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n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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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79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4 by George F.Kennan

Introduction©2012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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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序言

- 前言，1985

- 前言

- 第一部分 查尔斯·R.沃尔格林（Charles R.Walgreen）基金会演讲集

- 1 美西战争

- 2 贺璧理先生与门户开放政策

- 3 美国与东方

- 4 第一次世界大战

- 5 第二次世界大战

- 6 现代世界的外交

- 第二部分 苏联行为的根源

- 1 苏联行为的根源

- 2 美国与俄国的未来

- 第三部分 格林内尔（Grinnell）演讲集

- 1 对沃尔格林演讲的反思

- 2 美国外交与军事

序言

约翰·J.米尔斯海默[1]

乔治·凯南将会作为“遏制政策之父”而青史留名，遏制战略是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应对苏联威胁所采用的战略。乔治·凯南是冷战早期一位关键的政策制定者。1947年4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让乔治·凯南建立了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该机构随后成为美国国务院的长期智库。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方面，马歇尔非常倚重凯南的建议。确实，凯南在制订马歇尔计划中起了核心作用。除此之外，在建立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an）和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的秘密行动指挥部中，凯南也起了核心作用。

1926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一年后，凯南以外交官身份开始了其职业生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凯南被派往多个欧洲国家，其中包括三次去德国和苏联游历。他近距离地目睹了希特勒（Hitler）的崛起和斯大林（Stalin）的统治。因此，在20世纪，凯南对这两个最强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欧洲国家所知甚多。在那些年里，对塑造美国外交政策来说，这两个国家理所当然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重要。

但是，凯南不仅仅是一名外交家和政策制定者，他还是位一流的战略思想家，具有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重大和重要问题的天赋。例如，当着手建立政策规划司时，他担负着“从美国国家利益全局的角度”考虑各种问题的重任。他希望确定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概念”（《前言》，第1页）。[2]他对弄清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如何与其他国家互动特别感兴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二战后苏联崛起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凯南对什么是应对苏联的最好战略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思考。

此外，凯南还是一位富有创造性和有条理的思想家。对涉及他的问题，他会提出清晰而大胆的答案，这种情况部分归因于他挑战传统观点以及提出在政治上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的无畏精神。他几乎总是以他的理解道出真相。但是，他也自然倾向于对国际政治，尤其是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行归纳总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以探寻“理论基础”来解释美国过去的外交政策，并希望弄清在未来美国领导人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前言》，第1页）。总之，凯南具有一流的分析能力以及综观全局的嗜好。

1950年，凯南离开政府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其间除短暂出任苏联（1952年）和南斯拉夫（1961～1963年）大使外，他的余生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度过。在这里，凯南使自己成为一流的学者和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凯南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两部同时获得普利策新闻奖（Pulitzer Prizes）和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s）。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仍然参与公共事务。例如，1980年他认为美国应当对其核武器采取“不首先使用”政策；当近100岁高龄时，他仍然反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美国大外交》是凯南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用他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此书一直受到“持久关注”的原因（《前言，1985》，第1页）。本书最前面的五篇摘选文章是他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沃尔格林基金会的演讲。第六篇摘选文章是他1947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凯南阐明了遏制苏联的理由。第七篇摘选文章是另一篇《外交事务》上的文章（1951年），这篇文章论及美国应当如何思考苏联内部的变化。最后两篇摘选文章是1984年凯南在格林内尔学院的演讲。其中，凯南回顾了沃尔格林的演讲并为听众提供了新经验。

在芝加哥首场演讲的开始，凯南就阐明了贯穿《美国大外交》一书的中心难题。凯南相信，在1990年，美国非常安全，但五十年之后，美国会非常不安全。他写道：“半个世纪前，对于他们的世界环境，美国人有一种安全感，正如我所认为的，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今天这种模式几乎逆转了……我坦率地承认，我们面临的情势对我而言似乎极度危险和棘手（3）。”凯南的目标是要弄清：“什么引起了这种显著的变化？一个如此安全的国家为何会变得如此不安全？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错’？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我们没有看清或是没有考虑到周围世界的现实？（4）”

在设法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关于美国的安全是如何直接受到亚洲和欧洲权力均衡的影响这一问题，凯南提出了很多明智的观点。尤其是凯南阐明了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外交政策如何受到欧洲权力均势变化的影响。自然，他的叙述包括在二战后遏制政策的采用。而且，关于军事力量和国际法的局限以及在其他国家试图实施社会工程的危险，《美国大外交》一书提供了聪明的见解。凯南为追求谦逊而非傲慢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这些议题都与当代美国有关。

最后，《美国大外交》用大量篇幅描述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冲突。两者间的冲突长期以来是学者和美国外交政策实践者之间关键的知识鸿沟。凯南是现实主义者，正如他同时代的其他著名现实主义者——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凯南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由主义思想驱动的，而自由主义思想通常会使美国陷入困境。事实上，凯南断言，自由主义（凯南将自由主义等同于条文主义和道德主义）要为1950年美国所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负主要责任。

虽然每一个认真的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都应当接触凯南的观点，但是他们没有必要认同凯南所有的观点。实际上我认为凯南的一些观点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我不同意他的这一断言：20世纪上半叶，美国无视强权政治而去追求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凯南认为，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其行为与其他类型的国家截然不同。美国在国际政治的严酷世界中处于劣势。我认为凯南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我认为《美国大外交》一书有大量的证据支持我的观点。然而，这些问题与这本经典著作中丰富的深刻见解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地缘政治与美国安全

凯南认为，权力是国际政治的货币，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国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权力均势。对美国而言，理想的境况就是欧洲“均衡”，或是我所说的平衡的多级体系。[3]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上应当有少数几个大国，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支配其他国家。英国地处欧洲但不在欧洲大陆，应当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换言之，当需要遏制一个国家因过分自大而试图引起不均衡时，英国应当在欧洲大陆使用军事力量。凯南认为，平衡的多极化有利于欧洲的和平并使美国安全。因为没有欧洲大国能威胁欧洲的稳定和美国的安全（99）。

对欧洲和平和美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是地区霸权，即一个特别强大的大陆国家能够支配整个欧洲。凯南写道：“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强国能够支配整个欧亚大陆，这对我们和英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推论直截了当：欧洲霸权应当“既是海上强国，也是陆上强国，削弱英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如此——开始进行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海外扩张。这一扩张是以亚欧大陆内部巨大的资源为支撑的”（6）。相反，如果欧洲存在均衡，那么任何一个欧洲强国都很难自由地在世界各地驰骋——尤其是在西半球——因为它会整天担心其邻国会在美国后院制造麻烦。

凯南认为，美国依赖于英国维持欧洲权力均势，英国在几个世纪以来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结果就是，美国“处在英国舰队和英国大陆外交背后”，以得天独厚的位置安全且容易地行事（6）。实际上，伦敦和华盛顿都对确保没有一个大陆强国能够控制欧洲这一问题十分关注。但是，由于英国在地理上接近欧洲大陆，美国能够袖手旁观，让英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遏制有抱负的欧洲霸权。简而言之，美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英国，英国实际上是美国的第一道防线。

然而，如果英国陷入麻烦，不能完成任务，美国就不得不插手，帮助遏制潜在的霸权。凯南说，这一逻辑解释了为什么威尔逊政府在一战中，甚至在1917年4月美国参战前就对英国提供援助。凯南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沿着这样的前景，无疑发生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意识到协约国（Eetente powers）失败的危险，并意识到作为世界强国的英国被淘汰出局对我们的世界地位带来的损害……其结果就是日益增长的亲协约国情绪。”尽管美国“由于一个中立问题”参战，然而，一旦它与德国交手，就很快意识到“避免英国战败的危险”和遏制德意志帝国是当务之急（92）。

同样的地缘政治逻辑也能够解释美国在参加二战前后的行动。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罗斯福政府深感担忧，如果战胜苏联，纳粹德国可能会将英国淘汰出局，最后占领全欧洲。因此，早在1941年12月参战以前，美国就支持英国。实际上，罗斯福总统竭尽全力使美国参战以确保英国的生存和纳粹德国的毁灭。[4]

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二战后欧洲形成了新的不平衡。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凯南对1950年美国的地位如此失望，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提出了遏制战略。苏联从巨大的冲突中脱颖而出，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苏联实际上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没有哪些欧洲国家能够形成均势联盟以遏制它。德国被摧垮并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被苏联军队占领。英国和法国被战争严重削弱，并且二者都有自己不得不守卫的帝国。这使英法将注意力和资源从欧洲转移出来。尽管美国最终将获得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的帮助，但只有美国有能力遏制苏联。

《美国大外交》一书包含一个关于二战末苏联如何能够占据这样一个支配地位的深刻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就是纳粹德国和苏联。二者是死对头，并都具有扩张主义的目标。虽然下定决心在欧洲建立德国霸权的希特勒无疑比斯大林更具侵略性，但是这个苏联的领导人也决意扩张到东欧。西方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与两个独裁者关系不好，因此无法与莫斯科合作来遏制德国。如果必要，也不能与德国合作来遏制苏联。因此，到了1939年，欧洲就是一个火药桶。

但是，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如果两个“极权大国”结成联盟，那么民主国家既不能打败纳粹德国，也不能打败苏联。即使美国参战，情况也依然如此。英国和法国打败德国或苏联的唯一办法就是它们与苏联或德国中的一方结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与英法协作的极权大国”最终会占领欧洲大陆的东半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极权国家将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得多。欧洲将不会有均势。实际上，西方民主国家面对的是一个经典的霍布森选择（Hobson’s choice）。毫无疑问，它们支持苏联对抗德国，“凭借着军事行动的磅礴气势”，在二战结束之际，红军到达了欧洲的心脏地带（108）。那时，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扮作最终的平衡手，驻守欧洲对抗苏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凯南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遏制的文章。

不必惊讶，凯南思考亚洲权力均势的方式与思考欧洲权力均势的方式如出一辙，尽管在凯南时代，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较小。20世纪上半叶，亚洲有两个大国：日本和俄国。俄国于1917年成为苏联。凯南不无赞赏地指出，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Poosevelt）总统意识到美国在日本和俄国之间保持权力均势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用罗斯福的话说，“每一方都能对另一方采取有节制的行动”（61）。凯南认为，俄国作为亚洲的大陆强国，是更大的威胁。而日本作为岛国，与英国很像，可以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遏制莫斯科。因此，在《美国大外交》一书中，凯南倾向于对日本持非常同情的态度（59～76）。

随着日本在二战中战败，亚洲再没有美国可以依靠以遏制莫斯科的大国，这意味着与欧洲一样，美国不得不披上遏制的斗篷。正如1951年凯南告诉芝加哥的听众，“我们现在继承了日本在朝鲜—满洲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所面对和忍受的问题与责任”（74）。

也许有人会认为，凯南的地缘政治模板与冷战后的美国安全没多大关系，但这是错误的。它对理解美国在当今和未来世界中的地位而言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指南。特别是自1989年以来，美国处于一个理想的战略环境中。因为亚洲和欧洲都没有一个强国强大到足以控制其中一个或两个地区。均衡成为那个时代的秩序，正如凯南所指出的，这一事态对美国有利。另外，华盛顿在这两个地区都驻有军事力量以帮助维持和平。

没有理由认为，欧洲的均势在可见的将来会消失。有可能成为当代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德国在未来几年将会失去权力，因为德国人口正在减少。在欧洲大陆，没有其他国家在实质上有可能比它的邻国更强大。因此，传统上在欧洲扮演离岸平衡手的美国，很可能会从该地区撤军，这样做不会有任何的不安全。

然而，由于中国的崛起，亚洲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以最近几十年的方式继续增长，那么中国会成为亚洲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无疑会谋求以美国控制西半球的方式控制亚洲。如果凯南还健在，他会希望日本在遏制中国时发挥核心作用，正如他希望东京去遏制莫斯科在亚洲的野心一样。不幸的是，即使是与中国的亚洲邻国联合，日本也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因此，美国将不得不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在召集遏制中国的均势联盟方面发挥带头作用，正如在冷战时期对苏联那样。凯南会对这一前景深感忧虑，正如他被1950年美国的战略形势所困扰一样。

考虑到凯南的声望与他的遏制观念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考虑到美国会下苦功夫遏制正在崛起的中国，更为认真地考察凯南1947年文章中关于这一战略的所说内容是有意义的。

“X”文章

凯南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关于遏制的文章或许是所有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文章中最著名的一篇。文章发表时，作者署名为“X”。因为凯南是一名有影响的政府官员，他不希望读者认为文章代表了官方政策。然而，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发表后不久，凯南就被认定为文章的作者。该文章实际上是“长电报”（Long Telegram）的精华版。千字电报是1946年2月凯南在莫斯科工作时写给华盛顿官方的一份更为综合的关于遏制的文章。“长电报”让凯南在美国政府内声名鹊起，而“X”文章则为他赢得了即时的公众声望。

在20世纪40年代末，甚至他的余生，凯南撰写和讲述了许多其他有关遏制的著作。毫不奇怪的是，当遏制战略开始在杜鲁门政府成型时，有很多关于凯南在冷战早期关于遏制政策准确想法的争论。但是，我将关注凯南在“X”文章中所说的内容，而不是努力推测他可能想说的内容。我也不会试图解析他在其他情况下所说的不同的内容。

有几个很好的理由解释我为何只关注“X”文章。首先，该文章被广泛阅读并对西方许多人如何思考苏联威胁和遏制产生了深远影响。请记住，这篇文章发表于历史上高度不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苏联这个二战期间美国重要的盟友。其次，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政策遵循了凯南该文章中的很多药方。最后，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坚持认为苏联有导致其自身灭亡的很深的弱点。其实，他对冷战何以结束作出了预言。

凯南对遏制的思考基于这样一个假定：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强国，是美国一个危险的威胁。按照他的估计，华盛顿“应继续将苏联视作竞争对手而非伙伴”（174）。他把应对苏联比作“应对诸如拿破仑和希特勒这样极富侵略性的领导人”，并得出结论：应对苏联“立刻变得更简单也更困难了”。有利的新情况是，苏联更加谨慎和灵活，“不会因为在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面前退却而内疚”（164）。不利的新情况是，苏联在其野心勃勃的追求中更为冷酷无情，因此美国遏制起来尤为困难（158）。姑且不论凯南的评论是否正确，他所说的是，苏联能与拿破仑一世的法国和纳粹德国这两个现代史上最野心勃勃的国家等量齐观。

没有证据表明，在“X”文章中，凯南认为苏联对西欧来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凯南知道苏联刚刚遭受纳粹德国的战争破坏，无法与美国及其盟友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他写道：“战争使俄国付出更大代价，破坏严重，伤亡巨大，人民疲惫不堪。由于以上原因，使得今天的俄国人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极为疲惫。人民群众感到失望，心有疑虑，不再像以前那样易受影响。如果说苏联政权对国外的追随者还有神奇魅力的话，在国内已不如往昔了（167～168）。”凯南也意识到在冷战后期，苏联的经济状况很糟。鉴于所有这些问题，凯南总结道：“虽然俄国总体上敌视西方世界，但是显然它仍然是比较弱小的一方（174）。”

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凯南认为，苏联的扩张主义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苏联领导人被教育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固有的对立”，资本主义是给社会主义找碴儿的邪恶势力（159）。实际上，这意味着，“外部世界是敌对的，最终推翻境外的政治势力是他们的责任”（155）。毫无疑问，苏联人并不仅仅决心在其他国家推翻资本主义，他们承诺在全世界传播共产主义。

但是，凯南并不认为仅靠意识形态就能解释为何苏联对大多数国家持敌对态度。他还认为，莫斯科在从事社会帝国主义。面临国内动乱的统治精英会故意引起外交政策危机，团结公众并用爱国主义激励公众，从而来维持他们的统治。特别是，凯南认为苏联领导者强调“来自外部世界的对苏联的威胁”，因为这是一个为“保留独裁政权”辩护的好方法（156）。

非常重要的是，凯南也确信地缘政治的考虑驱使苏联扩张边界。以同样的方式，他们在十月革命前的几个世纪就努力追求扩张性的俄国外交政策。这一主题在“长电报”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写道：“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的看法，从根本上源于俄国人传统和本能的不安全感。”[5]这一战略观点在“X”文章中也有所表述。[6]简言之，凯南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帝国主义，与“俄国的历史与传统”结合在一起，促使苏联领导人对外部世界采取了野心勃勃的姿态（155）。

尽管惧怕苏联，但凯南坚信，共产主义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实际上，他相信，这些种子的发育进展顺利，美国获得成功的关键就是耐心和坚定地实施遏制政策（174）。然而，与此同时，他认为，华盛顿应当“对苏联政策运作施加极大的压力……以这种方式导致苏联政权最终垮台或逐渐软化”（176）。这些评论表明，当论及对付苏联时，“X”文章的作者凯南是“鹰派”，而不是“鸽派”。

通过凯南对遏制应该是什么的观点，人们能够发现凯南作为“鹰派”人物的更多的证据。凯南主张，美国应当在全世界与苏联竞争，每当克里姆林宫领导者表现出侵略性，就对其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他主张，遏制政策应当被设计为，在俄国表现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迹象的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改变的反击力量来对抗（174）。他认为，苏联人能够“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着的地理和政治点上”制造麻烦。这意味着美国及盟友在“使用反击力量”时应当保持“灵活而警惕”（166）。

《苏联行为的根源》发表后不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撰写了一系列报纸文章挑战凯南关于遏制的观点。李普曼的主要批评是，在全世界对苏联做出回应——正如凯南所要求的——会给莫斯科以主动性，“使我们面临一系列无穷无尽的不可解决的困境”，这一切我们都没有资源或耐心去处理。[7]李普曼倾向于关注关键的战略利益而非细枝末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将这一遏制政策的替代方式称为“周边防御”和“要点防御”。[8]尽管凯南同意李普曼要点防御具有优势的观点，但这不是他在“X”文章中要论述的政策。在“X”文章中，凯南为周边防御政策进行了辩护，这一政策是美国在冷战期间遵循的政策。

至少在两个方面，凯南以后关于遏制的思考与《外交事务》的文章存在分歧。1984年，在格林内尔演讲集中，他认为美国领导人犯了错误，将苏联领导人其实并没有的目标和意图归给他们，匆忙得出结论说苏联领导人就像希特勒及其同伙一样（240）。虽然这种回顾性的评价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在说服美国精英相信苏联是一个与纳粹德国一样危险的扩张主义的势力方面，凯南的“X”文章还是起了关键作用。

在格林内尔演讲中，凯南还对冷战的军事化感到惋惜。尽管他《外交事务》中的文章并没有认为苏联正打算进攻西欧，但仍将苏联描述为一个潜在的军事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凯南要求无论莫斯科在什么地方试图扩张，就要对其实施以“不可改变的反作用”为基础的遏制政策的原因。这样的言辞会不由自主地促成美苏竞争的军事化。因此，对于遏制的军事化形式，凯南至少要付一部分责任。

20世纪40年代末期，甚至整个冷战时期，关于如何对付苏联的争论不仅仅是围绕着如何使遏制政策起作用这一问题。还有另外两个遏制战略的替代方案——“接触”和“击退”——这提醒我们遏制政策的采用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因此，为了替遏制政策辩护，凯南也驳斥这两个不同的战略。

接触战略假定苏联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建议杜鲁门政府以友好的方式与苏联互动，避免力图遏制苏联而产生的代价和风险。这一战略与政治左派产生了共鸣，在二战后吸引了很多美国人。因为他们将苏联当作是二战中的一个重要的盟友。凯南在“长电报”和“X”文章中对苏联意图严酷的描述目的在于防止将苏联视为合作者，而不是对手。简言之，这就是为什么那篇著名的文章如此强硬的原因。

第二个选择是击退，这一策略要求美国超越遏制政策，寻找机会进攻莫斯科及其盟友。这一战略与政治右派产生了共鸣。但这一战略在美国政府内部从未获得多少支持。尽管当1950年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进入共产主义朝鲜时，该战略曾被严肃认真地试用过一次。但是，这一尝试导致了灾难，因为中国随后参战，并将战争拖延至1953年7月。当时，双方恢复原状，在“三八线”两端互相对峙。毫不奇怪的是，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凯南帮助组织了CIA的秘密行动以暗中破坏苏联对西欧的控制，但是凯南反对1950年美国入侵朝鲜。然而，随后凯南说这一提议是“我所犯过的最大错误”。[9]在其他场合，凯南是遏制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直到1989年冷战结束，美国一直在贯彻遏制政策。

所有这些与遏制有关的问题并不仅对理解冷战史来说是重要的，它们也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中国继续令人瞩目地崛起，在未来几年这些情况将很有可能重现。实际上，美国的战略家和决策者已经在讨论美国是要遏制还是要接触中国。最终会有政治右派谈论击退。遏制政策的支持者无疑会讨论如何最好地实施这一战略。如果有关于周边防御和重点防御优势的争论，以及中国主要是一个军事威胁还是一个政治威胁的争论，这并不奇怪。由于中国至少在名义上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应当希望听到这一观点：由于中国依然执著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而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一言以蔽之，遏制政策是凯南生活的中心，对遏制政策的争论具有永恒的品质。

谦逊的美德

《美国大外交》也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因为该书用大量笔墨论述了美国外交政策需要更加谦逊。美国人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视他们的国家为例外的——如同山巅之城——因此完全有资格领导世界，使其变成一个更加安全和美好的地方。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里，这种沾沾自喜的傲慢达到了顶峰。或许这种傲慢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前国务卿玛德莱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1998年2月的一次评论。她评论道：“如果我们必须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站得高，比其他国家看得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所有的危险。”[10]

凯南不赞同这种以恩人自居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的方式，呼吁“更为谦逊”的国家观（252）。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简单的事实，即他不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优越。美国或许比其他国家更强大，但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其他国家更有道德。他认为，美国人遭受着“优越幻觉”（146）之苦。因此，“我们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以别人在多大程度上努力像我们一样来评判别人”，这对凯南来说毫无意义（186）。

凯南也支持谦逊，因为他意识到，美国为改善世界而做的努力具有显著的缺陷。作为遏制理论的创始人，凯南充分意识到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和很多现实主义者一样，凯南意识到战争是治国之道的合法手段。然而，战争也是一项毁灭性和残忍的事业。有时战争是弊大于利，偶尔还会导致国家灭亡。对凯南而言，即使当你认为战争的理由是正义的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获利也是有限的。“因为战争只能意味着相对程度的不幸。”他继续说道，“即使是最辉煌的军事胜利除了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悲伤和卑微之外，也不会给我们以任何勇气直面未来的权利”（199）。

此外，凯南认为，在其他国家进行社会工程是一项尤为困难的工作，美国应避免占领其他国家并进行国家建设。在他的第一个芝加哥演讲（该演讲主要论述美国在菲律宾的帝国灾难）中，他写道，“美国应当当心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避免接受对任何人的任何类型的家长式的责任。比如有人要求我们进行军事占领，如果我们能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应极力避免；或者，占领时间不要超过绝对必要时间。”（26）。

凯南反对干涉别国政治有两个理由。首先，他认为很难知道在其他国家内部正在发生什么，因此很难知道如何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事态。对凯南而言，“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是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和理解的全部”（146）。凯南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反映在《美国与俄国的未来》一文中。该文章1951年4月发表于《外交事务》。谈论到苏联前进方向问题，凯南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重要变革。但是，他强调“那些变革将如何发生是不能被预见的”（207）。关于俄国未来的政府，他写道，“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就像‘透过一片模糊不清的玻璃’进行观察。……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情况”（208）。考虑到这种极度无知，凯南认为美国不应卷入苏联内政。相反，“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吧（187）”。

其次，凯南认为，在任何社会，内部因素最终会推动变革，外部作用者——即使他们知道在做什么（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仅能以微弱的力量影响事态。他写道，政体主要由实践的烈火锻造而成，而非源自空洞的理论。它们是对民族性格和国家现实的反映（186）。他自然地认为这一逻辑适用于俄国：“我们能够肯定的一件事是：在俄国政府的精神与实践方面，没有一个主要是通过外国的启示与建议而发生的伟大而又持久的变革”（209）。鉴于我们影响力和知识的局限，凯南对任何试图按照自身形象改变世界的美国计划都不抱太大希望。

“9·11”事件之后，乔治·W.布什总统及其助理人员开始确信，美国应当在整个中东地区使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进行社会工程。当时，华盛顿并不缺少傲慢，尤其是2011年深秋美国军队似乎要在阿富汗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布什主义形成于2002年，为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奠定了基础。布什主义与凯南关于美国要重新安排世界（尤其是通过武力）的局限性的观点正相反。因此，凯南反对伊拉克战争就不足为怪了。

萨达姆倒台后不久，对伊拉克的征服就向南推进了。几年后，阿富汗垮台。布什主义被扔进了历史的废纸堆。美国在短期内没有入侵其他国家和进行社会工程的计划。2011年2月，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西点军校清楚地指出这一点，他说，“依我之见，未来任何一位建议总统再次将大规模的美国陆战部队送往亚洲、中东或非洲的国防部长都应当‘检查一下脑子是否正常’，正如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机智地说”。[11]结果是：凯南是正确的，布什及其顾问是错误的。

虽然在十到二十年里，美国有可能追求一个更为谦逊的外交政策，但是傲慢的诱惑一定会以严肃认真的方式重来。在此期间，如果大量的美国人读了凯南的书并认识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强调谦逊优于傲慢，那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将得到很好的维护。

然而，很多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不需要追求更为谦逊的外交政策。因为他们相信，美国这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可以通过更多地依靠国际制度，尤其是国际法来统治世界。他们批评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过分强调“大棒外交”，没有给全球规则和惯例以足够的重视。但是，凯南不认为国际法会给美国外交带来多少希望。实际上，凯南认为美国犯了“过度守法主义”的错误，这种倾向是美国外交政策无穷麻烦的根源（《前言，1985》，第3页）。

然而，凯南并不认为国际法毫不相干或百无一用。他认为国际法是虽然有益但作用有限的外交工具，可以行使“国家自我利益的温和的教化者”的职责（76）。换言之，国际法有助于磨掉美国外交政策的棱角，稍微使国际政策显得不那么残酷。因此，无需惊讶的是，凯南在1985年评论道，“近年来，有些时候我发现自己希望在我们关于什么是合法的概念中多一点道德，比现在更多关注我们关于什么是道德的概念中的合法性”（《前言，1985》，第4页）。

美国的致命弱点（Achilles Heel）：自由民主？

让我们回到贯穿凯南芝加哥演讲的核心问题：为什么1950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麻烦要比1900年更多？具体地说，为什么美国全神贯注于在全球遏制苏联，而五十年前美国却根本不用担心大国政治？

当然，凯南认为，这种令人惋惜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半个世纪以来欧洲权力均衡发生的根本变化。1900年欧洲是多极的，没有大陆强国有能力成为地区霸权。与之相比，1950年，苏联显然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没有能力联合起来遏制苏联。这意味着美国不得不这么做。

然而，凯南希望挖掘深层原因以弄清是什么引起了欧洲权力均势这种令人烦恼的变革。他提出的答案是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

当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时，凯南并不重视民主。他告诉他的芝加哥听众，“有时，我怀疑民主是否很像一种史前怪物，他们的身体有这间屋子这么长而头脑却只有大头针那么小”（94）。他认为，自由民主的问题是按照与基本的现实主义逻辑相悖的原则行事，这导致他们采用了愚蠢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凯南认为民主与关于国际法和正义有关的事情紧密相连。

凯南认为，美国人是“国际法与道德观念的奴隶”（76）。在他看来，美国人痴迷于一种“解决国际问题的法律—道德主义的方法。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这一方法就像一束红线贯穿于我们的外交政策中”（136）。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对法律和道德的迷恋会促使民主国家在战争中赞成无条件的投降，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之间的冲突转变为完全或绝对的战争。这意味着它们不得不决定性地击败对手并运用任何可能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按照这一逻辑，民主国家几乎不能发动有限的战争。

对凯南来说，无条件投降是国际政治的头等大罪，正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要求如此的。“没有比完全胜利更危险的幻想，过去，没有比完全胜利观念带给我们更大的伤害了；未来，没有比完全胜利的观念威胁将给我们以更大的伤害。我担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待国际事务的（美国）方式的基本错误（145）。”他主张，问题的根源是，当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外交政策建立在自由理想基础之上时，它会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认为“国家行为是一个适合道德判断的对象”（143）。一旦这种现象发生，那么实际上人们不可能这样思考：“为了理性的和有节制的目的使用武力，而不是为了感情的和难以确定合理限度的目的而使用武力”（120）。

读者们或许想知道凯南是如何将自己关于民主和完全胜利的观点与1900～1950年欧洲权力均势发生的转变联系起来的。他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一个一战期间的简单事实，对凯南而言这也是现代的中心事件：“我们在西半球安全的降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战的过程及结果”（80）。英国、法国，尤其是美国，“都是为民主世界的安全而战”，它们自然地“变得仅仅对完全战胜德国感兴趣：国耻的胜利、吞并的胜利、压倒性赔款的胜利”（89）。它们于1918年取得了胜利，但是这粉碎了欧洲的均衡并反过来导致了二战和其后的冷战。

但是，对凯南而言，问题并不是一战后德国发生了什么，而是欧洲其他大国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德国受到羞辱并因“战败而感到痛心”，但是，“德国却成了中欧唯一强大的统一的国家”。另一方面，俄国已被削弱，不能作为一个“有可能依靠的盟友”，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遭受的伤害远比它们自己意识到的严重。它们的男子气概消失了，世界地位产生了动摇”。此外，“奥匈帝国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东欧和中欧那些可怜的新兴国家”（97～98）。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最终摆脱了《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Treaty）的枷锁，德国变得强大且愤怒，难以被其衰弱的邻国遏制。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之后，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凯南认为，如果同盟国追求对德国的有限的胜利，那么就有可能维持欧洲平衡的多极化，那么二战和冷战就永远不会发生。这一结果不仅有助于欧洲的和平，也有益于美国的安全。但是，美国由于在一战中奋力争取对德国的完全胜利而破坏了自己的安全。“当时，我们在决心上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强大，我们应当为完全胜利而血战到底”（95）。

对凯南而言，美国不得不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法律—道德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经根植于美国的基因里。他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同的民族之间没有很深的敌意，几乎每个人都渴望“一个不受国际暴力困扰的有序的世界”。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不能接受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而加入我们，就像我们在运动竞赛中接受规则一样”（138）。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解决危机通常包括找到正确的“制度框架”来应对（138）。那些不以这种方式看世界反而追求侵略政策的离经叛道者很显然是道德败坏的人，他们应当被杀死——不只是被惩罚——以便公正与和平的国际秩序得以建立。

然而，该问题还有另一个维度，即公众舆论。当涉及理解外交政策时，凯南对美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视。他认为他的大多数同胞单纯且容易操纵，尤其是当精英们利用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来影响他们的时候。他警告说，公众“很容易被引入情绪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歧途。这使其成为国家行动蹩脚的和不够格的向导”（133）。正如人们所想，他认为每当美国开战时，美国人就会不可避免地要求无条件投降，这会破坏权力平衡、破坏他们自己的安全，正如一战中所发生的一样。

凯南说，使事情更糟糕的是，公众也很善变。他写道：“这无疑是民主的一种奇怪特性，这种在一夜之间改变思想态度的神奇能力，取决于它认为自己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之中”（93）。领导者则是坚持努力回应公众的幻想。他认为，“我们的很多麻烦似乎都来自行政部门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的短期趋势负有义务的程度，来自我们所谓的对外交政策问题公众反应的古怪和主观的特性”（133）。

结果就是，凯南认为像他这样的职业外交家应当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我坚信，在外交政策行为中，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专业主义的原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组建一支专业人员的队伍，这些人员胜过这一领域现在和过去的人；通过待之以尊重……我们可以大大地帮助自己”（134）。这些高水平的外交官，像好的现实主义者那样行动，仅会追求有限的胜利，这有助于维持欧洲和亚洲的权力均势，确保美国的安全。

尽管这是凯南的希望，但是凯南意识到美国民主已经扎下根来，美国不会改变其行为方式。“在我们的公众心里有太多强烈的偏见和成见”。“因此，或许我们注定要继续几乎完全依赖我们所谓的‘业余外交’”（134）。无论如何，他最后在《美国大外交》中说，他宁愿生活在弊病诸多的民主国家，而不是另一种政治制度下。“我们将要继续实施外交政策的制度，我希望并祈祷是民主制度”（105）。在凯南的叙述中，在未来很多年里，或许是永远，美国注定要对外部世界继续实行被误导的政策。

现实主义对自由民主的胜利

凯南关于1900～1950年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叙述是有缺陷的。不仅他的论证中有逻辑错误，而且他在《美国大外交》中提出的论据与他关于美国应在世界各地如何行动的主要主张相矛盾。虽然毫无疑问，领导者通常会运用自由主义的言辞来描述一些特殊的政策，但是这本质上是对现实主义行为的一种掩护。与凯南认为的正好相反，美国政策的制定者非常关心欧洲和亚洲权力的均势，几乎不受强烈的道德主义或守法主义驱动。

这并不是否认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与国际政治的自由主义方法是协调的。例如，二战期间美国对纳粹德国作战，以及在这场破坏性的冲突后帮助西欧重建。但是，在这些情况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况下，华盛顿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与权力均势有关的预测而驱动的。碰巧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逻辑都指向了相同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容易会遵循权力政治的命令，不过会给自己的行为披上自由主义言辞的外衣。但是，当两种逻辑相冲突时，美国领导者不可避免地会将现实主义置于自由主义之上。例如，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希望与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刽子手——紧密合作以打败纳粹德国。

凯南关于民主对美国外交的不利影响的论点有两个逻辑错误。首先，民主是美国生活中的一个常数；在1900年和1950年，美国显然是民主国家。正如凯南断言，如果民主总是产生被误导的外交政策，那么美国在1950年遇到的麻烦应当与1900年一样多。但是，这并不是他叙述的，相反，他强调在那五十年里，美国的世界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这不能言之成理，虽然一个因素恒久存在——在这个案例中是民主——不能解释任何形式的行为的变化，包括外交政策的制定。

有人或许会争辩说，凯南关于民主的局限的论点只有在美国进行大国战争时才会适用。因此直到1917年4月参加一战，美国的麻烦才开始。他没有明确作出这一论断。但是即使做出了，这场冲突也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就变成了全面战争。有人或许会用这一主张来反驳这一观点，即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民主国家从一开始就在冲突之中，它们应当为把战争转变为殊死搏斗负责。但是，这种反驳也是失败的。因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德国与俄国）的战争目的没有本质区别。由于下面讨论的原因，所有的大国都决心要赢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简言之，民主不能解释为什么一战变成了一场全面的战争。

其次，凯南认为，华盛顿不可能有明智的外交，因为公共舆论束缚了决策者的手脚。但是请记住，在凯南的叙述中，公众是很容易被操纵的，所以美国领导者说服他们的同胞接受某些特殊的政策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公众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这一点从凯南对公众变化无常的讨论中能够清楚地看到。他写道，“我们公众舆论很容易被引入情绪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歧途”，这意味着公众会受到鼓动从而轻松地接受自由主义的政策（133）。但是必须有人操纵公众，这个人应当是美国精英，虽然他从未这样说。简言之，如果公众是反复无常的并且容易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影响，那么公众舆论就不是做出英明决策的一个严重障碍。

凯南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理想为指导的。凯南自己的论据也与这一主张不符。细想一下他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讨论以及在那个时期美国是如何与亚洲的权力均势联系起来的，就会知道。

“当欧洲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并侵占中国的一部分为自己所独有”（29），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899年和1900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照会。美国清楚而响亮地说，他决心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阻止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势力范围。

当然，海约翰是将该政策作为美国支持国际正义的一个案例而兜售的，因为“欧洲强国在中国做了错事而就要侥幸逃脱惩罚时，它们由于美国政府的及时干预而受到阻碍并感到挫败。美国取得了彻底的外交胜利”（45）。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发生，正如凯南清楚指明的一样，因为欧洲各国和美国都没有在亚洲遵循门户开放政策（46～53）。

但是，这些原始事实对大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些听起来高尚的政策不起什么作用。正如凯南指出，“所有这些情况都没有以任何方式动摇美国公众已经确立起的观念……即这是对美国原则在国际社会取得胜利的一个极大支持——对美国观念的美国式的支持”（52）。

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努力确保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能够控制亚太地区。凯南没有忽视这一点，他指出，“早在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就认为在日本和俄国之间维持权力均势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60）。考虑到当时俄国是控制那一地区的更大的威胁，“我国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就同意日本人在朝鲜建立优势”（62）。然而，每当日本威胁要破坏亚洲均势时，美国就采取行动遏制日本。例如，一战后，美国插手，“剥夺日本根据它在大陆地位的改善以及它参与对德作战而设想的成果”（69）。当然，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罗斯福政府就采取行动阻止日本帝国控制亚洲。

美国自然而然地给自己在亚洲的现实主义行为披上自由主义言辞的外衣。这促使凯南写道：“通过引诱其他政府签署含有高尚的道德和法律原则的声明来达到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倾向，在我们的外交实践中似乎具有伟大和持久的生命力（65）。”他继续说，“一次又一次地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国家间共同体的印象，这种前景其实根本不存在”（65）。实际上，凯南怀疑，这种实践与言辞之间的明显脱节必然会在“外交观念中必然引起的困惑、怀疑和担心”（66）。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他国家的领导者意识到美国领导者善于给他们精明的行为披上理想主义言辞的外衣。简言之，贯穿1900～1950年美国对亚洲政策的“红线”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国际政治的法律—道德主义方法。

人们可以指出另外一些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的证据也不支持凯南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受到民主意见影响的主张。例如，凯南指责罗斯福政府在二战中的行为，大意是说政府“最大的错误”就是“理解上更深的错误以及对我们整个社会从事的军事冒险的态度”。他接着说，“我们的失败源自我们对我们时代历史进程的普遍无知，特别是源自于我们缺乏对特定情势下权力现实的关注”（126）。

尽管罗斯福不是一个完美的统帅，但是他在二战中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重大错误。很难想象有人会做得更好，实际上，凯南并没有攻击罗斯福。例如，他意识到，“苏联在西欧建立军事力量”并不是罗斯福在雅尔塔（Yalta）以及其他任何与斯大林的会议上行为的结果。“是战争结束阶段军事行动的结果。除了率先到达那里之外（在当时他们不可能这么做），西方民主国家不能做什么来阻止俄国人进入这些地区”（121）。

凯南似乎认为，在1944年仲夏之后，很显然当时希特勒已经被彻底压倒了，罗斯福本该对斯大林更为强硬一点。他建议，总统应当停止对苏联的租借。但是，他随后承认，“没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在租借或战时会议方面做的有所不同，那么欧洲军事事件的结果会变得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大不同”（125）。凯南的评价是正确的。

公众舆论对罗斯福如何参与二战有什么影响？凯南不能证明，在像希特勒这样的怪物面前追求无条件的投降要归因于美国的民主。他说他宁愿少谈论这个话题。但是，他承认：“实际上，没有充满希望的其他选择，只有追求这种悲惨的斗争直到其痛苦地终结”（125）。

二战期间，公众舆论确实在一个例子中起过作用，但是凯南对此关注很少。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年，美国社会存在大量的孤立主义情绪，束缚了罗斯福对付纳粹德国的手脚。总统极度渴望地想让美国参与战争，但是就是无法在美国没有受到大规模攻击的条件下获得足够的人民支持介入战争。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公众情况并没有像凯南的逻辑所暗示的那样受法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影响。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在1941年12月之前美国公众不愿意参与对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的战争正反映了他们对待外部世界的冷漠和自私的观点。

总之，凯南没有提供多少证据表明，民主阻碍了美国在二战中以及1900～1950年中的任何一个时点中的表现。这并不是否认，在那些岁月里美国偶尔也犯错误。因此无须惊讶的是，凯南1984年在他的第二次格林内尔演讲中评论道，“我们的记录绝非都是失败的。总之，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羞愧的”（236）。

与1900年相比，1950年美国在一个更为困难的战略环境中运转，这是因为美国对欧洲权力均势的变化没有任何控制力。[12]1870～1945年德国的崛起是1900年以后欧洲大陆权力均势消失的首要原因，它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德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人口和财富的增长。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崛起——这主要是斯大林经济政策的结果——以及1941～1945年苏联红军在打败纳粹战争机器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事实，解释了二战及冷战后没有权力均衡的原因。

当凯南认为在欧洲或亚洲存在潜在霸权对美国不利时，凯南是正确的。但是，公众舆论——他的眼中钉——和精明的美国外交都没有能力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影响欧洲的权力结构。因此，即使是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由凯南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在1950年也会以大致同样的战略环境而告终。外交会起作用，但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远比凯南想象的要小。

有人或许会认为，我没有理解凯南的要点：正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全面战争才导致欧洲权力均势发生深刻的变化。是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要对将一战——对凯南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冲突——推向极限负责。

然而，毫无疑问，两次世界大战都深刻地改变了欧洲权力均势。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全面战争的事实与民主没有多大关系，而与民族主义有很大关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民族主义是这个星球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但是，凯南很少在《美国大外交》中提及民族主义。

在18世纪晚期民族主义在欧洲登场之前，大国战争在范围和手段上都是有限的。这些冲突，包括当时的王朝国家，是凯南喜欢的战争类型。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到来，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在民族国家，人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多数公民愿意参军甚至是在极端紧急时刻做出最大的牺牲。这种愿意为国效劳的意愿意味着各国军队往往规模较大，并拥有充足的耐力。这意味着他们将会非常适合发动全面战争。而且，当大规模军队相互冲突时，正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说，结果就是“原始的暴力、仇恨和敌意”。[13]这种敌意几乎可以确保每一方都对另一方勃然大怒，以至于它将要求绝对的胜利，拒绝协商解决。

这一事态由于这一事实而变得更糟，即政府通常不得不动员其公众为赢得大国战争的胜利而做出巨大牺牲。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公民必须被说服去参军并有可能为国家而牺牲。领导者激励民众进行现代战争的一个方法就是将他们的对手描绘成邪恶的象征而且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应当指出，这种行为并不仅限于凯南所设想的民主国家。然而，这样做使通过谈判来结束一场没有获得全面胜利的战争变得几乎不可能。毕竟，一个人怎么可能与一个被认为是魔鬼化身的对手谈判呢？竭尽全力果断地击败对手并使对手无条件投降，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双方都会得出这一结论，这将排除任何协商妥协的希望。

凯南认为，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全面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5年）具有全面战争的特点。美国对这些重大冲突的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曾与拿破仑军队交战的克劳塞维茨写道：“如果不是我们亲眼看到战争取得的这种绝对完美的状态，人们或许会怀疑战争的绝对性质这一概念中是否有任何真理可言。”他的经典著作《战争论》实际上是试图“掌握现代绝对战争的所有破坏力的思想”。[14]实际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继续”的主要目的是使文职领导人相信：当战争具有良好的政治意义时，他们应当尽最大努力限制战争。与此同时认识到在民族主义时代，战争的自然倾向就是将战争本身升级到绝对或完全的形式。[15]

同样的因素在一战中再次起了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参与这场冲突的所有大国——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都决心战斗到自己崩溃，或是希望对方首先崩溃。总之，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激起了现代国家追求决定性胜利和无条件投降的愿望。抱负使在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限制战争变得困难。

结论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在沃尔格林演讲和冷战早期的《外交事务》的两篇文章中，几乎没有谈到任何关于核武器的问题。考虑到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1945年以来对美国外交的深远影响，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什么能够解释这种显著的遗漏？

凯南讨厌核武器，认为核武器没有可取的价值。虽然他没有明确这样说，但是似乎他对美国1950年战略环境的悲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一事实，即美国拥有核武器库，苏联正打算有一个。因此，人们希望在凯南当时的公开评论中会论述核问题。但是，他没有。“因为在当时，我仍然继续希望（天真地，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我们在进入恐怖屋前能够中止。当我们决定将国防建立在这类武器的基础上，并且顾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的时候，我看到恐怖屋就在我们前方隐约可见。”他继续说，“我本来希望看到‘原子弹’被抛弃，这种装置太可怕，太不加选择，以至于不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武器”（《前言，1985》，第2页）。平心而论，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

凯南忽视民族主义和核武器——两个对当代国际政治最强有力的影响力——的事实表明，凯南在何种程度上对现代世界都不再抱有幻想。他更喜欢回到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大国相互之间进行有限的战争。在那里，外交家有更大的空间去操纵，与民族国家的世界相比，外交家对事件的过程有更大的影响力。凯南渴望的是外交这个词在“最古老意义上的那种外交”（141）。

然而，旧秩序一去不复返。不管怎样，民族主义和核武器是现在所要说的。没有理由认为，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消失。

虽然凯南没有抓住这种强大力量的重要性，但是他提供了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以及国际政治更为普遍的本质的非凡洞见。关于美国可以做些什么来影响世界各地的事件的限度，他也有一些明智的见解。对于任何认真思考美国外交政策现状以及在未来数十年美国外交政策应该怎样的人来说，《美国大外交》仍然是一本具有持久相关性的著作。有人怀疑，该书在近年并没有被广泛阅读——当然也没有被我们近期的外交政策灾难的任何一个创造者所阅读。但是，人们希望这个新版本会纠正现状，使凯南持久的洞见再次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论提供思考。

[1] 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美国知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芝加哥大学温得尔·哈里森杰出贡献（R. Wendell Harri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政治学教授。

[2] George F. Kennan，American Diplomacy：Sixtieth-Anniversary Expanded Edition（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本文所引页码为这一版本。

[3]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2001），45.

[4] Marc Trachtenberg，The Craf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A Guide to Metho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chap.4.

[5] Kenneth M.Jensen，ed.，Origins of the Cold War：The Novikov，Kennan，and Roberts ‘Long Telegrams’ of 1946，rev.ed.（Washington，D.C.：U.S.Institute of Peace，1993），20.

[6] 1917～1989年的苏联外交政策实际上主要受其对相对实力的算计的推动，而非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方面最突出地表现在斯大林决定于1939年8月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上——不光彩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协定》。参阅 Mearsheimer，Tragedy，47-48，190-202。

[7] Walter Lippmann，The Cold War：A Study in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1947），23.

[8] 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57-58.

[9] Tim Weiner and Barbara Crossette，“George F.Kennan Dies at 101；Leading Strategist of Cold War，” New York Times，March 18，2005.

[10]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K.Albright，Interview on NBC-TV The Today Show with Matt Lauer，Columbus，Ohio，February 19，1998，U.S.Department of State，Office of the Spokesman，http：//secretary. state.gov/www/statements/1998/980219a.html.

[11]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M.Gates，Speech delivered a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est Point，NY，Friday，February 25，2011，U.S.Department of Defense，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Public Affairs），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539.

[12]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Random House，1987），Chaps.5-7.

[13] 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and ed.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89.

[14] Clausewitz，On War，580，584.

[15] Clausewitz，On War，88.

前言，1985

1950年冬天，当邀请我去芝加哥大学发表一系列演讲的邀请函寄到我面前时，我还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学术演讲。我曾经以小组为单位作过一系列非正式的演讲。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最后证明确实是一个机会），可以就美国外交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这些见解来自二十年的实际外交经验。事实证明这个机会是一个远比我的想象更大的挑战。这不仅从直接意义（学生的注意）上来说是真的，从随后几十年演讲继续受到持久关注这个角度来看，这更是真的。这种持久的关注就是该书以增订版的形式再版的原因。

我强调“以增订版的形式”这个措辞。因为最后两个演讲是最近在格林内尔学院发表的，它们作为第三部分最后加入此书中的。这两部分收入此书是有其目的。这两部分论述（至少是部分地）的问题很早以来就是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并不是（确实也不能）1950年要讨论的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由核竞赛引发的问题，以及朝鲜半岛冲突期间及其后与冷战的出现有关的问题。

芝加哥演讲中没有讨论核武器问题。因为当时，我仍然继续希望（天真地希望，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我们在进入恐怖屋前能够中止。当我们决定将国防建立在这类武器的基础上，并且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的时候，我感到恐怖屋就在我们前方隐约可见。我本来希望看到“原子弹”（正如人们对它当时的叫法）被抛弃，这种装置太可怕，太不加选择，以至于不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武器，因而被弃之不理。就我们的核武器政策而言，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不想鼓励对这一问题的推测。我认为最好是在无核环境中帮助人们找到问题的答案。这问题本身已经足够困难了。就冷战的政治方面而言，朝鲜战争（Korean War）当然属于此类，但是它是新事物。朝鲜战争的结局仍然难以预料，我们与之有关的政策也是难以预料的。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后斯大林时代还是不可预见。

因为我在芝加哥所谈论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外交，这时的美国外交处于核武器出现前和1945年前的环境中。只有最后一个演讲涉及二战。这个演讲仅仅是详述了二战的起因，解释了二战的历史意义，没有涉及二战的结果。

构成本书第二部分的两个文件（两篇文章都是为《外交事务》而写），它们被添加到芝加哥演讲集最初发表的版本中。其中一篇写的较早，当时战后问题的框架还不很明显；另一篇，与芝加哥演讲集几乎同时间写成，与芝加哥演讲一样受到了同样的限制。

格林内尔演讲旨在论及一小部分差距，并仅仅讨论自1950年以来困扰美国决策者的特定（在很多方面来看也是新的）问题的有限方面。然而，这些方面中的某些问题——尤其是那些与我们在远东面临的问题有关的问题——与芝加哥演讲集中论述的问题有特殊的关系。因此，把它们列入这本书应该是合适的。

过度守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问题，曾在最初的演讲中论述过。在今天看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历史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当符合我们的目的时，我们仍然倾向于求助于这两个极端的方法。但是，冷战的困惑产生了奇怪的结果。近年来，有些时候我发现自己希望在我们关于什么是合法的概念中多一点道德，比现在更多关注我们关于什么是道德的概念中的合法性。或许，20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外交以及我们对自1950年以来困扰我们的完全不同的问题的反应，都显示出比我们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特定反应都更为深刻的现实。换句话说，缺乏将军事力量与政治政策联系起来的任何可接受的、持久的政策、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讨人喜欢的形象（而不是获得真实的、迫切需要的形象）而改变我们自己的政策的持续的倾向，导致了我们与别国的关系。或许本书将有助于将这些缺陷带到我们国民意识之中。

乔治·凯南

前言

在美国驻外事务处供职多年之后，我开始负责二战后的困难年月中构想美国的外交政策。我负责建立了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这个机构并在其建立之初的几年里领导它——这是国务院第一个常规办公机构。其职能是在我们的时代里，从美国国家利益全局（而不是从一个单一的部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这个组织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意识到：在政府内外，对于构成美国对外关系行为的基本概念，我们缺乏任何普遍的共识。

正是意识到缺乏被充分论述和广泛接受的支持我们对外关系行为的理论基础，引起了我的好奇：近年来我们的政治家都受什么观念来指导。毕竟，我们被迫应对的那些新奇的和严重的问题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两次世界大战结局的产物。国际事件的节奏是这样的：考察美国外交以及美国外交与两大暴力周期的关系，世纪之交似乎是一个合适的起点。从美西战争结束和发出第一封“门户开放”照会到一战爆发，十五年过去了。按照国际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来衡量，这是一段体面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只要怀有决心并持续不断地施加影响，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就能够明显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也出现了完全一样的情况。到1900年，我们普遍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力量具有世界意义，我们能够受到遥远的事件的影响；从那时起，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利益就不断地以重要的方式被牵涉到这些事件中去了。

在面对这些新问题时，我们的政治家们是被什么观念所激励呢？关于我们国家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基本概念，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假定？他们认为他们要努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回顾起来，这些概念是合适和有效的吗？它们反映出对美国民主与世界环境的关系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吗？——这些或许已经被我们遗忘了，但是应当重新使用再次将它们作为我们行为的基础？还是它们自始至终就是不充分的和肤浅的？

正是这些问题将我的好奇心吸引到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外交活动的档案上来。随着不断出现的个人回忆录、文章，以及研究和分析这种材料的美国学者的卓越努力，这一档案变得日益丰富。作为外交史领域的新手，我不奢望能够有助于这项研究工作，我甚至也不奢望对所有与这一论题有关的二手材料做一个全面的考察。因此，本书中的演讲仅代表尝试运用一个门外汉阅读的主要出版材料——受上面所说的好奇心的鼓舞——去解决手头的问题并揭示答案。

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两个多少有些矛盾的想法使我对这一问题有了特殊的兴趣。第一个是认识到，自美西战争到二战结束，美国外交政策的规划占去了大量杰出的美国人士的精力和贡献——这些人才智超群，受过高等教育，对他们诚实的品质和生命的历练表示深深的敬意。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基本上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人选。如果他们的对外关系哲学的方法是不恰当的，那么美国对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理解的缺陷，以及美国对塑造这一关系的兴趣都深深地根植于国民意识。任何的改变确实都很困难。

与此相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安全，或是我们认为的我们的安全极大降低了。在1900年，这个国家没有想到其财产和生活方式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任何威胁。到1950年，这个国家似乎除了考虑这一危险之外别无选择。

对这一情况作何解释？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国外交的错？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外交的错，那么是什么错了——观念还是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或许是我们影响力范围以外的事情的结果，这些事情是什么？这些事情预示着什么？这些事情依旧是可实施的吗？它们将把我们带往何处？即使有人认为他有了答案，六个演讲也不能详尽无遗地回答所有问题。因此，本书中的六个演讲试图根据这些问题讨论个别事件和情况，希望这一不系统的模式能够比将我自己对手头这些材料的反应直接呈现出来的表达效果更好。只有在最后一个演讲中，我才努力进行了概括。我可以确信，面对经验丰富的外交历史学家的批判性意见，本书在细节方面容易受到批评。本书指出的结论一定会受到广泛地质疑。如果本书能够促进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思考，促使智慧的和更有学问的人更好的努力，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采用的是美国二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与苏美关系问题不直接相关。苏美问题在我们时代的公众舆论中引起了深刻的争论。因此，让每个人充分认清它们与当前问题的关系或许并不容易。因此，在本书中加入两篇关于苏美关系的文章是恰当的。这两篇文章可以被看做是对将理性的方法运用到当前问题上的一个反应。

这里，我要对支持研究美国的机构的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的官员表示感谢，该基金会资助了这六次演讲；对《外交事务》的编辑表示感谢，本书的两篇文章最初发表于此。

乔治·F.凯南

普林斯顿，新泽西

第一部分 查尔斯·R.沃尔格林（Charles R.Walgreen）基金会演讲集

1 美西战争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六个演讲的概念。这一概念不是源自对历史的抽象兴趣，而是源自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的专注。

半个世纪前，对于他们的世界环境，美国人有一种安全感，正如我所认为的，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今天这种模式几乎逆转了——目前，我们的国民意识被一种更大的不安全感所统治，这种不安全感甚至比很多西欧国家的人都要强烈。这些西欧国家离我们关心的主要源头更近，处于更加脆弱的位置上。现在，其中大部分的改变或许是，无疑是主观的——是对这一事实的反应，即在1900年，我们夸大了我们所处位置的安全性，并且对我们处理问题的力量和能力有一种过分的自信。然而今天，我们夸大了面临的危险，并有一种低估我们实际能力的倾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改变客观上也是真实的；在1900年，政治和军事现实正是这样，当时，我们没有什么要害怕的。但是今天，我坦率地承认，我们面临的情势对我而言似乎极度危险和棘手。

是什么引起了这种显著的变化？一个如此安全的国家为何会变得如此不安全？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错”？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我们没有看清或是考虑到周围世界的现实？

换句话说，过去五十年里美国对外关系的记录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正如我们，1951年的一代，被无数麻烦和危险所压迫和包围，我们周围的世界的一部分似乎真的要促使我们灭亡，另一部分或者对我们自己或者对它们自己失去了信心，或者对二者都是失去了信心？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就是这些问题使我去回顾这五十年来国家政策中的一些决定。我当然不能使你抱有这样的期望：这一系列演讲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或是能以没有争议的方式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希望的是：它将有助于我们再次回到这一时期国家政策的一些主要阶段上去，以回顾什么是它们的选择及其结果的观点再次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不仅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可见的事情，在仅仅十年前对人们来说就是不可见的事情，而且我希望我们能够赋予这一探究以一种新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是由我们对巨大破坏的回忆以及我们有生之年目睹的牺牲所引起的。比起两次悲惨的世界大战前的日子，这种严肃性更加深思熟虑，更加令人痛心。

我想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美西战争。

今天，站在这半个世纪之末而不是之初，我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基本元素，我们怀疑，美国安全就是以这些元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的大部分历史中，我们的安全都依赖于英国的地位；对我们国家和英帝国的友好关系来说，加拿大尤其是一个有用的、不可或缺的人质。英国的地位，反过来依赖于欧洲大陆权力均势的维持。因此，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强国能够支配整个欧亚大陆，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对英国也是如此。我们的利益在于在内陆国家之间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的均势。其目的在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征服，攻取广袤土地的航海边界，既是海上强国，也是陆上强国，削弱英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如此——开始进行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海外扩张。这一扩张是以欧洲和亚欧内部巨大的资源为支撑的。看到这些，我们就能理解，欧洲和亚洲周边大国的繁荣和独立与我们利害攸关：那些国家的目光投向外部，跨越海洋，而不是向内征服陆地大国。

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些，或是认为我们明白了。但是它们对1898年的美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明白的。那些美国人已经忘记了他们一百多年前的祖先所知道的很多东西。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于他们的安全，以至于他们已经忘记了其安全在我们的大陆以外还有任何基础。他们将我们处在英国舰队和英国大陆外交背后的得天独厚的位置，误认为是避免干涉东半球（Old World）肮脏的分歧的优越的美国智慧和美德的结果。他们没有注意到变化的第一个征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些变化注定会打破安全的模式。

当然也有例外。亨利的兄弟，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或许比他同时代的任何美国人都更加接近某种关于未来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的知识分子的预感。[1]但是即使是他也只抓住了问题的一部分。他看到了英国日益增长的脆弱性——英国经济地位的日益增长的“离心率”（他这样叫它），英国对美国日益增长的依赖——反之，美国日益增长的对英国的战略依赖。他觉察到海军强国和陆军强国之间区别的极端重要性。他隐约认识到俄国、德国与中国政治合作的危险性。但是他的思想被当时的物质主义所扭曲：高估作为人类活动因素的经济和贸易，以及相应的低估作为事件原动力的心理和政治反应——恐惧、野心、不安全感、妒忌，甚至是无聊之类的事情。

当时马汉也在分析国际现实中绘制新路径——这一路径会对美国安全的根源进行更深刻的评价。还有其他人或许会被提到。但是他们总共仅仅组成了一个很小的团体。在当时以及随后的几年里，他们的努力甚至没有被继承。那些努力可谓悬浮在历史的半空中——在美国外交事务思维普遍麻木和沾沾自喜的背景下，这些都是智力活动的孤立的努力。他们所有人——所有这些世纪之交较为深刻和敏锐的思想——终止了对欧洲大陆竞争战场的探究。巧合的是，欧洲大陆是对美国安全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注定要发生的地方。在欧洲大陆，我们迫切需要对美国利益的因素进行深刻的分析和仔细的辨别。

因此，很显然，我今天所谈论的事件——我们1898年与西班牙的短暂战争——发生在这一背景下：这个国家的公众和政府思考中没有任何关于美国安全全球框架的重大意识。既然如此，幸运的是，从重要性上来说，战争发生的环境以及事件和战争自身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局部的和国内的。随着我以后的几次演讲，并进而谈到20世纪的情况时，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困境和行动的全球性影响，它们随着年华的流逝飞速增长。直到二战，它们肯定是压倒性的。但是在美西战争期间，它们几乎不存在——夺取菲律宾是我们离它们最近的地方。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一场如此无趣的战争值得在今天下午讨论，那是因为它是审视我们这半个世纪以来外交政策的序言，是我们某些国家反应和行事方式的简单的、几乎不可思议的例证。如果我们要成为大国，有能力处理世界领导者的责任，那么美西战争就揭示了我们注定还要走的路程。

我们与西班牙的战争，你们还会记得，源自古巴的一种情况。那些可怕的、悲惨的、绝望的情况中的一个似乎标志着殖民关系的衰落和枯竭。自那以后，我们已经见过其他类似的情况，其中一些就在不久前发生。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受到古巴起义者的挑战。古巴起义者组织涣散、纪律不严，但是在各个地方按照游击队的经典原则行事，享有游击队在本土对抗不受欢迎的外国敌人的所有优势。西班牙镇压反叛的努力无效而残酷，只取得部分成功。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几十年来一直在零星地发展。二十年前，1875年，总统格兰特（Grant）在一项总统咨文中将其总结得非常好：

每一方似乎都完全有能力对其他人施加重大的伤害和损害，也能够对依赖于这个岛上和平的关系和利益以重大的伤害；但是他们似乎没有能力达成和解。双方迄今都未能取得任何成功，从而一方拥有和控制古巴，将另一方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一些机构，或是通过调停，或是通过干涉，似乎迟早是终止冲突的唯一选择。[2]

可以肯定的是，在1875～1895的二十年间，情况有一些改善。但是以后几年，叛乱再次爆发，这次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血腥和悲惨的规模爆发。1896年和1897年，叛乱给我们国家的政府、媒体和公众带来了日渐增长的担忧和失望。

当然，严格来说，我们有可能这样说：这不关我们的事，应当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我们的国家安全，正如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没有受到威胁。但是，美国的财产利益却受到损害。代表叛乱者利益的美国议员和军火销售商的行为给我们的政府带来了很多麻烦。最重要的是，美国公众舆论对古巴的暴力和悲惨深感震惊。我们的情感对20世纪巨大的惨状和残忍的行为尚未厌倦。古巴人民的遭遇震撼了我们的情感，激起了我们的愤慨。他们使美国政治家们深信：从长远来看，古巴的这种状况对我们的利益来说是不能忍受的，如果西班牙不能成功结束这种局面，我们就应当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介入。

1897年秋天，情况有些好转。在西班牙，一个新的、更为温和的政府上台执政。与之前的政府相比，这个政府在解决这些不幸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更为强硬的倾向。1897年12月，麦金莱（McKinley）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注意到了这一改进，并建议我们给新的西班牙政府一个机会。他说：“我不怀疑它的诚意，也不会不耐烦地阻碍它所承担的任务。”他说，一些困难已经解决了；有理由希望：有我们的耐心以及西班牙政府持久的诚意，还会有进一步的进展。因此，1898年以一个新的希望开始：古巴人民的困境或许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

不幸的是，冬天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局势。首先，西班牙公使在华盛顿写了一封轻率的信，信中对麦金莱总统语出轻蔑，称他是“群众崇拜的投标人”，“一个冒充的政治家……试图在自己身后敞开谈判的大门，与此同时与党内的沙文主义者保持良好关系”。[3]这封信泄露出去，发表在纽约的报纸上，引起了很大的愤慨和怨恨。几天之后，听说军舰“缅因号”（Maine）在哈瓦那（Havana）港沉没，266名美国人死亡，美国公众深感震惊。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件就其本身而言似乎都不是导致战争的充分理由。西班牙政府不能避免公使的轻率——即使是外交官也经常会举止轻率，这类事情在最优秀的家族也会发生。他很快被解除职务，并否认他有攻击性的言论。就“缅因号”来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班牙政府与军舰的沉没有关系；或是西班牙政府本来会有些关系但却因它应该有些关系的暗示而感到震惊。西班牙当局，包括我们自己在哈瓦那的总领事，都恳请我们当时不要把军舰送到那里，其原因恰恰是他们害怕此举或许会导致麻烦。西班牙政府尽其所能减轻灾难的影响，接受调查并最终将整个事件的责任交给国际仲裁——一个我们绝不能接受的提议。

然而，这或许是历史的判决：这两个事件如此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舆论，以至于随着“缅因号”的沉没，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再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和平解决的办法。这一点非常重要和不幸，因为在“缅因号”沉没到正式开战之间进行干预的九个星期中，西班牙政府在满足我们的要求和愿望方面走得太远。西班牙政府走得太远，以至于到4月10日（开战前11天），我们在马德里（Madrid）的公使——一个明智和温和的人，竭尽全力以阻止战争的爆发——能够宣布：如果总统能够从国会获得权力自行处理此事，那么他就能在8月1日之前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是以下列某一因素为基础：反叛者能接受的自治、独立，或是割让给美国。同一天，西班牙女王命令完全停战。在华盛顿的西班牙公使承诺美国政府尽早颁布自治制度，“这样就不会给任何声称更加完备的措施留下动机和借口”。[4]

在两国政府漫长而曲折的通信过程中当然也有孤立的片段。我引证这些只是为了表明，至少在名义上，1898年4月初，西班牙政府很快就接受了我们要求他们的那种态度和行动。尽管如此，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在任何方面受到这些最后关头的让步的影响。它没有采取行动阻止国会的情绪和行动沿着明确走向战争早期爆发的方向发展。

正如人们当时所看到的，西班牙的很多让步确实来得太迟，并不完全可靠。这个时候，叛乱者没有心情、没有纪律以任何方式与西班牙当局合作，这也是真的。但是，人们并没有这样的印象，即这些事情就是对我们政府决定开战有决定性的影响的事情。这一决定似乎更应当归因于美国舆论的状态，归因于国会选举年的事实，归因于一部分美国媒体的厚脸皮和极其不可思议的好战，归因于来自各个政治方面的自由而坦率地施加给总统的政治压力（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即金融和商业圈，所谓的战争的煽动者并没有参与其中，他们通常不赞同我们参与战争的观点）。

如你所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4月20日，国会正式决定，“美国有责任要求西班牙政府立刻在古巴岛放弃权威和统治权，从古巴及古巴水域撤走陆军和海军。美国政府确实也据此这样要求”。这规定和允许总统“使用美国全部的陆军和海军……在必要的范围内”来强制执行这一需求。我们给了西班牙人整整三天的最后通牒来接受这一决议。我们知道他们不愿也不能接受。第二天一早，还没有等到最后通牒发出，西班牙人就声称这一决议“等同于宣战”，并断绝两国关系。同一天，美国政府开战。因此，伴随着国会和民众的赞誉，我们的政府在除战争以外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远没有用尽的情况下对其他国家发动了战争。

关于战争的起源就谈这么多。现在谈谈有关战争的方式，尤其是对菲律宾的占领。你一定还记得，我刚刚引用的国会决议的措辞仅仅提到了古巴岛。决议中没有表明：国会对除古巴以外的领土没有任何兴趣；或是总统有权为了与西班牙撤出古巴无直接关系的任何目标使用武力。现在，该决议于1898年4月20日通过。然而，仅仅11天后，海军上将杜威（Dewey）在清晨驶入马尼拉海湾（Manila Bay），在此进攻并摧毁了西班牙舰队。仅仅几天之后，总统麦金莱（McKinley）批准为派遣占领军做准备。这支陆军的任务就是跟进杜威的胜利，“在那一地区减少西班牙的势力”，“在美国占领该地区的同时赋予该地区以秩序和安全”。[5]该部队向菲律宾进发并在那里投入战斗。到了8月，该部队发起猛攻并占领了马尼拉。随后，在我们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该地区并将它置于美国的完全控制下的最终决定中，这次行动的影响是最重要的，或许是决定性的考虑。因为这次行动粉碎了西班牙在该地区的统治，使我们不可能将该地区留给西班牙。正如不久后我们将看到的，我们除了自己占领以外没有其他令人满意的办法。

现在，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在与西班牙战争的初期没有对菲律宾作战的正当理由，那么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换言之，为什么我们在1895年5月做这些事情，以至于后来我们几乎不可能不吞并一个大的南太平洋群岛？而在此之前，我们在南太平洋的利益几乎为零。我并不是将这一问题作为当时美国政治家的道德判断之一而提出的，而是将之作为可以激发我们做决定的方式以及美国政府做事情的方式而提出来的。

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也不并不知晓这一问题的全部答案。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年轻的海军助理秘书西奥多·罗斯福（Thedodore Roosevelt）一直觉得我们应当占领菲律宾。我们知道罗斯福设法任命杜威为亚洲舰队的总司令。我们知道罗斯福和杜威都想要战争。我们知道罗斯福与杜威具有某种优先的默契，指出无论战争起源的环境或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杜威都会进攻马尼拉。我们知道，后来，在详述杜威的行动时，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参与其中，麦金莱总统表现出非常贫乏的理解力，并且自称相信许多并不真实的战略前提。麦金莱指出：在马尼拉战争期间，他没有想过要占领菲律宾。杜威的行为仅仅是为了摧毁西班牙舰队，将它作为战争的一个因素而根除。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关于为什么麦金莱在杜威胜利后几天内就允许派遣占领军到该岛屿上，我们仍感到困惑。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真的知道在战争前华盛顿政府和杜威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看上去似乎美国政府的行动主要是依据一个非常有能力和保密的阴谋，这一阴谋是由少数战略性地安置在华盛顿的人决定的。由于战争的狂热氛围，这种阴谋受到了赦免、宽恕和某种公众祝福——对美国公众来说杜威的胜利是如此的激动人心和令人愉快——但是，一旦结果相反，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严厉的和十分令人不快的国会调查。

因此，关于我们战争行为背后的决定就谈这么多。与战争有关的更为广泛的政治决策是怎样的——这一决策不仅导致菲律宾的最终被吞并，而且也导致了对波多黎各、关岛和夏威夷群岛的最终吞并？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决策。在我看来，在美国政治体系的整体观念中，这代表了一个转折点。1898年对这些领土的夺取代表了美国主权向北美大陆边界以外的重要领土的第一次扩张，除非我们在萨摩亚（Samoa）的统治能够证实这种描述。它们代表了大量人口被我们所统治的第一个实例，这些人没有广泛期待他们能被国家所接纳。在此之前，我们的领土的获取都是相对空旷的土地，人口分布太过稀少以至于没有资格立刻成为一个国家。对他们来说，领土地位被视为一个权宜之计，目的在于使他们渡过苦难时期，直到他们中间充满了我们的人并做好准备进入联盟为止。

但是1898年，在这里，第一次，领土的获得不再是期望获得国家地位，而是宁愿无期限地停留在殖民从属的状态中。在这一点上，扩张的主要倡导者们是非常明确的。他们中最为深思熟虑和善于表达的人之一，怀特洛·里德（Whitelaw Reid）经常表达他的担忧，唯恐人们会将新的领土视为美国州候选者，因为他知道，如果是这样，人们就不大愿意接纳它们。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是扩张主义的反对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攻击里德，“由于你反对将所有这些岛屿作为州接纳，你将遭到驱赶”，他说，“你不得不一个不落地接纳它们”。[6]因此，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并被视作是一个不打算给予联邦州地位的领土承认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冗长而啰唆。其中大部分内容与合法性有关。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权宜之计和智慧。扩张主义的支持者们提出了许多观点。一些人说获取这些领土是我们的宿命。其他一些人说，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此有至高无上的利益，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作为一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有义务改造他们的无知，使这些误入歧途的居民获得新生。另一个论据是，对保卫我们的大陆领土来说，它们是必要的。最后，具有商业头脑的人称，我们必须占领它们（尤其是夏威夷和菲律宾）以确保我们自己成为与东方国家伟大的未来贸易的组成部分。

扩张主义的反对者们在很大程度上用法律词汇进行论证，挑战这种安排的合宪性。但是，他们最强有力的观点是：以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论点为基础，美国人创建了自己的国家，我们美国人有什么权利假设帝国的权力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将他们作为臣民而不是公民纳入我们的体系中，而不顾他们的感受如何。在关于同西班牙签署和平条约的争论过程中，马萨诸塞州议员霍尔（Hoar）说道，吞并国外领土并未经本国人民同意而统治他们是与《独立宣言》的神圣原则完全相悖的，并且是不合宪法的。因为它不促进宪法的任何目的。该议员说，开国者们从未想到他们的后代“会被这些神圣的和令人敬畏的事实所欺骗，穿着被遗弃的冒牌皇帝和傀儡国王的衣服高视阔步；他们从未想到他们的后代会因火药的味道和一次胜利的枪声而兴奋，就像一个小男孩因国庆日早上的鞭炮而兴奋”。[7]

帝国主义者的最强有力的观点实际上都不是我所提到的那些，而是有时被称为偶然中的必然性的观点——除非我们自己占领，否则其他人也会占领这些领土，这将是更加糟糕的。就波多黎各和夏威夷来说，这一观点对我来说似乎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没有其他任何人干涉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我们自己的安全来说，波多黎各可以很安全地留给西班牙，或是像古巴那样让它独立。就菲律宾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一旦我们在岛屿上打败西班牙军队并占领马尼拉，一旦我们打碎了西班牙的统治，那么就不存在将它们还给西班牙的问题了。即使它们是有机会被其他大国放任不管（这是不存在的），这些居民也很难适应自治，这也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占领它们的一个替代方案或许就是英国和德国之间因为所有权问题而争执。这种争执有一种合理的可能性，即会最终达成某种临时协议和领土划分。日本迟早会成为所有权的竞争者。从西南太平洋后来发展的观点来，这是否是不幸的，我还不敢说。在这种推测性的问题面前，历史学家的力量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这非常不利于美国的利益这种可能性，那么我怀疑当时的人们自己能够看得很清楚。如果他们未能看清，他们会问自己，为什么他们需要彻底摧毁西班牙在该岛屿的统治？

俄国作家、医生安东·契科夫（Anton Chekhov）曾评论道，当大量的治疗方法被用于同一种疾病时，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意味着它们都没有任何用处，该疾病是无法医治的。与此类似，当人们注意到扩张主义者为1898年夺取领土提出了大量的根据，给人的印象是它们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在其深处都应藏着一些深层次的、难以言表的东西。这些深层次的、难以言表的东西或许是这一事实：当时的美国人，或至少是许多很有影响力的发言人仅仅是喜欢帝国的气息，有一种游走于当时殖民强国的冲动，看到我们的国旗飘扬在遥远的热带群岛，去感受国外冒险的影响力带来的激动，沐浴在被认为是世界上伟大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的阳光中。但是，通过回顾，反扩张主义者警告的力量和真诚以及他们争论的逻辑（从未真正被驳倒）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逻辑是：一个将自己的政治哲学追溯至社会契约概念的国家，没有必要为在社会契约概念中没有地位的人以及应该以臣民而不是公民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人负责。国王能够拥有臣民，问题是一个共和国是否应该拥有臣民。

人们会特别记起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古金（Frederick Gookin）的言论：“这个国家的人民要考虑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允许帝国主义政策建立，该政策将会对我们自己产生什么影响。”[8]人们主要是依据这个问题来思考我们后来与这些殖民地的经历。

关于波多黎各，我不再说了。最近的事件无疑已经足够雄辩地使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深思熟虑过一个如此重要、蕴涵善恶两种可能性的关系的所有含义，正如我们国家与波多黎各人民之间的殖民关系。就夏威夷来说，我们认为决策的结果比较成功。但是，我有些担心，因为美国人的血统和生活方式能够完全主宰生活场景；因为本土的生活方式被淹没沦为旅游娱乐的无用的不体面行为，同我们美国印第安人的情况一样。就菲律宾来说，我们回想起在菲律宾被吞并仅仅几年后，这次吞并的首要的和最热情的倡导者西奥多·罗斯福已经幻想破灭，已经对他的提议感到后悔并希望我们摆脱它们。最后，让我们记住，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决定给他们以自由。最近我们这样做了，但是实际上主要不是为了他们的缘故——主要不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感到抱歉，或是认为他们做好了自由的准备并且认为我们有义务承认他们的自由——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微小的不便；因为经济上的亲密关系，它们以我们殖民地的地位存在会让美国国内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感到明显的不舒服。换言之，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准备长期忍受“白人的负担”这一词中所暗含的那些基本的牺牲。请记住我刚刚引用的古金的话：“问题是该政策将会对我们自己产生什么影响。”

当一个人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想知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许多明显的政治失败是否并不在于我们在人民的主体和其他人或群体之间建立义务的政治联系的努力。是否是因为我们希望如此或是没有其他的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无法给予他们完全的公民身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深层次的意义。如果我们社会真能知晓的仅是被称作“公民”的人的人数这一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当它试图处理一定数量的被称作“臣民”的人的问题的时候，就败坏了它的根本，而且我们制度的潜力有限。另外我们的制度只能扩展到我们的同类——在独立和自治这些独特精神下成长起来的人，那些能够接受、享受和满足于我们制度的那些人。当此情势，统治遥远的人不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当此情势，我们美国人应当当心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避免接受对任何人的任何类型的家长式的责任。比如有人要求我们进行军事占领，如果我们能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应极力避免；或者，占领时间不要超过绝对必要时间。

因此，这些就是当我们思考19世纪末与西班牙遥远的、独特的冲突时，令我们震惊的事情。现在让我们扼要概括一下这些内容。

我们看到，在支配我们诉诸战争行为和决定我们军事行动的特点的诸多理由中，没有多少严肃认真的深思熟虑，没有多少对国家利益的谨慎有序的衡量。当涉及使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时，大众情绪、政治压力、政府内部的阴谋都起决定作用。麦金莱不想要战争。但是，当面临严酷的现实，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如果对他们有利，没有迹象表明他或是他的国务卿认为有义务反对诉诸战争。出于主观的和情绪上的因素诉诸战争，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一些计划的基础上实施战争的。就我们所知，这些计划从未被认真地审查过，也没有经任何能胜任的官方机构的批准。这些计划只有政府部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并理解。这些计划无疑反映出与国会定义的对外宣称的战争目的不同的别有用心的动机。当源自这些计划的海军和军事行动的成功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并引起外国领土获取的重要问题时，政府的行政部门很少参与讨论。政府行政部门没有做出认真努力，来控制对一位远方的受欢迎的指挥官的功绩的公众反应的影响。批准条约仅是参议院的责任，这引起了大量的问题，并且通过参议员的辩论引起公众的注意，像以前一样慎重和开明。

依我之见，按照回顾的观点，那场争论得出的结论似乎不太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成为对我们祖先的指责，因为针对他们的磨难和困境，我们都是蹩脚的法官。让我们满足于这一纪录：在他们深思熟虑的过程中，他们偶然碰到的难题和问题对美国文明的兴旺发达来说至关重要。这些难题和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仍然需要解答。然而，1898年的人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犯得起错，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抱如此奢望了。

[1] “The Spanish War and the Equilibrium of the World，” in American’s Economic Supremacy，by Brooks Adams.新版本有马奎斯·W.蔡尔兹的评价（Marquis W.Childs，New York，1947）。

[2]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December 7，1875，

[3] Letter from Deputy de Lome quoted by Charles S.Olcott in William McKinley（Boston and Nnew York，1916），Ⅱ，9.

[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98（Washington，1901），747.

[5] Olcott，in William McKinley（Boston and Nnew York，1916），Ⅱ，166-167.

[6] R.Cortissoz，Life of Whitelaw Reid（New York，1921），Ⅱ，266.From a letter of January 22，1900，to Senator William E.Chandler.

[7] Cited by Julius W.Pratt，Expansionists of 1898（Baltimore，1936），347.

[8] Frederick W.Gookin，A literary Catechysm（Chicago，1899），17，as cited by A.K.Weinberg，Manifest Destiny（Baltimore，1935），306.

2 贺璧理先生与门户开放政策

在这些演讲的第一个演讲中，我将美西战争作为20世纪上半叶外交的一个前言来谈论。现在，我希望讨论美国外交史中的另一个事件。在世纪之交的同一历史时期，这一事件也具有同样的前言性质：海约翰（John Hay）门户开放照会的发送。

我想你们都会记得这一事件的基本性质，因为在美国，这一事件已经得到普遍的理解。事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当欧洲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并侵占中国的一部分为自己所独有的时候，美国国务卿猜到它们的目的，先发制人，通过发出照会部分地挫败了它们的计划。该照会要求它们在中国遵循门户开放原则——各国权利均等的原则——以及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原则。当时公众舆论对该事件的解释今天被载入教科书，马克·沙利文（Mark Sallivan）在其题为《我们的时代》（Our Times）的论文中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

“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美国观念。该政策的提出与其他国家实行的势力范围政策形成对照……

“门户开放”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值得称赞的事件之一，是善意的冲动与力量以及精明的谈判技巧相结合的一个范例。没有一个赞成海约翰政策的政治家和国家想要这样做。这就像要求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站出来——说谎者不得不第一个站起来。海约翰彻底看穿了他们；对人性的洞察是他的强项之一。[1]

现在，请记住这个解释，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1897年底和1898年初，有一个真实而合理的担忧：中国会被瓜分。在那几个月里，俄国很明显地表露出要在满洲（Manchuria）拥有特殊地位的决心，包括在旅顺港（Port Arthur）的海军基地以及在现在的大连（Dairen）的商港，两个港口都由跨西伯利亚铁路连接；德国加强了对胶州湾（Kiaochow）的控制和对山东半岛的影响力，法国从南边和现在的印度支那赶过来，就港口开放、铁路特许、任命法国人为中国邮政机构负责人和其他一些优惠成功地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这些偶发事件自然而然地在伦敦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在此之前，英国是中国贸易的绝对统治者。它们拥有对中国80%的贸易；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包括我们美国，只占20%。由于处于一个有利的竞争地位，英国商人总是支持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也就是说，消费商品进口的关税待遇、港口税等各国均等。现在，他们不能确定，随着其他大国获得了势力范围，所有这些如何才能实现。这会将英国贸易排除在外，还是不会？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此前，中国贸易中的主要困难是中国地方当局，而不是世界强国的行动。英国商人一直要求他们自己的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忽视外交礼仪、忽视在北京的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直接进入中国内地，乘着它的炮舰，沿着大河前进，迫使顽固的官吏取消他们设置在商品运输道路上的障碍和苛捐杂税。如果这将是其他强国在它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做的事，那么这也许是一件好事情。或许英国甚至能够从中获利。但是，假设那些强国仅仅是开放内地进行贸易，并将内地据为己有。那么事情就会更糟。

与英国商人不同，英国政府自身有其他一些担忧——这些担忧比英国商人圈的抱怨和愤怒更为严重。这些担忧具有战略和政治意义。英国政治家们不喜欢俄国要在渤海建立海军基地的想法。这一切将在哪里结束？这不会导致俄国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吗？在一封与沙皇政府的秘密通信中，英国外交部非常坦率地说出了它的担忧：

一个与中国有4000多英里陆地边界（其中一部分边境离中国首都很近）的伟大的军事强国，绝不能不对中国地方当局产生相应的影响。女王政府认为以下情形是最为不幸的事情：俄国政府认为必须在渤海湾再控制一个港口，使海湾其他地区无关紧要地继续留在中国主权之下，俄国就控制了通往中国首都的水路，这将使俄国在海上获得与其在陆上已经获得的相同的战略优势。

俄国人并不理会这个通讯，一往无前地实施他们的计划。在大量的担心和争论之后，1898年春天，英国政府从两个方面对这一情势作出了反应：表面上强调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性；私下里四处寻求与其他国家或是反对俄国战略入侵中国的国家签订某种特殊的协议。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还有第三条行动路线。当时他们有点不情愿采用这条路线。但是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强烈地催促他们采用这条路线。他们知道，如果其他方法都不奏效，他们就不得不采用这条路线——在长江流域发展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那里，他们自己的贸易规模最大，在那里，他们能够对北京政府施加更为直接的影响。通过发展这样一个势力范围，至少他们能够确保自己不会被排除在中国最重要的部分之外。此外，或许还会有其他优势。

正如我说的，1898年春天，他们依然希望他们不需要采用这条路线，但是他们不是很确定。中国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多年来作为英国政策基本原则的门户开放主义开始普遍地表现出局限性。过去，这仅仅是一个进口消费品为大众分配和出售的问题。对于这种贸易，门户开放政策明显适用，符合英国利益的要求。但是现在，外国对从中国政府获得铁路建设和采矿企业的特许权感兴趣。在这里，门户开放主义并不是真的适用。在战略上和政治上，这些特许权对于那些希望中国政府在批准这些特许权时仅受商业考虑引导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被迫决定在中国的这些地区由这一个强国来修建铁路，在那些地区由另一个强国来修建铁路。让各列强的活动在地理上保持某种程度的分散，而不是所有国家在一起毫无目的地打转，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如果英国想要参与特许权业务（他们也参与了），他们就标出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他们的特许权是集中的，其他强国的特许权被排除在外。

因此，除了列强本身的不道德之外，这些所谓的势力范围成长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逻辑和必然性。门户开放主义——这一主义是如此的陈旧，以至于1898年英国议会将之称为“这个被引用和重复引用的著名短语几乎是令人生厌的（ad nauseam）”[2]——与新情况并不完全相关。但是，英国政府认为，谈论门户开放政策仍然是有用的，并在新闻界给予公开的承认。因为消费品的贸易，还有特许权仍然大量参与其中；他们不希望看到英国商人在世界各地受到排斥；如果商业“开放”政策受到普遍的尊重，那么它可能会作为一种可靠的约束力量，来约束其他强国的战略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898年3月（美西战争爆发前约一个月），英国政府就门户开放主义问题与美国政府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接触。英国给总统麦金莱发了一封秘密信函，信中指出了其他强国或许会吞并中国的部分领土的危险性，或是以确保自己获得优厚待遇为条件出租这些领土的危险性。信中询问“他们是否能够依靠美国的合作，来反对列强的任何此类行为，万一意外情况发生，美国是否做好准备加入英国来反对这些措施”。[3]请注意，它们并不反对势力范围。它们只是反对以排除其他国家为条件吞并或出租领土。

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外交部很重视这次接触，或是对其成功抱很大希望。英国外交官对同一时期他们设法应对的其他提案更加感兴趣——针对日本和德国。我们的方法很显然是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催促的结果。张伯伦有一位美国妻子，他对英美政治合作给予很高的希望。他在国内政治方面很有权威，在实施外交政策的行动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我怀疑，他穿行于外交部以谋取美国在中国的合作。外交部给我们的政府发送照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悦他。甚至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个想法没什么；但这仅仅是一个猜测。

无论如何，当时这件事毫无下文。华盛顿全神贯注于古巴问题。当时国务院甚至没有远东部门。国务卿老约翰·舍曼（John Sherman）不活跃，有些衰老，即将停止工作。实际上，美国政府说“不行”，英国政府也没有再以任何正式的形式提出这件事。

正如我所说的，人们不能确定英国外交部对这个回答特别失望。但是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就是海约翰，我们驻伦敦的大使。当进行接触时，他不在伦敦，他与朋友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一起在埃及旅行。当他回来听到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就坐下来写信给国务卿，要求重新考虑我们的决定，但却被告知时间仍不合适。

可以推知，仅仅是从我们与英国关系的角度出发，海约翰才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海约翰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从未去过中国。但是他认为我们不同情英国是不明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帮助他们，或许我们会借此建立某种我们日后也许会用得着的外交信誉。

同年夏末，海约翰被任命为国务卿。毫无疑问，当他回国履职时，他将这件事记在心里。整个夏天，一些英国人，尤其是张伯伦，不时与他谈论此事。但实际上，英国政策本身开始悄悄地偏离门户开放主义。1898年到1899年冬天，这种偏离还在继续。英国政治家对门户开放原则仍然是口惠而实不至。但是，从他们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他们意识到势力范围不会很容易地消除或摒弃。他们继续悄悄地采取一些他们自己的防御措施。为了平衡俄国对旅顺港的占据，他们在渤海的另一端租用了一个战略性的港口。他们大规模地从事铁路特许权生意，尤其是在长江流域。他们还做了一件尤其值得关注的事情，这件事情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有关。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租用了九龙（Kowloon）。

你会记得，他们已经将香港岛作为直辖殖民地占有。从香港出发，他们与中国内地进行贸易。我担心，一定数量的贸易都是不规律的，在这种意义上，这些贸易逃避中国海关关税；换句话说，就是走私。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Chinese Imperi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是一个国际服务机构，被一个精力充沛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爵士管理着，他的管理注重诚信而有效率。赫德是如此正直，以至于他会像毫不犹豫地申斥任何一个不遵守海关规定的人一样粗暴地对待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在他的不妥协和严格的管理下，已经获得了一些缉私船的海关总署环绕在香港岛，使香港岛与大陆之间的活动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应对这种情况，1898年6月，英国从香港手中获得了中国内地海峡两岸一部分领土的租赁权——这片领土被称作九龙。占有了九龙，商品就有可以不通过海关监管而从香港直接运往中国内地。这一点很重要，即在获得九龙之后，他们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关闭中国海关（Chinese Imperil Maritime Customs）的税收所。对赫德爵士和海关总署来说，这自然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对德国人和俄国人来说，迄今为止它们没有麻烦。德国人甚至邀请他们在中国胶州湾的港口设立海关，在此之前这里从未有过海关。但是，赫德对俄国未来将会做什么感到非常不安。如果英国要开创这类先例，取消九龙的海关，如果这一先例被他人所效仿，那么势力范围的建立必然导致所有的所谓的势力范围中海关的关闭，这会导致海关本身的崩溃，并导致中国政府的财政崩溃。

当1898年末，海约翰接任国务卿时，他没有关于远东事务的顾问。因此，他把他的朋友W.W.柔克义（W.W.Rockhill）带回了华盛顿。柔克义当时是驻希腊的公使。他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但是这个时候距离他在中国工作已经七年了，他有些不了解情况。尽管关于这一事实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假设海约翰让柔克义做的事情就是让他找到一些回应英国要求的办法。英国的要求就是让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帮助他们。

柔克义于1899年春天回到华盛顿，但是很显然，他不能马上根据以上的思路建议采取任何行动。有一些证据表明，总统仍然不愿采取任何此类的行动。1898年12月，在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总统传递的信息，好像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自己解决。我们也有道理怀疑柔克义自己并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实际上，英国没有重申他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要求，他们对此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英国大使，遵循当时的古老习俗，去新港度假，不能进行磋商。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对中国的行动方面，英国政府在中国的行动迅速地偏离门户开放政策，并且当时英国政府或许不怎么愿意提及门户开放政策。

因此，大事发生了。6月中旬，柔克义的一位好朋友从北京来到华盛顿：这个英国人名叫贺璧理（Hippisley）。他是中国海关的“二把手”，在赫德爵士之下。贺璧理正在休假，不在中国，在去英国的途中路经美国。他的妻子是巴尔的摩（Baltimore）女孩，也是柔克义先生的朋友。或许被英国在九龙的行动伤了感情，以及保持海关总税务司对中国进口物品的控制权的必要性，他竭力主张美国政府“竭尽所能针对中国的普通商品坚持门户开放政策”。[4]他说，利益范围是存在的，而且应当被视为是一个既存的事实。只要它们只适用于铁路和采矿特权，那就一切正常。但是，如果人们开始将这一概念扩展至海关待遇，那么就将出现危险了。带着这个想法，他主张美国政府与其他欧洲列强接触，从它们每个国家得到保证：在它们的利益范围内，它们不会干涉条约口岸（也就是海关总税务司设有机构的口岸）；中国的条约关税应当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进入各自势力范围的商品。

柔克义赞同这些想法。但是最初他认为，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想法都是难以实施的。海约翰也这样认为。海约翰当时在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州休假，但他就此事与柔克义一直保持通信联系。8月7日，海写信给柔克义，“我充分意识到你所说的事情的至关重要性”，“我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但是部分‘议会和人民’的无知的偏见迫使我们谨慎行动”。

然而，不久之后，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由于某种原因，国内政治中对行动的阻力似乎已被克服。8月24日，海约翰授权柔克义去推进贺璧理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贺璧理起草的备忘录的基础上，柔克义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被呈交总统并得到了批准。以此文件为基础，依次起草了一系列照会，这些照会发给了很多在中国有利益的列强。海约翰从新罕布什尔州回来有足够的时间签署这些照会。这些照会被按时发送出去。海约翰返回新罕布什尔州度假。夏季的低迷再次笼罩着华盛顿。

照会以对背景的讨论开始。讨论体现了贺璧理的一些想法，也包含了柔克义自己的一些想法。它包含美国政府完全拒绝承认势力范围，但是贺璧理说势力范围是客观存在的，挑战它们毫无用处。但是，照会的核心在于一个具体的“三点式”规则，措辞非常专业。这些规则几乎一字不差地出自贺璧理的备忘录。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给予这些原则以任何认真的批判性的研究，或是当用来衡量中国的事件时，美国政府做出任何努力来评价其本该具有的现实意义。考虑到它的起源和措辞，在我看来这有可能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一份精心准备的关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愿望的总结。很有可能这份照会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英国的。[5]通过获得政府的支持，贺璧理很显然找了一个便利的迂回的方式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使英国政府以对中国海关利益威胁较小的方式行动。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柔克义或是海约翰意识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没有证据表明，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他们知道贺璧理的规则在何种程度上会与英国的政策相冲突。他们怀疑英国稍微有些偏离循规蹈矩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似乎是可信的。但是，我怀疑，他们知道他们偏离了多远，以及该照会中所包含的规则对英国来说是多么的不愉快。

退一步说，各国政府对照会的反应是冷淡的。英国没有表现出热情，针对在九龙使用这一原则争论了很久之后，英国最终表示有条件的赞同——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各国同意这些原则，那么我们也同意。由于其他各国都提出了相同的条件，因此看这些答复是否有效，就要看最薄弱的环节。最薄弱的环节显然是俄国。俄国答复中的语言是令人困惑和推诿的。我们驻圣彼得堡的大使警告海约翰，俄国政府“根本不想回答你的提议。它最终很不情愿地给予答复”。[6]尽管有这样的警告——这样的警告让人想起很多后来来自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警告，这些警告反对过于信任苏联政府的口头保证——1900年3月20日，海约翰仍然义无反顾地宣布他已从所有列强那里收到了令人满意的保证，他将这些保证视为是“最终的和可靠的”。[7]借此，他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欧洲强国在中国做了坏事而就要侥幸逃脱惩罚时，它们由于美国政府的及时干预而受到阻碍并感到挫败。美国取得了彻底的外交胜利。这种印象很快为美国公众所接受。

顺便说一句，通过如此作为，海约翰开创了一个先例，这个先例从那时起注定会折磨美国外交实践至少半个世纪，或许——就我所知——仍将在另一个五十年里继续折磨美国外交。我们会在下一个演讲中看到这一先例的一些本质和重要性。

门户开放照会的故事还没有完，还有一个结尾。海约翰宣布他从列强那里收到了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令人满意的保证，这碰巧与义和团运动（Boxer Rebellion）开始的时间几乎完全一致。你还会记得，这是一场暴力、狂热的排外运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默许。这场运动导致外国财产的大量破坏、大量外国人被杀、成千上万的人从内地逃走，导致对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馆的一次正式的军事攻击。这些公使馆被包围，被迫在几周内用武器自卫，直到救援队到达北京。

这一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对北京公使馆的包围于6月20日开始，8月14日结束。6月19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在费城（Philadelphia）召开。7月4日，民主党政党大会（Democratic Convention）在堪萨斯城（Kansas City）召开。空气中充满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的声音，“帝国主义”一词源自美西战争期间的决定。政府不想过度卷入中国的军事冒险，不想在那个夏天受到外交政策上的任何更多的轰动性的事件的侵扰。7月3日，民主党政党大会召开前一天，海约翰向各大国发出另一份照会，这一次——在这次照会中显然倾向于使用流畅和没有争议的词汇——根据中国目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界定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在第一封门户开放照会中，他提到保持中国完整的愿望，但是没有强调这一点。现在，在1900年7月3日的照会中，特别声明“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为了寻求……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8]这次提及的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一直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对最初门户开放照会思想增添的一个新的注解，使政府致力于保护中国领土不受外国的侵犯。这的确是对门户开放照会的一个解释，并在接下来的五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被美国政府所遵循。因此，门户开放照会普遍被认为是1899年夏天发给各大国的照会，再加上第二年夏天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发出的照会。

实际上，没有一个照会有任何看得见的实际效果。事实上，后一个照会在我们美国之外几乎根本没有被注意。没有什么理由指望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义和团运动，伴随着外国军事干预，注定会导致在中国的外国政府权威的净增长，而不是降低。俄国人利用它来加强自己对满洲的控制。强加在中国政府身上的赔款迫使中国政府增加向一个或另一个列强借款，因此也增加了中国对它们的依赖。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发起人们很快就对该政策感到失望。似乎在事件的进行过程中，门户开放政策几乎消失了。对贺璧理来说，义和团运动意味着中国的不可避免的崩溃，反过来意味着门户开放的终结。柔克义作为美国政府特派员前往北京，以帮助在叛乱后重组中国事务。据说在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发出仅两年后，他写道：“我相信，在美国进入另一个这种性质的混乱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9]

就海约翰本人而言，1900年12月，就在他宣布他将致力于支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仅五个月之后，他秘密命令我们驻北京公使设法为美国获得中国福建省三沙湾（Samsah）的一个海军装煤港。[10]但是，几个月后，因俄国加紧入侵满洲而感到忧虑，日本人礼貌地询问美国能否倾向于加入他们，使用武力来保证他们所宣称的原则得到遵守。海约翰答复道，美国“目前还不准备单独，或是与其他大国一起，以任何能够对其他大国表现出敌对性质的示范在东方实施这些观点”。[11]

完全有理由相信，日本人非常小心和谨慎地关注这一声明的重要性。当时，他们一如既往地对真正的，而不是半心半意的军事联盟感兴趣。一年后，他们签署了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他们在未来多年内的安全都建立于此。三年后，他们拿起武器，把俄国人赶出了满洲南部地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既不指望我们的援助，也不害怕我们的反对。难道海约翰没有说过，我们关于中国的观点，不是那种我们能够以任何对其他大国表现出敌对性质的示范来实施的观点？

因此，这就是海约翰发出门户开放照会时的环境。当你分析这些事件的时候，它们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它们就意味着如下的事情。

1899年夏天，美国国务卿与很多大国接触，要求它们同意旨在管理在中国获得势力范围的国家政策的一套特定原则。

这不是海约翰起草的原则，没有证据表明他完全理解了该政策的实践意义。可以这么说，他的一个助手在未经审核的情况下从一个英国人手中拿过来，这个英国人那年夏天恰好在华盛顿的附近。这或许是对英国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的一个回应。实际上，它不代表英国当时的政策，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的政策冲突。它或许代表了面临一些威胁到未来的新情况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渴望。它不是一个新政策，而是一个老政策。它不是一个美国政策，而是一个英中关系中长期以来的政策。它总体上不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政策，而是一个过时的、实际上部分地被发展所超越的政策。这不是一个美国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以任何坚决的方式支持的政策，或是如果实施，这不是一个我们准备好为其结果承担特殊责任的政策。最后，正如事件很快表明的，它甚至不是一个我们在自己的殖民地倾向于遵守的政策。在我们获得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之后的几年里——尽管我们做出了相反的勇敢承诺——我们在这两个新获得的领土上设立了歧视性的制度，这些制度与门户开放原则冲突。

没有证据表明，海约翰意识到了这些现实（就它们是当时的现实来说），或是能够预见它们（就它们与未来有关来说）。或许没有理由假设他本能够如此。这个规则具有高尚的和理想主义的口气；它在国内听起来很动听；很显然它符合美国贸易的利益；英国支持该规则已为人所知——就他所知，依然支持——很难看到在其他大国那里运用会产生什么伤害。他这样做了，他收到了预期中的勉强的、尴尬的、推诿的答复。虽然他被警告这些答复缺乏实质内容，但是他找不到理由不去求助美国公众并且通过把这些答复描述成外交成功而好好地利用它。

尽管如此，我不责怪他，也不想谴责他。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一个有尊严的和敏感的人——一位伟大的美国绅士。他为创建一个政府架构而努力，但实际上这个政府架构并不适合一个大国外交事务的行动。他在尽力利用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环境。

但是，我确实想强调的是（这是讨论的中心观点），美国公众很容易就把这种行动视为一种重大的外交胜利。公众的想象力被点燃，公众的钦佩获得了胜利。在情感方面，海约翰被塑造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政府外交政策的受欢迎程度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

当时，不仅取得了这样的效果，而且还创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注定在至少半个世纪里在美国思想中繁荣发展。不是明显缺少实际效果，也不是海约翰及其他相关人员的醒悟，不是我们不愿以任何强制的方式支持该政策，不是我们自己随后偏离了该政策——所有这些情况都没有以任何方式动摇美国公众已经确立起来的观念。在这里，在门户开放照会事件中，该事件是对美国政策在国际社会取得的胜利的一个极大支持——对美国观念的美国式的支持。

[1] Mark Sullivan，Our Times：The Turn of the Coentury（New York，1926），509.

[2] Parlimentary Debates（4th ser.，1898），LXIV，827（August 10：remarks of Balfour）.

[3] Cited in Alfred Vagts，Deutschland u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in der Weltpolitik（New York，1935），Ⅱ.1029.Vagts gives the State Department archives as the source.

[4] 海约翰、柔克义和贺璧理就这一问题的通讯被大量引用于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New York，1938），第二章中；本人演讲中所引用的通讯均来源于此著作。

[5] 三点式原则中的头一条主要是和英国的势力范围有关。大清全国海关的分支机构大多数设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

[6] Cited in Tyler Dennett，John Hay（New York，1934），294.

[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99（Washington，1901），142.

[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Washington，1903），299.

[9]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New York，1938），83.

[1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5（Washiington，1924），113-114.

[11]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of February 1，1901，cited by Alfred L.Dennis in Adventures in American Diplomacy（New York，1928），242.

3 美国与东方

在这些演讲的第二个演讲中，我考察了美国外交中的一个单独的事件——海约翰的门户开放照会。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之后我们远东政策中整个的一连串事件。

在过去的这五十年里，美国远东外交政策史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只有一个非常博学的人才能说，他已经阅读并领会了与这一主题有关的资料的主要部分，或是在他的脑海中掌握了事件的全貌，以及这些事件所发生的环境的复杂框架的方方面面。

我也无法做出这样的声明。我本人并不熟悉世界的那一部分。我读的书并不比一个繁忙的人更多，我不是远东事务的专家。专家能够不顾其他兴趣和义务而阅读。如果是在一个非学术的，或许甚至是无用的学术环境中来考察这一主题，那么我只能说这确实就是大部分的华盛顿的决策者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的问题的核心在于——将永远在于——他们为他们不是专家并且无法了解的领域塑造和实施政策。因此，我们今天要做的可以说就是分享他们的经验。

门户开放事件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一事实：它引进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注定在未来四十年成为美国外交的特征。在整个这一时期内，我们子孙的负担仍将是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我们将会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其他大国公开承认它们遵守这些原则。我们将会一次又一次地从它们那里收到勉强的、推诿的，或是合格的答复，提醒我们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原则，但是这都取决于如何解释这些原则。尽管这些答复是合格的，我们仍将会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些答复呈现给我们自己的人民，将这些答复作为外交胜利：作为对我们的观念的正确性的承认、表达忏悔和愿意改革的证据。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承认，这种对在中国的其他大国事务的干涉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特殊的责任，或是除了对我们自己的良心之外，使我们对任何人或事情负有义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准备使用武力强迫别人遵守这些原则，或是使用武力保护那些在别的国家不遵守门户开放原则时而它们依然遵守的国家。最后，就海约翰的照会来说，尽管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令人烦恼的，有时是令人不解的，但是我们经常回到这些观念上来不会真正有助于防止中国的利益冲突几乎按照列强自己的战略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必须实践。换句话说，它不会阻止其中大多数注定要发生的事件发生。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它距离一些大国的最核心的利益只有咫尺之遥，尤其是日本。这将促成在这些国家人民心中相应的情感态度的建立。这些情感态度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和财富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如果这就是我们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在远东地区政策的基本模式，那么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它的某些组成要素。

首先是原则。在第二个演讲中，我们注意到在世纪之交，“门户开放”这个词已经是一个古老和陈腐的词。它主要被用于条约口岸。它的主要意义仅仅是：在那些在特殊保护体制下，外国人有居住、贸易、持有仓库和办公设备特权的港口，其贸易应当对所有外国的船舶和国民同等地开放。这里所涉及的是引进到中国销往内陆的一般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原则与中国的开放中包含的新问题并不完全相关，比如修建铁路和矿产开发——这一过程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事实上，从1900年开始，中国的外国商业活动所处的环境是如此复杂、如此多变，在很多情况下是如此矛盾，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两个词构成的规则或是符号有资格成为国际协议的标准，有可能作为一个规范，可以对大量的现实问题产生清晰和全面的效用。人们不定期地作出努力，来更加详细地定义这一原则，正如最初的门户开放照会，以及在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上谈判的《九国公约》（Nine-power Treaty）。但是，在西方语义学上，所有这些定义都不能真的包括像经济利益和列强在华活动那样如此分散、如此多方面、如此难以表达的概念。

对“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表面上来看，这对西方观察者来说似乎是一个清晰和简单的原则。但是，这一观点假定：像在西方成长起来的国家一样，中国一直是一个具备民族国家所有必须条件的一个国家。实际上，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中国是一个对世界意义重大的政治实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无疑是一个国家——一个需要被西方强国重视、研究和应对的实体。但是，当18～19世纪民族国家在欧洲演进发展的时候，在此国际背景下，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特性与民族国家的清晰的模式并不一致。中国政府很晚，并且没有完全接受主权国家权力平等的原则。在这个王国的不同地区，其权威的性质在很多方面与国际法中西方的国家概念并不总是完全一致。因此，关于与西方国家签订契约，中国方面的执行责任问题，经常会有混乱。在地方政府想阻碍这些契约实现的地方，中国中央政府并不总是能够强迫其遵从。语言、观点和习俗的分歧加剧了这种混乱。对在中国的很多外国人来说，中国标准和司法机构（尽管未必不如西方）是奇怪的、难以理解的，对很多来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要在特殊体制和外国人特权之间做出选择，或是在特殊体制和完全拒绝那些外国人在中国居留和行动之间做出选择。在很多情况下，虽然外国人在中国的存在和行为（以不明智的，如果不是不公平的方式）无疑令中国政府担忧，但是在很多其他的情况下，中国人或是鼓励和放纵，或是对此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任何对最终道德判断和责备的探究变得没有价值。事实上到19世纪末，在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一套极其复杂和微妙的中国人与其他国家政府和国民之间的关系——这套关系拒绝西方术语中的充分定义。如果在当时，有人被问到这些安排是否与“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相一致，那人只能耸耸肩，反问道，名字有什么关系，这取决于你把什么叫做完整。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对满洲来说尤为真实，与实施这些原则有关的大部分争论将要解决。我们为了确保这些原则得到遵守的努力有朝一日会变得集中而重要。从历史上说，满洲不是古代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通过满族人（Manchus）与其保持间接关系。世纪之交，满洲是一个中国和俄国都有利益关系的半开发的边境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该地区拥有名义上的主权，这块土地很快就充满了中国的先驱者和移民。但是它占据的地理位置对俄国来说无疑具有战略意义。一旦俄国人理解了这一点，正如19世纪90年代他们所做的，他们修建了从西伯利亚到太平洋的铁路，俄国人在北满洲的利益就建立起来了。否认这种情况或希望其在西方主权观念和国际礼仪的顺从遵守之下自然消失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铭记于心的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政府的行政和技术能力不足以在北满洲修建铁路，也不足以为这个本来可能修建的铁路提供适当的行政保护机制。一旦中国同意俄国政府修建中东铁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由铁路带来的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显著的行政和战略影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北满洲获得这一地位自然为俄国将影响力投射至南满洲、朝鲜和中国北方提供了新的便利。1895年中日战争后的事件表明，俄国人不会反对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事件也表明，中国政府正如当时表现的那样，无力对俄国的这些企图采取有效的抵制，也不能阻止俄国控制这些边缘地区。当时在渤海，实际上唯一能替代俄国人的强权的是日本人的强权，而不是中国人的权力。英国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1902年英日同盟缔结背后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也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原因。你还会记得，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日本人取代俄国人控制了南满和朝鲜，但是没有干涉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名义上的主权，并不比俄国在北满地区干涉的更多。这种安排，源自日俄战争的结果并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俄国革命暂时粉碎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事实证明这种安排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这使人们得出结论，它必须与这个地区的权力现实和要求建立一种相当准确的关系。无论如何，没有可以带来更大稳定性的可见的和有希望的替代方案。实际上，我们反复重申自己致力于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行为，也经常被美国政治家偶尔承认此种安排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所打断。早在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就认识到最理想的状态是在这一地区保持俄国与日本之间的一种均势。“这样每一方都能对另一方采取有节制的行动”，[1]后来他说道：

不对满洲采取任何行动，这是我们的特殊利益所在。对满洲采取行动会给日本人毫无理由地认为我们对他们怀有敌意提供口实，或是认为我们是他们利益的一个威胁——无论程度多么小。……除非我们能够成功，否则我不主张在任何地方采取任何行动。就满洲来说，如果日本人选择遵循一个我们反对的行动路线，除非我们准备好进行战争，否则我们就不能阻止他们，在满洲的一场成功的战争需要像英国那样好的舰队，加上像德国那样好的陆军。在中国实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我希望它在未来也将是一件好事，只要它能够被普遍的外交协议所维护；但是，满洲的整个历史已经表明俄国的统治和日本的统治并无二致。事实上，只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决定不理会它，宁愿冒战争的危险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意图，那么“门户开放”政策就会完全消失。[2]

按照这些观点，我国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就同意日本人在朝鲜建立优势。无论1905年的桂太郎-塔夫脱协定（Taft-Katsura Agreement）以及1908年的鲁特-高平协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各自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二者对日本人来说确实意味着对他们在满洲获得的地位的一种含蓄的承认。

我认为，这些考虑足以说明，“门户开放”和“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这两个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都没有任何明确的适用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们表明了在中国的大国的所有特殊地位和利益的可行的和实际的替代方案。这并不是说这些原则是错误的，这并不是说它们没有合理性的因素，或是说真理和正义都在另一边。毫无疑问，在这些外交立场地位中，很多是应受谴责的缘由；很多是从无助的中国人手中巧取豪夺的；很多（地位）对于外国人来说，不去谋求和获取才是更明智的。毫无疑问，中国还会有新的外交事业，对于这些事业，美国一定会关心地、不满地考虑。就其自身而言，他们拒绝与之有什么关系或是承担什么责任。但是，这不是关键，门户开放主义以及作为政治原则的中国的完整，这两者的问题仅仅是这些词语并不是那些能够有效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清晰准确的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陈词滥调，非常不准确。在它们在人们的心中引起的联想中，它们是令人迷惑的。正是由于它们性质中的这一面，当受到我们的召唤而站起来，谈论他们对这些词的感受的时候，其他政府很难做其他任何事，只能回复道：“哎呀，是的，如果你们那样叙述它们，我们当然同意。”这些措辞包含太多积极的弦外之音，以至于不能被任何人安然地彻底拒绝。同意这些措辞要比试着解释它们更加容易。

事实上，这些措辞具有的含义仅与中国的特殊情况有关系。你必须在每一个案例中解释你所说的词是什么意思。不能说它们具有任何恰当的、实际的和普遍的含义。试图准确地和计划性地使用这些词的努力仅仅意味着完全拒绝外国人在中国的居留权以及活动——意味着一个与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政策，作为一种惩罚或是奖励（无论你如何看待它们），由于中国固执地拒绝适应西方的国家体系。我们能相信，正如我倾向于去做的事，这或许不是一件坏事；无论如何，其最终的结果或许比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更好。但是，从任何西方国家的观点来看，在世纪之交之后的任何时候，这几乎不是一个实用性的建议。

因此，关于我们的原则就说这么多。现在简单地说说它们的实施。

我们已经注意到，我们召唤其他国家宣称它们遵循这些原则时，有充足的理由解释它们为什么会同意这样做。但是，也有理由解释为什么它们的回复几乎总是谨慎的、合格的、有大量保留的答复。既然如此，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恳求这样的回复以及将它们作为确切的外交成就有多少用处。这样做的事例不计其数，以至于我不应该试图去列举它们。它们并不局限于远东事务。通过引诱其他政府签署含有高尚的道德和法律原则的声明来达到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倾向，在我们的外交实践中似乎具有伟大和持久的生命力。这无疑与公众舆论有统治政府的力量这一坚定的美国信念有关。毫无疑问，这也与将法律概念从国内移植到国际领域的显著的美国趋势有关：相信国际社会能够——应当——在普遍的契约责任的基础上运作。由此重视口头承诺而不是政治利益的具体体现。但是，在远东领域，这种外交策略似乎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外交方法的地位。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质疑它的合理性和适用性。这注定会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对国际现实的公众理解造成一定程度的滥用。一次又一次地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国家间共同体的印象，这种前景其实根本不存在。但是，我认为，更严重的是它在外交观念中必然引起的困惑、怀疑和担忧。外国的政治家们强烈地意识到，这些普遍的提议作为任何可以实施的协议的定义，以及作为对特殊国际问题理解的定义的不足之处。正如他们一定会假定的，假定我们的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让他们不去怀疑我们的政治家有所隐瞒，不去怀疑将这些抽象概念作为协议的标准强加在他们身上是别有用心的，这一定是很困难的。

这将我引入第二个且更加重要的、我将提出的、与我们在远东的政策有关的保留意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些意见特别适用于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是我们在那一地区外交压力和谴责的主要目标。这一保留意见涉及我们不愿意讨论特殊的安排和普遍的原则，尤其是，我们不愿意为我们反对的做法提出实用的替代方案——或是为之承担责任。请记住，我们外交行为的大多数都是旨在使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人，放弃对那些我们不喜欢的特殊路线的追求。对他们和中国来说，遵守我们的观念会有一种实际的严重的后果；它或许会引起新的问题和不便，甚至在那个区域使权力因素产生实际的不平衡；这或许会反过来给我们自己带来责任，给其他人要求我们在履行我们的责任的过程中做一些特殊事情的权利。但是这种情况似乎很少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我从我所能看到的这些证据中做出判断而言，美国政治家们假定：虽然这些原则适用到当前的情况是有问题的，虽然遵守这些原则的实际效果是极端的和深远的，但是，以道德和法律原则的名义说出或敦促的任何事情，就敦促这件事情的人来说，他并不承担具体责任。我们有权去劝告、去恳求、去阻碍、去困惑。如果其他人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可以让他们在世界舆论面前以不雅的姿态出现。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注意到我们的敦促，他们也会这样做并且风险自负。我们不会感到必须要帮助他们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行动。

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年复一年的数十年里我们怀着这样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如果我们的原则是值得赞美的，那么它们的结果一定是幸福的和可接受的。因而对亚洲大陆上的其他大国（尤其是日本）的观念大砍大删。但是我们很少会有兴趣进行一场关于大量现实问题的讨论：日本人口膨胀、中国政府的软弱，能够有效反制其他大国野心的方法。请记住，这触动了一些国家尤为敏感的神经。这些国家在亚洲大陆的利益，对它们而言，比我们在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我们自己而言，更为重要。没人喜欢接受来自别人的关于改变自己行为的建议，如果提出建议的人显然能从更改行为的结果中收获更多的话。在日本人和英国人心里，总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我们正在中国挥霍它们的外交优势，原因正在于我们在中国的利害关系对我们而言比他们在中国的利害关系对他们而言要小得多。

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也不会经常从日本国内事务的观点出发，考虑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大陆的日本政策失败的代价是东京的军事极端主义分子权力的最终防御，那么很显然从长远来看，这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美国政治家有时会努力调整政策，希望这些调整能够顺利地影响日本的局势。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会有重要的例外。但是，这些都是与大趋势背道而驰的努力，不是美国政策的总体特征。如果我们向往的东西（desiderata）在特别敏感的方面触动了日本人的情感，那么这也没有什么不同。日本人的精神上已经带有伤痕：1894年中日战争后，日本被外部力量剥夺了胜利果实，这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当我们使我们自己以日本胜利的挫败者的身份（我们真的不是）再次出现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我们不会让我们自己感到担忧。在一战之后，我们不会让它再次干涉我们的加入——这一次是作为一个坚定行动的真正的领导者，剥夺日本根据它在大陆地位的改善以及它参与对德作战而设想的成果。

在整个漫长和悲惨的故事中，在我国特定的地区，我们的移民政策、对日本人和东方人的待遇反复地激怒和冒犯敏感的日本人。基于这一事实，这一切都没有得到改善。联邦政府准备恳求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地方政府，承认这些不愉快的居留问题中的国家利益因素，承认土地所有权、承认邻国待遇。但是它并不准备用强力推进任何问题的解决。整个国家仍然不愿意承认：在创造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权构成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尤其同意：这些事件所产生的麻烦，使我们有理由在我们对日本的其他要求中表现得更加谨慎。

现在，这些都是痛苦的反应，我不会使它们被误解。在二战前数十年里，在远东，事件的进展是一个巨大和夸张的过程，其中包括人类事务的非常强大的潮流，对于这些潮流我们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控制力和影响力。很容易就会高估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们本该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夸大我们的政治家所享有的自主权也是很容易的——忘记他们运作其中的政治和心理框架、他们使用的手段的不足以及对其他更有希望的路线方针的国内障碍。我所说的并不是要对他们加以指责，因为我们中没有人能够完全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上。将他们作为个体去判断，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我不能告诉你：如果我们受其他行为准则的指导，所有的这一切会变得完全不同。我不能说，如果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对待日本人的态度更加谨慎，多考虑他们所处位置上的需求，更加愿意根据他们自己的情况与他们讨论他们自己的问题，那么珍珠港事件本不该发生。尤其是我不能指着美国政策中的任何一个单一的行动说道，就是这件事情造成的——这就是扭转未来局势的事件。在人类活动的结构中，一件事情导致另一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错误都是它之前的所有错误的结果，从这一事实中获得某种无限的宽恕。与此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错误都是未来的错误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一事实中获得某种无限的不可宽恕。我们在外交政策领域的行动是累积的，它与其他人类事件的不断增长的趋势联系在一起。一旦它进入历史的长河，我们就难以精确地追溯它的影响。我怀疑，在太平洋，导致二战的事件中，两个时期之间肯定会有分界线。一个时期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仍然能够做成一些有希望的事情；另一个时期就是事态已经无法修复了——在这一点上，纯粹的悲剧代替人性的弱点，成为人类不幸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不能向你保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当然也不能告诉你这个时间点在哪里。

我只能说，如果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事件的进程或许会被一个美国政策改变。这个美国政策长期以来一直以承认东方权力现实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一个因素为基础，并且指向那里形势的稳定与安宁以及法律与道德上的圆满——正如我所说的，如果有事件的进程或许会被这样的政策改变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利用这个可能性，没有给它一个机会使它成为现实，没有从这种可能性中获得为我们的利益和世界和平所应该获得的利益。

我想补充一点，给这种可能性一个机会的需要不仅仅是事后的聪明。在二战前很久的时候，老资格的观察家们就对旨在破坏在中国的外国政府的地位以及挫败日本在大陆的利益的政策的适当性提出了质疑。我们最有学识和专业外交家之一，马慕瑞先生（John V.A.Macmurray）已退休数年。他于1935年写了一本极富思想和预见性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指出，如果我们继续我们的道路，我们与日本开战的可能性。他评论道，在这样的世界中，即使是我们的目标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也仅仅是给了俄国以可乘之机，会引起很多新的问题。

日本的战败并不意味着它被排除在远东问题之外。……一个有男子气概的民族……不会因失败和国耻而变得驯良；他们会更加倾向以自尊的激情反复重申自己，通过很有可能给他们一种……“阻挠价值”的方式——如果真会发生的话，几乎不比在他们帝国权力最鼎盛的时期实施的武力更为有力。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即使是淘汰了日本，对远东和世界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这只不过会创建一组新的压力，代替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U.S.S.R.）成为沙皇俄国的继任者——作为一个对东方控制权的竞争者（至少是一个同样无耻和危险的竞争者）。或许除了俄国以外，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从我们的成功中获利……如果我们从日本手中“拯救”了中国……中国人会受之无愧地认为我们不应由于他们感激而要求任何权利；总的来说，国家和种族似乎基本上不受这种情绪的影响……他们不会感谢我们，不会赞扬我们的无私的意图，但是，在履行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的过程中，他们明确地表达对我们的抵制。

这些话不需要其他的评论，只要看看我们今天在朝鲜所面临的情况就可以了。今天，从表面上看，我们过去在亚洲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实现了，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西方列强在中国失去了它们最后的特殊地位。日本人最终完全地离开了中国，也离开了满洲和朝鲜。他们被逐出那些地区的后果恰恰就是那些明智的和现实的人们一直以来所警告我们的那样。现在，我们继承了日本人在朝鲜—满洲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所面对和忍受的问题与责任。在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中，有一种反常的正义，如果其他人在承受着这个重担，我们会小看他们。最悲哀的是，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到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我们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究竟要从哪里学习呢？

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我们看到了奇怪的现象，这些现象无疑起源于我们自己情感的复杂性。在我们对这一地区的政策和我们对欧洲的政策之间，我们看到了显著的不同。在我们对待东方的方法中，缺少一些禁忌。这些禁忌长期以来影响着我们对待欧洲大陆事务的方式。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更愿意卷入东方事务，不太愿意承认它们对我们来说不重要而不予考虑。

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人们更加愿意承认权力现实与抱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没有发现人们更加愿意在没有感受到道德判断义务的条件下接受它们。没有发现人们更加愿意将它们视为现存的和不可改变的人类的力量（不好也不坏），进而去寻求它们最大平衡点，而不是寻求对它们的改革和压制。

毫无疑问，我们与远东人民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受到对中国人的感情用事的行为的影响——这种感情用事的行为被认为是对他们的不尊重，无助于我们关系的长远利益，被认为是盲目的任性的情绪。现在，这种感情用事的行为正在变成盲目的任性。总的来说，在亲密关系和相互喜欢方面，我们从我们的亚洲朋友那里期望的太多。在我们的这种态度中，有某种以恩人态度自居的态度。我们从未为了我们与亚洲人民的关系，真正通盘考虑我们国内实践和思维习惯的全部内涵。没有一个民族是其他民族国内制度和要求的评判者。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人感到抱歉，除非是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做的事和我们在自己国家内实施的安排而感到抱歉。但是，一个承认自己同化能力的局限的民族，一旦超越了白种人出身考虑问题，就会在它与其他民族相处和希望保持亲密关系的过程中维持一种特殊的保留。

我无法抗拒这一想法，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重点放在这些限制上，此外，如果我们能够抑制住经常性的道德评价的尝试——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使我们自己成为国际法和道德观念的奴隶，那么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是谦逊的、近乎女性化的，具有国家自我利益的温和的教化者的功能。在这中间，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真正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在与东方人民打交道的时候做这些事情，那么，我认为，我们的后代会带着更少的、不那么麻烦的问题回顾我们的努力。

[1] Selections from the Correspondences of th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enry Cabot Lodge，Ⅱ，153.

[2] Cited by A.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131-132.

4 第一次世界大战

让我再次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一系列演讲中所从事的事业的性质。这并不是试图列举一系列的事件、描述新的历史事实的发展，或是给出一个五十年来美国外交的全貌。这是一个从当今充满不确定性、争论和不幸的现实出发去回顾的努力。通过回顾来看看对过去的研究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

在这项事业的过程中，在我看来，现在我们已经涉及在这段时期的记录里，人类事件所遇到的所有词汇中最令人困惑、最悲惨——对历史学家来说——最具挑战性的词汇。在这里，我指的是我们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的、漫长的、破坏性的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

我想先谈谈在欧洲的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总结果。这些战争是以上千万人的生命、无数的物理破坏、欧洲大陆势力平衡的破坏为代价的——以西欧危险地，或许是命中注定地易受苏联权力攻击为代价的。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以改变德国为目的：改正它的行为、使德国人变得与以前不同。然而，今天，如果有机会重新回到1913年的德国——一个由保守的但是相对节制的人民（不是纳粹和共产主义者）统治的德国，一个精力充沛、团结一致、未被占领、充满力量与自信的德国，这样的德国能够再次对抵消俄国在欧洲的权力起作用——好吧，这种观点会有来自很多方面的反对意见，而且它也不会令每个人都高兴；但是与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相比，在很多方面，这听起来不是很糟。现在，考虑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当根据它们表面上的目标，算出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分，你会发现，如果有任何的收获，那么这一收获也很难看清楚。

难道这不意味着，在这里，有些事情大错特错了吗？难道真的可以说，所有这些杀戮和牺牲仅仅都是20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纯粹求生的代价？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结论，那么事情看起来会非常不幸。我们会问自己：这一切在哪里结束？如果这是在20世纪上半叶生存的代价，那么在下半叶，生存将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但是，显然这种努力和牺牲的巨大结果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生存。那么我们只能假定，在一些地方一定发生了重大的误判？但是在什么地方呢？是我们的误判，还是我们协约国的误判？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被二战更为鲜活生动的回忆所掩盖，一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被遗忘的因素。但是，对我来说，所有的调查线索又回到了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真的是全面预定的；它按照经典悲剧最后一步的无情逻辑发展和运行。这一悲剧局面的主要因素——德国社会的不健全和焦躁不安、东欧的软弱、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现象，以及法国和英国的疲倦和衰弱——所有这些因素很显然是起源于1914～1920年这一时期。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寻找答案的话，这里似乎是应当探寻真正答案的地方。

我并不是说，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甚至40年代里，不能做一些仍然重要的事情以避免最糟糕的危险发生，迫使事件的发展进入更有希望的轨道。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过程中，三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际共同体的生命就像一棵树，在很长的时间凭借着朝向单一方向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生长。

但是，我认为，1920～1950年这一代人选择的显著缩小开始于1914年战争的爆发；伴随着此后出现的军事僵局以及达成妥协的和平希望的消失，这一进程极大地加快了；等到战火最终燃尽，《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签署，欧洲政治家，尤其是美国政治家为欧洲文明重建真正的安宁与和平的地区、能够给欧洲文明以力量抵挡来自东方的日益增长的挑战的地区，已经痛苦和不幸地缩小了。

因此，我们回到这一事实：我们在西半球安全降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战的过程及结果。因此，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值得我们做最认真的详细审查。

我们政治家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在我们的脑海中再次回顾这个问题。

你们都还记得，1914年战争是如何爆发的。我不会在此详细论述它们。一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古老的土耳其帝国解体的依旧未解决的问题、多瑙河盆地臣民的躁动不安、奥匈帝国（Austria Hungary）失去了法国人所说的生命力（elan vital）、德国力量的相对发展、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竞争。其他一些是短期的问题：政治家的愚蠢和胆怯、公众舆论的压力、变幻莫测的巧合。如果你试图估算出各种不同程度的过错，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模糊的模式：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无疑居于首位，德国人较少，但也占了很大的份额，没有一个国家独善其身。首先，你不能说任何人故意发动战争或是策划战争。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悲惨的、无助的战争。可怜的老欧洲使自己陷入了困境。欧洲国际社会的结构有弱点。萨拉热窝的枪声击中了那个弱点——忽然地，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不进行战争。

关于战争的进程，一旦战争开始，你在我这里也只能得到很少的指导。战争的过程与它的起源一样悲惨和荒谬。西方战线的僵局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今天，很难设想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可怕和浪费：四年漫长的悲惨大屠杀；人类的军队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在泥泞的战壕中面对面对峙，使用大炮齐射，使用机关枪这样当时还没有克星的武器，使用迫击炮、带刺铁丝网甚至是毒气绝望地、有组织地互相摧毁，直到胜利或失败看上去不是军事领导能力、技能和精神的产物，而是炮灰和屠杀的某些可怕的数学运算问题。1929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写道，“炮火轰鸣直到熄灭”。

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有意识的选择范围之外发生。政府和个人遵守悲剧的节奏，在无助的暴力中摇摆不定、蹒跚向前。以日益扩大的规模进行屠杀和浪费，直到伤痛被打造进人类社会的结构，经历一个世纪也不会抹去。可以想象这种情况所显示的对当今文明的致命打击……[1]

“伤痛被打造进人类社会的结构，经历一个世纪也不会抹去。”当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丘吉尔知道他在说什么。当时，伤痛比大多数人曾经想到的还要深。你能够填平过去的战壕，你能够耕犁弗兰德斯（Flanders）的农田，那里生长着罂粟花。你能够重建法国的城镇。几年之后，生活再次开始变得正常。但是，有些战壕没有人能够填平，有些农田不会再次生长罂粟花，有些建筑无人能够重建，它们在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的灵魂里——幸存者。对于那600万再也不能回来的人，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我怀疑你们都记得雷马克（Remarque）《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伟大的小说——的最后几段。我想把它们读给你们听，因为我认为在任何对一战的讨论中，它们都有一定的位置。它们说出了我不能用其他方式可以讲给你们的内容。设想你自己是在德军阵线后军事医院的一名年轻德国士兵，1918年秋天，战争结束前不久。

秋天到了。没有几个老手留下来。我是我们班七个人中的最后一个。

每个人都在谈论和平和停战。所有人都在等待。如果这一次再被证明是一个幻想，那么他们就会崩溃。人们满怀希望。如果希望被再次带走，一场动乱将不可避免。如果没有和平，那么就会有革命。

我休息了十四天，因为我吞下了一点毒气。在一个小花园里，我一整天坐在阳光下。停战很快就要到来，现在我也相信了。

在这里，我的思想停滞了，再也不前进。所有我遇见的，我所有的思绪都仅仅是感觉——对生活的贪婪、对家的爱恋、对生命的渴望、在中毒中获救。但是没有目标。

如果我们1916年回到家乡，由于我们经历中的苦难与活力，我们或许会引发一场风暴。现在，如果我们回去，我们会疲惫、颓废、心力交瘁、无所寄托、没有希望，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的道路了。

人们不会理解我们——在我们前面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虽然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些年，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家庭和职业；现在他们将回去重操旧业，战争将会被遗忘——在我们后面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我们来说会觉得陌生，会把我们推到一边。即使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都是多余的。我们会变得更老，少数几个人会使自己适应周围环境，另一些人仅仅是逆来顺受，大多数人会不知所措；——随着时间的流逝，终将化为尘土。

在这里，树木显得生机勃勃、枝叶繁茂，花楸树的浆果在树叶中变红。白色的乡间小路直通天际。水壶像蜂房一样，伴随着和平的谣言，嗡嗡作响。

我站起来。

我非常宁静。让岁月来临吧，它们不会带给我什么，它们不能带给我什么。我是如此孤单和无望，因此我能毫无恐惧地面对它们。这些年我所经历的生活依然在我的手中和眼里。我是否已征服它，我知道没有去。但是，只要它在那里，它就会寻求自己的出路，不理会我内心的意愿。……[2]

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你们当中那些老兵或许会说：“为什么，这不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任何战争都这样。”你是对的。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任何特殊的地方，那也仅仅是事情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地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下去。没有太多的运动，没有太多的冒险，没有太多的希望——在早期会发生一些改变整个战争命运的事情。双方的损失都是可怕的。当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实际计算一下。这一切都是如此难以言状的徒劳无功。

但是，这个德国士兵的话很重要，因为书中写到了这些战士对战争结束的感受，也写到了一些未来的模式。在这些话语中，你几乎读到了将要来临的任何一件事：老兵一代人对环境的不适应、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隔阂、不理解战后世界老年人（如张伯伦、兴登堡、贝当等）但依然要求在战后世界行使权力的人以及持有权力太久的老年人；成长充满了挫败、不安全感和困惑感的年轻人。正如雷马克准确地观察到的，有些人某一天对老兵而言会变得陌生，会把他们推到一边。这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对集权主义力量的预测和民主的疲惫。

如果我们能够说，作为一个如此令人厌恶的，按常规发展的战争，双方的人们和政府都变得冷静和有思想，开始意识到胜利日益增长的空洞性，意识到没有一个政治目标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服从任何能够结束杀戮达成妥协的和平的合理建议，那么这是令人高兴的，就会减轻我们的工作。不幸的是，我们不能这样说。以这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为基础，我们不得不谈谈几个令人悲伤的关于人性的评价。其中一个是：苦难并不总是使人变得更好。另一个是：人民并不总是比政府更有理性。在政治丛林中，公众舆论，或是假扮为公众舆论的东西，并不总是一种缓和的力量。世界各地的民众通常都热爱和平，能够接受很多限制和牺牲而不是接受战争的巨大灾难。这或许是真的，而我怀疑其真实性。但是我也怀疑，在很多国家，那些自称的公众舆论，认为他们自己拥有全民政府，实际上往往根本不是民众情感的共识，而是特殊的高度发声的少数人利益的表达——各种各样的政治家、评论员和哗众取宠者：这些人靠着他们吸引别人注意力的能力生存，如果被迫保持沉默，他们就会像离开水的鱼一样死亡。他们求助于熟练的沙文主义口号。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任何别的东西；因为从短期利益的观点来看，这些口号更为安全；因为在观念的市场上，真理有时是一个蹩脚的竞争者——复杂、不令人满意、充满困境，很容易被误解和滥用。急躁和仇恨的决策通常会受到最粗俗和最廉价的符号的支持，对温和的决策来说，理由通常都是复杂的，而不是情绪的，很难解释清楚。所以所有时代和地方的沙文主义者都走他们特定的路线：摘取不用费力就能得到的果实；以别人的未来为代价，收获当时的小小胜利；用噪声和污秽来淹没任何阻碍他们的人；在人类进步的前景上跳着轻率的舞蹈；在民主制度正确性的头顶上描绘着极大怀疑的阴影。直到人们学会认识煽动大群情绪、散布怨恨与怀疑和作为犯罪本身的不宽容——可能是对全民政府的事业施加的最大伤害——以后这类事情会继续发生。

1916年，欧洲人民还没有学会这些，并不比今天的美国人民从中学到的更多。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没有给交战的人民带来理性、谦逊和妥协的精神。战争按常规发展，仇恨得以凝固，自己的宣传被确信，温和的人们被淹没在叫喊声中，名誉扫地。战争的目标变得冷酷无情，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加极端。

协约国（Allies）变得只对完全战胜德国感兴趣：国耻的胜利、吞并的胜利、压倒性赔款的胜利。他们憎恨基于其他条件的结束战争的建议。

德国希望保留比利时的军事设施。德国人希望未来能将比利时作为附属国而占领。出于经济理由，他们希望以牺牲法国为代价换得他们自己的领土的少量增加。他们希望因撤出法国和比利时而得到补偿。对协约国来说，这些要求无疑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现在，很显然，所有这一切都给美国政治家的治国才能提出了挑战。我不希望人们认为，我将要说的任何事都意味着我对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缺乏同情，或是对他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和痛苦缺乏理解。但是，这都不能免除我们冷静地、批判地审视我们的国家对这样一个挑战的反应的本质的责任。

首先，关于战争的起源，让我们注意：长久以来，这个国家并没有体会到，战争的起源或战争的问题并没有引起我们的任何关注。1916年，威尔逊总统说，战争的目标和起因“我们并不关心。对于战争的惊人的洪水喷薄而出的那个隐晦不明的基础，我们没有兴趣研究或是探索”。[3]在后来的一个场合，他说，“最初，美国人没有领会战争的全部意义。它看起来像是欧洲复杂政治中被压抑的妒忌与竞争的重现”。[4]在这里，我们或许会注意到，我们没有认识到在欧洲战争中的争议问题与我们有什么相关。在远东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拒绝承认——其他民族真实的利益和抱负的合法性，认为这些事情没有事实根据、不值得我们注意而不予考虑；认为这些事情是“妒忌和竞争行为”，太过愚蠢、大过“复杂”以至于不值得我们关心。

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长久以来，我们倾向于认为美国在战争中的唯一利益，就是根据已经确立起来的海战法保卫我们的中立权，正如它们在过去被人知晓的那样，这是符合逻辑的。我们不理解：战争的新形式和新式武器——尤其是完全封锁和潜水艇——已经使这些规则中较为重要的一些规则被淘汰了。不仅对它们的遵守实际上行不通，而且每一方都认识到胜利和幸存的机会取决于侵犯这些规则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任何一方都更愿意与我们开战，而不是避免侵犯它们中的某些规则。这意味着，我们坚持严格遵守它们最终会在理论上将我们引入与交战国双方的战争——一个与旨在使我们避免战争的政策相矛盾的结局。

今天，回顾我们政府与交战国关于中立权的无休止的争论，似乎很难理解的是，我们为何要如此重视它们？它们激怒了交战双方，成了我们与它们的关系的重担。我发现，很难相信它们与我们的民族荣誉感有关联。保护我们的公民乘坐交战国船只的权利是我们的特权，但是这几乎不是义务，除非我们选择将之定义为我们自己的义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沿着这样的前景，无疑发生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意识到协约国（Entente）所面临的失败的危险，并意识到作为世界强国的英国被淘汰出局对我们的世界地位带来的损害。除此之外，英国宣传的优势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开始为协约国的利益发挥作用。其结果就是日益增长的亲协约国情绪，尤其是在负责任的美国领导人的脑海中。在1915年和1916年，作为避免一个英国战败的最好方法，这种情绪足以促使威尔逊和议会为了英国的利益而淡化中立政策，做出谨慎的努力以阻止战争。但是，作为整体的民族意识，这种亲协约国情绪绝不足以构成参战的充足理由。你们还会记得，我们是通过一个中立问题（当它来临时）而参战的。

一旦进入战争，我们不难发现——并且赶紧这样做——与战争有关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具有最重大的意义。

这无疑是民主的一种奇怪特性，这种在一夜之间改变思想态度的神奇能力，取决于它认为自己是处于战争中还是和平之中。前天，我们还说，我们自己与其他大国之间存亡攸关的问题不值得牺牲一个美国小伙子的性命。今天，其他任何东西根本不重要，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成本不足为虑。除了无条件投降以外，暴力没有限制。

现在，我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了。民主国家是热爱和平的。它不喜欢打仗。它不会轻易挑衅。一旦它被挑衅而必须要动武，它不会轻易宽恕它的对手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民主国家愤怒地进行战争——它正是因为被迫开战而开战。它开战是为了惩罚那些大国。那些国家非常轻率、非常敌意地挑起战争——给这些国家它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教训，防止事情再次发生。这样一个战争一定会有一个痛苦的结局。

这是真实无误的。如果国家有能力在个体伦理的道德氛围下活动，那么这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有时，我怀疑在这方面，民主是否很像一种史前怪物，它们的身体有这间屋子这么长而头脑却只有大头针那么小：它安静地呆在原始淤泥中，不注意周围的环境。它很难发怒——实际上，你几乎不得不用力敲掉它的尾巴使它意识到它的利益正在受到侵扰；但是，一旦领悟到这些，它就怀着盲目的决心四面出击，不仅摧毁它的对手，也在很大程度上毁坏了它的天然栖息地。你想知道，如果在更早的时候，它就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多一点兴趣，这对它来说是否是更加明智的。你还想知道，它是否不能阻止其中的一些情况发生，而不是从不加区别的冷漠转向同样不加区别的神圣的愤怒。

无论如何，一旦我们处于战争中，它似乎没有给我们表现出，我们最大的危险仍然恰恰在于战争延续的时间太长，在于欧洲均衡的破坏，在于欧洲人民生命力的耗费。因此，它似乎也没有对我们表现出：我们在战争中的最大利益仍然是，战争应当在最小误判以及对未来而言尽可能稳定的基础上尽早结束。在我们参战之前，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迟至1917年1月，威尔逊仍然反对完全胜利。他说，“强加给失败者的和平，强加给被击败者的胜利者的话语，将在耻辱中，被迫地，以一个不可忍受的牺牲为代价被接受。它将留下痛苦、愤恨和一个痛苦的回忆，和平的话语就建立于此之上……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5]但是，一旦我们处于战争中，这些观念会被战争心理学的强大的洪流一扫而空。当时，我们在决心上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强大，我们应当为完全胜利而血战到底。

权力均势的考虑反对完全胜利。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个国家的人民如此断然地反对全面胜利，并寻求更加彻底和宏大的目标，为了成就这一目标，使完全胜利能够被合理地描述成绝对必要的。[6]无论如何，在威尔逊的领导下，一种思路开始形成。对我们来说，这一思路为我们奋战到底提供了全部理由和目标。德国是军国主义的和反民主的。协约国为保卫世界民主的安全而战。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应当被摧毁，以便给我们想要的那种和平让路。这种和平不应当建立在旧的权力均势的基础之上。正如威尔逊所说，在这种体制下，谁能保证平衡？这一次，和平将建立在“权力共同体”——“一个有组织的共同和平”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基础之上，它们能够动员人类的力量和良心来反侵略。专制政府将被废除。人民将自己选择他们愿意居住于其下的主权国家。波兰（Poland）将获得独立，奥匈帝国躁动不安的人民也将如此。这一次，将是公开外交；人民，而不是政府将管理事情。通过彼此协定，能够减少军备。和平是正义而安全的。

以这些原则的名义，你能够战斗到底。一个如此灿烂的未来肯定会洗去战争的罪恶和残酷，补救战争损失，治愈战争创伤。这一理论给了我们以继续战争，直至其痛苦而可怕的终结——年轻的德国士兵在军事医院里所描述的结果——与此同时，给了我们拒绝使自己沉溺于战争的过程所导致的实际问题和误判的理由。在这一理论幻想的保护下，我们参战之后，可怕的战火又延续了最后的一年半。在这一理论幻想下，威尔逊去了凡尔赛，还没有做好准备就面对清算日的肮脏但非常重要的细节。在这一理论之下，他遭受了悲惨的、历史性的失败。在这一理论之下，事情伴随着可怕的逻辑和精确性而前进，达成的和平实际上是“强加给失败者的，强加给被击败者的胜利者的话语，将在耻辱中，被迫地接受”——这种和平的确留下痛苦、愤恨和一个痛苦的回忆，它自己的话语后来就建立在“如同流沙之上”。

这一悲剧性的结果没有因为以下事实而得到实质上的缓和：我们不是《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国，我们使我们自己远离惩罚性的条款。伤害已经造成了。欧洲的均衡被打破。奥匈帝国消亡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有效地取代它的位置。德国因战败而感到痛心，由于传统体制的解体而陷入深刻的社会动荡中。然而，德国却成了中欧唯一强大统一的国家。俄国已经不能作为有可能依靠的盟友，俄国再也不能在欧洲帮助法国遏制德国的力量。一只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俄国平原斜睨过来，怀疑欧洲的价值，为欧洲所有的灾难而欣喜，准备好单单为了俄国精神和骄傲的最终毁灭而勾结在一起。在俄国和德国之间，仅仅是东欧和中欧那些可怜的新兴国家，它们缺乏国内的稳定和治国传统——在履行独立的不熟悉的责任的过程中，它们的人民困惑、不确定，在莽撞和胆怯之间游移不定。德国的另一边是法国和英国，它们自己正在蹒跚地走出战争的枯荣沉浮。它们遭受的伤害远比它们自己意识到的严重。它们的男子气概消失了，世界地位产生了动摇。

的确，这是一个以魔鬼之手将未来的悲剧写入其中的和平。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班维（Bainville）所说，这是一种相对于它所包含的苦难来说太过温和的和平。当你允许战争狂热和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就像狮子和羔羊躺在一起，存之于你脑际之时；当你使自己沉溺于巨大的自负，认为你能够突然地将国际生活改变成你自己设想的样子的时候；当你对过去不屑一顾，否认过去与未来的联系，拒绝以对过去的研究将提出的实际问题充实你自己的时候，这就是你得到的那种和平。

但是，假设你没有采用这条路线。事情会有所不同吗？会有你能够另外采取的一条路线吗？

对我来说，确实有。

我认为，你应当以意识到战争爆发前那些年，欧洲酝酿的事情对我们的重要性为起点。你一定会记得，威尔逊将其斥之为甚至不值得我们考察的事情。

然而，那些都是些非常愚蠢、非常不值得关注的事情吗？从一开始我就说，战争的一些原因是深刻的。在1914年前的一个世纪里，欧洲大陆没有发生重大战争，原因在于权力均势。这种权力均势预先假设法国、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作为决定性因素而存在——这些国家的两侧，是英国本能地意识到它的利害关系就在于这些国家间权力均势的保持，英国准备在欧洲大陆边缘的附近警惕地逗留着，就像照看花园一样照看着欧洲权力的均衡，而且总是适当关注它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以及海外帝国的保护。在这个复杂的结构中，不仅隐藏着欧洲的和平，还有美国的安全。影响它的任何东西都注定影响我们。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发生的事情注定会影响我们：主要是权力逐渐从奥匈帝国向德国转移。这尤其重要，因为奥匈帝国没有太大的机会成为英国海军和商业的竞争者。但是，德国确实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德国足够愚蠢地、挑衅性地利用了这个机会，这样会给英国一种深深的担忧和不安全感。

这些事情不仅仅是在回顾中才能看得真切。

1913年冬天，以上分析的情况没有特点地出现了。与此同时，在一份英国杂志中（因为没有美国杂志会接受），当时的一位美国外交官，刘易斯·爱因斯坦（Lewis Einstein）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些情况。[7]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先生注意到欧洲上空集结的暴风雨前的乌云，注意到英德之间对抗的深刻程度，注意到战争或许会起源于一些相对无关紧要的事件的危险性，注意到这样的战争会对欧洲均衡和稳定产生的影响。然后，他继续追踪这样一场欧洲战争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他从不怀疑，如果其他的选择很显然意味着英国的毁灭，那么我们应当干涉以拯救英国。但是他警告说，不要相信这样的假定：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受到欧洲权力均势任何剧烈变化的影响：

很多美国人都没有察觉，欧洲权力均势是一种政治需要，它能够独自支持西半球经济不受大量军备负担影响继续发展。

……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消失或缩小都将是一场灾难，灾难程度随着这个国家地位的不同而变化……

只要普遍的均势得以维持，即使是英国战败，也不关美国的事。但是，如果有些决定性的结果能够被看出是经过精心谋划以打破多个世纪以来被认可的欧洲的政治结构，那么美国对其无动于衷，最终只有自食其果。如果当时，它由于疏忽，没有注意到被压垮的国家的利益也就是它自己的利益，那么美国将会犯政治上短视的过错，此后，美国会为之后悔无穷。

现在，在我看来，你能够将这一观点——已被后来发生的事情充分证明——作为你的出发点，比如说，从1913年开始的出发点。当时，你可以从这一认识出发：严重的麻烦正在欧洲酝酿，危及我们的利益；你要确保，在武装设施方面，这个国家马上就能给它自己提供一些东西。由此，我们的话才会有点分量，才能被各大国听进去。当战争爆发，你会忽略技术中立的无意义的胆怯，运用我们的影响力去获得没有人能够赢得真正胜利的战争尽可能早的结束。无可否认，如果有任何这样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存在于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我们将不得不被武装起来。如果这没有成功，那么你不得不在战争中继续前进，施加你所能施加的有节制的影响力，避免在小事上与交战国发生摩擦，留存你的力量用之于有价值的事情上。如果你最终不得不干涉，使英国免遭最终失败（对此我很愿意将之作为干涉的正当理由），那么你可以坦率地追求公开承认的目标：干涉战争以及尽快结束战争。你本可以避免道德主义的口号，避免把自己的努力想象成圣战，保持你与敌人谈判的路线永远畅通，不去打碎它的帝国和推翻它的政治制度，不对你盟友的极端主义战争目标作出承诺，保持你的行动自由，为了以对欧洲未来的稳定最小限度的偏见的方式结束战争，在关键时刻全力承担责任，灵活地运用你的谈判能力。

正如我所说的，所有这些事情你都能够令人信服地做到。如果你问我，“你能保证这样做会产生一个更好的结果和一个更幸福的未来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不能”。我只能说，我看不出它如何能够产生一个更糟糕的结果。我能够说，它本该是一个与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联系更为紧密的概念框架，从长远来看——按照一般法则——立足于现实的行为可能比不切实际的行为更加有效。

但是，我想我听到了一个重大的，甚至是愤愤不平的反对意见。在我结束本次演讲之前，我必须对此做出评论。人们会对我说：从公众舆论的角度来看，你所建议的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公众基本上不知道我们的利益受到1913年欧洲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他们从来也没想过在和平时期为军备花费现钱。他们绝不会由于对其他地方的权力均势冷静计算而故意进行一场战争；他们只会因为直接的挑衅而发动战争；他们不会宽恕这种挑衅，会坚持战斗，直至战争结束。你知道，他们不会感到快乐，除非他们能够给自己的军事行动披上理想主义言辞的外衣，并说服他们自己：像美国人在外国领土进行战争这样重要的事情，必须以国家生活条件的根本改变，以及将事情一劳永逸地解决为结束。你——这些人将对我说——坚称你自己是现实主义者——但是，从我们自己国家的国内现实来看，你所说的这些事都不具有实际可能性。

我不会与这种观点争论，我甚至会去承认它。我确实认为，政治领导人应当比他们的实际作为更加努力以使他们自己了解情况，并告诉人民真正的事实。我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人们甚至能够理解他们，对他们心存感激。但是让我们抛开这些，并且说，从根本上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对此，我还有一件事要说。

这里，我不是要谈论伍德罗·威尔逊、豪斯（House）上校、罗伯特·蓝辛（Robert Lansing）的行为。我是在谈论美国的行为。历史不会宽恕我们的国家错误，因为就国内政治来说，他们都是可以说明的。如果你说，由于我们的国内偏好和思维习惯，过去的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你就是在说：阻止我们比过去变得更好的是民主，正如在我们国家所实施的那样。如果这是真的，让我们承认它并且全面衡量它的严肃性——并对此做些什么。一个凭借自己习惯的神圣无双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的国家，也会为自己陷入十足的灾难而辩解。在第一个演讲中，我说过，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留给我们犯错误的余地已经极大地缩小了。如果说在过去，我们民主国家的工作是不充分的，那么就让我们这样说，认为未来会比过去更加容易的任何人一定是疯了。我们将要继续实施外交政策的制度，我希望并祈祷是民主制度。

[1] Winston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1915（New York，1929），1-2.

[2] Erich Maria Remarque，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trans. A.W. Wheen（Boston：Little，Brown & Co.，1929；London：Putnam & Co.，Ltd.，1929），290.

[3] 《在实现和平联盟第一年度会议上的讲话》，1916年5月27日。

[4] 1919年7月4日在“乔治·华盛顿号”战列舰上的讲话。

[5] 1917年1月22日在美国参议院的讲话。

[6] 威尔逊并非如此——至少在1917年初不是如此。在他的脑海里能同时容纳不以胜利求和平的想法和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豁达的概念，这些概念显然是否认势力均衡的。

[7] National Review，L.X.（January，1913），736-750.

5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最近，剑桥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写道：“人类重大冲突的背后，是一个可怕的人类困境，这一困境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当代人没有看到这个困境，或是拒绝承认其真实性，以至于我们关于它的认识都来自后来的分析。只有伴随着历史科学中一个特殊主体的进程，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存在一个可怕的难题，这个难题几乎超越了人类解决它的创造力。”[1]

我不认为，与任何其他的重大冲突相比，这一观点对二战而言更具真实性。但是，事实上，站在民主这一边战斗的人对它知之甚少，特别是我们自己。我敢肯定，对这场冲突本身包含着什么的理解的缺乏，与在我们使自己适应二战留下来的环境的努力中，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重大困惑和难题有很大关系。

我想，对了解这场最近的战争的最有帮助的事，就是作为一个军事冲突，在开始之前，它遭受偏见的程度——你或许会说，在多大程度上，它是不能完全获胜的。

让我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在战争开始前，世界上陆军和空军武力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三个政治实体手中——纳粹德国、苏联和大日本帝国。所有这些实体都对西方民主国家怀有深深的、危险的敌意。按照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情况来看，如果这三个大国共同努力，在军事事业中团结一致，那么很显然，凭借着手中的甚至是期望中的武器，其余的西方国家没有希望在欧洲和亚洲的广阔土地上打败它们。在欧洲和亚洲，西方民主国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世界权力均势对它产生了决定性的不利影响。

我并不是断言这一切都能被西方政治家所察觉，或是很容易被察觉。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现实。就这一点而论，如果战争到来了，它很显然限制了西方的现实的期望。在这三个极权国家中，日本是唯一一个西方国家不用其他极权国家的援助就能令人信服地将之击败的国家。就德国和俄国而言，情况不容乐观。联合在一起，它们根本不能被打败。民主国家只有在与其中一个合作的情况下，它们中被孤立的另一个才能被打败。

但是，这种合作，如果被允许进行到完全胜利，就会意味着合作力量的相对加强，最终它们会作为贪婪的和难以和解的索赔人出现在和平的谈判桌上。不仅如此，如果不让合作的极权国家仅仅凭借着军事行动的磅礴气势占领东欧的大部分地区，这两个极权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参与民主国家一边的战争，都几乎不能战斗至完全和成功的结束。

因此，从1939年的情况看，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处于军事弱势方的不利条件之下。它们几乎不能期望避免付出代价。属于它们的不再是实力的选择。它们手中的牌是如此的不利，以至于在新的世界战争中，任何完全的、清白的民主胜利实际上都是不可预见的。

现在，从事后诸葛亮的有利位置，人们可以追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战争前的几年里，西方政治家是否不能更加明智，以使极权国家陷入相互混乱的方法制定政策，以至于使它们自己精疲力竭，使西方民主国家的安全不受损害。这无疑正是30年代苏联宣传机构指控西方政治家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他们的一些行为非常模糊不清和欠考虑，以至于似乎是给指控增添了证据。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这样铤而走险和不择手段的（Machiavellian）事业，那么这是对30年代晚期那些不幸岁月里西方政策活力和敏锐性的恭维。我个人没有找到证据表明，当时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任何负责任的意见希望进行战争——甚至是在俄国和德国。很显然，纳粹与俄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战争仅仅会发生在东欧屈服的小国身上。尽管有慕尼黑的悲剧，这些东欧国家失去独立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如果没有关于此事的其他证据，人们会面对一个明显的事实：毕竟，波兰的独立问题才是法国和英国1939年最终参战的原因。

事实上，出于主观原因，旨在使极权国家陷入混乱互相斗争的政策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来说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那些非常渴望民主观念的人们会从这一事实中找到希望或失望的源泉，这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此事。当1939年夏天，战争的阴影笼罩欧洲的时候，正如我们现在回头可见的，西方政治家的困境明显而又不可避免。除非有俄国的帮助，否则没有战胜德国的希望。但是，就是这样的帮助，即使是现成的，西方民主国家也要为战争的军事结果以及在和平的谈判桌上提出的条件付出沉重的代价。换句话说，它们的军事目的是提前抵押的。就德国来说，这些目标或许能够获得，对此会有严重的政治指控。顺便说一句，这不仅仅是一个与苏联合作的问题。民主国家最终注定与维希（Vichy）、弗朗哥（Franco）的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签订的令人苦恼的折中方案都属于这一类型。它们是西方军事虚弱的一部分代价。

认识到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待西方国家问题，知道它们1939年所进行的战争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就开始怀疑，西方政治家关于这场世界大战所犯的重大错误是否就是那些战争时期的错误——它们是否都不是“初期的”错误，或许我们应当说早期的“情况”——这些错误使事态的发展如此痛苦和命中注定地不利于西方的利益。这无疑是更深层次的战争起源问题；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因为这种想法会很快使人联想到，面对这样一场如此不祥的战争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办法根本不进行战争。到1939年9月，这无疑太晚了。到那时，法国和英国没有选择，不比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太平洋面临的选择更多。但是，会有一个不是太晚的时间吗？

关于西方政治家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找到一个值得尊敬的学者，就像法国历史学家班维，早在1920年就声称看到了由一战引起的情势中的特殊逻辑，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上，他非常准确地预测了直到并包括二战爆发期间事件的一般过程。这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它促使你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没有隐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中；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法国受到的伤害和遭受的削弱远比它们知道的严重；事实上，奥匈帝国和俄国都失去了维持欧洲稳定的能力，奥匈帝国是因为它已经完全消失了，俄国是因为它的能量和资源被极端敌视资本主义民主的人夺去了；事实上，德国人——失败、贫困、因失败而感到痛苦，对他们传统体制的崩溃感到不确定——虽然如此，仍被作为中欧唯一伟大的统一民族而被留了下来。看到这些事情，很容易得出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可补救，只能任其发展，它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后果。因此，你开始追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发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稳定的根源。从这一观点出发，这是免除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西方政治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责任的一个步骤，认为他们仅仅是他们无法编导和补救的悲剧中的演员。

这无疑是一种极端主义。的确，政治家们通常都会从他们的前任那里继承一些窘境和困境，他们对此没有完全的解决办法；他们凭借短期行动改善处境的能力通常非常有限；但是长期看来（二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总会有一些由他们支配的选择。我认为，公平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它给西方世界留下了比以前更加糟糕的后果，显著地缩小了西方政治家们在战后的选择；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些选择。换句话说，依然有“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假定这些事情至少是有帮助的，比已经做的事情有更大的可能性去阻止进一步的悲剧。就我们谈论的德国来说，就有两件这样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的事情震撼了我，在这两件事情中，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美国人都能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我们可以试着给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的温和力量以更大的理解、支持和鼓励。如果这没有成功阻止纳粹主义的兴起，那么我们可以对希特勒的早期入侵和挑衅给予更严厉和更坚决的态度。

正是这两个可能性中的后一个，尽早就对希特勒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在西方思想中最为突出，这也构成了对两次战争期间对民主治国能力指责的主要根源。毫无疑问，这种政策会对纳粹体制更为谨慎，并促进德国更为缓慢地实现它的时间表。从这一观点来看，1936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Rhineland）时，坚定产生的结果要好于慕尼黑协定的时候。但是，与其同类的人根本不能在一个伟大的西方国家掌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相比，我怀疑，我们是否并不倾向于夸大这一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一旦希特勒掌权就阻止他。希特勒能够巩固他的权力并在1933～1939年间获得成功，这对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失败。但是，当德国人民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心境中，他们没有多少抵抗和抗议就接受希特勒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和主人的时候，实际上，西方国家遭受了一个更加严重的失败。

的确，西方国家更为强硬的态度或许会导致希特勒的倒台，在战争到来之前由一个不那么讨厌的政府来取代他；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如果在签订慕尼黑协定的时候，英国和法国能够洞察分明、站稳立场，那么有可能会爆发一次起义的尝试。但是在这条路上充满重大的不确定性。纳粹主义催眠的魅力对德国人民来说已经很强烈了。如果有人能够推翻希特勒，这些人大概就是将军们。他们是否能够控制后来的局势，打败纳粹和德国侵略性的幽灵，和平地调整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是不确定的。我怀疑，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幸，不是希特勒，而是德国社会的弱点。这个弱点使希特勒的成功成为可能。就是这一问题将我们带回到西方民主国家对待魏玛共和国的态度这一问题上。

事件进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几乎看不到德国历史上这段极其有趣的时期——1933年之前的时期，伴随着令人惊讶的文化和知识的繁荣，如此充满希望，但是也如此接近绝望。在20世纪20年代这十年里，柏林是欧洲最具活力的首都，西方民主国家能够从柏林发生的事情中获得利益和指导。我们美国人与德国魏玛共和国签署的和平条约是非惩罚性的。指控美国对新德国有任何的政治冒犯是不公正的。我们甚至慷慨地资助他们，尽管是愚蠢地。但是，我所思考的不仅与我们有关，也与西方民主国家整体有关。这不仅仅是政治和财政，这是一种厌恶和怀疑的普遍态度，与某种社会势利行为混合在一起。这种社会势利行为是如此的奇怪，以至于迟至1927年，德国人仍然被禁止在日内瓦（Geneva）（国际联盟的所在地）使用高尔夫球场。我们没有伤害魏玛德国，但是我们任其自由发展。在有些时候，这还是一个针对其他国家的好政策。但是我担心这不是那种“有些时候”。无论如何，这里是已经失去的机会，很显然，它们在文化和知识领域与在政治领域一样多。

现在，谈谈第二个极权国家俄国。1939年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使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留在我们的对手阵营之外？我很抱歉，我们不能用整个演讲来论述这个主题，因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而且贴近我所讲问题的实质。我不认为，我们必须总是以减少苏联威胁的程度的方式做事。我认为，我们应当做得更多以赢得俄国共产主义者的尊重，如果不是喜欢的话；你的敌人的尊重——我们有时倾向于忘记——没什么可以鄙视的。但是，我知道，根本改变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政治人格，或是缓和其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强烈偏见（凭借这种强烈的偏见，它才得以培养并掌权），对此我们能做的很少。这些事情有着深刻的心理根源，根源于特别的俄国现象。西方民主国家是否在1917年之前做了一些值得引起如此强烈敌意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敌意一旦形成，西方国家直接能做的任何事情都几乎不能改变它；我们这一边所能做的最好的反应就是始终保持极为节制、统一和高尚的态度。

至于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战争中，日本是否也反对我们的问题无疑主要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法国和英国的问题。我希望为了本次讨论的目的，我们完全跳过它；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离欧洲战争的原因相对远一些，三言两语不容易说清楚。但是，我们同时与日本和德国作战的事实在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中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因素，以至于我认为我们不能轻易将这一问题略过。

充分地讨论这一问题就等于是讨论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的半个世纪里美日关系的所有后续事件，显然我们在这里不能这样做。为此，我们要加上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针对这些历史中的身后之事，没有任何确定性可言。确实显而易见的是，20世纪的最初十几年过去了，珍珠港事件即将到来，坚持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的美国政治家的选择变得越来越窄。我认为，没有人能肯定，在日本进攻前的最后年月里，我们应当做到的事或没有做到的事能够预见最终的结果。如果能有更令人满意的可能性，那么在更为遥远的过去，这种可能性的数量一定更多。当时，我们的时间分配更加宽裕，外交斡旋的领域也更为宽广。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否真的存在，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力求认真和现实地避免与日本开战以及少受其他动机之累的政策，一定会产生一种与我们实际追求相当不同的行动路线，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但是，我认为，这足以使我们在这里再次记录它们。正如在欧洲战场中，如果有方法能够将战争完全避免，那么可能的方法的确与更遥远的过去有联系：与人们根本不考虑战争，不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或是没有做到的事会给他们带来这个未来的巨大的困境的时期有关。

因此，我们再次回到了基本的事实：到1939年，事态对西方民主国家来说真是非常不祥。它们允许出现的局面是一个没有完满解决办法的局面。无论它们是否认识到，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面临的战争是防御战：这种战争或许会带来眼前的生存，但是几乎不能带来它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稳定性的改善，当然也不能带来民主任何更为积极和更具建设性的目标的改进。当将此铭记于心时，在很大程度上，战争年代的重大决策，其本身会给人一种更加仁慈的印象。

对我来说，这些决策中值得我们首先提及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政策——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不要进入欧洲战争，直到德国人对我们宣战。这无疑与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相差无几。当时，我们避免介入，直到一个公开的德国行动，也就是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将我们带入战争。对我来说，在每个案例中我们的行为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一旦我们正式介入，我们针对这场战争的情感态度的显著改变。从理论上说，如果欧洲战争中的问题真的与我们在1942～1945年自己说服自己的同样重要，那么1939～1941年，它们无疑是同样重要的。实际上，在早期，在德国人进攻俄国之前，英国和法国的事业实际上应当被称为自由和民主的事业，因为西方这边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牵涉其中。但是后来，我们的确发现，在反德事业中，我们的核心利益证实了我们的巨大的军事牺牲。有时，由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入民主国家一边，事业被描述的非常模糊，被描述为不仅仅是一项防御事业。

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考虑到民主国家舆论形成过程中的深思熟虑，看起来似乎我们美国人投入战争的感情上的狂热的真正根源不在于对更广泛的问题的客观认识，而在于对这一事实的极度愤怒：其他人最终将我们挑衅到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拿起武器的程度。这给民主战争的努力赋予了惩罚性的注解，而不是一个权宜之计。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如果这个思想里有任何东西，那么它会有助于解释为了理性和有节制的目的使用武力，而不是为了感性的和难以确定合理限制的目的而使用武力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困难。

一旦我们进入欧洲战争，并承认西方国家当时在战争中所遭遇的重大的军事不利，在整个剩余的战争岁月里，做出决策的人都是那些受折磨的、过度劳累的人，在一系列重大压力的漩涡之下工作，军事的和其他的压力。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很难想起或是想象这些压力。在当今的解释中，我们将战争年代的特殊决策当做是所有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的根源。我认为，我们对事件中的人和历史事业的起因有一些不公平。对战时错误最大声的指控主要与我们对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关系，尤其是与莫斯科、德黑兰（Teheran）、雅尔塔（Yalta）战时会议有关系。作为一个在这些会议召开的时候感到很不高兴、非常担心唯恐它们导致错误的希望和误解的人，我或许可以说，最近，这些会议的重要性被大大地夸大了。如果不能说，西方民主国家从与俄国的这些会谈中获得很多好处，那么说它们放弃了很多也是不对的。苏联在东欧建立军事力量以及苏联军队入侵满洲并不是这些会谈的结果，它们是战争结束阶段军事行动的结果。除了率先到达那里之外（在当时它们不可能这么做），西方民主国家不能做什么来阻止俄国人进入这些地区。如果罗斯福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没有与斯大林达成共识，那么苏联军队就不会进入满洲，这种暗示无疑是没有意义的。为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登场，为了从达到目的（这个目的它们追寻了近半个世纪）的机会中获利，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俄国人参与到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争中去。

将雅尔塔协定描述为对民族主义中国的可怕的背叛，这同样也是错误的。这个协定是我们应当将其中某些东西推荐给中国政府的一个协定。当时，中国政府并不反对这些事情。早在雅尔塔会议之前，他们就要求我们帮助他们安排与苏联政府的事务。后来，他们表示对我们所做的非常满意。在他们独立与俄国人进行的随后的谈判中（这些谈判实际上构成了对满洲未来的控制布局），在一些方面，他们在对苏联的让步方面走得比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以及我们的推荐还要远。我们特别警告中国：这样做他们就是在按照他们自己的责任行事，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建议行事。尽管存在这一事实，他们仍然这样做了。

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公平地说，战时会议最糟糕的就是它们有些冗长，在多处导致了一些错误的希望。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会议具有独特的价值，是我们乐意和渴望与苏联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真实的例证，是我们这样做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现实证明。与其他耐心和善意的证据一样，它们对档案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参加那些会议，我猜想我们还会听到指责的声音说：“你声称与俄国合作是不可能的。你怎么知道？你甚至从来都没有尝试过。”

一个针对我们对俄政策更加实质性的指控，尽管我们很少听过，与战争后期尤其是1944年夏天之后租借的继续有关。你还会记得，到那时，俄国自己的领土上已经没有敌人了，我们相对于俄国人的谈话位置已经被成功地开辟第二战场大大地改善了。从那时起，俄国军队无论做什么，都注定会对除了德国人民之外的欧洲人民产生重要的政治后果——这一结果远远超出纯粹的德国失败。我认为，能够被充分证明的是，没有充足的理由不去注意这些发展中的政治问题；当有日益增多的理由去怀疑：除了打败德国之外，俄国在东欧的目标是否是那些我们美国能够同意和支持的目标的时候，没有充足的理由继续实施慷慨地、几乎不加区别的援助苏联的计划。

但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一件是，军事需要的压倒一切的推动力量，我们的政治家就是在这样的推动力下工作。另一件是，他们对这一信念的信任程度：如果有对任何永久和平的希望，那么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冒险假设，苏联的疑心或许会消除，战后与苏联的合作会取得成功。当时，我们中间很多熟悉俄国事务的人都对这一思路感到不耐烦。因为我们知道成功的机会多么的微小，我们找不到理由，为什么一个保持冷静、好脾气和充分军事准备的西方世界，如果不走向政治亲密或战争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就不能继续在同一个世界与克里姆林宫的权力长期共处。根据随后发生的事情，我能看出，我们的观点也不完美。关于苏联权力的本性，我们是对的；关于在历史上的这一阶段，美国民主能够长期忍受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麻烦和军事危险的局面的能力，我们是错误的。或许，当时，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D.R.）比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任何事情都取决于苏联政府改变态度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能表明困境比我们任何人真正体会到的还要残酷，我们时代的危机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巨大的混乱也仅仅是它的部分征兆。

没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在租借或战时会议方面做的有所不同，那么欧洲军事事件的结果会变得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大不同。我们本可以比原来浪费更少的钱财和物资。我们本可以稍早一点到达欧洲中心，少受我们对苏联盟友义务的拖累。东西方之间的战后分界线本应该比今天更加偏向东方。这对每一个相关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安慰。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基本的困境：希特勒是这样一个人，与他的妥协的和平是不切实际的和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无条件投降”或许不是一个可以过多谈论、能够用作战时口号的明智的事情。实际上，无论你是否与你的俄国盟友行动一致，没有充满希望的其他选择，只有追求这种悲惨的斗争直到其痛苦地终结。这意味着，你迟早会在东欧或中欧的某条战线上结束战斗，或许比东欧更加中心，我们自己在一边，苏联军队在另一边，伴随着自从战争结束的这六年里，我们之间关于战争被证明是什么的相互理解。

将这些事情了然于胸后，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追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的错误是否真的是这些折磨人的和处于强大压力下的决策。这些决策规定了军事行动，使军事行动压力下的盟军内部关系得以具体化——换句话说，它们是否真的是少数身居高位的人做出的决策的错误——它们是否不是我们整个社会关于我们从事的军事冒险的理解和态度的更深层次的错误。首先，人们不记得这场特殊战争的本质上的、不可避免的防御的性质。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西方国家起初是弱势的一方。我们仅能实现我们的一部分目标，并且只有在与极权主义对手合作并付出代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那部分目标。我们的失败源自我们对我们时代历史进程的普遍无知，特别是源自我们缺乏对特定情势下权力现实的关注。

但是，对我来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的失败，是将战争的局限性——任何战争——当做民主国家目标实现工具的一个失败。这是一个作为民主实现手段的武力和强制的恰当关系问题。我最不能否认的是，它们在民主的国际和国内功能中占有一席之地。直到世界变成一个与我们纵观我国历史所推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仍将是正确的。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在国际领域使用强制工具，没有对其重要性和可能性的全民性理解，那么我们会继续损害自己的利益，几乎和我们促进自己的利益一样多。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人类的残害和屠杀，对人类住所和其他设施的破坏，无论出于哪些必要的理由，其本身都不能为民主的目标作出积极的贡献。对于我们自己国家同样的破坏和对我们的人民同样的屠杀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替代方案。它能够令人信服地保护那些必须得到保护的价值，以及那些无法用其他方法保护的价值。有时，如果以深谋远虑、谨慎和节制的方法使用，它能够以较少的暴力换取较大的暴力，推动人类活动的潮流进入比它原本采取的更有助益的渠道。但是，从根本上说，民主目标不会随着某个人的死去、某座建筑的坍塌或某支敌军的撤退而繁荣昌盛。然而，除非这些事件发生，否则民主的成功之路或许会更加艰难。其中，有将武力的使用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全部正当理由。但是，只有当人的头脑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增进了他的智慧以及与他人真实关系的意识，真实的繁荣才会发生——这些事情使他意识到，无论何时，当另一个人的尊严受到了冒犯，作为人类中的个体，他自己的尊严也因此而减少。这就是为什么战争的破坏性过程必须始终伴随着（或是使之成为附属）一种不同的事业。这种事业的目的在于开拓眼界、改变人类的动机，就其本身而言它绝不应当被当成是希望、热情和改进世界梦想的特有的工具。武力，与和平一样，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不能作为目的和方法的既定框架之外的一个概念来理解和看待。如果更好地理解了这一点的话，就不会出现和平时期困扰很多美国人的对国际暴力的道德排斥，也不会出现战争年代里我们很多人所共有的对武力的强制力和内在动力的无奈抛弃。

我很难说，如果我们的公众舆论和我们领导人的精神面貌构成了对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段时间我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这些现实的一种理解，那么我们今天的处境会有多么的不同。很容易想到，战争绝不会以它现在的这种形式降临到我们头上，或者，也许，即使战争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也会做好准备，以更强大的武力尽快投入战争。因此，我们能够以对世界事务的稳定与缓和更为有利的方式结束战争。但是，这一切都仅仅是猜想。历史学家绝不能证明，对现实的更好的理解能够阻止任何特殊的灾难，或是避免任何重大的人类困境。他只能说，按照一般法则，它应该是有所助益的。

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确定，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我们在二战期间所面临的困境的因素，那么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相互之间就会更加冷静、更加团结、更少恼怒。因为我们会更好地为1945年以来发生的事情做准备，不再倾向于将它们误认为是其他人愚蠢或坏信仰的产物。实际上，我相信，但我不能证明，收益要比这走得更远。存在于人类理解中的可能性，与那些存在于黑暗和无知中的东西一样，在假设上几乎是不可论证的；但是，有时它们是令人吃惊的。

[1] The Review of Politics，Ⅻ（Aprial，1950），151-152.

6 现代世界的外交

这些演讲是为了分析历史运动规律而设计的，是为了有助于分析美国外交领域过去的事件而设计的；就其本身而言，通常，它们有可能得以保持不变。但是，当前事件的背景是非常吸引人的，你们自己对这些事件的关注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让我觉得，如果我不加上几句它们与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的相关性的话语，你们会觉得我所说的没有发挥最大的效用。

在我做此事之前，我还有一件关于过去的事情想说。我担心，我给你们的关于我们过去在外交领域的表现的印象比它在我脑海里的真实印象更加暗淡和令人失望。我认为我应当表明自己的认识：这半个世纪美国外交年鉴中积极与消极的事件并存。我们要记住，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段重要的、难堪的过渡时期。我们带着一个小小的中立国的概念和方法着手此事。我对这种方法很了解。我在其他国家的一些外交机构见过它们，在那里，我有幸代表我们的政府做事。这是一种我喜欢和尊重的方法，我必须承认对此有一种怀旧之情。它通常使自己具有卓越的品质和尊严。国务院建于世纪之交，20世纪20年代我进去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那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地方，具有法院般的氛围：它清凉幽暗的走廊、它的转门、它的黄铜痰盂、它的黑色真皮摇椅，以及国务卿办公室里的古老的大钟。它有一种真正的老式的庄严和简朴。早些年这里配备了专业人员，其中一些人具有卓越的经验和能力。它通常由真正才高德邵的美国人领导。

如果在这个演讲中，我所说的任何事情可能显得对海约翰、以利户·鲁特（Elihu Root）、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或是亨利·斯廷森（Henry Stimson）这些人有些许的不尊重的迹象，我会感到非常遗憾。这些人志虑纯良、品行端正，性格温和、考虑周到，待人忠诚、无可指责，谦逊为人、庄重为公，亲爱弱小、乐善好施，凡此种种，堪为典范。对我来说，这一切构成了对这个世界人类众生的最好的贡献，最准确地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理想与精神。他们是这样的人：评价他人时几经斟酌、审慎小心，在没确信查明真相时，态度谨慎，暂不置评，对证据不足和草率结论的危险了然于心。如果我们以其他任何精神对待他们的回忆以及他们行为后果的证据，那会使我们自己变得非常可笑。

我们是另一代人，我们既不是我们老一代人面对的要求的法官，也不是他们的回应的适当性的法官。对于这些人在办公室的表现，我所能有的仅仅是一种同情和钦佩。这种感情是一个人对父亲的奋斗和作品怀有的感情，外加孩子们在世界各地不变的信念：有些现代世界的特征父辈理解得很差，我们孩子们理解得更好一些。如果今天，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外交政策方法中的盲点和弱点，我们必须记住吉本（Gibbon）是如何评价伟大的拜占庭将军贝利撒留（Belisarius）的：“他的不足源自时代感染，他的美德来自自己。”

尽管如此，很显然，过去我们外交政策行动的挑战和回应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现在这个差距依然存在；然而，五十年前它对我们并不是很危险，今天，它使我们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在1951年，我们对此不能沾沾自喜，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无情地面对我们的弱点。

我想从之前的演讲中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所说的这些弱点是什么。我无需再对它们进行任何详细的概括。它们与机构和概念都有联系——无论手段还是目的。

关于政府机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的很多麻烦似乎都来自行政部门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的短期趋势负有义务的程度，来自我们所谓的对外交政策问题公众反应的古怪和主观的特性。我想强调，从长期来看，我并不认为对外交政策问题的公众反应是古怪的和靠不住的；但是，我认为记录表明，在短期内，我们的公众舆论，或是被华盛顿官方误认为的我们的公众舆论，很容易被引入情绪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歧途，这使其成为国家行动蹩脚的和不够格的向导。

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作为一个二十五年来一直使自己忙于专业外交事务的人，我忍不住要说，我坚信，在外交政策行为中，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专业主义的原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组建一支专业人员的队伍，这些人员胜过这一领域现在和过去的人；通过尊重他们，利用他们的洞察力和经验，我们会大大地帮助自己。然而，我很愿意承认，这与我们的公众心里强烈的偏见和成见背道而驰，尤其是在国会和新闻界。因此，或许我们注定要继续几乎完全依赖我们所谓的“业余外交”。

既然如此，我们政府中决策和政策执行机构的问题，很显然仍以一种非常激烈的形式伴随着我们。无论如何评价迄今为止的这些手段，很难说它们由于秘密、审慎或是长期方法这些事情而显得重要。在这里，我们碰到的问题对此刻你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清楚，我无需再简述它们。它们修正的主体是非常复杂的，包含政府组织和方法的很多方面。也有些人认为，在我们现在的宪法框架内，这些困难都会得到满意的解决。它们仅仅是一个政府中合适的个人领导力问题。有些人怀疑，在没有宪法改革的条件下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改革能够给我们一种议会政体，这种政体更像存在于英国和大多数其他议会国家的政体。在这种体制下，如果失去了议会的信任，政府就会垮台。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在关键时刻就重大问题征求人民的意见，根据人民的决定调整政府的责任。

我必须说，如果之前我对这是否就是我们政府所需要的有任何怀疑，那么在过去几周和几个月，这些疑惑在我的脑海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我发现，除非我们能够用比我们最近做的更好的方法，解决对政府政策合理性提出的重大挑战，以及对政府声称在外交事务中要代表人民群众说话提出的重大挑战，否则，很难看出我们如何才能履行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

这里，我还担心的是，按照我已经指明的方向的改革机会是如此渺茫，以至于我们认为这些可能性与我们当今的问题没有任何特殊联系而不予考虑。

这实质上是将概念的问题留给了我们。在这个领域，学者的声音最为有用，对我来说，对过去的审查会产生最具指导性的结果。

毫无疑问，正如你们所猜测的，我认为，我们过去的政策制定中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所谓的对待国际问题的法律—道德主义的方法。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这一方法就像一束红线贯穿于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其中，有对仲裁条约的过时的强调、有海牙会议和普遍裁军的计划、有国际法作用的更具野心的美国概念、有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有《非战公约》（Kellogg Pact）、有普遍的“第五十一条”协议的观念、有对世界法和世界政府的信任。但是，这些都不是“它”。让我试着描述一下“它”。

“它”是这样一种信念：在国际领域，通过接受一些法律规则和约束系统，有可能抑制政府的混乱和危险的愿望。毫无疑问，这一信念部分地代表了将个人法的盎格鲁—撒克逊概念转换到国际领域的努力，使它像在国内适用于个人一样适用于政府。它一定是部分地来自于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起源的记忆——从这样的回忆开始：通过接受一个普遍的制度和司法框架，我们能够将最初十三个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和愿望的冲突降低到无害的规模，使它们的相互关系变得有序而和平。请记住这一点：人们不能理解，在特定的环境下，对十三个殖民地来说有可能的事，在一个更广阔的国际领域里就变得的不可能了。

这一信念的本质是：最好找到一些具有司法性质的正式标准，以此界定许可的国家行为，而不是抓住难以控制的国家利益冲突不放，按照它们的是非曲直处理它们，以期找到解决办法，而对国际生活的稳定以最小的扰乱。因此，将会有司法实体，有能力根据这些标准衡量政府的行为，并决定何时政府的行为是可接受的，何时是不可接受的。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的假定：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倾向于争夺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都既不可信，也不重要，完全有理由期待其退居次要地位，排在一个不受国际暴力打扰的有序的世界的愿望之后。对美国人来说，难以相信的是：人们应当有积极的愿望，他们认为这些愿望是合法的，对他们来说比国际生活中的和平和有序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其他人不能接受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而加入我们，就像我们为了使那些运动不会变得太残酷和太具有破坏性，不会具有我们不想让它具有的重要性，在运动竞赛中接受规则一样。

如果他们这样做，使这些推理起作用，那么国家自我的、令人讨厌的和混乱的表现能够得到控制，会变得没有事实根据，或是用对我们美国用法来说熟悉和可以理解的办法，可以很容易地解决。从这一背景出发，美国治国之道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们国家的法律界坚持不懈地探索能够实施这一功能的制度框架。

在这个短短的演讲中，我不能承担详尽地论述这一主题之重任，或是指出我认为它所包含的所有不合理因素。但是，一些更为突出的弱点值得一提。

首先，很多国家从属于一个国际司法机制的观念，限制了它们侵略和伤害其他国家的可能性，意味着这些都是和我们自己一样的国家，对它们的国际边界和地位感到合理的满意，至少在没有国际协定的条件下，它们愿意避免迫切要求改变。实际上，只有在一部分国际社会中，这才是普遍真实的。如果我们认为，对其他人来说，他们总是表现的不如国际社会司法秩序的维持重要，那么我们就会倾向于轻视在世界其他地方国家失调和不满的暴行。

其次，虽然这一概念总是与对民族主义的反抗有关系，但是令人好奇的是，它实际上赋予了国籍和国家主权这些概念以前没有的绝对价值。“一政府一票”的根本原则，无论是国家之间的物理差异还是政治差异，都美化了国家主权的概念，使它成为参与国际生活的唯一方式。它设想了一个仅仅由具有完全平等地位的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这样，它忽略了民族分裂的坚定性和合理性中的巨大变化：事实是，在很多情况下，国家边界和民族性格的起源是偶然的，或至少与现实没有太多的联系。它也忽略了变化的法则。民族国家的模式不是、不应当是，也不能是一个固定的和静止的东西。就其本性而言，它是处于一个变化和流动的恒定状态下的不稳定的现象。历史已经表明：个体为他们的世界环境作出贡献的意愿和能力是经常变化的。组织形态（还有什么是像边界和政府这样的东西？）应当随他们一起变化，才是符合逻辑的。国际关系系统的功能不是通过给它强加一件法律约束的衣服来阻止变化的过程，而是促进它：使它的过渡变得容易、缓和它通常会导致的粗暴、隔离和减轻它引起的冲突，设法使这些冲突不会呈现让国际生活通常感到不安的形式。但是，这是外交的任务，即最古老意义上的那种外交。为此，法律太抽象、太灵活、太严苛以至于不能适应不可预知和出乎意料的需要。

出于同样的原因，世界法的美国概念忽视了国际进攻的那些手段——权力投射的手段以及对其他人的强制——完全绕过制度框架，或甚至是利用他们来反对他们自己：诸如意识形态攻击、恐吓、渗透、变相没收国家主权的制度工具的物件。换句话说，它忽略了傀儡国家的策略和技术设置，凭借二者，在没有正式攻击或是挑战主权和独立的外在属性的条件下，就能将一个国家转变为傀儡。

这是促使东欧卫星国家的人民心中含着一丝苦涩看待联合国的原因之一。这个组织完全无法使它们免受一个强大的邻国的控制。一种控制通过我们不能称为“侵略”的过程得以形成，但不能由于这一事实而降低它的不公正的性质。他们确实有一些正当的理由，因为国际事务的律法主义方法普遍忽略了政治问题的国际重要性和国际不稳定的深层根源。它假定，内战将保持在国内，不会发展成为国际战争。它假定，每个民族具有以不挑衅国际环境的方式解决自己内部政治问题的能力。它假定，每个国家总是能建设一个有资格代表它们说话的政府，在国际领域投票。这个政府的这种能力能够被世界上其他的国际共同体所接受。换句话说，它假定，国内问题不会变成国际问题，国际社会不会处于必须在某国之内的权力追逐者之间做出选择的位置。

最后，这种国际关系的律法主义方法，它关于处罚攻击和侵犯的假设是错的。总之，它指望通过集体行动来处罚国家的坏行为。这样，它忘记了联合军事行动有效性的局限。它忘记了，在任何可能的政治—军事行动中，由于军事伙伴集团圈子的扩大，理论上可获得军事力量的总数或许会增加，但是，这是以联盟的紧密结合和放松控制为代价的。一个联盟变得越大，保持政治团结和对正从事的事情的目的和后果产生普遍的共识就越困难。正如我们从朝鲜的例子中看到的，针对一个侵略者的联合军事行动，对每个参与者来说，都具有不同的意义。它对每一个参与者都提出了特殊的政治问题。这些政治问题与讨论中的行动无关，影响了国际生活的很多方面。军事伙伴集团越大，对它们的行动进行政治控制就越难，达成各方都同意的协议就越受限制。报酬递减法则严重依赖多边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它使这一问题变得令人怀疑：较小国家的参与是否真的增强了大国确保国际生活稳定性的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我们带回这样一种认识：即使是在世界法的体系下，对破坏性的国际行为的制裁或许会继续和过去一样，从根本上依赖于大国之间的联盟和关系。或许会有一个国家，又或许不止一个国家，国际社会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也不能成功地迫使它遵循其强烈反对的行动路线。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在哪里呢？对我来说，我们又回到了被遗忘的外交艺术领域中，我们曾花费了五十年时间试图去摆脱它。

因此，在我看来，这些是国际事务的律法主义方法固有的一些理论缺陷。但是，在我结束本次演讲之前，我愿意谈谈一个更大的缺陷。这就是法律至上观念与道德观念必然的联系：假定国家行为是一个适合道德判断的对象，是国家事务对错观念的继续。无论谁说，存在一种法律，这种法律无疑必须愤怒地反对违法者并感受到一种高居其上的道德优越感。当这种愤怒渗透到军事竞争中的时候，除了将违法者降服至完全服从的程度以外——即无条件投降，它不受任何限制。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的确，世界事务的法律至上主义方法毫无疑问地来自于消除战争和暴力的欲望。与国家利益的过时动机相比，它使暴力更加持久、更加可怕、对政治稳定更具毁灭性。以高尚道德原则的名义发动的战争，除了某种形式的完全控制以外，不会提早结束。

这样，我们发现，国际问题的法律至上主义方法与全面战争和完全胜利的概念几乎完全一致。其中一个的表现很容易就渗透到另一个的表现中。在这些忧患时期，我们最好还是多思考一下全面战争的概念。无论如何，在西方文明中，这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才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它成为两次重大世界战争的特征，两次战争都——正如我所指出的——继之以重大的不稳定和理想的破灭。但是，它不仅仅是这一概念的愿望问题，这是一个可行性的问题。实际上，我想知道，即使是在过去，从胜利者的角度来看，完全胜利是否也不完全是一个幻觉。在某种意义上，除了种族灭绝，是没有完全胜利的，除非这是关于人类思想的胜利。但是，完全的军事胜利很少是关于人类思想的胜利。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在新的全球冲突中，非常值得怀疑的是，是否会有诸如“完全军事胜利”这样的概念。我个人认为不会有这样的概念。因为会有一方或是另一方军队的重大削弱。但是，我认为不可能会有任何一方国家意志的普遍的和正式的屈服。然而，达致这一不能达到的目标的努力，会给文明造成另一种彻底的伤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伤害同样严重。我让你们来回答这一问题：文化如何才能渡过难关。

不久前，一位杰出的美国人断言，“战争的目标就是胜利，在战争中，没有什么能够取代胜利”。在这里，或许困惑在于“胜利”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或许这个词放错了地方。或许，在一场战役中会有“胜利”这样的一种情况。然而，战争中，只有你的目标实现或是没有实现的问题。过去，战时目标通常是有限的和实际的。人们通常通过你接近目标的程度来衡量你的军事行动的成就。但是，在你的目标是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地方，趋向改变整个民族的态度和传统或是政权的特性，那么或许胜利就不是通过军事手段或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完全获得的东西；或许，那就是我们困惑的根源。

无论如何，我要坦率地说，没有比完全胜利更危险的幻想了，过去，没有什么比完全胜利观念带给我们的伤害更大；未来，没有什么比完全胜利的观念威胁将给我们以更大的损害。我担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在这里讨论的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的基本错误。如果我们要摆脱它，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国际法的尊重，或是放弃未来它作为事件的温和教化者的希望，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一个演讲中提到过。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追求那些可以被恰当地称作“绥靖”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如此贬低和泄气地使用一个词语，就像这个词最近所受到的滥用一样。但是，这将意味着我们对待今天我们边界以外的令人烦恼的和不愉快的事情会出现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很像医生对待人体内那些既不令人愉快，也不吉祥的身体现象的态度——超然、冷静和愿意推迟作出判断的态度。这意味着，我们要虚心承认，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是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和理解的全部——有勇气承认，如果我们自己在国内的事务目标和事业是合适的，没有被傲慢、对他人的敌意或优越幻觉所玷污，那么对我们国家利益的追求就决然不会无助于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与我们通常追求的概念相比，这个概念更少野心，其近期前景不那么诱人，对我们的自我形象来说不那么令人愉快。对很多人来说，这或许有点像是愤世嫉俗和极端保守。我不能同意这些怀疑。概念中所包含的任何现实的东西，我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究竟是什么的努力中发现的东西，都不能是偏执的。

第二部分 苏联行为的根源

1 苏联行为的根源[1]

一

我们今天所见的苏联政权的政治人格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苏联现今领导人所继承的意识形态来自于孕育他们政治起源的运动和他们已经行使了近三十年的俄国权力环境。很少有心理分析工作比弄清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及每个因素在决定苏联官方行为中的相对作用更难的了。尽管如此，为了理解苏联的行为并有效应对，必须做这样的尝试。

要概括出苏联领导人取得政权时所拥有的一系列意识形态概念是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俄国共产主义的设计中总是发生着微妙的演变，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广泛而复杂。但是1916年时，俄国共产主义思想的突出特征也许可以概括如下：（A）人类生活的中心要素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它决定着社会生活的性质和“社会面貌”。（B）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邪恶的，它必然导致资本拥有者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能充分发挥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平地分配劳动者创造的物质产品。（C）资本主义包含了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由于资本拥有者阶级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变化，它必然导致一场革命使权力转移到工人阶级手里。（D）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必然直接导致战争与革命。

其他内容可以用列宁自己的话概括：“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几个甚至单独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胜。这个国家获胜的工人阶级，既然在国内剥夺了资本家的财产并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就会起来反抗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其他国家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2]应当指出的是，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就不会灭亡。为了推翻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后的临门一脚。但是这个推力不可避免，而且迟早会产生。

在俄国革命爆发前的五十年里，这种思维模式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发挥了重要的吸引力。受挫、不满、无自我表现的希望——或急于自我表现——以及在沙皇政治制度的严密控制下选择流血革命作为社会改良的手段缺乏民众支持。这些革命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为自己本能的欲望找到了极为方便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他们的烦躁情绪，对沙皇制度所有价值观的绝对否定，对权力的渴望，报复心理，以及寻求捷径实现这些愿望提供了违反科学的依据。因而毫不奇怪，他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真理性与完整性。因此，这些学说投合了他们的冲动与情感。他们的虔诚毋庸置疑。这是与人性一样久远的一种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没有比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描述更恰如其分的了，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写道：“从热忱到欺诈，这一步非常危险和不稳当，圣哲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智慧的人可能自我欺骗。好人可能欺骗别人。良心可能会麻木不仁，处于一种自我幻觉和有意欺诈的混沌的中间状态。”正是带着这一系列观念，布尔什维克党人夺取了政权。

现在，必须指出的是，在整个准备革命的岁月里，这些人的注意力，跟马克思一样，更多地放在了击败对手，而较少关注未来社会主义[3]所应采取的形式。在他们看来，前者优于后者。因此，对于一旦掌权，就应该执行的积极的纲领而言，他们的看法则模糊不清，充满幻想且不切实际。除了工业国有化和剥夺私人大资本之外，没有统一的纲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他们对待农民的方式不同于无产阶级，而这在俄国共产主义思维模式中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在俄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十年里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摇摆不定的问题。

革命后的最初岁月里——内战和外国干涉，连同共产主义者仅仅代表俄国人民中极少部分人的利益这一显而易见的现实——使得建立极权政权成为必须。“战时共产主义”的实验和突然尝试消灭私人生产和商品交换产生了不幸的经济后果，进而导致了对革命政权更深的怨恨。虽然新经济政策表明俄国共产主义化的过程暂时放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困境，因此，达到了一定目的。然而它也清楚地表明，“社会上的资本主义部分”仍将准备从政府压力的任何放松中谋利，如果允许其继续存在的话，将常常是苏联政权的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因素，也是和苏联政权争夺影响力的严重竞争对手。至于个体农民，情况也有几分类似，虽然力量很小，但也是私有生产者。

如果列宁健在的话，为了俄国社会的最终利益，或许他会以伟人的气魄调和这些冲突的力量，虽然这种假设也是有疑问的。但是，即使列宁这么做了，斯大林同其在争夺对列宁领导地位继承权的斗争中的追随者们也不会容忍他们所觊觎的政权下存在一个竞争的政治力量。他们的不安全感太强烈了。他们特有的极度狂热性，未因任何盎格鲁·撒克逊的妥协传统影响而改变，这种狂热性太过激烈，满含妒忌，使其不可能设想任何长久的分权。由于孕育于俄国—亚细亚世界，他们形成了对于竞争性力量能长期和平共存的可能性的怀疑心理。由于轻信自己教义的“正确性”，他们总是坚持降服或摧毁所有竞争力量。共产党之外的俄国社会本身并不僵化。人们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或社团都受党的控制。在俄国，不允许存在任何具有活力和感召力的组织。只有党组织具有组织结构，除此之外，便是无组织的民众。

苏共党内，情况也是如此。普通党员虽然也能参加选举、审议、决定和行动等活动，但是他们参加这些活动不能根据自己的个人意愿行事，而要仰党领导的鼻息，绞尽脑汁揣摩“指示”的含义。

应当再次强调的是，从主观上讲，这些人搞专制也许并非出于个人目的。他们无疑相信——并且很容易相信这样——只有他们知道什么有益于社会，而且一旦他们获得稳固和不受挑战的权力后，他们就能实现这些善行。但是为了追求他们自己稳固的统治，他们不顾上帝和人类道德的约束，不择手段。直到觉得统治稳固后，他们才会考虑授权他们关怀自己的人民的舒适与幸福。在他们的权衡下，人民福祉的重要性远在他们的优先处理对象之下。

关于苏联政权的明显事实是，迄今为止，该政权的政治巩固过程远未完成，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还深陷于以巩固和强化他们在1917年所获得的绝对权力的斗争中。他们一直努力，主要在苏联社会内部努力保护自己权力的安全，使其不受国内其他反对势力的威胁；同时，他们也努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受外部世界的威胁。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教导他们，外部世界是敌对的，最终推翻境外的政治势力是他们的责任。俄国的历史与传统是支撑他们这种情感的有力推手。最后，他们挑衅性的不妥协行为引起了外部世界的反应。于是他们被迫，用吉本的话来说——“惩戒反对权威者”。而这是他们所激起的。将外部世界描绘成他的敌人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无可否认的特权。如果他经常反复这样做，并以之作为自己行为的基础，那他最终必将是正确的。

由于苏联领导人的精神世界和他们意识形态的特点，苏联领导人从不正式承认反对他们的行为含有任何价值和合理因素。理论上讲，这种敌对行为只能来自垂死的资本主义怀有敌意和顽固的力量。只要苏联官方认定国内存在资本主义的残余，则有可能将其视作国内因素，将在苏联社会维持独裁统治的原因归咎于此。但是，当这些残余逐渐消失，则独裁政权的合理性就将渐行消失，而当官方正式声称这种残余已经被彻底根除，则独裁政权的合理性就完全没有了。这一事实是作用于苏联政权的基本的强制因素之一：既然俄国不再存在资本主义，既然不能允许在苏联政权的权威之下的人民群众自发产生的严肃和广泛的异己力量，则必然以强调国外资本主义的威胁为保留独裁政权做辩护。

这种做法很早就已经开始。1924年，斯大林就特别地为保留“镇压机构”（主要指军队和秘密警察）做辩护。理由是“只要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有被干预的危险和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根据这种理论，从那时起，所有俄国国内的反对力量都一律被描绘成敌视苏联政权的国外反动势力的代理人。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极力突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对抗这一早期的共产主义观点。显然，许多迹象表明，这种观点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与此观点相关的现实因为以下事实而被搞得模糊不清：一是因为国外确实存在因苏联的哲学和手段所挑起的对苏联的敌视，二是碰巧某些军事强国的存在，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纳粹德国和日本确实有侵略苏联的计划。但是，充分的事实表明，莫斯科所强调的苏联面对外部世界的威胁，并不是建立在外国敌视的现实之上，而是建立在为了维持国内独裁统治而做辩护的基础上。

因而，维持苏联的权力模式，即在国内建立至高无上的权威，伴之以关于外国不能缓解的对苏联敌视的近乎神话的培养，这一切成功地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实际的苏联权力机器。不能为此目的服务的苏联行政机关就枯落凋零，能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机构则极度膨胀。苏联政权的安全建立在党的铁的纪律、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的残暴和毫无妥协余地的国家对经济的垄断上。苏联领导人以之对付竞争力量，获得安全的“镇压机关”，很大程度上成了那些他们本应服务的人民的主子。今天，苏联政权主要机关的任务就是完善独裁制度和在俄国民众中维持苏联处于包围之中，敌人兵临城下的观念。组成权力机构的百万官僚们必须竭尽全力在民众中维持俄国的地位这一观念。否则他们就是多余的了。

从目前情况来看，俄国统治者们不再考虑同这些镇压机关断绝关系。对绝对权力的追求到目前为止已将近30年，其残忍冷酷，在现代无与伦比（至少在范围上如此）。就这一点而言，它不仅引起国外的敌视，而且导致国内的反抗。警察机构的暴行已经激起对现政权潜在的反对，这些反对力量比警察机构最初开始暴行时更加强大和危险。

但是，俄国统治者绝不会放弃维持其独裁政权的神话。这一神话已经通过在其名义下所犯的罪行被奉为苏联哲学的典范。现在它已通过比单纯意识形态力量还要强大的纽带，深植于苏联思想体系之中。

二

前面谈了那么多历史背景。它对我们今天所知的苏联政治性格意味着什么呢？

苏联政权对早先的意识形态没有丝毫放弃。他们仍坚信资本主义的罪恶，其灭亡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促使资本主义灭亡，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历史使命。但他们主要强调与苏联政权最有关系的一些概念，即作为黑暗和误导了的世界里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地位和其内部的权力关系。

在这些观念中，他们首先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固有的对立。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观念已经深植于苏联政权的根基里。它对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苏联的行为有深刻的含义。它意味着就莫斯科方面而言，它不可能真正相信任何关于在苏联与其视作资本主义国家的列强之间有共同的目标。莫斯科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目标与苏联是对立的。因此，也与苏联所控制的人民相对立。如果在偶然情况下，苏联政府在违背这一观念的协议上签字，这只不过是其对付敌人（它没有廉耻之心）的一个策略手法而已，苏联的做法是“客户自己当心”。苏联认为，从根本上说，敌意保持不变。其实这种判断被视为当然。由此衍生出莫斯科外交行为中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遮遮掩掩、缺少坦率、表里不一、疑心重重和不怀好意。在可见的将来，这些现象将继续存在，只是在程度和侧重点上会有所变化。当俄国人有求于我们时，上述他们政策中的一种或多种特征会被暂时隐藏于幕后。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欣喜地认为“俄国人变了”的美国人就会激增，甚至有些人以促成这种“变化”的功臣自居。但是我们不应被这种策略性调整所误导。苏联政策的这些特征以及衍生出这些特征的假定，是苏联政权内部性质的基础，只要苏联政权不改变，我们必须面对这些行为特征，不管是明示的还是暗含的。

这意味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将继续发现俄国人很难打交道。但这不是说，我们应将他们看做正在着手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以便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推翻我们。值得庆幸的是，关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的理论的隐含之意是，俄国人并不急于实现这一目标。进步势力可以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与此同时，至关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祖国”——政权的绿洲，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国内外所有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应该珍爱和保卫它。它繁荣进步，它的敌人就遭受困扰，不知所措。在国外促进不成熟的、“冒险”的革命计划会使苏联在各方面处境难堪，是一种不能原谅，甚至是一种反革命的行动。莫斯科所定义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支持和发展苏联的事业。

这将我们引入了当代苏联的第二个重要观念，即克里姆林宫的一贯正确性。在苏联的权力观中，不允许党组织之外有任何引起关注的组织，理论上要求把党的领导人作为真理的唯一来源。因为如果其他地方也能发现真理的话，那么他们以集体行动表达自己的意志就有了正当理由。但是，那是克里姆林宫坚决不能，也不会允许的。

因此，党的领导人永远是正确的。甚至自1929年斯大林通过宣布政治局决策一致原则正式确立他个人权力以来也是如此。

根据党的一贯正确原则，建立了共产党铁的纪律。事实上，二者互为依据。铁的纪律需要承认党的一贯正确性。二者一起决定了整个苏联权力机器的行为。但是，如果不考虑第三个因素，则不能完全理解此二者的作用，即党的领导人因为策略性目的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提出任何观点，如果他认为有助于党的事业的话，而且要求全体党员忠实地、无条件地接受这一理论。这意味着，真理不是永恒的，它实际上可以由苏联领导人根据自己的意图和目的创造出来。它可以每周不同，月月有异。它绝不是永恒的、绝对的——也绝不是来源于客观现实。它仅仅来自于被认为掌握最高智慧的某些人最近的智慧表达，因为他们代表了历史的逻辑。这些因素的累积作用导致苏联整个国家下级机关在其未来方向上的一种难以撼动的顽固性和一成不变性。这种目标可以由克里姆林宫随意改变，其他权力机关则不能如此。一旦就当前政策的某个特定问题制定了党的路线政策，苏联政府机器，包括外交机构，就像上了发条的玩具汽车一样不容变更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直至遇到不可抗拒的力量才停下来。组成这个权力机器的个人不会为任何外来的观点和理由所打动。他们所受的所有训练教育他们不相信和漠视任何外来的巧言说辞。就像留声机前的白狗，它们只能听见“主人的声音”。如果它们要被叫停以前命令它们做的某件事情，也只有主人自己才能让它们停止行动。所以，外国使节不要期望他们的言语会对苏联领导人产生任何影响。他们至多只能希望他们的话能被传到苏联最高领导层，只有他们才能改变党的路线。但是甚至这些人也不可能为资产阶级代表的普通逻辑所动摇。因为没有共同目标的吸引，也不会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因此，事实比言辞对克里姆林宫更有说服力。只有言语反映了无可辩驳的事实或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后盾，才能对俄国人起作用。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莫斯科没有意识形态的驱动急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教会一样，他们经营的意识形态概念长期有效，可以平心等待目标的实现。他们不会为未来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冒丧失革命中所获得成就的风险。列宁的教导正是要求在追求共产主义目标时要谨慎而灵活。另外，这些告诫由于俄国历史上的教训而被加强：在毫无防御的广袤平原上与游牧民族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混战。谨慎、考虑周全、灵活和欺诈是非常有用的品质。其价值为俄国人或东方民族所自然崇尚。因此，克里姆林宫并不会因为在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面前退却而内疚。由于没有在达到目的的时间紧迫性上的要求，所以在进行这种必须的退却时也不会惊慌失措。俄国的政治行动就像一条永不止歇的河流，不管它怎么因势而动，都总是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它主要关心的是要充满世界权力盆地中它能到达的每个角落和缝隙。当它发现难以攻克的障碍时，它就泰然接受并适应它们。主要问题是要有压力。经常增加对它的压力，才能朝着理想目标前进。苏联哲学中，没有任何在既定时间实现目标的思想。

因此，应对苏联的外交比应对诸如拿破仑和希特勒这样极富侵略性的领导人既容易又困难。一方面，它对敌手的力量更加敏感，当它觉得敌手的力量太过强大时，它愿意做出让步。因此在权力的语言和逻辑上更加理性。另一方面，对手的一次胜利并不能击败它或使它丧失信心。就俄国的对手而言，由于俄国坚定固执，对付它不能根据民主社会的民意，心血来潮地采取断断续续的行动，而要执行明智的、具有远见的政策——它目标持久，形式多样，实施方法灵活，一点也不比苏联的政策逊色。

这种情势下，显而易见，美国对苏联的任何政策的主要方面必须是长期的，耐心、坚定和警惕地对俄国人的扩张倾向进行遏制。然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策与表面的装腔作势毫不相干：威胁、恫吓、表面上的对外“强硬”。虽然克里姆林宫对政治现实的反应基本上是灵活的，但是绝不意味着它不顾及其国际声誉。几乎和任何其他政府一样，它不能承担在不明智的威胁姿态前让步的代价，即使这种让步在它的观念里是现实主义的。俄国领导人是人类心理的鉴赏师，他们深知，发脾气或失去自制绝非政治事务中的力量之源。他们能很快利用对手的这些弱点。基于这些原因，外国政府任何时候和俄国人打交道时都要保持镇静与从容，对俄国人提出政策要求时保持迁就姿态道路畅通，而不过分损害其声誉，这是能有效应对俄国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

基于以上分析，显而易见，苏联对西方世界自由制度的压力可以通过在一系列地理和政治点上，根据苏联政策的转换与调整，灵活而警惕地使用反击力量而被遏制，不能以哄诱和商讨使其消失。俄国人期待一个无限期的长期斗争，并将其所得视为巨大的成功。应当记住，在一定时期内，共产党在俄国人的生活中，只代表了很小一部分人的利益，比苏联政权今天在国际共同体中所能代表的还要少。

如果意识形态使俄国统治者认为历史在他们一边，他们可以承受得起等待的代价，那么我们则不受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可以自由地客观考察这一假设的正确性。苏联的这一理论不仅意味着西方完全不能控制其经济命运，还设想俄国的稳定性、控制力和耐性将永远不变。让我们将这种漫无边际的想象带回现实，如果假定西方找到了遏制苏联的力量源泉和应对苏联的丰富手段，将苏联遏制超过十年到十五年的话，这对俄国将意味着什么呢？

苏联领导人利用现代技术给专制主义带来的便利，使其政权之下的人民服服帖帖。很少有人挑战他们的权威；即便有，在国家的镇压机器面前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克里姆林宫也证明自己在无视居民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在俄国建立起重工业的基础，虽然这一过程尚未完成，但是在不断增长和接近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然而所有这些，不管是维持国内政治安全还是建立重工业，其实现均以人民生命的牺牲、愿望的破灭和体能的惊人消耗为代价。它使使用强迫劳动成为必须，其规模在和平条件下的现代社会是空前的。它已经导致对苏联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忽视和伤害，特别是农业、消费品生产、住宅建设和交通运输业。

此外，战争使俄国付出更大代价，破坏严重，伤亡巨大，人民疲惫不堪。由于以上原因，使得今天的俄国人民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极为疲惫。人民群众感到失望，心存疑虑，不再像以前那样易受影响。如果说苏联政权对国外的追随者还有神奇魅力的话，在国内已不如往者了。战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给予宗教短暂喘息的机会被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抓住了，这一事实清楚表明，人民对这个政权的目标没有表现出多少信仰和献身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肉体和精神力量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就是最残酷的独裁政府也不能驱使他们。强制劳动集中营和其他强制机关以临时条款迫使人民工作，工作时间超过了劳动者自愿或者单纯出于经济压力考虑的相应工作时间，即使他们幸存下来，那时他们也已经未老先衰，成为独裁政权的牺牲品。在上面任何一种情况下，他们主要的聪明才智均未能用来造福社会和服务国家。

希望只有寄托在年青一代的身上。年青一代尽管历经动荡，遭受磨难，但人数众多，充满活力，况且俄国人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民族。然而由苏联独裁政权所造成的，并在战争中进一步加强了的青年人儿童时期严重的精神伤害对其成年时期表现的影响结果是什么还有待观察。除了边远地区的农场与村庄，诸如家园环境正常的安全与宁静实际上在苏联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尚不清楚的是，这些是否会对正在走向成熟的年青一代的综合能力造成伤害。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苏联经济发展的事实，某些方面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牢靠，参差不齐，不够均衡。说“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俄国共产党人，当想到自己的国民经济时应该脸红。苏联经济的某些领域，诸如冶金和机器制造业，所占比例大大超过其他部门。这个国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路网，而仅有一些相对原始的铁路网，却正在努力要在短期内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之一。虽然他们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教导朴实的农民操作机器的知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在所有的苏联经济部门，设备维护与保养问题是一个需要立即引起注意的严重缺陷。建设仓促草率，质量低劣，折旧必然很大。在广大的苏联经济部门，现在还没有可能将西方技术工人所特有的生产文化和技术自尊灌输给工人。

很难想象，这些弊端能够很快被生活在恐惧和强迫阴影下的，身心疲惫、士气低落的人民在短期内纠正。如果这些弊端不能得到克服，俄国就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脆弱，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虚弱的国家，它能够输出自己的热情，显示自己原始政治生机的奇特魅力，但不能通过真正的物质力量和繁荣来支持那些出口物品。

同时，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威胁着苏联的政治生活。这种不确定性源自权力从某个个人或集团到另一个个人或集团的转移。

当然，这主要是斯大林的个人地位问题。我们必须知道，斯大林继任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塔尖的领袖地位只是苏联政权个人权力的第一次转移。这一转移经过十二年时间才巩固下来。它使数百万人丧生，动摇了这个国家的根基，随之而生的震动波及整个国际革命运动，对克里姆林宫极为不利。

有可能下一次最高权力的转移会静悄悄地，在不引人注意的状态下发生，不影响其他地方。但是，用列宁的话描述，这一问题可能会促成一个从“巧妙的欺诈”到“野蛮的暴力”的“惊人的迅速转换”，这是俄国历史的特点，它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苏联政权的基础。

但是，这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自从1938年起，在苏联高级领导阶层形成了危险的僵化局面。理论上讲，全苏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至少应该每三年开一次。然而，自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快整整八年没有开会了。在此期间，党员数量扩大了一倍。战争中党员死亡人数惊人，今天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在上次党代会之后加入党组织的。同时，经过一系列令人头晕目眩的国家沧桑变迁之后，仍是原来的一小批人继续执掌党的最高权力。确实，有一些原因使战争经历给西方各大国的政府带来了根本的政治变动。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也同样存在于晦涩费解的苏联政治生活中。但是，这些原因在俄国尚未得到认可。

基于这种事实，可以想见，即使在共产党这样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组织里，大批新近加入共产党的普通党员与能使自己终身居于最高领导地位的小集团之间，在年龄、观点和利益上必然存在一种不断扩大的差异。大部分党员从未见过这些最高领导人，从未与他们谈过话，也不会和他们有密切的政治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谁敢说党的高层的最终权力交替（这只是时间问题）能够顺利地、和平地完成，又有谁敢断言，追求更高权力地位的竞争者们为了得到对其各自主张要求的支持，会向那些政治上不成熟、经验不足的群众寻求帮助。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将会对共产党产生灾难性后果：因为大多数党员已经适应于执行党的铁的纪律，而不适应调和与妥协的艺术。如果共产党陷入分裂和瘫痪，则俄国社会的混乱和缺点将以难以名状的方式显露出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苏联政权外表之下是一群毫无组织的群众，它不能允许任何独立的组织结构存在。在俄国，甚至没有地方政府之说。当前这一代俄国人从不知道集体行动的自发性。所以，假如出现了一些情况破坏了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工具的团结和功能，则苏联就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沦为最虚弱和最值得同情的国家之一。

因此，苏联政权的未来无论如何也不会像克里姆林宫里的人所看到的那么安全，这种安全是俄国人的自我欺骗所致。他们表明自己能够保持政权。他们能否平静、顺利地实现权力交替尚有疑问。同时，国内统治的苦难和国际生活的动荡严重损害了这个伟大民族的精力，破灭了他们的希望，而这些人民是苏联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十分令人惊讶的是，现在苏联政权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其国境之外，也就是在其警察力量鞭长莫及之处倒是最为强大。这种现象使人想起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他的著名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一个比喻。托马斯·曼认为，人类组织在其内部已经严重衰败之时往往外表显得极其强盛。他把极盛时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作一颗向地球发出耀眼光辉但实际上早已不存在的天体之一。谁敢断言，克里姆林宫投向西方世界失望不满的民众之上的耀眼光辉不是一个正在衰退的星座的余晖？这个结论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根据这位作者的看法，这种可能性很大），即苏联政权，正像他们所设想的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包含了衰败的种子，这颗种子已经很快生根发芽。

四

显然，在可见的未来，美国政府不能和苏联政权保持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在政治舞台上，应继续将苏联视作竞争对手而非伙伴。美国今后必将继续看到，苏联的外交政策不会表现出对和平稳定的热爱，不相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友好共处的可能性，而是对所有竞争对手的影响力和权力施以谨慎、长期不懈的压力，将其瓦解和削弱竞争对手的影响与力量。

然而，与这些相抵消的是，虽然俄国总体上敌视西方世界，但是显然它仍然是比较弱小的一方。苏联政策高度灵活，其社会所具有的缺点最终会削弱它的总体潜力。这就要求美国对坚定的遏制政策充满信心，在俄国人露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迹象的每一个点上，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击。

但是实际上，美国的政策并不是纯粹的维持现状和守株待兔。美国完全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俄国内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俄国的政策主要依此而定。这不单指在苏联和其他地方进行情报活动，虽然这也很重要。更确切地说，这是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在世人面前树立如下印象的问题：这个国家目标明确，能够成功解决自身国内问题，可以承担世界大国责任，在目前世界的几个主要思想潮流面前能保持自己的精神活力。如果这种印象得以建立和成功保持，俄国共产主义必将沦为堂吉珂德式的幻想，无果而终，莫斯科的追随者们的希望和热情必然衰落，将给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增加新的困难。因为资本主义必然衰亡是共产主义哲学的基石。甚至二战后，美国没有经历红场乌鸦们所预言的经济衰退，也会对共产主义世界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出于同样原因，如果美国表现出优柔寡断、纷争不和以及内部分裂的迹象，将会极大地鼓舞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如果出现上述任何一种迹象，共产主义世界将会大受鼓舞、兴高采烈，莫斯科会得意洋洋，其国外支持者们就会为其呐喊助威，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就会全面增长。

如果说美国独自就能执掌共产主义运动的生死，并很快使苏联政权在俄国垮台，那是夸大其词。但是美国的确能够对苏联政策运作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要比其近年来的作为更加节制和慎重，以这种方式导致苏联政权最终垮台或逐渐软化。因为，任何神秘的救世运动——尤其不是克里姆林宫的那种——最终如果不调整自己以适应事态发展的逻辑，必然会遭遇挫败。

因此，决定权很大程度上落在了美国身上。苏美关系从本质上讲是对作为世界民族之一的美国总体价值的考验。为了避免毁灭，美国只需达到其民族之最好传统，并证明其值得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存在。

确实，没有比这对国民素质的考验更公平的了。这种情况下，有头脑的苏美关系观察家将没有理由抱怨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美国人民应该感谢上帝，他让美国人感受这种无法改变的挑战，从而使美国的安全依赖于他们的团结，以及接受历史希望他们承担的道义和政治领导责任。

[1] 经编辑同意，再版，from Foreign Affairs，XXV，No.4（July，1947），566-82。外交关系协会股份有限公司1947年版权。

[2] Concerning the Slogans of the Unitel States of Europe，August 1915（Official Soviet edition of Lenin’s works）.

[3] 本文这里和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指马克思主义或列宁共产主义，而非第二国际变种的自由社会主义。

2 美国与俄国的未来[1]

一

美国人抵制当前克里姆林宫掌权者的观点与做法的特有敌意深刻表明，他们相信，也希望——别的持不同观点和做法的俄国人能够代替我们所知的克里姆林宫现在的掌权者。然而，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心中有没有关于这种新观点和新做法的明晰的概念，美国应该如何作为以促进它们的发展。特别是当前，这个星球上的两种制度已经导致无处不在的紧张与不安，及其对这种情形继续的极端失望。就很多人而言，现在有一种倾向，他们不再对一个更能接受、和往昔不同的俄国心存幻想，或者甚至将这个可以接受的俄国的形象等同于在未来的战争中是否能战胜俄国的问题。仅从对一场可能的战争的思考而言。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回复到美国人主观臆断的坏习惯，仅仅盘算一场可能的战争，认为军事决定具有某种最终的、积极的作用——决定某种事物的结局，而且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而不是某种事物的开始。

当然，除了对战争的流血牺牲的考虑外，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针对苏联的战争可以说成是军事上的相对成功（我们必须牢记，这种战争不可能比相对成功收获更多），就战争本身来讲，它几乎或者根本不能保证取得我们想要的结果。它顶多只会让已有问题的不同方面变得更加紧迫，无论如何，每一个反对苏联行为的美国人必须始终不渝地记住这一点，不管是否对苏联开战。那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种俄国的问题。我们说，这种俄国，我们便于和其共存于世，这样的俄国会允许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秩序，这样的俄国之于我们的追求更加现实和适合。

一个与现在不同的更可取的俄国产生的可能性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战争本身不会带来这样的一个俄国。确实，军事手段之外，除非辅以很多明智和持续的努力，事态不会向那个方向发展。持续没有大规模战争不妨碍不同的俄国的出现。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很多人做其他很多事情。并不是所有这些事情都能由美国人完成。甚至就直接行动而言，很多事情美国人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影响结果的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很多时候有能力以不同方式影响这种平衡。因为这种原因，我们与俄国的未来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关注。当我们努力决定这件事时，有两件事最为重要：（1）我们必须知道我们需要什么；（2）我们必须知道如何表现以促成而不是妨碍我们目的的实现。“促成”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使用的。因为我们是和一个外国政府打交道，我们的作用充其量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只是对其他国家必须发挥的更加重大的作用的补充。

二

作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伙伴，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俄国呢？

也许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我们就别指望这样的俄国。这样的俄国——我们没必要指望——是很容易描述和想象的，因为它应该是一个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国家，有着与我们自己的共和政体极其相似的制度。

如果我们首先考虑经济制度问题，我们会立刻发现俄国人很少知道已为我们国家所熟悉的私人企业。甚至在革命前的年代里，俄国政府经常严密控制一系列的经济活动，尤其是运输和军火工业。在我们国家，这些工业传统上，至少正常情况下是私人的。诚然，在俄国历史的早期年代，有很多拥有俄国私人企业的著名家族，因其在未开发地区的相关领域大胆的商业开拓活动而著名。但是总体而言，俄国的私人资本明显主要集中在货币交易领域，而非商品生产方面。大的国内商业集中在贸易行业，而非制造业。商业也不像在西方那样享有很高的声誉。的确有一个传统的、精明的俄国商业阶层，但是这个阶层没有因为自己广阔的视野或他们对其社会责任的任何开明观念而受到普遍关注和尊重。俄国文学中关于这个阶层的描绘总体上是负面和令人沮丧的。占有土地的贵族们的口味与偏见主导社会生活，他们耻于从商，自然避免参与其中。实际上，俄语中从来没有一个与我们的“实业家”类似的单词，俄语中只有“商人”这个单词，但是这个词的内涵并不总是令人愉快。

当俄国在世纪之交以一种突然冲刺的方式变成工业国时，就国家与社会总体而言，显然缺乏一种适当的关于责任与节制的传统，去应对这种新的张力。这种工业发展，其推进主要基于个体企业而非广泛分布的法人所有权的基础之上，其标志就是社会财富突然积累到个人或家庭手中，而这些个人或家庭往往并没有为这种富足做好准备。通常情况下，在他人看来，这种财富消费模式和财富积累手段一样很少受人尊敬。个体的资本家和工人比邻而居——更确切地说，很多工厂主就住在自家工厂的院子里。这种状态与马克思所描绘的工业革命时的早期资本主义更加相似，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情形则相去甚远。这种情况也许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现有很大关系。俄国工业资本家通常引人注意：体态圆胖，间或（并非经常）粗俗麻木，同早期共产主义漫画上的一样。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20世纪初，沙皇俄国的任何私人企业，在民众眼里，没有获得任何与老资格的商业国家的私人企业所有的类似的尊重与地位。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获得这些。不过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稳步提高。在革命前的岁月里，俄国事实上存在富有成效并且兼具革新精神的企业管理的成功范例，而且数量不断增加。

但是，不要忘了所有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革命后的三十三年已经过去了。在苏联生活的艰苦环境里，三十二年的岁月见证了整整一代人的离去。在能影响当前俄国事件进程的人中，只有无足轻重的少数人还会议论革命前的这段日子。年青一代对这些事情没有任何理解与概念，只知道苏联政权已经强制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甚至都不事关当前，而是着眼于遥远的未来。

将这些了然于胸，我们会发现俄国人对企业知之甚少，不能建立类似我们所知的私人企业制度。这并不是说这种理解不会有朝一日发展起来。如果环境有利，这种理解也会有所发展。但是它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与我们自己的完全一样的制度。没有人能有效地加快这一进程，特别是没有人能从外部施加这一影响。

诚然，多年以来人们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时候，经常将其同“苏维埃”这个词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个词却遭到苏联国内外很多人的憎恨。但是很容易从这种现象中得出错误结论。可以想象，对日常生活的舒适性至关重要的零售业和个体服务业今后也许会大部分归还到俄国私人手里。农业方面，正如我们不久将要看到的，将来肯定会向私人所有制或公民提案权制度大幅度回归。将来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可能性是手工业者之间彼此生产合作制度（合作社）——这个制度特别植根于俄国特殊的传统和人们的相互理解基础之上——有一天能指向一个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代表着非常重要的、非常有前途的创新，已解决现代社会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们所知的大部分经济生活，诸如正常省份的私营企业几乎理所当然地长时间由国家掌握，而不管政治当权者的身份如何。这应该不会让美国人吃惊，也不会冒犯任何美国人。除了某些重要的例外（这些下面将会提及），没有理由怀疑为什么俄国的经济生活方式应被看做是一个对外部世界至关重要的事情。

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农业问题应受到特殊关照。农业是苏联制度的薄弱环节。将农业留在私人手里，这是对个人自由和个人创造性的让步——这种让步使那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感到厌恶。如果要将农民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生产，强制性集体化需要一个精心设计的管制机构。对农业人口的强制集体化也许是除了警察的极度残暴之外，在今天苏联引起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未来俄国任何进步的政权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废除这种令人憎恶的农奴制度，照顾农民的尊严，以农业私人占有权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能自由处理农产品。集体农庄可能继续存在，因为目前这种制度最令人憎恶的特性不在于生产者合作本身，而在于其约束性质，这构成了集体农庄制度的基础。未来的集体农庄将是自愿合作社，而非强迫婚姻。

让我们转向政治层面。据以上所说，我们不能期待看到一个根据美国模式出现的自由民主的俄国。这一点不能被过分强调。但这也不意味着今后的俄国政权必然是非民主的。俄国没有精致的自由主义传统，有的是早已存在的对权力的滥用。现在很多俄国人和团体已深深地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也会尽其所能使其成为俄国未来的主导因素。对这种努力，我们毫无保留地希望他们能做得很好。如果我们期待更多的事情以更快的速度发生的话，我们不应该给他们任何帮助，或者指望他们能创造出任何同我们相似的制度。这些俄国自由主义者的路不好走。他们将会发现，他们国家的年青一代除了知道苏联政权之外，其他一无所知。即使他们已经开始反感和憎恶这个政权，但他们已经被训练成下意识地以该政权灌输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只要可能成为苏联制度替代物的所有事物被摧毁，苏联制度的很多特性将会长期留存下去。有些特性值得保留，因为没有一种制度存在几十年而完全没有价值。因为已经存在苏联这段插曲，而且它留下了积极的印记，也留下了消极的痕迹，未来俄国政府的任何纲领将不得不根据现实调整自己。未来没有任何俄国政府成员能够从关注他们的西方的教条主义者和不耐烦的祝福者那里得到帮助，因为他们正在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寻找一个像样的替代物，以便迅速创造一个西方民主梦想的复制品。

首先，我们美国人有责任为此去抑制，可能的情况下一劳永逸地根除我们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以别人在多大程度上努力像我们一样来评判别人。在我们和俄国人民的关系中，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制度与生活在另一种气候和条件下的人民没有任何联系非常重要，那里的社会结构和政府形式与我们的迥然不同，因而不应该受到责难。这一点以前从未如此重要。为什么这种认识将使我们震惊，没理由对此表示怀疑。1831年，生活在美国的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准确地觉察到：“在这个国家我所见越多，我越相信自己洞察了这样的事实：政治制度的理论价值从来没有绝对的，这些制度的效率几乎常常建立在人们已经适应了的原始环境和人们的社会条件之上。”

政体主要由实践的烈火锻造而成，而非源自空洞的理论。它们是对民族性格和国家现实的反映。俄国的民族性格具有伟大的优点。今天这个国家强烈要求一种能更加细致周到地考虑到这一优点的政府形式。让我们希望这种政府形式很快到来。但是，当苏联政权已经自然发展一段时日，或者它的性格和精神开始变化（因为最终结果可能非此即彼），我们不要在追随者面前情绪紧张、徘徊不前，每天对他们的政治观点进行检测，以确定他们是否符合我们的“民主”概念。给他们时间，就让他们保持俄国人的本色吧，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吧。政府中的人们通往尊严与开明之路是构成国家生活最深刻、最隐秘的过程。对于外国人而言，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外国干涉也能发挥作用。正如我们不久将看到的，未来俄国的某些特征是外部世界真正关注的对象。但是不包括政府形式本身，倘若政府只是在规定清楚的范围内行事的话，超越此限度则是极权主义。

三

既然如此，这些特征都包括什么呢？我们本着公正合理之心，翘首以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俄国呢？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作为被赋予探求其他国家，特别是俄国的特性的国家，我们的特性是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期待这样一个俄国政府，在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交往时比较宽容，善于沟通，直率，与现在我们所知的俄国形成鲜明对照。它不再采取这样的意识形态立场：除非不受其控制的所有政府体系均被颠覆破坏，其目的最终就不能繁荣昌盛。它将去除我们所熟知的偏执狂般的猜疑，同意以包括我们在内的外部世界的现实存在和已经存在的客观情况观察世界：既不是全都好，也不是全都坏；既不是全然不可信任，也不是完全可以信任（如果仅仅因为“信任”在外交事务中仅具有相对重要性的话）。愿意承认今天的这个外部世界并非充斥着进攻苏联和对俄国人民造成伤害的残忍的阴谋。以此种方式观察外部世界，未来俄国政治家们在和外部世界接触时就富有耐心、自我克制、通情达理、心情愉快，以一种政治家所必需的方式捍卫他们的国家利益，但是不会主观臆断，认为促成本国利益必须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反之亦然。

没有人要求一种天真幼稚的信心，也没有人要求对所有外国的东西有一种虚幻的热情，也没有人要求本来已经明显真实存在，并且将继续明显存在的真实而又合情合理的人民之间的利益分歧被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期待俄国国家利益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能够得到有力而自信的维护。但是，在我们认为的比当前的俄国政府有所改进的政权统治之下，我们期待所有这些都能在情感理智和行为克制的情况下完成：外交代表将不再继续被看做是具有邪恶精神的人，并且以恶人对待；这个政权将承认确实存在对某外国天真而又正当的好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好奇心应该被允许得到满足而不会对这个国家的国民生活带来致命的损害；应该承认个别外国企业充满抱负，但它不以摧毁俄国为行为目标；最后，应当承认，那些希望跨越国境旅行的人们也许有，甚至应该被视作合理地拥有个人动机——这些平常的动机，实际上，例如享受旅行或者特别的冲动促使人们希望不时走访亲戚，而非“间谍活动、破坏行为和军事牵制”。简言之，我们希望被称为“铁幕”的这个不适时宜的古怪制度被从这个世界上连根拔起。俄国人民，他们拥有很多可以奉献的东西，也可以获得的很多东西，能够成为世界共同体中成熟的一员，不再遭受某项政策的凌辱，这项政策把他们当做孩童，认为他们在与这个成熟的世界接触时太不成熟，太不堪信赖，不能独自出国。

其次，虽然我们认识到政府内部制度在各种基本方面都是俄国自己的事情，和我们自己的制度相去甚远，我们期待政府权力的行使与极权主义明显不同。我们特别希望，任何自称与当前我们所面对的政权相比更具优势的政权将避免奴役自己的劳工——无论工业还是农业。这是有原因的：这个理由非常充分，甚至比我们目睹这种压迫令人作呕的细节之后所受的震撼还具说服力。当一个政权以这种方式开始奴役自己的劳苦大众的时候，它需要维持设置一个庞大的强制机构，紧随其后强加给人民一个铁幕几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愿意承认它统治人民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其当作罪犯，并待之以罪犯。因此，统治集团常常以指出外部世界的邪恶威胁为其国内压迫做辩护。在这种情况下，外部世界必须被描绘得确实非常邪恶——与漫画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然就一无所成。将现实小心地隐藏在“铁幕”之后，该政权在每一个可怕的、耸人听闻的色调下将“国外”描述给自己的人民，就像焦虑的母亲试图恐吓他们的孩子，加强自己的权威时，常常给孩子们渲染“某物”的邪恶形象，声称“如果你们不小心的话将被它带走”。

以这种方法，国内权力的放纵必然会造成作为万邦一员的该国政府的不合群和侵略行为，这是令国际社会担忧的一个问题。因无尽而乏味的谎言牵涉其中，世界不仅对它上演的这种喜剧深恶痛绝，而且已经认识到它的不负责任和危险性，不管其维持多久，都很容易变成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个主要威胁。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认识到所有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区别都是相对的，同时承认其中的百分之九十的事情都与我们无关，只对某一个外国有影响的时候，我们仍然坚持，在一定范围内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在不给自己的邻邦造成最痛苦和重大的问题的情况下前行。正好是在这个范围内，希特勒政权发现自己精于此道，在过去的这十五年里苏联政府也正在这个范围内前进。我们可以坦率地声明，未来的俄国政府除非远离这个危险的区域，否则我们不会与其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双边关系。

我们希望俄国新政府的第三件事是，它能自我克制以免给其他拥有自我维护的资质和能力的民族戴上压迫的枷锁。当我们提及此事时，我们进入了一个微妙的话题。在政治问题的整个语汇中，没有比这更困难和危险的了。在俄国人民和沙皇帝国边境之外的其他民族以及沙皇俄国国内的非俄国民族团体的关系之中，与流行至今的观念相比，没有可信的边界模式和制度安排，将不会在很多地方引起强烈的怨恨和真正的不公。如果世界上的这部分人以过去曾有的思维方式现在继续思考民族边界和少数民族问题，美国人将努力避免就此问题招致任何观点和立场的责任，因为他们倡导的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今后将成为反对他们的一个巨大怨恨的根源，他们也就会发现他们被带进了与人类自由关系较少或者毫无关系的争论中。

明显必要而且值得美国人民鼓励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在所有相关民族中间兴起这样一种精神，以便给予陷入困境的地区边界和制度安排以全新而又大大降低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断定是否会出现这种精神。恰恰因为我们不能对此作出判断，美国人民将会在承诺支持或者鼓励在这一地区任何具体安排问题上极其小心。在构成这种安排之基础的精神明晰起来之前，我们不知道这些安排的含义。直到我们懂得了关于这些制度安排运行的心理氛围之后，我们才能知道某一个特定的族群是否要求获得一个独立的地位，或者一个联邦地位——一种特殊类型的地方自治政府，或者根本不需要什么地位？有一些不具有俄国民族性格的人民生活在俄国大家庭的边界上，其经济存在方式与俄国人民关系极其密切。未来这种经济联系可能会受到很小的干扰，而这种联系通常会保证一个紧密的政治关系。但是其性质经常取决于流行于边境线两侧的人民的态度：取决于这些民族赖以建立这些关系的忍耐力和洞察力的程度（不仅仅是俄国人民）。

比如说，我们都同意，波罗的海国家绝不会再次被迫违背本国人民的感情和俄国建立不管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如果他们拒绝与一个宽容、非帝国主义的俄国建立紧密的合作安排将是愚蠢的，这样的俄国真诚希望克服以往不快的记忆，希望将他们同波罗的海国家人民的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公正无私的基础上。另外，乌克兰应该因其人民独特的天才与能力，有作为一个语言与文化实体发展的要求和可能性而获得完全承认。就经济方面而言，乌克兰更像俄国的一部分，就像宾夕法尼亚是美国的一部分一样。除非了解俄国的民族特性并做出适当调整以适应它，否则谁能说出乌克兰最终的地位如何呢？就卫星国家而论：它们必须，也将会恢复它们的完全独立；但是如果它们出自对已经分担了其不幸的俄国人民的复仇与憎恨的心理而犯错误，如果其试图将未来建立在对一个心怀善意，努力克服布尔什维主义遗产的俄国的初期困难的利用上，它们就不能确保自己拥有一个稳定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低估这些领土问题的严重性是没用的，即使假定相关民族应该怀有最大的善意和宽容。有些问题的处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做出的（一些国家的政策蓄意将不成熟的临时条款变成了永久条款，致使现在问题更糟），明显代表了当时危险的情势，而非有利于一个和平的未来。有朝一日这些处理必须改变；如果这些变化能够在不导致进一步复杂化的暴力和苦难的情况下发生影响的话，不可否认这需要所有相关方的外交手腕、近乎不可思议的自制。对于那些令人不快的状况，欧洲各民族应该感谢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工于心计的玩世不恭和西方列强和蔼可亲的纵容。

但是希特勒时期德国的最伟大的反对派人士之一，在战争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给他在英国的朋友写信说：“战争结束之后对于我们欧洲来说不是前线和士兵的问题，也不再是头重脚轻的组织和伟大的计划的问题……而是一个在我们的同胞心中如何恢复人的形象的问题。”[2]

要是纳粹绞刑架为了现在和将来而宽恕了此人该多好！他言之确凿而又勇敢。如果从易北河（Elbe）到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永远要比过去更快乐的话，就极其需要这样的人。一个美国人想使自己的影响对世界的这个部分有所裨益的话，他最好通过自己或其他人使他在“铁幕”后的国家里可能的朋友们铭记，借助所谓的国家边界和同一个语系里困惑的人们天真的忠诚，进行的令人生厌的、无利可图的、持续的操控在过去被看做是政治家的才能。但是有比疆界的扩张更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宽容与成熟，以谦卑之心面对过去的苦难和未来的问题，认识到对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而言，未来任何一个重要问题将不会完全解决，或者甚至主要是在一个国家的国境之内解决。

那么，这些就是一个具有良好祝愿的美国人期待能从未来的俄国看到的：它永远解除铁幕，它认识到国内政府权力的某些局限，它放弃破坏性的、无价值的帝国主义的扩展与压迫的古老游戏。如果它不准备做这些事情，它将与我们今天所见的俄国没有什么分别，那么加速这样的一个俄国的到来就不值得任何一个美国人关心和思考。如果它准备做这些事，那么美国人就不需要更多地关心俄国的性质与目的。人们关于一个更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基本要求将会实现，在这个区域内的外国人可以有效地思考，其建议也将得到满足。

四

关于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俄国的问题，就谈到这里。那么，作为美国人，为了促成其实现，或者至少朝着一个新的俄国方向上推进一步，我们将如何表现呢？

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仔细区分直接行动和间接行动。直接行动就是我们的行动对铁幕后的人和事产生直接影响；间接行动指的是我们对其他事情所采取的行动——我们说，对于我们自己或我们和别的人民的关系——以拐弯抹角或者偶然的方式影响苏联世界。

很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世界里，以上所讨论的美国人为了最终目的采取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必须以一场可能的战争和当前“无主要战争”的状态来考察。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不测事件中的第一个必须首先讨论，因为它在很多人心中已经成为主要前景。

如果战争来临，为促成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俄国的出现，我们能直接作为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心中保留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俄国的稳定而清晰的形象，并确保调整军事行动，使这样一个俄国的出现成为可能。

这个任务的第一部分是负面的：不是我们由于不相干或混乱的战争目标的概念而转移注意力。这次我们可以避免口号的暴政。我们能避免用浮夸的、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无意义的、仅仅为使我们对参与其中的流血的糟糕事件感觉稍好一些所设计的措辞迷惑自己。我们会记住战争，一种破坏性的，充满残酷、牺牲和分离，使国内分裂和社会深层结构弱化的事件。战争就是一个过程，其本身不能实现任何积极的目标：甚至军事胜利只是一些更进一步的、更积极的成就的一个必要条件。其作用是使其实现成为可能，但决不能保证其实现。我们这次可以怀有道德勇气提醒自己，主要的国际暴力，就其对我们文明的价值而言，是我们整体破产的一种形式——甚至对那些自认为正确的人来说亦是如此。我们所有人，胜利者和失败者一样，都必须在比发动战争时更贫穷的状态下走出来，只能使我们离心中的目标更远。因为战争只能意味着相对程度的不幸，即使是最辉煌的军事胜利除了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悲伤和卑微之外，也不会给我们以任何勇气直面未来的权利。通往未来更美好世界的道路遥远而艰难——实际上，比我们有能力避免军事灾难发生之前的道路更加漫长和艰难。

记住这些事情，我们将不太愿意将军事行动作为我们的最终目标，也能够更加容易地以与我们的政治目的更和谐的方式引导它们。如果拿起武器，反对今天掌管俄国人民的当权者的责任落到了我们肩上，我们将努力不使这些人形成这样的印象：我们是他们的敌人，或者我们把他们当成敌人。我们能够努力使他们理解这种艰难险阻的必然性，因为我们不能避免让他们遭受痛苦。我们能够努力经常在他们面前留下对他们的过去和未来的利益表示一种同情理解的证据。我们能让他们觉得我们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我们的胜利，如果它到来的话，将会用作为他们提供在未来塑造他们命运模式的一个机会，这种模式将比他们过去所知的模式更加幸福。对于所有这些而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要记住俄国已经是和能够是什么，不能让政治差异模糊了这一图景。

很难定义民族的伟大。每个民族均由个人组成。众所周知，个人之间没有统一性。一些人可爱，一些人令人恼火；一些人老实，一些人不完全这样；一些人强壮，一些人虚弱；一些人应得尊敬，一些人，根据共识，绝难令人钦佩。在我国是这样，在俄国也是这样。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清楚民族的伟大到底包括什么内容。当然它不包含一个民族自认为其伟大的特性。对一个国家而言，正如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最杰出的美德通常不是我们没有根据地自以为卓尔不群。

然而，作为民族的伟大的一件事情是清楚的，而且毫无疑问俄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这种素质。他们是这样的人民，其走出黑暗与肮脏一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以巨大的苦难为标记，常被令人心碎的挫折所打断。关于人的尊严和仁爱的信仰的星星之火，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在这里、在撕扯它的狂风中更加不稳定地闪烁的了。但是它从未熄灭。今天就是在俄国土地上的心脏地带它也没有熄灭；古往今来，无论是谁研究俄国人的奋斗精神，面对那些通过自我牺牲和承受苦难以使火苗燃烧的人们，都会心怀敬佩。

迄今为止的俄国文化的记录已经证明这种奋斗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俄国的传统疆域。它是全体人类文化进步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只要我们考察一下在我们中间生活和工作的在俄国出生或有俄国血统的人——工程师、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就会知道这是真的。如果我们基于对苏联观点与政策的义愤导致我们成为俄国专制主义的同谋，而忘记了俄国人民的伟大，对他们的天才与潜力永远丧失信心，将我们置于和他们民族感情相对立的位置上，那将是一个悲剧。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些苏联之外的人，认为除非俄国人民是我们心甘情愿的盟友，自由事业在与苏联政权的破坏活动的任何一次斗争中也不能取得胜利，这一点的至关重要性就变得甚至更加明晰。以俄国人为朋友，就是寻求和平；以他们为敌，就得面临战争。德国人，虽然那时不是为了自由事业而战，但是从他们的悲伤往事中体会到不能同时与俄国人民和苏联政府作战。

当然，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俄国人民发现自己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臣民，处于一种沉默和无助的位置之上。我们与德国有关的经验表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并没有非常成功地理解生活在现代专制主义枷锁之下的人们的立场。极权主义不是一个民族现象，它是一种全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脆弱的疾病。生活在这种政权之下是不幸的。它常常因为纯粹的历史原因降临在某个民族身上，但不可追溯到作为整体的这个民族任何特别的过失上。在环境将抵抗力量弱化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的时候，病毒就胜利了。既然个人生活要在极权框架内继续下去的话，它就必须通过与这个政权的和解继续下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默许该政权的目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极权政府能够成功地使自己与大众的情感和愿望相一致。因此，极权主义之下的公民与政治当局的关系必然是复杂的：绝不是合适而又简单的关系。不了解这些事情就不能理解我们与这样的国家的人民的关系中什么是利益攸关的。这些现实没有为我们所喜欢的信念留下余地：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会整齐划一地分为合作者和烈士两类，无一例外。挣脱这种关系的人不会毫发未损：当他们挣脱的时候，他们需要帮助、指导和理解，而不是斥责和布道。

将感情激愤的矛头针对整个民族，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就会一事无成。让我们从这种轻率的、孩子气的反应中走出来，同意将俄国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看做我们的悲剧，并将俄国人民看做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星球上我们为建立一个同自己和大自然共处的幸福制度而进行长期艰苦战斗的伙伴。

五

我们做的就这么多，如果与我们的希望和幻想相反的话，一场多次讨论的战争将不可避免。但是假定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持续的没有主要战争的状态呢？那时我们的行动方案又是什么？

首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任何理由去希望，俄国会发生如我们这里所设想的变化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客观标准。不管怎样，没有“证据”。此问题的答案部分依赖于意见和判断，但是另一部分，无可否认，是信仰下的行动。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答案：我们确实是以希望，抱着可能发生这种变化的态度来为自己的合理性做辩护。但是在证明这个观点的问题上，也许只能说下面的内容。

任何建立在人性的邪恶和缺点之上的制度都不会有真正的稳定——它试图依靠人性的退化、人贪婪的欲望、仇恨天性，以及易受心理控制的弱点来生存。这样的一种制度只能代表创建它的这一代人，和那些意志薄弱或者不够明智而沦为这种制度的代理人所独有的失败与辛酸。

我这里并不是说俄国革命就如我以上所指的一般。那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历史的逻辑中有着更深的根源。我所讲的这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有些事情据称是人类活动中的一个充满希望的转变，指向人类不公与压迫的总量减少而非增加的方向，却演变成为警察国家卑劣的炼狱。只有对个人失败怀有深刻意识的人才能在对其他人做那些事情时获得满足，而那些事情经常被牵连进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中。不管是谁，只要有机会深深地看着共产主义警官的眼睛，就会在那个训练有素的仇恨与猜疑的深潭里发现微小的闪烁着绝望的恐惧，那就是这一说法的证明。那些人从这些方面做起，把自己对权力的贪求掩藏起来，以弥天大谎进行报复，通过战胜自己使极权主义过分简单化——在一个令人沮丧的、绝望的冲突中将自己高居于受支配的人民之上，将人民的幸福与信仰作为他自己的战场。

这种人能将自己的战斗激情传给继承其权力的亲信，但是继承过程不能走得太远。人们因为一些习惯的力量，凭借间接获得的情感驱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但是当它传递给别人时就不是自己的了。这种冲动推动一代人对自己和人民群众到如此绝望的态度。他们希望自己反映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是与下一代人逐渐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形象。残忍行为、不实之事、在集中营中实践的对人性无尽的嘲弄：警察国家的所有这些制度，虽然其最初可能拥有可怕的魅力，其所表现的危险与无政府状态经常给一个井然有序的宁静的社会施以影响，然而这些迟早都会结束——就像一些陈旧重复的色情文学——由于使每个人厌烦，包括那些实践者自己。

很多极权主义政权的公务人员，真的是把他们自己贬低到比他们的牺牲者更低的位置，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把自己与任何更好的未来阻隔开来，会绝望地紧抓自己那个不令人快乐的官职不放。但是专制政权绝不会单纯依靠狱卒和刽子手造成的恐惧生存，在其身后必然有一个驱动性的政治意志。在专制权力与一个王朝或者一个继承的寡头政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岁月里，这样的政治意志将会更加持久。到那个时候，出于同样的原因，极权主义政权必须对它所统治的、以劳动供养它的人民抱以仁慈的和有助益的关心。如果仅仅通过它所有的恫吓与贬黜的话，它将不能承担起生存之重负。王朝的延续迫使它承认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责任。

现代警察国家不具备这些素质。它代表的仅仅是一个某一特定历史时刻因各种促成因素所导致的社会动乱。但是社会会极其痛苦而悲哀地因之而患病。但社会——是有组织的，以变化、革新和调整为标志——将不会无限期地停留在这种状态。导致动乱的严重失调终将失去其现实性，人类希望一个更加健康、较少病态、更加有趣的生活的天性将彰显其权威。

以上的反思使我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倘若这个星球上其他地方的一种现实存在的文明，作为原有一切的必然替代物摆在了俄国人民面前，这个文明合乎礼仪、富有希望、意义深远，那么，总有一天——或早或晚，不管以渐进的方式还是其他方式——这个使一个伟大的民族倒退了数十年，像影子般压制一切对文明事业之向往的可怕的政权将不再被看做一个鲜活的存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信史中曾有的幸存之物和建设性的有机变革中的沉渣。因为，每一个伟大的人类剧变，尽管它的其他表现形式不那么令人愉快，却都设法留存在历史的货架上。

但是那些变革将如何发生是不能被预见的。如果确实有所谓的政治发展规律的话，那么在这里它们肯定也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到那时候，它们就会是政治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现代极权主义现象的规律，这些规律目前还没得到充分的研究和理解。不管这些规律存在与否，发展将会受到民族性格和无疑在塑造人类事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偶然事件的双重影响。

所有这些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承认，就未来的俄国政府而言，我们就像“透过一片模糊不清的玻璃”进行观察。表面的证据看来不能为我们的希望留下空间——我们希望能在莫斯科政府的行为和态度中看到变化，而这些变化能够在权力的持续没有受到暴力破坏的情况下发生，即没有推翻现有制度。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情况。有些比较奇怪的事情已经发生——虽然不是非常奇怪。而且，不管怎样，预先判断这个问题并非我们的职责所系。我们没有必要仅仅为了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的利益，而判定我们显然不可能真正知道的事情。这里我们应该允许所有的可能性，而不排斥任何东西。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心里清楚，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行为体的俄国的国际人格是什么，并将其作为我们同俄国各政治派别——包括台上的掌权者和台下的反对派——所有交往中的指南。如果最终证明是上天的意志，依靠专制主义的侵蚀破损，而不是依靠剧烈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推力，使自由降临俄国，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政策是如此有利于其实现，我们没有因为先入之见、急躁和绝望而妨碍它的实现。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俄国政府的精神与实践方面，没有一个主要是通过外国的启示或建议而发生的伟大而又持久的变革。这样一个真正而持久，外国人民满怀希望地欢迎的变革都必须源自俄国人自身的计划与努力。关于这是历史杰作的观点是肤浅的，这种观点将一个伟大民族生活中的根本变革看做是外国宣传与鼓动的结果。一些人谈到将宣传活动指向苏联宣传机器的集中运作，指向克里姆林宫在世界各地所实施、启发和鼓励的破坏活动的各个方面，以推翻苏联政权，从而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们忘记了一些显著的事实，根据三十三年他们勤勉进行的这些活动的记录，已经证明了他们总体性的失败。最后，军事恫吓和侵略通常是实际扩张苏联所必需的。可能有人会说，中国是这种说法的一个例外，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是苏联体系事实上的一部分，将近些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主要归功于苏联的宣传或煽动，退一步说，是令人心痛地低估了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

任何一个民族直接谈论另一个民族的政治事务的尝试都是一个有疑问的过程，其间充满了误解和怨恨的可能性。当精神与传统迥异，政治词汇不是真正可以翻译时就更是如此。这种认识绝不会削弱“美国之音”的重要性。就其对俄国而言，其作用在于尽可能忠实地反映这个国家的气氛与态度，以便苏联公民对它们能形成公正的判断。但是这与催促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行动完全不同。我们也许对美国社会现实的观点对于苏联公民的含意有我们自己的期望或想法，美国的现实显然就在“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和能够触及他的意识的关于美国生活的其他类似的证据中。我们可能认为根据这些证据我们知道自己将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将太过明确地，并且以这些事情作为给他指出应在他自己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行事的建议和激励的基础的话，我们将犯错误。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而非他的话语，在我们对他的问题与可能性不完全理解的基础上讨论问题。相应的，我们的话语很容易表达与我们想要表达的完全不同的意思。

因为这些原因，美国能够在俄国国内发展方面施加的最重要影响将继续是榜样的感召力：什么样的影响——不仅是对别人的影响，而且还是对它自己的影响。这不是说现在占据公众之心的很多东西不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诸如体力、军备、决心和与其他自由国家的团结。这并不是否认需要设计一项明智和灵活的外交政策的紧迫和压倒一切的必要性，依靠这个政策发挥世界各地的武装力量的作用并有效利用，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力量，就能够使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确信，他们的宏伟设计是一个徒劳而无法实现的计划，固执其中对解决他们的困境与难题没有希望。实际上，如果要避免战争、赢得时间，为了更有希望的武力活动，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必须作为当务之急。但是，如果不是通过预先做某事，比仅仅避免战争和帝国扩张的挫折做的更深、看得更远，赋予它们以意义和内容的话，它们只能保持在毫无结果的消极状态。对此，已有共识；但是“某事”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它只是一个我们催促于人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一个外部宣传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它首先是一个我们敦促自己的问题。它是一个美利坚民族自身的精神与意志的问题。我们试图传递给他人的任何信息只有在与我们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并且足以引人注目、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和信任，才能有效。因为，这个世界尽管物质上困难重重，它还是乐于认可并尊崇精神上的卓越甚于物质上的丰富。

我们的首要关注必须仍然是设法达到这种状态的民族品格。在使别人确信我们已经如此作为上不需要太过担心。国家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不能，也将不会被隐藏。梭罗（Thoreau）写道：“没有不能被驱散的疾病，就像黑暗一样，如果你让更强的光亮照于其上……如果我们使用的光亮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小的蜡烛，大多数的物体就会留下一个比它们本身更宽大的影子。”相反，只要我们使用的是一只光线强烈的蜡烛，我们可以肯定它的光线将穿透俄国房屋，最终发挥其作用，驱散笼罩那里的黑暗。甚至在西伯利亚的最深处，没有铁幕可以压制这样的消息——美国已经摆脱了分裂、困惑和怀疑的枷锁，迎来了一个希望与决心的新机会，正满怀热情、目标明确地着手完成其使命。

[1] 经编辑同意再版，from Foreign Affairs，XXIX，No.3（April，1951），351-70。外交关系协会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版权。

[2] A German of the Resistance：The Last Letters of Count Helmuth James Von Moltk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8）.

第三部分 格林内尔（Grinnell）演讲集

1 对沃尔格林演讲的反思

在三十三年前的这样一个春天，我去芝加哥大学作演讲，一共六讲——作为对我一年多前愉快地接受的邀请的回应。那时我还是一位政府官员——一位外交官员，确切地说——正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度过一个长假。这些演讲是我平生首次应邀发表的学术演讲。这些演讲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若干历史事件。因为那时我对美国外交史的无知程度比现在更甚，我主要利用自己二十四年的外交经验，努力从经验给我的教训出发考虑所讨论的那几个事件。

令人高兴的是——这些演讲被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以题名为《美国大外交》的小册子正式出版。这个小册子在美国通常似乎被作为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课程的课外读物使用。令我吃惊的是，我听说这本小册子仍在印刷出版。大概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不得不随后在什么地方读它了——它让你快乐还是让你厌烦就不是我关心的问题了。

看过那本小册子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想起那些文章就其性质而言，既是分析性的也是批评性的。就这些演讲的分析性意义而言，我努力去发现，当每个美国政治家带我们到这些不同的国际事务中远足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就演讲的批评意义而论，在检查了这些知识和政治动机之后，与当时的现实情况相对照，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认为我们是反应性的；我也与我们所达到的结果相比较，依次来评估这种反应的充分性。

这种探究的结果并不十分令人鼓舞，我担心，它们使这个国家将其所能有效地投入远超其边界的冒险中去。

第一个演讲论述的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我发现在我们所说的参战的所有原因中，“没有太多的严肃认真的思考”和“没有太多谨慎而又有条理地评估我们的国家利益”。我发现一旦我们投入战争，在武装力量的方式上，我们不是受任何深思熟虑的概念——什么是我们想要的，为什么——的指导，而是受“大众情绪、政治压力和政府内部的阴谋”的指导。

就以在第二个演讲中讨论过的门户开放事件来说，我得出结论：在这个案例中，美国的公众舆论很容易被蒙蔽，将门户开放视为美国治国才能中的一个伟大的外交创新。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外交创新只是我们对所知甚少的情况做出的自命不凡而无用的姿态。

在第三个演讲中，我论述了从1900年到1950年这半个世纪中，我们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我的结论是：这些关系反映了我们自己对待中国的一种好奇的，但是却根深蒂固的多愁善感。很显然，它起源于它给我们的一种愉悦，将我们自己视为那些不如我们幸运、不如我们先进的人们的高尚的保护者、恩人和师长。在这种自我沉溺中，我不禁看到了民族自恋的一种形式——集体的自我欣赏——对我来说，很多美国人都乐于此道。我认为，这种倾向只能掩盖内心深处、潜意识中的不安全感——一种使我们自己安心的需要——与我们自命不凡的外部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因此，在同一个演讲中，我转到我们对待日本的消极的和批判的态度。这些无疑是我们对中国屈尊俯就和关切保护态度的映像。我们对日本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似乎集中在当时日本在东北亚大陆上所占据的位置——尤其是在朝鲜和满洲。在法律和道德上，我们将对这些地方的占据视为错误。因为在法律与传统的意义上，这些地方不是日本的领土，却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不同意这一观点：指责我们正在努力将我们自己的守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标准适用到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的环境中去。我认为，我们不能自命为他人的道德裁判，最好还是从活跃在那个地区的各种民族主义力量中找到一种稳定的权力均势——俄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从道德平等的角度看，在他们中间很少能作出选择。在将日本从其在亚洲大陆占领的地方挖出去的努力中，我认为，我们忽略了一个极大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成功了，比起我们搬开日本人，填补这个权力真空的很可能是我们更不希望的某种权力形式。这一点确实已经被证实了。

因此，值得回顾的是，我所谈论的演讲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发表的。我们早期缺乏对日本利益的理解；当我们不能提出有希望的替代方案时，我们坚持把日本人从他们的位置上搬走。作为对这一切的一种讽刺性的惩罚，我不禁看到，我们已处于朝鲜半岛这个不令人愉快的位置上。基于这个例子，我试图指出：我们在外交政策中的选择并不总是好与坏的选择，更多的是在大与小的恶之间做出取舍。

第四个演讲谈论的是我们所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家也许还会记得，我们参加1917年战争的表面原因是德国人侵犯了我们的中立地位；我指出了参加战争来保护自己的中立地位的荒谬性——为了保护自己的中立地位而放弃中立地位的荒谬性。然后，我也不得不指出，当我们想方设法置身一个当下的国际争端之外时（就像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结果可能是前后矛盾的，可在这种情形——当我们被迫卷入其中——下，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为伟大的道德事业而战，我们文明所有的价值因此身陷险境。如果对抗帝国主义德国的战争真的是这样一种伟业（实际上，不是），那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被迫参加战争，应当自愿进入战争。但是，如果战争不是这样的伟业，那么我们不应使自己因我们的中立地位被破坏这样的琐碎的小事参战。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个在演讲中谈论的特殊的美国参与问题。我再一次批评了一旦我们参与其中，美国人就将冲突理想化的趋势。对于这场冲突，我们尽力保持超然物外。由于日本人攻击珍珠港以及随后德国对我们宣战，我们才被迫卷入这场冲突。但是，我也强调我们的失败，实际上，我们拒绝承认：我们在那场冲突中取得的胜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被抵押出去了。由于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的军力不足，只有在俄国的大量援助下，我们才有希望打败德国。对于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援助，注定要（实际上已经）付出巨大的代价。目前德国和欧洲分裂和不稳定的局面，实际上反映出我们不能比1945年的俄国人更早到达中欧，这仅仅是部分代价。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军事努力的可能结果的可悲的局限——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强大到足以将这场战争引入我们想要的结果——那么我认为，我们就不会用我们的胜利所担保的和平与光荣的国际秩序的美梦欺骗自己。

* * *

芝加哥演讲中讨论的事件就说这么多。现在，让我说说在战后时期，我们在远东地区主要参与的活动。我从朝鲜说起。

请记住战争末期太平洋的局势。我认为正确的是，我们坚决拒绝允许俄国在占领战败的日本中扮演任何角色。但是，在朝鲜半岛，正如我们在中欧做的一样，我们以苏联军队在半岛的北部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而告终。我们在南部接受日本的投降，但是，两个强国之间没有就这个国家的未来达成协议。

战后初期，在确定美国对战败的日本人政策的过程中，麦克阿瑟将军是最具影响的人，似乎当初就设想了一个永久解除武装的、中立的日本。我自己的想法（我仍然认为有充足的理由）是，我们应当坚持这个原则。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在战后岁月里，日本将不能被作为美国的军事或海军基地，对俄国人来说，这一处置使其占得重大优势，作为对我们同意一个中立、非军事化的日本的回报，俄国可能会同意在整个朝鲜建立一个民选的，大概温和的政府。

但是，到1949年底，华盛顿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对我们所有的战后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于1947年冒昧提出的“遏制”概念，是针对我和其他人所相信的斯大林共产主义的政治扩张的一种危险而提出的——尤其是这一危险，受莫斯科鼓舞和控制的当地共产主义者，或许会在德国和日本被击败的工业城市获得控制地位。我不认为，其他了解苏联的人也不认为，苏联针对主要的西方大国或日本的军事进攻无关大碍。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政治危险，而不是一个军事危险。历史证明了这个结论。但是，出于一些我绝难理解的原因，到1949年，华盛顿的很多人——在五角大楼、白宫，甚至是国务院——似乎得出这一结论：在不久的将来，有一种苏联不受拘束的真正的危险，这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直到今天，历史探究中最有趣的主题之一，就是在当时，为什么这一结论在华盛顿会变得如此流行。我反对这一结论，我的同事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也反对：但我们两人都没成功。我只能将此归因于美国人接受这一观念的困难：有一个政治威胁，尤其是来自一个军事强国，这个军事强国也不主要是一个军事威胁。尤其强有力的是，在军营中，似乎有直接得出这一结论的诱惑：由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领导者对我们怀有敌意，由于他们是全副武装的，并且严重挑战了我们的世界领导地位，因此，他们就像最近记忆中的纳粹，希望并倾向于同我们争战。因此针对他们的政策必须与1939年战争爆发前，应对纳粹所应有的政策模式一致。但是，这一观点无一可取之处。

无论如何，美国舆论的这种变化确实在我所说的时间发生了——1949年底和1950年初。它最早的结果之一，就是在美国军事和政治权势集团中成长起来的一种强烈的情绪：我们不能使日本非军事化——相反，我们必须无限期地在日本驻军，即使这意味着签署一个未征得俄国同意的单独的对日和约。1950年初，这一观点以很多方式公开显现出来。与此同时，我们大大缩减了在韩国的军事存在。俄国以容忍而非鼓励的方式对此作出了即时反应。为了将共产主义的统治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朝鲜进攻韩国。如果日本无限期地作为美国军事基地，如果没有对日一致的和平解决方案，如果在日本的局势中，莫斯科没有成功的机会，那么通过赔偿，莫斯科希望巩固它在朝鲜的军事—政治地位。无论如何，对此我们似乎没有给予太多的关心。

依我之见，这就是朝鲜战争的起源，其余的你们都知道。三年之后，5.4万名美国人伤亡，冲突结束了。但是，它是通过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僵局而中止的，很像我们之前的做法——仅仅是美国卷入的更深了。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今。

现在，我认为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我们美国人没有什么兴趣与俄国人谈判，找到解决那一地区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尤其是找到一种方案能够结束我们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我们为什么对此不感兴趣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我们已经认定莫斯科已下定决心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为了抵御这场战争，我们需要将日本作为一个军事前哨。而且俄国已经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从国内政治的观点看，与魔鬼谈判和妥协也有失体面。

我想指出的第二点是：当俄国人以授权——或是默许——对朝鲜进攻作出回应的时候，我们绝不愿意，甚至不可能承认我们在日本所做的事和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朝鲜所做的事之间的联系。反之，当朝鲜的进攻到来的时候，华盛顿的即时结论是：这实际上是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扩张计划的第一步，可以与1938年的慕尼黑危机相提并论。慕尼黑危机被认为是纳粹征服欧洲的第一步。波伦和我再一次反对这种解释；但是，我们的反对没有什么进展。这是流行的军事解释。

将这些牢记于心，让我的讨论转向战后时期我们的国家在远东事务中的另一个重大参与，这一参与延续了二十五年，而不是仅仅三年：越南战争。这里我必须假定，你们对我们打败越南共产主义者并在这个国家安插某种反共产主义的政府（他们实际上主要是民族主义者）的这场拖延的、昂贵的、不成功的、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幸的努力有一些记忆或了解。显然可悲的是，这些努力被误解了。在今天，它很显然被认为是美国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错误。它提出了两大历史问题，今天，我们应当给予这两个问题以充分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起初是如何陷入这场困境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几乎从一开始就能明显地看出所做的努力不会取得成功，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十年多？

对于每一个问题，答案都是复杂的：我不想过分简化一个复杂的情势。但是我只会说：在起初陷入这场混乱的诸多原因中，华盛顿的如下判断起了重要的作用：俄国人，作为他们统治世界的计划的一部分，下决心对亚洲实施军事—政治征服。越南共产主义者在东南亚建立他们政权的努力，是这个假设的“计划”的一部分。

对我们为自己设计的情境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这一看法：胡志明（Ho Chi Minh）及其追随者只是俄国人的傀儡。因此，由他们推翻越南就等于是苏联的胜利。在华盛顿，对以下观点有着普遍的怀疑：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相比，这些越南马克思主义者更容易受到民族主义冲动的强烈驱动。

这两个假定都是错误的。苏联领导人没有征服世界的预设计划。他们的心理主要是防御性的。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莫斯科与胡志明当时在越南掌权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今天，我们知道，当时苏联与东南亚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关系疏远，只是建立了初步联系。胡志明主要是一名民族主义者，尽管他满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说辞，如果我们鼓励他这样做，他很有可能更愿意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和与我们的关系中维持某种平衡。

让我就我们的这一倾向稍加详述。我们的倾向是：坚持将它们视为是其他大国的盲目的傀儡，是比较弱小的集团或政权，它们与大国的关系实际上更加复杂，也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险恶。似乎有一种奇怪的美国倾向——始终寻找一个单一的外部邪恶中心，认为它是我们所有的麻烦的根源，而不是认为抵制我们目标和事业的有多重根源，这些根源相对独立。

让我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在一战期间，爱国的情感主义征服了我们国家，不幸的德国皇帝被看成是这个世界上一切邪恶与应遭谴责之事的根源。由于俄国共产主义者1917年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俄国带出战争，而且因为这对德国人有利，使我们感到不快。整个俄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都归功于德国皇帝。很多善良的人开始意识到，列宁及其同伙仅扮演了德国代理人的角色。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带到今天，我们会看到美国一些杰出人物非常不情愿相信，诸如尼加拉瓜或叙利亚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尽管他们口头上讲些粗浅的马克思主义，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独立的政治代理人，主要是按照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利益行动。他们不是盲目遵从莫斯科的指令和意识形态的压力。换句话说，在很多美国人眼中，罪恶是单数的。同时，美德却被仁慈地允许以复数形式出现。毫无疑问，我们美国人总是站在美德的中心。

但是，让我再次回到越南事件，并简单浏览一下它所产生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对每个继任政府来说，很显然这种努力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我们将这个努力坚持了近二十年？

在这里，答案同样重要。

所有这些紧随着国共内战中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发生。让我们记住，这一新情况，被一群右翼议员以及通常被称为中国游说团的人，制造成对杜鲁门政府进行最猛烈的和不计后果的攻击的一个时机——指控内容是，民主党人，尤其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先生“失去了中国”（正如这个词在当时的叫法）。他们是在他们的官方随从人员中的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影响下这样做的，这些共产党的同情者希望共产党获胜。

没有比这更大的废话了。美国政府从未拥有中国。既然如此，哪里谈得上什么“失去”中国呢？使共产党有可能在中国掌权的基本条件是蒋介石（Chiang Kai-shek）政权的软弱和腐败，是这个政府依赖我们而不使自己振作的倾向。不仅指控本身是荒谬的，而且，以它的名义对杜鲁门和艾奇逊发起的政治攻击，与美国政治史能够提供的任何事物一样邪恶和不负责任。实际上，这些攻击与反共产主义的狂热浪潮有密切关系，他们实际上是这一浪潮的开始部分。这种狂热以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而闻名——这个我们公共生活中的可耻事件，就是我们今天谈及它也觉得脸红。

我有这样的印象，那场特殊的狂热情绪的背景依然有待于对其做历史的分析。但是我这里想指出的仅仅是，不仅杜鲁门政府，就是继任的共和党政府，也被这些猛烈攻击吓倒了；被它们在国会和一部分公众舆论中激起的回应的程度吓倒了，使得他们绝不可能使自己正面、理性地面对这些攻击。杜鲁门政府将它们仅仅看做是党派的政治攻击，忽视了它们能够扭曲公众舆论，进而影响外交政策，试图通过对它们攻击的前提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部分地投合它们的声气，来转移其攻击。对于继任的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而言，情况也是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走得更远，它牺牲了我们几位最好的远东问题专家，希望以此安抚攻击的始作俑者。

然而结果令人震惊。这些不计后果的仇杀造成的伤害不仅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美国的政治权势集团（在最后一个演讲中我会详细论述），而且它们严重地扭曲了大多数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它们的暗含之意是，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的政策总是事件的决定性推手；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包括中国，我们都有力量阻止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上升到掌权者的地位。因此，如果共产主义者仍然在世界某地接管了政权，这总是被委过于当时执政的美国政府的懦弱、疏忽、盲目，或是缺乏对共产主义的一个适当反击。由于继任的政府没有直面这些肆无忌惮的非难，这些政府屡次成为它们的牺牲品。在越南，也是这样。不仅没有政府愿意被看做是不愿努力反对越南的共产党掌权，而且没有政府——直至尼克松（Nixon）政府——曾经如此这般努力，但最终被迫承认这样的努力没有希望，敢于试着从介入越战中脱身。因为他们害怕被那种愚蠢的指控戴上“失去越南”的劲手枷，游街示众。

* * *

在第二个演讲中，我将更全面地论述我在此论及事件的总经验。我只想指出，我们今天早上所讨论的失败主要是那些我们所谓的公众外交，而不是专业外交。这些事件提出的问题几乎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在两个或三个选择中作出取舍的问题。与很多外交事务中的重大问题一样，它们通常都包含难以处理的杂乱无章的相互冲突的意见，为了理解它们，需要对大量的历史背景的了解和大量详细的研究。显然，在政治演说家、新闻记者和电视播音员难以避免的、自然而然的过分简单化处理中，这些复杂问题得不到充分的考虑。难怪这种特别无用、粗糙的陈词滥调竟能胜过精致的分析。这种陈词滥调动辄就会委身而被国内政治利用，而无助于我们对国际问题的澄清。

我认为，这种情况本身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全国性问题。这正是我想回过头来论述的问题，要是在第二个演讲中我能简要阐释就好了。

2 美国外交与军事

上周我在这里演讲时指出，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演讲本质上是批判性的：上周我在这里做的演讲也是如此。我试图厘清美国外交中挑战与回应的关系。当回应似乎不足以应对挑战的时候，我试着找出在分析上或概念上导致这种失败的弱点。因此，批判就承担了这样的任务。昨晚最后一个演讲之后，我忽然想到，你们中的一些人一定会问：我们做过什么正确的事情吗？

如果这就是你正在思考的问题，那么我意识到我的错误在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当然做过正确的事。并且我们做了很多正确的事。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是政治韬略中的一个重大举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总体上非惩罚性地对待被打败的敌人树立了我们的声望。我敢肯定，有许多有益的经济援助计划的案例。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地震、水灾或是饥荒的案例中，我们有益而慷慨地介入。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1920年和1921年我们在俄国实施的重大的饥荒救济计划。1963年，我们驻守在德国的军队派遣的美国野战医院迅速及时地救助了斯科普里（Skopje）地震的灾民，作为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这一骄傲永在我心。

此外，我们本来会做很多愚蠢的事情，但是都智慧地避免了；为此，某些美国政治家值得高度评价，虽然他们很少得到这种评价。因此，我们的记录绝非都是失败的。总之，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羞愧的。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如果在广袤的北美大地上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这是不可避免的）顺势而起，这个国家心存和平、慷慨大度，自其建国至今，别无二致，那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应该心存感激。自独立以来，我们对我们的世界环境的冒犯，一般说来，不是出于要给他人带来伤害的愿望，或是确立自己对于他人的强势地位，而是源自我们打击贵族和彰显自己的努力。但是，正如它所做的，人类个体反思自身缺点比反思美德更有教益。因此，我也认为，国家社会从其失败中学到的比成功中的更多。对失败的反思会唤起谦逊——这是我们美国人能够更好地利用的东西。对成功的反思很容易招致失败前的骄傲。因此，我将继续讨论我们思考出错的地方和我们犯错误的地方，这需要你们继续保持耐心。

* * *

回顾已经说过的话，我发现在芝加哥和这里，我谈论的主要都是与非欧洲世界有关的政策。但是，在我讨论的1950年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事情——与我上周在这里提到的事情之间有很大不同。尽管在美西战争中，沙文主义（jingosim）和对激动人心的军功的渴望起了作用，但是，我在芝加哥演讲中注意到的大多数错误都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类型：我们这边的某种道德主义和法律至上主义的故作姿态——尤其是对我们自己，渴望表现得比我们实际上更加明智和高贵一些。另外，在朝鲜和越南的案例中，一些更为严重的事情牵涉其中，也就是它们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自从这个共和国诞生以来第一次遭遇了一个强大的、可怕的、冷酷的敌人。这个敌人一心一意要置我们于死地，它有给我们造成巨大伤害的必要手段，甚至就在我们国内也是一样。这种情况带给我们恐惧、仇恨、反应、反应过度，甚至是诱惑。相比之下，我们早些年很是孩子气的故作姿态和虚荣就显得天真而幼稚。

毫无疑问，这将我带回到二战时代后重大而真实的挑战面前——这一挑战包含这一事实，即这场战争结束时，两个现代传统强国差不多沦为二流军事国家——这两个国家即苏联和美国。然而，在军事意义上，由于其他强国在地理上介于这两个国家之间，之前这两个国家相距甚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消除了这种分离，使它们各自的军队，在欧洲中部和北太平洋地区彼此离得很近。与几十年前不同，现在，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缓和它们可能会有的任何严重政治分歧的影响。所有这些加上国家核武库与其发射系统这一史无前例的、非常令人困惑的因素，使任何一个所谓的超级大国都能把核弹投射到对方国内，给对方施以虽无法预知但显然极端可怕的伤害。因此，实际上，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成了对方的人质。因此，现在美国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应对这种全新而又闻所未闻的危险。这一挑战历史上前所未有——无论我们自己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的经验中都没有先例。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犯错误不足为奇。无疑，不仅我们犯错误，苏联也犯错误。与我们相比，对俄国人来说，挑战也一样不同寻常、令人困惑。当涉及我们的错误时，我想简要论述，我不希望你们以为我把莫斯科犯的错误都忘了。我也不希望你们觉得，我认为我们的应对方法都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我们也做了很多必要的、深思熟虑的、建设性的事情。

我仍然认为此间我们仍犯有错误，而且有些还是重大的、影响深远的错误。由于这些错误中的某些错误，对我来说，似乎直到今天仍然在扭曲和困扰我们的政策，给我们自己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重大危险，因此我别无选择，只有提及它们。

这些错误中的一个类型，包括我在第一个演讲中提到的错误。这些错误包括，将苏联领导人所没有的目标和意图加之于他们，并仓促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就像希特勒及同伙，他们均受军事征服的欲望鼓舞具有同样的对外军事侵略时间表，只有用应对希特勒的办法才能有效应对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俄国人对他们军队的复员没有达到我们的程度，这一事实给以上观点提供了实质性内容。他们在东欧和中欧留下了一支地面部队，其规模远比其西欧的对手大的多。他们对其占领的东欧和中欧各国人民非常冷酷无情，以此使每个人都感到惊恐。他们与我们打交道时诡计多端、遮遮掩掩，很显然，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影响和权威等各种不同手段，将他们占优势的影响力（如果不是他们直接的权力）全力扩展至西欧——这是以西欧人民的自由为代价的。我所讨论的时代，毕竟还是斯大林时代。

实际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克里姆林宫的人对我们不友好的证据。这些是我们和西欧人民所面对的一个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争夺影响力，实际上是争夺权力的强大而可怕的竞争者的证据。但是，这不是苏联领导人想扩大他们的影响，发动其武装力量对西欧和日本发动某种全面进攻的证据。然而，这却是我们匆忙做出的结论。其结果影响深远。

战后我们犯的第二个错误与我们将核武器作为我们军事地位的主要依靠有关系，也与我们希望以核武器确保我们在战后时代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的信念有关系。我们犯的最简单的错误就是认为武器的有效性与它的毁灭性直接成正比——不仅是攻击敌人武装部队的毁灭性，还有攻击其人民和民用经济的毁灭性。我们忘记了，战争的目标是，或应当是以最低限度，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完全破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忘记了，一种合宜的武器不仅必须具有毁灭能力，还须具有判别能力。最重要的是，我们忽略了这一强有力的证据：从长远来看，核武器与自杀式武器无异，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巨大的毁灭性，加上别人也会研发它这一铁定的事实，还因为它很可能引发的环境影响。在我看来，通过致力于这样一种自杀性的和不适合任何一个理性的军事目标的武器，我们招致了很大的责难：将国际社会的大部分国家引入世界上迄今所知的最危险的、宿命般的军备竞赛。

依我之见，正是这两大错误，不仅导致了我们的思想极端军事化，而且导致了我们生活的极端军事化。这已成为战后时代的标志。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我们自己的社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导致了我和很多其他人认为的对我们国民经济的严重扭曲。我们被迫使我们自己习惯每年的花费，我们的国民收入很大部分都花在武器的生产和出口上，以及军队设施的维护上——这些用途没有增加我们经济的实际生产能力，只是每年剥夺我们成千上万的美元，否则，这些钱会用于生产投资。这种习惯已经上升到这一地位，我斗胆称之为“真正的国家嗜好”。没有最严重的脱瘾症状，我们不能使自己改掉这个习惯。除了其他数百万的穿制服的人，数百万的人已经习惯于从军—工复合体中求得谋生之道。数以千计的公司依赖于此，更不用提工会和社区了。这是我们极端不稳定的预算赤字的主要根源。生产和出售武器的人和华盛顿购买武器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而非常危险的联系。换句话说，从和平时代巨大的武器设备的维护以及出口大量的武器给其他人的过程中，我们创造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冷战中的既得利益。我们使自己依赖于这一令人反感的国家实践——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公平地说，如果我们没有使俄国人和他们的所谓的邪恶成为正当的理由，我们也会创造一些对手来取代他们的位置。

整个任务中的不必要的浪费、引起如此多重复劳动的军种间的竞争、我们用于军事经济和民用经济的成本与收益上的双重标准、国会关于军事和非军事开支的标准之间的关系不清，这一切使问题更加糟糕。有时在我看来，我们中的那些没有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军—工企业中的人，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说，有成为随军谋生者的危险。就像几个世纪前欧洲可怜的流浪汉，慢慢吞吞地跟在军队的后面，希望从相对富裕的军事资源中拾到一些剩余的衣服和残留的食物。

当这种现象扭曲了我们国内的生活之时，就再次对我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此庞大的军事经济需要持久的正当理由，而且这种情况——因海陆空三军争夺国会拨款的激烈竞争而加剧——导致对想象中的对手的军事潜力的几乎自动和系统的夸大其词，因而突出对手的嫌疑，以及我们的人民对它的恐惧和敌意。近年来，我们政府某些部门提出的想象中的苏联军事开支数字是我能记得的最无耻宣传的、最具误导性的统计操控。所有这些最危险之处在于，它混淆和模糊了外部军事挑战的真实程度。我们不可能知道：对于苏联带给我们的问题，我们有多少作为可算是合适的回应；我们献身于我们自己的军—工企业的嗜好，会有多少产出。

我讲所有这些只是为了证明一个观点：多年来我们日益增长的关于冷战的观点的极大军事化，不仅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外部危险，而且也是一个内部危险，这种危险是以一种非常有害的习惯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几乎无可救药地犯了这个习惯性错误。这大多数可以再次追溯至我刚才请各位注意的两个重大的分析错误：一个关乎苏联扩张主义政策和意图的本质，另一个是我们的失败，当我们将我们军事政策中的主角交给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我们会将自己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带入了一个可怕的死胡同。

* * *

现在我归纳一下我在你们面前所作的评论，以及早先在芝加哥演讲中提出的观点，总结主要结论。

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各种各样的缺点，正如它们在整个20世纪所展示的那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年轻又在某种程度上幼稚的人民所犯的错误，他们意外遭遇强烈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力量的冲击，加上对我们实力增长（这种日益增长的实力正在使我们晋身于主要大国行列）令人不安的自我意识，使这些错误不可避免。在那些岁月里，我们就像一个比较无知的少年一样，行为飘忽不定，虽然意识到自身的实力，也想使用实力，但缺少最佳使用实力所需的成熟。

自从上次大战以来，一个与往昔完全不同的形势正在形成。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被放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测试中——被迫处理一种完全不同的需求订单，其中一些包括一种比任何地方的任何政治家曾经面对的更大的责任。

我认为，现在有些时候我们已经以其他任何国家能够将要进行的方式，对隐含在这些情况之下的挑战做出应对。但是，在其他例子中，正如我希望这些演讲已经表明的：我们没有做出适当应对。如果我考虑我们没有适当应对挑战的案例，并重新审视一下导致我们失败的显而易见的原因，我认为我看到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加起来，给我们分析最大的难点提供了线索。

我们最经常失败和最严重失败的案例，似乎都与军事事务有关。有时，失败在于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形势的分析。我们倾向于以牺牲政治因素为代价，过分强调军事因素。结果，使我们的回应过分军事化。有时，正如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案例中，这是一个利用我们自己的军事潜能的问题——如何和何时使用它们。使用的时候，如何使它与我们国民生活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最后，有时候，正如在核武器的案例中，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彻底地搞清楚现代武器的可能用途，也就是我们能不能把现代大工业国之间的战争本身的作用搞清楚的问题。但是，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是军事因素使我们失败了。

想到你会停止思考这个问题，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我们是这样一个国家：我们没有关于军事战略或军事力量在国民生活结构中的位置的传统概念。我们的内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为一个不同的目的而战，除此之外，在现代，我们武装力量的使用主要都发生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令人迷惑的、在某种程度上令人误解的经历中。这两次战争都已经以无条件投降告终，鼓励我们相信这样的观点：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与看起来完全邪恶和残忍的外部对手达成互利的和解，而是完全摧毁对手的力量和意志。在这两次战争中，尤其是第二次战争中，我们越来越背离体现于早期战争规则中的这一基本原则：战争只能针对敌人的武装力量，不能针对无辜的平民。这正是由于我们完全接受了对平民和士兵发动战争的实践。尤其是由于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笃信所谓的区域轰炸，我们被引入了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可怕困境。我们现在终于认识到，遵循这种实践，其逻辑上的结局就是毁灭我们自己和文明本身。换句话说，我们使自己进入了一个死胡同，现在，当我们试图退出这个可怕的陷阱时，对我们来说日益明显的是：我们没有可以转而依靠的有效的关于使用武力的替代理论。这两个错误——笃信无条件投降和大规模的杀伤平民——使我们严重误入歧途。

将军事事务和我们的内部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的问题上，我们有困难，这不足为奇。我们从未有过在和平时期维持常规军的传统。我们从未学过如何使这一实践适应我们社会在教育、公民培养和人力使用方面的其他习惯和需要。更糟糕的是，在名义上的和平年代我们不能找到任何非常理性的方法，将工业和财政努力所需的其他社会过程与维持一支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联系起来。

难怪，面对所有这些困惑，我们国家政策中最大的错误似乎都突出地发生在与军事因素显著相关的地方。

但是，我怀疑，这一困境是否没有因为我们政治体系中某些根深蒂固的特征而变得更糟。我首先考虑的是，我所谓的美国政治家的国内政治自我意识。我这里的意思是，当讨论或是按照外交政策行事时，他更倾向于关心他说的、做的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而不是它们对我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实际效果。根据这种倾向，某一言论或行动，如果能在它所看重的那些国内圈子里受欢迎，那么在华盛顿，它就会被当作一个胜利，即使其外部影响非常无效，甚或弄巧成拙。走到极端的时候，美国外交就沦为在美国政治观众面前展示的一系列姿态，这些姿态对我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影响只作为次要考虑。

这种情况并不鲜见。我们只需回忆托克维尔写在150年前的话，其大意是：“在很大程度上，对外部事务最令人困惑和错误的观念，按照纯粹的国内考虑决定外交政策问题，这恰恰是民主的本性。”从本质上讲，这是自然而然的。任何地方的任何政治家，在其外交行动中，都要留心国内舆论。但是，与别的地方相比，这一趋势在这里似乎走到了更大的极端。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美国政治家吸引选民好感的本性。在欧洲议会体制中，选民通常就是议会——因为如果失去了议会的支持，内阁就要下台。不幸的是，在我们国家，选民更有可能是由特别好斗而吵闹的少数人和游说集团组成。出于一些奇怪的原因，这些人似乎通常都站在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这边。或许是因为在国外有一些特殊的民族和族群，他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或其他方面给予援助；或者是因为他们希望披上国徽的外衣，敲响沙文主义的钟声，作为推进他们党派目标的手段。我们在第一个演讲中看到，美国政府似乎特别易受这种威胁的影响，或是因为他们不想因为被指控为缺乏爱国主义而被放在防御的位置上。其结果我们已经有机会看到，都与我们在第三世界的政策有关，例如越南和黎巴嫩；与军备控制和军事强国之间的关系有关。

如果我刚才所说的有任何实质内容，那么这只是以下事实更进一步的证据：对于一个渴望占据世界领导地位的大国外交政策的行动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的设计并不理想，除了托克维尔以外，很多明智的观察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无论如何，我相信这是真的。我认为，近年来，实践的趋势已经暴露了这一体制的不足，甚至连托克维尔都没有预见到。

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如果我们期待甚或希望我们政府体制中的这些特点能在我们的时代得到纠正的话，那我们就太幼稚了。冒失地纠正它们很可能弊多利少。在很多方面，它们代表了我们如此珍视的伟大的自由硬币的反面。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感到羞愧。如果这个——带有其所有缺点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一大群人，从佛罗里达州延伸到阿拉斯加州，从缅因州延伸到夏威夷，接受最多样的种族和文化起源的个体的唯一方法——如果这是这么多人被管理而不牺牲他们的自由的唯一办法——那么就顺其自然吧。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即使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法，让我们对此心存感激。

但是，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是：让我们现实地考虑一下关乎一种野心勃勃而影响深远的外交政策行为的我们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当我们决定何种参与和责任对我们来说是明智的，以及哪一个我们最好拒绝的时候，我们要将这些局限铭记于心。很显然，我们已经承担的很多责任，包括一些很大的责任——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和我们对日本的责任——代表了我们不能过早地放弃的郑重承诺。我们不能做什么，只能尽我们所能履行这些承诺，意识到不仅仅我们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的和平安全都依赖于我们面对它们的方式，并在任何我们可能的地方，努力将它们置于每届美国政府注定具有的党派政治利益之上。但是，当涉及接受新责任的时候，最后，让我们记住我们国家能力的局限以及为了我们的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上的有些问题我们无法解决，我们投入这个深渊是没有帮助的，或是无效的。全球其他地区的困境会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找到解决办法，我们陷入其中既无收益，又无效果。

这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孤立主义的恳求，就像我们的祖父和曾祖父培育出的那种态度。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仅仅是一个请求：我们的国家更为谦逊、更为现实地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局限性，比我们近些年参与远离我们海岸的复杂情况时表现得更为节制。这也是这样一个恳请：我们应记住，在民族的相互作用中，如同在个体的相互作用中一样，榜样的力量远远超过戒律的力量。此刻，美国给全世界提供的榜样远远不是它能够和应该提供的榜样。让我们给我们以外的国家呈现这样一种国家风貌：学会了处理犯罪、贫困和腐败，学会了对付毒品和色情。让我们证明我们自己能够进行我们今天都接受的电子通信的伟大变革，并将之转化为我们人民的智力和精神的提高，而不是电视现在经常强加给他们的衰弱、乏力和对知识的滥用。让我们做这些事情和与它们类似的事情。我们将不再需要以2.7万枚核弹头和超过25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来使境外国家感知美国的影响力。

我希望就此结束我的演讲，感谢你们耐心地听了我的演讲。现在你们可以不必再听我这个老人就这么多非常复杂的主题发表见解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大外交：60周年增订版/（美）凯南（Kennan，G.F.）著；雷建锋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097-4868-8

Ⅰ.①美… Ⅱ.①凯…②雷… Ⅲ.①外交史-美国 Ⅳ.①D8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7118号

美国大外交（60周年增订版）

著者/乔治·F.凯南（George F.Kennan）

译者/雷建锋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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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3年10月第1版 字数/145千字

印次/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4868-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1712号

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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