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美）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书名原文：DestinedforWar：CanAmericaandChinaEscapeThucydides'sTrap？

ISBN 978-7-208-15487-2

Ⅰ.①注…　Ⅱ.①格……②陈……③傅…　Ⅲ.①中美关系研究　Ⅳ.①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6502号

责任编辑　王　冲

封面设计　周伟伟

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著

陈定定　傅　强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4

字　　数　267，000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2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208-15487-2/D·3295

定　　价　78.00元

目录

版权信息

本书赞誉

推荐序 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前言

致谢

引言

第一部分 中国的崛起

第一章 “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第二部分 历史的教训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第三章 过去五百年

第四章 英国与德国

第三部分 暴风前夕

第五章 想象一下中国和我们一样

第六章 中国想要什么？

第七章 文明的冲突

第八章 走向战争

第四部分 为什么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第九章 通往和平的十二个方法

第十章 我们该何去何从？

结论

附录1 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

附录2 七个“稻草人”

本书赞誉

修昔底德陷阱提出了一个对世界秩序的重大挑战，即崛起国对于守成国的影响。我饶有兴趣地读了这本书，我希望美中关系成为和平解决自身问题的第五个案例，而不是导致战争的第十三个案例。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格雷厄姆·艾利森用他一贯的清晰概念，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照亮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主题：主导国家（美国）怎样避免与崛起国家（中国）陷入战争？艾利森提供了历史的视角，同时也展示了他从内部了解的美国视角，以及他非同寻常的中国视角。

——《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Ezra Vogel）

阅读《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并从中吸取教训有助于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创始人和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中美两国想要战争么？不。它们可能会因为严重的结构性压力而被迫产生冲突么？是的。值得庆幸的是，艾利森绘制了可以避免直接冲撞的基本线路。《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所要探讨的问题将会被研究和辩论几十年。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

格雷厄姆·艾利森是当代国家安全领域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也是应用历史学大师。你可以打赌中国的领导人会读到艾利森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警告。我只希望我们对美国的领导人能有同样的把握。每个知情的公民都应该买一本。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世界战争》作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我们需要去研究书中的论点。灵活的描述、清晰的架构，以及对强大的力量和偶然事件之间无休止的历史辩论的细致总结和探索，使《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本身就会获得更多关注、辩论和持续的课堂讨论。

——《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

格雷厄姆·艾利森是最敏锐的国际事务观察家之一。他一直将他对历史潮流的深刻理解带到如今最困难的挑战中去，并使我们最棘手的外交政策难题能够被专家和普通公民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参议员和副总统时经常征求他的意见。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艾利森阐述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挑战——处理中美之间的关键关系。

——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

这是我读过的关于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美国和中国——的最深刻、最发人深省的著作之一。如果格雷厄姆·艾利森是正确的——我认为他是正确的——中美两国必须吸取这一出色研究中的教训，以便建立一种战略关系，避免爆发一场双方都不会获胜的战争。

——KKR全球学会主席、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前中央司令部司令，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

美国能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问题。这本重要而有趣的书为我们如何避免这样的冲突提供了教训。

——《史蒂夫·乔布斯传》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

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艾利森再次作出了伟大的贡献。通过对昨天战争的深刻回顾和对当今国际政治的深刻理解，艾利森不仅向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提供了关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会产生的后果的警告，而且提出了关于避免这一问题的洞见。对于太平洋两岸的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公民来说，《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都是必读的著作。

——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

艾利森从戏剧和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他的书应该会引起美国思想家的警觉……或许会让我们从“通俄门”、总统推特中转移注意力，如果你想读到最严肃的战略设想，请特别关注最后十页的内容。这本书值得一读。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密码简报》，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

这是一本非常有智慧和重要的书。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全球定位系统主持人，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

这是今夏华盛顿和北京都必读的一本书。

——《波士顿环球报》，尼尔·弗格森

读这本书会让你感觉到不安，艾利森是一位一流的学者，他具有一流政治家的直觉。他赋予修昔底德陷阱以深刻的历史、地缘政治和军事的意义。与其他学者不同，他写得很有趣。艾利森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他指出娴熟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敏感性可以使这两个超级大国避免战争。

——彭博社新闻（Bloomberg News）

这是一本简短但影响深远的书，敏锐地剖析了这段历史……艾利森说，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与中国进行谈判来保持长期和平，进而避免战争。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推荐序　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当前的中美关系处于敏感时期。有人认为双边关系已经跌落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谷，甚至还会继续跌落。更消极的观点认为——“中美注定一战”，这便是本书的标题。在书中，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比喻中美关系的未来命运。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宗明义地提出，“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修昔底德的这一论断，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之间竞争与冲突的必然性，即国家实力此消彼长的结构性矛盾将引发战争。艾利森教授看到，在今天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实力的上升势必挑战处在霸权地位的美国；从历史的镜像中，他描绘出中美两国间国家利益、恐惧和荣誉的交织与对抗，提出“注定一战”这一悲剧性推论。

这几年，借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美关系困境的言论越来越多。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的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刊登了对习近平主席的专访。在专访中，针对中国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主席反驳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1]

在世界舆论就“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际，艾利森教授在2015年9月的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杂志上发表长文《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战争吗？》
[2]

，又于2017年5月在美国出版《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在2015年长文的基础上加以拓展和澄清，回应了对他的若干批评。

对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论断作出批评并不困难。比如，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没有争霸的基因；艾利森等美国学者不了解中国，不应该用西方国际关系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对外行为；艾利森关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的研究，所举出的历史样本不够丰富，得出的结论过于武断；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都太重要了，用战争来解决中美矛盾会两败俱伤，两国的理性决策者绝对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
[3]

冷战时期的美国同苏联为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建立了危机管控机制，而中美之间现在也已建立起类似机制，可以避免偶发冲突激化为战争。

自2014年以来，驳斥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比喻中美关系的文章和议论已经很多了。但是，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自2009年以来，特别是2016年底以来，中美关系的确是在逐渐滑坡。2017年底和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提出“印太地区”概念，加强地区安全同盟，这些都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

2018年春天，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发展为贸易战，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层层加码，逼迫中方采取反制措施。中美经贸关系过去被形容为“压舱石”，现在却更像“绊脚石”。美国视南海争端为中国挑战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主要焦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也正在挑衅中国的底线。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向外部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选择”，被美方认为是对西方价值体系、民主模式和美国世界霸权的强劲挑战。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关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讲话，对中国现行内外政策进行强烈抨击，威胁要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进一步坐实了同中国进行全方位竞争的战略态势。

自艾利森明确作出“修昔底德陷阱”论断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地缘战略竞争、政治分歧和战略互疑的深化，至少证明他的论点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不能被轻易驳倒。有些中国评论甚至承认，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4]

一般中国读者都知道，中美两国实力对比朝中国方面偏移，是中美矛盾加剧的原因。但是，本书并没有将视角停留在这种所谓“政治现实主义”之上，而是借用美国已故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强调中美两国在文化价值观、发展道路、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根本分歧，也是使两国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因素。我认为，本书第三部分的相关论述，是相当精彩、耐人寻味的。

在本书附录2“七个‘稻草人’”中，艾利森指出，学术辩论的一个通行做法，是把对方的论点扎成一个“稻草人”（对曲解对方论点的比喻），把它点火烧掉，然后声称驳倒了对方。他说的第一个“稻草人”，就是本书把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战争视为“不可避免”的。艾利森辩解说，他在书中列举了一些案例，说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可以避免战争；即使修昔底德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谓“不可避免”，也含有夸张意味。那么，为什么本书要以“注定一战”为书名呢？艾利森在一次跟我的私下交谈中，道出了自己的苦衷：美国也有“标题党”，出版社编辑故意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吸引眼球。其实，它那个带问号的副标题更符合作者的初衷。

无论如何，中美是否终将发生战争或其他形式的全面冲突对抗，是一个真实的命题，无法给出简单的答案。我认为，只有中美两国提出新的战略思路和作出重大政策调整，才能维持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否则，今后的中美关系将难以逆转地继续滑坡，并形成长期对抗。战争是最坏的、非理性的结局，应当全力避免；但即使没有战争，两国一旦发生政治外交摩擦加剧、军备竞赛升级、局部军事对抗出现、经济合作脱钩、社会交往减少、科技教育交流倒退的现象，也会严重影响两国人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福祉。

理解中美关系，除了要深入了解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动态之外，还需要关注中美建交40年来世界政治的变化。《三国演义》的卷首语写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或许也可以用来描述当今的世界政治。冷战结束后，天下大势曾经以“合”为主流，然而现阶段的世界政治正在陷入巨大的漩涡，“分”的逆流迎面而来。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难以逆转的；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社会认同的割裂将世界政治推向分化，形成反全球化的逆流。经济不平等沿着社会认同的断层线加剧，构成了世界政治新阶段的特征。

世界政治的新变化或许是20世纪晚期开始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中的一段间奏，但也可能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新时代的序曲。这将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背景和底色。更大的阴霾可能笼罩中美关系，两国的发展方向也有分道扬镳的危险。这是同全球化大潮中的逆流相呼应的，并非不可想象。

警惕并避免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值得中美两国有识之士深入思考的紧迫问题。因此，把这本著作带给中国读者是必要的，中国学者对“修昔底德陷阱”理应有自己的解读和回应。陈定定教授和傅强副教授的工作给中国的中美关系研究添薪加火，应当向他们致谢。

王缉思

2018年霜降时节写于北京大学北阁

前言

两个世纪前，拿破仑曾警告世人：“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今天中国已经觉醒，而世界正为之颤抖。

然而，许多美国人至今仍然否认中国从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到“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对美国所产生的影响。这本书最大的创意是什么？它都浓缩在一个词中——修昔底德陷阱。当崛起国威胁要取代守成国地位时，就应该鸣起警钟——危险迫近。中国和美国目前冲突丛生，正处于战争冲突的边缘——除非双方采取艰难且痛苦的行动来避免战争。

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美国长久以来拥有的优势受到了挑战，这两个国家可能会掉入一个致命的陷阱中，这个陷阱最先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定义。他曾撰书记叙了2500年前一场几近毁灭了古希腊两大城邦的战争，在书中，他这样解释：“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5]

这一重要的洞见描述了一种危险的历史模式。我在哈佛大学领导的修昔底德陷阱项目回顾了过去500年的历史，发现了16个案例，都是一个大国的崛起搅乱了另一个主导国的地位。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一个世纪以前，工业化后的德国挑战了英国在啄食顺序
[6]

中的顶端地位。它们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需要用一种新的暴力冲突类型来定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的研究发现，这16个案例里有12个案例都以战争收尾，只有4个得以幸免——对于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博弈来说，这个比例难以让人欣慰。

本书并不是一部关于中国的专著，而是聚焦于崛起中的中国对于美国以及全球秩序的影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以来，华盛顿所主导的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已经定义了世界秩序，并造就了一个大国间无战争的时代。现在大多数人视之为一件正常的事情。历史学家称这是一种罕见的“长和平”。现在，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正在瓦解这一秩序，故而此时提出和平时代是否终结是很自然的事。

2015年，我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题目为《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在走向战争吗？》的文章。在该文中，我论证了这一历史隐喻，为看清当今中美关系提供了绝佳的视角。从那时起，这个概念就引发了诸多争论。政策专家和领导人们没有直面现实证据，反思并作出可能令双方感到不适但实属必要的调整，而是围绕修昔底德关于战争“必然性”的说法建构了一个“稻草人”。他们以此为基础，争辩称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战争并非注定的。在2015年举行的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详细讨论了修昔底德陷阱。奥巴马强调，虽然中国崛起带来了结构性压力，但“两国都有能力解决分歧”。同时，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他们也承认，“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我赞同这一观点：中美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修昔底德也会赞同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本可以没有战争这一观点。从他的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说的“不可避免”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目的是强调该论断。修昔底德陷阱既不是宿命论，又不是悲观主义。相反，它让我们超越了新闻头条和政府的言辞，认识到北京和华盛顿必须妥善处理结构性压力，以此构建和平的双边关系。

如果好莱坞正在拍摄一部针对中美两国迈向战争边缘的电影，那么再也找不到比习近平和唐纳德·特朗普更好的主角了。这两个人都体现出了各自国家对于实现国家振兴的深切渴望。2012年，习近平当选为中国领导人，凸显了中国的崛起国角色，而用言语中伤中国的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胜利显示了守成国的有力回应。习近平和特朗普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但作为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他们又有着相似之处。他们：

●都被一个共同的抱负所驱使：让国家再次伟大。

●都把另一个国家视为实现梦想的主要竞争对象。

●都为自己独特的领导能力而自豪。

●都认为自己在振兴各自国家的事业中扮演着中心角色。

●都已经宣布了艰巨的国内议程，要求进行根本性变革。

●都支持国内彻底根除腐败的计划，并直面对方尝试采取的手段，以达到各自的目标。

这两个大国之间即将发生的冲突会导致战争吗？中国和美国会步雅典和斯巴达、英国和德国的后尘，使悲剧重演吗？抑或他们会找到一种有效避免战争的方法，然而这种方法是会像一个世纪以前的英美两国一样，还是会像美国和苏联历经的40余载的冷战一般呢？显然，我们无从得知。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未来几年中，我们所熟知的修昔底德状态在两国间将会愈发紧张。

否认修昔底德陷阱并不能削弱其真实性。承认它也不意味着要欣然接受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为了后世子孙，直面这一历史上最残酷的趋势之一，然后竭尽所能迎难而上。

致谢

本书成书过程漫长，而且费尽心力，如同一场智识上的奥德赛之旅。一路走来，欠下的感激就够写一篇长文了。从成为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一年级新生，拉班（Laban）教授向我（初次）介绍修昔底德，到如今在哈佛大学每月都会见面的中国工作组，我每天都在学习贯穿于本书的分析方法。我的资深论文导师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革命的剖析》的作者）教我认识历史中的模式。在牛津大学学习分析哲学时，我从A.J.艾尔（A.J.Ayer）、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和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那里学到了概念框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作为一名哈佛大学的博士生，我拥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够获得三位善用历史来分析当下挑战的学界泰斗的指导，他们分别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欧内斯特·梅和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我的博士论文考察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阐明政府决策的复杂性，以及超级大国核武库所构成的特殊危险，这些核武库在对手之间焊接了牢不可破的纽带。

在冷战期间，我有机会学习和帮助人们理解这一切实存在的威胁，并作为顾问、导师和参与者制定战略并最终打败“邪恶帝国”。我有幸为这些人工作过：罗纳德·里根总统和他的国防部长温伯格（Weinberger）（我担任特别顾问）、比尔·克林顿总统和他的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彭（Les Aspen），以及比尔·佩里（Bill Perry）（我担任助理国防部长），从温伯格到阿什·卡特（Ash Carter）（我曾为其国防政策委员会服务）的12位国防部长，从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特纳（Stan Turner）（我曾担任特别顾问）到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以及更多的同事。

但最重要的是哈佛大学，尤其是哈佛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在总体上滋养和塑造了我的思想，特别是这本书中的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我有幸担任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阿尔·卡恩塞尔（Al Carnesale）、小约瑟夫·奈（Joe Nye）和我领导了“避免核战争”的项目，招募了大量的初级教员和博士后，试图了解如何充分限制核竞赛，使致命的对手得以生存。在后冷战时代，我曾担任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负责人，在那里许多教职员工和同事向我传授了有关国际事务中最重大挑战的知识。自始至终，我都有幸参与到A.N.怀特黑德（A.N.Whitehead）所说的“年轻人和年长的人在富有想象力的学习追求中走到了一起”的项目中。

我继续从贝尔弗中心中国工作组成员那里有关中国的教程中受益。工作组成员包括霍斯·卡特莱特（Hoss Cartwright）、欧立德（Mark Elliott）、傅泰林（Taylor Fravel）、凯利·西姆斯·加拉格尔（Kelly Sims Gallagher）、保罗·希尔（Paul Heer）、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柯伟林（William Kirby）、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ahar）、梅根奥沙利文（Meghan-O'Sullivan）、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芮效俭（Staple-ton Roy）、陆克文（Kevin Rudd）、安东尼·赛奇（Anthony Saich）、傅高义（Ezra Vogel）和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为了能透彻理解中国经济，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一直给予我耐心的帮助，是我的主要领路人，同时，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等人也给予了支持。在运用历史进行分析时，与我共同发起哈佛应用历史项目的尼尔·弗格森一直贡献巨大（most valued），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弗雷德里克·洛格瓦（Fredrick Logevall）、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史蒂夫·米勒（Steve Miller）、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和斯蒂芬·范·埃弗拉都提出了充满智慧的建议。

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言：“写书是一种冒险。一开始，它只是一个玩物和消遣方式。然后它变成了情人，再变成主人，接着成为暴君。最后一个阶段是，就在你即将接受它奴役的时候，终于杀死了怪物并将它示众。”

与我之前的书不同，很多人帮助我杀死了这个怪物。主编乔希·布瑞克（Josh Burek）一直是我灵感、洞察力和奋斗到底决心的源泉。他的得力干将亚当·西格尔（Adam Siegel），在管理研究助理和学生的过程中展现了坚持不懈的优秀精神和过硬的技能，研究助理和学生包括：杰恩·贝克（Jieun Baek）、利奥·本科林（Leore Ben-Chorin）、埃德尔·迪克斯坦（Edyt Dickstein）、克里斯·法利（Chris Farley）、保罗·弗莱奥利（Paul Fraioli）、埃莉诺·弗莱奥利（Eleanor Freund）、埃克·弗莱曼（Eyck Frey-mann）、乔什·戈德斯坦（Josh Goldstein）、苔丝·海尔格伦（Tess Hellgren）、阿琼·卡普尔（Arjun Kapur）、扎卡里·凯克（Zachary Keck）、内森·列文（Nathan Levine）、韦斯利·摩根（Wesley Morgan）、威廉·奥索夫（William Ossoff）、克里安娜·帕帕达基斯（Krysianna Papadakis）、萨姆·拉特纳（Sam Rat-ner）、亨利·罗马（Henry Rome）、蒂姆·桑多尔（Tim Sandole）和赖特·史密斯（Wright Smith）。特别感谢约翰·马斯科（John Masko），他在附录1中大胆地编辑了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的初稿。两位杰出的学术新秀作出了重要贡献：本·罗德（Ben Rhode），他帮助我打开了通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门；还有赛斯·贾菲（Seth Jaffe），他熟练地评估了修昔底德陷阱在古希腊的原始实例。

鲍勃·布莱克威尔（Bob Blackwill）、尤里·弗里德曼（Uri Friedman）、迈克尔·玛蒂娜（Michael Martina）、吉姆·米勒（Jim Miller）、小约瑟夫·奈、麦克·萨梅耶（Michael Sulmeyer）、马克·托赫（Mark Toher）、文安立（Odd Arne Westad）、阿里·温尼（Ali Wyne）和鲍勃·佐利克（Bob Zoellick）审读了本书部分章节，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以上值得尊敬的团队成员为这本书的修正和改进提供了有益的反馈意见。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错误，都应由我本人负责。

贝尔弗中心的执行董事加里·萨莫雷（Gary Samore）和帕蒂·沃尔什（Patty Walsh）都极其优秀，因为他们的努力工作使中心在我撰写此书过程中一切运行正常。我的同事本·克雷格（Benn Craig）、阿里尔·德沃金（Arielle Dworkin）、安德鲁·法西尼（Andrew Facini）、安德里亚·海勒（Andrea Heller）、亨利·坎普夫（Henry Kaempf）、西蒙娜·奥汉伦（Simone O'Hanlon）和莎伦·威尔克（Sharon Wilke）都在幕后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谢谢你们。

感谢我的经纪人，迈克尔·卡莱尔（Michael Carlisle），他很早就看到本书的潜力，且从未动摇。霍顿·米夫林·哈考特（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团队在管理我的手稿和处理我的情绪波动方面值得赞许，该团队的成员有：拉里·库珀（Larry Cooper）、洛里·格拉泽（Lori Glazer）、卡拉·格雷（Carla Gray）、本·海曼（Ben Hyman）、亚历山大·利特尔菲尔德（Alexander Littlefield）、艾莎·米尔扎（Ayesha Mirza）、布鲁斯·尼科尔斯（Bruce Nichols）、塔林·罗德（Taryn Roeder）。

最重要的是，我很感激我的妻子伊丽莎白，她不仅是我一生的挚爱，而且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在回顾本书每一个章节时最体贴的现实检验者。

引言

我之所以著此书，并非为了给自己赢得一时的赞誉，而是想以此作为留给时代的财富。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我们处于世界之巅。我们已经登极顶峰，并将永葆辉煌。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件事情叫作历史。然而这种历史对他人来说却并不愉快。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回顾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登基钻禧庆典”

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我经常被问及“历史的教训”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一件事情是没有永久的赢家和败者。

——拉玛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

“哎，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这是德国总理可以想到的最好的主意了。即使当一位同僚逼问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时，他也无法解释他的选择，更无法解释其他欧洲政治家们的选择是如何诱发了迄今为止最具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参战国都失去了它们为之斗争的一切：奥匈帝国解体，德国皇帝被罢黜，俄国沙皇被推翻，整整一代法国人为之流血牺牲，而英国也失去了它的财富和朝气蓬勃。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

近半个世纪以来，贝特曼·霍尔韦格的惋叹一直萦绕在美国总统的心头。1962年，时年45岁的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正值总统的第二年任期，但他仍然尽力履行自己作为总司令的职责。他知道当他按下核武器按钮的时候，在几分钟之内就能杀死数亿人。但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当时曾有一句标语称：“宁肯死去也不被赤化。”肯尼迪拒绝了这种过于简单且错误的两分法。“我们的目标”，正如他所言，必须是“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和平，是和平和自由兼得”。问题是，他和其领导的政府如何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

1962年夏天，和家人在科德角（Cape Cod）度假时，肯尼迪阅读了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Tuchman）关于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八月的枪声》（The Guns of August）。塔奇曼追踪了德皇威廉二世及其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及其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以及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认为他们如同在深渊中梦游。塔奇曼认为这些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危险。没人想要最后的这场战争。若能从头再来，没有人会重蹈覆辙。因此在反思自己的责任时，肯尼迪发誓如果自己面临灾难性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抉择，而且自己的选择至关重要时，他会给出比贝特曼·霍尔韦格更好的答案。

肯尼迪并不能预见未来。1962年10月，在他阅读塔奇曼著作的两个月后，他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对抗。古巴导弹危机始于美国发现苏联企图将核弹头偷运到古巴，该地距佛罗里达州仅有90英里。从外交威胁到美国直接封锁古巴，美苏两国之间都开始了军事动员并出现了几次高风险的冲突，包括美国U 2间谍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等，两国间紧张局势迅速升级。在危机持续了13天的危急时刻，肯尼迪向他的胞弟罗伯特透露，他相信这场危机最终演化成核战争的概率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但是，迄今历史学家们并没有找到降低战争概率的方法。

虽然肯尼迪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但他还是重蹈覆辙，作出他知道的实际上会增加战争风险（包括增加核战争风险）的选择。他选择了公开对抗赫鲁晓夫（而不是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私下解决这一事件），并且画下了一条明确的红线，要求拆除苏联的导弹（而不是给自己留有余地）；威胁进行空袭，摧毁苏联导弹（知道这可能引发苏联对柏林的报复）；最后，在危机的倒数第二天，肯尼迪给了赫鲁晓夫一个时限和最后通牒（即如果苏联拒绝该通牒，肯尼迪将要求美国打响战争的第一枪）。

在作出每一个选择的时候，肯尼迪都明白，他正在加剧危险，未来发生的事件和他人作出的选择可能超出他的控制范围，这可能会导致核弹摧毁包括华盛顿特区（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家人的避难所）在内的美国城市。例如，肯尼迪将美国核武器战备状态提高至二级战备状态，使得美国不易受到苏联先发制人的打击，但同时也拉下了许多核武器的保险栓。在二级战备状态期间，德国和土耳其的飞行员驾驶着装载了核武器的北约武装轰炸机，距苏联的目标不到两个小时。因为核武器的电子锁在当时尚未发明，所以没有任何物理或是技术层面的障碍能够阻止一个决心前往莫斯科并投下核弹的飞行员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没有办法能够远离这些“无法控制的风险”，肯尼迪和他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深入研究组织程序，力求减少事故或疏漏。尽管他们已经作出努力，历史学家仍然发现了数十个在肯尼迪控制范围之外且几乎可以诱发战争的事件。例如，在一次美国的反潜行动中，美军在苏联潜艇周围投放炸药，迫使苏联潜艇浮出水面，这使得苏联舰队的指挥官认为遭到了攻击，差点发射了核武装鱼雷。在另一起事件中，一个U 2间谍飞机的飞行员误从苏联上空飞过，导致赫鲁晓夫担心美国正在为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评估并提取坐标。如果上述任意一个行动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尼迪能够解释他的选择是怎样导致战争的吗？在面对质询时，他能给出比贝特曼·霍尔韦格更好的答案吗？

人类事务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困扰着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时，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直接或者最直接的原因。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针对哈布斯堡王朝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的暗杀行动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调动军队对抗轴心国的决定。如果古巴导弹危机导致了战争，那么直接原因是苏联潜艇的长官决定发射鱼雷而不是让潜艇下沉，或者是某个土耳其飞行员错误地将核武器投放在莫斯科。毋庸置疑，这些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非常重要。但是史学创立者们认为，导致流血冲突的最明显原因往往掩盖了更为重要的因素。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比战争导火索更为重要的是奠定战争基础的结构性因素：在这类条件下，可控事件将会逐步升级到无法预见的严重程度，并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修昔底德陷阱

对于这个国际关系研究中引用最频繁的短语，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其阐释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修昔底德记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这场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冲突吞噬了他的家乡——雅典，并且几乎毁灭了整个古希腊文明。修昔底德曾作为士兵服役，他见证了雅典挑战当时占据希腊统治地位的军事政权——斯巴达。他观察了这两大城邦间爆发的武装冲突，并详细地描述了战争中可怕的伤亡人数。当国力已经被严重削弱的斯巴达终结雅典之时，他却早已辞世，没能见证这场战争的惨痛结局，但这对他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很多人指出了一系列促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因素，但修昔底德直接指出了问题的核心。当他把焦点集中在“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时，他发现了一些历史上最具有灾难性和最令人困惑的战争根源的主要驱动力。在不考虑动机时，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压力就会导致暴力冲突，无一例外。这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也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和英国之间，更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和苏联之间，几乎导致了二者之间的战争。

像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雅典人认为它的进步是有利无害的。在冲突爆发前的半个世纪里，雅典已经成为古希腊文明的灯塔。雅典拥有哲学、戏剧、建筑、民主、历史和骁勇的海军，以及以往普天之下见过的和没见过的任何东西。它的迅速发展开始对斯巴达产生了威胁，而斯巴达已经习惯了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主导地位。随着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膨胀，雅典人也随之要求自己被尊重，并期望调整安排以反映新的权力现实。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对地位变化的自然反应。雅典人怎么可能不认为他们的利益更值得被重视呢？雅典人怎么可能不期望他们在解决分歧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力呢？

修昔底德也解释说，斯巴达人自然也应该认为雅典人的主张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忘恩负义的。斯巴达有权质问雅典，是谁给雅典的繁荣提供了安全的环境？随着雅典觉得自己的地位愈发重要，并认为自己应该拥有更多话语权时，斯巴达便心生恐惧和不安，并决心捍卫现状。

类似的情形在其他场景中也有所体现，甚至在家庭中都可以看到。当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平步青云，让人想到他将会盖过其兄长（甚至其父亲），我们预料会发生什么呢？卧室、衣柜的空间或座位的分配是否应该进行调整以反映地位的变化和年岁的增长呢？在诸如大猩猩这类的有统治首领的物种中，一旦潜在的继任者越来越强大，无论是族群的头领还是其挑战者都作好了最终摊牌的准备。在商业领域，当颠覆性技术允许像苹果、谷歌或优步之类的新贵公司迅速闯入新的行业时，其结果往往是一场激烈的竞争，并导致该行业的老牌公司，例如惠普公司、微软或是出租车运营商去调整和适应它们的商业模式，或是导致老牌公司的消亡。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自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这一局面可以发生在任何领域，但在国际事务中这一概念的内涵最为危险。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最初的实例导致了一场让古希腊为之战栗的战争一样，这一现象在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外交领域。今天，它更是已经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置于一条无人想要的、通往灾难的道路上，但最终它们可能会证明悲剧无法避免。

中美注定一战吗？

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崛起这样造成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的结构性变化。如果美国是一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它占据了全球经济市场的50%。到198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22%。而中国连续30年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使美国在全球经济市场中的份额减少到了现在的16%。如果按照当前的趋势继续发展，在未来30年内美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份额将进一步下降到11%。同期，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年的2%上升到2016年的18%，并将在2040年达到30%。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逐步使之成为一个令人畏惧的政治和军事竞争者。在冷战期间，随着美国对苏联挑衅的反应愈发迟钝和笨拙，五角大楼曾有此言论：“如果我们面对一个真正的敌人，我们将深陷巨大的困境之中。”中国正是这样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潜在敌人。

中美两国陷入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这显然并非明智之举。然而，回顾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百年历程，历史证明人类会变得愚钝。当我们说战争“不可想象”时，这是一句关于这个世界上可能发生之事的陈述，还是仅仅是我们有限的思维能构想出来的事物呢？

就目前来看，关于全球秩序的决定性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以往多数符合这一范式的竞争大多以悲剧收尾。在过去的500年中，有16个大国崛起并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的案例，其中有12次导致了战争。幸免于战争的4个案例则只是因为挑战者和被挑战者都在行动和态度上作出了巨大且痛苦的调整。

中美两国同样可以避免战争，但前提是这两个国家能够接受以下困难的现实。首先，就目前的态势而言，美国和中国在未来发生战争不仅是有可能的问题，而且很可能比目前所认识到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就以往历史经验而言，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低估战争发生的危险反而会增加战争发生的风险。其次，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历史表明，主要的守成国可以在不引发战争的前提下，管理与对手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与那些威胁到自身地位的对手的关系。这些成功和失败的记录为当今政治家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正如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所言，只有那些没有学习历史的人才会被谴责重蹈覆辙。

接下来的章节阐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起源，探究其发展的动态过程，并解释它对于当前中美之间竞争关系的影响。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崛起的简要概述。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正在发展，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发展的规模或结果。用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的话来说，这件事情发生得太快，我们还没来得及感到惊讶。

第二部分是从历史的广阔视角来解读中美关系的近期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的事件，而且还提供了事态发展趋势的线索。我们的研究将追溯到2500年前，当时雅典的迅速发展震惊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强国——斯巴达，进而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还有，那些发生在过去500年间的重要案例也为我们理解崛起国和守成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战争提供了洞见。与当前中美僵局最接近的状况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英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战，这应当给我们以警醒。

第三部分将探讨当前中美两国关系是否已经处于暴风前夕。我们看到大量媒体报道了中国的“强势”行为和不愿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的“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4年的人和事。同时，进行一定的自我反思和对照也是应当的。如果中国“像我们一样”——美国大步冲入20世纪，信心满满地认为接下来的百年将是美国的时代——那么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更加严峻，战争更难以避免。如果它真的沿着美国的脚印，我们应该能看到中国将影响力从蒙古扩展到澳大利亚，就像当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按照他的喜好塑造了“我们的半球”一样。

不过，中国现在走上了一条与当年美国登顶霸主时所采取的不同道路。但是，从中国崛起的许多方面，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相似之处。那么，中国想要什么？一言以蔽之：让中国再次伟大。十多亿中国人最深切的渴望不仅是使得国家富有，而且要实现国家的强大。事实上，他们的目标是中国足够富强以至于其他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承认中国利益并给予中国应该得到的尊重。这一“中国梦”的规模和雄心，足以让我们打消任何认为中国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后，中美之间的竞争就会自然消退的念头。当考虑到我的前同事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时，这一点尤其如此。他指出中美两国的价值观和传统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具有历史性隔阂，这使得两国间的和解更加难以捉摸。

虽然似乎很难看到目前两国间对抗会得以解决，但是两国发生实际武装冲突似乎也是遥不可及的事。但果真是这样吗？事实上，通往战争的道路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加多样，战争貌似更可能发生（甚至更为平淡和普通）。从当前中国南海、中国东海以及网络空间的对抗，到一场螺旋式上升并濒临失控的贸易冲突，中美两国间极易爆发双方直接交火的情况。尽管这些情景都不太可能发生，但当我们回忆起暗杀斐迪南大公或是赫鲁晓夫在古巴的核冒险的意外危机之后，我们意识到了“不太可能”和“不可能”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小。

第四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大多数政策界和公众都对战争的可能性抱有天真的自信，而宿命论者则看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迅速逼近一个无法移动的物体。不过，双方都不完全正确。如果两国领导人都能研究历史中成败的经验和教训，那么他们将找到丰富的线索，并能够从中形成一个在不发生战争的状态下满足各国基本利益的战略。

一个拥有14亿人口和5000年历史的文明重返辉煌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实现的条件，它需要经过一整代人努力管控而营造出长期环境。这种管控的成功不仅仅只需要新的口号、更频繁的首脑峰会或是更多的部门工作会议。要在不引发战争的情况下管理这种关系，就需要双方政府最高层时时刻刻地持续关注。这将需要两国之间高度的相互理解，而这种程度的相互理解自20世纪70年代亨利·基辛格与周恩来就中美重新建交事宜进行对话后就未曾见过。更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领导人和公众需要在态度和行动上都作出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革。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必须愿意去思索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设想那些不可想象之事。中美之间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就只能去改变历史的弧线。

第一部分　中国的崛起

第一章　“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你不知道雅典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总是在考虑新的计划，并且很快就能付诸实践。他们制定一个计划后：如果计划成功了，那么这次成功与下一步的行动相比就不算什么了。

——修昔底德，“科林斯大使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公元前432年

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

——拿破仑，1817年

2011年9月，在戴维·彼得雷乌斯升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后不久，我前往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办公室见到了这位最成功的当代将军。20世纪80年代，我与他初次相遇，当时他是普林斯顿的博士生，我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保持着联系，当他在美国军队中一路高升时，我继续着我的学术工作，同时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了几次授课。在简单聊了一些他新工作的事情后，我问戴维，中央情报局的资深特工们是否已经为他打开了一些秘密的“宝盒”——那些包含美国政府最高机密和最不为人所知的文件。他心照不宣地笑着说：“当然。”容我在后文中一一道来。

交流了一会儿之后，我向他询问关于“深度睡眠者”的事情：这些人是与中央情报局建立某种关系的个人，但他们的基本任务是长期生活在国外并有所成就，以便充分了解该国的文化、人民和政府。中央情报局承诺将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帮助他们成就事业，但当中央情报局发出任务召唤时——十分隐秘且有可能十年内仅会有一两次——他们将坦诚地详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当我打开一份由一位敏锐且富有远见的人撰写的报告时，戴维正站在桌子对面，这份报告可以告诉华盛顿如何对这个最伟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作出回应。正如我对这位新晋局长所言，这个人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这个人亲眼目睹了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时期市场经济驱动的社会变革。事实上，他与许多中国领导人建立了重要的工作关系，其中包括未来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份报告长达50页，以问答形式呈现。我阅读了它前一部分问题：

●中国当前的领导人是否在认真考虑，在可预见的未来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头号强国？

●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战略是什么？

●中国实施其战略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中国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中国成功问鼎世界，将会对其亚洲邻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对美国而言又有什么后果？

●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

这个人为这些问题和其他更多的问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答案。他拉开了美国思考中国领导力的序幕，冷静地评估了这两个国家有一天可能会发生激烈冲突的风险，并为之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情报，这有助于预防意想不到事件的发生。

李光耀当然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他的思想、心灵和灵魂都属于新加坡。但是这位2015年与世长辞的政治家拥有着卓越的智慧。我给戴维的报告是《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Lee Kuan Yew：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一书的蓝本。该书是我在2013年与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阿里·温尼（Ali Wyne）合著的。作为狭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的创始人和为其服务终生的领导者，李光耀把这个贫穷、无足轻重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作为华裔，李光耀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并把儒家思想和英国上层社会价值观相融合。直到他2015年辞世，他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国观察家。

李光耀对于中国以及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洞察力，使他成为了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渴求的战略顾问，包括从理查德·尼克松到巴拉克·奥巴马在内的每一位美国总统。他对中国的敏锐理解不仅反映了他所谓的“非凡的战略敏锐性”
[7]

（亨利·基辛格如是说），而且反映了他迫切想要了解中国这头睡狮的心情。虽然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效用并不明显，但中国对于新加坡这个岛国而言仍然是一个庞然大物，新加坡在其阴影下寻求自己的生存方式。李光耀是最早看到中国的真实本性及其全部潜力的人之一。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李光耀研究中国及其领导人时，他们也在对李光耀及其国家进行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当邓小平开始考虑带领中国快速进军市场经济时，中国领导人将新加坡视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实验室。李光耀曾与自己的“北方邻国”中国的国家主席、政府总理、部长以及“政治新星”进行了长达数千小时的直接对话。
[8]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对其尊敬有加。

我从李光耀那里为这位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取经，解决了最令人不安的中国发展走向的问题，即中国的巨变对于世界权力平衡而言意味着什么？李光耀的回答十分尖锐：“中国对世界平衡的改变是如此巨大，因此世界必须找到新的平衡。不可能假装只把中国当作一个世界舞台的较大参与者。中国是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9]

美国会屈居第二吗？

在哈佛大学国家安全课上，我以一个小测试开始关于中国的讲座。第一个问题要求学生比较中美两国1980年和现在的排名。几乎每一次做这个实验，学生们都对他们所看到的事实感到震惊。一张2015年的数据图表就能说明这些。

仅在一代人之内，一个此前从未在国际联盟中露面的国家忽然跃居榜首。198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3000亿美元；201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1万亿美元——通过市场汇率换算得出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8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不足400亿美元；到2015年，这一数字增长了近百倍，达到4万亿美元。
[10]

从2008年开始，中国每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量都要大于印度的整体经济总量。
[11]

即使在2015年经济增长率较低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每16周就能创造出一个希腊的经济规模，每25周就能创造出一个以色列的经济规模。

表1.1　中国各类数据占美国相应数据的百分比

以美元作为衡量单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从1860年到1913年，美国取得了卓越成就，一举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震惊欧洲，这一时期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
[12]

自1980年起，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根据金融学的72法则，即用72除以年增长率，以确定经济或投资何时会翻一番，由此得出结论是中国经济每7年翻一番。

我们需要着眼于更长远的历史时期，才能理解中国所创造的这一奇迹是多么不可思议。在18世纪，英国孕育了工业革命，并创造出了现在我们所知的世界。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国富论》，解释了历经千百年贫穷之后，市场资本主义是如何创造财富以及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的。17年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也被称为“疯王乔治”，在位期间输掉了美国独立战争）的使者抵达中国，提议两国建交。在那个时代，英国工人的生产率比中国的工人高得多。
[13]

如几百年来的传统一样，中国人口仍然占优势，但是他们十分贫穷。在结束了每天的劳作后，一个中国工人仅能勉强养活自己及其家人，只剩下相对较少的结余来支付国家培养士兵和投资军备的赋税，比如发展能够把国力投射到国界之外的海军等（除了短暂的半个世纪外，中国皇帝4000年来都未曾发展过海军）。如今，中国工人的生产率是美国工人的四分之一。如果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里，他们的生产力达到美国人的一半，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经济的两倍。如果中美两国生产力持平，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4倍。

这一基本的计算给华盛顿采取行动去“再平衡”中国的体量增长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隆重宣布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转向”（pivot），把华盛顿的关注点从中东转向亚洲。
[14]

用奥巴马总统的话来说：“在过去的10年内，我们经历了两场耗资巨大且伤亡惨重的战争，美国正在把关注点转向潜力巨大的亚太地区。”
[15]

他承诺要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存在，并且表明了美国对于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决心。奥巴马总统把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视为他任内的主要外交政策成就之一。

奥巴马总统和国务卿希拉里之下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主管该倡议。2016年他出版了名为《转向：美国未来在亚洲的治世方略》（The Pivot：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的著作，使“伟大的再平衡”不止于设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尽管他尽了最大努力，然而他没能找到更多的指标来支持其论点。从对总统的注意力跨度、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和助理在会议上所花费的时间、与亚太地区领导人会面的时间、飞行的架次、船舶停靠时间以及预算分配等进行分析，都很难看出亚太地区成为战略转向的迹象。伊拉克和阿富汗正在进行的战争、叙利亚刚刚燃起的战火，以及贯穿整个中东的“伊斯兰国”（ISIS）垄断了政府的外交议程，并主导了奥巴马的8年总统任期。正如奥巴马任期内白宫一名官员回忆的那样：“我们从未感觉离开过中东。大约80%的国家安全会议都集中在中东事务上。”
[16]

即使美国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别处，华盛顿也会竭力去阻止经济引力定律的生效。比较中美两国经济的相对权重如同把两国置于跷跷板的两端。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也是痛苦的。美国人一直在争论他们是否应该放松左脚（中东）的施力程度，从而给右脚（亚洲）加压。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三倍于美国的速度高速增长。因此，美国这一侧的跷跷板已然倾斜，可能很快美国经济的双脚将完全悬空。

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计量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人智库。

图1.1　谁正在再平衡谁？

这正是我课堂测试第一个问题想要说明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的答错率更高。问题是：美国什么时候会确切发现自己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将在哪一年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又会在哪一年成为世界最大奢侈品市场，乃至全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大多数学生都惊讶地发现，中国在大多数指标上都已经超过了美国。作为最大的船舶、钢铁、铝、家具、服装、纺织品、手机和电脑生产商，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
[17]

更令人讶异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产品的最大消费国。美国是汽车的发源地，但中国现在是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和最大的汽车市场。2015年，中国消费者共计购买了2000万辆汽车，比美国同期售出的汽车数量多出300万辆。
[18]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和电子商务市场，并且拥有最多的互联网用户。
[19]

相较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拥有更多的石油进口量、能源消耗量和太阳能安装量。
[20]

或许对于美国自信心最具有打击性的事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到2016年，中国持续充当着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21]

但这是不可能的！

对于那些在“美国即世界第一”的世界里长大的美国人来说——大约自1870年以来，每一个美国公民都这么认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是不可想象的。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经济主导地位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他们国家身份的一部分。

美国对其在世界之巅地位的执着，有助于解释201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上爆发的“风暴”。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全球经济年度报告。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美国现在排名第二。”市场观察网（Market Watch）上的一篇文章“大声叫道”：“很难找到好的措辞，我只会说——我们不再是第一了。”
[22]

更令人沮丧的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息所作出的总结那样：“现在它是正式的了。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美国经济规模为17.4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为17.6万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接着指出：“就在200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到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
[2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目前主要国际机构使用的标准，它们的专业职责要求它们对国民经济进行比较。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所说，购买力平价“是比较各国经济实力和国民幸福的最佳起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释道：“市场汇率更不稳定，即使个别国家的增长率是稳定的，使用市场汇率作为标准也会对总体增长的测算产生相当大的误差。购买力平价通常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幸福感更好的指标。”
[24]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不仅超过了美国，且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8%左右，而它在1980年仅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
[25]

对于那些以美国主导地位为信条的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明刺激他们积极探索那些显示“美国仍是第一”的衡量标准。其中包括可以更好地考虑到国民生活质量和福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之前基于市场汇率这一旧标准衡量国内生产总值的新依据。
[26]

因为我有一些受人尊敬的同事并不同意这一观点，我向全球顶尖的教授——中央银行行长、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讨教，我们应该如何衡量和对比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费希尔撰写过有关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也曾教过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前美联储主席）教授和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他曾任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现任美联储副主席。他的话很有信服力。根据他的判断，购买力平价确实是最好的评价标准，而且不仅仅是可以评估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在比较国民经济规模时，”他告诉我，“特别是在评估一个国家的相对军事潜力时，作为第一近似值，购买力平价是最好的衡量标准。这一指标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可以购买多少飞机、导弹、船只、水手、飞行员、无人机、基地和其他与军事有关的物品，以及它必须用本国货币支付的价格。”
[27]

国际战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权威年度出版物《军事平衡》（The Military Balance）对此表示赞同，指出“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其实力的理由是最充分的”
[28]

。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图1.2　中美两国间国内生产总值对比（按各国货币购买力计算）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西方媒体对中国经济最常见的报道就是“经济放缓”（slow down）。对精英媒体在2013年至2016年之间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进行云搜索后发现，该词是描述中国经济最常见的词汇。
[29]

很少有人会停下来问的问题是：比谁慢？在同一时期，美国媒体最喜欢形容美国经济表现的词是“复苏”（recovery）。但请比较一下中国的“经济放缓”与美国的“复苏”，中国经济增速是否已放缓至与美国大致相同的水平？只是高一点点？还是高更多？

诚然，自2008年金融危机和大衰退以来，中国经济确实放缓了，从2008年之前10年的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降至2015年和2016年的每年6%至7%。但是，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比危机前的水平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但全球经济增长却几乎减少了一半。自大衰退以来，“复苏”的美国经济平均每年仅增长2.1%。与此同时，欧盟经济自那时起每年以1.3%的速度增长，并继续停滞不前。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此期间，日本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2%。
[30]

尽管关于中国经济放缓存在不同声音，请记住一个明显的事实：自大衰退以来，世界上40%的增长只发生在一个国家——中国。
[31]

罗马可以两周建成吗？

在1980年，美国赴华游客还很少。这个国家才刚开始向西方“开放”，赴华旅行仍然很困难。那些去过那里的人发现，这个国家似乎是从遥远的历史中走出来的：幅员辽阔，乡村遍布，变幻莫测，难以捉摸，沉睡未醒。游客们在中国看到了那些破败的竹屋和苏联风格的公寓楼，城市街道上挤满了成群的自行车，骑自行车的人们穿着几乎相同的单调的中山装。冒险从香港过河的游客看到广州和深圳的空地上点缀着一些小村庄。无论走到中国的哪里，美国游客都面临着极度的物资匮乏：中国10亿公民中88%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这与他们在工业革命前的几千年中所经历的一样。
[32]

曾经空荡荡的北京街道现在挤满了600万辆汽车。基辛格，这位曾在中国重新向西方开放上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务卿，在回顾20世纪70年代初自己秘密访华时说：“想起1971年的中国，如果当时有人给我看北京现在的样子，并说25年后北京会是这样的话，我会说这绝对不可能。”
[33]

深圳现在是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房地产价格与硅谷相当。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是一位精明的中国观察家，他将中国的爆炸式发展形容为“英国工业革命和全球信息革命同时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并将300年的时间压缩为30年”
[34]

。

当美国民众抱怨道路建设和维护花费了太长时间时，政府往往会回答“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显然，人们忘了将这句话告诉中国人。到2005年，这个国家每两周就可以建造出一个与今天的罗马面积相当的城市。
[35]

在2011年至2013年间，中国生产和使用的水泥都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产量和使用量。
[36]

2011年，一家中国公司只用了15天就建成了一座30层的摩天大楼。三年后，另一家建筑公司在19天内建造了一座57层的摩天大楼。
[37]

事实上，中国仅用了15年就建成了相当于整个欧洲住房存量的房屋。
[38]

当《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第一次看到主办2010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夏季会议的天津梅江会展中心时，他承认自己是十分诧异的。中国人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就将它建成了。弗里德曼惊愕地注意到了这一壮举，但也感到沮丧。在他位于马里兰州的家附近，华盛顿地铁的工作人员修复“两个位于红线站内有21个台阶的小型自动扶梯”几乎用了同样长的时间。
[39]

弗里德曼在他的《炎热、平坦和拥挤》（Hot, Flat, and Crowded）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幻想美国可以实施的深远改革，只要它“成为中国一天”。
[40]

如今，中国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在美国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任务。每天，当我看到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办公楼和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之间横跨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的桥时，我就会想起这一点。整整四年，这座桥一直都在重建中，交通拥堵不堪。2015年11月，北京仅用43个小时就重建了规模大得多的1300吨的三元桥。
[41]

总体而言，1996年至2016年间，中国共修建了260万英里的道路，其中包括7万英里的高速公路，连接了95%的村庄，并几乎超过美国的50%，成为公路系统最广泛的国家。
[42]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建设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铁网：12000英里的铁路线，以每小时180英里的速度在城市之间运送乘客。在美国，这条线路相当于从纽约延伸到加利福尼亚州往返两次。高铁以每小时180英里的速度前进，相当于可以在一个多小时内从纽约市的中央车站到达华盛顿的联合车站，用两个小时就能从波士顿到达华盛顿。事实上，中国现在拥有的高铁比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
[43]

在这十年里，加利福尼亚州一直在极力争取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建立一条520英里的高速通道。2008年，选民们批准了该项目，但该州最近承认，该项目要到2029年才能完工，耗资680亿美元——比最初的承诺晚了9年，预算多出350亿美元。
[44]

中国计划到那时再完成16000英里的高铁建设。
[45]

除了摩天大楼、桥梁和高铁，还有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深远影响。一代人以前，每100个中国人中就有90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今天，每100个人中只有不到3个人是如此。
[46]

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193美元增加到今天的8100美元以上。
[47]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评估联合国改善世界最贫穷人口生活的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时指出：“在1981年至2004年期间，中国成功地使5亿多人摆脱了极端贫困。这无疑是历史上克服贫困的最大飞跃。”
[48]

中国教育、医疗和相关的指标都反映了中国人民福祉的改善。1949年，中国公民的预期寿命是36岁，而每10个人中就有8个人不会读书、写字。到2014年，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多，达到76岁，95%的人识字。
[49]

如果中国继续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将在一生中提高百倍。而按照过去十年美国人均增长率的平均水平计算，美国人将不得不等待740年才能看到同样程度的改善。正如《经济学人》一再向读者解释的那样，亚洲在私人财富的累积方面，在现代史上第一次超过了欧洲。预计到2020年，亚洲的财富将超过北美，中国将成为财富积累（包括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主要驱动力。
[50]

在历史的瞬息万变中，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产生了大量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据统计，2015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亿万富翁最多的国家，现在每周都会增加一名新的亿万富翁。
[51]

尽管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积极的储户之一——家庭通常将其可支配收入的30%以上储蓄起来——但人们很难想象，如果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知道今天有多少中国共产党员穿着普拉达（Prada），他会说些什么。2015年，中国消费者购买了全球一半的奢侈品。
[52]

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香奈儿（Chanel）和古驰（Gucci）现在将中国视为它们的主要客户。苏富比和佳士得的最高价拍卖会不再在纽约和伦敦举行，而是在北京和上海举行。

STEM
[53]

革命

一代人以前，在教育、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中国在大多数国家的国际排名中垫底。但是经过20年来对该国人力资本的坚定投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竞争者。如今，它与美国竞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的表现超过了美国。
[54]

国际上公认的比较高中生教育表现的黄金标准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以下称PISA）。在2015年的PISA测试中，中国在数学方面排在第6位，而美国排在第39位。中国的得分远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称“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而美国的得分明显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即使是评级最高的美国马萨诸塞州，把它作为国家水平来参与衡量，也只排在第20位——比上次2012年评级时的第9位有所下降。
[55]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最近对进入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生进行的比较显示，中国高中毕业生在批判性思维技能方面比美国同学有3年的优势。
[56]

2015年，清华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World Report）中的排名超过麻省理工学院（MIT），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工科大学。在十大工程学院中，中国和美国各有4所。
[57]

在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中，中国每年的毕业生人数是美国的4倍（130万比30万）。这些学科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现代经济增长最快的领域提供了核心竞争力。这还不包括目前在美国院校注册的30万名中国学生。
[58]

尽管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发起了著名的“创新教育”（Education to In-novate）倡议，以促进STEM教育，但这一差距已经持续了10年。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每一年中，中国大学授予的STEM领域博士学位都多于美国大学。
[59]

中国教育投资的影响已经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显现出来。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作为廉价消费品的低成本生产国，其在全球高科技制造业增加值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已从2003年的7%增至2014年的27%。记录这一增长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报告还发现，在同一个十年中，美国在这一市场的份额从36%下降到29%。例如，在高速发展的机器人技术领域，2015年中国申请新专利的数量是美国的两倍，而且增加了两倍半的工业机器人。
[60]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生产计算机、半导体和通信设备以及制药设备的领头羊。
[61]

2015年，中国人提交的专利申请总数几乎是排在第2的美国人的两倍，中国成为第一个在一年内提交一百多万个专利申请的国家。
[62]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19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研发支出的领头羊。
[63]

正如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201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国家不迅速采取行动来支持其科学事业，它将浪费长期以来作为创新引擎的优势，而创新产生了新的发现，刺激了就业增长。”
[64]

作为对这些趋势的回应，许多美国人寻求回避现实，因为他们相信，尽管中国规模庞大，声势浩大，但中国的成功本质上仍是一个模仿和大规模生产的故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否认中国自身作为创新者的实力在不断增强。以超级计算机为例，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特别指出，超级计算机“对于经济竞争力、科学研发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65]

为了确保美国能够保持其在超级计算机领域的“领导地位”，奥巴马总统于2015年设立了国家战略计算计划（National Strategic Computing Initia-tive），作为其“美国创新战略”的支柱。但自2013年6月以来，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不是在硅谷，而是在中国。事实上，在世界500台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排名中——2001年时中国不在这一名单上——中国现在有167台超级计算机，比美国多两台。此外，中国最大的超级计算机比最接近的美国竞争对手快五倍。虽然中国的超级计算机以前严重依赖美国处理器，但2016年中国的一台计算机完全是用国内处理器制造的。
[66]

2016年，中国另外两项突破向未来发出了令人不安的信号：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通信卫星，旨在为其提供前所未有的防黑客通信范围，以及完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这种设备具有无与伦比的能力，可以在深空中搜索智能生命。上述每一项成就都表明，中国有能力承担昂贵的、长期的、开创性的项目，并成功地完成这些项目——而这种能力在美国已经萎缩，最近在南卡罗来纳州萨凡纳河（Savannah River）投资数十亿美元却失败的钚再处理项目（尽管纳税人支出50亿美元，但最近的估算表明，该项目每年将耗资10亿美元，并将持续几十年），还有麻省理工学院所谓的密西西比州肯珀县的“旗舰”碳捕获和储存项目（40亿美元的成本超支，最近被推迟了两年多，并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就证明了这一点。
[67]

更大的枪管配更大的枪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崛起的唯一标准，但它提供了国家权力的基础结构。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不会立即或自动地转化为经济或军事实力，但以史为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生产总值越大的国家在塑造国际事务方面的影响力就越大。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的那句格言：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知道，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接班人统治着中国，这只有一个而且是唯一的原因。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打赢了战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的枪炮和坦克——及其21世纪的武器装备——变得越来越好，并与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展开新的竞争。就像脸书和优步（Uber）这样的科技初创企业利用颠覆性的创新理念替代了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中国军方正在开发新的技术，以应对美国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战舰、飞机和卫星，而他们开发这些技术的成本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如今，正在追赶大国技术优势的国家不需要重复竞争对手在硬件和其他“传统”平台上所做的投资。新技术带来的改变是不对称的，比如从中国大陆发射的导弹可以摧毁美国的航空母舰，100万美元的反卫星武器可以摧毁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卫星。
[68]

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平均只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美国的军费开支接近4%），
[69]

但30年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军事能力扩大了8倍。
[70]

如今，中国的国防预算额按市场汇率计算达到了1460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314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是俄罗斯的2倍。
[71]

第六章将更详细地讨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现在，只谈论中国在军事上已经取得的一些优势就足够了。对该地区不断变化的军事力量平衡的最权威评估是2015年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一项名为“美中军事记分卡”（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到2017年，中国将在9个常规能力领域中的6个领域拥有“优势”或“近似对等”于美国：例如，对空军基地或地面目标发动攻击、获取空中优势，以及防止对手使用天基武器。这份报告的结论是，在未来5年到15年内，“亚洲将见证美国主导地位的逐渐边缘化”。
[72]

与其经济进步一样，中国的军事进步正在迅速削弱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的地位，并迫使美国领导人面对美国实力受限的难堪事实。

新的权力平衡

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希拉里·克林顿曾提出，在21世纪，均势的概念已经过时。
[73]

李光耀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这个想法是理解国家间关系的基础。但是，他解释说：“在旧观念中，均势主要指的是军事力量。用今天的话来说，国家力量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结合，我认为经济比军事更重要。”
[74]

这种新的权力平衡被称作“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即利用经济工具（从贸易和投资政策到制裁、网络攻击和对外援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在他们2016年出版的《另一种战争：地缘经济学与治国之道》（War by Other Means：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中探讨了这一概念。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地缘经济学实践者，但它也可能一直是将地区或全球权力投射回重要经济（相对于政治军事）实践中来的主要因素”
[75]

。

中国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实践外交政策，因为坦率地说，它可以做到。它目前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所有主要的亚洲经济体。2015年，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贸易占东盟贸易总额的15%，而美国仅占9%。在没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的情况下，这种不平衡将会加剧，因为中国正迅速采取行动，在一个新兴的共同繁荣地区建立自己的地位。
[76]

这种地缘经济战略可以追溯到孙子的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正如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所言，孙子所主张的胜利并“不仅仅是军队打胜仗”，而是“实现最终的政治目标”，即发动战争时设定的那个目标：“上策并非伐兵……而是操纵敌人进入不利境地，断其退路。”
[77]

在当今的经济关系中，中国正是这么做的。

当然，掌握国际事务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手段。一个政府不仅必须有经济实力，而且要有能力有效地运用经济手段。在这方面，中国在使用“软实力”这一硬工具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当各方慢慢认清事实或决心抵制中国时，中国已经准备好使用其经济实力的“胡萝卜”和“大棒”——根据需要采取购买、出售、制裁、投资等手段，直到它们达成一致。那些依赖中国供应关键进口商品、依赖中国市场出口的国家尤其脆弱：当双方出现分歧时，中国仅需推迟一批进出口货物的交易，并阻碍下一批货物的进出口就可以了。值得注意的案例包括中国在2010年突然停止向日本出口所有稀土（以说服日本归还其扣押的几名中国渔民）；2012年，中国对来自菲律宾的香蕉进口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直到香蕉都在码头上腐烂（以此改变菲律宾政府在中国南海黄岩岛争端中得失的盘算）。

中国在经济实力平衡方面拥有如此巨大的优势，以至于其他许多国家除了遵从中国的意愿之外别无选择，即让国际体系站在它们一边。例如，2016年，中国认为海牙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就中国与菲律宾在中国南海的争端上作出的不利裁决是无效的，为另一场意志较量奠定了基础。在这场与南海有关的对峙和其他事件中，中国表现出了将魅力、慷慨等结合在一起的能力，达成了能满足自己大部分需求的“妥协”。

当然，比双边讨价还价更好的是建立国际制度，因为它会给设计者以某种优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领着这条道路，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国际金融）、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及其后来演变为的世界贸易组织（促进贸易）。无论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在世界银行，有一个国家——而且只有一个国家——对机构治理的任何改革都拥有否决权：美国。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领导人对这些延续下来的国际制度感到不满，并因此开始建立新的国际制度。在美国多年来拒绝满足中国在世界银行获得更多投票权的要求之后，2013年，中国政府成立了自己的竞争性国际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称“亚投行”），此举震惊了华盛顿。尽管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各国不要加入中国的银行，但有57个国家在2015年该银行成立之前就签署了协议，其中包括一些美国的主要盟友，英国是领头羊。它们对美国说“不”，对中国说“是”，希望得到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和银行资助的大型建设项目合同。它们的动机显而易见：甚至在亚投行成立之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就已经超过世界银行，成为国际发展项目的最大融资机构。
[78]

包括中国承诺向亚投行提供的300亿美元启动资金，中国2016年的国际开发融资资产总额比六大西方开发银行加起来还要多1300亿美元。
[79]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不按照西方的规则决定建立自己的国际俱乐部。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大衰退之后，中国组织了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它们都是快速发展的经济体，能在没有美国或七国集团监督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和采取行动。2014年，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派遣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后，美国和欧盟不邀请他参加本应是八国集团（G8）的会议，并宣布他“被孤立”。一个月后，习近平和金砖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在金砖国家峰会上张开双臂欢迎他。

中国的其他举措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2013年9月，习近平宣布中国打算投资1.4万亿美元建设一条“新丝绸之路”，用基础设施将亚洲、欧洲和北非65个国家的44亿人口连接起来。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统称为“一带一路”——中国正在建设横跨欧亚大陆的高速公路、快速铁路、机场、港口、管道、输电线和光缆网络。这些沿着中国古代贸易路线铺设的现代物质联系将促进新的外交、贸易和金融联系。目前，“一带一路”包括900个项目，耗资超过1.4万亿美元。根据投资者和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任永力（Ste-phen Jen）的数据，即使将通胀因素考虑在内，这也相当于12个马歇尔计划。
[80]

事实是，中国的经济网络正在全球蔓延，改变了国际权力平衡，甚至导致美国在亚洲的长期盟友转向中国。李光耀简明扼要地总结说：“中国由于其广阔的市场和不断增长的购买力，正在将东南亚国家纳入其经济体系中。日本和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它正在吸纳国家，却不必使用武力……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将非常难以对抗。”
[81]

或者我们可以用中国版的金科玉律来解释：“谁拥有黄金，谁就拥有统治权。”

这些事态的发展对中美两国相对地位产生的影响，在一位最具智慧的美国亚裔人士的一段评论中得到了令人难忘的体现。斯蒂芬·博斯沃思（Stephen Bosworth），曾在美国政府任职30年，担任过美国驻菲律宾和韩国的大使。1998年，他被任命为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院长。接下来的十年里，他把注意力从亚洲转移到这个教育机构上。然后，在2009年，奥巴马总统任命博斯沃思为他的朝鲜特使。博斯沃思首次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亚洲之旅，并与各国总理和总统会晤，他回忆说，那是一次“瑞普·凡·温克尔
[82]

的经历”。在“过去的日子”（他指的是1998年以前），当危机或问题出现时，亚洲领导人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华盛顿怎么看？今天，当事情发生时，他们首先会问：北京怎么看？

第二部分　历史的教训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最后，雅典的势力到达了一个人尽皆知的顶峰，并且开始侵犯斯巴达的盟友。正是在此时，斯巴达人感觉到这种形势再也无法让人忍受，决定发动这场战争，动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来打击雅典，并且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要摧毁雅典的势力。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选了一门古希腊语课。那一整年我们基本都在学新的字母、词汇、句型和语法。但是我们的教授向我们保证，如果我们努力学习，在第二个学期结束前，我们就能读色诺芬的《长征记》了。而在那之后，他用一个“奖励”来鼓励那些在第二年仍能出类拔萃的人：读懂修昔底德。

我至今还能记得他激动的语调：修昔底德！他在说出这个雅典历史学家的名字时带着一种激动和敬畏。对拉班教授来说，古希腊代表着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只有掌握了原来的语言我们才能从他所认为的“历史之父”那里取得真经。虽然我们的教授也十分欣赏希罗多德（Herodotus），但他坚持认为修昔底德才是专注于捕捉“历史原貌”的第一人
[83]

。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诠释结合了一个记者对于细节的关注、一个研究者在诸多相互矛盾的解释中对真相的追寻，以及一个历史学家找到隐藏在纷繁复杂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的能力。正如拉班教授所教授的，修昔底德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现实政治或者说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先驱。由于我是一个要研究世界政治的学生，所以我决心要拿下拉班教授所说的“奖励”——最后我也的确得到了。

修昔底德对自己的生平鲜有着墨。我们知道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是雅典——当时最强大的两个古希腊城邦之一——的公民。我们还知道他是一个流亡的将军，在一场大战中流离于地中海地区。那是一场撼动了古代世界的冲突，他的雅典同胞对抗当时最强大的城邦斯巴达，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那场战争的定调之作，也是西方文明的杰作之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一本经典，不仅被历史学家和古典主义者们研究，也被世界各地的大学和军事学院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们探讨。

正如修昔底德在其作品的介绍中所解释的那样，他写作这本战争史的目的是要帮助将来的政治家、军人和公民们理解战争，以使他们能避免前人所犯下的错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未来如果不是过去简单的镜像，至少与过去是相似的。如果我写的历史对那些想要知道过去真相来理解未来的人有几分用处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84]

作为一个“应用历史学家”，他的想法与后来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不谋而合：“往回看得越远，往前才能看得越远。”

从修昔底德那里，我和我的二年级同学们了解到在雅典和斯巴达的大战之前存在一个颇长的和平期。我们读到雅典对于民主制度的宝贵尝试以及其前所未有的、在每个领域都有创造性成就的涌现。这些古希腊人发明了哲学、戏剧、建筑、雕塑、历史、海战等等，并且把并非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带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文明如何演进，苏格拉底、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伊克蒂诺斯（帕特农神庙的建筑师）、狄摩西尼、伯里克利这些人也仍是巨擘。

修昔底德书写了历史，这样我们才能了解这些得以和平共存数十年的城邦如何陷入一场致命的战争。其他观察者或许强调了大致的原因，但修昔底德则是直达事件的核心。他写道：“至于斯巴达和雅典打破休战状态的原因，应该首先描述一下它们相互抱怨彼此的缘由，以及它们几次利益相冲突的事件。”但是，他警告说：“战争的真正原因最有可能被这样的论调所遮蔽。”

在这些诱因之下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他将关注点聚焦于此。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让战争“无法避免”的，“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85]

这一现象我将之命名为修昔底德陷阱：即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到守成国的主导地位时，会引起严重的结构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非同寻常的、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哪怕是外交事务上一丁点的寻常火苗，都能够引发大规模的冲突。

修昔底德将这一动因如何把雅典和斯巴达推向了战争解释得很清楚。他写道，雅典和斯巴达在一场驱逐波斯人的大战中联合双方兵力后，开始着手和平地管控双方的战略性竞争。它们成功解决了一系列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其中包括谈成了《三十年和约》。它们认识到了两个城邦文化、政治体制和利益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激烈的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它们也知道，战争会带来灾难，因此下定决心要找到避免战争的方式以保全自己的利益。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两个伟大的希腊城邦最终走向给双方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冲突呢？长达六百多页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每一页都呈现了最终导致这场毁灭性战争的曲折细节。
[86]

关于两大城邦之间以及其他弱小一些的希腊城邦——如弥罗斯（Melos）、麦加拉（Megara）、科西拉（Corcyra）以及其他许多城邦——的外交往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颇有指导意义的治国之道。但修昔底德主要的故事主线是把雅典和斯巴达推向战争的作用力：雅典不断的崛起和斯巴达与日俱增的担忧，斯巴达担心雅典会威胁自己在希腊的主导地位。换句话说，修昔底德的主要议题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以及由此诱发的古代世界中两个最强城邦间想要避免、却最终没能幸免的一场大战。

崛起国与守成国狭路相逢

在公元前490年波斯入侵希腊之前，斯巴达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超过一个多世纪了。斯巴达是一个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在陆上与几个中等大小的城邦相互竞争，同时还得应对国内难以训教的黑劳士
[87]

，这些人口与斯巴达自身的公民人口比例是7:1。
[88]

在今天，斯巴达仍然是一种尚武文化的象征。从它的家庭到它的政府，其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就是要将战斗的活力和力量发挥到极致。斯巴达的当权者只允许身体条件最完美的婴儿生存。他们将年满7岁的孩子从家庭中带走，让他们入读军事学院，在那里他们被训练、磨砺，为战争作准备。男子可以在20岁时娶妻，但必须继续以营房群居，吃一样的饭，并且每天训练。只有到了30岁，为斯巴达城邦服务了23年之后，他们才能获得完全的公民身份以及加入议会的权利，这和雅典议会被保守、年长的贵族占领的情况有所不同。斯巴达的公民直到年满60岁才能免除兵役。斯巴达把军事价值观——勇气、英勇和纪律——推崇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如普鲁塔克所说，当斯巴达的母亲们将自己的儿子送往战场时，她们告诉儿子们“要么凯旋，要么战死”
[89]

。

相反，雅典则是一个匍匐在干燥贫瘠的阿提卡海角的港口城市，对自己的文化引以为傲。高耸和人迹稀少的山脉将雅典与希腊大陆隔绝开来。雅典一直以来是个贸易国家，穿过爱琴海来贩卖橄榄油、木材、织物和珍贵宝石的商人源源不断地向这里提供商品。与斯巴达军事国家的状态不同，雅典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的学校接纳来自希腊各地的学生。在几个世纪的强人统治之后，雅典也开始了一个大胆、新奇的政治实验，并称之为“民主”。雅典的议会和五百人会议对所有自由男子开放，并在那里作出所有的重要决定。

在公元前5世纪之前，希腊世界基本是没有联系、相互分散的自治城邦。但公元前490年波斯的入侵让希腊人前所未有地团结到一起，同仇敌忾。随后的温泉关战役，300名斯巴达精锐战士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拖延住波斯军队，为后方的希腊联军争取了宝贵时间。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一支由雅典率领的联合舰队战功卓越，以一敌三击败了波斯舰队。公元前479年，希腊联合军第二次以绝对的优势击败了波斯军队，而这一次之后，波斯一蹶不振，不再侵犯。

意识到自己在希腊胜利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雅典立志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城邦之一。事实上，紧随波斯军队撤退而来的是，雅典城邦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复兴。其经济的繁荣吸引了全希腊的贸易商和海员服务于海洋贸易。随着贸易量的增长，雅典增加了一支商船舰队补充其正式海军，而这个时候，雅典的海军规模已经是离它最接近的对手的两倍了。
[90]

较远的科西拉是唯一一个有相当规模舰队的希腊城邦，紧随其后的是斯巴达的主要盟友科林斯。但是，这两个城邦都不会对雅典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雅典人在波斯战争中令人惊叹的胜利已经证明，船员们的技术素养远比舰队的规模重要得多。

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逐渐将原来用于打击波斯人的防御性同盟网络转变成了事实上的海洋帝国。雅典要求同盟们承担相应的负担，残忍压制诸如纳克索斯（Naxos）等企图摆脱雅典控制的城邦。到公元前440年前，所有的雅典殖民地，除了偏远的莱斯沃斯（Lesbos）和希俄斯（Chios），都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海军，转而付钱给雅典以寻求保护。之后雅典急速扩张在该地区的海洋贸易联系（这种新创建的贸易体制让许多更小的希腊城邦比以往更加繁荣，联系更加紧密）。雅典政府资金充足，资助了一大波文化建设浪潮，涌现了很多之前从未有过的文化工事（比如帕特农神庙），多次排演了索福克勒斯的戏剧。虽然希腊其他一些城邦对此越来越不满，但雅典人却认为他们帝国的扩张竟全是温和无害的。事后雅典人向斯巴达人解释说：“我们的帝国并非通过暴力获得，因为盟友们都是自己向我们靠拢的，自发地要求我们领导他们。”
[91]

斯巴达人对这样的惺惺作态感到好笑。他们知道雅典人与自己一样既无情又满口谎言。但斯巴达的不信任也反映出两个大国在政治和文化概念上的鲜明反差。斯巴达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混合了君主制和寡头制的混合型政体。它较少干预遥远国家的事务，而是专注于防范自身城邦内奴隶黑劳士的叛变并维护自己在地区内的主导地位。斯巴达人为自己独特的文化感到骄傲。但与雅典人不同，他们并不寻求其他城邦遵循自己的模式。尽管有着威风凛凛的步兵，斯巴达仍是一个保守的守成大国。
[92]

正如后来科林斯的大使在斯巴达议会上所说：“雅典人痴迷于创新，他们的设计不管是在概念还是执行上都以迅捷著称。你墨守成规，不思求变，当被迫要作出回应时，你就走不了多远了。”
[93]

虽然科林斯人的描述有点夸大了，但雅典的大胆确实反映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雅典人笃信他们在不断推动人类的进步。他们在干涉他国事务时毫无顾忌，推翻希腊内陆城邦的寡头政府并推行民主。他们反复说服中立国家（比如科西拉）加入联盟。最令斯巴达感到不安的是，雅典的野心似乎无穷无尽。正如一位雅典外交官在战争开始前对斯巴达议会直言：“这不是我们开的先例，弱者服从强者，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规律。”
[94]

在波斯撤退之后，为了向天下昭告，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绝对主导权，斯巴达掌权者要求雅典不得再修建自己的城墙。这意味着斯巴达有意让雅典暴露于陆上入侵的危险中，如果他们胆敢不服从斯巴达的命令，就要面临斯巴达的惩罚。但是雅典并不想回到这样的状态。雅典人相信他们在对战波斯中的痛苦牺牲已经让他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然而这一拒绝却让斯巴达抓住了雅典不敬的把柄。其他人甚至把这视为雅典要威胁既有秩序的狼子野心。

在当时，雅典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对斯巴达并不构成实质性威胁。斯巴达与其同盟者的兵力大约是雅典的两倍。大多数斯巴达人对于自己在希腊邦联中无可争议的军事霸主地位充满自信。尽管如此，随着雅典的力量持续增长，有些人提议要先发制人打击雅典，提醒全希腊谁才是真正的霸主。这些斯巴达领袖的理由是：再让雅典这么毫无阻碍地发展下去，终将会威胁到斯巴达的霸权。尽管最开始斯巴达的议会推翻了最初要宣战的意见，但随着雅典的力量与日俱增，斯巴达内部鹰派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有一段时间，斯巴达还是相信通过外交手段可以遏制雅典实力的迅速上升。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两个城邦几近陷入全面爆发的冲突——即被合称为“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系列冲突——之后，它们在公元前446年签订了一个重要的协议来规范它们的关系。这一著名的《三十年和约》为复杂的地区性安全秩序打下了基础。它防止了成员们从一个同盟关系叛变加入另一个同盟，建立了约束性仲裁和不干预的规则和秩序，设立了至今仍在使用的解决各国间纠纷的先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雅典和斯巴达同意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冲突，当谈判失效时，由第三方中立城邦，如德尔斐的神谕，进行约束性仲裁。这一和约将雅典视为一个平等方，斯巴达也可以感到很舒服，因为斯巴达掌控之下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主要盟友科林斯、底比斯、麦加拉等就在雅典的家门口。

对这两个城邦而言，和平的果实如此之甜，正如战争的恶果如此之苦。该和约使斯巴达和雅典得以专注于各自的领域。斯巴达精简并强化了自己与友邻的长期同盟关系。雅典则继续用自己强大的海军在爱琴海区域对臣服于自己的城邦进行掌控和盘剥。雅典积攒了大量的战略储备货币，总量达到了前所未闻的6000塔伦特黄金，并且以每年1000塔伦特黄金的速度在增加。即使是斯巴达，这个以坚忍保守著称的社会，也经历了自己小规模的文化复兴。
[95]

在这一框架下，希腊世界，从蔚蓝海岸（Côte d'Azur）
[96]

到黑海，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但是《三十年和约》并没有解决引起紧张关系的背后原因。它只是将这些根源问题暂时搁置。在这种环境下，正如修昔底德所言，柴堆几乎是不费什么力气就被点着了。

火花

战争的火花出现在公元前435年。起初，一场地方性的冲突看起来并未对雅典的利益产生太大的影响。斯巴达的一个主要盟友——科林斯，与一个中立城邦——科西拉，为了埃庇达诺斯（位于现在阿尔巴尼亚境内的一个偏远地带）而兵戎相向。
[97]

科西拉刚开始看起来占据优势：在第一次对峙的时候，120艘战舰开到了科林斯。但是受辱的科林斯马上开始准备第二次对战。科林斯人迅速扩大了自己的海军，从全希腊征募海员，并且很快聚集了一支拥有150艘舰船的联合部队。尽管科林斯还是无法与雅典相提并论，但科林斯当时指挥着希腊第二大的舰队。因此，中立的科西拉闻风丧胆，向雅典寻求帮助。

科林斯对远方埃庇达诺斯的举动引起雅典对于斯巴达恶意的恐惧，也让雅典身处一个战略困境。雅典有两个选择，无论选择哪一个都一样糟糕。帮助科西拉会直接激怒科林斯，并且可能违反《三十年和约》。但是如果什么都不做又会有放任科林斯征服科西拉舰队的危险，进而造成海军力量危险地向斯巴达倾斜。

雅典议会的气氛很沉重。雅典人仔细听取了科林斯和科西拉外交官对于各自情况的陈述。这一辩论持续了两天，直到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雅典将会派遣一支小型、象征性的舰队到科西拉，并下达命令，除非遭到攻击，否则绝不轻举妄动。不幸的是，这一防御性的威慑尝试事后被证明微不足道，不足以起到威慑的作用，但却大到足以挑起争端。雅典人采取武力的方式彻底激怒了科林斯人。

斯巴达面临着相似的战略两难境地。如果它支持科林斯对科西拉的攻击，雅典就可能认为斯巴达要提升自己的海上力量，可能在准备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斯巴达保持中立，它就将冒着雅典成为冲突中决定胜负一方的危险，这将威胁到斯巴达在其他伯罗奔尼撒联盟盟友中的威信。这触及了斯巴达的底线，因为维持与其直接毗邻的周边的稳定对斯巴达控制国内的黑劳士威胁至关重要。

斯巴达和雅典在斯巴达的盟友麦加拉的问题上也有龃龉。公元前432年，伯里克利颁布了《麦加拉法令》，即早期的经济战争，通过禁运来惩罚麦加拉对雅典神庙的不敬以及收容逃跑的雅典奴隶的行为。尽管这样做并不违反雅典与斯巴达的和约，但《麦加拉法令》无疑具有挑衅性，被斯巴达解读为另一种对斯巴达所掌控体系的不敬。当斯巴达要求雅典废除《麦加拉法令》时，伯里克利将此视为对自己个人威信的挑战。如果就此妥协，会助长斯巴达打压雅典崛起的勇气。而且，它也将激怒雅典公民，因为他们认为颁布这一法令是国家特有的权力。

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二世与伯里克利私交甚好。阿基达马斯二世能够从雅典的角度理解当下的情况，他也明白自己的人民更多的是被情绪而非理智驱动。阿基达马斯二世呼吁斯巴达人展现克制的美德，力劝斯巴达议会不要将雅典妖魔化，也不要低估斯巴达政府的回应：“我们一直都是按照敌人已经做好充分计划进行备战的。”
[98]

但斯巴达的鹰派不同意。他们辩称，雅典的傲慢无礼已经对斯巴达的安全造成了不可接受的威胁。他们提醒议会雅典对其他希腊城邦频繁的干预——从纳克索斯（Naxos）到尼坡帝（Potidaea），再到在麦加拉和科西拉的危机，并引发人们对斯巴达同盟要崩溃的恐惧。他们要求议会作出强硬回应，强调雅典“应当受到‘不再做好人’和‘变成坏人’的双重惩罚”
[99]

。

斯巴达的“主战派”观点更简单，并且他们的观点得到了科林斯大使的力挺。科林斯大使在斯巴达议会发表演讲时将雅典不受约束的崛起怪罪于斯巴达的自满：“你们要为这些负责。是你们最先放任他们强化了自己的城邦……是你们等着自己的敌人长到原有的两倍大，却没有将其扼杀在襁褓中。”
[100]

当科林斯人威胁说如果斯巴达再不作为自己就将退出联盟时，在场的每个斯巴达人肯定都被惊吓到了。它所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那个让斯巴达百年来免受威胁的主要联盟可能因为雅典的崛起而毁于一旦。

在激烈的辩论后，斯巴达议会投票赞成。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斯巴达投票决定应该宣战，因为他们害怕雅典力量的继续增长，因为他们看到雅典已经控制了希腊越来越多的部分。”
[101]

现在看来，斯巴达的恐惧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当时斯巴达的大部分领导人相信，雅典的强大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力和安全，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国王——能够劝服他们不要担心。

那么雅典人为什么没有预料到斯巴达人会如何反应呢？修昔底德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伯里克利没能阻止雅典因为麦加拉和科西拉的冲突而最终与斯巴达兵戎相见。但是后来的国际关系史提供了蛛丝马迹。当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为了真正的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时，这往往是因为其政府内部各方没有达成一致，而只能制定出反映各方妥协结果的政策，而不是因为某个连贯一致的高见。尽管伯里克利多次当选，但他并没有多少正式的权力。雅典的法律体系有意被设计成限制任何单个个体的权力，以防止暴君的出现。
[102]

因此伯里克利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个政客。他的影响力也被局限在他游说能力的范围内。

尽管《麦加拉法令》明显导致了雅典与斯巴达关系达到沸点，但伯里克利认为禁运并不是一种挑衅，而是一个必要的妥协，退缩并不可取。
[103]

由于雅典的民意并不愿意向斯巴达的要求低头，伯里克利意识到废除禁运法令可能比坚持禁运法令更加危险。因此，伯里克利听从了民意，十分不情愿地开始准备战争的计划。

两边都没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两边都对于自己的能力自信过了头，而这才是很致命的。斯巴达最近并没有军事上失败的记忆，也因此对于雅典的海军实力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其中一个发言者在斯巴达议会上说，斯巴达的士兵可以把雅典的土地和粮仓付之一炬，从而饿死雅典人——但他完全忽略了雅典舰队可以通过海上快速补给的事实。与此同时，在花了数十年囤积黄金后，雅典政府坚信自己胜券在握。伯里克利的估算是，雅典在敌人突袭的情况下可以支撑三年——他认为这样的时间要打败斯巴达已经绰绰有余了，比如通过煽动一场奴隶起义就可以置其于死地。在所有的观察者中，只有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二世有先见之明，他预见到双方都不会有决定性优势，而且双方之间的战争将持续长达一代人的时间。

的确，正如阿基达马斯二世所预料的那样，这场战争具有毁灭性。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三十年的血战将希腊文化的黄金时代带到了尽头。在波斯战争后发展起来的、基于共同约束基础并由均势而强化的秩序崩塌了，希腊城邦被抛入了暴力的深渊，这恐怕是希腊的戏剧家之前也无法想象的。比如，当雅典攻下弥罗斯后，雅典的士兵屠杀了所有的成年男性，并奴役了女人和孩子——这对于希腊已经遵循了数百年的战争规则而言是一种赤裸裸的违背。这一事件的发生让修昔底德的《弥罗斯对话》成为不朽名篇，这位雅典大使准确地抓住了现实主义的精髓。“我们不必拿冠冕堂皇的套话来搪塞你——我们在帝国中拥有权利，并不是因为我们打败了波斯人
[104]

；或者说，我们现在攻打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做错了什么。”相反，他解释道：“你们和我们一样明白，只有在势均力敌的关系中才有权利可言。在现实世界里，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则必须忍气吞声。”
[105]

最值得注意的是，战争敲响了雅典帝国灭亡的钟声。这场战争虽然以斯巴达的胜利告终，但斯巴达的力量大为削弱，其同盟网络遭到破坏，财富也大大减少。直到两千年后，希腊才重新统一，重振斗志。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型案例——是一道分水岭，不仅在希腊历史上，而且在西方文明史上也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战争不可避免吗？

为什么希腊最大的两个城邦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了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在修昔底德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压力。随着对抗加剧，雅典和斯巴达对峙不断，在各自的政体中那些最狂热情绪化的声音越来越大，各自的自豪感也越来越强，指责对手造成威胁的言辞也更加尖锐，而希望保持和平的领导人面临愈加严重的挑战。修昔底德找到了导致战争的三大主因：利益、恐惧和荣誉。

国家利益不言自明。国家的生存权和不受他国恫吓自主作出决定的主权是谈论国家安全的试金石。当雅典无休止的扩张“开始侵犯到斯巴达的盟友时”，修昔底德解释道，斯巴达“感觉不能再忍受了”，除了战争之外别无选择。“恐惧”一词是修昔底德提醒我们结构性压力造成的事实并非故事的全貌。客观条件需要被人类所观察——而我们看待这些条件的视角会受到情感的影响。特别是守成国的恐惧常常催生错误的认知，且会扩大危险，而崛起国的自信会激发对可能性不切实际的期望，同样也会鼓励冒险。

但在利益和认知之外还有修昔底德所说的第三元素——“荣誉”。
[106]

对很多当代的读者来说，这个词有点做作。但是在修昔底德的概念中，它实际上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的自我意识（a sense of itself）、国家应得的承认和尊重以及国家自豪感。随着雅典实力在公元前5世纪的增长，它自身的权利意识也变得越来越强。当雅典被像麦加拉和科林斯这样更弱小的希腊城邦挑战时，它们虽是斯巴达盟友，但这并不能成为它们不尊重雅典的理由。在修昔底德的叙事中，由于这三个因素交织得越来越紧密，最终造成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不可避免的反复冲突。

虽然雅典和斯巴达都竭尽所能避免冲突，但双方的领导人并不能阻止国家间不断的合纵连横演变成为一场血战。虽然双方都在与对方博弈，但与此同时，双方也在与国内的政治力量作斗争，而国内的人又越来越相信如果不对对方强硬，其结果就是既丢面子又具有毁灭性。最终，雅典和斯巴达的领导人被自己的国内政治所淹没。伯里克利和阿基达马斯二世深深懂得美国研究总统制的最伟大的学者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对美国总统制总结出的深刻见解。“虚弱无权，”他观察到，“是问题的症结。”
[107]

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崛起导致战争“不可避免”，这样的说法对吗？当然不是。他的观点是，由于雅典变得更加强大，斯巴达就变得更加紧张，两个国家选择的路径让战争得以避免变得愈发困难。由于危险增加，雅典的独断变成了傲慢，斯巴达的不安化为了偏执。通过禁止染指对方的势力范围，和约不经意间加速了雅典和斯巴达对剩余中立城邦的争夺。科西拉和麦加拉的危机激化了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对抗。

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困住了第一批猎物。尽管雅典和斯巴达伟大的政治家和智者们都警告说战争会意味着灾难，但权力平衡的变化使得双方都认为暴力是伤害最小的选择。战争也由此发生。

第三章　过去五百年

凡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对于自己渴求的东西，尽管很草率，但终其一生而为之；而对于那些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则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拒绝……战争是个粗暴的老师。——修昔底德，“为了保卫雅典家园”，公元前424年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威廉·莎士比亚

历史本身永远不会重演，但却常常惊人的相似。

——马克·吐温

只有死人才能看到战争的结束。

——乔治·桑塔亚纳

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即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案例。但几个世纪以来，在许多案例中，后来者都陷入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使事件走向战争的方向。回顾过去的500年，哈佛大学的修昔底德陷阱项目发现了16起上升国家挑战现有大国的案例。
[108]

其中的12个案例均以战争告终。
[109]

本章将简要介绍其中5场战争发生的路径。按照先近后远的时间顺序，我们首先将探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理由，然后分析19世纪日本崛起的前传，剖析它如何走上战争的道路，即首先与中国的战争，然后与俄国的战争。接下来，我们将探寻奥托·冯·俾斯麦如何纵横捭阖，操纵法国，刺激其领导人发动战争，为德国统一提供关键动力；接着，分析17世纪海洋霸主荷兰共和国对英国扩充海军的反应；最后分析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对法国的挑战。

对于那些想知道贸易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的读者，应该仔细研究日本和美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珍珠港的。对于那些认为一国不大可能煽动对手发动战争来推进自己国内议程的人，请想想俾斯麦。对于那些想要知道海军竞争如何将国家推进血腥战争的人，英国与荷兰的历史很有教育意义。

很明显，这些案例之间存在很大不同。一些案例发生在君主制国家之间，而另外一些则是在民主国家之间。在一些案例中，外交信息的沟通需要长达数周，而有些则早已是实时沟通。但是，我们发现在所有的案例中，国家首脑们都要面对竞争对手造成的战略困境，长期处于不确定性和巨大压力之下。当我们回顾这些历史时，一些读者可能会情不自禁地认为这些领导人的判断力不好，很不理智或考虑不周。然而，在仔细思考之后，我们应该就能理解甚至体会到他们面临的压力、所感受到的恐惧以及为什么作出了那样的选择。

当然，没有任何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考虑到促成战争因素在当时所占的比例之高，有时让人很难能想象还会有其他的可能性。试想一下，我们在听取伯里克利的论战后将如何在雅典议会投票，或者我们将会给予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什么忠告，答案很明显，似乎不难想象。

在上面所有这些案例中，修昔底德发现的国家竞争关系发展脉络都表现得很明显，无一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昔底德陷阱项目中所称的“崛起国综合征”与“守成国综合征”。前者主要是指崛起国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以及获得更大的承认和尊重。后者基本上就是前者的镜像，是指既有大国面临“衰落”的威胁时，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不断被放大。国家间外交和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几乎如出一辙。我们会发现那些发生在家里餐桌上的事情和国际会议谈判桌上的事情会如人们所预料的方式发展。崛起国的自大不断膨胀（“我说了算”），开始期望要求获得相应的承认和尊重（“听我讲”），并要求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我坚决要求”）。同样不难理解的是既有大国会将新晋大国的这种自负看作对自己的不尊、忘恩负义，甚至是挑衅或者威胁。在希腊语中，过分的自大就是傲慢、过度的恐惧和偏执。

日本与美国（20世纪中期）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轰炸了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海军总部，造成驻扎在那里的美国舰队大部分舰船沉没。在当时，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在经济和海军实力上通通都比不上美国的弹丸小岛国日本会攻击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其他选择看起来可能会更糟糕。

在此之前，华盛顿曾试图采取金融和贸易制裁等经济手段迫使日本停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的侵略。日本政府将美国这些限制视为威胁其生存的束缚。尽管日本对此进行过抗议，但美国并未理解这些制裁的后果，或者预料到日本对此的回应。在“袭击”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五天，日本驻美国大使曾向美国发出过明确警告。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正在感受到美国的巨大压力，要求它屈服于美国的立场；而比起屈服于压力，选择战争更好”
[110]

。华盛顿无视这一警告，仍然满不在乎，相信日本不敢对这支拥有无可置疑优势的军队发动战争。

事实上，通往珍珠港的道路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启了，那时正值美国第一次转向亚洲。在1898年美西战争的战利品中，美国获得了它的第一块重要殖民地：菲律宾和关岛。第二年，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宣布他所称之为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宣称美国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殖民中国或垄断与中国的贸易。相反，中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向所有商业利益（尤其是美国的商业利益）“开放”，利益均沾。

对于当时正在工业化并快速发展的日本而言，那些遥远的大国宣布自己的殖民地享有特权免受“门户开放”新规限制而却阻止“日出之国”（land of the rising sun）一展宏图，这似乎是极其不公平的。英国统治了印度以及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方。荷兰已经占领了印度尼西亚。俄国吞并了西伯利亚并攫取了库页岛（Sakhalin Island），将其直接扩展到了日本的边界。欧洲各国还迫使日本退出了它在1894—1895年间打败中国而得到的土地。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人提议宣布游戏结束？对此，日本不可能毫无异议。

经过精心准备，日本于1904年与俄国开战，轻松击败对手后先后控制了辽东半岛、旅顺港、南满洲铁路和半个库页岛。此时，它已经把中国驱逐出台湾岛，并占领了朝鲜。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大陆，深入内陆腹地500英里，控制了中国一半多的领土。（代表的典型事件是“南京大屠杀”，这一惨无人道的邪恶行径在今天中国每位高中生使用的教科书都有重点讲解。）

在1933年，日本宣布了“日本人的门罗主义”，即“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并从宣布之日起，“日本将担负起维持远东地区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后来将此命名为“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战略反映出它毫不妥协、非赢即输的信念：“如果太阳不是在上升，那么它就是在下降。”
[111]

自誉为“门户开放”捍卫者的美国感到日本的野心和行径是不可接受的。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说，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回应日本的侵略，“认为这是对‘门户开放’秩序的威胁，而美国的生活方式正是建立在这一秩序基础上”
[112]

。美国首先的反应是采取经济而非军事手段。首先，它禁止向日本出口优质废铁和航空燃料。随后，华盛顿又不断加码，先后将铁、黄铜、红铜等必需的原材料纳入禁止出口范围，最后将石油也纳入了禁止出口范围。

事后证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41年8月的禁运令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一位重要分析者所解释的那样，“虽然石油并非造成关系恶化的唯一原因，但是它一旦被用作外交武器，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战争”
[113]

。陷入绝望后，日本领导人批准了一项计划，计划对珍珠港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一拳击倒对方”。这一袭击的策划者——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告诉其政府：“在攻打美国和英国的前六个月到一年的战争中，我将疯狂推进，并向你们展示连续不断的胜利。”但他也警告他们：“如果战争延续两三年，我对我们最终的胜利没有把握。”
[114]

对于日本的攻击，美国政策制定者感到震惊，谴责日本无端攻击。但是，如果他们仅是感到惊讶，那么他们除了自己外没有别人可责备。
[115]

如果他们花一个下午读读修昔底德，然后思考一下雅典颁布《麦加拉法令》的后果，或者考虑一下在1914年之前的10年间，英国为遏制德国崛起所作出的努力（下一章将详细讨论这一事件），就本可以更好地预见到日本将要采取的行动。当然，确实有一些人这样做了。随着1941年制裁加重，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日记中很有洞见地指出：“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已经开始……很明显，最终将走向战争。”
[116]

事实上，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竞争经常因为稀缺资源而加剧。随着经济的不断膨胀，前者会将双手伸向远方来确保必需品供应的安全，而这些必需品中有些是处在后者的控制之下。因此，双方的竞争可能会演化为资源争夺战。试图拒绝一国进口它认为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物资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日本与俄国、中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国力上升的日本对中国和俄国的挑战基本上就是珍珠港事件的前传。这种挑战可以追溯到1853年，当时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他的“黑船”舰队结束了日本两个世纪以来的封闭状态，以及它对欧洲人多次提议通商的抵抗。佩里给日本天皇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要么开放日本港口为美国船只提供燃料补给和给养，要么成为其无法理解的现代战争工具的靶子。日本选择了前者，并很快发现自己被现代化深深迷住。

不到20年后，日本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掀起了一场追赶西方发展的竞赛。
[117]

日本的技术专家遍访世界，寻找可以借用、改进或偷窃的最好工业产品和制造工艺。在他们的帮助下，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885年至1899年间几乎增加了两倍。
[118]

经济上的这种突飞猛进让东京更加下定决心，要与西方平起平坐。随着西方列强在日本邻国继续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日本开始感到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所描述的“一种紧迫感，这既包括由于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攻势产生的避免成为牺牲品的被动感，也包括为了加入大国俱乐部而需要扩张权力的使命感。为此，他们必须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
[119]

。

这种紧迫感加速了日本陆军和海军力量的急剧增长。日本的军事支出从1880年占国家预算的19%跃升至1890年的31%。
[120]

随着日本变得更加强大，它对邻国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其中许多国家是受西方保护的国家。1894年，中国和日本都派出军队去平息朝鲜叛乱。
[121]

很快，中日两国发生冲突，日本打败中国，迫使中国先后交出了朝鲜、台湾和东北
[122]

，后者乃是具有重要战略和贸易价值的旅顺港的所在地。然而，俄国对中国东北有着自己的盘算。莫斯科和它的欧洲盟友们对东京大力施压，以致日本与中国签订《马关条约》仅仅六天后就被迫放弃了对占有中国东北的要求。在此过程中，俄国向日本明确表示，它不会允许新兴力量侵占其认为“至关重要”的任何领土。
[123]

可预见的是，这种脸面尽失及随后的地缘政治影响使日本怒火中烧。1904年，一位著名日本学者写道：“通过将中国东北以及最终将朝鲜收入囊中”，俄国“一方面可以在排他性政策下不断增强海军和商业的实力，强大到足以能够统治东方，而另一方面这将使日本的抱负永远落空，慢慢使其陷入饥饿和衰败，甚至在政治上将其吞并”。
[124]

这一噩梦似乎正在降临，俄国强迫中国租借位于东北基地的旅顺港，并开始着手延长其跨西伯利亚大铁路，将莫斯科和黄海直接连接起来。

在蒙受“1895年耻辱”后，日本花了十年时间“精心准备与俄国最终的决战”。
[125]

俄国在不断追求自己战略和商业利益的过程中，将铁路一直修到当年日本在中国决定性军事胜利后获得的土地上。这件事成为日本人的心结，让日本领导人坚信他们不能再顺从西方的要求。因此，1904年完成战争准备后，日本要求俄国将中国东北的几个关键地区的控制权转让给日本。当遭到俄国拒绝后，日本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并在随后的战争中取得了惊人的决定性胜利。

日本的紧迫感、焦虑、受害者心态及报复心理加深了我们对“崛起国综合征”的理解。最初东京因不够强大而不能反对西方提出的要求，这种蒙辱激起了它强烈的决心，要建立起在啄食顺序中自认为应有的位置。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心理模式在崛起国家中反复出现。

德国与法国（19世纪中叶）

1864年，普鲁士战胜丹麦，1866年又战胜奥地利，这让主导欧洲的法国陷入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所称的“最危险的一种情绪中，即那种一个大国眼看自己正沦落为二流国家的心情”
[126]

。正如当时一位法国官员所说的那样，“伟大是相对的……一个国家的实力可能仅仅因为周边新势力的增加就会大减”
[127]

。

普鲁士崛起的速度震惊了巴黎，也使柏林更加自信。随着普鲁士不断将其他邦并入，其人口从1820年时法国的三分之一增长到1870年的五分之四。钢铁产量也从1860年时法国的一半，在10年后飙升到超过法国。
[128]

普鲁士的军队也正在迅速现代化。到1870年，它已经比法国军队的规模大三分之一。正如那个年代的军事专家所指出的：“法国对此目瞪口呆，无比惊讶。几乎在一夜之间，一个原本面积很小且易于管理的邻居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和军事巨人。”
[129]

的确，身在巴黎的法国皇后的话道出了这种情绪，她说她很害怕前夜“入睡时还是法国人，而醒来时则成为了普鲁士人”。
[130]

俾斯麦的雄心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但是讲德语的那些公国们紧紧抓住自己的特权不放，坚称自己是独立国家的统治者。如果不出现让他们因担忧自己存亡而“放弃自己的自私自利”的事情的话，他们永远也不会接受普鲁士的领导。
[131]

俾斯麦正确地推测出，与法国的战争会提供这一切所需要的东西。他和他的将军也都知道，他们已经作好对付法国军队的准备了。
[132]

为了把南方不情愿的王公子孙们团结到共同的事业中，俾斯麦认识到让法国成为他们眼中的侵略者是十分重要的。考虑到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崛起的惊恐，俾斯麦觉得刺激法国人的恐惧并非难事。他果断采取行动，提议由德国霍亨索伦家族的一位王子继承西班牙王位。这实际上会致使法国腹背都处于德国力量的合围之下。正如俾斯麦所预料的那样，这种四面受敌的恐惧吓坏了巴黎。正如那本脍炙人口的俾斯麦传记所指出的那样，法国外交大臣认为“霍亨索伦家族在西班牙王位上的候选资格构成了改变欧洲均势、损害法兰西帝国的举动。法国的荣誉和利益都受到严重伤害”
[133]

。因此，随着普鲁士威胁的增大，法国国内要求采取应对措施的压力加大，拿破仑也相信他的军队在战斗中会碾压柏林，所以他要求普鲁士国王永远放弃让其亲属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权力。
[134]

但是，普鲁士拒绝了这一要求。随着两国紧张局势的加剧，埃姆斯电报（是一个半真半假的新闻，俾斯麦将其巧妙操控，加剧了法国的恐惧）进一步助燃了战争烽火，促使拿破仑向普鲁士宣战。正如俾斯麦所预见的那样，普鲁士军队在各邦精锐部队的协助下，迅速击败法国，缔造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俾斯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利用“守成国综合征”的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利用夸大的恐惧、不安全感和对现状变化的恐惧来挑起鲁莽的反应。现代行为科学家已经在心理学层面解释了这一点，指出人们对损失的恐惧（或“衰落”的威胁）超过了对获得收益的希望。这会驱使我们常常冒着非理性的风险来保护我们已有的东西。这尤其表现在“帝国过度扩张”的情形中：大国的“全球利益和义务……远大于该国实力可以同时保护的范围”
[135]

，国家可能会愚蠢地下血本来试图维持现状。

英国与荷兰共和国（17世纪中后期）

17世纪上半叶是荷兰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它一下跃居欧洲海上力量的首位，主导着贸易、航运和金融。然而，随着海军力量不断增强，复兴的英国很快开始挑战荷兰建立的秩序和自由贸易网络。双方都认为竞争事关生死。正如英国学者乔治·埃德蒙森（George Edmundson）所指出的那样，每个国家都“本能地意识到它的命运在海上，掌握海洋是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
[136]

。双方都认为，在这个零和博弈中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一个竞争对手选择自愿服从另外一个对手，要么通过战争的考验来判定双方的实力。”
[137]

在17世纪，荷兰的世界地位主要是基于两大支柱：自由贸易和航行自由。一个“无国界”的世界让这个弹丸小国能够将高生产率和高效率转化为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价值。而伦敦认为荷兰取得这一伟业是以牺牲英国利益为代价的。正如政治学家杰克·利维（Jack Levy）所说：“英国人普遍认为荷兰的经济成功是建立在剥削英国的基础上的。”
[138]

不过，在17世纪前半期，英国的实力还太弱，无法挑战荷兰所施加的秩序。但其不满情绪在不断增加，而且在1649年到1651年之间，伦敦将舰队规模翻了一番，主力战舰从39艘增加到80艘，几乎达到与其竞争对手差不多的水平。
[139]

凭借其日益强大的实力，伦敦宣布对其岛屿周围海域拥有主权，并于1651年通过了第一部《航海法案》，赋予其管理殖民地商贸的专属权力，并强制规定英国的贸易只能用英国船只运输。伦敦认为这些激进的政策是合理的，其理由是“经济上的扩张必然要求英国摆脱几乎是荷兰‘殖民地’的状态”。
[140]

另一方面，荷兰领导人约翰·德·威特（Johan de Witt）辩称本国所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既是一种“自然权利，又是国际法”
[141]

。荷兰还将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视作事关存亡的直接威胁，德·威特非常轻蔑地说道：在我们“承认[英国]对海洋想象的主权”之前，“我们会流尽最后一滴血”。
[142]

在大打出手之前，双方都试图从这一边缘退回，寻求和解。1651年，英国人提议建立共同防御协定和政治联盟，但是荷兰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这明显是体量大的国家尝试想要在政治上控制他们。为此，荷兰提出了一个经济协议作为回应，但是伦敦担心该协议只会使荷兰已有的巨大优势永久化。最终，自1652年开始，双方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三场战争。如同埃德蒙森总结的那样，这“是双方长期利益冲突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这些利益事关根本，攸关两国福祉”。
[143]

这些战争提醒我们，在调整现有安排、制度和关系以反映均势变化时会出现修昔底德陷阱项目所称的“过渡性摩擦”（tran-sitional friction）。在这种互动中，崛起国通常认为制度的变化不够快，并将拖延看作守成国决心遏制它的证据。而守成国认为，崛起国过于雄心勃勃，要求调整的速度超过与其匹配的实力或者超过了安全的范围。

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16世纪上半叶）

在16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日益强大，开始威胁到法国在欧洲的支配地位。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后被称为国王查理五世）在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位问题上挑战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导致双方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弗朗索瓦和他的随从早就期望将来由自己接替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的王位。

弗朗索瓦一世是西欧占支配地位的陆权国家君主，征服了意大利大部分土地，包括米兰地区。正如教皇利奥十世宣称的那样，他“在财富和实力上超越了所有其他基督教国王”
[144]

。因此，当教皇选择国王查理而非自己时，弗朗索瓦大怒。用当时重要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位突然被抛弃的法国国王立即“预言战争的爆发——不是反对异教徒的战争，而是他与查理国王之间的战争”。
[145]

在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查理国王迅速将统治扩张到荷兰，即大部分位于现代意大利境内的地区；同时，加大在新世界中的帝国统治，使欧洲成为自9世纪以来最接近统一的君主制国家。查理国王主要依靠军事优势，在其所称的“日不落帝国”的广阔疆域内建立了无可争议的统治权。
[146]

虽然查理并未公开表示，但许多欧洲人，尤其是弗朗索瓦，怀疑他秘密寻求统治世界。
[147]

不过，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评论的，“不管查理五世是否渴望建立一个普世的帝国”，“他的统治如此之广，损害的利益如此之多，肯定会激起普遍的不满”。
[148]

弗朗索瓦领导着这群不满者。查理不仅让法国国王的荣耀黯然失色，而且还通过不断扩张，给人一种哈布斯堡及其盟友要包围法国的前景。
[149]

弗朗索瓦经过盘算，发现提升其地位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对手的弱点，因此他鼓动自己的盟友侵略哈布斯堡控制下的领土，即现在的西班牙、法国及卢森堡。
[150]

对此，查理赢得英国军队的帮助来削弱法国的侵略，并派出自己的部队入侵法国控制下的意大利领土，最后与法国进行了一系列胜负未定的战争。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一直持续，最后发起这场战争的两位统治者都过世了，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

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竞争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误解、误导国家的多种方式。它无疑与发生在个体身上的情形如出一辙。我们通常将自己看得比实际更温和，并且更容易认为潜在对手有恶意动机。因为国家永远无法确定彼此的意图，所以它们只能转而关注实力。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的“安全困境”提醒的那样，
[151]

一国采取的防御性行动对于其对手来说往往看上去很险恶。一个崛起国对守成国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可能会大打折扣，估计不足，因为它“知道”自己是善意的。与此同时，其对手甚至会将其善意误解为过分要求，甚至是威胁。例如，公元前464年，斯巴达生硬地拒绝了雅典试图救助斯巴达大地震受害者一事就体现了这种倾向。

法国哈布斯堡的例子也提醒我们联盟的风险与回报。为了对冲不断变化的均势，两国都可以通过加强现有联盟或形成新联盟来应对。每一方都更愿意达成以前曾拒绝的安排，并且每一方都倾向于低估自身利益与新盟友的利益之间的差异，过分夸大成为伙伴的好处。随着各国越来越关心维护自己的信誉，它们可能会接受新的盟友，虽然这最终带来的伤害远多于帮助。

弗朗索瓦将盟友作为棋子激怒查理国王，哈布斯堡国王与英国君主结成联盟，这些事让我们能看到当年斯巴达的影子：当年它愿意放下对科林斯的敌意，不去理会那些认为两国结盟带来的问题远比其解决的问题更多的反对意见。事实证明，确实如反对者所言。

第四章　英国与德国

如果可能的话，一定要阻止任何国家发展舰队。否则的话，就选择最强的国家做朋友。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他们建立了海军，以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件消遣之事，而对于我们来说，则事关存亡。

——温斯顿·丘吉尔，“英国下议院演讲”，1914年3月

作为世界大国和文化大国，德意志的海上力量极其落后，如何弥补这一劣势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海军元帅艾尔弗雷德·铁毕子上将，给德皇威廉二世的建议，1899年

1911年10月24日，一位年仅36岁的非凡政治人物获任第一海军大臣，成为大不列颠及其帝国的守护者。他出生于布莱尼姆宫，成长于英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求学于哈罗公学和英国皇家桑德赫斯特军校，在战场上接受了三场帝国战争的考验，他在25岁时便当选为议员，著有11本畅销书并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可以说，温斯顿·丘吉尔体现了英国这个统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岛国的勇敢无畏。

在他上任后的第四天，丘吉尔向其他内阁成员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醒他们勿忘本职所在。丘吉尔写道：“只有备战才能保卫英国的财富、自然资源和领土。”这与古罗马的警世名言“想要和平，你就要作好战争的准备”不谋而合。充分备战需要正确理解三件大事：“可能引发的威胁”、应对威胁“历史上用以面对该威胁的最佳良策”，以及如何最高效地运用当代的“战争物资”。
[152]

在1911年，上文所说的“可能的威胁”迫在眉睫，难以忽视：德国正在加快军事建设，尤其是海军建设的步伐，其舰队规模比十年前翻了一番。
[153]

而应对这一威胁的“最佳良策”也是显而易见的：保持英国的海军优势。根据1889年宣布的双强标准，英国要使舰队战舰的数量等于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两国舰队的数量之和。丘吉尔对于科技创新的开放心态以及将新科技用于海军的决心也确保了对“当代战争物资”“最高效的应用”。他不仅督造了更多战舰，而且通过应用先进科技使其更具杀伤力：装备更加精良，配备新的15英寸口径大炮，舰船速度更快，以石油而非煤炭为燃料，增加战斗的新式武器——飞机。
[154]

在他递交备忘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000天内，丘吉尔以赫拉克勒斯式（Herculean）的努力保持了英国海上的霸主地位，同时，通过大胆的外交斡旋来缓和与德国的关系，并抓住一切有利条件以防备战争爆发。他的紧迫感源于他坚信，德国海上力量的猛增不仅是对英国国家安全的挑战，而且是对其存亡的威胁。丘吉尔认为，英国战舰“代表着大英帝国的力量、威严、统治权力和实力”。他随后还写道，如果英国海军被摧毁，那么大英帝国将“化为泡影”，整个欧洲将进入“日耳曼人的铁腕统治之下”。他认为，英国“只有”
[155]

（all we had）海军可以用来避免这样的灾难。

因此，英国陷入了一种痛苦的进退两难境地，对于这种处境，即使是现在的战略家在设计演习时也会极力避免。
[156]

一方面，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是不可讨论的，否则英国在印度、南非、加拿大等殖民地的前哨基地都将会非常脆弱，更不用说英国本土了。此外，要确保英国的长期安全还要求不能出现掌握西欧控制权的霸权国家。正如丘吉尔之后所说：“400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一贯是对抗欧洲大陆上最强大、最具侵略性和最具主导性的国家。”
[157]

在陆地上超过对手的霸权国会将其资源投入到建设一支比英国更强大的海军上，而英国海岸线旁的不列颠群岛为侵略英国提供了理想的着陆点。因此，英国政府不会容忍出现挑战其海上霸主地位的势力，也不会容忍任何尝试打破欧洲大陆均势的举动。另一方面，丘吉尔和英国其他领导人都认识到，阻止德国建立支配性的海军力量，或者防止它征服欧洲对手，都有可能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可怕战争。

英国人将他们的战略困境看得像世界末日似的，但这么悲观是正确的。回头来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一片废墟，500年来一直是世界政治中心的欧洲也陷入崩溃。

不过，这场灾难与其说是因为无知，还不如说是因为误判。欧洲领导人非常清楚战争可能会摧毁其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但是，一场过于理性的主导地位之争产生了结构性压力，这首先表现在德法之间，也存在于德俄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与国家毁灭或者投降等选择相比，政治家们更倾向于冒战争的风险。

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几个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式的冲突有着相同的路径和很多相同的情形。英国与许多守成国一样，被焦虑所困扰；而德国则与许多崛起国家（up-and-comers）一样，雄心勃勃，又满怀愤怒。它们之间的激烈对抗，再加上欧洲各国的鲁莽和短视，使萨拉热窝的一场暗杀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158]

虽然英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攸关利益并没有受到威胁，但它还是卷入了战火之中，部分是因为错综复杂的联盟关系，但是更主要的则是因为英国担心强大的德国如果在欧洲大陆不受约束，就会威胁到它的生存。

后来，丘吉尔这样写道，尽管英国领导人不相信战争无法避免，并试图阻止战争发生，但发生流血冲突的可能性“一直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他回顾称，在1914年之前的十年里，“那些肩负着保家卫国重任的人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里”，他们既生活在“那个实际的、可见的世界中，心怀大同世界的理想目标，为和平而奔波”，也生活在“一个假想的‘看不见’的世界”中，看似梦幻，但似乎可以立马成真，阴影叠连，丑陋无比，痉挛不断，呈现出一幅幅深不可测的灾难图景。
[159]

1914年8月，丘吉尔的噩梦终于变成了现实。就在欧洲爆发战争的几天前，丘吉尔曾给妻子写信：“每件事都朝着灾难和崩溃的方向发展……一股疯狂的浪潮席卷了基督教世界……但我们都沉浸在一种迟钝的、僵硬的恍惚状态中。”
[160]

他在信的结尾写道：“我将心甘情愿、满怀自豪地挺身而出，甚至如果需要的话，我愿付出我的生命，以保持这个国家的伟大、威名、繁荣与自由。但是，问题无比棘手，我们必须努力估量出那些不确定、难以计算的情况，以备应对。”
[161]

《克劳备忘录》

实际上，在大战爆发的七年前，德法两国走向冲突的无情逻辑已经奠定。那份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克劳备忘录》（Crowe Memorandum）的文献生动地记录了这些。1905年末，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询问他的政府，为什么英国人“对德国一贯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而德皇威廉二世还恰巧是爱德华的侄子。爱德华七世希望了解，为什么英国对一个曾经被视作潜在盟友的国家如此疑心重重，而现在又如此“急切地追求法国”这一曾被视作英国最大敌人的国家。
[162]

负责回答爱德华七世的是英国外交部的顶尖德国问题专家艾尔·克劳（Eyre Crowe）。克劳是英德混血，在德国长大，与德国人成婚并且热爱德国文化。但他很痛恨影响德意志各邦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当时，“德意志”就是一个各州拼接的大杂烩。直到不久前，它们之间除了拥有共同的语言外鲜有其他共同点。直到1871年，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才将这些迥然不同的邦变成了由普鲁士国王（也是现在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祖父威廉一世领导下的统一国家。克劳对爱德华七世的问题研究了一年，然后在1907年元旦递交了这份外交史上的杰作。
[163]

克劳承认，“强大德国的正常活动”对世界有益。他写道，英国应该为德国加入“智识和道德领导权”竞争而感到高兴，并且应该“加入这场竞争”，而不是害怕德国的海外扩张。但是，如果德国的最终目标是“瓦解并取代大英帝国”呢？克劳知道，德国领导人愤怒地否认了“任何颠覆性的阴谋”，而且也可能是德国并没有“有意识怀有”这些阴谋。与此同时，英国可能无法信任德国的保证。德国可能会寻求“一种普遍的政治霸权和海上优势来威胁其邻国的独立，并最终威胁到英国的生存。”

最后，克劳得出结论，德国的意图并不重要，其实力才至关重要。不透明的发展政策随时可能转变成获得政治和海上主导权的宏大规划。即使德国在逐步积累权力时并不是出于预先制定的取得主导权的计划，但是它最后获得地位本身也同样令人生畏、备感威胁。此外，无论德国是否有这样的计划，“很显然，建造一支与其国力匹配的强大海军都是明智之举。”德国与日俱增的财富和权力会刺激海军的扩张，而德国海军霸权又“与大英帝国格格不入”。因此，无论德国是否有意识地想要取代英国，英国都别无选择，只能勇敢地面对德国的入侵，并建造一支比德国海军扩张后还要强大的海军。
[164]

大英帝国时代的终结？

英国人担心英国会衰落，这是情有可原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个距离欧洲大陆20英里的岛国建立了遍布所有大陆的帝国。到1900年，英国囊括了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以及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165]

它对拉丁美洲、波斯湾和埃及也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有时甚至可以说它控制了这些地区。通过难以匹敌的海军“控制海洋”，英国的确统治了一个“日不落的帝国”。

作为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到1880年，英国占据了世界制造业产出和贸易的近四分之一。
[166]

它的投资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其舰队也为全球贸易提供了保障。正如我的同事尼尔·弗格森所言，英国是“世界警察和银行家……是第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
[167]

因此，英国将自己视为第一，并期望其他国家将其视为第一。

但是，如果说英国毫无疑问地称霸了19世纪，那么一些英国人就在质疑这一断言在20世纪能否也成立。实际上，这种焦虑的暗流在1897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登基六十周年钻禧庆典时就在涌动。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作为英国正直和至高无上的化身，维多利亚女王一直稳坐英国王室王位，而她的后代也散布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皇室家族中。为了记录当时的情形，当时最著名的作家罗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创作了一首诗歌，歌颂英国为世界带来文明的帝国使命。然而，因时代所驱，它被吉卜林更加深思熟虑的作品《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取代，并引发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猜想：“我们的舰队消失在远洋；火光在沙丘、海岬熄灭：瞧，我们昨日所有的辉煌已归入了亚述、腓尼基之列！万邦的主宰，宽恕我们吧，让我们不要忘怀，永不忘怀！”
[168]

就在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钻禧庆典的下一个月，22岁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他首次正式政治演讲中直面了这种衰落的忧思。他站在一个小小的演讲台上，面对着英国民众坚称，英国人将“继续追求上帝为我们选定的路线，并继续履行我们的使命，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实现和平、文明和良政”。丘吉尔不理会那些声称“庆典时我们的帝国已经达到了荣耀和权力的顶峰，我们现在将开始像巴比伦、迦太基、罗马一样走向衰落”的人，说道“他们凄惨的呻吟在撒谎”。相反，英国公民应该团结一致，“用行动表明，我们的精神和活力毫发无损，我们决心维护我们英国人从父辈继承的帝国”。
[169]

尽管如此，那些“呻吟者”的确有可以呻吟之处。有明显迹象表明，相对于其他大国，英国正在衰落。
[170]

1899年，英国与布尔人（南非荷兰殖民者后代）之间爆发战争。半个世纪以来，英国都没有用现代武器与训练有素的对手作战。但数量不足却意志坚定的布尔人给比他们更强大的敌人带来了一系列羞辱性的失败。正如之前在印度和苏丹一样，丘吉尔贸然参战，结果被布尔人俘虏。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关注他后来的逃亡和为自由而战的故事。
[171]

虽然英国最终赢得了战争，但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损害了它的帝国声誉。德国总参谋部仔细研究了布尔战争，得出的结论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英国将发现，它不可能保护印度不受俄军攻击”，“如果不彻底重组其军事体系，大英帝国将在20年内解体”。
[172]

与此同时，许多竞争对手正在蚕食英国在科学和工业领域的诸多领先地位，而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英国才牢牢地巩固了1815年英国与拿破仑苦战之后取得的首要地位。美国内战结束以及1871年俾斯麦成功统一德国之后，英国目睹了其他国家采用其技术手段，快速发展经济，并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173]

伦敦特别担心四个竞争对手：俄国、法国、美国和德国。

俄国拥有欧洲最庞大的陆军和世界第三大海军舰队，工业基础发展迅速，国土面积雄踞第一，因此给英国构成了不小的威胁。新建的铁路使莫斯科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投射力量，其不断扩张的边界也在逐步接近英国在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势力范围。
[174]

更重要的是，俄国与法国结盟可能使英国不得不同时与两个对手在欧洲和印度多线作战。

法国的工业基础虽然薄弱，但它仍然是英国的竞争对手——事实上，它是世界第二大帝国。英法的殖民地争端导致两国冲突频发，有时甚至造成战争恐慌。1898年，当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赢得海战时，法国被迫放弃争夺法绍达（现南苏丹）。但是，在法俄不断扩张海军实力的情况下，维持两强标准依然使英国的预算压力与日俱增。
[175]

与此同时，美国已经成为陆上强国，威胁着英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将在第五章和第九章详细讨论）。美国的人口约为英国的两倍，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并且增长欲望强烈，所以其工业实力超过英国是理所当然的。
[176]

在1870年左右，美国经济超过了英国（虽然不包括整个大英帝国），并持续保持优势。截至1913年，英国制造业产出仅占全球产出的13%，低于1880年的23%。相比之下，美国则上升至32%。
[177]

在现代化海军的支持下，华盛顿开始更为激进地在西半球提出诉求。1895年，英美在委内瑞拉边境几乎兵戎相见（见第五章）后，英国首相向财政部长建议，英美之间的战争“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爆发；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仔细测算海军的预算”。他警告称，与美国的战争“比未来的俄法联盟更有可能成为现实”。
[178]

另一个工业发展非凡的大国离英国更近，其海军野心也在不断膨胀。普法战争胜利和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德国就成了欧洲最强大的陆上强国，其经济实力也非常强大。德英两国出口产品竞争激烈，德国成为英国难以对付的商业对手。不过，在1900年之前，大英帝国还只是将德国视为经济而非战略威胁。事实上，当时很多英国政客支持与德国结盟，部分人还试图从中搭桥撮合。
[179]

到1914年，伦敦的推算完全变了。英国开始与之前的竞争对手俄国和法国（以及后来的美国）一起阻止德国在欧洲获得战略优势。在众多竞争者中，德国成为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180]

这一演变过程证实了守成国会对崛起国将威胁其安全产生恐惧。以英国为例，这种恐惧主要集中在不断壮大的德国舰队，因为这些舰队只可能是用来对付英国的皇家海军。

“风生水起”的德国

德国的崛起以及其建立海军的决定让英国人寝食难安，但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复杂，相反在很多方面很简单。德国崛起的故事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它经历了快速甚至是以几乎让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它通往全球大国的道路却被它所认为的不公和贪婪的现有主导大国所阻挡。

自俾斯麦在战胜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1871年）后将几十个邦拼连成德意志帝国以来，德国就已经是主导欧洲大陆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大国。日耳曼人再也不是其他民族历史中的从属对象，而是他们自己民族伟大故事的主角。

正如美国最伟大的冷战战略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解释的那样，俾斯麦娴熟的外交手腕使德国总是在涉及欧洲利益冲突和结盟时站在多数阵营。他用尽手段使复仇心切的法国被孤立起来，同时和俄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181]

虽然俄国仍然拥有欧洲最庞大的军队，但总体来说，德国拥有最强大和最训练有素的作战部队。
[182]

此外，德国和英国实力的跷跷板正在无情地反转。到1914年，德国人口达到6500万，比英国多50%。
[183]

早在1910年，德国就成为欧洲主要经济体，并超过了英国。
[184]

到1913年，德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14.8%，超过占比13.6%的英国。
[185]

在统一之前，德国的钢铁产量只有英国的一半；但到1914年，其产量翻了一番。保罗·肯尼迪在中国崛起之前的1980年写道：“到目前为止还有哪两个相邻国家的相对生产力以及综合实力能像英国和德国一样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吗？”
[186]

英国立即感受到了德国的工业增长，德国出口产品已经在英国国内及国外取代了英国产品。从1890年到1913年，虽然英国对德国的出口翻了一番，但仍只相当于其从德国进口的一半价值，后者则增加了两倍。
[187]

1896年的畅销书《德国制造》提醒称：“一个巨大的商业国家正在崛起，威胁我们的繁荣，并与我们争夺世界贸易。”
[188]

德国不仅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重工业和工厂制品方面超过英国，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形成的电力和石油化工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来源：麦迪逊数据库。

图4.1　德国和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860—1913年）

到20世纪初，德国的有机化学工业已经控制了全球90%的市场。
[189]

1913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生产和消费的电力总和仅占德国的80%。
[190]

到1914年，德国的电话数量是英国的两倍，铁路的数量也几乎是英国的两倍。
[191]

在政府的支持下和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投入下，德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
[192]

从1901年诺贝尔奖第一次颁发到1914年，德国共获得18个奖项，数量是英国的2倍、美国的4倍。单在物理和化学两个领域，德国就获得了10项诺贝尔奖，数量几乎是英国和美国之和的两倍。
[193]

虽然德国经济快速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许多德国人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认为，未来不应局限于成为欧洲的“大国”，而应成为人们所说的“世界大国”，即成为拥有足够领土面积、人口和资源的超级大国，这样才能在20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和俄国是幅员辽阔的陆地大国，英国是拥有庞大舰队保护的巨型海上帝国。为了与这些国家竞争，德国需要一些自己的殖民地，并有相应的手段获得和保护这些殖民地。
[194]

当时，包括日本、意大利、美国甚至比利时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都走上了帝国之路。然而，德国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它渴望改变殖民地的现状，也有与其匹配的国家实力，还强烈地认为自己在迅速瓜分世界过程中晚来一步而被骗，未能得到它应得的那份。
[195]

在所有人中，没有人比1888年登基的德国新皇帝威廉二世更能体现这种充满怨恨和傲慢的复杂情绪。俾斯麦私下曾把这位君主比作气球：“如果你不紧紧抓住绳子，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在哪里。”
[196]

两年后，威廉二世放开手脚，解雇了统一德国的俾斯麦，并且使柏林成为欧洲强国的首都。
[197]

新政府破坏了俾斯麦与俄国谈判达成的秘密条约，该条约要求俄国不得加入任何法国针对德国的袭击。随后，巴黎便通过与莫斯科结盟而结束了孤立状态。
[198]

为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并将注意力投向欧洲以外的地区，威廉二世要求德国需要世界政策（Weltpolitik）或者说是全球性对外政策。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的夏天，威廉二世任命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作为外交部长，并称“比洛将是我的俾斯麦”
[199]

。比洛对自己的雄心壮志也毫不讳言，他称：“德国把土地和海洋割给邻国，把纯正教义所在的天空留给自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想把任何人置于阴影之下，但我们也要求在阳光下拥有自己的位置。”
[200]

“世界政策”要求对于德国边境以外世界的关注不亚于对国内政治的关注。尽管在接下来20年中，德国获得的殖民地很不起眼，
[201]

但世界扩张的愿景激发了德国人的想象力。1897年，德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本广受欢迎的杂志的编辑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在面向众多同胞发表演讲时称：“在未来几十年里，世界各个角落的大量土地都将被瓜分。而那些仍然空手而归的民族，将在下一代被排除出决定人类精神走向的伟大民族之列。”
[202]

比洛甚至更直接地指出：“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想要殖民。”他解释说：“而在于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必须殖民。”
[203]

德尔布吕克表示，德国在“大国之林”中的“全部未来”主要依靠其成为世界强国，但有一个国家挡住了德国的强国之路。“我们可以与英国一起实行[殖民]政策，也可以不与英国一起，”他断言道，“和英国一起意味着和平，与英国抗衡则意味着战争。”无论哪种情况，德国都不可能“让步”。
[204]

德国将不会再被迫接受曾经的强权，而将会在未来世界中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比洛在1899年对德国国会称，德国不能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任何外国庇护神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世界已经被瓜分了’”。他宣布：“在未来的世纪里，德国要么就是铁锤，要么就是铁砧。”同年，在为一艘战舰首次下水所作的演讲中，威廉二世同样毫不掩饰地表示：“旧帝国已经衰落，新的帝国正在形成之中。”
[205]

迈克尔·霍华德写道：“寻求世界强国地位的德国最终将不会忌惮他们是在一个英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扩张。而恰恰正是这一体系让他们无法忍受，所以他们才下决心要挑战这一体系，与英国平起平坐。”
[206]

一想到德国可能会把英国挤下世界第一的位子，或至少会和英国平起平坐，德国皇帝就有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感。威廉二世对英国——他的母亲，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长女的出生地，以及他称之为“该死的家庭”的所在之处——显然怀有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非常敬爱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当女王授予他皇家海军荣誉上将时，他感到非常激动，并且只要一有机会便会自豪地穿着皇家海军的制服。就在1910年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访问德国时，他还向罗斯福说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是“难以想象的”。他激动地表示：“我在英国长大……我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个英国人。”随后他又对罗斯福说：“我崇拜英格兰！”
[207]

同时，威廉二世也无法掩饰他对英国的怨恨以及与其竞争的野心。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2013年的著作《终结和平的战争》（The War That Ended Peace）颇富洞见，揭示了威廉二世的极度不安全感，将其刻画成“一个暗自怀疑自己无法胜任自己必须扮演的超难角色”。他的左臂在出生时就受到了损伤，并在他的余生持续萎缩。他憎恨他的英国母亲坚持认为她的祖国天生就比许多人优越。因此，他为赢得其英国皇室亲戚尊重的努力往往适得其反。虽然威廉二世在位于考斯的皇家游艇俱乐部年度赛事中总是最受欢迎，但他的舅舅（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却被他盛气凌人的举止激怒，称他为“史上最辉煌的失败”。为了与之竞争，威廉自己在基尔创立了一个更精致的赛船会，以供包括他的侄子沙皇尼古拉在内的欧洲皇室娱乐。
[208]

但西奥多·罗斯福指出：“这位拥有当时最强大军队的帝国领导人其实很在意英国人的看法，充满嫉妒，这就如同一个身价几百万的暴发户试图闯入伦敦的上流社会一样。”
[209]

在英国不断衰落这一认知的激励下，威廉二世越来越坚定地要确保德国在阳光下的应有地位。然而，他总结道，统治世界的大英帝国不会给予他或他的国民应有的尊敬，也不会承认德国应有的影响力，除非德国能证明它与英国是平等的，不仅在举办最好的帆船比赛方面如此，在建设海军方面亦应如此。
[210]

“我们的未来在海上”

1890年，美国海军战略家阿尔弗雷德·T.马汉（Alfred T.Mahan）出版《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书。马汉以英国为例，将海军力量视为大国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它是军事胜利、获得殖民地和财富的主要决定因素。这本书迅速流行，从华盛顿传到了东京、柏林和圣彼得堡。没有人比威廉二世本人更热衷于阅读这本书，他在1894年表示正在“试图用心去学（此书）”。他要求每一支舰队上的人都阅读此书。
[211]

马汉的思想塑造了威廉二世对于德国的未来“取决于海洋”的信念。用历史学家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的话来说，“对威廉二世来说，大海和海军是大英帝国伟大的象征，他既钦佩又嫉妒”
[212]

。建立与英国相匹敌的海军不仅能使德国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的使命，而且也能结束它在英国舰队高压下的脆弱地位。

1896年，威廉二世给南非布尔地区领导人发了一封祝贺胜利的电报，暗示他可以为对抗英国提供支持。此举非常具有挑战性，他很快感受到了英国的重压。伦敦非常愤怒，正如一位英国高级外交官对德国大使所说，任何干预都可能导致战争及“对汉堡和不来梅的封锁”。他还在伤口上撒盐，警告道：“消灭德国商船对英国舰队来说易如反掌。”
[213]

这的确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残酷事实。德国的战舰还不到英国的一半，当英国舰队能够迫使德国让步时，德国又怎能指望在全球发挥作用呢？1895年至1896年间英美在委内瑞拉边界问题的危机再次说明了这一点。用威廉二世的话来说：“只有当我们能够用拳头直击它的脸时，英国这头狮子才会退缩，就像它最近在面临美国的威胁时所做的那样。”
[214]

1897年，威廉二世任命艾尔弗雷德·铁毕子为海军负责人，来打造德国的“拳头”。铁毕子向威廉二世表示，如果想让德国与美国、俄国和英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就需要拥有与之匹敌的强大海军。他警告说，“弥补差距”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215]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认为，铁毕子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相信决定论，认为历史就是一系列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过程。德国需要扩张，而英国作为主导力量，注定要阻止德国”。
[216]

铁毕子将这种斗争生动地比喻为商业竞争：“那些老牌、实力更强的公司必然会尽早扼杀新兴公司。”在布尔战争后，他指出“这是英德冲突的关键”。
[217]

在公开场合，铁毕子强调德国需要扩大海军以保护本国的商业贸易，
[218]

但私底下，威廉二世和铁毕子都认为德国海军的主要目标应是对抗英国的统治地位。1897年6月，就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当月，铁毕子指出：“德国目前最危险的敌人是英国。它也是我们为何如此迫切地需要加强海军力量以提升政治权力的原因。”
[219]

铁毕子的最终目标是让德国海军能“与英国海军实力相当”。
[220]

但是，意识到建设与英国相当规模的海军需要时间，他认为即使是小型舰队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权力因素”。因为英国过度扩张，不得不派遣舰队在世界各地巡航，还要防范德国迅速袭击其沿海城镇，这就会让它更加尊重德国。
[221]

此外，根据铁毕子所说的“风险理论”，如果德国舰队强大到足以重创英国皇家海军，使它容易受到其他大国的攻击，便可以阻止英国攻击德国。这一战略的核心在德国《第二次海军扩军法案》中得到了清晰的解释：“德国必须拥有强大的舰队，使得即使拥有强大海权的国家在与德国作战后也难以保持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222]

比洛认为，从德国开始建设海军到舰队能够抵御英国攻击之间将存在一个“危险地带”
[223]

，“我们必须像毛毛虫那样小心行事，直到化蛹为蝶”
[224]

。

在舰队足够强大之前，德国将尽力避免与英国发生战争。而且，在新舰队能迫使英国承认德国的新地位之前，任何安全安排都毫无意义。同时，比洛希望英国能与俄国开战，这样英国就无暇顾及德国增强经济和海军实力的举动。最终，一旦德国的海军实力成为既定事实，英国将被迫接受新的现实。
[225]

铁毕子向威廉二世保证，庞大的舰队将激发德国的爱国主义并使国家团结。他善于调动公众舆论支持拟议的海军计划，并游说国会支持该决定。1898年，德国通过《第一次海军扩军法案》，计划建造19艘战舰。翌年，铁毕子向威廉二世建议加快海军扩张项目，并向他描述了一个诱人的前景：英国将会失去任何“攻击我们的意愿，并将会对陛下的海军力量作出让步……以执行海外大政策”。威廉二世听后，欣然同意。因此，1900年签署了《第二次海军扩军法案》，将德国舰队的未来规模扩大了一倍，总共达到38艘。
[226]

1904年6月，当国王爱德华七世参加基尔赛舟会访问德国时，他的侄子在帝国游艇俱乐部为他举办了一次晚宴。与铁毕子努力掩饰德国的野心不同，威廉二世很乐于向他的舅舅展示德国海军。很明显，德国的造舰计划正朝着能够与英国匹敌的方向前进。他在祝酒辞中对他的舅舅说：“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被允许参观朴茨茅斯和普利茅斯……两座港口蔚为壮观，里面停泊的英国舰船让人骄傲，我很羡慕。后来我就希望建造这样的舰队，在长大后拥有和英国一样优秀的海军。”
[227]

就在威廉二世一番炫耀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就制定了第一套正式对德战争计划。
[228]

“大多数国家都恃强凌弱”

早在1900年，英国海军部就承认德国将在几年内超越俄国，成为仅次于英国和法国的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英国海军部意识到，这意味着英国需要重新考虑两强标准，并在北海部署舰队来平衡德国。
[229]

1902年，英国第一任海军部长援引德国1900年《第二次海军扩军法案》，对内阁称：“我确信，新的强大的德国海军正在以与我们一战为目标周密地进行扩充。”
[230]

同年，海军情报主任得出结论，英国将“不得不为北海的控制权而战，就像我们在17世纪与荷兰作战那样”。尽管一些英国人和德国人一度接受铁毕子关于德国舰队是出于保护德国商业的理由，但这的确只是借口。正如保罗·肯尼迪指出的那样，当伦敦意识到德国舰队的真正目标是英国自己时，“其对英德关系产生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且是不可挽回的”
[231]

。

英德关系恶化的同时，欧洲内外的权力格局也正在迅速变化，英国也在重新评估其在全球的地位。
[232]

面对越来越多的崛起国，英国逐渐承认它再也不能做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保持海上霸权了。美国、日本、俄国等国家的舰队都在日益增多，但只有德国的海军仅隔英国几百海里。
[233]

英国海军默默地将西半球霸主地位让给美国，并于1902年结束了“光荣孤立”政策，与日本建立防务同盟关系，以减轻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压力。
[234]

虽然英日同盟主要针对俄国，但同时也使英德不再需要就德国的中国问题达成谅解，并开启了英法更大合作的大门。英国和法国都意识到日俄已经在战争边缘，双方也都不希望自己被各自的盟友拖入这场冲突中。
[235]

它们还都看到了解决两国间其他长期争端的机会，于1904年签署了解决殖民地问题的《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英法并未形成联盟，但德国仍认为这威胁到了其外交地位。因此，德国非常不明智地试图通过在摩洛哥的挑衅离间英国和法国。但是不出所料，反而适得其反，使伦敦和巴黎走得更近。

与此同时，在远东地区，日本于1905年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争夺中击败了俄国。俄国舰队的覆灭意味着德国在世界海军强国中排名上升至第三，仅次于英国和法国。
[236]

俄国的衰落起初对英国来说似乎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莫斯科对伦敦的利益构成的威胁减少了。但同时也意味着，俄国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帮助法国对抗德国。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很有可能会打破欧洲均势。
[237]

英国是会让德国改写欧洲秩序，还是会捍卫现状呢？安全利益决定了英国会选择后者。艾尔·克劳曾经这样描述英国在保持欧洲均势中的角色——防止出现任何一个国家主宰欧洲大陆，并几乎视之为一种“自然法则”。负责英国军事规划的一个高级官员曾警告：“毫无疑问，在可预见的将来，德国和欧洲之间会为争夺控制权而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斗争。”
[238]

英国开始采取行动，以使这种斗争的结果更加有利于自己。《英法协约》并没有规定英国要保护法国，但是在1905年至1906年间，伦敦和巴黎便开始了秘密的军事会谈。1907年，英国与俄国签署了一项搁置殖民地争端的协定，从而在英国和法俄同盟之间建立了一个三边同盟，即所谓的《三国协约》。

因此，在日俄战争之后，英国的关注重心是崛起中的德国成为欧洲霸主的可能性。如果德国控制了欧洲大陆，那么它将能够调动足够的资源来削弱英国的海上霸权，使英国容易受到他国入侵。
[239]

正如爱德华七世在1909年所说，如果英国在未来的斗争中孤军奋战，“德国将有能力一个接一个地摧毁它的敌人，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它之后还是可能会攻击我们”
[240]

。

柏林则从日俄战争中吸取了不少教训。日本在旅顺港对俄国舰队先发制人的打击（40年后珍珠港事件的前兆）让德国人看到了英国偷袭基尔北海舰队时可能采取的模式。他们还反复分析了1807年英国在哥本哈根的突袭，当时英国赶在拿破仑之前俘获了丹麦舰队。正如历史学家乔纳森·斯坦伯格指出的那样，威廉二世“毫无保留地相信”这种攻击的可能性。1904年底，德国驻英国大使都不得不亲自向他保证这并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1907年初，当基尔传出英国即将发动袭击的谣言时，紧张的父母纷纷带着孩子离开了学校。不过，德国人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套用亨利·基辛格的话来说，即便是偏执狂也有敌人。1904年10月上任的第一海军大臣——海军上将约翰·“杰基”·费希尔（John“Jacky”Fisher）确实在许多场合建议英国海军应该像当年先发制人打击丹麦海军那样摧毁德国舰队。1904年底，他第一次向爱德华七世提出该建议，当时国王的回答是：“我的上帝，费希尔，你一定是疯了！”但是四年后，当费希尔再次解释这个想法时，爱德华七世比之前更认真听了。费希尔认为用好战的言辞来威慑对手是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但这样做却使德国领导人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加倍增加海军投入。
[241]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海军司令基本上还是误判了他的行为对对手的影响。铁毕子原以为，英国不会意识到德国在北海军力的不断增长，也无法通过外交上的重新结盟来使其他对手保持中立，以及避免向德国作出让步。这两个假设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242]

铁毕子还认为，英国既不能把自己的舰队集中起来对付德国，也不愿意投入与德国海军造舰项目相当的预算。在这一点上，他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
[243]

实际上，英国做了德国认为它不会做的所有事情，而且做得更多。费希尔领导了皇家海军的重组，集中力量应对德国威胁。1906年，他写信给爱德华七世：“我们唯一可能的敌人是德国。德国的全部舰队都集中在距离英国仅几个小时航程的范围内。因此，我们必须在距离德国几个小时航程的范围内保持强于德国两倍的舰队。”
[244]

与法国、日本和美国（以一种不太正式的方式）结盟意味着，费希尔能够安全地实施他的海军再平衡政策，投入英国75%的战舰去对抗德国的舰队。
[245]

在1907年的备忘录中，克劳建议单方面要求德国停止其海军扩张只会鼓励德国以更快的速度建设海军。德国人只懂一种语言：行动。英国应该表现出超越德国的决心，迫使其认为实施的海军计划是徒劳的。无疑，这种做法与爱德华七世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曾经这样评论他的侄子：“威廉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人，而大多数恃强凌弱的人一旦被制服，都是懦夫。”
[246]

英国不仅扩大了舰队的规模，而且费希尔还发展出了一种新型战舰——“无畏号”（Dreadnought）战舰。“无畏号”战舰于1906年首次下水，比任何之前的战舰都速度更快、排水量更大、装甲更坚固，其12英寸口径的大炮更是使火力和打击距离增加了一倍。
[247]

其他国家如果想要与英国竞争的话，必须建造自己的“无畏号”战舰。铁毕子在1905年初获悉了英国的新武器计划。当年秋天，他便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新的扩军补充计划，要求将海军开支在1900年《第二次海军扩军法案》的基础上增加35%，并规定每年建造两艘“无畏号”战舰。此外，他还靡费巨资，开始为扩建基尔运河作准备，以便德国能够迅速地将“无畏号”战舰从波罗的海部署到计划中的北海战场。
[248]

费希尔犀利地指出了走向冲突过程中将要发生的重要事件。
[249]

1911年，他预言，随着基尔运河的扩建，英德之间将会爆发战争。他认为，德国会在一个有三天假的周末突然袭击，并预测“世界末日之战”的日期是1914年10月21日。（事实上，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早于该日期的两个月前——1914年8月，即基尔运河开通一个月后的一个假日周末
[250]

。）
[251]

在两国民众日益高涨的狂热和焦虑的驱动下，英德之间的海军竞赛愈演愈烈。德国多次颁布海军扩军法案，扩大舰队规模，加快舰船建造速度。德国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紧跟英国的脚步，例如发展“无畏号”战舰等；抑或是由于在国际舞台上受到了羞辱，比如1906年的丹吉尔危机，1908年德国对“被包围”的担忧，1912年的阿加迪尔危机。
[252]

1908年至1909年，英国指责德国以高于其公开宣称的速度秘密建造海军。德国拒绝了双方相互监督的提议，引发了英国的担忧，因为它只能通过估测其造船能力来判断德国的威胁。现在轮到英国被可能遭受突袭的恐惧所笼罩了。同时应本国热衷于“入侵文学”（invasion literature）的英国民众的要求加快海军建设。
[253]

尽管帝国国防委员会曾在1903年和1908年称皇家海军仍能保卫本土，但公众还是要求英国建造更多“无畏号”级别的舰船。经过了最初的疑虑后，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最终提出通过加税来支持海军建设，他指出：“我们并不打算让英国的海上霸权受到威胁，因为它不仅事关英国的生死存亡，而且在我们看来，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切身利益都是必不可少的。”
[254]

来源：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图4.2　德国和英国战舰吨位：1880—1914年

《克劳备忘录》警告称，德国在殖民地就像一个“职业的勒索者”，让步只会使其得寸进尺。英国只有像在东非法绍达危机后对法国所做的那样，保持“坚定立场”，才有可能改善英德关系。
[255]

但是，由于铁毕子的“风险舰队”（克劳认为该舰队将威胁英国并最终迫使英国承认德国的全球地位）也是如此认为，英国的坚定立场和外交调整最终未能产生预期效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越来越热衷于宣扬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和即将到来的灾难。
[256]

在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中，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引起国际社会反弹，迫使德国对其在维也纳的盟友进行援助。德国媒体称，“爱好和平”的德国被英、俄、法同盟包围，它只能依赖于当时急需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
[257]

当时，奥匈帝国内部的民族分歧越来越严重，巴尔干半岛的纠纷威胁到奥地利的领土，而塞尔维亚——维也纳最大的心病——得到了俄国的支持。与英国一样，德国也担心其盟友的垮台会使德国容易受到对手的侵略。1907年，可能是为了进一步拉拢其他国家、对抗德国爱德华七世访问欧洲，而威廉二世则对着300名听众说，他的舅舅是“撒旦，你无法想象他是一个怎样的撒旦！”
[258]

比较爱德华七世和威廉二世对英国决心抵制德国入侵所产生后果的理解非常有价值。两人都认为英德对抗不是基于民族界限而划线的，而且都把对抗归因于对方的嫉妒。1908年，爱德华七世认为英国继续保持强大和时刻警惕将使德国“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从而与英国友好相处”。但他错了：到1912年，威廉二世的观点更为致命，他愤怒地称，出于对“我们日益壮大的恐惧”，英国将支持德国的对手，与“欧洲的日耳曼民族”展开“即将到来的生存之战”。
[259]

因此，国家之间的联盟变得更加紧密，成为亨利·基辛格所称的“末日外交机器”，最终导致后来的巴尔干暗杀事件（萨拉热窝事件）演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

1911年夏天，英德两国已经濒临战争边缘。当时德国向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口派出海军舰艇“黑豹号”，以建立位于大西洋的海军基地，因而挑战了法国在摩洛哥的统治地位。法国请求英国给予支持。英国内阁担心德国的目的是让巴黎难堪，破坏英法关系。在一次演讲中，劳合·乔治明确表示，战争比不光彩的投降更可取，后者将削弱英国的大国地位。德国最终作出了让步，维持了和平，但许多德国人觉得英国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让步，由此对英国的失望和愤怒情绪与日俱增。
[260]

德国的大部分民众和领导人相信殖民地对于国家存亡至关重要，而目前似乎攸关德国生死的扩张计划可能会受阻，并带来致命的后果。
[261]

在阿加迪尔危机发生之前，丘吉尔曾担任内政大臣，他认为，如果法国受到德国的攻击，英国应当保护法国。他赞同劳合·乔治直截了当的说法，并很高兴地看到“那个恃强凌弱的家伙正在让步”。英国的实力和对抗侵略的决心似乎阻止了德国人在危机中有“任何新的挑衅行为”，正如丘吉尔对他的妻子所说，“一切都将变得顺利和令人欢欣鼓舞”。但是，战争的危险仍然真实存在。丘吉尔知道，对英国来说，这场冲突的真正利害关系并不是摩洛哥或比利时的独立，而是防止“法国被普鲁士容克贵族蹂躏和掠夺，这对整个世界来说是毁灭性的灾难，对英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262]

。

在1911年危机的几个月后，丘吉尔被任命为第一海军大臣，他对于政府的准备不足感到非常震惊，于是将注意力转向了弥补英国的弱点。他的“脑海里充满了战争的危险”，用之后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话来说，他完全致力于使英国“在海上无懈可击……每一个缺陷都必须得到改善，每一个缺口都必须得到填补，每一个意外都必须事先预料到”。但对丘吉尔来说，准备并不意味着宿命论。虽然他尽其所能使英国随时准备战斗，但他绝不认可“战争无法避免理论”，而是希望通过推迟“邪恶之日”的到来以阻止冲突发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围社会积极力量的发展可能会起到作用，比如更和平的“民主力量”可能取代德国政府中的容克贵族。
[263]

因此，丘吉尔竭尽全力地减缓或阻止英德海军军备竞赛。1908年，威廉二世拒绝了英国限制军备竞赛的建议；从1909年到1911年，英德之间的相关讨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丘吉尔并没有打消这一念头。1912年1月，他告诉威廉二世的信使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Sir Ernest Cassel），如果德国放缓发展海军的步伐，将会带来“立刻的缓和”。卡塞尔建议威廉二世承认英国海军的优势，放缓海军计划，以换取英国保障德国的殖民地诉求，英德也可以避免相互攻击。当卡塞尔回国向威廉二世汇报这些时，威廉二世听了之后“像孩子一样被迷住了”。但是，当英国战时外交部长理查德·霍尔丹（Richard Haldane）对德国进行后续访问时，德国只愿意放缓海军项目的建设步伐来换取英国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英国无法同意德国这一改变均势的做法。尽管英国愿意保证不加入任何针对德国的进攻，但威廉二世愤然拒绝了英国的立场。
[264]

1912年3月12日，威廉二世批准了一项增加三艘战舰并要求德国舰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的海军扩军补充法案。一周后，丘吉尔向议会宣布，英国将取消两强标准。此后，英国将在“无畏号”战舰领域保持与主要竞争对手16:10的优势。此外，丘吉尔还宣布，德国《海军扩军法》的补充法案每增加一艘战舰，英国就会新建两艘。他还提出“海军假日”暂停计划，以对德国暂停其海军项目的举动作出相应回应。例如，丘吉尔曾公开假设称，如果1913年德国放弃建造三艘船，英国就会放弃建造五艘船来回应德国的举动。德国拒绝了丘吉尔的提议（他在次年重申了这一提议），认为英国企图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并削弱德国国内对海军的支持。尽管如此，一年后的1913年2月，由于缺乏增加海军开支的政治支持，铁毕子不得不宣布基本上接受英国提出的16:10的标准。
[265]

海军竞赛似乎已经结束。尽管德国成功地大幅缩小了其军舰吨位与英国的差距，即从1880年的7.4:1，到1890年的3.6:1，再到1914年的2.1:1，
[266]

但在战争发生时，英国仍有20艘“无畏舰”，而德国只有13艘。
[267]

尽管德国在财政和外交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的海军建设并没能赶超英国。事实上，正如丘吉尔后来所言，德国的海军计划“缩小了协约国之间的分歧。铁毕子把铆钉钉进他的战船时，英国人的意见也统一起来……基尔和威廉港的锤子正在打造出一个反对德国并最终将其推翻的国家联盟”
[268]

。

英德的海军竞赛是否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并没有，军备竞赛并不必然产生冲突。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所言，“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或许也是最激烈的军备竞赛”是1815年以后英法两国海军之间长达90年的较量，但那次竞赛不是以战争，而是以《英法协约》的方式结束的。
[269]

然而，英德军备竞赛的确在许多方面奠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础。虽然德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挑战并没有使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可避免（或阻止英国精英们将德国视为可能的盟友），但德国海军的发展及其接近英国的地理位置对英国构成了一种特有的生存威胁。英国人对德国海军计划的不信任和担忧促使伦敦将柏林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一旦这一概念确立，便塑造了英国对德国其他举动的认知。虽然英国有着许多竞争对手，但只有德国有能力打破欧洲的平衡，并打造威胁英国生存的海军力量。
[270]

虽然铁毕子在1913年接受了英国在北海的优势，但英国清楚他的让步主要是由于国内和财政上的限制，因此如果条件发生变化，他的计划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271]

有人说英国在海军竞赛中取得了“胜利”，但这并没有减轻英国对德国威胁的担忧。因此，当1914年德国入侵法国和其他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时，战争可能使德国在欧洲大陆取得统治地位，进而威胁英国的生存。

另外，将其与修昔底德式的互动变化相对照是理解1914年英德为何爆发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德国的崛起正在引起英国的恐惧，而另一方面，德国会发现俄国对自己的利益也构成了愈加紧迫的威胁，因为俄国的崛起对德国作为欧洲陆上最强国家的地位构成了挑战。
[272]

虽然之前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和一段时间内的国内革命动乱给俄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它此时正在成为德国边境上一支已经恢复元气的现代化军事力量。1913年，俄国宣布开展扩大军队规模的“宏伟计划”。可以预料，照此发展到1917年，俄国军队的数量将是德国的三倍。德国计划通过两场战争迅速击败法国，然后再转向东方应对缓慢移动的俄国这一庞然大物。到1914年，法国的大量投资会使俄国铁路系统得以发展，其军队动员周期将缩短至两周，而非德国计划中估计的六周。
[273]

俄国的快速发展和流行的“欧洲终有一战”的宿命论使许多德国领导人保持激进态度。一些领导人支持预防性战争，认为德国仍有机会打败俄国，并可以借此打破欧洲对德国形成的“包围”。1914年机会降临了，德国可以选择要么削弱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要么军事上提前打败俄国。
[274]

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的侄子、王位第二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被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在随后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对抗中，俄国支持塞尔维亚。7月，德国政府给维也纳开出了一张臭名昭著的“空头支票”，即奥匈帝国可以放心，德国将会“全力支持”对塞尔维亚的报复，即使这将导致“严重的欧洲问题”。
[275]

1914年，德国愿意冒与俄国和法国开战的风险，主要是因为担心如果奥匈帝国不击溃其在巴尔干半岛的敌人，那么德国唯一的盟友将会崩溃，在之后与俄国的战争中德国可能将陷于孤军奋战的境地。由于德国的支持，奥匈帝国在7月23日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了严厉的最后通牒，其中包括要求塞尔维亚允许奥匈帝国特工进入其领土追捕暗杀者的团伙网络。德国知道奥匈帝国是故意将最后通牒设计成让人无法接受的。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收到指示，无论塞尔维亚如何回复，“一定会爆发战争”。经过一周断断续续的外交努力，事件不断发酵，人们开始担心之前决定的后果，变得不知所措。当威廉二世度假回来，得知塞尔维亚接受了奥匈帝国的所有要求时，他告诉战争部长，这消除了“所有开战的理由”。战争部长则回应道，他的国王“再也不能将事件玩弄于股掌之间了”。
[276]

同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了。

在如今被称为“七月危机”的事件中，英国与德国、德国与俄国之间都呈现出修昔底德式互动，彼此相互叠加，交错联动。德国决定支持自己的盟友，以防止崛起中的俄国的威胁，这进而导致德国对俄国及其盟友法国宣战。为了迅速击败法国，德国司令部制定的迅速击败法国的作战计划要求德国进攻卢森堡和比利时。但是，德国通过入侵比利时借道打垮法国的做法触及了英国的底线。

德国可能打败法国这件事又让英国担心其几个世纪一直试图阻止的欧洲霸权将会出现。德国公然无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让英国的公众舆论大为震动，因为英国于1839年签订的《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要求英国保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同时这也使之前对是否参战存在分歧的执政党自由党团结一致。不过，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是，如果德国成功地成为欧洲霸主，英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将会受到侵犯。显而易见，安全因素是将英国和德国卷入战争的重要因素。正如8月3日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向议会发表声明时所说的，英国不能容忍“整个西欧……在一个单一的力量统治之下”
[277]

。

正如保罗·肯尼迪巧妙描述的那样，英国和德国的领导人认为1914年的冲突“已经进行了至少15年或20年”，冲突的开端是“因为前者希望保持现状，而后者则出于防御性和进攻性的动机，希望改变这种现状”。
[278]

“扭转致命潮流”

1914年事件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欧洲各国多年来战争警告不断，积极备战，但另一方面又对欧洲大陆如此迅速地陷入混乱十分震惊，两者错位严重。
[279]

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7月9日，英国外交部最高级别的官员则怀疑“奥地利是否会采取任何严肃的行动”，并预计“风暴（将）会过去”。直到7月25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之前，丘吉尔和内阁的注意力还主要集中在爱尔兰内战的威胁上。
[280]

不到两周之后，欧洲已经陷入战争。

德国于8月2日入侵卢森堡，8月4日入侵比利时。当天，英国要求德国在伦敦时间晚上11点之前从比利时撤军，丘吉尔也在海军部等待最后通牒时间的到来。当大本钟敲响11下，英国并没有收到德国保证信守比利时中立地位的承诺后，丘吉尔马上采取行动，“开战电报”飞向世界各地的英国海军舰艇，要求“开始对德国作战”。
[281]

虽然结构性压力使得毁灭欧洲的战争更有可能发生，但并非不可避免。尽管许多政治家后来相信欧洲必有一战，但丘吉尔并非其中之一。不过，即使像丘吉尔这样深厚造诣的历史学家和决策者，也很难理解他和同僚们的所作所为。在发出“开战电报”的十年后，丘吉尔出版了多卷本的《世界危机》。他的分析精辟，文字优美，详尽解释了“我是如何竭尽全力完成这些危险职责中自己所肩负的那部分职责的”。
[282]

战争本可以避免吗？丘吉尔承认思考这一冲突根源时“会让人普遍感受到个人是无法掌控国际事务的”。但是，他不相信决定论。他指出，各方本有机会缓解合理的安全担忧，以防止“或至少（推迟）完全放弃外交手段”，并可能阻止卷入战争的“致命潮流”。他进一步想象到：“通过多花些努力，牺牲一些物质利益，采取一些让人着迷的姿态，软硬兼施，我们英国就能实现让法德最终和解以及形成一个巨大联盟从而保证欧洲的和平与繁荣吗？”他表示：“我无法回答。”
[283]

在丘吉尔反思这种困境的一个世纪之后，对于英国如何能够在保护英国重要利益的同时也能阻止这股潮流将欧洲拖入战争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简单确切的答案。
[284]

虽然将英德的情况套用到当代中美关系上肯定不太准确，但却仍然会引起人们的不安。与德国一样，中国也觉得自己曾在弱势时被强国欺骗，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同时，中国也有改变现状的意愿和手段。

与此同时，与英国一样，美国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并决心抵抗中国试图改变全球政治秩序的企图。两国都自然地认为自己的行为公正且合理，而对方则是可疑和危险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了解到，如果美国人意识到西奥多·罗斯福领导下的崛起中的美国在这个发展阶段其实更加贪婪和好战，那么他们或许更能理解中国。

尽管美国咄咄逼人，但英国还是成功地避免了与崛起中的美国发生战争，不但两国旧伤得到弥合，而且还为两国未来的密切关系奠定了基础。然而，轻易相信产生这种幸运结果的不寻常因素会重演是很不明智的。现在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北京，都存在一种不恰当的乐观情绪，认为一切正常，这反而很有可能会导致两国的结局更接近英国和德国的遭遇，而非英国和美国的“大和解”。

在当今世界，巨大灾难降临欧洲，大国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也可能重蹈覆辙，这些都在促使我们效仿丘吉尔的模式。我们应该发挥想象力问问两国领导人，改变他们所认为必不可少的东西能否“扭转我们所处时代的致命潮流”。我们应该祈祷，我们将能够避免重蹈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关于欧洲战争起因的可悲答案：“啊，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
[285]

第三部分　暴风前夕

第五章　想象一下中国和我们一样

雅典人不可能享受和平与安静，也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

——修昔底德，“科林斯大使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公元前432年

根据自然法则，实力界定统治的边界，人人都会统治他所能统治的。我们并没有创造这项法则。当我们掌权时，我们发现了它，并将它留给后人。

——修昔底德，“弥罗斯对话”，公元前416年

但愿上苍赐我们天赋，让我们能看自己就像别人看我们一样。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美国人喜欢向中国人说教：变得“更像我们些”。也许，美国人应该对这种愿望更加小心。历史上，新兴霸主是如何表现的呢？更具体地说，就在一个多世纪前，当西奥多·罗斯福带领美国进入他极为自信的美国世纪时，华盛顿是如何行动的呢？

1897年4月19日，一名38岁的非凡政治人物加入了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的政府，成为美国海军二号人物。此人便是罗斯福，出生于纽约上流社会家庭，受教于哈佛大学，接受了在达科他恶土（Dakota Badlands）牛仔生活的考验，任职纽约市警察局长磨炼性情，身为公共知识分子，出版了15部引起广泛讨论的图书。用他的一位重量级拳击陪练的话来说，罗斯福是“一个强大、坚韧的人，很难被伤害到，更难被拦住”
[286]

。

上任海军助理部长七天后，罗斯福给麦金利总统发了一份很长的私人信函（没有被接受），描述当时海军的现状、快速建设的必要性（为确保西半球的和平），以及西班牙控制古巴带来的危险，因为古巴与美国近在咫尺。
[287]

到任不足一个月，这位新任海军助理部长在没有通知其老板，即麦金利总统的情况下还向海军战争学院的领导层，即当时政府负责战争规划的中枢部门发出了指示。他们需要起草作战计划，以防与西班牙在古巴，或与日本在夏威夷发生战争（因为1893年美国帮助推翻了与日本友好的夏威夷王国）。
[288]

虽然当时美国刚刚登上世界舞台，但罗斯福深知未来的一百年应该是美国的时代，他决心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他坚信决心是命运的侍女，抓住一切机会，有时甚至制造机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这个世纪。在他执掌华盛顿后的十年里，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将西班牙从西半球驱逐出去，并获得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以战争威胁德国和英国，除非它们同意以美国条款解决争端；为建造运河，支持哥伦比亚的起义，以建立新的国家——巴拿马；宣称自己是西半球的警察，声称必要时有权随时随地进行干预——这一权利在他执政的七年里行使了9次。
[289]

在此之前，从未有总统像他那样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罗斯福带领他的国家重新认识了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他坚持认为，国家的伟大取决于两大要素：在国内外推进文明，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力量，尤其是那些散发着力量、勇气和战斗意志的人组成的优秀军队。

罗斯福把那些坚毅的殖民开拓者（settler）奉为英雄，他们忍受着牺牲，依靠自己的坚韧、自信、机智和使用暴力的意愿生存下来。在他的叙述中，“边疆生活的主要特征是定居者和红种人之间无休止的战争”
[290]

。对这个满是书生气、身患哮喘、出身上流社会、先读预科后再读哈佛大学的人而言，罗斯福毕业之后在达科他恶土生活的岁月对其成长颇具塑造性。在那里，他发现自己天天直面威胁，经历着达尔文式的生存考验。他与印第安人和亡命之徒肉搏，多次中枪、失血，甚至险些丧命——但在其他人流血身亡后得以幸存。在他看来，与其他经历相比，这段经历使他变得更男人。而且，这段经历也使他相信，那些不能或不愿为自己而战的人，必然会被那些愿意为自己而战的人所统治。他作为海军助理部长在他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所有最伟大的比赛都是战斗。”他警告说：“一旦一个种族失去了顽强拼搏的美德，那么，无论它还能保留什么，无论它在商业、金融、科学或艺术领域多么精通，它都失去了与最优秀的人自豪地平起平坐的权利。种族的怯懦，就像个人的怯懦一样，是不可原谅的罪。”
[291]

罗斯福四卷本的《征服西部》（Winning of the West）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美国主义信条。第一卷是在他31岁时出版的，详细描述了在“天命观”的驱使下，美国在整个美洲大陆不断扩张的过程。这种“天命观”坚信“美国合并周边所有土地实际上是完成上帝赋予这个国家必然的道德使命”
[292]

。罗斯福将它的重要性与美国内战和奴隶解放相提并论，称美国的西部扩张是讲英语民族促进“世界蛮荒之地”文明进步的“最高和最伟大的成就”。
[293]

此外，对于罗斯福来说，美国的使命并不止于太平洋海岸。他与想法一致的军方和国会人士一道，举起了扩张主义的旗帜，不仅要将西班牙从古巴和西半球赶出去，还要让美国成为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强国。正如罗斯福在夏威夷政变后所说的：“我相信应该拥有更多的舰船，我相信最终会把欧洲的所有势力都从这片大陆上赶走，我不想看到我们的国旗在它升起的地方降下。”
[294]

要宣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就需要军事力量的支撑，尤其是海军优势。作为哈佛大学的学生，罗斯福对1812年战争进行了严谨的学术研究，随后出版的专著《1812年战争中的海战》（The Naval War of 1812）后来成为解释这场冲突的权威著作。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将该书列为必读书，并分发给美国海军所有军舰的舰长。罗斯福的分析有一个最重要的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这位未来的总统写道，“拥有3:2军事优势的一方，必然获胜。”
[295]

对于读过《1812年战争中的海战》的人而言，没有人会惊讶这位新任海军助理部长会极力主张建立一支更强大的海军作为美国全球力量的支柱。就职七周后，他在海军战争学院的演讲中说，“备战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并警告说，美国“如果要保持自尊，就不能静止不动”。外交是“一件好事”。但他坚持认为：“那些希望看到一国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人如果依赖的是一支由一流战舰组成的一流舰队，而不是靠聪明人设计出的任何仲裁条约，那才是睿智的。”
[296]

随后，美国采取了罗斯福的建议。1890年，美国海军没有任何战列舰。但到了1905年，海军已经建造了25艘战列舰，成为一支重要的海上力量。
[297]

英国也意识到它不想在美国的后院与美国作战，尤其是考虑到崛起的德国离英国本土更近。

相比于扩大地盘，美国更乐于使用其新获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虽然罗斯福望着西面的加拿大（仍是大英帝国的领土）很是惆怅，但大多数扩张主义者并不认为在美洲获得更多的领土是可行的。相反，美国可以接受在自己主导的半球内存在一群对自己尊重、恭顺和不受外国势力干涉的邻国。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在其半球势力范围内的利益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并以罗斯福所说的“权力以及使用权力的意愿和准备”
[298]

为后盾。

对那些反对他计划的人，罗斯福无法容忍。在他看来：“文明的每一次扩张都有助于和平……一个文明大国的每一次扩张都意味着法律、秩序和正义的胜利。”
[299]

即使承认美国的行为是出于自身利益，罗斯福也坚持认为，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将改善那些尚未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人的生活。对于这一点，他为美国占领菲律宾辩护的理由很有代表性，即被历史学家阿尔伯特·温伯格（Albert Weinberg）颇具讽刺地称为“国际利他主义的阳刚之气”。罗斯福呼吁他的同胞们要认识到“我们对生活在野蛮状态的人们的责任，要确保将他们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以及“我们只能通过摧毁野蛮状态本身来解放他们”。罗斯福说了一些能让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微笑的话，他说“传教士、商人和士兵都可以在这场毁灭和随后人们的进步中发挥作用”
[300]

。

如今，许多美国人听到这些帝国主义或者种族主义的话，会觉得有些不舒服——尽管人们在21世纪仍可听到这些回声，宣称美国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秩序中所肩负的责任。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罗斯福认为，文明的进步对所有社会都“充满着持久的利益”，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尚未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所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从美国或者欧洲的观念吸收经验并受益”
[301]

。他所称的“我们对世界的责任”要求美国追随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脚步，传播“文明和基督教思想”。
[302]

正如他在第一次国情咨文中所承诺的那样，美国将“为菲律宾做一些以前从未有人为热带地区人们做过的事，让他们适合建立那种真正自由的国家所流行的自治”
[303]

。

在罗斯福看来，上帝已经在呼吁美国担负起西方文明守护者和传道者的角色，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扩张”文明的使命下，罗斯福还扩大了美国帝国的版图，这让其全球竞争对手心神不安。正如我的同事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写的那样：“罗斯福是第一位有计划地将美国力量投射到全球的总统。”
[304]

从加勒比海到菲律宾，从委内瑞拉到巴拿马，再到阿拉斯加，他要像父辈控制边疆那样取得对西半球的控制，向世人传递美国新获得的实力和远大目标。

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有四件大事充分体现了美国崛起的轨迹，体现了美国想要成为世界强国——唯一的世界强国——的强烈欲望。正如罗斯福所说：“摆在我们面前的20世纪，呈现出多种国家命运。如果我们无所事事，如果我们仅仅追求怠惰的安逸和不光彩的和平，如果在激烈的竞争中必须冒着生命和失去他们所珍视的东西的危险才能取胜，而我们选择退缩，那么那些更勇敢和更强大的民族就会超过我们，统治世界。”
[305]

美西战争

早在罗斯福加入麦金利政府之前，他就渴望与西班牙开战。对于一个相信“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都应该期待有朝一日没有任何欧洲强国占据美洲一寸土地”
[306]

的人来说，西班牙在距美国仅90英里的地方哪怕占据一个池塘都是一种侮辱。不过，罗斯福并不是第一个被古巴地位问题激怒的美国决策者。1823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将古巴比作一个苹果，它将打破与西班牙的“非自然联系”，使其落入美国人手中。
[307]

然而，尽管经常发生动乱和一系列独立运动，西班牙仍然又控制了古巴70年。
[308]

罗斯福打算打破这种“非自然”的联系。他坚持认为，美国需要“把西班牙人赶出古巴”，尽管他在1895年的一封信中提到，他的第一个愿望是“与英国立即开战，以征服加拿大”。
[309]

罗斯福反西班牙的立场使新当选的麦金利总统对任命他为海军助理部长持保留态度。因为麦金利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要避免“发动征服战争”，以及拒绝“领土侵略的诱惑”，并指出“在几乎所有的突发事件中，和平都比战争更可取”。
[310]

麦金利对罗斯福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在加入政府后的几周内，罗斯福曾对马汉说：“除非我们明确地把西班牙赶出那些岛屿（如果我有办法，明天就能完成），否则我们将永远被那里的麻烦所威胁。”
[311]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旗下当时的主流报纸也在叫嚣战争。有一句话广为人知，赫斯特曾对他的插图画家说：“你提供图片，我提供战争。”
[312]

在罗斯福就任海军助理部长四个月后，向麦金利提交了一份完整的入侵计划，并承诺在六周内取得胜利。
[313]

很快，罗斯福就有机会实施美国入侵古巴的计划了。1898年2月15日，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沉没，造成266名美国人丧生。但是，尽管面临来自罗斯福、媒体和愤怒公众的压力，麦金利总统仍拒绝立即进行报复，而是下令调查沉没的起因。罗斯福被气得脸发红。事实上，在该事件发生几周前，他还曾对一位同事说：“我一直期待并积极促成我们对古巴的干涉。”
[314]

此时，他怒斥道：“‘缅因号’上被谋杀士兵的鲜血，要的不是赔偿金，而是完全的赎罪，而这只有把西班牙人赶出‘新世界’才能实现。”
[315]

他还对他的连襟说，总统的“脊梁骨还不如一块巧克力饼干”
[316]

。

随后，官方调查出炉，沉船是由一颗水雷引爆造成的。这样麦金利别无选择，只能宣战。
[317]

罗斯福立即辞去了海军助理部长的职务，在美国陆军中获得了陆军中校的职位，并组织了美国第一个志愿骑兵团——“狂野骑士”（the Rough Riders）。罗斯福和他的骑兵在圣胡安战役中荣立奇功：他们在1898年7月1日交火混战中帮助夺取了圣胡安山。在激战中，罗斯福展现了他之前书中所描述的男子汉气概。一名战友惊叹于他“在弹片爆炸中移动……西奥多喜欢站起来，或者四处走动，吸闻战斗的芬芳气息”。罗斯福后来回忆起那场战役，认为那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
[318]

在8月底之前，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并在12月签署了和平条约。对西班牙来说，条件很苛刻：古巴获得了独立，西班牙把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割让给美国。
[319]

战争结束后，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也是罗斯福的密友，宣称1898年的事件将成为“我们历史上的转折点”。展望未来，他预计“我们可能会主宰世界，因为最近没有哪个国家已经主宰世界……我期待着接下来的十年，因为这十年可能达到美国的鼎盛时期”
[320]

。

实施门罗主义

在美西战争之后，罗斯福短暂地做了一段时间的纽约州州长，然后接受邀请，加入麦金利班底，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选1900年选举。麦金利和罗斯福在竞选中轻松获胜。但是，1901年9月，一名刺客刺杀了麦金利，使仅仅工作6个月的罗斯福被推进总统办公室。他的前任之前信心不足，做事畏手畏脚，让他沮丧多年，但当他担任总统的第一年，机会便出现了，可以充分展现美国实力、主张美国权利。机会出现在1902年，当时由于委内瑞拉拒绝偿还长期债务，德国在英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开始对委内瑞拉实施海上封锁。随后，德国加大施压，击沉了委内瑞拉船只，并威胁要袭击卡贝略港（Puerto Cabello）。

罗斯福意识到了传记作家埃德蒙·莫里斯（Edmund Morris）所描述的“远方掠食者的捕食圈”，怀疑德国在委内瑞拉寻求建立永久性的海军哨所。罗斯福抓住这个机会，向欧洲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
[321]

他警告柏林，如果德国不在十天内撤回船只，美国“在必要时有义务以武力干涉”
[322]

。随后，他要求欧洲人通过仲裁解决与委内瑞拉的分歧，并将安排仲裁。他通知德国大使西奥多·冯·霍勒本（Theodor von Holleben）：“告诉德皇，打牌时虚张声势并不可靠，打扑克是美国的全民游戏，我已经准备好了，接受你的挑战。”为了确保德皇抓住要点，他继续说：“如果他不立即从委内瑞拉海域撤回军舰，我将毫不犹豫地命令部队摧毁它们。”
[323]

罗斯福甚至警告德皇：“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德国与美国发生冲突，没有比加勒比海对德国更不利的地方了。”
[324]

罗斯福要求德国遵守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在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即西半球不再允许欧洲殖民或外国干涉。
[325]

门罗主义虽然影响广泛，但最初它只是一种抱负，而不具有操作性，而且从提出到19世纪结束一直如此。由于美国缺乏实施的手段，门罗主义没有阻止英国1833年从阿根廷手中夺取福克兰群岛
[326]

，没有阻止英国在尼加拉瓜保持相当规模的海军存在，也没有阻止英国在1895年临时占领位于科林托的尼加拉瓜港口。德国人也对这一主义不屑一顾，他们不时派军舰到海地这样的小国解决贸易争端。
[327]

早在当总统之前，罗斯福就已经下定决心要给门罗主义装上牙齿。英国军队占领科林托后，罗斯福担心委内瑞拉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如果我们允许英格兰以赔偿的名义侵略委内瑞拉，那就会和之前的科林托如出一辙，”他写信给支持扩张主义的游说团体成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参议员，“我们在美洲的霸权就结束了。”
[328]

对于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不愿对在委内瑞拉的英国人采取强硬立场，罗斯福备感失望。他后来观察到，“主和派的喧嚷使我相信这个国家需要一场战争”
[329]

。最终，克利夫兰政府警告英国不要违反门罗主义，从英属圭亚那侵入委内瑞拉也主张的领土，并称“现在美国实际上已是这块大陆的主人，美国的法令就是这些臣民的法律，并且由它决定介入”。英国人意识到克利夫兰是认真的，于是勉强同意通过仲裁来确定适当的边界，而不是考验美国人的底线，坚持以实际主张的争议领土为基础。
[330]

罗斯福对此很满意，强调美国已“强大到足以在外交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并对那些质疑美国因为英国在南美一些偏远地区的行动而威胁英国是否明智（或合法）的人，表示很不屑。罗斯福写道，门罗主义“根本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争辩说它是不可能被承认为国际法的一项原则，纯属白费口舌”
[331]

。

在与柏林和伦敦的对峙中，罗斯福展现了同样的决心。他的最后通牒说服两国从委内瑞拉水域撤出，并在海牙法庭解决了争端，达成了美方满意的条款。这些结果证明罗斯福的决定是正确的：“门罗主义应该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特征。”但是，他还警告说：“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主张门罗主义而没有后盾给予支持，那么其结果可能比什么都不做还要糟糕，而只有极其优秀的海军才能为门罗主义提供坚实的后盾。”
[332]

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优势要比语言更有说服力。后来，他对芝加哥的听众说：“如果美国说话言辞温和，同时还有一支保持高强度训练的高效海军，那么门罗主义就会走得很远。”很快，世界就会知道罗斯福打算将门罗主义带到多远。
[333]

巴拿马运河

16世纪以来，欧洲列强一直梦想有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但是，多次试图建设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的。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经过认真考虑，开始建设这项工程。该项目由著名的费迪南·德·莱赛普（Ferdinand de Lesseps）领导，他在19世纪60年代曾修建了苏伊士运河。不过，因一连串的失败，这项工程陷入困境。美国和英国在巴拿马和其邻国尼加拉瓜建造运河的项目同样也未能取得进展。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罗斯福发誓要在其他国家跌倒的地方取得成功，并确保这条通道由美国控制。

对罗斯福来说，为了确保国家安全也需要一条穿越中美洲的运河。如果没有它，驻扎在大西洋海岸的美国军舰必须航行14000英里，用两个月绕道智利合恩角，才能到达西海岸保护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反之亦然）。例如，在美西战争期间，驻扎在皮吉特湾的战舰“俄勒冈号”在美西战争中要经过整个北美和南美才能到达古巴。
[334]

在罗斯福看来，建立运河是“必要的”，他不允许任何国家阻碍运河的建设——法国等远方大国不可以，哥伦比亚等二流国家当然就更不可以了，尽管自1821年以来哥伦比亚就一直将巴拿马当作一个省控制着。

当哥伦比亚政府拒绝罗斯福在其巴拿马领土上修建运河的提议时，罗斯福不接受“不”的回答。他后来说道：“我拿到了地峡，开凿了运河，然后让国会辩论的就不是是否建运河，而是在辩论我的做法。”
[335]

批评者指责他制造了一场革命，在一场可耻的炮舰外交事件中占领了哥伦比亚的一部分。罗斯福毫无歉意，称：“到目前为止，在我担任总统期间，在外交事务中所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就是关于巴拿马运河的行动。”
[336]

历史学家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将这一连串事件称为罗斯福总统当政时“重要和广为人知的故事素材”。在他关于运河建设的权威著述中这样写道，对罗斯福来说，“无论首先、最后，还是永远，这条运河都是美利坚合众国实现全球使命关键的——必不可少的——途径”
[337]

。正如罗斯福对国会所说：“如果曾有过一个政府可以称得上是受到了文明的委托，去实现一项符合人类利益的成就，那么美国修建这条跨洋运河做的就是这样的事。”
[338]

1903年8月，哥伦比亚参议院出于对财政条款和主权的担忧，一致否决了美国修建运河的条约。罗斯福对这种“令人沮丧的无知”感到气愤。他对国务卿海约翰说：“我认为不该让波哥大
[339]

的长腿大野兔一直挡着未来文明的康庄大道。”
[340]

为此，罗斯福“决心做他应该做的事而无需顾忌他们”
[341]

。

起初，罗斯福对1846年美国和哥伦比亚的条约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解读，提出实际上美国已经获得了修建运河的许可。“我觉得我们在道德上肯定是正义的，”罗斯福向美国参议院的一个盟友吐露道，“根据1846年的条约，这在法律上是正当的，同时立即进行干涉并告诉他们运河是要建的，不能横加阻止，这样做也是合理的。”
[342]

但是，当法国工程师兼商人菲利普·比诺瓦里拉（Philippe Bunau-Varilla）带来消息，说巴拿马正酝酿一场革命时，罗斯福改变了策略。

在白宫1903年10月9日的一次会议上，比诺瓦里拉（他在运河修建方面有重大的经济利益）直接问总统，美国是否会支持反对哥伦比亚统治的巴拿马起义。罗斯福对此表示反对，但也拒绝表示美国将保护其所谓的盟友哥伦比亚免受独立运动的影响。相反，他说道：“一个已经完成其使命的政府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他后来说，如果比诺瓦里拉当时没有领会到他的信号，那么他“会是一个多么迟钝的人呀”。
[343]

在证实比诺瓦里拉所说的潜在革命准确无误后，罗斯福派出海军舰艇到巴拿马海岸跟踪事态发展，并命令陆军为美国可能的登陆作好准备。
[344]

国务卿海约翰将这些准备告知了比诺瓦里拉。到11月2日，已经可以在科隆城海岸看到美国“纳什维尔号”（USS Nashville）军舰，而另外9艘炮艇也将很快到达巴拿马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
[345]

11月3日，叛军发表了自己的独立宣言。一支海军陆战队的特遣队登陆并封锁了主要的铁路，以防止哥伦比亚军队抵达巴拿马城，同时美国船只阻止哥伦比亚的海军援军登陆。罗斯福还警告哥伦比亚政府，如果它试图反对巴拿马独立，那么它将在其领土上看到美国军队。在巴拿马叛军宣布独立不到72小时后，美国第一个承认这个新国家，并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
[346]

比诺瓦里拉迅速开展谈判，与美国达成条约，授予美国对未来运河的“永久”权利。作为回报，美国将一次性预先支付1000万美元，然后每年支付25万美元。罗斯福的国务卿私下承认，这项协议“非常令人满意，对美国非常有利，而且我们必须承认，不管我们怎么看，对巴拿马都不那么有利”
[347]

。在随后的岁月里，这种安排被证明更加不平衡。例如，巴拿马每年从运河获得的收益只有25万美元，而美国财政部在1921年从运河获得的利润约为100万美元，1925年接近1400万美元，1928年至1930年每年超过1800万美元。
[348]

此外，这还不包括运输成本下降带来的好处：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产品变得更便宜了，而同时美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也更强了。到1970年，每年的通行费超过了1亿美元。到了20世纪末，根据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签署的一项条约，美国终于将所有权归还巴拿马，当时运河的通行费已经达到了5.4亿美元。
[349]

总体而言，将美国根据最终条约每年支付给巴拿马的金额与美国（或者法国）按照此前六个（不那么强迫的）版本的合同相比较，罗斯福条件苛刻的合同很可能让巴拿马每年失去其国内生产总值1.2到3.7倍的收入。
[350]

不过，在他临终之际，罗斯福仍坚持认为，巴拿马革命是人民渴望独立和运河的自然表现。
[351]

但是，即使是那些为这个结果欢呼雀跃的罗斯福的支持者，也认为这种观点就是一派胡言。罗斯福的战争部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告诉罗斯福：“你知道自己有诱奸嫌疑，最终自己证明了自己犯有强奸罪。”
[352]

阿拉斯加边界争端

大约在他鼓励巴拿马独立运动的同时，罗斯福还因为加拿大西部与后来所称的美国阿拉斯加州的边界问题，挑起了与其北方邻国加拿大——以及它的支持者英国——的争执。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拉斯加边界争端的结果：一条“肥尾巴”从阿拉斯加主体部分向南伸出了大约500英里，将加拿大土地与太平洋分开。1867年，美国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与阿拉斯加狭长地带就界线不清，美国继承了这种模糊状态。多年来，美国一直对于边界模糊状态表示满意。
[353]

虽然在1871年英属哥伦比亚加入加拿大联邦后，曾偶尔有过几次要明确边界的尝试，但是都没有实现。事情直到1897年加拿大育空地区发现黄金后才有变化。突然之间，边界定义的问题变得紧迫起来，原因很简单：黄金在加拿大，但美国控制了从海洋到克朗代克的主要路线，而这个地方几乎是无法从陆上到达的。加拿大声称，它的边界不应该（像美国的做法那样）离海岸30英里，而是应该离海岸附近的小岛30英里。这种对边界的解释使得加拿大拥有直接入海口，并拥有朱诺、斯卡格威、林恩运河和冰川湾的所有权。
[354]

罗斯福对加拿大人的主张表示怀疑，认为加拿大的主张“完全站不住脚，这就好比他们现在索要马萨诸塞州南部的楠塔基特岛那样没有道理”
[355]

。为了捍卫美国的领土主张，罗斯福派去了军队，并威胁说，如果需要的话，将采取“严厉”的行动。私下里，他警告英国大使，如果加拿大或英国试图阻挠，那将是“让人不愉快和危险的”。
[356]

但是，战争部部长鲁特恳求罗斯福将边界争端交由国际法庭裁决，并向他保证法庭只会认可美国的立场，这样罗斯福才同意交由国际法庭处理。鲁特遵守诺言，每一方选择三名法官，因此可以确保裁决的最坏结果就是3:3平手。为了万无一失，罗斯福任命了三个志同道合的亲密盟友——洛奇（Lodge）、鲁特和前参议员乔治·特纳（George Turner）——尽管规则要求选择“不偏不倚的法学家”。但是，毫无疑问，加拿大的两名成员也会这样投票。
[357]

这使得代表加拿大方面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专员——英国首席大法官阿尔弗斯通（Alverstone）——成为关键的一票。

鲁特向罗斯福保证，英国（通过阿尔弗斯通）将支持美国的主张，因为这显然符合他们的利益。鉴于英国在解决1895年和1902年委内瑞拉争端时表现出的顺从，英国政府不会在这样的次要问题上与美国对抗。尽管如此，罗斯福还是让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借访问伦敦的机会警告英国负责殖民地的大臣，如果仲裁委员会陷入僵局，“我将禁止今后进行任何仲裁”。他还指示海约翰提醒伦敦，如果仲裁庭“现在”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被迫“采取行动，那将不可避免地伤及英国自豪感”
[358]

。罗斯福对自己的法庭成员说得更加直白，“我希望你们认真裁决，”他建议道，“但是，万一英国那边找些似是而非、强词夺理的理由进行反对，我会派遣一队美国正规军到斯卡格威，占领争议领土，并以美国的武力和实力控制住它。”
[359]

伦敦在压力下屈服了。1903年10月，仲裁法庭作出了4:2的裁决，美国的全部诉求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阿尔弗斯通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两名加拿大委员拒绝签署最终裁决，抗议他们“无力阻止”美国和英国的阴谋。加拿大历史学家诺曼·潘灵顿（Norman Penlington）称，在加拿大，这一判决“燃爆了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愤怨之一”。媒体称，加拿大被“牺牲”“欺骗”和“抢劫”了，嘲笑阿尔弗斯通为了满足这位贪得无厌的美国总统而出卖加拿大。
[360]

而另一方面，《华盛顿晨报》（Washington Morn-ing Post）报道称，罗斯福和他的政府班子“将这一判定看作在美国一代人的时间里取得的最伟大的外交成就”
[361]

。美国仅仅通过对加拿大几点小小的让步，就保有了完整的沿海地带：阿拉斯加狭长地带的2.5万平方英里的海岸和岛屿，还有一大片当时处于原始状态后来成为美国最大国家森林公园的聪格斯（Tson-gas）荒野。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罗斯福从加拿大获得的这块土地让美国领土差不多增加了一个罗德岛的面积。
[362]

美国取得了对西班牙、德国和英国的胜利，在从阿拉斯加到委内瑞拉的广大地区都占据着支配地位。随后，罗斯福在其1904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美国已经承担起周边地缘和平和稳定的责任。对于将来，罗斯福说道：“在美洲，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当出现长期的不当行为或者不能掌控的局面，造成文明社会关系的松动弱化，最终都会要求某个文明国家进行干预。在西半球，坚持门罗主义的美国，不管自己有多么不情愿，都可能被迫在出现上述公然情形时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
[363]

这一表态被称为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the Roosevelt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

在其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罗斯福明确了他眼中的“不当行为或不能掌控的局面”。当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和古巴等国因动乱威胁美国的商业利益时，他便派遣军队，进行干预。当他发现墨西哥政府让人反感时，便试图推翻它，但以失败告终。其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则鼓励那些以美国为基地的墨西哥革命者拿起武器有组织地反抗墨西哥总统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当这些革命者废黜迪亚斯时，美国给予支持，而后来发现这些革命者也开始给美国制造麻烦时，美国又支持政变推翻了他们。从宣布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睦邻政策”，拒绝其堂兄兼前任如此热衷的干涉主义时，美国海军陆战队或军舰在这30年的时间里对拉丁美洲进行了21次干预。

该图为1903年《蒙特利尔星报》的一幅政治漫画，将“美国之鹰”画成一只秃鹫，象征美国在巴拿马和阿拉斯加行动之后又在寻找新的猎物。

美国的侵略

“美国之鹰”：“让我看看，现在还有什么猎物。”

《蒙特利尔星报》

离任后，罗斯福告诉一位朋友：“如果我必须在铁血政策和不痛不痒的无味政策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我支持铁血政策。这不仅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世界的长远发展。”
[364]

但是，罗斯福的“文明使命”和“警察权力”的影响却激怒了西半球的许多人。
[365]

1913年，阿根廷政治领导人曼纽尔·乌加特（Manuel Ugarte）向新当选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直言，现在很多拉丁美洲国家都“已经进入了放纵那些最邪恶本能的开放季，到处肆虐而不受责罚，而这些邪恶的本能行为因为违背公共责任和公众意见，在美国国内是不会被纵容的……由于这些行为，美国正逐渐变成我们中最不受欢迎的国家”。迪亚斯早捕捉到了这种情绪，他的那句哀叹广为人知：“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这么远，离美国这么近。”
[366]

现在，当我们看到北京在其周边的新一轮主张和要求，是不是能让我们听到几丝罗斯福在加勒比海地区行动的回声？如果今天中国表现出当年美国一半的苛刻，美国领导人会像当年英国领导人那样聪敏地找到一种方式去适应吗？回顾有关的已有记录，我们发现习近平主席和罗斯福总统之间的差异要比相似之处更引人注目。然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美国人准备接受当年英国的命运。看着各种趋势线，修昔底德可能会说：系好安全带——好戏还在后头。

第六章　中国想要什么？

不但当代，而且后世，也会对我们大加赞美，因为我们的权力已被见证和记录……我们勇敢而胆大，将每一片海洋和陆地踏在脚下，身后的任何地方，无论福祸，都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

——修昔底德，“伯里克利在阵亡战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公元前431年

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石介，《中国论》，公元1040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习近平，2012年

习近平主席想要什么？一言以蔽之：“使中国再次伟大。”实际上，对于那些世界著名的中国观察家来说，他的这一雄心自从他成为国家主席的那一刻就已经显露无疑。李光耀非常了解习近平，而且知道中国极其渴望恢复往日的辉煌，并有着不屈不挠的决心。当中国学者被问及习近平和他的同僚是否认真地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可以取代美国作为亚洲的主导国家，他们一般会说些“这很复杂……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话。但在李光耀先生2015年去世前不久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我问了他这个问题，他瞪大了眼睛，目光锐利，充满怀疑，仿佛在说：“你在开玩笑吧？”他直截了当地说道：“当然，为什么不呢？他们怎么可能不渴望成为亚洲及世界的头号强国呢？”
[367]

在所有外国观察家中，李光耀是第一个对习近平发表看法的人，说“要关注这个人”。李光耀总理还拿自己与习近平主席作比较，这是他半个世纪以来唯一一次在评价外国领导人时这么做。他们两人都备受磨炼，在灵魂深处留下深深烙印。对于李光耀来说，当日本在1942年入侵新加坡时，“整个世界坍塌了”。“那是，”他回忆道，“我一生中受过的最重要的政治教育。”最重要的是，“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亲眼目睹了权力的意义”。
[368]

与此相似，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挣扎求生。反思这些经历后，李光耀指出：“几乎没有掌握过权力的人以及那些一直远离权力的人，很容易把权力看得很神秘。”与他们相比，习近平学会了“忽略肤浅的东西：鲜花、荣耀和掌声”。正如他所言：“我看到了看守所，感受到了人情冷暖。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政治。”
[369]

习近平有着李光耀所称的“钢铁般的内心”（iron in the soul）
[370]

，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脱颖而出。李光耀还将习近平比作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一个极能控制情绪的人，不让自己个人的不幸或者苦难影响自己的判断。”
[371]

无疑，这一比较是将习近平和国际领导人相比较中最与众不同的一次。

同样，对于中国的愿景，习近平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他的“中国梦”结合了繁荣与权力——相当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对美国世纪的“秀肌肉”看法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充满活力的“新政”（New Deal）的结合。这一梦想抓住了亿万中国人求富、变强和受人尊敬的强烈渴望。习近平非常自信中国能实现三大目标：保持经济奇迹，培养出热爱国家的公民，以及在世界事务中不再向其他国家卑躬屈膝。尽管大多数观察家对这些远大抱负产生怀疑，但是李光耀与我都不会打赌习近平不可能实现。正如李光耀所说：“这种重新被唤醒的天命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372]

“使中国再次伟大”意味着：

●重回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这种地位是中国在西方入侵之前就享有的。

●加强对“大中华”地区的控制力。

●恢复中国历史上沿着边界以及毗邻海洋的影响力，从而使其他国家遵从中国，这种遵从一直是大国都有的追求。

●赢得其他大国在处理世界各种事务中的尊重。

这些国家目标的核心是将中国视为宇宙中心的文明信条。在中文里，“中国”一词的意思是“中央王国”。“中央王国”不是指在其他的、敌对的王国中间，而是居于天地之间的所有王国的中间。李光耀曾这样总结中国人的世界观：他们都“记得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中国曾是主导国，其他国家是它的附庸，带着朝贡礼品前来北京朝贺”
[373]

。数百名曾经向李光耀寻求建议的中国官员（包括邓小平以来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拥有这种世界观。在他们这一叙事中，西方在近几个世纪的崛起只是历史的一个异常现象，反映出中国在面对帝国霸权时技术和军事上的薄弱。习近平已经向他的国民承诺：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中国的世界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从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有着一种独特的悠久历史感。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解释决策时会“援引千年历史事件中的战略原则”
[374]

。1969年，当胜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出乎所有人意料地选择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作为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基辛格的新上司告诉他，自己想探索并开拓与中国的关系。基辛格自己之前的专业和著述主要是研究欧洲历史，而不是亚洲。由于知道自己需要速成，他首先从他的哈佛大学同事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周末辅导课开始，后者是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创立者和泰斗。费正清总结道，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包括三个关键原则：要求取得区域“支配地位”，坚持邻国承认并尊重中国固有的“优越性”，愿意使用这一支配地位和优越性来协调与邻国“和谐共存”。
[375]

从费正清那里，基辛格学到了“对武力胁迫的厌恶深深扎根于儒家教义”。对中国来说，“军队是最后的手段”。费正清还解释说，中国的国际秩序概念反映了其国内治理方式。他曾这样经典地总结道：“中国人往往认为他们所认为的对外关系与其内部倡导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有着相同的原则，是后者的外化。”因此，“中国的对外关系是等级制的、不平等的”。正如它压制了不同意见并要求所有人民屈服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一样，它也期望地区大国屈服于北京膝下。
[376]

最后，费正清还教导基辛格，中华文明从深层上来说是一个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至上主义的文明，将自己视为所有有意义的人类活动的顶峰。“中国皇帝被认为是天下政治等级秩序的塔尖，所有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在理论上都作为附庸服务于他。”
[377]

在这个体系中，如同中国内部的儒家社会体系，秩序或者和谐源于等级制。国家与个人的根本义务是孔子的训教：“恪守本分。”因此，外邦的统治者必须承认他们（较低）的地位，行叩头大礼，将前额碰到地面。这一历史久远的规矩讲述了一段非常真实的历史——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是亚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霸主，它周边分布着“许多相对弱小的国家，它们吸收中国文化，赞赏中国的伟大”。基辛格了解到，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构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
[378]

中国的外交政策反映了其文明的向心性指向，传统上一直试图维持国际等级制度，而不是通过军事征服扩大边界。正如基辛格在离任之后所写，中国意识到它应该“超越它的地理范围……不一定意味着与周边民族的敌对关系”。同时，“像美国一样，中国认为自己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但是，它“从未赞成美国的普遍主义，将其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地”。相反，它“致力于直接将野蛮人控制在其家门口，争取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承认它的特殊地位，作为回报，赋予后者诸如边贸权利等好处”。总之，中国“通过文化渗透而扩大，而不是通过传教士的热情”。
[379]

当19世纪上半叶清朝与工业化的西欧列强面对面相遇时，中国千年的统治地位就戛然而止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军事失败、受外国势力介入的国内战争、经济殖民化和外部大国的领土占领——首先是欧洲帝国主义者，然后是日本。

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影响力都大于中国政府。在19世纪30年代，当清朝政府试图禁止英国商人向中国人出售鸦片时，英国在1839年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380]

，迅速打败清朝军队，并给予其重创。当清政府来求和时，英国人利用优势逼迫他们签订了《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开辟五个与外国人通商的口岸，并且给予英国公民地方法律的豁免权。
[381]

随后的《虎门条约》强迫清政府承认英国是与中国平等的国家。13年后的1856年，法国人加入英国的行列，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最终在1860年将清朝皇家园林圆明园烧毁殆尽。被打败的中国人被迫将外国商人引诱他们吸食鸦片的活动合法化，并允许外国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教。
[382]

外国军舰也有权在中国河流上自由航行，深入中国的腹地。有一次，一艘炮舰深入中国内陆达975英里的长江上游。
[383]

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芮效俭（Stapleton Roy）出生于南京，在1991年至1995年间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曾这样回忆道：“从1854年到1941年，美国的炮舰在中国内河穿梭游弋，保护美国人的利益。就在1948年，当时正值中国国内战争时期，年仅13岁的我曾乘着一艘美国驱逐舰从南京撤离到上海。当时，这艘驱逐舰在长江上逆流而上，行驶了大约200英里，直达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
[384]

清政府通过发展军事来捍卫中国主权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把日本视为一个朝贡国（tributary state）。但在1894年，现代化的日本向中国发动进攻，夺取了中国东北、台湾以及藩属国朝鲜。五年后，中国的“义和团起义”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攻击外国在中国的租界。作为回应，一支由八个帝国主义列强组成的联军开始入侵中国的主要城市，并到处“烧杀抢掠”。
[385]

一个名叫司快尔（Herbert G.Squiers）的美国外交官将偷来的艺术品和瓷器装满了几列火车车厢，据传言其中一些现在还保存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386]

虽然精疲力尽的清政府统治者尽力苟延残喘，但是在1912年，这个让人备感耻辱的王朝终于崩溃，国家也陷入一片混乱。中国开始出现军阀割据，国内战争持续近40年。1937年，日本利用了这一弱点，侵略并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在战争中野蛮残暴地杀死了多达两千多万中国人民。今天，中国的每一个高中生在课本上都会学到这些，都会为这个“百年耻辱”深感羞辱。这一历史教训是清楚无误的：永远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再重演！

直到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中国的受害者状态才最终结束。虽然此时这个曾经宏伟壮丽的国家已是满目疮痍，但至少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因此，毛泽东可以自豪地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尽管开展的“大跃进”运动造成饥荒，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成就依然是共产党领导合法性的核心：是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从国外帝国主义的统治中拯救出来。而今天，在经历了30年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相信它最终将回到自己在世界中的适当位置。但是，要恢复之前的地位，中国不仅要变得富有，更要变得强大，这样才有可能实现。

实现“中国梦”

按照新加坡国家领导人李光耀的观点，一个国家领导人必须“向他的人民描绘出他对未来的愿景，并将这一愿景转化为政策，说服人民这些政策值得他们支持，最后激励他们帮助他将此付诸实施”。
[387]

在勾勒出“中国梦”的大胆愿景之后，习近平积极地动员其支持者从四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实施这项极其雄心勃勃的议程：

●恢复党的活力，清除腐败，重建使命感，重新树立其在中国人眼中的权威。

●复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灌输他们做中国人的自豪感。

●设计第三次经济革命。习近平知道，为了维持中国历史上不可持续的增长率，这一革命将必然要求进行结构性改革，会带来政治上的痛苦。

●重组与重建中国军队，以便其能如习近平所说，“能打仗，打胜仗”。

对于大多数国家元首来说，这些举措中的任何一项都要花不止十年的努力才能完成。但是，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已经选择同时解决这四个领域的问题，并认为它们是高度相互依赖的。许多西方参与讨论的人，包括对中国友好的顾问，都提醒中国领导人任务过重。事实上，一些严肃的学者断定中国不会在2017年秋季完成目标。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他从20世纪80年代时就认识习近平，当时两人还都是低级政府官员）所说，习近平有着“深深的国家使命感，对国家有清晰的政治愿景”，而且“是非常在乎效率的人”。
[388]

中国官员敏锐地意识到他们面临的障碍。例如，习近平的主要经济顾问刘鹤——我已经认识他20年了，因为他曾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有一个超过20个问题的清单，其中包括：人口问题（中国会未富先老吗？）；培育创新面临的挑战；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在保持环境宜居的条件下满足能源需求。他对每个问题的分析都比我读过的任何一个西方观察家的分析更有深刻的见地，更细致入微。在意识到这些风险之后，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决定继续在各个方面全力推进。

在我与刘鹤长时间的交谈中，发现他的这种信心可以追溯到2008年华尔街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389]

他回顾了中国应对这一挑战的表现，不带丝毫吹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是唯一成功渡过危机的，并在随后的大衰退中没有陷入负增长。
[390]

由于他们拒绝“华盛顿共识”去放开中国的金融市场，所以当2008年危机来袭时，中国领导人有更多的工具可以应对——而且他们使用了这些工具。和奥巴马政府一样，2009年中国官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5860亿美元财政刺激
[391]

。结果，现在中国人在主要城市之间可以乘坐高速列车。相比之下，他们问，美国的9830亿美元注入资金得到了什么？
[392]

为了说服中国领导层其他人和他的同胞“中国梦”并不仅仅是个口号，习近平还打破一条最重要的政治生存法则：不要在同一句话中提出明确的目标和完成日期。在2012年成为中国国家主席的一个月内，习近平宣布了两个大胆的目标和具体的最后期限。为实现“中国梦”，中国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到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比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1万美元左右）。第二，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93]

略显仓促的是，第一个目标的截止日期是在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如果中国达到这一目标，其经济规模将比美国（以购买力平价衡量）高出40%。
[394]

如果中国在2049年达到第二个目标，其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三倍。而且，在习近平的计划中，经济发展只是“中国梦”的基础。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是能够跟中国领导人交往的西方人之一。库恩指出，当他们彼此交谈时，习近平的团队强调排名第一不仅是指在经济方面，而且还包括国防、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
[395]

让中国再次伟大并不仅仅是让它变得富有的问题。习近平的意思是让它变得强大，让人为它感到骄傲，并使党成为整个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再次成为人民尊敬的先锋队。

习近平的担忧

在掌权后不久，习近平向他亲密的同僚们提出了一个反问：“为什么苏联会解体？”正如他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时所说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经过仔细分析，习近平得出了结论，戈尔巴乔夫犯了三个致命错误。他在改革国家经济之前放松了对社会的政治控制。他和他的前任允许共产党腐败，最终内部塌陷。他将苏联军队“国有化”，要求指挥官宣誓效忠国家，而不是党及其领导人。结果，这“解除了党的武装”。当反对者起来推翻这个制度时，按照习近平的说法，没有人“有胆量站起来进行抵抗”。
[396]

习近平看到，在“致富光荣”成为这个时代的口号之后，几乎每个致力于获取财富的人都变得富有了。这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领导人、政府官员和军官。随着奢华炫富之风使这种财富变得显而易见，人民理所当然地开始质疑党的核心道德价值观和对其使命的忠诚度。正如习近平警告党的官员所说的：“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
[397]

它还会破坏公众的信心和信任。

在讨论戈尔巴乔夫的命运时，习近平和李光耀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用李光耀的话说：“当天，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对群众说：不要害怕克格勃，我深吸了一口气。他坐在一个由一堆该死的东西堆成的恐怖机器的顶部，然后他说：不要害怕。”李光耀对戈尔巴乔夫的结果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没有学会游泳就跳进了泳池的深水区”。为了表达得更全面些，李光耀进而补充道：“在被爱戴和被害怕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是对的。如果没有人害怕我，我将毫无意义。”
[398]

实现习近平“中国梦”的第一要务是要使强大的共产党成为中国的先锋队和守护者。上任后不久，习近平告诉他的政治局同事，“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他直言不讳地告诫他们：“腐败可以亡党。”他还引用孔子的话，发誓要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
[399]

习近平并不是随便说说，吓唬人。他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腐活动，由王岐山领导。在王岐山的领导下，由值得信赖的助手领导的18个工作组直接向习近平报告。自2012年以来，共有90多万名党员受到纪律处分，4.2万名被开除党籍和刑事起诉。这包括170名高级别的“大老虎”，其中包括数十名军队高官，18名现任或者曾任由15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甚至包括前常委。
[400]

在开展这项运动时，习近平和他的内部圈子也在制定一项战略，以推进依法治国的方式将其制度化。

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性思想（glasnost）——思想的开放——形成鲜明对照，习近平要求意识形态上统一，加强对政治话语的控制。他坚持媒体应该大力倡导党的利益。同时，习近平着手巩固党在中国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习近平执政后不久，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署名评论阐述了他的观点：“在中国做好事情和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在于党。”
[401]

让中国再次骄傲

习近平知道只有一个廉洁的党是不够的。即使在邓小平1989年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提升了经济的增长速度时，党仍然在努力阐释其存在的理由。中国人民为什么要允许党管理他们呢？党的答案是习近平“中国梦”的第二个要点：重建十几亿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和自豪感。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新人”概念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事实证明，民族主义是一个更加有效、持久的本土概念。
[402]

习近平正在将党重新塑造为21世纪的传统文明的继承者——一个有着让人骄傲的文明的守护者，认为历史注定他们就是来统治众生的。“几千年前，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道路，”习近平说道，“我们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是巧合，而是由我国历史遗产决定的。”
[403]

汉学家欧立德（Mark Elliott）强调：“从帝国到共和国有着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清朝的继承者。”
[404]

习近平掀起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复兴，命令全国官员参加对孔子和其他中国哲学家思想有“精彩解读”的讲座，以鼓励“民族自信心”的建立，同时宣布“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405]

就像罗马帝国的辉煌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灵感一样，中华民族的“盛世”辉煌，即清朝衰落之前的那个时代，现在已成为当代中国自豪感的源泉。因此，这个具有强烈回首过去意味的用语“复兴”（rejuve-nation）——对习近平的“中国梦”来说如此重要——也可以翻译为文艺复兴的“复兴”（renaissance），这并非巧合。

与此同时，“勿忘国耻”一词已经成为一个口头禅，用来培养以受害者身份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党通过唤起人们对过去在日本和西方铁蹄之下的耻辱“来创造团结感。同时，它还通过激起这种耻辱感来界定中国人的身份，这种身份与美国现代性完全不容”。
[406]

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西方思想领袖欢庆“历史的终结”，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一些观察家相信中国也走上了民主政府的道路。然而，今天中国很少有人会说政治自由比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豪感更重要。正如李光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如果你认为中国会出现某种民主革命，那么你错了。”然后，他直言不讳地答道：“中国人希望看到一个复兴的中国。”
[407]

只要习近平能履行承诺，恢复中国往日的辉煌，党的未来（和他自己）似乎就是安全的。

维持不可持续

习近平知道中国人民对党的全方位统治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实现高水平经济增长的能力，那种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取得过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中国要继续实现非凡的经济表现需要一直保持着独特的“走钢丝”状态。习近平明确承诺，到2021年每年6.5%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人将这个目标形容为“维持不可持续”。

对于中国必须采取什么措施在未来多年维持这样的速度增长是有共识的。这一共识的主要部分在中国最近的五年经济计划中作了阐述，包括：加快向国内消费驱动需求的转变；重组或关闭低效的国有企业；加强科技基础以推动创新；培育中国企业家精神；避免出现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

以中国现在所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还需要更多年的高速增长才能赶上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生活水平。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不到韩国或西班牙的三分之一，是新加坡或美国的五分之一。不过，随着它稳步地从基础产品的生产逐步走向更高价值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其收入应该会增加。习近平对“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高度警惕，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陷入这种陷阱，因为工资上涨削弱了它们在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这是他所谓的“供给侧改革”的动力，其目的是通过国内消费和服务来重新平衡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事实上，2015年中国服务业增长8%，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首次超过50%。
[408]

为了减少国有企业中的低效率现象，北京已经承诺将“无情地对僵尸企业开刀”。“僵尸企业”即那些从严格意义上说已经无力偿还债务但仍在运营的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将裁减400万个工作机会。
[409]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2025”计划要求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

习近平还下定决心，力争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世界领导者。他加大研发投入，孵化科技初创企业，并要求进行“机器人革命”。（2016年，中国雇用的机器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410]

他认为，中国政府的集权使它比西方竞争对手更具内在优势，因为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411]

与近年来的美国不同，如果需要的话，中国可以维持长达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投入，正如它在成为高铁、太阳能、超级计算机和其他领域领导者过程所展现的那样。

习近平同样致力于恢复宜居生活环境，解决猖獗的环境污染。有人估计环境污染每天造成4000名中国人死亡。
[412]

北京的雾霾在一些季节变得非常糟糕，政府在像奥运会或二十国集团会议这些大事之前都不得不关闭煤炭发电厂和工厂。一些河流饱含工业废物，2014年温州的一条河居然着起了火。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环境越来越不宜居，每年造成国内生产总值几个百分点的损失。
[413]

为了扭转这一趋势，中国已经着手实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所称的“最绿色的五年计划”：33个目标中有16个与环境有关，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强制性的。
[4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企业债称为“中国经济中的一条重要断层线”，目前其规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5%。
[415]

但是，这些债务中的一部分可以转移到政府，后者有着低得多的债务率，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
[416]

中国也谨慎地朝着货币更加自由流动的方向迈进，对资本的管制变得更少。与此同时，一些中国人认为西方式的那种不受管制的赌场方式很危险，它使得全球金融系统对国家经济政策影响过大，因此在试图避免出现这种危险。

许多西方分析家也强调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虽然该政策有助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使五亿人从赤贫中解脱出来，但却使中国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习近平在2015年终止了独生子女政策）。尽管如此，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在2041年前仍将持续增加。随着另外3亿中国人从农村贫穷地区迁移到新城市，以及工人生产生活的日益延长，中国仍有数十年来缓解这一风险。
[417]

对于习近平计划的范围之广和抱负之高，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和许多投资者都对此不看好。但是，正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过去30年里都赌跌中国，损失了不少钱。正如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所说：“并非所有这些政策都必须取得成功……如果有足够多的政策取得了成功，未来几年6.5%的增长并非不可能。”
[418]

与国内改革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也发生了类似的戏剧性变化。2013年，习近平宣布了一项时间长达数十年、耗资高达几万亿美元的倡议——“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简称OBOR）。该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遍及欧亚大陆以及大多数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运输和技术网络。这一计划将会有效地出口一部分中国超额产能，为建筑、钢铁和水泥等行业提供缓冲。因为随着中国陆续完成许多重大优先基础设施项目，这些行业近年来一直处在勉强维持的挣扎状态。该倡议规划的海外项目非常庞大：从长达1800英里、耗资460亿美元、贯穿巴基斯坦的公路、铁路和管道走廊，到缅甸的水电大坝和锡矿，再到位于非洲之角吉布提的新建海军基地，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这些国家推进。

但是，“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简单地（改道）输出过剩工业产能。正如原来的丝绸之路不仅刺激贸易，还刺激了地缘政治的竞争（包括19世纪使英国与俄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伟大的游戏”）一样，“一带一路”将允许中国将权力投射到多个大陆。“一带一路”承诺将欧亚大陆上的国家整合为一体，反映了地缘战略权力平衡转向亚洲的愿景。对于这一点，这与一个世纪前地缘政治创始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主张不谋而合。1919年，麦金德将欧亚大陆命名为“世界岛”，并说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话：“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
[419]

到2030年，如果中国能够实现目前的目标，麦金德的欧亚大陆构想可能会首次成为现实。“一带一路”高铁将缩短时间，从鹿特丹到北京的货运时间将从一个月缩短到两天。麦金德的远见甚至可能会让马汉（Mahan）海权中心地位的论断黯然失色，后者支配战略家的思维已经长达一个多世纪（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看到的那样）。

传递给美国的信息：别管闲事

一旦中国主导的经济市场与实体基础设施将邻国融入到中国较大的共同繁荣区域中，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确立的地位将无法维系。当被问到中国想要传递给美国什么样的信息时，一位中国同行答道：避让。他的同事则给出了更坦率的两字总结：别管闲事（Butt out）。

作为谙熟历史的务实主义者，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扮演着地区稳定与安全的维护者角色，而这对于亚洲崛起至关重要，包括中国自己。但他们认为，随着将美国带到亚洲的潮水消退，美国必须随其离去。就像20世纪初英国在西半球的角色逐渐消失一样，美国在亚洲必须担负起地区内有历史性影响的超级大国角色。正如2014年习近平在欧亚领导人会议上所说的：“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
[420]

最近，试图说服美国接受新现实的尝试在中国南海表现得最为激烈。该海域面积约与加勒比海相当，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的六个国家接壤，包括数百个岛屿、珊瑚礁和其他地形地貌，其中许多岛屿在涨潮时处于水下。在20世纪中叶，当中国主要聚焦内部事务时，其他国家宣称拥有中国南海的岛屿，并在那里从事建设项目。例如，1973年9月，南越正式吞并南沙群岛的十个岛，并派出数百人部队捍卫其主张。
[421]

由于担心其利益遭到邻国的破坏，1974年中国从南越手中夺回了离其边境最近的西沙群岛。
[422]

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夺回了黄岩岛（Scarborough Shoal）的控制权。自那时起，中国一直在主张对整个南海独自拥有所有权，并重新划定了该地区，再次强调包含90%区域的“九段线”。如果这被其他国家承认，其邻国注意到这将创造出一个“南中国湖”。

中国还在该海域的岛礁上着手重要建设项目，在南沙群岛七种不同地貌上建设了前哨基地。到2015年6月，相比于越南的80英亩、马来西亚的70英亩、菲律宾的14英亩，中国已经收回了超过2900英亩的土地。
[423]

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建造了相应的港口、简易机场、雷达设施、灯塔和辅助建筑（support buildings），55所有这些都扩大了中国船只和军用飞机的覆盖范围，并使中国能够使用雷达和监视设施覆盖整个地区。

五角大楼非常清楚推动这些工作的动因。正如国防部最近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最新的填海造地和建设将使它在这些前哨基地停泊吃水更深的船只；将其在中国南海执法和海军存在的范围进一步向南扩张；并且有可能用于飞机作战——可能是作为航空母舰飞机的替代跑道（divert airstrip）——这使中国在该海域的航空母舰拥有持续战斗能力”
[424]

。

中国的长期目标也很明确。几十年来，它一直对美国间谍船在其边界附近水域的行动感到恼火。中国声称，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船只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活动时必须获得中国的许可，该专属经济区指从中国海岸线延伸200海里的地区——美国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尽管如此，这些建在中国南海地貌上的雷达设施、跑道和港口将使中国更容易跟踪美国执行监视任务的船只。同时，在该地区投射力量的能力也将使中国对每年通过中国南海的5.3万亿美元的贸易活动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425]

随着美国力量逐渐被排挤出这些水域，中国也正在将东南亚国家纳入其经济轨道，并将日本和澳大利亚吸引过来。到目前为止，未动一枪一弹，中国一直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有必要打的话，习近平打算打赢。

“能打仗，打胜仗”

尽管在他的议程上还有其他挑战，但习近平同时也在重组和重建中国军队。俄罗斯最重要的中国军事专家安德烈·科科欣（Andrei Kokoshin）称其“规模和深度前所未有”。
[426]

但是，习近平认为有必要确保军队对党的绝对忠诚，特别是对其领导人的忠诚。预料到他其他的影响深远的举措会遇到阻力，习近平需要知道他可以依靠哪些手握枪杆子的人，因为政治权力来自枪杆子。正如汉学家柯伟林（William Kirby）指出的那样：“在现代中国政治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转折点，军队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27]

习近平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军队指挥体系，能够对党的军队施加有效的控制。他希望指挥官“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特别是司令官。
[428]

在反腐运动的混乱中以及随后的重组高层军事将领中，他仔细挑选了他信任的、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和他站在一起的忠诚军官。

习近平还相信，“能打仗，打胜仗”（fight and win）的军队对于实现“中国梦”的其他方面至关重要。“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主张，“我们必须确保国家繁荣和军队强大的统一。”
[429]

所有大国都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强军梦”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谋求能够克服外国势力插手中国带来的屈辱。

1991年，在伊拉克“沙漠风暴”行动期间，中国领导人对美军的破坏性效果感到震惊。这种观点在1999年北约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隐形轰炸机意外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得到了加强。中国军方持续研究美国在战争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包括使用无人机进行情报收集和空袭。1991年，美国在一个月内击败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军队，战斗死亡人数不到150人。在这场短暂的、双方差距悬殊的战争中，美国人享有军事规划者所称的“全光谱技术优势”，整合了天基导航和监视系统等新技术、远程精确制导炸弹以及防雷达的隐形飞机。组织方式的变革也为美国利用这些新工具的能力提供了支持，使三军——陆军、海军和空军——得以更好地协同行动。美国还采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将伊拉克军队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作为攻击目标，基本上让伊拉克指挥官失明和失聪。
[430]

看到这种奇观，中国领导人决心要获得技术能力以应对并最终超越他们有时称之为“美国魔术”的东西。这些军事抱负在中国研究学者迈克尔·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为国防部所作的那份经常被引用的评估报告中有所体现。
[431]

1996年台海危机也给了中国军方一些经验教训。由于担心台湾正在走向“独立”，中国的“导弹试验”将台湾包含在内，威胁台湾经济所依赖的商业航运。对此，克林顿总统派出两艘航空母舰到达该地区。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在亚洲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部署。最后，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撤退。这件事在美国几乎没有引起多大波澜。但是在中国，它激起了百年屈辱的痛苦回忆，导致军方领导人发誓，要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避免这种侮辱再次发生。

习近平如今的军事改革基本上是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的翻版，在海湾战争和20世纪90年代其他军事冲突之前，美国就成功实施了该法案，以此来提升联合作战水平。中国正在将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整合到陆、空、海全部武器的谱系上。而且，它已经用其五个新的战区司令部取代了传统的七个以内部为重点的军区，来负责对外部敌人进行联合行动。
[432]

习近平将腐败视为对军队的生存威胁，采取了大胆的措施，打击猖獗的贪污行为，其中包括买卖军衔。在这一旗帜下，习近平让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之前是自治的——权力中心再次完全对党负责。他取消了军队的四个总部。这次大调整将四个总部重组为十五个独立的机构，直接向中央军委报告，而习近平是中央军委主席。

这样的官僚机构改组通常不是一件对未来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但是在习近平的改革中，中国是极其认真的，这次改革的重点是致力于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能够接受所有敌人——特别是美国——的挑战，并击败它们。虽然中国的军事规划者们没有预测要发生战争，但是他们正在准备的战争是中美在海上的对抗。在屈辱百年中统治中国的列强都是依赖海军霸权做到的。正如一位中国的分析家警告说：“无视海洋是我们犯下的一个历史性错误。现在甚至在未来，我们……会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
[433]

习近平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加强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和导弹部队这些对于控制海洋至关重要的力量，同时裁减30万军队，削弱陆军（ground force）在军队内的传统支配地位。
[434]

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战略家正在为海上冲突战略作准备，采取“前沿防御”战略，控制住“第一岛链”内的海域，该岛链上起日本，穿过台湾岛，延伸至菲律宾和中国南海。
[435]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S Naval War College）教授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和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指出，与之前的德皇威廉二世和西奥多·罗斯福一样，“那种认为国家的伟大源自海权的马汉式想法迷住了很多中国战略家”。因此，他们总结道，我们应该预料到中国“高度重视在近海海域作战并赢得胜利”。
[436]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是第一位解释1996年美国航母迫使中国撤退造成中国屈辱后果的人。中国之后的军事采购清单是可以预见的：武器系统要确保，如果再次与美国发生这种对抗，北京将占上风。如今，中国的武器库中有一千多枚舰载和路基反舰导弹，使任何美国军舰都无法在中国海岸线千里之内采取军事行动。
[437]

艘潜艇在附近水域巡逻，装备鱼雷和导弹，可以攻击水面舰艇。一系列反卫星武器使中国有能力干扰甚至摧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情报收集、监视和通信卫星。这些能力汇合到一起削弱了美国自1942年中途岛战役以来就长期拥有的太平洋军事优势地位。美国不再完全控制着中国沿海长达数千英里宽海洋的水域和空域。通过发挥不对称的优势，中国还充分利用了接近战场的地理优势，正如一名海军规划人员所指出的，这相当于给100万艘航母提供了陆地。使用数百万美元的导弹，它就可以攻击和击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航母。

中国通过部署“反介入/区域拒止”军事能力来威胁美军航空母舰和其他大型军舰，不断地将美国海军推出中国临近海域。美国舰队仍然继续宣示他们的军事存在，偶尔在台湾海峡和中国南海进行自由航行巡逻。美国也发出信号，发生战争时，其航母将保持在“第一岛链”之外——使它们超出中国陆基导弹的射程范围。从这个距离来看，舰载机将无法达到中国大陆的目标。因此，美国海军一直在努力寻找使这些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发挥作用的方式。五角大楼这样做的主要努力体现在“空海一体战”的学说中。
[438]

它要求空军派遣装备防空导弹的远距离轰炸机摧毁中国陆基反舰导弹的电池——从而使美国的航空母舰能够安全地靠近中国的边界加入战斗。正如在第八章中进一步讨论的那样，空海一体战有许多缺点，比如导致僵局的急剧升级。

正如在第一章所讨论的那样，2015年兰德公司的权威研究“美中军事记分卡”发现，到2017年，在9个常规军事能力方面，中国将在6个对台湾摊牌至关重要的方面具有“优势”或“近似对等”，而在中国南海冲突中将有4个方面具有“优势”或“近似对等”。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接下来的5到15年间，“亚洲将会见证美国处于支配地位的边界逐渐后退”。
[439]

这将会给美国带来一场实际上可能会失败的传统冲突。

当然，仅仅因为中国希望能够“能打仗和打胜仗”并不意味着它想要打仗。而且，很显然，它不想。但是追求其目标时，它与美国的竞争会因文化差异而加剧。这种文化冲突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第七章　文明的冲突

我们的政府形式不是效仿邻国而来的……在对待战争态度方面，我们也不同于我们的对手……在看待友谊方面，我们也与大多数人截然不同……我们的付出在那些与我们没有共同价值观的人那里是无法得到对等的回报的。

——修昔底德，“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公元前431年

思忖一下两国国民在性格上的巨大差异，那是一种你无法洞察的差异，因为你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你们在雅典人那里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他们与你们有着天壤之别。

——修昔底德，“科林斯大使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公元前432年

我认为，在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会存在于意识形态或者经济领域。将人类截然分离的将是文化……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1993年

1793年，当乔治·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从伦敦长途跋涉来到北京时，他简直像一个来自火星的天外来客。作为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信使，马戛尔尼肩负着建立大英帝国与清朝外交关系的任务。然而，他遇到的中国官员对于他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和谈论的话题一概不知，更对马戛尔尼“外交关系”的提议全无概念。中国从来没有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过类似的关系——不仅未曾允许任何国家在其国土上开设大使馆，也从未向国外派驻过大使。中国政府甚至没有设置外交部。
[440]

而且，这些已经身处他们之中的“红毛番鬼”（red haired barbarians）甚至不能讲他们的语言，这简直是耻辱中的耻辱。马戛尔尼的翻译是一位来自那不勒斯（Naples）的牧师，对英语也一窍不通。为了交谈，翻译把东道主的汉语官话翻译成拉丁语，而马戛尔尼几十年前在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学习过这门语言，这样才勉强得以理解。
[441]

伦敦曾指示马戛尔尼在北京建立永久性外交使团，为英国货物开辟新的港口和市场，并通过谈判在广东这个沿海省份建立一个更灵活的贸易体系。马戛尔尼还打算租一个场地，以便英国商人可以在那里全年经营，而且他还打算收集关于中国“目前实力、政策和政府”的情报。
[442]

为了给清朝统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对英国出口的商品产生兴趣，马戛尔尼为中国皇帝带去了一系列有英国代表性的先进产品，包括火炮、战车、望远镜、瓷器、纺织品和镶有钻石的手表。
[443]

从英国出发后9个月，马戛尔尼一行终于来到了位于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在那里他们等待着觐见乾隆皇帝。
[444]

但从两人最初的相遇开始，马戛尔尼便已经确信交流不可能成功。根据几千年以来的中国习俗，平民在看到神圣的皇帝时被要求跪伏在地上，叩头九次。对此，马戛尔尼建言他会遵循英国的礼仪，在中国皇帝面前有如在英国国王面前一样单膝跪地行礼。他进一步提出，一位和他同等级别的中国官员也应该在他带来作为礼品的英王乔治三世肖像前做同样的致礼。接待马戛尔尼的中方人员对此嗤之以鼻。“这样的对等是不可能的，”法国学者兼政客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这样总结道，“只有一个皇帝——天子，其他的君主只不过是‘小王’而已”
[445]

。正如马戛尔尼所看到的那样，他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来到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他正在以一种两国互相平等的态度对它施以援手。然而，在东道主的眼里，这位英国的代表却被看作一个附庸国派来朝拜天子的人。

招待马戛尔尼的东道主们让他在承德等了六天，之后在1793年9月14日凌晨三时许，他们唤醒英国使团，让他们在黑暗中走了三英里后到达宫廷，在皇帝现身之前他们又在那等了整整四个小时。
[446]

当得到接见时，马戛尔尼按照英国觐见礼仪，单膝跪下行礼。然而，中国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却有所不同——“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
[447]

马戛尔尼转交了乔治三世给乾隆皇帝的亲笔信，信中概述了他的提议。马戛尔尼预计在转交信函之后一周左右就会与中国同行谈判，讨论细节。然而，对于东道主来说，这次会面意味着英国成功献上了贡品。他们建议马戛尔尼在天气变冷前回国。
[448]

几天后，在他惶恐不安、不断要求之下，才收到了皇帝的书面回复。信中提到乔治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并认识到他的使者“航海来廷，叩祝万寿”，但皇帝断然拒绝了马戛尔尼的所有提议。具体地说，在北京设立外国使馆的请求“断不可行”。承认“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中国允许外国商人按目前的安排继续在广州的港口开展贸易。但额外的通商地点和一块英国人可以常年居住的场地则是不可能的。

在对这次会面的看法上，皇帝在信中总结说：“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449]

拿着这封回信，马戛尔尼只得乘船返回伦敦。

如果将这样一次没有成功机会的碰面称作巨大的失败（epic failure），那是不公平的。马戛尔尼的外交使命没有建起两国之间的桥梁，而是暴露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鸿沟。虽然今天北京和世界各国都维系着贸易和外交关系，但这两种古代制度之间的基本差异仍然存在。尽管全球化让贸易往来变得顺畅，但却无法抹去原始的断层线。

文明的冲突

在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两百年之后，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题目为《文明的冲突》。该文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不再是意识形态、经济或政治上的，而是文化上的。亨廷顿预言：“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
[450]

亨廷顿的论文引来了猛烈的抨击。在他写作时，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越来越呈现出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趋势。在这种文化中，大多数学者都在通过研究分析尽可能降低文明和文化的差别。这篇文章的批评者挑战了亨廷顿的“文明”概念，并质疑了他对不同文明之间界限的解释。

然而，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几年里，政策制定共同体将这个仍然难以界定的文明概念纳入了战争研究，尤其是在西方民主国家和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的研究中。在一个较小但仍然可观的程度上，这个概念也塑造了政策制定者、军事规划者和研究中美关系学者的思维——以及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危险。

亨廷顿把文明定义为一种构成文化组织最广层次的实体。他写道：“文明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文化归类和最广层次的文化认同，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分。文明既是由那些共同拥有的客观因素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制度等界定的，也是由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定义的。”文明可以包括几个民族国家，也可以只有一个民族国家，可以与其他文明重叠，也可以包括亚文明。根据亨廷顿的描述，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构成了“儒家文明”，而美国则融入了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群体，共同组成了“西方”文明。亨廷顿承认，“（文明之间的）界限很少是清晰明了的”，但仍然是“真实存在的”。
[451]

亨廷顿并不排除未来在同一文明内群体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他的观点是，在一个后冷战的世界里，文明断层线不会在走向自由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消失——正如亨廷顿的学生之一、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13中所预言的那样——反而只会更加明显。亨廷顿承认：“相异并不一定意味着冲突，冲突并不一定意味着暴力。然而，几个世纪以来，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引发了时间最长和最激烈的冲突。”
[452]

亨廷顿希望纠正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神话。他说这不仅是幼稚的，而且对其他文明——尤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明——是有害的。他写道：“可能存在一种‘普世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的观念是西方的想法，与大多数亚洲社会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是完全对立的，后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453]

这也就是说，西方相信一些基本价值观和信仰——包括个体主义、自由主义、平等、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场和政教分离——应该得到全人类的接受。相反，亚洲文化珍视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使他们与其他人（文明）区别开来。

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本书的篇幅论证他的观点，指出西方社会和儒家社会有着五种不同倾向。首先，正如他所指出的，儒家文化反映了一种民族精神，它强化了“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力和利益的从属地位、共识的重要性、避免对抗、‘爱护面子’，以及普遍来说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的地位”。他指出这些态度与“美国对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的信仰”是不同的。而且，他强调美国人“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提倡制衡，鼓励竞争，并将人权神圣化”。
[454]

亨廷顿还观察到，中国作为最主要的儒家文化是根据种族来定义身份的：“中国人是有着同一‘种族、血统和文化’的人。”他颇带挑衅地指出：“对于中国人和那些生活在非中国社会中的华人来说，‘镜子测试’（mirror test）成为辨别他们是谁的测试方法：‘去照照镜子吧。’”这一中国文化的概念既狭隘又非常广阔，因为它使中国政府相信：“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即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也是中华共同体（Chinese community）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
[455]

与这种观点相一致，亨廷顿认为，中国对外事务的看法实质上是其内部秩序概念的延伸，二者都体现了儒家强调的通过等级制实现的和谐，其中中国的领导人居于等级顶端。正如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456]

但是，在中国向外投射其内部秩序的同时，它却几乎从骨子里不相信外部对于其内部事务的任何干涉。正如18世纪马戛尔尼那次失败的访华之行所揭示的那样，在“耻辱世纪”（century of humiliation）很久之前，中国人就对登上中国海岸的外国人十分警惕。他们禁止登陆者学习汉语或生活在普通人之中。这种怀疑的思绪一直持续至今。美国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在《革命的解剖》（Anatomy of a Revolution）一书中记录了一件轶事，体现出这种怨恨是如此之深：“我们美国人将长期承受在上海一处公园里因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而招致的指责。”
[457]

同样，上海某位干部告诉我的一位同事，当每一个中上阶层的家庭都有一个美国男仆时（houseboy），他就知道中国又富起来了。在亨廷顿看来，过往的记忆激起了“中国领导人和学生的广泛共识：美国试图从领土上分割中国，从政治上颠覆中国，从战略上遏制中国，从经济上挫败中国”
[458]

。

最后，亨廷顿声称，作为一个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人。正如他所说，中国人“倾向于以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为单位来思考他们社会的进化，并优先考虑如何将长期收益最大化”。亨廷顿把这与“美国忘记过去、忽略未来、集中关注当下利益最大化以确保首要地位的信念”
[459]

进行了对比。

亨廷顿的五个儒家文明特征肯定是全面的，它们的确识别出了几个世纪以来持续贯穿中国文化的坚实脉络。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不同指向的道路，而在某些方面这些特征与西方国家（如美国）的文化并不相容。当然，被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击败——例如英国不情愿地看着“暴发户”美国在超越其权力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其文化、宗教和政治信仰——是一回事，而被一个价值观迥异的对手超越则的确是另外一回事。希拉里·克林顿代表大多数美国人说道：“我不希望我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由中国统治的世界里。”
[460]

为了理解文化倾向的广泛差异如何转化为对抗，我们需要更仔细地审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政府性质和目的的不同看法。

美国与中国

我们是谁？我们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是什么？在我们社会内部以及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是什么构成了秩序？对这些艰深问题的简短回答可能会引起嘲讽，但它们突出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根本差异。即使不考虑修昔底德陷阱的结构性压力，这些差异——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差异是完全相反的——就会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加难以处理。

尽管存在许多不同之处，美国和中国至少在一个方面是相似的：两国都极度强调自身的各种优越性。两国都把自己视为例外——从字面上看，就是没有同伴。虽然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那句“我是最伟大的”（I am the greatest）准确地抓住了美国人的自大，但是中国将自己看作上天与人之间独一无二的联系，这也许更自负。两个第一的冲突将使调整变得非常痛苦。那么，是让中国人做到理性接受一个“天有二日”的宇宙论更难，还是让美国接受必须与另一个可能的超级大国一起共处的事实更难呢？李光耀对美国适应新现实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美国被一个自己长期蔑视为颓废、软弱、腐败和笨拙的亚洲民族所取代，虽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而只是在西太平洋地区，这在情感上对美国来说仍是很难接受的。美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将使这一调整变得尤为困难。”
[461]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例外主义比美国的影响更为广泛。学者哈里·盖尔伯（Harry Gelber）解释道：“中华帝国把自己看作文明世界的中心，而中国士大夫也根本没有想过现代意义上作为某个国家的‘中国’或者某个文明的‘中华文明’。对他们来说，只有汉族人，除此之外，都是野蛮人。从定义上来说，任何不文明的事物都是野蛮的。”
[462]

陆克文指出，中国人对自己文明的韧性和成就引以为豪，这种例外主义影响着他们特有的思维方式，并“产生了一种自我崇敬的哲学思想”。
[463]

表7.1　美国与中国，文化的冲突

美国人也崇尚他们的文明成就，尤其是政治上的成就，几乎达到了宗教般狂热的地步。该国的革命历史赋予其追求自由的激情，寰宇之内无人能比，铭记于美国政治信条的精髓——《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之中，《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独立宣言》规定，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这些并非观点的问题，而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在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试图向英国国会上院同事解释究竟是什么鼓舞了美国殖民者发动革命时，他发现：“这种独立的精神激励着美利坚民族……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它是而且一直都是他们确立的原则。与金镣铐和肮脏的富裕相比，他们更喜欢贫穷的自由；他们将捍卫自己作为人——作为自由人——的权利。”
[464]

正如20世纪美国伟大的社会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没有意识形态，而是成为一个民族——这是我们的命运。”
[465]

相反，中国遵从孔子的第一戒律：“恪守本分。”
[466]

对于中国人来说，秩序是核心的政治价值，除此以外便是混乱。和谐秩序是由一个等级制度所衍生的，社会中的每个人不仅处在一个位置上，而且知道自己的位置。在中国古代，皇帝处于等级制度的顶峰，维持秩序。正如基辛格所解释的：“中国皇帝既是政治统治者，也是形而上学的概念……皇帝被视为一切大大小小事物实现‘大同’（Great Harmony）的关键。”
[467]

自由，正如美国人理解这一术语一样，会扰乱等级制度，招致混乱。

中美之间在哲学上的这些差异体现在两国看待政府的理念之中。美国的思想被概括在美国革命期间被广为阅读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中。潘恩在书中解释说：“每个国家的社会都是福祉，但政府即使在最佳状态下，也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在最糟糕的状态下，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恶。”
[468]

当然，尽管对权威的严重不信任一直鼓舞着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但他们仍然认识到社会需要一个政府。否则，谁来保护公民免受外国威胁，或者国内罪犯对他们权利的侵犯？但他们也进退两难——一个强大到足以履行其基本职能的政府会有暴政的倾向。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他们像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所指出的那样，设计了一个“机构分离，权力分享”（separated institutions sharing power）的政府。
[469]

通过有意在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之间制造持续的斗争——尽管这意味着拖延、僵局甚至是功能失灵——对滥用权力进行制衡。正如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法官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那样，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避免专制政府的出现”。
[470]

中国人关于政府的概念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与美国人几乎犹如云泥之别。历史已经让中国人明白秩序的首要地位，以及政府在实现秩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正如李光耀所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记录表明，当有一个强大的中心（北京或南京）时，这个国家就是和平的和繁荣的。当中心薄弱时，各省及其下属的县域则由少数军阀经营。”
[471]

因此，在美国人看来是一种“必要的恶”的强大中央政府，于他们的中国同行而言，则是推动国内外秩序和公共产品的主要行为体。

对美国人来说，民主——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这就要求政府保护公民的权利，并允许他们追求繁荣。正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说：“共和制是唯一一种不与人类的权利进行公开或秘密战争的政府形式。”
[472]

美国人认为，任何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只能源于被统治者的首肯。

对此，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政治合法性来自绩效。在他的题为《两个政治体系的故事》的TED演讲中，上海风险投资家李世默向民主的假定优势发起挑战。他说：“我以前曾被人问道：‘这个政党的合法性来自哪里？’我回答道：‘政府的能力算吗？’”李世默继续提醒听众：“我们都知道这一事实。1949年，当共产党掌权时，中国仍处在战争的泥沼，被外国侵略得支离破碎，那时人们的平均寿命仅有41岁。而今天，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工业强国，人民生活日益富足。”
[473]

简而言之，绩效证明一党制的制度是正当的。

美国政府被认为是民主共和政体，而中国可能最好应被描述为反应式权威主义。政治合法性理念的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痛点所在。基辛格恰到好处地总结道：“美国原则是普世的这一信念给国际体系带来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因素，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政府不去实践这些原则，那么它们就不完全具有合法性。”
[474]

他接着解释了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这一信条是如何在那些按照美国价值观应该感到自己身处愚昧政治制度、等待救赎的国家中产生怨恨的。不用说，这种正义在中国并不受欢迎。

在国际上推销它们的基本政治价值时，美国和中国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美国人相信人权和民主是普遍的愿望，只需要以美国为榜样（有时是帝国主义的推动），便到处都能实现。因此，亨廷顿把美国称为“传教士国家”（a missionary nation），一个被这种信念所驱动的国家，即“非西方人民应该致力于实现民主、自由市场、有限政府、人权、个体主义、法治等西方价值观，并在其制度中体现”
[475]

。就像西奥多·罗斯福在20世纪之交所说的那样，美国权力的传播代表了文明本身的传播；
[476]

世纪初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民主权利将使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人受益。在整个20世纪，华盛顿的领导人已经把这个信念转化为一项外交政策，试图推动民主事业，有时甚至试图强加给那些未能接受民主的人和国家。

相比之下，中国人相信别人会尊敬他们，欣赏他们的美德，甚至试图模仿他们的行为。但是中国人并不试图让他们皈依这些价值。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国没有输出自己的信念，而是让其他人过来求之。中国人认为，只要承认中国政府的宗主权，邻国人民就可以从中国和中华文明的接触中获益。不予承认则是野蛮人。”
[477]

中国领导人也深深猜忌美国试图演变中国。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开创者，邓小平警告中国共产党的同僚们：“他们所谈论的人权、自由和民主，仅仅是为了维护那些强大的、富有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利用它们的力量去欺凌弱国，追求霸权主义，实行强权政治。”
[478]

中国对外国政治制度的态度与对外国人的看法大体一致。美国社会是包容性的，中国社会则是排外的。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大多数美国人为任何人都能成为美国人的事实而自豪。正如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1783年所写的那样：“美国的胸怀不仅是开放的，不仅要接纳有钱人和体面可敬的陌生人，而且要接纳受到民族和宗教压迫与迫害的所有人；如果他们举止得体，尽得其乐，我们将欢迎他们分享我们所有的权利和特权。”
[479]

相比之下，要想成为中国人就必须生下来就是中国人。美国劳动力市场开放、多样、灵活。这赋予美国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的显著优势：2016年，在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87家美国创业公司中，有一半是由移民创立的。
[480]

美国和中国对于时间认知范围——它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觉——犹如白天和黑夜之间的不同。美国人期待在2026年庆祝建国250周年，而中国人则自豪地指出他们的历史已经跨越了五千年。美国人将1776年7月4日作为国家诞生的时间点，但中国没有有纪录的起点。因此，不像其他国家沿着盛衰兴亡的轨迹来追踪它的发展，中国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一个固定部分：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美国领导人会参考“美国实验”，有时他们随意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遵循这样的原则产生的。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将自己视为神圣遗产的受托人，并据此采取相应的行动。

出于更宽泛的时间观念，中国人小心区分急性与慢性、急迫与重要，正如邓小平在处理与日本的钓鱼岛问题时一样。美国政策对新闻周期和大众舆论的要求更加敏感，他们寻求能够迅速解决问题、清单列举式的政策计划。中国人在战略上则是有耐心的：只要趋势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他们就可以安静而耐心地等待问题的解决。

美国人认为自己是问题解决者。这反映出他们的短视主义，他们将各种问题都看作不相关的，予以分别处理，而且当即就要解决——如此他们就可以转向下一个问题了。用李光耀的话说：“当美国人失败的时候，他们会振作起来，重新开始。美国文化就是从零开始，然后打败你。为此，你需要什么样的心态呢？这源自他们的历史。他们进入一个空旷的大陆，并充分利用它。”
[481]

美国曾被称为“失忆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对他们来说，每天都是新的，每一次危机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与中国人的制度记忆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认识到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事实上，中国人相信许多问题只能被加以管控，而且每一个解决方案必然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因此，挑战是长期的，而且是反复的。今天他们面临的问题来自过去一年、十年甚至是一个世纪的演变。如今采取的新的政策行动也会对持续的演变造成影响。例如，自1949年以来，台湾一直被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所统治。中国领导人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愿意实施一项长期战略，包括扩大经济与社会关联，以逐步将台湾岛整合回中国（大陆）。

与修昔底德陷阱最相关的中美分歧来自互相竞争的世界秩序观念。海内外的中国人都相信通过等级制度建立和谐。中国对待本国人民的方式对于理解中国成为世界主导国家时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很有启发意义和代表性。美国的民主理想目前只是运用到对外政策层面。一方面，美国人渴望一种国际法治，这种法治实质上是美国国内法治的放大版。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在全球“霍布斯丛林”（Hobbesian jungle）中的权力现实，在这种环境里做狮子比做羔羊更好。华盛顿常常试图通过描绘一个美国作为立法者、警察、法官和陪审团的“仁慈霸主”（benevolent hegemon）的世界来协调这种紧张关系。

美国敦促其他大国接受“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似乎不过是美国人制定规则，其他人只是服从这一秩序罢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马丁·登普西（Martin Dempsey）指出：“有一点令我困惑的是，每当我和中国人谈论国际标准或行为准则时，他们必然会指出这些规则是在他们缺席世界舞台时作出的。他们现在不再缺席世界舞台，因此这些规则需要与他们重新协商。”
[482]

如果亨廷顿是正确的——我也相信如此——文明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大（而非变小），对冲突而言越来越重要。作为冲突的根源，如今在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家应该对他们将成之事采取更谦卑的态度。误解易发，移情和共识却难以实现。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在即时沟通和快速旅行便捷得让马戛尔尼出使简直如同石器时代的现在，“文明的冲突”不仅可以塑造未来的外交，而且可以塑造战争的进程。

战略文化冲突

在塑造美国对华政策时，从基辛格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再到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Tom Donilon），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注意到他们的中国同行看待使用军事力量方面的一些显著特点。在决定是否、何时、如何攻击对手时，中国领导人都是理性而务实的。因此，“情境逻辑”（logic of the situation）为回答下列问题提供了最佳的初始指南，即中国何时可能被威慑住而不敢对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或者它将如何应对威胁或攻击。然而，除此之外，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们已经确定了五个假设和偏好，这为预测中国在对抗中可能的战略行为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

首先，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状态，中国都是毫不掩饰地采取现实政治（realpolitik）战略。这使得中国政府变得很灵活，因为它较少受到先前理论的限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那些指出其矛盾的批评者的影响。例如，当基辛格抵达中国时，他发现与其对话者对意识形态泛泛而谈，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则相当坦率。而在1973年，尼克松和基辛格觉得有必要为与中国的妥协建立框架，结束越南战争，实现“光荣的和平”（peace with hono-r），并确保一个“适当间隔”（decent interval）来缓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应。毛泽东则认为不必假装与资本主义的美国建立关系是为了强化中国相对于苏联的共产主义地位，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一个更大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可以说，中国对待国际政治的实用主义态度的确让它比美国占有一定优势，中国的整体战略世界观亦是如此。中国的决策者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的。在孙子的传统中，战略情境的演变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这种情形的“势”。“势”在西方没有直接对应的翻译，最接近它的描述是在某个选定的时刻，任何情形所固有的“潜能”（potential ener-gy）或“势头”（momentum）。它包括地貌和地形、天气、力量平衡、意外、士气以及许多其他元素。基辛格解释道：“每一个因素都会影响到其他因素，这会导致势头和相对优势的微妙变化。”
[483]

因此，一个老练的战略家会耐心地“观察和塑造战略形势的变化”，并只在最佳状态下行动。然后，他以“势如张弩”（孔子的原话）之势，精准地把握时机给予迅速打击，汹涌而下，势不可挡，像“以碫投卵”一样击败对手。
[484]

对观察者来说，结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所言，如果一个战略大师的行动“在理想时刻发动，甚至是不会被察觉的：那么通向胜利的过程是预先可以确定的”
[485]

。或者像孙子所说：“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486]

。

对于中国的战略家来说，战争主要集中于心理和政治领域；军事活动是次要的。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对手对战场情况的感知可能和事实本身一样重要。例如，创造和维持一个如此优越的文明形象，以至于它就是“宇宙中心”，可以震慑挑战中国统治地位的敌人。中国相对于外部国家的绝对经济规模也起到了震慑它们的作用——通过准许或拒绝贸易即为一例。如果心理上的威慑和经济刺激失败了，可以让中国边界之外的“野蛮人”互相抗衡，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中国之外没有赢家。侵蚀敌人的物质能力和士气，迫使它进入没有出路的境地，比在战场上打败它要好得多。

中国人追求的不是在一场决定性的战争中获胜，而是通过渐进的行动来逐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再次引用基辛格的话：“很少有中国政治家会冒一次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冲突风险；精心谋划多年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强调了英雄主义力量的决定性冲突，中国的理想强调微妙、间接和有耐心地积累相对优势。”
[487]

在一个很具有启发性的类比中，来永庆（David Lai）通过比较国际象棋和中国人的同类游戏——围棋——来说明这一点。在国际象棋中，玩家试图支配中心并征服对手。而在围棋中，玩家试图包围对手。如果国际象棋大师可以预见之后的5—6步，围棋大师则能预见20—30步。在与对手来往的广泛关系中，中国战略家避免冒失地过早冲向胜利；相反，他们的目标在于建立增量优势。来永庆解释说：“西方传统强调武力的使用，战争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战场，而战斗的方式就是‘硬碰硬’。相比之下，围棋背后的哲学是夺取相对收益，而不是寻求完全消灭对手。”他还给出了明智的提醒：“用国际象棋的思维玩围棋是很危险的。一个人可能会变得过于咄咄逼人，以至于他会把自己的力量拉得很薄弱，并会在战场上暴露出他脆弱的部分。”
[488]

目前，美国关于所谓的“灰色地带”冲突的争论（在俄罗斯被称作“混合战争”）显然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忽视的，而中国已经完善了五十多个战争阴影区（shades of warfare），在这些阴影区投入实际作战部队是最后的手段。正如《孙子兵法》所解释的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的胜利形式。”
[489]

中国历史上国内的政治动乱和互相竞争的王国之间的斗争历史使战略家们倾向于采用非战争手段。

当然，承认这些战略倾向只是第一步。为了避免与中国的战争，或是在一场冲突开始后引导其发展方向，美国领导人还需要考虑华盛顿和北京不同的战略世界观会怎样将它们卷入战争，以及这种差异会如何形成冲突。两国都认为当下最紧张的问题在于中国南海。要理解战略“错位”（misalignment）将可能如何导致那里的悲惨结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对这一地区的看法。

中国怎么看待南海问题？

中国正在恢复在东亚的权力和影响力，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正在衰落。中国在该地区的行动使美国加速撤退，而这一情况最明显的体现是在中国南海地区。

几十年来，美国人一直错过东亚的发展大势，套用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的话来说，尤其是因为“像别人看我们那样看待自己”很困难。实际上，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认为美国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但正如基辛格坦率地指出，他所见到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认为美国的战略是在“遏制”中国。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巴马政府高调宣传从欧洲和中东“转向”亚洲的政策只会强化中国对美国意图的这种高度务实的解读。2011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描述了这一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全面而持久的跨大西洋的制度和关系网络，它的收益已经超出投入很多，而且也将继续如此。现在是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进行类似投资的时候了。”
[490]

鉴于中国领导人的现实政治思维，这一声明对中国的影响是可以预测的，在随后几年的外交接触中也不可能错过。2014年，陆克文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分别在中国展开了广泛的对话，他们对中国领导人惊人的“共识”持有相同观点。根据两位政治家的说法，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大战略涉及五大目标：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削弱中国、从内部分化中国以及破坏中国的领导力。正如陆克文所解释的，这些信念“来自中国的结论：美国没有，也永远不会接受中国政府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而且，根据陆克文的观点，这是建立在“一个极深的‘现实主义’的中国结论基础上的，即美国将永远不会放弃其作为具有支配地位的区域和全球大国的地位，并将尽其所能保持这一地位”。
[491]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在中国南海针对中国的行动——包括在2013年鼓励菲律宾向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法庭提起诉讼，在中国拒绝了法院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后又召集国家齐声谴责中国，以及美国高度宣传的在该海域的自由航行行动——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足够多的证据。因此，美国继续“下国际象棋”，而中国则重新安排了其围棋棋盘上的棋子，通过在附近的地区实现渐进但势不可挡的变化，来有条不紊地结束美国的侵犯。

随着中国南海竞争的发展，对手双方的基本战略假设和盲点将影响其走势。因此，在我们试图评估它将如何发展时，特别是中国是否会使用致命的军事力量来推进它的利益时，我们可以从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和战略传统中发现什么线索吗？

首先，很明显，中国将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与美国在中国南海的僵局，将其理解为历史演变的一部分，并期望未来将受到地理、经济和注意力跨度等现实的影响。因此，中国人将在与美国的“长期博弈”中耐心等待，这是一场稳步增长优势的竞赛，他们相信中国将在该地区战胜美国。虽然美国有时会关注中国南海或东海的事件，但中国期待最终美国将转回到中东正在进行的战争，或是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或者国内问题上。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在评估中美之间的军力关系时将会是不加感情的、非常现实的，从而预测任何潜在军事遭遇的结果。因为中国的军事能力至少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与美国的军事力量相抗衡，即使在离中国最近的战场上，北京也会对任何针对美国的武力使用持谨慎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会逐步改变中国南海陆地和水域的现状以及适应它遭受的阻力，正如在围棋比赛中一样，中国将积累并赢得压倒性优势。

其次，中国的“战略”具有中国特色，把军事力量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次要工具，追求国家目标的实现胜过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它将加强与邻国的外交和经济联系，并利用经济杠杆来鼓励在其他问题和领域的合作。通过这样的做法，中国希望增加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不过这也会破坏邻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它甚至可能试图“以蛮治蛮”来阻止一个针对中国的平衡联盟的形成——例如，让日韩对抗，或者俄美对抗。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将实现其力量优势，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将只能接受其主导地位，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可抗拒的。

虽然中国把战争当作最后的手段，但如果中国断定长期趋势不再是有利的，或者它正在失去讨价还价的能力，它就可能会通过一场有限的军事冲突来教训对手。正如政治学家泰勒·弗拉瓦尔（Taylor Fravel）在对1949年以来23次领土争端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只对三个国家使用了武力。正如这些案例所表明的，如果中国认为在国内动乱时对手正在改变其力量平衡，那么就更有可能诉诸武力。在分析中国1962年对印度的攻击、1969年与苏联的冲突和1979年与越南的冲突后，弗拉瓦尔还证明，中国倾向于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对抗实力相当的对手，而与较弱的对手则更愿意谈判。
[492]

最后，只要中国南海的发展总体上有利于中国，中国就似乎不太可能使用军事力量。但是，如果相关力量的趋势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改变，就可能引发有限的军事冲突，即使冲突一方是像美国这样更大、更强的国家。下一章将重点介绍这样的冲突可能会如何发生。

第八章　走向战争

在参战前，请先想想战争中不可预测的成分会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吧。先行动，然后等待灾难，这种顺序颠倒是战争中常见的错误。

——修昔底德，“雅典大使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公元前432年

永远、永远、永远也不要相信会有顺利和简单的战争，也不要相信任何踏上这趟奇怪旅行的人能够预测到将要遭遇的大风大浪。让战争狂热冲昏了头脑的政治家们必须认识到，信号一旦发出，他们就不再是政策的主人，而是不可预见和无法控制事件的奴隶。

——温斯顿·丘吉尔

战争充满偶然性。人类的其他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这么大的活动范围。它增加了各种情况的不确定性，扰乱了事件的进程。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经过漫长的战争，当中国领导人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国家时，他们是否有胆量攻击曾经彻底击败日本并在五年前通过投掷原子弹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超级大国呢？1950年，当美国军队将朝鲜军队推向中国边境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无法想象这样的情景。但是，毛泽东却这么做了。麦克阿瑟对此非常惊讶。中国军队迅速将美国军队压制回到战争伊始朝鲜和韩国的分界线。这条38度线至今仍是朝鲜和韩国的分界线。到战争结束时，已有近300万人丧生，其中包括36000名美军士兵。

同样地，在1969年，对于边界的小争端，苏联领导人无法想象中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对付拥有压倒性核优势的大国。但这恰恰是毛泽东在中苏边境冲突时所做的事情。这样的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积极防御”的理论。毛泽东准确地告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被吓倒，即使是那些能够将中国消灭的对手。

在未来几年，是否会因为中美军舰在中国南海发生碰撞、台湾推动“独立”运动、中日钓鱼岛争端、朝鲜的不稳定，甚至是螺旋式经济争端，导致中美都不希望的战争发生？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这些似乎很难想象——因为很明显，这些事件的后果将与任何一方所希望获得的收益不成正比。
[493]

即使是主要在海上和空中进行的无核战争也可能导致双方成千上万的战斗人员死亡。而且，这场战争将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根据2016年兰德公司的研究，经过一年无核的严酷战争，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减少10%，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则可能降低35%——这与大萧条时的情形相当。
[494]

如果进入核战争，那么两国都可能被完全摧毁。中国和美国领导人都知道他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然而，不明智或不想要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战争仍旧会发生，即使领导人决心避开它们。其他的事件或行动缩小了领导人的选择范围，迫使他们作出冒险发动战争的选择，而不是默许不可接受的替代方案。伯里克利不希望与斯巴达发生战争。威廉二世并不想与英国开战。毛泽东最初反对金日成在1950年对韩国的进攻，因为他担心事件扩大。但事件往往要求领导者在高风险和更高风险之间作出选择。一旦军事机器开启，误解、误判和纠缠可能会将冲突升级到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最初意图的程度。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危险，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开发了场景分析、仿真模拟和战争游戏。它们通常始于意外事件或事故。然后，分别扮演中国或美国的人以此为起点，开始进行模拟。参加这些演练的人一再感到惊讶，发现小火花常常容易导致大规模战争。本章回顾了中国经历的小规模冲突的四个历史案例，总结了战争规划者用来理解冲突来源的四个概念，并勾勒出五条可能导致当今两个大国开战的路径。

朝鲜半岛，1950—1953年。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第四天，朝鲜占领了韩国首都首尔。不出一个月，韩国军队已经到了投降的边缘。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支由联合国授权、主要由美国人组成的部队赶来营救。在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领导下，三支美国陆军部队在B 26和B 29轰炸机支持下参战，这些战机曾经轰炸过日本的大部分地区。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们将朝鲜人赶回了“三八线”。

麦克阿瑟的部队希望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但他们几乎没有考虑中国的反应，越过了“三八线”，迅速向朝鲜与中国边界的鸭绿江方向前进。朝鲜半岛很有可能最后在由美国政府支持的首尔政府的统治下实现统一。美国情报机构无视中国宣传机构的反复警告和被俘中国军队所展现出来的战术信号，否认了中国可能介入朝鲜战争的可能性。当时，中国结束国内战争不到一年。这场残酷的战争使国家分崩离析，夺走了350万人的生命。
[495]

一个仍旧深受战争影响的政权为什么要冒着存亡的风险来攻击一个曾迫使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的核大国呢？
[496]

然而，在11月初，麦克阿瑟突然发现了一支有30万人的强大的中国军队，他们正在猛力攻击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美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美国第一骑兵师的一个团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失去了600名士兵。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被麦克阿瑟及其他指挥官所轻视的“农民军队”，不仅阻止了盟军的进攻，而且还将联合国部队击退至“三八线”。
[497]

在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战争中战败后，麦克阿瑟呼吁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授权他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498]

杜鲁门不仅没有接受这位桀骜不驯的五星上将的计划，还将他解职。战争陷入僵局，又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53年，杜鲁门的继任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Eisenhower）才签署了停战协议。正如历史学家T.R.费伦巴赫（T.R.Fehrenbach）指出的那样：“一百多年来，中国军队总是被轻视，既没有技巧和手段，又缺乏战斗的意志。”
[499]

以后再不会如此了。

中苏边境，1969年。就在中国突然对美国及其盟军发起冬日突袭的19年后，中国战胜了世界第二大超级大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局势最为紧张。此时，在西伯利亚冰冻的乌苏里江沿岸有争议的边界地带，这两个国家发生了一连串小事件。据《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称苏联军队“正在行动”，并且苏联“一次又一次地”加强其部队力量，以制造一个“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500]

在一系列行动和回应中，双方开始沿着边界增加军队部署，形成65万多名中国士兵与29万名苏联士兵和1200架飞机对峙的局面。毛泽东曾威胁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战争”，这将是“人民力量和士气的竞争”。阿卡蒂·舍甫琴科（Arkady Shevchenko）是叛逃西方级别最高的苏联官员，根据他的描述，苏联政治局被“数百万中国人入侵的噩梦”吓坏了，这使苏联领导人“几乎发疯”。
[501]

苏联军队的装备和训练要好得多，而且他们因有空军的支援而占有优势。此外，他们拥有一个超过10000枚核武器的军火库，包括莫斯科已部署到边境地区的50万吨当量的SS 12战术核导弹。虽然中国在1964年对核装置进行了测试，但只开发了少量弹头，并且无法将它们发射以对抗莫斯科。直到1968年11月，毛泽东还亲口承认，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一个无核国家。即使是有了这么一点核武器，我们也不能算作核国家。如果要打仗，我们必须使用常规武器”
[502]

。许多苏联军方领导人认为，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是结束中国不断增长的威胁的唯一途径。事实上，苏联对进攻中国如此认真，以至于悄悄地向尼克松政府求助，以评估美国的反应。正如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事后深思所言：“当时苏联比我们预想的更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503]

在华盛顿警告它不会袖手旁观之后，莫斯科才搁置了这个选项。
[504]

尽管如此，面对愤怒的苏联，毛泽东采取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策略：他戳了一下这只（北极）熊。中国军方策划了一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攻击，给了莫斯科一个“痛苦的教训”。
[505]

1969年3月2日，解放军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伏击了苏联边防部队，随后又发动了第二次袭击，以30名中国人为代价，杀死了91名苏联人。
[506]

为什么中国会施行这一策略呢？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防御性行动的最后手段，展现了中国更广泛的“积极防御”战略概念，或毛泽东所说的“通过决定性接触进行防御”。
[507]

中国人计划的伏击更多的是为了进行心理上而不是军事上的打击。正如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所总结的那样，其目标是“阻止未来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或胁迫”，并且“面对苏联正在逼近的威胁，有说服力地表现出中国的勇气、决心和力量”。
[508]

台海危机，1996年。在毛泽东之后，为了向对手发出强烈信息，中国还继续冒着造成更大战争的风险，选择使用军事手段。1996年，由于担心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破坏长期存在的“一个中国”原则并走向独立，北京再次采取了军事行动。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中国大陆在开展军事演习时试射导弹。这些导弹试射范围将该岛包含在内，并威胁其所依赖的商业航运。

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政府的强烈反应出乎中国人的意料。美国派遣“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和“独立号”航母战斗群增援台湾。但是，北京的判断加深了美国军事规划者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冒险倾向，加上意外或误解可能会引发战争的方式的认识。
[509]

今日的中国南海。如第七章所述，从海岸线向外遥望，中国领导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海。在他们看来，美国海军舰艇在其水域长期存在以及沿着其边界所进行的日常侦察飞行都是不正常的。这种不受欢迎的遗留习惯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中国逐渐具备了能力，它已经在试图迫使美国后退。因此，例如在2013年12月，当美国导弹巡洋舰“考本斯号”正在观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首次部署航行时，“考本斯号”舰长收到了来自“辽宁号”指挥官命令他们离开相关海域的严厉信息。“考本斯号”舰长回应称他们正在国际水域进行恰当且合法的操作，并忽略了该信息。几分钟后，一艘解放军海军船只截断了“考本斯号”的航线，留给其舰长两个选择：要么猛撞船只，要么采取规避行动，避免碰撞，但这么做会让中国人觉得美国似乎退缩了。这位舰长选择了后者。
[510]

“考本斯号”事件是近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船只和飞机采取的强势行动，冒着造成“意外”碰撞的危险，也要测试美国军官的极限。就美国海军而言，它已经指示其船只在面对这些战术动作时要避免对抗和形势升级。然而，美军并不总是能成功做到这样。在2001年4月，一架美国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与一架中国战斗机相撞，当时这架战斗机正在拦截美国侦察机以展示中国对这些情报搜集飞行的抗议。中国飞行员遇难，而美国飞行员被迫在中国境内紧急着陆，这次事件引发了乔治·W.布什政府的第一次国际危机。紧急着陆后，美国飞行员被中国人拘留，于10天后被释放。但飞机被扣留的时间更长，以至于中国人有机会提取其绝密的监视技术。从那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改变其邻近水域的格局和力量平衡。通过建造岛屿、部署导弹以及在中国南海建造飞机场，中国正在地面上创造新的事实，由此对美国在这些关键海上通道的军事力量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总之，以上四个案例表明，在考虑中国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武力时，单纯考虑我们会采取何种行动是不够的。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军事力量只是多种交战方式中的一个工具，他们可以先发制人地突袭更强大的对手，而后者则通常不会那么做。

火花、背景条件、催化剂和升级阶梯

在战争情境中，分析者借用了美国森林管理局（US Forest Service）熟知的基本概念。纵火犯只是引起火灾的小部分原因。丢弃的香烟、闷燃的营火、工业事故和闪电是更常见的来源。幸运的是，在森林中以及在国家间的关系中，大多数火花都不会引发大火。

背景条件通常决定哪些火花将变成火灾。美国森林管理局使用“斯莫基熊”（Smoky the Bear）广告警告野营者和徒步旅行者“只有你能够防止森林火灾”。在注意防范火星的同时，该机构还会在长时间干旱或极端炎热时段发布额外的警告，甚至偶尔会关闭高风险区域。此外，它还管理着可燃化学品、丙烷罐和储气库的储存，随着条件的恶化，储存管理会变得越来越严格。

在如今的中美关系中，相关的背景条件从地理、文化和历史延伸到两国政府在最近的军事接触实例中吸取的教训。与德国和英国不同，美国和中国在地理上位于地球的两侧。中国战略家意识到这一事实，有时会提醒美国人，目前中美两国船只在加勒比地区几乎不可能发生意外碰撞。他们说，如果美国海军在中国东海和南海效仿前例，只在自己的半球内活动，那么与中国船只相撞的风险就不复存在了。此外，五角大楼的规划者所称的“距离的障碍”（tyranny of distance）也引发了人们质疑美国能否在这些水域中支撑对中国的作战。

然而，最相关的背景条件是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修昔底德综合征，这在中美之间已经完全显现。事实上，鉴于中国曾经历百年耻辱，尤其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占领者暴行之下所引起的愤怒，这些综合征特征就更加凸显了。因此，中日两国在中国东海的岛屿争端带来了特殊的风险。如果安倍晋三政府或其继任者成功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并加强其军事能力，包括以有力的登陆来夺取有争议的岛屿，中国将不仅仅是关注事态发展而已了。

“历史，”基辛格在他的第一本书中观察到，“是国家的记忆。”
[511]

这种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国家决策。美国和中国军方都注意到，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参战的五次大型战争中有四场已经输掉，或者至少未能取胜。20（朝鲜战争最多算平局，越南战争输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不太可能有好结果。只有乔治·H.W.布什总统在1991年的战争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明显的胜利，他迫使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从科威特撤退。）根据该记录，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明确地说道：“在我看来，未来任何一位建议总统再次派遣美国地面部队进入亚洲、中东或非洲的国防部长，都应该像麦克阿瑟将军如此巧妙的表达那样：‘应该好好检查一下大脑。’”
[512]

近几十年来，美国人以及派遣美国军队参与战争的政策制定者都越来越不能容忍在战斗中失去美国人的生命。这种伤亡情绪的影响是严重的：军事规划者现在因为考虑到士兵的风险而排除了所有类别的行动，而政治家们越来越少提及胜利，转而越来越多谈及保护军队。

就像汽油之于火柴，催化剂可以将意外碰撞或第三方挑衅转变为战争。有一组催化剂被克劳塞维茨称为“战争迷雾”。克劳塞维茨将修昔底德对战争的理解延展为“机会之事”（an af-fair of chances），在《战争论》（On War）一书中，他观察到“战争充满不确定性。四分之三决定战争行动的因素包裹在要么增加要么减少不确定性的迷雾中”
[513]

。不确定性意义深远，当大量事实建议指挥官或政策制定者谨慎行事时，不确定性会导致他们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反之亦然。

1964年，北越的船只在北部湾水域袭击了美国用于情报收集的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两天之后，美国情报部门报告该舰遭到了第二次袭击。受到北越的大胆挑衅后，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说服国会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
[514]

，实际上就是对北越宣战。几十年后，麦克纳马拉才得知有关这次袭击的报告并不正确。正如麦克纳马拉所写的那样：“最终，约翰逊总统授权进行轰炸，以回应他认为已经发生的第二次袭击。”虚假警报在使美国走上在越南战败的道路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515]

同时，让人“震惊和敬畏”的破坏性武器的出现使得迷雾和不确定性更加严重。随着对命令和控制系统的攻击，包括对于数据和通信定位必不可少的卫星的攻击，敌人可能会使一个国家的军事指挥系统瘫痪。在1991年与萨达姆·侯赛因的“沙漠风暴”战争中，美国军队展示了该选项的1.0版本。他们摧毁了萨达姆的情报系统，并切断了他与伊拉克指挥官之间的通信联系。萨达姆的军队孤立无援，只能原地待命，使得美国飞机能够攻击他们，就像一些飞行员所注意到那样，宛如“瓮中捉鳖”。

反卫星武器是军事规划者期望在任何美中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催化剂。它长期以来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主题，如今，这种武器已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2007年，中国成功摧毁了一颗气象卫星，并以不那么戏剧性的方式定期测试其反卫星能力。卫星几乎在每一次美国的军事行动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联络作用，从预警对手的导弹发射、提供图像和天气预报到规划行动，无处不在。全球定位卫星几乎为所有军队的精确制导武器提供“精准定位”（precision），并让船只、飞机和地面单位知道它们在战场上的位置。美国比任何竞争对手都更依赖这项技术。没有它，总司令不能将命令传递到地面上的作战单位、海上的船只以及它们之间的所有人。反卫星武器囊括所有区域，从在太空里丢弃轨道碎片，到能够物理性摧毁目标的“动能”物质，再到使用更静悄悄的系统——用激光来堵塞卫星或者使其“眼花缭乱”——从而使其无法工作。

网络空间为破坏性的技术提供了更多的施展机会，这些技术一方面可以提供决定性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不受控制的风险升级。攻击性网络武器的细节仍然是高级机密并且在不断发展。但在某些情况下，公众已经对它们有了些许了解，例如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网络攻击。
[516]

美国主要的网络空间组织——美国国家安全局（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和美国网络司令部（US Cyber Command），以及中国的类似机构现在可以悄悄地使用网络武器关闭军事网络和关键的民用基础设施，如电网。此外，通过使用代理和搭建由受控计算机（compromised computers）组成的国际网络，他们可以掩盖网络操作的起源，降低受害者识别攻击者的能力。

与反卫星武器一样，网络武器可以破坏指挥控制系统以及攻击现代军队所依赖的信息，从而在战斗中创造决定性优势，并且不会发生流血事件。不过，这提出了一个危险的悖论：攻击者认为将遏制冲突的行动对受害者来说可能是鲁莽和挑衅的。即使物理战场仍局限于中国南海，但网络能力允许每个战斗人员进入对方脆弱的基础设施——例如关闭电网、医院或部分金融系统。同样，扰乱沟通的网络攻击会加剧战争的迷雾，增加误判的可能性并造成混乱。

虽然美国和中国现在拥有的核武器库都可以使自身在对方的第一次攻击中幸存，并且仍然能进行报复，但两者都无法确定其网络武器库是否能够抵御一次严重的网络攻击。例如，中国发起的针对美国军方网络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可能会暂时削弱华盛顿应对其网络攻击的能力，甚至是指挥控制和监视系统的操作能力。这会产生一种危险的“要么使用，要么失去”的状态，在此情况下，每一方都会在被攻击之前，主动寻求攻击对方电脑网络中的关键链接。

北京或华盛顿的某些团体可能会要求进行小规模的网络攻击，向对手的武器平台（bow）进行隐蔽的射击，这样不会造成任何伤亡，也不会引起公众恐慌，但可以发出对军队或民用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网络攻击的信号。但是，如果对手没有这样诠释这种行为，那么网络领域中针锋相对的升级就会随之而来。双方都抱着“要么使用，要么失去”的心态，每个人都担心自己的弱点，要么可能误解正在进行的攻击，要么在其自身网络武器仍然完好无损的情况下进行不正当的报复。

网络空间中一系列危险的催化剂可能会在无意中使美国和中国陷入冲突。首先，否认和干扰行动可以使调查人员充分相信中国没有参与任何一次攻击，从而让第三方对此负责。中国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虚假的人物，指派媒体组织或在恶意软件中指控虚假人员，以分散美国调查人员的注意力。如果这样做是有效的，它将使战争迷雾更加厚重。

另一个催化剂可能涉及危害敏感网络的保密性。有些网络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那些核指挥控制的操作。然而，对于其他的，各方可能会看法非常不同。以中国的“长城防火墙”为例，这是一套硬件和软件的集合，使北京能够监控和限制大量的在线内容。华盛顿可以使对中国“长城防火墙”至关重要的一套系统瘫痪，将其作为一个适度的私人警告。但对于认为掌握控制公民信息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种行动可能会被误解为意在挑动政权更迭。

与最直接的战争工具，特别是核弹相比，网络武器给人不易察觉且精确的承诺，但这些承诺都是靠不住的。系统、设备和“事物”之间不断增加的联系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由于无法确定一个受黑客袭击的系统将如何影响其他系统，因此攻击者很难精确地量身打造其军事行动的效果以及避免行动意外升级。2016年，全球运行着180000个由互联网连接的工业控制系统。
[517]

随着所谓的物联网（包括全球约100亿台设备）的激增，可攻击的目标数量正在迅速增长。网络领域的间接损害所造成的致命性和破坏力可能与传统战争中的一样严重。例如，黑客攻击军事目标可能会在无意中使医疗或金融综合系统瘫痪。虽然美国网络指挥官多次断言，在网络攻击中，美国具有最强的攻击力，但是他们也承认美国处于最透明的玻璃房内。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的电影《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曾恶搞过这位冷战战略家]提出了一个从“次危机演习”到全面核战争的44个梯级升级阶梯。
[518]

卡恩的第一级是“表面上的危机”——火花。他解释说，在危机中，两国很少会参照理论所说的那样，按顺序攀登阶梯。背景条件和催化剂可能使它们跳级。当它们向上移动时，每个国家都将评估其相对于对手的每一级位置，并比较其与上方梯级的收益。这反过来可能会促成接受僵局或失败而不是升级到更具破坏性的战争水平。通常，一个国家在一些梯级拥有优势，但是在更高的梯级却处于劣势。虽然每个国家都更愿意停留在有优势的梯级，但是当敌人在冲突上升至更具破坏力的梯级才拥有优势时，它必须找到一个让对手可以接受的条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将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基本战略竞争比作“胆小鬼博弈”。
[519]

世纪50年代在寻求刺激的青少年玩的经典游戏中，两个高速车改装者相互对抗，每个人都将他的汽车左轮放在道路的中心线上。他们全速相向而行，奔向对方。首先转向的是懦夫，另一个则取得胜利。如果双方都没有转向，那么汽车相撞，双方死亡。

各国可以通过舰船“挤撞”和飞机“盘旋”来占领，或者用建造岛屿等方式迫使对手玩这种致命的游戏：继续前进并冒着致命的碰撞风险，或者以屈服为代价来避免。一味妥协而不承受冲撞风险的国家会被一步一步地从道路或是海上通道上完全清理出去。每一方都知道这一点，并知道对方也都明白。因此，正如谢林告诉我们的那样，没有热战的战略冲突本质上是承担风险的竞赛。这种状态可以说服其对手更加致力于实现其目标，或者更加鲁莽地追求其目标，可以迫使对手更负责任，然后屈服。

海上的意外碰撞
[520]

潜在的火花都是些稀松平常之事，但这更让人细思极恐。目前，美国及其盟友的战舰和飞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他们的对手中国。在中国南海的争议水域，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定期在中国控制的岛屿附近执行航行自由行动。假设在例行行动中，一艘美国驱逐舰经过了中国建造的美济礁（Mischief Reef）附近，中国在该岛已经修建了飞机跑道并安装了防空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在想象这个场景以及接下来将发生的其他场景时，读者可能需要参考图8.1。）当驱逐舰靠近有争议的地点时，中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就像在“考本斯号”事件期间那样去拦截它。然而，与那次遭遇不同的是，美国驱逐舰拒绝转向（或是无法及时这样做），与一艘中国船发生碰撞，并将其击沉，造成全体船员丧生。

图8.1　中国及其周边

中国政府现在有三种选择。温和的做法是，允许美国驱逐舰离开该地区并采取外交渠道抗议其行动，避免局势升级。另一极端做法是，中国可以采用一种以牙还牙的方法，使用驻扎在美济礁上的飞机或导弹击沉驱逐舰。但是，拒绝成为“胆小鬼”，同时也不想局势升级，北京可以选择其所谓的中间路线。当美国驱逐舰试图离开该地区时，一艘解放军海军巡洋舰挡住了它的路，坚持要求驱逐舰进入中国领海并要求其船员投降，并为海岸警卫队人员的死亡伸张正义。

中国可能会认为，通过采取与2001年海南附近撞机事件中释放美国飞行员类似的外交解决方案，局势将得到缓解。然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对驱逐舰的拦截首先造成了冲突。投降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美国军方不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海军所进行的行动，那这将给包括日本和菲律宾在内的美国盟友发出什么信息呢？

不愿意通过投降来破坏其可信度，驱逐舰本可以将挡道的中国舰船击沉。或者，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流血事件，美国可以选择通过炫耀武力使巡洋舰不战而退。在与华盛顿的领导人协商后，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可以命令附近的飞机飞往该地区，派遣驻扎在日本的航空母舰进入中国南海，并将B-2轰炸机向前部署到关岛。美国官员认为，这些行动将表明他们的严肃态度，同时避免了升级的风险。

北京却不这么认为，特别是在战争迷雾的笼罩下。中国认为，美国已经击沉了中国船只。现在，数十架美国飞机高空盘旋，威胁要袭击中国巡洋舰、其他海军舰艇或附近岛屿的军事设施。考虑到公众的强烈抗议，中国领导人特别清楚美国造成的任何进一步流血事件都会迫使他们激烈地报复。

但事件超出了北京的控制范围。随着美国战斗机赶来协助处于困境的驱逐舰，中国的防空部队十分惊慌，向正在赶来的飞机开火。美国飞机采取绝望的闪避动作，驱逐舰开始向岛上的中国防空营地开火。遭到袭击后，该地的中国指挥官用岛上的反舰导弹轰炸了驱逐舰。这些导弹命中目标，杀死了数百名水手并击沉了这艘战舰。那些幸存的人现在被困在小型救生艇上。

中国领导人迫切希望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战争，他们声称他们的行动是适当的，是防御性回应，因为击沉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的美国驱逐舰是侵略者。美国官员对中国击沉价值30亿美元的驱逐舰并杀死数百名美国水手的行为感到震惊。虽然对与中国开战持谨慎态度，但是白宫战情室的人却无法让步：在有线电视新闻和社交媒体上关于这艘舰船残骸的视频使让步变得不可能。国会中许多人呼吁政府根据之前被称为“空海一体战”的原则批准战争计划，对中国大陆的导弹和雷达系统进行大规模空袭。但是由于意识到对中国大陆的袭击会引发战争，所以取而代之的是，总统授权太平洋司令部摧毁中国在中国南海争议岛屿上的军事基地。总统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回应，因为这些岛屿对于击沉驱逐舰负有直接责任。此外，铲除这些军事基地将使美国船只能够营救在附近搁浅的水手们。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行动只针对中国的岛礁，大陆不受影响。

中国领导人却没有区分这些差别。多年来，他们告诉公众，中国对这些岛屿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对他们来说，这些岛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美国刚刚攻击了它们。（美国人应该记得，日本袭击珍珠港既不会影响美国本土，也没有影响到美国任意一州，但是仍旧促使一个国家团结一致，发动了战争。）许多中国人要求中国领导人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毁美国在关岛、日本和其他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有些人希望中国攻击美国本土。没有人呼吁中国保持克制。数百万人民在社交媒体发帖提醒政府，在被其他主权国家羞辱了一个世纪后，执政的共产党曾经作出承诺：“没有下次。”

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还是希望能够避免战争。但是，如果中国开始攻击美国在关岛或日本的军事基地，杀死士兵和平民，并引发对中国大陆的报复性攻击，战争将不可避免。为了对美国攻击中国岛屿基地的行为作出恰当的回应，中国领导人批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战略支援部队负责人提出的另一项计划：使用激光、电子和动能武器摧毁所有位于危机区域上空的美国军用卫星或使之瘫痪，并通过网络攻击来使整个亚太地区的美国指挥控制系统瘫痪。其目标是使局势降级：中国领导人希望美国能够退让。

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些“盲目的”攻击与第一阶段协同攻击美国航空母舰及从日本赶来的打击群毫无分别——对于后者，中国人民解放军花费了数十年来研发“航母杀手”反舰弹道导弹。这艘9万吨级的航空母舰是一个由5500名水手组成的漂浮城市，美国称之为美国主权领土，它实在是太大以至于美国无法承受失去其的代价。总统不愿意承担风险。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总统不情愿地批准了能够在短时间内随时拯救航母的唯一计划——一个基于“空海一体战”原则的战争计划。在中国袭击后，通过仍能使用的卫星，美国军方开始摧毁中国的“杀伤链”
[521]

，即北京能够通过多种卫星和监视系统，精确地用反舰导弹瞄准美国航母。美国还使用大规模巡航导弹和隐形轰炸机对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导弹基地和空军基地进行攻击，因为它们随时能够用来击沉处于第一岛链内的美国舰艇。

这些攻击恰恰引起了他们打算避免的事情。中国大陆正受到攻击，可能就要失去用于操作反舰武器的瞄准系统，中国要么使用它们，否则就会失去它们。中国领导人批准攻击射程内的所有美国战舰，包括航母群。美国飞机和海军护航拦截了飞向航空母舰的中国轰炸机和战斗机，但对是蜂拥而至的DF-21D弹道导弹，即所谓的“航母杀手”，由于太多而无法应对。这些导弹足够达到击沉航母的目标，杀死船上5500名船员中的大部分人——远远超过珍珠港事件的死亡人数。在中国南海上，通过网络和太空武器进行“胆小鬼博弈”已经使星星之火变成了咆哮之火。

台湾寻求“独立”

在台湾，辛勤工作的人口达到了2300万，他们将台湾的市场经济规模发展到菲律宾、泰国或越南的两倍。虽然台湾想要“独立”，但北京尽一切努力阻止它这么做。没有其他国家准备就此问题与中国作战。

假设台湾地区领导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宣布台湾将申请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这一举动），并拒绝所谓的“九二共识”，即双方已同意“一个中国”概念，但是允许各自表述。对此，中国大陆采取了加强版的台海危机应对措施，通过向台湾海域进行密集炮火进攻来“测试”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严重破坏了台湾岛通向世界的商业航运，而这是该岛的生命线。当台湾当局仍然拒绝撤回其会员申请时，中国使用包括布雷无人机在内的其他武器，进一步扰乱进出台湾的航运。

作为一个小岛，台湾70%的粮食和包括能源在内的大部分自然资源都依靠进口。
[522]

持续的封锁将导致台湾经济陷入停滞并导致大规模粮食短缺。尽管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但是美国政府认为自身仍然有义务阻止台湾被扼死。许多亲台的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白宫派遣航空母舰到台湾援助，就像比尔·克林顿在1995—1996年危机期间所做的那样。
[523]

但是美国政府知道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现在会对任何进入该地区的美国航母构成严重威胁，并且美国公众无法再承受另一场战争了。

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为经过受影响海域的商业航运提供护航，展现了一种支持台湾但不愿意战斗的姿态。（读者会记得，这种象征性的策略是如何让雅典事与愿违的，当时它以最小的威慑来支持科西拉。）护航活动使美国军舰有可能被中国导弹火力蓄意或意外地击沉，这有可能将至少一千名美军立刻杀死，并引发报复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反舰导弹——表面上是正在进行的拦截试验的一部分——击沉为民用船舶进行护航的美国两栖船坞运输舰穆萨号（John P.Murtha）。近800名船员和海军陆战队员因此全部牺牲——超过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第一年失去的人数。

中国坚持认为击沉是偶然的；穆萨号只是被飞向随机目标海域的导弹射中。但在华盛顿，国防部长和联合参谋长敦促总统不要被这种解释所欺骗，授权太平洋司令部执行其海空一体作战计划，以打击解放军部署在大陆的反舰导弹发射场。

在这个或相关案例中，美国近期军事干预和战斗伤亡史将在塑造华盛顿反应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考虑到其前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深陷泥潭的情况，总统可能会反对战争。而且，敏感地察觉到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的抬头，总统可能不愿意尊重国家对台湾的承诺。即便如此，8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一次戏剧性事故中丧生很有可能震惊美国民众，促使美国人要求进行报复。

面对穆萨号的沉没，总统承受着来自军事和政治顾问的压力，并同意向中国大陆上的反舰和其他弹道导弹系统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由于中国的常规导弹和核导弹都被保存在同一地点，并且他们的指挥控制系统是相互串联的，北京错误地认为美国正试图通过首次突然核打击清除其核武库。

中国尝试“通过升级来降级紧张局势”——这是奥威尔学说（Orwellian doctrine），仍旧是俄罗斯军事战略的一大支柱——向冲绳以南的一片空海域发射了一枚陆基核弹道导弹。核门槛已经跨过。虽然在此次打击中没有造成伤亡，但是从这里将走向全面核战争。

第三方挑起的战争

中美冲突的火花不一定由美国或中国的军事力量所挑起。相反，它可能是因与第三方盟友发生冲突或者是第三方盟友内部发生冲突造成的。2010年就接近这种情况，当时朝鲜击沉了韩国战舰“天安号”，造成46名韩国船员丧生。中国支持朝鲜与此事无关的声明。与此同时，首尔坚持要求平壤承担责任。最终，朝鲜和韩国及其盟友都从冲突边缘退了回来。但是，在如今新的背景条件和催化剂条件下，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如此容易地避免战争，特别是在如果涉及的第三方对朝鲜半岛几十年来缓慢但无休止的紧张局势不太了解的情况下。

除了韩国之外，在中国附近的另一个主要的美国盟友是日本，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和平主义历史的国家，近年来其政治却变得越来越军事化。保守派日本政界人士对于修改美国强加给他们的和平宪法，措辞愈加强烈。他们也一直在反对中国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主张。东京与北京在历史上就是竞争对手，在它与北京的危机中，东京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被这些历史记忆以及日本政府对军事化的态度转变所塑造。

有可能造成一触即发的爆发点是钓鱼岛。它位于中国东海，周围有着宝贵的渔场、贸易路线和潜在的石油储备资源。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暂时控制了这些岛屿，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将这些岛屿送给日本。日本声称自19世纪以来一直拥有这些岛屿。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也声称拥有这些岛屿的主权。中国船只定期通过这些水域，使北京和东京的紧张局势升级，并冒着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碰撞风险。

考虑一下兰德公司最近研发的战争游戏所提供的故事情节场景吧。
[524]

一群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乘坐民用船只前往钓鱼岛。在社交媒体上，他们解释说他们将前往黄尾屿，即其中一个较小的岛屿，他们打算代表日本政府声索和占领该岛。他们登岛并开始建造不明建筑。他们企图改写中国的剧本，并将自己的活动直播到世界各地。中国迅速作出反应，海岸警卫队在数小时内抵达，逮捕了这些异议者并将他们带回中国大陆接受审判。日本会允许他们在中国法院接受审判吗？它可以。但与丢脸相比，日本向该地区派遣了一些自己的海岸警卫队船只，以拦截载有被捕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船只，并阻止他们被带到中国。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向该地区部署战舰和战斗机，事态不断升级。任何一方都不会后退。更糟糕的是，一些日本船只运来陆战两栖部队，登陆占领黄尾屿，为民族主义行为双倍下注。小规模冲突已经演化为军事上的对抗。日本首相紧急与美国总统通话，提醒美国总统，东京希望美国维护70年之久的《美日共同防御条约》，并指出美国高级官员一再确认美国的承诺适用于钓鱼岛。
[525]

随着对峙进入第三天，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必须作出决定：美国是否全心全意地支持日本的请求，在有争议的岛屿上空投放空军力量来保护地面上的日军？还是有一个更加克制的手段，既能满足日本人，又不会激怒中国而进一步加剧紧张的海军对峙？总统选择后者，指示总部设在日本的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占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基航母杀手导弹射程之外的巡逻站，同时保持飞机和潜艇与日本船只保持足够近的距离，以便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给予援助。

事态确实变得更糟了。第二天早上，在钓鱼岛拥挤的水域，一艘中国驱逐舰与一艘日本渔船发生碰撞，不久，双方的战斗机都嗡嗡地向对方战舰发出挑衅。当日本船长因担忧其船舶安全，射杀了正在低空飞行的中国飞行员后，对峙爆发成了一场短暂而血腥的海战，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舰，作为回应，击沉了日本船只。

此时，双方都处于战争的边缘，美国也是如此，它能够利用其隐藏的攻击潜艇击沉中国船只，或者将其航空母舰的空军部队投入行动。然而，在此关键时刻，在作出下一个决定之前，意外发生了。占领钓鱼岛和在其周围的日军突然间和总部失去了所有联系。

网络攻击严重扰乱了日本军方的指挥控制系统。美国和日本立即指责中国。袭击者甚至留下了相关黑客进攻留下的迹象。华盛顿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几乎没有犹豫。为了防止日本海军在无法与外界沟通的情况下被歼灭，美国潜艇用鱼雷将钓鱼岛海域的三艘解放军海军战舰击沉。至此，战争开始了。

但是，如果不是解放军发起了网络攻击呢？如果这是俄罗斯精心安排的一次虚假行动，试图让美国和中国卷入冲突，以便使华盛顿与其在乌克兰的博弈中分心呢？当世界各地的情报机构了解真相时，为时已晚。莫斯科的表现非常出色。

从钓鱼岛开始，随着中国在中国东海其他海域对日本船只进行越来越多的攻击，战争区域开始蔓延。东京迫切希望美国履行派遣航母打击群参战的承诺。如果华盛顿这么做了，那么事态将无法挽回：美国海军皇冠上的宝石被摧毁了，船上所有生命都将丧生，这些悲剧将迫使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军队的报复性攻击，造成全面的太平洋战争。

朝鲜问题

所有人都认识到朝鲜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在任何时候，朝鲜都可能崩溃，国家陷入混乱，这不仅仅威胁着美国和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还有韩国和日本的。朝鲜政权每在位一年，其核武库就会越来越大。目前平壤被认为有大约20枚弹头，到2020年可能达到100枚。
[526]

与此同时，朝鲜的导弹计划继续推进，并且正迅速获得将一个或更多核弹头射向韩国、日本、位于关岛和冲绳的美军基地，甚至是夏威夷的能力。对于许多美国战略家来说，这是绝不允许朝鲜穿越的红线。对于中国而言，韩国打败朝鲜并将美军带到中国边境的情景在如今与在1950年一样无法接受。但如果平壤政府垮台，很难想象一位拒绝派遣军队恢复半岛和平的韩国总统可以生存下来。事实上，据报道，美国目前的战争计划要求美国和韩国军队向北进军，以稳定朝鲜并最终重新达到国家统一。

虽然这些问题已在之前的美国和中国官员的“第二轨道”对话中进行了详细讨论，两国政府却没有认真考虑降低因应急计划竞争所带来的风险，这些计划可能使美国和中国军队互相攻击。分析人士已经确定了十几条战争路径，这些路径始于朝鲜政权的崩溃。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将分析其中三个。

首先，如果朝鲜在政权更迭时没有明确的继承人，军方可能会出现权力争夺，引发内战并使国家陷入混乱。在随后的权力真空中，控制着沿韩国边界部署的数千门火炮的朝鲜军事指挥官可能会指责首尔，并威胁要摧毁距离边境仅30英里的首都。由于担心朝鲜军事指挥官真的会这么做，美国飞机将寻求先发制人地打击摧毁其控制下的炮兵。与此同时，中国担心绝望的朝鲜指挥官对首尔的轰炸将为美国和韩国军队提供借口，使美韩联军入侵并重新统一半岛。在华盛顿不知情的情况下，焦虑的北京决定派遣特种部队进入该区域——一个他们可能会被美国大炮攻击的区域——以控制朝鲜。北京将认为美国对其部队的攻击是蓄意的和报复性的。在不知道他们杀害了中国军队的情况下，美国指挥官会作出升级局势的回应。

朝鲜日益复杂的中程导弹将导致第二阶段的发展。随着朝鲜在政权更迭时陷入混乱，美国人竭尽全力摧毁能够向韩国、日本或美国领土关岛发射核弹头的武器系统。美国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长久以来的任务就是要确保“失控核武器”（loose nukes）的安全，并且训练他们在那些缺乏控制的朝鲜指挥官将这些武器倒卖到国际武器市场之前进入朝鲜，控制他们的核武设施。但由于这些武器所在的地点被认为靠近中国的边界，很有可能在美军到达时，他们会发现中国的特种部队已经在那里。正如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前负责人雷蒙德·托马斯将军（Raymond Thomas）警告的那样，试图确保朝鲜的核武器安全将导致中国和美韩军队之间的“垂直运动会”（vertical track meet）。
[527]

每个国家的特种作战部队在不知道对方存在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导致大量人员死亡的交火中。尽管这一结果是偶然的，但每一方都将这种交战视为有必要的报复，以回应另一方的蓄意伏击。

最后，由于担心其边境不稳定，中国可能派遣大量军队进入朝鲜，以稳定该地区，并在其与美国及其盟友韩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韩国政府受到了来自民间的巨大压力，希望以自己的政治方式改变朝鲜政权，因此也可能向北进军。由于驻扎在韩国的美国军队和飞机与韩国军队在军事行动计划中融为一体，因此美国和中国军队将像1950年那样直接交战。原因无需解释。

从经济冲突到军事战争

贸易冲突可以升级为一场最后以核武器在对手领土上爆炸而结束的热战吗？不太可能，但又并非不可能：想想珍珠港吧。

想象一下，一个刚刚上任的美国政府，决定要扭转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的趋势。新总统的经济团队为他作了分析，明确地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在贸易协议、货币、知识产权、工业补贴和低价出口上采取人为措施。为了公平竞争，总统命令他的财政部长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者”，这需要华盛顿与中国进行谈判。随着谈判的开始，总统发推文称，自2001年中国首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双边贸易逆差增长了250%以上，现在已经超过了3450亿美元。
[528]

在当天晚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发布了一份来自其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称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获得的特许权的帮助和支持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为3.86万亿美元。他说“现在不仅需要改变，还需要补偿”，同时要求中国承诺在两年内消除盈余。随着财政部官员之间的谈判破裂，国务卿也提醒他对应级别的中国官员，1930年的“贸易法案”允许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国家的特定进口产品实施高达50%的制裁。

作为对这一威胁的回应，中国同意停止干预货币市场。但由于中国政府一直在回购人民币，因此收回对人民币的支持会导致该货币价值大幅下跌，进一步阻碍美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与此同时，中国海关官员开始有选择性地延迟美国食品的通关，声称它们未通过卫生检疫——迫使美国将其运回国内或让它们烂在码头上。一些在华的美国工厂开始出现“自发性”怠工、停工和抗议活动。中国还开始抛售一些其持有的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引发债券市场动荡和利率上升。

当投资者开始抛售美股时，全球市场作出反应，主要指数急剧下跌，债券市场波动性大幅上升。尽管市场出现动荡，华盛顿仍坚持在贸易中对抗中国，要求“平等贸易，消除赤字”。

为了支撑这一立场，白宫发布了两份报告，媒体称之为经济炸弹。第一份报告来自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详细介绍了中国通过购买美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技术许可、投资硅谷初创企业和与关键买家来建立市场关系等方式来主导半导体产业。在这些领域中，中国已经找到了绕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的办法。该委员会是一个秘密的跨部门小组，旨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免受外国经济干预。第二份报告是美国财政部关于中国大规模网络经济“窃取”的报告。基于美国情报数据，该报告评估了被“窃取”的知识产权价值为1.23万亿美元。总统要求全额赔偿。他宣布，直到收到付款，他才停止对正在利用被盗知识产权的中国公司征收关税，包括电信公司华为和家电制造商美的。中国进行了报复，对美国同等价值产品征收关税。

随着制裁不断升级，美国金融市场遭遇了一系列类似于2010年“闪电崩盘”的网络故障，当时高频交易员导致股市在半小时内损失了1万亿美元（虽然它很快得到恢复）。
[529]

与那个单一事件不同，这种“闪电崩盘”在一周内反复发生，尽管每次市场都得以恢复，但他们都没有收回损失。在调查原因时，联邦调查局（FBI）发现恶意软件已插入关键财务系统。虽然数字签名指向中国，但调查局不能忽视伪装的可能性。调查人员得出结论，如果恶意软件被激活，其损害将不仅仅是暂时的服务暂停，还会造成交易记录和财务账户丢失。

财政部长告诉总统，即使是有关恶意软件的谣言也可能引发对美国整个金融体系完整性的质疑，并引起恐慌。对于总统来说，这让人联想起2008年美国政府对金融业的拯救，因为它担心一家大银行的失败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系统崩溃。
[530]

当白宫正在审议时，外国黑客在美国三大银行的网络中激活了恶意软件。这则消息是毁灭性的：成千上万客户的账户信息被永久删除。他们在网上查询余额，发现他们的账户已经消失——实际上，他们破产了。他们的故事被社交媒体和电视节目传播出去。由于担心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数百万美国人试图从银行和共有基金中提取他们的终身积蓄。这甚至使那些没有受到攻击的金融机构陷入瘫痪。总统和他的顾问开始以预警式的方式思考，有些人回忆起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2008年发出的警告，除非立即采取果断行动，“我们可能在周一失去经济”。
[531]

为了阻止中国的网络战士制造更多的伤害，总统决定对其进行网络攻击。但是，尽管美国网络司令部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攻击仍只是部分有效，更多的金融机构仍遭到了黑客攻击。总统的军事顾问建议空袭摧毁所有已知的中国网络战部队地点。

希望避免与中国发生热战，总统对五角大楼的秘密作战能力进行了深入了解。他命令军方使用迄今为止尚未公开的无人机袭击中国最出色的网络部队。除了隐身，无人机还使用了被设计师形容为哈利·波特隐形斗篷的“自适应伪装”，使其融入周围环境。
[532]

通过使用此选项，美国试图创造“看似合理的、不知情的推诿理由”。

总统的愿望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人已经彻底渗透到美国军方的计算机网络中，他们不仅知道隐形无人机，而且还知道它们被预先部署在了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Kadena Air Base）。确信美国是这次袭击的根源，北京反击了，对嘉手纳发动了导弹袭击，杀死了大量美国军人（以及一些他们的家人）以及周围社区的数百名平民。

日本公众坚持要其政府——以及美国盟友——对中国这一无端的袭击作出回应。随着事件的螺旋式升级超出了华盛顿和北京的控制，贸易战已经成为一场热战。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它还是有可能发生的。确实，正如这些情景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潜在压力为那些偶然的、无足轻重的事件引发大规模冲突创造了条件。在面对反霸凌、履行长期以来的条约承诺或者要求获得应得到的国家尊重等时，双方领导人所作出的抉择可能陷入他们知道其存在但认为自己可以避免的陷阱里。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从反卫星武器和网络武器到那些名称处于保密的其他技术，直到它们在实际冲突中被运用，人们才会完全了解它们的倍增效益。就目前的发展轨迹来看，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灾难性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比我们大多数人所预见的更有可能发生。

第四部分　为什么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第九章　通往和平的十二个方法

战争是邪恶的，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命题，在这个问题上再做文章就显得有些乏味。没有人因为无知而被迫参与其中，也不会因为恐惧就能置身其外。如果双方都恰好选择了错误的时间采取行动，和平的建议将对此无济于事。如果我们给予了建议但却看到时局的恶化，这就是我们处在关键节点上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修昔底德，“赫莫克拉提斯对西西里人的演讲”，公元前424年

幸运的是，逃离修昔底德陷阱不仅仅是关于理论的问题。在过去的500年中，至少有4个成功的案例，其中崛起国和守成国成功地驾驭了各自国家的巨轮，从而在没有发生过战争的情况下穿过险滩。

第一个案例发生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当时的西班牙日益崛起并最终取代葡萄牙成为世界海上霸权。第二个案例，也是最新的案例，则是冷战结束后德国跃居欧洲主导地位。这些正面叙述中最具有启示性的另外两个案例发生在20世纪：其一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其二是苏联的崛起威胁了美国作为单极大国的地位。以上这四个案例，都为力图使中国成为第五个“不战”而崛起的案例的领导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并让中国的这种情况成为了第五个案例。

西班牙与葡萄牙（15世纪后期）

在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葡萄牙的舰队统治着海上贸易航线，使得其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对手和邻国——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王国（the Kingdom of Castile）——被笼罩在其阴影之下。葡萄牙的盛极一时反映了它历史的发展。1249年，葡萄牙的子民成为第一批脱离了穆斯林统治的欧洲人，并建立了一个国家，其疆域大部分沿着当今葡萄牙的边界。此后，在1348年，黑死病夺去了该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仅留下些许体力劳动者去耕种这块多岩石的土地。
[533]

有进取心的葡萄牙人转向大西洋，并适时地成为了欧洲技术最强和最成功的渔民。葡萄牙的海上实力在1415年后得到进一步增强，此时葡萄牙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夺取了第一块海外领土。
[534]

为了积累国家实力并光耀故土，伟大的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支持新航海技术，包括轻型快捷帆船的发展，改进了船用索具并绘制详细的地图。
[535]

凭借着在航海科学领域的先锋影响，葡萄牙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发起了欧洲扩张运动”。
[536]

1488年，葡萄牙的探险者是第一批为了寻找通往印度的新航道以及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而绕过好望角的欧洲人。

在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葡萄牙可以自由地确立其优势地位，因为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王国正忙于内部冲突。
[537]

但是在1469年这一情况因年仅17岁的阿拉贡王国（the Kingdom of A-ragon）的斐迪南（Ferdinand）和年仅18岁的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Isabella）的联姻而发生了改变，这使两个王国合并成一个统一的西班牙王国。他们从摩尔人
[538]

手中夺回了被侵占的土地，夺回了格拉纳达（Granada）
[539]

，同时在1492年，他们将摩尔人彻底地从伊比利亚半岛驱逐出去——这一年，他们赞助的热那亚的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开始了他的首次航行。

随着内政的稳定，西班牙的经济开始增长。1474年到1504年间，西班牙王室的税收增长了30倍。
[540]

一个富裕、崛起的西班牙正大胆地在海外寻求黄金、香料并建立新的贸易关系——正如它的邻国葡萄牙近一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西班牙的机遇是偶然的。随着1460年航海家亨利的去世，葡萄牙对于创新的资助下降，并且严格禁止出口造船和制图技术。在15世纪80年代，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利用这些技能，并且在对大西洋的掌控方面同葡萄牙旗鼓相当。当哥伦布找到亨利王子的继任者若昂二世（King John II），游说其出资支持向西航行，寻找通往印度的新航道并为王室开疆增税时，若昂二世拒绝了这一提议。所以哥伦布转而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寻求帮助，请求赠予其三艘船，册封其为海军上将以及他所发现土地的总督，并索取该殖民地所产出税收的十分之一。
[541]

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同意了这一请求。
[542]

当哥伦布凯旋时，若昂二世意识到自己犯了巨大的错误。由于哥伦布的发现，西班牙成为葡萄牙在海外和海上航线中的强势敌手，威胁到葡萄牙现实的垄断地位。两个国家都担心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新发现的土地上，因为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担心这两个军事强国间的全面战争将消耗巨大的人力和财富。
[543]

幸运的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决定向上帝在人间的最高代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碰巧，教皇拥有西班牙血统，最近在西班牙的支持下当选）——上诉。作为仲裁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从南北极点出发划定了一条从北到南的线，把西半球分成两部分。其中边界以西的土地归西班牙所有，以东的领土归葡萄牙所有。这一不公平的安排偏袒西班牙，因此葡萄牙最初拒绝了教皇的提议。尽管如此，它还是促成了两国在1494年签署《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该条约所划定的线路从今天的巴西穿过，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巴西人说葡萄牙语，而其他南美洲大部分人都说西班牙语。）两国领导人都宣称这是一次胜利，西班牙将其在探险项目中的股份合法化；葡萄牙也证实了其宣称的通往印度的首选路线。正如历史学家A.R.迪士尼所言（A.R.Disney），《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成为帝国的基本宪章，很好地定义了18世纪中各个领域里‘征服’的意义”。
[544]

教皇对于这些势力范围的界定对条约中条款的遵守起到了激励的作用。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服从教皇的权威，教皇具有把国王逐出教会的最高权力。这些国家都把自己的殖民征服行为视作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使命。事实上，当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新殖民主义者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出现时，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把梵蒂冈认可的框架当作更为牢固的现状的守护者。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不存在明显的敌对关系。

方法1：更高的权威可以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帮助解决对抗。自从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在17世纪创造了民族国家构成的单一的、全球性的社会这一理念以来，理论家们一直梦想着一个由国际法管辖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家们通过创建联合国来努力实现这一理念。《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一个国际法和组织的框架，从理论上来说，由安理会对其成员进行监督。然而，当时的五大国——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每个国家都坚持保留本国对安理会决定的单边否决权。

《联合国宪章》要求每一个成员国都接受对各自行为的限制，包括对其他成员国使用军事力量的限制。然而，对这些限制进行解释的权利被留给了各成员国。《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各国“自卫权”。美国在2003年对该条款加以新的阐释，称其对伊拉克的攻击是“先发制人的自卫”行为，并声称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造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最近，奥巴马总统延伸了这一条款，他单方面下令对7个国家中美国所认定为“恐怖分子”的组织发动攻击。
[545]

根据国际法支持者提供的说法，在过去的70年里，国际社会已逐渐稳定地认可了“基于规则的体系”。现实主义者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尤其是当考虑到使用军事力量的时候。他们指出，当强国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作出选择时，便会一再藐视该体系。例如，2016年美国领导了大规模谴责中国的运动，指责中国全部驳回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关于推翻北京对中国南海主张的裁决。一些观察家认为，美国此举是伪君子的作风，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央情报局炸毁尼加拉瓜港口，企图推翻当地的桑地诺（Sandinista）政府时，华盛顿同样也拒绝接受国际法院的宣判。
[546]

显然，在这一点上，服从国际权威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在国家能被说服从而服从某一超国家权威或法律框架的约束和决议时，正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5世纪所做的那样，这些因素能够在管理可能演化为战争的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

德国与英国、法国（20世纪90年代至今）

亨利·基辛格指出了命运的讽刺性转折：“在击败了妄想统治欧洲的德国70年后，当时的胜利者现在却出于经济原因，乞求德国领导欧洲。”
[547]

1989年，在柏林墙被推倒后，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敦促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阻止德国统一，警告说：“德国人将得到希特勒通过战争都无法得到的和平。”
[548]

事实上，尽管一个更强、更统一的德国有时会引起愤恨，但德国崛起并主导欧洲的势头已然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出现了，而且其与任何欧洲邻国都不可能发生军事冲突。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具有启发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苏联军队占领德国东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领德国西部而结束。这一划分为许多欧洲战略家提供了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法，这一问题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根源。正如丘吉尔所说，当铁幕“横跨欧洲大陆时”，苏联和“自由世界”间的竞争成为了欧洲的主要分裂线。作为回应，美国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称北约）。北约第一任秘书长经常提到的俏皮话是：北约的使命是“把苏联人挡在外面，把美国人拉进来，把德国人压下去”。
[549]

像让·莫内（Jean Monnet）、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等明智的欧洲领导人下决心不再重复国际政治的模式一样，这一模式曾让欧洲在20世纪成为屠宰场，他们在欧洲国家之间建立了深厚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之间。这一贸易网络很快发展成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Common Market），在这一市场内，商品自由流通且免除关税。这一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宏大的欧洲项目的基石，该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的超国家的欧洲机构。在建立欧盟支柱之一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中，莫内将其描述为“奠定了维护和平而不可或缺的欧洲联盟的第一项切实的基础”
[550]

。一些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策划了这一计划，甚至想象着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形式的统一欧洲。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每位成员似乎都同意，德国仅仅作为一个附属的合作伙伴。在反省了纳粹政权所犯下的大屠杀以及其他反人类罪行后，德国人也不信任自己，并且轻易地接受了自己在这一欧洲机构中的附属地位。

但是在冷战结束前夕，当柏林墙倒塌时，德国统一的前景出现了。西德的欧洲盟友们则坚决反对德国统一。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反复游说美国总统布什，敦促他阻止德国统一。正如法国驻德国大使公开宣称的那样，德国统一将“产生一个由德国主导的欧洲，不论是东方阵营还是西方阵营都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551]

。尽管如此，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仍然推动这一计划向前发展。他们坚持认为，统一的德国仍然是北约的成员国，而非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所寻求的解除武装或成为中立国。对于布什来说，一个由德国领导的欧洲机构将成为其眼中“统一且自由的欧洲”的核心。
[552]

正如撒切尔夫人和密特朗所预见的那样，德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使其在欧洲大陆占据了主导地位。1989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总和；如今，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英法的总和还要多出40%。
[553]

当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转变成欧盟（European Union）时，大多数成员国放弃本国货币并创造了共同的货币——欧元，欧洲央行也自然地选址在德国。虽然德国的崛起优势如此明显，但它很快就采取了睦邻团结的政策。正如德国著名学者海尔加·哈夫腾多恩教授（Helga Haftendorn）所说，欧盟允许德国的崛起并获取更大的利益，但要创造“一个‘欧洲化的德国’，而不是一个‘德国化的欧洲’”。
[554]

目前，这个欧洲实验仍有不确定性。当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欧元中的矛盾（即空有一个共同货币政策，却没有一个共同财政机构），并迫使德国救助希腊以及其他国家时，许多人预测这将是欧洲共同货币的终结。然而欧元依旧存在。随着欧洲被来自“阿拉伯之春”运动的骚乱国家的难民包围时，欧元怀疑论者再次提出他们的口号，宣称“欧元即将终结”。2016年6月英国决定离开欧盟的“脱欧”公投，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后冷战全球秩序即将瓦解的最后征兆。但正如欧洲项目的设计者们所构想的那样，虽然威胁欧盟生存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欧盟并不会因此瓦解。事实上，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危机为强化因政治阻力而无法实现的一体化提供了机会，使政治一体化成为可能。

德国虽然是一个经济强国，并且其作为政治领导者也日益活跃，但在军事上仍然存在缺陷。1945年，作为消灭纳粹的一部分，德国被强制解除武装并进行去军事化。美国的安全保障，尤其是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后仍然继续存在，通过消除德国提升军事能力的需求来安抚德国的邻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领导人通过接受国际秩序的后现代概念，将安全视为事物必然的一种自然状态，从而使这种状态合理化。与大多数的欧洲军队相比，今天的德国军队更具有象征性和仪式性，而非作战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军事上被“阉割”的德国在国际政治中并非一个“正常”的国家。

方法2：国家可以被内嵌在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制度中，这些制度约束了历史上所定义的“正常”行为。德国是一个集经济、政治巨人和军事侏儒于一体的典型代表。它与其邻国在经济上进行一体化，并受到美国霸主“核保护伞”的安全保障。如果经济压力、移民和民粹主义的结合使得欧盟分崩离析，那么一个日益强大的德国仍然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吗？如果美国削弱甚至撤回北约的安全措施，我们会看到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军事力量的重新国有化吗？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会使德国与其邻国之间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吗？或者换句话说，德国文化的变迁是否内化得太深，使德国人不可能再恢复其军事传统了呢？
[555]

美国与英国（20世纪早期）

西奥多·罗斯福成功带领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国家反映了权力相关因素的变化。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美国从内战的灰烬中崛起，跃升为一个经济巨人。1850年，英美两国的人口大致相当。到了1900年，美国人口的数量是英国的两倍。
[556]

美国经济在1870年超越了英国，并在1914年增长至英国的两倍多。
[557]

1880年，英国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23%。到了1914年，英国的市场占有率跌落至13%，美国则增长至32%。
[558]

英美关系在经过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依旧保持紧张态势。在1812年的战争中，英国人焚烧了白宫，而美国则袭击了英属加拿大。许多美国人（包括西奥多·罗斯福在内）都没有忘记，英国曾在美国内战期间认真地考虑支持南方邦联州（Confedera-cy）。
[559]

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其对于被尊重和扩大影响力的诉求也随之增长。1895年，当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之间发生领土争端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要求英国接受美国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仲裁，即承认“美国在这块大陆上拥有实际主权”
[560]

。英国一开始拒绝了美国的要求，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坚称“英国是一个领土面积大于美国的美洲力量”。
[561]

但当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暗示以战争相逼时，英国最终同意了美国的仲裁。
[562]

在收到克利夫兰的消息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对财政部长说，与美国的战争“在不远的将来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因此他指示海军部进行预算审查，并警告说美国将是一个比法俄同盟更加可能的对手。
[563]

虽然美国海军相较于英国皇家海军来说规模仍然较小，但它正在不断壮大中，尤其是在美国西班牙战争以及罗斯福胜选后，这一发展势头更加强劲。英国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塞尔伯恩伯爵（Earl of Selborne）清楚地描述了这一场景：“如果美国人愿意为他们能轻易负担得起的东西花钱，他们就能逐步建立一支海军，并且远比英国的规模大。”
[564]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者，同时深陷南非战争的泥沼，英国无法应对所有威胁。尽管美国是其最强大的敌手，但德国和俄国也对其构成了更近的威胁。而且，与此不同，在欧洲英国可以在竞争性大国中间充当平衡者的角色。而西半球没有美国的对手，因此英国难以指望寻找美国的对手作为英国的盟友。英国的加拿大自治领本身就没有能力保卫自己。
[565]

这些艰难的境况使得英国领导人养成了适应性心态（ac-commodation mindset），其目的在于避免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哪怕是付出任何代价。海军部是当时英国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的总基地。在1904年，当时级别最高的海军军官，第一海军大臣杰克·费希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的上司，英国应该“用一切手段来避免这样的战争”，他警告说：“英国几乎不可能逃过被美国击溃和羞辱的结局。”此外，他还进一步指出了羞辱的含义：“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争执或出于何种原因，加拿大都逃脱不了它的命运。”
[566]

正如塞尔伯恩伯爵总结的那样：“如果能避免的话，我永远不会跟美国发生争执。”
[567]

与英国要员们的态度相符的是，英国给予美国关于英国“两强标准”（Two-Power Standard）
[568]

的豁免权，这一标准使英国维持了与两个最大竞争对手相媲美的战列舰数量。
[569]

此外，英国海军部意识到，如果他们不减少其他地区（包括英国本土）的军事部署来把资源向美国倾斜，则无法撼动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因此英国海军部有意忽视了军方在对美战争中一再要求保卫加拿大的作战计划。相反，海军部建议维持良好的英美关系。
[570]

英国承认了这一令人不安的现实，并对于西半球的争端作出了连续让步。因此，历史学家安妮·奥德总结道：“到1903年底……英国默许了美国从委内瑞拉到阿拉斯加的霸权地位。”
[571]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愿意向美国屈服的行为反映了两国不仅共享同样的种族和语言的遗产，而且拥有同样的政治文化和治理模式。但是冰冷的现实主义是主要的驱动力。
[572]

面对离自己更近、更为危险的威胁时，英国的选择是接受限制。如果俄国和德国在这一时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威胁性，英国会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吗？我们无从得知。但很明显的是，此时的权力平衡已被打破，英国没有把战争看作一种限制美国崛起的可行手段。正如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在1902年深刻反省的那样：“这是非常悲哀的，但是我认为美国仍然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英美之间的鸿沟无法挽回了。如果我们当初干涉了美国内战，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美国的力量降到可控的比例。但在国家的发展中，这种机会稍纵即逝，不会再有。”
[573]

在比较英国对于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崛起国的反应时，20世纪最伟大的国际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认为“英国对美国作出的让步”是“导致后来一切发生的关键”，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则选择了将独立、发展海军和军事力量置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虽然罗斯福总统可能对轻微冲突饶有兴致，但梅认为他“谨慎地避免犯下德皇威廉二世般的错误，不能威胁到英国的实际安全”。英国可以说服自己，美国海军可能会在西半球或东亚服务于英国的利益。这一决断显然是受到了两国间广袤的大西洋的推动，海洋将两国分割开来，削弱了美国对英国的直接安全威胁。相较之下，德国则更为接近英国本土，其发展海军显然意图阻止或打击英国。面对这样具有挑战性的情况，梅指出：“英国选择了必要的抉择，即在每一场争端中都向美国让步，并给予美国应有的尊重。”到了1906年，当英国新的自由党政府上台时，时任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宣布，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已经成为英国的“基本国策”。
[574]

英国领导人在不牺牲英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找到了满足美国不合理需求方式的技巧，这是一个娴熟外交技巧的教科书范例。以历史学家们所称的“伟大和解”为基础，英国弥合了两国间长期存在的敌意。因此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英国能指望美国成为其战争物资和资金的关键来源。在德国潜艇开始攻击美国舰艇时，华盛顿与伦敦一道加入了战争。如果英国没能获得美国的贷款和物资供应，以及后来与美国建立军事伙伴关系，德国很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在凡尔赛和谈中，英美两国也站在同一战线上。战后，美国制定了《华盛顿海军条约》，对每个国家的海军军舰数量进行了限制，英国在该条约中与美国有同等地位。但英国的战争债务使得其无法建立起一支能与美国相抗衡的海军。
[575]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世界再次被战争所吞噬，英美两国仍然作为亲密的盟友并肩作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同努力塑造和平，巩固了两国间仍可称为“特殊”的关系。

方法3：精明的政治家做应该做的事情，并能区分需求和欲望。残酷的事实很难被忽视。随着美国在所有的重要方面超越英国，美国人走自己道路的决心变得更加明显。从在委内瑞拉的争端到与加拿大争夺阿拉斯加，英国可以精心挑选一场战争，或是随机发动战争。但是英国知道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胜利的可能性很小。此外，它还面临着邻近本土的其他更为严重的战略威胁。因此，英国明智地作出了最好的选择，在不牺牲自己的核心利益的情况下，设法满足美国的需求。英国此举给美国统治阶级留下了两国可以共同分享利益的印象，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它们在利益上的分歧，从而为未来的更大合作（以及伦敦的更大利益）铺平了道路。在其全球帝国如此坚定地与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英国可能很容易——也可能是错误地——认为其在美洲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把舰队从西半球转移的举措并没有削弱其国际地位或危害其安全体系，这一举动被证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身力量的及时重新平衡，同时延长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方法4：时机至关重要。机会之窗往往会出乎意料地打开，然而会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关闭。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敏锐地观察并捕捉到了这一点。如果英国领导人在1861年得出结论说，崛起的大陆霸主美国将对英国的核心利益造成不可容忍的威胁，那么明智的选择可能是在美国内战中代表南方邦联进行干预，并将美国的实力“降低”到“可控制的比例”。如果英国这样做的话，20世纪初在美国领土上可能存在两个较弱的、敌对的甚至是交战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拥有加拿大的制海权和安全位置，它可能发现美国领土内的两国在委内瑞拉、阿拉斯加和其他地区的领土争端中有更少的索求。但不论是在国家的历史还是个人的生活中，机会一旦错过就不能重来。

预防性干预对个人来说是一个经典难题，对于民主国家来说，这会变得尤其令人烦恼。当干预成本最低且行动效率最高时，行动的需要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在所有国家都看到了行动的必要性，且支持或默许开展行动时，有效干预的成本已经上升，有时甚至达到了令人望而却步的水平。对政府来说，尤其是对民主政府来说，许多政党在行动之前必须达成一致。因此无论是应对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还是频繁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预防性干预这一难题没有找到平衡点，反而是其更倾向于拖延，而不是真正起到预防作用。

方法5：文化的共性有助于防止冲突。因为英国和美国共享一种语言和政治文化，有影响力的英国人可以以此安慰自己说，尽管英国在大多数领域都已雄风不再，但它的价值观将保持主导地位。他们可以驳斥那些认为英国要么与美国一战，要么面临自身生活方式和历史使命消亡的观点。恰恰相反，许多英国人抱着这样一种想法：“讲英语的民族”将继续统治世界。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所说的：“这些美国人代表了新罗马帝国，我们英国人则像古希腊人，必须教他们如何去变强。”
[576]

苏联与美国（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严重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想法对当今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自从苏联在1991年解体后，美国人把俄罗斯看成一个衰落的力量：软弱又迷茫；最近，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像是被愤怒蒙蔽了双眼。命令控制型（command-and-control）经济和政治模式一再表现出它们早已失效。因此，当我让哈佛大学的学生去读20世纪中旬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科书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济分析基础》（1964年版）时，他们都感到十分困惑。因为这本书预测，到1980年中期，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将超过美国。
[577]

20世纪带有一系列世界大战的烙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幽灵，后者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人类战争。在最后一场战争中，交战方都认为胜利的赌注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每个国家都准备冒着数以百万计的国民死亡的危险去击败另一个国家。经过近40年斗争，柏林墙于1989年倒塌了；华沙条约组织于1990年解体；在1991年的圣诞日，苏联帝国最终分崩离析。冷战最终以苏联的悲鸣而告终，而不是以双方所想的最后一次核战争而终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次罕见的胜利。自1945年以来美国所投入的热战其进展都一塌糊涂，冷战缘何能如此成功地被化解？政治家们能从中得到何种启示呢？

“冷战”这个词是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其著作《1984》里面创造的。在历史上最致命的战争之后，美国和苏联都精疲力竭了。这场冲突迫使它们作为盟友作战，因为战胜纳粹德国需要合作。（正如丘吉尔所说的，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他“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
[578]

）很明显，在把东欧国家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后，苏联军队将留在那里。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正努力钻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策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它的盟友正成为其最大的敌人。

这一战略的基础是对苏联的摩尼教徒式的看法。政治家们引用了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的话，把苏联描述成“和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一样的与民主不相容的敌人”。
[579]

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的九个月后，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当时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代办）从莫斯科向美国发回一封“长电报”（Long Telegram），在电报中他警告说，信奉扩张主义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是一种“狂热的政治力量，它认为与美国之间不会有永久的和平”。凯南说，苏联共产党认为“如果要保存苏联的力量，那么破坏美国社会、抛弃美国传统方式、摧毁美国国际权威都是必要的”。
[580]

面对这样的对手，美国只能摧毁它或者改造它，才能得以生存。

战后初期苏联的侵略行动验证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这一假设。1948年苏联支持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变、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以及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这一系列活动中都有共产主义的影子。1949年，苏联测试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对“绝对武器”的垄断控制。
[581]

尽管苏联的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破坏，但苏联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的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快得多。
[58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里，苏联经济翻了一番，在下一个十年内又增加了一半。
[583]

苏联经济增长带来的新财富主要用于军事开支。正如冷战期间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而后任国防部长一职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所说：“苏联在25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建设，对国际权力平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84]

结果是，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发表著名的演讲“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将埋葬你”的时候，没有人因此发笑。

在核时代之前，这样的威胁将引发全面战争——一场热战，像美国、英国及其盟友刚刚与纳粹德国进行的那场激烈的战争。在那场战争中，敌人的无条件投降是最低的作战目标。但是，尽管美国声称有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进攻并击败苏联——事实上美国也认真考虑了这一选择——但它最终没有这么做。
[585]

在苏联试射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战略家们开始苦苦思索与苏联的竞争，他们知道之前所熟悉的战争形式很快就会过时。
[586]

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美国外交史上出现了最大的战略想象力的飞跃，从凯南的“长电报”和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毕业演讲（后来发展为“马歇尔计划”），到保罗·尼采（Paul Nitze）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一份奠定了美苏军备竞赛基础的绝密备忘录）。我们现在称之为“智者”的美国领导人为了准备一场从未面对过的新形式战争，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战略。
[587]

克劳塞维茨教导我们，战争是国际政治的其他手段的延伸。
[588]

当对外政策、外交和谈判手段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确保国家的利益之后，陆军、海军和空军可以用其他手段继续施加影响。但是如果军队的直接干涉会有导致国家灭亡的风险呢？在此情形之下，必须探索替代性方案。因此，他们发明了“冷战”作为战争的新手段，想方设法减少主要战斗人员之间的直接交火。除了直接的军事攻击，美国和苏联在每一个方位上都进行了系统且持续的互相攻击。这些攻击包括经济战、信息战、隐蔽行动，甚至韩国的代理人战争（苏联飞行员对美国部队进行秘密轰炸）、越南（苏联士兵在那里操纵空中防御系统击落数十架美国飞机）、安哥拉和阿富汗（其中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地方穆斯林游击队秘密地与苏联军队作战）。

在进行这种新形式的战争时，双方都认识到，“冷”冲突很容易变成“热”战争。为了防范这种风险，它们暂时接受了许多不可接受的事实，这些包括苏联影响下，东欧国家、中国、古巴和朝鲜的共产主义政权。此外，双方围绕美苏竞争编织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限制性网络——肯尼迪总统称之为“关于现状的不稳定规则”。
[589]

例如，为了降低突然进行核打击的风险，双方通过军控谈判提高透明度，并增加了双方对于对方不会发动第一次打击的信心。为了避免飞机或船只的意外交火，双方商定空中和海上的精确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位竞争者默契地同意“三不原则”：不使用核武器，不直接攻击对方的武装力量，不在对方公认的势力范围内进行军事干涉。
[590]

对于21世纪的美国学生来说，也许冷战最令人吃惊的是，美国居然有一个持续了40年之久的、连贯的、两党共同的大战略。现在大多数人都记得“遏制”战略。事实上，美国有一个复杂的冷战战略，它建立在三大理念之上。第一个理念认为苏联是美国核心利益的存在性威胁——或者说是对美国的国家存亡的威胁。苏联军队威胁要吞没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就像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势力如野火般蔓延一样。苏联不仅巩固了作为帝国外部疆域被控制的东欧国家，而且威胁要颠覆和破坏美国的欧洲盟友（包括希腊、法国和意大利）的内部团结和政权稳定。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所说：“苏联不同于以前的追求霸权的国家，它被一种新的狂热信仰所激发，与我们美国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并试图把它的绝对权威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尽管缺乏积极的反应，美国战略家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扩张很快会引发毁灭性的战争和社会经济的消耗殆尽。

美国冷战战略的第二大理念回答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根本问题。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直截了当地指出的那样，冷战的目的是“保持美国作为一个基本制度和价值观完整的自由国家”。这句话值得我们驻足反思。在一个许多国家将“美国领导权”视为一种需求的世界中，美国需要作为全球警察来保卫那些不能或不愿意去保卫自己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冷战专家对“美国第一”的明确承诺将被视为一种不合时宜且对国际主义者具有强烈冒犯性的辞令。但是这些政治家没有对此道歉：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生存和成功不仅仅是美国人应该关心的问题，而且是美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这是美国实力在世界上实现任何更大目标的必要前提。

第三个理念建立在第二个理念的基础之上。它呼吁美国转变其历史上对于纠缠错落的同盟关系的厌恶态度。虽然美国可以选择撤退到美国本土这一堡垒里，正如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前几个世纪所做的那样，但冷战专家判断这条道路在日益相互联系的世界中不再可行。美国为其生存和福祉考虑，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威尔逊总统的浪漫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威尔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可以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冷战战略家们认识到，从苏联的威胁中幸存下来将是一个长期工程——非常长期的工程。

冷战事业的基础应该是经济和战略（两个）重心：欧洲和日本。在一系列措施涌现出来的时候，这些务实且富有远见的战略家创造了“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提供基本的全球经济秩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同盟（确保欧洲和日本深深地融入到反对苏联的运动中）；以及联合国——它们都是一个全球秩序的组成部分，它们试图一步步地花上几十年时间来建立全球秩序。这一秩序旨在击败苏联这一对手，从而首先推动美国的和平、繁荣和自由事业的发展，然后扩展到它的盟友，最后惠及其他国家。

在对抗苏联时，这一战略寻求同时在三线作战中赢得胜利：遏制苏联扩张，阻止苏联破坏美国重要利益，破坏共产主义的理念和实践。遏制，即阻止苏联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遏制的目的是击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上不可避免的发展的言论。苏联的扩张可以被阻止，这种阻止可以不采取与苏联军队直接对抗的方式，而是通过威慑来达成——使用威胁手段来报复苏联的侵略，将会给其增加不可接受的损失。

对苏联这个对手的破坏开始表现在美国领导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胜过苏联命令控制型经济和政治模式，比独裁政治更好地满足公民的需求。它也试图通过干预苏联盟国的内政来放大苏联战略中的矛盾，例如鼓励像波兰这样的苏联邻国或中国这种盟国发展民族主义——美国相信国家认同比“社会主义新人类”的梦想更持久。此外，通过劝说苏联领导人在《联合国人权宣言》和《赫尔辛基协定》中对普世观念作出书面承诺，美国的战略提升了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自信地认为这些都是人类应有的财富。为了给这些努力锦上添花，美国在苏联及其卫星国内部进行了公开和隐蔽的行动，以破坏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府。
[591]

方法6：除了核武器之外，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一些观察家称21世纪与过去的日子有太大的不同，以至于先前的经验教训已经不再适用。当然，此前很难找到像当前一样高度发展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和无所不在的全球传播的先例，或者是从全球气候变化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全球性威胁。但是正如我的同事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思·罗戈夫（Ken-neth Rogoff）在对过去8个世纪中350次金融危机的分析中提醒我们的那样，此前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遭遇的这次危机是不同于以往的。
[592]

莱因哈特和罗戈夫支持修昔底德的观点，他们认为只要人类社会尚存，我们就可以预见人类事务的重复模式。毕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里，欧洲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就是英国作家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的《伟大的幻觉》（The Great Illusion）。它说服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包括许多像伊舍子爵（Viscount Esher，因英军在1902年底结束的布尔战争中表现不佳，他受命负责重建英国军队）这样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书中的观点阐述到，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战争成为一种幻觉：此事“无关紧要”，因为“好战的人并不会在地球上传承”。
[593]

然而，最关键的是，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早期与先前的任何时代都不一样：核武器这种东西从未有过先例。爱因斯坦在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之后说到，核武器“改变了一切，除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对核武器负有责任的人们的想法在改变。政治家们知道，如今装有核弹的军火库，其威力将会超过历史上所有战争中使用的所有炸弹。他们知道一场全面的核战争可以真正消灭地球上的生命。因此，核武器拥有国际关系研究者所说的“水晶球效应”。
[594]

任何一个考虑对具有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发动核攻击的领导人，都必须面对本国数亿国民被杀的惨状。无可厚非，这一点已经反复地迫使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决断。
[595]

方法7：“相互确保摧毁”战略（MAD）
[596]

使全面战争变得疯狂。在1949年试爆了第一颗核弹之后，苏联迅速发展出了一个庞大和复杂的核武器库，并创造了核战略家们公认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这说明了美国和苏联都不可能在敌人发动致命的核反击之前，用首次核打击摧毁对手所有的核武器。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击败另一个国家的决定是一种自杀性的选择。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实际上，美国和苏联（现在的俄罗斯）是一对不可分割的连体双胞胎。虽然每个人都有头脑和思维，而且想要自主行动，但他们的骨干已经融合成一体。在他们共同的胸膛中跳动着一颗共用的心脏。在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天，二者会毫无疑问地同时死亡。正如这个比喻所带来的尴尬和不适感一样，它抓住了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关系的决定性事件，并且它仍然是许多21世纪的美国人不知道冷战为何结束的决定性事实。美国和俄罗斯都保留着超级大国时期的核武器库。因此，无论俄罗斯多么危险、多么应该被扼杀在襁褓中，美国都必须努力找到与之共存的方法，否则就面临共同的死亡。里根总统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是：“一场核战争是不可能赢的，因此核战争永远不应该被发动。”
[597]

如今，中国也发展出了强大的核武器库，并且参照美国，也创造了一个21世纪版本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美国在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时认识到了这一现实，即不得不移除对俄罗斯和中国的防御系统（在当前条件下，针对中俄两国部署更多的防御武器是不可行的）。
[598]

因此，在第二种情况下，正如丘吉尔关于苏联的评论那样，一个“极度的讽刺使安全将会变成‘恐怖’之子，并将成为‘灭绝’的孪生兄弟”。
[599]

方法8：超级核大国之间的热战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在美苏竞争间所施加的约束与美国的战略家们对如今的中国的思考息息相关。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向超级大国地位的迈进创造了一个被公认为“两极世界”的概念。两个国家都认为保全自己的生存需要消除或转化对方。但如果里根总统是对的，这一点必须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实现。

不论是此前的对苏战略还是现在的对华战略，有一点是让美国不愿接受但又无法否认的：一旦两个国家拥有无懈可击的核武库，热战就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两国必须在外交政策中将这一残酷的事实考虑进去。重要的事情需要重复一遍：我们是不可分割的连体婴儿。这意味着双方都必须妥协，即使它们会觉得无法忍受，但还是必须限制自己和盟友采取可能升级到全面战争的行动。

冷战将这一真理渗透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面对苏联时的心理和行动中。但是如今，许多政策制定者把这看作“古代历史”。当代美国领导人中没有人参与过那次历史。很少有人有过这种经历。虽然中国在建造超级大国核武器库方面进展缓慢，但不像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那样，中国近年来从未进行过核试验。不过个别中国军官仍然引用毛泽东主席当年的大胆声明，声称即使在核交战中失去了3亿名公民，中国仍然能存活。
[600]

美中两国需要在领导人之间进行反复的、坦诚的对话——在军事官员之间开展交流讨论，使得双方意识到双方威胁或使用核武器会引起战争——借此帮助双方领导人理解战争不再是可行选项这一不自然的事实。如何使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这一重大观念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方法9：超级核大国的领导人仍然必须准备冒着打一场他们可能不会赢的战争的风险。“核悖论”是无可避免的。在一个被“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约束的竞争中，没有国家可以赢得核战争，但这不是问题的终结。自相矛盾的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表现出愿意冒着输了这场战争的风险，否则就会在博弈中成为输家。回顾第八章所提到的“小鸡博弈”，而且考虑这一悖论中的每一种条件。一方面，如果战争爆发，两个国家都会输。对于理性领导人来说，选择让亿万人民死亡是毫无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主席是在防止共同灾难的挣扎中成为了伙伴。这是两国的约束，两国领导人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另一方面，如果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冒险发动（或输掉）一场核战争，那么它的对手可以通过创造条件，即迫使更负责任的大国在妥协或冒着升级为战争的风险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从而实现任何目标。因此，为了保障核心利益和价值，领导者必须愿意选择冒毁灭性风险的途径。

幸运的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和网络竞争中可以看到类似的、不那么致命的互动。在2012年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宣布：“在我当选总统的第一天，我将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并采取适当的对抗措施。”
[601]

政治和经济建制派拒绝了他的威胁，认为鲁莽的言论可能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贸易战。该机构同样拒绝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的类似威胁。但如果在任何情况下，华盛顿都不愿意与中国进行贸易对抗的话，中国领导人怎么会停止“像拉小提琴一样玩弄美国，一路微笑着去银行”（用罗姆尼的混合隐喻）
[602]

或“掠夺我们的国家”（正如特朗普所说）
[603]

，如货币贬值、补贴国内生产商、保护他们自己的市场。正如美国必须愿意冒险与中国进行经济战，以激励保护其经济利益的约束因素，华盛顿也必须保留核战争的选择，以可靠地阻止像中国这样的真正的、潜在的对手。

通过整理以上案例，又可以延伸出另外三个具有参考价值的方法。

方法10：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加剧了战争的成本，也因此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里，英国和德国的经济变得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一方不能在不伤害自身的情况下将经济创伤强加给另一方。许多人希望这紧密的贸易和投资网络能防止战争，但他们错了。当战争真的爆发时，柏林和伦敦所遭遇的经济后果是非同寻常的。

同样地，当前美中经济关系如此互相依赖，以至于它们创造了类似“相互确保摧毁”的局面，而其被称为“经济‘相互确保摧毁’”（MAED, 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
[604]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如果战争阻止美国购买中国商品，中国也不买美元，那么对双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几乎肯定会超过战争所能带来的任何收益。在安杰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提出的类似论点的基础上，“经济‘相互确保摧毁’”的支持者提出了两个进一步的考虑。一些人认为安杰尔的观点是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方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胜利者所获得的收益。如果给予他们重复选择的机会，没有人会选择战争。既然现在已经清楚了，下一次政治家们会更聪明。另一些人则强调了之前的事例与目前美中经济关系的差异。贸易和投资水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相当，但供应链将不可或缺的生产商与不可替代的消费者联系得更加紧密，几乎所有在美国销售的产品，从苹果手机到波音飞机，都是由中国的零部件制造而成的。

此外，中国政府在开放的全球市场上下了“宇宙赌注”，它可以出售其产品，并在每天抵达的油轮上运送石油，为工厂、汽车和飞机提供动力。所有这些都是维持经济增长率所必需的。美国不仅是中国产品的主要市场。三分之二的中国石油进口横跨美国海军为监护人和最终仲裁者的海洋，而且美国的这种地位将会持续到长远的未来。因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必将意味着两个经济体的终结。即使那些认为“经济‘相互确保摧毁’”夸张的人也会同意这一观点，即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在这两个社会中创造了具有影响力的行为体，它们在生产关系中拥有巨大的利益，这也鼓励它们成为提倡和平的游说团体。

方法11：联盟可能是致命的吸引力。从斯巴达对雅典的反应到英国对德国的反应，在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文件中的例子显示了挑战规则的崛起国动态使得各方寻求盟友作为平衡。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自信心提升所产生的负面反应感到惊讶。日本、韩国、越南甚至印度，不仅对美国更加关心，而且它们之间也更加合作。历史上，这样的联盟力求建立均势，以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但这种联盟也会产生风险——因为联盟关系是双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更是生动地展示了这一点。如第四章所述，欧洲政治家在试图防止流血事件时，建造了一个“世界末日机器”，这种机器可以引发一场无关紧要的暗杀，进而引发一场大战。

历史记录也告诉我们，并非所有条约都是平等的。防御性联盟是有条件的，例如雅典向科西拉承诺，若科西拉受到非挑衅性攻击，它将帮忙科西拉进行防守。另一端，德皇给奥地利皇帝的“空白支票”为他在1914年引发战争的鲁莽冒险壮胆。虽然《美日共同防御条约》第5条中美国的承诺并不等同于德皇对奥地利的保证，但要求大多数美国外交官解释为什么这样承诺的问题就能让他们一筹莫展。鉴于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在该地区创造了对美国保护更大的需求，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必须仔细审查在美国与亚洲盟国的协议中美国必须要承担的是什么。

方法12：国内的绩效表现是决定性的。国内事务比国际事务更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其中三个因素最重要：经济表现创造国家权力的子结构；治理能力让国家为达到目标调动资源；而国家的精神维持前两个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更强大、政府更有能力和团结一致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选择和行动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戴蒙·鲁尼恩（Damon Runyon）提道：虽然比赛并不总是偏向迅速者，战斗不总是偏向强者，但这应该是下赌注的方式。

英国见证了美国的经济规模从1840年英国的一半增长到19世纪70年代的平等规模，到1914年成为英国经济的两倍。如前所述，这推动了海军部的现实主义者采取了妥协政策。如果美国经济蹒跚，国家分裂为二，或者其政府腐败或其政治因分歧而瘫痪、爆发内战，英国在西半球的角色可能一直会持续到20世纪。

如果苏联能够保持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成为世界上领先的经济强国，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证明有能力克服民族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人”。莫斯科就不仅可以巩固在欧洲的地位，而且可以巩固在亚洲的霸权地位。如果它的伙伴——中国——通过“解放战争”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先锋，正如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看待越南战争一样，一个共产主义的巨无霸可能会掩盖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如果资本主义的危机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里持续大萧条的原因，一方面，西欧国家可能会屈服于社会主义明显不可阻挡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它们可能被克格勃颠覆。

幸运的是，这些只是如果。相反，正如凯南所预见的，自由市场和自由社会证明了其更有能力给人们提供想要的经济、政治和个人利益。尽管经历了几十年惊险和可怕的崛起，苏联的失败是因为它所坚守的命令控制型经济和缺乏竞争性的极权主义政治。

有了这些过去的方法，我们该何去何从？

第十章　我们该何去何从？

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

——修昔底德，“雅典人对尼罗斯人的演讲”，公元前416年

我们可能创造了一个科学怪物。

——理查德·尼克松

根据华盛顿的计划，本章应该为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提出一个新战略，包括一份承诺与北京建立和平与繁荣关系的待办事项清单（to-do list）。但试图将这一挑战勉强套用于该模式只能说明一件事：未能理解本书所讨论的困境的本质。

美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中国战略”——或者这些日子华盛顿所采取的战略——而是应该认真地停顿反思。如果因中国崛起而产生的结构性转变引发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困境，那么呼吁“更强大”或“肌肉发达”的战略转向将会比服用特强装阿司匹林来治愈癌症更没什么价值。如果美国继续做它一直在做的事情，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把美国的“战略”与英国、德国和俄国的领导人在梦游一般进入1914年时的幻想进行对比。

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5000年文明来说，没有“解决方案”可以使其迅速复苏。这是一种状况，一个必须经过一代人管理的长期状况。构建一个与此挑战相匹配的战略方针需要多年的、甚至是多方面的努力。其战略难度将不低于从凯南的“长电报”到尼采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四年辩论，直到最终形成美国的冷战战略。这将需要像“智者”头脑那样敏锐的洞察力。简而言之，它将要求一些远远超出我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看到的任何东西。这本书希望在今天引发类似的争论。为此，本章为那些寻求逃离修昔底德的陷阱、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提供了一系列原则和战略选择。

从结构性现实出发

俾斯麦夸大了他所说的治国之道，即实质上是要倾听上帝的脚步，然后在他走过的时候抓住他的衣服。但是治国之道更重要的是跟随历史的潮流而不是制造历史潮流。领导者越明确地了解潜在的趋势，他们越能成功地塑造历史。

在华盛顿，官员们在碰到问题时提出的第一个疑问是：该怎么办？但“不要只站在那里，做点什么”是政治条件反射，而不是战略思考。战略思维要求先诊断后开方。如果外科医生在首次讨论您的症状后，立即准备将您送入手术室，您一定会反对。同样，尽管危机的紧急情况反复出现，而且政治压力显得很明确，但任何一位总统都不应该认真对待那些尚未首先深刻理解当前挑战的政策顾问的建议。

当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探索通往中国的开放之路时，没有人想到，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中国能构建出一个像美国一样强大的经济体。他们关注的重点在美国的对手苏联身上，他们的目的是扩大中苏在共产主义集团中的分裂。这一策略奏效了。但是当尼克松接近生命的尽头、反思事件的进程时，他向他的朋友和前演讲撰稿人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透露：“我们可能创造了一个科学怪物。”
[605]

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庞然大物。以衡量经济表现的最佳标准来看，在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后的35年里，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从美国经济规模的10%，飙升至2007年的60%，2014年美中经济规模同等，而如今则上升至115%。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23年，中国经济规模将比美国大50%。到204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经济规模的近3倍。
[606]

这将意味着中国拥有三倍的资源用于影响国际关系。

这种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将创造一个超越美国政策制定者现在能够想象的世界。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念始于美国军事的霸主地位。但是，为什么华盛顿拥有当今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力量呢？因为在过去的30年里，它在国防上的投入比所有竞争对手多几倍。2016年美国国防预算超过了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德国的国防预算总和。美国为什么能够主导并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则呢？虽然许多美国人都想夸耀是因为他们的智慧、美德或魅力，但事实是，国家的压倒性实力是决定性因素。

全球经济的巨大变化正在使这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之后的几年里，各国领导人都坚持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增长。然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率已经暴跌。美国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平均仅为2%。欧盟经济表现更糟，直到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仍低于衰退前的水平。

唯有一个主要的经济体保持增长。尽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中国的平均年增长率仍然超过7%。因此，自2007年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40%都来自一个国家。在比较两个竞争对手的力量时，最重要的不是绝对增长，而是相对增长：你成长的速度比我快多少。通过这种“增长差距”，中国的表现更令人印象深刻。自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之间的这种差距实际上已经扩大——从2007年之前的10年平均比美国快6%，到此后几年的7%以上。

治国方略中最根本的挑战是认识到“国际环境的变化很有可能会破坏国家安全，无论是何种威胁形式或表面看起来多么合法，都必须抵制它”
[607]

。更强大更有实力的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个挑战吗？“军事首要地位”对于保障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是否至关重要？美国能否在一个由中国制定规则的世界中茁壮成长？一个由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世界？当我们认识到新的结构性现实时，我们不仅愿意提问，而且愿意回答那些激进而且肯定令人不安的问题。

应用历史

应用历史是一门新兴学科，试图通过分析历史先例和类比来阐明当前的困境和选择。主流历史学家从一个事件或时代开始，试图提供事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应用历史学家从当前的选择或困境开始，分析历史记录，以提供观点、激发想象力，找到揭示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的线索，提出合理的干预措施，并评估可能出现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应用历史是衍生出来的：依赖主流历史，就像工程学依赖物理学或医学依赖生物化学一样。在我们编写的《应用历史宣言》中，我的同事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向我提议，白宫应建立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类似于经济顾问委员会。
[608]

它的第一个任务是回答关于中国崛起的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美中竞争是什么样的？在犹如患有失忆症的美国，一切都被宣布为“史无前例”。但应用历史学家们问：我们曾经见过这样的事吗？如果是的话，在早期的事件中发生了什么？从这些案例中我们能得出什么见解或方法来处理当前的问题？这些历史学家当然会告诫繁忙的政策制定者不要轻率地进行类比。想要找到一个引人入胜的先例（例如，德国的崛起），断定中国的崛起“就像那样”，并直接采用这种药方，这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正如我已故的同事欧内斯特·梅不厌其烦说的那样，差异至少与相似之处一样重要。
[609]

虽然21世纪确实带来了一些独特的问题（而本书认为，中国崛起的规模、速度和幅度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是前所未有的），但它们都存在重要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在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文件中的例子。作为应用历史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实践者，亨利·基辛格警告说：“历史当然不是一本提供预先测试食谱的烹饪书。”它可以“阐明行为在类似情况下的后果”，但“每一代人都必须发现，对于自己来说，事实上哪些情况具有可比性”。
[610]

我们白宫历史顾问委员会应该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迎来我们现在所称的“中国挑战”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一张快照而已，如果让我们看完整部电影的话，我们对此问题还会这么想吗？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竞争有助于揭示问题的复杂性。它还提醒我们，即使问题已经“解决”，潜在的问题可能会持续数年。回顾将我们带到这现状的一系列场景，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抵制一种美国倾向，这种倾向只关注他们当下看到的事情，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只着眼于未来，立即寻求问题的答案：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是，外国利益相关者如何看待同样的事件演变？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所指出的：“我们对现在的所有信念都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看法。”
[611]

政策制定者不仅有责任在行动前理解即将到来的问题的相关历史，他们还必须试着了解外国同行如何理解这段历史。

认清美国冷战后对华战略的本质矛盾

虽然“转向亚洲”是奥巴马政府最引人瞩目的外交政策举措之一，但事实上，这主要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下，对中国采取的策略的一种修辞性的重新包装。
[612]

这种策略被称为“既接触又提防”（engage but hedge）。
[613]

它的根本缺陷是它准许一切，无一禁止。

从官僚主义的角度来说，这种主义允许每个政府部门都遵循其自然倾向。一方面，国务院和财政部进行“接触”——从贸易、金融和技术转移到教育和气候，热烈欢迎中国成为国际协议和机构的一员。有时，它们指责中国的做法不公平，但他们最为优先的事情仍然是与中国建立关系。因此，美国官员通常会忽略中国持续的人为操控行为，或者接受北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许条款的要求。另一方面，国防部和情报界“提防”。他们努力保持军事优势，加强与关键盟友和朋友的联系，特别是日本、韩国和印度，开发情报资产，并准备好会与对手产生冲突，他们不允许发言，但他们开发特定的武器系统并制定作战计划。

本质上，这一战略设想了一个跟随德国和日本脚步的中国。与这些国家一样，中国有望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接受其地位。当被要求解释他们的理论时，支持者们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它将在其获得认可的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从而及时成为“利益攸关者”。
[614]

此外，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富裕，在自我管理方面，他们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为我们在日本、韩国等地看到的那种民主改革铺平道路。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间，当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决定性挑战是击败苏联时，通过支持其经济增长，甚至帮助其建立军事和情报能力来强化中国具有一定的逻辑性。但是，当冷战结束以及苏联在1991年解体时，美国战略家应该听取基辛格所提出的基本挑战，并反思国际环境的根本变化将如何损害美国的重要利益。
[615]

然而，大多数人都沉浸于胜利之后的庆祝与遗忘之中。在新的“单极时代”的宣言和“历史终结”的宣言中，其中所有国家都会接受美国的安排，在美国设计的国际秩序中扮演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角色。在这张宏图上，中国只是一个被抛在脑后的想法。

李光耀评估了美国的“既接触又提防”策略，发现了两个致命的缺陷。首先，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它这样做，就会崩溃”。其次，将中国与德国和日本进行比较，忽略了后两者先在热战中被击败，之后被美国军队占领，并统治了一段时间，美国高级指挥官甚至制定了它们的宪法。相反，用李光耀的话来说，中国将坚持“作为中国被接纳，而不是西方的荣誉成员”
[616]

。

反思所有的战略选择——包括那些丑陋的选择

只有在政治和官僚机构中扎根，一个“战略”（在一案例中，即“既接触又提防”）才能在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的三届政府中存活下来。无疑，与中国接触，对于雇用低成本中国工人生产商品的美国公司以及购买商品的美国消费者来说，都有巨大的利益。以防备这样一个巨大对手为理由，五角大楼能够维持600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和军事服务所依赖的主要武器系统。

问题是，是否存在明显不同的战略备选方案，这些方案与当前的战略相比可能是可行的和可取的。为了激发读者、国家安全官员以及其他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界人士的想象力，本章最后简要介绍了四种潜在的战略选择。这些战略从容纳（基本上是从20世纪英国政策到美国的指针）延伸到政权更迭，甚至国家分裂（正如英国可能与美国打交道，在内战中协助南方邦联一样，以及有些人认为美国正在鼓励乌克兰进入西方的怀抱一样）。大多数的战略选择可能看起来有些失礼或不明智，但总的来说，它们为美国提供了更广泛的机会来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

容纳

容纳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反对者试图将其与绥靖政策混为一谈。但这两者在战略领域并不是同义词。容纳是通过调整与严肃竞争者的关系来适应新的权力平衡的一种有力的措施——实际上，这是在不诉诸军事手段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不利的趋势。容纳有两种：特别的和谈判的。

英国政府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美国的政策——在政府断定它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争的情况下——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容纳”的例子。它展示了如何能带着一种清晰的优先感优雅地进行特别容纳，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新兴的超级大国意识到重叠利益的方式。正如我们在第九章所看到的，英国对美国的“宽容选择”是避免战争的关键因素。例如，在委内瑞拉的领土争端中，英国最终同意了美国的要求，即英国接受门罗主义下的仲裁。同样，英国也免除了美国的“两强标准”，该标准要求英国承诺维持海军力量等于下两个最大竞争对手的总和。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协议》中绘制了战后欧洲边界，该协议说明了谈判性调节的可能性（和陷阱）。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英国和苏联基本上当场接受了军事事实。预料到公众对他们给苏联太多的让步的批评，丘吉尔和罗斯福说服斯大林接受《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一项大国承诺允许东欧国家自由选举和进行民主治理的声明——以换取各国对苏联1941年的边界和莫斯科在波兰组织的卢布林政府的承认。
[617]

但是，当一个从未允许在自己国家举行选举的独裁者不出所料地违反该协议时，罗斯福被指控背叛。

如果它正在探索容纳战略，美国会同意吗？例如，减少其对台湾的承诺，以换取中国在中国南海和东海的让步？
[618]

美国和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未来上能达成共识吗？即美国将从韩国撤军，以换取中国在朝鲜的无核化，并承认首尔权威下的统一半岛？美国会承认中国在其周边的实际影响力吗？

削弱

在一国内部煽动政权更迭，甚至是使其自身分裂的策略，将要求华盛顿领导人提出更多的设想。如果美国试图削弱其崛起的对手，它会采用什么手段？它会公开质疑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就像罗纳德·里根在1983年直率地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一样？这可能不像听起来那么极端。正如陆克文所指出的，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华盛顿永远不会真正接受中共政府的合法性。
[619]

那么华盛顿为什么要假装接受呢？如果美国领导人甚至宣称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根本反对，为什么不进一步采取行动，尝试对此做一些事情呢？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互联网用户。智能手机使中国人能够看到超越国界的世界，像旅游业和国外的新兴精英教育一样。当给定一个选择，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去任何他们选择的网站，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随意旅行。华盛顿可以利用这种新生的政治自由倾向。在冷战期间，美国发动了一场公然和秘密的运动，削弱了苏联政府及其意识形态基础的合法性。如今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借鉴以往的经验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可以在中国培养和鼓励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就像冷战期间对苏联占领的欧洲或苏联本身所做的一样。在美国学习的中国人自然会被自由、人权和法治等概念所感染。当他们回到中国时，可以鼓励他们发动政治变革。

在一个极端的选择中，美国军队可以暗中训练和支持分离主义叛乱分子。在中国，裂缝已经存在。新疆，中国西部传统的伊斯兰地区，已经有一个活跃的维吾尔分离主义活动，负责对北京发动低级叛乱活动。美国对这些分离主义者的支持是否会使北京陷入与整个中亚和中东的激进伊斯兰组织的冲突？如果是这样，这些可能会变成类似苏联干涉阿富汗时，美国支持的圣战组织“自由战士”耗尽苏联的困境？

美国以一种微妙而集中的努力来强调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削弱政权，鼓动台湾、新疆、西藏和香港的“独立”运动。通过分裂中国内部，并让北京卷入维持国内稳定的挑战，美国可以避免或至少大幅延迟中国对美国统治地位的挑战。

通过谈判获得“长和平”

若可谈判，美国和中国会同意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在一些竞争领域施加相当大的限制，让双方都可以自由地在其他领域寻求优势。从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45年与斯巴达人签署的《三十年和约》到20世纪70年代的美苏缓和，历史上的竞争对手已经找到了接受无法忍受（但暂时不可改变）的情况的方法，以便把重点放在更紧迫的优先事项上，特别是它们的内政。

尼克松和基辛格通过谈判达成一系列协议，才产生了美国和苏联政府称之为“缓和”的意愿，这反映出他们意识到了美国需要喘息的空间来修复由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驱动的国内分裂。这些安排包括《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ALT），该条约冻结了竞争对手建造的最致命的核导弹；《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其要求每个竞争者放弃对抗对手导弹的防御，从而默许其社会处于脆弱的、容易受到对方破坏的状态；以及《赫尔辛基协议》，该协议使得欧洲协议合法化。正如基辛格解释的那样，缓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联合：美国在苏联认为重要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例如承认民主德国，莫斯科则对华盛顿认为重要的问题保持克制——包括进入西柏林和容忍美国在越南爆炸事件的升级。

这些协议的政治成本是巨大的。分析者仍然对这些协议的优点存在分歧。有些人庆祝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在这一秩序下莫斯科和华盛顿都放弃了推翻对方政权的野心。然而，其他人认为这些协议主要是争取了时间来证明哪个社会和政府制度更优越。1981年加入里根政府的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在与苏联领导人谈判进一步协议的同时，试图削弱邪恶帝国的制度，这不矛盾。

在中美对抗的现阶段，两国政府都面临着巨大的国内需求。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进步是在几十年和几个世纪内达成的，而不是几天和几个月。在历史上，它展现出在较长时期内搁置争议的能力，就像在1978年邓小平向日本提出将东海岛屿的争议搁置一代人的时间。
[620]

美国人往往不那么耐心。然而，潜在共识的选单是漫长而丰富：一个条约，旨在冻结中国南海和东海的争端，确认在所有国际水域中所有船舶的航行自由，将网络攻击限制在商定的领域并排除其他领域（例如，关键基础设施），或禁止彼此用特定形式干扰对方内政。

与冷战期间缓和的情况一样，美国和中国可以将议题联系起来，达成协议，在对方更重视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例如，美国可以同意通过结束国务院关于中国的年度人权报告以缓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以及停止与达赖喇嘛的高层会晤，以换取中国限制为了得到经济收益而进行的间谍活动。如果北京准备从中国南海的岛屿上拆除反舰和防空导弹，华盛顿可以停止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所要求的限制美国沿中国边境，特别是在中国海南岛的军事设施附近的监视行动。中国可以同意结束在中国东海钓鱼岛附近的定期巡逻，以换取美国停止在中国南海的挑衅性自由航行活动。美国可以建议中国停止在中国南海的岛屿建设，接受对其潜艇舰队和反卫星武器现代化的限制，并减少其两栖作战能力，以换取美国减缓甚至停止发展常规全球即时打击能力，推迟部署或去除在韩国和日本的先进导弹防御系统，并承认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如果中国迫使平壤结束对核武器和远程导弹的进一步试验，美国可以限制甚至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从韩国撤军。
[621]

重新定义关系

2012年，习近平向奥巴马总统提议，共同发展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其中中国和美国将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对于习近平而言，“核心利益”意味着尊重彼此的实际影响范围，他认为这不仅包括台湾和西藏，还包括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奥巴马政府不愿意接受这些条款，否决了这一提法，特朗普总统也同样冷漠无情。
[622]

但是，美国可以提出自己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

在冷战的最后几年里，在只有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以及他们的翻译出席的私人散步中，里根开始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地球被敌对的火星人入侵，那么苏联和美国将如何应对？19最初，苏联的翻译误解了里根的意思，他的翻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里根是否告诉戈尔巴乔夫，火星人刚刚入侵地球？在困惑被厘清之后，里根追问了这个问题。他的目的是强调其他致命对手共同的核心利益。

如果我们追随里根的领导，美国和中国如今面临类似外星人入侵的威胁吗——挑战如此严峻，以至于双方被迫共同合作？一个人不用多想就能肯定地回答。所有人都面临四大主要威胁：核战争、核无政府状态、全球恐怖主义（尤其是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和气候变化。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两个大国所共享的重要国家利益要比分裂两国的利益大得多。

因“相互确保摧毁”战略所不可避免的逻辑，如果美国和中国陷入发动全部核武器的战争中，两国都将从地图上消失。因此，它们最重要的利益是避免这样的战争。此外，它们必须寻找妥协和约束的组合，避免可能会无意中导致这种可怕结果的重复的“小鸡博弈”。

核无政府状态本身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一个许多国家已经获得了庞大的核武库的世界意味着一些冲突将动用到核武器，而且一些核武器将落入恐怖分子的手中。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核战争可能造成数亿人死亡，造成全球环境的破坏。朝鲜出售核武器给下一个类似“基地”组织的分子，以及该装置于纽约或北京爆炸，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世界。

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认识到了这种威胁，并预测到了20世纪70年代将会有25个或30个核武器国家。了解到这对美国的生存和繁荣发展意味着什么，他启动了一系列围绕《核不扩散条约》的倡议。
[623]

这些努力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如今没有25个或30个国家，但只有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多亏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谈判成功地将伊朗的核野心搁置了10年或更长时间。尽管如此，核武器和核材料的积累，特别是在朝鲜和巴基斯坦，正大大增加了核恐怖主义的风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中国和美国能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尤其是如果它们一致行动并能说服俄罗斯加入它们。解决朝鲜和巴基斯坦的扩散威胁，不仅可以减少核恐怖主义的危险，还可以减少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国家级核扩散危险。但如果它们不这样做，我们应该会在我们有生之年的某个时刻，在孟买、雅加达、洛杉矶或上海这样的城市看到核弹爆炸。
[624]

其他类型的大型恐怖主义对美国和中国构成的威胁较小但仍然是非同寻常的。
[625]

世纪下半叶驱动技术的发展是工程和物理的整合，产生了从计算机芯片到以网络控制核弹的一切。在21世纪，工程学与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的结合与其类似，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针对特定癌症的奇迹药物，而且还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被一个暴戾的科学家用来杀死数十万人的生物武器。
[626]

在2003年的“非典”和2014年的非洲埃博拉瘟疫中，大自然本身提供了对于这种危险的预演。现在想象在生物技术实验室的恐怖分子，创造对抗生素有抗性的天花病原体并把它释放在昆明或是芝加哥的一个机场。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行动都无法应对这种危险。通过双边情报共享、国际刑警组织等多边组织以及制定全球标准来进行广泛合作至关重要。
[627]

这个未来启示录的第四个启示是温室气体的持续排放，以至于全球气候变得与人类正常生活不相容。科学家警告说，当温室气体的浓度达到百分之450时，我们可能会看到全球平均温度升高3华氏度，造成灾难性后果。若单独行动，美国和中国无法在自己的境内做任何事情来应对这场慢性灾难。虽然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主要的碳排放国，但如果它们其中一国将碳排放量减少到零而其他所有国家继续目前的进程，那么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将仅推迟几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制定促成2016年巴黎协议的美中协议时承认了这一事实，该协议要求各国在2030年之前限制碳排放，并在此后开始减少碳排放。虽然世界都在庆祝这一协议，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也突出了两个严酷的现实。首先，利用现有技术，实现这些目标是不可能的。其次，即使所有国家都履行了承诺，全球变暖也会加剧（尽管速度比我们什么都不做要慢）。
[628]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负有特殊的责任以及优势，领导国际社会走出这场生存危机。

这四个挑战似乎令人畏惧，甚至不可逾越。但幸运的是，一系列双赢的机会可以证明合作的好处，并激励美国和中国应对更大的威胁。全球贸易和投资已经毫无疑问地制造了更大的馅饼，而两国也能分到更大一块的收益。在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以及在它们自己的社会中，如何分这个馅饼是另一个争论正在加剧的问题。对经济一体化的支持不再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已经遗忘了他们，于是产生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尽管有很多差异，美国和中国都有共同利益来管理这些新兴力量，确保它们不会破坏全球经济结构。

这个星球上最活跃的“十亿黄金”居民中新兴的全球意识是难以捉摸的，但无疑是真实的。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他们已经开始分享认知、规范和实践。无处不在的通信网络已经缩小了全球范围，让各地的精英们几乎可以立即了解到所有事情。智能手机带来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图像和文字。任何地方的爆炸、飓风和发现都会影响各地的意识。全球精英和普通公民都有国际旅行的经历，这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大约80万中国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出国接受教育，30万人在美国留学。如何让新生代的“国际主义者”的观点与其同胞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倾向协调一致，是一个难题。寻找能够将国际主义者对世界的了解转化为新的合作形式的方法仍然是最吸引人的机会。
[629]

结论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未来如果不是过去简单的镜像，至少与过去是相似的。如果我写的历史对那些想要知道过去真相来理解未来的人有几分用处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在哈佛大学任教50年以来，我看着数以千计富有智慧的学生与教授来了又离去。数以百计命中注定伟大之人碌碌无为，不过又有数以百计看似天资平庸之人获得了成功。第一印象经常是不准确的，人生路上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曲折和转变。

亨利·基辛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我1964年在哈佛大学开始我的研究生学业时，他是我的导师。基辛格出生于德国一个小镇上的犹太家庭，他为了逃离纳粹的统治来到美国，加入了美国军队，后因《退伍军人法》（G.I Bill）得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并最终成为一名教授。他注定有一天会成为与尼克松一道策划向中国打开大门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吗？任何在20世纪40年代或者50年代有这样想法的人简直是疯了。同样，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完成两年学业后退学，追寻自己的计算机梦，这样的热情最终成就了微软公司（Microsoft）。马克·扎克伯格这样一名普通的学生，为了室友之间的交流，耗费他大部分的时间创造了一款线上工具，这个工具被爆炸式传播，变成了脸书。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结果？希腊伟大的剧作家，如索福克勒斯，他的悲剧作品在古希腊文学作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认为命运就是（一切结果的）答案。在他们的剧作中，俄狄浦斯被众神设定要弑父娶母。他在剧中的角色别无选择。不过修昔底德不这么认为。他对待人类事务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事实上，他重新定义了历史学——人才是主要行为体，而不是神。命运掌控着双手，但人才是游戏的玩家。

他记载的历史客观地记录了伯里克利和他的雅典同胞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所作出的选择。如果当初作出不同的选择，其结果也会大不相同。的确，他重构同盟代表大会的目的是要教导未来的政治家们不要轻易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要作出更明智的选择。雅典人不必在公元前430年向斯巴达开战。事实上，公民大会几乎有一半人投票反对会引发战争的结盟。难道参与过《三十年和约》谈判的伯里克利没有预见到科林斯和科西拉之间的冲突吗？难道伯里克利不知道应该采取行动化解它们的冲突，避免它们陷入战争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时任德皇威廉二世宰相的贝特曼·霍尔韦格试图以“德英战争注定要发生”的说法来开脱自己的责任。但在处理同一件事时，一位精明如俾斯麦的政治家可能会找到与俄国维持秘密同盟的办法，或许甚至与英国结盟，以避免冲突。

在1936年，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并派兵占领莱茵非军事区以威胁欧洲。如果英国和法国派遣一个师的军队来维护该条约——就像丘吉尔当时大力支持的那样——德国军队可能就会撤退，那么德国的军官（那些曾经强烈反对希特勒鲁莽行动的军官）可能就会推翻他的统治，由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古巴导弹危机展现出了一种与过往历史明显不同的事实——这个教训是与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困境最相关的。从当时美国与苏联所采取行动的记录来看，不难发现有数十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会导致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爆发核战争。
[630]

例如，来自土耳其或者德国的北约飞行员，开着可能搭载核弹的F 100轰炸机——有可能由于错误操作或是精神问题——自发驾机飞向莫斯科并将核弹抛下；一艘游弋在加勒比海、搭载了核弹头的苏联潜艇可能会将美国的反潜艇行动视为全面进攻。那位指挥官要求莫斯科允许其在没有取得进一步授权或者密码的情况下，向美国城市发射武器（核弹）。

为了应对这种不可避免的核对抗风险，肯尼迪不顾他的顾问们的一再要求，选择给赫鲁晓夫更多的时间来考虑、适应和调整。因此，当美国的一架U 2间谍飞机在危机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在古巴上空被击落时，肯尼迪为尝试通过最后的外交策略化解危机，推迟了报复性攻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精心调制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鸡尾酒”，“配方”包含公开协议、私下的最后通牒和秘密的“甜头”——所有这些都违背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多数成员的建议。如果赫鲁晓夫同意从古巴撤出导弹（他声称这是保护古巴免受美国入侵所必需的），美国将保证不入侵古巴。私人的最后通牒是给赫鲁晓夫24小时的时间作出回应，之后美国威胁要以空袭清除导弹。秘密的“甜头”则是，尽管（双方声称）不会有交换条件，但是如果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将在6个月内撤离。

肯尼迪知道，为避免这种僵局而采取的积极步骤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在政治敏感问题上作出妥协，推迟一些虽然不是必要但却很重要的倡议。但他的结论是，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用他的话说，古巴导弹危机的持久教训是：“最重要的是，核大国在捍卫我们自己重大利益的同时，必须避免迫使对手在屈辱的撤退和核战争之间作出选择。”
[631]

为了作出类似的明智选择，美国领导人需要把认真思考和努力工作结合起来。他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核心思想开始。

明确重大利益。捍卫美国的切身利益首先取决于对这些利益的定义。把每件事都当作最重要的就等于没有一件事是重要的。然而，这是华盛顿的自然反应。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这场史诗般的斗争中，美国领导人必须分清哪些是生死攸关的，哪些只是点缀搭配的。
[632]

例如，维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首要地位真的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利益吗？美国人愿意为阻止中国在南海岛屿的行动，或者甚至为阻止中国统一台湾而“承受压力”吗？这些可不是反问句。与国家优先事项脱节的地缘政治项目——甚至是危机应对措施——必定失败。

德国哲学家尼采教导我们：“忘了自己原本的目标是人类最常见的一种愚蠢表现。”在清楚地思考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时，我们无法改进智者们在冷战时期所下达的命令。正如在第九章中提到的，这意味着要保持美国“作为一个拥有基本制度和价值观的自由国家不受到破坏”。美国（要做到这点）并不需要为菲律宾或越南在南海的每一项主张辩护，甚至不需要保卫菲律宾。但是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核战争。

理解中国正在努力做什么。按照肯尼迪的建议，美国领导人还必须更好地理解和领会中国的核心利益。直面冲突时，平日里言辞强硬的赫鲁晓夫也得出结论——他可以在古巴的核武器问题上妥协。同样，思想家毛泽东在为中国利益服务时，也善于让步。习近平和特朗普一开始都主张利益最大化。美国政府越了解中国的目标，就越能为解决分歧作好准备。问题仍然在于心理投射：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也经常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切身利益是美国切身利益的镜像（mirror）。他们最好去读读《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633]

在国际关系中，冷战已被视为一种不可行的选择——这是一种几乎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的选择。但在苏联解体25年之后（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重现焦虑之时），旧的美苏关系中相互信赖的因素值得我们反思。装腔作势会制造模糊，坦率则会使事情变得清晰。“我们会埋葬你！”和“邪恶帝国”表明的立场非常鲜明，但这种刻薄的描述并没有使有意义的接触、坦率的对话甚至是建设性的妥协停止。如果说（这些描述）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它们使领导人得以从道德制高点上安全地进行谈判。

中美两国不应被动、激进地进行“应该外交”（呼吁对方表现出更好的行为），也不应冠冕堂皇地谈论地缘政治准则，而是应该毫不留情地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在高风险的关系中，可预见性和稳定性——而不是友谊——最为重要。美国应该停止玩“让我们伪装自己”的游戏。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一直在假装中国的崛起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那么惊人。他们还一直没有正视中国关注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的崛起——以及它成为世界第一的愿望——不仅反映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且反映了一种与中国认同紧密相关的至上主义世界观。在他的“给我孩子的信”中，惠特克·钱伯斯发现了他认为的革命共产主义的哲学动力：“这是人类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伟大信仰……这是一种相信人的心智能够取代上帝，成为世间创造性智慧的愿景。它相信人的理性智慧是解放人类心智的唯一力量，它重新定位了人的命运，改造了人类的生活和这个世界。”
[634]

[635]

第七章强调了将中国和西方隔开的截然不同的文明价值观，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礼貌的外交往往掩盖了这一现实。

作好战略规划。在如今的华盛顿，战略思维被边缘化，甚至被嘲笑。克林顿总统曾经深思过，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外交政策已经成为爵士乐的一个版本：即兴创作的艺术。美国最聪明的总统之一——巴拉克·奥巴马——最愚蠢的言论之一是，他声称，考虑到今天的变化速度，“我甚至不需要乔治·凯南”
[636]

。尽管精心制定战略并不能保证成功，但缺乏连贯、可持续的战略必将导致失败。

如今，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在对待战略时，甚至常常连假装认真对待都不愿意了。相反，他们强调中国、俄罗斯或伊斯兰激进主义带来的挑战，他们说：“我们的努力路线是……”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被忽视。在过去的10年里，我还没有遇到过读过他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美国国家安全团队高级官员。

因此，如今指导华盛顿关于中国事务议程的不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也不是里根政府的修订版——“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第75号文件”（NSDD-75），而是宏大的、具有政治吸引力的、并附有一系列行动清单的政治理想。在任何情况下，一个认真的策略家都会判断，美国所能作出的任何合理承诺，都无法实现既定目标。因此，目前的努力注定要失败。

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本质上是坚持现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华盛顿一再准确地提醒中国人，这是有史以来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时期，经济上也取得了最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当潜在的经济力量平衡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急剧倾斜时，这种现状是无法维持的。因此说实话，美国真正的战略其实是给予希望。

构思和制定一项与这一挑战相称的大战略，不仅需要政府高级官员投入政治资本，而且需要他们的聪明才智。与奥巴马的言论相反，如今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确实需要凯南，以及当代与马歇尔、艾奇逊、范登堡、尼采和杜鲁门同样水平的人物。

把国内的挑战放在核心位置。如果习近平和特朗普听取李光耀的意见，他们将首先关注最重要的问题：他们各自的国内问题。当今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最大的威胁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从美国政治制度的“失败”中找到。而问中国同样的问题，所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治理的“失败”。两国社会中诚实的观察者越来越能认识到，无论是“衰微的”（西方）民主制度，还是“反应式”权威主义，都无法经受21世纪最严峻的考验。

谈到美国，我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但我担心美国的民主正在显现出致命的症状。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的“DC”已成为“功能失调的首都”（Dysfunctional Capital）的首字母缩略词：在这片沼泽地里，党派之争变得有害，白宫和国会之间的关系使预算和对外协议等基本职能瘫痪，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几乎消失。这些症状的根源在于公共道德的衰落、合法化和制度化的腐败、教育程度低和注意力分散的选民以及目标是“博眼球”的媒体——所有这些根源都因数字设备和平台而恶化了，这些数字媒介哗众取宠，削弱了人们的思考能力。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预言的那样：“一个自相纷争的家庭不会长久。”如果总统没有展现更强有力和更坚定的领导，统治阶层不能恢复公民责任感，美国可能会步欧洲的后尘，走上衰落的道路。

同时，我也赞同李光耀对中国“治理系统”的“批评”。技术正在使其目前的治理制度过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年轻城市居民不会接受中国官员持续的管理，这些官员把追踪每一个公民作为无处不在的“社会信用”体系的一部分。李光耀指出了中国不易改变的一系列障碍：法治的缺失；对地方的过度控制；限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化习惯；一种“通过警句和4000年来的文字来塑造思维，让人以为所有值得说的话都已经被说过了，古人说得更好”的语言；以及无法“吸引和吸收来自其他社会的人才”。
[637]

他给出的处方并不是美国式的民主（他认为这会导致中国崩溃），而是在一个有着强大领导人的政府中恢复传统的为官之德（mandarin virtues）。

进一步套用这一“数字隐喻”（digital metaphor），这两位竞争对手还必须重新考虑他们的应用程序（apps）在21世纪的适用性。尼尔·弗格森在他的《文明》一书中指出了六种“杀手级应用”——在1500年后使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在社会繁荣程度上存在差异的理念和制度。它们分别是竞争、科学革命、产权、现代医学、消费型社会和职业道德。
[638]

尽管注意到自1970年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大融合，但是如果缺乏第三款“杀手级应用程序”——保障私人产权，中国能否继续发展，尼尔对此表示怀疑。我担心美国的职业道德已变得平庸，同时消费社会也正在衰落。

如果每个社会的领导人都能意识到他们在国内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并给予这些问题应有的优先地位，官员们就会发现，设计一种“在亚洲共享21世纪”的道路并不是他们最严峻的挑战。

他们会认识到这一现实吗？其中一个或者这两个国家都会鼓起想象力和毅力来迎接国内的挑战吗？在这样做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技巧在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同时避免走向战争？想要这样做的政治家们会发现，没有什么是比重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好的开始了。

他们会成功吗？哎，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然而，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是对的：我们的命运“不由星星决定，而在于我们自己”。

附录1　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

下面是16个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主要案例。欲具体了解哈佛大学修昔底德陷阱项目并获取更多相关材料，请访问：http：//belfercenter.org/thucydides-trap/。

一、葡萄牙与西班牙

时间：15世纪后期

守成国：葡萄牙

崛起国：西班牙

竞争领域：全球帝国与贸易

结果：无战争

在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葡萄牙依靠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贸易，使它的传统对手与邻居——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室黯然失色。但直至15世纪90年代，一个统一的、复苏的西班牙开始挑战葡萄牙的贸易主导地位，并且宣布其在新大陆的殖民霸权，这一度使这两股伊比利亚势力在战争边缘徘徊。最终教皇的干预和1494年签署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才勉强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冲突。

15世纪中期，航海家亨利（Henry），同时作为葡萄牙王子，成为了葡萄牙对外探索的主要支持者与推动者。他在新航海技术方面大量投入，同时派遣葡萄牙海军远征淘金，培养新的贸易伙伴关系，并且沿途传播基督教。因为葡萄牙的主要竞争对手——卡斯蒂利亚
[639]

——正全神贯注于王位继承所引发的战争，以及对伊比利亚半岛上剩余的伊斯兰据点的重新征服，所以葡萄牙的贸易优势是稳当的。亨利王子因此“可以不受干扰地执行他联动的扩张政策”
[640]

，覆盖地区包括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西非沿海地区。1488年，葡萄牙对海洋的主导达到了顶峰。当时葡萄牙著名的航海探险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成为第一个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欧洲人，为后来通往印度和富饶的东印度群岛开辟了一条新航路。

虽然葡萄牙帝国仍在继续扩张，但它的对手卡斯蒂利亚王国也摆正了自己位置，开始挑战葡萄牙的霸权。天主教君主、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一世和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二世于1469年举行了王朝联姻，使两个王国合二为一，在西语世界中迅速实现了权力的集中。21492年，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终于重新夺回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公国——格拉纳达。

虽然葡萄牙在海外扩张中仍保持着优势（西班牙帝国的扩张最远只到加那利群岛），但没过多久西班牙的崛起就令葡萄牙统治势力感到担忧。1492年，西班牙重新夺回格拉纳达后，葡萄牙担心“胜利的卡斯蒂利亚家族可能会踏足北非，从而威胁到葡萄牙在那儿的布局”。
[641]

尤其是在著名航海家克里斯多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之后，葡萄牙的忧虑与日俱增。哥伦布首先向葡萄牙寻求支持，然而却遭时任国王若昂二世（John Ⅱ）拒绝。接着他转而求助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后者对哥伦布给予了极大支持，所取回报便是从他声称发现土地的收入中抽取十分之九。
[642]

这也使西班牙转向了海外帝国竞争的道路。

两方之间的均势格局顷刻间就发生了变化。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祖卡（Alexander Zukas）认为：“很显然，因为这片从前被欧洲人称为无主的土地，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冲突很快就会爆发。”
[643]

的确，当西班牙坊间开始传言葡萄牙国王约翰“认为哥伦布发现的大陆属于他……并即将率领舰队夺取”时，两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
[644]

15世纪70年代，卡斯蒂利亚家族王位继承战争的阴影仍挥之不去。当时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葡萄牙之间的斗争持续五年陷入了僵局，西班牙最后求助作为西班牙后裔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Ⅵ）来进行裁决，以期获得同情。亚历山大在佛得角群岛的西部划分了一条长约320英里的界线，并且判定界线以东发现的新岛屿属于葡萄牙，以西则划归西班牙。
[645]

但因为在新大陆的获利太少，同时自己通往印度和非洲的贸易路线被限制，葡萄牙人怒不可遏，拒绝遵守这份裁决。
[646]

作为避免战争的最后尝试，西葡双方最终同意修改教皇的提议并于1494年签署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条约将界线移至约西经46度的位置，穿过今天的巴西东部，有效保障了葡萄牙通往印度和非洲的贸易路线。历史学家A.R.迪士尼（A.R.Disney）称，该条约“成为约束帝国的基本宪章，划分了它们各自的领地范围，尤其在18世纪发挥了重要影响”
[647]

。尽管对这个广阔的美洲大陆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该协议仍然存在，并显示西班牙在美洲的交易得到了更好的结果。
[648]

为什么葡萄牙在意识到西班牙的发现很可能打破均势格局后，双方仍未开战呢？原因之一便在于约翰二世很清楚，葡萄牙“无力与西班牙再打一场战争了”
[649]

。反之亦然，西班牙因刚重新夺回格拉纳达，在经济和军事上存在极大限制。而且卡斯蒂利亚继承战争无疑给本来决定性的胜利浇了一盆冷水。但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教皇对西葡以革出教会相威胁，此举对任何天主教君主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教皇最终能使双方规避战争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相比均势格局，两国更在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也历经了时间的考验。
[650]

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后来仍不断进行竞争，但它们排除了新大陆的其他势力，实现了在该区域双方的利益共享。随着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被英、法、荷兰逐渐超越，西葡两国更加倾向于梵蒂冈核准的地位，成为现状的维护者。
[651]

二、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

时间：16世纪上半叶

守成国：法国

崛起国：哈布斯堡王朝

竞争领域：西欧陆权

结果：哈布斯堡瓦卢瓦战争（1519—1559年），包括意大利

战争（1521—1526年）

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King Charles）于1519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标志着哈布斯堡家族的崛起，并对法国在欧洲的主导权形成挑战。出于对哈布斯堡王朝合围之势的恐惧，同时为保证自己在西欧的影响力，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Ⅰ）联合盟友入侵了哈布斯堡控制的地区，从而开始了长达40年断断续续的陆权争夺战，最后以哈布斯堡王朝获胜而告终。

在分裂、吞并了近半个勃艮第公国（1477年）和布列塔尼公国（1491年）之后，法国在16世纪初成为西欧主导的陆权国家。它的繁荣兴旺甚至让利奥十世教皇（Pope LeoⅩ）在1519年宣称弗朗索瓦一世“拥有远超其他基督教国王的财富和权力”
[652]

。同年，弗朗索瓦一世还是继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Ⅰ）之后成为下一任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有力竞争者。但是竞选腐败致使这一头衔落到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继承者——查理五世——的头上。他的当选给崛起中的哈布斯堡王朝带来了极大的利益，而对弗朗索瓦而言，这是“战争的预兆——并非针对异教徒，而是他与查理二人之间的战争”
[653]

。

在弗朗索瓦看来，查理的当选带来了太多的恐惧。二人间一长串相互交织的矛盾冲突，包括纳瓦拉（弗朗索瓦声称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勃艮第（查理声称属于法国）和米兰公国的控制权，都意味着此次查理占据着新的优势，也给法国的势力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这也极大地提高了其未来被哈布斯堡王朝土地包围的可能性。
[654]

随着其对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哈布斯堡地区、荷兰、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现今的意大利地区和新大陆的西班牙帝国领土统治的巩固加强，查理五世，这位西班牙国王的影响力和他的邻居的焦虑都在与日俱增。历史学家约翰·林奇（John Lynch）评论道：“无论查理五世是否渴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事实是，即使不考虑存在争议的领土，例如米兰和勃艮第，他的领地已经太过广泛，损害了太多的利益，也激起了广泛的怨恨。”
[655]

历史学家罗伯特·克内克特（Robert Knecht）表示，弗朗索瓦在查理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前就已经表达过这些忧虑，而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如果查理会成功，扩张自己的国家和统治，那么这将对我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
[656]

。

为遏制查理的崛起，弗朗索瓦敦促他的盟友们入侵纳瓦拉（部分位于今天西班牙的东北部和法国西南部）和卢森堡在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下的地区。针对这一行为，查理借助英格兰和教宗的支持来反击对法国的侵略，并成功入侵了法国在意大利的区域。弗朗索瓦本人则在1525年帕维亚战役中兵败被俘虏，后被囚禁于马德里。为获得释放，他不得不在1526年的《马德里条约》中宣布放弃对意大利、勃艮第、佛兰德斯和阿图瓦的所有权。查理日益增长的权力和对法国君主的侮辱性待遇给整个欧洲带去了震动，也使弗朗索瓦在回到巴黎之后更轻易地就和他国组成了反抗联盟。他的盟友甚至包括了一些几乎不会参与进来的伙伴：新任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tⅦ）、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苏丹·苏莱曼（Sultan Suleiman）（见案例三）。然而，这对阻止查理1527年入侵意大利是远远不够的。随后便有了令人震惊的“罗马劫掠”（sack of Rome），同年5月克雷芒教皇本人也被俘获。

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斗争，断断续续持续到了16世纪50年代后期，甚至伴随着奥斯曼帝国崛起威胁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最终，因为都耗尽了国内的财政，双方才同意搁置敌对状态。这一段长时间的和平也为新任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君主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铺平了道路，让其享受到了“在一众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中无可争议且至高无上的地位”
[657]

。而法国则花费数年平定本土的宗教战争。随着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逐渐意识到法国在路易十三（LouisⅩ Ⅲ）治下的崛起，双方的矛盾在17世纪早期仍旧延续着。在路易十三的继承者、“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Ⅹ Ⅳ）的领导下，法国再次成为了欧洲大陆的超级霸主。

三、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

时间：16世纪至17世纪

守成国：哈布斯堡王朝

崛起国：奥斯曼帝国

竞争领域：中欧与东欧地区陆权、地中海地区海权

结果：奥斯曼哈布斯堡战争，包括苏莱曼一世战争（wars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1526—1566年）、十五年战争（Long War）（1593—1606年）和土耳其扩张战争（Great Turkish War）（1683—1699年）

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资源在16世纪早期的迅速扩张对哈布斯堡主导的欧洲现状造成了威胁，特别是当土耳其扩大到东部欧洲和巴尔干的野心成为现实时。这种扩张使两个大国在一系列战争中相互对抗，这包括奥斯曼帝国夺取了东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确立了帝国崛起至大陆的主导地位。

1519年，凭借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个普遍的君主制似乎成为一种现实。在这个君主制中，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着一个联合的、再次统一起来的天主教基督王国。”
[658]

五年后（见案例二），当查理在意大利战争中击败法国时，他在欧洲、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下的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南部和今天的荷兰取得了主导地位。1525年，在绝望中，被征服的弗朗索瓦一世寻求与那些曾是敌人的欧洲大国建立同盟：苏莱曼大帝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用历史学家哈里尔·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ik）的话来说，奥斯曼帝国对弗朗索瓦而言是“唯一能保证欧洲国家抗衡查理五世的力量”
[659]

。

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是不可否认的。在上一个世纪的中期，马哈穆德苏丹（Sultan Mehmed the Conqueror）已将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首府洗劫一空，在整个基督教欧洲中灌输了对“更加激进的征服政策”
[660]

的恐惧。
[661]

世纪时，第二次奥斯曼威尼斯战争将奥斯曼帝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到1515年，它拥有超过400艘船只，到1520年早期则在黑海建立了一百多个船坞。
[662]

在弗朗索瓦恳求的8年前，奥斯曼帝国完成了对马穆鲁克帝国的征服，吞并了现代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并将苏丹的领土和税基加倍。安德鲁·赫斯（Andrew Hess）说，这些征服“无法估量地强化了奥斯曼帝国”，也在伊斯兰世界中提供了经济利益和宗教合法性。
[663]

通过他们新建立的海军力量和财富，奥斯曼人将他们的影响范围扩展到地中海，并向西北扩展到维也纳。
[664]

在维也纳的城墙外，矗立着查理的神圣罗马帝国。

1526年，苏莱曼在莫哈奇之战（the Battle of Mohács）中袭击了匈牙利，占领了其领土的三分之一。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King Louis Ⅱ）在撤退期间死亡。正如理查德·麦克肯尼（Richard Mackeney）所说，随着苏莱曼走向奥地利边境，查理被似乎是“隐形的战无不胜的”侵略者抢占了先机。1527年，他召集了卡斯蒂尔议会（西班牙立法机关）“组织必要的防御手段，以对抗土耳其人”
[665]

。查理知道，这些人的最终目标是神圣罗马帝国本身。历史学家布兰登·西姆斯（Brendan Simms）写道：“他们的主要敌人哈布斯堡王朝和支持他们的德国王子在那里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而且，只有占领德国，苏莱曼才能证明奥斯曼对罗马帝国遗产的主张是正确的。”
[666]

点燃了这两个大国之间战争的火花来得很快。在路易二世去世后，由于担心奥斯曼人利用匈牙利的权力真空乘虚而入，哈布斯堡大公斐迪南一世本人宣布自己为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国王。苏莱曼在斐迪南的匈牙利王位继承中的主要对手——特兰西瓦尼亚的佐波尧·亚诺什（John Zápolya）——的支持下，在1529年对维也纳进行围攻，以示回应。

斐迪南两次击退了奥斯曼在维也纳的进攻，但未能在匈牙利夺取更多的领土，也没能在地中海取得任何显著的海军胜利。在这之后，斐迪南于1547年被迫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签订令人屈辱的休战条约。其条款要求他放弃大多数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的要求，并向名义上仍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那些地方进贡。他们还提到查理五世不是“皇帝”，只是“西班牙之王”，允许苏莱曼宣称自己是世界上真正的“恺撒”。
[667]

奥斯曼帝国的胜利巩固了它作为欧洲政治格局中主要参与者的地位。尽管在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Battle of Lepanto）中海军遇到了的挫折，帝国仍将在下一世纪继续测试其在中部欧洲和地中海扩张的极限。直到1699年那场土耳其扩张战争结束时，萨沃伊的尤金王子（Eugene of Savoy）设法夺回了匈牙利的大部分，并在欧洲决定性地逆转了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奥斯曼帝国漫长的衰落将一直持续到20世纪。

四、哈布斯堡王朝与瑞典

时间：17世纪上半叶

守成国：哈布斯堡王朝

崛起国：瑞典

竞争领域：北欧陆权与海权

结果：三十年战争的部分（瑞典的参与，1630—1648年）

在1619年他当选为罗马皇帝时，斐迪南二世是中欧最强大的统治者。他的帝国继承了教皇的权威，从地中海延伸到德国北部。然而，他攀向权力时恰逢帝国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威胁之一：北部路德教的崛起。斐迪南试图摧毁孤立的路德宗教会叛乱（Lutheran rebellion）并重申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最终演变成了三十年战争。这也让他与该地区增长最快的国家瑞典发生了冲突。

在17世纪上半叶期间，为了应对德国北部省份的新生叛乱，神圣罗马帝国以外的一些新教势力——包括英格兰和荷兰共和国——自愿为一个军事强大的新教国家提供资金，以对抗德国北部的帝国将军阿尔布雷赫特·冯·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第一个得到机会的国王是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Ⅳ）。被打败后，克里斯蒂安一直被驱赶到丹麦群岛，使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二世更加强大，成为整个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统治力量。华伦斯坦抵达波罗的海沿岸后，计划通过建造哈布斯堡北部舰队来控制波罗的海，极大地令该地区崛起最迅速的大国瑞典极度震惊。

通过与丹麦、俄国和波兰的战争，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成为欧洲最有能力的指挥官之一。通过将经济增长、军事创新和领土扩张相结合，古斯塔夫把瑞典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1590年至1630年，瑞典小的省级军队从15000人增加到45000人。
[668]

使用大炮和征兵制度（欧洲首例）的创新，帮助其建立了一台运转良好的军用机器。
[669]

他在1617年取得了对俄国的决定性胜利，并在1625年取得了对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胜利，这使瑞典能够统一控制波罗的海。在1629年夺得波兰的一片土地之后，瑞典几乎控制了“波罗的海南岸的每一个重要的港口”。
[670]

瑞典扩张主义面临着哈布斯堡王朝的挑战。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塞缪尔·加德纳（Samuel Gariner）所说，华伦斯坦“长期以来一直对此种危险——来自瑞典对他的威胁——保持着警惕……因为没有人会认为当波罗的海南部海岸正形成一股巨大的军事力量时，古斯塔夫会袖手旁观”。
[671]

历史学家彼得·威尔逊（Peter Wilson）称，华伦斯坦“将帝国海军计划视为纯粹的防御”，以保护哈布斯堡在北欧的统治地位，因为他“真正担心的是瑞典的干预”。
[672]

哈布斯堡家族认为防御措施比计划更具挑衅性。古斯塔夫游说国会在德国进行武装干涉，理由是哈布斯堡王朝试图遏制瑞典的增长并对瑞典安全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古斯塔夫开始认为军事僵局是“不可避免的”。
[673]

根据布兰登·西姆斯的说法，古斯塔夫在瑞典国会提出，最好“先发制人，以便快速切换，并将战争的负担转移到敌人身上”。
[674]

1627年，他告诉他的贵族们：“一波又一波的到来，天主教联盟距离我们越来越近。它们暴力地征服了丹麦的大部分地区，如果我们没能够及时有力地抵抗他们，我们必须要担心他们可能会大军压境。”
[675]

正如许多崛起大国面临被既有权力遏制一样，古斯塔夫指责敌人的理由正是他将要做的事情：继续扩张并制造军事威胁。

虽然主要是出于安全利益的动机，但古斯塔夫通过宣称自己是反对天主教帝国的新教徒的支持者而获得了财政支持。这种方法使他赢得了欧洲各地的资助。巴黎——试图中止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权，并希望能够在由瑞典主导的未来战后秩序中保持影响力——也提供了重要支持。
[676]

因此，历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认为：“新教事业也成为了瑞典的事业；德国北部沿海地区也关乎瑞典的利益。”
[677]

1630年7月，古斯塔夫在波兰德国边境附近的乌泽多姆开始了他的突袭。瑞典人享受了早期的成功，占领了波美拉尼亚并向内陆移动。古斯塔夫的野心随着他力量的增长而增长：他决心“阉割皇帝”，并“确保皇帝永远无法再次构成危险”。
[678]

虽然古斯塔夫本人在行动中丧生，但瑞典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在1636年维特斯托克战役（the Battle of Wittstock）中。在战争期间，瑞典军队占领了德国的一半，其胜利反映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中。瑞典成为北欧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欧洲大陆第三大国（位于俄罗斯和西班牙之后）。历史学家称瑞典的伟大时代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初。

五、荷兰共和国与英格兰

时间：17世纪中后期

守成国：荷兰共和国

崛起国：英格兰

竞争领域：全球帝国、海权与贸易

结果：英荷战争（1652—1674年）

当荷兰共和国的独立性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得到充分承认时，它已经成为欧洲最杰出的贸易大国。它在海洋和新生殖民帝国的统治地位很快使自己与英国人爆发冲突，英国人扩大了他们在北美的财产以及他们在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影响。在海上的几次英荷战争中，荷兰共和国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两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联合起来。

借助贸易站遍及丝绸之路沿线、南美洲、西非、日本和太平洋岛屿以及印度的殖民地和后来成为纽约的地方，17世纪中叶的荷兰共和国在国际商贸领域是世界领导者。它利用这种力量构建了一个“无国界”的世界秩序，这一世界秩序使小小的荷兰能够将高生产力和效率转化为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因此，利润丰厚的贸易路线使国有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在全球香料贸易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可以说作为欧洲大陆最先进的海员，荷兰人建立了一支海军，以配合他们庞大的海外贸易帝国。然而，英国试图扩大自己的贸易份额和海洋控制权，不久之前它在美国东部沿海地区建立了竞争殖民地。英国人还开始寻找机会与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进行香料贸易，同时扩大他们的海军舰队（从1649年的39艘主要船只到1651年的80艘）以保护英国航运。到了17世纪50年代，英国的军事人员（从1470年到1600年一直保持在2万人到3万人）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7万人，并且在英国内战之后更加趋于专业化。
[679]

英格兰关于荷兰经济霸权的设计是显而易见的。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之前，英国将军乔治·蒙克（George Monck）就与荷兰人作战问题说道：“这个或那个原因有什么关系？我们所需要的是比现在的荷兰拥有更多的贸易。”
[680]

正如历史学家J.R.琼斯（J.R.Jones）解释的那样，“激进的外国和商业政策”也是查理二世的部长们“增强权力、加强皇室权威”的一种方式。
[681]

荷兰官方准确感知到了英国对商业力量和军事手段的不懈追求，这使他们极度担忧。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荷兰力量“牢牢地扎根于贸易、工业和金融世界”
[682]

。若不加控制，英国可能会减少荷兰对海洋的控制并威胁这个小国的大国地位。
[683]

因此，表面上的经济冲突演变成地缘政治冲突。根据政治学家杰克·利维（Jack Levy）的说法，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商业竞争向战略竞争转化从而引发战争……尽管有人将前两次英荷海战作为‘纯粹商业化’来解读，但纯经济的解释有误导性。事实上，经济冲突的升级潜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和战略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
[684]

历史学家乔治·埃德蒙森同意这一观点，并这样写道，两国都“本能地意识到海洋决定命运，掌握海洋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
[685]

。

1651年，荷兰人拒绝了英国在一项协议中联合反对大陆天主教势力的意图，这项协议可能是为了获得进入荷兰的贸易。作为回应，一个越来越有信心的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个《航海法案》，禁止任何由第三方船只携带的进入英国的欧洲进口商品，并禁止外国船只从英国或其亚洲、非洲或美洲的殖民地进口产品。这个立法的目标在伦敦或海牙都不是秘密：大部分荷兰航运都专注于这类活动。

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描述英格兰的行为时解释说：“由于荷兰人实际上是霸权主义，因此只有两种可能的方式来加强英国商业：国家对英国商人的援助或国家对外国商人的限制……很难看出如何避免对力量的军事考验。即使英国人认为他们是防御性的，对荷兰人的挑衅也太大了。”
[686]

第二年，两国在北海的紧张局势加剧，当时的对抗状态使英国对荷兰宣战，开始了1652年和1674年间三次英荷海战的第一次。尽管冲突的结果是英格兰获得了纽约，海军也得到急剧扩张（从查理一世1649年执政到1660年恢复，增加了200艘以上的军舰），
[687]

但荷兰海军仍是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在1667年突袭梅德韦港（Raid on the Medway），重创了英格兰。

最终，荷兰海洋与贸易的霸权地位保持稳固，英荷冲突随着荷兰王子奥兰治亲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的入侵以及随后的1688年“光荣革命”而结束。两国继续共同反对威廉的大敌——法国的路易十四。

六、法国与大不列颠

时间：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中期

守成国：法国

崛起国：大不列颠

竞争领域：全球帝国与欧洲陆权

结果：九年战争（1689—1697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和七年战争（1756—1763年）

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法国成为欧洲的“卓越权力”。
[688]

然而，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在繁荣的美洲殖民地和“光荣革命”的鼓舞下，很快就在一系列战争中挑战法国的优势地位。起初，英国的力量和其与法国的斗争主要来自它与荷兰共和国的联盟。但是随着英国继续成长为一个威胁法国大陆和殖民地优势的贸易和海军力量，它们的冲突延伸到全球，并以大不列颠获得无可争辩的帝国霸权结束。

尽管路易十四17世纪后期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但他对法国绝对安全的不断追求使他与欧洲各国的大反抗联盟发生冲突。虽然严格来说，他与邻居和平相处，但路易十四在16世纪80年代通过夺取境外的斯特拉斯堡、卢森堡和卡萨莱缓冲区系统地强化了自己的地位。这些成果加上军备增强，表明了他进一步征服的野心。虽然已拥有欧洲最大的军队（到1689年，也是其最大的海军），但路易十四仍强化了法国堡垒，准备了36个步兵营，并且通知了另外14万人作为备用。
[689]

他的野心让他的邻居们感到警惕。1686年，荷兰王子奥兰治亲王威廉（1650—1702年）鼓励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Ⅰ）组建奥格斯堡联盟，旨在进一步遏制法国扩张。1688年9月，法国人跨过莱茵河进入菲利普斯堡。威廉担心法国人会影响他的岳父，即信奉天主教的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the Catholic James Ⅱ），其中许多国民都对这个天主教王朝的前景感到忧虑。他也知道，没有詹姆斯的英格兰可能成为压制法国崛起的强大盟友。在路易十四横渡莱茵河不到6周后，威廉在众多英国同情者的支持下入侵英格兰。詹姆斯逃离，1689年，新教徒威廉成为英格兰国王，他的妻子成为玛丽王后（Queen Mary）。

1689年初，为回应路易十四在上个秋季跨过莱茵河，奥格斯堡联盟开始行动起来。英国现在通过共同领导与荷兰共和国结盟，成为奥格斯堡联盟在对抗法国的九年战争（1689—1697年）中主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用历史学家德里克·麦凯（Derek McKay）和H.M.斯科特（H.M.Scott）的话来说，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威廉的“光荣革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让英国以军事力量以及外交和海上力量出现在大陆舞台上。
[690]

根据历史学家乔治·克拉克爵士（Sir George Clark）的说法，威廉和他的奥格斯堡领导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把这场战争视作一次契机，将法国的权力降低到欧洲其他国家可以接受的水平”。
[691]

尽管战争最终成功地阻止了路易十四的领土规划，但1701年的敌对状态仍在继续，威廉和哈布斯堡重新联合起来阻止路易十四让一位波旁王子继承西班牙王位的企图。该联盟无法阻止路易十四的孙子登上王位，但它成功地迫使路易十四在《乌德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中将新大陆的领土割让给了英国。

部分是因为其对乌德勒支的收购，英国在18世纪初从其殖民地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根据历史学家劳伦斯·詹姆斯（Lawrence James）的说法，“英国对北美出口从18世纪20年代后期平均每年52.5万英镑上升到20年后超过100万英镑”
[692]

。英国也受益于根据荷兰模式所进行的一系列金融改革。
[693]

英国的增长让其竞争对手法国非常担忧。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和伊莎贝尔·图姆斯（Isabelle Tombs）所写的那样，“法国官员”被英国的金融力量“吓呆”了，并对其“深深着迷”。
[694]

这种经济增长也被证明是英国进一步军事扩张的序幕：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英国海军舰队的实力超过了法国和西班牙海军实力的总和。
[695]

英国的金融力量使其能够在冲突发生时迅速筹集资金。正如罗伯特和伊莎贝尔·图姆斯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法国拥有强大的陆地部队，英国“可以在必要时超越法国，把国民生产总值中战争开支比例提升至其敌人的五倍”。
[696]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帝国的迅速发展导致与法国在贸易和领土权利方面的冲突日益加剧。因此，1740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在这场中欧冲突中，法国为摧毁其长期敌人哈布斯堡王朝而战，而英国则为捍卫哈布斯堡王朝而战。）蔓延到美洲大陆。1748年，埃克斯拉沙佩勒以哈布斯堡和英国的胜利结束了这场冲突，但这场胜利并没有减少法英竞争，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詹姆斯的观点，这种竞争“在1748年后持续并加深。法国人仍然相信，他们对手的长期目标是扼杀他们的贸易并征服他们的殖民地”。
[697]

使法国人恐惧的是，英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和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在1740年至1760年间军费开支增加了500%，而法国只增加了150%。
[698]

1756年，法国和英国的竞争在七年战争中被重新点燃。1763年英国击败法国结束这场战争，导致了北美和欧洲均势格局的重新调整。即使它很快就会失去大部分美洲帝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法国的干预——英国已然超过了法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帝国力量，这个地位将维持到拿破仑时代。

七、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与法国

时间：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

守成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崛起国：法国

竞争领域：欧洲海权与陆权

结果：法国革命战争（1792—1802年）、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

通过独创性和对海洋的控制，英国在18世纪末期已经领先其竞争对手，成为欧洲主要工业化国家之一。但从法国大革命开始，重新焕发活力的法国军事机器再次崛起。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法国接管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并威胁到英国的霸权地位，这导致英国和法国陷入暴力对抗。然而，通过为欧洲的反拿破仑军队提供资金，并在海上出色地战斗，英国成功地避免了法国的入侵，加速拿破仑最终的下野。在18世纪80年代，英国的创新浪潮加速了国内工业化和殖民贸易的蓬勃发展，商船运输在1782年到1788年间翻了一番。
[699]

到了1793年，英国可以依靠这条线上的113艘船来保护这些贸易利益，压制着法国76艘同样负责欧洲主要商业经济的船只。
[700]

然而，没过多久，这个小岛国就迎来了英吉利海峡另一侧对手的新挑战。

虽然法国经济在1789年革命后的几年里依然落后，但其非凡的政治发展和军国主义的高涨对欧洲的现状构成威胁。
[701]

出于对日益激进的革命和路易十六国王（King LouisⅩ Ⅵ）及其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安全的忧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和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Ⅱ）于1791年发布了《皮尔尼茨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呼吁欧洲列强在皇室成员处于危险之中时向法国宣战。作为一个警告，这个宣言可能会加速冲突，因为法国激进分子感到受到威胁，于4月宣布战争并成功入侵奥属尼德兰。

尤其因为法国“宣称要以疏远和警告君主及其权力所依赖的整个社会等级制度为目标”
[702]

，这场运动在欧洲君主制国家引起了恐慌。法国军事组织、意识形态和侵略性的相应转变证实了欧洲的担心：该国的激进主义无法被遏制。法国从贵族向军事领导的转变使委员会获得了新的人才，并提高了服役的积极性；仅在1792年，军队就招募了18万名新兵，而第二年的普遍征兵计划则进一步扩大了队伍并提高了革命热情。
[703]

这种崛起中的军事力量和激进政治的结合在英国引起了特别的恐慌。在1793年向众议院发出的一封信中，国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Ⅲ）要求“进一步扩大他的海上和陆地部队”，作为反制法国的一种手段，“法国所表现出的扩张野心，将始终对欧洲的整体利益构成威胁，尤其是当它那些完全颠覆所有公民社会和平与秩序的主义开始散播时。”
[704]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所说，虽然法国入侵低地国家已引起英国的注意，但1793年1月国王路易十六被处决是最后一根稻草，激励英国人采取行动，促使英国“设计一个反对法国的大联盟”。
[705]

到了1793年初，这个欧洲大国联盟参与到战争中，试图扭转法国不断占领领土的局面。这些努力被证明是不成功的：法国通过吞并荷兰、意大利北部以及对美国路易斯安那领土的短暂收购，在18世纪90年代仍扩大了其领土范围。

当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在1799年“雾月政变”（Coup of 18 Brumaire）中夺取政权，并开始试图控制整个欧洲时，英国人对法国扩张主义的担忧升至了生存威胁的高度。
[706]

具体而言，拿破仑于1797年告诉督政府，法国“必须摧毁英国君主制，或者等着被它摧毁”，并承诺“歼灭英格兰。这样做，欧洲就在我们脚下”。
[707]

英国也严肃对待这些威胁。“我们每天都认为波拿巴会尝试他的威胁入侵，”
[708]

乔治三世（George Ⅲ）在1803年坦白说。即使拿破仑近期未能入侵，他在欧洲大陆的进步也加强了英国长久以来的信念，即英国自身安全需要避免一个欧洲霸权的形成，在欧洲陆地缺乏竞争对手会使其将资源投入转向海上舰队。正如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莱吉尔（Michael Leggiere）所说，总理威廉·皮特（William Pitt）采取的策略不仅要“通过迫使法国放弃征服这些低地国家来恢复欧洲的均势”，而且还要使英国成为“垄断全球贸易的海上大国”。
[709]

对英国来说幸运的是，拿破仑从未发展过可以取代英国在海上统治地位的海军。1805年，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中将在特拉法尔加打败了法国舰队，使拿破仑入侵英国的希望破灭，保证了英国作为欧洲反拿破仑的财力支持者的安全。此后，随着拿破仑继续在欧洲大陆扩张，同时导致大量公共债务堆积，英国的经济和外交优势变得越来越明显，伦敦成为欧洲反拿破仑的伟大希望。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解释的那样：“只要英国提供补贴、弹药，甚至部队可以保持独立，巴黎政府就永远不能确定其他大陆国家会永远接受法国的统治。”
[710]

拿破仑的地位第一次被撼动是在1812年入侵俄国失败。随后他遭遇了更大规模的失败，并于1815年在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军的滑铁卢战役中最终战败。

八、法国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与俄国

时间：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

守成国：法国（陆地）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海洋）

崛起国：俄国

竞争领域：全球帝国、中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影响力

结果：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

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稳步获得领土和军事力量的同时，给欧洲带来了恐惧。法国和英国作为在中东和南亚区域网络的全球贸易的既定参与者，尤其对圣彼得堡借奥斯曼帝国之机努力进行发展感到震惊。这些紧张局势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达到了高潮，这场冲突证明了英国和法国的统治地位，揭示了俄国崛起背后的潜在弱点。

在俄国土耳其战争（1806—1812年和1828—1829年）之后，俄国取得了非常丰富的定居点，增加了它在东欧和高加索的保护地，并扩大了进入黑海的通道。这些战争以及俄国在波斯和东欧的战役促成了其领土的大规模扩张：俄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半期收购了全部或部分现代芬兰、波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危险地逼近欧洲权力中心。
[711]

随着俄国领土的增长，其军事力量也在增长：到了1820年，其军事规模已经是法国或英国的两倍，1853年，俄国军事规模已远超二者总和。
[712]

俄国每前进一步，人们便会愈发害怕俄国可能会把欧洲的“病人”（沙皇称呼奥斯曼帝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而威胁全球均势格局。
[713]

1829年，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签订的《亚得里亚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使英国驻俄大使海特斯伯里勋爵（Lord Heytesbury）相信，俄国将很快使奥斯曼帝国“像任何印度王子顺从（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样，顺从沙皇的命令”。
[714]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英国和法国在1831年至1833年的埃及奥斯曼战争中对奥斯曼帝国方面进行了外交干预，它们担心奥斯曼帝国可能会在俄国的压力下变得脆弱。

俄国屡屡企图夺取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并在东欧宣称其影响力，正如历史学家布伦丹·西姆斯所说的，这一举措使英国相信，俄国不仅要“分割奥斯曼帝国，而且要统治整个欧洲”
[715]

，并确保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从而使俄国黑海舰队在地中海占有一席之地。这个所谓的“东方问题”对英国海军的统治地位构成了强烈威胁。英国的一些人甚至认为俄国可能挑战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力量。
[716]

亨利·基辛格对英国和法国的焦虑给出了一个解释：“关于俄国的一切——它的绝对主义，它的规模，它的全球野心和不安全感——对传统的欧洲国际秩序概念构成了潜在的挑战。”
[717]

基辛格认为，这种焦虑也明显地存在于法国和英国的公众之中。举一个生动的例子，当时流行的法国旅游出版物描述俄国拥有“过度和巨大”的野心，“设计对其他国家实行暴政”。
[718]

直到它在战争的熔炉中被测试，俄国和其竞争对手才认识到这些描述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719]

1853年，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Ⅰ）要求阿卜杜勒米吉德苏丹（Sultan Abdulmejid）承认俄国作为对君士坦丁堡和圣地东正教徒的保护地位。英国外交官试图调解这一争端，但最终未能达成《奥斯曼协议》的和解协议。当外交手段失败时，苏丹向俄国宣战。沙皇迅速采取攻势，派出部队占领多瑙河公国（当今的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并在克里米亚首都塞瓦斯托波尔建立他的黑海舰队。在俄国人成功摧毁了锡诺普的奥斯曼舰队之后，英国和法国已经打算停止观望。尽管沙皇的声明与此相反，但两国都担心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以及之后的权力真空期俄国将乘虚而入。对于英国来说，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将对其在地中海的地位构成不可容忍的威胁。出于对俄国扩张的恐惧，英国和法国开始联合起来，包括派遣一支舰队进入黑海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退出多瑙河公国。在俄国拒绝后，法国和英国对俄国宣战并派遣一支远征军到克里米亚。

技术和组织的落后在战斗中拖了俄国的后腿。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国部队最终战败。这不仅打破了俄国军事优势的幻想，提升了法国和英国的威望和信心，而且挽救了奥斯曼帝国的又一个65年。正如海军历史学家亚当·兰伯特（Adam Lam-bert）所总结的那样：“英国、法国和俄国在全球范围内为控制欧洲而战，这一殊荣暂时归法国。而世界在英国人手里又停留了两代人的时间。”
[720]

九、法国与德国

时间：19世纪中期

守成国：法国

崛起国：德国

竞争领域：欧洲陆权

结果：普法战争（1870—1871年）

在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统治下，用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话来说，法国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西欧首屈一指的陆地强国，表现出“强大和自信”
[721]

。但不久，普鲁士的奥托·冯·俾斯麦，一位掌握着加速经济增长的罕见技能的政治家，追求建立统一的德国并夺取法国的地位。虽然俾斯麦认为必要的战争是为了团结德国各州，但法国却将冲突视为限制普鲁士崛起的手段。一年的战争证明了俾斯麦的战略远见，巩固了德国作为一个伟大统一的国家的地位。

1850年，法国的殖民帝国遍布世界各地，从太平洋群岛和加勒比地区到西非和东南亚。其国内制造业经济是欧洲大陆最具活力的。
[722]

到了1860年，其军事开支超过了除俄国以外的其他所有竞争对手，其海军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保罗·肯尼迪指出：“有时候……这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都会引起恐慌。”
[723]

同样到1860年，法国对克里米亚的军事干预和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使巴黎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安全守护者。然而，这种卓越被证明是短暂的。10年后，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会面临欧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机器之一：奥托·冯·俾斯麦的普鲁士。

在1864年击败丹麦、1866年击败奥地利后，如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所说的：“法国处于一种危险的情绪中，作为一个强国它看到自己的实力下降至第二位。”
[724]

虽然普鲁士在1820年的人口只有法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19世纪60年代的兼并使这一比例在1870年达到了近五分之四。“多亏了普鲁士人对普遍征兵制的使用”，俾斯麦也积累了“一支比法国规模大三分之一的军队”。
[725]

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后来称，自薛西斯
[726]

的传奇军队以来，从未看到一支类似于俾斯麦这样的有着120万士兵的部队。
[727]

普鲁士的工业崛起同样令人生畏，其钢铁产量从1860年是法国的一半增长到10年后超过了它。
[728]

俾斯麦还开发了轨道铁路运输系统。根据历史学家杰弗里·瓦沃（Geoffrey Wawro）的说法，这些快速发展“是令人震惊的，它对法国权威构成了威胁，并预示着未来法国权力的全面消亡”。
[729]

因此，“普鲁士在1866年后统治（法国）的内政外交”，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730]

俾斯麦的目标是将普鲁士主导的北德意志联邦和南德意志的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区域联合起来。
[731]

作为战略大师，他总结说，对法国的战争会使独立的南德意志诸邦投入普鲁士的怀抱，这将是朝向德国统一迈出的重要一步。正如俾斯麦后来声称的那样，“我并不怀疑在建立统一德国之前必须发生一场法德战争。”
[732]

普鲁士所要做的就是挑起战争。意识到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东部崛起的警惕，俾斯麦找到了一个契机，即通过威胁将德意志霍亨索伦家族（House of Hohenzollern）的亲王推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来进一步激起法国人的恐慌。
[733]

若是如此，法国将腹背受敌。

霍亨索伦的王位候选人和埃姆斯电报（俾斯麦曾经操纵的一个半真半假的新闻，其暗示了普鲁士国王和法国大使之间的对峙）促成了拿破仑三世决定在1870年7月向普鲁士宣战。在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法国犯了一个在守成国中常见的战略错误：它认为迅速采取行动将会阻止崛起国超越其地位，但实际上加速了它最担心的命运逆转。1870年，法国对它可以消除普鲁士的威胁仍然有信心（事实证明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在普鲁士进一步崛起之前，它需要进行一场预防性战争。
[734]

就像俾斯麦预料的那样，因为德国南部各邦国认为法国是侵略者，所以它们加入了北德意志邦联。“毫无疑问，”迈克尔·霍华德认为，“法国是直接的侵略者，俾斯麦并没有直接挑拨法国发动战争。”
[735]

在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一个统一的德国出现了，它拥有整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队。正如布兰登·西姆斯所写的那样：“以任何标准衡量，它都是庞然大物。”
[736]

因此，一场让俾斯麦一举跻身伟大政治家行列，但最终导致拿破仑三世被捕和流亡的战争，最初看起来似乎是法国的一个好选择，其对于普鲁士也是一样的。

十、中国和俄国与日本

时间：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

守成国：中国和俄国

崛起国：日本

竞争领域：东亚地区海权与陆权

结果：甲午战争（1894—1895年）和日俄战争（1904—1905年）

进入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两个大国统治了亚洲大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地区大国，还有俄罗斯帝国——一个在亚太地区长期存在野心的欧洲大国。但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迅速现代化的岛国——日本——所带来的新威胁。到1905年，中国和俄国已经分别在两场对抗野心勃勃的日本的破坏性战争中遭到挫折。双方都不得不与一个新兴的太平洋国家抗衡，而后者的增长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军事的进步促进了日本在19世纪后期的崛起：国民生产总值在1885年至1899年间几乎增长了两倍，随着明治天皇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和海军，军费开支急剧增加。
[737]

1880年，军费支出占日本年度财政预算的19%；到了188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25%；而在1890年，军费支出占比上升到了31%。
[738]

与西方大国和中国相比，日本日益强大的实力强化了其领导层对其在该地区从属地位的不满，这鼓励他们“必须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以扩大日本的影响力。
[739]

军事力量的增强使得日本领导人认真考虑在太平洋岛屿和亚洲大陆扩张领土，这将直接挑战中国的地位以及俄国在该地区众所周知的布局。但为了有效地投放自己的力量，日本人需要一个大陆的立足点：那就是朝鲜半岛。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对朝鲜的政策不断演变成为了反映日本政府作为一股崛起力量的日益增强的信心和自信的晴雨表。起初，这些政策主要侧重于推动朝鲜改革，加强朝鲜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来反对中国干预，扩大日本的影响力，同时逐渐地让朝鲜疏远中国。正如日本历史学家彼得·达斯（Peter Duus）写道，朝鲜的战略意义“不仅仅因为它毗邻日本，而且因为它无法抵御外敌……如果朝鲜仍然‘落后’或‘不文明’，它将继续孱弱下去，如果它继续孱弱下去，它将会成为吸引外国捕食者的猎物”
[740]

。然而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指出，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的目标“不再是维持中日之间的平衡，而是瞄准了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力”
[741]

。

日本对西方（特别是俄国）在东亚影响力的长期担忧，坚定了其日益强烈的决心。天皇担心俄国可能对日本的迅速崛起作出反应，利用其新建的西伯利亚铁路（1891年开始建造）来干预朝鲜半岛，甚至入侵日本。
[742]

日本陆军元帅、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在1893年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和朝鲜都不是我们的敌人，英国、法国和俄国才是。”
[743]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这迫使朝鲜高宗请求清朝军队帮助平息暴乱。日本自然不愿看到其在朝鲜苦心经营的势力影响被中国压过一头，随即派遣自己的军队与清朝军队发生直接冲突。随着天皇的军队迅速将清朝军队从平壤赶出去，接着在与清朝的北洋水师的对抗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并到达中国东北，向西北进军中国领土
[744]

，他的对手们被日本军方充足的战争准备所震惊。一年后，中日甲午战争在北京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后落下了帷幕，该条约承认了朝鲜的独立（名义上是这样，实际上是让朝鲜脱离与清朝的藩属关系转为日本的附庸国），将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

日本对俄罗斯试图遏制其实力扩张的担忧是有先见之明的。俄国、法国和德国三国对日本压倒性的胜利以及条约中激进的条款内容感到不安，它们在条约签订之后立即展开三国干涉，陷入难堪中的日本勉强同意了三国的干预，被迫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从而让俄国避免遭受日本扩张的威胁。

但是，它也使日本坚定了消除俄国威胁的决心。“自遭受1895年俄国干预的耻辱以来，”历史学家J.N.韦斯特伍德（J.N.Westwood）写道，日本政府“一直慎重地准备着与俄国进行最终的决战”。
[745]

日本的准备工作做得极其充分，在甲午战争后的十年里，天皇海军的兵力几乎增加了3倍，而陆军人数增加了9倍。
[746]

作为对俄国在三国干涉中获得了法国和德国的支持的回应，日本试图通过在1902年与英国结成英日同盟以避免欧洲对日本的进一步牵制。此时的日本已经决心将俄国势力从中国东北剔除。

由于无法就俄国撤军问题达成一致，日本于1904年2月在旅顺港（位于中国东北沿海）对俄国舰队进行突然袭击，为期一年半的日俄战争就此爆发。日本军队再次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并在为此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中，顺利实现了让俄国势力退出中国东北的目标。随着在中国东北战胜俄国，日本在其通往太平洋霸权的道路上又清除了一个障碍。

十一、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与美国

时间：20世纪早期

守成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崛起国：美国

竞争领域：全球经济主导地位与西半球的制海权

结果：无战争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了世界上居于首位的帝国——大英帝国，而它不断壮大的舰队是英国皇家海军令人不安的潜在对手。随着美国开始在西半球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英国要维持影响深远的殖民帝国，不得不面对着更加紧迫的威胁和挑战，最终英国接受了美国的崛起。英国的让步使美国能够在西半球和平地取得支配地位，这次伟大的和解为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美英联盟奠定了基础，两国之间旷日持久的“特殊关系”现在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美国已经从内战的废墟中复苏，成为经济大国。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世纪70年代初超过了不列颠，并于1916年超过整个大英帝国的经济总量。
[747]

在1890年至1914年间，快速发展的美国的能源消耗和钢铁生产水平相较于英国提高了两倍，其所有关键的工业化指标都是如此。
[748]

美国的信心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升，华盛顿在西半球也变得越来越自信，坚持介入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争端的仲裁。美国不断膨胀的区域性角色引起了对即将发生大国冲突的担忧。1895年末，美国卷入英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领土争端，对于此举将招致英美战争的担忧，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引发了恐慌。
[749]

1896年1月，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警告他的财政部长：“与美国的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可能发生，战争不会在今年爆发，但会在不远的将来爆发。”
[750]

与皇家海军相比，美国海军仍然很弱小，但它正在成长，特别是在美西战争期间以及在强硬的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之后，美国海军船只的总吨位在1900年至1910年之间几乎增加了两倍。
[751]

英国第一海军大臣在1901年承认：“如果美国人选择为他们轻易就能买得起的东西付钱，他们可以逐渐建立一支和我们规模相当的海军，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超越我们。”考虑到这一现实，他认为“如果我能尽量避免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和美国发生争吵”
[752]

。

令英国陆军部惊愕不已的是，英国海军部悄悄地将美国排除在“两强标准”（Two-Power Standard）
[753]

之外，这一标准要求皇家海军实力必须至少与第二大和第三大海军实力总和相当。海军部忙于应对离本土更近的威胁，并尽其所能避免制定与美国开战的应急计划。1904年，第一海军大臣在海军部告诉他的文职长官，英国应该“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避免这样的战争”，因为“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中，它都无法逆转美国的压倒性优势，无法逃脱耻辱的失败”。因此，为战争作准备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754]

索尔兹伯里表示，许多英国人深感遗憾的是未能及早处理美国的威胁：“这是非常令人伤心的，但我担心美国一定会继续发展，没有什么能恢复我们之间的平衡。如果我们当时插手了美国内战，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将美国的力量削弱到可以控制的范围。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机会稍纵即逝。”
[755]

英国不是通过战争来挑战美国的崛起，而是通过适应美国的崛起，创造了“伟大的和解”。因为在其他地方，英国要面对更多凶险和临近的威胁；而在整个西半球，没有任何美国的竞争对手可以作为英国的盟友，为了保卫大英帝国的财产，英国别无选择，只能迁就美国人。许多英国人认为，美国对加拿大和拉丁美洲主权争端的领土要求，对利润丰厚的捕鱼权的获取，以及对未来巴拿马运河的控制都是不合理的。根据历史学家安妮·奥德的说法，“到1903年时，在英国作出一系列妥协的情况下，美国也没有作出任何让步。英国只能默许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从阿拉斯加到委内瑞拉”
[756]

。

英国人反感美国人是有道理的，美国对整整一个世纪的自由安全缺乏感激之情。
[757]

但伦敦愿意选择妥协来弥合两国之间的长期敌意，这足以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可以成为英国物资和战争经费的基本来源。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贷款和支持，以及华盛顿作为英国盟友最终派兵加入战争，这在击败德国的过程中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因素。

十二、英国与德国

时期：20世纪早期

守成国：受到法国、俄国支持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崛起国：德国

竞争领域：欧洲陆权与全球海权

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

在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德国成为了欧洲大陆最主要的军事和经济大国。它的进一步崛起威胁到英国的工业和海军霸权地位，并有可能使欧洲均势失衡。尽管最初的目的是赢得英国的尊重，但德国不断上升的海上力量引发了与英国激烈的海军竞赛。英德两国的对抗，以及东方崛起的俄国与德国之间的又一个修昔底德陷阱，在巴尔干地区冲突转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860年至1913年间，德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从4.8%上升到14.8%，超过了其主要竞争对手英国——其份额从19.9%下降到13.6%。
[758]

在1870年统一之前，德国的钢铁产量仅仅是英国的一半；到1914年，它的产量便上升至英国的两倍。
[759]

到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在非洲得到了殖民地的财富，在中国、新几内亚和南太平洋的几个岛屿上也建立了贸易前哨站。这些资产与英国或曾经的法兰西帝国所拥有的规模完全不能相比，可俾斯麦自己也不是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但是，德国新皇帝威廉二世在1890年赶走了俾斯麦，并决定让他的国家成为“世界大国”——而谋求这一地位，必然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

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铁毕子为德国海军挑战欧洲最强海军力量——英国的地位设定了一条发展路线。虽然德国的意图仅仅是确保英国人对其的尊重，但其海军建设还是激起了英国领导人的恐慌，并引发了激烈的军备竞赛。第一海军大臣塞尔伯恩伯爵在1902年强调了这种担忧：“我确信，强大且焕然一新的德国海军正在小心翼翼地建立起来，就是为了和我们作战……（英国驻德国大使认为）在决定海军政策时，我们不能忽略德国人的恶毒仇恨或德国海军昭然若揭的野心。”
[760]

德国的新舰队不仅影响英国的海军政策，还影响到整个国际前景。正如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所说：“德国打算将海军竞赛作为迫使英国展现友好的一种手段，但它不仅促使英国超过德国，而且还让英国放弃了它的‘光荣孤立’政策，选择与法国和俄国结盟。”
[761]

德国日益强大的力量使其不仅能够消灭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还能控制英国的海岸线——与任何对英国海军霸权的挑战一样，英国都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威胁。

在俄国力量不断增长的同时，柏林面临着第二个修昔底德陷阱。到1910年左右，俄国已经从早先日俄战争的失败和国内不断酝酿的革命动乱中恢复过来。在德国的边界上，现在的俄国似乎正在崛起为一个复兴的现代军事力量。1913年，俄国宣布扩大军队的“总体规划”（grand program），并于次年正式颁布实施。据其预计，到1917年俄国军队的数量将是德国的三倍。德国的双线作战计划打算先速战速决击败法国，然后才开始处理行军缓慢的俄国军队的威胁。但法国对俄国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所给予的支持，已经威胁到德国的整个战争计划。到1914年，法国的大量投资使俄国铁路系统快速发展完善，俄国军队的动员时间缩短到两周，而不是德国原计划的六个星期。
[762]

俄国的迅速崛起，以及普遍关于欧洲最终战争的宿命论，激发了德国政治和军事领导层的狂热态度。许多人提出了趁着仍有机会击败俄国的时候，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特别是战争的胜利可能会让德国摆脱俄国、法国和英国的“围剿”。
[763]

1914年6月，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后，德国向维也纳开了一张臭名昭著的“空白支票”。而这张支票表达了在奥匈帝国没有粉碎其在巴尔干地区的敌人，以及未来与俄国的冲突中无能为力的前景下，对德国唯一盟友垮台的担忧。
[764]

自战争爆发以来，学者们一直在争论如何划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有些人甚至完全无视这个问题。
[765]

虽然直接指出罪魁祸首必然过分简化了问题，但一组修昔底德式的对手（德国和英国，德国和俄国）对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地区冲突演变成一场持续多年的大陆冲突负有主要责任。

1914年，伦敦和柏林之间、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修昔底德式的同步行为，开始相互交错。德国决心支持其盟友、应对俄国崛起的威胁，从而确保自己的生存，这导致其对沙皇及其盟友法国宣战。在威胁要摧毁法国和推翻欧洲均势的情况下，德国越过了英国的红线。用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话来说：“就英国和德国政府而言，1914—1918年的冲突基本上是由于前任大国试图维持现状，而后续大国出于进攻和防御的目的采取措施来改变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讲，伦敦与柏林之间的战争，不过是至少15年、20年前发生事件的延续。”
[766]

在诸多引发战争的原因中，没有一个像修昔底德陷阱一样具有破坏性。

十三、苏联、法国、英国与德国

时间：20世纪中期

守成国：苏联、法国、英国

崛起国：德国

竞争领域：欧洲海权与陆权

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

德国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带领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民族自豪感同时复苏，违反《凡尔赛条约》并蔑视法国和英国维持的战后秩序。在寻求生存空间（Lebensraum）
[767]

时，希特勒有条不紊地扩大了纳粹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法国和英国认识到德国野心的过程太过缓慢，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后才对其宣战。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数百万的苏联和美国军队扭转战局，它们将无法阻止德国对欧洲大陆的统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后，法国和英国的统治阶层花费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来重建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德国不得不服从于两国，其实力的发展因《凡尔赛条约》的条款而受阻。该条约规定了严厉的经济赔偿，并对德国军事力量施加了严格的限制，禁止它拥有飞机、坦克，以及禁止其军队人数超过10万。德国被迫放弃其海外殖民地和13%的欧洲领土（以及其人口的10%），并同意盟国占领其工业核心区——莱茵。
[768]

对德国人的骄傲最具破坏性的是“战争罪责条款”，该条款将战争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虽然“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非常愤慨”
[769]

，但所谓的“奴隶条约”
[770]

“基本保持了德国经济和地理上的完好，并保持了国内的政治团结和再次成为一个大国的潜力”
[771]

。在20年后的世界大战中，阿道夫·希特勒将利用这种力量再次推翻欧洲秩序。

希特勒“不遗余力”地推动德国崛起。
[772]

1933年，在他的国家社会党赢得选举后，希特勒开始通过非民主的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为自己辩护，呼吁将“德国举国之力”集中在重整军备的单一目标上，以确保他眼中德国人民的“生存空间”，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的那样：“他想要整个中欧和整个俄国，直到伏尔加河畔的土地来作为德国的生存空间，从而为德国的自给自足和强国地位提供保证。”
[773]

德国的军事建设进行得很快，当希特勒成为总理时，法国和英国在国防方面的投入是德国的两倍，到了1937年德国便扭转了这一比例，其国防支出相当于英法总和的两倍。
[774]

德国迅速的装备整顿体现在其军用飞机的生产上：1933年，德国生产了368架飞机，但到1938年，其产量增加到5235架，超过法国和英国的总产量。
[775]

德国军队从1936年的39个师扩展到1939年的103个师，总数为276万人。
[776]

起初，德国重整军备遭到了其未来对手“漫不经心”
[777]

的回应，它们“几乎没有立即认识到危险”
[778]

。尽管温斯顿·丘吉尔进行了反复严正的警告，德国“不惧怕任何国家”，并且“在以某种德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方式武装起来”，但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认为希特勒只是试图纠正在凡尔赛犯下的错误，并默许了1938年9月德国在慕尼黑吞并苏台德地区。
[779]

然而在1939年3月，希特勒决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时，张伯伦的焦虑与日俱增——这表明了希特勒的野心不止于此。张伯伦反问道：“这是一次旧危机的结束，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对一个小国家的最后一击，还是对其他国家故技重施？这实际上是朝着试图用武力统治世界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吗？”
[780]

然而，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解释的那样，法国“变得如此消极，以至于无法行动起来”
[781]

。斯大林认为，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能让苏联的利益最大化，其中包括一项关于瓜分东欧的秘密协议。
[782]

在同意与斯大林达成协议一周后，希特勒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随即于1939年9月3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自此开始。不到一年，希特勒就占领了法国以及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尽管英国挫败了德国的空袭，但它还是在欧洲大陆上一败涂地。1941年6月，希特勒背叛了斯大林并入侵了苏联。四年之后，当德国被击败时，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摧毁，而它的东半部将在接下来的40年里，处于苏联的统治之下。如果没有美国，西欧不可能得到解放，而它们将继续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希特勒发动的战争，就此成为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为血腥的战争。

十四、美国与日本

时期：20世纪中期

守成国：美国

崛起国：日本

竞争领域：海权与亚太地区影响力

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1945年）

日本帝国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且拥有着包括朝鲜和中国台湾在内的日益增长的势力范围，这使其势力不断增强，在20世纪成为侵略型霸权主义国家。随着日本的扩张，特别是其势力进入中国后，威胁到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所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越来越敌视日本。在美国试图通过限制原材料进口来遏制日本后，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将迄今为止仍不情愿参战的美国人拉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1915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利用日本新近获得的影响力，向中国征收“二十一条”关税，以求增强日本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属地霸权。这些要求不仅对中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也对1899年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后所建立的地区秩序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国务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担心日本的要求将威胁到这种秩序以及依赖于此的美国式的生活方式。
[783]

为了追求“东亚新秩序”，日本在1931年无缘无故发起了一场挑衅战争，以此夺取中国东北。这场战争延伸到了中国的心脏地带，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达到了高潮。虽然美国认为日本对其盟友的侵略令人惊愕，但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最初保持克制，即使日本轰炸了美国一艘在南京附近营救美国人的船只，也未采取行动。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开始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并对日本实施日益严厉的经济制裁。由于岛国几乎完全依赖于进口关键原材料，如石油、橡胶和废铁，而且因为它认为领土扩张对于获得自然资源和未来成为强国至关重要，所以日本的领导层认为这种遏制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正如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Kichisaburo Nomura）于1941年12月2日告诉华盛顿的那样：“日本人认为……他们正被美国置于严峻的压力下，至屈从于美国的立场；而这样的话，与其屈服于压力，不如打仗。”
[784]

因为日本与欧洲的轴心国、维希法国和苏联就殖民地问题进行了谈判，这将使得它们在东南亚更容易进行扩张，所以美国中止了与日本的谈判。根据历史学家理查德·斯托里（Richard Storry）的说法，华盛顿确信日本正在“重新划分亚洲的势力范围，以此将西方排除在外”。
[785]

随着制裁收紧，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他的日记中深刻地指出：“恶性循环的报复与反报复正在进行中……显然最终的结果是战争。”
[786]

罗斯福在1941年8月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被证明是战争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前国务院官员查尔斯·马希林（Charles Maechling）解释说：“虽然石油不是造成关系恶化的唯一原因，但一旦被作为外交武器使用，它将使得敌对状态不可避免。美国在没有充分考虑可预见的爆炸性后果的情况下，毫无顾忌地切断了强大对手的补给生命线。”
[787]

绝望中，日本领导人批准了一项计划，对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进行先发制人的“淘汰打击”，为夺取东南亚和荷属东印度资源丰富的领土扫清障碍。正如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战略反映了它“不进则退”的信念，而且鉴于美国“固有的贪婪本性”，日本与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788]

回顾过去，美国政治家们意识到了石油禁运政策的鲁莽。正如后来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所说，美国对日本意图的误解并不是基于“日本政府在亚洲的企图，不是我们的禁运激起的敌意，而是东条英机（General Tojo）为了实现他的目标，将要承担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风险。华盛顿没有人意识到，东条英机和他的政权不是将征服亚洲视作其个人野心的达成，而是将其视为政权的生存问题。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789]

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在短期内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日本继续享受着对美国和英国的巨大战术胜利，但战争最终导致它在1945年几乎完全被摧毁，而日本在东亚的战争造成了数千万人丧生。

十五、美国与苏联

时期：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

守成国：美国

崛起国：苏联

竞争领域：全球大国

结果：无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据着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拥有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并且垄断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手段：核弹。然而，美国的霸权很快就受到了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友——苏联——的挑战。虽然两国经常关系紧张，但冷战却成为历史上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成功的案例之一。通过发展武装冲突之外的军备竞争，美苏两大国和平地控制着历史上风险最高的大国竞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人以极大的代价从纳粹统治中解放了东欧国家，这让他们觉得有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欧废墟中划出一个势力范围。通过部署军事顾问和情报官员来指派当地政客，建立全新的共产主义政党，策划政变并镇压不同政见，苏联建立了一个延伸到德国中部的帝国。用丘吉尔的话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特里亚斯特，一个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很快就明白，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所写的那样，苏联寻求的“不是在欧洲恢复权力平衡，而是像希特勒一样彻底地统治这个大陆”
[790]

。在欧洲拥有了支配一切的至高地位，斯大林可以轻松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他的“革命帝国”共产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后的9个月，1946年2月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出炉；不到两周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确定将苏联共产主义视作西方的生存威胁。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代表了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观点，他写道，苏联共产主义“与民主不相容，因为它依赖于用武力实现目标的意愿”。
[791]

到1949年，苏联通过试验自己的原子弹成功地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局面。8年后，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这是第一颗进入太空的人造卫星，击破了美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假定的领先优势。与此同时，苏联经济开始飙升：到1950年，其工业生产水平比战前增加了173%，而1950年至1970年间，每年平均经济增长（至少如官方报告显示）为7%，
[792]

这使人们担心苏联可能在经济上与美国相匹敌甚至超过美国。
[793]

保罗·萨缪尔森在20世纪60年代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预测，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超过美国。
[794]

虽然萨缪尔森的预测从未实现过，但苏联在军费开支和钢铁生产两个关键领域确实超过了美国，其均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
[795]

为应对这一挑战，美国采用了除炸弹和子弹之外的所有传统战争工具，以及许多非传统的战争工具。这种对抗因此被称为冷战。
[796]

尽管有一些千钧一发之际（例如古巴导弹危机）和几次代理人战争（发生在韩国、越南、阿富汗和其他地方），但双方之间避免了公然的直接冲突。
[797]

历史学家就冷战从未走向热战的原因提出了各种解释，大多数人都将之归因于核毁灭带来的恐惧
[798]

，而有些则强调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地理距离
[799]

，或者是侦察计划的增加减少了发生危险误解的可能性
[800]

。许多人指出，两国共同认可了双方竞争之上的限制条件，这使它们能够利用除直接冲突之外的各种形式相互打击。
[801]

使两大国脱离战争的另一个因素是围绕核武器而开展的合作文化，其始于1972年签署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Treaty），并于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戈尔巴乔夫峰会达到高潮。这些峰会不仅降低了核事故的风险，而且还建立了两国间信任的基准。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持续40多年的遏制战略取得了成功。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与提倡命令控制的独裁主义内部矛盾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几十年内掏空了苏联政权。在“大炮和黄油”
[802]

都无法提供的情况下，苏联在1991年解体，20世纪后期最典型的修昔底德式冲突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结束了。

十六、英国和法国与德国

时间：20世纪90年代至今

守成国：英国与法国

崛起国：德国

竞争领域：欧洲的政治影响力

结果：无战争

在冷战结束时许多人预计，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将恢复昔日的霸权野心。尽管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国注定要恢复自己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但它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良性的。意识到修昔底德陷阱是如何让他们的国家陷入泥潭后，德国领导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施加自己的权力和影响：领导一个统一的经济秩序，而不是以军事为主导。

当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在冷战结束提出德国统一问题时，欧洲的领袖——英国和法国，在面对一个新兴强大的德国出现的前景时，显得犹豫不决。对于许多战略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分割德国，可以永久解决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问题”。在描述北约对欧洲的三重使命时，有句玩笑话经常被提到，就是“把苏联人赶走，让美国人进来，让德国人倒下”
[803]

。

英国和法国的焦虑很容易理解：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将成为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欧洲的经济发动机。依照此种想法，法国驻德国大使在1989年辩称，德国的重新统一“将产生一个由德国统治的欧洲，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
[804]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则想得更远，她私下向老布什总统提出了这些担忧，她担心“德国人会在和平中得到希特勒在战争中无法得到的东西”
[805]

。为了对抗这种威胁，撒切尔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讨论了加强英法联盟的问题。例如，密特朗认为“英法双边的军事甚至是核能方面的合作，对于德国是一种平衡”
[806]

。根据前外交官、学者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和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说法，“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认为德国的任何复兴都必须与欧洲的体系相结合，这才能使德国不会危及法国”
[807]

。

正如欧洲领导人所预见的那样，德国确实能够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迸发出欧洲最为强大的政治声音，其填补了苏联解体所留下的权力真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复兴和平地发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和法国也站到了德国的一边。正如亨利·基辛格最近观察到的那样：“在击败德国、宣称支配欧洲70年后，如今的战胜国们正在恳求德国领导欧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原因。”
[808]

那么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德国的和平崛起主要得益于其宏伟远大的战略，即通过公开表达自己的善意和寻求与昔日对手的相互依赖，来消解欧洲的怀疑。最重要的是，德国领导人有意识地选择不去重新发展本该与国家经济实力相称的军事存在。

随着德国实现经济霸权，成为欧洲一体化市场的主导者，领导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这条新路径变得尤为明显。正如前英国贸易大臣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将其权力主要用于影响欧洲的政治经济：“德国绝没有表现出在国际外交事务中扮演任何战略角色的意愿，而英国和法国都认为扮演这种角色是理所当然的。”
[809]

正如国际关系学者赫尔加·哈夫腾多恩所描述的那样，一体化战略“通过强调将德国复兴的潜力融入一个新欧洲的重要性，来抵消德国在势力和主权方面的扩张，创造一个‘欧洲化的德国’而不是‘德国化的欧洲’”
[810]

。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统一之前就开始追求经济一体化。
[811]

此外，德国决定放弃军事扩张以适应其经济影响力，无疑受到了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保障和欧洲稳定力量的影响。然而无论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德国最终向它昔日的对手证明了自己的可靠，正如政策分析家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在《德国力量的悖论》一书中所描述的一种全新的民族精神，即“一种经济自信和军事节制的奇怪混合……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德国是一个良性因素”
[812]

。

最近，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来自叙利亚和中东的移民和难民的大量涌入造成了欧洲的不稳定，这使得现有的欧洲体系和德国的领导地位受到质疑。然而，无论欧洲的未来如何，或者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安全存在出现了异于历史的情况，德国在权力过渡的关键时刻的做法，为寻求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提供了持久而重要的教训。德国已经认识到，增加国防开支以适应经济发展很容易引发冲突，而且需要持续的善意姿态才能克服敌对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恐惧。通过展现自己的稳定和开放、追求与昔日对手的融合，以及放弃更传统的炫耀权力的意愿，德国迄今为止成功地逃脱了修昔底德的陷阱。

附录2　七个“稻草人”

在学术辩论中，学者们经常倾向于攻击“稻草人”，而不是对一个已经阐明的论点提出异议。

这个模式很简单：树立一个“稻草人”，把它点燃，然后声称已经驳斥了这个论点。

为了批驳2015年9月《大西洋月刊》的一篇预述本书观点的文章，批评人士一再将同样的七个“稻草人”烧成灰烬。

1.必然性：修昔底德陷阱声称，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正如《大西洋月刊》那篇文章及本书所描述的，修昔底德陷阱并没有宣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在案例文件（附录1）的16个案例中，有4个案例没有发生战争。此外，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对“不可避免”这个词的使用也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2.临界点、绊脚线或转折点：在权力过渡期间，双方到达了一个特定的临界点却没有引发战争——所以修昔底德是错误的。

修昔底德陷阱并没有假设战争最有可能发生的时刻。修昔底德式的动态在一方势力崛起过程中出现，在双方实力旗鼓相当时出现，在一方力量超过另一方之后也会出现。

3.选择偏差：作者只是为了符合修昔底德陷阱的结论而精心挑选案例，他只选择了导致战争的案例。

案例文件包含了我们在过去几年里所能找到的所有实例，在这些例子中，一个主要的崛起国威胁要取代现有的守成国。因为案例文件包括整个领域的所有案例（相对于代表性的样本），所以它不受选择偏差的影响。关于修昔底德陷阱方法论的详细讨论，请参见http：//belfercenter.org/thucydide/thucydides-trap-methodology。

4.缺少的案例：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文件是不全面的。

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文件是开放的。自从我在2015年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修昔底德陷阱项目的网站邀请读者提出更多的案例，这些案例可以来自世界各地、可以来自不太重要的国家，可以来自不同的时代。就这次调查而言，越多的案例越好，因为额外的案例可以为崛起国和守成国的基本动态提供更多的见解。读者可以访问http：//www.belfercent-er.org/thucyditraptrap/case-file以提供案例。

5.规模过小的样本：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文件提供的资料太少，不足以支持有关法律或规律的主张，或者供社会科学家研究使用。

同意。但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一种现象，而不是提出什么金规铁律或是为统计学家创建一个数据集。

6.但是……：案例文件中的事件和问题要比文章所述复杂得多。

当然，它们总是这样。

7.原创性：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不是原创的。

事实上，它之所以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应该表明了我们同意这种说法。正如网站上所指出的，自修昔底德之后，其他学者也为我们理解霸权挑战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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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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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中国崛起应避免陷“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网，https：//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40124/18313947.html？bsh＿bid=343084324532721748，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0月20日。

[2]
Graham Allison，“The Thucydides Trap：Are the U.S.and China Headed for War？”，September 23，2015，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0月19日。

[3]
参阅Mary Buffett，“Is The Thucydides Trap for the U.S.and China？A Response to Graham Allison，”Huffpost, September 29，2015，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mary-buffett/is-the-thucydides-trap-fo＿b＿821748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0月20日。

[4]
例如，周方舟：《中美已经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对美强势挑战与特朗普的超强回应》，2018年3月23日，https：//www.sohu.com/a/226199326＿313170，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0月20日。

[5]
本句参考的是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由谢德风翻译）一书的译文。——译者注

[6]
啄食顺序（pecking order），指群居动物通过争斗获取优先权和较高地位等级的自然现象。——译者注

[7]
Henry Kissinger, foreword to Lee Kuan Yew：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Cambridge, MA：MIT Press，2013），ix.

[8]
1976年起至其辞世，李光耀曾33次出访中国；从1990年至2011年，约有22000名中国官员访问新加坡并学习其国内治理经验。Chris Buckley，“In Lee Kuan Yew, China Saw a Leader to Emulate，”New York Times, March 23，2015，http：//sinosphere.blogs.nytimes.com/2015/03/23/in-lee-kuan-yew-china-saw-a-leader-to-emulate.

[9]
Graham Allison, Robert D.Blackwill, and Ali Wyne, Lee Kuan Yew：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Cam-bridge, MA：MIT Press，2013），42.

[10]
参见World Bank，“Merchandise Imports（Current US＄）”，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TM.VAL.MRCH.CD.WT？locations=CN；World Bank，“Merchandise Exports（Current US$）”，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TX.VAL.MRCH.CD.WT？locations=CN。

[11]
事实上中国每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相当于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例如，201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8.6万亿美元，2014年达到10.6万亿美元。在这两年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2万亿美元。与此同时，2012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8万亿美元，2013年是1.9万亿美元，2014年是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按当期[或者同期]元计价）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6年10月，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2/weodata/index.aspx。

[12]
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历史数据进行计算。“GDP Levels in Western Offshoots，1500—1899，”in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 Pub-lishing，2006），462—463。

[13]
有许多例子能够证明生产力的差距。英国使用珍妮纺纱机使得纱线生产率提高了66倍，这是中国同期未能采用的一个关键创新点。Joel Mokyr, The Lever of Riches：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221.同期，荷兰的纺织品生产力可与英国相提并论，比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生产率高出6倍。Bozhong Li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2，no.4（December 2012），972.此外，1800年，西方国家的战争动员力比东方国家高出5倍，因此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认为“这与英国军队在19世纪40年代如此轻易地击败中国有很大关系”。Ian Morris,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0），496，634—635.

[14]
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2011，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15]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November 17，2011，https：//obamawhitehouse. 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16]
“A Dangerous Modesty，”Economist, June 6，2015，http：//www. 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653617-america-has-learnt-hard-way-it-cannot-fix-problems-middle-east-barack.

[17]
Yi Wen, 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Superpower：Unlocking China's Se-cret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Hackensack, NJ：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2016），2.

[18]
参见“International Car Sales Outlook，”in Improving Consumer Funda-mentals Drive Sales Acceleration and Broaden Gains Beyond Autos, Scotiabank Global Auto Report, September 29，2016，http：//www.gbm.scotiabank.com/English/bns＿econ/bns＿auto.pdf。

[19]
参见“As China's Smartphone Market Matures, Higher-Priced Handsets Are on the Rise，”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9，2016，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6/04/29/as-chinas-smartphone-market-matures-higher-priced-handsets-are-on-the-rise/；Serge Hoffmann and Bruno Lannes，“China's E-com-merce Prize，”Bain＆Company，2013，http：//www.bain.com/Images/BAIN＿BRIEF＿Chinas＿e-commerce＿prize.pdf；Euan McKirdy，“China's Online Users More Than Double Entire U.S.Population，”CNN, February 4，2015，http：//www.cnn.com/2015/02/03/world/china-internet-growth-2014/。

[20]
Candace Dunn，“China Is Now the World's Largest Net Importer of Pe-troleum and Other Liquid Fuels，”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March 24，2014，http：//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15531；Enerda-ta，“Global Energy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6，”https：//yearbook.enerdata.net/；Richard Martin，“China Is on an Epic Solar Power Binge，”MIT Technolo-gy Review, March 22，2016，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01093/china-is-on-an-epic-solar-power-binge/.

[21]
Stephen Roach，“Why China Is Central to Global Growth，”World Eco-nomic Forum, September 2，2016，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9/why-china-is-central-to-global-growth.

[22]
Brett Arends，“It's Official：America Is Now No.2，”Market Watch, December 4，2014，http：//www.marketwatch.com/story/its-official-america-is-now-no-2-2014-12-04.

[23]
Chris Giles，“The New World Economy in Four Charts，”Alphaville Blog,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7，2014，http：//ftalphaville.ft.com/2014/10/07/1998332/moneysupply-the-new-world-economy-in-four-charts/.

[24]
参见PPP description in GDP methodology in“Definitions and Notes，”CIA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docs/notesanddefs.html；Tim Callen，“PPP Versus the Market：Which Weight Matters？”Finance and Development 44，no.1（March 2007），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07/03/basics.htm。

[2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26]
例如，参见Tim Worstall，“China's Now the World Number One Economy and It Doesn't Matter a Darn，”Forbes, December 7，2014，http：//www.forbes.com/sites/timworstall/2014/12/07/chinas-now-the-world-num-ber-one-economy-and-it-doesnt-matter-a-darn/；Jeffrey Frankel，“Sorry, but A-merica Is Still No.1，Even If China Is Bigger，”Market Watch, December 5，2014，http：//www.marketwatch.com/story/sorry-but-america-is-still-no-1-2014-12-04。

[27]
费希尔继续说：“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特别是对于国际贸易的商品，例如石油，市场汇率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衡量标准。此外，更重要的是，除了基本的经济能力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军事潜力，包括其对公民征税的政治能力，以及为加强其国家安全态势而投入资源的政治能力。”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能否支付赔偿将取决于赔偿数额是否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除了使用暴力外，还取决于有关国家是否为此作出了一致并坚定的努力。这不是经济学家容易接受的结论。”参见Charles Kindleberger,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New York：Wiley Investment Classics，2005），225—226。

[28]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6（New York：Routledge，2016），495.

[29]
“放缓”一词是检索Factiva数据库中《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自2013年10月25日到2016年10月25日标题所得，检索标题的关键词是：“中国”（China）+“增长”（growth）或者“GDP”或者“经济”（economy）。

[30]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时期自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来被定义为2010年至2016年。2016年的数据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给世界经济数据库的2016年10月最新估值。

[31]
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增长的百分比是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和购买力平价”（以2011年国际元[International dollar]基准）计算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亦可参见David Harrison，“The U.S.May Not Be an Engine of the World Economy for Long，”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8，2016，blogs.wsj.com/economics/2016/03/08/the-u-s-may-be-an-engine-of-the-world-economy-but-perhaps-not-for-long。哈里森（Harrison）强调，在2013年“中国仅凭一己之力就几乎实现世界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

[32]
参见World Bank，“Poverty Headcount Ratio at＄1.90 a Day（2011 PPP）（%of Population），”accessed November 19，2016，http：//data.world-bank.org/topic/poverty？locations=CN。

[33]
“Beijing to Cut Number of New Cars，”Xinhua, October 25，2016，ht-tp：//www. globaltimes.cn/content/1013607.shtml；Hu Shuli, Wang Shuo, and Huang Shan，“Kissinger：China, U.S.Must‘Lead in Cooperation'，”Caixin, March 23，2015，http：//english.caixin.com/2015-03-23/100793753.html.

[34]
Kevin Rudd，“The West Isn't Ready for the Rise of China，”New＆nbsp；Statesman, July 16，2012，http：//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internation-al-politics/2012/07/kevin-rudd-west-isnt-ready-rise-china.

[35]
Evan Osnos, Age of Ambition：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4），25.

[36]
仅在2011年至2013年间，中国生产的水泥量就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生产量。参见Jamil Anderlini，“Property Sector Slowdown Adds to China Fears，”Financial Times, May 13，2014，https：//www.ft.com/content/4f74c94a-da77-11e3-8273-00144feabdc0；参见Ana Swanson，“How China Used More Ce-ment in 3 Years than the U.S.Did in the Entire 20th Century，”Wonkblog, Washington Post, March 24，2015，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5/03/24/how-china-used-more-cement-in-3-years-than-the-u-s-did-in-the-entire-20th-century/。

[37]
Eoghan Macguire，“The Chinese Firm That Can Build a Skyscraper in a Matter of Weeks，”CNN, June 26，2015，http：//www.cnn.com/2015/06/26/asia/china-skyscraper-prefabricated.

[38]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Building Rome in a Day：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Housing Boom”（2011），2，www.eiu.com/Handlers/Whitepa-per-Handler.ashx？fi=Building＿Rome＿in＿a＿day＿WEB＿Updated.pdf.

[39]
Thomas Friedman and Michael Mandelbaum, That Used to Be Us：How America Fell Behind in the World It Invented and How We Can Come Back（New York：Macmillan，2012），3—4.

[40]
参见“China for a Day（but Not for Two），”in Thomas Friedman, Hot, Flat, and Crowded：Why We Need a Green Revolution—and How It Can Renew America（New York：Picador，2009），429—455。

[41]
“Two Days，”Popular Mechanics, November 20，2015，http：//www. popularmechanics.com/technology/infrastructure/a18277/beijing-overpass-re-placed-in-less-than-two-days/.

[42]
George Fortier and Yi Wen，“The Visible Hand：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China's Long-Awaited Industrial Revolution，”working pape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August 2016，215，https：//research.stlouisfed.org/wp/more/2016-016.

[43]
Ibid.

[44]
参见Virginia Postrel，“California Hits the Brakes on High-Speed Rail Fiasco，”Bloomberg, June 28，2016，https：//www.bloomberg.com/view/arti-cles/2016-06-28/california-hits-the-brakes-on-high-speed-rail-fiasco；“Taxpayers＆nbsp；Could Pay Dearly for California's High-Speed-Train Dreams，”Economist, March 27，2016，http：//www.economist.com/news/science-and-technology/21695237-taxpayers-could-pay-dearly-californias-high-speed-dreams-biting-bullet。

[45]
Lu Bingyang and Ma Feng，“China to Build Out 45000 km High-Speed Rail Network，”Caixin, July 21，2016，http：//english.caixin.com/2016-07-21/100968874.html.

[46]
参见World Bank，“Poverty Headcount Ratio at＄1.90 a Day，”http：//data.worldbank.org/topic/poverty？locations=CN。

[47]
根据《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估计，中国人均GDP在2015年是8149美元，2016年估值为8261美元。

[48]
World Bank，“World Bank Group President Says China Offers Lessons in Helping the World Overcome Poverty，”September 15，2010，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0/09/15/world-bank-group-president-says-china-offers-lessons-helping-world-overcome-poverty.

[49]
关于预期寿命增长，参见Linda Benson, China Since 1949，3rd ed.（New York：Routledge，2016），28；现有数据（1960—2014）参见“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Total（Years），”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LE00.IN？locations=CN。关于识字率，参见Ted Plafker，“China's Long-but Uneven-March to Literacy，”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ruary 12，2001，http：//www.nytimes.com/2001/02/12/news/chinas-long-but-uneven-march-to-literacy.html；现有数据（1982—2015）参见“Adult Literacy Rate, Population 15+Years, Both Sexes（%），”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E.ADT.LITR.ZS？locations=CN。

[50]
《经济学人》援引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指出，到2020年，亚洲的财富预计将达到75万亿美元，而北美的财富将达到76万亿美元。正如波士顿咨询集团所解释的那样：“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尽管预计在2020年后，亚太地区（包括日本）将超过北美。”参见“The Wealth of Nations，”Econ-omist, June 17，2015，http：//www.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5/06/asia-pacific-wealthier-europe；“Global Wealth 2016：Navigating the New Cli-ent Landscape，”Boston Consulting Group, June 2016，https：//www.bcgper-spectives.com/content/articles/financial-institutions-consumer-insight-global-wealth-2016/？chapter=2。

[51]
参见Robert Frank，“China Has More Billionaires Than US：Report，”CNBC, February 24，2016，http：//www.cnbc.com/2016/02/24/china-has-more-billionaires-than-us-report.html；UBS/PwC，“Billionaires Report，2016，”May 2016，12，http：//uhnw-greatwealth.ubs.com/billionaires/billionaires-report-2016/。该报告发现在2015年，中国创造了80个十亿级别的富翁，相当于每周创造了大约1.5个。

[52]
Christopher Horton，“When It Comes to Luxury, China Still Leads，”New York Times, April 5，2016，http：//www.nytimes.com/2016/04/05/fash-ion/china-luxury-goods-retail.html.

[53]
STEM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四个词的首字母缩写。——译者注

[54]
在由康奈尔大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排名第4位，美国排名第39位。

[55]
在35个经合组织国家中，美国在2015年排名第3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四个中国省份参加了2015年的评估，而美国的分数反映的是全国的情况。OECD, PISA 2015 Results, vol.1：Excellence and Equity in Education（Paris：OECD Publishing，2016）.

[56]
然而，这项初步研究还发现，随着美国学生的追赶，中国学生的原地踏步，中国学生在大学期间失去了这种批判性思维的优势。该研究部分是基于对中国11所大学2700名中国学生的考试。参见Clifton B.Parker，“Incentives Key to China's Effort to Upgrade Higher Education, Stanford Expert Says，”Stan-ford News, August 18，2016，http：//news.stanford.edu/2016/08/18/incentives-key-to-chinas-effort-upgrade-higher-education/。

[57]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for Engineering，”U. S.News and World Re-port, http：//www.usnews.com/education/best-global-universities/engineering？int=994b08.

[58]
Te-Ping Chen and Miriam Jordan，“Why So Many Chinese Students Come to the U.S.，”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2016，http：//www.wsj.com/articles/why-so-many-chinese-students-come-to-the-u-s-1462123552.

[59]
National Science Board，“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2016”（Arlington, VA：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6），https：//www.nsf.gov/statistics/2016/nsb20161/#/report.

[60]
Richard Waters and Tim Bradshaw，“Rise of the Robots Is Sparking an Investment Boom，”Financial Times, May 3，2016，http：//www.ft.com/cms/s/2/5a352264-0e26-11e6-ad80-67655613c2d6.html；“World Record：248000 In-dustrial Robots Revolutionizing the World Economy，”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June 22，2016，http：//www.ifr.org/news/ifr-press-release/world-re-cord-816/.

[61]
National Science Board，“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2016.”

[62]
中国占全球专利申请量的38%，相当于紧随其后的美、日、韩三国的总和。参见“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6，”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2016）7，21，http：//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pub＿941＿2016.pdf。

[63]
尽管美国2012年支出3970亿美元，中国仅支出2570亿美元，但中国的支出预计将在2024年猛增至6000亿美元，而美国的支出仍将低于5000亿美元。参见“China Headed to Overtake EU, US in Science＆Technology Spending, OECD Say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ovember 12，2014，http：//www.oecd.org/newsroom/china-headed-to-overtake-eu-us-in-science-technology-spending.htm。

[64]
Norman R.Augustine et al.，Restoring the Foundation：The Vital Role of Research in Preserving the American Dream（Cambridge, MA：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2014），7.

[65]
Thomas Kalil and Jason Miller，“Advancing U.S.Leadership in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the White House, July 29，2015，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5/07/29/advancing-us-leadership-high-per-formance-computing.

[66]
“New Chinese Supercomputer Named World's Fastest System on Latest Top 500 List，”Top 500，June 20，2016，https：//www. top500.org/news/new-chinese-supercomputer-named-worlds-fastest-system-on-latest-top500-list/；James Vincent，“Chinese Supercomputer Is the World's Fastest-and Without Using US Chips，”The Verge, June 20，2016，http：//www.theverge.com/2016/6/20/11975356/chinese-supercomputer-worlds-fastes-taihulight.

[67]
参见Steven Mufson，“Energy Secretary Is Urged to End U.S.Nuclear Fuel Program at Savannah River，”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9，2015，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conomy/energy-secretary-is-urged-to-end-us-nuclear-fuel-program-at-savannah-river/2015/09/09/bc6103b4-5705-11e5-abe9-27d53f250b11＿story. html；Darren Samuelsohn，“Billions Over Budg-et.Two Years After Deadline.What's Gone Wrong for the‘Clean Coal'Project That's Supposed to Save an Industry？”Politico, May 26，2015，http：//www.po-litico.com/agenda/story/2015/05/billion-dollar-kemper-clean-coal-energy-project-000015.

[68]
中国也一直在增强其核武库。在1964年成为核大国后的几十年里，北京一直保留着使用小型发射井进行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使它很容易受到对手的首轮打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在部署更有生存能力的核力量，最近的举措是布置具备公路机动能力和潜射式的弹道导弹。其结果是，美国被迫接受中美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机制，类似于冷战期间与苏联达成的条件。这反映在2010年美国《核态势评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的一份声明中。该声明称，美国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对“我们与俄罗斯或中国的核关系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的行动。

[69]
自1988年以来，中国的军费开支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1%，而美国为3.9%。参见World Bank，“Military Expenditure（%of GDP），”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XPND.GD.ZS。

[70]
回想一下“72”法则：将72除以年增长率，以确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翻一番。

[71]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6（New York：Routledge，2016），19.

[72]
Eric Heginbotham et al.，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Forces, Geography, and the Evolving Balance of Power，1996—2017（Santa Monica, CA：RAND Corporation，2015），xxxi, xxix.

[73]
2012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中，克林顿对记者表示：“我们非常乐观地看待未来。我们相信，无论是帝国主义的遗产、冷战的遗产，还是均势的政治，我们都无法以旧的眼光看待世界。零和思想会导致负和结果。因此，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一种具有韧性的关系，使我们两国在不存在不健康竞争、竞争或冲突的情况下实现繁荣发展，同时履行我们的国家责任、地区责任和全球责任。”参见“Remarks at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U.S.Press Conference，”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4，2012，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05/189315.htm。

[74]
作者对李光耀的采访，2011年12月2日。

[75]
Robert Blackwill and Jennifer Harris, War by Other Means：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11.

[76]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External Trade Statistics，”June 10，2016，http：//asean.org/？static＿post=external-trade-statistics-3；Shawn Donnan，“China Manoeuvres to Fill US Free-Trade Role，”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1，2016，https：//www.ft.com/content/c3840120-aee1-11e6-a37c-f4a01f1b0fa1.

[77]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New York：Penguin Books，2012），28.

[78]
James Kynge，“China Becomes Global Leader in Development Fi-nance，”Financial Times, May 17，2016，https：//www.ft.com/content/b995cc7a-1c33-11e6-a7bc-ee846770ec15.

[79]
2014年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国际上的未偿贷款为6840亿美元，略低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7000亿美元的未偿贷款总额。此外，中国还提供了约1160亿美元的双边和区域发展融资，使其国际发展融资总额大大高于其他多边银行。参见Kevin Gallagher, Rohini Kamal, Yong-zhong Wang, and Yanning Chen，“Fueling Growth and Financing Risk：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China's Development Finance in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working paper, 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itiative, May 2016，3—7，http：//www.bu.edu/pardeeschool/research/gegi/program-area/chi-na-and-global-development-banking/fueling-growth-and-financing-risk/。

[80]
参见“Our Bulldozers, Our Rules，”Economist, July 2，2016，http：//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701505-chinas-foreign-policy-could-reshape-good-part-world-economy-our-bulldozers-our-rules；Enda Cur ran，“China's Mar-shall Plan，”Bloomberg, August 7，2016，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8-07/china-s-marshall-plan。

[81]
Allison, Blackwill, and Wyne, Lee Kuan Yew，6—7.

[82]
《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所写的短篇小说，书名也是主角的名字。——译者注

[83]
在德文原文中，利奥波德·冯·兰克这个词语的表述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84]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1.23.6.除一些地方，如这个注释，我将其改为更符合现代英语的句法外，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引文都出自斯特拉斯勒（Strassler）的译本，该译本以克劳利（Crawley）编写的书为蓝本。引文注释中的三个数字分别对应：书名、章节和行数。参见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ed.Robert B.Strassler, trans.Richard Crawley（New York：Free Press，1996）。

[85]
Ibid.，1.23.6.对于希腊词汇anankasai及其在修昔底德著作中的含义，更加深入的讨论请参见G.E.M.de Ste.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Gerald Duckworth＆Company，1972），51—63。

[86]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分析了导向战争的路径。余下的七卷则记录了战争本身。

[87]
黑劳士（Helots）是指斯巴达的国有奴隶，主要由斯巴达征服的拉哥尼亚（Laconia）和美塞尼亚（Messenia）等城邦原有住民构成。——译者注

[88]
Herodotus, Histories，9.10.1.

[89]
Plutarch, Moralia，241.

[90]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2.13.6.

[91]
Ibid.，1.76.2.

[92]
Ibid.，1.118.2.

[93]
Ibid.，1.70.2.

[94]
Ibid.，1.76.2.

[95]
Paul Rahe, The Grand Strategy of Classical Sparta：The Persian Chal-lenge（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327—336.

[96]
蔚蓝海岸，现位于法国东南地中海沿岸。——译者注

[97]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1.25.4.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这场冲突源自自尊心受到伤害。在公共献祭典礼中，科西拉人否认科林斯人具有优先权，科林斯人因此感到他们被对方蔑视了。

[98]
Ibid.，1.84.4.

[99]
Ibid.，1.86.2.

[100]
Ibid.，1.69.1—4.

[101]
Ibid.，1.88.1.摘自雷克斯·沃纳（Rex Warner）1972年的译本。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ed.M.I.Finley, trans.Res Warner（New York：Penguin，1954），55.

[102]
雅典甚至还制定了一种制度——放逐——来驱逐掌握太多权力的领导者。

[103]
Donald Kagan, The Peloponnesian War（New York：Penguin，2004），32—34.

[104]
原文the Mede指米堤亚人，是生活在伊朗高原的一个民族，在公元前7世纪曾统治伊朗西部等广大地区，但在公元前6世纪被居鲁士所领导的波斯所灭，最终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该句中雅典人所说的是指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希腊战争中作为希腊城邦联军的雅典打败对手波斯人，这里的米堤亚人代指波斯人。——译者注

[105]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5.105.2.

[106]
在现代学者中，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对此的解释最有见地。参见Donald Kagan, On the Origins of War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New York：Doubleday，1995）；Donald Kagan，“Our Interests and Our Honor，”Com-mentary, April 1997，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s/our-in-terests-and-our-honor/。

[107]
Richard Neustadt, Presidential Power and the Modern Presidents：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from Roosevelt to Reagan（New York：Free Press，1990），xix.

[108]
作为哈佛大学贝尔弗研究中心应用历史项目的一部分，完整的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档案包含在附录1中。

[109]
在我们的研究里，独立变量是在守成国和可以将其取代的崛起国之间力量平衡（力量的关联性）的快速变化。支配/主导/领导地位可以是对某一地理区域（例如，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所在的欧洲大陆）或是某一具体领域（例如19世纪英国对于海洋的控制）而言。这项研究的因变量是战争，依据战争相关性项目的标准定义战争，即每年至少造成1000人死亡的军事冲突。为了确定并总结这些案例，我们采用主流的历史记录，特别是，克服对事件进行自己独创性或个人怪异的解读。在这一项目中，我们试图囊括公元1500年以来守成国受到崛起国挑战的所有案例。用技术性的话来说，我们找的不是一个代表性的样本，而是所有个案。因此，正如《牛津政治学方法手册》所言：“如果比较历史研究者们选择了所有个案，则选择偏差这样的标准问题就不会发生。”详细的方法论解释参见http：//belfercenter.org/thucydides-trap/thucydides-trap-methodology。

[11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1931—1941，vol.2（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780.

[111]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126.

[112]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Random House，1987），334.

[113]
Charles Maechling，“Pearl Harbor：The First Energy War，”History To-day 50，no.12（December 2000），47.

[114]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The War Trap（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85.

[115]
See Roberta Wohlstetter, Pearl Harbor：Warning and Decision（Palo Al-to,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Gordon W.Prange, Pearl Harbor：The Verdict of History（New York：McGraw Hill，1986）.

[116]
Herbert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The Coming of the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New York：Atheneum，1965），248.

[117]
在明治维新中，天皇恢复了国家最高权威地位。

[118]
B.R.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Africa, Asia and Oceania，1750—1993（New York：Macmillan，2003），1025.

[119]
Akira Iriye，“Japan's Drive to Great-Power Status，”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5：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Marius Jans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760—761.

[120]
See charts on Japanese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J.Charles Schencking, Making Waves：Politics, Propaganda,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1868—1922（Palo Alto,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47（1873—1889）；104（1890—1905）.

[121]
中国应该是应朝鲜国王之邀而出兵朝鲜，而日本是因为不愿意看到中国削弱其建立起来的地区影响力而自己主动出兵介入的。

[122]
1894年日本借朝鲜国内起义进入朝鲜，并挑起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于1895年被迫与日本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中国放弃在朝鲜的宗主国权益，并承认朝鲜独立，同时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后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译者注

[123]
参见Kan Ichi Asakawa, The Russo-Japanese Conflict：Its Causes and Issue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04），70—82；Peter Duus, The Abacus and the Sword：The Japanese Penetration of Korea，1895—191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96—97。

[124]
Asakawa, The Russo-Japanese Conflict，52.

[125]
J.N.Westwood, Russia Against Japan，1904—1905：A New Look at the Russo-Japanese War（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6），11.

[126]
Michael Howard, The Franco-Prussian War（New York：Methuen，1961），40.

[127]
Geoffrey Wawro, The Franco-Prussian War：The German Conquest of France in 1870—1871（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17.

[128]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set，”version 4，1816—2007，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national-ma-terial-capabilities；J.David Singer, Stuart Bremer, and John Stuckey，“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1820—1965，”in Peace, War, and Numbers, ed.Bruce Russett（Beverly Hills, CA：Sage，1972），19—48.

[129]
Wawro, The Franco-Prussian War，17.

[130]
Ibid，19.

[131]
Robert Howard Lord,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87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4），6.

[132]
Ibid.

[133]
Jonathan Steinberg, Bismarck：A Lif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284.

[134]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New York：Simon＆Schuster，1994），118.

[135]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515.

[136]
George Edmundson, Anglo-Dutch Rivalry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11），5.

[137]
Ibid.

[138]
Jack Lev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nglo-Dutch Rivalry，1609—1689”，in Great Power Rivalries, ed.William R.Thompson（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9），176.

[139]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63；ibid.，178.

[140]
Charles Wilson, Profit and Power：A Study of England and the Dutch Wars（London：Longmans, Green，1957），23.

[141]
Ibid.，111.

[142]
Lev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nglo-Dutch Rivalry，”180.

[143]
Edmundson, Anglo-Dutch Rivalry，4.

[144]
María J.Rodríguez-Salgado，“The Hapsburg-Valois Wars，”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2nd ed.，vol.2，ed.G.R.Elt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380.

[145]
Ibid.，378.对穆斯林“异教徒”进行战争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固有职责。

[146]
Ibid.，380.

[147]
Henry Kamen, Spain，1469—1714：A Society of Conflict，4th ed.（New York：Routledge，2014），64.

[148]
John Lynch, Spain Under the Hapsburgs, 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88.

[149]
Rodríguez-Salgado，“The Hapsburg-Valois Wars，”381.

[150]
Lynch, Spain Under the Hapsburgs，88.

[151]
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 2，no.2（January 1978），167—214.

[152]
Martin Gilbert, Churchill：A Life（London：Heinemann，1991），239.

[153]
David Evans and Mark Peattie, Kaigun：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1887—1941（Annapolis, MD：Naval Institute Press，1997），147.

[154]
就在就任第一海军大臣的两个月内，丘吉尔宣布“从事作战飞行”应该是“最光荣的，因为对英国年轻人而言，这是可以从事的最危险的职业”。他以身作则，亲自学习飞行驾驶。为了确保有可靠的石油供应新战舰，丘吉尔主导政府购买了盎格鲁—波斯（Anglo-Persian）石油公司（后来更名为英国石油公司）的多数股权。Gilbert, Churchill：A Life，240—241，248—249，251—253，259—261.Winston S.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vol.1（New York：Scribner，1923），125—148.

[155]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123—124.

[156]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研讨会上，我发现即使有一个世纪的“后见之明”，国家安全方面的专家和军官仍然难以制定出可行的计划使英国摆脱这一困境。

[157]
丘吉尔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人物、事件（facts）、环境和条件在不断变换，但是这四个世纪的目的始终如一，足以成为任何种族、民族、国家或者人民所能展现的最引人注目的一页。而且，从任何角度来看，英国走的都是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英国曾经面对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在威廉三世和马尔伯勒领导下对抗法国路易十四，曾对抗法国拿破仑，对抗德国威廉二世，而面对以上每一种情况，英国本都可以加入更强大的一方，享受它胜利的果实，而且这么做也非常诱人。然而，我们总是选择那条更艰难的道路，加入较弱的一方，与它们联合起来，然后击败和阻止欧洲大陆上出现军事暴君，无论他是谁，也不管他领导的是哪个国家。因此，我们维护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充满活力而多元的社会的发展，并在四场恐怖的战争之后崛起。此后，英国的声望与日俱增，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也使低地国家安全地保持了独立。”Winston S.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1：The Gathering Storm（Boston：Houghton Mi in，1948），207.

[158]
导致战争的因素和事件极其复杂，且常常充满不确定性。其中一直以来被认为起到很大作用的因素包括：男子汉的荣誉准则；精英对内部失序可能会引发爱国战争的恐惧；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态度和战争不可避免的宿命论，甚至是其升级版；“对于进攻的狂热”；对导致外交僵化的军事动员的组织约束；很多其他因素。任何一个单一的模型都不足以解释战争这样如此复杂的事件。参见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London：Allen Lane；New York：Penguin Books，2012），xxi—xx-vii；Margaret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How Europe Abandoned Peace for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Pro le Books，2013），xxi—xxii, xxx—xxxi，605。本章的目的不是评判相互冲突的历史学派的主张，或者是将其归咎于特定的历史人物，也不是“解释”战争的各种复杂情况。反之，本章努力阐明修昔底德式的压力是如何使英国和德国陷入一场永久改变世界的冲突中的。

[159]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17—18.

[160]
强调字体是作者后加的。Gilbert, Churchill：A Life，268.同时参考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关于“1914年的主角们为何都是梦游者，他们时刻警惕却视而不见，整日魂牵梦萦却对他们即将放纵于世上的可怕现实熟视无睹”的评论。Clark, The Sleepwalkers，562.关于德国军队的战争梦如何“成为噩梦，随即又成为现实”的讨论，参见Stig F?rster，“Dreams and Nightmares：German Military Leadership and the Images of Future Warfare，1871—1914，”in Anticipating Total War：The Germa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s，1871—1914，ed.Manfred F.Boemeke, Roger Chickering, and Stig F?rster（Washington, DC：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376。

[161]
Gilbert, Churchill：A Life，268.

[162]
具体而言，正如之后政府所记录的，国王“反复表达自己的不安，认为我们一直对德国不友好，而与此相对照的是，我们热切追求法国，对它有求必应”。Paul M.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London and Boston：Allen＆Unwin，1980），402—403，540n73；K.M.Wil-son，“Sir Eyre Crowe on the Origin of the Crowe Memorandum of 1 January 1907，”Historical Research 56，no.134（November 1983），238—241.

[163]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115—116.

[164]
《克劳备忘录》全文参见“Memorandum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British Relations with France and Germany”，January 1，1907，in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1898—1914，vol.3：The Testing of the Entente, ed.G.P.Gooch and H.Temperley（London：H.M.Stationery Office，1928），397—420。已退休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托马斯·桑德斯勋爵（Lord Thomas Sander-son）曾对克劳的分析提出异议，但是他曾被视作“对德国举起大棒”之人，因此克劳的观点占了上风。参见420—431，和Zara S.Steiner,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7），44—45。关于备忘录重要性的讨论，参见Kissinger, On China，514—522。

[165]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24—226.

[166]
伦敦也是世界金融资本的中心。Ibid.，226，228.

[167]
Niall Ferguson, Empire：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London：Allen Lane，2003），222，240—244；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26.

[168]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25—28，37.

[169]
事实上，丘吉尔两年前就发表了第一次演讲，反对道德卫道士关闭伦敦核心区各类酒吧的企图。然而，他后来称自己1897年的演讲为“我第一次（正式的）演讲”。Robert Rhodes James, ed.，Winston S.Churchill：His Com-plete Speeches，1897—1963，vol.1（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74），25，28；Richard Toye, Churchill's Empire：The World That Made Him and the World He Made（London：Macmillan，2010），4—5；Gilbert, Churchill：A Life，71—72.

[170]
Aaron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1895—1905（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229.

[171]
关于丘吉尔在南非冒险经历的最新描述，参见Candice Millard, Hero of the Empire：The Boer War, a Daring Escape, and the Making of Winston＆nbsp；Churchill（New York：Doubleday，2016）。

[172]
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265.

[173]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198，226—228.正如肯尼迪所言：“世纪末的国际事务观察家认为经济和政治变化的节奏正在变快，因此可能使国际秩序比以往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均势变化不断出现，导致不稳定，也经常引发战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但是19世纪最后25年，影响大国体系的变化较之前更为广泛，更加迅速。全球贸易和通信网络意味着科技突破或制造业生产的新进步能够在几年之内从一块大陆传播到另一块大陆。”

[174]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27，230，232—233.

[175]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vol.1（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3；亦可参见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19—224。

[176]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42—244.

[177]
Ibid.，202.

[178]
Kenneth Bourne, 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1815—190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339.

[179]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09—215；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231.

[180]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55，129—130.

[181]
George F.Kennan, 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97—98，400.

[182]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12.

[183]
Ibid.，199.

[184]
1910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100亿美元，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包括帝国其他地区）是2070亿美元（以1990年国际美元为单位计算）。参见“GDP Levels in 12 West European Countries，1869—1918，”in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426—427。

[185]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11.

[186]
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464.

[187]
Ibid.，293.

[188]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101—102.亦可参见Clark, The Sleepwalkers，164—165。

[189]
Ivan Berend, An Economic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Di-versity and Industrializ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225.

[190]
Clark, The Sleepwalkers，165.

[191]
Bernard Wasserstein, 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A History of Europe in Our Time（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13—14.

[192]
Modris Eksteins, Rites of Spring：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Toronto：Lester＆Orpen Dennys，1994），70—72.与德国和美国高等教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精英大学及其毕业生厌恶商业和工业，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参见Martin J.Wiener,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1850—1980（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22—24。

[193]
为了对德国科学创造力的程度有一个直观的理解，读者可以思考这样一个事实：此刻你身体中一半的氮原子最初都是通过哈伯法（Haber-Bosch process）从大气中“做”（fix）出来的，而哈伯法是1913年发明的，生产了当今人类一半食物所需的化肥。Robert L.Zimdahl, Six Chemicals That Changed Agriculture（Amsterdam：Elsevier，2015），60.

[194]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194—196；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54—55.

[195]
如果说德国在瓜分世界时晚来一步，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俾斯麦本人对殖民冒险主义讳莫如深，他把德国视为有其他优先事项的“饱和”大国。在19世纪80年代“争夺非洲”的过程中，他指着一张欧洲地图对一位探险家说：“我的非洲地图就在欧洲。这里是俄国，这里是法国，我们正处于中间；这是我的非洲地图。”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80—82；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11—213.关于被拒绝拥有与国家实力相称的全球地位而不满的一个例子，参见General Friedrich von Bernhardi's bestseller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New York：Longmans, Green，1912）。在“成为世界大国还是衰落”一章中，他向他的读者们解释道：“我们已经为民族团结以及我们在欧洲强国中的地位参加了最近的一系列大战；现在，我们必须作出决定，我们是否希望成为并维持一个世界帝国，是否要为使那些应该得到认可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获得认可的德国精神和观念获得承认而努力。”

[196]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6.

[197]
威廉二世是出于内部事务原因而非外交政策原因而将俾斯麦解职。参见Robert K.Massie, Dreadnought：Britain, Germany, 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New York：Random House，1991），92—99。

[198]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74.

[199]
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223—225.

[200]
Emphasis added.Clark, The Sleepwalkers，151.

[201]
“世界政策”本身也没有确定的定义。Clark, The Sleepwalkers，151—152；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9—11；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78—81.

[202]
Clark, The Sleepwalkers，151.

[203]
比洛将反对者比作那些人们常说的决心阻止下一代成长的专横父母。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311.

[204]
Jonathan Steinberg，“The Copenhagen Complex，”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no.3（July 1966），27.

[205]
强调字体是作者所加。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83—84.

[206]
Michael Howard, The Continental Commitment（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 NJ：Ashfield Press，1989），32.

[207]
维多利亚本人也是三岁之前只说德语。Massie, Dreadnought，3；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58，84；Joseph Bucklin Bishop,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is Time：Shown in His Own Letters（New York：Scribner，1920），253—254.在柏林见面不久后，威廉二世和罗斯福在爱德华七世的葬礼上再次相见。爱德华七世的儿子、威廉二世的表兄弟乔治五世继承了王位。

[208]
基尔一直不如考斯（Cowes）华丽。当听说威廉二世在登基初期因爱德华七世对身为皇帝的自己不够尊敬而动怒后，维多利亚女王的耐心也被消磨得差不多了。“我们一直与威廉非常亲密”，她写道，但是“假装私下对待他和在公共场合时一样尊称‘皇帝陛下’简直是痴人说梦”。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60—65，84—86；Massie, Dreadnought，152—159.

[209]
罗斯福也指出威廉二世对其舅舅的矛盾心理，“（他）真心喜爱并尊敬爱德华七世，同时又因为嫉妒而非常不喜欢他，一会儿是这种感觉，一会儿又被另一种感觉占据，并且表现在了言语中”。Bishop,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is Time，254—255；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86.威廉二世对于被承认的诉求体现在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关系的国家层面。正如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所指出的：“年纪较轻的兄弟或者暴发户要获得承认，那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因此英国从未满足德国的需求，甚至在一般意义上的外交方面也未达成‘协议’，这并不意外。对于一个准备好为几个南太平洋岛屿或者一块丝毫不会有损国家利益的北非领地而宣战的国家而言，根本不可能简单地通过现有的国际和解手段解决问题。德国人想要的是他们认为英国拥有的东西，但他们又同时希望不摧毁英国。因为如果只有摧毁大英帝国才能达到目的，德国就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了。”参见Steinberg，“The Copenhagen Complex，”44—45。

[210]
关于威廉二世对航海的又一比喻如何预示着其自身舰队的建设，参见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72。

[211]
马汉的观点获得了西奥多·罗斯福的认同，其书也成为之后20年支持美国海军扩张的圣经。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87—89.

[212]
Steinberg，“The Copenhagen Complex，”43.

[213]
Clark, The Sleepwalkers，149.

[214]
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224.

[215]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196，215.

[216]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93.

[217]
Steinberg，“The Copenhagen Complex，”25.

[218]
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225；Massie, Dreadnought，180.

[219]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93；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224.

[220]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12；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422.

[221]
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224.

[222]
正如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所指出的：“这说明了铁毕子目光短浅，他似乎认为英国人不会注意到这一明显的暗示，即他们已经被德国盯上了。”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94；Archibald Hurd and Henry Castle, German Sea-Power：Its Rise, Progress, and Economic Basis（London：J. Mur-ray，1913），348.

[223]
1897年，威廉二世要求政府准备对英国作战的秘密计划，该计划要求采取突袭方式，攻占中立国比利时和荷兰，然后以它们作为入侵英国的踏板。乔纳森·斯坦伯格认为，尽管该计划在海军中有“强烈的拥护者”，但铁毕子认为，直到德国舰队更强大之前，这样的入侵是“疯狂的”。Steinberg，“The Co-penhagen Complex，”27—28.

[224]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94—95.

[225]
战后，铁毕子宣称：“按照英国统治世界愿望而缔结的条约永远不会符合德国的基本需要。对于缔结条约而言，平等本该是其前提。”MacMillan，The War That Ended Peace，78—79，95—96；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226—227.

[226]
虽然建造一支宏大的舰队需要时间，但威廉二世还是期待他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正如他向法国大使所说的那样，当20年之后海军建成之时，“我就不会这样说话了”。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90，93，95—99；Massie, Dreadnought，176—179；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11—12.

[227]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89—90；John Van der Kiste, Kaiser Wilhelm II：Germany's Last Emperor（Stroud, UK：Sutton，1999），121—122；Holger H.Herwig，“Luxury”Fleet：The Imperial German Navy，1888—1918（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 NJ：Ashfield Press，1987），51.

[228]
Van der Kiste, Kaiser Wilhelm II，122；Herwig，“Luxury”Fleet，51.

[229]
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铁毕子推定德国可以在英国没有注意或者无法作出反应的情况下在国内水域内建造一支令人生畏的强大海军，但这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251—252.

[230]
Matthew S.Seligmann, Frank N?gler, and Michael Epkenhans, eds.，The Naval Route to the Abyss：The Anglo-German Naval Race，1895—1914（Farnham, Surrey, UK：Ashgate Publishing，2015），137—138.

[231]
英国对德国海军计划越来越担心，与此同时英国对德国外交政策的态度也普遍变得更加不友好。到1901年时，由于已经注意到德国对英国阳奉阴违，特别是在所希望的在华伙伴关系一事上尤为如此，内阁中英德联盟的支持者失去了之前合作的兴趣。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225，243—246，252.

[232]
Ibid.，243—246，265.

[233]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129.威廉二世和铁毕子宣称德国被孤立了，但正如其外交部曾经评论的那样：“对于类似的举动，如果英国媒体更关注德国海军力量而不是巴西的话——威廉二世认为这看起来是不公平的——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德国海岸线距离英国更近而巴西距离更远。”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421.

[234]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161—180.

[235]
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243—246，249—250.

[236]
George W.Monger, The End of Isolation：British Foreign Policy，1900—1907（London and New York：T.Nelson，1963），163.

[237]
Howard, Continental Commitment，33—34.

[238]
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310.

[239]
Ibid.，424—429.

[240]
John C.G.R?hl, Kaiser Wilhelm II：A Concise Lif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98.

[241]
1905年，费希尔私下称，恐吓敌人是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如果你在国内外不断这么做，那你就已经准备好每支部队都可以立即在最前线作战，同时打算‘首先出击’，先打击敌人的腹部，再当他蹲下时踢他，并用油锅烹煮俘虏（如果有的话），折磨他的女人和孩子，这样的话，人们就会远远地离开你。尤利乌斯·恺撒所说的‘如果你想要和平，就要备战’，仍然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就在同一年，一位海军大臣公开宣布“皇家海军将在对手甚至没有时间看到报纸上宣战消息之前就首先进行打击”，之后德皇试图让英国政府训斥这位政府官员。威廉二世对他的几位海军将领所说的话很好地总结了他对此的反应：“那些在英国威胁持续存在情况下认为需要加快海军装备计划的人是正确的，而那些害怕英国并想要避免我们舰队快速发展的人是在让德国人失去未来。”除了向国王建议采取防御性攻击之外，费希尔还在1905年告诉这位海军大臣的领导，“如果你想粉碎德国舰队，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你要等五六年，这将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首相则表示，费希尔应该要知道：“我们不想粉碎德国海军，而是对此作好准备。”费希尔回应道：“很好，记得我警告过你。”战争结束后，费希尔抱怨英国既没有皮特也没有俾斯麦这样的人来下令“像当年摧毁丹麦舰队那样摧毁”德国舰队，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海军内部真正考虑过这种选择。Arthur J.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 vol.1（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1970），111—114；Steinberg，“The Copenhagen Complex，”30—31，37—39；William Mulligan，“Restraints on Preventative War Before 1914，”in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tructure, 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 ed.Jack S.Levy and John A.Vasquez（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131—132；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118—119；John Arbuthnot Fisher, Memories（London and New York：Hodder and Stoughton，1919），4—5.

[242]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99.

[243]
铁毕子也未能预料到英国海军在战争中最终采取的战略，即封锁德国而不是发动决战以及是德国的潜艇而非昂贵的战舰将在战争中更加有效。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88，94，99.德国国内也有人注意到了铁毕子计划中的缺陷，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批评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铁毕子以及相信他的德皇却拒绝承认这些质疑，认为不管怎样，双方的竞争都将继续下去。”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419.

[244]
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74.

[245]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17.

[246]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86.人们认为德国不愿意达到同等的造船水平是因为“缺乏民族精神”，正如丘吉尔后来写道：“这再一次证明勇敢的民族应该推进取代虚弱、过度文明的和平主义社会的步伐，因为这种社会不能够继续维持其在世界事务中的一席之地。”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34.

[247]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17—18.

[248]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116—117.

[249]
参见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67。

[250]
假日周末（holiday weekend）是指某个与节日相连的周末。——译者注

[251]
Massie, Dreadnought，407.

[252]
Ibid.，183.

[253]
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443—444；Steinberg，“The Co-penhagen Complex，”40.

[254]
自由党领导的政府包括从保守党倒戈的温斯顿·丘吉尔面临广泛的游说压力，要求增加海军开支。这种游说不仅包括广为人知的支持建造八艘新无畏级战舰的爱德华七世，也包括“我们要八艘，我们不要等”的流行口号。1909年，政府作出了妥协，誓言在当年建造四艘无畏级战舰，并且下一年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再建造四艘。劳合·乔治的新税制引发了政治动荡，但自由党最终获得了胜利，预算支出法案也得以通过。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127—129；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26.

[255]
关于克劳的观点的讨论，参见Clark, The Sleepwalkers，162—164。

[256]
正如休·斯特罗恩（Hew Strachan）所言：“用‘偏执狂的’和‘宿命论的’这些表述来形容1905年之后的德国似乎并无不当之处。”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20.

[257]
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445.

[258]
Barbara W.Tuchman, The Guns of August（New York：Macmillan，1962），2.

[259]
1908年，爱德华七世对费希尔谈到英德对抗造成的生疏感：“我们抛弃本该是我们天然盟友的撒克逊人而去选择凯尔特人是有悖于本来的原则的，但是我必须承认，某一个由前者构成的国家和民族嫉妒心极强，不幸地成为我们最充满敌意的敌人。”但他希望英国的警惕能够解决一切麻烦：“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继续加大油门干，他们会接受最终的必然结果的，会和我们友好相处。不过，我们必须永远也不能放松对整个北海的警惕！”Arthur J.Marder, Fear God and Dread Nought：The Correspondence of Admiral of the Fleet Lord Fisher of Kilverstone, vol.2（London：Cape，1956—1959），170.在收到德国驻伦敦大使报告英国不会接受德国“粉碎”法国成为大陆霸主的当日，威廉二世对外交部长表示：“出于仇恨和嫉妒，英国将毫无疑问地站在法国和俄国一方对抗德国。在即将进行的生存之战中，欧洲的日耳曼民族（奥地利、德国）将与斯拉夫人（俄国人）和他们的拉丁裔（高卢人）支持者进行对抗，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将和斯拉夫人站在一边。其原因是一丝嫉妒和对我们日益强大的恐惧。”Fritz Fischer,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W.W.Norton，1967），32；Holger H.Herwig，“Germany，”in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ed.Richard F.Hamilton and Holger H.Herwig（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62—163.

[260]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43—48；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239—241；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25—26；Gilbert, Churchill：A Life，233—235；Annika Mombauer, 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26.

[261]
伯恩哈迪（Bernhardi）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1912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这本好战的畅销书讲述了德国追求成为世界大国但屡屡受挫的故事。正如伯恩哈迪所言：“我们不仅需要广泛的政治基础来实现我们国家物质方面的全面发展，达到与其智识重要地位相匹配的水平，我们还必须为我们不断增加的人口获得空间，为不断增长的工业获取市场。但是，当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每走一步时，英国就会坚决地反对……既然斗争就如同彻底调查国际问题那样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斗争到底。”因此，所有伯恩哈迪的英国读者都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德国推翻英国所坚定支持的现状和欧洲均势的决心：“世界历史上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变的……要维持现状显然是不可能的，虽然外交常常试图这样做……必须完全摧毁法国使其再也无法阻挡我们的道路……自维也纳会议以来形成的欧洲的均势原则几乎成了神圣不可僭越之事，但它是完全不合理的，我们必须完全漠视它。”

[262]
容克是指普鲁士贵族。在阿加迪尔危机之前，丘吉尔对德国的态度一直都更为乐观些。1908年时，丘吉尔与劳合·乔治一样，对增加海军开支持谨慎态度。他后来写道，尽管“从狭义上讲”他和劳合·乔治对德国海军预计的增长持怀疑态度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就这种增长“对于未来命运大潮影响的预判是绝对错误的”。Gilbert, Churchill：A Life，233—236；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33，43—48；Massie, Dreadnought，819.

[263]
在阿加迪尔危机期间，英国领导人曾担心德国突然袭击，但英国的舰队显然非常分散而且脆弱。英国内阁意识到唯一知道海军的秘密战争计划的是费希尔的继任者，而他当时正在度假。丘吉尔发现海军部拒绝为海军易受攻击的弹药库提供武装保护，因此他主动命令陆军保护这些弹药库。他下令截获可疑通信，发现“德国陆军和海军当局正在对我们进行详细而科学的研究”。1911年8月，丘吉尔草拟出了未来德国将如何进攻法国这一极富先见之明的想法。1914年，他的一位同事将这份备忘录描述为“预言的胜利！”费希尔虽已退休，但仍是新任海军大臣的热心顾问。Gilbert, Churchill：A Life，234—237，240—242；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242—244；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44—67.

[264]
丘吉尔还向卡塞尔补充道，如果德国人顽固不化，“除了礼貌和备战，我看不出其它可能”。Gilbert, Churchill：A Life，198，242—245.要求英国中立一直是1909年至1911年间夭折的英德对话的僵持点。英国外交部担心，德国试图利用海军谈判作为手段使英国在未来德国寻求大陆霸权的过程中保持中立。新上任的德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缺乏足够的影响力来迫使铁毕子真正削减他所热衷的海军项目。参见Steiner,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52—57；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122—124，507—509；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23；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221—233。

[265]
铁毕子私下强调，这个比例不适用于巡洋舰。Patrick Kelly, Tirpitz and the Imperial General Nav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1），326—351，345；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507—509；Massie, Dreadnought，821—823，829—831.

[266]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03引用，比例计算自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New York：Basic Books，1999），84。

[267]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129.

[268]
Massie, Dreadnought, xxv；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129—130.

[269]
Michael Howard, Empires, Nations and Wars（Stroud, UK：Spell-mount，2007），5—6.

[270]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129—130；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231；Steiner,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57—59.

[271]
到1913年，海军军备竞赛已成为英国对德国崛起恐惧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恐惧的原因。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意识到：“铁毕子所说的并不重要，他之所以那样讲并不是因为热爱我们‘美丽的眼睛’，而是因为扩充德国军队还得需要额外的5000万。”Massie, Dreadnought，829.英德两国中的一部分人确实感受到1912年到1914年间英德关系有所改善，但因此就认为英德“缓和”是不切实际的。参见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452。

[272]
正如海军预算反映了德国对英国的态度一样，德国的陆军预算也真切地反映了德国对俄国的担忧。1898年，德国海军开支还不到陆军预算的五分之一；到1911年，其占比已经扩大到一半以上。在1904年到1912年间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中，德国海军的预算增长了137%，而陆军只增长了47%。但在这之后，钟摆又摆了回来：从1910年到1914年，海军预算增长了不到10%，而陆军的经费则飙升了117%。参见Herwig，“Luxury”Fleet，75；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670—671。

[273]
到1914年，四分之一的法国投资流向了迅速工业化的俄国。此外，1914年俄国海军的开支比1907年增加了两倍，超过了德国。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19，62—63.

[274]
1912年12月，德国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敦促德皇向俄国开战，“越快越好”。德国外交部长回忆称，1914年春天，毛奇告诉德皇“只有进行预防性战争，我们才有可能打败敌人，同时在战争后依然安然无恙”，否则的话，他不知道该如何对付恢复武装的俄国。不久之后的5月，毛奇告诉他的奥地利同僚：“再等下去就意味着我们的机会减少了。”在最严重的七月危机时，毛奇向德皇威廉二世表示他们“不再会像我们现在那样痛击法国和俄国了，因为目前法国和俄国的军力扩张还未完成”。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前一个月，德皇威廉二世自己曾考虑在俄国完全重新武装之前进行攻击是否明智之举。他的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曾这样说道，俄国“越来越强大，像噩梦一样压在我们身上”，他甚至建议不要在他的庄园里种植任何树木，因为它们可能很快就会落到俄国手中。1914年夏天，他认为“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现在将比以后更有利”。Holger H.Herwig, The First World War：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1914—1918（London：Bloomsbury，2014），20—24.亦可参见Clark, The Sleepwalkers，326—334。

[275]
奥匈帝国外交部长向内阁报告称，“即使我们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会导致一场大战”，柏林也将支持维也纳。Herwig, The First World War，17.

[276]
德皇在7月初支持维也纳的决定也源于他对在最近几次危机中没有勇敢面对敌人而受到羞辱的顾虑有关。他认为这是终结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影响力的好机会，即使这导致了与俄国的战争。当德皇收到大使报告，称奥地利准备就斐迪南大公遇刺一事进攻塞尔维亚，他表示：“要么现在，要么永远也不要。”7月下旬，随着英国加入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贝特曼·霍尔韦格和德皇试图限制奥匈帝国入侵塞尔维亚的程度，建议“在贝尔格莱德就停止”，但毛奇撤回了他发给维也纳的建议，并称奥地利和德国应该立即动员起来反对俄国。Herwig, The First World War，17—30；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522—533。对于德皇在1914年7月时在多大程度上积极寻求与俄国开战尚不清楚。很可能仅仅是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影响力超过俄国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但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他肯定愿意就此争端与俄国一战。参见John C.G.R?hl，“Goodbye to All That（Again）？The Fischer Thesis, the New Revisionism and the Mean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International Aairs 91，no.1（2015），159。

[277]
Howard, Empires, Nations and Wars，111；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462；Massie, Dreadnought，901—902，905.在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中，丘吉尔将1914年德国的挑战比作当年西班牙帝国、路易十四帝国和拿破仑帝国的挑战，英国曾将欧洲从这些帝国的“军事统治”下拯救出来。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1—2.

[278]
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470.

[279]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xxiii—xxv，593.

[280]
Gilbert, Churchill：A Life，261—264.

[281]
丘吉尔曾告诉内阁，战争是“文明国家难以想象的可怕灾难”，但他仍是英国介入战争以保卫法国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在个人层面上，他也喜欢战争的刺激。战争期间，丘吉尔亲自指挥军队。在那封警告妻子“灾难和崩溃”的信中，他也承认“我很感兴趣，也准备好了，而且感到很开心”。他的一位密友也记录了之后他对此的看法，他曾惊呼道：“我的上帝！这是鲜活的历史。我们正在做的和说的每件事都是激动人心的——想想吧，它们将被世代相传！为什么我不会为了这个世界能给我的任何东西而退出这场光荣而美妙的战争（眼睛闪闪发光但略带焦虑，唯恐‘美味’一词在我耳边阵阵发响）。我说，不要重复‘美味’一词——你明白我的意思。”Gilbert, Churchill：A Life，268—275，281，283—286，294—295，331—360；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245—246.

[282]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vi.

[283]
有趣的是，丘吉尔并不认为格雷事先明确宣布英国将介入战争会有助于阻止战争的发生，因为他认为这样的声明缺乏政治支持，并将导致政府垮台。他认为不可能放弃法国和俄国，而且在“最后的危机中，英国外交大臣除了他已经做的之外什么也做不了”。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5—6；Win-ston S.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The Aftermath（London：T.Butterworth，1929），439—444.

[284]
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反事实推理。“如果”是烧脑的思维游戏，让人忍不住去探究烧脑难题，但对许多主流历史学家来说却不那么舒服。然而，它们是应用历史学的一个主要部分。事实上，正如哈佛大学应用历史项目所证明的（至少让我满意），反事实推理是所有历史学家评估各种原因相对重要性的核心，其困难在于在推理过程中既要明确又要缜密。

[285]
在七月危机中，贝特曼·霍尔韦格曾谈道：“超越人类力量的宿命正在笼罩着欧洲和我们的人民。”事实上，贝特曼·霍尔韦格很清楚自己在发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不到一年之后，他私下承认了自己永远的内疚：“这种想法从未离开过我，我一直生活在这种想法中。”参见Herwig, The First World War，23，30。虽然贝特曼·霍尔韦格宣称的无知是虚伪和自私的，但它也揭示了另一个悖论：即使参与者意识到自己有意识的决定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也可能会被深层的力量所驱使，以至于后来他们会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

[286]
Edmund Morris, 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New York：Coward, McCann＆Geoghegan，1979），21.

[287]
Memorandum to President William McKinley, April 26，1897，in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ed.H.W.Brands（New York：Cooper Square Press，2001），129—130.

[288]
Morris, 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572—573.

[289]
在西奥多·罗斯福的总统任期内，美国在哥伦比亚采取了三次干预行动，在洪都拉斯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采取了两次干预行动，在古巴和巴拿马各采取了一次干预行动，关于这些干预行动和到1935年为止的其他干预行动的总结，参见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Empire as a Way of Lif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102—110，136—142，165—167；Barbara Salazar Torreon，“Instances of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broad，1798—2015，”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15，2015，https：//www.fas.org/sgp/crs/natsec/R42738.pdf。

[290]
Theodore Roosevelt，“Expansion and Peace，”in The Strenuous Life（New York：P.F.Collier＆Son，1899），32.

[291]
Theodore Roosevelt，“Naval War College Address，”Newport, RI, June 2，1897，http：//www.theodore-roosevelt.com/images/research/speeches/tr1898.pdf.

[292]
Albert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35），1—2.

[293]
Theodore Roosevelt, The Winning of the West, vol.1（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5），1，7.

[294]
Gregg Jones, Honor in the Dust：Theodore Roosevelt, War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Imperial Dream（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2012），24.罗斯福发表此番讲话近70年后，C.范恩·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提出，美国享有的“自由安全”，即“自然恩赐”的太平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屏障，以及19世纪80年代美国商船在大西洋上运送货物时得到英国海军的保护，这对美国实力的增长和扩张主义倾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只要自由的土地（freeland）是肥沃和适合耕种的，”伍德沃德写道，“只要安全不仅免费，而且持久（strong）和有效，世界似乎就成了专为美国准备的牡蛎，这丝毫不足为奇。”参见C.Vann Woodward，“The Age of Reinterpreta-tio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6，no.1（October 1960），1—19。

[295]
Theodore Roosevelt, The Naval War of 1812（New York：Modern Li-brary，1999），151.第一次出版时间是在1882年。

[296]
Roosevelt，“Naval War College Address.”

[297]
Charles Kupchan,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74.

[298]
Edmund Morris, Theodore Rex（New York：Random House，2001），184.

[299]
Roosevelt，“Expansion and Peace，”29.

[300]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429—430.

[301]
Theodore Roosevelt，“The Expansion of the White Races：Address a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African Diamond Jubile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Washington, DC, January 18，1909，www.theodore-roosevelt.com/images/research/speeches/trwhiteraces.pdf.

[302]
Theodore Roosevelt，“Fourth Annual Message，”December 6，1904，UCSB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545；Roosevelt，“The Expansion of the White Races.”

[303]
Theodore Roosevelt，“First Annual Message，”December 3，1901，UCSB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542.

[304]
Joseph Nye,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ra（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23.

[305]
Theodore Roosevelt，“The Strenuous Life，”April 10，1899，http：//voicesofdemocracy.umd.edu/roosevelt-strenuous-life-1899-speech-text/.

[306]
Theodore Roosevelt，“The Monroe Doctrine，”The Bachelor of Arts 2，no.4（March 1896），443.

[307]
Louis Pérez Jr.，Cuba in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Metaphor and the Imperial Etho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8），30.

[308]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班牙面临古巴国内一系列独立运动：“十年战争”（1868—1878年）、“小规模战争”（the Small War）和最后的“独立战争”（1879—1880年），美国都对这些运动进行了干预。

[309]
Morris, 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513.

[310]
参见William McKinley，“First Inaugural Address，”March 4，1897，Avalon Project, Yale Law School, http：//avalon.law.yale.edu/19th＿century/mckin1.asp。

[311]
罗斯福在两封信中表达了“把西班牙人赶出古巴”的愿望：Morris, 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513，526。关于他对马汉的评论，参见Letter to Alfred Thayer Mahan, May 3，1897，in Brands,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TheodoreRoosevelt，133。莫里斯描述了麦金利对罗斯福“将寻求让美国卷入战争”的不安。参见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560。

[312]
Ben Procter, William Randolph Hearst：The Early Years，1863—191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03.

[313]
Morris, 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586.

[314]
参见Letter to Hermann Speck von Sternberg, January 17，1898，in Brands,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168。

[315]
Morris, 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607.

[316]
Jones, Honor in the Dust，10.

[317]
调查没有具体指控西班牙或者古巴的实施者，但很清楚，爆炸是水雷引发的外部原因造成的。此后，这一直是一个争议点；随后的调查表明，爆炸实际上是偶然的。

[318]
Mark Lee Gardner, Rough Riders：Theodore Roosevelt, His Cowboy Regiment, and the Immortal Charge Up San Juan Hill（New York：HarperCol-lins，2016），175；Morris, 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650.

[319]
1898年5月，美国船只在马尼拉湾摧毁了西班牙舰队，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迅速胜利，数月后古巴问题也得到了正式解决。在这场战争结束后，美国支付给菲律宾2000万美元，然后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导致了美菲战争的爆发，从189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02年。与此同时，新解放的古巴只是名义上的独立，该国新宪法赋予美国控制古巴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保证美国拥有维持秩序，并进行“干预”的权利。美国在1906—1909年、1912年和1917—1922年通过干预行动行使了这一权利。

[320]
Daniel Aaron, Men of Good Hope：A Story of American Progressiv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268.

[321]
在描述罗斯福总统任期的这段时间时，历史学家理查德·科林（Rich-ard Collin）写道：“罗斯福的主要任务是让欧洲相信美国是认真的。”参见Rich-ard Collin, Theodore Roosevelt, Culture Diplomacy, and Expansion：A New View of American Imperialism（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5），101。在其他地方，科林指出罗斯福希望“阻止一个强大的德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取代一个弱小的西班牙。罗斯福的大棒……是针对欧洲的，而不是针对拉丁美洲的”。参见科林的Theodore Roosevelt's Caribbean：The Panama Canal,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the Latin American Context（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xii。有关罗斯福怀疑德国对委内瑞拉企图的详细描述，也可参见James R.Holmes, Theodore Roosevelt and World Order：Po-lic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ashington, DC：Potomac Books，2006），165—167。

[322]
Morris, Theodore Rex，186—187.

[323]
Edmund Morris，“A Few Pregnant Days，”Theodore Roosevelt Associa-tion Journal 15，no. 1（Winter 1989），4.关于这件事的详细记录，参见莫里斯的Theodore Rex，183—191和“A Few Pregnant Days，”2—13。

[324]
Morris，“A Few Pregnant Days，”2.

[325]
“门罗主义”宣称，西半球国家“不应被任何欧洲大国视为未来殖民统治的对象”，并警告称，美国“只能将任何欧洲大国的干预视为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参见James Monroe，“Seventh Annual Message，”December 2，1823，UCSB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465。

[326]
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译者注

[327]
Stephen Rabe，“Theodore Roosevelt, the Panama Canal, and the Roose-velt Corollary：Sphere of Influence Diplomacy，”in A Companion to Theodore Roosevelt, ed.Serge Ricard（Malden, MA：Wiley-Blackwell，2011），277；Er-nest May, Imperial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Chicago：Imprint Publications，1961），33，128；Robert Freeman Smith，“Latin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powers，1830—1930，”in The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4：1870 to 1930，ed.Leslie Bethel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98—99.

[328]
Lars Schoultz, 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y of U.S.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112.

[329]
Letter to Henry Cabot Lodge, December 27，1895，in Brands,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113.大约在同一时间，罗斯福还声称：“如果出现混乱，我将尝试亲自插手此事。”参见Brands,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112。

[330]
关于1895年争端的详细描述，参见Schoultz, 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107—124。

[331]
Roosevelt，“The Monroe Doctrine，”437—439.

[332]
参见Theodore Roosevelt，“Second Annual Message，”December 2，1902，UCSB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543/。

[333]
Collin, Theodore Roosevelt's Caribbean，121.在加勒比海，美国海军的优势明显：12月份时有53艘战舰，而德国只有10艘，参见Morris，“A Few Pregnant Days，”7。

[334]
Rabe，“Theodore Roosevelt, the Panama Canal, and the Roosevelt Cor-ollary，”280；Warren Zimmerman, First Great Triumph：How Five Americans Made Their Country a World Power（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2），426.

[335]
Theodore Roosevelt，“Charter Day Address，”UC Berkeley, March 23，1911.参见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ronicle, vol.13（Berkeley, CA：The Uni-versity Press，1911），139。

[336]
Rabe，“Theodore Roosevelt, the Panama Canal, and the Roosevelt Cor-ollary，”274.

[337]
David McCullough, The Path Between the Seas：The Creation of the Panama Canal，1870—1914（New York：Simon＆Schuster，1977），250.

[338]
参见Theodore Roosevelt，“Special Message，”January 4，1904，UCSB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69417。

[339]
波哥大是哥伦比亚的首都。——译者注

[340]
参见Schoultz, 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164；Collin, Theodore Roosevelt's Caribbean，239。虽然是哥伦比亚参议院正式否决了继续推动该计划，但罗斯福却指责该国总统若泽·马罗金（José Marroqueín）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推动通常只是“走过场的”参议院批准该条约。

[341]
William Roscoe Thayer,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 vol.2（Bos-ton：Houghton Mifflin，1915），327—328.

[342]
Morris, Theodore Rex，273.科林详细描述了提交罗斯福的法律备忘录，该备忘录支持这一结论，参见Collin, Theodore Roosevelt's Caribbean，240—243。

[343]
参见Morris, Theodore Rex，275；Rabe，“Theodore Roosevelt, the Panama Canal, and the Roosevelt Corollary，”285。

[344]
为了核实比诺·瓦里拉所说的革命是否真的可能发生，罗斯福在白宫会见了他这一年早些时候秘密派遣到巴拿马去评估局势的两名军官。他们假扮成游客，在该地区进行了广泛的侦察，并报告说，叛乱的筹划工作确实正在进行之中。

[345]
Morris, Theodore Rex，282—283；McCullough, The Path Between the Seas，378—379.

[346]
美国保持了其军事存在，向哥伦比亚人发出信号，不要干预，同时提醒巴拿马人，他们脆弱的独立依赖于美国的持续支持。罗斯福对于该革命的确切参与程度和对该革命的了解一直是争议的根源。详细的原因，参见Morris, Theodore Rex，270—283；Schoultz, 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165—168；Col-lin, Theodore Roosevelt's Caribbean，254—268；McCullough, The Path Between the Seas，349—386。

[347]
Schoultz, 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175.

[348]
Noel Maurer and Carlos Yu，“What T.R.Took：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Panama Canal，1903—1937，”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8，no.3（2008），698—699.

[349]
这笔收入大部分用于支付运河的运营和维护费用。参见McCullough, The Path Between the Seas，612；Eloy Aguilar，“U.S.，Panama Mark Handover of Canal，”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14，1999，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pmextra/dec99/14/panama.htm。

[350]
Noel Maurer and Carlos Yu, The Big Ditch：How America Took, Built, Ran, and Ultimately Gave Away the Panama Canal（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89—92.

[351]
罗斯福说：“巴拿马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对哥伦比亚共和国不满，他们只因有缔结条约的前景才保持沉默，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而当这份条约显然已经无望时，巴拿马人民就会像一个人那样一起站起来反抗。”一位参议员对此反驳道：“是的，这一个人就是罗斯福。”McCullough, The Path Between the Seas，382.后来，罗斯福指出：“有人说我在巴拿马煽动叛乱……我不必挑拨离间，只要把脚抬起来就行了。”参见Frederick S.Wood, Roosevelt As We Knew Him（Philadelphia：J.C.Winston，1927），153，引自“TR on the Panama Revolution of 1903，”Theodore Roosevelt Association Journal 15，no.4（Fall 1989），5。正如莫里斯和科林所指出的那样，罗斯福经常提醒批评他的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巴拿马面临过无数次革命企图，哥伦比亚政府经常请求美国帮助维持秩序。Morris, Theodore Rex，273；Collin, Theodore Roosevelt's Caribbean，327.科林进一步强调，1855年后，“美国海军舰艇总是在巴拿马或者附近执勤，在叛乱时，这些部队通常会增加。美国海军的存在不是外来入侵，而是哥伦比亚政策和外交的中心，传统上是应哥伦比亚的要求，因为一直有着存在矛盾的巴拿马能够起到对哥伦比亚主权法律的实际保障作用。参见Collin, Theodore Roosevelt's Caribbean，267。”

[352]
Rabe，“Theodore Roosevelt, the Panama Canal, and the Roosevelt Cor-ollary，”287.

[353]
长久以来，正确的边界都是个问题：1825年俄国和英国签署的一项条约确立了英国对该争议领土的大部分控制权，但俄国地图并未反映该条约的坐标。这些地图成为事实上的领土界线指南，而英国从未反对在“官方”和“实际”领土边界之间留下巨大的差距。

[354]
参见Tony McCulloch，“Theodore Roosevelt and Canada：Alaska, the‘Big Stick，’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iangle，1901—1909，”in A Companion to Theodore Roosevelt, ed.Serge Ricard（Malden, MA：Wiley-Blackwell，2011），296—300；Christopher Sands，“Canada's Cold Front：Lessons of the Alaska Boundary Dispute for Arctic Boundaries Today，”International Journal 65（Win-ter 2009—10），210—212。

[355]
Elting E.Morison, ed.，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530.正如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所解释的那样：“没有哪个有一点自尊的国家”会愿意放弃已经成为宝贵领土的东西。洛奇称：“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想过要这样投降，你完全可以放心，西奥多·罗斯福是不会投降的。”参见John A.Munro, ed.，The Alaska Boundary Dispute（Toronto：Copp Clark Publishing，1970），4。

[356]
Howard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56），113—114.

[357]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tribunal's members, see Norman Penlington, The Alaska Boundary Dispute：A Critical Reappraisal（Toronto：McGraw-Hill，1972），70—81.

[358]
William Tilchin,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British Empire：A Study in＆nbsp；Presidential Statecraft（London：Macmillan，1997），44.

[359]
Wood, Roosevelt As We Knew Him，115.

[360]
参见“Statement by the Canadian Commissioners”in Munro, The Alaska Boundary Dispute，64；Canadian reactions in Penlington, The Alaska Boundary Dispute，1，104。对阿尔弗斯通的指控也是由该法庭的加拿大成员提出的，正如特纳参议员所回忆的那样：“阿尔弗斯通勋爵和他的加拿大同事之间的辩论是激烈而尖刻的，后者在辩论中暗示，阿尔弗斯通勋爵是在英国政府出于外交原因坚持下才放弃了加拿大的案子。”参见Wood, Roosevelt As We Knew Him，120；Penlington, The Alaska Boundary Dispute，108。

[361]
Munro, The Alaska Boundary Dispute，86.

[362]
Frederick Marks III, Velvet on Iron：The Diplomacy of Theodore Roose-velt（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79），163n37.

[363]
Roosevelt，“Fourth Annual Message.”

[364]
Robert Osgood, Ideals and Self-Interest in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144.

[365]
对美国的消极态度和看法在不同的来源中都被讨论过。有三个例子：“到20世纪初，整个拉美社会已经越来越担心，美国的计划包含了美国主宰（dominance）的目标。”（Thomas O'Brien, Making the Americas：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from the Age of Revolutions to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2007]127）；到20世纪20年代，“对北方庞然大物的不信任和批评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Stuart Brewer, Borders and Bridges：A History of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Westport, CT：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2006]99）；而1898—1933年则是一个对美国充满“敌意”的时期（Alan McPherson, ed.，Anti-American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6]14）。

[366]
参见John Hassett and Braulio Mu?oz, eds.，Looking North：Writings from Spanish America on the US，1800 to the Present（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2012），46；“Porfirio Díaz，”i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American Quo-t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367]
Allison, Blackwill, and Wyne, Lee Kuan Yew，2.

[368]
Ibid.，133.

[369]
Evan Osnos，“Born Red，”New Yorker, April 6，2015，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5/04/06/born-red.

[370]
Allison, Blackwill, and Wyne, Lee Kuan Yew，17.

[371]
Ibid.

[372]
Ibid.，2.

[373]
Ibid.，3.

[374]
Kissinger, On China，2.

[375]
John K.Fairbank，“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 47，no.3（1969）；总结请参见Eric Anderson, China Restored：The Middle Kingdom Looks to 2020 and Beyond（Santa Barbara, CA：Praeger，2010），xiv。

[376]
John K.Fairbank，“Introduction：Varieties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Ex-perience，”in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ed.Frank A.Kiernan Jr.and John K.Fairbank（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6—7；John K.Fairbank，“A Preliminary Framework，”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ed.John K.Fairbank（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2，4.

[377]
Kissinger, On China，2—3.

[378]
Ibid.，9—10，15.基辛格曾是研究世界秩序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以《重建的世界》为名出版，主要分析了维也纳会议。他大加赞赏欧洲大国协调和均势外交的好处，使欧洲获得百年和平。这种全球秩序的外交观念贯穿了基辛格的思想。参见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New York：Penguin Books，2014）。

[379]
Kissinger, On China，17，529.

[380]
1839年，英国以商务受阻和英国臣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由作出派遣舰队去中国的决定，但是鸦片战争真正打响是在1840年。——译者注

[381]
该条约在一艘名为“康沃利斯号”的炮舰上签署。该舰沿长江向上航行，在俘获清政府装满税银的驳船后停泊在南京附近的长江上。

[382]
中国被迫开放了十多个通商口岸，并割让上海和广州的部分地区给法国和英国。Jonathan D.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New York：W.W.Norton，1990），158—162，179—181；John K.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reaty Ports，1842—1854（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102—103，114—133.

[383]
Kemp Tolley, Yangtze Patrol：The U.S.Navy in China（Annapolis，＆nbsp；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13），30.

[384]
Stapleton Roy，“The Changing Geopolitics of East Asia，”working pa-per, Paul Tsai China Center, Yale Law School, July 25，2016，5，https：//www.law.yale.edu/system/fles/area/center/china/document/stapletonroy＿fnal.pdf.

[385]
James L.Hevia，“Looting and Its Discontents：Moral Discourse and the Plunder of Beijing，1900—1901，”in The Boxers, China, and the World, ed.Robert Bickers and R.G.Tiedemann（Lanham, MD：Rowman＆Littlefeld，2007），94.

[386]
Diana Preston, Besieged in Peking：The Story of the 1900 Boxer Rising（London：Constable，1999），31；“Gift from Peking for the Museum of Art：H.G.Squiers to Present Bronzes and Curios to This City，”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1901，http：//query.nytimes.com/gst/abstract.html/？res=9A07E7DE153DE433A25750C0A96F9C946097D6CF.

[387]
Allison, Blackwill, and Wyne, Lee Kuan Yew，114.

[388]
Kevin Rudd，“How to Break the‘Mutually Assured Misperception'Be-tween the U.S.and China，’”Hufngton Post, April 20，2015，http：//www.huffin-gtonpost.com/kevin-rudd/us-china-relations-kevin-rudd-report＿b＿7096784.html.

[389]
参见Liu He's discussion paper from the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Overcoming the Great Recession：Lessons from China，”July 2014，http：//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24397。

[390]
虽然印度自2008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约7%，但它不是“主要经济体”，因为它在金融危机时期还不是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

[391]
中国官方称“4万亿”人民币，该数字基本与中国官方数字一致。——译者注

[392]
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提供的经济刺激计划和银行救助基金共计9830亿美元。

[393]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官方和政府公文有目的地选择了他们的经济标准。在公开评估中国经济规模时，官方几乎总是使用市场汇率（MER）来衡量国内生产总值，而不是购买力平价，以使经济规模看起来更小，更不具有威胁性。在闭门私密的场合，在比较中国和美国时，他们使用购买力平价（参见第一章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以市场汇率衡量的。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第一个目标早已经实现。

[39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October 2016.

[395]
Robert Lawrence Kuhn，“Xi Jinping's Chinese Dream，”New York Times, June 4，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06/05/opinion/global/xi-jinpings-chinese-dream.html.

[396]
Osnos，“Born Red.”

[397]
Chun Han Wong，“China's Xi Warns Communist Party Not to Waver on Ideology，”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2016，http：//www.wsj.com/articles/chinas-xi-exhorts-communist-party-to-hold-fast-to-marxism-1467380336.

[398]
Allison, Blackwill, and Wyne, Lee Kuan Yew，121.

[399]
参见“Xi：Upcoming CPC Campaign a‘Thorough Cleanup’of Undesir-able Practices，”Xinhua, June 18，2013，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06/18/c＿132465115.htm；Zhao Yinan，“Xi Repeats Anti-Graft Mes-sage to Top Leaders，”China Daily, November 20，2012，http：//usa.chinadai-ly.com.cn/epaper/2012-11/20/content＿15944726.htm；Macabe Keliher and Hsinchao Wu，“How to Discipline 90 Million People，”Atlantic, April 7，2015，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4/xi-jinping-china-corruption-political-culture/389787/。

[400]
China Economic Review online corruption database, http：//www.chi-naeconomicreview.com/cartography/data-transparency-corruption；“Visualizing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ChinaFile.com, January 21，2016；“Can 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Succeed？”CSIS China Power Project, ht-tp：//chinapower.csis.org/can-xi-jinpings-anti-corruption-campaign-succeed/.

[401]
Joseph Fewsmith，“Xi Jinping's Fast Start，”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41，Spring 2013，http：//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les/uploads/docu-ments/CLM41JF.pdf.

[402]
习近平的“中国梦”唤起了人们恢复往日的辉煌（greatness）的观念。这种观念源自中国文学和思想史，至少可追溯到12世纪。这种对复兴的渴望是中国百年耻辱时期主要的政治推动力。清代学者冯桂芬在1860年讨论英法时就在唤起这种想法：“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对于同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来说，这种观念也是一个希望的源泉，以便在经济上“复兴”中国并且在军事上击退帝国列强。然而，就像反复出现的噩梦一样，这个许诺的梦想（promised dream）在它能够实现之前就被打碎了。参见Ryan Mitchell，“Clearing Up Some Misconceptions About Xi Jinping's‘China Dream，’”Hufng-ton Post, August 20，2015，http：//www.huffingtonpost.com/ryan-mitchell/clear-ing-up-some-misconce＿b＿8012152.html；Jonathan D.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NewYork：W.W.Norton，1990），197。

[403]
Didi Kristen Tatlow，“Xi Jinping on Exceptio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2014，http：//sinosphere.blogs.ny-times.com/2014/10/14/xi-jinping-on-exception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404]
Mark Elliott，“The Historical Vision of the Prosperous Age（sheng-shi），”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no.29，March 2012，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29＿elliott.inc＆issue=029.

[405]
Jin Kai，“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nfucian Revival，”Diplo-mat, September 30，2014，http：//thediplomat.com/2014/09/the-chinese-com-munist-partys-confucian-revival/.

[406]
Geoff Dyer, The Contest of the Century（New York：Vintage Books，2014），150—152.

[407]
Allison, Blackwill, and Wyne, Lee Kuan Yew，14.

[408]
Dexter Roberts，“China Trumpets Its Service Economy，”Bloomberg Businessweek, January 28，2016，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1-28/china-trumpets-its-service-economy.

[409]
Gabriel Wildau，“China：The State-Owned Zombie Economy，”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9，2016，https：//www.ft.com/content/253d7eb0-ca6c-11e5-84df-70594b99fc47.

[410]
Ben Bland，“China's Robot Revolution，”Financial Times, June 6，2016，https：//www.ft.com/content/1dbd8c60-0cc6-11e6-ad80-67655613c2d6.

[411]
“Xi Sets Targets for China's Science, Technology Mastery，”Xinhua, May 30，2016，http：//news. xinhuanet.com/english/2016-05/30/c＿135399691.htm.

[412]
Associated Press，“Air Pollution in China Is Killing 4，000 People Every Day, a New Study Finds，”August 13，2015，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aug/14/air-pollution-in-china-is-killing-4000-people-every-day-a-new-study-fnds.

[413]
World Bank, 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Economic Estimates of Physi-cal Damages（Washington, DC：World Bank，2007），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82171468027560055/Cost-of-pollution-in-China-economic-estimates-of-physical-damages.

[414]
John Siciliano，“China Deploys Green‘SWAT Teams'to Meet Climate Goals，”Washington Examiner, March 19，2016，http：//www.washingtonexam-iner.com/china-deploys-green-swat-teams-to-meet-climate-goals/article/2586271.

[415]
“China Must Quickly Tackle Rising Corporate Debt, Warns IMF Of-cial，”Reuters, June 10，2016，http：//www. reuters.com/article/us-china-imf-debt-idUSKCN0YX029.

[416]
Martin Feldstein，“China's Next Agenda，”Project Syndicate, March 29，2016，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growth-through-pro-market-reforms-by-martin-feldstein-2016-03.

[417]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Division,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4 Revision, Highlights（ST/ESA/SER.A/352），https：//esa.un.org/unpd/wup/publications/fles/wup2014-highlights.pdf.

[418]
Martin Feldstein，“China's Latest Five-Year Plan，”Project Syndicate, November 28，2015，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new-fve-year-plan-by-martin-feldstein-2015-11？barrier=true.

[419]
Halford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New York：Henry Holt，1919），186.

[420]
Xi Jinping，“New Asian Security Concept for New Progress in Security Cooperation：Remarks at the Fourth Summit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Shanghai, May 21，2014，http：//www.fmprc.gov.cn/mfa＿eng/zxxx＿662805/t1159951.shtml.

[421]
Bill Hayton, The South China Sea（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71.

[422]
Toshi Yoshihara，“The 1974 Paracels Sea Battle：A Campaign Appraisal，”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9，no.2（Spring 2016），41.

[42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Asia-Pacif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August 2015），16，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NDAA%20A-P＿Maritime＿SecuritY＿Strategy-08142015-1300-FINAL-FORMAT.PDF.

[424]
Derek Watkins，“What China Has Been 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9，2016，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5/07/30/world/asia/what-china-has-been-building-in-the-south-china-sea-2016.ht-ml.

[42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Asia-Pacif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17.

[426]
美国的贸易在5.3万亿美元总额中占1.2万亿美元。Bonnie Glaser，“Armed Clash in the South China Sea，”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2012，4，http：//www.cfr.org/asia-and-pacifc/armed-clash-south-china-sea/p27883.

[427]
Andrei Kokoshin，“2015 Military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Defense,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cy Issues，”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tober 2016，vi, http：//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27040.

[428]
Regina Abrami, William Kirby, and F.Warren McFarlan, Can China Lead？（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4），179.

[429]
“President Xi Stresses Development of PLA Army，”Xinhua, July 27，＆nbsp；2016，http：//news. xinhuanet.com/english/2016-07/27/c＿135544941.htm.

[430]
Jeremy Page，“For Xi, a‘China Dream'of Military Power，”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3，2013，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127887324128504578348774040546346.

[431]
伊拉克的指挥控制系统受到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萨达姆·侯赛因最终被迫让通信员驾驶摩托车将他的命令送到前线。Fred Kaplan, Dark Territo-ry：The Secret History of Cyber War（New York：Simon＆Schuster，2016），22—23.

[432]
皮尔斯伯里为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所作研究的部分内容：Mi-chael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Washington, 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2000）。亦可参见Chinese Views of Fu-ture Warfare, ed.Michael Pillsbury（Washington, 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97）。

[433]
正如科科欣所指出的是：“同时控制几个省份的‘主要军区’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是维护北京中央政权的重要因素。这些指挥官和政治委员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控制，直接向中央军委主席报告。当出现国内危机的情况下，‘主要军区’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会有很多机会对位于这些地区的省份实施紧急控制……当他们考虑到军事改革的深度时，党和国家高级官员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军队在提供更有效利用军事力量追求外交政策利益的能力与保留解放军在解决内部危机中的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参见Kokoshin，“2015 Military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2—23，24。

[434]
Yang Yong, quoted in Dyer, The Contest of the Century，25.

[435]
“中国人民解放军”名字中的“军”（army）是军队的通称，包括空军和海军以及三种地面部队[后三种美国称之为“陆军”（army）]

[436]
M.Taylor Fravel，“China's Changing Approach to Military Strategy：The Science of Military Strategy from 2001 to 2013，”in Joe McReynolds, 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Strategy（Washington, DC：Jamestown Foundation，2016），59—62；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Holmes, 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Maritime Strategy（Annapolis, 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10），60.

[437]
Holmes and Yoshihara, 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18.

[438]
2015年，国防部将“空海一体战”改名为“全球共享空间中的联合和机动联合概念”（JAM-GC），尽管它仍被广泛称为“空海一体战”。Sam Lagrone，“Pentagon Drops Air Sea Battle Name, Concept Lives On，”USNI News, January 20，2015，https：//news.usni.org/2015/01/20/pentagon-drops-air-sea-battle-name-concept-lives.

[439]
Eric Heginbotham et al.，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Forces, Geography, and the Evolving Balance of Power，1996—2017（Santa Monica, CA：RAND Corporation，2015），xxxi, xxix.

[440]
Samuel Kim, China,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Order（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38.

[441]
Helen H.Robbins,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George, Earl of Macartney, and His Experiences in China, as Told by Himself（New York：E.P.Dutton，1908），175.

[442]
Alain Peyrefitte, The Immobile Empire, trans.Jon Rothschild（New York：Knopf，1992），10.

[443]
Kissinger, On China，37.

[444]
J.R.Cranmer-Byng, ed.，An Embassy to China；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1793—1794（Hamden：Archon Books，1963），117.

[445]
Peyrefitte, The Immobile Empire，170.

[446]
Ibid.，220.

[447]
Ibid.，206.

[448]
Ibid.，227，306.

[449]
乾隆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的圣旨（1793年9月）请见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ed.Pei-kai Cheng, Michael Lestz, and Jonathan Spence（New York：Norton，1999），104—106。

[450]
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 72，no.3（Summer 1993），22.

[451]
Ibid.，24.

[452]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 no.16（Summer 1989），3—18.

[453]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25.

[454]
Ibid.，41.

[455]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Schuster Paperbacks，2003），225.

[456]
Ibid.，169.

[457]
Ibid.，234.

[458]
Crane Brinton, The Anatomy of a Revolu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1952），271.

[459]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223.

[460]
Ibid.，225.

[461]
Jeffrey Goldberg，“The Obama Doctrine，”Atlantic, April 2016，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

[462]
Allison, Blackwill, and Wyne, Lee Kuan Yew，42.

[463]
Harry Gelber, Nations Out of Empires：European Nation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sia（New York：Palgrave，2001），15.

[464]
Kevin Rudd，“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Under Xi Jinping：Toward a New Framework of Constructive Realism for a Common Purpose，”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ril 2015，12，http：//belfercenter.org/files/SummaryReportUSChina21.pdf.

[465]
William Pitt, Earl of Chatham, Speech in House of Lords, January 20，1775，http：//quod.lib.umich.edu/cgi/t/text/text-idx？c=evans；idno=N11389.0001.001.

[466]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New York：Alfred A.Knopf，1963），43.

[467]
Kissinger, On China，15.

[468]
Ibid.

[469]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Address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America（Boston：J.P.Mendum，1856），19.

[470]
Neustadt, Presidential Power and the Modern Presidents，29.

[471]
Myers v.United States，272 US 52（1926）.

[472]
Lee Kuan Yew，“Speech at the Abraham Lincoln Medal Award Ceremony，”Washington, DC, October 18，2011，https：//www.mfa.gov.sg/content/mfa/overseasmission/washington/newsroom/press＿statements/2011/201110/press＿201110＿01.html.

[473]
Thomas Jefferson letter to William Hunter, March 11，1790.

[474]
Eric X.Li，“A Tale of Two Political Systems，”TED Talk, June 2013，https：//www.ted.com/talks/eric＿x＿li＿a＿tale＿of＿two＿political＿systems/tran-script？language=en.

[475]
Kissinger, World Order，236.

[476]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184.

[477]
Kissinger, On China，17.

[478]
Kissinger, World Order，230.

[479]
George Washington，“Address to the members of the Volunteer Associa-tion and other Inhabitants of the Kingdom of Ireland who have lately ar-rived in the City of New York，”December 2，1783，http：//founding.com/founders-li-brary/american-political-figures/george-washington/address-to-the-members-of-the-volunteer-association-and-other-inhabitants/.

[480]
Yoree Koh，“Study：Immigrants Founded 51%of U.S.Billion-Dollar Startups，”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7，2016，http：//blogs.wsj.com/digits/2016/03/17/study-immigrants-founded-51-of-u-s-billion-dollar-startups/.

[481]
Allison, Blackwill, and Wyne, Lee Kuan Yew，22—23.Of course, this is not entirely accurate：the American continent may have been undeveloped when Europeans arrived, but it was not“empty.”

[482]
“Notes from the Chairman：A Conversation with Martin Dempsey，”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6，https：//www. foreignaffairs.com/in-terviews/2016-08-01/notes-chairman.

[483]
Kissinger, On China，30.

[484]
Sun Tzu, The Art of War, trans.Samuel B.Griffith（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92.

[485]
Fran?ois Jullien, The Propensity of Things：Toward a History of Efficacy in China, trans.Janet Lloyd（New York：Zone Books，1999），26.

[486]
Sun Tzu, The Art of War，95.

[487]
Kissinger, On China，23.

[488]
David Lai，“Learning from the Stones：A Go Approach to Mastering China's Strategic, Shi，”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May 2004，5，28，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ubs/display.cfm？pubID=378；Kissinger, On China，23—24.

[489]
Sun Tzu, The Art of War，14—16.

[490]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491]
Rudd，“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Under Xi Jinping，”14.

[492]
M.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493]
为了支持这一说法，一些人引用了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的“中国挑战”理论。柯庆生有效地解释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是如何降低中美之间爆发大国战争的可能性的。但他也承认，这种冲突仍然有可能发生。此外，他认识到，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优势将使成功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如领土争端）变得更加困难。参见Thomas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New York：W.W.Norton，2015），尤其是第二章（“This Time Should Be Different：China's Rise in a Globalized World”）和第四章（“Why China Still Poses Strategic Challenges”）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494]
David Gompert, Astrid Cevallos, and Cristina Garafola, War with 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Santa Monica, CA：RAND Corporation，2016），48—50，87.

[495]
Benjamin Valentino, Final Solutions：Mass Killing and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88.

[496]
P.K.Rose，“Two Strategic Intelligence Mistakes in Korea，1950：Per-ceptions and Reality，”Studies in Intelligence, Fall-Winter 2001，57—65.

[497]
T.R.Fehrenbach, This Kind of War：A Study in Unpreparedness（New York：Macmillan，1963），184—196.

[498]
正如费伦巴赫（Fehrenbach）所描述的，麦克阿瑟的想法是派遣足够接近中国大陆的海军以激起中国的武力回应，然后可以此作为核武器升级的借口。

[499]
Fehrenbach, This Kind of War，192.

[500]
Michael Gerson，“The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Deterrence, Escala-tion, and the Threat of Nuclear War in 1969，”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Novem-ber 2010，17，https：//www.cna.org/CNA＿files/PDF/D0022974.A2.pdf.

[501]
Ibid.，16—17，44.

[502]
Nicholas Khoo, Collateral Damage：Sino-Soviet Rivalry and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ino-Vietnamese Alli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144.

[503]
Kissinger, On China，219.

[504]
Kissinger, Diplomacy，723.

[505]
Gerson，“The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iii.

[506]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201.

[507]
Ibid.

[508]
Gerson，“The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24.

[509]
参见Wallace Thies and Patrick Bratton，“When Governments Collide in the Taiwan Strait，”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7，no.4（December 2004），556—584；Robert Ross，“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no.2（Fall 2000），87—123。

[510]
参见Jane Perlez，“American and Chinese Navy Ships Nearly Collided in South China Sea，”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4，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12/15/world/asia/chinese-and-american-ships-nearly-collide-in-south-china-sea.html。

[511]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1812—22（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7），331.

[512]
正如亨利·基辛格在2014年接受美国国际公共广播电台（PRI）的《世界》（The World）栏目的采访时所说：“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卷入了五场战争，但只有其中一次达到了既定目标；另一场战争以僵局结束，剩下三次则是我们单方面撤退。我所指的是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海湾战争）——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朝鲜战争——以一种僵局告终；还有越南战争、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我们单方面退出了。”参见“Henry Kissinger Would Not Have Supported the Iraq War If He'd Known What He Knows Now，”PRI, Sep-tember 11，2014，http：//www.pri.org/stories/2014-09-11/henry-kissinger-would-not-have-supported-iraq-war-if-hed-known-what-he-knows-now。

[513]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Gates at the U. S.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February 25，2011，http：//archive.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539.

[514]
Gulf of Tonkin，东京湾，是北部湾的旧称。——译者注

[515]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Peter Paret, trans.Michael Eliot Howard（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101.

[516]
Robert McNamara, In Retrospect：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2nd ed.（New York：Vintage，1996），128—143.

[517]
参见David Sanger, Confront and Conceal：Obama's Secret Wars and Surprising Us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Crown Publishers，2012）。

[518]
“Kaspersky Lab Discovers Vulnerable 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s Likely Belonging to Large Organizations，”Kaspersky Lab, press release, July 11，2016，http：//usa. kaspersky.com/about-us/press-center/press-releases/2016/Kaspersky-Lab-Discovers-Vulnerable-Industrial-Control-Systems-Likely-Belong-ing-to-Large-Organizations.

[519]
Herman Kahn, On Escalation：Metaphors and Scenarios（New York：Penguin，1965），39.

[520]
从本节小标题开始，本章余下内容均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假设推演的中美可能会开战的五种场景。——译者注

[521]
“杀伤链”（kill chain）是军事术语，用以描述攻击的各个阶段，主要包括发现、定位、跟踪、瞄准、打击和最终摧毁目标等几个阶段。——译者注

[522]
Audrey Wang，“The Road to Food Security，”Taiwan Today, July 1，2011，http：//taiwantoday.tw/ct.asp？xItem=167684＆CtNode=124；“Taiwan Lacks Food Security Strategy，”Taipei Times, July 26，2010，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0/07/26/2003478832.

[523]
参见Ross，“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87—123。

[524]
这一场景基于兰德公司为《外交政策》杂志组织的一次军棋推演。参见Dan De Luce and Keith Johnson，“How FP Stumbled Into a War with China—and Lost，”Foreign Policy, January 15，2016，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1/15/how-fp-stumbled-into-a-war-with-china-and-lost/。

[525]
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明确表示：“我们对日本安全的条约承诺是绝对的，（《美日共同防御条约》）第5条涵盖日本管理的所有领土，包括钓鱼岛。”特朗普总统就职后不久便重新确认了这一承诺。参见“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April 24，2014，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04/24/joint-press-conference-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abe-japan；“Joint Statement from President Donald J.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February 10，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2/10/joint-statement-presi-dent-donald-j-trump-and-prime-minister-shinzo-abe。

[526]
Jeremy Page and Jay Solomon，“China Warns North Korean Nuclear Threat Is Rising，”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2，2015，http：//www.wsj.com/articles/china-warns-north-korean-nuclear-threat-is-rising-1429745706；Joel Wit and Sun Young Ahn，“North Korea's Nuclear Futures：Technology and Strate-gy，”U.S.-Korea Institute at SAIS，2015，http：//38north.org/wp-content/up-loads/2015/02/NKNF-NK-Nuclear-Futures-Wit-0215.pdf.

[527]
Eli Lake，“Preparing for North Korea's Inevitable Collapse，”Bloomberg, September 20，2016，https：//www.bloomberg.com/view/articles/2016-09-20/preparing-for-north-korea-s-inevitable-collapse.

[528]
“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US Census, http：//www. 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529]
Michael Lewis, Flash Boys：A Wall Street Revolt（New York：W.W.Norton，2014），56—88.

[530]
Andrew Ross Sorkin, Too Big to Fail：The Inside Story of How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Fought to Save the Financial System—and Themselves, up-dated ed.（New York：Penguin Books，2011），59.

[531]
Andrew Ross Sorkin et al.，“As Credit Crisis Spiraled, Alarm Led to Action，”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008，http：//www.nytimes.com/2008/10/02/business/02crisis.html.

[532]
David Hambling，“How Active Camouflage Will Make Small Drones Invisi-ble，”Popular Mechanics, November 14，2015，http：//www.popular mechanics.com/flight/drones/a18190/active-camouflage-make-small-drones-invisible/.

[533]
“在14世纪黑死病发生前夕，葡萄牙大约有150万人口，平均每平方千米大约有17个居民。然而，在134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并在这个水平上保持轻微的变化，直到大约在1460年，葡萄牙的人口数量才开始复苏。”参见Armindo de Sousa，“Portugal，”in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7：c.1415-c.1500，ed.Christopher Allm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627。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更多的葡萄牙人可能死于鼠疫：“根据记载，葡萄牙的鼠疫死亡率估计高达三分之二，甚至十分之九。”参见Peter Linehan，“Castile, Navarre and Portugal，”in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6：c.1300-c.1415，ed.Michael Jon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637。

[534]
1415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占领了休达（Ceuta），该地区成了葡萄牙人的领地。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地区马格里布（al-Mag·rib）的最北部，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它的面积大约为18.5平方千米。——译者注

[535]
A.R.Disney, A History of Portugal and the Portuguese Empire from Be-ginnings to 1807，vol.2：The Portuguese Empir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40.

[536]
H.V.Livermore，“Portuguese Expansion，”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2nd ed.，vol.1：The Renaissance，1493—1520，ed.G.R.Pott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420.

[537]
Joseph Pérez，“Avance portugués y expansion castellana en torno a 1492，”in Las Relaciones entre Portugal y Castilla en la época de los Descubri-mientos y la Expansión Colonial, ed.Ana María Carabias Torres（Salamanca, Spain：Ediciones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1994），107.

[538]
摩尔人（Moors），指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和葡萄牙）、西西里岛、撒丁尼亚、马耳他、科西嘉岛、马格里布和西非的穆斯林居民。历史上，摩尔人主要指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征服者。711年，摩尔人入侵基督教的伊比利亚半岛（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译者注

[539]
格拉纳达是今天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内格拉纳达省的省会，曾是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堡垒。——译者注

[540]
Alan Smith, Creating a World Economy：Merchant Capitalism, Colonial-ism, and World Trade，1400—1825（Boulder, CO：Westview Press，1991），75.

[541]
Christopher Bell, Portugal and the Quest for the Indies（London：Consta-ble，1974），180.

[542]
值得注意的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哥伦布的第一次尝试中，拒绝了他的赞助请求，最终重新考虑并同意资助他的航行。

[543]
葡萄牙已经无力负担二十年前与卡斯蒂利亚王国作战的高昂代价。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继承战争在1475年至1479年间打响，就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联盟是否会被允许的问题进行了战争。如果卡斯蒂利亚内战重新认可伊莎贝拉作为下一个卡斯蒂利亚女王，联盟将继续存在。如果胡安娜（Juana）的支持者（嫁给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king Alfonso V））赢得了战争，卡斯蒂利亚将与葡萄牙合并。当然，葡萄牙是站在胡安娜的宝座上而不是伊莎贝拉的。因此，我们不认为这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范式，因为葡萄牙并非害怕与阿拉贡统一的卡斯蒂利亚王国会作为一股崛起的力量入侵葡萄牙，而是葡萄牙人企图把卡斯蒂利亚王国纳入版图。有关进一步的细节，见附录1的注释2。

[544]
Disney, A History of Portugal and the Portuguese Empire，48.

[545]
在他的两个任期内，奥巴马授权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进行军事行动。同时，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为打击至少8个其他国家的恐怖分子提供了行动支持。参见Mark Landler，“For Obama, an Unexpected Legacy of Two Full Terms at War，”New York Times, May 14，2016，http：//www.nytimes.com/2016/05/15/us/politics/obama-as-wartime-president-has-wrestled-with-protecting-nation-and-troops.html。

[546]
在尼加拉瓜的案例中，当法院作出有利于尼加拉瓜的裁决，判决美国进行赔偿时，美国拒绝了，并否决了6项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其遵守法院裁决的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在驳回法院的意见时，恰当地总结了华盛顿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半合法、半司法、半政治的机构，国家有时可以接受，有时可以不接受”。参见Graham Al-lison，“Of Course China, Like All Great Powers, Will Ignore an International Le-gal Verdict，”Diplomat, July 11，2016，http：//thediplomat.com/2016/07/of-course-china-like-all-great-powers-will-ignore-an-international-legal-ver-dict/。

[547]
Jacob Heilbrunn，“The Interview：Henry Kissinger，”National Interest, August 19，2015，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interview-henry-kissin-ger-13615.

[548]
Philip Zelikow and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A Study in Statecraft（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207.根据最近解密的内阁办公室文件，撒切尔在1990年警告布什政府说，英国与苏联的联盟是在欧洲保持“德国权力的基本平衡”的需要。参见Hen-ry Mance，“Thatcher Saw Soviets as Allies Against Germany，”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29，2016，https：//www.ft.com/content/dd74c884-c6b1-11e6-9043-7e34c07b46ef。

[549]
Jussi M.Hanhimaki，“Europe's Cold War，”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stwar European History, ed.Dan Sto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297.

[550]
John Lanchester，“The Failure of the Euro，”New Yorker, October 24，2016，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6/10/24/the-failure-of-the-euro.

[551]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407.

[552]
1989年，在德国美因茨的演讲中，布什宣称：“永远不能否认对自由的热爱。世界已经等待了足够长的时间。这次时机是对的。让我们一起把欧洲变得完整而自由。”参见George H.W.Bush，“A Europe Whole and Free，”Remarks to the Citizens in Mainz, Germany, May 31，1989，http：//usa.usem-bassy.de/etexts/ga6-890531.htm。

[55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554]
Helga Haftendorn, Coming of Age：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45（Lanham, MD：Rowman＆Littlefield，2006），319.

[555]
类似的问题可以参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日本的反常现象。

[556]
Bradford Perkins, The Great Rapprochement：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1895—1914（New York：Atheneum，1968），9.

[557]
参见“GDP Levels in 12 West European Countries，1869—1918，”“GDP Levels in Western Offshoots，1500—1899，”和“GDP Levels in Western Offshoots，1900—1955，”in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427，462—463。

[558]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00—202，242—244.

[559]
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亲美舆论的劝阻。Ernest R.May and Zhou Hong，“A Power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s，”in Power and Restraint：A Shared Vision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ed.Richard Rosecrance and Gu Guo-liang（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9），13.

[560]
Schoultz, 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115.

[561]
May and Hong，“A Power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s，”12.

[562]
事实上，英国制定了一项条约来对未来所有的分歧进行仲裁，美国政府签署了这项条约，但美国参议院拒绝了。Perkins, Great Rapprochement，12—19；J.A.S.Grenville,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Athlone Press，1964），54—73；May, ImperialDemocracy，52—53，56—59，60—65.

[563]
Bourne, 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339.

[564]
Ibid.，351.

[565]
May and Hong，“A Power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s，”12—13.

[566]
塞尔伯恩讲述了他对费舍尔激烈言论的些许震惊：“他说……他不会浪费一个人或花一英镑来保卫加拿大。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在费舍尔重新分配舰队的情况下，皇家海军在美洲的存在数量急剧减少。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161—198.两年内，加拿大的土地防御由加拿大人自己承担，最后的英国军队撤出加拿大。Bourne, 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359—389.

[567]
Selbourne made this comment in 1901.Bourne, 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351.

[568]
“两强标准”正式记录于英国1889年《海军防御法案》（Naval Defense Act），即英国海军实力不应低于任何两个海军强国加起来的海军力量。——译者注

[569]
塞尔伯恩向内阁成员明确表示：“我认为现在的标准才是真正的标准，而不是任何其他公开发表的标准。”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169—180.

[570]
Ibid.，161—165，169—174，184—190.

[571]
Anne Orde, The Eclipse of Great Britain：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ish Imperial Decline，1895—1956（New York：Saint Martin's Press，1996），22.

[572]
May and Hong，“A Power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s，”13.一些美国人也相信一种天然的英美关系的交融，尽管美国人口比英国要少。

[573]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38；May and Hong，“A Power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s，”13.

[574]
May and Hong，“A Power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s，”11—17.

[575]
Ibid.，14—17.

[576]
George Will，“America's Lost Ally，”Washington Post, August 17，201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americas-lost-ally/2011/08/16/gIQAYxy8LJ＿story.html？utm＿term=.3188d2889da3.

[577]
Paul Samuelson, 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6th ed.（New York：McGraw-Hill，1964），807.

[578]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3：The Grand Allianc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0），331.

[579]
James Forrestal letter to Homer Ferguson, May 14，1945.See Walter Millis, ed.，The Forrestal Diaries（New York：Viking Press，1951），57.

[580]
“长电报”的全文可以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中获得，http：//nsarchive.gwu.edu/coldwar/documents/episode-1/kennan.htm。

[581]
Bernard Brodie et al.，The Absolute Weapon：Atomic Power and World＆nbsp；Order, ed.Bernard Brodie（New York：Harcourt, Brace，1946）.

[582]
Mark Harrison，“The Soviet Union After 1945：Economic Recovery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Past the Present 210，suppl.6（2011），103—120.

[583]
参见“GDP Levels in Former Eastern Europe and USSR，1820—1949”and“GDP Levels in Former Eastern Europe and USSR，1950—2002，”in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476—477。

[584]
Robert Gates, From the Shadows：The Ultimate Insider'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New York：Simon＆Schuster，1996），29.

[585]
美国高级官员在冷战的前十年至少考虑过两次预防性战争。随着争论的进行，预防性战争对于迫使苏联接受国际核武器控制至关重要，并能在苏联发展强大的核能力之前实现持久和平。在1950年初的朝鲜战争中，海军部长弗兰西斯·马休斯宣称：“为了和平，我们应该愿意，并宣布我们的意图，付出任何代价，甚至是战争的代价，迫使苏联进行和平合作。”1954年，在担任原子能机构主席后不久，戈登·迪恩（Gordon Dean）写道：“我们作为自由世界的国家，能允许苏联人达到如此的实力地位吗？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苏联会这样做的，所有向往自由的人们都不会否认苏联拥有这种可怕的能力，但当和平的希望变得渺茫时，人们会采取行动，迫使苏联打开铁幕，停止她的巨大武器计划……很明显，这是1953年到1954年的大问题。”最终，无论是杜鲁门还是艾森豪威尔都没有接受这些论点，而杜鲁门则非常讽刺地说：“除了和平，你不会用战争‘阻止’任何东西。”

[586]
正如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所说：“到目前为止，我军的主要目的是赢得战争。从现在起，它的主要目的必须是避免战争，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有用的用途。”参见Brodie et al.，The Absolute Weapon，76。

[587]
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文本可以从经合组织（OECD）获得，http：//www.oecd.org/general/themarshallplanspeechatharvarduniversity5june-1947.htm；“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文本，“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可以从美国科学家联合会获得，http：//fas.org/irp/offdocs/nsc-hst/nsc-68.htm。有关美国战后国家安全战略和表现的详细概述，参见Graham Allison，“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1990s，”in America's Global Interests：A New Agenda, ed.Edward Hamilton（New York：W.W.Norton，1989），199—211。

[588]
Clausewitz, On War，87.

[589]
Graham Allison，“Second Look：Lesson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 Globe, October 26，1987，http：//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1334/sec-ond＿look.html.

[590]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237—241.

[591]
关于冷战期间美国战略和干涉主义形成的权威历史，参见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and Gaddis's The Cold War：A New History（New York：Penguin），2005。关于苏联和美国在这一时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预的确切描述，参见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关于美国冷战期间旨在改变国外政权的秘密行动有启发性的叙述历史，参见Stephen Kinzer, Overthrow：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New York：Times Books，2006），111—216。

[592]
Carmen Reinhart and Kenneth Rogoff, This Time Is Different：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593]
参见Howard Weinroth，“Norman Angell and The Great Illusion：An Episode in Pre-1914 Pacifism，”Historical Journal 17，no.3（September 1974），551—574.

[594]
Harvard Nuclear Study Group, Living with Nuclear Weapon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43—44.

[595]
20世纪的后半期出现了一系列案例，如果修昔底德在世，将会把他的重点转移到国家面临的变化中去，而不是整体的权力平衡，即军事力量的决定性维度。在第七个案例中，当一个竞争者站在获得核武器的门槛上，并且及时地构成一个真正的存在威胁的核武库时，核武装的对手认真考虑先发制人的攻击。1949年底，在苏联测试其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空军参谋长敦促杜鲁门总统授权“先发制人的进攻”来解除莫斯科的武装。当中国接近核临界点时，苏联计划进攻中国，甚至向美国咨询这一选择。如印度和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朝鲜和美国[最近退休的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强烈建议]的战争一样。只有一个国家执行了这样的计划：以色列。在一个“积极的反扩散政策”下，它在1981年摧毁了一个伊拉克核反应堆，在2007年摧毁了叙利亚核反应堆，并继续设计一个威胁攻击伊朗的核计划。在这条故事线中，我们听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声。俄国急于完成主要的新铁路线，使其迅速向德国边境转移庞大的军队，这使德国总参谋部惊恐不安。建设完成后，如果发生战争，德国将被迫同时在东西方作战。如今，网络战略家们开始寻找突破，例如，可以允许一个国家关闭对手的核发射系统——创造类似的先发制人的攻击动机。

[596]
一种以确保相互摧毁（即相互威慑）为基础的核政策，认为核战争的结果是同归于尽，强调加强第二次核打击的能力，以遏制对方发动核战争。——译者注

[597]
Ronald Reagan，“Statement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Bombing of Hiroshima，”August 6，1985，UCSB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3897.

[598]
“只有俄罗斯和中国有能力在美国领土上进行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但这不太可能，这不是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重点。”参见US Department of Defense，“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Review Report，”February 2010，4，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BMDR/BMDR＿as＿of＿26JAN10＿0630＿for＿web.pdf。

[599]
Winston Churchill，“Never Despair，”House of Commons, March 1，1955，http：//www.winstonchurchill.org/resources/speeches/1946-1963-elder-statesman/never-despair.

[600]
Philip Taubman，“Gromyko Says Mao Wanted Soviet A-Bomb Used on G.I.'s，”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1988，http：//www.nytimes.com/1988/02/22/world/gromyko-says-mao-wanted-soviet-a-bomb-used-on-gi-s.html？pagewanted=all.

[601]
Susan Heavey，“Romney：Obama Going in‘Wrong Direction'on Chi-na，”Reuters, February 16，2012，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a-cam-paign-china-idUSL2E8DG26A20120216.

[602]
Michael Warren，“Romney on China's Currency Manipulation，”Weekly Standard, October 12，2011，http：//www.weeklystandard.com/romney-on-chi-nas-currency-manipulation/article/595779.

[603]
Nick Gass，“Trump：‘We Can't Continue to Allow China to Rape Our Country，'”Politico, May 2，2016，http：//www.politico.com/blogs/2016-gop-primary-live-updates-and-results/2016/05/trump-china-rape-america-222689.

[604]
其中利用这个词语形容美中关系的包括Ian Bremmer，“China vs.America：Fight of the Century，”Prospect, April 2010，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magazine/china-vs-america-fight-of-the-century；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Thompson，“Will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Encourage China's and India's Peaceful Ascent？”in Strategic Asia 2006—2007：Trade, Interdependence, and Security, ed.Ashley J.Tellis and Michael Wills（Seattle：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2006），359；and James Dobbins, David C.Gompert, David A.Shlapak, and Andrew Scobell, Conflict with China：Prospects, Conse-qu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Santa Monica, CA：RAND Corpora-tion，2011），8—9，http：//www.rand.org/pubs/occasional＿papers/OP344.ht-ml。

[605]
当尼克松使用流行的文化表达时，实际上他指的是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参见William Safire，“The Biggest Vote，”New York Times, May 18，2000，http：//www.nytimes.com/2000/05/18/opinion/essay-the-biggest-vote.html。

[606]
Belfer Center estimates, based on data（1980—2016）fr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October 2016.

[607]
Kissinger, Diplomacy，812.

[608]
Graham Allison and Niall Ferguson，“Establish a White House Council of Historical Advisers Now，”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September 2016，http：//belfercenter.org/project/applied-history-project.

[609]
为了提醒我们类比推理的危险，梅坚持认为，当一个先例或类似物看起来特别引人注目时，人们应该停顿一下，在页面中间画一条线，并将“相似”和“不同”分别列为列标题。如果无法在每个标题下列出三个显著特点，他们就会服用阿司匹林并咨询专业历史学家。

[610]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New York：Little, Brown，1979），54.

[611]
Allison and Ferguson，“Establish a White House Council.”

[612]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国际安全事务助理秘书长约瑟夫·奈起草的“美国国防部的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提出了一个“既接触又提防”的说法。一方面，它认为，如果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我们将确信有一个敌人。因此，它建议中国参与并融入国际体系。同时，它认识到这种努力失败的巨大风险。因此，另一方面，该战略要求通过加强与日本的关系和维持“10万名军事人员来进行对冲……促进我们的区域战略利益，并提供美国承诺和参与不减的证据”。参见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1998，59—60。

[613]
有关其演变的概述，参见Richard Weixing Hu，“Assessing the‘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in Handbook of US-China Relations, ed.Andrew T.H.Tan（Northampton, MA：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6），222—242。

[614]
Robert 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Remarks 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2005，https：//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虽然有些人误解佐利克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他很清楚这是一个愿望，而不是一个成就。

[615]
Kissinger, Diplomacy，812.

[616]
Allison, Blackwill, and Wyne, Lee Kuan Yew，13，3.

[617]
Kissinger, Diplomacy，410—416.

[618]
查尔斯·格拉泽提倡这样一种“大交易”，参见Charles Glaser，“A U.S.-China Grand Bargain？，”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no.5（Spring 2015），49—90。

[619]
Rudd,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Under Xi Jinping，14.第7章中更详细地叙述了陆克文对于中国领导人如何看待美国的分析。

[620]
在1978年，邓小平针对钓鱼岛僵局说：“如果这个问题被搁置一段时间，如10年，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寻找这个问题的共同语言。我们的下一代肯定会更聪明。他们肯定会找到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参见M.Taylor Fravel，“Explaining Stability in the Senkaku（Di-aoyu）Islands Dispute，”in Getting the Triangle Straight：Managing China-Ja-pan-US Relations, ed.Gerald Curtis, Ryosei Kokubun, and Wang Jisi（Tokyo：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2010），157。

[621]
莱尔·戈德斯坦在他的“合作螺旋”概念中探索了这些内容和其他思想，参见Lyle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5）。

[622]
关于习近平的这一概念的叙述，参见Cheng Li and Lucy Xu，“Chinese Enthusiasm and American Cynicism over the‘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China-US Focus, December 4，2014，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chinese-enthusiasm-and-american-cynicism-over-the-new-type-of-great-power-relations/。虽然奥巴马政府官员没有正式拒绝习近平的建议，但在2014年底，中国开始在南海建设岛屿之后，总统和他的助手们停止使用这一用语。参见Jane Perlez，“China's‘New Type’of Ties Fails to Sway Obama，”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2014，https：//www.nytimes.com/2014/11/10/world/asia/chinas-new-type-of-ties-fails-to-sway-obama.html。

[623]
Jimmy Orr，“Reagan and Gorbachev Agreed to Fight UFOs，”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24，2009，http：//www.csmonitor.com/USA/Politics/The-Vote/2009/0424/reagan-and-gorbachev-agreed-to-fight-ufos.

[624]
参见Graham Allison，“The Step We Still Haven't Taken to Create a Nuke-Free World，”Atlantic, March 23，2014，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4/03/the-step-we-still-havent-taken-to-create-a-nuke-free-world/284597/。

[625]
参见Graham Allison, Nuclear Terrorism：The Ultimate Preventable Ca-tastrophe（New York：Henry Holt，2004）。

[626]
Susan Hockfield，“The 21st Century's Technology Story：The Conver-gence of Biology with Engineering and the Physical Sciences，”Edwin L.Godkin Lecture, John F.Kennedy Forum, Harvard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March 12，2014，iop.harvard.edu/forum/21st-centurys-technology-story-conver-gence-biology-engineering-and-physical-sciences.

[627]
参见World at Risk：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WMD Proliferation and Terrorism（New York：Vintage Books，2008）。

[628]
对《巴黎协定》及其随附的个别国家承诺（INDCs）的性质分析指出：“2030年后将全球变暖限制在目前INDCs水平低于2摄氏度的挑战是令人畏惧的。保持合理的机会达到将气温上升维持在2摄氏度以下需要大幅度进步或是通过国家、地方以及非国家行为，额外地减低目前的个别国家承诺的水平。”Joeri Rogelj et al.，“Paris Agreement Climate Proposals Need a Boost to Keep Warming Well Below 2℃，”Nature 534，June 2016，631，636，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34/n7609/full/nature18307.html.

[629]
关于这方面可能性的探索，参见Kishore Mahbubani and Lawrence Summers，“The Fusion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6，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6-04-18/fusion-civilizations。

[630]
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2nd ed.（New York：Longman，1999）.

[631]
John F.Kennedy，“Commencement Address at American University，”June 10，1963，https：//www.jfklibrary.org/Asset-Viewer/BWC7I4C9QUmL-G9J6I8oy8w.aspx.

[632]
参见Robert Ellsworth, Andrew Goodpaster, and Rita Hauser,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A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nbsp；（Washington, DC：Report for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2000）。

[633]
Sun Tzu, The Art of War，84.

[634]
Whittaker Chambers，“A Witness，”in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Since 1930：A Reader, ed.Gregory Schneider（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3），141.

[635]
钱伯斯是苏联叛逃的间谍，后来成为一个狂热的反共分子，并于1984年被里根总统授予自由勋章。

[636]
David Remnick，“Going the Distance：On and Off the Road with Barack Obama，”New Yorker, January 27，2014，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4/01/27/going-the-distance-david-remnick.

[637]
Allison, Blackwill, and Wyne, Lee Kuan Yew，10.

[638]
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New York：Pen-guin，2011），12.

[639]
即旧西班牙王国。——译者注

[640]
Pérez，“Avance portugués y expansion castellana en torno a 1492，”107.

[641]
在我们将此案例作为“无战争”结果的陈述中，值得一提的是，葡萄牙人确实在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中进行了斗争，这场冲突是在1475年至1479年之间就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联盟是否被允许的问题展开的。如果这场卡斯蒂利亚内战再次确认与阿拉贡王国斐迪南结婚的伊莎贝拉成为下一位卡斯蒂利亚女王，那么这个联盟将会继续存在。如果胡安娜的支持者（与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结婚）获胜，卡斯蒂利亚将与葡萄牙统一。当然，葡萄牙是为了将胡安娜带到王位而战的。因此，我们将这场战争理解为葡萄牙企图吞并卡斯蒂利亚作为自己的遗产，而不是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的统一引发了葡萄牙的侵略，从而将这场战争定义为修昔底德陷阱。还有另一个问题将这场战争与1494年的修昔底德陷阱案分开。在17世纪70年代，葡萄牙的海外帝国以及由此产生的财富增长速度远高于卡斯蒂利亚。在战争之前，葡萄牙在西非的“黄金海岸”发现黄金的消息已经散布开来，同时葡萄牙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的殖民农业利润丰厚也广为人知。战前发布的一系列罗马教皇诏书批准了葡萄牙人控制这些土地。葡萄牙进入战争后，伊莎贝拉女王袭击了葡萄牙在非洲的领地，试图削弱葡萄牙的实力。这些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葡萄牙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殖民大国。这一统治地位在1479年的《阿尔卡索瓦条约》（Treaty of Alcá?ovas）中得到巩固。因此，虽然我们强调的1492年“无战争”情景清楚地显示了在西班牙崛起威胁葡萄牙统治的阶段西葡双方的谈判，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战争是在两个权力都不断增长的时代进行的：尽管西班牙在欧洲大陆不断获得领土，但葡萄牙殖民地的崛起威胁到了西班牙的海外扩张。

[642]
Malyn Newitt, A History of Portuguese Overseas Expansion，1400—1668＆nbsp；（London：Routledge，2005），56.

[643]
Christopher Bell, Portugal and the Quest for the Indies（London：Consta-ble，1974），180.

[644]
Alexander Zukas，“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in Encyclopedia of West-ern Colonialism Since 1450（Detroit：Macmillan Reference，2007），1088.

[645]
Bell, Portugal and the Quest for the Indies，183.

[646]
Stephen Bown，1494：How a Family Feud in Medieval Spain Divided the World in Half（New York：Thomas Dunne Books，2012），146—147.

[647]
考虑到当时人们对美洲地理的了解甚少，国王约翰对教皇分界线的坚定立场是难以理解的。到了1494年，双方都没有确切地知道美洲是否存在，更不用说知道现代巴西的一部分是位于东经46度。然而，克里斯托弗·贝尔（Christopher Bell）假设1494年之前大西洋的葡萄牙探险家在偏离既定航线时，可能意外发现了土地，然后回来告诉国王。因此，国王约翰对1493年的罗马教皇诏书提出质疑，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知道南半球有横跨大西洋的土地，无论是岛屿还是陆地，它都适合被殖民化，并且它在西经36度附近被发现”。Bell, Portugal and the Quest for the Indies，186.

[648]
Disney, A History of Portugal，48.

[649]
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1521年的环球航行显示，哥伦布实际上并未找到向东印度群岛的西行路线，而是一个新的广阔的美洲大陆。

[650]
Bown，1494，155.

[651]
事实上，它是如此有效，以至于推动了第二个类似条约的产生。1529年，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Zaragoza）解决了摩鹿加群岛主权的分歧，这是第二条将葡萄牙与西班牙领土分开的经线，尽管这次是在太平洋地区。

[652]
Jonathan Hart, Empires and Colonies（Malden, MA：Polity Press，2008），28.

[653]
Rodríguez-Salgado，“The Hapsburg-Valois Wars，”380.

[654]
Ibid.，378.与穆斯林“异教徒”进行战争是神圣罗马皇帝所固有的责任。正如政治科学家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说的那样，弗朗索瓦预测即将到来的冲突的能力，使得其有意对哈布斯堡帝国发起预防性战争以阻止其崛起。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215.

[655]
Henry Kamen, Spain，1469—1714（New York：Routledge，2014），65；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381.

[656]
John Lynch, Spain Under the Hapsburgs, vol.1（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1964），88.

[657]
Robert Knecht, Francis 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72.

[658]
Rodríguez-Salgado，“The Hapsburg-Valois Wars，”400.

[659]
Brendan Simms, 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New York：Bas-ic Books，2013），10.

[660]
Halil I nalcιk, 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1300—1600（London：Phoenix Press，2001），35.

[661]
Caroline Finkel, Osman's Dream：The 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1300—1923（New York：Basic Books，2006），58.

[662]
Andrew Hess，“The Ottoman Conquest of Egypt（1517）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Century World Wa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4，no.1，67；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1300—1650（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293.

[663]
Hess，“The Ottoman Conquest of Egypt，”70.

[664]
Ibid.，55.

[665]
Richard Mackenney, Sixteenth-Century Europe：Expansion and Conflic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1993），243.

[666]
Simms, Europe，11.

[667]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54.

[668]
Geoffrey Parker, Europe in Crisis，1598—1648（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70.

[669]
Ibid.，210—211.

[670]
Michael Roberts，“Sweden and the Baltic，1611—1654，”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2nd ed.，vol.4，ed.J.P.Coop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392—393.

[671]
Samuel Rawson Gardiner, The Thirty Years'War，1618—1648（Lon-don：Longmans, Green，1912），105.

[672]
Peter Wilson, The Thirty Years War：Europe's Traged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431.

[673]
Erik Ringmar，“Words That Govern Men：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the Swedish Intervention into the Thirty Years War”（PhD diss.，Yale University，1993），157.

[674]
Simms, Europe，15.

[675]
Michael Roberts, Gustavus Adolphus（London：Longman，1992），59—60.

[676]
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认为，古斯塔夫的管理基本上是为了勒索来自法国的大规模金融支持，因为担心瑞典的成功可能会阻止法国退出战后定居点：“没有法国的帮助，古斯塔夫仍可能会占据统治地位，从而可以重新绘制德国地图，而法国是不会冒着这样的风险的……法国特使……承诺向瑞典每年提供100万里弗，为期五年，为‘保卫波罗的海、商业自由，以及解放被神圣罗马帝国压迫的国家’而开战。这份合约立即被公布，并附上一份法国当场支付30万里弗的报告，引起了轰动。它被广泛称赞为瑞典外交的主线。”参见Parker, Europe in Crisis，219。

[677]
Roberts，“Sweden and the Baltic，1611—1654，”392.

[678]
Wilson, The Thirty Years War，462.

[679]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63，56.

[680]
Wilson, Profit and Power，107.

[681]
J.R.Jones, The Anglo-Dutch Wa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New York：Routledge，1996），8.

[682]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67.

[683]
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史密斯对重商主义经济学进行解读之前两个权力还没有承认自由贸易导致互利的可能性。F.L.卡斯滕（F.L.Carsten）解释说：“荷兰人正在对英国海洋进行系统的统治，或者缺乏系统的想法，荷兰人称之为自由海洋原则，无论他们的商业力量是什么，他们都支持这种至高无上的原则。只有经过多年并开放新的可能性之后，它才开始意识到，世界贸易本身可以扩大，资本主义和竞争国家双方可以茁壮成长而不会相互摧毁。”参见E.H.Kossmann，“The Dutch Republic，”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2nd ed.，vol.5：The Ascendancy of France，1648—1688，ed.F.L.Carst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283。

[684]
Lev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nglo-Dutch Rivalry，”176，189.

[685]
Edmundson, Anglo-Dutch Rivalry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5.

[686]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1600—175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77—78.

[687]
Wilson, Profit and Power，78.

[688]
John A.Lynn, The Wars of Louis XIV，1667—1714（Harlow, UK：Longman，1999），17.

[689]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99；Sir George Clark，“The Nine Years War，1688—1697，”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2nd ed.，vol.6：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1688—1715，ed.J.S.Bromle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223.

[690]
Derek McKay and H.M.Scott,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1648—1815（London：Longman，1983），46.“光荣革命”不仅指威廉对詹姆斯的处置，而且还指一系列宪法改革，赋予议会更多权力。威廉一般很满意去批准这些，因为他的首要任务是利用英国资源与法国开战。

[691]
Clark，“The Nine Years War，”230.

[692]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6），66.

[693]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1688—1783（London：Unwin Hyman，1989），xvii.

[694]
Robert Tombs and Isabelle Tombs, That Sweet Enemy：The French and the British from the Sun King to the Present（London：William Heinemann，2006），51.

[695]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58.

[696]
Tombs and Tombs, That Sweet Enemy，45.

[697]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66.

[698]
Tombs and Tombs, That Sweet Enemy，46.

[699]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120.

[700]
David Chandler, 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New York：Macmillan，1966），208.

[701]
根据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高诺斯（Fran?ois Crouzet）的说法，18世纪后期的法国，经济发展与英国几乎无法相比。“这种决定性的英国人的智慧和创新意愿的优越性是加剧了两个经济体在18世纪下半叶之间结构性差异的基本事实。”参见Fran?ois Crouzet, Britain Ascendant：Comparative Issues in Franco-British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2。

[702]
William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197.

[703]
Ibid.，198，204—205.

[704]
William Cobbet, ed.，Cobbett's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in 1066，to the Year 1803，vol.30（London：T.C.Hansard，1806），239.

[705]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200—202.

[706]
到1815年，拿破仑将法国军队扩大到1789年的三倍多。参见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99。

[707]
Charles Downer Haze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New York：Henry Holt，1917），251—252.

[708]
Norman Longmate, Island Fortress：The Defense of Great Britain，1603—1945（London：Hutchinson，1991），291.

[709]
Michael Leggiere, The Fall of Napole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2.

[710]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124.

[711]
这种扩张速度在俄国历史上并不是前所未有的：俄国“从1552年到1917年，每年的扩张量比许多欧洲国家的整个领土（平均每年10万平方千米）都要大”。参见Kissinger, World Order，53。

[712]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set.”参见Singer, Bremer, and Stuckey，“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19—48。

[713]
Orlando Figes, The Crimean War：A History（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10），40.

[714]
Ibid.

[715]
Simms, Europe，221.

[716]
Figes, The Crimean War，48.

[717]
Kissinger, World Order，50.

[718]
Astolphe de Custine, Letters from Russia, ed.Anka Muhlstei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2），647.

[719]
Alexander Polunov, Thomas Owen, and Larissa Zakharova, eds.，Rus-s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utocracy,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1814—1914，trans.Marshall Shatz（New York：M.E.Sharpe，2005），69.

[720]
Adam Lambert, The Crimean War：British Grand Strategy Against Rus-sia，1853—56（Manchester, U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0），27.

[721]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120.

[722]
Ibid.，149.

[723]
Ibid.，183.

[724]
Howard, The Franco-Prussian War，40.

[725]
Wawro, The Franco-Prussian War，19.

[726]
即波斯王。——译者注

[727]
Howard, The Franco-Prussian War，22.

[728]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set.”参见Singer, Bremer, and Stuckey，“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19—48.

[729]
Wawro, The Franco-Prussian War，19.

[730]
Simms, Europe，241.

[731]
Steinberg, Bismarck，281—282.

[732]
Otto von Bismarck, Bismarck, 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 Being the Reflections and Reminiscences of Otto, Prince von Bismarck, Written and Dicta-ted by Himself After His Retirement from Office, trans.A.J.Butler（New York：Harper＆Brothers，1898），57.

[733]
学界存在着一个争论：俾斯麦有多大机率会利用霍亨索伦的王位候选资格来与法国开战。然而学界普遍认为俾斯麦确实渴望战争，而无论是阴差阳错还是早有预谋，王位候选资格都是普鲁士谋求与法国对抗的核心所在。

[734]
Jasper Ridley, Napoleon III and Eugenie（New York：Viking，1980），561.

[735]
Howard, The Franco-Prussian War，40.

[736]
Simms, Europe，243.

[737]
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1025.

[738]
参见日本军事开支图表，Schencking, Making Waves，47（1873—1889），104（1890—1905）。

[739]
Iriye，“Japan's Drive to Great-Power Status，”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5：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Marius Jans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760—761.

[740]
Duus, The Abacus and the Sword，49.

[741]
Iriye，“Japan's Drive to Great-Power Status，”764.

[742]
S.C.M.Paine,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Perceptions, Power, and Prim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77.

[743]
Stewart Lone, Japan's First Modern War：Army and Society in the Conflict with China，1894—95（London：St.Martin's Press，1994），25.

[744]
原文即为“marching northwest into Chinese territory”，这里遵从原文，译作“向西北进军中国领土”。——译者注

[745]
Westwood, Russia Against Japan，11.

[746]
Schencking, Making Waves，104.

[747]
Adam Tooze, The Deluge：The Great War, Americ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Global Order，1916—1931（New York：Viking，2014），13.

[748]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00—201.

[749]
May, Imperial Democracy，57—59.

[750]
Bourne, 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339.

[751]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03.

[752]
Bourne, 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351.

[753]
1889年英国政府通过《海军防御法案》，正式确立海军“两强标准”。——译者注

[754]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197.

[755]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38.

[756]
Orde, The Eclipse of Great Britain，22.See also May and Hong，“A Power Transition and Its Effects，”12—13.

[757]
在对“自由安全”的描述中，C.范恩·伍德沃德指出：“管辖和保卫大西洋的昂贵海军是由英国人控制并出资，而美国人则享受着额外的安全保障，却没有增加他们自己的防务成本。”Woodward，“The Age of Reinterpreta-tion，”2.

[758]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02.

[759]
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464.

[760]
Seligmann, N?gler, and Epkenhans, eds.，The Naval Route to the A-byss，137—138.

[761]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xxvi.

[762]
到1914年，法国总投资的四分之一都流向了快速工业化的俄国。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19，62—63.

[763]
Herwig, The First World War，20—24.

[764]
这位德国皇帝担心，在最近的危机中，他会因没有直面自己的敌人而感到耻辱，而他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结束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即使这导致了与莫斯科的战争。Herwig, The First World War，21—24；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523.

[765]
举个例子，Clark, The Sleepwalkers, xxi-xxvii，561。

[766]
Kennedy, Anglo-German Antagonism，470.

[767]
Lebensraum是一个德语单词，意指生存空间。在1897年，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之后提出了生存空间的概念作为一个政治词语。其之后被纳粹和其他民族主义者所利用，认为一个民族应当尽可能地扩张自己的生存领域。

[768]
Margaret MacMillan, Paris 1919：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New York：Random House，2003），465.

[769]
Richard J.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1933—1939（New York：Penguin，2005），4.

[770]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88.

[771]
William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New York：Simon＆Schuster，2011），58.

[772]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705.

[773]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305；Antony Be-evor,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Weidenfeld＆Nicolson，2012），5.

[774]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95—96.

[775]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324.

[776]
Zara Steiner, The Triumph of the Dark：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1933—193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835.

[777]
Beevor, The Second World War，4.

[778]
Gerhard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22.

[779]
Winston Churchill, Never Give In！：Winston Churchill's Speeches, ed.Winston S.Churchill（New York：Bloomsbury，2013），102—103.

[780]
“Speech by the Prime Minister at Birmingham on March 17，1939，”Yale Law School Avalon Project, http：//avalon. law.yale.edu/wwii/blbk09.asp.

[781]
Kissinger, Diplomacy，294.

[782]
参见Beevor, The Second World War，17—21。

[783]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334.

[78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780.

[785]
Richard Storry, Japa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 Asia，1894—1943（London：Macmillan，1979），159.

[786]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248.

[787]
Maechling，“Pearl Harbor，”47.

[788]
Snyder, Myths of Empire，126，5.

[789]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Norton，1969），36.

[790]
Gaddis, The Cold War，15.

[791]
参见福莱斯特给霍莫尔·费格逊的信，Millis, ed.，The Forrestal Di-aries，57。

[792]
Wilfried Loth，“The Cold War 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2，ed.Melvyn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514.

[793]
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开始担心，“如果我们不能在某种程度上复制共产党为提高生产力标准而进行的集中建设，那么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遏制共产主义将是非常困难的”。参见H.W.Brands, The Devil We Knew：Americans and the Cold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70。

[794]
Samuelson, Economics，807.

[795]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set”；Singer, Bremer, and Stuckey，“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19—48.

[796]
无论是来自“修正主义”学派的学者，还是认为受人尊敬的冷战斗士如乔治·凯南，都认为美国对苏联的威胁反应过度了，大量的历史证据支持这一观点。然而，修昔底德陷阱并不要求守成国对崛起国的看法是理性的，也不需要对方的威胁和自己的实力相称。它只是要求崛起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变强，而且它的崛起足以引发守成国的恐惧，本案例很好地满足了这两种情况。

[797]
在两国进行秘密作战的罕见案例中，当苏联飞行员在朝鲜战争期间对韩国进行轰炸时，出于担心核升级可能带来毁灭性后果，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798]
参见Campbell Craig and Fredrik Logevall, America's Cold War（Cambridge, MA：Harvard Belknap，2009），357；Melvyn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New York：Hill and Wang，2007），465；Gaddis, The Cold War，261。

[799]
参见Gaddis, The Long Peace，225。

[800]
Ibid.，232.

[801]
参见Graham Allison，“Primitive Rules of Prudence：Foundations of Peaceful Competition，”in Windows of Opportunity：From Cold War to Peaceful Competition in US-Soviet Relations, ed.Graham Allison, William Ury, and Bruce Allyn（Cambridge, MA：Ballinger，1989）。

[802]
即军事发展和经济发展。——译者注

[803]
Jussi M.Hanhimaki，“Europe's Cold War，”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stwar European History, ed.Dan Sto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297.

[804]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407.

[805]
Zelikow and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207.

[806]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408.

[807]
Zelikow and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47.

[808]
Heilbrunn，“The Interview：Henry Kissinger.”

[809]
Stephen Green, Reluctant Meister（London：Haus Publishing，2014），299.

[810]
Haftendorn, Coming of Age，319.

[811]
正如马丁·德德曼指出：“将复兴中的德国经济安全稳定地融入西欧的目标，在没有达成任何正式和平协议的情况下失败了。对于一个曾经好战的国家，欧洲选择了通过经济一体化解决问题：1951年建立了煤钢共同体，1957年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意味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5年里，德国经济实力的恢复并没有对欧洲构成政治或军事威胁（而日本的经济超级大国地位已经引起了其亚洲邻国的警惕）。”参见Martin Dedma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1945—2008（New York：Routledge，2009），2。

[812]
Hans Kundnani, The Paradox of German Power（London：C.Hurst，2014），102—10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