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皮

作者：【意】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译者：魏怡

责任编辑：张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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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目 录

第一章　瘟疫

第二章　那不勒斯的处女

第三章　假发

第四章　肉玫瑰

第五章　亚当的儿子

第六章　黑风

第七章　科克将军的晚宴

第八章　克罗琳达的胜利

第九章　火雨

第十章　旗帜

第十一章　审判

第十二章　死去的上帝

深情怀念亨利 ·H.卡明上校，还有弗吉尼亚大学，以及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五年间所有那些为了欧洲的自由而做出无谓牺牲的，勇敢、善良、诚实的美国士兵，我的战友们。

假如战胜者能够尊重失败者的神庙和神明，那么他们将会得到拯救。

——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

我感兴趣的东西未必总是对我重要的。

——保尔·瓦莱里

第一章　瘟疫

正值那不勒斯“瘟疫”流行的那些日子。每天下午五点，杰克·汉密尔顿和我先在PBS——也就是半岛基地部——的健身房打半个小时拳击球，然后洗个热水澡，接着就步行去圣费迪南多。我们用胳膊肘为自己在人群中开辟一条路，因为那些人从黎明一直到宵禁时分都会熙熙攘攘地聚集在托莱多大街上。

杰克和我，我们干净整洁、营养充足，却置身于那群苍白、肮脏、饥饿、衣衫褴褛的可怕的那不勒斯人中间。由地球上所有种族组成的解放者队伍，操着世界上各种语言和方言叫喊着，谩骂着。在欧洲所有的民族中，命运让最先获得解放的荣光降临到那不勒斯人的头上。为了庆祝这应得的奖赏，在忍受了三年的饥馑、时疫，以及疯狂的轰炸之后，我可怜的那不勒斯人，出于对祖国的热爱，礼貌地接受了这一令人向往而又招人嫉妒的荣誉，扮演起失败者的角色：他们唱歌，鼓掌，在自家房屋的废墟上高兴地跳跃，挥舞着外国人——前一天还是他们的敌人——的旗帜，从窗户里把花朵丢到胜利者的身上。

尽管民众表现出这种真挚的热情，然而，在整个那不勒斯城，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失败者。我不知如何解释他们灵魂中诞生的这种如此奇怪的情感。毫无疑问，意大利输掉了战争，所以，那不勒斯同样输掉了战争。当然，输掉战争比赢得一场战争更加困难。所有人都可以赢得一场战争，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输掉它。不过，并不是输掉一场战争就有权利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在他们历经数个世纪而且饱含痛苦的古老智慧中，在他们真诚的谦虚中，我那些可怜的那不勒斯人并没有自诩为失败者。这一点无疑是因为他们太不敏感。不过，盟军难道能够奢求解放这些人民，同时又强迫他们感到自己是失败者吗？要么是自由人，要么是失败者。假如因为那不勒斯人既不觉得自己是自由人，又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而归罪他们，这恐怕有失公允。

走在汉密尔顿上校身边，我感到自己身上的英国军装惊人地滑稽。意大利解放军的制服是旧的卡其色英国军装，是由英国指挥官送给巴多格利奥元帅的。这些军装被重新染成了深绿的蜥蜴色，大概是为了掩盖上面的血渍和枪眼。实际上，它们是从阿拉曼战役和托布鲁克战役中阵亡的英国士兵身上扒下来的。我的制服上衣上面就赫然可见三个机关枪射穿的洞。我的毛衣、衬衣、内裤上都带着血迹。就连我的鞋子也是从一个英国士兵的尸体上脱下来的。第一次穿上这双鞋的时候，我觉得脚板下面扎得慌。刚开始，我以为鞋子里面还粘着一小块死人骨头。其实，那是一枚钉子。假如真是一小块死人骨头，说不定还好些，因为我可以更容易地把它取下来。结果，我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把钳子，把钉子拔了下来。没有什么好说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场愚蠢的战争结束得的确不赖。当然，结果也不可能更好。我们这些战败的士兵的自尊心得到了拯救：如今，我们与盟军并肩作战，为的是在输掉了我们自己的战争之后，并肩去赢得他们的战争。所以，穿上被我们杀死的这些盟军士兵的军装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我终于把钉子拔下来，重新把鞋穿上的时候，我将率领的那个连队已经在兵营的院子里集合多时了。这座兵营设在托雷塔附近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在梅尔杰里纳后面。几个世纪的侵蚀以及战争期间的轰炸已经使它破败不堪。修道院的庭院有三面是由细细的凝灰岩柱子支撑的回廊，其余一面矗立着一堵泛黄的高墙，上面布满斑斑驳驳的苔藓，以及巨大的大理石碑。石碑上面硕大的黑色十字架下，雕刻着长长的几列名字。在古代的某次霍乱中，这座修道院被作为传染病院，这些名字就属于那些在霍乱中去世的人。墙上用巨大的黑色字母写着：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帕莱塞上校原本希望举行老军人们非常在意的那种简单仪式，也就是由他本人将我介绍给我的士兵。他是一个高挑、消瘦、满头白发的男人。他默默地握着我的手，一边忧伤地叹着气，一边微笑着。士兵们（他们几乎都十分年轻，而且都曾经在非洲和西西里与盟军英勇对阵。因此，盟军选择由他们来组成意大利解放军的第一支核心部队）列队站在庭院的中央，就在我们面前，目光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他们的身上同样穿着从阿拉曼战役和托布鲁克战役中阵亡的英国士兵身上扒下来的军装，他们的鞋也曾经穿在死人的脚上。士兵们面色苍白而憔悴，眼睛惨白而镇定，柔软而呆滞。他们注视着我，好像眼皮都不眨一下。

帕莱塞上校点头示意，下士于是喊道：“立正！”士兵们的目光沉重地压在我的身上，饱含着强烈的痛苦，那目光仿佛一只死去的猫。他们僵硬的四肢突然一弹，随即站直了身体。士兵们握抢的手惨白而没有血色，柔软的皮肤从指尖向下垂，仿佛一只过于宽大的皮手套。

帕莱塞上校开始讲话。他说：“我向你们介绍新上任的上尉……”他说话的时候，我注视着那些身上穿着从英军尸体上扒下来的军装的意大利士兵，那些没有血色的手，那些苍白的嘴唇，那些惨白的眼睛。他们军装的胸口、腹部和大腿上，到处是黑色的血迹。突然，我恐惧地发现他们已经死了。他们身上发出一股淡淡的发霉的布匹、腐烂的皮革，还有阳光下晒干的肉的味道。我注视着帕莱塞上校，他也已经死了。从他唇间发出的声音潮湿、寒冷、黏滑，就像是你把手放在一个死人胃上时，从他嘴里发出的咕噜声一样。

“下令稍息。”完成他简短的讲话后，帕莱塞上校对下士说。“稍息！”下士大声喊道。士兵们用疲惫无力的姿态，把身体的重心移到左脚上。他们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目光更加温柔，也愈发遥远。“现在，”帕莱塞上校说，“你们的新上尉要讲几句话。”我张开了嘴，一阵可怕的咕噜声从我的嘴里传了出来，那些字句低沉、沉重，但又软绵绵的。我说：“我们是为自由而战的志愿者，是新生的意大利的士兵。我们要打败德国人，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家园，丢到国境线的外边去。所有意大利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我们要把倾覆在淤泥里的旗帜重新竖起，在如此巨大的耻辱中充当所有人的榜样，显示出我们配得上这个时代，配得上祖国赋予我们的使命。”我讲完话之后，帕莱塞上校对士兵们说：“现在，你们中的一个要重复你们上尉所说的话。我想明确地知道你们是否已经听懂了。你，”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一个士兵，“重复你的上尉说的话。”

士兵注视着我。他面色苍白，嘴唇如同死人一样纤细，而且没有血色。士兵慢慢地说着，声音中带着那种恐怖的咕噜声：“我们要显示出自己配得上意大利的耻辱。”

帕莱塞上校靠近我，低声对我说：“他们明白了。”然后默默地走开。在他左边腋下，一块黑色的血迹渐渐扩散，渗透进军装的布料里面。我注视着那块逐渐散开的血迹，眼睛跟随着这位身上穿着属于一个死去的英国士兵军装的年老的意大利上校，注视着他缓缓远去，脚上那双曾经属于一个英国士兵的鞋子吱嘎作响。意大利这个名字在我的嘴中如同一块腐烂的肉一样发出恶臭。

“这些杂种！ ”汉密尔顿上校一边分开人群，一边咬着牙说。

“你为什么这样说，杰克？”

每天，当我们来到奥古斯泰奥大街的时候，通常会拐到圣布里吉达路上去，那里人比较少，然后就停下来喘口气。

“这些杂种！ ”杰克一边说，一边把被拥挤不堪的人群弄皱的军装整理好。

“不要这样说 ，不要这样说，杰克。”

“为什么不能说‘这些肮脏的杂种’？ ”

“噢，杰克！我也是个杂种，我也是一个肮脏的意大利人。不过，我为自己是一个肮脏的意大利人而骄傲。没有出生在美国不是我们的错。我敢肯定，即使我们出生在美国，仍然会是肮脏的杂种。你不这样想吗，杰克？ ”

“别担心 ，马拉巴特，”杰克说，“别见怪。生活是美好的。 ”

“是的，生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杰克，我知道。不过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 。”

“对不起 ，”杰克一边说，一边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想冒犯你。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我喜欢意大利人。我喜欢这些卑鄙、肮脏、美好的人。 ”

“我知道，杰克，知道你喜欢这些贫穷、不幸而又美好的人。地球上的任何民族都不曾像那不勒斯人这样遭受如此多的痛苦。二十世纪以来，他们忍受着饥饿和奴役，但是并不抱怨。他们不诅咒任何人，也不仇恨任何人，甚至不仇恨他们遭受的苦难。基督是那不勒斯人。”

“别说蠢话，”杰克说。

“这不是蠢话。基督是那不勒斯人。”

“你今天怎么了，马拉巴特？”杰克一边说，一边用他善意的眼神注视着我。

“没什么。你以为我怎么了？”

“你情绪不好，”杰克说。

“我为什么要情绪不好？”

“我了解你 ，马拉巴特。你今天情绪不好。”

“我为卡西诺的战事而难过，杰克。”

“让卡西诺见鬼去吧，让卡西诺见鬼去吧 。”

“我为卡西诺发生的事难过，真的难过。”

“你见鬼去吧， ”杰克说。

“你们在卡西诺遇到那么多麻烦，太遗憾了。”

“闭嘴， 马拉巴特。”

“对不起。 我不想冒犯你，杰克。我喜欢美国人。我喜欢纯洁、 干净、美好的美国人。 ”

“我知道，马拉巴特。我知道你喜欢美国人。不过，别担心， 马拉巴特。生活是美好的。 ”

“杰克，让卡西诺见鬼去吧。”

“噢，当然。马拉巴特，让那不勒斯见鬼去吧。让那不勒斯见鬼去吧。 ”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味道。那不是太阳落山时，从托莱多的小巷、卡雷特广场、西班牙街区的圣特雷塞拉大街飘下来的味道。不是从托莱多大街开始一直向上到圣马蒂诺大街的那些恶臭而阴暗的小巷里掩藏的油炸食品铺、小饭馆、小便池发出的味道。不是汇集在小巷转角处圣母神龛脚下那些枯萎的花朵，在一天中的某些时刻散发出来，随即弥漫整座城市的那种由成千上百的香气、污浊的气息——就像杰克说的，上千种微妙的臭气—— 构成的黄色、不透明、黏糊糊的味道。不是从撒哈拉吹来，带着绵羊奶酪和变质的鱼腥的西洛可风的味道。也不是傍晚时分从妓院里传出来，而且飘满整个那不勒斯的那种熟肉的味道。一天，让－保罗·萨特走在托莱多大街上。那里阴暗得如同腋窝，笼罩在一片温热而又饱含模糊的猥亵的阴影里， 他从中闻到了爱情和食物之间那种不洁的亲属关系。 不，那不是黄昏时分，当女人的肉就仿佛在污秽之下被蒸熟 时，笼罩在那不勒斯上空的那种熟肉的味道。这种味道异常纯洁和轻盈。它纤瘦、轻盈、透明，是尘土飞扬的大海的味道，是带着咸味的夜晚的味道，是用纸折成的一座古老树林的味道。

一群群头发凌乱、涂脂抹粉的女人在托莱多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着，后面跟着一群群双手苍白的黑人士兵。女人们从人群中冲过去，尖声叫喊着：“嘿，乔！嘿，乔！ ”卡佩莱 ，那些为公众梳头的女人，排成长长的队伍候在巷口，逐个站在一把椅子的背后，每把椅子上都坐着一个健壮的黑人。他们闭着眼睛，脑袋后仰或者垂在胸前。黑人们的脑袋又小又圆，脚上黄色的皮鞋锃光瓦亮，如同圣基娅拉教堂里镀金天使像的脚。卡佩莱 们叫喊着，用一种奇特的喉音彼此呼唤，或者歌唱，或者声嘶力竭地与从窗户或阳台探出头的女邻居们争吵，如同在剧场的舞台上一样。她们把梳子深深地插入黑人们弯曲而浓密的头发，然后双手抓住梳子向自己的方向拉。这些女人还会把吐沫吐在梳子齿上，以便它们更滑溜些；接着，她们会把如河流般流淌的头油倒在手掌上，再像按摩师一样梳理客人们蓬乱而浓密的头发，使它们变得光滑。

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孩子，跪在他们那些镶嵌着祖母绿、海里的贝壳、镜子碎片的木质盒子前，一边用刷子把儿敲打着盒盖，一边叫喊着：“擦鞋！擦鞋！擦鞋！擦鞋！ ”与此同时，他们会用干瘦而贪婪的手一下子抓住摇摇晃晃从那里走过的非洲士兵的鞋子。一群群的摩洛哥士兵沿着墙壁蜷缩着身体，裹在深色的斗篷里。他们的脸上因为生过天花留下了疤痕，黝黑而且布满皱纹的眼眶里，黄色的眼睛闪闪发亮，鼓起的鼻孔呼吸着布满尘土的空气中飘过的那种细微的气味。

一些苍白而憔悴，嘴上涂着口红，消瘦的面颊上施着脂粉，面相恐怖而令人可怜的女人，站在小巷的拐角处，向过路人兜售她们可怜的商品：八岁或者十岁的男孩和女孩。来自摩洛哥、印度、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的士兵撩起他们的衣襟抚摸他们，或者把手从短裤的扣子中间伸进去。女人们叫喊着：“男孩两美元，女孩三 美元！ ”

“说实话，你会愿意花三美元买一个女孩吗？”我对杰克说。

“闭嘴， 马拉巴特。”

“其实也不贵，一个女孩三美元。一公斤羔羊肉要贵得多，而且我敢肯定，在伦敦或者纽约，一个女孩比在这里贵，不是吗，杰克？”

“你让我恶心， ”杰克说。

“三美元勉强值三百里拉。八岁或者十岁的女孩能有多重？二十五公斤？想想黑市上一公斤羔羊要五百五十里拉，也就是五块五美元。”

“闭嘴， ”杰克叫喊道。

几天以来，女孩和男孩的价钱下跌了，而且还在继续跌。与此同时，糖、油、面粉、肉、面包的价格却在上涨，而且一直在涨，人肉的价格每况日下。一个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女孩，她的价格在一个星期之前甚至能达到十美元，现在勉强能值四美元，骨头都包括在内。那不勒斯市场上人肉价格下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意大利南部各地的女人都向这里汇集而来。最近的几个星期里，批发商向市场上抛售了一批数量可观的西西里女人。她们不都是新鲜肉，不过投机家们心里清楚，黑人士兵的口味很刁，喜欢不太新鲜的肉。尽管如此，西西里肉的需求量并不大，甚至遭到黑人们的拒绝，因为黑人不喜欢肤色太黑的白种女人。每天都会有一队队健康强壮的女孩从卡拉布列、普列、巴西利卡塔、莫利塞赶到那不勒斯。她们几乎都是农民，而且受到了黄金的诱惑。妇女们或者骑着瘦弱的小驴拉的车，或者坐着盟军的卡车，不过大部分是步行。因此，那不勒斯市场上人肉价格大跳水，而且人们害怕这会对城市的整个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在那不勒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这无疑是一个耻辱，大部分善良的那不勒斯居民都会因此脸红。可是，为什么作为那不勒斯主人的盟军当局不会脸红呢？）作为补偿，黑人的价格上涨了，幸好这样，市场才能保持某种平衡。

“今天，黑人的肉值多少钱？”我问杰克。

“闭嘴， ”杰克回答。

“一个美国黑人的肉真的比一个美国白人的肉还贵吗？”

“你这样说让我生气， ”杰克回答。

我当然不想冒犯他，也不想拿他开玩笑，更不是不尊重美国军队：世界上最可爱、最和气、最值得尊敬的军队。 一个美国黑人的肉比一个白人的肉贵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喜欢美国人，不论他们的肤色如何，这一点我在战争中已经屡次感受到了。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们的灵魂都是干净的，比我们的灵魂更干净。我喜欢美国人，因为他们是善良的基督徒，是真诚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相信基督总是站在有道理的人一边。因为他们相信错误是一种罪过，而且犯错是不道德的。他们相信唯有自己才是绅士，而欧洲的所有民族或多或少都是不诚实的。他们相信失败的人是有罪的，而失败是一种道德上的刑罚，是一种神圣的审判。

基于以上这些理由，以及很多其他我不便说出的原因，我喜欢美国人。在一九四三年那个可怕的、对于我的人民来说如此充满羞辱与哀伤的秋天，他们的人文意识，他们的慷慨，他们思想中那种诚实而纯洁的单纯，他们的情感，他们举止中的淳朴，使我幻想人类是仇恨丑恶的，使我对更优秀的人类产生了希望。因此，我能够断定，只有善良（这些为了扬善惩恶，从大洋的另一边乘船来到欧洲的，很棒的小伙子们的善良与无辜）才能够将民族与个人从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不过，在我所有的美国朋友中，参谋部的上校杰克·汉密尔顿是与我最亲近的。杰克是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他高大、消瘦、苍白、优雅，举止中带有几乎欧洲式的绅士派头。乍一看，他更像是欧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不过，我喜欢他并非出于这个原因，我对于他的喜爱就如同爱一个兄弟。随着我对杰克的了解逐渐加深，他的美国本性更加深刻而明确地表现了出来。杰克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我从前的奶妈，”杰克说，“是一个恶魔附体的黑女人。” ）不过，他并非美国意义上的南方人，而是一个有教养并且彬彬有礼的人，却又带着几乎孩子般的单纯与无辜。我想说，他代表了美国人这个名词最高贵的含义，也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值得尊敬的人。他是一个基督教绅士 。哈，把我希望借助基督教绅士 这个词表达的意思解释清楚是多么困难呀！所有认识和喜爱美国人的人，都会明白我所说的“美国人是一个基督教民族”是什么意思，也会理解杰克是一个基督教绅士 是什么意思。

杰克先后就读于伍德贝瑞森林中学和弗吉尼亚大学。在那里，他怀着同样的热爱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并且从事体育运动。他怀着同样的信任将自己托付给贺拉斯 (1) 、维吉尔、西蒙尼德斯 (2) 、色诺芬 (3) ，以及大学健身房里的按摩师 。一九二八年，杰克是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美国队的短跑运动员 ，奥运会上的胜利比大学文凭更令他骄傲。一九二九年以后，他在巴黎待了几年，期间效力于合众社，并且为自己近乎完美的法语感到骄傲。“我是通过经典作品来学习法语的，”杰克说，“我的法语老师是拉封丹、博内夫人，后者是我在沃日拉尔大街住所的门房。你没有发现我说话活脱是拉封丹书里的动物吗？ ”从他那儿我学会了一只狗完全可以打量一位主教。

“那么你到欧洲来，”我说，“是为了学习这些东西吗？即使是在美国，一只狗也完全可以打量一位主教。 ”

“噢，不， ”杰克回答说，“在美国只有主教能打量那些狗。 ”

杰克非常了解被他称作巴黎郊区 的地方，也就是欧洲。他曾经怀着人文精神和对知识的渴求（在阿诺德博士 (4) 进行改革之前，英国的本科生 在夏季的“壮游”中游历欧洲），参观了瑞士、比利时、德国，还有瑞典。旅行之后，杰克带着一部关于欧洲文明精神的杂文手稿和一篇关于笛卡尔的研究文章回到了美国，由此被聘任为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文学教授。不过，当时佩戴在一个田径运动员头上的学术桂冠，并没有奥运桂冠那样翠绿。杰克没能够治愈膝盖上的肌肉拉伤，因此无法在国际比赛上再次代表国家参加短跑比赛，对此他始终无法释怀。为了忘却这个不幸，杰克开始在大学健身房的更衣室里，在橡胶、潮湿的毛巾、肥皂、油布的气味中——那是英语国家传统大学文化的典型味道——阅读他心爱的维吉尔和色诺芬。

一天早上，在那不勒斯，我在更衣室里意外撞上了杰克。在空荡荡的半岛基地部健身房里，他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品达罗斯 (5) 。杰克望着我，露出了微笑，微微有些脸红。他问我喜不喜欢品达罗斯的诗。然后说，在品达罗斯献给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冠军的诗里，感觉不到训练的艰苦与漫长。在那些神圣的诗句中，响彻的是人群的呼喊和胜利的掌声，而不是田径运动员在竭尽全力奔跑时唇间发出的沙哑的嘶嘶声和喘气声。“我明白，”他说，“我明白最后二十米意味着什么。品达罗斯不是一位现代诗人，而是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诗人。”

尽管所有诗人皆因贺拉斯和维吉尔那种忧伤的安详而钟情于他们，杰克却对希腊诗歌和古希腊怀着一种并非学生，而是儿子般的感激。他会背诵整部的《伊利亚特》。用希腊语朗诵六音步诗《为帕特洛克罗斯 (6) 举行的葬礼竞技》时，他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一天，我们坐在沃尔图诺河边，在靠近卡普亚的贝雷桥的地方，等待守桥的下士向我们发出通行的信号。我们谈论着温克尔曼 (7) ，以及古希腊人对于美的理解。记得杰克对我说，与粗鲁、野蛮，或者如同他所说，哥特式的古希腊那些黑暗、悲哀和神秘的形象相比，他更喜欢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到罗马人占领埃及那个阶段欢快、和谐和明亮的希腊，因为它朝气蓬勃，富于思想，而且现代。杰克把那个时期定义为法国式的希腊，一个十八世纪的希腊。我于是问他，在他看来，什么是美国式的希腊。他笑着回答说：“色诺芬的希腊”，然后依旧面带微笑地绘制了一幅独特而又富于表情的色诺芬肖像，画面上的色诺芬如同一个“弗吉尼亚绅士”。画像是以约翰博士的风格画成的，其中暗含着对于波士顿学派某些古希腊学者的讽刺。

对于波士顿的古希腊学者，杰克心中怀有一种宽容而狡黠的蔑视。一天早上，我发现他坐在一棵树下，膝盖上放着一本书，旁边是驻扎在卡西诺对面的一支重型炮队。正值卡西诺战役最令人悲伤的那些日子。天下着雨，两个星期以来未曾停歇。一列列顶棚由麻质白色厚帆布制成，满载着美国士兵的卡车，朝着阿皮亚大街和卡西利纳大街旁那些小小的军队墓地驶去。为了书页不致被雨淋湿（那是一本十八世纪希腊诗集，用软皮装订而成，还配有金黄色的穗子。书是著名的那不勒斯古玩书商，好心的加斯帕尔·卡塞拉，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朋友送给他的），杰克坐在那里，身体前倾，用雨衣的边缘遮着那本珍贵的书。

我记得他笑着对我说，在波士顿，西蒙尼德斯并不被认为是伟大的诗人。接着，他说爱默生在他的《梭罗挽歌》里断言：“他为‘烟’而创作的经典诗篇令人联想起西蒙尼德斯，但是，这首诗比西蒙尼德斯的任何诗写得都要好。 ”他开心地笑着，接着说：“哈，这些波士顿人！你看到啦？ 在波士顿，梭罗比西蒙尼德斯都要伟大！”于是，雨水流进他的嘴巴，与他的话和笑融为一体。

杰克最喜欢的美国诗人是埃德加·爱伦·坡。不过，有的时候，要是比平常多喝了一杯威士忌，他会把贺拉斯和坡的诗句混为一谈，然后又会非常吃惊，为何安娜贝尔·李和莉迪亚会在同一首古希腊诗中相遇？或者，他还会把德·塞维涅夫人的《会说话的叶子》和拉封丹寓言里一只会说话的动物彼此混淆。

“不是一只动物，”我对他说，“是一片叶子，一棵树的叶子。”

于是，我开始为他背诵那封信中的段落。德·塞维涅夫人在那一段中写道，在她坐落于布列塔尼地区的罗歇城堡的花园里，希望能有一片会说话的叶子。

“可是这太荒唐了， ”杰克说，“一片会说话的叶子！是一只动物 还可以理解，怎么能是一片叶子！”

“假如想理解欧洲，”我对他说，“笛卡尔的理性是毫无裨益的。欧洲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充满了不可侵犯的秘密。”

“啊，欧洲！多么不寻常的国度！”杰克感叹道，“我需要欧洲，这样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美国人。”

不过，杰克并不是在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每一页中都会遭遇的那些巴黎的美国人 。一九二五年前后，他们时常光顾蒙帕纳斯的选择酒吧 。这些人蔑视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8) 的茶会以及西尔维亚·比奇的书店 (9) 。关于埃莉诺·格林笔下的某些人物，辛克莱·刘易斯 (10) 说“他们就像一九二五年左岸的知识分子难民，或者像是艾略特、庞德、伊莎多拉·邓肯 (11) ，是陷入一个古老而不道德的欧洲黑色文化之网中的彩虹色苍蝇 ”。 杰克甚至不属于来自大洋彼岸的那些聚集在美国《变迁》杂志周围的颓废青年，这本杂志于一九二五年在巴黎印刷出版。不，杰克不是一个失掉了根的人 ，也不是颓废派，而是一个爱上欧洲的美国人。

杰克对于欧洲的尊敬中饱含着热爱与欣赏。不过，尽管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了解我们的美德与罪恶，在面对欧洲的时候，他的心中和几乎所有美国人的心里一样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自卑感” 。这种自卑感并非表现为没有能力理解和原谅我们遭受的灾难和耻辱，而是害怕理解，是羞于理解。在杰克的身上，这种自卑感，这种纯洁，这种美妙的羞怯，可能比在其他美国人身上更加一览无余。走在那不勒斯的一条街上，在卡普亚、卡塞塔周围的一座村子里，或者是在卡西诺的大路上，每当他目睹我们的灾难，我们身体和精神上遭受的耻辱，我们的失望（对于灾难，对于耻辱，不只是那不勒斯和意大利，而是对于整个欧洲的失望）的某个痛苦的插曲，杰克都会脸红。

正是因为杰克的这种脸红，我才像热爱一个兄弟那样热爱他。为了他那美妙的羞怯，它如此深刻，如此美国。我感谢杰克，感谢克拉克将军的所有美国大兵，感谢美国的所有孩子、所有女人、所有男人（噢，美国，那明亮而遥远的地平线，那无法抵达的海岸，那幸福而遥不可及的国度！）有的时候，为了掩盖自己的羞怯，杰克红着脸说：“这些卑鄙、肮脏的人。 ”有时，我会用挖苦，用苦涩的语言，用充满了痛苦和恶意的笑来对付他那种美妙的羞怯。我立刻就会为此感到悔恨，而且整夜都愧疚不已。或许他更希望我哭泣：在他看来，我的眼泪可能比我的讽刺更加自然，当然也不会像我的苦涩那样残酷。不过，我也有某些东西需要隐藏。在我们这个悲惨的欧洲，我们也为自己的羞怯而感到恐惧和耻辱。

另外，黑人的肉每天都在涨价也并非我的过错。一个死掉的黑人一文不值，比一个死掉的白人廉价得多，甚至比一个活着的意大利人还要不值钱！差不多和二十个饿死的那不勒斯小孩等价。一个死掉的黑人如此廉价，这一点实在有点蹊跷。一个死掉的黑人非常漂亮：他浑身发亮，身躯硕大而沉重。他的肢体在地上伸展开来，占据的空间几乎是一个死掉的白人的两倍。尽管在美国，活着的黑人只不过是纽约哈莱姆区的一个擦鞋工，或者码头的卸煤工，或者铁路上的司炉。然而，死了以后，他们占据的空间与荷马史诗中那些英雄高大而光彩的尸体差不多。说到底，我愿意幻想一个黑人的尸体和死掉的阿喀琉斯，或者死掉的赫克托尔，抑或是死掉的大埃阿斯占据几乎同样的空间。然而，我无法接受一个死掉的黑人如此廉价。

不过，一个活着的黑人却价值不菲。在那不勒斯，几天以来，活黑人的价格从二百美元涨到了一千美元，而且还有上涨的趋势。只要观察一下穷人们在用如何贪婪的目光看着一个黑人，一个活着的黑人，就能明白活黑人的价格非常高，而且将持续增长。那不勒斯所有穷苦人，尤其是街上那些“顽童”的梦想，就是能够买到一个黑人 ，哪怕是几个小时也好。猎取黑人士兵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对于他们来说，那不勒斯是一座巨大的赤道森林，弥漫着浓烈而且热气腾腾的炸甜饼的气味。那些黑人陶醉地在街道上走着，身体晃晃荡荡，眼睛望着天空。在托莱多大街和福尔切拉大街迷宫般的小巷里，当一个“顽童”抓住一个黑人的上衣袖子，把他从一家酒吧拉到另一家酒吧，从一家小饭馆拉到另一家小饭馆，再从一家妓院拉到另一家妓院的时候，从所有家庭的窗户，所有房屋的门口，所有街道的拐角处，一百张嘴、一百双眼睛、一百双手向他叫喊着：“把你的黑人 卖给我吧！我给你二十美元！三十美元！五十美元！”这就是所谓的飞行市场 。五十美元是购买黑人一天，也就是短短几个小时的价格：必须有这么长的时间，才能把他灌醉，从帽子到鞋子脱光他身上所有衣物。然后，当夜幕降临，再把他赤条条地丢弃在一条小巷的石子路上。

黑人对此毫不怀疑。他觉察不到自己每一刻钟都会被购买和出售。他天真而快乐地走着，为他如黄金般锃亮的皮鞋，笔挺的军装，黄色的手套，他的金戒指和金牙，他那白色的、滑溜溜、透明的、像章鱼一样的大眼睛而自豪。他微笑地走着，脑袋歪向一侧的肩膀，眼睛望着远处像大海一样蔚蓝的天空中一片飘荡的绿色云彩。黑人洁白的牙齿如锋利的剪刀般划过屋顶上装饰的蓝色穗子、靠在阳台栏杆上的姑娘们裸露的大腿，还有摆在窗台上的陶制花盆里种植的红色石竹花。他如同梦游者一样向前走着，快乐地品尝着各种气味、颜色、声响，以及使生活变得甜蜜的各种画面：炸油饼、葡萄酒、炸鱼的气味，一个怀孕的女人坐在自家门口，一个姑娘挠着后背，另一个则在乳房上抓着虱子；摇篮里一个孩子的啼哭，一个“顽童”的笑声，一扇窗玻璃上反射的太阳光，一台留声机里传出的歌声；小巷拐角处的神龛里，被打入地狱的人在圣母脚下用纸烧起的炼狱的火焰；一个男孩用如同耀眼的刀子一样雪白的牙齿，从一块形状如同口琴的西瓜上咬下新月形的缺口，在灰色天空一般的墙壁衬托下，那红红绿绿的瓜瓤清脆而闪亮；一个女孩在窗口探出头来，一边梳头，一边唱着《噢，玛丽！》 (12) 。她注视着天空，就像是在照镜子。

黑人没有注意到牵着他的手、抚摸着他的手腕、柔声和他攀谈、用温顺的眼睛望着他的那个男孩会不时发生变化（当一个“顽童”把他的黑人 卖给另一个“顽童”时，会把他的黑人的手交到买家手上，随后消失在人群中）。在“飞行市场”上，一个黑人的价格是根据他的消费能力与慷慨，他对于酒和饭的贪婪，他微笑、点燃香烟、注视女人的方式决定的。一百双专业而贪婪的眼睛注视着黑人的每一个动作，计算着他从口袋里掏出的硬币，监视着他又红又黑、指甲惨白的手指。有些孩子对于这种精细而快速的计算非常在行（一个叫帕斯奎拉·梅勒的十岁男孩，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借助在“飞行市场”上购买和出售黑人赚了大约六千美元，并且用这些钱在奥利韦拉广场附近购买了房子）。从一家酒吧到另一家酒吧，从一家小饭馆到另一家小饭馆，从一家妓院到另一家妓院，黑人笑着、喝着、吃着，一边还抚摸着姑娘的胳膊，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变成了用来交换的商品，他甚至没有怀疑自己像奴隶一样被出售和购买。

当然，对于美国军队里如此和气、黝黑、可敬的黑人士兵来说，他们赢得了战争，像胜利者一样在那不勒斯登陆，却被像贫穷的奴隶一样出售和购买，这不是一件有尊严的事情。不过，这种事情在一千年以前的那不勒斯就曾经发生过，就发生在诺曼底王朝、安茹王朝、阿拉贡王朝、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甚至是加里波第和墨索里尼本人身上。假如那不勒斯人不是偶尔有机会购买和出售所有人——不论是意大利人，还是妄想以获胜者和主人的姿态在那不勒斯登陆的外国人——那么他们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饿死了。

在“飞行市场”上购买一个黑人士兵几个小时只需要几十美元，要是想买他一个月、两个月，那么价格就会很贵，从三百美元到一千美元不等，甚至更多。一个美国黑人就是一座金矿。作为一个黑奴的主人就意味着拥有一份有保障的定期收益，一个轻而易举的收入来源；意味着解决了生活的困难，通常还会因此变得富有。当然，危险是很大的，因为宪兵对欧洲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对贩卖黑人抱着一种莫名的反感。不过，尽管有军事警察的存在，黑人贸易在那不勒斯还是享有很高的荣光。无论怎样贫穷，每个那不勒斯家庭都拥有自己的黑奴。

黑人的主人会把自己的奴隶当作亲密的客人一样对待：给他喝，给他吃，用葡萄酒和炸油饼把他喂饱，让他和自己的女儿一起在古老的留声机伴奏下翩翩起舞；还会让他和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在那张占据每个那不勒斯人“矮屋”大部分空间的大床上睡觉。每天晚上，黑人都会把糖、香烟、肉罐头、熏肉、面包、白面粉、毛衣、袜子、鞋、军装、被子、大衣，和像小山一样多的糖果带回来作为酬谢。黑人 喜欢这种安静的家庭生活，这种诚实而热情的招待、女人和孩子的微笑、电灯下摆好餐具的桌子、葡萄酒、披萨，还有炸甜饼。几天之后，这个沦为一个贫穷而热情的那不勒斯家庭奴隶的幸运黑人，就会成为主人家某个女儿的男朋友，每天晚上都给女朋友带回几箱牛肉罐头、几袋糖和面粉、几条香烟，以及他从军需仓库偷回来的各种宝贝。女朋友的父亲和兄弟们会把这些商品拿到黑市上去卖。在那不勒斯这座丛林里，也可以购买白人奴隶。只是他们的回报比较少，因此也不那么贵。不过，陆军小卖部的一个白人和一个有色人种司机价钱相同。

所有奴隶中价格最为昂贵的是司机。 一个黑人司机 甚至可以卖到两千美元。有的司机 甚至会送给女朋友整整一卡车面粉、糖、汽车轮胎，或者一桶桶的汽油。有一天，一个司机送给女朋友孔切塔·埃斯波西托一辆谢尔曼中型坦克，这个姑娘就住在位于基艾亚滨海路尽头的托雷塔。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这辆隐藏在庭院里的坦克被拆卸完毕。在两个小时里，它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只在庭院的石子地面上能够见到一些油污。一天夜里，在那不勒斯港口，一艘自由之船 被盗了，几个小时之前它才和另外十艘船一齐从美国驶来。被盗的不仅仅是船上的货物，也包括那艘船本身。它消失了，人们从此对它一无所知。在得知这样一个消息之后，从卡波迪蒙特到波西利波，响亮的笑声震撼了整个那不勒斯，如同一场地震。看得出，缪斯、赐人美丽和欢乐的三女神、朱诺、密涅瓦、狄安娜，奥林匹斯山这些每天晚上都会在维苏威火山上的云端露面、注视着那不勒斯的女神们，一边纳凉，一边双手托着乳房开怀大笑。维纳斯洁白的牙齿上射出闪电，令天空颤抖。

“杰克，一艘自由之船 在黑市上值多少钱？”

“噢，不太贵，你这个该死的傻瓜！” 杰克红着脸回答。

“你们派哨兵在战舰的甲板上站岗是对的。假如不小心，他们会把舰队也偷走。”

“见你的鬼，马拉巴特。 ”

法国人征用了卡弗利施咖啡馆，把它作为士兵之家 。我们像每天晚上一样，来到托莱多大街的这家咖啡馆面前，然后放慢脚步，以便倾听朱安将军的士兵们用法语交谈。我们喜欢听从法国人嘴里说出来的法语（杰克经常跟我讲法语。盟军在萨莱诺登陆之后，我随即被任命为意大利解放军和半岛基地部总司令部的联络官。参谋部上校杰克·汉密尔顿立刻问我是否会讲法语，当听到我说“是的，上校”时 ，他高兴得脸都红了。“您知道， ”他对我说，“说法语有好处。法语是一种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语言。它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在一天里的任何时间，卡弗利施咖啡馆门口的人行道上总是聚集着一小群来自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塞内加尔、塔希提和印度支那的士兵。不过，他们所说的不是拉封丹的语言，我们甚至一个词也听不懂。然而，有的时候，我们伸长了耳朵，便能迅速听懂用巴黎或者马赛腔调发出的几个法语单词。杰克高兴地涨红了脸，抓住我的胳膊说：“听，马拉巴特 ”，他说：“你听，这是法语，真正的法语！ ”我们两个于是停下脚步，激动地听着那些法国腔调，那些法语单词，那种巴黎梅尼蒙区和卡纳比埃尔区的腔调，杰克说：“噢，太棒了！噢，这太有益处了！ ”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相互鼓励，然后走进卡弗利施咖啡馆。杰克腼腆地靠近负责士兵之家 的法国下士，红着脸问他：“是不是，碰巧……有人在这儿见到过利奥泰中尉？ ”

“没有，上校 ，”下士回答，“已经有几天没有见到他了。我很抱歉。 ”

“谢谢你，再见，我的朋友。 ”

“再见，上校。 ”

“噢，能听到法语太棒了！ ”杰克说，然后红着脸走出卡弗利施咖啡馆。

我和杰克经常与来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吉米·雷恩上校一起，到一家面包店吃刚出炉的热塔拉利 (13) 。这家面包房位于圣芭芭拉小斜坡，也就是从港口的椅子街一直向上，通往圣基娅拉教堂的那条漫长而舒缓的台阶。

这个小斜坡是一条凄凉的小巷。不过，这不是因为小巷从爬满绿色青苔的高大墙壁和古老而又肮脏的房子中间穿过，也不是因为那里终年黑暗，即使在有太阳的日子也不例外，而是因为那里的居民非常奇怪。

事实上，圣芭芭拉小斜坡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居住在那里的很多女侏儒。她们的身材非常矮小，几乎够不到一个中等个头男人的膝盖。她们的面孔肮脏、布满皱纹，是世界上最丑的侏儒。西班牙有相貌俊俏的侏儒，她们的四肢和轮廓的比例都非常匀称。在英国，我也见过非常漂亮的侏儒，她们的皮肤呈玫瑰色，头发是金黄色的，简直是微缩版的维纳斯。然而，在圣芭芭拉小斜坡，侏儒们的长相都非常恐怖，即使其中最年轻的看上去也异常衰老。她们的面孔那么憔悴，前额凹凸不平，头发稀少、苍白、凌乱。

最神奇的是在这条发臭的小巷里，在那些可怕的女侏儒中，男人们却生得非常漂亮：他们身材高大，长着乌黑的眼睛和头发，举止缓慢而高贵，声音清晰而洪亮。在圣芭芭拉小斜坡，见不到男性侏儒，这令人猜想男性侏儒或许在摇篮里就已经死掉了，或者天生四肢短小的厄运仅仅遗传到了女人身上。

那些女侏儒每天坐在“矮屋”的门槛上，或者蜷缩在自家巢穴的房门旁边矮小的凳子上，彼此间用青蛙似的声音唧唧呱呱地说话。与阴暗的陋室中堆满的家具相比，她们的四肢显得非常短小。那些家具包括五斗柜、抽柜、巨大的壁柜，以及像是供巨人睡觉的大床。要够到这些家具，女侏儒们需要爬到椅子或者凳子上，同时借助铁制床铺的靠背，费力地将胳膊举起来。第一次来到圣芭芭拉小斜坡的人，会以为自己置身于格列佛的小人国，或者是成了维拉斯凯兹描绘的马德里宫廷里那些侏儒的亲戚。女侏儒们额头上的皱纹，像戈雅画中那些可怕的老妇人一样。联想到西班牙并非毫无缘由，因为这里正是西班牙街区，卡斯蒂利亚（即西班牙）对于那不勒斯的漫长统治的记忆依然清晰。那些街道、小巷、房屋、大厦，那浓烈而甜美的气息，那些喉音，还有阳台之间互相呼喊和回答中那种悠长而音乐性的抱怨，以及阴暗的房屋深处传出来的留声机沙哑的歌声，都带着一种古代西班牙的风格。

塔拉利 是一种中间有孔的圆形甜点。位于圣芭芭拉小斜坡中段的那家面包房，每个小时都有香脆的塔拉利 出炉，是整个那不勒斯最有名的。当面包师把长长的木铲伸进热烘烘的烤炉时，女侏儒们便争先恐后伸着如同猴爪子一样又黑又皱的小手，用沙哑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抓住纤细、滚烫，而且冒着热气的塔拉利 ，随后四散而去。她们沿着台阶爬上那条小巷，把塔拉利 放在锃亮的铜盘子里。随后，她们坐在自家陋室的门口，托盘放在膝盖上，等着人们来买，一边还唱着：“噢，塔拉利 ！噢，漂亮、热乎乎的塔拉利 ！”塔拉利 的香味弥漫了圣芭芭拉整条街道。女侏儒们蜷曲在门口，嘀嘀咕咕，彼此说笑着。其中的一个，或许是个年轻人，从高处一扇小窗户里探出头，唱着歌，仿佛一只巨大的蜘蛛从墙上一处裂缝里伸出它毛茸茸的脑袋。

谢顶和缺牙的女侏儒在滑溜溜的台阶上爬上爬下：她们拄着棍子、拐杖，靠着短小的双腿蹒跚而行，上台阶的时候，抬起的膝盖甚至碰到了下巴；或者是匍匐爬行，一边呻吟，一边流着口水，犹如勃鲁盖尔 (14) 和波希 (15) 笔下的怪物。有一天，我和杰克见到了她们中的一个。她坐在一间破房子的门口，手里抱着一条生病的狗。在她的怀中，在她瘦弱的臂弯里，那条狗如同一只巨大的动物，一只庞大的野兽。一个女伴走了过来，两人一起抓住那条生病的狗，一个人拖着狗的后腿，另一个抓着脑袋，费力地把它拖进房子里，仿佛拖着一只受伤的恐龙。随后，房子深处传来尖利的叫喊声，又小又皱、如同年老的娃娃一样令人恐怖的孩子发出的哭声，听来就像是垂死的小猫的哀鸣。要是你走进一间这样的陋室，会看见在散发着恶臭而且半明半暗的房间中，那些长着硕大脑袋的蟑螂趴在地上。你必须小心翼翼，才不会让皮鞋底踩到它们。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中一些侏儒爬上小巷的台阶，拽着美国士兵的裤脚，将他们拖进自己的陋室。这些士兵身材高大，其中有白人也有黑人（感谢上帝，那些白人士兵都喝醉了），而且都因为惊奇而睁大了眼睛。我颤抖着，想象着高大的床铺上，巨大的男人和那些怪物之间的交配。

我对吉米·雷恩说：“我很高兴看到那些侏儒和你们英俊的士兵彼此喜欢。你不感到高兴吗，吉米？”

“当然了，我也高兴，”吉米回答说，一边气愤地嚼着口香糖。

“你认为他们会结婚吗？”我问。

“为什么不呢？”吉米回答。

“吉米是个好小伙子，”杰克说，“不过不要向他挑衅。他立刻就会发火。”

“我也是一个好小伙子，”我说，“而且我很高兴你们从美国来改善意大利的人种。假如没有你们，这些可怜的侏儒会成为老处女。我们这些可怜的意大利男人做不到。幸好你们从美国来，娶了我们这些侏儒。”

“你肯定会被邀请参加婚宴，”杰克说，“你可以做一篇精彩的演讲。 ”

“对，杰克，会是一篇精彩的演讲。 不过杰克，你不认为，”我说，“盟军当局应该鼓励那些侏儒和你们英俊的士兵喜结连理吗？你们的士兵和那些侏儒结婚会是一件大好事。你们这个种族的男人太高了。美国需要降低到我们的水平，你不这样认为吗，杰克？ ”

“是的，我也这么想，” 吉米斜眼看着我。

“你们太高大了，”我说，“也太英俊。世界上存在一个如此高大、英俊、健康的种族是不道德的。我希望看到所有的美国士兵都娶那些侏儒。那些意大利新娘 在美国会大受欢迎。美国文化需要短一些的腿。”

“你见鬼去吧，” 吉米说，一边向地上吐了口痰。

“你要是再这么说，他就要抽你耳光了。 ”杰克说。

“是的，我知道。吉米是一个好小伙子，”我说着在心里笑。

这样的笑令我难过。但是，假如有一天，所有的美国士兵挽着那不勒斯、意大利、欧洲的所有侏儒回美国，我会高兴的，真的高兴。

那不勒斯的“瘟疫”是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爆发的，正是盟军部队以解放者的身份开进这座不幸的城市的日子。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是那不勒斯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它标志着意大利和欧洲开始摆脱忧虑和耻辱，摆脱奴役与战争的痛苦。正是在那一天，这场可怕的瘟疫爆发了，而且从这座城市逐渐蔓延到整个意大利和整个欧洲。

怀疑这场可怕的疾病是由解放者们带到那不勒斯来的当然有失公允。不过，当人们带着惊奇和迷信所引发的恐惧，发现盟军士兵奇怪地没有受到感染，这种猜疑在他们的头脑里便得到了证实。盟军士兵的面孔红扑扑的，安详而带着微笑。他们在患上瘟疫的人群中游荡，却没有感染可恶的疾病。这种疾病单单在平民中找寻它的受害者，不只是在城里，也包括乡下。随着盟军艰难地将德国人赶向北方，疾病也如同一摊油一样在自由的土地上扩散。

不过，当局严厉禁止在公众中散布瘟疫是由解放者们带到意大利来的这种说法，并且威胁说违者会遭到很重的惩罚。私下里重复这种说法也是很危险的，即使窃窃私语也是一样，因为在这场瘟疫众多令人厌恶的后果当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疯狂的愤怒，还有对于告密的渴望以及它带来的快感。一旦传染了这种疾病，每个人都会监视父亲、母亲、兄弟、孩子、伴侣、情人、亲戚，还有最要好的朋友。不过，他从来都不会监视自己。这种奇特的瘟疫最惊人和令人作呕的特点，事实上是将人类的良知变成一种恐怖而肮脏的毒素。

为了战胜这种疾病，英美军事当局除了禁止盟军士兵涉足城里传染最严重的区域以外，没有找到任何其他解决办法。在所有的墙壁上，都能看到禁区 和出界 的字样。字的上方是代表瘟疫的一个文雅的标志：一个黑色的圆环，里面画着两条相互交叉的黑色斜线，就像是灵车马披上画的颅骨下面那对彼此交叉的胫骨。

短时间内，除了市中心极少的几条街道以外，整个城市都被划为禁区 。然而，解放者们最常光顾的恰恰就是那些禁区 ，也就是传染最严重，因此受到禁止的区域。因为在人类的本性中，尤其是所有时代和军队的士兵，都喜欢那些被禁止的东西，而不是得到允许的东西。因此，或许由于这场疾病是由那些解放者带到了那不勒斯，又或者他们将疾病从城市的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从受感染的区域带到健康的区域，总之，这场传染病很快就变得非常严重。它如同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民间节日，一场丧礼的表演，怪诞而污秽的外表赋予了它一种残忍，甚至恶魔般的特征：在广场或者大街上，在被炸毁的房子的废墟里，上演着喝醉的黑人与几乎赤裸、甚至是赤裸的女人之间的舞蹈；在成千上万覆盖在瓦砾下的死尸散发出的可怕臭气中，他们饮酒、吃饭、享受、唱歌、大笑、挥霍和尽情狂欢。

那是一场与众不同的瘟疫。不过，它与中世纪不时会给欧洲带来灭顶之灾的流行病同样恐怖。这种崭新疾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会腐蚀身体，但是会腐蚀灵魂。患者的四肢表面上未受伤害，然而，在健康的肉体躯壳之内，灵魂已经变质、腐烂。它是一种道德的瘟疫，好像没有任何措施可以与之抗衡。最先受到传染的是女人。在所有的民族中，她们抵抗恶习的能力都是最弱的，是向所有丑恶敞开的大门。这一点看上去最是令人吃惊和哀伤，因为在奴役和战争的年代，在期待承诺中的自由到来的岁月中，不只是那不勒斯的女人，整个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女人，在普遍的灾难和不幸中都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尊严和精神力量，而男人却望尘莫及。在那不勒斯，在欧洲的任何一座城市，女人们没有把自己献给德国人。只有妓女与敌人做生意，不过并不公开，而是隐藏起来的。这样做不仅仅为了避免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应，也是因为连她们自己也觉得那种生意是一个女人在那些年里能够犯下的最可耻的罪行。

由于这场令人厌恶的瘟疫首先损害的是女人的荣誉感和尊严，最可怕的卖淫将耻辱带进了每间“矮屋”和每栋大厦。不过，为什么要说是耻辱呢？传染所具有的邪恶力量是如此巨大，使得卖淫成了值得赞颂的行为，几乎是一种爱国的表现。所有人，男人和女人，都绝对没有为此而脸红，而且好像为自己和众人的卑鄙感到荣耀。确实，绝望让很多人变得有失公允，他们几乎在为瘟疫辩解：他们暗示女人们把这场疾病作为卖淫的借口，并且从瘟疫中寻找理由来为她们的耻辱辩解。

然而，此后对于这场疾病更加深刻的认识表明，如此的怀疑是恶意的。因为首先为自身命运感到失望的正是女人。我本人就听到她们中很多人哭泣，并且诅咒这场极其残忍的瘟疫，因为它以无法抵御的、她们那脆弱的贞操无法抗拒的暴力，迫使她们像母狗一样卖淫。啊，女人生来就是这样。她们经常会用眼泪来为自己的耻辱辩解，博得怜悯。然而这一次，我们却被迫为她们辩解，对她们怜悯。

如果说这就是女人的命运，那么男人的命运同样可怜和可怕。一旦传染上这种疾病，他们立刻失去了对于自己的任何尊重：他们会从事最为无耻的买卖，做出最为卑鄙的行为，他们一边匍匐在污泥中，一边还在亲吻“解放者”（后者为如此不受欢迎的下流行为感到恶心）的皮鞋。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他们在奴役和战争的那些年里所遭受的痛苦和侮辱请求原谅，也是为了能够荣幸地被新主人踩在脚下。他们向国旗吐口水，公开出售自己的老婆、女儿、母亲。他们说，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即使那些表面看上去没有受到感染的人，也染上了一种令人作呕的疾病，这种疾病促使他们为自己是意大利人，甚至为自己属于人类而感到脸红。应该承认，他们为了使自己配不上“人”这个称呼已经无所不为。没有受到传染的人非常之少。疾病仿佛无论如何都不能战胜他们的良知：他们腼腆而恐惧地四处游荡，受到所有人的鄙视，他们是这种普遍存在的耻辱不合时宜的见证人。

瘟疫是由解放者自己带到欧洲来的这种怀疑，后来变成了确凿的事实，而且在人们的心里唤起一种深刻而真诚的痛苦。尽管自古以来失败者都会仇恨胜利者，但那不勒斯人并不仇恨盟军。他们焦虑地等待盟军的到来，兴高采烈地迎接他们。上千年的战争和被外族侵略的经历教会他们，让失败者沦为奴隶是胜利者的惯例。而盟军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奴役，而是自由。人们立刻爱上了这些出色的士兵：他们如此年轻，如此英俊，头发梳得如此整齐，牙齿如此洁白，嘴唇如此红润。在几个世纪的被侵略和战败的历史中，欧洲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士兵：他们如此优雅、整洁、有礼貌，胡子总是刮得非常干净，军装无可挑剔，领带的结都打得非常精心，衬衣永远清洁，皮鞋永远崭新而锃亮。他们的裤子或者肘部没有一处破损，军装不缺一粒扣子。在这支仿佛维纳斯般在大海的泡沫上诞生的神奇军队里，没有一个士兵有疖子、坏牙，或者脸上长个小包儿。在整个欧洲，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这般消过毒的士兵，无论在他们皮肤的褶皱处还是良心深处，都没有哪怕最微小的细菌。多漂亮的手啊！洁白、精心保养，仿佛总是受到干净无瑕的麂皮手套保护似的。不过，最令那不勒斯人感动的，是这些解放者和蔼的举止，尤其是美国人，他们那种自如的文雅，他们的人文主义意识，他们诚实、善良、天真的大男孩似的无辜而热情的微笑。假如输掉战争是一种荣誉，那么，对于那不勒斯人，对于欧洲其他所有战败的民族来说，在战争中输给如此礼貌、优雅、整洁，如此善良和宽宏的士兵，肯定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尽管如此，被那些妙不可言的士兵触摸过的东西却会立刻腐烂。被解放的国家里那些不幸的人们，一旦接触到解放者的手，就会开始腐烂、发臭。只要一个盟军士兵从吉普车上探出身子，向一个女人微笑，稍稍抚摸一下她的脸，那个在此之前始终非常自重而且纯洁的女人就会变成妓女。只要孩子把美国士兵送给他的糖放在嘴里，他无辜的灵魂就开始堕落。

解放者们同样为如此沉重的灾难感到恐惧和动容。“同情失败者是一件合乎人性的事”，薄伽丘在《十日谈》的前言中谈到一三四八年发生在佛罗伦萨的那场可怕的瘟疫时如此写道。不过，盟军士兵，尤其是美国人，在那不勒斯这场令人怜悯的瘟疫面前，不仅仅同情不幸的那不勒斯人民，也同情他们自己。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天真而善良的思想中已经渗透了一个怀疑，那就是这种恐怖的传染病就存在于他们诚实而腼腆的微笑中，在他们充满仁慈和同情的目光中，在他们亲热的抚摸中。瘟疫就存在于他们的怜悯中，在他们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减轻他们的灾难、将他们从令人恐怖的不幸里拯救出来的愿望中。

或许历史早已写下，欧洲的自由不应该诞生于解放，而应该诞生于瘟疫。或许历史早已写下，就像解放诞生于奴役和战争的痛苦一样，自由应该诞生于解放带来的瘟疫所造成的新的可怕的痛苦。自由价格昂贵。比奴役的价格更加昂贵。因为用来支付它的不是黄金，也不是鲜血或者最高贵的牺牲，而是怯懦、卖淫、背叛，是整个灵魂的腐烂。

那一天，我们同样跨进了士兵之家 的门槛。杰克靠近那个法国下士，腼腆地问他，几乎像是在说悄悄话：“有人在这儿见到过利奥泰中尉吗？ ”

“是的，我的上校，我刚刚见过他， ”下士微笑着说，“等一下，上校，我去看看他是不是还在。 ”

“瞧，一个可爱的下士，” 杰克高兴得红了脸，他对我说，“法国下士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下士。”

“对不起，上校， ”过了一会儿，下士回来后说，“利奥泰中尉刚刚离开。 ”

“谢谢，您太可爱了， ”杰克说，“再见，我的朋友。 ”

“再见，上校， ”下士微笑着说。

“噢，能听到法语真好，” 杰克说。我们一边说着，一边从咖啡馆走了出来。他的脸上闪烁着一种孩子般的光彩。在那种时候，我觉得我实在喜欢他。我很高兴能喜欢一个比自己优秀的人。从前，我对于比自己优秀的人总是感到蔑视和仇恨。现在，我第一次喜欢上一个比自己优秀的人。

“咱们去看海吧，马拉巴特。”

我们穿过国王广场，然后把身体靠在巨人下坡巷尽头的护墙上。“这里是欧洲最古老的护墙之一 ，”杰克说。兰波的所有诗歌都记在他的脑子里。

正值黄昏时分，大海逐渐变成了葡萄酒的颜色，就是荷马史诗中大海的颜色。但是，在大海的另一边，在索伦托悬崖和卡普里岛之间，海面、高大而陡峭的海岸、山丘以及山丘的影子，都慢慢地染上了一层珊瑚色，仿佛覆盖着海洋深处的珊瑚丛逐渐冒了出来，它们反射的那种古老的血色染红了天空。布满柑橘园的索伦托悬崖耸立在远处的大海里，仿佛绿色大理石制成的坚硬牙龈。西斜的太阳拖着它微弱的光线向反方向的地平线倾斜坠落，后面留下橙黄色耀眼而灼热的光亮，以及柠檬色寒冷而铁青的闪电。

如同一块因为风雨的腐蚀而变得古老、憔悴、光滑的骨头一样，维苏威火山孤单、赤裸地耸立在宽阔而晴朗的天空下，逐渐被一抹神秘的玫瑰色光线照亮，仿佛它内心的烈火从坚硬、惨白，如象牙般闪闪发亮的岩浆外壳中透了出来，直到月亮打破如同鸡蛋壳一样的火山口的边缘，从夜晚幽深的蓝色中升起来，明亮，欣喜，却又惊人地遥远。或许是因为月亮那种不可思议的透明，又或者因为抽象而阴森的景色中蕴含的那种冰冷的残酷，一股微妙而短暂的忧伤之情在此时油然而生，仿佛是对幸福的死去的猜测。

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坐在从海中高耸而起的石栏上，一边唱着歌，一边抬头望着天空，脑袋微微侧向一边的肩膀。他们的面孔苍白憔悴，目光由于饥饿而显得模糊。孩子们像盲人一般唱着歌，仰着头，眼睛望着天。人类的饥饿有一种奇妙的温柔与纯洁。饥饿的声音不包含些许人类的特征。它是从人性一个神秘的所在诞生的声音，那里正是生命深层意义的根源所在，也即生命本身，我们最神秘而鲜活的生命。空气清新，嘴唇甜蜜。带着藻类和盐分气息的微风自海上吹来，海鸥们痛苦的鸣叫使波浪上月亮金黄的倒影颤抖。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幽灵般苍白的维苏威火山渐渐沉入夜晚银色的雾霭中。孩子们的歌声使那种残酷而非人的风景显得愈发纯洁、抽象，与人类的饥饿和失望又是如此格格不入。

“在如此美妙的自然中，”杰克说，“没有仁慈，也没有怜悯。”

“这是邪恶的自然，”我说，“它憎恨我们，是我们的敌人。它憎恨人类。”

“她喜欢看到我们受苦， ”杰克小声说。

“它用冰冷的目光凝视着我们，充满了冷冰冰的仇恨和蔑视。”

“在这个自然面前，”杰克说，“我有一种罪恶、羞愧和耻辱感。这个自然并不属于基督教。它仇恨人类，因为他们在遭受磨难。”

“它嫉妒人类的痛苦，”我说。

我喜欢杰克，因为在我所有的美国朋友中，他是唯一一个在面对这片天空、海洋，以及远处地平线上那些岛屿的残忍而非人的美丽时，心中会产生罪恶、羞愧和耻辱感的人。他是唯一一个明白这个自然并不属于基督教，而是处于基督教的边界以外。这种风景并非基督的面孔，而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的景象。在这个世界里，人类遭到抛弃，不得不在绝望中独自遭受磨难。杰克明白那不勒斯人的历史和生命是多么神秘，而且与他们的愿望是多么事与愿违。在我的美国朋友当中，很多人都年轻、聪明、有教养，而且敏感。不过，他们蔑视那不勒斯，蔑视意大利，蔑视欧洲。他们蔑视我们，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唯一应该对我们的灾难和不幸、我们的怯懦、我们的罪行、我们的背叛，还有我们的耻辱负责的人。他们不理解我们的灾难和不幸中包含的那些神秘和非人性的东西。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你们不是基督徒：你们是异教徒。”他们赋予“异教徒”这个词一些贬义。我喜欢杰克，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明白“异教徒”这个词并不足以解释造成我们所遭受的痛苦的深刻、古老而神秘的原因。我们的灾难，我们的不幸，我们的耻辱，我们悲惨和幸福的方式，我们的伟大与卑鄙的理由，所有这一切与基督教道德并不相干。

尽管杰克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并且装作仅仅而且永远相信理性，相信理性可以渗透和解释一切，但是，在面对那不勒斯，面对意大利，面对欧洲的时候，他亲切的态度中却交织着尊敬与怀疑。如同对于所有美国人一样，那不勒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出乎意料而又充满痛苦的发现。他曾经以为来到了一个由理性和人类良知统治的世界，却突然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神秘的国度，这里既没有理性，也没有良知，却好像有一些黑暗的秘密力量统治着人类以及他们的生活。

杰克游历了整个欧洲，却不曾到过意大利。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他乘坐一艘坦克登陆舰来到萨莱诺。随后，在爆炸的喧嚣和烟雾中，在一边用沙哑的声音叫喊着，一边在德国人机关枪的火力下艰难地走在帕埃斯图姆沙质海岸上的士兵中，杰克踏着一架浮桥登上了陆地。在他理想中的笛卡尔式的欧洲，在歌德笔下受精神和理性支配的旧大陆 ，意大利毕竟是他的维吉尔、贺拉斯的祖国，在他的想象中，这里一派同他的弗吉尼亚一样绿色和深蓝色的安详风景：在那里，他完成了学业，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在那里，有他的家园，他的家庭，他的书籍。在他心目中的那个意大利，故乡弗吉尼亚州的佐治亚式廊柱的庭院、广场上的大理石柱、佛蒙特山和帕拉蒂尼山丘，在他的眼前构成一道熟悉的风景。在那里，在像坎皮多利奥上空的天一样蔚蓝而清澈的天空下，草地和树林耀眼的绿色与大理石洁白的光芒交相辉映。

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当杰克从一艘坦克登陆舰的甲板跳到位于萨莱诺附近的帕埃斯图姆海岸上时，在被坦克的履带和爆炸的德国手榴弹掀起的红色灰尘中，在从海上拥来的人和机器的喧嚣中，他发现了一幅美妙的景象：在一片长满爱神木和柏树的平原边缘，在如同拉齐奥山一样赤裸的吉伦托山的映衬下，海神庙的石柱在他眼前赫然而立。啊，那就是意大利，是维吉尔的意大利，是埃涅阿斯的意大利！喜悦和宗教式的激动令他潸然泪下，跪倒在沙质海滩上。曾几何时，当埃涅阿斯走下特洛伊的三层桨战船，从沙质的台伯河口登上陆地，在古老的深绿色拉丁森林映衬下，面对四处散落着城堡和白色神庙的拉齐奥山丘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不过，在他的眼中，帕埃斯图姆神庙的多利安石柱构成的那幅经典场景中，隐藏着一个秘密而神奇的意大利。那里隐藏着那不勒斯，一个未知的欧洲可怕而奇妙的最初景象，那个置身于基督教理性之外的欧洲，那个此前从未谋面，最多只有一些模糊猜测的另一个 欧洲。随着他的深入其中，这个欧洲的神奇和神秘，都不可思议地吸引着他。

“那不勒斯，”我对他说，“是欧洲最神奇的城市，是旧世界中唯一一座没有像伊利昂 (16) 、尼尼微、巴比伦那样消亡的城市。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没有与古代文明共同沉没的城市。那不勒斯是一座从来不曾被掩埋的庞贝。她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世界。一个古代的世界，一个生活在基督教诞生之前的世界，一个飘浮在现代社会之上却未遭破坏的世界。要在欧洲登陆，没有比那不勒斯更危险的城市了。你们的坦克可能要冒着陷入古代黑色淤泥的危险，就像是陷入一片流沙。假如你们选择了在比利时、荷兰、丹麦，或者法国登陆，你们的科学精神、你们的技术、你们的巨大物质财富，或许能够帮助你们不仅仅战胜德国军队，而且战胜欧洲精神，战胜另一个 神秘的欧洲，那不勒斯，这个赤裸的幽灵，就是它神秘的代表。然而，在这里，在那不勒斯，你们的坦克、你们的大炮、你们的汽车，却会令人发笑。它们只是一堆废铁。杰克，你记得在你们开进那不勒斯那天，注视着你们浩浩荡荡的坦克车队在托莱多大街上游行的那个那不勒斯人说的话吗？多好的破烂！ 在这里，你们独特的美国式人文主义暴露无遗，毫无防御能力，而且异常脆弱。你们只不过是一些大男孩，杰克。你们没有办法理解那不勒斯，你们永远也无法理解那不勒斯。”

“我认为， ”杰克说，“那不勒斯是无法借助理性来理解的。唉，我是笛卡尔派。 ”

“你难道认为笛卡尔的理性能够帮助你理解希特勒？”

“为什么非得是希特勒？”

“因为希特勒也是神秘欧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希特勒也属于无法用笛卡尔的理性解释的另一个 欧洲。那么，你认为仅仅靠笛卡尔的帮助就能够解释希特勒吗？”

“我可以把他解释得很清楚， ”杰克回答。

接着，我就给他讲起海德堡的那个笑话 ，一代代的德国大学生都以此取乐。在德国海德堡举行的一次德国科学家大会上，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所有人都认为肯定可以单纯凭借理性来解释这个世界。在讨论结束的时候，一位此前始终保持沉默的老教授——他的大礼帽一直压到前额——站起身说：“你们能解释一切，那么能不能跟我说说为什么昨天夜里我的脑袋上钻出来这么个东西？”接着，他慢慢摘下帽子，把一只从他谢了顶的脑袋上冒出来的雪茄指给大家看，那是一支真正的哈瓦那雪茄。

“哈，哈，太棒了， ”杰克笑着说，“所以你是想说希特勒是一支哈瓦那雪茄？”

“不，我想说希特勒像 一支哈瓦那雪茄。”

“太棒了！一支雪茄！ ”杰克说。随后，杰克好像突发灵感，又说道：“去喝一杯，马拉巴特。 ”不过，他随后又用法语纠正道：“我们去喝点什么吧！ ”

半岛基地部的酒吧里挤满了在我们之前已经畅饮了很多杯的人。我们坐在角落里，喝起酒来。杰克边笑边注视着酒杯，然后又边笑边用拳头拍打膝盖，不时还会感叹一句：“太棒了！一支雪茄！” 直到视线模糊，杰克仍笑着对我说：“你真的认为希特勒…… ”

“那是当然啦！ ”

随后，我们去吃晚饭。我们坐在了半岛基地部高级军官 的那张大桌子边。所有的军官都非常高兴，还友善地冲着我微笑，因为我是一个杂种意大利联络官，一个婊子养的。 席间，杰克讲起了海德堡大学那次科学家大会的故事。半岛基地部的所有军官都诧异地望着我，惊奇地问：“什么？一支雪茄？你是说希特勒是一支雪茄？ ”

“他的意思是希特勒是一支哈瓦那雪茄， ”杰克笑着说。

布兰德上校从桌子上面伸过手来，递给我一支雪茄。他脸上带着友好的微笑说：“您喜欢雪茄吗？这是一支真正的哈瓦那雪茄。”

(1) 　Horatius（前65—前8），古罗马诗人、评论家。

(2) 　Simonides（前555—前467），古希腊抒情诗人。

(3) 　Xenophon（前434？—前354），古希腊史学家。

(4) 　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

(5) 　Pindaros（前518—前438），古希腊抒情诗人。

(6) 　Patroclus，希腊战士，在特洛伊之战中被杀。

(7)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德国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

(8) 　Ford Madox Ford（1873—1939），英国作家。

(9) 　Sylvia Beach（1887—1962），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创建人。

(10) 　Sinclair Lewis（1885—1951），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11) 　Isadora Duncan（1877—1927），美国舞蹈家、现代舞之母。

(12) 　那不勒斯传统民歌。

(13) 　意大利小吃，一种小面包圈。

(14) 　Bruegel（1525—1569），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大师。

(15) 　Hieronymus Bosch（1450—1516），荷兰画家，其大量的宗教作品以糅入造型怪诞而富于想象力的怪物而独树一帜。

(16) 　即特洛伊。

第二章　那不勒斯的处女

一天早上，我们走出圣芭芭拉小斜坡的面包房，嘴里嘎吱嘎吱地嚼着又热又脆的塔拉利 。此时，吉米问我：“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处女吗？”

“见过，不过是从远处。”

“不，我的意思是， 从近处。你从来没有从近处见过一个处女吗？”

“没有，从近处从来没有。”

“来吧， 马拉巴特，”吉米说。

起初，我并不想跟他去，因为我知道他要给我看的必定是什么令人痛苦和耻辱的东西，某种人类在绝望之余仍要承担的身体或者精神上的巨大屈辱。我不愿见到人类低俗的表演，也反感像法官或者观众一样坐在那里，注视着人类走下卑鄙下流的最后几级台阶。我总是担心他们会回过头来，冲着我微笑。

“来吧，来吧，别傻了，” 吉米对一边说着，一边带我走进福尔切拉那些迷宫似的小巷。

我不愿意看到人类为了生计能够灰心丧气到何种程度。比起“瘟疫”，我更喜欢战争，因为当解放来临的时候，“瘟疫”会令我们所有人变得肮脏、堕落、屈辱。所有人，男人、女人、孩子。在解放之前，我们曾经为了不致丧命 而斗争和痛苦。如今，我们为了活着 而斗争和痛苦。为了不致丧命而战和为了活着而战截然不同。所有人，男人、女人、孩子，为了不致丧命而战的人们依旧保持着他们的尊严，并且骄傲而又极度顽强地捍卫它。人们没有低头屈服。他们躲避到大山和树林里去，生活在山洞里，像狼一样与侵略者斗争。我们为了不致丧命而战。那是一场高贵、庄严、诚实的战斗。女人们不会为了要买口红、丝袜、香烟而把自己的身体投放到黑市上去。她们忍受着饥饿，却不会出售自己，也不会把自己的男人出卖给敌人。她们宁愿看着自己的孩子挨饿，也不会出售自己，更不会出卖自己的男人。只有妓女才把自己卖给敌人。在解放之前，遭受痛苦的欧洲人保持着惊人的尊严。他们昂头战斗。他们为了不致丧命 而战。在为了不致丧命而战的时候，人们会绝望地用力抓住所有人类生命活着的、永恒的部分，生命的精华，那也是生命最高贵和最纯洁的部分：尊严、骄傲、自我意识的自由。他们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战。

然而，在解放之后，人们不得不为了活着 而战。为了活着而战是一个令人耻辱的、可怕的东西，是一个耻辱的需求。仅仅为了活着。仅仅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不再是反抗奴役的斗争。不再是反抗饥饿的斗争。是为了一块面包，为了一点炉火，为了给孩子遮体的一点破布，为了用来睡觉的一点稻草而战。当人们为了活着而战的时候，所有的一切，甚至是一个空罐子、一节烟蒂、一块橙子皮、一片从垃圾里拣出来的干面包皮、一块剔过的骨头，所有的一切都具有了巨大和决定性的价值。为了活着，人们会表现出各种形式的怯懦，做出所有可耻和犯罪的行为。为了一块面包，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愿意出售自己的老婆和女儿，愿意玷污自己的母亲，出卖自己的兄弟和朋友，向另外一个男人出售自己的肉体；愿意下跪，在地上爬；给帮助自己填饱肚子的人舔净皮鞋；在鞭子前面卑躬屈膝，微笑着擦干沾污自己面颊的痰。他们的微笑谦卑又温柔，目光中充满了饥饿的、野兽般的希望，一种惊人的希望。

我更喜欢战争，而不是瘟疫。日复一日，仅仅几个小时，所有人，男人、女人、孩子，所有人都传染上了这种恐怖而又神秘的疾病。令人感到吃惊和恐惧的，是这种可怕流行病的突如其来，它的凶猛以及毁灭性。在短短数天内，其危害已经超过了二十年独裁统治下普遍的耻辱，还有三年战争中的饥馑、死亡和难以忍受的痛苦。那些在大街上出售自己、自己的荣誉、自己的身体、自己孩子的肉体的人，难道就是短短几天前，同样是在这些街道上，在抗击德国人时表现出他们如此伟大而又可怕的勇气和愤怒的那些人吗？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解放者们靠近了希腊塔附近的那不勒斯市郊。不过，在此之前，那不勒斯人已经通过四天的浴血奋战将德国人赶出了城。早在九月初，也就是在停战之后的那些天，那不勒斯人民就起义反抗德国军队。不过，这第一次的起义遭到了血腥残忍的镇压。人们如此焦虑地盼望着解放者的到来，而后者在某些地方却被重新赶回了大海，在萨莱诺附近则不得不顽强地在岸边抵挡，因为德国人重新恢复了信心和疯狂。临近九月底，当德国人开始在大街上“掳掠”男人，把他们装上卡车，像奴隶一样运往德国的时候，那不勒斯人在一群群愤怒的妇女的鼓动和带领下，叫喊着：“不能把男人带走。” 她们手无寸铁地扑向德国人，在小巷里将他们围困和屠杀，将瓦片、石头、家具，还有滚烫的水铺天盖地从屋顶、露台、窗户向他们倾注下来。一群群勇敢的孩子扑向那些坦克， 两只胳膊高举着燃烧的稻草捆，在把那些戴着钢盔的德国人烧死的同时，自己也和他们同归于尽。表情天真烂漫的女孩们，微笑着把一串串葡萄拿给关在被太阳烤得发烫的坦克里面口干舌燥的德国人看。一旦他们掀开盖子，探出身体接受如此慷慨的馈赠，埋伏着的孩子们就会把从死掉的敌人那里缴获的手雷雨点般地向他们投去，将他们歼灭。很多男孩和女孩在这些残酷而高尚的行动中失去了生命。

汽车和有轨电车被掀翻在路上，以阻止德军的前进，他们要去增援在艾博利和卡瓦德蒂雷尼抵抗的德国人。那不勒斯人是不会从背后袭击撤退的德国人的。当双方军队还在萨莱诺酣战之时，手无寸铁的那不勒斯人便从正面向德国人发起了进攻。对于没有武器，而且因为三年的饥饿和永无休止的残酷轰炸变得筋疲力尽的那不勒斯人来说，对抗要经过他们的城市去抵抗从萨莱诺登陆的盟军的德国人，是一件疯狂的事。在那四天惨烈的战斗中，孩子和妇女是最令人恐惧的。那不勒斯解放两天之后，我见到了尚未掩埋的德国士兵的尸体。其中很多士兵的脸被撕烂，喉咙也被咬破，肌肉上的齿痕仍然清晰可见。很多士兵的脸被剪刀戳破，又有很多倒在血泊里，颅骨上钉着长长的钉子。因为没有其他武器，十几二十个愤怒的男孩把德国士兵按在地上，用大石头把长钉钉进他们的头颅。

吉米一边带我走在福尔切拉迷宫般的小巷里，一边说：“来吧，来吧，别傻了！”

我更喜欢战争，而不是瘟疫。在短短几天里，那不勒斯成了耻辱和痛苦的深渊，堕落成一个地狱。尽管如此，这种可怕的疾病并没有磨灭那不勒斯人心中历经如此多世纪的饥饿和努力仍旧存在的美好情感。任何东西都永远不能令那不勒斯人那种古老而美妙的怜悯泯灭。他们不仅怜悯他人，对自己同样怀有怜悯。假如一个民族的情感中没有怜悯，也就不可能存在自由的情感。甚至是那些出售自己老婆、女儿的男人，甚至是那些为了一包香烟去卖淫的女人，甚至是为了一盒糖果卖淫的孩子，都对自己怀有怜悯。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美好的怜悯。因为这种情感，仅仅因为这种古老而不朽的情感，终有一天，他们将会自由，他们将成为自由的人。

“噢，吉米，他们热爱自由，” 我说，“他们热爱自由，他们非常热爱自由！他们也喜欢美国小伙子。他们喜欢自由、美国小伙子，还有香烟。 就连孩子也喜欢自由和糖果，吉米，孩子们也对自己怀有怜悯。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吉米，吃糖果，而不是死于饥饿。你不是也这么想吗，吉米？ ”

“得啦，”吉米一边说一边往地上吐了口痰。

就这样，我和吉米去看“处女”。那是在奥利韦拉广场旁边一条小巷尽头的“矮屋”里。一小群盟军士兵正在陋室的门口等候，其中大部分是黑人，还有三四个美国人，几个波兰人，和一些英国水手。我们也排到了队伍里面，等着轮到我们。

我们每两分钟向前走一步，大约等了半个小时之后，来到了陋室的门口。房间内部被一块僵硬而且布满油污的红色帘子挡住了，看不见。门口站着一个中年男人，他穿一身黑色衣服，面孔消瘦而又苍白，到处是胡子茬，灰白浓密的头发上扣着一顶精心熨烫的黑色破毡帽。男人双手合十放在胸前，手指间夹着一小叠钞票。

“每人一美元， ”他说，“每人一百里拉。”

我们走进屋子，环顾四周。它的内部和普通的那不勒斯屋子一样：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房间最里面有一扇小门。一张硕大的床铺靠在正面的墙上，沿着其他几面墙壁排列着梳妆台、一个粗糙的白色铁制洗手池和一个屉柜，床铺和屉柜之间还有一张桌子。梳妆台上放着一个大玻璃钟，下面罩着圣家庭的彩色小蜡像。墙壁上挂着民间石印油画，有的画着歌剧《乡村骑士》和《托斯卡》中的场面，有一幅上面是被羽毛般的烟雾笼罩的维苏威火山，看上去就像皮耶迪格罗塔节庆上用羽毛装饰的马匹；还有一些是女人、孩子、老人的照片，不过并非活人的肖像，而是死人，他们平躺在举行葬礼的床上，四周装饰着花环。在床铺和梳妆台之间的墙角里，立着一个小小的祭坛，上面有圣母马利亚的塑像，还有用来照明的一盏小油灯。床铺上摊着一条巨大的天蓝色丝被，金色的穗子垂到地上红绿相间的瓷砖上。床沿坐着一个姑娘，正在抽烟。

姑娘坐在床上，两条腿从床边垂下来。她专注地抽着烟，一声不吭，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捂着脸。姑娘看上去非常年轻，眼睛却苍老而又有些憔悴。她的发型是平民街区卡佩莱 们惯用的巴洛克式风格，灵感来自十六世纪那不勒斯圣母像的发型：黝黑、波浪形、闪亮的头发因为插入了鬃毛和带子而显得膨胀，里面还填充了棉絮，像城堡一样高高耸起，仿佛是在额头上竖起一挺高高的冲锋枪。她那苍白、窄小而细长的脸上，有某种拜占庭式的神情，一层厚厚的脂粉下面透出苍白；又高又平的额头下面倾斜、乌黑的眼睛也是拜占庭式的。不过，丰满的嘴唇因为抹浓重的口红而变得硕大，为那张纤细而忧伤的神像般的面孔增加了某种性感和傲慢。姑娘身着一件丝质红衫，领口非常简单。她的丝袜是肉色的，肉乎乎的小脚晃来晃去，脚上那双黑色毛毡拖鞋已经破烂变形。她的衣服袖子很长，在手腕处收紧。姑娘的脖子上还戴着一串用白色珊瑚做成的旧项链，这种项链在那不勒斯是每个穷人家女儿的骄傲。

姑娘静静地抽着烟，眼睛愣愣地注视着门边，脸上带着冷漠与傲慢。不过，尽管红色衣服、巴洛克式的发型、肉嘟嘟的厚嘴唇和破烂的拖鞋显得放肆无礼，姑娘身上表现出的俗气却与她的个人气质无关。这种俗气仿佛是庸俗的环境以及将她团团包围的庸俗的反射，而在她的身上却只是轻轻掠过。她的耳朵小巧而纤细，如此洁白和透明，如同蜡做的一般。我走进屋的时候，姑娘的目光注视着我那代表着上尉军衔的三颗金星，轻蔑地微笑着，把脸稍稍向墙壁那边侧去。一起进屋的一共有十来个人。我是唯一的意大利人。没有人说话。

“就这么多人吧。下一次是五分钟以后， ”站在红色门帘另一边的男人说。随后，男人透过帘子上的一个裂缝把脸探进房间，又说道：“当真 ？准备好啦？”

姑娘把香烟丢在地上，用指尖抓住裙子的边缘，慢慢地把它撩了起来：首先露出膝盖，丝袜的松紧口轻轻地系在上面，然后是大腿上裸露的皮肤，最后是隐约可见的阴部。这个动作停留了片刻，这个忧伤的维罗妮卡。她脸上的表情严肃，嘴巴蔑视地半张着。随后，她慢慢地向后倒下，身体平躺在床上，缓缓张开了双腿。恋爱中的母龙虾会缓慢地张开爪子上的钳子，用又小又圆、黑亮亮的眼睛注视着雄性龙虾。姑娘所做的正是如此：她慢慢张开肉做成的、玫瑰红和黑色两种颜色的钳子，接着就保持这个姿势不动，盯着那些观众。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整个房间。

“她是个处女。你们可以摸摸。把你们的手指放进去。只用一个手指。试着钻一下。别害怕。她不咬人。她是个处女。一个真正的处女。 ”男人从帘子的裂缝处把脑袋伸进房间里说道。

一个黑人伸出手，用手指试了试。有人笑了，像是在抱怨。“处女”没有动，但是用充满恐惧和仇恨的眼神注视着黑人。我环顾四周，所有人都脸色苍白，所有人都因为恐惧和仇恨而变得脸色苍白。

“是的，她像个小孩一样， ”黑人用沙哑的声音说，一边慢慢地转动手指。

“把手指拿出来，”从红色帘子裂缝处伸进来的男人的脑袋说。

“真的，她是个处女， ”黑人一边说一边抽回了手指。

姑娘突然合上双腿，膝盖相撞发出轻微的声响。随后，她腰部用力一下子坐了起来，把衣服放下，一把从靠近床边的一个英国水手嘴里夺过他的香烟。

“请出去， ”男人的脑袋说。我们所有人都拖着步子在地板上走着，窘迫而耻辱地一个接一个慢慢从房间最里面的小门走了出去。

“看见那不勒斯沦落成这个样子，你们应该会高兴吧。”在外面抽烟时，我对吉米说。

“这当然不是我的错，”吉米说。

“噢不，”我说，“当然不是你的错。不过，对于你们来说，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感觉到自己是胜利者应该非常满足吧，”我说，“没有这些表演，你们怎么能感觉到自己是胜利者呢？说实话，吉米，没有这些表演，你们就不会觉得自己是胜利者。”

“那不勒斯从来都是这样，”吉米说。

“不，它从来都不是这样，”我说，“这些东西在那不勒斯从来没有出现过。假如你们不喜欢这些东西，假如这些表演不能令你们开心，它们就不会在那不勒斯出现，”我说，“在那不勒斯就不会见到类似的表演。”

“那不勒斯不是我们造的，”吉米说，“我们来的时候它就已经是这样了。”

“那不勒斯不是你们造的，”我说，“不过，它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假如美国输掉了战争，想想在纽约或者芝加哥会有多少美国处女为了一美元张开双腿。假如你们输掉了战争，在那张床上的就会是一个美国处女，而不是那个可怜的那不勒斯处女。”

“别说傻话，”吉米说，“即使我们输掉战争，在美国也不会有这些事。”

“假如你们输掉战争，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会更糟糕，”我说，“为了感到自己是英雄，所有胜利者都需要看到这些东西。他们需要把手指插进一个可怜的被打败的姑娘体内。”

“别说蠢话，”吉米说。

“我更愿意输掉战争，像那个姑娘一样坐在那张床上，而不是去把手指插到一个处女的大腿之间，以便感到作为胜利者的骄傲和快感。”

“你也来看她了，”吉米说，“你为什么要来？”

“因为我是一个胆小鬼，吉米，因为我也需要看到这些东西，才能感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可怜人。”

“为什么你不也坐到那张床上去，”吉米说，“既然你这么喜欢站到失败者一边？”

“说实话，吉米，你会乐意付一美元来看我张开双腿吗？”

“要是来看你，我连一分钱 也不会付。”吉米朝地上吐了口痰。

“为什么不呢？假如美国战败了，我立刻会去看华盛顿的后代们在胜利者面前张开双腿。”

“闭嘴， ”吉米一边喊道，一边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为什么你不会想来看我，吉米。第五军团的所有人都会愿意来看我。也包括克拉克将军。你也会来的，吉米。你不会只付一美元，而是两美元、三美元，来看一个男人解开裤子上的扣子，叉开两腿。所有的获胜者都需要看到这些东西，以便确定自己赢得了战争。”

“在欧洲，你们都是一群疯子和猪，”吉米说，“这就是你们。”

“说实话吧，吉米，等你回到美国，回到你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家，你会很高兴讲出你们作为胜利者的手指，曾经在那些可怜的意大利姑娘大腿下的凯旋门经过。”

“别这样说， ”吉米小声说。

“对不起，吉米，我为你和我自己感到遗憾。这不是你们的错，也不是我们的错，我知道。但是，想起一些事情会让我难过。你不应该带我去那个姑娘那儿。我本来不应该和你来看那种可怕的事情。我为你和我自己感到遗憾，吉米。我觉得自己可怜而又胆怯。你们美国人是些好小伙子，有些事情你们比别人更清楚。吉米，有些事情你也懂，不是吗？”

“是的，我明白，”吉米小声说，用力抓住我的胳膊。

我感到自己既可怜又胆怯，就像登上那不勒斯基艾亚大台阶的那天一样，就是从基艾亚街通向圣特雷塞拉教堂的那条长长的台阶，这座教堂坐落在位于高处的西班牙街区。这个贫穷的街区从前曾经是西班牙士兵的兵营和他们光顾的妓院。那是一个刮着西洛可风的日子，房屋之间拉起的绳子上晾晒的衣服，在风中像旗帜一样发出哗啦啦的声响。那不勒斯没有把它的旗帜丢在胜利者或者失败者的脚下。是夜，基艾亚街上距离大台阶很近的切拉马雷公爵气势恢宏的宫殿在一场火灾中被烧毁。湿热的空气中仍旧弥漫着烧焦的木头干燥的味道，以及冷却的烟的味道。天空灰蒙蒙的，如同一张肮脏的纸，上面散落着零星的霉斑。

在刮西洛可风的那些日子里，在霉烂和生疮的天空下，那不勒斯看上去既可怜又傲慢。房屋、街道、居民，都显示出一种既沮丧又邪恶的傲慢。在远处的大海上，天空犹如长着绿色和白色斑点的蜥蜴皮，如同爬行动物湿漉漉的皮肤那样冰凉和暗淡。边缘泛着绿色的灰云，就像是肮脏的蔚蓝色地平线上的一个个污点。炎热的西洛可风从地平线上划过，留下油状的黄色轨迹。大海呈现出蟾蜍皮般的绿色和棕色，气味也像蟾蜍皮一样又涩又甜。维苏威火山口喷射出一股浓烈的黄烟，在低沉而又阴云密布的天空挤压下，就像是被黑影劈开的一棵参天松树的树冠，裂开了绿色的缝隙。散落在岩浆冷却凝固而成的深红色田地上的葡萄园，扎根在火山灰构成的荒漠上的松树和柏树，连同以难以理解的力量扒在火山半山腰上的灰色、粉红色、深蓝色的房屋，在这片被黄色和深红色的闪电照亮的、半明半暗、泛着绿色的风景中，都呈现出一种阴郁和死亡的色调。

西洛可风刮起来时，人的皮肤也会返潮：在被暗淡的汗水浸湿的脸上，颧骨闪闪发亮，一层黑色的绒毛在眼睛、嘴唇、耳朵周围投下肮脏柔润的阴影。就连声音也显得油腻慵懒，话语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一种神秘的含义，几乎变成了一种被禁止的黑话。人们默默地走着，仿佛被一种神秘的焦虑压抑着。孩子们会一言不发地在地上坐好几个小时，啃着一块面包皮或者什么黑得像苍蝇一样的水果，又或者注视着裂开的墙壁，霉斑已经渗进了墙上古老的灰泥，刻画出犹如静止不动的蜥蜴一般的纹理。窗台上陶制的花盆里栽种的石竹花燃烧着，还冒着烟；女人的歌声从这里或那里升起，慢慢地从一扇窗户飘到另一扇窗户，如同疲倦的鸟儿停留在窗台上。

烧毁的切拉马雷宫升起的冰冷烟雾的味道，在浓烈而又黏稠的空气中飘荡。我忧伤地呼吸着这座被占领、劫掠、烧毁的城市的气味，这座在火灾和火葬中烟雾弥漫的伊利昂城古老的气味。城市匍匐在挤满了敌军战船的海岸上，天空中散落着霉斑。在这座城市里，从地球上各个地方赶来加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围困的胜利者的旗帜，在从地平线的尽头沙哑地吹来的油腻而且散发着恶臭的风中霉烂。

我混迹于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盟军士兵中间，沿着基艾亚街向海边走去。士兵们迎着狭窄的街道上喧闹奔跑的发疯的车流，吼叫着，彼此推搡着，用上百种奇怪和陌生的语言叫喊着。我身上穿着绿色军装，上面有被我们的步枪子弹射穿的洞，是从阿拉曼战役和托布鲁克战役中一个死去的英国士兵的尸体上脱下来的，我因此觉得自己非常可笑。我置身于那群怀有敌意的外国士兵中间，他们推搡着我向前走，又用胳膊肘和肩膀把我撞到一边，回头蔑视地盯着我军装上金黄色的装饰，对我说：“你这个杂种，你这个狗娘养的，你这个肮脏的意大利军官。 ”在他们中间，我感觉孤单。

我边走边想：“谁知道应该怎么把你这个杂种，你这个狗娘养的，你这个肮脏的意大利军官 翻译成法语？怎么把它翻译成俄语、塞尔维亚语、波兰语、丹麦语、荷兰语、挪威语、阿拉伯语？我想，谁知道该怎么把它翻译成巴西语、汉语、印度语、兴都斯坦语、马达加斯加语？谁又知道应该如何将它翻译成德语？”我一边笑，一边想着：一定可以把这种胜利者的语言很好地翻译成德语，甚至是德语也可以，因为对于意大利语来说，德语同样是胜利者的语言。我边笑边想：在那不勒斯的基艾亚海滨道上，在意大利所有城市的所有街道上，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就连兴都斯坦语和汉语，甚至德语，都是胜利者的语言。只有我们，只有我们意大利人，我们讲着一种并非胜利者的语言。我于是为自己是一个可怜的意大利杂种 、一个狗娘养的 而感到骄傲。

我的目光在周围的人群中搜寻，想找到某个同样因为自己是一个可怜的意大利杂种 、一个可怜的狗娘养的 而骄傲的人。我注视着碰到的所有那不勒斯人的脸，他们同样也迷失在那群喧嚣的胜利者当中，同样被推到一边，同样被胳膊肘抵在他们的腰上。那些可怜的男人苍白而又消瘦，那些女人的面孔干瘦憔悴，头发凌乱，嘴上的口红令她们振奋却又丑陋。那些虚弱的孩子眼睛硕大、贪婪而又饱含恐惧。我为了自己是一个和他们一样的意大利杂种 ，一个和他们一样的狗娘养的 而感到骄傲。

不过，他们脸上和目光中的某种东西令我感到羞耻。在他们身上，有某种东西深深地伤害着我。那是一种目空一切的傲慢，是饥饿所具有的那种胆怯而又可怕的骄傲，是饥饿所具有的自负而又卑微的骄傲。痛苦的只是他们的肉体，而不是灵魂。除了肉体以外，他们感觉不到他种痛苦。突然间，在这个由胜利者和可怜而饥饿的那不勒斯人汇集而成的人群中，我感到孤单，感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我为自己不感到饥饿而耻辱。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意大利杂种 、一个狗娘养的 ，而不是什么更坏的东西而脸红。我为自己不是一个可怜而饥饿的那不勒斯人而感到耻辱。我用胳膊肘挤出一条路，离开了拥挤的人群，迈步踏上基艾亚大台阶的第一级。

长长的台阶上一个挨一个坐满了女人，像是在圆形露天剧场里一样。她们好像在欣赏某个奇妙的表演。女人们坐在那里，彼此高声说笑，或者吃着水果，或者抽着烟，或者咂着糖果的甜味，或者嚼着口香糖。其中的一些身体前倾，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双手捂着脸；另一些向后仰着，胳膊支撑在上面一级的台阶上；还有一些则将身体侧向一旁。所有女人都叫喊着，呼唤着彼此的名字，用舌头以及嘴巴发出的乱七八糟的声音，与坐在下面或者上面的同伴，以及从阳台和靠近小巷的窗户探出头来大声叫喊的老妇人交谈。这些老妇人头发蓬松、肮脏，掉了牙的嘴巴张得大大的，露出难看的笑容，同时挥舞着手臂大声叫喊，或插科打诨，或破口大骂。坐在台阶上的女人们互相梳理着头发。她们的头发都梳拢在一起，像城堡一样高高耸起，上面还用发钗和龟骨做的小梳子加固，再配上花朵和假发辫作为装饰，同小巷角落佛龛中蜡制的圣母的发型一样。

女人们坐在同《雅各之梦》里天使们所在的天梯一样的大台阶上。她们聚集在这里好像是为了某个节日，或者是为了某个她们既要作为演员，又要充当观众的表演。有的时候，其中的一个起个头儿，是那不勒斯民间那些忧伤的歌曲中的一首，她的声音立刻就会被笑声、沙哑的歌声，以及像是喉咙发出的求救或者痛苦的呼唤声淹没。不过，在女人们各种时而淫秽、时而滑稽、时而庄严的举止中，在她们杂乱无章的戏剧般的排列上，有着某种尊严。另外，其中还包含着某种高贵。这高贵表现在她们的某些举止上，在她们抬起手用指尖触摸太阳穴，又用两只肥胖而灵巧的手整理头发的动作上；在她们转过头，或者把头向肩膀倾斜，为了更好地倾听从高处的窗户和阳台飘落的下流话儿的动作上，还有她们说话和微笑的方式上。当我的脚踏上第一级台阶时，她们所有人突然都安静下来。在挤满女人的台阶上，一种奇怪的寂静悄然而至，而且抖动着，如同一只色彩斑斓的巨型蝴蝶。

在我的前面，几个黑人士兵正在拾级而上。他们穿着紧身的卡其色军装，脚底扁平，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脚上穿着精致的黄色皮鞋，亮晶晶的如同金子做的一样。在那阵突如其来的沉寂中，他们带着黑人那种孤独的尊严，缓慢地向大台阶上面走。女人们沉默地坐在那里，中间只留下一条狭窄的通道。黑人士兵在这条通道中间慢慢地向上走，我看到那些不幸的女人大腿缓缓张开，且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叉开着，露出闪着玫瑰色光泽的裸露的肉中间黑色的阴毛。“五美元！五美元！” 突然间，女人们开始异口同声地叫喊起来。那是一种沙哑的声音，没有任何动作。不过，动作的缺失却为声音和言语增加了一种猥亵。“五美元！五美元！” 随着黑人们逐渐向上走，喧嚣声也愈发大了起来，声音更加尖利，丑陋的老妇人们的声音也愈发沙哑。她们从阳台和窗户探头出来，也在大声唆使着黑人们：“五美元！五美元！去吧，乔伊！去吧，乔伊！去吧，去吧，乔伊，去吧！”

但是，黑人们刚刚走过去，他们的金脚刚刚离开台阶，坐在台阶上的女人们就慢慢合上了如同棕色海蟹的两个钳子，如同玫瑰红贝壳的两片扇叶一样的双腿。她们挥舞着胳膊，回过身，伸出拳头，用一种快乐而凶残的愤怒，用污秽的言语辱骂着那些黑人士兵。直到一个黑人，又一个黑人，再有一个黑人停下来，立刻会有十只、二十只手将他们抓住。我继续沿着这天使般的、凯旋的，一直插入天空的台阶向上走。西洛可风从腐烂的天空上扯下一片片泛着绿色的皮，沙哑地在海面上散落。

当我们不得不将我们的武器和旗帜丢在胜利者脚下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比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那天还要可怜和胆怯。那的确是些陈旧生锈的武器，不过，它们是家中珍贵的回忆，是我们所有人，军官和士兵，是我们所热爱的珍贵的家庭记忆；是妇女穿裙撑，男人戴大礼帽、穿欧斑鸠颜色的礼服和带扣靴子的那些年代的老旧步枪、刺刀和大炮。借助那些铜质的大炮还有锈迹斑斑的军刀，我们的祖父曾经跟随加里波第、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拿破仑三世抗击过奥地利人，以捍卫意大利的自由与独立。就连那些旗帜也很陈旧和过时。其中的一些非常古老，是勒班陀海战中挂在战船桅杆上的旗帜，是法马古斯塔和干地亚的塔楼上飘扬过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国旗。其中有热那亚共和国、米兰、克雷马、博洛尼亚的旗帜，在抗击德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战役中，它们曾经飘扬在战车上。有桑德罗·波提切利绘制的战旗，伟大的洛伦佐 (1) 曾经把它们赐给了佛罗伦萨的弓箭手；有路加·西诺雷利绘制的锡耶纳军旗。有米开朗琪罗为坎皮多利奥绘制的罗马军旗。有瓦尔帕莱索的意大利人送给加里波第的军旗和一八四九年罗马共和国的旗帜。还有维托里奥·威尼托、的里亚斯特、阜姆，扎拉、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战争的旗帜。它们是光荣的旗帜，是陆地和大海上最光荣的旗帜。为什么只有英国、美国、俄国、法国、西班牙的旗帜才光荣呢？意大利的旗帜也是光荣的。假如它们并不光荣，那么把它们丢在淤泥里又有什么乐趣呢？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不曾——至少一次——因为把自己的旗帜丢在胜利者的脚下而感到高兴。即使最为荣耀的旗帜也曾经被丢在淤泥中。荣誉，被人们称作荣誉的东西，经常沾着淤泥。

对于我们来说，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是美妙的一天。我们将自己的武器和旗帜不仅仅丢在胜利者的脚下，也丢在失败者的脚下。不只是将它们丢在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波兰人，以及所有其他人的脚下，也丢在国王、巴多格利奥将军、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脚下。是丢在所有人的脚下，无论获胜者还是失败者。其中也包括那些不相干的人，他们待在那里，坐着，欣赏着表演。我们同样也把它们丢在路人的脚下，丢在所有任性地观看一场不寻常而且有趣的演出的人脚下，他们在观看一支军队将自己的武器和旗帜丢在第一个遇到的人脚下。这并非因为我们的军队比很多其他军队更糟或者更好。在这场光荣的战争中，说句公道话，并非只有意大利人碰巧在敌人面前逃跑；所有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法国人，南斯拉夫人，所有人，获胜者和失败者，都曾经如此。在这场光辉的战争中，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没有在某一天将自己的武器和自己的旗帜丢到淤泥里，并且从中得到快乐。

在优雅的国王陛下和巴多格利奥元帅签署的命令中，正是如此写道：“意大利的军官和战士们，英勇地把你们的武器和旗帜丢在第一个到来的人脚下。”没有可能出错。上面的确写着英勇地 ，而且第一个到来 几个字也解释得清清楚楚，任何人都不会产生疑问。当然，假如我们是在一九四〇年或者一九四一年，而不是在一九四三年接到丢弃武器的命令，那就更好了，对于所有人，对于获胜者和失败者，对于我们，都更好，因为当时在欧洲正盛行把武器丢在获胜者脚下。所有人都会对我们说：“太棒了！”当然，即使是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所有人也都对我们说：“太棒了！”不过，他们对我们说“太棒了”，坦白地说，是因为他们不能对我们说别的。

那委实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一场有趣的表演。我们所有人，军官和士兵，我们比赛谁能最英勇地 把武器和旗帜丢在淤泥里，丢在所有人脚下，丢在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脚下，丢在朋友和敌人的脚下，甚至是过路人，还有那些因为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停下脚步，吃惊地望着我们的人脚下。我们笑着把武器和旗帜丢在淤泥里，然后立刻跑去把它们捡起来，以便重新开始。兴奋、善意、嬉笑、吵闹、快乐的意大利人叫喊着：“意大利万岁！”所有人，男人、女人、孩子，好像因为快乐而陶醉，所有人都拍着手叫喊道：“再来一个！太棒了！再来一个！”我们筋疲力尽、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眼睛里闪烁着胆怯的骄傲，面孔因为爱国者的自豪而容光焕发。我们英勇地把武器和旗帜丢在获胜者和失败者的脚下，然后立刻跑过去把它们捡起来，再重新把它们丢到淤泥里。那些盟军士兵，英国人、美国人、俄国人、法国人、波兰人，他们拍着手，向我们的脸上丢着一把把的糖果，叫喊着：“太棒了！再来一个！意大利万岁！”我们狂笑着把武器和旗帜丢在淤泥里，然后立刻跑过去把它们捡起来，以便重新开始。

那真是一个兴高采烈的节日，一个难以忘怀的节日。在三年战争中，我们从来没有玩儿得如此开心。晚上，我们疲惫不堪，嘴巴也因为大笑而变得麻木。不过，我们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感到骄傲。节日结束了，我们排好队伍，就这样既没有武器，也没有旗帜，开往新的战场，和盟军一起去赢得那场我们已经输掉的与德国人的战争。我们昂首阔步，唱着歌。我们已经教会了欧洲人民，赢得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英勇地将自己的武器和旗帜扔到淤泥里，扔到“第一个到来的人脚下”。为此，我们感到自豪。

(1) 　即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 1449—1492），意大利政治家、外交家、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

第三章　假发

我第一次担心受到传染，害怕已经感染了瘟疫，是在我和吉米到出售“假发”的人那里去的时候。正是在一个意大利人最为敏感的部位，在生殖器官上面，我感觉受到了这种令人厌恶的疾病的侮辱。在拉丁民族的生活中，尤其是在意大利人的生活中，在意大利的历史上，生殖器官始终非常重要。真正的意大利国旗并非三色旗，而是生殖器，男性的生殖器。意大利人的爱国主义就在那里，在阴部。荣誉、道德、天主教、对于家庭的重视，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里，在两条大腿之间；在那里，在生殖器上面。意大利人的生殖器很漂亮，配得上我们文明中古老和光荣的传统。刚刚跨进“假发”商店的门槛，我就感到瘟疫侮辱了对于我、对于每一个意大利人来说，唯一和真正的意大利。

出售“假发”的人居住的陋室位于福尔切拉的切波附近，那里是那不勒斯最贫穷和肮脏的街区之一。

当我们走在奥利韦拉广场附近如纵横交错的肠子一样迷宫式的小巷里时，吉米对我说：“在欧洲，你们所有人都堕落了。”

“欧洲是人类的祖国，”我说，“世界上没有比在欧洲出生的人更像人的了。”

“人？你们把自己叫作人？”吉米一边笑着说，一边用手拍着大腿。

“是的，吉米，世界上没有比在欧洲出生的人更高贵的人了。”

“你们是一群堕落的杂种，”吉米说。

“我们是一个被打败的美好民族，吉米，”我说。

“许多肮脏的杂种 ，”吉米说，“说到底，你们高兴输掉了战争，不是吗？”

“你说得有道理，吉米，输掉战争对我们来讲果真是件幸事。唯一使我们有些生厌的，是我们要统治世界。世界是由失败者统治的，吉米。战争之后总是如此。总是由失败者把文明带到获胜者的国家里去。”

“什么！ 你们也奢望把文明带到美国去吗？”吉米吃惊而愤怒地注视着我。

“正是如此，吉米。即使是雅典，在幸运和荣耀地被罗马人打败之后，也曾经被迫把文明带到了罗马。”

“让雅典见鬼去吧，让你的那个罗马见鬼去吧！ ”吉米说着对我怒目而视。

吉米带着美国人特有的优雅和潇洒，走在那些肮脏的小巷里，走在穷人们中间。在这个世界上，唯有美国人能够如此优雅地，自由和微笑着穿行于这些肮脏、饥饿和不幸的人中间。这并非是一种麻木的标志，而是代表着乐观，还有天真。美国人并不愤世嫉俗，只是乐观。乐观主义本身就代表着天真。假如一个人既不做也不思考邪恶的事，那么他并不会否认邪恶的存在，而是会拒绝相信邪恶的毁灭性，拒绝承认邪恶是无法避免和无可救药的。美国人相信灾难、饥饿、痛苦这一切皆可被战胜，相信灾难、饥饿、痛苦带来的创伤皆可被治愈，相信每种邪恶都有办法治疗。他们不知道邪恶是无法医治的。尽管从很多方面讲，他们是世界上最忠于基督教的国家，但是他们不知道，假如没有邪恶，基督就不存在。《没有爱就没有一切》 。没有邪恶就没有基督。世界上的邪恶愈少，基督也就愈少。美国人是善良的。面对灾难、饥饿、痛苦，他们的第一直觉是帮助那些遭受其折磨的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具有如此强大、纯洁、真诚的人类团结意识。不过，基督要求人类具有怜悯心，而不是团结。团结并不是一种基督教情感。

同大部分的美国军官和士兵一样，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出生的吉米·雷恩，陆军通讯兵 中尉，是一个好小伙子。一个美国人假如善良，那么他就会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那不勒斯人正在遭受痛苦，不过这并不是吉米的错。正在上演的这场可怕的痛苦和灾难，既不会弄脏他的眼睛，也不会污染他的心灵。吉米是问心无愧的。像所有的美国人一样，鉴于每种唯物主义文明本身存在的矛盾，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邪恶、灾难、饥饿、身体的痛苦具有道德内涵。他完全读不出其中的历史和经济渊源，而只能看到表面的道德原因。他要如何去做，才能减轻那不勒斯人，以及其他欧洲人民身体上那种强烈的痛苦呢？吉米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担负起他们痛苦的一部分道德责任，不是作为美国人，而是作为基督徒。或许更恰当的说法是不仅仅作为基督徒，也作为美国人。这就是我热爱美国人的真正原因，我深深地感谢美国人，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慷慨、最纯洁、最优秀，而且最无私的民族，是最美好的民族。

当然，吉米没有办法明白使得他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对于他人的痛苦负有责任的深层道德和宗教原因。或许他甚至没有意识到，在人类遭受的痛苦中，基督的牺牲也要求我们每个人对于人类的痛苦怀有责任感；他没有意识到作为基督徒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要感到自己是我们所有同类的基督。他为什么要明白这些事呢？唉，他的肉体并不忧伤！他也没有读过所有那些书。 吉米是一个诚实的小伙子，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都属中等。在和平时期，他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与欧洲任何一个和他社会地位相当的人相比，他的文化水平都要低很多。当然不能奢望一个美国小职员，为了与意大利人作战，为了惩罚他们的错误和罪行，变成意大利人民的基督。甚至也不能奢望他了解现代文明的某些精髓。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假如不考虑现代世界所特有的情感：基督教的怜悯，还有对于基督教怜悯的厌倦与反感）是基督教唯一可能存在的形式。没有邪恶的存在，就不会有基督。资本主义社会就建立在这种情感之上：假如不存在遭受痛苦的人，也就无法彻底地享受自己的财富和幸福；没有基督教这个借口，资本主义就站不住脚。

然而，相对任何处于与他相同社会地位的欧洲人，很遗憾也包括处于我这个地位的欧洲人，吉米在这一点上高出一筹：他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既不做也不想犯下罪恶，而且在思想上认为自己对于他人的痛苦负有责任。

吉米微笑地走着，我却感到自己的面孔冰冷而抑郁。

来自希腊的清澈海风吹了过来，一股新鲜的盐的味道取代了小巷里的恶臭。仿佛能够听到屋顶和露台上树叶的颤抖，小马驹长长的嘶鸣，很多小女孩的笑声，还有无数年轻而幸福的声音在希腊风吹起的水波上奔跑。风钻进横跨小巷的绳子上晾晒的衣服，仿佛它们就是船帆。到处都有鸽子拍打翅膀的嘈杂声，还有鹌鹑在小麦里扑棱棱的声音。

人们坐在矮屋的门槛上，沉默地望着我们，目光长久地跟随着我们的身影。那是一些几乎赤裸的孩子，一些如地窖里的蘑菇一样洁白而又透明的老人，一些肚子膨胀、面孔消瘦灰暗的女人，还有面色苍白憔悴、乳房干瘪、腰身纤细的姑娘。我们的四周都是在半明半暗的绿色光线中闪闪发光的眼睛，是无声的笑，牙齿的闪光，沉默的手势。这些动作划破了犹如水族馆里幽灵的光，脏水一样的光，这就是那不勒斯夕阳西下时分小巷里的光。人们沉默地注视着我们，嘴巴像鱼那样一张一合。

一群群身上穿着破烂军装的男人，躺在矮屋门旁碎石铺成的路面上睡觉。他们是意大利士兵，大部分是撒丁岛人，或者伦巴第人，几乎都是附近卡波迪基诺机场的空军。部队解散之后，他们没有落到德国人或者盟军手里，而是躲进那不勒斯的小巷里来，接受这些既贫穷又慷慨的人的施舍。流浪的野狗受到睡眠的刺鼻气味，还有肮脏的头发和发酸的汗水的味道引诱，走过来用鼻子嗅那些睡着的人，啃着他们裂开的皮鞋、破烂的军装，舔着他们睡眠中蜷曲的身体在墙上投下的影子。

听不到一点声响，哪怕是孩子的啼哭。饥肠辘辘的城市笼罩在一种奇怪的寂静当中，浸透着饥饿发出的刺鼻汗味。这种寂静，与希腊诗歌中当月亮缓缓从海上升起时弥漫开来的那种美妙的沉寂是如此相像。从远处如睫毛般纤细的地平线上，苍白而透明的月亮已经升了起来，像是一朵玫瑰花，天空则如同一座芬芳的花园。人们从矮屋的门口抬起头，凝望着那朵玫瑰缓缓地从海上升起来。那朵绣在如蓝色丝被一样的天幕上的玫瑰。在这条被子左边稍微低一点的地方，还绣着黄红两色的维苏威火山，而在右边稍高一些的位置，在卡普里岛模糊的阴影中，用金线绣着祈祷词：万福，光耀海星 。当天空如同铺在床上的那条绣得像圣母披风一样的蓝色丝被时，每个那不勒斯人都是幸福的：能够在一个如此安详的夜晚死去该是多么美好！

突然，我们看见从小巷的入口处驶来一辆黑色的车，车子随后止住。那辆车由两匹身上披着银色鞍褥的马拉着，装饰的羽毛使它们看上去如同法国武士的战马。有两个男人坐在车上：拉着缰绳的那个把鞭子甩得啪啪响，另外一个站起身，吹了一下他的弯号，乐器于是发出一声尖利刺耳的呻吟。接着，他用沙哑的声音叫喊道：“波焦雷亚莱！波焦雷亚莱！”那是那不勒斯的墓地和监狱的名字。我有很多次被监禁在波焦雷亚莱的牢房里，因此，这个名字令我的心一寒。男人大声把这个名字重复了几遍，直到巷子里先是传来一声模糊的低语，随后，一阵叫喊和喧闹逐渐响起，极为响亮的哭泣声在矮屋之间传播开来。

这是属于逝者的时刻。那辆车是道路清洁管理处派来的。在那些年连续而恐怖的轰炸中，能够幸存的马车数量很少。这些马车从一条小巷到另一条小巷，从一间房子到另一间房子，以它们战前收集垃圾的方式收集死尸。悲惨的时局、混乱的公共秩序、大批的罹难者、投机者的贪婪和当局的漠然、普遍存在的腐败，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以基督教的方式埋葬死者几乎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事，只有少数有特权的人才能够做得到。雇一匹小驴拉的车把死人送到波焦雷亚莱去，需要一万到一万五千里拉。当时还是盟军占领的头几个月，人们还没有借助黑市上的非法交易积累钱财，平民尚无能力为家中的逝者支付豪华的基督徒式丧葬费，尽管贫穷的人也有享受如此葬礼的权利。尸体要在家里停放五天、十天，甚至十五天，等待垃圾车的到来。它被停放在床上，在温热冒烟的烛光下，倾听着家人的声音，房子中间点燃的煤炉上咖啡壶和煮豆子的锅咕嘟咕嘟的声响，还有赤着身子在地板上游戏的孩子的叫喊，身体蜷缩在便盆上的老人的呻吟。在与已经腐烂的死者发出类似气味的大便温热而又黏糊糊的臭气中，尸体缓慢地腐烂。

随着“脚夫”的叫声和弯号的声响，从小巷里升起了一阵低语，一阵疯狂的叫喊，一阵由哭声和祈祷声组成的沙哑的“圣歌”。一群男人和女人从一条小巷钻出来，肩上扛着一口粗糙的箱子（由于木材的匮乏，死者的棺材是用没有刨平的旧桌子、壁柜的门、虫蛀的门板打成的）。他们奔跑着，大声哭泣和叫喊着，仿佛某种严峻而又紧迫的危险在威胁着他们。他们怀着愤怒与谨慎紧紧靠在箱子周围，像是担心某个人来抢走他们的尸体，把它从他们的手里，从他们的亲情中拽走。那奔跑，那喊叫，那种谨慎与恐惧。那种因为怀疑有人追赶而回头张望的惊恐，使得他们奇怪的葬礼具有了一种模糊的偷窃的意味，像是一场劫持，也像是什么被禁止的东西。

在其中的一条小巷里，一个蓄着胡子的男人几乎是跑了过来，臂弯里抱着一个裹在被单里的死去的小孩。一群女人紧紧追随其后，她们撕扯着头发和衣服，双手用力拍打着胸口、肚子、大腿，发出一声声高亢、断续的呻吟：比起人类的呻吟来，它更像是野兽的呻吟，是受伤的野兽的吼叫。人们出现在房门口，叫喊着，挥舞着手臂。透过敞开的大门，可以看到受惊的孩子，头发蓬乱、身材消瘦得可怕的女人，还有仍旧淫荡地抱在一起的夫妻，他们都起身坐在床上，或者脸冲着门躺着。所有人都睁大眼睛，目光跟随着小巷里经过的嘈杂的葬礼。在那辆已经装满的车子周围，展开了男人之间的大战。他们扭打在一起，以便为自家的逝者争取到一点空间。运尸车旁边的这场争斗，在福尔切拉那些悲惨的小巷里引起一阵暴乱般的喧嚣。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识围绕一具尸体展开的争斗。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那次可怕的轰炸中，我躲进了埃基亚山旁边巨大的洞穴，它位于圣露琪亚大街古老的俄罗斯旅馆后面。一大群人挤满了洞穴，呼喊着，吵闹着。我靠近老马里诺·卡纳莱和卡纳瓦莱上校站着。四十年以来，马里诺都在指挥穿梭于那不勒斯和卡普里岛之间的小汽船；卡纳瓦莱也是卡普里岛人，近三年间负责那不勒斯和利比亚之间的军事运输，他是当天早上从托布鲁克回来的，现在准备回家休假。我对那群可怕的那不勒斯人心怀恐惧。“咱们从这儿出去吧。在外面的炸弹下面比在这群人中间更安全。”我对卡纳莱和卡纳瓦莱说。“为什么？那不勒斯人是好人，”卡纳瓦莱说。“我不是说他们坏，”我回答，“不过，心怀恐惧的时候任何人都是危险的。他们会把咱们压扁的。”卡纳瓦莱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注视着我：“我溺水了六次，但是没有死在大海里。为什么我要死在这里？”“唉！那不勒斯比大海还要糟糕！”我回答。随后，我拉着马里诺·卡纳莱的胳膊，硬是把他拽了出去。他在我耳边喊：“您疯了！您想把我害死！”

裸露、荒芜、静止的马路，沉浸在与某些纪录片里倾斜地照射在画面上的光束一样苍白和冰冷的光线中。天空的蔚蓝，树木的葱绿，大海的深蓝，房屋正面墙壁的黄色、玫瑰色和赭石色，都熄灭了。一切都变成了黑白的，湮没在如同维苏威喷发时缓慢飘落在那不勒斯的灰尘一样灰色的粉尘中。太阳犹如一块宽阔而又肮脏的灰色画布上的白色的斑点。几百架解放者 飞机高高地从我们头上的天空中飞过，炸弹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发出低沉的扑通声，房屋在一阵可怕的巨响中坍塌。我们在大街上向着基亚塔莫内的方向奔跑。此时，两枚炸弹在我们身后相继落下，恰好是在我们刚刚离开了片刻时间的那个洞穴的入口处，炸弹的气浪令我们摔倒在地。我转过身，用眼睛跟随着远去的解放者 飞机，望着它们朝卡普里岛的方向飞去。我看了看手表，是零点十五分。城市变成了一摊被一个过路人踩扁的牛粪。

我们在人行道边上坐了下来，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从那个洞穴里传出一声可怕的叫喊，不过微弱而又遥远。“可怜的人，”马里诺·卡纳莱说，“他是准备回家休假的。三年里他一百次横渡意大利和非洲之间的大海，结果却‘淹死’在陆地上。”我们站起身来，向洞穴的入口走去。洞穴的顶部已经坍塌了，一阵混乱的呼喊声从地下传出来。“他们正在里面互相残杀，”马里诺·卡纳莱说。我们匍匐在地，把耳朵贴在废墟上。那不是呼救的喊声，从那个巨大的墓穴中传上来的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制造的喧嚣。“他们在彼此屠杀！他们在彼此屠杀！”马里诺·卡纳莱叫喊着。他一边哭着，一边用拳头拍打着松土和石头堆。我又坐回到人行道上，点燃一支香烟。除此之外并无他事可做。

与此同时，从帕洛内托小巷涌来一群惊恐的人，他们扑到废墟上，用指甲挖掘起来，就像是一群寻找骨头的狗。最后，救援者赶到了，是一队没有工具的士兵，不过，他们有步枪和冲锋枪。士兵们都筋疲力尽，身上穿着破烂的军装，皮鞋也已经破了洞。他们骂骂咧咧地扑倒在地上，随即就睡着了。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我问指挥他们的军官。

“我们负责维持公共秩序。”

“啊，好吧。那些埋在地下的混蛋，等把他们拉出来，我希望你们把所有人都枪毙。”

“我们得到命令要疏散人群，”军官盯着我说。

“不，你们得到的命令，是一旦把那些死人从这个坟墓里出来，就把他们枪决。”

“您到底要我怎样？”军官摸摸额头说，“我的士兵已经三天没有合眼，两天没有吃饭了。”

快五点的时候，来了一辆红十字会的救护车，里面有几个护士，一队手里拿着铁锹和镐头的工兵。将近七点的时候，他们挖出了第一批死人。这些尸体已经膨胀，皮肤呈深紫色，面目无法辨认。所有人都带着一些奇怪的伤痕：他们的脸上、手上、胸口有牙咬和手抓的痕迹，很多人受了刀伤。一个警局探长靠近那些死人，他身后跟着几名警员。探长高声数了起来：“三十七……五十二……六十一……”与此同时，警员们在尸体的口袋里翻找着证件。我几乎以为他是要把他们逮捕。警长的腔调是那种面对着坏蛋、要给他戴上手铐的腔调。他大声叫着：“证件！证件！”我心里想着：假如这些可怜的死人没有合法的证件，那可要有麻烦了！

夜半时分，已经挖出了四百多具尸体，还有一百来个伤者。快到一点钟的时候，来了一些戴着反射镜的士兵。一束锥形的炫目白光从洞穴的入口照射进去。我朝着其中一个像是在指挥救护工作的士兵走过去。

“为什么你们不多派些救护车来？一辆车什么用也没有，”我对他说。

他是市政府的一名工程师，一个善良的人。“整个那不勒斯就剩下十二辆救护车，其他的都派到罗马去了，可是那里根本就用不着。可怜的那不勒斯！每天轰炸两次，却没有救护车。今天死了几千人，受害最严重的永远是平民街区。就十二辆救护车，我又能怎么样呢？其实需要一千辆。”

我对他说：“征用几千辆自行车。伤员可以骑自行车去医院。你觉得呢？”

“是呀，那么死人呢？伤员可以骑自行车去医院，那么死人呢？”工程师说。

“死人可以走着去，”我说，“要是他们不想走，你们就踢他们的屁股。不是这样吗？”

工程师奇怪地注视着我，然后说：“您是在开玩笑。我不是。不过，最后会像您说的那样。我们会在死人的屁股上踢一脚，把他们送到墓地去。”

“他们应该挨这一脚。他们令我们讨厌，这些死人。总是死人，死人，死人！到处都是死人。三年了，在那不勒斯的大街上看见的就只有死人。摆什么架子！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们似的。这次他们该住手了！否则，就在屁股来一脚把他们踢到墓地去，让他们闭嘴！”

“正是如此。闭嘴！”工程师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注视着我说。

我们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同时观察着在炫目的反射镜照射下，人行道上排列着的那些尸体。突然，我们听到一阵可怕的喧嚣。人群袭击了救护车，向护士和士兵投掷石块。

“最后总是会如此，”工程师说，“人们奢望能够把死人送到医院去。他们认为医生能够用某种注射或者人工呼吸使死人复活。可是，死人终归是死人。不可能死得更彻底了！您没看见他们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他们的脸压扁了，脑浆从耳朵流了出来，肠子都在裤子里。可是，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希望把死人送到医院去，而不是墓地。唉，痛苦会令人疯狂。”

我发现他边说边哭。他在哭，不过，哭泣的好像并不是他，而是他旁边的另外一个人。好像他没有觉察到自己在哭，而且肯定旁边有另外一个人在替他哭泣。

我对他说：“您为什么哭呢？这是没有用的。”

“这是我唯一的娱乐，哭泣，”工程师说。

“娱乐？您是想说安慰。”

“不，我是想说娱乐。我们也有权利偶尔开心一下，”工程师说，然后笑了起来，“您为什么不也试试？”

“我不能。当我看到这些事情时，我想吐。我的娱乐方式是呕吐。”

“您比我要幸运，”工程师说，“呕吐可以让胃轻松。哭泣却不会。希望我也能呕吐！”然后他就走开了，用胳膊肘推开吼叫、咒骂和威胁的人群。

与此同时，一群群的女人和孩子得知圣露琪亚这座巨大而残酷的坟墓，从距离这里最远的街区赶来：福尔切拉、佛梅罗，还有梅尔杰里纳。他们推着各种各样的小车，甚至是独轮手推车，把死伤者胡乱堆在车上。车队终于开始移动了，我跟在他们后面。

在那些不幸的人里面，也包括可怜的卡纳瓦莱，我不想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堆死伤者中间。卡纳瓦莱是个好小伙子，始终对我抱有同情。我从利帕里岛回来的时候，他是很少几个在公共场合走上前来和我握手的人。然而现在，他死了。如何才能知道一个死人是怎样想呢？假如我把他一个人丢下，假如现在他死了而我不守在他身边，假如我不陪他去医院，也许他会永远恨我。所有人都知道死人是多么自私。世界上就只有他们，所有其他的人都无关紧要。他们小气，心中充满了嫉妒。对于活着的人，他们什么都可以原谅，就是不能原谅他们还活着。他们希望所有人都像自己一样，身上爬满蛆虫，目光空洞。他们是瞎子，看不见。假如他们不是瞎子，就会看到我们身上也爬满了蛆虫。啊，该死！他们把我们当奴隶对待，希望我们待在这里，听从他们的调遣，时刻准备着为他们提供方便，满足他们的所有任性，向他们鞠躬，摘掉帽子行礼，对他们说：“您卑微的奴仆。”你们试试对一个死人说不，说你们不能为一个死人浪费时间，你们有别的事要做，告诉他活人有自己的事要忙，对其他活人也有义务要尽，而不是只对死人；你们试试告诉他，谁死了就应该安息，让活着的人安宁。你们试试把这些讲给一个死人听，就会明白将发生什么。他会像疯狗一样向你们扑来，企图咬你们，用指甲撕烂你们的脸。警方本该给那些死人戴上手铐，而不是坚持要把手铐戴在活人的手腕上。应该让他们戴着手铐关到棺材里去，并且派一大群打手参加葬礼，以便那些该诅咒的人的愤怒不会殃及正直的好人。那些死人具有一种可怕的力量，能够砸断镣铐，打破棺材，扑出来咬人和撕碎所有人的脸，包括亲戚和朋友。必须给他们戴上手铐埋起来，坑要挖得很深，把钉得结结实实的棺材放下去，再把坟冢上的土踩实，以便那些该诅咒的家伙不能出来咬人。啊，安心地睡吧，该诅咒的人们！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就安心地睡吧，让活人得到安宁！

我一边想着，一边跟在车队的后面，穿过圣露琪亚大街、圣费迪南多大街、托莱多大街，来到卡里塔广场。一群面色苍白、衣衫褴褛的人跟在车队后面，哭着，骂着，女人们撕扯着头发，指甲陷进了脸上的肉里；她们袒露胸膛，抬头仰望天空，像狗一样嚎叫着。被巨大的喧嚣突然从睡梦中拖出来的那些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挥舞着手臂，叫喊着。到处是哭声、咒骂声，以及向圣母和圣杰纳罗祈祷的声音。所有人都在哭泣，因为在那不勒斯，哀悼是公共性的，它不属于一个人，也不属于少数或者多数人，而是属于所有人。每个人的痛苦都是整座城市的痛苦，每个人的饥饿都是所有人的饥饿。在那不勒斯，既不存在个人的痛苦，也没有个人的灾难：所有人都为他人而痛苦和哭泣，任何的焦虑、饥饿、愤怒、杀戮，都被这个善良、不幸、慷慨的民族看作是一笔共同的财富、一笔共同的饱含泪水的财产。有一天，吉米对我说过：“泪水是那不勒斯人的口香糖 。”然而，吉米不知道，假如泪水不仅仅是那不勒斯人的口香糖，也是美国人的口香糖，那么，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真正伟大和幸福的国家，一个伟大的人们的国家。

当葬礼的队伍终于来到朝圣者医院时，死伤者被胡乱卸在院子里——那里已经挤满了流泪的人群（他们是城里其他街区的死伤者的亲友）——然后又被人们用臂膀抬到医院的病房里。

已经是黎明时分。在面孔的皮肤上，在墙壁的灰泥上，在到处被早晨酸涩的风撕开的灰色天空中，生出了一层薄薄的绿苔。天空中那些被撕开的地方，露出了某种玫瑰红，就像伤口深处的新肉。人群等候在院子里，高声祈祷，而这种祈祷不时会被痛哭打断。

将近上午十点的时候，爆发了一阵喧哗。由于长时间等待的疲惫，也因为焦急地想知道自己亲人的消息，知道他们到底是已经死了，还是仍旧有希望被救活，也怀疑被医生或者护士欺骗，人群开始大声叫喊、祈祷，用石头砸窗玻璃。他们来势汹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甚至砸破了大门。沉重的大门刚刚倒下，那阵巨大而又猛烈的喧闹声便戛然而止。在寂静中，人群如同一群恶狼，气喘吁吁，咬紧牙关，低着头，在那座因为年代久远而变得发臭和肮脏的古老建筑的过道里跑着，挨个门寻找。他们占领了医院。

可是，当人群来到一个庭院的门口——从那里开始，一圈黑暗的走廊向远处延伸——沉默却被一阵可怕的喊叫声打破。随后，恐惧使他们愣愣地僵在了那里。不计其数的尸体被丢弃在地上，在垃圾堆、血迹斑斑的衣物、腐烂的稻草上面。他们面目全非，有的脑袋硕大，因为窒息而膨胀，呈现出深蓝色、绿色、深紫色；有的面孔被压扁，四肢骨折或者因为剧烈的爆炸而完全断掉。在庭院的一个角落里，耸立着一个用人头堆成的金字塔，头上的眼睛和嘴巴都张得大大的。此时，人群高声地喊叫，愤怒地哭泣，猛烈地呻吟，扑倒在死者的身体上，用可怕的声音呼唤着他们的名字，为了争夺那些没有头颅的躯干、那些破碎的四肢、那些从躯干上分离的脑袋，以及幻想借助怜悯和亲情能够辨认出来的身体残骸，人群扭打在了一起。

当然，人类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残暴，如此令人怜悯的争斗。每一块尸体的碎片都被十个或者二十个痛苦而疯狂的人争抢，因为他们害怕眼看着自己家人的尸体被另外一个人，被一个对手偷走。轰炸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最终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疯狂，以及疯狂的怜悯中完成了。每具尸体都成为十个、二十个疯子的猎物，被上百双贪婪的手撕碎、弄断、扯破，成为碎片。在一群群吼叫的人的追赶下，他们把用残暴的怜悯从他人手中抢来的可怜的肢体残骸紧紧抱在胸前，逃离那里。各色人等混杂而成的愤怒的人群，从朝圣者医院的庭院和走廊四散到大街和小巷里，直至消失在陋室的深处。在那里，怜悯与亲情都化作残破的尸体旁的泪水和葬礼。

葬礼早已经在福尔切拉灰暗的迷宫似的小巷里结束了，亲属们的呜咽也已经随着凄凉的灵车消失在远处。黑人士兵沿着墙壁悄悄溜过，或者停留在矮屋的门口，比较着一个姑娘、一包香烟、一罐牛肉罐头的价钱究竟孰多孰少。在黑暗中，到处传来窃窃私语、沙哑的说话声、叹息声，以及谨慎的脚步声。银色的月光照亮了屋顶边缘和阳台的栏杆，不过，如此的高度尚不足以照亮小巷深处。吉米和我沉默地在漆黑而又肮脏的阴影中走着，直至来到一扇虚掩着的门前。我们推开门，站在门口。

陋室中，放在屉柜大理石台面上的一盏乙炔灯发出耀眼的光芒，把室内照得雪亮。两个身上穿着闪闪发亮、色彩华丽的丝质衣服的姑娘，站在房间中间的一张桌子前。桌子上堆着一些“假发”。乍一看，这些“假发”有各种样式和尺寸。那是一绺绺精心梳理过的、长长的金黄色头发，不知道是布料还是真丝，或者果真是由女人的头发制成的，都缝在一个红色缎子做的一个巨大扣眼儿上。这些“假发”有金黄色的，有淡黄色的，有赭色的，有的颜色则像火一样，被称为提香红；有短而鬈曲的，有波浪形的，有的则像小女孩的头发一样弯曲。两个姑娘用尖利的声音热烈地讨论着，一边还抚摸着那些奇怪的“假发”，把它们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上，开玩笑似的用它们拍打着自己的脸，好像手里攥着的是蝇拂或者马尾巴。

那两个姑娘身材丰满，黝黑的面孔隐藏在厚厚的口红和极白的脂粉下，如同石膏面具一样的面孔因此与脖子截然分开。她们的头发鬈曲而光亮，呈暗黄色，显然是用双氧水漂染过的。不过，在虚假的金黄色下面，隐约能看到黑色的发根。她们的眉毛，以及被白色脂粉掩盖的脸上散落的汗毛也是黑色的。从嘴唇的上面沿着颌骨直到耳根的汗毛更加浓密，颜色也更黑，却在耳朵边上突然变成了麻絮的颜色，与头发虚假的金黄融为一体。她们的眼睛乌黑灵活，嘴唇原本是珊瑚色的，然而，口红掩盖了血色的自然光泽，很显老。姑娘们谈笑着，在我们出现的时候回过身来，也降低了声调，好像是在害羞。她们立刻放下了手里的“假发”，摆出漠不关心的姿态，用手掌抻平衣褶，或者庄重地整理头发。

一个男人站在桌子后面。一看见我们进来，他就身体前倾，先是把两只手放在桌子上，随后又把身体的全部重量都压在上面，几乎要为他的商品充当挡箭牌。“晚上好，”他说道。与此同时，他用眉毛向一个头发凌乱的胖女人示意，那个女人坐在粗糙的炉子前面的椅子上，炉子上的咖啡壶正在咕嘟作响。女人缓慢而又急切地站起来，迅速地把那堆“假发”收在裙摆里，又敏捷地走过去把它们放进了屉柜。

“你想要我帮忙吗？ ”男人转身问吉米。

“不， ”吉米说，“我想拿一个那种奇怪的东西。 ”

“那是女人用的， ”男人说，“是女人用的，只给女人用。不是给绅士用的。 ”

“不是给谁用的？ ”吉米问。

“不是给你用的。你是美国军官。不是给美国军官用的。 ”

“把那些东西拿出来， ”吉米说。

男人凝视了他片刻，用手抹了一下嘴。那是一个矮小而又瘦弱的男人，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灰色的脸上长着一双乌黑而又坚定的眼睛。他缓缓地说：“我是一个诚实的男人。 你想要我怎么样？”

“我要那些奇怪的东西， ”吉米说。

“这些臭坏蛋，”男人不动声色地说，几乎是在自言自语，“这些臭坏蛋！”然后微笑着又说：“好吧。我拿给你看。我喜欢美国人。 都是臭坏蛋。我拿给你看。 ”

在此之前，我一言未发。此时，我用意大利语问他：“你妹妹怎么样？”

男人注视着我，认出了我的军装，笑了。他好像很满意，而且感到安全。“她很好，感谢上帝，上尉先生，”他带着默契的表情笑着回答，“您不是美国人，您是和我一样的人，您能理解我。可是这些臭坏蛋不能！”他向女人点头示意。女人站在那里，后背靠在屉柜上，摆出一副防御的架势。

女人打开屉柜，拿出那些“假发”，走过来小心地把它们摆在桌子上。她的手胖乎乎的，一直到手腕为止都染成了藏红花一样鲜艳的橘黄色。

吉米拿起那些奇怪的东西 中的一个，认真观察着。

“这不是假发，”吉米说。

“不，不是假发，”男人说。

“是干什么用的？”吉米问。

“是为你们那些黑人准备的，”男人说，“你们那些黑人喜欢金发女郎，可那不勒斯女人头发是棕色的。”他把上面四根长长的真丝带子指给我们看——它们都缝在红色缎子扣眼的一头儿——然后转过身对其中的一个姑娘说：“示范一下，给这个臭坏蛋看看。”

姑娘笑着，一边用虚伪的贞洁手势护着自己，一边拿起男人递给她的“假发”，把它放在肚子上。她笑了，她的同伴也在笑。

吉米用那四根带子把“假发”拎起来，也放在肚子上。

“我不明白这个东西能干什么用，”吉米说。两个姑娘捂着嘴笑了起来。

“给他看看怎么用，”男人对姑娘说。

姑娘走过去坐在床沿上，撩起裙子，张开双腿，把“假发”放在阴部。那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活脱是一顶假发。金黄的毛遮住了整个肚子，而且垂下来，盖住了半截大腿。

另外一个姑娘笑着说：“是给黑人用的，是给美国黑人用的。 ”

“干什么用？ ”吉米睁大了眼睛问。

“黑人喜欢金发， ”男人说，“十美元一个。不贵。买一个吧。 ”

吉米把拳头伸进那个红色缎子做成的大扣孔，一边让“假发”在手腕四周转动起来，一边笑得涨红了脸，整个人都弯下腰去，而且不时地闭上眼睛，仿佛那种兴奋的大笑使他恶心。

“停，吉米， ”我说。

伸进假发扣眼儿中的那只拳头并不是什么好笑的东西，它令人伤心，而且害怕。

“女人也输掉了战争，”男人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说，慢慢地抹了一下嘴。

“不 ，”吉米一边说一边注视着他，“只有男人输掉了战争。只有男人。”

“女人也是， ”男人眯缝起眼睛说。

“不，只有男人，”吉米用生硬的口气说。

突然，姑娘从床上跳下来，带着伤心而邪恶的表情注视着吉米的脸，大叫道：“意大利万岁！美国万岁！”然后就爆发出一阵痉挛似的笑声，连嘴也丑陋地扭曲了。

我对吉米说：“咱们走吧，吉米。 ”

“好吧， ”吉米说。他把“假发”塞进口袋里，将一张一千里拉的钞票丢在桌子上，碰了一下我的胳膊肘，说：“咱们走吧 。”

在小巷的尽头，我们碰到了一队巡逻的宪兵，他们身上带着漆成白色的警棍。他们沉默地走着，肯定是去福尔切拉的中心，到黑市窝点里去搜查。“妈妈和爸爸！妈妈和爸爸！”从一个阳台到另一个阳台，从一扇窗户到另一扇窗户，放哨的人发出的警报声从我们的头上飞过。从一条小巷到另一条小巷，喊声在通知那支黑市大军，宪兵正在靠近。听到叫喊声，陋室深处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踏步声、门的开关声、窗户的吱嘎声。

“妈妈和爸爸！妈妈和爸爸！”

那叫声快乐而轻巧地在银色的月光下飞过，妈妈和爸爸 的叫声在寂静中沿着墙壁溜过，白色的警棍在手中左右摇晃。

在作为美国半岛基地部军官食堂的公园旅馆门口，我对吉米说：“意大利万岁！美国万岁！”

“闭嘴！ ”吉米说，然后愤怒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

一见我走进食堂大厅，杰克·汉密尔顿上校就向我招手，示意我坐到他所在的那张高级军官 的大桌子上去。布兰德上校从盘子上抬起头来，也跟我打了招呼，并且和蔼地冲我笑。他有着一张漂亮的玫瑰色脸庞，满头银发，眼睛是天蓝色的，脸上挂着腼腆的笑。他微笑着环顾四周的方式，使他那安详的面孔上现出一副天真而善良、几乎是孩子似的表情。

“今晚的月亮很美，”布兰德上校说。

“真的很美，”我高兴地微笑着说。

布兰德上校认为意大利人喜欢听到一个外国人说“今晚的月亮很美”，因为他想象意大利人喜欢月亮，就好像它是意大利的一部分。他并非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也不十分有修养，却有着非常善良的灵魂。我感谢他用那种亲切的口气说“今晚的月亮很美”，因为我能感觉到，他要通过这句话向我表明他对遭受不幸、痛苦和侮辱的意大利人民的好感。我想对他说“谢谢”，可是，我担心他不能理解为何我要对他说“谢谢”。我想隔着桌子和他握手，并且对他说：“是的，意大利人真正的祖国是月亮。如今，它是我们唯一的祖国。”但是，我担心坐在桌边的其他美国军官，所有人，除了杰克之外，他们不会明白我这些话的意思。他们是善良、诚实、简单、纯洁的小伙子，唯有美国人才能够做到如此。不过，他们确信我也像所有的欧洲人那样，习惯赋予每个词一个潜在的含义。我担心他们会在我的话里寻找与它们的含义不同的意思。

“真的很美，”我重复道。

“在如此的月亮照耀下，您在卡普里岛的家应该非常迷人吧，”布兰德上校微微有些脸红地说，所有其他军官微笑而又友好地注视着我。他们都认识我在卡普里岛的家。每次从令人伤感的卡西诺山上下来，我都邀请他们到我家去，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些法国、英国、波兰战友：纪尧姆将军、安德烈·利希特维茨少校、皮埃尔·利奥泰中尉、马尔凯蒂少校、吉布森上校、普林奇佩·卢博米尔斯基中尉、将军军营的助手安德斯，还有米哈伊洛夫斯基上校，他曾经是毕苏斯基元帅的副官，如今是美国军队的军官。我们会在耸立于礁石上的别墅里待上两三天，钓鱼，围坐在大厅里的炉火旁喝酒，或者平躺在露台上仰望蔚蓝的天空。

“今天你去哪儿了？我整个下午都在找你，”杰克小声问我。

“我和吉米出去转转。”

“你有点不对头。你怎么啦？”杰克盯着我说。

“没什么，杰克。”

碟子里热气腾腾的还是平日的西红柿汤，平日的肉罐头，平日的煮玉米。杯子里盛得满满的还是平日的咖啡，平日的茶，平日的菠萝汁。我感到喉咙里有一个结，所以不去碰那些食物。

“那个可怜的国王，”来自佐治亚州萨凡纳市的莫里斯少校说，“他肯定没有想到会受到如此的招待。那不勒斯始终是一个对君主非常效忠的城市。”

“今天，他们向国王吹口哨的时候，你在托莱多大街吗？”杰克问我。

“哪个国王？”我问。

“意大利国王，”杰克说。

“啊，意大利国王。”

“今天，他们冲着他吹口哨，就在托莱多大街，”杰克说。

“谁向他吹口哨？美国人？假如是美国人，那么他们不该如此。”

“向他吹口哨的是那不勒斯人，”杰克说。

“他们做得对，”我说，“他还能指望什么？鲜花如雨吗？”

“如今，一个国王还能指望从他的人民那里得到什么呢？”杰克说，“昨天是鲜花，今天是口哨，明天，还是鲜花。我在想，意大利人民是否知道鲜花和口哨之间的差别。”

“我很高兴，”我说，“是意大利人向他吹口哨。美国人没有权利向意大利国王吹口哨。他们没有权利在那不勒斯王宫里给一个坐在意大利国王宝座上的黑人士兵拍照，并且把照片登在他们的报纸上。”

“我不能说你的话没有道理，”杰克说。

“美国人没有权利在王宫大厅的角落里小便。他们这样做了。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和你在一起。甚至我们意大利人也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有权利向国王吹口哨，也许还可以枪毙他。但是不能在王宫大厅的角落里小便。”

“你呢，你从来没有向意大利国王扔过鲜花吗？”杰克带着亲切的嘲讽说。

“不，杰克，对于国王，我问心无愧。我从来没有向他扔过一朵鲜花。”

“假如你今天在托莱多大街，你会向他吹口哨吗？”

“不，杰克，我不会向他吹口哨。向一个战败的国王吹口哨是耻辱的，即使他是我们自己的国王。在意大利，所有人，不只是国王，我们都输掉了战争。所有人，尤其是昨天向他扔鲜花而今天又向他吹口哨的人。因此，今天，假如我在托莱多大街，我不会向他吹口哨。”

“你说的基本上有理， ”杰克说。

“你们可怜的国王， ”布兰德上校说，“我为他感到非常遗憾。”然后，他和善地笑着对我说：“也为你们。”

“我代替他向你表示非常感谢， ”我回答说。

不过，我的言辞中应该有某种异样，因为杰克用一种奇怪的方式看着我，然后小声对我说：“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今天晚上你不对劲儿。 ”

“不，杰克，我没什么，”我说着笑了起来。

“你为什么笑？”

“偶尔笑一下有好处，”我说。

“我也喜欢偶尔笑一下，”杰克说。

“美国人，”我说，“从来都不哭。”

“什么？美国人从来都不哭？ ”杰克吃惊地说。

“美国人从来不哭， ”我重复道。

“这我倒从来没想过，”杰克说，“你真的认为美国人从来都不哭吗？”

“他们从来都不哭， ”我说。

“谁会永远都不哭？ ”布兰德上校问。

“美国人，”杰克笑着说，“马拉巴特说美国人从来不哭。”

所有人都吃惊地看着我，布兰德上校说：“非常可笑的念头。 ”

“马拉巴特总有一些有趣的想法，”杰克说，好像是在为我辩解，所有人都笑了。

“这不是一个有趣的想法，”我说，“而是一个非常伤心的想法。美国人从来不哭。”

“坚强的人从来不哭，”莫里斯少校说。

“美国人是坚强的人，”我说，然后笑了起来。

“你去过美国吗？ ”布兰德上校问我。

“不，从来没有，我从来都没有去过美国，”我说。

“所以你才以为美国人从来都不哭，”布兰德上校说。

“天哪！ ”来自密歇根卡拉马祖的托马斯少校感叹道，“天哪！ 在美国哭泣是时尚。眼泪是时髦的。 著名的美国式乐观主义少了眼泪就可笑了。”

“没有眼泪，”来自马萨诸塞楠塔基特的艾略特上校说，“美国式的乐观主义不会变得可笑，而是可怕。”

“我觉得有眼泪也很可怕，”布兰德上校说，“自从来到了欧洲，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原以为在美国禁止哭泣，”我说。

“不，在美国并非禁止哭泣，”莫里斯少校说。

“即使是在星期天也不会禁止，”杰克笑着说。

“假如在美国禁止哭泣，”我说，“那么它就会是一个美好的国家。”

“不，在美国不禁止哭泣，”莫里斯少校又说了一遍，同时表情严肃地注视着我，“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是一个美好的国家。”

“喝一杯，马拉巴特， ”布兰德少校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质小酒壶，在我的杯子里倒了一点威士忌。然后，又在别人和自己的杯子里也倒了威士忌。接着，他面对着我，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说：“别担心，马拉巴特 。你是在朋友们中间。我们喜欢你。你是一个善良的家伙。一个非常好的人。 ”他举起杯子，亲切地眨了眨眼，然后说出了美国人的祝酒词：“Mud in your eye，”字面意思是你眼睛里有泥。 (1)

“Mud in your eye，”所有人都举起杯子说。

“Mud in your eye，”我说，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睛。

我们喝着酒，微笑着彼此注视。

“你们那不勒斯人是一些奇怪的人，”艾略特上校说。

“我不是那不勒斯人，为此我感到遗憾，”我说，“那不勒斯人是一群很好的人。”

“是一些非常奇怪的人，”艾略特上校又重复了一遍。

“在欧洲，所有人，”我说，“我们或多或少都是那不勒斯人。”

“你们自找麻烦，然后哭泣，”艾略特上校说。

“要坚强，”布兰德上校说，“上帝帮助…… ”他肯定是想说上帝帮助坚强的人，但是停住了，转过脸冲着放在房间一角的收音机，“你们听，”他说。

半岛基地部无线电台正在播放一支类似肖邦作品的曲子。不过那不是肖邦。

“我喜欢肖邦， ”布兰德上校说。

“您肯定是肖邦吗？”我问。

“当然是肖邦！ ”布兰德上校大声叫道，声调中带着深深的诧异。

“您认为那是谁？”艾略特上校的声音中略带着不耐烦，“肖邦就是肖邦。”

“我希望不是肖邦，”我说。

“正相反，我希望是肖邦，”艾略特上校说，“假如不是肖邦就太奇怪了。”

“肖邦在美国很流行，”托马斯少校说，“他的一些布鲁斯 棒极了。”

“听，听， ”布兰德上校大声叫道，“这当然是肖邦！ ”

“是的，是肖邦， ”其他人说道，并且用责备的表情注视着我。杰克笑了，半闭着眼睛。

那是一支类似肖邦作品的曲子，不过并非肖邦所作。这支钢琴协奏曲就像出自一位并非肖邦的肖邦之手，或者是一位并非出生在波兰，而是出生在芝加哥、克利夫兰、俄亥俄的肖邦，就好像是肖邦的表兄，或者是他的一个叔叔创作的，不过不是肖邦的作品。

音乐停止了，半岛基地部电台的播音员说：“您刚刚收听的是阿丁赛尔的《华沙协奏曲》，由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奏，指挥阿尔弗雷德·瓦伦斯坦。”

“我喜欢阿丁赛尔的《华沙协奏曲》，”布兰德上校高兴而且骄傲地涨红了脸，“阿丁赛尔是我们的肖邦。他是我们美国的肖邦。 ”

“或许您也不喜欢阿丁赛尔？”艾略特少校问我，声音里带着些许轻蔑。

“阿丁赛尔是阿丁赛尔，”我回答说。

“阿丁赛尔是我们的肖邦，”布兰德上校带着孩子般胜利的腔调重复道。

我沉默了，望着杰克。随后，我谦卑地说：“请你们原谅。”

“别放在心上，别放在心上，马拉巴特， ”布兰德上校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喝一杯。 ”不过，他的银质小酒壶已经空了。因此，他笑着建议到某个酒吧去喝点什么。说着他便走了出去，我们所有人都跟着他进了酒吧。

吉米坐在靠近窗户的一张桌子边，和一群年轻的空军军官在一起，正在把什么金黄色的东西拿给他的朋友们看。我立刻认出来了，一绺金毛。吉米红着脸，大声地笑着，空军军官们也都涨红着脸，边笑边用手拍着彼此的肩膀。

“那是什么东西？”莫里斯少校靠近吉米的桌子问，好奇地观察着那顶“假发”。

“那是一个人造的东西， ”吉米笑着说，“是为黑人准备的东西。 ”

“是干什么用的？ ”布兰德上校弯腰趴在吉米的肩膀上叫道，观察着那个东西。

“给黑人用的， ”吉米说，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

“给黑人用的？ ”布兰德上校问。

“是的，”我说，“给美国黑人用， ”我从吉米的手上扯过“假发”，把手指插进红色缎子的扣眼儿，淫秽地转动着它们。“瞧， ”我说，“那是一个女人，一个意大利女人，一个为黑人服务的女孩。 ”

“噢，太丢脸了！ ”布兰德上校大叫道，厌恶地瞪着眼。他羞愧得涨红了脸，感觉遭到了玷污。

“看看我们的妇女都沦落到什么地步了，”我说，泪水滑下了我的面颊，“一个女人，一个意大利女人就沦落成了这个样子：为黑人士兵准备的一绺金毛。你们看，整个意大利只不过是一绺金毛。”

“对不起， ”布兰德上校说，所有人都沉默地注视着我。

“不是我们的错，”托马斯少校说。

“不是你们的错，我知道，”我说，“不是你们的错。整个欧洲只不过是一绺金毛。是为你们这些胜利者准备的金毛王冠。”

“不用担心，马拉巴特， ”布兰德上校用亲切的口气说，同时递给我一个杯子，“喝一杯。 ”

“喝一杯， ”莫里斯少校说，同时用手拍着我的肩膀。

“干杯， ”布兰德上校举起酒杯。他的眼睛因为泪水而湿润了，微笑注视着我。

“干杯，马拉巴特， ”其他人也举起杯子说。

我默默地哭泣着，手里紧紧地攥着那个可怕的东西。

“干杯 ，”我哭着说。

(1) 　此句在祝酒时的意思是“干杯”或者“祝你健康”。

第四章　肉玫瑰

那不勒斯解放的消息刚刚传开，仿佛是受到一种神秘声音的召唤，在弗吉尼亚新皮革和烟草香甜的气味，还有美国军队身上的那种金发女郎般的气味的指引下，不仅仅从罗马和意大利，而是从整个欧洲，一群群无精打采的同性恋步行穿越了德军在白雪皑皑的阿布鲁佐山区的防线，穿过雷区，不畏巡逻伞兵 的射击，赶到那不勒斯来迎接解放者的队伍。

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同性恋国际组织，在被英俊的盟军士兵解放的欧洲一角重新集合。解放还不到一个月，那不勒斯，古老的两西西里王国高贵而显赫的首都，已经成为欧洲同性恋的首都，成为这种被禁止的恶习最重要的世界性“十字路口”。从巴黎、伦敦、纽约、开罗、里约热内卢、威尼斯和罗马，世界上所有的同性恋者都赶到这座巨大的索多玛。借助英国和美国的军舰在那不勒斯登陆，又或者穿越阿布鲁佐山脉，从所有仍然掌握在德国人手中的国家成群结队赶来的同性恋，通过气味、口音和目光就能够彼此辨认。他们先是发出一声喜悦的呼唤，然后就扑进彼此的怀抱，就好像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维吉尔和索尔戴洛一样。他们那柔软而略显沙哑的女性化的声音，在那不勒斯的街道上响了起来：“噢， 亲爱的，噢，甜心，噢，宝贝儿！” 卡西诺的战役还在激烈地进行，一队队伤员躺在担架上被从前线送下来，向阿皮亚大道走去，几个营的黑人挖土工日日夜夜地在战争公墓中挖掘墓穴。而在那不勒斯的大街上，一群群和颜悦色的纳西索斯在散步。他们走起路来晃晃悠悠，一边还贪婪地瞄着相貌英俊、肩宽膀阔、面色红润的美国和英国士兵。士兵们迈着田径运动员一样轻松的脚步走在人群中，仿佛刚刚做过按摩似的。

越过德国人的防线赶到那不勒斯来的是欧式文雅之花，是忌之爱的贵族，是装腔作势的性欲的“上流社会” 。他们以无与伦比的尊严，见证了最为杰出和优雅的东西都在欧洲文明悲惨的衰落中死亡。他们是居住在一座被置于自然之外，而非历史之外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天神。

事实上，这些同性恋者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那些光彩照人的纳西索斯的后世子孙。他们天使般的面容、雪白的胳膊、修长的大腿，在罗塞蒂和伯恩·琼斯的新拉斐尔前派与罗斯金和沃尔特·佩特的新美学理论，以及简·奥斯汀的道德和奥斯卡·王尔德的道德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他们多数是一九二〇年充斥塞纳河左岸的那些高贵的美国庶民 丢在巴黎人行道上的奇特后裔。他们因为酒精和毒品而失去光泽的面孔，就如同在拜占庭镶嵌画中，在海明威最初几部小说的人物长廊，以及《变迁》杂志中的一张张面孔。他们的花样年华不再是《可怜的离侣雁》中那些情人的百合花，而是格特鲁德·斯泰因 (1) 诗歌中的玫瑰：“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

他们的语言，那种以极其温柔的方式和优美的语调娓娓道来的语言，不再是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九年间业已衰落的牛津英语；也不是沃尔特·德·拉·梅尔和鲁伯特·布鲁克诗句中使用的如同古老音乐一样的特殊方言，也就是代表爱德华时代英国最后的人文传统的那种英语。他们说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十四行诗 里的英语，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某些人物使用的语言。在《仲夏夜之梦》开篇忒修斯抱怨垂老的月亮迟迟不肯坠落，并且祈求新月的升起的语言：“哦，伊吾之见，这老月亮的阴晴圆缺多么缓慢！” 或者是希波吕忒的语言，在婚礼的幸福到来之前的四个夜晚，他沉浸在梦想的河流中：“四夜很快就会虚度 。”抑或是《第十二夜》中奥西诺的语言，当他猜测出薇奥拉身上男性服装下面女性的温柔。就是那种崇高、漫不经心、纯洁的语言，它比风还要轻盈，比春天草地上的风还要芬芳。是那种迷茫的语言，是莎士比亚喜剧中幸福的情人们惯用的有韵脚的说话方式，《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嫉妒那些曼妙的情人能够如天鹅般和谐地死去：“一种天鹅般的死亡，在音乐中缓缓死去。”

或者是从勒内的嘴唇飞向让·季洛杜唇间的那种长了翅膀的语言，是普鲁斯特以斯特拉文斯基的方式在使用波德莱尔的语言，其中充满了亲切和恶意的腔调，令人联想到普鲁斯特作品中某些“居室内部”和病态的风景中氤氲的温和气氛，被现代同性恋疲惫感充斥的凋敝秋天。他们讲着跑调儿的法语，不过不像唱歌时那种跑调，而是像在梦呓：他们把重音放在一个词和另一个词中间，放在一个音符和另一个音符中间，就像普鲁斯特、季洛杜、瓦莱里所做的那样。在他们尖利而又柔软的音调中，可以感觉到某种贪婪的嫉妒，如同在品尝枯萎的玫瑰和熟透的水果中腐烂的味道。不过，有的时候，他们说话的腔调中包含着某种坚硬和类似于骄傲的东西，假如同性恋——性倒错——那种特殊的骄傲，正是对屈辱的颠倒。他们骄傲地向自己天生的女人气中包含着的那种备受侮辱和压迫的脆弱挑战。他们具备女人的残忍，是塔索作品中女主人公们那种极度残酷的忠诚，是女人暗暗为人类性格注入的悲怆和多愁善感、温柔和虚伪。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在性格中充当反抗神圣法则的叛逆英雄，而是奢望能够做出更大的事业，希望成为由英雄乔装改扮的英雄。他们就如同伪装成女人的 亚马逊女战士。

这些同性恋者身上的衣服因为恶劣的天气而褪了色，有的还在阿布鲁佐山脉的树林里艰苦跋涉时被撕破，这与他们追求的漫不经心的优雅形成了完美的统一：他们习惯于穿没有腰带的裤子、没有鞋带的鞋、没有袜带的袜子；他们鄙视穿戴领带、帽子、手套；他们穿着没有系扣子的上衣出门，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肩膀摇摇晃晃，走起路来轻松自如。这种轻松好像并非因为摆脱了穿着上的种种规矩，而是卸去了道德上的束缚。

在那个时期的整个欧洲，尤其是仍然处于德国人控制之下的国家，弥漫着一些自由的思想。然而，这些思想好像并没有对他们形成激励，反倒令他们遭到侮辱。他们的恶习放射出的光芒因为这些思想而变得黯淡。在普遍而公开的堕落衬托下，这些纳西索斯反倒显得是一些未必道德、不过至少有羞耻心的年轻人。相对于公众的那种厚颜无耻的下流，他们那种特别的优雅表现得如同一种高贵的贞洁。

那些外表像是工人的年轻人，那些头发漆黑拳曲、嘴唇红润、眼睛深邃闪亮、直到战前的那段时间都还不敢公然陪在贵族纳西索斯身边的无产阶级美少年，他们的出现，在同性恋女性化而又贞洁的举止上，在他们的柔情中，尤其是在他们关于自由、和平、人类和民族之间兄弟般情谊的卑微混乱的念头中，投下了一道不洁的阴影。同性恋者中间出现的这些年轻工人，第一次表明这种恶习波及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这种混杂性，作为恶习本身最为秘密的因素，通常是被隐藏起来的。这同时也表明了这种恶习的根源深深地扎根在最底层的人中，甚至在无产阶级的土壤 中。此前上流社会同性恋与无产阶级同性恋之间谨慎的接触，被恬不知耻地公开了出来。这种袒露本身就是对于公序良俗的挑战。而从前，面对那些门外汉，尤其是那些社会阶层卑微的门外汉，上流社会同性恋们对于这些习俗、成见、规则、道德法则表示出的通常是一种虚伪的尊重。

从与堕落的无产阶级秘密、神秘的公开接触中，诞生了一种不仅仅关乎风俗，而且尤其关乎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乎知识分子态度的社会性的污染。同样是这些贵族纳西索斯，在此之前他们都自诩为唯美主义的颓废派，是那些业已疲惫不堪、也已经厌倦了欢愉和感官的文明的最后代表，而且曾经向诺瓦利斯、洛特雷阿蒙伯爵、奥斯卡·王尔德、迪亚吉列夫、赖内·马利亚·里尔克、邓南遮、纪德、科克托、马塞尔·普鲁斯特、雅克·马利坦、斯特拉文斯基，甚至巴雷斯讨教他们这种颓废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缘由。如今，他们却摇身扮作马克思主义的唯美主义者：他们就像此前鼓吹最颓废的自恋主义一样宣扬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肖斯塔科维奇 (2) 那里寻找他们新的唯美主义的根源；他们以蔑视的口吻谈论惯常的资产阶级性观念，仿佛它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种劣等形式。他们幻想已经从共产主义中找到了与无产阶级美少年之间的契合点，一种秘密的默契，一份除了性以外还具有道德、社会性质的协议。就像马蒂兰·雷尼耶对他们的称呼一样，他们是从“天性的敌人” ，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敌人” 。谁又能够预料到，那场战争的后果之一会是马克思主义同性恋。

这些无产阶级美少年中的大部分，用盟军的军装取代了他们的工作服。在各种军装中，鉴于他们特殊的身材，他们最偏爱的是大腿狭窄、腰身则更加狭窄的美国军装。不过，仍有很多人依旧穿着工作服，而且喜欢炫耀沾满机油的双手。然而，他们却是其中最为堕落和傲慢的那群人。因为在对于工作服——它们沦落到充当制服和面具的角色——的忠诚中，无疑有一部分是恶意的虚伪，或者精致的堕落。对于那些摆出共产主义者姿态，把真丝衬衣的衣领敞开着，翻到斜纹软呢上衣的衣领外面，踏着野猪皮制成的弗兰切斯基尼或者爱马仕皮鞋，用带有以布拉诺岛针脚绣的名字首字母的硕大真丝手绢擦拭涂了口红的嘴唇的那些贵族纳西索斯，无产阶级美少年的心中怀有的情感，不仅仅是一种忧伤而傲慢的蔑视，还包含着女性化的嫉妒和暧昧而邪恶的仇恨。那种促使年轻无产者仇恨和蔑视财富、优雅，以及他人特权的强烈情感，在他们的身上已经荡然无存。那种社会性的胆怯情感，已经被一种女性的嫉妒和野心所取代。他们同样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样在马克思主义中，从社会的角度为他们的性解放 辩解。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炫耀的主义只不过是来源于同性恋的一种无意识的无产阶级包法利主义 (3) 。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在那不勒斯一家黑暗的印刷厂，借助一个专门负责珍稀书籍的编辑之手，出版了一本关于战争的诗集，其中的作者都是流放到卡西诺的战壕和散兵坑 的英国年轻诗人。从欧洲各个地方穿越德国人的防线汇集到那不勒斯来的同性恋者的妖精部队， 以及散落在盟军队伍中的同性恋们（和所有值得尊敬的军队一样，即使是在盟军队伍里，当然也不乏同性恋），贪婪地扑向那些诗歌，暴露出他们身上尚未泯灭的古老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他们聚集在一起，在那不勒斯为数不多的贵族沙龙里阅读这些诗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朗诵它们。在那些被炸毁和劫掠一空的古旧大厦里，或者是他们用来作为私人俱乐部的基艾亚街巴盖蒂饭店里，这样的沙龙相继开张。不过，这些诗歌并不能帮助他们在尚存的自恋主义和新生的马克思唯美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那是一种冰冷的、玻璃般的抒情诗，充满了所有军队——包括年轻的德国士兵在内——特有的，对于战争的那种忧伤的漠不关心。诗句中洁净而又冰冷的忧郁，并没有因为胜利的希望而变得模糊或者温暖，也没有因为起义带来的狂热而受到破坏。在最初的热情褪去之后，贵族纳西索斯和那些年轻的无产阶级美少年抛弃了这些诗歌，转而去阅读“抵抗时期”法国杂志上零星刊登的、被他们称为“我们的歌德”的安德烈·纪德，还有保罗·艾吕雅、安德烈·布勒东、让－保罗·萨特、皮埃尔－让·儒弗的最新作品，这些杂志已经开始从阿尔及利亚流传过来。

在那些作品中，他们徒劳地寻找神秘的征兆，以及向他们打开那个新的耶路撒冷之门的秘密诺言。毫无疑问，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正在欧洲的某个地方形成，而且他们希望把所有那些为了人民的利益，以及与人民合作的年轻人召集到这座城市里来，以便拯救西方文明，从而获得共产主义的胜利。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突然强烈地感到需要以更加密切的方式融入到人民中去；要去寻找新的食物来满足他们对于新鲜事物和“痛苦”永不满足的饥渴，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找到新的理由。这种需求促使他们进行新的探索和获取新的经验，如此，他们才能从厌倦中摆脱出来，因为盟军军队在卡西诺战线前漫长的停滞已经使这种厌倦渗透入他们高贵的灵魂。

在那个时期，圣费迪南多广场的人行道上几乎每天早上都会聚集一群外表可怜的年轻人。他们整天都停留在凡 ·波尔与节日咖啡馆 门前，直到晚上宵禁时分方才散去。

那是一些干瘦、苍白、制服褴褛或者穿着乞丐服的年轻人，其中的大部分是溃散或者受到侮辱的意大利军队的军官和士兵。他们逃离了德国或者盟军集中营里的屠杀和侮辱，来到那不勒斯，希望能找到工作或者加入巴多格利奥元帅的军队，以便与盟军并肩作战。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来自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仍然掌握在德国人手里的省份，因此无法返回家园。这些士兵竭尽所能躲避侮辱与危险。不过，他们遭到军营的拒绝，也找不到工作，除了不屈从于苦难和屈辱以外，已经别无他望。与此同时，他们饥肠辘辘，身上的衣服破烂肮脏，这个脚上蹬着一双德国或者美国鞋，那个身穿一件破烂的资产阶级式样的上衣，或者一件褪色脱线毛衣，还有的穿着迷彩夹克， 也就是英国士兵穿的衬衣。他们在圣费迪南多大街的人行道上来回走着，以此抵御寒冷和饥饿，等待得到某个盟军下士的雇佣，能够在港口工作，或者找到其他什么苦力活儿。

那些年轻人既得不到同样可怜而且食不果腹的路人的同情，也无法得到胜利的盟军士兵的怜悯，后者毫不掩饰他们的尴尬与仇恨，因为这些人不合时宜地证明了他们的胜利是多么可怜。对这些人表现出同情的，是充斥圣卡洛剧院和翁贝托拱廊，还有救济品发放处 周围的妓女。偶尔，这些不幸的女人中会有一个靠近那些饥饿的年轻人，送给他们香烟、饼干，或者几片面包。大部分情况下，那些年轻人会因为骄傲和感觉受到屈辱而礼貌地拒绝她们。

贵族纳西索斯走到那些不幸的人中间，为他们的妖精部队 招募新人，试图腐蚀那些无家可归、食不果腹，因为绝望而呆头呆脑的年轻人。在他们看来，这些年轻人具有某种说不出的才干和优雅：或许是因为野蛮的外表、粗硬的胡须，又或者是由于发烧和失眠而闪闪发亮的眼睛，还有破烂的衣衫，所有这一切都在贵族纳西索斯心中唤起了奇特的欲望和精致的念头。又或者那些不幸的人的焦虑和灾难，正是这些纳西索斯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缺乏的“痛苦”元素？他人的痛苦最好能派上点什么用场。

一天，当我从凡 ·波尔与节日咖啡馆 门前经过，正是在那群不幸的人中间，我好像发现了让－路易。几个月不见，与其说是外表，不如说我是从他温柔沙哑的声音上认出了他。让－路易也认出了我，然后就冲我跑了过来。我问他到那不勒斯干什么，住在哪儿。他回答说是大约一个月之前从罗马逃出来的，以便躲避德国警察的追捕，然后开始用优雅的声音给我讲述他穿越阿布鲁佐山区逃亡时的遭遇和危险。

“德国警察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我突然问。

“啊，你不知道！……”他回答，然后说罗马的生活已经变成了地狱。因为害怕德国人，所有人要么藏了起来，要么逃走了，人们都焦急地等待着盟军的到来。他说在那不勒斯见到了很多老朋友，而且在英国和美国军官以及士兵中交了很多新朋友，是一些“可爱的男孩” 。突然，他开始谈论他的母亲，年老的B.伯爵夫人（让－路易家是米兰最古老和显赫的家族之一），说她逃到了科莫湖的别墅，而且禁止别人当着她的面谈起意大利和欧洲发生的那些非同寻常的事。她在那里接待自己的朋友，好像战争只是上流社会一个简单的谈资。在她的沙龙里，她只允许大家对此报以客气的宽容和谨慎的微笑。“西莫内塔，”他说（西莫内塔是他妹妹），“请我转告您，她对您怀有非常亲切的回忆。”随后，他突然沉默了。

我注视着他的眼睛，让－路易的脸于是红了。

“放过这些可怜的小伙子吧，”我说，“你不会感到羞愧吗？”

让－路易眨了眨眼，装出一派天真的吃惊模样。

“哪些小伙子？”他问。

“你最好放过他们，”我说，“利用别人的饥饿打主意是件可耻的事。”

“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他耸了耸肩膀说。不过，他立刻又说，那些可怜的小伙子在饿肚子，他和他的朋友提出要帮助他们，说他在英国人和美国人中间有很多朋友，希望能为那些可怜的小伙子做点什么。“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他最后说，“就是尝试阻止那些不幸的年轻人变成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

我盯着他，让－路易却眨着眼睛问我：“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你怎么啦？”

“你认识他本人吗？”我说，“那个卡尔·马克思伯爵。”

“谁？”

“卡尔·马克思伯爵。马克思是一个漂亮的姓氏。比你的姓氏还要古老。”

“不要拿我开玩笑，住口，”让－路易说。

“假如马克思不是伯爵，你肯定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让－路易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只有工人或者无赖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不对，”我说，“必须是一个无赖才能成为像你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放过那些小伙子吧，让－路易。他们肚子饿，不过，他们宁愿偷窃也不愿意和你上床。”

让－路易微笑着，面带讽刺地望着我说：“要么和我，要么和别的什么人……”

“既不和你，也不和别人。放过他们吧。他们在挨饿。”

“或者和我，或者和另外一个人，”让－路易说，“你不知道饥饿有多大的力量。”

“你让我厌恶，”我说。

“你为什么厌恶我？”让－路易问，“他们挨饿，我有什么错？你给那些小伙子东西吃吗？我帮助他们，做我能够做到的事。我们彼此帮助。另外，这些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

“饥饿没有任何力量，”我说，“假如你认为可以从别人的饥饿中获取好处，那你就错了。在二十岁的时候，人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的饥饿而痛苦，但是会为他人的饥饿而痛苦。去问问马克思伯爵，是不是一个男人并非仅仅因为饥饿而卖淫。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饥饿不是一件个人的事。”

“你不了解今天的年轻人，”让－路易说，“我很愿意让你近距离地认识他们。他们比你认为的要好得多，也要坏得多。”然后，他对我说和一些朋友约好了在佛梅罗的一栋房子里见面，假如我和他一起去，他会很高兴。他说，我会碰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年轻人，他不确定这些人我会不会喜欢，不过，无论如何，他建议我近距离地认识他们，因为从他们身上，我可以或多或少地了解所有其他的年轻人。无论如何，我没有权利在不了解年轻人的情况下评判他们。“跟我去吧，”他说，“你会看到，不管怎样，我们并不比你们那一代人更坏。不管怎么说，我们完全是你们塑造出来的那个样子。”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位于佛梅罗的一所房子里，这里是让－路易的朋友们——一些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经常聚会的地方。那是一所丑陋的资产阶级家庭居室，屋内的装饰采用的是典型而又糟糕的那不勒斯资产阶级风格。房间的墙壁上悬挂着上个世纪末那不勒斯画派的油画，画上覆盖着一层浓重的油彩和光亮的油漆。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基艾亚山脚下格里费奥公园和卡拉乔洛大街的树木，以及远处隐约可见的大海、蛋堡，还有地平线上犹如天蓝色幽灵的卡普里岛。从这座俗气的资产阶级居室内部望出去，大海上的这幅风景与那些家具、油画、挂在墙壁上的照片、留声机、收音机，以及在房间正中的饭桌上方天花板上摇摇晃晃的仿造穆拉诺水晶灯，形成一种愚蠢的和谐。

镶嵌在窗子里面的同样是一幅资产阶级的风景，是镶嵌在自然中的一个资产阶级房间的内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很多年轻人，他们抽着美国烟，品着小茶杯里的咖啡，坐在扶手椅和铺着红色缎子的小沙发上，谈着马克思、纪德、艾吕雅、萨特，用迷恋和欣赏的目光注视着让－路易。我坐在房间的角落里，观察着镌刻在远处海水与天空背景上的那些面孔、手臂，以及手势。他们都是十八岁到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学生模样。社会阶层的混乱——而不是家庭的贫困——不仅仅反映在他们破破烂烂、油迹斑斑，有的地方匆忙缝补过的衣服上，也表现在对自身的疏忽上：他们没有刮的胡子、肮脏的指甲，还有盖住耳朵而且一直垂到衬衣领子里面的又长又乱的头发。我心里想，曾经在这些属于资产阶级的年轻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间流行，而且至今仍然时髦的漫不经心，到底有多少是出于贫穷，又有多少是为了卖弄风骚。

在那些学生中间，还有一些工人模样的年轻人，以及一个最多不过十六岁，却非常肥胖、皮肤洁白、脸上生着一些雀斑的姑娘。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怀孕了。她坐在留声机旁边的一张小沙发上，胳膊肘撑在膝盖上，两只手捧着宽大的面孔。她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又望望那个，眼睛眨也不眨地注视着人家。除了最后对她的同伴们宣布他们是一群托洛茨基分子，并且仅凭那一个词就毁掉了整个聚会，使人们纷纷散去之外，我不记得自己在那个房间度过的整段时间里，她有没有参加过讨论。

那些年轻人听说过我的名字，自然表现出对我的蔑视，把我看作与他们的想法、情感、语言格格不入的应该鄙视的人。他们交谈着，就好像说着一种我不懂的语言。倘或偶尔与我交谈，他们都说得很慢，仿佛使用的是一种不属于他们的语言，因此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汇。他们彼此使着眼色，好像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名状的秘密默契，而我不仅是一个门外汉，还是一个不幸的人，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他们谈论着艾吕雅、纪德、阿拉贡、儒弗，仿佛这些人都是他们亲密的朋友，与他们早有戚戚。我提醒他们，他们第一次读到那些名字可能是在我办的《前景》杂志上。在战争的三年时间里，我在这本杂志上刊登了法国抗德游击队诗人写的禁诗，而他们现在装作甚至连那本杂志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于是让－路易开始谈论苏联文学和音乐。

让－路易倚桌而立。他面色苍白，脸上闪烁着出身意大利某些大贵族家庭的年轻人特有的那种精致而又胆怯的美丽。这种苍白，他腔调中佯装的温柔，举止中扭捏的优雅，以及他行为中所有女性化的东西：他的声音、他说话时的含糊与模棱两可，以及他的用词本身，都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反差。让－路易的美是司汤达喜欢的那种浪漫而胆怯的美，是《帕尔马修道院》中法布里奇奥的美。他长着安提诺乌斯一样用象牙色大理石雕刻而成的脑袋，如同古希腊雕像中美少年一样修长的躯体、洁白的小手、骄傲而又温柔的眼睛，黑色的瞳仁闪闪发亮，嘴唇红润，带着怯生生的微笑，那微笑被温克尔曼 (4) 认为是对于他那种纯粹而理想的希腊美的极端仇恨与懊悔。我吃惊地想，我们这一代在战争、内战、反抗独裁者和民众的暴政中成长起来的人，我们坚强、勇敢，我们是男性化的一代，不向死亡妥协，尽管经受失败的屈辱和痛苦却不曾被征服，怎么会生出如此腐败、愤世嫉俗、女性化，如此安静而温柔地活在绝望中的一代人？像让－路易这样的年轻人，代表的正是这一代青年人生中的花样年华，而这朵花却在我们时代良知的极限处开放。

让－路易开始谈论苏联艺术。我坐在角落里，面带讽刺地微笑着，听着从他的嘴里说出普罗科菲耶夫 (5) 、西蒙诺夫 (6) 、肖斯塔科维奇、叶塞宁 (7) 、布尔加科夫 (8) 的名字。几个月前，我曾经听见他用同样无精打采的腔调历数普鲁斯特、阿波利奈尔、科克托、瓦莱里等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小伙子说，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围困列宁格勒》的题材，巧妙地重复了德国党卫军的一首战争歌曲的主题：他们用残忍的声音唱出的沙哑的音调，还有踏在俄国神圣土地上的沉重脚步发出的抑扬顿挫的节奏（在那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在镌刻于窗外死气沉沉的天空上如幽灵般苍白而讽刺的维苏威火山的映衬下，用柔软而疲惫的那不勒斯腔调说出来的“俄国神圣的土地”这几个字，显得如此虚伪）。我笑了起来，并且指出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和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的主题是一样的，年轻人们都齐声反对。他们说，我当然一点也不懂肖斯塔科维奇的无产阶级音乐、他“音乐的浪漫主义”，以及他作品中对柴可夫斯基有意识的援引。“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说，“是对于柴可夫斯基的资产阶级音乐的援引。”我的这些话使得年轻人们既痛苦又气愤，所有人都转过身来望着我，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每个人都试图将别人的声音压倒：“资产阶级？肖斯塔科维奇和资产阶级音乐有什么关系？肖斯塔科维奇是无产阶级，是一个纯洁的人。今天，对共产主义抱有某些想法是不能容忍的。那是一种耻辱。”

这时，让－路易跑来给他的朋友们帮腔，并且开始朗诵贾伊梅·品托 (9) 的诗。那是一位年轻诗人，几天前在试图穿越德国人防线回到罗马时遇害。贾伊梅·品托到卡普里岛来找过我，我们长时间地谈论克罗齐，谈论战争、共产主义、年轻的意大利文学，以及克罗齐对现代文学的一些奇怪想法（克罗齐和他的家人一度在卡普里岛躲避战乱，并且在那些日子里发现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随后就总是在谈论他第一次读到的《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我希望，”其中的一个年轻人傲慢地注视着我说，“您不要认为贾伊梅·品托也是一个资产阶级诗人。您没有权利辱骂死人。贾伊梅·品托是一位无产阶级诗人。他是最优秀、最纯洁的一个。”我回答说，贾伊梅·品托在写那些诗的时候还是个法西斯分子，并且是法国停战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年轻人说，“不论是不是法西斯分子，品托都是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只要读一读他的诗就能够明白这一点。”我回答说，品托以及很多像他一样的年轻诗人的诗，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我觉得，”我说，“假如我们尊重关于他的回忆，那么这就是能对他做出的最好的赞美。”

“意大利文学已经腐朽了，”让－路易一边说，一边用他那只又小又白、指甲涂得又红又亮的手捋着头发。其中的一个年轻人说，除去那些共产主义作家以外，所有的意大利作家都虚伪而懦弱。我回答说，那些年轻的共产主义作家，那些年轻的法西斯作家，他们唯一而且真正的价值就是作为时代之子，接受他们的时代和环境赋予他们的责任，也就是和所有人一同腐朽。“这不是真的！”年轻人一边用愤怒和危险的目光注视着我，一边恨恨地说，“共产主义信仰可以使任何腐败得到拯救，还可能是一种救赎。”我回答说，反正去望弥撒也是一样的。“什么？”一个身穿深蓝色机械工制服的年轻工人叫喊道。“去望弥撒也是一样，”我又重复了一遍。

“可以理解，”其中的一个年轻人说，“您属于被战胜的一代。”

“毫无疑问，”我回答，“而且这一点对我很重要。被战胜的一代比战胜者的一代要严肃得多。对于我来说，”我又说，“在一个被战胜和摧毁的欧洲，我一点儿也不因为属于被战胜的一代而感到耻辱。令我感到遗憾的是遭受了五年的牢狱和流放之苦。那些又都是因为什么呢？没有任何原因。”

“你坐的那些年监狱，”年轻人说，“不配得到任何尊重。”

“为什么？”我问。

“因为您那些年的痛苦并非为了高贵的事业。”

我回答说，我忍受牢狱之苦是为了艺术的自由。

“哈，为了艺术的自由，那么说并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自由！”年轻人说。

“这难道不是一回事么？”我说。

“不，不是一回事。”另一个回答。

“事实上，”我回答说，“它们并不是一回事，问题正是出在这儿。”

此时，有两个英国士兵和一个美国二等兵走了进来。两个英国士兵非常年轻，而且腼腆。他们凝视着让－路易，谨慎的目光中包含着欣赏。美国二等兵是一位哈佛大学的学生，原籍墨西哥。他谈起了墨西哥、印第安人、画家迪亚兹 (10) ，以及托洛茨基之死。“托洛茨基是一个叛徒，”让－路易说。我笑了起来。“想想你母亲会怎么说，”我说，“假如她听见你说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坏话，而且还是个死人。想想你母亲！”我笑着。让－路易的脸红了。“我母亲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他说。“你母亲，”我说，“难道不是一个托洛茨基派？”让－路易开始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注视着我。突然，门开了，让－路易发出一声亲切的叫喊，随即张着双臂向出现在门口的一位年轻英国下士扑过去。“噢，弗雷德！”让－路易一边叫喊着，一边拥抱了新来的这个人。

就像风刮起的时候会卷起落叶，然后把它们送到四面八方一样，弗雷德的到来制造的正是这种效果：所有那些年轻人都站了起来。在一种奇异的激动驱使下，他们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不过，一旦听到弗雷德用高兴而又亲切的声音向让－路易问好，他们都恢复了平静，默默地重新坐下来。弗雷德是W.家族的第七位伯爵，也是上议院保守党成员，据说是罗伯特·安东尼·艾登 (11) 的密友。这是一个身材高大、头发金黄、面色红润、稍稍有些谢顶的年轻人。肯定不超过三十岁。他说话的声音缓慢而又庄重，不时还会被女性化的尖利的腔调打断。不过，那腔调随后就熄灭在一种纤细的低语中。或者像奈瓦尔 (12) 形容西尔薇娅时说的那样，那是一种调制出的颤抖 ，那种优雅的牛津腔儿。哎，可惜如今已经过时了。

弗雷德刚刚在门口出现，让－路易的举止就出其不意地改变了，年轻的朋友们的态度也像他一样发生了变化，变得腼腆和焦虑；而且，他们注视着弗雷德的眼光里不仅仅有尊重，还有嫉妒和毫不掩饰的愤怒。弗雷德、让－路易，还有我，我们之间的交谈开始具有了一种上流社会的腔调，这使得我吃惊而又厌倦。弗雷德固执地试图说服我，说我肯定认识他的父亲，说我不可能从来没有见过他。“您认识布莱尔阿索尔公爵吧？”“是的，当然。”“那么您不可能不认识我父亲，他和布莱尔阿索尔公爵是一回事。”很多年前，我曾经受到布莱尔阿索尔公爵的款待，住在他位于苏格兰的城堡里。但是，我不记得那次见过弗雷德的父亲，年老的N.老爷，W.家族的第六位伯爵。我至今仍旧对那次在城堡的拜访记忆犹新，因为在一个关于松鸡的笑话之后，当我们喝茶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我们聚集在城堡前的草地上，不知道受到了什么惊吓，一家子鹿从浓密的树丛中窜了出来，冲到客人中间，掀翻了桌子和椅子，把年老的玛格丽特·S.夫人撞倒在地，一切都被弄得乱七八糟。

“哈哈，可怜的老甜心玛格丽特夫人！”弗雷德一边惊呼一边笑了起来，然后讲起一个我已经不记得的奇闻轶事。在这个故事里，玛格丽特夫人的名字经常会与爱德华·马什一起出现，后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温斯顿·丘吉尔的秘书。因为写过一篇措辞漂亮、亲切的前言，他的名字又与鲁珀特·布鲁克 (13) 的诗集联系在了一起。这本诗集如今已经成为经典作品。

后来，弗雷德转身面对着让－路易，用一种异常温柔的声音与他谈起了伦敦、演员、戏剧里和上流社会中那些隐晦的事件，还提到诺埃尔·科沃德 (14) 、艾弗·诺韦洛 (15) ，还有G.先生、A.先生、W.先生和L.先生，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和那些神秘名字的首字母混在一起。他那双透明的手如同在一块无形的画布上，缓慢而轻柔地在空气中绣出我不认识的那些人物的轮廓，他们游弋在传说般的伦敦轻雾中，那里发生着最为奇特的事件和最为美妙的奇遇。随后，他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好像要重新开始中断的话题。他问我在希腊塔的晚餐是不是定在第二天，还是另外一天。让－路易挑了一下眉毛向他示意，弗雷德于是沉默了，脸微微有点红，吃惊地盯着我看。

“我想是明天，不是吗，让－路易？”我讽刺地笑着说。

“对，是明天，”让－路易慌乱地回答，向我投来愠怒的目光，“可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有一辆汽车，一辆吉普，我们已经有九个人了。很遗憾，没有你的位置。”

“我会坐汉密尔顿上校的车去，”我说，“你总不会要我步行到希腊塔去吧。”

“你要是步行去会更好，”让－路易说，“反正也没有邀请你。”

“假如有另外一辆车，”弗雷德说，脸上显出了厌倦的神情，“大家就都有位置了。加上您我们就有十个人了。让－路易、夏尔勒、我、兹兹、乔治、路路……”他继续扳着手指头，数着罗马、巴黎、伦敦、纽约那些著名同性恋的名字。“当然，”他又说，“假如您觉得，怎么说……自己是一个外人，那就不能怪罪我们了。”

“我会是你们的客人，”我回答，“我怎么会觉得不自在呢？”

我曾经很多次听人说起过“生产” (16) ，却没有参加过这个秘密仪式。那是每年都会在希腊塔秘密举行的一个著名而神圣的庆祝仪式。届时，所有同性恋这一秘密宗教的大祭司都会从欧洲的各个地方汇集到这里。这种古老仪式的庆祝活动由于年代久远，起源早已不可考（亚洲的同性恋祭礼是在耶稣诞生之前不久，通过波斯传到欧洲来的。早在提比略王国时期，“生产”仪式就在罗马的很多秘密神庙里进行，其中最古老的在苏博拉）。它在战争中被迫中断。解放以后，这个仪式将第一次恢复它的荣耀。偶然的际遇给了我机会，我于是顺水推舟。让－路易看上去生气了，我的厚脸皮对他几乎构成一种冒犯。不过，他不敢在我面前把这座禁止入内的神庙的大门关上：比起让我的好奇心失望，他更希望这好奇心得到平息。刚开始，弗雷德还以为我是教内人士，现在却发现我是一个门外汉，但他好像因为自己的错误而觉得有趣，表现得如同一个输得起的人 。事实上，他是在享受让－路易的尴尬，而且带着恶意微笑着，这种恶意完全是他的性别所特有的，也是同性恋精神中最高贵的情感。不过，让－路易的年轻朋友们不懂英语，因此没有理解我们话中的意思，而是用狐疑的，甚至在我看来是恶意的表情望着我们。

“有什么可以喝的吗？”让－路易大声问。他强颜欢笑，试图将朋友们的注意力从那个无聊的争论转移开。美国二等兵随身带了一瓶威士忌，我们所有人都喝了起来。喝光那瓶酒之后，身穿机械工制服的年轻工人转身望着让－路易，脸上带着蛮横的表情说：“掏点钱出来，你不是有吗，酒不够。”让－路易从口袋里拿出钱来，交给了年轻人，让他快一点儿。小伙子出去了，很快又回来了，带着四瓶威士忌，于是，酒瓶开始在人们的手和杯子之间穿梭。年轻人们很快兴奋起来，脸上的腼腆，连同嫉妒与恶意的仇恨表情全都烟消云散。他们微笑着，讨论着，而且彼此间交换着下流的抚摸动作。

让－路易坐在弗雷德旁边的扶手椅上，与他低声交谈，一边还抚摸着他的手。“咱们跳舞吧！”其中一个年轻人大声说。在此之前始终沉默地坐在留声机旁边、眼睛一眨不眨、胳膊肘支撑在膝盖上、双手托着脸的那个姑娘，此时站起身来，往留声机里放了一张唱片，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响起了辛纳屈沙哑而温柔的歌声。弗雷德一跃而起，搂住让－路易的腰，跳起舞来。所有人也学起了他的样子：身穿工作服的年轻工人拉着美国二等兵，其他人也成双成对。他们的举止、微笑、胯骨的扭动，以及彼此拥抱和像一对对女人那样将膝盖插入同伴膝盖中间的方式，是如此的娇柔缠绵。

忽然，发生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尽管在此之前我始终隐约觉得某种类似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坐在留声机旁边的姑娘用满怀仇恨的目光盯着让－路易，她突然跳起来大喊：“胆小鬼！胆小鬼！你们是一群托洛茨基分子和胆小鬼！”她扑向弗雷德，在他脸上扇了一个耳光。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晚上十一点左右，意大利王国驻柏林大使馆的秘书米凯莱·兰扎躺在敞开的窗户旁边一张沙发上，这里是他一个单身同事居住的小套间。

天气闷热，两个朋友熄灭了电灯，打开窗户，坐在黑暗的房间里边抽烟边交谈。安洁拉·兰扎在几天前带着女儿回意大利去了，要在科莫湖的别墅里度过夏天（外国外交官们的家属在七月初的那几天离开了柏林。与其说是为了躲避柏林夏天闷热的天气，不如说是为了逃离日渐猛烈的轰炸）。像大使馆的其他官员一样，米凯莱·兰扎习惯在随便哪个同事家里过夜。总之，他们避免孤单地关在自己家里度过最为漫长的夜晚，而是和一个朋友、一个人类分享轰炸带来的焦虑和危险。

那天晚上，兰扎就是在他同事的家里。两个朋友坐在黑暗中，谈论着发生在汉堡的惨案。意大利王国驻汉堡领事馆的报告叙述了一些可怕的事实。磷制的炸弹点燃了城市的所有街区，造成大批伤亡。讲到这里为止，事情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毕竟德国人同样是血肉之躯。然而，炙热的磷滴到了无数不幸的人身上。他们希望以某种方式熄灭身上正在将自己吞噬的火焰，于是跳进了从各个方向穿过汉堡的一条条运河里，还有河流、港口、池塘的水中，甚至是公园的水池里面，或者在战壕里让人把土盖在自己身上，为了方便行人躲避突然的轰炸，汉堡的广场和大街上四处散布着这样的壕沟。他们扒在河岸和船边上，身体浸在水里，只把嘴露在水面以外，或者把土一直埋到脖子根，等待当局找到某种方法来对付这种阴险的火。磷像黏糊糊的麻风病一样粘在皮肤上，只要与空气接触就会燃烧起来。那些不幸的人刚刚从水下或者土里伸出一只胳膊，那只胳膊就像火把一样燃烧起来。为了免受痛苦，不幸的人们不得不把自己浸泡在水里或者埋在地下，就像但丁《神曲·地狱篇》里被打入地狱的人一样。救援的队伍从一个被打入地狱的人跑向另外一个，送上饮料和食品，用绳子把那些浸泡在水里的人拴在岸边，以免他们因为疲惫而放弃，并因此淹死在水里。同时，他们还在尝试各种药膏，不过毫无益处，因为就在他们在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一个肩膀上涂药膏的时候，伸出水面或者地面的肢体上的火焰会立刻像点燃的小火蛇一样复活，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那种可怕而燃烧的麻风病的侵蚀。

在几天的时间里，汉堡看上去就如同是狄斯，那座地狱之城。在广场上，大街上，运河里，还有易北河中，到处都是从水下或者土里露出来的不计其数的脑袋，仿佛是屠刀砍下的头颅。它们因为恐惧和痛苦变得铁青，转动着眼睛，张着嘴，说着话。这些令人恐惧的脑袋被插在石子铺成的街道上，或者漂浮在水波之上。这些被打入地狱的人的家人日日夜夜都会前来探望。他们苍白而痛苦，说话时压低了声音，好像是为了不打扰那令人心碎的临终时刻。他们中有人带来食物，有人带来饮料和药膏，还有人把枕头垫在亲人的脖子下面，有人则坐在一个被埋在地下的人旁边，用扇子向他的脸上扇风，以便解除白日的暑热；也有的人把伞撑在他们头上遮阳，为他们擦拭湿漉漉的额头，用浸湿的手绢滋润他们的嘴唇，用梳子为他们梳头；还有人出现在一条船上，或者运河和河流的岸边，安慰那些抓着绳子漂浮在水面上的不幸的人。一群群的狗四处跑着，叫着，舔着被埋在土下面的主人的脸，或者跳到水里去救他们。有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中有一些由于不堪忍受或者绝望而高声喊叫，然后试图从水下或者地下出来，结束这种煎熬而又徒劳的等待。然而，一旦接触空气，他们的四肢就燃烧起来，在这些绝望的人和他们的家人之间立刻展开一场残酷的混战：家人们用拳头、石头和棍子打，或者用自己整个身体的重量，努力地把那些可怕的脑袋再弄回水下或者土里去。

最为勇敢和耐心的是孩子。他们既不哭，也不叫，而是用安详的目光来来回回注视着这些可怕的表演，用孩子那种惊人的顺从冲着家人微笑。他们原谅成年人的无能，对不能帮助他们的人怀有怜悯。一旦夜幕降临，四周就会响起一阵窃窃私语，仿佛是青草间刮过的风。不计其数的脑袋注视着天空，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到了第七天，平民得到命令要远离那些被埋入土下或者浸在水里的可怜人所在的地方。家属们被士兵和护士温柔地、轻轻地推着，默默离去。被打入地狱的人们则被孤零零地留在那里。在运河和河流岸边，在空旷的大街和广场上，从水面或者地下露出的那些可怕的脑袋，因为恐惧会发出结巴的说话声、咬牙切齿的声音，以及强忍住的哭泣声。整整一天，那些脑袋彼此聊着，哭泣着，叫喊着，嘴露在地面以上，做着可怕的鬼脸，冲着十字路口充当警卫的党卫队 吐舌头。他们好像是先把松软的沃土吃进去，然后再把石头吐出来。接着，当夜晚降临，一些神秘的影子会在这些不幸的人四周徘徊，静静地弯下身去看他们。一队队熄灭车灯的坦克开到这里，然后停了下来。四处响起锄头和铁锹发出的嘈杂声，冲洗的声音，船桨沉闷的拍水声，立刻被制止的叫喊声、呻吟声，以及手枪清脆的劈啪声。

兰扎和他的朋友坐在那里，谈论着汉堡发生的惨案。兰扎在窗户边颤抖，注视着繁星密布的漆黑的天空。忽然，他的同事站起身来，走过去打开收音机，想听听罗马传来的最新消息。在弦乐的伴奏下，一个女人金属般洪亮的声音孤独地唱着。在铝制的小提琴和大提琴冰冷的低语，以及钢制的琴弦的伴奏下，女人的声音炙热而颤抖。突然，歌声停止了，各种乐器也沉默了。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一个沙哑的声音喊道：“注意！注意！今晚十八时，奉国王陛下的命令，国家元首墨索里尼被逮捕了。国王陛下任命巴多格利奥元帅负责组织新一届政府。”兰扎和他的朋友一跃而起，在漆黑的房间里面对面沉默了一阵。那个声音又唱了起来。兰扎摇摇头，关上窗户，点亮了灯。

两个朋友四目相对，脸色苍白而又焦虑。兰扎跑到电话前，拨通了意大利大使馆。值班的官员什么也不知道。“假如这是一个玩笑，”他说，“那也是个品味极差的玩笑。”兰扎问他，这几天在罗马参加法西斯党大会的阿尔菲耶里大使有没有给大使馆打电话。值班的人回答说，像每天一样，大使在五点的时候打过电话，询问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谢谢，”兰扎说。随后，他给宣传部打电话，舍费尔不在；他又打给施密特部长，可是部长也不在；再打给布劳恩·冯·施图姆部长，还是没人。两个意大利外交官面面相觑。需要知道确切的消息，要快。假如墨索里尼被捕的消息属实，那么德国的反应会是迅速而又残忍的。要躲到某个安全的地方去，以便逃避最初的暴力，因为那将是最危险的。兰扎建议躲进西班牙大使馆，或者瑞士公使馆。不过，假如消息是假的呢？他们会被整个柏林耻笑。最后，两位意大利外交官决定打电话给他们在柏林的一个共同朋友，格尔达·冯·H.，她在外交官和纳粹圈子里都有很多熟人。或许格尔达能够给他们提供建议和帮助，为他们提供几天、几小时的庇护，直到局势变得明朗。

“噢，亲爱的兰扎，”格尔达·冯·H.说，“我正要给您打电话。这会儿我正跟几个非常可爱的朋友在一起。来吧，告诉您的同事不要偷懒，我们会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快来吧，我等着您。”兰扎先前把汽车停在了大门前。两个朋友冲下楼梯，跳进了汽车，全速向格尔达·冯·H.家驶去。他们仓皇而逃，仿佛盖世太保已经紧随其后。格尔达的家住在西区。街道漆黑而荒凉。他们逐渐靠近西区。空气雾蒙蒙的，椴树绿色的树冠飘浮在繁星密布的天空上，远处城市里的千百种喧嚣融化在蓝色的迷雾中，如同一滴颜料滴在一杯水中。尽管如此，透明的雾气中还是回荡着轻柔的声响。

格尔达·冯·H.身穿一件天蓝色长袍，柔软的褶皱一直垂到裸露的脚上，像是一根陶立克柱上的沟槽。金发从太阳穴的位置向上梳了起来，在头顶上挽成一个发髻，就像从海中升起的瑙西卡女神。事实上，在她舒展而缓慢的举止中，在她行走时抬起膝盖和每走一步就要把脑袋向后倾——就好像真的是走在海面一样——的方式上，的确散发出某种海洋的气息。格尔达·冯·H.忠实于一九三〇年德国流行的典型古典美：在波恩的时候，她曾经是科迪厄斯 (17) 的学生，与一些知识分子和崇拜斯泰芬·乔治的美学家小团体有过一段往来。她就好像是在斯泰芬·乔治诗歌中惯用的那种风景中徜徉和呼吸。在那些诗歌中，温克尔曼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和《浮士德》第二部的舞台布景，衬托着荷尔德林和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幽灵式的缪斯。用格尔达那种过时的语言来说，她的家是一座神庙。她躺在一大堆枕头上迎接客人，一群卧在厚厚地毯上的年轻女人围绕在她身边，如同躺在沙上思考的牲畜。 灿烂的微笑在她忧伤的嘴唇上游弋。她的眼睛圆溜溜的，目光热切而又沉重。

格尔达·冯·H.抓住兰扎的手，光着脚轻盈地走进客厅，那里聚集着五个身材如美少年般修长的姑娘，她们面孔清瘦，高高的额头被天蓝色眼睛射出的坚定而安详的光芒照亮。她们朱红色的嘴唇因为淡淡的绿色反光而显得稍稍有些暗淡，金发女郎的嘴唇有时会是这样的。姑娘们小小的耳朵呈玫瑰色，像是珊瑚细小的枝杈。不过，她们的脸上带着某种游弋的东西，就像镜子里反射出的面孔上有某种模糊而且雾蒙蒙的东西一样。在镜子里，那张面孔在水晶冰冷的光辉中显得模糊而又遥远。姑娘们身穿真丝的衣服，从宽大的领口露出被阳光晒成蜜色的浑圆、光滑的肩膀。脚踝有点粗壮，就像德国女孩通常那样，不过大腿的形状非常优美，灵巧而修长，膝盖有点突出和消瘦。她们当中最为大胆的那个，看上去像是寻找猎物的仙女群中的狄安娜，说她们白天在万湖划船，而且直到现在都仍然沉醉在阳光中。她笑着把脑袋向后仰，那个动作使得如同亚马逊女战士一样精瘦的脖子、丰满而且肌肉发达的胸部袒露无遗。

香槟是温热的。由于灯火管制，窗户都关着，房间里显得更加闷热和潮湿，充满了烟草的酸味。年轻姑娘们和两位意大利外交官谈论着罗马、威尼斯，还有巴黎。那个像狄安娜的姑娘几天前刚从巴黎回来，她谈论法国人时的那种腔调令兰扎和他的朋友吃惊而且不舒服：那是一种带着恶意嫉妒的爱恨交织的腔调。好像她热爱法国，同时又对它怀有恨意。这种情感与一个遭到背叛的女人的爱并无两样。“法国人憎恨我们，”格尔达·冯·H.说，“为什么他们要恨我们呢？”两位年轻的外交官与她们交谈着，心思却远不在这上面，而是停留在困扰着他们的那个念头上。他们不时焦虑地交换一下眼神。兰扎已经是第十次要向格尔达·冯·H.和她的女伴们说出他们心烦意乱的理由，但是每一次，一种莫名的恐惧都阻止了他。与此同时，时间在流逝，他们心中的狐疑也化作了焦虑。

兰扎准备站起来把格尔达·冯·H.拉到一边，将实情告诉她，并请求她的建议和帮助。正当他站起身靠近她时，格尔达·冯·H.却张开双臂，把一只胳膊搭在他的肩上，说：“您想跳舞吗？”

“跳吧，跳吧，”其余的姑娘都大声叫起来，其中一个打开了收音机。

“已经晚了，”兰扎说，“所有的电台都休息了。”

不过，姑娘转动开关，忽然找到了罗马台，房间里于是响起了一支由乐队演奏的舞曲。“整夜和你在一起， ”一个女人的声音唱道。

“太棒了！”格尔达说，“罗马还在歌唱。”

“唱不了多久了，”兰扎说。

“为什么？”格尔达问。

“因为……”兰扎说，但是突然住了口，因为在他和同伴心中那种莫名的担忧逐渐化为了恐惧。

在两位意大利外交官的耳朵里，那声音显得非常遥远和微弱，仿佛夜晚飘浮的雾。两个朋友的心颤抖着，害怕那个温柔的声音随时会变得沙哑和严厉，大声喊出那个可怕的消息。

“来和我的朋友跳舞吧，”格尔达一边说，一边把兰扎推入那个狄安娜的怀抱，同时用手优雅而又天真地将兰扎的同伴拉向自己。另外四个姑娘彼此结成了对儿，软绵绵地跳着，用力挤压着对方的胸脯和胯部。兰扎的舞伴紧紧地靠在他身上，微笑地盯着他，还不时眨眨眼睛。兰扎能够感觉到贴在自己胸口的那强壮的胸脯内心脏的跳动，姑娘的胯部紧紧靠着他的胯部摇摆着，腹部也紧贴着他的腹部。然而，他的心思却在别处。在他的脑海里混乱地出现了墨索里尼、国王、巴多格利奥的形象。他们扭打在一起，彼此纠缠着，又彼此分开，随后在地板上翻滚，试图给对方戴上手铐，就如同杂技演员在地摊上翻跟头一样。

音乐声戛然而止，那个极其温柔的女声沉默了，一个气喘吁吁而且沙哑的声音宣布道：“在宣读巴多格利奥元帅的声明之前，我们概括一下最新的消息。接近下午十八时，国家元首墨索里尼已经按照国王陛下的命令被逮捕。新的国家元首巴多格利奥向意大利人民宣布了以下声明……”

听到那个声音，那些语句，兰扎的女伴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她发出一声吼叫，用手把他推开，兰扎觉得几乎像是挨了一拳。另外几对也不再拥抱在一起。世界上最不同寻常的事就发生在两位吃惊的意大利外交官眼前。那些姑娘的手势、态度、微笑、声音，还有目光，逐渐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天蓝色的眼睛黯淡了，在突然变得苍白而锋利的嘴唇上，微笑消失了，她们的声音也变得低沉而刺耳；不久之前还软绵绵的动作中断了，不久前丰满而柔软的胳膊变得像木头一样僵硬，如同被风刮断的一节树枝：具有活力的汁液渐渐枯竭，树枝失去了绿色的光芒和表面的光泽，以及树木原本的温柔，变得坚硬而粗糙。不过，树木的这些变化是逐渐形成的，而姑娘们的变形却是突如其来。面对着那些年轻的姑娘，兰扎和同伴的惊讶与恐惧，不亚于阿波罗看见达佛涅从小姑娘变成月桂树。那些长着金发而且如此甜美的姑娘，转瞬间变成了男人。他们是男人。

“哦！ ”不久之前模样还像是狄安娜的那个姑娘，用生硬的声音说，同时用威胁的目光盯着两位意大利外交官，“哦！ 你们还以为可以平安无事吗？你们还以为元首 会任凭你们逮捕墨索里尼而不把你们的脑袋揍扁吗？”他 转身对同伴们说：“我们马上回营地去，”然后补充道：“毫无疑问，我们的队伍已经接到出发的命令。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会去轰炸罗马。”

“是，我的队长， ”四位空军军官用力磕了一下后脚跟回答说。队长以及他 的伙伴们默默地在格尔达·冯·H.面前鞠了个躬，甚至没有屈尊望一眼呆若木鸡的意大利人，就匆匆忙忙地迈着男性的步子离开了，地板上回响着他 们鞋跟发出的声响。

听到姑娘突如其来的叫喊声，她说的话、她的动作、耳光的声音，所有年轻人都从彼此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女性的面具，那种软绵绵，那种懒散，那种装扮成女人的举止、眼神、微笑随即从他们的身上滑落，他们片刻间恢复了男儿身，带着威胁的表情紧紧地围在姑娘周围。她面色苍白，呼吸急促，站在房间的中央，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盯着弗雷德。

“胆小鬼！”她又说，“你们是一群胆小鬼和托洛茨基派，这就是你们！”

“什么？什么？她说什么？”年轻人们叫喊道，“我们是托洛茨基派？为什么？她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她疯了！”

“不，她没有疯，”弗雷德说，“她是嫉妒，”接着就尖声笑起来，我等待那笑声随时会变成哭泣。

“哈！哈！哈！”其他年轻人一起笑了起来，“她嫉妒了！哈！哈！哈！”

与此同时，让－路易靠近那个姑娘，用充满柔情的动作抚摸着她的肩膀，在她的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姑娘面色惨白，微微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站起身来，微笑地注视着这一幕。

“那个人，那个人想要我们怎么样？”姑娘突然叫喊起来，推开了让－路易，大胆地注视着我的脸，“谁让他进来的？待在我们中间他不感到耻辱吗？”

“我一点也不感到耻辱，”我笑着说，“为什么我应该感到耻辱呢？我喜欢和能干的年轻人在一起。事实上，你们是一些能干的年轻人，不是吗？”

“我不知道您想暗示什么，”其中一个年轻人带着挑衅的表情说着靠上前来，几乎碰到了我。

“你们难道不是能干的年轻人吗？”我一边说一边把手放在他的胸口上，“是的，你们都是能干的年轻人，除了你们，没有任何人赢得了这场战争。”我边笑边向门口走去，然后走下楼梯。

让－路易在大街上赶上了我。

他感到有些不自在，我们于是默默地走了很久。后来，他对我说：“你不应该侮辱他们。他们感到痛苦。”

“我没有侮辱他们。”我回答说。

“你不应该说他们是唯一赢得了战争的人。”

“他们难道没有赢得战争吗？”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让－路易说，“不过他们感到痛苦。”

“痛苦？为什么？”

“他们痛苦，”让－路易说，“是为了这些年发生的所有事。”

“你是说为了法西斯主义，为了战争，为了失败。”

“对，也为了这个。”让－路易说。

“这是个很好的借口，”我说，“你们不能再找个更好的借口吗？”

“为什么你假装不理解？”让－路易说。

“当然了，”我说，“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你们做婊子是因为失望，因为输掉战争的痛苦。不是这样吗？”

“不，不完全是这样，不过是一回事。”让－路易说。

“那么弗雷德呢？弗雷德也感到痛苦吗？他做婊子或许是因为英国赢得了战争？”

“你为什么侮辱他？你为什么叫他婊子？”让－路易带着失望的表情说。

“因为如果说他痛苦，他正像婊子一样痛苦。”

“别说蠢话，”让－路易说，“你知道得很清楚，在所有这些年里，年轻人比其他人更痛苦。”

“即使当他们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鼓掌的时候，当他们往进监狱的人身上吐痰的时候？”

“你难道不明白他们当时感到痛苦吗？你不明白他们现在仍在痛苦吗？”让－路易叫喊道，“你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痛苦吗？”

“这真是一个好借口，”我说，“幸好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像你这样。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做婊子。”

“沦落成现在这样，不是我们的错，”让－路易说。

他挽着我的胳膊走在我身边，整个身体的重量都靠在我身上，就像一个女人在寻求谅解，或者一个孩子感到疲惫时所做的那样。

“另外，为什么你叫我婊子？我们不是婊子，你知道，你把我们称作婊子不公平。”

他带着哭腔说着，那声音就像一个希望得到同情的女人、一个疲惫的孩子。

“现在你要开始哭了？你希望我怎么称呼你们？”

“这不是我们的错，你知道得很清楚，这不是我们的错，”让－路易说。

“不，不是你们的错，”我说，“假如只是你们的错，你认为我会对你谈到某些事吗？战后总是老一套。年轻人反对英雄主义，反对关于牺牲和英雄般死亡的说教，他们总是用同一种方式反抗。因为他们反感英雄主义、高贵的理想、英雄的理想，知道和你一样的年轻人怎么做吗？他们总是选择最简单的反抗：胆怯、对于道德漠不关心，还有自恋。他们认为自己是反抗者，是麻木不仁的人， 是放荡的人， 是虚无主义者，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婊子。”

“你没有权利叫我们婊子，”让－路易叫喊道，“年轻人应该得到尊重。你没有权利侮辱他们！”

“这是一个用词的问题。在上一次大战之后，我认识很多像你一样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达达主义者或者超现实主义者，事实上他们只是些婊子。这次战争之后，你会看到有多少年轻人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当盟军解放整个欧洲以后，你知道他们会见到什么吗？一大堆看破一切、腐败、失望的年轻人，他们玩同性恋的游戏就像打网球一样。战后总是这一套。由于厌倦和反感英雄主义，像你一样的年轻人最后几乎总是落入同性恋的陷阱。他们去当自恋者或者同性恋，只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他们无所畏惧，证明他们超越了偏见和资产阶级的习俗，证明他们确实是自由的，是自由的人，而没有注意到这也是扮演英雄的一种方法！哈！哈！哈！到处都是英雄！他们做这一切的借口又总是对于英雄主义的反感。”

“假如你把这些年发生的所有事情称作英雄主义的话！”让－路易低声说。

“你会怎么称呼它呢？你认为英雄主义是什么？”

“英雄主义是你们资产阶级的胆怯，”让－路易说。

“即使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也总是会发生这些事，”我说，“像你一样的年轻人，认为变成同性恋是成为革命者的一种方式。”

“假如你是想影射托洛茨基，”让－路易说，“那么你就错了，我们不是托洛茨基派。”

“我知道你们甚至不是托洛茨基派，”我说，“你们是一些因为自己属于资产阶级而感到耻辱，却又没有勇气变成无产阶级的年轻人。你们认为变成同性恋是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一种方式，就像其他方式一样。”

“闭嘴！我们不是同性恋，”让－路易说，“我不是同性恋，明白啦？”

“当同性恋有很多种方式，”我说，“很多时候同性恋只是一种借口。一个漂亮的托词，仅此而已。你们肯定会找到一个人发明一种文学、政治、哲学理论来为你们辩护。世界上从来都不缺拉皮条的人。”

“我们要当自由的人，”让－路易说，“你把这个叫作同性恋吗？”

“我知道，”我说，“我知道你们为欧洲的自由做出牺牲。”

“你这样说不公正，”让－路易说，“假如我们像你说的那样，那是你们的错。是你们把我们塑造成那样的。看看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你们？你们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你们所能做的就只是让那个可笑的墨索里尼把你们投进监狱。假如你们不愿意打仗，那么为什么没有革命？”

“战争和革命是一回事，是同样会制造出像你、像你们这样可怜的英雄的工厂。”

让－路易带着邪恶和恶意的表情笑了起来。“我们不是英雄，”他说，“英雄令我们讨厌。母亲、父亲、国旗、尊重、祖国、荣誉，都是些垃圾。他们把我们叫作婊子、同性恋。是的，或许我们是婊子、同性恋，或者更糟，不过我们并没有这种感觉。这对于我们就足够了。我们要自由，这就是全部。我们要赋予自己的生活一种意义和目标。”

“我知道，”我微笑着小声说，“我知道你们是很棒的年轻人。”

与此同时，我们走下佛梅罗山丘，来到烈士广场。从那里我们又拐进了老教堂街，向着卡拉肖内的方向走去。在卡普里奥里大台阶的脚下，是名曰老教堂的小广场。它类似于一个宽敞的庭院，一侧是上帝山陡峭的山坡，另一侧是犹太教堂的墙壁，还有艾玛·汉密尔顿 (18) 曾经居住了很多年的宫殿高大的正立面。在那里，霍雷肖·纳尔逊 (19) 曾经把额头抵在窗玻璃上，凝望那不勒斯的大海、地平线处飘浮的卡普里岛、上帝山的宫殿，还有佛梅罗山丘上绿色的松树和葡萄园。俯瞰基亚塔莫内街的这些高大的窗户，是汉密尔顿夫人居住的套间的窗户。她身上穿的有时是塞浦路斯岛的服饰，有时是纳夫普利翁女子的服饰，有时是伊庇鲁斯姑娘穿的肥大的红裤子，有时又是科孚岛的那种希腊—威尼斯式服装：她用天蓝色真丝头巾把头发包起来，就像安杰莉卡·考夫曼 (20) 的肖像画一样。艾玛在纳尔逊面前跳舞，卖橙子的人哀怨的叫声从基亚塔莫内街绿色和天蓝色的小巷间传上来。

我站在老教堂小广场的中央，仰望着头顶汉密尔顿夫人的窗户，紧紧拽着让－路易的胳膊。我不愿意低头环顾四周。我知道会在那里看到什么，就在我面前，在犹太教堂背后那堵墙的脚下。我知道，在我们面前，距离我几步之外（我听见了孩子们无力的笑声、北非土著军队士兵 沙哑的嗓音），就是贩卖儿童的市场。那一天，那个小时，那个时刻，从八岁到十八岁的孩子半裸着坐在摩洛哥士兵面前，后者仔细端详着他们，挑选他们，然后和那些可怕的，没有牙齿，面孔苍白、干枯而且涂着脂粉的妇人讨价还价。她们在用那些可怜的小奴隶做买卖。

在那么多个世纪的灾难和奴役中，在那不勒斯，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那不勒斯，任何东西都曾经被出售，却从来没有贩卖过儿童。在那不勒斯，一切东西都曾经被拿来做生意，但是这种事情却从来没有发生在孩子的身上。在那不勒斯的大街上从来不曾贩卖过儿童。在那不勒斯，孩子是神圣的。他们是那不勒斯唯一神圣的东西。那不勒斯人是大度的，是地球上所有人类中最人道的。世界上唯有在那不勒斯，再贫穷的家庭，在他们的孩子当中——即使他们有十个到十二个孩子——也会有一个是从弃婴院抱来的孤儿：他会是所有孩子中最神圣、穿着最好、营养最好的那一个，因为他是“圣母的孩子”，会给其他孩子带来好运。你如何评价那不勒斯人都可以，但是不能说他们在大街上卖孩子。

现在，在老教堂广场上，在那不勒斯市的中心，在上帝山那些最高贵的宫殿脚下，在基亚塔莫内街和烈士广场，在犹太教堂边，摩洛哥士兵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不勒斯孩子。

他们抚摸这些孩子，撩起他们的衣服，把他们细长而富有经验的黑手指从扣眼儿探进他们的短裤，伸着手指讨价还价。

孩子们沿墙坐着，注视着买家的脸：他们笑着，嚼着糖果，脸上却没有那不勒斯孩子通常那种快乐和不安分。他们彼此间不交谈，不大声喊叫，不唱歌，既不扮鬼脸也不做搞笑的动作。看得出，他们害怕。他们的母亲，那些瘦骨嶙峋、头发染了颜色、自称是母亲的女人，用一只手把他们紧紧地搂在怀里，好像担心摩洛哥人会不付钱就把他们带走。然后，她们拿过钱，数一数，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走开，一个北非土著士兵跟在后面，他的脸上因为出天花而留下了麻子，披在头上的棕色披风一角下闪烁着深色的眼睛。

我注视着头顶艾玛·汉密尔顿的窗子，不愿意低下头。我注视着围绕汉密尔顿夫人家高大的阳台的蔚蓝色天空。让－路易陪在我身边，沉默着。不过，我感到他的沉默并非由于感到羞耻，而是因为一种莫名的力量令他感到痛心，因为鲜血涌上了他的太阳穴，使他的喉咙发紧。突然，让－路易说：“他们确实让我怜悯，那些可怜的孩子。”

我转过身，注视着他的脸说：“你是个胆小鬼。”

“为什么你说我是胆小鬼？”让－路易说。

“他们令人怜悯，不是吗？你肯定那是怜悯吗？肯定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你希望是什么？”让－路易用怯懦而恶意的表情注视着我。

“你几乎也要买其中的一个孩子，不是吗？”

“即便我买一个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让－路易说，“我比摩洛哥士兵要强。我会给他东西吃，给他衣服穿，给他买一双鞋，不会让他缺少任何东西。那会是一件善事。”

“哈，会是一件善事，不是吗？”我注视着他的眼睛说，“你是一个伪君子和胆小鬼。”

“和你在一起连开个玩笑都不行，”让－路易说，“另外，即便我是一个胆小鬼或者伪君子，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和其他像你一样的人，你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做道学家吗？也许你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胆小鬼或者伪君子？”

“是，当然，我也是一个胆小鬼和伪君子，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说，“那又怎么样呢？我根本不因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员而感到羞耻。”

“那么，为什么你没有勇气把对我说过的话用在那些孩子身上？”让－路易说。他一边挽住我的一只胳膊，一边用噙满泪水的眼睛注视着我。“为什么你不说那些孩子以法西斯、战争、失败为借口当婊子？来吧，为什么你不说那些孩子是托洛茨基分子？”

“有一天，那些孩子会变成男人，”我说，“假如上帝愿意，他们会把我们痛打一顿，你、我、所有像我们一样的人。他们会痛打我们一顿，而且他们做得对。”

“他们做得也许对，”让－路易说，“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等到了二十岁，那些孩子不会打破任何人的脑袋。他们会像我们一样，会像你和我一样行事。在他们那个年纪，我们也曾经被出售。”

“我这一代人在二十岁的时候被出售过，不过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更糟糕的理由。因为害怕。”

“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是在孩提时期就被出售过，”让－路易说，“今天，我们不会打破任何人的脑袋。那些孩子会像我们一样：他们会跟在我们的后面，舔我们的鞋。他们会认为自己是自由人。这就是未来的欧洲。”

“幸好那些孩子会永远记得他们是因为饥饿才被卖掉的。他们会谅解。不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因为更糟糕的东西被卖掉的，是因为害怕。”

“别说这些。不需要说这些，”让－路易一边小声说，一边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我感到他的手在颤抖。

我想对他说：“谢谢，让－路易，感谢你的痛苦。”我想对他说，我明白很多事情因何而起，而且觉得他可怜。当我碰巧抬起头的时候，我看见了天空。世界上有如此的天空是一种耻辱。在某些时候，天空是此日此时的样子，这是一种耻辱。恐惧与厌恶令我后背感到一阵寒意，不过，那不是因为那些靠在老教堂墙角下的小奴隶，不是那些用胭脂来掩盖苍白干枯的面孔的母亲，也不是那些黑眼睛闪闪发光、手指瘦长的摩洛哥士兵，而是天空，屋顶上、房子的废墟上、住满鸟儿的绿色树木上的那片蔚蓝而清澈的天空。是那片高高的生丝般的天空，那片冰冷而闪烁的天空，天空中反射着大海遥远而模糊的绿色光亮。那片天空既脆弱又残忍，温柔地罩在波西利波山丘上，如同孩子的皮肤一样红润而又柔软。

不过，那片天空显得最为脆弱和残忍的地方，是那里，是那堵高墙，小奴隶们正是坐在那堵墙的脚下。作为老教堂背景的那堵墙笔直而高大，墙上的灰泥因为岁月和季节的侵蚀已经完全裂开。从前，墙上的颜色一定是赫库兰尼姆和庞贝古城建筑所采用的那种红色，它被那不勒斯画家们称为波旁红。岁月、风雨、日晒、丢弃，使得那种鲜艳的红色变淡和褪去，赋予它一种肌肉的颜色：这儿是玫瑰色的，那儿浅一些，更远的地方甚至是透明的，如同放在蜡烛火苗前的一只手。或许是因为那些裂开的灰泥，或许是因为霉菌绿色的斑点，还有从古老的灰泥中透出的白色、象牙色、黄色；或者那种效果是光线造成的，因为附近的大海不停地翻涌，所以反射的光线也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或者是因为漂泊而又焦灼的风，从山上或海上吹来的风会为光线染上不同的颜色。我觉得那堵高大而古老的墙壁具有生命，是一个活着的东西，一堵肉做成的墙，展示着人类肉体的所有奇遇：从儿童时代天真的玫瑰色，到垂暮之年绿色和黄色的忧伤。我觉得那堵由血肉筑成的墙渐渐枯萎，从里面渗出了白色、绿色、象牙色、暗黄色，那正是已经疲惫和衰老、爬满深深的皱纹、接近最终骇人瓦解的人肉的颜色。硕大的苍蝇缓慢地在那堵肉做的墙上徘徊，嗡嗡作响。白昼的果实已经熟透，在夜晚最初的阴影下，在业已疲惫和昏暗的空气中腐烂。天空，那不勒斯残酷的天空，如此纯洁和柔软的天空，令空气中充满怀疑、悔恨、忧伤而又短暂的幸福。白昼又一次逝去了。声响、颜色、鸟兽的鸣叫、大海的味道、月桂和蜂蜜的气味，也就是那不勒斯的光的味道，如同丛林中的鹿、麂、野猪一样，一个个躲入温暖的夜晚。

突然，那堵墙上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个声音叫着我的名字。那是皮埃尔·利奥泰，他是从纪尧姆将军的摩洛哥师指挥部窗口叫我。我们上去找皮埃尔。他个头高大，长着田径运动员一样的身材，骨骼粗壮，面孔因为卡西诺山的霜冻而皲裂。利奥泰在楼梯上，张开双臂迎接我们。

皮埃尔·利奥泰是让－路易母亲B.伯爵夫人的老朋友。每次来意大利，他都会到科莫湖B.伯爵夫人的别墅住上几天或者几个星期。那座别墅是杰出的皮耶尔马里尼的作品。根据惯例，拿破仑住过的那个房间始终为他保留着，位于别墅一角的那间，朝向贝拉吉奥那一边的湖泊；另外，别墅里还有司汤达曾经与安吉拉·皮埃拉古鲁娅一起度过良宵的床铺，以及那张桃花心木的写字台，诗人帕里尼曾经在那里写下了著名的诗篇《一天 》。

“啊，您真英俊！” 皮埃尔·利奥泰一边大声说着一边拥抱了让－路易。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个年轻人了。他又说，上次分别的时候，让－路易“还只是个厄洛斯 ”，而再次见面“他已经是一个…… ”我以为他会说“……一个英雄 ”，然而他及时纠正说：“……一个阿波罗。”开饭的时间到了，纪尧姆将军邀请我们坐在他的餐桌旁。

让－路易阿波罗般的轮廓、朱红的嘴唇、洁净的脸上乌黑的眼睛、温柔的声音，给法国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是第一次来到意大利，在他们眼里，男性美第一次以典型的希腊古典美的形式完全展现出来。让－路易是意大利文明在历经几个漫长世纪的文化、财富、文雅方面的发展，经过肉体和智慧上的筛选，以及道德方面的漠不关心和贵族式的自由后，造就的男性美的典范。一个熟悉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意大利绘画和雕塑中典型古典美的缓慢而持续的变化的人，并且了解文艺复兴性感的“人物肖像”的人，会在让－路易的脸上——就好像在文艺复兴“人物肖像”的肉欲之上——觉察到十九世纪初意大利浪漫主义，尤其是伦巴第地区浪漫主义（让－路易出自伦巴第贵族中最为古老而显赫的家族之一）—出于对拿破仑的怀念，即使是在伦巴第地区也盛行着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那高贵而忧伤的面具。那些法国军官的反应，就像是司汤达在面对法布里奇奥的时候一样。他们同样没有感到，就像法布里奇奥，让－路易的美也是一种不带有讽刺和不安的静物画式的美。

对于那些法国军官来说，一个活生生的阿波罗，一个古典男性美如此完美的典范（在用可笑的资产阶级家具装饰的拿破仑式房间里，在那张桌子边上）惊人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就等于揭开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谜。所有人都默默地欣赏着让－路易。我感到一种没有来由的不安，心里想：人们有没有意识到，展示了意大利古代极度辉煌的文明——这个文明已经被一种病态的女性化的淫荡腐败和侮辱，由于缺少高贵的情感、强烈的激情、崇高的理想而枯竭——的那个惊人的“幽灵”，其实是折磨着所有欧洲国家——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大部分年轻人的那种秘密邪恶的体现：这是一种倾向，它将自由的理想——它们好像是所有欧洲青年的理想——变成对情欲满足的渴望，将道德要求变成对责任的拒绝，将社会和政治义务变成徒劳的理智训练，将新的无产阶级神话变成一种被误导向自我惩罚的暖昧的纳西索斯神话。（奇怪的是，对让－路易和他这一代的年轻人来说，巴雷斯和纪德距离他们同样遥远，纪德曾经说过：“我，对我来说都一样，因为我写了《沼泽》。 ”）

在餐桌边忙碌的摩洛哥仆人们，无法将迷恋的目光从让－路易的身上移开，我看到那些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暧昧的欲望。对于这些从撒哈拉沙漠和大西洋沿岸大山里来的人来说，让－路易只不过是一个提供快乐的物品。我心中窃笑（我没有办法不笑，忍不住；另外，对这样一个奇怪和令人伤心的念头报以一笑也没有什么坏处），想象着看到让－路易，以及所有那些像他一样的“英雄”，坐在老教堂广场上另外一些小奴隶中间，背靠着即将熄灭的光线中渐渐模糊的肉做的墙，如同一块腐烂的肉一样逐渐沉入黑夜中。

在我的眼里，让－路易正是欧洲——这个没有被痛苦净化反而被腐蚀、没有因为赢得自由而兴奋反而备受侮辱的欧洲——几代年轻人中某些精英 的象征：他只不过是一个将被出售的青年人。为什么他们就不应该也是“被出售的青年人”呢？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被出售过。在这个欧洲，这就是年轻人的命运，因为害怕或者饥饿被在大街上出售。年轻人要好好准备，养成习惯，在生命和国家里扮演他们的角色。总有一天，如果一切顺利，年轻人会因为远比害怕和饥饿更糟糕的理由在街上被出售。

我这些痛苦的念头的力量，好像在一同进餐的其他人心里唤起了同样的东西。纪尧姆将军突然问我，为什么意大利政府不仅不禁止贩卖儿童的市场，甚至对这件可耻的事置若罔闻。“这是一个耻辱，”他说，“我无数次命人赶走那些厚颜无耻的女人和她们可怜的孩子，无数次提醒意大利当局，我甚至亲自和那不勒斯的大主教，阿斯卡雷西主教谈过。一切都是徒劳。我禁止我的北非士兵去碰那些孩子。我威胁他们，假如他们不遵守命令，就把他们枪毙。对于他们来说，诱惑太大了。一个北非士兵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禁止购买在公共市场出售的东西。事情应该由意大利政府来做：逮捕那些毫无人伦之情的母亲，把那些孩子关在一所学校里。我什么也做不了。”他说得很慢，我感到这些话令他的喉咙作痛。

我笑了起来。逮捕那些毫无人伦之情的母亲！把那些孩子关在学校里！那不勒斯已经一无所有了，欧洲已经一无所有了，一切都崩溃了，一切都毁灭了。一切都垮掉了：土地、房子、教堂、医院、母亲、父亲、孩子、阿姨、奶奶、堂兄弟，一切都完蛋了 。我笑了起来，这种痛苦的笑甚至把我的胃都弄疼了。意大利当局！一群小偷和胆小鬼。前一天他们还以墨索里尼的名义把穷人送进监狱，如今又换成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的名义。前一天，他们还在以专制的名义发号施令，现在他们发号施令的理由又变成了自由。一些毫无人伦之情的母亲在大街上出售自己的孩子跟意大利当局有什么相干？所有这些人是一群胆小鬼，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他们忙碌着为胜利者擦亮皮鞋，无暇搭理那些蠢事。“逮捕那些母亲？”我说，“那些母亲？禁止她们出售自己的孩子？为什么？难道那不是她们的东西吗，那些孩子？难道孩子们属于国家、政府、警察局、工会或者政党吗？他们属于他们的母亲，母亲有权利想拿他们怎么样就拿他们怎么样。她们在饿肚子，她们有权利把自己的孩子卖了充饥。卖了他们比吃了他们要好。她们有权利卖掉十个孩子里的一两个，以便另外八个不致饿肚子。还有，什么母亲？您想说的是哪些母亲？”

“不知道，”纪尧姆将军说，他深深地感到吃惊，“我说的是那些在大街上出售自己孩子的邪恶的母亲。”

“什么母亲？”我说，“您所说的是哪些母亲？那些是母亲吗？是女人吗？那父亲呢？那些孩子没有父亲吗？那些父亲是男人吗？我们呢？我们难道是男人吗？”

“听着， ”纪尧姆将军说，“我不在乎你们的母亲，你们的当局，你们神圣的国家。 可是孩子，啊，这个不行！假如说今天在那不勒斯孩子被出售，这就标志着他们一向被出售。对于意大利来说这是个耻辱。”

“不，”我说，“在那不勒斯从来没有出售过孩子。我永远无法相信饥饿能有这么大的威力。不过错不在我们。”

“您是想说是我们的错？”纪尧姆将军说。

“不，不是你们的错。是孩子的错。”

“孩子的错？哪些孩子的错？”纪尧姆将军说。

“是孩子的错，那些孩子的错。你们不知道意大利孩子是怎样可怕的人种。不只是意大利，而是整个欧洲。是他们强迫自己的母亲在市场上出售他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了钱，为了能够供养他们自己的情人和过上豪华的生活。目前，在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孩子没有情人、马匹、汽车、城堡，以及银行里的户头。所有人都是罗斯柴尔德 (21) 。你们甚至想象不到在整个欧洲，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的道德堕落到了何种程度。当然，没有人愿意说起这些事。在欧洲禁止提这些事。不过事实正是如此。假如母亲们不出售自己的孩子，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孩子们为了赚钱会出售他们的母亲。”

所有人都吃惊地注视着我。“我不喜欢您这样讲话，”纪尧姆将军说。

“哈，你不喜欢我说实话？可是，你们对欧洲有多少了解？在意大利登陆之前，你们在哪里？在摩洛哥，还是在北非什么别的地方？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欧洲有多少了解？他们在美国，在英国，在埃及。在萨莱诺登陆的盟军对欧洲有多少了解？他们或许认为在欧洲还有孩子？还有父亲、母亲、儿女、兄弟、姐妹？一堆腐烂的肉，这就是你们解放了欧洲之后将会见到的东西。任何人都不希望谈论这个，谁也不想听人谈起这个，不过这是事实。这就是现在的欧洲：一堆腐烂的肉。”

所有人都沉默了，纪尧姆将军用呆滞的目光盯着我。他同情我，不知道如何掩饰对我，对很多其他人，对很多像我一样的人的同情。这是第一次，一个胜利者、一个敌人同情我以及所有和我一样的人。不过，纪尧姆将军是一个法国人，他也是个欧洲人，像我一样的欧洲人。位于法国某个地方的他的城市，也被毁坏了，他的房子也化为了废墟，他的家庭同样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他的孩子们也在忍受饥饿。

“不幸的是，”纪尧姆将军沉默了良久后说，“您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说的人，还有那不勒斯的主教，阿斯卡雷西主教，他说的和您说的一样。在欧洲应该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才使得你们沦落成这个样子。”

“在欧洲什么也没有发生，”我说。

“什么也没有？”纪尧姆将军说，“那么饥饿、轰炸、枪毙、屠杀、焦虑、恐怖，所有这些对您来说什么也不是？”

“噢，这没什么，”我说，“这些都可以一笑置之：饥饿、轰炸、枪毙、集中营，一切都可以一笑置之，都是小事一桩，是老掉牙的故事。在欧洲，这些事情我们几世纪之前就经历过了。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让我们沦落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并不是这些。”

“那么，是什么让你们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呢？”纪尧姆将军用有些沙哑的声音说。

“皮 (22) 。”

“皮？什么皮？”纪尧姆将军说。

“皮，”我低声回答，“我们的皮，这该诅咒的皮。您甚至无法想象为了拯救自己的皮 (23) ，一个人会如何去做，会变得如何英勇或者无耻。这个，这令人厌恶的皮，您看到啦？”（我一边说着，一边用两个手指夹住手背上的皮，拽着向一边然后是另一边。）“从前，人们忍受饥饿和折磨，以及最为恐怖的痛苦，人们会屠杀和丧命，忍受痛苦和令他人痛苦，以便拯救灵魂，拯救自己和他人的灵魂。为了拯救灵魂，人们能够做出最伟大和最卑鄙的事。不只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也包括他人的灵魂。如今，人们痛苦和令他人痛苦，屠杀和丧命，做出美妙和恐怖的事情，不过不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皮。人们自认为是为了自己的灵魂而战斗和痛苦，不过，他们事实上是为了自己的皮而战斗和痛苦，仅仅为了皮。其他的都不重要。今天，人们因为一件如此可怜的东西而成为英雄！为了一件肮脏的东西。人类的皮是一件丑陋的东西。您看。这是件令人厌恶的东西。想想世界上充满了准备为这样的东西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

“尽管如此…… ”纪尧姆将军说。

“您不能否认，与其他的一切相比……如今，在欧洲，一切都在出售：荣誉、祖国、自由、公正。您应该承认，出售孩子这件事算不了什么。”

“您是个诚实的人，”纪尧姆将军说，“您不会出售自己的孩子。”

“谁知道呢？”我小声说，“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好人不说明任何问题。这不是每个人是否诚实的问题。是现代文明，这个没有上帝的文明，强迫每个人赋予自己的皮如此大的重要性。如今，重要的就只有皮。皮是唯一可以肯定、摸得着、无法否认的东西。是唯一属于我们的东西。是我们的东西。是世界上唯一会死的东西。唉！只有灵魂是不死的。可是，如今灵魂算什么？重要的只有皮。一切都是用人皮做成的。即使军队的战旗也是人皮做成的。战斗不再是为了荣誉，为了自由，为了公正。战斗是为了皮，为了这令人厌恶的皮。”

“您不会出售自己的孩子，”纪尧姆将军注视着自己的手背又说。

“谁知道呢？”我说，“假如我有一个孩子，或许我会把他卖了，好去买美国烟。要做自己时代的一员。当一个人是胆小鬼时，就要做彻底的胆小鬼。”

(1) 　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国作家、抽象派诗人。

(2) 　Dmitri Shostakovich（1906—1975），苏联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也是当代世界著名的作曲家之一。

(3) 　来源于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儒勒·德戈·吉耶发明了“包法利主义”这个名词，把它定义为“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也就是说一个人幻想过一种与现实完全两样的生活，并且幻想改变这种生活强加给人的命运，于是就迷恋另一种不同的想象中的命运。

(4)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

(5) 　Sergei Prokofiev（1891—1953），苏联作曲家、钢琴家。

(6) 　Konstantin Simonov（1915—1979），苏联作家。

(7) 　Sergei Yesenin（1895—1925），俄国田园派诗人。

(8) 　Sergei Bulgakow（1871—1944），苏联哲学家。

(9) 　Giaime Pintor（1919—1943），意大利记者、作家、反法西斯主义者。

(10) 　Narcisse Virgilio Diaz（1807—1876），法国风景画和风俗画家，为巴比松派大将之一。

(11) 　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英国政治家、外交家。

(12) 　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诗人、作家。

(13) 　Rupert Brooke（1887—1915），英国诗人，所著以战争为主题的十四行诗组诗《一九一四年》使他名声大振，被英国人视为民族英雄。

(14) 　Noël Coward（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和流行音乐作曲家。

(15) 　Ivor Novello（1893—1951），英国演员、编剧和作曲家。

(16) 　原文为figliata，意大利语中是一窝产下的幼畜的总称，结合上下文译为“生产”。

(17) 　Ern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德国文学学者、哲学家。

(18) 　Emma Hamilton（1761—1815），曾有“英伦第一美女”之称，成为汉密尔顿夫人之前，是名动那不勒斯的交际花，全欧洲人的梦中情人，更以“纳尔逊将军的情妇”名留青史。

(19) 　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国帆船时代最著名的海军将领、军事家。

(20) 　Angelica Kauffmann（1741—1807），瑞士新古典主义画家。

(21) 　欧洲乃至世界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号称欧洲“第六帝国”。

(22) 　意大利语中的皮（pelle）一词可以引申为“生命”。这个词正是本书的标题。

(23) 　意大利语中拯救自己的皮（salvare la pelle），喻侥幸活命、苟活。

第五章　亚当的儿子

第二天，杰克·汉密尔顿上校用他的车把我带到了希腊塔。参加像“生产”这样古老而神圣的同性恋崇拜仪式令他感觉有趣，同时也使他不安。清教徒的直觉令他对此产生了怀疑。不过，我最终还是打消了他的顾虑。难道他不是一个美国人，一个胜利者，一个解放者吗？既然如此，他又害怕什么呢？他不应该放过任何一个了解美国人前来解放的这个神秘欧洲的机会，这是他的责任。

“等你回到那儿，回到你自己的家，这些事会帮助你更好地了解美国，” 我说。

“这些事怎么能帮助我了解美国？” 杰克回答，“它们和美国没有任何关系。”

“别天真了，”我对他说，“假如不能帮助你们了解美国，那么解放欧洲又有何用？”

在杰克的普利茅斯汽车里，还坐着乔治、让－路易和弗雷德。乔治到那不勒斯仅仅几天，带来了罗马和巴黎的最新消息。他不像所有其他人那样穿越了阿布鲁佐山脉的德国防线，而是乘坐一艘英国海岸巡逻艇从海上来的，那艘船就停在拉文纳那边的亚得里亚海面上等他。

我是很多年前在巴黎克雷蒙－托奈尔公爵夫人的家里认识乔治·德·拉·V.伯爵的。当时，公爵夫人住在帕西的雷努阿尔大街，伯爵有时会和马克斯·雅各布一起在那里露面，他们交往甚密。乔治是欧洲著名的田园牧人 (1) 之一。年轻的时候，他是巴黎最英俊的“宝贝儿” ，是年轻的马塞尔·普鲁斯特记录的上流社会轶事中、福宝沙龙里不时会露个脸儿充当陪衬的那些人，就好像在布歇和华托创作的表现乡村节日的画上，站在仙女后面的那些长着一头金黄的卷发、头发上装饰着丝带的小牧羊人。乔治父亲的家族与罗伯特·德·孟德斯鸠沾亲带故，母亲则是那不勒斯贵族。在他的身上，十八世纪放纵的光辉传统与粗俗而朴素的色欲——从法兰西帝国时期开始，经由国王路易·菲利普，这种色欲一直沿袭到梯也尔时期的大贵族 —结合在了一起。但他几乎原谅了第三共和国历史上过度泛滥的男子气概，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对它加以更正。必须承认的是，要想了解某种社会习俗的变迁，像他这样的人物比那些政治家更有用处。乔治出生于阿尔芒·法利埃总统当政时期，在谢尔盖·佳吉列夫 (2) 这颗明星的照耀下成长，借助让·科克托的指引走出了少年时期。他所见证的不是法国共和国时期习俗的衰落，而是如果没有第三共和国，法兰西有可能达到的极度辉煌，以及精神、礼仪和习俗上的优美与文雅。乔治·德·拉·V.伯爵如今已经接近四十岁，被大家一致认为属于具有高雅的，而且完全可以说是自由的精神的那个精英人群。当他们在全欧洲面前原谅了第三共和国男人的粗野 并将它冲淡之后，仿佛注定还要继续原谅第四共和国男人不可避免的粗野 。第四共和国好像注定要在解放的法国和欧洲诞生。

“乔治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我在让－路易的耳边小声说。

“当然，”让－路易回答。

这个“当然”令我困惑，而且使我有些不安。马克思主义仅仅成了欧洲年轻的几代人为他们放荡行为辩解的一个借口，而对此我无法习惯起来。这个借口之下应该掩盖了一个深层的原因。我们知道，就像经历了饥馑或者瘟疫一样，每次战争和革命之后，风俗都会衰落。在年轻人中间，伤风败俗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生理上的事情，而且会轻易地走向畸形。这种伤风败俗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同性恋，“一种精神上的享乐主义”， 通常在年轻人中间最为普遍。我以下引用的是一位天主教作家的话，他曾经用一种微妙的纯洁来考虑这个问题，他说：“它是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使用的一种纨绔主义，一种用于充实生活和自我愉悦的方法。”

不过这一次，在欧洲的青年人中间，习俗的腐败并非跟随在战争之后，而是发生在战争之前，是战争的一个预告和前提，几乎是对欧洲悲惨境况的一种准备，而不是它的后果。在一九三九年那些令人痛苦的事件发生之前很久，欧洲的年轻人就好像在听从一个命令，仿佛是经过长时间准备、以愤世嫉俗的思想为指导，而且经过冷静谋算的计划和方案的受害者。可以说当时存在着一个使欧洲青年堕落的同性恋五年计划。举止、行为、话语的模糊暧昧，友谊的变调，年轻资产阶级和年轻工人之间发生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彼此混杂，资产阶级腐败和无产阶级腐败的结合，所有这些都是早在战争之前人们已经痛苦地意识到的现象，尤其在意大利（在某些年轻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圈子里，尤其是画家和诗人，成为同性恋被认作是共产主义）：观察家、学者，甚至平日里对政治生活之外的事件漠不关心的政治家，都已经向公众舆论指明了这一现象。

令我最为吃惊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青年人中间风气的腐朽（不过，在资产阶级中比在无产阶级中严重得多；而在无产阶级中，则要考虑到与资产阶级年轻人接触更多的某些年轻工人身上自然而然形成的包法利主义），是以共产主义为借口的，仿佛性别的倒错，即使没有真正实施，而只是模仿和表演，是共产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启蒙。我时常想（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关键性的），这个现象的发生是否源于欧洲内部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也就是对于公序良俗和资产阶级理想的衰落的反应，还是更多地受到了在远处操控的一种微妙、愤世嫉俗、邪恶宣传的影响，这种宣传旨在瓦解欧洲的社会结构，并且预见我们这个时代那些脆弱的灵魂会把它作为现代大革命来欢迎。

或许可以认为，这种现象仅仅流于表面，年轻人所宣称的共产主义——就像他们那种伪装和声称的、更多是模仿而非实际行动的性别倒错一样——仅仅是某种形式的知识分子的纨绔主义，某种赶时髦，对良好习俗和资产阶级成见的傲慢挑战；可以认为今天的年轻人扮演同性恋的角色，就像在拜伦和缪塞的时代扮演浪漫英雄，或者晚些时候扮演被诅咒的诗人，以及最近扮演精致的德塞森特 (3) 那样。然而，所有这些想法令我心烦意乱，也使我参加“生产”的愿望愈发强烈。这不单单是为了满足好奇心，也是为了了解邪恶到底可怕到什么程度，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而那种邪恶的精神中又有些什么新东西。

令我吃惊的是，后来，让－路易告诉我说乔治是某种政治人物（让－路易说，他甚至是一个英雄），在战争当中，甚至现在，都在为盟军提供非常珍贵的服务。一九四〇年夏天乔治在伦敦，他跳伞到了法国。从一九四〇年初开始，他三次成功地穿越西班牙和葡萄牙到达英国，又三次跳伞到法国完成棘手而重要的使命。盟军非常器重他，将他置于欧洲同性恋“游击队” 之首。

在撑开在他头顶的那个巨大降落伞白色的影子中，乔治飘飘荡荡地降落下来。在蓝色的空气中，他晃动着玫瑰色的双手和浑圆的腰肢。这个金发的丘比特降落到地面上，轻盈的脚尖碰到青草，犹如天使踩在云端。我羞于这样说，但是这个形象令我发笑。我知道取笑一个英雄是无礼的，不过，有一些英雄的确令人发笑，尽管他们是为自由而战的英雄。另外一些英雄则令人哭泣，我不知道与前者相比，他们是更好还是更糟。如今，在欧洲，我们所做的就仅仅是彼此嘲笑和哭泣。这是一个糟糕的信号。不过，我还是要补充，以便请求原谅，我的笑没有任何恶意。

分布在欧洲各处的同性恋者——当然也包括德国和苏联——证明了自己是英国和美国情报机关非常宝贵的组成部分。从战争伊始，他们就从事着一种非常艰巨和危险的政治和军事工作。众所周知，同性恋组成了某种世界性的兄弟会。那是一个建立在温柔而深沉的友谊基础之上的秘密团体，不受性别的弱点和人所共知的变幻无常所左右。感谢上帝，同性恋的爱情是超越性别的。假如同性恋之间的爱情不是被他们老处女灵魂中天然存在的任性、歇斯底里，以及某些狭隘和哀怨的恶意所支配，它将会是一种完美的感情，一种完全不受任何人类的奴役，也不为人类本身的美德和恶习所控制的情感。著名的美国将军多诺万 (4) ——由于同性恋“游击队” 所作出的贡献，乔治曾经成为他的左膀右臂——知道如何从性别倒错的弱点本身获得益处，甚至使它成为战斗中一种奇妙的工具。或许有一天，当我们可以向世人揭开这场战争的秘密的时候，人们就会知道有多少人的生命是由于分散在欧洲各处的这些宝贝儿 的地下恋情才获救的。在这场可怕而奇怪的战争中，为了胜利，所有的一切都派上了用场，一切，甚至是同性恋。因此，他们应该得到所有真正热爱自由的人的尊重。或许某些道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不过，不能奢望所有的英雄都有纯洁的习惯和非常确定的性别。对于自由的英雄来说，不存在一个必须的性别。

同性恋“游击队” 这个想法是乔治的主意。在所有德国占领的国家里，甚至包括德国在内，将那些年轻宝贝儿 组织成一个“网络” 是他的功劳，他们为欧洲自由这一高贵的事业做了很多非常宝贵的贡献。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那些天，乔治秘密地从巴黎来到那不勒斯，以便与卡塞塔的盟军最高指挥官商量即将在意大利实施的计划。著名的多尔曼 (5) 上校，希特勒政府在罗马的真正政治领袖，最终落入乔治在他周围耐心编制的圈套，而这个计划是由一个年轻的宝贝儿 构成的网络完成的。这是乔治的功劳。

多尔曼残忍却又极其英俊，这两个品质就注定他会沦为乔治那些巧妙手腕的受害者。这位上校爱上了一个出身罗马最高贵家族之一的年轻人，并且被那段不谨慎的激情拖入了背叛的境地。事实上，是多尔曼背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瑞士签署了那些秘密协议，从而拯救了意大利北部的工厂，使它们免受破坏；也使得一九四五年四月盟军进攻意大利时，德国军队不战而降。在那些谈判中，乔治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他是高乃依式的英雄。我希望他现在仍然如此。尽管他也深深地爱着多尔曼年轻的情人，但是，为了欧洲解放的事业，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为了自由的事业，又有什么是一个同性恋不能牺牲的呢！

乔治坐在杰克身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和他谈论巴黎和法国，谈论德国占领时期巴黎的生活，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散步，还有坐在马克西姆、拉吕、双叟等咖啡馆桌子前的德国军官和士兵。他谈着巴黎、爱情、流言蜚语、丑闻，杰克偶尔会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听见了吗，我们在谈巴黎！” 杰克很高兴能够用法语和一个真正的法国人聊天，尽管有的时候会发生类似《德·奥尔热伯爵的舞会》中弗朗索瓦·德·赛尔尤斯碰上韦恩先生时的场面：乔治用的“词”，被杰克认为是错误的法语。乔治带着仇恨和嫉妒说到年轻漂亮的V.伯爵夫人——他的表姐，带着秘密的仇恨谈论安德烈·纪德，用亲切的蔑视谈及让·科克托，又用伪装的满不在乎谈论让－保罗·萨特和他的那些苍蝇； 他谈论年老的P.公爵夫人，就好像一个老处女谈论她的狗，说她得了流感，又说她现在好了；说她会有规律地小便，还说她会在镜子前学狗叫。那个在镜子前学狗叫的年老的P.公爵夫人给杰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偶尔转过头来对我说：“你听见了？这很滑稽，不是吗？”

后来，乔治谈起了巴黎的扎祖 (6) 。

“什么？” 杰克问，“扎祖？什么是扎祖？”

乔治先是笑话杰克的天真和无知。渐渐地，他的脸色沉了下来，说扎祖 是一群十七岁到二十岁的古怪年轻人，他们身穿奇装异服，脚上蹬着高尔夫鞋，裤子非常贴身而且一直卷到胫骨中间；他们的上衣非常长，通常是丝绒质地，衬衣的领子又高又硬。乔治又说，那些人留着又长又直，一直垂到脖颈的头发，额发和鬓角梳理的方式令人回想起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发型。扎祖 开始在巴黎各处出现是在接近一九四〇年底的时候，以被称为“沉默女人”的街区居多，它位于维克多·雨果广场附近（实际上，在广场的一家酒吧里有他们的总部）。随后，他们一点一点地扩散开来，在塞纳河左岸发展成为数众多的团体。不过，他们最喜欢的还是穆埃特和香榭丽舍大街那些优雅的街区。

这些年轻人通常出身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而且似乎不为那个时期令法国人烦恼的各种忧虑所动。他们没有对艺术、文学、运动显示出特别的爱好，对于政治更是毫无兴趣，假如那些年肮脏的政治可以叫作政治的话。尽管他们通常有女性爵士音乐迷陪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追随，却对调情 这个词表达或者暗示的所有含义装作漠不关心；这些姑娘的年纪也非常轻，穿着同样古怪：一条长得垂到阴毛的毛衣，和一条只到膝盖以上的短裙。他们从来不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而只是窃窃私语，彼此间几乎是凑在耳朵边说话。他们总是在谈论电影，不过不是男演员或者女演员，而是谈论导演和电影。下午，他们在电影院里消磨时光，昏暗的放映厅里，只能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和彼此呼唤时用喉音发出的简短叫喊。

在他们的秘密集会和神秘行动中，有一些不太上台面的东西。警察经常会到他们习惯聚会的地方搜查就是一个证明。“去吧，去工作，公子哥儿们，”警察 们一边善意地说着，一边把扎祖 们往门口推。在那些年，法国警察不太愿意显得热心工作，而德国警察又不把那些人放在眼里。不知道该说法国警察天真，还是说他们是扎祖 们心照不宣的同谋。不过，众所周知，这些扎祖 声明自己是戴高乐派，尽管只是窃窃私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扎祖 从事一些小的非法买卖，尤其是在黑市上贩卖美国和英国香烟。接近一九四二年末的时候，警察经常会在扎祖 的口袋里没收的不仅是骆驼和玩家牌香烟，还有在英国印刷的戴高乐派宣传单。“淘气，”有些人这样说，法国警察局也持这种看法，他们不愿意找麻烦。

当时很难确定在这些扎祖 背后有没有著名的美国将军多诺万的支持，不过，在今天看来，这确实是板上钉钉的事。扎祖 们组织了一个与美国和英国情报局有着密切联系的“网络” 。不过，在那个时候，扎祖 们在巴黎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些穿着奇装异服的年轻人，天生反对那些年里严肃的生活，因此致力于一种轻率而又有趣的生活方式。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惊恐而又失去了信心的资产阶级社会，人们只希望既不与德国人也不与盟军有任何麻烦，前者尤甚。对于这些年轻人的做法，最多能够指责他们扮演名流 和花花公子 的角色，对于公众的痛苦和焦虑漠不关心，对于德国人的傲慢和粗鲁也是一样。至于扎祖 们的习气，很难确切地表达，尤其说不出有什么不好。他们的举止，他们的态度，可能也是受到那种个人自由主义神话的影响，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同性恋的神话。不过，除了习气以外，他们与同性恋最大的不同在于政治倾向：扎祖 们声称是自己是戴高乐派，而同性恋则自称共产主义者。

“哈！哈！那些扎祖，你听见了吗？” 杰克转过身来对我说，“那些扎祖！哈！哈！那些扎祖！”

“我不喜欢那些扎祖，”乔治突然说，“他们是反革命。”

我笑了起来，在让－路易的耳边小声说：“他嫉妒那些扎祖。”

“嫉妒那些白痴？”让－路易带着深深地蔑视回答，“当他们在巴黎当英雄的时候，我们却在为自由而牺牲。”

我沉默了，不知道如何回答。面对为了自由而牺牲的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如何回答。

“那么马蒂斯呢？马蒂斯在做什么？”杰克说，“还有毕加索？”

乔治用他那折磨人的声音微笑着回答。在他的嘴里，所有一切都变成饶舌的借口：毕加索、马蒂斯、立体派，以及德国占领时期的法国绘画，都被乔治编织进一幅充斥着流言蜚语和背信弃义的奇妙而费解的图画。

“那么鲁奥 (7) 呢？波纳尔 (8) 呢？让·科克托呢？还有谢尔盖·里法 (9) 呢？”

听到塞尔热·里帕尔的名字，乔治的脸阴沉下来，从他的嘴唇上传来一声低沉的呻吟。他的额头向杰克的肩膀倾斜，右手在空中做了一个缓慢而模糊的动作。“啊，请您不要说这个，求您啦！” 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那声音随即被激动哽住。

“噢，对不起，” 杰克说，“他发生了什么不幸吗？他们把他逮捕了？枪毙了？”

“比这更糟，”乔治说。

“比这更糟？” 杰克惊叫道。

“他跳舞！” 乔治说。

“他跳舞？” 杰克深深地感到吃惊。他不明白为什么对于一个芭蕾舞演员，在巴黎跳舞是如此大的不幸。

“唉，他跳舞！” 乔治又说，声音里充满了忧虑、悔恨和愤怒。

“您见过他跳舞吗？” 杰克问，他那腔调和问“您见到他死了？” 是一样的。

“唉！是的！” 乔治回答说。

“是很久以前的事吗？” 杰克小声问。

“我离开巴黎之前的那个晚上，” 乔治说，“我每天都去看他跳舞。唉！整个巴黎都跑去看他跳舞。因为他跳舞，唉！”

“他跳舞，唉！” 杰克重复道。然后转身面对着我：“他跳舞，你明白吗？” 他用胜利的声音说，“他跳舞，唉！”

我们到达希腊塔的时候是下午四点钟，随后转而向海边行驶，把车停在两堵高墙间的小路尽头的一个栅栏门前，葡萄园和橘子园从这里向下一直延伸到海边。我们推开栅栏，走进围绕在一栋渔民简陋房子周围的大菜园，院墙上涂的朱红色颜料已经褪了色。凉廊的拱门开在房子的正立面上。在凉廊对面，一条葡萄架沿着整个菜园伸展，上面仍然覆盖着被秋天最初的寒冷冻死的葡萄叶。在红色的葡萄叶中间，零星闪烁着几串白色的葡萄，夏末最后的余晖把它们染成了金黄色。葡萄架下摆着一张简朴的桌子，桌上铺着粗麻台布，上面放着粗糙的陶瓷餐具，装着骨质手柄的刀叉，还有几瓶维苏威葡萄酒，这种白葡萄酒从黑色的火山岩浆和海上清澈的空气中获得了神奇微妙的力量。

让－路易的朋友们坐在菜园各处摆放的古老大理石长凳上，正在等着我们（维苏威火山脚下这一侧延伸开去的是那不勒斯乡村的房子、花园、菜园，到处都是从赫库兰尼姆和庞贝废墟里挖出来的大理石）。他们发现了乔治、弗雷德、让－路易，于是兴奋地高声叫喊，张开臂膀走过来迎接他们，身体左右摇摆，脑袋也晃悠着，做着温柔而亲热的动作。他们彼此拥抱，在耳边窃窃私语，温柔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他们刚刚分开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却好像已经一百年没有见面了。所有人逐一吻着乔治的手，乔治则以一种国王般的优雅接受这种尊敬。尽管如此，他的微笑中还是带着骄傲的蔑视。拥抱仪式结束之后，乔治容光焕发：他仿佛醒了过来，张开眼睛，以一种虚假的惊奇环顾四周，开始如鸟儿婉转啼叫般交谈，还晃动着羽毛，迈着短小轻快的小碎步从一个人走到另一个人，仿佛一只麻雀在无形的树枝上跳跃。在葡萄架的枝条投射在地上的阴影中间，他从一根枝条跳到另一根枝条，好像用鸟儿的优雅将红色葡萄叶中间起伏的葡萄粒从这里叼到那里。

杰克和我坐在旁边的一张大理石长凳上，以便不打扰那些诚实而优雅的恋人。杰克边笑边摇着脑袋：“你真的相信……” 他说，“你真的相信……”

“当然，”我说。

“哈！哈！哈！原来如此，” 杰克说，“在欧洲，就是这些，你所谓的英雄？”

“是你们，”我说，“使他们成为了英雄。你们的确需要我们的同性恋才能赢得战争吗？幸好在欧洲我们其实有更优秀的英雄。”

“你不认为你们也有更好的同性恋者吗？”杰克说。

“我开始相信同性恋者是唯一赢得战争的人。”

“我也开始相信了，”杰克说着摇头微笑。

与此同时，乔治和他的朋友们在菜园里散着步，窃窃私语，向房子的方向投去不安和焦虑的目光。

“他们在等什么？”杰克说，“你认为他们在等待什么人吗？我开始害怕了，我怀疑这个故事会有一个不好的结局。”

突然，我将目光向海上投去，然后小声说：“看看大海，杰克。”

大海紧紧地扒住岸边，死死地盯着我。它用绿色的大眼睛盯着我，气喘吁吁，仿佛一只野兽似的紧紧扒着海岸，散发出一股奇怪的气味，一股强烈的野兽的气味。在远处，落日西斜，坠入雾气蒙蒙的地平线，成百上千在港口外抛锚的汽艇摇晃着，笼罩在浓重的灰色雾霭中，海鸥如同一道白光破雾而出。其他的船只在远处的海湾里航行，黑色的水与卡普里岛这个透明的蓝色幽灵形成鲜明的对比。一阵暴风雨从西洛可风中升起，渐渐笼罩了天空（青灰色的乌云被硫磺色的闪电、突然出现的细小绿色裂纹，还有耀眼的黑色亮光穿透）。暴风雨推动着试图在卡斯特拉马雷港口寻求庇护的迷航的白色帆船。这幅景象忧伤而又生动：天尽头地平线上几艘冒烟的船，在黑色的暴风雨、绿色和黄色的闪电追赶下逃跑的帆船，还有远处在蓝色天空的深渊里漂泊的岛屿。那是一幅神话般的景象，在那幅风景的边缘处，安德洛墨达 (10) 被链条拴在一块礁石上，哭泣着，谁知道在哪里，珀尔修斯，谁知道他是在哪里斩杀恶魔。

大海用哀求的大眼睛注视着我，像一只受伤的野兽般喘息着。我开始颤抖。大海还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注视着我。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些绿眼睛射出的目光重重地落在我身上，带着如此沉重的忧伤，如此的忧虑，如此的孤独和痛苦。它盯着我，气喘吁吁，如同一只受伤的野兽，扒住海岸。恐惧与怜悯令我颤抖。我已经厌倦看到人们痛苦，看到人们流血，看到他们匍匐在地上爬行和呻吟。我厌倦了听到他们呻吟，那些垂死的人在弥留之际微笑着小声说出的美妙的话。我厌倦了看见人类、动物、树木、天空、大地、大海痛苦，我厌倦了它们的痛苦，它们愚蠢和无用的痛苦，它们的恐惧，它们永无休止的弥留。我厌倦了恐惧，厌倦了怜悯。啊，怜悯！我为怜悯而感到羞耻。在远处拱形的海湾尽头，维苏威火山赤裸地耸立着，如同一个幽灵，火和岩浆在它的侧面留下了如同手指抓过的伤痕，火焰喷射和烟雾留下的深深的伤口血迹斑斑。大海扒住岸边，用哀求的大眼睛注视着我，气喘吁吁，身体上覆盖着绿色的鳞片，如同一只庞大的爬行动物。我在怜悯和恐惧中颤抖，听着高处天空中飘荡的维苏威火山沙哑的呻吟声。

不过，在我们的四周是黑暗又闪亮的柠檬叶和橘子叶，是微弱的海风。在业已坠落的太阳浑浊的光亮照射下，摇曳的银色橄榄树在混乱而又危险的自然的中心，构造了一个温和、明亮的和平之处。从小房子里飘来一阵鲜鱼和刚刚出炉的面包的香味，还有餐具的响声，以及女人亲切的低语。

年老的渔夫从房子里走了出来，向我们的朋友大声宣布一切都已就绪。此时，他们正在菜园的尽头聊着天，表情神秘。我以为他指的是晚饭，于是坐到杰克旁边，把我们的杯子斟满了酒。那酒具有一种既柔和又强烈的味道，带着野草非常甜美的香气。在那种味道和维苏威火山灼热的呼吸中，我感到秋季葡萄园里风的气息从黑色岩浆以及灰色火山灰构成的死一般沉寂的荒原上升起，在特雷卡塞树林附近和火山干旱的侧坡上飘散。我对杰克说：“喝吧。这种酒是用维苏威葡萄酿造的，有地狱之火的神秘味道，有岩浆、火山砾、火山灰的味道，正是它们掩埋了赫库兰尼姆和庞贝。杰克，尝尝这种神圣而古老的酒吧。”

杰克把酒杯放到了嘴边，说：“你们是奇怪的民族！”

“是奇怪、不幸、奇妙的民族……” 我举起酒杯说。然而就在这时，我发现我们的朋友不见了。屋子里传来低沉的声音，随后是一声又长又高的呻吟，一种歌唱式的呻吟，仿佛一首痛苦的颂歌，以一首爱情歌曲的旋律谱写的产妇的呻吟。我们好奇地站起身来，悄无声息地靠近那栋房子，然后走了进去。说话的声音和那声奇怪的呻吟是从上面一层传来的。我们静静地走上楼梯，推开房门，然后停在了门口。

那是渔夫居住的一间简陋的房子，一张床占满了整个房间。在黄色丝被下面，躺着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总之是一个模糊的人形。他的脑袋陷在一顶带花边的洁白帽子里，下巴底下一根蓝色宽带子把帽子系得紧紧的。那个脑袋躺在宽大蓬松的枕头中间—枕套是用闪亮的白色真丝做成的——仿佛放在银碟子里的一颗砍掉的头颅。在被太阳和风吹伤的脸上，闪烁着两只又大又黑的眼睛。他的嘴巴很大，嘴唇鲜红，上面有两撇小黑胡。那毫无疑问是一个男人，一个不超过二十岁的男人。他一边呻吟一边张嘴唱着歌，脑袋在枕头上左右摇晃，女士睡衣紧绷的衣袖里两条肌肉发达的胳膊在床单外面挥舞着，仿佛再也不能忍受某种痛苦的折磨。他不时地用两只手触摸自己，唱着：“噢，噢，可怜可怜我！”他的肚子奇怪地隆起，就像一个孕妇。

在床的四周，让－路易和他的朋友们躁动不安，殷勤而又充满恐惧，就像产妇病床前揪心的亲属一样焦虑：有的把沾湿的手帕放在产妇头上好让他感到凉爽，有的把醋和香料倒在手绢里，然后放在他的鼻子下边，有的准备毛巾、纱布、麻布绷带，有的在两个脸盆旁边忙活。还有一个满脸皱纹、头发灰白蓬乱的老太太，她的动作缓慢而又深思熟虑，脑袋却焦急地晃着，胸口呼出来的气息非常急促。她一边用哀求的目光仰视天空，一边从她交替提起和放下两只热水罐里倒出热水。所有其他的人都在房间里不停地到处跑着，彼此碰撞，吼叫，用手紧紧抱住脑袋。每当产妇发出一声更加尖利的痛呼，或者一声更加心碎的呻吟，他们就会叫喊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乔治站在房子中间，双手紧紧抱着一大包吸水棉，他用庄重的动作从上面抽出一团团巨大的棉絮，把它们扔到空中。然后棉絮缓慢地重新落在他四周，如同从明亮而炎热的天空落下的温和的雪。乔治就像是一尊焦虑和痛苦的雕像。“噢，噢，可怜可怜我！”孕妇唱着，同时用双手拍打着隆起的肚子，发出鼓一般的声响。孕妇海员般有力的手指敲打在肚子上发出的低沉声响，在乔治听来异常残忍，以至于他闭上了眼睛，脸色惨白，身体瑟瑟发抖。他呜咽着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

让－路易和他的朋友们注意到我们站在门口，而且还注视着那个怪异的场面，就异口同声地叫喊着，向我们扑了过来。他们用腼腆的动作、羞怯的凶猛、各种各样疯狂和优雅的动作、仿佛爱抚一样的触碰，同时发出好像受到了惊吓而又几乎是出于愉悦的叹息，试图把我们推出门。假如不是房间里突然响起了一声极高的叫喊，他们几乎就得逞了。所有人都转过身去，随着一阵连续的痛苦和恐怖的呻吟扑到床边。

产妇面色苍白，眼睛睁得很大，两只手紧紧地按着太阳穴，把脑袋在枕头上左右摇摆，用异常尖利的声音叫喊着。带血的吐沫像泡沫一样从他的嘴唇里冒出来，大滴的眼泪滑下他棕色的男性面孔，粘在他黑色的胡子上。“齐奇罗！齐奇罗！”老妇人大叫着扑倒在床上，把手伸进被单下面，气喘吁吁，牙齿格格作响，嘴里发出可怕的声音，她眼珠打转，从胸腔的深处呼出汩汩的气息，在那个隆起的肚子周围辛勤地忙碌着。那个肚子忽而抬起，忽而降下，在黄色丝被下可笑地晃悠。老妇人不时地大喊着：“齐奇罗！齐奇罗！别害怕，这儿有我！ ”她好像正用两只手抓住藏在被子下面的某个令人厌恶的野兽，企图掐死它。齐奇罗叉着两腿躺在那里，嘴里冒着血泡，乞求道：“圣热内罗！圣热内罗，帮帮我！”同时失去理智般猛烈地摇晃脑袋。乔治一边徒劳地制止他，一边哭泣着非常温柔地抱住他，注意不让他把头撞在铁床上受伤。

突然，老妇人开始用两只手把某个东西从齐奇罗的肚子向自己的方向拉。终于，随着一声胜利的叫喊，她把一个深色的魔鬼似的东西扯了出来，高高举起给所有人看。那东西的脸上皱巴巴的，布满红斑。一见到他，所有人都欣喜若狂。他们彼此拥抱，哭泣，亲吻，又跳又叫，紧紧地围在老妇人的周围。老妇人把婴儿高高举着——指甲插进新生儿暗淡而粗糙的肌肉里——几乎要把他作为礼物献给某位天神：“噢，得到祝福的孩子！噢，得到马利亚祝福的孩子！噢，奇迹般的孩子！”直到所有人都开始着魔似的在房间里奔跑，学着新生儿的方式说话，呜咽，尖声哭泣。他们一边笑得嘴咧到了耳朵，一边用攥着的拳头擦眼睛：“咦！咦！咦！咦！咦！”新生儿被从老妇人的指甲中间抢了过来，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最后又回到齐奇罗的床上。他坐起身，蓄着胡子的英俊男性面孔上闪烁着非常温柔的母性的微笑。他向自己体内结下的果实张开健壮的双臂：“我的儿子！”他大声说着，抓住那个魔鬼似的东西，把他紧紧抱在怀里，在长着浓密胸毛的胸脯上摩挲着，亲吻着婴儿的脸颊，长久地把他抱在怀里摇着，嘴里哼着歌。最后，他脸上带着美丽的微笑，将婴儿交给乔治。

在“生产”的仪式中，这个手势意味着父亲的荣誉属于乔治。乔治张开双手接住新生儿，开始轻轻地摇晃他，爱抚他，亲吻他，用带着笑意和含着泪水的眼睛欣赏他。我注视着那个孩子，感到毛骨悚然。他是一个古老的木制塑像，一个雕刻粗糙的物神，就像是画在庞贝古城房子墙壁上的那些有生殖器的神像。他的脑袋既小又不成形，胳膊短小而且干枯，巨大的肚子鼓鼓的，下面伸出一个生殖器，无论形状还是尺寸都闻所未闻，就像毒蘑菇的菌盖，红红的，布满了白色的斑点。乔治长久地注视着那个小怪物，然后把他贴近自己的脸，把嘴唇贴在那只蘑菇的菌盖上，亲吻它，咬它。他面孔苍白，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双手在发抖。所有人都紧紧地围在他的身边，尖叫着，举起胳膊挥动着，争先恐后地亲吻那个令人恶心的生殖器，带着一种惊人而又可怕的疯狂。这时，楼梯下面传来一声有力的叫喊：“意大利面！意大利面！”伴随着这个声音，煮熟的面条和西红柿酱的气味飘进了房间。同样伴随着这个声音，齐奇罗双腿一跃跳下了床，一只手放在乔治的肩膀上，几乎是在亲吻他，另一只手害羞地紧紧抓住衬衣边缘遮住胸口。他站起身，脚踩在地板上：慢慢地，用优雅的动作、微弱的叹息、软绵绵的目光，在十只亲切的臂膀的搀扶和轻柔的推动下，开始移动脚步。他的肩上披着老妇人给他的一件红色丝绸睡衣，颤抖地向门口走去。我们所有人都跟在他后面。

晚餐开始了。首先端上来的是意大利面，接着是绯鲤和鱿鱼，然后是热那亚式小牛肉，最后是“蛋糕”：那是一种在鸡蛋面里面填充鲜奶酪的那不勒斯蛋糕。杰克和我坐在桌子尽头，默默地观察着这出特别的喜剧中不同人物的行为举止，心情纷乱而非兴致勃勃，随时等待着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所有人都高兴地吃着，喝着，充满了欣喜。醉意醺然渐渐演变为疯狂的爱与嫉妒的怒火。乔治面孔通红，额头靠在齐奇罗的肩膀上，用恶意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的朋友和对手，他吐出一句轻率的话，突然，让－路易哭了起来，我觉得是有意作对。但我发现他的痛苦强烈而又真诚，他是真的在痛苦，这令我有些吃惊。我叫了让－路易的名字，所有人都转过身来，吃惊而气愤地望着我，好像我打扰了精心设计的表演。让－路易哭泣了很久，而且没有表现出让步的迹象，直到齐奇罗无精打采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靠近让－路易，亲吻他的耳根，然后开始抚摸他的头发，用极尽温柔的语调低声和他讲话；很明显，他这样做更多是为了激起情敌们的嫉恨，从而获得一种阴险的快乐，而不是为了减轻让－路易的痛苦。

从近处看站着的齐奇罗，他显得比躺在床上时年轻得多。这是一个最多不过十八岁的年轻人，非常英俊。不过，令我不安的是他的举止和语调中那种完美的自然，他那种能够胜任任何戏剧表演的演员的表情。看上去，他并不为自己奇怪的发型和扮演的角色而感到胆怯或者耻辱，反而几乎为自己的乔装改扮和技巧感到骄傲。

在抚慰了让－路易之后，齐奇罗又坐回主人的位置。简单地说，或者是因为热腾腾的食物，或者是葡萄酒的火气，或者是强烈的海风，他逐渐褪去了自己——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女性的贞洁。他的目光开始闪烁，声音变得有力，而且充满了男性洪亮的音色。在被太阳晒黑的皮肤下面，肌肉开始苏醒，双手逐渐变得男性化，手指变得僵硬多节。这个事实令我遗憾，因为我觉得这种改变使得那场喜剧令人厌恶之处，以及它所建议或隐藏的不言而喻的东西过分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不过，我后来得知，就连那种出人意料的变形，也是“生产”的一部分，甚至是这个仪式中最微妙的一部分。没有一个“生产”不是以——咱们这么说吧——吻手仪式结束的。

事实上，在某个时候，齐奇罗开始用声音和动作刺激一同进餐的人们，亲切的话语和叫喊声中掺杂着下流的辱骂和插科打诨。随后，他站起身来，用庄重的动作，如同摘掉王冠一样从额头上摘下了帽子，骄傲地环顾四周，半张着嘴巴露出一个胜利和轻蔑的微笑，摇晃着黑色的鬈发。突然，他一脚踢翻了椅子，向房间逃去，钻进门，发出一声尖利的笑声，然后就消失了。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发出尖利、痛苦、愤怒的呻吟，跟在他的后面，也消失在房间里。

“来吧，” 杰克一边大声向我叫道，一边抓住我的胳膊，拉着我跟他走。我发现他面色惨白，额头上渗出大滴的汗珠。我们跑着上了楼，站在房间门口。

齐奇罗躺倒在床上，两腿叉开，胳膊肘支撑着身体，用闪烁着某种讽刺和威胁的目光注视着乔治。乔治站在他面前，一动不动，呼吸非常急促，后背几乎靠在了朋友们身上，后者则用胸口顶着他的肩膀。突然，随着一声在我听来非常恐怖的叫声，乔治跪倒在齐奇罗面前，把脸埋在他的大腿中间，因为爱和痛苦而呻吟着。

年轻人用缓慢、沉重，几乎邪恶的动作转过身趴在床上，用消瘦却肌肉发达的屁股对着他，野蛮地叫喊和哭泣着。乔治亲吻着他，咬他的屁股，同时疯狂地脱去自己的衣服，解开扣子，褪下裤子。所有人都叫喊着，哭泣着，解开扣子，褪下裤子，跪倒在地，彼此亲吻着，咬着屁股，如同鳟鱼一般在房间里爬行，孩子气而又猛烈地呻吟着。

杰克用可怕的力气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面孔煞白。我看见他嘴唇颤抖，眼睛失去了光泽，太阳穴也突了出来。“去吧， 马拉巴特，去吧！ ”他结结巴巴地说，“噢，去吧， 马拉巴特！去踢他，去踢他的屁股，噢，马拉巴特！我受不了了，马拉巴特，去踢他的屁股，噢，去吧， 马拉巴特，去吧！ ”

“我不能，杰克，”我回答，“我实在不能这样做，杰克。我只不过是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可怜的战败者，我不能踢一个英雄的屁股。乔治是一个英雄，杰克。一个自由的英雄，杰克。我只不过是一个可怜而又不幸的人，一个可怜的战败者，我没有权利踢一个自由英雄的屁股，杰克。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保证，我没有这个权利，杰克！”

“噢，去吧， 马拉巴特！”杰克结巴着说，他脸色煞白，浑身颤抖，“我才不在乎什么英雄，马拉巴特，噢！我求你了，用你的脚去踢他的屁股， 噢，马拉巴特！用你的脚去踢所有这些英雄的屁股。 我不能这样做，我是司令部的美军上校，我不能制造丑闻。可是你，马拉巴特，噢，马拉巴特！你，你可以，你是一个意大利人，你在自己家里。 噢，马拉巴特，去吧， 马拉巴特，去吧！ ”

“我不能，杰克，”我对他说，“我不能踢那些自由英雄的屁股，我也看不上那些英雄，但是我不能。杰克，我确实不能这样做！”

“哈，你害怕了！”杰克结巴着说，用力地抓着我的胳膊。

“是的，我害怕，杰克，我承认，我害怕。你不知道那群漂亮的英雄能干出什么事来！你不知道那样的英雄是多么懦弱和邪恶！他们会报复，他们会把我送进监狱，会把我毁了。杰克，你不了解同性恋，当他们开始当英雄的时候，他们是多么懦弱和邪恶！”

“你害怕了！你也是胆小鬼！去吧，你这个杂种！ ”杰克结巴着说，用闪闪发光的眼睛注视着我。

“我害怕，杰克，这一点我承认。不过我不是胆小鬼，杰克。我是一个不幸的可怜虫，一个战败者，杰克。我害怕。我也非常想用脚踢他们的屁股，杰克，可是我害怕。你不知道，杰克，那样的英雄是多么无赖！”

“噢，去吧， 马拉巴特，去吧！ ”杰克结巴着说，指甲嵌进了我的肉里，“噢，我求求你，马拉巴特，去吧，去吧！ ”

“我不能，杰克，我不能，我害怕。你是个美国人，你是美军上校，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杰克。可我是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可怜的，被战胜、被侮辱的意大利人，我不能，杰克！你不知道同性恋在成为英雄以后是多么无赖和懦弱！噢，原谅我，杰克，可是我不能，我确实不能，杰克！”

“去吧， 马拉巴特！我求你啦，去吧！ ”杰克结巴着说。突然，他向我的身侧打了一拳，把我推到一边，然后扑到乔治身上，在他那肥胖的玫瑰色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混账！猪！ ”杰克叫喊道，疯狂地踢着，还从齐奇罗手里抢过那个木制怪物，把它像棍棒一样在空中挥舞。杰克好像被盲目的愤怒支配着，我甚至对他产生了恐惧。当乔治和他的朋友们像女人一样尖叫和大声呻吟，挤在床脚下的地上（唯一没有表现出惊讶和恐惧的是齐奇罗。他坐在床边，用满含欣赏的目光注视着杰克，惊叫着“多么漂亮的男人！多么漂亮的男人！”）时，我抓住杰克的肩膀，紧紧抓住他的两条胳膊，几乎把他拎了起来，费力地向后拖，把他拖到门口。终于，我制服了他，拖着他下了楼梯，把他塞进车里。我坐在方向盘前，发动了汽车，调转车头驶上了小路，然后一溜烟地逃跑。

“噢，马拉巴特！”杰克呻吟着用双手捂住了脸，“我们不能看这些东西，不能，我们不能！”

“你真有福！”我说，“你真有福，你是个诚实的人，杰克。我喜欢你！我非常喜欢你。 你真的是一个善良、诚实、天真的美国人，杰克！你是个优秀的美国人，杰克！”

杰克沉默了，眼睛盯着前方。我注意到他的手里攥着个黑红两色的东西。

“你手里是什么？”我对他说。

杰克摊开手掌，是那个新生儿巨大而又可怕的男性生殖器。

“对不起， 马拉巴特，”杰克红着脸说，“我不应该这样做。”

“你做得很对，杰克，”我说，“你是一个好小伙子，杰克。”

“或许我没有权利这样做，”杰克说，“我没有权利辱骂他们。”

“你做得很好，杰克，”我说。

“不，我没有权利，”杰克说，“我没有权利踢他们。”

“你是个胜利者，”我说，“你是个胜利者，杰克。一个胜利者。 ”

“一个胜利者？ ”杰克一边说，一边把那个可怕的东西从窗户扔了出去，“一个胜利者？不要取笑我，马拉巴特。一个胜利者！ ”

(1) 　《田园牧人》是法国作家纪德的作品，他是保护同性恋权益代表。这部书出版时受到了广泛的非难，而作家本人后来却把它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田园牧人”这个称呼也被用来影射同性恋者。

(2) 　Sergei Diaghilev（1872—1929），俄国芭蕾舞导演，1915—1923年间任俄国芭蕾舞团团长。

(3) 　法国作家于斯曼作品《逆流》中的主人公，颓废派贵族的代表，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营造和追求造作而精致的生活。

(4) 　William Joseph Donovan（1883—1959），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

(5) 　Friedrich Dollmann（1882—1944），二战期间德国军官。

(6) 　Zazous，二战后法国的青年爵士音乐迷。

(7) 　Georges Rouault（1871—1958），法国画家和雕塑家。

(8) 　Piere Bonnard（1867—1947），法国画家。

(9) 　Serge Lifor（1905—1986），乌克兰裔法国芭蕾舞蹈家。

(10) 　希腊神话中埃塞俄比亚公主。

第六章　黑风

临近清晨的时候，刮起了黑风，我于是醒了过来，全身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在梦里，我辨认出了它那忧伤的声音，黑色的声音。我从窗口探出头去，在墙壁上、屋顶上、石子路上、树叶中间，还有波西利波的天空中，找寻它的踪迹。它如同一个摸索前行的盲人，抚摸着空气，伸出的手从物体上掠过：黑风就是这样做的，它看不见自己走向何方。所以，它一会儿碰到墙壁，一会儿碰到树枝，一会儿又会碰到人的面孔；一会儿是海岸，一会儿又是山峦，黑色的风把代表它轻柔抚慰的黑色印记留在空气里和物体上。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见黑风的声音了，因此立刻认出了它。我醒了，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从窗户探出头去，观察房屋、大海、天空，还有大海上空的云彩。

第一次听见它的声音是一九四一年的夏天，在乌克兰。当时，我在第聂伯河边哥萨克人的土地上。一天晚上，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哥萨克老人们坐在门口，一边抽烟，一边对我说：“瞧瞧那下面的黑风。”白昼渐渐逝去，在地平线的尽头，太阳沉入了大地。最后的一抹玫瑰红色的透明阳光，抚摸着高高的白桦树的枝条。就是在那个令人忧伤的时刻，在那个白昼即将结束的时刻，我第一次见到了黑风。

它如同一个黑色的影子，如同一匹黑马的影子，在草原上漫无目的地奔跑，一会儿谨慎地靠近村庄，一会儿又惊恐地远离。某种像是夜行飞鸟的翅膀似的东西，掠过分散在村庄四周的树木、马匹、狗。它们会立刻沾染上一种深深的颜色，夜晚的颜色。目光无法将它穿透，仿佛夜晚凝结成了漆黑的一块。人和动物的声音仿佛一片片黑色的纸，在日暮时分玫瑰色的空气中飞舞。

我走到河边，河水幽暗。我抬头望着一棵树的树冠，树叶漆黑闪亮。我捡起一块石头，手中的石头又黑又重。田间归来的姑娘们朝着集体农庄低矮而狭长的棚屋走去；她们的眼睛漆黑而明亮，自由清新的笑声如同黑色的鸟儿在空中飞舞。天仍然亮着。那些树木、声音、动物，还有人，在仍然明亮的天色中已经变得漆黑，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恐惧。

满脸皱纹的哥萨克老人，长长的发束从剃过的头顶上垂下来。他们说：“这是黑风，是黑风 。”随后，他们摇了摇头，望着黑色的风在草原上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如同一匹受惊的马。我说：“或许是夜的影子把风染黑了吧。”哥萨克老人们摇着头，说：“不，不是夜的影子染黑了风。是黑风 ，是它把触摸到的东西都染成了黑色。”接着，他们教我识别黑风的声音，还有它的气味。他们把一只羊羔抱在怀里，吹动它黑色的毛，毛的根部显出了白色。他们把一只鸟捧在手里，吹动它柔软的黑色羽毛，羽毛的根部仿佛染着黄色、红色和蓝色。他们向房屋的灰泥上吹气，在被风抚摸后留下的黑色绒毛下面，隐约显现出白色的石灰。他们把手指伸进一匹马黑色的鬃毛里，手指间现出了栗色的汗毛。黑色的狗在村庄的小广场上嬉戏，每当它们从一处栅栏和一堵墙壁的后面经过，在避风的地方，便会被哥萨克狗特有的那种黄褐色点燃。然而，一旦它们重新扑入风中，这种颜色便会立即消散。一位老人用指甲挖出埋在土里的一块白色石头，把它放在手掌上，然后掷入河流般的风里。那石头仿佛一颗熄灭的星星，一颗陷入白昼闪烁水流中的黑色星星。就这样，我学会了从气味上识别黑风，那是枯草的味道，如同月桂叶子的味道一样苦涩而强烈；还有从声音上识别它，那声音异常忧伤，充满深夜的声息。

第二天，我去了多罗戈，那里距康斯坦丁诺夫卡有三个小时的路程。天色已晚，我的马也累了。我要到多罗戈去参观一座著名的集体农庄，那里饲养着乌克兰最优良的马匹。我是下午将近五点的时候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出发的，想在入夜之前赶到多罗戈。不过，刚刚下过的一场雨使小路变成了满是淤泥的壕沟，还冲走了小河上的那座桥。这种小河在当地十分常见，逼得我只好沿着河岸来来回回寻找涉水过河的地方。当太阳发出一声闷响，随即沉入天尽头的地下时，我距离多罗戈还很远。在草原上，太阳会突然落山，如同沙砾落在草上，发出像石头撞击地面一样的扑通声。刚刚离开康斯坦丁诺夫卡，我和一队到斯大林 (1) 去的匈牙利骑兵结伴走了很长一段路。他们一边骑马一边抽着长长的烟斗，不时停下来彼此交谈。他们说起话来声音柔和，像在唱歌。我想他们是在商量要走哪条路，可是，指挥他们的军士突然用德语问我愿不愿意卖掉我的马。那是一匹哥萨克马，它了解草原上的所有气味、所有味道，以及所有声音。“它是我的朋友，”我说，“我不能卖掉朋友。”匈牙利军士微笑地注视着我。“这是一匹漂亮的马，”他说，“不过您应该没有花多少钱。您可以告诉我这是从哪里偷来的吗？”我知道应该如何回答盗马贼，于是说：“是的，是一匹漂亮的马，它一整天都像风一样奔跑，不知疲倦，但是它有麻风病。”我边笑边望着他的脸。“有麻风病？”军士问。“您不相信我的话？”我说，“假如您不相信我，就碰碰它，它会把麻风病传染给您的。”我用脚尖踢了一下马身，然后就慢慢离开了，头也不回。我听见他在笑，而且骂骂咧咧地叫喊了很久。随后，我用眼睛的余光看见他们向河流的方向斜插下去，挥动着手臂，密集地排成一队，策马而去。走出几英里之后，我遇到了一些罗马尼亚骑兵，他们边走边抢，鞍桥上搭着一堆堆的丝质衣服和羊皮，肯定是在某个鞑靼人的村子里抢来的。他们问我到哪儿去。“去多罗戈，”我说。他们说想陪着我，把我一直护送到多罗戈去，好在遇到不测的时候保护我，因为草原上奔跑着成群的匈牙利强盗。可是，他们的马已经累了。他们祝我旅途愉快，然后就离开了，还不时回头向我挥手道别。

当我发现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一束火光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半夜了。那肯定是多罗戈。突然，我认出了风的气味，我的心凝固了。我注视着自己的手：它们漆黑、干枯，几乎变成了炭。草原上稀疏的树木是黑色的，石头是黑色的，土地是黑色的。不过，空气还是明亮的，仿佛是银子做的。白昼最后的光亮在我背后的天空中熄灭，夜晚的黑马从位于极远的地平线处的东方朝我奔跑过来，掀起黑色的尘雾。

我感到黑色的风轻柔地从我脸上拂过，黑夜的风充满了我的口腔。浓密而湿滑的沉寂停滞在草原上，如同一潭浑浊的水。我弯下腰俯身在马脖子上，在它的耳边窃窃私语。马听着我的话，温柔地嘶鸣，转过头来，用倾斜的大眼睛望着我，黑色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忧郁和纯洁的疯狂。夜晚已经降临，多罗戈的灯火也已经临近。突然，我听见人类的声音高高地在我的头顶上响起。

我抬起头，好像看到那段道路两旁树木的枝叶冲我的脑袋低垂下来。不过，我看不到树干，也看不见枝条或者叶子，只能感觉到树木围绕在我四周的一种奇特存在：某种黑夜中非常有力的东西，某种被砌在夜晚墙壁中的活生生的东西。我勒住马，竖起耳朵。我果真听到在我的头顶上，人类的声音在黑色的空气中经过，就在我的头顶上。“Wer da？”我叫喊道，“谁在哪儿？”

在我的面前，在地平线的尽头，一片淡淡的玫瑰色亮光在天空中扩散开来。声音从我的头上经过，的确是人类的声音，有德语、俄语、希伯来语。那些声音十分响亮，他们在彼此交谈，不过有些尖利，时而严厉，时而如同玻璃般冰冷和脆弱。他们的谈话经常会被像玻璃碰上石头后发出的叮叮声打断。我又大声叫道：“Wer da？谁在哪儿？”

“你是谁？你想怎样？是谁？是谁？”一些声音回答道，在我的头顶上。

地平线的边缘呈现出透明的玫瑰红，如同一个鸡蛋壳，的确是有一只鸡蛋，在地平线的尽头，从大地的肚子里缓慢地钻了出来。

“我是一个人，我是基督徒，”我说。

一阵尖利的笑声划过黑色的天空，消失在遥远的黑夜中。一个比其他声音还要响亮的声音叫喊道：“哈，你是个基督徒，你？”我回答说：“是的，我是个基督徒。”回答我的是轻蔑的笑声，它从我的脑袋上方奔驰而过，渐渐消失在黑夜里。

“你不为自己是基督徒而感到耻辱吗？”那个声音叫喊着。

我沉默了。我弯腰趴在马脖子上，面孔陷在马的鬃毛里，沉默着。

“你为什么不回答？”声音叫喊着。

我沉默着，注视着渐渐变亮的天空。一束如同鸡蛋壳一样透明的金色光线慢慢在天空中扩散开来。那边的确有一个鸡蛋在升起，渐渐从地下露出头来，又慢慢地从如同漆黑而深沉的坟墓一样的大地上升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说话？”那个声音大声叫道。

我听见头上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如同树枝在风中晃动发出的声响，一阵窃窃私语，如同风中树叶的声响，一阵愤怒的笑声、严厉的话语，在黑色的天空中奔跑，某种如同翅膀一样的东西从我的面孔上划过。是一些鸟儿，一些黑色的大鸟，可能是乌鸦，它们从睡梦中醒来，飞了起来，拍着黑色肥硕的翅膀逃走了。“你们是谁？”我叫喊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回答我！”月光洒满天空。的确有一个鸡蛋从夜晚的腹中诞生，的确是一个鸡蛋从大地的腹中诞生，然后缓缓升上地平线。渐渐地，我看见大路两边的树木走出了黑夜，在金黄色的天空中赫然而立，我看到头上树枝间黑色的阴影在移动。

惊恐的叫声在我的喉咙处郁结。那是些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是被钉在树干上的男人。他们张开双臂，双脚并在一起，被长长的钉子钉在树干上，或者脚腕上缠着铁丝。其中一些人的头垂在肩膀上，其他人的头垂在胸前，还有的抬起头注视着初生的月亮。很多人身上都穿着犹太式的黑色长袍，也有很多人赤裸着身体，他们的肉体在温和而寒冷的月光中闪烁着纯洁的光芒。月亮，丰产与永恒的象征，就像在塔尔奎尼亚的伊特鲁里亚人坟墓里，死人用两个手指举起的充盈着生命的鸡蛋一样，月亮从地下钻出来，在天空中翱翔，如同鸡蛋一样洁白而冰冷，照亮那些长满胡子的面孔、黑色的眼袋、张开的嘴巴，还有钉在十字架上的扭曲的四肢。

我在马镫上站了起来，向其中的一个人伸出手，试着用指甲把钉在他脚上的钉子拔下来。可是，愤怒的声音在周围响了起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说：“不要碰我，该死的！”

“我不想伤害你，”我大叫道，“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帮助你们！”

一阵可怕的笑声从一棵树传到另一棵树，从一个十字架传到另一个十字架。我看到那些脑袋晃来晃去，胡子摇曳着，嘴巴一张一翕，发出咬牙切齿的声音。

“帮助我们？”高处的声音说，“为什么？或许因为你可怜我们？因为你是个基督徒？来吧，回答我，因为你是个基督徒？你认为这个能够称为理由吗？你怜悯我们是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我沉默着，那个声音却越发响亮了起来：“那些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难道不是和你一样的基督徒吗？那些把我们钉在这些树上的人，难道他们是狗、马、老鼠？哈！哈！哈！一个基督徒！”

我弯下腰，把脑袋靠在马脖子上，沉默着。

“来吧，回答！你有什么权利奢望能够来帮助我？有什么权利奢望怜悯我们？”

“不是我，”我叫喊道，“不是我把你们钉在树上的！不是我！”

“我知道，”那个声音用一种无法形容的温柔和仇恨的腔调说，“我知道，是别的人，是所有那些像你一样的人。”

这时，远处传来一声呻吟，是一声高亢强烈的呻吟。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哭声，不过因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而被迫中断。一阵低沉而连续的声音，从一棵树传到另一棵树，一直传到我们这里。那些呼吸急促的声音叫喊道：“是谁？是谁？那边谁死了？”另外一些哀怨的声音回答说：“是大卫，是萨米埃尔的大卫，是萨米埃尔的儿子大卫，是大卫，是大卫……”那个名字从一棵树传到另一棵树，随后，一声勉强忍住的呜咽，一声脆弱而沙哑的哭泣，以及呻吟声、祈求声、痛苦和愤怒的吼叫声，向我们这里传来。

“他还是个孩子，”那个声音说。

于是，我抬起头，在已经高悬在空中的月亮的照射下，在黑漆漆的天空中那个鸡蛋洁白而冰冷的光线照射下，我看到了和我说话的人：那是一个面孔苍白憔悴、长满胡须的赤裸男人。他张开双臂，仿佛在一个十字架上面，双手钉在从树干伸出的两条粗壮的树枝上。他盯着我，眼睛闪闪放光。突然，他大声叫道：“您那是怎样的怜悯呀？您想让我们拿您的怜悯派什么用场呢？我们会在那上面，会在您的怜悯上面吐痰，我唾弃！我唾弃！ ”周围愤怒的声音重复着：“我唾弃！我唾弃！ 我们在上面吐痰！我们在上面吐痰！”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大声叫着，“你们别赶我走！让我拔掉钉子，把你们从十字架上放下来！不要推开我的手，这是一只人类的手。”

邪恶的笑声在四周响起。我听见树枝在我的头上颤抖，可怕的飒飒声在树叶中蔓延。

“哈！哈！哈！”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叫喊着，“你们听见了吗？他想把我们从十字架上弄下去！他也不害臊！这些肮脏的基督徒，你们折磨我们，把我们钉在树上，然后再来送上你们的怜悯！你们是想拯救自己的灵魂，嗯？你们害怕地狱！哈！哈！哈！”

“不要赶我走，”我叫喊着，“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推开我的手！”

“您想把我们从十字架上弄下去？”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用低沉而忧伤的声音说，“然后呢？德国人会像狗一样把我们杀死。还有你，他们会像疯狗一样杀了你。”

“他们会像狗一样把我们杀死，”我心里重复着这句话，低下了头。

“假如你想帮助我们，假如你想缩短我们的痛苦……就一个个打碎我们的脑袋。来吧，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结束我们的生命？假如你真的怜悯我们，那么开枪吧，给我们最后一击。来吧，你为什么不开枪？你难道害怕德国人因为你怜悯我们而杀了你吗？”他一边说着，一边盯着我，我感到自己被那些漆黑闪亮的眼睛刺穿。

“不！不！”我叫喊着，“可怜可怜我吧，别要求我这样做，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要求我做这样的事，我从来都没有对着一个人开过枪，我不是杀人犯！我不想成为杀人犯！”我哭泣着，叫喊着，猛烈摇晃着靠在马脖子上的脑袋。

那些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沉默了。我听到他们的呼吸，听到他们牙齿间发出沙哑的咝咝声，感觉到他们的目光沉重地压在我的身上，他们冒火的眼睛灼烧着我流满泪水的脸，穿透我的胸膛。

“假如你怜悯我，就把我杀掉！”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男人叫喊着，“噢，向我的脑袋开一枪！噢，向我的脑袋开枪，可怜可怜我吧！看在上帝的分上，杀了我吧，噢，杀了我吧，看在上帝的分上！”

就这样，我大声央求着，哭泣着，痛苦而又艰难地移动着无比沉重的胳膊，把手放在体侧，抓住手枪的枪柄。我缓缓地抬起胳膊，把手枪从皮套里抽出来，在马镫上站起身，左手抓住马鬃以防从马鞍上滑下来，因为恐惧已经令我脆弱、惊恐、备受折磨。我举起手枪，瞄准了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的脸。在那一刻，我注视着他。我看见他的嘴巴黑乎乎的，如同一个洞穴，牙齿也已经掉光；他长着鹰钩鼻，鼻孔里满是血块；胡子乱蓬蓬的，眼睛乌黑闪亮。

“哈，该死的！”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叫喊着，“这就是您的怜悯吗？您就不会做点别的吗，胆小鬼？你们把我们钉在树上，然后在脑袋上打一枪把我们杀了？这就是你们的怜悯吗，胆小鬼？”他向我的脸上吐痰，一次，两次，三次。

我重新跌坐在马鞍上，一阵可怕的笑声从一棵树传到另一棵树。马被马刺激怒，动了起来，小步向前跑着。我低着头，双手抓住马鞍上的圆头，从那些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下面走过，他们每个人都向我身上吐痰，一边还叫喊着：“胆小鬼！该死的基督徒！”我感到他们的痰抽打在我脸上、手上。我咬紧牙关，整个人都伏在马脖子上，从如雨的痰中穿过。

就这样，我来到了多罗戈，从马鞍上跌下来，掉在几个意大利战士的臂膀上。他们就驻扎在草原上那个偏僻的村子里。他们是洛迪军团的骑兵，指挥他们的是一位来自伦巴第地区的下士，非常年轻，几乎还是个孩子。夜里，我开始发烧，直到黎明时分仍旧神志不清，一个年轻的军官守在我身边。我不知道在神志不清的时候喊了些什么，不过，当我清醒之后，那个军官对我说，对于那些可怜人的悲惨命运，我没有任何过错，他说，就在那天早上，一队巡逻的德国人还枪毙了一个农民，因为发现他正在给那些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喂水。我开始大叫：“我不想再做基督徒了，”我叫喊着，“我厌倦了做基督徒，该死的基督徒！”我挣扎着希望他们让我去给那些可怜的人送水，可是军官以及他的两个士兵把我按在了床上。我挣扎了很久，直到昏厥过去。再次恢复知觉的时候，我又开始发烧，整整一天一夜都神志不清。

第二天，因为过分虚弱，我只能躺在床上。透过窗玻璃，我注视着黄色的草原上洁白的天空、地平线处绿色的云彩，我听着在菜园的栅栏前经过的农民和士兵的说话声。那天晚上，年轻军官对我说，我们没有办法阻止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所以只能试着忘记它们，以便不变成疯子。他还说，假如我觉得好一点，第二天他可以陪我去参观多罗戈的集体农庄，著名的马匹饲养地。不过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对他说我想尽快回到康斯坦丁诺夫卡。第三天，我下了床，向年轻的军官告辞（我记得拥抱了他，而且是颤抖着拥抱了他）。尽管我觉得没有力气，但还是跳上马鞍，在两名骑兵的陪同下，晌午刚过就出发回康斯坦丁诺夫卡去。

我们的马小步跑着出了村庄。当我们走上两旁树木成荫的大道时，我闭上眼睛，用马刺催促着马匹快速从两排可怕的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中间穿过。我骑在马上，整个人都趴在马鞍上，闭着眼睛，紧咬牙关。突然，我勒住了马，“为什么这么静？”我大叫，“为什么这么静？”

我认出了这种寂静。我睁开眼睛，注视着。那些可怕的家伙一动不动地挂在他们的十字架上，眼睛和嘴巴都张得很大，凝视着我。黑色的风如同一匹失明的马一样在草原上四处奔跑，吹动着那些伤痕累累、扭曲可怜的躯体上盖着的破布。树叶在风中晃动，树枝上没有一丁点声响。黑色的乌鸦一动不动地在那些死人的肩膀上栖息，眼睛凝视着我。

那是一种可怕的寂静。天光已经暗淡，青草的气味，树叶、石头、在灰色的天空中游弋的云朵的颜色，在那一望无际、空洞、冰冷的寂静中，一切都消失殆尽。我用马刺催促马匹，它于是抬起前腿奔跑了起来。我叫喊着，哭泣着，逃亡似的穿过草原，黑色的风在明亮的天光下四处奔跑，如同一匹失明的马。

我认出了那种寂静。一九四〇年冬天，为了躲避战争和人，为了治愈战争在人的心里滋生的那种令人生厌的丑恶，我躲到了比萨，住在一所死一般沉寂的房子里，它位于这座非常美丽和沉寂的城市最为美丽和沉寂的一条街道上。费波儿跟我在一起，费波儿是我的狗，我是在利帕里岛的马里纳克尔塔海滩上捡到它的，当时它因为饥饿几乎奄奄一息。我在利帕里岛那个死一般沉寂的家里照料它，饲养它，抚摸它。在我被流放到那座令人忧伤的岛上——它在我心中如此宝贵——在寂寞中度过的那些年里，费波儿是我唯一的伙伴。

我从来没有像喜欢费波儿那样喜欢过一个女人、一个兄弟、一个朋友。那是一只与我相似的狗。在《一只与我相似的狗》中，我为它写下了深情的篇章。它是一个高贵的生命，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高贵的生物。它属于如今已经稀少而纤弱的猎兔狗家族，是古代随着最早的爱奥尼亚移民从亚洲海岸来到这里的——利帕里岛的牧羊人把他们叫作Cerneghi。希腊雕塑家把它们雕刻在坟墓的浮雕上。“它们能够驱赶死神，”利帕里岛的牧羊人说。

这只狗的毛皮呈现出月亮的玫瑰红和金黄，是大海上升起的月亮的颜色，是月光照在柠檬树和橙子树深色的叶子上的颜色；是月光照在死鱼鳞片上的颜色，暴风雨过后，大海把这些死鱼留在海岸上，留在我家门前。它的颜色是利帕里岛希腊海上月亮的颜色，那是《奥德赛》的诗句中的月亮，是野蛮的利帕里岛海上的月亮，尤利西斯曾经在这里航行，以便到达风神埃俄罗斯居住的孤寂的海岸。那是黎明到来之际降落的月亮的颜色。我把它叫作月亮狗。

它总是与我寸步不离。它像一只狗那样跟随着我。我是说它像一只狗那样跟随着我。 在利帕里岛那个时时刻刻处于风与海的鞭打下的简陋的家里，它的存在是如此美妙。夜晚，它用月亮般明亮而柔和的目光照亮了我空荡荡的房间。它的眼睛是浅蓝色，是月亮坠落时大海的颜色。我觉得它的存在就像是另一个存在的影子，我的影子。它如同我的思想的反射。仅仅是通过它的存在，我就重新找回了人类的蔑视，这是人类得以安详和智慧地生存的首要条件。我感觉我们的相像之处就在于它是我的良知和我的秘密生活的象征。它是我本人，以及最深层、最私密、最具代表性的东西的画像，也就是我的潜意识。这么说吧，它是我的幽灵。

正是从它那里，而不是从人类、从他们的文化和自负里，我学会了道德是无动机的，是它本身的目的，甚至不要求自己拯救世界（也不要奢求去拯救世界！），只是永远为它的无私，为它自由的游戏创造新的理由。一个人与一只狗的相遇，永远是两个自由的灵魂，两个高贵的形体，两种无动机的道德的相遇。是所有相遇中最不求回报和最浪漫的。死亡用它苍白的光芒照亮那些相遇，那颜色就如同黎明的碧色天空下，降落在大海上的月亮的颜色。

在它的身上，我认出了自己最为隐秘的激情、最为神秘的直觉、我的疑虑、我的恐惧，还有我的希望。它在人前表现出的尊严就是我的尊严，它面对生命的勇气与骄傲就是我的勇气与骄傲，它对于人类轻率情感的蔑视就是我的蔑视。不过，对于自然界那些难懂的预言，对于死亡——它总是在人们周围沉默而狐疑地游荡——无形的存在，它比我更加敏感。它能够感觉到忧伤的梦的幽灵，在夜晚的空气中从远处飘来，就如同风不知从哪里带来的死掉的昆虫。在某些夜晚，在利帕里岛那空荡荡的房间里，它蜷缩在我的脚下，目光追随着逡巡在我四周的无形的东西。那东西忽远忽近，在窗玻璃后面长久地窥视着我。有的时候，假如那个神秘的存在靠近我，甚至擦过我的前额，费波儿就会发出威胁的狂叫，连后背上的毛都竖了起来。接着，我就听到一声悲哀的叫喊在深夜远去，逐渐消失。

它是我最亲爱的弟兄，我真正的弟兄，那个不会背叛、也不让你丢脸的人。一个懂得热爱、帮助、理解、原谅的兄弟。只有在荒芜的岛上度过许多年痛苦的流放生涯，而当回到人群中间，感到人们——当有一天暴君死掉了，他们会成为自由的英雄——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躲避和逃离自己，只有这样的人才明白，对于一个人来说，一只狗意味着什么。费波儿经常会用它那亲切的、带着高贵和忧伤的责备的目光注视我。因此，在它的面前，我对于自己的忧伤感到一种奇怪的羞愧，几乎是一种悔恨，或者某种害臊。在那些时候，我感觉费波儿鄙视我，带着它的痛苦，也带着亲切的温柔。当然，在它的目光中还有一丝怜悯，以及蔑视。它不仅仅是我的兄弟，还是我的法官，是我尊严的守卫者，用古希腊词语说，它是我的贴身卫队。

它是一只目光沉重、性格忧郁的狗。每天晚上，我们都长时间地坐在位于高高的礁石上的家门口，凝望着大海。噢，西西里的希腊海，噢，卡律布狄斯大漩涡对面的红色斯库拉巨岩，阿斯普罗蒙特山雾蒙蒙的山顶，埃特纳火山——西西里的奥林匹斯山——洁白的肩膀。的确像忒奥克里托斯 (2) 诗歌中所歌唱的那样，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在岸边的高处凝视西西里的大海。牧羊人在山里点燃篝火，船只迎着月亮出航，海螺如泣如诉的鸣响——那是渔夫们在大海上彼此呼唤——在月光下银色的烟雾中远去。月亮在斯库拉巨岩上升了起来，海中间高大而又无法抵达的斯特龙博利火山，如同一束孤独的火焰，在深蓝夜色下幽深的树林中燃烧。我们凝视着大海。最初的几颗星星从地平线尽头升起，我们呼吸着海盐苦涩的气味、橘子园里强烈而又令人陶醉的气味、山羊奶的气味、炉火中点燃的欧洲刺柏的气味，还有西西里夜晚的气味，就如同灼热而幽深的女人的气味一样。

随后，有一天，我手腕上戴着手铐，被从利帕里岛带到另外一座岛上。漫长的几个月后，又从那里回到了托斯卡纳。费波儿远远地跟在我后面，躲藏在圣玛丽娜号 —这条小汽船往返于利帕里岛和那不勒斯之间——甲板上盛欧洲鳀用的水桶和一卷卷缆绳中间，或者是往返于那不勒斯、伊斯基亚和蓬扎之间的机动艇上盛鱼和西红柿用的篮子中间。借助着懦夫——这是那些自由的奴隶唯一配得上的称号——的胆气，人们停下来注视着我，眼睛里充满了责备和蔑视，一边还在小声地骂我。只有在那不勒斯港口的长凳上晒太阳的“流浪汉”偷偷冲着我微笑，他们往宪兵的皮鞋间吐痰。我不时地回头看费波儿有没有跟在后面，发现它正两腿夹着尾巴，沿着墙壁走在那不勒斯的大街上，从圣灵感孕宫到莫洛贝维雷洛港口。它那明亮的眼睛里带着一种奇妙的忧伤。

在那不勒斯，当我在两名宪兵的押送下，戴着手铐走在帕尔泰诺佩大街的时候，两位女士微笑着向我走过来。她们是贝内戴托·克罗齐的夫人，还有我的好朋友加斯帕尔·卡塞拉的夫人米妮·卡塞拉。她们用意大利女人母性的和蔼跟我打招呼，把鲜花插在手铐和手腕之间，克罗齐的夫人恳求宪兵们带我去喝点水，让我恢复体力。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你们至少可以让他走在树荫下面吧，”克罗齐夫人说。当时是六月，太阳像锤子一样在脑袋上敲打。“谢谢，我什么也不需要，”我说，“我只请求你们给我的狗一点水喝。”

费波儿在距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站住，带着几乎是痛苦的凝重表情注视着卡罗齐夫人的脸。它那是第一次见到人类的善良，认出怜悯而且有礼貌的女性面孔。在喝水之前，它闻了很长时间。几个月后，我被转移到了卢卡市，关在那儿的监狱里，而且住了很久。当我在狱警们的押送下走出监狱，以便被送到新的流放地的时候，费波儿在监狱的门口等我。它身体消瘦，而且满是泥污。它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充满着一种令人恐怖的温柔。

我的流放又持续了两年。在这两年里，我们住在树林深处的一间小房子里。我和费波儿住在一个房间，另外一间住着一些宪兵。最后，我重新获得了自由。在那个时候，自由对于我来说就是走出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又进入一个窄小的没有墙壁的房间。我们在罗马住了下来。费波儿很忧伤，好像我获得自由这出戏码使它受到了侮辱。它明白自由不是一件人道的事，人类不能，或许不知道，怎样才是自由的，在意大利，在欧洲，自由和奴隶制一样散发着臭味。

在比萨度过的所有时间里，我们几乎都把自己关在家中，只有中午的时候才出去，沿着河边散散步，沿着比萨那条美丽的河，银色的亚诺河，在明亮而冰冷的亚诺河堤岸上散步。然后，我们来到奇迹广场，那里耸立着令比萨蜚声世界的斜塔。我们登上斜塔，俯视一直延伸到里窝那和马萨的平原、松林、远处的大海、大海闪亮的眼皮、如同雪和大理石一样洁白的阿普亚那阿尔卑斯山。那里是我的家乡，是我在托斯卡纳的家乡，是我的树林，我的大海，我的山峰，我的大地，我的河流。

傍晚时分，我们靠着亚诺河边的栏杆坐下（在比萨流亡的日子里，每天早上，拜伦勋爵都在那些安静的城里人的惊叫声中，骑着他的栗色马沿着那条狭窄的石头栏杆奔驰而过），注视着流淌的河水。闪亮的水流载着冬天干枯的叶子，以及比萨古老的天空上银色的云彩。

每天，费波儿都长久地卧在我的脚下，它有时站起身来，靠近家门，回头望着我。我走过去把门打开。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之后，费波儿气喘吁吁地回来，毛被风吹得滑溜溜的，眼睛因为冬日寒冷的太阳而变得清澈。夜晚，它抬起头倾听河流的声音，以及落在河上的雨声。有时候我会醒过来，感觉到它那温和轻柔的目光注视着我，在那个漆黑的房间里它生动而亲切的存在，它的忧伤，它对死亡荒凉的预感。

有一天，它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我一直等到晚上。当夜幕降临，我跑到大街上，叫着它的名字。夜深，我回到家，扑倒在床上，脸朝着虚掩的房门。我不时从窗户探出头去，久久地大声呼喊着它的名字。黎明时分，我又一次冲到空旷的大街上，在高大的房屋之间奔跑。青灰色的天空如同肮脏的纸糊成的一般。

天刚一亮，我就跑到市政府走失牲畜待领场。我走进一个灰色的房间。在那里，那些狗被关在发臭的笼子里，它们呻吟着，听得出曾经被绳套紧紧地勒住脖子。看守对我说，我的狗可能被车轧死了，或是被偷走了，或者被某个小流氓团伙丢到了河里。他建议我到卖狗的那儿转转，谁知道费波儿是不是在某个卖狗人的商店里。

整个早上，我从一家狗店走到另一家狗店。最后，在宪兵广场旁边一家为狗剪毛的小店，他们问我是否去过大学的兽医诊所，一些偷狗的人为了几个钱会把狗卖给他们，那些动物会被用于临床试验。我跑到大学里，但是已经过了中午，兽医诊所关门了。我回到家，感到眼窝里有某种寒冷、坚硬、光滑的东西，仿佛眼珠是用玻璃做的。

下午，我回到大学，进了兽医诊所。我的心怦怦直跳，几乎无法行走，焦虑使我脆弱而痛苦。我说要见值班的医生，然后报了我的名字。那位医生是一个金发的年轻人，近视，脸上挂着疲惫的微笑。他礼貌地接待了我。未曾回答我之前，他长时间地注视着我，然后说他会尽一切努力帮我。

医生打开一扇门，我们走进一个干净明亮的大房间，地面铺着天蓝色的亚麻油毡。沿着墙壁，一个挨一个排列着像婴儿床一样的小床，和大提琴形状的奇怪摇篮。每一个摇篮里都仰面躺着一只或者肚子被剖开，或者颅骨被切开，或者胸膛被打开的狗。

纤细的钢丝缠绕在木头钉子上，就像乐器上用来拉直琴弦的弦轴一样。这些钢丝是用来将伤口的边缘敞开的，可以看到里面赤裸的心脏在跳动，长着如同树枝一样支气管的肺部就像刮风时鼓起来的树冠一样膨胀，红色的闪亮的肝慢慢地收缩着，白色和玫瑰色的脑髓轻轻抖动，仿佛是在一面模糊的镜子里，错综复杂的肠子慵懒地挣扎着，如同一团走出冬眠的蛇。然而，从那些钉在十字架上的狗半张的嘴里，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走进实验室的时候，所有的狗都扭过头来望着我们，用恳求而又充满了极端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它们的目光跟随着我们的每一个动作，窥视着我们嘴唇的颤动。我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感觉到冰冷的血液从四肢回流上来。逐渐地，我变成了石头。我没有办法合上嘴巴，也无法挪动一步。医生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胳膊上，对我说：“勇敢点。”那句话使我僵硬的身体放松了下来。慢慢地，我可以挪动了，于是弯下身去看第一个摇篮。逐渐地，随着一个一个摇篮看下去，血液回到了我的脸上，我的心也向着希望敞开。突然，我看见了费波儿。

它仰面躺着，肚子已经被切开，一根管子伸到了肝脏里面。他盯着我，眼睛里满是泪水，目光中含着惊人的温柔。它轻轻地呼吸，嘴巴半张着，身体随着一种可怕的颤抖而摇晃。它盯着我，一阵强烈的痛苦撕裂我的胸膛。“费波儿，”我小声说。费波儿注视着我，眼睛里流露出惊人的温柔。在它的身上，我见到了基督，见到了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见到基督用饱含温柔的目光注视着我。“费波儿，”我小声说，弯下身，抚摸着它的额头。费波儿吻着我的手，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医生靠近我，碰了碰我的胳膊，“我不能中断实验，”他说，“那是被禁止的。不过，为了您……我可以给它打一针。它不会痛苦。”

我两只手抓住医生的手，对他说：“您发誓它不会痛苦。”脸上淌满了泪水。

“它会永远沉睡，”医生说，“我希望我也能死得和它一样甜。”

我说：“我会闭上眼睛。我不想看着它死去。不过您要快一点，快点！”

“只要一下子，”医生说，随后踩着柔软的亚麻油毡，无声地离去。他走到房间的尽头，打开了壁柜。

我站在费波儿面前，可怕地颤抖着，脸上挂满了泪水。费波儿盯着我，喉咙里甚至没有发出哪怕最轻微的呻吟声。它眼睛里含着那种惊人的温柔，注视着我。另外一些躺在摇篮里的狗也盯着我，所有狗眼睛里都带着那种惊人的温柔，喉咙里甚至没有发出最轻微的呻吟声。

突然，恐怖的叫喊声从我的胸腔里爆发出来：“为什么这么静？”我叫喊道，“为什么这么静？”

那是一种可怕的寂静。一种巨大、冰冷、死一般的寂静，一种雪一样的寂静。

医生手里拿着注射器靠近我。“在动手术之前，”他说，“我们摘掉了它们的声带。”

我从睡梦中苏醒，身上大汗淋漓。我从窗户伸出头去，望着房屋、大海、波西利波山丘上的天空，还有在黎明玫瑰色的雾霭中飘浮在地平线上的卡普里岛。我认出了风的声音，它黑色的声音。我匆忙穿上衣服，坐在床头，等待着。我知道自己在等待某种可怕而又痛苦的东西，但是无法阻止它向我迎面而来。

将近六点钟，一辆吉普车停在了我的窗前，我听到有人敲门。那是半岛基地部的坎贝尔中尉。深夜，从卡西诺的司令部传来了电话电报，命令我到卡西诺防线前与杰克·汉密尔顿上校汇合。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必须立即动身。我把干粮袋斜背在肩上，再把自动步枪的背带挎在肩上，然后就上了吉普车。

坎贝尔是一个身材高挑、头发金黄的小伙子。他的眼睛是天蓝色的，非常明亮。我已经和他一起到前线去过很多次了，喜欢他慢条斯理的微笑，以及身处险境时的那种持重。他是一个忧伤的小伙子，出生在威斯康星州。或许他已经知道再也不能回到家乡，知道几个月后自己会在从博洛尼亚到米兰的路上被一颗地雷炸死，就在战争结束前两天。他话很少，非常腼腆，说话时会脸红。

刚刚一过卡普亚桥，我们就遇到了最早的几个伤员队伍。在那些天里，他们正在对驻守卡西诺的德军发起无谓而血腥的进攻。一下子，我们进入了交战区。大口径子弹落在卡西利纳大街上，发出可怕的声响。在距离卡西诺最近的几所房子三公里远的检查站 ，一位宪兵队下士拦住了我们，让我们躲在掩体后面，等待这阵枪林弹雨的停息。

但是，时间正在流逝，天色已经晚了。为了赶到汉密尔顿上校等待我们的炮兵观察站，我们决定离开卡西利纳大街，钻进田地里去，那里的子弹比较少。“祝你们好运，”下士对我们说。

坎贝尔开着吉普车冲向壕沟，沿着路上的掩体，开始爬上一个布满沙砾的斜坡，穿过位于起伏连绵的卡西诺山丘另一侧的、在荒芜的土丘中间延伸的橄榄园。另外一辆吉普车在我们之前曾经在那里经过，车轮的痕迹还很清晰。在某些路段，车轮愤怒地在黏土上打滑，我们只好在满是大石头的斜坡上缓缓前行。

突然，在我们面前的山下，在两个光秃秃的土丘中间的小山谷中，土和沙砾如喷泉般涌了出来，沉闷的爆炸声在山丘间回响。“一颗地雷，”坎贝尔说。他试图跟随前一辆车留下的痕迹，以避免轧到地雷的危险，因为地雷在这个区域非常普遍。忽然，我听见人声和呻吟声。我们看见在橄榄树中间，就在距离我们一百步左右的地方，一群男人围在一辆翻了的吉普车周围。另外一辆吉普车停在不远处，前轮因为地雷爆炸而扭曲变形。

两名受伤的美国士兵坐在草地上，其他士兵在地上躺着的一个人周围忙碌着。士兵们轻蔑地注视着我的军装，其中一个军士对坎贝尔说：“他在这儿干什么，这个杂种？ ”

“AFHQ (3) ，”坎贝尔说，“意大利联络官。”

“请您下来，”军士转身面对着我，生硬地说，“给受伤的人让位子。”

“他怎么啦？”我一边说，一边从吉普车上跳了下来。

“他的肚子受伤了。要马上送到医院去。”

“让我看看 ，”我说，“让我看看。”

“你是大夫吗？ ”

“不，我不是大夫，”我说着俯下身去看伤员。

那是一个年轻人，头发金黄，身材单薄，几乎还是个孩子，脸上带着童真，他的肠子正慢慢地从肚子上一个巨大的伤口里流到腿上，在膝盖上凌乱地系成一个巨大的泛着蓝色的结。

“给我一床被子，”我说。

一个士兵给我拿来一床被子，我把它盖在伤员的肚子上。随后，我把军士拉到一边，对他说这个伤员不能运走，最好不要碰他，就让他待在那里，同时派坎贝尔和吉普车去带一个医生回来。

“我参加过前一次战争，”我说，“见过好几十个这样的伤口。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这是致命伤。我们唯一应该做的，是让他免遭痛苦。假如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他会因为剧烈的疼痛而在路上死掉。最好让他这样没有痛苦地死去。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士兵们聚集到我们周围，默默地注视着我。

坎贝尔说：“上尉说得有理。我去卡普亚找个医生，把两个轻伤员也带上。”

“我们不能把他留在这儿，”军士说，“在医院里他们或许可以把他治好，在这儿我们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任凭他死去是犯罪。”

“他会非常痛苦，到医院之前就会死掉，”我说，“听我的，让他待在这儿，不要碰他。”

“您不是大夫，”军士说。

“我不是大夫，”我说，“但是这种事我清楚。我见过好几十个肚子受伤的士兵。我知道不能碰他们，不能移动他们。让他安静地死去吧。您为什么要让他受苦呢？”

士兵们沉默了，盯着我。军士说：“我们不能让他就这么死去，像一个牲畜。”

“他不会像牲畜一样死去，”我说，“而是会像婴儿一样睡着，没有痛苦。您为什么要让他受苦？即使他能够活着挨到医院，也一样会死。请相信我，让他待在这里，不要让他受苦。医生会来的，听我的吧。”

“咱们走吧 ，咱们走吧，”坎贝尔转身对两个伤员说。

“等一下，中尉 ，”军士说，“等一下。您是一位美国军官，应该由您决定。无论如何，假如这个年轻人死了，您要证明不是我们的错，而是这位意大利军官的错。”

“我不认为是他的错，”坎贝尔说，“我不是大夫，不懂伤口的事，不过我认识这位意大利军官，我知道他是一个好人。建议我们不要把一个可怜的小伙子送到医院，这对他能有什么好处？假如说他建议我们把伤员留在这儿，我想我们应该相信他，并且听从他的建议。他不是大夫，不过，在战争和伤口的问题上比我们有经验。”他转过身面对着我，又说：“您愿意为不把那个可怜的小伙子送到医院承担责任吗？”

“是的，”我回答，“我承担不把他送到医院的全部责任。既然他要死，最好让他没有痛苦地死去。”

“就这样吧， ”坎贝尔说，“现在，我们走吧。”

两个轻伤员上了坎贝尔的吉普车。车子沿着布满沙砾的斜坡开了下去，很快就消失在橄榄树丛中。

军士沉默着注视了我一会儿，半张着嘴，说：“现在呢？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要分散那个可怜的小伙子的注意力，让他高兴。给他讲几个笑话，不要让他有时间想到自己受了致命的伤，发觉自己就要死了。”

“给他讲故事？”军士说。

“是，给他讲有趣的故事，让他开心。假如你留给他时间思考，他就会发现自己受了致命的伤，会感到疼痛，会痛苦。”

“我不喜欢喜剧，”军士说，“我们不是意大利杂种，我们不是喜剧演员。要是您想做小丑，那您就做吧。可是，假如弗雷德死了，我就找您算账。”

“您为什么要辱骂我？”我说，“假如我不像所有的美国人……或者德国人那样血统纯正，这不是我的错。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那个可怜的小伙子会死掉，但是不会受苦。我会为他的痛苦负责，而不是死亡。”

“这就对了， ”他转身面对着其他默默注视着我、听我讲话的士兵，又说，“你们都是证人，这个肮脏的意大利人奢望……”

“闭嘴！ ”我叫喊道，“停止这些可笑的辱骂！你们到欧洲来是为了辱骂我们，还是为了跟德国人作战？”

“处在这个可怜的美国小伙子位置上的，”军士半闭双眼，紧握着拳头说，“应该是一个你们的人。为什么你们不去赶走那些德国人？”

“为什么你们不待在自己家里？没有人叫你们来。你们应该让我们来对付那些德国人。”

“得了吧， ”军士带着坏笑说，“你们欧洲人什么也做不好，你们就只会饿死。”

所有其他人都注视着我笑了。

“当然，”我说，“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营养，好成为像你们一样的英雄。不过，我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冒着和你们一样的危险。为什么您要辱骂我？”

“杂种民族 ，”军士说。

“你们是优秀的英雄种族，”我说，“十个德国士兵和一个二等兵就抵抗了你们三个月。”

“闭嘴！ ”军士大叫着，向我走了一步。

伤员发出了一声呻吟，我们所有人都转过身去。

“他在疼，”军士说，脸色变得苍白。

“是的，”我说，“他在疼。他的痛苦是我们的错。我为我们感到羞愧。我们在这儿互相辱骂，而不是去帮助他。不过，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骂我。因为你们痛苦。请原谅我说过的某些话。不过你们认为我就不痛苦吗？”

“别担心，中尉， ”军士带着腼腆的笑说，他的脸慢慢红了。

“你们好，小伙子们！ ”伤员用胳膊肘支撑着抬起身来。

“他嫉妒您了，”我指着军士说，“他想像您一样受伤，这样他就能回家了。”

“这真不公平，”军士用手拍着胸口说，“为什么你可以回家去，回美国去，而我们不能？”

伤员笑着说：“回我的家。”

“一会儿救护车就来了，”我说，“把你带去那不勒斯的医院。过两天您就能坐飞机回美国了。您真是一个幸运的小伙子！”

“这真不公平，”军士说，“你要回家了，我们却要在这里发霉。在该死的卡西诺再待一段时间，我们所有人就会变成这样！”他弯下腰，抓起一把淤泥，在脸上搓着，接着用双手抓乱头发，开始做鬼脸。周围所有的士兵都笑了起来，伤员也笑了。

“可是意大利人会来取代我们的位置，”一个士兵站出来说，“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他伸手抓住我头上带黑色长羽毛的阿尔卑斯山地军帽，戴在自己头上，开始在伤员的面前跳来跳去，扮着鬼脸，叫喊着：“酒！面条！小姐！”

“继续！ ”军士冲着我大喊，然后推了我一把。

我的脸红了。我对扮演小丑很反感。但是我必须加入这场游戏，因为是我建议演这出悲伤的喜剧，现在我不能拒绝扮演小丑。假如是为了拯救祖国、人类、自由，我可能会拒绝。在欧洲，我们都知道有成千上万种方法扮演小丑：即使是当英雄、胆小鬼、叛徒、革命者、祖国的拯救者、自由的殉道士，也都是在扮演小丑。即使是把一个人逼到墙脚，朝他的肚子开枪，即使是输掉或者赢得战争，也和其他很多方式一样，是在扮演小丑。不过现在，我不能拒绝扮演小丑来帮助那个可怜的美国小伙子，让他没有痛苦地死去。说句公道话，在欧洲，经常需要为了比这件事无关紧要得多的原因扮演小丑。另外，这是一种高贵而又慷慨的扮演小丑的方式，我不能拒绝。这是为了令另一个人免受痛苦。只要是为了帮助一个人、一只动物免受痛苦，我甚至会吃土，嚼沙子，吞大便，背叛我的母亲。我并不害怕死亡，也不憎恨它或者厌恶它。总之，我不在乎它。可是我厌恶痛苦，我更厌恶别人的痛苦，人或者动物，而不是我自己的痛苦。我愿意做所有事，任何懦夫的行为，任何英雄的行为，只要能令一个人免受痛苦，只要能够帮助一个人免受痛苦，让他没有痛苦地死去。就这样，即使感觉到红晕升上了额头，我还为能够扮演小丑而高兴，不是为了祖国、人类、民族尊严、荣誉、自由，而是为了我自己：为了帮助一个可怜的小伙子免受痛苦，为了让他没有痛苦地死去。

“口香糖！口香糖！ ”我大声喊着，开始在伤员的面前蹦蹦跳跳，做鬼脸，假装在嚼一块巨大的口香糖，而牙齿被一大束纤维粘住，没法张开嘴，不能呼吸，不能说话，也不能吐痰。经过百般挣扎，我终于让牙齿摆脱了那种纠缠，随之张开嘴，发出了一声胜利的大叫：“斯帕姆！斯帕姆！ ”随着那声令人恐怖的喊声——斯帕姆午餐肉，它是芝加哥的骄傲，也是美国士兵经常吃的并且深恶痛绝的食物——所有人都大笑起来，就连那个伤员也笑着重复：“斯帕姆！斯帕姆！ ”

被一股突如其来的疯狂所支配，所有人都四处蹦跳起来，挥舞着手臂，假装牙齿被口香糖的纤维粘住，没法呼吸和说话。他们用两只手抓住下颌，试图用力将嘴张开，我也四处跳着，和其他人一起大叫：“斯帕姆！斯帕姆！ ”山丘的上空雷鸣般地响着卡西诺炮兵部队发出的低沉、猛烈、单调的“斯帕姆！斯帕姆！斯帕姆！ ”。

突然，一个清新、洪亮、愉快的声音在橄榄林深处响了起来，穿过明亮而且带着太阳斑驳影子的树干，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噢噢！噢噢！”所有人都停了下来，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在银光闪闪的橄榄树叶中间，在四处散落着绿色斑点的灰色天空下，在雾气昭昭、石砾遍布的泛红土地上和深蓝色欧洲刺柏之间，一个黑人缓缓地沿着斜坡走下来。那是一个高挑的年轻人，身材消瘦，两条腿非常修长。他的肩上背着一个袋子，稍稍弯着腰向前走，胶鞋底轻轻地擦过地面。他张开红色的嘴叫喊着：“噢噢！噢噢！”黑人晃悠着脑袋，好像什么巨大而快乐的痛苦正在灼烧着他的心。伤员慢慢转过头看着黑人，孩子般的微笑浮上了他的嘴唇。

来到距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时，黑人停了下来，把他的袋子放在地上，袋子里传来瓶子相互碰撞发出的叮当声。他用手在额头上擦了擦，用孩子般的声音说：“噢， 你们玩得很高兴啊，不是吗？ ”

“你那个袋子里是什么？”军士问。

“土豆，” 黑人说。

“我喜欢土豆 ，”军士说，然后转身对着伤员说，“你也喜欢土豆，对吗？”

“噢，是的！ ”弗雷德笑着说。

“这个小伙子受伤了，他喜欢土豆，”军士说，“我希望你不会拒绝给一个受伤的美国人一个土豆！”

“土豆对受伤的人不好，”黑人带着哭腔说，“对于受伤的人来说，土豆就意味着死亡。”

“给我一个土豆，”军士的声音中带着威胁。他背对着伤员，用嘴巴和眼睛做着神秘的示意。

“噢不，噢不！”黑人一边说，一边试图理解军士的示意，“土豆意味着死亡。”

“打开袋子，”军士说。

黑人抱怨起来，晃着脑袋说：“哎呦！哎呦！哎呦呦！”与此同时，他俯下身打开了那个口袋，从里面拿出一瓶红葡萄酒。他把瓶子举高，对着穿透雾霭照射过来的稀薄而肮脏的阳光望着那瓶酒，舌头发出声响，慢慢地张开嘴，睁大了眼睛，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叫声：“唔啊！唔啊！唔啊！”周围的所有人都像孩子一样高兴地模仿他。

“拿来给我，”军士说。他用刀尖把瓶盖启开，往一个士兵递给他的白铁皮杯子里倒了一点酒，然后举起杯子对着伤员说：“祝你身体健康，弗雷德，”然后一饮而尽。

“给我一点，”伤员说，“我渴了。”

“不，”我说，“您不能喝酒。”

“为什么不呢？”军士一边说着，一边斜眼看我，“喝一杯酒会对他有好处。”

“肚子受伤的人不能喝酒，”我小声说，“您想杀了他吗？酒会灼烧他的肠子，产生剧烈的疼痛。他会开始喊叫。”

“你这个杂种 ，”军士说。

“给我一个杯子，”我大声说，“我也想为这个幸运的小伙子的健康干一杯。”

军士给了我满满一杯酒。我举起杯子说：“为您的健康，为您亲人的健康，为了所有会在机场等待您的人干杯。为了您全家人的健康。”

“谢谢 ，”伤员微笑着说，“也为了玛丽的健康。”

“大家都为玛丽的健康干杯，”军士说。随后，他回身对黑人说：“把另外的瓶子拿出来。”

“噢不，噢不！”黑人用抱怨的声音大叫着，“你们要是想喝酒，就像我这样自己找去。噢不，噢不！”

“拒绝为一个受伤的伙伴贡献点酒你不羞愧吗？给我拿来，”军士用严厉的声音说，同时从口袋里把酒瓶一个个拿出来，递给他的同伴们。所有人都从自己的干粮袋里拿出一个杯子，所有人都举起了酒杯。

“为美丽的、亲爱的、年轻的玛丽的健康干杯，”军士举起杯子说，所有人都为美丽的、亲爱的、年轻的玛丽的健康干杯。

“我也想为玛丽的健康干杯，”黑人说。

“当然，”军士说，“你可以为弗雷德唱首歌。你知道为什么你应该为弗雷德唱首歌吗？因为过两天弗雷德就要坐飞机回美国了。”

“噢！”黑人睁大眼睛说。

“你知道谁会在机场等着他吗？你来说，弗雷德，”军士转身对伤员说。

“妈妈，”弗雷德用微弱的声音说，“爸爸，我弟弟鲍勃……”说到这里，他停住了，脸色渐渐变得苍白。

“……你弟弟鲍勃……”军士说。

伤员沉默了，艰难地呼吸着。然后说：“……我妹妹多洛提，雷奥诺拉姨妈……”然后又沉默了。

“……还有玛丽……”军士说。

伤员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慢慢半闭上嘴，微笑着。

“要是你会怎么样？”军士转身问黑人，“假如你是雷奥诺拉姨妈？你自然也会在机场等弗雷德，不是吗？”

“噢，噢！”黑人说，“雷奥诺拉姨妈？我不是雷奥诺拉姨妈！”

“怎么？你不是雷奥诺拉姨妈？”军士用威胁的目光注视着黑人，用嘴巴做奇怪的示意。

“我不是雷奥诺拉姨妈， ”黑人带着哭腔说。

“是的！你是雷奥诺拉姨妈！ ”军士攥着拳头说。

“不，我不是， ”黑人摇着头说。

“是的！你是雷奥诺拉姨妈！ ”伤员笑着说。

“噢，是的！当然，我是雷奥诺拉姨妈！ ”黑人抬头望着天空。

“当然，你是雷奥诺拉姨妈！ ”军士说，“你是个非常可爱的老夫人！瞧瞧，小伙子们！ 他难道不是一位亲切的老夫人吗，亲切、年老的雷奥诺拉姨妈？”

“当然啦！ ”其他人说，“他是个非常迷人的老夫人 ！”

“看看那个小伙子， ”军士说，“看看弗雷德。”

伤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黑人，微笑着。他看上去很高兴。一片红晕点亮了他的额头，他的脸上满是大颗的汗珠。

“他在疼，”军士小声说，用力抓着我的胳膊。

“不，他不疼，”我说。

“他要死了，你没看见他要死了吗？”军士声音哽咽地说。

“他会慢慢死去，”我说，“没有痛苦。”

“你这个杂种， ”军士仇恨地注视着我。

此时，弗雷德发出了一声呻吟，试图用胳膊肘撑着坐起来。他的脸色苍白得令人害怕，死亡的阴影突然降落到他的额头，使他闭上了眼睛。

所有人都沉默了，黑人也沉默了，用充满恐惧的目光望着伤员。

大炮在山丘后面发出低沉的声音。我看见黑风在橄榄树间四处飘荡，为树枝、石头、灌木染上一种忧伤的颜色。我看见黑风，听到它黑色的声音。我颤抖了。

“他要死了，噢，他要死了！”军士攥紧了拳头。

伤员仰面躺在地上，重新睁开了眼睛，微笑着环顾四周。

“我觉得冷，”他说。

天开始下雨了，是那种纤细而冰冷的毛毛雨，打在橄榄树的叶子上，发出温柔的低语。

我脱下外衣，裹在伤员的腿上。军士也脱下外衣，用它盖住了濒死之人的肩膀。

“你感觉好点了吗？还冷吗？”军士问。

“谢谢，我好些啦，”伤员说着，用微笑对我们表示感谢。

“唱吧！”军士对黑人说。

“噢，不！”黑人说，“我害怕。”

“唱吧！”军士举起拳头说。

黑人向后退，但是军士抓住了他的胳膊。“啊，你不愿意唱歌？”他说，“你要是不唱，我就杀了你。”

黑人坐到地上，开始唱歌。那是一首感伤的歌，是一个生病的黑人的呻吟，他坐在河岸边，淋着棉絮般白色的雨。

伤员开始呻吟，泪水滑下他的面颊。

“闭嘴！ ”军士对黑人大声叫道。

黑人停止了歌唱，用受伤的狗一样的目光注视着军士。

“我不喜欢你的歌，”军士说，“它太忧伤，而且他根本听不懂。唱另外一首。”

“可是 ……”黑人说，“那是一首非常好的歌 。”

“我跟你说他根本听不懂！”军士大喊着，“瞧瞧墨索里尼，甚至墨索里尼都不喜欢你的歌，”他用手指指着我。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伤员吃惊地扭过头来望着我。

“安静！”军士说，“让墨索里尼讲话。来吧 ，墨索里尼。”

伤员笑了，他很高兴。所有人都挤在我的周围，黑人说：“你不是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是个胖子。他是个老人。你不是墨索里尼。 ”

“啊，你认为我不是墨索里尼？”我说，“看着我！”我叉开腿，把双手放在腰间，晃晃悠悠地踱步，头向后仰，鼓起面颊，同时把下巴向前伸，嘴唇向前噘，大声叫道：“全意大利的黑衫军！我们光荣地输掉的战争，终于胜利了。我们亲爱的敌人，如整个意大利人民所愿，他们终于可以在意大利登陆，帮助你们打击我们的同盟，我们憎恨的德国军队。全意大利的黑衫军，美国万岁！”

“墨索里尼万岁！”所有人都笑着喊道，伤员从被子下面把胳膊拿了出来，虚弱地拍着手。

“继续，继续！ ”军士说。

“全意大利的黑衫军们……”我大声说。说到这里，我沉默了，目光跟随着从橄榄树之间向我们的方向走来的一群姑娘。她们中有一些已经成年，另外一些则还是孩子。她们身上穿着破烂的德国或者美国军装，头发用一块小手帕束着。女人们是被从山洞和房屋的废墟中赶出来的。当时，卡西诺附近的居民如同野兽一样住在那些地方。受到我们的笑声、黑人的歌声的吸引，她们向我们这边走来，或者还希望得到一些食物。尽管如此，她们的外表并不像乞丐，而是高贵和骄傲的。我感到脸红，为我自己感到羞愧。并不是她们的不幸、她们的野蛮使我感到羞愧，而是因为我发觉在耻辱的深渊中她们比我陷得更深，她们比我更加痛苦；尽管如此，她们的举止和微笑中包含着的骄傲却比我的更为生动和坦率。她们走近了，聚集在一起，默默地一会儿注视着那个伤员，一会儿又逐个打量着我们。

“继续，继续！ ”军士说。

“我不能，”我说。

“您为什么不能？”军士注视着我，目光中带着威胁。

“我不能，”我又说了一遍，为自己感到羞愧。

“否则……”军士说着向前走了一步。

“你们不为我感到羞愧吗？”

“我不明白，”军士说，“为什么您要为自己感到羞愧？”

“他们打败了我们，把我们丢到淤泥里，令我们受尽羞辱，但是我没有权利拿我们的耻辱开玩笑。”

“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您在说什么？”军士吃惊地望着我。

“啊，您不明白？这样更好。”

“继续 ，”军士说。

“我不能，”我回答。

“噢，求求你，上尉， ”伤员说，“请您继续演！ ”

我微笑地望着军士。“对不起，”我说，“假如我没有解释清楚，没关系。对不起。”我噘了噘嘴，摇晃着身体，抬起手做了一个罗马式敬礼，大声说：“黑衫军！我们的美国同盟终于在意大利登陆了，要帮助我们打击我们的德国同盟。法西斯的圣火没有熄灭！我把法西斯的圣火交给了我们的美国同盟！在遥远的美国海岸，它将继续照耀世界。全意大利的黑衫军，美国法西斯万岁！”

我的话赢得了众人一致的笑声。伤员拍着手，聚集在我身边的女孩们也拍着手，用奇怪的目光望着我。

“请继续， ”伤员说。

“够了，不要再学墨索里尼了，”军士说，“我不想听墨索里尼说美国万岁。”他扭头对我说，“你明白吗？ ”

“不，我不明白，”我说，“整个欧洲都在高喊美国万岁。”

“我不喜欢这样， ”军士走近那些女孩，“小姐们，跳舞吧！”

“好，好！”黑人说，“酒，小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口琴，把它放在嘴边吹了起来。军士拉着一个姑娘跳了起来，所有人都学着他的样子。我坐在地上的伤员旁边，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他的额头冰冷而且汗津津的。

“他们乐一乐，”我说，“好忘记战争，偶尔也需要跳一跳舞。”

“他们是好小伙子，”伤员说。

“噢，是的，”我说，“美国士兵是好小伙子。他们的心简单而且善良。我喜欢他们。 ”

“我喜欢意大利人，”伤员说着伸出一只手碰了碰我的膝盖，微笑着。

我用两只手把他的手握紧，转过了头。我感到喉头哽咽了，甚至无法呼吸。我见不得一个人痛苦。我情愿用我的手杀了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痛苦。想着躺在淤泥里，肚子上破了个大口子的可怜小伙子是美国人，一片绯红升上了我的额头。我更希望那是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像我一样的意大利人，而不是一个美国人。我不能忍受那个可怜的美国小伙子因为我们的过错而痛苦，他也因为我的过错而痛苦。

我转过头，望着那场奇怪的乡村节庆，那幅由戈雅执笔的华托作品。那是一个生动而微妙的场景：在银色的橄榄树林里，在绿色的草地中散落着红色石头的光秃秃的山丘上，在有纤细的天蓝色血管穿过的灰色天空下——这天空松弛而且满是皱纹，如同一个老妇人的皮肤——伤员躺在地上，黑人靠在一棵橄榄树干上吹着口琴，衣衫褴褛、苍白憔悴的姑娘和有着玫瑰色脸蛋的漂亮美国兵搂在一起跳舞。渐渐地，我感到弥留者的手在我的手中变得冰冷，逐渐垂了下去。

我举起一只胳膊，大叫一声。所有人都停下来注视着我，然后靠了过来，俯下身望着伤员。弗雷德仰面躺着，闭上了眼睛。他的脸上罩着一张白色的面具。

“他死了，”军士小声说。

“他睡着了，他没有痛苦地睡着了，”我抚摸着死去的小伙子的额头。

“不要碰他！”军士叫喊着，粗鲁地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把我向后拽。

“他死了，”我说，“不要喊。”

“他死了是您的错！”军士叫喊着，“是您让他死的，您把他杀了！他像一只野兽一样死在淤泥里，这是您的错。你这个杂种 ！”他的拳头打在了我的脸上。

“你这个杂种 ！”其他人也叫喊着，威胁着挤到了我身边。

“他没有痛苦地死了，”我说，“他死了，但是没有感觉到死亡。”

“闭嘴，你这个狗娘养的！ ”军士叫喊着抽打着我的脸。

我跪倒在地，鲜血从我的嘴里涌出。所有人都扑到我身上，对我拳打脚踢。我任凭他们打，并不还击，既不叫喊，也不说一句话。弗雷德死了，没有痛苦。我情愿献出我的生命帮助那个可怜的小伙子毫无痛苦地死去。我跪倒在地上，所有人对我拳打脚踢。我想着已经死去的弗雷德，没有痛苦。

突然，我听到了汽车的声音，是尖利的刹车声。

“怎么啦？”坎贝尔大声叫喊。

所有人都离开了我，沉默着。我仍旧跪在死者旁边，脸上都是血，沉默着。

“这个人做了什么？”卡塞塔美军医院的医生施瓦兹上校走近我们。

“是这个意大利杂种，”军士仇恨地注视着我，泪流满面，“是这个意大利杂种让他死掉的。他不希望我们把伤员送到医院去。他让他像狗一样死掉了。”

我艰难地站起来，沉默地站在那里。

“您为什么阻止他们把伤员送到医院去？”施瓦兹问。那是个身材矮小、面色苍白、眼睛漆黑的男人。

“他一样会死，”我说，“他会死在路上，而且非常痛苦。我不愿意他受苦。他的伤在肚子上。他没有痛苦地死去了。甚至没有觉察到死亡。他像个孩子似的死去了。”

施瓦兹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然后靠近了死者，掀起被子，久久注视着那个可怕的伤口。然后，他松手任凭被子落下，转身望着我，默默地握着我的手。

“我代替他的母亲感谢您， ”他说，“我代替他的母亲感谢您。”

(1) 　今顿涅茨克市，乌克兰顿涅茨克州首府，1924年该市在苏联统治下命名为斯大林。

(2) 　Theokritos（约前310—前250），古希腊诗人、学者。西方田园诗派的创始人。

(3) 　参战盟军司令部，负责实施盟军在地中海战区的行动。

第七章　科克将军的晚宴

“斑疹伤寒，”科克将军说，“正在令人担忧地在那不勒斯蔓延。假如疾病的猛烈势头得不到减缓，我将不得不让美国军队离开这座城市。”

“您为什么这么担心呢？”我说，“看得出您并不了解那不勒斯。”

“可能我不了解那不勒斯，”科克将军说，“不过我们的卫生机构了解传播斑疹伤寒的虱子。”

“那不是意大利虱子，”我说。

“也不是美国虱子，”科克将军说，“实际上，那是一种俄国虱子。是从俄国回来的意大利士兵把它们带到那不勒斯来的。”

“过不了几天，”我说，“那不勒斯就一只虱子也不剩了。”

“希望如此，” 科克将军说。

“您当然不会认为，那些那不勒斯虱子，那些福尔切拉和帕洛内托小巷里的虱子，会任凭那几只可怜的俄国虱子胡作非为。”

“拜托您，”科克将军说，“不要用这种方式谈论俄国虱子。”

“我的话里没有任何政治方面的影射，”我说，“我是想说，那不勒斯虱子会把那些可怜的俄国虱子活活吃掉，斑疹伤寒也就消失了。您会看到的，我了解那不勒斯。”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艾略特上校说：“假如在欧洲逗留很长时间，我们的下场就会像俄国虱子一样。”

一阵克制的笑声沿着桌子传开。

“那是为什么？”科克将军问，“在欧洲，所有人都喜欢美国人。”

“是的，不过他们不喜欢俄国虱子，”艾略特上校说。

“我不明白您想说什么，”科克将军说，“我们不是俄国人，我们是美国人。”

“当然了，我们是美国人，感谢上帝！” 艾略特上校说，“不过，一旦欧洲虱子吃掉了俄国虱子，就会来吃我们。”

“什么？” 福拉特夫人惊叫道。

“但我们不是……嗯……我是说……我们不是…… ”科克将军一边说，一边假装用餐巾捂着嘴咳嗽。

“当然！我们不是……嗯……我是说…… 当然，我们不是虱子，”艾略特上校红着脸说，带着胜利的表情环顾四周。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不知为什么，他们都注视着我。我感到自己是一只虱子，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科克将军转身望着我，脸上带着优雅的笑容。

“我喜欢意大利人，” 他说，“不过……”

科克将军是一位真正的绅士，我是说他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绅士。他具有使得美国绅士 如此可爱、如此人性化的那种天真、单纯，以及纯净的道德。他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并不具备使得欧洲绅士的优雅举止显得高贵而诗意的人文主义素养。不过，他是一个“人”，他具有欧洲人所缺乏的那种人类品质，也就是他会脸红。他有细腻的羞耻感，对于自身的局限性具有一种准确的、男性化的感觉。如同所有善良的美国人一样，他也确信美国是世界第一的民族，美国人是地球上最文明、最诚实的民族。当然，他鄙视欧洲。不过，他鄙视战败的民族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是战败的民族。

有一次，当我给他朗诵诗人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中的那句“假如战胜者能够尊重失败者的神庙和神明，那么他们将会得到拯救” 时，他沉默地注视了我片刻。随后，他问我，假如美国人想要拯救自己，那么他们在欧洲要尊重哪些神明。

“我们的饥饿，我们的灾难，我们的屈辱，”我回答他。

科克将军递给我一支烟，帮我把它点燃，然后笑着对我说：“在欧洲还有其他的神明，不过您并没有和我提起，这让我很欣赏。”

“哪些神明？”我问。

“你们的罪行，你们的仇恨，很遗憾我不能再加上：你们的骄傲。”

“在欧洲，我们已经没有骄傲了”，我说。

“我知道，”科克将军说，“真的很可惜。”

他是一个平和而又公正的人。看上去很年轻。尽管他已经有五十多岁，但看上去好像还不超过四十岁。科克将军高大、消瘦、灵活，有着发达的肌肉，宽阔的肩膀，紧致的腰身，修长的四肢，精致而洁白的双手。他的面孔干瘦，透着玫瑰色，长着鹰钩鼻子，相对于孩子般小巧的嘴巴来说，他的鼻子可能太大了一点，与那双温柔而年轻的天蓝色眼睛形成反差。我喜欢和他说话，对于我，他好像不仅怀有好感，而且怀有尊重。他当然能够模糊地感觉到我因为谨慎而试图向他隐瞒的东西：在我面前，他不是一个胜利者，而只是“另外一个人”。

“我喜欢意大利人，” 科克将军说，“不过……”

“不过？……” 我说。

“意大利人是淳朴、善良、热情的民族，尤其是那不勒斯人。不过，我希望欧洲不要全都像那不勒斯一样。”

“整个欧洲都和那不勒斯一样，”我说。

“和那不勒斯一样？”科克将军惊叫道，深深地感到吃惊。

“当那不勒斯还是欧洲数一数二显赫的首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时，在那不勒斯应有尽有：有伦敦、巴黎、马德里、维也纳，有整个欧洲。现在，它没落了，在那不勒斯只剩下那不勒斯。你们希望在伦敦、巴黎、维也纳看到什么？你们会看到那不勒斯。整个欧洲的命运就是会变成那不勒斯。假如在欧洲住一阵子，你们也会成为那不勒斯人。”

“我的天哪！” 科克将军惊叫道，脸色变得苍白。

“欧洲是个杂种国家，”布兰德上校说。

“我不明白的是，”艾略特上校说，“我们到欧洲来干什么？你们当真需要我们来赶走德国人吗？为什么你们不自己把他们赶走呢？”

“既然你们除了来为我们打仗，别无所求。”我说，“我们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呢？”

“什么？什么？” 桌边的所有人都叫喊起来。

“长此以往，”我说，“你们最终会成为欧洲的雇佣兵。”

“雇佣兵是要付钱的，”福拉特夫人用严厉的声音说，“你们用什么来给我们支付报酬呢？”

“用我们的女人来报答你们，”我回答说。

所有人都笑了，随后便沉默下来，尴尬地注视着我。

“您是个玩世不恭的人，”福拉特夫人说，“一个玩世不恭和傲慢的人。”

“您说的那种事，对于你们来说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对我们也是一样。”科克将军说。

“毫无疑问，”我说，“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把某些事情说出来会令人痛苦。可是，我们之间为什么要说谎呢？”

“奇怪的是，”科克将军说，几乎是在为我辩护，“您并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对于您所说的话，您会首先感到难过，可是，您喜欢和自己过不去。”

“你们为什么如此吃惊呢？”我说，“事情从来都是如此：失败者的女人和战胜者上床。假如你们输掉了战争，同样的事情也会在美国发生。”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福拉特夫人叫喊着，生气地涨红了脸。

“也许吧，”艾略特上校说，“不过我更愿意认为我们的女人会有所不同。我们和欧洲人，尤其是和拉丁民族之间，总应该有某种不同吧。”

“我们之间的区别就是，”我说，“美国人收买敌人，而我们出卖敌人。”

所有人都吃惊地注视着我。

“多么滑稽的想法！” 科克将军说。

“我怀疑，”莫里斯少校说，“欧洲人已经开始出卖我们了，为了报复我们收买了他们。”

“正是如此，”我说，“你们还记得人们是怎么说德塔列朗 (1) 的吗？他把曾经收买他的所有人都出卖了。德塔列朗是一个伟大的欧洲人。”

“德塔列朗？他是谁呀？”艾略特上校问。

“他是一个大混蛋，” 科克将军说。

“他鄙视英雄，”我说，“根据经验，他知道在欧洲当英雄比当懦夫更容易，任何机遇都可以造就英雄。事实上，政治只不过是制造英雄的工厂。当然，制造英雄的原材料并不缺乏，最好的英雄，最时尚的英雄， 就是用大便制造的那些。很多如今高呼‘美国万岁’或者‘俄国万岁’当英雄的人，恰恰就是昨天叫喊‘德国万岁’当英雄的那些人。整个欧洲都是如此。真正的绅士是既不以英雄，也不以懦夫为职业的人。是那些昨天不喊‘德国万岁’，今天也不喊‘美国万岁’或者‘俄国万岁’的人。要是你们想了解欧洲，就不要忘记，真正的英雄是会死的，真正的英雄已经死了。那些活着的……”

“您认为如今在欧洲有很多英雄吗？”艾略特上校问我。

“有几百万，”我回答。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身体向后仰，倒在沙发靠背上。

共同进餐的人笑声停之后，科克将军说：“欧洲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不勒斯登陆的那天，我就开始明白欧洲了。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上，人群是那样拥挤，以至于我们的装甲车无法从中通过，去追赶德国人。人群在街道中央安静地散步，谈天说地，比比画画，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我不得不立刻命人印制一些大幅的告示，礼貌地请求那不勒斯居民在人行道上走，把马路留出来，好让我们的装甲车能够去追击德国人。”

科克将军的一席话引得众人哄堂大笑。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像美国人这样开怀大笑。他们笑起来如同孩子一样，就像是在度假的学生。德国人从来不会为自己而笑，而总是为了别的什么人笑。坐在饭桌边的时候，他人都是为了自己邻座的人在笑。他们笑就像吃饭一样：总是害怕吃得不够，总是为了别人而吃。他们笑的时候也好像总是害怕笑得不够。不过，德国人要么笑得太早，要么笑得太晚，永远不在该笑的时候笑。这使得他们的笑总是走调，甚至不合时宜，与他们的每个行为和每种情感都不合拍。可以说，他们永远是在为某个没有在该笑的时候笑、没有在他们前面笑，抑或没有在他们后面笑的人而笑。英国人笑就好像只有他们会笑，好像只有他们有权利笑。他们的笑和所有岛民的笑一样：只有当他们非常确定不会被任何大陆岸边上的人看到时，他们才会笑。假如他们怀疑法国人正从加来港或者布洛涅的峭壁上窥视着他们的笑，或是正在取笑他们，英国人的脸上立刻就会摆出一副不自然的严肃表情。自古以来，英国人对于欧洲所采取的政策，就是要禁止那些该死的欧洲人从加来或者布洛涅看到他们笑，或者取笑他们。拉丁民族的笑就是为了笑，因为他们爱笑，因为“笑令人愉快”。由于他们多疑、自负、傲慢，认为既然他们总是笑别人，从来不会笑自己，这就证明他们永远不会被嘲笑。他们从来不会为了让别人高兴而笑。尽管他们和美国人一样，也是为了自己而笑，但他们的笑与美国人的不同，他们的笑从来都不是无动机的。他们总是为了什么事情而笑。可是，那些美国人，啊，美国人，尽管他们总是为了自己而笑，尽管他们的笑经常没有来由，有时甚至没有必要，尽管他们知道已经笑得够多了。尤其是在饭桌上，在剧院里，在电影院，他们从来都不关心是不是在和别人笑同一个东西。他们一起笑，不管是二十人，十万人，还是一千万人。不过，每个人总是为了自己而笑。使他们区别于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的，也就是说能够更好表明他们习俗、社会生活、文明的精神的，是他们从来不会独自发笑。

不过，进餐者的笑声被打开的房门中断了。几个身着制服的仆人出现在门口，手里端着巨大而又沉重的银制托盘。

在用维生素D调味、又用含2%的氯消毒的奶油胡萝卜汤之后，端上了可怕的斯帕姆 ：那是一种用猪肉做成的肉饼，是芝加哥人的骄傲。它是深红色的，一片片地铺在厚厚一层煮熟的玉米上面。从他们身上托莱多大公家有红色翻领的天蓝色制服，更重要的是刻在他们脸上的那种令人恐惧和厌恶的表情，我认出这些仆人是那不勒斯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们的面孔更加充满蔑视的面孔。那是那不勒斯仆人面对所有粗鲁的外国主人时表现出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古老的、顺从的、自由的蔑视。一个具有古老而高贵的奴隶制和饥饿传统的民族，他们只尊重那些具有高雅的品味和举止的主人。对于一个沦为奴隶的民族来说，没有比服侍一个举止粗鲁、品味粗俗的主人更加屈辱的事情了。在众多的外国主人中，那不勒斯人只对两个法国人留有美好的回忆：罗伯特·德·安茹国王 (2) 和若阿尚·缪拉 (3) ，因为前者懂得选择葡萄酒和品评调料酱，后者则不仅懂得选择英式马鞍，还知道如何极其优雅地从马背上跌下。假如不懂得如何坐在饭桌前吃饭，那么即使是穿越了大海，侵略一个国家，赢得一场战争，头上戴着胜利者桂冠，又有什么用呢？这些美国人吃起玉米来就像母鸡一样，到底算哪门子英雄？

油炸斯帕姆 ，煮玉米！仆人双手捧着托盘，面孔扭曲，仿佛要端上桌的是美杜莎的脑袋。被油炸过之后，紫红色的午餐肉变得近乎黑色，像是太阳下腐烂的肉；浅黄色的玉米隐约泛着白色，煮过之后变成了糊状，简直就像淹死的母鸡嗉子里膨胀的食物。大厅的墙壁上悬挂着高大而模糊的穆拉诺岛特产玻璃镜，镜子与镜子之间是古老的西西里挂毯。屋中的一切，在玻璃镜中都显得十分苍白。

家具、镀金镜框、西班牙贵族的肖像、天花板上卢卡·焦尔达诺 (4) 的《维纳斯的胜利》、托莱多大公家宽敞的大厅——那天晚上，科克将军就是在那里设宴款待美国第五军团的陆军妇女队统帅福拉特夫人——都逐渐染上了午餐肉的紫色，以及玉米死气沉沉的月亮色的反光。托莱多家族府邸古老的荣誉，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令人痛心的侮辱。这个大厅接待过阿拉贡家族和安茹家族的“胜利者”，为法王查理八世和阿拉贡的费迪南德一世举办过庆典，也经历过两西西里王国显赫贵族之间的爱情决斗，如今却缓缓陷入黎明那苍白模糊的光线中。

仆人们弯腰将托盘递到进餐的客人面前，可怕的晚宴就此开始。我盯着仆人们的脸，凝视着他们脸上厌恶和鄙视的表情。那些身上穿着托莱多大公家制服的仆人认出了我，对我微笑着。我是唯一一个坐在那场奇特的宴会上的意大利人，也是唯一能够懂得和分担他们耻辱的人。油炸斯帕姆 和煮玉米！他们戴着白色手套的双手因为厌恶而变得僵硬。望着那双手，我突然发现，在那些托盘的边缘有一顶王冠。不过，那不是托莱多大公的王冠。

我心里想着，到底是从哪个家族，由于哪段婚姻，哪次继承，或者是哪次联盟，这些托盘才来到了托莱多大公的宫殿里呢？我低头望着自己的盘子，好像认出了它。那是杰拉切家族著名的陶瓷餐具中的一只盘子。我怀着忧伤的情感回想着让·杰拉切，想着上帝山上他那座被炸毁的漂亮宫殿，想着那些艺术珍宝，谁知道那些宝贝现在都流落何方。我的眼睛沿着餐桌的边缘游走，在共同进餐的人们面前，我看到了庞贝著名的卡波迪蒙特陶瓷餐具。大不列颠王国派驻那不勒斯宫廷的大使威廉·汉密尔顿先生，曾经把它们称为艾玛·汉密尔顿，以便向霍雷肖·纳尔逊那位不幸的缪斯表示极端而悲怆的崇敬；“艾玛”这个名字被赋予那不勒斯的卡波迪蒙特陶瓷盘子，它们是按照威廉·汉密尔顿在庞贝古城废墟中发现的样式制作的。

这些如此古老和出身高贵，而且具有如此显赫名头的瓷器，出现在勇敢的科克将军的餐桌上，使我既幸福又感动。我高兴地笑着，想到战败、受辱、被轰炸、被摧毁、因为忧虑和饥饿变成青灰色的那不勒斯，还能够在解放者面前展示她那古老荣耀如此可爱的见证。那不勒斯，殷勤好客的城市！意大利，高贵的国家！赐人美丽和欢乐的三女神，缪斯，林间女神，维纳斯，爱神，沿着漂亮的餐具彼此追逐，她们肉体美妙的玫瑰色、长裙的浅蓝色、头发热情的金黄色，与可怕的午餐肉闪亮的紫红色混杂在一起，让我既骄傲又感动。

那午餐肉来自美国，来自芝加哥。在和平时期那些幸福的日子里，芝加哥距离那不勒斯多么遥远啊！如今，美国就在这里，在这间大厅里，芝加哥就在这里，在卡波迪蒙特陶瓷盘子里，它们因为对艾玛·汉密尔顿的回忆而变得神圣。啊，它们被造出来是何等不幸，就像我被造出来一样！坐在那间大厅里，那张餐桌旁，在那些盘子面前，那顿晚餐令我觉得像是坐在坟墓边的一次野餐。

科克将军的声音把我从激动中拯救出来。

“您认为在意大利，”他问我，“还有比这种可口的卡普里酒更美味的葡萄酒吗？”

那天晚上，为了向福拉特夫人表示尊敬，除了通常的盒装牛奶、咖啡、茶和菠萝汁以外，餐桌上还摆了酒。科克将军对于卡普里葡萄酒怀有一种几乎是爱情的情感，把这种伊斯基亚酿制的白葡萄酒称为“美味的卡普里酒” 。这种酒的名字来源于埃波梅奥山，也就是位于卡普里岛中央的那座高大的死火山。

每当卡西诺前线的形势能够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松一口气，科克将军就会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他先是说自己很疲惫，不太舒服，需要休息两三天，然后就微笑着问我是否认为卡普里岛的空气会对他有利。我回答：“当然了！卡普里岛的空气就是为了美国将军恢复体力准备的！”就这样，在那个小小的戏剧仪式之后，我们就和杰克·汉密尔顿，或者参谋部的其他美国军官一起，乘着汽艇来到卡普里岛。

我们沿着维苏威火山脚下一直延伸到庞贝的海岸前行，穿过卡斯泰拉马莱港湾，一直来到索伦托。注视着岸边陡峭的山崖上开凿的宽阔而深邃的石洞，科克将军说：“我不明白美人鱼如何能生活在那些潮湿幽暗的石洞里。”然后，他向我打听有关那些“亲爱的老夫人” 的消息。那种腼腆的好奇，和邀请福拉特夫人参加晚宴之前向杰克·汉密尔顿上校打听她的消息时一模一样。

福拉特夫人，那位“亲爱的老夫人” ，极其谨慎地让科克将军明白，她将非常高兴应邀出席一场“文艺复兴风格”的晚宴。科克将军花了两个不眠之夜，试图弄明白一场文艺复兴风格的晚宴是什么意思。那天晚上，就在坐到餐桌边之前，科克将军把我和汉密尔顿上校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骄傲地向我们展示晚餐的菜单。

杰克向科克将军指出，在一场文艺复兴风格的晚宴上，炖鱼应该排在油炸食品之前，而不是之后。但在那份菜单上，炖鱼是在肉罐头和玉米后面上的。不过，令杰克感到不安的，是那道鱼的名字：塞壬蘸蛋黄酱。

“塞壬蘸蛋黄酱？”杰克说。

“是的，一条塞壬……我的意思是……当然不是大海里的老夫人！” 科克将军有些尴尬地说，“不是那些长着鱼尾巴的女人……我的意思是，不是一只美人鱼，而是塞壬……我的意思是…… 一条鱼，一条真正的鱼，就是在那不勒斯被叫作塞壬的那种鱼。”

“一条塞壬？一条鱼？”杰克说。

“一条鱼 ……一条鱼，”科克将军红着脸说，“一种非常好的鱼。 我从来都没尝过，不过据说是一种很好吃的鱼。”随后，他转身面向我，问我那种鱼是否适合一场文艺复兴风格的晚宴。

“说实话，”我回答，“我觉得它更适合一场荷马风格的晚宴。”

“荷马风格？”科克将军问。

“我的意思是……是的…… 荷马风格。不过，一条塞壬配任何酱都可以，”我回答，好把他从尴尬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我心里想着那究竟会是怎样的一条鱼。

“当然！” 科克将军大叫道，同时舒了一口气。

和盟军的所有将军一样，科克将军对于美国上议院议员和妇女俱乐部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不幸的是，福拉特夫人几天前乘飞机从美国来到这里，担任第五军团陆军妇女队的指挥官。她是著名的福拉特议员的夫人，也是波士顿最高贵的女性俱乐部的主席。科克将军因此被吓坏了。

“您最好邀请她到您在卡普里岛的漂亮房子里住几天，”他曾经对我说，脸上的表情好像是在提建议。或许他是希望福拉特夫人能够离开司令部，哪怕是几天也好。

可是，我告诉他，一旦福拉特夫人喜欢我的家，肯定会把它征用，作为女性俱乐部，成为她的陆军妇女队的休息营地。

“啊，我没有想到这个危险，”科克将军回答，脸色变得苍白。

他有点儿把我在卡普里岛的家当成了他个人的休息营地， 对那里比我本人还要在乎。当他要给美国陆军部 写汇报，或者有什么作战计划要准备，又或者需要休息几天的时候，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问我：“您不认为呼吸一下卡普里岛的空气对我会有好处吗？”

除了我和杰克——有时还包括他的助手——之外，他不希望任何人陪着。我们从索伦托出发，沿着海岸向北一直到马萨卢布伦斯，再从那里穿越卡普里海峡，朝法拉廖尼巨岩驶去。

当马苏洛海角从大海中露出头来，当我家的房子在海角的最尖端出现，孩子般的微笑便会照亮科克将军的面孔。

“啊，这里是美人鱼的家，”他说，“这里的确是美人鱼的故乡。”

他的眼睛中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审视着提贝里乌斯山侧面开凿的石洞，那些从波浪中升起、耸立在马特罗马尼亚山令人眩晕的岩壁脚下的巨大礁石。远处，在东边，是海豚岛，也就是位于波西塔诺海湾、渔民口中的利加利岛。就是在那里，迪亚吉列夫的弟子马赛因拥有一座海风和波浪拍打下的灯塔。里面只有一架缄默的、被抛弃的普莱耶尔钢琴，琴键生满了绿色的青苔。

“那里就是帕埃斯图姆！”我一边说，一边指着东边地平线处长长的沙质海岸。

科克将军大声叫着：“啊，这儿，我希望能住在这儿！”

对于他来说，世界上只有两个天堂：美国和卡普里岛。有的时候，他会亲切地将后者称为小美国 。对于他来说，假如卡普里岛不是落入一群高贵杰出女人 —这是康普顿·麦肯齐对她们的称呼——手中，这座幸福的小岛毫无疑问是一个完美的天堂。卡普里岛女性贵族团体的成员，差不多都是些伯爵夫人、侯爵夫人、公爵夫人，还有亲王夫人。她们基本上都不再年轻，而且面目丑陋。众所周知，又老又丑的女人在道德、智慧和社会领域内的独裁，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东西。

她们逐步迈入悔恨和记忆的年龄，也已经受到本身自哀自怜情绪的压迫。这两种情形相互交织，构成了她们所有情感中最为悲壮的部分，使得她们更愿意在这个有限的女性社会中寻找对于往昔的忧伤慰藉，和对于失去的爱的徒劳补偿。那些没落的维纳斯聚集在一位罗马亲王夫人周围，年轻的时候她在男人和女人堆里都非常受欢迎。这位亲王夫人已经有五十岁左右，身材高挑，体型肥胖，面孔僵硬，声音沙哑，胡子一样的汗毛遮住了她柔软的下巴。由于受到轰炸的威胁，亲王夫人逃离了罗马，因为她不相信梵蒂冈做出的捍卫恺撒和彼得的城市的承诺。或者就像当时人们所说的，她怀疑教皇的保护伞不足以为罗马遮挡枪林弹雨。她逃到了卡普里岛，并且把仅存的那群维纳斯召唤到身边。以往她们光彩照人，如今却屈辱而凋零。在路易莎·卡萨蒂和咪咪·弗兰凯蒂侯爵夫人的黄金年代，卡普里岛曾是女性优雅和美丽，以及对于单身女人的爱情的卫城。

为了建立自己在岛上的独裁，亲王夫人巧妙地利用了艾达·齐亚诺伯爵夫人以及她那个由年轻美丽的女人组成的宫廷的没落，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的原因。那些年，卡普里岛的男人极其匮乏，这些女人竟沦落至模拟虚幻的爱情，抢夺那四五个从附近的那不勒斯到卡普里岛来的年轻人。正像他们自己所说的，这些年轻人是来享受战争中的和平。不过，对亲王夫人在卡普里岛确立自己的独裁帮助最大的，是美军即将在意大利登陆的消息。艾达·齐亚诺伯爵夫人和她那个年轻的宫廷急急忙忙离开卡普里岛躲到罗马去了，亲王夫人因此成为岛上唯一的女主人。

每天下午，那些没落的维纳斯聚集在小玛丽娜一座荒凉的别墅里，这座别墅位于泰迪·杰拉德和格拉切·菲尔德别墅之间。在她们那些秘密聚会上都发生了什么，外界不得而知。这些贵妇人好像喜欢音乐、诗歌、绘画，有人说还包括威士忌。毋庸置疑，出于品味和情感方面的原因，即使是在战争年月里，那些可爱的女人也忠实于巴黎、伦敦和纽约，也就是和平大街、梅费尔区 (5) ，还有《时尚芭莎》。由于这种忠诚，她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辱骂和嘲笑。在艺术方面，她们忠实于邓南遮、德彪西、苏洛阿加，这些人就是她们在诗歌、音乐和绘画领域的伊尔莎·斯奇培尔莉 (6) 。在穿着上，她们的品味已经过时，仍旧从卡萨蒂侯爵夫人的风格中获得灵感。三十年前，它一度风靡欧洲。

她们身穿焦烟叶色的斜纹软呢长上衣、紫色丝绒披风，布满皱纹的额头上戴着白色或者玫瑰色的真丝头巾，上面缀满了黄金的别针、坚硬的宝石，还有珍珠，活脱多明我派的库迈的女先知。她们身上穿的不是裙子，而是绿色或者深蓝色的里昂丝绒长裤，裤腿下露出穿着黄金凉鞋的小脚，如同《时祷书》中哥特式女王微缩雕像的小脚一样。如此的穿着，再加上她们圣人式的举止，从外表看上去如同女先知或者女预言家，而通常人们就是这样称呼她们的。她们体态僵硬却又光芒四射地走过卡普里岛的广场，面孔严肃，举止生硬，目光傲慢而又专注。人们凝视着她们，心中怀着一种模糊的焦虑感，这其中更多的是恐惧，而非尊敬。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六日，美国人在卡普里岛登陆。刚刚得到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广场上就挤满了欢庆的人群。严肃的女先知们聚集在亲王夫人周围，从小玛丽娜街成群结队地赶来。她们仅仅凭借一个眼神，就在人群中开辟出一条道路，进而走到了人群的最前面。当最先到达的几个美国士兵在广场上出现的时候——他们弯腰走着，胸前抱着自动步枪，仿佛随时准备着遭遇敌人，却面对面遇到了那群女先知——他们恐惧地站住了，很多人向后退了一步。

“盟军万岁！美国万岁！”脸上布满皱纹的维纳斯们用沙哑的声音大声喊道，同时用手指尖向“解放者们”抛着飞吻。为了给退却的士兵们鼓舞士气，科克将军一不小心走得太靠前，被那些女先知团团围住，十几只伸出的胳膊把他抬起来带走了。随后，他就消失了，直到深夜才有人看见他走出奎西萨纳旅馆。他大睁着双眼，脸上带着茫然和犯了错的表情。

第二天晚上，为了向“解放者们”表示尊敬，在奎西萨纳旅馆举办了盛大的舞会。在舞会上，科克将军完成了一个值得记忆的举动。他得和卡普里岛的“第一夫人” 跳第一支舞。毫无疑问，卡普里岛的第一夫人是亲王夫人。当奎西萨纳的乐队奏响《星尘》的时候，科克将军逐一审视站在亲王夫人周围的那些成熟的维纳斯，而亲王夫人已经微笑着向他伸出手臂。在科克将军的脸上，仍旧能够看到前一夜受到的惊吓。

突然，他的面孔被照亮了，他的目光越过那些如同篱笆一样的女先知，落在一个有着棕色皮肤的欢乐姑娘身上，她长着一双美丽的黑色眼睛，嘴巴又大又红，脖子和面颊上都生着黑色的绒毛。她站在衣帽间门口那些女仆中间，正欣赏着这场庆祝活动。姑娘名叫安东涅塔，是奎西萨纳旅馆衣帽间的服务员。科克将军微笑着，迈步越过女先知，又从拥挤在亲王夫人和她那些满脸皱纹的林神身后、裸露着肩膀、目光闪闪发亮、年轻而漂亮的女人中间穿过，甚至没有瞧上她们一眼，就在安东涅塔多毛的怀抱里，跳了晚会上的第一支舞。

那是一个巨大的丑闻，法拉廖尼巨岩至今仍在为此颤抖。多么棒的军队！科克将军，多么棒的将军！他穿越了大西洋来征服欧洲，在意大利登陆，击败了敌人的军队，作为解放者进入那不勒斯，征服了卡普里岛，爱情的岛屿，与奎西萨纳旅馆衣帽间的女服务员为庆祝胜利跳了第一支舞！必须承认，美国人比英国人更加可爱。 几个月后，温斯顿·丘吉尔在卡普里岛登陆，并且在托拉加拉别墅进餐，正好在我家下面。不过，他并不像科克将军一样有风度。他至少应该邀请法拉廖尼饭馆的女服务员卡尔梅丽娜共同进餐。

住在我家的那些日子里，科克将军黎明起床，独自到法拉廖尼巨岩附近的树林里散步，或者爬到从马特罗马尼亚山那一侧陡峭地耸立在我家屋前的岩石上。假如大海上风平浪静，他就与我和杰克一起，乘船在提贝里乌斯山下钓鱼。他喜欢与我还有杰克坐在我家的餐桌前，面前放上一杯索尔多葡萄园酿制的卡普里葡萄酒。我家的酒窖里存满了葡萄酒和烈性酒，但是，与最好的勃艮第酒、波尔多酒、莱茵河酒或者摩泽尔河酒，甚至最优质的白兰地相比，他更喜欢提贝里乌斯山上索尔多葡萄园酿制的简单而清纯的葡萄酒。夜晚，在晚饭之后，我们躺在壁炉前覆盖在石板地上的麂皮上面。那是一座巨大的壁炉，炉子后面的墙上有一面耶拿水晶玻璃。透过火苗，可以看到月光下的大海，从波浪上升起的法拉廖尼巨岩、马特罗马尼亚山，以及我家后面的松树和栎树林。

“您不想给福拉特夫人讲讲，”科克将军笑着对我说，“您和隆美尔元帅的会面吗？”

对于科克将军来说，我既不是库尔奇奥·马拉巴特上尉、意大利盟军官员， 也不是《完蛋》 (7) 的作者。我是欧洲。我是欧洲，整个欧洲，包括她的教堂、雕塑像、油画、诗歌、音乐、博物馆、图书馆，她赢得和输掉的战争，她不朽的荣誉，她的葡萄酒，她的饮食，她的女人，她的英雄，她的狗，她的马匹；有教养、讲究、幽默、有趣、令人忧虑和无法理解的欧洲。科克将军喜欢欧洲坐在他的餐桌边，在他的汽车里，在卡西诺或者加里利亚诺前线的指挥所中。他喜欢能够对欧洲说：“给我讲讲舒曼、肖邦、乔托、米开朗琪罗、拉斐尔、那个该死的疯子波德莱尔和那个该死的疯子毕加索，跟我说说让 ·科克托。 ”他喜欢能够对欧洲说：“给我简单讲讲威尼斯的故事，讲讲《神曲》的主题，讲讲巴黎和马克西姆咖啡馆。”他喜欢能够在任何时刻，在饭桌旁，在汽车里，在战壕中，在飞机上，对欧洲说：“给我讲讲教皇怎么生活，他最喜欢什么运动，跟我说说主教们是不是真的有情人。”

一天，我从巴多格利奥元帅那里出发到巴里去，当时那里还是意大利的首都。我被介绍给国王陛下，他热情地问我在盟军指挥部的差事做得是不是愉快。我回答说很愉快，不过最开始的时候情况非常困难：一开始，我只是一个“意大利杂种盟军联络官”， 然后，我逐渐成了“那个家伙”， 如今我已经变成“可爱的马拉巴特”。

“意大利人民也一样，”国王陛下带着忧伤的微笑说，“他们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形。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意大利杂种。 如今，感谢上帝，他们已经变成了可爱的意大利人。 至于我……”他说罢便沉默了。或许他想说，对于美国人，他还是那个小国王。

“最艰难的，”我说，“是让那些善良的美国小伙子明白，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是杂种。”

“假如您能够说服他们相信，我们中间也有诚实的人，”国王陛下带着一种神秘的微笑说，“您将证明自己当真非常能干，而且配得上意大利和欧洲。”

不过，让那些善良的美国小伙子相信某些事情并不容易。科克将军问我德国、法国、瑞典到底是什么。“戈宾诺伯爵 (8) ，”我回答，“曾经把德国人定义为欧洲的印第安人。 ”“法国，”我回答，“是一座土地环绕的岛屿。”“瑞典，”我又说，“是一座烟雾缭绕的云杉树林。”所有人都惊奇地望着我，惊叫道：“有趣！” 然后，他又红着脸问我：“在罗马是不是真的有一家……嗯……我是说…… 一家为教士开设的妓院。”我回答：“据说有这么一家，非常优雅，在茱莉亚大街。”所有人都吃惊地望着我，惊叫道：“有趣！” 随后，他问我，在战争之前，为什么意大利人没有发动革命赶走墨索里尼。我回答：“为了不让罗斯福和丘吉尔不高兴，战前他们是墨索里尼的好朋友。”所有人都吃惊地望着我，惊叫道：“有趣！” 然后，他问我什么是一个专制的国家。我回答：“那就是在这个国家里，所有不被禁止的东西都是必须做的。”所有人都吃惊地望着我，惊叫道：“有趣！”

我是欧洲。我是欧洲的历史、欧洲的文明、欧洲的诗歌与艺术，是欧洲所有的荣誉和所有的灾难。我感到被压迫、摧毁、枪毙、侵略、解放，我感到自己既是懦夫又是英雄，既混蛋 又可爱 ，既是朋友又是敌人，既是失败者又是胜利者。我感到自己还是一个好人。不过，很难让那些诚实的美国人明白，在欧洲也有诚实的人。

“能不能跟福拉特夫人说说，拜托了，”科克将军微笑着对我说，“说说您和隆美尔元帅的会面。”

“在卡普里岛，有一天，我忠实的管家玛利亚来告诉我，一个德国将军在助手陪同下正等在大厅里，想参观一下这所房子。那是一九四二年春天，是在阿拉曼战役之后。假期结束了，我第二天就要出发到芬兰去。阿克塞尔·蒙特决定回瑞典去，请我陪他到斯德哥尔摩。‘我老了，马拉巴特，我是个瞎子，’他这样跟我说，想博得我的同情，‘请你陪陪我，我们坐同一架飞机。’我知道尽管阿克塞尔·蒙特戴着墨镜，但他并没有瞎（失明是他凭借天才编造出来的，以便《圣米凯莱的故事》那些浪漫的读者们会因此产生一种柔情。需要的时候，他看得很清楚）。我不能拒绝陪着他去：我已经答应第二天和他一起出发。

“我去迎接那位德国将军，把他请进我的书房。将军注视着我那身山地猎兵服，问我在哪个前线打仗。‘在芬兰，’我回答。‘我羡慕您，’他说，‘我受不了炎热。非洲太热了。’他笑着，微笑中带着一丝忧伤。将军摘下帽子，用手擦了一下额头。我吃惊地看到他的颅骨很奇怪：硕大无比，更确切地说是向上延伸，就像一只巨大的黄色的梨。我陪着他逐一参观了整座房子，从书房到酒窖。随后，我们回到宽敞的大厅里，敞开的大窗户朝向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我递给他一杯庞贝葡萄园酿造的维苏威葡萄酒。他举起酒杯说：‘干杯！’ 然后一饮而尽。离开之前，他问我买的是已经建好的房子，还是自己设计和建造了这所房子。我回答——并不是真的——我买了现成的房子。随后，我抬起胳膊，指给他看马特罗马尼亚那三座巨大的礁石、索伦托半岛、海豚岛，以及远处帕埃斯图姆海岸镀金的阳光，对他说：‘然后我画了这幅风景。’

“‘哦，是这样！’ 隆美尔将军惊叫着。随后，他握了握我的手，出了门。

“我站在门口，望着他爬上陡峭的台阶。台阶穿过岩石，从我家的房子通向卡普里岛。突然，我看见他停了下来，猛地转回身，用严厉的目光久久注视着我，接着又转身离开了。”

“太棒了！”桌边的人都大叫道，科克将军用满怀好感的目光望着我。

“我要是您，”福拉特夫人冷笑着说，“就不会在我家里接待一个德国将军。”

“为什么不呢？”我吃惊地问。

“德国人，”科克将军说，“当时是意大利人的同盟。”

“可能吧，”福拉特夫人带着不屑的表情说，“不过他们是德国人。”

“他们是你们在萨莱诺登陆后变成德国人的，”我说，“在这之前他们还只是我们的同盟。”

“您本来应该，”福拉特夫人骄傲地扬起头说，“在你的家里接待美国将军。”

“当时，在意大利，”我说，“找到一个美国将军并不容易，连黑市上都没有。”

“那绝对是真的，”科克将军说，大家都笑了。

“您的回答太轻率了，”福拉特夫人说。

“您永远不会明白，”我说，“一个这样的回答是多么困难。无论如何，第一个走进我家的美国将军名叫西格弗里德·莱因哈特。他出生在德国，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在德国军队服役，一九二九年移民美国。”

“所以，他是一名美国将军，”福拉特夫人说。

“当然，他是一名美国将军，”我说，然后笑了起来。

“我不知道您有什么好笑的，”福拉特夫人说。

我转身面对福拉特夫人，注视着她。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看着她。她身上穿着一件光鲜靓丽的紫色真丝晚礼服，戴着黄色的配饰，领口开得非常大，那种紫色和黄色配在一起，透出一种混合着教堂和葬礼的味道。她脸上惨淡的玫瑰色被两颊一层薄薄的腮红点亮，眼睛里闪烁着有点像玻璃似的亮光，又圆又绿。她的额头高且窄，头发呈暗紫色，无疑几年以前还是黑色的，如今刚刚染了不久，理发师设法用黄褐色掩盖灰白的头发。可是，那种鲜艳的颜色并没有能够掩盖，反而暴露了她的年龄，脸上的皱纹也因此变得更深，眼睛显得越发没有光泽，蜡一样的面孔缺乏活力。

如同每天从美国匆忙赶来，希望能够优雅而又漂亮、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罗马或者巴黎，以便不在她们的欧洲对手面前丢脸的所有红十字会和美国陆军妇女队成员一样，福拉特夫人的行李箱里也带着一件晚礼服，一九四三年夏季款式 ，是最新款，出自纽约某个大牌裁缝之手。她挺着胸，僵硬地坐在那里，手肘紧紧贴着腰身，双手轻轻地放在桌子边上，这是十五世纪意大利画家笔下的圣母或者王后最喜欢的姿势。她的面孔光洁而明净，如同古代的陶瓷，有的地方因为岁月而有了裂纹。那是一个不再年轻的女人，不超过五十岁。像发生在很多美国女人身上的一样，当她们变老的时候，已经褪去玫瑰色的两腮并没有失去光泽，而是泛着亮光，几乎更加纯洁和天真。因此，从面孔上看，她不像一个外表年轻的成熟女人，而是一个因为药膏的魔力和发型师的技巧而变得衰老的年轻女人，一个化装成老妇人的小姑娘。在那张青春和衰老如同是在伟大的洛伦佐 (9) 举办的舞会上交织在一起的面孔上，绝对纯洁的是那双眼睛：如同海水一样美丽的绿色眼睛，各种情感浮上水面，像绿色的海草一样摇曳着。

透过衣服深V的开口，隐隐露出浑圆而又异常洁白的肩膀，那洁白一直延伸到上臂。她的脖子细长而柔软，这种像天鹅一样的脖子，被桑德罗·波提切利认为是女性美的完美象征。我注视着福拉特夫人，我喜欢看着她。或许是因为她脸上那种疲惫而又孩子气的表情，又或者是因为那种傲慢，以及眼睛、嘴唇纤薄的小嘴、微微皱起的眉毛上显示出的那种蔑视。

福拉特夫人坐在那不勒斯一座古老的贵族宫殿里。这座建筑庄严而又奢华，属于那不勒斯和欧洲最显赫的家族之一。托莱多大公家既不逊色于科隆纳家族，也不逊于奥尔西尼家族，或者是波利尼亚克、威斯敏斯特家族，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比阿尔巴大公家稍逊一筹。置身在这张豪华的宴会桌前，在闪亮的穆拉诺水晶制品和卡波迪蒙特陶瓷餐具中间，在卢卡·焦尔达诺绘制的天花板下，在西西里岛阿拉伯—诺曼底风格美丽而珍贵的挂毯装饰的墙壁之间，福拉特夫人显得令人愉快地格格不入。她俨然一副在佛罗伦萨伟大的洛伦佐或者乌尔比诺德拉·罗维尔家族的宫廷里受过教育的，十五世纪美国女人的完美形象。她的枕边书应该不是《蓝皮书》 (10) ，而是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伯爵的《廷臣论》。

或许是紫色的衣服和黄色的装饰（紫色和黄色是文艺复兴时期设色风景的主导颜色），又或者是高而窄的额头、面孔上洁白和玫瑰色的光亮，包括染了颜色的指甲、发型、胸前黄金的别针，所有的一切使得她成为布伦齐诺、基尔兰达约、波提切利画笔下那些女人同时代的美国版。甚至她的优雅，那种在许多著名画家笔下美丽而神秘的女人身上显得非常残酷的优雅，在她身上却获得了一种新的无邪，以至于福拉特夫人就像是一只童真和纯洁的野兽。毫无疑问，假如不是因为她脸上的某些东西，她那如同陶瓷面具一样光洁的皮肤，那双睁得很大、凝视前方的绿色圆眼睛，令人想起《Vogue服饰与美容》和《时尚芭莎》杂志上为了某些“美容院”或者食品厂做广告而拍摄的彩色照片，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不伤害福拉特夫人的自尊——假如不是因为相对于原作，复制品使用的油彩过于崭新和光鲜，而令人联想到一幅古画的现代复制品的话，她会显得比波提切利笔下的维纳斯和林神更加古老。我斗胆说一句，她就如同是一幅名画，不过是个复制品。如果不是担心令福拉特夫人不悦，我还会说，这幅画属于文艺复兴风格，不过已经像托莱多大公宫殿著名的白色大厅一样沾染了巴洛克式风格，那天晚上科克将军邀请我们参加的宴会就设在那里。她有点像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图切维奇，与贝特西公爵夫人沙龙的路易十五风格一模一样。

不过，在文艺复兴风格的面具之下，福拉特夫人是一个现代美国女人，与我们这个时代完全相符 。她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女人：她的声音、举止，以及她的每句话、每个眼神和微笑中表现出来的傲慢。她的声音细而尖，举止既专断又世故 。这种缺乏耐心的骄傲中又加入了派克大道那种特别的装腔作势，也就是除了亲王和亲王夫人、公爵和公爵夫人，总而言之，除了“贵族”以外，任何其他生物都不值得尊敬；不过，那些贵族中更多的是伪贵族，而不是真正的贵族。福拉特夫人待在这里，坐在我们的餐桌前，旁边是科克将军，然而，她距离我们又是如此遥远！她的思想正翱翔在至高无上的星球上面。在那里，古老欧洲的亲王夫人、公爵夫人、侯爵夫人，都如同金色的星星一样闪烁着光芒。她挺直上身坐在那里，脑袋稍稍后倾，眼睛盯着深蓝色天空中飘浮的一朵不见踪影的云彩。跟随着福拉特夫人的目光，我发现她的眼睛正盯着对面墙上挂的一幅画，那是年轻的泰阿诺亲王夫人的肖像。她是托莱多大公的祖母。一八六〇年间，她用她的美貌和优雅照亮了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宫廷最后那些忧伤的日子。我发现泰阿诺亲王夫人同样挺直上身坐在那里，脑袋也是稍稍后倾，眼睛望着天空，姿态和福拉特夫人一模一样，因此禁不住笑了起来。

科克将军吃惊地看着我，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然后也笑了。

“我们的朋友马拉巴特，”科克将军说，“认识欧洲所有的亲王夫人。”

“真的吗？” 福拉特夫人惊叫道，高兴得涨红了脸，仰望天空的目光垂下来望着我，嘴唇间锁着一个欣赏的微笑。我看见她洁白闪亮的牙齿，是漂亮的美国人的牙齿，岁月对它们也无可奈何。它们显得那样真实，如此洁白、整齐、无瑕。那个微笑令我眼花缭乱，我的眼皮因为恐惧而震颤，然后垂了下来。那些牙齿发出的可怕亮光，在美国是衰老最早的幸福征兆。当微笑着走入坟墓的时候，这是每一个美国人向活人世界投去的最后一道绝对健康的闪电。

“幸好不是所有的！”我睁开眼睛说。

“您认识埃斯波西托亲王夫人吗？”福拉特夫人说，“她是罗马的第一夫人，一位真正的公主。”

“埃斯波西托亲王夫人？”我回答，“没有叫这样名字的亲王夫人。”

“您是认为不存在卡尔梅拉·埃斯波西托亲王夫人？”福拉特夫人皱起眉头，带着冷淡的蔑视望着我，“她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战争开始前仅仅几个星期，她还住在我波士顿的家里，还有她丈夫杰纳洛·埃斯波西托亲王。她是国王的表妹。当然，她在罗马拥有一座非常壮观的宫殿，就在王宫旁边。我期待罗马的解放，这样就可以赶到那里去，把美国妇女的问候带给她。”

“对不起，可是她不存在，不可能存在一位埃斯波西托亲王夫人，”我回答，“埃斯波西托是孤儿院对被抛弃的孩子，还有父母不知下落的孩子的称呼。”

“我希望您不是想让我相信，”福拉特夫人说，“在欧洲，所有的亲王夫人都认识她们的父母。”

“我没有这么高的奢望，”我回答说，“我想说的是，在欧洲，假如是真正的亲王夫人，人们会知道她们是如何出生的。”

“在我们那里，在美国，” 福拉特夫人说，“我们不会向任何人，尤其是一位亲王夫人，询问她是如何出生的。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埃斯波西托，”我说，“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名字。在那不勒斯的小巷里，所有人都叫埃斯波西托。”

“我不在乎，” 福拉特夫人说，“我不关心是不是那不勒斯的所有人都叫埃斯波西托。我所知道的是，我朋友卡尔梅拉·埃斯波西托是一位真正的亲王夫人。您不认识她，这太奇怪了。她是你们国王的表妹。这就够了。在华盛顿的陆军部，他们告诉我说亲王夫人在战争中表现很好，是她说服了国王逮捕墨索里尼。她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假如她在战争中表现很好，”艾略特上校说，“说明她不是一位真正的亲王夫人。”

“她是一位亲王夫人，”福拉特夫人说，“一位真正的公主。”

“在这场战争中，”我说，“所有的欧洲女人，不论是亲王夫人还是女门房，都表现得很好。”

“这是真的，” 科克将军说。

“与德国人有过关系的女人，”布兰德上校说，“是相对少数。”

“那么说她们比男人表现得好很多，”福拉特夫人说。

“她们和男人表现得一样好，”我说，“尽管方式不同。”

“欧洲女人，”福拉特夫人带着讽刺的腔调说，“对待美国士兵也非常好，比男人对他们要好，不是吗，将军？”

“是的……不是……我是说，” 科克将军红着脸回答。

“一个委身于德国人的女人和一个委身于美国人的女人，”我说，“她们没有任何区别。”

“什么？” 福拉特夫人用沙哑的声音惊叫道。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我说，“没有任何区别。”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福拉特夫人说，而所有人都红着脸沉默了，“德国人是野蛮人，而美国士兵是好小伙子。”

“是的，”科克将军说，“他们是好小伙子。”

“噢，当然！” 艾略特上校感叹道。

“假如你们输掉了战争，”我说，“没有一个欧洲女人会对你们笑的。女人更喜欢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

“您是个不道德的人，”福拉特夫人用冰冷的声音说。

“我们的女人，”我说，“她们委身于你们并非因为你们英俊，或者因为你们是好小伙子，而是因为你们赢得了战争。”

“您这样认为吗，将军？” 福拉特夫人猛地把脸转向科克将军。

“我认为……是……不……我认为……” 科克将军眨着眼回答。

“你们是一个幸福的民族，”我说，“有些事你们不明白。”

“我们美国人，”杰克说，眼睛里面充满了同情，“我们不幸福，我们幸运。我们不幸福，我们幸运。 ”

“我希望所有欧洲人，”福拉特夫人缓缓地说，“都像我们一样幸运。为什么你们不也试着幸运起来？”

“我们只要幸福就够了，”我回答，“因为我们幸福。”

“幸福？”福拉特夫人用惊诧的眼睛注视着我，“你们的孩子因饥饿而死，你们的女人并不因为自己为了一盒香烟就委身于人而感到羞耻，你们怎么可能幸福？你们不是幸福，是没有道德。”

“用一盒香烟，”我小声说，“可以买三公斤面包。”

福拉特夫人的脸红了，我喜欢看见她脸红。

“我们的所有女人都值得尊敬，”我说，“那些为了一盒香烟委身于人的也包括在内。世界上所有诚实的女人，也包括美国的诚实女人，都应该向欧洲穷苦的女人学习如何为了摆脱饥饿而有尊严地出卖自己的肉体。您知道什么是饥饿吗，福拉特夫人？”

“感谢上帝，不知道。那您呢？”福拉特夫人问，我注意到她的手在发抖。

“对于那些因为饥饿而卖身的人，我怀有深深的尊敬，”我回答，“假如我在挨饿，而且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摆脱饥饿，我会毫不犹豫地出卖我的饥饿来换取一块面包，或者是一盒香烟。”

“饥饿，饥饿，总是用这个作借口，”福拉特夫人说。

“当您回到美国，”我说，“至少了解了这个可怕而奇特的事实：在欧洲，饥饿可以像任何东西一样被购买。”

“您说购买饥饿是什么意思？”科克将军问我。

“就是字面意思，”我回答，“美国士兵认为是在购买一个女人，事实上却是在购买她的饥饿。他们认为是在购买爱情，事实上是购买一块饥饿。假如我是一个美国士兵，我会购买一块饥饿，把它带回美国，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妻子，让她看看在欧洲用一盒香烟可以买到什么。一块饥饿，这是很好的礼物。”

“那些为了一盒香烟而出卖自己的不幸女人，”福拉特夫人说，“看上去并没有挨饿。她们看上去好极了。”

“她们用浮石做瑞典体操，”我说。

“什么？” 福拉特夫人睁大了眼睛惊叫道。

“当我被流放利帕里岛的时候，”我说，“法国和英国记者发布消息说我病得很重，并且指责墨索里尼迫害政治犯。我的确病得很重，他们担心我得了肺结核。墨索里尼命令利帕里的警察局给我拍照，让我摆出运动的姿态，然后把照片寄到罗马，内政部会把照片登在报纸上，表明我身体很好。就这样，一天早上，警察局的官员带来了一位摄影师，他命令我摆出做运动的姿势。

“‘我在利帕里岛不做运动，’我回答。

“‘甚至不做一点瑞典体操吗？’警察局的官员问。

“‘是，’我回答，‘我用浮石做一些瑞典体操。’

“‘很好，’警察局的官员说，‘当您用浮石做体操的时候，我们来拍张照片。’然后他又说，好像是要给我提个健康建议：‘这不是一种很费力的体操。您应该做点更剧烈的运动，以便让胸部的肌肉更发达。你需要那样。’

“‘在利帕里岛，人会变懒，’我回答，‘另外，当你被流放到一座岛上，肌肉还有什么用？’

“‘肌肉，’警察局的官员说，‘比大脑更有用。假如您有一点肌肉，就不会沦落至此了。’

“利帕里岛拥有欧洲最丰富的浮石矿藏。浮石非常轻，轻得可以漂在水上。我们到了坎内托，那里有浮石矿。我捡起一块有气孔的轻巧浮石，表面看上去它像是十几吨的花岗岩，实际上重量才两公斤。我微笑着用两只胳膊把石头举到脑袋上。照相师拍了照片，我于是有了那张田径运动员似的照片。意大利报纸刊登了这张照片。我母亲写信对我说：‘我很高兴你身体尚好，你变得像海格力斯一样健壮。’

“您看到了，福拉特夫人，对于那些为了一盒香烟而卖淫的女人来说，卖淫只是用浮石做体操。”

“哈！哈！哈！太棒了！” 科克将军大声说，快乐的笑声传遍了整个餐桌。

福拉特夫人很是吃惊，几乎被吓到了，她红着脸转向科克将军。

“可是我不明白！”福拉特夫人大声说。

“只是个玩笑！”科克将军笑着说，“只是一个玩笑，一个绝妙的玩笑！” 他咳嗽起来，以便掩盖那个笑话给他带来的快乐。

“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玩笑，”福拉特夫人严肃地说，“我很奇怪一个意大利人能够拿所有事情开玩笑。”

“您能肯定马拉巴特会为这个笑吗？”杰克说。我发现他被感动了。他注视着我，带着同情微笑着。

“无论如何，我不喜欢玩笑，” 福拉特夫人说。

“您为什么不喜欢玩笑？”我说，“在欧洲，假如所有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不是一个玩笑，您认为我们会因此哭泣吗？您认为仅仅哭泣就够了吗？”

“您不会哭，”福拉特夫人说。

“您为什么希望我哭？难道是因为你们为了美国军官和士兵能够在美国陆军妇女队组织的舞会上开心，就慷慨地邀请了我们的女人，却拒绝她们的丈夫、未婚夫、弟兄陪同前往？您希望我哭泣，难道是因为你们美国没有足够的妓女派到欧洲让你们的士兵开心？又或者我应该哭泣，因为你们邀请我们的女人单独 前往舞会，那并不是一份跳华尔兹的邀请， 而是卖淫的邀请？”

“在美国，”福拉特夫人吃惊地望着我，“邀请一个女人不带丈夫参加舞会没有什么不好。”

“假如日本人占领了美国，”我说，“像你们对待我们的女人那样对待你们的女人，您会说什么，福拉特夫人？”

“但我们不是日本人！”布兰德上校大声喊道。

“日本人是有色人种，”福拉特夫人说。

“对于战败的人来说，”我说，“所有的胜利者都是有色人种。”

我这句话招致一片尴尬的沉默。所有人都吃惊而痛苦地注视着我：那是些单纯、诚实的人，美国人。他们是人群中最纯洁和公正的人，他们怀着沉默的同情注视着我。他们吃惊而痛苦，因为我的话中所道出的事实使他们不能不脸红。福拉特夫人低下头，沉默了。

过了片刻，科克将军对我说：“我认为您说得有理。”

“您当真 觉得马拉巴特说得有理吗？”福拉特夫人小声说。

“是的，我认为他说得有理，”科克将军慢吞吞地说，“我们的士兵也感到气愤，因为他们必须 以一种他们认为……对……我是说…… 不太正确的方式，对待意大利人，男人和女人。不过，这不是我的错。我们对意大利人必须 采取的态度，是华盛顿那边口述给我们的。”

“从华盛顿？”福拉特夫人惊叫道。

“是的，华盛顿。第五军团的报纸《星条旗》每天都要刊登很多封美国士兵的书信。这些信写的都是同样一件事，而且几乎都在重复马拉巴特的话。美国士兵，福拉特夫人，他们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公民，在那里，妇女得到尊重。”

“感谢上帝！”福拉特夫人感叹道。

“我每天都仔细阅读我们的士兵发给《星条旗》的信件。就在上个星期天，我命令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舞会不只邀请女人，也邀请她们的丈夫或者兄弟。我想我做得对。”

“我也觉得您做得对，”福拉特夫人说，“不过，假如华盛顿那边说您做错了，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华盛顿那边批准了我的决定，”科克将军带着讽刺的微笑说，“不过，即使没有华盛顿的批准，在最近的那次丑闻之后，我也觉得我做得对。”

“什么丑闻？”福拉特夫人轻轻地把头靠在椅背上。

“这当然不是一个可笑的故事，”科克将军说。几天前，就在基艾亚街，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几枪打死了自己的妹妹，因为尽管家里禁止，她还是去参加了一场美国军官俱乐部的舞会。“人们，”科克将军补充说，“为凶手鼓掌。”

“什么？” 福拉特夫人惊叫道。

“人们做得不对，”科克将军说，“不过……”两天前的晚上，那不勒斯一些好人家的女儿，不谨慎地接受了一场美国军官俱乐部的舞会邀请。她们被从俱乐部的大厅带进了用作预防站 (11) 的房间里，被武力强迫接受体检。整个那不勒斯都发出了愤怒的呼喊。

“我向军事法庭，”科克将军说，“告发了这场耻辱事件的责任人。”

“您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福拉特夫人红着脸说。

“谢谢，” 科克将军说。

“意大利女孩，”莫里森少校说，“有权得到我们的尊重。她们是好女孩，和我们的美国女孩一样值得尊重。”

“我同意你的说法，” 福拉特夫人说，“但是我不同意马拉巴特的说法。”

“为什么不？”科克将军说，“马拉巴特是一个好意大利人，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喜欢他。”

所有人都微笑地看着我，杰克坐在我对面，向我挤了挤眼。

福拉特夫人转过头，用一种混合着讽刺、蔑视、恶意，同时又掺杂了同情的诧异眼光凝视着我，然后笑着对我说：“您故意这样好得到夸奖，是吗？”

这个时候，门开了。四个身穿制服的仆人在管家的带领下出现在门口。他们按照古代的方式抬着一个担架似的东西，上面盖着一块带有托莱多家族族徽的漂亮红色缎子，缎子上是一个沉重的银质盘子，里面盛着一条巨大的鱼。餐桌边随即响起一声“噢”，这代表着愉快和欣赏。人们惊叫道：“美人鱼来了！”科克将军转身面对着福拉特夫人，鞠了个躬。

在仆人的帮助下，管家把托盘放在桌子中间——科克将军和福拉特夫人面前，接着向后退了几步。

所有人都注视着那条鱼，我们感到震惊。一声微弱而恐惧的惊叫从福拉特夫人的唇间逸出。科克将军的脸色也变得惨白。

一个女孩，某种类似女孩的东西，躺在托盘的中央，身体下面是用绿色的莴苣叶做的床，周围环绕着用珊瑚玫瑰色的枝杈编制的巨大花环。女孩睁着眼睛，嘴唇半闭，用一种惊奇的目光注视着天花板上卢卡·焦尔达诺绘制的《维纳斯的胜利》。她全身赤裸，不过肤色偏深、闪亮，是和福拉特夫人的礼服一样的紫色，像一件贴身的衣服，衬托出她尚未发育成熟、却已足够匀称的身材：腰身柔和的曲线，腹部微微的隆起，处女小小的乳房，宽而丰满的肩膀。

尽管第一眼看上去相当早熟，体型已经像是十五岁的少女，但是她可能还不到八岁或十岁。她身上有的地方撕破了，或者是因为烹饪烧煳了，尤其是肩膀和胯部。在皮肤产生裂纹和缝隙的地方，能够隐约看到柔软的肉，有的地方银白，有的地方金黄，因此，她像是穿着一件紫黄两色的衣服，同福拉特夫人一样。同福拉特夫人一样，她的面孔（炙热的开水使皮肤爆裂开来，好像是过于成熟的果实爆裂出它的果皮）也仿佛一个用古代陶瓷制成的闪亮的面具，嘴巴翘着，额头高而窄，眼睛绿而圆。她的胳膊很短，像是某种鳍，末端收缩为尖状，像是没有手指的手。一绺鬃毛自头顶生出来，蓬松地从窄小的面庞两侧垂下，至于那张脸，缩成一团，仿佛一个微笑的鬼脸。细长的腰身，就像奥维德的诗中所说，最终结束于一条鱼尾。女孩躺在银质的棺材里，好像在睡觉。不过，由于厨师不可原谅的疏忽，她睡在那里，如同那些没有任何人怜悯，也没有人为他们合上眼睛的睡着的死人：她睁着眼睛。她注视着卢卡·焦尔达诺绘制的半人半鱼的特里同，他们站在海面上往自己的贝壳里吹气，海豚紧靠着维纳斯的马车，在波浪上驰骋，赤裸的维纳斯坐在金黄的马车上，后面跟着由白色和玫瑰色的林神组成的队伍，还有手里拿着三叉戟的海神尼普顿，他坐在急躁的白马拉的车上，在大海上奔驰，仍旧渴望得到希波吕忒无辜的鲜血。她注视着天花板上的《维纳斯的胜利》，那深蓝色的大海，那些银色的鱼，那些绿色的海怪，那些远处地平线上飘荡的白云。她陶醉地微笑着：那是她的大海，那是她失去的故乡，是她梦想的家园，是美人鱼幸福的王国。

我是第一次见到一个被煮熟的女孩，一个清炖的女孩。我沉默着，一种神圣的恐惧令我揪心。餐桌边所有的人都因为恐惧变得脸色苍白。

科克将军抬头望着一同进餐的人，用声音的颤抖惊叫道：“这不是一条鱼……是一个女孩！”

“不，”我说，“她是一条鱼。”

“您肯定她是一条鱼吗？一条真正 的鱼？”科克将军说着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是一条鱼，”我说，“是著名的水族馆美人鱼。”

那不勒斯解放之后，由于军事原因，盟军禁止在港湾里捕鱼。在索伦托和卡普里岛之间，在卡普里岛和伊斯基亚之间，大海被雷区和漂移的地雷阻隔，捕鱼因此变得危险。盟军，尤其是英国人，不放心让渔民出海，因为害怕他们把消息带给德国潜水员，或者为他们提供柴油，或者无论如何会使成百上千停泊在海湾里的战船、军事运输、自由的船 面临危险。他们不相信那不勒斯渔民！认为他们会犯下如此的罪行！就这样，捕鱼被禁止了。

在整个那不勒斯，别说是鱼，就连鱼骨头也找不到：没有一条沙丁鱼、鳎鱼、龙虾、绯鲤、章鱼，什么也没有。于是，科克将军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当他要宴请某位盟军高官，比如亚历山大元帅、朱安将军、安德斯将军，或者某位重要的政治人物，比如丘吉尔、维辛斯基、博格莫洛夫，或者某位美国参议院议员——他们从华盛顿坐飞机来，收集第五军团士兵对将军的批评、他们对战争最严重问题的观点和建议——的时候，科克将军就派人到那不勒斯水族馆钓一条鱼，然后端上自己的餐桌。除了摩纳哥的水族馆之外，那不勒斯水族馆可能是欧洲最大的。

因此，科克将军宴会上的鱼总是新鲜的，而且是珍稀品种。在他为艾森豪威尔将军举办的晚宴上，我们品尝了著名的“巨型章鱼”，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给那不勒斯水族馆的。日本天皇裕仁送的被称为“龙”的著名日本鱼，牺牲在科克将军宴请美国参议员的餐桌上。那些形状怪异的鱼长着巨大的嘴巴、黄色的腮，黑色和朱红色的鳍如同蝙蝠的翅膀，还有绿色和金色的尾巴，额头上竖着的尖角如同阿喀琉斯的头盔上装饰着羽毛，这一切使已经为对日作战形式忧虑的参议员越发消沉。不过，科克将军兼有军人和外交官的完美品质，他带头唱起了《约翰尼得了个零》，鼓舞客人们的士气。这首歌是太平洋地区美国空军中流行的歌，所有人都跟着唱了起来。

最开始，科克将军命人在卢克里诺湖的养鱼池里钓鱼，供他的餐桌所用。那个养鱼池因为饲养过一种凶猛美味的海鳝而闻名。卢库勒斯 (12) 的别墅就在卢克里诺附近，他曾用奴隶的肉喂养这些鱼。于是，从来不会放弃任何对美国军队最高指挥官进行尖刻批评的美国报纸，批评科克将军在进行“精神虐待”， 因为他强迫客人——值得尊敬的美国公民——吃卢库勒斯的海鳝。“科克将军能不能告诉我们，”他们大胆地在报纸上说道，“他用什么来喂养那些海鳝？”

受到如此的批评之后，科克将军下令，从此之后由那不勒斯水族馆钓鱼供应他的餐桌。就这样，一条接着一条，水族馆里所有最珍稀、最名贵的鱼都成为科克将军“精神虐待” 的牺牲品，其中甚至包括墨索里尼送的那条英勇的剑鱼（这条鱼被清炖，然后配着煮土豆食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陛下赠送的非常美丽的金枪鱼，以及乔治五世陛下慷慨赠送的怀特岛龙虾。

埃塞俄比亚总督奥斯塔公爵赠送给那不勒斯水族馆的产珍珠的珍贵牡蛎（是在马萨瓦对面的阿拉伯海岸捕捞的），是科克将军为苏联负责外事的副特派员维辛斯基准备的，当时他是设在意大利的盟军委员会中的苏联代表。维辛斯基非常吃惊地发现每个牡蛎里面都有一颗玫瑰色——如初生的月亮般——的珍珠。他从盘子上抬起头来，用在《一千零一夜》中的宴会上注视巴格达的埃米尔 (13) 的目光，注视着科克将军。

“不要把核儿吐掉，”科克将军对他说，“它非常珍贵。”

“那是一颗珍珠！”维辛斯基惊叫道。

“当然是一颗珍珠！您不喜欢吗？”

维辛斯基把珍珠吞了进去，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俄语：“这些腐败的资本主义分子。”

当丘吉尔应邀参加科克将军的宴会时，面对着盘子里圆滚细长、呈现出钢铁颜色、形状类似于古代铁饼运动员用的铁饼的那条奇怪的鱼，他表现出了同样的惊奇。

“这是什么？”丘吉尔问。

“鱼 ，一条鱼，”科克将军回答。

“鱼 ？”丘吉尔仔细地观察着盘子里那条奇怪至极的鱼。

“这条鱼叫什么名字？”科克将军问管家。

“是一条电鳐，”管家回答。

“什么？” 丘吉尔说。

“一条电鳐，”科克将军说。

“一条电鳐？”丘吉尔说。

“是的，当然， 一条电鳐，”科克将军说。随后，他转身问管家什么是电鳐。

“一条带电的鱼，”管家说。

“啊，是的，当然了， 一条带电的鱼，”科克将军回头对丘吉尔说。两个人面面相觑，微笑着，吃鱼用的餐具举在半空中，不敢碰那条“电鳐”。

“您确定没有危险吗？”丘吉尔沉默片刻之后问。

科克将军转身对管家说：“您觉得碰它会有危险吗？它带电。”

“电，”管家用那不勒斯腔的英语回答，“生的时候有危险，熟了就没有危险了。”

“啊！”丘吉尔和科克将军异口同声地惊叫道，同时舒了口气，用叉子的尖端碰了碰电鳐。

然而，终于有一天，水族馆里的鱼没有了，只剩下著名的美人鱼（它是那种塞壬类比较稀少的样本，体型和人类几乎一模一样。关于美人鱼的传说就因它们而起），还有几根神奇的珊瑚枝。

科克将军有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习惯，就是在细小的事情上亲力亲为。他向管家询问能在水族馆钓一条什么样的鱼作为福拉特夫人的晚餐。

“没剩下什么鱼了，”管家说，“只有一条塞壬和几根珊瑚枝。”

“塞壬是好鱼吗？”

“非常棒！”管家眼也不眨地回答。

“那么珊瑚呢？”科克将军问，在宴会的准备上，他特别细致，“那些珊瑚好吃吗？”

“不，那些珊瑚不好吃。它们有点不好消化。”

“那么，就不要珊瑚了。”

“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那里当配菜。”

“很好！”

管家在晚宴的菜单上写道：塞壬蘸蛋黄酱，配珊瑚。

现在，我们都因为吃惊和恐惧而沉默了，震惊地注视着那个可怜的、死去的小姑娘：她睁着眼睛，躺在银质托盘里一张绿色莴苣叶做的床上，四周环绕着用玫瑰色珊瑚枝做成的花环。

如今，穿过那不勒斯那些凄惨的小巷，透过敞开的房门，经常会隐约见到某间“矮屋”里，躺在花环中间的死人。见到一个死去的小女孩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不过，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小女孩躺在珊瑚做的花环中间。多少那不勒斯母亲会希望她们死去的孩子躺在这样一个漂亮的、珊瑚做的花环里啊！珊瑚像是盛开的桃花枝，见到它们会令人快乐，可以给孩子的尸体提供某种欢乐和春天的感觉。我注视着那个被煮过的可怜女孩的尸体，我的心因为怜悯和骄傲而颤抖。我在想，多么神奇的国家呀，意大利！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能够为一支外国军队，一支摧毁和侵略了它的祖国的军队，奉上一盘塞壬蘸蛋黄酱，配珊瑚？啊！单单是为了见到那些美国官员和那个傲慢的美国女人面色苍白而且惊愕地坐在塞壬周围；一条被放在银质托盘里的死去的美人鱼，躺在一位美国将军的餐桌上，为了这个输掉战争是值得的！

“让人恶心！” 福拉特夫人惊叫道，用手捂住了眼睛。

“是的……我是说……是……” 科克将军脸色苍白，结结巴巴。

“请把她拿走，把这个可怕的东西拿走！”福拉特夫人叫喊着。

“为什么？”我说，“这是一条特别棒的鱼。”

“这一定是个误会！请原谅……但是…… 应该是一个错误……请原谅……” 可怜的科克将军结结巴巴地说，同时发出痛苦的呻吟。

“我跟您保证这是一条非常美味的鱼，”我说。

“可我不能吃它 ……那个小女孩……那个可怜的小女孩！ ”艾略特上校说。

“那不是一个小女孩，”我说，“是一条鱼。”

“将军，”福拉特夫人用严厉的声音说，“希望您不要强迫我吃它……这个……那个可怜的小女孩！”

“但那是一条鱼！”科克将军说，“是一条非常好的鱼！马拉巴特说好吃极了。他知道……”

“我来欧洲，并不是因为您 的朋友马拉巴特，还有您， 强迫我吃人肉，”福拉特夫人用愤怒而颤抖的声音说，“让这个野蛮的意大利人在晚餐上吃孩子的肉吧。我拒绝。我是一个诚实的美国女人。我不吃意大利孩子。”

“我感到抱歉，我非常抱歉，”科克将军擦着湿漉漉的额头上的汗水，“可是，在那不勒斯，所有人都吃这种孩子……是的……我是说……不……我是说……这种鱼！ 马拉巴特，这种孩子……鱼……非常好吃对吗？”

“这是一种非常美味的鱼，”我回答，“外表看上去像一个小女孩又有什么要紧？它是一条鱼。在欧洲，鱼不一定非要像鱼……”

“在美国也是！”科克将军说，他因为终于有人为自己辩护而感到高兴。

“什么？” 福拉特夫人叫喊道。

“在欧洲，”我说，“鱼是自由的，至少鱼是自由的！没有人能够禁止鱼长得像，不知道，像一个男人，一个女孩，或者一个女人。这是一条鱼，尽管……另外，”我又说，“你们以为在意大利能吃到什么？墨索里尼的尸体？”

“哈！哈！哈！真好笑！” 科克将军大声叫道，声音过于尖利，以至于显得不太诚恳。“哈！哈！哈！” 其他所有人都跟着笑了起来。在这笑声中，惊恐、怀疑、欢乐无比怪异地交织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比那天晚上，在那张餐桌前，面对着那条可怕的鱼的时候更爱美国人。

“我希望你们不要奢望，”福拉特夫人说，愤怒和恐惧使她脸色苍白，“不会奢望让我吃这可怕的东西！你们忘了我是一个美国女人！假如他们知道了你们在宴会上吃煮熟的女孩……煮熟的女孩 ，华盛顿那边会怎么说，将军，陆军部 会怎么说？”

“我是说……是……当然……”科克将军一边结结巴巴，一边回头用乞求的目光望着我。

“煮熟的女孩蘸蛋黄酱！” 福拉特夫人冷冰冰地说。

“您忘了用珊瑚花环做的配菜，”我说，似乎是想用那些话来为科克将军辩护。

“我没有忘记珊瑚 ！我没有忘记珊瑚！”福拉特夫人用闪电般的眼神望着我。

“拿出去！” 科克将军突然对管家大叫道，用手指指着那条塞壬，“把那东西拿出去！”

“将军，请等一下，” 布劳恩上校说，他是参谋部的牧师，“我们必须埋了它……这可怜的家伙。”

“什么！”福拉特夫人说。

“得把这个……这个……我是说……” 牧师说。

“您是说……” 科克将军说。

“是的，我是说掩埋，” 牧师说。

“但是……那是一条鱼……” 科克将军说。

“或许那是一条鱼，”牧师说，“可是它看上去更像一个女孩……请原谅我坚持这样做：掩埋这个孩子是我们的责任……我是说，这条鱼。我们是基督徒。 难道我们不是基督徒吗？”

“我怀疑！”福拉特夫人用冰冷而蔑视的目光盯着科克将军。

“对，我想……” 科克将军回答。

“我们要埋了它，” 布劳恩上校说。

“好吧，” 科克将军说，“不过，我们要把它埋在哪里呢？我说就扔到垃圾堆里算了。我觉得这样最简单。”

“不，”牧师说，“永远不能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并不完全肯定那是一条真正的鱼。要体面地埋葬它。”

“可是，在那不勒斯没有为鱼准备的墓地，”科克将军转身望着我。

“我认为没有，”我说，“那不勒斯人不会把鱼埋了，他们会把鱼吃掉。”

“我们可以把它埋在花园里，”牧师说。

“这是个好主意，”科克将军的脸色缓和下来，“我们可以把它埋在花园里。”他转身对管家说：“拜托您，去把这东西……这条可怜的鱼埋在花园里。”

“是，将军先生，”管家鞠了个躬。同时，仆人们把躺着那条死去的可怜塞壬的亮晶晶、沉甸甸的银质棺材抬了起来，重新放回担架上。

“我说是埋了它，”科克将军说，“我禁止你们在厨房里把它吃了！”

“是，将军先生，”管家说，“不过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一条鱼！”

“不能肯定它是一条鱼，”科克将军说，“我禁止你们吃掉它！”

管家鞠了个躬，仆人抬着放了银质棺材的担架向门口走，所有人都用忧伤的目光望着那支奇特的送葬队伍。

“最好，”牧师站起来说，“我去监督埋葬。我不希望良心上有任何不安。”

“谢谢你，神父，” 科克将军擦了擦额头，舒了口气，腼腆地望着福拉特夫人。

“噢，上帝！” 福拉特夫人大声喊着，抬头望着天空。

她面色苍白，泪水在眼眶里闪烁。她的感动让我很高兴，我深深地感谢她的泪水。我错怪了她，福拉特夫人是一个好心人。假如她为一条鱼而哭泣，早晚有一天，她也会怜悯意大利人，会为我们这个可怜民族的哀伤和痛苦而哭泣。

(1) 　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外交家，为法国资本主义革命的巩固做出了极大贡献。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曾在连续6届法国政府中，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外交大臣，甚至总理大臣的职务。

(2) 　Robert d'Anjou（1275—1343），那不勒斯国王（1309—1343），被称为“聪明的罗伯特”。

(3) 　Joachim Murat（1767—1815），法国军事家，拿破仑一世的元帅，曾任贝尔格和克莱沃公爵，后成为那不勒斯国王（1808—1815）。

(4) 　Luca Giordano（1634—1705），意大利画家。

(5) 　Mayfair，位于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市内，属于伦敦最中心的一个城区。也是时髦的富人聚集区。

(6) 　Elsa Schiaparelli（1890—1973），意大利著名服装设计师、作家。

(7) 　马拉巴特一部小说的标题，写于1941—1943年，讲述了他在二战期间的遭遇。

(8) 　Joseph Gobineau（1816—1882），法国外交官、作家、人种学家和社会思想家。

(9) 　即洛伦佐·德·美第奇，意大利政治家、外交家、艺术家，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

(10) 　指名人录或英国官方报告。

(11) 　美国军事术语，是美国士兵在外出从事了性活动后进行身体检查的地方。

(12) 　Lucullus（前118—前57/56），古罗马将军兼执政官，以巨富和举办豪华大宴而闻名。

(13) 　某些伊斯兰国家的酋长、王公、统帅的称号。

第八章　克罗琳达 (1) 的胜利

“美国军队，”甘迪亚亲王说，“有和金发女郎一样甜美温和的气味。”

“您真好，” 杰克·汉密尔顿上校说。

“这是一支杰出的部队。对于我们来说，被这样一支部队打败是我们的荣幸和快乐。”

“您真太好了，”杰克微笑着说。

“你们非常有礼貌地在意大利登陆，”安东尼奥·农齐安特侯爵说，“在进入我们的家门之前，你们先敲了门，就像一切有教养的人一样。假如你们没有敲门，我们是不会给你们开门的。”

“说实话，我们敲得太用力，”杰克说，“以至于整座房子都倒了。”

“这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忽略的细节，”甘迪亚亲王说，“重要的是你们敲了门。我希望你们不要抱怨我们迎接的方式。”

“我们不可能期望得到更加礼貌的接待了，”杰克说，“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请你们原谅我们赢得了战争。”

“我确信你们最终会道歉，”甘迪亚亲王以那不勒斯老先生那种天真而又嘲讽的神态说。

“我们不是唯一应该道歉的人”，杰克说，“英国人也赢得了战争，不过他们永远也不会向你们道歉。”

“假如英国人，”罗马诺·阿韦扎纳男爵说，他曾经是驻巴黎和华盛顿大使，而且忠实于欧洲外交的伟大传统，“假如他们等着我们因为输了战争向他们道歉，那么他们就错了。意大利政治的基本原则是，永远有别的人为意大利输掉战争。”

“我很好奇，”杰克笑着说，“这一次到底是谁为你们输了战争。”

“当然是俄国人，”甘迪亚亲王说。

“俄国人？”杰克惊叫着，深深地感到吃惊。“为什么？”

“几天前，”甘迪亚亲王说，“我在斯福尔扎伯爵家吃饭。苏联负责外事的副特派员维辛斯基也在。忽然，维辛斯基说，他曾经问一个那不勒斯男孩，知不知道谁会赢得战争。‘英国人和意大利人，’男孩回答。‘为什么？’‘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是表亲，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又是表亲。’‘那你怎么看俄国人呢？你认为他们也会赢得战争吗？’维辛斯基问男孩。‘噢不，俄国人会失败。’男孩回答。‘为什么？’‘因为俄国人，可怜的人，他们是德国人的表亲。’”

“精彩！” 杰克惊叫道，桌边所有的人都笑起来。

甘迪亚亲王身材高挑、消瘦，面孔已经被太阳和海风吹成褐色。他是那不勒斯贵族的完美典型。他出身欧洲最古老和杰出的贵族家庭，兼具高雅的举止和自由的精神，十七世纪法国大贵族式的讽刺中掺杂了西班牙血统的傲慢。亲王长着一头白发，眼睛是浅色的，嘴唇很薄。如同塑像般小小的脑袋、轻盈的双手、又长又尖的手指，与他田径运动员般的宽肩膀，以及在剧烈运动中锻炼出来的雄健优雅形成了反差。

亲王的母亲是英国人。从英国血统中，他继承了冷峻的目光，缓慢但又简单自信的举止。年轻的时候，他曾经与让·杰拉切王子争相将那不勒斯的时尚带到巴黎和伦敦，而不是将巴黎和伦敦的时尚带回那不勒斯。然而，他已经很多年不参与上流社会的欢愉，为的是不与借助墨索里尼登上政治和社会舞台的“新贵”有任何关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销声匿迹。所有人突然开始重新谈论他是在一九三八年，当时希特勒到那不勒斯访问，而甘迪亚亲王拒绝参加为元首举办的宴会。他被逮捕，在波焦雷亚莱的监狱里关了几个星期，然后被墨索里尼流放到他自己在卡拉布里亚的领地，不过也因此赢得了正直的人和自由的意大利人的美誉。在那个时候，这还不是一个会遭人蔑视的称号，尽管有些危险。

在解放后的那些日子里，甘迪亚亲王光荣地被选为向科克将军进献城市钥匙的贵族中的一员，但是他拒绝了。这个拒绝不带任何傲慢，仅仅是礼貌地解释说，他的家族没有将城市的钥匙献给侵略者的习惯，他只不过是遵循了先祖贝拉尔多·迪·甘迪亚的榜样，这位祖先曾经拒绝向征服了那不勒斯的法王查理八世表示敬意。尽管在那个时候，查理八世也被称为解放者。“不过，科克将军解放了我们！”总督阁下大声喊道。是他第一个想出了把城市的钥匙献给科克将军这个主意。“这一点我并不怀疑，”甘迪亚亲王简单而礼貌地回答，“不过，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只有奴隶才需要解放。”所有人都以为科克将军会把甘迪亚亲王关起来，因为这是在解放的那些日子里惯常发生的事，以便挫败他的傲气。可是，科克将军却请他出席宴会，并且非常礼貌地接待了他，说自己非常高兴认识一个有尊严感的意大利人。

“即使是俄国人，”孔苏埃洛·卡拉乔洛亲王夫人说，“也是非常有教养的民族。前天，在托莱多大街，维辛斯基的车轧死了阿马尔菲老公爵夫人的京巴狗。维辛斯基走下车，亲自把狗抱了起来。他先是向公爵夫人表示深深的哀悼，接着又请求夫人允许自己用车把她送到阿马尔菲宫。‘谢谢，我更愿意步行，’年老的公爵夫人傲慢地回答，向汽车发动机盖子上竖着的带镰刀和斧头标志的红旗投去蔑视的目光。维辛斯基默默地鞠了个躬，重新上车，很快离开了。这时，公爵夫人才发觉她那条死去的可怜的狗留在了维辛斯基的车上。第二天，维辛斯基派人送给她一罐肉酱。公爵夫人尝了尝，随后发出一声令人恐惧的尖叫，接着就昏倒在地：因为那罐肉酱有一种死狗的味道。我也尝过那罐肉酱，而且可以向你们保证，那里面确实有狗肉的味道。”

“受过良好教育的俄国人，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玛利亚－特蕾莎·奥里利亚说。

“您能肯定那是狗肉酱？”杰克深感震惊，“也许是鱼子酱。”

“有可能，”甘迪亚亲王说，“维辛斯基是想向那不勒斯的贵族表示敬意，因为它是欧洲最古老的贵族之一。难道我们不配得到一罐狗肉酱吗？”

“你们肯定值得更好的东西，”杰克天真地说。

“无论如何，”孔苏埃洛说，“比起你们的斯帕姆午餐肉，我更喜欢狗肉酱。”

“我们的午餐肉，”杰克说，“只不过是猪肉酱。”

“前天，”安东尼奥·农齐安特说，“我回到家，看见一个黑人在和我的门房一家吃饭。那是一个英俊而且非常有礼貌的黑人。他对我说，假如美国士兵不是吃斯帕姆午餐肉，现在早就攻下柏林了。”

“我对黑人很有好感，”孔苏埃洛说，“至少他们的观点与肤色相符。”

“他们的观点太苍白了，” 杰克说，“他们是真正的孩子。”

“美国军队中有很多黑人吗？”玛利亚－特蕾莎问。

“到处都有黑人，” 杰克回答，“美国军队里也有。”

“一位英国军官，哈拉里上尉，”孔苏埃洛说，“对我说在英国有很多黑人士兵。一天晚上，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宴会上，大使问温德米尔夫人怎么看美国士兵。‘他们很可爱，’温德米尔夫人回答，‘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后面总是带着那些可怜的白人士兵。’”

“我也不明白，”杰克笑着说。

“假如他们不是黑人，”孔苏埃洛说，“很难把他们与白人士兵区分开。美国士兵都穿着同样的服装。”

“是的，当然了，” 杰克说，“需要非常训练有素的眼睛才能把他们区分开来。”

“有一天，”罗马诺·阿韦扎纳男爵说，“我站在圣费迪南多广场上，一个男孩想为一个黑人士兵擦鞋。突然，黑人问那个孩子：‘你是意大利人吗？’那个那不勒斯小孩回答他：‘我吗？不，我是黑人。’”

“那个男孩，”杰克说，“很懂政治。”

“您是想说他非常懂历史，”罗马诺·阿韦扎纳男爵说。

“我在想，”杰克说，“为什么那不勒斯人喜欢黑人。”

“那不勒斯人是好人，”甘迪亚亲王回答，“他们喜欢黑人，因为黑人也是好人。”

“他们当然比白人更好，他们更慷慨，更有人性，”玛利亚－特蕾莎说，“孩子从来都不会错的，孩子们更喜欢黑人，而不是白人。”

“女人也从来都不会错，”罗马诺·阿韦扎纳男爵说，这句话引起了孔苏埃洛和玛利亚－特蕾莎气愤的叫喊。

“我不明白，”安东尼奥·农齐安特说，“为什么黑人要为自己是黑人感到羞愧。难道我们会因为自己是白人感到羞愧吗？”

“黑人士兵，”孔苏埃洛说，“为了说服那不勒斯女孩和他们好，就说自己和别人一样是白人，只不过，在美国的时候，在登陆欧洲之前，他们被染成了黑色，以便晚上作战的时候不会被敌人看到。等打完仗回到美国，他们会把皮肤上黑色的染料擦掉，重新成为白人。”

“哈，这真可笑！” 杰克惊叫道，同时开怀大笑起来，眼睛里沁满了泪水。

“有些时候，”甘迪亚亲王说，“我为自己是白人感到羞愧。幸好我不只是一个白人，还是一个基督徒。”

“使我们不能被原谅的，”罗马诺·阿韦扎纳男爵说，“恰恰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沉默着，倾听着，一种模糊的预感令我感到压抑。我沉默着，失落的目光在挂着用庞贝红绘制的叙述历史和传说的油画的墙壁、若阿尚·缪拉国王时期漂亮的镀金家具、巨大的威尼斯镜子，以及天花板上绘制的壁画间游弋——这幅画出自一位受到波旁的查理三世执政时期西班牙情趣熏陶的画家之手。甘迪亚亲王的宫殿并不属于那不勒斯最古老的宫殿，而是修建于那个辉煌、不幸和最为严酷的西班牙统治时期。在那个时期，那不勒斯的贵族们放弃了卡普阿纳门附近和沿着德库马诺大街建造的古老、忧伤的宫殿，开始在上帝山建造他们豪华的府邸。

尽管其建筑属于那种沉重的西班牙巴洛克风格——在万维泰利 (2) 重新恢复从前的简约风格之前，这种风格在两西西里王国非常流行——甘迪亚家族宫殿的内部装饰风格，却受到一种充满优雅和想象力的精神的影响：在当时的那不勒斯，对艺术影响最大的并不是法国式的优雅，而是来自赫库兰尼姆和庞贝的灰泥和蜡画法。波旁王朝好奇的博学者刚刚使这些技巧重见天日。大厅墙壁上绘制的那些爱神的舞蹈，那些维纳斯的胜利，那些疲惫地靠在科林斯式柱子上的赫拉克勒斯，那些狩猎的狄安娜，那些后来受到法国装饰艺术推崇的题材“出售爱情的人”， 实际上继承了很多个世纪以来始终掩埋在火山岩浆和火山灰下的两座古城的绘画和装饰风格。宫殿的门上镶嵌着巨大的、反射出蓝色光芒的镜子，在红色的庞贝灰泥的光亮下，在女性玫瑰色的肌肉上，在那些黑色的长发上，在腰间模糊泛白的褶皱上，投射了一层大海的深蓝色阴影。

天花板上飘下一束透明的绿光。假如抬起头，宾客们的目光就会进入一座茂密的树林。透过纵横交错的树枝，散落着白云的蓝天隐约可见。在一条河的岸边，赤裸的女人或是站在齐膝的河水中，或是躺在深绿色发亮的草地上（不是加斯巴德·杜埃 (3) 使用的偏黄和深蓝的色调，也不是克罗德·洛林 (4) 使用的发紫的绿色），她们假装没有发现在树枝后面窥视的农牧神和林神。在河对岸，远远地有几座生长着浓密树林的山冈，山上还有带垛墙的城堡。头戴羽毛头盔、身上穿着闪亮盔甲的士兵，在山谷里策马奔驰；另外一些举着宝剑彼此拼杀，还有的倒在摔倒的马匹下面，胳膊肘支撑在地上，试图站起身来。一群群的狗在白色的鹿群后面追逐围猎，身后远远地跟着一队穿着天蓝色和猩红色齐膝外套的骑兵。

青草和树叶绿色的反光从天花板上洒下来，温柔地落在镀金的家具、黄色缎子沙发套、稍稍带有玫瑰色和天蓝色的巨大奥布松挂毯，还有排列在餐桌中央的卡波迪蒙特白色狮身人面像大烛台上面。餐桌上盖着带西西里花边的古老漂亮的台布。在这间富丽堂皇的大厅里，除了宾客们苍白的脸色和朴素的饭食以外，没有任何东西会令人联想起那不勒斯的忧虑、废墟和葬礼。

在整个战争期间，与很多那不勒斯贵族一样，甘迪亚亲王没有离开这座如今已经沦落为一堆破布和瓦砾的不幸城市。在一九四二年冬天美国人可怕的轰炸之后，那不勒斯只剩下平民和几家最古老的贵族。贵族有的躲到了罗马和佛罗伦萨，有的则回到他们在卡拉布里亚、普利亚和阿布鲁佐的领地。富有的市民逃到了索伦托和阿马尔菲海岸，贫穷的那些则分散在那不勒斯郊区，尤其是位于维苏威火山山侧坡地的小镇上。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盟军的轰炸不会敢于挑战维苏威的怒火。

或许这个信念诞生于古老的民间信仰，也就是维苏威是那不勒斯的保护神，是城市的图腾。 它是残酷而且喜欢报复的天神，有的时候会使大地可怕地晃动，使神庙、宫殿和茅舍坍塌，将它自己的子孙烧死在火海中，把他们的房子覆盖在滚烫的火山灰下面。它是残酷而又公正的天神，会惩罚那不勒斯人的罪愆，也会关心那不勒斯人的命运、他们的不幸、他们的饥饿。维苏威是它的人民的父亲和法官，刽子手和守护天使。

剩下的平民成为城市的主人。不论是火雨、地震，还是瘟疫，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将那不勒斯平民从他们肮脏的小巷、简陋的房屋中赶走。那不勒斯的平民并不逃避死亡。他们不会抛弃自己的房子、教堂、圣人的舍利、逝者的遗骨，到远离神坛和坟墓的地方去躲避危险。不过，当危险更加严重和迫近的时候，当愤怒使家中充满了哭泣，或者大火和灰烬使这座城市面临被掩埋的危险之时，那不勒斯的平民几个世纪以来都习惯于抬头望着那些“贵族老爷”，窥探他们的情感、思想、意图，通过他们的态度来衡量灾难的大小，以及幸免于难的可能；平民把他们作为勇气、虔诚和信仰上帝的榜样。

三年以来，轰炸摧残着这座不幸的城市。每次可怕的轰炸之后，还是在平常那个时间，帕洛内托和托雷塔的平民会见到那不勒斯真正的“贵族老爷”们。他们会从上帝山和基艾亚河岸被炮弹撕裂、被大火的烟雾熏黑的古老宫殿大门里走出来。他们不屑于逃跑。由于傲慢，可能还有一点懒惰，他们没有因为如此小的事情屈尊费神，而是继续着此前幸福与安定时期的生活习惯，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的穿着无可挑剔：一尘不沾的手套，扣眼上还别着一朵鲜花。“贵族老爷”们每天早上都会在埃克塞尔西奥酒店的废墟前，在划船俱乐部拆毁的院墙前，在小小的圣露琪亚港的防波堤上见面，那里挤满了仰面朝天的船；或者在卡夫利施街的人行道上和气地彼此打招呼。埋在瓦砾下面的死人发出的恶臭弥漫在空气中，不过，听到美国轰炸机的轰鸣声，那些年老的绅士 脸上甚至没有掠过一丝颤抖，只是抬起头，厌恶地望着天空，带着一种无法觉察的蔑视的微笑嘟囔道：“他们来了，那些乡巴佬。”

通常是在早上，在荒无人烟、堆满被抛弃和已经肿胀的尸体、死去的马匹，还有被爆炸掀翻的车辆的街道上，会见到某辆英国造车人引以为傲的老旧双轮马车 经过；或是由瘦弱的马匹拉着的陈旧载人用车， 那是军队最近几次征用之后可怜的马厩里仅存的几匹。它们在街上驶过，驮着那些和让·杰拉切亲王属于同一年代的绅士老爷们，旁边有脸色苍白但面带微笑的年轻女士作陪。托莱多和基艾亚大街肮脏的小巷里出现的，是衣衫褴褛、面孔消瘦、眼睛因为饥饿和失眠而闪闪发亮、前额由于忧虑而显得黯淡的穷人。他们微笑着向老爷们致意，后者也在马车上用熟悉的手势向那些流浪汉打招呼。脸上沉默的表情、那种亲切的蹙眉，在那不勒斯比语言更有价值。

“我们很高兴看到您身体如此健康，老爷，”流浪汉们用熟悉而尊敬的手势说。“谢谢，杰纳利，谢谢贡切提，”老爷们用亲切的手势回答着。“我们受不了了，老爷们，我们受不了了！”穷人的目光和低着的头在说。“耐心点，孩子们，再耐心等一阵！这种烦恼会过去的。”老爷们用手和头的动作回答着。流浪汉们抬头仰望着天空，仿佛在说：“但愿上帝会帮助我们！”

在那不勒斯，亲王和乞丐，老爷和穷人，几个世纪以来所有人都彼此认识，一代又一代，从父亲到儿子。他们知道对方的名字，彼此之间都是亲戚，因为在穷人和古老的贵族之间，在帕洛内托的陋室和上帝山的宫殿之间，很久以来就存在着密切的亲戚关系。老爷和平民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一起：在同样的街道上，同样的宫殿里，平民住在“矮屋”里，这些黑暗陋室的屋门与街道平行，而老爷们住在贵族阶层富丽的镀金大厅里。在很多个世纪里，那些大贵族家庭养活和保护了聚集在他们宫殿周围小巷里的平民，不是为了封建精神，也不只是为了基督徒的仁慈，我认为是出于亲戚的义务。波旁王朝倾覆以来，那些老爷自己也成了穷人，平民脸上的表情似乎在为不能帮助他们而感到抱歉。平民和贵族同样为婚礼和新生儿而快乐，为疾病而痛苦，为葬礼而流下泪水。没有一个流浪汉不是在他所居住街区的老爷陪伴下被送到墓地去，也没有一个老爷的棺材后面不是跟着一群流浪汉。在那不勒斯民间有一句俗语：人和人都是一样的，不论面临死亡，还是面对生命。

面对死亡，那不勒斯的贵族具有与平民不同的应对方式，他们不会以泪水迎接死亡，而是微笑，几乎是在献媚，就像迎接自己心爱的女人，一个年轻的新娘。在那不勒斯绘画中，婚礼和葬礼总是以一种纠缠不休的节奏重复，就像是在西班牙绘画中一样。那些作品表现出一种既可怕又风雅的情致，是由一些无名画家绘制的，他们至今还在遵循埃尔·格列柯 (5) 和何塞·德·里贝拉 (6) 的伟大绘画传统——尽管这一传统如今已经没落，成为籍籍无名的雕虫小技。贵族家的女人在下葬时，身上会裹着新娘的白色婚纱，这一古老习俗一直到几年前还受到尊重。

正是在我面前，在甘迪亚亲王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上面画着菲利普·迪·甘迪亚亲王之死，他是招待我们的主人的父亲。画上的绿色和深蓝色表现出淡淡的忧伤与邪恶，凌乱的黄色表现出疲惫，生硬而冰冷的白色则显得傲慢不逊。这幅画和欢乐而丰盛的餐桌形成奇异的反差：安茹王朝和阿拉贡王朝的银器与卡波迪蒙特瓷器闪闪发光，桌上盖着一块饰有西西里古老花边的巨大台布。台布上阿拉伯和诺曼底的装饰图案，与传统的被果实、花朵和鸟儿压弯了腰的石榴和月桂树枝交织在一起，天空中布满了闪烁的星星。年老的菲利普·迪·甘迪亚亲王感觉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因此把宴会大厅布置得如同节日一样亮堂堂的。他身穿作为马耳他骑士团显贵的制服，由仆人搀扶着，庄严地走进灯光闪烁下空旷的大厅，手里紧紧握着一束玫瑰。从在白色上叠加白色的方式，看得出这位无名画家是在模仿生活在久远时代的托马 (7) 的风格。在油画中，亲王站在大厅中央，光鲜而又孤独，珍稀大理石铺成的地面上绘制着历史故事。他弯下腰，将玫瑰献给那位看不见的圣母。他是站着离开人世的，倚在仆人的怀里。帕洛内托小巷的平民们出现在敞开的门口，怀着宗教式的尊敬，默默地注视着那位伟大的那不勒斯贵族去世。

油画上有某种东西令我不安。不是亲王蜡黄的面孔，不是仆人脸上的苍白，也不是大厅的富丽、豪华、宽敞，或者里面闪闪发亮的镜子、大理石、镀金家具，而是奄奄一息的人手里紧握的那束玫瑰。鲜艳而柔软的朱红色玫瑰，好像是用女人温热的玫瑰色的肉做成的。那些玫瑰散发出令人不安的淫荡和纯洁多情的温柔，仿佛肉感的花瓣鲜活明净的娇嫩，并没有因为死亡的在场而失去光泽。相反，那种骄傲的胜利感，玫瑰那短暂而又永恒的胜利，却因此越发蓬勃。

同样的玫瑰，在同样的温室中盛开，一簇簇地，在餐桌中央古老的黑色银质花盆中散发着芳香。比起用鸡蛋、炖土豆、黑面包搭配的贫乏而简朴的饭食，比起宾客们消瘦而苍白的面孔，那些玫瑰赋予麻布的质朴，甚至银器、水晶、陶瓷的奢华一种哀悼的感觉，令人想起一个不见踪影的存在，也在我的心中唤起痛苦的思绪，一种我无法摆脱的不祥预感。这种预感深深地令我不安。

“那不勒斯人，”甘迪亚亲王说，“是欧洲最纯正的基督徒。”接着，他讲起了一九四三年九月，当美国人在萨莱诺登陆时，那不勒斯人尽管没有武器，还是组织了抗击德国人的起义。惨烈的战斗在那不勒斯的大街小巷里持续了三天。人们本来指望得到盟军的帮助，却不得不在绝望中愤怒地战斗。科克将军的士兵本来可以助起义的城市一臂之力，结果却被拦在帕埃斯图姆海岸，德国人用包了铁的沉重的鞋跟踩他们的手，他们不得不松手，然后被重新丢进海里。那不勒斯人民以为自己被抛弃了，遭到了背叛，他们发出悲鸣：男人、女人、孩子一边战斗，一边痛苦而愤怒地哭泣着。三天的鏖战之后，已经被愤怒的人民赶走、并且开始从卡普亚撤退的德国人，集结军队反扑，重新占领了城市，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报复。

落在那不勒斯人手里的德国俘虏有好几百人。英勇却又不幸的那不勒斯人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们。放他们自由吗？德国人可能会屠杀那些抓住了他们，然后又放他们自由的人。那不勒斯人是基督徒，不是一个杀人犯的民族。于是，那不勒斯人把俘虏的手和脚捆起来，堵住他们的嘴，把他们藏在自己陋室的深处，等待盟军到来。不过，与此同时要给他们东西吃，但那不勒斯人自己也在挨饿。照顾俘虏的任务交给了女人。屠杀的愤怒熄灭之后，仇恨化作基督徒的怜悯。她们从自己孩子的嘴里省下微薄可怜的食物提供给俘虏，和他们分享芸豆汤和扁豆汤、西红柿沙拉，以及很少的一点面包。女人们不仅为他们提供饭食，还梳洗和照顾他们，仿佛对待襁褓里的婴儿。每天两次，在把堵在嘴里的东西拿开之前，她们会把他们胖揍一顿，因为害怕嘴里的东西拿掉以后他们会大声呼救，让路过的同伴听见。可是，尽管挨了那些必要的拳脚，而且饭食稀少，那些俘虏除了睡觉什么也不能做，所以还是像鸡舍里的鸡一样在发胖。

终于，在十月的头几天，在焦急等待了一个月之后，美国人进了城。之后的一天，那不勒斯的城墙上出现了巨大的告示，美军长官请那不勒斯人在二十四小时内向盟军当局上缴德国俘虏，承诺上缴一个俘虏可以得到五百里拉的奖赏。不过，一个平民委员会来找军事长官，对他说明，由于芸豆、扁豆、西红柿、油和面包的价格上涨，每个俘虏五百里拉的价格太低了。

“请您理解，长官！少于一千五百里拉，我们不能把俘虏交给您。我们不求赚钱，但是也不想倒贴。”

美军长官并不通融：“我说了五百里拉。一个子儿也不能多。”

“好吧，长官，那么我们就把俘虏留着，”平民代表说完就离开了。

几天之后，长官命人在城墙上另外贴了告示，承诺为每个俘虏付一千里拉。

平民委员会又来到长官那里，说是又过了几天，俘虏们胃口都很好，继续吃饭，同时日常所需的价格也在上涨，每个俘虏一千里拉太少了。

“请您理解，长官。每过一天，俘虏的价格都会上涨。今天，至少要每人两千里拉，否则我们就不能把他们交给您。我们不想投机，只是想把花的钱收回来。长官，一个俘虏两千里拉是送礼呀！”

美军长官勃然大怒：“我说过一千里拉，一个子儿也不能多！假如二十四小时内你们不把俘虏交上来，我就把你们都关到监狱里去。”

“那就把我们关到监狱里去吧，长官，您要是喜欢也可以把我们枪毙，不过价格就是这样，我们不可能以低于每人两千里拉的价格把俘虏卖给您。假如您不要他们，我们就把他们做成肥皂。”

“什么？” 长官叫喊道。

“我们用他们做肥皂，”平民代表用温柔的声音说，然后就离开了。

“他们当真把俘虏煮了做肥皂？”杰克脸色苍白地问。

“长官想，等美国那边知道了由于自己的错误，那不勒斯人用德国俘虏做肥皂，他一定会官位不保。于是他为每个俘虏付了两千里拉。”

“精彩！”杰克大声说，“哈！哈！哈！太精彩了！”杰克开怀大笑，所有人都看着他，也笑了起来。

“可是他在哭，”孔苏埃洛惊叫着。

不，杰克没有哭。泪水在他的脸上流淌，但是他没有哭。他就是这样笑，像孩子一样慷慨。

“这个故事棒极了，”杰克一边擦着泪一边说，“不过，你们真的认为假如长官拒绝为每个俘虏付两千里拉，那不勒斯人会把他们煮了做肥皂吗？”

“在那不勒斯，肥皂稀缺，”甘迪亚亲王回答，“不过那不勒斯人心地善良。”

“那不勒斯人心地善良，不过为了一块肥皂，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孔苏埃洛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抚摸着一只波西米亚水晶高脚杯的边缘。孔苏埃洛·卡拉乔洛是个西班牙女人，美丽而温柔，肤色犹如蜂蜜，正是金发女郎特有的颜色。温和的脸上那冰冷和讽刺的微笑，也正是西班牙金发女郎那种傲慢的优雅。孔苏埃洛用手指扣在水晶酒杯上，发出的声音绵长、柔和、颤抖，逐渐在大厅里传开，而且越来越强，一种金属的声调好像充斥天空，在远处绿色的月光中颤抖，像是直升机的轰鸣。

“你们听，”玛利亚－特蕾莎突然说。

“怎么啦？”马尔切洛·奥里利亚把手放在耳朵上。马尔切洛从前一直是那不勒斯的打猎高手。 如今，他身穿家居服一般褪了色的粉红色外套 ，住在基亚塔莫内那所面朝大海的漂亮房子里。他那些纯种马的悲惨命运（它们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被征用，由于饥饿和寒冷死在了俄国），对于在阿斯特罗尼猎狐的那些聚会 的怀念，奥尔良的埃莱娜——奥斯塔公爵夫人缓慢而高傲的衰落（他曾经倾慕了她五十年，但是现在，这位夫人在自己位于卡波迪蒙特的宫殿里养老，长长的脑袋如同栖架上的猫头鹰一样，栖息在她长长的骨架上），都令他衰老而沮丧。

“天使来了，”孔苏埃洛说，用手指着天空。

宾客们都不再说话，伸着耳朵倾听波西利波天空中那种游荡的蜜蜂的轰鸣声（天空的颜色如同绿色的海水，一轮苍白的月亮如同从透明的海底升起的水母）。我注视着孔苏埃洛的脸，想到西班牙画家笔下的女人，想到贾科莫·费雷尔、阿隆索·贝鲁格特、豪梅·乌格特笔下头发如同蝉翼一样透明的女人；在费尔南多·德·罗哈斯和吉尔·森特的舞台剧中，她们站在那里说话，动作悠长而缓慢。我想到委拉斯凯兹和戈雅笔下的希腊女人，她们头发的颜色犹如冰冷的蜂蜜；在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和拉蒙·德·拉·科鲁兹的舞台剧中，她们说话尖声尖气，用脚尖走路。还有毕加索笔下的女人，她们的头发是柔和的烟丝的颜色，眼睛如同又黑又亮的西瓜籽，透过贴在脸上的报纸缝儿斜眼看人。孔苏埃洛也在斜着眼看人。她把脸靠在肩膀上，黑色的瞳仁在眼眶的边缘，仿佛倚在窗台上。孔苏埃洛也长着梅利比和露克莱齐亚在《切莱斯蒂娜》里歌唱的优雅的眼睛， 那双眼睛使温柔而阴凉的树木 低下了头。孔苏埃洛同样身材高挑，体型消瘦，拥有灵活的胳膊、修长而透明的手指，就像格列柯画上的某些女人一样，她们就像是大腿和手指都叉开着的绿色死青蛙。

午夜已过

他却没有来

孔苏埃洛哼唱着，手指抚摸着水晶高脚杯。

“他来了，孔苏埃洛，他来了，你的爱人，”玛利亚－特蕾莎说。

“是呀，我的新郎来了 ，我的情人来了，”孔苏埃洛笑着说。

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桌边，沉默着，面对着巨大的窗户。直升机的轰鸣声靠近了，随即远离，在夜风绵长的波浪上漂荡。毫无疑问，这是一架德国飞机，要把炸弹投到被几百艘美国船只塞得水泄不通的港湾里。我们大家都脸色苍白，听着波西米亚水晶高脚杯悠长而颤抖的声音，还有绿色的月光中那蜜蜂般的嗡嗡声。

“为什么高射炮不射击？”安东尼奥·农齐安特小声说。

“因为美国人总是醒得太晚，”罗马诺·阿韦扎纳男爵小声回答。他曾经是意大利驻美国大使，在美国住了很久。他确信美国人起床很早，醒得却很晚。

突然，我们听到远处一个声音，一个巨大的声音，大地在颤抖。

我们从桌边站了起来，打开窗户，探身去看外面漆黑的深夜：那里是朝向波西利波的一侧，一直延伸到陡峭的上帝山脚下，山上耸立的就是甘迪亚家族的宫殿。从耸立在山巅的城堡向下俯视，我们的眼睛在平原上游走和探察。于是，从波西利波山丘沿着大海向下一直到上帝山陡峭的山崖，在这广阔区间里的所有房屋一览无余。月亮将它温柔的光亮撒在房屋和花园里，为窗户和阳台的边缘镀上金黄色。花园中的树木都沐浴在那种如蜂蜜般柔和的光线中。树枝间、薰衣草丛里、月桂和玉兰闪亮的树叶中间的鸟儿，也被那阵遥远而巨大的声音惊醒，歌唱着。

渐渐地，那声音靠近了，充满了天空，就像一片巨大而响亮的云彩，肉眼可见，而且越来越浓密，轻柔的月光也因此变得浑浊。它从沿海地势低洼的街区响起，在房屋之间、街道之间蔓延，直至化作一阵喧嚣、一声叫喊，和人们高声的哭泣。

我们离开窗户，走进旁边的大厅，大厅的窗户朝向上帝山对面的港口。从敞开的窗口依稀可见深沉的青绿的大海、滚滚浓烟之下的港口，还有我们面前从月亮金黄色的雾霭中露出来的、苍白的维苏威火山。耀眼的月亮悬挂在天空的中央，在维苏威火山的肩膀上摇摆，如同运水的妇女肩上的水罐。远处的地平线上漂浮着卡普里岛，呈现出一种淡淡的紫色。大海上的波纹，这里是白色，那里是绿色，还有紫红色。在那片忧伤、亲切的风景中，大海仿佛发出一种银白色的声音。在那张古旧褪色的报纸上，大海、山峰、岛屿、天空，还有高高的额头上带着火的光环的维苏威火山，在那个安详的夜晚呈现出一副悲怆而温柔的模样，那种苍白正是几乎达到痛苦极限的自然之美。我的心痛苦着，仿佛爱情的折磨。

孔苏埃洛坐在我对面沙发的扶手上，旁边是向夜晚敞开的一扇窗户。我能够看到她的轮廓：苍白的面孔、金黄的头发、雪白的脖颈，都融化在金色的月光中。在我看来，她如同那些没有脑袋的雕像，具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痛苦的优雅。她身上穿着一件象牙色的丝质长袍。在月光下，这种肉色反射出古代大理石般模糊的光。

我感觉到危险的存在。它是如此陌生，仿佛一种存在于我之外的东西，与我截然不同，我却似乎可以注视和触摸到它。我希望能够脱离危险：闭着眼睛，手臂张开，与危险擦肩而过，就好像在黑暗中，手在一个冰冷的物件上擦过。我马上就要伸开双臂，用我的手轻轻掠过孔苏埃洛的手。我只能触摸一个与我无关的东西，一个我身体以外的东西，将迫近我们的危险和我本身的烦乱合二为一，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此时，一声剧烈的爆炸撕裂了安静的夜晚。

炸弹落在帕洛内托小巷内，就在花园围墙的外边。有片刻工夫，我们只能听见墙壁倒塌发出的沉闷的轰隆声，然后是一声压抑的呻吟，仍然不确定和凌乱的叫喊声，唯一的一声吼叫和哭泣；还有恐惧的人们仓促奔跑的声音，宫殿大门上一阵疯狂的敲门声，以及仆人们的声音，他们正试图控制混乱的喧嚣。那声音却渐渐升高，渐渐临近，直到极高的一声喊叫在隔壁的书房里响起。我们打开房门，来到门口。

在大厅的中央，一个恐惧和愤怒的仆人举着一盏大烛台，微红色的光线照亮了一群头发凌乱的女人。她们中的大部分几乎赤身裸体，紧紧地靠在一起，叫喊着，颤抖着，一会儿发出动物般尖利的叫声，一会儿又是沙哑而猛烈的呻吟。她们所有人的脸都朝向门口，好像害怕死亡会跟随在她们后面，从那扇门走进来。甚至当我们提高嗓门，试图安抚和让她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她们也没有转过身。

当女人们终于转过身来，我们惊恐地退进了屋。那是一张张野兽般的面孔：干瘦，没有血色，布满硬痂和斑点。刚开始，我以为那是她们流的血，后来才意识到是土。她们的眼睛浑浊而且直愣愣的，肮脏的嘴里含着唾沫。被汗水浸湿的额头上，头发乱蓬蓬地竖起来，又一绺绺凌乱毛糙地落在肩上和胸前。很多女人被从睡梦中惊醒，因此几乎全身赤裸。她们以一种粗野的贞洁，用被子的边缘掩盖着裸露的乳房和消瘦的肩膀。苍白而恐惧的孩子躲藏在那群野兽般的女人中，用一种一动不动，而且带着某种奇异的凶猛的目光，透过女人们的裙子窥视着我们。

桌子上放着一堆报纸。甘迪亚亲王命令赶来帮忙的仆人把报纸发给那些不幸的人，好让她们能够遮盖自己裸露的躯体。那些女人，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是邀请我们的主人的邻居。他对她们直呼其名，好像早就非常熟悉。仆人们放在书房地上和桌子上的蜡烛柔和的光线，我们的在场，尤其是甘迪亚亲王（她们称他为“噢，老爷”）的出现，我们置身的大厅的富丽堂皇——精装书壳的反光，还有排列在书架搁板上的大理石半身像柔和的光亮，使墙壁变得温暖——使她们逐渐安静了下来，不再那么野蛮地叫喊，不过仍然在颤抖，她们低声祈祷，请求圣母的怜悯，随后便沉默了。只有在突然响起一声孩子的哭泣，或者是远处夜里传来一声叫喊的时候，她们才会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但不再像是野兽，而是如同受伤的狗。

主人用洪亮而简短的声音叫她们坐下，然后命人搬来了椅子、沙发、垫子。所有那些不幸的女人都安静地蜷缩在那里，沉默着。主人又命人分发葡萄酒，并且为不能给她们面包而道歉，因为家里没有面包。在那个困难的时期，连老爷家也没有面包。另外，他还命人为孩子们准备咖啡。

当仆人们把酒倒在杯子里，把酒罐放在桌子上，然后退到大厅深处等待主人命令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从书房的角落里走出一个矮小、驼背的男人。他靠近桌子，双手捧起其中一个仍然盛满酒的酒罐，去给女人们逐个添满酒杯，直到酒罐空了为止。随后，他靠近主人，驼着背鞠了个躬，用沙哑的声音说：“请您允许，阁下。”随后，他从另外一个酒罐里倒了些酒，一饮而尽。

这时，我们发现他是一个罗锅。那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已经谢了顶，面孔细长消瘦，留着胡子，眼睛很黑，睫毛很长。说笑声从大厅传来，一个声音还在叫“杰内利亚罗”这个名字。这应该是他熟悉的声音，罗锅应声转过身去，冲着一个不再年轻、身材肥胖松弛、面孔却异常消瘦、伸开双臂向他走来的女人笑笑。所有女人立刻聚拢到他周围，这个伸出酒杯，那个试图把酒罐从他的手里夺过来，另有一个好像是受到某种神圣激情的驱使，朝他走过去，用柔软的乳房在他的驼背上蹭，一边粗野地笑着，一边大声说：“瞧，瞧，多么幸运！瞧瞧我有多幸运！”

主人向仆人示意随他们去，用惊奇与厌恶的表情注视着那个场面。在其他的时候，如此的场面或许会让他发笑，甚至觉得有趣。我站在杰克旁边，观察着他：他也注视着那个场面，不过是用一种严厉的眼神，惊奇中带着愤怒。孔苏埃洛和玛利亚－特蕾莎躲在我们身后，更多是因为害羞而不是害怕。所有女人都认识罗锅，后来我们才得知他是一个流动小贩，每天都在帕洛内托小巷简陋的房屋之间转悠，兜售丝带、梳子、假发。这时，不知道是因为喝了酒，还是因为兴致大发，罗锅开始表演他自己的哑剧，主题好像是某个神话故事，某位天神在人间的艳遇，或者某个漂亮小伙儿的变形。我屏住呼吸，紧紧抓着杰克的胳膊，好让他专心看，把那个异乎寻常的场景给予我的快感传递给他。

开始的时候，罗锅面向主人鞠了个躬，“请您允许”，随后绊了几跤，同时做着怪脸发出轻微的喉音。接着，罗锅逐渐兴奋起来，在大厅里四处奔跑，挥舞着胳膊，胸前合十的双手拍打着，肮脏的嘴巴里发出模模糊糊、哼哼唧唧、断断续续的声音。他伸出双臂，然后合上双手，像是要接住空气中飞翔的某种东西，鸟儿、云彩、天使、从一扇窗子扔进来的一朵花，或者飘舞的衣角。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是另一个，接着再有一个，她们咬紧牙关，面色苍白，目不转睛，气喘吁吁，仿佛被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控制着，站起身围拢到他的周围。这个撞他的胯部，那个试图抚摸他的面孔，再有一个则用两只手抓住他巨大的驼背，另外的女人、孩子、仆人就像是在观看一场他们熟悉主题、而且了解其含义的愉快而天真的喜剧。他们笑着，拍着手，发出刺耳的尖叫，摇摆着四肢，以此鼓励演员的表演。

与此同时，别的女人也在模仿她们的样子。现在，罗锅周围挤满了一群疯狂的女人。她们异口同声地说着话。开始的时候声音很小，接着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急促，最后演变成了从她们满是唾沫的嘴里发出的疯狂而混乱的叫喊。她们在罗锅四周围成一个气势汹汹的圆圈，然后拍打他，就像一群暴怒的女人在惩罚企图玷污一个女孩的林神。

罗锅躲避着，用双臂护着脸，低下头去撞变得越来越小的圆圈。他的前额一会儿撞到这个的肚子，一会儿撞到那个的乳房，口中愤怒、恐惧而又带有快感地叫着那些污秽的词语。最终，他的声音化作一声长啸，洪亮而又绝望。就这样，他突然吼叫着仰倒在地，变形的后背在下，好像试图保护驼背免受那些疯狂的虐待者的蹂躏。女人们扑到他身上，撕扯他的衣服，用暴力剥光他，咬他赤裸的肉，企图把他翻过来，就好像渔民在岸上处置一只乌龟：费力地想把它翻转过来，后背朝上。突然，我们听到一个巨大的声响，一团烟尘从窗户扑了进来，爆炸的气浪吹灭了蜡烛。

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只能听见胸口沙哑的喘息，以及墙壁倒塌发出的撕裂声。随后，一阵混乱的声音在大厅中响起，是一声呻吟，一声急促的呼吸，一声尖利的哭泣。仆人匆忙点燃蜡烛之后，我们发现地板上有一堆一动不动、气喘吁吁、大睁着两只眼睛的女人。在她们之间是那个衣衫褴褛、浑身青紫的罗锅。烛光刚刚亮起来，他就站起身，跨过那群女人，从门口逃跑了。

“你们不要害怕，不要动，”主人关切地对那些不幸的人大喊。女人们抓着自己的孩子，紧紧地把他们搂在胸前，在恐惧的驱使下匆匆向门口逃去。“你们想去哪儿？留在这儿，别害怕！”此时，仆人们站在门口，抬起胳膊试图挽留那群因为恐惧而发疯了的女人，把她们往回推。可是，就在这时，前厅里响起了巨大的人来人往的嘈杂声，一群男人抱着一个好像昏迷了的年轻女子，出现在门口。

如同北方森林里的母狼，在猎人和狗的追踪下，带着受伤的狼崽逃进树林的深处。在比恐惧更加强烈的母性直觉驱使下，母狼试图在伐木工人的房子里寻求庇护。它挠着伐木工人的房门，呼唤他，给受到惊吓的男人看她满身是血的孩子，用声音和动作恳求他放自己进屋，藏身于安全而温暖的房子里。那些不幸的人就是这样来到“老爷”的宫殿里躲避死亡，在门口给他看那个满身是血的年轻姑娘。

“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来，”主人对仆人们说，示意那群女人让开。他帮着那群男人分开人群，带领他们走进大厅，然后环顾四周，看看能把年轻姑娘放在哪里。

“把她放在这里，”他一边说一边用胳膊擦了擦桌子，也不管杯子和酒罐纷纷滚落到地上。

被安置在桌子上，年轻姑娘好像没有了生命迹象。她面无血色地躺在那里，一条胳膊垂在体侧，另一条轻轻地放在左边的乳房上，它已经被砸下的一根横梁或者是一块巨石压扁。不过，可怕的死亡并没有使她的面孔变形，姑娘的脸上也没有刚刚从瓦砾中刨出的死人脸上那种既恐惧又吃惊的表情。她的眼睛很温柔，额头宽阔，嘴唇微笑着。在那具没有生命的躯体上，一切都显得冰冷和了无生气，只有目光和微笑显得温和，甚至有生命力。平躺在桌子上的那具尸体，为整个场景提供了一种明亮而安静的调子，使得大厅以及大厅里的人成为一道非常祥和的风景，而这道风景的主宰，却是自然界那种高高在上的漫不经心。

主人抬起姑娘的手腕，然后沉默了。周围所有人都默默地注视着“老爷”的脸，并非等待他的判断，而是他的决定，好像他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只有他拥有这个权力——姑娘是死还是活，仿佛那个不幸的年轻人的命运就只能由他来决定。在那不勒斯，平民对“老爷”非常信任，几个世纪以来习惯于把自己的生死寄托在他们身上。

最后，主人说：“上帝把她带走了。”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叫喊起来，他们揪自己的头发，用攥紧的拳头捶打自己的脸和胸口，大声呼唤死者的名字；“贡切提！贡切提！”两个肮脏的老妇人扑到可怜的姑娘身上，野兽般疯狂地亲吻她，拥抱她，还不时地摇晃她，好像要把她摇醒，她们大声喊道：“醒醒，贡切提！醒醒，贡切提！”那喊叫是如此充满愤怒的责备、绝望的怒气，如此具有威胁性，以至于我觉得她们就要开始捶打死者了。

“把她带走，”主人对仆人们说。他们用力将两个老妇人从不幸女孩的尸体上拉开，又猛烈地——假如仆人们的做法不是出于怜悯，我甚至会为他们使如此大的力气感到气愤——推开另外那些女人，温柔地将可怜的死者抬起来，用一种奇特的优雅把她抬到了餐厅里，让她平躺在那块带有古老西西里花边的巨大台布上。

姑娘几乎是赤裸的，就像所有从轰炸后的废墟中挖出的尸体一样。主人掀起贵重的台布的边缘，盖在赤裸的姑娘身上。可是，孔苏埃洛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然后说：“您去吧，让我们来，这是女人的活儿。”所有人都随着主人走出餐厅，那里只剩下孔苏埃洛和玛利亚－特蕾莎还有另外一些女人，她们或许是可怜的死者的亲人。

我们坐在朝向花园的房间里，在黑暗中注视着维苏威火山，以及广阔的银色大海。风在月光下的海面上掀起的金黄的波光，像鱼鳞一样闪闪发亮。从海上吹来的一股强烈的气息，与花园里睡梦中湿润的花儿和夜晚颤抖的绿草清新的气息混合在一起，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那是海带和螃蟹发出的一种红色、温热而且强烈的气味，带着即将到来的春天无精打采的颤抖，从冰冷的空气中穿过。在空气中，这种气味描绘出一幅猩红帷幔在风中飘荡的画面。一片淡绿色云彩在远处的阿杰罗拉山上升起。我想象着索伦托花园里的那些橙子，它们预感到春天的来临，已经开始成熟，我仿佛听到了忧伤地在大海上漂泊的水手孤独的歌声。

差不多已经是凌晨了。空气是如此透明，天空绿色的血管突然从天蓝色背景中显现出来，勾画出奇特的阿拉伯式图案，就像一片叶子的脉序。整个天空如同一片叶子，在清晨的微风中颤抖。花园里的鸟儿在歌唱，树林因为预感到白昼的来临而颤抖，这一切谱写出一曲温柔而忧郁的音乐。黎明并非从地平线升起，而是来自大海深处，如同一只巨大的玫瑰色螃蟹，穿行在紫红色珊瑚丛中，那珊瑚丛就像一群在深深的海底牧场游荡的雄鹿。

大海红色的气味中充满了无数轻柔的低语，鸟儿的呢哝，翅膀的拍打。一根绿色的海草从镜子般的波浪上冒出，一朵白云从维苏威火山口升起，在天空中如同一艘帆船渐行渐远。城市仍然包裹在夜晚黑色的雾霭中。不过，已经有一些微弱的灯光在小巷深处星星点点地燃起。那是神像的灯光：由于轰炸的威胁，这些灯在夜晚是禁止点燃的。然而，一旦白昼来临，信徒们就会重新点燃圣龛上的灯光：那些用蜡和纸浆做成的小塑像——它们代表了沉浸在犹如一束朱红色花朵一样的炼狱火焰中的灵魂——会在身着蓝衣的圣母脚下突然亮起来。已经西垂的月亮，将它苍白的沉默洒在依然有爆炸的烟雾升起的屋顶上。从埃及的圣马利小巷走出一小队身披白纱的孩子，手腕上缠着念珠，戴着白色手套的手上捧着一本黑色的小书。从一辆停在防疫站前面的吉普车上下来两个黑人，他们又大又白的眼珠跟随着那支领圣体的队伍。在圣龛深处的圣母，如同一滴天蓝色水珠般灿烂。

一颗星星穿越天穹，在卡普里岛和伊斯基亚岛之间熄灭。时值三月，在这个温柔的季节里，过于成熟、几乎腐烂的橙子开始从枝头坠落，发出柔和的“扑通”声，就像高悬在天空花园中的星星坠落。我注视着月光下完全变成绿色的维苏威火山，一种微妙的恐惧逐渐侵入心中。我从来没有见过维苏威有如此奇特的颜色：那种绿就像是死人腐烂的脸。它注视着我。

“我们去看看孔苏埃洛在做什么，”主人在沉默了很久之后说。

我们来到大厅门口，奇特的一幕出现在我们面前：年轻的姑娘全身赤裸着躺在那里，玛利亚－特蕾莎正在给她清洗，然后擦干。几个女人在旁边帮助她，她们手里拿着盛有温水的脸盆、古龙水瓶子、海绵和毛巾。孔苏埃洛用手托起逝者的头，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为她梳理长长的黑发。我们站在门口，注视着这温柔而生动的一幕：大烛台金黄的光亮，镜子蓝色的反光，陶瓷和水晶淡淡的亮光，墙壁上绘制的那些风景的绿色，远处的城堡、树林、河流、草地；骑兵们身上穿着铁质的盔甲，纤长的红色和深蓝色羽毛在头盔上飘扬。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在草地上驰骋，举起闪亮的宝剑，就像是画在萨尔瓦多·罗萨 (8) 作品上的塔索的男女英雄一样，为那幅场景增添了《耶路撒冷的解放》的片段中的悲壮气氛。平躺在桌子上的、赤裸的、已经死去的姑娘，就是克罗琳达，这就是克罗琳达的葬礼。

周围所有的人都沉默着，只能听到出现在书房门口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那群女人低声的呻吟，还有一个孩子的哭泣。这哭泣或许并非出于恐惧，而是因为吃惊，因为他被那个温柔而忧伤的场面，温和的烛光，那两个衣着华丽、面容异常美丽、在那具洁白赤裸的尸体前弯着腰的女人神秘的举止所触动。

突然，孔苏埃洛脱下丝质的小鞋、袜子，用迅速而轻柔的动作给死者穿上，然后又脱下缎子做的短上衣和裙子，还有内衣。她慢慢地脱去了衣服，面孔非常苍白，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奇怪而坚定的光。门口的女人们一个个走进去，把手拉了起来，笑着，哭着，脸上闪射出一种美妙的喜悦。她们注视着平躺在华丽的逝者之床上、梳着美丽的葬礼发型的姑娘。周围响起了痛苦而快乐的声音：“噢，美人！噢，美人！”另外一些面孔出现在门口，男人、女人和孩子走了进去，把手拉在一起，叫喊着：“噢，美人！噢，美人！”很多人跪了下来，在这幅神圣的像是蜡制的圣母显灵一样的景象面前祈祷。

“噢，奇迹！噢，奇迹！”

“噢，奇迹！噢，奇迹！”所有人都大叫起来，同时向后退去，好像是害怕自己的破衣烂衫会弄脏可怜的贡切提身上光彩照人的缎子衣服。她奇迹般地从一个死人变成了仙女中的公主，变成了圣母像。简而言之，帕洛内托小巷所有的平民，受到“奇迹”这个词的召唤，都挤到门口，大厅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一些年老的妇人走过去，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和玫瑰经，口中念诵着连祷文，后面跟着手里拿着鲜花的女人和孩子。他们还带来了一些甜点，按照那不勒斯古老的传统，这是要在守灵的时候吃的。另一些女人拿来了葡萄酒，还有的带来柠檬和水果。还有的带着身上缠着绷带、或有残疾、或者生了病的孩子，以便他们能够碰一下“显示过圣迹”的姑娘。

另外一些女人非常年轻，眼睛和头发都表现出骄傲。她们的面孔苍白却气势汹汹，裸露的肩膀上披着色彩鲜艳的围巾。她们围在贡切提躺的桌子旁边，唱着那些古老的送葬歌。那不勒斯人用这些歌曲陪伴死去的家人，回忆或者哭诉生活的美好，以及唯一美好的东西：爱情；回忆那些幸福的日子、那些亲切的夜晚、亲吻、抚摸、爱情的泪水，在严禁前往的国度门口和他们告别。那是一些送葬的歌曲，却好像是情歌，因为它曲调甜美，充满了忧伤而又顺从的性感。

哭泣的人群在大厅中移动着，仿佛是在节日或者葬礼的日子里，在那不勒斯某个街区的广场上。没有人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在孔苏埃洛周围围成一个圈、触摸她的那些唱歌的年轻女人，仿佛也没有注意到孔苏埃洛的存在。她几乎全身赤裸，洁白而颤抖，待在死者的脚下，用一种奇异的目光注视着她，不知道是出于恐惧，还是某种神秘的情感。直到玛利亚－特蕾莎爱怜地用双臂扶着她，把她从人群中带了出来。

当两个慈悲的女人，一个抱着另一个，全身颤抖，泪流满面，缓慢地走上台阶的时候，一声可怕的叫喊划破深夜，巨大的血光照亮了天空。

(1) 　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耶路撒冷的解放》第12章中与十字军骑士坦格雷多作战的伊斯兰女英雄。

(2) 　Luigi Vanvitelli（1700—1773），意大利建筑师。

(3) 　Gaspard Dughet（1615—1675），法国风景画家。

(4) 　Claude Lorrain（1600—1682），法国风景画家。

(5) 　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幻想风格主义画家。

(6) 　José de Ribera（1591—1652），西班牙瓦伦西亚画派画家，从小移居意大利，画风受到卡拉瓦乔的很大影响。

(7) 　Gioacchino Toma（1836—1891），那不勒斯19世纪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也是当时意大利最具特色的画家之一。

(8) 　Salvator Rosa（1615—1673），意大利巴洛克画家和诗人。

第九章　火雨

东方的天空裂开了一个巨大的伤口，滴着血，鲜血将大海染成了红色。地平线破碎了，沦为火的深渊。来自地层以下的震动使地面颤抖着，房屋的地基也在摇晃，已经能够听到瓦片和墙皮剥落时发出的沉闷的声响。它们与屋顶和阳台的上楣分离，急速地坠落在石子铺成的街道上，预示着世界的毁灭即将来临。可怕的吱嘎声在空气中传开，如同压碎骨头的声音。在巨大的嘈杂声中，在哭泣声中，在人们像盲人一样在街上四处摸索着奔跑时由于恐惧发出的叫喊声中，又响起可怕的吼叫，撕裂了天空。

深夜，维苏威火山吼叫着，吐出血与火。自从维苏威最后一次将赫库兰尼姆和庞贝古城活活埋在火山灰和火山砾构成的坟墓下面，将它们毁灭之后，人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天空中传来如此可怕的声响。从火山口高高地升出一棵巨大的火树：这是一根硕大而美丽的、由烟雾和火焰组成的柱子，它笔直地插入天穹，直至触摸到黯淡的星星。沿着维苏威山麓，岩浆如河流般向散落在绿色葡萄园中的村庄流淌。沸腾的岩浆鲜血般的光亮是如此强烈，照亮了四周广阔空间内的村庄和平原，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威力。树林、河流、房屋、草场、田野、小径，都显得清晰而精确，这种情景在白天也不曾发生过。对于太阳的记忆已经遥远褪色。

可以看到阿杰罗拉山丘和阿韦利诺山脊突然裂开，展现出它们山谷和丛林中的秘密。尽管维苏威火山和我们心怀恐惧默默从高处俯瞰这一奇观的上帝山之间相距遥远，我们的眼睛还是在探寻和搜索着维苏威火山附近的乡村，片刻之前它还安安静静地躺在月光下。我们看见了男人、女人和动物——就像是借助高倍镜片，他们变得很近，而且很大——他们逃进了葡萄园、田野、树林，或者在被火焰从四面八方照亮的村庄房屋之间游荡。我们不仅看到了手势、态度，甚至能够辨认出竖起的头发，凌乱的胡子，直勾勾的眼睛，还有张开的嘴巴，好像还能够听到从胸膛爆发出的沙哑的嘶嘶声。

大海的模样恐怕比地面还要可怕。目之所及，看到的就只是一块青灰色的硬壳，到处是像可怕的天花留下的疤痕一样的洞。可以猜测，在那层一动不动的硬壳下面，聚集着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大海仿佛要从深处升起，劈开它那乌龟般坚硬的脊背，向大地宣战，去熄灭它可怕的怒火。在波蒂奇、希腊塔、安农其亚塔、卡斯泰拉马莱前面，能够看到船只仅仅依靠船桨这令人绝望的工具，匆忙离开危险的海岸，由于陆地上的风势很猛，它们像死鸟一样落到大海上。另外一些船从索伦托、梅塔、卡普里赶来，以便救助那些生活在海边村子里，被愤怒的火焰围困的不幸的人们。泥浆汇成的激流已经从外轮山 (1) 的侧面慵懒地流淌下来，如同黑蛇般缠绕在一起。在泥浆的激流与火山岩浆相遇的地方，升起高高的紫红色蒸汽云雾，恐怖的嘶嘶声传到我们耳中，如同炽热的铁浸入水中时发出的刺耳声响。

如章鱼的墨斗（在那不勒斯，这种黑云被称为seccia (2) ）般巨大的黑色云团，满载着炙热的火山灰和火山砾，从维苏威的顶部费力地喷出，然后在风力推动下——幸运的是，那不勒斯的风从西北方向吹来——缓慢地在天空中朝着斯塔比亚的卡斯泰拉马莱的方向飘去。满载着火山砾的云团在天空中翻滚，发出的喧嚣如同一辆装着石块、正向一条坑坑洼洼的大街赶去的车子发出的吱嘎声。有的时候，从云团破裂的地方，火山砾会像倾盆大雨一样倾泻在陆地和大海上，落在田野和波浪之上，发出轰鸣声，仿佛那辆装着石块的车子正在卸货。一旦接触到地面以及大海坚硬的外壳，火山砾就会掀起一团团淡红色的烟尘，它们弥漫在天空中，遮蔽了星星。在那个恐怖的夜晚红色的黑暗中，维苏威发出可怕的怒吼，绝望的哭声从不幸的城市升起。

我紧紧抓着杰克的胳膊，感到他在颤抖。杰克面色苍白，凝视着地狱般的景象。在他睁大的眼睛里，交织着恐惧、忧虑，还有惊奇。“咱们走吧，”我拉着他的胳膊把他带走。我们出了门，从埃及的圣马利小巷向王宫的方向走去。小巷的墙壁反射着刺目的红光，我们只好闭着眼睛，像盲人一样摸索着前行。从所有的窗户里，赤裸的人们探出身来，挥舞着胳膊，用高声的叫喊和尖利的哭泣彼此呼唤着。那些在街道上逃跑的人也抬头叫喊着，哭泣着，不过并没有停下来，也没有放慢匆忙的脚步。到处是行状凄苦而野蛮的人，有的衣衫褴褛，有的甚至赤身裸体，拿着蜡烛和火把跑到圣母和圣人的神龛前；又或者跪在石子铺成的地上，高声祈求圣母和圣杰纳罗的救助。他们拍打着胸口，狂野的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

就像面临巨大而绝望的危险时经常发生的那样，一尊圣像或者圣龛前一支蜡烛微弱的光亮都会突然唤起人们心中被遗弃许久的信仰，并且重新点燃希望、悔恨、恐惧，和很久以来被否认和遗忘的对上帝的信任；忘记了上帝的人停下来，吃惊而又感动，欣赏着圣像。他的心颤抖着，完全被爱点燃。杰克也一样，他突然在一个圣龛前停住了脚步，双手捂住脸，大声叫道：“噢，主啊！噢，我的主啊！”

他的叫喊引来圣龛中一阵吱吱的回响，好像是小鸟。随后，我们听见微弱的拍打翅膀的声音，如同鸟儿在巢穴中颤抖。杰克害怕地向后退。“别怕，杰克，”我对他说，紧紧握住他的胳膊，“那是圣母的鸟儿。”在那些可怕的年月里，一旦警报宣布敌人的轰炸机已经靠近，那不勒斯所有可怜的鸟儿就会躲到圣龛里面去。那是一些麻雀和燕子，它们羽毛凌乱，白色的眼皮下面是又圆又亮的眼睛。这些鸟儿躲在圣龛深处，仿佛那是一个鸟巢。在蜡和纸浆糊的炼狱中的灵魂的塑像中间，它们一只只紧紧挨在一起，颤抖着。“你觉得我吓到它们了吗？”杰克小声说。我们踮着脚尖离开，以免再次使圣龛里的鸟儿受到惊吓。

一些几乎全身赤裸、胫骨瘦弱近乎苍白的老人，扶着墙壁行走着，额头上的白发由于恐惧而乱糟糟的，像是被风吹过一样。他们喊着不完整的句子，我觉得是拉丁语，或许是用来诅咒的咒语；又或者他们是告诫人们要悔悟，同时也在大声忏悔自己的罪过，像一个基督徒那样准备自己的死亡。一群群面带惊慌的女人紧挨在一起前进，几乎是在奔跑，仿佛要对一座堡垒发起进攻的战士。她们一边跑，一边挥舞着手臂，哭泣着，向窗口上的人们叫骂威胁，劝告他们为共同的可耻行为而悔恨，因为最终审判的日子终于到了，上帝的惩罚不会饶恕任何人，包括女人、老人、孩子。回答那些辱骂和威胁的，是从窗口探身出来的人们高声的哭泣、凶猛的辱骂，还有可怕的诅咒。对此，街道上的人们则用呻吟和叫喊来回应，同时向天空伸出拳头，发出恐怖的抽泣。

我们从王宫广场走上西班牙的圣特蕾莎街。随着我们逐渐靠近托莱多大街，嘈杂声越来越大，同时看到更多恐惧、愤怒和可怜的场面，人们脸上的表情也越发粗暴可怕。在卡雷特广场附近，有一座因为黑人光顾而出名的妓院。在妓院的门前，一群暴怒的女人吼叫着，拍打着，试图把妓女们匆忙拴住的大门推倒。人群冲进屋里，然后揪着头发把赤裸的妓女和满身是血、惊慌失措的黑人士兵拖了出来。看见燃烧的天空，悬在大海上空的夹带着火山砾的云团，还有包裹在如同可怕的裹尸布一样的火焰里的维苏威火山，黑人们变得如同害怕的孩子一样谦卑。除了对妓院的进攻之外，同时还发生了抢劫面包房和肉店的事件。像往常一样，人们将盲目的愤怒与古老的饥饿感联系在一起。不过，这种狂怒的深层原因却不是饥饿，而是恐惧，它会转变为一种社会性的愤怒，一种对于报复的渴望，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仇恨。和往常一样，平民认为巨大的灾难意味着天惩，他们在维苏威的愤怒中看到了圣母和圣人、奥林匹斯山上的基督教众神对于人类罪过、腐败和恶习的愤怒。和往常一样，在悔恨的同时，平民们痛苦地渴望救赎，贪婪地希望看见恶人受到惩罚，天真地相信如此残酷和不公正的大自然能够主持正义，同时也对自身的不幸感到羞愧（对此他们具有一种忧伤的意识）。所有这一切唤醒了一种仿佛不会受到惩罚的卑劣感情（它是很多可耻行为的渊源），这种可怜的信念让他们认为在如此大的灾难、如此大的喧嚣中，一切都是合法与正确的。因此，在那些日子里，能够看到平民怀着盲目的愤怒或者冰冷的理智，仿佛一种奇异的绝望，做着或者无耻、或者非常美好的事情。在简单的灵魂中，恐惧和对于自己罪行的羞愧能够让人做出很多事情。

在如此非人的灾难面前，我和杰克内心深处的感受也是一样。我们的心连在了一起，不仅仅是出于友谊、感情和对战败者或战胜者的怜悯，还包括恐惧和耻辱。面对自然如此可怕的动荡，杰克感觉受到了侮辱，而且惊慌失措。和他一样，所有美国士兵不久之前还对自己充满信心，对于自己作为自由人的身份倍感骄傲，如今他们却随着人群四处躲避，不断用拳头和胳膊肘为自己开路，凌乱的军装和举止是他们精神慌乱的写照。一些人面带惊慌，沉默地奔跑着，一些人用手捂着脸呻吟，一些人结伙争吵，一些人独自逃命。所有人都惊恐地环顾四周，如同被追逐的狗。

在通向托莱多大街和基艾亚大街的那些如同迷宫般的小巷里，每走一步，喧嚣就变得更加强烈和暴躁，因为人们的激动情绪就好像是人体内沸腾的血液一样，倾向于在同一个地方聚集和爆发，一会儿在心脏，一会儿在大脑，一会儿在这个或者那个内脏。人们从城市最远处的街区聚集到那些自古以来被视为那不勒斯最神圣之地的区域：王宫广场、法院、安茹城堡，以及主教堂周围，那里保存着圣杰纳罗神奇的鲜血。在那里，喧嚣声异常强烈，甚至像是一场暴动。美国士兵混迹在可怕的人群当中，被他们一会儿带到这儿，一会儿带到那儿，参与着他们对城市的洗劫，他们被人群裹携着，冲击着，就好像置身但丁笔下地狱中的暴风雨。士兵们也像被古老的恐惧和愤怒驱使，他们的面孔因为汗水和灰尘而变得丑陋，军装也被撕扯成了碎片。如今，他们也成了被侮辱的人，而不是自由人；不再是骄傲的胜利者，而是可怜的战败者，受到大自然盲目的愤怒的摆布；他们的灵魂深处也被灼烧着天空和大地的火烧成了灰烬。

在神秘的大地深处，不时会掠过一阵低沉、压抑的轰隆声，摇晃着我们脚下的石子路，房屋也随之震动起来。沙哑而深沉的声音从水井和下水道冒出来，发出汩汩的响声。喷泉冒着硫磺的蒸汽，或者喷出沸腾的泥浆。地下的那种轰隆，那种深沉的声音，那股沸腾的泥浆，将可怜的平民从大地深处赶了出来。在那些痛苦的年代，为了躲避无情的轰炸，他们躲藏进古代安茹王朝在那不勒斯地下挖掘的错综复杂的水渠，考古学家们说这些水渠出自那些从海上来的神秘人种——希腊人、腓尼基人，或者佩拉斯基人——之手。薄伽丘在《佩鲁贾的安德雷乌乔》 (3) 中，就已经提到了这个安茹引水渠和它奇怪的居民。那些不幸的人从他们肮脏的地狱，从那些幽暗的地窖、隧道、水井、下水道中钻了出来，肩膀上背着他们那点可怜的家具，或者像新的埃涅阿斯，背着年老的父亲、年幼的孩子、复活节的羊羔：在复活节的那几天（当时正值圣周），它会为哪怕最贫穷的家庭带去快乐，它是神圣的，因为它的形象代表着耶稣。

复活节的巧合赋予这个“复活”一种残酷的含义。那些孱弱的人从墓穴中复出，这无疑标志着严重的威胁已经迫近。按照传统的信念，饥饿、霍乱、地震是毁坏宫殿和陋室的祸根，然而会尊重那不勒斯地下挖掘的洞穴和隧道。但是，它们没有能够做到的，沸腾的泥浆却做到了，邪恶的维苏威将那些可怜人像老鼠一样从下水道里赶了出来。

一群群骨瘦如柴的人，身上被淤泥弄得脏兮兮的，从四面八方的地下钻了出来。人群就像一条涨满的河流，冒着泡沫向城市的低洼处急速流去；争吵、吼叫、泪水、谩骂、歌唱、恐惧和突然的逃跑，还有在一处圣龛、喷泉、十字架、面包房周围发生的凶猛搏斗，所有的一切使得整座城市陷入恐怖而奇特的骚动，逐渐涌向海边的帕尔泰诺佩街、卡拉乔洛街、基艾亚河岸，涌向从格拉尼利到梅尔杰利纳的那些通往大海的大街和广场上。在绝望之际，人们好像只盼望从大海上获得救助，希望波涛熄灭吞噬大地的火焰；或者是得到圣母或圣杰纳罗奇迹般的怜悯，使人们能够在水面上行走，从而得以逃生。

维苏威炙热的岩浆沿着山坡和燃烧的村庄（大火释放出的光亮甚至照亮了卡普里岛，而且在空中飘荡，一直到达白雪覆盖的吉伦托山脉）像蛇一样蜿蜒流淌，恐怖的一幕在海边上演。来到这里，人群跪了下来：眼看大海完全被覆盖在一层布满黄绿色斑点的可怕皮肤下面，就像令人厌恶的爬虫。他们高声哭泣，像野兽一样吼叫，野蛮地咒骂，祈求上天的救助。在嫉妒的平民的诅咒和叫骂声中，很多人跳到了波涛之上，希望能够踏在上面逃命，结果却被凄惨地淹死。

在游荡了很久之后，我们终于走进宽阔的广场。广场上耸立着安茹城堡，对面就是港口。在那里，完全包裹在深红色斗篷里的维苏威火山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个长着狗头的幽灵般的“恺撒”，端坐在岩浆和火山灰砌成的宝座上，戴着烟雾聚集而成的王冠，冲破了天空，恐怖地嚎叫着。从火山口喷出的树一般的火焰，深深地插入苍穹，消失在那幽深的高空。血一样的河流从它张开的血盆大口中汩汩而出。大地、天空、大海都在颤抖。

拥挤在广场上的人们，面孔扁平而明亮，被明暗的阴影分成两半，就像是用镁光灯拍出的照片一样。如同照片一样一动不动、冰冷和残酷的，是那些大睁着发直的眼睛，那些专注的面孔，建筑的正立面，还有人们的举止。火光投射到墙壁上，照亮了露台的屋檐和上楣：血红色的天空，晦暗得近乎紫色，与屋檐上如同红色牙床一样的耀眼火光形成鲜明的对比。一群群要奔向海边的人，从各个方向的上百条小巷里拥进广场，边走边抬头仰望天空上的黑云，那些云彩在大海上空翻滚，里面胀满燃烧的火山砾。他们看着炙热的石头划过浑浊的空气，发出彗星般的尖鸣。广场上升起骇人的喧哗声。有的时候，人群又会默不作声，间或会有一声呻吟、哭泣、突如其来的叫喊和孤单的叫声。不过，它们会立刻消失，没有任何回声，如同在荒无人烟的山顶叫喊。

在广场的尽头，一群群美国士兵正在奋力打开封锁港口的栅栏，试图弄断粗大的铁条。船只的汽笛用沙哑而哀怨的鸣响呼唤救助。在甲板和舷墙上，迅速排列起一队队武装的船员。在船上和舷梯上，船员和士兵展开了激烈的混战。后者因为恐惧而失去了耐心，试图向船上的人发起袭击，以便逃离维苏威的愤怒。美国、英国、波兰、法国、非洲的士兵四处散落在人群当中，惊愕而又恐慌：有的抓住哭泣的女人的胳膊，企图在拥挤的人群中开辟道路，好像是在劫持她们；有的则因为灾难的残酷与突如其来而变得呆若木鸡，任凭人群把他们带到哪里。几乎赤裸的黑人仿佛在人群中找回了古代的森林，他们在人群中游荡，鼻子又肿又红，黑脑门下的两只眼睛又圆又白。他们被一群群同样半裸，或者身上裹着妓院黄色、绿色、猩红色真丝披风的妓女包围在中间。他们中有一些念起了祈祷词，有的用尖利的声音叫喊着一些神秘的语言，还有的在有节奏地呼唤上帝：“噢，上帝！噢，我的主！ ”他们在如潮的人群头上和慌张的面孔前胡乱挥舞着胳膊，眼睛直直地盯着天空，仿佛正透过如雨般落下的火山灰和火焰，窥探着手擎熊熊燃烧的宝剑的天使庄严地飞行。

现在，夜晚将尽，远处的卡普里和索伦托山坡上浓密的树木已经微微有些发白。维苏威的火焰正一点点失去它可怕的光亮，呈现出一种透明的绿色，火苗变成了玫瑰色，如同风中飘散的巨大花瓣。随着夜晚的烟雾消散在黎明熹微的光线里，像河流一样的岩浆好像熄灭了，变得暗淡，化作黑色的蛇：如同炙热的铁，假如放在铁砧上，就会渐渐覆盖上一层黑色的鳞片，上面闪烁的蓝色和绿色的火星正在熄灭。

在仍然浸透着暗红色的地狱般的景象中，黎明渐渐从燃烧的夜晚的怀抱中挣脱，就像是海底升起的珊瑚丛（白昼洁白的光线洗去了葡萄园淡淡的绿色、橄榄树古老的银色、松树和柏树的深蓝色，还有鹰爪豆淫荡的金黄色）。黑色的岩浆闪烁着葬礼般的光亮，像是海岸上某些在太阳灼烧下变成黑色的甲壳类动物，或者那些被雨水浇得闪闪发光的黑色石头。渐渐地，在远处的索伦托山后面，一个红色的斑点在地平线上升起，慢慢地在空气中扩散，布满黄色硫磺烟雾的天空于是染上了那种透明的血色。直到太阳突然从云团中冲出，是白色的，如同一只垂死的鸟儿的眼皮。

一阵巨大的喧嚣在广场上升起。人群朝着升起的太阳伸出双臂，叫喊着：“噢，太阳！噢，太阳！”仿佛太阳是第一次从那不勒斯升起。或许太阳真的是第一次走出混沌的深渊，在那不勒斯升起，在除旧迎新的骚动中，从尚未创造完成的海底升起。就像在那不勒斯通常发生的一样，在恐惧、哀悼和泪水之后，在如此漫无尽头和焦虑的夜晚之后，太阳的归来将恐惧和哭泣化作了喜悦与节日。到处都响起原始的掌声、歌唱和欢庆的声音，那些简短的用喉音发出的叫喊，从古老的旋律变调而来，那关于原始的恐惧、快乐、爱情的叫喊声。就这样，那不勒斯人用动物的方式，也就是以非常天真和单纯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的快乐和惊奇，以及当人类和动物重新找回生命的喜悦和惊奇时随之而来的幸福的恐惧。

一队队男孩在人群中奔跑，从广场的一边跑到另一边，叫喊着：“结束了！结束了！ ”这句话既表明了灾难的结束，也宣告战争的终结。人群回答：“结束了！结束了！ ”因为太阳的出现总是能够欺骗那不勒斯人，使他们对不幸和痛苦的结束产生虚假的希望。一辆马车进入梅迪纳街，那匹马引起了人群快乐的惊奇，仿佛那是造物主创造的第一匹马。所有人都叫喊着：“看！看！噢，马！噢，马！”于是，如同施了魔法一样，流动货郎的声音在四处响起，他们兜售神像、玫瑰经、护身符、死人骨头，还有画着古代维苏威爆发场面的明信片。另外，还有圣杰纳罗的小塑像，他用一个手势就让湍急的岩浆停在了那不勒斯城的门外。

突然，高高的天空上响起发动机的轰隆声。所有人都抬起了头。

一队美国歼击机从卡普迪基诺的营地腾空而起，向那个巨大的黑色云团，那只被通红的火山砾胀满、被风逐渐往卡斯泰拉马莱方向推进的“章鱼”猛冲过去。过了一会儿，能够听到冲锋枪发出的“突突”的声响。可怕的云团仿佛停住了，要和进攻者对决。美国歼击机试图用冲锋枪疯狂的扫射扯开云团，让大量炙热的石头坠落在从维苏威到卡斯泰拉马莱之间的大海中，以便将城市从毁灭中拯救出来。那是一项绝望的壮举，所有人都屏住气息。广场上鸦雀无声。

从冲锋枪的扫射在黑云侧面打开的裂缝中，炽热的石头如疾风暴雨般落入大海，掀起红色的喷泉、碧绿的树形蒸汽、炙热的火山灰构成的彗星，还有异常美丽的火玫瑰。然后，一切慢慢在空气中消散了。“看！看！”人群拍着手欢呼。然而，在北风的推动下，那团可怕的云雾越来越靠近卡斯泰拉马莱。

突然，一架如同银色镰刀一样的美国歼击机闪电般地扑向那只“章鱼”，用嘴将它撕开，然后从裂口冲了进去，在乌云的里面爆炸了，发出可怕的轰隆声。云团随之如同一朵巨大的黑色玫瑰花般绽开，急速坠入大海。

太阳已经升高了。空气逐渐变得浓重起来，烟尘聚集成的灰色薄纱遮蔽了天空。维苏威的额头上聚拢了一块血色的雨云，被绿色的电光穿透。在被黄色的闪电刺破、黑墙一般的地平线之后，雷声在远处轰鸣。

在盟军总参谋部周围的街道上，人群异常拥挤，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暴力为自己打开一条路。聚集在总参谋部门前的人群，沉默着等待一个希望的信号。然而，从受到灾难袭击的街区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严重。萨莱诺周围村庄的房子在如雨般倾泻的火山砾下倒塌。暴风雨般的火山灰几个小时以来在卡普里岛上肆虐，庞贝和卡斯泰拉马莱之间的村庄有被掩埋的危险。

下午，科克将军命杰克到庞贝地区去，那里的情况最为危急。公路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像地毯一样的火山灰，我们吉普车的轮子在上面打转，发出真丝般柔和的窸窣声。空气中那种奇怪的沉寂，偶尔会被维苏威火山发出的隆隆声打破。人类的骚动和叫喊与动物的静止和沉默之间的反差令我吃惊。那些动物一动不动地待在暴雨般的火山灰之下，四处张望，眼睛里充满了痛苦的惊慌。

我们需要不时穿过硫磺气体聚集而成的黄色烟雾。一队队美国汽车缓慢地沿着公路行驶，为维苏威地区不幸的居民运输救援用的生活必需品、药品，还有衣物。一片绿色的黑暗包裹着这支葬礼似的队伍。刚刚经过赫库兰尼姆，有很长一段路，一阵热腾腾的淤泥之雨拍打着我们的脸。在我们的头顶上，维苏威火山发出威胁的咆哮，不断喷射而出的炙热的石头如同高高的喷泉。这些石头随后又掉回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在希腊塔前面一点，我们受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砾雨的袭击。我们不得不躲在海边一间房屋的围墙后面。大海呈现出一种非常奇特的绿色，好像是一只古铜色的乌龟。一条帆船缓慢地划破大海坚硬的外壳。倾盆而下的火山砾在水面上弹起，发出劈啪声。

我们所在的地方有一块小小的草地，长满了迷迭香和开花的鹰爪豆，前面高大的礁石正好可以为它抵挡大风的侵袭。草色嫩绿，是一种青涩而发亮的绿色，发出如此生动、如此出乎意料、又是如此新鲜的光亮，仿佛刚刚降生。那是一种处女绿，在它诞生的时刻，在世界刚刚创造完成的最初时刻，对这一切感到惊诧。那种草沿着地势一直向下生长，几乎触到了大海。与它形成反差的是大海已经疲惫的绿色，就好像大海属于一个诞生已久、业已古老的世界。

我们周围的村庄被覆盖在火山灰下面，到处都被疯狂而暴虐的自然和卷土重来的混沌烧灼和搅扰着。一群群脸上罩着橡胶和铜质面具、看上去像是戴着头盔的古代武士的美国士兵，在乡间徘徊，抬着担架收容受伤的人，把一批批的女人和孩子领向停在公路上的一队汽车。一些死者躺在道路旁边倒塌的房子里。他们的面孔被一层坚硬的白色火山灰硬壳盖着，好像那不是脑袋，而是鸡蛋。他们是没有成形的死者，没有完全被创造出来、创世时最先死亡的人。

我们听见伤者的呻吟，那是一个没有爱与怜悯的所在，一个介于混沌和由神圣的造物主主宰的自然之间的边界以外的地方。他们表达的是一种人类尚未了解的情感，是刚刚诞生的生物们还不曾经历过的痛苦。是从一个仍旧在孕育中、仍旧沉浸在混沌和喧嚣中的世界传来的，对于痛苦的预言。

在这里，在这个刚刚成型的青涩世界里，在这个刚刚走出混沌而依然沉浸在痛苦中的世界里，一群从灾难中逃离的人们仰面睡着。他们的面孔非常美丽，皮肤也没有因为火山灰和淤泥而变得丑陋，而是明亮的，像是被光清洗过一样。那是些崭新的、刚刚塑造出来的面孔，他们的额头饱满而又高贵，嘴唇纯洁。他们躺在那里，睡在绿色的草地上，仿佛是逃离了大洪水，站在第一座从水中升起的山峰上的人们。

一个女孩站在沙滩边，那里的绿草淹没在海水里。她一边梳头，一边注视着大海。她注视着大海，就好像女人在照镜子一样。这株刚刚诞生的嫩草，一个崭新的生命，她刚刚诞生，带着幸福而惊奇的微笑，在那面古老的镜子里注视着自己。古老大海的反光给她又长又软的头发、光滑洁白的皮肤、小巧有力的双手染上了一种疲惫的绿色。她缓慢地梳着头，动作中充满了爱。一个身穿红衣的女人坐在树下，给她的孩子哺乳。裸露在红色上衣外面的乳房非常洁白，如同刚刚从地下长出的一棵树的第一个果实，如同第一个诞生的女人的乳房。一条狗卧在熟睡的人们旁边，用眼睛跟随着女人缓慢而安详的动作。一群绵羊啃着草，还不时抬起头来，注视绿色的大海。那些男人、那些女人、那些动物都还活着，他们得救了。他们涤清了自己的罪行，也摆脱了人类的怯懦、灾难、饥饿、恶习和罪行。他们已经经历了死刑，下过了地狱，然后得以重生。

杰克和我，我们也同样从混沌中逃脱，刚刚诞生，刚刚听到生命的召唤，刚刚从死亡中复活。维苏威的声音，那高亢而沙哑的嚎叫，那带有威胁性的声音，从裹在那个怪物额头上的血色云团里传了出来。它穿过血色的暗淡，穿过火雨，一直传到我们这里。那是一个无情而又无法平息的声音，是混沌而邪恶的自然发出的声音，是混沌本身的声音。我们处于混沌和诞生的边界，处于“善良，这个广阔的大陆 ”的边缘，处于刚刚诞生的世界的第一片碎片。那个穿越了火雨传到我们这里来的恐怖声音，那个高昂而沙哑的声音，是混沌的声音。它在反抗创世的神圣法则，在咬着造物者的手。

突然，维苏威发出一声可怕的吼叫。停放在公路上的汽车四周聚集的美国士兵们惊恐地后退，四散奔逃。由于恐惧，其中很多人向海岸边逃去。就连杰克也向后退了几步，回头张望。我抓住他的胳膊说：“不要害怕，”我说，“看看那些人，杰克。”

杰克扭过头，望着躺在那里睡觉的人们，那个把大海当作镜子照着梳头的女孩，和那个哺育孩子的女人。我本来想对他说：“上帝刚刚把他们创造出来，然而，他们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这个是亚当，那个是夏娃，他们刚刚从混沌中分娩出来，刚刚从地狱里复活，刚刚走出坟墓。看看他们，他们刚刚出生，就经历了世界上所有的罪行。在那不勒斯，在意大利，在欧洲，所有人都像那些人一样。他们是不朽的。他们诞生于痛苦，死于痛苦，又纯洁地重生。他们是上帝的羔羊，他们的肩膀上背负着世界上所有的罪行和痛苦。”

不过我沉默着。杰克注视着我，他笑了。

我们在暴风雨的夜晚，在火雨下赶了回来。快到波蒂奇的时候，我们又见到了青草和树叶古老的绿色、树木古老的芽，还有窗户玻璃上光线古老的游戏。我心里想着那些善良的美国士兵，他们弯下腰望着伤者和死者。我心里想着他们令人感动和惊恐的怜悯。我想着躺在混乱的海岸边睡觉的那些人，还有他们的永恒。杰克面色苍白，微笑着。我转身注视着维苏威，那个长着狗脑袋的可怕怪物。它在地平线的尽头，在烟与火中嚎叫。我低声说：“怜悯，怜悯。也包括对你的怜悯。”

(1) 　当火山口或破火山口中产生新的火山喷发，并在其中造成新的火山锥后，原来的火山口边缘便成为环绕新火山锥的山脊，称外轮山。

(2) 　在意大利语里，章鱼被称为seppia，而在那不勒斯方言中就变成了seccia，因为这种方言经常会把意大利中的字母“p”换成“c”。

(3) 　《十日谈》第二天第五个故事。

第十章　旗帜

在身后愤怒的维苏威火山的威胁之下，几个月以来始终停滞在卡西诺的美军终于行动了。他们发起进攻，突破了卡西诺防线，挺进拉齐奥大区，迫近罗马。

我们躺在阿尔巴诺湖——它仿佛是一个盛满黑水的铜盆——熄灭的古老火山口边的草地上，望着远处平原尽头的罗马城。金色的台伯河 慵懒地睡在阳光下。散乱的枪声在温和的风中清脆地响着。如同城堡般厚重的白云下面，圣彼得教堂的穹顶在地平线闪着光。太阳金色的光线穿透了云团。我想着阿波罗和他那些黄金的箭，脸也因此红了。远处一团天蓝色的云雾中，露出雪白的索拉泰山丘。贺拉斯的诗句来到我的嘴边，我的脸红了。我低声对杰克说：“罗马，亲爱的。”杰克注视着我，他笑了。

早上，我和杰克离开科克将军指挥的队伍，来到纪尧姆将军麾下的摩洛哥军团，从我们所处的冈多菲堡的树林向下俯视。在白云反射的耀眼阳光下，罗马显现出一种石膏般青灰色的洁白，如同《伊利亚特》所描绘的风景中，地平线尽头出现的那些由闪亮的石头砌成的城市。

穹顶、塔楼、钟楼，以及从拉特兰圣约翰教堂向下一直到名为爱捷丽仙女的绿色山谷，还有向巴尔贝里尼家族坟墓方向延伸的新兴住宅区里依照严格几何图形建造的房子，都像是用一种被天蓝色阴影投射出条纹的坚硬白色材质建造出来的一样。黑色的乌鸦从古老的阿皮亚大道上那些红色的坟墓里飞起。我想象着恺撒的鹰，脸红了。我竭力不去想坐在坎皮多利奥山上的罗马女神，古罗马广场上的那些柱子，还有作为执政官的恺撒。我在心里想着“荣耀属于罗马”， 脸于是红了。在那一天，在那个时刻，在那个地方，我不愿意想象罗马的永恒。我希望把罗马想象成一座平凡的城市，里面居住着平凡的人。

在那束耀眼的阳光中，一切都好像一动不动，没有了呼吸。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天气开始变热，一层洁白透明的云雾笼罩着拉齐奥大区广袤的红色和黄色平原，台伯河与阿涅内河如同相爱的两条蛇一样纠缠在一起。阿皮亚大道两旁的草地上，可以看到受惊的马匹在奔跑，如同在普桑和克洛德·洛兰的画上一样。远处的地平线上，不时地会闪烁着大海绿色的眼皮。

纪尧姆将军的北非土著军队 驻扎在灰色的橄榄树林和深色的圣栎树林里，树林从卡维山缓缓向下延伸，直到浅绿色的葡萄园和金色的玉米地旁方才消失。冈多菲堡的教皇别墅耸立在我们的脚下，位于阿尔巴诺湖高大而陡峭的岸边。坐在圣栎和橄榄树的树荫下，叉着腿，步枪横着放在膝盖上，北非土著军队 士兵们用贪婪的目光瞄准教皇别墅的公园里从树丛中穿过的女人。她们大部分是修女，也有在战争中被毁的罗马尼城堡区居住的农民。神父将她们都集中在这里进行保护。一群鸟儿在橄榄树和圣栎的树枝上歌唱。唇间的空气如此温柔，如同那个我低声重复的名字：“罗马，罗马，亲爱的罗马。”

轻微而响亮的笑声，如同一阵微风在罗马乡间奔跑：那是韦约的阿波罗 (1) 的微笑，埃特鲁斯人的阿波罗那残酷、讽刺而又神秘的微笑。我本来希望在回到罗马、回到故乡的时候，自己并不需要慷慨陈词，而是嘴上挂着那种微笑。我害怕罗马的解放不是一个家庭的节日、甜蜜的节日，而是成为像往常一样的胜利，成为慷慨陈词和高唱国歌的借口。我努力不把罗马想象成一座巨大的公墓、天神和凡人的骨头横七竖八丢在里面的坟墓，四周则是神庙和广场的废墟。我希望它是一座人类的城市，一座居住着简单而平凡的人的城市。那里的一切都是人类的，灾难和天神的侮辱都不会破坏人类的伟大，不会使人类的自由沦落为被背叛的遗产，又或者是被侵占和腐蚀的荣耀。

我对罗马最后的记忆，是天后监狱那间发臭的囚室。如今，我在一个胜利的日子（外国人的胜利，依仗外国军队获得的胜利，被外国军队穿过和毁掉的拉齐奥）回到家里，令我思绪万千，想起那些简单而朴实的情感。可是，我的耳畔已经在回响喇叭和铙钹嘈杂的声响，还有西塞罗的演说和凯旋的歌声。我在颤抖。

当我躺在草地上，注视着远处的罗马，心里想的就是这些，我哭了。杰克躺在我身边，把一片草叶轻轻压在嘴唇上，模仿树枝间鸟儿的歌唱。空气里，草地上，草叶上，能够呼吸到一股轻柔的和平的气息。

“不要哭，”杰克充满温情地责备我，“鸟儿在歌唱，你却在哭泣？”

鸟儿在歌唱，我在哭泣。杰克如此简单而人性化的话语，令我的脸红了。这个从大洋另一边来的外国人，这个美国人，这个礼貌、慷慨、敏感的男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找到了正确而且真实的话语，我却在自己的内心，在自己的身外徒劳地寻找它们。杰克所说的，是唯一适合那个日子、那个时刻、那个地方的话语。鸟儿在歌唱，而我在哭泣！我注视着在如同透明的镜子一般的光线中颤抖的罗马。我哭泣着，不过我是幸福的。

这时我们听到树林中欢庆的声音，于是转过身去。是纪尧姆将军，陪同他的是一队法国军官。他的头发因为尘土而灰秃秃的，面孔也被太阳晒得发红，这是辛劳的标志。不过，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声音中透着年轻。

“瞧，罗马！” 他摘下帽子说。

我见过这个动作，见过一位法国将军在罗马面前摘下帽子。那是在冈多菲堡的树林里。一天，在年老的普里莫利伯爵的书房里，他把自己收藏的褪色的银版照相机拿给我看。照片上的乌迪诺元帅 (2) 周围簇拥着一群身穿红色裤子的法国军官，正从我们刚才所在的圣栎和橄榄树林向罗马致敬。

“相比圣彼得教堂的穹顶，我更愿意看到埃菲尔铁塔，” 皮埃尔·利奥泰中尉说。

纪尧姆将军笑着转过身说：“您看不到它，因为它就躲在圣彼得的穹顶后面。”

“真奇怪，我就好像看见巴黎一样激动，” 马尔凯蒂上校说。

“您没有发现吗，” 皮埃尔·利奥泰中尉说，“在这风景中有某种法国的东西。”

“对，毫无疑问，”杰克说，“是普桑和克洛德 ·洛兰在这里放入了法国的气息。”

“还有柯罗 (3) ”，纪尧姆将军补充。

“司汤达同样在这风景中加入了某些法国的东西？” 马尔凯蒂上校说。

“今天，” 皮埃尔·利奥泰中尉说，“我是第一次明白为什么在画那尔尼桥的时候，柯罗还画上了那些蓝色的影子。”

纪尧姆将军从军装里掏出一本书，说：“我的口袋里就放着《罗马漫步》。朱安将军，他散步的时候就把夏多布里昂的书放在口袋里。先生们，要想理解罗马，我建议你们不要过于相信夏多布里昂。还是为司汤达感到自豪吧。他是唯一理解罗马和意大利的法国人。我只有一点要责备他，那就是不去观察风景的颜色。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你们那些蓝色的影子。”

“是，有件事我必须责备他，” 皮埃尔·利奥泰说，“那就是他更热爱罗马，而不是巴黎。”

“司汤达从来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纪尧姆将军皱着眉头说。

“无论如何，他更喜欢米兰而不是巴黎。”

“这只不过是一种因为爱情而产生的怨恨罢了，” 马尔凯蒂上校说，“巴黎是一个曾经多次背叛他的情人。”

“先生们，” 纪尧姆将军说，“我不希望你们如此谈论司汤达，他是我最亲爱的朋友之一。”

“对呀，如果司汤达仍旧是法国驻奇维塔韦基亚领事，” 马尔凯蒂上校说，“在这种时候，他肯定会在我们中间。”

“司汤达肯定会是一位很棒的摩洛哥军团指挥官，” 纪尧姆将军笑着回身面对皮埃尔·利奥泰，又说，“他会把今晚在罗马等着你们的所有漂亮女人抢走。 ”

“今晚等着我的漂亮女人，是那些曾经等着司汤达的女人的孙女，” 皮埃尔·利奥泰说，他在罗马的女人圈子里有很多朋友，当天晚上他打算在科隆纳宫进晚餐。

我激动地倾听着那些法语句子，那些法语单词在绿色的空气中轻柔地飞扬，那种急促而轻盈的腔调，那种法国人特有的礼貌而亲切的笑。我感觉内心充满了耻辱和羞愧，就好像圣保罗教堂的圆顶不是埃菲尔铁塔是我的错一样。我本想向他们道歉，试图说服他们那的确不是我的错。在那个时刻，我本来也希望（我知道他们会感到高兴）远处的城市，那个地平线尽头的城市，不是罗马，而是巴黎。我沉默着，听着那些用法语说出的句子在树枝间轻柔地飞扬；我装作没有注意到，那些严厉的士兵，那些善良的法国士兵被打动了，眼睛里噙着亮晶晶的泪花，而且试图用那种轻率的笑盈盈的谈吐掩饰他们的激动。

我们沉默良久，注视着圣彼得的圆顶在平原尽头温柔地闪烁。

“您很幸运，” 纪尧姆将军突然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感觉到他在想念巴黎。

“很遗憾，”杰克说，“我们要告辞啦。不过已经很晚了，科克将军还在等着我们。”

“没有我们，美国第五军团也可以征服罗马……没有我们，”纪尧姆将军说，声音中带着些许痛苦的讽刺。随后，他改变了声调，用一种半悲伤半开玩笑的口气接着说：“你们得在我们的食堂里吃早饭，然后我才放你们走。由于教皇的许可，科克将军的队伍两三个小时之内不会出发。走吧，先生们，古斯古斯 (4) 在等着我们呢。”

在一块小小的林间空地上，在鸟儿聚集的高大圣栎的阴凉下，几张餐桌排成一列，那是北非土著军队 士兵们从佃农废弃的家里找来的。我们在桌边坐了下来，纪尧姆将军指着两个在士兵周围转来转去、像蜥蜴一样消瘦而且黝黑的教士说，北非土著军队要来的消息在附近传开之后，所有农民都划着十字逃走了，好像已经闻到了硫磺的味道。一群教士立刻从附近的修道院赶来，要让士兵 们改信天主教。纪尧姆将军派了一个军官去请求教士们不要去打扰军队， 但教士们说他们得到命令，要让所有北非士兵 受洗，因为教皇不希望土耳其人进入罗马。实际上，教皇已经通过无线电向盟军指挥官发去了口信，希望北非土著军队能够停在永恒之城门外。

“教皇错了，”纪尧姆将军笑着又说，“假如他接受被一支信仰新教的队伍解放，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在他的解放者中也有穆斯林。”

“教皇，”皮埃尔·利奥泰说，“假如知道了北非土著士兵 们对他权威的看法，也许对穆斯林就没有这么严厉了。”他说，躲在教皇别墅里的三千个女人着实让摩洛哥人印象深刻：“三千个妻子！”教皇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君主。

纪尧姆将军说：“我不得不派哨兵在教皇别墅墙外包围，禁止士兵们去追求教皇的妻子们。”

“现在我明白了，”杰克说，“为什么教皇不希望土耳其人进入罗马。”

我们都笑了起来。皮埃尔·利奥泰说，永恒之城里有一个巨大的惊喜在等待着盟军战士。实际上，墨索里尼好像留在了罗马，并且为盟军准备了凯旋迎接仪式。他在威尼斯宫的阳台上等待着他的解放者们，以便向他们发表一直以来那种豪迈的欢迎演说。

“假如墨索里尼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纪尧姆将军说，“我倒会觉得奇怪。”

“我相信美国人会热烈地为他鼓掌，”皮埃尔·利奥泰说。

“他们为他鼓掌已经二十年了，”我说，“没有理由不继续鼓掌。”

“当然，”马尔凯蒂上校说，“假如美国人在二十年间没有为他鼓掌，也就不会突然有一天觉得有必要在意大利登陆。”

“除了墨索里尼的讲演，”杰克说，“我们当然还会得到站在圣彼得大教堂阳台上的教皇的祝福。”

“教皇是有礼貌的人，”我说，“当然不会不把他神圣的祝福给你们就把你们打发回美国去。”

当一个如同古代正在进行神圣仪式的教士般戴着棕色斗篷的摩洛哥士兵托着盛有摆成玫瑰花形状的火腿的托盘靠近我们的桌子时，我们听到一阵沉闷的爆裂声从树林中传来，然后发现士兵们奔跑着穿过厨房后面的树林。

“又一颗地雷！”纪尧姆将军惊叫着从桌子边站了起来，“请你们原谅，先生们，我得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他向爆炸声传来的方向走了过去，几名军官尾随其后。

“从今天早上到现在，这已经是第三个被炸死的摩洛哥士兵啦，”马尔凯蒂上校说。

树林里布满了德国人埋的地雷，美国人把他们叫作陷阱 。北非土著士兵在树林里溜达，不小心踩上去，然后就会被炸到空中。

“这些北非土著士兵，”皮埃尔·利奥泰说，“真是无药可救。他们不会适应现代文明。那些陷阱 也是现代文明的一部分。”

“在整个北非，”杰克说，“土著人很快就适应了美国文明。自从我们在非洲登陆，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和突尼斯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一点毋庸置疑。”

“什么进步？”皮埃尔·利奥泰吃惊地问。

“在美国人登陆之前，”杰克说，“阿拉伯男人骑在马上，妻子徒步走在马尾巴后面，背上背着孩子，头上晃晃悠悠地顶着一个大包袱。自从美国人在北非登陆，事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阿拉伯男人确实仍然骑在马上，他的妻子和从前一样徒步陪着他，孩子还是背在背上，包袱顶在头上。不过，她不是跟在马尾巴后面，而是走在马前面。因为有地雷。”

杰克的话引来了哄堂大笑。听到军官先生们的笑声，分散在树林里的摩洛哥士兵抬起头，为他们的长官有好心情而感到高兴。此时，纪尧姆将军突然赶来了，额头上布满大滴的汗珠，不过看上去更像是生气，而不是激动。

“还好，”他边说边重新坐在桌边自己的位置上，“还好这次没有死人。只有一个受了伤。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难道是我的错？我应该把他们绑在树上，禁止他们用脚尖向那些炸弹挑衅？我当然不能枪毙他，那个倒霉鬼，以便教会他们不要被炸上天去！”

这一次，不谨慎的北非土著士兵差一点就没了命，还好地雷只是整整齐齐地切断了他的一只手。

“他们还没有找到那只手，”纪尧姆将军又说，“谁知道那只手跑到哪里去了！”

在火腿之后，端上来的是一条小鳟鱼，深蓝色的鳞片上泛着暗绿的光。接下去，就轮到了古斯古斯 ，一道著名的阿拉伯美食，毛里塔尼亚和西西里的撒拉逊人的骄傲。烤熟的山羊肉外面有一层粗面粉做的硬壳，像塔索诗歌中女英雄身上穿的金黄色盔甲一样闪闪发光。罗马尼城堡区出产的金黄色葡萄酒，是一种味道香醇、如同贺拉斯的诗歌一样高贵而亲切的佛拉斯卡蒂酒。它点亮了共同进餐的人们的面孔和语言。

“您喜欢古斯古斯吗？” 皮埃尔·利奥泰转身问杰克。

“我觉得它棒极了！” 杰克回答说。

“马拉巴特，”皮埃尔·利奥泰带着嘲讽笑着说，“他肯定不喜欢。”

“为什么他会不喜欢？”杰克非常吃惊地问。

我微笑着不说话，没有从饭食上抬起头来。

“读了《完蛋》，”皮埃尔·利奥泰说，“会认为马拉巴特只会坐在王室成员、公爵夫人和大使的餐桌上，用古老的梅森和宁芬堡的盘子，吃夜莺的心。”

“我们在卡西诺战线前度过的那七个月里，”杰克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马拉巴特和王室成员以及大使吃夜莺的心。”

“马拉巴特毫无疑问是非常有想象力的，”纪尧姆将军笑着说，“你们会看到的，在他的下一本书里，我们营地里简朴的食堂会变成王室的宴会，我会成为某位摩洛哥苏丹。”

所有人都面带笑容地望着我。我沉默着，没有从饭食上抬起头来。

“你们想知道吗，”皮埃尔·利奥泰说，“马拉巴特在下一本书里会怎么写这顿饭？”然后就开始兴致勃勃地描述丰盛的餐桌，它并不是摆在茂密的树林里，在阿尔巴诺湖陡峭的岸边，而是在冈多菲堡教皇别墅的大厅里。他俏皮地把时间退回到了古代，开始描述恺撒·博尔吉亚的陶瓷餐具、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的银餐具、本韦努托·切利尼 (5) 的作品、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金质高脚杯，以及在我们周围忙碌的教皇的仆人。同时，大厅的尽头还有一个唱诗班，他们在用清脆的声音为纪尧姆将军和他勇敢的将士们演唱帕莱斯特里那的《在巴比伦河畔》。 听到皮埃尔·利奥泰的这些话，所有人都亲切地笑了起来，只有我没笑。我没有把脸从饭食上抬起来，而是微笑着，沉默着。

“我真的想知道，”皮埃尔·利奥泰转过头，礼貌但又讽刺地对着我说，“在《完蛋》那本书里，所有您讲述的事情到底哪些是真的。”

“马拉巴特讲的是真还是假，”杰克说，“那一点也不重要。问题其实是另外一个：他所创作的到底是不是艺术。”

“我不想对马拉巴特不礼貌，他是我的客人，”纪尧姆将军说，“不过，我觉得在《完蛋》里面，他在拿读者开玩笑。”

“我也不想对您不礼貌，”杰克激动地反驳，“不过我认为您错了。”

“您总不会对我们说，”皮埃尔·利奥泰说，“《完蛋》里讲的事情都发生在马拉巴特身上吧。怎么可能一切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而在我的身上什么事都没发生？”

“您肯定是这样吗？”杰克眯着眼睛说。

“请您原谅，”终于，我转身面对着纪尧姆将军说，“我不得不向您透露一下，在这张桌子上，片刻之前，发生了我一生中最奇特的事。你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是一个有教养的客人。但是，既然你们怀疑我在书里讲述的事情的真实性，那么请允许我给你们讲一讲刚才，就在这里，在你们面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我很好奇在您身上发生了什么奇特的事，”纪尧姆将军笑着回答。

“你们还记得午餐开始时那份美味的火腿吧？那是丰迪山出产的一种火腿。那些山就位于卡西诺和罗马尼城堡区之间，在加埃塔的背后，你们曾经在那里战斗过，所以应该知道丰迪山里饲养的猪是拉齐奥和整个乔恰里亚地区最优质的。圣托马斯·阿奎那曾经无比深情地谈论过的猪，就产自丰迪山。它们是神圣的猪，它们在教堂门前，在位于高大的乔恰里亚高原的那些小镇上觅食。这些猪的肉有一种焚香的味道，它们身上的肥肉如同纯蜡一样洁白。”

“那的确是一种神圣的火腿，” 纪尧姆将军说。

“在丰迪山的火腿之后端上桌的，是利里河的鳟鱼。利里河非常漂亮。在碧绿的河岸边，在德国人的机关枪下，很多摩洛哥士兵面孔朝下栽倒在草丛里。你们还记得利里河的鳟鱼吗？这些鱼非常细小，呈银白色，精致的深灰色鱼鳍上反射着淡淡的绿光。利里河的鳟鱼很像黑森林的鳟鱼、内卡河的蓝鳟鱼 —那里是属于诗人的河，是荷尔德林的河——蒂蒂湖的鳟鱼、流经多瑙艾辛根的多瑙河里的蓝鳟鱼， 那里是多瑙河的源头。这条皇家河流自菲尔斯滕贝格亲王城堡的花园发源，那是一个白色大理石水池，就像一个摇篮，装饰着新古典主义的雕像。在那个大理石摇篮里，有席勒的诗中歌颂的黑天鹅在徜徉，太阳落山的时候会有鹿和麂来喝水。不过，比起黑森林的蓝鳟鱼， 利里河的鳟鱼颜色可能更浅，也更加透明，它们细小的鳞片发出的绿色银光，如同乔恰里亚教堂烛台那种古老的光芒，并不逊于内卡河与多瑙河蓝鳟鱼 蓝宝石般的光芒，就像是宁芬堡洁白的陶瓷制品发出的那种神秘的蓝色反光。利里河沿岸是古老而高贵的土地，属于意大利最为古老和高贵的地区。刚才，我激动地看到利里河的鳟鱼被弯曲成王冠的形状，尾巴插在玫瑰色的嘴里，就像古人绘制的衔尾蛇一样，那是永恒的象征。它的尾巴被插在嘴里，做成花环的形状，就像迈锡尼、帕埃斯图姆、塞利农特、德尔斐的王冠。你们还记得鳟鱼的味道吗，如同那条高贵的河流的水声一样纤细而易逝。”

“那些鱼是很好吃！” 纪尧姆将军说。

“最后，桌上的大铜盘里出现了古斯古斯，味道原始而又美妙。不过，用来做这道古斯古斯的，不是阿特拉斯山的摩洛哥山羊，也并非来自非斯、塔鲁丹特、马拉喀什那些被烧焦的牧场。这些是丰迪城以北的伊特里山里饲养的羊，上面撒着辣椒粉。在乔恰里亚地区的伊特里山里，生长着一种类似于水生薄荷的草，不过更肥美，味道很像鼠尾草。居住在那里的山民，按照古希腊的说法把它称为卡利梅拉 (6) ：它是女人在分娩之前熬了喝以便祈福用的，是一种珍贵的草，伊特里的山羊非常喜欢吃。正是这种草，这种卡利梅拉，为伊特里的山羊提供了像孕妇一样丰富的脂肪，那种女性的慵懒，那种含糊的声音，以及孕妇和两性人的那种疲倦和无精打采的目光。吃古斯古斯的时候，需要睁大眼睛盯着盘子：裹在烤羊肉外面的粗面粉如象牙般洁白。事实上，眼睛所看到的，并没有味觉所品尝到的味道那么精致。”

“的确，这道古斯古斯很好吃！” 纪尧姆将军说。

“啊，要是在吃古斯古斯的时候我闭上眼睛就好了！刚才，在山羊肉温热而强烈的气味中，我突然感觉到一种甜丝丝的味道，我的牙齿之间感觉到一种更加冰冷和柔软的肉。我看了看盘子，感到毛骨悚然。我看到从粗面粉脆皮里先是伸出一根手指，接着是两根，然后是五根，最后是一只苍白的手。一只男人的手。”

“住口！” 纪尧姆将军惊叫道，声音近乎窒息。

“那是一只男人的手。肯定是在地雷爆炸的时候被炸的那个北非土著士兵的手。它被抛进了大铜锅里，那里正在煮我们的古斯古斯。我能说什么呢？我接受的是奇科尼尼寄宿学校的教育，那里是意大利最好的寄宿学校。还是孩子的时候，人们就教育我们说，在舞会、节日聚会、进餐的时候，不能因为任何理由打扰大家的兴致。我努力不让脸色变得苍白，不叫喊，我安安静静地吃那只手。肉有点硬，还没来得及被煮熟。”

“住口，看在上帝的分上！” 纪尧姆将军一边用沙哑的声音叫喊道，一边把面前的盘子推开。所有人都变得面色苍白，睁大眼睛紧盯着我。

“我是个非常有教养的客人，”我说，“我默默地啃那只摩洛哥士兵的手，而且面带微笑，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以便不打扰如此令人愉快的早餐。此时，你们却在肆无忌惮地拿我开玩笑，这就是你们不对了。当客人正在啃一只人手的时候，永远不要拿他开玩笑。”

“这不可能！我无法相信……”皮埃尔·利奥泰结结巴巴地说。他脸色苍白，一只手按在胃上。

“假如你们不相信我，”我说，“就看看这儿，看看我的盘子。你们看到这些碎骨头了吗？那就是指骨。排在盘子边上的这些，就是五个指甲。请你们原谅，尽管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还是没能够把它们也吃下去。”

“我的上帝！” 纪尧姆将军惊叫道，随后将一杯酒一饮而尽。

“这样你们才能学会，”杰克笑着说，“不去怀疑马拉巴特书里讲的事。”

此时，平原上传来一声炮响，然后是另一声，跟着又是一声。谢尔曼坦克清晰而短促的炮声从弗拉托基耶的方向传来。

“成了！” 纪尧姆将军突然惊叫着站了起来。

所有人都跳了起来，掀翻凳子，跨过桌子，朝着树林边上跑去。从那里可以观察到整个罗马乡村，从台伯河口到阿涅内河。

从阿皮亚古道，我们看到一团天蓝色的云朵在弗拉托基耶大路口升起，听到成千上百的马达在远处轰鸣。当看到美国第五军团浩浩荡荡的行列精神抖擞地向罗马挺进时，我和杰克发出一声喜悦的惊叫。

“再见，我的将军！” 杰克握着纪尧姆将军的手说。

我们周围的所有法国军官都沉默着。

“再见！” 纪尧姆将军说。随后又小声加了一句：“我们不能和你们一起走。我们得留在这儿。”

他的双眼被泪水浸湿了。我沉默地握了握他的手。

“你们要是愿意，就来看看我们，” 纪尧姆将军带着一丝忧伤的微笑对我说，“我的餐桌边永远有你的位置，还有我友善的手。”

“还有您的手吗？”

“见鬼去吧！”纪尧姆将军叫道。

杰克和我穿越树林，冲下斜坡，朝着我们停吉普车的地方奔跑。

“哈！哈！干得好，马拉巴特！漂亮的反击！” 杰克边跑边叫道，“这样他们才能学会不怀疑《完蛋》里面写的东西！”

“你看见他们的脸色了吗？我想他们所有人都快吐了！”

“一个神圣的闹剧，马拉巴特！哈！哈！哈！” 杰克叫喊着。

“你看到我是用什么艺术摆放那些山羊的小骨头的吗？它们看起来确实像一只手的骨头！”

“哈！哈！哈！精彩！” 杰克边跑边叫着，“确实像一只手，像一只手的骨头！”

就这样，我们一边笑着，一边在树林里奔跑。我们来到吉普车边，跳上车，疯狂地冲下冈多菲堡的小路，来到了阿皮亚古道，在扬起的尘土中，沿着队伍行进的方向赶上去，最终赶上了科克将军的吉普车。他的车跟在几辆谢尔曼坦克后面，率领第五军团去征服罗马。

四处零星的枪声划破布满灰尘的空气。一种薄荷与芸香的气味随风扑面而来，仿佛是熏香的味道，那是罗马上千座庙宇的味道。太阳已经西斜，紫红色的天空上，大团的云彩如同巴洛克绘画中天空的云彩那样，遮蔽了天空。上千架飞机的轰鸣制造出巨大的漩涡，如同血液汇成的河流般的夕阳迅速坠落。

谢尔曼坦克缓缓地开在我们前面，这些老掉牙的家伙发出巨大的轰鸣，还不时放几炮。突然，在平原尽头的一个转弯处，在那些引水渠红色的圆拱和血红色砖石砌成的坟墓后面，在巴洛克式的天空下，洁白的罗马出现在烟与火的漩涡中，仿佛一场巨大的火灾正吞噬着它。

从队伍最前面一直到队伍最后，响起了一阵叫喊声：“罗马！罗马！”从吉普车上，从坦克上，从卡车上，成千上万蒙了一层如同面具一样的尘土的面孔，都向远处包裹在如火的夕阳中的城市望去。我感觉到，在沙哑的声音里，仇恨、积怨、所有的哀愁，以及等待了那么久、现在变得如此痛苦和恐惧的幸福，都融化了。在这个时刻，罗马在我面前显得严厉、残忍、封闭，如同一座敌对的城市。一种莫名的恐惧和耻辱侵蚀着我，仿佛我们正在做渎圣的事情。

在钱皮诺机场冒着烟雾的瓦砾前，队伍停了下来。两辆德国“老虎”坦克侧身翻倒在地，挡住了道路。几颗流弹在我们的头上呼啸而过。美国士兵在高大的坦克上，在卡车上，在吉普车上笑着、聊着，高兴而心不在焉，嚼着他们的口香糖。

“这条路上，”我对杰克说，“布满了路障。为什么不建议科克将军不要走阿皮亚新道，而改走阿皮亚古道呢？”

此时，科克将军转过身来，挥舞着一张地形图，点头示意杰克过去。杰克从吉普车上一跃而下，靠近科克将军，和他攀谈起来，一边还用手指在上面比划着。

回来之后，杰克对我说：“科克将军想知道去罗马有没有一条更短、更安全的路。”

“假如我是科克将军，”我回答，“就会向左拐，走那条岔道，然后走阿皮亚古道，那里距离贺拉提和库里亚提的墓地大约有一英里。然后，经过卡波迪波维路，沿着凯旋路和帝国大道进入罗马。这条路更长，不过更美。”

杰克跑去找科克将军，片刻之后就回来了。

“将军问你，”他说，“愿不愿意给队伍作向导。”

“为什么不呢？”

“你能保证我们不中埋伏吗？”

“我什么也不能保证。毕竟是在战时。”

杰克又回去和科克将军讨论，片刻之后又折回来，告诉我科克将军想知道，一般情况下， 阿皮亚古道是不是更安全。

“一般情况下 是什么意思？”我问杰克，“意思是不是通常情况？ 在和平时期，这是一条非常安全的路。现在我不知道。”

“一般情况下， ”杰克说，“可能意思是格外 。”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格外 安全，不过肯定是最漂亮的。它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一条路，这条路通向卡拉卡拉浴场、斗兽场，还有坎皮多利奥广场。”

杰克跑去向科克将军汇报，过了一会回来跟我说，将军想知道古罗马君主都是从哪条路进入罗马的。

“从东方、希腊、埃及、非洲回来的时候，”我回答，“君主们从阿皮亚古道进入罗马。”

杰克又跑着离开了。回来的时候，他对我说，科克将军从美国来，所以决定从阿皮亚古道进入罗马。

“要是他决定走另外一条路，”我回答杰克，“我反倒会觉得奇怪。”然后，我又说，马略、苏拉、恺撒、西塞罗、庞贝、安东尼奥、克利奥帕特拉 (7) 、奥古斯都、提比略，还有其他所有君主都曾从这里经过，所以科克将军也可以走这条路。

杰克跑到科克将军那里，和他低声说了，随后，将军笑着转头望我，向我高声叫道：“OK！”

“咱们走吧！”杰克跳上吉普车对我说。

我们超过科克将军的吉普车，开到队伍最前面，紧随谢尔曼坦克，拐到一条小路上。这条路从钱皮诺机场前经过，连接阿皮亚新道和阿皮亚古道。很快，我们就走上了那条高贵的大道，那条世界上最高贵的大道。路面上铺着巨大的石块，罗马人的战车留下的两道车辙至今清晰可见。

“那是什么？” 科克将军指着阿皮亚古道两侧的坟墓大声问我，坟墓边上的松柏波浪般起伏。

“那些是坟墓，”我回答，“是古罗马最尊贵的家族的坟墓。”

“什么？” 在谢尔曼坦克履带令人恐惧的轰鸣声中，科克将军大声叫道。

“是罗马最尊贵家族的坟墓！” 杰克喊着。

“最尊贵的什么？” 科克将军喊道。

“罗马的五月花上那四百人的坟墓！” 杰克叫喊着。

他的声音沿着行进的队伍从一辆汽车传向另一辆汽车，站在坦克、卡车、吉普车上的美国士兵一边叫喊着“上帝”，一边用他们的柯达相机拍照。

我也站在吉普车上，用手指着一座座坟墓。每经过一座坟墓，我就大声喊：“这是卢库鲁斯的坟墓，古罗马最有名的酒鬼； 那个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坟墓；那个是苏拉的坟墓；那个是西塞罗的坟墓；那个是克利奥帕特拉的坟墓……”

克利奥帕特拉的名字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从一辆汽车传到另一辆汽车，科克将军大声对我喊道：“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小姐，对吗？”

当我们来到演员的坟墓前时，我要杰克停一下，指给他看高大的红色砖墙上镶嵌着的大理石舞台脸谱。这堵墙仿佛一座舞台，一个剧院的布景，耸立在巨大的圆形陵墓旁边。我大声说：“那是科塔的坟墓，他是罗马最著名的演员！”

“谁是谁？” 科克将军喊道。

“一个著名的罗马演员！” 杰克喊道。

“我想在上面签名！” 一个美军大兵喊着，于是一群美国士兵跳下车，向那堵墙蜂拥而去。瞬间，他们的签名铺满了整座墙。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科克将军喊道。

此时，我抬起头，看见通向陵墓的粗糙石头台阶上，坐着一个德国人。他几乎是个孩子，一头金黄的鬈发，在覆盖着一层面具般尘土的脸上，浅色的眼睛温柔地闪烁着，仿佛盲人失神的眼睛。他坐在那里，疲惫而又心不在焉，侧着脸，双手撑在石头台阶上，几乎摆脱了一切，摆脱了战争，摆脱了风景，摆脱了时间。他深深地呼吸，气喘吁吁，仿佛刚刚爬上岸的溺水者。没有人注意到他。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科克将军叫喊着。

队伍重新开始前进。不久，我们就来到两座高大而又杂草丛生的坟墓前。它们几乎是拔地而起的两座金字塔，周围环绕苍松翠柏，贺拉提家族和库里亚提的家族就在下面安眠。我叫杰克停下来。

“这里是贺拉提家族和库里亚提家族的坟墓！”我大声喊着，然后简单讲述了贺拉提三兄弟和库里亚提三兄弟的故事，以及最小的贺拉提的挑衅、战斗，还有恶意的欺骗。他用宝剑在家门口刺死了自己的妹妹，因为她爱上了库里亚提三兄弟中的一个。

“什么？跟妹妹有什么关系？” 科克将军叫着。

“妹妹在哪里？” 一些声音在喊。队伍里的所有美国大兵都跳到地上，然后爬上那两座高高的、杂草丛生的陵墓，松树巨大的树冠和灵巧的柏树赋予它们一种浪漫的普桑或阿诺德·勃克林绘画的色调。科克将军也想爬到其中的一座陵墓顶上去，杰克和我跟在他身后。

现在，如火的夕阳已经熄灭。从陵墓顶上望下去，笼罩在透明的绿色中的罗马显得昏暗而又亲切。巨大的绿色云团逼近教堂的圆顶、塔楼、柱子，以及布满大理石雕像的屋顶。从天而降的那束绿光，仿佛是初春偶尔会降落在海面上的绿色细雨：就像是绿色的草如雨般从天上降落到城市里，房屋、屋顶、圆顶、大理石，都如同一片柔软的春季草地，闪闪发光。

陵墓顶上拥挤的士兵胸中发出一阵阵惊奇的叫声。接着，好像是受到惊吓，黑压压的一群乌鸦从远处红色的奥勒良城墙上飞了起来。这座城墙从拉蒂纳门延伸到塞斯提伍斯金字塔，把整个罗马城围在当中。乌鸦黑色的翅膀发出的光芒时而呈绿色，时而血红。从那个高度，可以辨认出阿皮亚古道和阿底提拿古道上的草地和菜园、爱捷丽仙女树林、贝尔贝里尼家族长眠的小教堂四周的芦苇丛，引水渠的红色圆拱，以及位于卡波迪波维之外、圣塞巴斯蒂安门附近地势更低的切齐利娅·梅泰拉墓锯齿形的高大塔楼。巨大的绿色盆地里布满了松树、柏树，还有坟墓，并且逐渐向圣水海湾延伸。在它的尽头，突然率先出现罗马城的几座房屋，那些由水泥和闪亮的玻璃砌成的非常高大的白色墙壁。相比之下，罗马乡村的绿色和红色，仿佛消失在一张帆的正中。

一群群人在平原上跑来跑去，不时会因为举棋不定而停下来，向西周张望，随后犹豫地重新开始奔跑，仿佛是被狗追赶的野兽。另外一些人从各个角落向他们冲过去，把他们围在中间，切断逃遁和求生的道路。海风将步枪清脆的响声一直送到我们耳中，嘴唇上有一丝淡淡的盐味。那是撤退的德国人和游击队之间最后的交锋，如水般透明的夜晚赋予那个追击的场面一种悲壮的色彩，我重新回忆起那些声响和那种模糊而遥远的颜色。那是一个温柔的、绿色的夜晚，就像特洛伊人从高大的城墙上焦虑地注视着血雨腥风的战斗最后的冲锋，如同闪亮的星星一般的阿喀琉斯已经从河上出现，他已经穿过斯卡曼德罗斯平原向伊利昂城墙飞奔而去。

在某个时刻，我看见月亮从树木茂密的蒂沃利山丘后面升起，那是一轮巨大的、血迹斑斑的月亮。我对杰克说：“看那儿，那不是月亮，是阿喀琉斯。”

科克将军吃惊地望着我说：“是月亮。”

“不，是阿喀琉斯。”杰克说。

我开始小声用希腊语吟诵《伊利昂记》里的诗句。在那里面，阿喀琉斯从斯卡曼德罗斯平原出现，“如同被称为猎户座的那颗秋季悲伤的星星”。我沉默了，杰克又接着吟诵下去，望着拉齐奥山上升起的月亮。他用弗吉尼亚大学歌唱的方式，铿锵有力地吟诵着荷马的六音步诗。

“我要提醒你，先生……” 科克将军用严厉的声音说。可是，他沉默了，缓慢地从贺拉提的陵墓顶上走下去，重新上了汽车，用气愤的口吻命令出发。“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他叫喊着，看上去不仅生气，而且深深地感到吃惊。队伍重新开始行进在卡波迪波维附近。那里耸立着田径运动员之墓，我们不得不放慢速度，等着大兵们用他们的签名覆盖拳击手的塑像。“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科克将军叫喊着。不过，到达卡波迪波维以后，在著名的被称为“在这里从来不会死” 的小饭馆前，我用手指着饭馆的招牌回头对科克将军说：“在这里从来不会死！”

“什么？” 科克将军叫喊着，试图让他的声音压过谢尔曼坦克履带的轰鸣，还有大兵们节日般的喧嚣。

“在这里从来不会死，” 杰克叫喊着。

“什么？我们永远都不吃？” 科克将军大声喊着。

“永远不会死！” 杰克重复道。

“为什么不？” 科克将军大声说，“我要吃饭了，我饿啦！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在切齐利娅·梅泰拉的墓地前，我叫杰克停一会儿，然后回头大声对科克将军喊道，那是古罗马最著名的贵妇人切齐利娅·梅泰拉的坟墓，她是苏拉的妻子。

“苏拉？这个家伙是谁？” 科克将军喊着。

“苏拉，是古罗马时期的墨索里尼，” 杰克喊道。随后，我花了至少十分钟的时间才使科克将军明白，切齐利娅·梅泰拉不是墨索里尼的妻子。

声音从一辆汽车传到另一辆汽车，美国大兵们又向墨索里尼的妻子 切齐利娅·梅泰拉的坟墓蜂拥而去。终于，我们重新前进，向着圣卡利斯托的地下墓穴前进，然后向北边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进发，来到你去哪里 (8) 小教堂门前。我大声告诉科克将军，在那里应该停下来，即使要付出最后一个征服罗马的代价也要这样做，因为那是你去哪里 小教堂。

“什么？” 科克将军叫喊着。

“是你去哪里教堂，” 杰克喊道。

“什么？ Quo vadis是什么意思？” 科克将军喊着。

“你去哪里！” 我回答。

“当然是罗马！” 科克将军大声说，“你们想让我去哪儿？我去罗马！”

我站在吉普车上高声讲述，正是在这段路上，在这座教堂前，圣彼得遇到了耶稣。声音传遍了整支队伍。一个美国大兵问：“哪个耶稣？”

“当然是基督！” 科克将军用响雷一般的声音说。

整支队伍都沉默了，大兵们怀着崇敬的心情，默默地挤在小教堂门前，他们想进到教堂里面，可是门关着。有些人开始用肩膀使劲撞门，有的则用拳头和脚晃动大门。一辆谢尔曼坦克的机械师用一根铁棍当杠杆，企图撬开它。突然，小教堂对面一间简陋的房子的窗户打开了，一个妇人露出头来。她将一块石头向大兵们扔去，向他们吐痰，然后大声叫道：“厚颜无耻的！臭德国人！婊子养的！”

“请告诉那个善良的女人我们不是德国人，我们是美国人！”科克将军对我喊道。

“我们是美国人！”我叫喊着。

听到这句话，所有的窗户都敞开了，一百个脑袋探了出来，快乐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美国人万岁！自由万岁！”一群女人、男人、孩子，手里拿着棍棒和石头从房门里和篱笆后面冲出来。他们一边丢掉那些粗糙的武器，一边跑上前去迎接美国大兵：“美国人！美国人！”

美国人和人群互相拥抱，兴奋地喧闹着，状况混乱得难以形容。在整个过程中，科克将军一直待在吉普车上没有动。他把我叫到身边，小声问我圣彼得在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遇到了耶稣基督。

“为什么不是真的呢？”我回答，“在罗马，奇迹是世界上最为自然的事。”

“疯狂！”科克将军惊叫道。沉默了一会儿，他请我一点点给他讲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给他讲圣彼得，讲他和耶稣基督的相遇，以及圣彼得的问题：“Quo vadis，domine！ (9) ”在我看来，我的叙述使科克将军非常迷惑，尤其是圣彼得的话。

“您真的肯定吗？”他对我说，“圣彼得问上帝要去哪里？”

“他还能问什么呢？您要是圣彼得，会问耶稣什么呢？”

“当然，”科克将军说，“我也会问他去哪里。”他沉默了。然后，他摇着头又说：“那么这就是罗马！”随后便不再说话。

在命令队伍重新前进之前，科克将军没有忘记谨慎地要我问一下簇拥着我们的那一小群欢乐的人，罗马城里有些什么人。

我去问一个年轻人，我觉得他比其他人更精明。我向他重复了科克将军的问题。

“罗马城里还能有谁？”那人回答，“有罗马人！”

我翻译了年轻人的回答，科克将军的脸微微有些红，他说：“当然！” 他叫道：“有罗马人。”随后，他举起胳膊，命令继续行军。

队伍先是很激动，随后开始移动。不久之后，我们就从圣塞巴斯蒂安门进入了罗马，钻进高大的红色城墙之间狭窄的道路，城墙上覆盖着绿色的古老苔藓。当我们从西比阿家族的墓地前经过的时候，科克将军转身长久地注视着战胜汉尼拔的英雄的雕像。“这就是罗马！” 他向我大声说道，看上去很激动。随后，我们在卡拉卡拉浴场前走出了那条狭窄的道路。轻柔而神秘的月光掠过的帝国遗址庞大的建筑，在队伍里引起一阵激动的口哨声。松树、柏树、月桂树，为那片由深红色的废墟和明亮的小草构成的风景，抹上了一层几乎变成黑色的绿色光亮。

在坦克履带可怕的轰鸣声中，我们来到了帕拉蒂诺山丘前，山丘在罗马皇帝宫殿沉重的废墟面前也不得不低下头来。在静谧的月光下，宏伟的斗兽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那是什么？” 科克将军叫喊道，试图把队伍里响起的口哨声压下去。

“斗兽场！”我回答。

“什么？”

“斗兽场 ，”杰克大声说。

科克将军在吉普车上站起身来，沉默地端详了很久骷髅般的斗兽场巨大的骨架，然后用骄傲的口气回身对我说：“我们负责轰炸的士兵做得很好！”随后，好像是感到抱歉，他又张开双臂说：“不用担心，马拉巴特，这就是战争！”

此时，队伍走上了帝国大道。我转过身面对着科克将军，用手指着古罗马废墟和坎皮多利奥山丘的方向，大声叫道：“那就是坎皮多利奥！”一阵可怕的喧嚣将我的话打断了。帝国大道上，有一大群人吼叫着冲向我们。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女人，好像要来攻击我们。她们跑了过来，衣冠不整，蓬头垢面，极度疯狂。女人们挥舞着胳膊，笑着，哭着，叫喊着。瞬间，我们就被围绕、攻击、压迫，行进的队伍在纠缠不清的大腿和胳膊中，在树林般的黑发中，在丰满的胸脯筑成的柔软的山脉中，在肉感的嘴唇中，在洁白的肩膀中消失了（“和平常一样，”次日，圣卡特琳娜教堂年轻的神父在布道时说，“和平常一样，法西斯的宣传在说谎，他们说假如美国军队进入罗马，就会袭击我们的女人。事实上，是我们的女人在袭击美国军队，而且打败了他们。”）在因为快乐而变得疯狂的人群的吼叫声中，发动机和履带的轰鸣沉默了。

然而，当我们来到诺纳塔的时候，一个男人冲着队伍跑过来。他挥动着手臂叫喊着：“美国万岁！”然后脚下一滑，跌倒了，被一辆谢尔曼坦克压在了下面。人群中响起恐惧的呼喊声。我跳到地上，拨开人群，在已经不成样子的尸体前俯下身。

一个死人就是一个死人。只不过是一个死人。甚至还不如一只死掉的狗或者猫。之前，在塞尔维亚、比萨拉比亚、乌克兰的道路上，我见过很多次被坦克履带压扁的狗，它像是被刻在道路的泥土中一样。一只狗的轮廓仿佛被一支红色的粉笔画在像黑板一样的路上。一块用狗皮做的地毯。

一九四一年七月，在乌克兰，在雅姆波尔，在德涅斯特河上，我碰巧看见在尘土覆盖的大道上，就在村庄的正中间，铺着一张人皮地毯。那是一个被坦克履带压扁的人。他的脸变成了正方形，胸脯和肚子扩大，呈菱形横在一边。那人的双腿叉开着，双臂距离身躯有点远，像是一件刚刚被熨烫过、摊在熨衣板上的衣服。那是一个死人，跟一只死狗或者死猫差不多。现在，我说不出在那个死去的人身上，有什么是一只死狗或者死猫所没有的。然而当时，那天晚上，当我看见他被压扁在尘土覆盖的街道上，在雅姆波尔的村庄里，我或许能够说出相比一只死去的猫和狗，他多些或者少些什么。

身穿黑色长袍的犹太人队伍，手里拿着铁锹和锄头，四处收集被俄国人遗弃的死者。我坐在一间倒塌的房子门口，注视着轻盈透明的雾气从德涅斯特河泥泞的岸边升起。在远处的另一边，在河流转弯之后，黑色的烟云在空气中慢慢旋转，从索罗卡区的房屋上升起。太阳如同一个红色的轮子，在平原尽头浑浊的尘土中打转。在那里，汽车、人、马匹、马车的轮廓，在夕阳尘土飞扬的光芒中非常清晰。

在那里，在道路的中间，在我的面前，就是那个被坦克履带压扁的人。走过来一些犹太人，开始将那个死去的人从尘土中揭起来。他们轻手轻脚地用铁锹的尖端撬起那个图案的边缘，就像是掀起一块地毯的边缘。那是一块人皮地毯，它的纹路是一副精细的骨架、一张由压扁的骨头织成的蜘蛛网。他像是一件上了浆的衣服，一张上了浆的人皮。那个场面既残酷又轻松，微妙而又遥远。犹太人互相攀谈着，那声音显得遥远、温柔，而且微弱。当人皮地毯完全被从大路的尘土中揭起来后，其中一个犹太人将铁锹的尖端从人皮的头部穿过，然后举着这张人皮的旗子向前走。

旗手是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散开的长发披在肩上，面孔苍白消瘦，眼睛闪闪发亮，凝视的目光中带着痛苦。他仰头走着，人皮就挂在铁锹尖儿上，像是一面旗帜，那张在风中摇摆晃动的人皮的确像是一面旗帜。

我对坐在身边的利诺·佩雷格里尼说：“那是欧洲的旗帜，是我们的旗帜。”

“那不是我的旗帜，”佩雷格里尼说，“一个死人不能成为活人的旗帜。”

“那上面写着什么，”我问，“在那面旗帜上？”

“上面写着一个死人就是一个死人。”

“不，”我说，“你好好读一读，上面写着一个死人不是一个死人。”

“不，”佩雷格里尼说，“一个死人仅仅是一个死人。你希望他是什么，一个死人？”

“啊，你不知道一个死人是什么。假如你知道一个死人是什么，那你就睡不着觉了。”

“现在我看到了，”佩雷格里尼说，“我看到那面旗子上写着什么了。上面写着：死人应该将死人埋葬。”

“不，上面写着，那是我们祖国的旗帜，是我们真正的祖国的旗帜。一张人皮做的旗帜。我们真正的祖国是我们的皮。”

在旗手身后，走来一群肩上扛着铁锹的掘墓人，穿着黑色的长袍。风吹动了那面旗帜，吹动了因为灰尘和血迹而变得肮脏的头发，如同圣龛里一位圣人浓密的头发，僵硬地竖在方方正正的额头上。

“我们去看他们掩埋我们的旗帜，”我对佩雷格里尼说。

他们去将它埋在村口作为公墓挖掘的大坑里，就在去德涅斯特河的路上。他们去把它丢在成为垃圾堆的公墓里，那里已经堆满烧焦的尸体，以及因为血迹和泥土变得肮脏腐烂的马匹。

“它不是我的旗帜，”佩雷格里尼说，“在我的旗帜上写着：上帝、自由、公正。”

我笑了起来，抬头望着德涅斯特河对岸，想着塔拉斯·布尔巴 (10) 。果戈理是乌克兰人，他曾经从这里经过，从雅姆波尔经过，曾经在那所房子里睡过觉，就在村庄的尽头。就是在那里，在高大陡峭的河岸，塔拉斯·布尔巴忠诚的哥萨克骑兵们骑马冲入了德涅斯特河。被绑在死刑柱上的时候，塔拉斯·布尔巴鼓励他的哥萨克士兵跳到河里逃跑，以便获救。就在那里，在雅姆波尔前面，在索罗卡区的上游，塔拉斯·布尔巴注视着他忠诚的哥萨克士兵们。在波兰人的追赶之下，他们骑着消瘦多毛的马匹迅速逃走，从德涅斯特河高耸的河岸上头朝下冲入河中。波兰人也冲入了河里，在河岸上撞得粉身碎骨，就在这里，在我们面前。在陡峭的河岸上，意大利乡间炮队的马匹出现在合欢树林里，又随即消失。就在那里，在雅姆波尔集体农庄波浪形的金属板覆盖的棚子下面，上百只腐烂的马匹躺在那里，被烧焦了，还冒着烟。

旗手扛着他的旗子，昂着头走过，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远处，是和“疯狂的梅格”一样专注而闪亮的眼神。他走路的方式完全是勃鲁盖尔画笔下疯狂的梅格的样子。她从市场回来，篮子挎在胳膊上，眼睛盯着前方，好像看不见也听不见四周魔鬼般的喧嚣。在疯狂的驱使下，她凶猛而固执地穿过那阵喧嚣，仿佛有一位看不见的大天使指引着她的疯狂。旗手径直向前走，身上穿着黑色的长袍，仿佛没有觉察到疯狂地从村庄穿过，如同河流一般的汽车、人群、马匹、运输车、炮车。

“咱们走吧，”我说，“去看看他们埋葬我们祖国的旗帜。”

我们汇入了掘墓人的行列，跟着旗子向前走。那是一面人皮旗子，我们祖国的旗帜，是我们的祖国本身。我们就这样去看我们祖国的旗帜被扔掉，所有人，所有人的祖国的旗帜，被扔到公墓的垃圾堆上。

人群吼叫着，仿佛由于恐惧而变得疯狂。他们跪在那张铺在帝国大道中间的人皮地毯前。一个女人嚎叫着，揪着头发，伸着胳膊。她不知道如何去做，如何去拥抱死者。人们朝着谢尔曼坦克伸出拳头，叫喊着：“杀人犯！”一些宪兵挥舞着警棍将他们推开，试图让队伍最前面的士兵摆脱愤怒而拥挤的人群。

我靠近科克将军，对他说：“他死了。”

“当然，他死了！” 科克将军大声说。随后，他用愤怒的声音说：“您最好去了解一下那个不幸的人的遗孀住在哪里。”

我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向那个女人走去，帮助她站起来，问她死者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那个女人停止了嚎叫，忍住抽泣，用恐惧的神情注视着我，好像不明白我正在跟她说的话。然后，另外一个女人走上前来，告诉了我死者的名字、他家所在的街道，还有门牌号。接着，她又带着邪恶的神情说，那个哭泣的女人不是他的妻子，甚至不是亲戚，而只不过是一个邻居。听到这些话，可怜的女人开始嚎叫得更响了，她揪着头发，她的愤怒更加强烈而真诚，直到科克将军雷鸣般的声音压倒了那阵吵闹，队伍又重新前进。经过那具尸体的时候，一位美国大兵从吉普车上探出身，向不成形的尸体上扔了一朵花。其他人也效仿这个怜悯的动作，那具可怜的尸体很快就覆盖在一堆花朵下面。

在威尼斯广场，浩浩荡荡的人群高声叫喊着迎接我们。随后，当一个陆军通讯兵爬上那个著名的阳台时，他们不再叫喊，而是疯狂地鼓起掌来。士兵开始用意大利——美国方言向人群演讲：“你们以为是墨索里尼出来跟你们讲话，嗯？你们这些杂种！ 但是，今天讲话的是我，乔治·埃斯波西托，一个士兵，一个自由的美国公民。我要对你们说，你们永远也不会成为美国人，永远不会！”人群喊叫道：“永远不会！永远不会！”然后笑着，拍着手。谢尔曼坦克震耳欲聋的声响掩盖了人们巨大的叫喊声。

终于，我们进入科尔索大街，向特里同喷泉驶去，停在埃克塞尔西奥酒店门前。过了不久，科克将军派人把我叫去。他坐在大厅中间的一张沙发上，膝盖上放着钢盔，脸上仍旧覆盖着尘土和汗水。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着布朗上校，司令部的牧师。

科克将军请我陪着牧师到那个不幸的人家里悼念，并且把第五军团士兵募集的一笔钱交给寡妇和孤儿。

“请告诉那对孤儿寡母，”他又说，“就说……我是想说……在美国，我也有妻子和两个孩子，然后……不！我的妻子和孩子与此事毫无关系。”

此时，他沉默了，朝我笑笑。我注意到，他的心绪非常烦乱。

坐在神父的吉普车上陪他去诺纳塔的时候，我忧伤地注视着四周。街道上到处都是喝醉的美国大兵和吼叫的人群。小便汇成小溪，沿着人行道流淌。窗户上悬挂着美国和英国国旗。旗子是布做的，不是人皮。我们来到诺纳塔，拐进一条小巷。快到格里洛塔的时候，我们在一所外表破烂的房子面前停下来，然后走上台阶，推开半掩的房门，走进屋去。

房间里挤满了人，都在低声说话。我看见那个可怕的东西就放在床上，一个眼睛哭肿了的女人坐在床前。我对她说我们是来向他们转达科克将军和美国第五军团的哀悼之情。我又说，科克将军为寡妇和孤儿准备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女人回答说，那个不幸的人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他是一个逃难的阿布鲁佐人。在他住的镇子和家都被美军炸毁之后，他来到罗马藏身。然后，她立刻又说：“对不起，我是想说德国人（的轰炸）。”那个可怜的人名叫朱塞佩·莱奥纳尔迪，原先住在阿尔费代纳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他的所有家人都被炸弹炸死了，就剩下他一个。“所以，”女人说，“他做一些黑市生意。不过就一点点。”布朗上校将一个大袋子递给女人。她犹豫了一下，随后用两个手指轻轻地接过袋子，放在床头柜上。“这些钱可以用来办葬礼，”她说。

在那个简短的仪式之后，所有人都开始高声说话。女人问我布朗上校是不是科克将军，我回答说他是牧师，一位神父。

“一位美国神父！”女人惊叫着，随即站起身，把椅子让给他。布朗上校红着脸，局促不安地坐下，然后立刻站了起来，好像被针扎了一样。

所有人都尊敬地注视着“美国神父”，不时地鞠躬，友好地对他微笑。

“那么现在，”布朗上校对我耳语说，“我该做点什么呢？”。随后，他又说：“我想……对……我的意思是…… 假如一位天主教神父处在我的位置，他会怎么做呢？”

“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回答，“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尤其不要让人们察觉您是引导新教徒的牧羊人！”

“谢谢，” 牧师说，脸色变得苍白。他靠近床铺，双手合十，专注地做起了祷告。

当上校转身离开床铺的时候，女人红着脸问我如何才能将遗体入殓。刚开始我没有听懂。女人指指那具尸体。那实在是一件令人怜悯和害怕的东西，就好像裁缝用的纸样，或者是打靶用的纸靶子。最令我不安的，是那双鞋：它们被压扁了，到处都被一些白色的东西戳出了洞，可能是骨头。他的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噢，在胸前！），好像两只棉布手套。

“该怎么办？”女人说，“我们不能就这样把他埋葬。”

我回答说，或许可以尝试用一点热水将他浸湿，说不定水可以让他膨胀起来，让他更像一个人的样子。

“您是说用海绵擦，”女人说，“就好像……”随后就红着脸住了口，好像是出于羞怯，突然把话咽了回去。

“正是，用海绵擦，”我红着脸说。

有人端来满满一脸盆水，怀着歉意说水是凉的。已经很多天没有煤气了，也没有一点点煤或者木材可以点火。

“耐心点！咱们用凉水试试，”女人说。在一个同乡的帮助下，她开始用手把水洒在死者身上。沾了水，尸体膨胀了起来，但只是一点点，不超过一块毡子的厚度。

骄傲的号角以及失败者凯旋的叫声，在远处的帝国大道、威尼斯广场、图拉真广场、苏博拉区响起。我注视着床上躺着的那个可怕的东西，心里笑着，想着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布鲁图斯 (11) 、卡修斯 (12) 、阿里斯托吉顿 (13) 。无论战胜者还是战败者，我们所有人都像床上躺着的那个可怕的东西一样，一块剪成人形的皮，一张可怜的人皮。我转身望着敞开的窗户，透过屋顶看到高高的坎皮多利奥塔楼。我心里笑着，想着那张人皮就是我们的旗帜。它是我们所有人真正的旗帜，无论战胜者还是战败者。它是那天晚上唯一有理由在坎皮多利奥上空飘扬的旗帜。我心里笑着，想象着那张人皮做的旗子在坎皮多利奥塔楼上飘扬。

我向布朗上校做了个手势，我们于是向门外走去。在门口，我们回过头，深深地鞠了一躬。

来到楼梯的尽头，在昏暗的门厅里，布朗上校停下了脚步，小声说：“要是我们用热水来泡，他可能会膨胀得更多一些。”

(1) 　彩色陶塑，公元前5世纪作品，收藏于罗马埃特鲁斯国家博物馆。

(2) 　Nicolas-Charles Oudinot（1767—1847），法兰西第一帝国元帅。

(3) 　Jean-Baptiste Camille Corot（1796—1875），法国巴比松派画家。

(4) 　北非一种用麦粉团加佐料做的菜。

(5) 　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金匠、画家、雕塑家。

(6) 　Calimera，希腊语中意为“早上好”。

(7) 　即通称的埃及艳后。

(8) 　拉丁语，原文为 Quo vadis。

(9) 　拉丁语，噢，主啊，你去哪里。

(10) 　果戈理小说《塔拉斯·布尔巴》的主人公，哥萨克英雄。

(11) 　Marcus Junius Brutus（前85—前42），公元前44年3月刺死罗马独裁者尤利乌斯·恺撒的密谋集团领袖。

(12) 　Gaius Cassius Longinus（前85—前42），公元前44年3月刺死罗马独裁者尤利乌斯·恺撒的密谋集团领袖。

(13) 　Aristogeiton，古代铲除暴君的刺客。据民间误传，他和哈莫狄奥斯曾使雅典摆脱了庇西特拉图暴虐统治者的统治。

第十一章　审判

少年们坐在新圣母马利亚教堂前的台阶上，还有一小群好奇的人聚拢在方尖碑的周围。教堂的台阶下，一个游击队军官骑坐在一张板凳上，胳膊肘撑着从广场上某家咖啡馆搬来的独脚小圆桌。一队共产党“强大”师的年轻游击队员手持冲锋枪，在教堂前的空地上排成一列，在他们面前是横七竖八摞在一起的尸体，就好像是马萨乔在如灰泥般的灰色空气中画的画一样。肮脏的石膏般的光线从阴云密布的天空射下。所有人都沉默着，一动不动，他们的脸都朝着一个方向。线一样纤细的鲜血从大理石台阶上滴下来。

坐在教堂台阶上的法西斯分子都是些十五六岁的少年，他们的头发随意散落在高高的额头上，长而苍白的脸上眼睛黝黑生动。其中最年轻的一个穿着一件黑色的毛衣、一条短裤，下面露出瘦弱的胫骨，几乎还是个孩子。这些少年中还有一个女孩。她非常年轻，眼睛黑黑的，散开的头发披在肩上，是一种在托斯卡纳平民妇女中常见的暗淡的金色。女孩仰着脸坐在那里，注视着佛罗伦萨屋顶上空夏日雨前湿漉漉的云彩。像石膏一样沉重的天空到处都是裂痕，就像马萨乔在卡尔米内圣母大殿墙壁上画的天空。

听到枪声的时候，我们才走到斯卡拉街中间靠近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地方。出了那条街，我们的车来到新圣母马利亚教堂的脚下，就在端坐于铁制圆桌前的那位游击队军官背后。

听到两辆吉普车刹车的声音，那位军官既没有动也没有转过身。过了片刻，他用手指了指其中一个少年，说：“轮到你了。你叫什么？”

“今天轮到我，”少年站起身说，“但是早晚有一天会轮到您。”

“你叫什么？”

“我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少年回答。

“噢，你回答他做什么，那个傻瓜？”坐在他旁边的同伴对他说。

“我回答是为了教那个家伙点教养，”少年用手背擦干被汗水浸湿的额头。他面色苍白，嘴唇在发抖，不过还是带着傲慢的表情笑着，眼睛盯着游击队军官。军官低下头，开始摆弄一支铅笔。

突然，少年们开始彼此说笑，话语中带着圣弗雷迪亚诺、圣十字、帕拉佐洛街区平民的口音。

“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在看什么？噢，他们没见过处死基督徒吗？”

“他们多开心呀，那些傻瓜！”

“我倒想看看，要是他们在我们的位置，那些该死的蠢蛋会怎么样！”

“我打赌他们会下跪！”

“你会听见他们像猪一样嚎叫，那些可怜虫！”

少年们笑着，非常苍白，盯着游击队军官的手指。

“看看这个靓仔，看看他脖子上那块红手绢！”

“噢，他是谁？”

“他能是谁？是加里波第呗！”

“我觉得很遗憾，”坐在台阶脚下的男孩说，“竟被那些笨蛋杀死！”

“怎么这么多废话，那个流鼻涕的小子，”人群里的一个人说。

“您要是着急，那就来代替我呀，”少年把手揣在口袋里说。

游击队军官抬起头说：“快点！别让我浪费时间。轮到你了。”

“为了不让您浪费时间，”少年用嘲讽的口气说，“我就快点。”随后，他跨过同伴，走过去站在手持冲锋枪的游击队员面前，恰好站在大理石地面上正在扩散的一摊鲜血上，旁边就是那堆尸体。

“小心不要把鞋弄脏了！”一个同伴对他嚷道。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我和杰克从吉普车上跳了下来。

“住手！” 杰克吼叫着。

然而，正在那一刻，少年高声喊道：“墨索里尼万岁！”随即倒了下去，满身都是弹孔。

“天哪！” 杰克惊叫道，脸色如死人般苍白。

游击队军官抬起头，从下向上打量着杰克。

“加拿大军官？”他说。

“不，是美军上校，”杰克回答。他用手指着坐在教堂台阶上的少年们，又说：“不错的营生啊，杀小孩子。”

游击队军官缓缓转过头，斜眼望着两辆吉普车上手握自动步枪的加拿大士兵。随后，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观察着我的军装，把铅笔放在桌子上，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对我说：“为什么你不回答他呢，回答你的美国人？”

我注视着他的脸，认出了他。他是“强大”师的一个副手。“强大”是游击队的年轻指挥官，在加拿大部队围困和进攻佛罗伦萨的时候，曾经与他们并肩作战。几天之前，他在奥尔特拉诺区牺牲了，当时我和杰克就在他身边。

“盟军司令部禁止实行就地处决，”我说，“要是您不想有麻烦，就放过那些孩子。”

“你是我们的人，怎么会这样说话？”游击队军官说。

“我是你们的人，不过也要服从盟军司令部的命令。”

“我见过你几次，”游击队军官说，“‘强大’牺牲的时候你也在，对吗？”

“是的，”我说，“我在他身边。那又怎么样呢？”

“你想要尸体？我还不知道你开始当入殓师了。”

“我想要活人。那些孩子。”

“把死的带走吧，”游击队军官说，“我给你算便宜点。有烟吗？”

“我要那些活的，”我说着把一包香烟递给他，“军事法庭会对那些孩子进行审判。”

“军事法庭？”游击队军官一边说着，一边点燃一支香烟，“真奢侈！”

“你没有权利审判他们。”

“我不审判他们，”游击队军官说，“我杀掉他们。”

“你为什么杀掉他们？依照哪条法律？”

“依照哪条法律？”

“为什么你要杀了那些孩子？”杰克问。

“我杀他们，因为他们喊墨索里尼万岁。”

“他们喊墨索里尼万岁，是因为你要杀他们，”我说。

“这两个家伙想干吗？”人群中的一个声音喊道。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他要杀了他们，”我说。

“他要杀了他们，因为他们从房顶上射击，”另一个声音大叫道。

“从房顶上？”女孩笑着说，“他们以为我们是猫吗？”

“不要可怜她，”一个小伙子从人群中走出来叫喊道，“我来告诉您吧，他们从房顶上射击。”

“您亲眼看见啦？”

“我没有，”小伙子说。

“那您为什么说他们从房顶上射击？”

“总得有人从房顶上射击，”年轻人说，“眼下还有其他的人。您听见啦？”

一阵劈劈啪啪的枪声从斯卡拉大街尽头传来，随后被冲锋枪打断。

“从房顶上射击的也可能是您，”我说。

“您说话可要小心，”那人向前走了一步，用威胁的口吻说。

杰克靠近我身边，小声对我耳语：“别紧张。” 接着，他转身向加拿大士兵示意。士兵们从吉普车上跳下来，走过来站在我们身后，手里握着自动步枪。

“现在他们僵住了，”女孩说。

“说您呢，为什么要掺和我们的事？”其中一个少年用无礼的目光注视着我，“您是怎么想的？您以为我们害怕吗？”

“他比我们更害怕，”女孩说，“你没看见他有多么苍白吗？对他客气点，可怜的家伙！”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杰克对游击队军官说：“那些孩子我来负责看管。他们会依照法律被审判。”

“什么法律？”游击队军官问。

“军事法庭，”杰克说，“你们当时应该立刻杀了他们，当场。现在轮到法律了。你们没有权利审判他们。”

“他们是您的朋友？”游击队军官问杰克，脸上带着嘲讽的笑。

“他们是意大利人，”我说。

“意大利人，那些人？”游击队军官说。

“噢，他以为我们是土耳其人吗？”姑娘说，“瞧瞧吧，好像作为意大利人是种奢侈似的！”

“假如他们是意大利人，”游击队军官说，“那么盟军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

“关起门来解决，”我说。

“是呀，关起门来解决。你呢，为什么你站在盟军那边？假如你是我们的人，应该站在我们这边。”

“他们是意大利人，”我说。

“意大利人应该由人民法庭审判！”人群中的一个声音喊道。

“够啦，” 杰克说。

在他的示意下，加拿大士兵围住了那些少年，推搡着他们走下教堂的台阶，向吉普车走去。

游击队军官面色苍白，眼睛盯着杰克，拳头握得紧紧的。突然，他伸手抓住了杰克的胳膊。

“把手拿开！”杰克大声说道。

“不，”那人说，一动不动。

这时，从教堂里走出一位教士。他是个大块头：高大、粗壮、圆脸、红面膛。教士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开始打扫教堂前的空地。空地上满是破纸、稻草，还有子弹壳。当看到那一堆尸体，还有从大理石台阶上流下的鲜血时，他停了下来，叉开双腿，大声叫喊着：“噢，这个，这是什么东西？”随后，他转过身面对在尸体前面排成一列、胸前抱着冲锋枪的游击队员，叫喊着：“这是怎么回事，在我的教堂门口杀人？离开这儿，游手好闲的人！到你们家门口去做这些事，不要在这儿！明白啦？”

“安静点，教士先生！”游击队军官一边说一边放开了杰克的胳膊，“今天不是时候！”

“啊！不是时候？”教士叫喊着，“我来让你们看看是不是时候！”他举起扫帚，开始打游击队军官的脑袋。他起初还很冷静，带着一种审慎的愤怒。后来，教士逐渐变得冲动起来，边打边喊：“怎么会有这种事，在我的教堂门口弄脏台阶？快去工作，你们这些游手好闲的人，不要在我家门口杀人！”他一边重复着家庭主妇轰母鸡时说的那些话，一边把扫帚轮番打在游击队军官和他的手下头上，从一个跳到另一个，叫喊着：“嘘！嘘！离开这儿，没教养的！嘘！嘘！”直到自己成为广场上的主人，他才回过身，继续向那些“游手好闲”和“一无是处”的人喊着脏话和诅咒，同时开始愤怒地清理被血迹弄脏的台阶。

人群默默散开了。

“总有一天你会犯到我手上，”游击队军官用仇恨的眼神盯着我说，然后慢慢离去，不时还回头望望我。

我对杰克说：“我也会高兴有一天遇到他，那个可怜人。”可是，杰克靠近我，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忧伤地笑了笑。此时，我意识到自己整个人都在颤抖，眼睛里沁满了泪水。

“谢谢你，神父，”杰克对教士说。

教士靠在扫帚把儿上，说：“先生们，你们觉得这合理吗，在像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里，有人在教堂台阶上杀死基督徒？杀人的事情总是在发生，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指摘的。可是偏偏在这里，在我的教堂前，在新圣母马利亚教堂前！为什么他们不到圣十字教堂前面去杀人呢？那里的修道院院长可能会允许他们那样做。可是这里不行。我说的对吗？”

“在这儿或者是那儿都不行，”杰克说。

“这里不行，”教士说，“这里我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您看到应该怎么做啦？当然，好言好语什么用也没有，要用扫帚。我用扫帚在德国人的脑袋上打了很多下，为什么我就不能打意大利人呢？听好了，假如美国人也产生了用血弄脏我教堂台阶的念头，我一样用扫帚把他们赶走。您是美国人？”

“对，我是美国人，”杰克说。

“要是这样，就当我没说。不过您得理解我。我也有我站得住脚的理由。相信我：用扫帚打他们的头。”

“我们是军人，”杰克说，“我们不能带着扫帚到处转。”

“错了。仗不能用步枪来打，”教士说，“要用扫帚。我是说这场战争。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其实是些好孩子，他们受过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理解他们：可是赢得战争这件事把他们毁了。一个基督徒一旦赢得战争，就忘记了自己是个基督徒。他就变成了土耳其人。一个基督徒一旦赢得战争，再见基督！您是基督徒吗？”

“是，”杰克说，“我还是一个基督徒。”

“如此最好，”教士说，“基督徒比土耳其人要强。”

“基督徒比美国人要强，”杰克微笑着说。

“这一点很清楚。基督徒比美国人要强。另外……再见，先生们，”教士嘟嘟囔囔地向教堂大门走去，血迹斑斑的扫帚握在手里。

我已经厌倦了看杀人。四年以来，除了看杀人我什么也没做。见到人死去是一回事，见到人杀人是另一回事。你会觉得自己站在杀人者一边，觉得自己也是杀人者中的一员。我厌倦了，再也不能忍受。如今，看见一个死人让我呕吐：不只是因为厌恶或者恐惧，而是气愤和仇恨。我开始仇恨尸体。怜悯结束了，开始仇恨。仇恨尸体！要想弄明白一个人能够坠入怎样绝望的深渊，就要明白仇恨尸体意味着什么。

在战争的那四年里，我从来没有向一个人开过枪，不论是一个活人，还是一个死人。我始终是基督徒。在那些年，始终是基督徒意味着背叛。当基督徒意味着成为叛徒，因为那场肮脏的战争不是针对人的，而是针对耶稣。四年以来，我看见一群群带着武器的人寻找耶稣，就像是猎人搜寻猎物。四年以来，在波兰、在塞尔维亚、在乌克兰、在罗马尼亚、在意大利，在整个欧洲，我看见一群群面色苍白的乌合之众，在房屋、灌木、树林、山脉、山谷里搜寻，为了把耶稣撵出来，为了把他当疯狗一样杀掉。可是，我始终是一个基督徒。

如今，两个半月以来，自从罗马在六月初被解放以后，我们扑上去，沿着卡西亚大道和罗马古道追赶德国人（我和杰克要穿越维泰博、托斯卡纳的山丘和树林，格罗塞托、锡耶纳、沃尔泰拉的沼泽，以便保证朱安将军的法国兵和科克将军的美国兵之间的联系），我开始觉得内心也产生了一种杀人的愿望。

几乎每天夜里，我都在梦里开枪，杀人。醒来时，我大汗淋漓，手里紧紧握着冲锋枪的枪杆。此前，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梦到过杀死一个人。我开枪，随后看见一个人软软地倒在地上。不过，我听不到枪声。那人缓慢地、软绵绵地倒下去。四周笼罩着一种温热而柔软的寂静。

一天夜里，杰克听见我在梦里叫喊。在一辆谢尔曼坦克的保护下，我们睡在地上，天上下着七月温和的小雨。那是在沃尔泰拉的树林，我们在那里赶上了日本师，是一支由来自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的日本人组成的美军部队，任务是进攻里窝那。杰克听见我在梦里喊叫、哭泣、咬牙切齿，就好像在我的内心深处，一匹狼慢慢地挣脱良知这根绳索的束缚。

在锡耶纳和佛罗伦萨之间行军时，我们发现向我们射击的德国人中还有意大利人。此时，那种杀人的愤怒，那种对于鲜血的饥渴开始灼烧着我。在那些日子里，对于我们意大利人来说，反击德国人的自由之战逐渐变成了一场对付其他意大利人的兄弟相残。

“不要担心，” 杰克对我说，“真见鬼，欧洲每个国家都是这样。”

不仅在意大利，而是在整个欧洲，在盟军向希特勒的德国发起的战争中，一场残酷的内战开始像肿瘤一样扩散。为了将欧洲从德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波兰人杀死波兰人，希腊人杀死希腊人，法国人杀死法国人，罗马尼亚人杀死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杀死南斯拉夫人。在意大利，那些站在德国人一边的意大利人不向盟军士兵开枪，而是向站在盟军一边的意大利人开枪。同样的，站在盟军一边的意大利人不向德国士兵开枪，而是向站在德国人一边的意大利人开枪。当盟军战士为了将意大利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而流血牺牲的时候，我们意大利人却在自相残杀。

那种古老而司空见惯的意大利式邪恶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复活。这场肮脏而司空见惯的意大利人之间的战争，又是以从外国人手中解放意大利作为借口。然而，在这种古老的邪恶中，最令我害怕和恐惧的，是我感觉到自己也被传染了。我也感觉到对兄弟鲜血的饥渴。在那四年中，我能够仍然作为基督徒。如今，我的上帝、我的心因为仇恨而腐烂，我握着自动步枪行军，脸色苍白得如同一个杀人犯，感到内心深处有一种可怕的、杀人的愤怒在灼烧。

进攻佛罗伦萨的时候，我们从罗马门、美景塔、皇帝山进入奥尔特拉诺区的街道。我把自己冲锋枪的弹匣取了下来，交给杰克，对他说：“帮帮我，杰克。我不想成为一个杀人犯。”杰克面带微笑望着我：他脸色苍白，嘴唇颤抖着。杰克接过我递给他的弹匣，放在口袋里。随后，我又把毛瑟枪的弹匣取下来交给他。杰克伸出手，把我制服口袋里露出头来的弹匣拿过去。他仍旧微笑着，那微笑悲伤而又亲切，

“他们会把你像狗一样杀掉。”

“那样死好极了，杰克。我总是在梦想有一天能够像狗一样死去。”

在罗马门大街的尽头，倾斜的街道与五月路相连，那些自由射手步枪里喷射出的愤怒的火焰从屋顶上和窗户里追赶着我们。我们不得不跳下吉普车，冒着从石子路上呼啸而过的枪林弹雨，沿着墙壁弯腰前行。杰克和那些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加拿大人开枪还击，加拿大士兵的指挥官布拉德雷少校不时回头吃惊地望着我，对我大喊：“您为什么不射击呢？您是拒战人士 吗？”

“不，他不是拒战人士， ”杰克回答说，“他是个意大利人，是佛罗伦萨人。他不想杀意大利人，不想杀佛罗伦萨人。”随后，他微笑地望着我，面带忧伤。

“您会后悔的！”布拉德雷少校对我喊道，“像这样的机会您一生再也不会遇到了。”

加拿大士兵们也回头吃惊地望着我，笑着，用他们那种带着古老的诺曼底腔调的法语大声说：“请原谅我们，上尉，不过我们不是佛罗伦萨人！” 他们一边向窗户里射击，一边笑着。不过，在他们的话语和微笑中，我感到一种亲切而又有些忧伤的同情。

奥尔特拉诺的巷战持续了十五天，我们才得以渡过河去，进入城市的中心地带。我们在巴尔托里尼公寓筑起了防御工事，藏在属于伦加诺·圭恰尔迪尼的一座古老宫殿的顶层。我们不得不在房间里弯着腰行走，免得被躲在费罗尼宫窗户后面的德国人射出的子弹打成筛子。那座大宅就在我们对面，位于亚诺河的另一边，那里是圣三一桥的入口处。

夜里，我躺在加拿大士兵和“强大”率领的共产党游击队员旁边，面孔贴在砖墙上，努力不起身到街上去，不到那些房子里，朝着那些人的肚子射击：他们躲在地窖里，颤抖地等待着，希望在危险过去之后跑到广场上，胸前戴着三色徽章，脖子上系着红手绢，大声叫：“自由万岁！”我厌恶那种吞噬着我心灵的仇恨。但是，我不得不用指甲抓着地面，才能阻止自己到那些房子里去，杀掉所有那些伪英雄。一天之后，当德国人放弃了这座城市，他们就会从藏身的地方出来，大声叫喊：“自由万岁！”同时，带着蔑视，带着怜悯，带着仇恨，注视我们长满胡子的面孔，还有破烂的军装。

“你为什么不睡觉？”杰克低声问我，“是在想明天的那些英雄？”

“是，杰克，我在想明天的那些英雄。”

“别担心，” 杰克说，“整个欧洲都会发生一样的事情。拯救欧洲自由的将是那些明天的英雄。”

“为什么你们要来解放我们，杰克？你们本应该任凭我们作为奴隶腐烂！”

“要是给我一杯冰啤酒，我宁愿用整个欧洲的自由去交换，”杰克说。

“一杯冰啤酒？”布拉德雷少校突然醒了过来，大声叫着。

一天夜里，当我们正准备到房顶上去巡逻的时候，“强大”手下的一个游击队员通知我说，炮兵部队的一位意大利军官要见我。是贾科莫·伦布罗索。我们默默地彼此拥抱。我颤抖着，注视着他苍白的面孔。他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一种奇特的光芒，那是当一个犹太人感觉死亡犹如无形的猫头鹰落在肩膀上时眼中射出的光芒。我们在房顶上长时间地勘察，以便把躲藏在屋脊和阁楼后面的那些自由射手找出来。回来的时候，我们躺在巴尔托里尼公寓的房顶上，躲在烟囱后面。

我们躺在温热的瓦片上，远处一场暴风雨的闪电划破夏夜的天空。我们一边小声交谈，一边注视着苍白的月亮缓缓从塞提涅亚诺和菲耶索莱的橄榄树，从莫雷罗山的柏树林，从卡尔瓦纳山光秃秃的脊背上升起。在平原的尽头，我仿佛看见我家乡的那些屋顶在月光中闪闪发亮。

我对杰克说：“那是普拉托，杰克，那里是我的城市。我母亲的房子就在那里。我出生在菲利皮诺·利皮出生的那所房子里。杰克，你还记得我们躲在柏树林里的那个夜晚吗，就在普拉托的山丘上？你还记得我们在橄榄树丛里看到菲利皮诺·利皮画的圣母和天使的眼睛在橄榄树中间闪闪发亮吗？”

“那些是萤火虫，”杰克说。

“不，那不是萤火虫，是菲利皮诺·利皮画的圣母和天使的眼睛，”我对杰克说。

“为什么你要拿我开玩笑？是萤火虫，”杰克说。

或许那些是萤火虫，不过月光下的橄榄树和柏树的确像是菲利皮诺·利皮画出来的一样。

几天之前，我和杰克，还有一个加拿大军官，曾经越过德军防线去巡逻，以便弄清楚是不是真像游击队说的那样，德国人已经放弃了对普拉托的防守，以及对比森齐奥山谷和从普拉托到博洛尼亚的道路的封锁，他们是不是已经放弃了这座城市。我了解那些地方，因此担任向导。杰克和加拿大军官则通过无线电与美国空军司令部沟通，告诉他们是否有必要对普拉托进行新一轮更加可怕的轰炸。我的城市是否会灭亡，决定权掌握在杰克、那个加拿大军官，还有我自己的手上。我们如同天使走向索多玛一样向普拉托前进。我们去拯救罗德一家，使他们免受枪林弹雨的毁灭。

我们从拉斯特拉－阿锡尼亚镇穿过亚诺河，沿着比森齐奥的河堤向前走。我就是在这条河边出生的，马尔西利奥·费奇诺 (1) 和阿尼奥洛·费蓝左拉 (2) 笔下的幸福的比森齐奥 。在冈皮，我们离开河边，以便避开有人居住的区域。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我们又在卡帕雷桥重新回到比森齐奥河堤边。从那里开始，我们始终沿着河堤向前走，直到看见普拉托的城墙为止。在圭尔切，我们沿着河岸登上雷塔亚山，从半山腰穿过卡普契尼山口，接着向下往费勒托雷的方向走。我们躲在柏树林中，在那里过夜，望着橄榄树枝叶间萤火虫苍白的光芒。

我对杰克说：“那是菲利皮诺·利皮画的圣母和天使的眼睛。”

“你为什么要吓唬我？”杰克说，“那是萤火虫。”

我于是笑着对他说：“远处，阴影里歌唱的喷泉旁边黯淡的光亮，是菲利皮诺·利皮画的莎乐美的面纱的亮光。”

“你的莎乐美见鬼去吧！” 杰克说，“为什么你要拿我开玩笑？那是萤火虫。”

“必须出生在普拉托，”我说，“而且要是菲利皮诺·利皮的同乡，才能明白那不是萤火虫，而是利皮画的圣母和天使的眼睛。”

杰克叹着气说：“可惜我只是一个可怜的美国人。”

随后，我们沉默了许久，我感觉自己心中充满了对杰克，以及那些很不幸只是一些可怜的美国人的人们的友爱和感激。他们为了我，为了我的城市，为了菲利皮诺·利皮画的圣母和天使而冒着生命的危险。

月亮西斜，雷塔亚山黎明的天空泛起了鱼肚白。我凝望着河对岸科雅诺和圣露琪亚的房屋、萨卡的柏树、风中的斯帕扎文托山，对杰克说：“那里是我度过童年的故乡。在那里，我看到了第一只死去的小鸟、第一只死去的蜥蜴，和第一个死去的人。在那里，我看见了第一棵绿色的树、第一株草、第一只狗。”

杰克轻声对我说：“那边沿着河岸奔跑的男孩，是你吗？”

“对，是我，”我回答，“那条白色的狗是我可怜的贝雷多。他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死掉了。不过，它知道我回来了，所以来找我。”

德国人的卡车队从科雅诺和圣露琪亚的路上经过，向瓦亚诺、韦尔尼奥、博洛尼亚的方向驶去。

“他们走了，”杰克说。

即使借助望远镜努力在山丘、谷地、树林里搜寻，也找不到铁丝网、战壕、大炮掩体的踪迹，既没有存放军需品的仓库，也没有埋伏的装甲车和反坦克大炮。这座城市好像不仅仅被德国人，也被居民们抛弃了。工厂的烟囱和住家的壁炉里没有一缕青烟升起。普拉托看上去空荡荡的，了无生气。可是，就像在所有的意大利城市，在所有的欧洲城市一样，在普拉托，那些伪“抵抗者”，自由的伪捍卫者，那些明日的英雄们，苍白而颤抖着，藏在地窖里。白痴和疯子则与游击队一起躲在丛林里，与盟军并肩作战，或者被挂在城市广场的路灯上，尸体在风中摇摆。然而，那些智慧的人，那些谨慎的人，所有那些一旦危险过去，就会笑话我们的人——笑话我们沾满泥土和血迹的肮脏军装——他们都躲在安全的地方，等待着能够钻出来跑到广场上、高喊“自由万岁”的时刻。

我笑着对杰克说：“我真的非常高兴金发男人娶了棕发女人。”

“我也很高兴，”杰克说。随后，他笑着通过无线电将商定好的信息传递出去：“金发男人娶了棕发女人” ，意思是德国人离开了普拉托。一匹马在比森齐奥葱绿的河堤边吃草，一条狗在河滩上狂吠、奔跑。一个身着红衫的姑娘向费勒托雷喷泉的方向走去，她的双臂高高举起，扶着顶在头上的一只闪亮的铜质水盆。我微笑着，感到幸福。解放者的炸弹不会弄瞎菲利皮诺·利皮画的圣母和天使的眼睛，不会弄断主教座堂讲坛上多纳泰罗雕刻的爱神舞蹈的双腿，不会杀死《梅尔卡塔雷的圣母》和《奥利沃的圣母》，也不会破坏塔卡的小酒神，还有卢卡·迪·罗比亚 (3) 的圣母雕像、菲利皮诺·利皮画的莎乐美，以及卡瑟利圣母教堂的圣约翰雕像。他们也不会杀害我的母亲。我感到幸福，但是，我的心在疼痛。

也是在那天夜里，躺在巴尔托里尼公寓屋顶上，在杰克和伦布罗索的身边，望着苍白的月亮缓缓地升上天空，我感到幸福。不过，我的心在疼痛。死亡的气息从奥尔特拉诺那些小巷深蓝色的深渊里，从浅绿色夏夜中如同深深的伤口一样的银色河流上升起。我从屋顶上探出身去，看见下面圣三一桥和五月大街的入口之间，在碎石铺成的地上，那个死去的德国人手中仍旧握着步枪，死去的女人脸贴在购物袋上，里面装满了西红柿和小南瓜，死去的男孩手里拿着一个空瓶，死去的马仍旧套在车上，死去的车夫仍旧坐在驾车的位置，双手放在肚子上，脑袋垂到了膝盖。

这些死人，我恨他们。所有的死人。在所有活人共同的祖国里，也就是生命中，他们才是外国人 ，唯一的、真正的外国人 。活着的美国人、活着的法国人、活着的波兰人、活着的非洲人，我们都属于同一个种族，活人的种族；属于同样的祖国，生命。和我一样，他们讲着炙热、鲜活、响亮的语言；他们移动，行走；他们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他们张开嘴呼吸和微笑。他们活着，是活人。然而，那些死人是外国人，他们属于另一个种族，死人的种族；属于另一个祖国，那就是死亡。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的祖国，我们共同的祖国——生命——的敌人。他们侵略了意大利、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在战败和受辱、然而仍然活着的欧洲，他们是唯一的、真正的外国人 ，是我们的自由的唯一和真正的敌人。生命，这个我们真正的祖国；生命，我们应该保卫它，一起对付那些死人。

现在，我明白了那种仇恨，那种噬食我内心、烧灼整个欧洲内脏的杀人的愤怒因何而起。我们需要仇恨某种活着的、炙热的、人类的、我们的 东西，某种类似于我们的东西；某种与我们属于同一种族、同一祖国——生命——的东西。我们并不需要那些侵略欧洲的外国人，那些一动不动、冰凉、青紫、眼窝空洞的东西。五年以来，我们的祖国——生命——被置于这些死人的压迫之下，它们令我们的自由、尊严、爱情、希望、青春窒息。我们需要那种让我们如同恶狼一般扑向自己的兄弟，以自由的名义使法国人扑向法国人，意大利人扑向意大利人，波兰人扑向波兰人，罗马尼亚人扑向罗马尼亚人的东西。我们需要让我们仇恨我们的同类的东西，某种我们能够在其中相互辨认和仇恨的东西。

“你看见他有多苍白了吗，可怜的塔尼？”伦布罗索突然打破了长时间的沉寂。

他也在思考死亡。他已经知道，几天之后，在佛罗伦萨解放的那天早上，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等待和痛苦之后，回到家里，敲响屋门，一个隐藏在隔壁房子地窖里的男人，会从下面向他射击，使他的腹股沟受到致命的一击。或许他已经知道，在黎明最早被惊醒的燕子骇人的鸣叫声中，他会像一只生病的狗，孤独地死在人行道上。或许他已经知道，死亡的苍白已经笼罩了他的前额，他的面孔如同塔尼·马西埃一样洁白而光亮。

那天晚上，从奥尔特拉诺区的房顶上巡逻回来，在穿过伦加诺·圭恰尔迪尼宫后面的小巷时，我们不得不在一座房子的前厅里躲避一阵突如其来的迫击炮袭击。一个白色的影子在黑暗的前厅里向我们迎面走来。那是一个和善的女人的影子，她面带泪水微笑着。那是蒂蒂·马西埃。她并没有认出我，不过还是把我们让进底层的一个房间里。大抵是个地窖，稻草搭成的床铺上躺着几个人形的东西，是一些人的影子。我立刻嗅出了死亡的味道。

其中的一个影子用胳膊肘支撑着坐起身，叫了我的名字。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鬼魂，就像是古人在正午的太阳下穿过希腊福基斯和阿尔戈利斯尘土飞扬的街道，或者在德尔菲卡斯塔利亚神泉的岸边，又或者是在从德尔菲到伊泰阿的茂密橄榄树林的树荫下——那树林如同一条银色树叶组成的河流，从德尔菲延伸到海边——会遇到的年轻鬼魂。

我认出了他，他是塔尼·马西埃。不过，我不知道他是已经死了还是仍然活着。他转过身，在入夜时分呼唤着我的名字。我嗅到死亡的味道，那味道如同一个歌唱的声音，一个呼唤的声音。

“可怜的塔尼，他不知道自己要死了，”贾科莫·伦布罗索低声说。而他自己知道死亡已经靠在门上等着他，站在他家的门槛上。

布鲁内列斯基的圣母之花大教堂穹隆在佛罗伦萨的夜空下闪烁。苍白的月光照在乔托的白色钟楼上。我心里想着小乔尔乔，我姐姐的儿子，那个十三岁的孩子，他正睡在阿尔切特里我姐姐家花园月桂丛后面的一摊血泊中。他们想要我怎么样，所有那些躺在月光下的石子路上，屋顶的瓦片上，亚诺河边花园里的死人，他们想要我们怎么样？

从奥尔特拉诺迷宫般深幽的小巷里，升起一种死亡的味道，如同一个歌唱的声音，一个呼唤的声音。那么，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他们希望让我们相信，还是死掉比较好？

一天早上，我们渡过河去，占领了佛罗伦萨。从阴沟、地窖、阁楼、壁柜，还有床铺下面，从一个月之前他们开始“秘密”居住的墙壁裂缝里，如同老鼠一样钻出最后一刻的英雄，明天的暴君。那些自由的老鼠英雄。有一天他们将占领整个欧洲，在异族压迫的废墟上建起民族压迫的王国。

我们沉默着穿过佛罗伦萨，就像是闯入者和煞风景的人。在佩戴着帽徽、袖章、饰带、鸵鸟毛，脸上涂了三色旗的那些自由的小丑们轻蔑的目光中，我们低着头穿过佛罗伦萨。我们追赶着德国人进入亚平宁山谷，然后上了山。秋天冰冷的小雨落在夏天仍旧温热的灰烬上。在漫长的数月中，在哥德防线，我们倾听着蒙特皮亚诺的橡树和栗子树林、阿贝托内的冷杉、阿普亚那阿尔卑斯山白色的大理石岩壁上细雨的呢哝。

冬天接踵而至，从盟军司令部所在的里窝那，我们每三天就到位于维西利亚－加法尼亚纳的前线去一次。有时候，我们在深夜被惊醒，就躲到美国第九十二步兵师的驻地，也就是我位于马尔米堡的家里。上个世纪末，在画家勃克林的帮助下，德国雕塑家希尔德布兰德在荒芜的沙滩上、在松林和大海之间，修建了这座别墅。

我们围着壁炉，在装饰着由希尔德布兰德和勃克林绘制的壁画的宽敞大厅里，度过那些夜晚。躲藏在钦夸莱的德国机关枪射出的子弹，劈劈啪啪地打在房子的墙壁上，狂怒的风摇晃着松树，大海在晴朗的夜空下咆哮着，如同脚上穿着漂亮鞋子的猎神奥利安，佩戴着他的弓箭和闪闪发亮的宝剑在奔跑。

一天夜里，杰克低声对我说：“你看坎贝尔。”

我望着坎贝尔：他坐在壁炉前第九十二步兵师的军官中间，微笑着。最开始，我没有弄明白。不过，在杰克凝神注视坎贝尔的目光中，我读出了一种腼腆的问候，一个亲切的道别。当坎贝尔抬起头望着杰克的时候，他的目光中也同样有一种腼腆的问候，一个亲切的道别。我看见他们彼此微笑，感到一种温柔的嫉妒。这时我明白了，在杰克和坎贝尔之间有一个秘密，在塔尼·马西埃、贾科莫·伦布罗索，还有我姐姐的儿子——我的小乔尔乔之间，有一个秘密，他们小心翼翼地用微笑隐瞒了我。

一天早上，卡马约雷的一个游击队员问我要不要见玛吉。几个月之前，我们追赶德国人来到了马尔米堡，我立刻瞒着杰克去敲响了玛吉的门。那座房子已经废弃了。一些游击队员告诉我，就在我们的先头部队进入维亚雷焦的那天，玛吉逃走了。假如我在家里找到他，假如当我敲门的时候，他从窗户探出头来，我有可能会对他开枪。这并不是因为他伤害过我，不是因为他的告密使我遭到迫害，而是因为他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在村子里，他就好像是富歇 (4) 。他高大、苍白、消瘦、目光蒙眬。他住的是勃克林在画半人半马像、森林女神，以及他著名的《死岛》时居住过很多年的房子。我一边敲着门，一边抬起头，等着他从窗户里探出头来。窗户下面的墙上砌着一块石碑，上面记录着勃克林在马尔米堡度过的那些岁月。我读着石碑上的字句，手里握着自动步枪，等待着窗户敞开。此时，假如他从窗户探出头来，我可能会向他开枪。

我跟着卡马约雷的那个游击队员一起去见玛吉。在村庄旁边的草地上，游击队员指了指从地里突出来的某个东西，说：“他在那儿，玛吉。”我嗅到了死亡的味道，杰克对我说：“咱们走吧。”可是，我想从近处看看地下冒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走上前去，看见那是一只脚，脚上还穿着鞋。他穿着羊毛短袜，盖住了一些黑色的肉，发霉的鞋子好像是挂在一根木棍的顶端。

“为什么不把那只脚埋到地下呢？”我对游击队员说。

“不，”游击队员回答，“他就得这样。他的妻子来了，然后是他女儿。她们想要这具尸体。不行，这具尸体是我们的。后来，她们带着一把铁锹回来，想把那只脚埋进去。不行，那只脚是我们的。他就得这样。”

“真可怕，”我说。

“可怕？前天，两只麻雀停在那只脚上，它们在上面做爱。看见那两只麻雀在玛吉的脚上做爱真好笑。”

“去拿一把铁锹来，”我说。

“不，”游击队员固执地回答，“他就得这样。”

我想象着玛吉被插在地里，那只脚留在外面。为的是让他不能蜷缩在坟墓里长眠。就因为那只脚，他就好像是悬在深渊的上方。为的是让他不能头朝下栽进地狱里去。那只悬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脚，沉浸在空气中，在太阳下，在雨里，在风中，鸟儿到那只脚上栖息，婉转啼鸣。

“去拿一把铁锹来，”我说，“我求你。活着的时候他给我带来了很多痛苦，现在他死了，我想为他做点好事。他也是个基督徒。”

“不，”游击队员说，“他不是基督徒。假如玛吉是基督徒，我又是什么？我们不可能都是基督徒，玛吉和我。”

“当基督徒有很多方式，”我说，“恶棍也可以是基督徒。”

“不，”游击队员说，“当基督徒只有一种方式。而且是作为基督徒应该代表的含义！”

“假如你愿意帮我个忙，”我说，“就去拿把铁锹来。”

“一把铁锹？”游击队员说，“假如您愿意，我去拿把铁锹。不过不是为了把他埋起来，而是把他的腿锯下来，拿去喂猪。”

当天晚上，坐在我位于马尔米堡的家的壁炉旁，我们静静地听着德国人机关枪的子弹打在房子墙壁和松树树干上发出的劈啪声。我想着身体插在土里，一只脚却露在外面的玛吉，开始明白了那些死去的人，所有那些躺在路上、田野里、树林里的死人，想在我们身上得到什么。

如今，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死亡的气味如同一个歌唱的声音，一个呼唤的声音。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所有的死人都在呼唤我们。他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些什么。只有我们能够给予他们想要的东西。不，不是怜悯。是别的什么东西。某种更加深刻和神秘的东西。不是和平，不是坟墓、谅解、记忆、亲情所代表的和平，而是某种比人类和生命更加久远的东西。

后来，当我们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春天来了。我被派去为进攻马萨的日军师作向导。我们从马萨进入了卡拉拉，又从那里穿越亚平宁山脉，来到了摩德纳。

我终于弄明白死人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是在看到可怜的坎贝尔躺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的血泊中的时候。那是一种与人类和生命本身不相干的东西。两天后，我们穿越了波河。赶走德国人的后卫部队之后，我们又来到米兰。如今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屠杀开始了，房子里、街道上、田野里、树林中，意大利人之间可怕的屠杀开始了。就在看见杰克死去的那天，我终于明白我周围和内心死去的是什么。杰克死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注视着我。当他的眼睛闭上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有一个人为了我而死去。

进入米兰的那天，我们撞上一群吼叫着拥挤在广场上的人。我站在吉普车上，看见墨索里尼倒吊在那里，脚挂在一个钩子上。他已经浮肿了，苍白、庞大。我在座位上呕吐起来。如今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再也不能为别人做任何事情，不能为我的祖国做任何事情，除了呕吐。

离开美军医院后，我回到罗马，住在一个朋友家。他叫彼得罗·马尔齐亚莱，是个产科医生，住在朗布罗街九号。房子位于一个新街区的尽头，那里荒凉而冰冷，一直延伸到方形广场的另一边。他家的房子很小，只有三个房间，我不得不睡在书房的一张沙发床上。沿着书房的墙壁，有很多放满产科书籍的书架，书架的边缘排列着产科器械：剪子、勺子、大叉子、刀子、锯、助产用的钩子、剪子、产钳、钻子，以及各种各样的镊子，还有几个盛满暗黄色液体的玻璃罐。每个玻璃罐里都浸泡着一个人类的胎儿。

很多天以来，我都生活在这个由胎儿构成的种族中间，恐惧使我感到压抑。因为这些胎儿都是尸体，只不过是非常怪异的那种：这些尸体从未出生，也从未死去。当我从一本书上抬起头来，目光就会与那些小魔鬼半睁的眼睛相遇。有的时候，半夜醒来，我觉得那些可怕的胎儿——或者站在，或者坐在水罐的底部，或者蜷着双腿做出要跳跃的姿势——好像缓缓地抬起眼睛，微笑地望着我。

在床头柜上——作为花瓶——摆放着一个大水罐，里面漂浮着那个奇特种族的国王：一个可怕而和蔼的长着三个脑袋的胎儿，是个女孩。那三个小小的、圆滚滚的、蜡色的脑袋上的眼睛跟随着我，带着一种忧伤而胆怯的微笑，充满谦卑的羞怯。当我在房间里行走，木地板会微微晃动，那三个脑袋也会以一种可怕而优雅的方式摇晃。其他的胎儿则更加忧郁、专注，而且带有恶意。

一些胎儿脸上带着像溺死者一样心事重重的表情。假如我摇晃一下盛着这些苍白而兴奋的漂浮物 的水罐，就会看到那个若有所思的胎儿缓缓地沉下去。他的嘴半张半合，巨大的嘴巴像青蛙一样，耳朵又小又皱，鼻子是透明的，前额上印着衰老的皱纹，那是还没有被岁月和年龄所侵蚀的衰老。

其他的胎儿用白色的脐带作为绳子，跳绳取乐。还有一些蜷缩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警惕而又多疑，仿佛随时等待着出生。另外一些悬浮在暗黄色的液体里，就像是飘在空气中，缓慢地从高处不胜寒的天上落下来。我想，那是与坎皮多利奥和圣彼得大教堂圆顶上方一样的天空，是罗马的天空。这个意大利品种的天使多么奇怪呀，我想，这个品种的鹰多么奇怪呀！还有一些蜷缩着身子睡觉，从姿势看上去睡得非常沉。又有一些张着青蛙一样的嘴巴在笑，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两条腿叉着，两栖动物般厚重的眼皮遮住了他们的眼睛。再有一些则竖着他们古老的象牙一样的小耳朵，倾听着远处神秘的声音。最后，还有一些用眼睛跟随着我的一举一动；我的笔在白纸上缓慢的滑行，我全神贯注在房间里的散步，以及我在点燃的壁炉前因为困倦而沉沉睡去。他们所有人都带着那副从未出生过的衰老相，永远也不会出生。他们站在关闭的生命之门前，就如同我们站在关闭的死亡之门前一样。

其中有一个像丘比特一样，摆出用一张无形的弓射箭的姿势，一个满脸皱纹、脑袋像谢顶的老人、嘴里没有牙齿的丘比特。每当我听到街上传来女人的声音，听到窗户之间彼此打招呼和应答的声音，忧伤之情会将我攫住，我的目光便落在他的身上。在那些时候，最为真实和快乐的青年岁月、春天、爱情的景象，对我来说就是那个可怕的丘比特，产科大夫的产钳用力从母亲的子宫里拉出来的、变形的小怪物，那个谢顶、没牙、在一个年轻女人肚子里成熟起来的老人。

不过，还有一些胎儿是我不得不带着一种秘密的恐惧去注视的。那是两个像独眼巨人的胎儿，其中的一个仿佛是伯恩鲍姆笔下的，另一个则同圣加利描绘的一样。他们用唯一的一只圆眼睛注视着我，那只无神而且一动不动的眼珠位于硕大的眼眶中间，如同一条鱼的眼睛。胎儿中还有一些是双头人，两个脑袋在消瘦的肩膀上摇晃着。那是两个可怕的双面怪物，如同双面神雅努斯，前面的脸年轻而光滑，后面的又小又皱，缩成老人邪恶的鬼脸。

有时，我在壁炉前面打盹，我听见他们，或者觉得他们在彼此交谈。那种神秘而又无法理解的语言，在酒精中漂浮着，如同气泡一样破碎。我一边听他们说话，一边对自己说：“这或许是古老的人类语言，是人类出生之前所讲的语言，是他们从死亡中诞生时所讲的语言。或许它是我们良知古老而神秘的语言。”有的时候，我一边注视着他们，一边对自己说：“这些是我们的证人，我们的法官；是那些站在生命的门口，看着我们如何生活的人；那些隐藏在原始洞窟里，凝视着我们欢乐、痛苦、死亡的人。他们是生前之不朽的见证，也是死后之不朽的保障。他们是审判死者的人。”我颤抖着，对自己说：“死去的人就是死亡的胎儿。”

出院的时候，我的身体非常虚弱，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一天夜里，我发起了高烧。我觉得那个由胎儿组成的种族走出水罐，在房间里游荡。他们爬上写字台、椅子，还有窗帘，甚至上了我的床。渐渐地，他们都聚集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围成一个半圆，就像是法官在开会。他们一会儿把脑袋侧向左边，一会儿又侧向右边，以便彼此耳语，用两栖动物那种无神而且一动不动的圆眼睛注视着我。他们的光头在月光下发着可怕的亮光。

那个长着三个脑袋的胎儿坐在中央，两边是两个双面人。为了逃避这场最高法院会议给我带来的彻骨恐惧，我抬起头向窗外望去，注视着绿草地般的天空，月亮冰冷而安详的银光如露水般闪耀。

突然，一个声音令我低下了头。那是三头怪物的声音：“把被告带进来，”他转过身，对聚集在一旁、表情如同警察的那些怪物说。

我注视着房间的一角，他们所有人都战战兢兢地转头望过去。

在两名警察中间，缓缓走来一个庞大的胎儿，他腹部柔软，双腿被又白又亮的汗毛覆盖着，像是刺菜蓟的毛。胎儿的双臂抱在胸前，双手被脐带绑着。随着缓慢、沉重和沉默的脚步，肥胖的身体左右摇晃，就好像他的脚是用什么异常柔软的材料做成的一样。

胎儿的脑袋膨胀、巨大、洁白，上面闪烁着两只水汪汪的巨大黄色眼睛，像失明的狗一样。他脸上的表情骄傲而又腼腆，仿佛古老的骄傲和对于某种非凡事物的新生的恐惧彼此竞争，却又难分高下，因而彼此融合，交织成一种既怯懦又英勇的表情。

那是一张肉做成的脸（既是胎儿又是老人的肉，一个衰老的胎儿的肉），是一面镜子。在那里面，人类肉体的伟大、苦难、傲慢和怯懦，都闪耀着它们愚蠢的荣光。那张脸上最让我吃惊的，是雄心与失望、傲慢与忧伤的融合，那是人类的脸所特有的。我第一次见识到人类面孔的丑陋，以及创造我们所用材料的恶心。人类的肉体里蕴含着多么卑鄙的荣光呀！人类的肉体，甚至是那短暂的青春和爱情里包含着多么可怜的胜利呀！

此时，那个巨大的胎儿注视着我，像眼皮一样下垂的青紫色嘴唇微笑着。在那个腼腆的微笑照耀下，他的面孔渐渐发生了变化：好像是一张女人的脸，一个年老的女人。在那张脸上，古老荣耀的脂粉痕迹，标志着岁月、失望和背叛的皱纹。我注视着她肥硕的胸脯，光滑的因为分娩而变得筋疲力尽的腹部，浮肿而柔软的两胯。想到那个曾经如此傲慢和荣耀的男人，如今只不过是个可怕的老太太，我笑了起来。不过，我立刻为自己的笑感到耻辱：尽管在天后监狱的牢房里，或者在利帕里岛孤独的岸边，在那些忧伤和绝望的时刻，我有的时候会高兴诅咒他、打败他、当着他的面侮辱他，就好像被情人背叛的男人所做的那样，现在，他就在那里，一个赤裸而令人厌恶的胎儿，他就在我面前，我为嘲笑他而感到脸红。

我注视着他，感觉心里产生了一种亲切的同情。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觉，这种新的情感同样令我诧异和惊奇。我试图低下头，躲避他水汪汪的目光，但是我不能。那张活生生的傲慢、骄纵、庸俗的面孔，变成了一种令人吃惊的忧伤。我感到非常不安，几乎是一种负罪感。这并不是因为我的那种新的情感能够侮辱他，而是因为在反抗他愚蠢的暴政之前，在很多年里，我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在他胜利的肉体的重压下弯下了腰。

此时，我听见三个脑袋的胎儿在叫我的名字，他说：“你为什么沉默呢？难道你还惧怕他吗？瞧瞧，看看他的荣光是用什么做的。”

“你们想让我怎么样？”我抬起头说，“嘲笑他吗？辱骂他吗？你们难道认为他不幸的表演能令我生气吗？令一个人气愤的，并不是腐烂和爬满红色蛆虫的人类肉体的表演，而是胜利的人类肉体的演出。”

“所以说，你非常骄傲自己是一个人吗？”三头怪物说。

“一个人？”我笑着回答，“一个人比那堆腐烂的肉更加令人伤心和恐惧。作为一个人意味着傲慢、残忍、背叛、怯懦和暴力。腐烂的肉则代表着忧郁、纯洁、恐惧、悔恨和希望。与一堆腐烂的肉相比，一个人、一个活人无关紧要。”

恶意的笑声从可怕的大会响起。

“你们为什么要笑呢？”三头怪物摇晃着他那三个光秃而又皱巴的脑袋说，“人类就是无关紧要。”

“人类是卑鄙的东西，”我说，“没有什么比一个人、一个民族胜利时的表演更令人忧伤和厌恶的了。但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被打败，被侮辱，沦落为一堆腐烂的肉，世界上哪里还有比这些更加美丽和高贵的东西呢？”

在我说话的时候，那些胎儿一个个都站了起来，摇晃着硕大的、近乎白色的脑袋，用两条湿淋淋的短腿蹒跚地走着。他们全都挤到了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围在三头怪物和两个双面人的四周。我看见他们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我听到他们彼此说笑，发出刺耳的呻吟。然后就沉默了。

那个巨大的胎儿站在我面前，用他那失明的狗一般的眼睛注视着我。

“看看如今我变成了什么，”沉默良久之后，他说，“任何人都不怜悯我。”

“怜悯？怜悯对你有什么用？”

“他们割断了我的喉咙，脚挂在钩子上倒吊着，他们的吐沫淹没了我，”那个胎儿用温柔的声音说。

“当时我也在洛雷托广场，”我低声说，“我看见你了，倒吊着，脚挂在一个钩子上。”

“你也恨我吗？”胎儿说。

“我不配去恨，”我回答，“只有一个纯洁的存在才配去恨。被人类称为仇恨的那种东西，只不过是胆怯。所有人类的东西都是肮脏和卑鄙的。人类是可怕的东西。”

“我也曾经 是可怕的东西，”胎儿说。

“世界上没有比站在荣光中的人更加令人厌恶的东西，”我说，“也就是坎皮多利奥的那些人肉。”

“今天我才知道我当时多么可怕，”胎儿说着沉默了，“假如所有人都抛弃我的那一天，假如他们把我独自留在凶手的手里的那一天，我向你请求怜悯，”他默默地注视了我良久，然后对我说，“你也会伤害我吗？”

“闭嘴！”我叫喊道。

“你为什么不回答？”怪物说。

“我不配伤害另一个人，”我低声回答，“伤害是神圣的东西。只有一个纯洁的存在才配去伤害另一个人。”

“你知道当凶手把武器指向我的时候，”在沉默了很久之后，那个怪物说，“我在想什么吗？他要给我的是一个肮脏的东西。”

“人给人的所有东西都是肮脏的，”我说，“包括爱情、仇恨、善意、伤害，一切。一个人给予另一个人的死亡也是肮脏的东西。”

怪物低下头，沉默了。然后，他说：“也包括原谅？”

“原谅也是肮脏的东西。”

此时，两个警察模样的胎儿靠上前来，其中的一个把手放在怪物的肩上，说：“咱们走吧。”

硕大的怪物抬头注视着我，温柔地哭了起来。

“永别了，”他说，然后低下头，跟着两个警察离开。他渐渐走远，期间还回过身，冲着我笑了笑。

(1) 　Marsilio Ficino（1433—149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

(2) 　Agnolo Firenzuola（1493—1543），意大利诗人。

(3) 　Luca della Robbia（1400—1481），意大利佛罗伦萨雕塑、陶瓷家、金匠。

(4) 　Joseph Fouché（1759—1820），法国政治家，被认为是现代警察政治的缔造者。

第十二章　死去的上帝

每天晚上，我和吉米都到港口去，阅读港务局栅栏上挂着的表格，上面标着美军部队上船的顺序，以及汽艇从那不勒斯出发、把第五军团送回美国的日期。

“还没轮到我，”吉米说，然后往地上吐了一口痰。

我们走到宽阔的广场上，在树荫下的长凳上坐了下来。这个广场朝向港口，高高耸立着安茹城堡的塔楼。

我决定陪吉米回那不勒斯，是为了和他一起待到最后一刻，为了能在把他带回美国的汽艇舷梯上和他道别。在所有同我一起分享两年战争的危险，以及解放的欢乐与痛苦的美国朋友中间，如今就只剩下吉米了。吉米·雷恩，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人，美国陆军通讯兵 军官。其他所有人都在欧洲，在德国、法国、奥地利失散了，或者已经回到美国的家里，又或者为了我、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国家而牺牲，就像杰克，像坎贝尔。我站在汽艇的舷梯上对他说永别的那一天，对我来说就好像是和可怜的杰克、坎贝尔道别。我将独自一人，留在我的家人中间，留在我的国家。我将平生第一次独自一人，真正的独自一人。

当夜晚的阴影刚刚爬上墙壁，大海巨大的黑色气息熄灭树木绿色的叶子和房屋红色的正立面时，一群凄惨、迟缓、沉默的人，从托莱多大街的上千条小巷里涌出来，占领了广场。那是那不勒斯神秘、古老而可怜的人们。不过，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熄灭了：饥饿的愉悦，甚至他们的灾难也显得忧伤、苍白、了无生气。夜晚在大海上渐渐升起，人们抬起噙着泪水的红眼睛，注视着白色、冰冷、幽灵般的维苏威火山高高耸立在黑色的天空下。再没有一丝烟雾从火山口升起，也没有暗淡的火光照亮火山宽阔的额头。人群久久沉默地停留在那里，直到深夜才无声地散去。

吉米和我孤单地留在巨大的广场上，面对着洒满黑暗的大海。我们离开了，不时转身注视那具巨大的白色尸体，在天际的夜色中逐渐消散。

一九四四年四月，在猛烈地摇撼大地和喷吐火焰之后，维苏威火山熄灭了。这种熄灭并非循序渐进，而是突如其来：它用一块由冰冷的云雾聚集而成的汗巾包裹住额头，突然发出一声巨吼，死亡的冰冷将它血管中炙热的岩浆凝固了。那不勒斯的上帝，那不勒斯人民的图腾，死去了。一块巨大的黑色绉纱降落在城市、港湾、波西利波的山丘上。人们踮着脚尖在路上行走，低声说话，就好像每座房子里都躺着一个死人。

凄凉的忧伤沉重地压在葬礼中的城市身上。那不勒斯的声音，饥饿、怜悯、痛苦、欢乐、爱情发出的古老而高贵的声音，那不勒斯高亢、沙哑、洪亮、欢快、胜利的声音，熄灭了。有的时候，倘若夕阳火一般的光辉，或者月亮反射的银色光芒，又或者初升的太阳的光芒，好像点燃了那座如同白色幽灵一样的火山，仿佛阵痛中的孕妇的一声叫喊，高声的叫喊，就会从城市里升起。所有人都会从窗户里探出头来，跑到大街上，彼此拥抱，欢乐地哭泣，仿佛生命又奇迹般地回到了火山熄灭的血管里，因为夕阳那血一般的轻触，月亮反射的光芒，或者黎明腼腆的光亮，宣告了维苏威的复活。这个死去的上帝，它庞大而赤裸的尸体占据着那不勒斯忧郁的天空。

但是，紧随那种希望而来的是失望与愤怒：眼泪干涸了，人群松开了合十做祷告的双手，举起威胁的拳头，或者向着维苏威火山伸出侮辱的手势，同时还掺杂着祈求、诅咒与谩骂：“怜悯我们吧，该死的！婊子养的，可怜我们吧！”

随后，新月的日子就开始了。当月亮缓缓地升上维苏威冰冷的肩膀，一种沉重的忧伤降落在那不勒斯。黎明，尚未坠落的月亮照亮了由红色灰烬和青黑色岩石——它是冰冷的岩浆凝结成，如同黑色冰块构成的悬崖——构成的那片了无生机的荒漠。黑暗的小巷里到处都响起呜咽与哭泣。沿着圣露琪亚、梅尔杰里纳、波西利波的海岸边，睡在船龙骨下面温热的沙子上的渔夫们从睡梦中醒来，用胳膊撑着脑袋，扭头望着幽灵般的维苏威火山，颤抖地倾听着海浪的哀诉，以及四散的海鸥的抽泣。贝壳在沙滩上闪闪发亮，天空洁白得如同银色的鱼鳞。海岸边，维苏威如同死后被海浪丢弃在岸边的鲨鱼一样渐渐腐烂。

一天晚上，那是在八月，我们从阿马尔菲回来，发现沿着维苏威的山坡有长长一队泛红的火焰，向火山口的方向上升。我们问渔夫那些光是什么。那是一支向维苏威进献贡品的队伍，为的是平息它的愤怒，祈求它不要遗弃它的人民。在庞贝的圣殿里祈祷了一天之后，一支由女人、孩子、老人组成的长长的队伍，在一群身穿神圣祭服的教士，举着旌旗、兄弟会旗帜，还有巨大的黑色十字架的年轻人率领下，走在从特雷卡塞树林通向火山口的高速公路上，一边哭泣，一边祈祷。其中一些人摇着橄榄树、松树，以及缀满葡萄的枝条，有人拿着酒罐和盛满山羊奶酪、水果、面包的篮子，有的托着装有匹萨和鲜奶酪片的铜质托盘，还有人带着羊羔、鸡、兔子和盛满鱼的篮子。来到维苏威山顶，那群赤着脚、衣衫褴褛、面孔和头发因为灰尘而变得肮脏的人，跟随在唱圣歌的教士后面，站在由巨大的火山口构成的圆形剧场面前，陷入了沉默。

在如绿色的镜子般的天空下，远处的吉伦托山呈现出深蓝色和银白色，红色的月亮从山上升了起来。夜晚沉寂而又炎热。人群中到处响起哭泣声、窒息的呜咽声、尖利的叫喊声，以及由于恐惧和痛苦而发出的沙哑的声音。不时有人跪下来，把手插进冰冷的岩浆结成的硬壳的缝隙中——就像是一座坟墓大理石板之间的缝隙——希望感觉到古老的火焰是否依然在火山的血管中燃烧。随后，他抽出手来，用因为忧虑和憎恨而变得断断续续的声音大叫道：“它死了！它死了！”

听到这些话，人群中响起一阵巨大的哭泣声，拳头拍打在胸口和腹部的咚咚声，还有信徒们用指甲和牙齿折磨肌肉后发出的尖锐的呻吟声。

古老的火山口形状如盆，差不多有几英里那么宽，尖利的边缘有岩浆灼烧的黑色和硫磺染成的黄色。岩浆凝固成的人形随处可见。它们外形如同巨人，纵横交错犹如在无声的黑暗中战斗的角斗士。那些岩浆凝固后形成的塑像，被维苏威附近村民称为“奴隶”，可能是为了纪念跟随斯巴达克斯的那些奴隶。他们就隐藏在葡萄园里，在这里住了很多个月，等待起义的信号。在突如其来的火山爆发毁灭了赫库兰尼姆和庞贝之前，那些葡萄园覆盖着和平的维苏威的山脊和山顶。月亮唤醒了那支奴隶组成的部队。他们从睡梦中慢慢醒来，抬起胳膊，穿过月亮红色的雾霭，迎接那群信徒。

在古老的火山口构成的巨大半圆形中间，耸立着锥形的新火山口。现在，它沉默而冰冷。但是，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它始终喷吐着火焰、灰烬、石头，还有河流般的岩浆。人群从陡峭的圆锥形的侧面爬上去，聚集在熄灭的火山口四周，哭泣着，叫喊着，把祭品——面包、水果、鲜奶酪——丢入怪物口中，把酒和割断喉咙的羊羔、鸡、兔子的血喷洒在岩浆凝固而成的岩石上，随后把仍旧在扑棱的动物丢进深渊。

吉米和我爬上火山顶的时候，那群人刚好已经完成了古老的祈神仪式。他们扑倒在地，扯着头发，撕着脸和胸口，唱着仪式的歌曲，呻吟着，祈求庞贝贞女赐予奇迹，同时恳求残忍而无情的维苏威的怜悯。月亮逐渐升上天空，如同浸满鲜血的海绵，哭泣和礼拜仪式也提高了声调。被绝望和野蛮的愤怒支配的人群大声祈求和咒骂，声音变得越发尖利和痛苦，随后他们将岩浆的碎块和一把把的火山灰投入火山口内。

此时刮起了一阵大风。东南风吹来的厚厚云团从海上升起，还夹杂着闪电，很快就笼罩住维苏威的山顶。在黄色的云团中，巨大的黑色十字架和旌旗随风飘荡，仿佛庞大的巨人，宗教仪式、祈祷和哭泣仿佛从突然间敞开的地狱里冒出的火焰和烟雾中升起。终于，先是那群教士，然后是兄弟会的旗手，再是信众，在呼啸着从云团裂缝中倾泻而出的雨水下，迅速从圆锥形的侧面逃离，四散在此时吞噬了古火山口的硫磺味儿的黑暗中。

现在，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吉米和我向我们停吉普车的地方走去，像是走在一个熄灭的星球冰冷的硬壳上。或许我们是最后被创造出来的两个人，是在毁灭世界的灾难中唯一幸存的两个人。当我们来到火山边缘的时候，暴风雨已经停息，惨白的月亮在深绿色的天空中闪耀。

我们坐在那群重新变成冰冷的黑色雕像的“奴隶”当中，在一块岩浆凝固而成的岩石的庇护下，久久地凝视着土地和大海惨淡的面孔、散落在熄灭的维苏威火山脚下的房屋、远处地平线上游弋的岛屿、远处的那不勒斯，还有那堆死亡的石头。

我们是一个死去的世界里的活人。我不再因为自己是一个人而感到羞愧。人类到底是无辜还是有罪与我何干？世界上只有活人和死人。剩下的都不重要。剩下的只不过是恐惧、失望、悔恨、仇恨、原谅，还有希望。我们站在一座熄灭的火山顶上。几千年来烧灼着那座山的血管、那片土地、整个大地的火焰，突然熄灭了，如今，大地在我们的脚下逐渐冷却。远处的那座城市，被闪亮的硬壳覆盖的大海岸边的那座城市，阴云密布的天空下的那座城市，在那里挤满的不仅仅是无辜者和有罪者、获胜者和战败者，而是四处游荡寻找食物充饥的活人，还有掩埋在房屋瓦砾下面的死人。

在远处，在我目之所及的地方，大地被成千上万的尸体覆盖。假如他们中间没有一些人为了他人，为了拯救这个世界，为了从那些年的泪水和鲜血中幸存下来的所有无辜者和有罪者、胜利者和战败者，为了他们不必再因为自己是人类而感到羞耻，假如没有这些人的牺牲，那么，那些尸体就仅仅是一些腐烂的肉。在成千上万的死人当中，自然会有某具基督的尸体。假如在那么多死人中没有一个基督，那么世界，我们所有人，又会变成什么呢？

“再多一个基督又能有什么用？”吉米说，“基督已经拯救了世界，彻底地拯救了世界。”

“噢，吉米，你为什么不愿意明白，假如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基督，所有那些人就都白死了。为什么你不愿意明白，在所有那些死人中，一定会有成千上万的基督。你也知道，基督并没有彻底拯救世界。基督死去是为了教会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变成基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牺牲拯救世界。假如每个人不能变成基督拯救世界，那么基督的死也将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人只是一个人，”吉米说。

“噢，吉米，为什么你不愿意明白，不一定要作为上帝的儿子，在死后第三天复活，坐在天父的右边，才能够成为基督。是成千上万的死人，吉米，是他们拯救了世界。”

“你赋予了死人太大的重要性，”吉米说，“一个人只有活着的时候才有价值。一个死人只不过是一个死人。”

“在我们这里，在欧洲，”我说，“只有死人才有价值。”

“我厌倦了生活在死人中间，”吉米说，“我很高兴能够回家，回美国，回到活人中间去。为什么你不也到美国来呢？你是个活人。美国是一个富有和幸福的国家。”

“吉米，我知道美国是一个富有和幸福的国家。可是，我不去，我要留在这里。我不是懦夫，吉米。另外，即使苦难、饥饿、恐惧，还有希望，也都是美好的东西。比财富和幸福更加美好。”

“欧洲是一个垃圾堆，”吉米说，“一个可怜的战败的国家。跟我们一起走吧。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我不能抛弃我的那些死人，吉米。你们把你们的死人带回美国。每天都有装着死人的汽艇出发去美国。他们是富有、幸福、自由的死人。可是，我的死人不能买票去美国，他们太穷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富有、幸福，还有自由。他们始终生活在奴隶制中。他们始终忍受饥饿和恐惧。他们将永远是奴隶，永远忍受饥饿和恐惧之苦，即使死了也一样。这是他们的命运，吉米。假如你知道基督躺在他们中间，在那些死人中间，你会抛弃他吗？”

“你不是想要对我说，”吉米说，“基督也输掉了战争吧？”

“赢得战争是一种耻辱，”我低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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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Digital Lab简介

彩插

第一章　瘟疫

第二章　那不勒斯的处女

第三章　假发

第四章　肉玫瑰

第五章　亚当的儿子

第六章　黑风

第七章　科克将军的晚宴

第八章　克罗琳达的胜利

第九章　火雨

第十章　旗帜

第十一章　审判

第十二章　死去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