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辅文

Green Gold：The Empire of Tea

© Alan & Iris Macfarlane，2003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by Ebury Press，an imprint of Ebury Publishing. Ebury Publishing is a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目录

- 致谢

- 序言

- 1 一位欧洲女士的回忆

- 第一部分 上瘾

- 2 喝茶也能上瘾？

- 3 玉液琼浆

- 4 茶传到西方

- 第二部分 奴役

- 5 着迷

- 6 取代中国

- 7 绿色黄金

- 8 茶叶热：1839～1880年的阿萨姆邦

- 9 茶叶帝国

- 10 工业化生产

- 11 茶园劳工

- 第三部分 诠释

- 12 今日茶园

- 13 茶、身体和思维

- 14 魔水

- 目录和延伸阅读：互联网上的一些补充材料

- 索引

致谢

照例，本书获得的极大充实和提升仰仗于诸多朋友和同事的鼎力相助。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米歇尔·谢弗（Michelle Schaffer）、H.B.F.狄克逊（H.B.F.Dixon）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德里克·本多尔（Derek Bendall）帮助检查了生物化学方面的谬误之处。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布赖恩·哈里森（Brian Harrison）和戴维·斯尼思（David Sneath）提供了历史和人类学方面的宝贵建议。利皮尼（Lipeni）、克里斯蒂娜（Christine）、迪廊·兰格隆（Dirang Lungalong）帮助我们了解了加尔各答。辛哈（Singh）夫妇、莉莉（Lily）和斯莫·达斯（Smo Das）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印度阿萨姆邦的大量信息。巴博斯·约翰逊曾陪同艾丽斯前往阿萨姆邦。布琳尼·利斯特（Brynny Lyster）对我们在印度事务部档案馆（India Office Library）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协助。希尔达·马丁（Hilda Martin）一如既往地提供了热情的建议（和茶水）。莉莉·布莱克利（Lily Blakely）为我们深入分析了茶水怎样通过母亲的乳汁进入婴儿的体内。戴维·杜根（David Dugan）、伊恩·邓肯（Ian Duncan）、卡洛·马萨里拉（Carlo Massarella）帮助我们拍摄饮茶仪式和有关茶主题的讨论。安德鲁·摩根（Andrew Morgan）、萨莉·杜根（Sally Dugan）在深入阅读本书后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当时正在撰写一篇历史学和哲学论文的剑桥大学学生伊丽莎白·琼斯（Elizabeth Jones）将本书稿通读了两遍，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批评意见；根据她的建议，我们加入了很多引述材料，尤其是在第五章。伊伯里出版社（Ebury Press）的杰克·林伍德（Jake Lingwood）、克莱尔·金斯顿（Claire Kingston）等人为本书的问世提供了巨大帮助。尤其是，本书有相当数量的篇幅来自萨拉·哈里森（Sarah Harrison）、格里·马丁（Gerry Martin）与作者的热烈讨论以及二位对本书反复的深入阅读。当然，还要感谢数千年来无数为种植和加工茶叶献出了生命的人们，本书献给其中的一些人。在这里，我们对以上所有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序言

本书出自茶园主遗孀艾丽斯（Iris）和她的儿子艾伦（Alan）之手，因此书中囊括了两种视角和动机。序言部分，介绍一下促使我写作这本书的一些问题，促使我母亲写作的问题则在本书第一章里阐述。

当初在动笔写这本书时，我的内心充满各种不同的困惑和支离破碎的记忆，就像是拼图板里无法拼凑的拼块。1941年，我出生在阿萨姆邦（Assam）的西隆（Shillong），这个地区就是最早发现茶树的地方。我是一个茶园经理的儿子，我模糊记得在阿萨姆邦的一个茶树种植园里度过的童年。朦胧的记忆中有广袤的茶树林、坐在吉普车里从茶树林丛中穿过、茶叶加工厂的味道、加工厂里到处堆满的茶叶、古老的搅拌机器。我还记得宽敞凉爽的平房，周围是漂亮的花儿和精心修剪的草坪；我在山间的小河里游泳、抓鱼，吃冷咖喱；以及前往俱乐部看马球、打网球。

实际上，我人生前五年的所有回忆可能主要是十几岁时在英格兰寄宿学校读书期间两次阿萨姆邦之行给我留下的印象。在这两次小住的过程中，我清晰地记得奢华巨富与贫困苦难并存的加尔各答给我留下的震撼。我立下誓言，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去让那些住在肮脏逼仄的贫民窟的人们生活得更好一些。但是，对于那些为我优越的童年生活忙碌不歇，辛苦劳作，为我得以享受昂贵教育创造了财富的劳工和仆人的生活，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也许，那时年少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当时，我也没有想过阿萨姆邦怎么会出现茶叶行业，没想过为什么阿萨姆邦的茶叶行业会被控制在英国人手里，甚至为什么要开辟大面积的茶园。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解答这些没有人提出的问题。

二十几岁时，我不远万里回到印度，想深入了解一些情况，但因为政治原因，无法造访阿萨姆邦。我只好以人类学家的身份前往位于喜马拉雅山山麓与这个国家接壤的另一个国家，即尼泊尔，去工作并研究生活在那里的与印度人相似的廓尔喀人。在那里，我潜心研究应征进入英军有名的廓尔喀团，以及帮助守卫茶园和周围山丘的那些士兵的生活。

虽然我的心仍在阿萨姆邦，但没有机会回到那里，于是我花了五年时间研究尼泊尔那加（Naga）人的历史和文化，但这些研究给我带来的是更多的困惑。为什么英国将其帝国延伸到如此遥远的印度东北方？为什么他们当初要坚决进入那加丘陵（Naga Hills），后来结果如何？我的研究围绕这些与茶园相关的问题进行，但是这些研究让我更加困惑于这里为什么会有茶园这个核心问题。

1990年，我造访了日本。在这次和随后三次造访期间，我开始设法了解作为我人类学研究一部分的古代日本文明。有关日本，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茶在日本文化中的中心位置。无论走在哪里，东道主都会请我们喝茶。我们可以看到茶对于日本的宗教、制陶业和生活方方面面的广泛影响。在参加过几次饮茶仪式、去过几家茶馆之后，我体会到，饮茶在日本人生活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为了深入了解日本，我读了一些有关宗教和审美的书籍，这些书让我了解到，茶水远远不只是一种热饮料那么简单。日本人几乎将茶看作带有神性的药，并认为茶具有某种奇特之处。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如此之大，那么它对其他地方的文化是否也有同样的影响力？难道这是我童年记忆中大片碧绿茶树之所以存在的部分原因？

所有这些不成熟的想法和经历在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1993年，我开始再次研究工业革命的起源问题。这一影响深远、史无前例的文明形式发端于18世纪的西方。它为什么开始于英国？为什么正好在那个时间开始？究竟是为什么？

1994年秋，我们在剑桥郡的花园里建造茶舍，这些未解之谜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问自己，问题的答案是否就存在于我童年记忆中的那些茶树丛中？答案是不是和饮茶的发展变化有关？

一想到这里，我茅塞顿开。18世纪30年代，茶叶大量涌入英国，众多英国人逐渐开始饮茶。这个时候，水源性疾病不再是人类健康的重要杀手。泡茶所用的开水可以杀死水中的大多数细菌，这使茶成为一种安全的大众饮品，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但是，还有一些困惑没有解决。首先，所有论述茶的中国和日本作者，甚至在茶一进入欧洲时就开始研究茶的欧洲医生都认为，茶的苦味说明它含有某种人们还不知道的东西，某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某种对人有好处的具有收敛性的“药物”。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其他困惑就可以迎刃而解。例如，为什么越来越多吃母乳的婴儿不会患腹泻，这是不是因为孩子通过乳汁吸收了母亲从茶水中吸收的那种物质？一项调查表明，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调查还发现，茶叶中的“丹宁酸”不是真的丹宁酸，而是一种叫作“酚类”的具有强大抗菌和杀菌效果的物质。

这只是当初母亲和我坐下来写这本书时我在思考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而已。我还琢磨过，人们是怎样发现茶叶的？它为什么会具有这些特殊成分，尤其是咖啡因、酚醛和类黄酮（flavonoids）？它是怎样，以及为什么能够传播到世界各地？它是怎样登堂入室走进英国人的生活中心的？茶的种植和加工对这个行业里的那些劳工以及他们的邻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茶叶对喝茶的那些国家的文明又产生了哪些影响？茶叶的传播和几个同时崛起的强大文明国家——如中国、日本和英国——之间是否具有更为广泛的联系？那些可能的保健效果的真实性又如何？

在本书我所撰写的那些章节中，我将所有这些问题贯穿于对自己和家人的过去经历的深入思考之中。我们家几代人的生活一直与茶叶和阿萨姆邦周围地区密不可分。同时，本书从理论上探索了有助于塑造当今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本书从最初的一些小小困惑和一种鲜为人知的叶子开始，为大家讲述了喝茶是怎样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让人着迷的一种嗜好的。

艾伦·麦克法兰

1 一位欧洲女士的回忆

艾丽斯·麦克法兰和她的孩子们，阿萨姆邦，1950年

从小到大，我就一直生活在一大堆有关殖民地的奇怪谎言里：“在印度那个地方”，人们皮肤黝黑，人种差得要命；幸好，有我们在那里管着他们。在我读书的所有寄宿学校里，看着世界地图上大片的粉色区域[1]，我充满了自豪之情。从小大人们就给我灌输了这样的看法：东方人天生就是受管束的人种。所谓“印度人的智力”（Indian Mind）是不会有什么起色的。整个次大陆都是这样。

父母亲、爷爷奶奶、叔伯和兄弟都去过那个地方。在几张红褐色的照片里，他们站成数排，倚靠着步枪、马球杆或死老虎，眯起眼睛傲慢地直视着太阳。女人们慵懒地躺卧在轮船甲板的折叠椅上，或横坐在毛色闪亮的骏马上，头上的软边帽换成了遮阳帽。在斑驳的热带树荫下，她们神色安详——旁边戴头巾的男子替她们勒着缰绳。

几个身穿小号骑马裤的小男孩骑在驴背上，另外的几个仆人在周围忙碌着。照片里，仆人的数量比我的那些亲戚多，他们恭敬地站立在一边候命。在印度那个地方，家里的男人都要去当兵，进部队后，大都被晋升为廓尔喀军团的军官。据说，廓尔喀军团的士兵对他们的白人长官爱戴有加，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那些当地姑娘们嫁人之前一定要纵情享乐一番。事实上，印度就像是一个垃圾箱，被倾倒其中的都是些蠢笨、肥胖、长满粉刺，根本不适合与之过日子的低劣人群。

当然，我们不会这么想——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印度人很幸运，因为有我们在那里；还被告知，在让他们见识了我们的学者、传教士、商人在才智上的权威之处后，他们才晓得了我们的恩泽。我们的那些男子都在韦斯特沃德霍[2]（Westward Ho）的联合军事学校（United Services College）或类似的公立学校读过书，接受过“善待土著”的训练。1815～1914年，世界上85%的土地被殖民，因此，欧洲人遍布世界各地。贝尔福（Balfour）等一批政客鼓吹“在我们管理下，他们拥有了历史上最好的政府”。这种言论流行各地，并不断被强化。欧洲人是“无私的管理者”，他们“生性聪颖”，是“天生的逻辑学家”；男性白人个个富有。印度人则都是“邋遢鬼”，除了邦主之外，人人穷困潦倒。

1938年，带着满脑子的这种荒唐印象，我离家远行，就像是前往一所贵族女校学习，为的是打磨我的棱角，把多余的英镑花掉。十六岁的我准备去度过一段被母亲描述为成长期派对的印度生活。当时，我的希望和想法是，两年后，我可以体态轻盈、举止自若地返回英国上大学。而我的母亲在我们踏上“纳瓦河谷”（Strathnaver）号轮船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为我筹备嫁妆。她说，印度讨不到老婆的中年男子有的是，他们不但对“相貌”不挑剔，甚至还可能看上我爱思考的头脑。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笔下的那个社会里，喜欢操心儿女婚事的母亲认为，喜欢想问题是女儿的一个要命的缺点，而我母亲正是这样的家长。

在杂乱无章地向远方延伸的建筑群中，我们居住的兵站（当时父亲从正规部队调派到这个兵站工作）是一个整洁有序的小天地。印度人住的地方往往凌乱不堪，这是他们被称为“邋遢鬼”的一个原因。在我们周围，篱笆是白色的，树干也被刷成白色，还有院门、户门统统被刷成或重刷成白色，也许是象征着我们的肤色。在我们居住的白色平房的四周，生长着万寿菊、牵牛花、鼠尾草（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讨厌这些植物）。兵站的中心位置是一个建有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的会所。兵站大院里有教堂和医院，但没有商店。厨子每天上午都去一趟集市，母亲在她欧洲女士的专用账簿上记下厨子的所有花费。那些东西都很便宜，但母亲每天还是要将厨子汇报的数字逐笔核对一番。印度人都很“chilarky”——这个词包含了说谎、欺骗和耍诡计（当然是天生的）的意思。

兵站里驻扎着一两个团，文官部、警察局和林业部门的一些职员，几个医生，负责补给安排的皇家陆军后勤团（Royal Army Service Corps），还有一些铁路工人。这些工人一般都是有色人种，很少在我们的视线中出现，他们和尚未接到正式任命的军官共用一个下等会所。天气炎热的时候，所有机构，除了低级职员和铁路工人，都要迁到山里。

山里有一个湖。这里的游艇俱乐部（Boat Club）是社交活动的中心。即使在这里，也一样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山顶上，那幢气势恢宏、富丽堂皇并被数百英亩的开阔绿地环绕的别墅是总督的下榻之地。掌管东方司令部的将军（General in Charge of Eastern Command）的官邸则略为逊色。将军坐在那里，向所有无法回应其粗鲁嘲弄的人吹胡子瞪眼。他任命儿子当副官（ADC），女儿当管家。两位大佬的邀请是推辞不得的；积极赴约可以巩固受邀者的地位，让自己的座位位置不致发生改变。在英国统治印度的那段时间里，社会等级森严，人们小心翼翼，唯恐越雷池一步。印度医疗协会（Indian Medical Association）医生的地位要高于皇家印度陆军医疗队（Royal Indian Army Medical Corps），可以坐在总督或总督夫人旁边。我被安排在餐桌最下首的位置，旁边是总督或将军的副官。副官往往是时髦帅气的骑兵军官。他身穿饰有金色穗带的鲜亮制服，脚上是闪亮的靴子和马刺。网球派对、高尔夫球赛，甚至晚上的舞会，都没有受到我十七岁生日后不久的那个九月里爆发的战争的影响，但将我不久后回家的希望化为泡影。不过，没有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从收音机里听说了敦刻尔克撤退和不列颠之战，卷了一些用作绷带的纱布，以备当地急需。一整旅的士兵被送到这里来操练，整个兵营一下子到处是身穿制服的年轻人。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人娶了我，母亲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战争结束之后，他成为茶园主。有点可惜的是，“拎包客”（生意人）在我们家族的语言里几乎就是平头百姓，但是在人们的印象里，茶园主都很有钱，一般住在远离喧嚣的偏僻地区。在我临行前，母亲给我装了一大箱子的面包架、盘子、中国汤碗，放心地送我踏上前往那个大英帝国东部前哨的旅途。驻守那个前哨的种植园军官新招募了一个团的士兵，为的是训练阿萨姆邦的山民。后来，这个阿萨姆邦军团，以及我的丈夫，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地方，而我则去了其他地方。直到五年之后，我们有了三个孩子，才在一个茶园开始了稳定的生活。在我先前的憧憬里，茶树开花就像是果园里果树开花一样，我们第一次稳定下来的家将被芬芳浓郁的景致所环绕。至于怎样将这种散发着芳香、被广泛种植的东西变成壶里的饮品，我一无所知。1946年7月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头脑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错误观念。战争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父母亲待在一起，他们不愿意相信，也无法相信印度会独立。在他们那个圈子看来，甘地和尼赫鲁最好待在监狱里。游艇俱乐部的人们谈论的是稀稀拉拉地举着“退出印度”牌子的游行队伍是多么滑稽，那些在游行队伍中喊叫和挥舞旗子的人只是一些用几个安那[3]雇来的孩子。即使退休后，我的父母亲还是这种想法。抵达阿萨姆邦的时候，我仍旧沉浸在那些错误的看法里，就像当地那些被层层包裹在蚕茧里的蚕。

二十九岁时，在有了两年的种茶经验之后，我的丈夫马克接手了一大片地产的管理工作，先前那对在那里熬到战争结束的夫妻从此可以离开了。经理居住和办公的大平房几乎和我来印度时乘坐的“纳瓦河谷”号轮船一样宽敞，同样也是木头结构，中间隔出来上下两层。我们住在上层，孩子们在楼下绕着柱子蹬三轮车玩耍。一楼的中央有一个上了锁的储藏室，我们找到钥匙打开了它，里面放着美国佬留下来的食物、冰箱、缝纫机和机器备件，一直堆放到顶棚。我们取用了两三罐冰激凌粉，但是冰箱和风扇需要等经理回来，付过钱之后才能使用。

我这时候才知道茶叶长在离这幢平房一段距离的茶树上。不过，我没有见到任何采摘和加工茶叶的人和工具。因为没有轿车，又要照管好三个不到五岁的孩子，陪他们玩耍，不能让他们有任何闪失，我每天累得筋疲力尽，不停地擦拭流进眼里的汗水。硕大的黑色马蜂将巢筑在天花板上，大如鳄鱼的蜥蜴吐着芯子在走廊上爬来爬去。一天，我从走廊的最高处往下望，看到一头弓着背、长着分叉犄角的公牛低头探向孩子的婴儿车。幸好，像所有温和的婆罗门牛一样，当它看清面前只是一个小生命之后就走开了。周围可能还游荡着蛇，或许还有老虎，但最惹人讨厌的是蚊子。不管走在哪里，我都随身带着灭蚊喷枪。

和各种色彩斑斓的野生鸟、蝴蝶和野兽一样数量繁多的是争奇斗艳的紫色、鲜红色、金黄色、杏黄色和珍珠白色的植物。它们或如瀑布般从高处垂下，或如喷泉般一簇簇向上生长，或四处攀爬蔓延，根本无须园丁照料。园丁在修剪了大片的草地之后，就坐在树荫下用水壶喝茶。马克告诉我，园丁和其他仆人都住在那几排棚屋里（他们的生活区），但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些来去无踪的皮肤褐色的人而已。他们不如我母亲身边那些身穿浆洗得笔挺的白外套，闪亮的铜扣环扣着腰间彩色饰带的仆人精明能干。他们住在花园尽头叫作“下房”（Servants’ Quarters）的那一排排棚屋里。听说本地人不老实，所以我经常要数一数咖啡桌上银盒子里的香烟，记下瓶子里威士忌的数量。这些园丁一个个邋遢不堪，不知道如果让他们穿上浆洗好的白色上衣会不会有点起色。

我盼望能有一辆轿车。几个月之后，我在美国佬留下的另一个旧货堆里意外发现了一辆陈旧的希尔曼Minx汽车。有了它，我们总算可以去俱乐部了，我兴奋异常。守着几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和一个很少能帮得上忙的丈夫，日子单调枯燥，我需要和其他茶园主及其太太们见见面调剂一下。这天下午，我们穿上挺括的棉布衣服，顶着热浪出发了，开始了长达八个礼拜的第一次出行。孩子们吮吸着大拇指，烦躁地打着瞌睡，马克咒骂着路上慢腾腾的牛和坑洼的路面。我第一次看到茶树和背着篓子弯腰采茶的女子。树荫下的她们看上去从容而美丽。我暗想，那该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啊，日子过得就像在绿色茶海上游弋的天鹅一般轻松。

到了河边，我们爬上一只敞篷船，这船虽然有些不结实，不过孩子们醒来以后很喜欢在船上摇摇晃晃、不时有水溅在身上的感觉。出门挺括的衣服现在因为潮湿而变得软塌塌，凌乱地贴在身上。我努力用想象中的各种俱乐部活动让自己保持一个好心情。我想象了发亮的地板、摆放整齐的鲜花、印花棉布沙发，以及身穿白制服腰系饰带的仆人们端着的茶水托盘和冰镇饮料。我还想到了图书室、棋牌室、孩子游戏室。实际上，我还听说了印度另一个地方的会所，在那里，法官、林业官员、警官、医生、上校亲密地一起，促膝谈论工作和兴趣爱好。他们的太太们会速写，善驾船，还弄园艺、打桥牌。所有上等圈子和有根深蒂固种族偏见的俱乐部是一个文明人的去处，那里有友谊、笑声，让人心情放松。

到对岸后，我们从船里出来，爬上了泥泞的河岸。一辆公司用的轿车等在那里，它带着我们驶过平房，把我们送到一幢略大一点的、两边是网球场的平房前面。推门进去是一个大厅，唯一的家具是一圈藤椅。从大厅的侧门进去是一个酒吧。我们穿过酒吧，进入网球场，在一排硬椅子上坐了下来看网球比赛。男人们离开那里去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酒吧里打台球。孩子们无事可做，这里既没有秋千也没有沙坑。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其他孩子。这里没有风趣的“帝国缔造者”，除了种植园主没有其他任何人。那些种植园主看上去像是一群红脸膛、两腿粗壮、汗津津的苏格兰人。这一印象让我记忆犹新。

网球赛结束后，六个女人坐在藤椅上围成一圈，就那样一直坐着。孩子们坐在我腿上打瞌睡，风扇嘎吱嘎吱地转着。大家谈论的话题是仆人。她们讲了一些有关一个让人受不了的打水工的事情。我的老天，要是不花好几年来调教他，他都不知道泡茶时要把装有茶叶的茶壶拿到烧开水的壶那里。坐在我右边的那个女人，谈到关于怎样在阿萨姆邦操持一个大平房里的各种家务，她无所不知。她热心地向大家传授她关于抹布的经验：我每天上午把抹布分发给仆人，到晚上再都收回来。我必须确保每个仆人只能拿到符合他地位的抹布——伺候一日三餐的仆人用最好的抹布，而负责清扫的仆人则用破旧抹布。我当然要把粮房[4]里的吃的锁起来。我给他们分发面粉和糖的时候用勺子，一小勺一小勺地给他们舀。冰箱一定要上锁，给牛奶里兑水是众所周知的好办法。我缝不缝衣服？不缝？哦，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不用费事地把一卷卷的棉布锁起来了，但银器一定要死死盯紧，因为一旦某件银器在屋里轮流使用，肯定会在某个漆黑的晚上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门外。有意思的是，你可以开始时假装不知道，然后最后时刻来个突然袭击。记住，这些仆人都是一些不开化的家伙，刚从树上下来没多久。和小孩子一样，他们经常和你耍些小花招，但是你要让他们明白你是主人。

几个钟头之后，孩子们安静地睡着了。我说我要去找我丈夫，身边所有人瞠目结舌。女人进入旋转门后面那个属于男人领地的酒吧是闻所未闻的事情。通常，女人们要一直等到他们的男人喝够了之后自己出来，即使这样似乎也要等上一百年。他们虽然有点站立不稳，但仍然准备开车回茶园。我们过河之后，上了留在对岸的车，最后抱着睡梦中的孩子们上楼，将他们放在床上。之后，我靠在门廊的栏杆上，俯视整个院子。

负责给我们看家护院的那个老人（守夜人）穿着破衬衫，手持一根棍子，赤着脚在院子里来回走动。我应该给他什么样的抹布？他在帮我们防什么？老虎？强盗？我知道，我们一睡下，他马上就会躺下，枕着头巾，一觉睡到第二天。在他呼呼大睡的头部上方，马蜂在蜂巢里小睡，蛇盘曲在干燥的角落里，无数只蛾子翕动着银色的翅膀。温暖的夜晚万籁有声，青蛙的鸣叫、远处胡狼的吠叫和被击鼓声不时打断的昆虫的低吟浅唱。天地间是萤火虫的微弱光亮、满天星星，夜间开花的攀缘植物和百合花飘溢着沁人心脾的香气。

我吸了一口清香的空气，想着这是我在阿萨姆邦的最后一段炎热天气了。明年，我们获准回家，马克将换一个工作。我们在印度的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再也不用和孩子们分开了，再也不用和那些无聊的女人坐在俱乐部里一起等男人来接了，再也不用看着男人喝完酒后衬衫黏在发红的肚皮上、裤前的扣子敞着的样子了。我满心欢喜地睡觉去了，完全不知道我实际上要在茶叶行业里待上二十年。直到1966年，我才躺在担架上，离开了这个美丽的，既充满活力，又让人精疲力竭的神奇国度。

直到十年前，我才真正开始在这个国家四处走动。我自己教孩子们读书，一直教到大女儿十岁大的时候。从1955年，我开始一个人待在阿萨姆邦。离退休还有十年，我坐在门廊里，向日记倾诉我接下来的安排。马克在那加丘陵边缘一个非常漂亮的茶园担任经理。在过去动荡的日子里（我对那段日子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那加人洗劫过那个茶园。不过现在，他们的外出范围仅限于我们买珠子项链和照相的那个集市。我们在附近河里钓鱼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将捕鱼笼子放进水里；随后，他们就会赤裸着湿漉漉的身子与我们一起围坐在篝火旁。在部队的时候，马克很喜欢那加人。虽然存在语言上的障碍，但是当我们请他们一起享用我们带去的茶水、香肠的时候，大家笑声不断。

语言问题，这是我的弱项，一直是我发愁的事情。干活的那些人操的方言五花八门，让我不知道该学哪一种。我想学阿萨姆邦的语言，将来好在周围的村寨里走动，了解这个我生活了那么久却一直知之甚少的国家。我还想看看，自己能否给这里的医院或学校帮什么忙。我当时对1952年《种植园法案》（Plantation Act）中有关住房、健康和教育的规定一无所知。马克带我看了他建造的日间托儿所（crèche）。那是一个由四面水泥墙围成的露天空间，因为没有一个母亲把孩子送到那里，所以现在兼作围场，专门收留周边村寨走失的供失主认领的牛。

在我列出的准备要做的很多事情中，很靠后的一件事是去看看那些成排的棚屋。我牵着狗，从那些棚屋旁边走过。那些棚屋简陋肮脏，共用一个公共水龙头，难怪那些仆人患有疥疮，经常感冒。我这么想着，有阴影的心中略微升起稍许怜悯。在喝退追撵鸭子的狗时，我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装饰我家新建的空调屋。偶尔，我也会想，他们每天在我那里看到安装着水龙头、电灯、风扇的大房子，而他们的家却是没有电灯的促狭斗室，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不过，有什么办法，殖民地就是这样。

我能找到的阿萨姆邦语学习教材只有天主教会印的几本书。这几本书中有一半左右的文字上下颠倒，不过马克给我从当地找了一个老师。这个人在当地的学校里当教员，每周来给我上两次课。他坐在门廊里，两个膝盖由于紧张而不由自主地碰在一起。我给他用阿萨姆邦语讲了几个简单的类似灰姑娘这样的故事，但他因为客气和害怕，不敢纠正我的错误，所以我进步很慢。他不让我付他报酬，反而给我带来了15磅重的鱼，好像是我在帮他的忙。马克说，也许他是想从茶园找个营生。

他请我到他家里吃饭是不是想贿赂我呢？希望不是。这是我第一次造访村寨。先前，我们都是开着汽车一阵风似地从那些村寨旁驶过，后面扬起一路尘土，但是这一回不一样。这是一个棕榈浓荫覆盖下的村寨。这位老师的房子前后爬满了南瓜藤和牵牛花。整个村寨一尘不染，是沙沙作响的绿叶遮盖下的一个阴凉的小天地。村寨中央有一个池塘，池塘水面上漂浮着睡莲，几只鸭子在游动。池塘边有孩子在玩耍，女人们则在一旁望着他们，裸着金色的手臂，臂弯里抱着水罐。在椰子叶和香蕉树那边，水稻的嫩穗倒映在灌满了水的田地里。鸡鸣声响起，耳边传来有人唱歌的声音和斧头砍在木头上的“砰砰”声。

由于身份的关系，我一个人吃饭，那位老师的妻子脸蒙纱丽在一边侍候我进餐。一个老妪端着一个盘子来到门口，得到了一把米后转身离去了。后来，老师告诉我，整个村寨都有义务照顾老人和病人。他有三个儿子，他们都在努力偿还老师的爷爷欠下的一笔债的利息。但是他的妻子分明戴着银手镯和银耳环，他还有一片稻田和两头阉牛。他说，如果他能当上学校的副校长，他就心满意足了。

开车回家后，在从车里抓出一袋番石榴的时候，我心里乐开了花。之前的误解从此开始消除。阿萨姆人不是那些种植园主说的“没有脊梁骨的蠢蛋”。和住在成排棚屋里的那些劳工相比，他们的居住条件已经算是奢华了。我可以想象我退休后生活在棕榈叶阴凉下，南瓜、香蕉、椰子、番石榴掉落在我门口的情景。马克原以为我的那个下午要浪费在甜得发腻的茶水、拘谨无聊的谈话里，看到我回来时兴高采烈的样子，不禁大感意外。

我之所以兴高采烈，是因为我找到了远离俱乐部那些人、咖啡募捐会[5]、周末马球会（Polo Sprees）的好去处，那些谈话仍旧围绕着打水工打转。生活在阿萨姆邦的那几年，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想要远离这种生活的女人。我被看作一个怪人，马克成了被同情的对象。大多数时间里，我是不在乎的，但有时候，自怜会像汗水一样从毛孔里渗出来，让人不舒服。

造访了那个村寨之后，我接着联系了一个姓“巴拉里”（Bharali）的中产印度家庭。此前，我写信给一位学者（现在我可以读懂他写的书），向他打听是否认识一个我可以拜访甚至短期寄住的当地人家庭。他向我介绍了巴拉里一家。巴拉里家的大女儿阿妮玛（Anima）当时在攻读博士学位。这是一个戴着一副眼镜，样子很文静的姑娘。她似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婚姻大事。她的妹妹比她漂亮，已经嫁人，但是丈夫在去伦敦深造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她希望我能帮她找到他。我再去伦敦时，确实找到了他，但是他怎么也不愿意回到她身边。

巴拉里家的房子四四方方，坚固结实。我们坐在门廊上喝着甜甜的柠檬水，谈论着接下来要一起做的事情。他们早就打算一起出去游玩。我们想等到雨停了，河水回落之后，一起去布拉马普特拉河上的一个圣岛上看看。那里每年都要演戏，祭拜克利须那神（Lord Krishna）。岛上住的都是和尚。阿妮玛的母亲想求其中的一个高僧保佑她。阿妮玛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作为一名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听着这些老套而荒谬的东西只是笑，不过，她觉得我可能会感兴趣。

马克认为整个安排是“瞎胡闹”，但还是帮忙找了轿车和司机，载我们到河边。我们接上阿妮玛、她的母亲和一个想要和我们一起去的姨妈，她们带了一个大箱子、几大包东西、一个装着两只鸡的篮子。阿妮玛的妈妈还带了一小铁罐食用油脂，她说要将它涂抹在她崇拜的那位高僧神圣的脚上。那些油脂已经开始溶化，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

我们打算在河岸上的一家客栈过夜。我们的房间里有四张床，床单颜色发灰，皱皱巴巴，看上去已经用了很久了。阿妮玛和我分坐在两张床上。两个老太太出去把带来的那两只鸡杀了，准备做咖喱鸡。阿妮玛给我讲了有关克利须那神的传说。我对印度教一无所知，只是模糊地知道这个教崇拜多神，有一些把红色液体喷得到处都是的混乱仪式。阿妮玛信奉印度教纯粹的一神教形式，克利须那神相当于基督教中的耶稣，岛上的和尚也持这种看法。她母亲想要见的那个和尚是位公认的得道高僧。

在老太太们的呼噜声里度过了一夜后，醒来的时候我兴奋异常。在我的脑海里，那个圣岛上肯定有一片片神圣庄严的小树林，一些身穿金色衣服，口中念念有词的僧人从树林中飘然而过。在我们费力地朝着山顶上那位得道高僧走去时，肯定将会有一种庄严肃穆的神秘感弥漫在四周。我心中的基督信仰到时候必会消退殆尽。我要接受其他神祇的保佑，哪怕只有一天。

我们开车到河畔，等候登船。半数的阿萨姆人，以及他们的牲口、自行车都等在河边了。在我们争先恐后往船上挤，一直推推搡搡挤到甲板的护栏处的过程中，我早已把新闻中经常报道的很多乘客因为这样渡河而被淹死的事情抛到脑后。轮船刚一离岸，阿妮玛的姨妈就说她要呕吐，话一出口就吐得我的鞋上到处都是。我的脚卡在一辆自行车和一只山羊的屁股之间没法挪动。要是把这场面说给马克听，不知道他会怎么笑我呢。他肯定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这种话。

阿妮玛母亲住在岛上的一个侄子要来接我们。他有一辆出租车。他是这一带为数不多的不信神的人之一。阿妮玛的母亲告诉我说，他因为长得黑，所以很难讨到媳妇。另外，因为酒瘾很重，所以他也不太适合开出租车，不过好在岛上的车辆很少。下了船，人群散尽后，他出现了，略带醉意。我们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以及那罐标着“Cocogem”的食用油上了他的出租车。

我们的车沿着岛上高低不平的崎岖公路往前开。一路上，阿妮玛母亲的那个侄子不时地回过头来跟我说，他是一个诗人，是多么崇拜华兹华斯（Wordsworth）。你不觉得刚才经过的那些小房子会让人想起这位游吟诗人卑微的茅舍吗？那里就缺水仙花了，不是吗？他希望在我的帮助下，有朝一日能够探访这位伟人的故里，看看那里的水仙花。

但是，我们在路上白费了好一阵力气，根本没看到那位高僧的影儿。轿车在满是车辙印的道路上摇摇晃晃，后停在了一座寺庙前，但这个寺庙并不是我们要前往的寺庙。“Cocogem”油脂从罐子中流了出来，滴了一路。这个岛就和阿萨姆邦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随处可见香蕉树、到处闲逛的牛、成片的房子。公鸡在房前屋后啼叫，妇女们在场院上扬谷。炎热、尘土、杂乱，让人感觉不到神圣，只能感觉到烦躁。老天啊，为什么没有人事先买张地图呢？我闭上双眼，“马虎”二字立刻在我的眼前打转。

听见阿妮玛大声说“我们到了”，我睁开眼睛。前面是一个小丘，有台阶通到一个庭园。两三只脏兮兮的鹿和一只正在换羽的孔雀立在庭园的树下。我们来到一个铁皮顶棚的房子前，那里的几个小和尚帮我们脱下鞋，让我们坐在前厅里等着大师。大师每次只见两个人。小和尚给我们端来了几杯浑浊的水请我们饮用。我紧闭双唇抿了抿，疑心那位高僧在那里面洗过他那双“圣脚”。我的裤子被黏在木椅子上，肚子咕咕直叫。

阿妮玛和姨妈最先被叫到，接着我和她母亲被领到里面。一个体型硕大的男子坐在台上。蜡烛和鲜花摆放在各处。在我给他磕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应该带一束花来，那样才有礼貌，希望他不介意我的这个疏忽。我一直低头注视着巴拉里太太将已经溶化的那罐油脂全部抹在那双“圣脚”上。大师低语着什么，伸出一只手摸了摸她的头，之后，她立起身，倒退着离开屋子。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终生难忘。一只手放在我前倾的头上，然后移动到汗津津的前额，又滑进一路上落了很多尘土的头皮里，有种奇妙的感觉直接进入我的头颅，在我的体内游走，我顿时感到一种舒爽和力量充盈全身，像是阳光倾泻入黑暗的屋子，大雨落在干涸的土地上。我的心灵之窗仿佛豁然洞开，世间的一切美好被轻风拂入内心，我醍醐灌顶般地领略到了快乐的真谛。

他的手离开我时，那种愉悦仍在。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个词。他英文的欠缺就像一块石头挡在那里，但是智慧可以绕过和漫过它而流淌。距离没有关系，不管相隔多远，他永远守候在那里，双手随时准备赐福我。他是否知道——我认为他知道——不知道多少绝望的时刻，我真想穿过那条大河，手脚并用爬上门前那土坡，让这颗痛苦的头颅匍匐在他的圣足之下？

第二天回到家里后，我将那条船、阿妮玛母亲的侄子，以及演了一晚上的戏剧都讲给马克听。我没有告诉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永远保佑我的那位陌生人的褐色的手。现在回想起来，我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再次登上那个岛，虽然我多次幻想那样做，但也许是担心奇迹不会再次降临。

阿妮玛给我找了几本历史书让我读，我从中知道了很多关于阿洪（Ahom）王朝国王的事情。阿洪国王的坟墓就在我们茶园的位置上。他们被埋在巨大的土堆里，陪葬的黄金和象牙被盗墓贼洗劫一空，其中的一个大土堆上有一座寺庙，但现在这座寺庙已经湮没在丛林中。我要把那片丛林清理出来，让寺庙的遗迹重见天日。每天早上，我带上干粮、铁锹出发，去把那些粉色砖瓦上的树枝和泥土刮掉。当我躺在地上休息时，两只秃鹫在我上方盘旋，希望我死掉。我揉了揉又红又肿的双手。虽然进展缓慢，但一想到政府资助的考察发掘队伍很快就要开进来，我就会高兴起来。

当时在动手之前我是不是征得了谁的许可？我记得没有。我有没有想到会冒犯某些迷信的人？不，我根本没想这些。每个周末，我的劳动成果就会毁于一旦，我垒砌的墙就会被人推倒。马克说，是一些学生和一些无法无天欠揍的小混混干的。他对我的失望很恼火，但看到我的脸上失去了往日的颜色，并且因为整天暴露在寒冽的空气中而出现了一片玫瑰红，又心疼不已。我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给报社后，挖掘工作从此放弃。我很想念那两只一直盘旋在我头顶的满腹狐疑的秃鹫。

医院是我的下一个目标。这一带的茶园主对他们在当地建立的几家医院一直颇为自豪。因此，当我在一家医院里看到只有一男一女两个病房，而且病房里的铁床紧紧地挨在一起时，感到非常惊讶。后面的一个病房是专门为病情特殊的患者准备的，此外还有一个狭小的药房。病房里的女人们怀抱婴儿坐在床上。病房里没有桌椅，病人家属带来的吃的都放在地上。一大群苍蝇在屋里或飞或爬，年轻的母亲们挥动着瘦弱的胳膊，轰赶在婴儿头部上方飞舞的苍蝇。

先前在孟加拉地区学过医，对患者们的语言一句也不懂的巴布医生告诉我，贫血问题很严重。根本原因是孩子太多。他给我看了显微镜载片上的几个血液样本。载片上的红色很浅，其中一个几乎是黄色的。患者住院期间，他可以给他们打针，但若他们出院回家或工作，病情就会恶化。现在有了DDT[6]，至少不再得疟疾。在后面的那个单人房间里，有一个小女孩躺在床上，床是这间病房里唯一的家具。巴布医生说，她的结核病发展得太厉害了，已经没法救治了。她家里人口很多，没有地方，她待在这里会好一些，尽管我们没法为她做点什么。她需要新鲜的牛奶，但很难弄到。医生告诉我，她的名字叫妮莉玛，但我叫她名字的时候，她只是瞅那堵空白的墙。

马克答应给这家医院装防苍蝇的纱门，至于其他工作——计划生育、家具、色彩明亮的油漆、给小患者的玩具——我还得向P医生求助。他是管理所有这些公司医院的欧洲人，两个星期过来一次。他性格很好，是我的朋友。虽然他一句乌尔都语也不会说，不过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他的工作是确保各个医院都备有必备药品，而且记录完整。

他说，公司对计划生育工作并不上心，人越多越好——这是压低工资的一个好办法。法律要求必须建立工会之后，很多刁滑的浑蛋到处宣传劳工权利，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是有数量庞大的迫切需要找工作的人。但是，管理层允许我适当宣传计划生育，只要我不要求公司出钱发放那些橡胶做的小玩意儿。

我的其他打算是，把这家医院变成一个明亮的，悬挂有图片、窗帘的赏心悦目的地方。很遗憾，没有人能做到，甚至，说实话，没有人能明白这样做的必要性。如果马克要给病房墙上刷几桶油漆的话，那我倒是同意，可是想想看，那些病人会注意吗？看看他们来自什么地方。我心想，如果他们家里有自来水和下水设施的话，就能节省很多昂贵药物上的开销。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我决定把精力放在计划生育上，于是向德里写信反映了这个问题。

在等待回复的同时，我每天往医院跑。一个傻里傻气的女孩生孩子后没有奶水。有人给了她一个奶瓶，但是她弄不清楚该把奶瓶的哪头放在孩子的嘴里。我坐下来帮助她。我知道，她一出院这孩子准得死，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做母亲，也没有奶水。我想起了用自己家奶牛的奶养的那几只小长臂猿，决心帮助她让这个孩子活下来。马克说，算了吧，你不能一天往那几排棚屋那儿跑五趟。这是适者生存的地方。我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但若从无可奈何的绝望心态来看待这件事的话，我必须将家里奶牛产出的绝大部分牛奶都送到这家医院。

我每天早晨都要和那位结核病小患者待上一段时间。我把纸张、粉笔、书籍和要穿的珠子带过去。一个朋友送给我一个穿着全套衣服的漂亮的木头娃娃，我把它送给了妮莉玛，她的脸上终于绽放出了笑容。她整天把娃娃抱在怀里，看上去不那么瘦弱了，发烧也好像没那么严重了。两个礼拜之后，她的病床上没有了人。死了？不，她的家人把她带走了，一起带走的还有那些书和那个木娃娃。巴布医生拦不住他们。几个礼拜之后，他难过地把她的死讯告诉了我。我哭了起来，他说：“不用难过，她的病没药可治。”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她的家人把她带回家是因为那个娃娃和那些蜡笔。也许，虽然我没有杀死她，却加速了她的死亡。

从德里来的信让我振奋起来。信上说，达斯小姐几个礼拜后要来阿萨姆邦，她很愿意向这里的劳工宣传计划生育问题。达斯小姐会带来全套的避孕材料，将免费发放给大家。信里还问我她可否在我家借宿一晚。

不巧，从西里西亚来的一位天主教传教士詹姆斯神父（Father James）也希望同一天晚上在我家借宿，这时候，马克感觉到了里面的不方便。我们两人都没有预料到达斯小姐会那样热情：在进门后的十分钟内，她就把带来的各种长的、圆的橡胶玩意摆在茶几上一一展示给我们看。达斯小姐向我们打听劳工们的性习惯时，风趣幽默的詹姆斯神父向我眨了眨眼。马克郑重地说，这些劳工的社会等级各不相同，所以性习惯也不一样。詹姆斯神父说，鉴于我们都是无知的众生，所以这事应该交给上帝去管。听到这话，达斯小姐无奈地举起带着手镯的双手，列举了一大串数字，说明印度如何到了人口爆炸的时代，甚至表示在她说话的这一分钟里就有五十万个婴儿被酝酿出来。

“依我看，这阵子，女人们应该在忙不迭地张罗晚饭才对。”詹姆斯神父一边说，一边看了看表。听了这话，达斯小姐哈哈大笑起来。她和他，一个是老处女，一个是皈依宗教坚持独身的男子，对这种事情知之不多。她承认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她带来了一份调查问卷，请马克和茶园的行政人员明天中午她离开之前填好。马克后来看了看那些调查内容，疑心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性交”一词，虽然这份调查问卷的每一行都有这个词。我觉得达斯小姐很了不起，有胆量；一个印度单身女子带着避孕套到处走对于大家是一种激励。马克说：“可别激励你，要是人们知道我老婆满世界推销子宫帽，我会丢饭碗的。”

虽然马克对她的话不以为然，但第二天早晨他还是召集茶园行政人员开了一个露天会议。会场动用了金盏花和扩音器。会议只许女性参加，达斯小姐和我都准备发言。扩音器前面放了一个很大的展示台，上面摆着她带来的各种避孕用品。我先发言，我告诉她们因为我只有三个孩子，所以我能够住上大房子，还有轿车可以开。这之间的关系是胡说八道，也没有人相信。我疑心我说的话被翻译得走了样，不过这更合乎逻辑。达斯小姐介绍了怎样使用她带来的这些橡胶产品，她举起一张画着阴茎和睾丸的大幅宣传画，告诉大家男性可以做什么样的手术。整个会议过程中，人们一脸严肃，没有人说一句话。会议结束后，女人们拖着脚走过，每人领取一包避孕用品。马克说，第二天，空中到处嗖嗖飞的是小小的“橡胶飞艇”。

我心底稍感乐观。可是，最后做结扎手术的女性屈指可数，只有我家的厨子为了讨好我做了输卵管切除。为什么结果这么不理想，我归咎于人们的无知。一些一个大字不识，从来没有看过报纸，家里也没有收音机的人怎么会对她们的生理周期有任何了解呢？怎么会知道控制生育数量和生育、避孕时间的复杂性？所以，教育是最首要的事情。休假回来之后，我要把精力放到教育上来。

1962年，我的计划因中印之间的战争而被打乱。我和其他女性慌忙逃往加尔各答躲避了几个礼拜。我当时很害怕，但是现在回想起当年的“逃离”，心中总有一种耻辱感。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那些劳工或阿萨姆邦的老百姓会出什么事。他们没有大力神运输机带他们转移。不少茶园经理在离开之前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当地头人（Head Mohurer）。在他们不在的那段日子里，茶园运转正常，保险柜也没有被洗劫。

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自己的从教任务。法律规定，茶园应该开设小学，学生毕业后由政府负责让孩子上到十年级，之后他们就可以上大学。茶园有一千多个孩子，但小学的面积只有我们客厅那么大。孩子们拿着写字用的石板坐在地上朗诵课文。前来上学的孩子不多。虽然雇用年龄不到十二岁的孩子是非法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查问他们的出生证，而且即使在家里，他们要做的活儿也很多——照顾弟弟妹妹、给牲口喂草、打水。不管他们上不上学，父母亲都看不到他们在茶园之外的世界有什么未来。我可以自己花钱为他们买橡皮泥和课本，但他们就是不肯来上学。

中学的情况好一些。中学有好几间教室和一个新扩建的房间用作手工教室。校长承认这间手工教室从来没有用过，但它的存在可以提高学校的地位，让老师们能拿到高一些的工资。虽然如此，学校仍没有聘用手工老师和购买相关材料的资金。但这正好是我一展身手的机会。我请求义务给他们当手工老师，同时兼任英语教师。校长对我倍加感谢，并在我到来的那天用热情的发言和一个可以套在脖子上的金盏花花环欢迎我。铁皮屋顶的教室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花环黏在我的脖子上。

手工教室中央是一个很大的桌子。我在上面放了一大团黏土和一些粉末状颜料。上课之后，我立刻拿起半打香蕉让大家传看。我给大约十二岁的四年级学生分发了一些黏土，要求他们用它捏点东西出来。结果，每个人都捏出了一只香蕉。第二天，孩子们将捏出的几十只香蕉摆在了桌子上。校长仔细看了看那堆酷似阴茎的东西，高度赞扬课外活动是多么有用。他问孩子们下一次想做什么。孩子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弓和箭。做弓和箭需要大量的竹子，还需要提供锋利的刀具，我们认为这不实际。于是，我找人去弄酒椰叶纤维和颜料。这段时间里，我让孩子绕毛线球，这一回，作品数量减少了很多。

英文课就好多了。我教五年级语法，教十年级《麦克白》和《培根随笔》。这些孩子都是周围村寨和茶园行政人员子弟，没有棚屋区的孩子。女孩子油亮的发辫上扎着粉色饰带，显得很漂亮。一些男孩子嘴唇上已经长起了浓密的小胡子，看上去有三十来岁。他们都聪明、好学，喜欢我在语法课上教他们的游戏。讲授《麦克白》的时候遇到一点问题——怎样才能向他们解释清楚被风霜毁坏的荒原或故事里任何一个精彩演讲？我改掉了他们照抄班上最聪明孩子文章的习惯，否则每次交上来的12篇文章都一模一样。我让他们写“我的周日”或“我的爷爷”，让他们描写自己的真实生活。这些日子是我在阿萨姆邦最快乐的时光。

因为我的热心，我被邀请出席学校的颁奖演讲日[7]。这是难挨的一天——坐在闷热的帐篷里，听一群掉光了牙齿的老头子对着话筒讲授一些基本不靠谱的学习方法。孩子们拿到的奖品是一些破破烂烂的小书。会上还通过了很多决议。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茶水，不住地嚼着茴芹籽，时间就这么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了。

间或有重要来宾露面，其中一个是教育部长，这人风度翩翩。他告诉我他很想开展童子军活动，对我们不愿意组织这些活动很是失望。他听说我从小不喜欢参加童子军，一直没学会仅用一根火柴把火点着之后，很是不理解。会议结束之后，他的交通工具没有出现，我们坐在路旁的靠背椅上等接我的车。这位部长自嘲地说：“总而言之，我是进退两难。”接下来，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一篇博士论文，希望能够去英国做一些相关的调查研究工作。夕阳西坠，一大群嘎嘎叫的鹦鹉如同一道彩虹飞回山林，而我则进行了一次茶园主从来不会展开的交流。

一天，马克带回家一封信。信上的内容让我们忍俊不禁。这是一封措辞时髦的“情书”，信纸四边装饰着蓝色的眼泪图案。信中信誓旦旦地说要爱对方到海枯石烂，不过无伤大雅，没有任何性爱暗示。但是，马克说这封信在老师们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收信人是头人的女儿，而写信的人是班上一个一百万年也不可能牵到那女孩手的男生——他来自一个家徒四壁、穷得出了名的家庭。

另外，这个男孩子此前与这个女孩子约会过一次，去的时候带了三把伞。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是人们猜测他动机不佳。所有老师轮番审问数天之后，终于真相大白。他说，他之所以带三把伞是因为该死的雨下得太大。马克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但是，头人觉得一点也不好笑。他要求学校开除那个孩子，以免他带坏其他女孩子。

后来，我发现，这个孩子正在读十年级。那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的作文经常被班上其他孩子照抄，再有不久他就可以参加毕业考试升入大学了。我请求学校宽恕这个孩子，否则他的前途就毁掉了。这个处罚远远超过了这一罪过应承担的责任。再说，这算得上哪门子罪过啊？我原以为，作为经理的太太，我的意见应该比头人的意见更有分量，但事实证明我错了。因为挫败感和内心真切的痛苦，我再也没去那个学校上课。幸好，我们很快就要外出度假了，这可以让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我们结束退休之前的最后一次度假回到印度，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对它的评价尺度一点一点地发生着变化。我看到的是生活在肮脏棚屋里的劳工，罹患贫血症的众多女性，以及大量的失学儿童。我看到医院只不过是多张病床的代名词，里面没有护士，不提供让病人恢复身体的饮食，两周才看望一次病人的医生甚至不去询问病人的感觉如何。唯一的学校充其量是四堵墙和一个顶棚，且没有任何学校的标志，没有任何教具。我冲着马克大喊大叫：公司不是很赚钱吗，为什么不再投资？一点也不舍得再投资？我哭叫起来，为什么连一个足球场，甚至一辆接人们去最近的城镇去看一看的大巴车也不愿意投资？他认同我说的一切，但他说是制度使然。他听命于公司，而公司听命于印度茶业协会（The Indian Tea Association，ITA）。在这个时候，公司正在激烈讨论有关建造新棚屋的政策，但可能并不会执行。

我仍旧感到教育是关键。无知让人们一筹莫展，看不到未来。我梦想建立一个由海外志愿服务项目人员执教，不分阶层和背景向所有子弟开放的现代学校。我要等董事会主席冬季出差来这里的时候，找他谈这事。马克用不屑的语气模仿董事会主席的口气说：“公司不是慈善企业，亲爱的女士。”“等轮到你做决定的时候再说吧，亲爱的。”“我们要交那么多的税，现在应该考虑怎样勒紧裤腰带，而不是花大笔钱去建学校用房。”

马克的话不幸言中：董事会主席说，哎呀，时代不同了，做慈善根本没戏，公司根本没有钱，亲爱的女士。我差一点就要问他：他和他那尊贵的太太每年冬天坐着头等舱游山玩水，香港和槟榔屿想去就去，他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我郑重地说，茶叶行业在阿萨姆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没有什么东西来永久地纪念这段历史。建一个漂亮的学校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空白。他身体向前倾了倾，拍了拍我的膝盖，建议我那聪明的脑袋多琢磨一些其他主妇琢磨的事情。他的太太贡献了一些插画作品和挂毯。在给他们的杯子里续杜松子酒时，马克向我眨了眨眼。

我去找阿妮玛帮忙。我们在她家的花园里安排了一个会议，邀请了我们能想到的当地所有最有钱的人——主要是马瓦里人（Marwaris），据说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银行里都有大笔存款。很多人发言，都对这样一个好项目赞不绝口。会上一致通过了很多决议，选定了学校的位置，起好了学校的名字（就采用最有钱的马瓦里人的名字），但是，不知为什么，一切都到此为止，没有了任何下文。马克说这再正常不过，我朝他啐了一口。我落空的各种计划让我们的婚姻一次次受到打击。

接下来，阿妮玛和我走访各个村寨，为我要写的书收集有关民间传说。在不忙的时候，我抽空观看马球，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同时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到后来，我终于受不了了。一天，我坐在门廊处，一阵恐惧让我不寒而栗。身边攀爬缠绕的草木毒性很大，危险重重。上面到处是毒，我不停地洗手，好让它们远离我。除了恐惧还有疼痛，有人拿来药片，把我送到医院。在疼痛和恐惧稍微缓和的空当儿，我透过窗户看看外面漂亮的花园。外面，松鸦像一把把蓝色扇子一样躺在草坪上，向着太阳伸展开翅膀。白鹭每天下午茶时间飞过来，在草地上给人们表演芭蕾。黄鹂鸟从专门为它们准备的碗里饮水。蜂鸟在兰花丛前拍打翅膀。茶园行政人员得知我要在马克之前被送回国，为我安排了欢送会。在欢送会上，我哭得一塌糊涂。我在阿萨姆邦的生活就以这种丢面子的方式结束了。

四年后，阿萨姆邦的这家公司处理掉大部分房产，将茶园卖给马瓦里人后，所有欧洲经理人都走了。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里有一段好日子的回忆。对于他们的太太来说也是如此。她们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对学校、医院、棚屋区漠不关心，一如现在的我这般“理性”。她们不会因为没有把事情做好而寝食难安，她们享受温暖的气候、仆人的悉心伺候、网球、奢华的大房子，她们的丈夫满意于她们的满足。

接手茶园的印度经理人继续着那种被现代作家称为“豪奢的殖民者的生活方式”。这些印度经理人无一例外都是当年的公立学校，如杜恩学校（Doon School），教育出来的“产品”。他们的脑袋里充斥着我当年有关印度的各种误解。他们看的是那些陈旧的地图，学习的帝国历史完全出自那些退休的殖民官员之手。虽然总的来说，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大多数欧洲茶园主，但是和欧洲茶园主一样，他们接受的也是一种非常片面的教育。

不过，在2002年11月，当我造访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一些塔塔茶园时，我发现情况比我上面描述的好了很多。

[1] 在过去的英国地图里，英国的附属国被标注为粉色。（本书所有页下注如无特殊说明，皆为译者注）

[2] 一个位于英格兰德文郡比迪福德的海滨小镇。

[3] 过去印度和巴基斯坦使用的一种铜币。

[4] 一种宽敞的食品储藏室，大多数平房都有粮房。

[5] 一种兼社交和募捐两种功能的活动，因为来客提供咖啡而得名。

[6] 又叫滴滴涕，是一种有机氯类杀虫剂，为20世纪上半叶防止农业病虫害、减轻疟疾伤寒等蚊蝇传播的疾病危害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7] 颁奖演讲日来自英国学校的惯例，往往在每个学年末进行。在这一天，要向学生发奖，应邀嘉宾和校长要讲话。

第一部分 上瘾

2 喝茶也能上瘾？

伦敦小酒馆，1600年

一般来说，他们（英国人）连略微品尝一点外国菜也不愿意，他们将大蒜和橄榄油这类东西视为恶心的东西，但如果没有茶和布丁，日子简直没法过。

——乔治·奥威尔《散文集》中《狮子与独角兽：关于英国人》

这出自吉卜林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一星期不喝茶，世界就会乱成一团……

——《每日电讯报》，1938年

喝茶是一种瘾，但是这种瘾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瘾。这种瘾比较温和，属于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戒除的习惯。有这种瘾的人数量很多。最特别的是，它对上瘾者有好处。上瘾的人及其身边的人几乎注意不到这种瘾。实际上，茶叶对世界的征服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它曾经征服了全世界。茶和水、空气一样，已经成为很多人习以为常的东西。

人类开始喝茶，也就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东南亚丛林中的几个小部落经常咀嚼该植物的叶子，这是人类最早接近饮茶的记载。两千年前，一些信教群体开始饮茶。一千年之前，已经有数百万中国人经常饮茶。五百年前，全世界有一半人口将茶水作为白水的主要替代饮品。

从五百年前到现在，饮茶习惯已经传播至全世界。20世纪30年代，每年生产的茶叶足够世界上每个人一年喝200杯茶。目前，茶水比白水之外的任何食品和饮料都更为普遍。每天，全世界要喝掉数亿杯茶水。例如，在英国，人们每天要喝掉1.65亿杯茶，平均每人要喝至少3杯茶。这意味着，英国人大约百分之四十的液体摄入是通过饮茶来实现的。全球茶水消费量可以轻松超过其他所有饮品的总和，即咖啡、巧克力、可可、甜味碳酸饮料和所有酒精饮料。

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鉴于这种饮品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这种成功带来了哪些影响？茶是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真正的全球产品。

在很多方面，水在这个世界上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人体的主要成分是水。根据气候、工作和体重的不同，每个人要想生存，一天需要摄入2～4品脱液体。其中大约一半的液体摄入来自食物，剩余则来自饮料。这意味着，天底下除了空气，对于维持人类生存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水。

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几个长期阶段里，很多地方的人们都饮用白水，并且现在也在饮用白水。数万年前，靠打猎和采集为生的人们虽然不能避免饮用水引起的疾病，但是当时的危险并不大，因为人口分布不稠密，迁移范围也小。人们迁徙时，将粪便和其他可能产生危害的物质丢在身后，使得新驻地的水源在很大程度上不会被污染。有害细菌的迅速进化受到了抑制，即使有进化，也主要发生在其他哺乳动物体内。

大约一万年前，人们定居下来之后，城市文明出现了，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由于人口密度高而产生的疾病。很多“现代病”，如疟疾、流感、结核病开始肆虐。水源被污染，尤其是在城市和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饮用水携带的疾病开始四处传播。随着文明大国，如中国开始出现，疾病的危险性逐步增加。距今两千年前，这个问题呈现蔓延趋势。

白水，作为一种理想饮品，虽然在口感方面得分较低，但是在成本、不可替代性方面得分很高。然而，在世界很多地方，白水也变得越来越危险。那么，是什么替代了白水，让人类人口在过去的两千年从不到2.5亿增加到今日的超过62亿[1]？

如果问最原始的社会里人们喝什么，很多人会想到游牧部落饮用牛奶或羊奶。当然，在某些社会里，牛奶和羊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将动物奶用作白水的主要替代物会产生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数量和成本。只有那些拥有大面积闲置土地来放养牲畜的人才能获得大量的鲜奶。这一点就将大规模产奶地限制在欧洲西北部、中亚，以及喜马拉雅山、印度和东非的某些游牧地区。

另外，直到不久之前，尤其是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文明国家，动物奶还常常是一种有害的东西，里面有各种细菌，其中一些是致病细菌。动物奶营养物质丰富，脂肪含量高，有很多种水中没有的微生物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滋生地。其中一些致命生物对动物奶的适应性尤其强，如牛结核病。饮用挤出牛体外几个钟头后的未加热牛奶很快就会出现致命症状。因此，只有在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于一个半世纪之前发明了牛奶杀菌法之后，饮用动物奶才在定居的文明社会中形成规模。现在，我们已经忘记了动物奶中潜伏的危险，以及将奶汁从动物乳头挤入人类口中的怪异情景。

让动物奶无法广泛替代白水的另一个因素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喝动物奶或能够享受动物奶。动物奶有一个奇怪的特点，消化动物奶所需要的酶在婴儿断奶之后就不存在了——如果要饮用动物奶，人体必须进行自我调整来接受和消化这些奶。如果断奶后的儿童没有紧接着饮用大量动物奶，他们就会出现乳糖不耐症。因此，饮用动物奶或食用奶制品，如奶酪、奶油，确实让很多人极不舒服。这种症状在乳品业不发达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极其普遍。

想象一下，如何设计一种能够征服世界的饮品来满足整个人类的需求。这种饮品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成本低和容易获得是最为重要的条件。它必须价廉，让数百万相对贫困的人也能够喝得起。它的原材料必须在某个大片生态区容易种植并生长迅速。这种东西能够被派上用场的部分越多，一年的收获量越大、越理想。此外，它还必须易于运输和储藏。

人们必须想要消费这种产品。也许有甜味的话更好——甜味对人类味觉系统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不过，并不是所有饮料都是甜的，都能迎合饮用者对于甜味的偏好。此外，这种饮品必须有助于消除疲劳，让人心情愉悦，身心放松。它还要必须安全——很多危险的微生物都可能通过饮品进入人体。清洁水的任何替代品，如果要想吸引数百万消费者，必须做到相对无菌。

最后，如果这种神奇饮品要成为人们摄入的基本饮品的话，它还必须真的能够解渴，而且不能喝了1～2品脱之后就会影响一天的工作和注意力。

随着城市文明出现而发明的一些饮品也具有某些解渴功能。这些饮品由谷物或植物汁液经过发酵而成（往往有酵母或其他物质加速这个过程）——这就是各种啤酒和葡萄酒。

但是，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各种“啤酒”无法取代白水。其中一个问题是，谷物捣碎后形成的热汤液以及随后冷却的液体——细菌繁殖的理想场所，尽管当时的人们不了解这一点——很快就发馊了。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不管是因为误打误撞还是有意识地试验，人们发现，如果加入某些植物，酿造过程就不会出问题。不但如此，这些添加进去的东西还能改善啤酒的口感，让味道更为香醇。

古代埃及人也许在最初将面包制作技术用于酿造啤酒之后发现了这个窍门。尤其有效的添加植物是几千年以前发现于北欧的一种攀缘植物——忽布（hop）[2]。古代德国人开始在啤酒酿造过程中加入忽布。现在，我们知道啤酒中含有的苦涩味道就说明里面含有某种有助于防腐的成分。这种成分到底是什么，它破坏的导致腐败的成分又是什么？这些困惑是当年促使路易斯·巴斯德撰写关于忽布和啤酒的博士论文的因素。这一谜底一旦解开，就能让这位科学家大发其财。

啤酒的一大优势，尤其是英文称作“small beer”的低度啤酒，可以让人喝一整天也不会酩酊大醉。它酒精含量低（大约2%～3%），所以男女老少皆宜。虽然没有甜味，但很多人认为它“好喝”，让人心情愉悦，所以啤酒似乎符合成为一种超级饮料的大多数标准，尤其是因为它看起来不携带任何疾病而相对安全。

但啤酒成为人们普遍饮用的解渴饮品的一大劣势是，酿造过程中需要巨量的麦芽、忽布，尤其是谷物。在17世纪的英国，被用来酿酒的谷物占到其总产量的一半。虽然饮用啤酒可以有效地给人体提供维生素、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但确实只有幸运的国家才能把收获的半数谷物拿去酿酒——之后依然有足够的粮食来加工面包。一些部落可能最多酿造出几葫芦的啤酒，但没有一个农业大国能够长时间用啤酒来取代水。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真正的障碍是成本。

首先，葡萄酒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尽管未发酵果汁最初很不实用。在欧洲酿造葡萄酒的工艺中，葡萄果实里面的部分，即柔软的果肉，可变成葡萄酒中的汁液，而果皮富含杀菌和抗菌物质。这样一来，在葡萄酒酿造过程中，果皮中的这些成分就可以抑制有害细菌的繁殖，使酒不会变馊。

然而，有两大不利因素让葡萄酒无法成为“全面的解渴方案”。第一个不利因素是，一般来说，葡萄酒的酒精含量是啤酒的2～3倍，酒精度数大约为10°～15°。如果不喝其他东西，即使是常年饮酒的人，一天喝2～4品脱葡萄酒也会喝醉，而且会感到嘴里极度干渴。当然，也可以兑水一起喝，葡萄酒中起保护作用的杀菌物质可以起到一些清洁作用，但是二者的平衡一定要把握好。如果其中水放得太多，这种饮品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

第二个不利因素是土地和劳动力方面的生产成本。要给一个人口大国提供解决其所有饮用需求的葡萄酒，将需要广袤的葡萄园，而这就会严重威胁农牧业。另外，它还需要动用庞大的劳动力，尤其是在采摘和压榨阶段，因为它属于劳动力极度密集的产业，需要相当一部分人全职进行葡萄酒生产，并且这些人也要消费粮食。和啤酒的生产不同，葡萄酒生产很难进行机械化操作。用来酿造啤酒、制作面包的谷物可以用同样类型的机器进行加工——畜力、风力和水力磨粉机，以及先进的收割工具——这可以大大减少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投入。

因为这一原因，以及可能的其他原因，没有一个国家，即便是法国和意大利也无法将葡萄酒作为其所有人口的主要饮品。即使是上流社会也不能只喝葡萄酒而不喝水。直到19世纪，普通民众也主要是喝水，再加一点点葡萄酒，而在法国北部和德国的普通民众则还会喝一些梨汁和苹果汁饮料。

其次，还有蒸馏饮料。发酵后的谷物在水里煮，蒸汽冷凝后获得蒸馏水。这种水是无菌水。沸腾过程已经将微生物杀死，无法进入蒸汽中。所有蒸馏饮料，如日本的米酒、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小米酒、苏格兰和冰岛的粮食酒一般都不含细菌和其他传染病。可惜的是，如果想靠它维持生存而一天喝下几品脱的话，你就会酩酊大醉。另外，经过蒸馏和加度的白酒在生产过程中要消耗相当数量的能量，而最终获得的白酒数量相对较少。虽然用于娱乐和宗教目的时很受欢迎，但要让全世界的人们只靠喝白酒来满足对饮品的需求，则根本不值得考虑。

最后，还有将植物的某些部分浸泡在水中形成的饮品。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将植物的相关部分浸入沸水或很热的水中，从而使植物中的活性物质得以释放。被人们广泛饮用的泡制饮品主要有三种。巧克力和咖啡是其中的两种。这两种饮品是将结出的浆果或坚果磨成粉末，将水加入后制成。如果不加糖，这两种饮品都很苦。虽然这两种饮品在富裕国家极受欢迎，但是因为大规模生产巧克力的成本很高，加之传统咖啡中的咖啡因含量也较高，所以两种饮品都无法取代白水。

其他泡制饮品还有泡制叶子、花朵或果实的饮品。这些被称为“茶”的饮品包括真正的茶和各种各样的变种，其中包括草药茶。用中国茶树（Camellia sinensis）上生长的叶子泡出的真正的茶在上述各方面的得分都很高。它的生产成本可以压缩得很低。长出这种茶叶的茶树产量很高，大约每六个星期就可以采一次叶子。从华中到东非，它可以在很多气候带种植和生长。仅需几片叶子就可以泡出一大壶茶水，而且还可以反复冲泡。干燥的茶叶很轻，存储方便。虽然冲泡方法很简单，但过程精细冗繁，让人不由得喜欢上铺排和礼仪。饮茶是极其安全的，很多人确信饮茶对健康有奇效。人们之所以喜欢饮茶，是因为它能够醒脑、提神，让人振奋、专注。它功效温和，即使整天喝也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

因此，茶一直是一种潜在的征服世界的力量。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茶叶帝国不断扩张，已经成为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癖嗜。据说，中国神话（也许历史上真有其人）中的神农氏曾经说过：“茶善于酒，因为多饮也不会醉，也不会让人清醒之后后悔说过的蠢话。茶亦善于水，因为它不携疾病，也不会像水那样被脏东西污染后变成毒药。”[3]

[1] 为2002年作者写作本书时的数据，2016年时全球人口超过72亿。

[2] 音译，也叫蛇麻或啤酒花。

[3] Goodwin，Jason，The Gunpowder Gardens：Travels through India and China in search of Tea（1990），61.

3 玉液琼浆

传统的日本饮茶仪式

这种知名植物的进步有点像是真理的进步；开始是怀疑，尽管那些敢于尝试的人觉得非常合意；接着，伴随着它的逐渐推进，人们的态度变成了抗拒；随着它的渐受欢迎，又变成了诋毁；最后在时光及其自身优点缓慢然而势不可当的作用下终获全胜——抚慰了从庙堂到村社的整个国家。

——艾萨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1766～1848年）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中国茶树何时起源于何地，也不知道谁在何时进行了第一次本地化改良。我们知道的是，这种树的进化是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丛林的某个地方进行的。在那里，山茶树的进化速度奇快，矗立于赤道低地的高山造就了极为多样的温度和小气候，再加上从遥远的印度洋上吹向喜马拉雅山的季风带来的最为充沛的降雨，让这里成为世界上最为多样和富饶的植物带。

当地的猴子和其他哺乳动物最早咀嚼了这种茶树的某些部分。在距今6万～10万年前，智人（Homo spiens）进入这一地区，也许是出于对猴子的模仿，早期的部落成员开始咀嚼茶叶，发现它能提神醒脑，放松身心。对减轻做一些艰苦费力的事情，如徒步穿越丛林、爬山时所产生的疲惫感，咀嚼茶叶非常有效。实际上，直到现在也有人出于这个目的咀嚼茶叶。例如，塞雷娜·哈迪（Serena Hardy）在其所著的《论茶》（The Tea Book）一书中说，在食物缺乏的时候，土耳其人咀嚼泡过的茶叶以“减轻旅途疲劳”。[1]生活在森林里的原始人可能也发现用茶叶轻轻摩擦伤口，或者将茶叶磨碎后敷在伤口上可以帮助伤口愈合。我们还可以从最近的报道中了解到，那加、掸邦、克钦邦丘陵和周围山区的部落成员也用这种方式将茶当药用。这种提神作用和药物效用给咀嚼茶叶的人们与猴子提供了一种竞争优势。几千年来，茶与哺乳动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因为后者在咀嚼和敷用这种植物的过程中无意识地促进了茶树的广泛种植。

很多人认为，茶的使用方式一直是将茶叶浸泡在热水里。然而，将茶叶放入沸水中不大会是也不可能是最初消费茶叶，向人类展示茶叶好处的那些猴子和其他哺乳动物所能做到的。因此，无须惊讶的是，我们掌握的有关泰国北部、缅甸、阿萨姆邦和中国西南部森林里的人们消费茶的最早叙述记录了他们怎样吃茶，而不是喝茶。缅甸、泰国北部和云南的部落使用野生的茶树叶，将它们“热蒸、发酵后捆成小捆供日后咀嚼用”。[2]描述这些地区风俗习惯的早期探险者间接提及了林地居民五花八门的用茶方式。“暹罗（泰国）北部掸族人或蒸或煮野生茶树叶，用模子压成小球后与盐、植物油、大蒜、猪油和干鱼一起吃——他们的后代至今还保持着这种饮食习惯。”1835年，一位作者描述了生活在缅甸边境的景颇人（Singphos）[3]和卡提人（Kamttees）怎样“喝野茶叶沏泡的水”，制作方法是“（将茶叶）剁成碎片，取出叶梗和纤维后用水煮，然后捏成小球，摇着放在太阳下晾干以待日后食用”。这些生活习惯仍然存在于当今的茶叶沙拉中。“这是一种腌制茶，布朗人（Palaungs）一直有这样一种生活习惯：将采集于丛林中的茶叶煮开后捞出攥团，然后用纸包起来或塞入竹筒中，埋入地窖中发酵数月。最后，将它们挖出来，并作为一种珍馐美味供人们在婚宴和类似喜庆场合上享用。”[4]

然而，后来有人发现，茶叶也可以用开水泡着喝。传说最初发现这一点源于一片茶叶偶然落入热水中，后来人们逐渐开始喝茶水，饮茶的习惯逐渐传遍中国内地，后来又从内地传入西藏、蒙古，以及中亚的其他地区。但是，在传到高纬度地区之后，茶叶的消费方式又回到了半食品形式甚至完全食品形式——用酥油、糖与茶叶熬成浓汤，或者将茶叶攥成小球与其他食品一起食用，类似喜马拉雅山东部部落的用茶方式。

几千年前，喜马拉雅山东部的部落民族，包括中国西南部的居民，开始适时地前往林区边缘向定居在那里的居民贩卖这种“神奇”的叶子。他们的顾客还包括进入伟大文明社会的中原地区的定居民族。

一些传说认为，中国茶叶的来源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甚至更早。远行海外的中国商人在贩回林产品的同时也带回了一些茶叶，后来他们发现茶叶在寺庙和道观中很受欢迎。几乎所有宗教人士都喜欢有助其成功的“药物”或“草药”，于是很快引种了这种可以缩短他们进入灵性世界的修炼过程并巩固其世俗地位的植物。

皈依中国两大宗教（道教和佛教，尤其是后者）的人非常喜欢那种可帮助他们集中意念、抵挡困意的植物，因为这有助于他们打坐冥想。佛教人士尤其喜欢这种“仙液”，某些教派甚至将饮茶与散步、喂鱼、打坐一起列为集中意念的四大方法。

问题是，茶叶生长在森林深处的大树上。解决的办法是移植茶树，改变其外形和高低，将高大的森林树改良为低矮的、容易采摘的类灌木形植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中国寺庙依靠其财富和人脉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关茶叶的早期情况很少人知晓，也很少见于文字记载。19世纪晚期，日本作家冈仓天心（Kakuzo Okakura）简要地介绍了茶叶：

茶树产于中国南方，很早就被中国植物学和药物学所知晓。中国经典作品用很多名称来指代茶，如荼、蔎、荈、槚、茗，因其具有解乏、安神、强心、明目等功效而广受赞誉。它不仅可被内服，还可被制成糊状外敷，以缓解风湿痛。道教徒称它是长生不老药的一种重要成分。佛家弟子广泛用茶来驱赶长时间冥想产生的困意。[5]

从茶树在中国西南部的第一次本土化改良到大约公元5世纪，茶树的种植和传播主要是在寺庙和道观的花园里进行。茶树主要被看作一种草药，与被列入权威药典的各种中式草药种在一起。人们培育出各种茶，以治疗头痛、心痛、肝痛和胃痛。

但茶这种植物很特殊。和几乎所有其他草药不同的是，它不仅能治病，还可以用来泡水喝，茶水味道清冽可口，可以提神醒脑，提升工作效率。这种功能完全适用于寺庙之外的各个职业。到了公元四五世纪，茶水已经成为居住在长江流域的人们喜爱的饮品。随着这种神奇饮品越来越受欢迎，茶树开始被广泛种植，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提供饮品。在唐朝时期，饮茶习惯传入大多数中国省份，它的普及程度因公元8世纪出版的第一部茶叶专著，即陆羽的《茶经》问世而更上一层楼。《茶经》描述了茶叶生产和消费的每个阶段的核心，在随后的一千年里，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被广大茶叶生产者和消费者奉为经典。这本书正文开篇即解释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接下来介绍了最适宜茶树生长的条件，以及应该采摘茶树上的哪些叶子。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6]

当中国人弄不到茶树的叶子时，他们也会冲泡其他树叶。

在中国中部和西部的多山地区，很少能喝到真正茶水的农民用很多种树叶来替代茶叶。在湖北西部，人们将当地被称为“棠梨树”（T’-ang-li-tzu）的几种野梨树和苹果树的叶子当作茶叶，贩卖到沙市（Shasi）。用这些叶子泡出的水呈深褐色，味道浓郁，为解渴佳品。人们称之为“红茶”，其主要为西部贫困阶层广泛饮用。[7]

如果什么也弄不到，人们就在喝白水的时候假装在喝茶，想象杯子里是“真茶”，他们管这叫“白茶”。

人们种植了很多种茶，并长途贩运。一些品种，尤其是带有苦味的品种，尤其受青睐，美其名曰“药”。

在四川以及这个帝国其他地方的所有较大型药铺里，经常出售一种被称为“普洱茶”的东西……这种茶生长在云南……有一种苦味，是全国闻名的药，被人们推崇为改善消化和神经系统的良药。后来，它逐渐进入富裕的西藏喇嘛庙。[8]

在文人墨客常常规劝友人饮茶的唐代，人们尤其想用一种安全而好喝的饮料取代白水。大约在8世纪时，中国的人口重心开始南移。迁移到土地肥沃的长江流域并在那里繁衍生息的人们，栽种了新改良的神奇作物——水稻。先前在北方的时候，人们可以用当地种植的大麦和小米来制作粮食饮品，至少可以制造米酒，因为那时的人口不多。但是在到了长江流域后，人口迅速增长，城镇日渐扩大，土地缺乏，所有可用田地都种上了水稻。

茶也刺激了中国瓷器的生产。茶叶生产和人们饮茶方式的变化可以从中国陶瓷的兴盛时期反映出来。冈仓天心在其书中比较了用于制作茶杯的不同瓷的优缺点。

著名的“天青瓷”（Celestial porcelain）的出现是源于人们想再现天然玉器细腻色泽的尝试，这种尝试在唐代时催生了南方的青釉和北方的白釉。陆羽认为青色是茶杯的理想颜色，因为它可以给杯中的茶水增加稍许可人的绿色，而白色则让茶水显出粉色，会让人倒胃口。那是因为当时人们使用的是圆饼状茶。后来，宋代的茶人（teamasters）青睐粉末状茶，且喜欢用厚重的青黑色和深褐色碗来盛茶水。明朝人则喜欢用轻巧的白色茶具来泡茶。[9]

冈仓认为，从广义上说，茶产业的兴衰与中国文明不同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就像人们喜欢不同年份采摘的葡萄酿制的葡萄酒标志着欧洲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不同饮酒癖好一样，对理想茶叶的认知，也因为东方文化心态（moods）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用沸水煮的饼状茶，将茶末搅拌在热水中饮用的粉末茶，以及用热水冲泡饮用的叶茶标志着中国唐朝、宋朝、明朝截然不同的心态。如果采用早已用滥的艺术分类术语，可以分别将这几种饮茶方式命名为经典派、浪漫派、自然派。[10]

茶越来越被人们视为特效药。例如，在一本问世于1578年，但据说记载了在那之前年代甚为久远的草药的药学作品中，作者李时珍认为，茶可以“助消化、解油腻、中和消化系统中的毒素、治痢疾、祛肺疾、退烧、治癫痫。茶叶还是一种清洁伤口的高效收敛剂，有人建议用茶水来擦洗眼睛、漱口”。[11]

因为需要供应巨大的中国市场，产茶量越来越大，由此茶叶开始向外传播。对中国中原地区的人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从青藏高原到西伯利亚的广袤亚洲高地上的游牧民族也开始关注茶叶。

这些游牧民族生活在劲风凛冽、冬季严寒极大考验人体耐力的地区。那里的人们世代饮用白水和牛奶。后来，他们发现了中原人愿意用以换取牧区产品的这种奇怪叶子。当将它泡在牛奶和酥油中并一起饮下时，其可以增强体力，帮助他们抵御高原地带的恶劣气候。

接下来，通过丝绸之路，以及很多其他路线，如从中国西南部到西伯利亚、从中国到中东的伊斯兰文明社会的路线，砖茶的交易量激增。因为路途艰险，相当数量的茶叶是靠肩挑背扛运抵这些高海拔地区的。到了12世纪前后，砖茶的饮用变得非常普遍，竟然成为中亚很多地区的“硬通货”。将茶用作流通货币，诠释了货币作为价值衡量尺度、交换媒介和财富存储等主要功能。茶叶分量轻，可以制成统一的砖块状，而且它本身具有价值。它还具备相较于银币和纸币的一个巨大优势——如果身处绝境，可以将它用作食物充饥或用水冲泡后饮下。和丝绸一样，茶成为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骑兵想从中国得到的为数很少的几种物品之一。

除了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上述优势，威廉·H.乌克斯（William H.Ukers）还提出了茶具备的另一个优势。

在中国，茶作为货币的时间几乎和人们饮茶的时间一样早。在西方文化形成之前，中国就出现了纸币，但是在与深处内陆的部落（往往是游牧部落）进行交易时，纸币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具有神秘价值的各种硬币同样也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茶——经过压缩后制成货币——可以用作消费品，也可以用来换取其他物品。不同于经常贬值的真正货币——真正货币距离发行地越远贬值越厉害——茶是距离中国茶园的距离越远，价值越高。最初作为货币的茶是用牛做动力的设备压制而成的粗糙的饼状茶，后来它为机器加工的硬如花岗岩的砖茶所取代。[12]

直到今天，砖茶仍在中亚一些极为偏远的地区被用作流通的货币。

大量文献记载了这些内陆高海拔地区（包括西藏）的人们是怎样消费茶的，我们从中既可以一窥茶叶对于当地生活的重要性，也能看出他们怎样将茶叶与其他粮食一起食用。20世纪30年代，乌克斯写道：“蒙古人和其他鞑靼人部落用研磨碎的砖茶做汤。做汤时，他们就地取用大草原的碱性水，加入盐和油脂；熬好的汤滤去茶叶，与牛奶、酥油和烤焙好的食品一起食用。”有时候，茶叶也与米饭、姜一起食用。这位作者评论道：“煮好后搅拌均匀的酥油茶仍旧是藏民非常重要的一种常备饮品。每个藏民每天能喝15～20杯酥油茶，有的甚至喝七八十杯。”[13]

19世纪早期时在西藏旅行的威廉·莫克罗夫特（William Moorcroft）就这一点做了详细介绍：“早餐时，每人大约喝5～10杯茶，每杯大约有一品脱的三分之一；喝最后一杯时只喝一半，用剩下的半杯与足量的青稞粗碎颗粒（barley meal）混合在一起，搅拌成糊状后食用……午餐时，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再次将茶端上桌，与青稞饼一起食用，同时还有青稞、面粉、酥油、糖拌成的热糊糊。”[14]

劳伦斯·沃德尔（Laurence Waddell）上校在《拉萨和它的神秘之处》（Lhasa and its Mysteries，1905）中也注意到这种饮料对于藏民的重要性。他这样描述藏民道：“他们整天一杯一杯地喝溶有很多酥油的热茶，其实应该说是汤……那东西肯定有营养，因为它不仅仅是冷天里用来提神的一种热饮，而且在一个饮用水被严重污染的地方，还能避免饮用生水带来的危险。”[15]

在营养供给方面，茶也很重要，尤其就这一地区的冲泡和饮茶方式来说。茶叶中含有维生素、镁、钾和其他营养成分，但在冲泡次数过多后，茶叶中剩余的营养物质就会释放殆尽或大大减少。另外，如果将其与凝乳、蔬菜混合在一起，就会极大提升蔬菜的营养价值，帮助人体吸收维生素C。实际上，这种饮茶方式可以有效补充干旱地区绿色蔬菜供应的不足。

美国历史学家卫三畏（S.Wells Williams）这样评价茶叶中含有的另外一种成分：

茶叶中值得一提的另一种成分，也是其他食用植物中共有的一种成分，是谷蛋白（gluten）。它占茶叶重量的四分之一。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吸收正确的制作方式所能够带来的营养，我们必须想出一种食用茶叶的好方法。谷蛋白的营养特性可以解释亚洲高原上的人们广泛冲泡砖茶这一现象。古伯察（Huc，曾经在中国各地游历的一位伟大旅行家）说，在没有更好喝的东西时，他就泡饮砖茶。他喝不惯这种茶，但是他的赶驼人往往一天能喝20～40杯。[16]

最后，据说，茶还有一种特殊的功效，即可以帮助人们抵御极端气候，尤其是严寒。有人将茶介绍给因纽特人之后，他们开始大量饮茶。我猜测，那些游牧民族，不管他们身上的皮毛衣服有多厚，饮用溶有酥油的茶水都会让他们身上更加暖和。

到了15世纪，饮茶这一行为深深影响了世界上相当大一部分人。从南面的缅甸北部到北面的西伯利亚，以及从东边的中国沿海到西边的俄国西岸的广袤地域，人们都在喝茶。然而，饮茶对日本的文化和经济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

茶被引入日本大约是在公元593年。茶叶的进口和茶树的种植在8～9世纪大幅增长。这一时期恰逢中国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几个时期之一。和在中国一样，茶树进入日本之后也是作为一种草药种植在寺庙的园子里，加工后用于治疗疾病，帮助和尚在打坐时提神。但是，在这一时期，它的饮用和影响范围仅限于宫廷和僧侣圈子，而不像在中国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12世纪晚期出现了很多新的佛教教派。禅宗和其他新教派兴盛起来，这些教派的和尚遵循极其苛刻的苦修和冥想生活。1191年，荣西禅师（Eisai）从中国回到日本，带回了临济宗和绿色的粉末状茶。荣西禅师详细介绍了怎样种植、采摘和饮用，以便最大限度地吸收它的好处。“荣西还教本国民众怎样加工和泡制茶叶：早上露水降临之前将茶叶从树下摘下，之后将茶叶放在一张纸上，置于微火上烘烤，控制好火候，不能烤焦。焙干之后，将茶叶置于罐中，用竹叶做成的塞子塞住罐子口。”不久之后，饮茶便发展成为一种复杂的仪式，逐渐对日本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17]

荣西禅师著有两卷《吃茶养生记》，或称《论茶的治疗效果》。在书中，作者有力地证明了茶对于多种疾病的治疗效果。“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古今奇特仙药也，不可不摘乎。”荣西认为，“此五脏受味不同，好味多入……其辛酸甘咸之四味恒有而食之，苦味恒无，故不食之”。[18]荣西接着写道：“我国多有病瘦人，是不吃茶之所致也。日本国不食苦味乎，但大国（中国）独吃茶，故心脏无病，亦长命也。”[19]

荣西认为饮茶是“延龄之妙术”，除了心脏，它还能强健身体的其他很多器官。“据说它能祛除睡意，有效防止肝痛、皮肤痛、风湿痛、脚气病。”他强烈推荐人们用茶“治疗五种疾病：食欲不振、饮用水疾病、瘫痪、疥疮、脚气”。他说，茶是“祛除一切不适之良方……”后来荣西将一些茶和他写的那本关于茶的书寄给当时日本的军事统治者，即幕府时代的将军源实朝（Sanetomo，1203～1219年在位），治好了那位将军由于变质食品导致的严重胃痛，从此，荣西关于茶叶的观点说服力大增。源实朝病愈之后，对饮茶推崇备至，并大力向日本各地推广饮茶习俗。

日本的饮茶热由此开始。茶成为帮助世界很多地区的萨满教巫师进入神灵世界或与神灵对话所用的致幻药。它成为很多新教派中遁世、苦修和达至虚无等仪式的神秘的中心。为了达到全面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将茶叶中的咖啡因及其他松弛剂和兴奋剂释放出来，必须用最纯净、最有力的方式来泡茶。因此，要将茶叶研磨成粉末，并尽可能地立即使用。茶叶的冲泡和茶水的上席方式几近庄严，这强调了——也让人联想到——茶的神奇作用。纷繁复杂的饮茶仪式由此形成。佛语云：“禅茶一味。”[20]

室町幕府时期（始自1336年）时，日本各个阶层都喝茶。[21]茶馆或茶摊（tea stall）出现在日本的街道和道路旁。茶树容易种植，因为人们可以修剪这种类灌木植物，让它的大小和产量保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平（因为茶树的所有表面都可以长出叶子），而且茶树在除了日本最北部地区外的大多数地区都长势良好。在很多方面，日本非常接近茶树实现最初进化的那个温暖、湿润、多山的地方，因此这种植物被迅速在这个非常类似其喜马拉雅山山麓故乡的地方广为种植。就这样，在13～16世纪，这种类灌木植物“殖民”了一个新崛起的帝国。

每个有几英尺空地的家庭都可以种上一两棵茶树来满足自家的需求。这种类灌木植物可以作为一个吸人眼球、叶子可采摘的树篱。因为只需采摘一两片叶子就可以泡出一杯提神保健的茶水，而且还可以多次冲泡，所以饮茶很快成为日本人生活中一个既经济又颇具情趣的部分。

最大的困惑之一是为什么茶的传播如此迅速并征服了这些文化如此迥异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冲泡和端给客人的方式。大多数饮品在制作好后，被存放在另一个地方，供日后饮用——换句话说，日后人们在喝的时候现场从壶、罐、瓶子或桶里倒出来喝。这个过程很简单，只需要一两秒即可完成。但在准备该饮品并将其端给客人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入交谈的机会，中间很难有什么情趣或社交礼仪。人们想要创造出礼仪的渴望可以从用类似“递酒”、起瓶塞仪式等习俗来拉长这个过程体现出来。另外，茶水的准备过程本身就可以引出很多话题。

著名的日本饮茶仪式体现出有史以来消费任何食物或饮品最为极端的仪式化。美国学者爱德华·莫尔斯（Edward Morse）在19世纪70年代造访日本时目睹日本传统饮茶仪式的一小部分流程后写道：“简单地说，主人邀请四五个人小聚，出席饮茶仪式。主人在客人面前根据约定俗成的做法将茶冲泡在碗里，端给客人。”莫尔斯接下来描述了饮茶仪式中使用的，已经成为饮茶仪式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用具。

茶的准备从将茶叶研磨成非常细的，几乎感觉不到有固体状物的茶叶末存在开始……这种每次小聚之前现磨的材料一般被放在一个很小的瓦罐里，用象牙盖子盖着，即有名的茶叶罐（cha-ire）；有时候也用上了漆的盒子。饮茶仪式中的主要用具包括一个陶制火盆（或利用预先设计的地板的一个凹坑，凹坑里放着灰烬和木炭），一个用来烧水的铁壶，一个用来舀水的做工极为精致的长柄竹勺，一个给水壶里续水的敞口罐子，一个泡茶的碗，一个用来舀茶叶末的竹制茶匙，一个竹制的茶铣（形状类似于某些打蛋器，用来将热水倒入茶碗后迅速进行搅拌），一块方形丝巾（用来擦拭敞口罐和茶匙），放置茶壶盖的杯垫（由陶或铜或竹片制成），用来盛放洗茶碗的水的水洗，用三根鹰羽毛或其他大鸟羽毛做成的茶刷（用以拂拭火盆边缘），最后是一个浅筐（不仅用来盛放往火里续加的木炭，还盛放一对用来夹取木炭的金属棍，或称“火箸”），用以将水壶从火上移走的两个半圆金属杯，放置水壶用的圆形垫子，一个装焚烧用的香或几片焚烧时会散发奇特香味的木片的小盒子。[22]

连接这些物件与敬茶和接茶行为的，是一系列复杂的仪式性动作，可以持续几个钟头。仅仅是茶水的准备工作就可以花上一个小时或更长。“除了火盆和铁壶，主人在取用其他用具时都有一套严格的礼节和固定的先后顺序，用具要根据某些流派的规矩准确地放置在各自的垫子上。在泡茶过程中，器具的使用要遵循准确而严格的章法。”

一想到这只是主人在给客人倒一杯茶时，就会觉得这一切太过复杂和正式，简直是极尽铺排的行为艺术。“如果对饮茶仪式一无所知，就会觉得这种泡茶过程是一个人所能够想象到的最荒诞的表演。很多相关的形式荒唐可笑，毫无意义……”但是，在深入了解之后，你就会慢慢理解整个复杂的仪式，并发现其中所含有的诸多深意。爱德华·莫尔斯继续写道：

听过多次茶道课之后，我发现，除了少数例外，饮茶仪式流程通俗易懂（natural and easy）。莅临这种场合的客人们虽然刚见面时比较拘谨，但往往很快就会放松下来。如前所述，正确地放置各种用具、按顺序操作、泡茶都是轻松自然的动作。轻拭茶罐，洗茶碗，清洗时反复多次转动茶碗，伴随着搅拌器碰击茶碗侧边的清脆声音清洗茶碗，以及其他一些寻常动作肯定让人感到刻板得可笑，但是我一直怀疑的是，第一次参加正式西方家庭宴会的日本人，看到大家规规矩矩使用各种餐具的严肃劲儿，是不是也一样会感到奇怪和难以理解。[23]

茶很特殊的一点是简单的准备过程和奉茶时的氛围。17世纪初，日本茶道大师千利休（Sen Rikyu）做了很好的介绍。整个准备和喝茶过程包括拾捡木柴、烧水、泡茶、端茶。用具很简单，但也需要细心、专注和技巧。这就为人们提供发挥创意、在众人面前“显摆”的空间。这个过程也会因为烧水、将茶泡开而拉长时间。这正好将茶道变成一件可以用心去做，并能够带来趣味的事情。

饮茶的深层含义，从千利休题写在大阪堺寺庙房间的墙壁上的饮茶七律就可见一斑。

客人先进入外间，即供客人等待的房间，所有意气相投的人在那里聚齐。一声木锣响过，表示主人要出来迎客了。

就洗手来说，重要的是由此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

主人必须恭恭敬敬地接待客人，带他们进入饮茶室。如果主人是一个举止失措、缺乏想象力的人，如果茶和饮茶用具品位不高，如果茶园的自然格局和茶树规划不够美观，客人也可直接拂袖而去。

类似风吹过松林的声音一响起，就表示水烧开了。听到一声锣响，客人第二次进入饮茶室。没有及时听到水开或没有及时处理好炉火，都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

不论是在饮茶室里面还是外面，都不谈世俗的东西——这是一条颇有年头的戒律。

在正式的聚会上，客人和主人都不能咬文嚼字相互恭维，虚假客套。

聚会一般不会超过4个小时。但是，如果因为中间谈论佛教教义或美学问题而超过了这个时间，也无可非议。[24]

冈仓天心著的《茶之书》（1906年）对于哲学进步和饮茶的影响做了前无古人的最佳描述。

茶最初被人们用作药，后来成为一种饮品。在8世纪的中国，饮茶进入诗歌领域，成为一项雅趣。15世纪，日本大大提升了茶的地位，成为追求唯美主义的一种宗教——茶道（Teaism）。茶道是一种建立在对与日常生活中各种肮脏事物并存的，对美好事物的崇拜之基础上的仪式。它向人们灌输纯净和谐的理念、宽厚待人的玄理、社会大治的浪漫理想。它实际上是一种对“不完美”的崇拜，因为它温和地尝试在我们称为“人生”的不可能驾驭的东西里实现某种可能。

他还解释了茶、宗教和文化是怎样交织在一起的：

茶哲学不仅仅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唯美主义，因为它将伦理、宗教与我们有关人类和自然的所有看法结合在一起。它强调卫生，因为它力主洁净；它倡导低调，因为它展示的是如何从简单而不是复杂和奢华中寻找快乐；它是一种“道德结构”（moral geometry），因为它定义了人类与宇宙的关系；它还体现了东方民主的精髓，因为它让所有“信徒”成为品位上的贵族。

冈仓天心建议日本人继续保持因为后来蒙古人入主中原地区而被切断的中国早期的文明传统。

对于我们来说，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饮水方式，它还是一种有关生活艺术的宗教。这种饮品逐渐成为追求纯净和高雅的一种理由，成为一种庄重的社交活动。在饮茶过程中，主人和客人即兴畅谈，寻找平淡生活中的至高快乐。饮茶室是生命荒漠中的一块绿洲。志趣相投的人在这里相会，共饮艺术欣赏之泉。这种仪式就像是以品茶、插花和挂画的交织为情节而即兴创作的戏剧。没有任何颜色能够干扰屋子里的色调，没有任何响动能够破坏人们的交流，没有任何手势能够影响和谐的氛围，没有只言片语能够影响周围的协调：所有动作都简单而自然——这就是饮茶仪式的目的。奇怪的是，这些目的往往能顺利实现。

饮茶仪式的吸引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基于以下这个事实：它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具体地说，它与佛教联系更为密切。这是一种强调所有事物（包括佛陀）背后幻象的宗教，到了后来，其中的宗教元素已经消失殆尽，仅留下了仪式本身。

所有茶道大师都研究禅宗，试图将禅宗理念引入现实生活。因此，饮茶室与饮茶仪式的其他用具一样，也体现出禅宗的很多信条。传统的饮茶室规模一般有四个半垫子大小，也就是10平方米。这个尺寸是由《维摩诘所说经》（Sutra of Vikramadytia）中的一段文字决定的。在这本有趣的作品里，维摩诘在一个这么大的屋子里热情接待高僧文殊师利（Saint Manjushiri）和84000名佛门弟子——其中的寓意是，在彻悟的人看来空间是不存在的。从花园的等候区（machiai）到饮茶室的花园小径（roji）寓意冥想的第一阶段——自明之路。花园小径的寓意是断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营造一种有助于在饮茶室内全身心享受审美快乐的氛围……让身在城市中的人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于远离文明喧嚣的大森林。

不过，茶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宗教和高雅文化上，还体现在绘画、制陶和文学上。它广泛影响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正如冈仓天心曾解释的：

虽然茶道大师对艺术领域的影响很大，但这种影响与对生活行为的影响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不论是在社会文明群体待人接物的行为举止中，还是在普通百姓安排日常琐事中，都能看到茶道大师的影响。很多讲究的菜肴，以及端送饮食的方式都是由他们发明的。茶道大师教导我们穿着应该颜色素朴，告诫我们用正确的态度看待花朵。他们强调我们天性对简洁的热爱，向我们展示了谦逊之美。事实上，正是通过他们的教诲，茶才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25]

爱德华·莫尔斯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作为新英格兰清教徒，他的结论是：“确实，它对日本人的影响几乎等同于加尔文教义对早期清教徒的影响。它抑制人们对艺术的狂热，将矫饰的冲动变成令人心态平和的纯净和简洁；但是，清教徒……那些沉闷严苛的教义会扼杀即将萌芽的艺术之爱……”[26]

茶馆是一个将阶层和等级暂时隐去的地方，是一个中立、空灵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用动作和手势来交流。茶馆也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私人空间，同时又是一个开放的空间，非家庭成员，甚至是陌生人都可以放心地融入其中。虽然茶馆是一个外部世界（相对于内部圈子、家庭圈子而言），但它安全、中立，可以进行一般只有在家里才可以进行的深入、亲密的交流。

有种说法认为，“日本没有宗教”。日本确实没有官方确定的正式宗教；没有有关宗教的圣经，没有正规的神职人员，没有系统的教义，人们也不关心来世。在日本这个社会，审美和礼节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宗教。“饮茶仪式”是纯粹的世俗。活动没有圣像，没有神职人员，但氛围非常接近宗教仪式，因为它要严格遵循复杂的步骤，需要焚香，提供形式上的祭品（茶），还有一种供桌（壁龛），里面悬挂带有“神性”的字画。

就这样，通过饮茶，禅宗的苦修精神进入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更为有趣的是，很多相同的结果也显现在另一个岛屿国度——英国。茶远远超过了一种愉悦身心的饮品。在日本，它成为一种“道”，几乎成了人们的“人生之道”。虽然它不是宗教，但它显然已经成为一种追求，一种将游戏、人生信条和消遣融为一体的奇特结合。

[1] Hardy，Serena，The Tea Book（Whittet Books，Surrey，1979），138.

[2]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Ⅱ，398.

[3] 原文如此，景颇族与克钦族为同族，缅甸地区称克钦族，中国云南称景颇族。原文未区分，译文已酌情修改。——校者注

[4]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Ⅱ，398.

[5] Okakura，Kakuzo，The Book of Tea（Tokyo，1989），3.

[6] Lu Yu，The Classic of Tea：Origins and Rituals（New Jersey，1974），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Francis Ross Carpenter，60.

[7] Wilson，Ernest Henry，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with Vasculum，camera，and Gun（1913），97-98.

[8] Wilson，Ernest Henry，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with Vasculum，camera，and Gun（1913），98.

[9] Okakura，Kakuzo，The Book of Tea（Tokyo，1989），47.

[10] Okakura，Kakuzo，The Book of Tea（Tokyo，1989），44.

[11] Jill Anderson，quoted in Weinberg and Bealer，Caffeine，36.

[12]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Ⅱ，399.

[13]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Ⅱ，432.

[14]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Ⅱ，400.

[15] Quoted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10-1911，‘Tea’，482.

[16] Williams，S.Wells，The Middle Kingdom，2 volumes（1883），Ⅱ，53.

[17] 相关详尽描述，可参见冈仓天心《茶之书》。有关饮茶仪式的详细介绍，参见www.alanma-cfarlane. com/tea.

[18] 本译文出自荣西等：《吃茶养生记：日本古茶书三种》，王建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第1、4页。

[19] Frederic，Louis，Daily Life in Japan，at the time of the Samurai，1185-1603（1972），75；Kaisen，Iguchi，Tea Ceremony（Osaka，1990），101.

[20] Weinberg，Bennet A.，and Bealer，Bonnie，K.，The World of Caffeine：The Science and Cultur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Drink（2001），133.

[21] Paul Varley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3：460.

[22] 原文如此，疑为对宋代茶器“十二先生”的演绎。——校者注

[23] Morse，Edward S. Japanese Homes and Their Surroundings（1886；New York，1961），149-151.

[24] Hammitzsch，Horst，Zen in the Art of the Tea Ceremony（Tisbury，Wiltshire，1979），59-60.

[25] Okakura，Kakuzo，The Book of Tea（Tokyo，1989），29-30，54，80-81，129.

[26] Morse，Edward S.，Japanese Homes and Their Surroundings（1886；New York，1961），151-152.

4 茶传到西方

东印度公司旗下的快速帆船，约1860年

（杰西太太）倒了杯茶。油灯将温暖的光投在茶盘上。茶壶是瓷质的，上面画满了小玫瑰花……还有甜饼干……索菲·希基（Sophy Sheeky）看着黄玉颜色的液体从壶嘴中流出来，热气和芳香缓缓升起。这也是一个奇迹：茶叶被黄皮肤的中国人和青铜色皮肤的印度人采摘下来之后装入铅箱子、木箱子，被搬上带有白色风帆的大船，大船与暴风雨、旋风激烈搏斗，一路披星戴月，远渡重洋，最终安全抵达这里，沏好后被从骨瓷茶壶里倒出来。那骨瓷出自上好的黏土，经瓷都高超匠师模铸，在瓷窑中高温烘烤……

——A.S.拜厄特，《天使与昆虫》（Angels and Inseets）

欧洲有关茶的记载开始于1559年。[1]1678年，荷兰人威廉·坦恩·里安（William Ten Rhijne）描述并向西方引入了第一批茶树样品。就在他到达长崎的几个月之后，他将一篇有关茶树的文章，以及一些樟树的树枝、一些嫩枝、树叶、花寄回欧洲，交给他的一个朋友。[2]恩格柏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是一位德国医生、植物学家和博学之士，他在17世纪晚期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居住在日本。他是在向西方社会大力传播茶知识中贡献最大的人之一。在他撰写的一部有关日本文明辉煌历史的作品中，他详细描述了日本的历史、政治、手工业、政体、经济。在这一多卷本作品收尾处，他在附录中详细列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主题，其中就包括茶。同样，很多到访并介绍过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和其他人也都描述了这种据说能治愈很多疾病的中国植物。

据资料来看，茶在1610年第一次抵达阿姆斯特丹，17世纪30年代抵达法国，1657年抵达英国。当时，茶被“事先泡好后放在木桶里，有顾客要时，从桶里舀出来，加热后端给顾客”。这一时期的茶里可能不加牛奶。实际上，和很多诞生于欧洲本地的新发明一样，茶吸收了当时欧洲已有的技术——被当作一种热啤酒，盛装在大木桶里。

在17世纪60年代，茶叶的广告词是“一种质量上等的被所有医生认可的中国饮品；中国称之为茶，其他国家称之为Tay 或Tee”。当时出售茶叶的地方是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附近的Sultans Head咖啡馆。[3]第一次简要介绍茶叶药效和饮茶好处的是托马斯·加威（Thomas Garway）张贴的大幅广告，其印于1657年，目的是给他的咖啡馆第一次公开销售茶叶做宣传。1686年，英国国会议员T.波维（T.Povey）将原载于中文资料的一系列有关茶的医疗效果说明翻译介绍到欧洲。这些医疗效果与先前加威列出的相类似。[4]

1.净化血液。

2.治疗多梦。

3.缓解抑郁。

4.缓解和祛除头晕、头痛。

5.预防水肿。

6.祛除头部湿气。

7.治愈皮肤擦伤。

8.疏通阻滞。

9.明目。

10.净化脑部湿气，去肝火。

11.净化膀胱和肾脏。

12.治疗睡眠过多。

13.祛除眩晕，让人敏捷、勇敢。

14.稳定心绪，克服恐慌。

15.治愈受风导致的所有阵痛。

16.强健内脏，预防肺痨。

17.增强记忆力。

18.提神醒脑。

19.清除胆结石。

20.让人宽厚待人。

随着茶被引入欧洲，关于饮茶的好处与风险的争论也随之增加。在荷兰，约翰尼斯·范·海尔蒙特（Johannes van Helmont）等医生建议用茶水来补充体液的损失。尼古拉斯·迪克斯（Nikolas Dirx）医生（1593～1674年）用“尼古拉斯·蒂尔普”（Nikolas Tulp）这个名字在他的《医药观察》（Observationes Medicae）中对茶给予了高度评价，一时广为流传。

没有一种植物可以和茶相媲美。人们之所以饮茶完全是出于一个原因：远离疾病侵害，延年益寿。茶不仅能让你精力充沛，还能免于尿砂症和胆结石、头痛、感冒、眼炎、黏膜炎、哮喘、胃部蠕动乏力、肠道疾病。它的另外一个优点是抵挡困意，让人在夜间保持清醒，这对喜欢在夜间写作或思考问题的人来说不啻是一个莫大福音。[5]

1679年，荷兰医生庞德戈（Cornelis Bontekoe，又名Cornelis Dekker）发表了一篇有关茶、咖啡和巧克力有益之处的研究文章，里面提到了茶延伸得最广的一种疗效。庞德戈高度推崇武夷茶中的绿茶，他在书里郑重建议病人连续喝50、60甚至100杯武夷茶，他本人就曾在某天上午完成了这一“壮举”。他此前饱受结石折磨，并坚信这一病痛的消失是由于大量饮用这种来自中国的饮品。他强烈否认喝茶会导致痉挛和癫痫的说法。相反，他认为饮茶可以起到各种各样的治疗效果。庞德戈推荐在疟疾发作之前喝两杯浓茶，疟疾发作后再大量喝。[6]

很多英国医生也研究了茶的特性。托马斯·特罗特（Thomas Trotter）在他著的《关于神经质的看法》（View of the Nervous Temperament，1807）中认为，茶和咖啡、烟草等其他商品一样，“曾经被当药用，但现在成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7]托马斯·肖特（Thomas Short）在他著的《茶叶论述》（Dissertation upon Tea，1730）中介绍了他做的各种实验。实验证明，茶进入血液之后，可以分离“血清”。另外，茶水可以用来保存肉，延缓其变质过程。他列出了饮茶可以治疗的病症，其中包括“头部疾病”、“血稠”、眼部疾病、溃疡、痛风、结石、肠梗阻以及其他多种疾病。[8]1772年，莱茨姆（Lettsom）医生就同一主题著有《茶树的自然历史及茶的医疗效果观察》（Natural History of the Tea-Tree，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Medical Qualities of Tea）。同样，他用实验表明，泡在绿茶中的牛肉要72个小时后才会变质，而泡在普通水中48个小时就会变质。通过这一实验和其他实验，他认为，“从这些实验中可以明显看出，绿茶和武夷茶中都含有防腐物质（第一个实验）和收敛性物质（第二个实验），会对死去动物的肌肉纤维产生作用”。在第三个实验中，他分别将第一个实验中的茶水和普通水注射入死青蛙的腹部，结果发现，注射了茶水的青蛙没有任何变化，而注射了普通水的青蛙腿部僵硬，无法灵活弯曲。[9]

最初，茶在英国的传播速度很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价格问题。当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大家知道，塞缪尔·皮普斯太太（Mrs Pepys）当时也喝茶（这一点见于她丈夫1660年9月25日的日记）；她喝茶的一部分原因是药物治疗，因为当时有人认为饮茶可以缓解她的咳嗽。茶叶最初在伦敦上市时，“每磅价格高达3英镑10先令[10]”；9～10年后，等到每个咖啡店都开始经营茶叶时，“价格下降到约2英镑每磅”。但是，在整个17世纪以及18世纪早期，茶仍属于奢侈饮品。

茶叶进口量的激增和价格的大幅下降始于18世纪30年代。这是快速帆船开往中国，开始与中国开展直接贸易之后不久的事情。到18世纪末，据作为马嘎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代表团成员前往中国的大臣之一的乔治·斯汤顿（George Staunton）爵士估计，在英国“社会各阶层，无论性别和老幼，平均每人每年的茶叶消费量超过了1磅”。[11]其他人的估算要高于这一数字。有人认为，当时每年的人均茶叶消费量超过2磅。“在那个世纪末，茶叶进口量超过了2000万磅，也就是说，人均2磅。”不过，这只是官方数字。“据估计，1766年，走私进入英国的茶叶数量与通过正规渠道进入英国的数量一样多。”[12]1磅茶叶可以冲泡出200～300杯茶水。这就意味着，平均来说，一个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2杯茶。这一时期的大事记也表明，随着饮茶在全体国民中蔓延开来，茶叶的消费量自18世纪30年代开始经历了速度惊人的迅速增长。

当代评论文章认为，饮茶习惯已经迅速扩展到英国各地。1734年在典型的中产家庭的标准食谱中，每周人均花费5.25便士购买面包，花费7便士购买茶叶和糖。[13]在1749年零售店店主家庭的模范预算中，每周要花3先令给全家人买面包，花4先令买茶叶和糖。[14]由此看来，很早的时候，至少对于中产阶层来说，茶和糖就成了生活必需品。

在18世纪中期，苏格兰哲学家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发现，即使是最穷困的群体，即那些靠救济金生活的人也会每天喝两次茶。[15]反对饮茶的人们描述了当时饮茶行为的普遍程度。1744年，法官兼作家邓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写道：“与东印度贸易的开辟……将茶叶价格拉得……那么低，以至于最吝啬的干体力活的那些人也可以寻思买一些……”[16]

1751年，查尔斯·迪林（Charles Deering）在一本介绍诺丁汉郡的书中写道：

这里的人们可不是消费不起茶、咖啡和巧克力，尤其是第一种东西，喝茶已经普及到这种程度：不仅绅士和富有的商人经常喝，就连所有缝纫工、给衣服上浆的女工、卷垛布料的女工都要喝茶，每天早上都要美美地喝上一番……甚至就连普通的洗衣女工都认为，要是早餐没有茶和涂有热黄油的白面包，那就没有吃好……[17]

农学作家杨格（Arthur Young）对这一点感到不安：“男人几乎和女人一样越来越将茶水当作日常饮食中的一部分，在地里干活的人不停地往茶桌那里跑，浪费了很多时间，农场主的仆人竟然提出早餐时也要喝茶！”[18]

1784年，拉罗什富科（Rochefoucauld）写道：“在整个英格兰，喝茶是很普遍的事情。人们可以一天喝两次，尽管价格不菲，最下等的农民也像阔佬一样一天喝两次茶；茶的总消费量是惊人的。”后来，他的观察更为细致：“据估计，一个人，不管男女，每年平均消费4磅茶叶。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19]

到18世纪末，描写穷人生活的作家弗雷德里克·伊登爵士（Sir Frederick Eden）写道：“只要愿意受累在吃饭时间走入米德尔塞克斯和萨里的农舍做一个调查，你就会发现，在贫穷家庭，茶不仅是早晨和晚上的寻常饮品，在正餐时间往往也会喝很多。”[20]1809年，造访英国的瑞典人埃里克·古斯塔夫·耶伊尔（Erik Gustav Geijer）描述了“茶水怎样在白水之后成为英国人必不可少的东西。所有阶层都喝茶。如果清早走上伦敦街头的话，你会看见街道旁露天摆着很多小桌子，运煤的马车夫和匠人则围着桌子正痛饮这种可口饮品”。[21]

自17世纪后期以来，茶的供应和需求都迅速增长。在需求方面，尤其是荷兰和英国，可支配收入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增长，人们已经能够买得起生活中的一些小奢侈品——好肉、好面包、啤酒、煤或泥煤、高档保暖衣料、皮鞋、好房子。这一过程一直在继续，待到17世纪后期，在西北欧的很多地方，人们对殖民扩张带来的新产品的有效需求相当大。烟草、咖啡、巧克力、丝绸、香料的需求都很大，对茶叶的需求也一样，而且不断增长。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欧洲范围内的需求是不平衡的。饮茶行为仅仅普遍于荷兰[22]和英国，而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都不把这种饮料当回事儿。这是故事中最让人好奇，原因尚不清楚的地方之一。为什么茶一开始时主要限于英国呢？荷兰人确实也喝茶，尤其是女人，但男人喜欢喝啤酒，而且持续着对啤酒的嗜好，同时将大量的茶叶出口到英国。为什么茶没有在法德两国大受欢迎？有人推测，促使英国茶叶行业迅速发展的一系列独特条件——人们不喜欢喝白水，麦芽税推高了啤酒价格，建立在海运基础上的贸易系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如果再考虑到英国中产阶级相对富裕，有能力尝试这一新型饮品，再加上垄断茶叶进口的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大力推广，我们就能够知道饮茶习惯之所以风靡英国的原因了。[23]历史一再证明，巨大的差距往往始于一些细微的差异。因此，法国人将咖啡当作奢侈饮料来喝，德国人也是如此。荷兰人和英国人有远东的优势（那里产茶），而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如果有什么贸易关系的话，也主要集中在非洲、印度的一部分和南美。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问问题，同样令人困惑。从1660年开始的半个世纪里，咖啡的传播速度要快于茶，咖啡馆的数量在这个时期里迅速增加。接下来，咖啡的增长势头慢慢减退，而茶在英国后来者居上。这是为什么？原因可能有很多个。茶可以现喝现泡，不需要焙烤和研磨。茶通过海运而来，这比穿越中东的陆路（咖啡来自中欧和南欧）更为可靠（至少对于英国是这样）。茶可以泡很久；冲泡时可以多加水，还可以反复冲泡，并且它的成本相对较低，部分原因是茶树的产叶量非常高。后来，茶的生产与东方贸易联系在一起，因此，如前面所述，实力强大的东印度公司不遗余力地向人们推销茶叶。政治和资本都站在茶这一边，价格还下降了，以及政府也将它作为税收来源予以大力支持。广告和营销对茶的推动力度胜过了咖啡，尽管19世纪的可可饮料也同样大做广告。

政治也很重要。早期有相当一部分欧洲茶叶进口量被转移到北美。经销商认为，北美人也会像英国人一样喜欢上喝茶。在很多方面，情况确实如此。19世纪，虽然北美人口相对少很多，但持续消费了相当数量的茶叶。但是，在波士顿港口发生数百箱茶叶被倾倒入海的事件（即有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之后，茶就成为英国傲慢自负和不经北美代表参与表决就对北美征税的象征。此后，虽然北美人大都在私下里喝茶，但在公开场合以喝咖啡者自居，以示有别于爱喝茶的英国人。

打破平衡的另一个因素是茶叶的供应。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初期，海洋航运的安全性实现了重大突破，长途航运利润随之大幅增加。再加上地图的完善、造船技术的改进、用于击退海盗的大炮火力的增强，以及用以确定经度的六分仪和后来用以确定纬度的航海经线仪的出现，为货船绕行好望角开辟了一条直接海运航线。另外，新型商业组织、股份公司，以及向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大型荷兰银行等机构贷款越来越便利，所有这一切都便于组织和资助需要长途运输的贸易活动。荷兰和英国的大型贸易公司纷纷寻找有利可图的业务，它们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投资。

这意味着，在18世纪20年代，从中国出发的第一批直航货船开始抵达欧洲。由于茶叶分量轻，易存放，便于长途贩运，且销量不错，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这种宝贝东西和瓷器、丝绸一起涌入欧洲。有一段时间，欧洲能够用来自南美和中欧的矿山的白银（这是中国唯一喜欢的西方产品）来与中国交换茶叶。

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和数量方面的影响。虽然英国政府竭力通过征收消费税来获利，但相对于酿造啤酒的必需品麦芽来说，对茶征税要困难得多。茶很容易走私，因为它分量轻，容易压缩存放。走私会导致税款流失。和如今的雪茄或红酒一样，如果政府税率过高，其税收收入就会减少，因为走私活动的利润增加，走私货物的数量就会增加，最终导致合法贸易减少。

就这样，茶最终和啤酒一样，成为英国的全国性饮品。没有太多证据证明茶的巨大消费量和它被认为具有的药用价值有关，尽管以此劝说人们饮茶的文章很多。让人对茶青睐有加可能是它的刺激作用和给人的愉悦感受及相对便宜。另外，不同于中国、日本，英国很快开始在茶水中加入牛奶和糖，这种饮茶法更增加了茶的吸引力。在一个很快就开始通过殖民贸易获得蔗糖的农牧业国家里，这种方法让人在饮茶的同时增加了能量和蛋白质的摄入。

[1] 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更完整的介绍参见麦克法兰著《野蛮战争》（Savage Wars），第144～149页，或参见www.alanmacfarlane.com/tea。

[2] Bowers，John Z.，Western Medical Pioneers in Feudal Japan（Baltimore，1970），36.

[3] Ferguson，Sheila，Drink（1975），24.

[4]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Ⅰ，40.

[5] Dr Nicolas Tulpius，Observationes Medicae，Amsterdam，1641，quoted in Ukers，Tea，Ⅰ，31-32.

[6]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Ⅰ，32；Les Grandes Cultures，216.

[7] Porter，Roy and Dorothy，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1988），220.

[8] Short，Thomas，A Dissertation Upon Tea（1730），40-61.

[9] Lettsom，John Coakley，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Tea-Tree，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Medical Qualities of Tea（1772），39ff.

[10] 1先令等于12便士。

[11] 引自布劳德尔（Braudel）《结构》（Structures）第251页。有关详细统计数字，参见麦克法兰著《野蛮战争》，第145页。相关图表，可见作者的网站。

[12] Drummond，J.C. and Wilbraham，Anne，The Englishman’s Food，a History of Five Centuries of English Diet（revised edn，1969），203.

[13] Earle，Peter，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1989），281.

[14] Davis，Dorothy，A History of Shopping（1966），210.

[15] Kames，Sketches，Ⅲ，83.

[16] Drummond，J.C. and Wilbraham，Anne，The Englishman’s Food，a History of Five Centuries of English Diet（revised edn，1969），203.

[17] Quoted in Marshall，English People，172.

[18]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Ⅰ，47.

[19] Rochefoucauld，François de la，A Frenchman in England 1784，ed.Jean Marchand（1933），23，26.

[20] Drummond，J.C. and Wilbraham，Anne，The Englishman’s Food，a History of Five Centuries of English Diet（revised edn，1969），204.

[21] Wilson，Francesca M.（ed.），Strange Island：Britain through Foreign Eyes 1395-1940（1955），154.

[22] 关于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茶叶在荷兰的广泛饮用，参见乌克斯著《茶叶全书》，第2部分，第32章，第421页。

[23] 关于热饮料、英国中产阶级的相对富裕程度在这方面的重要影响，参见布耐特（Burnett）著《清澈的享受》（Liquid Pleasures），第186页。

第二部分 奴役

5 着迷

霍尼曼茶叶公司（Horniman’s Tea）的广告，1880～1899年

他乘一辆巴士前往西区。到了那里，只见彩灯喷泉光怪陆离，绿色和深红色的霓虹灯强光闪烁，似乎在有节奏地敲击着蓝色天空。他看到了他要去的那家咖啡馆，但那其实是一家茶馆，不过它早已离经叛道，成了花天酒地的纵情享受之所，这座白色的宫殿被上万盏灯照亮。和周围那些老建筑相比，它仿佛一座巍峨的城堡。没错，它堪称新时代，或是新文明，或是新原始生活的前哨……特金斯（Turgis）大步走入这家宽敞气派的茶馆，他不仅仅是为了吃点东西，还是为了陌生的奢华带来的所有刺激。

——J.B.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天使人行道》（Angel Pavement）

和中国人、日本人一样，茶进入英国后不久人们就对它着了迷。英国逐渐形成了两个尽情享受饮茶乐趣的地方。其中一个是公共场所——茶店或公园。最初，咖啡店在提供咖啡和其他饮料的同时也提供茶，尤其是在1660～1720年咖啡店生意红火期间。这些咖啡店和茶馆对英国的经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很多著名的国际机构在这里诞生，其中包括劳埃德保险公司（Lloyd’s insurance）和英格兰银行。它们还是很多政治俱乐部的中心，为议会民主制的崛起贡献甚大；在这里也孕育了基督教传教运动的种子——的确，在18世纪初，一个特制的茶壶还被当作纪念公司成立的礼物送给折中者协会（Eclectic Society）。最初酝酿成立该协会的几次会议就是在城堡与猎鹰小酒馆（Castle and Falcon Tavern）喝茶时进行的。与会者的深入讨论催生了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另外，这种咖啡馆和茶馆慢慢发展成为作家、科学家切磋交流的地方，最终成为创意传播的中心。

在1820年之后，咖啡店的重要性开始下降，而茶的销售虽然没有下降，但转移到了新的场所：从最初热切引入茶水业务的咖啡店和小酒馆转移到了位于沃克斯豪尔（Vauxhall）、拉尼拉格（Ranelagh）、马里波恩（Marylebone）、库珀斯（Cuper’s）、白色喷泉之家（White Conduit House）、伯蒙德西水疗中心（Bermondsey Spa）的休闲公园里（pleasure gardens）。在这些公园里，伦敦人可以散步，观赏有趣的展品，如新发明的固定式蒸汽机、雕塑，还可以喝茶；当然，喝茶是最重要的。公园里有小树林、步行道、凉亭、新奇的东西（surprises）、饮茶区，并往往占地数英亩——将乡村高雅的贵族园林搬到了市区。上层人士和中产阶层也聚集在这里“喝茶”、聊天、交流信息、听音乐。尤其是，在这些公园里，太太和孩子们与成年男性一样受到欢迎。

咖啡店曾是成年男性的天地，即使是在今天，在很多伊斯兰国家和天主教国家里，情况依然如此。也许是因为成本高和刺激作用强，人们往往将咖啡和男性联系起来。在英国，咖啡往往被视为有钱人享用的奢侈饮品。然而，茶很快被人们看作“温和”饮料，其温和的效果，再加上便宜，所以很适合女士和孩子。大家可能知道，最初只有阿拉伯国家（咖啡树最早种植于此）的男人喝咖啡，而中国和日本的男女老幼都在喝茶。因此，英国人可以和家人一整天待在茶园里，互相炫耀和攀比各自幸福的家庭生活，或者去茶馆里的派对上招摇一番。

同时，休闲公园也成为吸引18世纪早期很多文学、音乐和艺术巨匠的磁石，例如蒲柏（Pope）和亨德尔（Handel）就经常在那里见面并交换看法。这些公园成为某种意义的大学园（garden universities）。人们的快乐不仅来自饮茶，还来自建筑和景观，因此这些茶园推动了英国园艺的大发展，最终在18世纪催生了“能人”布朗（“Capability” Brown）和他“崇尚自然”的景观园艺。同时能够理解的是，茶，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舶来品，有助于引导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东方物什”的狂热追捧。用中国瓷器来饮用中国饮品很自然会与仰慕中国的东西（如新设计、发胶、丝绸、中国园林）联系起来。

一个较早的例子可以说明女人一旦执着起来力量有多么大。1717年，托马斯·川宁（Thomas Twining）将他的咖啡店名字从“汤姆的咖啡屋”（Tom’s Coffee House）改为“金色里昂”（The Golden Lyon）。这是伦敦的第一家茶店，其从1706年就开始卖茶叶。这家店目前仍在伦敦斯特兰德（Strand）大街经销茶叶。[1]不同于咖啡店，茶店的顾客既有男人也有女人：“贵妇、淑女纷纷光顾川宁的茶店……”这家雅致的、定位于中产阶级的茶店在19世纪后期得以迅速发展，以与里昂斯街角茶馆（Lyons Corner Houses）关系密切而闻名。[2]这些茶店同样为家人共聚、朋友见面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地方。正派的中产家庭，不管他们前往伦敦还是到刚通列车不久的地方旅游，或者去海边度假，都不会去当地提供白酒的酒馆，或去小旅馆的酒吧，也不会光顾伦敦各种各样的男性俱乐部，但他们会去茶店。

茶店和休闲公园都非常契合英国中产阶级以家庭为中心的伴侣式婚姻[3]。它也可以让父母与孩子在一起休息和娱乐。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很多信仰天主教的地方，女性一般待在家里，男性则前往咖啡店或酒吧之类的公共场所。在英国，喝茶可以让男性和女性、成年人和孩子，一起出现在公共场所。

喝茶行为也在半私人层次上广为传播。在接触茶之前，如果中产家庭，尤其是该家庭中的女性，想在家里这种私人空间中招待其他家庭或个别朋友的话，能够提供的饮品只有酒精饮料。现在，终于有了一种温和的、可以沏泡饮用的饮品，而且可以用高雅的礼仪端给对方。这种招待过程给主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良好教养、举止、礼节的机会。奉茶的习俗起源于王室，并且受王室支持，这是因为17世纪末时布拉甘萨（Braganza）家族的凯瑟琳公主，也就是查理二世的妻子，首先在宫廷里推广茶，说茶是一种很有用的温和饮品。最开始时，茶是与贵族、绅士阶层联系在一起的。奉茶礼仪方面的一个重要革新者是第七世贝德福德公爵（Seventh Duke of Bedford，1788～1861年）的妻子安娜，她呼吁人们在下午三点左右为客人提供茶和点心，她说她每到那个时候就感觉“心神不宁”。自此，最初起源于上层社会的饮茶习惯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实际上，穷人过于热衷中产阶层饮料及相关的礼仪往往饱受诟病，因为他们的模仿拙劣而夸张。

在一个社会阶层界限分明但各阶层之间流动性尚可的社会里，语言、动作和外在的细微之处都可以被人用来判断一个人所属的社会阶层。在这种情况下，饮茶就成为判断应该将一个人吸纳或排斥出一个小圈子的重要办法。茶具和家具的形状和风格，茶的味道（越苦说明社会层次越高，类似雪莉酒），包括端起茶杯时用的是哪几根手指在内的一切细节，都会透露出一个人来自哪个社会阶层。

后来，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军官们用陶瓷杯子喝茶，而普通士兵用大金属缸子喝放在大桶里的又浓又甜的茶。[4]但是，很多时候，这里面的区别要细微得多。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让他们觉得你具有良好的背景是一门需要在老师指导下有意识地、系统地学习的艺术，有点像学习演奏乐器、插花、言谈礼貌以及其他女性才艺。掌握日本饮茶仪式需要学习好几年，英国的饮茶不需要花那么长时间，但它也是一门有规律可循的艺术，并且需要大量练习。

“下午茶派对”发展出很多和日本饮茶仪式相似的小的仪式性形式。饮茶要在专门的屋子里进行，要使用一些专用茶具：茶杯、茶盘、茶叶罐、茶壶、茶几、椅子。人们喝茶的方式的社交重要性催生了大量介绍冲泡茶和奉茶的文字。作者们详细阐述了应该怎样邀请他人喝茶，桌上应该摆放什么用具，怎样问一个人是否要喝茶以及是否需要续茶。尤其重要的是，怎样和不同社会地位的客人交谈，怎样称呼有爵位的人、主教、法官，以及招待多个客人时孰先孰后。另外，还需要知道怎样搭配其他食品和应该搭配哪些食品，怎样向女主人致谢，怎样向主人告辞。

特鲁布里奇夫人（Lady Troubridge）在她所著的两卷本《礼仪之书》（Book of Etiquette，1926）中用一章的篇幅介绍饮茶和下午茶派对时应该注意的礼节：“客人们可能围桌而坐，或者女主人可能在众人的椅子旁边放一个小茶几或凳子，用以放置茶杯和小茶盘……有时候需要提供小块茶布，但一般来说没有必要。如果有果酱的话，则需要提供切点心用的茶刀（银质或镀银的小刀）。”[5]

后来，贝蒂·梅辛杰（Betty Messenger）著的《礼仪完全指南》（Complete Guide to Etiquette，1966）介绍了这种场合各个方面的礼仪，包括在给客人上茶的这个重要时刻应该说什么。“问对方是否需要茶时，应该这么说：‘布兰德夫人，需要再来一杯茶吗？’在给对方递三明治时，一定要说清楚里面夹的是什么，因为布莱德夫人可能对蟹酱过敏，但又不好意思问端着一盘子三明治的女主人。”[6]这些细节看上去无关紧要，但整个社交系统依靠的就是这些细微迹象。萨拉·麦克莱恩（Sarah Maclean）在《礼仪和好礼节》（Etiquette and Good Manners）里解释道：“虽然目前的茶派对不属于正式活动，但也要注意礼节方面的三个细节。举杯喝茶的时候翘兰花指是‘不得体’的，因为那种矫揉造作会让人觉得可笑，是在‘装文雅’。主人越属于‘上流社会’，牛奶越可能在最后加。‘怎么都行’是另一个透露说话者阶层的细节。当女主人问你想喝什么样的茶时，你应该说‘淡一点’、‘浓一点’或‘请稍加一点牛奶’。”[7]

这样做的目的是营造某种气氛。“房间里应该有一种雅致的氛围，登门的客人应是主人认真挑选的。茶应该是能够用来表达感情或经济上所能支付得起的最好货品。女主人应该怎样，没有成规，她只需举止自然就够了。”[8]

在日本饮茶礼仪中，这类礼节性行为的大部分起到了类似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矜持、社会等级界限分明的民族，他们使用的物品、细微的礼貌行为、尊敬和喜好的符号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可以传递出很多信息。茶派对传递出一种和睦，甚至是亲切的氛围，但是在和睦与亲切的同时，席间的闲聊和批评也会刻意让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界限。这一点可以从简·奥斯汀、特罗洛普（Trollope）、狄更斯作品的大量情节中体现出来。

闲聊的内容会因为茶的种类不一样而各不相同。托马斯·德·威特·塔尔梅奇（1879）写道：

席间谈话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主人招待大家所用的茶。如果是正宗的熙春嫩茶（Young Hyson）……人们的谈话就会活泼、热烈、快乐；如果是……珠茶[9]，人们的谈话就会有“火药味儿”，肯定会有某个人被批驳得声誉扫地。如果是绿茶…… 人们的谈话会产生一种毒性，破坏大家的道德标准。[10]

就这样，喝茶在18世纪成为英国举国上下乐此不疲的事情，使得出于社会层次或生活方式的原因而拥有大把闲暇时间的数以百万计的女性有事可做。和日本一样，在一起喝茶成为表示友谊、好客的事情，成为通过外物和行为建立一种亲近感的机会，成为通过消费进行交流的机会。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女性可以借邀请其他女伴来家或外出喝茶，来打发一个人在家的寂寞时光。

这些社交聚会大多是为了炫耀、闲聊、叙旧。它可以为女性提供一个“反制”其丈夫外出喝酒的办法。在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创作的戏剧《双面人》（The Double Dealer，1694）中，有人问女人们去哪里了，对方说：“按照古老的传统，她们此刻应该在柱廊尽头的僻静处，一边喝茶一边咬舌根呢。”这些聚会还能给女性提供一个她们能够说了算的空间。在《奥德利夫人的秘密》（Lady Audley’s Secret，1862）中，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Mary Elizabeth Braddon）写道：“漂亮的女人肯定在泡茶时最漂亮。（这是）……最有女人味，最顾家的职业……搬走茶几等于剥夺了上天赋予她的合法地位。”[11]

社交聚会还为女性进行协调行动提供了舞台。不难想见的是，19世纪英国的众多杰出女性中，很多人［如据说作家兼社会学家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也酷爱喝茶］的很多重大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大家在一起喝茶。这些女性在拓展民主广度、筹建社会机构和慈善机构、组织专项帮扶工作、开展文学活动，以及创建包括女性协会（Women’s Institute）、女童子军在内的很多著名组织等方面的重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她们当时和合作者一起喝茶分不开。

女性在个人领域的崛起也与喝茶密切相关。在茶派对上，她们是主人。她手握茶壶，就像操着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即使是最不讲理的男人，对她也要敬让三分。另外，茶还改变了同一年龄段人们之间的关系。亲子茶（nursery tea）指的是孩子的父母亲，尤其是母亲，与由保姆照顾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的时间。类似地，每逢生日茶派对或共同享用圣诞蛋糕的圣诞茶宴会之类的时机，男女老幼几代人就会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日常生活受茶影响的不仅仅是上层和中产阶层，因为饮茶已经扩展到全体国民，由此形成了另一个重要惯例。这个惯例，即工人的茶歇时间，对现代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发挥了显著的影响。“茶歇时间”的出现增加了人们对生活的忍耐力，让干活的工人能够有所企盼，并最终成为在工厂、小作坊、办公室或矿井长时间从事繁重或枯燥工作的人们最重要的社交时间。有咖啡因和糖提神，有茶水来放松神经和恢复精力，再加上好友之间插科打诨、互通信息，人们就能够继续高强度地工作，以及从事那些超越了人体耐力极限的活计。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劳作，晚饭时“一杯清香的茶”可以让满身油污、精疲力竭的人缓解极度疲惫的四肢，同时避免了喝酒带来的经济负担和健康损害。

无怪乎茶后来成为19世纪反对酗酒的禁酒运动的重要符号和有力武器。茶是价格低廉的，可以用来提神，而且又便宜，是让人振作情绪的最安全的饮品之一。禁酒运动者通过举办茶派对来筹集资金，招募成员。18世纪中期的杜松子酒热在很大程度上止步于杜松子酒价格的上升和随后茶作为穷人替代饮品的流行。这一时期，茶、道德和禁酒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12]

是否可以推测喝茶对国民性格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英国人是否因喝茶而从一个一度具有侵略性、好斗、喜欢吃红肉喝啤酒的民族变得温文尔雅起来？根据日本、中国这两个爱喝茶的文明国家里的一些文字记录，在这方面，国民饮品的改变确实会发挥作用。

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人卫三畏认为，茶“对东方人的影响不可小觑”。

中国人居家的、平静的生活和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经常大量喝这种饮品，因为小口啜饮这种冲泡式饮品能够让他们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并可以在茶桌旁一坐大半天。如果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啜饮威士忌，即使是度数很低的威士忌，那么痛苦、贫困、争吵和疾病就会取代节俭、安静和勤劳。相较于其他任何原因，饮茶对于他们节制生活起到的作用要大得多……如果有人在走过北京、广州或大阪的街头时，看到这些城市的茶馆和茶屋里性格随和、兴高采烈的三五成群的劳工和闲汉，进而怀疑茶作为人们需求和欲望的调和剂与安慰剂的价值，那这肯定会被当作是这个人自己的生活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证据。[13]

17世纪末约翰·奥文顿爵士（Sir John Ovington）在他关于茶叶的作品中也这么认为：“一直在世界上最为谦恭有礼的民族中长大的陌生人在哪里受到的接待，能比自诩彬彬有礼的中国人更让他放心？”[14]同样，约翰·萨姆纳（John Sumner）曾经在1863年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怀疑饮茶对于形成和善、温顺的性格——使中国人平静、守规矩，即使面对政治革命时也是如此——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

后来，G.G.西格蒙德（G.G.Sigmond）博士在《茶：药用影响和道德影响》（Tea：Its Effects，Medicinal and Moral，1839）一书中讨论有关戒酒协会的内容时，对茶赞誉有加。

在大多数情况下，茶取代了发酵饮料和酒精饮料后，改善了多数人的健康和道德水平。人们的语气、体力和精力都得到了改善，耐力也大为增加。人们更善于捕捉和享受生活中简单而纯真的快乐，迅速吸收信息。喝茶能够让全社会更为理性、谨慎和节俭……男性变得更为健康、快乐，更为上进，戒除了卑鄙下作的行为，代之以诚实守信的行为。那些被社会抛弃、遭遇不幸、沉沦的人从此重拾生活信心，这对社会来说不啻是一个福音。[15]

1883年，作家W.戈登·斯特布尔斯（W.Gordon Stables）在他论述茶的文章中引用道格拉斯·威廉·杰罗尔德（Douglas William Jerrold）的话写道：“实际上，关于茶对这个国家的民众的社会影响，好处几乎说不完。它教化了粗野暴躁的家庭；让酗酒者不至于发生不测；对于许多可能面临极为凄凉境遇的母亲来说，茶则给她们提供了继续活下去的乐观平和的心态。”[16]

因此，饮茶会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女性的地位、艺术和审美的本质，甚至整个国民的气质。和日本、中国一样，饮茶习惯的传播改变了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这几个文明国家因为文化历史的不同而具体情况迥异。“茶是讲究礼仪的人们的所爱之物。和密集的季风雨一样，它既可以让人心平气和，也能让人兴奋激动；能让人们口若悬河，也能让人放松小憩……”帕斯卡尔·布吕克内（Pascal Bruckner）这样写道，“观念和传统慢慢地在冒着热气的透明液体中得到净化”。正如法国评论家纪尧姆·雷纳尔（Guillaume Raynal）在1715年所说的，茶改变了整个社会说话的语调，因为尽管这场新出现的喝茶热中存在一些不方便之处，他指出，但“没有人能否认，相较于最为严苛的法律、最为雄辩的牧师演说、最有力的道德说教，茶对整个国家的理性贡献更大”。[17]

一个人喝茶的方式，通过一些细小的动作和标志，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阶层的不同，而且也能掩盖一些“隐藏的阶级伤害”。正如讨论天气会让各阶层的英国人团结一致，据说喝茶也能达到这个效果。J.M.斯科特（J.M.Scott）在《茶的故事》（The Tea Story）一书中写道：“实质上，茶是不分阶层、每个家庭都可以喝的东西。喝茶是一种好客的表现，有钱人可以请穷人喝茶，穷人也可以请有钱人喝茶，这一点上双方是平等的，任何一方都不必感到尴尬”。[18]

茶对中国和日本的陶瓷业的深远影响得到了广泛认可，喝茶对这些文明社会的陶器质量和数量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饮茶对欧洲制陶业的影响几乎和它对中日两国的影响一样具有戏剧性。

如果我们只分析英国，而不考虑18世纪中期的德国在制瓷过程中的重大发现的话，我们仍然会看到饮茶产生的巨大影响。其中一部分影响是由英国商船从中国贩运茶叶时顺便带回来的瓷器引起的。因为茶分量很轻，大船需要一些重的东西来压舱，于是人们就把一些中国陶瓷制品装箱后搬上船。这些陶瓷制品一方面分量较重，另一方面到了欧洲后还有销售价值。带到英国的陶瓷制品数量惊人。据亨利·霍布豪斯（Henry Hobhouse）在他著的《变革的种子》（Seeds of Change）一书中估计，在18世纪上半叶，可能平均每年有超过500万件瓷器从中国出口到欧洲。他推测，在1684～1791年，欧洲大约进口了2.15亿件中国瓷器。[19]其结果是，在18世纪之前和之后，英国人再也没有用那么好的瓷器喝茶。

饮茶的第二个影响是直接针对英国陶瓷生产的。饮茶风气催生了巨大的对陶瓷制品的消费需求。饮茶最好用陶瓷器具。土耳其人用玻璃杯子，也有人用镀锡铁皮杯子，但大体说来，用黄铜、白镴、玻璃和其他材料做的容器不大适合盛放这种热饮品。随着人们喝茶热情的高涨，喝茶的器具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给简单雅致的中国和日本茶杯增加了新的特征。中国人、日本人用没有手柄的茶碗喝茶；而英国人之前已经习惯于使用带有手柄的玻璃杯和其他容器，于是他们将这些容器做一些改进来盛装滚烫的饮品。中国人传统上用大碗来泡茶。将热水倒入茶碗后，在上面放一个盖子，类似茶碟，不过是盖在茶碗上面。盖碗里的茶泡好之后，倒入茶杯中，人们端起茶怀喝茶。英国人改装了中国的茶壶，让茶水可以从壶嘴里倒出来。由于英国人要给茶里添加糖和牛奶，这就需要给所有客人提供勺子，而给客人端茶时也要提供茶碟，以方便客人放勺子。放糖的碗和装牛奶的壶要放在茶壶旁，这就给银匠和陶瓷匠创造了显露身手的广阔天地。同时，饮茶也成为一个通过礼节来炫耀财富、展示品位、提升自己身份的途径。

另外，盛放茶叶的容器即茶叶罐也需要制作，还有暂放茶水的小桌子，盛放喝茶时吃的饼干和小圆饼的小盘子，以及营造温馨或雅致氛围用的椅子、屏风和壁炉。因此，工匠的技术，加上杂货商、品茶师、拍卖人等职业从业人数的不断增加，催生了英国社会进入18世纪后第一个三十年的茶叶消费繁荣。

茶叶成为18世纪英格兰地区最重要的工业化制造行业之一——陶瓷制造——的支柱。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在这一时期，他成立了一个陶瓷制造厂，核心业务是制作款式和颜色都精致美观的茶具，然后以适中的价格面向中产阶层销售。此前，从1672年开始，陶瓷茶具的发展就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包括人们开始试验新的款式、材料和图案。普尔（Poole）、伍斯特（Worcester）、斯波德（Spode）、切尔西（Chelsea）等地的陶瓷公司向人们证明了制作茶具可以与赚大钱结合在一起。这时候也出现了很多技术上的进步，先前完全属于手工制品的陶瓷制品开始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产量大大增加。英格兰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行业。最后，这让陶瓷制品的进口成为多余，而且将价格压低到一个可怜的水平。

随着喝茶成为一个最主要的社交活动，它改变了英国社会的节奏和用餐的本质。在上层和中层社会，早餐由先前是一个重头戏，要摄入肉和啤酒，改为早餐饮食变得清淡起来，只吃面包、蛋糕、果脯，以及喝热饮品，尤其是茶。[20]先前，在午餐和晚上睡觉之前的这段很长的时间里，只是被一个吃得较早的晚餐所填充；而现在，可以把晚餐或“正餐”安排到晚上七八点，因为如果在下午四五点钟喝茶的话，两餐之间可以用茶点过渡；喝茶时，还配有面包、小蛋糕和饼干，等于是一小顿饭。

对社会中上层人群来说，这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对工人阶层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不难想象，一个体力劳动者，五六点钟从（比如说）矿上或工厂下班后已是精疲力竭，想的是马上吃饭然后休息一下。因此，在一些地方，尤其是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南部的工厂和矿区，出现了一种以主要成分为名字的一餐——“茶点”或“傍晚茶”。一大杯茶，加上面包、少量蔬菜、乳酪，偶尔还有肉，可以将精疲力竭的工人们从摇摇欲倒的状态下拉回来，使其能够恢复体力，面对第二天的工作。所以，茶对中产阶层来说是一个社交的必需品，而对18世纪和整个19世纪很多工人家庭来说则是救星——这些家庭要用他们饮食支出的一半来买这种东西，尽管它已很便宜。这不是很多人认为的他们生性节俭或愚蠢，而是痛苦的亲身体验告诉他们，只有茶能帮助他们忍受生活的艰辛。

大英帝国的某些地区之所以对茶情有独钟，其中一个影响因素是茶和工人阶层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很多年来，亚洲之外最爱饮茶的国家不是英国，而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中有很多是英国的劳工移民，他们把对茶的依赖也带到了澳大利亚。

很多人对发生在1650年后约一百年内的一个现象——消费革命——特别感兴趣。这个现象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也加快了工业革命的速度。如果便宜的消费品（尤其是服装和陶瓷制品）没有市场，那么就没有人去研究大量生产这些产品的新方法。东西必须要卖出去，且要想将东西卖出去，就必须培养品位和鉴赏力，最重要的是必须培养消费者的欲望。因此，伴随着工业产量的增加，消费行为的规模迅速扩大。

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组织方面和通信方面的变革。基于数百年丰富的零售经验和销售技巧，人们改进和发明了一系列策略，包括广告、存储、包装和分销策略。茶扮演了很多角色，其中的一个角色是充当尝试建立新型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媒介。如此一来，茶应该成为消费革命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17世纪的英国人不需要发明新方法或改进原有方法来帮助他们了解和鉴别，甚至不需要知道怎样购买和消费啤酒、面包和毛料服装，因为当时他们对这些商品再熟悉不过。但是，让人们掏钱去买来自异国他乡、先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种树叶——放在热水中冲泡饮用的，颜色像土一样黑的奇怪玩意儿——或是咖啡、烟草等其他东西——则需要费一番力气。

首先必须打广告，介绍这是什么产品，为什么人们应该喜欢和购买它。据说，“伦敦报纸上第一个产品广告”［1658年时的《政治快报》（Mercurius Politicus）］就是茶广告。[21]从那时起，茶叶广告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电视以及后来的互联网不停地介绍茶，绞尽脑汁劝诱人们掏钱买茶喝。东印度公司的资金和实力，以及数量众多的大企业也在这中间推波助澜。

接下来还有零售问题。在18世纪初期，杂货店（现在称为“茶叶杂货店”，以区别于经营多种杂货的普通杂货店）开始采用新办法来卖茶。它们建立专卖店，出售事先装在漂亮盒子或袋子里的茶，而不是当着顾客的面称取、出售散茶。茶叶销售成为很多大型零售企业发展的基石，如18世纪早期的立顿（Lipton）。一个半世纪之后，另一个零售巨人特易购（Tesco，也叫乐购）也通过销售茶叶脱颖而出。

茶必须和那些历史悠久的商品一样，为自己寻找进入千家万户的渠道——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农耕出现后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时代。正如当人类第一次从农业转向工业，从乡间文明转向城市文明时，茶成为全世界青睐的饮品一样。因此，茶能够成为引领其他众多商品发展趋势和潮流的先锋。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英国民众转向了一种新型的基本饮品。这种饮品在1650年的英国还鲜为人知，但在一百年之后已被人们广泛饮用。这一转变是英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消费革命之一。

和中国、日本一样，茶让英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世纪中叶时，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这样写道：“就对一个民族的行为习惯产生巨大革命性影响来说，没有任何一种事物能像茶叶那样在过去一百年里对英国人的影响那么大。”[22]伴随这一转型的是，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人类学家文思理（Sidney Mintz）[23]描述道：“英国工人喝下第一杯加糖热茶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它预示了整个社会的重大变革，这是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彻底重塑。”[24]茶改变了一切。

[1] 相关描述，参见2002年6月26日《卫报》（G2杂志）中法兰·阿布拉斯（Fran Abrams）文章《关于茶叶包的传说》（The Tale of A Teabag）。

[2]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Ⅰ，46；the story of Lyons tea houses is in Ukers，Ⅱ，414.

[3] 夫妻双方同意不要孩子，一方不负责对方的经济支持。

[4] Burgess，Anthony（preface），The Book of Tea（Flammarion，no date，by Various Authors），10.

[5] Troubridge，Lady，The Book of Etiquette，2 volumes（1926），Ⅱ，2.

[6] Messenger，Betty，The Complete Guide to Etiquette（1966），66.

[7] Maclean，Sarah，Etiquette and Good Manners（1962），66.

[8] Stables，W.Gordon，Tea：the Drink of Pleasure and Health（1883），77.

[9] 珠茶（Gunpowder），外形像炮弹。

[10] Talmage，Thomas de Witt，Around the Tea-Table（1879），10.

[11] Kowaleski-Wallace，Elizabeth，Consuming Subjects：Women，Shopping and Busines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New York，1997），19.

[12] Burnett，John，Liquid Pleasures：A Social History of Drinks in Modern Britain（1999），49-50，63.

[13] Williams，S.Wells，The Middle Kingdom，2 volumes（1883），Ⅱ，54.

[14] Ovington，J.，An Essay upon the Nature and Qualities of Tea（R.Roberts，1699），dedication.

[15] Sigmond，G.G.，Tea：Its Effects，Medicinal and Moral（1839），135.

[16] Stables，W.Gordon，Tea：the Drink of Pleasure and Health（1883），111.

[17] Raynal，quoted in Ukers，Tea，Ⅰ，46.

[18] Scott，J.M.，The Tea Story（1964），195.

[19] Hobhouse，Henry，Seeds of Change：Six plants that transformed mankind（1987，1999），136，138-139.

[20] Burnett，John，Liquid Pleasures：A Social History of Drinks in Modern Britain（1999），51.

[21] The advertisement is reprinted in Ukers，Tea，Ⅰ，42.

[22] Davis，John Francis，The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1840），375.

[23] 也译作西敏司。

[24] Mintz，Sidney W.，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1985），214.

6 取代中国

背运茶砖的背夫，约1900年

英国对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英国人口增长很快，同时，移居英国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和自治领地的移民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人均喝茶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西方，尤其是英国对来自中国的茶一直很满意，但到18世纪后期，情况出现了变化。东印度公司对寻找这种商品的替代货源并不积极，因为它垄断了对华贸易，不想让自己在茶叶贸易中的利益受到威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1711～1810年，英国政府从茶叶贸易中获得的税收高达7700万英镑，从中可以一窥当时茶叶贸易的数额。虽然东印度公司的态度不积极，但是一些经销商和企业家越来越认为，中国不应该独占这种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而且利润一年比一年高的商品的所有好处。

欧洲人看不惯东方国家从本国产品中获利太多，他们决心找到并控制糖、鸦片、橡胶、咖啡、可可，以及其他必要的植物产品的生产。他们在英国建立了邱园（Kew Gardens），并在其他地方建立了规模较小的分园，“收集人”将他们弄到的植物样本送到那里。只要英国人一占据了那些植物生长的地方，他们就声称这些植物是他们的。1778年就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派出植物猎人到世界各地寻找植物样本；很多“探险家”也承担着同样的使命。

早在1778年，东印度公司就向班克斯请教有关茶的建议。他告诉他们，茶树最适宜生长在纬度26°～30°的地区，并说也许可以在印度的比哈尔邦（Bihar）、朗布尔（Rungpor）和库奇比哈尔（Cooch Behar）种植茶树；绿茶（当时以为是另一种茶）很适宜生长在山里；只需“适当的劝诱”立马可以让不丹人替他们种茶树。他还指出，经常有中国人以船员的身份来英国。“我们因此可以断定，其中的河南人可能会在优厚条件的诱惑下，效仿他们”，把茶树和工具带到加尔各答的植物园，并教那里的人怎样种茶树。他认定，茶对英国来说“具有国家层次上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中国比其他东方国家更难打交道。这是一个强大、自信的国家，实力一般的敌人无法征服它。它也很“自负”，以为自己在国内事务方面无所不能。打击一下“中国人的高傲自大”虽然很有必要，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其他地方种植茶树的唯一办法是从中国带出一些茶树苗，将它们移植到欧洲殖民地中某些环境类似的地方，或者是距离欧洲远一些的气候条件适合的地方，如里约热内卢、圣赫勒拿岛。

最早将中国茶株带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是荷兰人。早在1728年，一些荷兰人就把茶株带到了好望角和锡兰。但是，直到1828年，他们才建立了像样的茶园，其位于离中国近得多的地方：爪哇。把茶株和种子带出广东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当时的中国官府悬赏任何涉嫌偷运这种植物的商人的头颅，重拳抓扣涉案船只。但是，爪哇的茶园最终还是发展了起来，因为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1878年将印度茶株引种到这里之后，爪哇的茶树种植才真正起飞。

当两名英国大使被派往中国之际，政府鼓励他们研究把茶带出中国的可能性。1792年，英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出使中国，班克斯陪同马嘎尔尼勋爵出访，并给加尔各答的植物园带回了一些茶种和茶株。1816年阿默斯特勋爵（Lord Amherst）寄送的茶株因在海运途中遇险而遗失。

绕过中国生产茶叶主要是因为经济上的压力，这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在英国加工棉花而不是依靠印度织布工人的想法。只要了解英国大约在1750～185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致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就能够了解英国人为什么对中国生产的茶叶越来越不满意了。这其中的实质是他们想要用机器来取代人力：前者不靠人力驱动，因此更为经济、高效、可靠；而后者费用高，速度慢，而且往往还不可靠。

工业化方法不只带来了工厂化产品生产的革命——这最初主要发轫于棉花产品——同时还带来了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开始于提升轮作次数，以及高效使用庄稼和化肥的方法。农场变成了生产作物的户外工厂。一切都是为了将工作效率最大化。人们往往将一项工作分成几个组成部分，最大限度地运用机器和非人工劳动力来降低成本。

因此，在这之前，英国人就已经看到，使用机器和集中耕作法可以让农业产量大大增加，无论是单位面积产量还是人均产量。通过开采大型煤矿补充畜力、风力和水力，英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随着英国茶消费量的增加，一大批企业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怎样将机械释放的强大动力、新的能源形式和新型的劳动力组织方式用于茶的生产？

越来越明显的是，如果依旧在传统的、一成不变的中国文明框架内种植和加工茶的话，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将无从谈起。

中国在茶树种植上的随意性可以从一张早年照片上反映出来。茶树生产各阶段使用的工具都是那种最简单的工具，从9世纪到19世纪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采茶也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做的事情。[1]

19世纪70年代，英国女旅行者康斯坦丝·戈登·库明（Constance Gordon Cumming）描述了采茶情景及巨大的劳动力消耗。

眼前在茶园做苦力的女孩数量之多，她们肩上竹扁担两头的分量之重，让我大为惊讶。每个女孩都挑着两大包茶，茶在绳子下面摇摇晃晃。每包茶的重量为一“担”，也就是至少60磅。挑着这么重的东西，这群活泼快乐的女孩要步行12英里或更远，一边走，一边闲聊、唱歌…… 茶园散布在山上，一小片一小片的茶树林整整齐齐。一些年轻女孩和成年女性在忙着采摘嫩绿的茶叶，将摘下来的茶叶放在一个竹条编成的大笸箩里。[2]

20世纪早期的博物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在有关高纬度地区茶树种植的文章中写道：“茶叶的栽培地点延伸到海拔4000英尺的地方，人们把茶树种植在山上的梯田里。种好之后就不再怎么打理了，野蛮生长的杂草将它们遮挡得只能长到3～6英尺高。”[3]

一旦将茶叶从树上摘下之后，其实际加工方法是非常消耗体力的。一份“早期”的手稿介绍了用于销售目的的茶叶的加工方法。

把茶叶摊在竹笸箩里，要摊五六英寸厚，放在通风条件良好的地方。雇一个人，当地称“青夫”（音），在旁边看着。茶叶从中午一直晾晒到下午6点钟，这时候，茶就会散发出香味。然后，将茶倒入一个大笸箩，两只手抓住笸箩两端用力上下颠簸摇晃三四百下——这叫作摇青。这道工序是让茶叶边缘发红，叶片上出现红点。接下来，把茶叶放在锅里焙烤，之后再倒入笸箩里揉捻。揉捻时将双手插在茶叶里，顺着圆周方向揉捻三四百圈。接下来，再次将茶叶倒入锅里，再焙烤和揉捻三次。如果工人技术好的话，茶叶就会紧密、均匀地卷曲起来；如果工人技术差的话，叶子的卷曲就松散、敞开，甚至是平展的，外观很不好看。然后，将茶叶放在“焙炉”[4]上，用旺火焙烤，焙烤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茶叶，直到将近八成干。接下来将茶叶平铺到平笸箩里晾到上午5点钟，这时候就可以把黄片和茶梗拣出去。上午8点钟，在焙炉上用文火再焙烤一次。中午，再翻动一次，之后静置到下午3点钟然后装进茶箱里。[5]

这套方法也许被沿用了一千年之久，将近19世纪末的时候，略微有一点改变。[6]康斯坦丝·戈登·库明这样描述改变后的方法：

把叶子摊在席子上，放在太阳下晒到差不多半干。此后，收到巨大的扁平圆笸箩里，苦力站进去踩，用他们的光脚当揉捻器，揉捻笸箩里的茶叶，直到每片叶子都卷曲起来……接下来，将整个过程重来一遍：将叶子放在太阳下再晒一遍，再让苦力用脚将茶叶揉捻一次，然后再用手精心地揉捻一次。然后再将茶叶放到太阳下晒一次，直到其完全干透、看不到绿色的痕迹为止。接下来，将茶装在袋子里，送往大茶叶行，在那里被商人加上自己的监制标识。在这道工序里，要给筛选出来的没有掺夹杂物的茶叶表面加上一层靛青和滑石粉……一些茶农自己家里就有木炭炉子，可以少量地烤制茶叶——但这种情况很少。[7]

虽然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但数百年来，茶叶的生产一直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在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化方面没有任何进展。19世纪后期，阿萨姆邦的茶行业对这些工序进行了机械化，在这一压力下，中国的一些地区也尝试用机器代替人力，但由于各种原因先后都失败了。[8]

在英国人看来，茶叶加工的整个过程效率太低了。他们已经运用资本运作方式，将小农场整合为大农场，实现了英国的农业革命。他们认为，受中国人青睐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或以小片田地为单位的耕作方式，产量低得可怜；还认为中国应该开发大面积的种植区，也就是大农场或大种植园，好实现规模效应和真正的“科学”种植。英国人的这些想法一直没有在中国实现。很明显，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那就必须将茶树迁移到能让它们快速生长的地方，就应该像对待英国东安格鲁地区的小麦或玉米那样——几个工人加上高效的机械设备和面粉加工厂就可以实现惊人的人均产量——对待茶树，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在英国，使用水路和各种车辆就可以将运输成本降到最低。但在中国，要将茶叶从产茶区运输到海边困难重重，这导致茶叶的运输成本很高。这里，我们不妨引用塞缪尔·鲍尔（Samuel Ball）在19世纪40年代时所做的比较详细的描述，因为这些文字很快会将想象中茶乡人们加工茶叶是如何轻松惬意这一怀旧想法一扫而光。

红茶运往广州的路线往往要经过江西省。首先沿福建闽江顺流而下运到一个名叫铅山（Tsong-gan-hien）的小镇，再由搬运工肩挑背扛步行八小时，穿越山区运到福州，以及通过江西境内的多条河流运抵南昌府和赣州府，一路上经过多次转船后到达江西与广东（Quon-tong）交界的大梅岭（Ta-moey-ling）山口。在山口前，茶被交给另一批搬运工——这次的路程为一天——然后由大船运到广州，从武夷（茶）农村到广州的整个运输时间大约为六个星期或两个月。[9]

就这样，茶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由于高利贷而不得不从事此种工作的汗流浃背的劳工的背负下，穿越那种地形相当复杂的地区。虽然有时候需要用竹篙撑船顺流而下，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体力，因为虽然顺流而下时人比较轻松，但下一次船还是必须被拉到上游去。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在三页长的篇幅里，用不同寻常的笔触描述了19世纪后期这项工作是如何艰难困苦。

为了一点点可怜的食物和工钱，“这些人做的是我在所有国家见过的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周而复始，从黎明到日落”。

他们吃力地向前，倾着身子匍行于河岸边带棱角的巨石上，拉着纤绳背着山上光滑的巨石缓缓滑下，搭人墙爬过陡峭的岩石坡，时而用手指和脚趾紧紧抠住地面的石头，时而双手和膝盖着地奋力前行，时而顺着斜坡攀爬悬崖峭壁，爬峭壁时他们只靠脚上的草鞋抓地，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山崖，坠入下面泛着白沫的激流……这些可怜的人，他们不顾各种艰难险阻拖拽着我们要喝的东西沿长江逆流而上；他们很多人身上系着一根粗重的长绳子，用它来拖拽江中很重的平底船；他们要与翻着大浪、卷着漩涡的巨大水流抗争；他们要经常忍受来自大船的猛烈晃动，大船不时地突然停住，要在激流中纠缠好几分钟；他们身上的纤绳经常突然崩断，让他们的脸部和赤裸的身体猛地摔向脚下棱角突出的石头；他们不停地进出河水中；他们每天随时都可能惨死途中：这一切的报酬基本上只够他们糊口！[10]

这个路途上的地形实在难行，甚至连野兽也难以逾越。在这些路线的其他很多路段，搬运工必须将沉重的茶叶背在身上。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描述了他们怎样背着平均超过150公斤（两倍于他们的体重）的东西徒步前行。这条路线的一部分，不到140英里的距离，他们要背着重物走大约20天。“身上背着沉重的东西，他们不得不每前行大约100码就要歇一歇。如果把背上的东西放在地上，一个人根本拿不起来，所以，他们每人携带一根短支杖，每到休息的时候，就用这根短支杖来支撑身上的货物，而不必松开肩上的背带。”这种长达20天、极大消耗体力的背扛劳动的报酬相当于英国货币的1先令，并且“其中还包括一路上所有的饮食和住宿费用”。[11]从有关这些扛运工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往返贸易码头以及同样艰辛的入藏之路上的那些消瘦疲惫的身躯和他们身上沉重的货物。一路上中间人多如牛毛，他们协调这些搬运工，允许其穿过他们的地盘，但要向其征收通行费、税金以及保护费，这些费用都要算到茶叶的成本里。

这个体系的好处是数百万个家庭生产出来的茶好似涓涓细流最后汇集成茶的大河，流向交易码头。不管是就劳动力还是就土地来说，茶的生产成本都是比较低的。对于农户和运茶路上的中间人来说，这是补充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在英国人看来，其中的不利因素是无法对茶叶生产进行集中控制，无法系统地提升和监督茶叶质量，无法运用系统的知识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来种植和保护茶不受各种虫害的侵袭。

最后，英国人对中国批发商在码头处再加价，赚取一笔厚利的做法忍无可忍。塞缪尔·鲍尔在19世纪中期这样写道：“这笔计入外国人茶叶采购成本的大额费用是中国茶行的利润。”[12]他用当时的中国货币，计算了这个过程中每个阶段的平均成本。

这些是英国人想要压缩的费用，且随着其他方面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任务的迫切性与日俱增。

虽然茶叶越来越成为英国人生活的必需品，但同时他们发现赖以供货的这个唯一的国家力量如此强大，他们无法驾驭。然而，形势变化非常快。从马嘎尔尼出使中国的1792年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工业和军事实力大幅增强。一个著名的事件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13]

在出口欧洲的茶叶数量不大的时候，茶叶的费用是通过出售其他几种商品来结算的。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英国可以运用其对印度不断增强的控制，从孟加拉向中国出口棉花来支付茶叶费用。但是，和英国的做法一样，当中国改良了棉花加工技术之后，就削减了对廉价的印度棉花的进口量。

西方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即它们出口中国的支柱产品，是白银。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主要是中国与英国之间快速帆船直航贸易开通最初的50年，大约是从1720年到1770年。接下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导致直接使用白银变得很不实际。后来，1776年，北美爆发大革命，切断了墨西哥的白银供应——这是欧洲获得白银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时，白银的价格也因为通货膨胀而水涨船高。此外，英国国内每年对茶的需求量大幅攀升，但白银的数量不够支付茶叶费用。危机就这样产生了。一方面，茶叶在英国成为一个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却找不到用来购买茶叶的东西。有人发现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用一种更容易上瘾的药物来换取茶叶。

1758年，英国议会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独家生产加工鸦片的权利。虽然中国政府禁止进口鸦片，但葡萄牙人通过非法渠道将这种东西卖到中国。1773年，英国人将这种生意从葡萄牙人手里抢了过来。1776年，英国人出口中国的鸦片数量大约为60吨，到1790年，出口数量翻了一番。鸦片种植和生产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产业，在鸦片主产区孟加拉，受雇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口将近100万。到1830年时，英国出口中国的鸦片将近1500吨——价值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亿美元。19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翰·戴维斯写道：“卖到中国的这种有害的东西，其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从中国购买的有益健康的茶叶的市场价值；超出的部分用白银支付给我们。”1833年，就在鸦片战争前夕，进入中国的鸦片数量，用当时的货币计算，价值高达1150万美元，茶叶则刚刚超过900万美元。[14]

表面上看，东印度公司对鸦片生产的垄断和它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权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该公司只是将鸦片卖给在印度做生意的英国商人，然后这些商人将鸦片运到中国，由那些腐败的地方官员来操作。所以，该公司没有正式参与鸦片走私——但这里面的门道它一清二楚。那些英国商人将收到的银圆卖给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将银圆带回伦敦，交给代表它前往中国购买茶叶的人。总能找到看似充分的否认理由。英国人不理会中国政府的抗议。他们告诉中国政府，这和英国政府或东印度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商人也实施着一套几乎完全相似的方案，只是他们贩卖的是产自奥斯曼帝国的纯度较低的鸦片。

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的那50年里，英国人将鸦片出口量增加了1000倍。中国政府控制这种极具破坏性的“瘟疫”的所有努力均告失败。最后，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一把大火焚毁了一年供应量的鸦片，逮捕了涉案的英国人和中国人。于是，英国人宣战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军舰摧毁了中国的一些防御要塞，迫使中国政府做出屈辱的让步，其中包括支付巨额赔款，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最后，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15]被列为“通商口岸”，中国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赔款，中国海关被迫接受英国的监管。

很难估量民众吸食鸦片的累积影响，以及一度不可战胜的中华帝国被遥远的弹丸小国打败所带来的政治上的不稳定。中国历史上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巨大浩劫和动荡，以及让数百万人死亡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起义，不能说和这些事件没有关系。霍布豪斯说：“中国，这个艺术、文物、工艺品、设计、创意和哲学的巨大宝库遭受洗劫，而白人国家的收入保持了数年的增长。可以说，为了一壶茶，中华文化被摧毁殆尽。”[16]

针对上述说法，其他历史学家提供了他们的看法。他们指出，一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的鸦片数量都比来自国外的多。鸦片进口之所以成为可能，是中国国内需求和国内商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它强化了这种渴望，但英国并没有强迫中国人购买鸦片。到了19世纪末，中国生产的鸦片差不多取代了从外国进口。但是，即便我们接受这些修正，以下事实也无法改变：茶叶和鸦片之间关系密切，英国人对茶的渴望，是导致鸦片战争以及后来对中国产生的所有影响的因果链条上的一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鸦片战争只是让茶叶贸易更为脆弱，让英国更加依赖中国这个茶叶生产者。作者爱德华·布拉默（Edward Bramah）告诉我们：“1822年，英国皇家艺术协会（Royal Society of Arts）悬赏50个基尼[17]，用来奖励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好望角、新南威尔士或是东印度群岛上能够种植和加工出数量最多的中国茶的人，但始终没有人申领这个奖金。”[18]竞争让形势更加迫切。荷兰人成功地在爪哇建立了一个替代中国茶的种植加工基地。另外，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茶叶垄断经营权被议会终止。这一经营领域放开之后，获利空间巨大。但是，中国茶的价格可以降下来吗？茶树能否在印度种植成功？价格低得难以置信的中国劳动力成本是否还可以继续降低？两份有关这些可能性的详细报告，可以让我们一窥支持投资这一新领域的依据。

1828年，时任印度总督本廷克勋爵（Lord Bentinck）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件事。他物色了一批商人和植物学家——其中最出名的是负责管理加尔各答植物园的纳萨尼尔·瓦立池（Nathaniel Wallich）——并给他们看了一份一位沃克（Walker）先生派人送来的报告。该报告开篇就对中国大加抨击：“在与其他所有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都实施严格的自我保护政策；对我们在东印度的强大帝国怀着很深的恐惧；中国政府无知、自大，怀有很深的偏见；……官员贪腐成风；我们自己人偶尔的行为失当”阻碍了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努力。但是，沃克拿出各种有力的方法来克服这些不利因素。

和他们试验的其他植物（如山竹）不一样，茶树很容易移栽。问题是来自中国人的阻力。外国人不被允许进入这个国家，即使进入，也只限于广东一隅，“在那里，英国人看中国很像是中国人看英格兰……如果他们只生活在沃平（Wapping）的话”。沃克承认，“大家都承认中华帝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事实”，因此它能够对外国货物进口进行严格限制，但他也指出，欧洲的武器要比他们先进得多。他暗示，中国可以成为被一举击败的另一个东方国家，仅仅几年后的鸦片战争就让他一语成谶。

沃克举出了一些数据，说明一度是奢侈品的茶如何成为当时在英格兰的每个人的必喝饮品，“平民大众将它视为每顿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政府每年从茶中获得400万英镑的收入，由此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茶的数量是多么庞大。但是，听说其他地方也可以种植茶树。他提醒总督50年前布坎南·汉密尔顿（Buchanan Hamilton）派人从缅甸送来的那些报告。报告里介绍了克钦人用篮子将茶叶带到平原地区的事情。

茶，和所有山茶一样，喜山坡砂石土壤，印度有很多这样的土壤，但“东印度公司没有把这种土壤派上什么用场”。我们可以从加尔各答或东印度群岛找中国人管理茶树的生长和茶叶的加工。“养成了久坐和好静的习惯”，每天靠两三个便士就可以生活的印度人是做这种工作的理想人选。东印度公司正好想给当地人找“一些待遇不错的工作”。同时，最重要的是，对东印度公司来说，如果不从中国购买茶的话，公司可以增加收入。

这份文件说服了本廷克，并且瓦立池博士起草了一份有关这种植物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这种植物喜欢多雨的山谷和河堤，这没错，但是他也建议在喜马拉雅山脉、库毛恩丘陵（Kumaon hills）、葛霍尔山（Gurwhal）、台拉登（Dehra Dun）、克什米尔等山坡或丘陵地带种植茶树。要做到这一点，可以让茶株先在温暖的育苗场里待一段时间，然后再移栽到一个一年里至少有六个星期会霜冻和飘雪的地方。

因为没有其他麻烦，上述茶叶委员会于是决定派委员之一的戈登先生（Mr Gordon）去槟榔屿、新加坡，如果可能的话，还有中国，去搜集相关信息、找茶树以及聘用中国人。戈登还带了一份调查问卷，找荷兰人回答。内容包括爪哇的茶种植区下雨吗？有雾吗？下雪吗？有没有为茶树遮挡风雨的大树？肥料和灌溉情况如何？工人薪金水平如何？他们吃什么？怎样制作装茶的箱子？

那些荷兰人似乎很愿意回答这些问题，戈登派人将一份据此写好的报告送回了伦敦。荷兰人在爪哇有300万棵茶树，但是他们发现很难让中国人移民过来，因为后者对大海怕得要命。不过，“他们可以采取强迫手段”，这在印度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这里面的道理还可以从更为高尚、更为利他的层次来看待。将茶叶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印度不仅会让英国大受裨益，而且对印度人自己也有很大的好处。塞缪尔·鲍尔在19世纪40年代的描述可以让我们大致了解其中的原因。

英属印度及附属地的人口大约为114430000。假设这些人和中国人一样都喝茶的话，那么，这一对劳动力的异常大的需求将使国家主要依靠农业资源；还需要精心管理先前没有效益的山坡茶树林，开垦由于其他原因空闲的山坡地；种植茶树和加工茶叶将催生工业生产活动；最后，容易被忽视，却很重要的一点是，还能为政府开辟一个新的收入来源——上述所有各方面都可以带来巨大收益，因此，印度政府每天殚精竭虑地考虑怎样鼓励大规模种植茶树，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他还提出，如果印度人普遍饮茶的话，

……当我们考虑印度人不吃荤食时——这是印度教的教规——我们就会立刻想到引入蒙古人的喝茶方式：喝茶汤，佐以酥油和干粮。这种吃法不但提神醒脑，能有力地弥补他们日常饮食的不足，而且茶水……对于提神补脑、促进健康、远离上瘾物品亦助益极大。[19]

其他人在文章或著作中也持相同的观点，包括四处考察茶树和茶叶的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

这些年，当茶已经成为英国及其遍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生活必需品时，茶叶的生产规模化和价格已经提上英国人的重要议程。但是，对于印度人来说，这种东西的生产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时，那些贫穷的山民几乎没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更谈不上什么奢侈品，连地里打下的粮食都因为付不起运费而无法被运到最近的集市上，用来买生活必需品和简单奢侈品的闲钱就更捉襟见肘了……如果能将一部分土地用来种茶的话，除了产品能拿到市场上卖一个好价钱，这些山民还可以喝上有益身体健康的饮品。因为这种产品体积小、价格高，所以运费微不足道，农户从此可以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舒适、更快乐。[20]

唯一的问题是，具体应该将茶树种在哪里，怎样改进生产经营方式并从中营利。解决方案的出现完全出于偶然。一个可以掌控茶叶生产的地方突然落入英国人之手。不久，这个地方就成为世界茶叶生产的中心。

[1] See photographs in Ukers，Tea，Ⅰ，300，464.

[2] Gordon Cumming，C.F.，Wanderings in China（Edinburgh，1900），317-318.

[3] Wilson，Ernest Henry，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with Vasculum，camera，and Gun（1913），93.

[4] 原文是“poey long”，也可能是“焙笼”。

[5] Quoted in Ukers，Tea，Ⅰ，465.

[6] 此处应为作者理解有误，上文为乌龙茶做法，下文为红茶做法，其中的改变很大。——校者注

[7] Gordon Cumming，C.F.，Wanderings in China（Edinburgh，1900），317-318.

[8] Dyer Ball，J.，Things Chinese（1903；reprint Singapore，1989），644.

[9] Ball，Samuel，An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 in China（1848），352-353.

[10] Bird，Isabella，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1899；Virago reprint 1995），142-143.

[11] Wilson，Ernest Henry，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with Vasculum，camera，and Gun（1913），95.

[12] Ball，Samuel，An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 in China（1848），354.货币单位如下，从左往右阅读：

关平两（过去的中国货币单位，相当于标准银重量的价值）；钱（一两的十分之一）；分（一钱的十分之一）；厘（一分的十分之一）。

[13] 关于鸦片战争的内容基于Hobhouse，Henry，Seeds of Change：Six plants that transformed mankind（1987，1999），1999，144-152.

[14] Davis，John Francis，The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1840），370.

[15] 还有广州，史称“五口通商”。

[16] Hobhouse，Henry，Seeds of Change：Six plants that transformed mankind（1987，1999），1999，152.

[17] 英国旧时金币，值21先令，现值1.05英镑，用于计算专业人员的收费，如律师、医生等费用。

[18] Bramah，Edward，Tea & Coffee：a Modern View of Three Hundred Years of Tradition（1972），81.果实的大小和苹果相仿，褐色厚外皮，白色数瓣多汁果肉，内有大小不一的籽。

[19] Ball，Samuel，An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 in China（1848），334-335.

[20] Fortune，Robert，The Tea Districts of China and India（1853），Ⅱ，295.

7 绿色黄金

为种植茶树清理丛林的大象，阿萨姆邦，1880年

1824年3月13日，英国军队将枪架在大象身上，慢腾腾地从加尔各答出发，去占领阿萨姆邦。

他们走得不慌不忙。这个遥远的、没有什么价值的王国很快就落入他们的手里。当时，占领阿萨姆邦的缅甸军队已经被赶了出去。缅甸军队染上了霍乱，十不存一，东印度公司的雇佣军几乎没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占领任务。根据1826年签订的《杨达波条约》（Treaty of Yandabo），英国占有了所有缅甸人曾在印度半岛上占有的土地，以及缅甸领土的三分之一。达尔豪西（Dalhousie）戏称这是英国在60年后彻底征服这个国家之“三口吃掉樱桃”的第一口。

英国新委任的缅甸最高长官戴维·斯科特（David Scott）竭力打消缅甸国王及其大臣的疑惧。他说：“我们被迫进入你们的国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打仗，而是为了自卫……为了剥夺将来会进攻我们的敌人的手段。”长期以来，阿萨姆人一直被视为一个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太健康的群体（因热病和可怕的宗教习俗而著称）。这里三面环山，当地居民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因此最开始的时候，它并没有被东印度公司列入征服对象。虽然是一个商业机构，但该公司一直是印度实际上的统治者，它能缔结条约，独自组织军事活动，收税。后来，当缅甸军队越过孟加拉边界，威胁“英国王冠上最有价值的宝石”时，该公司感到必须得出手了。

缅甸军队占领阿萨姆邦已有三年之久，阿萨姆人巴不得他们尽快离开。和所有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力量的雇佣军一样，他们在阿萨姆邦肆意强奸、抢劫，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当地人流传着各种可怕的说法：他们用鞭子活活把人打死；把人扔进滚烫的油锅里烹死；往人们做祷告的大厅里放火，把一屋子人活活烧死。他们不去修筑防止山洪的堤岸和排水沟，结果山洪毁掉了庄稼，霍乱和其他流行病既夺取了被征服者的生命，也夺取了征服者的生命。也许那些缅甸军队愿意离开。据说他们在翻山越岭回国时带走了3万“奴隶”。阿萨姆邦本来人口就不是很稠密，现在就更为稀少了。

阿萨姆邦新政府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管理这个地方；是否需要保留国王（怎样保留国王，保留哪个国王）；或者继续他们在印度的做法，干脆吞并这个地方。最后，他们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年轻的普兰达尔·辛格（Purander Singh）保有“上阿萨姆”，东印度公司接管“下阿萨姆”（其收入多于上阿萨姆）。1833年4月，普兰达尔加冕继位，东印度公司士兵鸣礼炮19响以示致意。支持其竞争对手继位的人们沉着脸一言不发地观看了这位国王的加冕仪式。这位国王每年要向东印度公司支付5万卢比作为回报，这是英属印度数量最大的贡金；他还有义务应召派人协助修路和参加军事行动。

据说，东印度公司早在几年前就预测到了这种形势——没错，它一直积极地向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各方提供武器（正是这些军阀招来了缅甸雇佣军），甚至偶尔出动一小队士兵参战，但总的说来，东印度公司另有需要全力应对的地方。它对印度东北边境的真正兴趣在于通过它进入中国。没有人确切了解阿萨姆邦的边界线，因为它从来没有被认真划分过，但是人们都认定，肯定有与中国西藏及云南相连的山路。

从印度东北边境找一条通道进入云南或其他地方，进而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一直是英国人孜孜以求的事情。他们多次尝试通过西北边境从拉达克（Ladakh）进入中国，但都因为俄国和法国的阻挠而失败。英国驻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对这件事一度很感兴趣，曾经派人将茶树种子交给他当时在不丹的密使乔治·博格尔（George Bogle），让他带着种子和其他用来交易的实用物品进入西藏。博格尔沿着阿萨姆邦一隅寻路前行。后来他描述了他在这里看到的婆罗双树林、水稻、芥菜子、罂粟和棉花。

他信心满怀，认为可以以“考察”为名，应付任何阻挡他们这群英国人进入对方领地的理由；一旦进入对方领地之后，事情就好办了。“进入阿萨姆邦几个月之后，就会有人为士兵们奉上钱财和粮食，士兵的薪水和给养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无须花费东印度公司的资金。”可惜的是，缅甸国王当时占据了进入中国的很多山脉和山口。这件事成为英国决策者的秘密和政治思维的一部分：必须尽早让这个人下台。

阿萨姆邦先前从来没有被外族征服过。13世纪时，经过缅甸军队后来撤出阿萨姆邦时所用的胡康河谷（Hukawng Valley），大批居无定所的掸邦人进入阿萨姆邦，并几乎不受阻碍地建立了一个王国。人们将它称为“金色花园国”，宽阔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两岸到处树木茂盛，果实累累，十多条较小的河流有的注入这条大河，有的从这条大河获得水源。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名字是“蚕茧之国”，因为当地人用这里广袤的森林来养蚕。每个阿萨姆邦女性都深谙纺丝之道，这是她们出嫁前必须掌握的手艺。

统治者给这一山谷引入了水稻栽培技术，并在500年的时间里，水稻的种植一直很成功。整个阿洪王朝实施了怀柔政策——和在其远亲兄弟统治下的山地部落和谐相处。而莫卧儿人，因为垂涎于传说中这个遥远王国丰富的木材资源和成群的大象，一度兴兵来犯，结果败给了阿萨姆邦手中的“武器”——丛林、沼泽和热病。

除了需要获得盐这种商品，阿萨姆邦自给自足，不需要和外界打交道。英国人在孟加拉的所作所为让这里的人戒心重重。他们在边境上设立一系列由军队警戒的海关关栈，向进口商收税，防止商人私自越境谋取暴利。这里的外地商人一般都雇几个印度佣兵当保镖，他们吵吵嚷嚷，忙着招呼自己的小生意。东印度公司握有供盐协议，这是其中唯一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后来，“金色花园”开始衰落。王位争夺削弱了中央政权，地方叛乱和外族入侵也不时出现。当某派力量请求英国人入境帮助自己时，当时的英国驻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勋爵（Lord Cornwallis）将之看作一个难得的进入“禁地”的机会。于是，他派韦尔什上尉（Captain Welsh）带领三个连的印度士兵前往，并指示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去为我们创造一个机会，以详细调查和获得所有关于这些国家的人口、风土人情，以及商业、制造业、天然物产的信息。和这些国家保持最友好的联系对我们肯定大有好处”。

韦尔什上尉出发时带着一名医生，一些铁匠、武器匠人、救火员、木匠，以及一些英国士兵。远行考察一般不难找到医生，印度的白人病人很少。随行的这位约翰·彼得·韦德（John Peter Wade）医生有比较丰富的职业经历：他最初于马拉塔战争（Maratha Wars）时在英军中服役，但他的主要优势是和驻贝拿勒斯（Benares）大使弗朗西斯·富柯（Francis Fowke）之间的朋友关系，后者是富可敌国的鸦片、钻石商人。富柯的父亲是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朋友，而约翰逊与伦敦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交往密切。

韦德的薪水是300卢比，这算是一个比较慷慨的数目。一想到眼前这个陌生的国家能够提供的巨大机会，他就异常兴奋。他写信给富柯，告诉他“阿萨姆邦虽不是一个到处是钻石的国家，但这里富含砂金，所以更适合搞工业和贸易”；另外，“今天，我们将进入一个先前几乎没有欧洲人涉足的王国”，因此，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竞争。他意识到，有富柯这个朋友，印度对于他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在东印度公司的羽翼下，只要有一点点魄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财。实际上，后来，韦尔什上尉帮这个国家的国王复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对方谈判，为东印度公司获得了盐业独占经销权。韦德告诉富柯，他希望能够从这件事上获得一笔好处费，数目最好是15万卢比。

收获还不止这些。韦尔什上尉将叛军赶出王宫之后，他发现王宫金库里储藏着价值10.5万卢比的金条。根据“惯例”，韦德被任命为战利品代管人之一，并在未经过任何许可的情况下，和其他代管人私分了这些金条。他们特别提到了金条和加工鸦片的罂粟，要加尔各答方面送“几船盐和鸦片”用来行贿。他们没有看到藤葛纠缠的森林里生长着的绿色黄金——一种看似平常的树，开白色的小花，一点儿也不起眼。看起来比这种树有价值的树多得是，如柚树、檀香树和可以养蚕的芦荟（aloes）。在这些植物中间，静静地生长着让签订了《杨达波条约》之后的英国人异常兴奋的那种植物。

对于韦尔什和韦德来说，可惜的是，英国政府这时任命约翰·肖尔爵士（Sir John Shore）接替康沃利斯勋爵的总督职务。肖尔取消了这项考察，他不赞成趁乱打劫的行为，且认为这种打劫不在突袭行动的自由决断范围内。他不想过多干涉阿萨姆邦的事务——那些事务应该交由他们的国王来处理。

这时，一个名叫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的人出现了，他是阿萨姆邦为数不多的颇有成就的商人之一。开始的时候，他受雇于争夺王位的一方，后来转向另一方，最后受雇于与阿萨姆邦作战的缅甸军队。他的兄弟查尔斯（Charles）也在那里，担任一艘英国炮艇的舰长。他们是康拉德（Conrad）笔下喜欢冒险的那种人。就是他们，发现了一种东西，让英国人富裕数代，让阿萨姆人在身体、社会和经济方面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最初，阿萨姆人热切欢迎《杨达波条约》和新上台的统治者，眼前混乱的局势也很难让他们不欢迎英国人。但是，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自己才跳出缅甸人的狼窝，又进入了英国人的虎穴。十年后，加尔各答总督办公室的执政能力饱受诟病。“迄今为止，我们把阿萨姆邦治理得糟糕透顶……这个国家在倒退，村寨在凋零，收入逐年减少。”“种地人可能会直接坠入贫穷和绝望的状态，人口急剧减少，政府本可以获得可观收入的资源被毁掉……也浇灭了大家对统治者的感激之情。”

问题的根源就是这个“可观的收入”。英国统治者一改阿洪王朝对劳务和农产品宽松的课税政策，任由一大群承包本地税款的“地主”怀揣一些一字不识的本地农民根本看不懂的授权文件，前往农民的田间地头。他们丈量先前没有列入征税范围的土地，要求农民就目之所及的一切纳税——槟榔树、淘金活动、捕鱼行为、森林。这些税必须用现金支付。对于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马瓦里人，拉贾斯坦邦有名的高利贷商人，看到了从这种混乱的金融形势里渔利的机会。于是，阿萨姆邦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做法：农民将收获的庄稼交给马瓦里人，而后者出钱交税金。当时，经常能见到绝望的家庭在收税点忍痛低价变卖财产的情景。收税官和马瓦里人敲诈勒索的机会多得是，也没有人愿意放过这样的机会。大批大批的阿萨姆人离开家园前往不丹和孟加拉，只因很多孟加拉人逆向进入阿萨姆邦，才使得这里的人口没有流失殆尽。

阿萨姆邦的土地拥有者为数不多，马尼拉姆·德万（Maniram Dewan）是其中之一。他在一封愤愤不平的信里说自己就像是“生活在老虎的肚子里”。他一开始挺支持英国人，但是后来看到利润丰厚的土地生意都给了英国人，没有他的份，就开始愤怒和失望。另外，英国人开放了先前严密看守的边界，不断有孟加拉人前来，在看似没有主人的地上安家落户，这也让马尼拉姆气恼不已。孟加拉人，因为饥荒逃难至此，所以相较于阿萨姆人干活更加吃苦。他们的出现已经让本地人不满了，而且他们的到来引发的社会经济和种族矛盾数年来更是渐趋恶化（他们信仰伊斯兰教这一事实让问题更为严峻）。

东印度公司认为，被标为“荒地”的那些森林是没有主人的。英国人打算以很低的价格把这些热带雨林分片租出去，但是每一片都有一百亩大小，让阿萨姆邦的农民无力接受这一慷慨的提议。他们也没法向英国人解释这些林地不是荒地，也不是没有主人。实际上，它们属于每个村寨集体所有，而且其中界限分明，是当地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森林里的竹子在当地人的生活中用途甚广，丛林中的木材可用来烧水做饭；另外，人们在森林中采药、放牧、饲养大象、挖墓地，采制染料、虫漆、蜂蜜、香，还采摘养蚕用的树叶。

即使英国人自己不清理森林，他们也不许村民去拾捡柴火。村民提出的贫困救助请求一概被驳回，理由是阿萨姆人大都懒惰、抽鸦片。英国人不许阿萨姆人种植罂粟，不过他们自己不在限制范围内。东印度公司将大片土地用来种植罂粟，它将这些田地围起来，并派人看守。公司派人进山寻找东北方的通道时往往要携带鸦片作为路上通融的贿赂。

傀儡国王普兰达尔·辛格根本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自从在这里发现茶树之后，英国人就发现不应该将生长着茶树的那块国土给他，于是这里的最高行政长官宣布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吝啬鬼”，直接废黜了他。他的儿子跑去追随马尼拉姆·德万的叛军。自此，一度文治武功都可圈可点的王朝销声匿迹，甚至连王室的坟墓也被洗劫，盗墓者很可能就是一些生活贫困的王室亲戚。

解决了山谷地区的问题之后，东印度公司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形成这个国家三面边界的山区。这些地区的居民人数稀少但民风彪悍。19世纪的殖民者对这些部落居民的态度是可以想到的，他们自己国家的苏格兰部族就往往被描述为野人。野人是没有高贵一说的，不管是苏格兰的野人，还是东方的野人。这些部族里的人大都肮脏、好斗、狡诈，没有宗教信仰，行为举止有时和孩子一样。在划定阿萨姆土地边界时遇到藏缅语系山民的第一批白人就这样看待他们：“卑鄙，野蛮，他们的人肮脏邋遢”；“粗鄙愚蠢，相貌丑陋”；“郁郁寡欢，烦躁不宁，诡计多端”；“粗鲁无礼，背信弃义”。

可惜的是，这么多山民待在一个对英国人如此重要的国家的一角里。一个边界测绘人员这样描述野人出没的地方：“这是天造地设的国家间的通商之路，一直未被派上用场，始终隐藏于无法穿越的丛林”，天啊，可是“清澈的溪水蕴藏着丰富的金砂……山上富含宝石和银矿，空气中弥漫着疯狂生长着的繁茂茶树所散发的芳香……这里可以变成一个绵延数百英里的出产蚕丝、棉花、咖啡、甘蔗和茶叶的园子”。这片“伊甸园”没有主人，住在那里的居民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一种动物——要想不被灭绝，他们就必须另找栖身的丛林。

但是，和其他地方的山民一样，通往中国的路上的这些山民不可等闲视之，也无法让他们迁往他地。首先，必须划出山地与平原之间的界限。为此，政府动用了一个测量部门。测量人员同时也兼作侦探；部落民族对他们满腹狐疑，有时候甚至让他们身首异处。其他姑且不论，重要的是这些山民闯入山谷抢劫，扰乱了政府的税收工作。要知道，收税是新政府的主要任务。

新任的最高行政长官及其助手们对阿洪王国的疏于约束很是不满。在边界线上有一大片归属权不明的土地，部落成员每年都要下山敲诈——每户居民要奉上布匹，不然他们就动手抢。在这片归属权不明的地方，定期有集市。山地部族将棉花、蜂蜜、象牙带下山来，平原居民将大米和盐带上来。总的来说，秩序还算和谐。因为某些原因，山地人和平原人互相看不起。英国人对二者都看不起，但对山地人怀有很大戒心。拖着大炮上山、过绳索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且让苦力扛弹药和枪械也不放心，这意味着这些山地人很难被彻底制服。事实上，有人提出要建立一支由苦力组成的常备军。英国人也考虑过用罪犯充当苦力，但是在阿萨姆邦这种重罪案件很少的地方，根本找不到那么多罪犯。

要不是影响征税，英国人都不大关心成群野人每年到那块归属权不明的地方强行勒索布匹这种事。那到底该怎么解决呢？沿双方边界建设大量军事要塞？即使可用来阻止阿波尔人、米什米人、达弗拉人、那加人偷偷溜入，但这一工程需要的资金太过庞大，困难也太多了。为了强化秩序，也为了让他们知道这地方谁说了算，英国人订立了一些规矩，派出了一些军事征讨队，各地区的各部落需签订保证会遵守的协议。阿波尔部落的一位头领接过协议后就放到嘴里吃掉了。1835～1851年，仅向那加人就派出了10次征讨队，因为茶园扩展到了双方的边界上，所以一定要对他们严加约束。

虽然这些军事征讨花费巨大，但是达尔豪西勋爵认为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下达命令，说：“我们应该只在自己的地片上活动，不要干涉那些野人之间的仇杀和争斗……如果他们情绪不稳或要制造麻烦，坚决切断他们买卖东西的所有道路……这比公开吞并或通过部分占领达到实际控制目的的方法好很多，因为这样成本低，而且显得公平。”达尔豪西这位非常擅长吞并土地的人，认为最好是从群山之间画一条分界线，将那些无法无天的部落限制在他们自己的活动范围内。住在离山地部落较近的其他英国人准备去传教，他们要和商队一起穿过山地进入中国，“这样，即使那些心高气傲的中国人不许外国人进入其关栈，他们也能在这个帝国的心中播下基督教的种子”。

在最高行政长官戴维·斯科特就任的第一个十年里，他一直忙着征税，以及在山区修建第一个山间驻地，他一直生活并最终去世于这个名为“乞拉朋齐”（Cherrapunji）的地方。他获得这个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方式的合法性值得怀疑，但是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除了那些被剥夺了土地和财产的小王公之外。

阿萨姆邦的交通条件非常差。这里的河流水量变幻莫测，森林危险重重，但是这些不利之处很快就被忘掉。先前定居这里并娶了本地女人为妻的布鲁斯兄弟，即查尔斯和罗伯特，在一次外出时偶然碰到了后来改变阿萨姆邦、印度，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那种植物。但是，在阿萨姆邦发现野茶树之后的十年里，事情没有任何进展。加尔各答植物园的专家在收到戴维·斯科特找到的一些样本（之前他在曼尼普尔邦也发现了一些茶树）之后，回复说，那些样品虽然也属于山茶属，但和中国茶树不是一回事。

同时，布鲁斯兄弟两人在山谷边缘处与部落族人做生意时，都发现了他们确信是真货的东西。罗伯特·布鲁斯说，他先前和一个部落首领签过购买协议，他拿到种子后交给了他兄弟，他兄弟将种子交给了戴维·斯科特。斯科特把其中的一部分种子种在自己的园子里，将另外一些寄给了加尔各答的瓦立池博士。他给瓦立池打气，说：“这个地方的缅甸人和中国人都认为这是野茶树种子。我有一些比送来的那些种子好很多的种子，不过现在找不到了。它的外形和《大英百科全书》里的相关插图一模一样。”

后来，斯科特终于找到了那些种子，他“将它们与其他种子装在一个铁皮盒子里，一起寄给了瓦立池”。种子对于辨别植物种类至关重要，但这并没有使瓦立池博士信服。不过，阿萨姆轻骑兵中队中的查尔顿（Charlton）中尉对这件事情非常热心，他与农业与园艺协会（Agricultural and Horticultural Society）取得了联系。他告诉他们“苏迪亚（Sutiya）地区的本地人是多么爱喝一种用干叶子沏泡出来的液体……这些叶子晾干之后散发出一种中国茶叶的味道”。但当局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1835年1月，当时戈登先生还在中国，英国茶叶委员会收到了来自阿萨姆邦茶叶委员会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总督的密探詹金斯（Jenkins）少校和查尔顿中尉送来一份报告，同时还寄来了采自上阿萨姆地区的一些茶树叶子和果实样本。这一次有新鲜的叶子供分析，瓦立池终于确定这就是中国茶树。詹金斯说：“这个山地国家到处都能找到茶树，我们在比撒省（Beesa）景颇地区的辖区里也有这种茶树。这种劣质品种肯定是本地生长的……它在各处疯狂生长……从这里一直到中国云南省那长达一个月的路途上。在云南，有人告诉我这种树在当地被广为种植……我想这肯定是真正的茶树了。”到云南的一路上都有茶树生长。他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事实上，詹金斯和查尔顿在六个月之前就相当确信，他们已经在靠近这个国家边界的景颇人居住的地区发现了这种植物的“劣质品种”。查尔顿还亲眼看到景颇人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制茶：将茶叶扯碎，将碎叶子放到开水里煮，之后将煮熟的叶子攥成小球。他甚至派人将一罐处理好的这种东西送到加尔各答，但实际上瓦立池在收到这些东西之前就信服了。

人们兴奋异常。这“绝对是这一帝国在农业和公共资源方面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发现”，这个发现让英国茶叶委员会欢呼雀跃，“从阿萨姆邦的萨地亚到云南这一路上都产茶”。虽然云南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但马上就可以着手开通一条通往云南的道路。

人们提出的方案一个比一个疯狂。詹金斯建议派两三个“精干的中国人”翻过巴开山（Patkoi）进入云南，从那里带一些同胞来阿萨姆邦种茶树。他们都以为中国人会立刻把种茶树的方法告诉他们。一想到那些“无边无际的没有用的”丛林和山坡可以养活三四百万人，詹金斯就异常兴奋。接下来只是怎样将这些丛林和山坡清理出来的问题，不过这一带“掸族殖民地”里的掸族人就可以做这件事。把阿瓦（即缅甸）接管过来，再将云南从中国分割出来怎么样？

美好的前景让英国人冲昏了头脑，他们要将世界其他地方统统放弃。现在谁还关心里约热内卢以及圣赫勒拿岛在哪里？戈登被召回伦敦，当查尔顿派人送去的那些揉好的茶团在5月摆在瓦立池的办公桌上的时候，他郑重地表示，虽然稍微有点发霉，但喝起来味道还不错，比常驻缅甸大使伯尼上校（Colonel Burney）送来的“缅甸茶”明显好很多。

同时，三位专家，即瓦立池和格里菲斯（Griffiths）、麦克莱兰（Maclelland）两位博士于8月出发，想看看还能从阿萨姆邦找到多少茶树。查尔斯·布鲁斯去接他们；他们三个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不懂当地语言和与当地统治者交流的礼节。三个人花了四个月时间才见到布鲁斯；布拉马普特拉河河水泛滥，阻碍了行程，不过还好，他们没被困在河中的沙洲上——天气寒冷时，被困在沙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一路上靠骑大象、搭牛车、乘独木舟、步行，经历了重重困难，这对两个植物学家来说绝对是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几十种被命名为瓦立池或格里菲斯的树和植物就是他们发现这些树和植物品种时快乐心情的写照。

但是，他们收获最大的地方还属东边的上阿萨姆地区。格里菲斯用日记记下了这次远行。他回忆了他们到达一个景颇村寨的经历，说那里的人“虽然粗壮但还算好打交道，他们生活安逸、闲适、自由自在”。阿萨姆邦东部景颇人还领他们在附近转了一转。1月16日那天，“我们打消了先前的念头，打算好好看看生长在原产地的茶”。他们在丛林里四处跋涉了一段日子，突然看到了想要找的那种茶树。“只有一小片，大约300平方码……得益于其生长的地理位置，我们非常幸运地看到，茶树正在开花、结果……树干又高又细；树冠，至少小树的树冠很小，长势不好。大树很少，实际上，和其他极其短视的本地人一样，景颇人将大一些的茶树砍伐殆尽。”

不过，这些本地人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处理茶树叶子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获得他们每个人都知道的，有关茶叶生产的真正资料。“我推测，他们只采嫩叶子，”格里菲斯写道，“他们在一个非常洁净的大铁容器里，将茶叶杀青透或杀青到五成干。在杀青过程中，要用手搅动、揉捻。杀青好之后，将茶叶放到太阳下静置三天，接受露水和阳光的交替作用。最后装入竹筒，捣紧压实。”

在茂密的丛林里又探寻了一些时日后，他们来到河对岸。那里随处可见的“野蛮生长”的野茶树让其他动植物死亡殆尽。实际上，后来这里被“吞并”之后，它就成为第一片茶园的试点用地。40年后，曼尼普尔邦的政治官（Political Officer）说他想给自己种一些茶，国王哀求他不要那样做，因为一旦种成功的话，那么他的国土，就会像马托克（Muttocks）王国的土地一样，很快与自己无缘。

瓦立池和麦克莱兰回到加尔各答汇报他们的发现，而格里菲斯则动身前往缅甸。在缅甸，他遇到了英国驻缅甸大使贝菲尔德（Bayfield）博士，两人又发现了一种茶树，“这种茶树和我迄今看到的茶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叶子很小，叶面纹理更细”，但用它泡出来的茶味道很苦。当地的中国人“谈到这种丛林茶，说这种茶加工不出来好茶。他们说好茶有很多”。言谈之间，他们对这种植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当瓦立池和茶叶委员会安排一些中国人去阿萨姆邦时，查尔斯·布鲁斯继续他的考察工作，并随时向詹金斯汇报他的考察结果。1837年8月，他记下了一次极有意义的相遇。当时，他带着一个仆人和两个脚夫，一行四人走进一个景颇族的村寨，见到了寨子的头人。在这之前，他和瓦立池拜访过这位头人。这一次，这位头人用确定的语气告诉查尔斯，除已经告诉过他的有关茶树的信息外，那里再没有其他茶树了；但随后，他承认“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后来，事实证明他说的是真话——不过，头人说，除此之外一棵茶树也没有了。听了这话，查尔斯不慌不忙地盘腿坐在地上，抽着景颇人平时抽的那种烟斗，一边“大哥”长“大哥”短，一边将步枪摆放在头人身边。“头人拿起布鲁斯的步枪，央求布鲁斯请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也送他一支”，因为其他头人都有了。[1]查尔斯说，如果他能够提供更多信息，自己可以送他一支。头人立刻带他出去找到了更多茶树。查尔斯劝说头人把茶树周围的其他树都砍掉，只留下茶树。头人给查尔斯上了茶之后，查尔斯认为这里的茶可以和中国茶相媲美。回到寨子之后，在将更多钱和鸦片摆在头人面前之后，后者记忆的闸门打开了，道出了很多极有价值的信息。

不论是这一次，还是其他时候，在寻找茶树的过程中，查尔斯关于当地语言和礼节上的知识都给了他莫大的帮助。早在1836年10月，他就曾冒险进入马托克王国境内，也就是河对岸的摩亚马里亚人的国家。当年阿洪王朝的覆灭，就和这个部落的叛乱有很大关系。查尔斯发现，在这个国家，“一些友好的举动和小礼物”就会让普通的部落成员兴奋不已，让自己“回报颇丰……他们把大片大片的茶树林的位置都告诉了我，尽管国王不许他们向我透露有关这方面的丝毫消息”。查尔斯告诉这些部落成员，他去那里“是为了帮助他们……但估计没有人会相信我的话，因为他们被太多的偏见洗了脑”。他告诉那里的“王公”，公司将教他加工茶叶，到时候公司将从他手里收购茶叶，因为“利益都归他和他的国家所有，所以他应该承担砍伐森林、种植茶树和加工茶叶的所有费用”。

同时，他也在这里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这里的村民过去一直在开垦稻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砍伐茶树、锄地、拔除树桩周围的野草。等到两个月之后收割水稻时，他们发现，断枝的茶树抽出了新的枝条。到10月时，抽出的枝条长到了10英尺高。查尔斯将10英尺高的枝条修剪成4英尺高。不久，被修剪的切口下方又长出了新芽。就这样，查尔斯获得了茶树栽培的第一个启示，即茶树经过修剪会长得更快。他还发现，水边的茶树长势最好，所以茶树不一定非要种在砾石遍地的山坡上。

看起来，马托克王国是第一次试种茶树的理想地方。查尔斯告诉这里的“王公”，英国政府“在茶叶一事上为他承担了很多先期的工作和费用”（让他觉得他们是在给他帮忙）。之后，查尔斯更新了承诺：在部落头人学会加工茶叶之后，公司将负责从他手里收购茶叶。查尔斯再次告诉他，他可以做的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将那块土地清理出来。查尔斯向詹金斯做出了保证，詹金斯又将这番话传给茶叶委员会，即如果能说服景颇人，“我们就能将整个上阿萨姆地区变成一个大茶园”。

就在1836年10月，第一批中国人抵达阿萨姆邦。几个月之后，六箱加工好的茶叶已经就绪，准备运往加尔各答。查尔斯·布鲁斯告诉詹金斯，这些中国人“看到我们的茶树，既高兴又意外”，不过，这些人里只有两个会加工茶叶，他想再教出更多的人来。但他发现，景颇人很快没了热情；他们的工作是清理丛林，但是“他们干起活来吊儿郎当”。

当地的茶树不够，查尔斯不得不派人从先前的地方再找一些来。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茶树被移植后极容易成活。大约3000株茶株从其母国经过8天旅途，栽培到这里之后成活率非常高。布鲁斯在一篇介绍阿萨姆邦茶叶加工的报告中记述了“茶株多么耐折腾”：

需要一提的是，首先，派去移植茶株的村民要将生长在丛林里的茶株连根拔起，然后在将根部的泥土全部除去后，将茶株竖直放在一个个大篓子里。村民挑着篓子步行两天之后，照样竖直放入独木舟，这时候要给茶株根部撒上一点很普通的土。经过7～20天之后才抵达我这里。接下来，还要人挑上茶株步行半天路程到达新开辟的种植园。在最后放入树坑之前的4～5天里，茶株的根部只有一点点潮土。即便如此，这些茶株成活率也很高，至少绝大多数是这样的。[2]

在瓦立池和詹金斯看来，“有一大批劳工”就完全可以解决人力问题，应该把那些懒惰的阿萨姆人和景颇人（他们认为这些人都是鸦片鬼）开除掉，让来自焦达纳格布尔（Chota Nagpur）地区的“勤快人”接替他们的工作。有了这些人，查尔斯用作实验的茶园每年可以生产200～300箱茶叶，到时候“有实力的资本家就会参与进来”。然后他们可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这是这个行业中最让人头痛的问题之一。

茶园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周围是茂密的丛林，有像害虫蚂蟥、田鼠一样多的成群的野象和老虎，加上远离家人，没有女人和任何娱乐，再加上身边往来的只有景颇人，这些中国人的情绪可想而知。多亏查尔斯·布鲁斯出色的管理才干，这些中国人才没有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大批逃走或崩溃。

查尔斯经常写信，詹金斯派人将这些信件送往加尔各答。一封信送到加尔各答需要几个礼拜，具体送达时间变化很大。但布拉马普特拉河对于茶产业极为重要，季风时节，它波浪汹涌，流向不定；而到了冬季，水中沙丘位置让人难以琢磨。对位于内陆的阿萨姆邦来说，这条河是一个便利的进出通道。而爪哇的荷兰人要将茶叶运到港口，就不得不用牛车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长途奔波。

查尔斯给詹金斯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怎样加工茶叶，这是那个时期英国人有关加工茶叶最为准确的描述。查尔斯说，首先要将茶叶从茶树上摘下来。摘取茶叶时，用食指和大拇指掐住茶树枝上四个嫩叶子，将它们一起摘下。这是一个需要技巧的过程，因此日本的采茶工在采茶时需要戴手套。茶叶采回来之后，平铺放在一个大笸箩里，置于太阳下晾晒，晾晒过程中要经常用长竹竿翻动，为的是加速茶叶中水分的蒸发。晾晒之后移入室内降温半小时；之后，将茶叶移入一个小笸箩里，用手揉压10分钟，然后放回大笸箩里。这个过程要重复三次，直到茶叶摸上去像鞣制好的皮革那样柔软。

接下来，将茶叶倒入铸铁制的平底锅里，在焚烧的竹片上加热。焙烤到一定程度之后将茶叶取出，小心地铺在一个平面上，快速用手翻动，之后再放入平底锅里焙烤，这样做三四次。接下来，将焙烤好的茶叶分成数堆放在桌子上，依次搓揉每一堆茶叶，好将茶叶中的汁液挤出来。这是一个技巧性很强的过程。其中的学问在于：“双手压住一堆茶叶后，向前压揉，让手中的茶叶形成一个球。继续向前揉挤手中的茶叶球，等到手中的茶叶球整整翻转了两三圈之际，你的手臂也就向前伸展到了最大程度。接下来，迅速将手中的茶叶球滚回跟前来，不要让一片叶子遗落在中间。这样的揉挤动作要持续5分钟。”在揉挤过程的每一个阶段，用力都要轻。接下来，双手举起揉好的茶叶，让茶叶从张开的十指中间轻轻地散落下来。在将茶叶从笸箩里取出的过程中，手要不停地晃动，为的是让茶叶更加松散。如果一片叶子碰巧落入火中，就会升起一缕烟。放茶叶的笸箩绝对不能沾地。

将半干的茶叶放在搁架上，第二天再次焙烤，达到一定的脆干程度后，放入大笸箩里。之后，将大笸箩放在“文火”上焙烤。焙烤过程中，焙烤工用手指检测笸箩中茶叶的脆干程度。如果焙烤工感觉已达到了理想的脆干程度，就会将茶叶从笸箩中取出，装入铺有干净衬里的箱子后踩实。加工过程中的洁净要求，温度和力道的巧妙掌握，尤其是焙烤工手指精准的感觉，以及知道什么时候该转入下一个阶段，这一切都彰显了第一批教授茶叶加工技术的中国师傅的重要性。虽然说不出具体原因，但是他们确实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精确的方法。后来的科学家对这套方法进行研究、分析、测试、实验，还写了不少书。很多年来，第一批种植者一直在用查尔斯的方法加工茶叶；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掌握的唯一真正有价值的茶叶加工法。

1837年，英国驻印度总督很欣赏来自阿萨姆邦的一大包茶叶样品，可是，虽然查尔斯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并在一年之后提交了一份有关12箱茶叶的“非常积极的报告”，但是就在哪里以及怎样建立第一个实验性茶园，人们的意见并不统一。大部分人仍然认为，该茶园必须种植中国茶树，戈登受命回到东南亚和中国物色更多中国茶株及种子——茶株要移栽到加尔各答，而种子要送到阿萨姆邦。对于究竟是平原还是山地更适合茶树生长，人们仍然争论不休。来自库毛恩地区的福尔克纳（Falconer）博士坚持认为，“茶树在比这个地方冷得多的地方才能长得好”，他实际上指的是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于是，茶树种子和茶株被寄向四面八方。

到1839年时，阿萨姆邦一共发现了120片野茶树林，但人们还是偏好中国茶树。各种茶树被种植在一起，结果产生了一种平凡无奇的混种茶树。直到1888年，“可怜的中国茶树变种，阿萨姆邦的‘害虫’”才最终被弃种。经过了这么多的挫折和混乱之后，人们终于认识到，到了这个时候，应该将此事交给私人企业家来做。

[1] 有关查尔斯·布鲁斯的报告，参见农业和历史学会1841年的报告，见《印度办公室文稿》第320卷。

[2] Journal of Calcutta Tea Trader’s Association；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Bruce）.

8 茶叶热：1839～1880年的阿萨姆邦

“Pleasure”牌茶叶广告，1888年

没有人征询阿萨姆人的意见，并且似乎也奇怪的是，对于大片国土被出卖给外国人，大片森林被数千英亩绿色的尖叶子茶株取而代之，其中的利润流到加尔各答和伦敦，居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他们表现出的默许可以用这个国家和国民的特点，以及身处内陆这一地理位置来解释。阿萨姆人尽可能地不为茶产业做事。他们不愿意去茶园干活，也不愿意让他们的女人为了那一点点钱整天站在太阳下和雨水里。他们不像印度其他地方的人，年景不好就会挨饿；在后者因为生活所迫大批拥入，打破他们的社会平衡，抬高商品（尤其是稻米）价格之际，他们本应该改变心态，但是他们没有。

在对抗新到来的统治者方面，阿萨姆人的优势同时也是他们的劣势。他们对社会等级制度没有强烈的忠诚度；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这个国家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实际上将这种等级差别看作职业差别更为恰当，这使他们的社会地位高低有别。这个国家没有贱民，女人也不必身居深闺。集体议价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也没有形成对抗当时形势的巨大力量。相对来说，这里犯罪率相对较低，没有社会等级制度，基本生活方面也自给自足。但随着欧洲人、孟加拉人、马瓦里人、锡克人大量拥入，阿萨姆人感觉自己好像被推到了一边。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同时因为无所作为，人们往往也认为他们没有骨气、懒惰。从政府管理角度来看，这没有什么，但是从茶园主的角度来看，这让人受不了。

带着测量杆和贿赂的测量员和探险者被派到山里测绘山民居住区的界限。一些无所畏惧的人带着十字架和备用药品进入山区。那些山地部落相信万物有灵，极力讨好邪魔。他们认为，霉运，包括疾病，都是这些邪魔作怪，唯一的破解之道就是供奉祭品。因此，先前没有说服平原上的印度人皈依上帝的那些传教士，认为山区部落如果能够皈依基督，就会开化起来，于是纷纷前往那里传教。

到了1839年，下一步很明显，就是将整个阿萨姆邦的土地出租给出价最高的公司。一个自称“阿萨姆公司”的企业提交了报价。1839年2月12日，一些茶叶商人在大温彻斯特街（Great Winchester Street）碰头，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还谈到一点，即一些“讨厌的”中国人“要求‘蛮族’——很多中国官员私下里仍然将英国人看作蛮夷”——离开中国，因此还需要另外找茶叶产地。他们认为，对于英国人来说，茶叶贸易是在“屈辱”中进行的。印度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茶叶加工过程“尤其适合阿萨姆人与世无争的生活习性”。对于生意人来说，茶叶则是“一个很不错的利润来源和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东西”。

茶商们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以研究茶叶生产，且请求东印度公司提供有关茶叶生产方法的信息。人们纷纷申请入股茶叶生产项目，申请入股数量超过了可发行股份的数量。后来，这个茶叶生产项目启动，实际入股或承诺入股的资金为12.5万英镑。查尔斯·布鲁斯寄给茶叶委员会的一份报告[1]，于1839年6月在农业与园艺协会会议上宣读之后，副本寄给了其他重要杂志。这份报告也许对帮助公众了解阿萨姆邦的情况、激发茶叶生产的热情起了一些作用。在那份报告里，查尔斯描述了他发现的所有产茶地区，且强调需要的只是更多劳动力：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技术工人，像中国那样，每片茶园都安排一些工人，我们的茶叶价格就可以和他们相抗衡；不仅如此，我们还能够，也应该使茶叶的价格比他们还低。

查尔斯的报告还提供了很多实用资料，如天气、光照、湿度，以及茶箱里应该用什么内层，怎样在箱子里用铅来密封茶叶。他还描述了在用火烧的方式清理丛林后，茶树嫩芽会迅速从灰烬中钻出来。他还建议，考虑到劳动力问题，应该将采摘下来的茶叶送往英格兰去加工。“在被中国人指导一年后，英国人就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用机器来揉挤、过筛和清洗茶叶了……这样，就能让穷人也喝上没有掺杂任何异物的绿茶……”

查尔斯还分析了茶叶生产的成本和利润情况。每10片茶园，每年的利润是23266卢比，这样，1000片茶园的年利润是23266000卢比。当然，前提是有足够的劳动力，不过不用担心，“只要让人们知道除了土地之外，他们还会有一定数量的薪水来养家糊口，大量的孟加拉失业人口就会蜂拥而来”。他将阿萨姆人对茶叶工作没有热情归因于吸食鸦片。“那种可怕的、害人的东西让这个美丽的国度人口锐减，变成了一个野兽遍地的地方。鸦片的大量种植和吸食让阿萨姆人从一个健康富裕的印度民族变成了一个贫困、奴性、狡诈、没有任何自信的民族。”

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积极的鼓励，同时忽视有关劳动力问题的警告，一个股份公司成立了。该公司有两个董事会班子，一个在伦敦，另一个在加尔各答。加尔各答的董事会不得不聘用一位负责人和几个下级职员，招募普通工人，雇用中国茶叶加工技工，建造一些船。公司打算设立三个部门，一个部门由查尔斯领导，剩下两个部门由另外两个人负责。1840年春，东印度公司将三分之二的试点茶园移交给了阿萨姆公司，租期十年，租金为零。

虽然英国人看不起中国人，可是到后来他们终于明白，真正懂得怎样加工茶叶的只有中国人。于是，他们只能想办法把中国人诱哄到阿萨姆邦来。阿萨姆公司派人到新加坡、巴达维亚、马来亚等地到处物色精通茶叶种植和加工的中国人。1839年11月，第一批中国茶叶加工技工从槟榔屿到达阿萨姆邦。这批中国人和之后多批中国人陆续在茶园经理的年轻助手的护送下到达阿萨姆邦。从一开始，这些中国人就被认为很令人苦恼。

其中一批人很难讲得通道理，只好在逆流而上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将他们解雇，扔给附近一个城镇里的慈善机构。阿萨姆公司董事会这样描述这一情况：“他们花了很多钱，许以高薪将数百中国人聘请到阿萨姆邦来……结果，这些人品性很坏。他们乖戾、顽固而又贪婪。”因为这些工人素质太差，为了不影响公司雇用的其他工人干活，公司解除了先前和他们签订的协议，所有来到阿萨姆邦的中国人，除了个别最出色的茶叶加工师傅和最踏实肯干的工人，其他的全部被开除。当时，英国人还错误地以为，只要是中国人，不管多么穷困，多么绝望，多么无知，都知道如何种植茶树。他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愿意受雇的那些人可能根本不懂茶树种植。

而在伦敦，这里的董事会也很快意识到，事情的进展并没有按计划来。他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和一线的负责人交流情况，而后来，当期待的利润没有到来时，他们就坐不住了。大笔资金已经砸了进去——它们去了哪里？1843年，董事会仍在股东面前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宣称“信心不减”；但在私下里，他们非常失望、焦急，派了一位名叫J.M.麦凯（J.M.Mackie）的德高望重的绅士调查这件事。但此人也没有多大收获。等到他骑着大象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走过公司方圆几百英里的茶园，然后回到加尔各答时，已经病得无法提笔写调查报告了。

第二位调查员来自加尔各答。亨利·莫纳（Henry Mornay）是阿萨姆公司的副秘书长，当时已经在加尔各答居留数年。他大张旗鼓地批评当时的状况，强烈呼吁改革。在看到茶园里的野草、未清理的土地、茶树糟糕的生长状况后，他非常吃惊，随即就降低了工人的薪水，并且在工作不紧张的时候临时解雇了一些人。他没有向伦敦董事会汇报的是——因为他自己和加尔各答董事会的所有成员都在做——加尔各答的种植园主，不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都将公司清理出来的土地占为己有，并在上面经营自己的茶园；他们占用的是公司雇的工人，公司的大象、船和时间。难怪阿萨姆公司的茶园每况愈下。

形势持续恶化，到1847年时，阿萨姆公司到了有人愿意收购就赶快卖掉的境地。大片空地被清理出来，但很大一部分空地却荒着没有种茶树；种下的茶树一半是中国树种，一半是本地树种。因为人手疏于看管，叶子长出来往往也没有人采摘。审计机构在1845年出具的审计报告上写道：“公司确实在英格兰拥有下列资产，即在英格兰银行的现金余额为100英镑，在威廉姆斯公司（Messrs Williams and Co.）的现金余额为624英镑6先令3便士，有库存小额现金171英镑4先令2便士，以及面额总值为35英镑的邮票。”相较于资产规模庞大的企业来说，这简直不值一提。

事后，回忆起公司亏损惨重的头几年，事先的所谓“冷静评估”依据的是一些错误的信息。小片的野茶树林被拼凑成茶园，不管这些茶树林有多偏远，不管给那里派遣管理人员和劳工有多么困难。置身于满世界是蚊子的密林里，众人都患上了疟疾。遗憾的是，适合茶树生长的条件——炎热、潮湿、部分树荫——也适合昆虫和细菌，但显然不适合来自干燥地区的欧洲人、印度人和中国劳工。公司员工和劳工的住处建在被清理出来的丛林空地上，那里闷热、臭味扑鼻、积水遍地，既没有排水设备，也没有干净的饮用水。痢疾、霍乱、伤寒、蠕虫如入无人之境。方圆好几英里之内找不到一个医生。

大象也喜欢这种气候。这倒是件好事，因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大象的话，很多活儿该怎么干。它们清理土地，驮着运输物品和种植园主。最初在将一箱箱茶叶往河边运的过程中，大象几乎是唯一的运输方式。开始时一头大象一趟可以运6箱茶，后来有了大象可以拉的车，这样一头大象一趟就可以运54箱茶；而两个苦力一趟只能抬1箱茶。规模小的茶园将采摘下来的茶叶送到集中点，委托某个茶叶加工厂代为加工，尽管这种“加工厂”也只不过是几间平房，因为加工过程全靠手工。在最近的河岸边，人们将加工好的茶搬上独木舟，运到布拉马普特拉河之后转到大船上。为了改善运输条件，公司买了一艘蒸汽船，但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个办法虽然花钱不少，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它敌不过那条变化莫测、反复无常的河。

那些经理的第一批助手是从公司在印度的其他驻地里挑选过来的年轻男子。英国媒体对这些先行者的勇气和忍耐力大为赞赏，有人说他们是英雄。W.H.乌克斯在《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中记述道：“他背井离乡，无缘享受任何一丁点儿奢侈生活。他呼吸着有瘴毒的空气，与从地面升起的潮气寸步不离，这让他浑身乏力。但是，他忍受住了这一切。”不过，他们的辛苦是有补偿的。他们可以尽情狩猎，猎物体形硕大，有野鹿、野猪，还有各种野鸡、鸽子、孔雀为盘中餐。河里鱼儿成群。如果这些助手有心抬头欣赏鸟儿、蝴蝶，以及繁茂的花卉、树木，他们就会感觉置身于天堂一般。

虽然英国年轻人在这里的薪金很低，但他们享受的惬意生活是身在英国的人很难想象的：住在大别墅里，仆人成群，只要给几块肥皂就随时有女人愿意和他们上床。他们个人的茶园让他们大赚其钱；意外事故和酒精中毒让很多高级经理早早退休或归西，这为他们的快速晋升铺平了道路。茶园主，和染料、橡胶、咖啡、蔗糖、鸦片等行业的老板一样，到退休时往往已经富甲一方了。

柏克林·扬（Burking Young），最后一位来自加尔各答的调查员，扭转了阿萨姆公司的经营状况，股东从此开始获利，让董事会在面对股东时终于能拿出好消息了。1853年，公司第一次向股东支付红利，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过，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居留于山区的那些不开化的野蛮人总是一个危险因素，他们随时会下山抢夺奴隶，伏击或抢劫在茶园干活的人。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随着行业的起飞，数千英亩的土地成了茶园，采摘这些茶园的茶叶需要增加数千双手。不过，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情况逐步得到改善。到1850年时，阿萨姆邦从事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的企业为50家；1861年后，坎宁勋爵（Lord Canning）颁布了一项法案，规定如果种植园主种植茶树的土地没有连带债务和抵押，就可以获得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从此，茶叶热开始了。

1866年，年轻的兄弟俩，阿利克·卡内基（Alick Carnegie）和约翰·卡内基（John Carnegie）加入了这股热潮。约翰一年前就离开了家，在中国闯荡了一年后，发现上海不尽如人意。1866年2月7日，他在前往印度的船上写信给父母亲道：“从一个刚打那儿来的家伙这里，我听说，我将来在那里的住处很怪异。他说，我距离停船地点最近的住处大约在50英里之外，只能骑大象过去，这事想起来就觉得很有趣。”[2]

一星期之后，他将自己在阿萨姆邦的地址告诉了父母亲：Mazengah，Golaghat。他当时住在加尔各答的威尔逊旅馆（Wilson’s Hotel）。在那里，他遇到了直接从英国来投奔自己的哥哥阿利克。在来印度之前，就有人给约翰介绍了一份工作，但他对这份工作不是很上心，因为他在2月17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觉得这个职位不是什么美差，因为我得花上两个月的薪水才能到达目的地。到时候，我们在Koolook Mook上岸，有人会赶着大象来接我们。”布拉马普特拉河两岸的景致很乏味：“我们现在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两岸除了黄土和丛林之外，看不到任何东西，所以这儿的风景没有多少好说的。我看到了大群大群的鹈鹕和很多鳄鱼。船上的讣告说，今天早晨有两个苦力死于伤寒。”开往阿萨姆邦的蒸汽船拖着平底船，将苦力送往茶园；很多苦力死在途中。

对于约翰来说，这船坐得也很不舒服。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副“担架”，没有床单，没有枕头，蚊子满屋子飞，所以他只好和衣躺在甲板上睡觉。船长讲的苦力乘船的故事让他情绪低落。船长说，有一次，他不顾没有人来接，就将一批苦力扔在岸上。结果，那些苦力饥肠辘辘地坐在岸边等了三天。所有人都发起了烧，其中两个人死掉了。但是，这一次，“更糟糕的是，船上有500个苦力，这些人是天底下最脏的家伙，浑身虱子。有一个昨天还患上了霍乱。苦力、蚊子和虱子，如果就到此为止，也倒罢了”。最让他受不了的是，“船上没有黑鞋油，没法给靴子上油”。那个船长雇来的那位上了岁数的仆人，他丢下家人来到这里，“很难想象，一个男人居然在半个小时内就把家里两三年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在约翰的第二封信里，那位老年仆人好像很快改变了主意，回家去了。

在约翰上班那天，阿利克也正好找到了工作。这些天，阿利克开车在加尔各答到处转，找了很多中介机构。这中间他听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说是“拥到种植园来找工作的年轻人太多了，所有职位都是人满为患……上了两天班之后，我就开始对这个工作厌恶至极。最后，贝格邓禄普公司（Begg Dunlop）的邓肯·麦克尼尔（Duncan Macneil）说，虽然他的公司没有空缺，但是他推荐我去察查（Cachar）地区碰碰运气，要是那里有人病倒或者死掉（因为热病现在闹得很厉害），我就可以接替那人的工作。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希望我一星期后动身。薪水是一年116英镑”。

这个工作没有多大前途。阿利克想在往返中国的英国蒸汽船上找一个文书工作，希望在返回英国的时候能碰上什么好机会。但是，“麦克尼尔突然想起来，他听梅尔公司（Mair and Company）里一个叫道格拉斯的家伙说，他们的种植园需要一个助手，于是麦克尼尔找到他，向他推荐了我”。

阿利克急忙前往梅尔公司。该公司的人告诉他，“你不要把这（一年150英镑）看作固定薪水。我们想招的是人才”。三年之后，他可以从他发出的每一批茶叶中收取佣金。他所工作的茶园距离约翰所在的地方只有一天的船程，但从加尔各答坐蒸汽船的话需要两个星期。和他们一起坐船逆流而上的还有300个苦力。这些苦力染上了霍乱和天花，结果有59人死在途中。“苦力死了好多，”阿利克在旅程结束之后写道，“我来之后已经有三个苦力死了，我才刚来四天而已。”

船到达目的地之后，梅尔公司的经理，二十五岁的马丁先生，带着一头大象来接他。三个欧洲人和一个士兵团在船上过了第一夜。那些苦力坐在河岸上，有士兵看守，以防止他们跑掉。第二天，有人让他将三天用的衣服和寝具交给坐在大象身上的驯象人。有人为他提供了一匹马，让他帮助他们将苦力驱赶到各个目的地。

“驱赶苦力真是辛苦，我们骑马在队伍前后跑来跑去，跟在美洲驱赶黑鬼一模一样。”那些苦力，有男有女，在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旅程后，刚进入一个陌生国度不久，然后又像是牛一样，被驱赶向一个艰辛旅程的终点。在此过程中，他们一直挤在一艘没有任何排污设备的船上，每星期都有20人死掉，尸体被抛入河中。

阿利克的情况比较好，得到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差事。

我和一个名叫伯特（Burt）的年轻人住在一起。他是这个茶园的经理（这一带有10个茶园）。等学会一点本地话（有一点就够了），掌握了一些简单的种茶知识之后，我就会被派往某个茶园当经理。他们现在急需一个经理，因为两个月前一个经理死于高烧。伯特这人不错，他从伦敦来，今年刚十九岁，身高6英尺3英寸。

两个人“相处得很好，我很开心，很喜欢这里的生活”，他在信里这样写道，尽管他在船上就已经开始发烧，并且要接替的也是一个死于这种病的人的工作。“我在船上的头两天，蚊子让我吃了大苦头。”他如此写道，当时他不知道蚊子和发烧之间的关系。“我的窗帘没有拉好，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脸上、手上和脚上被叮得惨不忍睹。要是用手挠的话，蚊子叮咬处就会化脓溃烂，疼痛难忍。一个文职同事的一条胳膊就是因为蚊子而被从接近肩膀处截肢了，那条胳膊就是因为蚊子叮咬而溃烂、腐坏…… 我后来痊愈得还算不错，只是手上被叮咬的地方留下了几个大斑点。”

说到日常情况，“这个地方很费靴子，不过其他方面一点不费。我们经常穿白裤子、衬衫、夹克（不带领子）、绑腿、大靴子。如果赶上阴雨天，就要穿高筒靴，防止蚂蟥钻进靴子”。这地方雨水真多：“从下月开始要进入雨季了，要不停地下五个月。全国都要泡在一英尺深的雨水里。泥泞的路面糟糕透顶，到时候高温也会让人难以忍受。”

再说说好的一面。虽然他之前从加尔各答雇的仆人一直没有来找他，不过，“这里有一个大孩子很不错，什么都肯干，还伺候我进餐，给我洗衣服……给我切烟丝，而且如果我需要的话，他会帮我穿每一件衣服，虽然每个黑鬼仆人都会那样做”。当然，也有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我惊讶地看到，两个苦力抓着一个死去的苦力的脚脖子，拖着他往茶园外走，我问伯特是怎么回事。一个人说，他们要将他拖到四分之一英里之外，扔到那边的丛林里。天亮之前，丛林里的豺就会把他吃光。”

在4月4日写给妹妹的信中，阿利克也提到了苦力。

我现在一个人生活在丛林里，有点像给一群黑鬼当国王的感觉。算上女人和孩子，我手下一共有大约450个苦力。我感觉他们大多数人怪异得很。他们总是生病。我是医生，巧妙地治好了一些人的痢疾和脾病，他们多少都有一些脾脏肿大。我在这里积攒了很多药品，还有一些处方。每天早上，我都要给很多人分发一些蓖麻油。我有一个很不错的脾病药方，治好了很多人。我还有一个治疗痢疾的药方。虽然治死了两个人，但在这里，死个人是很平常的事情，没有人会想太多。

这里不仅经常死人，还经常有人逃跑，后者是一件让人心烦的事情。

三天前的凌晨一点钟，有人叫醒我，说是七个苦力逃跑了。当时茶园经理正在这里，他打发仆人骑马赶往驻地。他要带上我的铅弹枪以驱赶夜里从丛林里出来，横卧在公路上（确切地说，应该是步行路，因为附近根本没有公路，最近的一条公路距离这里足足有10英里）的老虎、狗熊和豹子。四个苦力被抓住了。今天早上他们被带了回来。监工把他们一顿痛打，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必须干双倍的活儿。至少，我今天是这么说的。不过在大约一星期后，我会让他们和其他人做同样数量的工作。苦力逃跑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事情。

阿利克显然不是一个严苛的上司，他对待手下的苦力更像是对待淘气的孩子，而不是犯了大错的人。

“这里没有教堂，”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只在驻地有，那里有一个德国牧师。听人们说，他起了很多坏作用，在当地人中间散布了很多有害的言论。”就阿利克来说，他也不是事事如意。

最近在给人看病方面不大顺利。今天早晨，一个老男人和一个女孩被人抬到我门口。两人的病情都很严重。我给他们吃了一些药，原本以为服药后会好一些，结果一小时之后两人都死了。两个人的尸体被人从我面前拖走了。扔到丛林里后，豺群一晚上就会将他们啃食殆尽。那个老男人没有什么价值，可那个女孩是一个采摘茶叶的好手。她的父母亲都死在来这里的船上，她是一个来自国外的苦力。

他也提到一些轻松的话题：

这是一个挺漂亮的地方。一年四季绿色常在，因为树叶从来没有掉光的时候。眺望远处，可以看到草木一直覆盖到高山的山顶。目光越过碧绿的群山，可以看到后面喜马拉雅山白雪皑皑的山顶。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有人第一次指给我看的时候，我以为那是天上的白云。你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雄伟壮观的山脉。

……总有一群漂亮的鸟儿飞来飞去。松鸦那一双鲜艳的蓝色翅膀，在阳光下显得美不胜收；还有数不清的长着绿色长尾和红色嘴巴的绿鹦鹉。我用枪打下来两三只，因为这种鹦鹉尾巴上的羽毛是清理烟斗的好东西。

他的弟弟约翰也情绪高昂，乐观得很。他和一位斯塔布斯（Stubbs）先生住在一个大平房里。附近有一个小“工厂”，约翰在那里负责管理“茶室”，主要做茶叶的分类和包装。他觉得自己给茶叶分类方法做了很大的改进。“我的那只枪帮了很大的忙。我们的一日三餐主要来自这支枪的贡献——11对半鸽子，还有一只他们叫作‘牛排’的鸟。”一位猎场看守送来几只野鸡和几只鹿。我们的平房里摆满了兽皮和鹿角。我们把鹿角钉在墙上当挂钉。

约翰没有钱，也没有家具、桌布、床单和毯子。他每次借用斯塔布斯的盘子和锅。不过，他有自己的办法。“有两三个手头拮据的茶园主，很愿意用茶和我换取现金。”这时候，他会动用替某个“约翰·格兰特”保管的1000英镑赚一点外快。他后来没再用过这个办法。

很快，约翰和阿利克的乐观心情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两个人都患上了热病。5月中旬时，阿利克病得很厉害，被安排到一个距离驻地较近一点的茶园。“在那边，如果病倒的话，我就没法来驻地，因为那里不通公路。”公司派了一个已经适应了当地气候的茶园主去管那里，将阿利克调到距离驻地只有9英里远的另一个茶园。但是，梅尔公司在加尔各答的董事长的到访，让他的心情振奋起来。董事长此行是为了“看看茶园的情况怎么样，视察结果让他很满意”。他说，如果形势能够继续下去的话，约翰的薪水将每月增加100卢比，即大约12英镑。“这可真是个好公司，”他这样安慰父母亲。

如果上封信让父母亲感到放心的话，约翰在5月26日写的下一封信又让他们发起愁来。那天的信写得很晚，“因为我和几位邻居一样，这周病情复发得厉害。今天，我终于能连续坐两个钟头了。昨天，我很不舒服，喝下了大约20滴鸦片酊。同事斯塔布斯因为疟疾、高烧和胃痉挛也躺倒了”。

更让人沮丧的是，他还欠着公司1472卢比，“这真是让我发愁，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从这笔债务中解脱出来。他们说，他们不想要钱，只想用这个黏住我。恐怕这是阿萨姆邦最龌龊的公司了。若是想离开公司，就要交1000卢比来时的路费，这完全是闻所未闻，即使每月只挣250卢比的医生，要离开公司也是如此。在这家公司，员工预支200卢比都算是欺骗行为。让人生气的地方不止这些。我还要支付在加尔各答的旅店费用，‘还有去看医生时租借马匹的费用——那位医生自己没有马，下雨天去Mazengah要走9.5英里的路程’，捷径倒是也有，但下雨天泥泞难行，另外也要稍微绕一点路…… 阿利克运气好，他说自己一个子儿的外债也没有”。

他打算去看看阿利克，“但可怜的斯塔布斯现在病得厉害，如果他明天不好一点的话，我就没法离开，把重病中的他一个人留在屋里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方圆9～10英里内一个其他的人都没有；如果你病了，医生只能一个星期来看你一次，但你得有力气给他写纸条，因为通常他只有收到纸条才会过来。斯塔布斯之前一个人住过一年，有些习惯一个人住了，再加上他还懂一些外语，他可以和人们说话来打发时间，但是我天生爱交流（医生说，缺少交流也是我患病的原因之一），如果一个人的话，我很快就会死掉，即使没有病，也会因为孤闷而死”。

……我一上午迷迷糊糊，一会说阿萨姆语，一会说孟加拉语，当然我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在我来到这里的两个半月里，有五个星期卧病在床，我勉强能让别人听明白我在说什么。我最初生病是在4月14日，现在已经是5月26日了。不过，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回事。我养的那只小豹子，也许是只小黑豹——不管它是什么——生龙活虎的，我在屋里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开始的时候，它又咬又抓，样子很可怕，我就把它的爪子齐齐地剪掉了。它要是咬人，我就一下子把它打得四脚朝天，昏倒在地板上。这是对付野性难驯的畜生的唯一办法。我感觉它没到一个月大，因为它还不吃肉，当然，我说的是煮熟的鸡肉。它舔食牛奶……要是给阿蒂（Atty）看到我喂老虎的奶瓶，一定会笑个不停……我把它按倒，让它躺在地上，将牛奶拿在手里，用吸管穿透奶瓶的软瓶塞。它就那样大胆地吮吸起奶来。靠着牛奶，它慢慢地肥起来。每次喝到奶瓶底朝上，它才算喝够。每次喝饱之后，它都显得兴高采烈，可爱至极……我开枪打死的那只老虎，虎皮处理过之后，硬得像铁皮。

这只小动物的母亲可能被杀了；老虎和豹子经常被弄混。这两种动物当时都很常见，但是食蚁兽很少见：“这种动物非常少……它属于犰狳属……斯塔布斯开枪打死过一只，这种动物做脚凳再好不过。”

这是约翰写的最后一封信，虽然他生病了，对治疗情况很不满意，但他仍旧能从他豢养的那只小动物身上得到一些快乐。如果说上面那封信让父母亲担心的话，那么阿利克在6月12日写的信让他们更加放心不下：

亲爱的妈妈，请原谅之前没有给你们写信，因为我病倒了，总是断断续续地发烧。我每隔一天烧一次。本来今天应该发烧的，结果今天没烧，我估计我是好了。让我身体恢复的是盼望已久的那艘蒸汽船的到来，因为今天早上，它把约翰带到我这里来了——这变化让人害怕！在过去的六个星期里，他一直患有寒热相间的疟疾。之前他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毯子，一阵发烧，一阵打寒战，样子痛苦不堪。这种情况每天下午四点钟发作。他是被人抬上船的，在路上走了九天。在我这里，我会尽可能地让他舒服一些。但是，无法回避这一事实：他病得太厉害了。请来的医生刚走。他说他必须动身去加尔各答，然后从那里坐船去几个沿海港口看看病。经常给他看病那位医生说，除非马上把烧退下去，否则不能继续待在这里。没有其他的治疗办法。医生说得挺好，可是他没有钱，我的钱也只够把他送到加尔各答，没有余钱支付路上的饮食和其他费用。我能给他的大约有10英镑，但我会尽力给他筹措所需要的全部费用。马丁之前看到在这个房子里住过的很多人先后死于同样的热病，说约翰的元气几乎已经耗尽，说不定某天夜里他微弱的生命之光就可能像蜡烛的烛花一样熄灭。他直截了当地说，约翰可能活不过这个雨季。

阿利克继续写道：“我好难过。他那个公司龌龊至极。他们不想让他走，可他继续留在那儿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真不想让你们知道这个坏消息，但是没有办法。我现在身体挺好，不久就能回到丛林里了。我的手现在还不大有力气，所以请原谅字写得不好看。”

收到这样一封信，加上一连好几个月再没有约翰的消息，这让父母亲紧张万分。收到阿利克的上一封信的日期是10月17日，当时他刚刚收到父亲于8月写给他的信。从信中来看，他那家很不错的公司，即梅尔公司，遇到了困难，但他听说公司还会继续运转几个月。在信中，他没有在公司前景如何不乐观上费笔墨，而是描述了那一年的重大节日，即杜尔迦女神节（Durga Poojah）：“苦力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但是不许离开工厂。他们一离开工厂，就可能逃跑。我手下没有富余的人手，所以一个苦力也不能离开。几天前，我派人白送一箱子朗姆酒给手下，并给苦力送了几瓶，让他们分着喝。”

结果，这导致了一场酒醉后的争吵：

他们要打我的厨子。我的厨子一点儿也没醉，可是他与大约二三十个喝醉的苦力吵了起来。虽然我很快就平息了这场争吵，但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抽身出来。他们一个劲儿朝我行额手礼，发誓对我马首是瞻，说我是一个很不错的“老爷”……他们越是醉得厉害，行礼时手举得就越低，奉承话就越肉麻。我讨厌这个女神节，苦力动不动就吵架。

他也讨厌给庆祝活动捐钱，讨厌给4月的舞蹈和打鼓艺人晚会捐钱。

我照旧每天发烧、打寒战，不过症状比以前轻了。我希望能彻底好起来。每天下午有三个小时发病，并且之后不能吃东西，这真让我难受。我估计打寒战是因为雨季里长时间在潮湿被褥里睡觉的缘故。在雨季里，平房里的所有东西就像是在英国的室外放了一夜被露水打湿了一样。上床睡觉的时候，床垫与其说是潮，不如说是湿。房子里没有壁炉……现在又有打寒战的迹象，所以不能再往下写了。

就这样，这封信在透露出几许希望的悲观语气中结束了。在随这封信附上的一个便笺上提到，阿利克正期待着一个“箱子”，因为“要是在这里打开它，那就太棒了”。他还写道：“请帮我问一问约翰有没有多余的菩提树，我这里有点不够用了。”这暗示约翰仍然活着，也许他搬到印度的其他地方去了。从两个年轻人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写的14封信中，可以看出那是一个闷热潮湿、疾病丛生的封闭世界，但同时也可以享受猎杀野物、欣赏美景的乐趣，以及宽敞的生活空间、仆人的伺候所带来的舒适。

这些信件也反映出茶园的经营体系。这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成千上万的“黑鬼”构成了金字塔宽阔的基座，支撑着整个茶园经营体系。英国政府（现在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因为它是阿萨姆邦的“所有者”，所以有权将土地授予任何想要的人。这时候，能够拿到土地的几乎都是欧洲人。

在英国政府之下的是茶叶公司，它们在伦敦和加尔各答都有代理人，帮助它们招募年轻人弥补公司空缺。这些代理人安排（但不负责他们的路费）年轻人前往印度和中国，聘用他们的一般是一些规模较小、声誉不太好的茶叶公司。这些年轻人抵达加尔各答后，就和具体的公司签订协议。在协议里，这些公司虽然给的薪水不高，但协议暗示会有“福利”，而且如果上司一旦身亡或者提前退休，就可以迅速获得提升。虽然他们毫不隐瞒工作的健康风险，但让年轻人为了那么低的薪水去从事往往让他们早逝的工作，这些代理人表现出来的冷漠令人发指。

在欧洲人之下的阶层是数量不多的本地医生、职员、零售商（同时也是放债人）。这一小群体的地位处于茶园经理和劳工之间。劳工指的是苦力，他们全部来自国外。在卡内基兄弟与父母亲通信的那一年，被运抵这里的苦力有4万人之多。在“茶叶热”期间，狂热的投机者在这里大规模地砍树毁林，开辟大片大片的茶园。虽然很多茶园开工没有多久就倒闭了，但茶园劳工会被转到效益比较稳定的茶园里。在茶园主的眼里，苦力是会干活的动物，没有选择权，没有个人需求，甚至连做人的一个基本渴望都无法被满足：有一个可以休息，让人有所寄托的家。

约翰和阿利克对手下的劳工既谈不上爱，也谈不上恨。他们从来不过问劳工是怎么被挑选、怎样坐船过来的，也没有质疑他们为什么那么多人挤在极其简陋的房子里，为什么饮用浑浊的溪水或池塘水，为什么最后葬身豺腹。“他们动不动就死了”，约翰在信中这样写道，好像这是他们基因的问题，好像“黑鬼”天生就是这样。如果他们敢逃跑，追回来后用鞭子教训一顿没什么不对。多年以来，这种看法没有多大改变。即便“苦力”被认为是一个无礼的词，种植园主仍觉得他们是下等人。

这个帝国就像是一个摸彩箱。每个人都可以将手伸进箱子里摸奖品，如果运气好，还能摸到一个价值不菲的奖品。但事实上，情况要严峻得多。那两个年轻人是否能活下来，是否能享受未来，都很成问题。

然而，早在卡内基兄弟抵达印度之前，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就开始担忧阿萨姆邦的形势，他们组建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是“调查外来苦力进入阿萨姆邦和察查地区的情况”。委员会询问了茶叶公司、招工机构、蒸汽船上的乘客，以及阿萨姆邦驻地的军官。

委员会询问了苦力的薪水情况。一般情况下，企业不和苦力专门签订薪水协议，只有一个名叫察查公平公司（Cachar and Equitable）的企业要求苦力在薪水协议上按手印。协议上的内容是：“我理解我的薪水是每月4卢比，我同意遵守协议和制度。虽然我希望通过遵守协议获得加薪，但我也知道，必须通过努力干活才能获得。”来自那格浦尔、比哈尔和其他地方的农民无法“理解”或“同意”任何文字，尤其是英文，也不懂什么是“nereik”——这是经理布置的一种活儿。

雇用劳工的做法是，种植园主告诉招工机构自己要多少人，然后后者就开始找人，等人找齐之后就通知种植园主。接到通知后，种植园主就会派加尔各答的代理人前往苦力集中点。如果没有任何异议，种植园主代理人会同意招工机构将苦力送上船。种植园主会根据在产茶区下船的苦力的数量（其中包括死在途中的数量，但不包括中途逃跑的数量。很自然地，招工机构会将中途逃跑的人数算进途中死亡的人数里）一次性地向招工机构支付酬金。

该委员会查看了加尔各答的一处苦力集中点。“有人给我们指了一个四方形的院子……还有一个小窝棚，几平方英尺大小，当时快要竣工了，他们说这就是给苦力安排的唯一休息打尖的地方。院子中央的平地很像一个半干的容器的底部，被生活在周围的人弄得污秽不堪。它的样子和气味恶心得让人难以想象……先前听说每年都有大量的苦力因为疾病而死在这里，此情此景让我们感到传言非虚。”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招工机构的“杰作”。他们的老板早在委员会到来之前就跑路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欧洲人，本纳特茨（Bennertz）先生。他为苦力提供了“足够好的窝棚”，独立的饮用水和洗浴用水，“经过严格挑选的饮食和衣物”，以及常驻本地的医生。但是，本纳特茨先生似乎是这方面唯一的一个例外。在人们心里，负责抓捕逃跑苦力的人和心肠狠毒的绑匪无异。当地幼儿园用“抓捕苦力的人”来吓唬孩子：“好好听话，要不抓捕苦力的人就要来了，把你抓到阿萨姆邦去。”

招工机构会将苦力在路上所需的食物、水、衣物搬上船，委托“土兵”（peon）或监工看管。但是，后者争先恐后地将给苦力要在路上吃的稻米卖给蒸汽船上的工作人员。给苦力准备的衣服、厚衬衫（也许是一些不好卖的劣质货）穿在身上又热又不舒服。委员会说，公司任用的本土下属欺上瞒下。委员会听说，因为没有厨子，苦力不得不吃生稻米；不给苦力配备合格的医生；苦力登陆地点很不卫生，比如阿萨姆公司的一个登陆点，“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地势低、潮湿、瘴气笼罩，且没有挡风遮雨设施”。

委员会发现了很多问题：对运输船设施没有严格检查；苦力中途死亡率越高越好，因为死亡人数不影响招工机构的酬金数量，还可以节省食物；在船上给苦力准备的粮食被搬上岸，等到苦力船一走远就立刻被卖掉；装着粮食的小筏子到了夜里就被绑在蒸汽船的两侧，导致苦力的船舱里空气一点儿也不流通。

委员会找了一位医生问话。这位医生对医学惯例一无所知。他认为“隔离霍乱病人没有任何依据，这只是出于最模糊的假设”，霍乱的起因是“有毒物质和空气因素”。他坚持认为，让苦力从多个地方上岸以避免检疫管制是有一定道理的。

接受委员会询问的一位种植园主针对政府新出台的各项法律法规“冒昧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承认，很多已经羸弱不堪、病入膏肓的苦力被扶上船，他和他的人确实在船上实施了“人道行为——将那些奄奄一息的人弄下船”。委员会建议改革，但是没有人付诸行动。

因为没有任何收敛，委员会六年后出具的调查报告对发现的情况大加挞伐。在全国各地的市场上，劳工就像是猪羊一样“被转手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一位叫麦克纳马拉（Macnamara）的博士说苦力集中点就是“传染病的渊薮”，建议苦力离开那里时必须给身体消毒。他们在到达这些集中点之前，已经在火车上忍受了七个小时的旅程，中间只有两三分钟的停靠时间。

船上的所谓卫生设施只是“固定在接近船尾处两侧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隔间。每个隔间里有两个蹲位，每个蹲位前面有一个松动的印度样式的挡板”。这种供多达一千个苦力在三个星期的旅程中使用的简易厕所紧挨着厨房和船上关牲口的围栏。必须携带饮用水的规定被“系统性忽略”，苦力只能喝河水。

委员会召集了一些证人：一个来自贝格邓禄普公司（一家大公司）的证人说，他们有一年派人将13895名苦力送上3艘蒸汽船，结果中途有586人死亡。一位叫威廉的先生承认在过去的四年里，苦力的死亡率有所增加。他建议，对招工机构“招募苦力转手牟利”的地方进行卫生检查。另外一位证人说，招工机构“带着身体虚弱的苦力在全国各地到处走，为的是谋取最大的利益”。他本人就是一个招工机构的老板，他确认茶园主对苦力的需求简直贪得无厌：“有一次，他们要1000个男苦力。”他对苦力的运输条件极为不满，认为应该让苦力每天晚上都能下船待一会，“以便锻炼锻炼或做点什么别的事情”，应该每周让苦力喝上两次朗姆酒。

三位医生提供了苦力运输船肮脏不堪的证据。苦力晚上就在甲板上“拉尿”，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厕所蹲位外侧没有护栏，夜间上厕所时很容易掉进河里。到达终点时的苦力们“衣衫褴褛，连个毯子也没有，看上去一副可怜相”。茶园主福布斯先生承认，最近每从国外运来的100个苦力中，险些都死在途中或到达目的地之际：“内陆地区的苦力耐得住长途运输，但一到茶园就病倒了。来自丹格（部落）的苦力不耐运输，不过一到茶园就茁壮起来了。”他和委员会说起苦力，就像在说移植茶株似的。

三位医生中的奥尔纳特医生，也认为“久居丛林的”丹格人健康情况更糟，他很讨厌那些女人和小孩“肮脏的生活习惯，那些小孩不停地在甲板上撒尿”。如果让他们中途上岸的话，他们就会逃跑，所以不管有多脏，只能让他们待在船上。蒸汽船的船长心肠很好——他认为，苦力上岸地点应该提供简易平房，给那些活着下船的人喝一杯朗姆酒。

针对招工机构的不专业、贪婪和残忍，委员会照例提出了一些建议：苦力的运输应使用专用列车，而且路上行程不应超过四个小时；招工机构获得执照后方可营业，招工协议必须获得招工地区地方法官的会签；地区医疗机构的医生必须给工人体检，确保后者的身体状况允许干活和长途出行。当然，只有因为收成太差或罹患霍乱而没有任何生活指望的人才会背井离乡，因此对他们的健康状况不能期望太高。

每一批苦力都应该由茶园主派专人负责照顾，而不能完全交给招工机构雇用的土兵并且不闻不问。应该根据下船的苦力人数向船长支付酬金，鼓励船长改善“货物”的运输条件。应该由蒸汽船的所有者，而不是招工机构，为苦力提供食物。死于霍乱的苦力用过的毯子一定要销毁。

在报告的结尾，委员会毫不客气地警告茶园主：“很多人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住的‘棚屋’（生活区）和其他地方的卫生条件。”他们批评茶园主没有认真关心患病后的卡内基兄弟和其他员工。从加尔各答聘请专业的助理医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般来说，欧洲医生薪金的一半就足以聘请”他们。

由于所有建议方案的执行都要花钱，而且茶园主一直在抱怨从国外雇用劳工给制茶行业带来的“负担”有多么大，于是，直到1915年时，招工协议制度才被废止。

[1] St Andrews University Library，Scotland.

[2] Carnegie letters，India Office Library，BL.

9 茶叶帝国

玛莎威特（Mazawattee）茶叶公司在《英国佬》（John Bull）杂志上刊登的广告

英国人有条“脐带”一直没有剪断。通过这条“脐带”，茶水不断地流入体内。在恐怖、悲剧和灾难性事件突然发生时，他们的表现很是奇怪。他们的脉搏突然变得很不明显，整个人束手无策，毫无主意，直到迅速泡上“一杯香茶”。毫无疑问，茶可以给人带来安慰，让人稳住心神。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对茶水这么敏感。如果不失时机地奉上“一杯香茶”，或者一大壶茶，那么世界和平会议就会开得更为顺利。

——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玛琳·黛德丽的ABC》（Marlene Dietrich’s ABC）

如果不认真分析饮茶习惯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广泛影响，就无法理解阿萨姆邦茶叶栽种面积的迅速增加，以及印度劳工所承受的生产更多茶叶压力。对于中国、日本和后来的阿萨姆邦，饮茶已远远不止是一种享受，它已经成为伟大帝国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引擎。如果不饮茶，国民的健康和精力都无法得到保障，因此这些帝国对茶的需求会给茶叶生产者带来巨大压力。反过来，正是因为这种财富效应，催生了对茶叶生产的投资（英国的情形最为典型）。可以说，在过去的1200年里，如果没有饮茶风气，人类历史上的四次大发展将不可能发生；而这四次大发展的出现，又促进了茶叶生产和加工技术的改进。

大约公元700年后，中国人口、经济和文化迅猛发展，并在昌明辉煌的宋朝进入鼎盛时期。这其中的原因，一直没有人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诚然，政治的统一、技术的进步、交通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值得一提的是，无论经济和政治上的效率有多大的改善，如果这一阶段的中国落入常见的人口死亡率上升的陷阱，那么这种效率的改善就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人们集中居住在一起，不管是在迅速发展的大小城市，还是在人口众多的农村，如果人们种植水稻、饮用生水的话，痢疾和其他饮用水疾病的发生率就会上升。人们的活力和数量就会大为衰减，大量婴幼儿就会死于肠道疾病。唐代饮茶风气的广泛传播“可能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用开水泡茶带来的好处对于延长寿命并因此促进8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从4100万增加到5300万）起到了重要作用”。[1]

虽然存在水污染的风险，但是饮茶能够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确保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相对健康的人口。另外，这种廉价的提神饮品可以帮助人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因为精耕细作、很少使用机器和非人工能量，中国农业生产耗费体力是出了名的。双季稻耕作加上日常饮食的匮乏对人的体力是一个极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饮茶让人们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成为可能。我们知道，饮茶习惯风靡中国恰逢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大发展时期。考虑到饮茶的提神效果以及在降低水传播疾病方面的作用，上述两个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牵强之说。

在日本，饮茶习惯的日渐流行与这个国家14～17世纪经济和政治的扩张同时发生。在日本第一次于亚洲大陆（朝鲜）开展殖民活动的这段时间里，日本人口增长很快，农业生产经历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新的早熟稻米品种的出现、田地的开垦、新农耕用具的使用等大幅增加了农业产量。这种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持续都需要投入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

茶树种植对人们的工作方式产生了明显影响。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模式对体力的消耗很大，尤其是在相对贫瘠、可耕地很少的地方，水稻耕作主要依靠人力，无法大量使用风力或水力。在过去，水稻种植的几乎所有工序，如翻地、插秧、除草、收获、搬运、加工，都需要人力的付出。即使是打下稻米之后，肩挑背扛的陆路运输和逆流推船的内河运输也还需要花费大量体力，而从事这些繁重劳动的人三餐匮乏，且主要以蔬菜为食。茶水为人们长期从事如此繁重的劳动提供了额外的刺激作用。

西方研究人员格里菲斯（W.E.Griffis）如此描述道：

在刺骨的严寒中时而用竹篙撑船，时而在路上负重步行，辛苦一夜之后，我真想看到为接下来一天的工作量打下体力基础的早餐。船尾有一个很小的炉子，上面有一个普通的饭锅，它是用来给大家蒸米饭的。旁边是一个盖着盖子的木盆，里面装着米饭。另一个容器里盛放着一些腌制或煮好的大萝卜（“大根”）片。喝的东西是最便宜的茶……第一道“菜”是一碗米饭，还有一双筷子。第二道“菜”还是一模一样。第三道“菜”是一勺子茶水……第四道“菜”是一碗米饭和两片萝卜；第五道“菜”和前一次端上来的是一样的。最后以一勺茶水作结，然后就继续撑船。[2]

另一个美国观察家伊丽莎白·西德莫尔（Elizabeth Scidmore）也注意到了相同的饮茶情况和劳动者巨大的体力消耗。“这些苦力的饮食看似完全无法满足他们从事的繁重的体力劳动——米饭、腌鱼、腌萝卜和绿茶为他们一天的劳作提供可怜的营养。但是，他们却一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他们一周完成的劳动量连身体强壮的外国人也吃不消。”[3]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茶，整个复杂精妙的体系就不会运转得这么协调，支撑中国和日本社会发展的庞大劳动量背后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效率就不会那么高。如果那个时期没有这种提神饮品，中国和日本建立在快熟双季稻和三季稻基础之上的有名的农业革命或许也就不会发生。

伴随着饮茶习惯的引入和传播，日本成为世界城市化程度和人口稠密程度最高的国家。到1720年时，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在囊括了东京、京都、大阪和大量中小城镇的小型城市群内，聚居着超过200万人。18世纪中叶，江户（东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日本城镇人口比例居全球之首。

几乎所有日本国土均为不适于居住的多山地区。几个主要岛屿（北海道当时还没有被开发）上的可用土地少得可怜，总大小相当于一个小型的英国郡。18世纪中叶，这一耕种面积养活了多达2000万人。这些人集中在地形较为平坦的大小村庄、城镇、城市，以及土地肥沃的河谷地区。

按理说，这种情况往往会引起肠胃疾病的高发，因为细菌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和农村繁殖最快。但是，大量证据表明，当时的情况是，由饮水传染的疾病，尤其是痢疾，所导致的婴幼儿死亡率很低。痢疾发病率低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人们非常注意卫生，他们小心地将人类粪便运往田间地头当肥料。另外，日本婴幼儿超长的母乳喂养时间也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婴幼儿的健康。[4]

另一个原因很可能是日本盛行的饮茶风气。不管一个城市的50多万人如何小心，他们都要依靠井水和河水生活，水注定要被污染。但是，在日本，成年人和儿童都不喝没有煮沸的凉水。婴幼儿吸食母乳，母乳中含有因为母亲饮茶而分泌的抗病毒的酚类物质。日本的成年人和断奶后的儿童都饮用开水冲泡的茶。

因此，日本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变形虫和杆菌导致的痢疾，同时，受伤寒和副伤寒等其他疾病的威胁也相对较少。就霍乱来说，1817年始于印度的世界范围的霍乱疫情仅影响了日本西部，而1831年的第二次全球霍乱疫情则根本没有对日本产生任何影响；第三次世界性霍乱疫情暴发于1850年，只是在其的最后一年（1858年）才到达日本。19世纪后半叶，在霍乱再次肆虐的时候，爱德华·莫尔斯叙述当时的情况说：“一口凉水也不敢喝。茶，茶，茶，早上喝茶，中午喝茶，晚上还喝茶，不管什么场合都喝茶。”[5]集作者、新闻记者和学者于一身的埃德温·阿诺德爵士（Sir Edwin Arnold）在目睹了19世纪50年代的霍乱给印度造成的巨大破坏后说：“我要说的是，在这样一个季节，日本人茶杯不离手的习惯让他们受益良多。他们一觉得口渴，就去取茶壶。开水让他们很好地避开了身边水井中的危险物质。”[6]

18～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提供了更多证据，便于我们考查饮茶和经济、政治的巨大进步之间的关系。

一个社会如果能够高效地生产资源，尤其是食物，那么人口肯定会增加。人口的增加会提升社会效率，会创造更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因为城市里的人们居住得比较集中，人们之间物品的搬运、移动的成本就会低很多；另外，专业分工也让各种生产流程更为高效。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人口又会进一步增长。

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一些演化之后靠动植物生活的细菌、变形虫和病毒也会出现数量上的激增。这些微生物中，很多对人类有益，但也有一些会给人类带来疾病甚至死亡。其中的大量微生物离开最初的动物宿主，开始侵入人体。因此，当人口到达某一个临界值时，疾病的发生水平就会逐步推升死亡率，而死亡率升高到一定水平就会结束人口增长。城市，尤其是越来越拥挤的城市，发病率的升高不但让内部人口停止增长，而且还会让从农村迁入城市群的外来人口大量死亡。这样，人类文明就进入了18世纪后期的知名理论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描述的僵局或陷阱。死亡率上升到某个水平之后更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就会停止。

最近的一个证据翔实的事例发生在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之后，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在15世纪后期开始恢复。城市再次开始扩张，并在文艺复兴和早期的技术革命期间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在随后的17世纪，欧洲很多地区遭受了一场“危机”，其中伴随着死亡率上升以及经济停滞不前。发病率上升到某个水平之后，人口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都停止了。同样，在伊斯兰国家，日益扩张的城市和人口越来越稠密的农村当时也经历着疾病（尤其是腺鼠疫）发生率的上升。

1650年时，形势看起来好像无法回到从前的低死亡率社会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后来肯定发生了某件神秘的、前所未有的事情，而且，我们还准确地知道这件神秘的、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在英国，时间是18世纪中叶。我们甚至知道，这件事正是饮用水疾病的发生率发生了变化。

18世纪中叶，同时期的著名人口统计学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ck）指出，“痢疾和便血性腹泻”开始在伦敦呈下降趋势。[7]另一位人口统计学家威廉·赫伯登（William Heberden）分析了伦敦的死亡率统计表，证明了痢疾发生率在下降，这在1730～1740年尤其明显。[8]1796年，他在调查中写道，几种疾病，包括“痢疾……发病率下降如此之快，以至于现在的伦敦人几乎不知道这些病的名字……”19世纪初时，政治改革者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评论道：“在17世纪下半叶，这座大城市每年有2000人死于痢疾；痢疾的流行在18世纪逐渐减弱，而它作为一种致命疾病现在已基本绝迹。据说，1820年时只有15人死于这种病。”[9]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非同寻常、前所未有的变化？一个可能是人们对这些病菌的抵抗力或免疫力越来越强。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可能性，是可以解释死亡率降低的部分原因。但是，免疫力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起到很大作用。其他原因在于饮水习惯的变化。

当代的一些人猜测，饮茶这一习惯和死亡率降低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在18世纪中叶，苏格兰哲学家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思考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各种疾病的死亡率都在下降？他指出，“在欧洲，尤其是在大城市里，瘟疫、各种危险的发烧、腐烂病在过去发生的次数要比当前更为频繁。过去，每个家庭的人口多，而且住宅面积小，小区之间也只有狭窄的街道相隔”。他认为，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卫生条件的改善，同时也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鲜肉，并且“茶叶和糖的消费量很大——有医生告诉我这里面的杀菌效果不可小觑”。[10]

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鉴于人们健康状况的改善更加明显，一些作家认为，其中的原因很可能就在于喝茶。苏格兰医生吉尔伯特·布兰爵士（Sir Gilbert Blane）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茶这种东西，所有英国人都应该感谢它，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各阶层的酒精饮料，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现代人的饮茶习惯可能是这个国家民众长寿的一个原因。”更有趣的是，现代人口统计概念的创立者、统计学家约翰·里克曼（John Rickman）在1827年时写道：“里克曼先生不应该给出死亡率下降的原因；如果他深入阅读了1811年和1821年人口普查文件的‘初步观察’部分之外的内容……他就会将死亡率下降归因于糖和茶的广泛摄入……”[11]他们两个人都无法证明，除了具有众所周知的杀菌功效之外，饮茶如何能够起到降低死亡率的作用。现在，在了解了饮茶能够杀菌的原理之后，我们可以推进和深化他们的见解。

饮茶风气也有助于解释18世纪出现的一个矛盾的现象，即穷人的营养水平在降低，但健康状况却在改善。虽然茶水在营养价值上逊色于啤酒，但是茶有助于减少某些疾病的发生。它具备其他一些健康功效，取代了不健康的其他饮品，如杜松子酒，后者虽然便宜，但酒精度数高，在1720～1750年被各阶层的人们，尤其是伦敦人所广泛饮用。在1751年之前，杜松子酒的年消费量为600万～700万加仑，而在1760～179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00万～300万加仑，尽管同时期的伦敦人口在快速增长。[12]如果没有一种廉价而且提神、健康的饮品迅速风行的话（另外，这种饮品还能让人们远离被污染了的水），杜松子酒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替代是不可能的。

另外，饮茶不但对饮茶者本人有好处，而且对家人也有好处。和中国、日本的情况一样，在广泛的母乳喂养传统下，英国母亲母乳喂养孩子的时间往往长达一年，这意味着婴幼儿摄入的是相对安全的母乳。这些孩子可能会得到另外的保护，因为大多数传染病菌是因为食用了不洁食物，接触了脏东西等所致，而母亲在给孩子哺乳时，酚类成分就会很容易且自然地通过母亲的乳汁进入孩子的口腔和肠胃，将传染病菌杀死。

与早期的中国和中世纪后期的日本一样，在18世纪的英国，一种新的饮品为新的城市文明奠定了基础。在人类和微型寄生虫之间的斗争中，人类短时间内占了上风。由于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经食物和饮用水引起的消化道病变降到了最低水平。直到19世纪中叶，在欧洲城市完善了公共卫生设施并使用了安全的饮用水之后，对茶的需求才不再那么突出。直到那个时候，欧洲大陆数量众多的饮用咖啡、酒类饮料和白水的人才可以无须借助茶水进行城市革命和工业革命。

从使其成为必然之势的意义上说，茶不是导致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中国人和日本人长期受益于茶的保健效果，如果有的话也仅有一些工业化生产的苗头就实现了高层次的商业文明。不过，在英国，先前大量使用风力、水力和畜力来节省劳动力的做法使它进入了全新的蒸汽机时代。这就需要劳动人口数量和体力的迅速增加。我们不难发现，盛行的饮茶风气是如何推动了这个时期英国经济的发展的。在茶之前，啤酒是英国人广泛饮用的饮品，啤酒为英国带来了类似于17世纪荷兰出现的商业财富。但是，到17世纪末时，啤酒生产消耗了英国谷物产量的一半。如果人口翻两番，英国所有的谷物都要耗尽，并且还要进口谷物，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对啤酒的需求。

大量饮用啤酒确实可以帮助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业劳动者和其他人恢复体力。但是，啤酒也有缺点，它往往会让人有轻微的醉醺感。虽然它帮助人们恢复体力的效果可以持续一小段时间，但是它同时也会让人的思想放松，产生睡意，有时候还会导致轻微的抑郁。而茶水释放的能量不仅会让肌肉更为高效，还有助于集中精力，减少疲劳感，而且往往在喝下第一杯之后的几分钟内就会起作用。这种积极效果会持续一两个小时，在第一杯下肚之后的45分钟内达到峰值，这对产业工人来说再理想不过，而啤酒则不行。

操作高速运转的机器需要娴熟的技巧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如果手工织布的话，快慢完全由自己掌握，可以随时停下来歇息。但要是在工厂织布机旁边干活的话，就必须长时间保持高度专注。兰开夏郡的棉纺厂的老板不可能在工作时间给工人喝好几大杯啤酒提神，也不会倡导“工余喝酒时间”。煤矿老板也不会采用在矿井里提供成桶啤酒的方法帮助工人恢复体力。因此，当人的肌肉和注意力达到极限时，如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形，茶水成为企业老板在工作之余提供的一个重要东西。一种放置茶水的手推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广泛运用，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新建的火车站以及后来的蒸汽船，则为乘客提供了喝茶的茶亭。

茶水逐渐成为工人们放松和提神的一种重要物质而被人们大量饮用。一位开工厂的朋友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他见到一个在James Booth’s公司（一家大型的铝板材和铝箔制造商）干活的工人，问对方一天喝多少茶。那个工人说，他工作一天要喝17大杯，越浓越好，而且一般要加牛奶和糖。他说的大杯是上了瓷釉的铁杯，容量是半品脱。这样算来，他一天要喝将近9品脱茶水。

实际上，80年后，法国和德国在工业革命期间，他们没有借助茶的作用就完成了这一革命。因为到那个时候，生产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例如，相较于早期的机器设备，那时机器的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对体力和注意力的要求已经不那么苛刻。

因此，当茶变成18世纪后期工人阶层的新型膳食制度的中心时，它与社会对体力的需求相契合。当时，工人阶层一般要将食品预算的10%花在购买茶叶和糖上，在肉类上的花费是12%，在啤酒上的花费为2.5%。茶、面包、乳酪构成了饮食结构的核心。在单位价格能够获得的卡路里上，白面包是肉类或糖的两倍，因此，“面包与茶的搭配对收入有限的群体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13]如果没有这种廉价和暖身的商品为一顿饭提供能量，我们很难想象，在肉价和啤酒价格大涨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情况。

糖能够提供能量。如果加糖饮用，茶的功效将得到极大提升。英国一度是欧洲进口糖最多的国家，糖让数百万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能进一步增加精力。在西方，茶的功效与糖的故事关系密切。甘甜、滚热、放松、提神，“一杯香茶”成为作为工业化核心的劳工的最重要引擎，其重要性或许可以和蒸汽对于机器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如很多报道所描述的一样，在工业化初期，食物、衣服、房子，所有这些越来越差，穷人食不果腹，卫生条件相当差，但“良好的具有英国传统的茶”让他们渡过了难关，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茶叶贸易、饮茶风气的兴起与英帝国的发展和扩张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在饮茶风气形成之前，英国已经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占据了一些殖民地，并在印度和远东地区建立了一些贸易点。这是1720年时，即在英国大量进口廉价茶叶前夕的状况。一个半世纪之后，英国管理着世界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帝国，这个帝国的版图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位于非洲、南美洲和其他很多地区的殖民地，以及王冠上的巨大宝石——印度。

茶叶需求对商业船队，并由此对皇家海军、商业资本、银行和信贷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推动了英国商业的迅速增长，尤其增强了英国在亚洲的贸易网络。它推动英帝国向其他可以种植茶树的地方扩张，尤其是喜马拉雅山山麓和东南亚。因此，可以说，茶扭转了这个帝国的关注方向，让它开始关注东方和东南方（这种改变都是由于中国的影响，同时也是因为“波士顿倾茶事件”及随后的美国革命让它丧失了北美所致）。同时，茶叶也为英国这一贸易国家提供了最重要的商品。

茶叶对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尤其重要。这个公司最初经营辣椒和香料，后来，随着荷兰人在这些商品上的实力日益强大，东印度公司开始转而经营分量轻而价值高的商品——茶叶。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公司利用茶叶利润大举扩张，征服和控制了印度，成为当时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它是多个国家和帝国的强劲对手，它吞并土地、铸造钱币、控制城堡、指挥部队、缔结同盟、宣战和媾和，既有民事审判权，也有刑事审判权。”[14]这种权力和财富又被用来推动创造茶叶财富。

有点自相矛盾的是，如果不是因为和中国进行茶叶贸易，并由此让东印度公司获得炙手可热的财富和权力，英国就不可能控制印度。这其中的联系一点儿也不明显，因为直到东印度公司于1833年丧失了茶叶垄断经营权，人们才开始出于商业原因在印度种植茶树。

正如上文所述，另一个间接联系是茶叶对于推进英国工业化的整个过程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不经历工业革命，没有在钢铁制造和蒸汽机基础上发展武器和生产技术来为它提供竞争优势，英国就不会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它需要市场来消化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最初主要是棉花。如果它是一个农业国家，这种扩张就不可能进行。可以这样说，茶叶在推动工业、城市和人口增长方面对帝国产生了连锁效应，反过来帝国又为本土的工业化提供了糖、茶、橡胶和其他商品。

关于帝国、茶叶和海洋的关系，人们经常听到的是高大的舰船怎样从中国将茶叶运到英国的故事。漂亮时髦的快速帆船最初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北美造船厂的发明创造。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造出了新型的铁框架船，并用于将亚洲茶叶运往英国，成为茶叶贸易竞争中知名的参与者。接下来，人们对运输茶叶的快速帆船做出令人叹服的改进，其新型船头更加有利于劈波斩浪，船尾的线条更加柔和，宽度与长度的比例大大降低，改造之后的快速帆船运载的茶叶数量大大增加。

这些新型船只在蒸汽机出现之前的几十年里颠覆了远洋运输的概念。如果我们比较19世纪早期鼓鼓囊囊的往返欧洲与东印度的英国商船和该世纪中叶的雄伟舰船，就能够看出其中的巨大区别。茶叶运输船，不管是早期船只，还是后期船只，都是英国船队中效率最高的帆船。因为船上的水手不是被强迫上船的，而是因为有利可图：他们可以在船上装载一些“私货”，等回到欧洲后再以高价出售，所以运茶船借此可以吸引到最优秀的水手。

这种快速帆船得以在相互竞争中不断完善，最后几乎达到了铁、木料、帆布这三种制造材料和人力所能达到的完美境界。一个有关建于格拉斯哥的同一个造船厂的三艘船的传说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次，它们在同一潮汐时分从中国出发，航行数千英里之后，它们彼此看不到对方。但是，三艘船的航行技巧和速度如此高超和接近，以至于很多天后抵达英吉利海峡利泽德半岛时，彼此相差的时间不超过一个钟头。

茶叶对英国扩张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海上。这一庞大而迅速扩张的帝国的向外渗透和自我防卫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数量很少的英国军官和平民，这些人生活的地方往往健康条件很糟。吉卜林描绘的那个世界和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能够让我们联想到那些为数很少的军官和平民的生活。当他们坐在全球各个英属殖民地的平房或官邸里，或宿营在沙漠里、森林里和山上时，他们会喝些什么？如果饮用当地水的话，很可能会让他们疾病缠身。虽然英国人集中的一些地方有酿酒厂，但总的来说，啤酒桶体积过大，天气炎热时容易变质，无法长途贩运到帝国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从18世纪40年代之后被祖国灌输了饮茶习惯，18世纪60年代开始掌管英帝国的那批英国商人、船长和政府官员都喝茶吗？如果他们喝茶的话，这是否对后来的英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也许会想到他们的本国军队。在英军拖拽着大炮征战世界各地、屡克强敌期间，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知道，在19世纪后期，茶作为保证士兵健康的一个措施，成为英国和美国军队给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传拿破仑曾经说：“部队吃不饱饭就不能行军打仗。”要想让士兵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让他们精神抖擞地在战场上发挥出应有的力量和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身体状况。被疾病削弱的军队无法发挥出最强的战斗力，吃败仗就在所难免。成千上万的士兵在乡间用搜寻到的各种东西来果腹，挤在临时的集体兵营里，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最容易染上疾病，尤其是肠道疾病，如痢疾、伤寒和霍乱。士兵还特别容易患上因寒冷和拥挤而导致的其他疾病，尤其是斑疹伤寒。

最初，欧洲军队为了让士兵远离受污染的水，为他们提供酒。但是，喝酒太多会降低效率，让人无精打采，情绪低落。临打仗之前喝一点酒可能有助于战斗力的提升，但效果只能持续几分钟。另外，装酒的容器大而笨重，不适合长途行军时携带，而且很容易喝尽或变酸；喝酒之后，士兵也很容易因为肠道疾病而大批病倒。

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就曾大力宣传饮茶的好处。外出时，他总是在行李中带着一个由弗拉克斯曼（Flaxman）设计、韦奇伍德（Wedgwood）公司制造的茶壶。在滑铁卢战役中，他曾告诉手下的将军们，饮茶让他头脑清醒，没有发生任何对形势的误判。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面对严寒和泥泞带来的巨大恐怖，加内特·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要求饥肠辘辘的士兵每天至少要大量喝茶”。同样，在加拿大红河远征途中，他给每个士兵都配发了茶叶，教给他们怎样泡茶，怎样喝热茶和冷茶。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注意到茶水对战斗中士气低落的伤兵的好处。当大量伤兵拥入野战医院时，“对这些来自英国的病人来说，什么也代替不了一杯茶”。[15]

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部队给士兵们配备了标准数量的茶叶。关于茶的提神效果，美国神经学教授兼医学博士M.A.斯塔尔（M.A.Starr）在1921年时特别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部队给士兵随身携带的水壶提供了充足的茶水，而不是普通的白水……”[16]实际上，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就断言：“没有茶水，英国不可能打赢那场战争。”[17]

英国陆军军医处处长德·伦茨（de Renzy）写道：“我想说的是，当部队在长途行军过程中面临极大困难时，对于士兵来说，一杯阿萨姆茶是最能补充体力、提振精神的饮品。”[18]他在世界各地将这一观点付诸实践。有意思的是，其中的一个地方正好是茶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即阿萨姆邦和缅甸的边界地区。在1879年考察那加丘陵前，伦茨“就指出，如果饮用不洁净的水，随时都可能会染上各种疾病。根据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他建议前往那个丘陵地区的部队每天都要饮用一定量的茶水。这不仅能解渴，还能提神、恢复体力。作为医生的伦茨说，应绝对禁止士兵饮用雨水”。[19]

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团上尉卡尔·赖克曼（Carl Reichmann）深刻地描述了茶水对于另一场战争的重要价值。

我在中国东北地区亲眼看见两个众所周知的饮茶国家打得不可开交。双方军队在体力上的投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绝对无法相信。夏季不是潮湿闷热，就是暴雨倾盆，路面永远是泥泞不堪，行军是一件令人疲惫而痛苦的事情。在几次大战役中，部队长途奔袭，日夜苦战。他们随时可能遭遇敌人的突然攻击，睡眠和食物都少得可怜。他们疲惫万分，但是从未倒下。在战斗间隙冲上一杯茶，茶水下肚之后继续投入战斗……在炎热的夏季，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杯茶那样解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像茶那样让肚子不再咕咕作响，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茶那样迅速温暖冻僵的四肢。对于坐在马鞍上行军大约36小时，水米没沾的骑兵来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一杯茶那样帮助他们恢复身体的平衡。我进入营地的第一件要紧事就是用那些淡茶水将我的水壶灌满。[20]

这些资料说明，茶对陆军和海军士兵的影响在于茶叶中的一种主要成分。茶里的咖啡因可以刺激和舒缓人的精神和身体，增加人的信心，使人精神抖擞地投入战斗。它还能缓解压力和疼痛，因此大多数英国人在突遇意外事件后的第一反应是喝一杯滚热的甜茶。茶水里的糖分对人体有帮助，茶水里的咖啡因还能预防感冒。由于微弱优势就可以对战争胜负起到巨大影响，因此在很多遭遇战中，饮茶可能是扭转战局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此看来，英军穿梭于喜马拉雅山脉间，穿过大平原，深入缅甸，横跨非洲（在世界地图上，这条路线逐渐变红），一路上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其中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那些喜欢饮茶并要求下属也饮茶的军官们，他们手下士兵一个个都身体健康。从肌肉到思维、肠胃，士兵们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战争和任何竞争一样，关键时刻任何持续的细小优势都可以带来长期的收益。一场战斗的成败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茶”和“英国”几乎成了同义词。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英国从东方进口茶叶之初，英国的茶叶消耗量就远远超过了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而且因为人们总是将茶与广义上的英国，即大英帝国，联系起来。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英国在输出语言、法律、政治制度、体育项目（板球、足球等）和团体组织形式（俱乐部、托拉斯等）的同时，也传播了饮茶传统。

在第一个传播浪潮里，茶成为白色殖民地的“帝国饮料”。加拿大人和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都喝茶。在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爆发后，北美人摒弃了茶和英国的统治，强调这二者是一个“统一体”。[21]这一举动多半仅具象征意义，因为实际上，北美人仍然大量饮茶，他们只是口头上称自己只喝咖啡。

虽然英国丧失了一片市场，但另一片市场却向它敞开了大门。前文提到，长时间以来，澳洲人一直是世界上（除中国和日本外）最能喝茶的群体。他们的人均饮茶量甚至超过了英国人。新西兰人也并不落后多少。最有名的澳大利亚歌曲《丛林流浪》（Waltzing Matilda）的副歌里提到的“billycan”（比利罐），就是烧煮和携带茶水的用具。

由此看来，喝茶起初是大英帝国白人的专利。但随着阿萨姆邦以及后来20世纪下半叶锡兰茶产业的发展，印度次大陆就成为一个广阔的新市场。19世纪后期，喝茶的印度人还寥寥无几，但到了1959年，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茶叶消费国。[22]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越。现在，印度居民每年的茶叶消费量为该国茶叶产量的四分之三。可以说，如同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向世界传播葡萄酒和咖啡这些本国饮品一样，英国人向世界传播了茶，并且他们自己也离不开茶。正如西格蒙德博士（Dr Sigmond）在1839年时所写的，一本关于茶的书将证明，我们整个国家的国计民生都与茶紧密相关，我国目前的成就，甚至我们社会体系的福祉都发轫于这一让人意想不到的来源。它会向我们证明，我们在东方的强大帝国，我们的海上优势，还有我们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不断进步都离不开它……它刺激了工业的发展，对国民健康、国家财富、国民的幸福也贡献甚大。[23]

[1] The March of Islam AD 600-800（Amsterdam，1988），108.

[2] Griffis，W.E.，The Mikado’s Empire（10th edn，New York，1903），Ⅱ，409-410.

[3] Scidmore，Eliza R.，Jinrikisha Days in Japan（New York，1891），254.

[4] Macfarlane，Alan，The Savage Wars of Peace：England，Japan and the Malthusian Trap（Blackwell 1997；Palgrave，2002），chapters 7，9.

[5] Morse，Edward S.，Japan Day by Day：1877，1878-1879，1882-1883（Tokyo，1936），Ⅱ，192.

[6] Arnold，Sir Edwin，Seas and Lands（1895），543.

[7] Black，William，An Arithmetical and Medical Analysis of the Diseases and Mortality of the Human Species（1789），164.

[8] Heberden，William，Observations on the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Different Diseases，and Particularly the Plague（1801），34-35，40-41.

[9] Place，Francis，Illustrations and Proofs of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822；George Allen and Unwin reprint，1967），250.

[10] Kames，Sketches，Ⅰ，245.

[11] Blane and Rickman are both quoted in George，London，329，n.103.

[12] George，M.Dorothy，“Some Causes of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Illustrated by London”，Economic Journal，vol.xxxii，1922，333-335.

[13] Burnett，John，Liquid Pleasures：A Social History of Drinks in Modern Britain（1999），56，187.

[14]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Ⅰ，67.

[15] Scott，J.M.，The Tea Story（1964），100，99；Reade，A.Arthur，Tea and Tea-Drinking（1884），65.

[16] M.A.Starr，MD，Emeritus Professor of Neurolog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in the New York Medical Record，1921.Quoted in Ukers，Tea，Ⅰ，556.

[17] Burgess，Anthony（preface），The Book of Tea（Flammarion，no date，by Various Authors），16.

[18] The Lancet，London，April，1908，301：quoted in Ukers，Tea，Ⅰ，554.

[19] No.746，dated 25th October 1879，to the Secretary to the Surgeon-General，Calcutta：medical appendix from Maitland’s Report.

[20] The Lancet，London，April，1908，299-300；quoted in Ukers，Tea，Ⅰ，554.

[21] Professor Edward Parkes，quoted in Ukers，Tea，Ⅰ，553；the link to malaria is discussed in Chapter 13，‘Tea，Body and Mind’.目前，这仅是猜测。

[22] Chambers Encyclopaedia，1966，‘Tea’，481.

[23] Reade，A.Arthur，Tea and Tea-Drinking（1884），16.

10 工业化生产

典型的中国茶园

如果没有茶，就不可能有大英帝国和英国的工业化。没有源源不断的茶叶供应，英国企业的发展就难以维持。人们一度对阿萨姆邦寄予厚望，但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人在阿萨姆邦的茶叶经营状况还是没有起色。1867年阿萨姆邦茶产业的崩溃，标志着英国人尝试以低价竞争方式取代中国茶叶生产这一努力的失败。他们开始时信心百倍，这时却感觉希望渺茫。投资者心灰意冷，市场需求不振，茶叶劳工成批死亡。要扭转形势，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方法就是将茶园变成户外工厂，尽可能地将茶叶生产的每一阶段“工业化”，并以此降低成本。目标是借鉴英国其他初创企业的成功经验，将科技和管理技巧用于茶叶生产。茶叶种植园的特殊之处在于，科技和管理贯穿于茶叶生产过程的每一步，从砍伐森林、种植茶树到茶叶采摘，最后到成品装箱。

如同工厂生产一样，茶园经营将资本筹集、劳动组织和机械化结合在一起，但这三者的结合不仅适用于将原材料加工成成品（如棉纺厂），也适用于生产原材料。因此，茶园结合了英国在18世纪时的重大进步，即农业和工业（或叫工厂）革命。在生产流程的各个工序，在劳动力和其他能源的运用上，茶园采取了严格的军事化精确管理。

先前的英国，企业的成功在于深入剖析工作流程的每个步骤，并提高这些步骤的效率。尤其是将产品制造划分为多个小工序，每个工人专门做一个工序。统一的标准化零部件、细分的工序、经过严格专门培训的工人、准确的时间控制、为完成一个理想产品不断重复一个简单的动作（传送带应用的前身），这一切都是早期英国工业革命获得的启示。以上是否可以用于棉花、咖啡等生长于赤道地区的农作物，最重要的，是否可以用于受英国人欢迎的作物，茶？英国农业的进步告诉我们，这些先进方法肯定能用于工厂和车间之外的其他地方，牲畜和庄稼也可以被当成机器产品来处理。

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印度的茶叶生产工人不得不与极其廉价的域外劳工相竞争。中国和日本的茶叶种植者几乎是没有薪酬的，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在这两个国家，茶叶往往是由女人和孩子在种植主要作物的同时顺便种植和加工的，而那些主要作物才是他们的生活来源。因此，不管印度茶叶采取什么方法，其生产效率必须能够抵消中日两国茶叶低得不能再低的劳动成本。

塞缪尔·鲍尔在1848年就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并给出了（他认为的）解决方案。他指出，“反对在我国殖民地种茶的重要依据首先是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得很，而我国殖民地劳动力价格很高；还有人认为种茶是一件极其耗费体力、成本很高、需要很多技巧的事情”。接下来，他证明上述观点都站不住脚。印度人比中国人更贫困，所以他们的劳动力只能更为低廉。“因此，就两个国家的民众对生活条件和薪水的要求而言，在茶叶生产方面，印度相对于中国优势不小。”

经过深入分析，他认为，“在最理想的条件下，中国人无法提供低于每磅10～11便士，适合大众消费的好茶，而且，从我们目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来看，中国茶叶的成本很可能高达每磅1先令2便士到1先令4便士”。而在印度，每月付给熟练的茶叶加工劳工的薪水是5卢比，付给作为他助手的苦力的薪酬是3卢比，即一般劳工的薪酬是3～4卢比。此外，每个茶叶箱子的成本仅为1卢比。因此，他认为，“薪水这么低，如果管理科学而且成本不高的话，阿萨姆邦毫无疑问可以和中国在茶叶生产上一争高下……”

荷兰人在爪哇的成功范例就是明证。“根据能够确定包装内肯定是茶叶的商品来看（依据荷兰市场销售的数量计算），1839～1844年，爪哇平均每年生产的茶叶重量为218000磅。”鲍尔发现，“在那个岛屿，茶叶装船时的售价是每磅8便士……印度茶叶的成本没有理由不能和爪哇处于同一水平。实际上，如果中国茶叶加工和包装后的成本是每磅7～8便士，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就劳动力价格而言，印度同样质量的茶的出口价应该是每磅4～5便士”。这样，印度茶无疑可以卖得比中国茶更便宜。在英国，初级产品加价120%出售是很常见的事情，这意味着英国人从茶叶中获利的潜力非常大。[1]

在这种情况下，常态的解决方案就是机械化——效仿英国农业的做法，用机器取代人工。但是，茶树的种植、养护和茶叶采摘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能靠机器来完成的。当初，用机器来复制手摇织布机织工的工作或打谷人的工作就相当困难。茶叶生产早期阶段的机械化，即直到生茶叶加工的所有工序，到今天也没有实现。在陡峭的斜坡上砍伐森林种植茶树、锄地、除草、采摘枝顶的嫩芽（最费人工的阶段），将茶叶送到收集点，在这些工序中机器一点儿也用不上。但是，英国人认为，关于茶叶生产早期阶段的工作效率，印度肯定可以相较于中国的那些散漫的方法有大幅度的提高。

茶叶生产首先要砍伐森林，然后在腾出的空地上种植茶树和用以给茶树遮阴的树冠较大的树。英国人投入了大量精力和“科学知识”，他们精心研究茶树之间的准确株距应该是多少；什么样的土壤最好；行距怎样设计最有利于茶叶采摘；遮阴树应该用多少棵，以及用哪种遮阴树；什么样的茶树种子最好，怎样照料育苗场——所有这些问题都要仔细规划。茶株栽好之后，他们马上开始了一系列实验和培训，如修剪的频率和方法、怎样施肥、怎样用喷雾器和杀虫剂防止各种病虫害。后来，他们还建立了多个茶叶研究站，比如阿萨姆邦的Toklai研究站，专门研究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的最佳途径。坚持不懈的反复实验和生产方法的不断改进是中国的小农经济所无法做到的。投资的大幅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最大限度扩大投资回报的决心让效率的提高终于成为现实。

在阿萨姆邦种植茶树的过程中，他们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他们不像中国那样任由茶树在半野生状态下生长，也不像日本那样仅将茶树种在田间地头，而是种在经过精心规划的种植园里。化学和植物的经济价值知识，关于土壤和杀虫剂的持续实验，以及种植、修剪和干燥的最佳方法都是在准军事化管理方式下进行的。

茶园工人统一住在那几排类似帐篷或营房的窝棚里。他们要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一年到头，每天长时间的单调工作——最初在英国工业化时期用于安排矿井、工厂、车间生产劳动的工作安排方式——落到了他们头上。他们根据要求，有条不紊地从事一系列经过仔细设计、严密分工的工作，尤其是在采摘茶叶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成为一台庞大的机器的一部分。在这台庞大的机器内部，他们自己就是一个个采摘茶叶的机器。与工厂工作的唯一区别是，工厂工人在上班时间里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动，原材料通过传送带送过来，而对于采茶工人，茶树静止不动，采茶工人需要一刻不停地在株距经过严格设计的茶树之间走动，去摘下茶树枝头的芽苞和两片嫩叶。

顶着烈日，采茶工人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工作内容就是将可以采摘的茶叶摘下来，既不能漏摘，也不能多摘。1938年《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特刊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这个过程：“双手并用，一个女人每天可以采摘30000个嫩芽。考虑到动手采摘之前要看清楚每个嫩芽，保证不能有硬梗和其他粗糙的东西进入工厂，这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了。茶叶采摘每隔10天进行一次。3200个嫩芽可以加工出一磅茶。”[2]这意味着，19世纪时，假如一个人每天采摘茶叶十个小时，那么他或她一小时必须摘下大约3000个嫩芽，即一分钟摘50个。

考虑到还要在茶树之间走动，把装满篓子的茶叶倒下，等等，这意味着大脑、胳膊、腰、腿脚、双手必须协调一致，要在一秒钟之内完成一个“伸手—摘叶—入篓”的系列动作，并且这样的动作一天要持续好多个钟头，一周要持续六天。其他计算方法得出的数量更高。20世纪50年代，茶业权威C.R.哈勒（C.R.Harler）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一名采茶女工每天可以采摘60～80磅茶叶，半分钟到四分之三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棵茶树的采摘。”[3]这种工作枯燥、单调，更不要说一连数小时的站立和采摘对人精力的巨大消耗。这种状况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改变。

这样，茶园成了繁忙的育苗场。在公路、小路、茶树、工厂和单间工棚里，劳工在整个流程中的动作都经过严格训练，统统精确到分钟。整个绿色天地就是一个大工厂，工厂的顶棚就是遮阴树。

然而，在加工原材料，也就是将绿色茶叶加工为干燥的箱装红茶的过程中，英国人将工业化技术运用得更加直接。他们掌握了阿萨姆邦和后来的锡兰（斯里兰卡）的茶树种植技术之后，就开始着手将机械化运用到茶叶生产的下半个阶段。茶叶变成了一种工业产品。摘下来的茶叶进入工厂，经由蒸汽或流水驱动的机器加工，几乎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就可以加工出成箱的红茶。阿萨姆邦茶的成本之所以后来能够低于已经很廉价的中国茶，这是原因之一。从威廉·杰克逊（William Jackson，1850～1915）这位极其多产的发明家在此期间的活动中，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4]

19世纪70年代初，年轻的威廉·杰克逊和他的兄弟约翰在走访了一个茶园之后，沿布拉马普特拉河顺流而下的返回途中，因轮船搁浅维修，他们就离船上岸，在周围的农村闲逛。他们看到一个“Marshall”牌子的手提式蒸汽机。当时，那种机器在印度用了已有大约10年。杰克逊回到英国之后，与不列颠尼亚铸铁厂（Britannia Iron Works）建立了合作关系。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Messrs Marshall Sons有限公司（当时公司位于盖恩斯伯勒市）广泛的茶叶机械业务。1872年，杰克逊在阿萨姆邦的Heeleakah茶园制造安装了他的第一个茶叶撵揉机。虽然这台机器只是他的早期产品，但是它在当时来说工作效率相对很高，没过多久就取代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手工揉捻工序。他一生发明颇多，其中包括“Cross Action”（交互型）、“Excelsior”（精进型）、“Hand Power”（手动型）揉捻机等。机器上采用了沉重的铸铁零件，构造很复杂。1877年，他发明了“Rapid”（高速型）揉捻机。在之后的20年里，它一直是茶叶揉捻工序的通用机器。仅1899年一年，就卖出了大约250台。

1884年，杰克逊设计制造了他的第一台热风干燥机。我们听说，直到今天，这些机器的名字仍然让人耳熟能详：“Victoria”（维多利亚）、“Venetian”（威尼斯人）、“Paragon”（典范）（没错，2001年，我前往阿萨姆邦的一个茶园时，他们仍在使用不列颠尼亚铸铁厂生产的机器）。这些机器上有一个吸风扇，让热空气从机器底端吸进去，从下往上吹，顺次吹过盛放茶叶的几个笸箩，让干燥过程效率更高。1887年，杰克逊推出了他的第一款茶叶解块机，第二年推出了茶叶分拣机，1898年推出了茶叶打包机。Messrs Marshall Sons有限公司不断发明和完善这些机器，几乎所有产茶国家都在使用它的机器。

杰克逊机器的效率可以从茶叶生产成本的变化上略见一斑。1872年，他开始发明机器时印度茶叶的生产成本是每磅11便士，与中国的茶叶生产成本大体相当。到1913年时，改进后的茶叶生产机器将生产成本降低到每磅3便士。这样的话，大约8000台揉捻机抵得上150万劳工的劳动量。先前干燥1磅茶需要燃烧8磅的好木材来加工木炭，杰克逊发明的机器可以使用任何木材、干草或废料，而干燥效果相同。四分之一磅的阿萨姆邦本地煤炭可以干燥1磅茶叶。杰克逊还意识到，如果让茶叶进入干燥罐之后立即停止发酵，并且在干燥之后立即冷却，就能加工出更好的茶。这样做可以让茶叶中至关重要的茶油不损失，从而提升茶叶质量。1915年，杰克逊去世时，他将自己的一半财产（价值约为200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捐给了与茶相关的慈善团体。

再说一说当时中国的情况。在被搬上英国船之前，中国茶叶成本的三分之一花在了从产茶区运出的运输费和付给途中包括港口茶叶商人在内的中间人的费用上。阿萨姆邦茶园的两个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杜绝了这些成本。第一，英国人的实力让中间人和贪污行径无法插足。在茶叶运往加尔各答途中，没有人敢来敲竹杠，也无须缴纳任何过路费和税款。第二，茶叶无须大量苦力甚至动物扛运。蒸汽机革命为英国人提供了用最低成本运输茶叶的两大工具：利用沿布拉马普特拉河顺流而下的蒸汽船，或在印度迅速扩张并于19世纪后期修到阿萨姆邦中部的铁路网。

英国对印度和锡兰的军事控制为这一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宽松的治理措施、司法上的有力保护为经济的繁荣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巨额资金借贷的便利，以及人们对新型盈利项目的追捧，也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进而将土地、劳动力和茶树结合在一起。很快，这种生产方式就为全世界提供了足够多的低价茶。因此，机器、劳动力的严格组织、蒸汽、资金让布拉马普特拉河两岸出现了新的“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东方伊甸园的这片绿色怡人的土地变成了这个宗主国“黑暗撒旦的磨坊”的可怕复制品。

配合军事化的生产组织方式，种植园确立了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即层层负责的命令执行体系。经理和他的欧洲助手之下的工作由几个本地职员负责。级别最高的是总监工（Head Mohurer），负责所有茶叶种植和加工任务的实施和账目的汇报，严格现金管理。茶园监工（Land Mohurer）和苦力一起前往茶园，并整天和他们待在一起，监督领班和苦力认真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

领班（Sirdar）是相较于普通苦力较有头脑的苦力，每个领班负责管理“一伙”苦力。每天早上，领班带领苦力下地干活，每天都要记录并向茶园监工汇报每个男女劳工的表现，供后者记录在册。他还要前往经理的办公室，汇报一天的工作和劳工的出勤情况，听取第二天的工作安排。一个懂英文的职员负责处理账目，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工厂里有车间领班，负责指导加工出符合质量要求的茶叶。

一位当地医生负责给苦力看病。一位欧洲人会偶尔来到这里，记下最近出生和死亡的人口。另外还有数位安保人员负责照看工棚区域，向医生报告生病的苦力，防止财物盗窃现象的发生。苦力外出都要有专人陪同，这可能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跑。茶园还有自己的大象饲养员。大象主要用于丛林的清理和运输。这种动物容易生病，需要精心照料，喂食大量稻米。负责运输的阉牛则需要在夜间食用煮好的稻米，一头阉牛的稻米消耗量能超过一个普通家庭。

虽然安排了大量监工和安保人员，经理和助手还是要随时保持警觉，防止苦力想尽各种花招欺骗他们。茶园主的工作手册记录了他们使用的各种伎俩。女人会在茶篓底部放一些分量重的东西以增加茶叶重量；负责修剪茶树的劳工会放慢干活速度，为的是多挣加班费。即使是孩子也不能信任：他们的一个工作是抓毛毛虫，“任务”是一天抓20磅毛毛虫。但是，有的人会用前一天抓到的毛毛虫充数。

有担保的源源而来的熟练劳工，以及低得不能再低的薪水都为茶园的发展提供了内部动力。当工厂机器与高效的运输条件相结合，茶园为市场提供了标准化的高质量茶叶。获得好处的是英国商人、投资者和世界各地的饮茶大众，付出代价的是中国和阿萨姆邦的劳工。

价格低廉、味道浓烈的阿萨姆邦茶彻底破坏了中国的茶叶出口市场。工业革命再次在竞争中胜出。这一胜利采取的手段不是让印度棉花劳工丢掉了饭碗，如先前英国的兰开夏郡的棉纺厂那样，而是通过破坏中国的出口贸易，致使大量中国茶叶种植和加工工人失业。对中国而言，这些数字反映出的情况非常严峻。

20世纪初，J.戴尔·鲍尔（J.Dyer Ball）出版了《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Things Chinese），在书中给出了如下数据：“1859年，印度不存在茶叶贸易，中国向英格兰出口了70303664磅茶叶……1899年，中国茶叶出口量下降到15677835磅，但印度的出口量增幅巨大，达到了中国从来没有达到的数量——219136185磅。”[5]

还有另外两组地区的数据和报告为上述数字提供了佐证，从侧面揭示了这一变化对当地的影响。1882年，从福州运往英国的茶叶超过了6000万磅，这一数字接近该港口当年茶叶出口总量的70%。该港口当年向澳大利亚的茶叶出口量为1800万磅，占比为20%。仅8年之后，福州向英国的茶叶出口量下降了一多半，仅为2300万磅，向澳大利亚的茶叶出口量降为1400万磅。罗伯特·加德拉（Robert Gardella）在1994年出版的一本有关茶叶行业的书中，引用了一位匿名的中国人的话：

依靠种茶为生的人不在少数：那些砍伐森林种植茶树的人、采茶工、开茶庄加工和包装茶叶的人、茶叶贩子、茶叶专家、茶叶甄选师。1881年之后，茶叶价格非常低……开茶庄、做茶箱的人纷纷破产。很多种植茶树、加工茶叶的人无法依靠茶叶（生活）。自己有田地的人改种别的作物，没有田地的人靠帮人砍柴为生。先前在茶园种植茶树的人沦落到如此悲苦的境地！只有那些种植粮食作物的人可以继续在田地旁种茶树……那些没有种植粮食作物而只种植茶树的人则任由山上的茶园荒芜——他们无法负担照料茶园的开销。[6]

1896年，厦门的《海关年度报告》有如下描述：

本年度贸易额从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的200万关平两下降到如今的10万关平两。茶树种植户先前的茶园能够让他过上吃喝不愁的日子，现在却被迫在茶树之间套种红薯求得温饱。

第二年的《海关年度报告》中写道：

这很可能是最后一份将厦门茶叶作为一种重要外贸商品的年度报告。25年前，茶叶的年出口量为65800担（1担大约为60公斤），而今年的出口量为12127担……先前出口量最多的商品，如今已经深陷泥潭，无药可救。

四五年后的海关报告中则描述道：“茶叶已经从厦门港绝迹。1900年没有从汉口直达伦敦的航船。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7]

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和中间人原本已经生活得十分艰辛，现在又突然没有了这一笔收入。这条供应线上所有人，从规模极小的茶树种植户到在工厂里加工茶叶的雇工，从艰辛跋涉在运茶路上的运茶人到忙碌于码头上的雇工和茶叶商人，都没有了饭碗。这个影响是灾难性的，它引起的广泛的政治动荡和宗教风暴，加剧了19世纪后期中国的混乱局面。

[1] The passages are taken from Ball，Account，336，342，357-358，361.

[2] 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 supplement，28 February 1938，‘Empire Tea’，various articles，Ⅶ.

[3] Harler，C.R.，The Culture and Marketing of Tea（Oxford，1958），64.

[4]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Ⅰ，157-158.

[5] Dyer Ball，J.，Things Chinese（1903；reprint Singapore，1989），647；for a useful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is，see Forest，Tea，189.

[6] An Anonymous Informant，quoted in Gardella，Harvesting.

[7] Dyer Ball，J.，Things Chinese（1903；reprint Singapore，1989），648.

11 茶园劳工

1896年就任阿萨姆邦首席行政长官的亨利·科顿

中国茶叶出口的崩溃让阿萨姆邦的成功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阿萨姆邦劳工的境遇应该有所改善。“茶叶热”时期的混乱形势让位于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随着茶园主赚取了丰厚的利润，掌握了大量有关疾病预防的药物和饮食知识，这时的开明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劳工们也可以从中受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确保所有人都可以分享这一巨大财富。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政府不干涉，将一切都交给围绕商业私利的市场来解决。毕竟，如果劳工身体健康，工作效率大幅提高的话，对企业有利。

爱德华·莫尼（Edward Money）上校在他那本出版于19世纪末有关茶行业的畅销书里这样阐述该问题：

我收集到的所有证据、打听到的所有消息都表明，茶园为苦力提供的待遇不错。这样做符合茶园老板和经理的利益，私利上的推动比任何政府法令都要有效得多。“苦力保护官”视察茶园时的胡乱干涉，只能破坏茶园主或经理与劳工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即使有这些干涉，茶园劳资双方之间的良好关系往往依然存在）。我坚决认为，如果取消政府干涉，茶园里的那些外来苦力待遇会更好。[1]

为了保护茶园不受“干涉”，人们成立了一个管理组织。印度茶业协会（ITA）于1888年成立，它是东印度公司的微型版本，专门从事茶叶业务。它的职能和东印度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如出一辙——为所有茶叶经营者提供支持，规范员工薪酬、工作条件、招聘流程。阿萨姆邦90%的茶叶公司是这个协会的会员。该协会和那些公司在伦敦、加尔各答的代表齐心协力，坚持不懈地为自己的利益大声疾呼，反对任何有关提升茶叶劳工境遇的举动。该协会禁止茶园经理与政府单独接触。结果，1901年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这样说：“一个调查团接着一个调查团，一个法令接着一个法令，不厌其烦地重复同样的要求……一次比一次更加失败。”

1896年亨利·科顿（Henry Cotton）就任阿萨姆邦的首席行政长官后，茶业协会成员更加愤怒。这位行政长官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亲自检查很多茶园有关苦力待遇法规的执行情况，以及派政府官员定期检查茶园。他还派高级军医官坎贝尔（Campbell）调查苦力运输船上的卫生条件。对茶园的检查、坎贝尔的建议方案、科顿最终出具的报告引发了ITA的一系列紧急会议，参会者谴责“对茶园的调查绝对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干涉，他们给茶园主带来的麻烦和忧虑简直是……彻头彻尾的欺辱，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科顿竟然“动辄就说要处罚我们”。协会主席在ITA会议上的上述大声的讲话，引来了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亨利·科顿在孟加拉司法部门的职业生涯非常出色，之后，他写了一本名为《新印度》（New India）的书，对印度的独立运动深表同情。在印度人的心目中，他积极帮助印度普通民众，纠正大多数英国同事甚至没有意识到的错误。他的偶像和榜样是上一任总督里彭勋爵（Lord Ripon）。两个人都饱受很多人的猜忌、鄙夷甚至憎恶。

孟加拉人当然对他爱戴有加。印度媒体这样表达他们的满腔情感：

印度人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像他这样的真心朋友或没有任何偏见、愿意热心帮助我们的人……这个省受过教育的本地人都相当崇拜他，能够让他们崇拜的英国人屈指可数……大多数英国人对印度人的主张嗤之以鼻…… 相较之下，科顿对印度民众的同情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对比，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太少了，所以他备受爱戴……很多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获得工作就是他知人善任、力排众议的结果。[2]

据《印度镜报》（Indian Mirror）报道，在他离开印度休假时，好几百人前往车站送行：“这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官员的敬意。”阅读了他写的书，媒体感到意外和震惊。《悉尼先驱晨报》（The Sidney Morning Herald）报道：“获悉印度的英国人还像东印度公司管理这个国家时那样傲慢自负……印度人不认同英国的法律，这让人很不舒服……”保守党媒体则质问，政府官员是否可以鼓吹革命。

派这样一个人到阿萨姆邦的茶园主中间，让他检查茶园劳工的薪酬、住房、医疗和聘用情况，难怪很快就有人说他“恶意诽谤”，说他几乎质疑和公开谴责目之所及的一切。科顿将他的看法付诸文字。这些观点逐渐在劳工中间传开，有人说他“削弱了茶园主在劳工眼中的威信”。科顿直率得简直有点让人受不了。他在提交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劳工的境遇令人愤慨，苦力几乎就是签了卖身契的奴隶……这种奴役的期限太长了。”

他研究了将苦力遣送回国的可能性，发现“集市上有很多人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经常在徒劳地尝试回国时身死异乡”。他建议各茶园应联合建立一个集中央管理委员会（Central Board of Management），在苦力返乡途中占用一些土地并盖上房子，让苦力可以打尖休息。ITA则宣称，他们为苦力提供了用以退休养老的土地，但是科顿指出，“茶园中出来的苦力往往疾病缠身，一文不名，根本没法去开垦土地……那是一件需要体力和资金的事情”。一位地方法官确认，在他负责的地区，只有七个苦力退休后能勉强开垦土地。

甚至在苦力们到达他们未来将做工的茶园之前，茶园在很多方面就出现了不少不守规矩的地方。1901年，《阿萨姆劳工移民法案》（Assam Labour Emigration Bill）正式成为一部法律。ITA说这部法律中的一些规定是“特别条款”，哀叹“条款过于严苛”。不过，他们又安慰自己说，负责招募苦力的当地头人“肯定不会死抠那些法律条款和荒唐规定的”。

这部法律要求用工企业在苦力没有完全了解用工协议内容，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用工协议之前，不得招用该苦力。根据该法律，用工企业与苦力签订协议时必须有一位地方法官在场。ITA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地方法官不容易联系到。地方法官应该认可雇主提供的书面文件——毕竟苦力目不识丁，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让ITA倍感头痛的是，中央邦和马德拉斯邦（Madras）政府禁止茶园继续在那里招工。后来，马德拉斯邦招工机构负责人泰勒先生“强烈呼吁禁止招用本地山区的人……这些人往往什么都不懂，连自己要去哪里都不知道，直到离家很远了才反应过来”。

两名医生赴北部视察苦力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在调查报告里，两名医生希望在招工中心为经过36小时休息的苦力进行义务接种疫苗。调查报告还建议，这些招工中心应该雇用一个助理医生、两个护理人员、一个职员、一个搬运工、一个挑水人、一个清洁工。这些人的薪水应该由用工企业来负责。无须惊讶的是，茶叶企业认为他们不应该“负担”这些费用——给每个招工对象象征性地付一点费用就可以了。

茶园主对科顿提出的劳工薪水方案最为不满。茶园主的各种拒绝、托词和搪塞，让人们不禁思考：他们为什么如此抵触改善劳工饮食、住房和满意度的方案？为什么在接下来的70年里，他们如此抗拒落实这一方案的诸多措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经理们年度奖金的数量与当年茶园的利润密切挂钩，劳工福利上的任何支出都会减少他们的个人收入。

然而，他们自己的别墅和俱乐部却越来越豪华。在科顿提交了调查报告的50年之后，一份类似的报告披露，劳工饱受贫血症的折磨，生育后的女性死亡率很高，孩子不去上学去做工……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太多了。

科顿要求所有茶园每月提交一份在职男女劳工实际领取薪金（包括加班费）数额的报表。他要求把作为薪水一部分的粮食配给价值列示出来，但是“住院、用药、看护、住宿、供水、卫生设施……不属于薪水，无须列示”。所有所谓苦力有“补贴”的常见借口都被驳回。关于“抓住偷跑苦力的人可以得到苦力工资的一部分”的做法，他说这完全是“蛮不讲理的行为”。

ITA不满地说：“这话说得有点难听。”他们说撰写这种提交助理行政官的报告“会给茶园增加大量的文字工作”。科顿说那是胡说八道，“一个普通智力的职员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以把一个月的报告弄好”。对于ITA其他的不满之言，他同样不以为然——说什么整个行业不景气——他认为当今茶园利润稍显下降完全是因为生产过剩的缘故；这种情形会自我纠正过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情况确实如此。

针对科顿提出的数字——茶园劳工的薪酬只是其他劳工的一半——ITA反驳说，挣得多的那些人做的是临时项目，所以自然拿得多。那么，怎样解释出生和死亡的数字？为什么茶园女劳工生下的孩子体弱多病，或甚至不能生育，而“自己有房子的妇女生殖能力一点儿也不逊色于印度其他任何地方的妇女？”ITA否认这与科顿所说的工作过于劳累或贫血有关，他们给出的原因苍白得要命：因为“外来苦力夫妻关系不融洽”。至于死亡率——每1000人中的死亡人数是43.5人，为普通人口的两倍高——科顿认为直接原因是薪水太低，导致“营养和健康”跟不上，同时也是因为阿萨姆邦极其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无法吸引到健康的苦力。

乔治·迪克森（George Dickson）是ITA中唯一一个与其他会员看法不同的人。在协会会议上讲到死亡率问题时，他提出了一系列有趣的数字。看着纸上的统计数字，他说：“假如一个茶园大约有700人，那么这相当于英国一个普通规模的村庄。死亡率略低于7%，意味着在一年的时间里，这个村庄每周有一个葬礼；或者相当于在半年时间里，每周有两个葬礼。假如发生了流行疾病，那就是每两天有一个葬礼，一直持续将近四个月。”实际情况是，1892年，阿萨姆邦的茶园一共死亡57000人，超过了阿萨姆邦茶园人口的八分之一。

虽然这些数字让人不安，但ITA还是不为所动。其成员反驳科顿，说在605000个苦力中，他们只收到26人的投诉。科顿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因为他之前视察茶园时，看到茶园对“不听话”或“有意逃走”的苦力严加看管。至于要求茶园将苦力的权利、薪酬等待遇向苦力张榜公示的建议，ITA则回应说，那些苦力大字不识一个，没有人能看懂。

后来，在新任总督寇仁勋爵（Lord Curzon）视察茶园，“要想办法撤销每月给苦力增加1卢比的薪金方案”时，协会成员的情绪有所缓和。最后，提交上来的所有法案都压在这位总督的桌子上没有被签署。这位总督要大力保护英国人的所有利益，而茶叶生意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令人沮丧的数字被反复提及，暴露了整个系统的无知和冷漠。1892年，ITA发言人这样说：

64名苦力在加尔各答登记并签订用工协议之后被送到了茶园……用工协议里说他们是印度社会种姓制度里的噶兹人（Ghasi），来自桑塔尔帕尔加纳（Santhal Pargana[3]）地区，这是茶园经常招募劳工的地区。7个月之后，茶园里只剩下了16个人；26个人逃走，16个人死亡，6个人因为永久性疾病而被终止了协议；剩下的人也都是羸弱无力。等这些人到了茶园，茶园主才知道，他们根本不是桑塔尔人，这些苦力来自西北部的几个邦。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体弱多病。[4]

在这里，我们可以摘录一位于1889年带领一队基督徒从奥里萨邦出发到阿萨姆邦的传教士的信。ITA用这封信来反驳质疑它的人。

我发现，这里的苦力的情况要好于奥里萨邦的绝大多数普通苦力……后者的薪水少得可怜，经常生活在困顿中……而这里的苦力挣得多，衣食都比那边好。茶园还提供住处，病时还给他们看病，病了不能做工还可以拿到一半的薪水……他们都可以攒钱买牛（他们中的很多人就这样做了）……要求他们做的活儿普通体力的男人和女人不用花太大力气就可以做。如果肯吃苦的话，就可以做得更多，最高可以拿到两倍薪水。一天中午的一两点钟时，我们乘车去看在茶园干活的教徒，看见一个苦力正往窝棚区走。他已经干完了一天的活，接下来的半天可以自由支配……我的教徒也认为这活儿不是很累，尽管对生手来说要吃力一些。他们的妻子当时正在采摘茶叶，她们也说活计并不苦重，不过需要锻炼一阵子才能完成定额。[5]

奥里萨是印度最穷的邦，经常发生大饥荒，几乎看不到好起来的迹象。在过去的几年里，来自奥里萨邦的劳工是所有劳工中患贫血症人数最多、身体最为羸弱的群体，因为基督教牧师不许他们光顾可以额外提供卡路里的饮品店。亨利·科顿对这些位于每个茶园大门口的饮品店一直持批评态度。这些店铺的老板虽然是孟加拉人，但是政府给他们颁发了营业执照。虽然这些饮品店给苦力提供了卡路里，为政府缴纳了税款，但是它们出售的烈酒往往不卫生，会刺激肠胃，更会刺激这些本来就食不果腹的男女劳工的钱包。

就这样，在19世纪末，阿萨姆邦茶园一片繁荣景象。这里实现了机器化生产，同时，在茶业协会的有力保护下，茶园生产活动可以免受像亨利·科顿这样的异想天开的社会改良人士的冲击。此后再没有出现什么其他危机。虽然茶叶生产的利润有轻微的波动，但这种生产过剩问题第二年就会被自行纠正。铁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这个国家的四面延伸，因为招募苦力将铁路铺过疟疾丛生的沼泽地和茂密的丛林地区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经常生事的部落在宪兵的严加管束下无法继续捣乱；阿萨姆人还是老样子，一直不喜欢与外界往来。至于茶叶行业，前景一片乐观，茶园照例像以前一样运转，人们都觉得未来永远不会有任何变化。

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为茶园带来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产量和最大的利润。战壕里的士兵需要大量茶水，茶叶好坏根本不在乎，于是茶树上粗糙的大叶子也被摘下来，反正政府按照固定的价格稳定收购。没有几个茶园主“报名参军”，这种战争没有波及印度领土，尽管很多印度人随同本国劳工队伍，前往各个战场。

战争结束之后，形势很快不顺利起来。首先，印度于1919年暴发了大规模的流感，劳工的死亡率再次升高。其次，茶叶价格直线下降，劳工为了一点利润分成不得不加班加点干活，工资降到了可怜的战前低水平，生活入不敷出。还有，圣雄甘地和他的国大党经常到阿萨姆邦视察，煽动劳工的不满情绪。

战后的三年里，来自萨地亚（甘地的人先前去过那里）的穷困苦力以每天200人的速度离开茶园，前往坚德布尔（最近的火车站，那里还有码头）。在那里，他们登上任何能够上得去的回家的火车或蒸汽船。人们一窝蜂地往火车或蒸汽船上爬，而没有爬上去的人则露宿在火车站附近的足球场上。一位好心的德先生（Mr De）给他们搭建了临时帐篷，还给他们看病、发药。

劳工们急着离开车站是害怕被抓回茶园。后来，从城里赶来的“捣乱分子”喊着“领袖甘地万岁”的口号加入进来，形势异常危急。政府和ITA都不愿意“开先例”帮助被困劳工。最后，警察和廓尔喀士兵前来维持秩序。报纸开始跟踪报道。甘地的一个得力助手前往现场展开调查，说那些苦力缺衣少食，处于半饥饿状态。没多久，霍乱开始流行，导致65个苦力死亡。

英国议会过问了这件事。ITA给劳工薪水增加了2安那（价值不到1便士），并呼吁出台禁止在茶园集会的法案。英国议会还收到了其他一些报告。一份1931年的报告写道，“应该”允许外人自由造访劳工住的房舍；“应该”给每个劳工分配一块地，“应该”给5岁以下的儿童免费提供粮食，并派一位负责劳工福利的官员监督实施这些措施。还有报告甚至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健康、福利、卫生监察和接种疫苗委员会。但是，阿萨姆邦苦力的待遇仍旧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927年，下院议员A.A.珀塞尔（A.A.Purcell）和J.哈尔德沃兹（J.Haldsworth）作为英国工会委员会（Trades Union Council，TUC）的代表，对印度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考察。他们考察了纺织厂、火车修理厂、机械制造厂、水力发电厂、水利和灌溉工程、印刷所、煤矿、金矿、油田、橡胶园和茶园。返回伦敦后，他们将考察结果公之于众。不过，结果并不令人意外：自由派媒体大为惊愕，说这是英国的耻辱，而其他派别媒体则愤怒异常，坚决否认。

他们非常反感让所有印度员工住在窝棚区的做法。“这些房子差劲得没法提及，根本不能算是人住的地方。不管我们走到哪个茶园，都要参观劳工的住处。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世上还有这么恶心的地方。”

在茶园，劳工全家共用一间光线昏暗的房子，“做什么都在这儿，居住、做饭、睡觉，房间的长和宽都是9英尺。四壁是土墙。房顶上稀疏地盖着瓦片”。门前是一个很小的院子，院子的一角是茅厕。居室唯一的通风口是房顶上的一块破瓦留下的空隙。这种光线昏暗、通风条件很差的房子一般要住4～8个人，包括孩子，吃饭、睡觉也都在这里。

当时，阿萨姆邦大约有420000英亩茶园，雇用着463847名长期劳工。在珀塞尔、哈尔德沃兹考察茶园的那一年，也就是1927年，茶园有41176名“外来”劳工，尽管现在的雇用方式不同于过去的奴役制。他们这样描述当时劳工的招用方式：

新招募来的劳工大都头脑简单，目不识丁。他们受人诱哄离开村寨，远行数百英里来到茶园，觉得茶园会让他们的生活不再那么艰辛。但是，进入茶园之后，行动立刻受到了严格限制。虽然根据某些法律……禁止劳工辞职的规定已被废除，但是仍有很多惩罚性条款让劳工很难离开茶园。

“不容否认的是，”他们写道，“印度劳工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衣衫破旧，住房条件也极差。”茶园劳工的平均日工资为6便士、5便士、4便士，这取决于劳工的工作效率——“一个男劳工、一个女劳工和一个孩子，三个人一天的薪水总共是1先令3便士。”接下来的这句话彻底惹恼了所有茶园主：“一次，我们亲眼看到，一些男女劳工和童工在干活时，距离他们大约5码远的地方，有一个茶园主的助理，神气活现地握着一根鞭子。我们想，这大概就是劳工们都对茶园工作‘满意’的原因吧。”

在考察结束之际，他们呼吁阿萨姆邦的学生们起来改变这种在他们国家存在了150年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苦力的整体境遇绝对是对文明的威胁，”他们在高哈蒂（Gauhati）的一次公共集会上大声呼吁，“在英国统治印度的这150年里，3亿～4亿英镑流出了印度而没有得到任何回馈。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你们可以要求那些老爷把这笔钱花在改进健康和卫生设施上……团结，再团结，要宣传，再宣传……”他们可以先在自己的后院里纠正错误。关于茶园，他们说“茶园的情况和奴隶制仅一步之遥……”[6]

英国工会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公布之后，在公众中引起了广泛反响，其中印度茶业协会董事会的反应最为强烈。他们向各大报社和杂志社提供了充满辱骂之词的否定文章。这些机构一共有19家，其中的报纸包括《泰晤士报》《英国早报》《每日电讯报》，杂志社包括《茶与咖啡贸易杂志》（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Magazine）。此外，他们还将这些文章发给路透社总部、伯肯黑德勋爵（Lord Birkenhead）、温特顿勋爵（Lord Winterton）和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上述报纸中的一些报纸对劳工持同情立场，《反社会主义反苏联联盟》（Anti-Socialist Anti-Communist Union）杂志则完全支持茶叶行业把员工照顾考虑得无微不至的说法。其他媒体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实际上，它们惊讶万分：“如果经过英国150年的统治之后的20世纪还存在这种情况，那是对所有相关人等的讽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好几年的时间里，阿萨姆邦一直是战争中受关注的焦点。进出阿萨姆邦的道路先前是茶园主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大角逐的一部分，现在成了日军进攻下大逃亡的一部分。轰鸣的推土机争分夺秒地开辟山间公路，为的是首先挽救败退下来且被缅甸日军穷追不舍的英国部队，其次是让因丧失了英国军队的保护而受缅甸人攻击的数以千计的欧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借此逃往印度。

1942年2月2日，仰光落入日军之手。[7]很快就一目了然的是，印度将成为日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而进入印度的最佳路线就经过阿萨姆邦。从缅甸有两条山路可以进入这个盛产茶叶、石油和稻米的地方。日军获悉阿萨姆邦那边在开辟山间公路时很是兴奋。他们派飞机做了象征性轰炸，为的是将来发起最后一波攻击时能够利用这段公路。

在分析了日军前进的速度，以及下一步明显的进攻目标后，德里的军事指挥员担心新加坡的悲剧在钦敦江畔重演。他们通过电报向属于东部前线的阿萨姆邦发出紧急命令。关于这一段故事，后来的历史书称赞ITA和所有茶园主的高贵无私：他们允许劳工离开茶园前去修路（历史书强调，茶园主这样做是出于自愿），而他们自己则竭力苦撑。茶园主都是英雄，他们的太太们是热心助人的天使，不辞劳苦地为难民“提供”了亲切的笑容和一杯又一杯的茶水。后来，所有的ITA文件被人披露，并最终存放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供人查阅。这些文件当初都属于高度机密，其中一些文件还用密码写成。这些文件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1942年3月1日在仰光沦陷一个月之后，印度茶业协会主席和一位委员会成员赴德里参加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受命为战争提供20000名劳工，修筑一条途经曼尼普尔邦连接缅甸城市达武（Tammu）的公路，另外还要从利多（Ledo）征召75000名劳工，修筑公路以接应在中国的美国人。季风和日军的迫近使得这项任务变得非常紧急。连接达武的公路必须在5月7日之前完工。这意味着要在九个星期内将一条长达260英里的骡马道变成一条能够让卡车拉着重炮驰骋的公路。

参加会议的两位ITA代表一回到加尔各答，立即与所有茶园主开始了繁忙的电报联系。德里会议结束的四天后，为了给随后到来的数千劳工准备宿营的地方，一位茶园主带着100名劳工出发前往曼尼普尔公路的起点迪马布尔（Dimapur）。所谓的宿营地，就是用竹子和蓬草搭建的简陋窝棚。几天内，数千劳工的窝棚全部搭建完毕。一个星期之后，在前往迪马布尔的公路两边，每个营地里都挤满了带着锄头、毯子和带着两个星期干粮的劳工。

能够及时将数量如此庞大的资源组织起来听候调用，对英军来说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些资源，他们怎样办呢？可以说，是这些苦力的鲜血和汗水让英国军队得以撤离缅甸。苦力和当地山民既是搬运工，又是向导，在劳工将公路修筑工作艰难地向缅甸推进的过程中，他们肩挑背扛，为劳工们运输给养，为保证劳工们的生命做出了重大贡献。茶园主A.H.皮尔彻（A.H.Pilcher）担任联络官，负责管理曼尼普尔公路。他如此描述这一辛苦卓绝的任务。[8]修到164英里处的时候，前面逐渐没了路。通往达武的最后50英里路必须从一滴水也找不到的荒山上硬凿出来。荒山的海拔有6000英尺，其中一段10英里长的道路的上升坡度达到了1000英尺。28000名劳工分散在长约200英里的道路上，他们动用了小型马、阉牛、骡子拼命赶工。饮水只能装在瓶子里带上来。道路只能用锄头在悬崖峭壁的边缘一点点地劈砍出来。巨大的石块要靠手推车搬运。为了赶在军方的最后期限内完成任务，一切工作都分秒必争。

当时，不断有成队的难民从相反的方向过来，他们都来自缅甸。这更给修路大军增加了麻烦。不过，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就会用将劳工运上山的卡车将他们拉到驻地。这些难民不是缅甸本地人，而是英国人、印度人、中国人等混杂在一起。他们不仅是为了逃离日军的迫害，同时也是为了逃离缅甸人的愤怒攻击。看到这些外国侨民的保护者不在了，缅甸人就开始攻击他们。自从1885年缅甸被英国人完全吞并之后，缅甸本国人就变成了没有自主权的二等公民。所有财富和权力都控制在外国人的手里。

那些难民很幸运，他们被卡车送到驻地，在迪马布尔医院得到了精心照料。总督的太太里德夫人（Lady Reid）前去慰问，带去了茶水和饼干。后来，他们被送到了印度腹地。但是，另外一些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曼尼普尔公路于5月7日完工的五天之后，伍德将军关闭了这条通道，将另外45000名急于逃生的难民挡在了外面。他们被告知走另外一条山路，经由盘参（Pan San）、胡康河谷，从鸦片贩子经常走的一条小路逃生。伍德将军命令ITA尽量深入这条小路设立接应点，为难民们提供食品和基本的医药服务。

季风迫近，这位将军却做了如此奇怪的决定。军队似乎要让这一大批操着各种语言的盲流（很多人是混血人）成为弥漫着瘴气的丛林，令人恐惧的胡康河谷湍急的河水，以及痢疾、伤痛和饥饿的牺牲品，目的只是让英军撤退时能在这条新修的公路上畅通无阻。他的这一决定导致4000人丧生，却没有人受到责难。记述这段历史的历史学家以沉默认可了这个决定。

一位当时的侦察官记下了这些难民面临的耸人听闻的境遇：“……他们在蚂蟥遍布的泥泞路上吃力地冒雨前行。夜幕降临，人们早已精疲力竭，但不得不搭一个遮雨的棚子过夜。他们不得不裹着湿毯子睡觉，前提是他们能睡着的话——身边不计其数的沙蝇和其他各种咬人的昆虫在袭扰着他们。他们想尽各种办法生火，为的是在雨中凑合着做一点吃的……”[9]泥泞的地面上有很多隐藏的坑洞，很多人掉进去之后再没有力气爬上来。赶上天气情况允许，皇家空军会空投食品和水，茶园医生也会尽最大可能挽救到达营地的难民。不少女人、儿童、老人不堪劳顿和疾病倒地而死，成为野兽的口中食。

在更靠北面的地方，还有一条逃生路线。泰森（Tyson）说：“这条路线只有很少人知道。”实际上，那只是一条羊肠小道。走那条路的一小股难民一度迷路，陷入绝境，最后被一个叫吉尔斯·马克雷尔（Gyles Mackrell）的人所救。马克雷尔是一名加尔各答商人，他在当地租用了大片土地做狩猎场，供客户猎捕大型动物娱乐。帮助那些难民的还有一些当地山民，他们帮助难民搬运行李、搭桥、捕鱼、画路线图。在保卫印度的过程中，他们做出的贡献几乎可以与那些茶园劳工相提并论。这些山民付出了巨大伤亡，很多人死于脑膜炎，还有很多人死于各种意外。

这个时候，日军暂停了攻势，这不仅是因为1942年的季风，也是为第二年的攻势做准备。因为他们也想使用这条达武公路，因为等到他们第二年发动攻势的时候，公路基本上就会竣工。不过，他们也许是在等待到时候能够有其他更宽的，清除了塌方的公路。他们不时地派飞机飞过来，扔下几颗炸弹，察看为美军和温盖特（Wingate）的远程突击队修建的机场的建设进度。这些机场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为日军所用。

1942年9月，形势明朗起来：英军需要茶园长期提供劳工。军方还给这些劳工起了一个名字——“影子部队”（Shadow Force）。军方为每个茶园布置了定额——每100英亩茶园出10个男性劳工。这时候，劳工的薪水从每周12安那增加到1卢比，住宿条件也略有改善。虽然孟加拉再一次遭受了严重的饥荒，但仍然要向军方提供稻米做给养。牛排和冰激凌被空运给美国兵。各种安排基本明确、有条理。一位茶园主受命管理面积很大的一片蔬菜地。

1944年4月，暂时的平静被打破。日军从曼尼普尔公路两侧向科希马（Kohima）发动进攻。一场著名的战役打响了。最后由于没有空中优势，日军败退，成为被追击的对象。再后来，日本在遭受了原子弹的沉重打击后投降。美国人回国，茶园劳工也踏上返乡道路。阿萨姆邦只留下了几个机场、一些飞机（Dakota型）、大量吉普车，以及不计其数的混血儿童。战争中那些混乱、紧张的日子，成为那些茶园主的太太们日后回忆和感伤的过去。

战后，韦维尔将军（General Wavell）是众多赞扬ITA和茶园主对战争胜利做出无私贡献的人之一。从被披露的ITA秘密文件中，我们知道，从一开始，他们的那些行为与其说是出于无私的爱国主义，倒不如说是迫不得已。1944年的一份内部通告很能说明问题。茶园主们想方设法保护整个行业不被军方和他们的代理人统一征用。军方派出的招工人员向劳工许以高薪，从茶园挖人。如果劳工不断被挖走，茶园的生产就会受到影响。他们将自己的看法汇集在一个高度机密的文件里相互传阅，其核心想法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个庞大的行业被人把角色改掉的屈辱经历”；说得简洁一些，就是千万不能让人看出他们因为私利不愿意为战争做贡献，那样会留下骂名。

实际上，从一开始，形势就很明朗，这个行业很快就会走出战争的不利影响。英国政府打算向茶园主支付战争期间由于一些茶园劳工被派去修路后新招员工的薪水，还要求茶园主填写了关于茶叶收入受损情况的补偿表，虽然在1942年，也就是派出大批劳工修路的那一年，茶园茶叶的采摘量为4.7亿磅，达到了到当时为止的最高纪录。茶园派人用手推车在英军中间卖出了2100万杯茶。到1945年时，茶园的利润率高达200%。在接下来的数年里，茶园主们对补偿问题越来越不满，怨言不断。在他们看来，修路过程中6884名劳工的死亡率“低得令人满意”。只有一个茶园主死亡。

战争结束后，在论功颁发奖章之际，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到底是谁打赢了这场战争？为什么没有给茶园劳工，以及那加人、阿波尔人、卡西人（Khasis）、米什米人和其他各族人颁发英国员佐勋章？没有他们修筑公路，在科希马战役中给部队运送给养，日军早就打到了印度。

除了在那三年半的时间里应对日军的威胁，茶园主们还做了其他工作。1943年1月，ITA从印度政府那里获知，有人向议会提出了《印度茶叶控制法案》（Indian Tea Control Bill），要求中央政府建立固定工资机制。这部法案遭到了茶园主的一致反对，他们游说政府不要着急实施该法案，而是应立即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可是，调查结果公布后，茶园主还是不做任何改进，他们让政府再做一次调查，再提交一份报告。

缅甸边境关闭导致稻米价格飙升和短缺，让留在茶园的劳工吃了不少苦头。茶园给他们提供了特价稻米，但绝口不提涨薪水的事情。苏尔马河谷地（Surma Valley）的劳工可以以特价买布料，但是ITA在阿萨姆邦的茶园连这一点福利也不提供。他们还抗议这条法令：如果因为茶园主发生罢工而要临时关闭工厂，则需要提前四天通知劳工，否则需向不参加罢工的人支付一定薪金，以补偿其工厂临时关闭期间的损失。他们还强烈抗议要求承认工会地位的法令。他们声称《劳动争议法》（Trades Dispute Act）不适用于茶园劳工，要求“将茶园劳工列在该法律的例外范围之内”。

《防卫印度法》（Defence of India Act）帮了茶园主的忙，因为该法禁止在茶园或其他任何地方进行公共集会。文官部的雷格（Rege）先生受命对茶园劳资状况再次进行一次调查。1944年，调查报告公布。根据该报告，茶园简直处于孤岛状态。“茶园劳工中间没有任何工会组织，劳工没有任何依靠，而茶园主们极为团结和强势”。此外，报告再没有说什么新的内容。

雷格发现调查活动很难继续开展下去，因为ITA说这种调查让劳工们心神不宁。他们规定，除了劳工的亲戚，其他人不得进入劳工的住所。除了宗教集会和社交聚会，调查人员不得参加劳工的其他集会或聚会。茶园主们说，茶园是私人领地，他们有权禁止外人进入。雷格说，结果就是“我们发现，数量庞大的文盲劳工远离家乡，分散于阿萨姆邦各处的茶园里，他们与世隔绝，没有任何工会组织，面对这个国家里最强势和团结的雇主群体，根本无力保护自己”。

这样的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人员“几乎没有机会和劳工私下交流，私下指的是不当着茶园经理或监工的面。另外……他们只能从茶园经理那里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信息”。雷格暂时放弃了让茶园主用诸如免费住房这样的福利来补贴劳工低工资的请求：“给劳工提供的住房一般是‘卡查’（Katcha）结构，四壁由竹片支撑，屋顶用茅草覆盖……这种窝棚每个月的租金不值一提。”免费医疗护理也是如此：“让警察或土兵将花在药品、看病和住院上的费用看作他们薪酬的一部分也算是合理的。”

谈到有幸进入的个别劳工住的房子，雷格说：“他们的房子让你联想到什么叫赤贫。”女人没有任何首饰，显而易见，因为她们没有任何积蓄。说到没有学校，ITA的解释是，因为“家长们不关心这事，都希望孩子去做工”。他们没有福利活动，没有养老金。牛在露天水渠中走过来走过去，导致供水“受污染严重”。所谓的医院是“最让人反感”的地方，只有数量可怜的几张铁床或帆布床。雷格在报告中记录了上述情况，并建议茶园主做出改进。但是，两年之后，印度医疗协会（Indi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劳埃德·琼斯（Lloyd Jones）上校发现，情况依然如故。几乎所有劳工都患有贫血症，死亡率很高，不识字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就是在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自利这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起到的全部作用。茶园经理们尽可能地多捞钱，那些没有工会撑腰（很多是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文盲劳工只知道，如果被开除的话，自己就会衣食无着。阿萨姆邦似乎永远不会有任何改变。

[1] Money，Lt-Col.Edward，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3rd edn，1878）.

[2] Henry Cotton’s Scrapbook，see bibliography.

[3] Santhal是印度的一个重要部落，而“Pargana”源自波斯语，意思是地区。

[4] In India Office Library，MSS/EUR/F/174.

[5] In India Office Library，MSS/EUR/F/970.

[6] In India Office Library，MSS/EUR/F/1036.

[7] 仰光陷落时间应为3月8日。

[8] Pilcher，A.H.，Navvies of the 14th Army（unpublished account，copies in the South Asian Studies Library，Cambridge and the Indian Tea Association Records，India Office Library，F/174；it is quoted at some length in Percival Griffiths，op.cit.）.

[9] Tyson，G.，Forgotten Frontier（1945）.

第三部分 诠释

12 今日茶园

在茶园里劳作的女性，约1990年

前面的篇幅用消极笔触介绍了阿萨姆邦的茶叶生产。关于它的消极面，在杜阿尔斯（Dooars）居住和工作了好几个季度的美国人类学家皮亚·查特杰（Piya Chatterjee），在最近出版的关于20世纪90年代茶园劳工工作和生活情况的书里提供了更多依据。[1]这本书描述了记忆中那段岁月里的冷漠、傲慢和欺辱行为，以及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恭顺。查特杰发现女性劳工经常加班加点，她们薪酬一直很低，还不时被异性骚扰和欺负。在采摘茶叶的季节里，她随她们进入茶园。她们必须在清晨6点钟离开家门。这之前，她们要为家人做好米饭、蔬菜和小扁豆。她们要一连采摘好几个小时；11点钟，她们要背着一大麻袋摘下来的茶叶走两英里到称重点，“在繁忙季节，成袋的茶叶让她们瘦小、佝偻的躯体根本吃不消”。一个普通的采茶工可以背扛54公斤茶叶，不过也有人勉强能背扛100公斤重的茶叶。

在将茶叶交到称重点之后，她们可以略微喘口气，之后回去继续采摘4～5个钟头。从事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的薪水是32～40卢比，约合60便士或1美元；手法非常娴熟的采茶工最快的时候每天可以挣到上面数目的两倍多一点。招工广告和茶叶盒上面带笑容、风情万种的采茶工与实际生活中疲惫不堪，经常怀有身孕且营养不良的她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查特杰说茶园的学校讲课“漫无条理”，人们基本上都不识字。孩子们一到法定做工年龄就进茶园干活。茶园经理像看牲口一样通过看牙齿来判断他们的年龄。这是1990年杜阿尔斯的情形，附近的阿萨姆邦很可能大同小异。世界其他地方的茶树种植区的情况可能更差，性骚扰也要严重得多。例如，据说在东非某些地方的茶园里，新来的女孩被强奸并染上艾滋病已成为常态。

有关这个故事的另一面，也就是茶园主及其协会的辩解，以及他们对巨额利润和茶园制度的合理化解释，我们了解到的不多。要做出客观的判断，就不能不了解1868年之后的一百年里茶叶行业所处的世界整体背景。因此，一定要知道1966年艾丽斯回国之后阿萨姆邦发生的事情。茶叶行业和阿萨姆邦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当年为英国人打工的那些人怎样看待当年英国人控制印度茶叶行业的那段日子？[2]

在英格兰，斯莫·达斯（Smo Das）先生讲述了他当年在茶叶行业的工作情况。[3]1951年他出生于孟买，1972年进入茶叶行业工作。他是较早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杜恩学校），并接替英国人的位置成为茶园主的印度人。起初，他在加尔各答的工作就是一名“拎包客”，从1975年开始，他给一个茶园经理当了两年的临时助理；1981年，他离开印度，赴英国担任管理咨询师。

1975年，达斯在阿萨姆邦担任经理助理的时候，有一些英国经理和英国高级官员在加尔各答工作。所有高级职位仍旧由英国人担任，达斯当时的经理就是一位英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茶叶价格走低之后，大批英国人离开了印度，但一些英国经理又坚持了10年。那些英国人虽然离开了，但是他们的影子还在，很多人经常回忆和谈起在过去打过交道的“老某某”。他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印象”——古老且无情的帝国式残暴，还是古怪的英国人？

相较于残暴的匈奴王阿提拉，他们给印度人留下的印象更接近于古怪的英国人。在印度人讲述的大多数故事里，都提到了一些已经离不开印度的英国人。他们将家安在了这里，如果回到英格兰，他们就会生活得很不如意。不，对待工作，他们总是竭尽全力，茶园管理人员跟我提到他们时对他们尊敬有加。和你说一说我的上司“琼斯”。当时他已经在茶叶领域干了30年。即使你现在回去，那个茶园的大多数人回想起当年的事情时都觉得心里暖洋洋的。他们喜欢在英国老板手下干活。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英国人，我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公道，他们认为英国人做事公道。实际上，我也听说了一些不怎么样的英国人，但一般也只是偷东西，把茶叶偷带出茶园。这最多只是“不地道”——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合适，但没有听说残酷虐待劳工的事情。这很耐人寻味。实际上，我敢说，对于那些正好在英国老板和印度老板交接时期，和英国老板、印度老板都打过交道的印度人，10个人中有9个更想让英国老板来管理茶园。我是作为一个印度人说这话的。保姆也是一样——直到现在，我还听说一些印度保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尽量不去印度人家里干活。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英国人给的待遇更好，做事更公道。

很多接替英国人职位的印度人与先前的英国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们的“褐色版本”而已——很多人这样骂我……但我不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他们是褐色的老爷，他们可能确实从前任那里继承了怎样善待下属的方法。不，关于英国人的暴力事件很少听说。如果说茶叶行业有一些让人讨厌的人，那么他们大多是生活在印度的英国侨民。这很奇怪。不过也能想到，一些进入茶叶行业的英国侨民离开英国很可能是有一定原因的——要么是在英国犯了罪，要么是到处打零工的流动人口，等等。尽管如此，虽然人们觉得他们古怪，但是那种不人道、极其残忍的兽行，很少很少。我记得的故事不太多，我必须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英国人具有出色的领导能力。那些人选择继续留在印度就是因为他们精于此道。

至于说他们高傲冷淡，达斯认为英国人确实高傲冷淡，

虽然我去的时候程度已没有那么厉害。在茶叶的生产过程中，英国人肯定和当地人有很多友好往来，但这种交往往往是私下进行的。这种交往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障碍——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我感觉是这样——他们要保护自己。他们之所以将孩子送回英国去上学，我想，就是为了不让孩子受到不好的影响。当然，之前在加尔各答也见过这种情形。那边的游泳俱乐部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共产党政府掌权之前一直不接收印度成员。不过，在阿萨姆邦，隔阂没有那么明显。

实际上，我认为，阶层的影响和种姓制度的影响一样明显。这里的阶层差别问题很突出。如果你来自某个特殊“阶层”，你的肤色属于褐色、绿色或黄色，那么，相较于他们与他们所认为的来自较低阶层的人（即便是英国人），你也会与来自于那个特殊阶层的英国人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中上阶层，如来自欧洲的大老爷和完全是另一阶层的本土茶园主之间的隔阂更大。这种隔阂可能要比都来自中等阶层而人种不同的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大得多。

我认为，背井离乡来这里投身茶行业的大多数人就是为了挣钱谋生。他们为了糊口而四处漂泊，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肯定是这样的。当时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据我所知，当时英国解决不了那么多人的就业，所以他们只好跑到世界各地去谋生…… 这种事情再正常不过。

当年那些英国人远赴印度肯定是出于经济原因，他们尽量攒钱 …… 能少花钱就少花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们出手不大方，这是说得比较客气……有点抠门。但也有一些花钱如流水的人……虽然那个时候没有马球赛，但他们也鲸吞豪饮。工作时努力工作，玩乐时尽情玩乐。在那里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工作实际上非常辛苦。做“拎包客”的时候，我对他们的了解很少——因为是短期逗留，所以看到的只是俱乐部。但是，要是长期待在那里，你就会发现，这些家伙工作起来是相当努力的。

说到他们的夫人，有几位英国太太很有名，但是，同样，大多数英国太太——怎么说呢，具有母亲般的关爱……都是为了让形势好起来。有的人好说话，有的人则不那么好说话，但我们老板的太太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你可以从他们家的仆人那里知道这一点，他们很愿意和你讲这方面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家的一个得力家仆来我们这里做工，所以我们知道给他们家当仆人这活儿好不好干。她是那种你愿意找她倾诉烦恼的人，仆人们都觉得她古道热肠。因此，我在那里有一些充满温情的回忆。刚到印度的时候，那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英国人说了算。我在茶叶行业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改变。

另一次调查是在2001年11月为了研究茶叶而在阿萨姆邦和加尔各答短暂停留。阿萨姆邦的那个茶园有1500名长期劳工和500名临时工。

如果算上大约700名劳工房子里的所有家属，一共有6000人。我调查的那个茶园建成于19世纪晚期。茶园主住的“大平房”宽敞豪华，旁边有数个修剪整齐的花园，还有一个网球场。奇怪的是，从一楼的走廊看不到任何茶树。茶叶加工厂建于1926年，当时安装的几台用煤炭做燃料的烘干机至今还在运转。这些机器的生产厂家叫“Britannia”（不列颠尼亚）。

茶园经理辛哈夫妇（Mr and Mrs Singha）和我说起了过去的那段岁月。辛哈夫人说：“人和人的想法不一样。人们以为我们住在宽敞的大房子里，就觉得我们对待劳工的态度有问题。有些人的行为确实像是欧洲太太——总是跟大家保持距离。不过，我遇到的那一两位都挺不错。我想不起来更多的人。她们都是性格平和、善解人意的女士。”说到这里，她丈夫补充说：“后来形势出现变化之后，她们的态度变得更加友好，还会站在你的角度上给你提建议。现在可不是这样了。现在的人们不给别人提建议，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

辛哈先生对我说：“我和那些欧洲老爷的交流是一段快乐的回忆。没有几个人能和他们有这种交流。”

人们有一些误解。很多人根本没有和他们有任何接触就妄加评论。因为我们住的房子很大，还有仆人，就以为我们盛气凌人。英国茶园主根本没有时间和其他人深入交流。再说，他们和谁交流呢？他们能与之交流的人很少。地方政府部门里的高级主管都是英国人。

进入茶叶行业的（印度）人都来自军队或有封建家庭背景。他们在孩童时期就见识过这种生活方式。茶园主是按照家庭背景、业余爱好等筛选出来的。玩乐时尽情玩乐，工作时努力工作，最大限度地享受人生。当时那些英国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教导我们也要如此。

当时经常遇到棘手的任务，我们时常感到无助和愤怒，但是没有什么办法。不过，问题慢慢总会解决。那些困难不是谁出于个人动机故意给我们出难题，往往只是为了教育你，让你直面茶叶行业的各种困难。在茶叶行业，你不能太软弱。老一代人会教你怎么做，包括那些在一些人看起来很严厉的太太。有人说他们目空一切——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现在还在茶叶行业里坚持的那些年纪较长的人，对过去那些日子肯定有很多快乐的回忆。

当时的管理是按照规矩来的。严格是严格，但没有偏袒行为，没有暴虐事件，尽管确实有劳工说他们有时候会害怕英国人。因为对错误行为的惩罚是立刻进行的，而无须提交政府部门裁决。那时候，当地政府完全支持茶园的管理方式，因为茶园管理层是按规矩行事的。你必须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他们采取的任何措施，出发点都是好的。你可以犯错误，但是动机不良就不行。实际上，当时工人和管理层的交流比目前密切得多。当今的年轻主管不像过去的主管那样，和工人关系那么密切。因为在过去，我们知道劳工脑子里在想什么。现在，主管们工作压力大，时间紧张。在过去，主管们每周可以去俱乐部痛快地玩两次，此外再无其他娱乐方式，剩下的时间就和工人待在一起。所以你对他们很了解。

我们还在加尔各答待了几天，造访了一家茶叶拍卖公司，见识了茶叶检测和销售的方式。我们和古普塔（Gupta）先生进行了一番交流。古普塔先生是加尔各答一家茶叶拍卖公司的高级主管，他在1963年进入一家茶叶公司工作，一直待到1997年。他说：“英国人没有什么应该感到羞愧的。英国人处事公道。他们修建公路、铁路。那些地方先前都是丛林。”

关于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他说：“他们都是出色的管理人才。他们白手起家，创造了了不起的成就。”他也认为“那些茶园主确实对当地文化不感兴趣”，还举了一个例子：一位茶园主的太太想在当地找一个家庭教师学习语言，但有人告诉她，对于尊贵的欧洲太太，那样“不合规矩”。古普塔先生认为，人们之所以不敢学习当地文化，不敢和当地人深交，原因在于那场兵变[4]。“在那之前，他们交往很多——自从那以后就有了隔阂。英国人确实很冷淡。”他与英国上司的关系明显很融洽，因为他不时远赴苏格兰去探望“当年帮助过他的第一个英国太太和第二个英国太太”。

至于目前茶园经理们的生活状况，大家都认为，自从英国人相继离开印度后，茶园经理们的生活大不如从前。辛哈先生和辛哈夫人说：

经理们的生活水准大幅下降，尽管按理说应该是上升的。对于劳工来说，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的待遇大幅上升。俱乐部的活动越来越不理想——因为电视和其他原因，人们之间的交流少了。危险因素和不安全感与日俱增，人们不敢在夜间出门。各种比赛和娱乐活动都停止了。年轻的父母让孩子待在自己的身边。家人之间的关系空前密切。岁数小的孩子们活泼好动——他们的母亲和家人不得不紧看着。在过去，英国人统治时期，人们往往让孩子去上学。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人与人之间平添了很多疏离感。人们变得很物质——想的都是前途、攒钱等。这就失去了在茶叶行业工作的乐趣。在过去，你可以凭感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一门心思琢磨这个周末怎么过……

现在，人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目前，茶园主一般要将60%的时间花在劳工管理上，文字上的工作量也大大增加（因为政府要求定期填写大量表格）。俱乐部也冷清了很多。因为大量当地小伙子在茶园上班，他们守家在地，可去的地方多得是，不像那些来自各地的背井离乡的人，需要俱乐部这样一个玩乐放松的场所。

关于茶园经理工作节奏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变化，达斯先生提供了另外一个原因：

三四十年前，人们修剪茶树时从上到下修剪得很彻底。因此，一次修剪之后，10月到来年3月之间基本不采摘茶叶。我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那里的时候，人们只修剪茶园里四分之三的茶树——这属于轻修剪，只是修剪茶树的顶部。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圣诞节前夜停止采摘茶叶，1月中旬又开始采摘。现在，我们一年只有两个星期左右不采摘茶叶，而在过去，茶园主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他们有六个月的休闲时光……他们可以到处打猎、钓鱼，想做什么做什么。70年代中期时，工厂那边情况更糟，机器数量不够，一到茶叶生长高峰期，就要日夜不停地干一个星期。

达斯先生向我描述了他见到的茶园劳工的状况：

可以说，到1975年，形势变化非常大。我可以说一说我在一家茶叶公司的经历。你不能拿阿萨姆邦的茶园工人与坦布里奇威尔斯[5]（Tunbridge Wells）的居民相比，但是可以与茶园仅一墙之隔的阿萨姆邦的其他居民相比。阿萨姆人如果不到工厂做工，就要耕田种地，从土里刨食。政府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医疗和教育服务？这可以好好地比较一番……

在医疗方面，茶园做得相当好，真的相当好，是一流的医院。如果病情危急，可以动用私人飞机将病人转院——据我所知，茶园的行政人员就用过。医疗条件相比较来说相当不错。即使是在今天，附近其他邦的医院仍旧非常糟糕。

学校条件也不错。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是，经济压力逼着人们每天辛苦地上茶园采摘茶叶，但是这种情况已经略有改善。大多数家庭让孩子去做工而不是上学，是因为他们缺钱。保护劳工权利的法律多如牛毛。虽然有工会，但要命的是那些无法用法律来规范的“软”的方面。

给你举一个让公司无法引以为荣的例子。这就是住房问题。茶园一半的房子还是合格的，虽然也很差，但勉强还是合格的。另外一半是卡查结构的房子，每年要花大量资金重盖茅草的屋顶。我们盖房子的条件本来应有很大改善，但是水泥紧缺——所有建房项目都受制于水泥问题。但是，如果是扩建工厂，水泥问题很快就会解决。这意味着，劳工的住房没有得到优先解决。他们安装了水泵——手动式水泵——但因为没有用来替换的零件，所以到后来出了故障就都没法用了。这说明他们也在着力改善，他们开始关注劳工住的窝棚了。

总的来说，住房有好有坏，医疗条件不错，教育还过得去，但面临着压力（如同工业革命时期的英格兰）。在薪水方面，因为目前都是集体谈判，所以平均工资水平比没有工会的行业高一大截……相较而言，阿萨姆邦的地主给佃农的薪水只是茶园劳工很小的一部分。那些佃农削尖脑袋想要跳槽到茶园工作。

高利贷放款人经常借款给筹办婚礼和急用钱的人，再者就是借钱给买酒喝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把几个尼泊尔酒贩子从茶园赶了出去。借了高利贷，往往让你债台高筑，陷入绝望。

关于生活条件，我要说的是，虽然茶园劳工和与茶园仅一墙之隔的外面人相比情形好很多，但是他们住的那些房子，你只会用它来养羊——人不应该住那样的房子。可惜的是，这是印度大多数地区的典型状况。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关于印度人接收茶园之后劳工的生活状况，达斯先生认为：

说实话，有所退步。我认为，英国公司在这方面的进步，远胜于印度公司。坦率地说，印度企业家不是最好的，不是最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在印度商人中，马瓦里人最多。他们大都对改善劳工待遇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钱。依我看，印度唯一称得上好企业公民的就是塔塔公司。可惜，这样的企业不是大多数。印度私有茶园的工作条件很差，各方面都不行：屋舍破败，机器老旧，管理落后，经常因为各种违法问题吃官司。不行，根本不行。

关于健康问题：

我到那里的时候，疟疾问题已经绝迹了。这和广泛喷洒药物有关。最初用的是滴滴涕（DDT）。人们将滋生蚊虫的死水抽干。平房里装了空调。疟疾当初让人谈虎色变——等我到那里的时候它已经成了历史。实际上，酗酒是劳工们最大的健康隐患。这个问题很严重，先后有数百人醉卧在从剧院和酒馆回家的路上。他们饮下的东西对身体害处很大。有人说，他们喝酒是因为体内缺乏卡路里，因为需要补充能量，可是，那些酒没有什么营养价值，这也是他们为什么那么瘦的原因。他们很瘦——和其他印度人一样瘦。他们和农村农民一样从黎明忙到黄昏，但是和农村农民相比，茶园劳工的酗酒率要高很多。

关于工作时间和工作性质：

很多工作是由女人来完成的。可以说，这些工作更适合她们做。她们的工作往往是以“迪卡”（tika），即计件工作为基础的。她们的收入与产量相挂钩，与工作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她们只在白天有光照的时候干活。如果是用机器喷洒农药，就需要两班倒，一个班6个小时。采摘茶叶的人一天要工作10～12小时。她们也花很多时间传闲话，聊天。

我隐约记得，速度最快的采茶工一天的采摘量可以达到20～30公斤。但是，这种速度摘下来的茶叶不全是茶树枝头的叶子，也就是说不是两片嫩叶和芽苞在一起的那种叶子。只摘两片嫩叶和芽苞的采摘法叫“嫩采”。很多被采摘下的叶子其实是位于枝条靠下的厚重叶子。粗劣叶子的重量往往是枝头叶子的重量的10～20倍。如果茶园疏于管理，任由茶树疯长（季风时期容易发生这种事情），就会横生许多细枝，这时候就无法只摘分量很轻的枝头叶子。所以，那些想多赚钱的人会钻这个空子。达不到数量要求的只能进入那些“大平房”里，给经理家当仆人。

我问达斯先生，自从1981年离开印度之后，他印象中的印度有没有改变，是变得更好了，抑或变得更糟了。

我后来又多次前往印度，并和那里的人们保持着联系。我的印象，就阿萨姆邦的生活来说，那些美好的东西都已经消失殆尽。因为阿萨姆邦的恐怖活动和茶园发生的绑架事件，让大家感觉人人自危。当前，茶园劳工和其他行业的人们相比，生活上有多大的提升或恶化，我不清楚。但是，我怀疑，茶园劳工的生活状况没有很大的改变。同样，之所以不好下定论，也是因为印度新出现了一个中产阶层。我觉得茶园劳工不会迈入中产。不过，那些管理人员也许可以。

辛哈先生和辛哈夫人向我介绍了茶园目前的教育状况。

教育的问题相当多。公司办的学校里很多年轻人有逆反情绪。政府已经从公司手里接管了这些学校。学生的辍学率很高，很多学生上到六年级或七年级就不想读书了，这让公司管理层很是头疼。学生们认为在茶园上班发挥不出他们的水平。我们想让未来的工人多接受教育，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把工作做得更好——那些读到九年级或十年级的人会明白这一点。他们的生活品质会更好，生活习惯也会有一个明显的改观。

我问和在茶园外面工作的人相比，在茶园工作的薪金水平如何。

薪水可能比外面的打工者略低一点，但是各种福利相当好。住房和医疗都是免费的，还有免费的防护服。口粮也基本上是免费的，1公斤稻米或小麦才半个卢比——相当于1952年的价格。公司为员工提供了公积金，数额为员工薪水的12%。员工还享有养老金、退休金、保险。他们的未来有着充分的保障。他们退休之后的替代人选也有着落，因为按照惯例，他们的家人会被优先录用，我们不用从外面招人。

女性和男性的待遇完全一样，只是女性的劳动强度会低一些。国际舆论担心茶园雇用童工的顾虑完全多余。我们这里一个童工也没有。他们要至少满十五岁才能做工。十五至十八岁属于青少年，他们的薪水和成年人基本一样，不过他们工作强度较低，工作时间仅为5小时，而不是8小时。遇上工作强度较高的工作，他们的工作量会相较成年人减半。

劳工每周工作6天。他们有年假——每工作14天就可以获得一天的年假，还有节假日——时间也不短。一般来说，每年的工作日为300天或302天，带薪假期为12天。

有的工作比较耗费体力。茶园有一些工作属于计件工作，比如采摘茶叶。最低任务量是21公斤绿叶，达到这个数字，就可以拿到全额工资。超过这一定额，每超过1公斤可以另外拿到27派士[6]。女工还有3个月的产假。休产假期间，所有福利照拿，还享受托儿补贴，她们不需要花任何钱。

对于茶园医院能够治疗的疾病，医院实施百分之百的免费。茶园医院有52张病床，还可以实施较小型的手术。茶园医院不能医治的患者，我们会转给外面的平民医院，治疗费用和检查费用均由公司承担。不仅劳工，他们的受扶养人也在覆盖范围之内。受扶养人指的是达到入学年龄和学龄前的劳工子女。

当时，男女劳工的薪水都是每天43卢比（约合70便士或1美元），青少年劳工的日薪比他们少17派士。

情况确实有所改善。当年我进入茶园工作时，经常看到十岁或十一岁的小孩子在茶园里干活，现在没有这种现象了。要知道，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雇用过童工，即使现在，美国也有孩子卖报纸等。如果女孩年满十四岁或十五岁，就可以去茶园给母亲帮忙。孩子采摘的茶叶算在母亲的采摘量里——对于这种做法，我们不鼓励，也不禁止。她们可以多挣一点钱，但这不算雇用童工。

早先的劳工不是因为欠下茶园的高利贷而来茶园干活抵债，而是签订了用工协议来挣钱的，尽管他们在进入茶园之后就无法脱身。现在的劳工不签协议，都是永久员工。1952年的《劳工法》仍然有效，后来还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对劳工的保护力度要大于对雇主的保护力度。

我们不从印度其他地区招工，茶园的劳动力足够用。事实上，这里有很多人还想到茶园外面找工作。我们有1500名永久员工，还有为繁忙季节做准备的500名临时工。另外还有500人左右虽然居住在茶园里，但是在外面工作。我们不在意这一点。

茶园的工作条件要比在农村干农活强很多。茶园管理层要遵守种植园管理法，为员工提供很多东西。政府应该在农村做但没有做到的事情，茶园绝对都做到了……

拿供水为例。在农村，人们还是饮用露天水井和其他来源的水。在茶园，我们有一个饮用水过滤厂，负责饮用水的过滤、消毒和管道输水。可能不是每户都有自来水龙头，但是8～10户可以共用一个水龙头。人们有洗澡的隔间，有抽水马桶。虽然他们是否能够正确使用这些设施很难估计，但是我们已经尽了力。当地政府在茶园办的小型学校里，如果政府没有提供马桶，公司就会给配备。健康的工人工作效率更高——在这方面我们舍得花钱。

主要疾病基本上就是偶尔的肠胃疾病，以及季节变化引起的大面积病毒性发烧。疟疾已经绝迹，这是每六个月科学地进行一次药物喷洒的结果。针对常见疾病进行的预防接种和疫苗注射得到了100%的落实。

茶园没有营养不良现象，这是因为公司为员工提供大量的粮食补贴。另外，他们还有大片田地可以种菜，还可以养牲畜。他们大约一星期吃一次肉。他们养羊、养猪。他们不喜欢喝牛奶，他们养了很多奶牛，但只是为了耕地和获取粪肥。因此，（婴幼儿）死亡率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如果你想查询的话，这些统计数字都可以很方便地查到。

辛哈夫人还讲到了女性劳工的生活状况。

女性参与的工作更多了，出来挣钱的女性也更多了。女性工资水平与男性一样，而且还有很长的产假。大多数茶园都有很不错的医生。在教育方面，女孩学习更用功，辍学率比男孩低，学习成绩也比男孩好。在这里，女孩的结婚年龄一般是十六至十八岁，尽管法定结婚年龄为十八岁。

茶园设有“疾病预防营”（health camps），为女性提供避孕和计划生育指导，但这里的人口出生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符合我们的利益——人口规模小有助于我们提供更好的福利条件。在此之前，大家庭很普遍。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增加了，这让劳工们意识到少生孩子的好处。劳工们注意到人口少的家庭生活质量会更高一点。我们有关于茶园家庭人口的记录；目前，每个家庭平均有三四个孩子。受教育程度达到八九年级的劳工会将他或她的孩子数量限制在三个或三个以内，尽管他们还是更喜欢男孩。人们意识到，即使家里孩子再多，也只有一个孩子能有机会进入茶园上班——因为茶园不再扩大规模。

辛哈先生最后总结说：“在我供职的茶园里，大多数家庭都已经通电。他们家里有电视，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事情。人们喜欢通过影碟看电影。现代的劳工很清楚自己的权利，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吓唬得了的，而且你吓唬不了他们，因为有工会给撑腰。劳工再也不是只会按手印的人了。他们能看书读报，可以和你辩论。”

在那之前，他刚刚与劳工谈判，解决了一个为期13天的有关年度奖金减少的纠纷。在谈判过程中，他一度被软禁了好几个小时。此前有人提出要给他当保镖，很多经理都雇了保镖，但是他婉拒了对方的请求。保镖的开支和他的薪水一样高，每年大约是5000英镑。

辛哈夫妇承认，茶园行业的运作很保守。

很多传统仍然在沿袭着。机器设备陈旧，长期不更换。工作规范……在引入任何新东西方面，我们都很保守。有一次，我们从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招聘了很多一流人才。那是在我刚进入茶园工作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的工作时间没有超过一两年，他们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在这件事上，那些经理不称职，无法理解他们提出的诸多建议。

在很多方面，茶叶生产的魅力和美丽仍在，因为我们没有改变太多。印度南部的一个工厂完全实现了电脑操作，之后它就生产不出来一流茶叶了——日本也是如此。我们希望的是缓慢的变化。老机器很好用——如果要改进，可以略作改进。茶叶属于类似食品的产品，不能完全靠机器来生产。“人的触摸”不可或缺。

变化缓慢的一个原因是，提升茶叶生产效率难度很大。目前的生产方式已经够好了，为什么要变化？实际上，一些人会说，目前的生产方式确实不错，至少机器的生产效率很高。达斯先生对此做了精辟的概括，因为他在全球管理咨询方面拥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从全球视角来看，茶叶生产行业的组织管理确实做得非常好。

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如加尔各答和阿萨姆邦，地方经济非常依赖茶产业。数十万人的生活离不开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让我为茶叶生产管理效率说话的是一项对比：印度是全球知名的稻米生产国，但是其每英亩稻田的水稻产量世界排名为第52位，而按照每英里产量排名，印度茶叶产量位居全球之首。这让我很振奋。我认为，公司运作、大规模成片种植、科学种植，即使是全部利润流出，还是导致了生产效率的提升。

我认为，在知道怎样创造财富之前，你是不会考虑如何分配财富的。只有在创造了财富之后，你才会思考如何通过分配财富来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否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茶叶加工行业是一项雇用着大批劳工，让印度一直保持行业领先地位的高效事业，如果先前没有英国人的管理，没有大种植园运作，我们也会像土耳其和其他地区一样，拥有的只是数千片面积很小的茶田——那将是非常糟糕的结果。比较一下土耳其和印度，看看它们的所为与所不为。我去过土耳其，带回来一些茶叶样品。一位代理人说，我带回来的那些东西根本卖不出去，多少钱都没人要。那些东西就像是在后花园里种着玩的，至少当时是这样的。

这样看来，私营企业的组织管理效率高。我们动辄批评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极有助于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如果我们按照集体所有制来经营的话，我敢说，半数的员工会失业，医院等地方的条件也会差得要命。所以，可以说，在当今所有的模式中，这种模式是最有效的。到目前为止，在印度，所有来自这种背景的方法和理念都要优于基于小型农场的思维方式。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劳工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如此缓慢是合理的。亚当·斯密提出了“仁慈资本家”理论。他认为，供需状况这一只“看不见的手”会确保劳工分享其所在行业的收益。但是，这一理论很少能够在实践中被证明。达斯先生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英国人算是按规矩办事，工作效率也比较高，但是和他们的接任者马瓦里人一样，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多赚钱，没有可以纠正这种行为的力量，一如前面几章提出的证据。这也是达斯先生强烈不满的原因。

实际上，我可以这样总结英国人的茶叶生产体系。在我看来，英国人在印度的所有活动更像是一个转移财富的高效机器。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这个看法。一个英国人曾告诉我，1900年，英国百分之二十五的收入来自印度。这一点很有说服力。

我们应该记得，印度茶园在1870～1970年赚取的利润高得让人难以置信。我的意思是，有时利润高得连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一个企业在一年的利润达到其资本额的2.5倍不是什么新鲜事。没错，茶园要缴税，要付其他费用，但即便如此，茶确实是暴利——现在也是如此。就我对茶叶行业的了解，即使是在“不景气”的时候，他们的日子也比我在这里从事过的其他行业好过得多。

如果对比这些公司的老板在这些年里赚取的巨大利润和他们在这些方面上的回馈，情况就没有那么好了。我认为，人们有理由提出质疑。但是，这种情况在很多行业可能都存在。

英国人的奢靡生活、巨大利润，与劳工肮脏、贫困、凄惨的生活之间的强烈对比是19世纪最为龌龊的事情，但是这种差距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里开始有了真正的改善。其原因与一些影响广泛的政治事件有关。

1979年4月，一些年轻人在废弃的阿洪国王王宫里开会，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所有本地自然资源都服务于本国民众的自由的阿萨姆邦。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阿萨姆邦的山区就出现了一些分离主义运动，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建立一个独立的阿萨姆邦的决心才引爆了一场激烈的分离主义斗争。[7]

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sam，UFLA）“让政府基本瘫痪，并组建了一个‘平行政府’”。一百多年受剥削的愤懑演变成为一场武装叛乱。他们以爱国主义、要求获得一直被拒绝的国家主权为借口进行胁迫、敲诈、抢劫和勒索。

很快，他们与其他反叛组织或机构建立了联系，如鼓吹“圣战”的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情报局（Pakistani Intelligence）。巴基斯坦之前为那加人和米佐人争取独立提供过资金支持。现在，UFLA领导人前往巴基斯坦，进行战术、反情报、武器使用方面的训练。西北边境省的达拉（Darrah）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武器市场。

巴基斯坦情报局鼓励UFLA在阿萨姆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并提供这方面的顾问服务。巴基斯坦情报局声称，只要他们破坏通信设施，袭击如油井之类的有经济价值的目标并炸毁它们，制造混乱，然后整个国家就会发动起来。UFLA的领导层很谨慎，他们知道多少人的饭碗需要政府维系。虽然他们不喜欢依靠政府，深恶痛绝于每年的水患、政府的一再失信、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但是对推翻政府还是异常谨慎。起初，他们采取了罗宾汉式的行为，抢劫银行和商人，将钱用来修筑铁路和堤坝。他们是来自阿萨姆邦的中产阶级，内心总觉得暴力行为不妥。

然而，他们仍想像在他们之前的那加独立军战士那样，得到更多的训练和武器。他们使用了克钦人这个渠道。当时，缅甸边境地区的克钦人发动了一场持久的游击战，与本国的政府周旋。克钦人愿意提供支持，但条件是花6万美元购买他们的武器和培训。

经过训练并获得了新式武器的解放阵线士兵在回到部队之后，变得更加强悍和自信。在接下来的四年里，阿萨姆邦成了他们一手掌控的势力范围。他们靠突然袭击、敲诈和威胁日进斗金。他们越来越胆大，手段越来越残忍，开始肆无忌惮地绑架和暗杀。

一些不法之徒趁机冒充UFLA四处为非作歹，尽管一旦被抓住，头目就要立即被处决。各茶园大都缴付了5万卢比以上的勒索款。1990年UFLA势力处于顶峰的时候，他们收买了警察，全国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农民对村寨附近驻扎的叛军不闻不问，假装不知道，因为他们不是叛军攻击的目标。本地的政府已无力采取反击行动。

1990年5月，UFLA召集四家大茶叶公司的经理前往其中一位茶叶公司经理那宽敞豪华的大房子里开会。领头的茶园主发言人说他们愿意捐出100辆拖拉机，帮助开垦一片葵花地。但是，UFLA提出要300万卢比。一些茶叶公司屈从了他们的要求，但是，巨型跨国企业联合利华拒绝了。联合利华的这一拒绝引发了一系列连锁事件，叛军最终被镇压，他们让阿萨姆邦独立的梦想变成了泡影。

联合利华与印度驻伦敦高级专员公署（Indian High Commission）取得了联系，颁布了《动乱区域法案》（Disturbed Areas Act）。1990年11月7日，一架“波音737”将在印度担任企业高级主管的所有英国人及其家人带离阿萨姆邦。第二天，阿扎·辛格（Ajar Singh）将军被召集到伦敦。他回到阿萨姆邦之后，在10天内招募了3万名士兵，组织了印度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

11月28日清晨4点，大批全副武装的部队分乘装甲运兵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出军营，同时直升机起飞将伞兵部队投放到前线。接着，印度政府宣布UFLA为恐怖组织，加入该组织就是叛国行为，以死刑论处。

印度军队虽然经常跋涉于阿萨姆邦的泥沼与丛林，但也发现打击和搜捕UFLA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后来的人权组织披露，他们动用了包括强奸和拷打在内的手段。经过长达数年的艰苦努力，UFLA灰飞烟灭，印度军队也留下了大量的坟墓。客观地说，印度军队的做法也有问题。虽然开始时他们没有侵扰村民，但是后来，拂晓时的突然搜捕行动、严厉的盘问、抓丁行为让村民们人心惶惶。

1992年，德里谈判对结束这一事件起到了很大作用。虽然阿萨姆邦没有获得独立，但是茶园条件终于得到了巨大改善。最终，真正能够影响茶园组织管理方式的政治力量出现了。“这些天，大公司和小公司争先恐后地给员工和周围村寨建学校，修建高品质公路和医疗设备，为有前途的运动员，尤其是足球运动员，提供专业训练中心，”兼记者、作家、导演于一身的桑治·哈札里卡（Sanjoy Hazarika）在《迷雾中的陌生人》（Strangers of the Mist）一书中写道，“这些公司之所以出手阔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枪口、匿名恐吓信或电话威胁的原因。”[8]务必记住这里的“很大程度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此之前，随着印度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茶叶行业的改进缓慢而保守，但是20世纪90年代印度经济发展和政治报复行为的共同影响迅速推动了改革步伐。在20世纪最后的15年里，茶园劳工的生活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从更高的层次上看，整个阿萨姆邦遭受的苦难和茶园劳工的命运如出一辙。具体地说，阿萨姆邦遭受了无情地剥削，做出了巨大的资源付出但获得的回馈少得可怜。整个19世纪，茶叶出口带来的财富主要流入加尔各答和英国。后来发现的石油进一步增加了这片土地的价值，但是，这一偏僻地区却鲜有受益。几乎所有的茶叶、石油的出口和消费利润都流向了中央政府。今天，阿萨姆邦仍然是印度最为落后和贫穷的邦，识字率和通电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们仍然以种植水稻为主，交通和工业的基础设施仍然相当薄弱。[9]

茶叶是全球很多国家得天独厚的资源。对于那些更富裕的国家，包括印度本身，让更多的利润，如从石油、天然气开采中获得的利润公平地回流到阿萨姆，应该不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极端措施和抵制行为只会让数十万家境本已贫寒的人丢掉饭碗。但是，我们要对茶叶这种种植园产品进行深入分析，看它是否做到了互惠互利，确保最初的生产加工者分享到了合理的利润。就像现在分析如何提升可可、咖啡、橡胶、棉花、甘蔗和其他热带种植园作物的生产条件一样，我们也应该想办法让茶叶利润中相当一部分，以及茶水给饮茶者带来的愉悦感更多地使生产茶叶的劳工受益。只有当这种绿色黄金所创造财富的一部分（后来这种财富又流到了其他地方）帮助阿萨姆人改善了生活水平，那才是公平。

艾丽斯·麦克法兰在喀拉拉邦（Kerala）目睹的生产条件良好的塔塔茶园，可以作为印度和其他产茶国家的茶园效仿的典范。

[1] See Chatterjee，Time for Tea. For another interesting account of conditions in tea，see Guardian，G2，25 June 2002，‘The Tale of a Teabag’ by Fran Abrams.

[2] 接下来的叙述基于2001年进行的一些简短访谈。在访谈过程中（所有访谈，我都录制了视频），我尽力覆盖一些中心话题，并针对每个消息提供者提一些独特问题。

[3] 本书提到的访谈视频中的信息提供者姓名均为化名，Smo Das是唯一的例外。

[4] 指的是开始于1857年的印度民族起义。

[5] 伦敦东南部肯特郡的一个大城市。

[6] 印度过去的货币单位，等于1/64卢比。

[7] 下面压缩之后的描述在很大程度来源于哈札里卡著《迷雾中的陌生人》。

[8] Hazarika，Sanjoy，Strangers of the Mist：Tales of War and Peace from India’s Northeast（1994），264.

[9] Details are given in Hazarika，Strangers，especially 263-264.

13 茶、身体和思维

东京的一个草药收购点

很奇怪，消化器官居然可以控制我们的思维能力。如果肠胃不放话，我们就没法干活、想事情。我们的喜怒哀乐都要听命于它。鸡蛋和培根下肚之后，它说“干活！”牛排和黑啤酒下肚后，它说“睡觉！”享受了一杯茶之后（每杯两勺茶水，三分钟之内喝下），它就会对大脑说“起来吧，该你一显身手了。你需口若悬河、思维缜密、明察秋毫；你需目光敏锐，洞察天地和人生：舒展白色的思维羽翼，如精灵般地翱翔于纷乱的世间之上，穿过长长的明亮的星光小径，直抵那永恒之门！”

——杰罗姆·K.杰罗姆（Jerome K.Jerome），《三怪客泛舟记》（Three Men in a Boat）

关于茶叶，极不寻常的一点是，它是世界上最重要、效力最强的药物。一片茶叶中含有的500多种化学物质可以在很多方面改善人的身体和精神；而且，因为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都在饮茶，所以它的效果发挥得最为广泛。早在19世纪的亚洲和欧洲，人们对饮茶之于大脑和肢体的影响，就有了部分认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更是有了专业的文字记录。

19世纪常驻中国和日本的西方观察人士清楚地认识到了茶的药用价值。其中有一个人比大多数人更为了解茶对于中国的重要作用，他就是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卫三畏。他在中国从教43年，后来成为耶鲁大学教授。在他著的两卷本《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83）一书中，他推断茶叶中含有某些人们喜欢并具有药用价值的物质。他的推测是通过比较做出的，即将茶水与其他不含酒精的提神饮品摆在一起。“化学分析揭示了茶、咖啡、巴拉圭茶、可可、瓜拉那饮料、可乐等热饮料中含有的四五种物质；同时，化学分析也显示，这些饮品的各种功效明确来自其内部所含有的三种成分。”第一种成分是“挥发性油脂”，它可赋予茶一种独特的味道。第二种成分是“咖啡碱”，现称“咖啡因”，他认为这种物质是“茶对人体系统产生作用的首要诱因和好处”。

将少许研碎的茶叶放在玻璃蒸发皿中，找一个纸罩盖在上面，然后将蒸发皿放在一块电热板上。很快，你就会看到一缕白色的水蒸气升起，慢慢以无色晶体的形式凝结在纸罩上。茶叶品种不同，无色晶体的数量也各不相同。咖啡因没有气味，但有轻微的苦味，因此它不是吸引我们喝茶的物质；不过，化学家告诉我们，它的氮含量将近30%。其他饮品，如咖啡和可可，含有的盐分往往都有助于修复人体系统中的各种浪费，减少体内所需的固体食物的数量，同时减少体力的消耗，进而减少大脑的困倦，让人们用少量的食物就可以维持四肢和大脑的活力。在这方面，茶比任何其他饮品的效果都更好。同时，茶在补充老年人弱化的消化功能方面要优于其他饮品，它还可以帮助老年人保持身上肌肤弹性，以及延年益寿。

作为一个西方人，他补充道：“由此看来，茶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位年已六旬、身体状况不佳的老妪，穷得买不起一点肉，但要倾其所有买茶喝，因为她晓得，茶水下肚，她就会感觉更加轻松、开心，更有体力从事那些繁重的活计，更能享受生活。无意间，她说了一句数百年前的中国老话：‘一杯下肚，神清气爽。’”

卫三畏接下来描述了如今称为酚类物质的东西：

第三种成分（它在茶叶中的含量超过上述其他各种饮品）同时也是南亚人广泛嚼食的槟榔子和钩藤属植物提取物（gambier）中的重要成分，它就是丹宁或丹宁酸。茶叶和茶水中的涩味就是这种物质在起作用。它的含量占干红茶分量的17%，这个数字要高于绿茶很多，尤其是日本绿茶。除了茶油和咖啡因，人们对丹宁的作用也不确定，但是约翰斯顿（Johnston）认为这些东西可以让饮品具备兴奋、满足和麻醉的作用。[1]

在日本，西方观察人士也有一些发现。在19世纪最后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动物学家爱德华·莫尔斯声称：“数个世纪以来，日本人已经意识到，在一个将污水节省下来用作农场和水稻田肥料的国家，喝水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2]他评论说：“经验告诉日本人，要喝煮沸后的水或茶。”[3]这一知识可以解释一个事实：即使找不到几片茶叶，水仍要煮沸后才能喝。

日本人尤其重视茶的药用价值，在19世纪后半叶日本因为发生霍乱而出现了一些骚乱。“霍乱肆虐……人们一口生水也不敢喝，一口凉水也不敢喝。茶，茶，茶，早上喝茶，中午喝茶，晚上还喝茶，不管什么场合都喝茶。”[4]埃德温·阿诺德在19世纪90年代霍乱暴发之际写道：“我要说的是，在这样一个季节，日本人茶杯不离手的习惯让他们受益良多。他们一觉得口渴，就去取茶壶。喝开水让他们很好地避开了身边水井中的危险物质。”他先前去过印度。除了一些很小的圈子，印度人当时并不喝茶。中国人早在19世纪初期就注意到喝茶与霍乱之间的联系。当时，广州有一家法国人开的工厂，“当那个法国人发现茶确实能治霍乱后，工厂又运转起来了……”[5]

20世纪初，美国农业署（Government Agricultural Bureau）署长F.H.金（F.H.King）指出了中日两国的人口密度和他们喝开水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的民众普遍饮用开水，这个办法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它可以彻底让我们远离目前为止在任何人口稠密的国家都无法清除的饮用水中的那些致命病菌。”他认为，“开水和茶一样，属于老幼皆宜的饮品，无疑能预防伤寒及类似疾病”。[6]

金给媒体写信，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希望能够影响美国的相关政策。他认为，美国和欧洲完全可以在这方面效仿日本和中国，因为提供安全的自来水非常困难。“就目前最为彻底的卫生措施的实施成效来判断，并结合考虑随着人口增长而必然大幅增加的内在困难，现代方法在卫生效率方面最终会失败。”他认为，“绝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农村人口之所以非常能喝开水，既是因为人口稠密，也是要避免大城市危险疾病的重演，而我们的卫生工程师目前设法应对的只是这种最为致命的问题的城市阶段。”[7]

前面描述的茶与各种疾病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观察和推测。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无法检验这些联系，因为原生微生物和其他致病物质在功能强大的显微镜出现之前是无法用肉眼看到的。因此，只有在19世纪后期柯赫（Koch）和巴斯德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之后，人们才了解茶会对健康产生何种具体影响。更为强大的实验室技术的出现和各种病菌的发现，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1911年，丹宁酸（酚类物质）作为茶叶中最重要的成分，开始“正式出现在英国和美国颁布的药典中”，并用于配置各种药剂。药典这样描述丹宁酸的药用价值道：

如果敷用于磨破的皮肤或外露的皮肤上，它会……（形成）一个保护层或隔离层。此外，它还是各种组织的收敛剂，可以阻止液体大量流失。它……如果直接放置在出血点，可以抑制出血……作为高效的收敛剂，内服丹宁酸还可控制肠道出血，导致便秘，因此，医生常用它来抑制腹泻。丹宁酸主要用于治疗各种溃疡、外伤和湿疹。[8]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茶叶研究，我们可以从W.H.乌克斯简要介绍饮茶历史的作品《茶叶全书》（1935）中一窥全貌。书中详细介绍了茶在化学和药理学方面的治疗作用，但奇怪的是，有关人体健康方面的功效却几乎未着笔墨。关于健康功效，他指出，美国军医麦克诺特（J.G.McNaught）少将曾在报告中写道，“将纯培养的伤寒菌在茶水中放置4小时，数量会大幅减少。20小时之后，根本无法再将它从冷茶中分离出来”。[9]麦克诺特是最早发现茶中酚类物质具有抗菌特性实验证据的人之一，而乌克斯只提及了茶可能具备的一些营养功效。麦克诺特发现，1927年的一则日本茶叶广告宣称日本绿茶中含有大量维生素C。[10]这种说法可能来自两位日本化学家在1924年的研究成果。这两位化学家声称他们从绿茶（红茶则没有）中发现了水溶性维生素C——一种抗坏血病的物质（能够缓解和预防坏血病）。他还在1922年提到一项没有经过确认的研究成果，说茶叶中含有水溶性维生素B，即治疗脚气的那种维生素。但是，总的说来，当时，人们还不是十分了解茶叶中酚类物质形成的原因及其特性。[11]

乌克斯自从准确认定茶的吸引力来自咖啡因之后，就开始对咖啡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咖啡因是一种效力很强的生物碱，可以让人体系统兴奋起来。人们饮用茶和咖啡主要是因为它们含有咖啡因。”乌克斯在书里讨论了咖啡因对心脏功能的作用，还引用了很多有关咖啡因对人体行为效率产生影响的内容。[12]因为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里引用他众多发现的一部分。

首先是这个问题：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提高肢体的行为效率？

咖啡因可以刺激脊髓的发射中枢，让肌肉的收缩更加有力，而不会产生继发性抑郁，这样的肌肉在咖啡因作用下做的功的总和就会超过没有咖啡因影响的肌肉做的功的总和。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一结论绝对确定，因为全世界饮用茶、咖啡等含咖啡因饮品的人的亲身体验就可以证明这一点。[13]

或者还有：

这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性做法：很多大学教练在网球、足球或划船等项目的运动员上场比赛前，都要给他们喝浓茶。众所周知，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导游会携带茶水，督促人们在登山途中不要忘了喝茶。一般来说，作为白水之外的饮品，俄罗斯人的饮茶数量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在俄罗斯，请人做体力活，在干活之前，一般都要先让对方喝很多茶……[14]

其次还有对大脑的影响。

半升慕尼黑啤酒里含有15克酒精，能够在20分钟内持续促进大脑活动，但接踵而来的明显的抑郁情绪要持续40分钟。相对而言，一杯茶可以在45分钟内持续让大脑活动能力保持在比平常高10%的水平上，接下来，实验对象就会回到正常的脑力状态，而不会出现饮用酒精饮料之后的副作用。[15]

关于茶怎样强化大脑和肢体的功能，1923年出版的《英国药学药典》（British Pharmaceutical Codex）在描述咖啡因功能的同时对这一点做了介绍。

咖啡因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身体机能的那部分大脑组织上。它会产生一种清醒状态，并让脑力活动速度加快。这会使大脑对感觉印象的分析更为完美和准确，思维更加清晰和迅速……咖啡因有助于提升各种体力工作的表现，可以大幅增加肌肉的做功总和。[16]

早期研究表明，在肢体稳定性、叩击、肢体协调、打字、颜色辨识、计算等测试中，受测试者在服用咖啡因之后得分提升明显。[17]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行的测试也证实了这些发现的可靠性，同时证明，喝茶之后，人们的专注力、辨识力、记忆力和行动的协调能力都有显著提高。从有关咖啡因提升思维、分析能力和“情绪健康”的广泛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1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段时间里，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其他领域。从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开始新出现的各种“特效药”以及西方对伤寒、霍乱、痢疾等第三世界疾病兴趣的逐渐消失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让研究资金改变了投资方向。但是，1975年，在当时来说非常重要的一项研究调查中，杰弗里·斯塔格（Geoffrey Stagg）、戴维·米林（David Millin）用详尽的数字阐述了茶的潜在功效让多少人从中受益。在文章的结尾处，两位作者总结了一些新发现，列出了一些和茶有关的疾病、活性成分，以及建议方案。他们列出的饮茶可以影响的疾病有：贫血，龋齿，精神紧张和抑郁，动脉硬化，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脏病），某些类型的肝炎和肾炎，坏血病和其他维生素C缺乏症状，放射性损伤，白血病预防，病菌感染（尤其是伤寒、副伤寒、霍乱、痢疾），毒性甲状腺肿大和甲状腺机能亢进，支气管哮喘，痛风，呕吐和腹泻，消化不良和其他肠胃疾病，老年性毛细血管脆性，多种炎症，以及出血性疾病。他们认为，结合使用多酚、维生素、咖啡因，往往对上述所有疾病都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19]

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部分由于越来越意识到西方药物的效力在迅速减退，同时也因为在设法应对越来越多发的老年病症（癌症、中风、心脏病），人们将注意力转向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很多草药。茶是其中一种。西方实验室相当数量的研究工作局限于“西方工业化”疾病，但是同时，虽然对于茶在营养和流行病某些方面的疗效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还不被重视，但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地区仍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日本研究人员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们认为，因为饮茶，各种癌症（皮肤癌、消化道、结肠癌、肺癌、肝癌、胰腺癌等）的致死率大幅降低，而且癌症的传播经常受到抑制。[20]饮茶可以降低胆固醇水平，降低血压，有助于强化动脉血管壁，进而降低中风水平和心脏病的发病率。另外，饮茶还能降低血糖水平，有助于控制肥胖和糖尿病。借助电子显微镜，研究人员可以看到，茶水能够杀死病毒，以及大量存在于水和食物中的有害细菌。例如，茶叶中的化学物质可以杀死引发霍乱、伤寒、副伤寒、阿米巴痢疾和杆菌痢疾的病菌。过去三年的研究开始解释这些结果是怎样取得的，其中的一个办法是将抑制癌细胞繁殖的化学物质（儿茶酚）分离出来。

最初时，这些研究结果和其他研究结果只被多家研究实验室确认和证实，后来才被越来越多的报刊的科学版记者所报道。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报纸开始报道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说是红酒、巧克力和茶中含有的丹宁具有某些对健康有益的功效。下面列出了自1995年以来被英国媒体用大版面报道的一些发现。

1995年1月24日，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以“最新研究表明喝茶可以预防疾病”为标题发表了关于亚历克斯·莫洛伊（Alex Molloy）很多项研究的报道。“最近荷兰的一项研究表明，经常饮茶的人，心脏病死亡率是从不饮茶的人的一半。挪威的一项研究表明，在那些喝茶量多于大众平均喝茶量的人中间，死于包括冠心病在内的各种疾病的比率相对较低”，另外，“茶可以提供普通人将近一半的锰摄入量。锰是保证关节健康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矿物质。茶还富含预防龋齿的氟化物”。[21]不仅如此，“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和美国健康基金会（American Health Foundation）的研究则认为，饮茶与肺癌、结肠癌，尤其是皮肤癌发病率下降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1995年5月17日，《独立报》医学栏编辑西莉亚·霍尔（Celia Hall）以“绿茶有助于降低癌症风险”为题报道了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的一篇文章。在报道中，西莉亚写道：“今天，日本研究人员说绿茶可以预防心脏和肝脏疾病，也许还可以预防这两个脏器的癌症。他们发现，一个人的饮茶量越多，就越能降低风险。”这项研究的调查对象是生活在东京附近吉见町（Yoshimi）的一些男性。

1996年4月20日，《泰晤士报》的科学栏编辑奈杰尔·霍克斯（Nigel Hawkes）在报道中写道：“荷兰的一项调查显示，饮茶有助于预防中风。这项为期15年、受调查人数达550位男性的调查结果显示，相较于饮茶数量最少的人，饮茶数量最多的人患中风的风险减少了三分之二。”他评论说：“先前的研究表明，类黄酮有助于降低人们罹患心脏疾病的风险。这是研究人员第一次证明饮茶对中风具有预防作用。”

1997年1月12日发表于《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一篇小文章提到，“澳大利亚的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CSIRO）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喝茶有助于预防皮肤癌。喝红茶的老鼠相较于喝水的老鼠，患癌症和皮肤病变的风险降低了54%，相较于喝绿茶的老鼠，各种癌症风险也显著下降”。

亚力克·马什（Alec Marsh）在1999年1月3日的《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发表了一篇题为“茶——真的可以帮助你思考”的报道。他写道：“一项研究发现，一杯茶下肚可以增加专注力和分析能力。喝茶对需要同时做两件事的人尤其有益，并可以帮助他们在交替做两件事。”关于这一发现，有趣的是“这与茶水中的咖啡因无关，因为喝茶者在这方面的表现优于那些只喝含有咖啡因的饮料的人”。在这些实验中，屏幕上会以每张图片停留半秒钟的速度显示一些字母，之后研究人员要求志愿者从很多字母中挑出这些字母。“那些在测试前喝下两杯无糖茶水的人得分远远超过那些什么也没喝的人。”

彻丽·诺顿（Cherry Norton）在2000年9月21日的《独立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你所需要的只是一杯香茶”的报道，认为茶具有一些非常不错的功效，“如将心脏病风险降低44%，还可以减少罹患胰腺癌、前列腺癌、胃癌和肺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功效缘于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它们可以很好地平衡营养，且具有抗衰老特性”。另外，“大量饮茶可以增加液体摄入，抵抗由于液体摄入过少导致的便秘和膀胱炎等疾病”。

这篇报道还说，茶里含有很多种重要的维生素，如维生素A，维生素B_1、B_2和B_6。它还“富含钾、锰。钾对保持正常心跳，维护神经和肌肉的正常功能，调节细胞内液体水平至关重要。锰则是骨骼生长和整个身体发育不可或缺的元素。5～6杯茶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需要量的45%”。

她还提到了日本的一些研究成果。日本研究人员认为，“一天饮用10杯以上绿茶的日本人较少罹患肺癌、肝癌、结肠癌和胃癌”。一份来自中国的研究“发现红茶和绿茶都可以抑制肺部肿瘤和结肠癌的发展，并且可以降低患消化道癌的风险”。另外，“大量研究证明，茶也可以降低罹患心脏疾病的风险，因为它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和血压”。

2001年5月22日《独立报》的一篇报道“发现用红茶在15分钟内漱口5次，每次30秒钟，就可以抑制牙斑细菌的生长”。约翰·冯·拉多维奇（John von Radowitz）在2001年7月23日的《独立报》上声称，一份美国研究表明，“饮茶可以改善动脉壁功能，抑制心脏病……这一发现佐证了先前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认为，茶叶中一种叫作类黄酮的抗氧化剂可能防止胆固醇破坏动脉血管”。

洛娜·达克沃斯（Lorna Duckworth）在2002年4月9日的《独立报》上发表了题为“饮茶者‘患癌症风险低’”的报道。该报道介绍了一些美国科学家和上海肿瘤研究所（Shanghai Cancer Institute）联合实施的一个研究项目。从1986年开始，研究人员对大约18244名男性进行了有关癌症征兆的跟踪检查。研究人员发现，在受调查者中，190人患有胃癌，42人患有食管癌。研究人员将癌症患者与没有患任何癌症的772人进行了比较。从尿检样本来看，那些检出多酚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的人患上这些癌症的风险较小，而茶中就含有这种物质。这项研究的结论是“经常饮茶的人罹患胃癌、食管癌的可能性大约是那些不经常饮茶的人的一半”。

萨拉·卡西迪（Sarah Cassidy）在2002年5月7日发表了题为“饮茶可以提升心脏病病人的生存率”的文章，报道了发表于《美国卫生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lth Association）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对1900名发作过心脏病的美国人进行了为期四年的存活率调查。调查发现，“大量饮茶的病人存活率最高，饮茶量适中的病人死亡率相较于那些不喝茶的病人低将近三分之一”。研究人员认为，茶叶中的类黄酮可能抑制了动脉壁的衰退，同时可能它还有抗血栓、放松身心的作用。

以上仅简要介绍了当今每年发表的有关饮茶健康功效的数百篇科学论文中的个别论文。1991年，全世界仅发表了153篇有关绿茶的研究报告，到1998年时，这个数字达到了625篇。[22]2000年，彻丽·诺顿指出，前一年发表的有关饮茶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报告超过了700篇。不仅数字上升迅速，而且借助互联网，普通大众也能够看到其中相当一部分的研究内容。在这之前，研究成果被湮没于大量学术文章而很难被普通大众所知晓。现在，只需点击搜索按钮，各种茶叶研究成果就可查询到。这些研究成果包括最近进行的一项重要研究。该研究认为茶叶中的一种酶可能通过某种机制起到防止癌细胞生长的作用。[23]

将过去的观点与最近的研究结果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在某种程度上，早先发现的一些茶叶功效已经被人们淡忘了。人们先前认为的很多茶叶功效——有益于视力、消化、月经问题、咳嗽、哮喘、溃疡——已经淡出了研究范围。现代研究倾向于研究饮茶对于癌症、心脏疾病、中风和肥胖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历史上的四大致命疾病，即腺鼠疫、疟疾、流感、由饮水传染的疾病（霍乱、伤寒、痢疾），先前的作者和医生均认为饮茶可以对这些疾病起到一定的功效，但现在这些已经不再是西方研究型实验室关注的重要领域了。

应该强调的是，虽然人类饮茶的历史达两千年，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正如研究人员在刊物里所说，就人们提出的很多有关饮茶与健康关系的说法，“未有定论”。一些观点肯定是正确的，比如，饮茶对于注意力、记忆力、辨识力、大脑和肢体的高效协调能力的功效。同时可以确信无疑的是，茶中的酚类物质可以杀死饮用水中携带的很多细菌，包括传染伤寒和痢疾的细菌。这一功效在历史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饮茶和癌症、中风、心脏病等身体疾病之间的关系还不大肯定。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老鼠身上的实验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跟踪调查多个人类群体的纵向研究也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人们在慢慢认识饮茶抑制疾病的机理，但是在人类身上的大规模测试才刚刚开始。

关于其他一些极其重要的关联，如饮茶与腺鼠疫、流感、疟疾，甚至是艾滋病之间的关联，相关的研究工作几乎还没有开始，但有人提出可能存在这样的关联。就流感而言，我们知道饮茶可以杀死流感病菌，但是关于饮茶与其他三种疾病之间的关联机制以及对三种疾病更加广泛的影响，尚且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考虑到很多现代药物对疟疾的疗效越来越差，流感种类越来越多及越来越难痊愈，再次暴发腺鼠疫等大规模流行病的可能性以及艾滋病流行带来的严重损失，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会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目前阶段，我们很难确定茶肯定具有哪些特性。越来越多经过反复证实的证据表明，饮茶对于缓解一些疾病具有积极的功效，尽管也会伴随一些很小的副作用。武断地认定茶是特效药，或是因为谨慎和怀疑而停止对有关茶功效的一切研究，都是愚蠢的。至少，它能让数百万人不怕麻烦地烧开水喝，这本身就说明它具有不同寻常的吸引力。人们为了喝茶用的力气、燃料、时间，以及烫嘴的热茶水本身都意味着饮茶不可能没有积极功效。数百万人因为饮茶而改善了健康水平。我们还知道，将茶外敷还能起到杀菌剂的作用。然而，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杀菌剂的是，它还可以对付一些危险的体内细菌，完成很多其他方面的平衡。除了饮用热水起到的作用之外，目前可能与茶中化学物质存在反向联系的大量疾病也是饮茶的一个巨大的潜在好处。

实际上，真正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一简单事实：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每天都要习惯性地喝茶。茶树可能没有其他很多植物那样神奇，因为后者在进化过程中改变了叶子中的成分，新出现的成分能够对抗细菌和病毒的侵扰，如能够为我们提供奎宁的金鸡纳树的树皮。翻开任何一本草药典籍，都可以看到大量具有医疗保健功效的植物。例如，17世纪的草药医生卡尔佩珀（Culpeper）就阐述了月桂树的药用功效。

对于各种有毒动物的毒液、黄蜂和蜜蜂叮咬、瘟疫和其他传染病，月桂的浆果都有良好的治疗功效……女性在浆果和浆果叶子煎熬的药水中坐浴，对于治疗女性疾病（子宫疾病）……或经期紊乱（月经问题），以及对如膀胱疾病、风寒引起的肠道疼痛、小便困难等有非常好的效果。[24]

其中的不同之处是，喝月桂叶泡的水的人很少，而每天饮茶的人以百万计。因为咖啡因的原因，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整个文明社会都喜欢喝茶，而很少喝其他饮品。如果在最新的茶叶功能表（许多功能仍旧很少为人所知）列出的500多种化合物中确实具有抗菌物质和其他良性成分，那么它对世界人口的健康确实意义重大。[25]

[1] Williams，S.Wells，The Middle Kingdom，2 volumes（1883），Ⅱ，52.

[2] Morse，Edward S.，Japan Day by Day：1877，1878-1879，1882-1883（Tokyo，1936），Ⅱ，192.

[3] Morse，Edward S.，‘Latrines of the East’，American Architect and Building News，vol.xxxix，no.899，172.

[4] Morse，Edward S.，Japan Day by Day：1877，1878-1879，1882-1883（Tokyo，1936），Ⅱ，192.

[5] Goodwin，Jason，The Gunpowder Gardens：Travels through India and China in search of Tea（1990），37.

[6] King，F.H.，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1911），323，77.

[7] King，F.H.，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1911），323-324.

[8]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1th edition，1910-1911，‘Tannin’.

[9]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Ⅰ，557.

[10]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Ⅱ，301.

[11]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Ⅰ，547，514.

[12]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Ⅰ，520，540.

[13] H.C.Wood，Jr.，MD，Professor of Pharmacology of the Medico-Chirurgical College，Philadelphia：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New York，October，1912，356.

[14] M.A.Stare，MD，Emeritus Professor of Neurolog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in the New York Medical Record，1921.

[15] R.Pauli，PhD，Professor of Psychology in the University of Munich，quoted in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New York，July，1924，54-56.

[16]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Ⅰ，539.

[17] See the table in Ukers，Ⅰ，542.

[18] See Weinberg and Bealer，Caffeine，chapter 16.

[19] Stagg and Millin，‘Nutritional’，1975.

[20] A fuller account behind this brief summary is to be found on www.alanmacfarlane.com/tea.

[21] 当然，茶叶中锰含量相差很大，取决于茶树赖以生长的土壤中锰的水平。

[22] See www.galaxymall.com/books/healthbenefits/greentea.html.

[23] See www.alanmacfarlane.com/tea for a summary of some of the reported health benefits as described on the Internet.

[24] Hylton，William H.（ed.），The Rodale Herb Book（Rodale Press，Emmaus，Pa.，1974），360.

[25] 数字500以及关于这些物质的性质的介绍，参见荟-同广（Tiong-Hung Ling）、荟-南希（Nanuy T.Ling）合著《绿色茶叶》（Green Tea），第5章，第70页，标题为“绿茶的药理学功效”（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Green Tea）。该文中有一个最近做的有关茶叶医疗效果研究的调查。

14 魔水

19世纪的中国茶

“别，”他说，“你看，这很简单……我想要的是……一杯茶。你倒一杯茶给我。你别说，听我说。”他坐下来。他给自动营养机（Nutri-Matic）讲印度，讲中国，讲锡兰，讲如何在太阳下晾晒一种大叶子，讲银质茶壶，讲人们如何在草坪上度过夏季的下午，讲倒茶前先将牛奶倒入杯中才不会太烫，他甚至还（简要地）讲了东印度公司的来历。

“说完了吗？”自动营养机说。

“说完了，”阿瑟说，“我就是要这种东西。”

“你想要干叶子泡在开水里的味道？”

“呃，是，要加奶。”

“从牛肚子里喷射出来的那种东西？”

“哦，这个，应该就算是吧……”

——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银河系搭车客指南》（Hitc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在茶的生产及其影响的历史发展中，两条主线，即它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往往结合在一起，无法截然分开。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消费见证了一些不同凡响的商业成功和饮茶功效。这一成就可以追溯到茶最初的起源。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那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一种植物，要想在植物世界最为复杂、竞争最为激烈的生态系统中生存下来，就必须让自己具备强大的“进攻”和“防卫”武器。如果它是通过坚果或浆果来繁殖的，它就必须能够吸引鸟儿或猴子这样的哺乳动物采食，帮它广泛传播种子。因为森林里可食的叶子和浆果数量众多，所以，要想在复杂的进化竞争中存活下来，仅靠可食和味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其他诱因。茶树的主要诱因可能是咖啡因。如果让动物身心都倍感舒服和惬意，这就等于它具有了独特的双重效果，动物就更可能采食它。

可可和巴拉圭茶在湿润而竞争激烈的南美丛林，咖啡树在生态条件恶劣的中东沙漠，这三种植物都成功地运用了咖啡因这种诱因。当然，很多植物在进化期间都获得了咖啡因这种诱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咖啡因在这些植物进化过程中没有其他用途。生物碱还可能促进植物所不可或缺的蛋白质分子数量的增加。也有人认为，植物的生长是分子分解造成的。但是，很多人仍旧不清楚茶叶中含有的大量咖啡因在生物学上究竟有什么作用，这一事实也说明众多植物在进化过程中选择咖啡因这种物质的原因很多。

在这场生存之战中，茶树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怎样提高对破坏性微生物、菌类以及各种细菌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当它已经受到侵害的时候。树木在树皮中形成了用以抵抗细菌和真菌的化学物质，包括“栎五倍子”在内的可以入药的各种丹宁酸。咖啡豆和可可豆用外面坚硬的豆荚来保护自己，所以豆荚里的豆子不需要这种复杂的防御措施。茶树和葡萄树没有采取这种策略。它们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采用了另一种解决方案。它们的外皮，也就是葡萄表皮或光亮的树叶表面，具有一种保护微生物侵袭的保护层。

这些化学物质可以杀死一些破坏性的细菌、变形虫、锈病、菌类和其他寄生虫。虽然一些有害物质可以突破这种保护层，让茶难免成为很多害虫、菌类、锈病、霉病的侵害对象，但总的来说，它的自我保护机制相当成功。有人发现，不同于其他植物，如咖啡、马铃薯或葡萄，“茶行业至今没有发生大面积的破坏性疾病”。后来，人类在茶叶加工过程中不经意地强化了它的抗菌能力——在揉捻茶叶时，茶叶会释放出具有杀菌特性的化学物质，从而大大减少茶叶中微生物的数量。[1]

茶叶中大约40%的固体物质是丹宁（酚类）和类似的化学物质。酚类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效果最强、分布最广的抗菌物质。例如，19世纪后期，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和其他人用酚类给医院消毒，以确保手术安全。因此，茶树（葡萄树也是如此）在其表层中形成了一个功效强大的“防御系统”。

和防御机制一样，茶叶强大的杀菌功能作为一种诱因也相当有效。人类很早就发现，猴子能将它们的健康与某些植物联系起来。它们意识到，如果身上有伤口或感染，将茶叶嚼碎，将碎茶叶与唾液一起涂抹在伤口处，患处大都会痊愈。我们还发现，某些进化过程也采取了这种间接的方式。那些采食茶叶的猴子往往体格健康，生存能力强，因为茶叶帮助它们杀死了口腔和肠胃里的有害细菌，咖啡因的刺激效果也让它们更为敏捷，竞争能力更强。因此，猴子和茶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早已建立了共生关系。

首先，猴子将茶树沿着“阿萨姆邦—缅甸—中国西南部丛林”的方向传播。后来，周边部落和商人发现了茶叶的用途。他们将茶叶介绍给了当时全世界最伟大的帝国——中国。拥有全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东亚部分地区沦为茶叶的“殖民地”。伴随着中国、日本文明的繁荣发展，茶叶改变了宗教、经济、审美、手工业和社交，但同时，它也带来了毁灭和侵略。在蒙古人和满族人手里，茶成了帮助他们征服俄国大片领土、伊斯兰帝国和中国中原地区的工具。但是，直到17世纪，茶的使用几乎仅限于蒙古人控制的地区。“新大陆”、非洲、印度和西欧的人并不喝茶。

1600～1900年，茶先是传播到西欧、中东、俄国，后来主要是通过大英帝国，开始在赤道附近的很多地区种植。这时候，西亚印欧语系（印度、伊斯兰社会、俄国、欧洲）的人们和大英帝国新的分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才开始饮茶。

在具有被人们称为积极功效的同时，它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和人力成本。在西方，茶和糖往往伴随着工厂和矿井里收入微薄的血汗劳动。对比茶园经理和股东赚取的巨额利润，辛苦劳作于茶园的数十万劳工遭受的残酷剥削更加让人触目惊心。

同样，关于茶叶对这些帝国的兴衰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看法也很复杂。它在中国、日本、英国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处于上升时期的帝国让周边邻国，以及本国民众、殖民地属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例如，就中国来说，虽然茶叶在传播唐宋文明的荣耀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招致了英国人的报复。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茶叶给英国带来的积极影响要对比考虑在茶叶推动下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及对英国在印度建立的那个帝国的消极影响，包括对阿萨姆邦的蹂躏和破坏。

在过去的20年里，至少部分茶园的条件有所改善。另外，靠过度的剥削将所有利润从当地转移到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状况，现在已经不那么突出。独立之后，阿萨姆邦的茶园被移交到印度经理手中，并且主要归印度茶叶公司所有。

人类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大型掠食者，地球上几乎其他所有生物都是他们的盘中餐或奴役对象。但是，在进化适应性方面，他们有一个不共戴天的竞争对手，那就是比他们更为出色的微生物。微生物是人类肉眼所看不到的，它们的繁殖速度极其快。无数单细胞动物、变形虫、病毒，尤其是细菌，活跃在人体内部和地球表面。

纵观人类历史，在140年之前，人类一直不了解这些微生物的作用。除了17世纪下半叶借助早期的显微镜获得的有限发现之外，人类一直对这一隐形世界的活动规律一无所知。其结果是，人类在对抗致病微生物时往往效率低下。更为糟糕的是，一个社会在经济或生产上的任何进步，都会加剧人口的稠密和集中程度，进而加快微生物的复制速度。这让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传播的细菌变得空前危险起来。

人类进化缓慢，相对来说又体型较大，容易受到攻击。人类的防御措施来自几个方面，包括与其他哺乳动物一样都具有的免疫系统。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是由于具备了以下两种特殊能力：一种能力是他们能够发现、存储和交流有关大自然的海量可靠知识；另一种能力是他们能够运用这些知识来整合现有资源，或发明新的工具。

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巴斯德、柯赫等人做出他们的重要发现之前，与细菌较量的人类根本无法看到他们的敌人。所以，此前的祛病技术是否能治病完全是碰运气的事情。要想获得战胜这些疾病所需的足够知识和技术，科技和工业的重大进步是前提条件。只有当我们能够控制细菌的正常传播之后，这样的科技革命才能实现。可是，如果我们看不到敌人，对它们一无所知，如何谈得上控制它们？这看似一个找不到出路的恶性循环。

数百万年来，世界经历了植物、动物和细菌之间多次类似的较量。经过盲目变异、随机变异，以及随后选择性地保持了有利于成功的变异战略之后，一些植物和动物得以生存下来。现代智人（homo sapiens）出现之后，人类也继承了这种数量庞大的实验和富有成效的成果。人类利用已经完成进化的各种动植物来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通过驯化或改良身边的各种动植物来打造自己的文明。

人类驯化或改良大量动植物作为食物，头脑中往往有一个实用的目的，其好处往往明显而直接的。人会饥饿、虚弱和无力，这些经过改良后的草、果子或树叶味道鲜美，吃了后就不再饥饿，身上就会有力气。这些联系显而易见，很容易感觉到。但是，在与微生物或病菌的较量中，人类很难清楚地知道敌人隐藏在哪里。也许疾病是鬼魂、女巫、祖先、神灵所派，或许是命中使然。那个聚集着大量微小生物的世界是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

在人类开始注意到某些行为，如食用某种植物、实施隔离，与身体健康状况得到改善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任何对抗微生物疾病的技术都要依赖盲目变异（blind variation）和选择性保持（selective retention）。在更高的层次上，那些在随机做出一个正确联系之后就能够有意识地利用这种联系的群体能够繁荣发展，最终在与微生物的较量中胜出。

通过这种方式，人类发现了很多有用的植物和物质。最近的研究表明，很多被收录进东西方草药药典的草药的药效非常好。一些草药，如奎宁，很快成为众所周知的药物。大多数草药，如可以缓解被荨麻扎到后刺痒的酸模[2]叶子，可以缓解抑郁的贯叶连翘，可以缓解多种疾病的人参，都经过了长时间的进化。虽然很多草药可以治病，但是它们很少具有发病前的预防作用。预防需要用效果强大的杀菌药物，而其在付诸大量生产之前需要经过漫长的进化、培养和改良。

过去，人类只发现了一种这样的植物，至少几乎全世界都消费的饮料只有这么一种，那就是茶。茶不仅含有各种有效的抗菌成分，还含有让它成为历史上最受欢迎、传播最广的保健植物的其他诱因。虽然人们很早就发现了它，并将它用于各种理由，但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略知它为什么能够为人类提供最为重要的疾病防御功效。

大约在187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的饮用水污染问题才得到解决。在这期间，人类已经能够跟踪、监测水质，并提供安全的由管道输送的饮用水。不过这是最近才做到的事情，即使在今天的欧洲，安全的管道饮用水也没有完全覆盖。这件事反响很大。很多人仍记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假期。当时，英美两国政府建议在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甚至法国度假的公民远离危险的自来水。只有少数几个北欧国家和美国的饮用水相对安全。目前，总的来说，发达国家的公共饮用水是安全的。

但是，根据最近一个有关饮用水和健康的系列报道，有大约11亿人，相当于全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不能喝到安全的饮用水。在非洲和亚洲的大片地区，人们距离水源的平均距离为6公里。人们（主要是女人）不得不每天或每隔一天去背10～16公斤的水，但大部分水是不安全的。再加上世界上五分之二的人口用不上合格的卫生设备，使得数量众多的人口因为饮用水疾病导致身体虚弱或死亡。上述系列报道还说，世界上的一半病床被那些由于饮用水疾病住院的病人所占用，每15秒钟就有一个儿童死于饮用水疾病，其中很多是婴儿。[3]

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拥挤的世界里的人们，尤其是生活在第三世界极度膨胀的城市里的人们，在冷水遭受严重污染，生牛奶对于大多数人既不安全也买不到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每天平均喝下两品脱的安全液体？咖啡、巧克力、葡萄酒、威士忌、日本米酒，这些饮品和其他饮品要么不适合，要么太贵。在能够喝到安全的饮用水之前，人们只有一个可行方案，也就是东亚人很多个世纪以来发现的那个方案——喝茶。

然而，饮茶也有一个重大缺陷。虽然一般来说茶叶本身比较便宜，也可以反复使用，但是它需要开水来冲泡。烧水就需要燃料，燃料往往是木柴。因为第三世界的人们将其家庭能源需要的一半燃料用于做饭，所以烧火加热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负担。为泡茶而烧水会进一步增加他们的支出。

不过，喝不上茶的后果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如果生活在中国、日本、东南亚的全球三分之二人口突然不能喝茶了（比如，大片茶树像历史上冰岛的马铃薯或法国的葡萄一样，患上了某种枯萎病），死亡率将大幅上升。很多城市将崩溃，婴幼儿将成批死亡。那将是一场浩劫。

看来，对于有意改善世界上众多贫困人口生活条件的政府或慈善组织来说，研究分发粉末状茶叶或叶状茶叶的可能性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同样，他们还应研究怎样用最少的燃料来生产这种提神醒脑、有益健康和社交的饮料。历史一旦重演，这种举动会比任何“药品”挽救的人都多。同时，检查茶园的生产条件，让生产这种不凡药物的茶园劳工在各方面都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今天，对于生活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里，具有洁净的管道自来水且买得起其他饮料的人们，饮用水传染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是不是可以从这一点做出判断，认为茶的保健功能已经结束了它的使命？在历史上，茶对我们的世界贡献甚大，现在只是一种帮助人们恢复体力的东西，而不再是一种药物？

在目前的工业化国家里，致死率最高的是中老年疾病，尤其是各种癌症、心脏疾病（冠心病）、大脑疾病（中风）。有人开始提出，过去，在纯属偶然的情况下，茶树在进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有益物质。这些物质大量存在于多酚、类黄酮等构成茶叶固态物的主要成分中，不仅形成了各种抗菌剂和杀菌剂，还形成了一系列抗氧化剂、维生素和其他化学物质。虽然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它们的特性和作用仍知之有限，但是研究和实验的深入越来越显示茶叶除了让水更为安全之外，还有其他功效。饮茶似乎能够缓解很多退行性疾病，或者说，目前的研究显示它具有这种效果。

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的健康、灵感和快乐源自这种质朴的绿色植物。一个庞大的集生产、运输、拍卖、广告、销售为一体的茶叶产业已经形成，并左右了很多国家的内政外交。茶为全球四分之三的人口提供了相当一部分日常所需的饮用水。

这种植物让以百万计的人得以挺过艰辛的生活，甚至从中找到了乐趣。有钱人可以享受各种清香可口的茶和高雅的社交聚会；穷人可以靠茶撑过在工厂、矿井、种植园和田地里的一天又一天。没有它，他们的孩子很可能大批死亡；没有它，他们那疲惫不堪的身体和灵魂将无法得以纾解。

然而，以百万计的茶园劳工用如此深重的苦难和屈辱生产的“绿色黄金”换来的只是让他人财富的增加。想想这样一种无辜、温和的褐色或绿色液体背后所隐藏的故事，简直让人震惊。德·昆西（De Quincey）说它是“魔水”，其中不无道理。

[1] Ukers，William H.，All About Tea，2 volumes（New York，1935），Ⅰ，390-391；Harler，C.R.，The Culture and Marketing of Tea（Oxford，1958），58，78；Chambers Encyclopaedia，‘Tea’，482.

[2] 一种阔叶野草。

[3] BBC，Radio 4，29 July 2001，Water Story.

目录和延伸阅读：互联网上的一些补充材料

本书正文中提及的很多主题在我的网站的附件中都有详细讨论。我的网站：www.alanmacfarlane.com/tea。

这些主题包括：

Tea；a view from South India，October 2002

Modern methods of tea growing and processing

Some possible effects of tea on health

Medical effects of tea reported on the Internet

在网络连接状态下，读者还可以观看有关茶叶生产的视频和作者们关于茶和相关话题的讲述。

作者手稿的资料来源

第七章 “绿色黄金”：关于查尔斯·布鲁斯的叙述，参见《印度办公室文稿》第320卷。皇家文书局1839年2月22日收到的文件的复印件。关于茶叶委员会，参见圣安德鲁森大学（St Andrew’s University）图书馆sf/A30.B7E文件。

第八章 “茶叶热”：关于卡内基一家的往来信件，参见大英图书馆印度馆MSS/EUR/C682。关于苦力入境的报告，参见印度馆F/174/968。

第十一章 “茶园劳工”：关于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参见大英图书馆印度馆MSS/EUR/F174，其中尤其重要的是Rege（1006），Desphende（1007），Lloyd Jones（1008），TUC（1036），Cotton（589，597，1165），Dowding（970），Royal Commission（1030），Shadow Force（1313），Report on Emigrants（968）。亨利·科顿的剪贴簿见MSS/HOME/Misc/D1202。

关于上述一些往来信件的复印件，参见The Colonization of Waste-Lands in Assam，being a reprint of the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Chief Commissioner of Assam（Calcutta，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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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dvertising 95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101-2，105，191

Ahom kings 16，122，125，128，135

America 74

Amherst，Lord 101

antiseptic Ⅹ，175，271，276-7

armed forces 183-5，212

Arnold，Sir Edwin 172，259

Assam ⅶ，5-27，42，167

conquest of 119-30，278

independence movement 248-51

labour 203-15，222-4，232，236-45 managers 228-36

tea industry 105，136-8，141-65，189-97

wild tea 130-1，133-5，139

World War Ⅱ 216-21

Assam Company 25，27，142-8，162

Assam Labour Emigration Act（1901）207

Australia 94，200

bacteria 171-2，175，259，271，278-81

Ball，Samuel 106，108-9，115，191，192

Banks，Sir Joseph 100，101

Bedford，Anna，Duchess of 83

beer 35-6，76，177-8，182，262

Bengal 109，110，120，122，125，205，220

Bentinck，Lord 113，114

Bharali，Anima 12-13，15，16，26

Bhutan 100，121，125

Bird，Isabella 106-7

Black，William 174

Blane，Sir Gilbert 175

Bogle，George 121

Bontekoe，Cornelis 69

Boston Tea Party 74，180

Braddon，Mary Elizabeth 86

Brahmaputra river 122，137，149，197

Bramah，Edward 112

brick tea 49-50

Britain ⅸ，32，66-75，79-97，174-9，190，279

Britannia Iron Works 195-6

British Army 183-4

British Brigade 216，218

British Empire ⅷ，94，179-83，277-8

Brown，‘Capability’81

Bruce，Charles 124，130，132，134-7，139，143，144

Bruce，Robert 124，130

Bruckner，Pascal 90

Buddhism 44，45，53，61

Burgess，Anthony 184

Burma 42，43，114，119-21，134，216-18，249

caffeine 38，54，185，256，261-4，275

Calcutta ⅷ，139，144，197，230，234，253

Botanic Gardens 100，101，113，130

Camellia sinensis 39，41，131

Canning，Lord 148

Canton 101，106，113

Carnegie，Alick and John 148-59，160-1

Cassidy，Sarah 268

Catherine of Braganza 83

ceramics ⅷ，47-8，91-3

Ceylon 101，195，197

Charlton，Lt 130，131，132

Chatterjee，Piya 227-8

China 67，111-13，168-9，278

tea consumption 42，43-50，52，88-9

tea production 99-109，191，199-201

tea trade 69，109-11

chocolate 38，71

clippers 69，181-2

coffee 38，71，73-4，79-81，276

Congreve，William 86

consumerism 92-6

Cornwallis，Lord 122

Cotton，Henry 204-11

Culpeper，Nicholas 271

Curzon，Lord 210

Dalhousie，Lord 119，129

Das，Miss 19-20

Das，Smo 228-30，236-40，246-7

Davis，John 96，1010

Deering，Charles 70

Defence of India Act 222

De Renzy，Surgeon-General 184-5

Dewan，Maniram 125-6，127

Dickson，George 209

Dirx，Dr Niklas 67

disease 33，168，171-6，183，258-9，263，269-70，280-4

Disturbed Areas Act 251

Dooars 227-8

Duckworth，Lorna 268

Dyer Ball，J. 199

East India Company 73，95，99-100，110-12，114，143，180-1

conquest of Assam 119-23，126-7

Eden，Sir Frederick 71

education 21-3，25-6，228，240-1，244

Eisai 53-4

Eskimos 52

etiquette 84-5

Europe ⅸ，65-76，176-7，277

evolution 275-7

Falconer，Dr 139

flavonoids Ⅹ，266，267，268，284

Forbes，Duncan 71

Fortune，Robert 116

Fowke，Francis 123

France 72-3

Gandhi，Mahatma 213

Gardella，Robert 200

Garway，Thomas 66

Geijer，Erik Gustav 71

Germany 72-3，91

Gordon，Mr 114，131，132，139

Gordon Cumming，Constance 102-5

green tea 100，257，261，265，267，268

Griffis，W.E. 170

Griffiths，Dr 132-4

Gupta，Mr 236

Haldsworth，J. 214

Hall，Celia 265

Hamilton，Buchanan 114

Handel，George Frideric 81

Hardy，Serena 42

Harler，C.R. 195

Hastings，Warren 121

Hawkes，Nigel 265

Hazarika，Sanjoy 253

health 42，45-9，52-4，66-9，168，171-2，175-6，255-72，281-4

Heberden，William 174

Helmont，Johannes van 67

herbal teas 39

high tea 94

Himalayas 41，44，139，154，275

Hinduism 13，116，142

Hobhouse，Henry 91，112

Holland 66，67-8，72，100-1，112，177

India 100，112-16，172，191

British 1-5，109，119-20，181，197，247-8

Indian Tea Association 204-13，215，217，219，221-3

Indian Tea Control Bill 222

Industrial Act（1952）243

industrialism 101，172，177-9，181，189-90，192-7，278

Jackson，William 195-7

Japan ⅷ-ⅸ，52-66，88，169-72，216-17，220，245

Java 101，112，114-15，137，191-2

Jenkins，Major 131-2，134，136，137

Jerrold，Douglas William 90

Kachin people 42，251

Kaempfer，Engelbert 65

Kames，Lord 71，175

Kew Gardens 100

King，F.H. 258-90

Kipling，Rudyard 31

Kohima，battle of 220，222

labour 203-24

conditions 193-4，227-8，236-45，253，278

coolies 160-5，198-9，203-4，206-15，218

costs 190-2

leaf chewing 41-2

Lettsom，John 69

Li Shih-chen 48

Lister，Joseph 277

Lloyd Jones，Col. 225

Lu Yu 45-6，48

Lyons Comer Houses 82

Macartney，Lord 69，101，109

Mackie，J.M. 145

Mackrell，Gyles 220

Maclean，Sarah 85

Maclelland，Dr 132，133

McNaught，Major J.G. 260

Macneil，Duncan 149-50

Mair and Company 150，155，158

Malthus，Thomas 173

Manipur road 217-20，222

Marsh，Alec 266

Martineau，Harriet 86

Marwaris 125，249

mechanisation 192，195-6，247

medicinal properties，see health

Messenger，Betty 84

milk 33-4，49

Mintz，Sidney 96

missionaries 80，142

Molloy，Alex 265

Money，Col. Edward 203

Mongolia 43，277

monkeys 41-2，276-7

Moorcroft，Wiliam 51

Mornay，Henry 145

Morse，Edward 56-8，62-3，171，258

Mughals 122

Nagas ⅷ，10，42，129，184，251

Nightingale，Florence 184

Norton，Cherry 266，269

nutrition 51，260-1，265，267

Okakura，Kakuzo 44-9，59-62

opium 110-13，124，126，144

Orissa 211

Ovington，Sir John 89

Pakistan 251

Pasteur，Louis 34，36

Pepys，Samuel 69

phenolics 172，176，257，259-61，265，269，276

Pilcher，A.H. 218

Place，Francis 174

Plantation Act（1952）10，243

plantations 101，105，159-60，189-90，193-5，198-9

planters 230-8

pleasure gardens 80-1

Pope，Alexander 81

porcelain 47-8，91，93

Povey，T. 66

Purander Sing，King 120，126-7

Purcell，A.A. 214

Raynal，Guillaume 90

Rege，Mr 222-4

Reichmann，Capt. Carl 185

Reid，Lady 219

religion ⅷ，44，53，60-1

retailing 96

Rickman，John 175

Rikyu 58

Ripon，Lord 205

Rochefoucauld，François de la 71

Sanetomo，Shogun 54

Scidmore，Elizabeth 170

Scott，David 119，129，130

Scott，J.M. 91

Shan people 42，43，47，122，132

Shen Nung，Emperor 39

Shore，Sir John 124

Short，Thomas 68

Siberia 49，52

Sigmond，Dr G.G. 89

Singh，Gen.Ajar 250

Singha，Mr and Mrs 232-3，235，240-5

Singpho people 43，114，131-4，136-7

spirits 38，176

Stables，W. Gordon 90

Starr，M.A. 184

Staunton，Sir George 69

stimulant 177-8，185，262-3，266

sugar 76，179

Sumner，John 89

Talmage，Thomas De Witt 85

tannin/tannic acid，see phenolics

Taoism 44，45

Tata 27，253

taxation 76，99，113

tea breaks 87

tea ceremony ⅷ，53，54，55-64

Tea Committee 113-14，131，134，136，143

tea-houses/ tea-rooms 79-80

tea parties 83-7，88

tea plant 44-6，124，130，133，135，275-7

see also Camellia sinensis

Tea Rush 148-9，160

teashops 81-2

tea trade 49，69，70，75，91，99，109-12，142-3，179-80

temperance movement 88-90

Ten Rhijne，William 65

Thailand 42-3

Tibet 43，47，50-1，108，121

Trades Dispute Act 222

Trades Union Council 214-15

transportation 181-2，197

Trotter，Thomas 68

Troubridge，Lady 84

Twining，Thomas 81-2

Tyson，G. 219

UFLA（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sam）248-51

Ukers，William H. 50，147，261-3

United States 259-60

vitamins 260-1，264，267

Von Radowitz，John 267

Waddell，Col. Laurence 51

Wade，John Peter 123-4

Wallich，Nathaniel 113，114，130-4，137

water 32-3，47，168，243，258-9，281-2

Wavell，Gen. 221

Wedgwood，Josiah 93

Wellington，Duke of 184

Welsh，Captain 122-3，124

Williams，S. Wells 51-2，88，256-7

Wilson，Ernest Henry 103，107-8

wine 37-8，183

Wolseley，Garnet 184

women 80-3，86-7，227-8，244

working class 87，94，177-9

World War Ⅰ 183，212

World War Ⅱ 217-23

Yandabo，Treaty of 119，124

Young，Arthur 71

Young，Burking 148

Yunnan 42，121，131-2

Zen Buddhism 53，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色黄金：茶叶帝国/（英）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英）艾丽斯·麦克法兰（Iris Macfarlane）著；扈喜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2017.4重印）

书名原文：Green Gold：The Empire of Tea

ISBN 978-7-5097-9535-4

Ⅰ.①绿… Ⅱ.①艾…②艾…③扈… Ⅲ.①茶文化-影响-世界史-近代史-研究 Ⅳ.①K14②TS97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5738号

绿色黄金：茶叶帝国

著者/〔英〕艾伦·麦克法兰 艾丽斯·麦克法兰

译者/扈喜林

校者/周重林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董风云 段其刚

责任编辑/张金勇 李洋 赵冉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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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1.625 字数：208千字

版次/2016年11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2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9535-4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4776号

定价/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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