偶然的机会里，她听说了些比地名更多的东西：他常常骑自行车，深得女士们的爱慕，办公桌上永远堆着高高的文件，人人都知道那是有关某个医学研究的重要专著，就快要完成了。他是公认的翩翩君子，曾经在一次有关毒品的公共卫生会议上发表过出色的演说。可是后来他卷进了一个杂货店打工姑娘的事情中，还惹上了一桩有关什么医学纠纷的诉讼官司，于是离开了洛克波特。

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提过要孩子们到美国的事，对于尼科尔问他是否需要钱的信件也不再回复。在尼科尔收到的最后一封信里，他告诉她，自己在纽约州的日内瓦行医，而她的感觉是，他在那里安顿下来了，有人帮他打理家务。她在地图册里找到了日内瓦，发现那是在五指湖区的中心地带，看上去是个舒适的地方。或许，她总愿意这样想，他的工作需要时间，他正是又一个蛰伏在加来纳的格兰特将军。在他的最后一封短信上，邮戳上的地名是纽约州的霍内尔，那里离日内瓦有些距离，是个非常小的镇子。无论如何，差不多可以确定的是，他总归就在那个国家的某个地方，不是这个小镇，就是那一个。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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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1. 扉页

2. 我最后的风流少女们

1. 橡皮糖

2. 骆驼屁股

3. 五一节

4. 瓷浴缸与粉红色

3. 奇幻作品

1. 一颗像丽兹酒店那么大的钻石

2. 本杰明·巴顿奇事

3. 齐普赛街的塔昆

4. 噢，红发女巫！

4. 未分类的杰作

1. 幸福的残片

2. 伊奇先生

3. 山里姑娘吉米娜

爵士时代的故事

Tales of the Jazz Age

[美]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 著

良品 译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爵士时代的故事 / ( 美)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著 ; 良品译. -- 深圳 :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80709-823-2

Ⅰ . ①爵… Ⅱ . ①弗… ②良… Ⅲ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Ⅳ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7) 第271541号

出版人：胡洪侠

责任编辑：岳鸿雁

复审：谭祎波

封面设计：董歆昱

技术编辑：杨杰 林洁楠

爵士时代的故事

Jueshi Shidai De Gushi

(美)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 著

良品 译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34  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2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2.25

字数：241千字

印数：1-9,000册

ISBN 978-7-80709-823-2

定价：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My Last Flappers

我最后的风流少女们

橡皮糖

1

吉姆·鲍威尔是块橡皮糖[1]——虽然我很想把他写成个讨喜的人物，但又觉得在这点上骗人不地道。他就是一块固执己见、本性难移、纯度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五的橡皮糖。在梅森-迪克森线[2]往南很远的“橡皮糖地带”上，他懒散地在“橡皮糖季”里成长，那里一年到头都是“橡皮糖季”。

要是你管一个孟菲斯[3]人叫“橡皮糖”，他十有八九会从屁兜里拽出根又长又粗的绳子来，一抬手把你吊死在哪根电线杆子上；要是你管一个新奥尔良[4]人叫“橡皮糖”，他大概会龇着牙冲你一乐，然后问你那个拐带着你的妞儿去参加狂欢节化装舞会的人是谁。那一小块“橡皮糖地带”便是这一历史的发源地，它介于上述两座城市之间，是一座只有四万人口、在佐治亚州南部昏昏沉沉地打了四万年瞌睡的小城。它偶尔也会从瞌睡中惊醒，嘟囔几句发生在某时某地的一场早已被人遗忘的战争。

吉姆是块橡皮糖。我再次提笔写下这句话，就因为它念上去怪好听的——好像童话故事的开头——而吉姆也貌似是个好人。不知怎么的，我脑海里冒出的吉姆是这般模样：一张浑圆诱人的脸，头上的帽子里会长出各种各样的叶子和蔬菜来。可事实上吉姆又高又瘦，还老哈着腰，都是整天趴在台球桌上给趴出来的。在没有种族歧视的北方，他大概就是那种街头浪荡、游手好闲的人。可到了冥顽不化的南方，“橡皮糖”指的就是终其一生来演绎“闲混”的各种状态的那种人——我正闲混着；我之前在闲混；我将闲混下去。

吉姆是在一幢白房子里出生的。房子伫立于绿荫遮蔽的街角，房前有四根饱经风吹雨打的立柱，屋后有好多格子围篱，与阳光下花团锦簇的草地交错组成怡人的背景。最早在白房子里住的人拥有隔壁、隔壁的隔壁，然后再隔壁的隔壁的土地，但那是太久远太久远的事了，久到连吉姆的老爸都记不清。事实上，吉姆他爸也没太把这当回事儿，以致于在某次斗殴中挨了枪子儿快要死掉的时候，他都懒得把这个告诉给当时已经吓惨了的五岁小吉姆。白房子后来变成了家庭旅馆，由一位来自梅肯、寡言少语的女人打理，吉姆叫她玛米姨妈，并打从心底讨厌她。

吉姆长到十五岁时上了中学，顶着一头打结的蓬乱黑发，内心惧怕姑娘。他憎恨自己的家，家里四个女人再加上一个老头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休无止地聊着鲍威尔家当初拥有哪块地，将来会开出哪种花。城里一些小姑娘的父母想起吉姆的妈妈，总说吉姆和她拥有同样黑色的眼睛和头发。有时，他们会邀请吉姆参加聚会。可是聚会让吉姆感到羞怯，他情愿坐在蒂利修车厂拆下来的车轴上掷骰子，或者用一根长长的稻秆一刻不停地鼓捣他的嘴。为了挣零用钱，他打些小工，就更不会去参加聚会了。在第三次聚会上，小马乔里·海特冒失地嘀咕说吉姆是个时常要去送杂货的小子，虽然声音很低，可还是有人听见了。从那以后，吉姆和两步舞、波尔卡舞就再也挨不上边儿。他去学了一手掷骰子绝活，想要什么数都能扔出来；他也靠听人们讲过去五十年间十里八乡俗辣的枪击事件来打发时间。

到了十八岁，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水兵，在查尔斯顿海军船坞擦了一年的黄铜部件；之后换防去了北方，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又擦了一年的黄铜部件。

战争结束，他回了家。那时他二十一岁，裤子穿得太短也太紧绷。脚下那双系扣的鞋子狭长细窄，领带是紫色和粉红色的撞色拼接，这种像阴谋一样的色彩选择巧妙而惹眼。领带上方是一双蓝色的眼睛。整条领带看起来像一块美丽却老旧的布，经过长时间的暴晒，已经褪了色。

四月里的一天傍晚，暮色之中，一抹柔和的灰光流淌在棉花田间和闷热的小城里。这时的吉姆在暮光中成为一道靠着木栅栏的模糊剪影。他吹着口哨，目不转睛地望着悬挂在杰克逊大街街灯上空的月晕，脑子里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这问题在此后一小时内都挥之不去——橡皮糖收到了聚会邀请。

想当年——所有男孩厌恶所有女孩的那些日子——克拉克·达罗和吉姆在学校里就已是同窗好友了。当吉姆的社交渴望被淹死在修车厂油污的空气中时，克拉克已经恋爱、失恋这样往复折腾了好几遭，后来他上了大学，嗜酒成瘾，然后再戒。一言以蔽之，他是城中最有名的花花公子之一。尽管如此，克拉克和吉姆仍然保持着友谊，虽然关系松散，但是确凿无疑。就在那个下午，吉姆正在人行道上闲逛，克拉克的老福特在他旁边减速慢行。毫无预兆地，克拉克邀请他去参加乡村俱乐部的一场聚会。无论是发出邀请的冲动还是接受邀请的冲动，都同样令人费解。后者很可能是出于某种无意识的倦怠，要不就是突然点燃的冒险精神在作祟。眼下，他正严肃认真地思考此事。

他唱起了歌，长脚板懒散地敲击着人行道上松动的石板，石板上下的翘动恰巧应和了他喑哑的歌声：

一英里外的橡皮糖镇上，

住着橡皮糖女王珍妮。

她热爱骰子并对骰子们好，

骰子们也对她呱呱叫。

歌声戛然而止，吉姆被石板绊了一下，突然一个踉跄。

“该死的！”他骂出声来。他们都会出现在聚会上——过去的那个小团体。对吉姆来说，仗着白房子（虽然早就卖掉了）及壁炉上灰色制服军官画像这点资本，过去的他，好歹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可渐渐地，这帮家伙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紧密。这种渐变如同女孩一寸一寸加长的裙子，也像男孩子的裤脚突然垂到脚踝那般的笃定。对于这个不问姓甚名谁、短命的早恋来得快去得快的小圈子，吉姆只是个局外人，一个白皮肤的穷酸小跟班。这伙人没有几个不认识吉姆的，可这种认识却透出恩赐、俯就屈尊的范儿。当然，吉姆也只对那帮人中的三四个女孩有过些点头之交，仅此而已。

暮色渐浓，月亮挂在蓝色天幕的背景上，小城异常闷热，遍是让人欢欣的热辣气息。吉姆穿行其中，往杰克逊大街方向走去。商店正纷纷打烊，最后一拨儿顾客也正慢慢往家的方向漂移，就像骑着旋转木马一般如梦似幻地悠悠荡荡。明亮小巷的深处，有个摆满五颜六色小货摊的夜市，夜色中混响着各种音乐之声——汽笛风琴奏出的东方舞曲，畸形秀前响起的忧伤号角，还有手风琴奏出《回到田纳西故乡》的欢快曲调。

橡皮糖在一家小店逗留了一会儿，买了一个假衣领，然后悠闲地朝“山姆苏打水”店逛过去。在这个夏天的傍晚，小店门前照例停着三四辆车，还有几个黑人小孩儿拿着冰激凌和柠檬水跑来跑去。

“嗨，吉姆。”

一个声音从他身旁传过来——乔·尤因和玛丽莲·韦德坐在车里，后座是南希·拉玛尔和一个陌生男人。

橡皮糖轻托帽檐儿以示敬意。

“嗨，本——”然后，他短促得几乎无法察觉地顿了一顿，“你们都还好吧？”

几辆车驶过，他继续慢条斯理地朝着修车厂方向晃过去，在那儿的楼上有一个属于他的房间。刚才那句“你们都还好吧”是说给南希·拉玛尔听的，他已经有十五年不曾跟她讲过话了。

南希有一张让人想要亲吻的柔唇，深遂的双眸，还有一头遗传了她出生在布达佩斯的母亲的蓝黑色秀发。从前，吉姆常常能在街上碰见南希。她习惯把手插在口袋里，走起路来像个小男生一样。吉姆知道，她与莎莉·卡罗尔·霍伯形影不离，从亚特兰大[5]到新奥尔良这一路上，这两个女孩不知伤了多少人、留下多少破碎的心。

有那么几秒钟时间，吉姆真希望自己也会跳舞。然后他自己都笑了，在快到门口的时候，吉姆又轻声唱起了歌：

她的媚，令人意乱情迷，

那双褐色的大眼睛，

她是橡皮糖女王中的女王，

橡皮糖镇里我的珍妮。

[1]Jelly Bean直译为“吉利糖豆”，是美国Jelly Belly糖果公司所生产的内层为软糖心、外壳为硬糖衣，有嚼劲，状如黄豆的一种糖豆。这种糖豆有50多种不同口味，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俗语中，指游手好闲，穿着花里胡哨，头脑简单的年轻男子。

[2]梅森-迪克森线（Mason–Dixon line），美国马里兰州与宾夕法尼亚州之间的分界线，为过去蓄奴州的最北边界线，亦是美国南北战争时北方各州和南方各州的分界线。

[3]孟菲斯（Memphis），美国田纳西州最大城市。

[4]新奥尔良（New Orleans），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一座海港城市。

[5]亚特兰大（Atlanta），美国佐治亚州首府及最大城市。

2

九点半，吉姆和克拉克在“山姆苏打水”店门口碰头，搭上克拉克的老福特前往乡村俱乐部。

空气中弥漫着茉莉花香，老福特在夜色中叮里咣啷地前行。“吉姆，”克拉克随口问道，“你都靠什么生活啊？”

橡皮糖没有立刻作答，思量起来。

“是这样的，”吉姆总算开口了，“蒂利修车厂楼上有我一个房间，下午的时候我帮他修修车，他也就不要我房租了。有时候呢，还开他的出租车出去跑跑生意，不过跑得太多，我也会烦。”

“就这些？”

“嗯，店里要是忙，我就帮他干上一整天，通常是礼拜六。还有啊，我一般都不提的，我来钱的主要渠道，你可能都不记得了，要说玩掷骰子我可是镇子里数一数二的高手。现在他们只准我从杯子里随机往外掷骰子，因为只要我对那两颗骰子找到感觉，那就想什么来什么。”

克拉克笑了笑，满心钦佩。

“掷骰子我可不灵，但愿哪天你能和南希·拉玛尔玩一把，把她的钱通通都给赢过来。她喜欢跟男孩子们玩骰子，输了好多钱，他老爸的钱已经不够她输的了。碰巧我知道，上个月为了还债，她还卖掉了一枚很不错的戒指。”

橡皮糖不置可否，不动声色。

“埃尔姆大街上的白房子还是你的吗？”

吉姆摇了摇头。

“卖了，还卖了个好价钱，要知道那房子的地段已经不像原来那么好了。律师让我把卖房子的钱都拿去买了自由公债[1]，可之后呢，玛米姨妈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脑子不清楚了，公债的利息全都花在她住‘大农场疗养院’的开销上了。”

“唔。”

“我在北部州有个上了年纪的老叔叔，真要到哪天混不下去了，我可以去那儿找他。他的农场挺好，就是没那么多黑鬼替他干活。他提过让我过去帮忙，可我没什么兴趣，太他妈寂寞孤单了……”吉姆突然截住话头不说了，“克拉克，你叫我出来我真是非常感激，可如果你现在停车让我下去走回镇里，我想我会更高兴的。”

“呸！”克拉克气呼呼地说，“出来看看对你有好处，再说了，你也不用跳舞啊……往舞池中央站站随便晃几下就可以了。”

“等等，”吉姆开始忐忑不安起来，“你可不要把我领到那些女孩子面前，然后你跑了，就剩下我自己，搞得我必须跟她们跳舞似的。”

克拉克大笑起来。

“因为，”吉姆都急眼了，“如果你不发誓的话，我马上就下车，我这两条好腿保准能自己走回到杰克逊大街的。”

一番讨价还价，他们总算达成了协议：吉姆可以不受女孩子的骚扰，只需要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沙发上看看，而克拉克呢，在不跳舞的时候，就需要过去陪陪吉姆。

十点的俱乐部，吉姆跷着二郎腿，双臂拘谨地抱在胸前，他想尽量做出一副随意自在的模样，既要对面前跳舞的人没什么兴趣，同时又不想显得太失礼。而在内心，他却被两种情绪撕扯着，一边是铺天盖地的自我意识，生怕别人会注意到他；另一边又对四下里发生的一切怀有强烈的好奇心。他看见女孩子们一个个从化妆间走出来，像色彩艳丽的小鸟一样伸展着自己，越过扑满香粉的肩膀冲着她们的女伴微笑，迅速扫视一眼整个房间，同时还要收集人们对她们入场的反应——然后，再如同小鸟一般，飞落、栖息在久候的护花使者稳重的臂弯里。莎莉·卡罗尔·霍伯出现了，金色的头发，慵懒的眼神，身着她最喜爱的粉红色衣服，明亮闪烁得如同刚刚醒来的玫瑰。马乔里·海特、玛丽莲·韦德、哈里特·凯莉，所有那些中午他还看见在杰克逊大街闲逛的女孩子们，现在个个都把头发弄得鬈鬈的，抹了发油，她们精心染过的头发颜色与舞厅的顶灯十分相配。她们就像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刚从商店里买回来，油彩都没干透的粉色、蓝色、红色和金色的德累斯顿瓷娃娃[2]。

吉姆已经在那儿坐了半个小时，其间克拉克欢脱地过来询问过几次，而吉姆却完全提不起兴致来。克拉克每次过来，都会问同样的话：“嘿，老弟，待得怎么样啊？”同时，克拉克还会在他膝盖那儿拍上一巴掌。当然还有十几个男子过来搭腔，或在他旁边稍微逗留一下，可吉姆心知肚明，这些人对于他在这种场合出现还是很讶异的，甚至他觉得他们中的一两个人对他的露面约略抱着怨恨。可时间到了十点半，他的尴尬感骤然消失，一股令人窒息又昂扬的兴致让他忘掉了窘困——南希·拉玛尔从化妆间走了出来。

她穿着黄色的玻璃纱连衣裙，这套衣服有上百个炫目的亮点，三排褶边，背上还有一个大蝴蝶结，身着纱裙的南希全身闪烁着黑黄相间的磷光。橡皮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喉咙哽住了。她在门口站了一分钟，等她的舞伴匆匆赶来。吉姆认出他就是今天下午同南希一起坐在乔·尤因汽车里的那个陌生人。吉姆看见南希双手叉腰，低声说了句什么，大笑了起来。那人也发出一阵笑声，一种莫名的刺痛弥漫了吉姆全身，那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新锐的痛。某种光芒从两人中间闪过。那是须臾之前曾让吉姆感到温暖的那颗太阳放射出的美丽。橡皮糖突然感到自己像是长在阴暗处的杂草。

一分钟之后，克拉克朝他走来，眼睛闪闪发亮。

“嘿，老弟，”他缺少新意地大声问，“你玩得怎么样？”

“和想象的差不多，”吉姆答道。

“跟我来，”克拉克命令道，“我搞到一些能让这个晚上更刺激的玩意儿。”

吉姆笨拙地跟着他穿过舞池，去到楼上的衣帽间。在那里，克拉克掏出了一个小酒瓶，里面盛着一种叫不出名字的黄色液体。

“很棒的陈年粟米威士忌。”

一托盘姜汁汽水被递了上来。“很棒的陈年粟米威士忌”——这种劲道十足的琼浆玉液得需要比塞尔查苏打水[3]更好的陪衬才行。

“你说，老弟，”克拉克上气不接下气，“南希·拉玛尔是不是特漂亮？”

吉姆点头。

“太漂亮了。”他深表同意。

“今晚她的扮相太漂亮了，堪称完美，”克拉克接着道，“看见那个跟她在一起的家伙了吗？”

“那个大个子？穿白裤子的？”

“是啊。嗯……那家伙叫奥格登·梅里特，从萨凡纳[4]来的。老梅里特就是做‘梅里特’牌安全剃刀的。这家伙对她着了魔，追了整整一年。”

“这个妞儿很野，”克拉克接着说，“可我喜欢她。每个人都喜欢她。不过么，她也确实做过些疯疯癫癫的事情，但又总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地混过来了。只是她干的那些事到底还是把她的名声搞得千疮百孔。”

“是吗？”吉姆将他的酒杯递过去，“这粟米威士忌味道真好。”

“还不错。哦，她是挺野的。还掷骰子，我的老天！她还很喜欢掺了姜汁的威士忌。我已经答应她一会儿给她一杯。”

“她爱上那个谁……梅里特了？”

“我他妈要知道这个就好啦。似乎这里顶尖的好姑娘最后都会嫁人，然后嫁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

他又为自己倒了一杯，小心塞上瓶塞。

“听着，吉姆，我得去跳舞了。你不跳的时候，帮个忙，把这瓶酒妥妥地放你屁股口袋里。但凡有人知道我这儿有酒，就会要，在我反应过来之前，酒就会被干掉，喝酒的家伙倒是舒服了，我就享受不成了。”

看来，南希·拉玛尔真要嫁人了。镇上所有人爱慕的“交际花”即将成为白裤子那家伙的私有财产了——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因为白裤子他爹生产的剃刀要比他们邻居家的好。在他们往楼下走的时候，想到这些，无法言喻的沮丧笼罩了吉姆，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一种炙热的渴望，既暧昧又罗曼蒂克。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她的形象——南希像个小男生似的、快活地在大街上走着，随手从仰慕他的水果贩子那儿拿起一个柑橘——似乎是献给她的供品，而且让这个傻瓜把账记在一个虚构的户头上，在“山姆苏打水”店前纠集起由一班花花公子组成的护花使者队伍，驾着车又唱又闹，志得意满奏凯而去。

橡皮糖走到门廊边一个黑暗又荒寂无人的角落——那是草坪上的月亮以及从舞厅唯一一扇房门透出的光亮都照不到的所在。他在那儿找到一把椅子，燃起一支香烟，陷入他惯常的虚无缥缈的遐想之中。此际，夜晚以及湿腻的粉扑发出热烘烘的气息——这些粉扑被塞进低胸礼服的前襟里，蒸腾出千百种浓香，飘浮在空中，溜出敞开的房门——使他的遐想多了一份肉欲的味道。音乐本身被高音长号搞得混沌不清，燥热且沉郁，变成了皮鞋和凉鞋磨擦地板的噪音中倦慵的泛音。

突然，有个黑影遮住了从门里射出的那片方形黄色光区。一个姑娘步出化妆间，站在门廊边离他不超过十码远的地方，吉姆只听见一声低吟的“该死”，然后她便转身看见他了。是南希·拉玛尔。

吉姆站起身来。

“你好！”

“你好……”她停住，迟疑，然后走近前来，“哦，是……吉姆·鲍威尔。”

他微微欠身，试图憋出句随意的话来。

“你会不会……”她飞快地张嘴说道，“我是说，你知不知道口香糖该怎么弄？”

“什么？”

“我的鞋子粘上口香糖了。不知道哪个蠢驴把口香糖吐到地板上，那我当然就一脚踩上了。”

吉姆不合时宜地涨红了脸。

“你知道怎么去除它吗？”南希的声音里充满焦躁，“我试过用刀子刮，化妆间里每样见鬼的东西也都试遍了，还试过肥皂和水……甚至连香水也试了，我还想用粉扑去粘它，结果粉扑也给毁了。”

吉姆思考着这个问题，内心骚动不安。

“呃……我想，也许汽油……”

他的话甫一出口，南希便一把抓起他的手，匆忙地拉着他离开了低矮的走廊，越过花坛，飞奔向月色中停在高尔夫球场第一洞旁的几辆汽车。

“放汽油。”南希上气不接下气地命令道。

“什么？”

“当然是口香糖。必须想办法弄掉它。我可没法儿粘着个口香糖跳舞。”

吉姆顺从地走到车旁，为得到汽油，他开始仔细研究这些汽车。就算她开口要的是汽缸，想必吉姆也会尽全力扳一个下来。

“这儿，”他研究了一会儿说道，“这个比较好弄。有手帕吗？”

“在楼上呢，已经湿了。我用它蘸肥皂水了。”

吉姆费劲地把全身的口袋都翻了个遍。

“我应该没有手帕。”

“他妈的！算了，直接拧开吧，让汽油流到地上。”

吉姆拧开油嘴，汽油开始往下滴出来。

“多来点儿！”

吉姆开大了一些。汽油开始流淌，形成一个光闪闪的油洼，在油坑颤动的中央映射出十几个颤动的月亮。

“啊……”南希满意地舒了口气，“全放出来。只要在里面蹚一蹚就行了。”

吉姆不管不顾地把阀门拧到最大，那一小块油洼地顿时扩大了，变成一条涓流，朝四面八方淌去。

“这下好了。这还差不多。”

她提起裙摆，优雅地踩了进去。

“我就知道这办法能行。”她喃喃地说。

吉姆笑了。

“还有很多车呢。”

南希从汽油洼中轻盈地跨出来，在汽车踏板上刮蹭她的鞋帮、鞋底。橡皮糖再也忍不住了，爆笑得直不起腰来。旋即，她也跟着一块儿大笑起来。

“你是跟克拉克·达罗一起来的，对吗？”回走廊的路上，南希问道。

“对。”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还在跳舞吧，我猜。”

“妈的！他答应给我来杯威士忌的。”

“嗯，”吉姆说，“我觉着问题不大。他的酒瓶就在我裤兜里。”

她对他粲然一笑。

“我想，你是不是得掺上些姜汁汽水？”他问。

“那可不是我的风格。喝瓶子里的玩意儿就够了。”

“你确定？”

她笑了笑，透着不屑。

“你看着，任何男人能喝的，我都能喝。咱们坐下吧。”

南希坐到一张桌旁，吉姆在她身边的一张藤椅里坐下。她拿掉瓶塞，将酒瓶凑到嘴边，喝了一大口。吉姆着迷地望着她。

“喜欢吗？”

南希摇摇头，喘不上气的样子。

“不喜欢，可我喜欢它带来的那份感觉。我想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吧。”

吉姆表示同意。

“我爸爸太喜欢喝了。喝上了瘾。”

“美国男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喝酒。”南希一本正经地说。

“什么？”吉姆吃了一惊。

“事实上，”南希漫不经心地接着说，“他们什么都干不好。我觉得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生在英国。”

“英国？”

“是的，没出生在那里是我一生的遗憾。”

“你喜欢那里？”

“是的，非常喜欢。我倒从来没去过英国，但在这里遇到过许多英国兵，都是牛津和剑桥出来的。对了，跟这里的塞沃尼[5]和佐治亚大学差不多……当然，我还读过很多英国小说。”

吉姆对此很感兴趣却又莫名诧异。

“你听说过黛安娜·曼纳斯夫人吗？”她认真地问道。

没有，吉姆没听说过。

“嗯，我就想成为她那样的人。你知道……她有一头黑发，就像我一样，野性十足，这点也一样。她就是那样的姑娘——会骑着马踏上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的台阶。之后所有小说家都让他们的女主角照着这个做。”

吉姆礼貌地颔首示意，但此番话也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把酒瓶给我，”南希说，“我还想喝一小口，这点小酒连小婴儿都伤不了。”

“你看啊，”刚才的一大口酒，让她喘不上气来，她接着说，“那里的人很有腔调。这里的人就没有。我的意思是，为这里的小伙子去梳妆打扮，或者做些什么轰动的事情不值得。你不觉得吗？”

“我想可能是吧……我是说，应该是不值得吧。”吉姆嘟哝了一句。

“我想把它们都尝个遍。我是镇上唯一一个真正有范儿的姑娘。”

她展开双臂伸了个懒腰，愉快地打了个呵欠。

“夜色真美啊。”

“确实不错。”吉姆赞同道。

“想有条船，”南希用梦呓般的语调说，“想在波光粼粼的银色湖面上泛舟，就好比在泰晤士河上吧。还有香槟和鱼子酱三明治。再来八个人，其中一个男人得给派对助助兴，跳下水，结果淹死了，就像曾经有人为黛安娜·曼纳斯夫人做的一模一样。”

“他跳下船淹死是为了讨黛安娜·曼纳斯夫人的欢心吗？”

“他并不是想用这个来讨她欢心。他只是想从船舷上跳下去，给大家逗逗乐。”

“我敢说，他淹死的时候大家一定笑死了吧。”

“哦，我猜他们是笑了一小会儿，”南希承认，“在我想象中，黛安娜肯定是笑了的。她心肠很硬，我猜……就和我一样。”

“你心肠硬？”

“铁石心肠。”她又打了个呵欠，接着说，“再给我来点儿。”

吉姆迟疑了一下，但南希伸出手来，完全目中无人。

“不要把我当成小姑娘，”南希警告他说，“我可不像你之前见过的任何一个姑娘。”她想了一下，“不过，也许你是对的。你是年轻人的肩膀上架了颗老年人的脑袋……老脑筋。”

她跳起来朝房门走去，橡皮糖也站起身来。

“再会，”她客气有礼地说，“再会。谢谢你，橡皮糖。”

她随即步入舞厅，只剩吉姆留在门廊那里，目瞪口呆。

[1]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行的由认购者自愿承购的一种政府公债，购买此公债通常被视为爱国的表现，故又俗称爱国公债。

[2]德累斯顿瓷娃娃（Dresden figures）是以德国萨克森州的首府德累斯顿城市命名的。德累斯顿瓷器以细腻的技术享誉世界。

[3]塞尔查苏打水（Seltzer）又称碳酸水、汽泡水，是在压力下将二氧化碳气体溶入普通淡水的一种碳酸饮料。

[4]萨凡纳（Savannah），美国佐治亚州东南部历史悠久的南方风情小城。

[5]塞沃尼（Sewanee），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的小城。

3

午夜十二点，一列身披斗篷的女子从化妆间鱼贯而出，每一位身侧都有一名衣冠楚楚的公子哥儿陪同，列队如同交谊舞的架势。他们带着蒙眬睡意及愉快的笑容飘出房门，去到门外的夜色中——在那里，汽车倒车的倒车，启动的启动，还有人围在喷水池旁，相互打着招呼。

吉姆，还是坐在他的角落里，起身——去找找克拉克吧。他们十一点的时候还碰过头，在那之后，克拉克就跳舞去了。找着找着，吉姆踱到之前是酒吧但现在提供软饮的地方。房间里空荡荡的，除了一个困得要命的黑人在柜台后头打盹儿，两个小伙子在桌子上摆弄着一副骰子，再别无他人。吉姆正想离开，却一眼看到克拉克迈步进来。同时，克拉克正好也看到他。

“嘿，吉姆，”他命令道，“过来帮着把这瓶酒喝了。我想剩是没剩下多少了，但应该还够喝一圈的。”

南希、那个萨凡纳人、玛丽莲·韦德和乔·尤因都在门口懒洋洋地站着谈笑。南希迎住了吉姆的目光，朝他促狭、俏皮地眨了下眼。

他们走到一张桌旁，围着它各自坐好，等着侍应送姜汁过来。吉姆稍有些局促不安，转眼看向南希，她已经跟两个小伙子在另一张桌旁又玩起了双骰子的游戏。

“把他们叫过来，”克拉克说。

乔向四周扫了一眼。

“别叫那么多人啊。这已经坏了俱乐部的规矩。”

“附近又没有其他人，”克拉克坚持，“只有泰勒先生。他正像个疯子似的四下里打转呢，想找出是谁把他车子里的汽油给放光了。”

一阵哄堂大笑。

“我赌一百万，赌南希的鞋子一定又粘上什么东西了。有她在旁边，你可不能停车。”

“噢，南希，泰勒先生正找你呢！”

南希正玩得兴起，满脸放光。“我有两个星期没看见他那辆小破车了。”

吉姆觉得突然一下子没声音了，寂静得很。他转过身去，看到一个辨不出年龄的人站在门口。

克拉克的声音打破了僵局：“不过来一起喝一杯么，泰勒先生？”

“谢谢。”

泰勒先生把他那并不招人待见的身体往椅子上一放，说：“恐怕也只能这样了。我在等人给我弄些汽油过来。有人拿我的车逗乐子呢。”

他眯缝着眼睛，迅速把每个人依次打量了一番。吉姆很想知道他刚才在门口听到了什么——正试着回想当时都说了些什么。

“今晚手气太好了，”南希大叫，“我扔的两个‘4’都在圈里。”

“我也来一把！”泰勒先生突然喊出来。

“哟，泰勒先生，我可不知道你也玩骰子。”见他甫一落座便立刻下了与她相同的赌注，南希有些兴奋过了头。自从那晚她断然拒绝了他一连串相当明显的求爱之后，他们也就不再掩饰对对方的反感了。

“好啦，宝贝儿们，为妈咪争点儿气！只要一个小小的七点就行了。”南希低声哄着骰子，骰子在她手中搓得嘎嘎响，然后她勇敢地放手一掷，将它们滚到桌上。

“啊哈！我就知道，又赢了！”

五盘下来，她全赢。泰勒输惨了。南希真的跟他杠上了，仿佛是一场个人间的争斗，每赢一回，吉姆就看到她脸上现出一抹胜利的洋洋得意的神情。她每掷一次就加注翻倍——这样的运气是难以持久的。“悠着点儿。”吉姆提醒她，声音里陪着小心，胆怯得很。

“啊，看这个。”她低语，骰子掷出的正是她叫的八点。

“小艾达，这次我们要去南方了。”

来自迪凯特[1]的艾达在桌上滚了过去，南希涨红着脸，已是半歇斯底里的状态，但她的运气还在。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赌注，拒绝放慢脚步。泰勒的手指头敲打着桌子，但也还在坚持。

这一把南希赌十点，输了。泰勒热切地抓起骰子，无声地扔出去，在紧张刺激的静寂之中，只有一种声音——一个接着另一个的骰子滚落在桌上的声响。

现在南希又拿到了骰子，但她的运气毁于一旦。一小时过去了，骰子来来回回掷着。泰勒又得手了——并且一次又一次。他们最后打成平手——南希输掉了她最后的五美元。

“你收支票吗？”南希飞快地说，“五十美元？我们全押。”她的声音有些不稳，去够钱的手也有些发抖。

克拉克跟乔·尤因交换了一个眼神——惊恐且不确定。泰勒又掷了一次。南希的支票归他了。

“再赌一把怎么样？”南希狂乱地说，“啊呀，哪家银行都行，我哪儿都找得到钱。”

吉姆这下明白了——他给她喝的“很棒的陈年粟米威士忌”——她喝过的那“很棒的陈年粟米威士忌”在起作用。他真想大胆地干涉一下这件事，这个年龄和地位的女孩子根本不可能有两个银行账户。钟表敲响两点时，他再也忍不住了。

“我可不可以……你能让我替你掷一次吗？”吉姆提议道，他那低沉的、慢吞吞的声音一丝丝发紧。

南希一下子睡意蒙眬没精打采起来，她愠怒般地将骰子扔到他面前。

“好吧……老弟！恰似黛安娜·曼纳斯夫人所说的，‘掷骰子吧，橡皮糖’——我的运气没了。”

“泰勒先生，”吉姆漫不经心地说，“我们用现金赌你那里的一张支票。”

半小时以后，南希晃悠过来，拍了拍他的背。

“原来是你啊，把我的运气偷走了！”她点着头，透着聪明。

吉姆赢得了最后一张支票，然后把它和其他支票放在一起，撕碎成五彩的纸屑，撒了一地。有人开始唱起歌来，南希把椅子往后一踢，站起身。

“女士们，先生们，”她大声宣布，“女士们……指的是你，玛丽莲。我要告诉全世界，吉姆·鲍威尔先生，本城著名的橡皮糖，对于‘赌场得意，情场失意’这个不二法则来说堪称是个例外。他掷骰子时何其幸运，并且，实际上我……我爱他。女士们，先生们，南希·拉玛尔——著名的黑发美女，常常登上《先驱报》，最受年轻一代姑娘们推崇的楷模，我要宣布……我要宣布，不管怎样，先生们……”她突然摇晃了一下，克拉克伸手扶住她，让她保持平衡。

“是我的错，”她笑了，“她堕落到……堕落到……不管怎样……我们得为橡皮糖干一杯……吉姆·鲍威尔先生，橡皮糖之王！”

几分钟之后，吉姆手里拿着帽子，还是在那个阴暗角落——门廊边，刚才南希出来找汽油的那个角落——等着克拉克，南希突然从他身旁冒了出来。

“橡皮糖，”她说，“你在这里吗，橡皮糖？我想……”她那微微摇摆的身体，仿佛在迷幻的梦境中，“我觉得为了那个，你值得我最甜蜜的一吻，橡皮糖。”

有那么一瞬间，她的双臂环绕住了他的脖颈，她的嘴唇也贴到了他的嘴唇之上。

“我是世间一狂人，橡皮糖，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然后她就离开了，沿着门廊，朝蟋蟀叫闹得欢的草地走去。吉姆看到梅里特从前门出来，气愤地对南希说了些什么，然后又看到她笑，转身，眼睛盯着他的车，径直走去。玛丽莲和乔跟在后面，哼着一首关于爵士宝贝的催眠曲。

克拉克走了出来，在台阶那儿与吉姆会合。“都喝高了吧？”他打了个呵欠，“梅里特气坏了，他肯定会甩了南希的。”

高尔夫球场的东面，灰色的薄雾在夜色中弥漫。趁着预热引擎的时间，车里的一帮人齐声高歌起来。

“诸位晚安。”克拉克喊道。

“晚安，克拉克。”

“晚安。”

俄顷，有个温柔悦耳的声音加入进来：

“晚安，橡皮糖。”

汽车绝尘而去，夹带着一阵响亮的歌声。马路对面的农庄里，公鸡打了个孤独又悲戚的鸣。在他们身后，最后一个黑人侍者关掉了门廊的灯。吉姆和克拉克朝福特车溜达过去。他们的鞋子踩在砾石车道上，发出喑哑的嘎嗞声。

“上帝啊！”克拉克轻喟道，“你是怎么耍那些骰子的！”

天色还是很暗，克拉克看不清吉姆瘦削面颊上的红晕，他也无从知道，那道陌生的红晕是否借由某种羞赧而来。

[1]迪凯特（Decatur），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摩根县，伊利诺伊州中部城市。

4

在蒂利修车厂的楼上，有一隅陋室，萧瑟得很。房间终日回荡着楼下轰隆的排气管子声，以及黑人洗车工用胶皮管子冲洗停在车库外面的汽车时哼哼的歌声。这是一个毫无生气、阴暗的正方形房间，被一张床、一张破旧的桌子分隔成两半，桌上撂着半打子书：乔·米勒的老版本《穿越阿肯色州的慢车》《露西尔》，上面还加了许多老派手写体的注释；哈罗德·贝尔·莱特的《世界之眼》，还有英格兰教堂的一本古老的祈祷文，扉页上题着“艾丽斯·鲍威尔”的大名和“1831”年份的字样。

橡皮糖走进修车厂时，东方的天空还是一抹灰白，等他打开唯一一盏孤零零的电灯时，天空竟已变成丰盛明亮的蓝色。他“啪”地一声又把灯关掉，走到窗前，双肘支在窗台上，凝视着渐渐浓厚的曙光。与他的情感苏醒相依相伴的，首先是一种莫可奈何的无力感，面对自己完全灰暗的人生，他的心中升起钝痛。一堵墙在他身畔突然弹起，把他囿于其中，团团围住，这堵墙就像他那空空如也的房间里的白墙一样真实，触手可及。他一度觉得自己的存在很是浪漫，生活无忧无虑、随心所欲、得过且过，还有那些生活中出其不意的慷慨的恩赐——当他觉察到这堵墙时，这些感觉便都通通退去了。那个在杰克逊大街上边哼着懒散小调边溜达浪荡的橡皮糖，那个街头巷尾每家店铺的老板和小摊小贩都认得的橡皮糖，那个看见谁都要打声招呼、耍点小聪明的橡皮糖，那个有时为了悲伤而悲伤、为了时光飞逝而悲伤的橡皮糖——就这样突然消失不见了。“橡皮糖”这个诨名儿本身就是一种谴责，就是一种琐碎浅薄。他知道梅里特一定鄙视他，这种感觉来得强烈又深刻。南希在黎明时分的吻激起的并非梅里特的嫉妒，而是对她竟如此自轻自贱的蔑视。橡皮糖为南希使出了从修车厂学来的见不得光的肮脏伎俩。他是她道德的洗衣房，而所有的污点通通归他。

当天空由灰白转为湛蓝，明亮阳光洒满整个房间，吉姆走到床前，重重把自己摔在床上，双手狠狠地抓住床沿。

“我爱她！”他大声喊道，“天哪！”

话冲口而出的刹那，仿佛堵在喉咙里的一块肿块融化了。黎明到来，空气清新而明朗，晨光万缕照耀在橡皮糖脸上。吉姆翻个身，将头埋在枕头里，闷声抽泣起来。

在三点钟的艳阳之下，克拉克·达罗的车正吭哧吭哧地沿着杰克逊大街行驶，站在马路沿儿上的橡皮糖，手指插在背心口袋里，跟他打了声招呼。

“嗨！”克拉克喊道，他猛地把老福特停在路边，“才起床？”

橡皮糖摇摇头。

“根本就没睡。有点烦，所以早上到郊外走了一大圈，刚进的城。”

“我就知道你会心神不宁。我也整天都是这种感觉……”

“我想离开这里，”橡皮糖陷在自己的思绪里，接着说道，“一直在考虑到农场去，好歹帮邓恩叔叔分担一些。我已经混得太久了。”

克拉克没作声，所以橡皮糖继续：

“我在想，也许啊，等玛米姨妈死后，我能把我的那部分钱投到农场里去，看能不能整点儿什么出来。我们家的人最初都是从那一片来的，那地方很大。”

克拉克好奇地望着他。

“有点意思，”他说，“这……这件事同样……也多多少少影响了我。”

橡皮糖犹豫着。

“我不知道，”他开始慢吞吞地说，“昨天晚上那个姑娘谈起黛安娜·曼纳斯夫人，一位英国女士的事。这事吧……搞得我开始思考了！”他停顿了一下，扬起头有些古怪地看着克拉克，“我也有过家。”他带着挑衅意味说。

克拉克点点头。

“我知道。”

“我们家就剩我一个了，”橡皮糖接着说，稍稍提高了声调，“可我一文不值，狗屁不如。他们叫我橡皮糖……不就是觉得我站也站不住，弱不禁风么。当初我们家大业大的时候，这些人什么也不是。可是，现在这些人在路上遇见我都趾高气扬、鼻孔朝天了。”

克拉克仍旧没作声。

“我受够了。今天就走。等再回到这镇上时，我得像个绅士了。”

克拉克掏出手帕，擦了擦汗湿的额头。

“我想受到震动的可不只你一人，”克拉克沮丧地承认，“这些女孩子目前的行为得马上打住才行。太糟糕了，糟糕透顶了，不过，每个人都得这样想才行啊。”

“你是说……”吉姆大吃一惊，急切地询问：“昨天的事都传出去了？”

“传出去？怎么可能指望他们保密。今天晚上的报纸就会登载，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拉玛尔医生怎么样也得设法挽回点儿他的面子吧。”

吉姆将双手搭在汽车边上，修长的手指紧紧抠着金属板。

“你是说，泰勒去查那些支票了？”

现在轮到克拉克大吃一惊。

“你没听说发生了什么事吗？”

吉姆惊恐的眼睛已经给出了答案。

“呵唷，”克拉克挺夸张地说，“那四个人又搞到一瓶粟米威士忌，喝昏头了，决定做一件震惊全镇的事……那就是，南希和那个叫梅里特的家伙，今天早上七点钟在洛克维尔结婚了。”

橡皮糖手指下的金属板出现了一道细小的凹痕。

“结婚了？”

“那还错得了？！南希酒醒以后冲回镇上，大哭大嚎，后怕得要死。她说这一切都是个错误。起初拉玛尔医生简直要气疯了，要去宰了梅里特。但最后想想还是算了，父女俩以某种方式和解了。南希就和梅里特上了两点半的火车去萨凡纳了。”

吉姆闭上双眼，竭力克制住突如其来的恶心。

“糟透了，”克拉克说，带着很有哲理的调调，“不是指婚礼，那算不上什么，虽然我也知道南希一点儿也不在乎他。但一个好姑娘用这样的方式伤害自己的家人可是罪孽深重啊。”

橡皮糖从车边走开，背过身去。他的内心再一次起了变化，那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化学变化。

“你上哪儿去？”克拉克问。

橡皮糖扭过头来，目光呆滞地看着他的肩膀。

“我得走了，”他喃喃着，“熬太久了，很不舒服。”

“哦。”

下午三点时街上很热，到了四点钟，就热得更厉害了。太阳似乎被卷进了四月尘埃中，继而又被放了出来，就像在这恒久不变的午后，世间亘古的笑话总会永恒地上演一样。但是到了四点半，第一幕静谧降临了，遮阳篷与枝繁叶茂的树下，阴影越拉越长。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一切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天气，在一切都无关紧要的大热天里等待，等待凉爽的降临，就如同等待女人的手爱抚着疲倦额头的那份温柔。在佐治亚这个地方，人们都有一种感觉——或许难以言传——这就是南方人最伟大的智慧。所以，过了一会儿，橡皮糖就拐进了杰克逊大街上的一家台球房，在这里他肯定能找到一帮趣味相投的伙伴，他们会讲各种各样的老笑话——他都听过的笑话。

骆驼屁股

1

当疲倦的读者将呆滞的目光移至以上题目稍息时，还会以为它仅仅是种隐喻。所有关于杯子、嘴唇、破便士和新扫帚的故事，都很少当真与杯子、嘴唇、便士或扫帚有什么相干。但这故事是个例外。它说的是一个真实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与现实生活中所见大小一样的，骆驼的屁股。

我们要从脖颈一直讲到尾巴。我要让你见见派瑞·帕克赫斯特先生。二十八岁，律师，土生土长的托莱多[1]人。派瑞有一口漂亮的好牙，还有张哈佛大学的文凭，梳着中分样式的头发。你以前见过他——在克利夫兰[2]、波特兰[3]、圣保罗[4]、印第安纳波利斯[5]、堪萨斯城[6]等地。纽约的贝克兄弟公司在半年一次横穿西部的旅途中，会专门停下来为他定制服装；蒙莫朗西公司每三个月，会十万火急地派一个年轻人来确保他鞋上有正确数量的镂空小孔。现在的他，开着辆国产敞篷跑车，但如果他活得够久，便会有一辆法国敞篷跑车。当然，如果哪天开坦克变得时髦的话，无疑他还会有一辆中国坦克。看上去，他就像广告里小麦色胸膛上涂着油，隔年去参加一回班级聚会的那个年轻人。

我想让你认识认识他的情人。她叫贝蒂·梅迪尔，要是拍电影应该特别上镜。她父亲每月给她三百美元用来穿戴打扮，她有着黄褐色的眼睛和头发，她还有一把五种颜色的羽毛扇。我还得向你介绍一下她父亲——赛勒斯·梅迪尔。尽管很容易就看得出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但说来奇怪，在托莱多，人们通常称他为“铝人”。不过当他和两三个铁人、雪松人、黄铜人一起坐在俱乐部窗户旁时，他们看上去跟你我无异，甚至比你我更寻常不过，如果你懂我在说什么的话。

在一九一九年圣诞假日期间，仅仅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就在托莱多举行了四十一次晚宴、十六次舞会、六次男女共进的午餐会、十二次茶会、四次不带女伴的晚宴、两次婚礼和十三次桥牌局。所有这一切层层叠加的累积效应，促使派瑞·帕克赫斯特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位梅迪尔小姐既想嫁给他又不想嫁给他。她的日子过得十分畅快，固然极不情愿迈出这痛快明确的一步。加上，他们私下订婚已然太久了，似乎任何一天，这纸婚约都有可能不堪重负而被毁掉。有一个名叫沃伯顿的矮个子男人（一个无所不知的男人），他劝派瑞先把她给办了，再去搞张结婚许可证，然后上梅迪尔家告诉她——要么立刻嫁给他，要么就彻底一刀两断。就这么着，派瑞真去了，亮出了他的心、亮出了他的结婚许可证和他的最后通牒。结果，没出五分钟，他们就吵翻了，就像一切漫长战争和漫长婚约行将结束时，都会爆发的那些零零星星的公开大火拼一般。火拼带来的无非是众多可怕后果中的一种：相爱的两人会突然打住，冷冷地盯着对方，心想这全都是一场错误。风暴过后，他们通常会友善地亲吻，并且要确保一点——刚才都是对方的错。说啊，都是我的错误！我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正当和解的气氛开始在空中微微摆荡，这两位却都多多少少地有意拖延这一时刻的到来，以便当和解真正降临时能更性感撩人、更缠绵哀婉地享用它，可此时，一通长达二十分钟的电话却永久地打断了他们，是贝蒂的一位话痨姑妈打来的。在通话十八分钟后，派瑞·帕克赫斯特在骄傲、猜疑和自尊受损的驱策下，穿上了他的毛皮大衣，拿起浅棕色软帽，愤然地大步走出了房门。

“全完蛋了！”他一边试着把车挂上一挡一边断断续续地咕哝着，“全完蛋了……去死吧！如果我必须在这儿跟你耗上一个小时的话。”最后那句是对车说的，因为它已经停了有一阵子，全冻透了。

他朝市中心开去，确切地讲，是一条雪地里的车辙引领着他往市中心驶去。他无精打采地深陷在座椅里，万分沮丧，根本无心留意车会驶向何方。

在克拉伦顿旅馆前，有个叫贝利的坏小子在人行道上跟他打了个招呼，这个长着一副大板牙的家伙就住在旅馆里，一辈子没谈过恋爱。

“派瑞，”当跑车驶到他身旁，在马路牙子边上停下时，那个坏小子低声说，“我弄到了六夸脱[7]最他妈带劲的无泡香槟，绝对是你喝过的最好的。派瑞，要是你上楼帮我和马丁·梅西一起喝掉它，那三分之一就是你的了。”

“贝利，”派瑞声音很激动，“我要喝你的香槟。喝得一滴不剩，管它喝了会不会死。”

“闭嘴吧，你这傻瓜！”那坏家伙柔声说道，“他们不会往香槟里加木醇的。这东西能证明世界已有六千多年历史，老得连瓶塞都成化石了，不用石钻是根本拔不出来的。”

“带我上楼吧。”派瑞情绪低落，“如果你那瓶塞可以看见我的心，仅仅是靠着我心中的那份羞辱，瓶塞自己也会从瓶口滑出来的。”

楼上的房间里挂满了那些旅馆中常挂的天真纯洁的图画——坐在秋千上的小姑娘，咬着苹果，和狗聊天。房间剩下的装饰便是系着领结的男人们，以及一个穿着粉红色衣装的男人正面向穿着粉红色紧身衣的女人们读着一张粉红色报纸。

“当你必须开上高速公路，途经岔道时……”粉衣男人念道，眼睛却盯着贝利和派瑞，全是责备的味道。

“你好，马丁·梅西，”派瑞简短地说，“那石器时代的香槟在哪儿？”

“急什么？又不是动手术，你懂不懂，这是派对。”

派瑞郁闷地坐了下来，很不以为然地打量着那些领结男。

贝利不紧不慢地打开橱柜，拿出六只漂亮的酒瓶。

“把那该死的毛皮大衣脱了！”马丁·梅西对派瑞说，“难不成你是想让我们把所有窗户都打开？”

“把香槟给我，”派瑞说。

“今晚去汤森特家的马戏舞会吗？”

“我不去！”

“邀请你了？”

“嗯哼。”

“那为什么不去？”

“我讨厌派对，”派瑞大声说道，“我讨厌它们。我去得太多了……烦死了。”

“那你会不会去霍华德·塔特家的派对呢？”

“不去，我说了，我讨厌派对。”

“好吧，”梅西安慰他道，“反正去塔特家派对的人都是些孩子，读大学的那些。”

“我跟你说……”

“我还以为你无论如何也会去参加一个呢。我看报纸上说，这个圣诞节你可是一场派对也没落下过啊。”

“嗯……”派瑞闷闷地哼了一声。

他再也不去参加什么派对了。他脑海中出现了一些经典的句子 —— 生活的一扇窗已经关上了，关上了。如果当一个男人这样说“关上了，关上了”，你就能够百分百确定准是某个女人将他甩了两回，所以他才这么说。派瑞也在琢磨另外一个关于自杀是有多怯懦的经典想法。这想法很高贵、很温暖，又那么的鼓舞人心。如果自杀不是一种怯懦的表现，想想我们该会失去多少好男人！

再过一小时就六点了，这时的派瑞已不再像油膏广告中的那个年轻人了。现在的他看起来就像是草图上那个放浪形骸的卡通人物。旁边的人唱着歌——那是贝利的一首即兴之作：

客厅有条蛇叫笨蛋派瑞，

他喝茶的方式在全城响当当；

他玩它，他耍它，

安安静静啜饮它，

茶杯稳当地放在餐巾上，

餐巾放在他训练有素的膝盖上。

“麻烦的是，”派瑞说，“你们这帮家伙屁也不会唱。我一停，开始唱男高音了吧，你们也开始唱上男高音了。”前一分钟派瑞还用贝利的梳子梳了头发，把一条橙色的领带绕到头上，试图扮成朱利乌斯·凯撒[8]的模样。

“我是天生的男高音，”梅西郑重其事地说，“没别的，只是缺乏练声而已。我姑妈总说我天生有把好嗓子，是天赋异秉的优秀歌唱家。”

“歌唱家，歌唱家，全都是优秀的歌唱家。”贝利边打电话边说，“不，不要酒吧那种歌舞表演；我要夜宵……我的意思是要找一个他妈的能弄点儿吃的来的人……吃的！我要……”

“朱利乌斯·凯撒，”派瑞从镜前转过身来，大声宣布，“一个具有钢铁意志且坚定不移的人。”

“闭嘴吧！”贝利大声嚷着，“嗨，是贝利先生。送一份丰盛的晚餐来。好好动动你的脑子。就现在！”

他将听筒挂到挂钩上很费了番工夫，然后紧紧抿着嘴巴，神色极为凝重地走向衣橱下面的抽屉，拉开。

“瞧！”他说，手中拿着一件改短了的粉格子棉布衣服。

“裤子，”他声音非常严肃，“瞧这个！”

那是一件粉红色女罩衫，一个红领结，还有一个巴斯特·布朗牌的硬领。

“瞧！”他重复说道，“为汤森家的马戏舞会准备的服装。我是为大象送水的小男孩儿。”

派瑞不由自主地心动了。

“我要扮凯撒大帝！”他凝神想了一会儿后宣布。

“还以为你不去呢！”梅西说。

“我？我当然去了。什么时候缺席过啊。对舒缓神经有好处……就像芹菜一样。”

“凯撒大帝！”贝利冷嘲热讽道，“不能扮凯撒！他跟马戏挨不上。凯撒是莎士比亚的人。干脆当个小丑吧。”

派瑞摇摇头。

“不行，就凯撒。”

“凯撒？”

“当然了。两轮战车嘛。”

贝利恍然大悟。

“对呀。好主意。”

派瑞像在找东西似的环顾房间。

“你借我件浴袍和这个领结吧。”派瑞最后这样说。

贝利盘算了一下，说：“这不行。”

“绝对行。我就需要这些。凯撒原本就是暴君。如果我扮成凯撒去，他们是不敢乱来的……如果他是个暴君的话。”

“不行，”贝利慢悠悠地摇着头说，“还是到商店搞一套服装吧，去诺拉克服装店。”

“早关门了。”

“试试啊。”

浑浑噩噩地过了五分钟，电话中传来一个细弱、疲倦、困顿的声音，这终于使派瑞相信那就是诺拉克先生本人。为了汤森家的舞会，他们会开门营业到晚上八点。这点得到确认后，派瑞吃掉好多烤牛里脊，还把最后一瓶香槟干掉了三分之一。八点一刻，那个戴着高帽、站在克拉伦顿旅馆门前拉门的男人，看见派瑞正在想办法发动他的跑车。

“冻上了，”派瑞明智地决断道，“寒冷让车冻上了。冷空气！”

“冻上了，嗯？”

“是啊。天太冷，把它给冻住了。”

“发动不起来了？”

“是的。就让它在这儿停着，等到夏天再说吧。八月的大热天会让它彻底化冻。”

“你想让它停这儿？”

“当然了。让它停着。贼要偷也得等到大夏天啦。给我叫一辆出租车。”

高帽男人叫来了一辆出租车。

“去哪里，先生？”

“去诺拉克……服装店，伙计。”

[1]托莱多（Toledo），位于伊利湖西岸，美国俄亥俄州第三大城市，著名的“五大湖”区港口城市。

[2]克利夫兰（Cleveland），美国俄亥俄州最大的工业城市和湖港。

[3]波特兰（Portland），位于美国西北部，俄勒冈州最大城市。

[4]圣保罗（Saint Paul），美国明尼苏达州州府、第二大城市。

[5]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美国印第安纳州最大城市、首府。

[6]堪萨斯城（Kansas City），位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第一大城市。

[7]夸脱（quart），容量单位，主要于英国、美国及爱尔兰使用。

[8]朱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前102—前44），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军事统帅、政治家。

2

诺拉克太太身材矮小，一副孱弱的模样。世界大战结束时，她一度属于一个新产生的国家。但由于欧洲局势动荡的缘故，从那之后，她就再也没弄明白自己是谁，属于哪儿。她和丈夫每日蝇营狗苟、勉强度日的铺子晦暗阴沉、鬼气森森，里面堆满了一套套的盔甲和中式马褂，还有吊在天花板底下的一些巨大的纸质鸟模型。铺子背景混沌，挂着好几排没有眼睛的面具，空洞的窟窿瞪视着来宾。玻璃橱窗里装满了皇冠、权杖、珠宝和巨大的三角胸衣，还有颜料、人造假胡须和各种颜色的假发。

当派瑞踱进店里时，诺拉克太太正在收拾一个装满粉红丝袜的抽屉，在她心里，这是忙乱的一天留下的最后一堆麻烦事。

“你需要点什么？”她完全不抱任何希望地询问道。

“来一套双轮战车驭手朱利乌斯·凯撒的装束。”

诺拉克太太很过意不去，店里的战车驭手服老早就全租出去了，连一根线都没剩下。

“是要参加汤森家的马戏舞会吗？”

“是的。”

“对不起，”她说，“真正可以算得上马戏的东西一样都没剩下。”

这下碰到麻烦了。

“嗯，”派瑞念叨着，突然灵机一动，“要是你还有一大块帆布，那我就扮成帐篷去。”

“对不起，这种东西我们没有，如果要找，你就得去五金店问问看。我们倒是有一些很不错的南部邦联士兵装。”

“不，不要士兵。”

“我还有个非常英俊的国王装。”

派瑞摇了摇头。

“还有好多绅士装，”她满怀希望地继续说，“头戴高筒礼帽，身穿燕尾服，可以扮成马戏表演的领班……但是我们的高筒礼帽也没了。我可以给你一些人造假胡子。”

“我想要有点特色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让我来想一想。有了，我们有一个狮子脑袋，一只鹅，还有一只骆驼……”

“骆驼？”有个念头占据了派瑞的想象，并紧紧抓牢了他。

“是的，但是得两个人。”

“骆驼。这个主意不错。让我看一下。”

骆驼从它待着的高架子上被取了下来。乍一看，它似乎完全是由一个形容枯槁的苍白脑袋和一个相当大的驼峰组成的，但一展开来，却发现它还有用厚棉布缝制的看上去毫无生气的深棕色躯体。

“你看是得要两个人吧。”诺拉克太太抓着骆驼，带着不加掩饰的赞美说，“要是你有一个朋友，他就可以扮作其中一部分。你看这里像两个人穿的裤子，两条裤腿给前面那个人，另外两条裤腿是给后面那个人的。前面的人从这里的眼睛望出去，而后面的人只需要弓着身子跟着前面的人转就行了。”

“穿上它！”派瑞以命令的口吻说。

诺拉克太太顺从地把她那虎斑猫似的脸伸进骆驼的脑袋，然后大幅度地左晃一下，右晃一下。

派瑞给迷住了。

“骆驼怎么叫？”

“什么？”诺拉克太太问，她露出头来，脸上稍稍弄脏了。“哦，怎么叫啊……有点像驴叫。”

“让我看看镜子里什么样。”

派瑞站在一面宽大的镜子前，试戴了一下那个脑袋，并且也检验性地朝两边转了转。在阴暗的灯光下，效果非常令人满意。那骆驼脸上有许多磨损之处，还带着研判的悲观，而且必须承认，棉外套上骆驼的皮毛已呈现出疏于打理的状态——说白了就是需要洗洗干净，再熨一下——但它确实很不一般，雄伟庄严，只凭它忧郁的脸型和蒙眬的眼神中隐忍的饥渴，就足以在任何聚会上吸引人们的目光。

“你看，必须得两个人才行吧，”诺拉克太太又说了一遍。

派瑞尝试着将骆驼的身体和腿聚拢到一块儿，绕在自己身上，把那两条后腿当腰带围在腰上。整体效果并不好，甚至有些不恭敬——就像那些中世纪图画中撒旦施法将修道士变成的野兽。往好里说，充其量也就是一只蹲在毡子上的驼背母牛。

“什么都不像！”派瑞抗议着，有些沮丧。

“就是说啊，”诺拉克太太说，“现在知道了吧，得两个人才行。”

派瑞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今晚你有约会吗？”

“哦，我可不行……”

“嘿，来吧，”派瑞用鼓励的腔调说着，“你一定行。就这儿！你心肠那么好，爬到这两条后腿里去。”

他很费劲地把骆驼的两条后腿摆好位置，还讨好地把开口拉开。但诺拉克太太看起来有些厌恶，坚决不从，并一直往后退。

“噢，不……”

“来吧来吧！如果你乐意的话，你可以在前面。要不我们抛硬币。”

“不……”

“我会给你报酬的。”

诺拉克太太紧紧抿住嘴唇。

“你趁早算了吧！”她不再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了，“以前从来没有哪位先生敢这样做。我丈夫他……”

“你有丈夫？”派瑞问道，“他在哪儿？”

“在家。”

“电话号码是多少？”

经过长时间蹉商、谈判之后，派瑞才拿到属于诺拉克家当家人的电话号码，电话那头就是当日早些时候听过的那个细弱、倦乏的声音。但是，诺拉克先生尽管被派瑞才华横溢的逻辑善辩迷糊了心神，放下了防备，可最终他还是站稳了自己的立场，坚决又有尊严地拒绝帮助帕克赫斯特先生——充当骆驼的臀部。

挂断了电话——或者说被挂断电话之后——派瑞坐到一只三条腿的凳子上前前后后琢磨起整件事情来。他筛选了一遍可以打电话的那些朋友的名字，当贝蒂·梅迪尔这个名字如薄雾般升起并凄恻地跳进脑海时，他思绪暂停，产生了一个感伤的念头。他得问问她，虽然他们的恋爱关系结束了，但她不能拒绝他最后的请求。这当然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只是帮他完成短短一个晚上的社交义务。并且，如果她实在坚持不干的话，她还可以去扮骆驼的前半部，他去扛后面的。他为自己竟能如此宽宏大量而心生欢喜，脑海中甚至浮现出在骆驼的身体内部——两人温柔疼惜地和解——避开了全世界，好一幅玫瑰色的梦幻画面。

“你最好马上做决定。”

诺拉克太太那掉在钱眼儿里的声音惊醒了他甜美的幻想，敦促他立刻行动起来。他走到电话机前，拨通了梅迪尔家。贝蒂小姐不在家，出去吃晚饭了。

然而就在一切貌似都要落空时，“骆驼的屁股”好奇地走进店内。他衣衫褴褛，冷脸冷面，整个一副颓废相。他头上的帽子拉得很低，下巴简直低到了胸前，大衣一直垂到脚面，看上去已经疲遢到脚后跟了—— 连救世军都不如—— 完全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他说他是某位先生在克拉伦顿旅馆雇的出租车司机。那位先生让他在外边一直等着，但是他等得有些久了，心里开始嘀咕，想着那位先生别是骗了他然后从后门溜走了—— 绅士们有时候干得出这样的事儿—— 所以他就进来了，并在那三条腿的凳子上落了座。

“想去参加舞会吗？”派瑞严肃地问道。

“我得工作啊，”出租汽车司机回应道，声音惨淡而阴沉，“我得保住我的饭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舞会。”

“这也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来吧，”派瑞敦促道，“你人最好了。看……漂亮吧！”他将骆驼高高擎起，出租车司机看着骆驼，觉着这其中恐怕有诈。

“呵呵！”

派瑞狂乱地在一堆折褶的布料里寻找着。

“看吧！”他举着一堆挑出的褶层，激动地大叫，“这是你那部分。你连话都不用说。你只是走一走就行……和偶尔坐一坐。所有要坐下的事儿都是你的活儿。想想吧。我要一直两脚站着，可你还有能坐下的时候。我只有在我们趴下时才能坐下，而你想坐下……哦，任何时候，分分钟都行。明白了吧？”

“那是什么东西？”这人疑惑地问道，“裹尸布？”

“绝对不是，”派瑞怒冲冲地说，“这是只骆驼！”

“啊？”

接着派瑞谈到了工钱。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就离开了无意义的闲扯，带上了些相当务实的调调儿。派瑞和出租车司机在镜子前试穿了一下骆驼那身行头。

“你看不到，”派瑞解释道，急切地从眼洞中向外张望。“但是说老实话，伙计，你看上去简直太棒了！真的！”

驼峰那里一阵瓮声瓮气的咕哝，表示其听到了这个多少有点儿可疑的赞美。

“真的，你看上去特棒！”派瑞起劲地重复着，“走两步看看！”

两条后腿朝前挪了挪，看起来像只大猫……骆驼隆起后背，随时准备跳起来。

“不对，往旁边挪！”

骆驼屁股齐整地脱了臼，跳呼拉舞的看了准会嫉妒得扭动起来。

“还不错吧？”他朝诺拉克太太转过身，期望得到她的支持。

“看上去是挺可爱的。”诺拉克太太表示赞成。

“我们就要它了！”派瑞说。

派瑞用胳膊小心夹着那一大包，二人离开了店铺。

“去那个舞会！”派瑞在后座上一坐好便吩咐道。

“什么舞会？”

“化装舞会。”

“在哪里？”

这就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派瑞想记起舞会到底在哪儿举行，但所有在节日期间开舞会的人的名字此时全在眼前狂乱地飞舞。他原本可以问问诺拉克太太的，可当他再望向车窗外时，店铺黑了灯，诺拉克太太已经走出很远——她已是积雪的街道上一个小小的模糊黑点。

“朝住宅区开！”派瑞自信满满地指挥着，“你看到哪里有舞会就在哪儿停，或者等我们到了那儿，我就会告诉你在哪儿停！”

他重又做起了白日梦，一片迷蒙，思绪又飘回到贝蒂身上——他含混地认为他们之间之所以有分歧，就是因为她拒绝在舞会中以骆驼后半部的模样出现。刚在寒气中打个小盹儿，派瑞就被出租车司机打开门，摇晃着胳膊给吵醒了。

“我们可能到了。”

派瑞睡眼惺忪地朝外看去：一个带条纹的大遮阳篷从路边一路搭到一栋灰色的石头房子前，房子里传出爵士乐低回哀怨的鼓声。他认出那正是霍华德·塔特的家。

“不错，”派瑞加重语气，“就是这儿。今晚塔特家的派对，大家都会去。”

“哎，我说，”出租车司机又看了一眼遮阳篷，心怀焦虑地说，“你能肯定那些人看见我出现在这个地方不会破口大骂吧？”

派瑞昂然挺直身子，相当有尊严。

“要是有人敢对你说三道四，你就告诉他们，你是我舞会服装的一部分。”

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物件而不是一个人，似乎让那伙计又定下了心神。

“好吧。”他勉强说道。

派瑞迈出车门，站在遮阳篷下，摊开那只骆驼。

“走吧。”他发出指令。

几分钟之后，一只神情哀怨忧郁、看上去饿着肚子的骆驼，一边从嘴里和高耸的驼峰顶上往外喷着白雾，一边迈过霍华德·塔特家的门槛，连个响鼻都没打，亭亭然从一个目瞪口呆的男仆身旁走过，径直朝着通往舞厅的主楼梯走去。这只四足动物迈着介于不明确的小碎步以及惊慌落跑之间的奇特步伐——但描述它的词语最好的恐怕还是“趔趄”，骆驼就是趔趔趄趄地迈着步子——行走时身体一伸一缩，活脱儿一个巨大的行走的手风琴。

3

霍华德·塔特——也是托莱多人尽皆知的——城中最有权势的一家人。霍华德·塔特夫人在嫁给托莱多的塔特之前，娘家在芝加哥，姓托德。他们一家人总是在影响着那种已然成为美国贵族标志的、自觉自愿的简约生活方式。塔特一家的境界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要是他们谈起猪猡和农场你都不觉得好笑的话，他们就会拿冷眼看你。他们更喜欢家仆而不是来参加晚宴的朋友们。他们不声不响地挥霍着，毫无与人竞争之心，他们的日子正变得日益枯燥无趣，乏味至极。

今晚的舞会是为小米利森特·塔特举办的，尽管各种年龄的人都有出席，但跳舞的大多还是中学生、大学生——那些年轻点儿的已婚人士都去塔利霍俱乐部参加汤森家的马戏舞会了。塔特太太站在正装舞会舞厅里，眼光紧随着米利森特的身影转来转去，一旦与女儿眼神交汇，太太的眼睛就光芒四射。她身旁还有两个拍马屁的中年人，正往死里夸赞米利森特是个多么完美优雅的女孩子。就在这个时候，塔特太太的裙摆被人紧紧抓住，她十一岁的小女儿艾米莉“噢”的一声猛扑到她怀里。

“怎么了，艾米莉，出什么事了？”

“妈妈，”艾米莉眼睛虽睁得大大的，但话还算说得利索，“外面楼梯上有个东西。”

“什么？”

“外面楼梯上有个东西，妈妈。我以为是一只大狗，妈妈，可它看着又不像狗。”

“你到底在说什么呐，艾米莉？”

那两个马屁精也同情地摇着头。

“妈妈，看上去像一只……像一只骆驼。”

塔特太太笑了。

“你看到的只是个吓人的鬼影子，亲爱的，就是个影子。”

“不，我看的不是影子。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妈妈，很大的东西。我正要下楼去看还有没有人再来，那只狗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正往楼上走呢。有点儿好玩，妈妈，它好像是瘸腿。后来它看见我啦，还对我嗥叫了一声呢，然后在楼梯拐角的平台那儿还滑了一下，再然后我就跑了。”

塔特太太的笑容退去。

“这孩子一定是看见什么东西了！”她说。

两个马屁精也附和着说这孩子肯定看到什么东西了——突然，三个女人都本能地往回退了一步，因为沉重的脚步声此刻就在门外，清晰可闻。

接着，三人都惊得“啊”了一声，倒抽一口凉气，一团深棕色的东西转过了拐角，她们看见一只庞然大物，确凿无疑，一只野兽正饥饿地俯视着她们。

“嗷！”塔特太太大惊失色。

“嗷！”那两位太太也异口同声地喊出声来。

那只骆驼突然弓起了背，她们的大喘气变成了尖叫。

“啊……快看！”

“这是什么东西？”

舞会停止了，跳舞的人急忙跑过来看个究竟，在他们眼里这个入侵者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事实上，年轻人马上就猜到了这是个噱头，是花钱雇来给舞会助兴的表演者。穿着长裤的小伙子们神情倨傲又带着几分轻蔑地看着它，双手插在口袋里溜达过去，觉得这简直就是在侮辱他们的智商。但是姑娘们却惊喜地发出小小的叫好声。

“是只骆驼！”

“可不！它难道不是最滑稽可笑的么！”

骆驼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轻轻地来回摇晃着身体，似乎正在仔细地盘算、估量着房间里的情形。陡然，它作出了决定，转过身子，迅速且从容地溜出了房门。

霍华德·塔特先生刚好从楼下的书房里出来，站在大厅里与一个年轻人聊天。突然楼上传来一阵叫喊声，几乎同时又是一连串乒乒乓乓的声音，紧跟着一头棕色的野兽“啪”的一下砸在楼梯脚下，这头野兽貌似正十万火急地要赶到什么地方去。

“这是什么鬼啊！”塔特先生冒出一句来。

那怪兽从地上站起身来，很是从容，且扮出一副对周遭一切漠不关心的样子，就像才记起了某个重要约会似的，开始迈着凌乱的步子朝正门走去。实际上，它的两条前腿已经不经意地跑动起来。

“来人呀！”塔特先生严肃地叫起来，“来人！抓住它，巴特菲尔德，抓住它！”

那个叫巴特菲尔德的年轻人用一双胳膊使劲钳住骆驼的后半部，骆驼的前半部意识到不可能再往前移动了，只好乖乖就范，有些恼怒却也无奈地站住。这时，一群年轻人潮水一般冲下楼来。塔特先生从身手敏捷的午夜窃贼到出逃的精神病人等都怀疑了一遍，最后，他果断地对巴特菲尔德下了命令：

“抓着它！带到这里来。我们很快就会弄清楚的。”

“骆驼”被带进书房，塔特先生锁上房门，从桌子抽屉里取出把左轮手枪来，然后命令年轻人揭开“骆驼”的脑壳。接着，轮到塔特先生吃惊了，他把手枪重又收了起来。

“嘿……派瑞·帕克赫斯特！”他大惊之下喊出声来。

“走错了舞会，塔特先生，”派瑞怯怯地说，“希望我没有吓着您。”

“嘿……你让我们万分激动啊，派瑞。”他猛然意识到，“你这是要参加汤森家的马戏舞会！”

“确实是这么想的。”

“我来介绍一下，巴特菲尔德先生，帕克赫斯特先生。”然后他转向派瑞说，“巴特菲尔德要在我们这儿待几天。”

“我有点儿搞混了，”派瑞嘟囔道，“很抱歉。”

“没关系，这是世界上最自然、最常见的错误。我弄了一套小丑服装，过一会儿我自己也要上那边去。”他转身对巴特菲尔德说，“你最好改个主意，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年轻人没改主意，他打算上床睡觉了。

“喝一杯，派瑞？”塔特先生提议道。

“谢谢，好的。”

“不过，我说，”塔特很快接着说，“我完全忘了你的……这位朋友。”他指着骆驼的屁股说，“我不想显得没礼貌……是我认识的什么人吗？把他放出来吧。”

“并不是什么朋友，”派瑞仓促解释道，“是我才雇来的。”

“他喝酒吗？”

“喝酒吗？”派瑞将身子费劲地拧回去问。

一个微弱的声音表示同意。

“他当然要喝了！”塔特先生热切地说，“真正精明能干的骆驼应该一次喝饱，管三天哪。”

“我跟你说，”派瑞有些焦急，“他穿戴得不大整齐，没法出来。你把酒瓶给我，我递给他，他在里面也能喝。”

这一建议激起了布料里热烈地咂巴嘴的声音。管家拿着些酒瓶、玻璃杯和吸管出来，其中一瓶酒被递给了“骆驼屁股”，紧接着，派瑞就听到他沉默的搭档不住地大口大口吸溜着喝酒的声音。

一个小时平稳度过了。十点钟，塔特先生觉得该出发了。他穿上他那套小丑服装，派瑞换上骆驼脑袋，并肩步行着穿过塔特家和塔利霍俱乐部之间仅隔的一个街区。

马戏舞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舞厅里支起了一个很大的篷顶，环着墙面建了一排排小隔间，标示着马戏杂耍表演中各式各样有趣的东西。但此时这些摊点前冷清得很，一个人都没有，而舞池当中却异常拥挤，充满了尖叫、嬉笑，这是一个年轻人与色彩的大拼盘——有戴着羽毛和假胡须的小姐们、耍杂耍的演员、无鞍马戏骑士、马戏表演领班、文身男，以及战车驭手。汤森夫妇决计要确保他们的舞会成功，事先偷偷预备了大量烈酒，从家里运到舞会供人们畅饮。一条绿缎带环绕在舞厅的整面墙上，与之并排的是箭头及标识着“沿绿线走！”的标志物，标志物用以指引找不到方向的人。绿线导向酒吧，那里备着既纯且烈的宾治鸡尾酒，还有许多普通的墨绿瓶子的瓶装酒。酒吧墙上还有另外一种波浪状的红色箭头，它下面标识的是：“跟着它走！”

即使在一派华服和群情鼎沸的场面之中，骆驼的到来还是引起了一些骚动。派瑞身边马上就聚拢起了一干好奇的人群，他们嬉笑着，企图刺探清楚那只站在宽敞的门道，用饥渴、忧郁的眼神注视着跳舞者的四脚兽的身份。

然后，派瑞看见了贝蒂。她正站在一个小隔间前跟一个滑稽警察聊着天。她一身埃及耍蛇女郎的装扮：黄褐色的头发编成了辫子，辫子缠绕并穿过许多黄铜圈，头顶再配以极具东方风情、华丽夺目的王冠。白皙的脸上涂着温暖的橄榄色，手臂和后背露出来的半月形肌肤上画着几条扭动的、喷着绿色毒液的独眼蛇。她脚上穿着凉鞋，裙衩直开到膝盖，以便她走动时人们可以瞥见画在赤裸脚踝上方的几条细蛇。缠绕在她颈间的还有一条亮闪闪的眼镜蛇。总而言之，这是一套迷人的装束——在与她擦身而过时，那些岁数稍大又紧张兮兮的女人总会往后躲闪，而另外一帮伤脑筋的家伙则围绕这套服装大谈特谈“不应该被允许”和“成何体统”的话题。

派瑞从骆驼眼洞望出去，看不太清，只能看到贝蒂的脸和肩臂。她容颜焕发、生气勃勃，整张脸闪耀着激动兴奋的光芒。贝蒂双臂和肩膀的每个动作都极具表现力——她在人群中是那么引人注目。派瑞看得简直入了迷，而这样的沉迷倒让他清醒了几分。当天发生过的一桩桩事情又渐次清晰地重现眼前——可，清醒之后便是怒气，在胸口升腾，得把她从人群中带走，带着这份并未成熟的企图，他朝她走去——或者说骆驼朝前边拉伸了一下，因为他忘了发出移动指令。

就在这么个当口，薄情寡义的基斯玛特，那个跟他痛苦又轻蔑地处过一天的主儿，决定好好地报答一下他从前带给她的欢乐。基斯玛特将耍蛇女郎的褐色眼睛撩到骆驼这儿了，并把她领了过来。基斯玛特朝身旁的男人斜倚过去，说道：“那是谁呀？那个骆驼！”

“鬼才知道。”

但那个无所不知的、名叫沃伯顿的矮个子男人觉得到了该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了：

“它是和塔特先生一起来的。我觉得骆驼其中的一部分有可能是沃伦·巴特菲尔德，一个纽约来的建筑师，塔特家的客人。”

有什么东西撩动了贝蒂·梅迪尔的心——那份乡下丫头对外来客亘古不变的好奇心。

“哦。”少许停顿之后，她不经意地说。

等到下一支舞结束的时候，贝蒂和她的舞伴正好停在离骆驼几英尺远的地方。她随意、放肆地——这也正是今晚舞会的基调——探手轻轻蹭着骆驼的鼻子。

“你好啊，老骆驼。”

骆驼局促不安地动了动。

“你怕我呀？”贝蒂故作责备地挑起眉毛，“别怕。你瞧，我虽是个耍蛇女，但耍骆驼也很在行。”

骆驼深鞠一躬，明显有人提起了美女和野兽这样的字眼。

汤森太太向这群人走来。

“嘿，巴特菲尔德先生，”她帮着腔，“我根本没认出是你来。”

派瑞又是一鞠躬，在面具后开心地笑了。

“和你一起的是……”她问。

“噢，”派瑞说，他的声音透过厚实的布料显得瓮声瓮气，几乎很难听出那是他的声音，“他谁也不是，汤森太太。他只是我舞会服装的一部分。”

汤森太太笑着走开了。派瑞又转向贝蒂。

“如此说来，”他想着，“她在乎的只有这么多！在我们决裂的当天，她就开始跟另外一个人——一个百分百的陌生人，调上情了。”

一时冲动之下，他用肩膀轻轻地顶了顶贝蒂，又朝舞厅那边扬扬脑袋，摆明了在示意她离开她的舞伴过来陪他。

“再见，鲁斯，”贝蒂对她的舞伴说，“这只老骆驼黏上我了。我们去哪儿啊，野兽王子？”

这只高贵的动物没有回答她的询问，而是高视阔步，庄重地朝楼梯边上的一个僻静角落走去。

她在那里坐下了，而那只骆驼——内里却经历了几秒钟的混乱，包括态度生硬的指令和激烈争论的声音——最后在她身旁卧倒，两条后腿很不舒服地伸展到两级台阶上。

“喂，老东西，”贝蒂愉快地说，“你喜欢我们的开心派对吗？”

这老东西欣喜若狂地转了转脑袋，欢脱地踢了下蹄子，以此来表示他很是喜欢。

“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个带着贴身仆人的男士私会，”她指指那两条后腿，“或者你随便叫那玩意儿什么东西吧。”

“嗯，”派瑞咕哝着，“他又聋又瞎。”

“我想啊，你一定觉得不方便吧……走都走不稳，即使你想走稳。”

骆驼悲哀地把头垂下。

“我希望你能说些什么，”贝蒂甜蜜地往下说，“说你喜欢我，骆驼。说你觉得我很美。说你想属于一位漂亮的耍蛇女郎。”

骆驼是很想啊。

“想和我跳舞吗，骆驼？”

骆驼愿意试试。

贝蒂在骆驼身上奉献了半个小时。她对所有到访的男士至少都要花上半小时。一般来说半小时就够了。当她接近某位新贵时，在场的那些初入社交场合的少女都习惯性地左右退散，就像一个严密部署的队列在机关枪前散开一样。对派瑞·帕克赫斯特来说，他已经荣获了这个独一无二的特权，能像旁人一样地去观察他的爱人。他被撩拨惨了！

4

人们往舞厅里涌的声响搅乱了这个根基并不稳当的世外桃源；沙龙舞[1]要登场了。贝蒂和骆驼加入了人群，她棕色的手轻轻搭在他肩上，大胆释放出她完全收服了他的信号。

当他们进去时，成双成对的舞伴们已经在沿墙边的桌前就座。汤森太太扮作一个鲜艳夺目的超级无鞍马戏骑士，只可惜她的小腿肚子太粗了。马戏表演领班与她一起站在舞厅中央负责总体安排。给乐队的信号一发出，人们便都站起身来，开始跳舞了。

“太棒了！”贝蒂感叹一声，“你觉得你能跳舞吗？”

派瑞忙不迭地点头，精神也突然为之一振。毕竟他是隐姓埋名地在跟他的爱人谈话——还可以带着以恩人自居的优越感向这个世界眨眨眼睛。

接下来，派瑞跳起了沙龙舞。说是“跳舞”，其实太难为这个词了，这样的舞蹈方式就算最奔放的舞者在最疯狂的梦中也根本无法想象。他的搭档遭了大罪，任贝蒂将手搭在他那没什么用的肩头，提拉着他从舞厅的这边晃到那边，而派瑞自己只是温驯地将硕大的脑袋搁到她肩膀上，假装完全不起作用地挪动双脚。骆驼的两条后腿则完全是另一种跳法，主要靠着两条腿轮番往上蹦。因为完全无从知道舞蹈是在进行中还是停止，所以稳妥起见，只要音乐一起，那两条后腿就要跳上几跳。因此，这样的场景便频繁出现：骆驼的前半部淡定从容地站着，而后半部却一直拼命地跳个没完，见得多了，任何一个心软的看客都会滴下同情的汗珠。

派瑞频频受到青睐。先是与一位身披稻草的高个儿女士跳舞，她快活地宣称自己是一捆干草，并且含羞带怯地求他不要吃了她。

“我倒想呢。你真可爱。”骆驼又勇敢又殷勤。

每当马戏领班喊出：“男士们起立！”他就和硬纸板制作的维也纳香肠，长着胡子的女士相片，或者当时身边碰巧出现的其他什么东西，一起拼尽全力地朝贝蒂笨拙地挪过去。有时他最先到达她身边，但通常他的急奔是不成功的，并且还会招来骆驼身体内部的激烈争吵。

“看在老天的份上，”派瑞咬牙切齿地咆哮嗥叫，“打起精神来！你要是能再抬抬脚，那一次她就是我的啦。”

“噢，那小小地提醒一下！”

“我提醒了呀，该死的。”

“我他妈的在里头什么也看不见。”

“你要做的就是跟着我。拖着你走就像拖着一大袋沙子。”

“要不你到后边来试试？！”

“你闭嘴吧！如果这些人发现你在这屋里，他们会暴打你一顿，打你个半死，还会把你出租车的执照给收走！”

派瑞自己也很吃惊，居然会这样毫不费力、心安理得地说出如此骇人的威胁来，但是看起来这话对他的同伴还是起到了催眠镇静的作用，他嘟囔了一句“搞什么呀”，就尴尬羞愧地不再作声了。

马戏领班攀到钢琴顶上，挥着手让大家安静。

“开奖了！”他喊道，“都围过来！”

“噢！开奖了！”

四周的人群自觉地往前围拢成个圈子。那个长得挺美，鼓足勇气扮成大胡子女人的姑娘兴奋得浑身乱颤，思量着她所扮的丑相应该能够获奖；那个花了一下午工夫画了一身文身的男人躲在人堆边上，只要有人跟他说他一定会获奖，他便也会激动得满脸通红。

“参加这次马戏舞会的女士们、先生们，”马戏领班愉快地宣布，“我确定大家都会同意，所有的人都玩得很开心。现在我们要把奖项颁给该得奖的人。汤森太太请我来颁这些大奖。喂，诸位表演嘉宾，第一个奖要颁给今天晚上展示出最激动人心、最得体，”——在这节骨眼儿上，那个大胡子女士勉强吁出口气——“以及最有创意的服装。”这时候那捆稻草竖起了耳朵。“现在，我相信在场的所有人都会一致同意我们做出的决定，第一个奖项授予贝蒂·梅迪尔小姐，迷人的埃及耍蛇女郎。”

厅内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主要来自男性，贝蒂·梅迪尔橄榄色的俏脸涨红了，她被众人拥过去领奖。马戏领班递给她一大束兰花并温柔地看了她一眼。

“现在，”领班四周望了望，接着宣布，“另外一个奖项将颁给那位最有趣的、最具创意的男士。这个奖毫无争议地要颁给我们中间的一位客人，一位在这里做客的先生，我们都希望他在这里多待些日子，并且过得愉快——简而言之，要颁给一整个晚上都用它饥渴的模样和才华横溢的舞姿给我们大家带来欢乐的，高贵的骆驼。”

他话音才落，场上就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和欢呼声，因为这个奖项实乃众望所归。奖品是一大盒雪茄，从解剖学上来说，骆驼是没办法亲自领奖的，所以雪茄先被搁在了一边。

“那么现在，”马戏领班继续说道，“我们就用欢乐小姐和蠢蛋先生联姻来结束沙龙舞吧！”

“大家站成盛大的婚礼行进队形，美丽的耍蛇女郎和高贵的骆驼站在最前头！”

贝蒂欢快地蹦到前面，橄榄色手臂绕住了骆驼的脖子。小男孩、小女孩、乡巴佬、胖女人、瘦男人、吞剑者、婆罗洲[2]野人、无臂奇人在他们身后排成队伍，其中很多人都畅快地饮用了酒水，个个都醉了，被周围的闪灯和色彩搞得头晕眼花。那些原本熟悉的面孔，在稀奇古怪的假发和粗鄙的重彩下也显得出奇陌生。婚礼进行曲的动人和弦被长号和萨克斯风疯狂的混响搞成了切分音的节奏——婚礼就这么开始了。

“你不高兴吗，骆驼？”他们迈步向前，贝蒂甜蜜发问，“我们要去结婚了，从今以后，你就属于我这个可爱的耍蛇女郎了，你不高兴吗？”

骆驼的前腿欢蹦乱跳，以表示他喜乐之极。

“牧师！牧师！牧师在哪儿？”一派狂欢中几个声音在喊，“谁来当牧师？”

巨无霸金宝的脑袋突然从半掩着的餐具室门口探了出来，这是一个胖大的黑人，在塔利霍俱乐部当了好多年侍者。

“啊，金宝！”

“逮住老金宝。就是他了！”

“来吧，金宝。你给我们的一对新人证婚怎么样？”

“耶！”

金宝被四个滑稽演员逮个正着。他们剥下他的围裙，护送他走到舞厅尽头的一个高台子上，在那里把他的硬领解下，前后翻了个面，又戴了回去，立刻有了神职人员的样子。人们分成两列，给新娘新郎留出通道。

“女士们、先生们，”金宝声嘶力竭地吼着，“哦嗬，再有本《圣经》就全齐了。”

他从内衣口袋掏出一本破损的《圣经》来。

“耶！金宝有《圣经》咯！”

“还有刮脸刀呢，我敢打赌！”

耍蛇女郎和骆驼在一片夹道欢呼声中站到了金宝跟前。

“你的结婚许可证在哪儿呢，骆驼？”

左近的男人戳了派瑞一下。

“给他张纸。什么样的都行。”

派瑞稀里糊涂地在口袋里乱摸一通，摸到一张叠着的纸，顺着骆驼的嘴递了出去。金宝倒拿着这纸，故作认真地端详着。

“这是一张特殊的骆驼结婚许可证，”他说，“把你的戒指准备好。”

派瑞在骆驼体内转过身，对着状态更糟了的另一半说：

“看在老天的份儿上，给我个戒指！”

“我没有。”一个疲惫不堪的声音抗议道。

“你有。我看见了。”

“我可不打算把它从手上撸下来。”

“不取的话，我杀了你。”

那人倒吸了一口气，随即派瑞觉察出有一枚镶嵌着假钻的硕大黄铜戒指被塞进了手里。

又有人在外面搡了他一把。

“说话呀！”

“我愿意！”派瑞飞快地喊出声。

他听到了贝蒂语调轻松的回应，即使是一场滑稽表演，这声音也让他激动陶醉。

然后，他将那枚假钻戒指从骆驼身上的破洞中伸了出去，一边将它滑上贝蒂的手指，一边轻声跟着金宝念那古老却意义非凡的誓言。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此事。他打定主意要在自己的身份暴露之前趁早溜走，毕竟塔特先生到现在还严格地替他保着密。派瑞是有尊严的年轻人——这件事很可能会将他才刚开始的律师生涯扼杀在摇篮里。

“拥抱新娘！”

“摘掉面具，骆驼，吻她！”

当贝蒂笑逐颜开地朝他转过身来，开始敲击那硬纸板做的口鼻时，派瑞的心本能地狂跳不已。他感到自控力在一点一点消失，他渴望用他的双臂拥抱她，宣告自己的身份，并亲吻那近在咫尺的、带笑的双唇——可就在此时，他们周围的笑声、欢呼声戛然而止，大厅陷入一片古怪的沉寂。派瑞和贝蒂讶异地抬起头。金宝惊恐地“啊”了一声，所有的眼光都落到他身上。

“啊哟！”金宝再次惊呼出声。沉寂弥漫了整个大厅，他的声音每个人都听得非常清楚，“这是一张真正的结婚许可证！”

“怎么会这样！”金宝喊出声来，把手上一直倒拿着的那张结婚许可证掉转过来。他掏出眼镜戴上，满面恼怒地研究着它。

“你说什么？”

“啊？”

“再说一遍，金宝！”

“你真识字吗？”

金宝摆着手让大家安静。派瑞血管里的血液都要燃烧起来了，他意识到自己已铸下大错。

“这是真的！”金宝重复道，“这真是一张许可证，一方是这位年轻女士，贝蒂·梅迪尔小姐，另一方是派瑞·帕克赫斯特先生。”

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倒吸了一口气，在一片嗡嗡轰轰的议论声中，所有目光都投向了骆驼。贝蒂飞快地从他身旁闪开，黄褐色的眼睛里闪着暴怒的火星。

“是派瑞·帕克赫斯特先生吗，你这骆驼？”

派瑞没有回答。人群围得更紧了些，大家盯着他。他尴尬地石化一般僵在那里，当他注视着那个带来厄运的金宝时，硬纸板脸上仍是那副饥渴的、讥讽的表情。

“大家有话就赶紧说吧！”金宝慢条斯理地说，“这是件严肃的事情。除了在这个俱乐部的工作之外，我碰巧还是第一非洲浸信会[3]的正经牧师。照我看，你们一切都已办妥，算是正式结婚了。”

[1]沙龙舞，19世纪流行的一种不断交换舞伴，穿插各种花样的轻快交谊舞。

[2]婆罗洲，印尼人称加里曼丹岛，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中部，是世界第三大岛，分属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分属于三个国家的岛屿。

[3]第一非洲浸信会（First Colored Baptist Church）。浸信会即浸礼宗（Baptists），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因其施洗方式为全身浸入水中而得名。

5

后来的情形将永远载入塔利霍俱乐部的编年史中。肥壮的妇人昏过去了；百分之百的美国人都在诅咒；那些眨巴着大眼睛初涉社交圈的女孩子们，在闪电般聚起又闪电般消逝的人群中叽叽喳喳；一团糟的舞厅里到处都是恶毒却又刻意压低音量的古怪嗡嗡声。狂热的小年轻们发誓要杀掉派瑞或者金宝或者他们自己或者其他的谁。那个浸信会牧师则被一群狂暴且闹哄哄的业余律师围攻。他们询问着，恐吓着，急需知道此等事情有无先例可循。他们忙着下令取消婚约，特别想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来证明刚才所发生的一切都与预谋有关。

角落里，汤森太太靠在霍华德·塔特先生肩上轻声抽咽。塔特先生试图安慰她，但徒劳无功，两人翻过来掉过去地大声说着“都是我的错”。外面冰雪覆盖的街道上，赛勒斯·梅迪尔先生，就是前文提到的铝人，正被两个膀阔腰圆的战车驭手夹在当间儿，慢慢地来回打转。他一会儿说上一串儿让人没法复述的脏话，一会儿又发疯般地求他们放了他让他去抓金宝。那个夜晚，出于搞笑的目的，梅迪尔先生扮成了婆罗洲的野人，连最挑剔的舞台监督都得承认，他这角色扮演得实在无可挑剔。

此时，两大主角占据了真正的舞台中心。贝蒂·梅迪尔——或者，贝蒂·帕克赫斯特——正暴跳如雷，她身旁围着几个相貌平平的姑娘——那些好看点儿的正忙着鸡一嘴鸭一嘴地议论她，而顾不上去搭理她。骆驼站在大厅的另一端，除了脑袋那部分可怜巴巴地耷拉在胸前之外，身体其余部分还算完整。派瑞被一帮愤怒又晕头转向的男人包围着，他拼死为自己的无辜辩解。每过几分钟，似乎他已洗清了冤情，就又有人提起那张结婚许可证来，于是审问便重新来过。

托莱多公认的二号美女，一个名叫玛丽翁·克劳德的姑娘，对贝蒂说了句话，这才改变了整个状况的基调。

“好了，”她的声音充满恶意，“一切都会被推翻的，亲爱的。毫无疑问地，法庭会宣告它无效。”

贝蒂愤怒的泪水奇迹般地在眼中干涸了，她紧抿双唇，冷冷地看了玛丽翁一眼，然后站起身来，将她的同情者左右分开，径自穿过房间朝派瑞走去。派瑞注视着她，怕得要死。屋内又一次被沉寂笼罩了。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五分钟，我们谈谈？……或许，这也在你的计划之中？”

派瑞点点头，嘴巴却说不出话来。

贝蒂冷冷地示意派瑞跟上，然后扬起下巴走出舞厅，朝一间清静私密的小牌屋走去。

派瑞打算起身跟上，但又因后腿没动而被拉了个踉跄。

“你在这儿待着！”派瑞粗暴地命令道。

“那可不行！”驼峰里传来哀怨的声音，“除非你先出去，再把我放出去。”

派瑞犹豫迟疑了，但他再也无法忍受人们好奇的眼光，只好咕哝着下了个什么指令，然后这骆驼就小心翼翼地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贝蒂在等他。

“这下好了，”贝蒂开始吼上了，“瞧瞧你干了些什么！你和那纸疯狂的许可证！我早就说过你不该有它！”

“我亲爱的姑娘，我……”

“别叫我‘亲爱的姑娘’，要是嫌丢人还丢得不够，你还找得到老婆的话，就留着对你真正的老婆说吧。你也不要假装这一切不是你事先安排好的。你知道你给那个黑人侍应塞过钱！你心知肚明！你该不会说你并不想跟我结婚吧？”

“我没有……当然想……”

“对，你最好承认这一点！你都试过了，那现在还想干什么？你知道我父亲快疯了吗？就算他想杀了你，也是你活该自找的。他会掏出枪来，把一些冷冰冰的钢铁射进你身体里去。即使这个婚礼……这件事能被宣告无效，那它也会影响我下半辈子的生活！”

派瑞忍不住温柔地引用了贝蒂的话：“啊，骆驼，你不想属于这个漂亮的耍蛇女郎一辈……”

“闭嘴！”贝蒂大叫。

一阵沉默。

“贝蒂，”派瑞终于开口了，“只有一个办法能还我们清白了，那就是你嫁给我。”

“嫁给你？！”

“是的。这真是唯一的……”

“你闭嘴！我不会嫁给你的，即使……即使……”

“我知道，即使我是地球上的最后一个男人。但是，你如果在乎你的名声……”

“名声！”她哭喊着，“你可倒好，现在想起我的名声来了。雇那个可怕的金宝之前，你为什么就没有考虑到我的名声呢……”

派瑞绝望地把手往上一摊。

“很好。你要我干什么都行。上帝作证，我放弃我所有的权利！”

“但是，”冒出来一个新声音说，“我不放弃。”

派瑞和贝蒂都惊着了，她吓得手捂心口。

“老天！那是什么？”

“是我。”骆驼的屁股说话了。

派瑞立刻揭开了骆驼皮，一个松松垮垮、疲疲遢遢的物体挑衅一般地站在了他们面前，身上的衣服湿漉漉的，手里还紧紧握着一个快喝空了的酒瓶子。

“哎呀！”贝蒂喊道，“你把这东西带到这里来吓我！你说他是聋子……那个吓死人的家伙！”

骆驼的屁股坐到椅子上，心满意足地舒了口气。

“别这么说我，夫人。我可不是外人。我是你丈夫。”

“丈夫？！”

贝蒂和派瑞同时惊呼出声。

“哎哟，可不么。我跟那家伙一样，也是你的丈夫。那黑人并不是把你嫁给这骆驼的前半部。他是把你嫁给整个骆驼了啊。哎哟，你手指上戴的戒指还是我的呢！”

贝蒂尖叫了一声，将戒指从手指上一把撸下来，狠狠地扔到地板上。

“你这是做什么？”派瑞茫然地问。

“这么跟你说吧，你得对我好，还得让我满意。要是你做不到，那我就有跟你一样的当她丈夫的权利！”

“那是重婚罪。”派瑞转过身，对贝蒂严肃地说。

今晚，派瑞的终极时刻到来了，是拿自己身家性命冒险的终极机会。他站起身来，先看了看贝蒂。她瘫软无力地坐在那里，被才出现的复杂形势给吓傻了，然后又看看那个坐在椅子上左右摇晃，不安却面带威胁的男人。

“很好，”派瑞慢吞吞地对那人说，“你可以拥有她。贝蒂，我会向你证明，就我而言，我们的婚姻纯属偶然。我将彻底放弃让你做我妻子的权利，并且把你交给——交给这个男人，你戴过他戒指的男人——你的合法丈夫。”

一片沉寂中，四只惊惧的眼睛转过去盯着他。

“再见了，贝蒂，”派瑞断断续续地说，“有了新欢也别忘了旧爱。我会搭早班车去远西地区。念着我的好吧，贝蒂。”

他最后望了他们一眼，转过身去，脑袋低垂到了胸前，将手放到门把手上。

“再见了。”派瑞又说了一遍，转动了把手。

就在这刻，那些小蛇、丝绸和黄褐色的头发朝他狂奔过去。

“噢，派瑞，别丢下我！派瑞，派瑞，带我跟你一起走！”

她的眼泪浸湿了他的脖子。他平静地环抱住她。

“我不在乎，”贝蒂哭喊道，“我爱你，只要你能在这个时间叫醒一个牧师再重来一遍，我就跟你一起去远西。”

骆驼的前半部从她肩上看过去，望着骆驼的后半部——两人对视着，极其微妙却深奥莫测地挤了下眼睛，只有真正的骆驼才能懂得其中的意义。

五一节

从前打过这么一场仗，战争结束后，战胜方的大城市四处可见交错耸立的凯旋门和抛出来的白色红色以及玫瑰色的鲜艳花朵。在那些漫长的春日里，总有归来的士兵在鼓声、欢快嘹亮的铜管乐器声中行进在主干道上，而这种时候，店主和店员都会暂时停下那些鸡毛蒜皮的争吵以及手头的账目，聚拢到窗前，紧绷着苍白的面孔，严肃庄重地观望着经过的一支支队伍。

这座大城市从来没有这么光彩照人过，是战争的胜利使火车繁忙起来，商人带着一家老小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南部的、西部的，品尝各色丰盛美宴，观看老早准备好的五花八门的奢华表演——当然，还要给他们的女人采买来年冬天需要的皮草、金色网眼包、各种颜色的丝绸拖鞋、玫瑰金和银色的绸缎，以及金丝线织就的布料。

战胜一方的文人墨客拿起了笔，纷纷赞颂着这即将到来的华丽喧嚣、和平繁荣。奔着这份繁荣，越来越多的有钱人从各个省份汇集到这里，兴奋地畅饮着美酒。商人们的小饰品和拖鞋也销得越来越快，乃至大声呼号着要进更多的小饰品和拖鞋，去应付那些以货易货的买卖，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无助地双手乱舞，叫喊着：

“唉呀！我没有拖鞋啦！唉呀！我没有小饰品啦！老天帮帮忙，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但没有一个人听他们的，因为大家都忙死了——日复一日，每天都有步兵在公路上趾高气扬徒步行进，每个人都欣喜若狂。凯旋的年轻人都那么单纯，那么勇敢，一口牙齿完好无损，粉扑扑的脸颊；而当地的年轻女人模样俊俏，身段苗条，还是黄花大闺女。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这座大城市上演了许多奇遇记，此处记下的是其中几件——或许，仅仅是一件。

1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早上九点钟，一个年轻人正在和巴尔特摩酒店预订房间的职员交谈，他在询问菲利普·迪恩先生是否住在这里，如果是住这里，那么能否接通迪恩先生房间的电话。打听的人穿着剪裁合体却很破旧的衣服。他身材矮小，瘦削，皮肤黝黑却相貌英俊；眼睛上长着很少见的、长得出奇的睫毛，可眼睛下面却现出半圆形透着病态的蓝色眼晕，像是在持续低烧般，使他的脸色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病态。

迪恩先生确实住在这儿。年轻人被引到旁边的电话机那里。

一秒钟，电话即被接起，话筒中一个充满睡意的“嗨”从楼上的某个地方传来。

“迪恩先生吗？”——语调很急切——“我是戈登。菲尔[1]，我是戈登·斯特雷特。我在楼下。听说你来纽约了，我就觉得你会在这儿。”

带着睡意的声音渐渐变得热情起来。“哇，还好吗戈迪[2]？老兄！哇，真是又惊又喜！天啊，请戈迪快上来！”

几分钟以后，菲利普·迪恩穿着蓝色的丝绸睡衣，打开了房门。两个年轻人稍带尴尬地热情拥抱问好。他们大约二十四岁，都是开战前一年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但二人的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了。迪恩一头金发，面色红润，薄薄的睡衣凸显出结实的身板。他身上的一切都发散着健美舒适的气息。他常常微笑，一笑就露出他的大龅牙。

“我本来就打算去看你的，”迪恩热情地大声说道，“我有两三个礼拜的假期。你坐一会儿，我先洗个澡，去去就来。”

迪恩进了淋浴间以后，他的访客便用那双黑眼睛略显局促地打量起这个房间来，目光在如下物件上停驻了片刻：放在墙角的一个硕大的英国旅行袋，椅子上厚厚一堆的丝质衬衫，之间还胡乱扔着几条叫人过目不忘的领带和几双柔软的羊毛袜。

戈登站起身来，拿起一件衬衫，研究了足有一分钟。那是一种重磅的真丝料子，黄底，浅蓝条纹，差不多得有一打。戈登忍不住再看看自己的衬衫袖口——已经磨起了毛边，而且洗不掉的污迹让袖口变成了淡灰色。放下丝质衬衣，他把自己的外套袖管放下来，再把磨破的衬衫袖口往上卷，卷得直到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为止。他走到镜子前，蔫头耷脑、郁郁寡欢地看着镜中的自己。从前很是拉风的领带，现在已经褪色并且起皱——再也遮不住领口扣眼豁开的毛边。想到这些，他完全笑不出来了，不过就是三年前，他在学校的高年级生中还被选为班级最佳着装者。

迪恩一边用毛巾擦着身子一边从淋浴间走出来。

“我昨天晚上看见了你的一个老朋友，”他说，“在大堂，从她身边经过，本来不想那么丢脸，结果想了半天还是想不起她的名字——就是大四那年你带到纽黑文[3]的那个姑娘。”

“伊蒂丝·布拉丁？你说的是她吧？”戈登开口了。

“就是她。真他妈漂亮。还像个漂亮的玩偶娃娃似的——你懂我意思：就好像你一碰她，就能把她碰脏了。”

迪恩端详着镜中光彩照人的自己，微微笑着，露出几颗牙，很是志得意满。

“不管怎么说，她也得有二十三岁了。”他接着说。

“上个月刚满二十二岁。”戈登心不在焉地说。

“什么？哦，上个月。好吧，我猜她是下来参加伽马普西舞会[4]的。你知道今晚我们在德尔莫妮科有一场耶鲁校友的伽马普西舞会吗？你最好也来啊，戈迪。纽黑文一半的人可能都要上那儿去。我能给你搞张请帖。”

迪恩不大情愿地换上一条干净内裤，点了一根烟，早晨的阳光倾泻进房间，他在打开的窗边坐下，仔细审视着自己的小腿肚子和双膝。

“坐啊，戈迪，”他建议着，“说说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什么，都说说吧。”

没想到戈登一下子瘫倒在床上，他懒洋洋地瘫在那里，无精打采。在他脸色平静的时候，嘴巴会习惯性微微张开一点，可此时他突然变得无助又凄凉。

“怎么了？”迪恩急忙问。

“噢，天啊！”

“到底怎么了？”

“每样事情都他妈倒霉透啦，”他痛苦地说，“我已经给撕扯成碎片了，菲尔。我全搭进去了。”

“啊？”

“我血本无归了。”他的声音在发抖。

迪恩的蓝眼睛凑了过来，更加仔细地检视他。

“你看上去是够衰的。”

“是啊。我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戈登顿了顿，“我还是从头讲起好了……你会烦吗？”

“哪有的事儿，你接着说。”虽然话是这么说，可迪恩的声音中带了些迟疑的调调。他的东部之行本就是打算度个假的——却赶上戈登·斯特雷特有麻烦，这使他有点恼火。

“接着说，”他重复了一遍，喘了口气，吐出下半句，“说出来就好了。”

“嗯，”戈登声音颤抖地说，“我二月份从法国回来，在哈里斯堡[5]的家里待了一个月，然后就去纽约找工作。我找到一个……是一家出口公司。但昨天他们把我给辞了。”

“把你辞了？”

“我正要说这个事，菲尔。我坦白给你讲，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是我唯一能指望上的人了。我坦白告诉你，你不会介意吧？会吗，菲尔？”

迪恩的身子绷得更紧了，原本在轻轻拍打膝盖的手，这会儿也拍得又急又敷衍。他有些隐隐地觉出某些责任被不公平地硬塞在自己身上；他甚至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听他说了。尽管碰上戈登·斯特雷特处于困境并非一件十分意外的事，但眼前的悲惨境遇中却有什么地方让他心生厌恶并狠下心肠，即使这番遭遇也同时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接着说。”

“是个姑娘。”

“嗯。”迪恩决计不会让任何事情毁了他的这次旅行。要是戈登打算这么情绪低落着，那他想必只能少跟戈登接触了。

“她叫珠儿·哈德森，”床上继续传来悲伤之音，“她过去一直挺‘纯洁’的，我想……直到大概一年前吧。她住在纽约，家里很穷。现在她家里人都死了，她跟她一个老姑妈一起生活。你看这就是个时间问题，差不多就是我遇见她那时候，人们开始成群结队从法国回来……我成天忙着迎新，跟他们一起参加舞会。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菲尔，就是从很高兴看见他们，和让他们很高兴看见我开始的。”

“你应该考虑得比这个多啊。”

“就是啊，”戈登顿了顿，然后又继续没精打采地说下去，“我就剩我自己了，可你也知道，菲尔，我挨不了穷呀。接着就来了这个害人精。有一阵子，她有点儿爱上我了，好像啊，可我从未想过会陷这么深，但也怪，到什么地方都会撞见她。你能想象出我为那些出口商做的活儿……当然，我一直想画画，给杂志画插画，干这个能挣不少钱。”

“那你干吗不画呢？你想赚钱，就得勒紧裤腰带好好干啊。”迪恩冷冷地、打着官腔说。

“我试着干了，稍微地试了一下，但我的东西还是不成熟。我有这天分，菲尔，我能画……但就是不知道怎么画。我应该去上艺术学校的，可交不起学费。对了，差不多一周前，这事终于演变成危机了。在我只剩下最后一块钱的时候，那姑娘开始来烦我。她需要一些钱，说什么……她要是得不到钱，就给我捅些娄子出来。”

“她能吗？”

“我怕她能。这就是我丢了工作的原因之一……她一天到晚不停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这就像是压断骆驼后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她还写了一封信，准备寄给我家。唉……她吃定我了，好吧，我必须得找点钱给她啊。”

一阵尴尬的沉默。戈登躺着一动不动，两只拳头紧紧地握着。

“我算是完了，”他接着说，声音颤抖着，“我已经半疯了，菲尔。要不是知道你要上东部，我想我早就自杀了。我想跟你借三百美元。”

迪恩一直轻轻拍着自己光裸脚踝的手突然就不动了——这两人之间本就是拿不准对方要玩什么花样的关系，现在这关系变得愈发吃紧起来。

过了一会儿，戈登接着说：

“我已经让家里出了不少血，不好意思再开口要一个子儿了。”

迪恩还是没吭声。

“珠儿说她非要两百块钱不可。”

“告诉她……她可以去她想去的地方啊。”

“是啊，说起来轻巧，可她手里握着两三封我喝醉酒后写给她的信。不幸的是，她根本不像你以为的那么软蛋，好打发。”

迪恩做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我可受不了那种女人。你早应该躲远点。”

“我知道。”戈登语调十分消沉。

“你要认清事情本质。如果没钱，就得去工作啊，还得离女人远远的。”

“你这话说得容易，”戈登眯缝着眼睛，“你钱多得要命。”

“我哪来那么多钱啊。家里对我花钱卡得他妈死紧。正因为手头有那么点富余，我更要格外小心别糟蹋了它。”

他拉起百叶窗，更多的阳光照了进来。

“我不是个假正经，老天知道，”他有意这样说道，“我也爱寻欢作乐，喜欢在这样的假期里好好玩玩，但你……你糟糕成这样。我以前从来没有见你这么说过话。你看着就像是破产了一样，精神上、经济上都垮了。”

“这两样东西不就应该在一起吗？”

迪恩不耐烦地摇摇头。

“你身上有一种我弄不明白的气场，带点邪恶的味道。”

“那是焦虑、贫穷和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的味儿。”戈登很有点挑战的意思。

“我不知道。”

“好吧，我承认我看着就让人烦。我也烦自己呀。不过，上帝呀，菲尔，只要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息，一套新衣服，手头再有点钱，那我就会像……像过去的我一样了。菲尔，我画得很是那么回事儿的，这你知道的啊。可有一半时间我都买不起像样的绘画材料……而且累了、沮丧了、疲乏到极点的时候我也画不了。手头有一点儿钱，我就能休整几个星期，然后就开始干了。”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把钱花在别的什么女人身上？”

“干吗要往伤口上撒盐？”戈登小声说。

“我没往伤口上撒盐啊。我是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

“那你会借给我钱吗，菲尔？”

“现在决定不了。借掉这么大一笔钱对我来说也很不方便。”

“你不借我，我就完蛋了……我知道我哼哼唧唧，都是我不好、我的错，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

“你什么时候能把钱还我？”

戈登考虑了一下，这听上去还有点希望。也许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实话实说。

“当然，我可以答应下个月就还你，但是……最好还是定三个月吧。我一开始卖画就还。”

“我怎么知道你卖不卖得掉画？”

迪恩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新的冰冷的调子，身上蹿出一股凉气，戈登有点打鼓了——可能又拿不到这笔钱了吧？

“我想，你以前对我还是有点信心的。”

“以前是有……可看你现在这副样子，又吃不准了。”

“你觉得我要不是走投无路的话，会这样来找你吗？你认为我乐意这样？”戈登咬住嘴唇，一时语塞，觉得最好还是压制住声音里腾腾升起的火气为好，毕竟他是来求人的。

“你好像也活过来了，挺轻松的，”迪恩气愤地说，“你把我置于这么样一个尴尬、两难的境地，我要是不借你钱，我就成了坏人……嘿，没错，你就是这么干的。让我告诉你吧，搞三百块钱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收入没你想的那么多，当然像这么一笔钱也不至于把我的财务状况搞砸。”

他起身离开坐椅，精心地挑选着服装，开始穿衣服。戈登伸开双臂紧紧抓住床沿，硬生生地把到嘴边的喊叫给吞了回去。他的脑袋像要炸开似的，嗡嗡乱响，嘴里又干又涩，能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在发烧，并自行分解成数不清的、均匀的小血点，如屋顶上缓缓滴下的水珠。

迪恩精致地打好领带，刷了刷眉毛，一丝不苟地拿掉卡在牙齿上的一小片烟草。接着他往烟匣里装满烟卷，心事重重地再把空烟盒扔进废纸篓，最后把烟匣放进西装背心口袋里。

“吃过早饭了吗？”他问。

“没有。我不吃早饭了。”

“这样吧，咱们出去先吃点东西，钱的事情过会儿再说。这个话题简直烦透了。我到东部来是想乐一乐的。”

“咱们这就去耶鲁俱乐部，”他心烦气躁地说，又带着责备的口吻补上一句，“反正你已经丢了工作，没别的事儿可干了。”

“我要是有点钱的话，就会有许多事情可干。”戈登语带尖刻。

“噢，看在老天的分上，把这事先放放再说好吧！没必要把我整个旅行弄得愁云惨雾的吧。拿去，这里有点儿钱。”

他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五元钞票扔给了戈登。戈登仔细地把纸币折起来，放进自己兜里。他的脸颊添上了一抹并非发烧而起的红晕。在他们转身出门前，有一刹那，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两个人都因为在对方的眼中发现了什么，从而很快垂下了眼睛。也就是在那一刹那，他们都很突然但又确凿无疑地恨上了对方。

[1]菲尔，菲利普的昵称。

[2]戈迪，戈登的昵称。

[3]纽黑文（New Haven），美国古城，东部重要海港，位于康涅狄格州中南部长岛湾，耶鲁大学所在地。

[4]伽马普西舞会（Gamma Psi Dance）为大学里的一种联谊舞会。

[5]哈里斯堡（Harrisburg），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

2

正午的第五大道和四十四街挤满人群。艳阳高照，太阳闪耀着稍纵即逝的金焰，穿过时髦商场的厚橱窗，照在网格袋、女士银包和摆在灰色天鹅绒盒子里的珍珠项链上，照在俗艳多彩的羽毛扇、昂贵服饰的蕾丝和丝绸上，照在了室内装饰精品展厅里的拙劣画作和精致仿古家具上。

上班女郎们成双结对地在橱窗前流连、驻足，从那些华丽的陈列中挑选她们未来闺房的装饰，其中居然包括一套摆放在床上，很居家的男式真丝睡袍。她们站在珠宝店前挑选订婚戒指、结婚戒指和白金腕表，然后再一路溜达过去检视羽毛扇和去歌剧院要穿的晚礼服披风，同时消化消化午饭吃的三明治和圣代冰激凌。

人群中有许多穿军服的男人，有从停泊在哈德孙河庞大舰船上下来的水手，有佩戴着从马萨诸塞到加利福尼亚各师徽章的士兵，他们含羞带怯地想引起人们注意，可发现这个大城市已经彻底腻烦军人了，当然在他们排列齐整，并且不会因为背着背包和扛上步枪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是个例外。迪恩和戈登在混杂的人群里闲逛着；前者对人类所展示出的最浮夸、最俗艳的众生相很有兴趣，十分关注；而后者看到此情此景却想到他曾经就是人群中的一员：常常这样逛得筋疲力尽，然后随便吃点儿什么，工作时心力交瘁，生活中放浪不羁。对迪恩来说，奋斗、打拼是有意义、富有朝气和让人愉悦的；可对戈登而言，奋斗却是惨淡凄凉、毫无意义，而且没完没了。

在耶鲁俱乐部里，他们遇到以前的一班同学，那些人嚷着跟到访的迪恩打招呼。他们围坐在半圆的长沙发和高背椅上，人手一杯加冰威士忌。

戈登觉得此间的谈话既无聊又没个止尽。他们全体在一起吃好午饭，下午就开始喝酒喝到半酣。是夜都要去参加伽马普西舞会——那保证是大战以来最好的一个派对。

“伊蒂丝·布拉丁要来，”有个人对戈登说，“她不是你的老情人吗？你们不都是哈里斯堡来的吗？”

“是。”他设法改变话题。“我偶尔会见到她哥哥。他是社会主义的铁杆拥趸，在纽约办了一份报纸或是什么的。”

“不像他冒失的妹妹？”这个提供消息的人继续热心地说，“好么，她今天晚上会跟一个叫彼得·希梅尔的三年级学生一起来。”

戈登八点钟要去见珠儿·哈德森——他答应了要给她一点钱。他不安地看了好几次手表。到了四点，迪恩站起来说要到瑞沃斯兄弟商店买硬领和领带。但当他们离开俱乐部的时候，派对那群人中的一个也加入了他们，这使戈登特别错愕、懊丧。可迪恩这边呢，此时倒是心情愉快，满心期待着晚上的舞会，微微还有些喜不自禁。他在瑞沃斯兄弟的店里选了一打领带，每选一条都和同来的那人商量半天——你觉得窄领带是不是又时兴回来了？瑞沃斯商店居然再也拿不到威尔士和马戈森的硬领，不是丢脸是什么？这里从来没有哪种硬领能与“科文顿”媲美。

戈登整个人感到恐慌。他想立刻拿到钱，并且生发出一个比较模糊的念头，他也想去参加伽马普西舞会。他想见到伊蒂丝——临去法国前，他和伊蒂丝在哈里斯堡乡村俱乐部度过了一个浪漫之夜；从那以后，就再没有见过她。这段恋情业已死去，淹死在对战争的焦虑中，被遗忘在这三个月梦幻美妙的乐章中。此刻，他又想起了她，她那既尖刻又温雅、兀自沉浸在她自己的琐碎唠叨中的形象，不期然地重新占据了脑海，往事重回心头。伊蒂丝的脸庞是他整个大学时期一直珍爱的，那份珍爱有几分超脱又有几分仰慕。他那时候喜欢画她——在他房间里有一打她的素描——有她打高尔夫球的，有她游泳的——他闭着眼也能画出她那让人着迷，惹人怜爱的模样来。

他们五点半离开瑞沃斯兄弟商店，在人行道上思量琢磨了片刻。

“好了，”迪恩和蔼地说，“我现在全准备好了。想回旅馆去刮个脸，理个发，再做个按摩。”

“好得很，”另外那人说，“我想我可以跟你一起。”

戈登吃不准他到底会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费了很大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没有转过脸对那个人大喊：“滚蛋，你这该死的！”在绝望中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迪恩跟那个人说好，让他一直跟着，以此来避免因借钱的事起争执。

他们走进巴尔特摩酒店，里面热闹非凡，挤满了姑娘。她们大多从西部和南部来，是城市初入社交圈的新星，之所以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参加著名大学的一个著名校友会举办的联谊舞会。但在戈登看来，这些姑娘不过只是梦中的脸孔而已。他攒足力气准备作最后一次陈情，刚打算开口说些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话，突然，迪恩跟那人说声抱歉，把戈登拉到一边。

“戈迪，”他急促地说，“我把这个事从头到尾想过了，决定不能借给你这么多钱。我想帮你的忙，但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啊……借钱给你，我这个月的日子就得紧巴巴的。”

戈登木呆呆地望着他，心想以前为什么从未注意到他那排上牙暴得这么厉害。

“我……非常抱歉，戈登，”迪恩接着说，“但就是这么回事。”

他掏出钱包，不慌不忙地数出七十五美元来。

“这里有，”他边说边把钱递过去，“这是七十五美元，加起来一共八十块。除去这次旅行必要的花销，我手头只有这么多现金了。”

戈登无意识地伸出攥得紧紧的手，张开时如同一把钳子，紧紧地将钞票钳在手里。

“咱们舞会上见，”迪恩接着说，“我得上理发店去了。”

“再见。”戈登用干涩沙哑的声音说。

“再见。”

微笑浮上迪恩的面颊，但他好像又突然改了主意，利落地点点头，消失不见了。

戈登却还钉在原地，一张英俊的面庞痛苦地扭曲着，手里紧紧攥着那卷钱。突然泪水迸出，模糊了双眼，他踉跄地走下巴尔特摩酒店的台阶。

3

当晚大约九点钟的时候，有两个人从第六大道一家廉价餐馆走了出来。他们其貌不扬、营养不良，除了最低最低的智力以外一无所有，甚至连那种带着生命色彩的动物本身的活力也没有。他们饥寒交迫，身上长满虫子，穷困交加，没一个朋友，不久前寄生于一片陌生土地上的一个肮脏城市，从生下来落地那天起，就像浮木般被人胡乱丢弃，到死还是会像浮木般被人抛弃。他们穿着美国陆军制服，肩上佩戴着三天前登陆的来自新泽西一个征募师的肩章。

两人中的高个子名叫卡罗尔·基[1]，这个名字暗示着在他血管里流动的是蕴含有某种潜能的血，不论这种潜能是否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没落稀释得很淡了。但，你盯着他那张没长下巴的长脸，昏浊的、水涝涝的眼睛和高颧骨，是完全找不到一丝与生俱来的机智或是祖上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

他的同伴黑黝黝的，罗圈腿，长着一对老鼠眼，还长着一个缺损了大半的鹰钩鼻。他那睥睨一切的样子明显是装出来的，是从那个充满咆哮、掠夺、虚张声势和威胁恐吓的世界借来的傍身武器。他一向生活在那个世界里，他叫格斯·罗斯。

他们离开那家饭馆，在第六大道上一路逛着，饶有兴致，却又置身事外地耍弄着手中的牙签。

“上哪儿去？”罗斯问，他的口气听着就像哪怕基说去南太平洋诸岛他也不会觉得惊讶。

“咱们去试试看能不能搞点酒来，你觉得怎么样？”禁酒时期[2]还没到。他如此兴奋是因为法律规定禁止将酒售卖给士兵。

罗斯强烈赞成。

“我倒有个主意，”基想了一会儿接着说，“我有个兄弟在这附近。”

“在纽约？”

“对，是个老家伙。”他意思是，那是他的一位大哥，“他在一家廉价酒吧当侍者。”

“也许他能给咱们搞一点儿来。”

“我觉得他能！”

“相信我，我他妈明天要脱下这身该死的军服，再也不穿了，我要去弄身便装。”

“那……我就不脱了吧。”

两人的钱加到一块儿还没有五美元，所以他们的美好愿望很大程度上就是玩玩逗趣的文字游戏，反正说说也没有害处，还能聊以自慰。不管怎样，光这么说说好像二人已经很开心，可以听见他们痴痴地笑，他们提到《圣经》里的大名人，并发出诸多感叹——“啊，天哪”“你知道”和“我就要这么说”——这些感叹无疑强化了谈话效果。

这两人的全部精神食粮就是针对这些年养活了他们的如下机构——部队、商店，或者救济院——以及对机构中他们的顶头上司所表现出的嗤之以鼻。直到这天早晨，那个机构都一直是“政府”，而那个顶头上司一直以来都是“上尉”。他们从这两者的夹击中溜了出来，眼下正处于尚未选定新束缚之前隐约不舒服的状态——前途未卜，怨天尤人，不知怎么的还有些惴惴难安。为了隐藏这样的感受，他们假装因为脱离军队得到了全然的慰藉，还信誓旦旦使对方确信军纪再也不能左右他们顽强的、向往自由的意志。然而，事实上，他们可能已经觉得这份新发掘的、毋庸置疑的自由比起待在监狱还要更不自在。

基突然加快步子，罗斯顺着他的目光往上看，他一眼看到街上将近五十码开外的地方聚集了一伙人。基低声哂笑，开始向人群跑去。随即罗斯也咯咯乐开了，他迈开自己那两条短小的罗圈腿，在同伴大步流星却笨拙的长腿旁快速地移动。

到达人群的外围，他们马上便与人群融为一体，变成了其中的一分子。这群人当中有衣衫褴褛、醉醺醺的平头百姓，也有代表着多个师并且不同程度醉酒的士兵，大家全都围着一个身材矮小、留着长长连鬓胡子、手舞足蹈的犹太人。此人正挥舞着手臂，兴奋又简明地发表演说。基和罗斯挤进前排，他们抱着强烈的猜疑之心审视着他，那人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他们的内心。

“……你们从战争中得到了什么？”他狂热地嘶喊着，“看看你的周围，好好看看！你发家致富了吗？那些承诺的钱你都拿到手了吗？没有！你还活着并且两条腿还都在，这就算你幸运了。你回来后发现老婆居然没跟别的花了钱逃避打仗的男人跑掉，也算你幸运！这种时候就算你幸运了！除了J.P.摩根[3]和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4]以外，还有谁从战争中捞着了什么？”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小矮个儿犹太人的演讲被砸在他大胡子下巴上的一记重拳打断，他被打得站立不稳，四脚朝天倒在人行道上。

“该死的布尔什维克！”铁匠出身的大块头士兵吼叫着那个出手打人的人。人群围拢得更紧了，闹哄哄的赞同声四起。

犹太人挣扎着想站起来，但又有五六双拳头朝他砸下来，立刻又倒了下去。这一回，他再也爬不起来了，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嘴唇里外全破了，鲜血涌了出来。

又是一阵骚乱的人声，不到一分钟，罗斯和基发现自己挤在混乱的人群中朝着第六大道跑，带头的是一个瘦瘦的、戴着一顶宽边软帽的市民和那个简单粗暴结束演说的壮汉士兵。这群人越集越多，规模相当可观。此外，还有一些观点不明的群众，他们组成一条人流，沿着人行道疾奔，用断断续续的欢呼声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

“咱们上哪儿去？”基对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喊道。

他的邻伴指着戴宽边软帽的带头大哥。

“那个人知道哪里还有他们的人！我们就是去‘秀’给那些人看的！”

“去‘秀’给他们看。”基兴奋地对罗斯低语，罗斯又欢天喜地地转述给在他另一边的人。

大队扫荡过第六大道，时时处处都有士兵、水兵和普通群众加入进来，平头百姓不可避免地嚷嚷着说自己才刚退伍，似乎借此当作新张成立的文体俱乐部的入场券。

接着，队伍在一个十字路口转了方向，朝着第五大道走去，四处纷扰着传言，说他们这是要去托利弗大厅的红色大会去。

“大厅在什么地方？”

问题传到队伍前列，过了一会儿答案飘了回来。托利弗大厅在十号大街。另外还有一帮大兵已经过去砸场子了。

有人说十号大街很远，话音才落，就响起一片“哎哟”之声，有二十来个人闻言便掉了队——其中就有罗斯和基，他们放慢速度变成溜达了，把这个机会让给更狂热的人，让他们上吧。

“我宁愿弄点儿酒去。”基说。他们在一片“混蛋”和“懦夫”的叫骂声中往便道上走去。

“你哥在附近工作？”罗斯问，扮出一副并不肤浅，正在谈论不朽话题的神情。

“应该在。”基回答道，“从我去宾夕法尼亚以后，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他了。他晚上工不工作都很难说。就在这附近。只要他没走，就能给咱们弄到。”

他们在这条街上巡视了几分钟，找到了那个地方——位于第五大道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一家劣等餐馆。基进去打听他哥乔治，罗斯就在人行道上等着。

“他不在这儿干了，”基走出来说，“在德尔莫妮科当侍者。”

罗斯聪明地点点头，好像这事早在他意料之中。对一个能干的人偶尔跳槽不应该感到惊奇。他从前认识一个侍者……接着，他们又开始了一大篇关于侍者是挣工资还是拿小费赚得更多的谈话……最后的结论是，这取决于那个侍者工作的连锁餐馆的社会地位高低。两个人互为对方活灵活现地描绘了百万富翁在德尔莫妮科就餐时只喝了一夸脱香槟，就甩了五十块小费这样的画面。这之后，两个人就都暗自思忖要去当侍者。事实上，基已经眉头紧锁地想着如何不为人知地让他哥给他找个工作。

“侍者就能把那帮家伙剩在瓶子里的香槟喝光。”罗斯咂摸着嘴，接着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添上一句，“啊，天哪！”

到达德尔莫妮科的时候是十点半，他们惊奇地发现一辆又一辆出租车川流不息地开到餐馆门前，车子里走出来让人叹为观止的、不戴帽子的年轻女士，每位女士身边都有一位穿着笔挺晚礼服的年轻绅士陪着。

“这是派对，”罗斯一脸敬畏地说，“咱们最好还是别进去了，他肯定很忙。”

“不会，他不会忙的。他能搞定。”

犹豫片刻，他们走进一扇一点儿也不打眼的门，进到屋内，瞬时不知如何是好了。角落里有一间不引人注目的小餐室，他们脱下军帽，拿在手里，局促不安地站在那儿。二人心头均蒙上一片愁云。房间一头有扇门砰的一声被撞开，着实让他们吓了一大跳，只见那里弹出来一个侍者，流星一般飞快地划过房间，然后又消失进另一头的一扇门里。

侍者们这么闪电般地来回穿梭了三回，来找人的这二位凝聚起所有聪明才智才总算叫住了侍者中的一个。侍者转过身来，狐疑地看着他们，然后迈着猫一样轻柔的脚步走近前来，那架式好像随时准备着转身逃跑。

“喂，”基开始说，“喂，你认识我哥哥吗？他是这儿的侍者。”

“他叫基。”罗斯加了一句解释。

巧了，这个侍者认识基。他应该在楼上，在主舞厅里，那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舞会。他答应会告诉他的。

十分钟以后，乔治·基出现了，满腹狐疑地跟他弟弟问好。他最初的，也最自然的反应是，他弟弟八成是来找他要钱的。

乔治高个儿，几乎没有下巴——但他跟他弟弟的相似之处也就这些。这个侍者的眼神不呆滞，反而是机敏有神的。他举止温和，在室内工作，并微微带着点高傲。他们相互寒暄客套。乔治已经结婚了，有三个孩子。他听到卡罗尔参军以后到外国去过的消息时，似乎很感兴趣，但他其实并没觉得有多了不得。这让卡罗尔很失望。

“乔治，”寒喧之后，做弟弟的说，“我们想喝点酒，但他们不卖给我们。你能给我们弄点儿吗？”

乔治认真考虑着。

“当然。没准儿能行。但是可能要等半小时。”

“好，”卡罗尔附和着，“那我们就等着。”

听罢此言，罗斯便就近找了张椅子坐下去，不料乔治怒喝一声，吓得他立刻又站起来。

“嘿！看着点儿，说你呢！不能坐这儿！这个房间是为十二点钟的宴会准备的。”

“我又不会损坏它，”罗斯愤愤地说，“我用过除虱剂了。”

“算了吧，”乔治严肃地说，“要是领班的看到我站在这儿聊天，他会扑过来撕了我。”

“哦。”

提到领班，对另外两个人来说就足够解释一切了。他们紧张地捏着从国外戴着回来的军帽，等着看有什么好建议。

“我告诉你们，”乔治停了一下，说道，“我有一个地方，你们可以在那儿等着，跟我来。”

他们跟着他走出另一头的那扇门，穿过一个无人的餐具室，爬了两三层黑暗、盘旋而上的楼梯，最后进入一个小房间，里面基本就是一堆堆水桶和一垛垛硬毛刷，外加一盏昏暗的电灯照明。他跟他们要了两美元，答应半小时后送一夸脱威士忌来，然后就把他们丢在那儿走了。

“我敢打赌，乔治挣着钱了，”基往一个倒扣着的桶上一坐，阴沉着脸，“我敢打赌，他一礼拜要挣五十美元。”

罗斯点点头，吐出一记口水。

“我也觉得他挣着钱了。”

“他说那舞会怎么了？”

“很多大学生，耶鲁大学的。”

两人朝着对方严肃地点了点头。

“我在想啊，那群士兵现在到哪儿了呢？”

“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对我来说那段路走着实在太他妈远了。”

“对我也太远，从来没见过我走那么远吧。”

待了十分钟，他们开始坐立不安了。

“我要去看看这外头是什么。”罗斯一边说，一边蹑手蹑脚地向另一扇门走过去。

那是一扇蒙着绿色粗呢的弹簧门，他小心地推开了一英寸。

“看见什么了吗？”

罗斯深吸了一口气，才给出答案。

“他娘的！我敢打保票这里有酒！”

“酒？”

基走过去跟罗斯一块儿站在门边，急切地张望着。

“我敢向全世界保证，这是酒。”他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儿说道。

那个房间是他们待的这间的两倍大，里头是已经备好了的酒品盛宴。两张铺着白桌布的桌上头尾交替地摞着好几排跟墙一样高的酒瓶，有威士忌、杜松子酒、白兰地、法国和意大利出品的味美思，还有橘子汁，更不消说那一排排大弯管和两个巨大的空宾治酒钵了。房间里没人。

“这是为他们那场才开始的舞会准备的。”基低声说，“听到小提琴声了吗？嗨，我说，我可不介意跳支舞。”

他们轻轻地关上门，交换了一个心领神会的眼色，不用互相猜，准错不了。

“我真想拿两瓶。”罗斯加重语气说道。

“我也想。”

“你觉得会被人看见吗？”

基想了想。

“要不咱们还是等他们开始喝了以后再说。他们现在把酒都摆在这儿，是有数的。”

他们为这一点争论了好几分钟。罗斯的意思是趁着现在屋里没人，赶紧去拿上一瓶塞在外套底下。可基更愿意谨慎一些。他怕这么做或许会给他哥哥惹来麻烦。要是等到酒过三巡以后，再去拿上一瓶就没什么关系了，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是哪个大学生干的。

他们还在争论着，乔治·基急急忙忙地奔进来，只对他们咕哝了两句就又从绿色弹簧门那里出去了。过了一小会儿，他们听到几下软木塞迸出去的噗噗声，接着是倒冰块的哗啦声，然后又是哗哗地倾倒液体的声响。乔治正在调制宾治酒。

两个士兵兴奋地相视一笑。

“噢，天哪！”罗斯低叹道。

乔治又出现了。

“再耐心等一下，小伙子们。”他飞快地说，“你们要的东西我五分钟以后拿过来。”

他从之前进来的那扇门又出去了。

等他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楼梯上，罗斯谨慎地四下看了看，飞镖一般蹿进那间让人欢喜的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一瓶酒。

“这就是我说的。”他们坐下，美滋滋地啜下第一口酒，“咱们等他回来问问，能不能就待在这儿喝他给咱们拿来的酒……懂吗？咱们就跟他说没别的地方可以喝酒了……懂吗？如此一来，只要那个房间里一没人，咱们就偷偷溜进去，塞一瓶在衣服底下。这不就够咱们喝上两三天了么……懂吗？”

“当然啦。”罗斯坚决同意。“啊，天哪……还有，如果咱们想卖给士兵的话，那还不就想什么时候卖就什么时候卖。”

他们没说话，乐观地考虑着这个玫瑰色的好点子。接着，基抬手解开他军装的领扣。

“这里真热，是吧？”

罗斯真心表示同意。

“热得像地狱。”

[1]暗指卡罗尔·基是美国国歌词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后代。

[2]指美国历史上一段推行全国性禁酒的时期，从1920年开始至1933年结束。

[3]J.P.摩根公司由美国著名银行家约翰·摩根创建，总部位于纽约。

[4]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1839—1937），为世界第一个亿万富翁，石油大王，慈善家。

4

她还是很生气，从化妆间出来，穿过通往大厅的休息室——并不是因为事情本身生多大的气，而是因为事情偏偏发生在这个特殊的夜晚，归根结底，那只不过是她社交生活中一件再普通不过的琐事。她不会抱怨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她表现得体，保持了一贯的高贵和冷淡。她仅仅是干脆又利落地冷落了他而已。

事情发生在他们的出租车驶离巴尔特摩，还没走出半个街区的时候。他笨拙地抬起右臂——她坐在他右边——企图贴身紧揽在她身上那件深红毛皮滚边的夜礼服披风上。这么做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一位年轻男士想要拥抱一位年轻女士，在并不肯定对方是否默许之前，须得先用离她较远的那条胳膊搂她，这样做无疑才是更优雅的，这样做也可以避免举起那条近侧手臂的尴尬。

他的第二个失礼行为完全是无意识的。那天下午，她把时间都消磨在了理发店里，一想到会有什么可怕、不幸的事情降临到她的头发上，她就极度腻烦。可是彼得在做那个不幸的尝试的时候，偏不巧他的胳膊肘尖轻轻刮蹭了一下她的头发。这是他第二个失礼之处，而两次已经足够了。

彼得开始嘟嘟囔囔。从听到第一声嘟囔起，她就断定他只是个大学里的小男生。伊蒂丝二十二岁，不管怎样，这次舞会——开战以来第一次这样的联谊舞会——愈发加快的节奏提醒着她另一件事、另一场舞会和另一个男人。她对此人的感情要比哀伤的眼神、青春期的恍忽迷离多那么一点儿。伊蒂丝·布拉丁正爱着她记忆中的戈登·斯特雷特。

她就这么从德尔莫妮科的化妆室里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目光越过眼前一个身着黑色礼服的肩膀，落到那帮如同高贵的黑蛾子般在楼梯口转来转去的耶鲁小子。从她刚出来的房间里飘出一股股浓重的香气，那是进进出出抹得喷香的小美女们留下的——那浓烈的香水以及承载着脆弱的尘封记忆的脂粉。这些飘出的香气混着大厅里呛鼻的烟味向外飘移，在楼梯那儿沉降下来，并在即将举行伽马普西舞会的舞厅里弥漫开来。她对这种气味很熟悉，让人兴奋、给人刺激，甜腻得使人坐立不安，这正是一场时髦舞会的气味。

她想到自己的外貌，赤祼的臂膀拍着乳白色的香粉。她知道今夜在穿着黑色礼服的脊背的衬托下，她的臂膀一定看上去十分香软，并且泛着牛奶般的柔光。头发造型无懈可击，成功至极；浅红色浓发高高堆起，盘成骄傲的动感波浪式；唇彩精致描摩成深胭脂红；像易碎的瓷器一般的眼珠呈微妙的蓝色。从复杂的发式到纤细小巧的脚都是杰作，她无疑是完美无瑕的精致美女。

她在思考今晚在这个狂欢舞会上说些什么，那些高低起伏的笑语声和凉鞋发出的脚步声，还有成双入对上下楼梯的人群已然让她觉得今晚排场盛大，且这场舞会十分重要。她要说的是许多年来她一直在说的那些话——她擅长的——用时下流行的表达方式，外加一点儿报章和学院派俚语串烧。这样结合得天衣无缝的文体，使话语随意又稍带着点儿挑逗和精致的感性。这时，坐在楼梯那里的女孩的话还是让她稍稍愣了一下：“你了解的仅仅是皮毛而已，亲爱的！”

她展颜一笑，心中的火气也立刻烟消云散了，闭上眼睛，十分享受地深吸一口气，再垂下双臂于身体两侧，轻轻碰触着那光滑的、凸显身段的紧身礼服——她从未发觉自己是如此柔软，也从未如此欣赏过自己双臂的白皙。

“我如此香甜，”她单纯地对自己说，接着又是一闪念，“我是为爱而生的。”

光是这句话的调调就着实让她喜欢，顺势再往下想，那新近产生的、有关戈登的一连串骚动的梦境便不可避免地交替出现了。两个月前，事情变得愈发纠结起来，那神秘的欲望呈现在她眼前——想再见到他。如今的她似乎又被这个欲望驱使着来到了这场舞会，来到了这一时刻。

相对她雅致的美貌来说，伊蒂丝则是个严肃且心思缜密的姑娘。她的哥哥跟她一样爱思考，两人都带有青春期理想主义的特质，借此特质，她哥哥已然变成了一位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亨利·布拉丁原来是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讲师，后来他离开那儿到纽约来，给一份激进的周报专栏撰写文章，试图为那些不可救药的邪恶灵魂开出最新的回春良方。

伊蒂丝没有她兄长那么荒唐和愚蠢，在她心里，能治愈戈登·斯特雷特就满足了。戈登身上那种孱弱的气质，会让她想去关心、照料他。而那份无助，又总是让她想去保护他。她需要一个她认识了好久的人，一个爱了她好久的人。她有点儿厌倦了，想结婚了。在一堆书信、五六张画和同样多的回忆中，再加上心生的厌倦，她决定下次要是再遇见戈登，两人的关系一定得发生点儿变化。她会说一些改变他们关系的话。这个夜晚来临了，就在眼前。这是她的夜晚，所有的夜晚都属于她。

她的思绪被打断了，一个严肃的大学生带着副受了委屈的神情，相当拘谨地向她深深鞠了一躬。这就是和她一起来的那个人，彼得·希梅尔。他个子很高，富有幽默感，戴着角质框架眼镜，有一种讨人喜欢、捉摸不定的气质。而她忽然就很不喜欢他——或许因为他没能成功地吻她的缘故。

“那么，”她先开腔，“你还在生我的气？”

“一点儿也不。”

她走上前去，拉住他的手臂。

“我很抱歉，”她柔声说，“不知道刚才为什么那样发火，我今天晚上莫名其妙地脾气不好，我很抱歉。”

“没什么，”他含糊应声，“快别再提这事了。”

他很尴尬，有些被冒犯的感觉。之前的失礼，难道她还逮着不放吗？

“那是个错误，”她还在继续，声调和刚才一样柔和，一样刻意，“我们俩把它忘了吧。”就这句话，他恨上了她。

几分钟过后，他们移步到了舞厅。这时候，特地雇来的十几个爵士乐演员，正摇摇摆摆、唉声叹气地给舞厅里拥挤的人群演奏着“如果只剩萨克斯风和我，干吗不凑成一对”。

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插进来。

“嗨，”他语带责备地打着招呼，“你记不得我了？”

“一下子想不起名字来，”她轻声说，“但是觉得你很面熟。”

“遇见你是在……”他寂寞的声音低了下来，这时一个一头金发的男人插进来。伊蒂丝低声跟先前那位客套着：“谢谢你，人太多了……过会儿再聊。”

那个金发男子执意要和她热情地握手。她只记得他是众多叫吉姆的熟人中的一个，姓什么则是个谜。她甚至记起了他跳舞时会有一种特殊的节奏——这一点在一开始跳舞时已经得到了证实。

“要在这里待一阵子吗？”他连呼吸都是那么自信。

她往后挺了挺身，抬起头看着他。

“几周吧。”

“你住在哪儿？”

“巴尔特摩。哪天打电话联系啊。”

“我就是这意思，”他向她保证，“我会打的，一起去喝个下午茶。”

“我也是认真的……就这样。”

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生硬而万分正经地插进来。

“您不记得我了吧？”他一脸严肃地说。

“我还真记得。你是哈伦。”

“错啦，巴洛。”

“好吧，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是两个音节的名字。你就是在霍华德·马绍尔的家庭派对上弹四弦琴弹得特别棒的那个小伙子。”

“我是弹过……但不是……”

一个龅牙男插进来。伊蒂丝闻到一股淡淡的威士忌味儿。她喜欢喝了点什么的男人，他们比没喝酒的要欢乐得多，有眼力，爱说恭维话——跟他们交谈要轻松得多。

“我叫迪恩，菲利普·迪恩，”他兴高采烈地说，“你不记得我了，我知道，但我记得你，你跟我四年级时的寝室室友戈登·斯特雷特一起来过纽黑文。”

伊蒂丝猛地抬起头来。

“是的，我跟他去过两回……一次是去参加庞普·斯利伯舞会[1]，另一次是一个高中十一年级舞会。”

“你已经见到他了吧，”迪恩淡淡地说，“他今晚也来了，一分钟前我还看见他了。”

伊蒂丝开了口，尽管十分确信他会来。

“什么？不不，我还没有……”

一个红头发胖子插进来。

“嗨，伊蒂丝。”他说。

“噢……你好你好……”

她脚底下一滑，身形稍稍有些不稳。

“不好意思，亲爱的。”她咕哝了一句，声音非常机械。

她看到戈登了……戈登一脸惨白，蔫头耷脑地斜靠在门道边上，一边抽着烟，一边向舞厅里张望。伊蒂丝可以看见他的脸，瘦削、毫无血色，举到唇边那只拿香烟的手一直在抖。他们的舞已经跳到离他很近的地方了。

“……他妈的，这帮人邀请了太多没用的家伙，你……”那个矮胖子正说着。

“嗨，戈登。”伊蒂丝朝她舞伴身后喊道，她的心怦怦狂跳。

戈登那双大而黑的眼睛盯在她身上，朝她的方向迈了一步。这时，她的舞伴带着她转了过去——只听到他的声音。

“……可一半的单身汉都喝大了，才离开不久，所以……”

这时她身旁一个低沉的声音说：“可以吗？请。”

就这么突然，他们已经跳上舞了，她和戈登。他的一只胳膊揽着她，一下一下将她越揽越紧，戈登放在她背上的手指完全伸展开来，她攥着蕾丝边手帕的那只手要被他捏碎了。

“噢，戈登。”她有些喘不上气来。

“嗨，伊蒂丝。”

她脚底又滑了一下——恢复平衡时往前一冲，她的脸挨到了他黑色晚礼服的面料上。她爱他——她知道她爱他——片刻的寂静，在这短暂的寂静中，一份局促不安的怪异感爬上了她的心头，有什么东西不对了。

她的心突然绞痛了一下，转向他才发现这其中的原因。他的样子太惨了：愁苦凄凉，疲惫不堪，带着点醺醺醉意。

“噢……”她不由自主地叫出声来。

他低头看她。就这么一下，她看到他血丝密布的眼睛，还有失去控制不断转动的眼珠。

“戈登，”她的声音很低，“咱们坐下吧，我想坐下。”

他们差不多在舞池中央，但此时她看见房间对面的两个男人正朝自己走来。她站住了，抓住戈登了无生气的手，领着他跌跌撞撞地穿过人群。她紧闭双唇，抹了胭脂的脸上现出一丝苍白，双眼里的泪盈盈欲滴。

她在铺着厚软地毯的楼梯高处找了一个地方，他在她身旁重重地坐下来。

“唔，”他目光游移地看着她，然后说，“看到你我真高兴，伊蒂丝。”

她看着他，并未作答，此情此景着实让她招架不住。这么些年来，她见过各种不同程度醉酒的男人，从自家的叔叔到雇来开车的司机应有尽有，对此她有各式各样的感受：好玩有趣，反感厌恶，可现在她却头一次有了非同以往的全新感觉——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

“戈登，”她语带责备，快要哭出来了，“你看上去像魔鬼。”

他点点头。“我惹上麻烦了，伊蒂丝。”

“麻烦？”

“各种麻烦。你不要跟我家里人说，但我真的垮了，我现在一团糟，伊蒂丝。”

他的下嘴唇耷拉着，好像根本就没怎么看她。

“你能不能……你能不能，”她犹豫着，“你能不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戈登？你知道，我一直对你感兴趣。”

她咬着嘴唇……她本打算说些更带劲的话，但最后发现说不出口。

戈登呆滞地摇摇头。“我不能告诉你，你是个好女人，我不能把这种事告诉一个好女人。”

“胡说！”她斗气般地说，“我认为你在这种情况下说任何一个女人是好女人，都是种侮辱。你喝醉了吧，戈登？”

“谢谢，”他低着头，脸色阴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

“你为什么喝酒？”

“因为太他妈痛苦了。”

“你认为喝酒能让情况变好吗？”

“你在干什么……想改变我啊？”

“不。我想帮你，戈登。就不能把事情跟我说说吗？”

“我的情况太糟太糟了，你最好假装不认识我。”

“为什么呀，戈登？”

“很抱歉，我突然插进来请你跳舞……这对你不公平。你是个纯真的女人……所有诸如此类的特质。这样吧，我去找个人跟你跳舞。”

他极其笨拙地站起身来，可她一把将他拉回来，让他坐在她身旁的楼梯上。

“嗨，戈登。你太过分了。你在伤害我。你的一言一行就像一个……像一个疯子……”

“这一点我承认。我是有些疯疯傻傻的，我是有什么东西不太对了，伊蒂丝。有些东西已经离我远去了，但没关系。”

“有关系，告诉我。”

“就那么回事儿。我一直古里古怪的不正常……跟其他小伙子不太一样。在大学里还可以，可是现在就不对了。四个月以来，这些事情一直折磨我，在我心里劈啪作响，就像衣服上的小钩子，如果再崩裂几个钩子的话整件衣服就会滑脱掉。我在慢慢、慢慢地变成疯子。”

他转过脸来，两眼睁得大大地望着她，继而开始无端大笑起来。她瑟缩着离他远了一些。

“怎么回事？”

“我有事啊，”他重复着，“我要疯了。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像一场梦……这个德尔莫妮科啊……”

他说这话的时候，她发现他已经完全变了。他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轻松、快乐、随性的人了。了无生气和沮丧气馁已经明显地占据了他。强烈的反感涌上来，接着是一种稍稍令人讶异的厌倦。他的声音像是来自一片巨大的虚无。

“伊蒂丝，”他说，“我过去觉得自己很聪明，有天分，是个艺术家。现在知道了……我屁也不是。不能画，伊蒂丝。我也不知道干吗要跟你说这些。”

她茫然地点点头。

“我不能画画，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他苦涩地笑了起来，声音很响，“我他妈成了一个乞丐，靠朋友的吸血鬼。我失败了，穷得叮当响。”

厌恶在她心里不断升腾，这一次连头都几乎懒得点了，一直伺机离开。

戈登眼里突然间充满了泪水。

“伊蒂丝，”他转向她，显然极力在克制着自己，“知道还有一个人对我感兴趣，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真没法告诉你。”

他伸出手去拍拍她的手，她却不由自主地往回一缩。

“你真太好了。”他再次重申。

“好吧，”她慢条斯理地说，看着他的眼睛，“谁看到老朋友都会很高兴的……可是我很遗憾看到你这样，戈登。”

他们望着彼此，有一阵子谁也没说话。瞬间迸发在他眼中的热望消退了。她站起身来面无表情地低头看着他。

“我们跳舞吗？”她冷冷地说。

爱情易碎——她思索着——或许只有碎片被保存下来了，明明是要说出去的话，可话到嘴边还是硬生生收住了。那些新的情话、学来的柔情蜜意已经在心里珍藏，留待下一任有情人。

[1]庞普·斯利伯舞会（Pump and Slipper），耶鲁大学一年一次的大型舞会。

5

彼得·希梅尔，那个护送可爱的伊蒂丝来的人，并不习惯被冷落，一被冷落，便觉得尴尬、受伤、无地自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用特殊的专属方式给伊蒂丝·布拉丁投书递信，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在于凸显他的用情之深，在这方面他相当自信。但她为什么对接个吻这样的琐碎小事也会表现出这么个态度，徒劳地思索了半天，他也没找到答案。

因此，当那个小胡子男人插进来请她跳舞时，他就离开舞池，走到外面的大厅去了，一路上遣词造句，然后反复对自己念叨好几遍，大刀阔斧地删节之后，话是这么说的：

“嗯，要是哪个姑娘钓上一个男人之后，又做出让那个男人饱受刺激的事情……那她就不能对我出去喝醉有任何的抱怨。”

所以他穿过餐厅，进到一间与餐厅毗连的小房间里——那天晚上的早些时候他已经瞅准了这个地方。房间里一排排酒瓶旁有几大钵宾治酒，他在摆放酒瓶的桌子旁找了张椅子坐下来。

两杯苏打威士忌下肚，他脑海中的那些无聊、懊恼、时间的单调、世事的混沌就都沉浸到一个模糊的背景之中，在背景前方结起亮晶晶的蜘蛛网——事情已经自动达成了和解，它们安安静静地躺在它们自己的架子上，一天当中的各样麻烦也自行列好整齐的队列，按照他简洁的解散口令，大步向前，消失得无影无踪。烦恼一走，灿烂又具有象征意义的光辉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伊蒂丝已经变成一个轻浮的、微不足道的姑娘，与其担心、牵挂她，还不如去嘲笑她。正如他梦中的某个人物一样，她和这个包围在她周围的浮夸世界倒是非常相配，而他自己也变成了某种衡量的象征，一个有节操的狂饮者、剧中的梦想家。

继而，那种象征符般的心境慢慢消退。当他喝第三杯苏打威士忌时，他的想象已屈从于温暖的光辉并滑入这样一种状态——仰面漂浮在让人愉快的水面上。正在这个时候，他注意到左近的一扇绿弹簧门被推开了约两英寸，门缝后面露出了一双眼睛，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嗯。”彼得冷静地哼了一声。

绿弹簧门关上，然后又被推开，这次只推开了半寸。

“藏猫猫。”彼得小声说。

门一动不动，一串时断时续、压低嗓音的低语传了过来。

“一个男的。”

“他干什么呢？”

“他正坐那儿看呢。”

“他还是赶紧走的好。咱们还得再搞一小瓶。”

彼得听着，这些话慢慢过滤进入他的意识之中。

“现在这个，”他暗忖着，“太有的玩了。”

他兴奋起来，欢喜得很，觉得自己撞上了一桩神秘事件。他刻意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站起来，在桌子周围等待着——然后，飞快地转身拉开绿弹簧门，大吃一惊的列兵罗斯摔了进来。

彼得鞠了一个躬。

“你好吗？”他说。

列兵罗斯将一只脚稍微挪到另一只前面，站稳身形，时刻预备着打、逃或妥协。

“你好吗？”彼得有礼貌地重复了一遍。

“我还行。”

“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列兵罗斯两只眼睛骨碌碌地看着他，怀疑着这话里是不是暗藏讽刺。

“好吧。”过了半晌，他终于答应。

彼得指了指椅子。

“坐。”

“我还有个朋友，”罗斯说，“我还有个朋友在那里。”他指指绿弹簧门。

“当然得把他叫上了。”

彼得走过去，打开门，把列兵基也拉进来。此时的基有些疑惑，摸不着头脑还带着几分内疚。三人找来椅子，围在宾治酒钵旁落了座。彼得给了他们一人一杯苏打威士忌，还从自己的烟盒里掏出香烟发给他们一人一支。他们都羞答答地收下了。

“现在，”彼得轻松地说，“我能不能问一下，你们两位先生为什么弃大堂于不顾，而宁愿把闲工夫消磨在一间……就我看来，几乎全是硬毛刷子的房间？而且人类已经进步到除了星期天，每天能生产一万七千把椅子的阶段……”他顿了顿。罗斯和基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你们告诉我，”彼得接着说，“你们为什么选择坐在运水的器具上呢？”

话讲到这儿，罗斯哼了一声。

“还有，最后，”彼得结束他的话，“你们告诉我，你们既然进了这座悬挂着美观的巨大枝形吊灯的建筑，却为什么要在一只光线暗淡的电灯泡底下打发晚间时光呢？”

罗斯看着基，基看着罗斯，大眼对小眼。他们笑了，放声大笑，他们发现只要看着对方就不可能不笑。但他们不是跟那男人一起在笑——他们是在笑他。对他们来说，一个用这种方式说出这番话的人不是醉鬼就是疯子。

“你们是耶鲁的吧，我猜。”彼得说，他刚喝完了一杯苏打威士忌，正预备着另一杯。

他们又大笑起来。

“不是。”

“那是……？我还以为你们是那所大学下属的谢菲尔德科学院[1]的成员呢。”

“不是。”

“哦，好吧，太可惜了。那无疑你们都是哈佛的咯，隐姓埋名跑到这个……像报上所说的这个紫蓝色的天堂里。”

“不对，”基嗤之以鼻，“我们只是在这儿等人。”

“啊，”彼得惊出声来，站起身往他们的杯子里倒满酒，“有意思，跟哪个清洁女工约会……嗯？”

两人气呼呼地否认。

“这有什么啊，”彼得安抚他们道，“别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清洁女工和世界上任何别的女士一样好。吉卜林[2]就说过：‘上校的女人和妓女朱迪·格雷迪说到底没什么两样。’[3]”

“可不是么。”基露骨地朝罗斯挤挤眼。

“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吧，”彼得喝掉杯中酒接着说，“在这儿，我就有这么一个给宠坏了的姑娘。从没见过宠成他妈这样的。拒绝吻我，不给任何理由。故意把我的胃口吊起来，让我以为她想跟我接吻，再重重往地上一摔！把我给甩了！这年轻的一代到底要干什么啊？”

“哦，运气差，”基说着，“运气太他妈差了。”

“哎哟，是啊！”罗斯说。

“再来一杯？”彼得问。

“我们之前差点儿打一架，”片刻停顿后，基说，“但那地方太远了。”

“打架？……这才对嘛！”彼得坐在那儿摇摇晃晃地说，“把他们全揍一顿！我在军队里待过。”

“跟一个布尔什维克家伙。”

“这才对嘛！”彼得狂躁地喊叫，“我正想说呢！干掉布尔什维克！消灭他们！”

“咱们是美国人。”罗斯说，语气中显露着强硬、不可一世的爱国主义。

“可不是么，”彼得说，“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咱们都是美国人！再来一杯。”

他们又来了一杯。

[1]谢菲尔德科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为耶鲁大学下属的学院，成立于1847年，于1956年关闭。

[2]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英国作家及诗人，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3]此段文字摘选自吉卜林的诗歌，原文为：The Colonel’s lady and Judy O’Grady are sisters under the skin。其中Judy O’Grady是给驻扎于印度的英军提供服务的妓女。

6

一点钟，一支特殊的乐队——在当天众多特殊乐队中仍然是特殊的——来到德尔莫妮科。乐队成员傲慢地散坐在钢琴周围，肩负起为伽马普西大学生联谊舞会演奏的担子。乐队领衔的是一位著名长笛演奏家，此人在纽约名噪一时，他以头朝下倒立，同时扭动双肩用长笛演奏最新爵士乐的一手绝活艳惊纽约。在他演奏的时候，全场的灯都熄掉了，只有一盏聚光灯追着他，此外，在跳舞人群头顶上，万花筒一般的彩色光束晃来晃去。

伊蒂丝一直在跳舞，直到自己有些厌倦和迷离，这感觉一般只有初入社交界的女孩儿才有，和连着喝下几杯苏打威士忌后升华出的虚无灵魂差不了多少。被音乐紧揽，让心随着乐声荡漾，与她共舞的舞伴在色彩斑斓的灯影变换下形同鬼魅。此时的她麻木、怠惰，似乎今日的舞会从开场到现在已经隔了数日。伊蒂丝与许多不同的男人交谈，那些话题散乱而不完整。她被人吻过一次，被求爱差不多六次。当晚早些时候，不同的大学本科生跟她跳过舞，但此刻，她像在场所有大受欢迎的姑娘们那样有了自己的拥趸——有那么五六个好色坯子选中了她，轮番交替地在她和他们选中的另一位美人之间穿梭、打转，他们很有次序、连番不断地插进来邀她跳舞。

有几次，她都看到了戈登——他在楼梯上坐了很长时间，托着下巴，目光呆滞地盯着地板上一直跳跃的花火。他看起来真是沮丧啊，而且醉得不轻。每次看到他，伊蒂丝都迅速移开眼睛。一切的一切好像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此时的她头脑迟钝，所有感官都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中，只有她的脚在跳舞，只有她的声音在迷迷糊糊地说着挑逗的情话。

彼得·希梅尔插进来请她跳舞，虽然喝醉了却兴致盎然。伊蒂丝抬头望着他，惊得张大了嘴巴。尽管非常疲倦，但这点倦意哪里挡得住她胸中的愤怒，那是因道义而产生的义愤填膺。

“干吗呀，彼得！”

“我有点喝大了，伊蒂丝。”

“嗨，彼得，你是个讨人喜欢的大好人，真的！难道你不觉得那样做有点下三滥吗……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她勉强笑了笑，而他那伤感的眼神，智慧而严肃，带着一脸蠢笨、抽搐的笑望着她。

“亲爱的伊蒂丝，”他真挚地说，“你知道我爱你，对不对？”

“你讲得很明白。”

“我爱你……我只是想你吻我。”他悲伤地补了一句。

尴尬、羞耻都离他而去。全世界，她就是最美的姑娘——有着如同天上星辰一般最美的眼睛。他觉得首先得赔礼道歉——为冒昧想要吻她道歉；其次，喝醉也得道歉。不过喝醉也是因为她，他以为她在生气，他为此万分沮丧，才会借酒浇愁。

那个红发胖子插进来，抬头望着伊蒂丝，笑得容光焕发。

“你是带着谁来的吗？”她问。

“没有。”红发胖子单身汉一个。

“好，那你介不介意……也许这会给你造成很大的麻烦……今晚送我回家？”（这种万分羞怯的做派正是伊蒂丝的娇媚之处，她深知红发胖子瞬间便会融化在狂喜中。）

“造成麻烦？说什么呢，我的老天爷，我他妈不知道多高兴！你知道我会很高兴。”

“万分感谢啊！你太可爱了。”

她扫了一眼手表，一点半。当她自言自语地说“一点半”的时候，突然隐隐约约地想起她哥哥在午餐时告诉过她，他每天夜里都要在报社工作到一点半以后。

伊蒂丝突然向她眼前的舞伴转过脸去。

“德尔莫妮科到底在哪条街上？”

“哪条街？啊，当然在第五大道上了。”

“我的意思是说，在哪个路口？”

“呃……让我想想……在四十四街。”

这证实了她之前的想法。亨利的办公室想必就在街对面的拐角上。她顿时想到可以溜过去一会儿，露个脸，给他一个惊喜，一个身着炫目深红色晚礼服披风的美女“给他提提神”。这根本就是伊蒂丝特别喜欢做的那种事——一种打破常规的时髦事情。念头一起，便占据了她的脑海——仅只片刻犹豫，她就打定了主意。

“我的头发快要散了，”她对同伴欢快地说，“你介意我去整理一下吗？”

“一点也不。”

“你真是个可爱的大好人。”

几分钟以后，裹着那件深红色晚礼服披风，伊蒂丝从另一侧的楼梯轻快地跑下，因为这个小小的冒险而激动得满脸通红。她从站在门口的一对男女身旁掠过——一个几乎没有下巴的侍者和一个胭脂涂抹得太红的年轻女人正在激烈地争吵——打开大门，一脚踏入温暖的五月之夜。

7

那个胭脂搽得太红的年轻女郎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然后又扭回头来，跟那个没有下巴的侍者继续争吵起来。

“你最好上楼去跟他说我在这儿，”她气势汹汹，“要不我就自己上去了。”

“不行。你不能上去！”乔治断然拒绝。

那姑娘笑了，嗤之以鼻。

“噢，我不能，是吗？哼，我告诉你吧，我认识许多大学生，但更多大学生认识我，他们喜欢带我去舞会，我认得的人比你一辈子见的还多。”

“也许吧……”

“也许？”她打断他，“啊……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就像刚才出去的那个女的一样，天知道她上哪儿去了。她们就能来去自如，可轮到我要看朋友的时候，他们就找个混账、白痴的侍者堵在这儿，拦着不让我进去。”

“你看见没有，”基的哥哥也被惹怒了，“我不能丢了工作。你说的那家伙也许不想见你呢。”

“噢……他绝对想见我。”

“不管怎么样吧，那么一大堆人，我上哪儿找他啊？”

“哦，他一定在那儿，”她很有把握地断言，“你只要随便问问，哪一位是戈登·斯特雷特，他们就会把他指出来。他们全都互相认识，那帮家伙。”

她拿出一个包来，从里面掏出一张一元的钞票，递给乔治。

“这个，”她说，“一点小意思。你去找到他，替我带个信儿。你就告诉他，他要是五分钟之内不到这儿来，那我就上去。”

乔治不抱希望地摇摇头，把这个问题想了一下，踌躇了一阵子，最后还是进去了。

还未到五分钟的时限，戈登就下来了。他比早些时候醉得更厉害了些，而且模样也变了。整个人像被硬壳罩着似的，由烈酒结成的硬壳，头重脚轻，脚底下踉踉跄跄，话也说得七零八落。

“你好，珠儿，”他粗声粗气地说，“马上就来了，珠儿，我搞不到那么多钱，可我尽力了。”

“还提个屁钱！”她大声呵斥着，“你已经有十天没找我了，怎么回事？”

他慢吞吞地摇头。

“心情特别低落，珠儿。我还病了。”

“你生病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并不是特别在意那笔钱。要不是因为你不搭理我，我才不会在那个钱上找你麻烦。”

他又摇了摇头。

“我没有不搭理你啊，一点都没有。”

“还说没有！你已经有三个礼拜不来找我了，除非你已经醉得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知道。”

“我病了，珠儿。”他重复着，疲倦地看着她。

“你能上这儿来，还能跟你社交界的朋友们玩得挺欢，就说明你身体好得很。你说要找我一起去吃晚餐，还说会带些钱来给我，可你连一个电话也懒得打给我。”

“我没弄到钱。”

“我刚才不是说没钱不要紧吗？我就是想见你，戈登，但你好像更愿意跟别的什么人待在一起。”

他拼命否认。

“那么，拿上你的帽子跟我走。”她建议。戈登犹豫不决——她突然走近前去，伸开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

“跟我走吧，戈登，”她半呢喃半耳语，“咱们上德维内里斯喝一杯，然后可以去我的公寓。”

“我不行，珠儿……”

“你行，”她热切地说。

“我病得很厉害！”

“好，那你更不应该留在这儿跳舞了。”

戈登向自己周围扫视一眼，犹豫不决，他的眼神宽慰而绝望；她蓦地把他拉到身前，用柔软丰唇吻住了他。

“好吧。”他语带沉重地说，“我去拿帽子。”

8

伊蒂丝迈步走进五月的夜里，澄明的黑蓝色天空下，整条大道上空无一人。大商店的橱窗里一片漆黑，围罩着商店大门的铁栅栏就像华丽辉煌的夜色中影影绰绰的坟墓。向四十二街望过去，只看到那些混杂交错的通宵饭馆散溢出来的模糊灯光。在第六大道高处，一束火光呼啸穿过车站前一排排平行灯光间的街道，驶进清冽的暗夜里。可此时的四十四街却是一片静寂。

伊蒂丝拉紧披风，飞快穿过大道，紧张前行。此时，一个独行的男人从她身旁经过，沙哑着嗓子说了句：“上哪儿去，宝贝？”这使她想起小时候的一个夜晚，她穿着睡袍独自在附近街上转悠，一条狗从一家神秘的后院里对着她狂吠的情景，那家的后院非常大。

很快她就到了目的地——四十四街一幢相对陈旧的二层建筑，看到楼上窗户里的一缕灯光，她感到庆幸。外面足够亮，能看清窗边的指示牌——“纽约号声报”。她走进漆黑的大堂，一眼就看见了位于角落的楼梯。

接着，她走进一个狭长低矮的房间，里面有许多张办公桌，墙上挂着存档的报纸。屋里只有两个人，分坐在房间两端，那两人都戴着绿眼罩[1]，就着办公桌上一盏孤灯的光亮在写着什么。

她在门口站着，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那两人同时转过身来，她认出了她哥哥。

“哇，伊蒂丝！”他赶紧站起来，惊异地迎上来，拿掉眼罩。他是个高个儿，瘦削，皮肤黝黑，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一双锐利、洞察一切的黑眼睛。好像在他跟人谈话时，这双深邃的眼睛会一直盯在对方的头顶上。

他握着她的双臂，亲吻她的脸颊。

“出什么事了？”他略带惊慌地重复。

“我在德尔莫妮科参加舞会，亨利，”她兴奋地说，“我没忍住就跑来看你了。”

“很高兴你来，”他警惕的神情很快又恢复成惯常的隐晦不清。“你可不应该这么晚一个人出来，是吧？”

坐在房间那头的男人一直好奇地打量着，在看见亨利招呼他的手势后，他走了过来。这个男人有些虚胖，眼睛很小，却闪闪发光。摘下硬领和领带，他看上去就像星期天下午时分中西部农民的模样。

“这是我妹妹，”亨利说，“她顺路过来看我。”

“你好！”虚胖男人微笑着说，“我叫巴塞洛缪，布拉丁小姐。我知道你哥哥早就把我的姓氏给忘了。”

伊蒂丝礼貌地笑笑。

“嗯，”他继续说，“我们这个地方不太讲究，是不是？”

伊蒂丝打量着房间。

“看起来很好呀，”她回答，“你们把炸弹放在哪里？”

“炸弹？”巴塞洛缪重复她的话，大笑起来，“这个好……炸弹。你听到她的话吗，亨利？她想知道咱们把炸弹放在哪儿？喂，这真太棒了。”

伊蒂丝身体一转，坐到一张空办公桌上，两条腿垂在桌边荡着。她哥哥在她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唔……”他心不在焉地问，“你这趟纽约之行怎么样？”

“还不错。我跟霍伊特一家要在巴尔特摩待到星期日，你明天不能来吃午饭吗？”

他想了一下。

“我特别忙，”他拒绝了，“并且讨厌扎堆的女人。”

“好吧，”她表示赞同，语气相当从容淡定，“那你跟我一起吃午饭。”

“很好。”

“我十二点来找你。”

巴塞洛缪显然急于回到他的办公桌去，但他似乎认为不说两句俏皮话就走会显得没有礼貌。

“那……”他一开口就已经尴尬上了。

他们都转过来看着他。

“嗯……我们……今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还是过得惊心动魄的。”

两个男人交换了一个眼色。

“你早点来就好了，”巴塞洛缪继续说，有点备受鼓舞的感觉，“那是一场定时上演的歌舞表演。”

“真的吗？”

“一首小夜曲，”亨利说，“很多士兵聚集在下面的大街上，冲着我们的招牌大喊大叫。”

“怎么回事呢？”她想知道原委。

“就是一群人，”亨利漫不经心地说，“只要人扎了堆，就没有不喊不叫的。他们倒是没人主动带头，否则就有可能硬闯进来，把这儿砸个稀烂。”

“没错，”巴塞洛缪说，又转身看着伊蒂丝，“你真应该早点来。”

他觉得兴许说上这么几句就可以退下了，于是他断然转过身，回到自己的桌子。

“所有士兵都反对社会主义者吗？”伊蒂丝追问着哥哥，“我是说，他们会因此暴力袭击你吗？”

亨利重新戴上眼罩，打了个呵欠。

“人类已经进化了很长时间，”他并没有当回事地说，“可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活在过去，十分念旧。那些士兵不知道他们要什么，憎恨什么，或者喜欢什么。他们就是习惯于一窝蜂地行动，而且似乎非搞些示威游行不可。所以我们就撞枪口上了。今天晚上这个城里到处都有骚乱。你知道，今天是五一节。”

“这里的骚乱很严重？”

“不是一星半点儿的，”他轻蔑地说，“大约九点的时候，可能有二十五个士兵站到街上，开始对着月亮干嚎。”

“哦……”她换了个话题，“你看到我高兴吗，亨利？”

“当然了，怎么啦？”

“看着不像高兴。”

“我高兴呀。”

“我猜你觉得我是一个……废物，是世间最滥的花蝴蝶。”

亨利笑开了。

“才不是呢。趁年轻，及时行乐有什么错。怎么……你觉得我只喜欢严肃认真，一板一眼的年轻人啊？”

“没有……”她收住话音，“……可是我不知怎么的，想到了我刚才去的舞会和……和你所追求的所有目标都全然不同。舞会看起来……看起来跟这里有点儿不协调，是不是？我去的是那种舞会，而你干的事恰恰是促使那种舞会再也没法举行……如果你的想法管用的话。”

“我倒不这么认为，你还年轻，你只是在按照自己成长的方式行事而已。没事的……去好好玩吧。”

她一直懒洋洋地晃荡的双脚停住了，声音也降了一个调。

“我希望你……还是能回到哈里斯堡，好好过日子。你确信你走的这条路对么……”

“你的袜子真好看，”他打断了她，“到底是什么做的？”

“是绣花的，”她向下瞟了一眼回答，“好看吧？”她撩起裙摆，露出丝袜裹着的纤细的小腿，“你是不是不喜欢丝袜？”

他好像有点被激怒了，黑眼睛眯缝着好像要看穿她。

“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事事挑剔啊，伊蒂丝？”

“根本没有……”

她收声。这时，巴塞洛缪哼了一下，她扭过头去，只见他已经离开了办公桌，站到了窗前。

“怎么回事？”亨利问道。

“人，”巴塞洛缪说，过了一会儿又说，“乌泱乌泱的人，他们正从第六大道过来。”

“人？”

虚胖男人把鼻子贴在窗玻璃上。

“士兵，天啊！”他强调着，“我就知道他们会回来。”

伊蒂丝跳下地，跑过去和巴塞洛缪一同站在窗前。

“他们有好多人呐！”她激动地叫起来，“快来啊，亨利！”

亨利调了调他的眼罩，却还是坐在那儿没动。

“要不我们把灯关上吧？”巴塞洛缪建议。

“不用，他们马上就会离开的。”

“他们不会的，”伊蒂丝边盯着窗外说，“他们压根儿就没想过离开。更多人还在往这边走。看……一大帮人正从第六大道街角拐过来。”

借着街灯的黄晕和蓝影，她能看到人行道上挤满了人。他们大多穿着军装，有的还算清醒，有的已经醉得癫狂了，在人群的上空响起一大片杂七杂八的喧哗和叫喊声。

亨利起身走到窗前，办公室的灯光映出他颀长的剪影。叫喊声顿时变成整齐的嚎叫，接着小块的烟砖[2]、烟盒，甚至还有硬币，像小导弹似的劈劈啪啪地砸到窗上来。随着折叠门被打开，喧嚣声也开始从楼梯传了过来。

“他们上来了！”巴塞洛缪大叫。

伊蒂丝焦急地转向亨利。

“他们上来了，亨利。”

楼下过道里传来的叫声现在完全清晰可闻。

“该死的社会主义者！”

“亲德分子！德国兵的情人！”

“二楼，往前！快上！”

“我们要逮住这帮狗娘……”

接下来的五分钟宛如梦境。伊蒂丝感到一片叫嚷声如暴雨般倾泄在他们三人的头顶上，接着，楼梯上响起一串滚雷一样的脚步声。亨利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拽到房间后面去。门被打开了，人群如潮水般涌了进来——冲进来的并不是带头大哥，只是那些碰巧走在前面的。

“嗨，老弟！”

“熬得够晚的啊，你们！”

“你和你女朋友，去你妈的！”

她注意到有两个醉得很厉害的士兵挤上前来，他们东倒西歪呆呆地站在那儿——其中一个又矮又黑，另外一个高个子，没有下巴。

亨利跨前一步，举起一只手。

“朋友们！”他说。

吵嚷声暂时平静下来，只是间或冒出几声咕哝。

“朋友们！”他重复着，说话时他深邃蒙眬的眼睛停驻在那群人的头顶上，“你们今晚闯到这里来，伤的不是别人，伤的是你们自己。看看，我们像有钱人吗？我们像德国人吗？你们也说句公道话……”

“闭嘴！”

“我看你像。”

“喂……你女朋友是谁，老弟？”

一个穿平民衣服的男人一直在办公桌上乱翻，突然他举起一份报纸来。

“找到啦，”他大叫，“他们想让德国人打赢这场战争！”

又有一股新的人流从楼梯涌入，房间里一下子挤满了人，人群正朝着站在房间后面脸色苍白的三个人步步逼近。伊蒂丝看到那个高个子、没有下巴的士兵仍然立在前面，但那个黑矮子不见了。

她横向挪动，一点点向后退，站到敞开的窗子前，夜晚清冽的新鲜空气吹了进来。

接着，房间里又是一阵骚动。她发觉士兵们开始往前涌，还瞥见那胖子抓起一张椅子在头顶上挥舞，灯突然灭了，她只感到粗布衣服下热腾腾的肉体在向前推搡着，耳朵里充满了叫嚷声、践踏声和喘粗气的声音。

一条人影不知从哪儿蹿出来，与她擦身而过，跌跌撞撞地被挤到旁边，突然在打开的窗户那里消失不见了。同时，窗外传来一阵断断续续惊恐的惨叫声，这惨叫声在人群的喧闹中也渐渐听不见了。借着后面建筑物里微弱的灯光，就那么一下，伊蒂丝看到那人就是那个高个子、没下巴的士兵。

怒气出人意料地在她胸中升起，她发疯似的挥舞着胳膊，向扭打得最激烈的地方不顾一切地硬冲过去。她听到咕哝、诅咒和拳头落在衣服上的声音。

“亨利！”她发疯似的喊，“亨利！”

又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发觉房间里还有几条人影。她听到深沉的、跋扈又权威的声音，吵闹中她看见几道黄光扫来扫去。叫喊声变得稀稀拉拉，混战一度加剧，然后停了下来。

灯光突然大亮，屋里全是挥着警棍的警察。那个低沉的声音喊道：

“喂，闭嘴，都闭嘴！闭嘴！”

然后说：

“安静！滚出去！闭嘴！”

这房间空得像个泼净了水的洗脸盆。在一个角落激烈厮打的警察，松开手中揪着的敌人——一个大兵的手，把那人猛推着赶出门去。低沉的声音还在屋里回响，伊蒂丝此时才发现那是站在门边的一个短脖子警长所发出来的。

“闭嘴！太不可思议！你们自己的一个士兵被挤得从后窗户掉下去了，摔死啦！”

“亨利！”伊蒂丝大叫，“亨利！”

她的拳头疯狂地落在她前面那人的背上，从另外两人中间挤过去，捶打着，尖叫着，硬是开出一条路来，奔到坐在办公桌附近地板上、面色苍白的人跟前。

“亨利，”她激动地大叫，“怎么啦？怎么啦？他们弄伤你了吗？”

他闭着眼、呻吟着，然后抬起头很是厌恶地说：

“我的腿被他们打断了……上帝呀，这帮蠢猪！”

“闭嘴！”警长嚷着，“都闭嘴！闭嘴！”

[1]绿眼罩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报纸版面编辑们头上戴着的绿色眼罩，其目的是为减少新闻编辑长期伏案工作环境下头顶上的炫光。美国职业记者协会还设立了一个名为“杰出绿眼罩新闻奖”的年度奖项（“Green Eyeshade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Award”）。

[2]烟砖（tobacco plugs），长方形烟草块，通常加甘草、糖蜜酒、桂皮、肉豆蔻、糖、蜂蜜等香料或甜味剂压制而成。

9

“恰尔兹[1]，五十九街。”每日清晨八时，此处的恰尔兹与它的连锁姊妹店相比，大理石台面没那么宽，平底锅也没擦得那么亮。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群睡眼惺忪的穷光蛋，他们眼里只有面前的食物，眼珠除了掉在吃的上面，哪里还能注意到周围别的穷人。可是，在四个钟头以前，五十九街上的恰尔兹店跟从俄勒冈波特兰到缅因波特兰之间任何一家恰尔兹都大不相同。这里，墙壁惨白，不过倒也干净。餐厅里闹哄哄地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合唱女演员、大学生、初入社交圈的姑娘、浪荡子、卖春女郎——玩得最开心的这帮人，在百老汇，甚至第五大道上也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五月二日一大早，这里异乎寻常的爆满。埋首于大理石台面餐桌旁的兴奋面孔是那些父亲拥有私人庄园的时髦女郎，她们正津津有味地吃着荞麦饼和煎蛋。四小时以后，在同一个地方，这样的场景就很难复制了。

餐厅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德尔莫妮科的伽马普西舞会上过来的，只有少数例外，她们是几个演罢午夜场时事讽刺剧的女合唱演员。她们坐在一张靠边的桌上，后悔没在演出后多卸一点儿妆。似乎任何地方都会有一个单调乏味、长得像只耗子一样，跟周围一切格格不入、完全不搭调的人，带着疲倦、困惑和好奇打量着周围的交际花。但如此乏味的人只是个例外。这是五一节之后的早晨，欢庆气氛仍然甚嚣尘上。

格斯·罗斯神志清醒了，只是微微有点头晕。他，一定是上面提到的单调乏味的人群中的一分子。那场骚乱后是怎么从四十四街到五十九街的，在他心里，只剩下一半模糊不清的记忆：目睹卡罗尔·基的尸体被塞进救护车里绝尘而去；随后与另外两三个士兵往上城走去；在四十四街和五十九街之间的某个地方，那两三个士兵遇上几个女人之后就不见了；之后再漫无目的地晃悠到哥伦布环形广场[2]；选中灯光迷离的恰尔兹来满足自己对咖啡和甜甜圈的渴望。他进去并最终坐了下来。

飘浮在他周围的都是些轻快、无关紧要的闲扯和放声大笑。一开始，他还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五分钟的困惑过后，才明白那是某个快乐舞会的余波。有一个坐不住的、异常开心的小伙子在桌子间称兄道弟和极为熟稔地走过来走过去，无差别、一视同仁地与人一一握手，还不时停下来讲几句俏皮话。与此同时，侍者们高高地托着荞麦饼和煎蛋，兴致高昂，嘴里没说，心里却暗暗地咒骂那个小伙子，并把他从挡路的地方撞开。罗斯呢，则坐在一张最不打眼、人流稀少的桌子旁，眼前的整个场景在他看来，无非就是一个集五颜六色美女和放荡的寻欢作乐为一体的马戏表演。

过了一会儿，他渐渐注意到坐在他斜对面的那一对背对着人群的男女，他们并不是屋子里最无趣的一对。那个男的喝醉了，穿着晚礼服，领带邋遢又散乱，被水和酒弄湿的衬衫显得鼓鼓囊囊的。他的眼睛暗淡充血，不自然地转动着，双唇之间的呼吸相当急促。

“绝对喝大了！”罗斯心想。

那女人即使不是完全清醒，也算得上基本清醒。她很漂亮，一双黑眼睛，满面通红，眼神非常敏捷，死死盯着她的同伴，如同鹰一般警惕。她不时凑过去，心无旁骛地与他亲密低语，而那个男人则会把头歪过来，抑或特别鬼魅、傲慢、抗拒地眨眨眼作答。

罗斯一声不吭地、仔细地打量了他们几分钟，直到那个女人厌恶地飞快瞪了他一眼。他把目光移到两个最让人瞩目、最搞笑的人身上，他们来回穿梭在桌子之间。让他惊讶的是，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位他认识，就是在德尔莫妮科特别滑稽、一起喝酒的那位。这不禁让他想到了基，有点隐隐的悲伤，也有几分敬畏。基已经死了，从三十五英尺高的地方摔下去，脑袋碎得就像一个裂开的椰子。

“他真他妈是个好人啊，”罗斯想着，有点难过，“他真他妈是个好人，就是运气太差了。”

两位“来回穿梭者”走了过来，在罗斯和另一桌之间，对朋友以及陌生人打着招呼，带着同样的熟络和欢快。突然，罗斯看到两人中那个龅牙金发的，眼神摇摆不定地望着对面桌的一男一女，然后冲着他们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双眼充满血丝的男人抬起头来。

“戈迪，”龅牙穿梭者说，“戈迪。”

“嗨……”那个衬衫上有污渍的人滞重地说。

龅牙朝那一对儿悲观地晃晃手指头，瞟了那女人一眼，谴责里带着几分矜持。

“我怎么跟你说的，戈迪？”

戈登在椅子上不安地动了动。

“见鬼去吧你！”他说。

迪恩还是站在那里晃手指头。那个女人怒了。

“你走开！”她怒火中烧，“你喝醉了，你个醉鬼！”

“他也喝醉了，”他晃动的手指停了下来，转向并指着戈登。

这时，彼得·希梅尔也慢慢地走了过来，神情严肃，一副要发表演说的架势。

“喂……”他开口了，好像是被请来处理孩子们之间小小争执似的，“出什么事了？”

“你把你朋友带走，”珠儿尖酸刻薄地说，“他打扰我们了。”

“你说什么？”

“你听到我的话了！”她尖叫着说，“把你醉鬼朋友带走。”

她高起八度的音量盖过了餐馆里的谈笑声，一个侍者急忙赶过来。

“你得小声点！”

“这家伙喝醉了，”她叫喊道，“他侮辱我们。”

“啊哈，戈迪……”那个被指责的人仍不放弃，“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他转头对侍者说：“戈迪和我是朋友。我还努力帮过他，是不是，戈迪？”

戈登抬头看。

“帮过我？见鬼，没有！”

珠儿突然起身抓住戈登的胳膊，帮他站起身来。

“来吧，戈迪！”她俯身向前，半耳语地说，“我们离开这儿。这家伙醉得已经没样了。”

戈登让她把自己拽起来，开始往门口走去。珠儿回头，对挑事的人恨恨地说：“我知道你！好朋友，我得说，你可真是个好朋友，他把你做的事全告诉我了。”

然后，她抓起戈登的胳膊，一起穿过好奇的人群，结账走人。

“你得坐下。”他们走了以后，侍者对彼得说。

“什么？坐下？”

“对……要不就出去。”

彼得转向迪恩。

“来，”他煽动地说，“把端盘子的家伙给揍趴下吧。”

“好。”

他们向他走过去，脸垮耷着，侍者向后退。

彼得突然伸出手去，从他身旁桌子上一个盆子里抓起一把肉丁土豆泥，向空中一扬。肉丁像软软的雪片一样，划着没精打采的抛物线，落到邻座人的头上。

“嘿！小心点儿！”

“把他赶出去！”

“坐下吧，彼得！”

“少他妈废话！”

彼得哈哈大笑，冲大家鞠了一个躬。

“谢谢你们的喝彩，女士们，先生们。要是有人肯借给我一点儿肉丁土豆和一顶高筒礼帽，我们会继续表演的。”

餐厅保安急急忙忙跑过来。

“你必须出去！”他对彼得说。

“见鬼，不！”

“他是我朋友！”迪恩怒气冲冲。

一群侍者聚集起来。

“把他扔出去！”

“还是走吧，彼得。”

短暂挣扎了一会儿，二人被推搡着轰到门边。

“我的帽子和大衣！”彼得大喊。

“好，去拿吧，利索点儿。”

保安松开了彼得，后者极其诡诈地飞速绕到另外一张桌子旁，大拇指顶着鼻尖，对那帮恼火的侍者迸出一阵嘲弄的大笑。

“我想还是多待一会儿吧……”他说。

追逐开始了。四个侍者被派去堵这边，另外四个堵另一边。迪恩抓住两个侍者的上衣，经过另一轮的撕扯，侍者又开始去追彼得。最后，在打翻了一个糖罐子和几杯咖啡之后，彼得终于被钳住了双臂。然而在收银台旁又发生了一场新的争吵，那是因为彼得打算外带另外一盆肉丁土豆，想用它扔警察去。

当然这场因赶他出门而引起的骚动，在另外一个新情况面前就相形见绌了——餐馆里的人都被那景象所吸引，赞赏地观望着，并且自顾发出拖长声调的“哦……哦……哦”。

餐馆正面的大平板玻璃已经变成深蓝色，就像马克斯菲尔德·帕里什[3]画笔下的月光——那蓝色看上去好像紧贴在窗格上，就要挤进餐馆里来似的。曙光已经降临哥伦布环形广场，那魔性、叹为观止的曙光，映出了不朽的克里斯托弗巨大雕像的轮廓，且奇妙、诡异地与餐馆里越来越暗的黄色电灯光糅合在一起。

[1]恰尔兹（Childs），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风靡美国的连锁餐馆，于60年代后期停业。

[2]哥伦布环形广场（Columbus Circle）以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命名，是纽约市曼哈顿地区著名的中心地标。于1905年首度建成，修复重建在2005年完工。广场地处曼哈顿地区的中心，中央公园西南角，是百老汇大街、中央公园西路、中央公园南路（即第59街）和第八大道的交汇处，中心是哥伦布的雕塑，四周则是绿地、喷泉和供游客休憩的长椅，是美国最为著名的首个道路交通圆形广场。直至今日，它仍旧如同建成时一样，行使着它主要交通枢纽的职责。

[3]马克斯菲尔德·帕里什（Maxfield Parrish，1870—1966）是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画家，插图画家。他的作品因鲜明饱和的色彩和理想化的新古典意象而知名。

10

“内先生”和“外先生”的名字没有被人口调查员登记在册。若想在社交协会[1]，或者出生、结婚、死亡名单，杂货店的挂账本上去找这二位，那一定是徒劳无获的。他们已经被遗忘吞噬，所有能证明他们曾经存在的证词都闪烁其词，似是而非，于法庭上也是难以采纳的。然而有最权威的依据可以确认，在某个短暂的时空里，“内先生”和“外先生”曾经在这个世界生活过、呼吸过、应答过人们的呼喊，并生动显露过他们自己独特的个性。

在他们简短的一生中，他们穿着本地服装，走在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公路上，他们被嘲笑、被咒骂、被追赶，被唯恐避之不及。后来，他们死掉了，也不再听到谁提起。

当一辆敞篷出租汽车在微露晨光的五月黎明里，沿着百老汇大街疾驰而过的时候，他们已经渐渐成形了，一个模糊的形状。“内先生”和“外先生”的灵魂坐在车子里，惊喜地议论着瞬间遍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雕像后面天空那道蓝色微光，茫茫然地讨论着那些早起的人们苍老灰白的脸，那脸就像在灰色的湖面上被风吹拂的纸片一般在街上匆匆掠过。他们对所有事情都意见一致，从荒谬的恰尔兹保安到荒谬的人生。是日清晨在他们炙热的灵魂中被唤醒，那无以复加多愁善感的快乐啊，他们目眩神迷，活着就是快乐，这份快乐是如此新鲜、如此富有生命力，唯有大声呐喊才可以表达。

“哟……哦……哦！”彼得用手在嘴边比成个喇叭大叫。接着迪恩也喊开了，尽管他的喊叫同样重要和具有象征意义，可他声音的共鸣却衍生自他的口齿不清。

“哟……嗬！呀！哟嗬！哟……布巴！”

五十三街，行驶着一辆公共汽车，车上坐着一个短发、皮肤黑黑的美女；五十二街，有一个街头清道夫，他闪避着车，痛心疾首地悲嚎：“看着点儿，你们冲哪儿开啊！”五十街，一座白色建筑前的白色人行道上，有一群人转过身，瞪着他们大喊：

“有派对，小子们！”

四十九街，彼得看着迪恩，“美丽的早晨，”他眯缝起猫头鹰似的眼睛严肃地说。

“可能是吧。”

“去吃点早餐，嘿？”

迪恩同意了——他加上了一句：“早饭下酒。”

“早饭下酒，”彼得重复着，然后他们对视点头，“很有逻辑。”

两人都放声大笑起来。

“早饭下酒！啊，天啊！”

“没有这种东西，”彼得说。

“不卖？没关系的。咱们逼着他们卖，靠压力。”

“靠逻辑。”

出租汽车突然在百老汇拐弯，顺着十字街开了一会儿，然后停在第五大道上一个坚固如坟墓似的建筑物前。

“干吗呢？”

出租车司机提醒他们说德尔莫妮科到了。

这多少有点儿让人犯迷糊。他们不得不花几分钟凝了凝心神，既然给司机发过这么个指令，那就一定有发指令的理由。

“和大衣有关……”出租车司机提醒说。

没错，就是这个，彼得的大衣和礼帽。他把它们落在德尔莫妮科了。弄清楚了这一点，他们从出租汽车里下来，手挽着手朝入口走去。

“嘿！”出租车司机喊道。

“嗯？”

“得给车钱啊。”

他们吃了一惊，摇头拒绝。

“过一会儿，不是现在……我们叫你等着。”

出租车司机不干，他现在就得要钱。两位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怒气，带着高高在上的轻蔑把钱付了。

进去以后，彼得在昏暗无人的衣帽间里摸索来摸索去，找他的大衣和礼帽，但一无所获。

“没了，我想，是被谁给偷了吧。”

“说不定是哪个谢菲尔德的学生。”

“完全有可能。”

“没关系，”迪恩口气很大，“我也把我的留在这儿，咱们俩就穿得一样了。”

他脱下大衣和帽子正要往钩子上挂，这时，他四处打量的目光被衣帽间两扇门上的两大块方纸板牢牢地吸住了。左侧门上写着大黑体字“内”，右侧门上明晃晃地写着同样醒目的“外”字。

“快看！”他开心地叫出来。

彼得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什么？”

“看那两块牌子，咱们把它们拿走吧。”

“好主意。”

“也许是一对非常稀有、非常珍贵的牌子呢。说不定哪天能用得上。”

彼得取下左侧门上的牌子，尽力想把它藏到自己身上。可牌子相当大，藏起来是个困难事儿。忽然他想到个办法，装神弄鬼地背过身去，过了一会儿，又戏剧化地转回来，向一脸艳羡的迪恩伸展开双臂展示自己：牌子被他插在西装背心里面，完全遮住了衬衫前襟。其结果就是那个大大的黑体字“内”已经印在衬衫上头了。

“嘿哟！”迪恩喝了声彩，“内先生。”

他依样把自己那块牌子也插好。

“外先生！”他耀武扬威地炫耀，“内先生遇见外先生。”

他们走上前去，握着对方的手，忍不住又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浑身乱抖。

“哟嗬！”

“我们说不定会弄一大堆早饭。”

“咱们去……去康默多尔。”

手挽着手，他们走出大门，往东拐到四十四街，向康默多尔走去。

他们出来的时候，一个又矮又黑的士兵回头看了他们一眼。此人面色惨淡、疲惫不堪，一直无精打采地在人行道上游荡。

他开始往这边走过来，像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似的，却发现对方马上眯起眼睛打量他，露出一副毫不相识轻蔑的神情来。他只好在旁等着，一直等到他们跌跌撞撞地走过去了，方始跟上，隔着约莫四十步的距离，一边自己暗暗发笑，一边反复用兴奋又期待的口吻低声说着：“哦，老天！”

此时，内先生和外先生正在愉快地讨论关于未来的计划。

“我们要酒，我们要早饭。缺了哪样都不行。两者不可分。”

“我们两样都要！”

“两样都要！”

天已大亮，过往的路人纷纷开始好奇地盯着这一对。很明显，他们正在讨论着什么事情，而且这事情又让两人都觉得出奇的好笑，时不时他们就会爆发出一阵大笑，此时的两人，仍然手挽着手笑得直不起腰来。

到了康默多尔，他们跟睡眼惺忪的守门人对骂了几句，再有些费劲地通过旋转门，穿过稀稀拉拉只有几个人的大堂，而大堂仅有的几人还是被他们吓了一跳。他们走进餐厅，一个迷惑不解的侍者将他们领到偏僻一角的桌子旁。他们仔细研究着菜谱，冲着对方嘀咕着上面的菜名。

“菜单上没看到有酒啊，”彼得埋怨起来。

侍者听到了，但听得一头雾水。

“再说一遍，”彼得耐着性子继续说，“菜单上没有酒啊，这解释不通呀，莫名其妙。”

“有啦！”迪恩自信地说，“让我来对付他。”他对侍者说：“给我们来……给我们来……”他急匆匆地浏览着菜单，“给我们来一夸脱香槟酒和……一份……一份火腿三明治吧。”

侍者一脸疑惑。

“拿来！”内先生和外先生异口同声地吼着。

那个侍者干咳着走掉了。在短暂的等候间歇，侍者领班已经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审查，而对此，此二位完全没有察觉到。香槟端上来了，一见着酒，内先生和外先生立刻欢脱起来。

“想想看，他们反对咱们拿香槟酒当早饭……想想。”

他们两人聚精会神设想着这种可怕的可能性，但是此番思考对他们来说是无法胜任又力不从心的。他们两人的想象加在一块儿，也想不出居然会有人不愿意别人拿酒当早饭这样的事情。侍者启开瓶塞，“噗”的一声——他们的玻璃杯里立时注上了泛着泡沫的淡黄色液体。

“祝你健康，内先生。”

“也祝你健康，外先生。”

侍者退下，几分钟过去，瓶里的香槟要见底了。

“这……这也太伤人了，”迪恩突然说。

“什么事伤人了？”

“想到他们反对咱们早餐时喝香槟。”

“伤人？”彼得考虑着，“对，是这么个词儿……伤人。”

他们又大笑起来，嗷嗷叫着，又摇又晃，在椅子上笑得前仰后合的，互相不断重复着“伤人”这个词——每重复一遍似乎都会让这件事显得更加荒唐。

几分钟的美好时光又过去了，他们决定再来一夸脱酒。焦头烂额的侍者赶忙去跟他的上司商量。那位谨慎上司含蓄地指示不能再给他们上香槟。于是，账单被拿了过来。

五分钟以后，手挽着手，他们离开了康默多尔，沿着四十二街，穿过注视他们的好奇人群，来到范德比尔特大道尽头的巴尔特摩。在那里，他们灵机一动想到了闯关办法，不自然地挺直身子，迅速迈开步子，顺利地穿过大堂。

一进餐厅，他们便又重复了一回刚才的表演：一忽儿哈哈大笑，笑到浑身痉挛，一忽儿又扯到政治、学校和他们阳光般的人性的讨论中。他们的手表告诉他们现在已经九点了，他们隐约记起他们参加过一个难忘的舞会，那是他们永世都要铭记的。第二瓶酒花了他们很长时间。只要谁一提到了“伤人”二字，两个人马上就能爆笑得喘不上气来。现在，餐厅已经在他们眼中打转、移动；一种奇妙的轻松气息弥漫并净化了餐厅的沉重气氛。

付了账，他们走出餐厅进到大堂。

这时候，大堂里面的一道门被旋开，这也是它在这天上午的第一千次开启。进来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美女，顶着黑眼圈，穿着皱皱巴巴的晚礼服。她由一个朴实、健壮的男人陪着，可很明显那人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护花使者。

在楼梯顶端，这二位碰上了内先生和外先生。

“伊蒂丝，”内先生一边打着招呼，一边愉快地向她走去，深鞠一躬，“亲爱的，早安。”

壮男疑问地瞄着伊蒂丝，仿佛只是询问，只要她一声令下，立马就把这号男人扔出去。

“请原谅我的放肆无礼，”彼得想了想又加上一句，“伊蒂丝，早安。”

他抓住迪恩的胳膊肘，把他推到前边去。

“来见见外先生，伊蒂丝，我最好的朋友，形影不离的，内先生和外先生。”

外先生走上前去，鞠躬行礼。事实上，他走得太靠前，弓得又太低，以至于身体微微向前一倾，不得不把一只手轻轻按在了伊蒂丝的肩膀上，才保持住平衡。

“我是外先生，伊蒂丝，”他欢快地叨咕着，“内先生和外先生。”

“是内和外先生，”彼得骄傲自豪地说。

但伊蒂丝的目光直愣愣地越过了他们，盯着上面走廊上某个无边无际的斑点。她向壮男微微点点头，此男像头公牛似的走上前来，干脆利落、扎扎实实地把内先生和外先生推到两边，他和伊蒂丝从这中间劈开的小道走了过去。

但走出十步以后，伊蒂丝又站住了——她停下来，指着一个又矮又黑的士兵。此时的士兵正带着迷惑不解、着迷又敬畏的神情看着这群人，特别是内先生和外先生的表演。

“那里，”伊蒂丝大叫，“看那里！”

提高了音量，差不多已经是尖叫了。她指过去的手指微颤着。

“他就是打断我哥哥腿的那个当兵的。”

响起了十几声惊呼，一个穿着燕尾服的男人离开了座位，警惕地向前走着；壮男闪电般扑向又矮又黑的士兵，接着整个大堂里的人把他们团团围住，内先生和外先生被隔在了外面。

但是，在内先生和外先生看来，这件事不过是这个飞速旋转的世界一个像彩虹似的色彩斑斓的片段罢了。

他们听到很大的动静，他们看到壮男跳起来，画面突然变模糊了。

接着，他们站在一个升往天际的电梯里。

“哪一层，请问？”开电梯的人问道。

“随便。”内先生说。

“顶层。”外先生说。

“顶层到了。”开电梯的说。

“再加一层。”外先生说。

“再高一点。”内先生说。

“天堂。”外先生说。

[1]纽约社交协会（New York Social Register）登载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社会名流的名字及地址。

11

离第六大道不远的一家小旅馆的卧室里，戈登·斯特雷特醒了过来，觉得后脑勺疼，血管也病态地一抽一抽地跳动。他看着房间各个角落灰色暗淡的影子，还有角落里一张大皮椅上一处破损的地方——这椅子已经摆在那里，被用了很久。他看到被胡乱堆放在地板上皱巴巴的衣服。他闻到陈腐的烟臭、酒臭。窗子关得紧紧的。外面灿烂的阳光越过窗台照进来，变成飞舞着灰尘的光束——光束被一张宽大的木床床头给挡住了，他就睡在这张床上。他静静躺着——昏昏沉沉，服了药一般，眼睛睁得大大的，脑子像一架没有上油的机器般咔咔作响。

在看到灰尘飞舞的阳光束和大皮椅上的裂口之后，想必过了半分钟，他才感觉到有个人紧贴在他身旁，又过了半分钟，他才意识到他已无可挽回地与珠儿·哈德森结了婚。

半小时以后，他出门，去到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一把左轮手枪，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他曾经一直住的东二十七大街上的那个房间，俯身趴在那张摆绘画材料的桌子上，用手枪抵住自己的太阳穴后面，扣动了扳机。

瓷浴缸与粉红色

夏日度假屋，楼下的一个房间，墙顶端的装饰横条：一个渔夫，渔夫脚边堆着一堆渔网，还有深红色大海上的一条船；又是一个渔夫，渔夫脚边堆着一堆渔网，深红色海洋上的一条船；还是一个渔夫，脚边堆着一堆渔网……装饰条的一处有所重叠，因此在这部分，我们只能看到半个渔夫和他脚边的半堆渔网湿淋淋地挤在半个深红色海洋上的半条船旁。装饰条并非剧情的一部分，可坦白讲它却让我着迷。我本可以无休止地往下接着写，却被屋内原有的两件物体中的一件分了心——一个蓝色的瓷浴缸。这个浴缸很有性格。它不属于新潮流线型中的任何一款，它小巧，却有个高高的底座，像是时刻准备着要跳起来似的；然而让人气馁的是它腿短，唯有委身屈就于它当下的环境和天蓝色的漆皮之中。不过它性格乖戾，粗暴拒绝任何一位光顾它的主顾完全地伸直大腿。顺着浴缸，我们便被利落、清晰地引到屋里的第二件物体：

一个姑娘——她很明显是浴缸的附加之物，只有她的头和喉咙——美丽的女子拥有的应该是喉咙而非脖子，以及少许香肩露在浴缸外头。开演的头十分钟，观众都在一门心思地猜她到底是为了把戏演好真的没穿衣服，还是根本就穿得整整齐齐地在骗人。

姑娘叫朱莉·马维斯。从她坐在浴缸里的那份儿骄傲架式，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她的个子不是很高，但举止文雅、得体。她微笑时，上嘴唇会朝上弯，让你想起复活节小兔子。她快要满二十岁了。

还有一样东西——浴缸右上方的一扇窗子。窗户狭窄却有着宽宽的窗台，既能让很多阳光透进来，又能很有效地避免任何往里看的人窥见浴缸。你开始猜这到底是什么剧情了吧？

我们开场就来首歌，在这一点上够传统的吧，可由于观众们震惊的喘气声淹没了前半首歌曲，所以我们只能献出此歌的最后部分了：

朱莉：（轻快、热情奔放女高音）

当年《芝加哥》[1]里的凯撒

还是个优雅的小孩子

那些神圣的㞞包们

养出了一帮恶魔

维斯塔贞女们[2]个个发了疯

内尔维人[3]一放肆

他就好一通奚落

他们的鞋子晃啊晃

伴着的是“领事”蓝调

“罗马皇家”爵士

（在随即爆发的一阵热烈掌声中，朱莉含羞又端庄地动了动双臂，在水面上掀起了阵阵水波——至少我们觉得她是这么做的。继而，左边的门打开了，洛伊斯·马维斯登场。她穿戴整齐，手里却拿着换洗的衣服和毛巾。洛伊斯只比朱莉大一岁，但脸盘子和嗓音比她要大近一倍，服装和表情又透露出保守的气息。对，你已经猜着了。弄错身份，通常是剧情回转的支点，俗套且又老掉牙的桥段。）

洛伊斯：（开口）哦，打扰了，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朱莉：喂，你好。我正在开一场小小音乐会……

洛伊斯：（打断她）你干吗不锁门？

朱莉：没锁吗？

洛伊斯：当然没锁。你以为我穿门而入的吗？

朱莉：我以为你把锁撬了，亲爱的。

洛伊斯：你就是太粗心了。

朱莉：才不呢。我开心得像垃圾工人的狗，正举办小型音乐会呢。

洛伊斯：（严肃地）拜托你成熟起来！

朱莉：（朝房间四周挥舞着一只粉扑扑的手臂）你看，墙壁有回声呢。这就是为什么在浴缸里唱歌感觉特别美妙，效果超级棒。我能给你唱一个选段吗？

洛伊斯：我希望你赶紧从浴缸里出来。

朱莉：（若有所思地摇摇头）那不能着急。眼下，这里就是我的王国，信女。

洛伊斯：为何叫得这么好听？

朱莉：因为你几乎就是洁净女神。请不要乱扔东西！

洛伊斯：你还要多久？

朱莉：（思量片刻）比十五分钟长，比二十分钟短。

洛伊斯：帮帮忙，十分钟行不行？

朱莉：（回忆地）噢，神啊……你还记得去年一月寒风中，以复活节小兔子那样的微笑闻名的朱莉想出门，可那时已经没有什么热水了，小朱莉刚把浴缸灌满，她可恶的姐姐就来了，居然就自己泡了个澡，逼得小朱莉只好用冷霜来沐浴……那真是又贵又麻烦！

洛伊斯：（不耐烦地）这么说，你是不会快点儿洗的啦？

朱莉：为什么我非得快点儿洗？

洛伊斯：我有约会。

朱莉：在家里？

洛伊斯：不关你的事。

（朱莉耸了一下露在浴缸外的肩膀头，激起一阵水波荡漾。）

朱莉：好啊，既然这样，那就这样咯。

洛伊斯：噢，看在老天的分上，是！我是在这儿有个约会，在家……这么说也对。

朱莉：这么说也对？

洛伊斯：他不进屋。他来叫我，然后我们出去走走。

朱莉：（扬起眉）哦，剧情清楚了。是那个爱好写作的卡尔金斯先生吧，我以为你已经答应妈妈不会邀请他来的。

洛伊斯：（绝望地）她特别蠢。她讨厌他，只是因为他才离婚。当然她比我经验丰富，不过……

朱莉：（明智地）别让妈把你耍了！经验是世上最大的金砖，所有上了些年纪的人都在兜售它。

洛伊斯：我喜欢他，我们谈论文学。

朱莉：噢，怪不得我最近在家里发现了那么多大部头的书。

洛伊斯：是他借给我的。

朱莉：哟，这就开始顺着他了，玩他爱玩的，入乡随俗就是这么回事儿吧。不过看书这事就算了，该受的教育都受了。

洛伊斯：你这就前后不一致啦……去年夏天你还每天都读书呢。

朱莉：如果我前后一致的话，那我到现在还捧着奶瓶吃奶呢。

洛伊斯：是的，说不定还用的是我的奶瓶。不过我就是喜欢卡尔金斯先生。

朱莉：我从未见过他。

洛伊斯：好了，你能不能快点？

朱莉：好的。（停顿片刻）我等水温下来，再加点热水。

洛伊斯：（讥讽地）你可真逗！

朱莉：还记得我们过去老玩“肥皂泡泡”吗？

洛伊斯：记得……那时候才十岁。我很吃惊你怎么没一直玩下去。

朱莉：我玩呀。马上就玩。

洛伊斯：蠢到家了的游戏。

朱莉：（热情地）不，一点儿不蠢。玩这个对神经有好处。我敢打赌你早就忘了怎么玩了。

洛伊斯：（不屑地）不，我没忘。你……你把浴缸放满肥皂泡泡水，然后在浴缸边上站住，再滑下去。

朱莉：（轻蔑地摇头）哼！你说的只是一部分。必须得滑下去时，不能碰到手和脚。

洛伊斯：（不耐烦地）啊，上帝！我在乎这个啊？！我希望到了夏天，要么不用再来这儿，要么就找一幢有两个浴缸的房子。

朱莉：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小铁皮浴缸，要不然就用胶皮管子……

洛伊斯：嘿，闭嘴！

朱莉：（没来由地）把浴巾留下。

洛伊斯：什么？

朱莉：你走的时候把浴巾留下。

洛伊斯：这条浴巾？

朱莉：（甜蜜地）是的，我忘了拿我的了。

洛伊斯：（首次打量四周）什么，你这白痴！你连件袍子也没拿进来。

朱莉：（也朝四周看看）干吗……是没拿啊。

洛伊斯：（疑云升起）你怎么进来的？

朱莉：（哈哈大笑）我猜我……我猜我是闪进来的。你知道……一个白色的人形沿着楼梯闪进来，然后……

洛伊斯：（愤慨地）什么，你这个小坏蛋。你难道就没有点儿自尊、自傲吗？

朱莉：这两样我都不缺。这已经是明摆着的啦。我看上去好得很，在原始状态下看起来那才叫可爱呢。

洛伊斯：啊，你……

朱莉：（自言自语地）我倒希望人们不着寸缕。我觉得我应该是异教徒或原住民或别的什么才对。

洛伊斯：你是个……

朱莉：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那是一个星期天，在教堂里，一个小男孩拿来了一块能吸布的吸铁石。他把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给吸走了，让大家糗大啦。当时人人又哭又叫，弄得好像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的皮肤似的。只有我不在乎，所以呢就笑个不住。奉献盘[4]都只有我能递，因为其他人都干不了了。

洛伊斯：（不理她的说辞，装聋作哑）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要是我没来的话，你会就这样再跑回房间去……呃……光着身子？

朱莉：自自然然的要好得多。

洛伊斯：要是客厅里有人呢？

朱莉：那儿从来还没出现过人。

洛伊斯：还没？！太悲哀了！多久……

朱莉：此外，我通常是有一条浴巾的。

洛伊斯：（彻底被打败了）天哪！真该抽你。我希望吧……你被人逮个正着；我希望你出去时，客厅里有一打牧师……还有他们的老婆，他们的女儿。

朱莉：朗德里教区的克林·凯特的答案是，客厅没那么大的地方搁那么多人。

洛伊斯：好吧，你把浴缸都霸占了……那就在里边待着吧。

（洛伊斯坚决地朝房门走去。）

朱莉：（惊慌地）喂！喂！我不在乎什么浴袍，但是我要浴巾。我总不能用一块肥皂和湿毛巾擦干身子啊。

洛伊斯：（固执地）我才不会纵容你这样的家伙呢。你得自己想出最好的法子来擦干身子……可以像什么衣服也不穿的动物一样在地上打滚呀。

朱莉：（再次洋洋自得地）好吧。出去！

洛伊斯：（傲慢地）哼！

（朱莉打开了冷水，用手指半阻着龙头拿水滋洛伊斯。洛伊斯快步退出，将房门砰地一声重重关上。朱莉大笑，关水）

朱莉：（唱）

当“箭牌领”男[5]

遇见了他想亲吻的女子

在无烟的圣达菲

她那佩比科[6]女郎的微笑

她那露西尔[7]的风格

嘀哒哒-嘀-当一天

（歌声换为口哨声，她探身去拧水龙头。但此时从水管里传来三声巨响，把她着实吓了一跳。安静了片刻，她把嘴凑近龙头，好像那是个电话似的。）

朱莉：喂！（没有回答）你是水管工吗？（没有回答）你是供水部门的吗？（一声巨大空响）你想干吗？（没有回答）你一定是鬼吧，是吗？（没有回答）好吧，那别敲了。（她伸手过去，拧开热水龙头，没有水流出来。她再次将嘴凑到龙头边上）你是水管工还做这么卑鄙的事。把水给我开开。（两下大而空的、响亮的敲打声）别跟我较劲！我要水……水！水！

（一个年轻人的脑袋出现在玻璃窗外：留着一撇小胡子，一对富有同情心的眼睛。眼睛一直盯着里头看，然而除了许多渔夫、渔网以及大片深红色的大海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他决定开口讲话。）

年轻人：有人昏倒了吗？

朱莉：（猛地挺直身子，竖起耳朵倾听）天哪！[8]

年轻人：（愿意帮忙地）吓晕在水里不太合适吧。

朱莉：吓晕？！说谁吓晕了！

年轻人：你刚才说了啊，什么猫啊跳啊的。

朱莉：（坚决地）我没有！

年轻人：好吧，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事。你能出来了吗？或者，你是否依然觉得，假如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去的话，大家会传闲话？

朱莉：（微笑着）传闲话！他们会吗？比传闲话还厉害……那会是名副其实的丑闻。

年轻人：嘿，你这话说得有点儿重了。你的家人可能会多少有些不高兴……可要论清白不清白，那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有挑逗性。除了几个碎嘴老太婆以外，别人甚至理都不会理它的。来吧……

朱莉：你不知道你在要求什么。

年轻人：你觉得会有一大群人跟着我们？

朱莉：一大群人？每小时都会有一节全钢的特别餐车驶离纽约。

年轻人：我说啊……你在打扫房间吗？

朱莉：干吗这么问？

年轻人：我看见所有图片都从墙上取下来了。

朱莉：哎哟，我们从来没在这个房间里挂过照片。

年轻人：那就怪了。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房间不挂些图片或者挂毯或者镶板或者其他什么装饰物的。

朱莉：这里甚至连一件家具都没有。

年轻人：好奇怪的房子啊！

朱莉：那取决于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它。

年轻人：（深情地）这样跟你说话可真好……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宁愿这样，开心得多。

朱莉：（感谢地）我也是。

年轻人：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朱莉：（审视了自己的肩膀之后）嗯……我猜是一种粉白色的。

年轻人：穿在你身上一定漂亮？

朱莉：它……它旧了。我都穿了很长时间了。

年轻人：我还以为你讨厌旧衣服呢。

朱莉：我是讨厌旧衣服啊，不过这是一个生日礼物，我好像必须得穿着它。

年轻人：粉白色。噢……我打赌它一定美极了。时髦吗？

朱莉：特别。它非常简单，标准样式。

年轻人：你的声音真好听！多美的回声啊！有时我闭上眼，似乎看见你在一个遥远的荒岛上呼唤我。我在浪花中游向你，听着你站在那里的呼唤，水正漫延到你身体两侧……

（肥皂在浴缸沿上一滑，溅落进水里。年轻人眨了眨眼。）

年轻人：刚才是什么声音？我做梦了吗？

朱莉：是的。你……你那么有诗意，你写诗吗？

年轻人：（神往地）不。我写散文。我只有心海被搅动了才写诗。

朱莉：（喃喃地）被一把小勺子搅动了……

年轻人：我一直喜欢诗歌。我至今还会背诵我学的头一首诗呢，是《伊凡吉琳》[9]。

朱莉：编吧，你。

年轻人：我说《伊凡吉琳》了吗？我想说的是《铠甲骷髅》[10]。

朱莉：我是个文学修养不高的人。但是我能记住我的第一首诗。它只有一小节：

帕克和戴维斯

坐在栅栏上

想用一毛五

变出一块来

年轻人：（热切地）你开始喜欢上文学了？

朱莉：只要不是太古老、太复杂或者太颓丧的都还可以。对人也是一样。我通常喜欢不太古老、不太复杂或者不太颓丧的人。

年轻人：我当然读了很多书。昨天晚上你对我说你很喜欢华特·司各特。

朱莉：（考虑中）司各特？让我想想。是啊，我看过《艾凡赫》[11]和《最后的莫希干人》[12]。

年轻人：那是库珀写的。

朱莉：（气呼呼地）《艾凡赫》是他写的？你疯了！我想我还是知道的。我看过。

年轻人：《最后的莫希干人》是库珀写的。

朱莉：我不在乎这个！我喜欢欧·亨利。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写出那些故事来的。大多数故事是他在监狱里写的。《雷丁监狱之歌》[13]就是他在监狱里编出来的。

年轻人：（咬着嘴唇）文学……文学！它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朱莉：嗯……就像加比·黛丽斯[14]对柏格森先生说的，我的容貌加上你的大脑，我们所向披靡。

年轻人：（大笑）确实很难跟上你的节拍。头天你还特别开心呢，可过一天你心情就不好了。要不是我特别了解你的性格……

朱莉：（不耐烦地）噢……你是个业余的性格解读大师，对吧？五分钟之内就能把人分好类，然后不管什么时候提起来，你都是一副睿智英明的样子。我讨厌这类东西。

年轻人：我不敢夸口说我读懂了你，但必须得承认，你是最最神秘的人。

朱莉：历史上只有两个神秘人物。

年轻人：谁啊？

朱莉：戴着铁面具的铁面人，和在电话忙音时说“呜啊-格啦呜-格啦呜-格啦”的那个家伙。

年轻人：你就很神秘，我爱你。你如此美丽，如此聪明，如此善良……能把这些特质组合到一起最为稀有。

朱莉：你是个历史学家。请告诉我，历史上是不是有浴缸。我觉得它们被严重地忽略了。

年轻人：浴缸？！让我想想……哦，阿伽门农是在他的浴缸里被刺死的。还有夏洛特·科迪将马拉刺死在他的浴缸里。

朱莉：（叹气）那个年代啊！是不是除了太阳就没什么新鲜的了？为什么直到昨天我才找到一份歌舞喜剧的乐谱，那东西少说也得有二十年了；封面上写着“诺曼底的西迷舞”，但“西迷舞”这个词是老式拼法，用的是“C”开头。

年轻人：我讨厌这些现代舞。哦，洛伊斯，我真希望能看到你，到窗前来吧。

（水管里发出很响的“砰”的一声，水立刻从拧开的水龙头流了出来。朱莉飞快地将龙头关上）

年轻人：（不解地）搞什么鬼啊？

朱莉：（机灵地）我也听见了什么声音。

年轻人：听着像流水声。

朱莉：是吗？好奇怪。其实刚才是我在给金鱼缸灌水。

年轻人：（仍然不解地）那“砰”的一声是什么？

朱莉：一条金鱼在咂巴嘴。

年轻人：（突然坚决地）洛伊斯，我爱你。虽然我不是个俗人，可我只是个锻工……

朱莉：（一下子饶有兴味地）啊……太迷人了。

年轻人：……未来的锻工。洛伊斯，我需要你。

朱莉：（怀疑地）哼！你真正需要的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立正站好，在那儿等你命令：“稍息！”

年轻人：洛伊斯，我……洛伊斯，我……

（洛伊斯打开房门，走进来，门在她身后被“砰”的一声撞上。洛伊斯暴躁地看着朱莉，然后突然看到了站在窗外的年轻人）

洛伊斯：（惊恐地）卡尔金斯先生！

年轻人：（意外地）怎么我会以为你说你穿的是粉白色的衣服？！

（洛伊斯绝望地看了一眼，尖叫了一声，投降一般地举起双手，瘫倒在地板上。）

年轻人：（异常惊恐地）天哪！她晕倒了！我得马上进去。

（朱莉的视线定格在从洛伊斯了无生气的手中滑落下来的浴巾上。）

朱莉：看样子我得马上出去。

（她双手撑在浴缸边上想站起身来，观众席中传来一片交头接耳声，半是大口喘气半是唉声叹息。

贝拉斯柯风格[15]的夜幕很快降临，笼罩了整个舞台。）

幕布落下

[1]《芝加哥》，著名的音乐剧。

[2]维斯塔贞女或称护火贞女，是古罗马炉灶和家庭女神维斯塔的女祭司。

[3]内尔维（Nervii），是贝尔盖部落中最为强大及好战的一支，善于长途奔袭。

[4]奉献盘，教堂中用来放捐款的器物。

[5]Arrow Collar箭牌领带和衬衫公司创立的封面男士广告形象，最终帮助箭头成为美国最大的衣领、领带及衬衫品牌。

[6]德国美妆公司拜尔斯道夫在一战前，把其佩比科（Pebeco）牙膏业务推广到了美国。

[7]20世纪初著名的服装设师露西尔·达夫·戈登，因其将模特表演引入英国而闻名时尚圈。她的设计被称为“情绪的礼服”，其设计出的礼服都有华美的名字。

[8]英文原文中的Jumping cats在此处用作受惊吓时的语气助词，意为“天哪，老天”，不做字面意思理解，类似的英文表达法有：Jeepers, Goodness Gracious, Golly, Gee Wiz, Holy Shit。

[9]《伊凡吉琳》（Evangeline），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于1847年创作的一首叙事长诗，讲述的是1755年阿卡迪亚人被驱离新斯科舍的故事。

[10]《铠甲骷髅》（The Skeleton in Armor）为美国19世纪著名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创作的叙事长诗。

[11]《艾凡赫》（Ivanhoe）是苏格兰作家华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在1820年发表的长篇历史小说。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

[12]《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是美国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于1826年创作的作品，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13]《雷丁监狱之歌》实则为英国作家、诗人王尔德（Oscar Fingal O’Flahertie Wills Wilde）创作的最富盛名的一首长诗，也是他最后一部作品。

[14]加比·黛利斯（Gaby Deslys，1881—1920）为20世纪初活跃于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美国百老汇的演员及歌舞明星。

[15]贝拉斯柯风格：历史上用来形容舞台艺术中外观拟真的术语。

Fantasies

奇幻作品

一颗像丽兹酒店那么大的钻石

1

约翰·T.昂格尔出生于哈迪斯——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一个小城——一个世代闻名的望族之家。约翰的父亲经过数次白热化的激战，保住了其业余高尔夫球赛冠军的头衔。昂格尔夫人呢，就像当地话说的那样“从热箱到热床”[1]，以发表政治演说而家喻户晓。刚满十六岁的小约翰·T.昂格尔，在套上长裤以前[2]就已经跳遍了纽约传来的所有时兴舞蹈。眼下，小约翰得离开家一阵子了。就所有的外省地区而言，对新英格兰教育的尊崇就是一个祸根——它会每年把这些地区前景最为光明的小伙子给通通吸走。约翰的父母也没能幸免。除了波士顿附近的圣梅达斯学校之外，再无哪所学校适合他们——哈迪斯这地方太小了，根本搁不下他们家心爱的天才儿子。

如果你去过哈迪斯就一定知道，那些时髦的预科学校和学院的名称在那里基本没有什么意义。这里的居民已经与世隔绝得太久，尽管他们在穿着打扮、行为举止以及文学等方面显示还是跟得上时代的，但这一切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道听途说得来的。在哈迪斯被认为是一次精心制作的盛会，如果搬到芝加哥，则无疑会被哪位牛肉大亨家的千金说成“还是有点寒酸”。

约翰·T.昂格尔离家的前夜，昂格尔夫人带着母亲的傻气，用亚麻套装和电扇填满了他的行李箱，昂格尔先生则送给他儿子一只塞满了钱的石棉钱包。

“记住，这里永远欢迎你。”他说，“你得相信，孩子，家里的炉火一定烧得旺旺的，一切都会如常——美好而有秩序。”

“我知道。”约翰嗓子沙哑地答道。

“别忘了你是谁，来自哪里，”他父亲骄傲地继续说，“不要做出任何伤害自己的事。你是哈迪斯昂格尔家的人。”

于是老男人跟年轻人握了手，流着泪，约翰掉头而去。十分钟以后他已经到了城外，停下，最后一次回望。此时，门楣上维多利亚时期的老派格言对他具有奇特的吸引力。父亲曾经尝试过一次又一次，想把它换成更富有力量和生机的什么话，比如“哈迪斯——你的机会所在”，或者在电灯照亮的上方，竖一块素素净净只写着“欢迎”二字的牌子。老格言总是有那么点沉闷，昂格尔先生原本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在……

约翰看了看，然后便义无反顾地扭脸向着自己的目的地进发。在他转身离去的时候，天空下哈迪斯城的灯火充满了温暖、热情的美。

从波士顿到圣梅达斯学校，乘一辆罗尔斯-皮尔斯汽车只需半小时就到了，可实际上两个地方到底离多远却没有人知道——因为除了约翰·T .昂格尔以外，没有谁是坐罗尔斯-皮尔斯汽车去的，并且以后大约也没有什么人再如此这般去了。因为圣梅达斯是世界上最昂贵、最顶级的私立预科男校。

起初的两年，约翰在那里过得挺愉快。学生的父亲全都是财神，每逢夏天，约翰就去时髦的旅游胜地玩耍。他到过不少同学家，也很喜欢他拜访过的那些同学。同时，使他感到惊奇的是，所有这些同学的父亲都跟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似的，带着孩子气。他总在琢磨，他们怎么会如此超乎寻常地像。当他告诉人家他的家在哪儿时，别人就会快活地问他：“那里很热吧？”约翰则会挤出淡淡的微笑说：“是很热。”如果他们不是一直开这样的玩笑，或许他的反应能更热情一点儿——最好能换个问法，比如：“那个地方对你来说够热了吧？”虽然这种问法同样招他讨厌。

第二个学年中期，有个名叫珀西·华盛顿的男生插到了约翰的班上。这个初来乍到者沉静、英俊、举止得体，衣着打扮即使在圣梅达斯也算得上出类拔萃的。可由于某些原因，他跟别的男生很是疏离。唯一跟他亲近的人就是约翰·T.昂格尔，但若涉及到他的家乡或者家庭情况这类问题，即使是对昂格尔，那也是绝口不提的。他很有钱，这自不必说，但是除了少数几个这样的推断之外，昂格尔对他的朋友就知之甚少了。所以在珀西邀请昂格尔到他“在西部”的家过暑假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对昂格尔的好奇心来说，不啻为一道醇厚甜点。

等两人坐到火车上的时候，珀西才头一次变得健谈起来。一天，他们在餐车边进午餐边评论学校里有些同学品行不端时，珀西突然改变了讲话的语调，冷不丁来了句：

“我父亲，”他说，“绝对是世上最有钱的人。”

“哦。”约翰礼貌地应了一声。他想不出应该怎么回答才担得起这样的信任。他想过说“那很好呀”，但这听起来会很空洞；才要冲口而出“真的吗”，也生生咽了回去，因为这听着好像是在置疑珀西的陈述。如此一句叫人震惊的话几乎是不能被置疑的。

“绝对是最最有钱的人。”珀西又说了一遍。

“我刚才在看《世界年鉴》，”约翰拾起话茬来，“说在美国一年收入超过五百万美元的有一个人，一年超过三百万美元的有四个人，还有……”

“啊，他们算不上什么，”珀西把嘴撇成半月形，“不过是些锱铢必较的资本家、金融界小儿、小商人、放债的而已。我父亲能把他们通通都买下来，他们还不知道是谁干的呢。”

“可他怎么……”

“为什么他们没有他的所得税记录？因为他根本就不缴。要缴也只缴一小点儿……但他绝不会按自己真正的收入缴税的。”

“他一定特别有钱，”约翰坦率地说，“我很高兴，我就喜欢特别有钱的人。”

“一个人越有钱，我就越喜欢他。”他的黑脸膛现出热烈的坦率。“我去施尼泽尔-墨菲家去玩，薇薇安·施尼泽尔-墨菲有不少鸡蛋那么大的红宝石，还有许多像地球仪那么大的蓝宝石，里面还闪闪发光……”

“我喜欢宝石，”珀西兴致勃勃，大为赞同，“当然，我不想学校里有人知道这事儿，但我自己已经收集了好多。我一向喜欢收集宝石，不喜欢集邮。”

“还有钻石，”约翰一派向往地说，“施尼泽尔-墨菲家还有胡桃那么大的钻石……”

“那算什么。”珀西凑过去，压低声音，“那根本算不了什么。我父亲有一颗比丽兹-卡尔顿酒店[3]还大的钻石。”

[1]热箱（hot-box），铁路轴承箱；热床（hot-bed），旅馆出租的轮睡床铺。“从热箱到热床”是指从火车到旅馆，这里指昂格尔夫人去过很多地方。

[2]这里指小约翰·昂格尔还被当作小男孩的时候。

[3]丽兹-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是一个高级酒店及度假村品牌。第一家丽兹-卡尔顿酒店于1927年在波士顿建立。

2

蒙大拿的落日像一块巨大的淤紫悬在两山之间，冲着中了毒的天空伸展着自己暗黑色的动脉。在遥远的天空下面，蹲踞着微小、阴沉、被忘却了的菲舍尔村。据说菲舍尔村有十二个男人，十二个郁郁寡欢、让人费解的灵魂，他们吮吸着这块几乎全是岩石的土地上十分贫瘠的乳汁，这片山岩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将他们孕育而生。他们已经变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种族。菲舍尔村的这十二个人好像是一种大自然一时兴起把他们生了出来，但转念一想又把他们抛弃，任其自生自灭的物种。

乌青淤紫的落日远方，荒凉大地上有一长串移动的光亮在慢慢爬行，菲舍尔村那十二个人形同鬼魅般地聚集在简陋的车站棚子旁，望着七点钟从芝加哥开来的州际快车通过。州际快车不知道是在谁的管辖范围内，每年会在菲舍尔村差不多停靠六次，每回停靠时会有一两个人下来，登上一辆总是从尘烟四起中冒出来的四轮轻便马车，向着淤紫的落日绝尘而去。观看这一毫无意义又荒谬可笑的景象，在这些菲舍尔村人中间已经变成了一种崇拜仪式。不过仅限于观看，如此而已。没有幻想，因为在他们身上没有一丁点儿幻想的品质，没有什么能让他们惊异或猜测，否则，在这样不可思议的观望中很可能会萌生出一种新的宗教信仰来的。但这些菲舍尔村人超然于所有的宗教信仰之外——即使基督教最赤祼祼、最原始的教义也无法在这片贫瘠的岩石地上有个立足之处——所以，这里没有祭坛，没有牧师，没有供奉，只有每天晚上七点钟在简陋的火车站小棚屋里无声的聚集，以及会众们含混、萎靡的祝祷声。

在这个六月的晚上，那个伟大的司闸员——倘若他们会把什么人奉若神明的话，那么这个司闸员就是他们从天上选来的神仙——判定这趟七点钟快车要在菲舍尔村卸下些人类（或非人类）的寄存物。七点零二分，珀西·华盛顿和约翰·T.昂格尔下了车，他们从那些像被什么符咒镇住、目瞪口呆、带着惊惧眼神的十二个人眼前匆匆走过，登上一辆显然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四轮轻便马车绝尘而去。

过了半个钟头，暮色渐浓，凝结成一片黑暗，一声不响地驾驶着马车的黑人驭手，冲着他们前面模糊的某个黑影打招呼。作为回应，对方把一只明晃晃的圆盘转了过来，像从深不可测的无底黑夜中冒出的一只不怀好意的眼睛，盯视着他们。马车驶近，约翰方始看出那是一辆极大的汽车尾灯，他从未见过比这更大、更豪华的汽车。车身是用一种比镍更闪亮、比白银更轻的金属制成的，轮毂上布满由闪亮的绿、黄两色组成的几何图形——约翰还真不敢猜那是玻璃还是宝石。

两个黑人穿着闪晶光的华丽制服——就像人们在伦敦皇家列队行进的画片里看到的那般模样——他们在汽车旁立正站好，当两位年轻人从小马车上下来的时候，他们用一种客人听不懂的语言向他们致意，那似乎是一种南部黑人的极端土话。

“上车，”珀西对他的朋友说，他们的衣箱已经给扔到黑檀木车顶上了，“很抱歉，我们不得不让你乘那辆小马车跑这么远的路，当然，也不能让火车上的人或那些被上帝遗弃的菲舍尔村的家伙看见这辆汽车。”

“天啊，多棒的车呀！”这声惊呼是由车子的内饰勾出来的。约翰看到车内的装饰是由金色布料打底，以及一千条宝石和刺绣混织而成的精美奢华的丝挂毯构成的。两个少年尽情享受的两个扶手椅，座位上铺的是类似于起绒材质的织物，看上去好像是用数不清颜色的鸵鸟羽毛尖编织出来的一样。

“多棒的车呀！”约翰又一次大为惊异地喊出声来。

“这东西啊？”珀西笑笑，“哈，这种破烂玩意儿，我们只用在客货两用车上。”

说话间，他们在黑暗中穿行，向两山之间的隘口驶去。

“一个半小时咱们就到了，”珀西看着表说道，“我还告诉你啊，那里会和你以前见过的所有一切都不一样。”

如果这辆汽车只是约翰接下来或许会看到景象的一个提示，那么他的确已经做好让自己大吃一惊的准备了。哈迪斯城一向盛行简朴虔诚的财富崇拜，对财富的热切推崇和尊重即为教义的第一信条——除了无限谦卑这一种形式以外。倘若约翰在财富面前产生了另外的情绪，他父母定会被他这种亵渎的行为吓得掉头离开的。

此刻，他们已经来到并驶入两山之间的垭口，道路几乎立刻变得更为崎岖不平起来。

“要是月亮能照到这儿来，你会看到咱们是在一个大峡谷里。”珀西说着，竭力向车窗外眺望。他对着话筒说了几个字，男仆马上打开探照灯，一道巨光扫过山坡。

“尽是岩石，你看见了吧。一辆普通的汽车跑半个小时准得颠散了架。事实上，除非你认得路，否则非得开辆坦克才能过得去。注意了，咱们正在往山上开呢。”

他们显然正在爬坡，没过几分钟，汽车越过一个陡坡，从那儿他们瞄到远处一轮微淡的月亮刚刚升起。车子突然停了，从黑暗中钻出几个人形来——他们也是黑人。他们用同样听不太懂的方言问候了两个年轻人。接着，黑人便开始干上活儿了：四根粗大的缆绳从头顶上空悬垂下来，缆绳这端的钩子勾住宝石镶嵌的巨大轮毂。随着一声响亮的“嗨……呀”，约翰感觉汽车从地面上被缓慢地升起——再升再升——升过两侧最陡的岩石——还再往上攀升，直升到可以看见月光照耀下的一条逶迤的山谷，此情此景同他们刚刚离开的层峦峭壁的困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只有一侧还有山岩了——然后，就在忽然之间，他们身旁及周边便一块岩石也没有了。

看来他们已经升到了刀锋一般直插云天的岩壁之上。不一会儿他们又开始往下降，最后轻轻一震，落到了光滑平地上。

“最糟的一段路已经过去啦，”珀西瞟了眼车窗外，“从这里再有五英里就到了，全是我们自己的路……缀锦砖铺就的……全是。这路是属于我们家的。父亲说美国领土到这里也就是到头了。”

“咱们这是在加拿大？”

“不是。咱们在蒙大拿落基山脉中部。现在你啊，正身处于这个国家绝无仅有的、从未被堪测过的五平方英里的土地上。”

“为什么没被测量过呢？难道他们忘了这五平方英里了？”

“不，”珀西咧嘴笑着说，“他们试过三次，想要堪测这块地。第一次我祖父贿赂了整整一个州的土地测量局；第二次他把美国官方地图给胡乱改了改——这样又拖了他们十五年。最后一次就困难了些。是我父亲想办法让他们的指南针处于最强的人工磁场之中，接着，他又造了一整套土地测量仪，这套仪器有那么一点点小误差，可以让这个地带在仪器中无法显现，他偷梁换柱，用这一套换了他们要用的那套测量仪。之后，他再把一条河改了道，做成河两岸全是村庄的模样——让他们看见了还以为那是一个离峡谷北边十英里远的镇子。我父亲只害怕一样东西，”珀西最后总结道，“世界上只有这么一样东西能用来找到我们。”

“是什么东西？”

珀西压低声调，耳语一般：

“飞机，”声调依然低沉，“我们搞了六门高射炮，并且全都部署妥当了……不过，已经死过几个人了，还逮了一大帮俘虏。我们倒不在乎这个……你知道，我父亲和我……可这却让我母亲和家里的女孩子们担惊受怕、心烦意乱的，此外，这种担心也存在于我们没能及时部署高射炮的时候。”

碎布条般的银灰色鼠皮云彩挂在绿月天幕中，掠过绿月亮，如同珍贵的东方织物在列队接受着鞑靼可汗检阅似的。约翰以为现在还是白天，似乎在头顶上方还能望见一群小伙子在空中飘过，撒下许多传单和专利药品的宣传单，给岩石丛生的绝望小村庄带来希望的讯息。他仿佛能看见他们从云朵中探身出来，俯望并凝视着——凝视着这个他要去往的地方所值得凝视的任何东西——都会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会不会受到什么狡猾的装置的感应，降落到这里来，使他们远远地隔绝开那些专利药品和传单，被禁锢起来，看不到那些专利药品宣传单及传单，直到审判日来临的时候——或者，倘若他们没有掉进陷阱，那么一团突起的烟雾和带着尖啸的炮弹也会把他们打回到地面上来的——还会让珀西的母亲和姐妹“担惊受怕、心烦意乱”吗？约翰摇着头，从双唇间无声地挤出幽灵般空洞的笑意。这里头到底藏着什么非要铤而走险的勾当？是哪位性情怪异的大富豪道德上的权宜之计吗？这里藏着怎样一个可怕的金色谜团呢？

现在灰鼠皮云彩已经飘走了，车窗外，蒙大拿的夜亮如白昼。巨大的轮胎轧过光滑的缀锦砖路面，他们环着一面宁静的、满是月光的湖向前驶去。驶入一片松林，在黑暗中行驶了片刻，满是辛辣刺鼻的气息和凉意。钻出小松林便来到了一条宽阔的草皮覆盖的大道，约翰发出一声惊呼来，与此同时，珀西也不声不响地来了一句“我们到家了”。

漫天星光下，一座精美的城堡矗立在湖边，散发着大理石的光泽，一直攀延到毗邻那座山的半山腰，然后带着优雅的身姿、完美的对称、晶莹剔透的女性的慵懒消失在一片茂密的松林阴影里。许多高塔，雕满了轻巧花饰的窗格镶嵌在倾斜的矮护墙上，成千扇金光万丈的椭圆、六角形、三角形的雕镂精美、蔚为奇观的黄窗，星光与蓝影交汇出斑驳、柔和的平面——这一切像一曲音乐的和弦在拨动着约翰的心。在高塔群中有一座最高、基座最黑的塔尖外部装饰着彩灯，像是在空中飘浮的流光溢彩的仙境——正当约翰热烈、心醉神迷地仰望着高塔的时候，上面隐约飘来一阵洛可可风格[1]的小提琴和弦声，这与他之前听过的所有的音乐都不同。俄顷，汽车驶到宽大、高耸的大理石台阶前停下，台阶旁边花团锦簇，夜晚的空气中弥漫着芳馥的花香。两道巨大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琥珀色的暖光向黑暗中倾泻而出，辉映出一位优雅夫人的剪影，漆黑如点墨的头发绾着高高的发髻，她向他们张开了手臂。

“妈妈，”珀西说道，“这是我的朋友，约翰·T.昂格尔，从哈迪斯来的。”

后来约翰回忆起这第一个夜晚——充满斑斓的色彩，飞速变幻着的感官印象，柔软得像绵绵情话一般的音乐，以及各种美好的东西：光，影，动作和脸庞……一个白发男人在那里站立着，啜饮着置于金柄上的水晶套管里的琼浆玉露；还有一位花容少女，穿着像是泰坦尼亚星上的衣裳，发辫中缀嵌着蓝宝石。有一个房间，里边有一面坚实的墙，但手指触及的又遍是柔软——那是黄金造就的墙面啊。还有一个房间，似乎是按照柏拉图关于终极监狱的设想打造出来的——天花板、地板甚至所有一切全都排列着整颗整颗未加工过的、各种大小和形状的钻石，房间的四个角落点着紫罗兰色的灯，钻石炫目的光芒幻化成一片任谁也无法与之比肩的白，闪亮得让人眼花缭乱——这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愿望，或者，梦想。

两个小伙子在这些房间组成的迷宫里漫步。有时候，他们脚下的地板会在底下的灯光照射下辉映出各种图案：犷悍而刺目的图形，精美的蜡笔画，纯白、精细又繁复的马赛克——这些款式无疑出自亚得里亚海边[2]的清真寺；有时候，在一层层厚厚的水晶砖底下，会看见湛蓝或者碧绿的旋涡，水中畅游的鱼儿，生机勃勃的七彩水草；接着他们会踩上各种不同质地和颜色的毛皮，或者是最洁白的象牙走廊——象牙开片极其完美，就像从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灭绝的恐龙的巨大长牙上完整切下来的一样。

随后场景转换，只依稀记得他们吃晚餐了——每一只盘子都镶嵌着两层几乎让人察觉不出的钻石，这两层钻石之间又奇异地以精美的绿宝石做着装饰，薄得就像削下来的一片绿色空气。凄切婉转，淡淡低回的音乐，从远处的走廊飘过来。他的椅子上装饰着羽毛，椅背的曲线悄然抵住了他的背，当他喝下第一杯酒时，就像是要把他吞没和制伏似的。睡意蒙眬，他努力地想回答谁的问题，但是这加了蜜的豪华，锁住了他的身体，更平添了几分梦幻——珠宝、织物、葡萄美酒夜光杯和各色金属豪器，在他眼前混成了一片甜美的轻雾。

“是的，”他努力保持着风度，答道，“对我来说，南方确实够热的。”

他还设法加上了一声鬼魅般的大笑，再后来便一动不动了，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他似乎飘了起来，飘远了，留下了一份冰镇甜点，像是一个绯色的梦——他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过了好几个钟头。他置身于一个安静的大房间里，四壁是黑檀木制成，幽暗的照明光线使得整个房间静谧、恬淡……其实那不能算作光。他的年轻男主人正站在他身侧。

“你晚餐时睡着了，”珀西说，“我也差一点就睡着了，过了一年的学校生活，再回到这样的舒服享受里……你睡着的时候，仆人们给你脱了衣服，洗了澡。”

“我这是睡在床上还是云里？”约翰叹息一般地说，“珀西，珀西……在你离开之前，我得先向你道歉。”

“为什么呀？”

“就为怀疑你当时说你们家有一颗像丽兹-卡尔顿饭店那么大的钻石。”

珀西莞尔一笑。

“我就知道你不信。就是那座山，知道吧。”

“什么山？”

“城堡就建在这座山上。作为一座山来讲么，它并不很大。可是除了山顶上大约五十英尺厚的草皮和碎石子以外，它就是颗实心的钻石。一颗钻石，一立方英里大，没有一丁点儿瑕疵。你在听吗？嗨……”

约翰·T.昂格尔又睡过去了。

[1]洛可可风格发展于18世纪前半期的法国，音乐特色是轻快、刻意、装饰华丽。

[2]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地中海的一个大海湾，位于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之间。

3

清晨醒来时，蒙眬之间他感觉到屋里洒满了阳光。一面黑檀木墙板已顺着某种滑轨滑到一旁，顿时，他的房间已有一半敞亮在阳光之中。身形巨大穿着白制服的黑人站在了他的床边。

“晚安。”约翰含混低语，竭力想把自己的头脑从迷乱疯狂的地方给拽回来，好好清醒清醒。

“早安，先生。您准备好沐浴了吗，先生？噢，您不用起床……我会把您放进去的，您解开睡衣纽扣就行了……那里。谢谢您，先生。”

约翰静静地躺在那儿让人把自己的睡衣脱掉——他觉得这挺有趣，也很快活。他原以为这个侍候他的“高康大”[1]黑人会把他像婴儿那样抱起来，可是这样的事压根儿没发生。他只感到床在慢慢朝一边倾斜——他开始往墙壁方向滚去，最开始他还有点儿害怕，可是等他到了墙边时，墙上的帷帐就打开了，顺着一个毛绒绒的斜面又滑了两码，便扑通一声轻轻落进水里，水的温度正好和他的体温一样。

他四下里看看，刚才顺着下来的滑道或者说滚坡，已经轻轻折叠起来又缩回了原处。他是被“投”进了另一个房间的，此时正坐在一个沉降的浴池里，头部恰如其分地刚刚高过地板的平面。周遭的一切——浴池本身的四个边和池底紧贴着这房间的墙壁——就是一个蓝色的水族馆，从他坐着的水晶池底望下去，鱼群在琥珀色的灯光中游动，甚至从他伸展出去的脚趾头下淡定自如地游过去——隔开鱼儿和他的只是一层水晶的厚度。阳光透过头顶上碧波般的玻璃屋顶照射下来。

“先生，我猜您这个早晨或许会喜欢洗热的玫瑰露泡泡浴，先生……或许最后再来点冷盐水。”

黑人就站在他旁边。

“好的，”约翰面带笑意表示赞同，“请照你说的办。”任何根据他自己那点儿乏善可陈的生活标准来吩咐这个澡该如何如何洗的想法，都会显得他自命不凡，且相当地招人讨厌。

黑人按了一个按钮，于是一场温热的雨从天而降，表面上看是从头顶上洒下来的，但是一会儿约翰就发现原来这热水是从左近的一个喷泉装置里喷出来的。水变成了淡淡的玫瑰色，一股股皂液从位于浴池四个角的四只微型海象头上喷射而出，装在浴池四边的十二只小桨轮立刻将其混搅成彩虹般的粉红色泡沫，轻柔地将他裹住，在他周围幻化成一片闪着光的玫瑰色香氛泡泡。

“要给您打开电影放映机么，先生？”黑人毕恭毕敬地说，“今天放映机里有一部不错的单卷喜剧，我也可以一会儿换一卷严肃的片子，要是您更喜欢严肃一些的话。”

“不用了，谢谢你。”约翰礼貌但坚决地拒绝。他现下正洗得不亦乐乎，不想再有其他什么娱乐节目来分心了。但娱乐节目还是来了。他细细凝神，听到外面传来长笛的声音，长笛吹奏出的音符倾洒得如同一道瀑布，清凉碧绿，就和浴室房间一样。和长笛相伴的还有一只乐声空泛的短笛，那笛声比覆在身上让人心醉的泡沫更精细、更纤弱。

在过了一道紧致肌肤的冷盐水和最后一道冷清水冲洗后，他迈出浴池，披上一件毛绒浴袍，在一张铺着同样材质织物的长榻上躺下，享受精油、酒精和香料的按摩。过后他又坐在一把奢华的椅子上刮了脸，修剪了头发。

“珀西先生在您的客厅里等您，”一切程序完毕之后，黑人对他说道，“我叫基格萨姆，昂格尔先生。先生，每天早晨都由我来照料您，昂格尔先生。”

约翰走出浴室，步入那间洒满爽快又清新的阳光的起居室——他的起居室，早餐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了，珀西穿着一条白色的小羊皮灯笼裤，光彩夺目地坐在一把安乐椅里抽着烟。

[1]高康大（Gargantuna），法国作家Rabelais所著的政治讽刺小说《巨人传》中的主角，以高大、好吃著称。

4

早餐时珀西给约翰简述了一下华盛顿家族的故事。

现在这位华盛顿先生的父亲是弗吉尼亚人，是乔治·华盛顿的嫡传子孙，巴尔的摩勋爵。南北战争结束时，他是个二十五岁的上校，手里有个无人青睐的种植园和大约价值一千美元的黄金。

这位年轻的上校名叫菲茨-诺尔曼·卡尔佩帕·华盛顿，他决定把弗吉尼亚的不动产送给他弟弟，然后自己上西部去。上校挑了二十四个最忠实——当然也是将他敬若神明的黑奴，他买了二十五张前往西部的车票，想在那里以他们的名义申请一块土地，开一个养牛、养羊的牧场。

他在蒙大拿待了还没有一个月，事情进展得颇为不顺，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误打误撞地发现了一个地方。一日，他在山里骑马，迷了路，再加上一整天没吃东西就越来越饿，碰巧那天他又没带猎枪，迫不得已想逮一只松鼠吃。在追逐松鼠的过程中，他注意到松鼠嘴里咬着块亮闪闪的东西。就在松鼠要逃回它的洞之前，这只被老天选来为他充饥的松鼠撂下了它嘴里的东西。正当菲茨-诺尔曼坐下来考虑当下所面临的形势时，猛然瞥见身边草丛里有个东西在闪闪发亮。不过十秒钟的工夫，他便把饥饿这件事完全抛在脑后，并且收获了十万美元。那只招人讨厌坚决不愿做他食物的松鼠，将一颗完美无敌的大钻石作为礼物送给了他。

那天深夜他摸索着回到了营地，十二个钟头以后，他手下黑奴中的所有男性都回到了松鼠洞那儿，在山坡上一通狂挖。他告诉他们，他发现了一座莱茵石矿，因为只有一两个人以前见过小颗的钻石，所以他们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当他的巨大发现看来已经确凿无疑的时候，却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了起来。这座山就是一颗大钻石——根本没别的，就是钻石。他装了满满四马鞍袋子晶光四射的样品，骑着马就到圣保罗去了。在那儿他设法解决掉了六颗小钻——而在他试着想卖一颗大一点儿的钻石时，店主晕了过去。于是菲茨-诺尔曼被以破坏公共秩序的罪名给逮捕了。他越狱逃跑，赶上一趟去纽约的火车，在那里，他卖掉了几颗中等大小的钻石，换回等值大约二十万美元的金币。他可不敢再拿出特大的钻石来了——实际上，他离开纽约正是时候。因为在珠宝圈子里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更多的倒不是因为钻石大小，而是有来源神秘的钻石在这座城市冒了出来。疯狂的谣言四处传播着，说什么在卡茨基尔山脉，在泽西海岸，在长岛，在华盛顿广场底下都发现了钻石矿。一列列观光游览火车满载着拿着铁镐和铁锹的男人，一小时一班地从纽约开往邻近各种各样传说中的宝石山、黄金国[1]。但那个时候，年轻的菲茨-诺尔曼已经在回蒙大拿的路上了。

过了两个星期，他就估算出山上的钻石储量与世界其他所有已经探明了的钻石储量总和近似相等。可也正因为它是一整颗钻石，根本没法子用任何常规的计量方法予以估价——还有就是，如果他把这颗钻石拿出去售卖，就会把市场搅和个底儿朝天，如果钻石的价值和它的尺寸成正比的话，那么世上所有的金子加在一块儿也不够买它十分之一的。况且，这么一颗硕大的钻石，任谁拿到手里又能做什么呢？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世界首富——可这样的财富到底有没有什么价值呢？如果他的秘密泄漏出去了，政府为防止黄金、珠宝业内发生恐慌会采取什么手段不言自明，下一步或许就是立即接手钻石的所有权并实行垄断。

没有其他变通之计了——他必须偷偷卖掉他的钻石山。他派人到南方把他弟弟叫来，负责管理他那些黑奴跟班——这些黑人一直都不知道奴隶制已经被废除了。为了万无一失，他向他们宣读了一份自己撰写的宣言，宣告说福雷斯特将军[2]把溃散的南方军队重新组织了起来，并在一次激战中打败了北方军。那些黑人又是毫无保留地相信他的说辞。继而，那帮黑人还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这是好事一桩，并且立即成立了复兴组织。

菲茨-诺尔曼自己则带着十万美元和两箱子大大小小的钻石原石，动身去往国外。他乘坐一艘中国舢板船去到俄国，驶离蒙大拿六个月之后，到了圣彼得堡。他选了个隐蔽的住所，随即片刻不停地去拜访了宫廷珠宝商，声称他有一颗钻石要献给俄国沙皇。他在圣彼得堡待了两周，时时刻刻都处在可能被谋杀的危险之中，不断频繁地变换住处，在整整两周时间里，他只敢去藏箱子的地方三四次。

直到他向人家保证一年后会带更大、更好的石头回到俄国来，这才获准离开俄国到印度去。尽管是这样，在他离开之前，宫廷财务主管已经给他在美国的几家银行，用了四个化名存入了一千五百万美元。

一八六八年他回到美国，已经在外头跑了两年多一点。他去过二十二个国家的首都，跟五个皇帝、十一个国王、三个王子、一个沙阿[3]、一个可汗[4]和一个苏丹[5]交谈过。那时候菲茨-诺尔曼估计自己的财富得有十亿美元了。有个防止秘密泄漏出去的法子一直帮衬了他：在每颗较大的钻石出现在公众视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那颗钻石就会被赋予这样的历史——自打第一巴比伦帝国时代起，为了占有这颗大钻就上演过谋杀、奸情、革命和战争。

从一八七〇年直到一九〇〇年去世，菲茨-诺尔曼·华盛顿的历史就是一部用黄金铸就的长篇史诗。当然了，也有一些次要问题——他躲避测量，他娶了一位弗吉尼亚小姐，她给他生了一个独苗儿子，以及由于一系列不幸的、复杂的原因，他逼不得已宰了他弟弟。他弟弟太喜欢喝酒了，常常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然后举止轻率，甚至还屡次危及他们的生命安全。他弟弟及其他的几桩命案当然也玷污了他那些兴旺发达、极速扩张的幸福岁月。

去世前，他改变了策略，除了留下区区几百万美元财产以外，他把全部财富购买了大批稀有矿石，并贴上“小古董”的标签存放进世界各地银行的金库里。他儿子布拉道克·塔尔顿·华盛顿颇有乃父之风，子承父业并在这方面将他的策略更加发扬光大。他把那些矿石都换成最稀有的元素——镭——这样一来，价值等于十亿美元黄金的镭，就可以放进一只不比雪茄匣大多少的容器里了。

菲茨-诺尔曼死了三年以后，他儿子布拉道克认为事情已经做得够多了。他和他父亲从这座钻石山获得的财富已经多得没法精确计算了。他有一本用密码记录的笔记本，记着他存放在他垂青的千百家银行里的镭的大致数量，同时记下他存放时所用的化名。接着，他做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把钻石矿封了起来。

他把钻石矿封了。从山中掏出的财富已经足够让华盛顿家族世世代代尽享空前的奢华了。现在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要保守住他的秘密，一旦秘密败露，随之而来的恐慌将会使他和世界上所有的财产持有者一样被打回原形，变得一贫如洗。

这就是约翰·T.昂格尔现在来此做客的这家人家。这就是他到来之后翌日清晨在白银墙壁的客厅里听到的故事。

[1]“埃尔多拉多”（El Dorado），西班牙语中称旧时西班牙征服者想象中的南美洲，即“黄金国”，比喻宝山，富庶之乡。

[2]南方邦联军内森·福雷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1821—1877）将军，美国田纳西州的牛仔，奴隶主，后成为美国内战中南方少有的骑兵名将，美国电影《阿甘正传》的主角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

[3]沙阿（Shah）为伊朗国王的称号。

[4]可汗（Khan）为古代土耳其、鞑靼、蒙古、突厥各族最高统治者的尊称。

[5]苏丹（Sultan）某些伊斯兰国家统治者被称为苏丹。

5

吃过早餐以后，约翰找到大理石大门的出口，好奇地观望着眼前的景色。整个山谷，从钻石山到五英里以外陡峭的花岗岩峭壁，仍然被一层金色迷雾笼罩着，迷雾懒散地在大片草地、湖泊和花园的上空盘旋。这里那里零星分布着榆树林，其优雅的林荫跟那片紧裹群山的松林所形成的粗犷的深青绿色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约翰眺望时甚至可以看到约莫半英里之外有三只小鹿排成一列从榆树林中“嗒嗒嗒”跳出来，又笨拙欢快地跳着消失在另一个半明半暗的树丛里了。此情此境，就算是看见山羊在林间踱步，或者在绿中之最绿间瞥见一抹林中仙女的粉红皮肤和她随风飘扬的金发，约翰也是决计不会惊奇的。

抱着这种若有若无的期望，他走下大理石台阶，不料却微微惊扰了底下睡着的两只皮光毛亮的俄罗斯猎犬的梦，约翰循着一条看不出到底通往何方的、蓝白相间的砖砌小道走去。

约翰纵情享受着，这种青春的幸福和对幸福的不满足让他无法活在当下，此种幸福须得与未来日子里的光芒四射进行对比、衡量——鲜花和黄金，女人和星辰——它们只不过是无可比拟又可望不可即的青春梦想的征兆及预言。

约翰在一个缓角转了弯，那里有郁郁葱葱一大簇玫瑰，空气中弥漫着玫瑰的浓香，他穿过花园，向树林下的一片苔藓走去。他还从来没在苔藓上躺过，他想知道苔藓是否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软得可以用作形容词。这时，他看见一个女孩子从草地上向他走来。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姑娘。

她穿着一件剪裁刚刚过膝的雪白短袍，头上戴着一个用木樨草和蓝宝石编织的花环。她粉嫩的赤足踏着朝露而来。她比约翰年纪更轻，不到十六岁。

“喂，”她柔声喊道，“我叫吉斯敏。”

在约翰心中她比十六岁要老成一些。他向她走过去，快靠近时他几乎不敢迈脚，生怕踩到她裸露的脚趾。

“你还没见过我，”声调那么柔软，而会说话的蓝眼睛紧接着又补充道，“哦，你错过太多了！”

“昨天晚上你见到了佳思敏，我姐姐。我吃了莴苣很不舒服，”她继续轻言细语，会说话的眼睛也没停下来，“我病恹恹的时候是很甜蜜的——身体好的时候也甜。”

“你给我的印象太好了，”约翰的眼睛说着话，“我也不笨的。”

“你好吗？”他口里说道，“希望今天早晨你舒服一些了。”

“你真可爱！”他的眼神颤抖着说道。

约翰注意到他们一直在那条小径上走着。在她的提议下，一同在苔藓上坐下来，苔藓软不软已无心顾及了。

他对女人很挑剔。哪怕有任何一个瑕疵——脚踝粗，声音嘶哑，玻璃假眼……已足以使他完全提不起兴趣。此时此地，他平生第一次坐在一个女孩身旁，这个女孩在他看来就是完美的化身。

“你家是在东部吗？”吉斯敏饶有兴趣地问，声音带着迷人的味道。

“不，”约翰简短回答，“我是从哈迪斯来的。”

她要么是从没听说过哈迪斯这个地方，要么是想不出该对这个地方说上几句什么有趣的话，总之，后来她就再没顺着这个问题说下去了。

“今年秋天我就要到东部去上学了，”她说，“你觉得我会喜欢那里吗？我要到纽约鲍尔奇小姐学校去读书。那里很严格，可你知道一到周末我就要回家住，跟家里人住在我们纽约的房子里，因为爸爸听人说啊，那里的女学生走路都要两两结伴。”

“你父亲一定希望你感到自豪。”约翰察言观色道。

“我们是这样的啊，”她回答说，带着尊严的双眼放着光，“我们从来没有受过惩诫。爸爸说我们就不应该受惩诫。我姐姐佳思敏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曾经把爸爸推下楼过，但他也只是爬起来，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开了。”

“妈妈……呃，她有些吃惊，”吉斯敏接着道，“当她听说你是从……就是你来的那个地方来的时候，你知道……她说在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然后，你看么，她是西班牙人，很老派的。”

“你们会在这儿待很久吗？”为了掩饰自己多少有点受伤的情绪，约翰问道——她刚才的一番话似乎还是有些不友好，虽然含沙射影，还是透着嫌他是小地方人，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意思。

“珀西、佳思敏和我每年夏天都来，但明年夏天佳思敏就会去纽波特[1]了。今年秋天起，她将在伦敦逗留一年，出席各色宫廷聚会。”

“你知道吗……”约翰有些迟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比我想象中的要老练得多。”

“啊，没有，我没有，”她着急地喊出声来，“哦，我可不想是那样的人。我认为老练、世故的年轻人特别俗，你觉不觉得？我一点儿也不啊，真的……你要非说我是那样的人，我就要哭了啊。”

她难受得嘴唇都哆嗦起来，约翰只得断然否定了自己：

“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说逗你玩儿的。”

“要是我真成熟、世故的话，我倒真不在意了，”她坚持自己的看法，“可我不是。我很纯真，又孩子气。不抽烟，不喝酒，只读诗歌，诗以外别的书都不看的啊。数学啊化学啊，这些又基本搞不懂。穿着上又特别简单……事实上，我几乎不打扮。我觉得你最不该说我老练、世故……这离我太远了。女孩子就应该用有益健康的方式享受她们的青春时光。”

“我也这么认为。”约翰诚恳地说。

吉斯敏又高兴了。冲着他展颜一笑，蓝眼睛盈盈滑落一滴泪珠。

“我喜欢你，”她亲密耳语，“在我们这里，你就打算一直跟珀西待在一起吗？你会对我好吗？这样说吧……我是绝对的白纸一张，从来也没有哪个男孩子爱过我，单独看看男孩子都不行的……除了珀西。我打老远跑到这片小树林来……就是想见到你，这种地方家里人是不会来的。”

约翰简直太受宠若惊了，他依着哈迪斯舞蹈学校教的范儿，对她深深鞠了一个躬。

“我们得走了，”吉斯敏甜蜜地说，“十一点钟我必须跟妈妈在一起……你一次都没有要我吻你。我还以为现在的男孩子都会是那样的呢。”

约翰骄傲地挺了挺胸脯。

“有些人是那样，”他答道，“可我不是。姑娘们是不做这种事情的……在哈迪斯。”

他们肩并着肩朝房子走回去。

[1]纽波特（Newport），又译为新港，位于美国罗得岛州南部，为新英格兰避暑胜地，18世纪的重要港口城市。

6

约翰与布拉道克·华盛顿先生面对面站在艳阳下。这位男性长辈大概四十岁，长着一张傲慢、茫然若失的脸，一双狡黠的眼睛，还有一副结实的身板。早上的他散发着一身马味儿——最棒的良驹。他拄着一根素净的灰桦木手杖，上面只嵌了一整块蛋白石作柄。他和珀西正带着约翰在各处参观。

“奴隶们的房子就在那儿。”他用手杖指着左面沿山腰建造的一排雅致的哥特式大理石建筑说，“我年轻时，有一阵子被十分荒唐的理想主义鬼迷了心窍，悖离了生活本真。那时候他们过得当真豪华，例如，他们每个人的房间都装了瓷砖浴室。”

“我猜，”约翰谄媚地笑着，壮着胆子说，“他们用浴缸装煤了。施尼泽尔-墨菲先生告诉我，有一次他……”

“施尼泽尔-墨菲先生说什么一点儿不重要，我想都想得到，”布拉道克·华盛顿冷冷地打断了他，“我那些奴隶们并没有用浴缸装煤。他们被勒令要每天洗澡，他们每天也都洗了；要是他们抗命不遵的话，我就要下命令用硫酸香波了。最后没让他们每天洗澡完全是因为别的原因……他们有好几个人得了感冒，最后死了。对某些特定人种来说，水，并不是什么好东西……除了作饮料。”

约翰笑了笑，笑完决定严肃地点头表示赞同。布拉道克·华盛顿让他不舒服了。

“所有这些黑人全都是我父亲带到北方来的那些黑人的后代，到现在大概有二百五十个左右了。你注意到了吧？他们在这里的生活与世隔绝得太久，原有的语言几乎已经变成听不懂的方言土语了。我们从中挑了几个人，培养他们说英语——我的秘书和两三个料理家务的仆人。”

“这是高尔夫球场。”他接着说道，说话间他们正沿着一片天鹅绒般的冬草地溜达。

“全是绿地，你看，没有平坦球道，没有乱草区，没有障碍区。”他愉快地对约翰微笑着。

“很多人在笼子里，爸爸？”珀西突然问道。

布拉道克·华盛顿踉跄了一下，不自觉地咒骂了一句。

“还少了一个呢，”他沉下脸突然叫了出来，过了一会儿方始说道，“我们有麻烦了。”

“妈妈刚告诉我，”珀西说，“那个意大利老师……”

“一个可怕的错误，”布拉道克·华盛顿气冲冲地说，“当然，我们很有可能已经把他逮住了，也有可能倒在林子里的什么地方，要不就是从悬崖上失足掉下去了。即使他真的跑出去了，他讲的故事别人也不会信。不管怎样吧，我已经派了二十几个人到附近的镇上去找他了。”

“一点儿好运气都没有吗？”

“有点儿。他们中的十四个人已经向我的代理人通报说他们每人都杀死了一个与描述相符的人。不过当然啦，他们要的可能只是赏金而已——”

他停下了脚步。他们来到一个大坑前，大坑方圆有旋转木马转开那么大，大坑的口上覆着坚固的铁栅栏。布拉道克·华盛顿招呼约翰过来，并把他的手杖伸进铁栅栏。约翰走到大坑边定睛观瞧，耳畔立刻袭来狂野的叫嚷声。

“下来吧，到地狱来！”

“你好，小子，上面的空气怎么样？”

“嘿！扔根绳子下来！”

“给一个老甜甜圈好吗？伙计，要不给几个吃剩下的三明治？”

“喂，小伙子，你要是把那个跟你一起的家伙推下来，我们就给你看一出瞬间失踪的好戏。”

“给我把他砸个稀巴烂，行不行？”

坑里太黑，虽然看不清，约翰还是从他们语言中的粗鄙乐观，声调中的生气勃勃听出他们来自美国的中产阶级，属于脾气比较火爆的那一拨。紧接着，华盛顿先生抽出手杖，用它杵了草丛里的一个按钮，下面的场景一下子亮了起来。

“这全是些不幸发现了‘黄金国’的具有冒险精神的海军陆战飞行员。”他说道。

他们脚下现出一个碗形的中空大坑。坑壁很陡，表面上看就像抛了光的玻璃，微凹的碗底站着二十多个穿着像飞行员制服，又像道具装束的男人。他们仰起的脸上满是愤怒、怨怼、失望和愤世嫉俗……以及蓄了很久的胡须。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形容憔悴的人之外，他们看上去吃得还不错，身体也很健康。

布拉道克·华盛顿拖过来一张花园椅子，在大坑边坐下来。

“我说，还好吗，小伙子们？”他和蔼可亲地询问道。

除了少数几位沮丧、蔫巴得叫不出声来的以外，一阵齐声叫骂升腾至艳阳高照的半空。可布拉道克·华盛顿听着他们的骂声，依然心湖不起一丝波澜，相当镇定自若。等最后一波叫骂声消退了，他方始重新发话。

“你们想出摆脱困境的法子没有？”

东一句西一句，唯有一个声音从下面飘上来。

“为了爱，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待下去了！”

“把我们弄上去，自然就有办法了！”

布拉道克·华盛顿直等到他们再次安静下来，才又开口：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目前的状况了。我并不想你们留在这里，我向老天祈祷，恨不得从来没看见过你们。是你们自己的好奇心带你们上这儿来的。任何时候吧，只要你们能想出一个既能保护我又能保护我利益的法子，我都乐于考虑。但是，如果你们仍旧一门心思地把自己的劲使在挖地道上的话……是的，我知道你们已经又开始挖一条新的了……挖不了多远的。这个道理你们也应该不难搞懂吧……你们成天在这儿哭天抢地想见你们爱的人，如果你们真是牵挂家人的人，当初就不会干上飞来飞去的勾当。”

有个高个儿从人堆里走到一边，举起一只手以期引起抓捕者的注意。

“让我问你几个问题！”他叫道，“你这个假扮公正的人。”

“太荒唐了。像我这样地位的人怎么可能公正对待你呢？你还不如说，在一块牛排面前，一个西班牙人表现得很是公正。”

听罢这番苛刻的说辞，围观的二十几张脸都垮耷下来，但那高个儿仍在继续：

“好吧！”他喊叫着，“我们以前已经争论过这个了。你不是人道主义者，你也不公正，但你是人……最起码你说你是……你应该能够设身处地好好替我们想一想，多么……多么……多么……”

“多么什么多么？”布拉道克·华盛顿冷冷地问道。

“……是有多么不必要……”

“我不是说我自己啊。”

“嗯……多么残忍……”

“我们已经谈过这个了。如果是出于自卫本能，那残忍就不存在啦——你们都当过兵，自然懂得这一点。试试其他理由吧。”

“好，那么……多么愚蠢。”

“这个么，”华盛顿无异议，“这点我可以同意。但还是试试看有没有其他方法吧。我提出啊，如果愿意，我可以把你们一起或任何一位毫无痛苦地解决掉；我提出过把你们的老婆、情人、孩子和母亲都绑架了弄到这儿来。我也会把下面这个地方扩建扩建，供你们吃供你们穿，让你们在这里度过余生。如果能有什么法子能让人永久失忆的话，我宁愿都给你们做了手术，然后立刻释放，放到我领地以外的地方去。不过我能想到的也就这么多了。”

“怎么不试试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不会去告发你？”有人喊着。

“你提这个建议一点儿都不严肃，”华盛顿一脸不屑，“我倒真的放一个人出来过，教我女儿意大利语。可上个星期他跑了。”

二十几个喉咙忽然爆出狂乱的欢呼雀跃声，接着是一派喜悦欢腾、无比混乱的场面。囚徒们跳起木屐舞[1]，大声欢叫，用真嗓假嗓轮番上阵高歌，还有突然血气勃发捉对儿摔跤的。突然之间勃发起动物般的劲头，他们甚至沿着玻璃碗壁尽全力往高处跑，然后再一屁股滑下来落到碗底的人肉坐垫上。大高个儿开始唱上歌了，其余的人也全都跟着唱起来：

哦，我们要把皇帝

吊到一棵酸苹果树上——

布拉道克·华盛顿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莫测高深，直到他们把歌曲唱完。

“看见了吧，”稍稍引起一点关注之后，他又开口道，“我对你们没有恶意。你们日子过得高兴我也开心啊……正因为这样，我没把事情一股脑儿全告诉你们。那家伙……他叫什么来着？克瑞奇切罗？……已经在十四个不同的地方吃了我代理人的枪子儿了。”

并没有人猜那十四个地方各自指的是哪儿，可欢庆的喧闹声立刻平息下来。

“可是尽管这样，”华盛顿一脸愠怒地厉声说道，“他就是想逃跑。有了这么一次教训，难不成还要指望我在你们其中哪位身上再冒一次险么？”

又响起一串叫喊声。

“当然！”

“你女儿想学中文吗？”

“嘿，我能讲意大利语！我妈妈是意大利来的移民。”

“也许她想学纽约话吧！”

“她要是那个长着一双大蓝眼睛的妞儿，我能教她很多比意大利语好得多的玩意儿。”

“我会唱几支爱尔兰歌，还会铜管乐器。”

华盛顿先生突然伸出手杖戳了一下草地里的按钮，地下的情景即时不见，只留下一个黑洞洞的大嘴，嘴里阴森森地露着铁栅栏的黑牙。

“嗨！”下面传出一个孤单的声音，“你不跟我们说几句祝福的话就跑了？”

可此时，华盛顿先生已经和身后跟着的两个小伙子向高尔夫球场的第九洞溜达过去了，好像这个坑和坑里的人不过只是高尔夫球场上的一个障碍，只需轻挥一记他的铁杆，便不费吹灰之力取得了胜利。

[1]木屐舞（Clog dance）或称钟舞（Clock Dance），男舞者穿着木屐表演，一边绕圈，一边以木鞋敲击地板发出明显的节奏声音。

7

钻石山庇荫之下的七月仍然夜里要加毯子，白天却又阳光普照，暖洋洋的。约翰和吉斯敏坠入爱河了。他不知道他送的那只小小的金橄榄球（上面刻着“Pro deo et patria et St. Mida”）[1]已经被挂在白金项链上，栖息在她的胸口了。但，此事小金球知道。对她来说，她也没有觉察到，某天从她头饰上落下的一颗大蓝宝石，业已被约翰温柔地珍藏在首饰盒里。

一天，傍晚时分，当那间用红宝石和貂皮装饰的音乐室寂静无声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共度了一个小时的时光。他握着她的手，她向他投过去的一个眼神，令他忍不住低低唤出了她的名字。她将身子俯向他——然后犹豫了一下。

“你说的是‘吉斯敏’[2]？”她柔声问道，“还是……”

她要问个确切。她觉得她可能听错了。

他们两人谁都没有接过吻，可在这共度的一小时里，这似乎并未造成什么影响。

一下午就溜过去了。是夜，最后一丝音乐从最高的塔楼上飘荡而下时，他们分别在各自的床上躺着却了无睡意，幸福地重温着白天分分秒秒的美好时光。他们已经决定尽快结婚。

[1]Pro deo et patria et St. Mida 为拉丁文，意为“献给上帝、祖国和圣米达”。

[2]英语中“吉斯敏”（Kismine）和“吻我”（kiss me）谐音。

8

华盛顿先生每天都和两个年轻人去丛林深处打猎或者钓鱼，要不就在那叫人昏昏欲睡的球场上打高尔夫——约翰在这样的比赛中出于外交礼仪总归要让主人赢的——再不就是到山里凉爽宜人的湖里游泳。约翰发觉华盛顿先生有着某种苛刻的个性——除了他自己那套，对其他任何观点和想法全无兴趣。华盛顿太太时时刻刻都是冷淡疏离、有所保留的。她明显对那两个女儿毫不关心，一门心思扑在她儿子珀西身上，通常晚餐时只跟珀西用语速极快的西班牙语讲个没完。

佳思敏是大女儿，与吉斯敏长得挺像——除了有点儿罗圈腿和手足肢端肥大而已——论性情，两人就完全不同了。佳思敏最爱读的书是关于穷人家的女孩子如何为其鳏夫老爹持家的。约翰从吉斯敏那儿得知，佳思敏一直沉浸在世界大战终结了的震撼和失望中不能自拔，当时她作为一名随军的餐饮专家正准备奔赴欧洲呢，甚至为此还憔悴了一些时日。因而布拉道克·华盛顿采取了一些措施，准备要在巴尔干半岛再来一场新的战争——但在她见到一张几个受伤的塞尔维亚士兵的照片之后，便对整个进程都失去了兴趣。而珀西和吉斯敏倒像是从他们父亲那里一点不少地承继来了自大傲慢的态度。他们的每一个念头都被程式化、纯粹而执着的自私贯穿着。

约翰对城堡和山谷里的奇观着了魔。珀西告诉他布拉道克·华盛顿找了个由头绑架了一名庭园设计师、一名建筑师、一名舞台布景师，以及上一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名法国颓废派诗人。他把整个黑人大军派过去听候他们差遣、使唤，保证将普天之下能够找到的所有材料都提供给他们，并且放手让他们创造出灵感。可是，他们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显示出无能来。颓废派诗人曾经有一次因为与春天的林荫大道分离而悲愁伤怀——还含糊其词、语焉不详地对香料、猿猴和象牙发了一通评论，可就是没一句有实用价值的。到舞台布景师这儿，他想将整个山谷搞成一大套机关，从而呈现出超强的感官效果来——可那套东西华盛顿一家一定很快就会厌倦腻味的。至于说建筑师和庭园设计师，他们想的只是循规蹈矩照章办事，必须丁是丁卯是卯才行。

但最起码的，他们至少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置他们自己。他们在一个单间儿里，花了一整夜的时间，妄图对一个喷水池到底应该置于何处达成共识，次日清晨便全都发了疯，现在正舒舒坦坦地被关在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一个精神病院里。

“但是，”约翰好奇地问道，“是谁给你们设计了那些美妙的接待室、大厅、门径和浴室……？”

“哦，”珀西回答道，“说起来让人脸红啊，是一个做电影的家伙搞的。他是我们找来的唯一一个习惯于无休无止花钱的人……虽然他硬是要把餐巾塞进衬衣领子里去，并且还是个文盲，不会读也不会写。”

八月接近尾声了，约翰开始为很快就必须返校而惋惜惆怅起来。他和吉斯敏已经决定来年六月一起私奔。

“要是能在这里结婚就更好了，”吉斯敏坦承道，“可我们压根儿就不可能得到父亲的准许。所以啊，两相一比较，我宁愿私奔。现在美国有钱人结个婚太可怕了——他们总是得在报纸上发公告，说什么他们打算靠着家中剩下的货色结婚，个中含义无非就是，他们拥有很多老货珍珠和欧仁尼皇后[1]穿戴过的旧花边。”

“我知道，”约翰热切地赞同，“我去拜访施尼泽尔-墨菲家的时候，他们家大女儿格温多林嫁给了一个父亲拥有半个西弗吉尼亚的男人。她写信回家来还说什么她丈夫拿着银行小职员的薪水让她多么多么艰苦挣扎……然后在结尾处说‘感谢上帝，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有四个使唤丫头，多少算是有点儿帮助。’”

“太荒唐啦，”吉斯敏表达自己的意见，“想想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干体力活的，所有的人，统共就只有两个侍女，还不是活得很好。”

八月末的一个午后，吉斯敏相当偶然的一番话改变了整个局势的面目，也让约翰陷入巨大的恐惧之中。

那日，他们在两人最爱的小树林里，约翰在亲吻的空当儿陷入了某种罗曼蒂克色彩的不祥预感中，幻想着在两人的关系中添点辛辣的味道。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永远也不会结婚的，”他语带伤感地说，“你太富有、太高贵。没有一个像你这么富有的人能像普通姑娘一样。我应该在奥马哈[2]或苏城[3]娶上个家道殷实的五金批发商的女儿，有她那五十万美元的陪嫁就能心满意足。”

“我倒曾经认识一个五金批发商的女儿，”吉斯敏说，“我可不觉得你会对她心满意足。她是我姐姐的朋友，到这里做过客。”

“哦，如此说来你们还有过别的客人？”约翰惊叹道。

话一出口，吉斯敏像是有些后悔。

“哦，是啊，”她赶忙说，“我们是有过几个。”

“但你们不是……你父亲不是害怕人家去外面乱说一气吗？”

“哦，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程度上……”她答道，“我们来说些高兴的事吧。”

可此时，约翰的好奇心已经被激发了起来。

“高兴的事？！”他穷追不舍道，“可这有什么不高兴的？她们不是好姑娘吗？”

让他震惊的是，吉斯敏居然哭了起来。

“是……那个……那个……所有的麻烦都……由此而起。我越来越爱黏着那几个人。佳思敏也是，但她还是不断邀请她们来，我搞不懂。”

约翰心头生出一团黑色的不祥之云。

“你的意思是她们出去跟人说了，然后你父亲就把她们……移走了？”

“比那更糟，”她断断续续地咕哝着，“爸爸是绝不会冒险的……可佳思敏一直写信让她们来，她们过得特别愉快！”

一阵悲伤铺天盖地袭来，她说不下去了。

揭穿秘密所产生的恐惧瞬间击晕了约翰，他惊呆了，张大嘴巴坐在那里，感觉到体内的神经像好多只麻雀唧唧喳喳栖息在他脊椎骨，他不住地颤抖着。

“看吧，我什么都说给你听了……我本不应该说的。”她说着，突然间平静地擦拭着她幽蓝的眼睛。

“你是说，你父亲在她们离开之前把她们都杀了？”

她点点头。

“一般都在八月里……要不就九月初。从她们身上尽可能地榨取欢乐，这只是一件对我们来说再自然不过并且首先要做的事了。”

“太可恶了！太……哎，我准是要发疯了！你真的都承认了……”

“我承认，”吉斯敏打断了他，耸了耸肩，“我们并不能把她们像禁锢那些飞行员那样很好地关起来，这样我们会天天责备自己的。对佳思敏和我来说，那么做总是多少会觉得好受一点儿……因为爸爸下手比我们料想中要快。这样一来我们也就避开了任何道别的场景……”

“所以你们就杀了她们！嗯！”约翰叫道。

“干得很干脆利索妥帖的。她们是在睡梦中被毒死的——给家里人都说她们是在山里得猩红热死掉的。”

“可……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还要不断地邀请她们来！”

“我没有，”吉斯敏大喊道，“我从来也没邀请过谁，是佳思敏干的。再说啦，她们也总是会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的，在快结束的时候，她也给了她们最好的礼物。也许，以后我也应该邀请客人来……我会变得坚强起来的。我们不能让像死亡这样不可避免的事情挡着我们享受生活……在我们还拥有它的时候。想想看吧，在这么个地方，要是连一个客人也没有会有多寂寞。喂，爸爸妈妈也不例外啊，他们也牺牲过他们最好的朋友。”

“所以呢，”约翰大声指责道，“所以，你就让我向你求爱，再假装着有所回应，还谈什么婚姻，其实自始至终，你都万分清楚我不会从这里活着出去……”

“不是这样的，”她激动地辩解着，“不再是这样了。最开始是，现在不是了。你已经在这儿了。我忍不住，并且我也曾经想过，兴许在你最后的日子我们俩都会很快乐。但我真的爱上你了啊，而且……而且对于你会……你会被处置，坦白讲我真的很难过……虽然我宁肯你被处置了也不愿你再去亲吻别的女孩。”

“哦，你宁肯……你真的宁肯？”约翰残忍地叫嚷着。

“是这样的。另外，一直以来都有这么个说法：一个女孩子和一个她明知永远也不会嫁的男人在一起会有更多乐趣。哦……我干吗要跟你说这个？我八成已经把你的快乐时光一股脑儿给毁了。你不知道这事之前，我们过得真的很好。我就知道现在多少有点让你郁闷了。”

“哦，你知道，你真的知道吗？”约翰气得声音发抖，“这事真让我听够了。如果你不能做点比和一个差不多是尸体的人谈恋爱更骄傲和更有尊严的事情的话，我就不想再跟你在一起了！”

“你不是一具尸体！”她惊慌失措地辩解，“你不是一具尸体！我不想你说什么我吻了一具尸体这样的话！”

“我没说那样的话啊！”

“你说了！你就是说了，说我吻了一具尸体！”

“没有！”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干扰使他们俩一下子都闭了嘴，立时安静下来。有脚步声正沿着小径朝他们这边过来，不一会儿，布拉道克·华盛顿拨开玫瑰花丛出来了，那张漂亮却面无表情的脸上一双慧眼正盯着他们。

“谁吻了尸体？”他显然相当不快地问道。

“没有谁，”吉斯敏飞快地回答道，“我们开玩笑罢了。”

“不管说什么了，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呢？”他粗声粗气地说，“吉斯敏，你应该……应该跟你姐姐一块儿阅读或者打高尔夫球吧。看书去！打高尔夫去！我再过来时别让我看见你在这儿！”

他向约翰躬了下身子，便沿着小道扬长而去。

“看见没有？”吉斯敏待父亲已经走远了才气冲冲地说，“你把一切都给毁了。我们也没法再见面了……他不会让我再见你的。要是他察觉到我们相爱了，那他一定会把你毒死。”

“我们不爱了，不再相爱了！”约翰拼命地大叫，“他完全可以放宽心了。还有啊，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不好，不要以为我还会待在这儿等死。要是我必须在那些山里咬出一条血路来的话，用不了六小时我就会到山的那边、往东去。”这时他们俩都已经站起身来，听了这番话，吉斯敏靠过去，用胳膊挽住他的胳膊。

“那我也走。”

“你准定是疯了……”

“我当然要走了。”她不耐烦地打断他。

“你百分之百不会走的，你……”

“好极了，”她平静地说，“不如我们追上爸爸，然后把事情跟他讲明白。”

约翰败给她了，虚弱地笑了笑。

“好极了，我最亲爱的，”他同意了，带着苍白勉强的爱意，“那我们一起走。”

他对她的爱又回来了，稳稳当当地着落在他的心上。她是他的——她将会跟他一起走，与他共患难。他搂住她，发狂一般地亲吻她。毕竟她爱他，事实上，还是她救了他。

他们边讨论着这件事边缓缓地走回城堡。他们有了决定——既然布拉道克·华盛顿已经看见他们在一起了，那么最好第二天夜里就走。尽管做好了安排，晚餐时约翰的嘴唇还是特别干，还紧张得把一大勺孔雀汤全灌进了左肺里。他不得不让一个管家给扛进了净是绿松石、黑貂皮的牌屋，连带着给他大力捶背——珀西认为这是个天大的笑话。

[1]欧仁妮·德·蒙蒂若（Eugénie de Montijo，1826—1920）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妻子。人们称之为欧仁妮皇后，也译为尤金妮娅皇后或尤金妮皇后。

[2]奥马哈（Omaha）位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东部边界密苏里河畔，是该州最大的城市，过去曾是美国大荒野的一部分。

[3]苏城（Sioux City），美国爱荷华州西北部城市，伍德伯里郡（Woodbury County）郡治所在处。过去曾是北美印第安人主要部族——苏族的活动范围。

9

夜深了，约翰的身体神经质地猛地一抽，他霍地坐直身子，睡眼惺忪地盯着房间里的轻纱。目光穿透的那些深蓝色方块是敞着的窗，他听到远处有一个孱弱的声音，这个声音还未在他记忆中表明自己的身份，就已被那些令他心神不宁的梦所缠绕，然后随风而逝。但接踵而至的那一阵清晰的声响却显然离得很近，就在房间外面——有门柄转动的咔嗒声，有脚步声，有低语声——他说不清楚。备受折磨的他紧张地侧耳倾听，心窝里像堵着一个硬块，整个身子绷得生疼。接着，薄纱的一层像是消融了。一片黑暗中，他看见了一个巨大的影子站在门边，那是淡淡勾勒并矗立在黑暗中的人形——与帷帐的褶皱混在一处，混得变了形，像是从一块脏玻璃反射而来的映像。

或许出于突然来袭的恐惧，或许是下了决心，约翰蓦地做了个动作——揿下了床边的按钮，下一刻他便坐在隔壁毗连的那个陷于地板之中的绿色浴室里了，在半池冷水的一激之下，他恢复了警觉。

他弹跳出浴池，向那扇海蓝宝石门跑去，他知道那里通往二楼的象牙露台，吸饱了水的睡衣在他身后拖出一条巨大的水迹。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一盏深红色的灯在巨大的穹顶里“燃烧”着，把华丽气派的雕花转梯照得美轮美奂。约翰踌躇了一下，被周遭沉静的壮观景象搞得惊骇莫名，好像这里要用硕大无朋的垂幔和轮廓将他这孤零零、湿漉漉、在象牙露台上瑟瑟发抖的人形包裹起来。接着，同一时间里发生了两件事：他住的起居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冲进来三个裸体黑人。约翰在发了疯的惊恐中踉跄着向楼梯跑去时，走廊另一侧的另一扇门缩回了墙壁，约翰看见布拉道克·华盛顿站在有灯光照明的升降机里，穿着一件裘皮外套，踩着一双齐膝马靴，膝上是一件闪亮的玫瑰色睡衣。

在这瞬间，三个黑人——在这之前约翰从未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他们一定是职业刽子手——戛然止住冲向约翰的身形，继而转去望着升降机里的男人，在一边静候待命。他狂吼着发出命令，声音急促而专横：

“进来！你们三个全进来！他妈的赶快！”

三个黑人立刻冲进升降机，升降机的门刚阖上，那椭圆形光便如吸饱了墨一般消失了，大厅里重又只有约翰一个人了。他“砰”地一下倒在象牙楼梯上。

显然是有什么不祥的祸事发生了，但这祸事至少在这一刻暂时延迟了他本人的一场小难。会是什么事？是黑人们起来造反了？是飞行员们冲开了栅栏的铁条？还是菲舍尔村人误打误撞地进到山里，用他们抑郁不欢的眼睛凝注着这绚丽浮夸的山谷？约翰不知道。他听到飕飕的微风声，升降机呼呼地升上去，一会儿又呼呼地降下来了。也许是珀西急着赶过去帮他父亲，约翰突然醒悟到这正是他与吉斯敏会合、策划逃跑的绝佳机会。他等到升降机没了声响之后又再待了几分钟，湿透的睡衣透着丝丝凉气抽打着他，他不由得微微打着哆嗦。回房后迅速穿好衣服，然后爬了长长一段楼梯，拐进那条铺着俄国黑貂皮、通向吉斯敏房间的走廊。

她的客厅门开着，灯也亮着。吉斯敏穿着安哥拉羊毛质地的和服，正站在窗前，似乎在倾听什么。约翰悄悄地朝她走过去，她转过身来。

“哦，原来是你！”她低声说，穿过房间向他走来：“你听到他们了？”

“我听到你爸爸的奴隶在我的……”

“不是，”她兴奋地打断了他，“飞机！”

“飞机？大概就是飞机声吵醒了我。”

“至少有一打。刚才我还看到有一架贴着月亮飞过去。后面悬崖上的警卫鸣枪示警了，是枪声把爸爸惊醒的。我们马上就要跟它们开火了。”

“它们是专门上这儿来的吗？”

“是……是那个逃跑的意大利人……”

她话音未落，就有一连串尖锐的爆裂声透过敞开的窗户翻滚进来。吉斯敏惊得一声低呼，在梳妆台上的一个盒子里胡乱摸索出一枚硬币，向一盏电灯跑去。立刻，整个城堡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她熔断了保险丝。

“快来！”她向他喊道，“我们到屋顶花园去，到那儿去看！”

她从近处抄起一件披风，拖起他的手跑出门外。距塔楼的升降机只一步之遥，在她揿下那个将他们升向高处的按钮时，他用胳膊搂住她，在黑暗中吻了她。爱情终于降临到了约翰·T.昂格尔头上。不一会儿，他们出了升降机，来到一片星光的天台上。天上，朦胧的月亮在朵朵白云间穿行，月亮之下，有十来架黑翼飞机在不停地兜着圈子滑翔。山谷里到处有火光飙向飞机，紧跟着就是猛烈的爆炸声。吉斯敏高兴地拍起手来，可不一会儿兴奋就变成了惊愕——那些飞机按照预先设定的信号开始投弹了，转瞬间整个山谷回荡着深重的轰响声，四处都是刺目的火光。

不久，攻击者的火力目标便集中在高射炮所在位置上，有一门炮几乎瞬间就变成巨大的残渣一堆，倒在玫瑰花丛中徐徐冒着黑烟。

“吉斯敏，”约翰恳求着，“要是我说这次进攻正好赶在要弄死我的头天夜里，你会开心的。要不是我听到警卫在后面关口开枪，那么现在我已经死得梆硬了……”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吉斯敏大声喊道，盯着眼前的情景，“你得说大声一点！”

“我是说啊，”约翰也大声喊着，“我们最好在他们把炸弹丢到城堡之前赶紧离开这里！”

突然之间，黑人居住区的整个门廊部分都吃了炸弹，断得四分五裂的，烈焰从门廊下喷薄而出，许多巨大的大理石碎块被炸飞到湖边。

“五万美元的奴隶完蛋了，”吉斯敏叫起来，“这还是战前价格。尊重财产的美国人太少太少了。”

约翰又催逼她离开。飞机的投弹目标一下更比一下瞄得精准，现在只有两门高射炮仍在还击。守备区已被火海环绕，显然，他们撑不了多久了。

“快走！”约翰大喊，拖起吉斯敏的手臂，“我们必须离开了。你不明白吗，如果那些飞行员发现你了，那毫无疑问得把你杀了。”

她勉强同意了。

“我们得叫醒佳思敏！”在急匆匆往升降机走时她说，然后又带着孩子气欢脱地补了一句：“我们要当穷人了，是吧？就像书里的人一样。我还会变成孤儿，完全自由。自由和穷！多有趣呀！”她停住脚，嘟起嘴巴，高兴地吻了他一下。

“这两样东西摆不到一起，”约翰冷酷地说，“人们早已发现这一点了。非在这两样里头选一样的话我宁愿要自由。另外提醒一句，你最好把首饰盒里的东西全倒进口袋里去。”

十分钟之后，两个姑娘在暗黑的走廊里与约翰会合后下到城堡的主层。他们最后一次穿过富丽堂皇、豪华壮观的大厅，在外面的门廊上站了一会儿，望着燃烧中的黑人居所和坠落在湖另一边的两架余烟未尽的飞机残骸。一门孤独的高射炮还在负隅顽抗呯呯发射着炮弹，袭击一方似乎胆怯了，不敢再飞得更低，只是围绕着它盘旋，并投出一团团电闪雷鸣的烟火，等待哪一发可以正好歼灭掉那个埃塞俄比亚裔的司炮手。

约翰和两姐妹顺着大理石台阶往下又急转向左，随后开始登上一条蜿蜒得像钻石山的吊袜带似的窄路。吉斯敏知道在半路上有一个树木浓密的地方，在那儿他们既能隐藏起来又能看到山谷中的乱象——如果到了最后的必要关头，还可以顺着岩沟里的一条秘密小路逃走。

10

三点钟，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很快，谦和、淡定的佳思敏便靠着一棵大树树干进入了甜蜜梦乡。约翰搂着吉斯敏坐在那儿，看着接近尾声的这场绝望之战慢慢退潮。清晨，那里还是一片花园，现在竟已是一片废墟。刚过四点，最后剩下的那门高炮哐啷一声，苟延残喘地喷出最后一条火舌便趴了窝。尽管月亮已经从空中隐去了，他们依然看得见空中的机体盘旋着越飞越低。一旦它们确认被围攻的再无还击之力了，便会即刻着陆，至此，神秘又耀眼的华盛顿家族统治行将灰飞烟灭。

随着战火平息，山谷也逐渐寂静起来。就像蹲伏在草丛中什么怪兽的双眼——两架余烬未消的飞机残骸仍在烁烁发光。城堡黑暗、无声地戳在那儿，就算没有光它依然美丽，和阳光照耀下的美并无差别。而空中充满了复仇女神发出的木头般的嘎嘎声——那是她起起落落的抱怨声。这时，约翰发觉吉斯敏和她姐姐一样也已安然入睡。

四点过后很久，他注意到他们刚走过的路上有脚步声传来。屏住呼吸小心等着，直到脚步声的主人走过他占据的有利地形。这时空中透出一种非人类的轻微骚动，朝露清凉，他知道天很快就要亮了。约翰一直等到上山的脚步声走过一段安全距离听不见了，他才跟了上去。在离陡峭的山顶一半路的地方，不见树木，只有一块马鞍形巨石伸展开来，盖住了下面的钻石。马上就要抵达了，他放慢脚步，某种动物的直觉告诉他前面有人。他来到一块高高的巨形卵石旁，一点一点将头升出它的边沿。他的好奇心得偿所愿——这就是他看到的情景：布拉道克·华盛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灰暗的天空衬托出他的剪影，无声无息的，好像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太阳在东方喷薄而出，给大地增添了一抹金绿，将那个孤独的人影带进与新的一天卑微的对比之中。

在约翰观望的同时，他的主人正陷入谜一般的沉思之中。没一会儿，他向伏在他脚边的两个黑人示意，让他们把置于两人之间的担子抬起来。当他们挣扎着直起身子的时候，太阳的第一道黄光穿透了一颗巨大的、精心雕切过的钻石的无数棱面，一束耀眼白光直冲云霄，在空中闪耀得就像是晨星的碎片。抬夫在它的重压之下摇晃了几下，此时，他们汗湿皮肤下的波浪般凹凸的肌肉绷紧、变硬，三个人复又变得一动不动，带着挑衅一般的无奈面对苍天。

过了一会儿，白人扬起头，慢慢抬起胳膊做出要召来一大帮人倾听的姿势——但是没有人，只有广袤的群山和被下面林子里鸟儿的轻唱打破沉静的天空。站在马鞍形岩石上的人影带着沉闷及抑制不住的骄傲开了口：

“你……在那里……”他颤抖着声音高喊。

“你……那里……！”他顿住，手臂依然擎起，专注地仰着头，像是在期待着某种回应。约翰使劲睁大双眼，想看是否有人从山上下来，但是山上根本寂寂无人。只有天空以及林间树梢传来的嘲弄的风鸣声。华盛顿是在祈祷吗？约翰很是诧异了一阵子。随之，幻觉消失了——那人的态度与祈祷完全相反。

“哦，高处的你！”

声音正变得坚强和充满自信起来。这不是孤立无助的祈求，如果真有什么的话，其中有的是一种怪异的俯就屈尊的味道。

“那边的你……”话说得太快，难以辩识，连珠炮似的一句紧跟着一句——约翰屏息聆听，不时抓住个只言片语的。而那声音的起承转合，忽而停下忽而继续——有时强硬得像是在跟人争辩，有时却又带着种缓慢而困惑的焦躁。接着，这唯一的听众渐悟到了什么，当某种认识逐渐在他脑海中成形，他全身血脉偾张，血液在每条动脉间奔涌。布拉道克·华盛顿在向上帝行贿！

就是这样，毫无疑问。他的奴隶担着的钻石只是一件先期样品——是一个承诺：更多的还在后面。

又过了一阵子，约翰领悟到，那就是贯穿他整个话语的主线。发了财的普罗米修斯在大声呼唤，他要为被忘却的牺牲、被忘却的祭祀和基督降生前已经废弃的祝祷文呼唤。有那么一会儿，他的讲道采取了另一种形式：他提醒上帝看他的礼物，或提醒上帝别忘了那段过去：上帝曾经降贵屈尊接受过来自人类的献祭——如果他拯救城市于瘟疫之灾，便会得到人们奉献的大教堂和没药[1]，得到黄金、活人、美女和被俘的军队，得到童男童女和皇后，得到林中的野兽、田野中的绵羊山羊、庄稼城池，以及为平息圣怒而奉出以贪欲和鲜血为代价的彻底被征服的土地。现在，他，布拉道克·华盛顿，钻石的君主，黄金年代的王者和祭司，辉煌与奢华的仲裁者，愿意献出一份过去的王子们未曾梦想过的宝藏，不是祈求，而是骄傲的献祭。

在谈到献祭的细节时，他接着说——他愿献给上帝世上最大的钻石。这颗钻石能够切割出千万个雕琢面——比树上的叶片还多，并且整颗钻石成形后的精美可与一颗苍蝇大小的石头媲美。为此，许多人要加工劳作许多年。将为它打造一个巨大的黄金穹顶，雕刻上精美的花饰纹样，再配上镶蓝宝嵌猫眼的大门。钻石中空设置一座小教堂，祭坛上放置着光彩夺目的，一直分解、不断衰变的镭。崇拜者祈祷时只要抬起头来，眼睛就会被灼瞎。当然，只要上帝开心，于祭坛上，他可以宰杀他选取的任意牺牲品，即使是最伟大、最有权势的活人也无妨。

作为回报，他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件对于上帝来说容易得可笑的事情：让所有的一切重回昨日此时，并延续下去。就这么简单！只要把天国的门打开，把那帮人和他们的飞机吞将进去，然后再关上，让他再度拥有他的奴隶们，并让他们复活且身强体壮。

向来没谁是他需要去拉拢或与之讨价还价的。

他唯一吃不准的是他所给出的贿赂诱惑是否够大。当然上帝也有自己的价码。上帝是按照人的形象塑造的，所以一直有种说法：他必须有他的价码——而这价码想必是极为罕见的——没有哪座耗时多年建造的大教堂、也没有哪一座由千百万工匠建造的金字塔能与这座大教堂、这座金字塔相媲美的。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这就是他的提议。一切都得符合规矩，即使他给出的价太便宜，可他的这番论断并不卑俗。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接受或放弃这个礼物都悉听救世主的尊便。

接近结尾时，他的话开始变得断续、短促以及不确定，他的身体看上去绷紧了，似乎绷紧着要去捕捉周围空气中最微小的生命律动及低语。在他与天讲话的过程中，他的头发渐渐变白了，此刻的他，向天空高扬起头，就像一个疯狂又老朽的先知。

约翰看得头晕眼花入了迷。在他看来周遭的环境变得有些怪异：似乎天突然暗了下来，又似乎突然一阵狂风刮来一阵低语，一声远处传来的号角声，像一件巨大丝袍发出沙沙一般的叹息。一时间，周边整个自然界也被这份黑暗所浸染——鸟不叫了，树木静止，从山那边遥远的地方隐约可闻地传来一阵沉闷骇人的雷声。

一切也就仅此而已。山谷里的风掠过高高的草丛，停下了脚步。一时间，黎明和白昼又恢复了原位，升起的太阳发出黄雾状的热浪，在它前方开出一条明道来。树叶在阳光下欢笑，笑声摇动每根树枝，恍若仙境中的女子学校。上帝拒绝接受贿赂。

约翰又看了一会儿白昼的胜利，然后转过身去，他看见一个棕色的东西展翼飘落在湖边，又一个，然后再一个……像是从云端飞落的金色天使在跳舞。飞机降到地面了。

约翰悄悄地滑下巨石，沿着山坡跑回树丛那里。两个姑娘已经醒了，正在等他。吉斯敏一下子跳起来，口袋里的珠宝叮当作响，半张的嘴角挂满疑问。但是直觉告诉约翰，当下没时间讲话，必须马上离开这座山，须臾也耽误不得。一手拉住一个，他们毫无声响地在树干间穿行。树林此刻沐浴在阳光里，一会儿又笼罩在渐升的薄雾里。他们身后的山谷除了有孔雀在远处的抱怨啼鸣及清晨的欢快之外，一片静寂。

走出大约半英里以后，他们避开了花园地带，进入一条通往下一个小山包的窄路。在山包的最高点停下步子四处打望，目光落在刚刚才离开的山坡上，心头碾压过一种大难临头的不祥预感。

在天空的映衬下，一个憔悴的白发男子的清晰身影正缓缓走下陡坡，身后跟着两个面无表情的黑巨人——他们抬着的重物，依然在阳光下闪耀着异彩。下至半山，有另外两个人影加入了他们——约翰认出那是华盛顿太太和她的儿子，她斜倚在儿子的胳膊上。飞行员们已经爬出机舱，扫荡着来到一望无垠的城堡前的草坪，手里端着来福枪，正排列成战斗队形向钻石山进发。

但是，在远方高处的五个人，此时吸引了所有观望者的注意力。这五人队伍在一块大岩石前停了下来，两个黑人弯腰拉起了一道貌似山坡上的活门，一行五人全都消失在里头——白发男子先进去，然后是他的妻子、儿子，最后是两个黑人。他们的宝石头饰在太阳下闪了几下，随后活门落下，把他们悉数吞没干净。

吉斯敏紧紧抓住约翰的胳膊。

“嗷，”她疯狂地叫着，“他们要去哪儿？想干什么？”

“一定是条什么逃生地道……”

两个姑娘的一声轻轻的尖叫打断了他的话。

“看见没有？”吉斯敏歇斯底里地抽泣起来：“山上安了电网！”

她话音未落，约翰已经举起双手遮住眼睛。他们眼前这座山，突然整个儿变成了炫目燃烧的黄色火海，火海覆盖山体的草皮映现出来，就像光线透过人手显现出来一般。这不堪忍受的灼光持续了一会儿，便如同一根燃尽的灯丝一样熄灭了，露出一片烧焦的黑土，缓缓冒着蓝烟，裹挟走了剩下的植被和人类的血肉之躯。那些飞行员连一点骨头或鲜血都没留下——像掉进山里的五人一样，灰飞烟灭，彻底地消失了。

与此同时，随着一阵剧烈的震荡，城堡整个儿地把自己抛上了天，升空，爆裂，火光四溅着燃烧的碎片，然后再跌回原地，露出水面的部分冒着滚滚浓烟。没有火光——浓烟也伙同阳光混在一起飘远了。几分钟过去，大理石的灰尘飘浮在这曾经珠光宝气的豪宅上空。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山谷里只剩下孤零零的三个人。

[1]没药，又称作末药（myrrh），在东方是一种活血、化瘀、止痛、健胃的药材，产自古代阿拉伯及东非一带。

11

日落时，约翰和他的两个同伴到达了原本是华盛顿家族领地边界的巨崖。回头望去，暮色中的山谷宁静又可爱。他们坐下来，把吉斯敏随身携带的一篮子食物吃完。

“看！”她说道，一边把桌布铺开，把三明治整整齐齐地码成堆，“看着不馋么？我一直觉得在野外吃东西味道更好。”

“听她这口气，”佳思敏说，“吉斯敏进入中产阶级啰。”

“现在，”约翰渴望又热切，“把你的口袋翻开来，让我们来看一看你带上的是什么珠宝。如果你挑得好，我们仨这辈子都能过得舒舒服服了。”

吉斯敏顺从地将手探进口袋，将满满两把闪闪发光的石头扔到他面前。

“不错不错，”约翰兴奋地嚷开了，“不是特别大，但是……慢着！”当他举着一颗对着夕阳余晖细看时，脸色突然大变：“哇，这些不是钻石！这下事儿大了！”

“天哪！”吉斯敏大叫，一脸惊诧，“我真是个白痴！”

“嘿，这是莱因石！”约翰吼起来。

“我知道，”她纵声大笑，“我开错了抽屉。它们本来是一个来拜访佳思敏的女孩衣服上的东西。我让她把这些给我，换给她钻石。以前，除了宝石，我可从来没见过别的东西呢。”

“这就是你带出来的东西？”

“恐怕是的，”她惆怅地用手指拨拉着那些亮闪闪的玩意儿，“我觉得我更喜欢这些。我有点儿烦钻石了。”

“很好，”约翰垂头丧气地说，“我们不得不在哈迪斯生活。到老了，你都会一直跟那些死活不愿意相信的女人说你开错了抽屉，开错了抽屉……很不幸的是，你爸的银行存折也跟他一起烧没了。”

“那么，在哈迪斯生活又怎么了？”

“如果我回家时还带着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妻子，我父亲大有可能用一块烧得红红的炭和我‘一刀两断’——当地人就是这么说的。”

佳思敏开口了。

“我爱洗东西，”她平静地说，“我都是自己洗手帕。我会给人洗衣服养你们俩。”

“哈迪斯那里有洗衣妇么？”吉斯敏天真地问。

“当然有了，”约翰回答，“跟别的地方一样。”

“我还以为……会不会天气太热，大家都不穿衣服呢。”

约翰大笑。

“那试试呗！”他建议，“你还没脱到一半，他们就把你赶出去了。”

“父亲会去那儿么？”她问。

约翰惊异地转向她。

“你父亲已经死了，”他严肃地回答，“他干吗要去哈迪斯？你把它跟另外一个地方弄混了，那地方老早以前就已经废止了。”

用过晚餐之后，他们叠好桌布，铺开毯子准备过夜。

“怎样的一场梦啊，”吉斯敏长叹一声，凝望着星空，“待在这里，就一身衣服和一个不名一文的未婚夫，好怪哦。”

“在星星下面，”她重复道，“我从来没注意过星星。我一向觉得它们是属于某个人的大钻石。可是此刻，它们让我害怕，让我觉得一切都是梦一场——我的全部青春岁月。”

“是梦啊，”约翰平静地说，“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场梦，一场荷尔蒙引发的疯狂。”

“那疯狂是一件多么快活的事啊！”

“人家就是这么对我说的，”约翰郁郁不乐地说，“我所知道的也仅止于此了。不管怎么样，就让我们相爱一阵子吧，爱它个一年半载的，你，和我。那是一种天赐的醉酒方式，我们每个人都能尝试。整个世界里，只有钻石，钻石，或许再加上幻想破灭的寒怆馈礼。好吧，我好歹拥有了它，可拥有了还不是一如既往地迷失。”他打了个冷战，“把你的大衣领子立起来，小姑娘，夜里这么冷再得上肺炎。谁第一个创造了知觉，那可真是一大罪孽呀，就让我们失去它几小时吧。”

于是他把自己裹进毯子，坠入梦乡。

本杰明·巴顿奇事

1

早在一八六〇年，小孩在家里出生还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据闻，如今那些伟如神祇的医学界高层已颁布法令：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应该响彻弥漫着麻醉剂气味的医院——而且最好是一家时髦的医院。是以，一八六〇年夏天某日，年轻的罗杰·巴顿先生及其夫人做出了让他们第一个孩子生在医院的决定——这一决定整整超前了他们的时代五十年——至于这一桩并不甚合时宜的事件是否跟我接下来要讲述的这段令人惊诧的历史有关，则将永远是个谜了。

那我来说说都发生了什么，由你自己来做判断吧。

罗杰·巴顿一家在内战前的巴尔的摩，无论在社交界还是商界，都拥有让人艳羡的显赫地位。他们跟好些名门望族都多多少少沾亲带故，诚如每个南方人所知道的那样，借此，他们也就拥有了成为南方庞大贵族集团一员的资格。第一次经历生小孩这一令人陶醉的古风遗俗——巴顿先生自然会紧张了。他希望生个儿子，这样就能把他送到康涅狄格的耶鲁大学去——巴顿先生自己就是在那儿度过了四年的时光的，并且多多少少顺理成章地被同学们叫做“袖口”[1]。

在那个神圣的九月清晨，重大事件行将发生。六点钟他就张惶失措地从床上爬了起来，穿戴整齐，还打了一个毫无瑕疵的宽领结，匆匆忙忙地沿着巴尔的摩的街道往医院赶去——他要去确定一件事：暗夜的怀抱中一个新的生命是否已然诞生。

在离“马里兰淑女与绅士私立医院”尚有一百码时，他看到他的家庭医生基恩从医院前门台阶上走下来——他一边走一边像在洗手似的搓着双手——是医生就得这么做，大概这是他们这个行当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罗杰·巴顿先生，是罗杰·巴顿五金批发公司董事长——朝着基恩医生一路小跑着过去，全然罔顾在那绚丽时代南方绅士所应有的风度和尊严。“基恩医生！”他喊道，“嗨，基恩医生！”

听到喊声，医生四下环顾，然后站住了等着他。巴顿先生快到眼前时，他那紧板着的医生面孔方始现出一丝怪异的神色。

“怎么样？”巴顿先生气喘吁吁地冲上前去，问道：“男的还是女的？母亲平安吗？是男孩吧？是什么呀？怎么……”

“把话说清楚！”基恩医生刻薄地喝止他道，看上去有些愠怒。

“小孩出生了吗？”巴顿先生恳切地询问。

基恩医生皱起眉，“是吧，我想是……多少算是吧！”他看了巴顿先生一眼，眼神有些怪异。

“我太太都好吧？”

“好。”

“那是男孩还是女孩呀？”

“听着啊！”基恩医生气急败坏地吼起来，“你自己去看！真受不了！”他几乎只用了一个音节就把最后一个词喷了出来，然后背转身，嘟哝着：“你以为这样的事会抬高我的声誉吗？要是再来一桩，我就毁了……不管是谁都得给毁了！”

“到底怎么了？”巴顿先生吓坏了，“三胞胎吗？”

“不，不是三胞胎！”医生语带讥讽，“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自己去看！还有，你另请高明吧。年轻人，是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做了你们家四十年家庭医生……可我……现在不干了！我不想再见到你或你们家的任何人，再见！”

接着，他猛地转过身，没再说一句话，一头钻进停在路边的马车扬长而去。

巴顿先生站在人行道上，茫然不知所措，从头到脚哆嗦着。到底遭遇了怎样的不测？他一下子失去了往“马里兰淑女与绅士私立医院”一探究竟的欲望——过了一会儿，他举步维艰地强迫自己踏上台阶，走进了医院大门。

晦暗的医院大厅，一个护士端坐在桌子后面。咽下了耻辱，巴顿先生朝她走去。

“早上好！”她抬起头愉快地看着他。

“早上好！我……我是巴顿先生。”

他话音刚落，极度恐慌的神情就在女孩的脸上蔓延开来。她站了起来，像是要从大厅飞将出去——很明显，她在拼命地控制着自己。

“我想看看我的孩子，”巴顿先生说。

护士发出轻轻的一声尖叫。“噢……当然！”她有点儿歇斯底里起来，“楼上，楼上右转，去……上去吧！”

她指了指上楼的方向。巴顿先生滴着冷汗，跌跌撞撞转身上楼。在二楼大厅，一名护士端着盆子向他走来。“我是巴顿先生，”他竭力让自己口齿清晰，“我想看看我的……”

咣当！盆子摔到地上，滚到楼梯口，接着咣当咣当滚下楼去，似乎翻滚的盆子也渐渐感受到了这位先生所挑起的恐慌。

“我要看我的孩子！”巴顿先生濒临崩溃，几乎要失声尖叫。

咣当！盆子跌到了一楼。护士再次控制住了自己，向巴顿先生致以发自内心的轻瞥。

“好吧！巴顿先生，”她压低嗓音，“很好！但您得知道今天早上，医院上上下下的处境！太忍无可忍了！医院的名声……”

“快点！”他沙哑着嗓子喊道，“我受不了了！”

“那……请这边走，巴顿先生。”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跟在她身后。来到长长的走廊尽头的房间，里面传出各种样式的哭嚎声——后来人们把这样的房间称之为“哭房”。

“好了，”巴顿先生喘着气，“哪个孩子是我的？”

“在那儿！”护士说。

巴顿先生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所见的情景如下：用宽大的白绒毯裹着、被勉强塞进摇篮里的——是一个约莫着得有七十岁的老头儿——稀疏的头发全白了，下巴上垂着长长的烟灰色胡须，正滑稽可笑地随着窗外吹进的微风来回飘荡。他抬起黯淡无神、蒙蒙眬眬的双眼，望着巴顿先生，眼里藏着疑问。

“是我疯了吗？”巴顿先生大吼，他的恐惧化为了狂怒，“见鬼，你们医院开的什么玩笑？”

“我们可不认为这是开玩笑，”护士严肃地说道，“我不知道您疯没疯……但那的的确确是您的孩子。”

更多冷汗从巴顿先生的额头上钻出来。他死死地闭紧双眼，然后，再睁开，再看一次。没错——他正盯着一个七十岁的人——一个七十岁的婴儿，两只脚悬荡在他原本应该用来安睡的小小摇篮的栏杆外面。

老人淡定地挨个打量着他们，突然一个喑哑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你是我父亲吗？”他问道。

巴顿先生和护士都大吃一惊。

“如果您是的话，”老男人继续抱怨道，“我希望您带我出去……要不……至少也得给我弄一个舒服点的摇摇椅。”

“你究竟从哪儿来的？你是谁？”巴顿先生疯狂地大喊大叫。

“我不能确切地告诉您我是谁，”那个抱怨的声音回答道，“因为我才生下来几个钟头……但我肯定姓巴顿。”

“你撒谎！你个冒牌货！”

老人疲惫地转向护士。“这样欢迎一个新生儿倒不错啊？”微弱的声音抱怨道，“你干吗不告诉他是他错了呢？”

“您错了，巴顿先生，”护士严正地说，“这就是您的孩子，还是好好做做打算吧……我们要求您把他接回家去……尽快，就在今天某个时间。”

“回家？”巴顿先生重复道，他完全难以置信。

“是的，我们不能把他留在这里。真不能，您明白吗？”

“回家我很开心啊，”老人哀恳地说，“这真不是一个喜欢安静的年轻人能待的地方。你听听，这么些哭声嚎叫声，连眼都闭不上。我还想吃东西呢，”——说到这儿，他亮起嗓门抗议起来，“他们却只给我一瓶子牛奶！”

巴顿先生瘫坐在儿子近前的一把椅子上，双手掩面。“天哪！”他恐惧地喃喃自语，“别人会说什么？我该怎么办？”

“你必须把他接回家，”护士坚持着——“立刻，马上！”

一幅古怪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这个备受煎熬的男人眼前——他沿着拥挤的城市街道行走，恐怖的怪人却亦步亦趋地跟着他，如影随形。

“不行，不行！”他呻吟着。

人们会停下脚步和他攀谈，而他又该说些什么呢？他必须介绍——这个七十来岁的这位——“这是我儿子，今天早上才出生的。”然后这个老家伙，会再裹紧毯子，继续跟着他，一起迈着沉重的步履缓缓前行。走过生意兴隆的商店，走过贩卖奴隶的市场——有那么一个黑暗的瞬间，巴顿先生真恨不得他儿子是黑人——走过住宅区的豪宅，走过老年公寓……

“好了，打起精神吧。”护士命令道。

“你看，”老人突然开口，“如果你以为我会裹着这条毯子走回家去，那就大错特错了。”

“小婴儿都得用毯子裹着。”

老人举起一件小小的白色婴儿装，“叭”地一抖。“看啊！”用他颤巍巍的声音说，“这就是他们为我准备的。”

“婴儿都穿这个。”护士一本正经地说。

“好吧。”老人说，“过两分钟我这个婴儿就只好一丝不挂了。毛毯让我全身痒痒，他们早就应该给我一条床单。”

“裹上！裹上！”巴顿先生急吼吼地。他转向护士：“我该怎么办？”

“进城去，给你儿子买几身衣服。”

巴顿先生走到大厅时，身后传来他儿子的声音：“还有拐杖，父亲！还要一根拐杖。”

“砰”的一声，巴顿先生狠狠地摔上了大门。

[1]巴顿（Button）为纽扣的意思，故Cuff在此译作“袖口”。

2

“早上好！”巴顿先生面对切萨皮克纺织品公司的店员，有些紧张不安。“我想给我的孩子买几件衣服。”

“先生，您孩子几岁了？”

“差不多六个钟头。”巴顿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

“婴儿用品部在后面。”

“是吧？我不认为……我不确定那是我想找的。他是……他是个个头儿大得不一般的小孩。特别……呃……大。”

“那儿有最大号的婴儿服装。”

“男童部在哪儿？”巴顿先生绝望地改了主意。他觉得店员肯定是嗅出了他不可告人秘密的味道——丢人的秘密。

“就在这儿。”

“啊……”他犹豫不决起来。一想到他的儿子要穿成人的衣服，他就反感极了。如果能找到一套特大号的童装，也许他可以剪掉儿子那又长又丑的胡须，把他的白头发漂染成棕色，这样一来，也许就能把最糟的部分掩盖起来—— 也许还能因此保留几分自尊—— 更不用说他在巴尔的摩的社会地位了。

但是，搜刮遍整个男童部，他也没能找到一套适合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巴顿的衣服。当然，还得责怪这间服装店——此情此景之下，当然是应该责怪服装店了。

“您刚刚说您的儿子多大？”店员好奇地问道。

“他……十六。”

“啊，请原谅，我以为您刚刚说的是六个小时。在旁边那条货架就能找到青年服装部了。”

巴顿先生痛苦地转身离开。突然，他停住了，面色豁然明亮起来。他指着陈列橱窗中的假人。“那个！”他大叫起来，“我就要这件了，这个模特身上的。”

店员瞪大眼睛。“什么？”他辩驳道，“那可不是给孩子穿的。至少……至少也是要在化装舞会才会给孩子穿吧。您自个儿穿倒是可以！”

“把它给我包起来，”这位顾客抓了狂，但仍然坚持着，“我就想要这个。”

店员惊讶至极，却仍然照办了。

回到医院以后，巴顿先生走进婴儿室，差不多是把那包东西朝儿子扔过去的。“这是你的衣服。”他怒不可遏地说。

老头儿把包打开，困惑地打量着里面的东西。

“这看着有些滑稽吧！”他抱怨着，“我可不想被当成猴儿耍……”

“是我被当猴耍了！”巴顿先生怒气冲冲地反驳道，“你别管穿上它有多滑稽。给我把衣服穿起来……否则我……我……我打你屁股。”他局促不安地咽了咽口水，最后这个词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不过，这样说又是恰当的。

“好吧，父亲，”——他用一种古怪的，但又似乎十分孝顺的腔调说道——“您比我岁数大，您懂得最多，我照您说的做。”

和之前一样，这一声“父亲”把巴顿先生叫得心惊肉跳。

“那快点儿吧。”

“我正在快呢，父亲。”

儿子穿好衣服，巴顿先生打量着，很是郁闷。这套衣服包括一双斑点袜子、一条粉色裤子，和一件束腰的白色宽领上衣，当然还有荡在上衣领子外面，那飘来飘去的老长的白胡子，几乎垂到腰部，效果很不怎么样。

巴顿先生抓起医院的剪刀，咔嚓咔嚓，三下两下就把胡子剪掉了一大截。即使经过这样的大力改进，整体效果却还是不尽如人意。残存的稀稀拉拉的头发，泪汪汪的眼睛，一嘴老牙，与艳乍喜庆的衣服十分不搭。然而，巴顿先生主意已定——冷冷地把手伸过去，坚定地说：“咱们走吧！”

他儿子信赖地牵住他的手。“您打算叫我什么呢，爸爸？”他们从育婴室出来时，他颤颤巍巍地问巴顿先生，“在您想出更好的名字以前，是不是暂时就叫我‘宝贝’呢？”

巴顿先生哼了一声。“我不知道，”他粗暴地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叫你玛士撒拉[1]。”

[1]玛士撒拉是《圣经·旧约》里提到的族长，活了969岁，是世界上有记录以来最长寿的人。

3

即使巴顿家族的这位新成员已经剪短了头发，并染成稀稀拉拉不甚自然的黑色，还把脸刮得锃光发亮，穿上了给惊得目瞪口呆的裁缝为他量身定制的小男装……巴顿先生依然不能罔顾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儿子，作为家中长子，委实不大能够拿得出手。他们给他起了个名儿——本杰明·巴顿，而没再继续用那个虽然很恰当却容易招来猜忌的名字——玛士撒拉。虽然他年老背驼，但依然身高五英尺八英寸，这点，在穿上衣服后也是无法隐藏的，就像他染过修剪过的眉毛无法遮盖住他泪汪汪、暗淡、疲乏的眼睛。事实上，产前就预定好的保姆来到家里只瞧了他一眼，就愤愤然离开了。

但巴顿先生毫不动摇地坚守他的立场：本杰明既然是婴儿，那就得有个婴儿样。首先他声称本杰明要是再不喝热牛奶，那就索性什么东西都别吃。但最后，他还是被说服，允许他儿子吃面包、奶油，甚至妥协到让他吃燕麦片。一天，他还带回家一个“哗啷棒”[1]，明白无误地告诉本杰明得“好好玩”它。老头儿只好恹恹地接过来，每过上一阵子，就乖乖地哗啷哗啷。

毫无疑问，那个“哗啷棒”让他很是厌烦。独处时，本杰明自个儿找到了更为有趣的消遣方式。例如某天，巴顿先生就发现他上周抽掉的雪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一现象几天之后就得到了圆满解释：那日，他冷不丁走进婴儿室，发现整个屋子都笼在薄薄的蓝雾里。本杰明一脸内疚，并试图将黑色哈瓦那雪茄的烟头藏起来。当然，这种行为应该被打屁股，但巴顿先生发觉自己怎么也下不了手。因此，他只得警告儿子，抽烟会“阻碍他的发育”。

尽管如此，巴顿先生依然固执己见。他买回家铅制的士兵、玩具火车，还有用棉布做的大大的可爱动物。为了使自己营造的这个幻觉足够完美——起码是为了他自己——他还兴致勃勃地询问玩具店店员，“要是婴儿把粉红色的鸭子放进嘴里，鸭子上的涂料会不会脱落呢。”可不管父亲再怎么努力，本杰明照旧对这些东西提不起一丝一毫的兴致。他宁愿偷偷从后楼梯下去，抱着一册大英百科全书回到婴儿室看上一个下午，也不愿意碰那些扔在地板上的大棉花牛、诺亚方舟。面对儿子的执拗，巴顿先生的良苦用心自然也就全都泡了汤。

这件事一开始在巴尔的摩可谓轰动一时。要不是因为突然爆发的南北战争转移了城中人们的注意力，谁也无法确定巴顿及其整个家族要为这一不幸事件在社交上付出多大的代价。有那么几个永远都礼貌克制的人，总在绞尽脑汁想要恭维巴结本杰明父母，最终他们别出心裁地说这孩子像他爷爷——诚然，这是谁也没办法说不的不争事实，对所有七十岁的人来说颓败倒是常态。显然，巴顿先生和夫人对这样的说法并不感到开心，而本杰明的爷爷更是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本杰明才一离开医院，便全然被动地接受了安排给他的生活。几个小男孩被带来看他，他也试着活动活动自己僵硬的关节，勉勉强强地跟他们一起玩了一下午，力争培养起对陀螺和玻璃弹珠的兴趣——甚至还一不小心用弹弓打碎了厨房的一扇窗玻璃，此举，倒让他父亲平添了几分暗喜。

从那以后，本杰明每天都变着法儿地试着打破点儿什么——不过，他做这些只是为了让大家伙高兴，而且他生来就很听话很孝顺。

在爷爷对他最初的敌意慢慢消退之后，本杰明便和这位老绅士从彼此的陪伴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虽然两者的年龄和经历相差悬殊，可他们能一块儿坐着，且一坐就是好几小时，像老朋友一样不知疲倦地讨论当日发生过的单调且毫无生气的种种琐事。相比于父母，本杰明跟爷爷在一起要自在得多——他的父母似乎对他总有几分敬畏，尽管他们表现出独裁的权威，但却常常称他为“先生”。

面对自己出生时的心理和生理年龄明显超前，他也和其他人一样为此深感困惑。为了这个，他还翻阅了大量的医学期刊，发现他这样的情况从未被报道过。在父亲的鼓励下，他也诚心诚意地试着跟其他男孩们一块儿玩耍，还经常参加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像橄榄球这样的运动就让他心惊肉跳，他害怕这把老骨头折腾不起，断了就无法愈合。

五岁那年，他被送进了幼儿园。在那里，他开始学习把绿色的纸贴在橙色的纸上，编织彩色的地图，用硬纸板做纸环项链。在这一过程中，他往往无精打采至昏昏欲睡，这叫年轻的幼儿园老师又气又怕。但让他欣慰的是，老师到父母那里告状以后，他便被幼儿园给除了名。罗杰·巴顿夫妇对朋友们说的是，幼儿园还是觉得他太小太小了。

十二岁时，他的父母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儿子。事实上，习惯的力量如此强大，他们不再觉得他与其他小孩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除了某些奇怪的反常现象提醒着他们。但在他十二岁生日过后的几周，有一天照镜子时，本杰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或者自认为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是他的眼睛欺骗了他，还是十二年的时光荏苒，他的头发在染发剂的遮盖下真的由白变成了铁锈灰？难道脸上蜘蛛网般的皱纹已经变得不那么明显？皮肤是否也更健康更紧实，甚至透出一抹冬天里的红润？他说不清。但他知道，他不再弓腰驼背了，健康水准也比出生时要好了很多。

“会不会……”他想，或许，难道，他不敢想下去了。

他去见了父亲。“我长大了，”他坚定地说，“我要穿长裤。”

父亲犹豫片刻。“哦，”他最后说，“我不知道。十四岁才是穿长裤的年龄……你却只有十二岁啊。”

“但你一定要承认，”本杰明反驳道，“我比同龄人个子高。”

他父亲看着他，陷入沉思。“我可不这么想，”他说，“我十二岁时跟你一般高。”

这不是真的，罗杰·巴顿之所以能这样说，是出于他自己跟自己签订的一项无声协议：儿子跟常人没两样。

最终，妥协在他们之间达成：本杰明得继续染头发，得更积极地尝试和同龄男孩玩耍，在大街上不能戴眼镜或拄拐棍儿——作为对上述妥协的回馈，他人生第一次被允许穿上了长裤。

[1]儿童手摇铃玩具（Rattle）。

4

关于本杰明·巴顿十二到二十一岁间的生活我不想多费笔墨，只需指出那些年他照例还是没怎么长大就够了。当本杰明十八岁的时候，他如同五十岁的男人一般挺拔；头发变得浓密了，且呈深灰色；他步伐稳健；嗓音变成了健康的男中音，不再嘶哑颤抖。于是，他的父亲把他送到康涅狄格去参加耶鲁学院的入学考试。本杰明通过了考试，成为新生中的一员。

入学后的第三天，他接到学院注册登记员哈特先生的通知，让他到办公室安排一下课程。本杰明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觉得还是把头发染成棕色比较好。他焦急地把抽屉翻遍了也没找到染料瓶子。这时，他想起来了——染料在头一天就被用光，瓶子也扔了。

真是进退两难啊，还有五分钟就必须赶到注册办公室。没办法，必须去。于是他去了。

“早上好！”注册登记员谦和有礼地打着招呼，“您是来问询您儿子的情况吗？”

“哦，事实上，我就是巴顿……”本杰明刚开口就被哈特先生打断了。

“很高兴见到您，巴顿先生。我正在等您儿子，他随时会到。”

“我就是啊！”本杰明冲口而出，“我是新生。”

“什么？！”

“我是新生。”

“您在开玩笑！”

“绝对没有。”

注册登记员皱起眉头，看了眼面前的卡片，说：“怎么搞的，这里明明写着本杰明·巴顿是十八岁的么。”

“那正是我的年龄。”本杰明一口咬定，面孔开始微微发红。

注册登记员不耐烦地看着他：“巴顿先生，您该不会指望我相信你说的话吧？”

本杰明疲倦地笑了笑，“我是十八岁。”他重复道。

注册登记员指着门，厉声大吼：“滚出去，滚出我们学校，滚出这镇子。你这个危险的疯子。”

“我是十八岁。”

哈特先生打开门。“太可笑了！”他吼道，“你这种岁数的人跑到这儿来当新生。十八岁……是吗？好吧，我给你十八分钟滚出这个镇子。”

本杰明·巴顿不卑不亢地走出了注册办公室。等候在大厅的五六个大学生齐齐用惊奇的眼光望着他。他走出几步，又转过身来，对仍站在门口、怒气冲天的注册登记员，用坚定的语气重复道：“我就是十八岁。”

在那帮学生们的“嗤嗤”笑声中，本杰明转身离去。

但命中注定，他不能这么轻易地逃走。在垂头丧气去往火车站的路上，他发现有几个大学生在后头跟着他，后来跟着的人还越来越多——从三五个变成一群，由一群变成密密麻麻一大片。消息已经传开了，说有个疯子通过了耶鲁的入学考试，还试图冒充十八岁的小年轻。整个大学校园都充斥着一种亢奋的情绪。男人们不戴帽子就冲出教室；橄榄球队的队员们停下训练也加入了人群；连教授夫人们的帽子在人潮中也挤歪了，裙撑也跑偏了，她们一边喊叫，一边跟在队伍后奔跑。人群中发出一串串品头论足的闲话，句句直捣本杰明·巴顿脆弱的神经。

“他一定是那个四处流浪的犹太人！”

“他这样的年纪应该上预科！”

“瞧这神童！”

“他以为这是老年之家吧。”

“上哈佛去吧！”

本杰明加快了脚步，最后索性跑起来。他要让他们看看！他会去哈佛，他们会为自己那些不负责任的奚落后悔的！

安全登上了开往巴尔的摩的火车，他把头伸出窗外，“你们就等着后悔吧！”他大喊道。

“哈哈！”大学生们哄笑起来，“哈哈哈！”那是耶鲁学院有史以来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5

一八八〇年，本杰明·巴顿二十岁。为庆祝这个生日，他开始到他父亲的罗杰·巴顿五金批发公司工作。也在同一年，他进入了社交界——父亲坚持带他参加了几回时尚舞会。罗杰·巴顿现年五十，他越来越喜欢跟儿子一块儿待着了——讲老实话，由于本杰明停止了染发（照旧是灰色的），所以他们看起来年龄相当接近，完全可以冒充两兄弟。

八月里的一个晚上，他们身着礼服坐上敞篷马车，前往巴尔的摩郊外的谢夫林乡村别墅参加舞会。那是一个让人沉醉的夜晚。乡间小路上遍是一轮满月洒下的柔软的银色月光；迟放的花朵在夜晚宁静的空气中飘散出阵阵诱人的芳香，宛若轻巧却清晰可辨的浅笑。广褒原野上铺满了成片成片亮澄澄的麦子，像白昼一般地透亮。此时此刻，人们几乎不可能不被天空的美所迷醉——几乎。

“纺织品行业前景极为广阔。”罗杰·巴顿说。他不是个有精神追求的男人，其审美也只能算是入门水平。

“像我这样的老家伙是不能学什么新东西了，”他语带深意地说，“了不起的未来是属于你们这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的。”

道路远端的尽头，已看得到谢夫林乡村舞厅闪耀的灯光；如梦似幻的声响不绝于耳——是小提琴的哀怨倾诉？抑或是月光下银色麦浪摇曳的沙沙作响？

他们在一辆漂亮神气的马车后停了下来，上面的乘客正在下车。先下来的是位女士，然后是一位年老的绅士，接着，又是一位年轻小姐。本杰明蓦地呆住了，像是有某种化学变化熔断又重组了他体内所有的元素。他浑身僵硬，血往头上涌，面红耳赤，阵阵轰鸣在他耳中回响，这就是初恋的滋味！

那个女孩身材苗条孱弱，月光掩映下的头发是灰白的，可在门廊上挂着的噼啪作响的煤气灯映照中却又显出蜜汁黄来。肩上围的是缀着黑蝴蝶的柔黄色西班牙披肩，撑开的裙裾边上镶嵌着闪闪发光的纽扣。

罗杰·巴顿凑到儿子跟前。“那姑娘，”他说，“是年轻的希尔特加·蒙克里夫。蒙克里夫将军的千金。”

本杰明冷冷地点点头。“小美人。”他满不在乎地说。但当黑人童仆把马车带走后，他却又加了一句：“父亲，或许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

他们加入了人群，蒙克里夫小姐无疑是人群的中心，被簇拥其间。在旧传统的环境中长大的她，对本杰明行了一个深深的屈膝礼。是的，他可以请她跳舞。他答谢了她，然后走开了——踉踉跄跄地走开的。

和她共舞的时间还没到来，冗长的等待显得没完没了。他伫立于墙边，默默地，谜一样地，眼含凶光地看着那些年轻的巴尔的摩浪荡子。他们围绕着希尔特加·蒙克里夫，那一张张倾慕热烈的脸膛啊！本杰明厌恶极了，他们让他无法忍受，简直忍无可忍——他们唇边两抹弯曲的棕色小胡子着实让他恶心。

可是，当他自己的机会到来，当他和她滑步进入刚从巴黎传来的最新的华尔兹舞曲时，那如同白雪覆盖于心的嫉妒和焦虑都随之消融殆尽。目眩神迷之际，他感觉生活这才刚刚开始。

“你和你的兄弟跟我们同时到的，是不是？”希尔特加用她那湛蓝的珐琅般的眼睛望着他。

本杰明犹豫了。要是她也错把他当作父亲的兄弟，应不应该向她道破实情？他想起了在耶鲁的经历，决定还是不说为好，什么也不说。顶撞一位女士是很不礼貌的唐突，再让他的荒唐身世破坏这美妙的盛会则更是犯了罪。也许，以后吧。他点点头，微笑着，倾听着，心情十分愉悦。

“我喜欢你这岁数的男人，”希尔特加对他说，“年轻的男孩子都傻里傻气的。他们只会告诉我，在学校喝了多少多少香槟，打牌输了多少多少钱……像你这个年龄的男人才知道如何欣赏女人。”

本杰明简直想立刻向她求婚——拼了命，他忍住了这个冲动。“你正处在浪漫阶段，”她接着说，“五十岁……二十五岁的男人，过于钻营世故；三十岁的男人大都劳累过度而面色惨白；四十岁的男人，往往会花上抽一整支雪茄的时间来讲一个故事；六十岁……噢……六十岁太接近七十了；只有五十岁是成熟稳重的年龄。我喜欢五十岁。”

对本杰明来说，五十岁，也貌似一个很光荣的年龄。他热切地期盼着自己的五十岁。

“我常常说的是，”希尔特加继续说，“与其嫁个三十岁的男人去照顾他，不如嫁个五十岁的男人去被他照顾。”

那天夜晚余下的时光，本杰明都沉浸于蜜雾里。希尔特加与他多跳了两支舞。两人发觉他们对所有问题的看法都惊人地一致。下个礼拜天她要和他一起出去兜兜风，以便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本杰明和父亲在黎明前坐着马车回家，晨起的蜜蜂正嗡嗡低回，月色在冰凉的晨露中闪烁再慢慢消失。本杰明隐约感觉到父亲在和他谈什么五金器材的批发。

“……你认为在锤子和钉子之后什么东西最值得我们关注呢？”老巴顿说。

“爱情。”本杰明心不在焉地回答。

“把手？”罗杰叫着，“我刚刚已经说过把手了。”

本杰明茫然地望着他。东方的天空突然露出一缕曙光，苏醒的树林中传来一只黄莺尖利的啼鸣。

6

半年之后，当希尔特加·蒙克里夫小姐与本杰明·巴顿先生订婚的消息被公开的时候（我用“被公开”这三个字，是源于蒙克里夫将军的声明：宁可戳死在自己的佩剑上也不会宣布这个消息），在巴尔的摩社交界引起的骚动已经达到了一种癫狂的程度。本杰明几近被遗忘的身世丑闻又再次给翻了出来，被人们当作匪夷所思的传奇冒险，添油加醋地炸开了锅。有说本杰明实际上是罗杰·巴顿的父亲，也有说他是罗杰·巴顿在牢里待了四十年的兄弟，还有说他是改头换面的约翰·威尔克斯·布斯[1]，最后，甚至有人说他脑袋上长了两只锥形的尖角。

纽约的好几份报纸的星期天副刊版面也趁机大肆炒作。各式各样的有趣漫画都把本杰明·巴顿的头安在不同的东西上：人首鱼身，人首蛇身，最后还有一张人首黄铜身的。他在报刊上被称为“马里兰的神秘人物”。但，和以前一样，其真实身世却鲜少被提及。

然而，每个人都同意蒙克里夫将军的观点：一个可爱的姑娘本可以嫁给巴尔的摩任何一个富家子，谁成想这姑娘却投入了一个半百老男人的怀抱，这分明是在“犯罪”。罗杰·巴顿先生把儿子的出生纸用大号字体公示在《巴尔的摩烈焰报》上，但这一举动纯属徒劳，没人相信它。人们只需亲眼看一下本杰明就明了了。

尽管外面风言风语，可两个当事人却丝毫不为所动。关于未婚夫的传言太多了，以致于希尔特加连真实情况到底怎样也都不相信了。蒙克里夫将军语重心长地劝说女儿，指出五十岁的男人——或者起码看上去有五十岁的男人——的死亡率居高不下——可这也是徒劳，完全没有任何效果；对她讲五金批发业务的前景如何不稳定，还是徒劳！希尔特加铁了心要嫁给“成熟”，于是她就这么嫁了。

[1]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1838—1865）是美国戏剧演员，他于1865年4月14日，刺杀了林肯总统。

7

希尔特加的朋友们至少在一件事情上是看走了眼的：五金批发业出人意料的兴隆蓬勃。自本杰明一八八〇年结婚，至他父亲退休的一八九五年这十五年间，这个家庭的财富翻了一倍——这，主要得归功于公司的这位年轻成员。

不用说，巴尔的摩最终还是敞开怀抱接受了这对夫妻。就连老蒙克里夫也与女婿和解了，毕竟是本杰明出资出版他曾被九家知名出版商退稿的二十卷《南北战争史》。

十五年的时光也在本杰明身上留下了痕迹。他似乎感到自己血管里的血液涌出了新的活力。每日清晨起床，精神饱满地走在人来人往、阳光照耀的大街上，不知疲倦地为他的锤子发货、为钉子装船，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成了快乐的事情。就在一八九〇年，他发起并实施了一场著名的商业革命：他提出动议——所有运钉箱上的钉子都应算在收货方接纳货物总量之内。此动议经大法官福索尔批准，成了一条法令，借此，罗杰·巴顿五金批发公司每年节省的钉子超过了六百颗。

此外，本杰明还发现他愈发被生活积极快乐的一面所吸引，由于他日渐膨胀的享受欲，他成了巴尔的摩头一位拥有并驾驶汽车的人。他的同龄人在街上遇到他，无不向他所展现的极富活力的健康身影投去嫉妒的目光。

“他好像一年比一年年轻了。”他们都这么说。如果现年六十五的老罗杰·巴顿在最开始并没对儿子的出生给予应有的热烈欢迎的话，他最终也用近乎谄媚的殷勤做了弥补。

眼下，我们即将遇到一个不甚愉快的话题——这话题还是尽快一笔带过为好——只有一个事儿，让本杰明·巴顿很是担忧：他妻子对他的吸引力已丧失殆尽。

当时，希尔特加是位三十五岁的妇人，他们还有个十四岁的儿子，叫罗斯科。新婚不久的一段时间里，本杰明曾对她万般爱慕。但白驹过隙、时光流逝，她蜜黄色的头发已变成了毫无刺激的棕色；珐琅般的碧蓝眼睛也显露出廉价陶器的质感——还有，最最糟糕的是，她变得太安于现状、太过平淡、太过自我满足、太缺乏激情，品味也太过素净。新婚燕尔时，是她“拽”着本杰明去赴一场又一场的舞会和晚宴——如今，一切都反过来了。她会陪他出没于各种社交活动，但却意兴阑珊。她的热情已被永恒的惰性给吞没了——这种惰性每个人都有，且一旦进入我们的生活就会伴着我们，直到生命的尽头。

本杰明的不满日益滋长，越来越强烈。一八九八年西班牙战争爆发时，家庭生活全无任何值得依恋的地方，于是他决定参军入伍。鉴于其在商界之影响力，本杰明被任命为上尉，然后又因其工作干得游刃有余，晋升为了少校，最后更被提升为中校——此时刚好爆发了著名的圣胡安山激战[1]，他参战并在战斗中受了点轻伤，因此获授奖章一枚。

本杰明已经相当迷恋有活力且又充满刺激的军旅生涯，对退伍这个决定他很是感到惋惜。不过，生意还是需要人打理的，因为这个，他辞去军职解甲归田。回乡之际，一整支铜管乐队在车站迎接他，并且一路簇拥着护送他回家。

[1]圣胡安山战役发生于1898年7月1日,也被称为圣胡安的山峰争夺战，是美西战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8

希尔特加在门廊上舞着一面巨大的丝质锦旗恭候他。即使在吻她时，他的心情也异常沉重——三年的时光刻下了烙印——她现在是个四十岁的妇人，隐约掺杂着白发。此情此景让他很沮丧。

在楼上房间里，在那面熟悉的镜中又看见自己的身影——离镜子更近一些，他焦虑地审视着自己的脸，过一会儿，又和战前身着军服的照片进行比对。

“天啊！”他大喊。毫无疑问，那个“过程”还在继续。可不么——现在的他，看上去就像个三十岁的男人。可他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不但高兴不起来，相反地，他感到不安、心神不宁——他越来越年轻了。时至今日，他一直希望自己的身体年龄和实际年龄相符，一旦这样，他出生时发生的那些奇怪现象就会停止运作。想到这儿他不禁打了个寒战，觉得自己的命运似乎非常可怕，非常不可思议。

下楼时，希尔特加正等着他呢，她看上去有些恼怒。但他也无从知道她是否察觉出哪里不对劲了。为了缓解两人之间紧绷的情绪，晚餐时，他用自认为非常审慎且安全的方式提起了这个话题。

“你看，”他轻描淡写地说，“大家都说我看起来比以前更年轻了。”

希尔特加嗤之以鼻，轻蔑地瞟了他一眼：“你以为那是什么值得吹嘘的事儿么？”

“我没吹啊。”他加重语气，有些不安。她再度嗤之以鼻，“这种念头啊，”片刻停顿之后，“我以为你有足够的自尊来阻止它。”

“我能有什么法子？”他问道。

“我不会和你争这个的，”她反驳说，“可……做事总有对和错的分别。如果你打定主意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想我也阻止不了，但我真的认为这么做欠考虑。”

“可是，希尔特加，我也没办法呀！”

“你还是有办法的，你只是太顽固。你就想跟别人不一样……你以前就总这样，以后还会这样……但你想想吧，每个人要是都像你一样考虑问题，会是什么情况……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儿？”

听着这空洞且没法回应的话，本杰明没有作答。从那一刻起，俩人间的裂痕就越来越大了。有时候他甚至还会纳闷儿，当初她是施了什么魔法，让他着了她的道儿一般如此着迷。

雪上加霜的是，随着新世纪向前推移，他发现自己对欢乐的渴望愈加强烈了。巴尔的摩大大小小的派对上都会看到他的身影。他和最美的少妇跳舞，和社交界最受欢迎的社交名媛聊天，沉迷并享受她们的陪伴。而他的妻子——一个已显出不祥之兆的老贵妇——坐在一帮上了岁数的女伴中间，满脸的傲慢挑剔，严厉、迷惑和谴责的目光牢牢追随着他。

“看嘛！”人们会这么说，“要多可惜有多可惜。这么年轻的小伙子跟个四十五岁的女人捆在一起。他肯定得比他妻子小上二十岁。”他们忘了——人们难免都会忘记——早在一八八〇年，他们的父母也曾对这对儿不般配的夫妻作过相似的评论。

本杰明在家里的不快日益增长，而新添的爱好正好适时地给予了补偿。他开始打高尔夫球，还打得相当有模有样。他也沉迷于舞蹈：一九〇六年，他是“波士顿舞”[1]的专家；一九〇八年成为“玛嬉喜舞”[2]高手；一九〇九年，他跳的“卡斯尔慢步舞”[3]招来城里所有年轻男性的羡慕与妒忌。

当然，他的社交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影响了他的生意。但那时，他已经苦心经营五金批发业务二十五个年头，也差不多很快就能把生意交给罗斯科打理了——他那才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儿子。

事实上，人们经常将他和他儿子搞混。这让本杰明感到开心——他很快就忘掉了从西班牙战争回来后，那潜伏在心中的恐惧，并对自己的外貌生发出一种天真的沾沾自喜。当然，唯有一件事情美中不足——他讨厌再跟妻子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希尔特加年届五十了，一看到她，他就觉得荒唐可笑。

[1]波士顿舞（The Boston）被认为是美国版的华尔兹，种类繁多，如：西班牙波士顿、英国波士顿、四步波士顿、五步波士顿等。

[2]玛嬉喜舞（Maxixe）又译玛茜茜舞或马克西克斯舞，有时候也被称为巴西探戈（Brazilian Tango），是1870年左右在巴西逐渐形成的一种舞厅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风靡全球。这是一种哈巴涅拉舞、波尔卡舞以及巴西舞和非洲农村黑人舞糅合而成的舞蹈。成对男女呈舞厅舞姿势进行表演，往往有即兴的花样。

[3]卡斯尔慢步舞（Castle Walk），因“鸳鸯舞圣”卡斯尔夫妇而名噪一时，后来则因融入探戈而变得更为流行。

9

一九一〇年九月的某一天——罗杰·巴顿五金批发公司交给年轻的罗斯科·巴顿经营数年之后——一个看上去大约二十岁的男子，以一名一年级新生的身份入读剑桥市的哈佛大学。他没有重复以前的错误，愚蠢地说自己已经经历过五十岁，也没提及自己儿子早在十年前正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他获批入学，几乎立刻在班里占据了不容小觑的重要地位，部分是缘于他似乎比其他平均年龄十八的新生显得成熟一些。

然而他的成功主要还得归功于他在与耶鲁的橄榄球比赛中令人惊艳的表现。他在球场上坚定、冷酷、横冲直撞，为哈佛夺得七次达阵得分[1]以及十四次射门得分[2]的佳绩——并且还有一次是让耶鲁队共十一名球员依次不省人事地被抬出赛场。他是校园内最有名的风云人物。

可是说起来奇怪，到大学三年级时，他几乎无法入选橄榄球队。教练说他体重下滑；而在一些观察力敏锐的人眼里，其身高也缩水了。他没有再得过达阵得分——事实上，他被留在队里的主要原因是想凭着他的赫赫大名，让耶鲁队自乱阵脚，士气瓦解。

到了四年级，他再也没办法入选球队。他变得非常瘦小，非常孱弱。有一天还被几个二年级生当成了新生——这事让他备感羞辱。人们把他看作神童——一个绝对不到十六岁的大学四年级生。他常常为班上其他一些同学的老于世故感到震惊。课程呢，对他来说似乎也难了一些——门门都太高深了。他曾听同学谈到过圣·米达思学校——那是一所有名的预科学校——他们中许多人以前都在那里接受过大学入学前的预科培训。他决定在大学毕业后到圣·米达思去，藏在一帮身材相仿的男孩儿当中的生活，对他来说也许更为意气相投。

一九一四年大学毕业，他怀揣着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回到巴尔的摩家中。希尔特加已经搬去意大利定居，因此本杰明便与儿子罗斯科同住。虽然大体上，每个人都欢迎他回家，但罗斯科对他明显热情寥寥——甚至当本杰明像个无所事事的青少年在屋里闲晃时，他可以看得出儿子在嫌他妨碍了自己的生活。罗斯科已经结婚了，在巴尔的摩社交界中也算有头有脸。他可不希望和什么丑闻扯上干系。

本杰明已不再是社交新媛和年轻大学生中的讨喜人物。他觉得除了与三四个十五岁的邻家男孩相伴以外，其他也再没什么可做的。所以去圣·米达思学校读书的念头又再冒了出来。

“是这么回事，”一天他对罗斯科说，“我跟你提过好几遍了，我想去上预科学校。”

“那就去吧，”罗斯科简短地回答。这件事使他莫名厌烦，很希望能够避而不谈。

“我一个人去不了啊，”本杰明无助地说，“你得帮我申请，还得把我带过去。”

“我没时间，”罗斯科一口拒绝，眼睛眯缝着，不安地看着他父亲。“事实上，”他接着说，“你最好别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最好马上停下来。你最好……你最好……”他顿了顿，苦于寻找合适词语不得而面孔涨得通红——“你最好马上调转头往另一个方向走。这个玩笑已经开得太大了，再也不好笑啦。你……你得注意注意！”

本杰明看着他，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还有一件事儿，”罗斯科继续说，“家里来客人时，你要叫我‘叔叔’……不是‘罗斯科’，是‘叔叔’，你听明白了吗？一个十五岁的小孩直呼我的名字也太荒唐了。要不然……你就一直叫我‘叔叔’得了，这样你才会习惯。”

罗斯科严厉地瞪了他父亲一眼，转身离去。

[1]达阵（Touchdown）是美式足球（橄榄球）中常见的得分方式之一。当进攻方球员带球进入对方达阵区或者在达阵区中合法接住了传来的球，即为成功达阵。达阵成功可以为本队赢得6分。得分的一方可以获得一次一分加踢或者两分转换的进攻机会。

[2]射门（Field Goal，简写FG），得3分。方法是把球踢过球门横杆之上及两条门柱之间，射门时球必须先着地。

10

此番谈话结束之后，本杰明在楼上凄凄冷冷地踱着步，端详着镜中的自己，很是沮丧。他已经三个月没刮胡子了，但脸十分干净，除了一根压根儿不必打理的细白绒毛之外什么也没有。他当初刚从哈佛返家时，罗斯科还找他商量过，建议他戴上眼镜，再粘上假胡子，于是有一段时间，他早年经历的那些闹剧似乎又重新上演了。可胡子让他痒痒，也让他羞愧。所以他哭了，这一哭，罗斯科才勉勉强强地动了动怜悯之心。

本杰明翻开一本儿童故事书《比米尼湾的童子军》，并开始阅读，但脑子里老想着战争。美国已在上个月加入了协约国。本杰明也想入伍，可是，唉，入伍的年龄下限是十六，他看起来却没有那么大。可不管怎么说吧，即便按他的实际年龄，五十七岁，也同样不具资格。

有人在敲门。管家拿着一封信，信封一角印着官方大印，收件人是本杰明先生。本杰明迫不及待将信拆开，一路兴奋地读起来。附件上写着，诸多参加过美西战争的后备军官都要被召回部队担任更高的军职。信里还附有任命他为美国陆军准将的委任状，以及即刻前往报道的召集令。

本杰明一跃而起，激动得浑身发抖。这正是他一直想要的。他抓起帽子，十分钟以后，他已经来到了查尔斯街的一间大型成衣店，用尖细的、含糊的声调要求量身定做军装。

“你要扮士兵吗，小弟弟？”一个店员随口一问。

本杰明脸都红了。“嘿！你管我要干什么！”他生气地回嘴，“我是巴顿，住在佛农山广场，现在你知道我付得起钱了吧？！”

“这……”店员犹豫着说，“就算你付不起，我想你爸爸也付得起……就这样吧。”

裁缝给本杰明量了尺寸，过了一周，军装就做好了。但他在选用合适的将军徽章时遭遇到了困难：店主坚持认为，一个漂亮的V.W.C.A基督教女青年徽章看起来会同样带劲，而且会更好玩。

没跟罗斯科报备，一天晚上，他便离家搭上火车去了南卡罗来纳的摩斯比军营，在那里他将指挥一个步兵旅。那个闷热的四月天，他到了军营入口，付掉把他从车站送过来的出租车车费后，便转身走向值班中的卫兵。

“叫个人给我提行李！”他精神抖擞地说。

卫兵以责备的眼神看着他。“小弟弟，”他说，“你穿着这么神气的将军制服要上哪儿去呀？”

本杰明——美西战争的老兵，两眼冒着火朝卫兵冲了过去。可是，唉，脱口而出的声音还是变了调的尖锐童声。

“立正！”他试着怒喝一声，然后停下来，喘了一口气——只见卫兵突然两个脚跟一磕，把枪抬握在胸前行礼。本杰明收敛着满意的微笑。但当他环顾四周，笑容便立时隐去了——这个卫兵服从的对象并不是他，而是一位骑着马缓缓正向他们靠近，威风凛凛的炮兵上校。

“上校！”本杰明尖声大叫。

上校走上前来，勒马，冷峻地俯瞰着他，眼中闪烁着光芒。“这是谁家的孩子？”他的声音非常和蔼。

“我他妈很快就会让你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本杰明恶恨恨地说，“从马上给我滚下来！”

上校哈哈大笑。

“你想骑它吗，将军？”

“这里，”本杰明不顾一切地大叫，“读一下。”他把委任状塞到上校手里。上校阅毕，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

“你从哪儿搞到的这个？”他问道，并把这份文件塞进自己口袋。

“政府发给我的，你很快就可以搞清楚！”

“跟我来，”上校满脸古怪的神情，“我们到司令部去好好谈一谈。来吧……”

上校转过身，牵着马朝司令部走去。束手无策，本杰明只好跟着他，尽全力维持着自己不失尊严的样子——同时暗忖着一定得狠狠地报复他一把。而报复并未得以实施。两天后，他的儿子罗斯科倒是现了身，风尘仆仆、气急败坏地从巴尔的摩赶过来，把这位被扒了军装、眼泪汪汪的将军领回了家。

11

一九二〇年，罗斯科·巴顿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而在随之而来的一连串庆典活动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件事”：那个看起来大约十岁，正在屋里玩铅制士兵和迷你马戏团模型的邋遢小男孩是这个新生儿的祖父。

没谁讨厌这个稚嫩爽朗、脸上却挂着一丝淡淡忧伤的小男孩。但对罗斯科·巴顿而言，他的存在恰恰是苦恼的根源。按照罗斯科他们这代人的习惯用语来说，他不认为“这件事”是“有效率”的。在他看来，他这位拒绝看上去像六十岁的父亲，行为举止不像个“铮铮铁汉”—— 这是罗斯科最喜欢使的词儿——以一种奇怪、乖戾的方式。是的啊，但凡把这件事放在脑子中琢磨上半个钟头，就会让他走到精神崩溃的边缘。罗斯科相信人们应该保持“龙精虎猛”的年轻心态，但把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是不是就是……就是……就是没效率。然后，罗斯科就不想再想下去了。

五年后，罗斯科的小男孩已经长大了，可以和小本杰明在同一个保姆的照看下一起玩儿童游戏。罗斯科在同一天带他们两个去上幼儿园。本杰明觉得玩彩色纸条、纸垫子和纸项链，以及画些美丽新奇的小图画是世界上顶顶好玩的趣事。有一次，他因为行为不端还被叫去在角落里罚站——于是他哭了——而多数时候，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贝莱小姐慈爱的手会不时地轻轻抚摸他乱蓬蓬的头发，他是快乐的。

一年后，罗斯科的儿子升到了一年级，可本杰明仍然留在幼儿园。他非常快乐。只在有些时候——当别的小孩谈起长大后要做什么的时候——他的小脸上会掠过一丝阴影。似乎在懵懵懂懂之间，他那孩子气的脑袋瓜已经意识到，他们谈的都是一些他永远不能分享的事。

日复一日，日子在单调中流逝。他在幼儿园已经待了三年了。可他还是太小太小，已经无法理解那些亮闪闪的纸条是用来做什么的。别的小朋友比他都要高大，这让他很害怕，怕得哭哭啼啼。当老师跟他说话时，虽然他努力去理解，可还是一句都听不懂。

他从幼儿园被接了回来。穿着浆过的方格裙的保姆娜娜，成了他小小宇宙的中心。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们会到公园去散步，娜娜会指着一只巨大的灰色庞然大物说“大象”，本杰明就跟着娜娜说。而夜里当娜娜为他脱衣服睡觉时，他会一遍又一遍、大声地对她说“大象，大象，大象”。有时，娜娜会允许他在床上蹦蹦跳跳——这太好玩了。因为蹦跳之后，假如屁股落下的时机正好，就会自然而然地再一次弹起来，双脚站定；要是跳的时候嘴里一直发出“啊”的声音，还可以听到一种断断续续破音颤抖的声音，真是惹人欢喜啊。

他喜欢从衣帽架上取下一根手杖，拿它四处敲打桌椅，一边敲一边说“冲啊，冲啊，冲啊”。有客人来访时，老年妇女都会发出“咯咯咯”的声音逗他，这让他觉得很有意思；而那些年轻的女士则会尝试着亲他，他只好略带嫌弃地屈从并接受。漫长的白昼过去，下午五时，娜娜就会带他上楼，用汤匙给他喂燕麦粥和糯软可口的糊糊餐。

在他稚气的睡梦中，没有恼人的记忆。大学时代那些勇猛时光，那些让许多女孩心荡神怡的燃情岁月，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眼前他所拥有的只有：围着牢固白色围栏的婴儿床，娜娜，一个偶尔前来探望的男人，和一只巨大的橘色圆球。每当他在黄昏就寝前，娜娜就会指着这个橘色圆球，说“太阳”。夕阳西下，他就双目微翕，昏昏欲睡。他没有梦，再也没有梦来惊扰他了。

往事：带领士兵们英勇冲杀，攻占圣·胡安山顶；婚后头几年繁忙的夏天，为了他深爱的姑娘、年轻的希尔特加工作忙碌到夜幕低垂；还有，那更久远的时候，与他祖父在蒙罗大街阴暗的巴顿老宅中，坐着抽烟到深夜—— 这一切如幻的梦境，渐渐从他心底消退干净了，似乎，凡此种种从来未曾发生过。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记不得最后一口牛奶是热的还是凉的，也不记得日子是怎么过去的。只记得他的摇篮和娜娜熟悉的身影。接着，连这一些也不记得了。他饿了就哭，就是这样，如此而已。从早到晚，他只是呼吸着。周围和上方传来一些轻轻的呢喃及低语，这些他几乎都听不到了。剩下的只有模糊难辨的各种气味，还有光明和黑暗。

然后一切归于黑暗。他白色的儿童床，在他头上晃动的模糊面庞，温暖甜美的牛奶香……所有这一切一并从他的神志中退去了。

齐普赛街[1]的塔昆

1

奔跑的脚步声——跑在前头的是从锡兰[2]购置的珍稀人造革制作的软底鞋；辉映着月光，相距一箭之遥，两双反射出斑斑点点亚光的藏青色镀金厚底快靴，紧随其后。

软底鞋快速掠过一小块月光，随后，一头扎进迷宫般的小巷。在前方的某个地方，演变成黑暗裹挟下杂乱拖沓、断断续续的步伐声。厚底快靴则东倒西歪地趔趄行进，身上佩戴的短剑及剑上的长羽都东倒西歪着，逮着喘口气的空当儿，咒骂两句上帝，以及伦敦这些乌漆麻黑的小巷。

软底鞋跃过一道黑影中的大门，又哔哔剥剥地穿过一道灌木篱笆墙。厚底快靴也跃过大门，哔哔剥剥地穿过灌木篱笆墙——让人惊异的是，前面就是午夜守门人——两名从荷兰与西班牙军中弄来的面相凶恶、杀气腾腾的长矛兵。

可没人喊救命。手里死死抓着钱包不放的被追者并未倒在午夜守门人的大脚下喘气，追赶者也未发出叫嚣声。软底鞋风驰电掣一般掠过，午夜守门人咒骂着，迟疑着，目光紧随那名逃犯，然后将手中的长矛可怖地一横，挡在路上，等着厚底快靴的到来。黑暗，像一只巨手，切断了静静流淌的月亮光华。

遮住月光的巨手挪开了，月光白茫茫的爱抚再次降临在屋檐、门楣，以及受伤倒卧在尘埃中的午夜守门人身上。街上，厚底快靴的一只靴子在其身后留下了一连串小黑点，这些小黑点一直延伸到他把自己包扎好才算不见踪影。他笨拙地、跌跌撞撞地奔跑着，脖子上绕着细细的带子。

这不关午夜守门人的事：今夜撒旦逍遥法外，并且，撒旦似乎就是那个他——依稀模糊的眼前人。那人的鞋跟踩在铁门之上，膝盖攀上篱笆。此外，对手显然快要到家了，或者至少已经逗留在伦敦那些区域，那些委身于粗暴念头的区域。因为这段街道变得如同画中小巷般狭窄，两旁的房子朝路中间愈发地侧倾，天然形成了一个十分便于凶杀及凶杀那虚张声势的名为“猝死”的妹子——这里是个伏击的好地方。

曲折蜿蜒的长巷里，猎物和狩猎者东奔西跑，在月光中进进出出，交错前行，如同“后”在深深浅浅的棋盘格上永无止境地移动一般。前方的猎物，此刻除掉了皮背心，滴下的汗几乎让他眼盲，他开始绝望地打量自己阵地两边，接着，蓦地放缓了步子，又折回了几小步，一头扎进了一条小巷。那巷子无比阴暗，阴暗得就好像从上一次冰河纪訇然崩塌后就一直处在日食或月食之中。跑出两百码后，他停下脚步，将自己塞进了墙上的一个壁龛里，在那儿蜷缩作一团，无声地喘息，黑暗中的他，就像是一尊没有形状也没有轮廓的奇异的神佛。

两双厚底快靴近了，到了，又跑过了。他们在越过他二十码的地方停下，用支离破碎且异常低沉的声音耳语。

“我都习惯那样的脚步声了，可它停了。”

“就在二十步之内。”

“他藏起来了。”

“我们不要跑散了，待会儿一起好好教训教训他。”

谈话声渐行渐远，变成了一只靴子踽踽独行时发出的声音。软底鞋没再等着多听几句——他突然蹿出去，三步就跨过了小巷，然后翻上墙头，像一只扇动翅膀的大鸟，停留了片刻，便消失不见，被黑夜饥饿的大嘴吞噬了。

[1]齐普赛街（Cheapside），伦敦街道名，其名字来源于古英语“ceap”，原义为“市场”，后演变为现代英语中的“Cheap”，此街道位于伦敦中部，连贯城东城西。中古时期为闹市，在查尔斯·狄更斯的时代，齐普赛街被描述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大道”。今天齐普赛街是沟通伦敦东区、伦敦市金融城和伦敦西区的道路之一，是办公楼和零售商店的所在地，也是伦敦市唯一主要的购物中心——新交易巷一号的所在地。

[2]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南亚次大陆南端印度洋上的岛，接近赤道，终年如夏，素有“印度洋上的珍珠”之称。岛上出产著名的红茶，享誉全世界。

2

饮酒时读，床榻上读，

呼吸尚存，则高声诵读，

心系断魂人，

读到己断魂。

每个到访匹特山附近老詹姆士一世墓地的游客都会在韦塞尔·卡斯特的墓碑上瞧见这首打油诗——毋庸置疑，此为伊丽莎白时代记录在案的最差劲歪诗之一。

另据考据、训诂、古文物学者的说法，他是在三十七岁时死的。但因为我们这个故事与一次暗夜追踪有关，所以我们发现他依然健在，仍然读着书。他的眼睛多少有些暗淡了，肚子也有些腆起来了——显然他是个疏于锻炼的懒骨头——噢，老天！但是，一个时代终归是一个时代。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下，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感召下，没谁能幸免被热情的精神所攫获。齐普赛街的每间阁楼里都在出版那首新无韵诗篇《大叶》（或者说是杂志）——只要不属于那些反动的“圣迹剧”[1]范畴，齐普赛街的演员都能演。英文版的《圣经》在几个月内就被“大规模”印制了七回。

现在，韦塞尔·卡斯特（年轻时曾出过海）是一个捡到什么书都可以读的读书人——读有关神圣友谊的手稿；用霉烂诗人的作品佐餐；在印制《大叶》杂志的商铺里虚度时光。他极其隐忍地倾听年轻的剧作家们的争论及争吵，而背后，这帮人又用能想得出的最恶毒的话去指控对方偷盗剽窃，或者任何想得出的罪名。

今夜他拥有一本书——此书虽然过度诗歌体，但他还是认为其中包含了一些极好的政治讽刺。埃德蒙·斯宾塞[2]的《仙后》就摆放在他面前，摇曳的烛光下，他已经读完了一个篇章，正要开始读下一篇章：

《布里托玛耳提斯传奇》或曰《贞节颂》：

贞节啊贞节，

这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美德……

楼梯上突然传来一阵奔跑的脚步声，一扇单薄的生锈铁门给猛然推开，一个未着短上衣的男人冲了进来，大口喘着气，抽泣，处于崩溃边缘。

“韦塞尔，”话语间差点噎住，“快把我藏起来，看在女王的分上！”

韦塞尔·卡斯特站起身，小心地合上书，又带着些许担忧地闩上门。

“有人追我，”软底鞋喊着，“我发誓有两把缺心眼的快刀想把我剁成肉泥。他们看到我翻过后墙。”

“要保你周全，又不被复仇……”韦塞尔一边说着，一边怪异地打量着他，“那得需要好几个短枪营的士兵和那么两三支舰队。”

软底鞋如释重负般满意地笑了。他抽噎的喘气声业已变成疾速平稳的呼吸。他身上因黑夜追杀而产生的紧张氛围也变为一种淡淡的令人不安的讥讽。

“我觉得有点儿吃惊。”韦塞尔继续说。

“他们是两只如此阴沉可怕的猿猴。”

“总共三只。”

“要是你把我藏起来，会只剩两只。噢……老天啊，快点儿吧，一眨眼的工夫他们就会出现在楼梯上的。”

韦塞尔从屋角拿来一根拆卸下来的梭标，伸举到天花板上，移开一道通往阁楼的粗糙的活门。

“没有梯子。”

他搬来一张凳子搁在活门底下，软底鞋站了上去。他蹲下身子，犹豫了一下，又蹲下，然后猛然完美一跃，抓住了活门洞口的边缘。他吊在那里，摆动了一会儿，换了一下手，最后一纵攀了上去，消失在顶部的黑暗中。上面传来一群老鼠四处乱窜的声音，活门复位……一片死寂。

韦塞尔回到书桌旁，打开他的《布里托玛耳提斯传奇》或曰《贞节颂》等待。过了大约一分钟以后，楼梯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接着是一阵让人没法忍受的锤子敲击一般的砸门声。韦塞尔叹了口气，拿起蜡烛，站起身来。

“谁呀？”

“快开门！”

“外面是谁？”

拳头砸在脆弱的木门上，震得门框边上纷纷掉下木屑来。韦塞尔把门打开一条窄缝，高高擎起蜡烛。他扮演的是一个胆小怕事、极受人尊敬，却被可耻骚扰的公民的角色。

“夜深人静短短的休憩时间，你们这么嚷嚷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还有……”

“闭嘴，碎嘴子老头！你看到一个满身大汗的家伙了吗？”

两位豪侠庞大的身影在狭窄的楼梯上晃动不停。韦塞尔借着烛光仔细打量——都是绅士，穿着随意但却很华丽——其中一位的一只手受了重伤，两人都散发着暴怒的恐怖气息。他们完全不吃韦塞尔佯装不解的那一套，推搡着他挤到房内，房间每处可疑的黑暗角落都被短剑戳了个遍，后来又将他们的搜查范围扩大至韦塞尔的卧室。

“他藏在这儿吗？”受伤的人怒喝质问。

“谁啊？”

“除你之外的任何人。”

“我只知道这里有两个外人。”

有那么片刻，韦塞尔还担心自己这玩笑开得是不是有点儿过了，因为豪侠们俨然一副要用剑把他戳个窟窿的样子。

“我听到楼梯上有一个人，”他急急忙忙地说，“但那是五分钟前的事了，他绝对没上来。”

他继续解释着自己如何聚精会神地读着《仙后》。可，至少在眼前这一刻，他的客人们就像那些伟大的圣人似的，对文化表示漠然。

“他都干了什么？”韦塞尔询问道。

“暴力！”伤了手的人说。韦塞尔注意到他眼里的凶光，“我的亲妹子。啊……主啊……把这家伙交给我们！”

韦塞尔开始畏缩了。

“那人是谁？”

“上帝啊！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上面的活门是干吗的？”他突然问道。

“钉死了，好多年都不用了。”他想到了屋角的矛杆，胃里一阵阵抽紧，但那两人的绝望蒙蔽了他们的精明。

“除了杂技演员，大约换了谁都得搬张梯子才爬得上去。”受伤的人垂头丧气地说。

他的同伴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

“杂技演员。噢，杂技演员，噢……”

韦塞尔惊奇地看着他们。

“那可正巧对应了我那最具悲剧色彩的幽默感了。”那人叫道，“不是……噢，不是这个——只有杂技演员才能爬上去。”

伤了手的青年人不耐烦地用他未受伤的好手打了个响指。

“去下一家吧……然后再……”他们离开了，无助地行进在暴风雨横扫过的漆黑夜空。

韦塞尔关上门、销上门闩，在门后又站了一会儿，皱了皱眉，有几分同情。

一声压低嗓音的“嗨”让他抬起头来。软底鞋已经掀开活门正往下看。他那张非常像小精灵的脸挤出一个鬼模样——脸上一半是厌恶，一半是略带讽刺的消遣。

“他们的头脑和头盔一起被揭下来了，”他轻声说，“至于你和我，韦塞尔，我们可是两个很狡猾的人！”

“你现在该被诅咒！”韦塞尔咬牙切齿道，“我之前当你是只狗，但在这样的事情听到一半时，就知道你是个如此肮脏的狗杂种，真想敲你脑袋！”

软底鞋眨巴着眼睛看着他。

“不管怎么说吧，”他终于回答道，“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维持尊严不太可能。”

说话间，他钻出活门，双手抓着洞口吊了一会儿，然后从七英尺高的地方跳到地板上。

“有只老鼠用美食家的眼光盯上我的耳朵了，”他在马裤上抹了把手上沾的灰，继续说道，“我用老鼠话跟它讲说我浑身剧毒，它这才跑了。”

“还是讲讲今夜这淫贱之事吧！”韦塞尔生气地说道。

软底鞋把大拇指按在鼻尖上，嘲弄地对着韦塞尔摆摆手指头。

“街头流浪儿！”韦塞尔咕哝着。

“有纸吗？”软底鞋不着边际地问，接着又突然来了一句，“或者你能写吗？”

“我为什么要给你纸？”

“不是想听我说说今晚的热闹吗，那你就得给我笔、墨水、一叠纸，和一间我自个儿待着的屋子。”

韦塞尔又犹豫起来。

“给我出去！”他终于说。

“随你的便。你错过了一个最引人入胜的故事。”

韦塞尔摇摆不定了——这个男人像太妃糖一样柔软没主见——最终还是屈服了。软底鞋拿着韦塞尔勉为其难才给他的书写材料走进隔壁房间，精准地把门带上。韦塞尔嘟囔了几句，又回去读他的《仙后》，沉静再次降临到房间里。

[1]中世纪一种描写圣人和烈士生活故事的戏剧。

[2]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是英国著名诗人，桂冠诗人。在英国文学史上，以向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致敬的《仙后》占一席位，但在政治上以向爱尔兰殖民并摧毁其文化而臭名昭著。

3

时钟从三点走到了四点，房间里的光线暗淡了，屋外的黑暗裹着潮湿和阴冷穿透进来。韦塞尔以手抱头伏在桌上，追踪着那些骑士、仙女和许多姑娘们悲惨的伤心往事。外面狭窄的巷子里有悍夫在放声大笑；睡眼惺忪的盔甲制造童匠在凌晨五点半开始了工作；沉重的金属板发出叮铃咣啷的声响，拼接铠甲的动静就像一支行进中的骑兵部队。

浓雾在黎明的第一抹晨曦中散开，六点钟，房间呈现出灰黄。韦塞尔蹑手蹑脚地走到他橱柜一般的卧室，拉开门。他的客人转过头来——他脸色苍白得就像一张羊皮纸，发狂的双眼就像两个燃烧的红色字母。一把椅子被他拉到了韦塞尔的祷告台旁边做书桌使用，上面堆着一大堆密密麻麻布满字迹的纸，这真让人吃惊。韦塞尔长叹了一口气，暗忖着黎明了还不上床睡觉，一边叫着自己傻瓜，一边退回到他书中的妖女那里。

外面沉重的皮靴声，阁楼间丑陋的老太婆们唧唧呱呱的说话声，以及清晨的喃喃低语声挫败了他，让他心力交瘁。他滑倒在椅子上，睡了过去。头脑中满是声音和色彩，还有那充斥其间、被他一一梳理的各种影像，真是让人无法忍受啊。在这个躁动不安的梦中，他是一千个在太阳近前痛苦呻吟、被碾压着的躯体中的一个，又好比是一座通往眼神坚定的太阳神阿波罗的孤苦无助的桥梁。这个梦撕碎了他，像一把粗鄙的钝刀一样在他的脑海里刮擦。一只温热的手碰触到他的肩膀，他尖叫着惊醒过来，看到房间里的雾霭和他身旁的来客——一个灰蒙蒙的、被雾笼罩的幽灵一般的东西，以及他手里拿着的一堆纸。

“应该是最最引人入胜的故事，我相信，虽然它尚需一些最后的核校。我能请你把它锁起来，然后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睡一觉吗？”

他没有等来回答，就将那堆纸扔给了韦塞尔，差不多像是从酒瓶子里倒东西一样，他把自己“倒”进角落的沙发里，睡了，他的呼吸很均匀，但眉头有些离奇、神秘地紧蹙着。

韦塞尔睡意惺忪地打了个哈欠，扫了一眼字迹潦草尚未定稿的第一页，他开始轻轻地朗读：

《鲁克丽丝失贞记》[1]

“不可信赖之邪欲双翼支撑的阿迪亚，

色欲满淫的塔昆[2]，从重重包围中，

离开了罗马军营……

[1]《鲁克丽丝失贞记》是威廉·莎士比亚创作的著名叙事长诗，长达1855行。鲁克丽丝是古罗马将领柯拉廷的妻子，美丽贞淑，在丈夫率军在外时，遭到罗马王子塔昆的强奸，她飞书召回丈夫和父亲，说明情况，要他们报仇，然后举刀自杀。此事激起罗马群众公愤，赶走塔昆一家，从此废除国王，由执政官掌权。

[2]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五任君主，伊达拉里亚人。早年曾随其父迁至伊特鲁里亚的塔尔奎尼居住，并与女先知塔纳奎尔结婚。后在其劝说下移往罗马城。他凭借担任罗马国王安库斯·马基乌斯的王子监护人的身份在老国王死后夺取王位。

噢，红发女巫！

1

梅林·格兰杰受雇于姆恩莱特·奎尔书店，你没准儿去过这个书店，就在丽兹-卡尔顿大饭店所在的四十七街拐角。姆恩莱特·奎尔书店是——这么说更恰当一些，曾经是——一个非常罗曼蒂克的小书店，人们都认为它内容激进但调子昏暗。书店内张贴着一些颇有异域风情的大海报——红色、橙色，让人喘不过气来。那些装帧闪亮的特刊封面给屋里带来的光亮绝不输于成日亮着、在你头顶上晃悠的大灯。这真是一家让人沉醉的书店。“姆恩莱特·奎尔”几个大字用的是某种蛇行纹绣花体，嵌在大门上方。橱窗中似乎总是挤满了已通过文字检查的书籍，再容不下其他。一本本深橘黄色封皮的书籍，版权都印在一方白色小纸片上。书店里四处弥漫着麝香味儿——这是那位聪明且神秘莫测的姆恩莱特·奎尔先生下令喷洒的——这样的气息一半像狄更斯笔下的伦敦老古玩店的味道，一半像博斯普鲁斯海峡温暖海岸边咖啡馆的香。

从九点到五点半，梅林·格兰杰都在同穿黑衣且兴味索然的老女人，以及眼睛四周围挂着黑眼圈的年轻人打交道，询问他们是否“喜欢这个作者”或是初版书。问他们买没买封面上印着阿拉伯文的小说，或是印有由南达科他州的萨顿小姐口述的莎士比亚最新的十四行诗——对于此类问题，他内心里是嗤之以鼻的。因为事实上他本人对后一本书更有兴趣，但作为姆恩莱特·奎尔书店的一名雇员，在工作日里，他需要扮演的是一位头脑清醒、摒弃幻想的业内行家。

每天下午五点半，在他爬到橱窗上放下百叶窗，向神秘的姆恩莱特·奎尔先生、女店员麦克拉肯小姐和速记员马斯特小姐告别之后，他就要回家去看那位叫卡洛琳的姑娘。他并不与卡洛琳共进晚餐，因为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假如卡洛琳真动了要在他书桌上用餐的念头的话，那他的衣领纽扣便会和白软干酪挨得过近；他的领带尖儿也会差一点掉进牛奶杯里去的……这些都太危险——故此，他从未邀她与自己一起用餐。饭都是他单独享用的。他去了趟第六大道的布拉多特熟食店，买上一盒饼干、一管鱼酱、几个橘子，或者一小罐香肠、一些土豆沙拉和一瓶软饮。带上装着这些食品的棕色袋子回到自己在西五十八大街上的五十几号门牌的房间，吃他的晚餐和看那位叫卡洛琳的姑娘。

卡洛琳很年轻，大概只有十九岁，年轻且快活，与一位年长的女士住在一起。她像个鬼魂，每到傍晚才会出现。六点来钟，她公寓房里的灯亮起来，这时候的她才会一下子活过来，最晚，到了午夜时分就会消失不见。她的公寓很不错，在中央公园南面对过的一栋大楼里，大楼正面由白色石头砌成。房间的背面正对着单身的格兰杰先生租住的一处孤屋的一扇独窗。

他之所以叫她卡洛琳，是因为她像姆恩莱特·奎尔书店里的一本书护封照片上的女人——她就叫这个名字。

此时的梅林·格兰杰是个细瘦的二十五岁年轻人，黑头发，没有小胡髭，也没有连鬓胡或者其他类似的须状物。卡洛琳呢，灵巧快活又光彩照人：一头亮晶晶的红褐色大波浪，会让人涌起亲吻冲动的五官——当然，在你心里，这样的五官只属于你的初恋，但当你偶然看到一张老照片时，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她通常穿粉色或蓝色的衣裳，可最近会时不常地披上件薄薄的黑色长裙。很显然，这是一件她引以为傲的长裙，因为不管什么时候穿上它，她都会站在房里，注视着墙上一个特定的地方，梅林猜那儿一定有面镜子。她常常坐在窗边的一把可折叠的椅子上，但有时也会宠幸灯下的躺椅，靠在那里抽着香烟，在梅林眼里，她胳膊和双手的姿态均优雅至极。

还有一次，她走到窗前，堂而皇之地站在那里向窗外打望。那天月亮似乎迷了路，最奇妙、最千变万化的月色光华洒进楼道的通道，将那里的垃圾桶和晾衣绳变成了一幅活灵活现的、印象派中银色的酒桶和巨大而轻薄的蛛网。当时梅林正坐在一眼就能看见她的地方，吃着涂有白糖和牛奶的白松奶酪。他飞快地伸手去拉窗帘绳，结果另一只手把奶酪碰翻到自己的膝盖上——牛奶很凉，白糖也把长裤弄得污渍斑斑，那次，他断定，她终归是看到了他。

有时候，会有访客来访—— 那是一些穿着晚礼服的男人，他们站在那里，鞠躬致意，手里捏着礼帽，手臂上挽着大衣，与卡洛琳谈话。然后，会再鞠上几个躬，然后便跟在她身后消失到视野之外了。显然，他们是去看一出戏或是赴一场舞会。有时候，也有其他一些年轻人来找她，他们坐着，抽烟，貌似努力在和卡洛琳讲着什么。而卡洛琳呢，要么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热切又专注地凝望着他们，要么就坐在灯下的躺椅里。她看上去那么可爱，不可思议地青春年少。

梅林爱看这些人的来访。他核准并认可了其中的几位男士，剩下的就只能算是勉强容忍，有一两个他特别厌恶的—— 尤其是来得最频繁的那位——黑头发、蓄着黑色山羊胡和有着漆黑灵魂的男人。梅林觉得他有些面熟，可怎么也认不出来。

此时，梅林的全部生活还并未被“自己构筑的浪漫所束缚”，也并非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未曾及时地将她从“魔爪攫噬”中拯救出来，也没娶她……可是，发生了一件比这更离奇的事，现在马上要讲的就是这件事。那是十月的一个午后，这事还得从她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进姆恩莱特·奎尔书店说起。

那是一个阴暗的下午，预示着大雨将至，或者世界末日。只有纽约的下午会沉溺在这样的晦暗中。街道上风声大作，满地飞舞着破烂的报纸和其他什么破烂玩意儿的碎片，所有窗户中都刺透出弱弱的灯光——街上荒芜凄绝，连摩天大楼的尖顶也消失在墨绿、灰暗的天空之中，让人悲伤。此时此刻，闹剧很快就要结束了，所有的高楼大厦顷刻间就会像纸牌屋一样轰然倒塌，成为一堆堆尘土飞扬的废墟，轻蔑地压在楼里成千上万匆匆来去的人的身上。

无论如何，那些是重重横陈于梅林·格兰杰灵魂中的冥想，那时，他正站在窗边，把杂乱的十来本书摆回了原位——这是一位围着雪貂皮的女士如飓风般地造访后留下的烂摊子。他望着窗外，心里塞满了极其沮丧的念头—— 他想到了H.G.威尔斯[1]的早期小说，想到了《创世记》，想到托马斯·爱迪生曾说过，再过三十年，这个岛上不会再有居所，只剩下一大片混乱嘈杂的集市。接着，他把最后一本书放好，转过身——这时，卡洛琳正淡定地走进书店来。

她穿着时髦但也算传统的徒步服装——这是他事后想起的。她的裙子是花格呢的，裙褶就像六角手风琴，上衣是既柔软且轻快的黄褐色，鞋和鞋罩均是棕褐色的，一顶漂亮的小帽子是其最终的点睛之笔，小巧整齐，活脱儿一个装满了糖果、又美丽又昂贵的糖果盒。

梅林惊讶得透不过气来，紧张不安地朝她走去。

“下午好……”他说过这一句后就卡住了——自己也不懂这是为什么，只知道在他生命中，一件怪事行将发生，无须赘述，只需缄默及适当的期待即可。在事情发生前的那一刻，他感到时间悬停在半空一秒，让人窒息：他透过玻璃隔断向小办公室看过去，看到他坏心肠的老板姆恩莱特·奎尔先生的脑袋尖，他正埋头读信；看到麦克拉肯小姐和马斯特小姐的两小块头发正埋首在文件堆上；他又看了看头顶上的猩红色吊灯，惬意地感受到它真的给书店平添了许多让人愉快的罗曼蒂克的调调儿。

接着，事情就发生了，或者说开始发生了。卡洛琳拿起躺在松垮垮的书堆上方的一册诗集，心不在焉地用她纤细洁白的手指捻着翻阅，可突然，她慵懒地把书朝天花板上一扔，书便消失在猩红吊灯上方并待在那儿了——从可透光的丝绸看过去，那只是凸出来的一块长方形黑块。这可让她开心了——她发出了年轻的、极富感染力的笑声。梅林发现自己也跟着笑起来了。

“书卡在上面下不来了！”她快活地大声说，“书卡在上面了，对不对？”对他们二人而言，这似乎是件了不起的绝顶荒唐事。他们的笑声混到一处，填满了书店。梅林欣喜地发现，她的声音相当圆润，魔力十足。

“再来一本，”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么建议着，“试试那本红色的。”

听到这话，她笑得更欢了，不得不用手支撑着书架才能保持住身体平衡。

“再……来……一本，”她好容易才在狂笑痉挛中找到个空当儿，“噢……天哪……再来一本！”

“再来两本。”

“好的，再来两本。噢……再笑下去……我就要窒息了。来了！”

说到做到，她拿起一本红封面的书向天花板上抛出一个轻柔的抛物线，书落到了灯顶第一本书旁边。有那么几分钟，两个人笑得前仰后合的。但过了一会儿，两人约好一起扔。梅林抄起一本巨大的绑着带子的法国经典，往上一扔，并为自己扔得如此精准而欢呼雀跃，然后又一手拿起一本畅销书，另一手拿起一本滞销书，屏住呼吸等着她扔。接下来，两人加快了这项业务的速度，并且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有时候轮流交替着扔，要么他就看着她扔——他觉得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的轻柔；有时候一个人一本接一本地扔，随手抓起最近的一本书，扔出去，只有瞄上一眼的工夫就又得赶紧伸手去够下一本。不到三分钟，他们就在桌子上清出了一小块地方，而那带着猩红绸缎灯罩的吊灯上已经堆满了书，快撑不住了。

“愚蠢的运动，打篮球，”她在一本书脱手后轻蔑地喊道，“只有中学女生才会穿着丑翻了天的灯笼裤玩这个。”

“愚蠢极了！”他表示赞同。

她突然收住了手，把书放回它桌上原先的位置。

“我想，我们现在有地方坐了。”她一本正经地说道。

他们是有地方坐了。他们已经在桌子上腾出了可以坐两个人的地方。梅林微微紧张地看了一眼玻璃隔断那边的姆恩莱特·奎尔先生，但那三个脑袋仍然认真地埋头于他们的工作中，很明显地，他们都没注意到这边店里发生了什么。所以在卡洛琳双手撑起坐到桌子上后，梅林也波澜不惊地有样学样。他们挨着并排坐在桌子上，非常诚恳而热切地看着对方。

“我得来见你。”她先说道，棕色的眼眸中带着种感伤的神色。

“我知道。”

“就是上一次……”她继续说道，虽然她竭力想要保持语调平稳，可声音还是带着些许颤抖，“我给吓坏了。我不喜欢你在书桌上吃饭，我特别害怕你会……你会吞下一颗领扣。”

“有一次是吃了一颗……差点儿，”他不情愿地坦白，“但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知道……我是说，人能很轻易地吞下纽扣平平的那部分，或者别的部分……也就是说，要分开吞……但要吞下整颗衣领纽扣，那得有一副特制的喉咙。”他被自己如此适当的应答惊到了，这还是他平生第一次说话说得这么流畅，各个单词都在大呼小叫地聚集在一起，精心地组好团、结好队，然后由负责每个段落的副官将它们送到嘴边，呈现出来。

“就是这个让我害怕，”她说，“我知道你得有一副特制喉咙……而且我也知道，至少是我感觉吧……你没有这样的喉咙。”

他坦诚地点点头。

“我没有。有那样的喉咙得花钱……可惜，我没那么多钱。”

说这话他不感到羞愧，坦承这一点，反而还让他挺高兴的。他知道他说的每句话或做的每件事，她都能理解，她知道的最清楚的就是他的贫困，以及几乎永远无法摆脱这一处境的可能性。

卡洛琳低头看了眼手表，低呼了一声，从桌上滑了下来。

“都五点多了，”她叫道，“一点儿也没注意到。我五点半必须得到丽兹。咱们赶紧把这些忙活完吧，我打了赌的。”

他们同心协力又大干了起来。卡洛琳先抓起一本关于昆虫学的书“嗖”的一声扔了出去，结果却撞碎了姆恩莱特·奎尔先生的玻璃隔断。姆恩莱特·奎尔先生胡乱抬头一看，把落在桌上的几块玻璃碎片扫了扫，继续看他的信。麦克拉肯小姐似乎也没听到什么动静——只有马斯特小姐惊了一下并轻轻地叫了一声，但复又埋首工作了。

可这些，对梅林和卡洛琳来说都不是问题。他们忘我地、全情投入地扔着书，一本接一本，有时候三四本书一起上了天，重重砸在书架上，击碎了墙上的画框玻璃，然后遍体鳞伤地摔下来，堆在地板上。碰巧此时没有别的客人进店——要是看见这番景象，他们恐怕永远也不会再来光顾了。各种巨大的噪音：撞击声、折断声、撕扯声，打碎玻璃的声音，两个扔书的人急促的喘气声，外加时不时爆发出的大笑声混在一起了。

五点半，卡洛琳朝大灯掷出了最后一本书，满负荷的吊灯受到了最后一击，本已脆弱不堪的绸缎灯罩一下子裂开，荷重全都掉了下来，白色的、彩色的书页哗啦啦全落到本就狼藉的地板上，汇成巨大的一摊。这时她宽慰地轻叹了一声，朝梅林转过身，伸出了手。

“再见。”她只有这么一句。

“你要走了？”他知道她要走，这么问无非是想拖延一会儿，想多留她一会儿，想再享受片刻因她的存在而出现的那令人炫目的光芒，想继续看她的样子，想继续那巨大的满足感——她那让人欲吻的容貌啊，还有，在他看来，她就像他一九一〇年时认识的一位姑娘。他紧紧握着她柔软的小手——有一分钟那么长，接着，她莞尔一笑，把手收了回去。没等他跳起来为她开门，她就已经自行打开店门，走进被混沌不祥的暮色所笼罩的、狭窄的四十七街上了。

我很想告诉你梅林后来的故事，在目睹了“美丽”如何看待经年累积的“智慧”后，他是怎么走进玻璃隔断里的姆恩莱特·奎尔先生办公室，并如何当场提出了辞职的，然后走到大街上，成为一个日益愤世嫉俗、更精致、更高尚的男人……但事实却要平庸得多。梅林·格兰杰站起来，看了看眼前一片狼藉的书店、破烂的书籍、曾经美丽的猩红吊灯的残片、溅得店里满地都是的玻璃碎片映射出的水晶般的光彩。接着，他走到屋内放扫帚的角落，开始清扫和重新整理归位，竭尽所能将书店恢复原状。他发现，尽管有少数几本书未被殃及，但大多数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书封底掉了，有些书的内页被扯下来了，还有其他一些尽管只是封面轻微开裂，但就连最粗心的购书者都知道，这样的图书已经没法再卖了，只能沦为二手货。

尽管这样，在六点以前，他还是完成了大量的修复工作。他把书都放回了原处，扫了地，又给头顶上的灯座安上新灯泡。猩红色灯罩本身已损毁到无法修复，梅林有些惶恐，更换灯罩的钱恐怕是要从自己的薪水里扣除吧。他竭尽所能，到了六点，把事情都办妥了，他爬上展示橱窗，拉下百叶窗。就在他小心翼翼地退回来时，他看到姆恩莱特·奎尔先生从桌边站起身，穿上大衣，戴好帽子，然后走到店堂中央。他朝梅林诡秘地点了点头，向门口走去。他将手放在门把上，顿了一下，回过头来，用一种恶狠狠却又迟疑不决的古怪口气说道：

“如果那个女孩再到这儿来，你告诉她要守规矩。”

说完他打开门，走了出去，梅林那句怯生生的“是，先生”也淹没在大门的吱嘎声里。

梅林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明智地决定现在不用为将来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担忧。然后他进到书店后面，邀请马斯特小姐到帕尔帕特法国餐馆与他共进晚餐——尽管政府有禁酒令，但在那里吃晚餐还是能够喝到红葡萄酒的。马斯特小姐接受了他的邀请。

“葡萄酒让我全身激动！”她说。

梅林拿她与卡洛琳作了一个比较，心里偷偷地笑了，还不如不比呢。没法比。

[1]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通称H.G.威尔斯（H. G. Wells），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2

尽管姆恩莱特·奎尔先生神秘莫测、异于常人、极具东方气质，但他仍是一位果决之士。他果断地解决了他书店被砸烂的问题。除非他能够开销出其所有藏书成本的费用—— 出于某些私人原因，他不愿意走到这一步—— 对他来说，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地经营他的姆恩莱特·奎尔书店了。他唯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立刻将他的新书书店改弦更张成二手旧书铺子。那些损坏的书籍降价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出售。大门上方原来光可鉴人、睥睨一切的蛇纹绣花字体也给刷成渐变模糊、暗淡无光的老漆。源于对礼仪的钟爱，这位业主甚至更进一步，买来了两顶劣质的红毡帽，一顶自己戴，一顶给他的店员梅林·格兰杰戴。此外，他还把自己的山羊胡子蓄得很长，弄得像只老麻雀的尾羽，还把原来一身整洁的公务西装换成了让人见之肃然起敬的闪亮的羊驼服装。

实际上，在卡洛琳对此书店进行毁灭性拜访之后的一年里，店内唯一硕果仅存的还能跟得上时代的就只剩下马斯特小姐了。麦克拉肯小姐紧随姆恩莱特·奎尔先生的脚步，变成了一个叫人无法忍受的邋遢女。

梅林也是。在忠诚和萎靡不振这两种感觉交织之下，梅林也放任自己的外表变成了一个荒芜废弃的花园。他接受了红毡子骷髅帽，以之为自己堕落的象征符号。从纽约一所高中的手工培训部毕业的那天起，他一直是众人眼里的“推动者”，他养成了一个根深蒂固刷东西的习惯：刷衣服、头发、牙，甚至眉毛。他知道把所有的干净袜子脚趾头对着脚趾头，脚后跟贴着脚后跟那样归置叠放进他橱柜的抽屉里，那个“袜子专屉”。

他觉得就是这些小事让他在姆恩莱特·奎尔书店最辉煌的时候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就是因为这些，他不受限于“箱子的用处是装东西”—— 这是他在中学里学到的一个让人气绝的本事—— 从而再把这些箱子卖给认为它们有用的任何人—— 很可能是殡葬人员。不管怎么说吧，在蒸蒸日上的姆恩莱特·奎尔书店变成了衰败的姆恩莱特·奎尔书店以后，他更愿意选择跟着它一起沉沦。因此他便任由他的西装积上灰，袜子也被任意地丢进衬衣抽屉、内衣抽屉，甚至根本就不丢进抽屉。他养成了粗心大意的新习惯，常常把没穿过的干净衣服又直接送回洗衣店去，这是穷困潦倒的单身汉的通病—— 即使这个习惯在他喜欢的登载着成功人士文章的那些杂志里被唾弃。杂志文章反对该死的穷人们厚颜无耻的粗鲁、无礼，诸如购买耐磨损的衬衫和切下的大块好肉等等，可事实上穷人们还是宁愿把钱花在购买个人珠宝首饰上，而不是让人尊敬地把钱存在利息四厘的储蓄银行里。

对许多可敬而虔诚的男士来说，这的的确确是个相当奇怪的事情，也让人遗憾。在合众国的历史上，在佐治亚以北的任何一名黑人第一次能将一美元的纸币换成钢镚。可在那个年代，一分钱几乎要相当于中国一分钱的购买力了；也只有在买软饮时才能偶尔找回来，或唯有在称体重时才能派得上用场。所以和最初乍一见到的情况相比，这也许还不能算是多么奇怪。但梅林·格兰杰所做的一件事倒是相当稀奇，他居然下意识地向马斯特小姐求婚了，而比这更加稀奇的是，她居然答应了。

星期六晚上，在帕尔帕特餐馆。喝了一瓶1.75美元的普通葡萄酒以后，求婚的一幕发生了。

“喝葡萄酒让我很激动，你呢？”马斯特小姐乐滋滋地闲聊着。

“是的吧。”梅林心不在焉地回答，然后，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停顿，情绪酝酿良久之后，他说，“马斯特……奥利弗小姐，如果你肯听，我有一些话要对你说。”

马斯特小姐越来越激动（她知道要发生什么），这种兴奋的感觉已经过了头，似乎马上就会触电身亡。但在她说“好的，梅林”时，却是不动声色的，一点儿也没有流露出内心的骚动。梅林咽下他嘴里残存的最后一丝空气。

“我没有什么财产，”他用正式宣告的态度说，“我一点儿财产也没有。”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胶着了，变得渴望、梦幻、美丽了。

“奥利弗，”他对她说，“我爱你。”

“我也爱你，梅林。”她简短地应和，“咱们再来一瓶怎么样？”

“好的。”他大声说，说这话时他的心脏跳得极快，“你的意思是……”

“为我们的订婚干杯！”她勇敢地打断他，“祝它只是稍纵的瞬间。”

“不！”他猛地朝桌上砸了一拳，几乎喊叫起来，“祝它到永远！”

“什么？”

“我是说……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说的对，但愿这是短暂的。”他笑着加上一句，“我错了。”

酒来了以后，他们好好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我们得先租一套小公寓，”他说，“我想，对，老天，我住的那幢楼里就有一套小的啊——它里面有一个大房间、一个又像化妆间又像厨房的地方，同楼层还有个共用的浴室。”

她高兴地拍手。梅林觉得她其实很漂亮，确切地说，是她脸的上半部分很漂亮，鼻梁以下就有点不对劲了。她热烈地接过刚才的话头：

“等我们有钱了，就租一套真真正正非常棒的大公寓，带电梯和电话接线员的。”

“以后再在乡下买块地方……还要有一辆汽车。”

“我想象不出比这更有趣的了，你呢？”

梅林一时陷入了沉默，他想着他得退掉现在住的四楼里面的那个房间。不过现在这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过去的一年半以来，实际上就是从卡洛琳到姆恩莱特·奎尔书店的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那天之后的一个星期内，她房间的灯就没亮过。黑暗一直蔓延到通道，似乎还盲目地爬上了他期待着的，没拉上窗帘的窗子。后来，灯终于亮了，但里面的人不再是卡洛琳和她的访客们了，而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一个蓄着小胡子的小个子男人和一个胸脯丰满的女人。每天晚上她不是拍她的屁股，就是摆弄屋里的小古玩。看了他们两天之后，梅林就索然无味地拉下了窗帘。

是的，梅林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和奥利弗在这个世界上一起奋斗更有趣的事了。要在郊区有个小屋，一个漆成蓝色的小屋，只比那些白围墙绿屋顶的房子低一个档次。小屋周围的草地里躺着生了锈的小铁铲和绿色的破长凳，还有一辆歪向左边的柳条编织的婴儿车。而在这草地、婴儿车、小屋以及他整个世界的周围全是奥利弗的手臂——那手臂要比现在的更强壮一些，是属于奥利弗新时代的手臂。她走路时，脸颊会由于按摩过度而轻轻地上下颤动。现在他能听到她的声音了，这声音离他只两把调羹之遥。

“我就知道你今天晚上要说这件事，梅林，我能看得出来……”

她能看得出来！啊，突然之间，他想弄清楚她到底能看出来多少。她能看到跟三个男人一起进来，并坐在邻桌的女孩是卡洛琳吗？啊，她能看出那个吗？她能看到那些男人带来的烈酒要比帕尔帕特餐馆的红葡萄酒浓烈三倍吗？

梅林屏息注视着，在餐厅这般的气氛中他依稀听到奥利弗低声、温柔的独白，她一直呢喃个不停，宛如一只永不停歇的小蜜蜂在吸吮难忘美妙时光的甜蜜。梅林听着从邻桌传来的冰块撞击杯子的叮当声，和那四人听到什么玩笑话后发出的朗朗笑声。他这般熟悉的卡洛琳的笑声刺激到他了，点燃了他，不由分说地把他的心拽到邻桌去了——其实无论到哪里，那颗心都会驯服地跟从。他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卡洛琳。他觉得在过去一年半中，她变了，哪怕只是一点点。是光线的缘故，还是她的脸颊更瘦了些呢？她的目光不如从前那么清澈，但更明亮。她那红褐色的头发里仍然有紫色的影子，她的嘴唇仍然让人想要一亲芳泽。她的模样，与那天书店的猩红色灯光熄灭以后，与黄昏暮色中，与他的眼睛有时从一排图书后看到的她，一样。

她一直在喝酒。脸上洋溢着青春、葡萄酒和上等化妆品混就的阵阵红晕—— 这一点他是看得出来的。她将坐在她左边的年轻人和右边的胖子，乃至对面的老男人都逗得乐不可支。那位老者不时发出属于老一辈人的感叹和委婉责备的咯咯笑声。梅林时断时续地听到她唱的一首歌的几句歌词——

小心啃你的手指头，

船到桥头自然直……

胖子往她的杯子里注入冰过的啤酒。一名侍者来到他们的桌边好几趟，但每次都只是无可奈何地看看卡洛琳。她一直保持着高昂而欢快的兴致，只是问些这菜式那菜式是否鲜美多汁之类的琐碎问题，侍者只好装作有别人要点菜，匆匆地走开了。

奥利弗在和梅林说话：

“那么，什么时候？”她问，声音中透出一丝丝失望。他注意到自己已经否定了她的好几个问题。

“噢，以后吧。”

“你……不在乎？”

她的问话，有些微微的辛酸，这让梅林的目光转回到她身上。

“尽可能快，亲爱的。”他出人意料地温柔作答，“不出两个月吧，在六月里。”

“这么快？”她兴奋、激动得透不过气来。

“噢，是的。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定在六月，再等下去也没意思。”

奥利弗开始假装扭捏着说两个月的时间太短太短了，她根本来不及作准备。他是个坏蛋！难道就这么迫不及待吗！好吧，她要让他看到不能对她如此操之过急。事实上他的求婚太过突然，她还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嫁给他。

“六月。”他斩钉截铁地重复道。

奥利弗叹了口气，微微一笑，喝了口咖啡。她的小手指优雅时尚地翘得比其他手指高一些，梅林突发奇想着要买五枚戒指，朝它扔过去。

“天哪！”他叫出声来。很快他就要在她的一根手指上套上戒指了。

他飞快地把目光转向右边。那四人已经喧闹不堪，连领班都来到近前提醒他们要注意了。卡洛琳亮着嗓子跟他理论着。声音是如此的年轻，如此的清脆，似乎全餐馆的人都乐意倾听——全餐馆的人都乐意，只有奥利弗·马斯特小姐是个例外，她全副身心都沉浸在自己的全新秘密之中。

“你好！”卡洛琳说，“也许你是被我俘获的最英俊的领班。太吵了？太不应该了，是得控制一下。杰拉德……”她对右边的那个男人说道，“领班说声音太吵了，要我们停下来，我该说什么？”

“嘘！”杰拉德笑着埋怨，“嘘！”梅林听到他又压低嗓音说道，“会犯所有资产阶级的众怒的。这里是巡视督导学法语的地方。”

卡洛琳闻言警觉地坐直了身子。

“巡视督导在哪里？”她叫道，“让我见见巡视督导。”这话似乎让他们个个觉得逗趣，包括卡洛琳自己，这四个人又迸出新一轮的大笑来。领班眼见最后这次认真的规劝无效之后，只好绝望地耸耸肩，退到后面去了。

众所周知的，帕尔帕特餐馆的就餐环境有着恒久不变的好口碑。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寻欢作乐的去处。人们过来这里，喝杯红葡萄酒。一坐在那低矮、烟雾缭绕的天花板底下，可能是要比平常话多一点，嗓门也大一点，但过后会照常回家。餐馆九点半打烊，很准时。警察拿了钱，还得到了额外送给他太太的一瓶葡萄酒，衣帽间姑娘将小费上交给收款员之后，黑暗便将那些小圆餐桌挤到你的视线和生活之外。但是，今晚帕尔帕特餐馆准备好了要热闹热闹——还不是一般的热闹：一个长着一头泛紫色红发的年轻姑娘，站到桌面上，跳开了舞。

“活见鬼了！[1]从那儿下来！”领班叫道，“把音乐停了！”

但是乐师还是奏得很响，大到他们完全可以假装听不到他的命令。人人都年轻过，今天他们把曲子奏得比以往更响也更欢快。卡洛琳美妙、活泼地舞着，薄如蝉翼的粉裙子裹着她旋转着，她灵动的双臂在烟雾缭绕的空中柔软纤细，那么动人。

坐在邻近桌子的一群法国人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声，其他客人也加入进来，一时间整个餐馆里全是拍巴掌声和欢呼叫喊。一半食客都站起来了，挤作一团。有人急忙把老板叫来，他站在外围，含混不清地表达着他希望这个事儿赶快停止。

“……梅林！”奥利弗喊着，她醒过来，终归是爆发了，“这个女孩子太坏了！咱们走吧……就现在！”

看得入了迷的梅林低声表示反对，说还没结账呢。

“没关系的，放五美元在桌上。我讨厌那女孩，看着她我都受不了了！”说话间她站起身来，去拉梅林的手臂。

梅林无可奈何、无精打采、不情不愿地站起身来，默默地跟在奥利弗身后，挤过疯狂喧嚣的人群。此时餐馆里的混乱已经接近高潮，马上就要演变成一场疯狂又让人难以忘却的骚乱了。他顺从地拿着大衣，撞撞跌跌地走了六七步台阶，来到室外四月湿润的空气里。耳畔还回响着桌上轻快的舞步，和遍及这个小小咖啡馆的笑声。两人默默地沿着第五大道朝公共汽车站方向走去。

直到第二天，她才跟他谈了婚礼的事——她已经把婚期提前了：最好在五月一日结婚。

[1]原文为法语，见鬼，岂有此理之意。

3

他们结婚了，婚礼乏善可陈，是在奥利弗和她母亲住的公寓的枝形吊灯下举行的。新婚还是蛮欢欣鼓舞的，可随后便是日益深重的倦怠。责任的担子落到了梅林肩上——他要设法用他每周的三十美元再加上她那二十美元来维持他们合适的体重，并且还得用些体面的服装去掩饰生活窘迫的真相。

在经过几个星期灾难一般，且足以称得上羞辱的餐馆就餐之后，他们决定加入到吃熟食铺子的大军之中，所以他又重蹈了他以前生活的覆辙。每天晚上他都在布拉多特熟食店停一下，买土豆沙拉和切片火腿，有时候也突然放纵地奢侈一把，加上些塞满馅料的西红柿。

然后他再拖着疲累的步子走回家，先进入黑暗的门廊，再爬三段铺着快磨秃了的旧地毯的、行将散架的楼梯。门厅里有一种腐朽的气味——一八八〇年的蔬菜味，布莱恩撞上了威廉·麦金利[1]那个年头流行的家具上光剂的味道，积了一盎司灰的门帘味，破鞋子以及绒布衣服变成的补丁撂补丁的被子味。这气味如影随形地追着他上楼，在每段楼梯拐角再罩上当代烹饪术的光环，那就更加鲜活刺鼻了，直到要开始下一段楼梯时才逐渐减弱为几代人早就习以为常的气味。

终于到了自家门口，门以一种粗暴的方式滑开，他刚说了句“喂，亲爱的！今晚让你吃一顿……”话未说完，门就马上又阖上了。

奥利弗一直坐公共汽车回家，以便“透口气儿”，这时她正在铺床或是挂东西。听到他回来了，她就会走过去，睁大着眼睛，飞快地亲他一下，他便像抱着把梯子一样直直地抱起她，两手箍着她的两条胳膊，好像她是个没有平衡的什么物件，只要他一松手就会直挺挺地向后厥倒在地。这是他们婚后第二年开始的亲吻方式，替代了新郎新娘之吻（深谙此道的人说，这种吻装腔作势，非常容易从激情电影里照搬过来）。

之后就是吃晚饭，再之后他们会出去散散步，走两个街区，穿过中央公园。有时候也去看场电影——影片会耐心地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也是命运注定的普罗大众之一，如果他们对公正的上苍温驯顺从，远离享乐，那么很快便会有了不得的、华丽的、美好的大事件发生。

如此这般地过了三年。其后，他们的生活有了变化：奥利弗怀孕了，其结果就是梅林要为多添的这一口购置更多生活用品。奥利弗分娩后的第三个礼拜，梅林在忐忑紧张地排练、预演了一个钟头后走进姆恩莱特·奎尔先生的办公室，要求一个大幅度的加薪。

“我在这儿十年了，”他说，“从十九岁起。我一直在为了书店的利益努力工作。”

姆恩莱特·奎尔先生说他要考虑考虑。第二天，他宣布了自己已经酝酿了许久的计划——他打算从书店工作的第一线上退下来，往后只是时不常过来视察一下。让梅林当经理，周薪五十美元，外加百分之十的红利，这简直让梅林喜出望外了。老头讲完以后，梅林双颊发着烧，眼里噙满了泪水。他抓住他老板的手使劲摇，一遍又一遍不住口地说：

“您太好了，先生，您太正直无私了，您真是……太好太好了！”

这么着，在书店忠诚工作十年之后，他终于胜利地熬出头了。回首来时路，看到自己朝着这座欢欣的小山头一路走来的十年，不再是有时污秽却一如既往晦暗的十年，不再是忧虑、激情退却、梦想破灭的十年，不再是连洒进门道里的月光都黯淡无光的十年，不再是奥利弗脸上岁月消逝、青春不再的十年……而是他光荣又成功地用无敌的意志和决心，跨越了各种障碍最终凯旋登顶的十年。过去那让他远离苦楚、自欺欺人的乐观主义现在披上了坚定、果决的金色战袍。他有过六七次想要离开姆恩莱特·奎尔书店上别处飞黄腾达的想法，但每次都由于纯粹的懦弱而留了下来。尤为奇怪的是，现在他认为那些都是他坚持不懈的持之以恒，以及“决心”战斗的壮举了。

无论如何，我们在当前这个时刻还是不要抱怨梅林对自己辉煌的新看法，去扫了他的兴。他达到目的了。他在三十岁时得到了一个重要职位。那天晚上他容光焕发地离开书店，把兜里每一分钱都消费在了布拉多特熟食店，用整个熟食铺子所能提供的食品，置办了一份大得吓人的饕餮大餐，然后带着这个好消息和四大袋子吃的跌跌撞撞地回了家。由于奥利弗身体不适吃不下东西，所以梅林便吃了四个填馅儿西红柿，把自己成功地撑得也有些不适了。第二天，放在没有冰的冰盒里的大部分食物迅速地变了质，可这一切没有毁了他的兴头。自打梅林·格兰杰新婚一周之后，这还是他头一次生活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之下。

给儿子取名叫亚瑟，生活变得有尊严、有意义，并且终于也有了核心。梅林和奥利弗都退到了他们自身宇宙中的某个次要位置，但他们个性的失落在某种原始的自豪中得到了补偿。乡村别墅没出现，可他们每个夏天到阿斯伯里公园的寄宿公寓住上一个月便填补了这一缺憾。并且在梅林的两周休假里，这种短途旅行还真心呈现出了乐游气氛——特别当小宝宝在面朝大海的宽敞房间里熟睡，梅林拿着雪茄，吐着烟圈，与奥利弗在拥挤的木板路上漫步，尽力端起好像年薪有两万美元的架子的时候，尤甚。

作为日子过得越来越慢，而岁月又消逝得越来越快的警示，梅林三十一岁了，三十二岁了。然后几乎一下子就跑到那么个岁数，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只能抓住一小点宝贵的青春尾巴的岁数。他三十五了。一天，梅林在第五大道看到了卡洛琳。

那是一个星期天，是阳光灿烂、繁花似锦的复活节上午。满大街都是百合花，晨礼服和轻快的春天色彩的女士帽子。十二点一到，人们从各大教堂里出来——圣西蒙大教堂、圣希尔达大教堂、使徒书大教堂都张着大嘴似的敞开了大门，往外奔涌的人们必是快乐地说笑着，和他们在偶遇、散步，或者向等候的司机们挥舞手中的白色花束时一样。

在使徒书大教堂前站着十二位教区执事，他们正在进行历史悠久的传统习俗——将扑满香粉的复活节彩蛋派送给那些来上教堂的，今年刚要踏入社交界的少女们。两千多个打扮得出奇整洁的巨富之家的孩子围着他们跳舞。这些孩子头发鬈鬈的，着实聪明可爱，光彩夺目得就像他们母亲手指上闪闪发光的小饰物一样。有多愁善感者要为穷人家的孩子讲话吗？哦，但只有富人家的孩子才穿着烫洗过的衣服，香喷喷的，有着在乡下晒过的肤色，尤其是说话时是有教养的轻柔嗓音。

小亚瑟五岁，是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毫无特色，没人注意得到，鼻子生得算是永久玷污了希腊人民对于应该拥有的五官的希冀。他紧紧地抓着妈妈温暖的黏乎乎的手，梅林走在他的另一侧，跟着回家的人群朝前挪。五十三街上有两座教堂，因此这里是人最多、最拥堵的地界。他们只好随着人群慢慢挪，步幅小得连小亚瑟都能毫不吃力地跟上。就在这时候，梅林看到一辆带着漂亮的镀镍装饰的猩红色敞篷跑车，滑到路边慢慢停下了。车里坐着卡洛琳。

她穿着件黑色的紧身长袍，腰间装饰着紫色兰花。梅林惊跳不已，又惊又惧地盯着她看。这是他结婚八年来第一次与这个女孩狭路相逢。但是此女人业已不再是彼女孩了。她的身材还是一如继往地苗条，或许也不全是这样，因为最初的那种具有男子气概的狂妄自大、某种青春期的傲睨一世，变成了初绽芳华的美丽双颊。但她还是很美，并且美得极具尊严，连二十九岁的面孔上偶然出现的小线条都是那么迷人。她沉静得体地坐在车里。梅林大气不出、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她突然笑了，这笑还是以前的笑，如同复活节和复活节的鲜花一样明媚，成熟盖过往日，但也不知怎么地，不太像九年前她到书店来时的笑容那般灿烂和给人无限期许了。这笑是冷硬的，带着幻想破灭和失意悲伤。

但这温柔的动容一笑还是足以让两位穿着圆下摆大礼服的年轻人急忙赶到她车边，将他们的高帽子从汗湿的头上脱下，激动不已地围在她敞篷车边上向她鞠躬致礼，她只是用她淡紫色手套在他们的灰手套上轻轻碰了碰。立刻又有一个人加入了，然后又有两个，敞篷车边飞快地围起了一大群人。梅林听见他身边的一个年轻人对某个或许是他心仪的同伴说：

“失陪一会儿，我一定要去跟一个人打声招呼。你先往前边走，我会赶上来的。”

不出三分钟，敞篷车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每一寸地方都站着一个男人——个个想组织好一句聪明绝顶的话，从闹哄哄的人流中直接钻进卡洛琳的耳朵里去。对梅林来说幸运的是，小亚瑟的衣服恰逢其时地逮着这个机会要破了，所以奥利弗急急忙忙地把他带到一幢楼里去临时缝补一下，因此梅林得以毫无干扰地看着这场街头沙龙招待会。

人越聚越多。第一圈外面又挤了一圈，这后面又挤了两圈。在人群中心，卡洛琳端坐在车中，车已经淹没在人群里，就像是一枝兰花在黑色的花束中亭亭玉立。她点着头，向人们大声招呼致意，很是真诚、快乐地微笑着。不期然地，又有新一拨儿的绅士撇下他们的妻子和同伴，大步向她走去。

此时，已经极为密集的人群方阵，由于开始有仅仅出于好奇要看热闹的人们的加入而更加壮大。各种年龄段的、很可能根本就不认识卡洛琳的男人们也挤了过去，消融在这个半径不断增长的圈子里。那位穿着紫色花朵衣装的女士被簇拥着成为一个巨大的即兴礼堂的中心。

她身边四处都是人脸：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留着连鬓胡子的，上了岁数的，乳臭未干的，还有看不出年龄的，不时还能看到一张女人的脸。人们还在迅速向街对面蔓延。当位于街角的圣安东尼大教堂里的信众们出来时，人潮已经漫到人行道上了，已经挤到了街对面某个百万富翁家的铁栅栏前。沿途疾驶的汽车被迫停了下来，瞬间挨着人群边上就堵起了三层、五层、六层的汽车。头重脚轻的公共汽车也陷在那一大团乱麻里了，车上的乘客们都超级兴奋地挤到顶层扶手边上看着人潮中心——挤在外围的人们现在已经快看不到了。

挤挤攘攘的巨大人群变得吓人了，即使是耶鲁对普林斯顿的橄榄球赛场上时髦的观众、世界职业棒球联赛上汗津津的观众也没法与这全套礼服的盛装人群相比。人们对着那个穿着黑衣紫花袍的女人谈论着，凝视着，笑着，连汽车也在按着喇叭。场面太惊人也太吓人了。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的街区，一个已经半疯的警察在请求辖区增援；同一街角有一位惊吓过度的公民敲碎了火灾报警器的玻璃，向全市的消防车疯狂拉响了警笛；邻近一幢高楼的公寓房里，一个发了癔病歇斯底里的老女佣正轮番给强制禁酒机构、布尔什维克政策思想特别代表处，以及贝尔维医院的产科病房打着电话。

喧闹声越来越大。第一辆消防车赶到了，它往复活节的空气里吐着浓烟，救火车上的黄铜金属片叮铃咣啷地响着，高墙也应和着传出回声。两名受了大刺激的教堂执事本着这个城市有大灾大难要大办的态度，下令立即开始举行特别礼拜，并且鸣响了圣西尔达大教堂、圣安东尼大教堂的大钟，然后嫉妒已极的圣西蒙大教堂和使徒书大教堂自是不甘落后，也敲响了自家的大钟。一片混乱之声甚至连哈德孙河和东河都能听得见，河上的摆渡轮、拖船、远洋轮船都用沉郁的调子拉响了警报和汽笛。一时间，各式各样此起彼伏的汽笛声，从河畔大道按对角线方向传递至整个下东区。

穿着黑色紫花紧身长袍的女士坐在敞篷车内，愉快地与第一批次中为数不多的、有幸抢到可讲话的有利地形的圆角礼服中的一位聊两句，然后再与另一位聊两句。过了一会儿，她向自己四周和两边扫了一眼，现出恼羞成怒的神情。

她打了个哈欠，问离她最近的那个男的可不可以上哪儿去给她弄杯水喝，那人有些尴尬地向她道歉。他的手脚根本没法动弹，甚至连挠一下自己的耳朵都不可能。

在河上的第一声汽笛响彻云霄时，奥利弗补上了小亚瑟连裤童装上的最后一块补丁，抬起头来。梅林看到她吃了一惊，身体慢慢地变得僵硬，就像慢慢凝结的水泥那样，然后惊讶又不满地发出一声轻呼。

“是那个女人，”她突然叫出声来，“噢！”

她向梅林投来夹杂着责备和痛苦的一瞥，然后再没说一个字，一只手抱起小亚瑟，另一只手抓着她丈夫，让人惊奇地左冲右突，一路小跑着穿出了人群。不知何故，人们都给她让开了路；不知何故，她硬是抱着儿子拽着丈夫跑出两个街区，披头散发地跑到一块开阔地，接着又一点儿没有放缓步子地迎头冲进一条小巷。直到那喧嚣声变得越来越遥远，变得仅仅是隐约可闻的嗡嗡声了，她才放慢了脚步，放下了小亚瑟。

“星期天也是这样子！是嫌她自己的脸还没丢尽吗？”她仅仅评论了这么一句，还是对着小亚瑟说的。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她好像都是在对着亚瑟说话。由于某种奇妙、难以言传的原因，在那整个撤退过程中，她一眼都没有看过她丈夫。

[1]1896年的大选，威廉·麦金利对决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威廉·麦金利当选，成为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后遇刺。

4

消极地来看，三十五岁到六十五岁之间的年头就像坐着旋转木马一样莫名其妙就过去了。没错，但那是个步履蹒跚并且患了气喘病的病恹恹的木马，起初漆的还是彩色，随即变成暗灰和棕色。但是让人费解和昏头涨脑得无法忍受的事情在于，它再也不是童年、青少年时代的旋转木马了，它再也不是年轻、富有活力、带着既定方向的青年时代的原子滑车。对大多数男人和女人来说，这三十年是逐渐退离生活的年代。首先是从有许多掩体、有无数娱乐和好奇想法的青年时代的前沿阵地撤退，退到掩体少一些，众多理想和抱负只剩下一个，许多娱乐消遣只剩下一个，由许多朋友变成没几个朋友的地方——我们对这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也是麻木不仁的。最后落脚在一个孤独、凄清的据点——这个据点也不牢靠，现在这里也有可恶的炮弹呼啸而过，我们现在只听到一半还听不太清，于是只得一会儿恐惧，一会儿厌倦地坐在那里等死。

梅林四十岁时和三十五岁没有多大差别。肚子更大了一些，两鬓开始见霜，迈的步子肯定不再生龙活虎了；他四十五岁时和四十岁要说也没有多大差别，除了有人提到说他左耳有点儿耳背；但一到五十五，这个过程就显著、快速地起了化学变化。对他的家人来说，他一年比一年“老”了，对他妻子来说，他几乎已经是个老头子了。这时候书店已经完全归他所有。神秘的姆恩莱特·奎尔先生死了差不多有五年了，他老婆也并不活得比他更久。库存和书店都已立契转给了梅林。梅林仍然在书店度日，他已经熟知店里按书名索引的人类上下三千年有记载的几乎全部书目，是个活目录，是书籍设计、装帧、对开本、首印本等版本方面的权威专家。店里确实存有一千位作家的图书，但他向来读不懂。他根本就没读过。

一到六十五岁，他明显衰老了，还有了些让人郁闷的老人习惯，就像标准的维多利亚时代喜剧里描绘最多的老人二号角色那样。他会花上大把时间去找他总是记不得放在哪里的眼镜。他碎嘴唠叨地挑剔他妻子，然后再被他妻子碎嘴唠叨地挑剔回来。他在家人聚餐时会把同样的笑话在一年中讲上三四回，还给儿子一些古里古怪、摸不着头脑的生活处世良方。他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与二十五岁时的梅林·格兰杰完全判若两人，甚至连叫同一个名字都显得相当不适宜了。

他仍然在书店里工作，不过有一名年轻的助手，当然了，他认为这个年轻人很懒——也确实是懒。还有一位新来的年轻女士，嘉芙妮小姐。麦克拉肯小姐跟他一样老朽了，仍然还在记账。年轻的亚瑟已经跑到华尔街卖债券去了，因为那时所有的年轻人似乎都在干这个，当然，事情本就应该这样。就让梅林老头尽情在书里找他的乐子好了—— 年轻的“亚瑟王”的位置是在会计室里。

某一天的下午四点，梅林穿着双软底拖鞋无声无息地走进书店前部的店面，要去刺探那个年轻职员有没有在认真工作—— 这是他新近才养成的习惯。讲老实话，他对自己能有这样的举动也是觉得有点羞耻的。他不经意地透过前窗看了外边一眼，尽量让他已不中用的视力扫到街上。一辆巨大、带着不祥之兆、引人注目的豪华轿车驶到路边，泊好。司机下了车，好像跟车里坐着的人讲了几句什么话，然后便转过身，带着一脸困惑地朝姆恩莱特·奎尔书店走来。他推开门，拖着脚步进到店里，犹犹豫豫地看了这个戴着无檐帽的老头一眼，然后用含混不清、语句模糊的像从浓雾中穿越而来的声音问道：

“你们……你们卖加法书吗？”

梅林点了点头。

“算术类图书在后面。”

司机摘下帽子，搔着他剪得短短的小平头。

“噢，不，我想买一本侦探小说。”他大拇指向后指着外面的豪华轿车，“她在报纸上看到了，第一加法。”[1]

梅林感兴趣了。很有可能是笔大买卖。

“哦，版本。对对，我们是做过初版书的广告。但是侦探小说，我……想……没有吧……书名是什么？”

“我忘了。是讲犯罪的。”

“讲犯罪的书我有好多。有《博尔吉亚家族的罪恶》，封面是全摩洛哥羊皮，一七六九年的伦敦版，精美得很……”

“不，”司机打断了他，“是讲一个人的犯罪。她在报纸上看到你们有卖。”他带着鉴定家的神情接连否定了好几个可能的书名。

“休渥·彭斯[2]。”他顿了顿，突然说出一句。

“什么？”梅林惊问，他怀疑这司机在置评他肌肉僵硬。

“休渥·彭斯……这是罪犯的名字。”

“休渥·彭斯？”

“休渥·彭斯，也许是个印第安人的名字。”

梅林用手轻拍自己灰色的双颊。

“是的，先生，”这位潜在的购书者接着说道，“请你好好想一想，免得我挨骂。要是办事不力，那个老太太会发疯的。”

梅林一边沉思冥想着休渥·彭斯这名字，一边在架子上好意帮忙找着，可一切还是徒劳。过了五分钟，十分沮丧的司机绕回到他的女主人那里。透过车窗玻璃，梅林可以看到车内显见得爆发了剧烈的吼叫。司机做出夸张的、哀求的手势表明自己的无辜，但明显不奏效，因为当他转身爬到驾驶位上时，脸上带着十足的郁闷和懊恼。

后来车门打开了，出来了一个苍白、清瘦、年约二十的年轻人。穿着不太时髦，手里拿着根细细的文明棍。他进了书店，经过梅林身边，然后从哪儿掏出支香烟来，点上。梅林走上前去。

“能为您做些什么吗，先生？”

“老兄，”年轻人淡淡地开腔说道，“有几件事。首先，请让我在这儿把烟抽完不让那车里的老太太看见。碰巧，她是我奶奶。她对我成年前抽烟这件事的了解程度，碰巧又关系到五千美元我是不是能拿到手。别外一件事，烦请你找一找第一版的《希尔维斯特·博纳尔的罪行》，你们在上周日的《纽约时报》上做过广告。我那奶奶碰巧想从你这儿把它买走。”

侦探小说！某人的罪行！休渥·彭斯！凡此种种这下子都清楚了。梅林微微带着点鄙视地笑了笑，好像在说，假如生活硬要养成他喜欢某种事物的习惯的话，那么他就很喜欢这个事。他蹒跚地走到书店后部藏着他宝贝的地方，去拿他新近投资的这本书——这书是他以很便宜的价钱在一个藏品大展会上买到的。

他拿着书回到店面时，那年轻人正在极其满足地大口大口吞云吐雾着。

“上帝啊！”他说，“她一天到晚不许我走开半步，还差使我做各种各样的蠢事。这碰巧是我六个小时里的第一根烟。我问你，如果一个衰弱的、活在牛奶吐司年代里的老太太能够对一个男人的个人好恶作威作福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儿？我碰巧就很不情愿地被作威作福着。我们还是看看书吧。”

梅林小心谨慎地把书递给他。年轻人毫不在意地接过来——此举让书商的心脏停跳一拍——接过来便用大拇指捻开了。

“没有插图，嗯？”他评说着，“哎，老兄，多少钱？开个价吧！我们乐意给你一个公道的好价钱，虽然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一百美元。”梅林皱着眉头说。

年轻人惊异地吹了一声口哨。

“嚯！得了吧。你可不是在跟一个从玉米地里出来的乡巴佬谈生意。我碰巧是个城里生城里长的男人，我奶奶碰巧是个城里生城里长的女人，尽管我得承认要好好养活她得需要一笔特殊的财税拨款。我们给你二十五美元，还得跟你说这真是很慷慨了。放我们家阁楼上的书——这阁楼以前是用来放我小时候的玩具的——都是写你这本书的老伙计出生以前就有了的。”

梅林闻言强势了一些，表达出一种固执、较真的嫌恶来。

“你奶奶给了你二十五美元来买这本书？”

“不是，她给了我五十美元，但她希望还有找头。我可知道那个老太太。”

“你告诉她，”梅林一脸严肃地说道，“她错过了一个买便宜货的大好机会。”

“给你四十，”年轻人大力劝道，“现在好了，你得公道一点，别再提价了……”

梅林夹着这珍贵的一册书，转回身作势要把它放回到他办公室的专用抽屉里去，这时出现了突发状况。店门不是被推开，而是没有防备地一下子被撞开了，进到昏暗店面里的是一位身穿黑色丝绸和毛皮大衣的、女王一般威严的幽灵，她快速走到他面前来。烟卷从城里生城里长的少爷指间掉到了地上，他下意识地低低呼出一句“该死的！”——但是对这样的进入方式觉得最非比寻常，最匪夷所思的人似乎是梅林—— 其效果之强烈使得全书店最贵重的宝贝从他手中滑落，跟地板上的烟卷作了伴。他面前站着的正是卡洛琳。

她是个老太太了，保养得很好，异乎寻常的挺拔，异乎寻常的美丽，但终究还是个老太太。她一头柔软、亮丽的银发精心梳理过，戴着头饰；脸上薄施脂粉，眼角细细密密地布满皱纹，两道深深的法令纹支柱一般地连接着鼻翼和嘴角，黯淡的眼神，显示着她的坏脾气和暴躁。

但毋庸置疑的是，她就是卡洛琳：是卡洛琳的五官，尽管老了；是卡洛琳的身材，尽管行动起来稍嫌有些僵硬；是卡洛琳的作风，完美无误地整合了让人欢喜的倨傲和令人嫉妒的自信；还有，最重要的，是卡洛琳的声音，虽然嘶哑和颤抖，但内里仍然带着不怒自威，还能，并且已经让司机为她甘愿开着洗衣房那么大个儿的汽车听凭她的驱使，让城里生城里长的孙子惊吓得将指间的烟卷掉到地上。

她站在那里，鼻子翕动着闻着什么。她发现了地板上的香烟。

“那是什么？”她大声说道。这并不是在问话，而是一气呵成的怀疑、谴责、确认和决定。她约略只想了一瞬间，“站起来！”她对孙子说道，“站起来把你吸进肺里的尼古丁吐出来！”

年轻人惊慌失措地看着她。

“吐！”她命令道。

他软弱地噘起嘴向外吐气。

“吐！”她重复了一遍，比先前更加专横。

他绝望又滑稽地再接着吐了一回。

“你意识到没有？”她很快地接着说，“你已经在五分钟里因为违约失去了五千美元？”

顷刻间梅林还以为那年轻人会一下子跪下来求她。但人性就是这么高贵，他仍然站着，即使又吐了一次气——一部分是因为紧张，还有一部分，无疑地，是带着暧昧不清的谄媚和讨好。

“小蠢驴！”卡洛琳叫道，“再犯一次，胆敢再犯一次，你就离开大学出去工作去。”

显然这一威胁对年轻人来说具有压倒一切的效果，他本就苍白的脸一下子变得死灰一般。但卡洛琳还没讲完：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你的兄弟们，对，还有你们那蠢驴父亲是怎么看我的吗？好么，我知道。你们认为我老了弱了好糊弄了。我没有！”她用拳头捶了自己一下，以兹证明自己肌肉发达、体力充沛，“而且就算在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你们让我躺在客厅里时，我的脑子也比你和其他那些人要好使得多。”

“但是，奶奶……”

“别说话！你，一个瘦巴巴、黏人的小屁孩，如果不是因为我的钱，每天起床后你可能就得到布朗克斯区给人理发去……让我看看你的手，嘿！理发师的手！你跟我耍小聪明是不是？知道有三个伯爵、一个真正的公爵追着我么？更不用说还有六个有罗马教廷职位的人从罗马跑到纽约来追求我了。”她停了停，喘了口气，“站起来！吐！”

年轻人乖乖地吐着气，与此同时，店门又开了。一个中年绅士激动地冲进店里，径直走向卡洛琳。他穿着大衣，头戴镶了毛皮的帽子，并且看上去他的嘴和下巴上的胡子与其所戴帽子上镶的毛皮一样。

“可找到您了，”他叫道，“全城都找遍了，试着给您家里挂电话，可您的秘书说您到姆恩莱特书店来了……”

卡洛琳恼怒地转向他。

“我雇你是为了你的回忆录吗？”她厉声喝道，“你是我的导师还是我的经纪人？”

“是您的经纪人，”毛皮男承认道，他已经败了一阵，“请原谅，我是来跟您说那个留声机股票的事的，我能以一百零五美元出手。”

“那就卖吧。”

“太好了，我想我最好……”

“去卖去。我正在和我孙子讲话。”

“很好。我……”

“再见。”

“再见，夫人。”毛皮男微微躬身行礼，带着些许困惑急匆匆地走出书店。

“至于你，”卡洛琳转过身来对她的孙子说道，“你就待在这儿别动，别说话。”

她转向梅林，微微友善地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笑了。梅林发现自己也笑了。马上，他们同时爆发出一阵嘶哑但却发自内心的大笑。她抓住他的胳膊，匆忙地把他拉到书店另一侧。他们在那里站定了，面对着面，又发出一大阵子适宜于老年合唱团里的笑声。

“这是唯一的办法。”她得意洋洋地喘了口气，说道，“要让我这样的老太太保持快乐心境的不二法则就是还能让别人围着团团转。年纪大了又有钱，再有些穷哈哈的后代，就和年纪轻又漂亮，但却有几个丑八怪姐妹差不多一样有趣。”

“噢，对，”梅林微微笑着，“我明白。我羡慕你。”

她眨巴眨巴眼睛，点点头。

“上一次我到这儿来，还是四十年前呢。”她说，“那时你还是个一心想蹦跳着撒欢的小伙子。”

“是啊。”他承认道。

“我的拜访一定对你很重要。”

“你对我一直都重要，”他大声说，“我以为……我以前以为你是个真人……我是说，有人性的人。”

她笑逐颜开的。

“很多人都认为我没有人性。”

“但现在，”梅林兴奋地继续说道，“我明白了。只有我们老年人才明白……在所有事情都无关紧要之后。我现在知道了，就是那天晚上你在桌子上跳舞时，你就是我对美丽和对一个叛逆女性的罗曼蒂克的向往。”

她苍老的眼光游离开去，她的声音不过只是那个被遗忘了的梦的回声。

“那天晚上我跳得可真带劲！我记得的。”

“你一直在尝试着告诉我，奥利弗的手臂要抓过来了，你预警我让我挣脱开，让我保持年轻，让我坚持着不去担负责任。但那就像是亡羊补牢，为时过晚了。”

“你现在太老了，”她的话让人费解，“我之前可没注意到这一点。”

“我也没有忘记我三十五岁时你对我做的那件事，因你所致的交通大堵塞震撼了我。那件事具有轰动效应，你全身都发散着美丽和力量……你就是美丽和力量的化身，甚至连我太太都意识到这一点了，她怕你。有好几个礼拜，我都想夜里溜出家门，去听音乐，去喝鸡尾酒，去找一个让我变得年轻的姑娘……去忘记闷得让人喘不过气的生活。但那时……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你现在已经老成这样了。”

她带着某种惊惧，从他身边走开了。

“对，离开我！”他叫道，“你不是也老了么，精神跟肉体一起枯萎了。你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告诉我一些我顶好忘记的事吗？告诉我老而贫穷比老而富有更悲惨更不幸吗？是提醒我，我的儿子在大声叫骂我到老了也一事无成的人生失败吗？”

“把我的书给我，”她严厉刺耳地大声命令着，“快点，老头！”

梅林又看了她一眼，耐着性子服从了。他拿起书递给她，在她给他钞票的时候，他不断摇着头。

“为什么要可笑地付钱给我？你上次搞得我差点儿把这书店给毁了。”

“是的，”她气呼呼地说道，“我就乐意，事做绝了，是为了把我自己也毁了吧。”

她瞥了他一眼，带着蔑视和掩藏不住的不安。她轻快地唤了她在城里生城里长的孙子一声，便转身向门口走去。

就这样，她走了，走出了他的书店，走出了他的生活。门“咔嗒”一声关上了。他叹了一口气，一步三停地走回玻璃隔断—— 隔断里摆放着有年头了的发黄的账册，还有同样有年头了的满脸皱纹的麦克拉肯小姐。

梅林看着她干巴巴、爬满皱纹的脸，心里涌起一种奇怪莫名的怜惜。不管怎么说，她的生活比他的要简单得多，从来没有自说自话的叛逆和浪漫念头冒出来，在某种值得纪念和难忘的时刻为她的生活增添过热情和光荣。

这时麦克拉肯小姐抬起头，对他说：

“她还是一个精神头十足的老家伙，是不是？”

梅林吃了一惊。

“谁？”

“老艾丽西亚·戴尔，现在的托马斯·阿勒戴斯夫人……当了三十年了。”

“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梅林猛地一屁股坐在转椅上，双目圆睁。

“哎，说实在的，格兰杰先生。你不可能告诉我说你已经把她忘了吧？有十年时间，她一直是全纽约最声名狼藉的人物。哎，她还一度是斯罗克默顿离婚案的当事人……她引起的关注之大啊，甚至在第五大道上造成了交通大堵塞。你没在报纸上读到过？”

“我从来不看报纸。”他的高龄大脑嗡嗡叫着，不停地打转。

“哎，你不可能忘了有一次她到这里来毁了书店生意的事吧？告诉你吧，我差点儿就要求姆恩莱特·奎尔先生把我工资发了，然后甩手走人了。”

“你是说……那个……是说你看见她了？”

“看见了啊。她！我怎么可能看不见？！闹得个天翻地覆的。老天知道，姆恩莱特·奎尔先生也不待见这事，但是他当然不会说什么了。他正为她发狂呢，她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他耍得团团转。而且，他只要稍有一点忤逆之意，她就威胁说要把他的事告诉他老婆。他活该。居然打一个漂亮的女冒险家的主意！他当然没有她所希望的那么有钱，尽管那时书店的效益还不错。”

“但是，我看到她的时候，”梅林磕磕巴巴地说，“我是说，在我以为我看到她的时候，她和她母亲住在一起。”

“母亲？胡说八道！”麦克拉肯小姐愤愤不平地说，“那时候她倒是有个她叫‘姑妈’的女人，但她跟这个姑妈就像跟我一样，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噢，她是个坏女人，但是聪明。斯罗克默顿离婚案一了结，她立刻就嫁给了托马斯·阿勒戴斯，让自己一辈子都有保障啦。”

“她是谁？”梅林哀嚎起来，“看在上帝的分上，她是做什么的？女巫？”

“哎，她就是艾丽西亚·戴尔，可不么，一个跳舞的舞女。那年头你就找不到一张没有她照片的报纸。”

梅林默默静坐着，他的大脑刹那间疲乏得再也转不动了，平静了。他现在确实是个老头子了，老到甚至不能梦想自己也曾年轻过，老到他认为世界光彩顿失、毫无魅力可言——魅力没有转到孩子们的脸上，没有转到持续温暖舒适的生活中，而是一掠而过，超出了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界线。他再也不会笑，也不会陷入长时间的冥想了——冥想着春日夜晚孩子们的欢闹声会透过他的窗子，冥想着那些孩子再慢慢变成他童年的玩伴，在那里唤他趁着夜幕降临之前出去玩耍。他现在太老了，老得甚至连回忆也没有了。

是夜，他与妻子和儿子坐在一起吃晚饭，他们已经习惯对他视而不见了。奥利弗说：

“别老像个骷髅头似的坐在那儿。你说点儿什么。”

“就让他安静坐着吧，”亚瑟说，“如果你鼓励他，他就会给咱们讲已经听过一百遍的故事。”

晚上九点，梅林默默地上楼去了。他走进他的房间，关紧房门，靠在门后站了一会儿。他细瘦的四肢在瑟瑟地发着抖。他现在明白了，自己一直是个傻瓜。

“噢，红发女巫！”

但太迟了。他抗拒了太多诱惑，从而激怒了上帝。除了天堂，万物都不复存在，在那里他只可能遇到那些和他一样的人，枉费了世间生命的人。

[1]“加法”addition与“版本”edition发音相近。

[2]Silver Bones意为尸骨。

Unclassified Masterpieces

未分类的杰作

幸福的残片

1

倘若你翻阅翻阅本世纪头几年的老杂志，你就会发现夹在理查德·哈丁·戴维斯[1]和弗兰克·诺里斯[2]，以及其他一些早已作古的作家之间的杰弗里·科腾的作品：一两部长篇小说，或许还有三四十个短篇。倘若你感兴趣，便可以一直翻阅下去，直到……比如说一九〇八年吧——它们突然就消失得没了踪影。

读罢以上作品，你就会相当确定这其中并无经典之作—— 有的只是一些还算说得过去的趣味小故事，虽然在今天看来已经有点儿过时，但它们无疑能够帮你打发掉在牙医诊所候诊的那半小时沉闷乏味的时光。写出这些作品的作者很聪慧，有才华，且言词伶俐，或许还很年轻。在他的作品中除了能让你对生活中的各色奇思怪想激发出一丁点兴趣之外，便再无其他可圈可点之处——没有深刻、内在的幽默、也没有任何无力，或者悲剧的味道。

读了这些以后，你会打个哈欠，会把它们放回原处。还有一种可能——假如你身处哪间图书馆阅览室，或许会想换换口味，翻翻当时的报纸，看看日本人是否占领了旅顺港。假如你碰巧拿对了一份报纸，又再碰巧翻到了戏剧那页，你的目光会驻留于此，无法移动，至少在那一分钟的时间里，你会立刻忘掉旅顺港，就像忘掉蒂耶里堡[3]一样。因为，你会有幸得见一位女人的照片，一位精致的女人。

那是《芙萝洛杜拉》[4]和六重唱的时代，是束胸衣和蓬蓬袖、裙撑和芭蕾短裙争奇斗艳的年代。但眼前，毫无疑问，尽管有僵硬姿态和老派服装的掩盖，你所看到的她，仍是蝴蝶中的蝴蝶。眼前铺满那个时代的欢愉及风华——醇酒一般的眼神、撩人心弦的歌声、觥筹交错、晚宴和舞会。她是端坐于马车中的维纳斯女神，是拥有最美华年的吉布森女郎[5]。她是……

……是……看了照片下的名字就会知道——洛克仙妮·米尔班克——曾做过歌舞女郎及在《雏菊花环》中做替角。也正是她，在明星主演身体有恙时，凭借自己精彩绝伦的表演一跃成为主角。

你会对她多看上一眼——还会纳闷怎么从未听说过她。她的名字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流行歌曲、歌舞剧笑话，以及雪茄烟的套标上？也没有和莉莲·罗素、斯特拉·梅休以及安娜·黑尔德[6]等人的名字一同留存于你那快活老叔叔的记忆之中？洛克仙妮·米尔班克——伊人在何方？是被哪扇突然开启的暗门给吞噬了吗？上周星期日副刊上所登出的嫁给英国贵族的女演员名单里也压根儿找不到她的名字。无疑，她已经死了——可怜的、美丽的、年轻的女人——被全然遗忘了。

我奢望过了头。先是让你偶然间发现杰弗里·科腾的小说和洛克仙妮·米尔班克的照片。接着再让你翻翻半年以后的报纸，倘若你真的就找到了那条消息，那就太不可思议了。那是一则只有二英寸乘四英寸大小、孤零零的小消息，相当低调地公示了这条婚讯：曾参加《雏菊花环》巡演的洛克仙妮·米尔班克小姐与当红作家杰弗里·科腾结为秦晋之好。还不带感情色彩地补上了那么一句，“科腾太太将会告别舞台。”

他们的婚姻是爱情的结合。他任性、迷人；她纯真无邪，令人难以抗拒。他们就像两根激流中的浮木，迎头撞到了一起，然后一起加速漂流前进。然而，即使杰弗里·科腾再写四十年小说，他也创造不出一个比他自己的命运更为离奇的情节来。即使洛克仙妮·米尔班克再扮上三十来个角色，演完五千场满座的表演，她也再塑造不出一个比洛克仙妮·科腾的命运更幸福也更绝望的角色来。

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他们都住在各个旅馆里，到加利福尼亚、阿拉斯加、佛罗里达、墨西哥去旅行。他们沐浴于爱河里，却也时有温柔的口角。他的风趣智慧交织着她的美丽，而凡此种种金色的生活琐事都让他们自豪——他们年轻且富有激情，他们想索要一切，又在无私和骄傲的狂喜中舍弃一切。她爱他连珠炮般的腔调和他无端妒忌时的疯狂。他爱她漆如点墨的眼珠，灿若霓虹的眼白，爱她温暖、散发着璀灿光芒的微笑。

“你怎能不喜欢她？”他会既兴奋又羞怯地问道，“她难道不是妙极了吗？你有没有见过……”

“是的，”他们会笑嘻嘻地回答，“她是一个奇迹，你真幸运。”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旅馆也住腻了。在距离芝加哥半小时路程的马洛镇附近，他们买了幢老房子和二十英亩地，外加一辆小车，然后带着足以让巴尔博亚[7]都自愧不如的拓荒妄想，热火朝天地搬了过去。

“你的房间在这里！”他们轮番大叫着。

然后是：

“我的房间在这里！”

“孩子出生后，婴儿房就在这里。”

“我们还要修一个凉台……哦，明年吧。”

他们是四月搬去的。七月里，杰弗里最好的朋友哈里·克伦威尔来拜访，住了一周——他们在长草坪的尽头迎接他，并得意扬扬地“催促”他进屋。

哈里也结婚了。他的妻子半年前刚生了孩子，一直在纽约的娘家休养。洛克仙妮从杰弗里那里了解到，哈里的妻子不像哈里那么讨人喜欢——杰弗里见过她一次，认为她——“肤浅”。但哈里结婚已经快两年了，看上去显然又很幸福，因此，杰弗里猜她大概也还不错。

“我正在做饼干，”洛克仙妮喋喋不休，煞有介事，“你太太会做饼干吗？厨师正在教我。我觉得每个女人都应该会做饼干。听上去真妙。一个会做饼干的女人，准定无所不……”

“你们也该搬到这里来住，”杰弗里说，“像我们一样在乡下买块地方，为了你自己也为了凯蒂好。”

“你可不了解凯蒂，她就讨厌乡下。她得有剧院和歌舞剧才行。”

“把她带出来么，”杰弗里再次重复着，“这么一来我们就有聚居点了。这里住了一群非常和善的居民。带她出来吧！”

说话间，他们到了门廊的台阶上，洛克仙妮指指右边的一个破败建筑。

“那是车库，”她说道，“不出一个月也会是杰弗里的写作间。对了，七点钟开饭哦，还有还有，我得为晚饭调个鸡尾酒。”

两个男人上到了二楼——其实只走到一半，因为杰弗里在楼梯拐角平台上撂下了客人的行李箱，半问半嚷地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哈里，你觉得她怎么样？”

“我们先上楼吧，”客人回答道，“关上门再谈这个。”

过了半小时，他们一块儿坐在书房里，洛克仙妮端着一锅小饼干从厨房里出来了。杰弗里和哈里都站起身来。

“它们可真漂亮，亲爱的。”丈夫热切地说。

“好精致！”哈里小声嘀咕着。

洛克仙妮笑逐颜开。

“尝一块。在你们尝之前，我一块都不敢碰，在不知道它们味道如何之前，我也不想把它们拿回去。”

“就像是神赐的食物，亲爱的。”

两个男人同时拿起一块饼干放到嘴边，试着啃下一点点来，接着，又不约而同地试图转移话题。但洛克仙妮一点儿不含糊，没上他们的当。她放下锅，抓起一块饼干。过了一会儿，她悲痛欲绝地给出了结论：

“太难吃了！”

“真的么……”

“怎么，我可没注意……”

洛克仙妮咆哮开来。

“噢，我太没用了，”她又哭又笑，“把我赶出去，杰弗里，我是个寄生虫，一无是处……”

杰弗里伸出胳膊搂着她。

“亲爱的，我要吃你做的饼干。”

“不管怎么说，它们是挺美的，”洛克仙妮坚持道。

“它们……它们有装饰性。”哈里说道。

杰弗里兴奋地接受了哈里的说法。

“说得没错……它们有装饰性。它们都是杰作，我们要好好用……”

他冲进厨房，拿了锤子和一把钉子回来。

“我们要用它们，老天呀，洛克仙妮……我们要用这些小饼干来做一条装饰墙带。”

“不要！”洛克仙妮哀嚎着，“我们漂亮的房子啊……”

“没关系。我们十月要给书房重新贴墙纸，你不记得啦？”

“嗯……”

砰！第一个小饼干给钉上了墙，还如活物一般在墙面上微微颤抖了一阵子。

砰！

待洛克仙妮端来第二轮鸡尾酒时，小饼干们已经全被钉在墙上，一共有十二个，排成了一条垂直的纵列，就像一批蛮荒时代的矛头藏品。

“洛克仙妮，”杰弗里叫道，“你根本就是个艺术家！厨子？那简直是胡扯！你得给我的书画插图！”

晚餐时，暮光蹒跚而至跌入黄昏，之后天色暗下来，繁星缀满天。屋里，每个角落都飘扬着洛克仙妮华丽的白色晚装，以及她轻柔颤抖的声声笑语。

——她是这么样的一个小姑娘，哈里心想，可不像凯蒂那么老。

他把两位女人做了一番比较：凯蒂——神经质却不敏感，喜怒无常却乏有个性，似乎是个疾来疾往，从无光彩的女人；而洛克仙妮呢——宛如春夜般年轻，她那独有的少女笑声就说明了一切。

——她和杰弗里很般配，他再度思忖，两人都这么年轻，像是那种会一直年轻下去——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衰老的人。

哈里想着这些的同时，也不断地想着凯蒂。凯蒂让他感到沮丧。他觉得她的身体已经好利索了，完全可以回趟芝加哥并且把他的儿子带回来。当他在楼梯角那儿和他朋友、他朋友老婆道晚安时，他也隐隐约约地想到了凯蒂。

“你是第一个到我们这所房子里来的客人，”洛克仙妮在他身后叫道，“是不是好兴奋、好骄傲？”

当他在楼梯角消失之后，洛克仙妮转头对站在她身旁，一手扶着楼梯栏杆尾端的杰弗里说：“你累了吗，我最亲爱的？”

杰弗里用手指揉了揉额头中央。

“有点儿。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怎么会不了解你呢？”

“头痛，”他闷闷不乐地说道，“像要裂开似的。我去吃点阿司匹林。”

她伸手过去“啪”的一声关了灯，然后，他紧紧环着她的腰，一同走上楼去。

[1]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1864—1916），美国新闻记者、小说作家。他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战地记者之一。

[2]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1870—1902），美国作家，代表作为“小麦史诗”三部曲。

[3]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位于法国北部皮卡第大区城市马恩河河畔，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军与德军对峙的战场。法国著名诗人让·德·拉封丹也生于此地。

[4]《芙萝洛杜拉》（Florodora）是20世纪第一部广受好评的音乐剧。

[5]吉布森女郎（Gibson Girl）是由美国19世纪的墨水插画家Charles Dana Gibson创作出的一个形象，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子美丽、理想化形象的代表。

[6]莉莲·罗素、斯特拉·梅休、安娜·黑尔德皆为美国20世纪初名噪一时的女演员及女歌唱家。

[7]巴尔博亚（Vasco Núñez de Balboa）西班牙探险家，第一位发现太平洋的欧洲人。

2

哈里前来做客的一周结束了。他们驾车行驶在梦幻般的巷子里，或者就是那么愉快而无所事事地在湖边和草坪上冶游。到了晚上，就坐在屋里欣赏洛克仙妮的表演，恬淡地任由指间的雪茄慢慢燃成白色灰烬。接着，凯蒂来了一封电报，说她想让哈里上东部去接她，这么一来，洛克仙妮和杰弗里又回复到了二人世界——回到他们永不厌倦的私密时光。

“私密时光”再次让他们怦然心动，激动不已。他们在房子里闲逛，亲密地感知着彼此的存在，尤如蜜月中的新婚夫妇，并肩坐在餐桌的同侧，他和她强烈地互相吸引，强烈地沉浸在无边的幸福中。

马洛镇尽管早已有之，但直到最近才算初现端倪，有了所谓的“社交圈”。五六年前，两三对俗称“平房族”的年轻夫妇，因恐于芝加哥的烟尘扩散，便迁出来，搬到这里，再往后，他们的朋友也跟着搬了过来。等杰弗里·科腾夫妇到来时，这里已经很有一点儿规模了：有乡村俱乐部，舞厅，以及为他们敞开大门的高尔夫球场。除此之外，这里也有桥牌派对、扑克派对，以及一些喝啤酒的派对和什么酒也不喝的派对。

哈里离开一周以后，他们参加了一场桥牌派对。那里有两张牌桌，镇子里很多年轻太太们都聚在这里，一边抽着烟一边高声下着赌注——这在那个年头可谓非常粗鲁，像男人一样。

洛克仙妮早早下了牌桌，在四处闲逛巡视。她逛进了食品间，还在里面找到了一些葡萄汁——她一喝啤酒头就疼——就这样在牌桌间来回走动，在人家的身后看别人手中的牌，并随时关注着杰弗里，她感到平静而满足。此时的杰弗里全神贯注，拿起面前堆着的五颜六色的筹码下注。从他紧锁的眉头，洛克仙妮能看出他玩兴正浓。她喜欢看他热衷专注于琐碎小事的模样。

她悄然穿过人群，坐在他椅子的扶手上。

她在那儿坐了五分钟，听着男人们断断续续各种尖锐的评论和女人间低声的闲聊，这些声音如同轻烟从牌桌上缓缓升起——而她几乎什么都没听进去。她并无恶意地伸出一只手，打算搭在杰弗里肩膀上。但就在触碰到他的那一刻，他猛然一惊，急促地哼了一声，接着胳膊肘猛地往后一扫，直接砸在了她的手肘上。

在场的人们全都屏息，惊呆了。洛克仙妮低叫了一声，稳住平衡，飞快地站起身。这是她一生中遭受过的最大的打击。而做这种本能、粗暴动作的人，居然会是杰弗里！那个体贴周到的好好先生杰弗里。

刚刚的屏息最终归为寂静，十几双眼睛都转向杰弗里——而他抬着头，望着洛克仙妮，仿佛与她初次相遇，脸上露出迷惘和困惑的神情。

“怎么了……洛克仙妮……”他说话也吞吞吐吐起来。

迅速蹿起的怀疑及与丑闻相关的种种流言蜚语占据了在场的十几个人的心。难道这对人前万分恩爱的夫妻背后，会潜伏着某种奇奇怪怪的相互厌恶？倘若没有，那又怎么会在如此晴朗的乐土上划过这样一道火星来呢？

“杰弗里！”洛克仙妮的声音满是恳求——她虽又惊又怕，但她知道这只是个误会罢了。她根本没有丝毫想要责怪或者怨恨他的念头——她的言语里是颤抖的祈求。“告诉我怎么了，杰弗里，”她说，“告诉洛克仙妮，告诉你的洛克仙妮。”

“噢……洛克仙妮……”杰弗里再次开口。他的迷惑神情转为了痛苦，他显然跟她一样惊愕害怕。“我不是故意的……”他继续说，“你吓到我了，你……我还以为是有人要袭击我，我……怎么……为什么……哎，真是太蠢了！”

“杰弗里！”祈求者的话语再次响起，那是穿透崭新、难解的无底黑暗，对至高无上的主的祈愿。

两人都站起身来向众人告别，支支吾吾地解释、道歉。他们并没打算随便去敷衍了事——那样无疑是亵渎。他们说，杰弗里一直觉得不舒服，他变得神经质了。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却还在想着那无法解释的可怕一击，惊愕于有那么一瞬间，有某种东西阻隔在他们之间——他的愤怒以及她的恐惧——现在对两人来说都是悲伤。悲伤么，无疑是暂时的，但须得立即弥合，立即，趁着还有时间。然而，在他们脚下的是湍急水流的光亮，抑或是凶光乍现的未知深渊。

秋夜星空、满月之下，他在车里断断续续、语无伦次，他说，这事儿，真是让他自己都无法理解。他当时心无旁骛，一心只顾着牌局，而落在他肩头的触碰就好似某种袭击。“袭击！”他逮着这个词儿不放，把它当做挡箭牌。那时的他，讨厌被人触碰，随着他挥出去的手，那紧张焦躁的感觉全没了。据他所知这些就是全部了。

两人的眼里都噙满了泪水。车飞速行驶在马洛镇宁静的街道上。辽阔的夜空下，绵绵情话，他们互诉衷肠。再迟一些，挨到就寝时，两人已经相当平静了。杰弗里打算放下一切，休养一周，只是纯粹地懒洋洋地歪着、睡着、散个长长的步——直到那紧张焦躁的感觉放过他。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洛克仙妮方始心安。她头下的枕头也由此变得柔软而和善，他们躺着的床在窗口流淌进的月光照耀下，显得宽大、洁白又牢固。

五天以后的傍晚，第一波凉意中，杰弗里抄起一把橡木椅子，从自家的前窗扔了出去。然后像个孩子一样，可怜地蜷在沙发上，哀哀抽泣着，但求快快死去。一个玻璃弹珠大小的血块在他脑中迸裂了。

3

当你失眠一两夜之后，就会不时陷入白日梦魇的感觉中，这种感觉伴着极度的疲惫，和初升的太阳一起来临，你会觉得周遭的生命品质也随之改变了。这样的感觉让人清晰无误地相信：不知何故，日子只不过是生命中的一个分岔，顶多也只能算作人生的一部电影或一面镜子——人群、街道、房屋都可谓从暗淡、混乱的过往投射而来的影像。杰弗里病倒的最初一个月，洛克仙妮就是这种状态：只有当她精疲力竭时才能入睡，然后再从愁云惨雾中醒来。冗长严肃的会诊，大厅里淡淡的药味，曾经回荡过两人无数快活脚步的屋内，如今会突然响起踮起脚尖走路的声音。最最令她难以忍受的是——他们曾共享的大床枕间躺着的杰弗里的脸，那苍白的脸啊——这些东西使她沦陷，使她无可救药地苍老。医生们仍抱有希望，但也只是仅有希望而已。他们说他需要很长时间的静养，于是，担子都落到了洛克仙妮身上。她付账单，仔细研究他的银行存折，和他的出版商通信联络。她总是在厨房忙活着，还从护理那儿学会了怎么准备他的餐食。一个月过后，病房里的事她就接手过来全权打理了。为了节省开销，她不得不让看护走人，同时也辞退了两个黑人女仆中的一个。洛克仙妮意识到，以前他们的生活靠的都是一篇又一篇的短篇小说。

哈里·克伦威尔是家中最常出现的访客。消息传来时，他既震惊又沮丧。虽然他妻子现已回到芝加哥和他住在一起，但他还是抽空每个月都过来几次。他的同情与慰问让洛克仙妮很是受用——这个男人身上仿佛也藏着什么苦难，及一种与生俱来的惹人怜惜的气息。有他环绕在周围，她觉得安心自在。洛克仙妮的脾性在一夜之间变得深沉。有时待在杰弗里身边会让她觉得自己仿佛还失去了孩子——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孩子，她本该拥有的孩子。

杰弗里病倒半年以后，梦魇逐渐淡出，撇下老世界，留给她的是另一个更灰暗、更凄凉的新世界。洛克仙妮去了一趟芝加哥，看到离火车开车还有一个小时，便出于礼貌，决定去拜访一下哈里的妻子。

一踏进屋里，就是这般印象：这套公寓似曾相识——几乎就在一瞬间，她想起来了，这房子就像她年幼时街角的一家面包店。面包店里摆满了一排排洒满了糖霜的粉扑扑的面包——那是一种古板沉闷的粉色，一看就是食品的粉色，张扬、粗鄙的、令人作呕的粉色。

这公寓就像那个面包店。看着是粉色的，闻着也是。

克伦威尔太太穿着一件粉黑相间的晨衣开了门。她一头黄发，高高地挽成发髻，洛克仙妮在想：啊，那颜色一定是每周用过漂白剂的缘故。她的眼睛是淡蓝色的——她很漂亮，却带着几分刻意的优雅。她的热诚是那般的聒噪，那般的熟稔亲密。很快地，她们心中的敌意飞快地融化成盛情，仿佛两人剩下的只有脸孔和声音——她们谁也没去触碰对方，或被对方触碰——那深藏在心底“自我”的内核。

但对洛克仙妮而言，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此时的她，宛如被施了可怕的魔法一般，视线“钉”在女主人的那件晨衣上——那件衣服极其肮脏，肮脏得可耻——下摆四英寸以上的地方都沾满了地板上的蓝灰，再往上三英寸处则是灰色的，然后才逐渐回复到衣服本色——粉色。衣服袖子也是脏的，还有领口。而当那女人转过身领路到客厅去时，洛克仙妮十分肯定，她的脖子也很脏。

喋喋不休的谈话开始了，那是克伦威尔太太一个人的谈话。她直言不讳地谈到了她的好恶、她的头、她的胃、她的牙齿、她的公寓——她谨小慎微，傲慢无礼地回避着有关洛克仙妮生活的任何内容，自以为是地认定洛克仙妮的生活遭到了打击，最好绕道而行，不要触及。

洛克仙妮笑了。就那晨衣！就那脖子！

过了五分钟，一个小男孩蹒跚跌撞地进了客厅——一个肮脏的小男孩穿着肮脏的粉色连裤装。他的小脸蛋也是肮脏的——洛克仙妮真想一把把他拉入怀中，给他擦擦鼻子——这小脏脸上的其他部分也需要擦擦干净。小鞋子踢破了，露着小脚趾，着实让人无语！

“多乖的小男孩儿啊！”洛克仙妮一边惊呼一边灿烂地微笑着，“快到我这儿来。”

克伦威尔太太冷冷地瞧着儿子。

“他会弄脏的。看看他的脸！”她的头偏向一侧，苛刻地端详着。

“真是太可爱了！”洛克仙妮再一次说。

“看看他的连裤装。”克伦威尔太太皱着眉道。

“得给他换身衣服……对不对，乔治？”

乔治好奇地盯着她看。在他心中，“连裤装”这个词指的就是某件脏兮兮的衣服——诚如此刻他身上正穿着的这件。

“今天早晨我还想让他穿得体体面面的，”克伦威尔太太抱怨道，似乎她的耐心已经快被消磨殆尽了，“可我发现他没有更干净的连裤装了……与其让他什么都不穿地满地乱跑，倒不如把那些给他套上……还有他的脸……”

“他有几身连裤装？”洛克仙妮的声音透着某种欢快的好奇。“你有几把羽毛扇？”她本想问的是这个。

“噢……”克伦威尔太太皱起她漂亮的眉头想了想，“五身吧，我觉得。足够了，这我知道。”

“花五毛钱就能买一件。”

克伦威尔太太的眼神中露出惊异以及几乎难以察觉的优越感。给我说连裤装的价钱！

“真能买到吗？我可不知道这个。他衣服应该够多了，只是我这一周都忙得没时间把衣服送到外面去洗。”然后，她把话岔开了，这样的话题在她看来无关紧要，“有些东西你一定得瞧瞧……”

两个人都站起身来。洛克仙妮跟着她走过一间敞着门的浴室，屋里遍地都是乱扔的衣服，看得出来脏衣服确实有一段时间没送到外面去洗了。她们走进了另外一间屋子，这么说吧，这间屋子堪称粉色中的典范。这是克伦威尔太太的房间。

女主人打开了一扇衣柜门，展现在洛克仙妮眼前的是一大堆令人咋舌的女式内衣。

有好多件薄如蝉翼的蕾丝边丝质内衣，所有的内衣都干净整洁，没有一点皱褶，似乎连碰都没碰过。一旁的衣架上还挂着三件崭新的晚礼服。

“我很有一些漂亮货色的，”克伦威尔太太说道，“但却没多少机会穿它们。哈里不怎么喜欢出门。”她的声音流露出一点儿怨气，“白天当我是保姆、管家，晚上做他的好老婆，这样他就满意了。”

洛克仙妮又微笑起来。

“你这儿是有些漂亮衣服。”

“是啊，我是有。你来看嘛……”

“很漂亮。”洛克仙妮又重复了一遍，并且打断她，“但我得赶紧走了，不然赶不上火车了。”

她觉出自己的手在颤抖——她真想把双手放到这女人身上摇晃她——摇晃她。她想把她锁在什么地方，让她用力地擦地板。

“很漂亮。”她重复着，“不过我只是顺道拜访，只能逗留一会儿。”

“好吧……很遗憾哈里不在家。”

她们朝门口走去。

“……那个，嗯，”洛克仙妮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出口，但她的声音依然温柔，唇上依然漾着微笑，“我觉得你可以在亚吉尔服装店买到那些连裤装。再见！”

直到她赶到火车站、买好了到马洛镇的车票，洛克仙妮才意识到，这是半年以来，自己头一次有那么五分钟的时间没惦记着杰弗里。

4

一周以后，哈里现身马洛镇，出人意料地，下午五点钟他就到了。才走出过道，便一屁股陷进门廊椅子里，精疲力尽的样子。这一天，洛克仙妮也忙得团团转，到这个时辰也已经彻底累瘫了。五点半医生们要来，还要带纽约一位有名的神经科专家来。她很兴奋，同时又沮丧透顶。但在哈里的眼神引领下，她还是挨着他坐了下来。

“出什么事了？”

“没事，洛克仙妮，”他否认了，“我就是来看看杰弗里怎么样了，你不用管我。”

“哈里，”洛克仙妮语气坚决，“一定出什么事了。”

“没事。”他重复道，“杰弗里还好吧？”

焦虑使她面色一暗。

“他的病情有点儿恶化，哈里。朱厄特医生已经从纽约来了，他们觉得他能给我比较肯定的诊断。他会设法搞清楚这次瘫痪是不是与最初的血栓有关。”

哈里站了起来。

“哦……对不起，”他结结巴巴，“我不知道你在等医生会诊……我不该来的。我本来只是想在你家门廊摇椅上坐坐，晃上一个钟头……”

“坐下。”她命令。

哈里迟疑了。

“坐下吧，哈里，亲爱的。”她的善意体贴奔涌而出，包裹着他，“我知道，你一定有什么事。你的脸白得像纸一样。我去给你拿瓶冰啤酒来。”

顿时，他瘫倒在椅子上，双手掩面。

“我没法让她快乐，”他慢慢地道来，“我已经尽力了，试了又试。今天早晨我们为早餐吵了几句……后来我在城里吃的早餐……嗯……我刚到公司，她就离开了家……带着乔治和一箱子花边内衣回纽约娘家去了。”

“哈里！”

“而且我也不知道到底……”

门外传来碎石路面被“嘎吱嘎吱”碾压的声音，一辆汽车驶入车道。洛克仙妮轻轻地叫了一声。

“是朱厄特医生。”

“噢，那我就……”

“在这儿等一会儿，好吗？”她心不在焉地打断他。他看得出，自己的麻烦已然枯死，从她骚乱不堪的灵魂中淡出。

在含糊简略的相互介绍间，气氛尴尬的一分钟过去了。接着，哈里随着这群人走进屋去，看他们消失在楼梯上。他才独自走进书房，跌坐进一张大沙发里。

整整一个小时里，他眼看着太阳沿着印花棉布窗帘的皱褶慢慢移动。在一片死寂之中，只有一只困在窗框里的黄蜂在嗡嗡嗡作响，唱着它的“喧闹”曲。从楼上也不时传来别的嗡嗡作响的动静，仿佛好几只更大的黄蜂被困在了更大的窗框里一般。他听到低沉的脚步声，瓶子碰撞的叮当声，还有倒水的哗啦声。

他和洛克仙妮到底造了什么孽，生活才会遭此重击？楼上，那帮人正在对他朋友的灵魂进行着一场活生生的勘验，而他，却坐在这寂静的房间里听着黄蜂的悲鸣怨诉，犹如小时候被严厉的姑妈逼着罚坐一小时，接受犯错之后的惩罚般。但眼下，又是谁让他坐在这里？是哪一位凶恶的姑妈从天上探出身子让他受罚，这，又是为什么？

至于凯蒂，他已经完全绝望了。她太奢侈——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突然，他恨起她来，想把她摔到地上，再用力踹她，还要告诉她，她是个骗子，是个吸血鬼，还很肮脏。除此之外，她还必须把儿子还给他。

他起身，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此刻，他听到楼上的过道里也有人开始踱步，与他百分百同时。他十分好奇：在那人走到楼道尽头之前，他们会不会一直同步呢。

凯蒂回娘家去了。上帝保佑，好一个值得投奔的母亲！他试想这对母女相见的情景：饱受折磨的妻子一下子瘫倒在母亲怀里——他真难以想象。他也无法相信，那位凯蒂会陷入深深的悲伤，她没有这样的能力。他已经逐渐习惯于把她想成一个难以亲近、铁石心肠的女人。她会要求离婚的，当然了，她终究会再结婚。他已经开始琢磨这事了：她会嫁给谁呢？他大笑了一声，那锥心的痛啊，随即又停了下来；一幅画面闪现在他眼前——凯蒂的双臂环抱着一个面目不清的男人，凯蒂的嘴唇和那人的嘴唇紧紧贴着，毫无疑问，那是激情。

“上帝！”他高喊，“上帝！上帝！上帝！”

随后，更多画面频繁而飞速地向他袭来。今早的凯蒂消失了，污秽的晨衣也卷了起来，消失不见。关于她噘嘴、发脾气、哭泣的记忆也全都被冲刷殆尽。她还是那个凯蒂·卡尔——有着一头黄发、浅蓝色双眸的凯蒂·卡尔。啊——她爱过他，她爱过他。

过了一会儿，他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不过这种不对劲和凯蒂或杰弗里无关，那是隶属于另外一个类别的问题。他终于恍然大悟：是饿了，就这么简单！他得上厨房找那黑人厨师要块三明治，吃罢就务必回城。

他走到墙边，某种圆圆的东西碰了他一下，停下脚步，他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抚弄了一下，放到嘴里尝尝，如同婴儿品尝一件鲜艳的玩具。用牙一咬——啊！

她留下了那件该死的晨衣，那件肮脏的粉色晨衣。她本可以得体地把它带走的，他想。这件晨衣挂在家里如死尸一样，和他们之间病态的婚姻并无差异。他会想法儿把它扔掉，但他恐怕永远也无法下定决心对它下手。它如凯蒂一般，柔软顺从却无动于衷。你感动不了凯蒂，你也无法触及凯蒂，其实，也没什么可触及的。他通通都明白——他一直都明白。

他伸手到墙上去拿另一块小饼干。很费了一番功夫才把它和钉子一起拔出来。他小心翼翼地把钉子从中间拔出来，懒懒地想着，吃第一块小饼干时连钉子也一并给吃了么？这可太荒谬了！他应该记得的——那么大一根钉子呐。他摸了摸自己的胃，一定是特别饿。他想啊想——想起来了——他昨天就没吃晚饭。当时女仆外出了，凯蒂躺在她房里吃巧克力豆，她说她觉得“窒息”，无法忍受他待在身边。他给乔治洗了澡，把他放到床上，然后在沙发上躺下，打算休息休息再去煮自己的晚餐。谁知在沙发上睡着了，差不多十一点钟才醒。而冰箱呢，除了一勺子土豆沙拉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就是他吃的全部东西：一勺子沙拉，加上在凯蒂写字台那儿找到的几颗巧克力豆。今天早晨，上班前，他匆匆忙忙吃了点东西，可到了中午，他又开始担心凯蒂，便决定回家带她出来吃午餐。再之后，就是放在他枕头上的那张便笺，和衣柜里一堆不见踪影的内衣，外加她留下的让他把箱子给她送过去的指令。

他还从来没有这么饿过，他思量着。

五点钟，家访的护士蹑手蹑脚地从楼上下来，那时，他还坐在沙发上，盯着地毯。

“克伦威尔先生？”

“怎么了？”

“哦，科腾太太不能在晚餐时见你了，她不舒服。她让我告诉你，厨师会给你准备吃的，还说有一间空的卧室。”

“你是说她病了？”

“她在自己的房间躺躺。会诊才刚结束。”

“他们……他们确诊了吗？”

“是的，”护士柔声说道，“朱厄特医生说没希望了。科腾先生大概可以一直活下去，无限期的，但他再也看不见，动不了，也不能思考。他只能呼吸。”

“只能呼吸？”

“是的。”

护士这才头一次注意到，书桌边墙上曾看到的那一竖列稀奇的圆形装饰物，现在只剩下一个了，那些她隐隐觉得有些怪异的装饰物。那些装饰物曾经的所在之处，现在只留下了一串小小的钉孔。

恍恍惚惚，哈里追随着她的目光，然后站起身来。

“我想我待不了了，火车还有一班呢。”

她点点头，哈里拿起帽子。

“再见。”她愉快地跟他道别。

“再见。”他应答了，似在自言自语。显然，出于某种下意识的需求，他走向门边时，又停在了半道。她看到他摘下墙上最后那个装饰物，丢进了口袋。

他打开纱门，走下了门廊台阶，淡出了她的视线。

5

时光消逝，杰弗里·科腾家房子上的白漆在七月阳光的丰沛照射下，已然褪成灰色，如此这般决绝的妥协旨在呈送自己的诚意。漆面斑驳了，大片大片行将剥落的漆皮歪歪斜斜地挂着，如同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者做着什么古怪的体操——最终悉数落下，倒卧在茂盛的草丛里，霉烂，再死去。前门廊柱上的油漆也变得斑斑点点，颜色参差，左侧门柱顶上的白球已经掉了，百叶窗的绿色变深了——强撑到了头，索性到了最后，所有的颜色都已褪去。

脆弱敏感的人们开始回避这处宅子。有个教会还在宅子斜对面买下块地作了墓地——墓地再加上“科腾太太同那个僵尸住的房子”足以让那段路笼上幢幢鬼影——不过，她并未被忘记。不少男男女女还会探望她，进城采买与她碰面时，也会用车载她，送她回家——然后还会进屋坐上一会儿，一边聊聊天一边休息休息；科腾太太也仍旧微笑待人，散发着魅力。可在街上，不认识她的男人再也不会向她投去倾慕的眼光，模糊不清的一层面纱罩住了她的美，毁掉了她的鲜活，即便如此，却未能给她增添皱纹和脂肪。

她成了镇上的名人，坊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她的小故事：例如她如何在天寒地冻，马车、汽车全都无法行驶的严冬学会自己滑冰，以便能飞快地滑到杂货店、药房去，不会扔杰弗里单独在家太久。据传，自打他瘫痪以后，每天晚上她都握着他的手，睡在他床边的一张小床上。

在人们口里，杰弗里·科腾几乎与死人无异。随着岁月的流逝，镇里认识他的那些人死的死，搬离的搬离，只有六七个曾经和他一起饮鸡尾酒、直呼对方妻子名讳的老朋友还会谈起杰弗里。在他们眼里，杰弗里是马洛镇有史以来最风趣诙谐、最富才气的人。可现在，对偶尔来访的客人而言，杰弗里只不过是科腾太太在某些时候需要匆匆赶到楼上去的原因；或者，某个气氛沉重的周日下午，划破客厅寂静的一声呻吟或凄历尖叫而已。

他不能动，瞎了，哑了，完全没了知觉。他成日躺在床上，唯有每天早晨她收拾房间时，才能把他挪到轮椅上去。他的瘫痪缓慢地朝着心脏蔓延。起初，头一年里，洛克仙妮握住他的手，有时还能接收到极其微弱的回握反应，后来连这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反应是在某个夜晚停止的，从此再也没有复返。有整整两天两夜，洛克仙妮倒在小床上，睁大双目，瞪视着黑暗深处，思索着到底什么东西不见了？他灵魂中的哪一块碎片又飞走了？那些受损、破碎的神经传送到大脑的最后一丝意识又是什么呢？

打那以后，希望破灭了。若不是她持续不断的呵护，他生命的最后一星火花早就熄灭了。每日清晨，她都给他刮脸、洗澡，亲手把他从床上抱到椅子上，然后再抱回床上。她时时刻刻待在他的房间里，给他喂药，整理枕头，跟他说话，几乎就像一个人对着一条几近通人性的狗说话那样，不奢望听到应答或获得欣赏，这么做只是习惯使然，是信仰尽失之后的祈祷。

不止一个人，其中还包括一位有名的神经科专家，都明白地告诉她，如此多的护理都是徒劳。倘若杰弗里还有意识，他会宁愿死去；倘若他的灵魂游弋在某个广阔的空间，他断不会同意她如此这般地牺牲，这样的牺牲只会给他受困躯壳的全然释放增添困扰。

“但你看……”她缓缓摇着头回应着，“我嫁给杰弗里时是要……要到我停止爱他那天。”

“但是，”专家反驳，“事实上你不能爱了。”

“我能爱过去的他，除此之外，我还能干什么呢？”

专家耸耸肩膀，走掉了，他告诉大家说，科腾太太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像天使一样甜蜜可爱——但是，专家也说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一定有某一个，或者某十几个男人疯狂地想去呵护她，照料她……”

偶尔，还真有这样的人。零零星星的，会有人抱着希望开始——以满腔崇敬结束。说来奇怪，除了对生命、对世人的爱之外，这个女人并无其他所爱。不管是从她手上接过她自个儿都买不起那食物的流浪汉，还是从案板上挑了块廉价牛排卖给她的小贩。而另一部分呢，她身心的另一部分则被密封在那具面无表情的木乃伊身体里面。木乃伊的面庞如罗盘上的一根指针，总是机械地面朝光亮，麻木地等待着荡涤他心灵的那最后一波浪潮。

十一年过去了，五月的一个夜晚，他死了。那是一个紫丁香挂满窗棂，微风送来蛙叫和蝉鸣的夜晚。凌晨两点，洛克仙妮醒来，突然意识到这所房子，终于只剩下她一人了。

6

没了杰弗里之后，许多午后，她都坐在自家饱经风霜的门廊上，凝望着绵延起伏的田野慢慢倾斜延伸到白绿相间的城镇。她思索着，自己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度过。她三十六岁——依然漂亮，健壮，自由且毫无羁绊。这些年来，杰弗里的保险金已经被花光了，无可奈何之下，她还卖掉了宅子左右两旁的土地，甚至将房子也作了小额抵押。

丈夫的死使她坐立难安。她想念那些早晨起来照顾他的日子，想念急冲冲赶到镇上去，在肉铺子或杂货店里跟邻居们三言两语寒暄的日子，想念煮两人的饭、为他调制精致流食的日子。一日，她精力旺盛至极，便跑到屋外将整个花园刨了个遍——这是多年未曾做过的事了。

夜里，她则独自待在房间里——这个曾经目睹她婚姻荣耀及苦痛的房间。为了再次“见”到杰弗里，她神游至那美妙的岁月——那些热烈、激情沉醉、相互陪伴、两情相悦的日子；她不期盼，不去期盼那未知的来世重逢。她常常醒来躺在那里，渴望身畔的他——哪怕了无生气，却还能呼吸——那还是她的杰弗里。

他过世六个月以后的一天下午，她在门廊上坐着，身上那袭黑裙将她的身段衬得非常苗条，无丝毫丰腴之态。时值小阳春，一片金褐色环抱着她，静寂中只闻树叶间的沙沙轻叹声。西向火红天空上，四点钟的太阳正挥洒着它红色、黄色的缕缕光芒。鸟儿大多飞走了，独留在柱檐上筑巢的一只麻雀，还不时地在头顶上拍打着翅膀唧唧喳喳鸹噪几声。洛克仙妮把椅子挪到能看得见它的地方，在慵懒的午后怀抱中，懒洋洋地放空。

哈里·克伦威尔要从芝加哥过来共进晚餐。自从他八年多前离了婚，便成了这里的常客，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他一来便和洛克仙妮一道去看看杰弗里。他会坐在他的床边关切地问：

“嗨，杰弗里，老伙计，今天感觉怎么样？”

站在一旁的洛克仙妮会目不转睛地看着杰弗里，梦想着会有那么一个瞬间，他支离破碎的大脑能依稀辨出老朋友的影子来。但是，他惨白的、泥塑木雕一般的头只会按照他唯一的动作习惯，慢慢地转向有光亮的那一边，仿佛在他的盲眼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在暗中摸索着熄灭已久的另一道光。

这些探访已持续八年——在复活节、圣诞节、感恩节和许多许多个星期天，哈里都会来。看望过杰弗里，就会和洛克仙妮在门廊那里聊上许久。他对她全心全意——他从不假意掩饰对她的情感，但也并没试图让他们的关系更深入一些。她是他最好的朋友，一如躺在床上的那一具肉体也曾是他最好的朋友。她是平静，她是安宁，她，是往昔。他自身的悲剧唯有她一个人知晓。

他参加了杰弗里的葬礼。但自那以后，他任职的那家公司把他调派至东部，只有出差才能来到芝加哥附近。洛克仙妮给他写过信，请他有机会就来——于是，他在城里待了一晚后，便赶火车来了。

他们握了手，他帮她把两张摇椅摆到一起。

“乔治怎么样？”

“他很好，洛克仙妮。他好像挺喜欢学校。”

“那当然，上学是唯一的正经事么，送他去。”

“当然……”

“你特别想他吧，哈里？”

“是的……我确实想他。他是个有趣的孩子……”

他说了好多乔治的事情，滔滔不绝，洛克仙妮很感兴趣地听，还请哈里下次有假期再来时一定也把他带来。她到现在也只见过乔治一回——那个穿着肮脏连裤装的小男孩。

她让哈里看报，自己去准备晚饭。今晚她做了四块排骨，外加自己园子里种的新鲜蔬菜。她把所有的菜都摆好后去叫哈里，他们坐在一起，继续着之前有关乔治的话题。

“要是我有个孩子……”她这样说。

餐毕，哈里会尽可能温和地给她一些投资小建议，然后两人便到花园散步，会这里停一停，那里停一停，回忆回忆曾经的水泥长凳或网球场在哪里哪里……

“你还记不记得……”

接着，他们的回忆便如泄了闸的洪水般汹涌而至：拍快照的那一天——杰弗里骑小牛的模样；哈里给杰弗里和洛克仙妮画的素描——他俩四仰八叉，几乎头抵头地躺在草地上；这里本该有一个带顶的花格过道连接着房子和杰弗里的谷仓工作间，以便杰弗里雨天也可以过那边去——现在只剩下三角形的架子，像个破鸡窝一样黏在房子一侧。

“还有那些薄荷朱利酒[1]！”

“还有杰弗里的笔记本！你还记得吗？哈里，我们从他口袋里拿出笔记本，挑一页，大声朗读他写的东西，我们笑得要死，他气得发狂的样子？”

“疯狂啊！一提到他的写作他就像个小孩子了。”

说到这里，两人都沉默不语，片刻之后，哈里又说道：

“当时我们还打算在这里买一块地，你记得吗？我们想买二十亩地，紧挨着的二十亩，还有那些我们打算要办的派对！”

又是片刻的沉默不语，这次是洛克仙妮的轻声提问打破了沉默：

“你有她的消息吗，哈里？”

“嗯……有的，”他承认了，语气平静，“她在西雅图，又嫁了，嫁给了一个叫霍顿的男人，好像是个木材大王。我确信，他比她大很多。”

“她没再惹什么事吧？”

“嗯，是的，我听到的是这样的……你知道，她现在什么都有了，没什么需要做的，只要晚餐时打扮打扮，盛装陪着那家伙就行了。”

“我明白。”

他毫不费力地换了话题。

“你打算留着这房子吗？”

“我是这么想的，”她点点头，“我在这里已经住了这么久，哈里，要搬走简直太可怕了。我想过出去做护理工作，可这自然就意味着要离开。我已经基本决定好了，做家庭寄宿旅馆。”

“住在哪里？”

“不，是开一个。家庭寄宿旅馆的老板娘，会有点奇怪吧？不管了……反正我得雇一个黑人女仆，夏天住八个房客，冬天也可以住两三个，如果找得到的话。当然……我得把房子刷刷油漆，内设也得重新做做装修。”

哈里考虑着。

“洛克仙妮，哎……你自然最了解自己最适合做什么，但这个决定还是让人震惊。洛克仙妮，当初你来这里是做新娘的……”

“或许吧，”她说道，“这也是我愿意留在这里开家庭寄宿旅馆的原因。”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你做的那些小圆饼干。”

“哈，那些饼干啊，”她叫出来，“慢着……我听说，你狼吞虎咽把它们全干掉了，看来也没多难吃啊。那天我情绪低落得很，可护士跟我说起小圆饼干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就笑出来了。”

“我注意到那十二个钉子洞还在书房的墙上，就在杰弗里原本打钉的位置上。”

“是的。”

此时夜色正浓，空气中渗透着一股清新之气；一阵微风卷落了仅存的一片树叶。洛克仙妮微微打了个寒噤。

“我们还是进屋去吧。”

他看了看表。

“很晚了，我得走了，明天还要回东部去。”

“非走不可？”

他们在门廊下又逗留了片刻，望着似乎被白雪覆盖的月亮从远方的湖泊中缓慢升起。夏日已逝，时值初秋。草地上冷冷的，无雾也无露。他离去后，她就会进屋点上气灯，阖上窗。而他，则会沿着小路走到镇上去。对这两个人来说，人生来去匆匆，留下的不是苦涩，而是遗憾；不是幻灭，而是苦痛。在他们执手道别时，月华满天，透过月色，两人均已清楚地看见彼此眼中积攒的善意。

[1]由白兰地或威士忌加糖、水、薄荷等配成的冷饮。

伊奇先生（奇事精华独幕剧）

场景：西艾萨克郡一所农舍外，八月里一个充满浓郁田园牧歌情调的午后。伊奇先生身着古雅别致的伊丽莎白时期的农夫装束，正颤颤巍巍地摆弄着他的罐子和锅子。他是个老头子，早就过了盛年，不再年轻。从他粗浊含混的嗓音，心不在焉穿反的外套……都可推测，他要么已经超越了平凡而浅薄的人生，要么就是还未达到。

在他身旁草地上躺着的是彼得，一个小男孩。彼得，一只手托着腮，当然了，他活脱儿像是那些画中年轻的沃尔特·罗利爵士[1]。他五官端正且鲜明，一双灰色的眼睛看起来严肃、忧郁，还很懊丧，散发出一种诱人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色。该神色通常在令人回味的牛肉大餐之后可被领略到。他着迷地望着伊奇先生。

寂静……鸟之歌。

彼得：我常常晚上坐在窗边看星星。有时候我觉得它们就是我的星星……（严肃地）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变成一颗星星……

伊奇先生：（虚妄地）对，对……对……

彼得：那些星星我全都认识——金星，火星，海王星，葛洛丽亚·斯旺森[2]。

伊奇先生：我对天文学不感冒……我一直在想伦敦，小老弟。在想我女儿，她去那儿当打字员了……（他叹了口气。）

彼得：我喜欢乌尔萨，伊奇先生。她是多么丰满，多么圆滚滚，多么的肉感呐。

伊奇先生：她不值一提，小老弟。（他脚底下被一堆罐子和锅子绊了一下。）

彼得：你的哮喘怎么样了，伊奇先生？

伊奇先生：更糟了。感谢上帝！（阴郁地）我是个百岁老头了……越来越不中用了。

彼得：我猜，从你不再干那种小打小闹的放火勾当之后，你的生活应该变得顺利了吧。

伊奇先生：是啊……是啊……你知道，彼得，小老弟，五十岁时我被改造了一回——在牢里。

彼得：那后来又再犯了？

伊奇先生：比那更糟。我服刑期满的前一个星期，他们说什么也要把一个年轻力壮的犯人的腺体移植到我身上来。

彼得：让你焕然一新了吧？

伊奇先生：让我焕然一新？！让魔鬼又回到我身上来了！这个年轻犯人明显是个城里惯盗，偷盗成瘾了。跟他做的那些事一比，纵火根本就是小打小闹。

彼得：（充满敬畏地）好可怕！科学全是骗人的。

伊奇先生：（叹着气）现在我已经完全把他制伏了。不是每个人在这一生中都需要把两套腺体给用报废的，哪怕得忍受孤儿院中兽性的对待，我也不愿再有一套腺体组织了。

彼得：（考虑着）我想你不会反对一位和蔼可亲的、安详的老牧师的腺体吧。

伊奇先生：牧师就没长腺体……他们唯有灵魂。

（舞台后面传来一阵低沉而响亮的汽车喇叭声，表明有一辆大汽车停在了附近。然后，一个年轻人身穿漂亮礼服、头戴黑漆皮丝帽登上了舞台。他是一介凡夫俗子，和另外那两个有灵性的形成了鲜明对比。此人是罗德尼·迪文。）

迪文：我找乌尔萨·伊奇。

（伊奇先生在两个锅子间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伊奇先生：我女儿在伦敦呢。

迪文：她已经离开伦敦了。她来这儿了，我一路跟过来的。

（他将手伸进挂在身旁放香烟的螺钿包里，挑出一支香烟来，划着火柴凑到香烟上，香烟立刻点燃了。）

迪文：那我等她。

（他等着。好几个钟头过去了。除了偶尔锅子间自行发出些类似吵架拌嘴的咯咯和咝咝声之外，一点儿别的动静都没有。此处如果愿意，可插播几首歌曲，或者让迪文用纸牌变变戏法或翻几个筋斗。）

迪文：这儿可真安静。

伊奇先生：是的，真安静。

（一个穿戴花哨的姑娘突然出现了，她模样非常市井，她就是乌尔萨·伊奇。她长着一张与早期意大利油画上的女孩差不多的脸，一张形状模糊不清的脸。）

乌尔萨：（声音粗鄙，俗气）爸！来了！要乌尔萨干什么？

伊奇先生：（颤巍巍地）乌尔萨，小乌尔萨。（他们拥抱彼此的身体。）

伊奇先生：（满怀希望地）你回来是帮着犁地的吧。

乌尔萨：（愠怒地）不，爸，犁地多烦人啊，我可不干。

（虽然她说的有口音，但话的内容还是甜蜜和清晰的。）

迪文：（息事宁人地）听着……乌尔萨，咱俩互相理解一下吧！

（他迈着优雅、均匀的大步朝她走去——正是这样的步子曾让他当上剑桥大学仪仗队的队长。）

乌尔萨：你还说是杰克吗？

伊奇先生：她什么意思呀？

迪文：（诚恳地）我亲爱的，当然了，一定是杰克，不会是弗兰克。

伊奇先生：哪个弗兰克？

乌尔萨：就是弗兰克！

（此处可以插入一些荤段子。）

伊奇先生：（七上八下地）吵架不好……吵架不好……

迪文：（伸出手去轻拍她的胳膊，但用力过猛，这个动作曾让他成为牛津大学队的击球手）你最好嫁给我。

乌尔萨：（轻蔑地）干吗，他们都不肯让我从你家仆人的进出口进入你家。

迪文：（气呼呼地）他们不会的！永远别怕这个……你可以从情人进出的大门进我们家。

乌尔萨：先生！

迪文：（困惑不解地）对不起，你知道我的意思。

伊奇先生：（感到一阵怪异的疼痛）你想娶我的小乌尔萨？

迪文：对，我想。

伊奇先生：你历史清白么？

迪文：再清白不过了。我有全世界最好的道德品质……

乌尔萨：和世上最糟的小节。

迪文：在伊顿公学[3]，我是“明日之星”[4]的得主；在拉格比公学[5]，我是“淡啤酒”会员。作为家中幼子，我命中注定是个警察……

伊奇先生：别说这些……你有钱没有？

迪文：大把大把的钱。我可以让乌尔萨每天早晨在不同时段坐着两辆劳斯莱斯轿车去城里。我还有一辆小型车和一辆改装过的坦克……在歌剧院有包厢……

乌尔萨：（愠怒地）对，只有在包厢我才睡得着。而且我听说，你被你的俱乐部给除名了。

伊奇先生：出纳？[6]

迪文：（垂下头）我是被除名了。

乌尔萨：为的什么？

迪文：（几乎听不见地）有一天，我开了一个玩笑，把马球藏起来。

伊奇先生：你的脑子还好使吧？

迪文：（忧郁地）还好。归根结底，什么叫才华过人？就是聪明地在没人看着的时候播种，在人人都看着的时候收获。这才叫聪明，才叫才华过人。

伊奇先生：说话当心……我可不会把女儿嫁给格言警句。

迪文：（更忧郁了）我向你保证我只是一个平凡人。我常常会落到固执己见的地步。

乌尔萨：（迟钝地）你没一样说到重点。我不能嫁给一个认为应该是杰克的男人。为什么弗兰克……

迪文：（一语打断）胡说八道！

乌尔萨：（断然强调地）你是个傻瓜。

伊奇先生：嘘嘘……一个人不能妄下评判……慈悲些，姑娘。尼禄[7]是怎么说的来着？“勿以怨恨对人，应以慈悲待人……”

彼得：那不是尼禄说的，是约翰·德林瓦特[8]。

伊奇先生：嗨！谁是那个弗兰克？谁是那个杰克？

迪文：（愁眉苦脸地）高奇[9]。

乌尔萨：邓普西[10]。

迪文：我们在争论一个问题……如果那二人是死敌，又被锁在同一个房间，最后哪一个能活着出来。我现在声明啊，杰克·邓普西会采取一种……

乌尔萨：（恼怒地）胡说八道！他才不会……

迪文：（飞快地接上）你赢了。

乌尔萨：那我又爱你了。

伊奇先生：所以我要失去我的小女儿了……

乌尔萨：你还有一大屋子孩子啊。

（查尔斯——乌尔萨的弟弟从乡村别墅里走了出来。他一身貌似要出海的打扮：肩膀上扛着一卷绳子，脖子上挂着一个铁锚。）

查尔斯：（没看见他们）我要出海了！我要出海了！

（声音里充斥着胜利的腔调。）

伊奇先生：（悲伤地）你早就出过海了。

查尔斯：我一直在读“康拉德！”[11]。

彼得：（梦幻一般地）“康拉德！”啊！亨利·詹姆斯[12]的《航海两年》。

查尔斯：你说什么？

彼得：沃尔特·佩特[13]版的《鲁滨逊漂流记》。

查尔斯：（对他父亲说）我不能待在这里和你一块儿烂掉。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我要逮鳗鱼去。

伊奇先生：我会在这儿……等你回来……

查尔斯：（轻蔑地）哼，虫子听到你的名字都已垂涎三尺了。

（要注意有些人物有一阵子没说话了。要是他们能演奏一首富有生机的萨克斯风曲子，场子会活泛起来。）

伊奇先生：（悲哀地）这些溪谷，这些山冈，这些麦考密克[14]收割机……它们对我的孩子们全无意义。我都理解。

查尔斯：（口气柔和了一些）那么你会念我的好吧，爸爸。理解就是原谅。

伊奇先生：不……不……我们永远都不会原谅那些我们能够理解的人……我们只能原谅那些无端伤害我们的人……

查尔斯：（不耐烦地）我烦死你关于人性的那一套了。还有就是，我讨厌在这里的日子。

（伊奇先生的好几十个孩子从屋子里鱼贯而出。他们跑过草地，跑过那些罐子和锅子，一边跑，一边嘟囔着“我们要远走高飞”“我们要离开你”。）

伊奇先生：（他的心都碎了）他们都要抛弃我了。我就是太仁慈了，棍棒之下出孝子啊。噢，都是那个俾斯麦[15]的腺体造的孽。

（外面一声汽车喇叭响，可能是迪文的司机等他主人等得不耐烦了。）

伊奇先生：（悲悲戚戚地）他们都不热爱土地！他们不忠于伟大的土豆传统！（他满腔热血地抓起一把泥土，往自己的光头上擦了擦，头发一下子冒出来了）啊，华兹华斯[16]，华兹华斯，你说得太对了！

她现在不动了，也没有力气，

听不见，也感觉不到，

每天乘着别人的老汽车，

随地球旋转。

（所有人都叹息着，叫嚷着“生活”和“爵士乐”，然后慢慢退往舞台侧面。）

查尔斯：回归土地，是呀！十年来我一直想离开土地！

另一个孩子：也许农民是国家的脊梁骨，可谁又愿意当脊梁骨呢？

另一个孩子：只要我能吃上沙拉，才不在乎是谁在锄我们国家的生菜呢！

所有人：生活！心灵研究！爵士乐！

伊奇先生：（自我挣扎中）我一定是老古董了。就是这么回事儿……重要的并不是生活，而是你们赋予生活的奇趣……

所有人：我们要在里维埃拉[17]里沦陷，我们有皮卡迪利广场[18]的票子。生活！爵士乐！

伊奇先生：等等。让我给你们读一段《圣经》。随便翻到哪页就读哪页。总可以找到与当前情况相关的句子的。

（他在一个锅子上找到一本《圣经》，随便翻了一页，开始读起来。）

“亚哈，伊斯蒂莫和阿尼姆，戈桑、奥隆和基洛，十一座城池和村庄。阿拉伯、鲁玛和埃索……”

查尔斯：（残忍地）买十枚戒指，然后再来试试。

伊奇先生：（再次努力着）我的爱人，你是多么美丽，你是多么美丽呀！你有鸽子一般的眼眸，还有藏在眼眸中的东西。你的头发就像基列山的羊群——嘿！这段相当粗俗啊……

（他的孩子们粗鲁地嘲笑他。喊着“爵士乐”和“生活首先都是耐人寻味的”。）

伊奇先生：（沮丧地）今天不管用了。（充满希望地）也许是书受潮了。（他摸了摸书）是的，是受潮了……锅子里有水……今天不管用了。

所有人：书受潮了！不管用了！爵士乐！

其中一个孩子：赶紧的，我们必须赶上六点半的车。

（此处可以插进一些其他对白。）

伊奇先生：再见……

（他们全走了，只剩下伊奇先生一个。他叹了口气，朝农舍的台阶走去，躺下，闭上了眼睛。）

暮色降临了，舞台上充斥着一片从未在陆地或海洋上出现的光芒。台上一片寂静，只有远处牧羊人的老婆用口琴吹奏着《贝多芬第十交响曲》中的一段咏叹调。一群白色或者灰色的巨大蛾子突然俯冲下来，落到那老人身上，直到将他完全覆盖。可是，他一动不动。

大幕收起又落下好几次，以此指代数分钟的流逝。为达到更好的喜剧效果，可让伊奇先生紧紧地抓着幕布，随着幕布升起再下落。此处也可加入萤火虫或者仙女。

然后，彼得出现了，带着又傻又甜蜜的表情。他手里紧紧抓着什么东西，还不时着迷地看一看。在自我犹豫、挣扎一番后，他将手里的东西放到老人身上，随即悄悄退下。

蛾子们成群挨在一起，翅膀不断扑楞着，然后突然受到惊吓，仓皇飞走了。夜色渐浓，一个小小的白色的圆东西还在发着火光，西艾萨克郡的微风吹来一阵清香——那是彼得的爱的礼物——一粒樟脑丸。

（此剧可剧终，也可无限延续下去。）

[1]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英国探险家、作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早期美洲殖民者，被指控阴谋推翻国王詹姆士一世而被监禁在伦敦塔，后被处死。著有《世界史》等。

[2]葛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1899—1983）是一位美国电影演员，是默片时期最著名的女演员。

[3]伊顿公学（Eaton College），是英国著名的男子公学及贵族中学，位于英格兰温莎，泰晤士河旁。

[4]明日之星，学生在伊顿公学的最后一年，学校将从各种获奖者中精选出20人为“明日之星”，名为“POP”。

[5]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位于英格兰西北部拉格比市，是英国历史最悠久及最有名望的贵族学府之一，为男女校，这里也是橄榄球运动的发源地。

[6]Cashier用作动词的被动语气有被开除、除名的意思，名词为“出纳”的意思。

[7]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37—68）为罗马帝国皇帝。他是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

[8]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1882—1937），英国剧作家及诗人。

[9]弗兰克·高奇（Frank Alvin Gotch，1877—1917）美国最负盛名的摔跤手。

[10]杰克·邓普西（Jack Dempsey，1895—1983），外号黑小子，是一名美国职业拳击手。

[11]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国小说家，原籍波兰，年轻时当过海员，中年才改行写作。一生共写作13部长篇小说和28部短篇小说，主要作品包括《黑暗之心》，是英国现代小说先行者之一。

[12]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剧作家和散文家，被一致认为是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他对人的行为认识有独到之处，是20世纪小说意识流写作技巧的先驱。

[13]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英国散文家和小说家。

[14]麦考密克（McCormick，1809—1884），美国工业家、发明家，近代收割机的发明者之一。

[15]奥托·冯·俾斯麦（德语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德意志帝国首相，通过战争击败法、奥，统一德意志，有“铁血宰相”之称。

[16]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曾获桂冠诗人头衔。

[17]里维埃拉（Riviera），别名蔚蓝海岸，是对西班牙、法国及意大利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统称。

[18]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伦敦市索霍区的娱乐中枢。

山里姑娘吉米娜

本文不会假装是一篇“文学作品”，它只是给精力充沛的人们写的一个故事罢了——这些人想要的仅仅是故事，而不是大玩“心理学”伎俩，抑或“解析”那样的玩意儿。嘿，你会喜欢它的。这个故事可以在这里读到，电影里看到，留声机里听到，踩缝纫机时还能回味回味。

野蛮之事

肯塔基群山之中，夜，四面都是高耸入云的荒山，湍急的山溪在山体间起伏奔流。

此时的吉米娜·坦楚姆，正在位于山溪下游的家庭酿酒场酿制着威士忌。

她是一个典型的山里姑娘。

她赤着双足，粗大有力的双手垂到膝盖以下。面容有些憔悴，那是辛勤劳作在脸上留下的痕迹。尽管只有十六岁，但为了养活年迈的双亲，她在山里酿威士忌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工作间歇，她会时不常地停下手里的活儿，舀一勺纯净、提神的液体，一饮而尽——复又精神头十足地接着忙活手头的工作。

她会把黑麦置于大桶中，用脚反复踩踏，用不了二十分钟，成品就出来了。

突来，传来一声呼喊，她停住了手里的漏斗，抬起头来。

“你好！”有个声音说道，这声音来自于一个男人，他脚蹬一双猎靴，出现在她眼前。

“你能告诉我，去坦楚姆家的木屋怎么走吗？”

“你是从山下的安置区来的吗？”

她用手指着山脚下的路易斯维尔。她从未去过那里——除了一次，那是在她还没出生的时候，她的曾祖父老戈尔·坦楚姆由两位执法官陪着去过一趟，可那一去他就再也没回来。因此，世世代代，坦楚姆家的人都对“文明”心怀恐惧。

年轻男子被逗乐了，他咯咯地轻声笑了起来，费城人才会那样笑。笑声中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她，她又喝了一勺威士忌。

“坦楚姆先生在哪里，小丫头？”口气很是友善。

她抬起脚用大脚趾指着树林：“在那边……那些松树后面的木屋里。老坦楚姆就是我老爸。”

安置区来的年轻人道了谢，接着，便大步流星地走掉了。他整个人生机勃勃，年轻且个性十足。他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唱着歌，翻着筋斗，尽情地呼吸着山里新鲜、清冽的空气。

小酒场周围的空气，闻着都像酒。

吉米娜·坦楚姆出神地看着他——从未有过像他这般的人闯进过她的生活。

她坐在草地上数她的脚趾头，她数到了十一。她在山区小学学过点算术。

山中宿仇

十年前，山下安置区来的一位女士在山中开办了一所学校。吉米娜没钱，但她有自己的法子——用威士忌充当学费——每天清晨带一桶威士忌放在拉法热小姐的书桌上。拉法热小姐在这里教了一年书以后，便死于戒酒性谵妄[1]，这么一来，吉米娜的教育便也就此中断了。

在小酒场的河对岸还有一间小酒场，那是多尔壮姆家的酿酒作坊。多尔壮姆家族和坦楚姆家族从不来往。

他们互相仇恨。

五十年前，老杰姆·多尔壮姆和老杰姆·坦楚姆在坦楚姆家的小屋为玩“牌杰克”[2]大吵了一架。杰姆·多尔壮姆把红桃老K扔到杰姆·坦楚姆的脸上，怒不可遏的坦楚姆则用方块9向多尔壮姆砍回去，其他几个多尔壮姆和坦楚姆也都加入了战斗。很快地，小木屋里便扑克牌四处乱飞了。多尔壮姆家年轻一辈的哈斯特鲁姆·多尔壮姆倒在地上，一张红桃A给塞进他嗓子眼里了，他痛苦万分地翻滚着。此时的杰姆·坦楚姆站在过道上，脸上燃烧着恶魔般的仇恨，捏着一把又一把的牌戳向对方。坦楚姆老妈则站在桌子上往多尔壮姆家的人身上泼着滚烫的威士忌。老海克·多尔壮姆手中的王牌已经使尽，只得将他们家的人聚到一块儿，自己一边左右拍打着烟叶口袋，一边撤出木屋，骑上阉牛怒气冲天地一溜烟跑回了自己家。

是夜，发誓要报仇雪恨的老多尔壮姆和他的儿子们，回过头去在坦楚姆家窗户上放了一个嘀答作响的东西，又在门铃里别了个扣钉，然后全身而退。

一个星期以后，坦楚姆家的人又在多尔壮姆家的酒场里放了些鱼肝油。如此这般，两家的梁子就这么结了下来，一年又一年地延续着，先是一个家庭被整个灭掉，然后是另一个家庭。

[1]震颤性谵妄（Delirium tremens）又称戒酒性谵妄，是一种短暂的中毒性意识障碍状态，通常发生于长期饮酒突然停饮或减少饮酒量之后。

[2]一种简单的纸牌游戏（slapjack）。

爱萌生

小吉米娜每天在小河这边的酒场干活，博斯科·多尔壮姆则在小河那边的酒场干活。

有时候，出于自然继承来的仇恨，这两人会互泼威士忌，届时，吉米娜便会带着法国菜般的一身酒气回家。

可眼下，吉米娜思绪万千，根本无心望向对岸。

那个陌生人是多么美妙，他穿的衣服又是多么奇妙！在她一派天真无邪的想法里，她从不相信有什么文明的安置区，可她却能相信那里的人，这只能用山里人容易轻信人的本性来解释了。

她转身向山上的小木屋走去，可刚一转身，她脖子便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是一块海绵，是博斯科·多尔壮姆从河对岸酒场扔过来的、浸饱了威士忌的海绵。

“喂……我说！博斯科·多尔壮姆！”她用深沉的低音喊过去。

“哟……吉米娜·坦楚姆，妈的！”他顶回来一句。

她继续往木屋走去。

陌生人正在和她父亲谈话。在坦楚姆家的地里发现了金子，这陌生人，埃德加·埃迪森，想低价把他家的地给买下来。他正在琢磨着出个什么价。

把手垫在屁股底下，她注视着他。

他说话时蠕动的嘴唇，真是奇妙啊。

坐在炉子上，她注视着他。

突然，传来了一声令人心惊的叫喊。坦楚姆家的人都冲到窗前。

是多尔壮姆家的人。

他们已经把阉牛拴在了树上，人都藏在灌木丛和花丛后面。很快，石头和砖块如暴风雨般朝窗户砸来，把窗户都砸得向里凹了。

“爸爸！爸爸！”吉米娜尖叫着。

她父亲从墙上取下弹弓，满是爱怜地摸了摸弹弓上的橡皮筋，朝射弹孔走去。坦楚姆老妈走向储煤的小煤屋。

山中激战

陌生人最后也被撩起来了，他的胸中燃着一团火，很想和多尔壮姆家的人干上一场。他试着从烟囱爬出房子去，但转念又一想，床底下没准儿有个门，但吉米娜告诉他说没有。他在床和沙发底下到处找门，但每一次都被吉米娜拖出来，告诉他那里没有门。狂怒不已的他拼命地敲打屋门，冲着多尔壮姆家的人大喊大叫。人家根本没理会他，他只好兀自继续用砖头和石块猛砸窗户。坦楚姆老爸心里一清二楚：只要把窗户砸出个缺口来，他们就会一拥而入，战斗也会就此结束。

那时的老海克·多尔壮姆含了一嘴的口水，朝地上啐了一记，左突右杀地冲在最前面。

而坦楚姆老爸那了不起的弹弓也不是吃素的样子货。一记劲射，多尔壮姆家的一位被撂倒了；另一位的肚子也连续不断地挨了几弹弓，即使这样，这位多尔壮姆却还在无力地继续反抗。

他们离坦楚姆家的房子越来越近了。

“我们得逃走，”陌生人冲着吉米娜大喊，“牺牲自己，我也要把你带出去。”

“不行，”满脸污垢的坦楚姆老爸扯着脖子大叫，“你留在这里继续战斗，我带吉米娜出去，我带她妈出去，我带自己出去。”

安置区来的年轻人脸色苍白，气得浑身颤抖。他转身对着正从一个个射弹孔反击的哈姆·坦楚姆说：“你来掩护撤退？”

哈姆说他自己也有家人需要带出去，但如果年轻人能想出好办法的话，他愿意留下来跟他一起掩护撤退。

很快，浓烟已经从地板和天花板钻进屋里了。杰姆·多尔壮姆已经攻上来了。他在加菲特·坦楚姆斜倚着的射弹孔外擦着了一根火柴，酒精火焰立刻从房子的四面八方冒了出来。

盛在浴缸里的威士忌给点燃了，墙壁开始倒塌。

吉米娜和安置区的年轻人对视着。

“吉米娜……”他低声唤她。

“陌生人……”她回应着。

“咱们要死在一起了，”他说，“假如我们能活下来，我一定会把你带到城里去，然后娶了你。凭你酿酒的本事，你一定能在城里获得成功。”

她悠闲地抚摸了他一会儿，兀自柔声数着自己的脚趾头。烟雾更浓了，她的左腿着火了。

她就是一盏人体酒精灯。

他们长久地亲吻，接着，一面墙倒了下来砸在他们身上。

“合二为一。”

多尔壮姆家的人冲进火圈时，发现两人的胳膊还彼此缠绕着，倒在那里，死了。

老杰姆·多尔壮姆被打动了。

他取下帽子。

往帽子里灌满了威士忌，一口气干掉。

“他们死了，”他慢慢说道，“他们渴望得到对方。战斗现在结束了，我们一定不要再把他们分开了。”

于是，他们把两人扔进了小河，落水时溅起的水花也合二为一。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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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时代的故事

产品经理 | 孙雪净

封面设计 | 董歆昱

Kindle电子书制作 | 李元沛

出品人 | 吴畏

目录

1. 富家男孩

2. 冬日梦

3. 宝宝派对

4. 赦罪

5. 拉格斯·马丁-琼斯和威尔士王子

6. 调校者

7. 热血与冷血

8. “明智之举”

9. 格雷琴的一梦四十日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All the Sad Young Men

[美]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 著

杨蔚 译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 ( 美)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著 ; 杨蔚译. -- 深圳 :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80709-774-7

Ⅰ . ①那… Ⅱ . ①弗… ②杨… Ⅲ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Ⅳ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6) 第291140号

出品人：胡洪侠

责任编辑：岳鸿雁 赵立娜

封面设计：董歆昱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美)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 著 杨蔚 译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518034 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2号）

北京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

字数：177千字 印数：1-11,000册

ISBN 978-7-80709-774-7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Rich Boy

富家男孩

一

着眼于个人，你会发现不知不觉间已创造出一个类型；而着眼于类型，你会发现，什么也没能创造出来。因为我们全都是怪胎，比外表展现出来的更怪，比我们希望别人了解，甚至比我们自己所了解到的更加古怪。每当听到有人自称是“普通、诚实、坦率的人”，我就敢肯定，此人背地里必定有些不正常的地方，或许还相当不正常——至于他有关什么普通、诚实、坦率的宣言，恰恰彰显了对它们的轻蔑。

我们不谈类型，不说大多数。在这里只有一个富家男孩。这是他的故事，与他兄弟无关——我这一生都在和他的兄弟们打交道，可他却成了我的朋友。再说了，要是写他兄弟们的事，那就不得不从攻击谎言开始，攻击所有穷人关于富人的，还有富人谈及自己时的谎言——他们已构建出如此庞大的体系，只需随手抽出一本描写有钱人的书，就总有些东西诱使我们下意识地做好准备，迎接一个非现实的世界。即便是头脑聪明、热情洋溢的社会记录者，也不免将富人的国度描绘成超脱凡俗的人间仙境。

让我来告诉你，那些大富豪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与你我不同。自小便拥有一切，享受一切，这造就了他们，令他们在我们激愤时宽容温和，我们笃信时玩世不恭。这些东西，除非你也含着金汤匙出生，否则很难理解。从骨子里，他们就自信比我们优越，因为我们还不得不自己去寻找生活的报偿和避难所。哪怕家道中落，泯然众人，他们仍旧相信自己比我们强。他们是不同的。对于年轻的安森·亨特，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当成外国人来描述，并且坚守我的看法。一旦接受他的观点，哪怕只是片刻，我也会就此迷失——我将别无可言，只能奉上一出荒诞剧。

二

安森是六个孩子里的老大。早晚有一天，这六兄弟要瓜分掉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家产。在他刚迈入懂事的年纪（也许是七岁？）时，大胆的年轻女子们已经坐上电动“汽车”在第五大道招摇而过，那正是世纪之初。当时他和弟弟有一位英国家庭女教师，她说起话来清晰明了，恰到好处。两兄弟的谈吐也颇有她的风范——遣词用语无不干脆利落，和我们截然不同。他们的咬字发音并不完全和英国孩子一样，却习得了一口地道的纽约上流社会口音。

每到夏天，六个孩子就从位于七十一街的家中被送到康涅狄格州北部的一栋大房子里。那不是个时髦的地方，安森的父亲希望尽可能让孩子们晚些接触到生活的那一面。他属于那种多少优于本阶层和当下时代的人——这个阶层稳住了纽约社会，尽管在那个镀金年代里，势利和粗鄙更为常见。他希望他的儿子们养成专注的习惯，拥有强壮的体魄，成长为生活健康的成功者。他和妻子尽可能关怀他们，直到最大的两个孩子离家入学。可惜的是，要在占地广阔的豪宅中做到这一点很难——在那些中小房屋中反而会容易得多。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从来逃不开妈妈的唠叨，她无处不在，喜与不喜随时一目了然。

在康涅狄格的村子里，当意识到人们对他那种带着些不情愿的美国式尊重时，安森头一次感受到了他的优越。和男孩们一起玩耍时，他们的父母总不忘问候他的父亲和母亲，若是自家孩子能受邀到亨特家做客，那隐约的兴奋更是掩藏不住。他接受了这一切，视之为理所当然。从此以后，无论在金钱、地位还是权威方面，对于任何不能以他为核心的群体，他都无法忍受。他不屑与其他男孩争夺地位，觉得那天生就该属于他。如若不然，他便退回到家中。他家境富足。要知道，在东部，金钱还是某种带有封建意味的东西，是宗族的黏合剂。而在势利的西部，钱被分散到各个家庭，变成了“私产”。

十八岁时，安森去了纽黑文。他长得高大健硕，学校的规律生活给了他一副清爽的眉目，气色也很不错。只是一头颇为滑稽的黄发和天生的鹰钩鼻使得他与“英俊”二字无缘，但这并无碍于他的自信魅力和天然的率直气派。走在大街上，不必多说，任何上流社会的人都能看得出，他是个富家子弟，上的是那些最出色的学校。遗憾的是，这非同一般的优越却成为了他在大学里取得成功的阻碍——他的傲然不群被看作自负，拒绝恭谨接纳耶鲁准则的姿态更像是目中无人。于是，早在毕业之前很久，他就把生活重心转移到了纽约。

他在纽约如鱼得水，有自己的房子，还有几位“独此一家的好佣人”。得益于出色的幽默感和处事天赋，他很快成为了家族的核心人物。更不用说还用那些社交新人们的聚会，那些男人俱乐部里纯粹的雄性世界，那些偶尔为之的狂野派对，艳丽妩媚的女孩出入其中，而在纽黑文，只有到下等社区才能看到这样的女孩。他的人生愿望相当中规中矩，就连早晚会结婚的信心也完全无可非议。然而，和大多数年轻人的心愿比起来又大相径庭，因为其中绝无迷雾缭绕，也完全没有任何可被称为“理想化”或“幻想”的东西。安森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的世界，这个财富汇集又挥金如土、婚姻崩毁且花天酒地、谄上骄下与追逐特权的世界。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都终结于妥协，可他的生活，一开始就是妥协。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一七年夏末，那时他刚离开耶鲁，和其他人一样，被卷进了战争那体系化的亢奋中。他穿上海军航空兵的蓝绿色军装，南下到了彭萨科拉[1]。在那里，旅馆乐队演奏着“亲爱的，对不起”[2]，我们这些年轻军官则拥着姑娘跳舞。人人都喜欢他，就算他混迹醉汉之间，也算不上是个多么出色的飞行员，可就连教官都对他另眼相看。他常常和他们一起高谈阔论，信心十足，说得头头是道——到最后，话题不是回到他自己身上，就是聊起别的某个军官，后者更多一些，总之，不外乎高谈如何解决掉某个迫在眉睫的麻烦。他纵情宴饮，言语放浪，兴致勃勃地追逐享乐，以至于当他竟然爱上一位相当保守的正派姑娘时，我们全都大吃一惊。

她名叫宝拉·勒让德尔，是一位肤色浅黑的庄重美人儿，来自加利福尼亚某处，她家在城外有一栋过冬的房子。抛开一本正经的架势不谈，她还是相当受欢迎的——总有那么多自负的男人无法接受女人的幽默。但安森不是这类人。我无法理解的是，对于他那颗敏锐且多少有些玩世不恭的头脑来说，她的“诚挚”——这个词用来形容她真是恰如其分——究竟魅力何在。

不管怎么说，他们相爱了——按照她的方式。他不再傍晚跑到德索托酒吧鬼混；无论何时何地，大家总看到他们进行着漫长而严肃的谈话，这场谈话一定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很久以后，他告诉我，其实他们并没有聊什么特别的话题，只是各自发表些不太成熟，甚至毫无意义的言论。后来，感情色彩渐渐浓了起来，却并非滋生于语言之中，而是来自那极其严肃认真的氛围，就像某种催眠术。他们的对话常常被打断，挤进一些我们会称之为“有趣”，而事实上好似阉割过的所谓幽默。等到单独相处时，他们会重新拾起对话，庄重、节制、一唱一和，两人都觉得情投意合，心意相通。他们渐渐开始讨厌被迫中断对话，对生活中的玩笑无动于衷，甚至对同龄伙伴轻微的冷嘲热讽置若罔闻。只有谈话时，他们才感到快乐，沉浸在那份庄重严肃中，宛如沐浴在明亮火焰的琥珀色光芒之中。最后，新的干扰出现了，可这次他们不觉得讨厌——激情登场，开始逼迫谈话退让。

说来也怪，安森和她一样热衷谈话，也深受其影响，可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许多时候并非那么真心。然而就她而言，大多都纯出天然。一开始，他也瞧不上她那感情用事的天真，但在爱意加持下，她的天性越发彰显且耀眼，他再也无法轻视它们。他觉得，若是能进入宝拉那温暖、安全的生活中，一定会很快乐。漫长的谈话扫除了一切拘束，完成了准备工作——他从更大胆开放的女人们身上学来了一些东西，现在转授给她，她则报以专注虔敬的热忱。一天晚上，相拥起舞过后，他们决定结婚。他给母亲写了封长长的信来介绍她。第二天，宝拉告诉他，她很富有，拥有差不多价值百万美元的个人财富。

三

换个背景布，他们说的可能就是“我们一无所有，在一起得清贫度日”。如今富有替代了贫穷，可那份欢喜并没有分毫差别。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平起平坐。即便如此，当安森四月获准休假，带着宝拉和她母亲一起北上来到纽约时，面对他的家庭，看着他家的豪宅大院，她还是深深震惊了。第一次和安森携手站在他小时候玩耍过的房子里，她满心舒畅，感觉非常安全，仿佛自己已经得到了最为妥帖的照顾。照片里头戴无檐便帽、刚进学校的安森，在某个早已忘却的夏天里和恋人骑在马背上的安森，婚礼上被迎宾员和伴娘们簇拥着的安森，全都让她嫉妒，嫉妒那段她未能参与到他生命中的时光。他是那样彻头彻尾的权威者，一切尽在掌握，一切财富上都打着他的烙印，以至于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嫁给他，以他妻子的身份回到彭萨科拉。

但结婚这事并没有立刻提上日程，就连订婚都要等到战争过后才能宣布。当发现他的假期只剩下两天时，她的不满化为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让他也像她一样迫不及待。他们打算开车到乡下去参加一场晚宴，她下定决心，要在当晚促成这事。

宝拉的一位表姐和她们一起住在丽兹酒店。这是位尖酸苛刻的姑娘。她爱宝拉，只是多少也有些嫉妒这份骄人的婚约。当宝拉还忙着梳妆打扮时，这位不参加晚宴的表姐代替来不及出场的她，在套房的会客室里接待了安森。

安森下午五点和几个朋友聚了聚，待了一个小时，喝得不少，有点忘形了。他适时离开耶鲁俱乐部，由母亲的司机送到丽兹酒店，只是平日里的风度全都没了，再被客厅的暖气一烘，立刻让就晕了。他心里很清楚，却只觉得既好玩又有些抱歉。

宝拉的表姐二十五岁了，却还异常天真，起初完全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之前从没见过安森，这时候看见他几乎从椅子上滑下来，嘴里还嘟嚷着奇怪的话，简直惊讶极了。直到宝拉出现，她都还没弄清楚，他制服上那股她以为是干洗剂的气味，其实来自威士忌。但宝拉一打眼就明白了，她只想赶紧带安森出门，免得被母亲看见。看到宝拉的眼神，表姐也终于明白了。

当宝拉和安森下楼钻进那辆豪华轿车时，他们才发现车里还有两个男人，都睡着了。他们下午一起在耶鲁俱乐部里喝酒来着，还说一起去参加晚宴。他把他们留在车里，却忘得干干净净。两人在去亨普斯特德[3]的路上醒来，开始唱起歌来，其中有些颇为粗俗。宝拉努力宽慰自己，毕竟安森是不怎么说脏话的。可她还是又羞又恼，只能抿紧了双唇。

视线转回酒店。那位表姐正琢磨着这事儿，满心困惑不安，于是走进勒让德尔太太的卧室，说：“他还真是滑稽啊？”

“谁滑稽？”

“啊呀——当然是亨特先生。他看起来真是滑稽。”

勒让德尔太太盯着她，目光锐利。

“他怎么滑稽了？”

“噢，他说他是法国人。我还不知道他是法国人呢。”

“这太荒唐了。你一定是弄错了。”她微笑道，“他开玩笑呢。”

表姐坚决地摇摇头。

“不，他说自己在法国长大，完全不会说英语，所以不能跟我说话。他说不了！”

勒让德尔太太不耐烦地转开视线。就在这时，表姐沉思着补充了一句：“也许他只是醉得太厉害了。”接着便离开了房间。

这份多管闲事的小报告没有说错。安森发现自己口齿不清，完全失去了控制，于是选择了一种非同寻常的逃避方式：宣称他不会说英语。多年以后，他还常常提起这桩故事，每次都哈哈大笑，因为他一想起来就觉得好笑。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勒让德尔太太往亨普斯特德挂了五个电话。终于打通以后，又等了十分钟，宝拉才接起电话。

“乔表姐告诉我，说安森喝醉了。”

“噢，不是……”

“噢，是的。乔表姐说他醉了。他跟她说自己是法国人，还从椅子上摔了下来，看起来简直是酩酊大醉。我希望你不要跟他一起回来。”

“妈妈，他很好！请别担心——”

“可我很担心。我觉得这真是太可怕了。你得答应我，不和他一起回来。”

“我会小心的，妈妈……”

“我要你别跟他一起回来。”

“好的，妈妈。再见。”

“一定答应我，宝拉。另外找人送你回来。”

宝拉满腹心事地放下听筒，挂掉电话。她涨红了脸，又无奈又气恼。门外，安森正在楼上四仰八叉地睡着，楼下的晚宴还在乱糟糟地继续，好在即将结束。

之前一个小时的车程算是让他清醒了几分，他的到来也不过引起一阵喧闹。宝拉只希望这个晚上别搞砸了，结果，一个不留心，两杯餐前鸡尾酒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两根稻草。他大叫大嚷，足足闹腾了十五分钟，在冒犯了晚宴上几乎所有人之后，悄无声息地滑到桌子底下，活像旧版画上的男人——不，还不如旧版画，这完全是场灾难，毫无意趣可言。在场的年轻姑娘们全都装作没看见这出闹剧，似乎唯有沉默才是明智之举。他的叔叔和另外两个男人把他架到楼上。再之后，宝拉就被叫来接电话了。

一个小时后，安森醒了，头疼得要命，意识迷迷糊糊的，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辨认出站在门口的罗伯特叔叔。

“……我说，你好点儿了吗？”

“什么？”

“你感觉好些了吗，老伙计？”

“难受死了。”安森说。

“我再给你拿瓶解酒药水来，喝下能睡得好些。”

费了些力气，安森才把双腿挪到床下，站起身来。

“我没事。”他闷闷地说。

“不用着急。”

“我觉得，只要来杯白兰地，我就能下楼去了。”

“噢，不——”

“没错，我就只想要这个。现在没事了……我猜，我在楼下可能不太受欢迎吧。”

“他们知道你不舒服。”他叔叔不以为然地说，“不过不用担心，斯凯勒甚至没能来得了，还在高尔夫球场的更衣室里醉得不省人事呢。”

安森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除了宝拉。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决定要收拾一下这一晚的残局。只是，等到他冲过冷水澡下楼时，大多数人都已经离开。宝拉一看到他便立刻站起来，准备回家。

坐在那辆豪华轿车里，他们进行了一场严肃的谈话，就像从前那样。她早就知道他喝酒，但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在她看来，或许他们俩终究还是不适合对方，生活观念相差太大，诸如此类。安森等她说完才开口，并且非常清醒。最后，宝拉说自己得好好想一想，今晚没法做出决定。她没有生气，只觉得遗憾，也拒绝了他送她回酒店。下车前，她凑过来潦草地吻了吻他的脸颊。

第二天下午，安森和勒让德尔太太进行了一番长谈，宝拉在一旁听着，默不作声。他们达成了一致：首先，宝拉需要一段时间来想清楚这整件事。之后，如果母女俩都觉得合适，她们会回到彭萨科拉去找安森。至于他，他诚恳而不失高贵地表达了歉意——仅此而已。勒让德尔太太拿了一手好牌，却还是无法在他面前建立起分毫优势。他没有给出任何承诺，也毫无谦卑退让之态，只是就人生稍稍发表了些一本正经的评论，到头来反而在道德上大占上风，成功脱身。三周之后，当他们回到南部，无论是心满意足的安森，还是重新建立起信心的宝拉，都没有意识到，最好的时机已经永远错过了。

四

他支配了她，吸引着她，同时也把焦虑不安灌注到她的心里。他既可靠又放纵，既感情丰沛又玩世不恭，这矛盾的情形让宝拉困惑不已，她温和的头脑完全无法理解。宝拉渐渐怀疑，在他身体里是否有两个截然相反的人格。每当看到他独处一隅，出席正式宴会，抑或是与一见之下便对他心悦诚服的人站在一起，她总感到无比骄傲——为他那强烈的迷人风度，还有那如父如兄般包容、通达的智慧。可一旦换到其他场合，那原本完美无瑕的翩翩风度便露出了另一副面孔，叫她心神不宁。那副面孔粗俗、滑稽，纵情享乐，不计其余。这吓得她有一阵子几乎不敢多想他，甚至暗地里还试着和一个旧爱往来了几次。可是没有用。四个月来，她一直笼罩在安森旺盛的活力下，以至于其他男人都显得苍白孱弱、了无生气。

七月的时候，他受命调往海外前线，两人的款款柔情和激情渴望也因此越发浓烈。宝拉考虑过举办一场战前婚礼，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如今他总是满嘴酒气。然而，离别本身就已经让她伤心得生了病。他出发后，她给他写了一封又一封长长的信，懊悔他们白白浪费了那么多日子，只是用来等待，却没有好好相爱。八月时，安森的飞机掉进了北海[4]。在水里泡了一夜后，他被一艘驱逐舰救起，却染上肺炎进了医院。还没等他被送回家，停战协议就签署了。

之后的日子里，属于他们的机会全都回来了，再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障碍需要克服，不想两人却又因为性情脾气而暗中较上了劲。这耗干了他们的眼泪，亲吻变得干瘪无味。他们不再相互倾听，心中不再响起对方亲昵的呢喃，到最后，仅剩的交流就只有写信了——远隔两地，鱼雁往来。一天下午，一位社会新闻记者在亨特家里耗了足足两个小时，就为了求证他们订婚的消息。安森否认了。然而，一份刊物随后还是将这事作为头条报道刊载了出来。报道里说，人们“常常看到他们出双入对，出没于南安普敦、温泉城和塔克西多－帕克[5]”。可是，过去的严肃长谈如今已经变质，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无止的争吵。婚事几乎告吹，安森公然大醉一场，错失了和她的婚约，而宝拉就此提出种种行为主义[6]的要求。他的绝望在他的骄傲和自知之明面前是如此无助：毫无疑问，这场婚约已经破裂。

“我最亲爱的，”如今他们在信里这样写，“我最亲爱的，最亲爱的，当我在午夜醒来，意识到一切不复存在，我只觉得死去还更好些。我没法再活下去了。也许这个夏天我们能见个面，聊一聊，重新考虑那决定。那天我们都太激动、太伤心了，没有你，我无法想象如何度过余生。你说到其他人。难道你不明白吗？对我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其他人，只有你……”

可宝拉在东部各地旅行。有时，她会在信里提起某些宴饮欢娱，想要引他好奇。可安森太敏锐了，这完全没用。当他在她的信中看到某个男人的名字，反倒更加放心，甚至还带上了点儿轻蔑——在这类事情上，他总是自恃优越的。但安森还在期望着，期望有一天能和她结婚。

这期间，他热情洋溢地投入战后的诸多活动和五光十色的生活中：进入一家证券经纪行，参加半打以上的俱乐部，跳舞至深夜，游走在三个世界之间——他自己的世界、年轻耶鲁毕业生的世界、百老汇大街一头的酒色世界。但不管怎么说，每天总还有完完整整、雷打不动的八小时是要贡献给华尔街的。在那里，靠着家族人脉、敏锐的头脑和无穷无尽的旺盛精力，他几乎是一飞冲天。安森拥有一颗无价的好头脑，能够迅速分析并做出判断。有时候，只要睡上不到一个小时，他就能精神奕奕地出现在办公室里。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就这样，早在一九二〇年，他的薪水与佣金加起来就超过了一万二千美元。

当耶鲁传统渐渐消弭时，他却成了纽约同学圈子里的大人物，而且越来越受欢迎，比他在学校时受欢迎得多。他住着豪宅，还能提携年轻人，带领他们也住上豪宅。他的生活早已高枕无虞，可大多数人却刚刚站上前途叵测的起点。他们开始聚集到他身边，寻求享乐与庇护，安森也有求必应。乐于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安排各种事务。

如今，宝拉的信里不再提到别的男人了，字里行间只流露出一股柔情蜜意的味道，这在从前是没有的。他从好几个人那里听说，她有了个“够分量的情人”——洛厄尔·塞尔，一个有钱有地位的波士顿人。虽说他始终坚信她还爱着他，可一想到有可能失去她，他终究难免忐忑不安。差不多有五个月了，她只在纽约出现过一次，待了一天，逗留期间也并不能让人满意。随着传言四起，他越来越渴望见到她。二月里，他休了个假，南下去了佛罗里达。

棕榈滩绵延伸展，慵懒华贵。沙滩一侧，沃思湖波光粼粼，犹如一整块蓝宝石，湖上四散地泊着些游艇。另一侧，是大西洋上绿松石色的美妙水湾。“破浪者”酒店与“凤凰木”酒店这两座庞然大物宛如双生子般屹立在金黄色的沙滩上，四周簇拥着林地舞厅、布雷德利赌场和十数家售价比纽约高三倍的女装店。在“破浪者”的花格游廊上，两百名女子踏左一步、踏右一步、转圈、滑步，正跳着大名鼎鼎的“双曳步”柔软体操，每当音乐暂歇，便听到两千只手镯在两百对手臂上摇曳晃荡，叮当作响。

入夜了。宝拉、洛厄尔·塞尔、安森和随便凑数的某个人一起在大沼泽俱乐部里打桥牌，牌面图案热辣激情。安森觉得她那和善、端庄的脸看起来有些苍白疲惫——她周游各地已经四五年。他认识她也有三年了。

“两张黑桃。”

“抽烟吗？……噢，不好意思，我过。”

“过。”

“三张黑桃……翻倍。”

房间里有十二张牌桌，满屋子烟雾缭绕。安森和宝拉四目相对，就连塞尔注意到他俩时也不曾分开……

“叫的什么牌？”他心不在焉地问。

华盛顿广场的玫瑰啊[7]

角落里，一个年轻人唱着歌：

我正渐渐凋零

在地下室的空气中——

烟浓得像迷雾一样，一扇门打开，在屋里卷起灵质[8]的漩涡。“小亮眼睛”飞掠过一张张桌子，在大厅里那些摆出英国架势的英国人中寻找柯南·道尔先生[9]。

你能用刀切开这浓雾

……用刀切开这浓雾

……用刀……

最后一局终了，宝拉猛然站起，开口对安森说话，声音紧张而低沉。洛厄尔·塞尔几乎都没瞟上一眼，他们已走出门，走下一段长长的台阶，眨眼之间便携手漫步在洒满月光的沙滩上了。

“亲爱的，亲爱的……”他们不顾一切地拥抱，躲进阴影里，激情满溢……片刻后，宝拉把头微微往后撤，好让他的双唇能吐出她想要听到的话——再次亲吻时，她能感觉到那些字眼就在嘴边了……她又再退开，侧耳聆听，可是，当他又一次拉她入怀，紧紧拥抱时，她意识到他什么也没说——只有深沉而忧伤的低喃，“亲爱的！亲爱的！”每每听到她就忍不住哭泣。放低身段，退让顺服，她的感情在他面前屈服，眼泪滑下她的面颊，可她的心还在哭喊着：“问我呀——噢，安森，最亲爱的，问我啊！”

“宝拉……宝拉！”

一字字好似手在拧着她的心。安森感受着她的颤抖，知道感情足够了。他无需再多言，无需把他们的命运交付给事实上暧昧含糊的话。既然他可以这样拥抱着她，又为什么要再独自煎熬一年，甚至永远？他想着他们俩，更多是想着她。过了会儿，当她突然说起要回酒店时，他犹豫了，第一反应是：“不管怎么说，就是现在。”可转念又想：“不不，再等等——她已经是我的了……”

他忘了，三年的拉扯早已让宝拉身心俱疲。这晚过后，她的激情便一去不返了。

第二天一早，他启程回纽约，满心空落落的不踏实。车上有位初入社交圈的漂亮少女，他们本就认识，两天来一直一起吃饭。开始时他略微向她提起过宝拉，还设计了个巧妙的安排，避免她们俩碰面。这女孩天生任性冲动，安森的信任哄得她心花怒放。如果是吉卜林[10]笔下的士兵，那还等不到回纽约，他就早该为她意乱情迷了。万幸，他很清醒，所以忍住了。四月下旬时，他收到一封从巴尔港[11]发来的电报，宝拉通知他，她和洛厄尔·塞尔订婚了，很快就要在波士顿结婚。一切都毫无征兆，他从不相信会发生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

那个上午，安森灌了自己一肚子威士忌，然后去了办公室，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唯恐停下来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傍晚，他像往常一样下班，只字未提发生的事，照样热情、幽默、专心致志。但有一件事，他完全无法控制——足足三天的时间里，无论在哪里，无论和谁在一起，他都可能突然双手抱头，哭成一个孩子。

五

一九二二年，安森和公司的初级合伙人一起出国调查伦敦的借贷情况，这趟旅程意味着他就要被这家公司真正接纳了。如今他二十七岁，略微有些发福，但绝不到胖子的地步，气度谈吐显得比实际年龄老成。长者、青年全都喜欢他、信赖他，妈妈们也都放心将自己的女儿交给他照看。他有种本事，只要走进一个房间，就能立刻和其中最年长、最保守的人结成联盟。“你们和我，”他似乎在说，“我们是坚实的同盟，这我们都知道。”

他天生就能探查到别人的弱点，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却又懂得宽厚包容，像神父一样，这让他格外注重外在的形象。每个礼拜日上午，他都要在一家时髦的主日学校讲课。跟整夜狂欢的他比起来，区别只在于冲了个冷水澡，换上一身常礼服。这就是典型的安森。有一次，大概是出于某种本能的感知，好几个孩子从第一排换到了最后一排。他常常提起这个故事，总能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自从父亲过世后，他成了家族真正意义上的掌舵人，并切实指引着弟妹们的命运。基于某种复杂的原因，他的权威并没有扩展到父亲的产业上，这部分由他的叔叔罗伯特掌管。罗伯特叔叔是这个家族里的彪形大汉，一个好脾气却滥饮无度的人，往来的对象都是围着惠特尼山[12]打转的那帮人。

罗伯特叔叔和他的妻子埃德娜，都曾是少年安森的亲密朋友。可是，当侄儿的卓越才能没能在赛马活动上展现出来时，前者不免失望了。他也曾推荐安森加入一个城市俱乐部，这是全美最难加入的俱乐部，只接纳其家族“对纽约的建设做出过贡献”（换句话说，就是在一八八〇年之前便已拥有大量财富）的成员。可等到投票过后，安森却放弃了推荐，转而投身耶鲁俱乐部。罗伯特叔叔就此和他小谈过一次，然而没过多久，安森就再一次拒绝了罗伯特·亨特，不肯加入他保守而且多少有些经营不善的证券行。从此，叔叔的态度就越来越冷淡。他好像一名已将所知所能倾囊相授的小学老师，淡出了安森的生活。

安森身边有那么多朋友——几乎人人都得过他的大恩惠，也几乎人人都隔三岔五就会受受他的窘，他的言辞有时会突然变得很粗鲁，加之嗜酒，随时都可能喝个烂醉。如果别人有什么不得体的言行，他一定恼怒不已，可轮到自己，他的幽默感便登场了。他做了不少古怪事，每每说起，总是哈哈大笑，引得大家都跟着笑起来。

那年春天，我正好在纽约工作，便常常和他一起在耶鲁俱乐部吃午餐——我的大学俱乐部还没完工，暂且借用着他们的地盘。我之前听说过宝拉结婚的消息。某个下午，我问起了她。他似乎有所触动，将整个故事都告诉了我。那之后，他便常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家庭晚宴，摆出一副我俩关系非同寻常的架势，似乎敞开心扉之后，他便和我共享了那段心碎记忆的一小部分。

我发现，尽管女孩的母亲们都信任他，他对女孩们的态度却绝非一视同仁的保护。这取决于女孩自己：如果她表现出随性放荡的倾向，那就只能靠自己了，哪怕有他在身边。

“生活，”他有时这么解释，“教会了我玩世不恭。”

所谓“生活”，在这里就等于宝拉。有时候，特别是喝醉时，他脑海中的事情会有一点扭曲，让他相信是她无情地抛弃了自己。

因为这份“玩世不恭”，也或许是因为他根本就认为天生放荡的女孩不值得宽容体谅，他与多莉·卡尔格发生了一段风流韵事。这不是他在这些年里唯一的风流事，却是触及他最深的，乃至极大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

多莉是一位声名狼藉的“时评作家”的女儿。父亲靠婚姻爬上了这个阶层，至于她本人，长大后加入了女青年会[13]，出入广场酒店[14]，参与各项集会。只有像亨特家族这样少数的老牌世家才会质疑她是否真算是“圈内人”，毕竟她的照片常常出现在报纸上，知名度甚至远远超过许多真正的上流社会女孩。她一头黑发，双唇殷红，面色红润可爱。不过，在抛头露面的第一年里，她总会扑上烟粉色的香粉，因为红润已经过时，维多利亚式的苍白正大行其道。她身穿严肃的黑色正装，站立时两手插在口袋里，身体微微前倾，脸上带着点儿可笑的一本正经。她喜爱跳舞胜过其他所有，舞技也相当精湛——除了做爱，就数跳舞的技艺最值得赞叹。她从十岁开始就不断坠入情网，爱上的往往是对她无动于衷的男孩。这些男孩——数量还不少——多半见过一次就厌倦了她。尽管屡遭打击，她心中却始终保留着最热忱的一角。只要遇上，她总还会再尝试一次，有时成功了，更多的时候是失败。

这位吉卜赛女郎永远不会明白，那些拒绝爱上她的男孩都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有同样敏锐的直觉，能看穿她的缺陷，不是情感缺陷，而是根本上的缺陷。第一次见她时，安森就看出来了。那是宝拉结婚后不到一个月时，他喝得非常多，虚与委蛇地跟她混了一个星期，之后便断然离开，把她抛到了脑后——从那一刻起，他在她心中便占据了至高之地。

恰如那时候的许多女孩，多莉任性轻率，放荡不羁。战争结束后，传统道德礼仪遭到摒弃，这些略微年长者眼中的叛逆也不过是大势下的冰山一角而已。多莉既老派又出格，她在安森身上看到了同样的两个极端，他一方面毫无节制地放纵猎艳，一方面又充满了保护力。在他的性格里，她同时感受到了骄奢淫逸与磐石般的坚毅可靠，这两者刚好能满足她天性里的一切需要。

她知道事情不容易，却连方向都弄错了。她以为安森和他的家族期望一桩更加堂皇的婚姻，随即猜测他好酒的倾向或许正是她的机会所在。

他们相识于一场社交新人的聚会。随着她对他的迷恋越来越深，他们开始设法寻找更多相处机会。和大多数母亲一样，卡尔格太太相信安森是个极其可靠的人，总会同意多莉跟他出门去很远的乡村俱乐部和郊外别墅，并不太过问他们的行踪，即便晚归，也不会要求女儿做出解释。刚开始，所有的理由都还很充分，可是很快，多莉那想要掳获安森的世故念头就被她铺天盖地的情感淹没了。只是在出租车和汽车后座里接吻已经不够，他们做了一件古怪的事：

他们暂时逃出了自己的世界，构建起另一个略低一档的社交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安森的滥饮和多莉的混乱作息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也没人指指点点。圈中成员五花八门：几个安森在耶鲁的朋友和他们的妻子；两三个年轻的证券经纪人和债券推销员；一小撮有钱的单身汉，刚从学校毕业，正热衷于铺张靡费。这个圈子不大，涉及不广，但好处在于能够让他们得到别处难求的自由。更何况，这完全是围绕着他们俩构建起来的，多莉因此得以享受高人一等的虚幻愉悦——这是安森享有的愉悦，从孩童时期起，他的整个人生就实实在在地高人一等，而她却无从分享。

他不爱她，在两人相处的整个漫长而疯狂的冬天里，他常这么对她说。春天到来时，他厌倦了，想要改弦更张，回归自己的生活。他发现要么立刻与她一刀两断，要么就责无旁贷地背负起诱引的后果。她家人的鼓励态度促使他做出了决定——某个晚上，卡尔格先生小心翼翼地敲响图书室的房门，声称他在餐厅里留了一瓶陈年白兰地。这一刻，安森感到生活正向他包围过来。当天夜里，他给她写了封短信，信里说，他要去度假了，考虑到种种情况，他们还是别再见面的好。

这时已是六月，他的家人已经锁上大门到乡下去了，他暂时住在耶鲁俱乐部里。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我不断听到他和多莉的故事，添油加醋，戏谑玩笑。归根结底，他还是瞧不起不稳重的女人，从未在他真正信赖的豪华社交大厦里为她们留有一席之地。那晚，当他告诉我决定和她分手时，我很高兴。我常常在各种场合见到多莉，每次都为她那些无谓的努力感到难过，也为知道了太多我原本无权知晓的事而心虚羞愧。她是那种会被称为“漂亮的小东西”的女孩，不过身上倒有股不顾一切的劲头，让我为之着迷。若是少几分勇敢，她那送到虚无女神面前的献祭便也可以不那么显眼——她早晚会放弃自己，这是一定的。让我高兴的是，至少这种献祭不会在我眼前完成。

安森打算第二天一早把分手信放在她家。这是第五大道街区里少数几家还有人住的房子。他还知道，因为多莉给出的错误信息，卡尔格夫妇决定为他们的女儿创造些机会，已经出国旅行去了。就在他刚刚迈出耶鲁俱乐部的大门，走上麦迪逊大道时，邮差到了。他转身跟着回到俱乐部，一眼就看到了信封上多莉手写的字。

他知道信里会写些什么——孤独忧伤的独角戏，丝毫不新鲜的通篇埋怨，“真想知道，要是……”的句式——面对着这一切，回想起所有那些久远的、他和宝拉·勒让德尔之间拥有过的亲昵亲密，仿佛都是另一个世纪的事情了。翻看过几份账单，他重新拿起那封信，打开。意外的是，信很短，有点儿正式知会的意思，信里说，这个周末多莉不能和他一起到乡下去了，因为佩里·赫尔突然从芝加哥来了。还补充说，这全怪安森自己，“——如果我能感受到你爱我，就像我对你的爱一样，那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和你在一起。可是佩里那么好，他又那么想要和我结婚——”

安森轻蔑地笑了。对付这类小花招，他经验十足，甚至都能知道多莉是怎样煞费苦心地安排，或许给忠诚的佩里写了封信，算好了他到达的时间——还要绞尽脑汁地斟酌出这封短信，既要让他妒忌，又不至于惹得他一怒而去。难逃绝大多数折中方案的窠臼，这信毫无力量与生气，透出的不过是怯懦的绝望罢了。

突然之间，他愤怒了。坐在大厅里，他又把信读了一遍，然后拿起电话打给多莉，用他清晰有力的声音告诉她，信收到了，会照原计划在五点钟上门接她。不等她装模作样地说出“或许我能抽出一个小时见见你”，他就挂断了电话，下楼向办公室走去。路上，他把自己的信撕成碎片，扔在大街上。

他不是妒忌——她对他毫无意义——只是她可怜的诡计勾出了他内里所有的顽固和任性。这是来自愚笨头脑的放肆挑衅，绝不容忽视。既然她想知道自己属于谁，那就让她看看。

五点一刻，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多莉一身出门装扮，他静静听她说出没来得及在电话里说的台词：“我只能给你一个小时。”

“戴上你的帽子，多莉。”他说，“我们出去走走。”

他们沿着麦迪逊大道散步，一直走到第五大道。天气很热，安森早已发福，就这么会儿工夫，他的衬衫汗湿了。他话不多，只是斥责她，没有显露分毫爱意，但不等走到第六个街区，她就又是他的了。她不住为那张便条道歉，作为赔罪，还保证绝不去见佩里，同时许下各种诺言。她以为，他之所以会来，是开始爱上她了。

“我热了。”走到七十一街时，他说，“这还是冬天的西装。要是我顺道回家换身衣服，你不介意在楼下等我会儿吧？我只需要一分钟。”

她很高兴。他热了，这是有关他生理的私密事，这种亲近让她激动不已。他们走到格栅铁门前，安森掏出钥匙，那一刻，她感到了某种喜悦。

楼下很暗，他乘电梯上了楼。多莉撩起窗帘，透过蕾丝看着街对面的房子。她听到电梯停了下来，出于捉弄他的念头，她按下了电梯的下行按钮。然后，不完全是一时冲动，她走进电梯，上到她猜测的楼层。

“安森。”她叫道，带着笑意。

“很快就好。”他在卧室里回答……短暂的停顿之后，“现在可以进来了。”

他已经换了衬衫，正在扣背心的纽扣。

“这是我的房间。”他轻声说，“你觉得怎么样？”

她看到墙上挂着宝拉的照片，入迷般地盯着它，正如五年前宝拉注视着安森少年时期女朋友的照片一样。她知道一些有关宝拉的事，有时还会用这个故事里的零碎片段来折磨自己。

突然之间，她贴近安森，伸出双臂。他们拥抱着。窗外，昏黄的街灯已经营造出一幅薄暮景象，尽管阳光还明晃晃地照在马路对面一栋房子的后屋顶上。只要半个小时，这个房间就会变成一片漆黑。不期而至的好时机让他们不知所措，两人的呼吸都急促起来，相互拥抱得更紧了。事情很明显，水到渠成。他们紧紧相拥，抬起头来，目光同时落在了宝拉的照片上，它高挂在墙上，俯视着他们。

安森猛地垂下双臂，坐在书桌前，抓起一大串钥匙试图打开抽屉。

“想喝一杯吗？”他粗哑着嗓子问。

“不，安森。”

他倒了半杯威士忌，大口吞下后便打开门，走进大厅。

“过来。”他说。

多莉迟疑着。

“安森——我今晚终究会陪你到乡下去的。你明白，对吗？”

“当然。”他硬邦邦地说。

他们开着多莉的车去长岛，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密。对于将要发生的事，两人心知肚明。在长岛那寂静、炎热的夜里，不会有宝拉的面孔出来提醒他们还缺点儿什么，只有他们俩，它们不在乎。

他们计划度周末的庄园位于华盛顿港，属于安森的一位堂姐，她嫁了个蒙大拿的铜材商人。过了门房，又开过一条漫长的车道，他们在进口的白杨幼树下蜿蜒前行，驶向一栋巨大的粉色西班牙式房屋。安森从前常到这里来。

吃过晚饭，他们到林克斯俱乐部跳舞。差不多午夜时，安森确认过他的堂兄弟们都不会在两点前离开，便解释说多莉累了，他得送她回去休息，之后再回来跳舞。带着些兴奋的颤抖，他们一起钻进一辆借来的汽车里，朝着华盛顿码头开去。经过门房时，他停车向守夜人探问：

“卡尔，你什么时候开始巡更？”

“这就要去了。”

“之后呢？你会守在这里，直到所有人都回来？”

“是的，先生。”

“很好。听着，如果有任何车开进这扇大门，不管是谁的，我要你立刻给房子里打个电话。”他把一张五美元的钞票塞进卡尔手里，“清楚了吗？”

“是的，安森先生。”他是老派人，不会挤眉弄眼，也不笑。可多莉坐在一边，还是微微别开了脸。

安森有钥匙。一进屋，他就给两人各倒了一杯酒——多莉没碰她那杯——又确认了电话的位置，发现离他们的房间不远，他们俩的房间都在一楼，很容易就能听见铃响。

五分钟后，他敲响了多莉的房门。

“安森？”

他走进房间，合上房门。她在床上，胳膊支在枕头上，忐忑地斜倚着。他挨着她坐下，伸手揽她入怀。

“安森，亲爱的。”

他没有回答。

“安森……安森！我爱你……说你爱我吧。现在说吧——你现在还不能说吗？哪怕不是真心的？”

他没有听。越过她的头顶，他感觉宝拉的照片就在这里，就挂在墙上。

他站起身凑近去看。几经反射的月光下，相框闪着幽微的光亮，框里是一张不认识的脸。他差一点忍不住哭泣起来，再转过头注视着床上娇小的身影时，不由带上了几分憎恶。

“这太蠢了。”他嗄声说，“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我不爱你，你还是该等个爱你的人。我根本不爱你，你不明白吗？”

他说不下去了，只好匆匆走出门去。回到客厅里，他用发抖的手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就在这时，大门突然打开，堂姐走了进来。

“嗨，安森，我听说多莉病了。”她急切地开口，“我听说她不舒服……”

“没什么。”他打断她，提高嗓门，好让多莉在房里也能听到，“她有点累，已经睡下了。”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安森都相信，有一位守护神会偶尔插手人类事务。而多莉·卡尔格大睁着双眼躺在床上，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再也不相信任何事了。

六

当年秋天多莉结婚时，安森正在伦敦出差。和宝拉的婚姻一样，事情来得很突然，但对他的影响却大不相同。一开始他觉得很可笑，一想到就几乎要忍不住大笑。后来却沮丧起来，这让他觉得自己老了。

冥冥中有些事情在重复——为什么，宝拉和多莉是两个时代的人。他已经提前尝到了四十岁男人的滋味儿，就像一个年届不惑者听到老情人的女儿结婚的消息一样。他发了封电报去祝贺。宝拉结婚的时候他可没这么干，他们俩是认真的，他永远也不会真心希望她和别人的婚姻快乐幸福。

回到纽约后，他成了公司的合伙人。随着职责加重，他的空闲时间越发少了。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竟然拒绝为他出具保单，这让他大为震动，为此足足一年没再喝酒，还声称他觉得身体好多了。不过，我倒觉得，他还是很想念可以肆意谈论那些切利尼[15]式冒险的日子，在他前二十几年的生命里，那可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但他从未背弃耶鲁俱乐部，仍旧是那里的头面人物、知名人士。毕业七年了，他的同班同学们原本可能已经四散，寻觅其他不那么纵酒狂放的盘桓之地去了，可就因为他的存在，大家仍旧聚集在这里。

他的日程永远不会太满，他的头脑也永远不会厌倦为求援者提供帮助。这些事，原本只是出于骄傲与优越感才做的，如今已经变成了习惯与热情。总有事情可做——某位年轻小兄弟在纽黑文遇到了麻烦，某个朋友和妻子吵了一架需要调解，这个人得找份工作，那个人等着要投资。不过，他最擅长的，还是解决年轻夫妇间的问题。年轻的已婚者们都崇拜他，他们的公寓对他几乎毫不设防——他知道他们的爱恋情事，指点他们在哪儿安家，如何生活，记得他们孩子的名字。对于年轻的妻子们，他的态度谨慎周全，从不滥用她们丈夫的信任。说来也奇怪，哪怕见识过他那毫不掩饰的不羁行径，丈夫们却还是愿意相信他。

他渐渐对幸福的婚姻感同身受，也因误入歧途的婚姻而体味到哀伤的愉悦，其中的强烈程度竟也不遑多让。每一季过去，都免不了让他目睹至少一份感情的坍毁，其中或许还有他曾亲自见证的。当宝拉离婚，又几乎立刻与另一个波士顿人结婚后，他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来跟我聊她。他再不会像爱宝拉那样爱别人了，可他还是坚持说，他不再介意。

“我永远不会结婚。”他如今这样说，“我见得太多了，知道幸福的婚姻少之又少。再说，我也太老了。”

可他仍然相信婚姻。和所有在幸福完满的婚姻下长大的人一样，他满怀热忱地信赖它。无论看过多少世事，也无法改变他的信仰，在这一点上，他的玩世不恭如泡影般消散无踪。但他也是真的觉得自己太老了。二十八岁时，他开始对没有浪漫爱情的婚姻安之若素，果断选择了一位门当户对的纽约姑娘，漂亮、聪明、性情相投，完全无可指摘——打算要和她坠入爱河。他曾经诚挚地向宝拉说的那些话，曾经优雅地对其他女孩说的话，如今，若不带上微笑，带着不容置疑的说服力，他就根本说不出来。

“等到四十岁的时候，”他对朋友们说，“我就成熟了，会和其他人一样，爱上某个歌舞女郎。”

不过，他还在坚持尝试。母亲希望看到他结婚，而他的经济状况也足以负担——他在证券交易行业里占有一席之地，年收入已达到两万五千美元。这个念头合情合理。他在和多莉共同建立的圈子里花去了大把时间，可当夜晚来临，他的朋友们退守家中，他的自由自在便无法再给他带来任何愉悦。他甚至怀疑，当初是不是应该就和多莉结婚。连宝拉也不曾那样爱过他，在单身生活中，他渐渐认识到，能遇到一份真感情是多么难能可贵。

正当这种情绪开始在他心头滋长时，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他的婶婶埃德娜，一位年届四十的妇人，和一个名叫卡里·斯隆的年轻浪荡酒徒有染。这事儿闹得尽人皆知，只瞒着安森的叔叔罗伯特。十五年来，他成天泡在各个俱乐部里高谈阔论，理所当然地把妻子抛在一边。

安森一再听到这则传言，越来越恼怒。过去对叔叔怀有的某些感情重新燃了起来，那是一种超乎个人的情感，是为了维护家族团结——他的骄傲之源。他凭直觉找出了事情的重点，那就是，他的叔叔不应当受到伤害。破天荒头一次，他主动插手了。基于对埃德娜性格的了解，他觉得，比起地方法官或他的叔叔来，他亲自处理这事会更好。

叔叔正在温泉城。安森追踪了流言的源头，确认其中不存在什么误会，随后便打电话给埃德娜，邀请她第二天到广场酒店共进午餐。一定是他的语气里有什么吓到了她，她想推脱，可他仍旧坚持，说不介意推迟日期，直到她没有理由拒绝。

她准时来到广场酒店，在大堂里和他相见。埃德娜是个金发灰眼的美人，只是青春不再。她穿着俄罗斯黑貂皮外套，五枚大戒指在纤细的手指上闪耀，全都镶嵌着冰冷的钻石和红宝石。安森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些皮草珠宝，这些填补她逝去容颜的财富光辉，是靠他父亲的才智赚来的，不是他叔叔。

埃德娜虽然察觉到了他的敌意，却仍没有料到他会如此单刀直入。

“埃德娜，我很震惊，你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他语气强烈、坦率，“刚听到时，我简直不能相信。”

“相信什么？”她尖声追问。

“你犯不着在我面前装腔作势，埃德娜。我说的是卡里·斯隆。抛开别的不说，我不认为你有权这样对待罗伯特叔叔——”

“嘿！说话留神，安森——”她生气了，可他断然截断了她的话：

“——和你的孩子们。你已经结婚十八年了，早就该到了明白好歹的年纪。”

“你不能这么对我说话！你——”

“不，我可以。罗伯特叔叔始终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深深地动情了，感到一阵切肤的伤痛，为他的叔叔，也为他三个堂弟妹。

埃德娜站起来，她的蟹柳冷盘还一口没动过。

“这真是愚蠢至极——”

“非常好，你要是不想听我说，我就去找罗伯特叔叔，把整件事完完整整地告诉他——反正他早晚都会听到。那之后，我再去找找老墨斯·斯隆。”

埃德娜颤抖着跌坐回椅子里。

“别这么大声。”她哀求道，两眼闪着泪光，“你不知道你声音有多大。你完全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来进行这些疯狂的控诉。”

他没说话。

“噢，你从来就不喜欢我，我知道。”她继续说着，“你不过是借着这些愚蠢的谣言，想要毁掉唯一能给我带来快乐的友情。我做过什么，让你这样恨我？”

安森安然等待着。她一定会先试图求助于他的骑士风度，然后谋求他的同情，最后，诉诸他卓越的教养。等他用自己的方式一一顶住之后，她就会承认，而他则可以着手好好解决她的问题。午餐时间悄悄流逝，靠着沉默，靠着铁石心肠，靠着不断拿出他最重要的武器——他自己的真情，他将她逼到了几乎崩溃的绝望中。两点钟时，她拿出镜子和手帕，拭去泪水，用粉盖住泪痕。她已经答应五点在自己家里见他。

他到达时，她正躺在躺椅上，椅子上铺着适合夏天的印花棉布。午餐时被他逼出的泪花似乎还含在她的双眼里。紧接着，他看到了暗处的卡里·斯隆，靠在冰冷的壁炉上，一副焦虑不安的模样。

“你想干什么？”斯隆首先发难，“我知道你中午邀请埃德娜吃饭，结果却拿着些不值一提的流言蜚语威胁她。”

安森坐下来。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相信那只是流言蜚语。”

“我听说你要拿这事儿去告诉罗伯特·亨特，还有我父亲。”

安森点点头。

“或者你们就此打住，或者我去告诉他们。”他说。

“你到底有什么该死的目的，亨特？”

“别发火，卡里。”埃德娜紧张地说，“我们只要向他证明这有多荒唐——”

“还有一点，现在是我的姓氏被传得满天飞。”安森打断她，“而这些，全都和你有关，卡里。”

“埃德娜又不是你家的人。”

“她当然是！”他的怒火直往上蹿，“怎么——这栋房子，她手上的这些戒指，全都是我父亲努力赚来的，她欠他的。罗伯特叔叔娶她的时候，她连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三个人都看向戒指，好像在这种情形下，它们有什么重大意义一般。埃德娜作势去摘戒指。

“我猜，世界上并不只有这几枚戒指。”斯隆说。

“噢，这太荒唐了。”埃德娜哭泣道，“安森，你愿意听我说吗？我已经弄清楚这愚蠢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我解雇了一名女仆，她转头就去了齐里谢夫家，就是她——这些俄罗斯人，全都喜欢从仆人那里打听事情，结果，他们就误会了这事。”她恼怒地一拳砸在桌上：“后来，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南部，汤姆把豪华汽车借给他们整整一个月——”

“你明白了？”斯隆急切地追问，“这女仆把事情传走了样。她知道埃德娜和我是朋友，就这么告诉了齐里谢夫家的人，在俄罗斯，他们觉得只要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就——”

他把话题拔到讨论高加索人的社会关系上去了。

“如果这是事实，那最好先跟罗伯特叔叔说清楚。”安森冷淡地说，“免得他听到流言后信以为真。”

他采取的还是午餐时对付埃德娜的策略，先由着他们解释完。他知道对方心虚，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越过界，从解释变成辩解，从而更加清晰地证明他们的罪过，比他做什么都有效。耗到七点，他们迈出了绝望的一步，不顾一切地把真相全都告诉了他：罗伯特·亨特的忽视，埃德娜空虚的生活，偶然调笑间猛然擦出的激情火花。然而，和无数真实的故事一样，这一个也不幸落于俗套，它软弱的外壳无力击穿安森坚强意志的铠甲。至于要向斯隆父亲揭发的威胁，则是令他们彻底无能为力的最后一击。斯隆的父亲是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退休棉花商人，典型的原教旨主义者，严格控制着儿子的经济来源，从而掌控他的生活，还曾经发过誓，要是再有一次出格的事情，就永远停掉他的生活费。

他们在一家法国小餐馆吃了晚餐，继续讨论——斯隆一度以武力相威胁，但片刻之后，两人转而哀求他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可安森无动于衷。他坚持埃德娜务必和他分手，还要确保她再也无法对他燃起激情。

凌晨两点，在五十三街的一家小夜总会里，埃德娜突然崩溃了，她哭喊着要回家。斯隆整晚都在拼命喝酒，又脆弱又伤感，趴在桌子上，双手捂着脸哭泣。安森随即提出了他的条件：斯隆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这座城市，六个月内不许回来。到他回来时，两人不许再发生同样的事。不过年底时，如果埃德娜愿意，可以向罗伯特·亨特提出离婚，并按正常的方式来办理手续。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注意到他们脸上的神色，对接下来要说的话更有信心了。

“又或者，你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他慢慢说，“如果埃德娜舍得下她的孩子们，那我也没什么办法能够阻止你们私奔。”

“我要回家！”埃德娜又哭喊起来，“噢，你这一天对我们做的还不够吗？”

外面一片漆黑，只有些微幽暗的灯影从第六大道上映过来。在那微弱的灯光下，两个曾经的情人最后一次四目相望，看着对方哀伤的脸庞，意识到，他们之间没有那样的青春和力量，可以让他们永不分离。斯隆猛地掉头，顺着街道离去。一位出租车司机正在打瞌睡，安森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

快四点了。水流正缓缓淌过阴森森的第五大道，冲洗着人行道，两名夜女郎的影子轻快地掠过圣·托马斯教堂黑色的正墙。眼前是中央公园里无人的灌木丛，孩提时安森常在那里玩耍。接下来经过的是一条条队列般整齐的街道，它们以数字命名，和其他名字一样意味深长。这是他的城市，他想着，他的姓氏已经光耀了五代。在这里，没什么变化能改变它永恒的地位，因为变化本身正是这根基的本质。凭借着变化，他，还有与他共享姓氏的人，将纽约的精神与自己融为了一体。换个软弱些的人，就没法像他那样运用威胁，反倒不如不说。凭借着足智多谋与坚定的意志，他扫去了落在叔叔姓氏上的灰尘，扫去了他家族姓氏上的灰尘，甚至扫去了车厢里他身旁这个颤抖着的女人身上的灰尘。

第二天早晨，人们在皇后区大桥桥墩脚下的暗礁上发现了卡里·斯隆的尸体。黑夜里，他情绪激动，还以为下面是幽暗的流水。不过，不到一秒钟之后，这就无所谓了——除非他原本还打算最后再思念一下埃德娜，或是准备在水中一边无力挣扎一边呼喊她的名字。

七

安森从未因自己在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而自责——事情最后发展成那样，不是他的错。然而，无辜者总会被有罪者牵累。他发现他最久远、某种意义上说也最珍贵的一段友情结束了。他永远不知道埃德娜编造了怎样颠倒是非的故事，总之，他叔叔的家再也不欢迎他了。

就在圣诞节之前，亨特太太蒙主圣召，回归了天国，安森成了他这一支里挑大梁的大家长。家里还有位未婚的姑姑，多年来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如今她担起了操持家务的担子，勉为其难地照看几个年轻姑娘。其他孩子没一个能像安森那样自食其力的，无论优点还是缺点都甚为寻常。亨特太太这一故去，一个女儿不得不推迟在社交圈的首次亮相，另一个女儿的婚礼也只好延期。与此同时，某种物质上的缺失也袒露在每个人面前，随着她的离开，亨特家那种宁静而奢华的优越生活也一去不返了。

一方面，缴纳过两笔遗产税，很快又要在六个孩子之间瓜分，家族遗产已经算不得一笔显赫的财富了。安森发现，几个最小的妹妹们谈起二十年前还不“存在”的几个家族时，竟流露出相当尊敬的意味。非但他自己的那种优越感没有影响到她们，相反，有时她们甚至还显出些俗气的势利劲儿。另一方面，这将是他们在康涅狄格的庄园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了，反对这项传统的声浪很大：“谁愿意闷在那个死气沉沉的老镇子上，白白浪费掉一年里最好的几个月？”他不得已让步了，同意秋天就把房子挂牌出售，等到来年夏天，他们就去威斯切斯特郡[16]租一个小一些的地方。相对于他父亲“奢华的简朴”的理念，这显然是一种退步。他虽然做出了让步，却也为之恼怒：母亲还在世时，他几乎每隔一周就要过去度个周末，哪怕是最热闹的夏天也不例外。

然而，他自己也身处这场改变之中，强烈的生存本能让他早在二十来岁的年纪就抽身退步，远离了这无望的有闲阶层的葬礼。他并没有看透情势，仍旧认为这个社会还有其准则与规范。可惜，并不存在准则。在纽约这座城市里，就连是否曾有过真正的准则都值得怀疑。很少还有人能通过努力奋斗而成功进入某个特定的阶层，就算有，他最终也只会发现，这个社会早已濒临瘫痪——又或者，更令人惊惧的是，他们曾远远避开的波希米亚群落如今已高踞在这一阶层之上。

二十九岁时，安森最担忧的便是自己日益增长的孤独感。现在，他已经打定主意永不结婚。作为伴郎或迎宾员，他参加过的婚礼不计其数——他家里有一个抽屉，塞满了各场婚礼上用的正式领结，有的代表撑不过一年的浪漫，有的代表从他生活中彻底消失的夫妻们。还有那些礼物，围巾扣、金领夹、袖扣，来自整整一代的新郎，都被扔进他的衣饰盒里，最终不知去向。随着一场又一场的婚礼，他越来越难以设想自己站在新郎位置上的情形。他向每一桩婚姻送上衷心的祝福，却无法对自己的抱有信心。

临近三十岁，眼看婚姻侵蚀着他的友情，他变得格外沮丧，最近更是如此。人们成群地淡出、消失，显露出失联的势头。他在自己的校友身上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和感情，可他们也正是所有人里消失得最快的。他们大多深陷家庭藩篱，有两个死了，一个移居国外，一个在好莱坞写分镜头剧本，那些电影安森一部不落全都看了。

无论如何，大多数人都是踏踏实实的上班族，闲暇时出没于某个乡间俱乐部，而且有了自己复杂的家庭生活。正是他们让安森感受到了最大的失落。

刚结婚时，他们全都需要他：他就他们微薄的收入提出建议，打消他们关于能不能在两居室带浴室的房子里多添一个小宝宝的顾虑，更重要的是，他代表着外面的广阔世界。可是现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早已过去，满心期待的孩子已经成了欢乐家庭中的一员。他们还是很乐意看到老安森，会为了见他而精心打扮，试图展现出他们如今的分量，对自己遇到的麻烦却避而不谈。他们不再需要他了。

在他三十岁生日的前几周里，最后一位亲密的老朋友也结婚了。安森照例担当伴郎的角色，照例送上一套银茶具，照例把新人送上“荷马号”邮轮道别。这是五月一个炎热的周五下午，步行离开码头时，他意识到，周末休盘已经开始，直到下周一早晨，他都无事可做。

“去哪里呢？”他琢磨着。

耶鲁俱乐部，当然了。打桥牌，直到晚餐开始，然后在某人房间里喝上四五杯新鲜调制的鸡尾酒，度过愉快而混乱的一个晚上。很遗憾，今天下午的这位新郎不能一起了——他们总能让这样的夜晚过得热热闹闹，他们懂得怎么和女人搭讪，懂得该怎么摆脱她们，怎么根据他们明智的享乐主义标准评估她们的价值。聚会是个调节器——你们把合适的姑娘带到合适的地方，为得到的消遣付账，不多也不少；你稍稍多喝一点，不太过分，等到早晨，找个合适的时机站起身来，说你得回家了。你躲开了大学里的男孩、蹭吃混喝的人、未来的婚约、争斗纠缠、多愁善感，以及一切轻率之举。这就是行事之道。除此以外，全都多余。

天亮后你绝不会太过懊恼，因为没有做任何决定。可要是出了格，你心里会有点乱，一言不发地戒上几天酒，直等到渐渐累积的无聊与烦躁推着你走进另一场聚会。

耶鲁俱乐部的大厅里没什么人。酒吧里，三个非常年轻的毕业生抬头看了他一眼，又漠不关心地飞快低下头去。

“你好啊，奥斯卡。”他对酒保说，“卡荷尔先生今天下午来了吗？”

“卡荷尔先生去纽黑文了。”

“哦……是有什么事吗？”

“去看球赛。很多人都去了。”

安森又看了一眼大厅，考虑片刻，便走出门，往第五大道去了。在某个他已经差不多五年没进去过的俱乐部里，一个灰白头发、眼泛水光的男人坐在落地窗边盯着他。安森迅速转开视线。那男人坐在那里，茫然无望，高傲孤寂，让他难受。他停下脚步，转身到四十七街，往提克·沃登家走去。提克和妻子一度是安森最亲近的朋友，和多莉·卡尔格还在一起时他们常常到他家去。但提克染上了酗酒的毛病，他妻子公开说是安森带坏了他。这话被添油加醋传到了安森耳里——最后虽然都弄清楚了，但那种微妙的亲密感已经不复存在，再也没能挽回。

“沃登先生在家吗？”他问。

“他们到乡下去了。”

他始料未及，颇受打击。他们去乡下了，可他却一无所知。若是两年前，他会清清楚楚地知道具体日期、时间，赶在他们出发前过来喝上一杯，同时开始计划他的首次乡间拜访。可如今，他们不声不响就走了。

安森看了看表，考虑和家人一起过个周末，可唯一的一趟火车是本地线路，要冒着高温忍受三个小时的颠簸。况且明天也得待在乡下，还有礼拜天。他才没兴趣和乖巧礼貌的大学生玩入门级桥牌，或是晚饭后到某个路边旅馆里跳舞——事实上，这种小小的娱乐是他父亲曾经过分看重并大加赞赏的。

“噢，不……”他对自己说，“不。”

他是个庄重高贵的年轻人，令人一见难忘，现在是有些发福，但除此以外，从他身上看不出丝毫放浪的痕迹。他原本可能成为某个领域——有时你很肯定那和上流社会无关，有时又觉得再无其他可能——的大人物，比如在法律或宗教方面。他在四十七街一栋公寓房前的人行道上呆立了几分钟，在他的生命中，这大概还是头一次觉得无事可做。

很快，他匆匆沿着第五大道走开去，仿佛刚刚记起还有个重要的约会。我们和犬类少有相似之处，而需要掩饰恰恰是其中之一。我想象着那天的安森，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在熟悉的后门处吃了闭门羹，他的举止堪称典范。他打算去找尼克。尼克以前是当红的调酒师，一切私人舞会都离不了他，如今受雇于广场酒店，专管在酒店那迷宫般的酒窖里冰镇无酒精香槟。

“尼克，”他说，“到底怎么回事？”

“厌了。”

“帮我调杯柠檬威士忌。”安森隔着柜台递过去一品脱瓶装酒，“尼克，女孩们都不一样了。我在布鲁克林有个小女朋友，上周她结婚了，一个字都没跟我说。”

“这是真的？哈哈哈，”尼克端出了他的外交辞令，“没把你当回事儿啊。”

“毫无疑问。”安森说，“头一晚我还跟她出去来着。”

“哈哈哈，”尼克说，“哈哈哈！”

“你还记得那场婚礼吗，尼克？在温泉城，我让服务生和乐手一起唱《天佑吾王》[17]那次？”

“那是在哪儿来着，亨特先生？”尼克努力回忆，“我记得好像是——”

“他们第二次跑来要小费时，我就在奇怪，我到底给了他们多少钱。”安森接着说道。

“我记得，好像是在特仑霍姆先生的婚礼上。”

“不认识他。”安森断然说。他被冒犯了，自己的回忆录里竟然横插进一个陌生名字。尼克察觉到了。

“不——哦，不是——”他改口道，“我该记得的，是你的一位朋友——布里金斯……贝克——”

“比克尔·贝克。”安森应声道，“婚礼后他们把我抬进一口棺材里，盖上鲜花拉了出去。”

“哈哈哈，”尼克说，“哈哈哈。”

没多久，尼克就没兴趣再陪着他扮演老管家了。安森上楼回到大堂，四下打量，先是看到柜台前的陌生伙计，然后是一朵上午婚礼留下来的花，斜挂在一只黄铜痰盂的沿口。他走出门，迎着血红的夕阳慢慢穿过哥伦布圆形广场。猛然间，又转身折回广场酒店，钻进电话间里。

后来他说，那天下午他给我打了三通电话，尝试联系了所有可能在纽约的人，多年没见的男人或者女孩，其中包括一个大学时认识的人体模特，就连记在他通讯本上的电话号码都褪了色，总机说，连那个分区号都不存在了。最后，他开始往乡下打电话，可最让人失望的是，到头来也只跟一些明显是管家或女仆的人说上了几句话。某某出门了，骑马去了，游泳去了，打高尔夫球去了，上周出海去欧洲了。我能跟谁聊聊电话？

他得独自度过这个夜晚，这简直无法忍受——当孤独被强加而来时，诸如“规划一番好好享受悠闲的私人空间”这种念头根本毫无吸引力可言。有一种女人总是在的，不巧他认识的那些这会儿都失去了踪迹，而在纽约城里，他绝不可能跑到某个专门的营业场所找个陌生女人过一夜——事关体面与机密性，要是在个陌生城市，作为临时出差途中的消遣，他会考虑的。

付电话费时，那女孩本想拿账单金额开个玩笑，却没能开得了口。安森打算离开广场酒店，却不知该去哪里，这已经是这个下午里的第二次了。旋转门边，一个女人侧对灯光站着，从身形看显然是正怀着孕。门一转动，就带起她肩头薄薄的米黄色披肩，每次她都略带急切地看向门口，似乎等得不耐烦了。第一眼看到她，一种强烈的熟悉感就席卷而来，让他为之战栗，但直到离她不到五英尺时，他才认出来，那是宝拉。

“嘿，安森·亨特！”

他的心翻了个个儿。

“嘿，宝拉——”

“噢，这真是太奇妙了。我简直无法相信，安森！”

她握住他的双手。从那放松的姿态里，他看出来，对于他们的过去，她已经放下了。可他没有。她曾经唤起的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悄然占据了他的脑海；一同回来的还有那种彬彬有礼的风度，他过去总是拿它来面对她的乐观，仿佛害怕损害那美好的表象一般。

“这个夏天我们住在拉伊[18]。皮特得到东部来办些公事——你一定知道了吧，我现在是皮特·哈格蒂太太——所以我们找了栋房子，把孩子们也带来了。你一定要来，到城外来看看我们。”

“可以吗？”他立刻问，“什么时候？”

“随时可以，只要你方便。这是皮特。”旋转门一转，走进来一个高瘦精干的男人，三十来岁的模样，脸庞晒成了棕褐色，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他的身材保持得很好，和安森日益臃肿的体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偏巧穿着一件略微紧身的外套，反差就更明显了。

“你不该一直站着，”哈格蒂对他的妻子说，“我们去那边坐下吧。”他指指大堂里的椅子。宝拉迟疑了一下。

“我现在得回家了。”她说，“安森，你不如——不如今晚就过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餐，怎么样？我们刚安顿下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哈格蒂热情地敲定了这份邀请。

“今晚就来吧。”

他们的车停在酒店门前，宝拉像是累了，沉沉地靠在角落的绸垫子上。

“我有太多话想跟你聊了，”她说，“像是说不完一样。”

“我想听听你的事儿。”

“噢，”她冲着哈格蒂微笑，“那也得说很久。我有三个孩子，都是上一段婚姻里的。老大五岁了，老二四岁，还有一个三岁。”她又微笑起来。“我很有效率，是吧？”

“都是男孩？”

“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后来——噢，发生了太多事了，一年前我在巴黎离了婚，嫁给了皮特。差不多就是这样——还有，我现在幸福极了。”

到了拉伊，他们的车驶向海滩俱乐部附近的一栋大房子。三个苗条、黝黑的孩子从房子里奔出来，挣开英国家庭女教师，含糊不清地哇哇叫着扑向他们。宝拉有点心不在焉，费力地把他们全都揽进怀里。孩子们每人得到了一个吻，不过他们都有些拘谨，显然已经被清楚地教导过，不能撞着妈妈。哪怕是在他们幼嫩面庞的映衬下，宝拉的皮肤也不显丝毫老态——尽管身体很疲惫，可她看起来比七年前在棕榈滩时更年轻。

晚饭时她一门心思埋头吃饭，后来的广播时间里，她又合起双眼躺在沙发上，以至于安森怀疑自己此时的造访是否不大得体。不过，到九点时，哈格蒂站起身来，愉快地表示他要离开一阵子，给他们俩留出些独处的时间。之后，她才开始缓缓说起自己和过去的事情。

“我的第一个孩子，”她说，“——我们叫她达琳的那个，最大的小女孩——知道有了她时，我几乎想死，那时候洛厄尔和我已经形同陌路了。无法想象那会是我的孩子。我给你写了一封信，又撕掉了。噢，你那时候对我真是太恶劣了，安森。”

这就是那样的谈话，再次重现了，有高潮，有平谷。安森发现他的回忆突然鲜活起来。

“你不是订过一次婚吗？”她问，“和一个叫多莉还是什么的女孩？”

“我从来没有订过婚。我尝试过，但除了你，我再也没有爱上过任何人，宝拉。”

“噢。”她说。沉默了片刻，她才又开口：“这个孩子是我第一次真正想要的。你瞧，现在我拥有爱情了——终于。”

他没说话，被她回忆里的背叛震惊了。她一定是看出“终于”二字刺伤了他，继续说道：

“我当初迷恋过你，安森。你可以让我去做任何事，只要你高兴。但我们并不快乐。对你来说，我不够聪明。我不喜欢像你那样，把事情搞复杂。”她停顿了一下。

“你永远不会安定下来。”宝拉说。

这话从背后给了他狠狠一击——在所有指控中，这是他最不该领受的一项。

“我能安定下来，只要女人不是这个样子。”他说，“要不是我太了解她们，要不是女人为了争风吃醋把人宠坏，要是她们还有哪怕一丁点儿自尊。如果我能好好睡上一觉，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家里醒过来——你瞧，这就是我的理想生活，宝拉，这就是女人们从我身上看到的，她们因此而喜欢上我。唯一的问题是，我再也无法迈出第一步了。”

快到十一点时，哈格蒂进来了。喝过一杯威士忌后，宝拉站起来，宣布她要去睡觉了。她走过去，与她的丈夫站在一起。

“你去哪里了，我最亲爱的？”她问道。

“去跟艾德·桑德斯喝了一杯。”

“我在担心呢，想着说不定你就跑了。”

她把头靠在他的外套上。

“他很惹人爱，对吧，安森？”她问道。

“毋庸置疑。”安森笑着说。

她向着她的丈夫仰起脸。

“好了，我准备好了。”她说，回头看着安森，“想看看我们家的体操表演吗？”

“当然。”他用一种兴致盎然的口吻说。

“好的，我们开始了！”

哈格蒂伸出手，轻轻松松地把她抱了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家庭杂技表演。”宝拉说，“他抱我上楼。他很棒，不是吗？”

“是的。”安森说。

哈格蒂微微低下头，用脸蹭蹭宝拉的脸。

“我爱他。”她说，“我刚才一直在这么跟你说，对吧，安森？”

“是的。”他说。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惹人爱的。不是吗，亲爱的？……好了，晚安。我们走了。他很强壮吧？”

“没错。”安森说。

“我们帮你准备了一套睡衣，是皮特的，你会看到的。做个好梦，明天早餐时见。”

“好的。”安森说。

八

公司里的资深合伙人都坚持安森应该放个假，出国去过个夏天。他们说，七年来他几乎一次假都没休过。他累了，需要改变一下。可是安森不愿意。

“我要是走了的话，”他声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话真荒唐，老伙计。只要三个月，你就能把这些消沉沮丧统统扔掉，然后回到这里来，还像从前一样能干。”

“不。”他固执地摇着头，“一旦停下来，我就不会再回到工作中了。我要是停下脚步，就意味着放弃——我就完了。”

“咱们来赌一把吧。如果你愿意，就歇上六个月——我们不担心你会离开。瞧着吧，不工作你才受不了呢。”

他们为他安排好旅程。他们喜欢安森——人人都喜欢安森——可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却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整个办公室。从前他总是对工作充满热情，关心同事和下属，只要出现就能带来活力与高涨的情绪。然而最近四个月以来，强烈的紧张不安已经消解了这些品质，取而代之的是四十岁男人的挑剔与悲观。在参与的每一桩交易里，他都扮演着拖后腿、增加压力的角色。

“我要是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他说。

就在他登船的前三天，宝拉·勒让德尔·哈格蒂死了，死于难产。之后我陪了他很长时间，因为我们约好了一起出海。然而，他绝口不提自己的感受，我也看不到任何哪怕最细微的情绪征兆。自从相交以来，这种情形还是第一次出现。他最关注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已经三十岁了——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他就会把谈话转到这一点上，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看起来，他似乎觉得这个声明本身就足以引起一连串的思考了。和他的同事们一样，我也对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感到惊讶。因此，当“帕里斯号”终于起航，把他的王国远远抛在身后，驶向两块大陆之间的汪洋大海时，我很高兴。

“去喝一杯怎么样？”他提议。

我们走进酒吧，带着出发日特有的放纵感点了四杯马提尼。一杯鸡尾酒下肚，他就变了模样，突然靠过来，拍着我的膝盖，那股快活劲儿是这几个月以来我头一次在他身上看到的。

“看到那个戴红色苏格兰帽子的女孩了吗？”他问，“脸色红润、有两条警犬来送她的那个。”

“她很漂亮。”我附和道。

“我到乘务长办公室查过她的资料了，她是一个人。我一会儿就下去找乘务员。今晚我们和她一起晚餐。”

很快他就离开了。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在甲板上和她一起来来回回地散步，用他浑厚、清晰的声音和她聊天了。青绿色的大海上，她的红色苏格兰帽恰是一抹亮色。她不时仰起脸看他，一头短发闪烁着光亮，愉快地笑着，满怀兴趣和期待。晚餐时，我们喝了些香槟，过得很快活。后来安森还兴致勃勃地打了会儿桌球。看到我们是一起的，好几个人凑过来打听他的名字。直到我起身回舱休息时，他和那姑娘还坐在酒吧沙发上谈笑风生。

整个旅程中，我见到他的时候不多，和之前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本想来个四人行，却始终没能再找到一个人，结果我就只有在饭桌上才能见到他。当然，他有时也到酒吧来喝杯鸡尾酒，跟我说说那个戴红色苏格兰帽的姑娘，说说他和她浪漫大胆的事，说得又离奇又有趣，就像从前一样。我很高兴他又回来了，至少，是我认识的那个他，这也让我轻松不少。我相信，如果没有人爱慕着他，像铁屑之于磁铁般应和着他，帮助他解读自己，应许他某些东西，他是绝不会快乐的。应许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或许，她们在向他承诺，在这世界上，总会有女人拿出她们最光彩、最新鲜、最宝贵的时光，来呵护照看他心目中所珍视的那份优越感。

[1]彭萨科拉（Pensacola），美国佛罗里达州城市、军港。临彭萨科拉湾，圣罗莎堰洲岛拱卫其外，与墨西哥湾相连。美国第一个大型海军飞行基地彭萨科拉基地即坐落于该城市西南面，靠近华盛顿。

[2]来自1916年的流行歌曲 《令你哭泣对不起》（I'm Sorry I Made You Cry），作曲N. J. Clesi，作词Harry Tobias。

[3]亨普斯特德（Hempstead），纽约市东面的市郊城镇，人口密集。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北校区即位于镇内的同名村庄里，距离纽约市仅约十一公里。

[4]北海（the North Sea）是大西洋上的一片陆架海，位于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南北分别经英吉利海峡、挪威海与大西洋相连通。

[5]这里的南安普敦（Southampton）是指南安普敦镇的同名村庄，位于纽约州苏福克郡东南部；塔克西多－帕克村（Tuxedo Park）位于纽约州奥兰治郡。

[6]行为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兴起于美国的心理学流派，简单来说，该流派主要关注人的行为而非意识。

[7]来自1920年的流行歌曲《华盛顿广场的玫瑰》 （Rose of Washington Square），作曲James. F. Harry，作词Ballard MacDonald。

[8]灵质（ectoplasm），这是一个生造词语，用以表示精神、灵智等外溢，通过物质媒介实物化并显形。

[9]柯南·道尔（Sir Arthur Ignatius Conan Doyle，1859－1930），苏格兰作家，创作了著名的侦探人物夏洛克·福尔摩斯。同时，他也是一位坚定的唯灵论者，晚期发表过多部相关著作。而“小亮眼睛”（Little Bright Eyes）与二十世纪初著名的女灵媒玛丽·S·范德比尔德有关，在她的传记《玛丽·S·范德比尔德，二十世纪的先知》 （Mary S. Vanderbilt, a twentieth century seer）中提到，“小亮眼睛”是融入她体内、赋予她通灵能力的神灵，其本体是一位印第安小女孩。这里可以理解为，作者喻指，安森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宝拉真正寻觅的知音，就像柯南·道尔是“小亮眼睛”的知音一样。

[10]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尤以短篇小说见长，出生于印度。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包括《丛林之书》等。

[11]巴尔港（Bar Harbor）位于美国缅因州，是一处避暑胜地。

[12]惠特尼山（Wheatley Hills）即旧西布雷，位于纽约近郊长岛北岸，是富人聚居区。

[13]女青年会（Junior League），美国慈善组织，分布在全国各地，多半由上层社会女性组成，旨在帮助贫困者。

[14]广场酒店（the Plaza），美国老牌酒店，纽约地标之一，开业于1907年，是著名的顶级奢侈消费场所。

[15]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重要人物，十六世纪风格主义流派中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的身份很复杂，包括金匠、雕塑家、绘画者、士兵、音乐家、作家和诗人。其自传影响很大，堪称一部十六世纪的风情画。

[16]威斯切斯特郡（Westchester County），美国纽约州的富人区，位于哈德孙谷里。

[17]《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是广泛流传于英国及其属国、属地的王室赞歌。

[18]拉伊（Rye），纽约州威斯切斯特郡的一个海边城镇，如今的拉伊市（Rye City）是1942年从该镇分离出来的。

Winter Dreams

冬日梦

一

有的球童生来家境贫寒，一家人住在单间小屋里，前院只有一头神经衰弱的母牛。但德克斯特·格林的父亲拥有黑熊镇上第二大的杂货店——最大的那家叫“寰宇中心”，专为来自雪利岛的有钱人服务，很是高高在上。德克斯特当球童，纯属赚点零花钱。

秋天里，当天气渐渐变得干燥阴沉，当明尼苏达漫长的冬天犹如白色盒盖一般笼罩了大地，积雪覆盖了球道，德克斯特的滑雪板便开始在高尔夫球场里飞驰。每到这时，乡村总让他感到深深的忧郁——高尔夫球场被强制关闭以休养土地，吱吱喳喳的麻雀满场乱转，要盘桓整整一季，这些都让他不快。而且也太沉闷了。夏日里五彩飞扬的发球台上，如今只剩下包裹着半截冰壳的沙箱，一派萧索景象。滑过山坡时，刀一般的寒风迎面吹来，要是赶上出太阳，他就得眯缝起眼睛小心前进，免得被明亮的反光晃花了眼。

四月，冬天遽然而去。还等不到第一批高尔夫球手前来挑战残冬，击出他们红黑色的小圆球[1]，融雪便汇入了黑熊湖中。不曾张扬其事，也无需霏霏淫雨的送别，寒冷就这样离开了。

德克斯特了解这北国春天的些许凄清，正如他熟知秋日的热烈绚烂。秋天能让他紧抱双臂，颤抖着，一遍又一遍地独自低喃愚蠢的话语，再猛一挥手，仿佛正指挥着千军万马，万众瞩目。十月令他满怀憧憬，十一月带他沉醉于胜利的狂喜，夏日雪利岛上的闪耀瞬间氤氲在这心绪之下，已经榨汁发酵，就要酿出美酒。他成了高尔夫球冠军，打败了T. A. 赫德里克先生，那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在他脑中的高尔夫赛场上重复了一百次，每一次都不厌其烦地修正细节：有时，他赢得如此轻松，简直可笑；有时他又后来居上，完成了一场了不起的大逆转。他又一次走下皮尔斯－箭牌[2]汽车，就像莫蒂默·琼斯先生那样，淡然步入雪利岛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休息室。也可能，在崇拜者的围绕下，踏上俱乐部泳池浮排的跳板，来一场精彩的花式跳水表演……人们注视着他，惊讶得合不拢嘴，莫蒂默·琼斯先生也在其中。

一天，琼斯先生真的来了——是他本人，不是幻觉——来找德克斯特，急得眼泪都快掉了下来。他说，德克斯特是整个俱乐部里……最棒的球童，自己愿意出更高的价钱，请他考虑放弃辞职的决定，因为在这个俱乐部里，任何其他……其他的球童都不如他，几乎每一洞都会弄丢一个球，总是这样……

“不，先生。”德克斯特坚决地说，“我不想再当球童了。”停顿片刻，又说，“我年纪太大了。”

“你顶多才十四岁，该死的恶魔为什么偏偏让你在今天上午冒出辞职的念头？你答应下周和我一起参加州锦标赛的。”

“我觉得我年纪太大了。”

德克斯特交出了他的“A级”徽章，跟球童领班结清了工资，往黑熊村的家中走去。

“我见过的最棒——的球童。”那天下午，莫蒂默·琼斯先生多喝了几杯，大叫道，“从不丢球！勤快！机灵！安静！诚实！叫人愉快！”

事情的源头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有着魔鬼般的美丽外貌。像这样的女孩，注定要不了几年就会拥有难以言喻的迷人魅力，为无数男人带去无尽的痛苦。无论如何，这是有迹可寻的。她笑起来唇角微微下撇，还有双眼里——上帝保佑我们吧！——那几近灼烈激情的意味，全都透着邪性。这样的女人天生精力旺盛，从小就是，如今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了，她瘦小的身躯正散发着某种光芒。

刚九点，她就急不可耐地跑到了高尔夫球场上，带着一个穿白色细麻衣服的保姆和五支崭新的小号高尔夫球杆，球杆装在一个白色帆布袋里，由保姆背着。德克斯特第一眼看到她时，她正站在球童室边，看起来不大自在，却又极力掩饰，明显不自然地拽着她的保姆东拉西扯，不时扮个怪异突兀的鬼脸。

“哦，今天肯定是个好天气，希尔达。”德克斯特听见她说。她拉下嘴角，堆起笑容，悄悄扫了眼周围，有那么一瞬间，游移的目光落在了德克斯特身上。

她接着对保姆说：

“好吧，我猜今天早上没多少人来，不是吗？”

又笑了一下——光彩照人，却明显很做作。

“我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保姆茫然地东张西望着，说。

“噢，放心吧，我来安排。”

德克斯特仍旧站着，姿态完美，嘴微微张开。他知道，只要往前一小步，她就会发现他在注视她了——要是退后半步，就看不到她的脸。一开始他没有意识到她究竟有多小，可现在想起来了，一年前就曾经看到过她好几次，那会儿她还穿着灯笼小衬裤[3]呢。

忽然间，他不由笑出了声，只是短促突兀的一声。他被自己吓了一跳，赶紧转身准备走开。

“服务生！”

德克斯特停下脚步。

“服务生……”

毫无疑问，是在叫他。不只如此，他还得到了一个笑容，是那种荒唐、异样的笑——这样的画面，少说也有成打的男人会直到中年都记忆犹新。

“服务生，你知道高尔夫球教练在哪里吗？”

“他在上课。”

“噢，你知道球童领班在哪里吗？”

“今天早上他还没到。”

“哦。”这让她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两只脚轮换着站着。

“我们想找个球童。”保姆说，“莫蒂默·琼斯太太打发我们出来玩高尔夫球，没有球童的话，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刚说到这里，她就被琼斯小姐狠狠盯了一眼，只得住了口。只一眨眼的工夫，琼斯小姐又挂上了她的笑。

“现在就我一个，没别的球童了。”德克斯特对保姆说，“我得待在这里照看着，等球童领班来。”

“哦。”

琼斯小姐和她的随从离开了，走出一段路后，两人激动地争执起来，直到琼斯小姐抓起一根球杆拼命敲打地面。她甚至还举起球杆，只差一点就砸在保姆心口上。保姆及时抓住了球杆，一拧就从她手里夺了下来。

“你这该死又卑鄙的老东西！”琼斯小姐疯狂地大叫道。

争吵又开始了。意识到这场面中的喜剧元素，德克斯特好几次差点大笑起来，好在都忍住了，没被人听到。他无法抗拒那荒唐的想法：保姆有错，小女孩打她是有道理的。

幸运的是，球童领班的出现化解了这一僵局。他一现身，保姆立刻开始告状。

“琼斯小姐想找个小球童，可这一个说他不能去。”

“麦肯纳先生要我待在这里等你来。”德克斯特立刻说。

“好了，现在他已经来了。”琼斯小姐高兴地冲着球童领班一笑，随后便抛下球袋，摆出一副装腔作势的傲慢气派，朝一号洞的发球台走去。

“怎么？”球童领班转向德克斯特，“你还像个木头似的站着干吗？拿着这位年轻女士的球杆跟上去。”

“我想，今天我是不会去的了。”德克斯特说。

“你是不会——”

“我决定了，我要辞职。”

这个决定如此突然，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他是个抢手的球童，夏天里每月能赚到三十美元，在整个湖岸一带都找不出比这更好的工作。但他今天大受刺激，不安的情绪急需一个强有力的出口。

事情也并非如此单纯。在未来的日子里，同样的情形将一再出现，如此频繁，不知不觉间，德克斯特已俯首在他的冬日梦前。

二

当然，后来那些冬日梦的水准大不一样，也更合时宜了，但内里的东西却一如既往。几年后，它们说服德克斯特放弃了州立大学的商业课程，冒险进了东部一座更古老、更著名的大学——他父亲如今生意兴隆，原本很乐意为他支付州立大学的学费。在大学里，他饱受窘迫财务的困扰。不过别误会，不要因为他的冬日梦碰巧从琢磨财富开始，就以为他只不过是个势利小子。他不想攀附光鲜亮丽的东西或光鲜亮丽的人，他要的，是拥有光鲜亮丽本身。不止一次，他朝着最好的伸出手去，却不明白为什么想要。有时他会碰壁，被神秘地挡在沉溺放纵的生活之外。这个故事要说的，不是他的创业史，而是一次碰壁的经历。

他发财了，经过堪称传奇。大学毕业之后，他去了一座城市，黑熊湖边那些有钱的主顾都来自那儿。不过区区两年之后，他才刚满二十三岁，人们就已经津津乐道：“喏，那个年轻人啊——”和他差不多的富家子弟们要不在投机债券，要不拿着遗产碰运气，再不然，就还在苦啃二十四卷本的《乔治·华盛顿商业教程》。而德克斯特却凭着他的大学文凭和自信的口才借到一千美元，入股了一家洗衣店。

在他加入时，那还只是一家小店，但德克斯特专门研究了英国人洗羊毛袜的方法，掌握了解决缩水问题的诀窍，不到一年时间，那帮穿灯笼裤的家伙就都成了他的主顾。人们认准了他的洗衣店，只肯把他们的设得兰[4]羊毛袜和毛衣 交给他，就像他们认准了要找得到球的高尔夫球童一样。不久，他就将业务拓展到了夫人们的贴身内衣上，还在城里不同地方开了五家分店。二十七岁之前，他已经拥有了这个地区最大的连锁洗衣店。随后，他卖掉一切，去了纽约。在他的故事里，要说我们最关心的部分，还得回溯到他发掘第一桶金的那些日子。

在他二十三岁那年，哈特先生——那些喜欢说“喏，那个年轻人啊”的灰发男人中的一个——给了他一张雪利岛高尔夫球俱乐部的邀请卡，邀他共度周末。这一天总算来了，他在登记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个下午，他和哈特先生、桑伍德先生和T. A. 赫德里克先生一起打了场四人赛。就在这片球场上，他曾经帮哈特先生背过球袋，就算闭上眼睛也知道每一个陷阱和沟渠的位置。他不觉得有必要旧事重提，却发现自己总忍不住打量跟在他们身后的四个球童，试图捕捉到某个眼神或动作，借以回想当年的自己，似乎这样就能在如今的他和过去的他之间架起某种桥梁。

这是奇妙的一天，熟悉的画面哗啦啦飞来，又倏忽散去。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闯入者，下一刻又震惊地发现自己比T. A. 赫德里克先生优秀那么多。T. A. 赫德里克先生如今是个惹人讨厌的家伙，甚至都算不上是个高尔夫好手。

后来，在十五号果岭[5]附近，哈特先生丢了一个球，直接引发了一件大事。正当他们在长草区的深草中寻找时，身后一个坡上传来一声清晰的大叫：“躲开！”所有人都停止寻找，猛地转过身，只见一颗崭新的球“唰”地飞过斜坡，正砸在T. A. 赫德里克先生的肚子上。

“上帝啊！”T. A. 赫德里克先生大叫道，“他们真该把这疯女人赶出球场去。越来越不像话了。”

一个脑袋出现在坡上，伴随着一句：

“介意我们先过吗？”

“你打到我的肚子了！”赫德里克先生愤怒地声明。

“是吗？”那女孩走近这群男人，“我很抱歉，我喊了‘躲开’的。”

她的目光随意地扫过每个男人，然后看了看球道，她的球本该在上面。

“我打进长草区了？”

这句话究竟是天真直率还是挖苦嘲弄，实在无从判断。不管是什么，很快就弄清楚了，因为她的同伴也到了，她开心地招呼道：

“这里！要不是打到东西的话，这球就该上果岭了。”

她拿出五号铁头杆，拉开架势准备打个短球。德克斯特一直看着她。她穿着一条蓝条纹裙子，领口和肩头镶了白边，更衬出她那晒成棕黑色的皮肤。十一岁时的虚张声势、矫揉造作，还有那些曾让她炽烈的双眼和下撇的嘴角显得可笑的东西，如今全都不见了。她美得耀眼，脸颊上的红晕如同画中的美人——不是俗艳的大红色，而是运动后发热的红，若隐若现，仿佛随时都会褪去、消失。这脸色和这张活泼的嘴给人以一种鲜活的印象，关于变幻不定，关于她热烈的生活和勃勃的热情，唯有双眼中带着几许忧郁的沉溺冲淡了这一切。

她漫不经心地匆匆挥动铁杆，把球打进果岭另一侧的沙坑里。迅速扯出一个笑容，随口道了句“多谢你们”，便追着球离开了。

“那个朱迪·琼斯！”为了让她先过，他们在下一个发球座的位置上等了会儿，赫德里克先生说，“她就该脸朝下被按着狠狠打屁股，打上六个月，然后再嫁给一个从前那种骑兵头儿去好好管教。”

“上帝啊，她多么漂亮啊！”桑伍德先生说。他刚刚三十出头。

“漂亮！”赫德里克先生轻蔑地叫道，“她那副整天盼着被人亲嘴的模样！瞪着她的母牛眼，盯着这城里的每一个小牛犊子。”

很难说赫德里克先生谈论的究竟是不是关于母性本能之类的东西。

“加把劲儿的话，她的高尔夫应该能打得相当不错。”桑伍德先生说。

“她根本就不是那块料。”赫德里克先生严肃地纠正道。

“她体型不错。”

“感谢上帝，还好刚才那球飞得不快。”哈特先生说，冲着德克斯特挤了挤眼。

那个下午的晚些时候，太阳渐渐西沉，深深浅浅的暗蓝、猩红与灿金交相辉映，在天空中变幻出绚烂的图画，夜风习习，干燥清爽的西部夏夜来临了。德克斯特站在高尔夫球俱乐部的走廊上放眼远望，微风拂过，湖面荡起了涟漪，满月洒下银辉，酿出一湖银亮的蜜糖。不一会儿，月亮伸手掩住双唇，湖泊便化作了清澈的池塘，黯淡却宁静。德克斯特换上泳衣，朝最远的浮排游去。游到跟前，他爬上浮排，舒展开身体，躺在跳板那湿漉漉的帆布上，身上还滴着水。

游鱼轻跃，星光点点，湖岸边的灯光迷蒙昏黄。远处，黑黝黝的半岛上有钢琴在弹奏乐曲，还是那些歌——《嘿，嘿，中国人》《卢森堡伯爵》和《巧克力士兵》中的歌[6]——跟去年、前年、更多年前一样。德克斯特一向觉得，隔着水面的琴音格外动听，他静静躺着，侧耳聆听。

这时，钢琴弹奏起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德克斯特在五年前听过，那会儿他还是大二的学生。有人在期末舞会上演奏过一次，当时的他负担不起那样奢华的舞会，只能站在体育馆外听着。乐声令他渐渐沉醉，涌起一阵狂喜，带着这份狂喜，他审视着如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这是一种满怀感激的心境，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或许将来也不会再有——他与生活如此契合，他的一切都散发出魅力与光彩。

一道扁平的灰白影子突然从岛上的暗影中窜出，伴随着摩托艇的马达轰鸣声，破开水面冲向前来。摩托艇拖出两道翻卷的白色水浪，几乎是一瞬间便来到他的身边，哗啦啦的喷水声盖过了急促的叮咚琴音。德克斯特半支起身子，看到那船舵前站了一个人，两只黑亮的眼睛隔着水面注视着他，渐渐远去——摩托艇已经开过去了，却不知怎么突然在湖心打起转来，扬起一圈又一圈巨大的水雾。忽然，一圈水环拉成了直线，摩托艇以同样古怪的方式正对浮排冲了回来。

“是谁在那里？”她关掉马达，喊道。这一刻，她近在眼前，德克斯特能看清她的泳衣，明显是一件粉红色连体泳装。

船头撞上了浮排，后者猛地一歪，他向她滑去。虽然说不上相互关注，两人倒也认出了对方。

“你不是我们下午打球时超过的那群人里的？”她问道。

他是的。

“正好，你会开摩托艇吗？要是会的话，我想要你来开这艘船，这样我就可以在后面玩滑水板了。我叫朱迪·琼斯，”她对他送上一个没头没脑的假笑——或者说，更像是刻意牵动嘴角，试图扯出一个假笑——那并不古怪，反倒格外美，“我住在那边岛上的一栋房子里，有人在那儿等我。他的车一到门口，我就从码头上开船出来了，谁叫他总说我是他的意中人。”

游鱼轻跃，星光点点，湖岸边的灯光影影绰绰。德克斯特坐在朱迪·琼斯身边，听她讲解如何驾驶这艘船。之后，她便滑进水里，熟练而优雅地挥臂游向水面上的滑板。注视她是一种享受，就像看水浪翻涌，看海鸥飞翔。她的胳膊泛着白胡桃木的光泽，在暗沉的银灰色水波里轻盈划动，先是肘弯抬起，然后带动小臂向前挥出，水滴滑落下来，韵律悠然，就这样抬起、落下，一路向前。

他们开到了湖中央，回过头，德克斯特看见滑板翘了起来，她正跪在滑板尾部。

“再开快点儿，”她喊道，“有多快开多快。”

他二话不说，把控制杆朝前一推，船头立刻腾起白色的水花。再回过头去时，他看到那姑娘已经站在了向前猛冲的滑板上，双臂展开，眼望着月亮。

“真是太棒了。”她大叫道，“你叫什么名字？”

他告诉了她。

“噢，明晚和我一起晚餐吧，为什么不呢？”

他的心凌空翻了个筋斗，像这船下的飞轮一般飞转起来。第二次，只因她的一时兴起，他的生活有了新的方向。

三

第二天傍晚，在楼下等她时，夏日余晖给屋子镀上了一层温柔的色彩。恍惚间，德克斯特只觉得到处都挤满了人，全都是朱迪·琼斯的爱慕者，在这房屋哪怕最深的角落里，在与之相连的阳光走廊上。他知道那些男人是什么模样——那些他刚进大学时见到的家伙，从某所著名的预科学校毕业，衣着华贵，经过一个夏天，皮肤晒成了健康的棕黑色。他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比他们都要强，更有朝气，更强壮。不过平心而论，他还是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能像他们那样，他承认自己出身草莽，而他们天生就高高在上。

等到自己也开始能够讲究衣饰时，他知道了谁是全美国最好的裁缝，全美国最好的裁缝为他缝制西装，这衣服今晚正穿在他的身上。他在大学里学会了庄重行事，这与其他大学都不一样。他认识到了礼仪风度对他的益处，并将其付诸实践。他很清楚，在穿着与言行上，不拘小节远比谨慎行事需要更多自信。他的孩子们倒是可以不拘小节。可他母亲本姓克林斯里奇，出生于波希米亚农民家庭，到死都只能说一口蹩脚的英语。身为她的儿子，还得照着规矩来。

七点刚过，朱迪·琼斯就下楼来了。她穿了一件蓝色丝绸便装，一开始他见她并没有太过精心装扮，不免有些失望。随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简单问候之后，她走到冷餐室门口，推开门招呼道：“可以上菜了，玛莎。”他原以为会有个男管家来宣布开饭，然后送上开胃酒。可当他们肩并肩坐在沙发上，相互凝望时，这些念头就统统被他抛在了脑后。

“父亲和母亲不来这里。”她若有所思地说。

他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父亲的情形，很高兴他们今晚不在，要不然他们可能会好奇他究竟是谁。他出生在基勃，一个明尼苏达小村，从这里还要再往北五十英里。他总说自己的家乡是基勃村，而不说黑熊村。虽然不起眼，也没有因为紧靠在某个时髦的湖边引来游人如织，不过作为家乡，那种山村小镇已经足够好了。

他们聊起他的大学，过去两年来，她常常受邀去玩；还聊到了附近的城市，雪利岛的有钱主顾们都住在那里，明天德克斯特就要回去继续打理他兴隆的洗衣生意。

晚餐时，她情绪有些低落，这让他觉得很不自在。无论她那低沉的嗓音说出什么不快之辞，都叫他忧心；无论她对着什么微笑——对着他，对着一块鸡肝，或是什么也没有——都让他惶惑不安，因为那笑容并非出于欢乐，甚至不是因为好玩。当她那猩红的唇角向下一撇时，与其说是微笑，不如说是在发出亲吻的邀请。

晚饭后，她领着他来到漆黑的外走廊上，不慌不忙地改变了气氛。

“我要是流泪的话，你不会介意吧？”她说。

“只怕是我让你无聊了吧？”他很快回答。

“跟你没关系。我喜欢你。只是我刚过了个可怕的下午：有个我在意的人，今天下午突然告诉我，说他身无分文，穷得像只教堂的老鼠。真是晴天霹雳。以前他从没有过哪怕一丁点儿暗示。这说起来真是太俗气了，难道不是吗？”

“也许是他不敢告诉你。”

“就算是这样吧，”她回答道，“那也是他一开始就不够坦诚。你看，如果我拿他当穷人看——哦，我也爱上过很多穷人，一门心思挂念着要和他们结婚。但在这件事上，我没这么看待他，我对他的兴趣也不足以扛住这样的冲击。想象一下吧，假如一个女孩很冷静地告诉她的未婚夫，她其实是个寡妇。他或许对寡妇并没有意见，可是——”

“就让我们坦诚相见吧。”她话锋突然一转，“那么，你是谁？”

有那么一瞬间，德克斯特犹豫了。然后——

“我是个小人物。”他声明，“我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看未来的发展。”

“你穷吗？”

“不。”他坦白地说，“在我这个年纪，大概整个西北部也没人比我赚的钱更多。我知道这么说不招人喜欢，不过是你叫我坦诚相见的。”

谈话停顿了片刻。然后，她露出一个微笑，嘴角向下，不着痕迹地贴近了他，抬头凝望着他的眼睛。德克斯特的喉头哽住了，他屏住呼吸，等待着那体验到来，等待着唇齿相交时那未知的神秘化学反应。紧接着，他看到了，她将她的激动传递给了他，毫不吝惜地，深长地。那些亲吻不是承诺，而是行动。它们唤起的，不是他内心愈燃愈炽的热望，而是不知餍足的放纵……这些吻就像是施舍，施者不加节制，受者便从此依赖。

没花多少时间，他就想明白了，早在他还是个骄傲的、充满渴望的小男孩时，就已经渴慕着朱迪·琼斯了。

四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并且一路走了下去，其间有起有伏，有浓有淡，就在这样的调子上，走向落幕。德克斯特还是第一次见识到这样直截了当、无所顾忌的做派，他即便没有全线溃退，也早已缴械投降。无论想要什么，朱迪都会施展她的全部魅力去追求。没有第二种方法，不讲究谋略战术，不考虑后果。在她的世界里，头脑智计几乎毫无地位可言。她只是简简单单地将她最迷人的身姿样貌展现在男人眼前。德克斯特不打算改变她。她的缺点自有其旺盛的激情来弥补，后者远胜于前者，足以掩盖任何不足。

在那第一夜里，朱迪将头靠在他的肩上，低喃道：“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昨晚我还觉得自己爱上了一个男人，可到了今夜，我又觉得爱上你了——”对他来说，这就像个美妙而浪漫的故事，可堪一表。强烈的兴奋一旦涌上心头便再难压抑，一时间几乎失控。然而，一个星期过后，他就不得不换个角度来看待这种性情了。那天，她开着跑车带他参加一场晚餐野餐会，餐后她就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她的跑车，和另一个男人。德克斯特心烦意乱到了极点，几乎无法得体地应对在场其他人。当她向他保证，说没有和别的男人接吻时，他知道她在撒谎——好歹她还要费心对他撒谎，这多少也算个安慰。

还等不到夏天结束，他就发现了，自己不过是围绕在她身边的成打情人中的一个。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间拥有最高优先级，与此同时，起码还有半数人享受着她偶尔给予的温情。一旦有某人因为长期被忽略而萌生退意，她便会拿出一个小时与他柔情蜜意，这足够支撑他再坚持一年或更长时间。朱迪肆意拨弄这些无望的情人，她的手下败将。这倒也并非出于恶意。事实上，她根本就不曾认真想过，这样的所作所为究竟算不算恶劣。

每当有新人在城中出现，其他人就得统统靠边站，所有约会自动取消。

无奈的是，想要对此做出任何改变都是徒劳的，她掌控着一切。朱迪·琼斯不是那种会因为一时冲昏头脑而被“战胜”的女孩——机智对她无用，魅力对她无效；就算有人的魅力或机智令她难以招架，她也能将事情拉回到最基本的身体层面来加以解决，在她曼妙身躯的魔法下，无论怎样的力量与光芒也全都得照着她的规矩来。这是她的游戏，不是他们的。唯有欲望得到满足，唯有自身魅力得以赤裸裸地展示，她才能感到欢欣快乐。或许，从那么多青春的爱情和那么多年轻的情人身上，她早已学会了保护自己、滋养自己。

对于德克斯特而言，最初的喜悦过后，紧随而至的便是不安与不满。那难以抗拒的销魂时刻令他迷失，与其说是补养，倒更像是鸦片。幸运的是，冬天里那样的销魂时刻不多，总算没有危及他的生意。在他们相识之初，两人仿佛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着，时间短暂，却浓烈深长。就像是八月，最早的那一次，他们足足有三天不曾分离，那些幽暗阳台上的漫长夜晚，那些绵软奇异的午后拥吻，在壁龛的阴影里，在花园的藤架下，还有那些清晨，她如梦中仙子般娇艳欲滴，在白日的明亮中，几乎是带着羞涩与他相见。这所有的销魂与喜悦都应当是关乎婚姻的，提醒着他，他们之间还没有订下婚约。就在这三天里，他第一次提出求婚。她说，“或许吧，再等等”；她说，“吻我”；她说，“我想嫁给你”；她说，“我爱你”……她说——她什么也不说。

一个纽约男人的到来中断了这三日欢愉。他在她的房子里住到了九月过半。关于他们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令德克斯特痛苦不堪。那男人的父亲是一家大型信托公司的董事长。然而一个月过后，有消息传出来，说朱迪厌倦了。一天夜里，她去参加舞会，却在摩托艇上和一个本地花花公子待了整晚，与此同时，那位纽约客还在满俱乐部地疯狂找她。她对本地情人说，自己腻烦了那个来访者。两天后，纽约客离开了。有人看见她和他一起出现在车站，据说他看上去十分难过。

伴随着这则消息，夏天结束了。德克斯特二十四岁了。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能够随心所欲。他加入了城中的两家俱乐部，在其中一家落脚。虽说他绝不是那种总盘桓在俱乐部里的单身男子，但对于朱迪·琼斯可能现身的舞会，也尽力做到场场不落。只要愿意，他大可以多多参加些社交活动——如今他年轻有为，是城中父亲们心目中东床快婿的好人选，对于朱迪·琼斯的一片痴心更是加固了他的好形象。但他对社交没什么兴趣，也实在瞧不上那些沉迷舞会的男人。那些人，每到周四或周六的聚会便随叫随到，晚餐时总凑在年轻夫妇们身边狼吞虎咽。他早就打算好了要去东部，到纽约去。他想带朱迪·琼斯一起去。即便看清了她成长的世界，却仍旧无法破除他对于她本人的幻想。

要记住，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理解他为她所做的一切。

在与朱迪·琼斯初次约会的十八个月后，他打算同另一个女孩订婚了。她名叫艾琳·希瑞尔，她的父亲正是那些始终欣赏德克斯特的人之一。艾琳生就一头金发，甜美、端庄，略微有一点矮胖。她原本有两位追求者，当德克斯特正式向她提出求婚后，便愉快地拒绝了他们。

从夏到秋，冬去春来，及至又过了一夏一秋——他抛掷了如此多的光阴，只为朱迪·琼斯那醉人的红唇。她的态度却如此莫测，带着兴趣，带着鼓励，带着恶意，带着冷漠，带着鄙弃。她施予他无数细小的轻慢折辱，或许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得通——似乎这根本就是一场报复，报复他竟曾引得她动心。她召他前来，却冷落一旁，一再一再如此，他虽然常常满心苦楚、眉头紧蹙，却仍旧无法置之不理。她带他体验过销魂之乐，却也让他尝尽难耐的心灵之苦。她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和无尽的烦恼。她折辱他，高高凌驾在他头上，用她的吸引力来消磨他的工作热情，却只是为了好玩。她对他任意妄为，只不曾对他吹毛求疵——从未如此——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因为吹毛求疵会有损她刻意表现的冷漠高傲罢了。

当再一个秋天来了又去，他意识到，他无法拥有朱迪·琼斯了。他不得不将这个念头硬生生敲进脑海，直到最终成功说服了自己。夜里，他清醒地躺在床上，为这事跟自己辩论上一阵子。他提醒自己，她给他带来了多少麻烦和痛苦，他掰着手指头数，若是作为妻子，她会有多少显而易见的缺点。然后，他告诉自己，他爱她。片刻过后，便沉入了梦乡。唯恐成天幻想电话里她微微沙哑的声音或是午餐桌对面的双眸，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他拼命工作，拼命加班，夜里还到办公室去规划未来的人生。

一周临近尾声时，他参加了一场舞会，插队请她跳了支舞。自从他们相识以来，这大概还是第一次，他既没有邀请她出去坐坐，也没有恭维她美丽迷人。可她对此毫不在意，这伤了他——就这样了，结束了。当晚，当他看见又一个新人出现时，并没有感到嫉妒。长久以来的嫉妒早已将他磨练得坚不可摧了。

他在舞会上待到很晚。和艾琳·希瑞尔坐了一个小时，聊阅读和音乐。这两者他都所知甚少。可他现在能做主掌握自己的时间了，他有个相当自以为是的念头，那就是，他——年少有成的德克斯特·格林——对于这些东西，理应多了解一些。

那是十月，他二十五岁。一月时，德克斯特和艾琳订了婚。婚讯将在六月公开，然后再过三个月，他们就正式完婚。

明尼苏达的冬天拖拖拉拉地不肯离去，差不多到了五月，风才渐渐和暖起来，最后，积雪终于都汇入了黑熊湖。一年多以来，德克斯特第一次享受到了心灵的宁静。朱迪·琼斯在佛罗里达，后来又去了温泉城，一会儿在某处订了婚，一会儿又在某处解除了婚约。一开始，当德克斯特刚下定决心放弃她时，人们还总将他们扯在一起，向他打听她的消息，这让他很不好过。但等到他开始独占艾琳·希瑞尔身边的晚餐座位，人们便不再询问，反倒是主动向他提起她的近况了。关于她的消息，他不再是权威。

终于，五月到来了。黑夜里，空气湿润得仿佛能滴下水来，德克斯特漫步街头，心里很是诧异：竟这样快，那无数的销魂欢愉便离他而去，他还几乎什么都没做。或许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已经被打上了朱迪的烙印，尖锐刺痛的，骚动混乱的，不可原谅却总被原谅的——这只是那为数不多的时刻之一。那时他还幻想着她会慢慢爱上自己，他不吝付出，却只换得一文不值的虚幻快乐。他知道，艾琳终究只能是一幅铺展在他身后的帘幕，一只闪亮茶盏间的手，一道呼儿唤女的声音……火热与娇媚都已远去，那夜之魔法，那晨昏四季的万千奇迹……薄薄的双唇，微微下撇，落在他的唇上，引他四目相对，宛如置身天堂……这些已经烙刻在他的内心深处。可他是如此强壮，充满活力，绝不会轻易消沉。

五月中旬，天气正是温和的时候，距离盛夏来临也不过寥寥几日。他在艾琳家里过了一夜。再过一周，他们的婚约就要宣布了——没人会对此感到意外。今晚他们还要一起去大学俱乐部，花上一个小时坐在沙发上看别人跳舞。和她在一起，让他觉得很安稳——她是那么坚定地跟从潮流，那么认真而专心地要做个“出色的好姑娘”。

他踏上那栋赤褐砂岩房屋的台阶，走进门去。

“艾琳。”他叫道。

希瑞尔太太从起居室里迎出来。

“德克斯特，”她说，“艾琳头疼得厉害，上楼去了。她还想和你出去，但我让她去床上躺躺。”

“没关系，我——”

“噢，不。她明早还是要跟你一起去打高尔夫球的。只要放她休息一个晚上就好，没问题吧，德克斯特？”

她的笑容很慈和。她喜欢德克斯特，德克斯特也喜欢她。留在起居室里又寒暄了几句后，他便道了晚安离开。

他在大学俱乐部里有个房间。回到俱乐部，在门口站了会儿，看着跳舞的人们。他靠在门柱上，偶尔对路过的一两个人点点头，不时打个呵欠。

“嗨，亲爱的。”

身后响起熟悉的声音，让他一惊。朱迪·琼斯扔下一个男人，穿过房间向他走来——朱迪·琼斯，一个纤秀的瓷娃娃，装扮得金光闪闪：头扎金色发带，裙摆下露出两只金色鞋尖。向他微笑时，她脸上那薄薄的光辉灿然绽放。一股暖流携着光亮拂过房间。他的双手插在常礼服口袋里，紧紧握拳，颤抖着，胸中满溢着不期而至的兴奋。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随口问道。

“来，我们慢慢说。”

她转过身，他跟了上去。她原本已经离开，如今却再次回来，这奇迹几乎让他落泪。她走过的街道都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言一行恰似撩动人心的音符。所有神秘的事件，所有新生的、愈演愈烈的希望，曾随着她的离开而消逝的，如今都跟着她回来了。

她走到门口，回过头来。

“你有车吗？没有的话，我有一辆。”

“有一辆双门跑车。”

他们上了车，金色衣服窸窣作响。他砰的一声带上车门。她曾经上过那么多车，这样的，那样的，背靠在皮革上，胳膊搭在门上，等待着，就像现在这样。若是会污损失色，许久以前她就失色了，除了她自己，没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她内在自我的流露。

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发动汽车开上大街。这没什么，他必须牢牢记住。她以前也这样做过，而他，已经放下她了，就像销掉账簿上的一笔坏账那样。

他心不在焉地朝城中心慢慢开去，穿过商业区无人的街道，偶尔遇见人声鼎沸，不是电影散场的人群，就是桌球房外东游西荡的年轻人，有人萎靡不振，有人亢奋得好像拳击手一样。隔着光滑的玻璃回廊和昏黄的灯光，酒吧里传出玻璃杯的叮当声和击掌的噼啪声。

她专注地看着他，车里一片尴尬的沉默。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还是无法找出一句随意的寒暄来亵渎这一刻。在一个合适的路口，他掉转车头，向大学俱乐部开去。

“你想过我吗？”她突然问。

“人人都想你。”

他不知道她是不是听说过艾琳·希瑞尔的事。她回来刚一天——他订婚的时候，她差不多也正好离开。

“这话说得！”她苦笑道，却并不悲伤。她探究地看着他。他全神贯注地盯着汽车仪表盘。

“你比以前更英俊了。”她若有所思地说，“德克斯特，你有一双最让人难忘的眼睛。”

他本可以对此大笑，但却没有。这该是对入学不过两年的大学生说的话，结果还是戳中他了。

“我对这一切真是腻味透了，亲爱的。”她管谁都叫亲爱的，天然带着股漫不经心的亲昵味道，像是对着自己人一样，“真希望你能和我结婚。”

这样的直截了当让他整个人都乱了。这时候，他本该告诉她，说他就要和另一个姑娘结婚。可对着她，他却说不出口。哪怕是要发誓说他从没爱过她，也比这容易得多。

“我觉得我们能过得很好。”她继续道，还是同样的口气，“除非，也许你已经把我忘了，爱上了别的女孩。”

显然，她无比自信。事实上，她曾经说过，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就算真的出现了，那也只可能是他在犯孩子脾气，要不就是在炫耀。她会原谅他的，因为无论何时，这都算不了什么，不过是轻轻一拂便可以扫开的东西罢了。

“当然，除了我，你绝不会爱上任何人。”她继续说着，“我喜欢你爱我的样子。噢，德克斯特，你已经把去年给忘记了吗？”

“不，我没忘。”

“我也没有！”

她究竟是动了真情，还是逢场作戏顺口一说？

“真希望咱们还能像那时候一样。”她说。

他逼着自己开口，答道：“我不觉得我们还能那样了。”

“我想也是……听说你正在加紧追求艾琳·希瑞尔。”

提到这个名字时，她的语气没有一丝起伏，德克斯特却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羞愧。

“噢，送我回家吧。”朱迪突然叫道，“我不想回到那个愚蠢的舞会了。全是些愣头青。”

当他转动方向盘，把车开上通往居民区的街道时，朱迪开始暗自饮泣起来。他以前从没见过她哭。

漆黑的街道上已经亮起了灯，富家宅院在他们身边若隐若现。他在莫蒂默·琼斯家白色的庞然大物前停下车来。房屋静静沐浴在温润的月光下，显得迷离而壮丽，令他震惊。那坚壁高墙、钢梁铁柱，那恢宏宽广、金碧辉煌，无不彰显出他身边人的青春美貌，衬得她更加纤弱，就像看蝴蝶挥翅，卷起一缕清风。

他静静坐着，一言不发，脑子里乱得快要炸开，唯恐一动就忍不住揽她入怀。两滴泪滑下她湿润的脸颊，颤颤巍巍地挂在上嘴唇边。

“我比任何人都美，”她抽噎着说，“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幸福？”晶莹的泪眼撕扯着他的决心。她的嘴角渐渐垂下，带着优雅的悲伤：“如果你还要我的话，我愿意和你结婚，德克斯特。我猜你觉得我不值得了，可是我会为你变得更美的，德克斯特。”

千言万语涌上他的舌尖打转，愤怒的、骄傲的、热情的、怨恨的、柔情蜜意的……紧跟着，一阵情感浪潮冲刷过他的全身，卷去了他残存的理智和疑虑，抛开了一切有关契约与名誉的顾虑。正在说话的，是他的女孩，是他所拥有的，他的美人，他的骄傲。

“你不进来吗？”他听见她呼吸急促，发出邀请。

片刻之后。

“好吧。”他颤声说，“我进来。”

五

奇怪的是，无论事情刚刚结束时，还是之后很久，对于那一夜，他都没有后悔。十年过后，回头再看，朱迪对他的热情只坚持了一个月，这根本无足轻重。他重拾旧情，到头来不但害得自己更加痛苦，还大大伤害了艾琳·希瑞尔和艾琳的父母，他们都曾对他那么好。这也无关紧要。对于艾琳的痛苦，他并无切身感受，脑海中也没留下什么鲜明的印象。

德克斯特骨子里有着一副铁石心肠。城中的非议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不是因为他将要离开这座城市，而是因为那种情形下，外界的任何态度都不免流于表面。他对大众的看法完全不感兴趣。甚至，当发现无论是想要把控自己从根本上改变两人关系，还是掌控住朱迪·琼斯，一切努力都是无用功时，他也就不再怨恨她了。他爱她，而且会一直爱下去，直到他老到无力再爱——可他却无法拥有她。为此，他尝到了深切的痛苦，只有最刚强的人才能抵受得住，一如从前，他也曾浅尝苦涩，却换得了巨大的快乐。

朱迪废除婚约的理由是，不想从艾琳身边“把他抢走”——这个曾对他势在必得的朱迪。即便是这样完全虚伪的谎言也没激起他的反感。他早已无爱无恨，不喜不悲了。

他在二月动身去了东部，打算卖掉手头的洗衣店，到纽约安家落户。但三月里，战争蔓延到美国，改变了他的计划。他回到西部，将生意统统移交给合作伙伴，四月底便加入了第一期军官训练营。千万青年为了寻求慰藉而投身战争，期望能从混乱纠结的感情中抽身退步，他只是其中之一。

六

请记住，这篇小说不是他的传记，虽说到底还是牵扯了许多与他的年少梦想无关的杂事。到现在，杂事快讲完了，他的故事也要结束了。接下来，就只剩一个小插曲，那是七年之后的事。

事情发生在纽约。他在那里的事业发展很顺，顺利到几乎没有他过不去的坎。他三十二岁，除开战争结束后匆匆来去的那一次，已经七年没有回过西部。为了些生意上的事，一个名叫德夫林的男人从底特律前来拜访他。就在那时，在他的办公室里，意外出现了。可以说，他生命里这特殊的一段就此画上了句号。

“这么说，你是从中西部来的了？”那个叫德夫林的男人漫不经心地说，“这真有趣——我还以为像你这样的男人一定是在华尔街出生长大的呢。说起来，我在底特律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他的妻子就是你家乡的人。他们结婚时我还是迎宾员呢。”

对于接下来即将听到的话，德克斯特并没有在意。

“朱迪·西姆斯。”德夫林平平淡淡地说，“她以前叫朱迪·琼斯。”

“是的，我认识她。”一阵迟来的焦躁袭来。当然，他听说她结婚了，可或许是刻意回避的结果，他没有听到更多的消息。

“那真是个好姑娘。”德夫林不知想起了什么，“我多少有些为她感到可惜。”

“为什么？”德克斯特内心的某根弦立刻惊醒，绷紧起来。

“噢，卢德·西姆斯现在已经一塌糊涂了。我不是说他虐待她，只是他酗酒成性，还到处鬼混——”

“不是她到处鬼混？”

“不。她待在家里守着孩子们。”

“噢。”

“对他来说，她也是太老了一点。”德夫林说。

“太老！”德克斯特失声叫道，“嘿，伙计，她才二十七岁。”

他现在满脑子疯狂的念头，只想冲到大街上，跳上一班开往底特律的火车。他神经质般地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

“你一定很忙吧，”德夫林赶紧道歉，“我没留意——”

“不，我不忙。”德克斯特努力稳住声音，“我一点也不忙。一点也不忙。你是说她——二十七岁？不，是我说她二十七岁。”

“是的，是你说的。”德夫林干巴巴地附和道。

“接着说，后来怎样了。接着说。”

“你的意思是？”

“关于朱迪·琼斯的事。”

德夫林茫然地看着他。

“噢，那个——我知道的就这些了。他对她很不好，简直像个魔鬼。啊，他们并没有离婚或其他什么打算。他鬼混得最厉害的那阵儿，她也原谅他了。事实上，我都觉得她是爱他的。刚到底特律时，她还是个挺好看的姑娘。”

挺好看的姑娘！这话在德克斯特听来可够刺耳的，简直荒唐。

“那么她——不再是个好看的姑娘了？”

“噢，还过得去吧。”

“你看，”德克斯特猛地坐下，说，“这我就不太明白了。你说她是个‘挺好看的姑娘’，又说她‘还过得去’。我不懂你什么意思——朱迪·琼斯根本不是什么‘好看的姑娘’。她美极了。嘿，我认识她的，我认识她。她是个——”

德夫林愉快地笑了起来。

“我不是想吵架，”他说，“我觉得朱迪是个好姑娘，我喜欢她。可我不明白，像卢德·西姆斯那样的男人怎么可能疯狂地爱上她，可他的确就是爱上了。”然后，他补充道，“许多女人都和她一样。”

德克斯特紧紧盯着德夫林，胡乱猜想着，这里头一定有个什么特别的理由，也许是这个男人太迟钝，也许是他们之间有什么私怨。

“许多女人都会这样，容颜渐老。”德夫林捻了个响指，“你一定也见过这种事。也许我是真的忘了当初婚礼上的她有多美。你瞧，之后我见过她太多次了。她的眼睛很漂亮。”

德克斯特陷入了某种混沌之中。有生以来第一次，他无端端地感到醉意昏沉。他知道自己在大笑，为了德夫林说的某些话，却不知道究竟在笑什么，有什么好笑。几分钟后，德夫林离开了，他躺在沙发上，眼望窗外，太阳已经沉到了纽约城的天际线背后，留下一片粉红鎏金的迷人光影。

他曾经以为再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了，以为自己早已钢筋铁骨百毒不侵，可现在他知道了，就在刚才，他又失去了一些东西，就像是亲自迎娶了朱迪·琼斯，却眼睁睁看着她的如花容颜渐渐凋零，毫无二致。

梦已消逝。他身体里有某些东西也被带走了。一阵莫名的恐慌袭来，他抬手捂住双眼，努力回想着雪利岛的画面，水浪轻拍湖岸，月光笼罩回廊，高尔夫球场上的条纹棉布衬衫、火辣辣的太阳和她脖颈上的金色绒毛。还有她的嘴，滋润着他的吻；她忧愁的眼，盈满哀伤；清晨里，充满新鲜活力的她就像一匹崭新笔挺的亚麻细布。怎么了，世上再也没有这些了！它们曾经存在过，却再也不在了。

这么多年来，泪水第一次滑下了他的面颊。可这一次，它们是为他自己而流的。他不在乎嘴或眼或抚动的双手。他想要在乎，却做不到。因为他离开了，再也回不去。大门已经关闭，太阳已经西沉，佳人不再，只有钢铁般灰白黯淡的美禁得住时光砥砺。就连他过去经历的种种伤痛，也都留在了那个国度里，关于梦幻的，关于青春的，关于丰裕人生的，那个冬日梦绽放的国度。

“太久了，”他念叨着，“太久了，我本来有的，可现在都没了。现在都没了，都没了。我不能哭。我不能牵挂。那些东西，再也不会回来了。”

[1]从十四、十五世纪至今，高尔夫球经历了木球、皮革羽毛球、古塔橡胶球和现代橡胶球等材质、形态方面的变迁，皮革式的高尔夫球以白色为主，自十九世纪中叶引入橡胶球以后，高尔夫球开始被漆上各种色彩，包括黑色。然而，或许是为了便于在户外环境和各种光线条件下寻找、辨认，今天的高尔夫球多为白色或醒目的高亮色彩。

[2]皮尔斯－箭牌汽车公司（Pierce－Arrow）是一家美国汽车制造公司，创立于1901年，以其高档豪华轿车而著称，1938年关闭。

[3]灯笼裤风行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是打高尔夫球的标准着装。二战之前，滑雪者也习惯穿着灯笼裤。

[4]设得兰绵羊以出产品质优异的羊毛而著称，这种小型绵羊原产于苏格兰的设得兰群岛。自十五世纪初开始，设得兰羊毛便被德国商人带到了欧洲大陆。

[5]高尔夫球场中球洞附近的短草区域被称为果岭，球进入果岭后即需换专用的推杆送球入洞。

[6]《嘿，嘿，中国人》（Chin Chin Chinaman）出自英国指挥家、作曲家西德尼·琼斯1896年首次公演的音乐剧《艺伎》（The Geisha），是其中一位中国茶室老板的唱段。《卢森堡伯爵》和《巧克力士兵》都是轻歌剧，分别诞生于1909年和1908年。

The Baby Party

宝宝派对

约翰·安德罗斯觉得自己老了，值得安慰的是，他发现生命在孩子身上得到了延续。当孩子的小脚啪嗒啪嗒拍打着地面，在电话里对他咿咿呀呀叽咕个不停时，宣告他不得志的黑色号角仿佛也喑哑无声了。这美妙的小插曲每天下午三点奏响，一到时间，他的妻子就会从乡间打电话来，那是他一天中难得的鲜活时光之一。

他并非真的老了。但半辈子都在翻山越岭、艰难跋涉，到如今，他三十八岁了，战胜了疾病，摆脱了贫困，所珍视的却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多。就连对他的小姑娘，他的感情也是中规中矩。她打乱了他和妻子的二人世界，为了她，他们搬到了郊区小镇。在那里，他们不得不应付佣人带来的没完没了的麻烦，陀螺似的往返于令人生厌的通勤火车上，以此换得乡间的清新空气。

毋庸置疑，小伊黛意味着青春的篇章，这才是最吸引他的地方。他喜欢抱她在膝头，分辨她的香气，细看她毛茸茸的小脑袋和那有如清晨天空一般的蓝色眼眸。完成了这套仪式，他便心满意足，这时保姆就该来把她抱走了。只要超过十分钟，孩子那精力无穷的闹腾劲儿就会让他头疼，等到有事情发生时，他便会按捺不住脾气。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她藏起一张黑桃A，毁了他的桥牌局，他便当众大发脾气，惹得妻子忍不住掉了泪。

这实在荒唐，约翰自己也觉得挺羞愧的。这种事情几乎无可避免，就算保姆在的时候，小伊黛也不可能跟着她一直关在自己房间里。毕竟，就像她妈妈说的，她已经越来越像个“真正的小人儿”了，简直是一天一个模样。

她两岁半了。比如这天下午，她就要去参加一场宝宝的派对。成年的那个伊迪丝，她的妈妈，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通报消息，小伊黛在电话里大叫着“我叫去拜对啦”[1]，声音直接撞进约翰毫无防备的左耳，确认了这事。

“你回家时顺道到马基家来一趟行吗，亲爱的？”她的妈妈重新接过话筒，“会很有意思的。伊黛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穿她那件粉红色的新裙子——”

通话猛地中断了，听筒里传来一阵嘈杂，听起来是电话被粗暴地拽到了地板上。约翰大笑起来，决定搭早一班的火车出城。在别人家里办的一场宝宝派对，他想想那情形就觉得有趣。

“得是怎样一个混乱的场面啊，太棒了！”他乐呵呵地想着，“十几个妈妈，什么都不管，每个人只盯着自己的孩子。所有孩子都在打碎东西，乱抓蛋糕。等到回家时，每个妈妈都悄悄在心里打分，认定自家孩子就是比别人的好。”

他今天心情很好——生活中的一切都越来越好，比以前好。火车到站，他下了车。拒绝一位纠缠不休的出租车司机后，他开始沿着长长的山路上坡，沐浴着十二月干爽的落日余晖，朝家里走去。这才刚刚六点，月亮已经出来了，月华朗朗，骄傲地照耀着草地上糖霜似的薄雪。

他一路走着，肺里充满了清冷的空气，心中的快乐也越发高涨。一场婴儿派对，这念头越来越吸引他。他开始好奇，伊黛跟她的同龄小伙伴们比起来会怎样，她的粉红裙子会不会有点太隆重，太像个大人？他越走越急，已经看到自己家的房子，窗户里的圣诞树还在，发着光。他径直走了过去。派对在隔壁的马基家里举行。

当爬上砖砌的台阶，按响门铃时，他听到了门里的响动，暗自高兴，自己到得还不算太晚。再仔细听听——那不是小孩子的声音，嗓门很大，带着怒气，声音显得越发尖细——至少是三个人。突然，一阵歇斯底里的尖声哭叫响起，他立刻辨认出，那是他妻子的声音。

“出事了。”他瞬间意识到。

他试着推了推房门，发现门没上锁，便径直推开来。

宝宝聚会是四点半开始的，可伊迪丝·安德罗斯聪明地想到，如果出现在一堆已经揉得皱巴巴的小礼服中间，小伊黛的新裙子肯定能更显眼、更出风头，于是她自作主张，决定等到五点再出场。她们到达时，派对已经热闹极了。一共四个女宝宝和九个男宝宝，每一个都被骄傲好胜的妈妈好好梳洗打扮了一番，卷了小卷发。他们正跟着留声机里的音乐跳舞。事实上，在跳舞的始终不过两三个人，但所有孩子都在不断地跑回妈妈身边，又被鼓励着跑去舞动胳膊腿儿，因此场上的局面倒是一直维持着没什么变化。

当伊迪丝和她的女儿走进大门，一时间，众人的交口称赞把音乐声都给压了下去，大家都在当面夸赞小伊黛“可爱”。她怯生生地站着，手指拨弄着粉红裙子的裙边。没有人亲吻她，因为她已经到了有小洁癖的年纪了，但妈妈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她跟前，嘴里说着“真——可爱”，拉拉她粉红色的小手，再交给下一位妈妈。得到了一些鼓励后，又被温柔地轻轻推了一把，她也加入到跳舞的行列中，成了派对上的活跃分子。

伊迪丝站在大门附近和马基太太聊天，一直分神看着那身穿粉红裙子的小小身影。她不怎么在意马基太太，一向觉得她又暴躁又粗俗。可约翰和乔·马基很谈得来，每天早上还一起搭通勤火车进城上班，两个女人也就煞费苦心地保持着假惺惺的热络。她们总在责怪对方“不来看我”，总在安排某场聚会，开场白永远是“哪天你一定得来我们家吃晚餐，然后我们去看戏”，但永远没有更进一步的具体计划。

“小伊黛看上去真是个漂亮的宝贝。”马基太太笑着说，一边舔了舔嘴唇，伊迪丝特别看不惯这个动作。“长大了这么多，我简直不敢相信！”

伊迪丝怀疑“小伊黛”这个称呼也是别有所指，就为了强调小几个月的比利·马基反倒比伊黛要重上差不多五磅这事儿。她接过一杯茶，在长沙发上坐下，和另外两位太太一起投入了下午的正式闲聊中，无非是说说孩子又学会了什么，有多么天真无邪，诸如此类。

一个小时过去了。舞已经跳腻，小宝贝们要玩更激烈的运动了。他们跑进餐厅，绕着大桌子转圈，还试图推开厨房门。这时，妈妈大军围堵了过来，将他们团团包围。他们立刻找到缺口，冲回餐厅，想要反过来再次推开那扇熟悉的门。有人开始嚷嚷着“热死了”，白生生的小额头上淌下汗来，又被小白手帕擦干。妈妈们都开始努力让宝贝们坐下来，但小家伙们在妈妈膝头挣扎着，拼命大喊“下去！下去”，再次冲进奇妙的餐厅里。

派对临近尾声，点心、蛋糕和盛在小碟子里的香草冰淇淋一一端上桌面，大蛋糕上还插着两支蜡烛。比利·马基吹灭了蜡烛，伸出手指头刮下白色糖霜舔着。这是个快活的小胖墩，一头红发，腿长得不太直。点心分好了，孩子们立刻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倒也并不混乱——他们整个下午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是现代小孩，每天准时吃饭，准时睡觉，脾气都很好，一张张小脸蛋都红扑扑地透着健康。放在三十年前，是不可能有这样心平气和的派对的。

吃过点心，开始有人陆续告辞。伊迪丝着急地看了看她的手表，快六点了，约翰还没到。她想让他看看伊黛和其他孩子在一起的样子，看看她是多么有教养、有礼貌、聪明伶俐，看看她整洁漂亮的裙子，要不是有人从背后推了她一把，害得一小块冰淇淋从她下巴上掉下来，就连那唯一的冰淇淋渍都不会有。

“你真是个小甜心，”她在她的孩子耳边低声说，用力把伊黛抱到腿上，“你知道你是个小甜心吗？你知道你是个小甜心吗？”

伊黛笑出了声。“狗狗。”她突然说。

“狗狗？”伊迪丝四下张望着，“没有狗狗。”

“狗狗。”伊黛重复着，“我要狗狗。”

伊迪丝顺着小手指着的方向看去。

“那不是狗狗，小宝贝儿，那是只泰迪熊。”

“熊？”

“是啊，是只泰迪熊。那是比利·马基的。你不会想要比利·马基的泰迪熊，对吧？”

伊黛想要。

她挣脱妈妈的怀抱，冲向比利·马基，他正把那玩具熊紧紧搂在怀里。伊黛站住，盯着他，不知道在想什么。比利咯咯笑着。

成年的伊迪丝又看了看表，这次有点不耐烦了。

参加派对的人已经散去大半，到最后，除了伊黛和比利，就只有两个宝宝了，其中一个还是因为藏在餐厅桌子下不肯出来才暂时没走的。还不来，约翰真是太自私了。孩子多没面子。别的父亲都来了，有六七个，来接他们的妻子，待上一会儿，看看派对的情形。

一阵哭叫声突然响起。伊黛从比利怀里硬把他的泰迪熊给抢过来了，比利想抢回去，却被她随手一把推倒在地板上。

“嘿，伊黛！”她妈妈叫道，拼命忍着笑。

乔·马基抱起他的儿子，扶他站稳。这是个宽肩膀的英俊男人，大概三十五岁的样子。“你真是个好小子。”他笑呵呵地说，“被个小姑娘打倒了！你真是个好小子。”

“他撞到头了吗？”马基太太正送最后一位妈妈出门，见状赶忙转身回来。

“没，没有。”马基大声说，“他撞到别的了，对吧，比利？他撞到别的了。”

伊黛两只胳膊紧紧抱着熊，一条熊腿垂下来。比利已经忘记刚才夺回“财产”时摔的一跤了。他抓住那条熊腿，拼命拽，却拽不出来。

“不。”伊黛用力说。

忽然间，之前那带点儿运气的成功给了她勇气，伊黛扔下泰迪熊，两手抓住比利的肩头一推，他仰面倒了下去。

这次摔得可不轻，他的头磕在了小地毯外的光地板上，发出一声空洞的钝响。他倒吸一口气，痛得大哭起来。

房间里顿时一片混乱。马基大吃一惊，赶紧过去看他的儿子，可他的妻子更快，已经赶到受伤的宝宝身边，把他抱进了怀里。

“噢，比利。”她叫道，“撞得这么厉害！她真该打。”

伊迪丝第一时间冲到了女儿身边，听到这话，不由得紧紧抿起双唇。

“嘿，伊黛。”她敷衍了事地轻声道，“你这坏姑娘！”

伊黛把她的小脑袋猛地一昂，笑了起来。笑声很大，得意扬扬的，带着胜利、挑战和轻蔑的味道。不幸的是，它还很有感染力。还不等意识到情势的尴尬微妙，她妈妈也跟着笑出声来，带着同样的意味，只是，这明显不是孩子的声音。

她立刻就刹住了车。

马基太太气红了脸。至于马基，他正用一根手指检查着宝宝的后脑勺，这时也抬头看向她，眉头紧锁。

“肿起来了。”他说，语气里带着责备，“我去拿点金缕梅[2]来。”

不过马基太太可就按捺不住脾气了。“我看不出孩子受伤有什么可笑的！”她说，声音都发抖了。

小伊黛此时正好奇地看着她的妈妈。她发现是自己的笑声把妈妈逗笑了，便想试试看这招是不是每次都有效。结果，就赶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她脑袋一昂，再次大声笑起来。

她的妈妈正处在一种奇异的兴奋中，这快活的笑声无疑是最后一根稻草。伊迪丝拿出手帕捂着嘴，止不住地咯咯笑了起来。这并非仅仅是神经质——她觉得这是在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孩子同进退，她们在一起欢笑。

这是一种轻蔑的挑战——两个人，对抗全世界。

与此同时，马基冲到楼上浴室里拿药膏，他的妻子抱着那哭泣不止的男孩来来回回走动，轻轻摇着他。

“请回去！”她突然爆发了，“这孩子伤得很重，要是你们连保持安静这样的礼貌都不懂的话，最好回你们自己家去。”

“非常好。”伊迪丝说，她的脾气也上来了，“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小题大——”

“出去！”马基太太暴怒地大叫道，“门在那边，出去——我再也不想在我的家里看到你们。你，和你那个没教养的臭丫头，都一样！”

伊迪丝牵起女儿的手，飞快地朝大门走去，可一听这话，她反倒停下转过身来，满脸恼怒。

“你怎么敢这么说她！”

马基太太没搭理她，只是继续走来走去，几不可闻地对孩子喃喃低语，又或许是在自言自语。

伊迪丝哭了起来。

“我这就走！”她呜咽着说，“我这辈子从没碰到过这么粗鲁、这么粗——粗俗的人。我，你儿子被推倒我真高兴——他算什么，只不过是个肥胖的小傻子。”

乔·马基正好下楼来，听见这番话。

“喂，安德罗斯太太，”他厉声道，“你难道看不到孩子受伤了吗？你真该管好自己。”

“管好我——我自己！”伊迪丝抽泣着喊道，“你还是让她管——管好她自己吧。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粗——粗俗的人。”

“她在侮辱我！”马基太太气得发疯，脸色铁青，“你听到她说什么了吗，乔？我要你把她赶出去。要是她不走，就抓着她的肩膀把她推出去！”

“我看你敢碰我！”伊迪丝叫道，“我马上就走，只要找到我的外——外套！”

她泪眼迷蒙地朝门厅走去。就在这时，门开了，约翰·安德罗斯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约翰！”伊迪丝哭喊着，一下子扑到他怀里。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他们要——他们要赶我出去！”她哭叫着，瘫软在他身上，“他刚才正要抓着我的肩膀把我推出去。我要我的外套！”

“没那回事。”马基急忙否认，“没人要把你赶出去。”他转身对约翰说：“没人要赶她出去。”他重复道，“她——”

“‘赶她出去’，你是什么意思？”约翰打断他，问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嗯？”

“噢，咱们走！”伊迪丝哭喊着，“我要离开。他们太粗俗了，约翰！”

“听听！”马基脸色一沉，“这种话你说得够多的了。你现在简直像个疯子。”

“他们说伊黛是没教养的臭丫头！”

伊黛的情绪再次不合时宜地爆发了，已经是这个下午的第二次。她被这些大叫大嚷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哭起来。可她的眼泪仿佛在说，她听懂了，感觉到被辱骂了。

“这算什么道理？”约翰发火了，“你们就是这么在自己家里侮辱客人的？”

“我看是你的妻子在干这种侮辱别人的事！”马基干脆地回答，“事实上，是你家孩子惹出的这些麻烦。”

约翰冷哼一声。

“你这是在责怪一个小孩子？”他质问道，“真像是男人干的事儿！”

“别跟他啰唆，约翰。”伊迪丝坚持道，“去拿我的外套！”

“你没问题吧，”约翰继续怒气冲冲地说，“竟然冲着一个无助的小孩子发脾气。”

“我这辈子就没听说过这么黑白颠倒的事情，”马基咆哮道，“只要你老婆能闭嘴，哪怕一分钟——”

“等等！你现在是在责备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原本伊迪丝还在椅子上寻摸她的外套，马基太太一直用喷火的眼睛盯着她。突然，她把比利放在沙发上，走进门厅。比利立刻停止了哭泣，努力想站起来。马基太太飞快地找到了伊迪丝的外套，递给她，一个字也没说。接着，她就回到沙发边，抱起比利，一边摇晃着他，一边继续用喷火的眼睛盯着伊迪丝。整个过程还不到一分钟。

“你老婆跑到这里来，大吵大闹，说我们怎么怎么粗俗！”马基狂怒不已，爆发了，“好啊，要是我们真他妈那么粗俗，你们最好离得远远的！还有，最好现在就滚出去！”

约翰又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冷笑。

“你们不只是粗俗，”他反击道，“还仗势欺人，明目张胆地——欺负孤单无助的女人和孩子。”他反手摸到门把手，拽开大门，“走，伊迪丝。”

他的妻子伸手抱起女儿，走出门外。约翰仍然轻蔑地看着马基，跟着往外走。

“站住！”马基上前一步，他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太阳穴上的青筋猛地暴了出来，“你不会以为扔下这句话就可以走了吧，啊？来啊！”

约翰一言不发，走出门外，任由大门敞开着。

伊迪丝开始往家走去，还哭泣着。约翰一直看着她走到自家门口的小道上，然后才转过身来，面对马基家的大门。门口亮着灯，地上很滑，马基正慢慢走下来。约翰脱掉大衣，摘下帽子，将它们扔在路边的积雪上。结冰的路面走起来有些打滑，不过他还是上前了一步。

一开始他们俩就重重地滑倒在人行道上，爬起来，还不等站直，又互相拉扯着倒下去。后来他们找到了人行道旁一处覆盖着薄雪的地方，相对不那么滑。两人开始奋力冲向对方，都趔趄得厉害，把脚下的薄雪踩成了一摊烂泥。

街上空无一人，他们沉默地扭打着，只听得到短促粗重的喘息声和某个人失足摔在烂泥地上的声音。敞开的大门里透出琥珀色灯光，和着满月的月光，将两个男人的身影照得清清楚楚。他们好几次一起摔倒在地。之后有那么一阵子，战斗越发激烈，两人滚到了草坪上。

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他们一直在月光下扭打着。中间曾经默契地停顿片刻，脱掉西装外套和背心。现在，他们的衬衣都在雪泥和草地里滚湿了，顺着后背直往下淌水。两人都筋疲力尽，衣服撕破了，有血迹渗出来，只能面对面站着，相互揪扯着，相互支撑——只要一动手，哪怕只是表现出动手的意图，两人都会立刻趴下去。

最终结束这场打斗的并非疲劳。再打下去毫无意义，这算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是，当再一次撕扯着对方倒下时，一个男人的脚步声响起，顺着人行道渐渐靠近。两人竭力滚进了一处阴影里。从听到脚步声的那刻起，他们便停止了打斗，不再移动，屏住呼吸，并肩躺在地上，像是两个正在玩印第安人游戏的男孩，直到脚步声从身边经过，渐行渐远。两人摇摇晃晃地爬起来，互相看着，像两个醉汉一样。

“我要再打下去才真是见鬼了。”马基粗声粗气地说。

“我也不想打了。”约翰·安德罗斯说，“这事儿我已经受够了。”

他们再次对望一眼，闷闷地，像是怀疑对方是在挑动自己再打上一场。马基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他嘴唇破了——低声咒骂着，捡起他的西装和背心，抖掉上面的雪，那样子挺奇怪，仿佛这世上他最在乎的事就是衣服被打湿了。

“要进来洗洗吗？”他突然问。

“不用了，谢谢。”约翰说，“我该回家了。我妻子会担心的。”

他也捡起西装、背心，然后是大衣和帽子。看看他如今这副浑身湿透还淌着汗的模样，再想象不到半个小时之前他还衣冠楚楚地穿着全套西装，这情形真是好笑。

“那么——晚安。”他迟疑了一下，说。

不约而同地，他们各自上前一步，握了握手。这不是那种敷衍的握手——约翰·安德罗斯伸手搂住马基的肩膀，轻轻拍了拍他的背。

“没受伤吧。”他含含糊糊地说。

“没有——你呢？”

“没有，没受伤。”

“好吧。”停顿了片刻，约翰·安德罗斯说，“我看我该说晚安了。”

约翰·安德罗斯把衣服搭在胳膊上，微微跛着腿，转身离开。月光依旧明亮，他穿过草坪，将那块被踩得稀烂的黑草地抛在身后。他听见山下半英里外的火车站上传来一阵隆隆声，七点的火车到了。

“可你一定是疯了。”伊迪丝抽噎着说，“我还以为你去补救了，去跟他们握手言和，所以我才离开的。”

“你想要我们握手言和吗？”

“当然不。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们了，但我以为你肯定会这么做。”他平静地坐在盛满热水的浴缸里，她用碘酒擦拭着他脖颈和后背上的伤口。“得去找医生看看。”她坚持道，“你的内脏可能受伤了。”

他摇摇头。“不可能的。”他回答道，“我可不希望这事闹得整个镇子都知道。”

“我还是没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

“我也一样。”他沉着脸笑了笑，“大概这些宝宝聚会本来就是大麻烦。”

“啊，对了——”伊迪丝满怀期望地说，“太好了，家里有牛排，本来打算明晚吃的。”

“那怎么了？”

“当然是给你敷眼睛啊。你知道吗，我差一点就买小牛肉了。这可不是万幸的事吗？”

半小时之后，约翰对着镜子穿好衣服，只是暂时还扣不上领口。他试着活动了下胳膊腿儿。“我觉得还能把身材锻炼得更好点儿。”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一定是开始老了。”

“你的意思是，这样下次就能打败他了？”

“我已经打败他了。”他声明，“最起码，我们俩势均力敌，谁也没输。而且也不会再有下次了。你以后也别再说别人粗俗了，要是遇上麻烦，你就只管拿上衣服直接回家。明白了吗？”

“好的，亲爱的。”她温顺地说，“我太傻了。现在我已经明白了。”

他走出房门，经过走廊时，突然在婴儿房门前停下脚步。

“她睡着了？”

“听起来是睡着了。你可以轻轻进去看她一眼，就道个晚安。”

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一起弯腰看向小床上。房间里凉爽昏暗，小伊黛已经睡着了，她的小脸红扑扑的，透着健康的光泽，粉色的小手紧紧握在一起。约翰一手扶着床边护栏，一手轻轻拂过她缎子般的头发。

“她睡着了。”他轻声说，带着些疑惑。

“很正常。经过了那样的一个下午。”

“安德罗斯太太，”黑人女仆站在走廊上，提着声音悄悄说，“马基先生和太太在楼下，想要见您。马基先生的样子真是糟透了，夫人。他的脸简直像烤牛肉一样。还有马基太太，她看起来快气疯了。”

“什么，真是不要脸！”伊迪丝叫道，“就说我们不在家。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下楼去的。”

“你当然要下去。”约翰的声音坚定强硬。

“什么？”

“你现在就下去，而且，不管别的女人怎么做，你都要道歉，为你今天下午说的话。那之后，你就再也不用见她了。”

“为什么——约翰，我不行。”

“你必须这么做。只要记住，无论你有多讨厌下楼见她，她都一定比你更讨厌来这里。”

“你不来吗？难道我得一个人去？”

“我会下来的，一会儿就来。”

一直等到她走出去带上房门，约翰·安德罗斯才探身从小床上抱起他的女儿，连同毯子和被褥一起，紧紧搂进怀里，在摇椅上坐下。她轻轻动了一下。他不由屏住了呼吸，但她还在熟睡，很快就在他的臂弯里安静下来。他缓缓低下头，将脸颊贴在她闪亮的头发上。“亲爱的小姑娘，”他喃喃道，“亲爱的小姑娘，亲爱的小姑娘。”

约翰·安德罗斯终于知道，今晚他为什么会那样疯狂地打架了。他现在拥有它了，永远都会为它着迷。有好一阵子，他就这样坐在黑暗里，前后摇晃着，很慢很慢。

[1]这里是模仿幼儿说话还不清楚的情形，意思是“我要去派对啦”。

[2]这里指的是金缕梅酊剂，用于普通的擦伤、肿痛等皮肤外伤。

Absolution

赦罪

一

曾经有一位神父，目光清冷，眼中常泛水色，总在寂静的夜里流下冰冷的泪。他哭泣，是因为在温暖漫长的下午里，他没法和吾主基督取得完全而又神秘的联系。有时候，将近四点钟时，一群瑞典姑娘会沿着小路经过他的窗下，一路嬉笑打闹，她们刺耳的笑声总让他格外心烦意乱，只好高声祈祷黄昏快些到来。当暮色降临时，说笑声便会少了许多，不过，有好几次，他在黄昏时分走过罗姆伯格的杂货店，店里亮起黄色的灯光，饮料机上的镀镍龙头隐约闪亮，能闻到廉价香皂的甜香在空气中拼命散播。每周六晚上，听取完忏悔回家的路上，他都很小心地贴着街道的另一侧走，这样，香皂的气味不等抵达他的鼻尖就已经飘上半空，冲着夏夜的月亮而去，犹如袅袅升起的香火一般。

然而，午后四点钟那酷热下的疯狂却无处可躲。透过窗口极目远眺，就能看到达科他的小麦挨挨挤挤地塞满了红河谷[1]。细看之下，麦田显得很可怕。他痛苦不堪地眯起眼睛，凝目注视地毯的图案，思绪被牵扯着在那古怪的迷宫中徘徊，出口总是烈日高悬，无所遁逃。

一天下午，当他的思绪正像老钟表那样停止摆动时，管家将一个小男孩领进了书房。那是个漂亮的男孩，名叫鲁道夫·米勒，十一岁，看上去十分紧张。小男孩在一片阳光里坐下，神父坐在书桌前，做出十分忙碌的模样。这是为了掩饰，事实上，他松了一大口气——终于有人走进这鬼屋一样的房间里了。

此时，他转过身来，发现自己正对着一双躲躲闪闪的大眼睛，那眼里闪烁着星星点点的钴蓝色光芒。一时间，那眼神震惊了他。很快，他就看出来了，他的访客正在害怕，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你的嘴唇在发抖。”施瓦兹神父说，声音很疲惫。

小男孩伸手捂住了他颤抖的嘴。

“你遇到困难了吗？”施瓦兹神父直截了当地问，“把你的手从嘴上拿开，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施瓦兹神父认出来了，这是教区居民米勒先生的儿子。米勒先生是位货运代理人。男孩勉强放下手，开始轻声说话，他的声音很绝望，言辞却颇为清楚。

“施瓦兹神父——我犯下大罪了。”

“是亵渎纯洁之罪？”

“不，神父……比那更坏。”

施瓦兹神父的身体猛地一颤。

“你杀人了？”

“不——可是我只怕——”他的话变成了尖锐的抽泣。

“你想做告解吗？”

小男孩悲哀地摇着头。施瓦兹神父清了清嗓子，尽量放柔声音，打算说点平静、和蔼的话。这一刻，他应当忘掉自己的恐惧，一举一动都努力模仿天主的样子。他默念了一段祷告词，期望天主能够帮助他正确行事。

“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他改用温柔的声音说。

小男孩眼泪汪汪地看着他，这位心烦意乱的神父恢复了高尚的模样，这让他安下心来。鲁道夫·米勒尽力在这个男人面前放松下来，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三天前，礼拜六的时候，我父亲他说，我必须去做告解，因为我已经一个月没去做过了。我的家人，他们每周都去，可我没去。我听过就忘记了，没往心里去。所以，我一直拖到了晚饭以后，因为我在和一群男孩玩。我父亲问我去了没有，我说，‘没有’。然后他就揪着我的领子，说‘现在就去’，于是我说‘好的’，就往教堂走去了。他在我后面喊：‘不做完就别回来’……”

二

“礼拜六，三天前”

告解室里那阴沉沉的长绒帘子动了动，只露出地面上一位老人的旧鞋子。帘子背后，一个不朽的灵魂正与天主独处，当然，还有阿道弗斯·施瓦兹大人，本教区的神父。声音响起，是刻意压低了嗓门的，发出嘶嘶的声响，小心翼翼，不时被神父的提问打断。

鲁道夫·米勒跪在告解室旁的靠背长凳上等待，紧张地竖起耳朵听着，却并不是想要偷听帘子里的对话。神父清晰的声音提醒了他一件事：下一个就轮到他了，后面还排着三四个人，要是他们不讲道德的话，很可能就会听到他承认自己犯下了第六和第九条戒律的罪[2]。

鲁道夫从来没有做过通奸的事，也没有觊觎过邻居的妻子，但哪怕只是要告解与之相关的罪行，也格外难以启齿。相比之下，他真希望能说些不那么羞耻的过错——用它们组成一道灰色的缓冲背景墙，免得他灵魂上有关性罪过的黑色印记太过刺眼。

告解室里的忏悔者突然动了动，吓得他一下子把头埋进了臂弯里。这时候，他正用手捂着耳朵做出拒绝偷听的姿态，期望这个动作能提示其他人，让他们一会儿也能保持礼貌，不要听他说话。恐惧渐渐凝结，把他的心和肺都挤作了一团。现在，他必须用尽全力，尝试为他的罪过忏悔——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冒犯了上帝。他必须让上帝相信他非常非常抱歉，要做到这一点，他首先得说服自己。一番紧张的心理挣扎过后，他获得了少许怯懦的自我怜悯，因而认定自己已经准备妥当。若不是放任另一个念头钻进他的脑袋，或许他就能一直保持这种情绪和状态，直到最后走进那具大棺材里，也就能避免他的信仰遭遇另一场危机了。

然而，就在那么一瞬间，一个魔鬼般的念头抓住了他：趁着还没轮到自己，他可以现在就回家去，告诉他的母亲，就说他到得太晚，神父已经离开了。不幸的是，这样做很冒险，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在撒谎。又或者，他可以说他完成了告解。可这就意味着他必须避开第二天的圣餐仪式。因为圣餐若是触碰到不洁灵魂的唇齿，就会立刻化为毒药，那他必定会当场瘫倒，从圣餐台边坠入地狱。

施瓦兹神父的声音再次响起。

“对于你的——”

后面的话变成了沙哑含糊的低语，鲁道夫激动地站了起来。他觉得，这天下午他是不可能完成告解的了。他犹豫了一下，非常紧张。就在这时，告解室里传出一声轻响，随后是一连串吱嘎声和窸窸窣窣声。隔板放下了，长绒帘子抖动起来。诱惑来得太晚……

“请保佑我吧，神父，我有罪……我向万能的主和您——神父，忏悔，我有罪……我已经一个月零三天没有做告解了……我的罪过是——我妄用天主的圣名[3]……”

这只是小过错。他的自我谴责纯属虚张声势，这样的说辞无异于自夸。

“……对一位老太太做了卑劣的事。”

格栅隔板上那黯淡的影子动了一下。

“怎么做的，我的孩子？”

“是斯文森老太太。”鲁道夫的低语欢欣高昂起来，“我们把棒球打到她的窗户上，她捡走了球，不肯还给我们，所以我们对她喊了一下午的‘滚开，滚开’。后来，到五点钟的时候，她气坏了，他们不得不找医生来。”

“继续，我的孩子。”

“还有——还有不相信我是我父母的儿子。”

“什么？”提问者明显大吃一惊。

“不相信我是我父母的儿子。”

“为什么不相信？”

“噢，就是因为骄傲。”忏悔者轻快地回答。

“你的意思是，你觉得自己太优秀了，不可能是你父母的儿子？”

“是的，神父。”声音里的喜气低了些。

“继续。”

“还不孝敬父母，直呼我母亲的名字。在背后非议别人。抽烟——”

鲁道夫已经数尽了所有的小错，接下来，就该是那难以启齿的罪过了。他十指张开，像栅栏一样紧紧压住面颊，仿佛这样就能把心底里的羞惭挤出来。

“还为了，肮脏的语言、不道德的念头和欲望。”他悄声说，声音压得非常低。

“有多频繁？”

“我不知道。”

“一周一次？一周两次？”

“一周两次。”

“你屈从于这些欲望了吗？”

“没有，神父。”

“它们出现时，你是一个人吗？”

“不，神父。我和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在一起。”

“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孩子，应该避开罪恶的场合，就像避开罪恶本身一样？邪恶的关系诱发邪恶的欲望，邪恶的欲望导引邪恶的行为。事情发生时你们在哪里？”

“屋后的谷仓里，就在——”

“我不希望听到任何人的名字。”神父敏锐地打断他。

“呃，在谷仓的阁楼上，那个女孩和——一个家伙，他们在说些事情——说不道德的事，我没有离开。”

“你应该离开的——而且应该叫那个女孩也离开。”

他应该离开的！他没法告诉施瓦兹神父，当听到他们说起那些奇异的事情时，他手腕上的脉搏跳得有多么厉害，那种陌生、浪漫的兴奋是多么让他难以自拔。也许，在教养院里那些死气沉沉、目光冰冷、没救了的坏女孩中，就有人曾感受过它们燃烧并绽放出的最最炽烈的白色火光。

“还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我想没有了，神父。”

鲁道夫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汗水从他紧压的指缝间渗了出来。

“你是否有不实之言？”

这个问题吓了他一跳。和习惯了谎言张口就来的人一样，他对于真相格外敬畏。有某种东西诱使他很快给出了一个贻害无穷的回答。

“噢，不，神父，我从不说谎。”

如同一朝坐上国王宝座的平民，他品尝到了短暂的骄傲滋味。紧接着，当神父依照惯例开始低声吟诵告诫箴言时，他意识到，在那冒失的否认中，他说谎了，他犯下了重罪——他在告解中说谎了。

随着施瓦兹神父说出“做个痛悔短祷[4]吧”，完全出于条件反射，他无意识地开始大声复诵：

“我们的天主，我诚心忏悔，为曾经违犯你……”

他必须现在就补救，这是个非常糟糕的错误。可是，当祷告词的最后一个字音自他齿间落地，一道刺耳的声音响起，挡板关上了。

一分钟之后，当他走进暮色中时，却松了口气。离开闷热的教堂，来到开阔处，有天空，有麦田，这一切让他暂且放下了心头的重负，不去想自己刚才做过什么。他不再忧虑，而是深深吸了一口干爽的空气，开始一遍又一遍地默念：“布拉奇福德·萨内明顿，布拉奇福德·萨内明顿！”

布拉奇福德·萨内明顿就是他自己，这些字眼读起来有抒情诗的效果。每当化身布拉奇福德·萨内明顿，温文尔雅的贵族气质便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布拉奇福德·萨内明顿活在伟大而彻底的胜利里。只要鲁道夫半合上眼睛，就意味着布拉奇福德掌控了他的身体，一路走来，空气中回荡着艳羡的窃窃私语：“布拉奇福德·萨内明顿！刚过去的是布拉奇福德·萨内明顿。”

现在，大摇大摆地走在回家路上，他是布拉奇福德了。道路曲曲弯弯，连接到铺有碎石的路面，那里将来会是路德维格的主街道。鲁道夫的快活劲儿渐渐消退了，头脑冷静下来，开始对他的谎言感到害怕。毫无疑问，天主已经知道了。不过，鲁道夫的脑海里藏着一个安全角，在那里，他可以躲开天主，准备那些他常常用来欺瞒天主的借口。此刻他就躲在这个角落里，盘算着要怎样才能彻底逃避之前口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无论如何，他都必须躲开明天的圣餐仪式。把天主激怒到这样的程度还去领圣餐，风险实在太大。他一定要清早就起来，“不小心”喝杯水，这样，依据教堂的规定，他就不能在当天领取圣餐了。尽管计划粗糙浅陋，但对他来说，这是最可行的办法了。走到罗姆伯格杂货铺的拐角时，父亲的房子已经赫然在目，他决定承受这项计划中的风险，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完美地实施它。

三

鲁道夫的父亲是位本地货运代理人，当年随着德国和爱尔兰人的第二波移民潮来到了明尼苏达－达科他乡间。理论上说，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对于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来说，大好机会就在眼前。可卡尔·米勒既不能与上级代理建立牢靠的关系，也无法笼络住下游代理博取好名声。要在一个层级分明的产业中谋生，这些恰恰是最重要的，也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相反，他却多少有些粗鲁，不够冷静，无法得心应手地经营哪怕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而这种无能让他变得多疑、焦躁，常常处在惊恐不安中。

只有两样东西还让他的生活保有一些生趣，一个是他对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信仰，一个是对于“帝国建造者”詹姆斯·J. 希尔[5]的神秘崇拜。无论是对事实的洞察力、感受力，还是一叶知秋的敏锐度，在米勒本人所缺乏的一切素质上，希尔正巧都是天赋奇才。米勒脑子转得慢，做决定总落后别人半拍；对于手中的事，无论多简单，他这辈子就从来没能掌握好平衡。在希尔的巨大阴影下，他那曾经精力十足的矮小身躯渐渐疲惫、老去。二十年来，他始终生活在希尔的盛名与天主的光辉之下。

礼拜六，卡尔·米勒在清晨六点钟的清新与宁静中醒了过来。他在床边跪下，低头祈祷，灰黄色的头发和斑驳的胡须贴在枕头上。过了好一会儿，他脱下衬衫睡袍——和所有这个年龄的人一样，他从来就接受不了两件套式的睡衣裤——将羊毛内衣套在自己瘦削、苍白、光滑的身体上。

他正在刮胡子。另一间卧室里没有一丝声响，他的妻子住在那里，熟睡中依然紧张不安。走廊尽头隔出来的一隅也很安静，里面放着儿子的简易床铺，床上堆满了儿子的阿尔杰小说[6]、各种雪茄纸、虫蛀的三角旗——旗上写着“康奈尔”“哈姆林”“来自新墨西哥州普韦布洛村落的问候”之类的[7]——以及其他私人生活用品。米勒能听到窗外的各种声响：清脆的鸟鸣，鸡鸭扑腾来去的声音，六点十五分那趟过路火车渐渐靠近的低沉“哐哧”声——火车开往蒙大拿和更远处的绿色海岸。冷水从他手中的洗脸毛巾上滴落，就在这时，他猛地抬起头来——楼下厨房里响起了一阵鬼鬼祟祟的声音。

他急忙擦干剃须刀，把垂在身侧的裤子背带套上肩头，凝神细听。有人在厨房里走动，脚步很轻，他敢肯定那不是他的妻子。他微张着嘴，快速跑下楼，推开厨房门。

水池边立着一个人，一只手按在还滴着水的水龙头上，另一只手抓着个玻璃杯，杯里盛满了水。是他的儿子。因为困意，男孩几乎连眼皮都撑不开，看向父亲的眼神充满了惊惶羞惭。

他俩都僵住了——卡尔·米勒双眉下垂，儿子却眉鬓上扬，似乎是要在他们极端的情绪中寻求平衡。随后，父亲的两撇髭须开始不祥地下垂，直到遮住他的嘴。他迅速扫视了一圈，看是否有东西被弄乱。

阳光照在锅盆上，给桌子和地面镀上了一层小麦色的清爽黄晕，厨房也多了几分光彩。屋子正中的火炉还燃着，马口铁听子如玩具般一个摞着一个，终日不绝的蒸汽声清浅低柔。没有东西被移动，没有东西被碰过，除了还在滴水的水龙头。水珠滴落到下方的水槽里，在空中划过一道白色的光亮。

“你在干什么？”

“我很渴，所以想下来倒点——”

“我记得你要去领圣餐。”

震惊的表情爬上儿子的脸。

“我完全忘了。”

“你喝了水吗？”

“没有——”

话一出口，鲁道夫就知道错了。可那双愤怒的黯淡眼睛紧盯着他，不等他有所行动，便早已看清了事实。他意识到，根本就不该下楼来。他本想做得逼真些，放个湿杯子在水槽边，幻想中的诚实偏偏出卖了他。

“倒掉。”他的父亲命令道，“那些水！”

鲁道夫绝望地把杯子倒转过来。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米勒恼怒地问。

“没什么。”

“你昨天去做告解了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要来喝水？”

“我不知道——我忘记了。”

“也许对你来说，一点点口渴比你的信仰更重要。”

“我忘了。”鲁道夫感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那算不上回答。”

“噢，我回答了。”

“你最好小心点！”父亲的声调始终高亢、固执、不依不饶，“你要是健忘到连信仰都记不住的话，我就要给你点颜色看看了。”

鲁道夫噎了一下，说：

“好吧，我能记住。”

“首先，是开始轻忽你的信仰，”他父亲嚷嚷着，越说越生气，“接下来就会学着撒谎、偷窃，再之后，等着你的就是教养院了！”

就连这样熟悉的威胁也无法让鲁道夫面临的深渊显得更加狰狞。他要么说出一切，拼着皮肉受苦换来一顿暴打，要么冒着加诸灵魂的风险，顶着亵渎之罪去领受基督的血肉[8]，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相较之下，第一种看起来倒是更加可怕。他并不是害怕挨打，最让他恐惧的，是野蛮凶残的暴怒本身，它隐藏在责打背后，往往成为无能之辈的发泄之途。

“放下杯子，上楼去穿好衣服！”他的父亲命令道，“等我们到了教堂，你最好在领圣餐之前先跪下来，祈求主原谅你的漫不经心。”

这段命令里的某些字眼或语气似乎引爆了鲁道夫心底的困扰与恐惧，触动了他的自尊心。一股狂躁的怒气涌起，他猛地将杯子摔在水槽中。

父亲发出一声紧绷的嘶哑低吼，一跃而起，向他冲来。鲁道夫往旁边一闪，踢翻了一把椅子，试图绕到餐桌对面。一只手抓住了他睡衣的肩头。他尖叫起来，随即便感到脑袋侧面挨了重重一拳，拳脚噼里啪啦落在他的上半身。父亲把他拎在手里，又是拖又是提。他本能地抱住一只胳膊，整个人东倒西歪，只觉得耗尽了力气，疼得厉害。他一个字也没说，却好几次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这一切不过发生在一分钟里。然后，拳脚突然停了。在这短暂的平静中，鲁道夫仍然被紧紧揪着，父子俩都抖得厉害，嘴里还嘟哝着些断断续续的奇怪字眼儿。卡尔·米勒一边恐吓着，一边把他的儿子拽上楼。

“穿上你的衣服！”

这会儿，鲁道夫情绪还很激动，但脑子已经冷静了下来。他的头很疼，脖子上被父亲的指甲划出了一道细细长长的伤口。他啜泣着，一边发抖一边穿上衣服。他知道妈妈就站在门边，裹着一件晨衣罩衫，爬满皱纹的脸纠结作一团，她的皱纹更多了，从眉头到脖子上都是。他瞧不起母亲那没用的紧张。她想给他的脖子涂点儿金缕梅酊剂，他也躲开了。草草洗漱一番后，他跟在父亲身后离开家，朝着天主教堂走去。

四

一路上，他们都没有说话。偶尔遇到熟人，卡尔·米勒便条件反射地打个招呼。鲁道夫急促的呼吸划破了礼拜日那热烘烘的宁静。

父亲在教堂门前刹住脚步。

“我决定了，你最好再去做一次告解。进去，把你做的事告诉施瓦兹神父，请求天主的原谅。”

“你也发脾气了！”鲁道夫飞快地说。

卡尔上前一步，逼近他的儿子，后者小心地往后退去。

“好，我也去。”

“你会照我说的做吗？”他父亲压低声音，嘶哑地问。

“好。”

鲁道夫走进教堂。这是他在两天里第二次进入告解室。他刚一跪下，隔板几乎立刻就滑开了。

“我忏悔，没有做晨祷。”

“就是这些吗？”

“就是这些。”

他心中满溢狂喜，几乎落下泪来。再想叫他把一个虚无的概念看得比自己的安适和自尊还重，从此不易了。一条隐形的边界已被跨过，他开始认识到他的孤独，认识到这孤独不仅仅存在于他化身布拉奇福德·萨内明顿的时候，更是深植于他的内心。在此之前，所有这些疯狂的野心、轻微的羞愧和恐惧都早已存在，只是悄无声息地藏在他的私人保留地里，不曾被冠冕堂皇的那一半灵魂察觉。这一刻，他无意中发现，暗藏的那部分才是他自己——其余的不过是摆在人前的装饰门面和人云亦云的掩饰招贴罢了。环境的压力早已推动他走上了青春期孤独的秘密旅程。

他挨着父亲跪在靠背长凳上。弥撒开始了。鲁道夫跪直身子——没人注意时，他就暗暗往后靠在凳子上，品味这狡猾却又针锋相对的报复的滋味。身边，父亲正在祈求天主原谅鲁道夫，同时为自己没能控制住脾气而忏悔。他瞥了儿子一眼，看到儿子脸上不再是毫无规矩的勉强神气，也没有继续抽泣，不由松了一口气。圣餐礼蕴含着天主的光辉，会解决剩下的问题，或许，等到弥撒结束之后，一切就会好起来。他从心底里为鲁道夫感到骄傲，对于自己之前的行为也真觉得有些歉疚了。

往常的仪式过程中，募捐环节对于鲁道夫来说总是个难熬的时刻。如果没有钱可以投进募捐箱——事实上常常如此——他便会感到非常难为情，只好低下头，假装没看到箱子，同时期望不会被后排的珍妮·布瑞迪注意到，不会就此让她得出他家里穷得叮当响的推论。可今天，当箱子经过面前时，他只是冷冷看着，还颇有闲情地留意到，原来里面散落着许多硬币。

然而，当领取圣餐的铃声响起时，他还是颤抖了。天主没有理由饶恕他，没有理由不夺去他的呼吸。在过去十二个小时里，他犯下了一连串不可饶恕的大罪，一条比一条严重，现在他还来亵渎圣礼，更是罪上加罪。

“主，我不敢当主到我心里来，只要主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便痊愈……”[9]

长凳上响起一阵匆忙的窸窣声，准备领圣餐的人们排着队走进通道，眼睑低垂，双手合十。更虔诚些的，便将十指指尖相对，用力压出塔尖模样。卡尔·米勒正是后者。鲁道夫跟在他身后向圣坛护栏走去，跪下，机械地拿起餐巾掖在下巴下。铃声更急，神父自圣坛前转身走来，手捧圣餐杯，上擎着白色圣饼：

“我主耶稣基督，为你舍的圣体，保全你的身体灵魂，直到永生。”[10]

圣餐礼刚一开始，鲁道夫的前额就渗出了冷汗。施瓦兹神父沿着队伍渐渐走近，鲁道夫只觉得越来越恶心，仿佛心跳也在上帝的意愿下变得越来越弱。在他眼里，教堂更暗了，无边的寂静笼罩下来，只有含糊不清的低喃打破寂静传来，宣告着，创造天堂与人间的造物主即将降临。他垂下头，两肩耸起，等待着最后的致命一击。

就在这时，他感到旁边有人用胳膊肘快速推了推他。是父亲在提醒他要坐端正，不要靠着栏杆。还有两个人，神父就要到了。

“我主耶稣基督，为你舍的圣体，保全你的身体灵魂，直到永生。”

鲁道夫张开嘴。他感觉到圣饼被放在了舌尖上，像是黏糊糊的蜡。仿佛过了很久，他一动不动，仰着头，圣饼还在嘴里。直到又被父亲的胳膊肘顶了顶，他才蓦然惊醒，看见人们犹如飘散的落叶般纷纷离开圣坛，个个眼睑低垂，回到他们的长椅前，上帝与他们同在。

鲁道夫与自己同在。他汗流浃背，深陷在不可宽恕的滔天大罪之下。走回长椅时，他的偶蹄[11]敲打着地板，发出响亮的回声。他知道，黑暗的毒药已埋入了他的心里。

五

“白日飞的箭”[12]

那漂亮的小男孩有一双蓝宝石般的眼睛，睫毛好似花瓣般铺开。他终于向施瓦兹神父讲述完了他的罪孽，原本方方正正笼罩着他的那一小块阳光半小时前就往前挪到了屋子更里面。鲁道夫现在没那么害怕了。心事说出口，自然就会这样。他知道，只要他在这间屋子里，和神父待在一起，上帝就不会停止他的心跳。他松了口气，安静地坐着，等待神父开口。

施瓦兹神父那双水汪汪的冷眼正凝视着地毯花纹。阳光落在上面，照出万字纹饰、单调干枯的葡萄藤和黯淡的花影。落地钟滴答滴答地埋头向日落时分奔去。无论在这令人生厌的屋内，还是在午后的窗外，只有一片僵硬的单调，干燥的空气里，不时从远处传来敲打锤击的声音，将这片死寂打破。神父的神经几乎崩断，玫瑰念珠好似蛇一般蜿蜒趴伏在桌面的绿毛毡上。他一时想不起该说些什么。

对于这个失落的瑞典小镇，他记忆里最清晰的便是小男孩的眼睛——漂亮的眼睛，弯弯的睫毛不情愿地张开，扑扇着，像是想要重新合上。

沉默持续得有点长，鲁道夫等待着，神父努力在越滑越远的思绪中抓住点什么。一屋凌乱，时钟滴答。最后，施瓦兹神父用力盯着小男孩，用一种奇怪的声音说：

“当人们群聚到至善之地，万物便会开始发光。”

鲁道夫吓了一跳，飞快地瞟了一眼施瓦兹神父的脸。

“我是说——”神父张开口，又停了下来，静静听着，“你听到锤子起落、时钟滴答、蜜蜂飞舞了吗？啊，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让很多人都走进世界的中心，无论这个中心在哪里。那之后，”他瞪大了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万物便会开始发光。”

“是的，神父。”鲁道夫应道，他有点被吓到了。

“你希望长大后做什么？”

“嗯，有一阵子我想当个棒球手。”鲁道夫紧张地回答，“但我觉得这不算个很好的理想，所以我又想，也许能做一名演员，或者海军军官。”

神父再次注视着他。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他说，话里带着几分暴躁。

鲁道夫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神父的暗示让他更加不安了。

“这人疯了。”他心想，“我怕他。他想要我帮他，帮他摆脱什么，可我不想啊。”

“你的样子就像是万物已经在发光一样。”施瓦兹神父狂躁地叫道，“你参加过派对吗？”

“是的，神父。”

“那你有没有注意过，派对上所有人都打扮得衣冠楚楚？那就是我说的。当你刚走进派对现场时，有一瞬间，人人都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也许有两个小姑娘站在门边，几个男孩靠在楼梯扶手上，到处都是花钵，钵里插满了鲜花。”

“我参加过很多派对。”鲁道夫说。总算能换个话题了，这着实让他大大松了口气。

“当然，”施瓦兹神父得胜一般地继续说道，“我就知道你会赞同我的说法。可我的理论是，当一大群人聚集在那些最好的地方，所有东西就会一直发光。”

鲁道夫发现自己在想布拉奇福德·萨内明顿。

“请听我说！”神父焦躁地命令道，“别再担心上个礼拜六的事。没错，背叛信仰是不可饶恕的大罪过，但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你原本是个虔诚的信徒。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鲁道夫完全没听懂施瓦兹在说什么，但还是点了点头，神父也对他点点头，接着又回到了自己当前的神秘世界里。

“哈，”他大声说道，“他们有像星星一样大的灯——你能想象吗？我听说，在巴黎或是其他什么地方，他们的一盏灯就像一颗星星一样。许多人都有——许多许多狂放享乐的人。他们拥有各种各样你做梦也想象不出的东西。”

“瞧瞧这里——”他凑近鲁道夫，可男孩往后闪躲，于是施瓦兹神父退回去，倒在他的椅子里。他的眼睛干了，目光灼热。“你看到过游乐园吗？”

“没有，神父。”

“噢，去吧，去看看游乐园。”神父胡乱挥挥手，“那就像个市场，可是却光彩夺目得多。找个晚上过去，站得远一点，找个黑的地方——黑暗的树下就不错。你会看到一个灯光组成的大轮子在空中转动，还有长长的船，像炮弹一样冲进水里。乐队在某个地方演奏，空气里飘散着花生的味道——所有东西都闪闪发亮。不过，你瞧，它不会让你想起任何东西。它只是像个彩色气球，像柱子上的黄色灯笼，挂在那里，挂在夜晚里。”

施瓦兹神父突然想起什么，皱了皱眉头。

“不过别靠近，”他警告鲁道夫，“要是走得太近，你就只能感觉到热气、汗水和实实在在的生活了。”

对鲁道夫来说，这些话听起来分外古怪可怕，毕竟，这男人是一名神父。他坐在那里，吓得半死，漂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直盯着施瓦兹神父看。然而，在恐惧的背后，他感到自己内心的想法得到了确认。在某个地方，有某些东西，璀璨华丽，难以言喻，而且，与天主无关。他不再觉得天主会因为最初那个谎言而生他的气了。天主一定明白，鲁道夫这么做只是为了让告解更完美，他需要一件光彩骄傲的事来擦亮污渍斑斑的供认状。这一刻，当他终于确认了那无瑕的荣耀，一面银色旗帜在某个地方迎风招展起来，皮靴踢踏，马刺银亮，一队骑兵在绿色的山脚整装待发，只待破晓。太阳升起，阳光照在他们的胸甲上，银辉如星般闪耀，和家里挂的那幅画一模一样，那是色当[13]的德国胸甲骑兵。

只是眼前，神父还在含含糊糊地嘟哝着伤心的话语，男孩更害怕了。恐惧穿过敞开的窗口骤然降临，屋中的气氛为之一变。施瓦兹神父猛然瘫倒下来，双膝跪地，身体向后靠在椅子上。

“噢，我的主！”他高声呼号，声音怪异，整个人瘫软在地板上。

紧接着，一股人性之压抑从神父破旧的袍子下升起，和角落里隔夜食物若有若无的气味混合在一起。鲁道夫尖叫一声，惊恐万状地冲出屋子——那瘫倒的男人还躺着，一动不动，他的声音、他的面孔，填满了他的房间，直到整个房间里都充斥着鹦鹉学舌般的喃喃碎语与长久的尖笑，回荡不休。

窗外，蓝色的热风摇动着禾麦，黄头发的姑娘风姿绰约地行走在田埂小道上，向着在一排排庄稼间干活儿的小伙子们喊出无邪的热烈话语。柔软的条纹棉布勾勒出腿的线条，衣领圈温热潮湿。这个下午，火热肥沃的生命已经承受了五个小时的灼烤。再过三个小时便是夜晚。到那时，整片土地上将到处都是这些皮肤白皙、金发碧眼的北国姑娘，还有农场里的高个儿小伙子，躺在露天里，在禾边，在月下。

[1]美洲、亚洲等均有河流名为红河（Red River），这里指的应当是自美国起源、向北流入加拿大境内的河流，穿越红河谷（Red River Valley），将美国明尼苏达州与北达科他州分隔开。

[2]根据《圣经》的“十诫”，这两条罪行分别是“毋行淫邪”和“毋愿他人妻”。基督教各教派所奉典籍中有关“十诫”的表述和顺序也有所差异，本文主人公信奉的是天主教，而在东正教和新教部分教派的《圣经》版本中，这两条分别排在第七和第十位。

[3]这也是十诫之一，天主教中有关这条的原文是“毋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而下文的尊敬父母也属于十诫的要求。

[4]基督教祈祷文之一，篇幅简短，忏悔或告解时使用。

[5]詹姆斯·J. 希尔（James Jerome Hill，1838－1916），美国铁路大亨，当时的大北方铁路公司（Great Northern Railway）总裁，因其所掌控的铁路线路所涉范围之广、收益之大，在生前就以“帝国建造者”的称号而闻名。

[6]阿尔杰（Horatio Alger, Jr, 1832－1899），美国多产作家，以青少年文学见长，多描写出身贫困的少年凭借勇气、信念、诚实与辛勤工作而跻身中产阶级的成长故事。

[7]美国多个城镇都以康奈尔和哈姆林为名，此外也有多所院校以康奈尔为名；而普韦布洛指的是印第安人村庄，新墨西哥州较多印第安保留地。

[8]即圣餐。基督教认为，耶稣基督曾在最后的晚餐中为众门徒掰饼，分葡萄酒。饼和葡萄酒是被祝圣过的，对于领受者而言，它们便分别代表着基督的肉与血，具有神圣的力量。不同教派的圣餐礼仪式规范略有不同。

[9]原文为拉丁文，用于罗马天主教的常规弥撒仪式中。

[10]原文为拉丁文， 同样用于罗马天主教的常规弥撒仪式中。

[11]偶蹄即一个蹄子上有两个脚趾，原本是牛、羊、鹿等哺乳动物的生理特征，但在西方民间文化和宗教信仰中，人们认为偶蹄是魔鬼的象征。

[12]原文为拉丁文“Sagitta Volante in Die”，出自《圣经》的《旧约·诗篇》第91章，全句大意为：“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

[13]色当（Sedan）为法国东北部城市，曾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战场，最终法国大军在色当向普鲁士投降。这里说的德国胸甲骑兵，其实应当是普鲁士骑兵。

Rags Martin-Jones and the Pr-nce of W-les

拉格斯·马丁-琼斯和威尔士王子

一

四月的一个早晨，“莫加斯蒂克号”缓缓驶入纽约港。她对拖船和慢得像海龟爬一样的渡轮嗤之以鼻，对稚嫩的华丽游艇不屑一顾，用汽笛咆哮着命令一艘牲口船赶快让道。然后，停在了她的专用码头上，像个矮胖贵妇人就座般，惹来一阵忙乱，得意地宣告：她载着这个世界上最最高贵的人们，走过瑟堡，经过南安普敦[1]，现在回来了。

这些世界上最最高贵的人聚集在甲板上，傻乎乎地向他们站在码头上等待的穷亲戚挥动来自巴黎的手套。不久，一架雪橇板似的巨大舷梯将“莫加斯蒂克号”与北美大陆连接起来，轮船开始向外吐出这些世界上最最高贵的人们——原来是葛洛丽亚·斯旺森，两名罗德与泰勒的买手，一个打算来发放外债的格劳斯塔克财政大臣[2]，还有一位非洲国王，晕船晕得天昏地暗，整个冬天都盼着能找个地方赶紧登陆。

当乘客们鱼贯而下，一个接一个踏上码头时，摄影师们蜂拥而上，忙个不停。两副担架引起了一阵喝彩，上面躺着的是两个中西部人，他们头一晚喝得太多，到现在还醉得人事不知。

甲板渐渐空了，但直到最后一瓶法国廊酒[3]也上了岸，摄影师们仍旧没有散去。负责泊岸下客的大副依然站在舷梯下，先是看看表，又望向甲板，仿佛有什么重要的货物还在船上。终于，当最后一队人马从二号甲板上依次走下来时，码头上的围观者中响起了一阵长长的“啊——”。

首先出现的是两位法国女仆，牵着紫色的小狗，身后跟着一小队搬运工，成堆成捧的鲜花遮住了他们的面孔，也挡住了他们的视线。随后是另一位女仆，牵着一个眼神哀伤、颇有法国范儿的孤儿。紧随其后的是船上的二副，他拉着三条蔫头耷脑的狼狗，双方对这情形都不甚满意。

片刻的停顿之后，船长霍华德·乔治·维奇克莱夫特爵士出现在船舷边。在他身旁，立着一堆富丽光彩的银狐软毛。

拉格斯·马丁－琼斯，游历过欧洲各大都会，时隔五年之后，回到了她的故土！

拉格斯·马丁－琼斯不是一条狗，而是个花儿般的姑娘。和霍华德·乔治·维奇克莱夫特船长握手时，她的脸上笑容绽放，就像是有人正说着全世界最时新、最稀奇的笑话一般。那笑容令四月的空气也为之震颤，所有还没离开这座码头的人都感觉到了，忍不住要转身看个究竟。

她沿着舷梯缓缓而下，伸手按住帽子——这是一项昂贵而神秘的实验——这样，她那寒碜的、囚犯一样的男孩头就不能借着港口的风势露面了，一丝一毫也不露。她的脸庞如此迷人，仿佛此时是婚礼日的清晨七点。她的眼睛如孩童般清澈湛蓝。唯一的例外是那可笑的单片眼镜，她把单片眼镜架在一只眼睛上，走不上几步，长睫毛就会把眼镜顶歪，她便大笑起来，无聊，却十足快乐，然后把那高傲的眼镜换到另一只眼睛上去。

嗒！一百零五磅的她踏上了码头。好似被她的美丽所震撼，几名搬运工人晕倒了。一头伤感的大鲨鱼追着船跟了长长一路，到这时，也只能绝望地跃出水面，最后再看她一眼，带着破碎的心潜回深海去了。拉格斯·马丁－琼斯回家了。

没有家人来迎接她。原因很简单，她是整个家族唯一的幸存者。一九一三年时，她的父母选择双双随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不愿天人相隔，在这世上独活。于是，就在十岁生日那天，这个小小的姑娘继承了马丁－琼斯家族的七千五百万财富。买单者们通常所说的“憾事”不外如是。

拉格斯·马丁－琼斯（人们早就忘却了她的真名[4]）被照相机包围了。单片眼镜仍然锲而不舍地往下掉，她一直在大笑，打着呵欠把它推回去，以至于几乎没有一张照片是足够清晰的——除了电影摄像机拍下的。除此之外，每一张照片里都出现了一个激动的英俊年轻人，他眼中的爱火之炽烈，几可燎原。这个来码头上接她的年轻人名叫约翰·M. 切斯特纳特，曾给《美国人》杂志[5]写过自己的成功史，自从在一个夏日的月夜里遇到拉格斯之后，便陷入了无望的苦恋。至于拉格斯，这姑娘就像潮汐似的，在月亮的牵引下，一时冷，一时热。

直到踏上码头地面，拉格斯才留意到他的存在。她茫然地看着他，就像从前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个人一样。

“拉格斯，”他开口唤道，“拉格斯——”

“约翰·M. 切斯特纳特？”她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

“当然是我！”他恼怒地叫了起来，“你这是要假装不认识我吗？假装你没有写信叫我到这里来接你？”

她哈哈大笑着。一名司机出现在她眼前。拉格斯脱下外套，露出一条极漂亮的裙子，有海蓝和灰色的方格图案。她晃了晃身体，像只打湿了羽毛的鸟一样。

“我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要申报。”她漫不经心地说。

“我也是。”切斯特纳特急忙道，“我要申报的第一件就是，我爱你，拉格斯，你不在的每分每秒里，我都爱着你。”

她呻吟一声，止住了他。

“拜托！船上有的是年轻美国小伙儿。这个游戏已经叫人腻味了。”

“我的上帝啊！”切斯特纳特喊道，“你是说，你把我的爱和船上那些对你大献口头殷勤的甜言蜜语相提并论？”

他声音很大，附近好几个人都转头来听。

“嘘！”她提醒他，“我又不是演马戏的。要想我在这里的这段时间还愿意见你的话，就别这么冲动。”

但约翰·切斯特纳特似乎完全无法控制他的嗓门。

“你的意思是说，”这声音颤抖着，越拔越高，“你已经忘记了五年前说过的话？就在这个码头上说的？”

这下子，船上下来的半数乘客都盯着这边了，他们还在码头上没走呢，就连海关办公室里都有人跑出来看热闹。

“约翰，”她越发不高兴了，“你要是再这么大声的话，我就得给点儿时间让你好好冷静冷静了。我会住在丽兹酒店，今天下午再过来看我吧。”

“可是，拉格斯！”他嘶哑了声音，抗议道，“听我说。五年前——”

接下来，码头上的观众们欣赏到了稀奇的一幕。一位身穿海蓝和灰色方格裙子的漂亮女士敏捷地踏前一步，伸手去抓身边一名激动的年轻人。那年轻人下意识地退后半步，不料脚下一空，经过一番算不得不优雅的挣扎之后，扑通一声，从三十英尺高的码头上跌进了哈德孙河里。

一片惊叫响起，有人冲到了码头边上，就在这时，他的头冒出了水面。他游得很轻松。显然是罪魁祸首的那位年轻女士也察觉了这一点，便只是探身向外，双手在嘴边拢成喇叭状。

“我四点半以后在。”她喊道。

落水的绅士一时上不来。她高兴地挥了挥手，正了正单片眼镜，高傲地瞥一眼围观人群，悠然走开了。

二

五条狗、三位女仆和那个法国范儿的孤儿都住进了丽兹酒店最大的套房里。至于拉格斯，她懒洋洋地蒸了个蒸汽浴，加了草药，香气袭人。她蒸了一个小时，大半时间都在打盹儿。快结束时接了好几个业务电话，按摩师的、美甲师的，最后打来的是个巴黎发型师，就是他把她的头发剪得跟囚犯的一样长。下午四点整，当约翰·M. 切斯特纳特走进酒店时，发现客厅里已经坐了六七个人，都是律师、银行家，还有马丁－琼斯信托基金的托管人。他们一点半就到了，正等得心浮气躁。

一个女仆把他细细盘查了一番，也许是想确认他身上的确都干透了吧。很快，约翰被带到了小姐面前。小姐在她的卧室里，斜倚在躺椅上，陷在两打丝绸靠枕中间。这些靠枕都是从在大洋彼岸时就一直伴随着她的。约翰多少有些别扭地走进房间，一本正经地向她鞠躬问好。

“看起来好多了。”她从靠枕上支起身子，审视着他，说，“你得到教训了。”

他冷冷地道谢，回应她的招呼。

“你真该每天早晨都去泡上一泡。”随后，她话锋一转，说，“我明天就回巴黎去。”

约翰·切斯特纳特倒抽一口气。

“我信上跟你说过，无论如何我也不打算待满一个星期。”她补充道。

“可是，拉格斯——”

“我干吗要多待？纽约连一个有趣的人也没有。”

“可是听我说，拉格斯，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吗？你就不能待上，比方说，十天，多了解我一点？”

“了解你！”她的语气似乎在说，他根本就是本摊开的书，早就被看透了，“我想要的，是举手投足都透着骑士风度的男人。”

“你是说，想要我完全靠手势来表达自己，跟你演哑剧？”

拉格斯发出一声厌倦的叹息。

“我的意思是，你毫无想象力。”她耐着性子解释，“美国人全都没有想象力。巴黎是唯一能让文明女性缓口气的大城市。”

“你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了吗？”

“要是不喜欢你的话，我就犯不着横越大西洋来见你了。可只要一看船上那些美国人，我就知道我没法和美国人结婚，谁都不行。我只会恨你的，约翰。如果在一起，让你心碎将是我唯一的乐趣。”

她开始扭动身体往垫子里钻，几乎把自己埋起来。

“我的单片眼镜不见了。”她解释说。

在丝绸深渊里失败地搜寻了半天，她才发现那迷惑人的玻璃小玩意儿就挂在她的脖子后面。

“我喜欢恋爱。”她继续说，重新把单片眼镜架在她孩子气的眼睛上，“去年春天在索伦托[6]时我差一点就和一个印度王公私奔了，可他太黑了，而且我实在不喜欢他的其中一个妻子。”

“别说这种无聊的话！”约翰叫道，把脸埋进双掌里。

“好吧，我没有和他结婚。”她声明，“可不管怎么说，他总是有些优点的。他是大英帝国里第三富有的人。说到这里，你富有吗？”

“没你富有。”

“你看。那你能给我什么呢？”

“爱情。”

“爱情！”她再次消失在靠垫堆里，“听着，约翰。对我来说，生活就是一间间闪亮的商店，每扇门前都站着个商人，摩拳擦掌地说，‘欢迎光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商店’。于是我拎着手提袋走进去，袋子里装着满满的美貌、金钱和青春，全都准备着要拿出来换回些什么。‘你有什么东西可卖？’我问他。他搓着手说：‘哦，小姐，今天我们有一些非——常非常漂亮的爱情。’有时候，他没有存货，但只要发现我有这么多钱等着花，甚至就不惜专门派人去取。噢，他总在我离开前给我爱情，却什么都得不到。这就是我唯一的报复。”

约翰·切斯特纳特绝望地站起来，往窗口走了一步。

“别跳。”拉格斯立刻喊道。

“好。”他把香烟弹到麦迪逊大道上。

“这不是针对你。”她用温柔的声音说，“哪怕你这么平凡无趣，我还是喜欢你，比口头上说出来的更喜欢。可是这里的生活太乏味了。什么都一成不变，没有尽头。”

“许多事情都走到尽头了。”他坚持说，“喏，今天在霍博肯就发生了一桩高智商谋杀案，缅因州[7]还有一起授权他人帮忙的自杀案。杜绝不可知论的提案已经在国会讨论——”

“我可没兴趣开玩笑，”她不接茬，“可我终究还是向往浪漫，这差不多算得上老派了吧。可你看，约翰，上个月有一天，我坐在餐桌旁，身边有两个男人在抛硬币决定施瓦茨贝里－赖因明斯特的疆域。在巴黎，我认识一个名叫布拉奇戴克的男人，他是真的有能力发动战争，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在后年发动战争的新计划。”

“好吧，至少今晚你跟我出去一下吧，权当休息。”他固执地说。

“去哪儿？”拉格斯不屑地问，“你不会还以为找个夜总会玩玩，喝上一瓶起泡甜酒，就能让我快活兴奋吧？我情愿自个儿做做我的华丽美梦。”

“我带你去城里最好玩的地方。”

“那儿有什么？你得告诉我到那里会发生什么。”

约翰·切斯特纳特突然深深吸了口气，小心翼翼地四下环顾一圈，像是害怕有人偷听一样。

“好吧，跟你说实话吧。”他压低了声音，紧张地说，“如果让别人知道了，我就有大麻烦了。”

她坐直身子，靠枕落叶般滚落。

“你是在暗示，你的人生中还有阴暗神秘的一面？”她叫道，声音里带着笑，“你指望我会相信？不，约翰，你的人生乐趣不过是循规蹈矩地埋头猛冲罢了——顶多就是跑得快一点儿。”

她的嘴宛如娇小却高傲的玫瑰，将花刺般的字句刺向他。约翰拿起他的帽子和外套，拾起手杖。

“最后问一次——你今晚要和我一起出去，看看你能见到什么吗？”

“见到什么？见到谁？这个国家难道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

“好吧。”他说，不带一丝感情，“只是如果去的话，你就能见到威尔士王子。”

“什么？”她从躺椅上跳了起来，“他回到纽约了？”

“他今晚会来。你想见到他吗？”

“我能吗？我从没见过他。无论在哪里，我都和他擦肩而过。我宁愿用一年寿命换取见他的一个小时。”她的声音兴奋得发抖。

“他之前在加拿大。匿名来这里是为了看今天下午一场重要的大奖赛。我刚巧知道今晚他会去哪里。”

拉格斯发出一声狂喜的尖叫：

“多米尼克！露易丝！热尔曼！”

三位女仆跑进来。房间一下子被塞满了，灯光乱晃。

“多米尼克，准备车！”拉格斯用法语叫道，“圣·拉斐尔，我的金色裙子，真金鞋跟的那双鞋子。还有大珍珠——所有的珍珠首饰，鸽子蛋钻石的，还有镶蓝宝石花边的丝袜。热尔曼——派人去叫美容师，跑着去。我得再洗个澡——冰水澡，加一半杏仁精华。多米尼克——蒂凡尼，快去，赶在他们关门以前。给我挑个胸针、挂坠、头冠，随便什么——无所谓——只要上面有温莎家族[8]的纹章。”

她手忙脚乱地解着纽扣，约翰迅速转过身，刚迈步离开，衣服就已经从她的肩头滑落。

“兰花！”她追着他的背影喊，“兰花，看在上帝的份上！买四打，这样我就能从里面挑出四枝来。”

女仆们像受惊的鸟儿似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香水，圣·拉斐尔，把香水匣子打开，还有我那条玫瑰色的貂皮围巾，钻石吊袜带，还有涂手的甜杏仁油！这里，拿上这些东西！还有这个——这个——啊！——这个！”

约翰·切斯特纳特不卑不亢地关上大门。六位受托人还等在外厅里，姿态各不相同，有的疲惫不堪，有的百无聊赖，有的几乎放弃，有的满脸绝望。

“先生们，”约翰·切斯特纳特宣布，“马丁－琼斯小姐旅途太过劳累，恐怕今天下午不能和各位谈话了。”

三

“这个地方被称为‘天空之穴’，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拉格斯环顾着四周。他们在一个屋顶花园里，还是四月的夜里，花园却无遮无拦。头顶上，真实的星星冷冷眨着眼，西边暗黑的天幕上流泻出月亮清冷的银辉。但他们站着的地方却温暖得好像六月一样，成双成对的人们在磨砂玻璃地板上就餐、起舞，丝毫不在意那冷峻的天空。

“怎么会这么暖和？”他们一边向桌边走去，她一边低声问。

“是一种新的什么发明，能阻止热气上升飘走。我不知道原理是什么，只知道就算隆冬时节，他们也能像这样开放花园——”

“威尔士王子在哪里？”她紧张地问。

约翰四下里看了看。

“还没到。应该还有差不多半小时就到了。”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四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兴奋。”

四年——比他爱她还少一年。他想知道，在她刚满十六岁，还是个可爱极了的孩子时，整晚坐在餐馆里，与次日就要启程去布雷斯特[9]的军官们相伴时，在那些太早被战争抹去生活的光彩，只余下衰朽、悲伤、心酸、痛苦的时光里，她是否也像在这琥珀色的灯光和黑色的天幕下一样，始终这么迷人。从兴奋的双眼，到缠绕着一圈圈真金白银的纤巧鞋跟，她仿如一艘精雕细刻的瓶中船，如此令人惊叹。她就是一尊完美的工艺品，精美绝伦，仿佛有某个巧匠为她殚精竭虑，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穷尽一生才雕琢出如此杰作。约翰·切斯特纳特只想把她捧在手心里，左看，右看，摸摸那鞋尖，触触她的耳垂，要不，就细细探究，看她的睫毛是用怎样的灵草仙丹做成。

“那是谁？”她突然指着远处桌边一个拉丁帅小伙儿问。

“那是罗德里格·米内尔里诺，电影明星，还代言护肤品。也许过会儿他会跳支舞。”

拉格斯这才留意到有小提琴和击鼓的声音，但乐声似乎来自远处，音符飘过干爽的夜空，带着梦幻般的辽远意味，洒落在地。

“乐队在另一处屋顶上。”约翰解释道，“这也是个新花样——看，表演开始了。”

一个蒲苇般纤细的黑人女孩忽然出现，从隐蔽的入口走到白亮刺目的光束下。音乐随之改变，奏响凄怆的小调。她合着节拍，唱起一支哀伤的歌曲。歌声骤然破碎，吟出舒缓绵延的长调——没有出路，没有希望，宛如一场狂野却无力的未竟之梦。她失去“杰克爸爸”[10]了，一次次哭喊着，单调、歇斯底里、绝望不谐。一声又一声昂扬的号角试图将她推离这千篇一律的疯狂节拍，可她只听得到鼓声的低喃，她被困在了某个迷失之地，陷入了失落的千万年时光中。当短笛也失败了，她再次化身纤长棕黑的线，恸哭悲吟，如一线钢丝高高抛起，紧绷欲折，蓦然间，黑暗降临，影匿声销。

“你要是住在纽约，就用不着其他人来告诉你她是谁了。”琥珀色灯光亮起时，约翰说，“下一个上场的是谢赫·B. 史密斯，一个滑稽演员，笨头笨脑，唠唠叨叨——”

他住了口。就在灯光第二次暗下来时，拉格斯长长吐出一口气，身体在椅子里紧张地直起，靠向前去。她的双眼定住了，如同发现了目标的猎犬。约翰看到她的目光紧锁在正从侧门走进来的一群人身上，借着些微的昏暗光线，他们在一张桌子旁安顿下来。

那张桌子有棕榈树遮掩着，拉格斯一开始只分辨得出三个模糊的影子。紧接着，她认出了第四个人，他坐在另三个人身后，看起来被保护得严严实实——苍白的鹅蛋脸，黑黄的头发闪着光亮。

“喏！”约翰突然说，“王子殿下来了。”

她的喉咙似乎哽住了，只能发出细碎的声音。她模模糊糊知道，滑稽演员站到了舞池中的雪白光束下，他开口说了些什么，空中不时飘过一阵笑声。但她的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像被施了定身术似的。她看到那群人中有一个弯腰对另一个耳语了几句，火柴幽微的光芒一闪而过，随后，黑暗中便亮起了香烟的光点。不知道僵了多久，她动了一下。就在这时，似乎有某样东西撞到了她眼前，某种白色的、直逼眉睫的东西，她猛然回头，才发现一束小光柱正从头顶照在自己身上。她意识到在某个地方有人对她说了什么，笑声的余响还回荡在屋顶上，可是灯光晃了她的眼，她下意识就要从椅子上让开。

“坐着别动！”约翰坐在桌子对面，低声说，“他每晚都要选个人出来参与演出。”

她明白了，是那个滑稽演员，谢赫·B. 史密斯。是他在对她说话，试图说服她——这些话似乎在所有其他人听来都非常有趣，可传到她的耳朵里时，就只是些含糊的嗡嗡声。灯光突然打过来时，她本能地保持了镇定，现在更是微笑起来。这姿态沉着泰然，并不多见。她在笑容里注入了无比的冷静，好像压根儿没感觉到灯光，也不知道他在拿她的美丽当话题——反倒只觉得他很有趣：离得那么远，却还想往这边掷飞镖，就如同拿月亮当镖靶，结果只能是统统落空。她不再是一位“女士”。此时，一位女士可能惊慌失措，可能楚楚可怜，可能愚蠢可笑。然而，拉格斯彻底亮出了她的态度，她了解自己的美，于是安坐不动，光彩照人，直到滑稽演员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无助。在他的示意下，聚光灯黯然移开。难挨的时刻结束了。

表演时间结束，滑稽演员离开舞池，远处的音乐响起来了。约翰倾身靠向她。

“我很抱歉。实在是帮不了你。你真是太棒了。”

她轻松一笑，撇开了这个小插曲。下一秒，她突然一震，舞池对面那张桌子边现在只有两个人坐着了。

“他走了！”一阵伤心袭来，她脱口叫道。

“别担心，他会回来的。你知道，他非常谨慎，所以多半是和某个随从待在外面，等灯光暗了再进来。”

“他为什么要这样谨慎？”

“因为没人知道他在纽约。他用的甚至是化名。”

灯光再一次暗下来，几乎同时，一个高个儿男人出现在黑暗中，正朝着他们的桌子走来。

“可否容许我自我介绍一下？”他用高傲的英国口音向约翰快速说道，“我是查尔斯·埃斯特勋爵，和马奇班克斯男爵一起来的。”他看了约翰一眼，确认他是否了解这个名号的分量。

约翰点点头。

“此事仅限你我之间，你明白？”

“当然。”

拉格斯的手在桌面上移动，端起她还没碰过的香槟，一口气灌进喉咙里。

“马奇班克斯男爵想邀请您的同伴在这段演奏期间过去坐坐。”

两个男人都看着拉格斯。桌上出现了片刻的寂静。

“那很好啊。”她说，再次回头探询地看了约翰一眼。他再次点点头。她站起来，强自按捺着狂乱的心跳，穿过一张张桌子，绕着屋子走了半圈，之后，苗条的金色身影便融进了那张桌子所在的幽暗里。

四

一曲将近终了，约翰·切斯特纳特独自坐在桌边，杯子里的香槟汩汩冒着气泡。就在灯光亮起之前，金色衣衫的轻柔窸窣声传来，拉格斯回到了她的椅子里。她呼吸急促，激动不已，双眼湿润晶亮。

约翰心绪复杂地看着她。

“嗯，他说什么了？”

“他非常安静。”

“难道一个字也没说？”

端起香槟杯时，她的手还在发抖。

“灯光暗下来以后，他只是看着我，寒暄了一两句。他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只是看起来很累，有些无聊。他甚至没问我的名字。”

“他今晚会离开纽约吗？”

“半小时后就走。他和他的随从有辆车停在外面，他们打算赶在天亮前穿过国境线。”

“你觉得他——有魅力吗？”

她犹豫了，然后缓缓点了点头。

“每个人都这么说。”约翰闷闷不乐地承认，“他们还想要你过去吗？”

“我不知道。”她不确定地望向屋子对面，但那著名的大人物又离开桌子躲到外面某个地方去了。等她回过头来，一个完全陌生的年轻人疾步向他们走来，他之前在大门口处站了好一会儿。他头发蓬乱，脸色死白，穿着一件不合时宜的西装。一只颤抖的手搭在了约翰·切斯特纳特肩上。

“蒙特！”约翰惊呼，猛地一抬身子，连香槟都打翻了，“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他们跟过来了！”年轻人颤抖着，压低了声音，一边瞄着四周，“我们得单独说几句。”

约翰·切斯特纳特跳起来，拉格斯注意到，他的脸也变得和他手里的餐巾一样白。他匆匆致歉，和年轻人一起坐到了几英尺外一张没人的桌子边。拉格斯好奇地看了他们一会儿，就转头继续观察她对面的桌子了。她会再得到邀请吗？王子只是站起来微微欠身，就出去了。或许她该等他回来，虽说她还很紧张兴奋，但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已经变回拉格斯·马丁－琼斯了。她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只有他，才能令她燃起新的渴望。她想确定的是，她是否已经感受到了最根本的吸引力——更想知道，他对于她的美貌是否有任何明显的反应。

名叫蒙特的苍白年轻人消失了，约翰回到桌边。拉格斯吃惊地发现，他整个人都变了模样。他瘫倒在椅子上，活像个醉汉。

“约翰！出什么事了？”

他没有回答，伸手拿起香槟瓶子。可他的手指抖得那么厉害，把金黄色的酒液都洒在了杯子外，淌了一圈。

“你生病了吗？”

“拉格斯，”他虚弱地说，“我完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完了，我跟你说。”他挤出一个虚弱的微笑，“一个多小时前，他们签发了我的逮捕令。”

“你做了什么？”她被吓到了，问，“为什么逮捕你？”

下一首曲子即将奏响，灯光暗了下来。他颓然趴倒在桌子上。

“怎么回事？”她追问道。恐惧渐渐滋长。她往前探过身子——他的回答几不可闻。

“谋杀？”她只觉得整个身体都冷了，冷得像冰一样。

他点点头。她抓住他的双臂，摇晃着试图推他坐起来，就如同人们抖抖身子让衣服就位一样。他被晃得直翻白眼。

“是真的吗？他们有证据吗？”

再一次，他喝醉了般地点点头。

“那你得立刻离开这个国家！明白吗，约翰？必须现在就走，赶在他们找到你之前！”

他满眼恐惧地望了一眼入口。

“哦，上帝啊！”拉格斯叫道，“你为什么不行动起来？”她目光茫然，绝望地四下里游移着，突然，稳住了。她猛吸口气，稍稍犹豫了一下，就凑到他耳边急切地说：

“如果我来安排，你愿意今晚就去加拿大吗？”

“怎么去？”

“我来安排——你只要稍稍振作一点儿。是拉格斯在跟你说话，明白吗，约翰？我要你坐在这里别动，等我回来！”

一分钟后，她已经借着黑暗的掩护来到了屋子另一头。

“马奇班克斯男爵。”她站在他的椅子背后，温柔地低声说。

他示意她坐下。

“请问今晚您的车上还能多带两个人吗？”

一名随从猛地转过头来。

“爵爷的车上已经满了。”他断然说。

“这件事非常紧急。”她的声音在发抖。

“哦，”王子犹豫道，“我不确定。”

查尔斯·埃斯特勋爵看着王子，摇着头。

“我不认为这样是妥当的。不管怎么说，违背家里的规矩总是不妥。您知道，我们说好了的，不节外生枝。”

王子皱了皱眉。

“这并非节外生枝。”他反驳道。

埃斯特转向拉格斯，坦率地问：

“什么事这么紧急？”

拉格斯犹豫着。

“呃——”她脸一红，“我们要私奔结婚。”

王子笑了起来。

“很好！”他朗声道，“那就解决了。埃斯特只是出于职责。快去带他过来，我们很快就要出发了，什么时候动身？”

埃斯特看看他的表。

“就现在！”

拉格斯冲了出去。她希望赶在灯光亮起之前和他们一起离开这屋子。

“快！”她冲着约翰的耳朵大叫，“我们要穿过边境，和威尔士王子一起。到早上你就安全了。”

他抬头看着她，满眼迷茫。她飞快地结了账，抓着他的胳膊，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带他来到另一张桌子旁。在那里，她三言两语介绍了他。王子和他握了握手，接纳了他。随从们都点点头，只隐隐露出一丝不快。

“我们最好这就动身。”埃斯特不耐烦地看了眼手表。

他们刚站起身，桌边就突然响起一声惊呼。两名警察和一名红头发便衣正从大门走进来。

“我们走。”埃斯特深吸一口气，催促大家从侧门出去。“这里要出乱子了。”他断言。侧门边也堵了两名蓝制服。他们迟疑了片刻。便衣警察已经开始挨桌查看客人。

埃斯特敏锐地看看拉格斯，又看看约翰，后者缩在棕榈树背后。

“那边有人跟你有金钱瓜葛？”埃斯特问。

“不。”拉格斯虚弱地说，“这下麻烦了。我们不能从这个口儿出去吗？”

王子靠在椅子里，开始不耐烦了。

“你们这些家伙，打算走的时候记得告诉我一声。”他对拉格斯笑笑，“现在，让我来猜猜看，我们陷入麻烦是因为你们二位中的哪一位吧。”

突然间，灯光大亮。便衣警察迅速转了一圈，跳上屋子中间的舞台。

“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这个房间！”他大声宣布，“棕榈树后面那桌，坐下！约翰·M. 切斯特纳特在不在这间屋子里？”

拉格斯发出一声无意识的呻吟。

“这儿！”警察身后的侦探大声说，“去看一眼那边那帮可笑的家伙。举起手来，先生们！”

“我的上帝啊！”埃斯特低呼，“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去了！”

他转头对王子说：“不能等了，泰德。你不能在这里被人看到。我来拖住他们，你赶紧上车。”

他朝侧门跨出一步。

“举起手来，那边！”便衣男子大喊，“我说举起手来，你们就得照办！你们中间谁是切斯特纳特？”

“你疯了！”埃斯特叫道，“我们是英国人。我们跟这里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

某处响起一位女士的尖叫。一阵骚动中，众人纷纷涌向电梯。可骚动很快停止了，人群面前亮出了两个自动手枪的枪口。拉格斯身旁的一个姑娘瘫倒在地，昏了过去。就在这时，另一处屋顶上的音乐又响了起来。

“停止奏乐！”便衣男子怒吼着，“把那些家伙全都铐起来——快！”

两名警察朝这群人逼上前来，同一瞬间，埃斯特和其他随从也掏出左轮手枪，将王子掩护在中间，往侧门缓缓移动。一声短促的枪响，紧接着又是一声，跟着便是一阵稀里哗啦的刀叉瓷盘落地声，差不多有半打客人掀翻了桌子，飞快蹲下，藏在了桌面背后。

恐慌弥漫开来。随着三处枪声接连响起，开火声瞬间炸成一片。拉格斯眼看着埃斯特冷静地瞄准头顶上的八盏琥珀灯连扣扳机，浓浓的灰色烟雾在空气中散开。远处的爵士乐队仍在演奏，音乐钻进这一片尖叫怒吼声中，倒像是奇异的幽咽细语。

可是很快，一切结束了。尖利的哨声响彻屋顶，透过烟雾，拉格斯看见约翰·切斯特纳特举起双手，摆出投降的姿势，朝那名便衣警察走去。有人不小心踢到一叠盘子，哗啦声简直令人汗毛倒立。在最后一声神经质的哭喊过后，沉默重重地扣在了屋顶上——就连乐队也无声无息了。

“都结束了！”夜空中突然响起约翰·切斯特纳特狂乱的声音，“派对结束了。想回家的现在就可以走了！”

寂静依旧。拉格斯知道，这是惊骇的沉默，而约翰·切斯特纳特，他已经被负罪的压力压垮了。

“这是一场精彩的演出。”他正大声说道，“我想要感谢你们每一位。只要还能找到立着的桌子，各位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香槟无限量供应。”

在拉格斯眼里，整个屋顶和头顶高悬的星星突然间全都旋转起来，一圈又一圈。她看见约翰拉起侦探的手，热烈地上下摇晃；她看到侦探咧嘴笑着，收起了枪。音乐再次响起，刚才晕倒的女孩转眼就在角落里和查尔斯·埃斯特勋爵跳起舞来。约翰满场游走，拍拍大家的背，笑着和每个人握手。最后，他朝着她笔直走来，容光焕发，无辜坦然得像个孩子。

“是不是精彩绝伦？”他喊道。

拉格斯只觉得快要虚脱了。她反手摸索身后的椅子。

“怎么回事？”她恍惚呻吟道，“我在做梦吗？”

“当然不是！你清醒得很。我安排的，拉格斯，你没看到吗？我为你安排了这整场节目。我编排的这一切！其中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名字！”

她猛然倒向他，虽说抓住了他的领子，可要不是他及时伸手揽住，拉格斯差一点就直接瘫软在地板上了。

“来点香槟，快！”他叫道，又冲着站在旁边的威尔士王子大喊，“你，快去叫我的车过来！马丁－琼斯小姐激动得晕过去了。”

五

一幢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威严敦实，从三十层往上开始渐渐收束成洁白闪耀的优雅圆锥。继而再次拔高一百英尺，怀着对天空最后的脆弱向往，拉出近乎椭圆的冲天高塔。高高在上的最顶层外，强风呼啸，拉格斯·马丁－琼斯站在窗边注视着脚下的城市。

“切斯特纳特先生想知道，你是否要现在去他的私人办公室。”

她纤秀的双脚乖乖移动起来，踩着地毯走进一间高大、凉爽的房间，窗外正对着海湾和辽阔的海面。

约翰·切斯特纳特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正等待着她。拉格斯走上前去，伸出双臂环住他的肩膀。

“你确定你是真实的？”她不安地问，“你真的是真实的吗？”

“你来之前的一周才给我写的信，”他温和地抗议道，“否则我能为你发动一场革命。”

“这整件事都只是为了我？”她追问，“这整个完全没用的、华丽的事件，就只是为了我？”

“没用？”他沉吟道，“嗯，一开始是的。不过我赶在最后一刻邀请了一位餐厅大亨到场，趁你去另一张桌子的时候，把整个有关夜总会的点子都卖给他了。”

他看看表。

“我还有一件事要处理。然后，我们要赶在午餐前结婚。”他拿起电话，“杰克森？……发个电报出去，一式三份，给巴黎、柏林和布达佩斯，让他们把那两个拿施瓦茨贝里－赖因明斯特来抛硬币的假公爵赶到波兰去。荷兰人不照办的话，就把汇率拉低到0.0002。还有，那个笨蛋布拉奇戴克又跑到巴尔干去了，想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把他扔上最近一艘到纽约的船，要不就扔进希腊随便哪座监狱里去。”

他挂断电话，面带笑容转向那名饱受惊吓的世界公民。

“下一站是市政厅。然后，如果你愿意，我们就直接去巴黎。”

“约翰，”她认真地问他，“威尔士王子是谁？”

直到走进电梯，他也没有给出答案。电梯飞快地降下二十层。他探身向前，拍了拍电梯男孩的肩膀。

“别这么快，塞德里克。这位女士还没有习惯从高处降落。”

开电梯的男孩转过头来，微笑着。他面孔苍白、椭圆，顶着一头黄发。拉格斯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

“塞德里克来自韦塞克斯[11]，”约翰解释道，“毫不夸张地说，真是像得惊人。王侯们也并不总是那么谨慎的，我简直怀疑塞德里克有韦尔夫家族的血统[12]。”

拉格斯摘下她的单片眼镜，把眼镜系带套在塞德里克的脖子上。

“谢谢你。”她真诚地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二大的震撼。”

约翰·切斯特纳特摆出商人的模样，搓着手。

“欢迎光临，女士。”他极力招揽她，“这是全城最好的商店！”

“你有什么东西可卖？”

“哦，小姐，今天我们有一些非——常非常漂亮的爱情。”

“包起来，商人先生。”拉格斯·马丁－琼斯大声说，“我看这很划算。”

[1]瑟堡是法国重要的军港和商业港口城市。南安普敦为英国南部港口城市。

[2]葛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1899－1983）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著名电影明星，代表作是1950年的电影《日落大道》。罗德与泰勒（Lord & Taylor）是美国最老牌的高档百货商店，创建于1826年。格劳斯塔克（Graustark）是一个虚构的东欧公国，出自美国作家乔治·巴尔·麦克卡森（George Barr McCutcheon，1866－1928）的系列作品，是“空想的浪漫世界”的代名词。

[3]法国廊酒（Bénédictine）又称本尼迪克丁甜酒，是一种高甜度高酒精度的草药酒。传说是法国诺曼底的一位本笃会修士首创的养生保健酒，事实上，其发明者是十九世纪法国酒商亚历山德拉·格兰特（Alexandra Le Grand）。为呼应传说，酒瓶商标上都印有D.O.M，本笃会文献开篇也常采用这个缩写，代表“Deo Optimo Maximo”，意思是“献给至高无上的主”。

[4]拉格斯（Rags）本意可指贫苦可怜的，在这里特指马丁－琼斯姑娘的孤女身份，更接近于外号而非本名。

[5]《美国人》杂志（The American Magazine）创刊于1906年，前身是美国雕刻师弗兰克·莱斯利创办的私人刊物 《弗兰克·莱斯利的通俗月刊》（Frank Leslie’s Popular Monthly ）。该杂志于1956年停刊。

[6]索伦托（Sorrento）为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旧译苏莲托。

[7]霍博肯是美国东部新泽西州城市，位于哈德孙河畔。缅因州位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

[8]温莎家族即英国王室的家族名称。自十四世纪起，“威尔士王子”便成为了英国王储的专属头衔，王储结婚后称“威尔士亲王”。通常，王储会同时被授予“切斯特伯爵（Earl of Chester）”的爵位称号。

[9]布雷斯特（Brest），法国军港城市。

[10]杰克爸爸（Papa Jack）是美国音乐家、鼓手乔治·维塔尔·莱恩（George Vital Laine，1873－1966）的绰号，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成就是培养了许多成功的爵士音乐人。

[11]韦塞克斯（Wessex）是古盎格鲁－萨克逊王国名，位于今英国南部地区。该王国创建于公元519年，十世纪初亡国。盎格鲁－萨克逊人相信，该王国的创建者是塞德里克（Cedric）和辛瑞克（Cynric）。

[12]韦尔夫家族（Guelf，也写作House of Welf或Guelph）又称韦尔夫王朝，是欧洲古老的贵族世家，起源于九世纪的德国，家族成员曾在不同时期统治包括勃艮第、巴伐利亚、德意志、意大利、英国等在内的许多地区，十三世纪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十八世纪俄罗斯帝国的伊凡六世和1714年加冕英国国王的乔治一世都是该家族成员，如今的英国王室仍旧是乔治一世的后裔。

The Adjuster

调校者

一

下午五点，丽兹酒店昏黄的蛋形房间里交汇出美妙的旋律——杯子里，方糖“噗、噗”地轻轻落下，一块，两块；银托盘上，闪亮的茶壶和奶罐随着侍者的脚步触碰轻吻，发出清脆的叮响。总有人将这琥珀色的温润时光看得比什么都重。到了这时，住在丽兹酒店的花样女子们也尽皆扫去慵懒，卸下疲累。这是白日余响的醉人乐章。

马蹄铁形的阳台地面微微抬升，若是找一个春日午后，左右扫视一番，你或许就能看见年轻的阿方斯·卡尔太太和年轻的查尔斯·亨普尔太太一起坐在阳台上的双人桌旁。穿着长裙的是亨普尔太太——我说“长裙”，指的是那种优雅的黑色大摆裙，有大扣子，配一条透红的斗篷，有点像法国红衣主教的袍子。考虑到这身服饰多半出自和平街[1]，更是透出几丝冒犯的意味。卡尔太太和亨普尔太太都刚满二十三岁，不喜欢她们的人说这纯属是交了好运。她们俩都可以有豪华轿车等在酒店门外，却偏偏更喜欢在四月的黄昏里散步回家——沿着公园大道一直走。

卢埃拉·亨普尔身材高挑，一头亚麻黄的头发是英国乡村姑娘的招牌——可事实上能真正拥有的人却很少。她肌肤润泽有光，根本不需要任何妆粉修饰。不过那是一九二〇年，时尚已经不同于从前。于是她涂上了明亮的玫瑰粉色腮红，勾勒出新的唇线与眉型，然而这样胡来到底没能带来什么意外之喜——当然，这是以一九二五年的眼光来做出的评判。在当时，她的妆容还是正合时宜的。

“我结婚已经三年，”她在一瓣挤干的柠檬上捻灭烟头，说，“宝宝明天就满两岁了。我得记着——”

她从手袋里拈出一支金色铅笔，在象牙白的日志簿上写下“蜡烛”和“可以撕的东西，还有纸帽子”。写完后，她抬起头，看着卡尔太太，犹豫了。

“我有些出格的话，能跟你说吗？”

“说说看。”卡尔太太心情不错。

“连孩子都让我觉得厌烦。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大正常，伊黛，但却是真的。他还没能占据我的生活。我全心全意地爱他，可只要跟他单独待上一个下午，我就会神经紧张得只想尖叫。最多两个小时，之后我就开始期盼保姆走进房门的那一瞬间。”

做完这番剖白，卢埃拉急促地喘了口气，死死盯着她的朋友。真心来说，她压根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全都是事实，而事实是不会有恶意的。

“或许是因为你不爱查尔斯了。”卡尔太太直言不讳地说，看起来根本无动于衷。

“可我爱他！但愿这番话没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她认定伊黛·卡尔是个笨蛋，“我真的很爱查尔斯，恰恰因为这样，事情才更复杂。昨天夜里我哭着醒过来，我能感觉到我们的婚姻正在慢慢滑向破裂。如今全靠孩子把我们拴在一起。”

伊黛·卡尔结婚已经五年了，她探究地看着卢埃拉，想判断这话的真假。卢埃拉美丽的眼睛里只有严肃和悲伤。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伊黛问。

“问题很多。”卢埃拉皱起眉头，说，“首先，是一日三餐。我是个糟糕的家庭主妇，而且也不打算变成好主妇。我讨厌去操心怎么订购食品杂货，讨厌走进厨房到处看，检查冰箱是不是干净，也讨厌要假装对佣人的工作感兴趣，除非食物端上了餐桌，否则我绝对不想听到有关它们的事情。你知道，我从来没学过烹饪，所以在我眼里，厨房和锅炉房也没什么区别，都是我弄不明白的机器。在小说里，人们总是说‘去上个烹饪学校’，说起来容易。可是伊黛，现实生活里，要不是万不得已，有谁会愿意变成个模范主妇啊？”

“接着说，”伊黛不予置评，“多说点儿。”

“好吧，结果就是，家里永远乱七八糟的。佣人每个星期都在离开。对于年轻没经验的，我不懂得训练她们，只好让她们走；经验丰富的又无法忍受家中女主人完全不关心芦笋卖几块钱，于是也要走。我们一半时候都在酒店和餐馆里吃饭。”

“我猜查尔斯不喜欢这样。”

“他简直是深恶痛绝。事实上，我喜欢的他统统都讨厌。他对电影戏剧都没兴趣，讨厌歌剧，讨厌跳舞，讨厌鸡尾酒会……有时候，我觉得他讨厌世界上所有的娱乐。我在家里闷了差不多一年了。怀孕，生下查克，自己照顾他，这我不介意。可今年，我坦白告诉查尔斯，我还很年轻，想有些娱乐。从那以后，不管他乐意不乐意，我们都会一起出门。”她停下来，想了想，“对他，我觉得很抱歉，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伊黛。可如果老待在屋子里，我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再跟你说句真心话吧，如果非得有个人更不快乐，我宁愿是他。”

卢埃拉的模样不像是在自言自语。她觉得自己相当公平。结婚以前，男人们总说她“有运动员精神”，她也试图将这种公平带进婚姻生活里。所以，无论是查利[2]还是自己的想法，她都同样了解。

如果她是个开荒创业者的妻子，也许就能和丈夫并肩作战。但这里是纽约，没有战斗可言。他们无须携手奋斗来争取长远的安宁和舒适——事实上，这两样东西她都不缺，非但不缺，根本是用也用不完。和纽约城里成千上万的年轻妻子们一样，卢埃拉真心希望能有点事情可做。如果她再有钱一点，再少爱一点，说不定就会去玩马，或是尝试一段禁忌之恋。如果他们的钱再少一点，期望甚至努力或许就能消耗掉她富余的精力。可查尔斯·亨普尔偏偏悬在半中，不上不下。许多美国人每年夏天去欧洲转一圈，暗暗怀着感伤和羡慕，嘲笑其他国家的风俗、传统和消遣，只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风俗、传统和消遣。这是个庞大的社会阶层，父母多半还生活得和两百年前一样，自己却已跳出往日时光。他们，正是其中一员。

转眼间，下午茶时光就变成了晚餐前的准备时间。大多数桌子都空了，屋里不再拥挤，只剩下零星几桌客人，偶尔响起尖细的话语声和遥远的惊笑。角落里，侍者们已经开始忙着收拾餐桌，铺上晚餐用的白色餐布。

“查尔斯和我都在因为对方烦心。”又一阵寂静中，卢埃拉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突兀，她立刻压低了嗓门，“都是些小事。他老是用手搓他那张脸，完全不分时间和地点，在餐桌上，在电影院里，甚至在床上都不例外。这快让我发疯了，当这种事开始困扰你的时候，就快要完了。”她突然往后一靠，停了下来，伸手捻着颈项边的浅色毛围脖，“希望没烦着你，伊黛。我今晚还有事，这些话闷在我心里难受。我今晚有约——很有意思的安排，先看场电影，然后去吃夜宵，见见几个俄国人，歌手还是舞蹈家或者别的什么。查尔斯说他不去。他不去，那我就自己去。就这样。”

她突然抬起胳膊支在桌面上，把脸埋进柔软的手套里，无措却又无声地哭了起来。旁边没人，伊黛·卡尔倒是希望她能把手套摘掉，这样就能拍拍她的手来表示安慰了。戴上手套是一种象征，表示这个备受生活眷顾的女人不愿接受怜悯。伊黛想说，事情“会好起来的”，也许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糕”，可她什么都没说。她唯一的反应只是不耐烦和厌恶。

侍者走过来，把一张折起的纸放在桌上，卡尔太太伸手去拿。

“不，千万别，”卢埃拉抽噎着低声说，“不，我邀你出来的！我来付账。”

二

亨普尔夫妇的公寓——已经买下来了——是那些冷冰冰的白色宫殿中的一员，它们没有名字，只以编号区分。他们的蜜月全都用来忙着装饰房屋，去英格兰买大家具，到佛罗伦萨淘小摆设，在维也纳挑蕾丝和薄棉布窗帘，还有各种彩色玻璃杯，请客时，他们就把这些杯子拿出来摆在餐桌上。卢埃拉享受在蜜月里挑选物件的乐趣。这让旅行有了目的，不至于只能在大酒店和荒无人迹的遗址上沉闷无聊地游荡——到欧洲度蜜月常常都会变成这样。

他们回来后，生活开始了。大张旗鼓。卢埃拉发现自己其实是个物质主义的女子，这么独特的公寓和定制的豪华轿车都属于她，至今她还不时觉得难以置信。当然，如果命运给了她一套《女士家庭杂志》[3]上那种还有抵押贷款的郊区小平房，外加一辆马上就要报废的旧汽车，她也会同样吃惊。然而，当这一切竟也开始令她厌倦时，她更惊讶了。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她走在四月的暮色下，拖着身体挪进门厅，看见丈夫正在起居室壁炉的火焰前等待。现在是晚上七点，她一声不吭地走进去，轻轻合上房门，停下脚步，隔着小客厅远远凝望了他一会儿，眼前的景象叫人心情舒畅。查尔斯·亨普尔约莫三十五六岁，有一张年轻的脸和一头醒目的铁灰色头发——至少得等到十年或更久以后才会变成白色，外加他深灰色的深邃眼睛，这些是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女人们都觉得他的头发浪漫极了，很多时候，卢埃拉也有同感。

这一刻，她觉得自己有些恨他，因为他又抬起手，放到脸上，摩挲着下巴和嘴。这让他散发出一种不招人喜欢的气息，有时甚至会让他的话语也变得含糊不清，害得她不得不一直问“什么？”关于这事，她说过好几次。他对此表现得很诧异，但还是道了歉。可是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究竟有多扎眼、多恼人，否则不会继续这么做。如今，情形已经到了这般危险的地步，卢埃拉甚至不敢再多提起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寻常的字眼儿都可能导致局面失控。

卢埃拉猝然把手套和手袋往桌上一扔。听到轻响，她的丈夫看向门厅。

“是你吗，亲爱的？”

“是的，亲爱的。”

她走进起居室，上前拥抱，僵硬地吻了吻他。和往常不一样，查尔斯·亨普尔的反应相当一本正经，回应过后，便推着她缓缓转过身，朝向屋子里。

“我带了人回家吃晚餐。”

她这才发现屋里不止他们俩，第一反应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她紧绷的面孔放松了，脸上浮起一个羞涩的迷人微笑，伸出手去。

“这是穆恩医生——这是我太太。”一个男人迎向她。他比她丈夫年纪稍长，圆脸，脸色苍白，已经有了些皱纹。

“晚上好，亨普尔太太。”他说，“希望我没有打乱您的安排。”

“噢，没有。”卢埃拉立刻大声说，“很高兴您能来吃晚餐。我们这里太冷清了。”

随即，她想起了晚上的计划，不由得怀疑这是查尔斯为了把她留在家里而耍的拙劣花招。如果是，他就选错饵了。这个男人浑身散发着恹恹的乏味劲儿，他的脸、他低缓的声音，还有那件穿了三年、磨得发光的衣服，全都一样。

不管怎么说，她还是托辞走进厨房，去看看晚餐都准备了什么。和平常一样，家里正在试用两个新佣人。他们把午餐做得一塌糊涂，服务也很糟糕，她打算第二天就让他们走人。希望查尔斯能去跟他们说，她讨厌解雇佣人：有人会哭哭啼啼，有人又粗鲁无礼。可查尔斯总有他的办法。再说了，佣人总是对男人心存畏惧的。

不过，炉子里煮着的东西闻起来味道不错。卢埃拉给了一点儿关于“用什么餐具”的指示，又从酒柜里拿出一瓶上好的基安蒂红酒打开来，然后就转身去了婴儿房，给小查克送上晚安吻。

“他还好吗？”她问。小家伙正激动地往她怀里钻。

“非常好。”保姆说，“我们沿着中央公园走了一大段路。”

“哦，你真是个机灵的男孩！”她着迷地亲吻他。

“他把脚伸进喷泉里了，所以我们就赶紧搭出租车回来，换掉了他的小鞋子和小袜子。”

“做得对。来，等一下，查克！”卢埃拉摘下脖子上的黄色大珠链递给他，“千万别把妈妈的项链拽断了。”她回头对护士说，“等他睡着以后，你能把项链放在我的梳妆台上吗？”

离开时，她觉得儿子有点儿可怜，只有这么小小的四方天地。所有孩子都这样，除非生在一个大家族里。总之，只要别让她一个人整天照顾他，他就是个惹人疼的小甜心，脸蛋长得和她一模一样。当母子俩的心跳紧贴着一呼一应，她有时会兴奋得发抖，对生活下定新的决心。

在她自己迷人的粉红卧室里，她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脸上，她洗过脸，也重新修饰过了。没必要为了穆恩医生换衣服，卢埃拉觉得有些莫名的疲累，尽管这一整天几乎什么都没做。她回到起居室，和他们一起吃晚餐。

“多漂亮的房子啊，亨普尔太太。”穆恩医生干巴巴地说，“请允许我恭喜你添了个健康可爱的小男孩。”

“谢谢。这话从医生口里说出来，真是再好不过的恭维了。”她犹豫了一下，“您是儿科医生吗？”

“我不是任何一个专科的医生。”他说，“在我这个行当里，我大概是最后一个了，勉强算是全科医生吧。”

“反正在纽约只有你一个。”查尔斯补充道。他又开始紧张地搓脸了，卢埃拉强忍着，保持面对穆恩医生，不愿看到这个动作。可查尔斯接下来的一句话立刻让她转过头来瞪着他。

“事实上，”他出人意料地说，“我邀请穆恩医生来这里，是想要你今晚和他谈一谈。”

卢埃拉坐在椅子上，挺直了身体。

“我？”

“穆恩医生是我的老朋友了，卢埃拉，我想他能告诉你一些你应该知道的事情。”

“什么……”她想要大笑，却只觉得又惊又怒，“我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很好，没有任何问题。我不觉得还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感觉更好的。”

穆恩医生看看查尔斯，想要开口说话。查尔斯点点头，手不由自主地贴到脸上。

“您的丈夫跟我说了许多关于你们两位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事情。”穆恩医生说，仍旧干巴巴的，“他想试一试，看我能否提供些帮助，让事情顺畅起来。”

卢埃拉的脸发热了。

“我不太相信什么精神分析，”她冷冷地说，“也几乎从没想过要让自己变成被分析的对象。”

“我也一样。”穆恩医生回答，似乎没察觉她的冷淡，“我什么都不太相信，除了我自己。我跟您说过，我不是专科医生，应该再加一句，也不是任何一个时髦行当的人。我不承诺任何事。”

有那么一瞬间，卢埃拉想过要离开房间。但这放肆的提议也同时激起了她的好奇心。

“我想象不出查尔斯对您说了什么，”她说，努力控制住自己，“更不知道为什么要找您来。但我向您保证，我们的事情从头到尾都只是我丈夫和我之间的问题。如果您不反对，穆恩医生，我很乐意聊些其他事情——不那么隐私的事。”

穆恩医生彬彬有礼地重重点了点头，没再尝试重启这个话题。晚餐在沉默中继续，失败的气息笼罩着餐桌。卢埃拉决定了，无论发生什么，她都要坚持今晚原本的计划。一个小时以前，她的独立性要求这样；现在，某种反抗的姿态需要这样——这关乎她的自尊心。等到晚餐结束后，她会在起居室里再稍稍多待一会儿，只要咖啡一端上来，她就会说声抱歉，穿上衣服出门去。可是，就在他们离开餐厅时，查尔斯却以一种不容辩驳的姿态抢先消失了。

“我有封信得写。”他说，“一会儿就回来。”不等卢埃拉拿出她的外交辞令来表示反对，他就飞快地朝自己房间走去，沿着走廊一直走，最后，“嘭”地关上门。

卢埃拉又是生气又是困惑，斟上咖啡后便在沙发一角坐下来，专心致志地盯着炉火。

“别害怕，亨普尔太太。”穆恩医生突然开口了，“我也是情非得已。做这事儿，我也是身不由己——”

“我不怕你。”她打断他，但心里知道自己在说谎。她有点怕他，哪怕只是因为他对她的厌恶一无所觉。

“跟我说说你的烦恼吧。”他很自然地说，就像她也一样身不由己似的。他甚至没有看她，要不是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个，简直就不像是在对她说话。

她恨不得扔回去一句“我才不会称你的意”，可话都到了嘴边，最终说出来的句子却把自己也吓了一跳。这些话明显不受她的支配，就这么自己跑了出来。

“你没看见吃饭时他一直在搓脸吗？”她自暴自弃地说，“你瞎了吗？他如今这副模样实在叫我生气，我觉得自己快疯了。”

“我明白。”穆恩医生的圆脸往下点了点。

“你看不出我已经受够了，不愿再待在家里吗？”她的胸膛在衣襟下一起一伏，仿佛正在为争夺空气而拼命挣扎，“你看不出打理家务、照看孩子对我来说有多无聊吗？所有事情看起来都像是永远不可能完结似的。我想要刺激，我不在乎怎么得来，要花多少代价，只要它能让我心跳。”

“我明白。”

他宣称的“明白”激怒了卢埃拉。她的逆反心理如此之盛，以至于宁愿这世上没人理解，只要能证明她的欲望里充满激情与真诚，她便满足了。

“我努力过了，也希望都能做好，可是，以后不了，我不会再尝试了。如果我注定就是那种会无谓地毁掉生活的女人，那我现在就要这么干。你可以说我自私，可以说我愚蠢，一点不错。不过五分钟之内我就要离开这座房子，去想办法活过来。”

这一次穆恩医生没有回答，他抬起头，像是侧耳倾听不远处正在发生的什么事情一般。

“你不会出去的。”片刻后，他说，“我很确定，你不会出去。”

卢埃拉大笑起来。

“我会出去的。”

他没搭理。

“你看，亨普尔太太，你丈夫的情况不太好。他试图过你喜欢的那种生活，可那对他来说压力太大了。当他摩挲他的嘴时——”

走廊里响起轻轻的脚步声，女佣蹑手蹑脚走进房里，满脸惊恐。

“亨普尔太太——”

卢埃拉被吓了一跳，迅速转过身来。

“什么事？”

“能打扰一下——”接受过的简单训练让她的恐惧很快平复下来，“亨普尔先生，他病了！刚才他进了厨房，把冰箱里的食物全都扔了出来，现在他在自己房间里，又哭又唱——”

就在这时，卢埃拉听到了他的声音。

三

查尔斯·亨普尔精神崩溃了。二十年来，他肩上的担子几乎从没卸下来过，最近家里的压力对他来说太大了些，到现在终于支撑不住了。对妻子的态度是他最大的软肋，除此之外，他其实是个意志坚定、做事有条有理的人。他清楚她的任性自我，但这不过是人际往来中诸多缺点中的一种，何况，对于许多男人来说，女人的任性正是叫人难以抗拒的魅力所在。卢埃拉的任性与她孩子般无邪的美丽相依相伴，因此，对于哪怕明显是她惹出的麻烦，查尔斯·亨普尔也渐渐习惯将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这并非健康的方式。他事事归咎于自己，精神状态终于出了问题。

最初的震惊和随之而来的同情一闪而过，卢埃拉看着这一切，满心不耐。她是“有运动员精神”的，不能趁着查尔斯生病的时候谋取私利。她的自由问题必须得暂缓处理了，延迟到他恢复健康以后。她刚刚下定决心不再当妻子，转眼就不得不化身为护士。她坐在他的床边，听他的喃喃呓语，全都和她有关——关于他们的婚姻，有朋友如何对他说那是个错误；关于他在刚结婚那几个月里的快乐，还有问题出现后他日益滋长的不安。显然，他看到的比她想到的还多——也比他说过的多。

“卢埃拉！”他在床上挣扎着要起身，“卢埃拉！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查尔斯，就在你身边。”她努力让声音显得高兴又温暖。

“如果你要走，卢埃拉，那就走吧。我大概再也满足不了你了。”

她拒绝了，安慰着他。

“我都想过了，卢埃拉，我不能因为你而毁了自己的健康——”可转瞬又变成了急切、激烈的语调，“别走，卢埃拉，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走，别离开我！答应我你不会走！——只要你不走，我什么都听你的。”

他的谦卑搅得她心烦意乱。他是个内敛的男人，在这之前，她从未想过他究竟付出了多少。

“我离开一分钟。是穆恩医生，你的朋友，查尔斯。他今天来看看你怎么样了，记得吗？他想在离开前和我打个招呼。”

“你会回来吧？”他坚持追问。

“只要一分钟就回来。来——安安静静地躺会儿。”

她扶起他的头，把枕头拍松。明天，一个训练有素的新护士就会到了。

穆恩医生正等在起居室里，午后的阳光让他的外套显得格外破旧寒酸。她非常不喜欢他，没来由地认定他得为她的不幸负上些责任，可他是如此关切，以至于她无法拒绝见他。她没有要求他找其他专科医生会诊，尽管——哦，一个这么落魄的医生……

“亨普尔太太。”他走上前，伸出手。卢埃拉不自在地轻轻握了握。

“你看起来气色不错。”他说。

“我很好，谢谢。”

“恭喜你控制住了局面。”

“可我根本什么都没控制住。”她冷冷地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那就可以了。”

她的不耐烦迅速滋长。

“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仅此而已，”她继续道，“谈不上什么特别好的。”

突然间，她又凑近他——她刚度过了灾难般的一夜——虽然意识到跟他显得太过亲近，可还是止不住话语滔滔而出。

“这个家完了。”她的怨恨爆发了，“我不得不自己去解雇佣人，现在只好请一个按日付费的短工女佣。宝宝感冒了，我才发现他的保姆根本就不懂得该怎么工作，一切都乱了套，要多糟糕有多糟糕！”

“介意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发现保姆不在行的吗？”

“当你被迫留在家里时，就会发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他点点头，打量着屋子，惹人厌烦的脸庞左转转右转转。

“我多少有点信心了，”他慢慢地说，“就像我跟你说过的，我不承诺任何事，只尽我所能。”

卢埃拉抬头看着他，吓坏了。

“你是什么意思？”她抗拒着，“你什么都没帮我——什么都没有！”

“是还不太多——暂时，”他加重语气说，“这需要时间，亨普尔太太。”

那些字眼儿被干巴巴地说出来，没有起伏，应当说，也没有任何冒犯，可卢埃拉就是觉得他过火了。她站起身来。

“我见过你这种人，”她冷冷地说，“出于某种理由，你似乎觉得你是‘这个家庭的老朋友’，有权利站在这里。可我不会这么快就跟人交朋友，我没有给你权利来像这样”——她想说“无礼”，但这个字眼从她嘴边溜开了——“这样介入我的私事。”

等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大门后，卢埃拉走进厨房，想看看帮佣的女人能不能做三份不同的晚餐：一份给查尔斯，一份给孩子，一份给她自己。事情太复杂了，只有一个佣人，很难完成。她得试试另一家中介所——这家听上去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令人惊讶的是，她看到厨子身穿外套、戴着帽子，正坐在操作台旁读报纸。

“喂，”——卢埃拉努力回想名字——“喂，怎么回事，你——”

“丹斯奇太太，这是我的名字。”

“怎么回事？”

“我恐怕没办法为您工作了，”丹斯奇太太说，“您瞧，我只是个普通厨子，从来没给病人做过饭。”

“可我全指望你了。”

“非常抱歉，”她坚决地摇着头，“我得考虑自己的身体。我很肯定，来的时候他们没说清楚这份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您要求我打扫您丈夫的房间时，我就知道，这活儿我干不了。”

“我不会再让你打扫任何东西了。”卢埃拉绝望地说，“要不你就待一天，明天再走。今晚我肯定没法再找到人来帮忙了。”

丹斯奇太太礼貌地微笑着。

“我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和您一样。”

卢埃拉差一点就要许诺给她加薪了，听到这话却突然火冒三丈。

“我这辈子都没听说过这么自私的事情！”她怒气冲冲地说，“在这种时候就这么把我一个人扔下！你这个老蠢货！”

“如果您能把我的小时工资付了，我这就走。”丹斯奇太太镇定地说。

“除非你肯留下来，否则我一分钱都不会付！”

话一出口，她立刻就后悔了，但她太骄傲，不肯收回这份威胁。

“你会掏钱的！”

“滚出去！”

“拿到钱我就走。”丹斯奇太太愤怒地宣称，“我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

卢埃拉猛吸一口气，踏前一步。丹斯奇太太被她的愤怒吓到了，嘟囔着转身冲出门去。

卢埃拉走到电话机旁给中介所打电话，说这个女人走了。

“你们能马上给我另外派个人来吗？我丈夫生病了，孩子也病了——”

“很抱歉，亨普尔太太。公司里现在没有人。已经过了四点了。”

卢埃拉坚持要求了一会儿。最后，他们答应帮她打电话找一位熟识的应急女佣。明天之前，他们只能做到这么多了。

她又给好几家中介所打了电话，可整个雇工行业似乎都在这一天停工了。照顾查尔斯吃过药后，她轻轻走进婴儿房。

“宝宝怎么样？”她心烦意乱地问。

“九十九度一[4]。”保姆悄声说，迎着光举起温度计，“我刚刚帮他量过。”

“这算烧得厉害吗？”卢埃拉问，眉头紧皱。

“只高了五分之三度。就下午来说，不算厉害。感冒的人下午体温总会高一点。”

卢埃拉走到小床边，伸手轻抚着儿子烧得通红的脸蛋，满心焦虑不安，却还偷偷想着，他和公交车上“力士”广告里那个胖乎乎的小天使是多么像啊。

她转身看向保姆。

“你会做饭吗？”

“什么——我做得不好。”

“嗯，今晚你能不能帮宝宝做顿饭？那个老蠢货走了，找不到人来帮忙，我又不会做饭。”

“哦，好的，我可以帮宝宝做饭。”

“那就没问题了。我来试着给亨普尔先生做点儿什么。请把你的房门开着，这样医生来的时候你就能听到门铃响，然后再来告诉我。”

有这么多医生！一整天下来，这座房子里几乎就没有哪个小时是看不到医生的。专科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医生每天上午来，然后是宝宝的医生……今天下午还有那个穆恩医生，就那样守在客厅里，温吞，顽固，不受欢迎。卢埃拉走进厨房。她可以为自己做点儿培根煎蛋，从前看完戏回家时她常做这个。可是给查尔斯的蔬菜就是另一码事了，它们一定得焯水或者炖或者怎样，炉灶上的门和烤箱太多了，她怎么知道该用哪个。最后选了一个看起来很新的蓝色平底锅，把胡萝卜片扔进去，加了点儿水，水刚没过蔬菜。她把锅放在炉子上，正琢磨下一步该怎么办时，电话响了。是中介所。

“是的，我是亨普尔太太。”

“呃，我们派去您那儿的女士回来了，她说您不肯支付她的小时工资。”

“我跟你们说过了，她不肯留下来。”卢埃拉激动地说，“她没有守约，那我也不觉得我有任何义务——”

“我们得确保我们的人能拿到报酬，”中介所解释道，“否则我们就对他们毫无用处，不是吗？我很抱歉，亨普尔太太，但在这个小问题解决之前，我们无法再为您安排任何人。”

“噢，我付，我付！”她叫道。

“当然，我们很愿意和客户保持良好的关系——”

“是的——是的！”

“所以，您是否能在明天内把钱送过来？价钱是每小时七十五美分。”

“可今晚怎么办？”她大叫道，“我今晚就需要有人帮忙。”

“唔——现在实在是太晚了。我自己都马上要回家了。”

“可我是查尔斯·亨普尔太太呀！你不知道吗？我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做到。我是查尔斯·亨普尔的妻子，住在百老汇街十四号的——”

就在这一刻，她意识到百老汇街十四号的查尔斯·亨普尔如今是个百无一用的病人，他再也无法提供任何担保或庇护了。突然之间，整个世界都变得冷漠麻木，她在绝望中挂断了电话。

又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折腾了十分钟后，她转身去找孩子的保姆。卢埃拉不喜欢她，却不得不向她坦白，承认自己没法应付丈夫的晚餐。保姆说她头疼得厉害，何况还得照看一个生病的孩子，已经分身乏术。不过终究还是勉强答应了指点卢埃拉做饭。

保姆一边抱怨一边试着摆弄她不熟悉的炉灶，卢埃拉忍气吞声地听从她的指挥。晚餐总算凑合着进了锅，接下来，保姆该去给查克洗澡了。卢埃拉独自坐在操作台边，听着锅里咕嘟咕嘟冒泡的声音。

女人们每天都在忙活这个。她想着，成千上万的女人。做饭，照顾病人——还得出门工作。

可她不觉得自己和这些女人是一回事，除了一样有两只手两只脚之外。她说这话的腔调，就像说“南太平洋岛上的人穿鼻环”一样。今天她只是在自己家里体验了一天贫民窟生活，对此她绝对无法甘之如饴。在她看来，这不过是一次荒唐的意外。

她忽然察觉到，一个迟缓的脚步声从起居室传来，接着又进了男仆的餐具储藏室。她抬起头来，有点害怕是穆恩医生又来了，不料却看到保姆走出餐具室的门。一个念头闪过卢埃拉的脑海：保姆也要病倒了。她是对的。保姆刚走到厨房门边就向下滑去，她伸出手攀住门把手，就像折翼的鸟儿攀着树枝一样，紧接着，一声不响地倒在了地板上。门铃声同时响起。卢埃拉站起来，暗自期望是儿科医生到了。

“晕倒了，不要紧的。”他说，把女孩的头拉到自己膝头上。那双眼睛还在微微颤动。“没错，她就是晕倒了，没什么大碍。”

“每个人都病了！”卢埃拉几乎绝望地大叫，“每个人都病了，除了我，医生。”

“这一个不是病。”片刻后，他说，“心跳已经正常，她只是晕倒了而已。”

帮着医生一起把这“活”过来的身子抬到椅子上后，卢埃拉急忙跑进婴儿房，在婴儿床边俯下身去。她飞快地放下一侧的铁护栏。看起来烧已经退了——孩子脸上的红晕没有了。她弯腰摸摸那小脸蛋。

突然，卢埃拉尖叫起来。

四

哪怕宝宝的葬礼已经结束，卢埃拉仍然无法相信自己已经失去他了。她回到公寓，在婴儿房里来回打转，嘴里念叨着他的名字。悲痛忽然间排山倒海而来，她颓然而坐，注视着他的白色摇篮，摇篮侧面还画着红色的小鸡。

“我现在该怎么办？”她喃喃自语，“一想到再也看不见查克，可怕的事情就要来了！”

她仍旧不敢相信。如果她在这里等到太阳落山，也许保姆还会带着刚散完步的宝贝走进来，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她恍惚记起一种悲伤欲绝的感觉，有人跟她说查克死了，可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他的房间还在？为什么他的小刷子和小梳子还在桌上？她究竟为什么会在这里？

“亨普尔太太。”

她抬起头来。穆恩医生暮气沉沉的寒酸身影出现在门口。

“走开。”卢埃拉闷闷地说。

“你丈夫需要你。”

“我不在乎。”

穆恩医生朝房里走了一点。

“我想你还没明白，亨普尔太太。他在找你。现在，除了他，你什么都没有了。”

“我恨你。”她突然说。

“随你高兴。我不承诺任何事，你知道的，我只尽我所能。等接受了孩子离去的事实，明白再也看不到他了，你就会好起来的。”

卢埃拉跳了起来。

“我的孩子没死！”她大喊着，“你撒谎！你一直在撒谎！”她闪亮的眼睛直直看进他的眼里，看到里面有什么在闪烁，既残忍又宽容，令她敬畏、无力、甘心听从。她满心疲惫绝望，只得垂下眼睛。

“好的。”她疲倦地说，“我的孩子走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你的丈夫好多了，他需要的只是休息和悉心照顾。不过你必须过去，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我猜，你认为是你让他好起来的。”卢埃拉怨恨地说。

“或许吧，他已经差不多康复了。”

差不多康复了。那么，最后一根把她和她的家庭维系起来的线也就要断了。她生命中的这一段结束了——她可以斩断了，就在这里，连带着其中的悲痛与苦闷，就此斩断，从此像风一样自由。

“我很快就去看他。”卢埃拉的声音缥缈遥远，“请让我单独待会儿。”

穆恩医生不受欢迎的影子融进了走廊的黑暗中。

“我可以离开，”卢埃拉低声自言自语，“生活把自由还给了我，用来补偿它从我身边拿走的。”

但她一定得快，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否则生活就会再次把她绑起来，再让她经受痛苦。她打电话给公寓门房，让他们把她的行李箱从储藏室搬出来。然后开始翻箱倒柜地清理衣物，尽可能把结婚时带来的东西拣出来。她甚至找到了两套旧礼服，都是嫁妆里的，如今已经过时，臀部也有些紧了。她把它们和其他东西扔在一起。新的生活。查尔斯已经康复了。她的孩子，她的信念，曾经让她有过那么一丁点儿烦躁厌倦的孩子，死了。

收拾好行李箱，她下意识走进厨房，想看看晚餐准备得如何了。她叮嘱厨子留意给查尔斯做饭的注意事项，然后交代说自己要出去吃。一个专为查克准备的平底锅引得她失神了片刻——可她只是呆呆地看着。她打开冰箱，看到里面很干净，很清爽。最后，她走进查尔斯的房间。他坐在床上，护士正在为他读书。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是那种银亮的白。头发下，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深嵌在瘦削年轻的脸庞上。

“宝宝病了？”他问，声音很自然。

她点点头。

他迟疑着，闭上眼睛，过了会儿才睁开，又问：

“孩子死了？”

“是的。”

他久久没有开口说话。护士走过来，探手覆上他的前额。两滴硕大的泪珠从他眼眶中滚落下来。这情形很少见。

“我知道孩子死了。”

又是一段漫长的沉默过后，护士开口了：

“医生说他今天可以坐车出去晒晒太阳。他需要一点新东西。”

“好的。”

“我想，”护士犹豫着，“我想，如果由您而不是我来带他出去，亨普尔太太，对你们俩都有好处。”

卢埃拉慌忙摇头。

“噢不，”她说，“我想我做不到，今天不行。”

护士看着她，眼神古怪。卢埃拉心头忽然涌起一阵同情，她温柔地俯下身去吻了吻查尔斯的面颊。随后，没再多说哪怕一个字，她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戴上帽子，穿上外套，拎起箱子，朝大门走去。

很快，她看到门厅里出现了一个身影。如果能越过这个影子，她就自由了。只要能向左或者向右绕过去，或是命令它让路！可它固执地一动不动，拒绝让开，她跌坐在门厅椅子里，低声呜咽起来。

“我以为你走了。”她哭着说，“我叫你离开的。”

“我很快就走。”穆恩医生说，“但我不希望你犯错，重蹈他人覆辙。”

“我现在没犯错——我在抛弃犯过的错。”

“你想要把自己抛掉，可你做不到。你越想逃离自我，就越会泥足深陷。”

“我已经准备好离开了。”她疯狂地坚持着，“离开这所充满死亡和失败的房子！”

“你还没有失败，你才刚刚开始。”

她站起来。

“让我过去。”

“不。”

一瞬间，她的勇气消失了，就和往常听到他说的话时一样。卢埃拉抬手捂住脸，泪水滚滚而下。

“回房间去，告诉护士，说你会开车带你丈夫出去。”他建议道。

“我做不到。”

“噢，你能做到。”

再一次，卢埃拉看着他，知道自己终究会服从。她提起行李箱，回身穿过门厅，心里很清楚，她的精神已经彻底溃败。

五

穆恩医生加诸她身上的奇怪影响究竟是怎么回事，卢埃拉猜不透。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发现，从前厌恶的许多事情，如今自己都在做。她留在家里陪查尔斯。当他渐渐好起来后，他们有时也一起出门吃吃晚餐、看看电影，但只在他说想去的时候才去。她每天都到厨房转转，虽不情愿，却也始终留心照看着家里的一切，一开始是害怕事情再次变糟，后来就成了习惯。她能感觉到，这一切或多或少都跟穆恩医生有关——那是有关生活的某些东西，他一直在对她倾囊相授，或者说，几乎倾囊以授，却也有欲语还休的时候，就像是害怕她会知道什么似的。

他们的生活渐渐回归正轨，她发现查尔斯不那么紧张了，摩挲脸的毛病也消失了。如果说，跟当初比起来，她的世界里少了些恣肆欢愉，如今的生活却也让她品尝到了某种平和宁静的滋味，哪怕并非一直如此，可这是她以前从不曾知晓的。

一天下午，穆恩医生突然说，他要离开了。

“你是说永远离开？”她感到一阵慌乱，问道。

“永远离开。”

那一刻的感觉很奇怪，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感到遗憾。

“你不再需要我了。”他静静地说，“你还没意识到，但你已经成熟了。”

他走过来，挨着她在长沙发上坐下，握住她的手。卢埃拉一言不发，紧张地坐着——听着。

“我们和孩子有个约定，他们可以坐在一边当观众，不必出力加入演出。”他说，“可如果他们长大后还是只当观众，就得有人承担起双倍的工作，才能让他们继续享受这个世界的光明与灿烂。”

“可我想要光明灿烂。”她抗议道，“生活的全部意义便是光亮。想要温暖并不是错。”

“温暖仍旧是在的。”

“怎么会？”

“你会让一切温暖起来。”

卢埃拉看着他，满脸震惊。

“轮到你站上舞台中央，将你长久以来获取的东西分享给别人了。你得给孩子们提供保护，为丈夫打造安宁，对老人施以仁善。你要让为你工作的人依赖你。你要更多地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要比普通人更多一点耐心，要做的比享受的更多而不是更少。世界的光明与灿烂就在你的手中。”

他突然停顿了一下。

“起来。”他说，“去照照那面镜子，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卢埃拉顺从地站起身来，走近墙上那面蜜月里在威尼斯买回来的穿衣镜。

“我看到，这里多了些新的纹路。”她说，伸出手指，轻按在两眼之间，“两边有些影子，也许是——那是小皱纹。”

“你介意吗？”

她飞快转身。“不。”她说。

“你明白查克已经离去了吗？明白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是的。”她抬起双手，缓缓掩住眼睛，“可那似乎都模糊了，很遥远。”

“模糊，遥远。”他重复着，过了会儿，又问，“现在你还怕我吗？”

“不怕了。”她说，又坦白地加了一句，“何况你也快要离开了。”

他朝大门走去。今晚的他似乎特别累，仿佛连挪动步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个家现在就看你的了。”他疲惫地低声说，“如果这里有任何光明与温暖，那就是来自你的光明温暖；如果这个家幸福，那是因为你让它幸福。幸福自会来到你的生命中，但你绝不能再去追索它。轮到你来燃起炉火了。”

“你为什么不再多坐会儿呢？”卢埃拉鼓起勇气说。

“没时间了。”这会儿他的声音是那么轻，她几乎听不见了，“但记住了，无论遭遇怎样的痛苦，我总是会来帮你的——只要我帮得上。我不承诺任何事。”

他已经拉开了大门。趁着还不太迟，她必须赶快找出最想知道的问题。

“你对我做了什么？”她喊道，“为什么我的悲伤都不见了，对查克的，还有对所有其他事的？告诉我。我好像有些懂了，却还是没法弄明白。在你离开之前——告诉我，你是谁！”

“我是谁？……”

他穿着旧外套在门口停了片刻。苍白的圆脸看起来像是分成了两张脸、十二张脸、二十张脸，每一张都不同又相同——悲哀的、快乐的、伤痛的、冷淡的、听天由命的——直到六十个穆恩医生层层叠叠，就像是无尽的镜面反射，就像是向着过去延伸出的重重岁月。

“我是谁？”他重复着，“我是五年时光。”

门关上了。

查尔斯·亨普尔六点到家，和往常一样，卢埃拉在门厅迎接他。除了一头黯淡的白发，漫长的两年病中时光并没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倒是卢埃拉自己变化更明显——她胖了，眼睛周围多了些皱纹，它们还是在一九二一年查克死去的那个晚上出现的。但她仍旧迷人。在她二十八岁的脸庞上有一种成熟的亲切气息。似乎痛苦也只是出于不得已才勉强触碰了她一下，随即便慌不迭地逃开了。

“伊黛和她丈夫会来吃晚餐。”她说，“我已经买好了电影票，但如果你累了的话，去不去都没关系。”

“我想去。”

她看着他。

“你不想。”

“我真的想去。”

“晚饭后看你感觉怎么样再说吧。”

他伸手揽住她的腰。两人一起走进婴儿室，在那里，有两个孩子正等着和他们道晚安。

[1]和平街（Rue de la Paix）是法国巴黎市中心的一条时尚商业街。

[2]查利是查尔斯的昵称。

[3]《女士家庭杂志》（The Ladies’ Home Journal）是一本以女性、家庭生活为关注点的美国杂志，创刊于1883年，20世纪初发展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杂志，并在1903年达到百万订阅量。2014年7月宣布停止发行月刊，改为季刊。

[4]这里的单位是华氏度。99.1华氏度大约等于37.3摄氏度。下文提到的高了3/5华氏度，折算约为比正常体温高0.3摄氏度。

Hot and Cold Blood

热血与冷血

一

年轻的马瑟夫妇结婚快一年了，丈夫经营着一家五金店，生意还不错。一天，杰奎琳走进店里，里间办公室的门开着，她在门口停下脚步，说：“噢，打扰了——”她闯进了一幕看似寻常却耐人寻味的场景里。一个名叫布朗森的年轻人正和她丈夫站在一起，后者站在办公桌后面。说起来，她也算认识这个人。布朗森抓着她丈夫的手，热切地摇晃着——或许，比热切更甚。听到杰奎琳的脚步声来到门口，两人一起转过身来。杰奎琳发现布朗森的眼睛是红的。

很快，他就离开了。错身而过时，他多少有些尴尬地道了声“你好吗？”她走进丈夫的办公室。

“埃德·布朗森来这儿干什么？”她很好奇，张口就问。

吉姆·马瑟笑了，眯起他灰色的眼睛，温柔地拉她在办公桌上坐下。

“他就是顺道过来转转。”他轻描淡写地说，“家里没事吧？”

“没事。”她探究地打量着他。“他想干吗？”她追问道。

“噢，只是找我有点小事。”

“什么事？”

“嗯，一点小事。生意上的。”

“为什么他眼睛都红了？”

“是吗？”他无辜地看着她，两人忍不住一起大笑起来。杰奎琳站起来，绕过办公桌，重重倒在他的转椅里。

“你最好还是老实交代，”她兴致盎然地宣布，“因为我会坐在这里，一直等到你说出来为止。”

“呃——”他皱起眉头，迟疑了一下，“他想要我帮个小忙。”

这下杰奎琳听懂了，更准确地说，是她的直觉敏锐地抓住了真相。

“噢。”她的声音绷紧了一些，“你借钱给他了。”

“就一点儿。”

“多少？”

“就三百块。”

“就三百块。”这声音跟冷凝后的贝塞麦钢[1]一模一样，“咱们一个月的花销是多少，吉姆？”

“什么——呃，大概五六百吧，我猜。”他不自在地晃来晃去，“听我说，杰奎[2]。布朗森会还钱的。他遇到了点儿小麻烦，在城外的伍德梅尔和一个姑娘犯下了点儿错——”

“然后他知道你是个出了名的老好人，于是就来找你。”杰奎琳打断他。

“不是的。”他口头抗议了一下。

“你就没想过，我可能也需要那三百美元？”她质问，“咱们的纽约旅行呢，去年十一月就因为缺钱才没能去成的！”

马瑟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走过去关上里间办公室的房门。

“听着，杰奎，”他开口解释，“你不明白，布朗森是每天和我一起吃午饭的那群人中的一个。我俩从小就一起玩，一起上学。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刚好是那个可以在他遇到麻烦时伸手拉一把的人？就因为这个，我才不能拒绝他。”

杰奎琳耸了耸肩，像是要把这个理由抖掉。

“哼，”她断然反驳，“反正我只知道他不是好人，一天到晚醉醺醺的。既然他自己都不肯工作，那也没道理要你工作来养活他。”

他们各踞办公桌的一边，都拿出了说服小孩子的架势。每句话的开头都是“听我说”，脸上挂着勉强挤出的耐心。

“如果你怎么都不能理解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十五分钟后，马瑟才发现最让他恼火的是什么，“男人之间有时候偏偏就是有这样的义务，必须要承担起来。事情不只是拒绝借钱这么简单，特别在城里做我这样的生意，很多时候靠的就是男人之间的好人缘。”

马瑟一边说一边套上外套。他要和她一起搭公交车回家吃午饭。他们这段时间没车可开——旧车卖掉了，新车要等到春天再买。这种时候，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公交车就显得格外不合时宜。换个环境，办公室里的争吵或许很快就烟消云散，可接下来的事情却是雪上加霜，让大家的情绪都越来越糟。

他们在前排找到了空位。现在是二月底，刚刚摆脱拘束的太阳热烈起来，晒化了街头的残雪，泥泞的雪水流进排水槽，汇成哗哗响的欢快小溪。这趟车比平时空，人人都有位子可坐。司机甚至打开了身边的车窗，温暖的微风吹走了残留在车厢里的冬日气息。

杰奎琳很高兴，她发现坐在身边的丈夫比其他男人都帅，人也最善良和气。想要改变他的念头真是太傻了，也许布朗森真的会还钱呢，再说了，三百美元终究不是什么大数目——当然，他没权利这样，可既然——

一群乘客涌进走道，打断了她的沉思。杰奎琳只希望他们能在咳嗽的时候捂一下嘴。但愿吉姆能快点买辆新车，谁知道在这些电车上会染上什么病呢。

她转过头，打算跟吉姆聊聊这个问题，可吉姆已经起身把位子让给了一个站在他旁边过道上的女人。那女人连吭都没吭一声就坐下了。杰奎琳皱起眉头。

女人大概五十岁的样子，活脱脱是个庞然大物。刚落座时，哪怕位子太窄，她也心满意足。可要不了一会儿，她就开始扩张地盘，圆滚滚的肥硕身躯越摊越开，简直要把周围的空间全都据为己有。当车甩往杰奎琳的方向时，那女人就顺势滑过来，可反过来时，她却娴熟地钉在位子上，牢牢守住占下的地盘。

杰奎琳抬头看她的丈夫，投过去一个愤怒的眼神，表示完全不赞同他的行为。他一手拉着个吊环，无声地向她表示歉意，然后便迫不及待地研究起车上的那排招贴广告来。那胖女人又挤了杰奎琳一次，只差没有坐到她身上来了。下一步，女人开始大喘气，惹人厌的眼睛紧盯着詹姆斯·马瑟太太，对着她的脸肆无忌惮地咳嗽起来。

杰奎琳气得脸色发红，强忍着怒气，猛地站起来，从那肉滚滚的膝盖前硬挤出来，走到车厢后面。她抓住吊环站着，丈夫也跟了过来，气氛一触即发。

他们一个字也没说，肩并肩沉默着站了十分钟，面前一排男人统统低头翻着手里的报纸，得体地将目光锁定在每日漫画上。

下车后，杰奎琳终于爆发了。

“你这个大笨蛋！”她愤怒地大叫，“你看到你把座位让给什么人了？那个可怕的女人！为什么你就不能偶尔为我想想，而不要只顾着你遇到的每一个肥胖、自私的洗衣妇？”

“我怎么知道——”

可杰奎琳还从没对他生过这么大的气——很少有人会对他生这么大的气。

“你看到那些男人给我让座了吗？没有吧？不——难怪上个星期一你回家时累成那样，多半是又把座位让给某个——某个可怕的、壮得像头牛一样的波兰洗衣妇了吧！你就喜欢站着！”

他们沿着泥泞的街道往家走，街面上东一摊西一摊的都是积水。马瑟的脑子乱成一团，既没法道歉，也无从辩白。

杰奎琳住了口，转身看着他，眼睛里闪着奇怪的光。说了那么多，概括起来，她最不满的，恰恰是在他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的东西。

“你最大的问题，吉姆，你之所以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就是因为到现在你还满脑子大学新生的想法——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好人。”

二

很快，这段不愉快的小插曲就被抛在了脑后。靠着他那包容的好脾气，马瑟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抚平了妻子的怒火。接下来几天里，事件的余音还在萦绕，但却越来越弱，渐至几乎被忘却。我说“几乎”，是因为，很不幸，忘却并非彻底遗忘。这件事只是被掩盖了起来，因为杰奎琳以其惯常的理智与冷静开始了一份漫长、劳心费力，而且越来越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孕育孩子。她的天性和固有的观点越发坚定，丝毫没有让事情就这么过去的意思。现在已经四月了，他们的车还没有买。马瑟发现他几乎没存下什么钱来，而再过上半年，就会有一个完整的家庭需要他供养了，这让他很焦虑。头一次，皱纹出现在了他诚实、友善的眼角上，这是暂时性的细纹，倒还不至于让人不安。如今他把工作时间延长到了春日黄昏以后，还常常把没干完的活儿带回家。新车，只好再等等。

四月的午后，全城的人似乎都跑到华盛顿大街去了。杰奎琳慢慢走过一家家商店，思索着她的生活，仿佛冥冥中有力量主导着，她既不害怕，也不沮丧。风中飘荡着夏日的干燥浮尘，阳光兴高采烈地在平板玻璃窗上跳跃，汽油从车上滴落到路面，汇聚成一摊，映出明亮的虹彩。

杰奎琳停下脚步。不到六英尺外，路边停着一辆崭新的运动跑车，光彩照人。车旁站着两个男人，正在说话。她刚认出其中一个是年轻的布朗森，就听到他用随意的语气对另一个人说：“你看这车怎么样？今天上午刚拿到的。”杰奎琳掉头就朝她丈夫的办公室快步走去。像往常一样，她潦草地对速记员点点头，径直大步冲进里间。马瑟坐在办公桌后面，正抬起头来，很惊讶她会这样直闯进来。

“吉姆，”她气喘吁吁地开口道，“布朗森把那三百块钱还给你了吗？”

“什么——没有，”他迟疑着回答，“还没有。他上星期还在这里，说手头有点紧。”

她眼中闪烁着愤怒的胜利光芒。

“哦，是吗？”她厉声说，“哈，他刚买了一辆新车，双门运动跑车，起码值两千五百美元。”他摇着头，不肯相信。

“我看见了。”她一口咬定，“我亲耳听见他说他刚买的。”

“他跟我说他手头紧……”马瑟茫然地重复道。

杰奎琳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重重叹息，不再逼他。

“他在利用你！他知道你好说话，就利用你。还不明白吗？他想要你出钱帮他买车，结果你还真出了！”她苦笑道，“说不定他正在得意扬扬地到处宣扬，觉得要操纵你是多么容易的事呢。”

“噢，不。”马瑟一脸震惊，完全无法接受她的说法，“你一定是弄错了，把别人认成了他——”

“我们只能走路，可他却拿着我们的钱买车开。”她激动地打断他。

“噢，多荒唐啊——真是荒唐。要不是这么让人生气的话，这事儿还真可笑。瞧瞧——”她的声音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压抑，现在里面还带上了点儿轻蔑的味道，“你把一半的时间都花在别人身上，那些从来没给过你哪怕半点好处、从来没帮过你的人。你在公交车上把座位让给那些肥猪，自己回到家时却累得半死，动也不想动。你忙活着各种委员会的事，每天起码要占掉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却一分钱也拿不到。你——你永远都在被人利用！我受不了了！我以为我嫁的是个男人，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撒玛利亚人[3]，要听候整个世界的差遣！”

宣泄完不满，杰奎琳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跌坐在椅子里——她太激动，精疲力竭了。

“就在这个时候，”她哽咽着继续说，“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力量、你的健康，需要你的胳膊拥抱着我。可要是你——要是你把它们分给每一个人，那留给我的该是多么可怜啊——”

他跪倒在她身旁，挪动她疲惫的年轻头颅，直到抵上他的肩头。

“我很抱歉，杰奎琳。”他歉疚地说，“我会更小心的。我过去不知道自己都在做些什么。”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贴心的好人，”杰奎琳声音嘶哑，喃喃道，“可我想要全部的你，最好的你，都留给我。”他一遍又一遍地顺着她的头发。有好一会儿，他们就这么沉默着，相互依偎，感受着一种涅槃般的平和与理解。直到克兰西小姐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打断了他们。杰奎琳不情愿地抬起头来。

“呃，不好意思。”

“什么事？”

“有个男孩送了几个箱子来。是货到付款的。”

马瑟站起来，跟着克兰西小姐走到办公室外间。

“五十块。”

他打开钱包——早上忘记去银行了。

“稍等一下。”他心不在焉地说。他的心思还在杰奎琳身上，杰奎琳情绪不好，似乎很绝望，她还在另一个房间里等他。詹姆斯走过走廊，推开对面挂着“克莱顿和德雷克，经纪行”牌子的门，穿过一扇摇摇晃晃敞开着的半截矮门，径直走向坐在办公桌前的男人。

“早上好，弗雷德。”马瑟说。

德雷克是个三十岁的小个子秃头男人，戴一副夹鼻眼镜。他站起来，握手问好。

“早上好，吉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嗨，一个男孩往我办公室送了点要当面付款的货，可我身上一分钱都没带。你能借我五十块吗？下午就还给你。”

德雷克细细打量着马瑟。然后，缓慢，却令人吃惊地，他摇了摇头——不是上下晃动，而是左右摇动。

“对不起，吉姆。”他生硬地说，“我给自己定了条规矩，就是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以私人名义借钱给任何人。我见过太多因为借钱而破碎的友谊了。”

“啊？”

马瑟这才从他的胡思乱想里回过神来，震惊毫无掩饰地透过这个字眼儿流露出来。紧接着，尽管脑子还没反应过来，他与生俱来的世故老到就已经自动启动，帮他组织好恰当的应答。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要让德雷克因为拒绝而感到不自在。

“噢，我明白。”他点着头，十分赞同的样子，就像是他自己也常常在考虑要定这么个规矩似的，“噢，我明白你的感受。好的——我只是——我不希望让你为任何事破例。这应该是好事。”

两个男人又寒暄了一会儿。德雷克显然是为此排练过很多次了，他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向马瑟展露出一个精心设计的坦率笑容。

马瑟彬彬有礼地退出他的办公室，让德雷克觉得他是这个城市里最知情识趣的人。马瑟懂得该怎么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但当他走进自己办公室，看见妻子闷闷地望着窗外的阳光时，他握紧了拳头，张开口，这种感觉很陌生。

“好了，杰奎，”他说得很慢，“我猜你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是对的，而我，错得离谱。”

三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马瑟回顾了自己这许多年来的生活。他原本拥有非常快乐的生活。那些男人和男人之间、男人和社会之间的摩擦，那些让我们大多数人变得麻木不仁，流于粗野残酷、愤世嫉俗、争吵不休的情形，在他的生活中都很少出现，也因此显得格外突兀。他以前从未意识到，为了赢得这样的豁免权，自己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可现在他看到了，代价随时随地都在付出，为了避免敌意、争执甚至是疑问，他过去选择的恰恰是崎岖难行的那条小路。

比如说，他曾经以个人名义借出去的钱加起来足有一千三百美元，经历了这场全新的“启蒙运动”，他才意识到那些钱全都收不回来了。能明白这些，全靠了杰奎琳那更为敏锐的女性智慧。这是他欠杰奎琳的，这些原本全都应该是他们银行里的存款。

他也明白了，她说的都是事实，他到处给人帮忙，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可加起来却耗费了惊人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别人让他感到愉悦。他热情积极，借此赢得大家的赞誉。事到如今，他却怀疑，自己如此沉迷，说不定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罢了。他对自己总是算不得公平，这个怀疑也不例外。真正的答案是，马瑟骨子里实在是太浪漫了。

他认定了，就是这些虚耗害得自己夜里如此疲惫，白天缺乏效率，甚至没法给杰奎琳提供有力的支持。杰奎琳几个月来胖了，总是恹恹的，独自枯坐在玻璃阳台上，熬过一个个漫长的夏日午后，等待着他的脚步声在走廊另一头响起。

唯恐这脚步声不够坚定有力，马瑟放弃了很多，包括大学同学会会长的职务。他抛开了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工作。每当他被拉入某个委员会，人们就会习惯性地推举他担任主席，自己却悄悄躲进幕后不起眼的角落，找也找不到。如今，这些事他都不干了。他还刻意避开那些可能来寻求帮助的人，远离俱乐部里渴求的目光——它们多半来自某个团体，随时可能向他发起进攻。

他的改变是一点一滴完成的。马瑟并不是个天真的人，换在其他时候，德雷克拒绝借钱这种事并不会让他感到吃惊。如果这只是个道听途说的故事，他也压根儿不会多想。可它却强硬地闯到了他本就摇摇欲坠的信念面前，带着尖锐刺耳的声响。那一刻的震惊赋予了它某种深远而有力的意义。

现在是八月中旬，炉蒸火烤般的一周就要迎来周末。在他的办公室里，窗户大开着，一整天下来，窗帘就像烘热空气里低垂的船帆，紧紧黏着纱窗，几乎纹丝不动，房间里窒闷难耐。马瑟忧心忡忡，杰奎琳最近太劳累了，常常头疼得厉害，他的生意也陷入了停滞。这天上午，他对克兰西格外不耐烦，惹得克兰西禁不住奇怪地看着他。虽然他立刻就道了歉，过后却希望自己没这么做。他能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高效工作，为什么她就不能做到？

这会儿她正走到他的门边，他抬起头来，微微皱眉。

“是爱德华·莱西先生。”

“好的。”他冷淡地说。莱西老头，他多少也算认识他。那是个忧郁的人，八十岁了，早年间辉煌过一阵子，如今却成了这座城市里诸多失败者中的一员。除了伸手求助，他想不出莱西还能来干什么。

“下午好，马瑟先生。”

一个庄重严肃的小个子黑发男人站在门口。马瑟礼貌地起身迎接他。

“你现在忙吗，马瑟先生？”

“哦，不算太忙。”他特别强调了程度副词。

莱西先生坐下来，明显不大自在。他开口时一直把帽子抓在手里，紧紧捏着。

“马瑟先生，如果你能有五分钟时间，我想跟你说些有关——嗯，我觉得现在应该让你知道的一些事情。”

马瑟点点头。他的直觉警告他，这是一项求助。可他只是懒懒地伸手撑在下巴上。他累了，很乐意有点事情发生，任何事都行，只要能帮他暂时摆脱眼前的工作。

“你知道，”莱西先生继续说着——马瑟注意到，他揪住帽子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一八八四年那会儿，你父亲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你一定听他提起过我。”马瑟点点头。

“我还曾经被邀请担任他的抬棺人。我们曾经非常——非常亲密。这就是我今天来找你的原因。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找过其他人，像今天来找你这样，马瑟先生，找一个陌生人。可当你渐渐老去，朋友们死的死、散的散，还有人仅仅因为误会而远远离开。除非你足够幸运，走在前头，否则，甚至可能连孩子们都已死去。几乎是一眨眼之间，你就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你与世隔绝了。”他的笑容几不可辨，手也抖得更厉害了。

“四十年前，有一次你父亲来找我，向我借一千美元。我比他大几岁，虽说那时候我对他了解不深，印象却一直相当不错。在那个年代，那是一大笔钱。而且他还没担保，除了脑子里的一个计划，他一无所有。可我喜欢他看待事情的方式——希望你别介意，我觉得你和他一模一样——所以我没要担保，直接把钱借给了他。”

莱西先生停了停。

“没有担保。”他重复道，“那时候我拿得出这笔钱。我没看错人。不到年底他就把钱全还清了，还加了6%的利息。”

马瑟垂眼看着他的账本，手里的铅笔勾勒出一个又一个三角形。他知道，重头戏要来了，他努力做好了拒绝的准备，肌肉也紧绷起来。

“我现在是个老人了，马瑟先生。”那嘶哑的声音还在继续。

“我失败了——我就是个失败者——否则我们不至于走到如今这步田地。我有个女儿，没结婚，和我生活在一起。她是个速记员，对我非常好。我们住在一起，你知道，就在塞尔比大道，我们在那里有套公寓，非常不错的公寓。”

老人颤颤巍巍地叹了口气，努力说出他的请求，同时，也在害怕。似乎是有关保险的事。他有一份总额一万美元的保险，拿保单全额抵押借了款，现在，如果不能凑到四百五十美元的还款金额，他就会失去这份保单了。他和女儿所有的钱加起来只有七十五美元。他们没有朋友——他先前已经说过了——他们发现自己没办法凑出这样一笔钱来……

马瑟听不下去这个悲惨的故事了。他不能挤出这笔钱来借给他，但起码可以让老人从痛苦的哀求中解脱出来。

“我很抱歉，莱西先生。”他尽可能温和地打断他，“可我不能借钱给你。”

“不行？”老人看着他，眼睛黯淡，泛着水光，其中没有震惊，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人类的情感，除了无穷无尽的忧虑。唯一的变化是表情，下巴慢慢垂下，嘴半张开。马瑟坚决地将目光钉在他的账本上。

“我们的孩子再过几个月就要出世了，我为此存了点钱。可现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动用这笔钱对我的妻子——还有孩子——都是不公平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他发现自己在说一些陈词滥调，什么生意不好啦之类的，说得很流利，令人生厌。

莱西先生没再多说。他站起来，看得出非常失望。他的双手仍在颤抖，这让马瑟很是于心不忍。老人向他致歉，说很抱歉在这种时候来打扰他。也许事情会有转机。他原本期望，说不定马瑟先生碰巧有一大笔余钱——唉，他或许是个可以求助的人，毕竟，他是他老友的儿子啊。

离开办公室时，他好半天也没能打开外面的大门。克兰西小姐帮了他一把。他沿着走廊离开，眼里泛着水光，嘴微微张着，忧伤而落魄。

吉姆·马瑟站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抬起一只手遮住脸，猛地颤抖起来，像是突然觉得很冷一样。可门外，下午五点的空气仍旧炽热，一如热带的正午时分。

四

一个小时后，当他站在暮色笼罩下的街角等电车时，天气似乎更热了。电车开到他家需要二十五分钟，他买了一份粉红封面的报纸提提神。最近的生活似乎不像从前那么快乐，也没那么有魅力了。或许是他已经学得太世故，也或许，生活的魅力已经被忙忙碌碌的岁月一点点消磨掉了。

你看，过去就从没发生过今天下午这样的事。他无法从脑海里抹去那位老人的身影。他想象着，老人满心疲惫、步履沉重地回到家——也许是一路走回去的，只为了省点车费——推开房门，门里是个闷热的小公寓，他告诉女儿，他老朋友的儿子不能帮助他们脱困。他们也许整晚坐在一起，无助地希望能想出办法，直到互道晚安——只有父亲和女儿，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却孤立无援，他们各自躺在床上，醒着，哀伤、孤独。

马瑟等的电车来了，他在靠近车头的地方找到半个空位。旁边是个老妇人，挪动身体时一直不情愿地瞟着他。到下一站时，一群刚从百货公司出来的女孩挤满了过道，马瑟展开他的报纸。近来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乐于让座了。杰奎琳是对的，他能站，那些没病没痛的年轻姑娘们当然也能站。让座纯属犯傻，那不过是个姿态罢了。现如今，十个女人里也未必找得出一个会为此对他心怀感激的。

车厢里闷热得厉害，他擦去前额上渗出的细密汗珠。过道上更挤了，一个女人站在他的座位旁，每次车一转弯，她就跌撞在他的肩膀上。空气热烘烘的，完全不流通。马瑟深吸一口气，努力把心神专注在运动版上方的漫画上。

“请往车头走！”售票员不耐烦的沙哑声音穿过层层人墙传来，“前面很空！”

人群意思意思往前挪了点儿，可不幸的是，前面也没什么空间能让人挪过来。电车又转了个弯，那女人再一次靠到马瑟的肩膀上。这是一种示意，表示她在那里。通常，哪怕只是为了避免继续被提示，马瑟也会让出他的位子。这让他很不舒服，觉得自己实在是冷血。这车太讨厌了，可恶。这种闷热的天气，他们应该在这条线路上多调度几辆车才对。

他第十五次开始浏览连载漫画。第二幅图里有一个乞丐，莱西先生的模样固执地叠合在那乞丐身上。上帝啊！万一那老人真的被饿死——万一他跳了河……

“过去，”马瑟想着，“他帮助了我的父亲。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自己的生活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可莱西那时候有钱——我没有。”

为了赶走莱西先生的影子，马瑟努力去想杰奎琳。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如果帮助这个局外人，就等于是在牺牲杰奎琳，莱西先生曾经有过机会，很遗憾他失败了，可如今杰奎琳正需要她的机会，她以前未曾拥有过的机会。

马瑟看看表。他上车已经十分钟了，还有十五分钟的路程，车上越来越热，叫人喘不过气。那女人又碰了他一次。抬眼看看窗外，他发现他们刚拐过市中心的最后一个路口。

他突然觉得，不管怎么说，或许还是应该把位子让给那个女人，她最后一次碰到他时，给人感觉似乎特别累。如果能确认她是位老妇人——可她的裙子就贴在他的手边，从布料判断，那应该是个年轻姑娘。他不敢抬头，害怕看到一双苍老眼睛里的乞求，也害怕看到年轻眼睛里尖利的蔑视。

接下来的五分钟里，他脑中展开了一场稀里糊涂的战斗，让座，还是不让座，对他来说成了这一刻的大问题。他隐约觉得，如果让了，多少能减轻下午拒绝莱西先生所带来的愧疚。在这样的日子里，接连做两件冷血的事，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试着再看一遍漫画，却没有用。他必须把精力集中在杰奎琳身上。他现在累得要死，如果站起来，就会更加疲惫。杰奎琳一定在等他。她需要他。她——她可能很沮丧，需要他在晚餐后搂着她，静静待上一个小时。如果他累了，那就麻烦了。等他们上了床，她说不定还需要他一会儿帮忙拿个药，一会儿倒杯冰水。他讨厌做这些事时露出分毫的疲惫。她会注意到，然后，等到再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就会忍着不说了。

过道上的女孩又撞了他一次，这次更像是倒下来的。她也累了。唉，工作就是这么辛苦。好些关于吃苦耐劳、竟日劳作的箴言零零碎碎地飘过他的脑海。这世间人人都很辛苦，就像这个女人，她的身体瘫倒下来，如此无力，如此沉重地压在他肩上。但他的家庭是最重要的，他挚爱的女孩正在等他回家。他必须为她保留精力，他一再一再告诫自己，不能让出座位。

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长长的叹息，伴随着一声惊叫，他意识到，那女孩不再靠在他肩上了。惊叫声传开，激起一阵嗡嗡的絮语。声音静了一瞬，立刻又顺着车厢蔓延开去，人们七嘴八舌地叫着售票员。车铃骤然炸响，闷热的电车猛地一震，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

“这里有个女孩晕倒了！”

“她太热了！”

“一下子就倒下来了！”

“退后！让个路，就是你！”

人群分开了一条道。车头的乘客往后挤，车尾的暂时下了车。人们三五成群地临时扎起了堆儿，议论着，又是好奇，又是同情。大家都在帮忙，努力让出一条路来。不一会儿，车铃再次响起，人们又纷纷议论起来。

“已经送下车了？”

“我说，你们看见了吗？”

“该死的汽车公司就应该——”

“你看到抱她下车的那个男人了吗？他的脸色也白得像鬼一样。”

“是的，可你听见了吗？”

“听见什么？”

“那个家伙。那个脸色苍白、把她抱下车去的家伙。他就在她旁边坐着——他说那是他的妻子！”

屋子里很安静。微风吹拂着阳台上暗色的葡萄叶，漏下丝丝黄色月光洒在藤椅上。杰奎琳安稳地躺在长沙发上，头枕着他的胳膊。过了会儿，她懒懒地动了动，伸手拍拍他的脸颊。

“我想上床去。我太累了。你会抱我上去吗？”

他抱起她，可又放了下来，让她倚在靠垫间。

“我很快就来陪你，就一分钟。”他温柔地说，“你能等一分钟吗？”

他走进亮着灯的起居室。她听到他在翻电话黄页，然后拨了一个号码。

“你好，是莱西先生吗？噢——是的，这事很重要——如果他还没睡觉的话。”

静了片刻。杰奎琳能听见街对面麻雀在木兰树叶间扑棱棱飞来飞去的声音。很快，她丈夫对着电话开口了：

“是莱西先生吗？噢，我是马瑟。那个——那个，关于我们下午谈到的那件事，我觉得我应该能想办法解决。”他微微提高了声音，好像是电话对面的人听不太清楚，“詹姆斯·马瑟的儿子，我说——关于下午那件小事——”

[1]英国发明家亨利·贝塞麦爵士（Sir Henry Bessemer，1813－1898）于十九世纪中期发明了新的炼钢法，以高压空气吹入铁水以去除杂质淬炼钢材，炼出的成品即被称为贝塞麦钢。贝塞麦炼钢法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的三十多年间风行全球。

[2]杰奎是杰奎琳的昵称。

[3]撒玛利亚人（Samaritan）是一个宗教群体，据传是以色列人或希伯来人后裔，现存人数不多，散居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据传在耶稣时代，撒玛利亚人因被认为血统不纯而遭犹太人歧视。而在《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中，耶稣讲了一个故事，说一名犹太人遭遇强盗抢窃受伤，奄奄一息倒在路边，过路的祭司和利未人都对他视而不见，反倒是一名撒玛利亚人摒弃隔阂救了他，还把他送到旅店，出钱叮嘱店主照料他。因此，撒玛利亚人被视为以德报怨、乐善好施者的代名词。

"The Sensible Thing"

“明智之举”

一

“伟大的美国午餐时间”到了，年轻的乔治·奥凯利摆出饶有兴致的模样，一板一眼地收拾着他的办公桌。没必要让办公室里的人知道他正心急如焚。所谓成功，也不过就是一种气度。至于你心里挂念的东西离你的工作有七百英里远这样的事，就不宜公之于众了。

可是，刚一离开大楼，他就咬紧牙关飞奔起来。偶尔能瞥见一抹初春午间的欢快气息，这气息充溢在时代广场上，飘荡在人们头顶上方不足二十英尺处。看起来人人都带着几分生气勃勃的劲头，正深深呼吸着三月的空气。太阳晃花了人的眼，几乎谁也看不清谁，眼中都只有自己在天空的投影。

乔治·奥凯利的心思早就飞到了七百英里之外，只觉得外面的一切都糟糕透顶。他冲进地铁，地铁一气开过九十五个街区。一路上他都在盯着车厢宣传画，那画上活灵活现地说，在未来十年里，他只有五分之一的机会来保住一口好牙。车到一百三十七街时，他停止了对商业美术的研究，下了地铁又再次飞跑起来，不知疲倦、急不可耐地奔向他的家——在一处偏僻的地方，一栋高大而可怕的公寓楼里的一个房间。

写字台上躺着一封信，庄重的墨水写在神圣的白纸上。在这座城市里，如果有人愿意倾听，他就能听到乔治·奥凯利的心跳。这个年轻人正研读着那些句号、墨渍，还有纸张边缘的大拇指印。最后，他无望地将自己摔在床上。

他的生活一团糟，陷入了穷人司空见惯的某种可怕困境，有如秃鹫逐腐般尾随贫困而来。或起或落，或沉寂或坚守，穷人自有他们的应对之道。可乔治·奥凯利从未品尝过这样的艰难滋味，若有人告诉他这没什么特别的，他必定大为震惊。

就在不到两年以前，他才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在田纳西州南部的某个建筑工程公司里得到了一个职位。他所有的人生规划都离不开隧道、摩天大楼、庞大雄伟的水坝和高耸的三塔大桥——那就像舞蹈者，手拉着手站成一排，头颅高昂如骄傲的城里人，电缆便是裙裾。对于乔治·奥凯利来说，所谓浪漫的事，便是改变河流走向、重塑山峦模样，令古老的不毛荒野绽放盎然生机。他热爱钢铁。他的梦里总少不了钢铁，钢水、钢条、钢块、钢梁，还有千变万化的不规则的钢铁：全都等待着他，等着在他手中化为颜料与画布，随着他的创意火花成型，美好可爱，端方简洁……

如今他是个保险推销员，周薪四十美元，梦想早已被远远抛在了身后。这都是因为那黑皮肤的小姑娘，这可怕的、难耐的混乱因她而生，而她还在田纳西的小镇上等他迎娶。

十五分钟后，他的房东女士敲响了房门，用一种惹人恼火的和善语气问，既然他回来了，是否需要在家吃点午餐。他摇摇头。不过这次打扰也让他打起了精神。他从床上爬起来，拟了一份电报。

“见信颇惊你害怕了吗你真傻只是不安才会想分手何不立即嫁我我们这就可以办妥——”

他犹豫了一会儿，脑子里跑马一般，然后用几乎连自己都认不出的字迹匆匆补上一行：“总之我明晚六点到。”

放下笔，他立刻跑出公寓，下楼去地铁站附近的邮局。他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不到一百美元，可信上显示她很“不安”，所以他没有第二种选择。他知道所谓“不安”是什么意思——她情绪沮丧，担忧结婚后将不得不面对贫困和挣扎，这样的生活前景过多地消磨掉了她的爱。

像往常一样，乔治·奥凯利奔回保险公司，奔跑几乎已经成了他的第二天性，这似乎也正是对于他所承受的生活压力的最佳注解。他径直去了经理办公室。

“我想和你谈谈，钱伯斯先生。”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说。

“哦？”两只眼睛注视着他，冷漠无情，像冬天的玻璃窗一样。

“我需要四天假期。”

“什么，你两周前刚刚休过假！”钱伯斯先生惊讶地说。

“没错，”心烦意乱的年轻人承认，“但我现在需要再休一次假。”

“上次你去哪儿了？回家？”

“不，我去了——田纳西州的一个地方。”

“好吧，那么你这次又要去哪儿呢？”

“呃，这次我想去——田纳西州的一个地方。”

“你还真是专一，至少。”经理干巴巴地说，“不过我不记得是雇你来这儿当旅行销售员的。”

“我不是。”乔治绝望地叫道，“但我一定得去。”

“好呀。”钱伯斯先生同意道，“不过你也不用回来了。所以，不行！”

“我不回来了。”乔治高兴得红了脸。钱伯斯先生大吃一惊。他自己也一样。他觉得很快乐，欢欣鼓舞——六个月来，他第一次彻底自由了。眼里噙着感激的泪水，他热烈地一把抓住钱伯斯先生的手。

“我得感谢你。”他心潮澎湃地说，“我不想回来了。要是你说我还得回来的话，我猜我会疯掉的。你知道，我只是没有办法主动提出辞职，我想要感谢你，谢谢你——帮我提出这个。”

他洒脱地挥着手，一边大叫着“你还欠我三天薪水，不过你自己留着吧！”一边冲出了办公室。钱伯斯先生唤来他的速记员，询问奥凯利最近有没有什么古怪的地方。从业以来，他解雇过很多人，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但没有谁曾经感谢过他——从来没有。

二

琼奎尔·卡里是她的名字。当她看到他，并沿着站台急切地迎向他时，对于乔治·奥凯利来说，从未有什么曾像这张面孔般清新却苍白。她向他张开双臂，双唇微微开启迎接他的吻，却又突然停了下来，带着点窘迫地朝旁边悄悄扫了一眼。她身后站着两个男孩，都比乔治年轻。

“这是克拉多克先生和霍尔特先生。”她做出高高兴兴的样子，介绍道，“你以前见过他们的，就在这里。”

亲吻变成了介绍，再加上他疑心其中是否有什么暗含的意味，乔治有些不安。送他们到琼奎尔家的汽车是其中一名年轻人的。发现这一点后，他更困惑了。他似乎处在了某种不利的位置。琼奎尔一路上都在忙着说话，一会儿和前排聊聊，一会儿和后排说说，当他想借着暮色的掩护伸手揽住她时，她飞快地一闪，阻止了他，作为安慰，她握住了他的手。

“这条路是去你家的吗？”他低声问，“我没认出来。”

“这是条新路。杰瑞今天刚拿到这辆车，送我们回家之前他想先让我看看。”

二十分钟后，当他们在琼奎尔家门前停下时，乔治感觉到，刚见面时的快乐和站台上她眼里那分明的欣喜都被这段路程给打消了。他期盼的某些东西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直到生硬地对那两位年轻人道过晚安，他还对此耿耿于怀。可是琼奎尔在门厅黯淡的灯光下给了他一个亲密的拥抱，他的坏心情立刻烟消云散。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他诉说她有多么想念他，而不说，恰恰是最好的表达。她的感情又一次安抚了他，告诉他那颗焦灼的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们并肩坐在沙发上，忘却了一切，满心满眼里都只有彼此的存在，甜蜜地亲昵着。到晚餐时间时，琼奎尔的父母出现了。他们喜欢乔治，都很高兴能见到他。一年多前，他们在田纳西第一次相识，两人就对他的工程师职业很感兴趣。当他放弃本职跑到纽约去寻找更直接的淘金机会时，他们不免有些失望。但即便深感遗憾，他们也还是支持他，并且准备让两个年轻人缔结婚约。晚餐过程中，他们问起了他在纽约的发展。

“一切都很顺利。”他热情洋溢地告诉他们，“我升职了——薪水也涨了。”

说这话时他心里很难过，但他们都那么高兴。

“他们一定很器重你。”卡里太太说，“那是一定的，要不他们就不会同意你三周内连休两次假到这里来了。”

“我跟他们说，他们必须准假。”乔治慌忙解释，“我说，否则我就不再为他们工作了。”

“可你还是该节省点儿。”卡里太太温柔地责怪他，“别把钱都花在路上，车费不便宜。”

晚餐结束，他和琼奎尔独处一室，她又偎进了他的怀里。

“真高兴你来了。”她叹息着说，“多希望你能永远不离开啊，亲爱的。”

“你想我吗？”

“噢，想极了，想极了。”

“你有没有——别的男人有没有经常来拜访你？就像那两个小子？”

这个问题让她吃了一惊，黑丝绒般的眼睛定定看着他。

“怎么，当然有啦，一直都有。嘿——我写信告诉过你，我最亲爱的。”

这倒是，他刚到城里时就已经有成打的男孩围着她，他们怀着少年的迷恋，倾慕于她如画的姿容，有几个家伙坚信她的眼睛不只是美丽，更不乏聪慧与和善。

“难道你指望我哪里都不去，”琼奎尔向后靠在沙发靠垫上，看着他，就像是从数英里以外遥望一般，问道，“就只是抄着手，一动不动地坐着——一辈子这样？”

“什么意思？”他心慌意乱，不禁脱口而出，“难道你是说，你觉得我一辈子都赚不到足够的钱来娶你？”

“噢，别过度解读，乔治。”

“我没有过度解读，你就是这么说的。”

乔治猛然意识到，他踩线了。他并不想让任何事毁了这个晚上，便试着重新揽她入怀，可出乎意料的是，她拒绝了。她说：

“好热。我去拿台风扇来。”

调好风扇，他们再次坐下。可他这会儿非常敏感，一不小心就滑进了原本极力想避免的情形中。

“你什么时候嫁给我？”

“你准备好要我嫁给你了吗？”

一瞬间，他紧绷的弦失去了控制，跳了起来。

“关掉这该死的风扇吧，”他叫道，“它快把我逼疯了。我和你待在这里，可它就像个钟一样，咔嗒咔嗒响个没完没了。我来这里只是想高高兴兴的，忘掉纽约的一切，忘掉时间——”

他颓然倒在沙发上，和跳起来时一样突然。琼奎尔关掉风扇，把他的头扶到自己腿上，抚摸着他的头发。

“我们就这么坐会儿。”她轻柔地说，“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坐着，我会让你好好睡一觉的。你太累了，太紧张了，你的甜心会好好照顾你的。”

“可我不想就这么坐着。”他抱怨道，猛地弹起来，“我压根儿不想这么坐着。我想要你亲吻我，只有这样才能让我放松。再说了，我一点都不紧张——紧张的是你。我根本不紧张。”

为了证明他不紧张，他离开沙发，走到屋子另一头的躺椅边，重重坐下。

“我正忙着准备要和你结婚，你却给我写来了一封那么紧张的信，搞得好像你准备放弃了似的，我只好飞快赶来这里——”

“要是不乐意的话，你完全可以不来啊。”

“可我想来！”乔治坚持道。

在他看来，自己非常冷静，说话有条有理，是她在故意曲解他。每一个字都让他们离得更远，可他控制不了自己，也控制不住声音里的担忧和痛苦。

很快，琼奎尔伤心地哭了起来，他回到沙发上，搂住她。现在他是负责提供安慰的人了。他把她的头紧紧拥在肩头，轻声说起那些熟悉的旧事，直到她渐渐冷静下来，静静依偎在他怀里，偶尔轻轻发着抖。他们就这么坐了一个多小时。晚钟敲响了最后的乐章，一直传到大街上。乔治没动，没想，也没有期待，灾难将至的预感让他完全麻痹了。时钟滴答走着，十一点，十二点。然后，卡里太太就会扶着楼梯栏杆温柔地朝楼下喊——除此之外，他能看到的就只有明天和绝望。

三

第二天，热浪滚滚，摊牌的时刻到了。他们都在揣测对方的真实想法，然而，相较而言，她对于当下的情形准备得更为充分。

“再耗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她哀伤地说，“你心知肚明，你讨厌保险这份工作，永远也没法在这一行有好的发展。”

“不是这样的。”他顽固地坚持着，“我只是讨厌孤军奋战。如果你肯嫁给我，和我一起生活，一起创造机会，而不是让我始终牵挂着远在这里的你，那么，任何事我都能做得很好。”

她沉默了很久，却只是在等待，而不是思考，因为她早已看清了结局。她知道，接下来的话只会一句比一句更残酷。最后，她说：

“乔治，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根本无法想象，除了你之外，我还能像这样去爱任何其他人。如果你两个月前就做好了准备，那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可现在，我做不到，这看起来不是个明智之举。”

他狂乱地指责她对他有所隐瞒，指责她有了别的人！

“不，没有别人。”

这是实话。她的确与年轻男孩们为伴，比如杰瑞·霍尔特，可他们的好处就是无足轻重，在她的生活中没有丝毫分量。那只是为了舒缓这事所带来的压力。

乔治无法冷静地接受现实，完全不能。他握着她的双臂，想要亲吻她，吻到她愿意立刻嫁给他为止。可他失败了，于是便自怜自艾起来，嘟嘟哝哝地说个没完，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在她眼中成了个可怜虫，以至于不得不骤然闭嘴。他不想走却威胁要离开，可一旦她也表示这终究是他最好的选择，却又拒绝离去。

她一时满怀愧疚，一时又铁石心肠。

“你最好现在就走。”最后，她大喊道，声音如此之大，吓得卡里太太都跑到楼下来了。

“怎么了？”

“我这就要走了，卡里太太。”乔治哽咽着说。琼奎尔已经离开了房间。

“别太难过了，乔治。”卡里太太眨眨眼，爱莫能助地看着他。她有些抱歉，却也暗暗怀着几分喜悦——小小的悲剧总算结束了。“要是我的话，就回家去和妈妈待上个把礼拜。归根究底，这大概才是明智之举——”

“请别再说了。”他大叫道，“求求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

琼奎尔回到房间，重新涂脂抹粉，戴上帽子。她的悲伤和紧张似乎也就此被掩盖了起来。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她冷淡地说，“我们可以兜兜风，然后送你上火车。”

她走到门廊上。乔治穿上外套，戴上帽子，在前厅站了一分钟，完全筋疲力尽了——从离开纽约到现在，他几乎什么都没吃。卡里太太走过来，捧着他的头拉低，吻了吻他的脸颊。他觉得荒谬极了，无力极了，在他的印象里，最后一幕总是这样荒谬而无力的。哪怕只是提早一晚离开呢，最后起码还能给她留下个骄傲得体的印象。

出租车来了，带着这对曾经的恋人在冷清的街道上兜了一个小时。阳光照下来，他握着她的手，渐渐冷静下来。虽然已经太迟，但他也终于明白，如今再也没有什么可做、可说的了。

“我会回来的。”他对她说。

“我知道你会的。”她回答道，努力让声音显得轻快些，“我们还可以写信——偶尔写一封。”

“不。”他说，“不要写信，我受不了。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乔治。”

他们来到车站。买车票时，她一直陪着他……

“嘿，是乔治·奥凯利和琼奎尔·卡里！”

那是个男人，还有一个女孩，都是乔治在镇上工作时认识的人。看到他们，琼奎尔似乎高兴地松了口气。他们站在原地，没完没了地寒暄了足足五分钟，直到火车咆哮着冲进站台。带着满脸掩饰不住的痛苦，乔治朝琼奎尔张开双臂。她迟疑地上前一步，踌躇着，最终也只是飞快地拍了拍他的手，就好像她只是在送别一位萍水相逢的朋友。

“再见，乔治。”她说着，“旅途愉快。”

“再见，乔治。记得回来，看看我们大家。”

他说不出话来，满心痛苦，昏昏沉沉，抓起手提箱恍惚着登上了火车。

火车哐啷哐啷地开过一个个平交道口[1]，穿过开阔的郊野，提速向着西沉的太阳奔去。说不定，她也会看到这轮落日，也会稍加驻足，转过身，趁着他还没有跟着她的梦境沉入尘封岁月，最后再回想片刻。他的年少时光，阳光、绿树、鲜花和欢笑，都将永远掩埋在这晚的暮色之下。

四

第二年九月一个潮湿的午后，一名年轻人走下火车，来到田纳西的一座城镇，他的面庞黝黑发亮，是烈日灼晒出的古铜色。年轻人紧张地四下张望了一圈，确认了站台上并没有前来迎接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城里最好的酒店。在那里，已经订好了一个房间，入住人的名字是，乔治·奥凯利，来自秘鲁库斯科城[2]。

上楼走进房间，年轻人坐在窗口，注视着楼下熟悉的街道。片刻之后，他伸出一只微微颤抖的手提起电话听筒，拨出了一个号码。

“请问琼奎尔小姐在吗？”

“我就是。”

“噢——”他的声音只稍微踌躇了一下，便彬彬有礼地继续说了下去。

“我是乔治·奥凯利。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是的。我想你今天应该到了。”

她语气冷淡，无动于衷，让他有些不安。这和他预想的不一样。这声音很陌生，没有兴奋，对于即将见到他的事，也只是显得友好愉快——仅此而已。他想挂掉电话喘口气。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他成功地摆出了自然随意的腔调，“有一年多了吧。”

他很清楚具体是多久——精确到天。

“能再次和你聊天真是太好了。

“我大概一小时后到。”

他挂掉电话。在已经过去的四个漫长季节里，他的每一分闲暇时光都用来期待这一刻了，而现在，这一刻就在眼前。他想过，也许她结婚了，订婚了，谈恋爱了——却从未想过她会对他的归来无动于衷。

他相信，在他的生命中，刚刚过去的那十个月再也不可能重来了。作为一名年轻的工程师，他做出了无可置疑的卓越成绩，得到了两个不同寻常的意外机遇：一个在秘鲁，他刚刚从那里回来；另一个在纽约，得益于秘鲁的经历，他即将动身前往。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摆脱了贫穷，拥有了绝好的机会，前途无可限量。

他看着梳妆镜里的自己。他几乎晒成了黑炭头，但这是浪漫的黑，在过去一周里，他终于有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很快享受到了极大的愉悦。他的外形也变得粗犷强悍了，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他的眉毛不知在哪里蹭掉了一块，膝盖上还绑着绷带。可他还是太年轻了，没发现船上有多少女人在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

当然，他的着装相当够呛。那是利马[3]的一个希腊裁缝给他做的，只花了两天时间。还是因为太年轻了，他才会在信里向琼奎尔解释那裁缝的问题，要不是这样，那封信本该是很干脆的。信里唯一提到的另一件事，就是要求她别去车站接他。

乔治·奥凯利，来自秘鲁库斯科，在酒店里等了一个半小时，直到——精确说来，太阳刚好走到了正半空。最后一刻，虚荣心还是战胜了浪漫，他重新刮了脸，拍上些爽身粉，让脸色看起来更靠近白种人一些。收拾妥当后，才叫了一辆出租车，朝他无比熟悉的那栋房子驶去。

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自己也注意到了，但却自我安慰说这只是因为兴奋，与感情无关。他在这里，她还没结婚，这就够了。他甚至拿不准该对她说什么。但这是他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他觉得自己至少能轻轻松松地应对。归根结底，若是姑娘不在意，就没有凯旋可言，如果他没法把战利品放在她的脚下，那至少可以擎着让她看上一眼。

忽然间，那房子就这么出现在了他的身边。他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房子看起来有些陌生，不太真实。什么都没变，只是时移世易。它好像小了一些，看起来比以前破旧了，不过并没有魔法云雾盘绕在房顶或是从楼上的窗户里流淌出来。他按响门铃，一个眼生的黑人女仆走出来说，琼奎尔小姐很快就下来。他紧张地舔了舔嘴唇，走进客厅——不真实的感觉更强烈了。不管怎么说，在他眼里，这只是一个房间而已，并不是他曾在其中煎熬过痛苦时刻的魔法壁橱。他拣了把椅子坐下，诧异地发现，那真的就只是一把椅子。到这时，他才醒悟，是他的胡思乱想扭曲了这些熟悉的普通物件，为它们刷上了神秘的色彩。

就在这时，门打开了，琼奎尔走进房间。刹那间，他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他已经忘了她有多美。他知道自己脸色发白了，千言万语堵在喉头，只化作了一声无力的叹息。

她穿着浅绿色裙子，黑亮顺直的头发上系着一根金色缎带，犹如头顶皇冠一般。一进门，那熟悉的天鹅绒般的眼睛就捕捉到了他的目光。面对着她那足以叫人痛苦的美丽，一阵恐惧的战栗掠过他全身。

他开口说“你好”。两人都趋前几步，握手问好。之后，便各自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隔着屋子，远远地相互凝望。

“你回来了。”她说。他也干巴巴地回答：“我经过这里，就想着过来看看你。”

他努力掩饰声音里的颤抖，不敢看她的脸，只好望向其他地方。他是有义务打开话题的。可除非这就开始自吹自擂，否则似乎也没什么可说的。在他们过去的交往中，从来就没有过任何轻松随意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情形下，总不至于聊天气。

“真是滑稽。”突如其来的尴尬逼得他开了口，“我其实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来这里打扰你了吗？”

“没有。”回答谨慎克制，带着几许冰冷的忧伤。他觉得很沮丧。

“你订婚了吗？”他问。

“没有。”

“和什么人恋爱了吗？”

她摇摇头。

“哦。”他靠进椅子里。又一个话题说完了，这场面和他期望的大相径庭。

“琼奎尔，”他说，这次的声音很温柔，“我们之间终究曾经有过一段过去，我想回来看看你。无论将来怎么样，我都再也不会像爱你那样爱上别的女孩了。”

这是他排练过的宣言之一。在船上琢磨时，这话似乎还十分得体——一方面提到了他对她始终如一的柔情，另一方面，又对他自己目前的心理状态含糊其词。可如今，就在这里，过往包围着他，在他身边一分一寸地滋长，散布在空气中，越来越浓郁，显得这些字句是那么浮夸老套。

她没说话，一动不动地坐着，两眼直视着他，眼神复杂难明，仿佛诉尽千言万语，又似乎什么都没说。

“你不再爱我了，对吗？”他稳着声音问她。

“不爱了。”

下一刻，卡里太太走了进来，和他聊起了他的成功——本地报纸用了足足半个版面来报道他。他心中五味杂陈。现在他知道了，他还想要这个姑娘，知道了，哪怕过去的有时也会重来。这就够了。至于剩下的，他一定要坚强，要小心，自然会有结果。

“现在嘛，”卡里太太正在说，“我希望你们俩出去看望一下菊园那位女士。她特别跟我说起过，她读了报纸上有关你的文章，很想见见你。”

他们出门去探望菊园的女士。两人沿着街道漫步，他留意到她的步子迈得小，总是落在他的脚步中间。那位女士十分和善。菊花开得正盛，格外美丽。女士的所有花园里都开满了菊花，白的、粉的、黄的，置身其中，恍如回到了盛夏一般。一共有三座花园，其中两座密密地种满了花，剩下那个位于两者中间。当他们朝第二座花园走去时，那位女士带头穿门而过。

紧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乔治闪身退到一旁，让琼奎尔先过，可她却没有过去，反倒停下脚步，看着他。只是看着，沉默着，没有微笑。他们凝视对方的眼睛，一时间，连呼吸都急促了几分。然后，就继续走进花园去了。整个经过就是这样。

午后的时光逝去。他们谢过那位女士，慢慢往家里走，肩并着肩，若有所思。直到晚餐时，他们都没有说话。乔治给卡里先生说了些在南美发生的事，还极力想让他们知道，他的未来将一帆风顺。

晚餐结束后，他和琼奎尔单独待在房间里，这个房间曾经见证过他们爱情的开始与终结。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哀伤得难以言喻。就在那张沙发上，他曾经咀嚼过那样刻骨的痛苦和悲伤，那滋味，永远都不想再次品尝。他再也不会那样软弱，那样疲惫，那样悲哀和贫穷了。然而，他也知道，十五个月前的那个男孩曾拥有的某些东西，某些真诚而温暖的东西，永远消失了。明智之举——他们都采取了明智之举。因为绝望，他把最初的青春卖了，换来力量和精雕细琢的成功。但与青春一样，生活也带走了他最青涩的爱。

“你不会嫁给我了，对吗？”他静静地说。

琼奎尔轻轻摇着她黑色的头颅。

“我永远都不会结婚了。”她回答。

他点点头。

“我明天一早就去华盛顿。”他说。

“哦——”

“我不得不去。本来应该搭头班车去纽约的，可是我还想顺道去一趟华盛顿。”

“有公务？”

“不——不，”他看似不情愿地说，“我得去那里见个人，当初，我贫困潦倒的时候，他对我非常好。”

没这回事。没什么人在华盛顿等着他去见，可他却能借机仔细观察琼奎尔。他很确定，她畏缩了一下，闭上双眼，立刻又睁得大大的。

“不过，既然见到了你，在离开之前，我想把我的事都告诉你，而且，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那么我想——我想你是否可以再像从前那样，坐在我的腿上。现在没有其他人在，否则我一定不会提出这个要求——不过——或许这也没什么。”

她点点头，很快便坐进了他的怀里，和她在那个已然消逝的春天里常常做的一样。她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还有她那熟悉的身体，这感觉让他禁不住心潮起伏。他的双臂支撑着她，似乎就要自作主张地紧紧搂住，于是他往后一靠，沉吟着，开始对着空气说话。

他告诉她，一开始，他在纽约度过了绝望的两个礼拜，之后，一个泽西城[4]建筑工地的工作机会把他拉了出来，虽说这份工作的报酬不算丰厚，但相当有吸引力。一开始，秘鲁的工程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不像会是个非同寻常的机遇。他是那支工程队远征军里的第三助理工程师，整个队伍里只有十个人曾经到过库斯科，其中包括八名司尺员和两名测量员。十天后，远征军的负责人就染上黄热病死了。这是他的机会，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机会，一个绝好的机会，除非是傻瓜——

“对任何人都是机会，除了傻瓜？”她天真地打断他。

“哪怕对傻瓜来说都是，”他接着说，“非常好的机会。于是，我给纽约发电报——”

“然后，”她再次插嘴道，“他们就回电说你应该抓住机会？”

“应该！”他提高了声音，人还靠在沙发背上，“是必须。没时间浪费——”

“一分钟都没有？”

“一分钟都没有。”

“甚至没有时间去——”她停顿了。

“去什么？”

“看看。”

他猛然坐起身，低下头去，她正迎向他，双唇微微开启，宛如鲜花一般。

他们拥有这尘世间的每一分、每一秒——他的和她的，一辈子的时间。可就在吻上她的那一刹那，他明白了，哪怕穷尽无限的光阴去寻找，他也无法再找回那个四月里失落的时光了。他可以紧紧拥抱她，用力到胳膊上的肌肉虬结隆起——她也的确是难得的珍宝，他曾经为之奋斗，为之拼尽所有——可是，那些暮色里的轻语、夜风中的呢喃，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

也罢，就让它去吧，他想着。四月已逝，四月已逝。世间的爱有千万种，却没有一种能够重来。

[1]指铁路轨道和地面道路相交的路口。

[2]库斯科（Cuzco），秘鲁古城，位于安第斯山脉，是古印加帝国的首都，如今是连接马丘比丘的中转枢纽地。

[3]利马（Lima），秘鲁首都。

[4]泽西城（Jersey City），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港口城市。

Gretchen's Forty Winks

格雷琴的一梦四十日

一

干枯的落叶划过人行道，邻居家的调皮小子把舌头冻在了铁皮邮筒上。天黑前一定会下雪。秋天已经过去。自然，随之而来的就是煤炭的问题和圣诞节的事儿。可罗杰·哈尔西站在自家门口，看看死寂的郊区天空，告诉自己没有时间考虑什么天气了。他急急忙忙进了屋，关上门，把问题留在门外冰冷的黄昏里。

门厅里很暗，不过他能听到楼上妻子、保姆和小婴儿的声音，他们的对话永远一样，多半都是“不要！”“小心，麦克西！”或者“啊，他在那里！”再不时地穿插些气恼的威胁、模糊的碰撞声，外加小脚板不厌其烦探险的脚步声。

罗杰打开门厅灯，走进起居室，顺手拧亮罩着红绸罩子的灯。他把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放在桌上，坐下来，紧张的年轻面庞埋进双手里，捂住眼睛，把灯光严严实实地隔离在外，就这样保持了好几分钟。然后，他点燃一根香烟。直到捻灭烟头，才站起来，走到楼梯脚下叫他的妻子。

“格雷琴！”

“嗨，亲爱的。”她的声音里满是笑意，“来看看宝宝。”

他低低地咒骂了一声。

“我现在不能上来看宝宝。”他大声说，“你还要多久才能下来？”

楼上诡异地安静了一下，随后又是一连串的“不要！”“小心，麦克西！”这意味着又一场危险的灾难需要被及时扼杀。

“你还要多久才能下来？”罗杰重复道，带着点儿恼怒。

“哦，我很快就下来。”

“多快？”他大吼。

每天的这个时刻对他来说都有些艰难，他得迅速调整声音和语气，从在城里工作时的冲锋陷阵模式，转换到恰如其分的家居休闲模式。但今晚，他是故意要显得不耐烦的。当格雷琴非常吃惊地嚷着“怎么啦？”一步三级跑下楼来时，他差点儿没能绷住。

他们拥抱，亲吻——吻得超乎寻常的久。结婚已经三年，他们却爱得更深。年轻夫妇常常会相互恨得咬牙切齿，也只有年轻夫妇才有精力这样。可他们却很少如此，因为罗杰仍然为妻子的美貌而倾倒。

“到这里来，”他突然说，“我想跟你说点事。”

他的妻子生就一头金红色的头发，光彩照人，像个活生生的法国布娃娃。她跟着他走进起居室。

“听着，格雷琴，”他在沙发的一头坐下来，“从今晚开始，我就要——怎么了？”

“没事，我就是想找根烟。继续。”

她屏息凝气、蹑手蹑手地回到沙发边，在另一头坐下。

“格雷琴——”他又被打断了。她正冲他伸出手，掌心向上。“哦，干什么？”他恼火地问。

“火柴。”

“什么？”

他满心不耐烦，她居然会伸手来要火柴，这简直不可思议。可他还是条件反射地在口袋里摸索起来。

“谢谢。”她轻声说，“我没想打断你，继续说吧。”

“格雷琴——”

嗤！火柴划燃了。他们紧张地对视了一眼。

这次，她小鹿般的眼睛里传递着无声的歉意，他笑起来。说到底，她也没做什么，只不过点了根烟而已。是他自己的问题，处在这样的情绪中，她任何最轻微的动作都可能被放大，以至于惹恼他。

“等你有时间听我说话的时候，”他气哼哼地说，“或许会有兴趣跟我讨论讨论有关救济院的问题。”

“什么救济院？”她瞪大了眼睛，吓了一跳，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这么说只是为了引你注意罢了。事实上，从今天晚上开始，往后的六个星期可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候。这六个星期将决定我们是否得永远住在这个破烂郊区小镇的破烂小房子里。”

无聊取代了格雷琴黑眼睛里的警惕。她是个南部姑娘，任何关于出人头地、追逐成功的玩意儿都会让她头疼。

“六个月前，我离开了纽约平版印刷公司，”罗杰述说着，“转而投身自己的广告事业。”

“我知道。”格雷琴愤愤地插嘴道，“结果就是，我们失去了每月稳定的六百美元收入，只能靠着不保险的五百块过日子。”

“格雷琴，”罗杰急切地说，“只要你能完全相信我，再坚持六个礼拜，我们就能富起来了。现在我有一个机会，可能争取到全国最大的一些客户。”他迟疑了一下，“这六个星期里，我们完全不能出门交际，也不请人到家里来。我每天晚上都会带工作回家来做。我们放下百叶窗，就算有人按门铃也不开门。”

他轻松地微笑着，就好像这只是他们将要玩的一个新游戏。然而格雷琴沉默着，他渐渐敛去笑容，犹疑不定地看着她。

“哎，怎么着？”她终于爆发了，“难道你还指望我跳起来唱歌？你已经工作得够多的了。再加压的话，早晚会崩溃。我读过很多有关——”

“别担心我。”他打断她，“我不会有事。只是你也得每天晚上坐在家里，肯定会无聊死的。”

“不，我才不会。”她含含糊糊地说，“不过今天晚上不行。”

“今晚有什么事吗？”

“乔治·汤普金斯邀请我们共进晚餐。”

“你答应了？”

“我当然答应了。”她烦躁地说，“为什么不呢？你总是抱怨说这个地区糟透了，我还以为说不定你会愿意去个好一点的地方透透气。”

“要去好地方的话，我情愿等到自己搬家，去了就再也不回来。”他硬邦邦地说。

“好吧。那我们还去吗？”

“既然你答应了，我想咱们最好还是去吧。”

虽然他多少有些为难，但这场对话就此打住了。格雷琴跳起来，匆匆给了他一个吻，冲进厨房去开火烧热水，准备洗澡。他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将他的公文包藏进书柜背后。包里只是些广告图的草图和设计稿，可他似乎觉得这才会是盗贼的首要目标。随后，他满腹心事地走到楼上，顺便到婴儿房给了宝宝一个湿乎乎的潦草的吻，回房开始为赴宴收拾打扮。

他们没有汽车，所以约好了乔治·汤普金斯六点半来接他们。汤普金斯是个成功的室内装潢商人，大个子，红脸庞，留着漂亮的胡子，身上带着浓浓的茉莉花香味。他和罗杰曾经是邻居，一起住在纽约一处膳宿公寓里。不过，过去五年来，他们只是偶尔才碰个面。

“我们应该多见见面。”今晚他这么对罗杰说，“你该多出来转转，老伙计。鸡尾酒？”

“不要了，谢谢。”

“不要？好吧，你美丽的妻子会要的——你要吗，格雷琴？”

“我喜欢这房子。”她大声叹道，拿起一杯酒，羡慕地看着满屋子的船模、殖民时期的威士忌酒瓶和其他一些一九二五年前后的时髦小玩意儿。

“我喜欢这个。”汤普金斯满足地说，“这些都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我做到了。”

罗杰闷闷不乐地打量着这个呆板俗气的房间，简直怀疑他们是不小心直接闯进了厨房。

“你看上去糟透了，罗杰。”主人说，“来杯鸡尾酒，高兴些吧。”

“喝一杯吧。”格雷琴也怂恿他。

“什么？”罗杰心不在焉地转过身来，“噢，不了，谢谢。回去我还有工作。”

“工作！”汤普金斯微笑道，“听我说，罗杰，你会用工作把自己逼死的。为什么不让生活平衡一点呢？——工作归工作，娱乐归娱乐？”

“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格雷琴说。

“你知道平庸的生意人每天都是什么样子的吗？”汤普金斯带着他们走进餐厅，一边说，“早上喝杯咖啡，然后连着工作八个小时，中午还要赶一场午宴，最后，带着糟糕的肠胃和一肚子坏脾气回到家里，给他们的妻子带来一个美好夜晚。”

罗杰干笑一声。

“你电影看得太多了。”他干巴巴地说。

“什么？”汤普金斯看着他，不大高兴，“电影？我这辈子就没看过什么电影。要我说，电影都是胡说八道。我对于生活的观点全都来自自己的观察。我信奉平衡生活。”

“那是什么？”罗杰问道。

“唔，”他有些犹豫，“也许最好的办法是跟你说说我自己的日常生活。不过这会不会显得太自以为是了？”

“噢，不会！”格雷琴兴致勃勃地看着他，“我很想听一听。”

“是这样，每天早晨，我起床以后就先做些运动。我改造了一个房间，装修成小型健身房，在里面打打沙袋，做做空击练习[1]，练练力量。然后洗个冷水澡——第一个问题这就来了！你每天都洗冷水澡吗？”

“不。”罗杰坦率地说，“我一周洗三四次热水澡。”

可怕的沉默笼罩着餐桌。汤普金斯和格雷琴对看了一眼，仿佛有什么污秽的事情曝了光似的。

“怎么啦？”罗杰叫道，微微恼火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你知道我不是每天都洗澡的，我没那么多时间。”

汤普金斯长长吁了口气。

“洗过澡以后，”他接着说，不动声色地略过刚才的沉默，“我就去吃早餐，然后开车到我在纽约市的办公室，工作到下午四点。到点就下班。如果是夏天，我会赶回这里打打九洞高尔夫[2]；如果是冬天，我就在俱乐部里打一小时壁球。跟着再痛痛快快玩一会儿桥牌，玩到晚餐时间。晚餐倒是经常和生意有关，但都很愉快。有时候，我刚帮客人装修完房子，他们会想要我参加新居的首场派对，好帮忙确保灯光足够柔和，都是诸如此类的事情。要不然，我就读读诗集，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上一晚。总而言之，我每天晚上都会找些事情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

“这样一定非常棒。”格雷琴跃跃欲试地说，“真希望我们也能这么生活。”

汤普金斯一本正经地隔着桌子微微欠身。

“你们可以的。”他真挚地说，“没理由说你们不能这样啊。你看，如果能每天玩玩九洞高尔夫，对罗杰一定有好处。他并不了解自己。他能把工作干得更出色，而且再也不会这么疲惫、这么紧张了——你没事吧？”

他突然停下来。罗杰毫不掩饰地打了个呵欠。

“罗杰，”格雷琴厉声叫道，“你大可不必这么粗鲁。要是能照乔治说的去做，你的状态肯定能好得多。”她愤愤地转头对这里的主人说：“现在的情形是，接下来六个星期里他每晚都要工作。他说要把百叶窗放下来，关门闭户，像穴居的隐士那样。过去一年来，每个星期天他都是这么干的，现在更是天天如此，而且要持续六个星期。”

汤普金斯不赞同地摇着头。

“等到六个星期以后，”他断言，“他就得进疗养院了。让我来告诉你，纽约所有的私家医院里都塞满了像你这样的病例。你的弦绷得太紧了，一不小心，啪！——说不定哪根弦就断了。为了节省六十个小时，你得花上六十个礼拜来修修补补。”他停下来，换了个语调，转而微笑着对格雷琴说，“更别说你将面对什么了。在我看来，虽说是丈夫在直接应付那些疯狂的超量工作，可这期间，妻子承担的压力往往更大。”

“我倒不介意。”格雷琴立刻表明姿态，反驳道。

“不，她介意。”罗杰较真道，“她介意得要死。她就是个目光短浅的小妇人，觉得只要我不试图改变，一切就会稳稳当当地永远继续下去，她就能买新衣服。可这根本没用。女人最可悲的就是这一点，归根结底，她们最擅长的把戏也不过就是叉着手干坐着。”

“你对女人的看法落后了差不多二十年。”汤普金斯怜悯地说，“女人如今可不再是只会坐着干等了。”

“那么她们最好去找四十岁的男人结婚。”罗杰固执地坚持道，“如果一个女孩选择为了爱情和年轻男人结婚，那么，只要她的丈夫还想着进取，她就该做好合理牺牲的准备。”

“别说这个了。”格雷琴不耐烦地说，“拜托，罗杰，就这么一次，让我们高兴一下吧。”

十一点时，汤普金斯把他们送回了家。下车后，罗杰和格雷琴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看着冬天的月亮。半空里飘起湿润的细碎雪粒，罗杰深深吸了口气，满怀信心地将格雷琴拥进怀里。

“我会赚很多钱，比他还多。”他急切地说，“只要四十天，我就能做到。”

“四十天，”她叹了口气，“听起来真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其他人那时候都在享受生活。我要是能一觉睡过这四十天就好了。”

“为什么不行呢，宝贝？只要眨四十次眼睛[3]就行了，等你醒来时，一切就都好了。”

她沉默了片刻。

“罗杰，”她思忖着问道，“你觉得，乔治说礼拜天要带我去骑马，是当真的吗？”

罗杰蹙起眉头。

“我不知道。也许不是——我希望他不是。”他犹豫了一下，“说老实话，今晚他弄得我有点恼火，什么冷水澡，纯粹是胡说八道。”

他们相互揽着开始往家里走去。

“我敢打赌他才不会每天早上都洗冷水澡呢。”罗杰脑子里还想着这事，接着说，“连一周三次都没有。”他在口袋里摸索钥匙，粗暴地捅进锁眼。又轻蔑地回过身来。“我敢打赌，他一个月都不见得洗一次澡。”

二

连轴转了两个星期之后，罗杰·哈尔西已经模糊了日与夜的交替，常常一晃就是两天、三天、四天过去。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半，他在办公室工作。下班后，通勤列车上要花去半个小时，这时他多半还要就着昏黄的灯光在文件袋背面涂涂抹抹。最晚不超过七点半，他的彩色铅笔、大剪刀和白卡纸就在起居室的桌子上铺开来了，他会在桌旁忙到半夜，嘴里时不时地嘟嘟囔囔、长吁短叹。而这段时间里，格雷琴就捧着本书歪靠在沙发上。偶尔，门铃在紧闭的百叶窗外叮咚作响。十二点时通常会发生一场争执，焦点是他该不该上床睡觉了。他每次都答应收拾好东西就去休息，可等到他处理好突如其来的半打好点子，轻手轻脚地上楼回到房间时，总会发现格雷琴早已睡熟。

有时候，当罗杰在堆得冒尖的烟灰缸里捻灭最后一只烟头时，时钟已经走过了三点，那他就会摸黑脱掉衣服，累得瞬间便昏睡过去，怀着成功的信念进入又一天。

圣诞节来了又走了，他几乎没留意到这节日已经过完。事后他只记得，那天他完成了加罗德皮鞋的橱窗广告图。这是他计划在一月份主攻的八个大客户之一，如果能成功拿下四个，那他这一年就至少能有二十五万美元的营业额。

可相应地，工作以外的世界都混乱恍惚了，好像做梦一样。他知道乔治·汤普金斯已经接连两次带格雷琴出去骑马了，都是在十二月寒冷的星期日；还有一次，她坐上他的车，两人一起到乡村俱乐部的山坡上滑了一下午的雪。一天夜里，格雷琴甚至和汤普金斯一起去了镇上的戏院，这让他大为震惊，终于忍不住提出了抗议。

他的工作差不多都完成了。这几天，他的设计清样陆陆续续从印刷厂里寄了回来，足有七份，安安稳稳地堆在他的办公室里，一份一份标记得清清楚楚。他知道它们有多出色。光有钱可买不到这样的好东西。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有多么热爱这项工作。

十二月从日历上飘落了，就像凋零的落叶。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很难熬，因为他心慌得厉害，不得不暂时戒了咖啡。如果还能再多四天——三天也好——

H. G. 加罗德将在星期四下午抵达纽约。星期三晚上，罗杰七点才到家。他发现格雷琴正摊开十二月的账单在看，眼神很奇怪。

“怎么了？”

她抬起下巴，冲着账单点了点。他扫了一圈，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上帝啊！”

“我没办法应付，”她急忙开口，“这太可怕了。”

“好了，我娶你回来也不是为了让你当个好管家。我来想办法处理这些账单，你那小脑袋就别操心这个了。”

她冷下脸看着他。

“你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是个小孩子。”

“我只能这样。”他突然有些着恼地说。

“噢，幸好我还不是个小摆设，可以让你随便往哪儿一扔就忘到脑后。”

他赶紧靠着她单膝跪下，伸手握住她的胳膊。

“格雷琴，听着！”他呼吸急促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崩溃！我们俩都积了一肚子的怨气和指责，一旦吵起来就会不可收拾。我爱你，格雷琴。说你爱我，快说呀！”

“你知道我爱你。”

争吵避开了，可是晚餐桌上始终弥漫着不自然的紧张气氛。等到他把工作材料在桌上摊开时，这种气氛达到了顶点。

“噢，罗杰，”她抗议道，“我以为你今晚用不着工作的。”

“我也没想到还得工作，但出了点新情况。”

“我邀请了乔治·汤普金斯过来做客。”

“噢，上帝啊！”他高声道，“嘿，我很抱歉，宝贝，但你得打个电话给他，叫他别过来了。”

“他已经出发了。”她说，“他直接从城里过来。现在随时都可能到。”

罗杰呻吟了一声，他甚至想到让他们俩出去看电影，可不知怎么的，话到了嘴边却说不出来。他不想让她去看电影。他希望她留在这里，一抬头就能看见，能让他知道，她就在他的身边。

八点钟，乔治·汤普金斯神采奕奕地出现了。“啊哈！”他走进屋子，不太赞同地大声招呼，“还忙着呢？”

罗杰淡淡地点头承认。

“还是放弃的好——趁还没到被迫退出的时候，赶紧先放弃的好。”他坐下来，舒服得长长吁了口气，点起香烟，“有个专门研究这问题的伙计告诉我，我们可以承受很大压力，可到最后——啪！”

“不介意的话，”罗杰控制着声音，尽可能保持礼貌，“我要上楼去完成这些工作了。”

“尽管去，罗杰。”乔治大大咧咧地挥挥手，“我不在乎这个。我是这个家庭的朋友，跟先生聊天还是跟太太聊天都一样。”他开玩笑地笑道，“不过我要是你的话，老伙计，我就把工作放到一边，好好睡一觉。”

罗杰来到楼上，在床上摊开他的家什。隔着薄薄一层地板，还是能听见他们俩说话的嗡嗡声。他开始好奇，不知他们会说些什么。即便是在埋头工作时，他的心思却也总忍不住突然转到乔治的疑问上去，好几次他都站了起来，烦躁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床不是个适合工作的地方。卡纸靠在床板上，却一次次滑下来，铅笔头戳穿了纸张。今晚每件事都不对头。字母和图案在他眼前变得模糊起来，一刻不停的嗡嗡声让他越来越恼火。

十点了，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一个多小时里什么都没干成。他大吃一惊，索性收拾起图纸，塞进公文包里，走到楼下。当他走进起居室时，他们正并肩坐在沙发上。

“噢，你好！”格雷琴叫道。这真没必要，他心想。“我们正聊起你。”

“多谢你们了。”他语带讥嘲地说，“手术刀解剖到我的哪个部分了？”

“你的健康。”汤普金斯快活地说。

“我的健康很好。”罗杰断然回答。

“可是你看待这事的态度太自私了，老伙计。”汤普金斯大声嚷嚷着，“在这件事里，你只考虑了自己。你难道不觉得格雷琴也拥有权利吗？如果你是在忙着写一首漂亮的十四行诗，或者是创作圣母画像之类的，”他瞟了眼格雷琴那提香红[4]的头发，“喏，我会说，坚持下去。可你不是。那不过是些傻乎乎的广告，怎么卖诺巴德的生发油什么的，就算明天全世界的生发油都倒进了太平洋，这个世界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等等，”罗杰生气了，“这可不太公道。我不会拿我工作的重要性来开玩笑——没错，这跟你干的事一样没用。但对格雷琴和我来说，这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你是说我的工作没有用？”汤普金斯不敢相信地问道。

“是的，没用，最多也就是能让那种连该把钱花在哪里都不知道的裤子厂的可怜蠢蛋乐呵一下。”

汤普金斯和格雷琴交换了一个眼神。

“嚯——嚯——嚯！”汤普金斯讽刺地大声说，“我倒不知道，原来这些年我一直在浪费时间。”

“你就是个游手好闲的懒汉。”罗杰粗暴地说。

“我？”汤普金斯恼怒地大喊，“你管我叫懒汉，就因为我生活过得还算平衡，能找出时间去做些有意思的事？就因为我既认真工作也痛快玩乐，没把自己变成个呆滞、无聊的苦力？”

两个男人这下都动了真火，嗓门提得老高，只是汤普金斯脸上还保持着刻意的假笑。

“我有意见的是，”罗杰厉声说，“过去六个星期里，你的玩乐似乎都围着这里打转。”

“罗杰！”格雷琴尖叫道，“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你不过是在乱发脾气。”汤普金斯点起一根烟，着意表现他的冷静，“你加班太多，太紧张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已经濒临精神崩溃——”

“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罗杰狂怒大叫，“现在就滚出去——趁我还没把你扔出去！”

汤普金斯气得跳了起来。

“你——你把我扔出去？”他难以置信地大叫。

两人都作势要向对方冲过去，格雷琴及时插进他们中间，抓住汤普金斯的胳膊把他往门口推。

“他现在就是个傻瓜，乔治，可你最好还是先出去。”她一边喊一边在门厅里摸索他的帽子。

“他侮辱我！”汤普金斯咆哮着，“他威胁要把我扔出去！”

“别在意，乔治。”格雷琴恳求道，“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请先走吧！咱们明天十点再见。”

她拉开门。

“你明天十点不会再见到他了。”罗杰高喊，“他永远也不能再走进这栋房子。”

汤普金斯转头面对格雷琴。

“这是他的房子。”他提议说，“也许我们最好还是到我家碰头。”

他离开了。格雷琴在他身后关上房门，眼里盈满了愤怒的泪水。

“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她呜咽着说，“我唯一的朋友，这个世界上唯一喜欢我尊重我的人，在我自己的家里被我的丈夫侮辱。”

她扑倒在沙发上，头埋进靠垫里，放声痛哭起来。

“他自找的，”罗杰坚持说，“我忍无可忍了，他冒犯了我的自尊。我不希望你再和他出去。”

“我要和他出去！”格雷琴疯狂地大喊，“只要我乐意，我就能和他出去！你以为和你住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吗？”

“格雷琴，”他冷酷地说，“起来，戴上你的帽子，穿好外套，走出这扇门去，再也别回来！”

她半张着嘴，愣住了。

“可我不想出去。”她茫然地说。

“很好。那么，管好你自己。”他放柔声音，补了一句，“我还以为你会好好睡过这四十天。”

“噢，是啊。”她痛苦地哭泣着，“说得多么容易！可我睡腻了。”她坐起来，面对着他，挑衅地说，“而且，我明天还要和乔治·汤普金斯一起去骑马。”

“你不会和他出去的，别逼我把你带到纽约去，按着你坐在我办公室里，直到我下班。”

她看着他，眼里满是愤恨。

“我恨你。”她一字一字地说，“我真想把你做的东西都拿过来，撕成碎片，扔进火里。你明天就担心去吧，等你下班回来，我或许已经不在这里了。”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特意看了看镜子里那张发红的脸，脸上满布泪痕。接着就跑上楼，一头扎进了卧室里。

罗杰机械地拿出工作，摊在起居室的桌子上。色调明丽的设计，栩栩如生的女士——其中一个还是以格雷琴为模特画的——有的拿着姜汁汽水，有的穿着闪亮的丝袜，让人眼花缭乱，他脑子里如今是一团糨糊。彩色铅笔焦躁不堪地在图画上东涂西抹，把一块文字向右挪半英寸，尝试了十几种蓝色来寻找最冷静的一种，删掉苍白无力的语句。半个小时过去了，他完全沉入了工作中，屋里没有一丝声响，除了铅笔在光滑纸板上移动时发出的沙沙声，柔和，顺畅。

过了很久。他看看手表，已经三点多了。屋外起了风，呼啸着冲过房屋转角，听起来很吓人，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从空中掠过。他停下手头的工作，侧耳细听。这会儿他一点也不累，可头上却仿佛爬满了鼓胀的血管，就像医生办公室里那种没有外皮的解剖模型似的。他伸出双手触摸自己的头颅，前前后后摸索了个遍。感觉上，太阳穴处一个旧伤疤附近的血管似乎鼓起老高，几乎要爆开了。

突然间，他害怕起来。过去听说过的各种警告全都钻了出来。的确曾有人因为太过劳累而猝死。更何况，无论身体还是头脑，他都谈不上强健。他头一次发现自己羡慕起乔治·汤普金斯冷静的神经和健康的作息了。他站起身，满心恐惧地在房间里踱起步来。

“我得睡会儿。”他紧张地自言自语道，“否则我就要疯了。”

他搓搓眼窝，回到桌边开始收拾作品，可手指却抖个不停，几乎抓不住画板。一根光秃的树枝拍打着窗户，吓得他叫出声来。他在沙发上坐下，努力思考。

“停下！停下！停下！”时钟在说话，“停下！停下！停下！”

“我不能停，”他大声回答，“我停不起。”

听！啊，现在门口来了一头狼！他听到了，它尖利的爪子正在抓挠那上过漆的木板。他跳起来冲到门边，一把拽开大门，又猛地退后，发出恐惧的低呼。一头巨狼站在前廊上，正注视着他，眼睛血红，目光凶狠。对上他的目光时，巨狼颈项上的刚毛乍然竖起，留下一声低沉的吠叫，消失在黑暗中。罗杰这才意识到，那是街对面的警犬，不由无声地苦笑起来。

拖着疲累的手脚走进厨房，拿起闹钟带回起居室，设好七点的闹铃，他这才裹上自己的大衣倒在沙发上，瞬间便沉沉睡去，无梦无忧。

他醒过来时，灯还亮着。灯光昏暗，但房间里已经蒙上了冬日清晨的灰白色。他爬起来，紧张地看看双手，发现它们不再发抖，这才松了口气，感觉好多了。他开始回忆头一天夜里的种种细节，眉头再次拧成了个川字。他还有工作没完成，还需要二十四个小时。那么，无论格雷琴愿意还是不愿意，她都必须再睡上一天。

罗杰突然灵光一闪，就像想出了一个新的广告创意那样。几分钟后，他冲进冷冽的清晨，急急忙忙向金斯利的药房跑去。

“金斯利先生来了吗？”

药剂师的脑袋从配药室角落里冒出来。

“不知道能不能单独跟你聊几句。”

七点半，罗杰回到家，走进厨房。家务女佣刚到，正把帽子从头上取下来。

“贝贝，”——他跟她没那么熟，她的名字就是这个[5]——“我想要你现在就为哈尔西太太准备早餐。我会亲自端上去。”

贝贝很吃惊，通常来说，工作忙成这样的男人是不大会为他们的妻子做这种事的。可要是她看到了他把托盘端出厨房以后的举动，一定会更吃惊。因为他把托盘放在餐厅桌子上，往咖啡里加了半茶匙白色粉末，那绝对不是糖粉。之后，他才走上楼去，推开卧室门。

格雷琴被惊醒了，一眼看到那张没人睡过的单人床，她震惊地瞥了罗杰一眼。可看见他手里的早餐时，震惊就变成了轻蔑。她认为这是他亮出的白旗。

“我不想吃早餐。”她冷冰冰地说，他的心沉了下去，“除了咖啡。”

“不要早餐？”罗杰的声音显得很失望。

“我说了，我要喝点咖啡。”

罗杰小心翼翼地把托盘放在床边的小桌子上，迅速回到厨房。

“我们要出去一趟，明天下午才回来。”他对贝贝说，“我现在就要关门了。所以你这就戴上帽子回家去吧。”

他看着手表。还差十分钟就八点了，他希望能赶上八点十分的火车。又等了五分钟，他踮起脚尖轻轻上楼，走进格雷琴的房间。听起来她又睡着了。咖啡杯空了，杯底残留着黑色的残渣和薄薄一层棕色的咖啡渍。他看着她，紧张极了，不过她的呼吸又平稳又清晰。

他从柜子里拖出一个行李箱，飞快地把她的鞋子装进去——逛街的鞋、晚宴的鞋、橡胶底的帆布鞋——他从来不知道她有这么多双鞋子。合上箱盖时，行李箱已经塞得鼓了起来。

迟疑了一分钟，他又操起盒子里的缝纫剪刀，循着电话线找到藏在梳妆台背后的部分，灵巧地一刀下去，剪断了线路。就在这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保姆来了。他把她给忘掉了。

“哈尔西太太和我要到城里去，明天才回来。”他毫不犹豫地说，“把麦克西带到海边去，午饭就在那儿吃。待一天再回来。”

回到屋里，一阵怜悯闪过他的心头。格雷琴睡在那里，显得那么迷人而又无助。要从她年轻的生命里夺去一天，这终究是件可怕的事。他伸出手指抚摸她的头发，听着她在睡梦中含糊地呢喃，俯身亲吻她明丽的脸颊。然后，拎起装满鞋子的行李箱，锁好房门，匆匆奔下楼去。

三

下午五点之前，最后一包加罗德皮鞋的广告图样也交给信差送到比特摩尔酒店，送到了H. G. 加罗德先生手上。他将在第二天上午做出决定。五点半时，罗杰的速记员拍了拍他的肩膀。

“戈尔登先生，那位大厦管理员，他想见您。”

罗杰一头雾水地转过身。

“哦，什么事？”

戈尔登先生开门见山地表示，要是哈尔西先生还想继续租这间办公室，最好立刻把刚刚逾期的房租补上。

“戈尔登先生，”罗杰疲惫地说，“明天就都好了。可如果您现在采取行动，就可能永远也拿不到钱了。等明天过后，任何事都不是问题。”

戈尔登先生不放心地打量着他的租客。这些年轻人，一旦生意失败，难保不会扔下一堆烂摊子跑掉。很快，他那讨厌的目光落到了办公桌旁的行李箱上，上面还有姓名首字母。

“准备出门旅行？”他若有所指地问。

“什么？哦，不。就是些衣服而已。”

“衣服，嗯？这样，哈尔西先生，只是为了防备万一，相信您不会介意，在明天中午之前由我来替您保管这个箱子吧。”

“请便。”

戈尔登先生比划了个表示歉意的手势，提起箱子。

“只是走个形式。”他解释道。

“我明白。”罗杰说，转回办公桌前，“下午愉快。”

戈尔登先生似乎觉得应该让这场谈话结束得温和些。

“别太辛苦了，哈尔西先生。您不会想弄到精神崩溃——”

“不。”罗杰大叫，“我不会的。可您要是再不让我静一静，我就真的要崩溃了。”

等戈尔登先生走出办公室、带上房门之后，罗杰的速记员同情地转过身来。

“你不该让他拿走那个的，”她说，“里面是什么？衣服？”

“不。”罗杰漫不经心地回答，“只是我妻子所有的鞋子。”

当天晚上，他留在了办公室，睡在办公桌旁的沙发上。天刚亮他就惊醒了，飞快地冲到街上去买咖啡，还不到十分钟就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唯恐不小心错过了加罗德先生的电话。这时候是六点半。

等到八点，他整个人已经像是被放在火上烤着一般。当两名美工进来时，他正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几乎浑身上下都在痛。九点半，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他拎起听筒，两手都在发抖。

“您好。”

“是哈尔西公司吗？”

“是的，我是哈尔西先生。”

“这里是H. G. 加罗德先生。”

罗杰的心停止了跳动。

“年轻人，我打电话来是要说，你送来的设计非常出色。我们准备全都要了，而且，你的公司能做多少我们就要多少。”

“噢，上帝啊！”罗杰直接对着话筒叫出了声。

“什么？”H. G. 加罗德先生被吓了一大跳，“喂？等一下！”

可是已经没人在听了。听筒掉在地板上，而罗杰，他整个人直挺挺地倒在沙发上，心碎一般地啜泣起来。

四

三个小时以后，罗杰胳膊下夹着一份晨报，打开了妻子的卧室门。他的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眼睛里已经平静得像孩子一样。脚步声吵醒了她。

“几点了？”她问。

他看看手表。

“十二点。”

突然之间，她哭了。

“罗杰，”她哽咽着说，“我很抱歉，我昨晚的态度太糟了。”

他沉着地点点头。

“现在没事了，都过去了。”他回答道。然后，顿了顿，又说：“我已经拿下客户了，最大的那个。”

她飞快地转过头看着他。

“你拿下了？”她愣了足有一分钟，“那我能买新裙子了？”

“裙子？”他大笑了一声，“你能买一打。单这一个客户，一年就能让我们赚到四万块。这是西部最大的客户之一。”

她看着他，惊呆了。

“一年四万！”

“是的。”

“上帝啊，”她的声音很虚弱，“我没想过真能有这样的事。” 她又想了想，说：“我们也能有乔治·汤普金斯那样的房子了？”

“我可不想要个室内装潢铺子。”

“一年四万！”她又念叨了一遍，然后柔声道，“噢，罗杰——”

“嗯？”

“我以后不和乔治·汤普金斯出去了。”

“就算你想去，我也不会答应了。”他干脆地说。

她假装恼怒。

“嘿，我好几周前就和他订好这个星期四的安排了。”

“今天可不是星期四。”

“是的。”

“今天星期五。”

“喂，罗杰，你一定是疯了！你以为我不知道日期吗？”

“今天不是星期四。”他坚持道，“看！”他拿出晨报。

“星期五！”她叫了起来，“怎么回事，一定是搞错了！这一定是上个星期的报纸。今天是星期四。”

她闭上眼睛，想了会儿。

“昨天是星期三。”她肯定地说，“洗衣工昨天来过。我想我记得很清楚。”

“好吧，”他洋洋得意地说，“看看报纸。报纸没有任何问题。”

她满脸困惑地下了床，开始找衣服。罗杰走进浴室去刮胡子。一分钟后，他听到弹簧床又嘎吱响了几声。格雷琴回到了床上。

“怎么了？”他从浴室一角探出头来，问。

“我被吓着了。”她的声音在发抖，“我觉得我好像疯了。我一双鞋子都没看到。”

“你的鞋子？嘿，柜子里全都是。”

“我知道，可我一双都看不到。”她害怕得脸都白了，“噢，罗杰！”

罗杰来到她的床边，伸手抱住她。

“噢，罗杰。”她哭泣着，“我这是怎么了？一开始是报纸，现在是我所有的鞋子。帮帮我，罗杰。”

“我去请医生来。”他说。

他走到电话边拎起听筒，没有丝毫愧意。

“电话好像出问题了。”他等了一分钟，说，“我叫贝贝去。”

十分钟后，医生到了。

“我觉得我快要崩溃了。”格雷琴对他说，声音很紧张。

格雷戈里医生贴着床缘坐下，托起她的手腕。

“今天早上好像很流行这个。”

“我一觉醒来，”格雷琴怯怯地说，“却发现我弄丢了整整一天。我本来约了乔治·汤普金斯去骑马——”

“什么？”医生惊讶地大声说。笑了起来。

“乔治·汤普金斯将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和人去骑马了。”

“他离开了？”格雷琴奇怪地问。

“去西部了。”

“为什么？”罗杰问，“和某人的妻子私奔了吗？”

“不。”格雷戈里医生说，“他精神崩溃了。”

“什么？”他们俩异口同声地大叫起来。

“他洗冷水澡时出的事，就像折叠礼帽那样，一下子垮了。”

“可他总在说他的——他的平衡生活。”格雷琴几乎透不过气来，“他满脑子都是那个。”

“我知道，”医生说，“他一早上都在念叨。我看就是这个把他逼得有点神经失常了。要知道，他为这事儿绷得太紧了。”

“什么事？”罗杰糊涂了。

“让他的生活保持平衡。”他转头对格雷琴说，“现在，我为这位女士开出的处方就是，好好休息。只要在屋里休息几天，困了就打个盹儿[6]，很快，她就能和从前一样健康了。她先前的压力有点大。”

“医生，”罗杰提高了嗓门，声音嘶哑，“你看我是不是最好也休息一下什么的？最近我工作得非常辛苦。”

“你！”格雷戈里医生大笑着，用力拍了拍他的背，“年轻人，这辈子我就没见过你有什么时候比现在状态还好的。”

罗杰飞快转过身，不让人看见他的笑，冲着卧室墙上乔治·汤普金斯先生那有点歪了的签名照眨了眨眼——四十次，或者说，差不多四十次。

[1]空击是拳击训练的一种练习方式，没有对手和器械，训练者和想象的对手凭空对打，练习出拳和步伐，有一定的套路，也常作为比赛前热身练习的一部分。

[2]标准高尔夫球场有十八个球洞。九洞场地面积较小，打一场球耗时较短，也属于常规场地。

[3]此处原文为“forty winks”，与篇名相同。习惯用法中，这个说法表示“打个盹儿”。用在这里为双关，既对应了“四十天”，又表达了“打个盹儿就过去了”的安慰之意。

[4]提香（Titian，约1488／1490－1576），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著名画家，作品多为宗教或神话题材，如《圣母升天图》等。因其作品中常用特定的金红色表现人物头发，人们便直接将这种颜色称为提香红。

[5]原文Bebé，跟“宝贝”相似。

[6]此处原文使用了“forty winks”的日常语义，参见本章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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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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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了不起的盖茨比

扉页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夜色温柔

扉页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爵士时代的故事

扉页

我最后的风流少女们

橡皮糖

骆驼屁股

五一节

瓷浴缸与粉红色

奇幻作品

一颗像丽兹酒店那么大的钻石

本杰明·巴顿奇事

齐普赛街的塔昆

噢，红发女巫！

未分类的杰作

幸福的残片

伊奇先生

山里姑娘吉米娜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富家男孩

冬日梦

宝宝派对

赦罪

拉格斯·马丁-琼斯和威尔士王子

调校者

热血与冷血

“明智之举”

格雷琴的一梦四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