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与死的年代/（德）雷马克（Remarque, E.M.）著；朱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书名原文：Zeit zu leben und zeit zu sterben

ISBN 978-7-208-12879-8

Ⅰ.①爱…Ⅱ.①雷…②朱…Ⅲ.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IV.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44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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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爱与死的年代

作者：[德]雷马克

译者：朱雯

责任编辑：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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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208-12879-8/I.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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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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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波莱特·雷马克[1]

1

死的味道在苏联跟在非洲不一样。在非洲，在英国人的猛烈炮火底下，火线中间的尸体也常常躺在那儿，好久好久没有给埋葬，可是太阳起的作用却很快。一到晚上，有股甜蜜的、闷人的、浓郁的味道随风送来——毒气灌满了尸体，他们在异国的星光里如同鬼怪一样站起来，仿佛正在毫无声息、毫无希望地各自做那最后一次战斗——可是一到第二天，他们便开始皱缩，无限疲乏地紧贴着地面，仿佛打算钻进里头去似的。要是过后他们能够被运回去，那么有的已经很轻，已经干瘪，也还有过了几个星期才给发现的，那就只剩下一些骸骨，在突然显得太大的制服里宽宽松松地摇得响了。这是在沙地上、在太阳下、在风里头的一种干燥的死法，而在苏联却是一种腌臜的、发臭的死法。

一连下了几天雨。雪在融化了。一个月前，积雪还要深三码。那个被轰毁的村子起初看来好像只有烧焦的屋顶，这会儿已经悄悄地、一夜又一夜地从那正在下沉的积雪里冒出来。窗框已经露出来了；几夜过后，门的拱道出现了；接着，通到下面那污糟糟的白色中去的梯子也可以看见了。雪在融化，融化，而随着融化，尸体也露出来了。

他们都是阵亡已久的人的尸体。那村子曾经被争夺过好几次——在十一月、十二月、一月，还有如今这四月。占领了又失陷，随后又占领了。来了一场暴风雪，有时候在几小时里就把那些尸体掩盖起来，弄得埋尸队也常常找不到他们——直到最后，差不多每天都有新的雪白的一层撒到废墟上去，正如一个护士把一条被单铺在一张血淋淋的、肮脏的床上。

最先露出来的是一月里阵亡的人的尸体。他们堆在最上面一层，四月初，积雪一开始消融，马上就露出来了。他们的躯体冻得挺硬，他们的脸像是灰色的蜡。

他们如同一块块木板似的被埋葬。村子后面有一座小山，那儿雪积得不太深，把雪刨掉，就在冻冰的地上挖了些墓穴。这是件烦重的工作。只有德国人才被埋葬起来。苏联人都给扔在露天的围场上。天气一转暖，他们便开始发出臭味。臭得太厉害了，就铲些雪来盖在那上面。把他们埋葬起来是不必要的，谁也不指望那个村子会守得很长久。步兵团正在撤退。挺进中的苏联人自己会把他们的阵亡者埋葬的。

在十二月里阵亡的人的尸体旁边，还发现一些武器，这些武器是一月里的阵亡者的。步枪和手榴弹比尸体陷得更深，有时候钢盔也一样。这些尸体制服上的标志比较容易扯下来，正在融化的雪早已把布给泡酥了。水积在他们那张开着的嘴里，仿佛他们是淹死在水里似的。有时候，手脚都已经烂了。他们被抬走的时候，身体还是硬邦邦的，可是一条胳膊、一只手却会摇啊晃的，倒像那死尸在挥手，那样子冷漠得怕人，而且几乎有点猥亵。所有这些尸体一搁到阳光里，眼睛总是先烂。它们会失去玻璃似的光辉，眼珠子会变成胶冻，里头的冰融化了，慢慢地从眼睛里淌下来——好像在哭泣。

突然又冰冻了好几天。雪面上长了一层皮，就结起冰来了。雪不再往下沉。可是那时候，懒怠的、闷热的风又开始吹起来了。

起初，只是一个灰色的斑点在逐渐消退的白色中显现。一小时过后，那已经是一只向上伸出来的、捏紧着拳头的手了。“又是一个。”绍尔说。

“哪儿？”伊默曼问。

“在那边教堂前面。我们要不要把他挖出来？”

“有什么用啊，风会把他挖出来的。那儿后面的雪至少还有一两码深哪。这个倒霉的村子比周围地势都低。难道你想把你的靴子灌满冰水吗？”

“见鬼，才不呢。你知道今天吃什么？”

“卷心菜。卷心菜烧猪肉和马铃薯，不过猪肉是不会有的。”

“当然是卷心菜啰！这个星期已经是第三次了！”

绍尔解开他裤子上的纽扣，开始小便。“一年以前，我小便起来还要弄成一个很大的弧形，”他愁眉苦脸地解释着，“那是一种道地的军队派头，大家都那么做，我也觉着很好。每天挺进这么多公里，满以为不久就可以回家了。如今我像老百姓一样小便，随随便便，也不觉得高兴了。”

伊默曼把手伸到制服里面，舒舒服服地在搔痒。“怎么样小便我倒一点也不在乎——只要让我再当老百姓就好了！”

“我也是一样，可是看样子我们得当一辈子兵了。”

“当然啰，当英雄当到死。只有党卫队员小便起来还弄成很大的弧形。”

绍尔扣好裤子。“他们当然能那样做。我们干着肮脏的活儿，可是那些宝贝却得到了所有的荣誉。为了一座倒霉的城市，我们打了两三个星期的仗，临到最后一天，党卫队员来了，他们抢在我们头里，意气扬扬地开进了城。只要看一看他们得到的那种待遇！总是顶厚的衣服，顶好的靴子，顶大块的肉！”

伊默曼龇着牙齿笑了笑。“现在就连党卫队员也不能占领什么城市了。他们也在往后退，跟我们完全一个样！”

“跟我们不是一个样。那些带不走的东西，我们是不烧不杀的。”

伊默曼不再搔痒了。“你今天怎么啦？”他诧异地问，“你倒像一个人一样说起话来了。小心别让施泰因布伦纳听了去，要不，你马上会发现自己给弄进了纪律连。瞧，那边的雪已经沉下去了！这会儿你可以看见那个人的一段胳膊啦。”

绍尔望过去。“雪要是一直这样融化下去，明天他会挂在一个十字架上呢。他的位置很适当，恰巧就在公墓上。”

“那边就是个公墓吗？”

“当然啰，你难道不知道？以前我们也来过这儿一次，就在我们上回反攻的时候，大约在十月底。那时候你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吗？”

“没有。”

“你在哪儿，医院里？”

“在纪律连。”

绍尔从牙齿缝里吹了下口哨。“纪律连！该死！为了什么事？”

伊默曼瞧着他。“从前是共产党员嘛。”他说。

“什么？他们把你放出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人得有运气。我是一个很好的机械工，如今这种人在这儿比在那儿显然更有用。”

“也许是，可是到底是个共产党员哪！而且又是在苏联这边！共产党员往往被派到别的地方去的。”绍尔突然怀疑地瞧着伊默曼。

伊默曼讥刺地笑了笑。“放心好了，”他说，“我还没有做间谍。你说的关于党卫队员的话，我不会去报告的。你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我？一点也不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事！”绍尔伸手去拿他的饭盒，“军厨车来啦！赶快。要不，我们只能弄到一点洗碗水了。”

那只手越长越高，好像不是积雪在融化，而是那只手正在从泥土里慢慢地伸出来——如同一种无力的威胁或是一个瘫软的求救手势。

连长突然停下来。“那边那个东西是什么？”

“大概是一个什么人吧，长官。”

拉厄越发凝神地瞅着。他看得出那是衣袖上一块褪色的布。“那不是苏联人。”他说。

米克上士在靴子里扭动着脚趾。他受不了那个连长。自然，他带着无可指责的严肃站在他面前——纪律胜过了私人的感情——可是在私下里，为了表示他的蔑视，却不断地在靴子里扭动着脚趾。呆驴子，他想，蠢东西！

“把他弄出来。”拉厄说。

“是，长官。”

“马上找两三个人来动手。那样的东西看着不顺眼！”

抱在怀里的娃娃，米克想，说梦话的家伙！看着不顺眼！倒像那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死尸！

“那是一个德国士兵。”拉厄说。

“是的，长官。近四天来，我们发现的尽是苏联人。”

“叫他们把他弄出来，我们就会知道他到底是谁了。”拉厄走到他驻屯的地方去。自命不凡的驴子，米克想。有一只火炉，一所暖和的房子，还有骑士十字勋章。我连一等铁十字勋章也没有一个。他既然弄到那么多奖章，那么凭我做的事也总够捞到这么一个啊。“绍尔！”他喝道，“伊默曼！到这儿来！把铁锹带着！那边还有谁？格雷贝尔！希施兰！贝尔宁！施泰因布伦纳，你负责带这个小队！那边那只手！把他挖出来，如果是德国人，就把他埋葬了！我敢打赌，那一定不是的。”

施泰因布伦纳悠悠闲闲地踱过来。“你要打赌吗？”他问，他有着高亢的、孩子似的嗓子，要压低也白费劲，“赌多少？”

米克愣了一会儿。“三个卢布，”他随后说，“三个占领区的卢布。”

“五个，不到五个我不赌。”

“好吧，那么就五个，可是得付清。”

施泰因布伦纳笑了。他的牙齿在惨白的阳光里闪耀。他十九岁，碧蓝的眼睛，金黄的头发，脸蛋像个哥特天使。“当然付清。还有什么，米克？”

米克也不喜欢施泰因布伦纳，可是他怕他，所以很小心。施泰因布伦纳是从党卫队转来的。他有希特勒青年团的金质徽章。如今他属于这个连队，可是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情报员和秘密警察的暗探。

“好吧，好吧。”米克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樱桃木烟盒，那盖子上烙着一枝花的图样，“来支烟吗？”

“行。”

“元首是不抽烟的，施泰因布伦纳。”伊默曼随口说道。

“闭上你的鸟嘴。”

“你闭嘴，你这个野种。”

施泰因布伦纳扬起他那长长的睫毛，斜觑了一眼。“你好像觉得怪舒服似的，把种种事情都忘记了，是不是？”

伊默曼笑了起来。“任何事情我都不会轻易忘记。我也知道你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马克斯。可是你别忘记我说的是什么：元首是不抽烟的。就是这么一句话。这儿有四个见证。元首是不抽烟的，这人人都知道。”

“别唠叨了！”米克说，“动手挖吧，连长下的命令。”

“好，行动！”施泰因布伦纳燃上米克给他的纸烟。

“从什么时候起准许值勤的时候抽烟的？”伊默曼问。

“我们又不是在值勤，”米克怒悻悻地解释着，“现在别再说话了，动手吧！希施兰，你也来！”

希施兰走过来。施泰因布伦纳龇着牙齿笑了笑。“给你的第一流工作，伊萨克！挖死人，这对你的犹太血统来说是有好处的，可以增强筋骨和精神。把那边的那柄铁锹拿着。”

“我是四分之三的雅利安人。”希施兰说。

施泰因布伦纳把烟喷到他脸上。“那是你说的！依我看来，你是四分之一的犹太人，由于元首的宽大，你才被准许跟纯粹的德国人一块儿打仗。所以，把这只苏联猪挖出来吧。在少尉那高雅的鼻子闻起来，他发出的臭味太厉害了。”

“这不是苏联人。”格雷贝尔说。他已经把几条木板拖到死人那儿，独自动手铲掉胳膊和胸脯周围的雪。湿漉漉的制服这会儿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不是苏联人？”施泰因布伦纳走过去，脚步又快又稳，如同一个舞蹈的人走在摇摇晃晃的木板上，随后他在格雷贝尔旁边蹲下去。“的确，那是德国人的制服。”他转过头，“米克，这不是苏联人！我赢了！”

米克脚步沉重地走过去。他瞪着那个窟窿，里面的水从四边慢慢地滴下来。“我弄不明白，”他嫌恶地说，“到现在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了，我们发现的尽是苏联人。他准是十二月里阵亡的那批中的一个，陷得比较深。”

“说不定他是十月里阵亡的，”格雷贝尔说，“那时候我们的团来过这儿。”

“胡说，他们不会再有留下的了。”

“会的，我们在这儿打过一次夜战，苏联人退却了，我们不得不马上前进。”

“那倒是真的。”绍尔说道。

“胡说，我们的接防部队一定会发现所有的尸体，并把他们埋葬的。”

“那可不一定。十月底就开始下大雪。那时候我们还挺进得很快咧。”

“你说这个话已经是第二次了。”施泰因布伦纳瞧着格雷贝尔。

“要是你乐意，我很高兴让你再听一遍。那时候我们正在反攻，我们挺进了一百多公里。”

“现在我们正在撤退，嗯？”

“现在我们又到了这儿了。”

“那就是说，我们正在撤退，是不是？”

伊默曼警告地用胳膊肘碰了下格雷贝尔。“也许我们倒是在前进吧？”格雷贝尔问。

“我们是在缩短战线，”伊默曼一面说，一面讽刺地瞪着施泰因布伦纳的脸，“到如今有一年了。战略上的需要，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他手指上有一个戒指。”希施兰突然说道。他一直在挖掘，已经把死人的另一只手翻出来了。米克弯下身去。“戒指，”他说，“还是金的呢。这是结婚戒指。”

他们大家全瞧着它。“你得留神，”伊默曼轻轻地对格雷贝尔说，“那只猪会弄得你得不到休假的。他会打报告，说你是个制造恐慌的人。他正在等待着机会呢。”

“他不过是想显显威风，你自己倒要提防一下，他对你比对我更怀恨在心哪。”

“我不在乎，我不想请什么假。”

“那些全是我们团的标志。”希施兰说。他已经继续在用手挖掘了。

“这样说起来，那的的确确不是苏联人了，嗯？”施泰因布伦纳转过头，向米克龇牙咧嘴地笑了笑。

“不，那不是苏联人。”米克怒气勃勃地回答。

“五个卢布！可惜我们没有赌十个。把钱拿出来！”

“我身边没有。”

“那么在哪儿？在国家银行里吗？来，把钱拿出来！”

米克狠狠地瞪着施泰因布伦纳。随后他掏出皮夹，把钱递过去。“今天样样都不顺手，真是倒霉！”

施泰因布伦纳把钱藏进口袋。格雷贝尔又弯下身去帮希施兰挖掘。“我想那是赖克。”他说。

“什么？”

“这是赖克少尉。那儿还有他的军衔肩章。还有这儿，他的右手食指的最后一节已经不见了。”

“胡说，赖克挂了彩，已经送回家去了。这个消息我们后来听到的。”

“的确是赖克。”

“把他的脸弄干净。”

格雷贝尔和希施兰继续挖着。“留神，”米克嚷道，“别撬到他的脑壳。”

“他现在是不会有知觉的了。”伊默曼说。

“闭上你的鸟嘴。这儿躺着一位阵亡的德国军官，你这个共产党员！”

那张脸从雪里露出来了，水淋淋的，眼睛的凹窝里仍然积着雪。它给人以一种古怪的印象：好像一个雕刻家没有把面部雕塑完成，也没有把眼睛雕出来。一颗金牙齿在那蓝漾漾的嘴唇间闪烁。

“我认不出来。”米克说。

“那一定是他。那一次我们在这儿没牺牲过别的军官。”

“把他的眼睛抹干净。”

格雷贝尔迟疑了一会儿，随后他小心翼翼地用手套把雪抹掉。“是他。”他说。

米克激动起来了，他便亲自去指挥。既然问题涉及一个军官，那就似乎需要比较高级的人来做主了。“把他抬起来！希施兰和绍尔抓住腿，施泰因布伦纳和贝尔宁抓住胳臂。格雷贝尔，当心他的脑壳！大家一齐来——一，二，拉！”

尸体移动了。“再来一下。一，二，抬！”

尸体又移动了。空气冲进去，从下面雪里发出一声瓮声瓮气的响声。

“上士先生！一只脚掉啦！”希施兰嚷道。

那是一只靴子，它已经脱落了一半。脚上的肉早已在融化了的雪里腐烂、松裂了。“放手！把他放下去！”米克吆喝着。已经来不及了，那身体震动一下，松散了，希施兰手里抓着那只靴子。

“那只脚在里边吗？”伊默曼问。

“把靴子搁着，继续铲下去，”米克朝着希施兰嚷，“谁知道他早已那么酥软了吗？你，伊默曼，住嘴！对死者应当表示一点敬意！”

伊默曼愕然地瞧着米克，可是他没作声。

几分钟过后，他们已经把雪从尸体周围铲完了。在湿漉漉的制服里，他们找到一只装着些纸的皮夹，字迹已经模糊，可是还能辨认。格雷贝尔说得对：那是赖克少尉，秋天曾经在那个连队里当过排长。

“我们得马上把这件事报告上去，”米克说，“你们待在这儿，我去一下就来。”

他走到连长住的那所房子去。那是好歹还可以住人的唯一的房子，革命以前，这里大概是村里牧师住的。拉厄坐在一间很大的起居室里。米克恶狠狠地瞪着那只巨大的俄国火炉，火正在里面燃着。在炉边的长凳上，拉厄的一只牧羊犬睡得正熟。米克向他报告了，拉厄便跟他一起走出来。

他向赖克低头看了一会儿。“把他的眼睛闭起来。”他随后说。

“那不成，长官，”格雷贝尔答道，“眼皮太薄，一弄就会破的。”

拉厄望着那座被炮弹轰毁的教堂。“眼下且把他抬过去，放在那儿。我们有一口棺材没有？”

“棺材都留在后面了，”米克报告，“我们是有过几口，用来应付特殊事故的，现在都给苏联人拿走了。我希望那些东西他们会用得着！”

施泰因布伦纳笑了，拉厄可没有笑。“我们能不能做一口？”

“费的时间太久，长官，”格雷贝尔说，“那尸体早已很酥软了。再说，看来城里也不会有合适的木板。”

拉厄点点头。“把他搁在一条帆布上。我们就把他裹在里面埋葬了。挖一个墓穴，做一个十字架。”

格雷贝尔、绍尔、伊默曼和贝尔宁把那个松软的尸体往教堂里抬。希施兰拿着那只靴子，一段脚仍然留在里面，惘然地跟随着。

“米克上士！”拉厄说。

“有，长官！”

“四个俘获的游击队员今天正在被押解到这边来。明天一大早，他们就要被枪毙。我们连队已经接到执行死刑的命令。问问你们班里有没有自愿报名行刑的。要是你找不到自愿的，那么上士就要指名了。”

“是，长官。”

“天知道，干吗一定要我们担任呢？唉，在这种种的混乱里——”

“我报名。”施泰因布伦纳说。

“好。”拉厄的脸上一点没有表情。他沉重地从那雪里铲出来的小道上走回去，回到他的火炉那儿。米克想，那个混蛋！枪毙几个游击队员算得了什么？倒像他们不曾弄死过我们几百个战友似的！

“要是苏联人及时赶到，他们也会替赖克掘坟墓的，”施泰因布伦纳说，“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工作了。把这工作马上做好，怎么样，米克？”

“我没有问题！”米克的胃有点儿难受。那个教师，他想，瘦瘦的，个儿过高，活像一根细长的板条，戴着角质边框的眼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当少尉，这一次大战中也没有升过军衔。勇敢是勇敢的，哪一个不勇敢呢？可是天生不是个领袖。“你觉得拉厄怎么样？”他问施泰因布伦纳。

施泰因布伦纳莫名其妙地瞧着他。“他是我们的连长，不是吗？”

“当然啰，可是另外还有什么？”

“另外？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米克暴躁地回答。

“够深了吗？”那个年纪最大的苏联人问。

他大约七十岁，蓄着一绺肮脏的白胡须，有着一双碧蓝的眼睛，说着不大连贯的德国话。

“闭嘴，布尔什维克。叫你说话你才准说话。”施泰因布伦纳答道。他兴致很好，一双眼睛老盯着游击队员里的一个女人。那女人既年轻，又健壮。

“要再深些。”格雷贝尔说。他跟施泰因布伦纳和绍尔一道，正在监督那些俘虏。

“是为我们挖的吗？”那个苏联人问。

施泰因布伦纳急速地、轻捷地跳下去，用手掌往他脸上狠狠地揍了一下。“我关照过你，老爹，叫你别多嘴。你以为这是什么？是乡下的市集吗？”

他微微一笑，脸上一点恶意也没有，只是洋溢着一个孩子从苍蝇身上扯下翅膀时的那种满意神态。

“不，这个坟墓不是为你们挖的。”格雷贝尔说。

那个苏联人并没有动弹，他默默地站在那儿，瞧着施泰因布伦纳。施泰因布伦纳回瞅了他一眼，脸色突然变了，变得既紧张又警惕。他以为那个苏联人想要袭击他，因而他等着对方先动手。如果他当场就把对方打死，本来对任何人都无所谓，反正那个人已经被判处死刑，谁也不会来查究是不是出于自卫。可是施泰因布伦纳却认为不一样。格雷贝尔也说不出来，他到底是想戏弄那个苏联人，惹得他克制不住自己，还是他仍然保有那种古怪的拘迂习气，在杀人的时候得找个看来往往很合法的借口。两种成分都有，而且同时出现。这种情况格雷贝尔看见得够多了。

那个苏联人并没有动弹。血从他的鼻子里淌出来，流到了胡须里。格雷贝尔寻思了半晌，要是他自己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会怎么样——是不是会扑到那个人身上去，为了要报复那一拳，痛快一下，而甘冒立刻就死的危险，还是会忍受一切，以争取几小时的时间，多活一夜呢？他不知道。

那个苏联人慢慢地伛下腰去，举起那柄鹤嘴锄。施泰因布伦纳往后退了一步，做好开枪的准备。可是那个苏联人却没再直起腰来，他继续在那个洞穴的底部铲着。施泰因布伦纳龇牙咧嘴地笑了笑。“躺在那儿。”他说。

那个苏联人把鹤嘴锄搁在一边，往泥沟里躺下去。他一声不吭地躺在那儿。施泰因布伦纳跨过墓穴的时候，几块雪掉在他身上。“够长了吗？”他问格雷贝尔。

“够了，赖克个子不高。”

那个苏联人朝上面望着。他眼睛睁得老大，天空的蔚蓝仿佛倒映在这双眼睛里。他嘴四周的白胡须随着呼吸在颤动。施泰因布伦纳让他在那里躺了一会儿，随后说：“出来！”

那个苏联人爬了出来。烂泥粘在他的外衣上。“好，”施泰因布伦纳说，同时瞟了一下那个女人，“现在我们去掘你们自己的坟墓。那用不着这么深。要是明年夏天狐狸来把你们吃掉了，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清晨。天边横着一条淡红色的带子。雪地上出现了裂纹，夜里又上冻了。敞着的墓穴漆黑漆黑的。“真倒了霉，”绍尔说，“他们叫我们担负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非干这个不可？为什么不叫党卫队保安局来干？枪毙人，他们到底是专家啊。干吗要叫我们来做？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还说我们是应当受到尊敬的士兵呢！”

格雷贝尔手里松松地握着他的步枪。钢很冷。他把手套戴上了。“党卫队保安局一直在老远的后面忙着哪。”

“对，他们是不会到这种接近前线的地方来的。前些时候施泰因布伦纳不是也在党卫队保安局吗？”

“我以为他是在集中营里担任看守之类的职务。”

其余的人都走过来了。只有施泰因布伦纳一个人已经充分休息过，而且完全清醒了。他的皮肤好像孩子似的发着红光。“听着，”他说，“那批家伙里面还有那么一头母牛，把她留给我。”

“留给你，这是什么意思？”绍尔问，“你也来不及使她怀孕了。你应当早一点儿试才行。”

“他早已试过了。”伊默曼说。

“谁告诉你的？”施泰因布伦纳问，“共产国际吗？”

“她不让他接近她。”

施泰因布伦纳怒气勃勃地转过身来。“你很会说俏皮话，是吗？假如我真的要那头红色的母牛，那我早已把她弄到手了。”

“不见得吧。”

“唉，别嚼舌头了，”绍尔咬了一口烟草，“如果他的意思是想由他一个人来枪毙她，那对我说来是欢迎的。我不会跟他抢的。”

“我也不会。”格雷贝尔说。

别人都不吱声。天更明了。希施兰看了看表。“你等不及了吗，伊萨克？”施泰因布伦纳问，“你被挑选出来做这个事，应当知道感谢才对。这正是医治你那种犹太人的胆小的办法。枪毙——”他吐了口唾沫，“对这批家伙太好了！为了那样的事还要浪费弹药！他们应当被绞死，像别的任何地方一样。”

“什么地方？”绍尔向四下里望了望，“你看见什么树没有？还是我们得做一个绞刑架？可是拿什么来做啊？”

“他们来了。”格雷贝尔说。

米克带着四个苏联人出现了。两个士兵走在他们前面，两个押在后面。那个苏联老头儿走在前头，他后面是那个女人，再后面是两个比较年轻的男人。也没有谁关照，四个人在墓穴前站成一排。那个女人向下面瞧了一眼，随后就转过头去。她穿着一条红呢裙子。

一排的米勒少尉从连长的屋子里走出来。他是代表拉厄来监督行刑的。事情看来很可笑，但是大部分手续却还履行得很严格。每个人都知道那四个苏联人可能是游击队员，但也可能不是，他们曾经被正式审问，可是没有得到真正辩白的机会就被判决了。本来想查出什么事来的呢？他们的罪状是藏有武器。现在，他们就要按照应有的手续，在一个军官面前被枪毙了，好像枪毙的方式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似的。

米勒少尉今年二十一岁，六星期前才被调到这个连队里。他验明正身，随后宣读判决书。

“那头母牛让我来。”施泰因布伦纳嘟囔着。

格雷贝尔瞧了一下那个女人。她穿着一条红裙子，从从容容地站在墓穴前面。她强壮、年轻而健康，生来是个会生孩子的女人。她不明白米勒念了些什么，可是她知道那是她的死刑判决书。她知道几分钟过后，在她血管里强壮而健康地搏动着的生命就要永远结束了——可是她镇静地站在那儿，若无其事，只是在凛冽的晨风里觉得有点儿冷。

格雷贝尔看见米克过分殷勤地跟米勒嘟囔了几句。米勒抬头望了一眼。“那不能以后再办吗？”

“这样做比较好，长官，简单些。”

“好，你爱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吧。”

米克向前走了一步。“告诉那边的那个人，叫他把鞋子脱下来。”他指着一个年轻的俘虏，对那个懂得德国话的苏联老头儿说。

老头儿跟那个人说了。他是用一种低沉的、差不多毫无变化的音调说的。那个人是个又瘦又高的家伙，起初他没听懂。“喂，”米克咆哮着，“鞋子！把你的鞋子脱下来！”

老头儿把他刚才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那个年轻人这才懂得了，便像一个发现忽视了自己职务的人一样，急忙尽快地把鞋子脱下来。他摇摇晃晃，从一只脚上脱掉鞋子的时候，只用另一只脚站着。他干吗要这样匆忙呢？格雷贝尔想，难道他这样做就可以早死一分钟吗？那个人一只手里拿着他的一双鞋，无可奈何地递给米克。那是一双很好的鞋子。米克哼出一道命令，指向一边。那个人把鞋子放到了那儿，随后走回行列里。他脚上裹着肮脏的布，站在雪地里。他那蜡黄的脚趾从裹布里露出来，他不好意思地将它们不断地蜷曲着。

米克把其余几个也查看了一下。他发现那个女人有一双厚厚的毛皮手套，便吩咐她把它们搁在鞋子旁边。那条红裙子一会儿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它没有破，而且质料也很好。施泰因布伦纳狡猾地笑了笑，可是米克并没有叫那个女人把它脱下来。若不是他怕拉厄也许正从窗子里注视着行刑，便是他不知道这条裙子会有什么用处。他往后退了下去。

那女人很快地说了几句俄国话。“问问她还需要什么。”米勒少尉说。他脸色煞白。这还是他第一次执行死刑。

米克问那个苏联老头儿。

“她什么也不要，她只是在咒骂你们。”

“什么？”米勒嚷道，他一句也没听懂。

“她在咒骂你们，”那苏联人说得更大声了，“她在咒骂你们和所有站在苏联土地上的德国人！她在咒骂你们的孩子！她希望她的孩子有一天会打死你们的孩子，正像你们现在打死她一样。”

“岂有此理！”米克直瞪着那个女人。

“她有两个孩子，”那老头儿说，“我有三个儿子。”

“够了，米克！”米勒神经质地喝道，“我们又不是军队里的牧师。立正！”

一群士兵都立正了。格雷贝尔托住了他的步枪。他已经把手套又脱掉了，冰冷的钢好像吸住了他的拇指和食指。他旁边站着希施兰。那人黄蜡蜡的，可是站得很稳。格雷贝尔决定瞄准最远的靠左的那个苏联人。起初，他奉命参加行刑的时候，曾经往空中打枪，但那已经是过去了。这样做对被枪毙的人不是一种恩惠。其余的人也曾经有过同样的想法。有过几次差不多每个人都故意不打中目标，于是不得不重新打一枪，这样，俘虏们反而被枪毙了两次。确实有过一回，一个女人没有中枪，她竟为了她得到的那一两分钟生命，跪下来流着眼泪感谢他们。他不愿意想起那女人。不管怎么样，那样的事从此就不再发生了。

“瞄准！”

格雷贝尔从瞄准镜里看见那个苏联老头儿，蓄着胡须，眼睛碧蓝碧蓝的。步枪的准星把他的脸隔成两半。格雷贝尔把枪放低了一点儿。上一次他曾经打落过一个人的下颌。打中胸脯比较稳妥些。他看见希施兰的步枪膛已经举起来，他打算向他们的头顶上面打枪。“米克在望着你哪。瞄得低些，斜斜的！”他嘟囔着。希施兰把枪膛放低些。“放！”命令下来了。

那个苏联人好像要站起来，扑向格雷贝尔。他的身形膨胀起来，如同从乡村市集的游乐园中一面哈哈镜里照出来的一个人影。他的身形膨胀起来，随即往后倒下了。

那老头儿半个身体给抛进了墓穴，半个身体还留在外面。他的一双脚从墓穴里伸出来。还有两个人就在站着的地方倒下去。没穿鞋子的那个人最后一刹那还举起双手，护住他的脸。现在，他的一只手仿佛一块胶布似的从肩胛肌肉上垂下来。那些苏联人没有一个给缚住双手，蒙住眼睛。原来都忘了。

那女人向前仆下去。她没有死。她用双手撑起身，昂着脸瞪着那群士兵。施泰因布伦纳露出一副满意的神气。别的人谁也没有瞄准她。她在肚子上中了弹。施泰因布伦纳是个好射手。

那苏联老头儿跟墓穴里的什么东西碰了一下，随即他静止了。只有那个女人还撑起身子趴在那儿。她昂着她那宽阔的脸，瞪着士兵，咝咝地嘀咕着。那老头儿已经死了，如今没有人可以把她说的话翻译出来了。她趴在那儿，用手臂支起身子，活像一只走不动的绚烂的大青蛙，嘴里咝咝地嘀咕着，眼睛一刻也不转到旁的地方去。

米克嫌厌地从旁边走过去，她好像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她咝咝地嘀咕着，嘀咕着，直到最后一刹那，她才看见那支手枪。她把头往一面伸过去，咬住米克的手。米克咒骂着，用左手向下揍一拳，把她的下颌打落了。等牙齿一松开，他就在她脖颈上打了一枪。

“枪打得坏透了！”米勒咆哮着，“你们难道不知道怎么样瞄准吗？”

“那是希施兰，长官。”施泰因布伦纳报告。

“那不是希施兰。”格雷贝尔说。

“别多嘴！”米克吆喝着，“等问到你的时候再说！”

他打量着米勒。米勒脸色十分苍白，站着一动也不动。米克向另外几个苏联人伛下身去。他把手枪凑到一个年轻人的耳朵后面，开了一枪。那脑袋搐动了一下，随即静止了。米克将手枪放好，望了望自己的手。他掏出一块手绢，把它包起来。

“涂点碘酒在上面，”米勒说，“医院在哪儿？”

“靠右第三幢房子，长官。”

“马上就到那边去。”

米克走了。米勒朝着死尸望过去。那个女人向前仆倒在湿漉漉的地上。“把他们放进去，埋好。”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暴怒起来了。

2

那一夜，天边的隆隆声响得更厉害了。天空中一片殷红，炮火的闪光也看得更清晰。十天以前，步兵团从前线退下来，现在正在休息整编。可是苏联人越逼越近。前线天天在移动，再也没有一条固定的战线。苏联人正在进攻，他们已经进攻了几个月了，而几个月来，步兵团却一直在往后退。

格雷贝尔醒来了。他听着隆隆的炮声，打算再睡一下，可是他睡不着。过了一会儿，他穿好靴子，走了出去。

夜色皎洁，天也不冷。从右边的树林后面，传出来爆炸的声音。降落伞照明弹像透明的水母，挂在天空里，把亮光洒下来。再往后方看去，探照灯正在搜索敌机。

格雷贝尔停下脚步，抬起头来观望。天空中没有月亮，可尽是星星。他没有看见这些星星，他只看到这个夜晚对飞行员来说倒是很好的。

“对休假的人来说，这是挺好的天气。”他旁边有人说。

那是伊默曼。他在放哨。虽然步兵团正在休息整编，可是到处已经有游击队渗透进来，夜里也得站岗放哨。

“你还早着哪，”伊默曼说，“你要过半个钟头才轮到。进去，再睡一会儿，我会叫醒你的。”

“我不困。”

“要休假了，所以兴奋了，嗯？”伊默曼疑问地瞧着格雷贝尔，“多么好的运气！休假！”

“到现在还没有批准呢。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会把所有的休假批准书都撤销的。这种情形我以前已经碰到过三次了。”

“那很可能。你的休假期已经过了多久？”

“九个月了。老是有什么事情打岔。最近一次受了一点轻伤，回到家里去不大好。”

“真糟糕。可是你至少还有资格，我连休假的资格都没有。真是不可靠。一个英雄的命运，没有什么别的，他只是‘千年帝国’[2]的炮灰和肥料。”

格雷贝尔向四周睃了一眼。

伊默曼笑了，“好一个德国人的眼神。别担心，每个人都在打鼾，连施泰因布伦纳也在打鼾哪。”

“我没有这么想。”格雷贝尔怒悻悻地答道。其实他是在这么想。

“那更糟啦，”伊默曼又笑了起来，“我们已经糟到了骨子里，连这种事都不再去注意了。说也可笑，在我们这个英雄的时代，密探竟像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真耐人寻思咧，是不是？”

格雷贝尔迟疑了一会儿。“你要是这样明白的话，就应当提防提防施泰因布伦纳。”他最后说。

“施泰因布伦纳我一点也不在乎。他可以害你，可是害不了我，就因为我不提防。像我这样的人，不提防倒是老实的标志。太摇尾乞怜，反会引起弟兄们的怀疑。对过去的党员有一个老规矩：别招人怀疑。你同意吗？”

格雷贝尔往手上哈着气。“冷啊。”他说。

他不愿意参加政治性的讨论，最好不要牵涉到任何事情中去。他希望休假批准，就是这么回事，他不愿意使这件事受到妨碍。伊默曼说得对：不信任是第三帝国最普遍的特征。在任何地方，人都不是真正安全的。既然不安全，你最好还是不开口。

“你上一次回家是在什么时候？”伊默曼问。

“两年前。”

“那已经很久很久了。你这次回去的时候，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格雷贝尔没搭腔。

“大吃一惊，”伊默曼又说了一遍，“看到一切的改变。”

“会有什么改变啊？”

“你等着看吧。”

格雷贝尔霎时间感到一种强烈的恐惧，好像肚子里给刺了一下。这种感觉他是很熟悉的，它不时会突然地、毫无理由地涌上来，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本来好久以来就没有一样东西是稳定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你怎么知道的？”他问，“你没休假回去过啊。”

“没有，可是我知道。在纪律连里，你听到的事比这儿更多。”

格雷贝尔站起来。他走出来干吗？他不是要谈话，他是要清静一下。他只要能够离开就好！这简直是一种迷念。他要清静一下，一个人过这么两三个星期，一个人静下来寻思寻思，就是这么回事。他要思量的事情是那么多。不是在这儿，而是回到那儿，回到家里，独自一个人，离开战争。

“是换岗的时候了，”他说，“我去拿我的东西，再叫醒绍尔。”

隆隆的声音响了一整夜，天边那隆隆的响声和闪光。格雷贝尔朝着那边望过去。苏联人——1941年秋天，元首曾经宣告，他们已经完蛋了，而且看光景也仿佛是那样。1942年秋天，元首又宣告了一次，看光景也还是那样。可是接着，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出现了一个没法解释的时期。蓦然间军队不再挺进了，像中了什么妖术。而且苏联人骤然又有了大炮。天边响起了隆隆的声音，它掩盖了元首的训话，而且从此就没有停止过，随后追逐着德国的军队，叫他们一路往回退。他们一点不了解，可是谣言突然传开了，说是所有的军团全已经被切断，而且都投降了。不久大家才知道，胜利已经转成了逃窜，像在非洲一样的逃窜，那时候开罗好像早已很接近了。

格雷贝尔绕着村子大踏步走着。没有月色的光芒，使一切景物都丑化了。积雪承受了这光芒，又把它散乱地反射回去。房子比它们实在的位置看上去仿佛远些，树林看上去又似乎近些。有一股陌生和危险的味儿。

1940年夏天在法国。通向巴黎的漫游。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在一块混乱的土地上空咆哮。挤塞着难民和一支溃军的道路。六月中旬，田野，树林，穿过一片没有受到破坏的风景区的行军。于是，那城市，连同它的银色的光，它的街道，它的咖啡馆，不放一枪就自动投降了。那时候他曾经寻思过吗？他曾经烦恼过吗？没有。一切都好像很对。德国，它受到好战的敌人的进攻，正在保卫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

后来，在非洲，在每天大规模的挺进中，在那密布着星星、喧腾着辚辚的坦克车声的萧索的夜里，那时候他曾经寻思过吗？没有——即使在撤退的时候也没有。那是非洲，一块外国的土地，中间隔着个地中海，过来是法国，再过来才是德国。哪怕它失守了，又有什么好寻思的？人总不能到处都打胜仗啊。

可是接着来了个苏联。苏联，战败，逃窜。这一回可没有什么海隔在中间了，于是一直向着德国撤退。而且被击败的也不只是几个军团，像在非洲那样——德国的整个军队都在往回退了。于是他马上开始寻思起来。他，还有其他许多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只要胜利，一切就仿佛有条有理，任何不合常理的事情都被忽视或是原谅了，为的是那个伟大的目标。什么目标？目标不是常常有两面吗？其中的一面，不是从头就是黑暗和不人道的吗？他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呢？可是他果真没有寻思过吗？他不是常常觉得怀疑和厌恶，而一次又一次地把那些想法撇开吗？

他听到绍尔在咳嗽，便绕过三两所坍塌的农舍去迎他。绍尔指了指北方。从天边蹿起炽烈的、惊涛骇浪似的大火，发出了一阵爆炸的声音，一股股火焰往上直冒。

“那是苏联人吗？他们早已到了那儿啦？”格雷贝尔问。

绍尔摇摇头。“不，那是我们的技术员。他们正在炸掉那个地方。”

“那就是说，我们退得更远了。”

“还能是别的吗？”

他们默默无言地听着。“我已经好久没看见一所没有受到破坏的房子了。”过了一会儿，绍尔说道。

格雷贝尔指了指拉厄住的那所房子。“那一所倒还完整咧。”

“你说它还完整？有的是机关枪洞，烧毁的屋顶，倾圮的谷仓！”绍尔大声地吐了口气，“我已经很久没看见过一条没有受到破坏的街道了。”

“我也没有。”

“你不久就可以看到了，在家乡。”

“是的，谢天谢地。”

绍尔眺望着大火。“有时你看见我们毁灭苏联的情况，你会给吓昏的。要是他们冲过我们的边界，你以为他们会怎么样对付我们？你曾经想过这件事吗？”

“没有。”

“我倒想过。我在东普鲁士有一片农庄。1914年俄国人冲进来的时候，我们那种非逃不可的情况，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候我才十岁。”

“如今离边界还远着哪。”

“那要看情况了。事情也会发展得很快很快的。你还记得战争开始时我们挺进得怎样迅速吗？”

“不，那时候我在非洲。”

绍尔又向北方望了一眼。一堵烈焰腾腾的墙壁在那边升起来，随后是一连串猛烈的爆炸。“你看见我们正在那边做什么？”他说，“现在你只要想一想，万一苏联人在我们国度里也这么做——那还能剩下些什么？”

“不会比这儿多些。”

“我就是这个意思！要是我们一直往后退，这样的事是会发生的。”

“他们还没有冲到边界哪。你也听到前天的报告了，那个报告是我们大家都得去听的。据那个报告说，我们正在缩短战线，为了要把我们新的秘密武器放在一个有利于进攻的位置。”

“唉，胡诌！谁相信那套鬼话？那样说起来，当初我们干吗要前进？我告诉你吧：等我们退到边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讲和，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为什么？”

“亏你问得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一来，他们才不会拿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啊。你懂得吗？”

“懂，可是万一他们拒绝讲和，那又会怎么样呢？”

“谁呀？”

“苏联人嘛。”

绍尔瞅着格雷贝尔。“他们不能拒绝！是我们提出的嘛，他们不得不接受。和平总是和平！战争一定会停止，我们一定会得救。”

“只有我们无条件投降了，他们才不得不讲和。那时候，他们会占领整个德国，你一样会失掉你的农庄。你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绍尔愣了一会儿。“当然啰，我就是这个意思，”他随后说，“可是也并不完全一样。要是我们投降了，他们就不允许再来破坏任何东西。”他乜斜着眼睛，突然变成一个狡猾的庄稼人，“那么，我们的国家可以不受糟蹋，而他们的国家却被毁掉了。早晚他们又得从德国滚出去，因此不管怎么样，我们实际上还是胜利的。”

格雷贝尔没搭腔。我干吗又在说话？他想，我是不愿意牵涉进去的啊。说话没有一点儿好处。在这些年头里，什么事情没有经过商量讨论而又被撕得粉碎呢？每一种信仰。说话是危险的，也没什么意思。而另外那件已经不声不响地、慢慢地爬上来的事情，谈起来却又太巨大、太模糊、太危险了。人会谈到服役，谈到粮食，谈到寒冷，却不会谈到另外那件事情。不会谈到那个，也不会谈到那些阵亡的人。

他穿过村子，循着大路走回去。木条木板当街搁着，让人可以穿过那融化的雪地。他打上面走过的时候，木条在移动，很容易滑下去，下面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结实的了。

他走过那座教堂。屋子很小，而且尽是弹洞。赖克少尉就放在里面。门户敞开着。头天晚上，又发现两个阵亡的士兵，拉厄便吩咐把三具尸体一起搁到第二天早晨举行一次军队的葬礼。中间有一个是准下士，已经认不出来了。他的脸早已被吃掉，又没有什么可以辨别的标记。肚子也已经给撕开，肝也没有了。大概是狐狸或是老鼠吃掉的。至于它们怎么会吃到他，却是一个谜。

格雷贝尔走进教堂。里面有一股硝石、腐烂和死尸的味儿。他把手电筒的光射到四面角落里。在一个角上立着两座毁损的神像。神像旁边放着两三只破烂的马铃薯袋，可以知道，这间屋子在苏维埃政权下曾经用来储藏过蔬菜。近旁，一辆没有链子、没有轮胎的生锈的自行车停在从外面飘进来的雪里。屋子中央，几具尸体搁在几条帆布上。他们躺在那儿，严肃，冷淡，而且孤独，再也没有什么事跟他们相干了。

格雷贝尔关上门，继续在村子里绕着。黑影在废墟四周摇曳，连那微弱的光芒看上去也好像在作弄人似的。他爬上那个因挖墓穴堆起的土墩。给赖克掘的一个已经挖宽了些，为了让两个阵亡的士兵也可以跟他一块儿埋葬。他听到水缓缓地流进墓穴去，发出来幽沉的声音。铲出来的泥土，朦朦胧胧地闪烁着。一座写着几个名字的十字架倚在那儿。任何人要想寻找阵亡的人，可以在两三天里从那上面发现底下埋葬的是谁。日子再多是不成的——这村子不久又要变成战场了。

格雷贝尔从土墩上眺望着大地。那里一片荒芜，惨淡而且不牢靠，光芒使一切东西都扩大了，模糊了，看去没有一样东西是熟悉的。样样都是外国味儿，而且被一种不可知的、使人心寒的寂寞贯穿着。没有一样东西人可以信赖，没有一样东西给人以温暖。一切都像大地一样，漫无穷极。没有边际，而且是异国情调。里里外外的异国情调。格雷贝尔哆嗦了一下。就是这样。这就是他现在的处境。

一块泥巴从土堆上松落下来，他听到它轰的一声掉进了墓穴。在这片冻得挺硬的地里，虫豸还能生存吗？也许能——要是它们潜伏得够深的话。可是它们能在几码深的地下活着吗？在那种地方，它们找什么东西吃来过活呢？要是它们仍然生活在那儿，那么打明天起，它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吃了。

近几年来，它们找到的东西是够多的，他想，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它们就能找到太多的东西来过活。对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虫豸来说，我们这个时代是它们的黄金时代。我们把几个军的尸体给了它们。不仅是士兵的肉，还有女人的肉，孩子的肉，老年人给炸弹炸烂的、柔软的肉。样样都很多。在虫豸们的传说纪事上，多少年代里我们将是善良的奢侈的神道。

他转过身。死尸，那真是太多了。起初是别人，主要是别人。可是后来，死神逐渐侵犯到了他们自己的队伍。步兵团不得不经常改编，开始时在那儿的伙伴，失踪的越来越多了，现在他们仅仅剩下了一小撮。他当时的朋友只有一个人还活着——那是弗雷森堡，第四连的连长。其余的人死的死了，调走的调走了，住医院的住医院，还有些人，如果运气还不坏，那就住在德国，不宜服役。这种情况，原来都不是这样的。而且当时的看法也不同。

他听到绍尔的脚步声，看见他正在向他爬过来。“出了什么事吗？”他问。

“没有。有会儿我以为听到什么声音，可是结果只是一些老鼠，在那埋着苏联人尸体的围场上。”

绍尔朝那埋着游击队员的土堆睃了一眼。“他们好歹也有了一个坟墓。”

“是的。不过，他们得自个儿挖掘咧。”

绍尔吐了口唾沫。“你的确能了解那些可怜的畜生。我们到底是在糟蹋他们的土地啊。”

格雷贝尔瞧着他。人在夜里，想法会跟白天不一样，可是绍尔是一个老兵，他不会过分感情用事。“你怎么会忽然想起这个的？”他问，“难道因为我们正在撤退吗？”

“当然啰。你只要想一想，要是有一天他们也拿同样的办法来对付我们！”

格雷贝尔沉默了片刻工夫。我一点也不比他强，他想，我也在尽可能地推开这种想法。“真有意思，你自己的屁股还套在绳子里，倒要了解起别人来了，”他随后说，“只要一切都很好，你不去想它就得啦。”

“当然不啰。那是人人都知道的。”

“是的。可是那也不是什么证明哪，是不是？”

“证明？自己的脖子都快保不住的时候，谁还管它什么证明？”绍尔瞧着格雷贝尔，露出一种又惊异又愤慨的神色。“你们这批有教养的人，老是想到这种事！我们俩又没有发动战争，对它不负什么责任。我们只是在尽自己的本分。而且命令到底是命令，是不是？”

“是的。”格雷贝尔有气没力地回答。

3

齐射炮火很快就在广漠的天空那灰蒙蒙的绒毛里闷住了。乌鸦停在墙上，没有飞起来。它们只是用零零落落的叫声回答着，这种叫声好像比枪声还响。它们已经听惯比这个更大的响声。

三张帆布搁在融化了的雪地里，一半已经陷了下去。那个没有了脸的人裹的一张帆布已经扎好。赖克搁在中间。里面还有一段脚的那只被扯下来的靴子，本来放得好好的，可是当他从教堂里被抬出来的时候，那只靴子却给挤到了一边，这会儿往下吊着，谁也不想再去把它放正。忽然间，看上去好像赖克打算往泥土里钻得更深一点似的。

他们把烂泥铲进去。墓穴给填满的时候，外面还留下一堆泥土。米克望了望米勒。“我们要不要把它踩一下？”

“什么？”

“把它踩一下，长官，那坟墓。那样一来，我们可以把其余的烂泥也放上去，顶上还可以搁几块石头，提防那些狐狸和狼。”

“它们不会到这儿来。墓穴已经够深了。再说——”米勒心想，那些狐狸和狼用不着挖开坟墓，外面可以吃的东西足够了。“胡诌，”他说，“你怎么会这样想的？”

“有过那样的事。”

米克惘然地瞪着米勒。又是一个木头木脑的大傻瓜，他想，总是恶人当上了军官，好人反而阵亡了，就像赖克。

米勒摇摇头。“把其余的土垛成一个堆，”他指挥着，“那样很合适。上头放上那座十字架。”

米勒命令那个连站好队，开拔了。他大声地发着命令，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大声的。他常常有一种感觉，认为年纪大些的人对他不尊重。他们也的确是那样。

绍尔、伊默曼和格雷贝尔把其余的土铲起来，垛成一个堆。“十字架立在这儿不会经久，”绍尔说，“泥土太松了。”

“当然不啰。”

“三天也保不住。”

“你跟赖克是不是亲戚？”伊默曼问。

“住嘴！他很不错。你知道些什么？你在纪律连里又没见过他。”

伊默曼笑了笑。“只有这种事你才牢记在心上，是不是？纪律连——你这个一窍不通的土包子！”他突然暴怒起来，“那边的人，倒有比你更好的呢。”

“我们要不要把十字架立起来？”格雷贝尔问。

伊默曼转过头。“哦，我们要休假的孩子，他在着急啦。”

“我看你是不会着急的，是不是，嗯？”绍尔问。

“我又轮不到休假。你知道得很清楚，你这个粪蛆。”

“对啊，因为你去了就不会回来。”

“也许我要回来。”

绍尔吐了口唾沫。

伊默曼轻蔑地笑了笑。

“也许我还要自愿申请回来咧。”

“嗯，也许是的。你这个人啊，谁也摸不准你。你有很多的故事好讲。谁知道你有些什么秘密。”

绍尔捡起那座十字架。柱子已经削成一个尖头。他把它放端正，用铁锹那宽的一面敲了几下。它很深地插下去了。

“嗨，你瞧，”他跟格雷贝尔说，“这样连三天也插不住。”

“三天已经够久了，”伊默曼答道，“我给你一个忠告，绍尔。三天过后，公墓上的雪一定会沉得很深，你可以看到那些墓碑。到那边去弄一个石头的十字架来，立在这儿。那么，你这个卑贱的灵魂可以得到安息了。”

“一个苏联人的十字架？”

“为什么不呢？上帝是国际的。再说，难道连‘他’也已经不再存在了？”

绍尔转过身。“你真是一个才子，是不是？一个十足道地的国际才子！”

“我已经变成那样一个人。我真的变了，绍尔。从前我还不是这样。不过关于十字架的建议，倒是你提出来的。是你自己昨天提出来的。”

“昨天！那时候我俩以为赖克是一个苏联人，你这个曲解词义的家伙！”

格雷贝尔捡起那柄铁锹。“我要走了，”他说，“这儿的事我们已经做好了，是不是？”

“是的，要休假的孩子，”伊默曼答道，“是的，你这个小心谨慎的典型人物！这儿的事我们已经做好了。”

格雷贝尔没搭腔。像这样的吵闹原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他走下土墩去了。

这一个班驻扎在一个地窖里，顶上有个洞，亮光从那儿漏下来。洞底下蹲着四个人，正在一块木板上玩扑克。另外两三个人在角落里睡觉。绍尔在写信。这地窖可真大，原先准是党里一个什么要人的，而且一部分还不透水。

施泰因布伦纳走进来。“你们有没有听到最近发表的消息？”

“无线电不行了。”

“为什么？大家都以为保管得很好的啊。”

“你去搞吧，孩子，”伊默曼说，“那个人一直把它保管得很好，最近两星期他却想不出办法了。”

“那是怎么搞的？”

“收音机没有电池了。”贝尔宁说。

“没有电池了？”

“没有了。”伊默曼朝施泰因布伦纳笑了笑，“可是如果你把电线通到你的鼻子里，收音机也许会响呢——因为你始终有一个充满电流的脑袋，倒不妨试一试。”

施泰因布伦纳把头发往后一掠。“有一些人，除非他们的舌头给烫伤了，他们是不肯不说话的。”

“别说得那么玄虚，马克斯，”伊默曼心平气和地答道，“你早已把我报告过好几次了。人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这话对你来说很恰当。偏巧我是一个优秀的机械工，又是一个高明的机关枪手。眼下在这儿，这种技能比你那套本领更需要。你运气不好，原因就在这里。你到底有多大年纪了？”

“闭上你的鸟嘴。”

“二十左右吧，嗯？还是十九岁？在这样的年纪，居然已经有过一段美好的生活，追逐犹太人和人民的叛徒，追逐了五六年。我要向你致敬！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只会追逐姑娘们。”

“这一看就看得出来！”

“是啊，”伊默曼答道，“一看就看得出来。”

米克在门口出现了。“这儿有什么事啊？”

谁也不搭理他。米克使他们都恼火了。

“我问这儿有什么事！”

“没什么，长官，”贝尔宁说，他跟他靠得最近，“我们只是在谈话。”

米克望了望施泰因布伦纳。“出了什么事啦？”

“最新的消息传来了。”施泰因布伦纳直起身子，向四周望了一望。谁也不感兴趣。只有格雷贝尔一个人在听着。那几个玩扑克的人，还是一个劲儿在玩着。绍尔也没从他正在写着的信纸上抬一抬头。睡觉的人继续在打鼾。

“立正！”米克喝道，“你们全聋了吗？最新的消息！注意！这是公事！”

“是，长官。”伊默曼答道。

米克向他瞥了一眼。伊默曼一脸的机警样子，什么也没流露出来。那几个玩牌的人把扑克全牌面朝下摊在木板上。他们没把各人的牌弄乱。这样，回头马上可以接下去玩，好节省一秒钟的时间。绍尔将身子从他的信纸上直起一半。

施泰因布伦纳把肩膀往后面一挺。“重要消息！是《国家时刻》节目里播报的。美国发生了严重的工潮。钢铁工业全部停闭。军火厂大多已经停工。飞机工业发生怠工。到处示威，要求马上停战。行政机构摇摇欲倒。它的颠覆已在意料之中。”

他停了一停。谁也没说一句话。那些睡觉的人已经醒来，正在自己身上搔痒。从顶上那个洞里，融化的雪往底下一个桶子里滴。米克大声地喘着气。

“我们的潜水艇已经封锁了美国的整个海岸。两艘巨大的军队运输舰和三艘装着作战物资的货船，昨天都被击沉了。光在这个星期里，总计已经击沉敌舰三万四千吨。英国正在废墟中闹饥荒。海运的路线处处都给我们的潜水艇截断了。新的秘密武器已经制造完成。我们现在有一种轰炸机，可以直飞美国，打个来回用不着降落。我们的大西洋海岸是一座巨大的堡垒。要是敌人敢来侵犯，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追逐到海洋里去，就像以前1940年时一样。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万岁！”大约有半个班的人，不疼不痒地回喊着。

玩牌的人又拿起扑克。扑通一声，一团雪掉进了桶子里。“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驻扎在一个好一点的防空洞里。”施奈德嘀咕着，这人精神饱满，蓄着一绺短短的红胡髭。

“党员施泰因布伦纳，”伊默曼问，“你有没有什么关于苏联的新闻带给我们？”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在这儿。我们有些人对这个问题很关心，譬如说，我们的伙伴格雷贝尔，那个要休假的孩子。”

施泰因布伦纳犹豫了一下。他不信任伊默曼。可是他对党的忠诚得到了胜利。“缩短战线差不多已经完成，”他说，“由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苏联人已经筋疲力尽。新的扩大了的反攻据点已经配备停当。我们后备部队的战略布置也已经部署完成。我们使用新武器的反攻，一定是不可抵御的。”

他把头抬起一半，随后又让它垂下来。他没有再说希特勒万岁。苏联和希特勒再也不能很好地连在一起了。关于这个问题，不容易说出鼓舞人心的话，每个人都亲眼看到发生的种种情况。霎时间，施泰因布伦纳活像一个发奋的学生，正在用最后一把劲来挽回一次考试。“那自然还不是消息的全部，”他说，“最重要的消息是严格保密的，在这个时候还不能向全国宣布。可是这一点是绝对肯定的：我们一定要在今年歼灭敌人。”他有点有气没力地转过身，动身到别的驻屯所去了。米克跟在他后面。

“瞧那个多管闲事的褐衫队[3]。”有一个睡觉的人说了这么一句，马上翻个身，又呼呼地打鼾了。

玩牌的人又开始玩牌。“歼灭，”施奈德说，“我们一年中歼灭他们两次。”他瞧着自己的一手牌。“我叫二十。”

“苏联人天生是背信弃义的，”伊默曼说，“在芬兰战争中，他们故意造出一副假象，装成比他们实际的样子更弱。那是布尔什维克一种卑鄙的手段。”

绍尔抬起头。“就不能让我们安静一会儿吗？共产党的事，你全知道，是不是？”

“当然啰。他们曾经是我们的盟国。再说，关于在芬兰耍的手段，那句名言是我们的戈林元帅亲口说的，你还要反对吗？”

“孩子们，别那么吵嘴了，好不好？”有人从墙边说，“你们这批人，今天怎么搞的？”

他们静下来了。只有扑克牌仍然在木板上啪啪地响，水在缓缓地滴着。格雷贝尔蹲在他座位上。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执行死刑和举行葬礼以后，常常是这样。

将近傍晚的时候，一批批伤兵运来了。有几个马上给送走了。他们扎着血淋淋的绷带，从灰白色的平原上走过来，又向另一面的灰白色的天边移动过去，好像他们永远找不到一所医院，会在什么地方沉到那无边的灰白色中去似的。他们大多是一声不响。所有的人全饿着肚子。

为那些既不能再往前走，也没有更多的救护车来运送的人，在教堂里成立了一所急救医院。被炮弹轰毁的天花板用幕布遮了起来。一个累得要死的医生和两个助手走进去施行手术。天只要不黑，门就一直大开着，担架进进出出地往这儿抬。手术台上头，白皑皑的灯光笼罩着屋子里那金黄色的暮霭，活像一顶绚烂的篷帐。在一个角落里，搁着两座神像的残骸。玛利亚伸出胳臂，她的两只手都已经没有。基督的一条腿也失落了，倒像人们把一个截断肢体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似的。伤兵不大号叫，因为那医生还有点麻醉剂。水在锅罐和镍盆里滚沸。截下来的肢体把那只从连长屋子里拿来的锌质浴盆渐渐地装满了。不知打哪儿来了一只狗。它靠门蹲着，人们把它赶走，可是它随即又回来了。

“它打哪儿来的？”格雷贝尔问。他跟弗雷森堡站在一所房子附近，这所房子在沙皇时代是牧师住的。

弗雷森堡望着那头毛茸茸的动物，它在颤抖，脑袋伸得老远。“大概是从树林子里来的。”

“在树林子里它能找到什么呢？在那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它吃的。”

“有的是，很多，也不光在树林子里，到处都有。”

他们走拢一些。那只狗警戒地转过脑袋，准备逃跑。两个人站住了。

那狗又高又瘦，长着一身灰里带红的皮毛和一个狭长的脑袋。“那不是村子里的恶狗，”弗雷森堡说，“那是一只驯良的狗。”

他发出一种低低的咯咯声。那畜生竖起耳朵。弗雷森堡又咯咯一声，跟它说话。

“你以为它等在这儿想找东西吃吗？”格雷贝尔问。

弗雷森堡摇摇头。“外边可以吃的东西多着哪。它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这个。这儿有灯光，还有看上去像房子一样的东西。而且，这儿还有人。我想它是找伴侣来的。”

一副担架抬出来了，上面躺着一个死在手术台上的人。那只狗往后面跳开了两三码路。它跳得一点不费力，好像给一根弹簧弹出去似的。它立定在那儿，瞅着弗雷森堡。弗雷森堡跟它说着话，慢慢地朝着它的方向移了一步。那只狗马上小心翼翼地跳回去，可是随即又停下来，不大明显地甩了几甩尾巴。

“它害怕咧。”格雷贝尔说。

“是的，那很自然。可是它是一只驯良的狗。”

“是一只吃人的野兽。”

弗雷森堡转过身。“那我们都是。”

“为什么？”

“我们都是的。而且我们正像那只狗一样，以为我们还是善良的。也像它一样，我们正在寻找一点儿温暖、光明和友谊。”

弗雷森堡用他的半边脸笑了笑。另外半边因为有个很宽的伤疤，差不多一动也不动，看样子好像这半边已经死去似的。格雷贝尔看着那微笑在脸的分界处消失，常常觉得很奇怪。这看来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们跟别人也没什么两样。一句话，这是战争嘛。”

弗雷森堡摇摇头，用他的拐杖拍打着裹腿上的雪。“不，恩斯特。我们已经失掉了我们的标准。十年来我们一直被孤立着——孤立在一种可怕而不近人情的、可笑的、冲天的骄气里。我们被称作主子，别人不得不像奴隶一样来侍候我们。”他苦笑了一阵，“主子——却要服从一切的骗子、一切的指挥——这跟主子又有什么相干？这儿就是一个答复。而且，无辜的人照例会比有罪的人吃亏更大。”

格雷贝尔瞪着他。在这儿，弗雷森堡是他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人。他们来自一个城市，而且彼此已经相识了很久。“这些事你既然都知道，”他接着说，“干吗你还在这儿呢？”

“我干吗还在这儿？而不是坐在集中营里？或是为了拒绝服役而被枪毙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1939年，你不是已经年纪太大，征兵轮不到你了？那你干吗又要志愿参加呢？”

“那时候我年纪的确是太大了。后来，情形可改变啦。眼下，一批年纪比我大的人，也都被征召来了。可是关键不在这里。这不是一个理由。即使来到这儿，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人不过是替自己这样辩解罢了！在战争的时候，不让祖国处在危难里，不管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或者哪一个是错的，哪一个发动了战争。这是一个借口。这跟从前那个借口，认为人要避免事情恶化才跟着干下去，完全相同。那也是一种辩解，为了自己，没有别的！”他用拐杖使劲地敲着雪。那只狗一声不响地跳到教堂后面去了。“我们已经触怒了上帝，恩斯特。你懂得吗？”

“不懂。”格雷贝尔回答。他不愿意懂得。

弗雷森堡沉默了半晌。“你不会懂得，”他随后更平静地说，“你太年轻了。除开那种歇斯底里的猴子舞蹈和战争，你简直什么也不懂。可是我参加过前一次战争。我知道两次战争中间的年代。”他又微微一笑，只有他的半边脸微笑着，另外半边脸还是死板板的。这微笑像是一股有气没力的浪潮，往这半边脸涌上来，可就是冲不过去。“我但愿做一个歌剧演员，”他说，“一个头脑空虚、嗓子动人的男高音歌手，或是一个老头儿，或是一个孩子。不，不是一个孩子，不要管未来的事。战争是失败了。至少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是不是？”

“不。”

“任何一个负责的将军，都会在很久以前就放弃这样一场战争的。我们在这儿打仗，一点好处也没有。”他又重复了一遍，“一点好处也没有。对争取可以忍受的投降条件，甚至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他朝着逐渐黑暗下来的天边举起一只手，“谁也不会再来跟我们谈判了。我们的行径简直像阿提拉[4]。我们已经撕毁了一切的协定，一切人类的法律。我们已经——”

“那是党卫队啊。”格雷贝尔绝望地说。他来见弗雷森堡，原是为了避开伊默曼、绍尔和施泰因布伦纳。他要跟他谈谈河边那宁静的古老的城市，谈谈那两边栽着菩提树的道路，谈谈那古老的时代。可是现在反而比先前更坏了。在这些日子里，样样东西都好像会叫人倒霉似的。从别人那儿，他没有指望过任何帮助。可是对弗雷森堡，他是指望过的。在撤退的混乱中，他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了，可正是从他这里，他现在听到了自己一直不愿意承认的事，这事情他本来打算回家以后才思量，而且他觉得比任何事情都怕想。

“党卫队，”弗雷森堡轻蔑地说，“秘密警察，说谎者和骗子，盲从的信徒，凶手和疯子——仅仅为了他们，我们才继续在打仗。这样，他们可以再当一年的权。为了这个，绝不是为了别的。战争是老早已经失败了。”

天色更黑了。教堂的门正在给关上，为的是不让灯光露出来。从窗子里，可以看见黝沉沉的人影正在挂防空布。地窖和掩蔽壕的出入口也正在给遮起来。弗雷森堡朝那些东西望着。“鼹鼠，我们全已经变成了这种东西。在我们倒霉的灵魂里也是这样。我们的确有了光荣的进步了。”

格雷贝尔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包已经拆开的纸烟，递给他。弗雷森堡把它推开了。“你自个儿抽吧，或是你随身带回去。我自己有的是。”

格雷贝尔摇了摇头。“来一支。”

弗雷森堡微微一笑，拿了一支。“你什么时候动身？”

“我不知道。证件还没有发下来。”格雷贝尔把烟深深地吸进肺里去，随后又把它吐出来。抽烟是好的。有时候，甚至会比朋友更好。纸烟不会叫人迷乱。它们不说话，很善良。

“我不知道，”他又重复了一句，“这一向，我什么事也不再知道了。前些时候，一切都很清楚，而现在，一切尽是乱糟糟的。我恨不得睡这么一大觉，醒来时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了。可是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我开始思量，实在太晚了。这一层，我一点也不觉得骄傲。”

弗雷森堡用手背擦着脸上的伤疤。“别让这个恼了你。近十年来，他们在我们耳朵里刺刺不休地做了那么多的宣传，弄得别的东西一点都听不到，特别是那些没有尖锐嗓子的东西：怀疑和良心。你认识波尔曼吗？”

“他是我的历史和宗教老师。”

“你回去的时候可以看看他。也许他还活着。替我向他问候。”

“他怎么不会活着呢？他到底不是一个士兵哪。”

“不是的。”

“那么他一定还活着。他年纪也不会超过六十五岁咧。”

“替我向他问候。”

“好的。”

“我现在一定要走了。希望你保重。我们说不定不会再见了。”

“在我回来以前不会再见。时间也不长哪，只有三个礼拜。”

“是的，当然啰。好吧，希望你保重。”

“你也保重。”

弗雷森堡穿过雪地，向他的连队大踏步走去，那连队驻扎在邻村的废墟中。格雷贝尔在后面盯着他，直到他在黄昏中消失。然后他走回去。在教堂前面，他看见那只狗的黑黝黝的影子。门开了一下，一条狭狭的亮光露出了一会儿。门口前面已经挂上一块帆布。这短短的一下闪光，似乎很温暖，要是你不知道这一丝亮光为什么会在那儿，倒觉得简直很像一个家咧。他走近那只狗。那畜生跳开了。格雷贝尔看见那两座破损的神像立在教堂门外的雪地里。它们旁边搁着那辆坏了的自行车。这些东西都已经被搬出来，因为里面每一个角落都会被占满。

他朝着自己那一个班驻扎的地窖走去。一片淡淡的晚霞挂在废墟后面。靠近教堂的一边，放着些尸体。在融化了的雪里，又有三个在十月中阵亡的陈腐的死尸被发现了。他们已经酥软，看去像一半早已变成泥土似的。在他们旁边，放着一些当天下午在教堂里死去的人。他们仍然很苍白，怀着敌意，样子古怪，看来还没有被驯服。

4

他们醒来了。地窖在摇撼。他们的耳朵里在嗡嗡作响。到处有碎砖乱石在落下来。村子后面的高射炮阵地正在疯狂地轰炸着。“从这儿出去！”一个新兵在吆喝。

“别作声！不要打亮手电。”

“出去，从这个捕鼠机里出去！”

“白痴！往哪儿去啊？别作声！他妈的，你们难道都还是新兵吗？”

一个闷闷的倒塌声把地窖震了一下。什么东西破碎了，在黑暗里掉下来。有一种石头、泥灰和木头的坼裂声和崩坍声。惨白的闪光从地窖的隙缝里亮了一亮。

“后面有人被埋了！”

“别作声！那只是一角墙壁。”

“出去！趁他们还没有把我们葬在这儿！”

在黑乎乎的地窖入口处的前面，可以看见一些人影。“没用的人！”有人在咒骂，“待在这下面吧！在这儿，你们倒不会吃弹片。”

那些人毫不理睬。他们不信任这个没有改建过的地窖。他们是对的，正像那些待在里面的人一样。这全靠运气，人可以被压死，也可以被弹片打死。

他们等着。他们的肚子空荡荡的，只是小心翼翼地呼吸着。他们正在等着第二下。那一定会来得很近。可是并没有。他们反而听到几下爆炸的声音，很快的一个接着一个，距离更远了。

“他妈的！”有人吆喝着，“我们的驱逐机到哪儿去了呢？”

“在英国上空。”

“住嘴！”米克嚷道。

“在斯大林格勒上空！”伊默曼说。

“住嘴！”

在高射炮火的间歇中，传来了马达的声音。“它们来了！”施泰因布伦纳喊道，“那是我们的！”

每个人都在听。机关枪透过外面的咆哮，哒哒地响着。随后一个接着一个，传来三下爆炸的响声。炸弹都落在村子后面，离得很近。惨白的光闪进地窖，就在这一刹那，梦魇似的白的、红的、绿的亮光冲了进来，地面往上掀，在一阵雷电的风暴和黑暗中爆开了。等这个消退以后，就听到外面传来的尖叫声和墙壁倾塌在地窖里的轧轹声。格雷贝尔从灰泥底下爬出来。准是那所教堂，他想，心里觉得空洞洞的，好像只有他的皮肤还留着，其余的一切都从他身子里挤出去了。地窖的入口仍然在那儿，等他一双昏花的眼睛又看得见东西的时候，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它。他动弹了一下。他并没有受伤。

“他妈的！”绍尔在他身边说，“那才近咧。我看我们背后的地窖整个都已经炸坍了。”

他们爬过去。外面的闹声又响起来了。在闹声中间，可以听到米克在大声喝着命令。一块飞起来的石子打中了他的前额。血在他脸上直淌，在闪烁的光芒中显得黑乎乎的。“来！所有的人！把他们翻出来！哪一个不见了？”

没有人搭理。这句话问得太傻了。格雷贝尔和绍尔正在把砖块和石子清出来。这工作进行得很慢。铁的支柱和大的石块挡住了他们。他们简直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惨白的天空和爆炸的火光。

格雷贝尔把灰泥推在一边，沿着地窖倒塌的墙壁爬过去。他的脸跟瓦砾贴得很近，他的手不住地向四面摸索着。他仔细地倾听，想在鼎沸的喧嚷中听到一下叫喊，或是一声呻吟，同时他在瓦砾中摸索着人的肢体。这样要比漫无目的地挖掘好得多。瓦砾倒下来的时候，争取时间是顶重要的。

突然他发现一只动着的手。“这儿有人！”他喊道。他翻挖着，寻找着这人的脑袋。他没找到，便拉住那只手。“你在哪儿？说一声啊！说一声你在哪儿啊！”他嚷着。

“这儿，”那个被压着的人在枪声的间歇中嘟囔了一下，差不多就在他耳边，“别拉！我被压得很紧。”

那只手又动了一下。格雷贝尔把灰泥扒到一边。他发现了那个人的脸。他也摸到了那个人的嘴。“在这儿啊！”他嚷道，“到这儿来帮我啊！”

角落里只能容两三个人挖掘。格雷贝尔听到施泰因布伦纳的声音。“走上前去！把他的脸弄干净！我们得从这边来拉他！”

格雷贝尔被挤到了一边。其他的人在黑暗中飞快地工作着。“是谁？”绍尔问。

“我不知道。你是谁啊？”

那个被压着的人说了句什么，格雷贝尔没听懂。其他的人正在他旁边进行工作。他们把瓦砾推的推，拉的拉。“他还活着吗？”施泰因布伦纳问。

格雷贝尔用手往那脸上摸了一下，它没有动。“我不知道，”他说，“前两三分钟他还是活着的。”

闹声又开始了。格雷贝尔向那张在瓦砾中的脸伛下身去。“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你弄出来！”他嚷道，“你听懂我的话吗？”

他以为自己腮帮上仿佛感觉到一种呼吸，可是他拿不准。在他上面，施泰因布伦纳、绍尔和施奈德都正在喘着气。

“他不再回答了。”

“我们干不下去啦！”绍尔把铁锹铲在前面一个什么东西上，发出铮铮的响声，“这儿有铁梁，而且石头也太大。我们需要光和工具。”

“不准，”米克喝道，“谁点亮就枪毙。”

他们心里都明白，在空袭时点亮就是自杀。“蠢驴！”施奈德嘀咕着。

“我们干下去也没有用了。我们得等到能够看见才行。”

“是的。”

格雷贝尔蜷缩在墙边。他仰视着天空，嘈杂的响声从那儿像激流似的往地窖里倾泻。他什么也看不清。他只听到那看不见的、暴怒的死神。这原不是什么出奇的事。以前，他也常常这样等待的，而且还要糟。

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摸摸那张认不得的脸。这脸上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尘沙和泥土了。他摸到嘴唇，随后又摸到牙齿。原先张开着的嘴这会儿闭拢了。他觉着自己的手指给轻轻地咬了一下。后来咬得厉害了，随即又松开了。“他还活着呢。”格雷贝尔说。

“告诉他，两个人已经出去找工具了。”

格雷贝尔又用手指在那嘴唇上抹了一抹。它们再也不动了。他在瓦砾中找到了那只手，把它捏紧。那只手也已经没有反应了。格雷贝尔把它捏紧，他也只能那么做。他就这样坐着，直到空袭结束。

他们拿来了工具，把那个压着的人翻了出来。那是拉默斯。他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人，戴着眼镜。这副眼镜他们也找到了。它掉在他后面一码以外的地上，一点也没有碎。可是拉默斯已经死了。

格雷贝尔跟施奈德一起出去值岗。空气很浑浊，一股火药味儿。教堂的一边已经给炸塌了。连长住的那所房子情形也一样。格雷贝尔不知道拉厄有没有死。随后他看见他又瘦又高的身影站在屋子后面的半暗中间，他在监督教堂那儿的清除工作。有几个伤兵给埋在下面了，其余的搁在外面。他们横在地上，垫着毯子和帆布条，眼睛都朝着天，不是为了求救，他们是害怕天空啊。

格雷贝尔走过那些新的弹坑。它们发着臭味，在雪地里显得黑乎乎的，仿佛没有个底。迷雾早已积聚在它们中间。在旁边挖过坟墓的那个土墩附近，还有一个很小的弹坑。

“我们可以把那一个用来做墓穴，”施奈德说，“我们有很多的死尸要埋葬。”

格雷贝尔摇摇头。“你到哪儿去找泥土来把它填满啊？”

“我们可以从四周撬点下来。”

“那不顶事。坟墓会比周围的地面还低。挖一个新的墓穴倒反而简单些。”

施奈德搔搔他的红胡髭。“难道坟墓总得比周围的地面高吗？”

“也许不，我们只是已经习惯了。”

他们一块儿向前走着。格雷贝尔看见赖克坟上的那座十字架已经不见了。炸弹不知把它抛到黑夜中的什么地方去了。施奈德停下来谛听。“你的休假可要告吹啦。”他说。

他们俩都在谛听。前线突然活跃起来。降落伞照明弹和火箭弹悬挂在天边。炮火越发猛烈，也越发均匀了。可以听到地雷的爆炸声。“连珠炮，”施奈德说，“那就意味着我们又要给投到火线上去了。你的休假可完蛋啦。”

“是的。”

他们继续谛听。施奈德说得对。他们听到的不像是局部的进攻。重炮的部署正在整个不稳的前线进行着。很可能明天一大早，全面的风暴就会爆发。从黄昏起，天色已经变得雾蒙蒙的，而且越来越显得难以穿越。在这迷雾后面，苏联人一定会挺进，正像两星期前一样，那时候这个连队损失了四十二人。

他的休假是完蛋了。不过格雷贝尔对这件事本来也没有认真地相信过。他甚至从来没把这件事写信告诉过他的父母。当兵以来，他只回去过两次，而最近一次，也好像已经那么遥远，早已不大真切了。快两年啦，就像二十年似的。反正都一样。他连失望都不觉得，只觉得空虚。

“你要朝哪一个方向走？”他问施奈德。

“我无所谓。朝右面吧？”

“好，那么我绕到左边去。”

迷雾正在聚拢来，很快就变得更浓密了。人仿佛在黑黝黝的牛奶汤汁里穿来穿去似的。这迷雾早已没到了人的脖颈，而且正在无情地汹涌着，沸腾着。施奈德的脑袋在它的浮面上泅开去。格雷贝尔往左走，在村子周围绕了很大一个圆圈。他不时被雾淹没，随后又升上来。在这牛奶似的茫茫一片的边缘，他看见前线那种五颜六色的亮光。炮火越来越猛烈了。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走了多少路，忽听得两三下单发的枪声。施奈德，他想，说不定胆怯了。接着他又听到几下枪响，一会儿又是吆喝声。他向前弯下身子，钻在迷雾里掩蔽起来，等着，步枪上了膛。吆喝声更近了。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答应了。

“你在哪儿？”

“这儿。”

他从迷雾里把头探了一下，一面跳到旁边去防备。没有人开枪。他现在听到那声音离得很近，可是在雾里和夜里，很难估计出距离。后来他看见施泰因布伦纳。

“那些野猪！他们打穿了施奈德的脑袋！”

原来是游击队。他们在迷雾的掩蔽下已经爬过来。施奈德的红胡髭显然成了一个不易错失的目标。他们无疑料定连队已经熟睡，但清理工作打破了他们的计划。可是他们却把施奈德干掉了。

“那些野种！在这种倒霉的迷雾里，我们跟不上他们！”施泰因布伦纳的脸给迷雾沾得稀湿。他的眼睛炯炯地放着光。“我们现在要两个两个地出去巡逻，”他说，“这是拉厄的命令，而且距离还不能太远。”

“好的。”

他们待在一块儿，靠得很近，使得彼此可以望见。施泰因布伦纳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迷雾，小心谨慎地向前溜过去。他是一个好士兵。“我只巴望我们能够抓住他们中的一个，”他小声说道，“我知道在这迷雾里该怎么样对付他。拿块破布塞在他嘴里，让谁都听不见，再缚住他的胳膊和腿，随后下手！你简直不会相信，你可以把一只眼睛拉出来多远它才破碎。”他用一只手做出一个动作，好像在把什么东西慢慢地挤烂似的。

“我相信。”格雷贝尔说。

施奈德，他想，要是他往左走，我往右走，那么他们一定会把我干掉了。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同样的事，他以前也常碰到。一个士兵原是靠意外事情活下来的啊。

他们继续搜索着，直到换班，可是什么也没找到。前线的炮火发着回响。可以听到机关枪的哒哒声。进攻开始了。“果然来了！”施泰因布伦纳说，“我要是在前线就好啦！像这样的进攻，需要很多接防的人。两三天过后，你说不定可以当上个下级军官咧。”

“也说不定被坦克车压扁了。”

“唉，胡说！你们这批老山羊，总是马上想到这些事。那不是升官的办法。人不是个个都会阵亡的啊。”

“当然不啰，要不也就没有战争啦。”

他们爬进地窖。施泰因布伦纳摊开毛毯，在铺位上拾掇。格雷贝尔瞧着他。这个二十岁的家伙，杀死的人已经比十二个老兵加起来的还多。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战线后方和集中营里。关于这件事，他曾经吹嘘过不止一次了，而且还因为自己特别心狠手辣而感到骄傲。

格雷贝尔躺下去，打算睡觉，可是他睡不着。他倾听着前线那隆隆的响声。施泰因布伦纳马上睡熟了。

天破晓了，灰蒙蒙，湿漉漉的。前线一片喧嚷。坦克出动了。南面，战线早已往后移。飞机嗡嗡地响着。运输车在原野上驶过。伤兵回来了。连队正在等待上火线的命令。

十点钟，格雷贝尔被叫去向拉厄报告。连长驻扎的地方已经搬过了。他现在住在那所仍然矗立着的石头房子的另一个角落里。隔壁是连部办公室。拉厄的屋子在底层。里面的家具有一张三条腿的椅子，一只很大的破碎的炉子，上面搁着两三条毛毡，还有一张行军床和一张桌子。窗子已经用硬纸板补好。屋子里很冷。桌子上放着一只煮咖啡的酒精炉。

“你申请休假已经批下来了，”拉厄说，他把咖啡斟在一只色彩鲜艳的没柄的茶杯里，“批准了。你觉得奇怪吧，是不是？”

“是，长官。”

“我也觉得奇怪。表格在办公室，赶快去拿。你一定要马上就动身，设法搭车子走。我料想所有的批准书随时都会撤销。如果你已经走了，那也就算了，懂吗？”

“是，长官。”

拉厄好像还想说句什么话，可是他重新考虑了一下，随即绕过桌子去，跟格雷贝尔握握手。“祝你一切都好。你一定要马上离开这儿。你的休假期已经过了很久了，你是应当得到休假的。”

他一转身，走到窗子前面。对他来说，这窗子实在太矮了。他必须弯着腰，才望得到外面。

格雷贝尔转身出来，绕过屋子往办公室走去。经过窗子的时候，他看见拉厄的勋章，但他看不见他的脸。

一个文书把一份盖过章签过名的表格往他面前一推。“他妈的，你有这样好的运气！”他怒悻悻地说，“而且还没结婚呢？”

“没有。可是两年中这还是我第一次休假哪。”

“运气，”那个文书又说了一遍，“休假，在情势这样紧急的时候！”

“时间可不是我挑的。”

格雷贝尔走到地窖里。他本来已经不再指望休假了，因此东西都没有拾掇好，好在也没有多少东西要打包。他急匆匆把东西归在一起。这里面有一个涂着釉彩的俄国神像，他打算送给他母亲。这是他在路上什么地方弄来的。

他一抬头，希施兰站在他面前。他手里拿着一张纸。

“什么？”格雷贝尔问。他心想：休假撤销了！就在这最后关头，他们可把我抓着啦。

希施兰往四周打量了一眼，地窖里没有别人。“你要走了吗？”他小声说。

格雷贝尔重新舒了一口气。“是的。”他说。

“你能——这是一个地址——你能告诉他们，我家里的人，说我一切都很好吗？”

“怎么？你不能把这些话自己写封信告诉他们？”

“我写的，我写的，”希施兰嘟嘟囔囔地说着，“常写的，可是他们不相信我。我母亲不相信我。她总以为，因为——”

他突然停住了，把那纸条递给格雷贝尔。“这是一个地址。要是我连队里的一个人去了，那她也许会相信。你懂得吗？她以为我不敢——”

“嗯，”格雷贝尔说，“我懂得。”他接过那张纸，把它夹在领饷簿里。希施兰掏出一包纸烟。“这个，送给你路上抽。”

“干吗？”

“我不会抽烟。”

格雷贝尔抬头望了一望。那是对的，他从没看见过希施兰抽烟。“哦，好吧。”他说着，把烟接了过来。

“什么也不要告诉他们，”希施兰做了个手势，指了指前线，“只要说我们在休息。”

“当然啰，我还会说别的话吗？”

“好的，谢谢。”

希施兰急匆匆地走了。

谢谢？格雷贝尔想，干吗要谢谢啊？

他在一辆救护车上找到一个位置。这辆挤满伤兵的汽车，曾经在雪地里滑进一个沟里。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个人，从座位上被抛出去，折断了一条胳膊。格雷贝尔补上他的空缺，就给带走了。

汽车顺着那条用木桩和一捆捆稻草标出来的道路，在村子外面绕了个大圈子。格雷贝尔看见连队在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站着队。“他们要开到前方去了，”司机说，“他们就要上火线了。嗨，苏联人的那些大炮是打哪儿弄来的？”

“是啊——”

“他们还弄来了很多很多的坦克。这些东西他们到底是打哪儿弄来的？”

“从美国，或是西伯利亚。据说他们有很多工厂在那儿。”

司机让汽车绕过一辆抛了锚的货车。“苏联是太大了，太大了。我告诉你，人会迷失在这儿的。”

格雷贝尔点点头，拉条毛毯裹住了靴子。一刹那，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逃兵。连队黑黝黝地站在村里的广场上，可是他却搭车回家去了。他独自一个人。别人都还待在这儿，而他却搭车回去了。他们得开到前方去。我是应当得到休假的，他想，拉厄也那么说。我干吗还要去想它呢？难道我还在害怕有人会追上来，把我抓回去吗？

向前走了几公里，他们又发现一辆装着伤兵的汽车从路上滑出来，抛锚在雪地里。他们把汽车刹停，检查了一下车子上的担架。两个人已经死了。他们把这两个人抬下来，从另外那辆汽车上找来三个伤兵，递补他们的缺额。格雷贝尔帮着把他们搬上去。两个都是截断肢体的，另外一个只是脸部受点伤，他还坐得起来。那些留下来的咒骂着，尖叫着。他们尽是躺在担架上的伤兵，汽车上搁不下。他们感觉到每个伤兵都有的那种恐惧：怕在最后关头突然被战争赶上了。

“什么毛病？”司机问那辆抛了锚的汽车的驾驶员。

“车轴断了。”

“车轴断了？在雪地里？”

“有过一个人，他挖挖鼻子，手指就断了。你难道没听说过吗，你这个外行？”

“听说过。你至少还幸运，现在已经不是冬天了。要不，他们统统都会冻死咧。”

他们继续前进。司机往后面靠下去。“那是我两个月前碰到的事。那时汽车上的输电出了毛病，车子开得很慢很慢。于是躺在担架上的人全冻得硬挺挺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到达终点的时候，只有六个还活着，手、脚、鼻子，自然都冻伤了。冬天在苏联挂彩，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他掏出一块烟草，咬了一口，“还有那种可以步行的伤兵！他们一路走着。又是黑夜，又是寒气。他们打算袭击我们的车子，吊在车门上和踏脚板上，像一窝蜜蜂似的。我们得把他们踢下去！”

格雷贝尔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向四面眺望着。村子在一道积雪的堤岸后面隐没了。除了天空以及他们正在那上面向西驰去的原野，什么也没有。这是晌午。太阳在一片灰色后面朦朦胧胧地照耀着。积雪白惨惨地发着光。于是，他心里突然有种什么东西猛烈而且迅疾地碎裂了，他第一次感觉到他已经逃脱，他正在离开死亡奔驰着。他怀着这样的感觉，凝视着印满辙迹的雪地，一码又一码地在车轮下悄失，而且一码又一码地，他意识到安全，向着西方，向着家，向着没有遭难的地平线后面那不可思议的生活。

司机在换挡的时候，撞了他一下。格雷贝尔跳起来。他往口袋里摸索，掏出一包纸烟。那是希施兰送给他的。“这儿——”他说。

“谢谢，”那司机连一眼也不看，答道，“我不会抽烟，只会嚼烟草。”

5

支线火车到站了。一个小小的伪装着的车站在阳光里立着。周围原来的几幢房子只剩下一片废墟。那些地方已经盖搭了营房，屋顶和墙壁都抹着保护色。几节火车停在轨道上。苏联俘虏正在搬运东西。支线到了这里，跟干线接上了。

伤兵被带到一所营房里。那些还能走的，弓着腰坐在做工很粗糙的长凳上，又有几个休假的人到来了。他们聚在一起，尽量不惹眼。他们生怕受到注意，再给送回去。

这一天很疲累。萎靡的光在雪地上玩着捉人游戏。远远地传来飞机引擎的嗡嗡声，那不是从天空中传来的，大概近处有一个隐蔽的飞机场。过后，一队飞机飞在车站上空，开始往上升，直到它们看去像是一群云雀。格雷贝尔打着盹。云雀，他想，和平。

他们给两个宪兵惊醒，马上立正。“证件！”

那两个宪兵又健壮又结实，而且还有一种毫无危险的人们所有的安心样子。他们的制服没有一点污渍，他们的武器擦得闪亮，他们每个人的体重至少要比任何一个休假的人多上二十磅。

那些士兵悄悄地掏出他们的准假证。两个宪兵把它们严格地查看了一阵，这才还给他们，随后又吩咐他们缴验领饷簿。

“你们到第三号营房去吃饭，”后来那个年纪大些的人说，“把自己弄弄干净。你们这是一副什么样子啊！你们要像猪一样回到家里去吗？”

一伙人晃晃荡荡地往营房那儿走去。“这些该死的干密探的猎狗！”一个脸色黧黑、满面短髭的人嘀咕着，“嚼舌头，自己离前线有多远！这种做法，倒像我们是犯人似的。”

“在斯大林格勒，他们把脱离军队的人枪毙了几十个。”另一个人说。

“你去过斯大林格勒吗？”

“要是我去过斯大林格勒，这会儿也不会坐在这里了。那一次啊，一个人也没有逃出来。”

“听我说，”一个上了年纪的下级军官说，“在前线，随你说什么都可以。可是从现在起，要是你知道怎么样才对你有好处，最好还是别多嘴，懂吗？”

他们带着饭碗，排好队。他们不得不等上一个多钟头。谁也没离开过自己站的地方。他们觉得很冷，可还是等着。他们也已经习惯了。最后他们分到一勺汤，有一点肉、一些菜、两三块马铃薯浮在上面。

那个没有去过斯大林格勒的人，小心谨慎地向四周望了一望。“不知道那些宪兵是不是也吃这些东西。”

“嗨，你真是多管闲事！”那个下级军官轻蔑地说。

格雷贝尔咽着汤。至少这是热的，他想，在家里，情形就会不一样。他母亲会做菜。说不定会有洋葱马铃薯烧腊肠，过后还有加香草汁的覆盆子布丁。

他们不得不等到天黑，他们又被检查了两次。更多的伤兵随时在送来。随着一批批新来的伤兵，这些休假的人也越发惴惴不安了。他们生怕被留下。后来，半夜过后，火车调配好了。天气更冷了，星星大颗大颗地挂在天空里。每个人都憎恨它们，它们意味着飞行员会看得很清楚。好久以来，大自然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好坏只看它与战争的关系，看它是保护还是危险。

伤兵被装上了火车。三个人马上又被抬下来。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死了。担架留在月台上——上面躺着死人的全没有毯子。到处看不见一点亮光。

跟着来的是步行的伤兵。他们被仔细地检查着。我们不会跟他们一起上去的，格雷贝尔想。人太多了，火车挤得满满的。他呆呆地凝视着黑夜。他的心在乱跳。飞机在他头顶上嗡嗡地直响。他知道那是德国的，可是他害怕，比在前线更害怕。

“休假的人！”最后有人喊。

那一伙人赶快向前走。宪兵又站在那儿。下午最后一次检查的时候，每个人都拿到过一张小纸条，这会儿得把它交出来。他们爬进车厢。有几个伤兵早已坐好在那儿。休假的人都挤在一起，你推我撞的。一个宪兵大声发着命令。他们不得不重新走下来排队。随后他们被带到隔壁一节车上，那儿也已经有伤兵坐着了。宪兵准许他们走进去。格雷贝尔在中间找到一个位置。他不愿意坐在窗子旁边。他知道炸弹片溅起来会怎么样。

火车没有开。车厢里黑洞洞的。他们都等待着。外面逐渐静下来，可是火车仍然没有动。他们看见两个宪兵，中间带着一个士兵。一队苏联人正在搬运弹药箱。接着来了两三个党卫队员，他们大声地交谈着。火车仍然没有动。伤兵首先咒骂起来。他们是可以尽情那么咒骂的。眼下再也不会有什么事落到他们头上了。

格雷贝尔让脑袋往后面靠下去。他打算睡一会儿觉，希望醒来时火车已经开动了，可是他办不到。他一直倾听着种种的声音。他在黑暗中看见别人的眼睛。外面的积雪和星星映进来的朦朦胧胧的光，使它们显得亮闪闪的。光还不够明，因而还辨别不清那些人的脸，只有眼睛是看得见的。车厢里尽是黑暗和不安的眼睛，而在它们中间，还闪耀着绷带的死一样的白色。

火车震了一震，马上又停住了。可以听到吆喝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又是砰砰的关门声音。两副担架抬到外面月台上去了。又有两个人死啦。给活人腾出了两个位置，格雷贝尔想，但愿在最后关头没有新的人进来，我们不要给挤下去就好！大家都有这种想法。

火车又震了一震。月台开始慢慢地闪过去。宪兵、俘虏、党卫队员，一堆堆的篓子……突然出现了一片原野。每个人向前探出身子。他们都还是不相信。火车又会停下来的。可是它驶着，驶着，而且逐渐逐渐地，那不规则的冲撞变成了均匀的节奏了。他们看见坦克和大炮，还看见瞪望着火车的部队。格雷贝尔忽然觉得疲累极了。家，他想，回家啦，唉，天哪，我还不敢高兴呢。

早晨，天下雪了。他们停在一个车站上，领咖啡喝。这车站在一个已经不剩什么的小城的边缘。尸体被搬下来。火车正在等交车。格雷贝尔带着他的人造咖啡跑回了车厢，他不敢离开车厢去找面包。

一队宪兵走上火车，要把那些伤势不重的人抓下去，叫他们住进当地的医院。这消息很快地在火车上传开了。于是胳膊受伤的人都冲进厕所里去躲起来。他们为争夺里面的位置打着架。就在门快要给锁上的一刹那，他们狂暴地你拉我，我拉你，互相拉出来。“他们来了！”有人突然从外面喊。

人群散开了。有两个人推推搡搡地一起冲进一间厕所，大声地把门碰上了。另一个人在纷扰中摔了一跤，瞅着自己那条安着夹板的胳膊。那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红点在逐渐扩大着。还有一个人打开那扇不朝月台开着的门，痛苦地爬到外面风雪里。他贴在火车的外面。其余的人仍然留在他们的座位上。

“关上门，”有人说，“要不，他俩一下子就会知道出了什么事。”

格雷贝尔把门拉上了。只这么一会儿，在翻腾着的大雪里，他看见攀在下面的那个人的一张煞白的脸。

“我要回家，”绷带上渗出血的那个伤兵说，“在这种倒霉的野战医院里我已经住过两次，每次一出来，总是马上就上前线，没有一天假期。我要回家去。我应当可以回去啦。”

他怀恨地瞅着那些健康的休假的人。没有谁搭理他。隔了很久，巡查的人才到来。三个人在车厢里穿过去，外面还有两三个人在守着那些被指定留下来的伤兵。巡查的人里，有一个是年轻的军医。他匆匆地看着伤兵们的证件。“下去。”他不关痛痒地说，一面早已在检查另一个证件了。

其中有一个人却并没站起来。他个子矮小，头发斑白。“下去，老爹，”跟军医一块儿来的那个宪兵说，“你没听见吗？”

那个人仍然待在他的座位上。他肩膀上扎着绷带。“去！下去！”那宪兵又说了一遍。那个人没有动，他把嘴唇抿得很紧，直瞪瞪望着前面，好像什么也不懂似的。那宪兵跨开腿站在他面前。“难道需要专诚给你下一个请帖吗？站起来！”

那个人还像没有听见一样地待在那儿。“站起来！”宪兵粗暴地喝道，“难道你没看见是一个上级在跟你说话吗？喂，你是不是想受军法审判？”

“不要急！”那年轻的军医说，“首先不要急。”他脸蛋红喷喷的，没有睫毛。“你在出血，”他跟那个曾经在厕所门口打架的人解释着，“你应当换一条绷带。下去。”

“我——”那个人开腔了。接着他看见第二个宪兵走了进来，跟先前那个宪兵一起，一把抓住那个斑白头发的士兵的那条没有受伤的胳膊。他们正在把他提起来。那士兵脸没有动，只发出一声微弱的尖叫。第二个宪兵这会儿抱住他的屁股，像是对付一件轻巧的行李似的把他推出车厢。他这样做的时候，完全漠不关心，也并不粗暴。那士兵也不再尖叫了。他在外面人群中消失了。

“怎么样？”那年轻的军医问。

“我换好绷带，还能赶上这趟车吗，上尉？”那个出血的人问。

“我们再看吧，这是可能的。你首先应当把绷带扎好。”

那个人满面愁容，下去了。他把那个年轻的军医喊做上尉，可是连那样也没有用。宪兵试了试厕所的门。“自然，”他轻蔑地说，“他们从来不会有别的事，总是这种老花样。开门！”他喝道，“赶快！”

门开了。一个士兵走出来。“你是一个狡猾的家伙，是不是？”那个宪兵咆哮着，“你关在那儿干吗？打算捉迷藏吗？”

“我在拉痢。我相信，厕所的用处就是这样。”

“真是这样？正巧在这工夫？你以为我能相信吗？”

那士兵拉好他的外衣。一等铁十字勋章挂在那儿。他瞧了一下宪兵的胸前，却什么也没有。“是的，”他镇静地答道，“我以为你能相信。”

那宪兵脸红了。军医岔了进来。“请下去。”他说，也不望那个士兵一眼。

“你还没仔细看一看我是怎么回事咧。”

“我可以从你的绷带上看出来。请下去。”

那士兵淡淡地笑了笑。“好。”

“好吧，这儿我们都查过了，是不是，嗯？”军医怯生生地问那个宪兵。

“是的，长官。”那宪兵向那些休假的人瞥了一眼。他们每个人都手里拿着证件。“是的，长官，统统查过了。”他说道，跟在军医后面走下去。

厕所的门轻轻地开了。躲在里面的一个准下士溜了出来，脸上直冒汗。他偷偷地坐到一个座位上。“他走了吗？”过了一会儿，他嘟嘟囔囔地说。

“好像是走了。”

那准下士一声不响地坐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汗水从他脸上淌下来。“我要为他祈祷咧。”他后来说。

每个人都抬起头来看。“什么？”有一个人怀疑地问道，“你要为那只宪兵猪猡祈祷吗？”

“不，不是为那只猪猡，是为那个跟我一起在厕所里的人。他叫我待在那儿，他会安排。他现在在哪儿？”

“外面。他安排得很好。他把那只胖猪惹得直发疯，弄得他不再搜查了。”

“我要为他祈祷咧。”

“哦，好吧，你爱祈祷就祈祷吧。”

“是的，我一定要祈祷。我名叫吕特根斯。我一定要为他祈祷咧。”

“好吧！现在可别多嘴了。到明天再祈祷吧。或者，至少等到火车开动以后。”有人说，厌烦了。

“我要祈祷咧。我一定得回家。要是我给送进这边的医院，那我一定不会被准假回家的。我非回到德国去不可。我的老婆得了癌症。她今年三十六岁，去年十月刚满三十六。她躺在床上已经有四个月了。”

他睁着一双痛苦的眼睛，挨着个儿地瞧着他们。谁也没说一句话。这种事太平常了。

一个小时后，火车继续前进了。那个趴在门外的人，没有再露面。大概他们已经把他抓住啦，格雷贝尔想。

晌午，一个下级军官走进来。“这儿有人要修面吗？”

“什么？”

“修面。我是理发师。我有上好的肥皂，还是从法国剩下的。”

“在火车开动的时候修面？”

“自然，我刚才还在军官车厢里修过呢。”

“要多少钱？”

“五十芬尼，半个马克。你想一想，我首先得剃掉你的髭须，你就觉得便宜了。”

“行。”有人掏出钱来，“可是，万一你把我剃破了，那你一个子儿也捞不到。”

那理发师把他的修面缸搁下来，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剪刀，一柄梳子。他有一只很大的纸袋，剃下来的髭须就撂在这里边。他动手搅着肥皂泡。他站在一扇窗子旁边。泡沬好白，倒像他是拿雪来当作肥皂似的。他很伶俐。三个人都已经剃好了。伤兵全不愿意剃。格雷贝尔第四个坐下去。他望着那三个已经剃好的人。他们的样子现在可古怪啦。他们的脸都是红扑扑的，而且给风雨侵蚀得斑斑点点的，下面却闪耀着雪白的下巴颏。那些脸一半像是士兵，一半像是老百姓。格雷贝尔听到剃刀的刮擦声。一修面，他就越加精神焕发啦。这已经有点家里的味道了，特别因为是一个上级在伺候他。那效果跟穿上便服差不多。

下午，他们又停了一次。外面停着一辆军厨车。他们下去领取分发的一份东西。吕特根斯没有跟他们一起去。格雷贝尔看见他正在急促地动着嘴唇。他一面这样做，一面把那只没有受伤的右手擎起来，仿佛要抱住另一个看不见的人似的。那左手扎着绷带，吊在他的军服里面。他们领到的是瑞典大头菜，都是不太热的。

他们到达边界，已经是傍晚了。火车上的人都走空啦。休假的人被集合起来，带到一个灭虱站去。他们把衣服翻过来，精赤条条地在营房里围坐着，让身上的虱子死掉。屋子里暖洋洋的，水也是暖洋洋的，还有发出一股强烈的石炭酸味儿的肥皂。格雷贝尔坐在一间真正温暖的屋子里，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在前线，有时候也生炉子，但是那时候只有朝着炉子的一面是暖的，另一面还是冷冰冰。这儿，整个屋子都是暖和的。人的骨头到临了也会化掉的，人的骨头和人的脑壳。就是这脑壳冻的时间最长久。

他们围坐着，寻找虱子，掐死它们。格雷贝尔没有头虱。毛毯上的虱子和衣服里的虱子不会侵犯到头上去。那是一个老规矩。虱子尊重彼此的领土，它们之间没有战争。

暖气弄得他困极了。他看见伙伴们苍白的身体，他们脚上的冻疮和伤疤上的红殷殷的纹路。他们突然不再是士兵了。他们的制服挂在蒸汽里的什么地方。他们只是一个个掐着虱子的、精赤条条的人，而他们的谈话也立刻两样了。他们不再谈到战争，他们谈的是吃喝和女人。

“她生了一个孩子，”有一个名叫贝恩哈特的人说，他坐在格雷贝尔旁边，用一面小镜子照着，在捉着眉毛里的虱子，“我两年没回家，可那孩子只有四个月。她硬说那孩子是十四个月，是我的。可是我妈妈写信给我，说那孩子的父亲是一个苏联人，再说，她在十个月前才写信来提起这件事，以前可从来也没提过。你们觉得怎么样？”

“是有那样的事，”一个秃顶的人满不在乎地答道，“在国内，有很多孩子的父亲都是战俘。”

“如果是我，我会把那个女人一脚踢出去，”另外一个人说，他正在重新裹扎脚上的绷带，“这是通奸。”

“通奸？你说通奸是什么意思？”那个秃顶轻蔑地摆摆手，“在战时，那样的事可不能一概而论。你必须懂得这点。那孩子怎么样，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她写信来说，他很像我。”

“如果是男的，你可以把他留下来。他将来会有用的。在地里，人常常需要帮手咧。”

“可是，他一半是苏联人哪——”

“那有啥关系？苏联人是雅利安人种。祖国也需要人当兵咧。”

贝恩哈特把镜子放好。“那没有这样简单。你们说说是容易的，事情没有临到你们头上哪。”

“要是有一头肥胖的、改良种的本地公牛给你太太生了个孩子，你难道反而愿意吗？”

“那自然不啰。”

“这就好啦。”

“她应该等我才对。”贝恩哈特轻轻地、不好意思地说。

那个秃顶耸了耸肩膀。“她们有的人是等的，有的人可不会等。你要是几年不回去，就不能样样事情都打如意算盘咧。”

“你也结婚了吗？”

“不，谢天谢地，我还没有。”

“苏联人不是雅利安人种。”一个像耗子一样的人，长着尖尖的脸，小小的嘴，突然说道。他直到这会儿才开腔。

每个人都瞧着他。“你错了，”秃顶答道，“他们是雅利安人种。他们毕竟曾经是我们的盟国。”

“他们是劣等人种，布尔什维克劣等人种。这是一个定论。”

“你错了，波兰、捷克和法国人才是劣等人种。我们正在把苏联人从共产党手里解放出来。他们是雅利安人种，除开共产党人，当然啰。也许不像我们这样是雅利安人种的主子，仅仅是雅利安人种的工人。可是他们是不应该被消灭的。”

那耗子吃了一惊。“他们一直是劣等人种，”他说，“我确确实实知道，纯粹的劣等人种。”

“那在好久以前就已经改变了。正像日本人一样，他们现在也是雅利安人种，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盟国，黄种的雅利安人种。”

“你们俩都错了，”一个毛发长得特别稠的男低音说，“在苏联人还是我们的盟国的时候，他们不是劣等人种。可是眼下，他们是劣等人种了。情况是这样。”

“这样说来，他该怎么样处理那个孩子呢？”

“把他交给国家，”那耗子又极有威信地说，“处以没有痛苦的、慈悲的死刑。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还有他的女人呢？”

“那就听当局去处置：打烙印，剃光头，进反省院，下集中营，或是上绞刑架。”

“目前他们还没有对她怎么样呢。”贝恩哈特说。

“说不定当局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他们知道，我妈妈已经去报告过了。”

“那么，他们是卑鄙、腐败。他们也应该给关进集中营。”

“唉，他妈的，让我安静一会儿吧！”贝恩哈特嚷道，他突然暴怒起来，转过身去。

一个双腿往外弯、长着鸡胸的人，本来一直在屋子里神魂不定地踱来踱去，这会儿却走到他们面前，站住了。“我们是优等人种，”他说，“别人都是劣等人种，这一点是清楚了。可是，到底谁是普通人种呢？”

那秃顶想了一想。“瑞典人，”他马上说，“或是瑞士人。”

“那是野蛮人，”那男低音说，“白种的野蛮人，自然啰。”

“白种的野蛮人，那已经不再存在了。”那耗子说。

“不吗？”那男低音狠狠地瞅着他。

格雷贝尔在打盹。他听见别人又在开始谈女人。关于女人，他知道得不多。他自己国家的种族理论，跟他所了解的爱不很符合。他不愿意让它跟自然淘汰、族系图谱和生孩子的本领等混淆起来。作为一个士兵，他除开在他参加作战的国家里看见过的那几个妓女以外，简直什么也不知道。而她们的存在也跟德国少女联盟[5]的成员一样，仅仅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已。不过对她们来说，那至少总是一个职业。

他们把衣服领回来，穿上了。一下子他们又成了列兵、准下士、上士和下级军官。那个有苏联孩子的人，原来是个下级军官。那男低音也是。那耗子是个护航队的士兵。他一看见别人都是下级军官，便缩头缩脑起来。格雷贝尔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军服，它还是暖和的，而且有一股酸味儿。在吊裤带的扣子底下，他发现一丛躲避在那儿的虱子。它们已经死了，给熏死了。他把它们剔掉了。

他们被带到一所营房里。一个政治军官讲了一番话。他站在讲台上，后面挂着一幅元首像。他向他们解释，现在他们既然回祖国了，他们就有很大的责任。关于他们在前线的情况，一点也不准提。不准提到阵地、方位、军队的配置或是军队的调动。到处都有间谍潜伏着。所以，闭口不言是头等重要的事。谁要是随便讲话，谁就要受到严厉的处分。乱批评也要治罪。元首在指挥作战，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局势好得很。苏联人正在流血而死，他们已经遭到空前的损失，而我们的反攻却正在加紧进行。对部队的照顾是第一流的，士气也很旺盛。再说一遍：泄露地名或是军队的阵地要治以叛国大罪。制造恐慌也一样。秘密警察在处处地方警戒着，处处地方。

那军官停了一停。接着他又变换一种口气，说明元首虽然公务繁冗，可还一直关怀他所有的士兵。他特别指示，每一个休假的人都应该得到一份礼物带回家去。因为这个缘故，一包包食品就要分发给他们。这些东西得带回去给他们家里的人，以证明他们在国外确实受到那么周到的照顾，他们甚至还可以把礼品带回来。谁要是在路上把包装拆开，把东西吃了，那要受处分。在每一个到达的地点，有人会检查他们有没有这种情形。希特勒万岁！

他们立正站着。格雷贝尔本来以为他们会唱《德意志之歌》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6]的，第三帝国在歌曲方面很了不起。可是没有那样的事。倒是来了这样一个命令：“要回莱茵兰去休假的人，向前三步走！”

有几个人走到了队伍的前面。“到莱茵兰去的准假证撤销了。”那军官这样宣布，他转过脸去，向着一个站得离他最近的人，“你打算转到什么地方去？”

“到科隆。”

“我刚才跟你们说了，莱茵兰去不了啦。你打算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到科隆，”那个人莫名其妙地说道，“我是科隆人嘛。”

“科隆你去不了啦，懂得吗？你打算另外转到哪个城市去？”

“不转另外哪个城市。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在科隆。我从前在那儿当锁匠。我的准假证上也签的是科隆。”

“那我知道，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了。你得弄明白！眼下，休假的人不准到科隆去。”

“不准？”那个当锁匠的人问，“为什么？”

“你疯了吗？质问是谁的权利啊？你的还是当局的？”

一个上尉走过来，跟军官嘟嘟囔囔地絮语了一阵。他点点头。“到汉堡和阿尔萨斯去休假的人站出来。”他发着命令。

没有人站出去。“莱茵兰人留在这儿！其余的稍息！向左转！站出来领你们带回家去的包裹。”

他们又站在车站上。过了一会儿，那几个莱茵兰人也到他们这儿来了。“怎么回事啊？”那个男低音问。

“你已经听到那是怎么回事了。”

“你不能去科隆？那你眼下到哪儿去呢？”

“到罗滕堡。我有一个姐姐在那儿。我到罗滕堡去干吗啊？我家在科隆。科隆怎么样了？我干吗不能去科隆呢？”

“留神！”有人说道，眼睛看着两个党卫队员，他俩正响着砰砰的靴子声，大踏步走过去。

“滚他们的！我去罗滕堡干吗啊？我家在哪儿？她们本来住在科隆。那边不知怎么样了？”

“说不定你的家也搬到罗滕堡去了。”

“她们不会在罗滕堡。那儿她们不会有地方住。我老婆跟我姐姐合不来。科隆到底出了什么事啦？”

那锁匠瞪着别人。他眼睛里噙着眼泪。他那厚厚的嘴唇哆嗦着。“为什么你们能回家，我不能？偏偏就碰到这一次！到底出了什么事？我的老婆和孩子怎么样了？我最大的孩子名叫乔治，已经十一岁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啦？”

“听着，”那个男低音说，“这件事你一点办法也没有。给你太太发一封电报，叫她到罗滕堡去。要不，你干脆就见不到她。”

“旅费呢？谁出这笔钱呢？叫她住在哪儿呢？”

“要是他们不让你进科隆，那么他们也不会让你太太出来的，”那耗子说，“那是肯定的。规章条例就是这个样。”

锁匠张了张嘴，可是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问：“为什么不呢？”

“那你自个儿去想吧。”

锁匠向四周望了望。他挨着个儿地看过去。“总不会一切都粉碎吧！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们没有把你直接送回前线，你应当高兴。”那个男低音说，“你住的地区既然被封锁了，那样的事很可能会发生。”

格雷贝尔一声不响地听着。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发抖，而那寒冷却不是从外面来的。一种幽灵似的、无从捉摸的东西，又一次出现了，那东西萦绕了他那么久，可是从来没法完全捉摸到，它一会儿避开，一会儿又回来，瞪着他，它有一百张模糊不清的脸，又像是一张脸也没有。他望着那路轨。它们通往家庭、安全、温暖与和平，通往那唯一留剩下来的东西。现在，外面的那种东西好像已经溜进他心里，它在他身边畏怯地呼吸着，没法吓跑它。

“休假，”那个科隆人痛苦地说道，“这是我的假期！现在怎么办呢？”

其余的人都瞧着他，一声不响。好像有一种隐病突然在他身体里发作似的。他无罪无辜，可是他仿佛被奇怪地打上了烙印，于是他们都偷偷地溜走了。他们很高兴，这件事没有落到他们头上，可是到现在，他们自个儿也还保险不了——就为了这个理由，他们都偷偷地溜走了。倒霉的事，是有传染性的。

火车慢慢地驶进车棚，车身墨黑，把最后一线亮光也给抹掉了。

6

第二天，景色改变了。一片风光清清楚楚地从轻柔的晨雾中涌现出来。格雷贝尔这会儿靠窗坐着，脸贴在玻璃上。他看见休耕地和耕种地上仍然斑斑点点地积着雪，底下露出那匀净而乌黑的犁痕，还有那幼小裸麦的浅绿色的闪光。没有弹坑，没有破坏。平坦而光滑的原野。没有战壕，没有防空洞，只有乡村。

接着出现了第一个村子。一座教堂，上面的十字架在闪闪发亮。一所学校，屋顶上那风标在慢慢地转动。一家小酒店，前面站着许多人。屋子的开着的门，拿着笤帚的女仆，一辆牲口拉的车，太阳照在一点也不碎的窗子上的第一缕反光。完整的屋面，没有毁坏的房子，枝枝丫丫的树木，像像样样的街道，正在上学的孩子。格雷贝尔已经好久没看见孩子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便是他一直等待着的东西。在那儿了。到底在那儿了！

“样子已经不一样啦，可不是吗？”坐在另一扇窗边的一个下级军官说。

“完全不一样了。”

迷雾逐渐消退了。树林从天边迎过来。人可以老远老远看过去。电线跟随着火车，它们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落下去，像是一支唱不完、听不见的曲调的歌词与乐谱。鸟儿像歌声似的，从那上面扑棱棱飞起来。景色很宁静。前线的隆隆声已经沉没在遥远的后面。再也没有飞机了。格雷贝尔觉得，他好像已经在路上走了好几个星期了。连他对战友们的记忆，也突然变得暗淡了。

“今天星期几？”他问。

“星期四。”

“原来是星期四。”

“当然啰，昨天是星期三哪。你以为我们会不会有机会在什么地方弄到点咖啡？”

“当然啰。这儿一切都还是从前的样子。”

有几个人从他们背包里掏出面包，嚼起来了。格雷贝尔等着，他要把面包跟咖啡一块儿吃。他想起家里的早餐。他母亲有一条蓝白格子的桌布，有蜜糖和小圆面包，还有加热牛奶的咖啡。金丝雀在歌唱。夏天，太阳照在窗子里那蔷薇属的天竺葵上。那时节，他常常拿深绿色的叶子夹在两只手中间搓着，闻那股强烈的、外国味儿的香气，缅想着外国的风光。从那时起，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外国的地方，可都不是他那时梦想的样子。

他又向外面眺望。他突然觉得很宽慰。外面有庄稼人站在那儿望着火车。也有女人，头上缠着头巾。那下级军官放下窗子，挥着手。可是没有人搭理。

“好，不理就不理吧，你们这些乡下佬。”那下级军官失望地说。

过几分钟，又闪过一片田野，上面也有人，于是他又挥着手。这一回，他把身子从窗子里远远地探出去。可是这一回，也还是没有人搭理，虽然人们直起腰来，望着火车。

“我们现在正是为了那批家伙在打仗咧。”那下级军官怒气勃勃地说。

“也许他们是些俘虏，正在那边做工，或者是外国工人。”

“他们里面有那么多女人，她们至少该挥一挥手啊。”

“说不定她们也是苏联人，或者是波兰人。”

“胡说，她们看样子都不像。就算是那样，也总该有几个德国人哪。”

“这是一列伤兵车，”那个秃顶说，“谁也不会向伤兵挥手的。”

“笨牛，”那下级军官结束了话题，“都是些村子里的傻瓜和挤牛奶的女人。”他猛地把窗子拉上了。

“在科隆，人就两样了。”那个锁匠说。

火车继续前进。有一次，它在一个隧道里停了两个钟头。车厢里没有灯，隧道本身也是一片漆黑。住在地下，他们原是习惯了的，可是，过了一会儿，隧道里也开始变得难以忍受起来了。

他们抽着烟。纸烟那发光的一头，忽上忽下地闪动着，活像一个个飞萤。“说不定机件损坏了。”那个下级军官说。

他们倾听着。他们听不到飞机，也没听到爆炸声。“你们有人到过罗滕堡吗？”那个科隆人问。

“那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格雷贝尔说。

“你到过那儿吗？”

“没有。你有没有去过那儿？”

“没有，我到那儿去干吗啊？”

“你应当到柏林去，”那耗子说，“你好容易有一次假期。在柏林，有趣的事儿更多咧。”

“我到柏林去，钱不够。叫我住在哪儿？难道住旅馆？我要到家里去啊。”

火车震了一震，开动了。“到底走了，”那男低音说，“我还以为我们会葬在这儿哪。”

亮光灰蒙蒙地流进幽暗里。天越来越显得银白，随后景色又展现出来，它仿佛比先前越发可贵了。他们全挤到窗子前面。下午的景色就像酒一样。他们不自觉地寻找新的炸弹坑，可是没找着。

又开过几个站，那男低音下车了。接着是那个下级军官和另外两个人。一小时过后，格雷贝尔开始认得那村野了。黄昏逐渐降临。蓝幽幽的帷幕挂在树木中间。他并没有认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不是房屋，不是村落，也不是小山，而是景色本身突然像在向他打招呼。它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甜蜜亲切，势不可挡，而且充满着猝然而来的回忆。它并不怎么精确，跟事实也并不怎么相干，它最多不过是一种回家的预感，还不是回家本身，可是正因为这样，印象却反而格外强烈。萦回在魂梦中的黄昏时的街巷，就显现在这片景色中间，那么无穷无尽。

车站的名字，现在都很熟悉。当年远足时记得的地方，一个个闪过去。在他记忆中，突然有一股草莓、树脂和阳光下石南花的味儿。现在，只消几分钟，那个城市就要到来了。格雷贝尔已经把东西捆扎好。他站起来，等待着即将首先闪现的街道。

火车停了。人们在外面匆匆忙忙地来来去去。格雷贝尔往外头望了望。他听到那个城市的名字。“哦，祝你幸运。”那个科隆人说。

“我们还没到哪。车站是在市中心的。”

“也许他们已经把它搬了。还是问一问吧。”

格雷贝尔拉开车门。在半明半暗中，他看见有人在走上来。“这儿是韦尔登吗？”他问。

两三个人抬头瞥了他一眼，可是都没搭腔。他们太匆忙了。他走下去。随后他听到站长在喊：“韦尔登！到韦尔登的统统下车了！”

他抓住背包的皮带，推推搡搡地挤到那个公务员跟前。“这列火车不开到车站去吗？”

那个人厌烦地瞟了他一眼。“你要到韦尔登吗？”

“是的。”

“那边往右转，就在月台后面。剩下来的一段路程可以搭公共汽车。”

格雷贝尔顺着月台走去。对这个月台，他一点也不熟悉。这是新的，用苍绿的木材搭成的。他找到那辆公共汽车。“你是开到韦尔登去的吗？”他问司机。

“是的。”

“火车不再开进城里去了？”

“不去了。”

“为什么不去？”

“因为它只开到这里为止。”

格雷贝尔望望那司机。他知道再问他也没有用。他不会得到真实的回答。他走上那辆公共汽车。在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空位子。外面，现在是漆黑一片。他只看得见好像是那条新的路轨在黑暗中闪着光。那条路轨一直伸展出去，跟城市的方向成一直角。火车早已转辙了。格雷贝尔挤进那个角落里。他们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预防，他毫无根据地这样想。

公共汽车开动了。这是一辆老旧汽车，烧着很坏的汽油。引擎咳喘着。好几辆奔驰汽车抢过了他们。在一辆汽车里，坐着几个军官；在另外两辆汽车里，坐着几个党卫队军官。公共汽车上的乘客，看着他们飞驰过去。他们都一声不吭。一路上，差不多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有一个孩子笑着在过道上玩。这是一个两岁样子的女孩子，眼睛蓝漾漾的，金黄色头发上扎着一个蓝蝴蝶结。

格雷贝尔看见那些首先闪现的街道。它们没受到一点破坏。他释然地舒了一口气。公共汽车又嘎嘎地走了几分钟，停了。“统统下车了。”

“我们到了哪儿啦？”格雷贝尔问他旁边的一个人。

“布拉姆舍街。”

“车子不再往前开了吗？”

“不啦。”

那个人走下车去。格雷贝尔跟着他。“我是回来休假的，”他说，“两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他总得告诉一个什么人啊。

那个人望着他。他额角上有个新的伤疤，两颗门牙都掉了。“你住在哪儿？”

“哈肯街十八号。”

“那是在旧城吗？”

“在旧城边上。在路易森街的拐角。从那儿你可以望见凯瑟琳教堂。”

“是的——”那个人抬头望了望黑乎乎的天空，“好——你还认得路吧？”

“自然啰，那是不会忘记的。”

“自然不啰。祝你幸运。”

“谢谢。”

格雷贝尔顺着布拉姆舍街走去。他望望那些房子，它们都是完整的。他又望望那些窗子，它们全是黑洞洞的。预防空袭，他想，当然啰。这未免有点幼稚，可是他当初的确没有料到，他以为城里一定还是灯火辉煌。他应当记得上一次的情形啊。他急匆匆顺着街道走去。他看见一家面包店，里面没有一块面包。橱窗里有两三朵纸做的玫瑰花，插在一个玻璃瓶里。隔壁是一家高级的食品杂货店，橱窗里陈列的尽是一个个纸包，可是它们里面全是空的。接着便是一家马具铺的橱窗。格雷贝尔记得那家铺子。一匹剥制的褐色马总是立在那儿。他向里面望了一望。那匹马仍然立在那儿，在它前面，也还有那只陈旧的、剥制的黑白毛梗狗，昂起脑袋在吠着，跟从前完全一个样。他在橱窗前面停了一会儿，尽管近年来发生了那么多事情，这橱窗可还没有一点儿改变。于是他向前走去。突然他觉得安心自在了。“晚安。”他跟一个不相识的人说，那个人站在近旁一家门口。

“晚安。”隔了一会儿，那个人才诧异地在他背后说。

人行道被格雷贝尔的靴子踩得发出回声。不消多少工夫，他就要脱掉这双沉甸甸的皮靴，换上他那轻盈的便鞋。他要在清澈的热水里洗个澡，穿上干净的衬衫。他走得更快了。街道仿佛在他脚底下往上跳，倒像那是活的，或者是充满着电似的。随后，他突然闻到一股烟味儿。

他停下来。这不是烟囱里的烟，也不是烧水柴的烟，这是大火的味儿。他向四下里张望。房子立在那儿，没受一点破坏。屋顶也没有烧掉。它们后面的天空，暗蓝色的茫茫一片。

他继续往前走。这街道的尽头是一块有着花坛的小小广场。火烧的气味越来越强烈。它好像就挂在那光秃秃的树梢上。格雷贝尔嗅了一阵，他判断不出这气味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会儿，到处全是烟味了，它如同灰尘一样，仿佛是从天空里掉下来的。

他又拐了一个弯，看见第一座坍塌的房子。这使他吃了一惊。近年来他看见的尽是废墟，可是从来不曾想起过什么，但是他瞪着这一堆瓦砾，却竟像生平第一次看到一所坍塌的建筑物似的。

这不过是一幢房子，他想，只是一幢，其余的都还矗立在那儿。他赶快走过那堆瓦砾。一面用鼻子嗅着。火烧的气味不是从这里发出来的。这幢房子早已在好久以前就倒掉了。那也许是一个意外——一颗忘记丢掉的炸弹，在飞回去的时候漫无目标地扔了下来。

他寻找路名。勃莱梅尔街。到哈肯街还有好长一段路，至少还得步行半小时。他走得更快了。他一个人也没看见。在一个黑沉沉的拱门底下，亮着几盏蓝幽幽的电灯。它们都用罩子罩着，使拱门看去像是害着痨病一样。

接着出现了第一个废墟的拐角。这一次有好几幢房子。只有墙基依然立着，它们高矗在空中，锯齿形的，乌沉沉的，中间吊着已经弯曲的横梁，活像一条条从石头里爬出来的黑黝黝的蛇。一部分瓦砾已经给铲到了一边。这些废墟也还是老早就有的。格雷贝尔挨着那边走过去。他爬过人行道上的瓦砾，在黝黯中间看见几个更黝黯的影子，仿佛巨大的甲虫在爬来爬去。“嗨！”他喝道，“那边有人吗？”

灰泥崩下来，石头噼啪地响着。那些人影溜走了。格雷贝尔听到喘粗气的响声。他谛听了一会儿，随后才明白，原来是他自己在喘粗气。

现在他在奔跑了。火烧的气味越来越浓重。破坏的情形也越来越厉害了。他跑到旧城，停下来，望着，望着。从前本来有一排排中世纪的木房子，突出的三角墙，油漆的屋顶，色彩鲜艳的题刻立在那儿的。它们已经不再在那儿了。就在那些地方，他看见大破坏以后的混乱的余波，烧焦的栋梁、墙基，一堆堆的石子，人行道的遗迹，还有笼罩在那上面的汹涌澎湃的白茫茫的迷雾。房子已经像干木片似的烧光了。

他向前奔跑，疯狂的恐惧突然抓住了他。他记得离他父母的房子不远，有一所小小的制铜厂。那可能是一个目标。他顺着街道，尽快地跌跌绊绊地前进，越过冒烟的湿滋滋的废墟堆。他撞着路人，向前奔跑。他爬过一堆堆的瓦砾，随后他站住了。他不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

他从童年时起就已经熟悉的城市，改变得这样厉害，他竟再也摸不着路了。他从前总是用房子的正门来测定方位的。现在它们都不再在那儿了。他问一个偷偷地溜过去的女人，他上哈肯街去该怎么走。

“什么？”她吃惊地问。她满身肮脏，双手搁在胸口。

“去哈肯街。”

那女人做了个手势。“那儿——就在那儿——拐角那儿——”

他朝着那个方向走去。烧焦的树木立在一边。它们那细小的枝条都已经烧光了，树桩和几根主要的树干仍然矗立在空中。它们看去像是一些巨大的、乌黑的手，从地里向着天空伸出去。

格雷贝尔想弄清楚他的方位。从这儿，他应该可以看见凯瑟琳教堂的尖塔，可是他看不见。说不定那教堂也已经给毁了。他没有再问别人。在一处地方，他看见有几副担架停着。人们正在挖掘。消防队员正在来回奔跑。水在浓烟中哗哗地激溅。一抹阴沉沉的火光笼罩在制铜厂上空。后来，他找到了哈肯街。

7

一根弯曲了的路灯杆子上钉着个路名牌。它斜斜地指向一个炸弹坑，这里面横着几块墙壁残骸和一张铁床。他绕过弹坑，向前奔跑。前面，他看见矗立着一所没有毁坏的房子。十八号，他轻轻地嘟哝着。那一定得是十八号。天保佑，让十八号还立在那儿吧！

他错了。这只是一所房子的正面。在黑暗中，它看去好像是完整的。可是一走过去，他看见背面整个都坍塌了。一架钢琴高高地吊着，嵌在钢梁中间，盖子已经掉了，一个个音键如同一张长满牙齿的巨大的嘴，在闪闪发光，活像一只硕大无朋的史前时期的野兽，在暴怒地向下眈眈虎视。房子的正门敞开着。

格雷贝尔跑到了那儿。“留神哪！”有人在喊，“小心点。你打算上哪儿去啊？”

他没搭腔。突然他再也记不起他父母的房子到底应该在哪儿了。那么多年来，他一直看得清清楚楚的，每一扇窗子，前门，台阶——可是现在，今天夜里，一切都混乱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站在街的哪一面。

“留神哪，嗨！”那个声音又叫了起来，“你要让那堵墙压在你头上吗？”

格雷贝尔从那幢房子的门里望进去。他看见一座楼梯的起点。他寻找着房子的门牌。一个防空哨兵走过来。“你在这儿干什么？”

“这是十八号吗？十八号在哪儿？”

“十八号？”那防空哨兵整了整头盔，“十八号在哪儿？你一定是说，十八号从前在哪儿吧？”

“从前？”

“当然啰。你难道没有眼睛吗？”

“这不是十八号吗？”

“不是从前的十八号！从前！它现在已经没有了。应该说从前才对。”

格雷贝尔一把揪住那个人的衣襟。“听着，”他狂暴地说，“我不是到这儿来听俏皮话的。十八号在哪儿？”

那个防空哨兵瞅着他。“马上放开我，要不，我要吹这个哨子叫警察了。你没有权利到这儿来。这儿是清除区。他们会逮捕你的。”

“他们不会逮捕我的。我是打前线回来的。”

“你说得多动听！你以为这儿就不是前线吗？”

格雷贝尔放开他。“我家在十八号，”他说，“哈肯街十八号。我爸妈住在那儿——”

“这条街上没有人住了。”

“没有人？”

“没有人。我应当知道。我过去也住在这儿。”那个人突然龇开牙齿。“过去！过去！”他嚷道，“我们这儿十天里来了六次空袭，你这个前线士兵！你们这批该死的流氓却在前线闲游浪荡！又健康，又高兴，什么人都看得出来！可是我的老婆呢？那儿——”他指了指那幢房子，他们就在那前面站着，“谁来把她挖出来啊？一个人也没有！死了！眼下不值得做这种事，那些抢救队员说。到处都是更紧急的工作！被炸掉的案卷，被炸掉的局子，被炸掉的机关，需要抢救的太多了！”他把他那憔悴的脸探过去，凑近格雷贝尔，“你要知道一些情况吗，士兵？事情没有临到自己头上，谁也不会知道出了什么事。等到他知道，那已经太晚了。你这个前线的士兵！”他吐了口睡沫，“你这个挂着勋章的、英勇的前线士兵。十八号在那边。就是他们正在挖掘的那个地方。”

格雷贝尔撇下了那个人。就是他们正在挖掘的那个地方，他想，就是他们正在挖掘的那个地方！那是假的！我马上就会醒来，我会在那个掩蔽壕里，我会在那个叫不出名字的苏联村子的地窖里醒来，伊默曼会在那儿咒骂，还有米克和绍尔，这儿是苏联，这不是德国，德国是完整而安全的，它……

他听到吆喝声和铁锹的铮铮声，随后他看见站在突出的废墟上的人们。水正从街上一根破裂的总管子里流出来，它在被遮起来的电灯的光芒里闪烁。

他跑到一个正在发号施令的人面前。“这是十八号吗？”

“什么？离开这儿！你在找什么？”

“我在找我的爸妈。找十八号。他们在哪儿？”

“嘿，那我怎么会知道？难道我是上帝吗？”

“他们已经救出来了没有？”

“到别处去问吧。那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只管把人挖出来。”

“有没有人给埋在这儿？”

“当然啰。你难道以为我们在挖着玩儿吗？”那个人又朝那些挖掘的人转过脸去，“停！别作声！维尔曼，敲！”

那些工作的人直起身来。那是一些穿着汗衫的人，衣服白领子肮脏不堪的人，穿着破旧的机械工工装的人，穿着军装裤和便服短外套的人。他们都浑身肮脏，满脸透湿。中间有一个拿着铁锤在瓦砾里跪下，敲着一根突起来的管子。“别作声！”那个监督的人喝道。

一片沉寂。那个拿铁锤的人把耳朵贴到管子上。人们的呼吸声和灰泥落下来的窸窣声都听得清。远远地传来一辆救护车和一辆消防车的声音。那个拿铁锤的人又敲了一下，随后他直起腰来。“他俩还在答应，可是他们敲得更快了。那儿不会有很多氧气啦。”

他很快地回敲了几下。“加油干吧！”监督的人嚷道，“再往那边一点！靠右！我们得把管子通进去，让他们得到些氧气。”

格雷贝尔仍然站在他旁边。“这是个防空壕吗？”

“当然啰，还能是什么？如果他俩不是待在防空壕里，你以为他们还能敲吗？”

格雷贝尔咽了一口气。“他们是不是都住在这所房子里的？那边有一位防空哨兵说，这儿已经没有人住了。”

“那防空哨兵已经发了疯啦。人在下面敲着，对我们来说那已经够了。至于他们住在哪儿，可不干我们的事。”

格雷贝尔把背包扯下来。“我很健壮，我可以帮着把他们挖出来！”他望了望那些人，“我应当帮着挖，我爸妈……”

“我没有问题。维尔曼！这儿又来了个接班的。你还有多一柄斧头吗？”

首先挖出来的，是一个两腿给压烂了的人。一根横梁把那双腿辗碎，把人钉在地上了。那个人还活着，他没有昏迷。格雷贝尔瞅着他的脸，他不认识他。他们锯断那根横梁，抬过来一副担架。那个人没有叫喊，他只是翻起眼睛，眼睛却突然发白了。

他们把入口处挖大，又发现两具尸体。那两个人都给压扁了，脸是扁的，再也没有一样东西是突出的了，鼻子已经没有，牙齿成了两排扁扁的核粒，有点儿散裂和歪斜，活像烤在糕饼里的杏仁。格雷贝尔向他们弯下腰去，他看见黑黝黝的头发。他家的人都是黄头发的。他们把尸体拉出来，让他们躺在街上，样子很古怪，全身都扁了。

夜色明亮了一些。月亮上升了。天空变成一片柔软的、很冷的、几乎没有一点杂色的蔚蓝。“什么时候空袭的？”他换班休息的时候问。

“昨天夜里。”

格雷贝尔望了望他的手。在虚幻的光里，这双手显得黑乎乎的。从那上面流下来的血，也是黑乎乎的。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他自己的手。他甚至不知道他曾经用这双空手搬开过瓦砾和碎玻璃。他们在继续挖掘。他们的眼睛淌着眼泪，炸弹爆炸后留下的酸性气体刺激着双眼。他们用衣袖把眼泪抹干，可是很快又噙满了。

“嗨，士兵！”有人在他背后喊。他转过头去。“那是你的背包吗？”一个人影问，那个人影在他给眼泪糊住的视线里直摇晃。

“哪儿？”

“在那边，有人刚才拿着它跑了。”

格雷贝尔正想转回身来。“是他把它偷走的，”那个人影指了指说，“你还可以抓住他。赶快！你这儿的事由我来做。”

格雷贝尔不能再思考了，他只是服从了那个嗓音和那只胳膊。他顺着街跑去，看见有人正在一堆瓦砾上爬过去。他追上了他。那是一个老头儿，拖着那个背包。格雷贝尔把皮带踩住。那个人把背包一松，转过身，举起双手，发出一声微弱而尖厉的叫啸。在月光里，他的嘴又大又黑，眼睛炯炯发光。

一队巡逻员走过来，是两个党卫队员。“这儿怎么啦？”

“没什么。”格雷贝尔答道，把背包往肩膀上一挎。那个叫啸的人不吭一声，却又急又响地喘着气。

“你在这儿干什么？”一个党卫队员问，他是一个中年的队长，“证件。”

“我在帮着把人挖出来，在那边。我爸妈过去住在那边。我一定要——”

“证件！”那队长越发凌厉地说。

格雷贝尔瞪着那两个人。质问党卫队员有没有检查士兵的权利，那是没有意思的。他们是两个人，而且都是武装着的。他摸索着准假证。那个人拿出一个手电筒来，读着。有一会儿工夫，那张纸给照得雪亮，像是从里面发出光来似的。格雷贝尔觉得自己的肌肉在颤动。最后，灯光灭了，那队长交还了他的证件。“你住在哈肯街十八号？”

“是的，”格雷贝尔说，不耐烦得简直要发疯了，“在那边，我们正在把人挖出来。我在寻找我家里的人。”

“在哪儿？”

“在那边，在他们正在挖掘的地方，你没看见吗？”

“那不是十八号。”那个队长说。

“什么？”

“那不是十八号，那是二十二号。十八号在这儿。”他指着一堆铁梁从里面矗起来的废墟。

“是真的吗？”格雷贝尔结结巴巴地说。

“当然啰，这儿周围，一切东西现看起来都一样，可是那是十八号，我确确实实知道。”

格雷贝尔望着那些废墟，它们正在冒烟。“这一段街道昨天没受到轰炸，”那个队长说，“我看那是在上星期，说不定甚至还要早些。”

“你知道——”格雷贝尔哽住了，随后又继续说下去，“你知道人有没有救出来？”

“我不知道。不过每次都会有人救出来的。说不定你爸妈根本不在那所房子里。放警报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跑到大的防空壕去的。”

“我可以到哪儿去打听呢？我可以到哪儿去打听他们眼下在什么地方？”

“今夜没有办法。市政厅中了炸弹，一切都搅乱了。明天一大早，到区公所去问一下。你跟这个人在干什么？”

“没什么。你说废墟下面还有什么人吗？”

“到处都有尸体。如果我们要把他们统统挖出来，那我们需要比现在多一百倍的人。那些该死的野猪，把整个城市都滥炸遍了。”

那队长一转身，准备走了。“这儿是禁区吗？”格雷贝尔问。

“什么？”

“那边那个防空哨兵说这儿是禁区。”

“那个哨兵头脑有毛病。他已经给撤职了。你爱在这儿待多久就待多久。要是你运气不坏的话，也许你还可以在红十字会办事处找个地方睡一觉，就是原先车站的地方。”

格雷贝尔在寻找门口。有一处地方，瓦砾已经被清开了，可就是找不到一个通往地窖的入口。他爬上那堆瓦砾。在它中间，矗立着一段梯子。梯级和梯顶都还原封未动，但是它们却毫无意义地通到空虚里去。它们后面的瓦砾堆得更高。一张缎面的椅子立在壁龛里，既合适又整齐，仿佛什么人故意放在那儿似的。邻居的后墙斜斜地倒在花园中，堆叠在原有的废墟上。什么东西往那个方向急匆匆跑过去。格雷贝尔还以为是他刚才看见的那个老头儿，可是过后才发现那是一只猫。他想也没想，就举起一块石头来掷它。他突然起了一个毫无根据的念头，认为那只猫正在咬尸体。他急忙爬到另一边。现在他知道他找的正是这所房子，一点也没错。一小部分花园没有毁坏，一座木亭子依然立在那儿，里边有一条长凳，后面有一棵菩提树的残桩。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抚着树皮，摸到他许多年前刻在那上面的简写姓名字母的凹痕。他转过身子。月亮正在颓垣断壁的上空升起来，这会儿把现场都照亮了。这是一幅不人道的、不熟悉的弹坑风景画，是人所梦想到的，却又觉得不可能是真实的东西。格雷贝尔已经忘记，他自己近年来简直没看到过别的东西咧。

后门好像毫无希望地给埋在废墟底下。格雷贝尔谛听着。他往一根铁梁上敲了一下，立定了，又谛听着。突然他以为自己听到一阵呜咽。那一定是风，他想，除了风，不可能是别的。接着他又听到那种声音。他往梯子的方向冲过去。那只猫从它躲避着的梯级上，打他面前蹦蹦跳跳地走开了。他继续谛听着。他意识到自己在发抖。随后，他突然又万分肯定，他父母一定倒在这堆废墟底下，他们一定还活着，给封闭在黑暗里，而且他们一定在用一双绝望的、脱了皮的手抓着，为他而呜咽着……

他翻开石子和瓦砾，随后重新考虑了一下，便急忙往他先前走来的路上奔回去。他摔了一跤，膝盖跌伤了。他骨碌碌地从灰泥和石子上滚下去，掉在街上。随后他又赶到他刚才跟旁人在一起挖掘的那所房子那儿去。

“来！这不是十八号。十八号在那边！帮我把他们挖出来！”

“什么？”监督直起身子问。

“这不是十八号！我爸妈——在那边——”

“哪儿？”

“那边！赶快！”

那个人向那边望了一眼。“那是老早炸掉的，”他随后说，语气极其亲切而温和，“已经太晚了，士兵。我们得在这儿挖掘下去咧。”

格雷贝尔把背包从肩膀上拉下来。“他们是我的爸妈啊！这儿！我有东西，我有吃的，有钱——”

那个人用一双红红的、淌着眼泪的眼睛盯住他。“那便是让别人压死在这儿的理由吗？”

“不——可是——”

“那么好吧——这儿的人还活着哪。”

“也许过后你们可以——”

“过后！你难道没看见这些人疲累得快要倒下来吗？”

“我在这儿跟你们一起挖了整整一夜，你们至少总——”

“喂，”那个监督说，他突然恼火了，“理智一点。往那边去挖掘，不会再有什么意思的。你难道不懂吗？你甚至还不知道那儿下面到底有没有人。说不定没有，要不然，我们早该听到动静了。现在，别再打搅我们了。”

他抓起他的鹤嘴锄。格雷贝尔站在那儿。他望了望那些工作着的人的背影。他望了望那些担架。他望了望那两个已经赶来的埋尸队员。破裂的总管子里流出来的水，在街上泛滥。他觉得所有的力气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他想继续铲下去，可是他再也没法那么做。他疲乏地拖着脚步，回到从前是十八号的那个地方。

他察看着那堆废墟。他再一次动手把石头翻到一边，可是马上又住手了。这是不可能的。乱石碎砖清开以后，还有铁梁、混凝土和墙面石板。房子是建筑得很坚固的，那就使这堆废墟简直牢不可破。也许他们确实已经逃脱了，他想，也许他们已经疏散了，也许他们在德国南部的一个村子里，也许他们在罗滕堡，也许他们在什么地方的床上睡熟了。妈妈。我成了一个空壳。我再也没有脑袋，没有肚子了啊。

他在梯子旁边蹲下去。雅各的梯子，[7]他想，那曾经是什么啊？那不是一座通到天国去的梯子吗？天使们不是在那上面上去下来吗？天使如今在哪里？已经变成了飞机。一切都在哪里？土地在哪里？它仅仅用来做了坟墓了吗？我是掘过坟墓的，他想，许许多多的坟墓。现在我在这儿干什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我？我看见过成千堆废墟，可是我不曾真正看见过一堆，只有在今天，这一堆是第一堆。这一堆跟所有别的都不一样。为什么我不倒在这下面呢？我应当倒在这下面哪。

沉寂了。最后一批担架也抬走了。月亮升得更高，那镰刀无情地挂在城市的上空。那只猫又出现了。它朝着格雷贝尔瞅了好久。在虚幻的光里，它的眼睛绿幽幽地闪着光。它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悄悄地在他周围溜了好几圈。随后它挨得更近，擦着他的脚，拱起它的脊背，开始呜呜地叫着。最后，它爬到他身边，躺下了。他却一点也没有觉察。

8

天，金光闪闪地破晓了。过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格雷贝尔才明白自己是在哪儿，在废墟中睡觉，他已经太习惯了。可是随后，一切又猛然一震，回到他心上来。

他靠着梯子，打算寻思一下。那只猫蹲在没离多远、一只一半陷在地里的浴盆底下，平平静静地往身上舔着。这种荒凉景象，它一点也不在乎。

他看了看表，到区公所去还太早。他慢慢地站起来。他浑身骨节都直僵僵的，手上尽是血迹和肮脏。在浴盆里，他发现有一点清水，大概是救火或者下雨的时候积下来的。他的脸影从水面上回瞪着他，那样子很古怪。他从背包里捡出一块肥皂，动手盥洗。水变黑了。他的手又流起血来，他把手擎在阳光里晒干。随后，他垂下头望了望自己。裤子已经撕破，上衣十分肮脏。他用那块湿手绢在衣服上擦着。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事罢了。

他背包里还有点面包，水壶里也还有点咖啡。他喝着咖啡，一面吃着面包。突然他觉得很饿。他的喉咙那么粗哑，好像曾经嚷了一夜似的。那只猫走来。他折下一角面包，伸出去喂它。它小心翼翼地把它咬住，衔着走开去，蹲下来嚼着。一面，它仍然一直盯着他。它的毛是乌黑的，有一只雪白的爪子。太阳照着废墟中的碎玻璃片，闪闪发亮。他捡起背包，走到街上。

到了下面，他立定了，向四下里张望。他再也认不得这个城市的剪影了。到处都是窟窿，活像一个受伤的牙床上落掉了牙齿。教堂的绿色穹顶已经没有。凯瑟琳教堂的一座尖塔也已经坍塌了。四面八方，那一排排屋顶都是斑斑点点，残缺不全，仿佛一条条巨大的原始昆虫，立在一个蚁冢上。哈肯街只有几幢房子还立着。这城市不再像他以前所期望的家，它像是苏联呢。

从一幢光剩下一个正面的房子里，一扇门开了。头天晚上遇见的那个防空哨兵走了出来。看他从一幢已经不像是房子的房子里出现，好像一切都井然有序，简直有点阴森森。他瞧着格雷贝尔，向他做了个手势。格雷贝尔迟疑了一会儿。他记得队长曾经告诉他，这个人是疯子。可是，尽管这样，他随即还是往他那儿走过去。

那个防空哨兵龇牙咧嘴的，像是要叫嗥：“你在这儿干吗？抢东西？你难道不知道是禁止——”

“听着！”格雷贝尔说，“别搞这套无聊的鬼把戏，告诉我你是不是知道我爸妈的消息，保罗和玛丽·格雷贝尔，他们一向都住在那边的。”

那个防空啃兵探出他那憔悴的、满是短髭的脸。“啊，是你！前线的勇士！别那么大声地嚷嚷，士兵！你以为找不到家里人的只有你一个吗？钉在那边的，你说是什么？”他指了指他刚才从里面走出来的那幢房子。

“什么？”

“那个，钉在那儿门上的。你没有眼睛吗？你以为那是笑话汇编吗？”

格雷贝尔没搭腔。他看见一张张纸条钉在门上，便急匆匆走到那边去了。

那些都是地址和寻人的告示。有的用铅笔、墨水或是木炭直接写在门的嵌板上；有的写在纸上用图钉钉着，或是用透明胶带贴了起来。“海因里希和乔治，到舅舅赫尔曼家来。伊尔玛死了。妈妈”，写在一张从练习簿上撕下来的、很大的格子纸上，用四个图钉钉在适当的位置。就在这下面，一只纸板鞋盒的盒盖上写着：“看在上帝的面上，示以布伦希尔德·施密特的消息，图林根街四号。”下面一张明信片上：“奥托，我们在伊堡，小学校。”最最下面，在一些用铅笔和墨水写的地址底下，用色彩柔和的蜡笔写在一块四周有花边的餐巾纸上：“玛丽，你在哪儿？”可是没有具名。

格雷贝尔直起身子。“怎么样？”那个防空哨兵问，“有你的吗？”

“没有，他们不知道我要回来。”

那个疯子的脸扭动了几下，好像在不出声地笑着。“没有一个人知道任何别人的事了，士兵。没有一个人！恶人常常会活下来。流氓从来不会出什么事。这个你难道还没发现吗？”

“我已经发现了。”

“那么把你的名字留在这儿！然后等着！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等着，直等到你发黑！”那个哨兵的脸变了，它好像突然被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怒撕毁了。

格雷贝尔在垃圾堆里寻找一点可以写字的东西。他只找着一张希特勒的彩色画像，嵌在一个破碎的镜框里，背面是白的，没有印上什么东西。他把上半张撕下来，摸出一支铅笔，停下来寻思。突然他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征询保罗和玛丽·格雷贝尔的消息。”他最后用印刷体写了，“恩斯特在这儿休假。”

“叛国罪。”防空哨兵轻轻地在他背后说。

“什么？”格雷贝尔转过身。

“叛国罪！你把元首的画像撕碎了。”

“它早已撕碎，给扔在垃圾堆里啦，”格雷贝尔怒气勃勃地反驳道，“别再胡诌，你不要管我。”

他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把他的告示钉起来。后来他把钉着那位妈妈的告示的四个图钉拔下了两个，用来钉住自己的那张纸。他这样做，心里可不愿意，那有点像偷一个陌生人坟上的花圈。可是他没有别的东西，而且那两个图钉，也像四个图钉一样，把那位妈妈的告示钉得好好的。

那哨兵一直在他背后望着。“好吧！”他说，仿佛发命令似的，“现在，胜利万岁，士兵。不准哀悼！也不准穿丧服！那会削弱战斗的意志。你应该为你自己能够牺牲而骄傲。要是你们这批野猪果真尽到了责任，这种事便怎么也不会发生的。”

他急遽地扭过头，跨开那又长又细的腿，高视阔步地走了。

格雷贝尔马上把他忘了。他从那张撕剩的希特勒画像上扯下了一小角，把他在门嵌板上发现的地址抄下了。那是洛泽家的地址。他认识他们，打算过后到他们那边去转一下，打听打听他父母的消息。随后他又把剩余的画像从镜框里扯下来，在它背面写上他在另外半张纸上写过的那几句话，走到十八号去。到了那儿，他把那张字条夹在两块石头中间，让人容易看见。这样，他的寻人告示就有两个机会使人看到。眼下，他也只能做到这样。他继续在一堆石子和瓦砾前面站了一会儿，这一堆也许是一个坟墓，也许不是。上面壁龛里的那张缎面椅子，仿佛阳光下的一颗绿宝石，闪闪熠耀。它旁边街上的一株栗树一点没受损伤，它那柔美的枝叶在阳光中闪耀，苍头雀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它们在筑巢。

他看了看表，是到区公所去的时候了。

失踪局的柜台是用薪木板粗糙地钉成的，没有上油漆，仍然有一股树脂和森林的味儿。屋子的一边，天花板已经掉下来了。木匠正在锤打，把横梁搁好。到处都站着人，默默无言地、耐心地等着。一个只剩一条胳膊的公务员和两个女人坐在柜台后面。

“什么名字？”那个坐得最靠右面的女人问。她的脸又扁又阔，头发上扎着一个红绸结。

“格雷贝尔，保罗和玛丽·格雷贝尔，税务处职员，哈肯街十八号。”

“什么？”那个女人把手伸到耳朵上。

“格雷贝尔，”他在锤打的闹声中，更大声地说了一遍，“保罗和玛丽·格雷贝尔，税务处职员。”

那女公务员查着案卷。“格雷贝尔，格雷贝尔——”她的手指在一栏名字里指下去，停住了，“格雷贝尔——是的——叫什么名字？”

“保罗和玛丽。”

“什么？”

“保罗和玛丽！”格雷贝尔突然冒火了。他不得不把他的伤心事嚷出来，这对他来说似乎比任何别的事情都受不了。

“不，这个人叫恩斯特·格雷贝尔。”

“恩斯特·格雷贝尔是我自己的名字，我家里没有别人叫这个名字的。”

“哦，你当然不会就是这一个。这里我们再没有姓格雷贝尔的人了。”那女人抬起头来，微微一笑，“要是你乐意，过几天不妨再来问一问。报告还没有完全送来咧。下一个！”

格雷贝尔仍然站在那儿。“我还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问吗？”

那公务员把她头发上的红绸结弄平伏。“登记处。下一个！”

格雷贝尔觉着有人在他背上推。站在他后面的是一个矮小的老太婆，一双手像鸟爪。他让到了一边。

在柜台旁边，他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他不能接受这就算是完了。事情发生得这样快。他的损失大得使他一时失去了平衡。那个只剩一条胳膊的公务员看见了他，便向他探出身子。“这里没有你的亲属的名字，你应该高兴。”他说。

“为什么？”

“这些都是死亡和重伤者的名单。你亲戚的名字既然还没有报告给我们，那么他们只是失踪罢了。”

“那么失踪的呢？他们的名单在哪儿？”

那公务员耐心地瞧着他。一天八小时，他不得不跟陌生人的伤心事打交道，却又没有一点办法帮助他们。“理智一点，”他接着说，“失踪的是失踪了。在这种情况下，名单又有什么用呢？它不会帮助你找到他们的下落。要是你知道，那就不叫失踪了，对不对？”

格雷贝尔瞪着他。那公务员似乎正在为他自己的逻辑推理而骄傲。可是理智与逻辑却是损失与痛苦的可怜的伴侣。对于一个失去一条胳膊的人，你能用什么话来回答他呢？“大概对吧。”格雷贝尔说着，一转身走了。

他一路探问，到了登记处。那是在市政厅的边房，里面仍然有一股酸味和烟火味。等了好久，他才见到一个神经质的、戴着夹鼻眼镜的女人。“我什么也不知道，”她马上絮絮叨叨地说，“这儿再也没法打听到任何肯定的事情来。档案系统完全搅乱了。一部分案卷已经烧掉，其余的也给消防队的那些傻瓜用水冲毁了。我可不负这个责任！”

“你为什么不把案卷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站在格雷贝尔旁边的下级军官问。

“安全的地方？这儿哪里有安全？你知道吗？我又不是市长。你到他那儿去控诉吧。”那女人无可奈何地向一堆乱七八糟的、透湿稀烂的文件瞟了一眼，“一切都毁了！整个登记处！这一切将来怎么办呢？今后任何人爱叫什么名字就可以叫什么名字了！”

“那才可怕咧，是不是？”那个下级军官吐了口唾沫，用胳膊肘搡了搡格雷贝尔，“走吧，战友。这里的人全都发了疯了。”

他们走出去，站在市政厅前面。周围的房子都已烧得精光。那座俾斯麦雕像只剩下了一双靴子，一群白鸽在玛利亚教堂那坍塌的尖顶四周打圈子。“真是乱七八糟，是不是？”那个下级军官说，“你在找谁？”

“我的爸妈。”

“我是在找我的老婆，没写信告诉她我要回来，想给她一个意外。你呢？”

“也一样，想不要毫无必要地让我爸妈激动。我的休假以前已经延期过两次，后来突然批准了，我来不及写信。”

“真是混乱！你眼下打算怎么办呢？”

格雷贝尔往市区广场瞥了一眼。从1938年起，它一直叫作希特勒广场。在那以前，在一战的余殃中，它叫作艾伯特[8]广场。再以前，叫作威廉皇广场，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叫过市区广场。“我不知道，”他说，“这些个事我还没搞明白。人总不会就在这德国中部失踪的吧——”

“不会？”那下级军官瞟了他一眼，露出一种又带讽刺，又带同情的神色，“我亲爱的孩子，你会大吃一惊呢！我的老婆，我已经找了她五天了，整整五天，从早到晚，而她却像被鬼迷了似的从地面上消失了！”

“可是那怎么可能呢？她一定——”

“消失了，”那下级军官重说了一遍，“另外还有两三千人也同样不见了。有些已经给运到临时收容所和小城市里去了。邮件不通，你倒想办法找找他们看。还有些人一窝蜂逃到农村里去了。”

“农村里，”格雷贝尔说，松了一口气，“当然啰！这一点我倒没想到。农村里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会在那儿——”

“他们一定会在那儿，你不妨这样说！”下级军官轻蔑地哼了一下，“可是你还是不得要领啊！你是不是知道这个倒霉的城市周围差不多有二三十个村子？你还没有走遍，你的假期可已经满了。懂得吗？”

格雷贝尔懂得，可是这跟他关系不大。他现在只要他父母还活着，至于他们在哪儿，那倒不要紧。

“听我说，战友，”那下级军官说，口气平静了一些，“这件事你千万要掌握得正确。要是你只是乱撞一气，那你会浪费时间，而且会发疯。你千万得组织一下。你打算先做什么事？”

“我还不知道。我想试一试，去找几个熟人。我已经弄到几个人的地址，他们也给轰炸得无家可归了。他们原来是和我们住在一条街上的。”

“他们不会告诉你多少消息的，每个人都怕开口，我已经发现了。可是也不妨去试一试。现在，听着！我们不妨互相帮助。你到什么地方去打听，你也打听一下我的老婆，我去什么地方，我也打听一下你的父母，赞成吗？”

“赞成。”

“好。我叫伯特歇尔，我老婆的名字叫阿尔玛，你把它写下来。”

格雷贝尔把它写下来了。随后他把他父母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递给伯特歇尔，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一下，把它放进口袋里。“你现在住在哪儿，格雷贝尔？”他问。

“我还没有定，我得找一个地方。”

“无家可归的休假的人，营房里有临时的地方可以住。你去向司令员办公室报告一下，就可以拿到一张分配证。你已经去过那儿吗？”

“还没有。”

“设法住进四十八号去，那是一间疗养室，里边的伙食比别的屋子都好些。我也住在那边咧。”

伯特歇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烟头，瞧了一下，又把它放回去。“今天，我要到各个医院去转一下。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约个地方再见面。到那时候，我们俩说不定已经有一个人知道点儿消息了。”

“好的，在哪儿？”

“最好是这里。九点钟怎么样？”

“好。”

伯特歇尔点点头，随后他抬起脑袋望着蔚蓝的天空。“你看一看天上，”他伤心地说，“这是春天。五个漫漫的长夜，我一直跟后备队那十二个混蛋睡在一间房里，却没有跟我老婆睡在一起，我老婆那屁股像是啤酒制造商家里养的牲口。”

花园街的头两幢房子已经被炸毁了，现在里面没有人住。第三幢房子差不多不曾受到什么破坏，只是屋顶已经烧毁，这幢房子里住着齐格勒一家人。齐格勒是格雷贝尔父亲的一个朋友。

他爬上楼梯。梯顶上放着几只桶，盛着沙和水。指示用法的说明书贴在墙上。他按了一下铃，铃居然还响，他觉得很惊奇。过了一会儿，一个忧思忡忡的老太婆出来开门了。

“齐格勒太太，”格雷贝尔说，“我是恩斯特·格雷贝尔。”

“是的——”那女人瞅着他，“是的——”她迟疑了一下，随后说，“进来，格雷贝尔先生。”

她把门开得大些，等他一进来随手又把它闩上了。“他爸，”她叫她后面的一个人，“没什么，是恩斯特·格雷贝尔，保罗·格雷贝尔的儿子。”

起居室里有一股地板蜡的味道。漆布光滑得像一面镜子。窗槛上放着几个花盆，盆里栽着花草，那黄点斑斑的大叶子看去像是有牛油掉在上面似的。沙发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张绣花图样，那上面用十字针绣着几个红字：“温暖的家是真金”。

齐格勒从卧房里出来了。他微微笑着。格雷贝尔看出他有点心神不宁。“你事先没法知道谁会来找你，”他说，“我们真没料到你会来。你是从前线回来的吗？”

“是的，我正在寻找我的爸妈，他们挨炸了。”

“你不妨把背包放下来，”齐格勒太太说，“我去煮点儿咖啡。我们还有挺好的麦芽咖啡哪。”

格雷贝尔把背包拿到门廊里。“我身上很脏，”他说，“这儿样样都很干净。这种样子，我们已经不大习惯了。”

“那不要紧，坐下来好啦。那边，沙发上。”

齐格勒太太到厨房里去了。齐格勒迟疑地瞪着他。“嘿——”他说。

“你听到我爸妈的消息吗？我找不着他们。区公所一点也不知道。那边样样都是乱七八糟的。”

齐格勒摇摇头。他太太又出现在门口。“我们根本不出去，”她赶快说，“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出去了。我们简直什么也没听到，恩斯特。”

“这样说来，你们根本不曾看见过他们？可是你们一定有过一个时候看见他们的。”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至少有五六个月，那时候——”她突然停住了。

“那时候怎么样？”格雷贝尔问，“那时候他们怎么样？”

“很好。哦，你爸爸妈妈都很好，”那女人答道，“只是打那时候起，当然啰——”

“是的——”格雷贝尔说，“我知道。在前线，我们也多少知道一点，我们的城市挨炸了，可是没想到会炸成这副样子。”

那两个人没搭腔。他们也没有朝他看。“咖啡马上就要好了，”那个女人说，“你待一会儿，喝一点儿，好不好？喝一杯滚热的咖啡总是好的。”

她把几只印着蓝花图样的杯子放在桌子上，格雷贝尔望了望它们。他自己家里也有几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杯子。不知为了什么理由，这种图样的名字叫作葱形花式。“嘿——”齐格勒又说了。

“你们以为我爸妈会不会给运走了？”格雷贝尔问。

“也许会。他妈，欧文带回来的那种小扁饼还有点儿吗？拿出来给格雷贝尔先生吃。”

“欧文近来怎么样？”

“欧文？”那老头儿突然一怔，“欧文他还好！还好！”

他太太端来了咖啡。她把一只很大的铁皮盒子放在桌子上。盒子上面的标签说明这是荷兰的产品，里边已经没有多少小扁饼了。从荷兰来的，格雷贝尔想，在开始的时候，他也从法国带回来过东西呢。

那女人再三请他尝尝。他拿了一块有淡红色糖衣的，味道已经不太新鲜了。那两个老年人一点也没有吃，他们也没有喝咖啡。齐格勒心不在焉地用手指在桌面上敲着。

“再来一个嘛，”那女人说，“我们也没什么别的东西，可是这些小扁饼倒是挺好的。”

“是的，好得很，谢谢你，我已经吃过东西了。”

格雷贝尔明白，从这两个人身上，他不会打听出什么来。也许他们的确一点也不知道。他站起来。“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我可以打听出一点消息来？”

“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很抱歉，恩斯特。实情是这样嘛。”

“我相信你们，谢谢你们的咖啡。”格雷贝尔走到门口。

“你现在住在哪里？”齐格勒突然问。

“我还要去找个地方。反正营房里总是好住的。”

“我们没有一间房，”齐格勒太太望了望丈夫，急忙说道，“无家可归的休假的人，军事当局一定会给他们想办法的。”

“是的，一定会的。”格雷贝尔答道。

“也许他可以把背包留在这儿，等找定了地方再来拿，他妈，”齐格勒说，“那东西很沉，你知道。”

格雷贝尔看出那个女人的神色。“我不要紧，”他答道，“我已经背惯了。”

他关上门，走下楼梯。空气里有一股霉味儿。齐格勒一家人都害怕着一种东西。他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可是从1933年起，可能引起人害怕的理由是很多的。

洛泽家住在和睦俱乐部的大音乐厅里。屋子里挤满了行军床和垫褥。墙上挂着几面旗和写着警句的卐字形装帧，还有在一个宽阔的金黄色镜框里的一幅元首的油画像——这些都是早先举行爱国性的庆祝会时留下来的。屋子里攒动着女人和孩子。床铺与床铺之间，搁着箱子、锅罐、炉灶、食品以及几件抢救出来的七零八碎的家具。

洛泽太太无动于衷地坐在大厅中央的一张床上。她很衰老，动作迟钝，头发凌乱。

“你的爸妈吗？”她用一双没有光彩的眼睛瞪着格雷贝尔，想了好半天，“死了，恩斯特。”她后来自言自语地说。

“什么？”

“死了，”她又说了一遍，“还能怎么样？”

一个穿制服的小孩子冲到格雷贝尔的膝头跟前。他把他推开了。“你怎么知道的？”突然他觉得自己的嗓子已经发不出声音来，他费劲地咽着唾沫，“你看见过他们吗？在哪儿？”

洛泽太太有气没力地摇摇头。“你什么东西也看不见，恩斯特，尽是火，尖叫，后来——”

这句话在她蓦然停止的自言自语中消失了。那女人直瞪瞪瞅着前面，两条手臂张开着，一副神不守舍、木然不动的样子，倒像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似的。格雷贝尔瞅着她。“洛泽太太，”他慢慢地、费力地说，“试试看回想一下！你什么时候看见我爸爸妈妈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已经死了？”

那女人茫然地瞧着他。“莱娜也死了，”她嘟囔着，“还有奥古斯特。他们两个你都认识。”

格雷贝尔模模糊糊地记起那两个孩子，他们老是吃涂着蜂蜜的面包。“洛泽太太，”他又说了一遍，一面竭力克制自己不把她拉起来，摇晃她要她快说，“请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爸爸妈妈已经死了。试试看回想一下。你看见过他们吗？”

她似乎再也听不到他的话了。“莱娜，”她喃喃地嘟囔着，“我也没有看见她。他们不让我走过去，恩斯特。她已经肢体不全了，你知道。可是，她还那么幼小。他们干吗要做那样的事呢？你一定会知道的。你是一个兵哪。”

格雷贝尔绝望地向周围扫了一眼。一个人从床与床之间朝他们挤过来。那是洛泽。他已经变得又瘦又老。他小心谨慎地把手搁在他太太的肩膀上。她仍然坐在床上，沉浸在绝望中间。他向格雷贝尔做了个手势。“这事儿他妈还不能理解咧，恩斯特。”他说。

那女人在他的手底下动了一动。她慢慢地抬起头来望着。“你能理解吗？”

“莱娜——”

“因为如果你能理解的话，”她突然说道，又清楚，又响亮，又明白，好像在学校里背诵课文似的，“那么你跟那些干下这种事的人比起来也好不了多少啦。”

洛泽的眼睛畏畏缩缩地往近旁的床上溜了一转。没有人听到。那个穿制服的小孩正在箱子中间跟另外两个孩子捉迷藏。

“好不了多少啦。”那女人又说了一遍。随后她沉下头去，又成了一个可怜虫了。

洛泽向格雷贝尔做了个手势。他们走到一边去。“我爸爸妈妈到底怎么样啦？”格雷贝尔问，“你太太说，他们已经死了。”

洛泽摇摇头。“她根本不知道，恩斯特。她以为每个人都死了，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死了。她有点——你大概也注意到了——”他咽了口唾沫，他的喉结在那瘦细的脖子里上下动了一阵，“她发了些牢骚——因为那样，我们被人家告发了——被这儿的人——”

有一会儿工夫，格雷贝尔好像看见洛泽在污糟糟、灰蒙蒙的亮光里，很小很远，随后他又像先前一样站在那儿，屋子也稳定了。“那么，他们没有死？”他问。

“我不能告诉你，恩斯特。你不知道一年来这儿成了什么样子，一切都越来越糟了。谁也不能再信任谁。大家都互相害怕。你爸妈大概很安全地住在一个地方。”

格雷贝尔呼吸得比较平静了。“你到底看见过他们没有？”

“有一次在街上看见过，可是那是四五个星期以前的事了，那时地上还有点雪，空袭也还没有发生。”

“他们光景怎么样？还健康吗？”

洛泽没有马上回答。“是的，我猜想他们还健康。”随后他说，又咽了口唾沫。

格雷贝尔突然觉得很丢人。他知道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听某人在四星期前是不是还健康，这简直是无聊。这儿，你只能打听哪些人还活着，哪些人已经死了。“我很抱歉。”他害臊地说。

洛泽疲乏地摇摇头。“别记在心上，恩斯特。今天，人只能想到他自身的事。世界上不幸的事太多啦。”

格雷贝尔走到街上。他走进和睦俱乐部的时候，天还是阴凄凄、死沉沉的，现在，一下子显得明亮多了，生命毕竟没有完全死灭呢。他不只看见那些已经炸毁的房子，他现在也看见了那些正在生长的树木。两只狗在嬉耍，天空潮滋滋、蓝幽幽的。他的父母没有死，他们不过是失踪罢了。一小时以前，那个只剩一条胳膊的公务员这样告诉他的时候，这个消息还曾使他悲伤，而且差不多叫他受不了。现在，它却神秘地变成了希望。他知道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在那一刹那他相信他父母的确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天下还有什么东西比希望更不需要培植的呢？它从多么不可思议的根上都能生长起来啊！

9

他在一幢房子前站住了。天色很黑，他看不清门牌。“你要上哪儿去？”一个倚在门边的人问。

“这里是玛利亚街二十二号吗？”

“是的，你找谁？”

“卫生顾问官克鲁泽。”

“克鲁泽？你找他干什么？”

格雷贝尔在黑暗中打量着那个人。他穿着一双靴子和一套冲锋队制服。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看门人，他想，这种人我正用得着。“那我会当面跟克鲁泽医生解释的。”他说着，走进了屋子。

他十分疲乏。这种疲乏隐藏在比眼睛和骨头更深的地方。他已经询问、找寻了一整天，可是什么也没打听到。他父母在城里一个亲戚也没有，而且他们的邻居仍然住在那儿的也不多。伯特歇尔说得对，那简直像一样。人们都害怕着秘密警察，一句话也不说。或者有时候，他们仅仅听到些谣言，于是把你辗转介绍给别人，而那些人也同样一点不知道。

他爬上楼梯。门廊里黑洞洞的。克鲁泽医生住在二楼。格雷贝尔不大记得他，可是他知道他母亲曾经到他这里来看过几次病。也许她最近又到过他这儿，他说不定会知道她的新住址。

一个脸蛋污糟糟的中年女人出来开门。“克鲁泽？你要找克鲁泽医生吗？”

“是的。”

那女人一声不响地打量着他，她没有闪到旁边让他进去。“他在家吗？”格雷贝尔不耐烦地问。

那女人没搭腔，她仿佛在谛听楼底下的什么声响。“你是来看门诊的吗？”她后来问。

“不，是为了一点私事。”

“私事？”

“是的，私事。你是克鲁泽太太吗？”

“胡说八道！”

格雷贝尔瞅着她。在这一天里，他已经碰到过形形色色的警戒、憎恨和规避，可是这倒是新鲜的。“听我说，”他说，“我不知道这儿情况怎么样，我反正也不在乎。我要跟克鲁泽医生谈谈，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懂得吗？”

“克鲁泽已经不住在这里了。”那女人用一种突然很高亢、沙嗄而且怀着敌意的嗓音说。

“可是他的名字还在啊。”格雷贝尔指指门旁的一块铜牌。

“这块铜牌早就该拿下来了。”

“可是它明明还在那儿。他家里有没有人还住在这儿？”

那女人没有搭理。格雷贝尔已经受够了。他正想关照她滚开，却听到寓所的一扇门在她身背后开了。狭狭的一道亮光从一间房里冲出来，斜斜地穿过那黑洞洞的门廊。“是不是有人要找我？”一个声音问。

“是的，”格雷贝尔说，他好歹想试一试，“我希望跟哪一位认识克鲁泽医生的人说几句话，不过，这好像不太容易。”

“我是伊丽莎白·克鲁泽。”

格雷贝尔瞪着那个脸蛋污糟糟的女人。她开了门，回到房间里去了。“灯光太亮啦！”她朝开着门的那间房嚷道，“不准用那么多的电。”

格雷贝尔仍然站在那儿。一个二十上下的姑娘朝他走过来，穿过那道狭狭的亮光，仿佛穿过一条河似的。有一瞬间，他注意到那高高地隆起的眉毛，黑黝黝的眼睛，还有那像一片不宁静的波浪一般漾在她肩膀上的、赤褐色的头发。随后她又回到过廊里那浑浊浊的半暗里，站在他面前。

“我爸爸不再看病了。”她说。

“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是为了消息而来的。”

那姑娘脸色变了。她做出一个急促的动作，好像要看一看刚才那个女人是不是还在那儿。然后她把门开大了。“进来。”她小声说道。

他跟在她后面，走进那间漏出亮光来的屋子。她转过脸来瞧着他。她的眼睛现在看来不再是黑黝黝的，而是灰蒙蒙，而且非常水灵灵的了。

“我认识你，”她说，“你是不是念过这儿的中学？”

“是的，我叫恩斯特·格雷贝尔。”

现在格雷贝尔也记起她来了。她那时候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姑娘，眼睛很大，头发很厚。她的母亲年轻时就死了，她便住到另一个城市中她的亲戚家里去。“我的天，伊丽莎白，”他说，“我竟认不得你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该有七八年了。你变了很多！”

“你也一样。”

他们面对面站着。“这儿怎么啦？”格雷贝尔问，“你被保护得像一位将军咧。”

伊丽莎白·克鲁泽短促地、辛酸地笑了一笑。“不是像一位将军，倒是像一个囚徒。”

“什么？你父亲——”

伊丽莎白急忙做了个手势。“等一等！”她小声说道，然后从他身边走到一张放着留声机的桌子那儿。她把留声机打开，放出来的是军乐曲。“好啦，”她说，“现在你可以说下去了。”

格雷贝尔莫名其妙地瞧着她。伯特歇尔的话看来是对的，城里差不多每个人都疯了。“这是什么意思？”他问，“把留声机关掉！进行曲我已经听腻了。你还是告诉我这儿到底怎么啦。为什么你说是一个囚徒？”

伊丽莎白走回来。“外面那个女人在偷听，她是一个情报员，我开留声机就是这个原因。”她站在他面前，突然喘着粗气，“我爸爸怎么样？你知道些什么消息？”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过想请教他一件事。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啦？”

“你没听到他一点消息吗？”

“没有。我要问问他是不是知道我妈妈的住址。我爸爸妈妈都失踪了。”

“就是那么点事吗？”

格雷贝尔瞅着伊丽莎白。“对我来说，那也已经够受了。”他随后说道。

她脸上的紧张表情消失了。“你说得对，”她没精打采地说，“我还以为你带来了他的消息呢。”

“你父亲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在集中营里，到如今已经有四个月了。他是被人家密告的。因此你说到消息的时候，我还以为你知道他一点什么情况咧。”

“要是那样，我一定会马上告诉你啦。”

伊丽莎白摇摇头。“如果那是走漏出来的消息，也不一定。你总得谨慎点儿咧。”

谨慎，格雷贝尔想，整整一天，我只听到这么个词儿。军乐曲仍然在响着，厚颜无耻地，叫人受不了。“现在我们总可以把这东西关掉了？”他问。

“可以。你最好还是出去。我已经告诉你这儿出了什么事了。”

“我又不是情报员，”格雷贝尔怒悻悻地说，“外面那个女人怎么啦？是她密告你父亲的吗？”

伊丽莎白把留声机的弯头抬起来，她没有把机器关掉，圆盘还在悄悄地转着。在沉寂中，汽笛开始叫了。“警报！”她小声说道，“又来了！”

有人在砰砰地打门。“关灯！又出事啦！总是灯光太亮。”

格雷贝尔开了门。“怎么回事？”

那女人早已到了门廊的那一头。她又嚷了几句，不见了。伊丽莎白把格雷贝尔的手从门钮上挪开，关上门。

“这个叫人受不了的毒辣女人是怎么回事？”他问，“她怎么会住到这儿来的？”

“是个官方的房客，由当局指派她住在这儿的。允许我留下这一间房，就算是幸运了。”

外面，新的喧嚷声又响起来了。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和一个孩子的哭泣声。预备警报的咆哮越来越响。伊丽莎白捡起一件雨衣，披在身上。“我们得躲到防空壕里去。”

“我们时间还多着哪。为什么你不从这儿搬走？跟那个间谍待在一块儿，你才倒了霉了。”

“关灯！”那女人又在外面尖叫。伊丽莎白转过身，把灯扭灭了。随后她穿过黑洞洞的屋子，轻轻地走到窗口。“我为什么不搬？因为我不愿意逃走！”

她打开窗子。汽笛的响声马上冲进房里，弥漫了一屋子。她站在那儿，给外面照进来的散乱的光芒一映衬，显得黑乎乎的。她把窗子钩好，免得玻璃被爆炸的压力震碎。随后她走回来。响声像一股急流，把她拥在前面。“我不愿意逃走！”她在闹声中嚷着，“你难道不了解吗？”

格雷贝尔看见她的眼睛。现在，这双眼睛又像先前在门口时那样，显得黑黝黝的，而且充满着热情的力量。他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他必须保护自己，抵御什么东西，抵御那双眼睛，抵御那张脸，抵御那汽笛的怒吼，抵御那从他们背后窗子里闯进来的混乱。“不！”他说，“我不了解，那只会使得你发疯。守不住的阵地必须放弃。当了兵，你就会学到这个道理。”

她瞅着他。“那就放弃好啦！”她狂暴地嚷道，“放弃，别再管我！”

她打算从他身边走到门口去。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她挣脱了。她比他所料想的还要健壮些。“等一等！”她喝道，“我跟你一起走。”

闹声追赶着他们。这声音到处都是，在房间里，在过道上，在门廊里，在楼梯上——它撞在墙上，然后又把回声反射回去，好像它是从四面八方扑来似的，一点也没法避开它。它并不停留在耳朵上或是皮肤的表面上，它会穿进去，会在血液里汹涌，会使神经颤抖，使骨头震动，使一切思想完全消灭。

“那该死的汽笛安在哪儿？”格雷贝尔在楼梯上嚷嚷，“它叫得你发疯。”

房子的门大声地关上了。一会儿工夫，那咆哮声减低了。“就在隔壁那条马路上，”伊丽莎白说，“我们得躲到卡尔斯广场的那个地下室去。这所房子里的地下室不太好。”

一个个黑影奔下楼梯，带着袋子和包裹。一支手电筒一路打着，照亮了伊丽莎白的脸。“要是你只有一个人，那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有人嚷着。

“我不是一个人。”

那个人急匆匆往前走。房子的门又大开了。到处都有人从房子里跌跌绊绊地跑出来，像是从盒子里倒出来的锡制的玩具兵。防空哨兵在大声发着命令。一个女人穿着一件红绸的晨衣，金黄色的头发飘舞在后面，她疾驰而过，如同一个亚马孙族[9]的女勇士。几个老年人贴在墙边，跌跌绊绊地走过去，他们正在谈论着，可是在越来越响的闹声中，一句话也听不见——仿佛那些软瘪的嘴正在把死去的语言嚼成烂酱似的。

他们到了卡尔斯广场。在防空壕入口处，激动的人群正在团团打转。防空哨兵像牧羊犬似的跑来跑去，打算维持秩序。伊丽莎白站住了。“我们可以设法打旁边穿进去。”格雷贝尔说。

她摇摇头。“我们在这儿等吧。”

人群黑压压地爬进梯阶的黝黯里，在地面下消失了。格雷贝尔望着伊丽莎白。她突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仿佛这一切都跟她毫不相干似的。“你真有勇气。”他说。

她抬起头瞥了一眼。“不，我只是害怕这个地窖罢了。”

“走啊！走啊！”防空哨兵喝道，“走下梯级去！难道还得专诚给你们下个请帖吗？”

防空壕又大又矮，建筑得很讲究，有走廊、侧路、电灯，也有长凳、哨兵。很多人还带来了垫褥、毛毯、手提皮包、纸包和折椅。地下的生活早已很有组织了。格雷贝尔向四周瞟了一眼。他跟老百姓在一个防空壕里，这还是第一遭。他第一次跟女人和孩子们一起躲警报，也是第一次在德国躲进防空壕。

白惨惨、蓝幽幽的灯光把人们脸上的颜色都摄去了，好像他们在水里淹过似的。格雷贝尔注意到那个穿红晨衣的女人离他不远。她的衣服现在变成了紫色，她的头发上有一种绿光。他瞟了一下伊丽莎白。她的脸也显得灰蒙蒙、空荡荡的，她的眼睛在凹窝的黑影里陷得很深，她的头发没有一点光彩，死沉沉的。在水里淹过的人，他想，淹在谎言和恐惧里，被赶到了地下，而且在跟光明、纯洁和真理作战。

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蹲在他对面。孩子蜷蜷缩缩地贴在她膝盖旁边。他们的脸平塌塌的，一点表情也没有，仿佛已经给冻住了。只有他们的眼睛还奕奕有神，眼睛里的反光闪耀着。他们的眼睛本来很大，这会儿又睁得很开，当咆哮声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深沉的时候，这些眼睛便射向入口处，随后又转向低矮的天花板和墙壁，再后来又回到入口处。它们的转动不急也不猝然，它们跟随着闹声，如同瘫痪了的野兽的眼睛，虽然迟钝，可是还在转动，有时突然很迅疾，好像精神十分恍惚似的。它们追逐着，旋转着，而里面一直映耀着那微弱的反光。他们没有看见格雷贝尔，甚至也没有看见他们自己的母亲，认识和传神的能力已经从他们身上消灭了，他们带着莫名其妙的专心，紧盯着自己所看不见的东西——说不定就意味着死亡的那种嗡嗡声。他们的年纪已经不再小得嗅不到危险，然而也还没有大得会装出一副没用的勇敢样子。他们很机灵，但又无力保护自己，只好听天由命。

格雷贝尔突然看到，不光是那两个孩子，便是别人的眼睛转动起来也都一样。他们的脸和身体一动也不动，他们谛听着，不仅是他们的耳朵在谛听着，而且还有那向前弯着的肩膀，那大腿，那膝盖，那叉开的胳膊和手。他们一动也不动地谛听着，只有他们的眼睛在紧跟着那个声音，仿佛在服从一种听不见的命令。

于是，他嗅到了恐惧。

在沉甸甸的空气里，情形不知不觉地改变了。紧张松弛了。外面的喧嚷依然响着，可是似乎有一阵清风从什么地方吹进来。一下子，走廊里不再挤塞着蜷缩的身体又充满着人，而且他们不再是驯顺而迟钝的，他们都抬起头来，来回走动，互相瞥视。他们又有了脸，不是只有面具了。

“它们已经飞过去了。”伊丽莎白旁边有一个老头儿说。

“它们也许会回来，”有人回答，“它们有时会那样，转了个圈子，随即又飞回来，那时大家都走出防空壕了。”

那两个孩子开始活动起来。有一个人打了个呵欠。不知从什么地方走出来一只矮脚狗，到处嗅着。一个婴儿哭了起来。有几个人把纸包打开，动手吃东西。一个女人像瓦尔基里[10]那样发出一声尖厉的呼喊：“阿诺尔德！我们忘记关煤气！现在饭一定已经烧焦了。你为什么没有记得？”

“不要紧，”那个老头儿说，“放警报的时候，城里的煤气统统会关掉的。”

“不要紧？要是他们重新把它开了，那么一屋子就会尽是煤气了！那可更糟。”

“放警报的时候，煤气是不会关的，”一个声音说道，带着卖弄自己、教训别人的口气，“只有在敌机袭来的时候才会关。”

伊丽莎白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柄梳子和一面镜子，开始梳理头发。在死沉沉的光里，那梳子看去好像是用干了的墨汁做成的，可是在它下面，她的头发却仿佛在跳动，在窸窣作响。“我希望我们能够出去，”她说，“这儿真闷。”

他们不得不又等了半个钟头。后来，门终于开了。他们走到出口处。门顶上挂着几盏小小的遮起来的电灯。从外面射进来的月光笔直地照在梯级上。伊丽莎白每向前走一步，她的样子就变一下，好像她正在从昏迷中醒过来一样。她眼窝里的黑影消失了；她头发上铅一样的颜色没有了，出现了黄铜似的闪光；她的皮肤又变得暖和和、红扑扑的，生命已经回复过来——它显得生气勃勃，精神饱满，比先前更健壮，没有失去，而是重新获得，在一段短促的时间里，人们觉得它是更可贵、更多彩了。

他们站在防空壕前面。伊丽莎白深深地呼吸着。她扭动着肩膀和脑袋，如同一只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野兽。“这些地下的集体坟墓！”她说，“我真憎恶它们！你会闷死在那儿的！”她用一个急速的动作，把头发甩到后面去，“比较起来，瓦砾堆反而叫人放心些，它们上面至少还有一片天空咧。”

格雷贝尔瞧着她。她露出一种狂暴和激动的神色，站在那巨大的、光秃秃的混凝土建筑物前面，它的梯级一直通往他们刚才逃出来的地狱里。“你现在回家去吗？”他问。

“嗯，还能去哪儿？我可不愿意在这种没有路灯的街头东奔西跑。这种滋味我已经尝够了。”

他们穿过卡尔斯广场。风在他们周围呼啸，如同一只很大的狗在嗅着鼻子。“你难道就不能搬走吗？”格雷贝尔问，“尽管你说了那种种理由？”

“搬到哪儿去？你知道哪儿有屋子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成千上万的人都已无家可归，叫我怎么搬啊？”

“那是对的。现在已经太晚了。”

伊丽莎白立定了。“哪怕能搬，我也决计不会走的。那就好像在爸爸遇到危难时遗弃他似的。这一点你难道不能了解吗？”

“能了解。”

他们继续往前走。格雷贝尔对她已经厌烦了。让她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想。他突然觉得十分疲乏和急躁，而且，他又仿佛感到，就在这一刹那，他父母正在哈肯街上找他。“我得走了，”他说，“我约好了一个人，这会儿已经太晚啦。再见，伊丽莎白。”

“再见，恩斯特。”

他朝她的背影望了一会儿。她差不多马上就在黑暗中消失了。我应当送她回家的，他想。可是他一点也不在乎。他记得就是在小时候，他也不怎么喜欢她的。他急急地转过身，走到哈肯街去。在那儿，他一点没有发现什么，连人影也没看见一个，只有月亮和那新废墟的奇怪而令人麻木的静寂，就像一种幽沉的呼啸的回声那样笼罩在空中。原有的废墟可不是这样的。

伯特歇尔在市政厅的台阶上等着。在他头顶上，一个承溜口的怪诞面部雕像在月光里朦朦胧胧地闪烁。“你运气怎么样？”他老远就问。

“不行，你呢？”

“我也不行。他们都不在医院里，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差不多所有的医院，我全去试过了。唉，你在那些地方看见的事情哟！不管人们怎么说，女人和孩子到底跟士兵不一样！走吧，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喝一杯啤酒。”

他们穿过希特勒广场。靴子发着回响。“又是一天过去了，”伯特歇尔说，“怎么办呢？我的整个假期很快就要过去啦。”

他推开一家酒馆的门。他们在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坐下。窗帘遮得很严。酒吧间的镍质酒管在半暗中闪闪发亮。伯特歇尔在这个地方好像很自在。那女店主连问也不问，就拿来两杯啤酒。他瞅着她的背影。她长得很胖，屁股一摇一摆的。她没有穿紧身衣。

“我在这儿，一个人坐着，”他说，“我老婆也在什么地方坐着，也是一个人。至少我希望是这样！这不是足够叫你发疯吗？”

“我不知道。只要我确实知道，我爸妈在什么地方坐着，不管在哪个地方，那我就很高兴了。”

“父母可不一样。你不是真正需要他们的。只要他们没有什么事，那就很好，而且只要那样也就够了。可是老婆……”

他们又要了两杯啤酒，把他们带来的晚饭解开了。那女店主在桌子周围荡来荡去，她望望香肠和肥肉。“伙计们，你们生活得可真阔气咧！”她说。

“是的，我们生活得很阔气，”伯特歇尔答道，“我们带了一大包东西回家，样样都有，肉啊，糖啊，不知道拿它怎么办。”

他咽了一口东西。“对你来说，那倒很容易，”他跟格雷贝尔伤心地说，“你现在可以吃个饱，回头出去弄个妓女，把你的忧愁都忘了！”

“你也可以那么办啊。”

伯特歇尔摇摇头。格雷贝尔惊奇地瞟了他一眼，他没料到一个老兵会这样有节操。“她们都太瘦了，伙伴，”伯特歇尔解释道，“对我来说，只有那些最丰满的女人才行！”

“那边就有一个！”格雷贝尔指指那个女店主。

“你错了！”伯特歇尔激动起来，“这中间有着极大的差别，伙伴！那边你看见的只是一块又松又软的肥肉，是个丰满的女人，我承认，可是那是一张鸭绒床，不像我老婆那样，是一块里面有双重弹簧的垫褥。她啊，样样都像是铁铸的。她出去的时候，屋子常常会跟铁匠铺一样，直摇直晃，图片会从墙上掉下来。不，伙伴，你不会一到街上去，就轻易找着那样的货咧。”

他在寻思，直瞪瞪望着前面。格雷贝尔突然闻到一股紫罗兰的香味。他向四周扫了一眼。那些花栽在一个放在窗台上的花盆里。它们发出无穷的甜香，而且一闻之下，就使人想起种种事情来：童年、安全、家庭、期望、青年时代的那些已经遗忘的美梦——这香味十分强烈，它像偷袭似的来得很迅疾，却又马上消逝了，可是它给他留下了迷惘和疲乏，好像他背着一个装得满满的包裹，在积得很深的雪地里跑了一趟似的。

他站起来。“你上哪儿去？”伯特歇尔问。

“我不知道，不是这里，便是那里。”

“你去过司令部吗？”

“去过，他们给了我一张住进营房去的转移证。”

“好，一定要设法住进四十八号啊。”

“嗯。”

伯特歇尔的眼睛懒洋洋地盯着那个女店主。“我还要在这里坐一会儿，再喝一杯啤酒。”

格雷贝尔循着通往营房去的街道慢慢地走着。夜寒已经很重。在一个交叉路口，电车轨道耸起在一个炸弹坑上，闪闪熠耀。在开着的门口，月光像金属一样铺在那儿。他听到自己的脚步在发着回声，好像有人在人行道底下跟他一块儿走着。一切都很空虚、皎洁而寒冷。

营房在城市边缘的一块高地上。它们没有遭到过破坏。操场横在洁白的光里，仿佛盖着一层雪。格雷贝尔走进大门。他觉得自己的假期似乎已经过去了。他从前的生活，像他父母的房子那样，在他后面崩塌了，这会儿他又在走上前线——这一次是走上一条不同的前线，既没有大炮，又没有步枪，但是危险却不见得少些。

10

三天以后。四十八号房间的桌子旁边，四个人正在玩着纸牌。他们已经玩了两天，只有在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才停一下。三个人轮流替换，第四个人却一直没休没歇地玩着。这个人名叫鲁梅尔，三天前休假来到这儿——刚赶上埋葬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看见她屁股上的一个痣，才认出那是他的妻子，她的脑袋已经没有了。埋葬以后，他就到了营房里，开始玩纸牌。他跟谁也不说一句话。他声色不动地坐在那儿玩着。他正在赢钱。

格雷贝尔坐在窗口。罗伊特在他旁边斜靠着，一只手里拿着一瓶啤酒，扎着绷带的右脚搁在窗边的座位上。他在这里年纪最大，身上害着痛风症。四十八号房间不仅是倒霉的休假士兵的安身之所，而且也是非传染病患者的病房。工兵费尔德曼躺在他们后面的床上。他立下一个志愿，要把作战三年来所欠的睡眠，在三星期里完全补足。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他才下床来。

“伯特歇尔在哪儿？”格雷贝尔问，“他还没回来吗？”

“他到哈斯特和伊堡去了。晌午，有人借给他一辆自行车。现在他可以一天打听两个村子了，可是还有十二个村子在他前面哪。另外还有安顿各处疏散的人的营舍，它们都在几百公里以外，他怎么去得了啊？”

“我已经写信到四个营舍去了，”格雷贝尔说，“为我们两个人。”

“你以为你会接到回信吗？”

“不，可是那倒没有关系，你还是一样地写。”

“你是写给谁的？”

“写给营舍当局，另外还往每一个营舍直接发信给伯特歇尔的老婆和我的爸妈。”

格雷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沓信，拿给他们看。“我正要把这些信送到邮局里去。”

罗伊特点点头。“你今天到了哪儿？”

“到了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后来我到了一个集合地点，最后又到登记处去试了试，什么也没有。”

一个替换下来的玩牌的人也参加到他们这一伙里来。“我真不了解你们这批休假的人干吗尽坐在这营房里，”他跟格雷贝尔说，“离普鲁士人越远越好，这是我的座右铭！如果是我，我会租一间房，穿上便服，做两个星期真正的人。”

“光穿上便服，你以为就算是做了人吗？”罗伊特问。

“自然啰，另外还有什么？”

“你听见了吗？”罗伊特跟格雷贝尔说，“你把生活看得简单，它就简单啦。你这儿有没有便服？”

“没有，它们都被埋在哈肯街的废墟下面了。”

“我可以借给你一套。”

格雷贝尔从窗子里望着外面的教练场。有几个班在练习装子弹、检查枪支、掷手榴弹和敬礼。“我真不明白，”他说，“在前线，我以为一回家就会把这套倒霉的装备撂在角落里，穿上漂漂亮亮的衣裳，可现在，我倒也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真是一个十足平凡的营房老鬼，”那个玩牌的人一面吃着猪肝肠，一面说，“一个不知道自己需要些什么的傻瓜。不会享受假期的人往往会得到休假，这真是一种罪孽！”

他又回去接替玩牌了。他已经输给鲁梅尔四个马克，而且那天早晨被疗养室的医生宣布为“第一类”[11]，那件事使他很怨恨。

格雷贝尔站起来。“你上哪儿去？”罗伊特问。

“进城，到邮政局，随后再去找。”

罗伊特把空啤酒瓶搁下。“别忘记你是在休假，也别忘记假期是一下子就会过去的。”

“那我大概不会忘记。”格雷贝尔伤心地答道。

罗伊特小心谨慎地把那只扎着绷带的脚从窗边的座位上抬起来，搁在自己前面。“我不是这个意思。要尽一切可能寻找你的父母，可是同样也别忘记你是在休假。再要得到一次休假，不知又要过多少时候咧。”

“那个我知道。而且在那时以前，还有好多好多的机会会使我一命呜呼，那个我也知道。”

“很好，”罗伊特说，“要是你知道，那就一切问题都没有了。”

格雷贝尔朝着门口走去。在玩牌的人坐着的桌子上，鲁梅尔正巧捞到一手好牌，有四个J，加上全副的草头。这是一手绝佳的好牌，他不动声色地杀倒了他的对手，一点不饶人。“统统吃掉了！”那个曾经把格雷贝尔叫作营房老鬼的人绝望地说，“像这样一手好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可是他居然一点也不觉得高兴！”

“恩斯特！”

格雷贝尔回过头。一个又矮又胖的冲锋队指挥官站在他面前，他不得不寻思一会儿，随后他才认出这张圆圆的脸，带着两个红扑扑的腮帮，一双榛果似的眼睛。“宾丁，”他说，“阿尔方斯·宾丁！”

“正是我啊。”

宾丁朝着他笑眯眯的。“恩斯特！哎呀！我们俩已经有一千年没见面了！你打哪儿来？”

“苏联。”

“一定是休假回来的啰！那我们该庆祝一下。到我那里去，离这儿没多远。我有第一流的干邑白兰地！多么出人意料啊！碰到一位刚从前线回来的老同学！那不能不敬一杯。”

格雷贝尔瞅着他。宾丁曾经跟他同过两年班，可是格雷贝尔差一点已经把他忘了。只是在无意之间，他听到过阿尔方斯已经参加了冲锋队。现在，他站在他面前，穿着讲究的、亮闪闪的靴子，高高兴兴，无忧无虑。“走吧，恩斯特，别孩子气了，”他催促着说，“一杯好酒对我们不会有害处。”

格雷贝尔摇摇头。“我没有工夫。”

“可是，恩斯特！只是朋友之间喝一杯啊！那么一点工夫总是有的。是老战友之间喝一杯哪！”

老战友！格雷贝尔打量着那套佩着指挥官勋徽的制服。宾丁已经飞黄腾达了。可是他说不定倒可以帮助他找到自己的父母，他突然想，正因为他是加入了党的！也许他知道那些只有党员才打得通的门路。“好吧，阿尔方斯，”他说，“去喝一杯。”

“这才对，恩斯特。走吧，路不远。”

路实在比宾丁一再声明的要远得多。他住在郊区一所小小的白色别墅里，这房子立在一个栽着高大桦树的花园中间，宁静而且完整。鸟窠吊在树上，从什么地方传来水花的泼溅声。

宾丁引着格雷贝尔走进屋子。门廊里挂着一对牡鹿的叉角，一个雄野猪的头和一个剥制的熊的脑袋。格雷贝尔愕然地望着它们。“你什么时候成了这样一个猎人啦，阿尔方斯？”

宾丁咧开嘴笑了笑。“没有那样的事。我从来没有碰过枪。只是作为装饰罢了。不过，样子还好看，是不是？日耳曼风味！”

他把格雷贝尔带到一间铺着毯子的房里。墙上富丽堂皇的镜框里挂着许多画。到处搁着一只只很大的皮椅子。“你觉得我这个寒舍怎么样？”他骄傲地问，“还舒适吧，是不是？”

格雷贝尔点点头。党总是照顾它自己的人。阿尔方斯原是一个穷苦的送牛奶人的儿子。他父亲送他进大学都很困难。

“请坐，恩斯特。我那幅鲁本斯你喜欢吗？”

“什么？”

“哎呀，恩斯特！钢琴上头那个大屁股啊！”

那是一幅油画，画的是一个十分肉感的裸体女人，站在一个池沼边上。她头发金黄，一个极大的屁股被阳光照射着。那是伯特歇尔中意的东西，格雷贝尔想。“漂亮。”他说。

“漂亮？”宾丁大大地失望了，“怎么，哎呀呀，这简直是富丽堂皇啊。这幅画就是戈林元帅常常光顾的那个艺术品贩卖商卖出来的。一幅杰作！有一个人已经把它买下来，我从他那儿夺过来了，价钱很便宜。你真的喜欢它吗？”

“当然啰！可惜我不是一个鉴赏家，不过我知道，有人要是看见了它，一定会发疯哪。”

“真的吗？是一个大收藏家？”

“那倒不是，是一个鲁本斯的专家。”

宾丁满面春风。“这使我很高兴，恩斯特，真的使我很高兴。我自己也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艺术品收藏家。可是现在，你先告诉我你近来怎么样，你打算做什么，看我能不能为你效一点劳。我有某些关系，你知道。”他狡猾地笑了。

与自己的意志相违背，格雷贝尔有点受感动了。别人毫不提防地愿意帮助他，这还是第一次。“你可以为我办一点事，”他说，“我爸爸妈妈都失踪了，也许他们已经被疏散，也许他们住在什么地方的村子里。我怎么能打听到呢？他们好像已经不在这个城里了。”

宾丁在一个铜烟具架旁边的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来。他那双亮闪闪的靴子搁在前面，活像两个火炉筒。“如果他们不在城里，那就不太容易了，”他说，“让我先去找找看，总要花这么两三天，说不定还要多些。全看他们在哪儿。眼下，一切都乱得一团糟——这你总知道。”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宾丁站起来，走到一个柜子旁边。他拿出来一个酒瓶，两个杯子。“让我们先来喝一杯，恩斯特。真正的雅文邑白兰地。这种酒我几乎比干邑白兰地更爱喝。干杯。”

“干杯，阿尔方斯。”

宾丁又把酒杯斟满了。“你现在住在哪儿？在亲戚家吗？”

“城里我们没有亲戚。我住在营房里。”

宾丁放下酒杯。“可是，恩斯特，那简直是岂有此理。在营房里过假期，那简直等于没有休假！你可以住到我这边来！房间多得是，卧室啊，浴室啊。你还不妨带一个姑娘来，反正一切都听便。”

“只有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吗？”

“那当然啰！你以为我已经结了婚吗？我还不至于蠢到那步田地。像我这样的身份，女人们简直打破了门冲进来哪！”阿尔方斯挤挤眼，指了指一张很大的皮沙发，“种种情形那张沙发都看见！她们一到这儿，就跪在地上恳求。”

“真的吗？为什么？”

“跪在地上，恩斯特。昨天这儿就来过一个！实实在在，那是上层社会的一位太太，红头发，丰满的胸脯，兜着一块面纱，披着一件皮斗篷，就在这块地毯上。她哭得眼泪像泉涌，什么事情都愿意，要我把她丈夫从集中营里弄出来。”

格雷贝尔抬头望着。“那样的事你能办吗？”

宾丁笑了起来。“我能够把人弄进去，可是要把他们弄出来，就不那么简单了。这话我当然没有告诉她。怎么样，恩斯特？你愿意搬来吗？”

“眼下我还办不到，阿尔方斯。我到过的地方，我都拿营房当作通讯地址。我非得等一等看看情形不可。”

“好吧。可是记着，你随时都可以住到阿尔方斯家来。伙食也是头等的，我预先准备得很充分。”

“谢谢，阿尔方斯。”

“无所谓！我们到底是同学哪。我们应当相互帮助。你常常让我抄你的课外作业。这倒使我想起来了，你还记得布尔迈斯特吗？”

“我们的数学老师？”

“正是他。我在上半学年被开除，那只驴子要负责。就因为跟卢齐厄·埃德勒的那件事，你是不是还记得？”

“当然啰。”格雷贝尔说，其实他一点也不记得。

“我求他不要报告上去，可一点办法也没有。那恶魔竟毫不容情，说什么这是他的道德责任，还唠叨了一大阵。为了那件事，我爸爸差一点把我打死。布尔迈斯特！”阿尔方斯在他的舌头上尝着这个名字的味道，“我已经向他报复了，恩斯特！把他弄进集中营里关了六个月。他释放出来的时候，你真该看看他那副样子。他一看见我就立正，还差点尿湿了裤子。他教训了我，因此我也结结实实地反过来教训了他。好玩儿吗？”

“嗯。”

阿尔方斯笑了。“那样的事，对一个人的精神有好处。就在这种地方，可以看出我们的运动是挺有意思的。你时常会找到那样一个机会。”他注意到格雷贝尔已经站起来了，“你这么匆忙就要走了？”

“我不能不走啦。我心里很不安，你总了解。”

宾丁点点头。他的脸变得严肃了。“我了解，恩斯特。我非常同情你。这你总知道，是不是？”

“是的，阿尔方斯。”格雷贝尔知道接着将要发生什么事，便设法把话打断了，“那么过两三天我再到这儿来。”

“明天下午来，或是傍晚，五点半左右。”

“好，明天，五点半左右。你认为到那时你会知道一点消息吗？”

“也许会。我们再看吧。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喝一杯烈酒。顺便问一下，恩斯特，那些医院你都已经去过了吗？”

“去过。”

宾丁点点头。“还有——当然只是为了万一——公墓你有没有去过？”

“没有。”

“到那边去一下吧。只是为了万一。那边还有很多人没有报告上来哪。”

“我明天就去。”

“好的，恩斯特。”宾丁分明很释然了，“明天多待一会儿。我们老同学应该亲近些。你不会知道，处在我这样的地位，是多么寂寞咧。每个人都要你给他一点儿什么。”

“我也是来要点儿什么的。”

“那可不一样。我指的是恩典。”

宾丁拿起那瓶雅文邑白兰地，用手掌把软木塞按上了，递给格雷贝尔。“这儿，恩斯特，把这个拿去！这是好酒，我相信你会用得着它。等一等！”他开了门，“克莱纳特太太！拿张纸来！或是一个袋子！”

格雷贝尔把酒瓶拿在手里。“这可用不着，阿尔方斯——”

宾丁性急地把他的话岔断了。“拿了它吧！这种东西，我整个地窖里都是。”他接过女管家拿给他的一只纸袋，把酒瓶放进去，“你自个儿保重，恩斯特！抬起头来！明天见。”

格雷贝尔往哈肯街走去。他被阿尔方斯弄得有点激动了。一个冲锋队的指挥官，他想，第一个愿意毫无保留地帮助我、给我吃、给我住的人，倒是一个冲锋队的指挥官！他把那瓶酒放在外衣口袋里。

这是傍晚。天空一派青贝色，树木给皎洁的苍穹一映衬，都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黄昏蓝幽幽地笼罩在废墟上面。

格雷贝尔在那扇充作“废墟通报”的门前站住了。他的告示已经不见。他先还以为是风把它刮掉的，可是如果是那样，那么图钉应当仍然留在那儿，而它们却也已经不见了。一定是有人把这张告示拿下来啦。

他觉着血突然涌到了心上。他渴切地在门上检查有没有留下什么字条，可是他什么也没找着。他跑到他父母的房子那儿。那第二张告示仍然压在石头中间。他把它拉出来，瞅着。没有人动过，上面也没留下什么话。

他莫名其妙，直起身子来望了望四周。随后他看见街上老远老远有一样东西在风里飘着，像一根洁白的羽毛。他追过去。那正是他的告示。他把它捡起来，瞧，果然是，有人把它拿下来了。在字条边上，冒充博学地写着：你不可偷盗[12]。起初，他不了解那是什么意思。后来他才记起那两个不见了的图钉，而且想起那位“妈妈”的征询告示上又钉着四个图钉了。原来那位妈妈已经把她的财产收回去，而且还给了他一个教训。苦难好像也不见得一定会使人产生雅量咧。

他找到两块扁平的石头，就把他的告示铺在门边的地上，用石头压好。随即他又回到他父母的房子那儿。

他站在废墟前面，抬头观望。那张绿色的安乐椅已经不见了，一定是什么人把它拿走的。在原先放椅子的地方，有几张报纸从废墟里突出来。他爬上去，把它们拉出来。那是几张旧报纸，上面尽是些胜利的消息和伟大的名字，已经褪色、破碎而且弄脏了。他把它们扔开，继续搜索。隔了一会儿，他在两根梁木中间看见一本小小的书，又黄又皱，摊开着，好像什么人刚才把它放在那儿似的。那是他的一本教科书。他一页一页翻到前面，看见第一页上写着他的名字，笔迹很淡。那一定是他在十二三岁时写的。

那是一册教义问答课本，书里有几百个问题和它们的答案。书页上斑斑点点，有几页上还有他自己写下的摘记。他漫不经心地瞧着。一会儿工夫，一切都好像在颤动，可是他不知道在颤动的到底是什么——是那笼罩着宁静的青贝色天空的、被摧毁的城市呢，还是他手里那本包含着人类所有问题的答案的黄黄的小书。

他把它搁在一旁，继续进行搜索。可是他没有再找到什么——既没找到别的书，也没找到他父母家里任何别的东西。无论怎么样，大概是不会有的。他们住在四楼，他们的东西在瓦砾底下一定埋得很深。也许在爆炸的时候，那册问答课本被高高地刮到天空中，因为它很轻，后来慢慢地飘下来。像一只鸽子，他想，一只象征安详与和平的孤寂的白鸽，带着所有的问题和答案，在一个弥漫着火、烟、窒息、尖叫与死亡的夜里飞翔。

他又在废墟里坐了一会儿。晚风吹过来，翻动着书页。“上帝是仁慈的，”他念着，“博施仁爱，无所不能，聪明睿智，无所不知。他是无边地仁慈而公正的……”

格雷贝尔摸索着宾丁给他的那瓶酒。他开了瓶塞，喝了一口。随后他走到街上。他没有把那册问答课本拿走。

天已经黑了。到处没有一点灯光。格雷贝尔正在穿过卡尔斯广场。在靠近防空壕的那个拐角上，他差点跟一个人撞了个满怀。那是一个年轻的军官，正在飞快地迎面走来。“看仔细你在往哪儿走！”他怒气勃勃地咆哮着。

格雷贝尔望了望他。“好的，路德维希，”他说，“下次我一定看仔细。”

那少尉瞪着他。随后，他的脸上露出一抹笑意。“原来是你，恩斯特！”

那是路德维希·维尔曼。“你在干什么？休假啦？”他问。

“是的，你呢？”

“全过完啦。我就要回去了，所以我这么匆忙啊。”

“过得怎么样？”

“马马虎虎，你知道。下一次，我不会把事情这样安排了。我一定不告诉任何一个人，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不回家！”

“为什么？”

维尔曼做了个鬼脸。“我家里的人，恩斯特！我的爸妈！就是不行。他们把我的全部假期都糟蹋完了。你到这儿多久啦？”

“四天。”

“等着瞧吧，你不久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

维尔曼打算燃上一支纸烟。风把他的火柴吹灭了。格雷贝尔递给他一个打火机。有一会儿工夫，那火焰照亮了维尔曼的清瘦而精神饱满的脸。“他们以为我还是一个孩子，”他一面说，一面喷出一口烟，“如果你想溜出来，哪怕只是一个晚上，责备的脸色马上就来了。他们认为你只能跟他们在一块儿过。在我妈妈看来，我仍然只有十五岁。前半个假期，她一直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因为我回家了；后半个假期，她又是哭哭啼啼的，因为我得走了。你说怎么办？”

“那么你父亲呢？他自己在‘一战’中也是当过兵的，是不是？”

“那个，他已经忘了，至少一部分已经忘了。在我那个老头子看来，我是一个英雄。他为我的铁十字勋章而感到骄傲，巴不得人家看见他跟我在一起。真是开天辟地以来一个使人感动的老头儿。他们再也不了解我们了，恩斯特。小心点，别让你的爸妈把你缠住啊。”

“好的，我一定小心。”格雷贝尔说。

“他们的用意是好的，那都是关心和慈爱，可是那也正是最糟糕的地方。你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常常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没有心肝的罪犯！”

维尔曼瞅着一个姑娘的背影，她那闪亮的袜子在刮风的夜里忽闪忽闪的。“我的假期越过越糟，”他说，“我只办成了一件事，那便是要他们不跟我一道上车站。可是我连这个也还拿不定，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果真不到那边去！”他笑了起来，“一开始就要把握好，恩斯特。至少得把晚上空出来。捏造一些理由，听课啊，或是诸如此类的事！有公务嘛！要不，你也会跟我一样，过上一个小学生一般的假期。”

“我相信，我的情况会不一样。”

维尔曼握着格雷贝尔的手。“希望如此！这样，你的运气会比我好多了。你有没有去过我们的那个母校？”

“没有。”

“不要去。我已经到过那儿了，简直是大错而特错，叫你直想呕吐。只有一位正派的老师，可已经被撵走了。波尔曼，就是我们的宗教老师，你还记得他吧，是不是？”

“当然啰，我还打算去看他哪。”

“留神。他已经被列在黑名单上。最好还是避开一切的混乱！任何地方，人都不应该回去。好吧，你自个儿保重，恩斯特！我们这短促而光荣的生命，还记得吗？”

“记得，路德维希。免费乘船、旅行外国，还有国葬。”

“全是狗屁！天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咧。”维尔曼笑了笑，在黑暗中消失了。

格雷贝尔向前走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城市黑得像一座坟墓。他没法继续找寻，他知道应当耐心一点。漫漫的长夜使他害怕。他还不愿意回到营房里去，也不愿意去看他那仅有的几个熟人。他受不了他们那种尴尬的同情，他知道无论怎么样，他一走他们就会很高兴。

他瞪着那残缺不全的屋顶。他到底指望过些什么啊？前线后面的一个小岛吗？家庭、安全、躲避、舒适吗？也许是。可是希望的岛屿好久以来就已经悄悄地沉没在毫无意义的死亡的孤寂底下了，前线已经崩溃，到处都是战争，到处，甚至在头脑里和心坎上。

他来到一家电影院，走了进去。里面反而比外头亮些。坐在这儿，无论如何要比继续在漆黑的城市里闲荡或是坐在一家酒店里喝醉好得多。

11

公墓横在亮晃晃的阳光里。格雷贝尔看见大门已经中了一颗炸弹。几个十字架和几座花岗石墓碑散乱地抛在小路和坟墓上。垂杨已经翻了身，这一来，那些树根看去仿佛是树枝，而树枝倒好像是修长的、盘曲的、碧绿的树根。它们宛似一种给抛掷起来的古怪的草木，上面兜着地下海洋里的海藻。被炸弹炸开的坟墓里的骨头，大部分已经捡在一起，垛成齐齐整整的一堆，只有那些腐烂棺木的小片碎块，还挂在柳树上。脑壳可一个也没有了。

教堂旁边已经搭起一座木棚。一个管理员和两个助手正在那边工作。管理员满头是汗。他一知道格雷贝尔的来意，就把他挥开。“没有工夫！晌午前还有十二个要埋葬！老天爷，我们怎么知道你父母是不是在这儿？有几十个坟墓都没有墓碑，也没有姓名。这已经成了大量生产啦！我们怎么能个个都知道？”

“你们没留下个名单吗？”

“名单！”那管理员愁眉苦脸地答道，转向两个助手，“名单他要看一看，你们听见了没有？名单！你知道外面还搁着多少具尸体？三百。你知道最近一次空袭送来了多少？七百。前一次空袭之后又是多少？五百。中间只隔上四天。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应付得了？干活的时候，我们又没有一点工具！把那些仍然搁在外面的死尸统统埋掉，我们所需要的是蒸汽铁锹，而不是掘墓人。再说，你能告诉我下一次空袭多久会来吗？今夜？明天？他居然还来要名单！”

格雷贝尔没搭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烟，放在桌上。管理员和他的助手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格雷贝尔等了一会儿。随后他又抽出三支雪茄烟来搁在桌子上。这是他从苏联带回来给他父亲的。

“哦，好吧，”那个管理员说，“让我们来想想办法吧。你把姓名写下来。我们派一个人去公墓办事处问一下。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些还没有登记的尸体，那儿一排排靠在教堂墙边的。”

格雷贝尔走过去。有些尸体是标着姓名的。还有一些是有棺木、担架、毛毯、鲜花、衾被，或是用雪白的被单遮着的。他念着一个个姓名，把盖着那些没标姓名的尸体的被单掀起来，随后走到一排排辨认不出的尸体那儿，他们被并排地搁在一个沿墙临时盖搭起来的狭窄的屋顶底下。有几个人的眼睛已经合上，有几个人的手已经叠好，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原先被发现时的那副样子，只是他们的胳膊已经被弄得贴住身体，他们的腿被拉得直挺挺的，为了让他们少占一点地位。一个默默无言的行列正在移动过去。他们伛着腰，端详着白惨惨、硬邦邦的脸，在寻找他们亲属的尸体。

格雷贝尔也插进了这个行列。在他前面几步，一个女人突然仆倒在一具尸体旁边的地上，抽泣起来。其余的人便默默地绕过她，向前移动。他们弯着腰，脸紧张得仿佛空荡荡的，除开殷切的期望，简直一点表情也没有。只是当他们快要走到一排的尽头时，才逐渐露出隐藏的、不安的希望那一缕惨白的闪光，等他们走完一排以后，才可以看见他们释然地舒一口气。

格雷贝尔走回去。“教堂里你去过没有？”那管理员问。

“没有。”

“肢体残缺得厉害的都在那边。”管理员望着格雷贝尔，“到那儿去看可需要强健的神经。不过，你到底是一个士兵咧。”

格雷贝尔走进教堂，过后他又出来了。管理员正站在外面。“怕人吧，是不是？”他搜索似的瞧着格雷贝尔，“有几个人竟要抱住我们才敢看他们咧，”他接着说，“就在昨天，有一个集中营的队长，个儿好大的一个。”

格雷贝尔没搭腔。他看见过那么多的死人，觉得这儿也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尽管这儿都是平民，而且很多还是女人和孩子。这些，他也是常见。苏联人、荷兰人和法国人的肢体残缺的样子，比他如今在这儿看见的，可怕的程度不见得差些。他甚至认为，在苏联的冬天冻起来的那些尸体，后来逐渐腐烂，逐渐瓦解，和那一伙五十个被绞死的人，脑袋胀大，眼睛爆破而绽出，嘴唇裂开，舌头又厚又黑，比起教堂里这些人的断肢残体，似乎还要可怕得多。

“公墓办事处没有记录。”那管理员说，“可是城里还有两处很大的公墓，你已经去过那儿吗？”

“去过。”

“他们还有点儿冰，”管理员几乎很艳羡地说，“他们比我们这边好。”

“他们太挤了。”

“是的，可是他们有冷藏。那设备我们就没有。天气越来越暖了，要是紧接着再来两三次空袭，加上我们再有几个大晴天，那才闯下大祸啦。那就是说，我们不能不采用集体坟墓了。”

格雷贝尔点点头。他并不认为那是一场大祸，大祸倒是那造成采用集体坟墓的行径。

“我们尽可能辛勤地工作着，”那管理员解释道，“我们能雇到多少掘墓人，都已经雇来了，可是即使那样，也还是不够啊。这儿的办法在这个年代已经是过时了。宗教的仪式自然也是一件复杂的事。”他烦恼地摸摸前额，“只有一个机构在各方面都是真正现代化的，那便是集中营。他们一天能处置几百具尸体，都是最新的办法。不过当然啰，他们用的是火葬场，而在我们是办不到的……”

他沉思地往墙外凝视了一会儿，随后他简捷地向格雷贝尔摆摆手，急促地大踏步回到他的木棚那儿——这是死神的忠诚老实的公务员。

格雷贝尔不得不等候几分钟，两家葬礼把出口堵住了。他又向四周瞧了一眼。牧师在坟上祈祷，亲属跪在墓碑旁边，有一股枯萎的花朵和新鲜的泥土味，鸟在歌唱，认尸者的行列沿着墙壁继续在移动，掘墓人在一半已经挖好的墓穴里抡起鹤嘴锄，石匠和殡葬人员在走来走去——死神的住宅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最忙碌的地方了。

宾丁的雪白的小房子横在花园的初升的黄昏里。草地上屹立着一座禽鸟的浴池，水正在往里面喷着。水仙和郁金香在紫丁香花丛前怒放，桦树底下矗立着一个大理石的女孩子像。

管家开了门。她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系着一条很大的白围裙。“你是格雷贝尔先生，是吗？”

“是的。”

“指挥官先生不在家。他去参加党里的一个重要会议了。可是他给你留下了一个字条。”

格雷贝尔跟着她走进那间挂着鹿角和图画的屋子。那幅鲁本斯在黄昏中闪闪发光。铜烟具架上搁着一个已经包好的酒瓶，旁边放着一封信。阿尔方斯在信上写着，截至目前为止，他还打听不出多少消息来，但是格雷贝尔的父母，城里各处都不曾接到死亡或是受伤的报告，大概他们已经疏散或是搬走了。格雷贝尔明天不妨再来。那瓶伏特加是送给他今夜喝的，为了祝贺他已经远离苏联。

他把酒瓶和信一起塞进口袋。克莱纳特太太停留在门口。“指挥官向你表示他最亲切的问候。”

“也向他表示我最亲切的问候。告诉他我明天再来。多谢他的酒，我用得着。”

克莱纳特太太微微一笑。“他一定会很高兴。他是那样一个仁慈的人。”

格雷贝尔穿过花园走出来。一个仁慈的人，他想，可是阿尔方斯对待布尔迈斯特——被他关进集中营去的他们的数学老师——是不是也仁慈呢？也许每个人对某些人是仁慈的，而对另外一些人却是相反。

他摸摸那张字条和那瓶酒。祝贺，他想，祝贺什么啊？他父母没有死的一线希望吗？跟谁一起祝贺？跟营房四十八号里的那些人吗？他瞪着那越发蔚蓝、越发深沉的黄昏。他不妨把酒带到伊丽莎白·克鲁泽那儿去，他想。她会跟他一样用得着它的。他自己还有那瓶雅文邑白兰地哪。

脸蛋模模糊糊的那个女人开了门。“我要找克鲁泽小姐。”格雷贝尔毅然决然地说，打算从她面前走过去。

她并没从门口让开。“克鲁泽小姐不在家，”她答道，“你应当知道。”

“我应当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没有告诉你吗？”

“我忘了。她什么时候回来？”

“七点。”

格雷贝尔不曾估计到伊丽莎白会出去，他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把伏特加留下，可是谁知道这个情报员会把它怎么处置呢？说不定她自个儿竟会把它喝掉咧。“好吧，那我回头再来。”他说。

他站在外面街上，看了看表，六点还不到。夜晚又一次悠长而且黑暗地横在他面前。“别忘了你是在休假。”罗伊特曾经说过。他没有忘掉，可是就是那样，也没有多大帮助哪。

他走到卡尔斯广场，在那边一条长凳上坐下了。防空壕庞大地蹲在那儿，活像一只怪异的癞蛤蟆。小心的人如同黑影似的正在溜进去。黑暗从树丛里涌起来，把最后一线亮光也淹掉了。

格雷贝尔悄悄地坐在长凳上。前一小时，他还没想到会再去看伊丽莎白。要是他在她家里找到她，那他也许会把伏特加送给她就走的，他想。可是既然没找到她，他反而在焦躁地等候七点钟来到了。

伊丽莎白自己出来开门。“我没想到是你，”他吃惊地说，“我料想又是那条给你守护大门的龙呢。”

“利泽尔太太不在家。她去参加纳粹党妇女辅助员会议去了。”

“那是个警察队。当然啰！她应该是那个组织里的人。”格雷贝尔望了望四周，“她一走，这儿马上显得两样了。”

“显得两样，是因为门廊里现在开了灯，”伊丽莎白答道，“她只要一走，我就把灯开亮了。”

“她在家的时候呢？”

“她在家的时候，我们都很节约。那是爱国行动嘛。我们就坐在黑暗里。”

“那是压制，”格雷贝尔说，“他们就希望我们待在黑暗里。”他从口袋里摸出那个酒瓶，“这儿我给你带来了一瓶伏特加，是打一个冲锋队指挥官的地窖里弄来的，一个同学送的礼物。”

伊丽莎白瞅着他。“你竟有那样的同学？”

“是的，正像你有一个不愿意招留的房客一样。”

她微微一笑，拿起那个酒瓶。“我得找一找看，什么地方有一个开瓶塞的螺丝钻。”

她抢在他前头走进厨房。他看见她穿着一件黑绒线衫，系着一条紧窄的黑裙子。她的头发用一根厚厚的、亮闪闪的红绒带子在脖颈后面束起来。她的肩膀又直又结实，屁股很窄。

“螺丝钻我找不着，”她说着，关上了抽屉，“可见利泽尔太太是不喝酒的。”

“她看起来好像任何别的事都不做。不过，我们也用不着螺丝钻。”

格雷贝尔拿起酒瓶，把瓶颈上的火漆敲掉，往大腿上用力地撞了两下，瓶塞噗地一响跳出来了。“这便是我们在军队里开酒瓶的办法，”他解释着，“你有没有玻璃杯？还是我们就打瓶子里喝？”

“我房间里有玻璃杯。来吧。”

格雷贝尔跟在她后面。他突然觉得很高兴，因为他来到了这儿。他起先还担心，生怕又得独自坐着挨过一个晚上咧。

伊丽莎白从一个靠壁立着的书架上拿来两个细巧的酒杯。格雷贝尔向四周瞟了一眼。这间房今天有点不一样。有一张床、两三张罩着绿套子的安乐椅、书，还有一张中产家庭用的书桌，它们给人的印象是老式的、宁静的。在他的记忆里，这间房似乎还要凌乱和粗俗些。那一定是由于警报的闹声，他想。闹声会使一切都混乱的。伊丽莎白今天的样子也跟那天不同了。不同，然而不是老式的，也不是宁静的。

她转过身。“我们到底有多久没见面啦？”

“一百年。那时候，我们还是孩子，而且也没有战争。”

“现在呢？”

“现在，我们没有感到年龄的增长，可是都老了。老了，喜爱讽刺，没有信仰，有时候还很悲伤，可也不是常常很悲伤。”

她瞅着他。“那是真的吗？”

“不，可是什么是真的呢？你知道吗？”

伊丽莎白摇摇头。“难道事情一定要真的才成吗？”

“大概也不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可是如果每个人不是那么热衷于想拿各自的真理去说服别人，我们的战争也许会少多了。”

格雷贝尔微微一笑。她说这句话的味道，有点奇妙。“容忍，”他说，“缺少的就是这种容忍，是不是？”

伊丽莎白点点头。他拿起酒杯，斟满了。“我们为这个干一杯。送我这瓶酒的那个指挥官，他心里一定不会有这种想法。可是正为了这个理由，我们来干一杯。”

他喝干了。“你再来一杯，好吗？”他问。

伊丽莎白稍微抖了一抖。“好的。”她随后说。

他斟好酒，把瓶子放回桌子上。这伏特加酒很烈，很冽，很清。伊丽莎白把酒杯放下了。“来，”她说，“我领你去看一个容忍的事例。”

她带他穿过门廊，推开一扇门。“利泽尔太太匆忙中忘记锁上了。你看一看她的房间。这倒不是辜负人家的信任。我一出去，她总是来搜我的房间的。”

房间的一部分陈设得还平常。可是，在窗子对面的墙上，却挂着一个极大的镜框，里面是一张巨幅的希特勒彩色画像，装缀着常青树和橡树叶的花环。下面一张桌子上，是一册《我的奋斗》的精装本，黑皮的封面，烫金的卐字，放在一面很大的卐字旗上。两边各有一支银烛台，旁边还有两张元首的照片——一张是在贝希特斯加登照的，带着他的牧羊犬；另一张上，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子正在向他献花。另外，还有赏赐的短剑和党的勋徽。这样就把展览品都陈列齐全了。

格雷贝尔并没觉得特别惊奇。类似的事情，他也常常看见。对一个独裁者的尊崇，很容易变成一种宗教。

“她那些告密信是不是就在这儿写的？”他问。

“不是，她是在那边写的，在我爸爸的书桌上。”

格雷贝尔望了望那张书桌。那是一张老式的书桌，桌背很高，还有一个可以推上拉下的盖子。“这盖子总是锁着的，”伊丽莎白说，“你没法把它打开。我已经试过好几回了。”

“你父亲是她密告的吗？”

“我不能肯定。那时候，她早已跟她的孩子住在这儿。她只住一间房。等我爸爸被逮捕以后，她把爸爸的两间房也一起占去了。”

格雷贝尔向她转过身。“你是不是说，她也许就为了这个缘故才那么干的呢？”

“为什么不呢？比这个甚至更小的缘故，也常常会有咧。”

“那倒是真的。可是从这儿这个祭台看起来，那女人好像也是一个疯狂迷信秘密警察的人哪。”

“恩斯持，”伊丽莎白苦恼地说，“你当真相信，宗教狂热就不能兼顾个人利益吗？”

“倒不是。事实上常常是兼顾的。奇怪的是，人老是把这一点忘了！你在什么地方学到一套陈词滥调，就连想也不想，照样运用下去。世界并没有划成一个个部分，贴上什么标签。人类更加不是这样。这个害人的混蛋很可能也爱她的孩子，爱她的丈夫，爱花，爱现实中一切崇高的东西。她是不是知道一点对你父亲不利的事，还是她全部捏造出来的呢？”

“我爸爸和气而粗心，已经被怀疑了很久。整天整天非在自己家里收听党的报告不可，那不是每个人都能不吭一声的。”

“你以为他可能说过些什么？”

伊丽莎白耸一耸肩膀。“他不相信德国会在这次战争中胜利。”

“现在不相信的人已经很多很多了。”

“你也不吗？”

“我也不。现在，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要不，那个毒辣的婆子又会抓住你，谁知道她会再干出些什么勾当来！”

伊丽莎白匆匆地笑了笑。“她抓不住我们，我已经把通往走廊去的门闩上了，她走不进来。”

她走到门口，拨开了门闩。谢天谢地，他想，即使她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人，但她至少行动很谨慎，而且顾虑也不多。“这儿有股公墓的味道，”他说，“准是那些该死的枯萎的橡树叶。来，让我们喝点酒吧。”

他把酒杯斟满。“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我们觉得老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肮脏事，那些年纪比我们大、理应比我们聪明的人们干出来的肮脏事。”

“我倒不觉得老。”伊丽莎白答道。

他瞧着她。她果然一点也不老。“你应当为这个而高兴。”他答道。

“我有一种受监禁的感觉，”她说，“这种感觉比觉得老更糟。”

格雷贝尔在一张中产家庭用的椅子上坐下。“谁能保证，那个女人不会也密告你一下？”他说，“说不定她想霸占整个的寓所。为什么你还要等那样的事发生呢？你是不会找到正义的，你总知道。”

“是的，那我知道。”伊丽莎白突然显得倔强而且无可奈何，“这跟迷信一样，”她又急促又痛苦地答道，好像已经把这个回答暗自说过一百遍了，“只要我待在这里，我就相信我爸爸一定会回来。要是我离开，那就好像把他抛下不管了。你难道不了解吗？”

“人用不着一定要了解，人只要照着去行动，就是这么回事，哪怕它是不合理的。”

“好。”

她抓起酒杯，把酒喝干了。外面有钥匙的转动声。“她来啦，”格雷贝尔说，“真危险。会议看来开得不长呢。”

他们听到门廊里的脚步声。格雷贝尔向那架留声机瞅了一眼。“除掉进行曲，你难道就没有别的唱片了？”他问。

“有，可是进行曲的声音大。有时候，静寂会尖叫起来，那你就得用声音最大的东西来把它淹掉。”

格雷贝尔瞅着她。“我们的谈话多有意思！在学校里，他们老是告诉我们，青春是人生的浪漫时期。”

伊丽莎白笑了。门廊里，有什么东西掉在地板上。利泽尔太太咒骂着。随后门大声地碰上了。“我没关灯，”伊丽莎白小声说，“来，我们还是出去。有时候，我简直受不了，让我们谈些别的事吧。”

“我们上哪儿去？”他们一到外面，格雷贝尔就问。

“我不知道，随便哪儿。”

“邻近有没有什么咖啡馆？或是酒店，或是酒吧间？”

“我不愿意马上又到室内去，我们还是走走吧。”

“好。”

街上空荡荡的，城市乌黑而沉寂。他们顺着玛利亚街走去，穿过卡尔斯广场，随后越过河，到了旧城里。隔了一会儿，周围变得虚幻起来，好像一切生命全已消灭，只剩下他们最后两个人。他们走过一幢幢房子和一排排公寓，可是当他们从窗子里望进去，希望看到一些陈设着椅子和桌子的房间，一些生命的迹象，他们却什么也没见到，只有映耀在玻璃窗上的月亮的反光，以及玻璃后面那墨黑的窗帘和防空用的糊窗纸，仿佛全城正在办丧事，一片无边无际的盖着黑色殓布的停尸场，矗立着一个个棺材似的屋子，简直是一个殡葬前夕陪尸守灵的夜晚。

“怎么搞的？”格雷贝尔问，“人都到哪儿去啦？今夜比往常格外沉寂了。”

“他们大概都坐在自己家里。我们已经有两三天没有空袭了，所以他们现在不敢出来，他们在等着下一次空袭。总是那个样子。只有空袭刚来过，街上的人才多些。”

“连这件事也都早已有了个规律吗？”

“是啊，你们在前线不是也一样吗？”

“是的。”

他们穿过一条横在废墟中的街道。一片片浮云在天空里漂过去，弄得光线一颤一颤的。在废墟中，一个个黑影投射过来，随即又像害怕月光的海怪似的消失了。接着，他们听到瓷器的叮当声。“谢天谢地！”格雷贝尔说，“有人在吃东西，或是在喝咖啡。不管怎么样，总是还活着。”

“大概在喝咖啡。今天他们分发了一些。说实在话，这是好的。轰炸咖啡。”

“轰炸咖啡？”

“是的，轰炸咖啡或是废墟咖啡。他们都这样说。这是在猛烈轰炸以后发出来的额外配给品。有时候还有糖，或是巧克力，或是一包纸烟。”

“那正是战场上的办法。进攻以前，你会发到一点酒，一点烟草。很可笑，是不是？一小时的死亡的恐惧，换来两百克的咖啡。”

“一百克。”

他们向前走去。过了一会儿，格雷贝尔立定了，“伊丽莎白，这样走比坐在家里更可怕。我们还是到什么地方去喝一杯。我应该把那瓶伏特加酒带着的。我需要喝点酒，你也一样。靠近这儿，有什么地方好去吗？”

“我不愿意到酒吧间去。在那儿，你会觉得很闷气，像在地窖里一样。样样东西都要防空，所有的窗子全遮起来了。”

“那么我们就踱到营房去。我还有一瓶酒在那儿。我去把它拿来，我们可以在露天喝。”

“好的。”

在沉寂中，他们听到一辆牲口车的辘辘声，差不多立刻就看到一匹马在迎着他们飞驰过来。它一见人影就不肯前进，惊跳畏避，那疯狂的眼神和张大的鼻孔，使它在惨白的光里显得阴森森的。车夫拉住缰绳，那马便用后脚直立起来，嘴里喷着泡沫。他们不得不爬到街旁的废墟上，让它过去。伊丽莎白用一个迅疾的动作，往上一跳，正好让马奔跑过去，没碰到她。她伛着身子，有一会儿工夫，好像她正要扑到那匹喷着鼻息的牲口背上，扬长而去。随后她又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映衬着混乱的天空那空洞洞的茫茫一片。

“你看来倒像要跳到它背上，骑着走啦。”格雷贝尔说。

“能够那样倒好了！可是上哪儿去呢？到处都是战争哪。”

“这是真的！到处都是战争。甚至在永远和平的国度里——在南太平洋，在印度。什么地方，我们都逃避不了战争。”

他们走到营房前面。“等在这儿，伊丽莎白。我去拿酒。时间不会久。”

格雷贝尔穿过营房的场地，走上发着回响的台阶，到了四十八号房间。这地方震撼着半数伙伴的鼾声。桌子上头，亮着一盏遮着罩子的电灯。那几个玩牌的人还在玩着。罗伊特坐在他们旁边看书。

“伯特歇尔在哪里？”格雷贝尔问。

罗伊特啪地一下掩上书。“他留下一句话叫我告诉你，他没打听出什么消息。他骑的那辆自行车撞在墙上，车子弄坏了。还是那句老话——祸不单行。明天，他又得步行啦。因此，他今夜在一家酒店里，让自己调剂调剂。你怎么啦？腮帮那儿看去有点苍白咧。”

“没什么。我马上又要出去，只是回来拿一点东西。”

格雷贝尔在自己的背包里摸索。他曾经从苏联带回来一瓶日内瓦酒和一瓶干邑白兰地，另外还有宾丁送给他的那瓶雅文邑。“拿一瓶干邑或是雅文邑，”罗伊特说，“伏特加已经不在那儿了。”

“怎么会呢？”

“我们把它喝掉啦。你本来应当自动捐献的。凡是从苏联来的人，都不该做得像一个资本家一样，他也该照顾照顾他的伙伴们。那是一瓶很好的伏特加酒。”

格雷贝尔把剩下的两瓶酒都拿出来。他把那瓶雅文邑白兰地放在口袋里，把那瓶日内瓦递给罗伊特。“你说得对。这儿，把这个拿去，当作你治痛风症的药吧。你自个儿别做得像一个资本家，也该分点儿给人家。”

“谢谢！”罗伊特一跛一瘸地走到他的柜子那儿，找出一个开瓶塞的螺丝钻。“我料想你在计划一种最最原始的诱奸，”他说，“借助酒的诱奸。在那种情形下，人往往会忘记把瓶塞预先开好。那么在兴奋中，你的嘴脸就十分容易被那个断了脖颈的酒瓶划得稀烂。拿去，做一个有预见的人吧。”

“滚你的！酒瓶已经开好了。”

罗伊特旋开那瓶日内瓦。“你怎么会在苏联弄到一瓶荷兰酒的？”

“我买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罗伊特龇牙咧嘴地笑了笑。“没有了。拿着你的雅文邑白兰地快跑吧，你这个原始的卡萨诺瓦[13]。不要害臊。有的是可以原谅的处境。时间不多了。假期很短，战争可长着咧。”

费尔德曼从床上坐起来。“你需要避孕套吗，格雷贝尔？我皮夹里还有几个。我不需要它们。睡觉的人是不会染上梅毒的。”

“那也不一定，”罗伊特说，“据说还有一种所谓纯洁的传染。可是我们的格雷贝尔却天生是个好孩子，是一头十二代祖宗血统都很纯粹的雅利安种马。像他这样的情形，用避孕套便是对祖国的一种罪孽。”

格雷贝尔开了那瓶雅文邑白兰地，喝了一口，又放回口袋里。“你们这批人都是该死的空想家，”他说，“你们干吗不为自己的事操操心呢？”

罗伊特摆了摆手，打发他出去。“安静地走吧，小子。别把武器的操法放在心上，试试做一个人吧！死比活容易，特别是像你们这样的人——英勇的青年，国家的精华！”

格雷贝尔把一包纸烟和一个大玻璃杯塞在口袋里。出去的时候，他看见鲁梅尔在牌桌上仍然是赢的。一大叠钱搁在他面前。他脸上还是一点表情也没有，不过这会儿，他正在冒出一颗颗亮晶晶的汗珠。

营房的楼梯上一个人也没有，已经吹过熄灯号了。走廊里回响着格雷贝尔的脚步声。他穿过宽阔的场地。伊丽莎白已经不在大门口了。她已经走啦，他想。这一着他几乎是早已料到的。她又何必等他呢？

“那位小姐站在那儿，”哨兵说，“像你这样的傻瓜，怎么竟弄到那样一位姑娘？那是军官的货哪。”

这会儿格雷贝尔才看见了伊丽莎白。她斜靠在墙上。他拍拍那个哨兵的肩膀。“这是一个新的规定，小子。你在前线待上四年，可以得到这个来代替奖章，都是将军们的女儿。还是赶快打个报告要求上前线去吧，你这个傻瓜。你难道不知道值岗的时候不准讲话吗？”

他朝伊丽莎白走过去。“你自己才是傻瓜。”那哨兵在后面有气没力地说。

他们在营房后面一块高地上找到一条长凳。它立在两株栗树中间，从这里可以俯瞰全城的最色。到处不露一点亮光，只有河流在月光下闪烁。

格雷贝尔开了酒瓶，斟出半杯酒。雅文邑白兰地在酒杯里闪光，像是液体的琥珀。他把它递给伊丽莎白。“喝干了。”他说。

她喝了一口，把酒杯递还了。“喝干了，”他说，“这是一个适宜于喝酒的夜晚。随你为什么而干杯吧，为我们这种倒霉的生活也好，为我们依然活着这个事实也好——可是得干杯。我们需要喝酒，看了这个已经死去的城市。今天，我们好像十分需要喝酒哪。”

“好的，为了那所有的理由。”

他又把酒杯斟满，自个儿喝干了。他马上感到一阵温暖。可是他也觉得自己是何等地空虚。这一点，他先还没有知道。那是一种并不痛苦的空虚。

他后来又斟了一杯酒，大约喝了一半。随后他把它放在自己与伊丽莎白之间。她坐在长凳上，两腿跷起。手臂抱住膝盖。她头顶上那两株栗树的稚嫩的叶簇在月光里闪闪发亮，几乎是雪白雪白的——倒像是一群初生的蝴蝶，停在那儿。

“这多黑啊，”她说着，往城市那边指了一指，“像是一个烧掉的煤矿。”

“不要看这个，转过头，那儿可两样了。”

长凳放在高地的顶上，这小山的另一边渐渐地倾斜下去——一直通往田野，被月光照亮的大路，两旁栽着白杨的小道，一座乡村教堂的尖顶，然后是树林以及天边那一带蓝漾漾的山峰。“你看见吗？那儿是天下一切的和平，”格雷贝尔说，“很简单吧，是不是？”

“要是你做得到，那是很简单的——只要转过头，不去想另一边。”

“人很快就能学会那样做的。”

“你已经学会了吗？”

“当然啰，”格雷贝尔说，“要不，我现在就不会活着了。”

“但愿我也能学会。”

他笑了。“这你老早已经会了。人只要活着，就会懂得这类事。生命从一切源泉汲取它维持下去的力量。临到危急的时候，它不会懦弱，也不会伤感。”他把酒杯向她推过去。

“难道这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吗？”她问。

“是的，”他说，“在今夜，这是可以肯定的。”

她喝着酒，他瞅着她。“变变样吧，”他说，“这会儿我们不要再谈战争了。”

伊丽莎白往后面靠下去。“让我们默默地坐着，什么事也不谈。”

“好的。”

他们一声不响地坐着。四下里十分岑寂，这岑寂由于夜的各种安宁的声音以及云与光的没休没歇的戏耍，慢慢地活跃起来了，那些声音并没扰乱岑寂，而只是使岑寂更加深沉——仿佛树林的呼吸一样柔和的风，一只枭鸟的鸣叫，草叶的窸窣的颤动。这岑寂越来越厉害，它升起来，包围他们，而且随着每一次呼吸，越发渗进他们的心里，而呼吸本身又成为岑寂，它消灭，融解。变得更柔和，更悠长，它不再是敌人，而是遥远的、亲切的睡意。

伊丽莎白动了一动。格雷贝尔惊跳起来，向四下里张望。“你看，我竟然睡着了。”

“我也是一样。”她睁开眼睛。那散乱的光射在她的眼睛里，使它们显得分外晶莹。“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睡过了，”她愕然说道，“总是要开着灯，害怕黑暗，醒来时一阵惊惧——”

格雷贝尔默默地坐着，他并没追问她。在经常发生事变的时势，好奇心也消失了。他只是模模糊糊地在惊奇，他自己居然会这样平静地坐在那儿，笼罩着朦胧的睡意，仿佛一块沉在水底下的岩石粘附着摆动的海藻。从他启程离开苏联时起，这还是他第一次觉得身心松弛。一种轻柔的平静，如同一夜间涨起来的一股洪流，侵入了他，这洪流的亮闪闪的水面好像突然把一块块干裂和枯瘠的土地又连成了一个整片。

他们走下去，到了城里。街道又一次把他们吞没了。早先大火以后那股寒冷的臭气回荡在他们的四周，空洞洞、黑乎乎的窗子又像一长列灵车一样，出现在他们的左右。伊丽莎白打了一个寒噤。“从前，屋子里和街道上都是灯火辉煌。那种日子我们已经过惯，大家都觉得无所谓。今天，我们才开始了解，我们失去的是些什么了——”

格雷贝尔抬起头，望着。天空皎洁，一丝云彩也没有。对飞行员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夜晚，因此在他的感觉上，这就有点太亮了。“他们说，在欧洲差不多处处都这样，”他说，“只有瑞士据说夜里还是灯火辉煌。他们让灯光亮着，为了使飞行员知道那是个中立国。有人这样告诉我，他跟他的空军中队驻扎在法国和意大利。他说瑞士好像一个光的岛屿——光与和平的岛屿，因为两者的意义是一样的。在它后面和周围，仿佛罩着无穷无尽的棺套，全是黑漆漆的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各国、奥地利以及其他的交战国。”

“我们有了光，才成为人类，”伊丽莎白激动地说，“可是我们却把它毁了，让自己又成为住在山洞里的野人。”

光果真使我们成为人类了吗？格雷贝尔在怀疑。他觉得那似乎言过其实了。可是伊丽莎白的话也许是对的。兽类没有光，没有光也没有火，而且没有炸弹。

他们站在玛利亚街上。格雷贝尔突然看见伊丽莎白在哭泣。“不要瞧我，”她说，“我不应该喝酒的，我本来不会喝。我不是悲伤。这不过是，好像样样东西一下子都松动了。”

“随它怎么松劲吧，可别觉得心烦。我也有那样的感觉。这都是它的一部分啊。”

“什么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事情的一部分。就是转过头，朝另一个方向看。可是明天晚上，我们不要再在街上东跑西走了。我们不妨到一个地方去，那儿有这个城市所能供给的一切的光。我要找一个像样的地方。”

“你可以找一个比我更愉快的伴侣，一起到那儿去。”

“我不需要愉快的伴侣。”

“那么需要什么？”

“不要愉快的伴侣，那种伴侣我受不了，也不要另外那一种——同情的人，那样的人，我白天已经受够了，假的和真的。这你一定也知道。”

伊丽莎白不再哭泣了。“是的，”她说，“那我是知道的。”

“我们之间可不一样。我们不需要有什么掩饰。这点很重要。明天晚上，我们要到全城最光明的地方去，去吃饭，喝酒，把这一切该死的现实忘记它一个晚上！”

她瞅着他。“那也是它的一部分吗？”

“是的，那也是它的一部分。把你最漂亮的衣裳穿起来。”

“好的，你八点钟来。”

他脸上突然感觉到她的头发，随后又感觉到她的嘴唇。事情发生得像一阵微风那样迅速，他还没有完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已经消失在房子里了。

他摸摸他口袋里的酒瓶。瓶子已经空了。他把它搁在隔壁一幢房子的前面。又是一天过去了，他想，罗伊特和费尔德曼这会儿看不见我，真是一件好事！什么话他们不会说啊！

12

“好吧，好吧，伙伴们，我承认，”伯特歇尔说，“我是跟那个女店主睡觉了，我还有什么事好做？我总得做些事哪！要不，休假有什么用？我到底不愿意像一个傻瓜那样重新回前线去咧。”

他坐在费尔德曼的床边，一只手拿着一个饭盒盖子，里面盛着咖啡，一双脚浸在一桶冷水里。自行车撞坏之后，他脚上已经起了泡。“你呢？”他问格雷贝尔，“你今天干了些什么？早晨有没有出去？”

“没有。”

“没有？”

“他在被窝里，”费尔德曼说，“一直睡到晌午，怎么吵闹都惊醒不了他。他总算显出点乖巧来了，这还是第一次。”

伯特歇尔将脚从水里伸出来，仔细看着脚底。那上面尽是一个个又大又白的水泡。“只要看一看这个！我是一个魁梧健壮的人——可是我这双脚却像婴孩的脚一样碰不起。我一生向来是这样，它们是不会坚实的了，什么方法我都试过。现在我又得用这双脚去赶路了。”

“干吗？你现在可以定心啦，”费尔德曼说，“你已经把那个女店主弄上手了。”

“唉，女店主！那跟这事一点不相干。再说，那个失望才大咧。”

“你从前线回来，第一次总是失望的，这人人都知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事情干得还好，可是她那个人不对头。”

“你不能一下子指望样样事都称心啊。那女人也得让自个儿习惯习惯咧。”

“你还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她人倒很好，可是我们的精神不对头。你且听着。我们睡在床上，干着好事，正在难解难分的火热劲头上，我一下子忘了，叫她阿尔玛。可是她的名字是露易丝啊。阿尔玛是我老婆的名字，你瞧——”

“我知道。”

“这是一场大祸，伙伴。”

“你活该，”在桌边玩牌的一个人突然刻薄地跟伯特歇尔说，“那是对通奸的合适的惩罚，你这只猪。我希望她马上大吵大嚷地把你赶出来！”

“通奸？”伯特歇尔撇下了他那双脚，“哪一个在说通奸？”

“你！你一直在说！你难道除此以外，还是一个傻瓜吗？”

那玩牌的是个身量矮小、脑瓜活像鸡蛋一样的人。他憎恨地瞪着伯特歇尔。伯特歇尔气愤极了。“有谁听到过这种胡说八道？”他望了望四周问，“只有你一个人说这种什么通奸不通奸的话！要是我老婆在这儿，我还跟别人睡觉，那才是通奸，你这个傻瓜。可是她又不在这儿。全部麻烦恰恰就在这里！那怎么能说是通奸？归根结底，要是她在这儿，我也不会去跟那个女店主睡觉了！”

“别理那个鸡蛋头，”费尔德曼说，“他只是嫉妒罢了。你叫了她露易丝，她后来怎么样？”

“露易丝？不是露易丝！她的名字本来是露易丝，我把她叫作阿尔玛了。”

“好吧，阿尔玛，后来怎么样？”

“后来怎么样？你会认为是不可能的，伙伴。她不笑也不吵，却嚎啕大哭起来，眼泪流得像鳄鱼，想想看！胖女人是不应当哭的——”

罗伊特咳嗽了一声，合上书，很有兴趣地瞧着伯特歇尔。“为什么不呢？”

“对她们不合适，跟她们的胖身量不相称。胖女人是应当笑的！”

“要是你把你的阿尔玛叫作露易丝，她会笑吗？”玩牌的那个鸡蛋头恶毒地问。

“要是我的阿尔玛在啊，”伯特歇尔从容不迫、极有威信地说，“首先，我一定会把最靠近的一瓶啤酒灌到我的嘴里，之后，又把没有吃完的东西统统一扫而光。最后，等我醒过来了，她会很好地照顾我，使我只穿着我的鞋子。那便是我的阿尔玛的做法，你这只骆驼！”

那鸡蛋头沉默了一会儿。这个情景似乎已经使他感动了。“你居然辜负了那样一个女人？”他最后哑着嗓子问。

“可是我根本没有辜负她啊！要是她在这儿，我对那个女店主连看都不会看一眼。像这样的事，不能说是什么辜负！那只是保全自己罢了。”

罗伊特朝格雷贝尔转过脸，“你呢？你昨夜带了那瓶雅文邑白兰地去，有什么收获？”

“一点也没有。”

“一点也没有？”费尔德曼问，“所以你像个死人一样直睡到晌午？”

“是的，只有天知道我为什么突然那样地疲累。我现在马上又可以睡过去，倒像我一个星期都没闭上过眼似的。”

“那就躺下去再睡吧。”

“聪明的劝告，”罗伊特说，“睡觉大王费尔德曼的劝告。”

“费尔德曼是一只蠢驴，”那个鸡蛋头说，“他把整个假期都快睡掉了。结果啊，就像他根本没有假期似的。这样，他简直等于在前线睡了一觉，只是梦见了他的假期。”

“那是你的想法，老兄。恰恰跟这个相反的想法，倒是对的。我睡在这儿，可是我做梦的时候，却梦见我是在前线。”

“那你到底是在哪儿？”罗伊特问。

“什么？当然是在这儿啰。”

“你能肯定吗？”

那鸡蛋头胡乱地叫起来了。“我就是这个意思啊，”他说，“要是他一直钻在被窝里，那他住在哪儿都一样。牛就是不懂这个道理。”

“我一醒过来，就不一样了，你这个自作聪明的蠢货。”费尔德曼说，他突然冒火了，又躺了下去。

罗伊特又转向格雷贝尔。“你今天打算为你那不朽的灵魂干些什么啊？”

“告诉我，要是你想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该上哪儿去。”

“一个人吗？”

“不。”

“那么到日耳曼尼亚去，这是唯一的地方。唯一的困难，就是他们也许不让你进去。你穿着前线的制服进不去。那是一家招待军官的旅馆，也有饭店。话虽然这么说，侍者也许会尊重你的铁十字勋章咧。”

格雷贝尔低头往自己身上打量了一下。他的制服是打着补丁的，而且很肮脏。“你能不能把你的军服上装借给我用一下？”

“很乐意，好在你只比我轻三十磅。不过他们不会让你走过那道门的。我可以借给你一套跟你同样身量的下士制服，连同裤子一起。要是你把自己的上衣罩在那外面，这儿营房里就没有人会注意。顺便问一句，为什么你还是一个小兵？你老早该当上少尉了。”

“我也当过一回下士，后来我打了一个少尉，就被降级了。还算运气，他们没把我送进纪律连。可是从那以后，升级的事就完蛋啦。”

“好，那你穿这套下士制服，甚至还有道义上的权利。要是你带了你的小姐上日耳曼尼亚去，那么该叫一种1937年G.H.冯·摩姆酒窖里酿的约翰尼斯贝格·考赫斯堡酒。那种酒喝了会起死回生咧。”

“好，我正需要这种东西。”

天空里雾霭溟蒙。格雷贝尔站在河上的桥头。水里尽是垃圾，水在木椽和厨房用具中间黑沉沉、慢吞吞地蠕动着。对岸，一所学校的剪影黑魆魆地从白茫茫的迷雾里矗起来。他朝着它凝视了一会儿，随后他穿过桥，顺着一条通往学校院子去的小巷向前走。那扇大铁门湿淋淋的全是水汽，开得笔直。他走进去。院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时间晚了，都已经下课了。他穿过空地，走到河边。栗树的树干立在迷雾里，黑乎乎的，倒像是用煤做的。它们底下有几条湿漉漉的长凳。格雷贝尔记得自己常常坐在那儿。他那时候梦想过的事，一样都没有实现。他从学校里一出来，就去参加战争了。

他朝河瞪视了一会儿。一张破烂的床已经被冲在岸坡上，上面搁着雪白的枕头，如同涨得胖胖的海绵。他哆嗦了一下。于是他走回头，在学校大楼前面站住了。他试了试前门，没有上锁。他把它推开，迟迟疑疑地走进去。在门廊里，他停下来，望了望四周。有一股郁闷的学校的气息，他看见那座半暗的楼梯和通往大礼堂和教室去的黑黝黝的漆过的门。他一点没有什么感觉，甚至连轻蔑或是讽刺的感觉都没有。他想起维尔曼。“人不应当回去。”他曾经说过。他说得对。除了空虚。格雷贝尔简直没有一点感觉。他出了学校以后体验到的种种东西，跟他在这儿学到的完全相反，什么都没剩下，就像破产了一样。

他扭转身往外走。在门口的两边，他看见有两块纪念阵亡将士的匾。右边的那一块他还记得，那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将士的。在党举行各种纪念的时候，它往往给缀上针枞和橡树的绿叶，而校长希迈尔便在它前面发表热烈的演说，讲到复仇，讲到大德意志，讲到即将到来的报应。希迈尔有个肥胖的、松软的肚子，而且常常浑身大汗。左边的一块是新的，格雷贝尔从来没见过。那是纪念这一次战争中的阵亡将士的。他念着上面的名字。名字很多，可是匾也很大，而且旁边还有空的地方，可以再安上一块去。

在学校的院子里，他遇见一个工役。“你在找什么？”那老头儿问。

“不，我没有找什么。”

格雷贝尔继续往前走。随后，一个念头闪到他的心上。他往回走。“你知道波尔曼住在哪吗？”他问，“过去在这儿教书的波尔曼先生。”

“波尔曼先生已经不在这儿教书了。”

“那我知道。他住在哪儿？”

那工役往四下里觑了一眼。“周围没有人在偷听我们，”格雷贝尔说，“他住在哪儿？”

“他过去住在加恩广场六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住在那儿。你是在这儿念过书的吗？”

“是的。希迈尔是不是还在这儿，那校长？”

“当然啰，”工役诧异地答道，“当然啰，他还在这儿。为什么他会不在这儿呢？”

“是的，”格雷贝尔说，“为什么不呢？”

他继续往前走。一刻钟过后，他发现自己不知道走到哪儿了。迷雾越来越浓，他已经在废墟中间迷了路。每堆废墟都仿佛是一样的，街道再也分辨不清了。这是一种古怪的感觉，好像他在心里迷失了方向似的。

费了好大一会儿工夫，他才找到哈肯街。突然刮起一阵风，迷雾开始翻腾汹涌，如同一片毫无声息、阴森可怕的海。

他走到他父母的房子前面。那儿他没有发现什么字条。他正想走开，却听到一个怪异的发着共鸣的声音。那仿佛是竖琴的乐声。他向四下里瞧着。在他眼睛看得到的地方，街上尽是空洞洞的。那声音又传过来了，这会儿响了一些。可是凄切悲凉，逐渐低沉下去，好像一个看不见的浮标，在一片迷雾的海里叮叮当当地发出警告。那声音反复地响着，一会儿更深沉，一会儿更高亢，虽不调匀，然而间歇却几乎是一律的。它似乎是从空气中发出来。好像有人在屋顶上弹着竖琴一样。

格雷贝尔谛听着。他打算去追寻那个响声，可是他辨别不出它的方向。它仿佛到处都是，到处都在传出来，强烈而且带有挑拨性，一会儿只是一个单音，一会儿却又像是一阵乱弹，仿佛是一种无法慰藉的悲哀所发出的迟迟疑疑的和音。

那个防空哨兵，他想，那个疯子——除开他还有谁呢？他走到一座只剩一个门面的房子那儿，用劲地撞开门。里面一个人影从一把安乐椅上跳起来。格雷贝尔看见那是曾经搁在他父母房子的废墟中的那把绿色的椅子。“干吗啊？”那防空哨兵慌慌张张地厉声问道。

格雷贝尔看见他手里没拿什么东西，而那声音却继续在发着回响。“那是什么？”他问，“打哪儿传来的？”

那哨兵将他湿滋滋的脸朝格雷贝尔的脸凑拢去。“唉，士兵！祖国的保卫者！那是什么？你难道听不出来吗？那是为埋在地下的人奏的安魂曲，是求救的呼声。把他们挖出来！把他们挖出来！停止这种杀人的勾当！”

“胡扯！”格雷贝尔透过那逐渐上升的迷雾，抬起头来瞅着。他看见一根黑乎乎的像电线一样的东西在风里摆荡，每一次那东西晃回来，他就听到一种像敲铜锣似的神秘的声音。他马上记起那架盖子已经没有的钢琴，他曾经看见它高高地吊在废墟中间。那根电线正巧撞在暴露出来的钢丝上。“那是钢琴。”他说。

“那是钢琴！那是钢琴！”哨兵学着他的话。“你懂得什么，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凶手！这是葬礼的钟声，是风敲出来的。这是上天在呼吁仁慈，呼吁仁慈，告诉你这个开步枪的机器人，呼吁那种在人世间已经不再存在的仁慈！关于死，你知道些什么，你这个文化艺术的破坏者！你怎么会知道？造成死亡的人怎么也不会知道死亡的事！”他伛下身去。“到处都是死人，”他自言自语地说着，“他们倒在瓦砾底下，他们的脸被踩烂了，他们的胳膊张开着，他们倒在那儿，可是他们会站起来，他们会追捕你们所有的人——”

格雷贝尔往后倒退到街上。“追捕你们，”哨兵在他背后嘟嘟囔囔地说，“他们会控告你们，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要求审判你们——”

格雷贝尔再也看不见他了。他只听到一个沙嗄的嗓音从一团团回旋着的迷雾里传出来：“因为任何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也就是作在我身上，主说——”[14]

他往前走去。“滚他妈的，”他自言自语地说，“滚他妈的，让你压死在这些废墟底下，你现在像死亡之鸟一样蹲在它们上面。”死，他苦痛地想。死，死！死，我已经受够了！我干吗要回来？难道想感觉一下，在这片荒芜中还有什么地方仍然有生命吗？

他按了一下铃，门马上开了，仿佛有人就站在它后面似的。“啊，是你——”利泽尔太太说，吃了一惊。

“是的，是我。”格雷贝尔答道。他本来料想是伊丽莎白。

就在那时候，她从房间里走出来了。这一次，利泽尔太太一声不响地退了回去。“进来，恩斯特，”伊丽莎白说，“我马上就可以准备好。”

他跟在她后面。“那是你最漂亮的衣裳吗？”他望了望她身上穿的那件黑毛线衣和那条深色裙子，“你忘了今天晚上我们要出去吗？”

“当真要出去？”

“自然，你看看我！这是一身下士的制服，是我一个朋友替我借来的。我已经变成一个骗子，所以我可以带你上日耳曼尼亚饭店去了——不过比少尉低的人是不是能够进去，还是一个疑问。那就全靠你了。你还有别的衣服没有？”

“有，可是——”

格雷贝尔看见桌上搁着宾丁的那瓶伏特加。“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说，“把它忘了吧！把利泽尔太太和街坊们都忘了。你又不伤害任何人，要紧的是这件事。你早晚得离开这儿，要不，你一定会发疯的。这儿，先喝一点伏特加吧。”

他斟了一杯酒，递给她。她喝干了。“好吧，”她说，“我不会花很多时间的。我早已准备好了一半，只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不过我换衣服的时候，你得出去一下。我不愿意让利泽尔太太诬告我卖淫。”

“在这件事情上，她不会得手。对士兵来说，那算是爱国主义。可是我还是到外面去等你，在街上，不是在门廊里。”

他在街上来回踱着。迷雾已经稀薄了些，可是仍然在一幢幢房子的墙壁之间回旋，如同洗衣坊里的水蒸气。突然在他头顶上，一扇窗子推开了。伊丽莎白探出身来，在亮光的框框里袒露着肩膀，两只手里拿着两件衣服：一件是金色的，另一件叫不出什么名目，只是颜色比较黝黯。两件衣服像旗子一样在临风飘荡。“哪一件？”她问。

他指了指金色的那一件。她点点头，关上窗。格雷贝尔往周围看了一眼。街上仍然是空洞洞、黑沉沉的。谁也没有注意到违反了防空规定。他又来来回回走着。可是黑夜好像突然变得更广漠、更强烈了。白天的疲劳，夜晚的古怪情绪，以及他打算忘掉过去的决心，已经慢慢地变成一种轻微的激动，这种激动这会儿一下子又变成焦躁的期待。

伊丽莎白从门里走出来。她走得很快，模样儿娉婷纤弱，她穿着那身在惨淡的亮光里闪闪烁烁的、长长的金色衣裳，个儿好像比从前更高了。她的脸也变了。它好像瘦了些，她的头似乎小了些。费了片刻工夫，格雷贝尔才明白这是因为她穿了一身低领子的衣服。“利泽尔太太看见你没有？”他问。

“看见了。她一句话也没说。她认为我应当经常穿上麻衣，撒上灰，忏悔罪孽。有一会儿工夫，我心里倒觉得很惭愧。”

“往往不该觉得惭愧的人会觉得惭愧。”

“也不光是惭愧，而且是恐惧。你想——”

“不，”格雷贝尔答道，“我什么也不想。今天晚上，我们再也不要想什么了。我们暂时已经想够，而且也已经给弄得够心烦啦。现在，我们倒要看一看，到底我们能不能尽情地乐一下。”

日耳曼尼亚饭店矗立在两所坍塌的房子中间，如同一个有钱的女人站在穷亲戚中间似的。瓦砾已经整整齐齐地堆叠在两边，因而那两个废墟也看不出一点荒凉样子，看不出是个死神出没的所在，它们早已被拾掇得井然有序，而且几乎弄得十分体面。

看门人用一种鉴定的眼神，打量着格雷贝尔的制服。“酒室在哪儿？”不等他开口，格雷贝尔便厉声问道。

“在后面，大厅右边，长官。请你去找侍者领班弗里茨。”

他们顺着过廊走去。一个少校和两个上尉打他们旁边走过去。格雷贝尔敬了个礼。“他们说，这儿挤满了将军，”他说，“还有两三个军事委员会在三楼设着办公室。”

伊丽莎白站住了。“那你是不是太鲁莽了？万一有人注意到你的制服呢？”

“他们会注意什么？装成一个下士也不难咧，我本来也当过。”

一个中校带着一个又小又瘦的女人大踏步走过来，马刺铮铮地响着。他从格雷贝尔的头顶上笔直地瞪着前面。“要是给他们发现了，你会怎么样？”伊丽莎白问。

“没什么严重的。”

“他们能把你枪毙吗？”

格雷贝尔笑了。“我不相信他们会那样做，伊丽莎白。在前线，他们太需要我们了。”

“那你又会怎么样呢？”

“没什么了不起的，顶多给抓进去关两三个礼拜，那就等于得到两三个礼拜的休息，跟一次假期也差不多。你既然再过两个礼拜左右就得回前线，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吓唬你的。”

侍者领班弗里茨从右边的过道里走出来。格雷贝尔偷偷地把一张钞票塞在他手里。弗里茨接过去藏起来，一点没表示反对。“自然是到酒室里去吃饭啰。”他说着，便一本正经地为他们引路了。

他让他们坐到一张遮藏在一根柱子后面的桌子旁边，威风凛凛地走了。格雷贝尔向四周睃了一眼。“我就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将来我总得让自己熟悉这样的生活，你呢？”他瞧着伊丽莎白。“你自然不啰，”他愕然地说，“看样子你好像天天到这儿来似的。”

一个又矮又老、活像一只鹳鸟的侍者出现了。他给他们送来了一张菜单。格雷贝尔接过来，把一张钞票夹在里面，又递还给那只鹳鸟。“我们想吃一些菜单上没有的东西，你们有些什么？”

那只鹳鸟毫无表情地瞅着他。“除了菜单上的东西，别的什么都没有。”

“好吧，那么你就给我们拿一瓶1937年G.H.冯·摩姆酒窖酿的约翰尼斯贝格·考赫斯堡酒来，不要太凉。”

那只鹳鸟的眼睛发亮了。“很好，长官。”他突然恭恭敬敬地说，随后他弯下腰，“我们手边凑巧有一条奥斯坦德的鲽鱼，新鲜极了。跟这个一起，也许还可以来个比利时生菜和一些芹菜、马铃薯，好不好？”

“好，你们有什么冷盘？下酒，当然不能吃鱼子酱啰。”

那只鹳鸟越发显得生气勃勃了，“当然不能啰。我们还有一点儿斯特拉斯堡的鹅肝，用黑麦蕈煮的。”

格雷贝尔点点头。

“过后我还想推荐一块荷兰乳酪，这东西会把酒的香味完全衬托出来。”

“好极了。”

那鹳鸟兴冲冲地走了。他起初也许以为格雷贝尔只是一个士兵，不过偶然踱了进来；现在他却看出他是一个鉴赏家，不过偶然当了兵。

伊丽莎白惊奇地听着。“恩斯特，”她说，“这些个事你从哪儿知道的？”

“从我的朋友罗伊特那儿。今天早晨，我还一点也不晓得。他是一个大鉴赏家，竟弄得得了痛风症。不过，那倒把他从前线救出来了。受罪总是有代价的，天下事往往是这样。”

“可是，还有那小费和菜单的窍门呢？”

“全从罗伊特那儿学来的。他知道这一带的门路。怎么样装成一个深通世故的人——这一点，他也教给我了。”

伊丽莎白突然笑起来。这是一种热烈的、任性的、温柔的笑。“天知道，这不是我记忆中的你了。”她说。

“你现在这种样子，也不是我记忆中的你啦。”他瞧着她。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样子。她一笑，样子完全改变了，好像一间黝黯的屋子，突然所有的窗子都打开了。“那是一身十分漂亮的衣裳。”他说，有点不好意思。

“本来是我妈妈的，昨晚上我把它改了改。”

“你这是说，你会做针线活吗？看样子你好像不会做。”

“不久以前，我的确还不会做，可是我已经学会了。现在，我每天八小时缝制军服大衣。”

“是真的？你是给劳动服务队抓去的吗？”

“是的，我不得不参加，而且我也愿意参加。我想，那样做说不定可以帮助我的爸爸。”

格雷贝尔瞅着她，摇摇头。“那跟你不相称，正像你的名字一样。你怎么会叫这个名字的？”

“是我妈妈起的。她出生在奥地利南部，相貌像意大利人。她希望我长成一个碧眼金发的姑娘，就给我起了伊丽莎白这个名字。后来她虽然很失望，可就一直那么叫我了。”

那鹳鸟带着酒走来了。他拿起酒瓶，好像那是一颗宝石似的，仔仔细细地斟着。“我给你们拿来了两个极细极细的、没有一点儿花纹的水晶玻璃酒杯，”他说，“这是最好的办法，可以看见酒的颜色。你们还是喜欢用那种有脚没柄的酒杯？”

“不，还是薄薄的、清清楚楚的酒杯好。”

那鹳鸟点点头，把一个银碟子揭开了。一片片粉红色的、用黑麦蕈焙煮的鹅肝，围着一圈颤巍巍的调味肉汁。“刚从阿尔萨斯弄来的。”他骄傲地宣布。

伊丽莎白笑了。“好阔气！”

“阔气！”格雷贝尔举起酒杯，“阔气，”他又说了一遍，“说得对！我们就为这个干一杯，伊丽莎白。漫长的两年，我一直用一个铁皮饭盒吃着饭，而且从来不确定我能不能吃完一餐饭——因此，这也不只是阔气罢了，还要多些。这是和平、安全、快乐、喜庆——这是前线所没有的一切。”

他喝着，感觉到了酒意。他瞅着伊丽莎白，她也是它的一部分。他突然明白，往往是那种意料不到的、超过需要的东西，那种显然无用而不必要的，倒会产生轻松和愉快，这是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现实的另一边，属于更光明的一面，属于玩乐、富裕和幻梦。在他度过了接近死亡的这些年月以后，酒这会儿已经不只是酒，银器不只是银器，从什么地方偷偷地溜进屋子里来的音乐，也不只是音乐——它们全是另一种生活的象征，那种差不多早已成为神话和毫无希望的幻梦的、没有死亡与毁灭的生活，为生活而生活的生活。

“有时候，人会完全忘记自己还活着，”他说，“这一点，我今天才体会到。”

伊丽莎白笑了。“那我倒是一直知道的，可是我从来不会利用它。”

那鹳鸟走近来。“这个酒怎么样，长官？”

“一定很好，要不，我不会突然想起那些好久以来没有想起过的事。”

“那是太阳，长官，是在秋天使酒成熟的太阳。从酒里，它又发出了光来。在莱茵兰，像这样的酒，大家都管它叫作圣体匣。”

“圣体匣？”

“是的，它内容充实，如同黄金，而且四面八方都发出光来。”

“的确是这样。”

“你喝第一杯就会感觉到，是不是？渗透进去的阳光。”

“甚至喝第一口就感觉到了！它不是往肚子里去，它直接涌到眼睛后面，把世界都改变了。”

“你很懂得酒，长官，”那鹳鸟知心地弯下腰去，“那边靠右的那张桌子上，他们也在喝这种酒。就是坐着两个队长的地方。那些人把酒像水一样地灌下去。他们该喝瓦姆斯城的白酒才对！”

他朝那张桌子厌恶地瞅了一眼，走开了。

“对骗子来说，今天似乎是好日子，伊丽莎白，”格雷贝尔说，“你觉得这个酒怎么样？你也觉得是个圣体匣吗？”

她往后面靠下去，挺了挺肩膀。“我觉得好像是个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犯人，好像是个为了诈骗不久又要被关进监狱去的人。”

他笑了。“我们正是这样嘛！害怕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一发觉这种情感，马上就感到自己是个骗子。”

那鹳鸟把鲽鱼和生菜送来了。在他上菜的时候，格雷贝尔一直瞅着他。他觉得完全松劲了，自己仿佛是这样一个人：他冒险走到薄冰上，却出乎意料地发现它居然承受得住；他明知它很薄，也许不会长久承受下去，可是现在既然能承受，那也就够了。

“在肮脏东西里躺了那么久，也有一个好处，”他说，“样样东西都很新奇而动人，仿佛你第一次看见。样样东西，甚至是一个酒杯，一块白桌布。”

那鹳鸟擎起酒瓶。他这会儿活像一个母亲。“一般地说，吃鱼的时候是要喝摩塞尔酒的，”他解释着，“可是鲽鱼却不同。它有一股跟坚果差不多的香味。吃这种鱼的时候，莱茵河流域出产的酒是最理想的东西了，你说对不对？”

“完全对。”

那鹳鸟点点头，走了。

“恩斯特，”伊丽莎白说，“这些东西我们吃得起吗？那一定贵得吓人咧。”

“我们吃得起。我带着两年战斗的薪饷，而且又不需要维持多长的时间，”格雷贝尔笑了笑，“只要维持一段短短的生活，伊丽莎白，两个星期，那是不成问题的。”

他们站在房子的门前。风已经停了，又变得雾蒙蒙的。“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回去？”伊丽莎白问，“两个星期过后？”

“差不多。”

“那也就很快啰。”

“那很快，同时也很长远。那是时刻在改变着的。战争年代的时间跟太平盛世的时间不相同。我相信你也知道。这儿的前线跟那儿的前线完全一个样。”

“那可不一样。”

“是的，是一样的。今天晚上是我过的第一个真正休假的日子。愿上帝赐福给那只鹳鸟、罗伊特、你的金色衣裳和酒。”

“还有我们，”伊丽莎白说，“这个我们能够利用。”

她站在他面前。迷雾弥漫在她的头发里，惨白的光闪烁在她的头发上。光也在她的衣裳上闪烁，迷雾弄得她的脸湿滋滋的，像是一个水果。格雷贝尔仿佛突然觉得难以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一夜之间那么出乎意料地编织起来的温柔、舒畅、宁静和激动的网，再回到那营房的腥臭和戏谑中，回到那期待和寻思未来的凄凉里。

一个尖厉的嗓音划破了岑寂。“你脑袋上没长眼睛吗，下士？”

一个又矮又胖的少校，蓄着蓬蓬松松的白唇髭，站在他们面前。他一定是穿着橡皮底鞋走过来的。格雷贝尔马上看出他是后备队里一匹衰老退休的战马，从保存它的樟脑丸里捡了出来，这会儿却在显耀他的威风了。他恨不得把这个老头儿抓起来，痛痛快快地摇一摇，可是他不能那样冒险。他做出老资格的士兵该做的那种样子，他一句话也没说，立正了。

那老头儿把手电筒光往他浑身上下照了一照。不知为什么，格雷贝尔觉得这个举动特别显得侮辱人。“礼服！”那老头儿咆哮着，“你一定有一个坐安乐椅的差使，才供给得起这样的生活！一个穿礼服的国内战线上的勇士！那的确很不错！你干吗不在前线啊？”

格雷贝尔没搭腔。他忘了把军役饰带从他自己的那件制服上拿下来，佩在借来的这一套上。

“拥抱啊，亲嘴啊，你只有那么点用处，嗯？”那少校咆哮着。

伊丽莎白突然动了一下。手电筒的光圈射在她的脸上。她瞧着那个老头儿，离开光圈，朝他走去。那少校干咳了一声，斜斜地瞟了她一眼，走开了。

“他，我真是已经受够了。”她说。

格雷贝尔耸了耸肩膀。“这些老山羊，你就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在街上摇来晃去，非让人家对他们敬礼不可。那是他们的生活。想想看，大自然劳动了两三百万年，到临了却造出那样一批东西来。”

伊丽莎白扑哧一笑。“你干吗不在前线啊？”

格雷贝尔龇着牙齿笑了笑。“那是我用这套礼服来骗人的后果。明天，我要穿上一身便服。我知道我可以到哪里去借一套。敬礼行得我烦死了。那样一来，明天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日耳曼尼亚啦。”

“你还想上那儿去吗？”

“是的，伊丽莎白。那些都是你往后回到了前线一直会记着的东西。这不是平平常常的事情。八点钟，我来找你。现在我要走了。要不，那个老傻瓜会再走过来，问我要领饷簿看咧。再见。”

他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她依从了。他用胳膊把她搂住，抚摸着，突然一切都融化了，他需要她，他除开她什么也不需要，他把她搂得很紧，他吻她，不愿意让她走，却终于让她走了。

他又走到哈肯街。在他父母的房子前面，他站住了。月亮从迷雾里冲出来。他伛下身，随后用一种突然的急速动作，从石头中间拉出那张告示。一个角上用很深的铅笔写着几个字。他摸出电筒。“来邮政总局十五号窗口询问。”他念着。

他不由自主地看了看表。时间太晚了，邮政局晚上是不开的，明天早上八点以前他没法打听出什么来，可是到那时候，他毕竟会知道了。他把那张告示折好，藏在口袋里，以便到邮政局拿给他们看。随后他穿过死一般沉寂的城市，朝营房走去。他仿佛觉着自己一点重量也没有，像是在一个他不敢从里面探露出来的真空器里走着似的。

13

邮政局的一部分房屋仍然矗立着，其余的都已经崩塌和烧毁了。到处尽是人群。格雷贝尔不得不等一会儿。后来他挤到十五号窗洞那儿，把上面写着那个通知的那张纸条拿给里面的人看。

一个职员把纸条还给他。“你有身份证没有？”

格雷贝尔把他的领饷簿和准假证往窗格子里一推。那职员仔仔细细地看着。“是什么？”格雷贝尔问，“一封信吗？”

那职员没搭腔。他站起来，走到后面不见了。格雷贝尔等着，一面瞪着摊开在柜台上的他的证件。

那职员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七凹八凸的包裹。他又把地址跟格雷贝尔准假证上的地址对了一遍。随后他把包裹从窗洞里塞出来。“这儿签个名。”

格雷贝尔看见包裹上有他母亲的字迹。原来她把这包裹寄到了前线，现在又从前线寄回来了。他看了看寄件人的地址，仍然是哈肯街。他接过包裹，在收据上签了字。“就是这一包东西吗？”他问。

那职员仰起头望着。“你以为我们会扣留什么东西不成？”

“不是那个意思。我以为你们说不定会知道我父母的新住址。”

“我们这儿不管那样的事。到二楼去问一问送信组。”

格雷贝尔走上楼梯。二楼只剩半个屋顶。在那另外一半的上面，可以看见天空中的云和太阳。“我们这儿不知道新住址，”坐在窗洞后面的一个女人说，“要不，我们也不会把那个包裹送到哈肯街去了。不过你不妨随时问问你们那一区的邮递员。”

“他在哪儿？”

那女人看了看她的表。“他这会儿在送信。要是你下午四点左右再来，他会在这儿的。那时候，信件都已经送完了。”

“如果你们这儿不知道住址，他会不会有可能知道呢？”

“当然不会啰。他只能从我们这儿找到住址。可是也一样有人喜欢问一问他，这样会使他们更安心。人总是那样的，不是吗？”

“是的，也许。”

格雷贝尔拿了包裹，走下楼。他看了看上面的日期。那是三星期前寄出的，寄到前线，费了好长一段时间，可是从那边却很快就寄回来了。他站在一个角落里，把褐色的纸揭开了，里面有一块干了的饼，一双羊毛短袜，一包纸烟，还有一封他母亲的信。他把信看了，上面一点也没提到改变住址或是空袭的事。他把信藏进口袋，等自己重新平静下来。随后他走到街上。他跟自个儿说，现在可以肯定，不久他就会接到一封写着新住址的信，然而，他觉得比自己所料想的更加伤心了。

他决定去看宾丁。说不定他会有消息。

“进来，恩斯特！”阿尔方斯招呼道，“我们正在忙着喝光一瓶酒。你可以来帮帮我们咧。”

宾丁不是一个人在家。有个党卫队员半个身体躺在那幅鲁本斯底下的大沙发上，好像跌倒在那儿，一时爬不起来似的。他身材瘦细，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头发金黄，看样子好像既没有睫毛，也没有眉毛似的。“那位是海尼，”阿尔方斯带着相当的敬意说，“海尼，是个会耍蛇的人！这位是我的朋友恩斯特，从苏联休假回来的。”

海尼已经喝得很醉了。他有一对苍白的眼睛，一张小小的嘴。“苏联！”他嘟嘟囔囔地说着，“我也到过那儿，才有趣哪！比这儿好得多！”

格雷贝尔怀疑地瞧着宾丁。“海尼早已一瓶酒下肚啦！”阿尔方斯解释着，“他有烦恼。他父母的房子给炸了。家里人没有出什么事，他们都躲在地下室里，可是那所房子却毁了。”

“四间房，”海尼喃喃地咕哝着，“全是新家具，还有钢琴，极好的钢琴！美丽的音调。那些个猪！”

“海尼要为那架钢琴报仇咧。”阿尔方斯说，“来，恩斯特，你要喝什么酒？海尼喝的是干邑白兰地。伏特加和茴香甜酒这儿都有，或者你要喝别的什么酒也行。”

“什么都不要。我只是顺便进来一下，想问问你有没有打听出什么消息。”

“还没打听出什么新的来，恩斯特。你父母不再在这个区里了。至少各处都没接到过关于他们的报告。也不在村子里。若不是他们已经搬走，还没送进报告来，便是他们已经跟别的难民一块儿给疏散了。你知道如今是种什么样的情况。全国都受到那些猪的轰炸。所以要恢复交通，总得费点儿工夫。来吧，喝点儿什么酒吧。你可以冒险试一杯，行吗？”

“好的，来点伏特加。”

“伏特加，”海尼嘟嘟囔囔地说着，“我们大口大口地喝下去，随后把它灌进那些野兽的喉咙里，点上火，拿他们做成喷火器。伙计们，看他们在周围蹦呀跳呀，你真的会笑死！那时候在苏联才有趣哪。”

“什么？”格雷贝尔问。

海尼没搭腔。他呆钝钝地直瞪着前面。“喷火器，”他嘟嘟囔囔地说着，“了不起的主意。”

“他在说些什么？”格雷贝尔问宾丁。

阿尔方斯耸了耸肩膀。“各种事情都有他一份儿。他那时是在保安局。”

“跟保安局到过苏联？”

“是的，再来一杯，恩斯特。”

格雷贝尔从铜烟具架上捡起那个酒瓶，看了一看。清澈的酒液在里面忽前忽后地晃动。“伏特加的酒精强度怎么样？”

阿尔方斯笑了。“烈极了，准有一百二十度。那些苏联人就爱喝这种烈酒。”

他们就爱喝这种烈酒，格雷贝尔想，要真是那样强烈的话，那么如果有人把它灌进你的喉咙，点上火，它是会烧起来的。他瞧着海尼。关于党卫队的保安局，他已经听到过很多的传说，可以知道海尼在醉后所说的话绝不是过甚其词的。以替德国人找“生存空间”为借口，保安局进行了大规模的、成千上万人的屠杀。只要是他们认为要不得的东西，样样都加以消灭，而且，为了使集体屠杀不致变得单调，保安局还想出了种种有趣的花样，其中有些格雷贝尔是知道的，还有一些，施泰因布伦纳曾经告诉过他。活的喷火器倒是个新花样。

“你干吗瞪着那个酒瓶啊？”阿尔方斯问，“它不会咬你的。快把你的酒杯斟满吧。”

格雷贝尔把酒瓶搁好了。他想站起来走开，可是他仍然坐着。他强制自己仍然坐着。过去他总是走开，不愿意知道。他跟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们都认为，那样做自己的良心可以得到平安。他现在再也不想那样做了。他再也不想逃避。他不是为了那个目的才回来休假的。

“你肯不肯改变主意，再来一点呢？”阿尔方斯问。

格雷贝尔瞧着海尼，那个人已经差不多睡着了。“他仍然在保安局吗？”

“不啦，他如今在这儿。”

“在哪儿？”

“他在集中营里当指挥官。”

“集中营？”

“是的。再喝一口，恩斯特！以后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不会这样年轻了！多待一会儿，不要老是马上就跑掉！”

“不，”格雷贝尔说，仍然瞪着海尼，“我不会再跑掉的。”

“你到底说得有点道理了。你要喝点儿什么？再来一杯伏特加吗？”

“不，给我一点茴香甜酒或是干邑白兰地，不要伏特加了。”

海尼醒过来了。“当然不要伏特加，”他含含糊糊地咕哝着，“太浪费啦。伏特加我们自个儿喝了。我们用的是汽油，汽油燃得旺些……”

海尼在盥洗室里呕吐。阿尔方斯跟格雷贝尔站在门前。天空中弥漫着羊毛似的白云。一只画眉在桦树丛里歌唱，像一个小小的黑球，长着一张黄黄的嘴，它的嗓音里洋溢着春天。“疯狂的人，那个海尼，是不是？”阿尔方斯说。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活像一个孩子谈到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印第安酋长——又是恐惧，又是敬佩。

“他是一个对付无力自卫的人的疯狂家伙。”格雷贝尔答道。

“他一只胳膊僵掉了，恩斯特。所以他不能参加正规军。那是1932年在啤酒厅里跟共产党人打架时弄坏的。也就是这件事，使他这样子疯狂。关于木头的火葬堆，那真是个奇闻咧，是不是？”刚才海尼在详细叙述他在苏联的其他功勋时，阿尔方斯抽着一支已经熄灭的雪茄。在激动中，他没有注意到雪茄已经灭了。“先是一层木头，随后是一层人，每一层人得把自己的木头搬去，随后躺在那上面，从后脑勺上被打一枪——那才有意思咧，是不是？”

“是的，那很有意思。”

“还有那些女人！你想象得出怎么样对付她们吗？”

“很能想象出来。你愿意你当时在那边吗？”

“和那些女人在一起？”

“不，和别的。那些燃烧着的火葬堆，挂满了绞死的人的圣诞树和机关枪的集体扫射。”

宾丁寻思了一会儿，随后他摇摇头。“我不愿意。也许有这么一次在那边，只是见识见识。要不，我就不是那种典型的人了。太离奇啦，恩斯特。”

海尼在门口出现了。他脸色十分苍白。“值班！”他喃喃地咕哝着，“早已误了点啦！是该走的时候了！为了这个，我要去拧那些猪的鼻子。”

他踉踉跄跄地走下花园的小道。在门口，他整了整帽子，把肩膀往后一挺，像只鹳鸟一样，大踏步走了。

“我可不愿意做下一个落在他手里的囚徒。”阿尔方斯说。

格雷贝尔抬头望了一眼。他也在想着同样的事。“你以为那样做是对的吗，阿尔方斯？”他问。

宾丁耸了耸肩膀。“那些人都是卖国贼，恩斯特。他们给关在那儿不是没有理由的。”

“布尔迈斯特是不是一个卖国贼？”

阿尔方斯笑了。“那是私事。再说，他也没遭到什么了不起的事啊。”

“要是他已经遭到了什么呢？”

“那么是他运气不好，恩斯特。这种时势，很多人运气都很坏。譬如说挨炸弹，单在这个城市里就有五千人，那些人比关在集中营里的人好，因此在那儿遭到什么事，跟我又有什么相干呢？那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你的责任啊。”

两三只麻雀叽叽喳喳地飞到草地中央的禽鸟浴池上。有一只跳进了水里，开始扇着翅膀，在浴池里扑棱扑棱地泼溅着水花。阿尔方斯目不转睛地朝着它们望。他似乎早已把海尼忘了。格雷贝尔瞅着那张满足的、没心眼的脸，随后突然一怔，他意识到正义与同情必然会遭遇永恒的绝望，往往会碰上人家的自私自利、冷淡无情和恐怖疑惧而把自己毁了——这个他明白，而且他也明白自己并不能例外，自己也莫名其妙地、间接地、险狠地陷了进去，好像他和宾丁多少是同伙，不管他自己怎么样挣扎。

“提起责任，这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啦，阿尔方斯。”他闷闷不乐地说。

“可是，恩斯特，别开玩笑了！你自个儿做的事，你才能负责啊。而且也只能在你不是按照命令办事的时候。”

“我们枪毙人质的时候，说的话恰恰相反——别人做的事，他们得负责。”

“你枪毙过人质吗？”宾丁问，很有兴趣地转过脸来。

格雷贝尔没搭腔。

“人质又是另外一回事，恩斯特。他们是例外，必要的例外。”

“每一件事都是必要的例外，”格雷贝尔苦恼地说，“我是说，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别人做的，自然就不是了。我们轰炸一个城市，那是战略上的需要；别人轰炸了，那就是一种可怕的罪恶。”

“正是那样嘛！你到底想明白了！”阿尔方斯瞧着格雷贝尔，在旁边龇起牙齿狡猾地笑了笑，“那就叫作现代的政治！我们的司法部长曾经说过：所谓对的，就是对德国人有利的！他一定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我们只是在尽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不能负责的。”他向前弯过身去，“那儿——那儿是一只画眉。你看见它没有？它第一次下去洗澡。那些麻雀可全飞走了！”

格雷贝尔突然看见海尼在他前面。街上空荡荡的，花园的栅栏之间照射着惨淡的阳光，一只黄蝴蝶在水泥的人行道旁边那一条条沙土上低低地飞着。前面大约相隔一百码，海尼在拐角上转弯了。

格雷贝尔在沙土上走着。四下里静悄悄的，脚步声一点也听不见。他向四周望了一眼。假如有人要干掉海尼，这倒是一个挺适当的时候。一个人也看不见。街道似乎已经沉睡了。你可以在一条沙土路上毫无声息地走去。海尼是怎么也不会注意的。你可以把他揍倒，扼死他或是刺死他。打枪的响声太大，而且引起人的注意也太快了。海尼力气不是很大，你是扼得死他的。

格雷贝尔注意到自己走得更快了。阿尔方斯不会怀疑他的，他想，他一定会相信，大概是什么人向海尼报的仇。要这样做，自然有很多的理由。什么人要报仇，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要从世界上除掉一个凶手，这也是一个机会，那凶手大概在一小时以后会把一个受惊的、手无寸铁的人折磨死。

格雷贝尔觉得自己的手在出汗。突然他热得什么似的。他走到拐角上，发现自己已经在海尼后面赶上了大约三十码。还是看不见一个人。要是他顺着那条沙土路急速地跑过去，那么不到一分钟，一切都可以完事了。他可以刺死海尼，马上逃掉。

他的心立刻像铁锤似的撞起来，撞得那么大声，有一会儿工夫，他简直生怕海尼会听见。我是怎么搞的？他想，这跟我有什么相干？我怎么会牵涉进去的呢？一会儿之前还只是偶然的一个念头，这会儿却突然变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强迫。这念头仿佛充塞在他整个的心里。好像他非那么做不可，好像一切全靠他那么做，好像这是一种口实，可以为那过去的许多事，为他自己的生命，为他生命中那些他想忘记的事，为他已经做的和他不曾做的事做辩护。报仇，他胡乱地想着，可是这个人他并不认识，这个人对他没干过什么啊！而且他也没有一点报仇的理由！还没有，他想，可是难道伊丽莎白的父亲不就可能早已成了海尼手下的牺牲者，或者今天、明天他不也可能就会列入那些牺牲者中间吗？那些人质或是那数不尽的无辜者究竟伤害过谁，他们的罪名在哪里，他们凭什么要抵罪？

他瞪着海尼的背影。他嘴巴干渴。一只狗在一座花园的大门里吠着。他猛然一惊，往周围望了一眼。我喝得太多了，他想，我必须停下来，这一切跟我都不相干，这简直是疯啦，可是他仍然一声不响地往前走，脚步移得更快了，像是被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一种仿佛作为他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死亡的补偿与辩护的东西驱使着。

他已经走近到二十码之内了，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接着，在街道的尽头，他看见一个女人从一扇栅栏门里走出来。她穿着一件橘黄色的罩衫，手里拎着个篮子，正在朝他走来。他顿时一点劲也没有了，心里完全松瘫了。他差一点要站住脚，随后又慢慢地往前走。那女人晃动着篮子，步态安闲，打海尼旁边擦过，朝格雷贝尔走来。她迈着沉静的脚步前进，她有结实肥大的乳房，给太阳晒黑的脸，中间分开的、光滑而且乌黑的头发。她脑袋后面的天空苍白、闪烁而且模糊，只有她是清晰的，此外的一切都模糊地在一块儿浮动，只有她是真实的，她是生命，她把这生命搁在自己宽阔的肩膀上，她把它带着，这生命是伟大而善良的，而她背后却是荒凉与凶杀。

她走过的时候，朝他瞅了一眼。“你好。”她和气地说。

格雷贝尔点点头。他开不了口。他听到自己背后她的脚步声。荒凉又出现了，闪烁着，而在闪烁中间，他看见海尼那黑乎乎的人影在下一个拐角上转过去，于是街上就什么人也没有了。

他向四下里张望。那女人正在向前走去，从容不迫，而且漫不经心。干吗我不跑啊？他想，我还来得及干哪。可是他已经知道自己是不会干的。有一种什么东西已经碎裂了。我现在干不得，他想，那女人已经看见我，她过后会认得我的。可是假如那个女人不来，他会不会已经干了呢？他是不是又会找个其他的借口呢？他不知道。

他走到海尼拐弯的那个十字路口。海尼已经不见了。在下一个拐角上，他又看见了他。他站在街中心。一个党卫队员正在跟他说话，随后跟他一块儿向前走去。一个邮递员从一家大门里走出来。再前面一点，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停在那儿交谈。事情已经过去了。格雷贝尔觉得，自己好像突然惊醒过来似的。他向四周望了一望。那是怎么回事啊？他想，该死，我差一点就要下手了！到底怎么啦？我怎么搞的？那突然使我心血来潮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向前走去。我自个儿得留神，他想。我还相信我是沉着的，事实上我并不沉着。我比自己所感觉的更要慌乱。我自个儿得留神，要不，我会干下一桩极大的蠢事咧！

他在一个卖报亭那儿买了一份报纸，站在那儿读着战事新闻。以前，他一直不曾这样做过。他不愿意想到这种事情。现在他读着报纸，看到前线还在继续退却。从一张插在新闻中间的小小地图上，他发现他的团大概会驻扎的一个地点。他没法准确地肯定下来。战事新闻只报道军队的消息，可是他估计得出他们已经后退了大约一百公里了。

他悄悄地站了一会儿。从他休假回来以后，这些日子里他一次也没想起过他的战友。记忆像一块石头一样从他心上落下去了，这会儿可又回上来啦。

他仿佛觉得有种灰色的沉寂从大地上升起来。一点声息也没有。战事新闻报道了激烈的战斗在格雷贝尔那个地区里进行，可是这灰色的沉寂却一点声息也没有，一点色彩也没有，好像战斗的光芒，甚至战斗的抗议都久已消失在它里面了。没有血色的、虚无缥缈的黑影站起来。他们移动着，瞧着他，而且瞧透了他。当他们倒下去的时候，就像是灰色的、粉碎的大地，而大地也跟他们一样，仿佛在移动着，在渗透到他们里头去。他头顶上那片高高的、亮闪闪的天空，有一会儿似乎在这漫无穷极的一片死亡的灰色烟雾前面失去了它的色彩，这种死亡好像从泥土里升起来，给太阳罩上一层阴影。被出卖了，他痛心地想。他们被出卖了，被出卖和被侮辱了，他们的战斗和他们的死亡已经跟凶杀、不义、谎言和武力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被诈骗了，什么都被诈骗去了，连他们那悲惨的、壮烈的、可怜的、没用的死亡。

一个把手提包拎在胸前的女人跟他撞了个满怀。“你不能用你的眼睛看看吗？”她生气地叱骂着。

“我可以。”格雷贝尔说，一动也没有动。

“那你干吗不给我让路啊？”

格雷贝尔没搭腔。他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跟踪海尼了。这是他常常在战场上感觉到的黑暗，是他从来不敢回答的问题，也是他一再规避的焦急的绝望，而它毕竟把他追上了，而且赶得他无路可走，现在他明白那到底是什么，他再也不需要规避它。他需要清楚明白。他已经准备好。波尔曼，他想，弗雷森堡要我去看看他。我已经忘了。我一定去跟他谈谈。我一定要去跟一个我能信任的人谈谈。

“傻瓜！”那个沉甸甸地拎着东西的女人说，又挪挪擦擦地往前走去了。

加恩广场一半已经炸毁了，另外一半却还完整地立着。只有几扇窗子是破碎的。日常事务继续在那儿进行，女人们在打扫收拾，烧菜做饭。对面那一排房子的正面都已经坍塌了，只露出来一角房间，从那儿垂下来撕裂的地毯，活像吃了败仗以后那些被砍破的旗子。

波尔曼住的那所房子是在广场的被毁掉的一面，上层已经倒掉，把门口都压坍了。看样子好像没有人会再住在那儿似的。格雷贝尔正想扭头走开，却发现房子旁边，穿过瓦砾有一条狭窄的、踩出来的小路。他顺着这条小路走去，又找到一条通往完整的后门去的、铲出来的过道。他敲了一阵门，没有人答应。他又敲了几下。隔了半晌，他才听到一点声音。一根链子辘辘地响着，门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

“波尔曼先生。”格雷贝尔说。

一个老头儿探出脑袋来。“是的，你有什么事？”

“我是恩斯特·格雷贝尔，是你从前的学生。”

“啊，是的。有什么贵干？”

“来拜访你一下。我是休假回到这儿来的。”

“我已经不教书了。”波尔曼简捷地说。

“那我知道。”

“很好。那你也会知道，我是因为纪律的缘故才被革职的。我不再接待学生了，而且事实上我也没有权利那样做。”

“我不再是学生了，我是一个士兵，而且我是从苏联来的，我带给你弗雷森堡的问候，他关照我来看看你。”

那个老头儿格外仔细地瞅着格雷贝尔。“弗雷森堡？他还活着吗？”

“至少在十天以前，他还活着。”

波尔曼继续朝格雷贝尔瞪了半晌。“好吧，进来。”他随后说，往后面退了一步。

格雷贝尔跟在他后头。他们顺着一条通往一间厨房模样的屋子的走廊走去，从那儿又穿过第二条短短的过道。波尔曼突然加快脚步，推开一扇门，比刚才更大声地说：“请到这儿来。起初我还以为你是从警察局来的呢。”

格雷贝尔惊奇地瞧着他。过后他才明白了。他没有向四下张望。波尔曼说得这么响，大概是为了让什么人放心。

房间里点着一盏安着绿罩子的小小的油灯。窗子都破碎了，外面，瓦砾堆得那么高，叫人一点也望不出去。波尔曼在房间中央停了停。“现在我认出你来了，”他说，“外面的光线太强烈。我不大出去，那种光线我已经不习惯。白日的光我这儿是没有的。只有油，可也已经不多了。因此我常常好久好久坐在黑暗里，电灯的线路都已经断了。”

格雷贝尔瞧着他。他不会认出他来的，他已经变得那么老了。他向周围瞥了一眼。他仿佛觉得自己已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不仅因为这种沉寂和这个意料不到的点着油灯的房间，从晌午的烈日下走进来，这间房简直像是一座陵寝，而且还因为另外一些东西——墙上那一排排褐色的和金色的书籍，那张书桌，那些魏玛时期的钢版画，还有那位白发苍苍、脸蛋凹瘪的老头儿，这脸蛋蜡似的苍白，如同一个囚居了多年的犯人。

波尔曼注意到格雷贝尔的眼色。“我很幸运，”他说，“差不多所有的书我都保全了。”

格雷贝尔转过头去。“我已经好久没看到书了。这几年来，我书看得很少很少。”

“大概你也没法看。书太重，你不可能放在背包里带来带去。”

“它们也重得使你不可能放在脑子里带来带去咧。它们跟眼下发生的事又不怎么对头，而那些对头的书又不是你愿意看的。”

波尔曼凝视着那盏油灯的软和的、绿幽幽的光线。“你为什么要来看我，格雷贝尔？”

“弗雷森堡跟我说，我应当来看看你。”

“你跟他很熟吗？”

“在前线，我完全信任的唯有他一个人。他说我应当到这儿来跟你谈谈，你会告诉我真理的。”

“真理？关于什么的真理？”

格雷贝尔瞅着那个老头儿。他在他班上做学生似乎已是无比遥远的事了，可是在这心跳的一刹那，他突然感觉到自己仿佛又在做学生，正在参加一次关于他的生命的考试——好像在这个小小的、一半给埋着的房间里，在这个藏着那么些书、住着他年轻时代的人家不信任的老师的房间里，他的命运这会儿就要被决定了。这儿体现出那已经消逝的过去——仁慈、容忍和知识——而窗外的瓦砾正是现在把那过去变成的样子。“我很想知道，在近十年来的罪恶中，我已经陷进了多深，”他说，“我也很想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

波尔曼瞪着他。随后他站起来，走到房间的另一头。他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把它翻开，却看也没看一眼，又把它放回去了。最后他转过头来。“你知道你问的是什么话？”

“知道。”

“如今为了比这个更小的事，人们也有被砍头的呢。”

“在前线，人们什么都没做也被杀死了。”格雷贝尔说。

波尔曼走回去，又坐下来。“你所谓的罪恶，是不是指战争？”

“我指的是一切引起战争的东西：谎言、压迫、不义、使用暴力。我也指战争，战争和我们作战的方式——奴隶营、集中营，还有针对平民的集体屠杀。”

波尔曼不作声。“我看见过一些事，”格雷贝尔说，“我也听到过很多。我知道战争是失败了。我知道我们所以还在作战，只是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党和制造战争的人可以多掌握一会儿政权，可以制造更多的痛苦。”

波尔曼又瞪着格雷贝尔。“这些你都知道吗？”他问。

“现在我知道了。我也不是一直知道的。”

“但是你又不能不回去？”

“是的。”

“那才可怕咧。”

“更可怕的是，明明知道了，却又不能不回去，因此说不定还会变成一个同谋犯。你说，我会变成那样一个人吗？”

波尔曼不作声。“你这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他差不多自言自语地问。

“我的意思你一定知道。你教过我们宗教课。如果我不但知道战争是失败了，而且还知道战争非失败不可，因为只有这样，奴役、凶杀、集中营、党卫队和保安局，集体毁灭和不人道才会消灭——如果我知道了这些，却在两星期以后又不能不回去，又不能不为它而作战，那我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同谋犯呢？”

波尔曼的脸突然灰白而且暗淡了，只有他的眼睛还有一点色彩，那是一种古怪的清澈的蔚蓝。这双眼睛使格雷贝尔想起他以前在什么地方看见过的一双眼睛，却又记不得是在哪儿。“你非回去不可吗？”波尔曼最后问。

“我可以拒绝。那样，我会被绞死或是被枪毙。再不然，我也可以开小差。那样，我十分肯定，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被抓住——这你是可以相信整个组织系统，相信那些情报员的。我能躲到哪儿去呢？谁隐藏我，谁就得自己冒生命的危险。除此以外，他们还会对我的爸妈报复，最低限度也会把他们关进集中营，那他们就会死在那儿。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回到前线去，一点不做自卫的打算吗？那也等于自杀。”

一只时钟敲了起来。格雷贝尔刚才一直没有看见它。这是一只古老的、有钟摆的旧式时钟，放在门背后的一个角落里。它那深沉的响声，在这悄寂的、被埋着的房间里，突然成了一种时间的阴森森的征候。

“除此以外，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波尔曼问。

“还有就是把自己弄成残废，那也差不多每次都会被发现，处分跟开小差一样。”

“你难道不能转队？调回家？”

“不能，我很健康，很强壮。而且我想，这也不能解决我的问题。这是一种逃避，不是一种解决。在办公室里，人也一样能做同谋犯的，你说对吗？”

“对。”波尔曼把双手压紧了。“罪孽，”他随后小声说道，“谁也不知道它打哪儿开始，在哪儿结束。如果你高兴那么说，它是打任何地方开始，却没有地方结束。可是，也许恰恰相反。还有同谋！关于这一点，有谁知道呢？那只有上帝。”

格雷贝尔做出一种不耐烦的姿势。“关于这一点，上帝其实应当知道的，”他答道，“要不，也就无所谓原罪这一说法了。那是延续了几千代的同谋。可是个人的责任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们不能仅仅躲避在这样一个事实后面，说我们在按命令办事哪。是不是？”

“这是强迫，不只是命令。”

格雷贝尔等待着。“基督时代的殉教者是不向威胁屈服的。”波尔曼迟疑地说。

“我们不是殉教者。可是同谋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格雷贝尔问，“一般人所说的英雄主义，什么时候才变成凶杀呢？什么时候你才不再相信它的道理或是它的目的呢？它们的分界线在哪里？”

波尔曼痛苦地望着格雷贝尔，“那我怎么能告诉你？这个责任太大了。我不能替你在这方面做决定。”

“每个人非自己决定不可吗？”

“我相信是的。还能是别的样子吗？”

格雷贝尔不作声。我干吗还要继续问下去？他想，我突然不像是一个被告，而像是一个法官那样坐在这儿。我干吗要折磨这个老头儿，叫他说明他曾经教过我的事和往后我离开了他自己学到的事呢？我难道还需要一个答案吗？我自己不是早已回答了？他瞅着波尔曼。他可以描绘出来，他怎么样一天又一天地蜷缩在这个房间里，在黑暗中，在油灯旁，仿佛在古罗马的一个陵寝里一样，被解聘了，每时每刻都等待着被捕，从他的藏书里辛勤地寻找着安慰。“你说得对，”他说，“请教别人，往往意味着企图规避决定。再说，我也不是真正指望从你那儿得到一个答案，我实在不过要问问自己。有时候除非把问题提出来请教别人，你是没法问自己的。”

波尔曼摇了摇头。“你有权利这样问。同谋！”他突然激动地说，“关于这个，你知道些什么？你还年轻，在你还没学会判断以前，他们已经用谎言毒害了你。可是我们——我们明明看到了，却也听之任之！这是什么原因呢？心肠硬？不关心？贫困？自私自利？绝望？再说，它怎么会变成这样的灾难？你以为我不是天天在思索吗？”

格雷贝尔忽然明白，波尔曼的眼睛使他想起的是什么了。那是他枪毙的一个苏联人的眼睛。他站起来。“我得走了，”他说，“谢谢你让我进来，而且跟我谈了话。”

他捡起帽子。波尔曼站起身来。“你打算怎么办，格雷贝尔？”

“我不知道。我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寻思一下。我已经习惯于一分钟一分钟地过活，两个礼拜的时间就很多了。”

“再来，在你离开以前再来一次，答应我再来。”

“我一定再来。”

“来我这儿的人不太多。”波尔曼自言自语地说。

格雷贝尔看见被瓦砾堵住的窗子附近，书中间搁着一张小小的照片。那是一个穿制服的人，年龄跟自己差不多。他记得波尔曼有一个儿子。但是在这种时势，还是不要问起这类事情好。

“如果你给弗雷森堡写信，请你替我问候他。”波尔曼说。

“好的。你以前跟他谈话，是不是也像你刚才跟我谈话一样？”

“是的。”

“要是你以前就跟我那样谈话就好啦。”

“你以为这样使弗雷森堡处世容易了一些吗？”

“不，”格雷贝尔说，“更难了一些。”

波尔曼点点头。“我以前不能告诉你什么，可是我不愿意给你那种除了辩解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回答，那样的话是很多的，都很漂亮、动听，可都是推托。”

“教会里的话也是这样吗？”

波尔曼迟疑了一会儿。“教会里的话也是这样，”他随后说，“可是教会是幸运的。在‘当爱你的邻舍’[15]和‘你不可杀人’[16]的对面，适当地立着另外一句话，‘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17]。有了这句话，一个优秀的说教卖艺者也能表演种种技艺了。”

格雷贝尔微微一笑。他体会出波尔曼从前有过的那种讽刺味儿。波尔曼看到了他。“你在微笑哪，”他说，“你居然那么样镇静。你干吗不号叫啊？”

“我是在号叫，”格雷贝尔答道，“只是你没有听见罢了。”

他站在门前。阳光的亮闪闪的长矛在进攻他的眼睛。雪白的灰泥在闪烁熠耀。他慢吞吞地穿过广场。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经过了长时间迟疑不决的审问，终于受到判决的人，而在他看来，能不能释放差不多倒是无所谓的事了。事情已经过去，他曾经需要过，那是他本来打算在假期中寻思一番的事，而现在他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了。那是绝望，可是他不再从它面前退缩了。

他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一会儿，那长凳依然搁在一个炸弹坑的边沿附近。他完全松劲了，空虚了，说不出自己是不是愁闷。他只是不愿意再想，而且也没什么可以再想的了。他让头往后边靠下去，闭拢眼睛，觉得脸上被太阳照得暖和和的。此外，他什么也没觉得。他悄悄地坐在那儿，默默地呼吸着，感觉到一种既不是正义也不是不正义的，与人无关、使人安慰的温暖。

隔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广场横在他面前，十分清楚而明晰。他看见一株很大的菩提树，矗立在一所坍塌的房子前面。它没受到什么损伤，树干和丫枝从泥土里戳出来，活像一只巨大的叉开的手，抹着绿色，朝着阳光和绚烂的云朵向上伸着。云朵后面的天空，碧蓝碧蓝的。一切都在发亮和闪烁，仿佛下过雨一样，一切都有根基和力量，它便是生命——健壮、显豁、自然明白的生命，没有疑问，没有忧愁，没有绝望。格雷贝尔感觉到这种生命，好像自己刚从梦魇中醒来似的，它完全袭到他身上，样样东西都融化在它里头。那是超过一切疑问、超过一切思想的无言的回答，是他从日日夜夜的战斗生活中体验出来的回答。那时候，死亡曾经擦过他；那时候，从痉挛、僵硬和奄奄一息中，生命突然又扑回他心上，像是一种炽烈的、使他得救的袭击，在汹涌澎湃中把头脑都弄糊涂了。

他站起来，从废墟和房子中间走过那株菩提树。他忽然觉得自己在等待着。他心里的一切都在等待着。他正在等待着夜晚，好像在等待着停战似的。

14

“今天我们有非常好的维也纳煎小牛排。”那只鹳鸟说。

“好，”格雷贝尔答道，“我们就来一个。还有，你所推荐的东西，我们都要。我们完全听凭你安排。”

“还是那种酒吗？”

“还是那一种。如果你乐意，换一种也可以。这个，我们也随你安排去。”

那侍者高高兴兴地大踏步走了。格雷贝尔往后面靠下去，瞧着伊丽莎白。他觉得自己好像从前线一个被炮弹轰毁的阵地转移到了一处安静的地方。下午已经快要消逝了，只剩下那一瞬间的残霞。那一瞬间，生命忽然跟他靠得很近；那一瞬间，穿过铺石和废墟，生命仿佛突然在树木中间出现，那些树木都伸出绿色的手，想抓住阳光。两星期，他想，还有两星期的生命，我必须像菩提树抓住阳光一样地抓住它。

那鹳鸟又回来了。“今天来点儿新酒怎么样？”他问，“我们有一种高级葡萄酒——香槟跟它一比，只是普通的苏打水罢了。”

“就来这种酒吧。”格雷贝尔说。

“很好，长官。你真是一位鉴赏家。配煎小牛排，喝这种酒再好也没有了。我还给你们来了一个自拌青菜冷盘，它会衬托出这种酒的香味。这种酒简直跟泉水差不多。”

被判决的人的最后一餐，格雷贝尔想，两星期的最后一餐！他这样想，一点也不觉得伤心。在这以前，他不曾想一想假期以后的事。这假期仿佛没个完结似的。已经遭遇的事太多，还横在他前面的事也好像太多了。现在，读了战事新闻和找了波尔曼以后，他突然明白假期是何等短促，多么快他又不能不回去了。

伊丽莎白目送着那只鹳鸟。“祝福你的朋友罗伊特，”她说，“他让我们变成了鉴赏家。”

“我们不是鉴赏家，伊丽莎白。我们还不止是那种人。我们是游侠骑土，和平的游侠骑士。战争把一切都弄翻了。一向象征安全和陈腐的资产阶级体面的那种东西，今天已经变成了极大的冒险事业。”

伊丽莎白笑了。“是我们把它弄成那样的。”

“不是我们，那是时势。可是有一件事，我们的确埋怨不得——无聊与单调。”

格雷贝尔瞧着伊丽莎白。她坐在他对面的长凳上，穿着一件很合身的衣裳。她的头发藏在一顶小小的帽子下面。看样子她简直像是一个男孩。“单调，”她说，“今天晚上你不是打算穿便装的吗？”

“我没法儿穿，没有地方换衣服。”

他原来打算到阿尔方斯家去换的，可是晌午谈话以后，他就没有再回去。“你可以到我那儿去换嘛。”伊丽莎白说。

“到你那儿？那么利泽尔太太呢？”

“管它什么利泽尔太太，我正在想着这件事呢。”

“什么事都别管，”格雷贝尔说，“我也正在寻思着咧。”

侍者把酒送上来，开了瓶，可是没有斟。他把脑袋侧在一边，听着。“又来了。”他说，“我很抱歉，长官！”

他不需要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接着，汽笛的吼声已经压倒屋子里的叽叽喳喳，响起来了。

伊丽莎白的酒杯叮当地响着。“离这里最近的地下室在哪儿？”格雷贝尔问那只鹳鸟。

“我们这儿旅馆里就有一个。”

“那不是要留给客人们用的吗？”

“你就是客人嘛，长官。那个地下室很好，比别处许多地下室还要好些。有重要的军官在我们这儿。”

“好的。那么维也纳煎小牛排怎么办？”

“那东西还没搁到火上，我会把它留起来的。不过，我不能把它送到地下室去。你知道为什么。”

“自然啰。”格雷贝尔从鹳鸟的手里拿过酒瓶，斟了两杯，他把一杯递给伊丽莎白，“喝一杯，把它喝干了。”

她摇摇头。“我们不是该走了吗？”

“我们有的是时间。那还只是第一次警报。说不定根本就没有事，像上次那样。把它喝了，伊丽莎白，它会帮助你克制最初的恐惧的。”

“我相信这位先生的话是对的，”那鹳鸟说，“这样名贵的酒一口喝干本来是不大高雅的，不过，这是特殊的情形。”

他脸色发白，费劲地微微一笑。“长官，”他跟格雷贝尔说，“从前，我们总是抬头望着苍天祈祷。现在，我们却抬头望着苍天咒诅了。我们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格雷贝尔瞅着伊丽莎白。“把它喝下去！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喝干一瓶酒咧。”

她举起酒杯，慢慢地把它喝干了。喝的时候，她露出一种坚决的姿态，这里面同时也有一种满不在乎的豪爽味儿。随后她把酒杯一搁，微微笑着。“别再惊慌！”她说，“我应当习惯于这类事。你看我抖得好厉害啊。”

“你没有抖，抖的是你那内心的生命。那跟勇气不相干。人能够设法自卫的时候，才会有勇气，否则全是虚假的。我们内心的生命要比我们外在的形态漂亮得多，伊丽莎白。”

“好，那么再给我喝一点儿。”

“我的老婆，”那鹳鸟说，“我们的孩子正在害病，害的是肺病。他今年十一岁。我们的地下室很不好。她要把孩子带到下面去也很困难。她人又娇弱，只有一百零六磅。我们住在南小街二十九号。我没法儿帮助她。我不得不在这儿待着。”

格雷贝尔从旁边一张桌子上拿过来一个酒杯，把它斟满了，递给那侍者。“跟我们一块儿喝一杯。老兵有一条规律：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不要激动。这句话对你有没有帮助啊？”

“说说是容易的！”

“对，我们都不是天生的木头人。喝干这一杯吧。”

“这是不准的，在值班的时候——”

“这是特殊的情形嘛。你刚才自己也说过。”

“很好，”那侍者往四周望了一眼，把那杯酒接了，“我能不能借这杯酒祝贺你的晋升？”

“祝贺什么？”

“祝贺你晋升为下士。”

“谢谢。你的眼光倒厉害哪。”

侍者放下酒杯。“我不能一口把它喝干，长官。这样名贵的酒，我不能，哪怕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下，我也不能。”

“那是对你表示的敬意啊。你把这杯拿去吧。”

“谢谢你，长官。”

格雷贝尔又把伊丽莎白的酒杯和他自己的酒杯都斟满了。“我这样做，倒不是为了表示我们是何等镇静，”他说，“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在空袭的时候，最好还是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喝掉。你不知道过后会不会再找到这些东西咧。”

伊丽莎白瞅着他的制服。“如果地下室里尽是军官，你会不会给抓去？”

“不会，伊丽莎白。”

“为什么不会？”

“因为我不在乎。”

“要是不在乎了，是不是就不会给抓去呢？”

“往往要好些。恐惧会引起注意。我们现在走吧——最初的恐惧我们已经克制了。”

酒窖的一部分，已经用钢筋水泥加固过，布置成为一个防空壕。四周放着椅子、桌子和沙发，几块旧地毯铺在地上，墙壁也新粉刷过了。此外，还有一架无线电，餐具架上放着酒杯和酒瓶。这是一个特别讲究的防空壕。

他们在一边找到了一个地方。真正的酒窖已经用一道格子门分隔开了。一大群客人正在推推搡搡地挤进来，里面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穿着一身雪白的晚礼服。她背脊袒露着，左手臂上戴着亮闪闪的手镯。一个絮絮叨叨的、金黄头发的人，脸蛋活像一条鲤鱼，跟在她后面。接着又进来许多男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和一群军官。侍者和杂役也出现了。他们动手开酒瓶。

“我们该把酒一块儿带来的。”格雷贝尔说。

伊丽莎白摇了摇头。

“你是对的。那样简直像在演戏了。”

“人不应当那样做，”她说，“那样会倒霉的。”

她是对的，格雷贝尔想，便怒气冲冲地望着那个托着盘子在四处走动的侍者。那不是勇敢，那是轻浮。危险是严肃的事，不应当那样做。到底怎么样严肃，怎么样深刻，人只有在看到许多死亡以后才会知道。

“这是第二次警报，”有人在他背后说，“他们来啦！”

格雷贝尔把他的椅子推过去，挨近伊丽莎白。“我害怕，”她说，“尽管喝了酒，尽管我有一切的决心。”

“我也是一样。”他用胳膊围住她的肩头，感觉到她是多么紧张。一股温柔的浪潮突然袭到他身上。她好像一只嗅到危险的野兽，蜷蜷缩缩，没有一点做作，也不需要什么做作，她的勇气便是她的防御。在汽笛改变了调子以后，生命在她心里缩拢来了，这调子如今意味着死亡，而她并不打算有一点掩饰。

他看见那个护送金发姑娘的人正在盯着他瞧。那是一个瘦伶伶的中尉，下巴颏尖尖的。那金发姑娘笑了一笑，隔壁一张桌子上的人都在欣赏地看着她。

一阵轻微的颤动在地窖里掠过，接着传来一种瓮声瓮气的爆炸声。谈话中止了，随后又开始，谈的声音更响，也更不自然。接着又爆炸了三次，很快，而且越发近了。

格雷贝尔紧紧地搂住伊丽莎白。他看见那个金发姑娘已经不笑了。一个更沉重的打击出乎意外地使地窖摇撼起来。那杂役把盘子一搁，抱住餐室里的螺旋形柱子。“别激动，”有人嚷道，“还远着哪。”

突然，墙壁吱吱嘎嘎地响起来了。灯光像在一部坏影片里一样，忽闪忽闪地摇晃。传来了崩塌的声音。黑暗与光亮疯狂地交替着，在那跳跃的闪光中，坐在桌子边的人群活像映得极慢极慢的影片里的一个镜头。那个背脊袒露的女人在第一道闪光中仍然坐着，在第二道闪光中她站了起来，在第三道闪光中她跑进一片黑暗中，人们在那儿抓住了她，而她却在尖叫着。随后灯光完全熄灭了。一阵轰响带来了一百次的回声，地心吸力仿佛也不顶事了，地窖好像临空吊着。

“就只有电灯出了毛病，伊丽莎白！”格雷贝尔嚷道，“它熄灭了。仅仅是爆炸的震荡，没什么别的。线路在什么地方断了。旅馆没有中弹。”

她贴紧他。“蜡烛！火柴！”有人在嚷嚷，“什么地方总该有火柴啊。见他妈的鬼，蜡烛在哪儿？有支手电筒也好啊！”

有几根火柴划亮了。它们如同广大的、发出回声来的空间里那小小的沼泽的亮光，它们照见了脸和手，好像身体早已被吼声毁灭了，只剩下光光的手和脸还在那儿浮动。

“他妈的，管理的人连个应急的灯都没有吗？那个侍者到哪儿去啦？”

一圈圈火光在墙壁上忽来忽往、忽上忽下地摇晃。一刹那，那个女人的光背脊又出现了，宝石的闪光，一只黑乎乎的张开的嘴——它们好像在黑旋风里飞舞，而人声像是田鼠的微弱的尖叫，掩盖了深渊裂开时的深沉的隆隆声。后来传来了一阵呼啸，这声音越来越响，最后简直叫人发疯，使人没法忍受，仿佛一个巨大的钢铁的行星正在笔直地往地窖上冲扑。一切都在摇撼。一圈圈火光抖了一下，随后就熄灭了。地窖不再吊在空中，妖魔似的吼声，好像把一切东西都折裂，甩到天空中。格雷贝尔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飞到了天花板上。他用双手紧紧地抱住伊丽莎白，好像她就要从他那儿被扯开似的。他往她身上扑过去，护住她，把她拉倒在地板上，侧过一把椅子来挡住她的头，等着天花板塌下来。

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一阵撕开、崩倒和坼裂的响声，好像一只巨大的爪子已经落到地窖上，把它抓起来扔进真空中，弄得肺和胃都像从身体里被拉出来，血也从血管里给挤出来了。仿佛这会儿就要来的，只是那最后的天崩地裂的黑暗和窒息。

结果却并没有来。正相反，倒是突然亮起来了，那是一阵迅疾的、转动的亮光，仿佛一个火柱从地板上冲起来一样，随即出现一个雪白的火炬，一个女人尖叫着：“我着火了！我着火了！救命啊！救命啊！”

她跳起来，用两只手臂浑身上下拍打，经她一拍打，火星便像瀑布似的飞落下来。宝石在闪烁，她那惊惧的脸完全给照亮了，于是人声和制服的衣襟衣角尽往她身上扑，有人把她按倒在地板上。她扭动着，尖叫着，这种尖叫飞升在警报汽笛、高射炮火和轰炸破坏上面。那么高亢，不像是人的声音。随后在黑黝黝的地窖里，在衣服、桌布与垫子底下，它被闷住了，微弱了，仿佛从坟墓里发出来似的。

格雷贝尔用双手捧住伊丽莎白的头，把它按在他的身体下面，让它贴着自己，又用胳膊掩住她的耳朵，直到火光和尖叫完全消失，呜咽变成黑暗，变成衣服、皮肉和头发的燃烧味儿。

“医生，找一个医生来！这儿有医生没有？”

“什么？”

“我们得送她上医院去！该死，你简直什么事也不懂。我们非把她从这儿送走不可。”

“现在吗？”有人问，“送到哪儿去？”

谁也没吱声。大家都在谛听。外面，高射炮正在发疯似的轰着，可是爆炸已经停止了，只有高射炮在射击着。

“他们已经走了！没事了！”

“就在这儿待着，”格雷贝尔凑到伊丽莎白的耳朵边说，“不要动。没事了。可是就在地板上待着。这儿没有人会踩到你。不要动。”

“我们得等一会儿，说不定还会来一阵，”一个教师用慢条斯理的嗓音说，“外面还不很安全咧。高射炮的弹片！”

一道圆圆的光从门口射进来。那是一支手电筒。地板上那个女人又开始尖叫了：“不！不！把它灭掉！把那个火灭掉！”

“那不是火，那是手电。”

那圈光在黑暗中惨淡地晃动着。那是一支极小的手电筒。“这边走！这儿来！是谁？你这个打着手电的是谁？”

那条光急促地转了个圈子，掠过天花板，随后又晃回来，照见一件浆硬的衬衫的前胸，一角无尾的礼服，一个黑领结和一张尴尬的脸。“我是侍者领班弗里茨。餐室已经炸毁了。我们不能再服务了。如果各位先生要付账——”

“什么？”

弗里茨继续把手电的光照在自己身上。“空袭已经过去了。我把这支手电和账单都带来了——”

“什么？那简直叫人不敢相信！”

“先生，”弗里茨向着黑暗无可奈何地答道，“侍者领班个人要对酒店负责的。”

“叫人不敢相信，”有人在黑暗中咆哮，“我们难道是骗子吗？不要一直照着你这张哭丧着的脸！到这儿来！赶快。有人受伤了！”

弗里茨又在黑暗中消失了。一圈亮光掠过墙壁，掠过伊丽莎白的一绺鬈发，顺着地板，掠到了一堆制服上，随即在那儿停住了。“我的天！”有人说，这会儿可以模模糊糊地看见他光穿着一件衬衫。

他往后面靠下去。这时候，手电筒只照着他的一双手，亮光在那手上摇摇曳曳地晃动。侍者领班显而易见地在发抖。军服外衣都被扯到了一边。

“我的天！”那个人又说了一遍。

“不要看，”格雷贝尔说，“那样的事是会发生的，任何地方都会。这跟空袭没有关系。可是你不应当再留在城里。我要带你到不会挨炸的乡下去，我知道一个村子，我认识那儿的人，他们会收留你的。我们可以住在那边，那你就安全了。”

“来一副担架！”一个跪着的人说，“你们旅馆里有没有担架？”

“我想是有的，有的。先生——先生——”侍者领班弗里茨搞不清那个人的军阶。他那套制服的上衣跟别人的上衣一起搁在女人旁边的地板上。他现在只是一个系着吊裤带的人，腰里挂着一柄指挥刀，嗓音像是在发号施令。“关于账单的事，我请你们原谅，”弗里茨说，“我不知道有人受了伤了。”

“赶快！弄一副担架来。不，等一等。我跟你一起去。外面怎么样？我们走得过去吗？”

“走得过去。”

那个人站起来，穿好上装，便突然成了一个少校。亮光消失了，好像一线希望也随着它消失了。可以听到那个女人呜呜咽咽的声音。“万达，”一个狂暴的男人嗓音说，“万达，我们怎么办啊？万达！”

“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有人说。

“解除警报还没有响咧。”那个教师的嗓音回答。

“滚他妈的解除警报！亮光在哪儿？亮光啊！”

“不，不——不要亮光！”那个女人尖叫着，“不要亮光——”

“我们需要一个医生——麻醉剂——”

“万达，”那个狂暴的嗓音说，“我们跟埃伯哈特怎么说呢？怎么——”

亮光又回来了。这一回是那少校提着的一盏油灯。两个穿晚礼服的侍者抬着一副担架。跟在他后面。“电话打不通，”少校说，“线路都断了。担架往这边走。”

他把灯放在地板上。“万达！”那个人又说了，“万达！”

“闪开！”那少校说，“往后再说吧。”他跪在那女人旁边，随后又直起身，“就这样，不要紧，她一下就会睡熟的。我还剩下一针皮下注射剂，可以救个急。留神！你们抬她的时候要留神。我们得在外边等候，等弄到一辆救护车。要是我们弄到一辆车——”

“是的，少校先生。”侍者领班弗里茨恭顺地说。

担架摇摇晃晃地抬出去了。那乌焦的、烧伤的、没有头发的头，在上面翻来覆去地摆动。身上盖着一条桌布。

“她死了吗？”伊丽莎白问。

“没有，”格雷贝尔说，“她会脱离危险的。她的头发也会重新长出来的。”

“那么她的脸呢？”

“她还是能够看见的。她眼睛没有受伤。这都可以治好。我看到过很多烧伤的人，这还算不得特别严重。”

“怎么出的事呢？”

“她的衣裳着了火。她跟火柴靠得太近了，别的也没有什么。这个地窖很好，它受得住一颗直接命中的重磅炸弹。”

格雷贝尔把那张侧过来护住伊丽莎白的椅子抬起来。他抬的时候，脚底下踩到一个破酒瓶的碎玻璃片，他这才看见那扇通往酒窖去的格子门已经掉了铰链倒下来了。许多架子歪歪斜斜地吊着，酒瓶已经破碎，满地都是，酒在地板上流着，活像乌沉沉的油。

“等一等，”他朝伊丽莎白说，一面捡起他的大衣，“我去一去就来。”他走进地窖，马上就回来了，“好吧，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外面停着那副躺着那个女人的担架。两个侍者把手指塞在嘴里吹着口哨，招呼一辆汽车。“埃伯哈特到底会怎么说呢？”护送她的那个嗓音狂暴的人又在问，“我的天，多么倒霉啊！我们怎么能跟他解释呢——”

埃伯哈特准是她的丈夫，格雷贝尔想，便往一个吹口哨的侍者的肩上拍了一下。“酒室的那位侍者在哪儿？”

“是哪一个？奥托还是卡尔？”

“样子很像一只鹳鸟的那个矮小老头儿。”

“那是奥托。”那个侍者望着格雷贝尔，“奥托已经死了。酒室坍塌了。他被那盏枝形大吊灯压个正着。奥托已经死了，长官。”

格雷贝尔沉默了一会儿。“我还欠他的钱，”他随后说，“一瓶酒钱。”

那个侍者抹了一下额角。“你不妨算给我，长官。是什么酒？”

“一瓶约翰尼斯贝格葡萄酒。”

那个侍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价目单，按亮他的手电筒。“四个马克，连小费一起，四个马克四十芬尼。”

格雷贝尔把钱算给他。那侍者收起来放进了口袋。格雷贝尔知道他是不会交出去的。“走吧。”他跟伊丽莎白说。

他们从废墟中穿过去。南边，城市正在焚烧。天空灰蒙蒙、红殷殷的，风在追赶着一股股的烟。“我们得走去看一看，你住的那所公寓是不是还在，伊丽莎白。”

她摇摇头。“那总是有时间的。我们还是在外面什么地方待一下吧。”

他们走到广场上，这里有一个防空壕，第一天晚上他们曾经进去过，防空壕的入口在阴暗的黄昏中张大着嘴，活像一个通到地狱去的门口。他们在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上坐下了。

“你饿吗？”格雷贝尔问，“你没吃过东西咧。”

“那不要紧，我现在吃不下。”

他把大衣翻开，发出叮当的响声，他从口袋里掏出两瓶酒。“我不知道我弄来的到底是什么。这一瓶好像是干邑白兰地。”

伊丽莎白瞅着他。“你从哪儿弄来的？”

“从那个酒窖里。门被震开了。几十瓶酒都给砸碎了。这两瓶酒，我们也当它们是给砸碎的好啦。”

“你就这么把它们拿来了？”

“当然啰。忽视一个开着的酒窖，那样的士兵是有毛病的。我受到的教育是要实事求是地思想和行动。十诫[18]是并不约束军人的。”

“那当然不啰，”伊丽莎白瞅着他，“还有很多东西并不约束军人咧。”她突然笑了起来，“关于你们，人到底知道些什么呢？”

“你早已知道得太多了。”

“关于你们，人到底知道些什么呢？”她又说了一遍，“在这儿的你，不是真正的你。你是在你来的那个地方的。可是这一点，又有谁知道呢？”

从大衣的另一边，格雷贝尔又掏出来两瓶酒。“这儿有一瓶，不用螺丝钻我也可以开。这是香槟。”他把铁丝扭断，“我希望你不反对喝这个酒，不要有什么道德上的顾忌！”

“不，不会再有了。”

“我们不要用它来祝贺什么，那样就不会倒霉了。我们喝它，只因为我们渴了，没有什么别的。也因为我们还活着。”

伊丽莎白微微一笑。“这个你倒用不着再跟我解释了。我老早已经懂啦。可不妨解释一点别的。你既然拿走了人家四瓶酒，为什么还要付那一瓶酒的账呢？”

“那个差别可大咧，那一瓶不付，就变成赖债逃跑啦。”

四下里很沉寂。红殷殷的薄暮越发弥漫开去了。在古怪的光芒里，一切都变得很虚幻。“你瞧那边一棵树吧，”伊丽莎白忽然说，“它在开花哪。”

格雷贝尔朝它瞧了一眼。那棵树被一颗炸弹差不多完全从地上拔起来了。有一些树根没依没靠地吊在半空中，树干已经折断，好几根树枝也被炸掉了，可是它居然开满了白花，给红殷殷的火光染上了颜色。

“它旁边的一幢房子已经烧毁了。说不定是那股热气把它挤出来的，”他说，“它比这儿周围的任何一棵树都离得远，可是它损坏得最厉害。”

伊丽莎白站起来，往它那边走过去。那条长凳搁在黑影里。如同一个舞蹈家登上一座灯光熠耀的舞台，她从黑影里跨出去，走进了摇摇曳曳的大火的红光。这光如同一阵红色的风，把她包围起来，在她背后冒着烈焰，仿佛一颗巨大的中世纪的彗星，在宣告世界的末日或是救世主的诞生。

“它在开花哪，”她说，“对它来说，这是春天，没有别的。别的跟它都不相干。”

“是的，”格雷贝尔答道，“它们给我们教训，它们老是给我们教训。今天晌午是一株菩提树教育了我，这会儿又是它。它们生长，生出树叶，甚至当它们从地里被拔出来以后，还有一点儿根在泥土里的那个部分，居然会继续生长。它们不断地教育我们，它们一点也不怨，一点也不为自己感觉到难过。”

伊丽莎白慢吞吞地往回走。她的皮肤在那怪异的、没有阴影的光里闪闪发亮，她的脸好像被一种秘密所迷惑、唤醒，这种秘密是跟生出的嫩芽，跟破坏和蓬勃生长的从容的姿态联系着的。后来她跨出红光，仿佛跨出舞台上的灯光一样。她又在他旁边的黑影里，显得很温暖，她幽沉地呼吸着，而且很有生气。他把她拉下来，贴近自己。那棵树突然立在那儿，又高又大，仿佛要顶住通红的天空，它的花似乎也很近很近。那是菩提树，随后是大地，它弯成弧形，变成田野、天空和伊丽莎白。于是他在她身上感到了自己，而她也并没有拒绝他。

15

四十八号房间里在骚动着。那个鸡蛋头和另外两个玩牌的人整装待发，准备去参加战役。他们已经被编入“第一类”，这会儿就要搭车开赴前线了。

那个鸡蛋头脸色苍白。他正在瞪着罗伊特。“你这个讨厌的独脚汉！你这个懒骨头！你倒待在这儿，我这个一家之主反而非去不可！”

罗伊特没搭腔。费尔德曼在床上挺了挺身子。“闭上你的鸟嘴，鸡蛋头！”他说，“你不是因为他待在这儿才非去不可的。你非去不可，是因为你被编进了‘第一类’。如果他被编在‘第一类’，非去不可的话，你也一样还是非去不可的。所以别那么胡扯蛋！”

“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那鸡蛋头怒气冲天地尖叫着，“我非去不可，但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待在这儿！你们坐在这儿，吃啊睡啊，可是我们却非去不可！我还是一家之长，而那边那个胖胖的想偷懒的家伙却拼命地灌着烈酒，要弄得他那只倒霉的脚怎么也好不了！”

“要是你能够那么做，难道你就不那么做吗？”罗伊特问。

“我？我才不咧！我一辈子也没逃避过兵役！”

“好啦，那就没事啦。那你干吗还在埋怨呢？”

“什么？”鸡蛋头吃了一惊，问。

“你觉得骄傲，因为你从没逃避过兵役。那就好啦，你就这样骄傲下去，别再埋怨啦。”

“什么？那是他妈的什么牵强附会啊？你只知道那么点事，是不是，你这只猪？人嘴里刚说完，你就这样歪曲人家的话。他们就会把你抓去咧。他们就会把你抓去，何况我还要亲自去告发。”

“不要作孽，”那两个也编在“第一类”的玩牌的人中，有一个这样说，“走吧，我们得下去了。出去吧。”

“我没有作什么孽。那些才是作孽的人。我这个一家之主得代替这只烂醉的猪开到前线去，真是一种侮辱。我只要正义——”

“唉，你啊，正义！在军队里，你哪里找得到正义啊？走吧，我们得走了。他不会告发任何人的，战友们。那只是他说话的一种方式。再见了！你们大家珍重！紧守阵地啊！”

那两个玩牌的人把狂暴的鸡蛋头一把拖下去。他脸色苍白，浑身大汗，走到门口又痉挛地回过头来，正要嚷嚷，他们就把他推出去了。

“那个胡说八道的傻瓜，”费尔德曼对罗伊特说，“装出一副演员的神气！你还记得那次我一个劲地睡觉，把假期都要睡掉了，因此他跟我吵架的事吗？”

“他输了钱。”鲁梅尔突然说道，直到如今，他一直坐在桌子旁边，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他玩牌很不行！输了二十三个马克！那不是小事情！我应当把钱还给他。”

“你仍然可以还他啊。汽车还没开走哪。”

“什么？”

“他还在外面。如果你良心上觉得不安，还是下去，把钱还给他吧。”

鲁梅尔站起来，出去了。“他也发了疯啦，”费尔德曼说，“那鸡蛋头在前线要这些个臭钱干吗？”

“他可以把它再输掉咧。”

格雷贝尔走到窗子前面，朝外望。队伍正在下面集合。“尽是些小孩子和老头儿，”罗伊特说，“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他们把什么人都抓来了。”

“是的。”

队伍排好了。“鲁梅尔怎么啦？”费尔德曼突然一惊，问，“怎么，他现在倒讲起话来了！”

“你睡得正熟，他就开始讲话的。”

费尔德曼只穿一件衬衣，走到窗子前面。“鸡蛋头站在那儿，”他说，“他现在有机会让自个儿明白，到底是睡着梦见前线好呢，还是待在前线梦见家里好。”

“这个事啊，过不了多久我们大家都会明白咧，”罗伊特说，“下一回，我的军医也会把我编入‘第一类’的。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曾经向我解释，真正的德国人跑起来是不需要腿的。他们坐下来也一样可以打仗。”

外面传来发令声。队伍开拔了。格雷贝尔看着这个队伍，那样子仿佛把望远镜倒过一头来看出去似的。那些越来越远的士兵活像拿着玩具枪的活的洋娃娃。

“可怜的鸡蛋头，”罗伊特说，“他倒不是生我的气，他是生他老婆的气。他以为自己一走，他的老婆就会对他不忠。而且，因为她拿到他的结婚津贴，他越发怒不可遏了。他怀疑她会拿这笔钱去继续维持她跟情人的关系。”

“结婚津贴？有这样的事？”格雷贝尔问。

“是你啊，你上哪儿去啦？”费尔德曼摇了摇头，“一个女人每月可以拿到两百个马克。那是一笔现钱哪。很多人就为了这个而结婚咧。人干吗要把这笔钱当作礼物一样送给国家呢？”

罗伊特从窗子前面转过身。“你的朋友宾丁到这儿来找过你。”他跟格雷贝尔说。

“他有什么事？他有没有留下字条？”

“他家里要举行一次小小的庆祝会，他要你去。”

“就只有这点事吗？”

“就只有这点事。”

鲁梅尔进来了。“你追上鸡蛋头没有？”费尔德曼问。

鲁梅尔点点头。他的脸在抽搐。“他好歹还有一个老婆，”他突然感情激动地说，“可是什么都没有了，还得回去——”

他急促地转过身，扑倒在床上。他们都装作没有听见。“鸡蛋头在这儿看到这个光景就好啦！”费尔德曼嘟嘟囔囔地说，“他打了一个大赌，认为鲁梅尔今天一定会垮掉。”

“别理他，”罗伊特气呼呼地说，“谁知道你自己什么时候会垮掉？谁也不保险，哪怕是一个梦游病患者。”他转向格雷贝尔，“你还有多少日子？”

“十一天。”

“十一天！那是一个好长的时间。”

“昨天，那还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格雷贝尔说，“今天，可就短促得厉害了。”

“这儿一个人也没有，”伊丽莎白说，“利泽尔太太不在，她的孩子也不在。这个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

“谢天谢地！今天晚上，我相信只要她讲一句话，我就会把她弄死。昨天你又跟她吵过架没有？”

伊丽莎白笑了。“她当我是一个娼妓。”

“为什么？昨天晚上我们在这儿只待了一个钟头啊。”

“那是前天！那天你在这儿待了整整一个晚上。”

“可是我们把钥匙孔遮起来的，而且始终开着留声机。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

“是啊，怎么会的？”伊丽莎白说着，匆匆地扫了他一眼。

格雷贝尔瞧着她。一阵突然的温暖升到他额头上。那第一天晚上，我的眼睛长在哪儿啊？他想。“那个毒辣的婆子上哪儿去啦？”他问。

“她带着她的孩子到乡下去了，为冬季或是夏季的义演收捐款。她要到明天晚上才回来。今天晚上和明天一整天，都只有我们两个人。”

“明天一整天？难道你用不着上厂里去了？”

伊丽莎白笑了。“明天不去，明天是星期天。眼下，星期天还是不上班的。”

“星期天！”格雷贝尔说，“多么幸运！这我一点儿也没想到！这样说来，我终究可以在白天看见你了。过去我们总是在傍晚或是夜里见面的。”

“是吗？”

“是的。我们第一次出去是在星期一，带了一瓶雅文邑白兰地。”

“一点儿不错，”伊丽莎白吃惊地说，“我也没有在白天见过你。”她沉默了一会儿，瞅着他，随后把视线移开了，“我们过着一种十分兴奋的生活，是不是？”

“我们也没有别的事好做啊。”

“这也一点儿不错。明天，在晌午的强烈的阳光里，我们脸朝着脸，不知会怎么样呢？”

“那我们让神明来做证吧。可是今天晚上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到昨天那个酒店里去？那也不太好。我们需要的是日耳曼尼亚，可惜它已经歇业了。”

“我们可以待在这儿。喝的东西还多得是。我可以试一试煮点儿东西。”

“这个地方你倒受得了啊？你难道不愿意出去？”

“只要利泽尔太太不在这儿，那就好像过假期了。”

“那我们就待在这儿，让我们过一个没有音乐的晚上，那一定会很有意思。而且我也不一定要回营房去。可是吃的东西怎么样？你真的会烧菜吗？看样子你好像不会。”

“我可以试一试。再说，这儿东西也不多，只有一点用购买券买得到的东西。”

“那就不会多了。”

他们走到厨房里。格雷贝尔瞧了一下伊丽莎白储藏的食品。差不多没有什么东西——一小块面包、一点人造蜜、人造黄油、两个鸡蛋，还有几只干瘪的苹果。“我还有口粮购买券，”她说，“我们可以出去买一点回来。我知道有一家店铺晚上也开的。”

格雷贝尔关上抽屉。“把你的购买券留着，你自个儿会需要的。今天我们要用别的方法去弄一点来。我们得筹划一下。”

“在这儿，我们可不能偷人家东西啊，恩斯特，”伊丽莎白惊慌地说，“属于利泽尔太太的每一颗面包渣，她都知道。”

“那我完全想象得出来。再说，我今天也不打算偷。我想出去征发一下，像一个士兵在敌国时那样。有一个叫作阿尔方斯·宾丁的人请我去参加一个小小的宴会。我想上他那儿去，把我参加庆祝会时可以吃到的东西都拿了，带回这儿。他屋子里贮藏着许许多多东西。我过半小时就回来。”

阿尔方斯红着脸，张开胳膊迎接他。“你来了，恩斯特！请进来！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邀了几个朋友来。”

那间狩猎室里弥漫着烟雾，挤满了客人。“听我说，阿尔方斯，”格雷贝尔在走廊里急促地说，“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只是进来一下，马上得回去。”

“回去？可是，恩斯特！那是万万不成的！”

“我非回去不可。我还没听说你要请我，就已经约了人了。”

“那不要紧！跟那些人说，你非去参加一个意外的正式会议不可，或是去参加审问！”阿尔方斯闹嚷嚷地笑起来，“有两个秘密警察军官坐在里面！我马上介绍你去见见他们。告诉你的朋友们，你非去秘密警察局不可。这样，你连谎都用不着说了。要是他们人都很好，或者就把他们带到这里来。”

“那不成。”

“为什么？为什么不成？一切都得依从我们啊！”

格雷贝尔知道最简单的办法还是把实情告诉他。“你应当想象得出来，阿尔方斯，”他说，“我不知道你要过生日。我来，是想打你这儿弄一点吃的和喝的东西。我要去跟一个人见面，那个人我不可能带到这儿来。要是我那么做，那我就成了一个大傻瓜啦。现在你明白了没有？”

宾丁龇牙咧嘴地笑了笑。“我懂了，”他说，“不朽的女性！到底找到了！我已经开始对你放弃希望了。我明白，恩斯特。准许你走。不过，我们这儿也有两个出色的娘儿们。你至少得看一看她们，好不好？伊尔玛是个十分大胆的女人，就是那边那个穿高跟鞋的金发姑娘，一个尤物，妇女集中营的看守员。毫无疑问，你今夜可以跟古德伦睡觉。她经常为前线士兵服务。战壕味儿会刺激她。”

“可不会刺激我。”

阿尔方斯笑了。“伊尔玛身上那股集中营的味道难道也不会刺激你吗？这股味道叫施泰格曼欲仙欲死咧，就是坐在沙发上的那个胖子。那不是我的口味。我是正常的，一切都为了舒适。你看见角落里的那个小东西吗？你喜欢不喜欢她？”

“头等货。”

“你要她吗？如果你待下来，我就把她让给你，恩斯特。”

格雷贝尔摇摇头。“那不成。”

“我明白了。你搞的那个女人一定是个真正的上流货。你用不着难为情，恩斯特。阿尔方斯自己也是个豪侠之士。让我们到厨房里去给你找点儿东西，过后你再为我的生日喝一杯。同意吗？”

“同意。”

克莱纳特太太围着白围裙，站在厨房里。“我们本来就预备吃冷餐，恩斯特，”宾丁说，“你运气不坏！你爱什么就拿什么好啦！或者，还是请克莱纳特太太好好地包一下。我们两个到下面地窖里去。”

地窖里贮藏的东西丰富极了。“现在，你只要让阿尔方斯来安排，”宾丁说，“你用不着担心。首先，这儿是真正的甲鱼汤罐头，只要把它热一热就可以吃。法国来的，你拿两罐去。”

格雷贝尔把罐头拿了。阿尔方斯继续找着。“荷兰芦笋，两罐。你可以吃冷的，也可以把它炖一炖，煮起来不费事。这儿再来一听波兰火腿罐头，那是捷克斯洛伐克捐献的。”他爬上一座小小的梯子，“一块丹麦乳酪，一听黄油——都不会变味，这就是罐头食品的好处。这儿还有一些用白兰地酒调制的桃子。不过，也许那位小姐更爱吃草莓？”

格雷贝尔瞧着那双站在他面前、穿着油光闪亮的皮靴的矮腿。在这双腿后面，闪耀着一排排的瓶子和罐子。他想起伊丽莎白那点可怜的东西。“这两样东西里面都有比较丰富的营养。”他说。

阿尔方斯笑了。“你说得对。你到底还是我的老朋友。发愁没有意思，恩斯特。不发愁，事情已经够糟了。你能抢到什么就把什么抢来，其余的事让牧师们去操心好啦，这是我的座右铭。”

他从梯子上爬下来，朝地窖的另一边走去，酒瓶都搁在那儿。“这儿我们有大批精挑细选的战利品。我们的敌人在酒类方面倒很了不起。你要什么？伏特加？雅文邑白兰地？这儿还有波兰酿造的李子酒。”

格雷贝尔其实并不打算要酒的，从日耳曼尼亚弄来的酒还有的是。可是宾丁说得对——战利品是战利品，人在哪里找到它，就应当把它拿了。“这儿还有香槟酒，”阿尔方斯说，“我自个儿不喜欢这种东西，可是据说它对风流事的作用很惊人。我希望它今天晚上会对你有帮助！”他大声地笑着，“你知道我最爱喝什么酒？茴香酒，管你信不信。最陈的、纯粹的茴香酒。拿一瓶去，等你喝它的时候，得想起我阿尔方斯啊。”

他把酒瓶挟在胳膊底下，走进厨房。“扎成两包，克莱纳特太太，一包食品，一包酒。瓶子跟瓶子中间放上点纸，免得打碎。另外，再来四分之一磅上好的咖啡豆。这样行了吗，恩斯特？”

“我希望我能拿得下所有这些东西。”

宾丁满面春风。“阿尔方斯做事不会拖泥带水的，不会在他的生日，自然更不会对一个老同学！”他站在格雷贝尔面前。他的眼睛在闪烁，他那红红的脸蛋在发光。他看上去活像一个发现了一个鸟窠的孩子。格雷贝尔被他的一番好意感动了，可是接着他就想起，阿尔方斯在听海尼讲那苏联故事的时候，神情跟现在完全一个样。

宾丁朝格雷贝尔眨着眼。“咖啡是供你明天早晨用的。我希望你知道明天是星期天，别再回到营房去睡！现在走吧！我只想介绍两个朋友跟你见见面：秘密警察局的施密特和霍夫曼，那种朋友说不定什么时候对你会有用。只要花这么一两分钟，为我的健康干一杯。但愿一切都永远保持此时此地的样子，房子和它所有的一切！”宾丁的眼睛水汪汪的，“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德国人都是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

“我们不能把东西搁在厨房里，”伊丽莎白十分激动地说，“我一定要想法把它藏起来。要是给利泽尔太太看见了，她马上会去报告，说我是一个黑市商人咧。”

“该死！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我们能不能贿赂她？用一点我们自己不爱吃的东西？”

“有我们不爱吃的东西吗？”

格雷贝尔笑了。“没有，除了你的人造蜜，或是人造黄油，而那些东西过两三天我们也会用得着的。”

“她是不能收买的，”伊丽莎白说，“她就为单靠口粮购买券求生活而骄傲哪。”

格雷贝尔想了一想。“到明天晚上为止，我们可以吃掉一部分东西，”他随后做着解释，“可是我们没法把所有的东西全解决掉，那么余下来的，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它藏在我的房间里，放在衣服和书籍后面。我还有一只锁得起来的箱子。”

“可是万一她走来用鼻子到处嗅呢？”

“我每天早晨出去，总是把房门锁上的。”

“可是万一她也有一把钥匙呢？”

伊丽莎白仰起头来望着。“那我倒没有想到。这是可能的。”

格雷贝尔开了一瓶酒。“这个我们到明天下午再决定吧。眼下，我们不妨尽量吃。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统统打开！我们让它摆满一桌子，仿佛生日筵席一样。统统摆出来，而且马上就摆！”

“连罐头也摆出来吗？”

“连罐头也摆出来，装饰装饰！我们还不需要把它们打开。我们先吃那些搁不起的东西。我们把酒瓶也放在那儿。把我们用偷盗和贪污的手段光荣地得来的所有的财产都摆出来。”

“从日耳曼尼亚弄来的也放上吗？”

“那些也放上。那些东西，我们是用死的恐惧正正当当地换来的。”

他们把桌子推到屋子正中。随后他们把所有的纸包全解开，把李子酒、干邑白兰地和茴香酒的瓶塞都旋开了。他们没有开那瓶香槟酒，那瓶酒一开，就得统统喝掉，其他的酒是可以把瓶塞重新盖上的。

“样子好堂皇，”伊丽莎白说，“我们要祝贺什么？”

格雷贝尔递给她一杯酒。“我们同时祝贺一切。我们再没有时间一样样分开来祝贺，也没有时间来一样样辨别了。我们只是一下子祝贺一切，也不管它是什么。主要的是我们待在这儿，我们还可以清清静静地过两天！”

他绕过桌子去，用胳膊搂住伊丽莎白。他抚摩她，好像心里展开了另一种生活，比他自己的更温暖，更多彩，更安闲，没有界限，没有过去，纯粹是现在的，而且没有一点罪恶的阴影。她偎在他身上。那摆满了东西的桌子放在他们面前，像是一席筵宴。“干一次杯，祝贺的事不是太多了一点儿吗？”她问。

他摇摇头。“那不过啰嗦一点罢了。实质上，它总会归结到一件事——我们既然还待在这儿，就该快活快活。”

伊丽莎白把一杯酒喝干了。“有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确很知道怎么样打发生活，只要他们让我们这样做。”

“眼下，我们也打发得不太坏咧。”格雷贝尔说。

窗子敞开着。街道斜对面，前夜有一幢房子中了一颗炸弹，弄得伊丽莎白房里的玻璃窗都给震碎了。她把窗子用防空黑纸遮起来，里面还挂上薄薄的、色彩鲜艳的窗帘。窗帘在微风中摆动，因此这间房不大像是一座地牢了。

他们没有开灯，这样，他们可以让窗子开着。他们不时听到人们在街上走过去，什么地方在开着无线电，房子的门砰砰地响着，有人在咳嗽，百叶窗关上了。“城市要睡啦，”伊丽莎白说，“我已经喝得醉醺醺了。”

他们边靠边地躺在床上。桌子上放着吃剩的菜和所有的酒瓶，除了伏特加、干邑白兰地和一瓶香槟酒。他们一样东西都没有丢掉，他们要等到肚子饿的时候再吃。伏特加他们已经喝光了。干邑白兰地立在床边的地板上。床后面传来水流进脸盆去的声音，香槟酒搁在那儿凉着。

格雷贝尔把他的酒杯搁在床边的一张小桌上。他在黑暗里躺着，仿佛觉得自己待在战前的一个小城里。一座喷泉在哗哗地喷水，一株菩提树上响着蜜蜂的嗡嗡声，窗子在关上了，什么地方有人在用提琴奏着临睡前的最后一支乐曲。

“月亮一会儿就要升起来了。”伊丽莎白说。

月亮一会儿就要升起来了，他想，月亮、温柔和单纯的生物的乐趣，这些东西已经出现了。它们出现在他血液的困倦的循环中，在他心上那被压抑的愿望里，在那懒怠的、风似的飘过他的迂缓的呼吸间。他想起下午跟波尔曼在一起的事，那已经是无比地遥远了。说也奇怪，差不多紧跟着那种清楚分明的绝望，居然来了这么多强烈的感情。可是也许那也一点没有什么奇怪，也许换个样子是不可能的。人在满肚子尽是疑问的时候，别的事他就不大会觉察。人只有在什么也不再希望的时候，才会容纳一切而无所畏惧。

一条光线在窗子上掠过。它消失了，随后又忽闪忽闪地照回来，停在那儿。“那已经是月亮了吗？”格雷贝尔问。

“不会是的，月光没有这样白。”

他们听到人声。伊丽莎白站起来，穿着卧室里用的拖鞋。她走到窗前，探身出去。她没有找件什么东西来披一披，或是找件晨衣来穿上。她很美丽，而且很自信，所以一点也不害臊。“这是防空部队的清理队，”她说，“他们带着一盏探照灯，还有铁锹和鹤嘴锄，正在街对面那幢房子旁边。你说还会有人埋在地窖里吗？”

“他们白天是不是就在那儿挖掘？”

“我不知道，我不在这儿。”

“也许他们只是要修理一下电线。”

“也许是的。”

伊丽莎白走回来。“空袭过后，有时候我真巴不得自己回到这儿，发现这所房子已经烧光了。房子、家具、衣服，还有记忆，一切。这一点你了解吗？”

“了解。”

“我说的不是关于我爸爸的记忆。我说的是别的：恐惧、绝望、憎恨。要是这所房子给烧光了，那也就完了，我想，我就可以统统从头做起了。”

格雷贝尔瞧着她。从外面射进来的惨白的光线落在她的肩膀上。鹤嘴锄刨地的闷声和铁锹铲土的嚓嚓声，从窗子里传进来。“请把脸盆里的那瓶酒拿给我。”他说。

“从日耳曼尼亚弄来的那一瓶吗？”

“是的，趁它还没给炸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喝了。把从宾丁那儿拿来的几瓶放进去。谁知道下一次空袭什么时候会来呢？这些个酒瓶，里面有二氧化碳，一受到负压就会爆炸。在屋子里，它们会像手榴弹一样危险。我们有酒杯没有？”

“有玻璃杯。”

“用玻璃杯喝香槟很合适。我们在巴黎喝香槟就是这个样。”

“你到过巴黎吗？”

“到过，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伊丽莎白把玻璃杯拿来了，蹲在他旁边。他小心谨慎地开了瓶。酒斟在玻璃杯里，泡泡涌上来了。“你在巴黎待了多久？”她问。

“两三个星期。”

“他们把你们恨得很厉害吗？”

“我不知道，也许恨。我不大看到那种情形，当然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我们过去受到的教导，大部分我们还相信。我们要很快地结束战争，坐在咖啡馆前面那沿街的阳光里喝喝外国酒。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咧。”

“年轻——你说得好像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看来也正是那样嘛。”

“你现在难道不再年轻了？”

“还年轻，但是情形可不一样。”

伊丽莎白举起酒杯，对着那在窗子上摇曳的电石灯的灯光。她把杯子摇了一下，注视着酒里涌起的泡泡。格雷贝尔看见她的肩膀，她头发的波纹，她的背部，她那有着长长的、软软的阴影的脊梁的线条——她用不着想到样样都从头做起，他想。她不穿衣服的时候，就跟这个房间，或是她的工作，或是利泽尔太太没有一点关系。她属于窗外那摇曳的光芒，属于不安的夜，属于血液的盲目的激动和战后那奇特的疏离，属于外面那嘶哑的叫喊与人声，甚至也属于那些正在被挖掘出来的尸体。可是她并不属于偶然，并不属于空虚，并不属于那毫无感觉的绝望，再也不属于那些东西了！她仿佛已经抛开了伪装，猝然地、毫不考虑地遵循那些法则，这些法则她昨天还一点儿也不知道。

“那时候我如果能跟你一块儿待在巴黎就好了，”她说，“我希望我们现在能够到那儿去，而且没有什么战争。他们会让我们进去吗？”

“也许会。在巴黎，我们一点儿也没破坏。”

“可是在法国呢？”

“也不像在别的国家那样厉害。战争进展得快极了。”

“也许你们已经破坏得够厉害了，多少年内他们一直会恨我们咧。”

“也许会的。在一次长时期的战争中，人会忘记很多的事。也许他们的确是恨我们的。”

“我希望我们能够到一个别的国家去，到一个一点儿没受过破坏的国家去。”

“没受过破坏的国家，剩下的可不多了，”格雷贝尔说，“那边还有什么酒好喝吗？”

“有，多得是。你还去过什么地方？”

“非洲。”

“非洲也去过？你世面见得很不少咧。”

“是啊，”格雷贝尔说，“可都不是我过去梦想着要看到的样子。”

伊丽莎白从地板上捡起酒瓶，把杯子斟满了。格雷贝尔瞧着她。一切都仿佛有点虚幻，也不光是因为他们喝了酒。他们的话在黄昏里忽前忽后地漂流着，没有一点意义，而有意义的东西却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而且你也不能谈。这如同一条没有名字的河流的涨落，而言语像是在那上面忽前忽后调整着方向的风帆。

“你还去过别的地方吗？”伊丽莎白问。

风帆，格雷贝尔想。他在什么地方看见过河上的风帆？“荷兰，”他说，“那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那儿有船打运河里滑过去，那些运河都那么平静，那么低矮，船好像在陆地上行着。它们悄悄地张着巨大的风帆，在黄昏中在郊外滑过去，如同一只只巨大的白色、蓝色和红色的蝴蝶，样子很古怪。”

“荷兰，”伊丽莎白说，“我们在战后也许可以到那边去。我们可以喝热可可，吃白面包，还有那各种各样的荷兰乳酪，晚上我们可以看船。”

格雷贝尔瞪着她。吃的东西，他想，在战时，人对幸福的看法跟吃东西分不开。

“难道我们也不能再到那边去了吗？”她问。

“我想是不能。我们没下警告就蹂躏了荷兰，毁灭了鹿特丹。我亲眼看见过那些废墟，简直没有一所房子还立着。死亡了三万人。我怕他们不会容许我们进去咧，伊丽莎白。”

她沉默了半晌。然后她突然举起酒杯，往地板上一扔。它咣当一声，碎了。“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她嚷道，“我们干吗用美梦来欺骗自己呢？没有什么地方好去了。我们被俘虏、被排挤、被咒诅了！”

格雷贝尔直起身子。他的眼睛在外面透进来的、摇曳的、白粉似的光里闪闪发亮，如同灰色的、透明的玻璃。他向她弯下腰去，瞧着地板。碎玻璃片的棱角在那儿晃晃地闪着光。“我们得开亮电灯，把它们捡起来，”他说，“要不，我们会踩到它们，脚要给割破的。等一等，让我先把窗子关上。”

他爬过床脚。伊丽莎白扭亮电灯，抓了一件晨衣。灯光叫她害臊了。“别看我，”她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平常我不是这样的。”

“你那样很好，而且你做得也对。你不该住在这儿，所以你难得这么砸碎一下东西也未尝不可。”

“我巴不得知道自己该住在哪儿。”

格雷贝尔笑了。“我也不知道。也许该住在一个马戏团里，或是一座新式的邸宅，四间都放上钢铁的家具，或是一顶帐篷，不在这间白晃晃的闺阁里。我又想到第一天晚上，你是那么无依无靠，需要保护咧！”

“现在我还是这样啊。”

“我们都是这样。可是没有保护，没有依靠，我们毕竟也好歹活下来了。”

他拿了一张报纸，铺在地板上，用另一张报纸把碎玻璃片掸过去。正在这样掸的时候，他看见报纸上一个标题：《战线继续缩短，奥廖尔附近展开激战》。他把碎片包在报纸里，往字纸篓里一搁。屋子里温暖的光，仿佛突然加倍温暖了。他听到外面搜索队正在锤打和钻凿。桌子上搁着阿尔方斯的礼品。有时候，你一下子能想到很多的事，他想。

“我把这些东西收拾掉，”伊丽莎白说，“忽然我再也不能看它们了。”

“你打算把它们搁到哪儿去？”

“厨房里。明天晚上以前，我们还来得及把剩下的东西藏起来。”

“到明天晚上，不会有很多东西剩下的了。可是万一利泽尔太太早回来，那怎么办呢？”

“那就让她早回来好啦。”

格雷贝尔愕然地望着她。“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每天改变得好厉害哪。”她说。

“不是每天，是每一小时。”

“那么你呢？”

“我也一样。”

“那样好吗？”

“好。就算不好，那也没有关系。”

“什么事都没有关系，是不是？”

“都没有关系。”

伊丽莎白关了灯。“这会儿我们又可以把陵墓打开了。”她说。

格雷贝尔开了窗，风马上吹进来。窗帘在飘动。“那是月亮。”伊丽莎白说。

一个圆球从对面屋顶上升起来，又大又红。它活像一个妖魔，长着一颗发光的脑袋，慢慢地侵蚀到街上。格雷贝尔拿了两只玻璃杯，每杯斟了半杯干邑白兰地。他把一只递给伊丽莎白。“我们现在来喝了它，”他说，“酒放在黑暗里是不好的。”

月亮升得更高，更宁静，月色也更金黄了。他们默默无言地躺了半晌。伊丽莎白扭过头。“我们到底怎么样，”她问，“是快乐还是不快乐？”

格雷贝尔想了一想。“我们两种都是。现在，大概非那样不可。在我们这种时势，只有母牛才有纯粹的快乐。或者，甚至连它们也已经没有了。说不定只有石头才有。”

伊丽莎白瞅着格雷贝尔。“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是的。”

“那么，有关系的事有没有呢？”

“有。”格雷贝尔凝视着慢慢地弥漫到屋子里来的寒冷的、金黄的光。“那便是，我们不再是死的了，”他说，“我们还没有死。”

16

这是星期天的早晨。格雷贝尔站在哈肯街上，他注意到废墟的样子有了改变。浴盆已经不见了，剩下来的那段梯子也已经没有。墙壁周围，已经铲出来一条狭窄的小道，通到场院上，又从那儿歪歪斜斜地引往那所房子烧剩的部分。看样子好像清理队已经开始工作了。

他挤进那个清除过的入口，走到一间一半给压坍了的房里。这间房他认得是从前洗衣服的地方。从那儿还有一条低矮的、黝黯的过道一直通出去。他划了一根火柴，让火光投在他前面。

“你在那儿干吗？”有人突然在他背后喊，“赶快走出来！”

他转过身。黑地里，他什么人也没看见，便往回走。一个两条胳膊都撑着拐杖的人站在外面。那个人穿着一套便服，一件军大衣。“你到这儿来干吗？”他咆哮着。

“我住在这儿。你呢？”

“我住在这儿，此外没有别人，懂得吗？自然不会有你！你干吗在这儿嗅来嗅去的？要偷东西吗？”

“你别激动，”格雷贝尔说，望了望那两根拐杖和那件军大衣，“我父母过去住在这儿，我在参加普鲁士军队以前也住在这儿。现在你满意了吗？”

“这话谁都会说。”

格雷贝尔抓住那个跛子的拐杖，小心翼翼地把他往旁边一推，经过他面前，走出了过道。

到了外面，他看见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在走过来，还有一个男人拿着一柄鹤嘴锄跟在她后面。那女人是从搭在房子后面的一个窝棚里走出来的，那男人是从对面走过来的。他们脸朝着格雷贝尔站住。“怎么回事，奥托？”拿鹤嘴锄的人问那个跛子。

“我在这儿抓到了这个家伙。他在嗅来嗅去，说什么他的老子和娘过去住在这儿。”

拿鹤嘴锄的人凶恶地笑了一笑。“还有什么假话没有？”

“没有，”格雷贝尔说，“我就是那句话。”

“我估量你也想不出别的，”那个人抓起手里的鹤嘴锄，把它高高抡起，“滚开！我数到三，要是你再不滚，就会闹出一件脑壳破碎的小小案子。一——”

格雷贝尔从旁边往他身上跳过去就是一拳。那个人倒下了，格雷贝尔从他手里夺过鹤嘴锄。“瞧，这样倒好些，”他说，“现在，如果你乐意，你就喊警察去！可是，大概你是不会愿意的，是不是？”

刚才拿鹤嘴锄的那个人慢慢地站起来。他的鼻子在流血。“你最好还是不要再试了，”格雷贝尔说，“我在普鲁士军队里受过一点肉搏战的训练。现在，告诉我你在这儿干吗？”

那女人迎面赶过来。“我们住在这儿，难道这就犯了法吗？”

“不。我父母过去住在这儿，所以我到这儿来，大概那倒是犯了法吧？”

“当真是这样？”那个跛子问。

“还能不是？再说，这儿又有什么东西可偷的？”

“对什么也没有的人来说，那还多着呢。”那个女人说。

“对我来说就不是那样。我是休假回来的，我还要回去。外面门前的那张告示你们有没有看见？那张打听父母消息的告示？那就是我的。”

“你就是那个人？”那个跛子问。

“是的，我就是那个人。”

“哦，那就不一样了。你要明白，弟兄，我们都很疑惧。我们被轰炸得无家可归，才在这里自己设法安顿下来。你总得找个地方住啊。”

“那都是你们自己铲出来的吗？”

“一部分。也有人来帮助我们的。”

“谁？”

“我们认识的人，他们有工具。”

“你们有没有发现过尸体？”

“没有。”

“你们可以肯定吗？”

“是的，可以肯定，我们没有发现过。早些时候，那边也许有过一些，可是我们却一个也没发现。”

“我要知道的，就是那件事。”格雷贝尔说。

“你要知道那件事，也用不着打人家巴掌啊。”那个女人说。

“他是你的丈夫啊？”

“那不干你的事。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的哥哥，他在流血啦。”

“只是他的鼻子。”

“他的牙齿也在流血咧。”

格雷贝尔举起鹤嘴锄。“这个呢？他抡起这个来打算做什么？”

“他不会打你。”

“好太太，”格雷贝尔说，“我已经学会决不等待自己挨打了。”

他抡了一道很大的弧形把鹤嘴锄往瓦砾堆上一撂。大家都盯着它瞧。那孩子打算爬上去捡它，女人把他拉回来。格雷贝尔往四下里望了一眼。现在他又看见了那只浴盆，它被搁在窝棚旁边。那段梯子大概已经被当作柴火烧掉了。空罐子、熨斗、破陶器、七零八碎的破布条儿、木箱子和家具的零星碎片儿聚成一堆。那一家人已经盖了一个窝棚，搬了进去，如今显然把每一样从瓦砾堆里拾起来的东西都看作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19]。那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生命继续维持下去。那孩子很健康。死亡已经被战胜了。这废墟又成了一个躲避的场所。这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你们干得好快啊。”他说。

“当你头顶上还没有一个屋顶的时候，”那个跛子说，“你不能不干得快嘛。”

格雷贝尔转身走了。“你们在这儿看到一只猫没有？”他问，“一只黑白斑纹的小猫？”

“我们的罗莎。”那孩子说。

“没有，”那女人轻蔑地答道，“我们没有看到什么猫。”

格雷贝尔走回去。一定还有很多人住在窝棚里，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好那么多的事。可是，也说不定有突击队帮助过他们。在夜里，集中营里的犯人常常被带到城里来，帮助做打扫工作。

他往回走。他仿佛觉得自己突然变得更可怜了，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走到一条完全没有受过破坏的街上，连店铺的大玻璃橱窗都没有碎。他心不在焉地往前走着，突然停住了。他看见一个人正在迎面走来，一会儿工夫，他竟不知道这个映在一家服装店的斜斜的壁镜里大踏步向前走着的就是他自己。说也奇怪，好像他正在望着一个音容笑貌跟他完全一模一样的离魂，他现在不再是他自己，却只是一个记忆，只要他再走前一步，这记忆就会被抹掉似的。

他待在那儿，瞪着模模糊糊的、黄澄澄的镜子里的映影。它是苍白、起伏不平、灰蒙蒙的。他只看见他眼睛的凹窝以及凹窝底下的黑影，却没看见眼睛本身，好像他已经什么也没有，早已成了一个骷髅。一种寒心的、陌生的恐惧袭到他身上。那不是慌张，不是憎恶，也不是为了生存而想飞翔、想保卫、想警惕的紧急而仓促的呼喊，这是一种难受的、寒冷的、几乎与个人无关的恐惧，一种把握不住的恐惧，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好像从真空器里发出来，这真空器装着一个大得古怪的泵，它悄悄地从他血管里抽出血液，从他骨头里汲出生命。他仍然瞧着镜子里的他的映影，可是他仿佛觉得它不久一定就会模糊，会晃动，而那轮廓一定也会融化，会给那没有声响、广大无边的泵吞尽、吸干，从表面上、短期间曾经被叫作恩斯特·格雷贝尔的偶然的形骸上拖开，回到那毫无穷极的东西中去，那东西还不止是死亡，而是比死亡不知厉害多少倍，那是绝灭、瓦解、自身的末日、无意义的原子的涡动、空无所有。

他在那儿站了好半天。还留下些什么呢？他想，便彻骨地震颤了一阵。等他再也不在那儿的时候，还会留下些什么呢？什么也不留，除了那么几个人头脑里的逐渐消逝的记忆，他的父母——要是他们还活着，某些朋友，也许还有伊丽莎白——但又有多久呢？他望着那面镜子。他仿佛觉着自己早已变得像纸一样轻，薄薄的，完全朦朦胧胧的，一吹气就可以冲开，而且已经被泵汲干，如今只成了一个空壳。会留下些什么呢？他能抓住什么东西，他能在什么地方抛锚，在什么地方找到绳索，什么地方会留下一些东西把他系住，使他不至于完全被冲走呢？

“恩斯特。”有人在他背后说。

他转过身。一个撑着拐杖的独腿汉站在那儿。有一瞬间，格雷贝尔以为这就是哈肯街上的那个跛子，随后他认出来这是一个同学，名叫穆茨格。

“卡尔，”他说，“是你？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来到这儿很久了，差不多快半年啦。”

他们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这个你没有想到吧，是不是？”穆茨格说。

“什么？”

穆茨格举起一对拐杖，随后又把它们放下来。“这个。”

“哦，你至少已经脱离了种种的骗局，我却不得不再回去咧。”

“那要看你怎么个看法了。如果战争再继续两三年，那么这是幸运；如果过六个星期战争就结束，那么这是天大的倒霉。”

“为什么过六个星期会结束？”

“我不知道，我只是说如果——”

“哦，当然啰。”

“你为什么不抽空来看看我们？”穆茨格说，“贝格曼也在这儿，两条胳膊都给齐肘截掉了。”

“你住在哪儿？”

“在市立医院，截肢部。左边病房全都让我们占了。抽空来玩玩啊。”

“好，我会来的。”

“当真吗？他们嘴里总是这么说，可是到临了，却一个傻瓜也没来。”

“绝对来。”

“好。来了，你一定会觉得高兴。我们是生龙活虎的一群，至少在我的那个房间里。”

他们又互相望着。他们已经三年不见了，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把所有要说的话统统都说光了。“好，别担心，恩斯特。”

“你也一样，卡尔。”

他们握着手。“你是不是知道西伯特已经死了？”穆茨格问。

“不知道。”

“六个星期前。还有莱纳呢？”

“莱纳？我也不知道。”

“莱纳和林根，他们是在同一天早上阵亡的。布吕宁已经发疯。你有没有听说霍尔曼也发疯了？”

“没有。”

“贝格曼听到了这个消息。好吧，你自个儿保重，恩斯特！不要忘记来看看我们啊。”

穆茨格一跛一瘸地走开了。谈到阵亡的人，仿佛给了他一定的满足，格雷贝尔想。也许这会减轻他自己的不幸。他朝他的背影瞟了一眼。那一条腿已经给齐大腿截掉了。穆茨格从前在他们班里是一个优秀的赛跑运动员。格雷贝尔不知道自己该怜悯他，还是该嫉妒他。穆茨格说得对，这要看今后的局势了。

他进来的时候，伊丽莎白穿着雪白的浴衣，蹲在床上。她把一条毛巾如同头巾一样缠在头上，坐在那儿，又美丽又娴静，闷声不响，活像一只巨大的明晃晃的鸟从窗子里飞了进来，这会儿正在歇着，预备再往前飞。

“我把一个星期的热水都用光了，”她说，“这是极大的奢侈。利泽尔太太一定要大吵大嚷啦。”

“让她嚷吧。没有水，她不会感到不方便的。真正的纳粹党员不常洗澡。清洁是犹太人的坏习气。”

他走到窗子那儿，朝外望。天空灰蒙蒙的，街上静悄悄的。街对面，一个毛发茸茸的、佩着吊裤带的人站在窗子前面打呵欠。从另一个窗子里，传出来弹钢琴的声音和一个沙嗄的女性嗓音练唱音阶的歌声。格雷贝尔瞅着一个开凿出来的地窖的入口。他想起自己在街上服装店前面感觉到的那种古怪的、寒心的恐惧，于是他又浑身发冷了。还会留下些什么呢？总该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他想，一只挽住他的铁锚，使他不会漂开，不会非回去不行。然而那又是什么呢？伊丽莎白吗？她是属于他的吗？他认识她时间很短，现在又要出门好几年，这难道会有什么留下来吗？他怎么能保全她，而且通过她来保全自己呢？

他转过头。“伊丽莎白，”他说，“我们应当结婚。”

“结婚！”她笑了，“为什么？”

“因为那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只相识了几天，因为过几天我又不得不回去，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待在一起，而且在这么短促的时间里，事实上也不可能知道。那就是为什么要结婚的理由。”

她瞅着他。“你是说，因为我们孤独、绝望，除此以外就什么都没有？”

“不。”

她不作声。“也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理由。”他说。

“那么为什么呢？”

他瞧着她。他看着她呼吸。他仿佛觉得她突然十分生疏了。她的胸部在忽起忽落。她的手臂跟他自己的两样，她的手也两样，还有她的思想，她的生活——她不会了解他，而且他为什么一下子需要这样做，连他自己也了解得不清楚，她又怎么能了解呢？

“要是我们结了婚，你就用不着害怕利泽尔太太了，”他说，“作为士兵的妻子，你会受到保护的。”

“我会吗？”

“会的，”格雷贝尔在她的瞥视下变得害臊起来，“至少会有点儿帮助。”

“这不是理由。我会很好地当心利泽尔太太的。结婚！我们连时间也没有。”

“为什么没有？”

“你得有身份证、许可证、雅利安血统证明书、健康证明书，我也不知道还要有什么，那就需要花几个星期。”

几个星期，格雷贝尔想，她说得那么轻松。那时候，我会在哪儿啊？

“对待士兵，情形可不一样，”他解释着，“战时结婚，时间要快些，两天就行。我在营房里听说过。”

“你就是在那边想起这个念头的吗？”

“不。这个念头我相信直到今天早晨才想到。可是在营房里，他们常常谈论这个问题。很多士兵都在假期中结了婚。为什么不呢？一个前线回来的士兵结了婚，他的妻子就有权利领一笔津贴，每月两百马克，我想。为什么要把那笔钱送给国家呢？如果一个人不能不把脑袋放到断头台上去，那么他有权利拿的东西，为什么不拿呢？你可以用这笔钱，要不，国家也会把它保管起来。那么说难道不对吗？”

“如果这是你的看法，那也许是对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格雷贝尔说，舒了口气，“此外，还有一笔给家长的贷款，一千马克，我相信。要是你结了婚，也许就用不着再上那军服厂去了。”

“去的，我会去的。那跟结婚不相干。要不然，我整天干什么呢？孤零零一个人。”

有一会儿工夫，格雷贝尔简直觉得一筹莫展。他们把我们弄成这个样子，他想，我们还年轻，应当快快活活、自由自在地待在一起。我们上一代人的战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就要孤独了，”他说，“可是我们结了婚，会孤独得好些。”

伊丽莎白摇摇头。

“你不愿意结婚吗？”他问。

“我们不会孤独得好些，”她说，“我们会孤独得更厉害。”

格雷贝尔突然又听到对面屋子里那个歌唱者的嗓音。她已经停止练习音阶，这会儿在唱八度了。这个嗓音如同发着回声的尖叫。“那反正也不是不可挽回的，如果你在考虑的是这个问题的话，”他说，“我们假如要离婚，往后随时都可以离。”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

“我们为什么要把任何东西送给国家啊？”

伊丽莎白站起来。“昨天你不是这样的。”她说。

“怎么不是这样呢？”

她短促地笑了一笑。“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我们在一块儿，这就够了。”

“你不愿意结婚吗？”

“不。”

他瞪着她。她心里有一种什么东西缩回去，把他关在外面了。“糟啦，”他说，“我倒打算得好好的。”

伊丽莎白又微微笑了一下。“有时候，那恰恰倒是个麻烦。人不应当打算得太好。我们还有什么酒好喝吗？”

“我们还有李子酒。”

“就是那种波兰出产的？”

“是的。”

“不是战利品的东西，我们已经没有了？”

“我们还有一瓶茴香酒，那是德国的。”

“那就给我那一种。”

格雷贝尔走到厨房里去拿酒。他在生自己的气。在那半明半暗的、弥漫着前几餐饭菜味儿的屋子里，在锅子、盘子和宾丁的礼物前面，他站了一会儿，觉得空荡荡，精疲力竭。然后他走回去。

伊丽莎白靠在窗框上。“天色好灰暗啊，”她说，“快要下雨了。太糟啦！”

“为什么太糟？”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应当出去玩玩。城外已经是春天了。”

“你要出去吗？”

“不，对我来说，利泽尔太太不在，已经够了。可是对你来说，应当变变样子，不要老坐在这儿。”

“这我也觉得不在乎。我跟大自然住在一起，日子够多了，暂时倒也不再有什么需要。我对大自然的梦想，是一个温暖的房间，既没有弹洞，又陈设着完整的家具。而我们这里正是这个样子。这种最美好的奇遇我能想象，却不能充分地得到。可是，也许你已经过分地享受到了。要是你乐意，我们不妨去看一场电影。”

伊丽莎白摇摇头。

“那么，就让我们待在这儿，不要出去。要是我们出去，日子就会弄得粉碎，而且会比待在这儿过得更快。像现在这样，时间倒会经久一些。”

格雷贝尔走到伊丽莎白面前，用胳膊搂住她。他感觉到她那件浴衣的粗糙的毛巾料。后来他看见她眼睛里噙满泪水。“是我在胡诌吗，”他问，“这一会儿？”

“不。”

“可是我一定做了什么事冒犯了你啦。要不，你为什么哭呢？”

他紧紧地搂住她，从她肩膀上面望着窗外的街道。那个毛发茸茸的、佩着吊裤带的人已经不见了。两三个孩子在那通往坍屋的地窖去的沟道里玩着作战的游戏。“我们不应当悲伤。”他说。

街对面那个歌唱者的噪音又响起来了。她正在驴叫似的唱着格里格[20]的一支歌。“我爱你！我爱你！”她用那沙嗄的颤动的嗓音尖叫着，“不顾时间，不辞辛苦，我爱你！”

“不，我们不应当悲伤。”伊丽莎白说。

下午开始下雨了。天黑得很早，阴云越来越浓。他们躺在床上，灯也没开，窗子敞开着，雨在外面往下倒，斜斜的，白惨惨的，像是一堵颤巍巍的液体的墙壁。

格雷贝尔听着单调的倾盆大雨。他想起苏联的泥泞时期，一切东西都沉在没边没际的污泥中的时期，这会儿一定已经开始了。等他回去，那儿一定还会有污泥。“我是不是该走了？”他问，“利泽尔太太一定马上就要回来啦。”

“让她回来好了，”伊丽莎白瞌睡朦胧地嘟囔着，“难道已经那么晚了？”

“我不知道。可是因为下雨，她说不定会回来得早些。”

“说不定因为下雨，她会迟一些回来。”

“那也可能。”

“说不定她甚至会到明天才回来。”伊丽莎白说，把脸搁在他肩膀上。

“说不定她甚至被车子压死了。可是那就太幸运啦。”

“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博爱主义者。”伊丽莎白自言自语地说。

格雷贝尔瞪着窗外那一片灰蒙蒙的雨。“要是我们结了婚，我就根本用不着走了。”他说。

伊丽莎白没动弹。“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她自言自语地说着，“你到底还没怎么认识我咧。”

“我已经认识你很久了。”

“多久？也不过是几天罢了。”

“不是几天，我已经认识你一年多了。这就够久啦。”

“为什么说一年？我们不能从童年时代算起的，那太远了。”

“我也没有算那个。可是我在战场上待了两年，才得到三个星期左右的假期。我已经在这儿过了差不多两个星期，那在前线就等于十五个月左右。因此，我已经认识你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相当于差不多两个星期的假期。”

伊丽莎白睁开眼睛。“我从没想到过有这样的算法。”

“我也没有，那还是我刚才想起的。”

“刚才什么时候？”

“你睡熟的时候。下雨天，黑暗里，你会想到很多的事。”

“一定要下了雨，黑了才成吗？”

“不。可是那时候，人的想法不一样。”

“你还想到别的事吗？”

“想到。我想到人能用手和胳膊做开枪和掷手榴弹以外的事，多么了不起。”

她睃着他。“今天晌午，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这样说？”

“晌午，人不会说这种话。”

“这比谈到每月的津贴和结婚的补助费要好得多。”

格雷贝尔昂起头。“那是一样的事，伊丽莎白，”他说，“只是词用得不一样。”

她在嘟囔着什么。“用词有时候十二分重要，”她随后说，“至少在这类事情上。”

“我对这样运用词还不习惯，可是我会再找一些恰当的词来。我所需要的只是一点儿时间罢了。”

“时间，”伊丽莎白叹了口气，“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了，是不是？”

“不。昨天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明天，我们会觉得今天有很多时间。”

格雷贝尔一动不动地躺着。伊丽莎白的头枕在他的胳膊上，她的头发黑黝黝地荡漾在雪白的枕头上，雨天的阴影在她的脸蛋上移动。“你要跟我结婚，”她自言自语地说，“可是你是不是知道你到底爱不爱我呢？”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人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且还需要更多地在一起才能知道。”

“也许是。可是，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因为没有你的生活我已经不能想象。”

伊丽莎白沉默了半晌。“你不相信我们之间发生的事，也能发生在你跟别人之间吗？”她随后问。

格雷贝尔望着窗外那被雨织成的颤动的灰色挂毯。“也许它能发生在我跟别人之间，”他说，“像那样的事，谁能说准呢？不过，它既然发生在我们之间，我就不能想象它也有可能发生在我跟别人之间了。”

伊丽莎白的头在他的胳膊上动了动。“你很会学习。你这会儿说话不像晌午那样了。可是当然啰，这会儿是黑夜。你以为我一辈子非得等到黑夜不可吗？”

“不。我暂时不会再说什么关于每月津贴的话了。”

“可是，我们一样还是不要去嘲笑它，是不是？”

“嘲笑什么？”

“津贴。”

格雷贝尔屏住了气一会儿。“那么你愿意结婚了？”他问。

“如果我们彼此认识了一年，那我们的确差不多应该那么做了。反正我们随时可以离婚，不是吗？”

“不。”

她贴住他，又睡熟了。他醒在那儿很久很久，听着雨声。他突然想起许多事来，这些事他觉得早该跟她说的。

17

“你要什么就拿什么好了，恩斯特，”宾丁从门缝里说，“你就像住在家里一样。”

“好的，阿尔方斯。”

格雷贝尔在浴盆里伸了个懒腰。他的军服搁在角落里一把椅子上，灰的、绿的，如同破旧的烂布一样不干不净，旁边挂着一套蓝衣服，那是罗伊特替他找来的。

宾丁的浴室可真了不起，四周尽是绿色的瓷砖墙，瓷板和镍质板闪烁着——跟营房淋浴室那种喧嚷和消毒剂的臭味一比，这简直是天堂。肥皂还是法国货，浴巾和手巾堆得高高的，水管子从未给炸弹炸坏过，热水随你要多少有多少。甚至还有洗澡用的盐——满满的一大瓶紫晶。

格雷贝尔躺在水里，无思无虑，轻松舒畅，享受着温暖的幸福。他老早已经体会到，只有简单的东西才从来不会使人失望——温暖、水、屋顶、面包、宁静和对自己身体的信赖。他决定就照这个样子来度过他余下来的假日，无思无虑，轻松舒畅，尽情享乐。罗伊特说得对：要隔很长一段时间，他才能再得到一次休假。他把搁着军服的那把椅子推往一边，使得自己不至于非看到它不可。然后他抓起一把浴盐，一边欣赏一边住水里撒。这是一把奢侈品——而奢侈品便是和平——正像日耳曼尼亚里那块雪白的桌布，还有跟伊丽莎白在一起的最初几天晚上的那些美酒和好菜。

他把身子擦干，慢慢地动手穿衣服。穿惯了沉甸甸的军装，这便服显得既轻且薄。等他完全穿好以后，仍然觉得自己好像只穿一件衬衣。这样没穿厚重的靴子和背带，没佩武器，他觉得很不习惯。他对着镜子照了一照，竟认不出自己看到的是谁。一个没有成熟、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愕然地瞅着他，这样的人他要是在前线遇到，一定不会尊重的。

“你像是一个第一次领圣餐的人，”阿尔方斯说，“不像是一个士兵。怎么搞的？你要结婚了？”

“是的，”格雷贝尔答道，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的？”

“看你的样子嘛。跟先前不一样了。再也不像是一条狗，正在找寻它自己藏起来，可又忘记藏在哪儿的一根骨头了。你当真要结婚了？”

“是的。”

“可是，恩斯特！好家伙！这件事你有没有仔细考虑过？”

“没有。”

宾丁惘然地瞧着格雷贝尔。“几年来，我不曾有过仔细考虑任何事情的时间。”格雷贝尔说。

阿尔方斯龇牙咧嘴地笑了笑。然后他昂起头来嗅着。“什么——”他又嗅起来，“是你啊，恩斯特？该死，一定是浴盐！你用了那东西吗？你发出来的味道真像是一花坛的紫罗兰。”

格雷贝尔嗅了一下自己的手。“我闻不出什么来。”

“你闻不出，可是我闻出来了。让它散掉。那东西可难弄了。有人从巴黎带给我的。起初你不大会觉察，过后你会像一个鲜花盛开的树丛。我们得用好的干邑白兰地来消掉它。”

宾丁拿来一个酒瓶，两个酒杯。“干杯，恩斯特！原来你要结婚了！恭喜恭喜！我自个儿是光棍，将来也还是个光棍。告诉我，我会不会碰巧也认识你那位未来的太太？”

“不会。”格雷贝尔干了那杯干邑白兰地。他因为承认了要结婚，正在跟自个儿生气，可是阿尔方斯却趁他没防备，已经捉住他了。

“再来一杯，恩斯特！你总不会天天结婚啊。”

“好。”

宾丁放下酒杯。他变得有点多情了。“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你该知道你随时可以托付给阿尔方斯。”

“什么帮助？像那样的事，做起来又快又简单。”

“对你来说，是的。你是一个士兵，你不需要别的任何证件。”

“我们俩都不需要。这到底是战时的结婚哪。”

“对你太太来说，我相信还需要一般的证件。可是这件事你不妨去打听打听。要是时间拖得长了，我们总可以帮点儿忙的。你知道，我们有好朋友在秘密警察局。”

“秘密警察局？秘密警察局跟战时结婚有什么关系？那不干他们的事啊。”

阿尔方斯得意洋洋地笑起来。“恩斯特，没有一件事跟秘密警察局不相干！你是一个士兵，你不会知道。可是，你也用不着担心。你到底不是去跟一个犹太女人结婚，也不是去跟一个共产党人结婚。不过，他们大概总要查问一下。例行公事嘛。”

格雷贝尔没搭腔。他突然大吃一惊。要是着手查问，那就势必会发现伊丽莎白的父亲现在还关在集中营里。他没有考虑到这点，也不曾有人向他提到过这件事。

“你能肯定情形的确是那样吗，阿尔方斯？”

宾丁又把两个酒杯斟满了。“我相信是那样，可也用不着担心。你总不会让劣等种族或是国家的敌人来掺污你的雅利安血统啊，是不是？”他龇牙咧嘴地笑了笑，“你可以很快地弄到你的老婆。恩斯特。”

“是的。”

“那么好吧！干杯！前些时候，你就在这儿也遇到过两三个秘密警察局里的人。如果事情进行得太慢，他们会帮助我们想办法的。加一点压力。他们是大人物。特别是里泽，那个戴夹鼻眼镜的瘦子。”

格雷贝尔直瞪瞪望着前面。这天早晨，伊丽莎白已经上市政厅去领她的证明书了。是他坚持那么做的。该死，我干的是什么样的事啊，他想，万一他们注意到她，那怎么办？直到如今，他们还没有来干涉她。可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老话吗：天气转阴了，得隐藏起来？如果他们想到了，那么秘密警察局可能会把伊丽莎白送进集中营，因为她父亲也关在集中营里。他觉得浑身热呼呼的。万一他们着手调查她，那怎么办？譬如说，万一他们问到那个受人尊敬的党员利泽尔太太？

他站起来。“你怎么啦，恩斯特？”宾丁问，“你酒还没有喝完哪。幸福使得你心神不宁了，是不是？”

他说了这句俏皮话，笑起来了。格雷贝尔望着他。几分钟之前，他还是一个有点洋洋得意、性情和蔼的朋友，可是现在，他突然变成一种危险的、不可估量的权力的代表者了。

“干杯，阿尔方斯。”

格雷贝尔放下酒杯。“阿尔方斯，”他说，“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送给我两磅放在你储藏室里的糖，盛在两个袋子里，一磅一袋。”

“方块糖？”

“那无所谓，是糖就成。”

“好的。可是你要糖来干什么？你现在自个儿应该够甜了。”

“我要拿来贿赂人。”

“贿赂？可是恩斯特，我们用不着那样啊！用威胁要简单得多，而且也来得更有效。我可以替你安排。”

“这一回还用不着。再说，这也不是真正的贿赂。那糖是想送给一个人，我打算请求那人答应一件事。”

“好的，恩斯特。婚礼就在我家里举行，好吗？阿尔方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证婚人。”

格雷贝尔匆匆地想了一想。一刻钟以前，他会找个借口躲闪一下。现在，他再也不敢那样做了。“我想我们不预备举行什么婚礼。”他说。

“就让阿尔方斯来安排好了！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儿，好吗？你何必回到这儿来换制服，随后又赶到营房里去呢？还是就住在这儿好。我给你这所房子的钥匙，你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格雷贝尔迟疑了一下。“好吧，阿尔方斯。”

宾丁满面笑容。“那才乖了。这样，我们可以坐在一块儿舒舒服服地谈谈。直到此刻，我们还不曾有机会那样做。来，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他捡起格雷贝尔的军服，向佩在上衣上的那些勋徽瞟了一眼，“你有时间得告诉我你怎么样得到这些东西的。你一定干过什么杰出的事咧！”

格雷贝尔抬头望了一望。宾丁的脸上突然露出一种神情，就像那天党卫队员海尼喝醉了酒，吹嘘自己在保安局的功绩时候一样。“没什么好讲的，”他说，“得到那些东西，只因为经历了一段时间罢了。”

利泽尔太太瞪着格雷贝尔的便服，随后她认出了是他。“是你？克鲁泽小姐不在家，你应当知道的。”

“是的，我是知道的，利泽尔太太。”

“那你干吗又来了？”

她怀着敌意瞅着他。在她那褐色的罩衫上，一支卐字别针在闪闪发亮。她的头发油腻腻、乱蓬蓬的。她右手拿着一条抹布，仿佛那是一件武器似的。

“我想留给克鲁泽小姐一包东西，你能把它放在她房间里吗？”

利泽尔太太迟疑地瞧着他，随后她接过他递给她的一袋糖。“这儿我还有一小包，”格雷贝尔说，“克鲁泽小姐告诉我，你为公众的利益牺牲了时间，值得做大家的榜样。我这儿有一磅糖，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既然有一个孩子，用得着糖，我想问问你是不是需要。”

利泽尔太太的脸上露出一副正经的神色。“我们不需要囤积者的东西。我们靠元首允许给我们的东西来过活，觉得很骄傲。”

“你的孩子也是这样吗？”

“我的孩子也是这样！”

“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格雷贝尔说，瞪着那件褐色罩衫，“如果祖国每个人都能这样，前线许多士兵心里一定会更快乐。可是这不是什么囤积者的东西。这糖是从一个包裹里分出来的，元首送给休假回来的前线士兵每人一包东西，让他们带回自己家里去。我家里的人都失踪了，因此你用不着迟疑，尽管把它拿了。”

利泽尔太太的脸上已经失去几分严肃。“你是从前线回来的吗？”

“当然啰，还能从哪儿？”

“从苏联吗？”

“是的。”

“我的丈夫也驻扎在苏联。”

格雷贝尔装出一种关切的样子，其实他一点没有这种感觉。“他驻扎在哪儿？”

“跟中央集团军在一起。”

“谢天谢地，眼下那边还平静。”

“平静？那边一点也不平静！中央集团军完全投入战斗了。我的丈夫眼下开在最前线。”

最前线，格雷贝尔想，倒像还有前线那么一个东西似的！有一会儿工夫，他真想给利泽尔太太解释一下，在“光荣”“元首”和“祖国”这些词的墙壁后面，实际上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可是他马上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希望他不久就会休假回来。”他说。

“轮到他休假的时候，他才回来。我们不会向人家请求什么的。”

“我也不会，”格雷贝尔淡淡地说，“恰恰相反，上一次我回到这儿，还在两年以前。”

“你一直都在前线吗？”

“从战争开始时起，在我还没有受伤的时候。”

格雷贝尔盯着这个不可动摇的党的战士。我干吗站在这儿，而且被这个女人看来在为自己辩护？他想，我应当把她打死，正像她的丈夫大概是在保安局里枪杀苏联农民，为他的元首争取那臭名远扬的“生存空间”一样。

利泽尔家的孩子从放着写字台的那个房间里走出来。她是一个瘦伶伶的小姑娘，头发没有一点光彩，眼睛直瞪着格雷贝尔，随后她动手挖鼻子。

“你干吗突然穿起便服来了？”利泽尔太太问。

“我的制服正在洗。”

“原来是这样！我以为也许——”

格雷贝尔想不出她到底以为什么。他忽然看见她露出一口蜡黄的牙齿，在向他微笑，这光景差点把他吓坏。“哦，好吧，”她说，“谢谢你，我把这包糖留给孩子用。”

她接过两个纸包。格雷贝尔注意到她把它们放在手里掂了掂轻重。他知道自己一走，她一定会马上打开伊丽莎白的那包来看，他恰恰就希望她这样做。她一定会奇怪，发现那也不过是一磅糖，没有什么别的。“那很好，利泽尔太太。再见。”

“希特勒万岁！”

那女人瞅着他。“希特勒万岁！”格雷贝尔说。

他走出屋子。在前门旁边，他发现看门人靠在墙上。那人个子矮小，穿着冲锋队的裤子、靴子，鸡胸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溜圆的肚子。格雷贝尔停下来。连这个稻草人也突然变得危险起来了。“今天天气很好。”他说着，掏出一包纸烟，自己拿了一支，随后把那包烟递给那个人。

看门人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话，接过一支烟去。“退伍啦？”他朝格雷贝尔的衣服斜觑了一眼问。

格雷贝尔摇摇头。他考虑了一下，想说几句关于伊丽莎白的话，可是终于决定不说。最好还是不要引起这个看门人的好奇。“过一个星期，我又要回去的。这是第四次了。”

那看门人漫不经心地点点头。他从嘴里拿出那支纸烟，瞧了一下，吐掉几丝烟草。“味道不行吧？”格雷贝尔问。

“自然很行，可是我本来是个抽雪茄的人。”

“雪茄缺货得很厉害，不是吗？”

“就是啰。”

“我认识一个人，他还有几匣上好的雪茄。下次有机会，我去拿两支带来。上好的雪茄。”

“进口货？”

“大概是的，我不大懂得那些事，都是箍着纸圈的雪茄。”

“纸圈倒没有什么关系，随便什么山毛榉树叶卷起来也可以箍上一个纸圈的。”

“那个人是冲锋队的指挥官，他抽上好的雪茄咧。”

“冲锋队的指挥官？”

“是的，阿尔方斯·宾丁，我最要好的朋友。”

“宾丁是你的朋友？”

“其实是老同学。我刚才去看他来着。他，还有党卫队的指挥官里泽都是我的老伙伴。我这会儿就要去里泽家了。”

那看门人瞧着格雷贝尔。格雷贝尔了解这种眼色，看门人不明白，如果宾丁和里泽都是这样的老朋友，卫生顾问官克鲁泽为什么会关在集中营里。

“有几点误会已经消除了，”他信口说道，“事情很快就会上轨道的。我估计，有人会吃惊咧。人绝不该太性急，是不是？”

“不该。”看门人信服地说。

格雷贝尔看了看表。“我得走了。我不会忘记带雪茄来的。”

他继续往前走。那是腐化堕落的很好的开端，他想。可是烦躁马上又把他抓住了。也许他已经做的事恰恰倒是错误的。他突然觉着做得仿佛很幼稚。也许他根本什么事也不应该做。他立定下来，低头瞧了一下自己。这套倒霉的便服！好像一切都该怪这套便服。他本来想避开军队里的规章，要觉得自在一点，可是他反而马上踏进了恐惧和疑虑的世界。

他考虑着自己再能做些什么事。不到晚上，伊丽莎白是碰不到的。他咒诅自己的性急，不该就去申请证明书。保护，他苦恼地想，昨天早晨，我还一心以为结婚对她是一种保护，而现在却反而成了一种危险。

“开这种狂欢节日的玩笑是什么意思？”一个粗暴的嗓音向着他吆喝。

他抬头看了一下。一个矮小的少校站在他面前。“你难道不知道局势的严重吗，你这小丑？”

格雷贝尔莫名其妙地瞪了他好半天。随后他明白了。原来他忘记了自己穿的是便服，对那个少校行了个军礼。那老头儿把这个当作一种嘲笑。“弄错了，”他说，“请别放在心上。”

“什么？你倒有脸开这种愚蠢的玩笑？你干吗不去当兵啊？”

格雷贝尔更仔细地瞅着那个老头儿。原来这就是有一天晚上他跟伊丽莎白一块儿站在她家门前时曾经骂过他的人。

“像你这样一个逃避兵役的人应当羞愧得钻到地底下去，不该这样顽皮打趣了。”那少校怒吼着。

“喂，你别这么激动，”格雷贝尔气冲冲地说，“赶快滚回你的蛀虫箱子里去吧。”

那老头儿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差点要发疯的神情。他屏住气，脸涨红得如同山楂。“我要把你抓起来。”他气咻咻地说道。

“那你做不到，你自己该明白。现在别来管我，我还有别的事要操心。”

“怎么，那是——”少校又要发作，却突然走近一步，开始用两个张大着的、毛茸茸的鼻孔闻嗅起来。他的脸蹙皱了。“噢，我这才明白啦，”他嫌恶地说，“你不穿制服，原来是这个道理！不男不女的东西！呸，妖怪！屁精！洒上了香水！十足的男妓！”

他吐了口唾沫，抹了一下他那浓密的白唇髭，又向格雷贝尔十分憎恶地瞥了一眼，走了。原来这就是那点浴盐。格雷贝尔闻了闻自己的手。这会儿他也嗅出来了。娼妓，他想，我离做娼妓也不远啦。对别人一点小小的恐惧就会使你变得多么腐化堕落！利泽尔太太、那个看门人——什么坏事我不打算做啊！我已经从道德的高峰飞快地滚下来了！

他站在秘密警察总局斜对面的一条街上，一个年轻的党卫队员在入口处的车行道上走来走去，打着呵欠。两个党卫队军官从里面笑着走出来。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走过去，迟迟疑疑地。他抬头望了一下窗子，停住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他看了一下，向四周扫了一眼，又抬头望着天空，仿佛告别似的，随后慢慢地走到警卫那儿。那党卫队员看了看那张传票，放他进去了。

格雷贝尔抬起头，瞪着那些窗子。他又感到了恐惧，比以前更牢固、更沉重、更令人难以摆脱的恐惧。许多种恐惧他是很熟悉的：尖锐的和阴暗的，使人窒息的和使人麻木的，还有那最后的最大的一种，即动物对死亡的恐惧。可是这一种却不一样，这是一种使人发抖、使人憋闷的恐惧，难以理解而有威胁性，一种仿佛会把人弄脏的恐惧，难以捉摸而有破坏性，既抓不住又追不着，一种孤立无援和大惑深疑的恐惧，一种为了别人、为了无辜的牺牲者、为了冤枉的受迫害者而腐化堕落的恐惧，一种对政权的反复无常和无意识的不人道的恐惧，这是一种为时势所造成的阴暗的恐惧。

他扭头走了。他觉得无可奈何和悲伤。希施兰，他想，这一点希施兰也知道！希施兰出来当兵，是为了保护他的家庭，他自愿担任侦察，是因为希望自己立一点功，让他父亲从集中营里放出来。希施兰，格雷贝尔曾经答应过他去探望他的父母咧。

他站住了。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他把它放到哪儿去啦？忽然间，他仿佛觉得马上到那儿去是件天大的要紧事，好像这跟伊丽莎白也有关系，好像他只要马上去一下那边，她就会一切都没有问题。这固然很幼稚，可是既然是一个士兵，他就学会了相信稀奇古怪的巧事。他在所有的口袋里搜索，最后在自己的领饷簿里把那张纸条找着了。

这是一幢小小的三层楼房。他爬上三楼，按着门铃。他又按了两下，于是那扇门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探出头来。

“我能跟希施兰太太谈一谈吗？”

“我就是希施兰太太。”

那女人用一双十分明亮的、一眨也不眨的眼睛直瞪瞪地瞅着他。“我是跟你的儿子在一个连队里的。”格雷贝尔说。

那女人还是瞅着他。这眼色活像一只被追逼得无路可走、正预备搏斗的受惊的野兽。“你的儿子要我来看看你们，”格雷贝尔说，“我是休假回到这儿来的，所以我穿的是便服。”

“是的，”那女人把门开大一点，“是的，请吧。请进来，先生——”

“格雷贝尔，恩斯特·格雷贝尔。”

那女人走在前面，带他到了一间起居室。她脚步很轻，一点声响也没有。起居室里，一边靠壁搁着一张宽阔的高脚长沙发，上面铺着一条蓝色的单子，前面拉得很低。格雷贝尔正要往这长沙发上坐下去，那女人就拖过来一把椅子。“这儿，你坐这上面要舒服些。那边那一张——我们只有这一间房——那是一张床哪。”

格雷贝尔在椅子上坐下。房里很干净，陈设着中产家庭的用具。长沙发上面挂着几幅画，两边墙上也挂着一些图片。“大约两个星期以前，我还跟你的儿子在一起。”格雷贝尔说。

那女人自己没有坐。她的眼神一刻也没有消失那种毫无光彩的凝视，可是她的一双手却在不停地搐动，一会儿这样搁搁，一会儿又那么搁搁。“也许你要——我能——也许你可以吃点儿什么——”

格雷贝尔突然觉得自己口渴得厉害。“谢谢，”他说，“一杯水吧，如果你凑巧有这么一杯的话——”

“好的，自然啰。”希施兰老太太往屋子周围扫了一眼，“好的，我去——在厨房里——等一等——我去拿来——”

她出去了。在门口，她又往四周扫了一眼。她怎么啦？格雷贝尔想。心怀恐惧的人他已经看惯了，可是这一个却有点与众不同啦。

他站起来，看看挂在墙上的画。那都是复制的。有一张画的是一株开花的栗树，另一张画的是一个佛罗伦萨姑娘的侧面。高脚长沙发上面的那一张是幅很大的铜版画。他走近去，想看得清楚一些。一移步，他的脚碰到了搁在那条垂下来的单子后面的什么东西上。他弯下腰，把单子撩起来，想看一看自己踢翻了什么东西没有。他看见两只狭长的纸板盒，头对头地接起来放着，差不多跟长沙发一样长。一只已经歪斜了。格雷贝尔把它推正。这样一推，他看见两只盒子的夹缝里有一只姑娘的手。有人贴着墙壁，躺在盒子后面，一只手臂紧压着身体。他把单子放下来，回到椅子那儿。

希施兰太太进来了。她托着一只漆器的盘子，上面放着一小杯红酒，旁边一个碟子里装着两片面包。“请用点儿。”她说。

格雷贝尔啜了一口。那酒甜津津、黏糊糊的。“你的儿子情况很好，”他说，“当我动身的时候，我们还在后备阵地。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的儿子。”

那女人瞧着他。他又啜了一口。他很奇怪，她居然没有问起他驻扎在哪儿，伙食怎么样，是不是危险，所有那些当母亲的会提出来的问题。

“嗯，他情况很好吗？”她最后这样问。

“在战场上，那样的情况算是顶好的了。眼下，在这儿跟在前线差不多是一样，差不多是一样的危险。”

他又等了一会儿。可是希施兰老太太没再问起他什么。也许她在担心那个她藏起来的姑娘，格雷贝尔想。“其实也只有这一点事。”他最后有气没力地说，站起来。那女人一点响声也没有，跟他走到门口。“你的儿子跟我是好朋友。你要我捎个信给他吗？过一个星期，我又得回去咧。”

“不。”她答道，声音简直听不清。

“我可以给他带点东西，信啊、包裹啊什么的。我可以在动身前来拿。”

她摇摇头。

格雷贝尔惘然地望着她。做父母的一般都不是这样的。他以为她不信任他，便掏出他的领饷簿。“这儿是我的证件。我不过偶尔穿上便服罢了。”

她抬起手来，好像要推开那本领饷簿，可是她没有碰它。“他已经阵亡了。”她小声地说。

“什么？”

她点点头。

“可是那怎么可能呢？他是我最后谈话的一个人啊——”

“阵亡了，”那女人嘟囔着，“那消息是四天以前传来的。”格雷贝尔正想再问她什么话，她却急促地摇摇头，“不，请不要。原谅我，多谢你，我不能，他的信还在不断地寄来，今天又收到一封，不，请——”

她关上门。格雷贝尔走下楼梯。他试着回想希施兰。他的情况他知道得很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还不知道。他想起希施兰送给他的纸烟。他没有更好地照顾他，真是太糟糕了。可是对许多其他的人也是太糟糕啊。希施兰过了悲惨的一生。现在，他的母亲坐在那儿，藏起了另一个孩子。也许这是她再嫁以后生下的孩子，犹太血统更多。她想把她抚养大，可将来还是要关进集中营去。他在半暗的楼梯上停了停，突然觉得完全惶惑了。威胁人的、绝望的黑暗在他四周围拢来，仿佛再也逃脱不了似的。如果为了那样的理由，就不能不把人藏起来的话，他想，那么在伊丽莎白身上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

离下班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已经站在工厂前面了。隔了好大一会儿，伊丽莎白才走出来。他老早在害怕她已经从厂里给逮去，可是他终于看见她了。她看到他穿着便服，倒吃了一惊，随后她开始笑起来。“你好年轻啊！”她说。

“我不觉得年轻，我觉得有一百岁了。”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啦？是不是你必须提前回去了？”

“不，那倒没有问题。”

“因为你穿了便服，所以你觉得有一百岁了？”

“我不知道。可是我仿佛觉得，穿了这套倒霉的衣服，天下的一切烦恼都找到我身上来了。你的证明书弄得怎么样啦？”

“都弄好了，”伊丽莎白眉开眼笑地回答，“我利用了午饭的时间。所有的申请手续都已经办好了。”

“都弄好了，”格雷贝尔说，“那就没有别的事要办了。”

“还需要办什么？”

“没什么。我刚才突然焦急得厉害。也许我们正在进行的事是错误的。也许那样一来会害了你。”

“我？怎么说？”

格雷贝尔迟疑了一下。“我听说，有时候秘密警察局会进行调查。所以我们也许应该什么事都随它去。”

伊丽莎白站住了。“你已经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不，没什么。不过我突然觉得害怕罢了。”

“你是说，因为我们要结婚，我可能会被捕？”

“那倒不是。”

“那还有什么？你是说，他们可能会发现我父亲关在集中营里？”“那也不是，”格雷贝尔打断了她的话，“那件事，他们一定早已知道了。我是说，还是不要让任何人注意你的好。秘密警察是很难捉摸的，可能那儿有人出个什么愚蠢的主意。你知道那样的事是会发生的，正义一丁点儿也不会有。”

伊丽莎白沉默了一会儿。“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她问。

“这我已经思量了一整天。可是我相信，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可以做了。要是我们把你的申请书撤回来，那他们可能会更怀疑。”

她点点头，异样地瞅着他。“我们还是可以试一试，把它撤回来。”

“已经来不及啦，伊丽莎白。现在，我们得冒一下险，等着。”

他们往前走去。工厂坐落在一个小小的广场上，看过去很清楚。格雷贝尔仔细地打量着。“你们这儿从来没有挨过炸吗？”

“还没有。”

“厂房矗立得很显露，很容易发现是一所工厂。”

“我们有很大的地下室。”

“它们是不是安全？”

“还算安全，我想。”

格雷贝尔抬头望了一眼。伊丽莎白挨在他身边走着，没有去看他。“你千万要了解我的意思，”他说，“我不是为我自己害怕，我只是为你害怕。”

“你用不着为我害怕。”

“是吗？”

“我早已受尽了一切的恐惧，我没有地方来容纳新的恐惧了。”

“可是我有。当你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有许许多多新的恐惧，你以前是根本不会知道的。”

伊丽莎白向他转过脸去。她突然微微一笑。他瞧着她，点点头。“我没有忘记我前天说的话，”他说，“你难道一定要恐惧了，才会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上了人吗？”

“我不知道。可是我想那是有帮助的。”

“这一套倒霉的衣服！我明天再也不穿它了。我还以为老百姓过的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生活呢！”

伊丽莎白笑了。“难道光因为这一套衣服？”

“不，”他释然地说，“那是因为又活着了。我又活着了，而且我要继续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你显然又会害怕起来咧。一天到晚，毛骨悚然。不过这会儿已经好些——因为我已经看见了你。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说也奇怪，恐惧的基础多么薄弱哪。”

“爱情也一样，”伊丽莎白说，“感谢苍天！”

格雷贝尔瞧着她。她挨在他身边，自由自在地、满不在乎地走着。她已经变了，他想，她天天都在改变，往常总是她害怕，我不害怕，这会儿恰恰倒了过来。

他们走过希特勒广场。教堂后面挂着一片灿烂的晚霞。“现在哪儿着火啦？”伊丽莎白问。

“没有哪儿着火，那不过是晚霞啊。”

“晚霞！那东西我们已经不再指望看到了，是吗？”

“不啦。”

他们继续往前走，晚霞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深沉，它已经映到他们的脸上和手上。格雷贝尔瞟了一眼迎面走过来的人们。他突然看到他们也跟以前两样了。现在，每个人都是活人，有他们自己的命运。当一个人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他容易判断，容易有勇气，他想，可是当一个人有了一点什么的时候，世界就变了。它使事情变得更容易，也变得更艰难，有时候几乎变得不可能。勇气还是勇气，可是看起来却两样，名字也完全不相同，而且确实只是在那时候才会开始有勇气。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敌人的区域里做了一次时间很长的、危险的侦察回来——比以往更不安全——可是眼下总算是安全的。

“奇怪，”伊丽莎白说，“一定是春天了。这到底是一条被轰炸过的街啊，却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我还相信自己早已闻到紫罗兰的香味了。”

18

伯特歇尔正在拾掇东西。其余的人都站在他周围。“原来你果真找到她了吗？”格雷贝尔问。

“嗯，不过——”

“哪儿？”

“在街上，”伯特歇尔说，“她就站在凯勒街和皮尔街的拐角，过去开着一家雨伞铺的地方。头一秒钟，我简直连认都认不出是她咧。”

“这一时期她都在哪儿？”

“在爱尔福特附近的一个难民营里。可是听着！她站在那个雨伞铺旁边，我没有看见她。我打那边走过，她倒叫起我来了：‘奥托！你不认识我了吗？’”伯特歇尔停了一停，向营房休息室的周围扫了一眼，“可是一个女人减轻了八十磅体重，伙伴们，叫你怎么能认出她啊？”

“她住那个难民营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第二森林营，我想是。我可以去问一问她。可是现在且听着！于是我瞪着她，说：‘阿尔玛，是你？’‘是我！’她说，‘奥托，我有一种预感，知道你休假回来了，所以我也回来啦。’我还是瞪着她。一个素来像啤酒酿造商的牲口那样结实的女人站在那儿，憔悴了，本来差不多有两百磅重，这会儿只有一百一十磅了，活像一个骷髅，衣服空空荡荡的，成了个瘦子！”

伯特歇尔哼了哼鼻子。“她有多高？”费尔德曼很感兴趣地问。

“什么？”

“你太太的个儿有多高？”

“大概一米六。为什么这么问？”

“那么她现在正是正常的体重。”

“正常的体重？可是，嗨，这是什么样的胡诌啊！”伯特歇尔瞅着费尔德曼，“我的看法可不是这样。依我看来，她简直是一柄小小的笤帚。你那倒霉的正常体重干我什么事？我要我太太回复从前的样子，要丰满，要有那么一个屁股，你在上面敲得碎坚果，可不要那么一颗不中用的咖啡豆。我打仗是为了什么？难道就为了那样一个东西？”

“你打仗是为了我们敬爱的元首，是为了我们亲爱的祖国——不是为你太太那死人的体重，”罗伊特说，“在前线待了三年，这个道理你总该慢慢地发现了。”

“死人的体重？谁在说死人的体重？”伯特歇尔怒气勃勃、无可奈何地挨着个儿望过去，“那是活人的体重！别的事，由你们去，而——”

“住嘴！”罗伊特警告似的举起一只手，“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可别把它说出来。你应当快乐，因为你太太还活着。”

“我是快乐的，当然啰！可是她能不能活着，而且还像从前那样丰满呢？”

“可是，伯特歇尔！”费尔德曼说，“你还能把她养胖起来的。”

“当真吗？拿什么东西去养胖？拿你用口粮购买券去买到的那一点儿东西？”

“试一试，看你能不能从后门弄到一点东西。”

“你说说倒容易！你和你那好意的劝告，”伯特歇尔苦痛地嚷道，“假期我只剩下了三天。在三天里面，我怎么能养胖我的太太？哪怕她在鱼肝油里洗澡，一天吃七顿，怎么也不会增加到两三磅以上。那又算得了什么？战友们，我处境才惨哪！”

“为什么？如果你在乎的是肥胖，那你到底还有一个肥胖的女店主在哪。”

“就是那句话嘛！我本来想，如果我太太回来了，那我对那个女店主就连仅仅闪过一下的念头也不会有。我是一个有家有室的人，又不是什么女性的追求者。可是现在，那女店主倒更使我喜爱了。”

“你简直是个十二分浅薄的人。”罗伊特说。

“我不是浅薄！我倒是对一切事情太深谋远虑了。那是我的缺点。要不然，我是完全能够心满意足的。这种事你们不会了解，你们这些爱开玩笑的家伙。”

伯特歇尔走到他的柜子那儿，把他最后几件东西扔进背包去。“你预备跟你的太太住在哪儿？”格雷贝尔问，“你们从前住的公寓房子如今还在吗？”

“当然不在了，被轰炸得无家可归了！可是我与其在这儿再待一天，毋宁住到废墟中的地下室去。苦只苦在我的太太再也叫我喜欢不起来。当然我还是爱她的，所以我会跟她结婚啊，可是照她现在的样子，实在叫我再也喜欢不起来。我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我该怎么办呢？她自己当然也觉得。”

“你还有几天假期？”

“三天。”

“那么一点儿时间，你不能假装一下吗？”

“战友，”伯特歇尔心平气和地说，“睡觉的时候，女人也许能假装，男人可不行啊。相信我，如果我没有找到她就走了，反而会好些。如今，我们只有大家都痛苦罢了。”

他捡起他的东西，走了。

罗伊特望着他的背影，随后他转向格雷贝尔。“你呢？你的计划怎么样？”

“我要到兵站部去。仅仅为了小心起见，我想再去问一问，是不是还需要别的证件。”

罗伊特龇着牙齿笑了笑。“你的朋友伯特歇尔的倒霉事没有使你害怕吗？”

“没有，使我害怕的倒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事。”

“天气恶劣，”兵站部的一个文书说，“前线天气恶劣。你知道天气恶劣的时候该怎么办？”

“躲藏起来，”格雷贝尔答道，“这点道理任何一个孩子都知道，可是那跟我有什么相干？我是在休假哪。”

“你以为你还是在休假，”那个文书纠正他，“要是我给你看一看今天接到的一道命令，那么休假对你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要看情况了。”

格雷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烟，把它搁在桌子上。他觉得自己的胃在收缩。“天气恶劣，”那个文书又重复了一遍，“伤亡惨重，需要立刻补充。休假的人，如果没有待下来的急迫的理由，都得马上开回去。懂了吗？”

“懂了。什么是急迫的理由？”

“家属的死亡，处理重要的家务，严重的疾病……”那文书伸手去拿纸烟，“所以，赶快走掉，不要露面！要是他们找不到你。也就没法送你回去了。避开营房，要像避开疫病一样。躲在什么地方，直到你休假期满，然后再去报到。那时候你会不会出什么事？会不会受到改动地址不去报告的处分？反正你总要回前线，也就算啦。”

“我要结婚，”格雷贝尔说，“那是不是一个理由？”

“你要结婚？”

“是的，所以我到这儿来啦。我要知道一下，除开我的薪饷簿，是不是还需要别的证件。”

“结婚！那也许是一个理由。也许，我说。”那文书点上一支纸烟，“那可能是一个理由。可是何苦去冒险呢？你既是一个前线的士兵，就不需要另外的证件。万一需要，你就到我这儿来，我会替你悄悄地安排，不让谁得到一点风声。你有没有一套漂亮的衣服？你总不能穿着这样的破烂衣服去结婚啊？”

“我能不能在这儿做个什么买卖？”

“到负责军需的上士那儿去，”那文书说，“向他说明，你要结婚了。就说是我叫你去的。你还有几支好的纸烟没有？”

“没有了，可是我也许能再弄到一包。”

“不是给我，是给那个上士。”

“让我去想办法吧。你知道在战时结婚，女人是不是非有一些特别的证件不可？”

“不知道，可是我想是用不着，因为事情要办得快嘛。”那文书看了看表，“赶快到军需部去，这会儿上士已经在那里了。”

格雷贝尔走到军需部所在的房间去。那是在顶楼上。上士人很壮，两只眼睛的颜色不一样：一只是不自然的、差不多像紫罗兰似的蓝色，另一只是浅褐色。

“别瞪着我，”他厉声喝道，“你难道没看见过玻璃眼睛吗？”

“自然看见过，可从来没有颜色这样不同的。”

“这一只又不是我的，你这个傻瓜，”那上士用手拍了一下那只亮闪闪的蓝眼睛，“这是我从一个朋友那儿借来的，我的那只昨天已经掉在地板上了。那本来是褐色的。这些东西太脆啦。它们应当用赛璐珞来做才行。”

“那它们又会有着火的危险。”

上士抬起头来看了一眼。他打量着格雷贝尔的勋章，龇牙咧嘴地笑了笑。“说得对。不过，我没有制服可以给你。对不起，它们都比你身上穿的还要坏。”

他用那只蓝眼睛逼人地瞅了一下格雷贝尔。那只褐色眼睛变得格外阴沉了。格雷贝尔把宾丁给他的一包纸烟放在桌子上。上士用那只褐色的眼睛扫了一下，转过身去，拿了一件军装上衣来。“我只有这一件。”

格雷贝尔没有碰这件上衣。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干邑白兰地——这是他随身带着以备不时之需的，把它搁在纸烟旁边。那上士又出去了一下，回来时拿着一件比较好的上衣和一条差不多全新的裤子。格雷贝尔先拿那条裤子，他自己的一条已经打过很多补丁。他把它翻开来，却发现兵站部的那只看门狗把它折得很好，让一块像手掌一样大的污渍藏在里面。格雷贝尔一言不发，瞧了一下那块污渍，随后又瞧了一下那瓶干邑白兰地。

“这不是血，”那上士说，“这是顶好的橄榄油。穿这条裤子的人是从意大利来的。用一点儿汽油，这污渍就可以去掉的。”

“如果那么容易，他干吗要换掉它，自己不把它弄一弄干净呢？”

那上士露出一口牙齿。“问得好。可是那个人需要一套发出前线气息的制服啊，就像你身上穿的那一套。他坐在米兰的一个办公室里过了两年，假装从前线给他的未婚妻写信。他不能穿着这条只给一碟生菜泼污了的新裤子回家啊。这是我最好的一条了，当真的。”

格雷贝尔不相信他，可是也没有别的东西来成全这笔交易了。不过他还是摇了摇头。“那么好吧，”那上士说，“还有一个建议。你用不着换掉它们。把你的破烂衣服留着。那样你将来还可以领一套制服。同意吗？”

“你难道不需要这身旧的来结账吗？”

上士做出一种满不在乎的姿势。他的蓝眼睛被一道从窗子外灰蒙蒙地射进来的阳光照耀着。“已经好久好久不结账了。天下到底还有什么账好结啊？你知道？”

“没有。”

“那就好啦。”上士说。

他走过市立医院，停住了。穆茨格突然蹿到他的心上。他曾经答应过去看他。他犹豫了一下，可是随即进去了。他忽然又有一种迷信的想法，认为做一件好事他可以贿赂命运。

截断肢体的人都住在二楼。医院底层是给重病号和那些最近动过手术、还躺在床上的人住的，这样，空袭时他们被抬送到地下室去可以快些。截断肢体的人不能算是全无办法，因此他们被安顿在高一些的地方。警报一响，他们可以互相帮助。如果医务人员都在抢救那些躺在床上的重病号，那么一个没有腿的人，必要时也往往可以用两只胳膊钩住两个没有手臂的人的脖子，夹在他们中间走到地下室去。

“是你啊？”穆茨格跟格雷贝尔说，“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来。”

“我也没想到。可是你瞧，我来啦。”

“这是你的好意，恩斯特。施笃克曼也在这儿。你不是跟他一起去过非洲的吗？”

“是啊！”

施笃克曼的右手已经没有了。他正在跟另外两个残废的人玩纸牌。“是你啊，恩斯特，”他说，“你怎么样？”他的眼睛在格雷贝尔浑身上下怀疑地溜了一转。他在不自觉地寻找他身上的创伤。

“没什么。”格雷贝尔答道。他们都盯着他。大家露出跟施笃克曼一样的神色。“休假。”他不好意思地说。他觉得自己肢体完整，差不多像犯了罪一样。

“我以为你在非洲已经受够了，可以准许永远待在家里了。”

“他们把我治好，随后又把我送到了苏联。”

“你在那边倒很幸运。相对地说，我也不坏。其余的人统统都成了战俘。他们再也飞不出来了。”施笃克曼摆动着他那残废的躯体，“如果人可以管这个叫作幸运的话。”

坐在中间的那个人把手里的牌啪地一下放在桌上。“我们是在玩牌，还是在嚼舌？”他粗声厉气地问。

格雷贝尔看见他两条腿都已经没有。这两条腿给截得很高。他右手的两个指头也已经没有了，而且他也没有眼睫毛。眼皮是新的，红殷殷、亮闪闪的，看去好像曾经给烧掉过。

“继续玩吧，”格雷贝尔说，“我反正有空。”

“只有这一局了，”施笃克曼说，“我们马上就结束啦。”

格雷贝尔坐在窗子那儿，挨着穆茨格。“不要去理会阿诺尔德。”穆茨格嘟嘟囔囔地说，“他今天脾气不好。”

“就是坐在中间的那个人吗？”

“是的。他太太昨天来过这儿。来过以后，他总要发两三天脾气。”

“你们在那儿谈论些什么？”阿诺尔德嚷。

“我们在谈论从前的事。这样做，法律总不会禁止吧，是不是？”

阿诺尔德又嘀咕了一阵，随后继续玩牌。“这儿经常是十分有趣的，”穆茨格恳切地说，“我们的确很有意思。阿诺尔德是一个共济会会员，那可不简单，你知道。他太太却欺骗了他，那是他母亲告诉他的。”

施笃克曼把手里的牌往桌上一摔。“真倒了霉！不出王牌，那总是拿稳的了。谁知道一家手里竟有三张J！”

阿诺尔德胡乱咕哝了几句，又洗起牌来。“有时候，如果你要结婚的话，真不知道哪一种情况比较好，”穆茨格说，“少一条胳膊还是少一条腿。施笃克曼说宁可少一条胳膊。可是只有一条胳膊，你睡觉时怎么搂抱女人呢？你总得搂抱她们啊，是不是？”

“那不要紧。主要的是，你还活着。”

“那是对的。可是你不能一辈子老用这句话来支撑你自己啊。战争一结束，情形就不同了。那时候，你再也不是一个英雄，你只是一个残废者了。”

“我认为不是这样。他们有惊人的补缺术。”

“我不是这个意思，”穆茨格说，“我指的不是工作。”

“我们一定要获得胜利，我们非这样做不可。”阿诺尔德突然大声说道。他刚才一直在听着。“让别人也变变样子，去冒冒生命的危险吧！我们可已经尽了我们的责任了。”

他狠狠地朝格雷贝尔瞅了一眼。“如果所有逃避兵役的人都上了前线，我们就用不着一直往后撤啦！”

格雷贝尔没有搭腔。你不能跟截掉肢体的人吵架，凡是少掉一只手或脚的人，反正总是理直气壮的。你可以跟一个子弹打穿了肺部或是弹片还在胃里，甚至情形更严重的人吵架，可是说也奇怪——你就不能跟一个截掉肢体的人吵架。

阿诺尔德继续在玩牌。“你的意见怎么样，恩斯特？”过了一会儿，穆茨格问，“我有一个姑娘在缪恩斯特。我们还在通信，她以为我腿上中了弹。我还没写信告诉她截断了腿的事哪。”

“慢一点儿。应该高兴，你用不着再回去了。”

“我是高兴的，恩斯特。可是你总不能漫无限制地一直高兴啊。”

“你真叫我作呕，”一个坐在旁边看牌的人突然向穆茨格说，“喝它一个醉，拿出点丈夫气概来。”

施笃克曼笑了。“你笑什么？”阿诺尔德问。

“我只是在想，如果一颗重磅炸弹今夜扔在我们头顶上，那怎么样——正巧落在我们头顶上，炸得只剩一摊肉酱——我们又何必拿这些个烦恼来苦自己呢？”

格雷贝尔站起来。他看见那个看牌的人两条腿都已经没有了。不是中了地雷，便是给冻断的，他不期然地想着。“我们的高射炮到哪儿去啦？”阿诺尔德朝着他咆哮，“难道说所有的高射炮前线都需要吗？事实上这儿已经一尊也没有了。”

“前线也没有。”

“什么？”

格雷贝尔知道他是说错了。“在前线，我们正在等待新的秘密武器，”他说，“据说那些武器才是真正的奇迹。”

阿诺尔德盯着他。“活见鬼！胡诌些什么？听起来倒好像我们已经失败了，那不可能。你以为我愿意坐在一辆手推车上去贩卖火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人们一样吗？我们有种种权利。元首已经许给我们了！”

他激动地把纸牌啪地一下摔在桌子上。“来，把无线电开了，”那个看牌的人跟穆茨格说，“音乐。”

穆茨格旋开电钮。一大篇厚颜无耻的讲话滔滔不绝地从扩音器里送出来。他转动着收音机的指针。“就把这个开着。”阿诺尔德怒气勃勃地说。

“为什么？这还是同样的一套话啊。”

“就把这个开着，我说！这是党发表的一篇演说。只要每个人都经常收听它，我们的情形一定会好些！”

穆茨格叹了一口气，把指针又旋回来。一个欢呼胜利的演说者在屋子里尖叫。阿诺尔德咬紧牙关，听着。施笃克曼向格雷贝尔做了一个暗号，耸耸肩膀。格雷贝尔走到他跟前。“你自个儿保重，施笃克曼，”他喃喃地说，“我得走了。”

“要去干更有意思的事吗？”

“倒不是，可是我非走不可了。”

他走出去。其余的人眼睛都盯着他。他觉得自己仿佛赤裸裸的。他慢慢地打房间里穿过去，他相信这样会减少那些截断肢体的人的反感。可是他还看见他们一路瞪着他的那种眼色。穆茨格一步一瘸地跟他一块儿走到门口。“以后再来啊，”他在灰沉沉的走廊中已经暗淡了的亮光里说，“今天你运气不好。往常我们要欢乐得多。”

格雷贝尔走到街上。这时，天色已经在黑下来。忽然，他为伊丽莎白担忧的恐惧心情又袭到他身上。整整一天，他一直在设法避开它。可是这会儿，在飘飘忽忽的光里，它仿佛又从每一个角落爬到他心上了。

他去找波尔曼。那老头儿马上出来开门，好像他一直在等着什么人似的。“是你，格雷贝尔。”他说。

“是的。我不会打扰你很久。我只是想请教你一件事。”

波尔曼开了门。“请进来。最好还是不要站在外面。用不着让别人知道——”

他们走到那间点着油灯的房里。格雷贝尔闻到一股新鲜的纸烟味儿。波尔曼手里却没拿着什么纸烟。“你要问我什么事，格雷贝尔？”

格雷贝尔看了看四周。“你只有这一间房吗？”他问。

“为什么这么问？”

“我也许要让一个人躲避几天。来这儿行吗？”

波尔曼没作声。“不是一个被通缉的人，”格雷贝尔说，“我那样做不过是为了预防，很可能根本就不需要。我很担心一个人。说不定那也只是一种空想。”

“那你为什么要到我这儿来呢？”

“别人我一个也不认识。”

格雷贝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找到这儿来。他只觉得自己该找好一个躲藏的地方，万一情形恶化。

“那个人是谁？”

“就是将要和我结婚的人。她父亲被关在集中营里。我生怕她也会给逮去。她没有犯什么罪。也许这都是我的空想。”

“在这种时势下，什么事都不会是空想，”波尔曼说，“预防总比后悔来得好。假使你需要，你可以用这间房。”

格雷贝尔感到一股浪潮似的温暖和宽慰。“谢谢你，”他说，“十分感谢你。”

波尔曼微微一笑。忽然他不像以前那样脆弱了。“谢谢你，”格雷贝尔又说了一遍，“我希望我不需要它。”

他们站在书架前面。“你要什么书，你可以拿。”波尔曼说，“有时候，它们会帮助你消磨一个晚上。”

格雷贝尔摇摇头。“它们不会帮助我。可是我倒很想知道一件事，这一切——这些书，这些诗，这些哲学——跟冲锋队的暴行、集中营和无辜者的被消灭怎么能调和得起来？”

“它们是调和不起来的，它们只是同时存在罢了。要是写这些书的人现在还活着，他们大多数也会待在集中营里的。”

“也许是。”

波尔曼瞧着格雷贝尔。“你打算结婚吗？”

“是的。”

那老头儿从一个架子上抽出一本书来。“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送你。把这本书拿去。这里面没有什么可念的，这是一册画，只是一些画。有过一些时候，我念不进什么书，于是整晚整晚都消磨在看画上面。画和诗——只要我有油可以点灯，它们总对我有帮助。后来，在黑暗里，当然只能做祈祷了。”

“是的。”格雷贝尔说，心里可不大相信。

“我常常想起你。我也想起你最近跟我谈的话，总是找不出回答。”波尔曼迟疑了一下，随后小声说道，“只有一点：你必须相信。别的还有什么呢？”

“相信什么？”

“相信上帝，相信人心的善良。”

“那个，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吗？”格雷贝尔问。

“当然怀疑过，”那老头儿答道，“常常怀疑。可是别的，我又怎么能相信呢？”

格雷贝尔往工厂走去。天已经在刮风，一片片破碎的云，在屋顶上空低低地漂过去。一连士兵在半暗中开过广场。他们背着背包，正在往车站和前线进发。我也可以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想。他看见那株菩提树黑魆魆地矗立在一座坍塌的房子前面，于是他突然在自己的肩膀和肌肉里感觉到生命的强烈的高涨，这种高涨他在第一次看见这株菩提树时曾经体验过。奇怪，他想，我为波尔曼难过，而他也没法帮助我，可是我每次去看他，我总觉得生命比往常更深奥，更亲切。

19

“你的证明书呢？等一下。”

那职员摘下眼镜，瞧着伊丽莎白。然后他彬彬有礼地站起来，走到木板后面去，这木板将他的柜台跟后面那个大房间分隔开了。

格雷贝尔望着他的背影，随后向四周溜了一眼。人们挤在他和出口处中间。“你到门口去，”他小声说道，“等在那儿。要是看见我摘下帽子，你马上就到波尔曼家去。不要有任何顾虑，马上就去。我等会儿就来。”

伊丽莎白犹豫了一下。“快去！”他不耐烦地说，“也许那个老色鬼出去找什么人去了，我们可不能冒这个险，到外面去等吧。”

“他也许要问我什么问题。”

“我们回头再看。我会告诉他你觉得头昏，到外面去透透空气。去，伊丽莎白！”

他站在柜台旁边，盯着她。她扭过头，微微一笑，于是出去了。

“克鲁泽小姐在哪儿？”

格雷贝尔连忙转过身。那职员已经回来了。“她马上就来。一切都办好了？”

那职员点点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能多快就多快。我时间不多，假期差不多快结束了。”

“要是你乐意，马上就可以结婚。证明书都已经弄好。既然是士兵，事情总得又简单又迅速啊。”

格雷贝尔看见抓在那个人手里的证明书。那职员微笑着。格雷贝尔忽然觉得软弱起来。他的脸唰地红了。“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他问，一边摘下帽子，抹着汗水。

“一切都安排好了，”那职员答道，“克鲁泽小姐在哪儿？”

格雷贝尔把帽子往柜台上一搁。他扭过头，寻找伊丽莎白。大厅里人头攒动，他看不到她。随后他注意到自己搁在柜台上的帽子，记起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请等一下，”他赶忙说道，“我马上去找她来。”

他飞快地从人群中挤出去。他希望自己能在街上追到她，可是等他走出出口，她却舒舒泰泰地站在一个柱子后面等着。“谢天谢地，你在这儿！一切都弄妥当了。一切都弄妥当了，伊丽莎白。”

他们走回去。那职员把证明书递给伊丽莎白。“你是不是卫生顾问官克鲁泽的女儿？”他问。

“是的。”

格雷贝尔屏住气。“我认识你父亲。”那职员说。

伊丽莎白瞅着他。“你有没有听到他什么消息？”她停了一会儿问。

“没听说。那你有没有听到他什么消息呢？”

“没有。”

那职员把眼镜摘下了。他的一双眼睛是近视的、浅蓝色的。“我们切莫悲观。”他向伊丽莎白伸出手去，“祝你幸运。我经办你的事情，而且亲自处理。你们不妨今天就结婚。我可以替你们安排。如果你们乐意，现在就成。”

“现在。”格雷贝尔说。

“今天下午，”伊丽莎白答道，“两点钟行吗？”

“那我一定替你们安排。你们得去一趟中学的健身房，那边如今成了登记处了。”

“谢谢。”

他们站在门口。“为什么不是现在？”格雷贝尔问，“这样就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啦。”

伊丽莎白微微笑着。“我总得有点儿时间准备准备啊，恩斯特。那是你不会了解的，是吗？”

“只了解一半。”

“一半就够啦。两点差一刻来接我。”

格雷贝尔迟疑了一下。“多简单，事情就办妥了，”他随后说，“什么意外我没有预料过！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得这样激动。大概那样的想法是十分可笑的，是不是？”

“不。”

“我想恐怕是的。”

伊丽莎白摇摇头。“我爸爸认为那些警告他的人也是挺可笑的。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那样的事总不会发生，可是后来竟发生了。我们不过偶然碰上了一回运气，就是这么回事，恩斯特。”

走过几排房子，他发现一家成衣铺。一个活像袋鼠一样的人坐在那儿缝着一套制服。

“我这条裤子能不能洗一下？”格雷贝尔问。

那个人抬起头。“这儿是成衣铺，可不是洗衣铺。”

“这我知道。我还要把衣服烫一下。”

“就是你身上穿的一套吗？”

“是的。”

那裁缝站起来，嘴里嘀咕着。他打量了一下裤子上的污渍。“这不是血，”格雷贝尔说，“这是橄榄油。稍微用一点汽油就可以把它去掉的。”

“你既然懂得这样多，干吗不自个儿把它弄掉呢？像这种污渍，汽油一点也不顶事。”

“也许是。你一定知道得比我多。你有什么衣服让我暂时穿一穿？”他问。

那裁缝走到一个帘幕后面，回来时拿了一条格子纹裤子和一件白色短外套。格雷贝尔把它们接过来。“要多久？我需要穿上这套制服结婚咧。”

“一个钟头。”

格雷贝尔把衣服换了。“那么我过一个钟头再来。”

那个袋鼠不很信任地瞧着他。他原以为他会等在铺子里的。“我的制服是最好的保证，”格雷贝尔说，“我不会逃跑的。”

那裁缝怕人地露出他的牙齿。“你的制服是国家的，年轻人。可是你尽管去吧。去剪一下头发。如果要结婚，你需要整理一下头发。”

“你说得对。”

格雷贝尔走到一家理发店里。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在当班。“我丈夫上战场去了，”她说，“我暂时在替他做这些营生。请坐。修面吗？”

“理发。你知道怎么样理发吗？”

“老天爷！我知道得差点儿又要忘记了。要不要洗个头？我们还有一块上好的肥皂。”

“是的，还要洗头。”

那女人健壮得很。她剪好格雷贝尔的头发，又用肥皂和一条粗毛巾给他认认真真地洗了一下头。“你要不要搽点发油？”她问，“我们还有一点法国货。”

格雷贝尔从半睡中抬头看了一眼，吃了一惊。他的耳朵仿佛长出来了，头发在太阳穴那儿剪得那么短。“发油要不要？”她又专横地问了一句。

“气味怎么样？”格雷贝尔记起阿尔方斯的浴盐。

“总是发油的气味啰，还能是什么？那是法国货。”

格雷贝尔接过瓶子，嗅了一嗅。那头发油发出一股陈腐的、恶臭的脂肪味。胜利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他瞧着他的头发，没有剪短的地方，头发一簇簇地矗立着。“好吧，搽点发油，”他说，“不过只要很少一点点。”

他付了钱，回到裁缝那儿。“你来得太早了。”那个袋鼠嘀咕着。

格雷贝尔没有跟他顶嘴。他坐下来，望着裁缝烫衣服。那股暖洋洋的空气，熏得他昏昏欲睡。战争突然似乎很遥远。苍蝇懒懒地嗡嗡地叫着，熨斗咝咝地响着，小屋子里洋溢着一种不习惯的、已经被遗忘的安全的气氛。

“我只能做到这样了。”

那裁缝把裤子拿给格雷贝尔看。他望着它。那滩污渍差不多已经没有了。“好极啦。”格雷贝尔说。裤子上有一股汽油味儿，可是他对这点一句也没说。他很快就把衣服穿上了。

“谁给你剪的头发？”那裁缝问。

“那个丈夫在当兵的女人。”

“看起来仿佛是你自个儿剪的。你站着，不要动。”

那袋鼠把几簇头发剪掉了。“好啦！这会儿才像个样啦。”

“我该给你多少钱？”

那裁缝摆一摆手叫他走。“要不就是一千马克，要不就是一个子儿也不算。好吧，还是一个子儿也不算，当它是结婚的礼物吧。”

“谢谢。你知道哪儿有花店？”

“斯比辛街上有一家。”

铺子还开着。两个女人站在里面，跟女店员在讲花圈的价钱。“这是真正的枞木球，”那女店员说，“价钱总要贵些啊。”

一个女人怒悻悻地瞅着她。她那松软的、有皱纹的腮帮颤动着。“那是暴利，”她说，“暴利！走吧，明娜！我们到别家去可以买到便宜的花圈。”

“你用不着买它，”那女店员辛辣地说，“我卖掉这点货容易得很。”

“卖这个价钱？”

“是的，卖这个价钱。我从来总是备货不够，每天晚上都卖光，太太们。”

“那你是个发战争财的。”

那两个女人大踏步走出去。女店员急促地抽了口气，像是要在她们背后嚷嚷几句似的，随后她向格雷贝尔转过身。她腮帮上突然出现两片鲜明的红晕。“你呢？要花圈还是要棺毯？你瞧存货尽管不多，可是我们有十分漂亮的枞树制品。”

“我不需要任何办丧事用的东西。”

“那么要什么？”那女店员诧异地问。

“我想买一点花。”

“花？我有百合花——”

“不要百合花，要点结婚用的花。”

“百合花结婚也十分合用啊，先生！这种花是天真和纯洁的象征。”

“你说得对。可是你有没有玫瑰花？”

“玫瑰花？在这个季节？打哪儿来？温室都用来种蔬菜了。简直什么花都不容易弄到咧。”

格雷贝尔在棚子里绕了一圈。最后，在一个卐字形的花圈后面，他发现一束黄水仙。“把这束花给我。”

女店员把花束捡起来，让水滴掉。“抱歉得很，我只能用一张报纸来包这些花，别的东西我没有。”

“那无所谓。”

格雷贝尔付了黄水仙的钱，走出来了。他手里拿着这些花，马上觉得好不舒服。好像每个人都瞪着他。起初他让花朵朝地，拿在手里，随后他把它们挟在胳膊底下。变换拿的样子的时候，他看见了包着花的那张报纸。在蜡黄的花朵下面，露出一张照片，一个人张着嘴，站在一个什么法庭前面。这是一个国民法庭庭长的照片。他把消息看了一下。四个人被处死刑，因为他们不再相信德国会胜利。他们的脑袋是用一柄斧头砍掉的。在第三帝国，断头台很久就已经不用了。那东西太人道。格雷贝尔把报纸一揉，扔了。

那职员说得对，登记处是在一所中学的健身房里。登记员坐在一排爬绳前面，绳子的底下一头撩起来钩在墙上。绳子中间，挂着一幅穿军服的希特勒像，下面是一个饰着德国鹰的卐字。他们不得不等着。他们前面是一个中年的士兵。有一个女人跟他在一起，胸前佩着一支帆船形的金别针。那男人十分激动，女人却很平静。她跟伊丽莎白微微一笑，仿佛她们是同谋似的。

“证婚人，”那个登记员说，“你们的证婚人在哪儿？”

那士兵愣了一下。他没有什么证婚人。“我以为战时结婚用不着什么人证婚。”他最后说。

“那样是好的，是吗？可是对我们来说，命令更要紧。”

那士兵转向格雷贝尔。“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一个忙，伙伴？你和这位年轻的小姐？只要你们签个字。”

“当然啰，回头你们也可以给我们签个字。我也以为用不着什么人证婚哪。”

“谁会想到这样的事呢？”

“谁只要知道自己有一个公民的责任，谁就会想到。”那登记员尖刻地说，他显然把没有证婚人当作一种人格上的侮辱，“难道你竟会不带一支枪就去作战吗？”

那士兵瞪着他。“那完全不是一回事。证婚人到底不是一支枪哪！”

“我不是说他就是一支枪，那不过是打一个比喻罢了。好吧，现在怎么样？你们有证婚人没有？”

“这儿，我这位伙伴，还有这位小姐。”

那登记员怒悻悻地瞧着格雷贝尔。事情解决得这么简单，显然使他不痛快。“你有身份证没有？”他满怀希望地问格雷贝尔。

“有，在这儿。我们自己也要结婚咧。”那职员嘴里嘀咕着，捡起他的证件。他把伊丽莎白和格雷贝尔的名字填上了。“这儿签个字。”

四个人都把名字签上了。“我以元首的名义向你们祝贺。”过后那登记员冷若冰霜地向那士兵和他的太太说，随后他转向格雷贝尔，“你们的证婚人呢？”

“这儿。”格雷贝尔指指那两个人。

那登记员摇摇头。“我只能接受他们中间的一个。”他说。

“为什么？你刚才把我们两个都接受了。”

“你们刚才还是两个单身汉。可是，这会儿他们已经成了夫妇了。你必须有两个独立的人做证婚人。太太是没有资格的。”

格雷贝尔不知道这个职员的话是对的，还是他不过想刁难他们一下。“这儿有没有人能做一下证婚人？”他问，“也许请另一位职员？”

“那些事我可管不着，”那登记员冷冷地、洋洋得意地说，“要是你们没有证婚人，你们就结不了婚。”

格雷贝尔向四周打量了一下。“你需要什么？”一个中年人问，他早已走过来，一直在听着，“需要一个证婚人吗？算我一个。”

他站在伊丽莎白旁边。那职员冷冷地端详着他。“你有身份证吗？”

“当然啰。”那个人随手掏出一张通行证，往桌子上一掷。那登记员看了一下，站起来吼道：“希特勒万岁，大队长先生！”

“希特勒万岁，”那大队长漫不经心地答道，“我们可别再演戏了，懂得吗？你怎么搞的，对军人做出这种样子？”

“说得对，大队长先生！请您就在这儿签个字。”

格雷贝尔看见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长希尔德布兰特当了他的第二个证婚人。第一个是工兵克洛茨。希尔德布兰特跟伊丽莎白和格雷贝尔握了握手，随后又跟克洛茨和他的太太握了握手。那登记员从那好像为绞刑安排着的爬绳后面拿过来两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是国家送给你们的礼物。”他阴郁地说，瞅着希尔德布兰特的背影。“穿的是便服，”他说，“叫人怎么知道哪？”

他们走过皮制跳马和双杠，到了出口处。“你什么时候得回去？”格雷贝尔问那个工兵。

“明天，”克洛茨挤了挤眼，“我们一直就打算这样做。干吗要把东西送给国家呢？万一我阵亡了，至少玛丽还可以得到照顾。你觉得对吗？”

“是啊，我也觉得很对。”

克洛茨解开他背包的扣子。“你帮我拿出来，伙伴。我这儿有一条上好的布伦瑞克猪肝肠，把它拿去尝尝！用不着客气。我是农民，这东西我有的是。我本来打算把它送给登记员的，可是你想一想，那个野种！”

“怎么也不要给他！”格雷贝尔接过香肠，“这儿，礼尚往来，把这本书收下吧。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当作结婚礼品送给你。”

“可是，伙伴，我自己刚才也拿到了一本啦。”

“那无所谓。你现在可以有加倍的吉利了。你不妨把一本送给你太太。”

克洛茨望着那本《我的奋斗》。“装订得很讲究，”他说，“你自己真的不想留着吗？”

“我不需要它。在我们住的屋子里，还有一本皮面银脊的呢。”

“那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好吧，你多多保重。”

“你也保重。”

格雷贝尔赶上伊丽莎白。“今天的事，我一点也没跟阿尔方斯·宾丁提起，因为我不愿意请他做证婚人，”他说，“我不想让一个冲锋队指挥官的名字放在我们的名字旁边。现在，我们却反而弄来了一个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长。英明的决定，偏会发生这样的后果。”

伊丽莎白扑哧一笑。“作为补偿，你总算用那本行动的‘圣经’换来了一条布伦瑞克猪肝肠，那也两相抵消了。”

他们穿过市场广场。只露出俾斯麦的一双脚的那座纪念像已经扶直了。鸽子在玛利亚教堂的上空盘旋。格雷贝尔瞧着伊丽莎白。我应当十分快乐的，他想，可是他并没觉得像他预期似的快乐。

他们躺在郊外树林中的一片开阔地上。紫盈盈的烟霭挂在树干中间。沿着开阔地的边缘，草樱和紫罗兰正在开花。一阵轻风吹开了。伊丽莎白突然坐起来。“那边那个东西是什么？看去像是一个魔幻森林。我难道是在做梦吗？树上全挂着银子。你也看见了吗？”

格雷贝尔点点头。“看去像是天使的头发。”

“那是什么？”

“锡箔，或者是切成一长条一长条的极薄极薄的铝片，像是包巧克力糖的那种锡纸。”

“整个树林都给遮起来了。这种东西打哪儿来的？”

“他们从飞机上一捆一捆扔下来的。这东西会干扰无线电通讯。我相信，它可以使无线电测不出飞机的方位。大概是这样的道理。当一长条一长条的箔片在空气里飘下来的时候，它们会打断或是会干扰无线电波。”

“太糟啦，”伊丽莎白说，“看样子倒像是圣诞节的森林。可是现在，除了战争又什么也没有了。我还以为我们总算避开了一下战争咧。”

他们朝前面望过去。开阔地周围的树木挂满了一条条东西，它们在丫枝上飘舞，在微风中旋转和闪烁。太阳从岗峦似的云层中冲出来，使树林变成一片光辉灿烂的神仙世界。从前在吞噬一切的死亡和毁灭的厉声尖啸中飘下来的东西，如今静悄悄、亮闪闪地挂在树上，已经变成银子，变成一种闪光，变成童年时代的故事的回忆，变成和平的盛大的庆祝。

伊丽莎白偎依在格雷贝尔身上。“让我们把这个森林当作想象中的东西，别把它当作现实的东西吧。”

“好的，”格雷贝尔从外衣口袋里掏出波尔曼给他的那本书，“我们不可能进行一次蜜月旅行，伊丽莎白，可是波尔曼给了我这本书——这是一本瑞士的画册。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找个机会到那边去，来弥补这一切。”

“瑞士，就是夜里还有灯光的那个地方吗？”

格雷贝尔打开书。“就是在瑞士，也已经好久没有一点灯光了。那是我在营房里听说的。我们政府要求他们这样做。我们交给他们一份最后通牒，坚决要求他们必须实行灯火管制，于是瑞士不得不答应了。”

“为什么？”

“只有我们一个国家在瑞士上空飞行的时候，我们一直没有提出过异议。可是现在，别人也在那儿飞行了，带了炸弹飞到德国来。哪儿有亮着灯光的城市，飞行员可以更容易测定他们的方位。就是这个理由。”

“因此，那边也就没有灯光啦。”

“是的。可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战后我们什么时候到瑞士去，一切会跟这本书里的图片完全一个样。假如我们有一本意大利、法国或是英国的画册，那就不会是这样了。”

“德国的画册也不会是这样。”

“德国的画册也不会是这样。”

他们一页页翻过去。“山，”伊丽莎白说，“在瑞士，难道就只有山吗？难道就没有一个温暖的南方地带吗？”

“当然啰！这儿是瑞士的意大利语区。”

“洛迦诺，那儿不是曾经开过一次大规模的和平会议[21]吗？他们在那儿不是还做出过决议，规定以后永远不再需要战争吗？”

“我想是的。”

“那个决议可没有维持多久咧。”

“没有。这儿是洛迦诺。你看，棕榈树，古老的教堂，还有马焦雷湖。这儿是岛屿，杜鹃花，含羞草，太阳，和平。”

“是的。那个地方叫什么？”

“龙科港。”

“好吧，”伊丽莎白睡眼朦胧地说，把书搁下了，“我们把这个地方记下来，往后我们一定到那边去。不过现在，我不想再去什么旅行了。”

格雷贝尔啪地一下把书合拢了。他瞧着树上那光辉灿烂的银色，随后用胳膊把伊丽莎白搂住。他觉着她在向自己靠拢过来，跟着她还有那森林中的地面，草和根，还有一朵带着细巧、狭窄的叶子的粉红色的花，这花越来越大，直到后来它把地平线都遮掉，于是他的眼睛闭上了。

风静了。天色很快就黑了下来。远远地传来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大炮，格雷贝尔在半睡中想。可是在哪儿呢？我在哪儿？前线在哪儿？随后，他觉得伊丽莎白在他身边，也就放心了。这里附近的炮位在哪儿？一定是打靶演习吧？

伊丽莎白动了一动。“它们在哪儿？”她自言自语地说，“它们会不会轰炸我们，还是会一直飞过去？”

“这不是飞机。”

隆隆声又响了一阵。格雷贝尔直起腰来倾听。“这不是炸弹，不是大炮，也不是飞机，伊丽莎白，”他说，“这是雷雨。”

“雷雨不是来得还太早吗？”

“雷雨又没有什么规律的。”

这时候，他们看到第一道电光。经历了他们所熟悉的人为的暴风雨，这电光似乎又苍白又不自然，连响雷也简直不能跟机群的吼声相比，更别提那猛烈的轰炸了。

开始下雨了。他们跑过开阔地，到了枞树林里。黑影仿佛在跟他们赛跑。雨点打在他们当头树顶上的淅沥声，活像远处人群的鼓掌。在惨淡的光里，格雷贝尔看见伊丽莎白的头发上尽是从树枝上掉下来的银色细丝。它们如同一个网，闪电也给罩在里面了。

他们走出树林，发现一个有遮棚的电车月台，很多人挤在那儿。有两三个党卫队员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们都很年轻，老盯着伊丽莎白。

半小时过后，雨停了。“我再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在哪儿了，”格雷贝尔说，“我们该往哪儿走呢？”

“往右。”

他们穿过街，拐入一条朦朦胧胧的林荫道。在他们前面，路的一边，一长排人正在半暗中忙着铺设管线。他们都穿着条纹的衣服。伊丽莎白突然灵机一动，她离开街道，朝着工人们的方向走去。她慢慢地走着，跟他们靠得很近，仔细端详他们，仿佛在找寻什么人似的。这会儿，格雷贝尔看见那些人的衣服上都编有号码。原来他们都是集中营里的犯人，一眼不望，正在迅疾地、默默地干活。他们的脑袋如同骷髅头，他们的衣服软绵绵地挂在那消瘦了的身上。两个人已经倒下了，躺在一座用木板钉起来的、贩卖非酒类饮料的售货亭前面。

“嗨！”一个党卫队员喝道，“走开，不准往那儿去！”

伊丽莎白装作没有听见。她反而走得快些，不停地觑着那两个倒毙的犯人的脸。

“回来，你这个女人！赶快！他妈的，你听不见我的话吗？”

那个党卫队员一边骂，一边走过来。“怎么回事？”格雷贝尔问。

“怎么回事？你是耳朵里塞着泥呢，还是怎么回事？”

格雷贝尔看见又有一个党卫队员在走过来。那是一个年长的队长。格雷贝尔不敢喊伊丽莎白，他知道她是不会回来的。“我们在找一件东西。”他跟这个党卫队员说。

“什么？你说啊！”

“我们在这儿丢失了一件东西，一支别针，是帆船形，用钻石镶的。昨天傍晚，我们经过这儿，准是把它掉了。你们有没有碰巧看见？”

“什么？”

格雷贝尔又把谎话说了一遍。他看见伊丽莎白已经走过半排人。“这儿没捡到过什么东西。”那个年长的队长说。

“这只是一个荒谬的借口，”那个党卫队员说，“你有证件没有？”

格雷贝尔一声不响地瞧了他一会儿。他恨不得把他一拳打倒。那个党卫队员不会超过二十岁。施泰因布伦纳，他想，海尼，同一个类型。“我不但有证件，而且有很好的证件，”他随后说，“而且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长希尔德布兰特是我的知己朋友，如果你感到兴趣的话。”

那个党卫队员讥刺地笑起来了。“还有别的没有？毫无疑问，元首也是你的知己朋友啰？”

“元首倒不是。”伊丽莎白差不多已经走到那个行列的尽头。格雷贝尔从从容容地从口袋里摸出他的结婚证书。“跟我到这路灯底下来。你看得懂吗？我这结婚证书上的签字，还有日期。你看，今天。还有什么话要问的？”

那个党卫队员盯着这张纸。年长的队长回过头来望着。“那是希尔德布兰特的签字，”他承认了，“我知道。不过你还是不准在这儿走，这是禁止的。我们一点也没有办法。你们丢失一支别针，那我很抱歉。”

伊丽莎白已经统统看完了。“我也很抱歉，”格雷贝尔答道，“如果是禁止的，那我们自然就不找了。命令总是命令哪。”

他急忙走过去迎伊丽莎白。可是那个年长的队长待在他旁边。“也许我们还能找到那支别针，”他说，“我们把它送到哪儿去呢？”

“送到希尔德布兰特那儿，那是再简单也没有了。”

“好。”那个年长的队长毕恭毕敬地说。“你有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他问伊丽莎白。

她瞪着他，仿佛刚才醒过来似的。“关于我们昨天丢失的那支别针，我已经跟这儿这位长官解释过了，”格雷贝尔赶快说道，“万一找到，他会送到希尔德布兰特那儿去的。”

“谢谢你。”伊丽莎白愕然地回答。

那个年长的队长直瞪瞪瞅着她的脸，点了点头。“这一点，你们尽可以相信。我们党卫队里都是些骑士。”

伊丽莎白向那些犯人瞥了一眼。年长的队长注意到了。“要是那些猪猡里面有一个把它藏了起来，那我们一定会发觉，”他豪爽地说，“我们会盘查他们，直到他们倒下来才罢。”

伊丽莎白一阵哆嗦。“我还不能肯定它一定掉在这儿，也很可能掉在前面树林子里。其实我想想，它也许是掉在那儿。”

那个年长的队长龇起牙齿笑了一笑。她的脸唰地红了。“它大概是掉在树林子里。”她又说了一遍。

年长的队长笑得更欢了。“那边自然不归我们负责了。”

格雷贝尔挨在一个弯着腰的犯人的瘦削的脑袋旁边站着。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包纸烟，在转身的时候让它掉在那个犯人附近。“多谢多谢，”他对那个年长的队长说，“我们明天到树林里去找一找，很可能会掉在那儿的。”

“用不着谢我。希特勒万岁！为你们的结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谢谢。”

他们默默地并肩走着，直到看不见那些犯人。一排青贝色和玫瑰色的云如同一群火鹤，在这时晴朗了的天空中飘过去。

“我不该往那边走，”伊丽莎白说，“我知道。”

“那无所谓。人总是这样，刚脱离一个困境，我们就又去冒另一个险了。”

她点点头。“你用别针，还用希尔德布兰特搭救了我们，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说谎者。”

“那，”格雷贝尔说，“那是我们国家在近十年里学得很透的事哪。现在我们回家去吧。我有绝对的、有凭有据的权利搬进你的公寓房间去住了。我已经失去了营房中的家。今天下午我从宾丁那儿搬出来，现在，我终于要回家了。我要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而你一早却要赶出去工作，挣钱回来养家。”

“我明天用不着上厂里去，我有两天假期。”

“这件事你怎么一直没有告诉我？”

“我打算到明天早晨才告诉你。”

格雷贝尔摇摇头。“请不要吓人！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我们需要把每一分钟拿来享受。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早餐够不够？是不是还要我到阿尔方斯家去走一趟？”

“我们足够了。”

“好的。明天，我们要吃一顿热热闹闹的早餐。要是你乐意，还可以伴着军乐曲的旋律。等利泽尔太太道貌岸然地走来咆哮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结婚证书塞到那个情报员的失望的鼻子下面。她一看见我们党卫队证婚人的名字，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一副嘴脸来！”

伊丽莎白微微一笑。“也许她结果竟连吵也不吵一声了。前天，她把你留给我的那磅糖拿给我的时候，突然说你是一个正直的人。天知道她凭什么会有这种突然的转变！你知道吗？”

“不知道。大概是贪污。那又是我们国家在近十年里学得很透的事哪。”

20

晌午来了空袭。这是温暖的、多云的一天，弥漫着生气和潮气。阴云压得很低，爆炸的火焰被抛向云端，好像大地正在把火焰朝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掷回去，想用自己的武器将这个敌人抓下来，扔进火和毁灭的漩涡里。

这是午餐的时候，街上行人最多。格雷贝尔已经由一个防空哨兵带到最近的一座地下室里。他原以为这不过是一次警报，可是当他感觉到最初几下爆炸的时候，他才开始从人群中挤出来，一直到了入口处附近。门一开，又让一批新来的人涌进里面，这一刹那他就跳出去了。

“回来！”外面那个哨兵喝道，“谁也不准待在街上，除非是防空哨兵！”

“我是防空哨兵啊！”

他朝着工厂的方向奔去。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伊丽莎白，可是他知道工厂是轰炸的主要目标，他至少要试一试把她弄出来。

他走到一个拐角那儿。在他前面，街道尽头，一所房子慢慢地升起来，到了空中，那房子粉碎了，一块块散开，仿佛悄悄地、轻轻地往下掉，在那喧嚷当中没有一点声响。格雷贝尔扑进一个水沟，用胳膊贴住耳朵。第二次爆炸的震动的波浪像是一只巨大的手，它抓住了他，把他扔到后面几码以外的地方去。石子如同雨点，扑簌簌地落下来，它们也在这一切的喧嚷中悄悄地往下掉。他站起身，晃晃荡荡的，使劲地摇着头，扯着自己的耳朵，拍着自己的额角，来清醒自己的头脑。只有一刹那工夫，他面前的街道已经变成一片火海。他冲不过去，只得退回来了。

人们向他横冲直撞，嘴张大着，眼睛里露出惊惶的神情。他们在尖叫，可是他听不到声音。他们打他面前冲过去。活像被人追逐着的聋子、哑巴。这些人后面，跟着来了一个装着一条木腿的人，他带着一只极大的杜鹃鸟时钟，沉甸甸地拖在后面。随后是一头健壮的牧羊犬，它偷偷地溜过去。在一幢房子的拐角上，站着一个五岁的小姑娘。她抱着一个婴孩，偎得很紧。格雷贝尔停住了。“赶快跑到最近的地下室去啊！”他嚷道，“你爸爸妈妈在哪儿？他们干吗把你们扔在这里？”

那小姑娘也没抬起头来看一看。她依然耷拉着脑袋，贴着墙壁。格雷贝尔突然看见一个哨兵正在没有声音地向他尖叫。格雷贝尔回喊过去，也没听到自己的声音。那哨兵继续在没有声音地尖叫，一面用手比划着。格雷贝尔摆摆手叫他走开，还指了指那两个孩子。这光景活像一出诡异的哑剧。那哨兵试着用一只手去抓他，用另一只手去抓那两个孩子。格雷贝尔挣脱了。在骚动中，他一会儿觉得自己仿佛一点重量也没有，能够做巨人似的跳跃，随后他马上又觉得自己好像是用软铅做的，快要被巨大的铁锤打扁了。

一个橱门开着的衣橱，像一只肥胖的、史前时期的鸟似的打他头顶上飞过。一股强大的气流兜住他，把他卷得直打转。火焰从地里喷出来，一片刺眼的黄色漫得满天都是，随后逐渐烧成越发耀眼的白色，又像倾盆大雨一样洒到地上来。格雷贝尔吸着火焰。他的肺仿佛着了火，他倒下了，让头尽量往胳膊上压，而且屏住呼吸，直到他的脑袋好像在炸开来，才抬起头来望着。透过眼泪和他眼睛里的火势，一幅图画慢慢地形成而且固定了：一堵崩塌的、溅污的墙壁在楼梯间上头往后面凸出着，那个五岁的小姑娘的尸体给碎裂的台阶刺穿在楼梯上，她那短短的格子裙飞得很高，腿伸展着，赤裸着，手臂张开着，活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胸脯给铁栅栏上的一根棱条贯穿了，那棱条梢上的圆球远远地伸出在她的背后；另一边，好像比他活着的时候又多了不少关节，那个防空哨兵脑袋已经没有了，绵弱无力，这会儿只喷出来一点点血水，两腿盘在肩膀上，全身扭作一团，如同一个死了的软体舞者。那婴孩已经看不见了。他一定是在疾风中给卷到什么地方去了，这阵风如今又热烘烘、焰腾腾的，在往回吹的时候追逐着烈火。格雷贝尔听到有人在旁边嚷：“猪猡！猪猡！该死的猪猡！”他凝视天空，环顾四周，这才明白在嚷嚷的原来就是他自己。

他跳起来向前奔跑。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样赶到工厂所在的那个广场去的。那儿似乎没受到什么破坏，只是右边有一个新的弹坑。那座低矮的、灰色的建筑物没有一处中过炸弹。

工厂里的防空哨兵拦住他。“我太太在这儿！”格雷贝尔嚷道，“让我进去！”

“这是禁止的！最近的地下室就在对面，在那广场的边上。”

“他妈的，在这个国度里，还有什么东西不是禁止的！滚开，要不——”

那哨兵指了指后院。一座钢骨水泥的小平房立在那儿。“机关枪，”他说，“还有警卫！也是些像你一样的军队里的混蛋。要是乐意，你就进去，你这个老粗。发动内战！我们就在等着像你这样的家伙！”

格雷贝尔用不着他再做什么解释，机关枪控制着场院。“警卫！”他怒气勃勃地说，“干什么？等会儿你们还要守卫你们自己的灵魂咧。难道他们搞了些犯人在里面？你们这个该死的军服大衣厂还有什么东西要守卫的？”

“比你想象的要多哪，”那哨兵傲慢地答道，“我们这儿不光是做军服大衣，我们这儿也不是只有女工。在军火厂里，还有两三百个集中营里的犯人。现在你明白了吗，你这个前线的呆子？”

“嗯。这儿的地下室怎么样？”

“地下室关我什么事？我反正得待在外面。这会儿我老婆在城里不知怎么样了？”

“地下室靠得住吗？”

“当然啰。工厂里到底还需要这些人咧。现在赶快走吧！谁也不准停留在街上。那边那些人早已注意到你了。他们是在戒备阴谋破坏的人！”

猛烈的爆炸已经停止了。高射炮在继续轰击。格雷贝尔斜斜地穿过广场，奔回去。他没有跑进最近的地下室，他蹲在广场尽头那个新的弹坑里，里面有一股味道差点儿叫他透不过气来。他爬到边上，伏在那儿，瞪着工厂。这儿是一种不同的战争，他想，在前线，每个人只要保护好他自己，如果你碰巧有个兄弟在一个连队，那是运气，可是这儿，每个人却都有一个家，受到轰炸的不单是他自己一个，其余所有的人也都受到轰炸。这是一种两倍、三倍乃至十倍的战争。他想起那个五岁的小姑娘的尸体，随后又想起他曾经看见过的无数的别人，他也想起他的父母，想起伊丽莎白。他对造成这一切灾难的人们涌起一阵憎恨，这种憎恨绝不限于祖国的边境以内，而且跟任何的理性或是正义全不相关。

天开始下雨了。雨点像一阵银色的、轻盈的泪水，穿过腥臭的、玷污的空气落下来。它往地面上扑，把地面弄得黑沉沉的，水滴向上直溅。接着又来了第二批轰炸机群。

好像有人在把他的胸脯撕成两半。咆哮变成一种发出金属响声的狂谵，于是工厂的一部分飞升到空中，在扇形的、灼热的亮光前面显得乌黑一片，随后它爆开了，仿佛一个巨人在地底下弄着玩具，把它们高高地抛起来一样。

格雷贝尔瞪着大火，这火白皑皑、黄澄澄、绿幽幽地蹿起来。随后他跑回工厂的大门那儿。“你这会儿又来干什么？”那个哨兵喝道，“你没看见我们已经挨了炸吗？”

“看见，是哪儿？什么部门？是做大衣的那个部门？”

“大衣，胡诌！大衣部门还在后边哪。”

“当真吗？我太太——”

“唉，什么你太太，去你的！她们都在地下室。我们这儿有一大批受伤和炸死的人！快别缠着我了。”

“如果人人都在地下室，你们怎么还会有受伤和炸死的人呢？”

“可是那是另外一批人哪，从集中营里来的。他们不在地下室。你难道以为我们还会特意给他们造些地下室吗？”

“不，”格雷贝尔说，“我没有那种想法。”

“那就好啦！你到底有点头脑了。现在，快别缠我！一个老兵不应当激动得这样厉害。再说，这会儿空袭已经过去，说不定永远过去了。”

格雷贝尔抬头瞟了一眼。只有高射炮还在狂吠。“听我说，伙伴，”他说，“我只要做到一件事。我要知道大衣部门是不是中了弹。让我进去，或者你去问一下。你没有结过婚吗？”

“当然已经结过了。我刚才就跟你说的！你以为我没替我的老婆担心够吗？”

“那么，进去问一下。这样做，可以保证你的太太不会出事情。”

那个防空哨兵瞧着格雷贝尔，摇摇头。“嗨，你真找到了门道了！你难道是全能的上帝吗？”

他走进他的岗亭，随后又走回来。“我已经打过电话。大衣部门没有什么。只是集中营的那些人被一颗炸弹炸个正着。现在你可以安静下来了！你结婚多久啦？”

“五天。”

那个哨兵突然龇牙咧嘴地笑了笑。“你干吗不早说？既然是这样，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格雷贝尔往回走。我需要一点东西来支持我，他想，可是我没想到这样一来反而使人加倍脆弱了。

空袭过去了。城里发出一股燃烧和死亡的臭味，而且弥漫着大火，有红的，有绿的，有黄的，也有白的；有的只是一些蛇似的闪光，在倒塌的废墟上蠕动；有的从屋顶上冒出来，一个劲儿往天空中蹿；也有的很温柔地裹住那些仍然兀立着的房子的门面，把它们亲密地、害臊地、小心地搂抱起来；也有的从窗子里狂暴地向外直蹿。有融融的一片大火，有着了火的墙壁和着了火的钟楼，有燃烧着的死人，也有燃烧着的受伤者，他们尖叫着从屋子里冲出来，团团打转，要想爬到墙边上去，嘴里说着昏话，滴溜溜地奔跑，直到他们倒下来，爬着，嘶哑地叫着，随后只是一阵抽搐，死了，发出一股人肉燃烧的臭味。

“火把，”有人站在格雷贝尔旁边说，“你也救不了他们。他们只好被活活地烧死。燃烧弹里那种该死的东西一溅到他们身上，什么东西都统统给烧掉了，皮肤、肉和骨头。”

“他们为什么不能把火扑灭呢？”

“那就得每个人都有一个灭火器，而且即使那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顶事。那种鬼东西会把什么东西都吃掉。还有那种尖叫啊！”

“如果救不了，应当赶快把他们打死。”

“只要试一试，你就会被当作凶手，要处绞刑！他们像发了疯一样滴溜溜奔跑的时候，你只要试一试把他们打死一个看！最惨的是他们那么样奔跑！一奔跑，他们就变成了火把。风嘛，你知道！他们一奔跑，风就起来了，风把火扇旺，一刹那他们浑身都着火了。”

格雷贝尔瞧着那个人。在他钢盔底下，两个眼窝陷得很深，一张嘴巴里许多牙齿都已经掉了。“你以为他们应当站着不动吗？”

“从理论上说，那样会好些。站着不动，或者设法用毛毯什么的把火焰掩灭。可是谁有毛毯在手头？谁会想到那样做？身上着了火，谁又能站着不动呢？”

“没有那样的人。你是谁？防空人员吗？”

“胡说。我是埋尸队员。发现受伤的人，我们自然也处理。我们的大车来了，到底盼到了。”

格雷贝尔看见一辆大车用一匹白马拉着，从废墟中驶过来。

“等一等，古斯塔夫！”刚才跟他说话的那个人喊，“你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们把他们抬过来，你有担架吗？”

“有两副。”

格雷贝尔跟着那个人走过去。在一堵石墙后面，他看见一片死人。像是一所屠宰场，他想，不，也不像是一所屠宰场，屠宰场还要有秩序一些，牲畜被宰杀、放血、拖出去，都按着一定的办法。这儿，他们却是被乱砍、压烂、肢解、烧焦和烤炙的。一块块破布仍然粘在他们身上：一条套着羊毛衫的胳膊、一件星星点点的衣服、一条穿着褐色棱条花布裤的腿、一根电线上还有带着血淋淋的奶子的胸罩。一边，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窝死了的孩子。他们是在一个不够结实的地下室里给炸死的。一只只单零零的手、脚，带着一点儿头发的被踩烂的脑袋，扭曲的腿，在这些东西当中，还有一个书包、一只盛着死猫的竹篮，还有一个像得了白化病一样十分苍白的孩子，死得没有一点伤痕，手脚张开着，好像他一天也还没有活过，正在等待着被赋予生命似的。在他前面还有一具尸体，浑身烧得乌黑，虽然烧得不深，可是非常均匀，只有一只脚是红殷殷的，满是水泡，再也说不出这到底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生殖器和胸部都已经烧糊了，一只金戒指在一个乌焦的、萎缩的手指上明晃晃地闪烁。

“眼睛，”有人说，“想想看，眼睛也会烧掉的！”

尸体被装上大车。“琳达，”跟在一副担架后面的一个女人说，“琳达！琳达！”

太阳出来了。被雨打湿的街道闪闪发光。那些没有炸毁的树木湿漉漉地晃耀着，透出葱翠的绿色。雨后的阳光又新鲜又强烈。“那是怎么也不能宽恕的。”有人在格雷贝尔背后说。

他转过身。一个戴着一顶娇艳的鲜红色帽子的女人定睛瞧着那些孩子。“怎么也不能！”她说，“怎么也不能！今世也好，来世也好！”

一支巡逻队走过来。“往前走！不要站在这儿。往前走一点！往前！”

格雷贝尔继续往前走。什么事会一辈子不能宽恕呢？他想，这次战争过后，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事可以得到宽恕，也有很多很多的事不能得到宽恕。可是宽恕也好，不能宽恕也好，一辈子总是不够的。他看见过比这儿更多的死了的孩子——他在每个地方看见他们，在法国，在荷兰，在波兰，在非洲，在苏联，而且都有为他们哭泣的母亲，也不只是在德国——只要她们还能哭泣，不曾给党卫队消灭。可是他为什么要想起这些事呢？一小时以前，他自己不是对着飞机在飞行的天空也骂过“猪猡！猪猡！”的吗？

伊丽莎白住的地方没有挨炸，可是一颗燃烧弹落在隔着两个门面的一所房子上，风把火焰吹过来，如今三幢房子的屋顶都已经着火了。

那个看门人站在街上。“干吗没有人把它弄灭啊？”格雷贝尔说。

那看门人往空中摆一摆手。“干吗没有人把它弄灭啊？”他反问道。

“水没有了？”

“水倒是有一点，可是没有一点压力。它只是一滴一滴地流着，我们救不了这个火。屋顶随时都会塌下来。”

街上搁着椅子、手提箱、关在金丝雀笼子里的一只猫、画作和一捆捆衣服。下面几层楼的窗子里，人们很激动，满脸是汗，正在把那些用毯子和枕套包起来的东西扔到街上来。还有些人正在楼梯上忽上忽下地奔跑。

“你看这幢房子会一直烧到下面吗？”格雷贝尔问那个看门人。

“要是消防队不马上赶到的话，也许会。幸亏没有风。我们把顶上一层所有的水龙头都开了，把所有容易着火的东西都搬走了。别的办法我们实在没有。顺便问一句，你答应给我的雪茄在哪儿？我可以抽一支。”

“明天，”格雷贝尔说，“明天一定有。”

他抬起头来朝伊丽莎白的公寓房间望。现在还没有马上延烧到的危险，中间还隔着两层楼。从伊丽莎白房间的窗子里，他看见利泽尔太太正在来来回回地跑着。她跟一个雪白的球形东西在搏斗，里面大概是被褥。在那间屋子的半暗中，这东西看去活像一个胀得鼓鼓的鬼。

“我也去拾掇一下，”格雷贝尔说，“那不会有害处。”

“对。”看门人答道。

在楼梯上，一个戴夹鼻眼镜的人的一只沉甸甸的手提箱在格雷贝尔的小腿上撞了一下。“对不起。”他客客气气地望着空中说了一句，又急忙走下去了。

公寓房间的门开着。过道里尽是一个个包裹。利泽尔太太打格雷贝尔面前跑过去，嘴闭得很紧，眼睛里噙着眼泪。他走进伊丽莎白的房间，随手把门关上了。

他在窗边一张椅子上坐下，向四下里看了看。房间里突然有一种古怪的、与世隔绝的宁静。格雷贝尔在那儿坐了半晌，什么也不想。随后他找寻手提箱。他在床底下找到两只，便考虑着到底该拾掇些什么。

他先从伊丽莎白的衣服着手。从一口衣橱里，他拿出那些在他看来是实用的衣服。随后他打开一个五屉橱，拿出衬衣和袜子。他把一小包信件夹在鞋子中间。这时候，他听到外面的喊叫和喧闹。他朝窗外瞥了一眼。不是什么消防队，那只是搬东西出去的人们。他看见对面那所坍塌的房子前面有一个女人，穿一件貂皮大衣，坐在一张红丝绒的安乐椅上，手里抓着一只小箱子。那大概是她的首饰，他想。于是他动手在抽屉里寻找伊丽莎白的首饰。他发现几件小小的东西，那里面有一只细细的金手镯和一只紫水晶的旧别针。他把那件金色的衣裳也拿了。接触到伊丽莎白的东西，就有一种依稀的温柔感——温柔，还有一种做什么亏心事似的些微的羞愧。

他把伊丽莎白父亲的一张照片放在第二只手提箱的面上，随即把箱子盖起来。他又往椅子上一坐，向四下里看了看。房间里那种古怪的宁静又一次将他包围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想起他应该把被褥也带着。他把毯子和枕头卷在一条床单里，照他刚才看见的利泽尔太太的做法挽了个结。他把包裹往地板上一放，才看见搁在床边的那个行军背包。他已经忘了。他把它一拉，那顶钢盔在地板上铮铮地滚过去，仿佛有人从下面用劲地敲了一下。他看了它好半天。随后他把它踢到房门口，那边还搁着别的东西。最后他将它们一起搬到楼底下去。

房子在慢慢地延烧下去。消防队没有来，这几幢住宅也太微不足道了。着火的工厂自然得先抢救。何况，城里四分之一的地区都已经着火了。

住户们已经把许多东西尽可能地抢了出来，现在，他们却不知道带着这些东西上哪儿去。既没有运输工具，也没有住的地方。着火的房子前面，老远老远街上都已经用绳子拦起来。紧靠着这个地区，两边都高高地堆着家用什物。

格雷贝尔看见那些塞得鼓鼓的安乐椅、一张皮沙发、餐椅、床和一只小孩子的摇篮。有一家人抢出一张餐桌和四把椅子，这会儿正围在那儿坐着。另外一家人已经围出一块地方，不让任何人穿过去，倒像那是他们自己的产业。看门人躺在一张遮着一块土耳其花布的长沙发上，睡熟了。一幅很大的希特勒像搁在一间房子的墙上，那是利泽尔太太家里的。她膝头抱着孩子，坐在被褥卷上。

格雷贝尔从伊丽莎白房里搬出来一把中产家庭用的椅子，这会儿就在那上面坐着，把手提箱、背包和别的东西放在自己旁边。他曾经试过，想在一所没被炸毁的房子里找个地方来安放这些东西。可是两所公寓，他去按铃时都没有人答应，虽然他看见窗子里探出几张脸来。另外几户人家也没有接受他的请求，因为里面早已挤得满满的了。走到最后一户人家，一个女人向他尖声叫喊：“那倒对你很合适，是不是？回头你就要赖在这儿不走啦？”从此他就打消了这种念头。等他回到自己的东西那儿，他发觉里面藏着面包和吃食的一个纸包已经在他离开时给偷走了。他后来看见围坐在桌边的那家人正在偷偷摸摸地吃着。他们掉转脸，把一块块东西往嘴里塞，可是那也十分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只是不愿意分给别人罢了。

突然他看见了伊丽莎白。她已经冲过警戒线，站在准许通行的地方，大火的红光在她头顶上闪烁。

“这儿，伊丽莎白！”他跳起来喊。

她转过身。她并没马上就看见他。她站在大火前面，显得黑魆魆的，只有她的头发映得通红。“这儿！”他又喊了一声，招招手。

她跑到他跟前。“你来啦！谢天谢地！”

他紧紧地把她搂住。“我没法儿到你工厂里去找你，我得守住你的东西啊。”

“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了。”

“我怎么会出事啊？”

“可是你也会出事的！”

她在他怀里喘着粗气。“见鬼，那我可从来没有想到，”他愕然地说，“我只是为你担心。”

她抬起头来看了一下。“这儿怎么啦？”

“房顶着火了。”

“你呢？我真为你担心哪。”

“我也很为你担心。就在这儿坐下吧。”

她仍然在喘着粗气。在路缘上，他看见一桶水，旁边搁着一个杯子。他走过去，舀了一杯水，递给伊丽莎白。“来，喝吧。”

“嗨！你！那是我们的水。”一个女人嚷道。

“那是我们的杯子。”一个长着雀斑的、十二岁的少年又补充了一句。

“喝吧，”格雷贝尔对伊丽莎白说，然后转过头，“空气怎么样？难道那也是你们的吗？”

“把他们的水、他们的杯子还给他们，”伊丽莎白说，“或者把那桶水浇到他们头上去，那样更好些。”

格雷贝尔把杯子送到她的唇边。“不，喝吧。你是跑来的吗？”

“是的，一路跑来的。”

格雷贝尔回到水桶那儿。那个向他嚷叫的女人，原来就是坐在餐桌边那家的。他又从水桶里舀了一杯，喝光了，随后把杯子搁在水桶一旁。谁也没说一句话，可是等格雷贝尔走回来以后，那个少年就跑过去把杯子拿起来放在桌子上。“猪猡。”看门人对桌边的那几个人说。他已经醒过来，打了个呵欠，又躺下了。第一幢房子的屋顶这会儿塌下去了。

“这儿是我替你拾掇起来的东西，”格雷贝尔说，“其实都是你的衣服。你父亲的照片也在这儿。还有你的被褥。我可以设法把家具也搬出来。时间还不太晚哪。”

“待在这儿。让它们烧了吧。”

“为什么？时间还来得及哪。”

“让它们烧了吧。那样，一切才会结束咧，那上边儿的一切。事情本来应该这样嘛。”

“什么东西会结束？”

“过去。我们对过去真是一点没有办法。它只会使我们消沉，即使它里面也有一点好的东西。我们应当重新开始。过去是破产了。我们不能再回头了。”

“你可以把家具卖掉啊。”

“这儿？”伊丽莎白往四周看了看，“我们可不能在街上拍卖啊。只要看一看这个光景！这么多的家具，没处安放。好久好久，都会这样下去呢。”

天又开始下雨了，落下来粗大的温暖的雨点。利泽尔太太张开一柄伞。一个女人刚才抢出一顶饰着花的新帽子，为了方便，本来一直戴在头上，这会儿却把它摘下来，放到衣服下面。看门人又醒来了，打了个喷嚏。利泽尔太太家那幅油画上的希特勒淋在雨里，仿佛在流泪。格雷贝尔解开大衣，又从背包里拿出一张帆布。他用大衣裹住伊丽莎白，将帆布盖在被褥上。

“我们今夜得找个地方睡觉。”他说。

“说不定这雨会把大火弄灭。这么些人睡到哪儿去呢？”

“我不知道。大家好像已经忘记这是一条街了。”

“我们可以睡在这儿。有床，还有你的大衣和帆布。”

“你能吗？”

“人要是累极了，我想他什么地方都能睡。”

“宾丁的屋子里有一间房空着。你不愿意到那边去，是不是？”

伊丽莎白摇摇头。

“那么还有波尔曼，”格雷贝尔说，“在他那个陵墓里，也有一个地方可以睡。几天以前我曾经问过他。难民收容所要是没有被炸掉，也一定是很挤的。”

“我们不妨等一下。我们的楼板还没烧着咧。”

伊丽莎白坐在那件军大衣里，淋着雨。她一点也不消沉。“我巴不得喝点儿什么，”她说，“我指的不是水。”

“我们有。刚才我拾掇东西的时候，发现书后面有一瓶伏特加。我们一定已经把它忘了。”

格雷贝尔解开床单。原来他把那瓶酒藏在鸭绒垫褥里，所以没有给偷掉。他还包有一个玻璃杯。“这儿，我们得喝得小心些，别让人家注意。要不然，利泽尔太太会去报告，说我们对国家的患难幸灾乐祸咧。”

“假如你不要让别人注意，你行动就不应当小心。那是我已经学会的事。”伊丽莎白拿起酒杯，喝着。“好极了，”她说，“我需要的正是这种东西。这简直像是一个露天的咖啡馆啦。你还有纸烟吗？”

“只要是我们有的，我都拿来了。”

“好，那么我们需要的东西样样都齐啦。”

“我是不是应当再去搬几件家具下来？”

“他们再也不会让你上去的了，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处置它们。我们今夜不管睡在哪儿，也没办法把它们带着走。”

“我们俩一个去找住处，一个可以在这儿看守啊。”

伊丽莎白摇摇头，喝干了酒。这会儿，她家的屋顶崩塌了。墙壁好像在摇撼，接着顶层的楼板往下坍。街上的房客呻吟着。火星从窗子里蹿出来，火焰往上舔到了窗帘。“我们那一层的楼板还在。”格雷贝尔说。

“也不会久的。”一个人在他背后回答。

“为什么不会？”

“你凭什么要比我们强？我在那一层楼上已经住了二十三年了，年轻人。现在，它烧起来啦。你住的那一层为什么不会烧呢？”

格雷贝尔瞧了瞧那个人。他又瘦又秃了顶。“像这样的事，我以为只关命运，不干伦理。”

“这是公道。但愿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倒不怎么知道。可是那不是我的过错，”格雷贝尔咧嘴笑了笑，“如果你自己仍然相信公道的话，那你一定过着困苦的生活。我可以请你喝一杯伏特加吗？这比发脾气要好些。”

“谢谢！把你的酒留着吧。等你住的地方坍下去的时候，你就会需要它。”

格雷贝尔把酒瓶放好了。“它不会坍的，你要不要打赌？”

“什么？”

“我问你要不要打赌。”

伊丽莎白笑了。那个秃顶的人瞅着他们俩。“你居然要打赌，你这个轻浮的傻瓜？还有你，小姐，你也跟着他笑？这到底太过分了！”

“她为什么不能笑？”格雷贝尔问，“笑总比哭好，特别是在哭和笑都没有一点用处的时候。”

“你应当祈祷！”

上层的墙壁倒下来了。它压穿了伊丽莎白寓所上面一层的楼板。利泽尔太太在雨伞底下呜呜咽咽地抽泣着。坐在餐桌周围的那一家人，正在一个酒精炉上煮人造咖啡。坐在红丝绒安乐椅上的那个女人，用报纸遮住椅子把手和靠背，让它淋不到雨。蹲在摇篮里的那个孩子哭起来了。

“着火啦，我们那两个星期的家。”格雷贝尔说。

“公道！”那个秃顶得意洋洋地说。

“你应当打赌的，那你就赢了。”

“我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年轻人。”

“那你干吗又要为你的寓所抱怨呢？”

“那是我的家啊。这你大概不了解。”

“是的，我想我的确不了解。很小很小的时候，德意志帝国就把我弄成一个周游世界的旅行者了。”

“那你应当感激咧，”秃顶用手摸了摸嘴巴，尖声尖气地清了清喉咙，“不管怎么样，现在我倒不反对来一杯伏特加了。”

“你现在可喝不到啦，还是祈祷吧。”

火焰从利泽尔太太房间的窗子里冒出来。“书桌着火啦，”伊丽莎白喃喃地说，“那是情报员的书桌，还有种种东西在里面。”

“但愿它这样。我在那上面浇过一瓶火油。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去找个住处。要是找不到，我们就在街上找个地方睡。”

“街上或是公园里。”格雷贝尔望了一下天空，“我还有一块遮布可以挡雨。这种办法自然不十分好，可是我们说不定还可以找到一间房。我们这把椅子，这些书怎么办呢？”

“就让它们留在这儿。要是这些东西明天还在，我们再来决定怎么样处理。”

格雷贝尔背上背包，又把铺盖卷往肩膀上一扛。伊丽莎白提起两只手提箱。“把它们交给我，”他说，“搬东西我是老手。”

另外两幢房子的上层楼板崩塌了。火炭往四面八方飞开去。利泽尔太太厉声尖叫，直跳起来，一块通红的火炭飞过拦着绳子的街道，落在她的脸上。这会儿，火焰正在从伊丽莎白的房间里往外冒。随后，天花板坍下来了。“我们可以走啦。”伊丽莎白说。

格雷贝尔抬头望了望窗子。“那是美好的时代。”他说。

“最美好的时代。我们走吧。”

伊丽莎白的脸给火光映得通红。他们从椅子中间挤出去。人们大多默默地、心灰意懒地坐着。有一个人旁边放着一捆书，正在阅读。有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人行道上，靠得很紧。他们合披着一件斗篷，看去活像一只长着两个脑袋的悲伤的蝙蝠。

“说也奇怪，跟这些东西分手多么容易哪，你昨天还不相信没有这些东西也能生活下去咧。”伊丽莎白说。

格雷贝尔又一次看了看四周。曾经要回过杯子的那个长着雀斑的少年，早已坐在那把中产家庭用的椅子上。“利泽尔太太在跳来跳去的时候，我把她的手提包给偷来了，”格雷贝尔说，“那里面尽是些纸张。我们把这些纸扔到什么地方的火里去，那样也许能搭救一些人不进集中营。”

伊丽莎白点点头。她不再向四下里望了。

格雷贝尔敲了好久好久的门，随后他又把门摇了几下，没有人开。他回到伊丽莎白那儿。“波尔曼不在家。再不然，他什么人敲门都不肯开。”

“也许他现在不住在这儿了。”

“那他会住在哪儿呢？哪儿都没有一点地方。过去三个钟头里，我们已经看见了。那只能是——”格雷贝尔又走到门前去，“不，秘密警察没有来过这儿。要是来过，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办？你愿意到防空壕里去吗？”

“不。我们不能在这附近找个地方待下来？”

格雷贝尔往四下里扫了一眼。这是黑夜，映衬着暗红色的天空，一堆堆废墟黑魆魆、尖棱棱地向上矗立着。“这儿是一角天花板，”他说，“下面还干燥。我可以把帆布挂在一面，把大衣挂在另一面。”

格雷贝尔拿起刺刀，往那角天花板上轻轻地敲了几下。它还牢固。他在废墟中巡视了一周，找到两三根铁条，便把它们钉在地上。随后他将帆布挂在那上面。“那是门帘。再把我的大衣往那边一挂，就可以做成一个帐篷模样。你说怎么样？”

“我能帮你搞吗？”

“不，你只要看住我们的东西就够了。”

格雷贝尔弄干净地上的碎砖乱石。随后他把手提箱拿进去，把被褥打开。他把背包放在头的一边。“现在我们有个地方住了，”他说，“以前，我还住过比这个更差的地方。你当然不会有这种经验。”

“这个时代，我也习惯于过这种生活了。”

格雷贝尔捡出来伊丽莎白的一件雨衣，一个酒精炉子和一瓶酒精。“他们偷去了面包，可是我们还有两三罐东西在背包里。”

“我们是不是也有煮东西的用具？一个锅子？”

“有我的饭盒。周围雨水反正有的是。我们还有喝剩的伏特加。我可以用热水给你做一种淡酒，叫你预防伤风。”

“我宁可直接喝伏特加。”

格雷贝尔把酒精炉点上了。淡蓝色的光芒把帐篷照得明亮。他开了一罐豆子。他们把它热了，跟剩下的香肠一起吃，这点香肠就是他们的证婚人克洛茨送的。“我们还是继续等候波尔曼，还是睡觉？”格雷贝尔问。

“我们睡吧，我已经累了。”

“我们得穿着衣服睡，那样你行吗？”

“我已经够累了，那样也行。”

伊丽莎白脱掉鞋子，把它们放在背包前面，免得被人偷去。她把袜子卷起来，塞在衣袋里。格雷贝尔拉起毯子替她盖好了。“怎么样？”他问。

“像一个旅馆。”

他在她身边躺下去。“为你的家，你觉得悲伤吗？”他问。

“不。头几次空袭一来，我料定它早晚会完蛋的。那时候我是悲伤的。以后，反正一切都是借来的时间。”

“对。可是，人是不是常常能像自己想的那样生活得很合理呢？”

“我不知道，”她躺在他胳膊上自言自语地说着，“也许当一个人没有一点希望的时候会那样，可是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情形啦。”

她睡熟了，呼吸又迂缓又匀静。格雷贝尔仍醒在那儿，躺了一会儿。他想到有时候在战场上，人们谈起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有一间房、一张床、一个女人和一个幽静的夜。

21

他醒来了。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在瓦砾堆上嘁嚓地响着。他悄悄地从被窝里钻出来。伊丽莎白动了一动，又睡熟了。格雷贝尔从帆布底下向外张望，可能是波尔曼回来了，但也同样可能是贼，甚至是秘密警察——他们照例是在这个时辰来的。如果是秘密警察，他就该设法去拦住波尔曼，叫他不要回家来。

在黑暗里，他看见前面有两个人影。他尽可能没声没响地跟着他们。他没有穿鞋子。可是没走几码路，他撞着一角墙壁，因为那墙壁很不结实，马上就倒下来了。他蹲下去。有一个人影转过身。“那儿有人吗？”一个声音问。那是波尔曼。

格雷贝尔站起来。“是我，波尔曼先生，恩斯特·格雷贝尔。”

“格雷贝尔？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我们刚才给轰炸得无家可归了，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我想你也许可以收留我们一两夜。”

“谁？”

“我太太和我。我已经在前几天结婚了。”

“自然可以，自然可以。”波尔曼走过来，他的脸在黑暗中显得十分苍白，“你是看见我才走来的吗？”

格雷贝尔迟疑了一下。“是的。”他随后说。用不着做不必要的戒备——既无需为伊丽莎白，也无需为这会儿悄悄地伏在废墟中什么地方的那个人。“是的，”他重复了一句，“你可以信任我。”

波尔曼摸摸自己的额角。“自然啰，那是肯定的。”他犹豫不决地站着，“你看见我不是一个人吗？”

“看见了。”

波尔曼仿佛已经决定了。“哦——是的——来吧。你说，过一夜。地方不太大，可是——首先，离开这儿。”

他们拐了个弯。“一点没有事。”波尔曼朝黑影说。

有人离开了废墟。波尔曼开了门，让格雷贝尔和那个人走进去。随后他在里面把门锁上了。“你太太在哪儿？”他问。

“她睡在外面。我们带来了被褥，搭了个帐篷似的东西。”

波尔曼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站着。“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格雷贝尔。你在这儿被人发现，可能是危险的。”

“那我知道。”

波尔曼清了清喉咙。“所以危险，那就因为是我。我正在遭人怀疑。”

“那我明白。”

“你明白，你也为你太太设想过吗？”

“想过。”格雷贝尔停了半晌说。

另外那个人一直毫无声息地站在格雷贝尔后面。这会儿他的呼吸才算听得见了。波尔曼走在他们前头，等房门关上、窗帘拉好以后，他才点起一盏很小很小的灯来。“没有互通姓名的必要，”他说，“还是不要知道姓名的好。这样，你就泄露不了什么了。恩斯特和约瑟夫就够啦。”

他看起来十分疲乏。约瑟夫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有一张狭长的、犹太型的脸。他仿佛十分镇静，向格雷贝尔微微笑着。随后他动手拂掉衣服上的灰粉。

“这儿已经不再安全了，”波尔曼说着，坐了下去，“不过，约瑟夫今夜非住在这儿不可。他昨天住的那家公寓已经炸掉。明天白天，我们得试一试再去找个什么地方。这儿再也不安全了，约瑟夫。这就是唯一的理由。”

“我知道。”约瑟夫答道。他的嗓音比人所料想的更深沉。

“还有你呢，恩斯特？”波尔曼问，“我受人怀疑，你固然知道，可是你是不是知道，如果在夜里的这个时辰，在一个被怀疑者的家里，而且跟一个被通缉者在一起叫人发现，那意味着什么？”

“知道。”

“我想今夜不会出什么事。城里太混乱了。可是事情也很难说。你愿意冒这个险吗？”

格雷贝尔不作声。波尔曼和约瑟夫都瞧着他。“对我来说，本来也无所谓冒险，”他说，“两三天过后，我又得回前线去。可是对我太太来说，情形可不一样。她非在这儿住下去不可。这一点，我先还没有考虑到。”

“我说这个话，倒不是要赶你走，恩斯特。”

“那我知道。”

“你们睡在外面行吗？”约瑟夫问。

“行，我们淋不到雨。”

“那就住在那儿。那样，你们可以完全跟我们没有一点儿牵连。明天一大早，把你们的东西搬到这儿来。你们主要就希望能这样，是不是？不过，你们也一样可以把东西藏到凯瑟琳教堂去。那边的教堂司事会允许这样做的。他是一个可敬的人。教堂的一部分已经炸毁，可是拱顶地下室还很完整。把你们的东西搬到那儿去。那样，你们可以整天没有一点儿牵挂，出去找寻住的地方了。”

“我相信他的话是对的，恩斯特，”波尔曼说，“对那些个事，约瑟夫要比我们知道得多。”

格雷贝尔对这个疲乏的老人突然有一阵亲切的感觉。这老人又像几年前一样，在直呼他的名字了。“我也这么想，”他答道，“我很抱歉，我惊动了你。”

“如果你需要什么，明天一大早不妨到这儿来。先敲两下慢的，随后再敲两下快的，可别敲得太响，我会听见你的。”

“好，谢谢。”

格雷贝尔回来了。伊丽莎白仍然睡得很熟。他躺下去的时候，她只醒了一半，随即又立刻睡着了。

她六点钟醒来。一辆马车在街上辘辘地驶过。她伸了个懒腰。“我睡得真好，”她说，“我们到底是在哪儿啊？”

“在加恩广场。”

“好。今夜我们去哪儿睡？”

“我们到白天再看吧。”

她又躺下去了。一道寒冷的晨光从帆布和大衣缝里钻进来。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她把大衣推到一边。外面，清晨的天空黄澄澄、亮晃晃的。“吉卜赛人的生活，”她说，“充满着新奇事儿。”

“是的，”格雷贝尔说，“我们就那样看待它吧。昨天夜里，我遇见了波尔曼。如果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可以去叫醒他。”

“我们不需要什么。我们还有没有咖啡？我们在这儿煮，好不好？”

“那我可以肯定是禁止的，就像其他一切合理的事情被禁止一样。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是吉卜赛人哪。”

伊丽莎白动手梳头发。“屋子后面，锅子里还有一点碧清的雨水，”格雷贝尔说，“刚够稍稍盥洗一下。”

伊丽莎白把短外套穿上。“我去看一看。这简直像在乡下咧，用泵抽出来的水。从前，他们往往管这个叫作罗曼蒂克的，是不是？”

格雷贝尔笑了。“就是现在也还这样啊——跟苏联的泥浆比较起来。一切事情原来都是相对的。”他把被褥卷好了。随后他点上酒精炉，把盛着水的锅子搁在那上面。他突然想起自己忘记在伊丽莎白房里找一找她的口粮购买券。她刚盥洗了回来。她的脸既清澈又年轻。“你的口粮购买券都带在身边吗？”他问。

“不，它们都在靠窗的那张书桌里放着，在那个小房间里。”

“糟糕，我忘记把它们拿出来了。为什么我竟没有想到？我时间很充裕咧。”

“你想到的东西比那个更重要，譬如说，我的金色衣裳。我们只要再去申请一下，可以补领一份。购买券被烧掉，原是很平常的事。”

“那也许要过一辈子才领得到哪。世界到了末日，也不会把一个德国官员从他的常规惯例里推出来。”

伊丽莎白笑了。“我到工厂里去请一个钟头的假，把它们补领来，看门人可以给我写一个文件，证明我的家已经被炸光了。”

“你今天还打算上工厂去吗？”格雷贝尔问。

“我不能不去啊。家被炸掉不能作为一个借口，那是天天会有的事。”

“我恨不得把那家倒霉的工厂放一把火烧掉。”

“我也是一样，可是那么一来，他们只会把我送到一个也许比这更坏的地方去。我不愿意制造军火。”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不去呢？谁知道你昨天出了什么事？你也许在抢救东西的时候受伤了。”

“那我就得弄个证明。我们有工厂医生和工厂警察。如果他们发现有人有欺骗行为，还得处罚。额外工作啦，取消假日啦——要是那样还不顶事，就会送进集中营去受爱国主义教育。凡是受过那种处罚的人，谁都不敢再旷工了。”

伊丽莎白拿起开水，把它倒进饭盒盖里的人造咖啡粉里。“不要忘记我刚得到了两天的假期，”她说，“我不能提太多的要求咧。”

他知道为了她的父亲，她认为决不能那么做。她希望这样可以对他有帮助。那是套在每个人脖子上的绳索。“那些个土匪！”他说，“他们把我们逼成了什么样子啊！”

“这儿是你的咖啡。可别生气了。我们没有生气的时间。”

“这正是叫我生气的事，伊丽莎白。”

她点点头。“我知道。我们的时间这么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能在一块儿过的时间更不多。你的假期快要过完了，而大部分却都是在等待中浪费的。我应当有更大的勇气，你在这儿一天，我就一天不去上工。”

“你的勇气够大了。等待总比没有什么可以等待好。”

她吻了吻他，微微笑着。“你很快就学会了运用恰当的词儿啦，”她说，“现在我一定要走了。今天晚上，我们在哪儿见面？”

“是啊，哪儿？现在已经找不到地方了。我们得从头开始。我到你工厂里去找你。”

“万一出什么事——空袭或是街道封锁呢？”

格雷贝尔想了一想。“那我把东西拾掇起来，到凯瑟琳教堂去。我们不妨把那边当作见面的第二个地点。”

“那边夜里也开吗？”

“为什么说夜里？你不会到夜里才回来啊。”

“那可难说。有一次，我们在地下室里不得不坐了六个钟头。最好是，遇到万一的时候，我们有个什么人可以在他那儿留一个信。光有见面的地点已经是不够了。”

“你是说，万一我们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出了事？”

“是的。”

格雷贝尔点点头。他已经知道，跟人失掉联系是多么容易。“今天我们可以找波尔曼。不，那还靠不住。”他考虑着。“宾丁，”他说，突然松了口气，“他是靠得住的。我已经带你去看过他的家。只是他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结了婚。不过那也不要紧，我先去告诉他好了。”

“你又想到那边去‘抢劫’一次吗？”

格雷贝尔笑了。“其实我倒没有存那样的心。不过我们的确需要一点东西吃，因此我又会去贪污腐化一番咧。”

“我们今夜还要在这儿睡吗？”

“我希望不要。我有一整天工夫，可以去另外找一个地方。”

她的脸色一会儿阴沉了。“是的，工夫你有的是。我现在一定要走了。”

“我马上拾掇起来，把我们的东西搁在波尔曼那儿，回头再送你上工厂去。”

“现在已经没有那样多的时间了。我不得不立刻奔跑啦。今晚上再见。工厂，凯瑟琳教堂或是宾丁家，多有趣的生活！”

“滚他妈的有趣的生活！”格雷贝尔说。

他一直看着她的背影。她飞快地穿过广场去。早晨很清澈，这会儿天空是一派洁净的、深沉的蔚蓝。露珠在废墟上闪烁，如同一张银色的网。伊丽莎白扭转头，挥了挥手。随后她又飞快地往前走。格雷贝尔喜爱她这种走路的姿态。她举步差不多都是笔直的，一步跨在另一步前面，好像她在循着一条马车的辙迹。他在非洲曾经看见过本地女人，走起路来也是这个样子。她又挥了一次手，在广场尽头那些房子中间消失了。这简直像是在前线，他想，分手的时候，你怎么也不知道是不是会再见。滚他妈的这种有趣的生活！

八点钟，波尔曼走出来了。“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有东西吃。我可以给你们一点儿面包——”

“谢谢，我们有的是。我能不能把被褥和手提箱放在你那里，再上凯瑟琳教堂去？”

“自然可以。”

格雷贝尔把东西搬进去。他没有看见约瑟夫。“很可能你回来的时候，我不在这儿，”波尔曼说，“先敲两下慢的，再敲两下快的。约瑟夫会听见你的。”

格雷贝尔打开一个手提箱。“这很像吉卜赛人的生活，”他说，“我倒没有料到。”

波尔曼懒懒地笑了笑。“这种生活，约瑟夫已经过了三年了。有好几个月，他都在电气火车上过夜，一直坐在车子上转来转去。那个时候，他只能坐着睡觉，而且一次只能睡一刻钟。那还在我们遭到空袭以前。现在，那已经是不可能了。”

格雷贝尔从手提箱里拿出一罐肉，递给波尔曼。“我可以分出这一罐，送给约瑟夫。”

“肉？你们自己不需要吗？”

“不。把这个送给他。像他那样的人，应当生存下去。要不，这一切过去以后，会成一个什么样子呢？到底会成一个什么样子呢？是不是会留下足够的东西，可以重新开始呢？”

那老头儿沉默了半晌。随后他走到那个立在角落里的地球仪前面，转动一下。“瞧这儿，”他说，“世界上这一块小小的地方便是德国。你用大拇指差不多就可以把它掩起来。这是世界上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

“也许是。可是从这个很小的部分，我们已经征服了一大片世界。”

“一片，是的。征服——然而并没有叫人信服。”

“还没有。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上面站稳了，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十年，或是二十年，或是五十年。胜利与成功是最有效的说服力量。在我们自己的国度里，我们已经看见过了。”

“我们并没有胜利。”

“那不是一个证据。”

“这是一个证据，”波尔曼说，“一个极其充分的证据。”他那血管很粗的手继续在转动着地球仪。“世界，”他说，“世界并不是静止的。人对自己的国家一时感到失望的时候，他应当相信世界。日食、月食是可能的，但是不会有一个永世过不完的黑夜，在这个行星上不会有。人不应当为了让自己更容易应付，就干脆悲观失望。”

他把地球仪又转回来。“你问我是不是会留下足够的东西，以便重新开始。教会起初只有几个渔夫，几个躲在陵墓里的忠实信徒和罗马竞技场上那些幸存的人。”

“是的。纳粹党起初也只有慕尼黑啤酒厅里那几个无业的狂热信徒。”

波尔曼微笑着。“你说得对。但是从来没有一种暴政会维持得很久。人类的进步并没有循着一条平稳的途径，它常常只是突击一下，抽搐一会儿，倒退一步，发作一阵。我们是太自高自大了，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征服了我们血腥的过去。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竟连向四周看一看都不敢，因为怕它又要攫住我们。”他捡起帽子，“我得走了。”

“这儿是你的那本关于瑞士的书，”格雷贝尔说，“淋了雨，已经坏了。我曾经丢失过，后来又发现了，便把它找回来了。”

“你用不着把它找回来。人用不着把梦找回来啊。”

“正相反，”格雷贝尔说，“什么东西才得找回来呢？”

“信仰。梦常常会自个儿改变形态。”

“人但愿能这样。要不，你还不如吊死。”

“你还多么年轻哪！”波尔曼说，“可是我在说些什么啊？你实在还很年轻。”他穿上大衣，“说也奇怪，我常常对年轻人有一种不同的看法。”

“我也是这样。”格雷贝尔说。

约瑟夫得到的消息是正确的。凯瑟琳教堂的那个教堂司事果然答应替他们照管东西。格雷贝尔把背包留在那儿。他随后到房屋管理处去。那个机关曾经被迫迁移过一次，现在设在一所学校的自然史教室里。一个搁着地图的架子和一座放着各种浸在酒精里的标本的玻璃橱仍然立在那儿。一个女职员把几个玻璃瓶当作镇纸。那是蛇、蜥蜴和青蛙。除此以外，还有一只剥制的松鼠，眼睛是玻璃的，两个爪子里还抓着一个坚果。那女职员是一个态度和善、头发花白的人。“我把你的名字登记下来，申请应急房屋，”她说，“你有通信地址没有？”

“没有。”

“那你就得随时来问问。”

“有没有希望？”

“一点也没有。在你之前，已经有六千人来申请。最好你还是自己去找找看。”

他回到加恩广场，在波尔曼家的门上敲了一阵，没有人应声。他等了一会儿，随后他走到玛利亚大街，去看看那儿还剩下些什么。

伊丽莎白的那幢房子已经烧到看门人住的那一层。消防队已经来过。样样东西都还在滴着水。伊丽莎白住的那个公寓房间烧得一点也不剩了。本来放在外面的那把安乐椅也已经没有。一双湿漉漉的蓝手套掉在水沟里，就只有这么一点东西。

格雷贝尔看见那个看门人待在他屋里的窗帘后面。他想起他曾经答应过送给他雪茄。那仿佛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现在再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可是那也很难说。于是他决定去看阿尔方斯，不管怎么样，他也需要弄点东西来晚上吃。

别的什么都没有毁，单单炸中了那一幢房子。花园在晨光中平静地躺着，桦树临风摇曳。黄水仙的金光在闪闪熠耀，早发的树木都在开花，活像一群群白的和粉红的蝴蝶停在那上面——只有宾丁的房子已经是一堆荒凉的废墟，突出在花园中的一个弹坑上，那弹坑里积着肮脏的水，倒映着天空。

格雷贝尔站在那儿瞅了一会儿，好像他不能相信似的。他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他常常认为阿尔方斯是不会出什么事的。他慢腾腾地走过去。那个禽鸟浴池已经从座子上折断，裂开了。前门在紫丁香花丛里吊着。鹿角矗立在草地上，仿佛那野兽就埋在这底下。一条花毡高高地挂在树头，活像蛮族征服者的闪烁的旗幡。一瓶拿破仑白兰地触目地、笔直地立在一片花坛里，如同昨夜长出来的一个葫芦。格雷贝尔把它捡起来，端详了一会儿，便把它藏到口袋里。很可能那个地窖还受得住，他想，而阿尔方斯也已经被铲出来了。

他绕到房子后面。厨房门依然立着。他推开门。有个什么东西在里面动了一动。“克莱纳特太太？”他说。

回答他的是一阵大声的抽泣。那女人站起身，从那间一半坍毁的房子里走出来，到了户外。“可怜的绅士！他是那样仁慈！”

“出了什么事？他受伤了吗？”

“他死了。死了，格雷贝尔先生！他是那样一个热爱生活的绅士！”

“死了？”

“是的。人真是弄不明白咧，是不是？”

格雷贝尔点点头。即使看惯了死亡，你也还是弄不明白的。“事情怎么样发生的？”他问。

“他在地窖里，可是那个地窖经不起轰炸。”

“那个地窖太不牢固，受不住重磅炸弹。他为什么不到赛特尔广场那个深壕里去呢？离这儿只有几分钟的路啊。”

“他以为不会出什么事。而且那时候——”克莱纳特太太犹豫了一下，“还有一位小姐在这儿。”

“什么？中午？”

“她还没有走，你知道，她是昨天夜里来的。一个大个儿的金发姑娘。队长先生最喜欢那种大个儿的金发姑娘。我刚刚端上一道鸡肉，空袭来了。”

“那位小姐是不是也被炸死了？”

“是的。他们的衣服甚至还没有穿齐整哪。宾丁先生穿着睡衣，那位小姐穿着一件薄薄的丝绸晨衣。他们给发现的时候，就是这么个装束。我也一点没有办法。想不到他给发现的时候，竟会是这副样子！连制服也没有穿！”

“那倒无所谓。如果他非死不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死法，”格雷贝尔说，“他午饭是不是早已吃过了？”

“吃过了，吃得很开心。酒啊，还有他喜爱的点心啊。加上起泡奶油的苹果饼啊。”

“就是啰，你瞧，克莱纳特太太，那样说来，他死得很不差咧。我自己寿命到了的时候，也巴不得有这种死法。实实在在，你用不着为这个而流泪。”

“可是死得太早啊。”

“我相信，死总是太早的，哪怕人活到九十岁。他什么时候下葬？”

“后天九点钟。他早已给装在棺材里了。你要看看他吗？”

“他在哪儿？”

“在地下储藏室里，那儿很阴冷。棺材早已钉起来了。这一边的屋子毁坏得不太厉害，只有前面，完全被炸塌了。”

他们穿过厨房，走进了地窖。一堆碎玻璃已经扫拢在一个角落里。有一股泼翻的酒和罐头食品的味儿。屋子中央的地上，停着一口胡桃木棺材。周围的架子上，歪歪倒倒、横七竖八地放着许多蜜饯水果的玻璃瓶和罐头食品。“你怎么这样快就弄得到一口棺材？”格雷贝尔问。

“那是党照顾的。”

“他就从这儿出殡下葬吗？”

“是的，后天九点钟。”

“我会来的。”

“那一定会使我们的先生很高兴。”

格雷贝尔瞪着克莱纳特太太。“在阴间地府里，”她说，“他一向很喜欢你哪。”

“是的，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你是唯一从来不要他任何东西的人。还有，因为你一直在打仗。”

格雷贝尔在棺材前面站了一会儿。他感到一种惶然的歉疚，可是除此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他在这个流泪的女人面前一点没有别的感觉，心里有点儿羞愧。“所有这些东西，你打算怎么办呢？”他问，向那些罐头食品瞟了一眼。

克莱纳特太太已经平静下来了。“只要你用得着，你尽管拿去好了，格雷贝尔先生。要不然，它们也只会落到陌生人手里去。”她说。

“你自个儿把它们留着好了。这些东西大都到底是你一个人收藏起来的。”

“我自个儿早已留出了一点。我不需要很多。你要什么就拿什么，格雷贝尔先生。到这儿来的党员好像都竖起了眉毛。没有这么多东西，反而好些。否则，看起来太像是囤积了。”

“那倒是真的。”

“好吧，就为了这个理由。别人一来，这些东西都会落到陌生人手里去。你到底是宾丁先生的知己朋友哪。他一定也希望你比别人多拿一点。”

“他有家属没有？”

“他父亲还在，可是你知道他是怎么样看待他的。留下的东西反正还多得是。在另一个地窖里，还有好多好多没打破的酒。什么东西你用得着，你都拿去好了。”

那女人沿着架子急匆匆走过去，抽出一个个罐头拿过来。她把它们放在棺材上，正想再走去拿，忽然明白她自己做的是什么事，便把它们从棺材上捡起，带到了厨房里。

“等一等，克莱纳特太太，”格雷贝尔说，“要是我预备带走一点东西，那么我们还是用心地挑一下。”他瞧着那些罐头，“这是芦笋，荷兰芦笋，我们用不着。可是我们不妨拿点油渍沙丁鱼，还拿点瓶装的猪肘子。”

“说得对。我简直搅昏了。”

她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聚拢了一堆。“那太多了，”格雷贝尔说，“这么些东西怎么拿得了？”

“走两三个来回嘛。为什么让这些东西落到陌生人手里去，格雷贝尔先生？你是一个士兵，你比那些干机关公事的纳粹党员更有权利拿这些东西咧！”

那也许是确实的，格雷贝尔想，而伊丽莎白、约瑟夫和波尔曼也有同样的权利，如果我不是随便多拿一点，那才是一个傻瓜呢。现在，这样做对阿尔方斯不会有帮助，但也不会有损害啦。直到后来，他离开那座被炸毁的房子早已相当远的时候，他这才突然想起，他没有住在宾丁家里，没有跟他一块儿给压死，实实在在只是碰巧罢了。

约瑟夫开了门。“开得好快。”格雷贝尔说。

“我看见你走来。”约瑟夫指了指门板上的一个小洞，“我早先把它钻穿的，倒有用呢。”

格雷贝尔把一包东西往桌子上一搁。“我去过凯瑟琳教堂。那个教堂司事说，我们可以在那儿过夜。谢谢你的忠告。”

“是那个年轻的教堂司事吗？”

“不是，是一个老头儿。”

“那个老头儿很不错。他让我在教堂里住过一个星期，叫我冒充助理教堂司事。后来突然来了一次搜查。我躲在一架风琴里。原来是那个年轻的教堂司事去密告我的。他是一个反犹分子，一个宗教界的反犹分子。那样的人是有的，因为两千年前，我们弄死了基督。”

格雷贝尔打开那包东西。随后他从口袋里摸出几罐沙丁鱼和鲱鱼。约瑟夫望着它们。他的脸没有变。“一批财富。”他说。

“我们来分吧。”

“你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分出来吗？”

“你瞧啊。我是打一个冲锋队指挥官那儿继承得来的。你在乎吗？”

“不。这样，这些东西倒别有风味了。你跟冲锋队里的指挥官搞得这么熟，竟连这样的礼物都弄得到手吗？”

格雷贝尔瞧着约瑟夫。“是的，”他说，“无论如何，这一个我是很熟的。他是一个没心眼的、和蔼的人。”

约瑟夫没搭腔。“你难道不相信一个人同时也可以是那样吗？”格雷贝尔问。

“你相信吗？”

“那也许是可能的，”格雷贝尔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个性，或是有顾虑，或是软弱，而他只是为了那样的理由一步步爬上去。”

“难道那样的人会升做冲锋队指挥官吗？”

“那甚至也许是可能的。”

约瑟夫微笑了。“真是奇迹，”他说，“人大概以为一个凶手一定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凶手，不会是别的。事实上，只要他偶尔在他一小部分生命当中做过凶手，那也已经足够——已经足够造成可怕的灾难了。你同意吗？”

“是的，”格雷贝尔答道，“一只鬣狗总是一只鬣狗，而人，就有各种各样的了。”

约瑟夫点点头。“集中营的监督会很有趣。党卫队员在自己人中间会很温厚和善。随营服务员会只看到他们好的一面，忽视他们残暴的一面，或者把那种行为解释成时代的偶然的产物，或是使人惋惜的必要的措施。有些人的良心是有弹性的。”

“有些人害怕。”

“有些人害怕。”约瑟夫彬彬有礼地说。

格雷贝尔不作声。“我希望能帮助你做点什么。”他随后说。

“能帮助的事是不多的。我只有孤零零一个人。我不是会被捕，便是会活下去。”约瑟夫与己无关地说着，好像他在谈一个陌生人。

“你有没有亲属？”

“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父亲，老婆和一个孩子。他们都已经死了。两个被打死，一个病死，其余的都给煤气熏死了。”

格雷贝尔瞪着他。“在集中营里？”

“在集中营里，”约瑟夫还是彬彬有礼地、冷冷地回答，“在那儿，他们有特殊的设备。”

“你逃出来了？”

“我逃出来了。”

格雷贝尔瞅着约瑟夫。“你一定会憎恨我们咧！”他说。

约瑟夫耸耸肩膀。“憎恨！谁能让自己享受这样的奢侈？憎恨会使人忘记警惕呢。”

格雷贝尔朝窗子瞥了一眼。紧靠着这个窗子，后面矗立着一堆炸毁的房子的瓦砾。那盏小油灯的惨淡的光仿佛越来越暗。它照在那座已经被波尔曼推在角落里的地球仪上。

“你就要回前线去吗？”约瑟夫谦恭地问。

“是的。回去打仗，使得那些追捕你的罪犯可以拖长一点执政的时间，拖长到也许恰恰来得及把你逮住，把你绞死。”

约瑟夫微微做出一个同意的姿势，一言不发。

“我要回去，因为不这样，他们会枪毙我。”格雷贝尔说。

约瑟夫不搭腔。

“我要回去，因为我要是开了小差，他们会把我父母和老婆关起来，或是把他们送进集中营，或是把他们弄死。”

约瑟夫没作声。

“我要回去，我知道我的理由并不成为什么理由，然而它却是千万人的理由。你一定会瞧不起我们咧！”

“不要那么空说。”约瑟夫轻声说道。

格雷贝尔盯着他，他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谁也没有说瞧不起任何人，”约瑟夫说，“只有你。你为什么把这个看得这样重要？我瞧不起波尔曼吗？我瞧不起那些每天晚上冒了生命的危险把我藏起来的人吗？你好天真哪！”

突然他又微笑起来了。这是一种幽灵似的微笑，仅仅在他脸上飞过，却没有碰到他的脸。“我们别谈这个题目了，”他说，“人不应当谈得太多，而且人也不应当缅怀往事。还没有到这种时候。这样会使你软弱。回忆也是一样。做这些事，时间都还太早。在危险的时刻，你只应当想，怎么样救活你自己。”他指了指那些罐头食品，“这些东西倒会有帮助，我就收下了，谢谢。”

他接过罐头和果酱，把它们放在书后面。放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样子难看得出奇。格雷贝尔发现他手指的最后一节都已经残废，而且都没有指甲。约瑟夫觉察到他的瞥视。“这是集中营里一点小小的纪念，一个分队长的星期日娱乐。他管这个叫作点圣诞蜡烛，用的是极尖的火柴。他当时如果弄我的脚趾倒好了，那就不会这样惹眼。像现在这样，我很容易被人认出来。在街上，我总要戴手套咧。”

格雷贝尔站起来。“如果我送你一套旧制服和我的领饷簿，那对你会有帮助吗？必要的时候，你不妨改一改装。我可以说，那些统统给烧掉了。”

“不，谢谢。我不需要。在不久的将来，我就要变成一个罗马尼亚人了。那是波尔曼的主意，也是他去安排的。在那一类事情上，他非常聪明。你看到他的时候，不会这样想吧，是不是？我就要变成一个罗马尼亚人，一个铁卫团团员，纳粹党的朋友。我的外貌装成一个罗马尼亚人也挺不错。这样，我的创伤解释起来自然更容易了，说是被共产党作践的嘛。你要把你的被褥和手提箱都带去吗？”

格雷贝尔知道约瑟夫是要打发他走。“你是不是还等在这儿？”他问。

“怎么了？”

格雷贝尔把他自己的一份罐头食品推到他面前。“我还可以弄到一些。我再去拿一批回来。”

“这样也已经太多了。我不敢携带很多的行李。现在我得走了。我不能再等了。”

“纸烟，我忘记了拿纸烟。那边纸烟也很多，我可以去拿来。”

约瑟夫的脸变了。这脸突然变得松弛，几乎是柔软的了。“纸烟，”他说，好像他在谈起一个朋友似的，“那又不同了。纸烟比粮食更重要。那我就等着吧，自然啰。”

22

一大群人早已在凯瑟琳教堂的回廊里等着。他们差不多全坐在箱子和篮子上，或是被纸包和布包围了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女人与孩子。格雷贝尔拿着铺盖卷和手提箱，也在她们中间坐下了。一个脸像马脸一样的老太婆坐在他旁边。“只要他们不把我们当作疏散者看待，用船运出去就好了！”她说，“你们总也听到过那样的故事。住在营房里，吃的东西不够，农民们又暴躁又小气。”

“他们那样办，我也不在乎！”一个瘦伶伶的姑娘回答，“我只要能离开。什么事总比死好。照顾我们是他们的责任。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损失了。照顾我们是他们的责任哪。”

“前几天，有一列火车装着从莱茵兰疏散出来的人，路过这儿。那个样子啊！他们要被运到梅克伦堡去。”

“梅克伦堡？那是富农住的地方咧。”

“富农！”那个马脸女人怒气勃勃地笑了笑，“给他们干活，你非弄到肉从骨头上落下来不可。可是你得到的报酬却只有很少一点口粮。这情形元首应当知道！”

格雷贝尔瞧了瞧那个马脸，又瞧了瞧那个瘦伶伶的姑娘。在她们背后，透过露天的罗马式柱廊，嫩绿正在教堂的花园中闪烁。黄水仙在回廊里的雕像前开花。一只画眉停在受难的基督像上歌唱。

“他们理应把我们义务收留下来，”那个瘦伶伶的姑娘说，“那些富裕的人。我们是战争的受难者，战争的受难者。”她重复地说着。

教堂司事走过来。他瘦瘦的，长着一个下垂的红鼻子，两个罗锅那样的肩膀。格雷贝尔想象不出他竟会有勇气隐藏秘密警察正在搜捕的人。

那教堂司事让人们进去了。他发给每个人一个行李的号码，又把标着同一号码的签条贴在铺盖和提包上。“晚上不要回来得太晚，”他对格雷贝尔说，“我们这教堂里地方不够。”

“地方不够？”凯瑟琳教堂是一座很大的建筑物啊。

“不够。教堂的本堂没有辟作避难所，只开放了地下的房间和侧面的过道。”

“那么，来晚的人在哪儿睡呢？”

“在那些仍然立着的回廊上，也还有许多人睡在回廊花园里。”

“本堂地下的房间是不是避弹的呢？”

那教堂司事慈祥地瞧着格雷贝尔。“建筑教堂的时候，谁都不会想到这样的事。那是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啊。”

红鼻子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连那最细微的皱纹也没流露出一点什么来。在掩饰方面，我们已有了极大的进步，格雷贝尔想，差不多人人都是一个小小的行家。

他走过花园，又穿过外面的回廊。教堂被破坏得很厉害，一座尖塔已经坍塌了，日光无情地往里直注，一条条宽阔的、晃亮的光带切开了暗沉沉的黄昏。很多窗子也都碎裂了。麻雀蹲在那上面，叽叽喳喳地叫着。神学校已经完全炸毁。紧靠在旁边是一个防空壕。格雷贝尔走进里面去。这是一个改建过的古老的酒窖，以前属于教堂所有的。放酒桶的架子还在那儿。空气很潮湿、阴冷而且芳香。几百年来的酒的浓香，仿佛仍然能一次又一次地战胜那轰炸之夜的恐惧的气息。在防空壕后部，格雷贝尔看见许多沉重的铁环，安在天花板那四方形的石块上。他记得在做酒窖以前，这个地方曾经是刑讯巫婆与异教徒的地牢。他们的手被高高吊起，脚上套着铁镣；他们被烧红的火钳夹住，一直要拷问到招认为止。随后他们被以上帝的名义和基督那“爱你邻人”的诫命处以死刑。没有什么改变，他想，集中营里执行刑讯的人有的是卓越的榜样。拿撒勒木匠的儿子[22]有的是奇怪的信徒。

他顺着阿德勒街走去。这是晚上六点钟。他花了一整天工夫想找一间房，却什么也没找着。他疲乏无力，决定今天不再去找了。

这一带被摧毁得很厉害，尽是一排排的废墟。他没精打采地在废墟中间走着。他突然看见一样东西，起初他简直相信不了。原来在一片荒凉中间，立着一幢小小的两层楼房。房子很破旧，而且还有点歪斜，可是完全没受过一点破坏。房子四周有一座花园，园里有几株树，几丛灌木，已经长出叶子，一切都完完整整的。这是废墟荒漠中的一片绿洲。花园的栅栏上面，紫丁香含苞未放，那栅栏竟一根桩子也没断。两边十步开外，又展开那片青光粼粼的荒野，可是这座小小的古老的花园，这幢小小的破旧的房子，却由于一种奇迹竟被保留了下来。随着毁灭，有时自会产生这样的奇迹。正门上面，漆着：维特餐厅旅馆。

园门开着。他走进去，发现窗上的玻璃竟一块也没碎。这会儿他也不再惊奇了，好像这样才合适似的。不可思议的事往往就等在失望旁边，靠得很紧。一头褐里带白的猎狗睡在门边。几个花坛里开着黄水仙、紫丁香和郁金香花。这种景色他以前仿佛也见过，但他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好像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了。可是也许他不过做过那样的梦。他从门里走进去。

酒吧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玻璃杯还立在架子上，酒瓶一个也没有了。酒龙头闪闪发亮，可是它下面的筛子却是干的。靠墙搁着三张桌子，四面围着几把椅子。中间一张桌子上面挂着一幅画，画的是提洛尔的风景，画里有一个姑娘在弹齐特琴，还有一个猎人向她弯着身子。没有一幅希特勒像，格雷贝尔也料到不会有。

一个中年女人走出来了。她穿着一件褪色的蓝罩衫，袖子在肩膀处打着皱褶。她没有说“希特勒万岁”，她只说了一声“晚上好”——这晚上的确很不坏。经过了辛勤工作的一天，正希望有一个很好的晚上。从前常常就是这样的，格雷贝尔想。他本来只打算喝点什么，废墟中的尘灰扑得他口渴了，可是这会儿却突然觉得跟伊丽莎白到这儿来一起过一个晚上，仿佛是十分重要的事。他料到那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晚上，在这座迷人的花园四周，一直伸展到天边的黑黝黝的破坏圈后面。“能在这儿吃晚饭吗？”他问。

那女人犹豫了一下。“我有口粮购买券，”他连忙说道，“在这儿吃饭一定很有意思。也许还可以在花园里吃。今天是我最后几天里的一天，过了这几天我就不得不离开了。我太太和我，我们俩都有口粮购买券。要是你乐意，我还可以带几听罐头食品来出让。”

“我们只有扁豆汤。其实我们已经不招待客人了。”

“扁豆汤也很好，我已经好久没吃到这种汤了。”

那女人微微一笑。这是一抹宁静的微笑，仿佛自然形成的。“如果你认为那样已经很够，那就来吧。假使你们乐意，你们也可以坐在花园里。如果太冷，那就坐在这儿。”

“在花园里。亮光也够了。我们能在八点钟左右来吗？”

“吃扁豆汤，你们倒不一定要准时。你们爱在什么时候来，就在什么时候来好了。”

一封信塞在他父母房子的门牌底下。那是他母亲写的。他们把这封信从前线转寄给他。他将它拆了。信写得很简单。他母亲说：他父亲和她打算在第二天早晨搭运输船离开这个城市，他们还不知道会被送到哪儿去。他不必担心，这不过是一种以防万一的安全措施。

他看了看日子。信是在他休假之前一星期写的，里面一点也没提到空袭的事。他母亲一向很谨慎，她生怕信受到检查。这房子看来也不像是第二天夜里给炸掉的，应该还要早些，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被指定搭运输船离开了。

他慢腾腾地把信折好，放进了口袋。他父母原来还活着！他现在真是再有把握不过了！他向四下里看了一眼。好像有个摇摇晃晃的玻璃墙壁似的东西正在沉到他面前的地里去。忽然间，哈肯街又跟所有被轰炸过的其他街道完全一个样。曾经笼罩在十八号上头的那种恐惧与苦恼已经给悄悄地吹走。那儿也跟别的任何地方相同，除了废墟和瓦砾，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他深长地吸了口气。他并没觉得高兴，只感到一种舒畅的宽怀。随时随地都压着他的那副担子，突然从他肩膀上卸脱了。他也没想过，在他的休假期间，大概他不会见到他的父母，长久的动荡早已葬送了这个希望。他们还活着，这就够啦。他们还活着，随着这个事实，有种什么东西解除了，于是他自由了。

最近一次空袭，这条街上又落了几颗炸弹。本来只剩了门面的房子这一下便完全坍塌了。稍微前面一点，那扇贴着“废墟通报”的门如今被撑起在一堆瓦砾中间。格雷贝尔正在寻思，那个发了疯的防空哨兵不知怎么样了，却看见他正在从街对面走过来。“士兵，”那个哨兵说，“还在这儿哪？”

“是的。你似乎也一样。”

“你看到那封信没有？”

“看到了。”

“是昨天下午送来的。你的那张告示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从门上揭下来？我们十分需要那块地方。已经有过五个人来申请了。”

“还不成，”格雷贝尔说，“再过两三天。”

“是时候了，”那个哨兵说，口气既尖锐又严厉，活像一个老师在斥责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我们对你已经十分忍耐了。”

“你是这个通报的编辑吗？”

“防空哨兵是万能的。他维持秩序。我们有个寡妇，她的三个孩子都在最近一次空袭时失踪了。我们需要一块地方来出个通告。”

“那就用我的地方吧，反正我总要到那边一堆瓦砾中去取信的。”

那哨兵把格雷贝尔的告示揭下来，递给他。格雷贝尔正要将它撕掉，哨兵却马上一把抓住他的手。“你疯了吗，士兵？像这样的东西，你怎么也撕不得。要是你撕了，那你的运气也会被撕了。一次消灾，一直会消灾，只要你一直藏着这张告示。你的确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

“是的，”格雷贝尔说，把告示折好，放进口袋，“我倒愿意一直是那样咧。你现在住在哪儿？”

“我不得不搬家了。我已经找到一角舒服的地窖。现在住的那地方，简直像是当了耗子家的三房客，怪有意思的。”

格雷贝尔瞧着那个人。他那憔悴的脸上一点也没流露出什么。“我打算发起一个社团，”他说，“把那些有亲属给压死在瓦砾堆里的人组织起来。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要不，市政当局不会想办法。至少在每个压死过人的地方得找个牧师来降降福，让它成为一块净土。你懂得吗？”

“嗯，我懂得。”

“好。有人还认为这样做是愚蠢的。你现在自然没有任何理由来做一个会员了。你已经接到那封倒霉的信啦！”

那张憔悴的脸忽然像是裂开了。一种惘然的苦痛与愤怒的神情仿佛将它弄成了粉碎。那个人急遽地扭转身，顺着街大踏步走回去。

格雷贝尔望着他的背影，随后他继续往前走。他父母还活着的事，他决定不告诉伊丽莎白。

她独自一个人穿过工厂前面的广场。她仿佛很迷惘，很渺小。黄昏使这个广场显得比平时更大，它后面那些低矮的建筑物也显得更光秃、更吓人了。

“我又可以有几天不去上工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又可以不去了。”

“几天？”

“三天，最后的三天。”

她停住步。她的眼睛变了，它们突然噙满了眼泪。“我告诉他们为什么，”她说，“他们马上给了我三天假。也许以后我还得把这三天补起来，可是那没有关系。以后，反正什么事都没有关系了。其实，如果我有很多的活要干，反而更好些。”

格雷贝尔没搭腔。他们就要分离的这个念头，好像一颗暗晦的陨星似的掉在他面前。这件事情他本来一直是知道的，就像人知道别的许多事情一样——虽然知道，但没有真正领会，或是完全感觉到。那中间往往还有很大的距离。如今，这个念头忽而自然地出现了，又大、又充满着使人寒心的恐惧，而且放射出一种苍白的、贯穿一切的、把人变成骷髅的光——如同照透生命的美丽与神秘，只剩下纯粹渣滓与自然命运的X光。

他们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两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受。他们站在空寂的广场上，你看我我看你，都知道对方正在熬受什么样的痛苦。他们都有一种感觉，好像他们在暴风雨中旋转，可是他们又一动也没有动。他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避开过的那种失望终于攫住了他们，而现在，他们互相看见了彼此往后的情况：格雷贝尔看见伊丽莎白孤零零一个人，在工厂里，在防空壕里，或是在房间里，没有什么希望地等待着；而她也看见他回去作战，为了一个他已经不再相信的目标。失望震撼着他们，而同时，仿佛一场倾盆大雨似的，有一种致命的温柔落在他们身上，对于这种温柔，他们不敢让步，因为他们觉得一接受下来，就会被撕成粉碎。他们都无可奈何。他们一点没有办法。他们不能不等它过去。

仿佛隔了永恒的时间，格雷贝尔才开口说话。他看见伊丽莎白的眼睛里眼泪已经没有。她不曾动弹一下，好像那眼泪已经往肚里流进去了。“那么我们还可以有整整两三天在一起。”他说。

她笑了一笑。“是的，从明天晚上开始。”

“好，如果用老法子来计算的话，那就好像我们还有两三个星期——两三个星期，那时你只有晚上才有空。”

“是的。”

他们继续往前走。傍晚的红光挂在一幢房子的墙上那空洞洞的窗子里，如同一块忘记拉开的窗帘。“我们上哪儿去？”伊丽莎白问，“我们打算睡在哪儿啊？”

“我们睡到教堂的回廊上去。如果天气暖和，或者睡在回廊花园里。这会儿我们去吃扁豆汤吧。”

维特餐厅在废墟中间显现了。有一会儿工夫，格雷贝尔觉得它居然还在那儿，似乎很奇特。它像海市蜃楼一样，缥缥缈缈。他们走进花园的大门。“你觉得这儿怎么样？”他问。

“它像是被战争漏过的一小片和平。”

“是的，那便是今天晚上会保留的样子。”

花坛发出强烈的土壤气息，有人刚在那上面浇过水。那猎狗甩着尾巴从屋子后面走出来。它正在舔着嘴，仿佛才吃过东西似的。维特太太朝他们走过来，她已经穿上一条洁白的围裙。“你们要不要坐在花园里？”她问。

“好的，”伊丽莎白说，“要是可以，我很想洗一洗手。”

“当然可以。”

维特太太带伊丽莎白走进屋子，上了楼。格雷贝尔穿过厨房，到了花园里。一张铺着红白格子布的桌子，还有两把椅子都早已摆好了。玻璃杯和碟子放在桌子上，还有一个微微结着霜花的有柄水瓶。他贪婪地喝了一杯。水很冷，味道比酒好。花园比人从外面想象的样子来得大。里面有一片草地，早已鲜嫩碧绿了，接骨木、紫丁香和几株老树都已经长出了新叶。

伊丽莎白回来了。“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

“碰巧。要不然，人怎么找得到像这样的地方呢？”

她走过草地，用手指拨弄着花丛上的嫩芽。“紫丁香早已茁芽了，它们还很青很尖，不久它们就要开花了。”

“是的，”格雷贝尔说，“它们就要开花了，过两三个星期。”

伊丽莎白走到他跟前。她发出一股肥皂、清水和青春的味儿。“这儿美极了。说也奇怪，我好像觉得以前曾经来过这儿似的。”

“我一看见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好像这一切以前都曾经有过，你，我，还有这座花园——好像只有很小的一点儿东西不见了，就是那最后的很小的一点儿。我还能把一切情景都回忆起来，跟那个时候一模一样。”她把头倒在他肩膀上，“这一点儿是绝不会有的，人往往总要少这么一点儿。可是，也许我们以前的确有过这样的生活，而以后也会永远过这样的生活。”

维特太太端着一个有盖汤碗出来了。“现在我想把我们的口粮购买券交给你，”格雷贝尔说，“我们有的也不多，有些已经烧掉了。可是这一点大概是够的。”

“我不需要这么多，”维特太太说，“我们还有从前吃剩的扁豆。我只要几张去买香肠，余下的我往后再送还吧。你们要喝点儿什么吗？我们还有几瓶啤酒在。”

“那好极了，我们正想喝啤酒。”

晚霞现在只剩下一抹淡淡的红光。一只画眉歌唱起来。格雷贝尔记得中午时候听到过一只鸟歌唱的，那只鸟停在一个十字架的受难图像上。从那时候起，发生了很多的事。他揭开那个汤碗的盖子。“香肠，很好的波仑亚香肠。还有扁豆，煮得稠稠的。确是一道好菜！”

他把扁豆汤盛在碟子里。一刹那，他仿佛觉得自己有了一个家、一座花园、一位太太、一张桌子、食物、安全，而且好像还有和平。“伊丽莎白，”他说，“如果有人给你一份合同，规定你在今后十年内可以过这样的生活——有这片废墟，有这座花园，我们俩住在一起——你愿意在这合同上签字吗？”

“马上就签，而且期限还要长一些。”

“我也是一样。”

维特太太把啤酒送来了。格雷贝尔开了瓶子，将杯子斟满。他们喝着酒。这啤酒又冷又好。他们吃着汤。他们慢慢地、静静地吃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天色更暗了，一束探照灯光划破了长空。它穿过云层，向前面伸出去。那画眉已经停止歌唱。夜开始了。

维特太太走过来把汤碗加满。“你们吃得还不够啊，”她说，“年轻人应当痛痛快快地吃才对。”

“我们已经尽量吃了，汤碗差不多空啦。”

“我再给你们来一点生菜，来一块乳酪。”

月亮升起来了。“现在我们什么都有啦，”伊丽莎白说，“月亮、花园，我们也吃过东西，而且在我们前面还有整整一个夜晚，它简直美丽得叫你受不了。”

“这本来是人们一向生活的方式啊，他们从前都不当它有什么特别咧。”

她点点头，向四下里扫了一眼。“你从这儿看不见一点废墟。这座花园就是这样安排的，恰恰叫你一点也看不见。树木把废墟都遮住了。想想看，如果所有的国家处处全像这个样子多好！”

“等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到那些国家去。我们只看到没有受过破坏的城市，晚上全城都亮着灯火，走路时谁也用不着害怕炸弹。我们悠悠闲闲地踱过灯火辉煌的商店橱窗，灯火是那么亮堂，我们夜里在街上也看得清彼此的脸。”

“他们会让我们进去吗？”

“让我们去旅行？为什么不呢？譬如说，瑞士。”

“我们得有瑞士法郎，我们打哪儿去弄呢？”

“我们拿照相机去那儿贩卖，靠那笔钱，我们可以过两三个星期的生活。”

伊丽莎白笑了。“或是首饰，或是皮大衣，可是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

维特太太拿着生菜和乳酪进来了。“你们喜欢这个地方吗？”

“很喜欢。我们能不能多待一会儿？”

“你们爱待多久就待多久。我还可以给你们弄点咖啡来，自然是麦芽咖啡。”

“来点咖啡吧。今天，我们过的是王子一样的生活。”格雷贝尔说。

伊丽莎白又笑了。“最初，我们过的是王子一样的生活，吃肥鹅肝饼，鱼子酱，喝莱茵河出产的酒。现在，我们过的是人一样的生活，也是我们往后会过的生活。活着不是很美吗？”

“是的，伊丽莎白。”

格雷贝尔瞅着她。她从工厂里出来的时候，样子仿佛很疲乏。这会儿，她精神已经完全恢复了。对她来说，那倒费不了多少时间，也要不了多少东西咧。

“活着是美的，”她说，“这种生活我们已经不大习惯，简直已经很不习惯了。所以，我们还有很美好的前途。在别人本是理所当然的事，在我们却是了不起的奇遇。哪怕是闻不到有燃烧味儿的空气，或是用不着口粮购买券的饭食，你爱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的铺子，没有挨过轰炸的城市，或是用不到先向四下里望一望就可以谈话，用不到再害怕！那固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恐惧总是越来越少，即使偶尔还会有一次，那也只是一种快乐，因为我们马上会明白，我们再也不需要有那种感觉了。这些事你都相信吗？”

“相信，”格雷贝尔费劲地说，“相信，伊丽莎白。要是你这样看待生活，那么我们前面还有无穷的幸福咧。”

他们能待多久就待多久。格雷贝尔付了账，维特太太自顾去睡了。这样，他们可以清清静静地又在那儿待一会儿。

月亮升得更高了。大地和嫩叶的夜的气息越来越强烈了，而且因为没有风，它这时驱散了一直笼罩在城市上空的尘土与灰屑的味儿。树丛里传出来窸窸窣窣的响声，一只猫在那儿捉耗子。城里，耗子比从前更多了，它们在废墟底下找到很多吃的东西。到十一点钟，他们才离开，好像离开一个岛屿似的。

“你们来得太晚了，”他们一走到，那个教堂司事就说，“所有的地方都被人占了。”这不是那个早晨在那儿的人。这个人年纪比较轻，脸刮得精光，态度既生硬又严肃。大概这便是密告约瑟夫的家伙，格雷贝尔想。

“我们能睡在回廊花园里吗？”

“回廊花园里有遮荫的地方都早已有人睡了。你们干吗不到紧急救济站去？”

夜里十二点钟了，这话问得好傻。“我们对上帝更信任。”格雷贝尔答道。

那教堂司事凌厉地瞅了他一会儿。“要是你们愿意待在这儿，你们就得睡在露天里。”

“那不要紧。”

“你们结过婚没有？”

“结过了。怎么了？”

“这儿是上帝的家。没有结过婚的人，在这儿不能睡在一起。在回廊里，我们给男人辟了个地方，给女人另外又辟了个地方。”

“哪怕他们结过婚也不成吗？”

“哪怕结过婚也不成。回廊是属于教堂的。这儿不容许有肉欲。你们两个看样子也不像结过婚。”

格雷贝尔拿出他的结婚证书来。那教堂司事戴起镍边眼镜，在永恒的光芒里仔细端详着。“还没有几天哪。”他随后说。

“在《教理问答》上，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规定。”

“你们是不是也在教堂里举行过婚礼？”

“听着，”格雷贝尔说，“我们已经累极了。我太太干活干得很辛苦。我们现在打算睡在回廊花园里。要是你还反对，不妨试一试把我们赶出去，可是你还得带些人来，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突然有个牧师站在他们旁边，他是悄悄地走来的。“怎么回事？”那教堂司事做着解释。他只说了几句话，牧师就把他岔断了。“伯默尔，别摆出一副全能上帝的架子来。这些人不得不到这儿来睡，已经够苦了。”他转向格雷贝尔，“要是你们明天还没有地方往，晚上九点可以到杜姆霍夫七号来，找博登迪克牧师。我的管家好歹会替你们安排一个地方咧。”

“多谢多谢。”

博登迪克点点头走了。“去你的吧，你这个上帝的士官！”格雷贝尔跟那个年轻的教堂司事说，“少校刚才给你下了道命令，你非服从不可。教会里用的是几百年来一直有效的独裁统治。回廊花园往哪儿走？”

教堂司事带他们走过圣器室。做弥撒用的祭服在闪闪发光。接着是一扇门，一条过道，随后是回廊花园。“可是别露宿在大教堂牧师的坟上，”伯默尔咆哮着，“待在紧靠回廊的那一边。还有，你们两个人不准睡在一起，只能边靠边地睡，两个人的铺位必须隔开，而且不准脱掉衣服。”

“连鞋子也不能脱吗？”

“鞋子也不能。”

他们穿过去。一片鼾声合成各种音响的演奏会从回廊上传出来。格雷贝尔把帆布和毯子铺在草地上。他望了望伊丽莎白，她笑了。“你笑什么？”他问。

“我笑那个教堂司事，也笑你。”

“好。”格雷贝尔将手提箱靠墙放了，还用背包做了个长枕头。一个女人的尖叫忽然压倒那有节奏的鼾声响了起来。“不！不！唉——咦——”声音在喘息中静止了。

“别嚷！”有人咆哮着。那女人又尖叫起来了。“别嚷！他妈的！”另一个嗓音吆喝得更大声了。那尖叫戛然静止，仿佛被闷住似的。

“这便是我们为什么是优等人种的道理！”格雷贝尔说，“哪怕在梦里，我们也会服从命令哪。”

他们躺下了。在墙边，差不多仅有他们两个，只是在每个角上，一个个黑黝黝的堆显示出那儿还有别人睡着。月亮挂在被炸弹炸毁的尖塔后面，它在大教堂牧师的古老坟墓上投下一束光芒。有几座坟墓已经裂开了。造成这种破坏的倒不是炸弹，那是因为棺木已经腐朽，陷下去了。花园中央，一座很大的十字架矗起在野玫瑰丛中。十字架四周，傍着小道，是十字架的石质基座，上面雕着受难图。伊丽莎白和格雷贝尔躺在受鞭笞和戴棘冠的两幅受难图中间。在每一组雕像前面，还有跪凳。远处，在一个宽阔的长方形区域里，那些通往花园去的回廊的圆柱和穹门在闪闪发亮。

“到我这儿来，”格雷贝尔说，“滚他妈的那个禁欲主义的教堂司事的清规戒律！”

23

燕子在被炸弹炸毁的尖塔四周飞翔。第一缕阳光照耀在屋顶瓦片那破碎的边缘上。格雷贝尔拿出他的酒精炉子。他不知道是不是准许煮东西，可是他决意照着老兵的办法做：不等人家禁止，你就先行动了。他拿了他的饭盒，走去找水龙头。在受十字架刑的受难图后面，他发现了一个。有个张着嘴、脸上长着红短髭的人睡在那儿。他只有一条腿。那条解下来的假腿搁在他身旁。在晨曦中，那假腿的镍质撑子如同一架机器似的闪着光。格雷贝尔隔着露天的柱廊望到回廊上。那教堂司事说得对：男女是分开的。在靠南的一面，只有女人在那儿睡。

等他回来，伊丽莎白已经睡醒了。她神清气爽，精神很饱满，全不像在回廊上看见的那些苍白色的脸。“我知道你可以到哪儿去盥洗，”他说，“趁人们还没涌来的时候，就到那儿去吧。宗教组织的卫生设施往往是不够的。走，我带你到教堂牧师的盥洗室去。”

她笑了。“你待在这儿，看住这咖啡，要不然它就会不见的。盥洗室我自个儿也找得着。我该往哪儿走啊？”

他把路径描述了一遍。她打花园里穿过去。昨夜她睡得那么宁静，连衣服都没有弄皱。他瞧着她的背影，心里说不出地爱她。

“原来你竟在上帝的园子里煮起东西来啦！”那个假意虔诚的教堂司事穿着毡底鞋子，偷偷地走来了，“更糟的是，还在悲惨的荆棘冠冕的受难图前面！”

“快乐的荆棘冠冕在哪儿？我一定马上就到那儿去。”

“这儿都是圣地。难道你没看见大教堂牧师全葬在那边吗？”

“以前，我已经在许许多多墓园里坐过，煮过东西了，”格雷贝尔平心静气地说，“可是你倒告诉我，我们该上哪儿去。这儿难道还有什么小酒馆或是战地军厨吗？”

“小酒馆？”那教堂司事像咬烂水果似的咬着这个词儿，“这儿？”

“这又不是什么坏主意。”

“对你那样的异教徒来说，也许不是！幸而也有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基督圣地上的酒馆！真是亵渎神明哪！”

“这倒不是什么亵渎神明。你应当知道，基督拿几个饼，几条鱼，叫几千人都吃饱了。[23]可是他不像你那样是一只目中无人的乌鸦！现在，赶快滚开！这是战争时期，这一点对你来说也许还很新鲜。”

“我要把你亵渎神明的事向博登迪克牧师先生报告去！”

“去报告吧！他准会把你撵出来，你这个讨厌的爬虫！”

那教堂司事回去了，神气活现，怒气冲冲，脚上穿着那双毡鞋。格雷贝尔打开一包咖啡，这是宾丁遗产的一部分。他用鼻子嗅了一嗅。这是咖啡豆。他动手煮了。香气散开去，马上产生了效果。从一个大教堂牧师的坟墓后面，昂起来一个男人的蓬松的头，一面还用鼻子嗅着。随后他打了个喷嚏，站起身，走近一些。“给我一杯怎么样？”

“走开，”格雷贝尔说，“这是上帝的家，他们在这儿并不施舍东西，&nbsp；他们只会收受东西咧。”

伊丽莎白回来了。她轻快地、敏捷地移动着，仿佛在散步似的。“你这种真正的咖啡是打哪儿弄来的？”她吃惊地问。

“宾丁那儿。我们得赶快喝掉，要不然，整个回廊上的人都会来抢我们了。”

太阳滑过那悲惨的荆棘冠冕的图像。在受鞭刑的图像那儿，靠近一条长凳，一块地上长满了紫罗兰，看去一片紫色。格雷贝尔从背包里掏出面包和黄油，他用小刀切开面包，涂着黄油。“真正的黄油，”伊丽莎白说，“又是从宾丁那儿弄来的？”

“什么都是。说也奇怪，他总是用好意对我，而我却从没真正地喜欢过他。”

“他所以那样对你，也许正为了这个缘故。像这样的事，确实是有的。”

伊丽莎白挨在格雷贝尔身边，往背包上坐下去。“我在七岁的时候，就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我愿意做一个面包师。”

她笑了。“正相反，你却变成了一个供应商人，顶好的供应商人。这会儿什么时候啦？”

“我拾掇一下，陪你上工厂去。”

“不，让我们待在这阳光里，能多久就多久。拾掇我们的东西，把东西放好，费的时间太多，而且要把我们所有的东西藏到楼底下去，又得等待很久。回廊上早已挤满人了。这些事你可以等我走了以后再做。”

“好的。你以为这儿允许抽烟吗？”

“不，可是那对你自然也没有什么妨碍。”

“没有。在我们被撵走以前，让我们尽情地享乐一下吧。今天我打算出去找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不必穿着衣服睡。不管怎么样，我们总不愿意到博登迪克牧师那儿去，是不是？”

“不去。我宁愿回到波尔曼那儿去。”

太阳升得更高了。它照着圆柱廊，把圆柱的影子投在墙壁上。人们在亮光与黑影的格子里来来往往地走动，仿佛在牢房里一样。孩子们在嚎哭。花园角落里那个独脚汉已经把假腿装起来，外面又套了条裤子。格雷贝尔拾掇好面包、黄油和咖啡。“现在是八点差十分，”他说，“你应该走了。我等会儿到你厂里去接你，伊丽莎白。万一出什么事，我们有两个可以见面的地方：第一个是维特太太的花园；如果不在那儿，就在这儿。”

“好的。”伊丽莎白站起身，“这是最后一次，我白天还得出去。”

“今天夜里，我们要很久很久一直不睡，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醒着，那样会补偿白天浪费的时间。”

她吻了吻他，急匆匆走了。格雷贝尔听到有人在笑。他怒气勃勃地扭过头。一个年轻女人站在两个圆柱中间，手里扶着一个站在墙顶上的小孩子，那孩子一把揪住她的头发，她便跟他一块儿笑着。她根本没看见格雷贝尔和伊丽莎白。

他拾掇好东西，随后去涮饭盒。那个残废的人跟在他后面，他的腿砰砰地踩着，嘎嘎地响着。“嗨，伙伴！”

格雷贝尔站住了。“有咖啡的是不是你啊？”那个残废的人问。

“嗯，我们都已经把它喝光了。”

“那我明白。”那个人长着一对又大又蓝的眼睛，“我说的是咖啡渣。要是你打算把它倒掉的话，那还是送给我。那东西还可以拿来煮一下。”

“好的，当然可以。”格雷贝尔把咖啡渣抓出来。随后他拿了他的东西，送到可以存放东西的地方去。他满以为又会跟那个假意虔诚的教堂司事吵一场架，可是他没有在，倒是另外那个红鼻子的教堂司事待在那儿。他喷出一股圣餐的酒味儿，却一句话也没说。

看门人坐在他那烧毁的公寓房子的窗口。他一看见格雷贝尔便招手。格雷贝尔走进去。“你那儿有没有寄给我们的信？”

“有，给你太太的。信封上写着交给克鲁泽小姐。那没有错吧？”

“没有。”

格雷贝尔接过信。他忽然注意到看门人在异样地瞅着他。他朝信封瞟了一眼，愣住了。这信是秘密警察局寄来的。他把信封翻过来，一看封起来的样子，好像早已有人拆过似的。“这信是什么时候寄来的？”他问。

“昨天晚上。”

格雷贝尔瞧着信的封口。他料定看门人一定已经把这封信看过，因此他就将封口翻开，抽出了里面的信纸。这是一张传讯伊丽莎白的传票，要她在那天早晨十一点半去。他看了看表，快到十点了。“好，”他说，“到底来了！好久以来，我就一直等着这件事。”

他把信塞进口袋。“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没有？”

“这难道还不够吗？”看门人露出一种好奇的神色问。

格雷贝尔笑了。“你是不是知道有什么公寓房间我们可以租？”

“不。你们难道还需要租房子吗？”

“不是我，是我太太需要咧。”

“是这样吗？”那看门人不相信地说。

“是的，我甚至还愿意多出一点佣金。”

“是这样吗？”那看门人又说了一遍。

格雷贝尔走开了。他感觉到看门人正在从窗子里盯着他。他停下来，装出一副样子，好像他正在很有兴趣地打量着屋顶的骨架。后来，他慢吞吞地踱开去。

拐了个弯，他马上把信掏出来。这是一封用固定形式印就的信，从这上面一点也看不出缘由，连签章都是印好的，只有伊丽莎白的名字和发信日期是用打字机新打的。这架打字机把“a”都打得太高了。

他瞪着这张信纸，这是一张灰色的长方形的八开纤维纸，质地很差——它突然仿佛把世界都遮暗了。一种捉摸不到的威胁从那上面升起来，它还腾出一股死亡的气息。

他站在凯瑟琳教堂前面，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来到这儿的。“恩斯特。”有人在他背后小声地说。

他转了个身。原来是约瑟夫。他穿着一件军装式的大衣，一直往教堂里走去，没有再理会格雷贝尔。格雷贝尔向四周打量了一眼，过一分钟就跟着他进去。他在一排靠近圣器室的空荡荡的信徒席里找到了他。约瑟夫小心谨慎地做了个手势。格雷贝尔走到祭坛那儿，转过身，在他旁边跪下去。

“波尔曼被捕了。”约瑟夫嘟嘟囔囔地说。

“什么？”

“波尔曼。今天早晨，秘密警察来把他逮去了。”

有一会儿工夫，格雷贝尔无法断定波尔曼的被捕与伊丽莎白接到的信是不是没有一点联系。他瞪着约瑟夫。“原来波尔曼也被捕了！”他终于说道。

约瑟夫急忙抬起头来看。“还有谁？”

“我太太接到一张秘密警察局的传票。”

“叫什么时候去？”

“今天早晨十一点半。”

“那传票你带在身边吗？”

“在这儿。”

格雷贝尔把信递给约瑟夫。“波尔曼怎么给逮去的？”他问。

“我不知道。我没有在那儿。我一回去就知道他已经出了事，因为一块石头搁的位置不同了。波尔曼被带走的时候，把那块石头踢到了一边。那是我们约定的暗号之一。一点钟过后，我看见有人正在往一辆汽车上搬他的书。”

“那是不是会有什么东西使他受到连累？”

“我想不会有，一切危险的东西都早已埋到别的地方去了，连那些罐头食物也在内。”

格雷贝尔瞧着约瑟夫手里的那张信纸。“我正打算去看看他，”他说，“我想问问他，我该怎么办。”

“所以我到这儿来警告你。十分肯定，秘密警察的特务准会在他屋子里守候。”约瑟夫把传票还给格雷贝尔，“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这传票我才接到。你看怎么办？”

“逃啊。”约瑟夫毫不迟疑地说。

格雷贝尔在半暗中瞪着闪闪发亮的祭坛。“我想一个人到那儿去一下，问他们有什么事。”他说。

“他们既然是找你的太太，那么他们不会漏一点消息给你的。”

格雷贝尔觉得自己脖子后面一阵冷，可是约瑟夫却显得很镇定。“他们假如要逮捕我的太太，那么早会像抓波尔曼那样把她抓去了。那一定是别的事，所以我打算去一下，也许没什么要紧的。”他没有把握地说，“如果是那样，那么一逃反而不对了。”

“你太太是不是犹太人？”

“不是。”

“那情形就不一样了。犹太人总是逃走的好。能不能对他们说你太太正在什么地方旅行呢？”

“不，她在工厂里服役，那是有案可查的事。”

约瑟夫想了一想。“很可能他们并不预备逮捕她，你说得对。不然，他们早该直接下手了。你认为传她到底为什么？”

“她父亲关在集中营里。有一个跟她住在一起的女人说不定密告了她。也可能她所以受到他们注意，是因为我们结了婚。”

约瑟夫又想了一想。“把一切与她父亲被捕可能有半点牵连的东西统统毁掉——信啊，日记啊，诸如此类的东西，然后到那边去，你一个人去。你本来就打算这么办，是不是？”

“是的。我预备去解释一下，信在今天早晨才接到，我没法儿到工厂里去通知我太太。”

“那样最好。设法了解一下那是怎么回事。你不会有什么事的，你反正总得回前线去，他们不会把你拦住。如果你需要为你太太找个躲藏的地方，那我可以给你一个地址。可是你先去一下，今天下午我再到这儿来。”约瑟夫迟疑了一会儿，“在博登迪克牧师的悔罪室里，就是挂着一块‘不在’的牌子的那个地方。那样，我可以有两三小时好睡。”

格雷贝尔站起身，走出去。在教堂的阴冷的半暗中待过以后，外面的亮光突然扑到他身上，像要照透他的心，而且早已成了秘密警察的工具似的。他慢慢地在街上走着，仿佛人在玻璃罩里一样。他周围的一切忽然变得古怪而且不可接近。一个手里抱着孩子的女人，变成一幅叫人羡慕的人身安全的图画；一个坐在长凳上看报的男人，成了一种难以得到的宁静的例子；两个正在笑着的人，仿佛是从一个突然被毁灭的古老的世界里留下来的一样。只有他一个人的头顶上笼罩着恐惧的阴影，这阴影把他跟别人隔离开，倒像他染上了疫病似的。

他走进秘密警察局的大厦，把传票拿给他们看，一个党卫队员指点他顺着一条过道，走进一座边厅。走廊里发出一股密不通风的办公室和营房的味儿。他得在一间房里跟另外三个人一块儿等着。一个人站在一扇开向场院的窗子前面。他双手放在背后，右手还在左手背上敲出钢琴的调子。另外两个人埋在椅子里，眼睛直瞪瞪望着前面。一个是秃顶，兔唇，他一直用手遮着嘴巴；另一个蓄着希特勒式的唇髭，脸色苍白，腮帮松软如海绵。格雷贝尔一走进去，那三个人急忙朝他看，随即又掉转脸去。

一个戴眼镜的党卫队员进来了。大家马上站起来。格雷贝尔离门口最近。“你在这儿干吗？”那个党卫队员诧异地问。士兵照例都受军事法庭管辖的。

格雷贝尔把传票拿给他看。那个党卫队员看了一下。“这根本不是传你的，是传一个姓克鲁泽的小姐的。”

“她是我的太太。我们在几天前结了婚。她在一个国家工业部门工作。我以为我可以代她来出庭。”

格雷贝尔摸出他的结婚证书，这是他预先想到带在身边的。那党卫队员若有所思地把一个手指伸到耳朵里。“好吧，我没有问题。你到地下室七十二号房间去。”

他把证件还给格雷贝尔。地下室，格雷贝尔想，地下室是秘密警察局所有各层楼中最最恶劣的地方。

他走下楼梯。两个人迎面走来，妒羡地瞪了他一眼。他们以为他是被释放出去了，而他们却还要在这儿受种种的罪。

七十二号房间是一个大厅，里面有档案橱和一间间分隔开来的办公室。一个叫人讨厌的公务员接过格雷贝尔的传票。格雷贝尔向他解释他到这里来的原因，又把证件拿给他看了一次。

那公务员点点头。“你可以代你太太签字吗？”

“可以。”

那公务员把两张纸往桌子上一推。“签在这儿。名字底下还要写：伊丽莎白·克鲁泽的丈夫，加上日期和你们结婚的登记处。你可以把表格的第二联拿去。”

格雷贝尔慢吞吞地签着名。他不愿意表露出他在看着这份印就的表格，但是他也同样不愿意盲目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候，那公务员在一个档案橱里寻找着什么。“该死！那些骨灰搁到哪儿去啦？”他最后吆喝着，“霍尔特曼，你又把一切东西搞得乱七八糟了。把克鲁泽的那包东西拿出来。”

有人在隔板后面嘀咕着。格雷贝尔看见自己已经在保护监禁犯人伯恩哈德·克鲁泽的骨灰收据上签了字。除此以外，他又在表格的第二联上看见，伯恩哈德·克鲁泽是患心脏病死的。

那公务员早已走到隔板后面去，这会儿他拿着一只雪茄烟盒回来了。这盒子用一张小小的褐色纸包着，外面系着一根绳，盒子旁边标着“克拉洛雪茄烟”几个字。盒子上那色彩鲜艳的封皮纸还看得见一部分：一个红色和金色的盾形勋徽由一个叼烟斗的印第安人高高举着。

“这儿便是骨灰，”那公务员说，睡眼蒙眬地望着格雷贝尔，“你既然是一个士兵，我就用不着关照你必须绝对保持缄默，不准报丧——无论是登报或是邮寄讣告，不准举行葬礼，缄默，知道吗？”

“知道。”

格雷贝尔拿着雪茄烟盒出来了。

他当下决定不跟伊丽莎白提一个字。至于她往后会不会发觉，那他预备听诸天命。很可能是不会的，秘密警察局不会再发一个通知。至于眼下，他觉得自己过几天就得离开她，这已经是够受了，如果另外再告诉她父亲的死讯，那未免是一种毫无必要的残酷。

他慢吞吞地回到凯瑟琳教堂。街上似乎突然又充满了生气。威胁过去了，它已经化为死亡，不过这是一个陌生人的死亡。伊丽莎白的父亲他只是在童年时见过面。

他感觉到自己胳膊底下的那只雪茄烟盒。很可能这里面根本没有克鲁泽的骨灰。霍尔特曼很容易把它弄错的，而且，很难想象集中营里的人对于这类事情会操心。何况，既是集体火葬，要弄清楚也不可能。大概是有个什么人铲出几把骨灰，把它包起来，也就算了。格雷贝尔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这是残忍行为与官僚主义的结合，而这样一来，残忍行为就越发显得残忍了。

他思量着这些骨灰该怎么样处理。他可以在废墟中找个地方把它埋了。这样做的机会多的是。或者他可以设法把它葬在一个公墓里，可是那样做就得有一张许可证和一具墓穴，而且伊丽莎白就会发现。

他穿过教堂。在博登迪克的悔罪室前面，他立定了。“不在”的牌子挂在外面。他把绿色的帷幕撩开，约瑟夫正在望着他。他已经醒了。他坐在那儿，做出一种姿势，使他可以在格雷贝尔的胸口踢一脚，马上逃跑。格雷贝尔打他那儿经过，走到靠近圣器室的信徒席里。过了一会儿，约瑟夫来了。格雷贝尔指了指雪茄烟盒。“就是这个，她父亲的骨灰。”

“没有别的事吗？”

“这也已经够了。你有没有探听到关于波尔曼的别的消息？”

“没有。”

他们俩都望着那个包。“雪茄烟盒，”约瑟夫说，“他们往常总是用旧的硬纸板盒，或是洋铁罐子，或是纸袋。雪茄烟盒实在跟一口棺材差不多了。你打算把它搁到哪儿去？就在这教堂里吗？”

格雷贝尔摇摇头，他突然想起该怎么样处理了。“搁在回廊花园里，”他说，“那倒是一个真正的墓地呢。”

约瑟夫点点头。“你怎么样？我能帮你一点忙吗？”格雷贝尔问。

“你不妨从边门出去，待在那儿，看看街上有没有可疑的动静。我非出去不可了，一点过后，那个反犹太的教堂司事就要当班。要是你过五分钟不回来，我就认为街上没有问题了。”

“好的。”

格雷贝尔站在阳光下。过了一会儿，约瑟夫从门里出来了。他擦着格雷贝尔身边走过去。“祝你幸运！”他嘟囔了一句。

“祝你幸运。”

格雷贝尔往回走去。这会儿，回廊花园里一个人也没有。翅膀上有红点点的两只黄蝴蝶正在绕着一个开满小白花的树丛戏耍。那树丛长在教堂牧师阿洛伊修斯·布吕默的坟墓旁边。格雷贝尔走过去，打量了一下。三座坟墓都已经陷下去，可是布吕默的坟墓却好像有个凹窝一直伸展到草地底下。这是一个好地方。

他写了一个字条，说明这是集中营里一个天主教徒犯人的骨灰。他这样做是怕雪茄烟盒万一被人发现。他把字条拴在那褐色包皮纸下面。他用刺刀铲开一方草，小心翼翼地把底下的裂缝挖大，直到放得进那只盒子为止。这样做倒很容易。他把挖出来的泥土塞回孔穴里，还把草铺在那上头。伯恩哈德·克鲁泽，如果这骨灰确实是他的，那么在这块圣地上，一位教会贵人的脚边，他总算找到了一个永息的地方了。

格雷贝尔走回去，坐在回廊的墙上。石头给太阳晒得热烘烘的。也许我又干下了一件亵渎神明的事，他想，也许这不过是一种感情用事的无谓举动罢了。伯恩哈德·克鲁泽是一个天主教徒，天主教徒是不容许火葬的，可是因为是非常时期，教会无疑地会宽恕这一点。如果盒子里根本不是克鲁泽，而是各种受难者的骨灰，里面也许有新教徒和信奉东正教的犹太人，即使那样，那大概也是无所谓的，他想，不论耶和华或是新教的上帝，或是天主教的上帝，都不至于怎么反对这样做。

他瞧着那个坟墓，那只雪茄烟盒已经像一个杜鹃鸟蛋下到窠里一样，落进坟墓里去了。那时候他没感觉到什么，可是这会儿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他却体验到一种深沉的、无限的悲哀。还不只是想到克鲁泽而已，想到的还有波尔曼，还有约瑟夫，还有他所看见的一切苦难，战争，甚至他自己的命运。

他站起来。他曾经看见过巴黎的无名英雄墓绚烂辉煌地立在雕着法国几次大战役的凯旋门底下——忽然间，他仿佛觉得这一块陷下去的草地，上面立着教堂牧师布吕默的墓碑，下面埋着那只雪茄烟盒，也是同一类的东西，也许甚至更有意义——因为它周围没有光荣与战争的虹彩。

“今夜我们预备上哪儿去睡？”伊丽莎白问，“睡在教堂里吗？”

“不。出现了一个奇迹。我刚才在维特太太家，她那儿空出一间房。前几天她女儿搬到乡下去了，我们可以住在那儿，说不定等我走了以后，你还可以住下去。我早已把我们的东西统统搬过去了。你的假期开始了没有？”

“开始了。我已经用不着回去，你再也用不着等我了。”

“谢天谢地！我们今夜来庆祝一番！我们守它一个通宵，随后睡到明天中午。”

“好的，我们坐在花园里，直到所有的星星全出来了。可是首先，我打算赶紧出去买一顶帽子。”

“一顶帽子？”格雷贝尔问。

“是的，今天正好可以去买帽子。”

“你要帽子做什么？难道你打算今夜在花园里戴吗？”

伊丽莎白笑了。“也许，可是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买它，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一顶帽子像一面旗，它可以有种种的意义：你在快乐的时候会买它，在悲伤的时候也会买它。这个难道你不懂吗？”

“不懂。可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去买它一顶吧。我们不妨来庆祝你的自由，这比吃饭更重要！还会有铺子开着吗？你是不是需要布券？”

“布券我有。我知道一家铺子里有帽子卖。”

“好的，我们去买一顶跟你那件金色衣裳相配的帽子。”

“穿那件衣裳不需要帽子，那是一套晚礼服。我们只要随便买一顶就成。买了它会摆脱工厂生活，这倒是绝对重要的。”

那铺子的一部分橱窗还完整，其余的都已经用木板钉起来。他们往里头觑了一下，那儿放着两顶帽子，一顶镶着几朵人造的花，另一顶镶着几根绚烂的羽毛。格雷贝尔犹豫不决地打量着它们，他想象不出伊丽莎白戴任何一顶帽子时的样子。随后他看见一个白头发的女人正在锁门。“赶快！”他说。

女店主带他们走进店堂后面的一间房，因为防空，窗子都给遮起来了。她随即跟伊丽莎白开始谈话，这些话格雷贝尔一句也听不懂。他在门边一张不太结实的金色椅子上坐下了。那女店主开亮了一面镜子前头的电灯，动手从硬纸板盒里拿出帽子和一些零星的东西来。灰蒙蒙的店铺忽然变成一个魔幻的岩洞。帽子上的蔚蓝色、红色、玫瑰色、白色都发出光辉来，而闪烁在这种种色彩中间的金色锦缎，更使这些帽子看去像是举行神秘大典时试戴的皇冠。伊丽莎白在镜子前面那一片光里忽前忽后地移动着，仿佛她刚从一张画里走出来似的。覆盖着房间其余部分的黄昏，如同帷幕一样围在她背后。格雷贝尔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端详着这个光景。经历了那天发生的种种事情以后，他觉得这光景似乎缥缥缈缈。他第一次看见伊丽莎白完全离开了现实，逍遥自在，全神贯注在一出毫不勉强的、深沉奥妙的戏剧里，浴着光芒、温柔和爱情，又严肃又沉着，如同一个正在试一试战斗武器的女猎人。他听到那两个女人在小声谈话，却并没去倾听，那声音仿佛是泉水的絮语。他看见围着伊丽莎白的明亮的光圈，像是从她身上发出来似的。他爱她，需要她，在这种沉默的幸福中把其余的一切都忘了，而在这种幸福的后面，立着那失望的不可捉摸的阴影，这使幸福反而更深沉，更炽烈，而且像绫罗绸缎上的闪光那样，又华丽，又飘忽。

“便帽，”伊丽莎白说，“要一顶合头寸的、简简单单的金色便帽。”

24

窗子里嵌满了星星。一株野葡萄藤长在那小小的长方形区域的周围，一对卷须垂下来，在微风中摇曳，活像一只没有声音的时钟的黑沉沉的钟摆。

“我其实不是在哭，”伊丽莎白说，“我即使哭，你也不要担心。这不是我，这只是我心里有种东西要发泄出来。有时候，你只好哭，这不是悲伤。我很快乐——”

她躺在他怀里，头贴着他的肩膀。床很阔，是古老的、黝黑的胡桃木做的，两头很高，而且是弯弯的。一只胡桃木镜台立在角落里，窗前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只旧玻璃盒，里面藏着一顶人造桃金娘的新娘的冠冕，还挂着一面镜子，外面的藤蔓和那苍白的、摇曳的亮光在这镜子里晃动，忽暗忽明。

“我很快乐，”伊丽莎白说，“这几星期来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简直没法儿全压在心里。我也试过，可是不行。今天夜里，你一定要容忍我一下。”

“我恨不得带你离开这个城市，送你到一个村子里去。”

“你走了，我住在哪儿都没关系。”

“有关系。乡村里是不会挨炸的。”

“早晚他们一定会不再到这儿来轰炸我们的，这城市几乎炸得一点也不剩了。我既然不得不在工厂里干活，那我就没法儿离开。我很快乐，我有这个迷人的房间，还有维特太太。”

她呼吸得更平静了。“我一会儿就会好的，”她说，“你千万别以为我太歇斯底里。我很快乐，不过那是一种波动的快乐，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母牛似的快乐。”

“母牛似的快乐，”格雷贝尔说，“谁要那种快乐啊？”

“我不知道，我想我对那种快乐其实也能够忍受很多，而且忍受很久。”

“我也是一样。我只是不愿意承认，因为眼下我们没有那种东西。”

“十年的安全、美好、始终如一、中产阶级的母牛似的快乐——我相信哪怕一辈子能这样也不会嫌多。”

格雷贝尔笑了。“那是因为如今过着这种有趣得要命的生活。我们的祖先，他们的想法可不一样，他们渴望冒险，憎恨他们已经有的那种母牛似的快乐。”

“我们可不是这样，我们已经又变成了单纯的人，怀着单纯的欲望。”伊丽莎白瞅着他，“你现在要不要睡了？睡一个彻夜不醒的甜觉？过了明天晚上，谁知道什么时候你再会有这种机会！”

“我在路上可以睡一个够，也许要花两三天工夫才能到达那儿哪。”

“你会有床睡吗？”

“不会。明天以后，我最多只能希望有时有这么一张行军床或是一袋干草睡睡。那种情况，你很快就会习惯的。那也不坏。夏天快要来了。苏联只有冬天才可怕。”

“说不定你们要在那儿再过一个冬天咧。”

“要是我们一直这样往后退，那么冬天我们会在波兰，甚至会在德国。那就不会太冷了，那种冷你是已经习惯了的。”

现在，她要问我什么时候再休假回家了，他想，我巴不得那一切都已经谈过了。她不能不问，我不能不答，我巴不得这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我已经不完完全全在这儿了，而在这儿的我却觉得好像没有一点皮肤，不过那也不会真正受到伤害。那只是比一个露在外面的伤口更敏感一些。他瞟了一眼在窗前摇曳的藤蔓和镜子中那游移的银色与灰色，他似乎觉得有一种神秘的东西紧靠在它后面站着，瞬息之间一定就要显现出来了。

接着，他们听到了警报声。

“我们就待在这儿，”伊丽莎白说，“我不愿意穿好衣服，赶到地下室去。”

“好的。”

格雷贝尔走到窗子那儿。他把桌子推开，朝外面张望。夜色皎洁，一丝动静也没有。花园在月光中闪烁。这是一个缥缈的夜，也是一个适宜于空袭的夜。他看见维特太太从门里走出来。她脸色十分苍白。他打开窗子。“我正要来叫醒你们。”她在喧嚷中喊着。

格雷贝尔点点头。“地下室——莱布尼兹街——”他听到这样的话。

他挥挥手。然后他看见她回到屋子里。他又等了一会儿。她没有再出来。她也待在家里。他一点也不惊奇，简直好像应当是这样才对。她不需要离开她的屋子，花园和房屋仿佛受着一种不可知的魔力的保护。在咆哮于它们上空的暴怒中间，它们似乎始终一点儿没有响声，一点儿没受惊动。树木静静地立在草地的浅银色后面。矮树丛一动也不动。连窗外的藤蔓也已经停止了摇曳。和平的小岛横在月亮底下，如同在一个玻璃壕里，毁灭的风暴从那上面被弹了回去。

格雷贝尔扭转身。伊丽莎白已经坐起在床上。她的肩头白惨惨地闪着光，在那弯圆的地方留下了柔和的暗影。她的乳房又结实又凸露，而且比原来更丰满。她的嘴黑黝黝的，眼睛非常晶莹，差不多没有一点颜色。她把手臂搁在后面，撑起在枕头上。她在床上坐着，仿佛一个突然从远方来的人，有一会儿工夫，她看起来很陌生、宁静而且神秘，活像外边月光下那座面临着世界末日的花园。

“维特太太也待在家里。”格雷贝尔说。

“来。”

他朝着床走过去，从灰色与银色的镜子里看见他自己的脸。他认不出来。那是一张别人的脸。“来。”伊丽莎白又说了一遍。

他向她伛下去。她用胳膊搂住他。“不管出什么事都不要紧。”她说。

“不会出什么事的，”他答道，“今夜总不会。”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相信。这跟花园、亮光和镜子，跟伊丽莎白的肩头，跟一种突然充满了他全身心的广漠、辽阔的宁静多少有点儿关系。“不会出什么事的。”他又说了一遍。

她用一只手抓起被子，把它撂到地板上。她躺在那儿，结实健壮，这是一个少妇的身体，不再是一个姑娘的身体了。

他感觉到她在他的怀里。她向他贴过去，他仿佛觉得有一千只手在缠住他，抓住他，勒住他。这中间再也没有一点儿空隙，一切都又密又紧，它不再是头几天的那种冲动，而是一种迂缓的、沉着的起伏，它冲过一切，冲走了语言、疆界、天际，然后是他自己……

他抬起头。他好像从一个老远老远的地方回来。他谛听着。他不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多久。外面，一切都很岑寂。他以为他一定搞错了，便躺在那儿倾听。他什么也没听到——没有爆炸，也不再有高射炮声。他闭上眼睛，又沉睡下去。然后他重新醒来了。“他们没有来，伊丽莎白。”他说。

“他们是来了的。”她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并肩躺着。格雷贝尔看见地板上的被子、镜子和开着的窗子。他本来以为夜是永远不会完结的，可是现在，他觉着时间又在慢慢地爬回来，爬进了岑寂。窗外的藤蔓又在微风中摇曳，它们那模模糊糊的映影在镜子里晃动，遥远的声音又响起来了。他打量了一下伊丽莎白。她眼睛闭着，嘴巴开着，正在深沉而平静地呼吸着。她好像还没有回来呢，而他已经回来了。他早已又在开始寻思了。她总是离开得久些。我自己也只要能够完全地、长久地惘然无所知就好啦，他想。这正是他羡慕她、爱她、而且使他有点儿吃惊的道理。她好像到了一个地方，他不可能跟着她去，或者不可能跟得很长久，使他吃惊的也许就是这一点。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孤单，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卑感。

伊丽莎白睁开眼睛。“那些飞机怎么样啦？”

“我不知道。”

她把头发掠到后面。“我饿了。”

“我也是一样。我们吃的东西多着咧。”

格雷贝尔起了床，去找他从宾丁的地下室里拿来的罐头食品。“这儿是鸡肉，小牛肉，那儿甚至还有一罐野兔肉，还有跟野兔肉一块儿吃的蜜饯果品。”

“让我们吃野兔肉和蜜饯果品吧。”

格雷贝尔把罐头弄开了。他喜爱伊丽莎白没有来帮他的忙，却只是躺在那儿等着。有种女人，她们还被神秘与昏黑包围着，却赶忙又变成忙忙碌碌的主妇，那样的女人他受不了。

“每回我看到这些东西，总觉得很惭愧，”他说，“我对待阿尔方斯很不好。”

“也许他对待别人也很不好，这就抵消啦。你有没有去参加他的葬礼？”

“没有，那儿穿制服的党员太多了，我没有再跟去。我只听了希尔德布兰特的演说。他说我们大家应当向阿尔方斯学习，来完成他最后的愿望。他指的是反对敌人的残酷斗争，可是宾丁的最后愿望却是另外一回事。阿尔方斯那时穿着睡衣裤，跟一个穿着晨衣的金发女郎一起在地下室里。”

格雷贝尔把肉和蜜饯果品倒在两个碟子里，这两个碟子是维特太太送给他们的。然后他切好面包，又开了一瓶酒。伊丽莎白起来了。她赤裸着站在胡桃木床前。“你的确不像是一个几个月来伛着腰、坐在那儿缝军大衣的人，”格雷贝尔说，“你倒像是一个天天做体格锻炼的人。”

她笑了。“体格锻炼？人只有在失望的时候才做体格锻炼啊。”

“真的吗？那我可从没有想到。”

“只有在那种时候，”伊丽莎白说，“锻炼到你动也不能再动。一个圈一个圈地跑到你累得要死，几十次地打扫房间，一遍遍地梳你的头发，梳到你脑袋发痛，做这一类的事儿。”

“那样会有用吗？”

“也仅仅对那倒数第二种的失望有用，那样可以让你做到什么也不想。对于那最后一种失望，却是什么也没有用的，除非你让你自己倒下了。”

“倒下了又怎么样？”

“等着，等到生命的浪潮重新流回来。我指的是维持你呼吸的生命，不是你那活着的生命。”

格雷贝尔举起酒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失望，我相信我们知道得太多了。我们还是把它忘记了吧。”

“关于忘记，我们也知道得太多了，”伊丽莎白说，“我们把它也忘记了吧。”

“好的。储藏这罐野兔肉的克莱纳特太太万岁！”

“给我们外面那座花园和这个房间的维特太太万岁！”

他们干了杯。这酒又冷，又香，又清新。格雷贝尔又把酒杯斟满了。月亮金光闪闪地映在酒杯里。“我亲爱的，”伊丽莎白说，“夜里起来才好咧，说起话来也容易得多。”

“那是确实的。夜里，你是上帝的健康而年轻的孩子，不是什么军服大衣的女缝工，而我也不是一个士兵了。”

“夜里，人成了他想做的那种人，而不是他已做的那种人了。”

“也许是的。”格雷贝尔瞧着野兔肉、蜜饯果品和面包，“这些东西叫我们成了十分庸俗的人啦。夜里，我们除了睡和吃总是不做什么的。”

“还有恋爱，那可不庸俗。”

“还有喝酒。”

“还有喝酒。”伊丽莎白说，举起她的酒杯。

格雷贝尔笑着。“按理说，我们其实应当很伤感，很愁闷，应当进行深长的谈话。可是正相反，我们倒吃了半只野兔，我们觉得生活很有意思，还感谢上帝。”

“这样更好些，你说对吗？”

“也只有这个办法嘛。如果你没有什么要求，那么样样东西都好像是人家送给你的礼物。”

“这个，你是在战场上学到的吗？”

“不是，在这儿。”

“那很好。这些事你的确都应当学会，是不是？”

“是的，那样一来，你所需要的只是一点儿运气了。”

“运气，你也已经有了吗？”

“有，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已经有了。”

“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你并不悲伤吗？”

“事情没有过去，它只是在发展。”

她瞅着他。“不，”他说，“我很悲伤。我是那样的悲伤，我想我明天离开了你，就会死去。可是我也想过一想，该怎么样我才不会悲伤呢，那时候只有一个答案——根本没有碰上你。在那种情况下，我就不会悲伤，只会是无牵无挂地离开了。我一想到那个，悲伤便不再是悲伤，而是阴郁的快乐，快乐的反面。”

伊丽莎白站起来。“这话我也许说得不恰当，”格雷贝尔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你说得很恰当，谁也不能把它说得更恰当了。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她站起来，走到他跟前，他抚摸她。忽然她不再有一个名字，而有的是世界上所有的名字。有一会儿工夫，有一种叫人受不了的白光似的东西，在他浑身上下闪耀，他明白一切都是一体的：离开和归来，占有和丧失，生和死，过去和未来，而且也明白那永恒的不可改变的面貌，随时随地都在那儿，一点儿也消灭不了……

最后一天的下午。他们正坐在花园里。那只猫偷偷地溜过去。它已经怀了孕，一个劲地出着神，对谁也不理会。“我希望我会有一个孩子。”伊丽莎白突然说。

格雷贝尔瞪着她。“一个孩子？为什么？”

“为什么不啊？”

“一个孩子！在这种时势！你以为你就会有一个孩子吗？”

“我这样希望。”

他瞅着她。“我相信你一定以为我现在会说句什么话，或是做点什么事，会吻你，会惊奇，会体贴，伊丽莎白。可是我不会那么做。直到如今，我还没有想到过孩子的事。”

“你也没有想到的必要。那其实跟你一点也不相干。再说，我到现在也还不能肯定咧。”

“一个孩子！等他长大，恰好逢上一次新的战争，正如我们逢上这次战争一样。想想看，他生下以后会遭到的那种种苦难！”

那只猫又走过来了。它顺着小道，偷偷地溜到厨房里。“天天有孩子在降生啊。”伊丽莎白说。

格雷贝尔想到希特勒青年团，想到密告自己父母的孩子们。“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件事？”他说，“这到底不过是一个愿望罢了，是不是？”

“你难道从来不想要一个孩子？”

“我不知道。在和平的时候也许要。以前，我也没有想到过这种事。我们周围已经有那么多东西受到了毒害，几年之内大地还一直会不干不净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怎么还能想要一个孩子呢？”

“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啊。”伊丽莎白说。

“为什么？”

“来教育他反对那样的事。如果反对现状的人都不想要孩子，那会弄成一个什么样子呢？难道只要让野蛮人有孩子吗？那么，谁来改造世界啊？”

“你想要一个孩子，是不是就为了这个道理？”

“不，那只是我刚才想到的。”

格雷贝尔不言语，他没有什么话可以反驳她的论点。她是对的。“你太快了，我跟不上，”他说，“我对结婚还没习惯，现在我忽然得决定是不是要一个孩子了。”

伊丽莎白笑着站起来。“你没注意到这中间最简单的一点——我想要的并不单单是一个孩子，而是你的孩子。现在，我要跟维特太太商量饭菜去，要弄一顿罐头食品的大餐。”

格雷贝尔独自一人坐在花园中间一把椅子上。天空里尽是染红了的云朵。白天已经过去了。这是偷来的一天，他已经超过假期，多待了二十四小时。虽然他打过报告，说要动身，可是他还是待着。如今是傍晚，过一个钟头，他不能不动身了。

他已经又去过一趟邮局，可是从他父母那儿还是没得到一点音信。能够安排的事，他都已经安排好了。维特太太早已答应，让伊丽莎白在她屋子里继续住下去。他已经察看过这边的地下室，它的深度还不够保证安全，可是建筑得很牢固。他又曾经去看过莱布尼兹街上那个公共地下室，它跟城里大多数的地下室也差不多。他心平气和地往椅背上靠下去。他可以听到厨房里锅钵的铮铮声。他过了一个很长的假期，三年，不是三个礼拜。有时候，他似乎觉得那些防空壕也还不见得安全，它们都是在不大可靠的地基上匆促建筑起来的，可是他要自己相信它们是够安全的。

他听到伊丽莎白的声音。他寻思着她说过的关于孩子的事。仿佛一堵墙壁突然裂开了，出现了一个缺口，而在这缺口后面，摇摇曳曳地、模模糊糊地出现了一座花园，一点儿未来。格雷贝尔的思想从来没有超越过这堵墙壁。他回到这里的时候，就曾经希望找到一样东西，把它抓住，把它占有，以便在他重新离开的时候可以把它留下来，那东西标志着他的名字，因而也就标志着他自己——可是关于孩子的事，他却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瞧着那笼罩在紫丁香花丛中的黄昏。如果人继续去追求它的话，它会是多么没有穷极啊。直到那时他往往觉得总是到那堵墙壁为止的生命，往后会继续下去；直到那时他差不多一直看作匆匆地攫来的战利品似的东西，早晚会变成一种牢牢靠靠的财物，到将来，到那漫无穷极，而且充满着他从来不知道的温柔的将来，会传给一个陌生的、还没有出世的生命，这种感觉又是多么奇怪啊。这是什么样的海阔天空，什么样的先兆预感，他心里有种东西多么热烈地需要它，又是不需要它，然而又需要它，这种可怜的、安慰人心的天长地久的幻想！

“火车六点钟开。”他说，“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拾掇好了。现在我不能不动身啦。不要送我上车站去。我要在这儿和你分手，看着你在这儿生活的样子，把你记在心里。我不要看到那在人群里的情景和在车站上的窘态。上一次我妈妈送我动身，我怎么也拦不住她。对她对我，这都很可怕。那印象过了很久才消失，后来我记得的总还是那个样子——在车站月台上，一个哭泣的、疲乏的、冒汗的女人——不是我妈妈的实际形象。你了解吗？”

“了解。”

“好的，那么我们就这么办吧，这样会去掉一个负担。再说，你不应当在我又变成一个纯粹的号码，变成另一套像一头驴子那样被运走的制服时看见我。我要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跟你分手。现在，把这点钱拿着，这是我用剩下来的，反正在前线我也用不着。”

“钱我一点也不需要，恩斯特，我自己挣来的已经足够了。”

“这钱我在前线也花不掉。你拿了不妨去买一件衣裳，一件毫无意义、毫不实用的漂亮衣裳，来配上你那顶小小的金色便帽。”

“我会拿这点钱来买东西寄给你的。”

“什么东西都不要寄。我们在前线吃的东西比你这儿多。你只要给你自个儿买一件衣裳。你买那顶帽子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你答应我一定要买一件衣裳，一件完全没有用处、不实用的衣裳。这点钱是不是还不够？”

“够了，甚至还可以买一双鞋呢。”

“那就好，你就再买一双金色的鞋。”

“好的，”伊丽莎白说，“金色的鞋，装着高跟，轻得像羽毛。等你回家的时候，我穿了这双鞋赶来迎接你。”

格雷贝尔从背包里摸出那个黑黝黝的着色的圣像，他带回来原是想送给母亲的。“这是我在苏联弄来的，把它藏着吧。”

她没有拿。她的脸突然显得惶惑了。“不，恩斯特，把它送给别人，或是你仍然把它带回去。这样太像永别，太像终局了。把它带回去吧。”

他看着那个圣像。“这是我在一座坍毁的房子里找到的，”他说，“也许不太吉利，那我倒没有想到。”他又把它放回去。这圣像是圣尼古拉，金黄色的底子，还有许多天使。

“要是你乐意，我可以把它送到教堂里去，”伊丽莎白说，“就是我们投宿过的那个地方，凯瑟琳教堂。”

就是我们投宿过的那个地方，他想，昨天，它还是很近；现在，它早已无比地遥远了。“他们不会接受的，”他说，“这是一种不同的宗教。爱之神的保管者，彼此之间也不见得特别能容忍咧。”

他想想后悔自己没把这个圣像跟克鲁泽的骨灰一起放进大教堂牧师布吕默的坟墓里去。可是那样做，很可能恰恰又是一种亵渎神明的行为。

他没有回头望一望。他走得不太慢也不太快。背包沉甸甸的，街道长得厉害。他一拐弯，就拐了很多的弯。有一会儿工夫，伊丽莎白头发上的香气仍然回荡在他的四周，随后，这股香气就被那早先的火烧的气息、被那黄昏前的闷热、被那从废墟上升起来、弥漫在暖和的空气里的腐烂的恶浊味儿淹没了。

他穿过堤坝。标登巷的一边全给烧焦了，另一边却长着绿油油的树叶。河流被挡住，在混凝土、稻草、麻袋、码头和床铺的残余破片上懒懒地爬着。假定这会儿来一次空袭呢？他想。我就不得不躲避起来，搭不到火车也便有了借口了。如果我突然站在伊丽莎白面前，她会说些什么呢？他寻思着这事。他不知道，本来一切都很好，这一来也许反会变成痛苦。那正如你在车站上，火车开晚了，你还有半小时工夫得在局促不安的谈话中挨过一样，而且，这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空袭的时候，火车不会开，那他一样还是来得及赶上的。

他走到布拉姆舍街。他第一次进城就是打这儿出发的。曾经载送过他的那辆公共汽车停在那儿等着。他走上车。十分钟过后，他们动身了。车站又搬了地方，现在是一所瓦楞铁皮的房子，做了防空伪装，一边挡着一块块灰色的布，近旁插着一些假树作为掩蔽，还有一个木棚，一只木制的母牛从里面伸出头来望着。两匹年迈的马在田野上吃草。

火车早已等在那儿。许多车厢上都标着“军人专车”。一个警卫正在检查证件。格雷贝尔迟走了一天，这件事那个人倒一点也没有提。他走进车厢，在窗边找了一个座位。停了一停，又有三个人进来了：一个是下士，一个是带着伤疤的准下士，还有一个是炮兵，他马上吃起东西来了。一辆军厨车顺着月台推过来。两个年轻的护士出现了，随着还有一个年纪大些的护士，把一枚铁卐字章当作一支别针那样佩着。

“有咖啡，”那个下士说，“瞧啊！”

“不是给我们的，”那个准下士答道，“那是送到新兵的列车上去的，那些新兵都还第一次开出去咧。这是我早些时听说的。还要讲一通话。对于我们，他们再也不会做那样的事了。”

一群被疏散的人给带来了。他们报了数，站成两行，手里拿着硬纸板盒和背包，眼睛朝咖啡壶瞪着。两三个党卫队军官出现了。他们穿着漂亮的高筒靴和马裤，像鹳鸟一样在车站月台上踱来踱去。又有三个休假期满的人走进车厢来。中间有一个打开窗子，探身出去。外面站着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格雷贝尔望了望那个孩子，随后又望了望那个女人。她脖颈起皱，眼皮很厚，奶子又瘪又往下垂，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夏季衣服，上面印着风车的图案。他似乎觉得一切都比往常清楚——那光以及他所看到的一切。“那么好吧，亨利希。”那女人说。

“好的，你自个儿保重，玛丽。问候大家。”

“好的。”他们默默无言地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几个人带着乐器，站好在月台中央。“多么隆重！”那个准下士说，“年轻炮灰出发居然还奏乐哪。我以为他们老早把这套玩意儿废掉了。”

“他们至少会给我们一点儿咖啡，”那个下士答道，“我们到底都是老战士，而且我们也是在出发哪！”

“等到傍晚，那时候你会弄到一点儿，当一道汤喝。”

传过来开拔的脚步声和口令声。新兵走过去了。他们差不多个个都很年轻，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结实强壮的、年纪较大的人，他们无疑地都是从冲锋队和党卫队转来的。“这些人里用得着刮胡子的可不多，”那个准下士说，“只要看一看这些个嫩芽！小孩子！在前线就是这些人，我们不能不依靠他们咧。”

新兵站好队，军官们向他们吆喝着。随后一片沉寂，有人开始讲话了。

“把窗子关起来。”准下士向那个外面站着他太太的人说。

那个人没搭腔。讲话人的嗓音咯咯地响着，仿佛从洋铁声带里发出来似的。格雷贝尔往座位后面靠下去，闭上了眼睛。亨利希仍然站在窗子旁边，他没有听到那个准下士说的话。他忸怩不安地一句话也不说，悲伤地瞪着玛丽。玛丽也回瞪着他，表情完全一个样。幸亏伊丽莎白没有在这儿，格雷贝尔想。

那嗓音终于停止了。四个人奏起《德意志之歌》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来。这两首歌他们都奏得很快，而且每个歌只奏一节。车厢里的人谁也没有动。那准下士正在挖鼻子，他不感兴趣地望着这个光景。

新兵走进了他们的车厢。咖啡壶跟在他们后面。过了一会儿，咖啡壶空着回去了。“那些个娼妇，”准下士说，“她们倒让我们这批老军人渴死。”

角落里那个炮兵本来在吃东西，这会儿却停下来。“什么？”他问。

“娼妇，我说。你到底在吃什么？小牛肉？”

那炮兵咬了一口火腿面包。“猪肉。”他简洁地说。

“猪肉——”准下士向车厢里的人挨着个儿地打量过去。他在找寻同情。炮兵一点也不感兴趣。亨利希仍然站在窗子旁边。“问候贝尔塔姑姑。”他对玛丽说。

“好的。”

他们又不说话了。“我们干吗还不开？”有人问，“六点早已敲过了。”

“我们也许在等一位将军。”

“将军们是飞的。”

他们不得不又等了半个钟头。“现在你走吧，玛丽。”亨利希不时这样说。

“我可以等一等。”

“那小家伙该吃晚饭了。”

“整个晚上都可以由他去吃咧。”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问候约瑟夫。”亨利希最后说。

“哦，好的，我一定跟他说。”

那炮兵放了一个响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马上就睡熟了，倒像火车只为了这件事情才等着似的。慢慢地，火车开始动了。“好吧，问候大家，玛丽。”

“也问候你，亨利希。”

火车动得更快了，玛丽在车厢旁边跑着。“好好照顾那个小家伙，玛丽。”

“好的，亨利希。你自个儿保重。”

“当然啰，当然啰。”

格雷贝尔看见那个女人的忧愁的脸在车窗下面跑着。她那种奔跑的样子，好像能够多看亨利希十秒钟是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他突然看见伊丽莎白。她站在车棚的后面，先前在火车上是看不见她的。他只迟疑了一秒钟，随后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的脸。那脸上流露出十分难过的神情，看去仿佛一点生气也没有。他跳起来，抓住亨利希的衣领。“让我站到窗子前面来！”

蓦然间，一切都忘记了。他再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竟独自一个人赶到车站上来。他再也不明白种种的事情。他应当看见她，他应当喊出来。他把最重要的话都忘记说了。

他在亨利希的脖颈子后面扭动着。亨利希将身子老远老远地探出去，他把胳膊肘撑在窗槛外面。“问候莉莎。”他嚷着，嗓音比火车的辘辘声还响。

“让我站过来！赶快离开窗子！我太太在那儿！”

格雷贝尔用一只胳膊钩住亨利希的肩头，拉着。亨利希往后面踢了一脚，他踢中了格雷贝尔的小腿肚子。“千万保重啊！”他嚷道。

那女人的声音再也听不清了。格雷贝尔往亨利希的膝盖上踢着，拉他的肩膀。亨利希一个劲儿不让，他用一只手挥着，用另一只手和胳膊肘撑在车窗上。火车拐了个弯。从亨利希的头顶上，格雷贝尔看见了伊丽莎白。她早已离得很远，显得很小，独自一人站在车棚前面。格雷贝尔在亨利希那一头麦秆似的蓬松乱发上招着手。也许她还看得见这只手，可是她不会看得见谁在招手。一排房子闪过去，车站便再也看不见了。

亨利希慢吞吞地离开窗子。“你这个该死的——”格雷贝尔怒气勃勃开了腔，可又停住了。亨利希转过身，大颗大颗的泪珠打他脸上往下淌。格雷贝尔双手垂下去。“唉，废物！”

“嗨，这是什么话！”那准下士说。

25

两天过后，他找到了自己的团，向连部报了到。上士一点影踪也没有，只有一个文书坐在写字台旁边，闲着没事儿。这村子离格雷贝尔最后看到的那个据点已经有一百二十公里。“这儿情况怎么样？”他问。

“糟透了。你的假期过得怎么样？”

“喜忧参半。事情出了很多吗？”

“多极了。你自个儿也看得见，我们这会儿在哪儿啦。”

“弟兄们怎么样了？”

“一个排正在掘战壕，还有一个排正在埋尸体。他们中午都要回来的。”

“变化很大吗？”

“你回头看吧。我不知道你那次动身的时候，谁还留在这儿。我们补充了很多人，都是些孩子，他们像冬天的苍蝇一样阵亡，打仗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点儿也不明白。我们来了个新的上士。从前的那个已经死了，胖子迈纳特。”

“你是说他上了前线吗？”

“不，他死在厕所里，跟所有的粪便一块儿飞到天空里去了。”那个文书打了个呵欠，“你回头就会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在家里的时候，干吗不把一个小小的炸弹片设法搞在你的屁股上啊？”

“是啊，”格雷贝尔说，“为什么不呢？等到来不及了，你才会有好主意，”

“要是我啊，也会设法迟来这么两三天。这儿没有什么人会惦记你咧。”

“这种事你没有回来以前是想不到的。”

格雷贝尔穿过村子。这跟他上次住过的那个村子很相像。所有这些村子样子全差不多。它们都一样地给摧毁了，唯一的差别便是现在已经没有了积雪，一切都湿漉漉、浑浊浊的。你的靴子会陷得很深，泥土会紧紧地抓住它们，仿佛要把它们拉掉似的。大街上，一块连着一块地搁着木板，让你可以走过去。这些木板在水里扑哧扑哧地直响，你踏上一头，另一头便水淋淋地翘起来。

太阳照耀着，天气怪暖和。格雷贝尔仿佛觉得这儿要比德国暖和得多。他谛听着前线的声音。重炮隆隆地响着，响声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沉下去。他找到了那文书给他指定的地下室，把自己的东西放在一个空着的地方。他心里懊恼得厉害，在假期里他没有多住一两天。其实，这儿好像也没有人需要他。他又走出来。村子前面已经掘了许多战壕，现在里面都灌满水，两壁正在开始坍下去。有几处地方还筑着小小的水泥掩体，它们如同墓碑一般立在水汪汪的画面上。

格雷贝尔走回来。在大街上，他遇见拉厄连长。他正在木板上稳住身体，活像一只戴着角质边框眼镜的鹳鸟。格雷贝尔向他报了到。“你算运气，”拉厄说，“你一走，所有的休假都撤消了。”他瞪出一双贼亮贼亮的眼睛，望着格雷贝尔，“假期过得还值得吗？”

“值得。”格雷贝尔答道。

“那就好。我们处在这个十分肮脏的地方，可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据点。我们大概就要撤到一个刚刚补充好的后备阵地去。那阵地你有没有看见？你应当是直接打那边过来的。”

“没有，我没有看见。”

“没有？”

“没有，长官。”格雷贝尔说。

“离这儿大约有四十公里。”

“我们经过的时候，一定是在夜里，我睡得很沉。”

“那就对了，当然啰。”拉厄搜索似的又瞪着格雷贝尔，好像再要问他什么似的。随后他说：“你们的排长已经阵亡了，米勒少尉。现在你们的排长是玛斯少尉。”

“是，长官。”

拉厄用他的拐棒在烂泥里戳着。“只要污泥一直糊住这条路，苏联人很难把大炮和坦克开过来，那就给我们以整编队伍的时间。样样事情总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坏的一面，是不是？你回来了，我很高兴，格雷贝尔，我们需要老手来训练年轻的新兵。”他继续在污泥里戳着，“后方怎么样？”

“差不多跟这儿一个样，老是空袭。”

“当真吗？竟糟到那样？”

“我不知道跟别的城市相比，它糟到怎么样，不过隔一天至少总有一次空袭。”

拉厄瞅着他，仿佛指望他再说一些，可是格雷贝尔没作声。

晌午其余的人都回来了。“休假的孩子！”伊默曼说，“哎呀呀，什么东西使你又回到这个倒霉窝里来啦？你干吗没开小差？”

“上哪儿去啊？”格雷贝尔问。

伊默曼搔搔头皮。“瑞士。”他随后说。

“那我可没有想到，你这个机灵鬼，尽管有特别漂亮的火车，装着开小差的人，天天往瑞士那边开去，因为车顶上漆着红十字，他们都不会挨炸。沿着瑞士边境，到处矗起了凯旋门，上面写着：欢迎！还知道别的事吗？你这个爱开玩笑的家伙。你打什么时候起敢说这种话的？”

“我一直敢。你不过在只许耳语的祖国待了一阵，就忘了。再说，我们正在退却，我们差不多是在逃窜。我们每退一百公里，说话就更自由一点儿。”

伊默曼动手弄掉他制服上的污泥。“米勒阵亡了，”他说，“迈内克和施罗德住在医院里。米克腹部中了一枪。他们说他已经在华沙死了。那批老伙伴谁还在这儿呢？对了，贝尔宁——他被打断了右腿，出血死了。”

“希施兰。”格雷贝尔说。

“希施兰？干他什么事？”

“他也死了。”

“胡诌，他就坐在那边哪。”

格雷贝尔望过去。果然不错，希施兰坐在一只旧桶子上，正在洗饭盒。活见鬼，他想，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母亲接到一个通知，说他已经阵亡了。我非去问问他不可。”

他走到希施兰那儿。“我去看过你母亲了。”他说。

“真的吗？你没忘记？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那样做。”

“为什么呢？”

“人家替我做事，我不习惯。”

格雷贝尔记得他自己也差点儿忘了。“她怎么样？她生活得怎么样？”希施兰问，“你有没有告诉她，我过得很好？”

“希施兰，你母亲当你已经死了。她接到连队里寄去的一个通知。”

“什么？那不可能。”

“她亲口告诉我的。”

希施兰直瞪瞪望着格雷贝尔。“可是我差不多天天都写信给她啊。”

“她以为那些信都是你从前写的。你是不是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到底没有两个希施兰啊。”

“对啊。一定有人故意那么做的。”

“不会有人故意做那样的事。”

“不会？难道连施泰因布伦纳也不会？”

“他还活着吗？”

“当然啰。上士阵亡以后，他被调到办公室去了两天。那时候文书正在害病。”

“可是那是一种伪造文书的丑恶行为哪。”

“是啊。”

“那些信应该由拉厄签名的。”

“这我妈妈可不知道。在她看来，一个签名跟另一个签名作用都一样。”

这时候，格雷贝尔突然觉着这件事比起初看起来更有可能了。“好一个卑鄙的诡计！”他咆哮着，“真叫人相信不了。这野种干吗要这样搞啊？”

“开玩笑。要教育我。我到底还有犹太人的血统。我妈妈怎么说？”

“她很平静。你应当马上写封信给她，告诉她我说了些什么话，她会记起我曾经到过她那儿。”

“要过很久很久，她才会收到这封信哪。”

格雷贝尔看见希施兰的嘴唇在哆嗦。“我们到办公室去，”他说，“我们要他们去更正，要他们发一个电报。要不然，我们就到拉厄那儿去。”

“我们不能那么做。”

“为什么？我们甚至还能做再多的事。我们可以把施泰因布伦纳的事报告上去。”

“我不能，我不能那么做。我没有证据。哪怕——不，我不能提出控诉。我不能，你了解吗？”

“了解，希施兰，”格雷贝尔郁闷地说，“可是这一切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

晚饭过后，他碰到了施泰因布伦纳。施泰因布伦纳褐苍苍的，高兴得很。他看去活像一个给太阳晒黑了的哥特天使。

“祖国的民心怎么样？”他问。

格雷贝尔把饭盒一搁。“我们到达边境的时候，”他说，“一个党卫队上尉召集我们训话，告诫我们关于国内的情况，谁也不准提一个字，否则要受最严厉的处分。”

施泰因布伦纳笑了。“我自个儿就在党卫队里，你尽管放心告诉我好了。”

“那我就成了个大傻瓜啦。‘最严厉的处分’，意思是说要当作一个军事计划的破坏者来枪毙的。”

施泰因布伦纳不笑了。“你这样说，好像真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好像真有什么灾难似的！”

“我根本什么也没有说啊。我不过把党卫队上尉告诫我们的话重复一遍罢了。”

施泰因布伦纳推测似的瞅着格雷贝尔。“你已经结婚了，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你是在办公室发现的。别吹啦。你常去办公室，是吗？”

“我需要去多少次，我就去多少次。等我休假回去，我也要结婚了。”

“真的？你预备跟谁结婚呢？”

“跟我家乡一个党卫队队长的女儿。”

“自然啰。”

施泰因布伦纳没听出这句话里的讽刺。“血缘的结合是第一流的，”他说，这会儿已经全神贯注在这个话题上了，“我这一方面是北欧的弗里西亚血统，她那一方面是莱茵河区的萨克森血统。我们将会得到种种亲属关系的帮助和种族关系的俸给。孩子们自然也会得到受教育的特殊方便——党不得不给予的一切。五年过后，我太太作为一个模范母亲，就有资格在德国妇女辅助队里弄到一个重要的职位。那时候，假如我们一胎生下两个或是三个孩子，那么元首本人就会做他们的教父，这也许只要隔这么两三年就成。无论怎么样，我们的第五个孩子，元首总可以做他的教父了。那时候，我的事业也就稳如泰山啦。你想想看！”

“我正在想象哪。”

“有选择的人种繁殖！我们不但非铲除犹太人不可，而且还得用血统纯粹的德国人来代替他们。一种新的领导人种。”

“你已经铲除过很多的犹太人了，是不是？”

施泰因布伦纳龇起牙齿笑了笑。“要是你看到我的赏罚记录，你就不会这样问了。那种时代才好咧！”他向格雷贝尔知心地伛下身去，“我请求调动工作，回到党卫队师部去。那儿有更多的作为，你也就有更好的机会。样样事情气派都比较大些，用不着对每一个下贱的苏联人来一次厌烦的军法审判。他们是一大批一大批把他们干掉的。不久以前，三百个波兰奸细和苏联奸细在一个下午解决了。为了这件事，六个人得到了德意志十字勋章。在这儿，充其量只是几个没有什么价值的游击队——干掉了他们，你也捞不到什么勋章。从你离开这儿时起，我们还没弄到半打。可是在扫荡营和党卫队保安局，他们却已经弄到几百人了。在那儿，人蹿得上去！”

格雷贝尔望着外面那红殷殷的苏联的傍晚。几只乌鸦在扑棱棱地飞来飞去，活像一块块黑沉沉的破布。施泰因布伦纳是党的十足道地的产物。他十分健康，受过道地的体格锻炼，自己没有一点思想，而且完全灭绝人性。他是一个机器人，对他来说，擦枪、操练、杀人都一样。“是你把希施兰的阵亡通知书寄给他母亲的，是不是？”格雷贝尔问。

“谁说的？”

“我知道。”

“你根本什么也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啊？”

“我发现的。那个玩笑开得很不错。”

施泰因布伦纳笑了。他是听不出讥刺来的。他那漂亮的脸上得意洋洋地发出光彩来。“你也以为开得很不错吗？只要想一想那个老太婆脸上的表情！对我不会有什么事。希施兰一定很谨慎，他不会说什么的。万一他说了，那也不过是一种误会！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咧。”

格雷贝尔定睛瞧着他。“你真有勇气。”他说。

“勇气？那又不需要什么勇气，那只是一点幽默感。”

“你错了，那需要勇气。谁干下了那样的事，谁往往会马上就死。那是大家知道的。”

施泰因布伦纳大声地笑了。“梦话！那是老太婆的胡说！”

“这倒不是什么老太婆的胡说。谁干下了那样的事，谁就会招致自己的死亡。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唉，听着，”施泰因布伦纳说，“你总不见得自己也相信那样的话吧？”

“我相信，你也应当相信。这是古老的日耳曼人的信仰。我不愿意做你那样的人。”

“你疯啦！”施泰因布伦纳站起身。他再也笑不出来了。

“我认识两个人，也干了类似的事。隔不多久，两个都被打死了。另外还有一个很幸运。他只是在睾丸上吃了一枪。这一来，他自然就阳萎啦。也许你也会像那个人一样便宜地解脱的。那么，自然也不会一胎生下两个或是三个孩子了。可是，那当然会有别人来替你代劳的。在党内，唯一重要的事是血统的纯粹——什么人倒无所谓。”

施泰因布伦纳瞪着格雷贝尔。“嗨，你是多么无情的一个傻瓜啊！”他说，“你当真一直是这样的吗？再说，那全是梦话，添油加醋的梦话！”

他又站在那儿等待了一会儿，然后他走开了。格雷贝尔往后面靠下去。前线在隆隆地响着。乌鸦在飞来飞去。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离开过前线似的。

从半夜到两点钟，轮到他放哨。他的路线被规定在村子周围。被前线的炮火一映衬，一堆堆废墟显得黑魆魆地凸出来。天空被炮口里的火光震撼着，忽明忽暗。他的靴子陷在黏稠稠的污泥里呻吟，如同倒霉的鬼魂一样。

痛苦迅疾地、惊人地，而且没有任何警告地袭到他身上。他本来什么事也不想，一直迷迷惘惘地像在旅途中一样。现在，痛苦却突然地、没有一点过渡地在他浑身上下割着，仿佛他正在给撕成一条条似的。

他站定了，等待着。他一动也不动。他等待着刀子的转动，等待着折磨和对于这种折磨的体验，等待着找到一个名字，有了名字，思想就会局限在一个地方，就会找到理由，得到慰藉，或者至少做到不动声色地接受。

可是并没有那样的事。除了清清楚楚的失望的痛苦，什么也没有。这是一种永远的失望，哪里都找不到一道桥梁。这桥梁他是有过的，可是已经失掉了。他朝心里倾听。在那儿，什么地方总该还有一个响声，还有一个希望的回声在什么地方回荡。可是他什么也没找着，有的只是空虚和没头没脑的痛苦。

时候还没到，他想，过会儿等痛苦过去以后，它自会回来的。他试着把它召遣来，他不愿意让它扯开，他要扭住它，哪怕痛苦会变得叫人受不了。只要他坚持下去，它一定会回来的，他想。他嘟嘟嚷嚷地说着一个个名字，想出办法去回忆。被迷雾所包围的伊丽莎白那惶惑的脸显露出来了。这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的样子，别种样子的脸统统都模糊了，独有这一张却很清楚。他试着去想象维特太太的花园和房子。他可以那么做，可是结果却仿佛弹着一架发不出声音来的钢琴的音键。怎么回事啊？他想，也许她发生了意外，也许她不省人事了，也许就在这一刹那，房子正在坍塌下去，也许她已经死了。

他从污泥里拔出靴子。潮湿的土地像是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在流汗。

“那样会把你累死的。”有人在说。

这个人是绍尔。他站在一所倾倒了的木棚的角落里。“再说，至少隔一公里也听得到，”他继续说道，“你打算怎么样，做健身操吗？”

“绍尔，你已经结过婚了，是不是？”

“当然啰。你有一点儿地，你就得结婚。没有一个女人，地也种不了啊。”

“你结婚已经很久了？”

“十五年。问这个干什么？”

“你已经结婚了这么多年，你说它像什么？”

“你瞧你问的这个问题啊！该说它像什么呢？”

“像一个牵住你的铁锚。就是这么个东西，你无时无刻不想起它，而且要回到它那里去。”

“你这是什么意思，铁锚？我自然是想起它的。要是你愿意知道的话，我是一天到晚想起它的。这时节该是春播和春耕了！你光想这些事，你要弄得发痴咧。”

“我不是说你的地，我是说你的太太。”

“那是分不开的。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没有一个女人，地是种不了的。可是你光想有什么好处？那只会招来烦恼。而且，这儿还有个伊默曼，他老是会告诉你，战俘跟每一个单身的女人睡在一张床上。”绍尔擤了把鼻涕，“那是一张很大的双人床。”为了一种神秘的理由，他又这样补充了一句。

“伊默曼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话。”

“他说，一个女人有一天尝到了男人的滋味，往后没有男人就不能长久熬下去了。她一定会自己另外找一个。”

“唉，胡说八道！”格雷贝尔说，突然暴怒起来，“他以为每个人都一样。天下没有再比这个更荒谬的了！”

26

他们彼此再也认不出来。他们甚至连制服都认不清了。常常只是从钢盔、嗓音、语言上，他们才知道大家是一伙儿的。好久以来，战壕就已经崩塌了。前线只是一行参差错落的弹坑和掩体，它随时在改变。除了雨、喧嚷、夜、爆炸的火光与飞舞的污泥，什么也没有。天空压得很低。苏联的对地攻击机又把它冲得粉碎。雨直往下倒，随着雨点还有照明弹、炸弹和手榴弹。

探照灯像一只只白狗，袭击着破碎的云朵。高射炮透过那颤抖的天边的喧嚷，絮聒地响着。亮闪闪的飞机俯冲下来，后面飞舞着一串串金光熠耀的曳光弹，在茫茫一片中消失了。降落伞照明弹悬挂在半空，随后又像沉在深水里似的熄灭了。于是又开始了一阵连珠炮。

这是第十二天。最初三天，前线是守住的。那些刺猬式反坦克防御工事把炮火抵住，受的损失还不太大。后来，外沿的碉堡没有了，于是前线被坦克冲破，可是几公里后面，坦克防御工事就把突破点挡住了。那些坦克停在灰蒙蒙的晨光里燃烧，有几辆翻倒了，它们的轮面还转了一会儿，活像仰天躺着的巨大的甲虫。纪律连被派出去敷设木板道，恢复电话线。他们在几乎没有一点掩蔽的情况下，被迫出去工作。两小时过后，他们已经伤亡了半数以上。大队的轰炸机群，也没有什么飞机护航，突然从灰蒙蒙的天空里低低地扑下来，袭击那些刺猬式反坦克防御工事。到了第六天，一半的防御工事都已经不行，除了作为掩蔽以外，再也不起一点作用了。第七天夜里，苏联人进攻过一次，却被击退了。接着便开始下雨，仿佛大洪水[24]又要来临似的。士兵们再也认不出来了。他们在弹坑的稠泥里爬来爬去，如同长着一律的保护色的虫豸。连队的阵地，这时候仅仅依靠两座架着机关枪的坍塌的碉堡，后面站着几个手榴弹手。其余的人都蜷伏在弹坑里，蹲在颓垣断壁后面。拉厄守着一座碉堡，玛斯守着另一座碉堡。

他们坚守了三天。在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差不多已经没有弹药，苏联人本来只要长驱直入就成的，可是并没来进攻。在最后一天黄昏过后，有两三架德国飞机飞过来，投下了弹药和粮食。弟兄们拿了一点进去，吃着。那天夜里，增援部队开到了。工兵营已经铺好一条木板道。武器和机关枪都运来了。一小时过后，出其不意地来了一次攻势，事先竟连大炮也没有轰。苏联人突然从防线前面五十码的地方爬起来。有几颗手榴弹没有爆炸。苏联人把阵线突破了。

在爆炸的闪光里，格雷贝尔看见前面有一顶钢盔，钢盔底下有一双白钝钝的眼睛，一个张大的嘴，后面还有一只向后弯着准备投掷的胳膊，活像一株树的盘曲而活动的枝干。他向那人发了一枪，还从他旁边一个新兵那乱抓乱动的手里抢过来一颗手榴弹，甩了出去。它爆炸了。“把雷管旋开，傻瓜！”格雷贝尔朝那个新兵嚷嚷，“拿到这儿来！不要把它们拉掉！”

下一颗手榴弹没有爆炸。阴谋破坏，一个思想闪过格雷贝尔的心头，犯人的阴谋破坏，现在搞到我们头上来了。他又扔出去一颗，伛下身，看见一个苏联人的手榴弹正在向他飞过来，他钻进污泥里，只觉得爆炸时的一股压力像鞭子似的一抽，啪地一响，还有压在他身上的一堆污泥。他把手伸到后面去，嚷道：“来啊！赶快！给我啊！”等他发现手里还是空空的时候，他才回过头去，便看见那儿再也没有什么新兵的踪影，而他手上的污泥原来是人肉。他慢慢地摸下去，一面搜索着，发现一串手榴弹，便把最后两颗拉下了，看见几个黑影往弹坑边上爬过去，跳着，向前奔着。他蹲下去……

中弹了，他想，中弹了，跑过头了。他小心翼翼地爬到弹坑的边上。他只要悄悄地伏着，污泥就会掩蔽他。在一颗降落伞照明弹的亮光里，他看见那个新兵已经散落得满地都是，一条腿，一只赤露的胳膊，破碎的躯体。他的腹部中了一颗手榴弹，他的身体炸开了，却把格雷贝尔挡住了。

他仍然伏着，不让脑袋露出弹坑的边缘。他看见一挺机关枪从右面的那座碉堡里扫射着。随后，左面的那一座也扫射起来了。只要他们还在扫射，他是不会绝望的。他们把这个弧阵用交叉射击封锁住了。果然不再有苏联人冲过来。刚才冲过来的显然只有很少数的几个。我一定要赶到碉堡后面去，他想。他的头在作痛，他有几分昏迷，可是在他心灵深处，却有一个清楚的、固定的、鲜明的念头。这便是一个有经验的士兵与一个新兵不同的地方，在新兵心里，一切都会造成恐慌，正因为这样，他反而更容易送命。格雷贝尔知道，万一苏联人回来，他可以装死。可是他离那碉堡发射出来的火力帷幕越近，往后也越有利。

他溜过边缘，爬进第二个坑穴，他从边上滑下去，灌了一嘴的水。停了一停，他又往前爬。在下一个弹坑里，躺着两个尸体。他等待着。随后他听到一下手榴弹声，看到左手那个碉堡附近爆炸了。苏联人已经打那边冲过来，正在两面夹攻。机关枪在扫射。隔了一会儿，手榴弹的爆炸停止了，可是那座碉堡却仍然在扫射。格雷贝尔向前爬。他知道苏联人一定会回来。他们会在大的弹坑里搜索人，躲在小一点的弹坑里，比较安全些。他摸到了一个，便在那儿躺着。一阵倾盆大雨倒下来。机关枪停止闪光了。于是大炮又轰响了。右面那座碉堡不偏不倚地中了一颗炮弹，它仿佛飞到了天空里。湿滋滋的早晨，姗姗地来了。

破晓以前，格雷贝尔总算溜过来了。在一辆给炸毁了的坦克后面，他看见绍尔和两个新兵。绍尔的鼻子在流血。一颗手榴弹在他近旁爆炸了。一个新兵的肚子给炸开了，他的肠子露在外面，雨落在那些肠子上。谁也没有东西替他包扎起来。再说，就是包扎也没有用，他死得越快越好。另外一个新兵的一条腿断了，原来他跌进了一个弹坑里。在那种软软的污泥里会跌断腿，真是不可思议。在那辆中间已经炸开的烧毁的坦克里，可以看见坦克兵的乌黑的骸骨。有一段残缺不全的肢体，摇摇晃晃地吊在外面，只有半边脸给烧糊了，另外半边却胀得很大，又红又紫，而且绽了开来。牙齿雪白，如同熟石灰。

一个联络军官从左面那个工事里爬到他们那儿。“到工事旁边集合，”他沙着嗓子说，“那边弹坑里还有人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军医？”

“都已经阵亡或是挂彩了。”

那个人继续往前爬。

“我们给你去找个军医，”格雷贝尔向那个肠子被雨淋着的新兵说，“或者我们替你去拿一点绷带。我们去一下就回来。”

那新兵没搭腔。他躺在烂泥里，嘴唇煞白，人显得很小。“我们不能把你放在这块帆布上拖，”格雷贝尔跟那个腿折断的人说，“在这种脏地方拖不得。你还是撑在我们身上，设法用那条没受伤的腿一步一跳地走吧。”

他们两个人把他架着，跌跌绊绊地从一个弹坑走到另一个弹坑，费了很大一会儿工夫。他们扑下来的时候，那个新兵便呻吟着。他的腿扭了一扭，他再也不能往前走了。他们只好把他留下来，放在工事附近一角坍墙后面，又在墙上挂起一顶钢盔，好让军医发现他。在他旁边，躺着两个苏联人，一个已经没有脑袋，另一个肚子贴着地，下面的泥土尽是红的。

他们还看见一些苏联人，随后便是他们自己一边的尸体。拉厄受伤了。他左手臂上缠着一条临时绷带。三个重伤的人躺在一块帆布底下。上面淋着雨，绷带都已经没有了，一小时过后，一架德军容克斯运输机飞过来，扔下几个包裹。它们都掉在前面，离得太远，都落在苏联人手里了。

又有七个人参加到他们一伙里来。还有几个人在右面的工事里集合。玛斯少尉已经阵亡，赖内克上士继任了排长。军火剩得不多，掷弹筒都已经被打坏了，可是两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仍然在发挥作用。

纪律连有十个人穿了过来。他们带来了弹药和罐头军粮。他们也带来了担架，便把伤兵都抬走了。他们中间有两个人，没走出一百码就被轰到了天空中。那天早晨，炮火使所有的联络差不多都截断了。

晌午，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天气马上转热。烂泥地上结起了一层皮。“他们要用轻坦克来进攻了，”拉厄说，“他妈的，反坦克炮都到哪儿去啦？我们非有这玩意儿不可，要不，我们一定就会完蛋。”

射击继续在进行。下午，又来了一架德军的容克斯运输机，那是由梅塞施密特战斗机护航的。苏联的对地攻击机升空袭击，有两架被打落了。随后有两架梅塞施密特战斗机也掉了下来。那一架容克斯运输机没法通过。它把几个包裹老远老远扔在后面。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展开进攻，它们比苏联飞机飞得快，可是天空中有三倍多的苏联飞机，于是德国飞机不得不往回飞了。

第二天，尸体开始发出臭味，格雷贝尔坐在工事里。一共还有二十二个人。赖内克把数目大致相等的一批人集合在另一边。其余的都已经阵亡或是受伤了。原先的人数有一百二十。他吃着东西，擦着他的武器。这些武器上面尽是污泥。他什么也不想，这会儿他只是一架机器。对于过去的事，他简直一点也不知道。他光是坐在那儿，等待，睡觉，醒来，做好自卫的准备。

第二天早晨，坦克冲过来了。整整一夜，大炮、掷弹筒和机关枪已经使这条战线完全陷于孤立。电话线修复了好多次，可总是随修随坏。本来答应要开来的援军并没开来。德国方面的炮火现在十分微弱，苏联方面的火力却猛烈异常。那座工事又被打中了两次，可是它还是坚守着。它其实已经不像是一座工事，它只是一大块混凝土，在污泥中翻滚，如同暴风雨中的一条船。五六颗落在近旁却没有打中的炮弹把它摇动得松了。当它被抛上去的时候，人们都直往墙上倒。

格雷贝尔没法包扎他肩膀上的轻伤。他找到一点干邑白兰地，就把它浇在伤口上。那工事继续在被抛上去，弹回来。现在它不再是一条暴风雨中的船，它只是一艘引擎已经停止、在海洋里翻滚的潜水艇。时间也已经不再存在了。它也已经被弄得不能行动了。人们蜷缩在黑暗里等待。再也没有两三星期前曾经在那儿住过的那个德国城市，也不曾有过一次休假。再也没有什么伊丽莎白，有的只是死亡与死亡之间的一场荒唐的梦——半小时的昏昏沉沉的睡眠，在这中间，一支火箭弹升到天空中，随后又熄灭了。现在只有那座工事还存在。

苏联人的轻坦克突破了阵线，步兵跟在坦克后面。这边的连队让坦克通过了，却用交叉射击拦截步兵。机关枪那火热的枪筒烧痛了他们的手，他们继续在扫射。苏联的大炮再也不能向他们轰击了。两辆坦克转了个身，朝他们滚过来，一面发射炮火。这在它们是容易的，这边一点防御也没有。它们的铁甲太厚了，机关枪不抵事。人们向裂缝里瞄准，可是打中它们却完全要碰运气。那些坦克在射程以外调动着，继续在射击。工事摇摇晃晃的，混凝土吱吱嘎嘎地叫着，裂开了。

“手榴弹！”赖内克嚷道。他聚拢了一大串手榴弹，往肩膀上一挎，爬到出口处。等第二阵齐射过去以后，他在工事的掩蔽下，爬了出去。

“用两挺机枪扫射那些坦克。”拉厄发出命令。

当赖内克动身向那些坦克迂回爬过去，企图用他所有的手榴弹的集中力量炸断坦克履带的时候，他们试着为他掩护，可是那简直没有一点希望。苏联方面的重机枪已经开始射击了。

过了一会儿，一辆坦克停止射击了。谁也没有看见爆炸。“我们搞到它啦！”伊默曼咆哮着。

那辆坦克不再射击了。机关枪便把火力集中到第二辆坦克上，这辆坦克一转身，不见了。“六辆已经穿过来，”拉厄嚷道，“它们一定会再来的。用所有的机枪交叉射击。我们一定要挡住那些步兵！”

“赖内克在哪儿？”等他们又能寻思的时候，伊默曼问。谁也不知道。赖内克没有再回来。

他们坚守了一个下午。那两座工事正在慢慢地粉碎，可是他们继续发着枪。他们射击得更慢了。剩下的弹药已经很少很少。弟兄们吃着罐头食品，喝着弹坑里的水。希施兰的一只手被一颗子弹打穿了。

太阳发出耀眼的光芒。天空中笼罩着一大片亮闪闪的云朵。工事里有一股血腥和火药的味儿。外面的尸体都在鼓起来，睡得着的人全睡熟了。他们再也不知道联系已经被截断了呢，还是仍然维系着。

傍晚，射击更猛烈了。随后，差不多又突然静止下来。他们料到会有进攻，都冲了出去，可是并没有发生，两个多小时都没有看到进攻。这沉寂的两小时把他们的力量消耗得比一场战斗还多。

早晨三点钟，这工事只成了一团弯曲的钢和混凝土。他们不得不离开了。一起有六个人阵亡，三个人受伤。他们不得不撤退。他们还把一个腹部受伤的人背了二三百码路，后来那个人就死了。

苏联人又进攻了。这时候，连队只有两挺机关枪。就靠这两挺机关枪，他们伏在一个弹坑里抵抗。随后他们又退却了。苏联人把他们的力量估计得比实际情况高，这倒解救了他们。在第二次休息时，绍尔倒下了。他头上中了一颗子弹，马上死了。再前面一点，希施兰伛着腰正在奔跑，也突然倒了下来。他慢慢地弯下去，随后躺直了。格雷贝尔将他背进一个弹坑。他滑下去，在坑底里扭动。子弹已经把他的胸部都炸开了。格雷贝尔在察看他的时候，发现一只被血浸透的皮夹，便把它藏进口袋。现在，再也没有必要写信告诉他母亲说他还活着了。

他们退到了第二道防线。后来，命令又叫他们再往后撤。连队解除了战斗任务。后备阵地已经变成了前线。

他们又在后面几公里的地方集合。连队只剩下三十人。第二天，它又恢复了一百二十人的数目。

格雷贝尔在野战医院里发现了弗雷森堡。那医院原是一个营房，经过改装，可并不合适。弗雷森堡的左腿被炸烂了。“他们要把它截掉，”他说，“有个混账的助理医生，他只想出这个办法。我已经设法弄到一辆交通车，打算明天出发，想去找一个有经验的人，先看一看这条腿。”

他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膝头罩着一个铁丝篓子。那行军床搁在一扇开着的窗子边。外面是平坦的草地，开满了红的、黄的、蓝的野花。屋子里臭气熏天。另外还有三张床。“拉厄怎么样？”弗雷森堡问。

“胳膊上中了弹，受了点轻伤。”

“住在医院里？”

“不，他还在连队里。”

“我料到他会那样。”弗雷森堡的脸动了一动，半边脸微笑着，另外半边带着伤疤的脸却仍然僵硬着，“很多人不愿意回去，拉厄也不愿意。”

“为什么？”

“他已经灰心了，再也没有一点希望，没有一点信心。”

格雷贝尔瞅着那张颜色像羊皮纸一样的脸。“你呢？”

“我不知道。这个先得料理一下。”他指了指那个铁丝篓子。

暖洋洋的风从草地上吹进来。“奇怪，不是吗？”弗雷森堡说，“下雪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这块土地上永远不会有夏天。可是夏天突然来了，而且一来又觉得太热了。”

“是的。”

“祖国怎么样？”

“我不知道。我的休假和这种生活，这两样东西一点也联系不起来。以前我还能联系，可是现在不成，它们相距太远。我再也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

“又有谁知道呢？”

“我想我以前知道过。还在家里的时候，一切都仿佛很不错。现在我不再知道了。时间太短，而且跟这一切也离得太远。在那儿的时候，我甚至还以为自己不会再杀人了。”

“很多人都这样想。”

“是的。你觉得很痛吗？”

弗雷森堡摇摇头。“在这个洞窟里，你料不到居然还有这种东西：吗啡。他们给我注射了一针，到这会儿还有效。痛是痛的，可是好像不在自己身上一样。我还有一两个钟头可以思考呢。”

“是不是有一列医院火车要开过来？”

“是这儿的一辆救护车，它要把我们送到一个最近的车站上去。”

“等一会儿，我们再也没有一个人在这儿了。”格雷贝尔说，“现在，你也要走啦。”

“说不定他们只是把我们再随便诊治一下，我还会回来的。”

他们俩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两个人都知道那是不会的。“这一点我倒相信，”弗雷森堡说，“至少在注射了吗啡针以后的一两个钟头里。一段生命有时候会短促得出奇，是不是？随后又来了另一段生命，你对它一点也不了解。这是我参加的第二次战争了。”

“你往后打算怎么办？你有没有决定？”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别人会要我怎么办。这一点，我先得弄一弄明白。我以为我决不会就这样完蛋的。我常常相信不幸的事会落到我头上。现在我也不得不习惯于这样的想法，我已经碰上了一半的不幸。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会好些。干脆死了，似乎要容易得多。生命总是有个结束的，到那时候，流血的无聊事便再也没有关系了，你付出了代价也就完啦。现在，人又处在这样的不幸中间。我曾经找过一个劝慰自己的借口：反正一死百了。不过现在的情形，还没到这个地步。我累了，恩斯特。在我开始意识到我是一个跛子以前，我打算睡一会儿。希望你保重。”

他向格雷贝尔伸出手去。“你也保重，路德维希。”格雷贝尔说。

“当然啰，因为我在顺着潮流嘛。这是生命的原始的冲动。从前，情形并不是这样。可是，那也许只是一种欺骗。那里面往往也蕴藏着一种最后的秘密的希望。那是无所谓的。人老是会忘记他自己能够结束这个生命。这种天赋，我们是随着我们的所谓意志一起获得的。”

格雷贝尔摇了摇头。

弗雷森堡用半边脸微微一笑。“你是对的，”他说，“我们不会做那样的事。正相反，我们却设法要使这一切永远不再发生。为了实现这种愿望，必要时我还会拿起枪来呢。”

他让头沉下去，突然他显得十二分疲乏。等格雷贝尔走到门口，他的眼睛已经闭上了。

格雷贝尔回到村子上。一抹淡淡的晚霞染红了天空。天没有再下雨，泥地已经在干起来。荒芜的田野里，闲花野草都长出来了。前线隆隆地响着。忽然间，一切都仿佛非常陌生，一切的联系全消失了。格雷贝尔熟悉这种感觉。每当他半夜里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感觉，仿佛他已经从世界上跌出来，十分孤寂地在黑暗中飘荡。人总找得到他回来的道路的，可是每一次却总有一种古怪的、依稀的感觉，认为这条回来的道路人也总有一天会找不到。

人感觉到的倒不是恐惧，他只是趑趄不前，如同一个很小的孩子被放在一片很大的草原中央，条条可以逃跑的道路都太远太长了。格雷贝尔把双手插进口袋，向四下里望着。还是那幅景象：废墟、未耕种的田地、苏联的落日，还有对面那前线的淡淡的、刚开始的闪电。这景象跟往常一样展现在那儿，而且还有一种直刺人心的绝望的寒冷伴随着。

他在口袋里摸到伊丽莎白写给他的信。这些信里有温暖、柔情和爱的甜蜜的刺激。可是它们不是一盏照亮一座整洁的房子的幽静的灯，它们是笼罩在一片沼泽地上的鬼火，他越是想走过去，那沼泽仿佛越是显得不可捉摸。他原想点起一盏灯来，好寻找他回来的道路，可是房子没有造好，他已经把那个灯点起来了。他把它放在一堆废墟里，它没有使废墟显得美丽，却反而使废墟显得格外凄凉。在家乡的时候，他还不会知道这一点。他毫不怀疑地跟着那亮光，企图相信只要跟着它就够了。其实那样还是不够的。

他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这种想法做斗争。他曾经希望会抓住他、支持他的那种东西，结果只使他陷于孤立，这一点，要体会可不容易，那种东西伸展不到很远，它只触动了一下他的心，却并没把他抓住。它终于被吞掉了，那是一种渺小的、私人的幸福，在普遍的愁苦、绝望的无边泥沼中，它也支持不住了。他掏出伊丽莎白的信，一封封地读着。红殷殷的晚霞，照在这些信上。这些信，他背都背得出来，可是他又读了一遍，于是他照例比以前更寂寞了。这一个太短促，而另一个又太悠长。这是一次假期，可是一个士兵的一生是拿在前线的时间来计算，而不是拿休假的时间来计算的。

他把信放回口袋，他把它们跟他父母的信放在一起。他父母的信，他发现早已在连队办公室里等着了。胡思乱想是没有意义的。弗雷森堡说得对，一步步走去就够啦。人在危急的时候，不应当想法去解答生命的谜。伊丽莎白，他想，为什么我要把她当作一个失去的人那样地想念呢？这儿我明明有她的信，她还活着哪！

村子更近了。它阴郁而荒凉地横在那儿，所有这些村子，看去都仿佛永远不会重新兴建似的。一条种着桦树的林荫道通到一所白房子的废墟那儿。那儿从前有过一个花园，百花开得正盛，在一潭肮脏的水池旁边立着一座雕像，那是一个牧畜之神，正在吹着他的风笛，可是谁也没有来参加他的欢乐的午宴，只有两三个新兵，正在那儿寻找果树上没有成熟的樱桃。

27

“游击队。”施泰因布伦纳舔了舔嘴唇，望着那些苏联人。他们站在村子的广场上，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一个女的很年轻，圆脸蛋，高颧骨。这四个人全是那天清早由一个侦察队带来的。

“他们不像是游击队。”格雷贝尔说。

“可是，他们的确是游击队。你凭什么以为他们不是呢？”

“他们看样子不像，他们像是穷苦的庄稼人。”

施泰因布伦纳笑了笑。“如果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那就没有什么罪犯了。”

这是确实的，格雷贝尔想，你自个儿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他看见拉厄在走过来。“我们该怎么样处理他们？”连长问。

“他们是在这儿抓到的。”上士说，“我们得把他们关起来，等候上边的命令。”

“天知道，我们自身的麻烦事已经够多啦。干吗不把他们送到团部去？”

拉厄料到不会有回答。团部已经没有一个固定的据点。最多，什么时候参谋部派下一个人来，把这几个苏联人审问一下，随后指示处置他们的办法。“村子外面，有一座从前的庄园，”施泰因布伦纳说，“那庄园有一间棚屋，装着铁栅、铁门和一把锁。”

拉厄打量着他。他知道施泰因布伦纳在想什么。要是由他去看管，那几个苏联人照例会企图逃跑，这一来他们准会送命。在村子外面，这样安排是很容易的。

拉厄往四下里望了望。“格雷贝尔，”他说，“这些人由你去负责看管。施泰因布伦纳会指点你棚屋在哪儿。仔细查看一下，要保证稳妥可靠。事情办好，就来向我报告，那边留下一个警卫。要从你自己的班里挑出人来。这件事由你负责，由你一个人负责。”他又补充了一句。

有一个俘虏是瘸腿。一个年纪大些的女人有点静脉曲张。年轻的那一个赤着脚。走出村子，施泰因布伦纳把那个年轻女人推了一下。“嗨！你！跑啊！”

那个男的回过头来。施泰因布伦纳笑着，演着手势。“跑啊！跑啊！赶快！释放啦！”

那个年纪大些的男人用俄国话说了一句什么。另外一个男的并没有跑。施泰因布伦纳用皮靴在他脚踝上踢了一下。“跑啊，你这个傻瓜！”

“不要那样，”格雷贝尔说，“你听到拉厄的命令了。”

“在这儿，我们尽可以让他们跑，”施泰因布伦纳嘟嘟囔囔地说，“我是说，那两个男人。等他们跑了十码路，我们就开枪打死他们。我们把那两个女的关起来，等到天黑，再把那个年轻的提出来。”

“别管他们，给我走开，这儿是我在负责。”

施泰因布伦纳瞅着那个年轻女人的小腿。她穿着一身短短的衣裳，腿黄褐褐的，肌肉很发达。“他们反正都要枪毙了，”他说，“不是被我们，便是被保安局。我们可以跟那个年轻的开开玩笑。你这么讲自然很不错，你是才过了假期回来的。”

“住嘴，你该想一想你那个订了婚的未婚妻！党卫队队长的女儿！”格雷贝尔说，“拉厄只吩咐你带我们去看棚屋，只有这一点事。”

他们顺着那条通往白房子去的林荫道走着。“这儿。”施泰因布伦纳没好气地说，指着一所修理得很好的小房子。那房子是石头的，造得很结实，铁栅门可以从外面用一把钩锁锁起来。

格雷贝尔将这所房子仔细察看了一下，这原先好像是一个牲口栏或是一间棚子，地是水泥的。没有工具，俘虏们逃不出来，而他们早已给搜查过，身上一点工具也不会有。

他开了门，让他们进去。两个派来当警卫的新兵早已荷着枪站着。那些俘虏一个跟着一个地走进去。格雷贝尔关上门，又试了试那把锁。锁是牢靠的。

“活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施泰因布伦纳龇着牙齿笑了笑，“香蕉！香蕉！你们要吃香蕉吗，你们这些猿猴？”

格雷贝尔转向那两个新兵。“你们待在这儿当警卫，你们要负责不出事故，等会儿有人会来换班。你们哪一个会说德国话？”他问那几个苏联人。

谁也没搭理。“等一会儿，我们看是不是能够给你们找点儿稻草来。走吧。”格雷贝尔跟施泰因布伦纳说。

“不妨给他们弄这么三四床鸭绒被来。”

“走吧！嗨，你们得小心看守啊！”

他报告拉厄，监房很牢靠。“挑这么两三个人去负责看管，”拉厄说，“我希望过几天局势稳定了，我们再来处理这些人。”

“是，长官。”

“两个人够不够？是不是还多要些人？”

“不。那棚屋很牢靠。要是我夜里睡在那儿，那我一个人差不多也成了。谁也逃不出来的。”

“好，那就这么办。这儿我们也需要新兵，我们要尽快地教会他们一点战术。那消息——”拉厄突然停住了，气色很难看，“你自己也知道情况怎么样。好吧，你就去吧。”

格雷贝尔走去拾掇东西。在他那个排里，剩下的熟人已经很少很少。“他们要你去当看监的吗？”伊默曼问。

“是啊。在那儿我倒可以好好地睡一觉，要比训练这批年轻的新芽好得多。”

“你也没有多少时间好睡咧。你知道前线的情况吗？”

“听说是一团糟。”

“又是一场掩护撤退的战斗，到处都被苏联人突破了。刚才就传来很多的谣言，说是他们正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这儿附近全是平原，没有个地方站得住脚。这一回，我们可不得不老远老远地往后退了。”

“万一我们不得不退进德国的边境，你以为我们就会退伍吗？”

“你是不是这样想？”

“不。”

“我也不这样想。我们这一边，谁可以结束这次战争？参谋总部自然是不行的。他们怎么也不会负起这个责任来。”伊默曼龇着牙齿，狡猾地笑了笑，“上次大战，他们随时都可以拼凑起一个临时政府，准备停战。那班可怜的傻瓜伸长脖子，签了个停战协定，可是过一个星期，有人就骂他们出卖祖国。今天可不是这个情况了。极权的政府，全面的失败，没有第二个政党可以出来谈判了。”

“我要睡了。”格雷贝尔说，“我一生只希望爱想什么就想什么，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因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救世主，那样做，罪孽就比杀人更大了。”

他跟自个儿生气，因为给伊默曼缠个不清。他拿了背包，走到军厨那儿。他领到了一勺豆汤、一点面包、一份香肠，当作晚餐。这样，他可以用不着再回到村子上来了。

这下午沉寂得出奇。弄好稻草，新兵们都已经走了。前线隆隆地响着，可是这一天仿佛还是很平静。棚屋前面，伸展着一片已经荒芜了的草地，那是被踩坏的，上面有一个个弹洞，可是草已经抽出青芽，而且在从前一条小道的边缘，还长着几株正在开花的灌木。

在桦树林荫道后面的花园里，格雷贝尔发现一座一半还没坍毁的小亭子，从这儿他可以看住那棚屋。他甚至还发现几本书。那都是皮封面，烫着已经黯淡了的金字。雨雪把它们侵蚀得只有一本还看得清。这是一本浪漫主义风格的蚀刻版画集，雕的都是最美丽的风景，是法语版的。他慢慢地一页一页翻过去。渐渐地这些画迷住了他。它们勾起了一种苦痛的、绝望的怀念，在他合拢书本以后还好久好久没有消失。

他顺着桦树林荫道走到池沼那儿。在垃圾和水草中间，蹲着那个吹风笛的牧畜之神。他的一只角已经不见了，可是尽管这样，他却经历了革命和战争，一直保留到今天。他也跟那些书一样，来自一个传奇似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代。那是格雷贝尔还没出世的时代，他是在战争中诞生，在战后那几年通货膨胀和动荡不安的苦难中成长，而在一次新的战争中觉醒的。他在池沼周围踱着，经过那座亭子，又回到俘虏那儿。他瞧了一下铁门。这门不是本来装在棚屋上，而是后来才添上去的。说不定这所房子和这个花园的主人，他自己就在这扇铁门后面等待过死亡。

那老妇人已经睡熟了。那个年轻的女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两个男人都站在那儿，盯着外面那午后的风光。随后他们又望了望格雷贝尔。那姑娘直瞪瞪望着前面。年纪最长的那个苏联人瞅着格雷贝尔。格雷贝尔转过身，在草地上躺下了。

云朵在天空中飘过去。鸟儿在桦树间喳喳地叫着。一只蓝蝴蝶打弹坑上空一丛丛花上飞过去。过了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过来了。它们在一块儿戏耍，互相追逐着，前线的隆隆声越来越响了。那两只蝴蝶叠在一起，飞过那炎热的晴空。格雷贝尔睡熟了。

晚上，一个新兵给俘虏们送来了饭食，那是用水掺薄的、中午吃剩的豆汤。那新兵一直等到俘虏们吃罢，才带着盘子离去。他也给格雷贝尔带来了配给他的纸烟，数量比平时多些。这是一个坏兆头。只有当艰险战斗快要发生的时候，才会发下来好一些的伙食和多一点的纸烟。

“今天夜里要我们加两个小时的班，”那个新兵说，他认认真真地瞧着格雷贝尔，“战斗演习，掷手榴弹，刺刀操练。”

“连长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也不光是操练你们。”

那新兵点点头。他瞅着那几个苏联人，好像他们是动物园里的野兽。“这些也都是人哪。”格雷贝尔说。

“是的，苏联人。”

“对，苏联人。你把枪拿起来，做好准备射击的姿势。我们要让那两个女人一个一个走出来。”

格雷贝尔隔着铁栅说：“大家都到那个角落里去。老太婆走到这边来。等一会儿，别人也都有机会出来的。”

年纪最大的那个苏联人跟另外几个说了一句什么话。他们听从了。那新兵把枪举成准备射击的姿势。老太婆走过来。格雷贝尔开了门，让她出来了，又把门锁上。她忽然哭了。她以为就要被枪毙了。“告诉她，她不会有什么事，只是让她出来解大小便。”格雷贝尔跟那个苏联老头儿说。

他告诉了她，她不哭了。格雷贝尔和那个新兵让她走到那所房子的一个角落里，那儿还有两堵墙壁矗立着。他一直等到她走回来，随后又放出那个年轻的女人。她急促而轻快地走在他前面。对付两个男人，就简单得多。他带他们绕到棚屋后面，看住他们。那个认真的年轻新兵把枪举成准备射击的姿势，上嘴唇突出着，一副热烈兴奋与集中注意的样子。格雷贝尔把最后一个带回来，将门锁上了。

“这才紧张哪。”那新兵说。

“真的吗？”格雷贝尔把枪搁在一边，“现在你可以走啦。”

他一直等到那个新兵不见了，才掏出纸烟来，递给那个老头儿，分给他们每人一支。他划了一根火柴，从铁栅里塞进去。他们都抽起烟来了。纸烟在半暗中发着光，照亮了他们的脸。格雷贝尔望着那个年轻女人，突然引起了一种对伊丽莎白难以忍受的怀念。“你——好。”那个苏联老头儿一直跟住他的眼神说。

他的脸跟铁栅靠得很近。“战争失败了——就德国人来说——你这个好人。”他轻轻地说。

“胡诌。”

“为什么不——放我们出去——跟我们一起走？”那张皱瘪的脸向那年轻女人转过去，一会儿又回过来，“跟我们一起走——躲起来——好地方——生活，生活——”他急切地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格雷贝尔摇摇头。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想，办法不是那样的。可是别的办法又在哪儿呢？“生活——不会死——只是被俘——”那苏联人嘟嘟囔囔地说着，“你也——不会死——跟我们过好日子——我们没有罪——”

这话听起来很简单。格雷贝尔转身走开了。在最后的柔和的暮色里，这话听起来很简单。也许他们的的确确是无辜的。从他们身上没搜出什么武器，而且看样子他们也不像是游击队。那两个年老的人一定不会是。要是我把他们放出来，他想，那么我总算也做了一点事，至少是一点事。我可以救出几个无辜的人。可是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不能跑到那儿去，不能搞到我也想逃避开的那种事情里面去。他懒散地踱着，又走到喷泉旁边。桦树映衬着天空，这会儿显得黑黝黝的。他走回去。在棚屋的黑暗中，还有一支纸烟在发着光。那苏联老头儿的脸在铁栅后面白惨惨地闪烁着。“生活——”他说，“很好的——跟我们——”

格雷贝尔把余下的纸烟都摸出来，一起塞到那只大手里。随后他又掏出几根火柴，也给了那个人。“这儿——抽这些纸烟——到了夜里——”

“生活——你还年轻——对你来说，战争会过去——你这个好人——我们没有罪——生活——你——我们——”这是一种柔和的、深沉的嗓音。他说“生活”，好像黑市商人说“黄油”，好像妓女说“爱情”，温柔、恳切、迷人，可是虚假，仿佛他能够拿它来贩卖似的。

格雷贝尔觉得这嗓音在拉着他。“住嘴！”他向那个老头儿吆喝，“不许再唠叨，要不，我要去报告了。那你就完蛋啦！”

他又开始巡逻。前线的吼声越来越响。第一批星星出现了。他突然感到自己孤独得厉害，巴不得再伏在掩蔽壕里，闻臭气，听伙伴们的鼾声。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被大家所抛弃，这时候得做出一个决定似的。

他想还是睡一下，便躺到亭子里的稻草上。也许在我没有觉察的时候，他们会冲出来，他想，但那是没有用的。他知道他们冲不出来。修建这间棚屋的人，这一点早已注意到了。

前线越来越骚动。整整一夜，飞机嗡嗡地吼着，机关枪哒哒地响着，接着传来了炸弹的瓮声瓮气的爆炸声。格雷贝尔谛听着。喧嚷越来越响了。假定他们果真冲出来了呢，他又想。他站起来，朝棚屋那儿走去，那儿一片沉寂，俘虏们似乎都已睡熟了。可是就在那时候，他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苏联老头儿的苍白的脸，于是他转身走开了。

半夜过后，他知道前线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大炮老远地射过阵线的上空。现在，爆炸已经离村子不远。格雷贝尔知道阵地是多么脆弱。他可以琢磨出战斗形势的种种变化。坦克马上要来进攻了。这时候，地面在连珠炮火的轰击下瑟瑟发抖。隆隆的响声，从地平线的这一头滚到那一头。他浑身的骨节里都有这样的感觉。他觉得战火马上就要烧到他那儿。然而十分奇怪，它如同一阵挟着雷电的旋风，在他周围打转，绕着那所狭小的白色房子，里面蜷伏着四个苏联人，好像在一切的毁灭与死亡中间，他们突然变成一个中心点，也好像一切都要看他们的遭遇来决定似的。

他来回地踱着。他走近棚屋，随后又离开那儿，他摸摸口袋里的钥匙，随后又在稻草上翻来覆去，直到快近早晨的时候，他才昏昏沉沉地、不很安心地睡熟了。

天刚蒙蒙亮，他就惊跳起来。前线，惨烈的景象已经展开。大炮早已瞄着村子的上面和后面轰着。他朝棚屋瞅了一眼。铁门仍然锁得好好的。在那铁门后面，几个苏联人正在走动。于是，他看见施泰因布伦纳跑过来了。“我们在撤退啦！”施泰因布伦纳嚷道，“苏联人已经冲过来了。到村子里去集合。赶快！情况混乱极了。你快拾掇东西去。”

这会儿他已经跑到眼前了。“我们马上就来收拾那几个家伙。”

格雷贝尔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很剧烈。“命令在哪儿？”他问。

“命令！嗨，你看到村子里的情况，就不会问我要命令了。你难道没听说这边敌人在进攻吗？”

“听说了。”

“那你就知道了。快去！你以为我们能拖着这批人一起走吗？我们要在铁栅里结束他们的性命。”

施泰因布伦纳的眼睛碧蓝碧蓝地闪着光，鼻梁上的皮肤拧得紧紧的，手按在腰带那儿。

“不成，”格雷贝尔说，“这儿是我负责的。要是你没有命令，快给我走开。”

施泰因布伦纳笑了笑。“好吧，那就让你去打死他们。”

“不。”格雷贝尔说。

“我们总得有个人干掉他们哪。我们不能拖着他们一起走。上前去啊，你和你那脆弱的神经。走啊，我马上跟你一块儿去。”

“不，”格雷贝尔说，“你不能打死他们。”

“不？”施泰因布伦纳扬起眼睛来望着，“不？”他慢吞吞地重复了一遍，“你可知道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

“我自然知道。”

“唔，你知道？那你也知道——”

施泰因布伦纳脸色变了，他伸手去摸手枪。格雷贝尔举起枪来就放。施泰因布伦纳摇摇晃晃地向前面仆倒了。他像孩子似的哼了一声，手枪从他手里掉下去。

格雷贝尔盯着那个尸体。一颗炮弹呼呼地掠过花园的上空。他惊醒过来，走到棚屋那儿，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了门。“走吧。”他说。

那几个苏联人望着他，他们怎么也不相信。他把步枪一扔。“走吧，走吧。”他焦急地说着，把一双空手伸给他们看。

那个年轻的男人小心翼翼地将一只脚踏出门口。格雷贝尔转过身。他回到施泰因布伦纳倒着的地方。“凶手。”他说，却不知道自己指的是谁。他瞪着施泰因布伦纳。他什么感觉也没有。“凶手。”他又说了一遍，指的是施泰因布伦纳，是他自己，是无数的别人。

于是他的各种思想突然开始此起彼落地翻腾起来。一块石头仿佛已经滚开了。他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再也没有一点具体实际的感觉。他已经没有一点重量。他知道自己应当做一点事，可是他又好像觉得自己必须紧紧抓住，免得飞开。他的头在发晕。他顺着林荫道走去。有件极其重要的事他非做不可，但是直到那时他还没法把它抓住。它仍然太遥远，太新鲜，而且清楚得叫人痛苦。

他看见那几个苏联人。他们在弯着腰奔跑，两个女人在前面。其中一个男人回过头来看见了他。只一会儿工夫，那个苏联人手里已经拿着一支步枪，他把枪举起来瞄准。格雷贝尔看见枪口的黑洞，这洞在扩大，他要大声地叫出来，他有很多的话要迅速地、大声地说出来……

他没有感觉到步枪的射击。他只看见面前突然出现一棵草，就在他眼睛前面，一棵被踩倒一半的植物，长着一丛淡红色的草梗和纤细狭长的叶片，而且越来越大。这东西他从前看见过，可是他再也记不起是在什么时候。这棵植物摆动着，随即孤零零地立在那儿，映衬着他那沉下去的脑袋所感知到的缩小了的视野，沉寂而且分明，带着微小事物那种整洁样子所能给予的安慰和所有的宁静。它越来越大，直到它充塞了整个的天空，于是他的眼睛闭上了。

[1]Paulette Remarque（1910～1990），原名波莱特·戈达德（Paulette Goddard），美国女电影演员，查理·卓别林的第三任妻子。1958年，她与雷马克结为夫妻，直至雷马克1970年去世。——译注，下同

[2]德意志第三帝国常自称“千年帝国”。

[3]即纳粹党冲锋队，是希特勒于1923年成立的武装组织，成员穿黄褐色卡其布军装，因此也称褐衫队。

[4]Attila（约406～453），古代亚欧大陆匈人的领袖。曾多次率领大军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在西欧，他被视为残暴和掠夺的象征。

[5]纳粹德国希特勒青年团的女性分支组织。

[6]又名《旗帜高扬》（Die Fahne hoch），是从1930年到1945年的纳粹党歌，由霍斯特·威塞尔创作。在1933年至1945年也是纳粹德国的第二国歌。

[7]出自《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二十八章：“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8]Friedrich Ebert（1871～1925），德国政治家。他强令德皇退位，并协助制定魏玛宪法，被推选为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

[9]希腊神话中居住在黑海附近的一个刚强骁勇的女族。

[10]Walküre，北欧神话中奥丁神的侍女，常常飞临战场上空，选出应该阵亡的人，把他们的英灵带到奥丁的宫阙瓦尔哈拉去。

[11]伤势极轻，马上就要回前线去的伤兵。

[12]《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九节：“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

[13]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作家，享誉欧洲的情圣才子，以机智、幽默、狡猾著称。

[14]《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四十四节：“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15]《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16]《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17]《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希奇，离开他走了。”

[18]基督教里的十条戒律，里面有一条是“不可偷盗”。

[19]《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20]Edvard Hagerup Grieg（1843～1907），挪威作曲家，浪漫主义音乐时期的重要作曲家之一。

[21]指1925年10月5日至16日欧洲多国在洛迦诺商议七项协议，并于同年12月1日在伦敦签署《洛迦诺公约》。通过这一公约，“一战”战胜国和新兴的中东欧国家确认了战后的领土和国界，并争取与德国恢复正常关系。1936年3月7日，纳粹德国撕毁了这一公约。

[22]指耶稣，因为耶稣是拿撒勒人，他父亲是木匠。

[23]《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祝谢了，擘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

[24]指《圣经·旧约·创世记》中所描绘的大洪水。

ZEIT ZU LEBEN UND ZEIT ZU STERBEN by Erich Maria Remarque

Copyright © 1954 by New York University, successor-in-interest to the literary rights

of The Estate of the Late Paulette Goddard Remarqu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OHRBOOKS A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HORIZON MEDIA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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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死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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