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文化（普利策历史奖提名！全新的角度解读二战历史，剖析日美战争）
Author: 入江昭
Date: 2019-03-31T16:00:00+00:00

权力与文化

[美]入江昭 著

吴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不确定性的终结

第二章 流产的“新秩序”

第三章 重定战争目标

第四章 日美和解

第五章 战后亚洲的产生过程

第六章 结局

注释

参考文献

献给费正清

序言

本书旨在从1941—1945年亚太战争的两个主要交战国——日本和美国的视角，来探究那场战争的意义。这种两国并重的结构，使得这部专著与描述交战双方所有战役与政策的亚太战争通史，以及只研究一个国家背景的著作，都有所区别。我充分认识到，强调日本与美国必然会扭曲这场战争的不少特征，但我的主要目的不是去写一部亚洲战争的叙事史，而是要根据这场战争中可以探讨的近代国际关系性质，将这场战争当作一件催化性的大事来写。

我的关键假设是，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可以被视为权力体，也可被视为文化体，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权力和国际文化之间的关系。权力界定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战略、发动战争的潜力，包括使用武力的意愿，一个对社会制订和实施决策的政治体系，以及诸如对全球平衡和其他国家意图的看法这样更抽象的因素。一个国家的边界不仅仅是由地理因素来界定的，同时也会通过共同的传统观念，共有的宗教、艺术和文字根源，诸如习俗、生活方式等非正式机制，以及无数为归属这一实体的事物赋予大量特殊意义的象征符号来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也是一种文化实体。因此这本国际关系专著必须包含对三方面的研究：权力层面的互动、文化交流，以及以上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联。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历史学家们才刚刚开始，试图阐明这个课题内在的方法论和分析法的各种复杂要点。在本书中，我提出通过仔细审视日本和美国给予这场战争的意义，对这一现象的一个方面进行初步的阐述。美日两国为了生存，彼此之间激烈战斗；每一方都动员了全部的资源去摧毁另一方，而最终，拥有更强大军事实力、更胜一筹的战略，生产体系效率也更高的一方，获得了胜利。与此同时，两国着眼的问题都超过了生存本身，而且都十分热衷于明确界定他们正在为保护什么而战。对国内社会和全世界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将走向何方，他们有成型的愿景。他们寻求以对自己、对彼此，而且想必对其他民族也有意义的方式，来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战争目标和和平目的。

通过对日本和美国声明战争目标的历史抽丝剥茧，可以合理地审视这场战争的象征意义，并且获得一些关于这场战争的文化意义的初步结论。对这场战争的军事意义和象征意义进行对比，能将日美战争视为了解现代国际关系全方位、多层次本质的一个研究案例。有意思的是，正如本书所述，日本人和美国人形成了一批类似的、有时极其相似的设想，于是最终，为了恢复他们一度能够和谐相处的国际秩序，双方都选择了一种“保守的”解决方案。本书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何种国际环境对不同权力和文化体系的和谐共处最为有益。我希望这种研究方法，将会激发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近代史中的地位问题的全新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因美、英、日，以及其他各国档案的公开，获得极大推动。我虽然使用了一些档案，但从未奢望穷究所有可用的文献。幸运的是，关于这场战争方方面面的大量重要专著已经出版，其中一些已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列出。我本人因各国先驱学者的成果和贡献而受益匪浅。我因为集中在日本和美国活动，得以充分依赖两国杰出历史学者的著作。我尤其感激慷慨地让我共享其心得体会的朋友们：C.Hosoya、Y.Nagai、K.Usui、K.Kurihara、S.Asada、I.Hata、N.Hagihara、N.Homma、M.Kōsaka、D.博格、J.W.莫利、R.丁曼、R.达莱克、J.B.克罗利、W.R.路易、W.拉夫伯与E.R.梅教授，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几位同仁和研究者。整部手稿因W.I.科恩与W.H.海因里希斯两位的细致阅读，获益无法计量。C.G.索恩教授允许我使用他从欧洲和亚洲档案馆中发现的海量资料，而且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身在日本。我父亲这一时期大部分在中国度过，而我未来的岳父在法国。我根据他们二老的不同视角了解了很多事情，同样也从我妻子的角度取得了一定的认识。我妻子分别在欧洲、日本和美国生活过。不过对本书影响最大，而且赋予本书最多理性认识的人是费正清教授。他向我展现了综合学术操守和学术关爱的最佳典范，以及对这一理念的忠实：一个书写历史的人不能仅仅为特定的客户服务，而是要顾及四面八方的读者，超越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我在本书扉页上的题词，是在以一种适度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一位激励我超过25年的伟大学者和朋友的感激之情。

本书的研究课题始于1974—1975年之间，当时我获得了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慷慨资助。继而我的研究和写作又得到亨利·卢斯基金会、芝加哥大学社科部和远东研究中心的基金资助。安妮·钱、玛妮·维特、安东尼·张和苏·入江，分别以研究助理、编辑和打字员的身份给予愉快而卓有成效的帮助，令我从中受惠不少。

入江昭
1980年7月于芝加哥

第一章
不确定性的终结

1941年12月7日（亚洲时间为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在此之前，美日两国之间进行了数年之久的“冷战”。与1945年之后更为著名的那场冷战一样，两国之间的关系经常被表述为在根本问题上的冲突、迫在眉睫的劫难，以及政治和文化体系的全面对抗。然而，正如后来美苏两国避免直接武装冲突，华盛顿和东京当局也都在设法维持一种留有谈判空间的关系。更加重要的一点在于，尽管相互指责，而且存在对战争的恐慌，但这两个民族并没有断绝一切联系；相反，好战言论下潜藏着一股暗流，主张双方可以共享利益，而且都认为双方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协调一致的。尽管如此，正是对这种看法的坚持制造了一种不确定感；因为这样的看法与横跨太平洋的两国政府之间急速恶化的关系格格不入。

战争来临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的军部首脑和他们的民间支持者决定弥合美日差距，给“冷战”一个了断。他们企图统一全民族的感受，从而使战争将所有政治行为也定义为文化行为。如此一来，他们决定立即从根本上抛弃明治维新以来建立在日本对外事务基础上的国民生活的早期定义。日本人曾经以努力让国家融入世界经济、迅速取得工业发展成果、注重共同生存必不可少的种种条件而著称。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日本采用金本位制度，恢复关税自主权，推动国家出口贸易，鼓励对外移民和殖民地开拓，此外还试图像先进工业化国家集团的一员那样行事。这是一项从来都不易完成的使命，而且偶尔会与其他列强产生摩擦，但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日本的国家领导人达成了一种统一认识，即日本是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应当按照“国际合作”准则，同其他先进国家通过多边协定组织来解决外交问题。

20世纪20年代，日本热切地接受由英美两国主导、包含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条约在内的国际合作体系。日本人热切地转入英美轨道，以伍德罗·威尔逊的“新外交”原则为本国外交活动的指南。日本经济完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个国家以国际联盟理事会唯一非西方成员国的身份，享有世界强国地位。日本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内战危及外国人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亚洲的反殖民地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部分原因是受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鼓舞和共产国际特工的指导。日本仍然以先进的殖民国家以及“条约”组织强国一员的身份，通过同英美两国持续磋商，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日本或者英美两强都没有超脱各自的利益诉求进行谈判，但通过与其他工业国家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的合作框架，还是给日本外交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平衡点。

始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一个国际事务混乱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来临，这在各国的长远关系和日常关系当中都有所体现。有一些国家断定，现行的对国际贸易和货币兑换放任自流的经济秩序，应当被更具排他性的协定，以及通过全球性的划分组成各种封闭单位的“新秩序”取代。日本是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国家之一。

在外交方面也一样，日本人看到一种背离国际主义，并且倾向地域主义的趋势，少数国家在按照这一趋势建立对更广大地区的控制。这种趋势下仍存在“合作”，但那是以一种致力于维持封闭权力体之间的平衡而进行的合作，例如英国和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合作”。

同1929年之前的形势相比，这种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可供参考的固定要点更少了，国际联盟、华盛顿体系，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建立在金本位和固定汇率基础上的世界金融秩序，一切用于界定国际关系的手段正在失效。世界各国都以前所未有的决心谋求经济增长，维护国内秩序，增加国民财富，但是他们更加乐意使用武力，并且不顾国际合作，实施单边行动去实现这些目标。全球的相互依存、国际合作，还有和平，不再是流行语；“新秩序”“贫困国家”“生存空间”等更具排他性的概念出现，为外交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支撑20世纪20年代国际体系的是这样一种设想，即认为国内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反之亦然。而这种设想将要让位于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涉及国内与国外事务关系，也涉及权力同外交关系非军事化方面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政策意欲克服这种不确定性，但这种尝试仅取得局部成功。从某种层面来说，取得成功的是那些让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东北（满洲）和华北经济发展和人口实施的项目。日本计划让日本本土的“拓荒者”前往中国东北定居，使当地经济改观，尤其通过增加当地的农业产量，更好地为扩张的日本帝国服务。1937年，日本制定了一项为期20年的计划，号召最终让100万户总共500万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定居。1931—1945年间，大约50万日本人实际移居中国东北，其中包括大约25万离开日本农村前往伪满洲国务农和从事乳品工业的农民。甚至连十多岁的少年也被招募，其中5万少年散居在伪满洲国边境地区。初到中国东北的拓殖者，沿南满铁路线定居。新财阀（工业金融财阀）希望工业化能够与农业发展同步进行，这样中国东北就能为日本剩余人口提供空间，同时可以提供充足的原材料、食品和工业制成品，使日本的自给自足更加有保障。

1935年以后这个计划向华北延伸。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派遣多个研究考察团调查华北的潜在资源和需求，根据《辛丑条约》，驻扎在中国的日本驻屯军（简称“中国驻屯军”，也通称“天津驻屯军”）开始开发当地的矿产资源。东京的日本政府正式批准这些行动。到1936年，日本内阁还制定了一份在日本和伪满洲国监督下进行的华北经济发展计划。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华北成为日本各路远征军的一个重要补给来源，因此日本新设立了一个企画院对那里的各种经济条件进行专项研究。该计划的成果之一是在1938年组建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会社资本金为3.5亿日元，政府出资占一半。这家半公有公司会从事交通运输、通信、电子工业、铁矿，以及其他一些事业。

同一时期，日本促进了同伪满洲国和中国（即所谓“日元共同体”）的区域贸易。1936年，对伪满洲国和中国的出口额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5%，到1938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增加到40%以上，而同期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从占进口总额的14%，增加到22%以上。

1938年11月，日本明确提出了一个“东亚新秩序”的概念。“东亚新秩序”的意义绝非一个空洞的口号，实际上是对日本密集干涉中国东北和华北经济事务，从而尽可能多地通过该地区满足日本国家需求的政策，进行的一种事后合理化追认。

另一方面，“大亚细亚主义”在日本政府内外都产生了影响。日本的政论家们阐述了亚洲团结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包括苏联）的理论。某些政论家是传统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必须以反对西方影响，来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赋予一种神圣名义。但为数众多的其他政论家并不是简单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由衷地相信日本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指导这个国家继续发动战争。他们认为，亚洲人的团结性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唯物主义、自私自利、帝国主义，以及其他代表堕落西方传统的一切特质的对立面。（与“堕落”的西方特质）相反，“大亚细亚主义”强调诸如区域合作、和谐、无私，以及个人服从集体的主题。

矛盾的是，这场宣传运动的强度，恰恰是西方对日本思想界的影响坚忍不拔的证明；越来越多的作者发现，必须强调让人们的思想从对西方思维模式不自觉的遵循当中解放出来的极端重要性。如宇田久志（Uda Hisashi音译）1939年关于对华文化政策的颇有影响的论文中所写，日本人以落伍为由，看轻东方事物，疏远中国文化已经太长时间了。在军队以外，很少人对中国或者亚洲其他地方知之甚详。然而，现在日本应当“给长期依赖和模仿西方的历史彻底画上句号”。在中国的战争必须通过为了新时代的新文化观念来支持，要开始认识到西方导向的学术和文化活动已经不是在为国家服务。这个国家的文化和知识领袖必须克服过去对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迷恋，回归“日本先天的智慧”。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能够把握对华战争的重要意义。中日战争部分被视为清除西方对日本人心灵和思维方式影响的心灵战争，而不仅仅是让顽固对抗的中国人顺从日本意志的举动。一旦日本人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就可以在“大亚细亚主义”的基础上重建世界秩序。

20世纪30年代晚期，日本的舆论宣传大力强调以重建、新生、觉醒和再生为基础，说明他们关于结束西方主导模式，恢复亚洲昔日辉煌的自觉意识。日本作家众口一词地指出，东方拥有一种合作、和谐、相互尊重、整合包容，以及社会一体化的传统，这种传统与西方的利己主义、不断竞争、冲突和帝国主义恰恰相反。日本正试图恢复这种光荣传统。法律学者泷川征次郎（Takigawa Seijiro音译）指出，“亚洲新秩序”将会建立在对西方观念的否定和亚洲文化戒律的基础上。日本是亚洲传统美德的集大成者，处于建立“亚洲新秩序”的领导地位。中国是日本最紧密的近邻，注定将会成为重建亚洲事务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尽管如此，日本的作者们仍一再引用冈仓天心的论述，声称所有亚洲国家在“大亚细亚世纪”到来时，会成为一体。所有人都赞同为了让亚洲从西方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发展是必经之路，而文化的统一会确保经济发展不重蹈欧美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覆辙。

尽管存在这类雄辩和其试图使自身正当化的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日本的对外事务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仍欠缺一致性和连贯性。虽然日本人常常谈到“大亚细亚新秩序”，但从未成功推出实现这一宏愿的系统性计划。因为伪满洲国和华北只能供应日本急需的部分资源，这个国家为了输入棉花、羊毛、石油、橡胶和小麦等商品，还要继续依靠日元共同体外部的国家。这些商品大部分从美国、印度、东南亚和大洋洲输入。这些地区同英镑和其他欧洲货币体系挂钩，对日本进口商品树立了保护性关税壁垒。因此日本几乎一直在同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的贸易中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尽管处于世界经济萧条的混乱时期，而且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招致怨恨，美国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38年上半年，日本进口总额为1,394,000,000日元，而美国出口日本的商品价值为460,000,000日元，以棉花、石油、钢铁和机械产品为主。这些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对中日战争的继续进行至关重要，“大亚细亚主义”的滔滔雄辩也无法使日本脱离这些商品行事。

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对亚洲以外的市场和资源供应的依赖性，这使得他们容易受到外国经济压力的冲击。前日本外务省官员、松冈洋右的知己斋藤良卫（Saitou Yoshie音译）在1938年指出，西方强国的持续经济抵制将会使日本国民经济严重受损，破坏日本为快速发展制定的各种计划。斋藤断言，使日本和中国经济完全一体化，是日本减少对其他国家依赖性的唯一可行途径。但事实上，斋藤不得不通过一份在政府内部秘密传播的400页卷宗提出论据，说明建立大亚细亚经济体制缺少一份蓝图。

实际上，日本政府内部痛切地感受到对亚洲缺乏足够的认识，更不用说拿出一份系统行动计划在亚洲实施了。1938年9月，日本企画院设立东亚研究所，负责研究中国、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生态、经济和人种学等各种情况。对英美列强的战争爆发时，这些研究还远没有完善。同一时期，外务省内部成立了一个计划委员会，负责分析世界经济趋势对日本政策的影响。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成果是1939年4月出台的一份500页卷宗，可以在限定的人员内部传阅。标准化的陈词滥调在这份卷宗中再度重申：基于区域集团化的世界经济秩序正在重建，除了亚洲之外，这种秩序在世界各地都正在扼制日本的扩张能量。日本的当务之急是与中国和伪满洲国合作，在亚洲建立一种经济自给的“新秩序”。日本必须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拓展商贸活动，促进当地的工业化，提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此后一旦爆发战争，日本将会处于一种更为强势的地位。

尽管如此，这一显然十分明确的主张还是包含着不确定性的因子。日本的“共荣政策”被视为一种对其他地区集团化发展态势的防御性反应，从而合理化。言下之意是，日本这样做是在追随当前的全球趋势，如果1929年之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那种更为自由的交易体系重建的话，那么它会毫不犹豫地回归。此外，东亚共同体集团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给自足；外务省的研究报告指出，日本仍然必须从欧美列强及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获取石油、橡胶、镍、锡、铜，以及其他原材料。因此，日本不能像大亚细亚政策所规定的那样，同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自由贸易。换言之，迟至1939年，日本的外交政策也无法始终坚持“大亚细亚主义”。一种西方导向的意见暗流不时浮出水面，似乎在告诫日本，完全独立自主的“大亚细亚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政府官员认识到日本经济对非亚洲国家的依赖性，而且知道教条式的反西方外交会让日本孤立，此外一无所获。

总之，随着侵华战争深陷泥潭，似乎更加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的谅解。首先，陆军正在为对苏备战忧心忡忡。1939年5月的诺门罕战役，证明了苏军空中力量和机械化地面部队的优势。为了应对危机，日本必须通过政治手段结束在中国的军事冲突，但这可能需要英美的斡旋。东京的日本政府对美国的善意尤为关注。同年7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废止美日两国的贸易协定，日本政府大为懊恼。这份声明非但没有使日本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相反使日本更为坚定地谋求同美国和解。美国问题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证明了关于“东亚新秩序”的所有官方论调的虚弱性，指出了日本政策潜在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如果说大亚细亚地方主义国策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少有落实，那么在文化一体化方面的成就更加乏善可陈。20世纪30年代末，日中文化一体化的唯一实际行动是在华北成立“新民会”。1937年12月，这个社会团体在日本人主持下成立，将华北沦陷区的知名教育家、记者和学者汇集到“新民主义”或“民族改造原则”旗帜下，这是一个取自中国经典《大学》的概念。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新民主义”运动的目的是为日本占领军的行动提供理论和思想依据，通过强调复兴亚洲理想赋予日本的军事行动历史和文化意义。“新民会”从北平总部发出简讯，培养中国人员建立地方分支机构，开办学校和农业实验站，运作广播电台，或者尝试作为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来接触中国人。

然而，“新民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因为它同日本在华军事政策的密切联系受到破坏。“新民会”的一些日本领导人曾在伪满洲国担任要职，他们同诸如缪斌和王克敏这样的中国汉奸政客合作。缪、王之流同蒋介石分道扬镳，选择同日本人合作，认为这是恢复和平和博取个人利益的唯一途径。对日本人的“亚洲复兴”“摆脱西方资本主义的过度影响发展经济”和“各国亲善”的口号，这些“新民会”的中国领导人照单全收。因为“新民会”的大部分观念在中国的典籍里都能找到，这些中国人便说服自己，认为和日本人相比，他们才是这场新运动的意识形态领袖。无论如何，“新民会”致力于唤起中国人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危险性的警觉，这两个政党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在向西方寻求启发和支持。根据“新民会”的宣传，国民党和共产党企图让中国的命运从属于外国人的利益和野心，其实都背叛了这个国家。而另一方面，日本才是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真正的救世主。

由于“新民会”在经济和思想上都受到侵华日军束缚，所以无法成为一场有效的“大亚细亚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活跃的日本知识分子和政论家，大多是像泷川征次郎和藤泽亲雄这样的右翼理论家。这些人接受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当代批判家——如三木清、蝋山政道、平野芳太郎和尾崎秀实等人的思想，成为“大亚细亚主义”者，对“新民会”的活动从来没有什么热情，而且摸索出其他方式来推广自己的乌托邦方案。他们中的一些人聚集在近卫文麿公爵周围，希望他能成为一场全国性的亚洲文化觉醒运动的核心。他们将华北的伪临时政府完全视为日军的傀儡，同时希望说服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要员停止抵抗日本，转而致力于将亚洲从西方势力的干涉中解救出来。然而，即使如此，所谓的“日华同盟”，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未必能成为一个排他性命题。事实上三木清、蝋山政道和其他人殚精竭虑表达的“亚洲新秩序”的概念，并不仅仅是建立在亚洲地区的地理和种族认同上的，而是建立在一些普适性原则上的。三木书写的理念是建立一个更“开放的亚洲”。根据蝋山的说法，“亚洲新秩序”的目标必须是工业大发展、全民福利和科技进步——一种很难同西方自由秩序区分的解释。

其他更为温和的日本人同样关心发起一场与官方政策紧密结合的全国性运动。代表中层官员、律师、商人和学者的相关组织“国策研究会”频繁召开会议，讨论时事，但他们的讨论往往变成对各种事件的被动反应，而没有形成一场广泛的亚洲文化运动。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自由派经济学家和商人，以及民族主义官僚，但从来没有成功设计出一套解决国事问题的综合方案。这似乎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虽然日本人觉得有必要用一些时兴的方式对世界重大事件做出反应，正在开始接受形形色色的反西方“大亚细亚主义”思想，但他们并没有系统方法去解决国防、发展和身份认同等种种问题。

1939年以后，日本的政策和思想一直都表现出不确定和前后矛盾的特征，当时他们前所未有地遭到不受控制的事件影响。尽管日本人一直在对“东亚新秩序”高谈阔论，但他们发现欧洲事态的发展是决定日本与美中两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东京的日本政府已经构建了一个实施“大亚细亚主义”政策的坚实框架，就不会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震惊。平沼骐一郎自嘲国际事务的各种走向恰好反映了日本政策的混乱和含糊不清，实在“不可思议”。从那时起，日本开始设法利用欧洲事态来实现亚洲帝国的理想。这一理想的内在不稳定性，在日本人对德国的迷恋当中体现得最为生动，迷恋催生出一种信条，日本政府和军部很快就深信，只有和德国结盟才能带来“新秩序”。极少有人会费心质疑，一个通过欧洲强国的帮助确立的大亚细亚方案，该如何摆脱西方影响。起初甚至更少有人意识到，日本的命运将会更加紧密地同德国的现实和潜在对手，尤其是美国的政策与战略联系到一起。

从欧战爆发到德日意正式缔结三国轴心盟约的12个月，一系列严峻的现实揭示了这些事件的逻辑。日本陆军因久拖不决的中国战事，以及苏军在诺门罕战役中的优势而灰心丧气，开始把陆军对“国际形势的根本性变化”的认识当作战略指南。一些陆军顶层军官开始为这种愿景所惑，认为日本应当利用欧战的良机来解决日本面临的亚洲问题。德意对英法的战争连战连胜，使欧洲列强一直存在分歧。受此鼓舞，日本可以减少、减轻列强对中国的干涉了。而且，如果苏联和美国被迫将注意力转向欧洲的冲突，他们对抗日本的意愿就会大减，甚至可能会准备说服中国人停止抗日。与此同时，日本将更容易把影响扩大到中国以南的各地区，以获得急需的欧洲列强殖民地出产的原材料。

想来事态的这种发展能使日本向建立亚洲帝国的计划迈进，但现实情况大相径庭。日本并未削弱外来势力的影响，而是通过两项决议在事实上最终要求他们介入。首先，日本高层推测阿道夫·希特勒将会成功打垮欧洲的敌人，从而使英法等西方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能轻易成为日本吞噬的猎物，于是决定为结盟而向德国靠拢。在文官之中，松冈洋右对缔结三国轴心要负最大责任，他在行将出任外务大臣之前写道，对华战争要定局，在东亚要建立“新秩序”，都取决于别处的事态。日本和亚洲的命运与全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说得更具体一些，就像1940年7月，近卫文麿组建新内阁时，松冈向近卫文麿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所写的那样，他敦促日本利用德国在欧洲肯定会获胜的有利形势，来建立“大东亚新秩序”。1938年以后，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目标已经反复重申，但成果寥寥；现在，松冈提出通过与德意结盟来实现这个目标。显然，三国轴心同盟是建立在暂时相信德国会成功的基础上的权宜之计。因此，日本所谓的坚定的长远政策，取决于一场远离亚洲的战争的成败。

日本的第二项决策是，即使他们期盼德国在欧洲取胜，还是希望重新定义同当时还没有卷入战争的两个西方大国——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松冈希望美苏两强都无意卷入世界上两个不同地区的武装冲突，希望亚洲能迎来一段稳定与和平的时期。按照他的宏图，日本将在取得苏美理解的基础上，在亚洲建立霸权。然而，这样的设想需要与这两大强国谈判，将会增加他们在日本战略天平上的分量。这一点被1940年9月三国轴心条约缔结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实。东京的日本军部和政府都需要至少同苏联缔结一份临时和平条约，于是松冈外相来到了莫斯科。松冈此行的结果是日本在中国和亚洲的政策与日苏关系的波动联系到一起，使这个国家反而比军部将苏联视为假想敌的时期，更加关注苏联的动向。

由于日本试图重新确立日美两国的关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形势，美国成为日本命运的一种决定性因素的作用也开始凸显。近卫、松冈和其他文官领袖认为，只要美国承诺不干涉日本打造“亚洲新秩序”的行动，太平洋地区就能维持和平。但是“不干涉”不等于不作为或者不来往。日本官方想当然地认为两国将继续进行贸易，并且维持外交关系。此外，美国可以在解决对华战争的问题上发挥作用，这个想法在1940—1941年冬季特别吸引日本军部。军部认为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只是因为盲目相信美国的支持，才会坚持顽抗；如果美国出面制止中日冲突，中国人将会放弃无望的抗日事业，开始同日本合作。始于1941年春天，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国务院与日本驻美大使之间的谈判背景，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诡异的是，甚至当日本一心要构建“大亚细亚新秩序”的时候，都在恳求美国参与亚洲事务。但是日本并没有察觉到这形成了一个悖论——这又一次证明了日本的政策机会主义大于教条主义，奉行模棱两可而非有条不紊的政治逻辑。与德国结盟，远没有终结不确定性，反而让形势更加混沌。漫无目的的感觉正在令人麻木。

1941年春，日本人的不满无处不在。尽管有松冈的大胆战略，日本的处境还是没有明显改善。日本仍然依赖美国供应石油，而海军的燃油储备只能维持两年。4月13日，日苏缔结中立条约，暂时保证在北方维持现状，但如果不在南方采取坚决的军事行动，此举对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亚洲帝国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日本陆海军都对南方作战有顾虑，根本原因是没有南方作战的综合战略计划。日本对德国和美国的政策都是矛盾的。东京委婉但坚决地拒绝了柏林让日军在东南亚实施大胆军事行动的请求。德国提出的行动包括为了摧毁大英帝国一角，日军应对新加坡发动一次进攻。与此同时，华盛顿的日本驻美大使试图说服美国政府，轴心国同盟并没有真正侵犯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或特权。然而，日本决心要在自己满意的条件下解决对华战争，并且从东南亚获得更多矿产资源，从而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在所有这些计划同步进行的时候，一些相关官员开始呼吁通过更为明确的国策和更为全面的综合性战略，来实施这些计划。

对柏林的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而言，国内政府的举棋不定和优柔寡断令人十分不安。他认为日本要么言行一致且全心全意地忠于三国轴心盟约，这意味着与英国开战，而且可能会与美国一战，要么就寻求同美国和解，回归轴心国同盟订立之前的外交。大岛敦促东京的日本政府放弃所有与美国和解的努力。这种努力只会削弱德国彻底击败英国的决心，因为德国将无法指望日本将美国束缚在太平洋地区。如果德国同英国，甚至美国和解的话，意味着日本保持西方分化的政策失败，而日本将会面临一个联合起来的敌对的西方列强联盟。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态，日本必须尽最大努力帮助德国。“请彻底相信（德国）将战争进行到底，获得全胜的能力。”大岛在发给松冈外相的电文中这样说道。

日本陆军也在接受这种观点。说服美国在中国扮演调停角色的希望，已经因华盛顿显然不会有结果的谈判受挫，结束谈判的情绪越发强烈，认为与美国的冲突迟早不可避免、谈判毫无价值的说法在海军参谋军官之间日益为人信服，对这种情绪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这种观点的不是对日本战略的全面回顾，而主要是因为陆海军对文官政府迟疑不决的不满。海军认为他们同美国海军的相对状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下降。日本应当与美国达成根本性协定，否则就应当认真地为战争准备计划。随着前者的可能性日益渺茫，合乎逻辑的备选方案就是在不久的将来诉诸战争。

尽管存在这样的压力，日本政府仍继续寻求美国的善意，同时向德国人保证此举没有偏离轴心国条约的精神。这样犹豫不决，反映了日本仍继续依赖外部事件为政策导向，而且无力通过自身的行动获得任何成果。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连日本为保障从荷属东印度获得定量商品，在巴达维亚进行的贸易谈判也以失败告终。日本无意在东南亚使用武力，但也不准备放弃轴心国外交体系。

1941年中期之前，日本外交由一种在旧秩序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亚洲政治架构的失败尝试构成。在反西方的“大亚细亚体制”的公开声明，同持续依赖西方经济资源、外交和军事变迁的现实之间，一直存在严重裂痕。这个弱点强化了美国反轴心国，以及反对日本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行动的政策。从华盛顿的角度看来，日本不是德国那样可能会成为敌国的国家——尤其是在德日两国可能被分化的情况下。分化德日两国，并且挫败日本野心的最佳方法，是无视日本成为“亚洲新秩序”定义者的种种要求，并且尝试迫使它改弦更张，恢复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国这一早期角色。

然而，美国是在外交事务方面经历了多年挫折之后，才取得这一地位的。虽然美国不是国际联盟成员国，但实际上在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关系当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美国的资本、技术和商品在20世纪20年代支撑着世界经济体系，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则将美国视为世界金融、商业和政治中心。

美国在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局面，终结军备竞赛，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的博弈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为取代战前国际秩序，美国一直在推行威尔逊政策，鼓励工业强国和经济不发达地区之间开展国际合作。威尔逊政策的核心可以回溯到19世纪的“发展”观念。“工商业的发展”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政府官员、政论家和知识分子都提到的观念，不仅在西方国家，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得到推广。而按照英国人类学家本杰明·基德的话来说，美国人“将成为确定世界发展原则的主要代表”。这些原则由诸如伊莱修·鲁特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等人确定，具体为相互依存、国际亲善、自我控制与和平扩张。美国为内部经济发展应利用其资源，而且还会通过美国的商品、船舶、商人和实业家将世界各地联系起来。塔夫脱一度指出，这样做“将使各国人民和政府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由此形成和平与相互依存的纽带”。

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是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美国政策的基本观点，它建立在上述概念的基础上，并且将其进一步系统化。伍德罗·威尔逊不仅接受国际经济发展的信条，而且试图去建立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架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威尔逊认为，先进的工业国家必须从制定自私和利己的协定，以及支配不发达国家的欲望中解脱出来，对这些国家来说，需要做的是避免国内不稳和不负责任的外交交易。这些国家必须去追求威尔逊所说的“有序而自制的发展”。如果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加入这种全球性的和平有序的转变，就能平等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战争、各种同盟和军备将不再必要。

威尔逊主义并没有因为经济大萧条的出现而立即消失，但是受到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单边行动，以及美国国内兴起的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情绪的严峻挑战。实质上在美国国内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存在反威尔逊国际主义的保守运动，开始专注于通过稳定价格、货币贬值、外汇管制，以及其他措施来解决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少考虑到这些措施对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贸易产生的影响。在世界性经济萧条时期，产生了一种经济民族主义，以及对商人和银行家满怀质疑的环境，群体性的国际行动都陷入了这种不光彩的氛围之中。威尔逊主义对通过经济互动促进国际友好与和平关系的信条，让位于对世界问题的漠不关心。查尔斯·A.比尔德陈述了当时流行的观点：国家安全来自于实现“对政府依赖的最小化和超过（国家）控制的情况”以及“将国家自有资源最大化地开发”。

这种民族主义观念是同过去的严重决裂，但富兰克林·D. 罗斯福政府平静地接受了这种意见，承袭胡佛政府英勇但徒劳地试图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中国东北危机的满地狼藉，上台执政。胡佛政府的失败经历令美国政府震惊，对维护战后国际关系采取进一步措施感到泄气、悲观。日本无视奠定战后国际体系的原则，而其他国家削弱了该原则的经济基础，威尔逊国际主义已经变成空壳，不能再为美国外交事务提供参考基点。

1933年以后，美国外交政策一度失去指导思想，但这不代表碌碌无为。美国阐明在西半球实施睦邻政策，承认苏联，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支持国际联盟对该国实施商品禁运，并且颁布了中立法案。尽管如此，这些措施不等于一项清晰明白的政策，大多数都是对事件的被动反应，而没有创造性，只是国外发生情况变动时的回应。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谋求通过承认新出现的现实情况，包括承认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控制，以及德国意图在中欧获得他们更满意的国境线而采取的强行变更举动，来稳定同其他重要国家的关系。美国愿意同这些新事态共存，只是因为它没有其他选择。因此美国一度准备同日本维持某种形式的稳定关系，避免公开支持中国，或者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会造成惩罚或孤立日本印象的行动。

然而，虽然由于大萧条停止了国际主义外交，但美国政府并没有放弃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的理念。同等重要的是，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停止所有海外活动。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因为世界性的自给自足潮流，以及列强试图限制自己贸易圈的原材料对外输出量，各国对石油、橡胶、锡和其他原材料的需求量正在上升。在中国，尽管日本入侵造成了重重困难，美国的投资在1941年仍达4000万美元。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在伪满洲国和华北的举动，由于妨碍外国资本和技术输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种负面影响。不过由于日本的亚洲政策一直都不连贯，美国人希望日本迟早能回归它扮演的传统角色，即通过与西方各国合作促进发展的国家。

当美国期待的这一变化没有发生，当日本政府在1938年底宣布“大东亚新秩序”原则时，美国被迫澄清其立场，重返国际舞台。经历四年任期后，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助手们最终明白他们要重新确立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对外部事件做出被动反应。起初，外交政策的重建以尝试恢复国际合作架构的形式进行。例如，1937年6月，罗斯福邀请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到华盛顿共商自从1933年以来就完全停滞的英美合作问题。不久，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提议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以制定一些指导所有国家的基本原则。韦尔斯提出的一项原则是，应当在全世界“公平地获取原材料”——这是对威尔逊主义传统的回归。1937年10月，罗斯福呼吁对不法国家进行隔离，以防止不法行为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国际会议的设想在1938年1月重提，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里，罗斯福反复呼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更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在重新将自己视为世界大事中的一个因素，而且希望重建某种国际合作体系。1938年十月的慕尼黑协定被纳入这一框架，萨姆纳·韦尔斯对此表示欢迎，声称：“一个基于公平和法律的世界新秩序”已经建立。

这种新兴的国际主义，有时被称为“绥靖”，是一项通过所有主要列强——德、日、英、美寻求重新开放经济活动全球化达成一种谅解，以稳定国际政治的工作。根据这一方案，开始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主要军事强国，就必须同其他强国和较弱小的国家进行合作，以裁减军备，促进经济的相互依存，和平解决悬而未决的争端。这是一项威尔逊主义方案，科德尔·赫尔和韦尔斯主持的美国国务院是这一方案的主要支持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一直在用国际合作和相互依存之类的语句发表政策声明。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短暂，罗斯福总统在1937—1939年间对这一方案表现出了强烈兴趣。即使在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地区之后，他对一项国际主义的解决方案印象仍非常深刻，他提起召开国际会议来获取列强互不侵犯的承诺，并且研究出一套解决经济问题的准则。毫无疑问，罗斯福相信，任何行动只要会加大美国可能卷入战争的风险，美国人民就会反对。而且他显然也感受到，人民更加希望政府表现一些国际主义的主动性去防止战争，而不是坚持彻底不作为。就在1940年初，罗斯福同意韦尔斯副国务卿的和平使团前往欧洲，这令人联想起1914年初夏，旨在以国际主义维护美国利益的E.M.豪斯上校之行。

日本要在亚洲让“新秩序”成为现实，取决于其他地区的重大事件；而美国要贯彻威尔逊主义，也取决于其几乎无法直接控制的重大事件。1939年8月，罗斯福的国际主义外交经受重大挫折，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统治的苏联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促使德国占领波兰，英法对德国宣战，从而给世界带来另一次欧洲大战。虽然美国国务院就像1914年的威尔逊总统和众议院那样，认为美国应该扮演欧战调解人的角色，但罗斯福和他的大部分助手认为美国应该更果断地倾向交战双方的一边，并且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他们没有放弃国际主义原则的承诺，但是他们最关注的是维持欧洲的实力平衡，这一点就要依靠英国的幸存。他们的理由是，如果美国不支持英国的话，欧洲可能会在德国统治下联合起来对付西半球。从1939年11月废除武器禁运开始，美国的官方政策越来越倾向干涉主义，希望能在并不真正卷入战争的前提下保全英国。

这显然是一种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政治手段，而不是国际主义战略。尽管罗斯福政府以理想化的语言将它的政策诉诸公众舆论，而且国务院保留了一种国际主义语调，但是对军备、实力平衡和战略规划的考虑，还是成为这一政策的各种主要因素。通常权力因素会让意识形态因素黯然失色，例如美国做出同法国沦陷区内的维希政权保持官方关系的决策时考虑的那样。同样，美国对英国根据英联邦成员国之间的优惠待遇协议实行的排他性经济政策，最初也没有提出争议。罗斯福总统对苏联对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的入侵，也没有提出谴责。1939—1941年间，美国外交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劝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的法西斯政权保持中立，不要同德国结盟。

美国对日本一直采取的政策可以被称为一种新威尔逊主义策略，希望日本能及时放弃自己的亚洲政策，进而同其他列强联合起来，恢复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当然，美国在1938—1939年间提出的一些国际主义原则，诸如各国平等获取原材料的原则，吸引日本的意味并不亚于德国。与此同时，罗斯福政府一直认为日本在经济压力和外部影响下相当脆弱。1939年7月，美国宣布从1940年1月起，废除美国同日本的贸易协定，此举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罗斯福政府当时在总体上审慎的外交特征。但这份宣言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乐观主义的表现，即美国可能迫使日本放弃地域主义，回归到国际合作的框架之内。

在欧战爆发后，美国仍坚持这种乐观情绪。美国的基本需要是防止日本帮助德国，但华盛顿方面一直都认为日本是个弱势国家，因为缺乏重要资源，容易受外界压力影响。他们认为，通过选择性的经济制裁来束缚日本会比较容易，而且能说服日本不要将自己投入轴心国集团的怀抱。1940年9月，当东京方面加入三国轴心协定的时候，华盛顿的反应可想而知。美国试图通过劝告中国、中南半岛（由维希法国政权统治）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不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防止日本积累大量石油储备，同英国、中国和东南亚的荷兰殖民当局制定联合战略，来抵消德日同盟的影响，并且告诉日本，同德国的同盟是在太平洋达成谅解的主要障碍。同时，日本人被告知，如果他们放弃三国轴心协定，美日友好合作关系将会恢复。有人指出，日本从这样的美日协定中所获的好处，会远大于德日协定获取的利益。

这是一种微妙的政策。美国为了避免一场没有准备好的两洋战争，不希望让日本完全倒向德国一边。美国在1940—1941年冬季的战略规划基于一个前提，即美国存在卷入欧洲和大西洋战争的可能性。美国预计外交谈判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会使日本动弹不得，但它没有想过需要给予日本人更具体的诱惑，才能让他们对欧战作壁上观。说到底，实际上美国人认为美日关系和美德关系相比，意义更弱些，德国人的威胁显然被公认为强大到可怕。日本看上去不敢诉诸一场等于全国自杀的战争，来挑战美国。

显然，1941年春，美国并没有像东京方面设想的那样，处于一个要巴结日本的位置上。美国不支持日本巩固在中国取得的利益，它提醒日本有义务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美国没有终结太平洋地区的不确定性，美国通过在悬而未决的谈判中坚持己见，并且加大对中国援助力度的方式，利用这种不确定气氛。

由于欧洲局势的发展，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正在变得日益重要。为了削弱德国的盟国，美国人显然希望让日本陷入亚洲大陆的泥潭。这一战略需要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积极支持中国。在中日战争之前，美国国务院的大多数官员没有将中华民国视为亚洲政坛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重要性更多在于充当战后国际主义的一个测试案例，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关心远不如为解决国际争端去维持一个多边合作架构。

哪怕1937年以后，最初美国对亚洲战争的反应还是试图通过第三方调停或者类似布鲁塞尔会议的跨国谈判来解决。但愈演愈烈的欧洲危机迫使美国重新定义亚洲政策。中国一直在对日本进行的斗争，可以用来挫败德国在欧洲的野心。亚洲战争已经远不是一项纯粹的亚洲事务，日本宣称的“大亚细亚新秩序”对世界其他地区也产生了影响。如果允许日本在亚洲实行其地域主义方案，而德国也在中欧这样做的话，英国的地位就会被相对削弱，由此也会削弱美国的地位，一旦欧亚的两个地域性集团联合的话，尤其堪忧。一旦日本成功控制中国经济，而中国的数亿人口与日本的先进技术结合起来，整个亚洲大陆可能会成为西方的敌对势力。因此，鼓励中国人对抗日本人的计划势在必行。更具体地说，美国谴责像汪精卫那样看来准备接受日本“亚洲新秩序”定义的、持妥协态度的中国人。如果蒋介石“演变”成另一个汪精卫，那么中国对和平与稳定产生的威胁，甚至会比日本还大。为此美国必须采取一切可能手段在政治和经济上支持国民政府，尤其是要支持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工农业的发展。

因此，中国正在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关键。尽管如此，我们应当牢记，在这个时候，援助中国决不会同欧洲的冲突那样重要，亚洲依然次于欧洲。而在纳粹德国的威胁消除之前，美国决心保卫英国，还不打算在东亚摧毁日本或者让中国成为主要强国。华盛顿的一些美国官员，如国务院的斯坦利·K.霍恩贝克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在敦促采取严厉措施遏制日本。他们希望动用经济制裁，甚至军事力量来削弱日本在亚洲的权力，但罗斯福的大部分顾问都不赞同。他们认为运用经济和政治压力会使事态依然不明朗，而且会让日本继续猜疑和忧心美国的政策。

不确定性状态是华盛顿方面计算过风险以后的政策产物，对此，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沮丧。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少数中国官员和政论家公然站在日本占领军及其新文化秩序宣传运动一边。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侵略野心的一块遮羞布，而日本人自己也不确定这个“大亚细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追溯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的历程就会发现，全面抗战不是那样态度鲜明的抉择。除了公开对抗之外，中国军队、游击队和民众组织会破坏沦陷区的法律和秩序，动员公众舆论反对失败主义。大多数集团一致认为，最佳战略不是通过战斗给予日本毁灭性打击，而是让日本在战斗中消耗殆尽，与此同时维持大后方和敌后各地区的较高生产水平和实力。为了获取必需的食品、原材料和外汇，中国各级官员经常纵容与沦陷区之间的商业交易。这些官员还采取了异常的外交行动，总是有使者往来于总部和日军据点之间，进行和谈。大多数会谈仅仅是双方争取时间的手段，但中国人偶尔会用谈判而不是战斗来束缚日军手脚。某些议和举动是实实在在的，例如在汪精卫同助手们离开重庆同日本政府进行的直接交涉。这些汉奸蒙受了日本人的刻薄待遇和中国同胞的谴责，他们的命运是可悲的，但他们的求和行动缔造了中日媾和的象征；因为中日战争悬而未决，中国人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减轻日本人的压力，乃至于通过和谈谋求比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程度要轻一些的侵略政策。

中国人不能肯定这场战争可以通过常规手段继续进行，甚至不能肯定这是一场常规战争。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存在是中国人的耻辱，占领军和日本文官的嚣张气焰让中国人相信，最终他们必须赶走这些侵略者。然而日本的军事目标并不总是清晰的。每一届东京的日本新内阁都呼吁“解决中国事变”。日本人很少提到在中国获得全胜，而且日本的侵华军人似乎愿意将许多问题留给中国行政官员处理。多年以来，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和友谊，这些关系甚至在1937年之后也没有完全破裂。中国人对民族主义的信奉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否定同侵略者之间的关联。

蒋介石本人经常在演讲稿中提及旧日青年时代在日本军校的学员经历，回顾日本军人的严明纪律、献身精神和朴素作风。虽然他谴责日本侵略，而且拒绝任何不恢复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统治的妥协，但他还是经常会设想中日两国基本可以共存。蒋介石不喜欢西式民主或者西式私人企业；他的目标，是一个结合传统的杰出文化美德、现代工业化便利设施与官僚政治的中国。中国必须发展经济，但不一定按照西方模式。蒋介石坚持传统，他虽认识到中国需要工业化，但并没有自动站在西方国家一边对付日本。

中国共产党认为蒋介石的目标是反动的，予以拒绝，但他们的观点并没有更加西化。毛泽东设想中国会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将这个国家同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殖民地区分开来。中国将会领导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反抗殖民压迫的斗争，这种观念同国民党是契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主要分歧在于：共产党领导人紧密跟从共产国际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即便在1941年早期，苏联依然维护同纳粹德国的和解政策。国民党对苏联的如意算盘非议更多，对莫斯科牺牲中国利益安抚日本的明显意图抨击尤为辛辣。国民党人认为，苏联的自私自利，是中国不应过分依赖苏联善意或援助的又一个原因。

中国领导人发现，要制定长远计划非常困难，因为西方列强正在为欧洲局势奔忙，它们帮助中国的意愿随着英国对德战争的状况而起伏不定。西方列强总是可以选择将精力集中到大西洋，避免对亚洲武装干涉。日美华盛顿多回合谈判给中国造成的不安，并不比德国人少。是同日本开战来保护中国，还是在损害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同日本达成某些谅解？中国人怀疑，如果美国必须做出选择的话，将会选择后者。届时中国就会回到十年前所处的位置，依赖外国列强获得救济与发展。实际上这种情况就是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局面。

1941年春，亚太地区的未来，几乎完全取决于这一地区外的大事件。日本对“大亚细亚主义”的探索，从未完全一致过，使得这一理念的命运比以往更难预测。当时美国对欧洲有一项明确的政策，而亚洲战略取决于英德之间的战争进程。中国人分化为对日屈服和期盼西方援助的两派。在这种形势下，亚洲的下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以欧战的另一次重大转折为开篇，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转折就是当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的攻击。

日本一度看到两种明显有别的选择：同德国联手入侵苏联远东地区，或者遵守同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当时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要利用苏德战争进攻欧洲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从而使亚洲帝国的梦想进一步接近圆满。一些日本官员力主入侵苏联，声称日军对苏联发动进攻，可以同德国在西面的攻势遥相呼应，让布尔什维克政权迅速终结，消除其对日本在伪满洲国和东北亚其他地区利益的威胁。德日合作的这一迹象将会巩固三国轴心条约，削弱英美列强的地位，使他们尊重日本在亚洲的地位。6月22日，大岛大使从柏林拍发的电报中称：“苏德战争的爆发，赋予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劳永逸地解除北方的威胁，而且能解决中国事变。”大岛警告说，如果日本采取观望政策，就会失去德国的信任，而且损害本国的声誉。

日本驻布加勒斯特公使筒井清（Tsutsui Kiyoshi音译）致电东京表示，他相信德国“无论如何在10月初”就能摧毁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苏联将会解体，一个仅保留俄国欧洲部分的新政府将会出现。如果日本不联手进攻苏联，那德国就会让日本一无所获，而且在决定苏联未来的时候，也不会考虑日本的愿望。为避免这样的灾难性结果，日本人应当进占西伯利亚各地区，从而消除它们对日本东北亚利益的威胁。当然，这种举动会违反中立条约，但筒井认为，布尔什维克支持中国的抗日力量，已经先违反了《日苏中立条约》。他又继续说道，日本并不反对俄国和俄国人民，只是要下定决心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一旦目标达成，俄国新政府将会与德国、意大利、中国、伪满洲国和日本一起对付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美）。

松冈外相赞同大岛和筒井的意见，竭力要求内阁同僚批准日本政策再次改变。他与大岛和筒井一样，认为成功进攻苏联，将会让日本武装力量在对苏战争结束后，腾出手来南下占领富饶的欧洲列强殖民地。到那时德国和日本都将非常强大，美国不可能再进行干预。松冈外相的意见是：“我们应当先北进，然后再转向南方。”

东京的军事首脑已经放弃美国调停解决对华战争的希望，认同德国入侵苏联终于给了日本一个机会坚决采取行动，终结日本同其他各国优柔寡断和权宜的关系。但军部并不赞同先行“北进”，部分原因是他们需要时间准备对苏战争。当时驻扎伪满洲国的关东军12个师团，合计约35万人，对手苏联远东红军兵力据说为70万人。日军北进，必须动员增兵50万。实际上，备战工作在8月10日前后才能完成，开战还要等到一个月之后。东京的军事当局愿意进行这样的备战工作，而且在7月2日，内阁大臣与军事首脑觐见天皇的重要会议上，决定一旦欧洲事态的发展有利，就“通过武力解决北方问题”。然而，这次御前会议还批准“为了巩固我国生存和自卫的基础”武力入侵东南亚的方案。日本陆军将以占领中南半岛南部为优先任务，同时准备进攻苏联。这样安排的理由是涉及的风险较小。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信心满满地陈述了他的观点：占领中南半岛南部将会激怒英美国家，但是不会挑动他们开战。海军相信这一行动会防止英美从一场可能爆发的日苏战争中坐收渔利。此外，10月之后雨季来临，在中南半岛修建机场会变得困难重重。因此，尽管松冈外相请求集中力量优先执行北进战略，但日军还是在7月28日开始入侵中南半岛南部。

如果日本将南进推迟到9月初、对苏联的进攻已经开始的时候，此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可能会大不相同。到8月初，日军参谋本部的军官们对德军在苏联速战速决丧失了信心。如果当时日本决定不再与德国合作，轴心国同盟就会遭到重创，反而有助于重启日美之间的严肃谈判，这正合近卫文麿心意。他认为，德国不同日本磋商就攻打苏联，事实上违反了轴心国同盟精神，因此即使不能违反轴心同盟的条文，日本也有权不履行该同盟的意图，寻求与美国达成理解。近卫认为日德同盟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而日本应当谋求同美国和解，因为美国是唯一能够决定亚洲冲突未来的势力。他希望提议美国停止在中国的敌对政策，协助日本人解决中国事态，并且向日本提供原材料，否则日本就必须从东南亚获得这些原材料。然而，军部虽然不反对在华盛顿恢复谈判，但是相信获得美国调停的机会微乎其微。

上述6月和7月发生的事件，再度揭示了日本为应对外部新形势而采取各种政策的倾向。这些应对措施五花八门，包括准备对苏战争、占领中南半岛南部、恢复与美国的会谈。日本的战略仍然缺乏一致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通过迅速报复日本占领中南半岛的举动，来促使日本采取连贯的政策。7月24日，美国政府决定冻结日本的资产，8月1日，所有运往日本的石油出口许可证都被废止。东印度群岛的荷兰殖民当局跟进美国政策，拒绝给没有外汇许可证凭据的石油交易颁发出口许可证——因为石油贸易必须用美元结款，而日本的美元资产都在美国被冻结，所以此举几乎中止了日本的石油输入。8月5日以后，无论从美国还是荷属东印度群岛都不再有石油运抵日本海岸。日本一年可以生产400,000千升石油，但海军一个月就能将这些油量耗完。日本的石油储备大约9,400,000千升，除非这个国家能通过某些办法获得新的供应，不然石油两年内就会耗尽。

石油禁运对日本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摇摆不定和模棱两可在他们对世界大事的认知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明确的选择。迄今为止，日本人都没有正视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明确抉择的当务之急，日复一日地生活在一种不确定性的氛围之中。眼下，随着美国采取断然措施，这种不确定的阶段已经过去。任何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会容忍日本侵略中南半岛南部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日本要么冒着同英美开战的想法在东南亚滞留下去，要么就退出以安抚英美。军部断定寻求调停为时已晚；日本眼下将不得不考虑开战的可能性，而战争的主要对手将是美国。

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官员同样感受到不可避免的危机感。7月，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告诉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美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都已用尽，除了断然采取措施之外，对日本已经别无他法”。从这时起，可想而知，除非日本在政策上进行重大变革，否则将来在太平洋必有一战。唯一的问题是这一战会在何时打响。

同石油禁运和冻结日本资产同时进行的一系列决策，说明华盛顿的态度显然已强硬起来。美国编组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远东陆军司令部，一旦同日本开战，远东陆军便会以菲律宾为战略基地。美军在菲律宾安置了大量战斗机和重型轰炸机，此举旨在让菲律宾群岛成为美国空中力量的堡垒和对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威慑基地。美国同英、荷、中三国当局进行了会谈，以交流情报，协调四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体系。通过租借法案对中国的援助开始实施，克莱尔·陈纳德指挥的美国支援航空队（飞虎队）从美国和英国获得飞机，培训中国飞行员，甚至投身对抗日本航空兵的军事行动。美国已旗帜鲜明地决意阻止日本统治亚洲。

虽然采取这一政策是出于权力方面的考虑，但仍需重点指出的是，这些措施符合特定的国际主义原则的主张，说明华盛顿觉察到日本的“亚洲新秩序”正在变得不再仅仅是虚华辞藻，因此必须通过其他可用的国际秩序观念，反对日本的主张。

1941年8月的大西洋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和温斯顿·S．丘吉尔首相对国际新秩序的性质进行了概述。《大西洋宪章》说明英美战略已经演变为通过确定国际和平的若干原则来对抗轴心国的侵略扩张。在宪章八项主张的第一条中，美国和英国提出两国不寻求任何“领土或者其他方面的扩张”。第二条，两国“不愿看到任何与相关各国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不相符的领土变更”。第三条是美国自决原则与英国有关帝国主张的折衷陈述，表示两国希望“看到被武力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其应有的权利”。那些没有获得过独立的民族想来不能恢复其“主权”。第四条明显与轴心国宣传的“贫困”国家的权利暗合，支持所有国家，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应当拥有“在平等的条件下，为本国经济繁荣的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贸易和获取原材料”的权利。接下去的四条阐述了英美盟国理想中的战后新世界，那将会是一个“所有国家在经济领域进行最充分合作”的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将会“生活在摆脱恐惧和物资短缺”的世界，能够使“所有人不受阻挠地通过公海和四大洋”，而且“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将会寻求减轻“沉重的军备负担”。

这些原则接近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原则，说明威尔逊主义再度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通过经济的发展、繁荣和相互依存实现和平与安定的旧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的动荡不安中幸存下来，而且会在轴心国的威胁解除之后，确定世界秩序。因此《大西洋宪章》是一种关于权力平衡的意识形态上的补充，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引导着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宪章的国际主义表述和更大的权力导向战略之间仍存在巨大张力，但是自从罗斯福掌权以来，美国首次在外事活动中找到了方向感：基本上是一次向威尔逊主义和1929年之前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回归。根据这一体系，广泛的经济交流成为一种常态和通往和平的推定途径。过去十年间的一些问题必须去面对和克服，诸如过度保护主义和对移民的限制，而这意味着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有效的国际主义，在40年代同样切实可行。

《大西洋宪章》是对日本的一种挑战，日本要么回归这个体系，并且为了促进自身的福祉与美国合作，否则就要面对正等候在侵略道路上的愤怒的美国。因为华盛顿已经采取断然措施遏制日本扩张，《大西洋宪章》事实上向东京的日本领导人界定了一种世界秩序：如果他们能改弦易辙，也能够获得接纳。美国人觉得日本人已经误入歧途，但仍然可以迷途知返。日本人要想重获美国的谅解，就要牢记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秩序，并且抛弃他们在30年代选择的军国主义道路。

1941年8月以后，美国愈加信奉威尔逊主义，即使战争看来迫在眉睫。白宫与国务院同日本特使在华盛顿的谈判，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进行的。坚定的信念取代了犹豫不决。11月26日，美国公布的《赫尔备忘录》体现了同样的原则。提交给野村吉三郎大使的这份备忘录一共十条，包括和日本、美国、英国、荷兰、中国、苏联和泰国缔结一份多边互不侵犯条约的决议；日本从中国和中南半岛全面撤军；协商“在最惠国待遇和降低贸易壁垒”的基础上达成新贸易协定；以及稳定美元对日元汇率等内容。按照赫尔国务卿当时和后来的说法，他没有要求日本放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而且能自力更生的国家的权利；他是在邀请日本人重回20世纪20年代和平且各国相互依存的世界，那样的世界会为日本的利益和自尊提供足够的空间。《赫尔备忘录》设想的亚洲，表现的是赫尔认为亚洲地区将会变成何种形象，但要解决的是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的军国主义行动，以及各国的排他性贸易和货币政策等问题。

美国显然在迫使日本人做出抉择，要么继续始于1931年的侵略步伐，甚至不惜与美国一战，要么就在同英美国家和解的基础上，回归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架构。正如大岛浩大使9月4日致丰田贞次郎外相的信息中所说：“我们能选择的态度只有两种：维护德意日三国轴心协定的精神，同德国和意大利一起建设一个‘世界新秩序’；或者放弃这个同盟，顺从英美阵营，谋求与英美的友好关系。”在大岛看来，德国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建立霸权只是时间问题。对日本来说，断绝与德国的联系，寻求对美友好关系将会是最愚蠢的行为。即使倒向美国能解决对华战争，也只能“导致日本在国外被鄙视和孤立，在国内失去希望，民族精神衰退”。同美国和解本质上是一种倒退，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大环境是不可行的。将自己的命运同德国联系在一起，对日本来说会更好。

里约热内卢的日本驻巴西大使石射猪太郎不同意大岛的观点。9月2日，他致电给东京的上司们，敦促他们“进行一次重大行动，即使这意味着要转而向其他国家求助”。他认为日本的命运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而无论欧战的结果如何，英国都仍然会是一个对亚洲事务举足轻重的国家。日本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而和平的亚洲，即使这意味着同其他强国共享亚洲大陆。同英美开战将会蹂躏亚洲，使日本受到重创，而且无法解决中日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要通过与英美谈判来解决对华战争令人遗憾，但至关重要。石井菊次郎知道要在日本国内政坛采取这一行动，面临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重重问题，但他认为“除了排除万难解决战争问题，在亚洲建立和平之外”别无他法。

9月6日，在决定命运的御前会议上，东京的日本领导人试图寻找一个可能存在的中间路线。他们决定，一面在华盛顿继续和谈，敦促美国恢复同日本的正常贸易，同时使谈判和日本在太平洋的势力扩张问题分离。然而，如果10月初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日本将会在这个月底开始备战。虽然日本领导人毅然倾向大岛坚决与美国对抗的方案，但他们仍想进行最后一次努力，通过谈判避免开战。他们显然不接受石井同英美势力合作的建议。鉴于美国在太平洋的强势地位和华盛顿方面的强硬态度，9月6日的决议只能意味着战争。

10月没有发生战争就已过去，华盛顿悬而未决的谈判还在继续，大岛大使和那些赞同他主张的人变得更不耐烦。在东京，东条英机接任近卫的首相职务。东条赞成日美关系注定敌对的观点，而且认为太平洋战争无法避免，但是他受到天皇和皇室的压力，再度努力去维持和平。东条承担的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使命，因为日美两国的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善，而且在10月，同威尔逊主义者合作并不比过去更具吸引力。对亲轴心战略的倡导者来说，20世纪20年代象征着一个不足为信的旧式国际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只会让美国得益。10月29日，大岛致电东京指出，进一步拖延开战，只会使日本的潜在对手更强。因为日本轴心外交的成功取决于采取果断行动，从英美两强的相对薄弱环节获益，同美国在最后时刻的谈判已毫无意义；谈判会给美国人更多时间，而且会在德国人心中播下不信任的种子。只有当日本抓住英帝国崩溃的历史机遇时，亚洲才能够出现“新秩序”。“这是我们同德国进行磋商的最后机会，只有这样，日德两国才能在东方和西方采取协同行动，确保得到战略资源丰富的南方地区……如果我们对（欧洲）战争的进程没有明确的认识，采取一种投机取巧的态度，将会因此抱憾千年。”

有些官员直到最后都在抵制这类想法。11月21日，日本驻伦敦代办神村慎一向外务省发出一份措辞强烈的电报，敦促在英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保持克制，如果同英美两国的关系破裂，日本将会面对一个强大的联盟。电报指出美国在提高对英国的援助，英国对在欧洲获胜的信心随之增加，随后神村写道，英国领导人甚至想要粉碎日本在亚洲的势力，此举将会对战后的英国有利。在这种时候向英美两国同时挑起战争是愚蠢的。“我们的资源已在中国的事变中耗尽，此时如果不得不再开战端，会造成一种极端危险的局面。”最佳战略是耐心地努力重建国家实力，从而使日本能在未来壮大。日本必须忍一时之辱，权且让步，做好准备通过与美国谈判来解决中国事变。

神村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必输无疑的斗争。要采纳他的建议，需要对日本的军事战略、外交政策，还有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务进行全面的重新定位。这意味着回归军国化时期之前的政党政治、文官至上和商业文化。1941年秋的日本领导层，尤其是东条内阁不准备这样做。他们认为唯一的选择是在寻求大亚细亚解决方案的道路上继续前进。1941年12月7日黎明（亚洲时间12月8日），对亚洲和太平洋的美方领地发动的进攻，会是在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话说回来，日美战争涉及的不仅是一场侵略与抵抗、或者军国主义同和平之间的冲突。这样简单的二分法，虽然无疑在一般的概括性层面上来说是准确的，但是掩盖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这场冲突所围绕的问题——回到过去的可能性和意愿——究竟到达什么程度。美国政府官员们认为20世纪20年代仍然能为包容性的国际关系提供基本框架。这一框架主张工业化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合作开发全球其他地区，在此基础上建立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秩序。日本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转而选择了一种“大亚细亚主义”地区秩序。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拒绝保留任何西方文明的痕迹。毕竟，他们还是和其他民族一样，关心经济发展和繁荣，而“亚洲新秩序”并不能被定义为一种前工业化的秩序。正如时事评论员们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所说，日本政策的目的在于亚洲各国的发展和最终的工业化。其中一位评论员指出，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被部分西化，而日本的使命不是将这些国家“去西方化”，而是“让亚洲的欧化进程亚洲化”。这样的一种主张将日本人放在了反对欧美对亚洲地区实行帝国主义统治的立场上。美国人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认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计划意图终结西方在东方的所有利益和影响。双方都夸大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而随后的岁月证明，日美相互依存的遗产要比“大亚细亚主义”脆弱的体系坚实得多。

第二章
流产的“新秩序”

没有什么能比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之后太平洋两岸表现出来的情绪，能够更有力地说明事件发生之前美日关系有多么不确定了，这是多年以来事情首次见分晓。日本人为他们的“大亚细亚主义”宏愿最终成真而欢欣鼓舞。小说家德田秋声写道：只要日本唯一的敌人是中国，就很难证明这种宏愿是正当的；日本过去实际上是在同亚洲同胞同室操戈，而不是集合其他亚洲国家去建立一种新秩序。然而，（发生珍珠港事件的）现在，日本斗争的意义清晰可见；它在中国的真正敌人，是企图奴役亚洲广大人民的英美强权。通过给予英美强权决定性的一击，日本正在采取强有力的第一步来消除英美在亚洲的有害介入。长与善郎写道，“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政策首次明朗化。自从1931年以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不得已而为之。曾经通过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视角看待亚洲的日本民族，现在已经决定摆脱英美的影响，建立“一种新的道德和文化秩序”。

在美国，同样存在一种普遍的情绪，那就是珍珠港袭击事件解释了美日两国之间无法调和的分歧。美国人认为，就连美国满怀诚意试图与日本人谈判的时候，日本都一直在处心积虑地策划这一暴行。一切谈判都是徒劳，因为两国主张的是截然相反的原则，而且日本人从未认真进行过谈判。事实上，两国已注定会兵戎相见。导致武装冲突的不仅仅是利益冲突；如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事件次日所说，这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武力”同“建立公正和平”的事业之间的战争。对夏威夷的突袭向美国人证明，日本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守法国家的普通外交手段对这个国家并不适用。正如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所说：“忠于天皇是日本臣民最神圣的职责……好战和尚武品格受到赞美……民主体制同日本人的人生哲学是不相容的。”鉴于日本人的这种观念，美国人很容易说服自己接受“《大西洋宪章》表达的理想”同“日本的民族哲学”之间存在根本矛盾。换句话说，日本偷袭珍珠港不足为奇，这是两国不可调和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

这样的宿命论有助于两国各自保证民族团结。日本人首次在一个全民族目标下感到了团结一致，不同集团之间的争论和商谈会让路于全民为理想牺牲和献身的精神。对美国人来说，既然美国卷入了一场亚洲战争，关于介入欧战是否明智的争论就可以偃旗息鼓了。为了胜利，他们会组织起来，特殊利益会服从更远大的目标——让生活方式保留下去。因此日本人和美国人都开始将各自的福祉和国家目标，同亚太地区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看待。为了如自己所愿那样生活，保留自己的文化特性，日本人和美国人不得不关注国外大事，而且在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上，都开始彼此留意。他们别无选择，唯有战斗。

但这种对抗的性质远未明朗。虽然太平洋两岸的官方宣传和新闻评论都强调根本性冲突的主题，但很难将这种主题同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当日本人和美国人开始思考对抗性质的问题，为亚太地区的未来起草计划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任务甚至比两国作战部队之间的实际战斗更加繁重。

日本和美国在中国的战时计划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中国是日美冲突的一种象征；日本企图将中国纳入其“亚洲新秩序”；而美国在尝试让中国更紧密地与西方民主国家合作。中国人会何去何从？是成为日本军事行动的附庸，还是成为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型的模板？这显然是重要问题。日本和美国在象征意义上都需要中国。尽管如此，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控制6亿中国人的政治和社会取向，于是他们必须通过重庆、南京、延安和其他地方的中国领导人来开展工作。日本人和美国人该如何组织他们同这些中国领导人共同的工作呢？谁会被派往中国？如果中国人拒绝合作该怎么办？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问题在战争期间同样困扰着日本人和美国人，而且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依然没有答案。

日本人发现国内社会秩序与“亚洲新秩序”之间存在一种根本性的联系，而中国构成了“亚洲新秩序”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不仅仅是因为日本经济要求控制中国大陆的资源和市场，这一点甚至都不是主要因素。1941年12月3日，东京的日军大本营表示，侵华日军应努力开发华北的自然资源，使该地区能自给自足。鉴于预计会出现的船舶运力短缺，中国的原材料和食品将主要供在华日本人而不是本土居民使用，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势力在中国的继续存在，理由已不再是传统的经济原因。根据早些时候的观点，尤其是左翼作家的说法，中国在为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提供就业机会，失去中国的话，这些人就会失业。这种说法在1941年以前是成立的，但在日美战争爆发后，失业就不再是一个主要问题。随着武装力量的扩充和军需生产的增加，一旦出现人力短缺，政府最终就会从朝鲜和台湾输入非技术型劳工。最精壮的日本男子不是参军，就是在工作，而且被招进劳动大军的妇女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前往中国就业的人数明显下降。

对战时的日本来说，中国的意识形态意义要大于经济意义。日本继续侵华战争，象征着它决心摆脱西化取向，决心让自己同亚洲的命运相连。1942年7月，内阁情报局次长奥村喜和男在广播中宣称，始于1937年的侵华战争，让这个国家在精神上和军事上都为太平洋战争做好了准备。他断言，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已经清除了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个国家已经意识到它的亚洲国家身份。日本政府现在基于牢固的天皇制，而不是自私的政党政治，而国家经济也不在无组织、无限制的西方资本主义身后亦步亦趋，而是得到有条不紊的控制，为国家的更大利益服务。得益于侵华战争，日本社会已经完成转型。因此国内新秩序的外部对应秩序——“中日合作新秩序”，必须打下稳固的根基。基于同样的道理，直到西方的影响力被逐出亚洲为止，侵华战争都不会结束。中日战争已经成为日美战争的一部分，必须由一个决心去创造全新社会的民族为这两场战争而奋斗。日本只有加倍努力影响中国，才能赢得对英美国家的战争，在全新的反西方原则基础上重建社会。日本为了重构这个世界，必须坚持它对中日关系的定义，日本人民必须接受与战争事业共存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定位。于是对日本领导人来说，日本势力在中国的存在，代表着他们正在谋求建立的社会政治体制。

这对军部来说尤其真实，而军部已前所未有地成为日本社会的化身。为了重构这个世界，日本这个国家本身正在重组，而武装力量的作用对这两项事业都至关重要。或许正如阿尔弗雷德·福格茨的发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旧式军官做派和野心”在日本仍然很强势，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陆海军军人都在回避政治。其他国家的“战时内政军事化”会加强文官政府在职业陆海军军费开支方面的作用，但是在日本，军部几乎享有制定战略决策的自决权。1937年，日本设立了由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高层领导组成的大本营，保留有关军事和战略问题的专断权位（即独立统帅权——译者注）。文官政府对这类决策毫无影响力。

内阁与大本营之间的联络机构是1940年成立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内阁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大藏相，会通过联络会议同大本营代表会晤。尽管如此，联络会议记录显示，军部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保卫战略问题自决权。哪怕毕生都在陆军服役的东条英机，也不准参加大本营的讨论。文官政府只有通过天皇才能尝试影响军事决策。内阁通过与宫内省，还有那些每日进入宫廷参见的官员商议，可以将他们的意见传达给天皇。然而即使这样，他们的意见也无足轻重，因为天皇倾向于在狭义上运用自己的权威，而无心一意孤行来制造宪法危机。

然而，军部掌握的这种无可质疑的独立统帅权存在许多缺陷。军部已经成为日本唯一最强大的权力实体，是“新秩序”的象征和代理人。军部的特权地位因这一重大使命而合理化，问题是这一使命从来没有被明确定义过。可以肯定的是，“亚洲新秩序”是日本国内新秩序的反映，但对外目标同军部在日本社会的权力相比，往往会显得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军部在海外的胜败最终会反映在军部的地位上。如果军部没有取胜，它在日本社会的权力就会被大大削弱。

在中国占领区错综复杂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陆军试图阐明他们在中国的各种目标。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宣称：“一个‘新中国’会成为‘亚洲新秩序’至关重要的羽翼。”珍珠港事件之后，陆军的战略是“采取积极措施迫使蒋介石政权屈服，并且为了让英国屈膝求和，同德意合作，从而使美国丧失继续进行战争的意志”。消灭蒋介石的抵抗力量被视为成功的关键，陆军认为这能够成为一个现实的目标，使对美战争速战速决。这样的战略如果成功，将会使日本在西太平洋和亚洲大陆维持霸主地位；通过将太平洋一分为二，并且将英美影响力从日本称霸的半个太平洋驱逐出去，可以建立一种“新秩序”。

为了实现战略目标，侵华日军必须歼灭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因此日军号召某些中国人同他们合作，抗击共同的敌人——英美和（亲英美的）中国人，体现了日军战略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统一。12月3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公众事务部在一份备忘录中称，重要的是“让中国人牢记，美国和英国是日本、满洲国和中国共同的敌人”。五天之后，日本同英美两国之间的战争爆发，日军正式采用一份“在对英美开战之际的意识形态战诸原则纲领”。这份纲领重申了这一观点，即这场战争是“‘新秩序’同旧秩序之争，是一场为了亚洲解放的‘圣战’”。日本、伪满洲国和中国必须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携手合作。日本的宣传喉舌提醒中国人，这场战争是英美挑起的，这两个国家已入侵和剥削东亚几个世纪之久。依靠西方民主国家保护的欧洲各国的悲惨命运，应当成为所有亚洲人的教训，不要相信这些国家，它们在动听的口号下隐藏着自私的野心。

这些观念成为战争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亚洲创建有利于消除英美影响的“新秩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尤其是中国，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以及中国人内部，将会发展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结构。尽管如此，侵华日军提出的观念和战略也只有陈腔滥调。上一段提及的12月3日备忘录强烈呼吁华北的中国人“消灭迎合英美的重庆政权和共产党”，推动“占领区中国人自发的积极合作”，并且“分化敌占区（国统区和根据地）人民（对国共两党政权的）忠心”。实现这些野心勃勃的目标需要大规模重组中国社会，除了对亲日分子的掌控之外，还要接触其他各集团进行拉拢，让他们在新发展局面当中分一杯羹，而且要分化他们，使他们自相攻击，从而消灭极端分子。

日军不是不知道这些目标的需求。冈村宁次认识到通过三个层次——武装力量、政府和群众组织——对付中国人进行的顽强抵抗的重要性。鉴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群众运动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能力，最后一种方式是最为重要的。为了打击这类群众运动，日本必须动员中国的群众，“新民会”不出意料成了日本人发动群众的工具。“新民会”进行了改组，并且从事激烈的地方宣传和组织工作。“新民会”的各地方分支机构奉命大力发动群众运动，支持日本对付反日分子的政策。“新民会”在每个县都设置了机构，教化村民如何保卫自己的团体，对抗敌对势力。在某些地区，他们希望“自卫”武装不仅能维持法律与秩序，而且能够对共产党和其他派别的游击队发动反击。

1942年8月，“新民会”首席顾问、日本陆军退役将官铃木美通放言“新民会”拥有350万会员，而中国共产党仅有4万党员。据同年底的一份官方报告称，“新民会”拥有13,490个分支机构。然而，“新民会”的会员数量仍仅占华北全部中国人口的3.6%，希望最终让华北的所有中国人都成为“新民会”会员。1942年10月的“新民会”会议上，各位领导人辩称“新民会”运动的目的是通过消灭共产主义、英美势力和封建主义祸害，在“原生文化”基础上，协助建立“新中国”。为了这个目的，多个青年组织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华北新民青年团”。

这些工作说明，日军充分认识到只有通过群众组织和动员群众，才有可能发展出一个倾向与日本合作的新中国。但一个新中国会默许日本在中国驻军，而且在经济上支配这个国家吗？鉴于中国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漫长历史，真这么想就太天真了。讽刺的是，参加“新民会”和为“新民会”工作的那些中国人会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维持社会现状，并且使他们的既得利益长期化。在许多社区，加入“新民会”是保障法律与秩序的唯一手段。另一种手段是坚持抵抗日本和由此引发的战争。“新民会”至少能给予乡村领导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和武器来应对治安和稳定问题，同样能提供一种决策的发言权。

1942年，这样同日本合作的行为不会必然受到中国境内抗日武装的处罚。根据一份日本情报部门的报告，共产党向那些哪怕身在日本阵营的合作者保证，他们仍被视为忠诚的中国人，试图以此来让他们保持中立。此外，共产党计划渗透“新民会”和其他组织来获取机密情报，并且准备最终对日本占领当局实施暴动。一位日本军官后来回顾道，共产党应对“新民会”发动群众的各项工作极为熟练。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占据了“新民会”分支机构的重要职位，促使人民对抗“新民会”。这些人成了宣传抗日思想的教员。为了打破日军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封锁，获取急需的食品和其他物资，共产党人往往会在边界地区渗透“新民会”办事机构。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得以加入华北沦陷区的粮食分销网。

即使日本人能够遏制这类破坏活动，也可以除掉沦陷区的激进抗日分子，他们仍必须处理人民觉醒的政治意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日本在中国组建新社会的各项工作更成功的话，中国人抵抗日本的持续侵略就会更加坚决。最后日本被迫面对由此产生的各种后果，重新定义与中国人的关系。事实上，很少有证据能证明，在珍珠港事件后，华北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变得更加温和了。根据日军文件的报告，在华日本人继续将自己视为主人，而将当地的中国人视为下等人。1942年，华北的日本平民人口大约为40万，主要是商人、学生，以及那些利用日本的军事占领和他们传统的治外法权快速敛财的暴发户。1942年1月15日，日军的一份备忘录指出，日本居民通过“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和乌托邦式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追求物质享受。这些人沉浸在殖民地氛围中，缺乏爱国心。他们根本没有促进同中国人的合作，只是将中国人视为剥削对象。

少数日本人认识到，这样的事态完全背离了“亚洲团结起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精神。“华北政务委员会”经济顾问梨本祐平（Nashimoto Yuhei，罗马拼音音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一直努力在中日平等的基础上，同中国的（傀儡政权）领导人合作改善华北的经济环境。但是他无力对抗中国和日本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不愿意放弃他们在社会和政府中的特权地位。侵华日军一直控制着铁路、堤岸和大部分工业设施，而且在华日本人最终都会得到占领军保护。日本人对“亚洲新秩序”越发口惠而实不至，中国人也就越发不耐烦，“亚洲新秩序”的华丽文辞和实际表现之间的裂痕也就越发明显。在一种真正的“新秩序”当中，日本应当放弃特权地位，发展一种全新的对华关系体系。简而言之，在中国没有“新秩序”的话，就不会有“亚洲新秩序”。

日本驻南京（名义上独立的汪伪政府所在地）的外交官明显能感受到这种窘境。虽然汪伪政府仅得到各轴心国承认，但表面上还自称是一国政府，拥有一个内阁、各种机构，以及驻海外的外交使节。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重要的，因为日本对名义上由南京控制的地区，不是像华北那样当作占领区来处理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将这些地区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尽管如此，南京汪伪政府并不具备最为鲜明的主权象征机构，即自身的军事力量。驻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由畑俊六负责，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汪精卫和其他（伪政权的）中国官员，而不用等候日本大使馆去主动邀请这些人。最先告知汪精卫日本对英美国家开战的是畑俊六，而不是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日高信六郎。

太平洋战争的到来，理应提供一个机会，让南京和东京之间的关系更接近公开声称的理想合作关系，而日本的外交官也试图尽可能这样去做。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是在战争中获得中国全面合作的最可靠的办法，会证明日本对“大亚细亚主义”的真诚奉献，以及日本让中国成为对抗共同敌人的全面合作伙伴的意愿，虽然这样做当然要将更多权力归还给汪伪政府。1941年12月21日，日高在给东京的电文中说，日本应当让中国人明白“这场战争是一场亚洲解放战争”。日高声称，因为日本正在为这一目标而战，就必须给予中国人更多的主权和独立性。说得更加具体些，这一政策意味着减少中国派遣军对南京汪伪政府自由的限制，并且最终将一个主权国家的各种权利归还中国。

在华北，这一政策将会是“大亚细亚秩序”华丽文辞合乎逻辑的扩展，但是在南京方面要贯彻这一政策，就涉及同一个被承认的政府对许多现行协定的修订进行严肃谈判。因为军事上的各种需要，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种艰巨性通过日军大本营否决南京方面对英美发布宣战书时得到了证明。虽然汪伪政权在宣战后并没有武装力量可以动用，但宣战会给予汪伪政权更高的威望，使之成为日本的一个羽翼丰满的盟友，一个独立的交战国，而不是占领军的傀儡。然后汪伪政权就可以对中国的沦陷区内政事务主张更大的权力，以日本协同交战国的身份，在和平会议上维护自己的利益。（汪伪政府的官员们还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通过加入战争的胜利方，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过和会。）出于这种种原因，汪精卫和他的官员们希望宣战，并且支持日本的军事行动。然而，日本军部授意南京方面保持官方中立，于是日本同南京方面的关系不会发生重大改变。与其让汪精卫组建一支军队参加军事行动，日本更希望他继续在这片日军的主要资源供给地区，充当一个傀儡。

讽刺的是，自称为“解放者”的日本人不许中国的汉奸们对他们所说的共同的敌人宣战，因为这样会限制“解放者”行动的自由。通过这些小动作，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在他们的军事目标受到干扰时，就会漠视自己的华美言论。除了同南京方面的积极军事合作外，东京方面应当通过帮助南京方面改善汪伪政权控制各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来回应日高的各种请求。通货膨胀、金融混乱和各种物资的短缺正在困扰汪伪统治区，这一切几乎都是日军对食物、住所和各种服务的要求导致的。占领军实施的经济封锁是物资流通的巨大障碍，而一支庞大外国驻军的存在必然会招致黑市交易，而且让日本和中国商人牟取暴利。1942年2月，汪精卫告诉奉命出任驻南京汪伪政权的日本大使重光葵，与政府没有关系的中国青年“无处可以安身”。这些青年的沮丧和痛苦是同日本合作的汪伪政权面临的最大问题。汪精卫告诉重光，改善“和平”地区的民生，从而通过中日合作使南京方面管辖的地区发展成和平与繁荣的模范，绝对至关重要。否则，沦陷区就不会具备积极支持日本的动力，而沦陷区以外的那些中国人，只会嘲笑凋敝的民生根本不符合“新秩序”的口号。

重光完全同意汪精卫的意见，但是只要中国的战争继续下去，他就几乎无法为促进政治和经济稳定提供任何帮助。除非中日结束敌对，而且侵华日军被裁撤，否则日本迫切需要的大多数中国人对反对西方列强的战争的衷心支持，不会得到什么提升，而中日战争在分出胜负之前，这种敌对不会消失。日军在更加关注中国人的福祉之前，必须先平定这个国家，但他们耗费四年时间也没能达到这个目的，而且无法保证在同西方国家强大的军队进行一场激战的同时，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是通过和平外交来解决中日战争。1942年，日本人提及在中国的“全面和平”，显示出了对选择和平解决的兴趣。日本当时的想法是通过某种办法来鼓励中国所有派别的和谈意愿，让他们合并到一个统一的当权者——想必就是汪精卫——之下。因为南京方面的权威只得到有限的承认，而且内地的大多数派别在从事抗日活动，那么提升南京方面的威信，并且削弱抗日运动的最佳方法，是去为停止武装冲突开展工作，然后再将和平归功于南京方面。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带着珍珠港攻击产生的最初的热情，一些日本人同他们扶植的汉奸认为，在全中国发起和平运动的时机到了。这场运动需要同一些重庆的国民党人员接触。1941年12月，南京汪伪官员中的一个团体告知日本外交官，日本最初的节节胜利，已经使一些国民党人动摇，而日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同他们推动和谈。1942年2月，重光大使和南京方面的高官陈公博，一致认同南京应当派使者去重庆试探和谈的可能性。汪精卫支持这些提议，要求日本同时开展一些真诚的工作，来改善南京方面控制地区的各种条件。5月，他向重光透露，除非沦陷区人民承受的痛苦能够减轻，重庆方面潜在的温和派，不会为从事和谈而努力。否则这些温和派没有动力投身和平运动，因为他们会承受同其他中国人同样的痛苦命运。

使用政治手段来尝试稳定全中国的各种环境显然是合乎逻辑的。如果这一政策成功，将会孤立共产党和其他极端派别，使大部分的中国人超然于日美战争之外，并且能加强亲日南京汪伪政府的力量。在这种条件下，可能有望出现一场对抗英美的真正的“大亚细亚圣战”。当然，日本人必须不仅仅在沦陷区，并且在内地也对中国人做出足够的让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日本侵华军队的问题。只要日军继续留在中国，就没有理由期待重庆和其他地方的中国领导人会对双边谈判产生兴趣。鉴于日军连在南京都不愿谋求改变，肯定无意大举削减兵力来安抚国民政府。有证据表明，至少包括前外相松冈洋右和石原莞尔中将在内的一些日本人认为，要打破中国的僵局，最可行的方法是同重庆方面而不是同南京进行交涉。松冈和石原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伪满洲国政策的策划者，他们认识到同时与中国和英美交战是愚蠢的行为；他们希望满足中国的愿望，从而集中精力对付英美。然而，这两人都已经失势，松冈已经离开外务省，而石原调任驻京都的第16师团长，实质上等同流放。他们在战时的日本同局外人进行交谈，设想中国的新形势将会使日本政坛产生相应变化。他们明白，对蒋介石的追随者做出重大让步，并且削减侵华日军，将会在日本国内引发重大反响，这对他们来说，并不见得不是一桩好事。事实上，他们两人坚持认为，只有在本土重新洗牌，日本才有望为“新秩序”在国外赢得一场战争。

侵华日军显然坚决反对采取这样的举动。虽然侵华日军的某些人承认同重庆方面保持接触的策略优势，但他们从来没有系统性地培育过同重庆方面之间的紧密关系。于是，5月初，当南京方面取得日本大使馆和中国派遣军的认可，派一位和谈密使前往重庆时，日军并没有为这次行动调整他们的军事行动。6月，日军对中国东南部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攻势，从而使南京汪伪政府发起的这一次和类似的和谈行动全无用处。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在对华政策和战略中的表现证明，日美战争的开始，实际上几乎没有使情况发生变化。1941年，日本拥有的选择开始变得清晰起来，要么继续对中国实施军事支配，要么回到1931年前的各种协定中去，那样它可以在同其他工业化国家展开合作性竞争的框架之内，提高在华利益。两种方案都不意味着中日全面合作对抗西方，也都没有传达出鼓舞对抗英美战争精神的愿景。日本几乎完全没有将这种战争精神转化为现实，不仅证明了实践这种精神的种种困难，而且进一步从本质上证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脆弱性。在现实中，情况甚至更加糟糕，因为日本的战略要求以征服蒋介石政权为战胜英美的先决条件；侵华战争会和太平洋战争同时继续下去。这一战略认为，消灭蒋介石政权，会迫使英美停止对抗“大亚细亚新秩序”。但这种战略是在以大亚细亚的名义同中国人战斗。这样的说法在中国战场几乎不会造成什么分别。战争会继续进行下去，哪怕日本人发现有必要将他们的各种资源转移到太平洋。

相当有意思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仍然令人困惑。美国的政策一直都反对日本所说的正在构建的“亚洲新秩序”，按照美国的观念，亚洲应该成为让西方政治经济活动与非西方民族发展同时上演的舞台。一个日本统治的亚洲会结合当地的富饶资源和庞大人口与世界其他地区对抗，这是一种含有恐吓意味的前景。对“大亚细亚主义”必将导致对日战争的恐惧广为流传。1942年1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指出，日本人自称“要从白人的经济剥削和腐蚀灵魂的物质文明当中拯救亚洲人，而且要让亚洲人成熟起来，在天皇的仁慈庇护下，向他们原有的各种美德回归”。可以认为日本的战略是要驱使亚洲人对抗各个白人国家；日本人的胜利将肯定意味着从亚洲排除西方国家的影响。1942年1月，就在新加坡战役前夕，一位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官员写道，迫在眉睫的这一战的“核心意义超出了军事战略的范畴——是一种象征，一种同盟国的权力、决心和赢得这场战争的能力的象征”。日本占领新加坡会意味着“白种人，特别是英帝国和美国的威信”将在整个亚洲受损。从这个角度来看，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事态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英美国家在一场实力的考验中，必须将各种资源联合起来对抗日本，这场考验的结果将会在今后多年时间里决定亚太地区的形势。

但是亚洲人本身，尤其是中国人，该如何安排呢？如果将抗日战争放在英美未来利益的背景下看，没有现成答案。和英帝国与美国权力的存续相比，亚洲人的命运显然是次要的。理论上，英美应当能够在先进工业国家的传统竞争框架之内应对日本的挑战。同过去一样，亚洲其他国家的表现如何，相对不那么重要。而虽然日本利用修辞手段称这场战争是一场“大亚细亚战争”，但是对同盟国来说，这场战争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同等重要。正如上述备忘录指出的那样，日本在新加坡的胜利会“对在中国形成有利于日本的解决方案的任何行动都产生相当大的推动作用”。那些支持日本人的中国人的信念会得到肯定，而其他中国人会对白人国家的耐力失去信心。因为西方在亚洲的威信要同时依赖心理和物质因素，颜面的损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

同年2月，新加坡沦陷的时候，根据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E.高斯从重庆发回的报告所说，中国的新闻媒体认为这是同盟国战略上的失败和士气上的损失。西方国家看上去软弱无力，优柔寡断，同它们自称为亚洲各种族主宰的豪言相差甚远。亚洲的法国和荷兰殖民当局也非常担心日军步步进逼会影响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态度；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可能会“入侵”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不仅仅日军在进攻，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也会或明或暗地与日本合作，可能会让西方国家变得孤立，最终被逐出亚洲。

如何防止亚洲各民族的联合因此就成为一个严峻的战略和政治问题。英美两国该如何确保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会抵抗日本，而不刺激它们去攻击西方国家呢？该怎样说服它们帮助白人国家和一个亚洲国家战斗呢？回溯往昔，看来对“大亚细亚同盟”对抗西方的恐惧过分夸大其辞了。中国人显然不可能和日本合作，除非日本放弃大陆扩张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会回归1931年前同西方工业国家合作的道路，从而降低排他性亚洲共同体出现的可能性。对“大亚细亚同盟对抗”西方的担忧，实际上反映了西方人对他们在亚洲的地位，以及对亚洲人会采取何种态度的不安。毋庸置疑，“大亚细亚主义”宣传同日本对殖民地的进攻，加深了西方人的这些印象。因此，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官员认真寻求制定一种让亚洲政治观念从各种反西方频道转移的战略，实在不足为奇。

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对亚洲人和美国人自己来说，西方势力在中国和亚洲的存在，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存在性质是不同的。1942年1月23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在一份备忘录中声称：“美国、英国和荷兰的旗帜在东方升起之处，所有人，无论种族，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这同日本统治下的地区，土著和当地居民被无情剥削形成了对比。例如，在伪满洲国，当地的中国人“已经沦为实质上的奴隶，自比于骡马，主人只给予仅够他们存活和工作的食物，就要他们从清晨一直干到黄昏”。原有的中国人的高校都被取缔，在新高校里，“讲授的主要课程是极权主义的经济控制、国家资本主义、日本的政治观念，还有云山雾罩的大亚细亚主义废话”。在中国其他地区也一样，日本人正在“让当地居民沦为农奴，而且在摧残他们的身心”。在这些沦陷区，行政机关、财富和当地居民的重要财产，都已落入日本人之手，而农田、工厂和矿山的产品都成为日本国的专有财产。同美国国务院在另一份备忘录中表述的内容一样，这些指控是有真凭实据的。另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中国的顽强抵抗……粉碎了日本是来解放中国或亚洲的主张”。

然而，美国的官员们对这样轻易的一般性归纳并不满足。因为甚至于“有40,000,000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和有教养阶层的许多人，（已经）为摆脱日本人的‘仁慈’统治，逃到自由中国地区”，上述备忘录继续说道，不能绝对地肯定，尤其是在战争初期阶段，一部分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和人民不会被“大亚细亚秩序”的观念吸引。新加坡的沦陷似乎增加了大亚细亚口号吸引中国人的可能性，因为这座城市的沦陷象征着西方国家的声誉在亚洲的衰弱。英美国家同样需要战略转型，现在它们被迫集中力量守卫西线的印度和锡兰，以及东线的太平洋诸岛。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甚至比1941年之前更加困难，这种情况可能会鼓励中国的分裂主义和失败主义情绪，而且会引发对西方国家的不信任感。1942年初，蒋介石已经在向罗斯福抱怨，蒋觉得“自己完全脱离了那些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主要战略决策。是否该从澳大利亚开始进攻，守住缅甸是否可行，保护印度洋航线会采取哪些步骤，航空兵会怎样被派往印度、缅甸和中国，在所有这些重要问题上，我的角色只是偶尔充当听众”。

蒋介石的埋怨是有道理的，因为美国甚至都没有在亚洲组建任何类似于驻华盛顿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机构，而在华盛顿，英美高层战略计划人员为了胜利，一直在交流信息，制定各种计划。英美两国的紧密合作结果，不出所料，本着大西洋优先的战略。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很少会提及中国；战略规划人员更加关心欧洲、中东，而最关心的是苏联在对抗德国的持续进攻当中能否坚持下去。诚然，美国海军一直都表现出对太平洋优先战略的偏爱。海军的观点得到共和党部分实力团体和大众媒体的支持，因为这样可以让美国几乎完全自由地去报复日本的背信弃义。尽管如此，中国在美国海军战略中的角色也不突出，海军的对日战争本质上被视为一场两国海军之间典型的双方对决。无论如何，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罗斯福与丘吉尔的会晤已经决定优先对德国实施反攻，而英美苏三国的协同合作是对德战争取胜的关键。中国战场不会完全纳入主要军事行动当中。

这些事态的发展证明美国的政策以欧洲为导向，亚洲被放在外围。但亚洲被置于这种地位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美国正在进行一场亚洲战争，而且必须取得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支持。不采取同亚洲地区密切联系的办法，无异于当日本人正在发誓要让亚洲人调转枪口对付西方的时候，让亚洲人自生自灭。解决这个难题的唯一可行方法是向亚洲人承诺，如果他们抵抗日本的压迫，会比向日本人屈服获得更加光明的未来。美国因此就能够在缺乏更有力政策的情况下获得抵偿方案。诸如此类的一些理由解释了为何华盛顿方面会对将中国视为大国这种想法，表现出相当急切的兴趣。

1942年5月底到6月初之间，罗斯福总统在会见苏联外长V.M.莫洛托夫和苏联驻美大使马克西姆·M.李维诺夫时，首次明确阐述让中国成为大国的想法。讨论殖民地地区的未来时，罗斯福说：“白人国家……不能指望长期将这些地区当作殖民地来经营。”但是由于这些地区还没有为自治做好准备，最佳处理方案是通过“四大国”合作治理来进行国际托管，“四大国”包括同美、英、苏三国并列的中国。四大国将“以最终和平的保证人”身份对战后世界采取监管行动。即四大国会成为世界“警察”。

应当指出，罗斯福将中国纳入四大国之列，是他对殖民地未来愿景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和华盛顿的其他官员，都不主张让那些殖民地立即独立；相反，他们希望在保证各殖民地的亲西方导向的同时，帮助它们完成最终独立。按照罗斯福的想法，这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四大国的首要责任。他期待中国与其他三大国合作，来监督各殖民地的发展。作为对得到大国地位的回报，中国将必须承担起维护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亚洲欠发达地区和平的责任。罗斯福确信这是一种中国人可以接受的安排。实际上，罗斯福首次向苏联客人透露托管制度的概念时，称这是蒋介石的想法，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蒋开创了这一构思。通过使中国的大国地位同各殖民地区的战后计划挂钩，罗斯福巧妙施展了一项政策，既能够说服中国继续抗日战争，也可以让他们在战斗中保持亲英美倾向。

罗斯福的这一构思在言辞上华丽动听，而且可以为眼前的目标服务，那就是平复中国认为自己在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只是西方列强的一个次要搭档的担忧。中国领导人会说，他们感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而且会在战斗的国际秩序当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按照蒋介石的话来说，这一构思符合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强国之一”的愿望。但美国的甜言蜜语在具体细节上是模糊的，而美国人会像日本人一样，发现贯彻实施这一宏伟构思的任务是令人沮丧的。例如，1942年初，罗斯福以一种善意的姿态，派约瑟夫·W.史迪威中将前往重庆，以此来证明美国正在认真对待中国战场。然而，史迪威很快发现中美两国之间要进行有效合作会有多么困难。在美国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的同时，派遣一位美国将军来出任中国总司令的参谋长，有些不那么协调。蒋介石时常为他需要一个外国顾问来参与战略决策的意见而感到不舒服，而他和史迪威之间的个性差异对事态有害无益。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史迪威去中国在中国国内引起的反响。虽然罗斯福将中国称为一个大国，但他知道这个国家的政局不稳。如他对莫洛托夫和李维诺夫所说，在中国是否能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仍然是“一个问号”。在战争期间，中国的社会和政局看来肯定都没有像应当表现出的那样稳定和有条理。这样一个国家同美国之间能否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抽象地讨论中美合作是一回事，而坚持进行这种合作就是另一回事了。最终中美合作的愿景必须被导入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取向的领域之内。在美国，中美合作的理念被普遍接受是因为要合作比较容易，没有任何团体或者利益集团为反对这一理念设置障碍。即便如此，罗斯福政府的共和党批评者后来还是为党派目的利用中国问题做文章，例如，他们会问，为什么美国没有为援助中国军队或者协调对日战略做更多事情。

然而，这一时期，在中国，国内政局更加严重地同大国地位的承诺在一起。史迪威中将坚信他会让中国成为一个更强大、而且纪律更严明的国家，从而能让中国在战后的亚洲发挥领导作用。但任何这样的方案都会将他牵扯到复杂的中国政治当中，因为一个行政不统一的国家要加强军事力量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史迪威可以选择与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将领们密切合作，从而排除其他权力中心，或者可以坚持训练和装备所有愿意抗日的中国武装力量。国民党领导层当然希望史迪威能坚持前一种方案，而共产党与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希望能更加公平地分配美国的援助，而且认为一个将会成为美国伙伴的国家，应当拥有一种更加近似代议制的政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支持中国成为一个大国的言辞，颇为矛盾地加深了中国各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分歧，削弱了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的理想。

当然，中国的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然而现在这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严重影响，因为这会使得设想出一种系统性的方法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国的内政问题会干扰美国政策的每一个步骤，那么美国该怎样为这样一个国家确定和发展一种连贯的政策呢？如果美国官方已经能够对这个问题达成共识的话，可能还不会这样令人困惑和沮丧。不幸的是，1942年初，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国政治问题，尤其是国共两党的权力之争，正在形成一种尖锐分歧。驻华大使高斯、史迪威中将和其他一些驻重庆的外交官越来越多地批评蒋介石的领导能力；他们不认为美国将中国当作一个重要盟友来支援，就意味着要接受国民党的现行统治。1942年初，蒋介石大胆地向美国政府提出5亿美元的贷款要求，令高斯等人大吃一惊，他们认为这样的数额没有必要而且太过分了。高斯认为这个贷款要求显然是为了掩盖国民党在处理军事和通胀问题上的无能，也是为了帮助他们巩固对中国经济和军事机构的把持。史迪威指责蒋介石没有公平地将美国的援助物资在所有军事单位当中进行分配。根据这些观点，美国政府将重庆政权当作自由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来对待会犯下一个错误。

尽管如此，另一些美国人反对这类观点。美国国务卿的政治顾问斯坦利·K.霍恩贝克认为美国应当援助可以合作的友好中国人，而在他看来这些人就是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批评他们，是在无端非难这些在战时和战后都承诺与美国合作的中国领导人。其他在华的美国人，更加公开地支持国民党，这些人包括第14航空队司令克莱尔·陈纳德、美国驻华海军联络组（NGC）组长米尔顿·梅乐斯海军上校。美军第14航空队正在通过喜马拉雅山脉为重庆方面运送物资，驻华海军联络组成立于1942年初，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海军之间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陈纳德和梅乐斯都深信，国民党作为美国的盟友，应当得到鼓励和支持。这两人分别代表驻华美国陆军航空兵和海军，他们代表的军兵种表现出同陆军不同的观点，而驻华陆军的代表是更倾向批评国民党的史迪威。中国人之间的分裂和紧张状态在驻重庆的美国人之间映射出来，制造出一张支离破碎的战时中国画卷。

缺乏共识，使得美国要制定一项连续的对华政策极端困难。要实现同中国人合作的理想，对美国官员来说，就同对日本官员一样令人沮丧，而且原因基本上如出一辙。尽管所有美国官员都认同战后中国的宏伟愿景，但这不足以指导制订同中国派系纷争相关的政策，正如“大亚细亚秩序”的理念对日本设计出一套处理中国各种派别的可行方法几乎没有帮助。

同美国官方对日本的态度相比，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加混乱。如前所述，珍珠港事件刚发生后，诸多分析文章指出，日本政策的内在结构性和思想性缺陷，导致了这个国家不负责任的行为。日本的侵略性是由于天皇制、民族优越感、“日本式的哲学”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因素。但情况看来并不像这些文章说明的那样无望；伴随指责而来的是一种推论，如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所述，“如果在这场战争结束后，持久的和平到来，日本的民族哲学必须改变”。因为太平洋的“持久和平”显然是美国正在为之而战的目标，那么接下去日本的“民族哲学”不仅能够而且必须改变。

怎样才能让这种改变成为可能呢？鉴于日本的侵略性和帝国主义不过是民族性和传统的外在表现，这使得关于这类行为的终结方式的任何设想看上去都很荒谬，除非日本的思想和制度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一些观察家实际上在宣称，日本战败后，只有一场革命才能保证日本的民主化和和平态度。例如，1942年2月发行的《亚洲》杂志中，纳撒尼尔·佩弗警告说，日本人的行为不能用传统表达方式来解释；相反，侵略性是从“统治阶级，世袭军事阶层的本质和见解，还有日本民族其他阶级阶层的顺从”产生的。言外之意是，在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能够恢复之前，日本政治乃至民族性都要进行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然而，美国官员很少会走得那么远。当谈起“改变”的需要，他们乐观地认为，可以在不完全杜绝现行日本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根除其有害特性。相反，他们所说的“改变”通常意味着对过去的一种回归，回顾过去，日本曾更加和平，而且对美国更加友好。这样一段过去的存在，是华盛顿官方开始确切阐述他们对日本政局和美日关系观点的关键设想。

远东司的约翰·K.埃莫森写道：“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的太平洋，各种物资、发明、理念和富有同情心的建议——所有这些都从美国送到日本。日本在它的领地上，用这些东西来宣称和平，却背信弃义，策划而且发动战争。”这个观点的重点不是日本必然会起来反对美国，而是和平模式曾经在太平洋出现过，而且被接受过。正如埃莫森解释的那样，从1853年马修·C.佩里海军准将“打开”日本国门，到1941年12月的88年间，“日本和美国之间保持着和平”。美国帮助日本发展工业和教育，而“日美友好关系看上去是可能的”。和平时期的终结“是因为日本走上了武力征服的道路，拒绝了能够给予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光荣位置的各种和平道路”。但是据埃莫森所说，其实曾经存在的跨太平洋合作与交流的长期传统，是探索各种未来前景的关键。对传统的回顾支持着美国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因为日本曾经亲美，而且是太平洋的一个和平因素，所以改变日本的行为是可能的。换言之，日美两国的冲突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化冲撞。假定一旦日本战败，而且军国主义受到怀疑，要恢复日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框架应当不会很困难。

这些想法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直指日本国内政治的具体问题。例如，霍恩贝克肯定不是日本或者天皇制的支持者，但他私下承认，“虽然天皇是日本国家和权威的象征”，但应当同那些军事领导人区别对待。他推测，军部失势后，天皇可以要求人民拥护，而且以人民领袖的身份保留。日本侵略的原因并非天皇制本身，而在于这种制度被军部极端分子利用。实际上，正如埃莫森指出的那样，同天皇接近的某些战前领导人是反对军国主义的。他在1942年1月写道：“在日本，有人不赞同那种近年将日本推上侵略之路，破坏各国人民权利的生存哲学。当和平在太平洋再现的时候，日本的未来取决于新领袖，取决于一种经过改革的哲学的兴起。而这会通过日本的战败，以及战败在日本和日本人战败心理中必然会引发的反弹，来得以实现。”然而埃莫森所说的新领袖，是他自己脑海中的那些20世纪20年代的领袖——政治家、商人和学者，这些人反对军国主义，可以期望他们引导战后的日本走上更加和平的道路。虽然他没有提到任何名字，但这些人不会是毫无经验的新面孔，而是重新登场的老面孔，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具体设想战后的日本政治。已经相当明显的是，比起中国来，美国要对日本制定出一种条理分明的连贯政策更加容易。可以这么说，美国和日本，只要回到20世纪20年代相互依存的世界去恢复双方之间的和平，而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这样一段历史。

事实上美国将中国当作盟友对待，非常矛盾地发现要同中国发展一种合作愿景，比起在日本准备战后的各种改革要困难得多，而日本是一个必须打败的敌人。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一丝不苟地计划投降条款和战后的各种安排，因为他们在战争的实际工作中几乎不用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2月，为此在国务院内部设立的战后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对日本的政策研究和建议远远超过中国。委员会成员——包括应邀参加这些活动的政治家、学者和记者，可以自由地为美日关系的未来选用任何数量的计划，而他们发现中国问题就要令人沮丧得多。

政治问题小组委员会是咨询委员会的若干小组委员会之一，其他小组委员会负责经济重建、经济政策、领土问题和安全问题。1942年8月1日，政治问题小组委员会会议首次讨论了东亚基本问题。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主持了这次会议，他的评价是：“日本不会在通过侵略行动取得的那些领土上开始新纪元。”针对这一点，委员会实质上达成了共识。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同盟国将会剥夺日本占领的台湾岛、朝鲜半岛和内南洋群岛。尽管如此，与会成员不能肯定其他一些领土是否应脱离日本。他们倾向让日本保留冲绳和千岛群岛，但关于萨哈林岛，霍恩贝克称：“因为苏联是同盟国成员，萨哈林岛领土可能会归属他们。”其他人对此也没有争论。虽然在领土问题的结论当中没有形成任何确定意见，小组委员会成员还是一致认为，同盟国为了保障它们的战后安全会采取合理行动，这个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更麻烦的是日本在战败后的生存问题。汤姆·康纳利指出，虽然“我鄙视日本人，而且乐意打垮他们”，但是战败和领土损失无法解决日本的人口问题。《纽约时报》的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赞同康纳利的说法，她说道：“如果我们将日本放回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我们就必须接受廉价的日本商品。因此我们会迫使日本人的工业化达到极大规模，而且我们将会承担他们的过度工业化问题。”霍恩贝克又补充道，美国工人绝不会同意让廉价的日本商品涌入美国。在战后让日本自行完成转变仍然是危险的。应当制定出一些可以处理日本问题的国际合作计划。如本杰明·科恩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是（战争的）后果不应当造成一种远东地区的孤立主义……（所有）东西方国家在经济合作方面存在共同利益。”

虽然这类想法依然是模糊的，但战后的日本应当被设想成一个不具侵略性的非殖民国家，这个国家的生存将同建立一个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世界联系到一起。按照霍恩贝克的说法，还不清楚日本这样一个“极具侵略性”的民族，该怎样被融入这样一个计划。但是可想而知，一旦日本彻底战败，海外领地大部分被剥夺，而他们的人口问题会通过一些全球性框架来照料，就可以设法让他们的侵略性逐步减弱。虽然没有精确定义，这一设想至少提供了一个焦点。最重要的是，在8月1日的会议上，没有人提出日本的国内政治问题。这并不代表与会成员不关心惩罚军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合作者；重点在于，他们显然没有将日本的国内政治条件视为他们设想的一个主要障碍。

这同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他们提到战后中美关系的任何一方面，都会提起中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威尔斯副国务卿提到在亚洲各地区建立一个中美苏三国监管的地区托管体制的可行性时，沃伦·奥斯汀参议员提醒与会成员：“在一段时间内，4亿中国人都无力维持他们寻求的理想政府。中国领导人和群众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所以我无法指望我们正在考虑的这些意见在短期内具备可行性。”以赛亚·鲍曼就威尔斯提出的托管国包括中苏两国的问题进行交流时，问道：“共产党在中国的影响在过去四年中是否已经下降了？”这显然是个关键问题，但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麦克斯韦尔·汉密尔顿仅仅回答：“那还得从长计议。”这个问题并没有继续深究，在这次讨论当中，对战后中国的构想远不如对日构想呈现得那样条理分明也不足为奇。

由于对中国政治的现状和未来前景都缺乏明确的想法，美国的官员们发现确定一项长期对华政策的任务非常令人沮丧。霍恩贝克曾花费大量时间来思考未来的问题。他在7月写道，美英苏中四国可能“在战争结束后至少二十年内”主导全世界，其中英国“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领域都将会是思想最保守和最具侵略性的（国家）”。苏联和中国都不会“成为美国的强劲敌人或竞争对手”。因此，美国的战时战略和外交政策应当使苏中两国“依赖我们”。这种形势“会使我们在太平洋获得安全保障，而且将会使我们在同英国之间产生任何重要争议时，得到加强”。但这样一个方案立即引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怎么可能指望与已众所周知互相敌视的中苏两国同时结好呢？同样重要的是，当中国的国共两党在国内的对立加剧的时候，美中苏三国合作该如何进行呢？霍恩贝克在当时的另一份备忘录中提到：“我们可能会在战争结束之前发现，中国人将不会再站在我们一边……（而且）会发现，同盎格鲁－撒克逊式或者说美国式观念相比，（中国）的影响力天平严重倾向‘布尔什维克’观念。”霍恩贝克担心“盎格鲁－撒克逊”的影响力在中国政治中减退，而他同时倡导在美中苏之间缔结一个对抗英国的协约，说明即使一位学识渊博的美国官员也在面对一些概念性的难题。中国极端不稳的国内形势，使得美国官员不可能预测战后的中美关系状况。

另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是上述提议缺乏先例。全面的中美合作或者中美苏三国合作，在亚洲的基本国际政治框架内是前所未有的。直到1941—1942年，美国同苏联和中国结盟之前，同盟、协约和合作几乎一直是工业国之间的事情，20世纪20年代的各种协定提供了最典型的事例。虽然各工业国的国内局势大相径庭，但整体上都表现为城市、工会、各行各业，以及现代化社会的其他方面茁壮成长，而且日益倾向大规模组织。这些国家的个人和社会组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可互换性，而且一国可以承担某种意义上的共识和利益共享。它们之间的对抗和竞争可以通过关税制度、军备和汇率的相互理解的框架来限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主要存在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先进的西方国家之间。虽然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使它同西方国家有所区别，但日本社会具有也存在于西方的、相似的现代化发展特征。

1939年以后，尤其是在1941年以后的一种引人注目的发展状态是，国际政治事务开始容纳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于是大国集团（德日意对英法美）之间的传统对抗或多或少不再局限于它们本身。事实上，这场对抗的结果似乎取决于其他地方——苏联、中国，以及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地区的各种事件。这种全新的形势制造了一种对战后格局的不确定感。世界上的不发达、非工业化、非资本主义国家该如何与先进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合作，为战后的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呢？这是这场战争的基本问题之一。

美国人对于在战争期间制订出一份同中国合作的可行计划感到（并不比日本人轻的）沮丧。美日之间有过经济相互依存和政治合作的记录，而且就连日本的狂热好战分子也承认，日本社会已经被美国的影响所渗透。而提到中国却不能那么说。尽管如此，东京和华盛顿方面的官员都在继续艰苦努力，想要将中国纳入他们各自的“东亚新秩序”计划当中。

对美国和日本来说，更令人困惑的是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殖民地问题。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攻打欧美在亚洲和太平洋的领地造成的，而且到1941年7月，日本决定占领中南半岛南部的时候，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这些举动在传统权力政治的框架当中，可以视为一个殖民强国试图以另一个殖民强国的牺牲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和英美国家之间的战争本可以只是他们寻求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另一个篇章。日本从没有掩盖过这么一个事实：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获取殖民地富饶的各种资源。这次的不同在于，为了尝试达到这个目标，他们正在将西方国家逐出亚洲。一定程度上，日本人认为西方人的存在，同他们获取这些资源的目标是不相容的。“大亚细亚主义”的言论为实施这种行为提供了现成的理由。然而，与此同时，这一言论需要的是比击败欧美军队更实质性的东西。日本必须去开发一种他们自称正在构建的“新亚洲”愿景。战争的过程说明，要使这样的一种愿景具体化到底有多困难，而取代西方殖民统治者地位的满足感的诱惑又有多大。日本对“新秩序”说得越多，就越是证明这个秩序变得同现行的殖民体系几乎没什么分别。

战争到来的时候，意识形态正当化的种种尝试就开始了。1941年12月12日，日本政府宣布，因为对英美的战争是一场为了在东亚建立“新秩序”的战争，所以从此将被称为“大东亚战争”。“大东亚战争”需要“将东亚人民从英美的侵略当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建立真正的世界和平，并且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这样的宣言用历史性术语将战争正当化。这场战争远不是为了安全、扩张或者国家荣誉进行的一场常规战争，是创造一种建立在非西方统治以及亚洲觉醒基础上的“新秩序”的必要步骤。从亚洲清除英美影响，只是为了全面进攻西方，并且彻底改变国际关系的这个初级阶段。

这类言论是为了吸引日本人民而提出的，为了进行这场代价高昂的战争，需要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必须告诉他们，他们正在从事一项历史性任务，正义在他们一边，而且日本将会从资源丰饶的亚洲各地区驱逐西方势力及其既得利益，最终从中获益。这一论调也被用于将日本对西方影响的长期抑制行动正当化。内阁情报局次长奥村喜和男表示，日本必须清除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有害影响，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符合日本和谐、纯洁和无私传统的世界。实际上，日本的全部历史已经准备好让这个国家去领导“新秩序”。因此，日本人民必须坚持反对西方思想、商品和趣味的斗争，净化国民生活。

这种宣传使得万马齐喑，涉嫌受到英美自由主义“污染”的学者、记者和其他人士经常因此获罪入狱。这也同时为审查、经济控制和文化娱乐活动的削减提供了理由。按照一则战时口号的说法：“奢侈是我们的敌人。”渴求物质安逸是一种英美式的恶习，而且日本人只有艰苦朴素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唯恐这项政策造成普遍的贫困和离心离德，政府向人民保证，那些矿产和食物资源丰富的殖民地区得到解放，将会使日本变得富裕起来。欧美国家为了它们的私利，对这些殖民地进行了太长时间的剥削。为了全亚洲的利益，日本领导亚洲经济发展的时刻已经到来。

亚洲经济发展的概念并不是日本的发明。同日本宣传运动的标靶自由主义或者民主主义一样，这是正宗的西方舶来概念。就像在第一章中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发言人并不反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但他们坚持认为西方的统治和殖民主义遏制了亚洲的发展。日本的政策与西方不同，用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学家铃木安藏的话来说，日本的目的在于“以一种实现互助与合作的观念，开发、培育和发展最适合各地区的产业，并且使各地区的各种资源变得最为富饶”。这段话的重点在于相互依赖、合作与和谐。东条英机1月21日在国会声称，“大东亚新秩序”的基本原则是“共存共荣”。亲西方的政治家币原喜重郎最晚在20世纪20年代就用过这个词汇。但是对于币原来说，这一理念代表各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而对东条和他的追随者来说，这意味着压制无节制的市场竞争，将各地区并入一个更为庞大的整体中去。根据亚洲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和特殊情况，它们将会为整个亚洲的福祉做出贡献。结果是摆脱西方统治和无限制竞争的整个亚洲的和谐发展，当然，日本在资本、技术，以及最重要的精神方面会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这是日本历史的产物。

在各殖民地——即使是局部——建设“新秩序”的这种愿景，也需要为每个地区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进行实质性的系统规划。必须制定出这样的计划，来安排设计中的“新秩序”所有部分的日本技术人员、工程师、技术工人、教师和其他人员，还要协调好他们同当地人共同工作的问题。必须权衡这些项目计划对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社会影响，最重要的是，未来西方利益消失时，当地各土著民族不论是否需要日本的指导，都会将各种情况掌握在自己手中，日本对此要做好准备。所有的这些计划需要日本官员在忙于对英美国家战争的同时，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从整个概念的浅薄可以看出，日本在为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制定一份完善计划方面几乎完全失败。珍珠港事件前期，几乎就没有该地区的行政管理和发展蓝图。可以肯定的是，1941年10月，企画院已经成立了一个东亚课，调查东南亚的气候、各种自然资源和人种学资料。东亚课以及东亚研究所和其他各种私人研究机构，收集的有价值的数据，主要都源自西方，其实这些代理机构的活动，主要是编译西方外语资料。1943年，企画院的一份备忘录承认，关于亚洲的主要信息“取自现存的敌国来源”。“亚洲新秩序”的各种崇高口号，掩盖了巨大的知识空白。珍珠港事件以后，虽然有更好的机会去调查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一手资料，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善。日本内务省、大藏省、农林省和商工省都派出官员去各占领区。私人组织也一样，例如，东亚研究所曾派遣80多名成员前往爪哇、苏门答腊、缅甸、香港和其他地区调查政治、地理、经济、宗教和社会状况。然而，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军事首脑的要求下进行的，于是他们能够调查到的程度，是为了确定一份同陆海军计划和战略挂钩的该地区的完善方案。

然而，军部却很少会出台新思路。现有证据表明，直到1941年2月和3月，一个陆军参谋本部军官小组才开始对东南亚的占领区政策进行研究。这项研究在3月底完成，但是鉴于当时正在华盛顿同美国人进行谈判，没有采取行动，而且研究报告也没有送交海军或者企画院。然而这份报告相当有意思，因为它提供了陆军在战争前就设想过“新秩序”的证据。这份两百多页的长篇研究报告，强调了占领西方国家殖民地的现实战略考虑。这份报告断言，军事占领的目的，是在所有被占领土上恢复法律与秩序，以便为日军提供各种自然资源。这意味着陆军军事领导者们不会鼓励占领区当地的各种自治运动，或者去大幅度变更现有的行政机构。反之，日军的目标在于“重建”原先的各殖民政府。日本人只是要取代西方人，而且治理这些殖民地的目的是为了让当地人为殖民统治服务。

1941年11月，这份文件被从故纸堆里翻了出来，东条内阁和军部认识到需要确立用于占领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指导方针，当时和平前景看上去非常渺茫。11月15日，内阁——大本营联络会议批准了3月研究报告中包含的原则，5天后，会议采纳了各占领区将会“尽可能利用现有各政府机关”，由日本军人治理的政策。这当然就意味着延续殖民政权，只是由日本统治者取代了欧美统治者。联络会议重申军事占领的目的是为国防迅速获得各种物资，并且使占领区的军队能够自给自足。这项政策会导致当地居民承受痛苦，但他们将被迫接受这种负担。应当“以这样一种方式”引导当地居民“信任帝国军队”，但不能鼓励他们去草率寻求独立。

这就是日本军部为各殖民地区的行政机关准备的一切，同建立“亚洲新秩序”的理想有着天壤之别。上述计划之中几乎没有使亚洲转型或者说使日本人的政策同西方殖民政权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日本人，而不是西方人，会成为统治者。各殖民地的美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被诱导与日本的军事统治合作，如果他们拒绝，就会被驱逐出境。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现有的权利会得到保护，但他们的权利不会扩大。可想而知，西方的既得权利和利益将会被日本人取代，但这需要从日本派出商船、商人、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了遴选这些人员，并且为殖民地的经济发展确定指导方针，11月26日，企画院创建了一个委员会，人称第六委员会，由内阁各省的高级官员组成。然而，在委员会拿出具体成果之前，战争爆发了。在战争爆发之前的短短日子里，上述工作构成了日本对所谓“新秩序”的计划的总和，叙述了一些关于他们对这一理念的承诺。当战争真正爆发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好。12月8日以后，第六委员会加快了他们的计划，而且遴选出第一批将会从事经济活动的民间人士，但与此同时，日军占领和统治了多个地区。

由于没有综合性蓝图，到1942年底，数量将近1万的各殖民地的日本民间人士，往往被迫根据地方军事指挥官自相矛盾的各种政策工作。除了满足占领军的各种即时需要之外，提供给这些民间人士该如何开展各项工作的意见很少。这样的事态导致东京的一些官员认识到，为了让各占领区准备好迎接“亚洲新秩序”，需要成立一个中央计划机构。这样一个机构并没有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创设，日本官员们很久以后才认识到需要为殖民地事务设置一个内阁级机构。作为对军政府杂乱无序统治的一种应急措施，才设置了这样的机构。丝毫不足为怪的是，这一倡议是由企画院和拓务省的文官提出的。但他们指出这个新机构的主要目标是“正确且迅速地建立一个‘大东亚新秩序’，从而使亚洲各地区集中资源来增强（日本）战斗力”，泄露了这一建议的应急性质。这显然是一个为了建立日本主导的亚洲地域主义体系的建议。东条英机在日本枢密院会议上宣称，为了取得压倒英美的胜利，日本必须迫使东亚所有地区，无论是自治地区还是占领区，“同日本联合起来，并且向日本贡献各自的资源”。

有意思的并不是在这种时候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而是这个建议在日本权力体系内部遇到了一些激烈的反对意见。东条声称由于日本在进行一场战争，这个国家的亚洲政策应当为军事和战略目的服务，他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合乎逻辑的。在亚洲创建一个拥有独家权威的内阁部门，是这个国家应当做的最基本的一件事。然而，他受到某些枢密院顾问官和外相东乡茂德的批评。枢密院成员包括前外交官石井菊次郎和小幡酉吉，还有如深井英五这样的原金融界领袖，对这一建议公然表示失望，认为这是一个会让亚洲各国同其他世界各国分离的错误提议。他们还担心这个内阁部门会成为亚洲地区日本政策的象征，一个强迫亚洲各民族为建设“新秩序”合作的机构。如果亚洲各国人民变得失望和不满，整个“新秩序”结构都会受损。

东乡反对成立新机构无疑是因为官僚机构的竞争；提议中的新部门会对亚洲事务拥有唯一管辖权，这就会剥夺一部分外务省的职能。但他反对的原因比这更多。同枢密院的顾问官们一样，他认为一个大东亚省，将会代表日本决意走上将亚洲同世界其他部分分裂的不归路。那将是一种极端的排他主义行为，使得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再难重返与西方列强的对话。他认为，日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制订终止战争的计划；虽然日本已经沉迷于对敌国的仇视情绪，而且为最初的屡战屡胜而陶醉，但以为这种事态永远持续下去将是非常愚蠢的。外务省至少应当考虑结束这场战争的办法，但如果日本对正在进行这场战争的亚洲采取的政策，由一个新部门独家负责的话，会使得这一任务更加困难。

对新计划的反对如此激烈，乃至于东条英机觉得他的权势岌岌可危。应当注意的是，这是在战争开始使日本的形势恶化之前，领导层首次发生危机；这次危机源于政府内部关于日本愿意在建立排他主义的亚洲帝国的道路上走多远这个问题上缺乏共识。在决定发动战争之前就应当面对这个问题，毕竟战争是在“亚洲新秩序”的名义下神圣化的。但“东亚新秩序”的豪言隐藏了日本领导人之间关于新政策的内容和实施这一政策的各种手段的分歧。简而言之，关于大东亚省之争，是一场全新的亚洲国际关系体制的鼓吹者，同一个东条蔑称为“认为日本应当同所有国家平等相处的旧观念”的受骗者之间的争论。

最终东条胜出，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对手们不愿在战争爆发后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引发一场政治动荡。内大臣木户幸一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道，反对派不愿以“政治变动”的代价来坚持他们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东条不应被迫下台，于是东乡辞去了外相一职。但是统治阶层内部仍留下了龃龉，以枢密院和木户为中心的这些人，对东条政策的明智性半信半疑。但是他们更加担心国内发生动荡，于是他们屈服了，11月1日，大东亚省成立，各不同机构进行了合并工作。但是这个新部门从来没能执行它的任务，因为从1942年底开始，美国就发动了反攻，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打日本控制的岛屿和港口，击沉和破坏日本的船舶，这些船舶是非常重要的物资和人力的运输工具。日军一直在转入防御。大东亚省无法为各占领地区制定长期政策，这实在太奢侈了。相反，因为这些地区受制于战争变迁的影响，各种政策必须服从战略需要，而不是反映一种全面的综合构思。

这些事件并不完全出乎意料。日本从未低估敌人的实力，而且他们预料到美国会对西南太平洋实施反攻。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对“亚洲新秩序”同日本政治经济结构的关系缺乏了解。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官员们除了权宜之计外，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其他想法。他们认为对西南太平洋地区经济开发同中国东北和华北一样，会掌握在日本工商界手里。

东条英机对亚洲各占领区的发展制定了四项指导方针：日本必须确保那些进行战争必不可少的资源，防止各种自然资源落入敌手，保证整个亚洲的日军自给自足，并且要尝试让现有的企业发展同战争工作配合。为了给亚洲地区提供原始资本，促进金融交易，政府组建了南洋兴发株式会社，陆海军委任了几位杰出的商人为亚洲发展顾问。1942年2月，拥有37名初始会员的东亚顾问委员会成立，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和伪满洲国企业表现积极的商人。为了商业利益，政府和商界一直在合作，为东南亚提供大量人力和资本。这些项目揭示了这样一种设想，那就是战争期间在南方的扩张几乎没有让日本国内发生改变。更为老练的战争的支持者之一、政治学家铃木安藏写道，这个国家没有按照“为了领导和建设”整个亚洲的宏伟计划调整国内的各种体制。日本的经济组织和官僚体系没有多大改变，人民仍在追求私人利润，而人们的行为仿佛自由企业制度仍在流行。不仅存在自私、浪费，而且资本主义经济的腐败也没有消失，这些现象看似还在增加。

铃木还注意到一个怪异的事实：在德国、意大利、苏联、中国，乃至于美国和英国，动员和战争都伴随着国内秩序的重建，与之相比，在日本似乎什么都没发生。内阁制政府保持不变；各政党继续存在，而且各种私人利益集团也没有为战争的进行而统一起来。最重要的是，日本缺乏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来进行领导，阐明各种新理想，并将之付诸实施。政府、政治和社会并没有像它们在许多其他国家那样一体化。自从1937年以来，日本政府肯定已经变得越来越专制，而且这个国家已经动员起来。但1941年战争的到来并没有带来更进一步的变化。官僚对企业的控制在抓紧，但主要是通过索求实业家的合作。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日益加强，但实行工资和价格控制、建立分销网络和雇佣工人的职责大部分仍然掌握在商人手里，这些人并不像其他国家的商人那样，为了进行战争而进入公共服务领域。他们期望战争一旦结束，各种管制就会被取消，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会重新成为主导模式。政府方面一直在呼吁公民自愿合作，凸显了日本政府的管制同德国、苏联，以及其他国家实施的更为严格的控制之间的区别。很少有人认为日本社会必须进行全面的脱胎换骨式的转型。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大东亚省的设立几乎没有使战时日本的政策发生任何改变，也就不足为奇了。日本的战时政策更像是在表达一种意图，而不是一张可行的蓝图。就像1942年底，日本宣称的战争目标——建立“亚洲新秩序”——并没有使亚洲现行秩序发生什么改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方面正在为殖民地制定比东京方面更多的计划。几乎所有的美国官员都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意味着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告别了一个旧时代。这一认识迫使他们去认真考虑战后该地区的未来。除了战争的各种迫切需要之外，可能是因为美国官员拥有充裕的时间来思索未来，他们对这些地区的兴趣要比日本人更为强烈。

华盛顿和其他同盟国的官员们几乎都不怀疑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最终将会从日本的占领之中解放出来，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因为日本正在用该地区的石油、橡胶、锡和其他各种资源来帮助维持本国需求，而且拒绝西方进入这些地区，所以收复这些地方极为重要。运载这些重要资源的日本船只必须被摧毁。因此在1942年中，盟军对日本在太平洋的船舶和基地发动多次行动，以摧毁日本帝国的后勤基础，并且最终将日军逐出各占领区。

表面上看，这一系列海战拥有传统战争形式的所有痕迹。然而，从一开始，人们就认识到这些海战涉及超出传统战略的一些东西。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麦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在1942年1月6日的一份备忘录中简明扼要地指出，因为涉及众多殖民地人口，对日战争拥有非同寻常的政治和心理意义：

同美国和其他同盟国的战争工作相关，取得远东各地区各土著民族全心全意的支持非常重要。日本早期的胜利必然会使这些民族中的某些人沮丧，而且会制造出一种氛围，使得不满西方统治的某些人可能会同他们合流并且增强他们的实力。可以料到日本人的宣传会着重强调西方国家对远东各民族的剥削。我认为应当进行每一种可行的工作，来对抗这种宣传，并且制造一种将这种宣传连根拔起的形势。

这份和其他多份写于亚洲战争早期的类似备忘录，表达了对那些在欧洲战场没有出现的各种因素的认识。某些人从种族问题的角度，可能将日俄战争（1904—1905）视为一场亚洲国家对欧洲强国的战争。但这场战争并不涉及各殖民地民族；日本和沙俄虽然都在中国东北进行战斗，但哪怕在言辞上都没有说过要支持中国人民的自由事业。另一方面，日美战争在现实上和精神上都有大量亚洲人民卷入，而日本的宣传机构一直在不断谈论将亚洲从西方势力手中解放出来。日本的实际政策和宣传言论相差甚远，并没有减少从同盟国的角度审视这种新现象的重要性。出于这个理由，华盛顿方面的官员们认为，势必采取各种行动阻挠日本引导南洋地区当地人的情绪反对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必须揭露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徒有其表，而且日本人对占领区的统治实际上很残酷，还要让殖民地人民认识到，如果他们合作驱逐日本侵略者的话，前途会更加光明。

同日本官员一样，美国官员不得不从头开始，制订一项殖民地政策。美国的亚洲政策主要是同工业化和殖民国家的关系问题，这点与日本的政策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同东京的日本政府不同的是，华盛顿方面的官员们能够通过美国国务院战后外交政策顾问委员会，对殖民地问题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因为美国国务院不用关注战争的实际进程，所以有闲暇来考虑未来的各种计划。这些计划借鉴了国务院官员，以及学者、记者和政治家们的专业意见。诸如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等各个私营机构，还成立了多个研究小组来讨论这个问题。虽然他们的意见不一定会在罗斯福政府的官方政策上反映出来，但这些机构有更多的机会能为战时美国提出比战时日本可能提出的更为成熟的议案。

尽管如此，拥有许多机构对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进行研究和计划是一回事，要为该地区制定一种可行的方案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一个问题是，美国官员和计划人员必须考虑支持解放各殖民地民族的强大民意。大多数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政治问题高度重视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约翰·莫顿·勃鲁姆指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战争是对日本攻击的一种报复，要去战斗，要胜利，而且要尽快结束，从而使他们可以回归平时的正常生活。然而，明显只有少数人正在开始对美国在殖民地的各种目标变得相当兴奋，而且能清晰表述这种意见。例如，赛珍珠在1942年3月发行的《亚洲》杂志中，代表那些对亚洲未来怀有浓厚兴趣的美国人发言，宣称美国应当明确“为所有民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决心”。她提到“我们信奉的为所有民族的民主同我们只是为一些民族实施的民主之间的”鸿沟。日本的宣传言论很危险，因为这种言论对准了“那些同英美民族打交道有过不幸经历的人”。确实，“未来的不安要素”使“远东的白人经常表现得既不明智，也不公正”。在《亚洲》杂志5月刊发表的另一篇题为“让所有人自由”的文章中，赛珍珠声称：

这场战争既是许多场内战、一场种族战争，而且也是一场已知的涉及面最广的国际战争……在我看来这场战争中有一个密码，一个让所有人自由的密码。如果一个人信奉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而且为之而战，那么无论他属于哪个国家和种族，他都是我们的盟友。如果一个人在为某个集团的自由而战，无论是国家集团、种族集团还是政治集团，他就是敌人……“（自由）为人人”必须成为一种为了所有人的原则，不然就会被所有人唾弃。

其他作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1942年初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可能是沃尔特·李普曼，他在新加坡沦陷后写道，西方国家“现在必须去做至今为止他们不愿意去做，也没有想象过会去做的事情：必须认同他们的事业同东方各族人民的自由与安全是一样的，摒弃‘白种人的负担’这种观念，并且清除已经成为污点的、过时而且明显行不通的白人帝国主义思想。在这种战争政策急剧地重新定位的过程中，西方各国的领导任务必须由美国来承担”。

这样一种观点，是一张对美国的战争目标进行新奇定义的温床，超出了《大西洋宪章》的范畴，简洁明了。虽然《大西洋宪章》和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提过“各国人民有权选择统治他们的政府的形式”，赛珍珠、李普曼和其他人还是在敦促美国政府明确发表一份《太平洋宪章》，告诉亚洲和太平洋各国人民，同盟国正在为让他们摆脱日本人和欧洲人的殖民统治而战。这种观点无论对亚太各国人民还是对美国人来说，都是革命性的。如赛珍珠所说，美国对少数族裔的歧视破坏了反击日本宣传的各种努力。如果亚洲人会得到自由，那就意味着美国的所有少数族裔也必须被平等对待，战时的大部分美国白人不会接受这种观念。如果他们考虑到这种观念会对美国国内产生的影响，他们就会因此不支持《太平洋宪章》。另一方面，解放亚洲的观念本质上是反对英国的，可能会遭受美国社会部分与英国进行战时紧密合作的团体的抗拒。通过谈论反殖民主义，自由亚洲的支持者们可能会利用这种情绪。不过，值得怀疑的是，反英情绪是否强到足以制造一种解放欧洲国家在亚洲殖民地的强大公众舆论。

华盛顿的官员们意识到了这种在大众媒体发表的观点，而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美国的欧洲盟国的感受。为了在战争中获得欧洲盟国的支持，美国没有坚持解放各殖民地。实际上国务院已经明确表态，美国会支持将所有（法属）殖民地归还给一个自由的法国。然而，所有人都认同麦克斯韦尔·汉密尔顿的担忧，即亚洲人会将美国的不作为，理解成对亚洲人福祉的漠不关心。必须安抚亚洲人，而且向他们保证，同盟国正在仔细考虑一些事情，不会让亚洲回归战前状态。问题在于要具体定义同盟国考虑的事情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官员们需要基本的原则，让亚太地区战后各种安排具体化。欧洲人在亚洲的未来将会怎样？如澳大利亚驻重庆公使所说，在欧洲人失去他们的权力所依赖的威信之后，他们还能期待在战后恢复影响力，重新从事维持石油、橡胶和其他重要资源供应的重要商业活动吗？或者说美国人应该取代欧洲人的地位吗？美国准备好在日本战败后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和军事强国了吗？美国的政策同土著居民的各种利益和愿望之间的关系将会怎样？这些愿望又是什么？而这样一些愿望又怎样才能被引上和平的建设性道路呢？

这些事实和解读的复杂问题需要一个政策框架来处理各种特定情况。1942年，美国官员们接受的一种框架是托管制度。前文提到过，这个计划是罗斯福总统在6月向苏联的莫洛托夫外长和李维诺夫大使提出的。罗斯福的理由是，殖民地区“准备好自治之前，需要的转归时间各不相同”，但是他告诉他们，“可想而知同一时期会出现一股独立浪潮，而白人国家……不能指望长期将这些地区留作殖民地运营”。托管制的构思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在讨论对话政策的关联时，托管制涉及大国合作监管世界的设想，罗斯福认为那是确保稳定与和平的最佳方式。其次，根据定义，托管制度意味着殖民地当地居民还没准备好立即独立。在能够将当地事务委托给他们之前，必须培养和赋予他们行政管理经验。然而，各殖民国家在过渡时期发挥的作用并不完全清楚。“四大国”之一的英国将会成为一个托管国，可能会对它的殖民地保留一定程度的控制。前文已经透露，鉴于英国政府无意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一味坚持是不切实际的，比如说，1941年底，丘吉尔与罗斯福在华盛顿会晤时，就认为（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会让英帝国灭亡。

更复杂的是荷属东印度问题，由于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那里是日本扩张的主要目标。日本在占领区取代了欧洲人行政和商业领域的地位。战争之前，美国对荷属殖民地没有一种清晰连贯的政策，所以官员们必须从零开始考虑各种备选方案。1942年3月中旬，在日军占领荷属东印度之前，美国领事官员从当地撤往澳大利亚。不久，美国国务院指示这些官员将相关事务的各种报告详细归档，这些事务包括“原住民的整体行为，包括日本入侵即将发生之前的间谍活动（如有），以及原住民对可能已经采取的各种焦土措施的反应，原住民会主动与日本人合作到何种程度的最合适评估”。

几周后，墨尔本发出的报告到达华盛顿，但并不能让人放心。驻荷属东印度总领事沃尔特·A.富特写道，爪哇人“没有政治意识，因此只会思考大米、鱼和廉价小工具之类的事情。总之，除了极少数人例外，他们对战争的爆发完全漠然处之”。如果日本占领军无法给他们提供食物，他们会欢迎荷兰人的统治回归。否则，荷兰要想恢复战前的地位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白种人的颜面一旦丢失，将极难恢复”。荷属东印度其他地方的情况大体一样。另一方面，许多土著领袖曾告诉富特，他们希望“（当地）能成为美国领地的一部分”。托马斯·S.霍恩在报告的结论中这样说道：“依我看，大多数原住民会主动与日本人合作，主要原因也许是荷兰人的殖民政策从未有效将原住民融入荷兰人的政治机构……荷属东印度的大部分原住民平和、温顺、保守，而且很少有人关注国家规模的政治活动。”原住民由于缺乏政治意识而会与日本人合作，这样的话题在荷属东印度工作的其他领事们也反复提起过。例如，V.兰辛·柯林斯副领事写道：“普通的原住民关心的只有他的房子，还有足以维持生活的大米和鱼类，他并不是特别关心谁会成为他的主人，只要满足他的各种简单要求就行。”杰西·F.范·威克尔的报告中称：“众所周知，原住民可以用相对少量的大米、植物块茎和鱼类维持生活，如果他们得到足够的食物，就会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继续正常生活。”

应当指出，这份情报同日本人所了解的情况没什么太大区别。日本人也认为原住民平和、排外，而且没有政治意识。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和荷兰人类似，是建立在原住民的被动状态上的，而且两者的目标都是开发当地的丰富自然资源，而不去干扰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官员们对获得当地人的支持对抗日本人的统治，或者使当地在战后发生快速转变无法非常乐观。在这样的环境下，托管制度很难实施。

虽然威尔斯副国务卿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宣称：“欧洲统治每一个东方民族的时期应当结束了。”但是他和那些认同他观点的人，必须面对见识丰富的领事们所提供的报告中陈述的现实。战后荷兰人会被委托管理原有的殖民地，这点是得到认同的。8月15日，在政治问题小组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威尔斯提出，应当允许荷兰和英国继续管理他们的殖民地，但这两个管理国必须以国际组织代表的身份活动。这同罗斯福的托管制度原则相符。然而，罗斯福的主要兴趣在于大国合作，威尔斯强调的是国际化，托管制度的各种安排会在一个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主持下实施。

1942年，美国的政策同威尔斯一度所说的，亚洲战争的终结“应视为欧洲对亚洲统治的终结”这一观点相去甚远。相反，殖民地问题将会通过国际组织和合作的原则来处理，这将会通过托管制度方案巩固。如一份提交给领土问题小组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各原殖民地的国际监管“将会为已经正在通过联合国家机构创建的国际组织赋予实质内容”。此外，该方案会为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提供最佳保障。报告接着指出，托管制度的各项安排“需要联合国家的持续合作，并且通过这种合作建立监管太平洋地区的基地，防止日本未来的侵略”。在全球建立基地的构想，为罗斯福大国监管全世界的设想开辟了道路。这也导致了1942年美国军事界出现了“战略地域”构思。根据这一概念，一些具备极其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各大国可以名正言顺地当作军事基地来管理。说得更具体些，美国会在战后保留一些占领和收复的岛屿，承担起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责任。当时，这种观点是为了让美军保留和控制这些岛屿形成一种明确的呼吁。

当时出现的另一种备选方案是地区权威的概念，是一种在不完全摧毁殖民体系的情况下，为某一地区的监管创造某种超国家权威的结构。在亚太地区，一个从英美和其他一些欧洲强国获得权威的区域性委员会，将为整个地区的有序发展和安全负责，同时每个殖民国家恢复对殖民地内部事务的控制权。1942年底，英国官员对这一构想完全构思成熟，但他们仍然没有和美国人直接交流意见。不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介于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架构内的托管方案和“战略基地”设想之间的备选方案。

这些关于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未来的提案，显然考虑到不能同过去迅速割裂的实际情形。诚然，萨姆纳·威尔斯宣称《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同欧洲一样适用于远东”，是在为美国官方的一种通行想法说话。然而，如第一章指出的那样，这些原则，基本上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外交的威尔逊国际主义的概念。这些原则的基础建立在一个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世界观念上，根据这种观念，每个地区都愿意追求更大的发展、繁荣与和平。本杰明·科恩注意到，“重要的是一直要强调政治独立并不意味着经济上闭关自守。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而且忠于所有国家真正相互依存这个重点”。经济相互依存加上政治自治的主题都回归20世纪20年代，而科恩和其他人相信世界在美国领导下，应当回归到那个年代和平的国际体系中去。他们并不主张从根本上重建这一体系。

在1919年以后的世界，先进的各工业国家曾试图合作促进相互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全球其他地区，所以美国的官员们在讨论殖民地的未来时，强调类似的主题不足为奇。他们的托管制度计划、他们对国际监督机构的信心，以及他们对开发殖民地自然资源方面的兴趣——这些都不是革命性的构思。相反，这些基本上都是“宗主国”的观念，是先进（也是殖民）国家的部分视角。

前文提到，日本和英美国家在殖民地的冲突，并没有迫使任何一方来认真考虑战争与殖民地原住民族未来的关系。他们发现，将整个问题从各宗主国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更容易些。霍恩贝克在9月写成的一份私人备忘录中说道：

如果允许日本在几年之内巩固它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地位，现在正仰赖日本手下留情而生活的许多西方人，确实很少还能身心健康地幸存下去。日本将会开发它现在控制地区的各种资源，会在各战略要点建立工厂，会强化各个战略基地，会向亚洲各国人民灌输对西方利益有害的各种理想和对东方现存的西方人的敌意，而且会为了和同盟国的终极对决大大加强它的地位。

这表明了一个明确的承诺，即在威尔逊国际主义的框架内保留战前的亚洲政治格局，同抽象的亚洲人的权利和自由没什么关系。换言之，尽管日本和美国之间在进行一场宣传战，尽管有些代言人在鼓吹为了整个亚洲的“自由”，日美两国都希望保持亚洲地区的稳定，利用当地富饶的资源，而不去改变它的体制。讽刺的是，这种共同利益使得日美之间更容易和解。因为日本人没有在殖民地进行有效的激进改革，美国人会认为一旦将日本人赶走，就可以回归20世纪20年代的各种原则。日本人反过来又会发现同其他工业国家合作，而不是对抗，对开发亚洲地区的资源更为有利。

美日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冲突，揭示了20世纪20年代导向与战略的延续性，但这场战争至少在一个方面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性质。这种变化就是苏联所扮演的角色。1917年以后，苏联并没有完全融入亚洲国际体系，而虽然美国在1933年承认了苏联政权，但当时日本已经退出国际联盟，开始了废除该体系的单边行动。在整个20世纪20、30年代，苏联从来没有成为经济发展或者集体安全多边体系成员。

然而，1942年，日本和美国都明白，战后苏联将会成为亚太地区的一个主要因素。当时和现在一样很清楚的是，战争的进程和未来的世界格局取决于整个1942年间，苏德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激战。这些城市处于被德军征服的边缘，盟国的北海运输舰队几乎全部被德国人的空袭摧毁，而丘吉尔和罗斯福推迟了跨过英吉利海峡对法国的反攻，苏联前景黯淡。苏军的防线似乎正在全面崩溃，德军看来就要进入高加索地区的油田，从而成为控制黑海和里海的主宰，并且威胁盛产石油的中东和更加遥远的东方。伴随着日本在东南亚的节节胜利，按照某种设想，这可能意味着轴心国会建立对东地中海到西太平洋广大地区的控制。因为德军的进攻正在迫使苏军将更多的远东师调往莫斯科，苏军在东北亚对日军的防线将会大为削弱。这样一来，日本就能集中精力征服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而不必为对付苏联保留一支强大的部队。另一方面，英美两国必须将可用的坦克、航空燃油和弹药都运去为苏联助战，从而削弱了他们在太平洋的反击能力。由此得到的喘息机会，可以给日本足够的时间来组织新占据的领地并入一个战略和经济意义上的巨大共同体。

对这种走向加以考虑，就能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在欧亚两个战场至关重要的地位。后来的事态没有按照这种走向发展，但同样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苏联在1942年底的成功抵抗标志着战争的决定性转折点。从在斯大林格勒包围歼灭30万德军开始，1942至1943年的秋冬给希特勒的斯拉夫和高加索帝国画上了句号，而且使苏德单独媾和不再可能。德军现在已处于守势，而苏军在对他们进行追击，决定为苏联人被毁灭的家园、村庄和家庭复仇。德日战略合作的机会一直都不是很大，现在全部归零，而日本在必须保卫它的南方帝国的同时，再度被迫考虑同苏联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无论日苏战争是否真的到来，苏联都会成为东北亚的一股主要势力。

事实上，当日本决定在南进的同时维持与苏联的中立条约时，就已经在实际上保证了苏联会重新成为一股亚洲势力。珍珠港事件之后，大多数日本发言人阐述的“亚洲新秩序”没有呼吁吞并西伯利亚和其他苏联领土。例如，1942年3月，在国会发表一次演讲时，东条宣布日本意图对英美国家“发动决定性的一击”，同时与德意合作，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无论是原稿，还是在一次联络会议进行数次修改后正式演讲时使用的版本，东条的这份演讲都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苏联。八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宣称，在“我们将英美的各种阴魂不散的思想消灭之前”，“新秩序”都不会建立起来。同样没有提及苏联意识形态带来的危害。自由、民主、和平和物质享受的西方自由思想受到官方和私人出版物的严厉批评，但同时很少有人会公开谈论苏联。能肯定的是，日本政府的反共政策一直在继续，特别是在战争爆发前夜轰动性地发现了佐尔格间谍网之后。1941年10月至1942年6月间，35名日本人和外国人因涉嫌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事情报活动被捕。但东京的日本当局不愿造成一种反对苏联的群众骚动。虽然他们对共产主义宣传和潜在的共产国际活动相当敏感，但在公开场合，他们淡化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危险。当然，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认为苏联覆灭是建设一个亚洲帝国的先决条件。

这一政策反映出日本当局有意识地决定不卷入苏德战争，尽管有些人，尤其是在陆军，继续坚决主张入侵西伯利亚，配合德国在苏联欧洲部分的各项战事。为了防患未然，1942年中，东京的日军大本营在关东军辖下设立了两个方面军。但从未见过这两个方面军有所行动。如果苏联不得不在西伯利亚同日军作战，就要将那些被送去保卫莫斯科的师留在西伯利亚，而且会造成一连串对同盟国的战争工作有害的事件。但日本的战略同样必然使更多的美国军事力量卷入太平洋，而日本人必须决定他们是否能够两线作战。1942年，日本文职和军部领导人的压倒性意见是做不到。相反，他们重申要强调南方战略。

更加重要的是，日本领导人试图利用政治、外交和经济手段，将苏联从英美阵营分化出来。1月的联络会议上，文官和军部已经认同，“我们应当维持日苏之间的和平，并且尝试阻止苏联同英美势力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当尝试在苏联和英美之间进行挑拨”。第一个目标更容易做到。日本可以通过不刺激苏联，而且向苏联表现出严格遵守中立条约的印象，来尝试同苏联维持一种不稳定的和平。日本官方多次向苏联官员传达了这样行事的意图。作为回报，如东乡外相在1月23日对康斯坦丁·斯梅塔宁大使所说，他们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再度肯定《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精神。4月中旬，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在古比雪夫告诉莫洛托夫外长，苏联政府已经背离了条约精神，日苏两国应当努力不激怒对方，不成为敌国。斯梅塔宁和莫洛托夫两人都向日本人保证，苏联打算全心全意继续奉行中立政策。

第二个目标，将苏联同英美势力分化，需要一种全球战争的整体战略设想。一份政策文件中指出，日本官员们持有的观点是“美英苏三国之间的合作，并不像前两者之间那样不自然而且包含了许多矛盾”。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可以有效合作，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但欧洲的战争证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进行策略性的军事合作，而且甚至可能在亚洲合作，例如，苏联能为美军提供它的西伯利亚基地和机场。这种情况显然必须杜绝。尽管如此，日本该怎样离间苏联和英美，却一直都不明朗。佐藤大使认为安抚苏联的最佳方法，是解决诸如未来北萨哈林岛的石油和木材经营特许权问题。1942年6月30日，在发给东京的一份14页的电报中，佐藤坚决主张，虽然德军同苏军仍在西面战斗，日本人也不应该从背后攻击苏联，而应当巩固他们的南方帝国，并且对印度施加各种压力。如果日本能称霸印度洋，那么以后就能同在伊朗胜利的德国建立联系，这可能会成为战争结束的信号。与此同时，必须避免激怒苏联，因为这将对巩固控制亚太的主要目标产生负面影响。他重申，通过与苏联维持一种“表面友好关系”，日本有望完全占领南方地区，而且可以处在一个可以在印度和伊朗发动进攻的状态。重中之重是通过在北萨哈林岛和其他问题上适时提出让步，来“忘记”苏联和日本之间“的小小分歧，并且努力协调双方的感情”。通过建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南方帝国，日本将确保同苏联之间的稳固关系，反之在南方无法实现这个目标的话，将引来苏联和英美的干预。

佐藤的这些意见都基于苏德战争将会很快尘埃落定，德国将在欧洲得胜这个假设之上。然而，东京的日本官员们却没有这么乐观。内阁与大本营联络会议早在3月，已经坦率地承认“苏德战争的进程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那样进行”。如果春季的战争进程对苏联有利，那就存在苏联可能会加强同英美联系的危险，甚至会同英美联合起来对付日本。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日本显然还来不及巩固南方帝国，就得面对一场两线战争。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一些官员，尤其是东乡外相，开始敦促日本应尽力安排苏德两国之间休战。日本的思考方式很简单，因为苏联是全球战争中的关键因素，那么同苏联维持和平关系是符合日本利益的。结束苏德战争，日本会赢得苏联的感激，而且可能让德军腾出手来对付英美敌国。与此同时，日本可以为南方战争集中精力。而东乡认识到时机的重要性。日本关于苏德前线休战的倡议，只有在苏联处于守势时才会生效；否则，苏联很少会有动力同日本修好，而同美英疏远。因此，3月初，东乡外相决定呼吁日本立即采取行动。

除了策略上的考虑，东乡可能已经进一步考虑过结束亚太战争。据东乡战后回忆录中的说法，他确信结束太平洋战争最迅速有效的途径，是利用日本同苏联没有开战这个事实，苏联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在日本和它的敌人之间进行调停。当然，一定不能激怒苏联，相反要去创造有利于调解的各种条件，于是通过日本斡旋让苏德停战的想法自然出现了。如果东乡的方案奏效，接下来就是采取措施使亚洲的战争同欧洲战争脱离关系，让形势回到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之前的状态。东乡认为，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日本应该能够同美国和英国结束敌对关系，这可能会反过来引导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外交恢复到一种更为正常的模式。

回顾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可以通过苏联的斡旋恢复是相当怪异的。依靠苏联，不仅会无可避免地加强苏联在亚洲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势力，而且对日本政治也会造成同样的影响。很难解释为何东乡认为这种发展状态能够同重新稳定与英美的关系兼容，但东乡坚信这个方案。然而在1942年，很少有人赞同东乡恢复和平的长期愿景。继续同英美国家的战争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关于苏德战争的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讨论的。日本军部首脑的意见是，在德军攻势的成果变得更加明朗之前，都不是采取行动的时机。7月，柏林提议德日两国实施联合战略对付苏联时，东乡抓住这个机会，再度建议苏德两国之间开展和平行动。然而联络会议决定不承诺日本可以尝试调停，拒绝德国的提议。按照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的解释，要脱离同苏联避免战争而同德意合作的政策，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德国政府被告知，日本必须在对英美的战争中集中力量，过早北进（苏联）的话，就会危及南方的战争。将日本的军事力量北移，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也会制造一种对敌人有利的局势。日本对轴心国战略的贡献不在于加入德军对付苏联，而在于在南亚建立一个稳固的基地，从而使敌人无法利用南亚的资源，削弱他们的力量。

随着苏联对德国抵抗的效果开始显现，这种传统观念的套话在1942年下半年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8月，在大岛大使的一次乌克兰之旅中，德国人向他保证，进攻会在冬季大功告成，但东京方面对德国人合作对抗苏联的持续请求仍然不为所动。11月7日的联络会议，对“世界形势的发展”进行了讨论，得出了一个相当黯淡的结论。英美很可能会发动反攻，这次反攻会在1943年底达到高潮，而且会包括对日本本土和各占领区的多次空袭。英美战略的一部分，将不只是同苏联合作对抗德意，而且会对付日本。虽然由于英美盟军船只短缺，可能会推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但英美会暗中尝试在东西伯利亚建立基地，而且不能保证苏联会拒绝给英美提供这些基地。与此同时，中国会加强同苏联的关系，而且希望从美国和英国获得的物资运输量有所增加。会议报告称，德军对苏联的进攻会在僵局中结束，而且近期并没有德军在高加索地区和西亚取胜的迹象。德国甚至可能会尝试与苏联、英国和谈。1943年下半年以后，敌人的力量和资源会开始超过轴心国。英美甚至可能会结束对德意两国的战争，以便在太平洋战场集中精力。如果苏联领导人认为战争将会对盟友有利，他们可能会和盟友联手对付日本。

在珍珠港事件后仅仅11个月进行的这次评估，整体上是真实而准确的。这说明日本的最高层机关对胜利的前景越发悲观，虽然领导人认为不应该放弃，而且在寻求和平。日本全国对这场战争太过投入，乃至于没有考虑过这样一种突变。然而，很少有人会说能对英美取得胜利。联络会议关于世界形势的报告结论是，如果在敌军实施反攻的时候，日本能够“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歼灭他们”，那么就能够“使他们丧失战斗意志”。日本人则“将实现（他们的）各项战争目标”。文中没有具体指出什么是“战争目标”，但显然这些目标不包括对英美的全面胜利。更确切地说，日本人故意含糊其辞，这样他们以后哪怕在战斗中失败，都可以说达到了那些目标。无论如何，1942年11月都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标志，这个时候日本领导人已经认识到需要修改现行战略，以防止日本全面崩溃的处境。日本在所有领域，包括国内政坛，都采取了一些新的尝试，使战争画上句号。在这种背景下，1942年11月之后的日美战争史，是日本努力谋求以可能的最佳条件结束这场战争的历史。

日本的一个不变话题是愿意让苏联增强在亚洲的权力和威望。拒绝德国联合行动的要求，佐藤大使呼吁的对苏妥协，以及东乡外相谋求苏德和解的方案，全都说明了一种共识，即无论日本人喜欢还是不喜欢，将不得不同北方的一个更强大的苏联共存。无论战争如何结束，苏联都将会成为一股主要的亚太势力，这似乎已成定局。在这种程度上，亚洲政治将会和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如何将这种新的发展形势纳入到未来的整体规划当中，仍有待观察。

美国的想法再度同日本的构思极为相似。美国的政府官员和战略家们充分认识到，如果同盟国要击败轴心国，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存在都至关重要。1942年期间的大战略根据这一需要，会以各种形式给予苏联尽可能多的援助。一份为乔治·C.马歇尔将军准备的研究报告指出：“对德国的攻势”和“南太平洋的反攻行动”都非常重要。由于美国和英国决定在11月首先对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发动进攻，对德国的攻势没有立即付诸实施，但反攻行动在太平洋的各个地区全面展开。此外，美苏在东北亚还有机会实施联合军事行动。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苏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5月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日本拥有在八周内进攻苏联的能力。日本采取这一行动，虽然对它本身并不是没有危险，但似乎是一种可靠而合乎逻辑的军事行动，而且完全符合日本的主要盟国德国的愿望。”这是一种准确的评估，而重点在于日本进攻苏联要倚仗迅速征服西南太平洋和南亚，并且在当地迅速设防。虽然陆军参谋部内部对这种情况的发生持怀疑态度，但军事情报处还是在5月就指出日本会“成功完成”它在南方的军事行动，而对西伯利亚的行动“能够而且将会在6月15日开始”。即使什么都没有发生，作战处在6月中旬仍宣称日军对西伯利亚的攻击“随时都可能发生，而且在10月1日之前很可能发动一次进攻”。占领西伯利亚长期以来都是日本的基本目标之一，而1942年日本的海军和船舶情况看上去极为有利，而苏联的情况就要弱很多。

美国的官员们担心日本对西伯利亚的成功入侵不仅会建立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而且会削弱苏联在西面对德军的抵抗。虽然日本最终放弃了进攻西伯利亚的所有构想，但华盛顿的战略家们觉得应当像在欧洲一样，竭尽所有努力保证苏联在亚洲生存。对这个课题最早最全面的研究是3月8日的一份战争计划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题为“如果日苏1942年春季开战，美国援助苏联的可用行动路线分析概要”。这份文件指出，美国可以在三个地区帮助苏联。首先，飞机和其他补给品可以通过北方海路、越过白令海峡的空运、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或者经中国中（西）部和外蒙古提供给西伯利亚。但是，这份备忘录指出，当苏联人正在西方前线为生存奋战的时候，这些可能的运输路线没有一条是可用的。其次，可以派美军进入苏联东部，增援会对日本实施进攻的苏军部队。但是因为在白令海峡和西伯利亚之间没有铁路或者其他种类的交通线，调兵去西伯利亚会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美军占领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并在这些岛屿上建成基地之前，（在北路）对日军发动任何攻势将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这两种备选方案都被排除，那么根据备忘录的说法，唯一的可行战略，是“通过在其他战场，实施攻势作战，将日军牵制在远离西伯利亚前线的各个地区，从而分散日军对西伯利亚的注意力”。具体来说，美国可以从印度、澳大利亚，或者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地区西北方发动进攻。战争计划处认为，最后一项战略，也就是通过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群岛发动攻势，是当时的最佳选择，因为那里日军的抵抗相对较弱，而且日本海军会逐步失去这些岛屿上的陆基航空兵支援。这一战略会稳步削弱日军的海军实力，“从而恢复我们对海洋的控制，而且消除大英帝国被日本人肢解的威胁”。

因此，即使日本人正决定在对北方采取行动之前，先在南方战略上集中精力，美国人也得出结论，在太平洋而不是东北亚与日本对决，会是最佳选择。事实上，上述备忘录准确预测了能够阻止日本人进攻西伯利亚的太平洋战略，而且这一战略“支持苏联将所有资源用于成功抵抗德国人，而不用分散实力对付在西伯利亚遭遇日本可能带来的重重困难……可以提供给苏联的最宝贵的援助，是将日军——主要是日军航空兵——牵制在南太平洋，而且我们越快行动，清楚地向苏联表明我们会这样做，它从这种援助中获取的利益就越大”。因为这种论断，美国实施了太平洋反攻，从而注定了日本人迅速巩固太平洋帝国的希望破灭。

与此同时，日本人说服苏联在亚太地区不与英美同盟接触的各种盘算，同样注定会失望。虽然美国的战略是在南方集中精力，但华盛顿方面的官员们从未放弃最终与苏联合作抗日的想法。3月，他们写成了一份在西伯利亚进行联合作战，以及“美苏之间更为完善的抗日军事合作”计划。罗斯福总统认为，苏联人迟早会加入英美在太平洋的战争。6月17日，他在给约瑟夫·斯大林的信中写道，美国承诺一旦苏联同日本发生战争，会援助苏联。为了防备不测，罗斯福提议，两国交流关于美苏对日联合军事行动的详细信息。这样的交流并没有真正发生，但罗斯福总统一直敦促苏联在西伯利亚修建供美国和苏联飞机使用的机场。

人们认为，日美战争将苏联卷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明显的言外之意是，当战争结束的时候，苏联在亚洲会同欧洲一样，成为战胜国之一。虽然1942年底还只能模糊地预计最终胜利，但是同盟国的胜利看来意味着苏联会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如前所述，罗斯福已经明确提出将苏联包括在内的四大国监管全世界的想法。国务院政治问题小组委员会在8月1日的会议当中，转入亚洲问题时，与会成员认为，战争结束后，萨哈林岛将回归苏联，虽然他们还没有确定千岛群岛的未来。11天后，小组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备忘录，重申“各种条件可能会有利于将南萨哈林岛以某种形式指派给苏联”。从那个时候直到1943年，其他小组委员会文件使用的相同文字，为此后美国对战后的领土处置提供了依据。苏联收回南萨哈林岛，无论是否同时收回千岛群岛，都会大大加强其在西北太平洋的地位。

10月，政治问题小组委员会正式接受了美中苏三国托管朝鲜的主张。会议还规定“北太平洋地区”会由这三国组成的一个地区监察委员会管制。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英国、荷兰、菲律宾和美国组成的南太平洋委员会，将会监管中南半岛、马来亚和锡兰的各种事务。虽然苏联没有被视为一个主要的南方国家，但毫无疑问，它会在战后的国际体系中享有一部分权力和责任。根据11月咨询委员会的安全小组委员会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为了为处理战后的安全问题“确定一项共同政策和一种有效机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在美英苏中四国之间达成协议”。特别小组委员会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国际组织的构想，这一构想最初是在政治问题小组委员会内部提出的。在11月27日的会议中，这个新小组委员会赞同“创建一个四强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从属于未来国际组织的“更具普遍代表性的委员会”，负责“处理包括涉及侵略的国家解除武装，以及全球军备限制在内的安全事务”。

具有象征意义但不足为奇的是，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年之际，安全小组委员会宣布“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应当同意为一个永久性的有序和平体系的发展进行合作……如果它们在当前的生死存亡之际不能就一项共同政策达成一致的话，那么当威胁减轻或者暂时消除的时候，它们很有可能也无法达成一致”。这样的四方合作将会面临问题和挑战的征兆并不少。仅仅10天后，该委员会指出：“迄今为止，苏联当局甚至于对建立和平的基本原则都一直保持极度沉默。”美国愿意让苏联在战后世界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因此为美苏两强在轴心国战败后的合作设计好方法看来至关重要。麻烦在于过去这种合作从未存在过。苏联曾很大程度上置身于东亚国际关系之外，当时这种关系是由先进工业国家之间的协定条款来定义的。美国1933年承认苏联之后的一段时间，存在一种以权力政治约定在亚洲维持平衡的可能性，但在30年代的其他时间里，这都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只有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使得苏联重新回归西方国家体系，而且在西方，很少有人知道苏联对战后的期望是什么。如上述安全小组委员会提交的备忘录中指出，“当前竭尽全力确保苏联某些政策明朗化，从而使安全规划能在一种稍稍更现实的氛围中进行”是必要的。

在这里人们应当再次注意，关于苏联政策和意图的困惑，以及对日本政策与意图的确定感之间，这两方面形成了鲜明对照。因为日本一度是完全融入亚洲国际体系的成员，而苏联却不是，所以对日本的战后安排设想起来要容易得多。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国务院的计划人员正在设想回归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经济体系，他们能够想象日本融入这一方案。这是一个与苏联和中国问题不同的问题。

因此，四大国合作的构想，尽管听起来有鼻子有眼，而且合乎逻辑，但这是个未经检验的方程式，需要一种早先不曾存在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意识。更加重要的是，鉴于苏联和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这一方案该如何运作尚没有眉目。苏联社会有着太多的不确定特征，使得观察家们对四大国合作中苏联的国内基础没有多少信心。苏联几年前刚刚发生过大清洗，而且那里的各个民族看上去似乎正在解开同政府的纽带，当这个国家处于战争所带来的动荡引发的阵痛当中时，四大国合作真能实现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支持苏联更温和和自由的各种势力，以使两国的合作不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应当是可取的。但美国在战争当中怎能鼓励这样的倾向呢？美苏合作的实质性问题，让美国的官员们在整场战争中都劳心伤神。同日本人一样，美国人认识到战后的世界会以某种方式向苏联这样一个大国达成妥协，但苏联同样必须与世界达成妥协。

1942年的现实向日美两国揭示：要同过去割裂，同时为不同以往的未来进行计划是极端困难的。留在熟悉的构思与经过时间检验的利益界定框架之内，比起深思未知的未来和它涉及的所有国内问题要舒服得多。约翰·莫顿·勃鲁姆已经说明，即使战争带来大规模生产、巨大消费和大量就业，从而结束了大萧条，美国人仍一直怀有一种对过去的理想化印象。他们设想的战后未来是对1929年前的回归，那个年代的准则是繁荣、自由竞争的进取心、个人主义，以及美国独一无二和非常优越的观念。

另一方面，日本正在经受大规模的动荡、贫困和人性扭曲。然而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对短暂的战前时期（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有一种怀旧式的幻想，当时他们享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和政治自由。他们的领导人正在告诉他们忘掉这些西方恶习，去展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是他们的未来并不比美国人的未来更加清楚。当然，政府和军部没有考虑过让日本社会从根本上转型。相反，按照一位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话来说，他们以建立在日本“精神文化”基础上的“亚洲秩序”的名义，要求国民牺牲。通过回归传统文化精髓去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想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战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效率、生产力、资源利用，以及科学技术创新方面，投入更多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的战争行为抹去了各国之间的差异。1942年12月，当日本领导人认识到战争进行得不如人意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去考虑一个几乎同所谓日本帝国过去的纯洁性没什么相似性的未来的种种优点。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认识到他们正在维护一个很大程度上在本国已经定义好的社会秩序。定义的根据不是前现代化和前西方化的传统，而是不久之前，那个时候日本人和西方人属于同一个整体。

第三章
重定战争目标

对日本的战时领导人来说，珍珠港袭击一周年纪念不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刻。1942年11月，他们承认，无论是自己的国家，还是他们的德国盟友，战争进展都不顺利。12月10日，在一次御前联络会议上，东条英机承认了公认的事实：英美“现在正联合实施反攻作战”。他特别提到了南太平洋战场的巨大困难。杉山参谋总长坦言敌军在船舶和飞机方面对日军拥有优势。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所罗门群岛其他岛屿进行的战斗，将会由交战双方的兵力和装备集中程度决定胜负。但部队必须用船只运输，而美国的潜艇攻击以及他们在各岛屿迅速建设的机场，使得日军建立滩头阵地极其困难。因为许多船只被敌军的进攻击沉或损坏，日本陆海军需要的船只远远超出了预期。增加军用船只的唯一办法，是转调那些从各占领区运送物资到日本本土和中国占领区的民船和商船。削减商船吨位会严重损害国民经济，使本土人民更为艰辛，而且无可否认的是，这样会破坏建立一个经济独立的东亚共同体的计划。但是鉴于美国的反击出乎意料的快速和成功，日本别无选择，只能将可用的大部分船只转为军用。杉山说道，如若不然，日军将会失去所谓“共荣圈”的前哨基地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地区。失去这些地区后，在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可能也会失败，甚至日本本土也可能成为敌军轰炸的目标。联系缅甸、苏门答腊和爪哇的外围阵地将岌岌可危，而且北方的阿留申群岛也会被敌军夺回。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认同这种严峻的预测，而且强调了船舶对战争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即便如此，12月31日，没有足够船只可用的现实，还是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决策——放弃瓜达尔卡纳尔岛，此举反映日本认识到这个国家必须大幅收缩野心勃勃的“新秩序”战略。

这种现实迫使日本领导人清醒确认他们的战争目标。虽然定义具体战争目标的各项工作已经在进行，但是珍珠港事件后最初的全面胜利和1942年中期以后变化的军事环境，几乎没有给日本人时间为正在进行的战斗发展出一套系统性的世界观。尽管如此，1942年12月以后，政治和外交攻势同各种军事行动都同步进行，因为在对抗英美国家的斗争中，争取所有亚洲人的合作至关重要。早先日本通过军事统治控制亚洲各地区，但此后他们会努力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伙伴关系。随着日本军事形势的恶化，更加迫切需要这些国家的援助。

这种战略调整具有两重重要含义。首先，这种调整需要制订所有亚洲国家都会接受的具体蓝图，作为它们同日本合作的基础。亚洲各国应当更加系统地被纳入日本的战争工作当中。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都必须做出更多让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会承诺比过去更大的权利。首先，日本人将必须阐明他们所谓的“新秩序”，这仍是这场战争的理论基础。他们将必须说明“新秩序”之盟会给亚洲各国带来些什么，以及这种秩序同西方各国提供的秩序会有什么不同。其次，设计这一蓝图会涉及日本内部决策平衡的变化。军部在制订对亚洲政略的工作中，会需要文官和非政府人士的帮助，而这些人反过来会在军事事务上坚持更大的发言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从军部的影响中独立出来。换言之，战时领导体制及内容将不得不改变。

1943年间的日本战争政策史在这样一种框架内最容易理解。这不是说日本领导人由于完全绝望而放弃战争，甚或东条英机和他的支持者们愿意考虑一种协商解决方式。但是政治问题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意味着日本的战争目标必须重定，而那些承担这一任务的人会获得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根据战争目标会如何重定，又会出现怎样的领导人，战争的性质将会改变。随着战争性质的变化，同英美和解的机会可能会变得更大。事实上1943年的各种事件表现出日本同敌人的观点有很大相似性，而且在一些重要方面，他们的政策是趋于一致的。

在第二章中可见，甚至在1942年，日本和美国对战时中国的做法也存在一些共同因素。它们都发现，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以及在一个新中国的愿景和中国国内社会之间，存在一道很难弥合的鸿沟。1943年，当日本和美国重定军事战略时，它们对中国的观点甚至更加接近。因为1942年在西南太平洋受挫，日本对华政策被迫改变。日本船只被毁，意味着从南方海域无法向侵华日军提供足够的补给和食物。此外，越来越多的侵华日军部队不得不转移到所罗门群岛。在这种情况下，对重庆的军事进攻被迫无限期推迟。

1942年12月的御前会议上，日本领导人就这种战略调整，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中国问题的基本指导方针”。新政策形容的“伟大起点”由三个主要元素组成：南京的汪伪政府对日本的敌国宣战；加强汪伪政权；恢复中国的一些权利。汪精卫从一开始就希望以盟友的身份在战争中同日本合作，从而加强其政权的威望，而且迫使日本以更加尊重和公平的态度来对待其政权。因为这个原因，日本人一直反对汪伪政权宣战，但现在同样的因素在诱使他们寻求将南京汪伪政府当作盟友。显然，这一决策反映了日本人为了整个战争不惜一切，而且他们认识到在对太平洋战争集中精力的同时，日本应当开始认真制定各项政治目标。因此汪伪政权的战时盟国地位不是为了军事目的；无论如何，汪伪对对美战争的实际贡献都会很小。更确切地说，这是在展示日本对华目标的一个政治步骤。如上文“指导方针”指出的那样，汪伪宣战会使得日中合作成为现实。汪伪政权将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府，而不再是日本的傀儡。对南京方面管辖的各地区的中国人内部事务，日本将减少控制，而且会停止干扰中国人的行政、国内政治与民政事务。尽管如此，日本仍将继续控制有关中国的军事和战略问题。东条英机显然认为，对中国做出重大让步的新政策，会证明日本的诚意。首先，他打算大幅减少在华日本顾问，将民政事务管理机关留给中国人自己的官员。

出于一种将中国置于一定平等基础上的政策的合理延伸，“指导方针”呼吁停止日本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享有的各种特权。首先，日本会放弃在中国的特许权和定居点；其次，日本会放弃在北平使馆区的特别行政权；第三，日本将同南京汪伪政府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对废除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进行协商。这些步骤将会让南京方面控制的中国各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主权和独立。这些正是汪精卫在1939年坚持同日本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的回报。事实上，日本人现在愿意考虑这些条件，不仅仅揭示了他们对同英美国家进行战争的绝望情绪，更重要的是首次揭示了他们愿意为未来拟定一份蓝图。他们准备好去界定他们想要的中国和日中关系。日本人关于对华战争的最初几项目标，是希望能以此削弱和破坏重庆方面的宣传（认为日本是在为强化自己的帝国主义实力而战），并且赢得中国群众的支持，甚至处于南京方面权力范围之外的中国群众。按照取代东乡出任外相的谷正之的说法，这样的姿态甚至可能让所有其他亚洲国家被日本的诚意和公正打动。总之，“新政策”将界定日本对战争最终结果的愿景。

1943年初，日本政府大张旗鼓地宣布对华新政策。1月9日，南京汪伪政权向英美宣战，同时东京的日本政府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原则。东条英机重申日本意图将“新中国”当作“大东亚新秩序”的一员来对待，两国协力让亚洲摆脱英美奴役，并且建立一个“新秩序”。这些宣言的目的，是说明日本承诺让中国的独立成为战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这种逻辑，中国人应当同日本积极合作，而不是继续抵抗，那只会对英美帝国主义有利。日本的宣传当中一直都出现过此类言论，但新政策更为具体，而且包括日本放弃的一些权利。新政策是被当作日本对中国实施军事统治的替代方案推出的。随着中国恢复一定程度的自主和主权，日本希望能够以政治手段解决侵华战争问题，从而集中精力同英美斗争。

这种形势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所称的新方案用意在于实现两国合作对抗英美统治，和英美正在宣布的政策非常相似。英美同样决定承诺恢复中国的主权，从而让中国人民加倍努力，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日本人和美国人都在为太平洋地区的冲突振作精神，他们对中国的想法却非常相似——尽管“中国”一词对他们意味着明显不同的实体。至少在形式上，日美两国的政策在回归华盛顿会议的岁月，当时他们承诺将恢复中国的主权。这一承诺仅仅得到部分执行——最著名的就是在原则上将关税自主权归还中国——但是现在，在战争中，东京和华盛顿方面发现以基本开明的改良方案来推动继续执行这一承诺，谋求中国和列强之间的相互平等关系是可取的。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同中国合作对抗英美国家的言论是误导性的；恢复中国的部分主权不会让这个国家对抗英美，尤其此时英美也在主张中国主权。相反，日本人正在认识到迫使中国人加入“亚洲新秩序”是徒劳，必须诱导他们自愿加入。但是自愿参与是独立国家之间的传统国际关系模式。因此，一个更加独立的中国可能并非预示着一种反西方的“大亚细亚主义”地区体制，而是要回归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关系框架，这会否定正在同英美战斗的理论基础。这是一种两难境地：日本领导人觉得为了继续战争寻找一个理由颇受限制，但是他们的战争目标为战争提供的正当性越来越少。

重定日本的战争目标是一回事；而接受相当于放弃亚洲帝国宏图的这一不可避免的推论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对继续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他们最终得出了这样的认识，但当时日本领导人更感兴趣的是利用新政策，将战争的形势扭转到对他们有利的方向，所以他们对新政策的贫乏成果很恼火。2月27日的联络会议上，东条英机询问与会成员对对华新政策效果的看法时，没有人做出令人鼓舞的回应。他们共同的感受是这种善意姿态可能来得太晚，而且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联络会议通过的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意见书中承认，重庆方面显然不会放弃胜利的希望。新政策企图诱使国民党同日本达成协议，但他们可能会向美国和苏联求助，以提供对日本本土和缅甸发动空袭的基地来作为回报。此外，英美会尽一切可能让中国继续进行战争。与会的陆海军军官指出，英美甚至可能将战略重点转向亚洲，而美国会在亚洲积极配合苏联对付日本。唯一的希望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会损害英美的士气。

这种悲观的评价同对华新政策的乐观估计相去甚远。事实上日本人希望出现僵局，不是因为对华新政策，而是因为希望能挫伤英美的士气，这证明了他们焦躁而严重缺乏自信。产生了这样的感觉，那么日本人很快就失去实施这些新指导方针的兴趣和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中国派遣军奉命遵循这些指导方针，但侵华日军军官对新政策完全是冷嘲热讽，将之视为一种在对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失败后，为挽回局面的权宜之计。根据2月底的一份帝国（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在沦陷区的任务仅仅是进行有限的军事行动以维护法律与秩序，并且防止敌军航空兵空袭日本本土；然而，日军将不再治理这些地方。中国人在日本大东亚省官员的协助下，将负责沦陷区的民政、商贸、交通运输以及其他事务。日军对中国官方的具体要求，会通过大东亚省人员转达。

虽然这些旨在削弱日本人对中国内部事务控制的指示相当具体，但不能指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可避免的问题出现了：哪里才能找到合格的中国官员来取代日本人的官员？南京方面管辖的地区，人们严重缺乏填补日本人留下的空缺职务的意愿，因为这意味着当汉奸。大部分训练有素的中国官员和管理人员已经抛弃了南京汪伪政权，而且根据田尻爱义公使6月的一份报告中的说法，大多数取代日本地方行政官员的中国人业务生疏，不能胜任，而且相当腐败。他认为在这样的社区当中，当地民众其实宁愿选择日本人而不是那些腐败无能的中国官员。用后者取代前者，只会让人民疏远日本和南京政权。结果是中国人民对日本的进一步敌对，而且营造了目无法纪和不安定的环境，这种形势对抗日游击的活动有利。

新政策在经济领域同样混乱，因为很少有中国官员愿意或者说能够采取行动来稳定物价，缓解粮食短缺问题，为日本人采购而发行票据的政策，使各种慢性问题加剧。在仍然要支持大量日军的同时裁撤日本官员，明显是自相矛盾的。根据重光葵大使从南京发回的报告来看，大多数中国人很少关心政治，他们所关心的都是食物。但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许多日本经济学家和专家仍然在从事稳定价格、粮食分配和类似问题的工作，从而阻碍了减少日本官员的计划。一个人从任何角度看待这种形势，都会发现新政策明显没有达到预期结果。

情况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华北地区，甚至更为严重。如果不在这个地区恢复主权的话，那这一政策就会成为空谈。因此，日军大本营煞费苦心地确保让华北地区至少在行政方面融入“新中国”的其他地区，解除在日本控制下的特殊性质。迄今为止的华北主要行政机关——“华北政务委员会”没有废除，但是做出的决策要向南京的中央政府报告。“华北政务委员会”迄今使用的官方标志是“新民会”的五色旗，但是根据新政，会使用南京汪伪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汪伪政府的“国旗”同重庆国民政府使用的旗帜相似，但（上方）附带一个小三角标语，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现在三角标语被去除，整个沦陷区使用和国统区一模一样的旗帜。与此同时，“新民会”决定将大部分机构和职能部门转给中国会员接管。“新民会”的大部分日本成员离开，而且开始同“大东亚协会”积极合作。“大东亚协会”是一个南京地区的组织，汪精卫积极参加了这个组织的活动。汪精卫现在变成了“新民会”的名誉主席，迄今为止局限于南京汪伪政府辖区的各种思想宣传活动被允许向北方传播。

这些大部分是象征性的表面变化，即使全面实施，也不会给华北带来新气象。华北的日本占领军（华北方面军）和日本民间人士在这一地区已经开发出巨大的既得利益，而这就使得用中国人取代他们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此外，在南京方面的辖区，愿意取代日本官员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合格人员严重短缺。日本占领军雇佣日本平民充当军事情报机关和地方傀儡政府的联络人员。随着对华新政策的实施，军事情报机关和联络部门都被撤销，一些联络人员就变成了“新民会”地方分支机构的顾问。尽管如此，实际上是让原来的那些日本人在不同的名义下继续行动，而不是用中国人取代他们。畑俊六在对华北数省进行考察之后指出，要迅速地将日本人员完全退出是不可能的；他们已经参与治安事务，没有可以胜任的中国人替代就让他们退出，只会带来治安恶化和混乱。“新政策似乎在将华北变成共产党积极施展阴谋的舞台，华北方面军切实关注此事。”他这样写道。在这种情况下，畑俊六认为除了让大部分日本文职人员继续留在地方行政部门帮助傀儡政权的中国人同抗日分子战斗，维护表面上的法律与秩序外，别无选择。

使情况更糟的是，华北的某些中国人因长期侵华的日军而拥有既得利益，同日军紧密合作，都抵制按照新政策服从南京政权的要求。3月，东条访问南京的时候，听到汪精卫抱怨，朱深领导的“华北政务委员会”，行动独立性甚至比过去更强。然而，从朱深的立场上来说，华北的抗日游击队是一个严重问题；3月底由他创建的“华北剿共委员会”，是动员华北地区打击游击队的主要机构。每一级行政官员都被任命从事反共斗争。“新民会”这个唯一在华北各地遍布分支机构的民间组织，毫不意外地成为新“华北剿共委员会”的重要臂膀。结果就使得华北实质上仍保持自治。

日本人也在继续控制华北经济。尽管新政策大概表示过减少这种控制，并且最终把经济大权交给中国人的意愿，但（华北的日本人）自给自足的想法是不会被放弃的。日军需要华北的沉积凝灰岩和矿产资源，所以日本人的地位不可能被大幅降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一份指示称：“为了让我们的军队能够自给自足，安抚当地人民，并且获得他们友好积极的合作是重中之重。”更加具体地说，日军必须确保当地不被共产党干涉，而且地方利益集团不能盘剥那些为日本人提供物资的农民和工人。但这些任务很难交给中国人。日军军人必须监督粮食的收割和收集，而且要监管审查、充公和其他保证反腐败、反低效和反低生产率的措施。

“新民会”再度继续发挥作用，动员群众封锁抗日地区，而且提供线人举报合作不力的中国人。6月，“新民会”决定通过确保食品在市场上以规定价格销售，阻止投机和囤积，并且努力降低整体价格，来配合政府的食品政策实施。两月后，王克敏取代朱深成为“华北政务委员会”首脑，发起了一场“建设新华北”运动，食品生产、价格稳定和其他经济因素，被视为运动成功的关键。华北的省级和省级以下官员都被要求与日本军方和文职人员合作，推进这项运动，特别是要同“新民会”这个“唯一的群众组织”合作动员群众。“新民会”总是涉及各种各样的活动。华北方面军在一本小册子中指出：“为了对抗和摧毁共产党创建的群众组织，依靠新民会各分支机构开展新群众运动，并且扩大新民会的活动领域势在必行。”“新民会”被日本人视为一个“革命性”组织，是为华北无数问题提供“革命性”解决方案的最后希望。

矛盾的是，因为这些新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甚至使得华北与以前相比，更加同中国其他地区分离。不论实际成果如何——而1943年在某些地区，共产党游击队的威胁明显下降——这些措施的有力执行，只会导致“新华北”成为一个自治实体，延续现有趋势，华北的日军、日本文职人员和汉奸会继续保留权力。40万日本军方和文职人员，在华北各省仍然管辖着一亿多中国人。尽管名义上将主权归还给了中国，但新政策的实际贯彻对中国的统一和独立造成了损害。虽然日本正在做出放弃各种既得权利的姿态，但是日军仍维持着军事优势，这一事实使得矛盾进一步加剧。清泽洌的日记中颇带挖苦地指出，汪精卫和其他汉奸可以宣称胜利恢复了权利，但他们除了顺从日本人的权力之外，什么都做不了。事情的结局是日本的政策普遍存在不真实的意味。汪伪政府正在胁迫下恢复各项“主权”，但是日本对中国沦陷区内部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干涉并没有减少。政治和经济事务自主才能使主权具备实际意义。虽然如此，新政策作为日本战争目标的声明还是引人注目的，这是一种讨论战争可能结束的基础。

结束战争的这种可能迟早会和重庆的国民政府讨论，甚至可以和延安的共产党讨论，这在日本人的意识里从未离开太远。虽然新政策明确表示，当下日本应当强化南京汪伪政权，而且不应尝试同其他派别接触，但是如果南京控制地区的形势变得不尽人意，同其他方面交涉的可能性就会重新成为话题。然而，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将日本的对华新政策视为一种示弱的标志，现在甚至更加不可能接受日本人的提议。国民党几乎无视日本恢复中国各项权利的姿态。

更重要的是，1943年1月10日，美国和英国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其他（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特权，从而削弱了日本调整政策举动的影响。蒋介石虽然对东京和南京方面的协定保持沉默，但是高调将英美的行动称为中国的一种胜利。在（同英美的）新条约签署后，蒋介石说：“今天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纪元，英国和美国已经点燃了一个新的火炬，指引人类在所有民族的平等和自由的道路上前进。”现在，他宣称：“我们已经处在和英美两国平等的基础上了。”他劝告中国同胞为了证明这是他们应得的地位继续奋斗，因为他们不能再将中国的虚弱归咎于不平等条约了。3月底，蒋介石在对一群青年领袖的谈话中说道，对全体中国人民，尤其是对青年人来说，从现在开始的问题，是为了自强和自律，消灭敌人的暴行，完成国家建设而奋斗。仿佛是为了回应沦陷区强调的各种“新民”原则，蒋介石回顾了孙中山的革命传统，并且强调中国文化遗产对国家的重建至关重要，中国人必须在传统文化遗产和孙中山的各项原则基础上，完成革命和国家生命的重建。胜利几乎就在眼前，但对于中国来说，只有人民进一步净化个人生活，并且为国家的目标牺牲自我，才会造就一个光荣的时刻。

最后一点含蓄地提及同共产党正在进行的斗争，共产党也谴责了日本的对华新政策。共产党计划通过对沦陷区的工作，并且开展进一步的抵抗，来利用日本人力可能减少的优势。日军决心提高沦陷区的生产力和工作效率，正在使各边区的中国人面临更大困难，人民的不满会很容易转变为对日本人的敌意。那些已经不再为抗日组织工作的人被招募为共产党的敌工人员；日本战俘继续受到再教育；由在华的日本持不同政见人员组成的反战团体，同共产党组织紧密合作，开展行动。必然的结果是，国民党的威望在同英美签定新条约后达到顶峰，与此同时，共产党在华北的影响力不断增长。不足为奇的是，当时，共产党日益谴责蒋介石以传统文化守护人和孙中山各项原则化身的身份，进行各种演讲号召中国人民聚集在国民党周围。共产党呼吁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以获得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所有团体和个人的支持。结果是，当日本正试图重定在中国的目标来阻挠中国的抗日运动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重新强调了他们的抗日决心。

5月，共产国际解散，使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对日战略方面的形势都进一步加剧。这个世界革命组织的解散是对战时形势迟来的反应，战争使共产国际关于全球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应当听从中央指示的观点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共产党认为需要一个新的统一战线，一个苏联工人同美英和其他地方的工人，以及在法西斯国家和各沦陷区的抵抗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组成的大同盟。因为各国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各地的工人应当得到更大的自主权，这种观点得到认同。共产国际的解散从而为各种国际大事的灵活处理做好了准备。在中国，这一举动使莫斯科可以合理地认可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权威。这并不意味着莫斯科放弃对中共的所有支持，但苏联领导人认为与重庆国民政府合作抗日，而不是与之对抗，更有意义。

虽然稳定的中苏关系必然导致相关新政策出台，因为这种关系对保护战后的苏联远东利益至关重要，但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中国国内政局同样产生了影响。此事促使国民党力争控制共产党。共产国际解散不久，蒋介石就派使者去延安，要求结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军事事务上的自主权，服从国民政府。7月，对共产党各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大增，两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抵制共产党的独立活动，并且呼吁他们合作抗战，合作统一国家。委员会授予蒋介石最高权威，提名他为国民政府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国民党主席。

但是中共拒绝向蒋介石的权力低头。他们拒绝国民党的所有要求，而且反过来呼吁他们去同日军作战，而不要使用军队包围共产党根据地。毛泽东指责蒋介石是法西斯，控诉他没有进行任何民主化改革。共产党认为自己是民主原则的捍卫者，而且在共产党控制的各个社区都改组了政府，为传播民主理想兴建学校，实施诸如减租、增加工资、累进税率，以及土地开垦等经济措施。1943年秋，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地成为反抗日本对华侵略的主要力量。冈村宁次在9月承认，共产党通过加强各种行动和大规模宣传运动在扩大影响。

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领导人再次决定接触重庆的国民党。鉴于新政策在沦陷区造成的令人沮丧的后果，以及回应国共两党的强硬态度的需要，日本人必然会质疑恢复主权是否能产生任何意义，除非这一举措能够在全中国得到应用，而不仅仅在日本控制的沦陷区实施。一定程度上，新政策是日本战争目标的一项声明，使得同中国的所有集团谈判更有意义。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严重分歧，意味着日本无法同时与两党进行谈判。1943年，日本人倾向于先同国民党接触，部分是因为共产党看上去更不易屈服；除非继续施加军事压力，他们的影响和力量看来不易压制。另一方面，如果日本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国民党看上去适合达成政治协定。虽然这些条件已经在对华新政策当中列出，但是如果重庆方面认真回应，而且统一停止敌对行动，东京的日本领导人，尤其是军方，愿意做出更多让步。

这种思路的高潮，是作为对华和平框架的另一组原则声明。9月18日的联络会议，赞同通过南京汪伪政府发起、与重庆方面恢复谈话的想法。三天后，联络会议规定了同南京和重庆方面和谈的基本条款，包括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以及放弃《辛丑条约》规定的在平津地区驻军的权利。此外，日本将会废除在中国各地为了控制治安和经济事务已经进行的各种特殊安排。中日两国将会合作开发各种资源，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共同为和平做出贡献。如果国民党接受的话，这些原则将会在中日两国之间缔造永久和平。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国民党必须同意停止敌对行动，而且从中国驱逐英美军队。

回想起来，日本领导人甚至考虑以这样不切实际的方式同重庆方面进行接触，看上去真是异想天开。直到日本人采取措施减少在中国的驻军，削减既得利益之前，国民党永远不会接受他们的先决条件。虽然如此，这些条款作为东京的日本领导人一种信念的象征，还是值得深思的——他们认为一种对战争目标相当笼统的定义，会为日本最终接受和平提供理论基础。这种因素变得日益重要。随着“大东亚会议”的召开，1943年9月，日本的各种决策宣称他们的目标是为已经获得的一切而战，这为日本人在战争中接受失败做好了心理和理智上的准备。然而，当时日本领导人在强调对中国提出让步，从而让中国同英美疏远在策略上的重要性。重光外相解释道：“眼下日本唯一可能与之停战的国家是中国；现在同其他敌国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此外，如果中国问题能够解决，日本的处境将会大为改善；否则的话，只会更加恶化。”东条英机同意重光的意见，在一次枢密院会议上解释道：“以前我们需要控制中国，但是现在重要的是安抚中国人。”如果重庆方面愿意，日本会同国民政府“联手”，以集中力量“消灭美国和英国”。

这一方案隐隐含有“大亚细亚主义”理论的意味，这一理论为对英美发动战争提供了理论基础。现在日本领导人正在将这一方案当作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一个步骤，看它是否能作为同中国议和的基础。日本人认为，同中国的和平，是同西方国家最终对决的一个先决条件。然而，这种设想被证明在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首先，以重庆方面为目标的宣传攻势同英美提供的那些条件基本类似，英美的条件也在强调中国的主权和国际关系。非沦陷区的战时媒体一直在反复提到中国、美国和英国联合起来追逐共同目标，而且三国永远不能分离。如果日本现在以这些目标为名去接近重庆方面，之后可能会在亚洲实现全面和平，但肯定不会建立一个反对西方的日中共同体。实际上，如果之前没有同英美实现和平的话，同中国的和平也会伴随着同英美的和平。如果所有交战国都公开宣称忠于类似的政策，那继续战斗就几乎没有意义了。相反，它们会在这些目标的基础上走到一起。这是日本对华新政策最终注定失败的第二个方面。及时重定战争目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基础同诱导日本人（除了一些宁死也不接受西方推行的和平的人之外）重整日本的国内和国外事务，从而使日本不仅同中国，而且从根本上同西方国家恢复正常关系，是矛盾的。

在将对华新政策应用到亚洲其他地区时，其中一些困难同样明显。日本为了集中精力对付英美敌国，正在根据新原则提出解决中日战争的方案，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明确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政策有其意义。必须让中国人信服的是，他们是亚洲人，而且应当为一个自主的亚洲而战，不要被西方人当成实现野心的工具。但是对中国人感情的这种呼吁，只有在日本人拥有一份整个亚洲的全盘方案时，才会有说服力。将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说明日本人正在致力于一个“新秩序”，但他们很少阐明具体细节。因为这个原因，随着1943年对中国的新举动，准备好在东南亚达成协议的各种条件，并且提出现行的军事占领部署以外的政策，是很自然的事情。1943年1月14日，日本联络会议已经通过了一项关于各占领区未来地位的政策声明，这些占领区将被分为两类：并入日本帝国的地区，以及将会独立的地区。第一类包括对日本战略必不可少，以及土著居民没有自治能力的各个地区和国家。第二类由独立具备实际可能性，会为对英美敌国的战争做出贡献的各国组成。当时只有缅甸和菲律宾属于第二类，但联络会议指出，其他各国在可行的时候也会被加入这一类。

这样一种政策同军事占领几乎没有多大差别，而且甚至在对亚洲民族主义做出这种程度的让步，战略和战术性考虑无疑都要发挥作用。尽管如此，这一决策还是有意思的，它标志着这个时候文官，尤其是外务省的文官，开始在战时决策中发挥作用。虽然日军几乎只关心允许缅甸人至少获得名义上的独立来换取他们在对抗英军时的合作，但重光外相和他的助手们对这一战略的政治含义更感兴趣。他们认为，在缅甸主动走这步棋，日军会对邻近缅甸的印度产生影响，鼓励那里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运动。如果成功的话，日本在缅甸的行动会成为亚洲国家新关系的开始。尽管军部只有在具有战略意义时才会给予让步，而且希望在独立之后，继续保留日本的驻军，但文官们坚持不惜牺牲军事因素，也要巩固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他们主张，如果亚洲真的自由而且相互依存，即使日军不再完全控制整个亚洲地区，日本也会实现它的目标。这样的亚洲地方主义概念，虽然仍是极为抽象的，但是同英美的构想并非水火不容。

然而，有一段时间，交战双方任何趋于一致的观点都会被掩盖，这不仅是因为双方继续在战斗，而且还是因为日本文官必须去适应军部的意愿。因此在3月10日的联络会议上，政府和军部首脑制定了一份对缅甸的妥协政策。秉承外务省的观点，与会成员一致认为可以在“道德正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缅甸，而且那个国家“会对‘世界新秩序’做出贡献”。尽管如此，缅甸新政府会包括一些日本顾问，将在外交事务上同日本“密切合作”，并且会“承诺”两国之间进行“全面军事合作”。这些限制条件是日军大本营要求文官和缅甸人为独立付出的苛刻代价。东条英机说服双方接受妥协，3月18日，仰光的缅甸“行政委员会”长官巴莫应邀来到东京提供咨询。巴莫接受了3月10日决议关于缅甸独立的各项原则和条件，而且赞同天皇的意见，缅甸人民似乎准备好同日本合作，在道德戒律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国家。

巴莫在东京逗留一个月后，返回仰光，8月1日，发表了一份缅甸独立宣言。这份有意思的文件宣布缅甸独立，而且缅甸的救赎在于亚洲的解放与同日本进行合作。“新生”的缅甸乐意加入“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新秩序”的目标在于凝聚亚洲的“资源、意志和行动”为建立在“正义、和平和繁荣”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做出贡献。这类表述借用了重光葵的“亚洲新秩序”概念，这一概念强调了它的普适性，和同盟国的战时联合声明几乎无法区分。不幸的是，这种普适性在缅甸独立之后，立即让位于一纸《日缅同盟条约》，条约誓言进行战略、政治和经济合作，来对抗英美。日缅两国将“在共同繁荣的基础上，为了东亚各国的自主发展，也为了建设一个崛起的更强大的亚洲”进行合作。军方一开始坚持用“共存共荣”一词，此举显然是为了保留让日本人统治亚洲的政策框架。起草条约的重光葵坚决反对使用这种措辞，提出用“互利”和“互惠”之类的字眼来代替。按照重光的观点，这份条约标志着日本同亚洲其他各国的关系建立在互相平等原则基础上的新起点。重光的草案还包括一项条款，规定日缅两国政府应当在必要的任何时候“同其他亚洲国家的代表进行协商”。重光认为，这一规定，将会进一步拓宽日亚各国关系的框架，并且防止其他国家将缅甸的独立视为一种纯军事性的权宜之计。但这正是日本军部对缅甸独立和新条约的看法，他们强烈反对重光的草案，称这是一份旧式的草案，实际上是一种复活类似国际联盟机制的举动。最终，双方达成了另一次妥协，日缅盟约提及的是“共同繁荣”原则，而不是“共存共荣”原则，而且提到亚洲各国间会进行“密切相互合作”，而不是“协商”。这种对用词的争吵看上去琐碎无聊，但它预示着明显涉及日本与西方关系的两种不同日亚关系倡导者，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公开碰撞。

新目标的倡导者至少在将他们的构思应用到亚洲其他地区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菲律宾也许是最简单的案例，因为美国已经承诺让菲律宾独立，甚至连日本军部都认可尽快承认菲律宾独立的宣传价值，当然，条件是独立不会损害同日军的军事和经济“合作”。1月14日联络会议同意日本应当宣布准备“在菲律宾真正努力用真诚的合作回报”日本时，承认这个国家独立。5月，东条英机在访问马尼拉时，暗示菲律宾群岛会取得“前期独立”，并且要求菲律宾领导人组织筹备委员会。6月26日，联络会议草拟了与缅甸独立条件非常接近的具体指导方针。独立后的菲律宾将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会使用日本顾问，为日军提供必要的设施，而且在外交事务上同日本紧密合作。这是重光将一个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纳入一个基于相互合作基础的地区体系的设想，同日军关注的保持日本战略利益的构想之间的又一次妥协。

然而，日本对菲律宾的政策同对缅甸的政策，有一点不同。同日本要求缅甸在取得独立后对英美宣战不同，对菲律宾没有这样的规定。这反映了日本文官和军部都认同的一个观点，即日本不能给菲律宾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承认他们独立，只是为了让他们参加战争。日本人愿意满足9月由“国民大会”选举的“菲律宾第二共和国”首任总统何塞·劳雷尔的愿望。劳雷尔和他的同僚出于社会稳定的原因，认为这个国家不应正式卷入对美国的战争。甚至连日本军事观察家也承认，在菲律宾群岛存在支持美国人的情绪，那里的大多数人似乎相信美国会取得最终胜利。卷入战争会让菲律宾人的意见进一步分化，如果有一份军事草案的话，甚至可能导致一场内战。于是日本只是承认菲律宾独立，并且安排通过这个国家，来达到自己将西南太平洋的各种劣势最小化的军事目的。

重光葵和其他外务省官员认为，在缅甸和菲律宾独立后，亚洲其他地区应当随之采取类似的步骤。1943年间，外务省逐渐说服政府和大本营的其他成员授予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至少一定程度的主权。于是联络会议在6月通过一项指示，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任用爪哇的当地居民，而且应当“根据当地居民的管理和地方上的各种条件”，在其他地区也实施类似举措。尽管这种政策的唯一确凿证据只是在爪哇设立了地方参议会和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是在重光和其他人看来，这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一步。而重光等人坚信，日本必须去做更多工作来平衡军事失利，并且最后为终止战争得出某些可行的方案。

1943年9月30日的一次日本御前顶级领导人会议上，重光得以将他的主张继续推进。会上就日军近期的军事挫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信息和意见交流，东条承认，敌军接下来可能会加强进攻。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必须为了战争中的决定性时刻进行准备，尽可能多地增加军用船舶吨位，扩充军团，并且团结所有亚洲国家。为了保卫现在更加狭义的日本帝国核心地区，必须竭尽全力。日本称为“绝对国防圈”的地区，包括日本本土、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即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印度尼西亚大部和缅甸。这个绝对国防圈比起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在志得意满的时期设想的“大东亚共荣圈”要温和多了。但是东条提醒与会成员，除非国家能抓紧军工生产，赢得战役胜利，并且进行外交努力，否则即使是这个缩小了的区域也非常危险。杉山元表示认同，说绝对国防圈的防御至少需要55000架飞机，而日本的年产量仅为约18000架。在会议上提交的一份《世界形势评估报告》说明，在飞机和其他类型的（军工）生产方面，敌国，尤其是美国拥有绝对优势。此外，美国人民“大胆、积极、而且满怀进取精神”，一直在坚定地支持着战争。美国的海空和地面部队在1944年及之后，还会进一步扩充。同英国、苏联和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国合作，美国可能在一年之内打垮德国和日本，并且建立“一种由它占据中心地位的世界秩序”。即使他们不会取得速胜，美国人也会努力结束战争，并且将他们的影响力像在同盟国内那样，灌输到敌国。

这种悲观前景为重光推动他的主张获得接受敞开了道路。重光断言，只有明确战争目标，日本才能获得本国国民、中国人民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支持。日本在将战争目标告知亚洲各国方面做得还不够，而各国的合作对亚洲团结一致对敌，并且“在胜利之后为日本的扩张建立基础”都至关重要。日本正在为“将大东亚从英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通过亚洲各国人民的资源合作来建设一个全新的亚洲人的亚洲，并且让亚洲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稳定和繁荣”而战。这同日本早期的战时声明没有什么太大分别，但仍有细微差异。例如，1942年1月，东条英机的一份政策声明中提到“在道德公义基础上”建立一种“共存共荣的新秩序”，但这个“新秩序”会以“日本为核心”，因为这是“在日本建国时就存在的伟大理想”决定的。其他亚洲各国和民族“可以”在这种秩序中“各安其位”。声明的重点明显在日本的霸权上。

然而，到了1943年9月，重光愿意讨论亚洲各国之间的“自愿合作”，而日本在创建一个稳定、繁荣和相互依存的亚洲过程当中，是一个平等伙伴。因此，重光的看法和美国政府的各项战时公告并非迥然不同，他在这个时候显然意识到了这点。这可以说明他坚持认为这些目标应当在全世界阐述，从而让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认识到日本的目标同敌国的目标相似。

可以肯定的是，重光葵将日本“正当的战争目标”同英美无意义的“借口”进行了对比，而且重申了将亚洲从英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目标。重光还提到日本利用英美同苏联之间看似会越发明显的分歧的可能性。他说，美英苏三强同床异梦，而它们关于战后事务的谈判可能会遇到困难。苏联似乎决心要奠定一种控制欧洲的基础。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同盟国对抗德国的战时合作会破裂，但重光认为，如果日本对苏联采取敌对行动，可能会巩固美英苏三国之间的联系。相反，日本应当给苏联人提供诱饵，例如归还北萨哈林岛的捕鱼和采矿权，以此让他们没有理由废除中立条约。这种论据，依据的是权力政治推理，证明了日本领导人的兴趣在于致力于苏德修好，并且继续维持日苏之间的和平。战争后期，重光认为比起英美来，苏联的取向和国家利益甚至同日本更为接近。尽管如此，所有这一切也许都反映了重光在寻找一个或者多个同地方阵营的接触点，以使日本不至于在世界舞台上被完全孤立。

毫无疑问，重光这位外务省掌门人关注的是准确地阐述日本的战争目标，就像他在11月初的“大东亚会议”上表现的那样。同日本的亚洲友邦和盟邦举行这样一次会议的想法，是重光在9月30日的会议上暗示的，呼吁明确阐述战争目标。不过这样一次会议，对渴望取得“大亚细亚合作对敌”鲜明证据的军部和政治领导人来说，同样是有吸引力的。10月初的联络会议同意利用“大东亚会议”宣布亚洲各国“决心继续战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外务省决心要明确这场战争的意义，既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战时宣传目的。当东京的日本政府起草一份会在会议闭幕时公布的联合声明时，重光葵特别坚持去除任何特殊主义印象，并且用一份更具普适主义的声明来代替。经10月23日的联络会议批准，11月7日与会的亚洲各国投票通过，这份“大东亚会议”宣言发表了五项正式声明：

1. 为了保障东亚的稳定，在共存共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秩序，东亚各国将会共同合作。

2. 东亚各国尊重彼此的独立自主，友善互助，在整个东亚建立一种亲密关系。

3. 东亚各国会尊重各自的传统，促进各民族的创造力，提高整个东亚的文化。

4. 东亚各国将根据相互尊重的原则密切合作，规划各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东亚的繁荣。

5. 东亚各国会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废除种族歧视制度，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自愿开放各国资源，从而为整个世界的进步做出贡献。

这份宣言的意义对日本就如同《大西洋宪章》对英美的意义。外务省的官员们敏锐地发觉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而且实际上外务大臣秘书官加濑俊一在起草这份《亚洲宣言》的时候，身边就放着同盟国的声明。许多日本的报纸都认为这是对《大西洋宪章》的答辩。清泽洌在日记中讽刺地指出：“日本不得不起草一份类似于《大西洋宪章》的宣言，赋予所有民族独立和自由，真是悲剧啊。”他清楚地认识到日本的言论正变得越来越普世主义，而且“大亚细亚主义”在淡化，从而开始以亚洲团结的名义否定了战争的直接基础。在他看来，如果交战双方拥有非常接近甚至几乎一致的原则和目标，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战斗呢？清泽实事求是地指出，答案就在国内的日本领导层之中。只有当日本领导人弥合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普适主义原则和在国内对那些原则的抑制之间的裂痕时，战争才会结束。战后，重光葵发现《大东亚会议宣言》包含“许多与《大西洋宪章》共通的观点”。

重光葵和清泽洌这样的观察者是正确的；《东京宣言》（《东亚宣言》）无可否认就是《大西洋宪章》的翻版。宪章强调自决与自治，平等进入世界市场，平等获取原材料，经济繁荣，为了经济发展进行国际合作，并且“从恐惧和贫困中解脱”。这些在《东亚宣言》中都能找到相似之处，尽管没有直接提及公海航行自由和停止使用武力，在《东亚宣言》的声明中特别强调“文化”也与《大西洋宪章》的声明不符。《东亚宣言》对签署者的意义在于他们正在东亚这个曾经被英美国家“不曾停歇地侵略和剥削奴役”的地区应用这些普适性原则。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大西洋宪章》是一份让英美一直支配全世界的自私自利的文件，而东京的宣言会将亚洲从西方的野心中解放出来，然后会根据这些原则建立一个世界秩序。如果日本人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他们会不得不在驱逐亚洲西方势力的同时，解除自己的统治政权。没有人能预见日本会这样做的直接前景，所以《大东亚宣言》仍是一份理想的声明书，就同《大西洋宪章》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双方之间的分歧同样不大，因为美国和英国当时只是确定了一项对殖民地的新政策，从而在亚洲落实某些宪章的理想。本质上，双方承认对现行协定，需要根据互惠、合作、经济发展、繁荣、自治和自决的准则进行一些修改，各种理想又回归到20世纪20年代对威尔逊国际主义的共识上去了。

1943年秋，东京方面的日本领导人表明着改变的发生，首先是他们对战争目标的观点，其次是他们的自我感觉，而且日本和美国在思想和心理上的差距可能会缩小。最终日本人会发现两国在军事、权力导向的关系和非军事关系之间存在一种紧张感。在他们决定结束敌对行动之前，这种紧张感是必要的。日本一方此后的战争历史是这种认识逐渐苏醒，以及为了准备结束战争，努力实现必要的国内变化的历史。清泽就承认，在重光葵的方案能够实施之前，在日本国内必然会有许多斗争。《大东亚宣言》对日本国内和国外一样有用，给予了日本人民一个更加清晰的战争目标设想。不出意料，这段时间前后，重光葵和其他日本领导人开始强调日本已经明确了国家的战争目标，然而敌人关于他们的战争是什么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们可能希望向日本国民传达这样的印象，即一旦敌人了解日本的战争目标，而且像日本一样同意这些目标，无论战争如何变迁，和平都能够恢复。这或许是一种太微妙的策略，无法在战时的日本奏效，但至少值得一试。回顾往昔，可以看出重光葵和其他人正在准备通过将战败称为一种为了某些普适性原则的胜利，来让自己和日本这个国家接受真正的战败。

美国和英国领导人同样开始为终止敌对行动制定指导方针。可以肯定，1943年，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了会议，在那里，他们讨论了让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宣布“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战争实力的根除，意味着这三个国家的无条件投降”。这份公告纳入了许多元素，包括使苏联人确信，盟国不会同意与德国协商解决，而且决心避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接受“十四点意见”之前，使停战复杂化的覆辙。罗斯福无疑相信这是继续动员民众支持战争的最佳方案。公告给人同盟国之间团结一致的印象，因为据推测，在敌人彻底失败之前，同盟国会坚持战争工作，只有在敌人彻底认输时，他们才会讨论和平条件和战后世界的状态。

《卡萨布兰卡宣言》可能会阻碍美国人猜测战胜国的战后安排，但不会停止政府内部对和平目标的研究。总统的声明没能阻止美国国务院的各个战后计划委员会，实际上在苏联的反攻以后，战争的走向似乎已经转变，他们的计划反而在加速。英国人也开始研究停战和战后的各种问题。1943年3月，华盛顿和伦敦开始就这些问题，特别是对德国的占领军政府问题交流意见。8月，英国政府设立了一个停战条款和民政管理委员会，同时在内阁内部设立了一个战后计划小组委员会。之后不久，意大利在9月达成的停战协定，几乎完全忽略了无条件投降声明。根据在卡萨布兰卡重申的各项计划，美国将继续承担太平洋战争的主要责任，因此美国政府抓紧努力勾画与日本在未来的议和前景也不足为奇。在进行这项工作时，美国官员们形成的各种构思同一些日本领导人的构思都非常接近。

如前所述，1942年间，美国国务院已经讨论过日本领土的安排，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的性质。1943年，各种研究还在继续，但随着日本在太平洋的推进明显遭到抑制，美军接连收复日据诸岛屿，并且接连击沉日本船只，这些研究变得更为具体。同年秋，美国官员已经确定了在结束战争之前必须制定哪些决策，而且构建了一个讨论这类问题的政策框架。

1943年5月，美国政府首次对战后日本待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1942年12月，战后政策委员会的安全小组委员会内部，组建了一个安全技术委员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其成员，包括国务院研究人员以及陆海军代表进行研究。该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L.柯克，称5月7日的一次会议上，官员们几乎只关注战后的欧洲安全问题。但是他说，提出“在太平洋地区，何种类型的全面安全组织才能符合政治稳定和国际安全利益的要求？”这个问题的时机，还是来到了。如1942年间所做的那样，会议假设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结束时被完全粉碎，而且日本被剥夺了它的海外帝国，但那只是亚太地区战后安排的一个方面而已。柯克和其他委员会成员认识到，需要更详细地研究整个国际体系，以及国内各方面的各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柯克正在重申普遍的观点，即“政治稳定”和“国际安全”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安定的国内环境就不会有稳定的和平，反之亦然。委员会和政府面前的任务是去确定这样的相互依存，以及亚太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会做出贡献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并且通过该地区的稳定国际关系加强这些模式。这个世界该如何恢复在20世纪30年代被打碎的，各种内部文化元素和外部权力因素之间的稳定关系呢？

委员会在这样的背景下认真讨论了日本的地位。海军的H.L.潘斯上校提出了一个极端观点，他主张应当从权力和文化上同时摧毁日本。他说，日本人是“国际强盗，在地球表面上存在就不安全”。确保和平的唯一方式是摧毁他们：“应当轰炸日本，让他们的文化毁灭殆尽，这样这个国家五十年之内都不可能开始恢复。”他坚持认为，这种激烈措施是必要的，因为这“关系到哪个种族会生存下去，而且白人的文明正处于成败关头”。“我们应当在他们杀死我们之前杀死他们。”他如此断言，甚至到了呼吁“几乎完全灭绝日本这个种族”的程度。潘斯坚信日本文化没有什么值得保存或者说有益于国际和平与友善关系之处。日本人“不久前才接受西方文明，不应被当作文明人对待。他们唯一尊重的东西是长期使用的武力”。因为日本的国内状况制造了这个国家的海外侵略行为，因此消除这个威胁的唯一办法是彻底消灭它，或者可能的话，将它移交给中国。无论如何处置，作为文化体和权力体的日本都应不复存在。

第二章中曾经提及，一些国务院官员认为，日本社会（状况）不能完全归咎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性的出现，潘斯的观点与这种想法是背道而驰的。按照这些官员的看法，日本的某些势力仍然倾向于对外采取合作的政策，在国内采用自由的政府和经济政策。换句话说，战争应当被视为日本文化诉求的颠覆，而非表现。持这类观点的成员抨击潘斯的极端论，并且成功说服大部分委员会成员考虑不去消灭或镇压日本，而是采取措施让日本人更加和平而且更愿意合作。根据柯克对5月19日会议的评述，战胜国采取的措施“不应当永久性摧毁日本人合作的意愿”。假设日本人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愿意合作”，那么问题是去考虑具体的合作方式。

安全技术委员会扩大会议多次讨论了此类问题，如战后对天皇和军国主义者的处置，日本经济的未来，以及占领问题，一切都是为了阐明战后日本人的合作问题。约瑟夫·巴伦坦提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军国主义分子制造的产物，应该将他们同商人和其他人区分开来，这时他代表了多数派的意见。应当全面惩罚军国分子以保证日本人民合作。届时商人应当恢复有影响力的各种职务，从而使日本可以同其他各国再建日常经济关系。

如柯克所说，在考虑“战犯名单应延伸到什么地步”这个问题时，官员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处置日本天皇的问题。虽然当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美国国务院的卡博特·科维尔起草的5月25日备忘录表明了官方思路。据科维尔所说，日本人“对宽大和尊重的表示反应特别敏感”。因此，如果盟军对天皇宽大处置的话，将能够达到他们在日本的各种预期目标。“保留天皇制会提供一项用途巨大的潜力资产，”他写道，“这不仅是一种促进国内稳定的工具，而且会带来同盟国对日政策所需要的各种变化。”像柯克这样将日本的国内稳定与国际安全联系起来的人，主张天皇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纽带；按照他的话来说，一个战后的非军国化日本政府，如果以“天皇的名义和权威”发言，能够更有效地实施各种改革措施。虽然并没有对科维尔的备忘录或者天皇问题进行全面广泛地讨论，还是很容易就能看出，科维尔的观点同国务院强调稳定是和平的关键是一致的。严厉处置天皇会颠覆日本的传统制度和历史悠久的象征，会导致该国更大的混乱，这种状况不利于实现盟军的各种目标。换句话说，应当允许天皇继续成为日本文化的一种象征，而非侵略性军事力量的化身。

华盛顿方面对日本战后经济的观点类似。因为很少有人认同潘斯上校应当将日本全国消灭的看法，那么接着就必须允许日本在战后存在某种经济生活。如巴伦坦所言，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日本的态度将“取决于他们是否在经济领域得到公正待遇”。更具体地说，美国官员认识到在日本的海外领地和排他性经济控制圈被剥离后，日本人将会前所未有地依赖对外贸易。为了支付食品和原材料费用，他们必须在国外销售工业制成品。如果拒绝日本人进入海外市场，获得各种补给品的话，巴伦坦警告说，他们“复仇的欲望”会变得更强。为了确保战后日本出现一个改革型的稳定而合作的政权，应当允许日本进入国际经济交易。这是柯克“让日本在平等的基础上在未来重新融入”的含义，本质上可以追溯到威尔逊的理论。正如1918年威尔逊预想的战败后的德国重新融入一个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世界秩序那样，1943年，一些美国官员提到让日本重新融入一个国际经济体系，不仅仅会保证全球合作、繁荣与和平，而且也能支撑每一个国家的稳定和非极端化力量。在对战后日本的各种讨论中，没有什么比国内外取向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显相互关联的事情了；日本失去了海外帝国，将不得不靠本土有限的资源生存下去。在这样的条件下，柯克、巴伦坦和其他人主张，宽松的经济政策是保障国内外稳定的最佳途径。

国务院日本问题专家罗伯特·费尔里提供了一份关于经济问题的合理而全面的分析。在一份题为“日本可能失去对现有附庸控制权后的经济后果”的文件中，他认为，海外领地的丧失实际上会对战后日本有益。在帝国的现行统治下，台湾岛和朝鲜是重要的稻米供应来源；南萨哈林岛是森林资源基地；内南洋群岛供应铝土矿；中国东北是大豆供应区；而中国关内负责供应煤炭。尽管如此，费尔里指出，最佳和最大的经济资源供应不一定在日本的共荣圈之内。日本曾经靠其他来源获得这些物资，而且可以再度这样做。事实上，日本几乎完全依赖殖民地和占领区“是被蓄意造成的——是由于日本全力创造一个由它控制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共同体”。即使帝国被摧毁，只要允许日本“同其他国家平等获取世界资源”，它为了经济目的就不需要殖民地了。甚至稻米和大豆也能继续提供给日本，“无论产地是否继续由日本控制”。实际上，摆脱海外帝国的负担，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得到改善。费尔里提出了一个有见地的结论，准确预测了战后格局。他称：“日本失去对任何一个或者全部现有附庸的政治控制或者垄断地位，都不会严重干扰日本经济的日常运作——当然，这给日本提供了同那些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自由贸易的机会。通过重返过去的做法，非附庸地区可以提供更多经济资源，丧失对附庸地区的控制，实际上很可能使日本的获益多过因此造成的损失。”

费尔里指出，战后会返回和涌入日本本土列岛的日本人，只有一部分会从事诸如农业和林业的生产活动。大多数人会进入公共部门为占领军服务，或者在商品推广、管理和专业部门服务；他们并没有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殖民者。海外日本人在远方并没有深厚的根基，他们会被及时吸收进一个更加合理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民幸福将取决于“同世界其他地区正常的、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

费尔里的观点，在关注和平条件的官员之间引起普遍的情绪共鸣。受到重新接纳原则的鼓舞，他们希望战后的日本社会，能够为同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贸易关系网做出贡献，而且得到巩固。费尔里很快就注意到，为了让被剥夺了海外帝国而且缺乏本土资源的日本去做出这样的贡献，战后世界必须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限制主义，并且适应多边经济关系。这简直就是在重申《大西洋宪章》，而且意义已经超出了对日政策范畴；此举旨在引起其他国家的内外政策进行类似改革，使这些国家的政策更加接近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在这种背景下，轴心国的失败是不够的，除非不仅仅在敌国，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进行改革。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宏图，而且无法保证可以实现。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军事助手们，关注的是让战争进行到终结为止，不一定要认同这个宏愿。然而，重要的是，任何超出在军事上击败敌人的对世界的宏愿，都不免会修改无条件投降方案，从而对日本有利，因为这意味着需要在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在战败国进行改革。一些日本人已经意识到有可能提出理由证明他们的目标和同盟国公开声明的那些目标类似。1943年，这样的说法会显得相当牵强，但接下来两年的大事进程稳步缩小了日本同美国之间的观念差异，所以即使在激烈交战的同时，在非军事事务上，两国都能够找到共同出发点。

这个问题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是，美国国务院开始对战后日本的占领问题进行研究。如果日本遵循更加自由、合作的条件重建，就需要去考虑被占领的各个地区、占领的持续时间，以及实施各项政策的行政机制之类的各种问题。安全技术委员会在5月26日会议上，普遍接受了全日本应当被占领一段时间的看法，但与会成员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陆军的约翰·奥利夫上校呼吁“对日本本土工业中心”的占领在“战后维持七年”，而国务院的卡文迪什·W.加农坚称对全日本的“行政控制”必须持续到日本的自由派能够阻止任何军国主义复辟这一点有所保障为止。另一方面，格雷森·柯克认为这样的措施不切实际，因为在占领军之中不可能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来执行这项任务”，他说，使用一些日本官员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地方级行政事务上。德沃德·V.桑迪弗同意这种说法，指出同盟国要长期管理日本是不现实的，各国应当设立一个日本非武装化监督体制，将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交给日本人。虽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但是会议透露了委员会成员对考虑日本社会的未来很感兴趣。在讨论天皇地位和日本战后经济的同时，占领区政策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关于未来美日关系的更加广泛的问题。1943年中，一些具体意见已经在反复讨论，尽管局限于政府的秘密范围之内，这种讨论也说明华盛顿方面正在努力明确目的，制定和平目标，同时在东京方面，只有少数日本官员在发起类似的尝试。

美国的官员也在明确他们对其他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目标。这方面可以再次看到美国和日本战争目标之间相当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权力层面，肯定还存在巨大差异，最值得注意的是，从1942年起，美国决定在战争结束之前，剥夺日本的大部分或全部海外领地。日本官员还没有考虑过这种结局。在日本人谈到改进战争目标时，他们仍认为台湾地区、朝鲜、中国东北、南萨哈林和内南洋群岛的一些岛屿在战后仍然属于帝国。

日本官员们尤其不会同意1942年在华盛顿出现的观点，即胜利的美国应当对日据太平洋托管地几乎建立全面控制。整个1943年期间，华盛顿都一直支持这种看法。海军的潘斯上校总结，战后“太平洋的主要责任将会继续属于美国”；美国将会保留日本托管各群岛，以及菲律宾的各个基地。巴伦坦、乔治·布莱克斯利，以及其他国务院战后计划委员会成员都同意潘斯的看法，认为不需要考虑在这些托管岛屿严格地实行自决，以免美国无法将这些岛屿用作基地。他们甚至愿意让美军占领赤道以南的一些岛屿，来充当军事基地，并且为战后跨太平洋的商务航线提供机场。罗斯福总统对此完全同意，而且认为美国战后会在太平洋建立一条海空基地链。按照这种想法，他9月派理查德·E.博德海军少将去南太平洋进行一次视察旅行，来决定美国应当控制哪些基地。

如果将此事公开，这种战争目标给人的印象会是美国在对日战争中正在采取一种帝国主义行动。1943年初，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已经报告称美国对战后基地和商贸利益的要求是“相当明显的帝国主义路线”。公开声明的话，这样的要求会赋予日本一种宣传口实，而且会让日本文官致力于协商解决的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日本会参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对抗美国在西太平洋扩张势力。然而，（美国人的）描述并不那么直白。虽然罗斯福政府支持美国海军对太平洋基地的要求，但是他们想让这种行动符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总统不批准美国彻底攫取日据内南洋群岛。相反，他希望能找到一种办法保留这些岛屿充当美军基地，同时不给美国留下任何帝国主义污点。果然不出所料，他表达了让内南洋群岛成为国际托管地的意思。美国以托管国的身份，可以使用这些岛屿用于保障安全，而不违反《大西洋宪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合作和开放管理体系做出贡献。

如前所述，托管统治的构思，自1942年初开始，就受到罗斯福总统和国务院欢迎，不过总统主要将托管当作一个大国合作项目，考虑用它管理敌人的领地和势力不强的土地，而国务院强调的是国际合作方面的意义。事实上，政治问题小组委员会试图在全面托管的框架下，展望建立多个地区（托管）委员会。小组委员会考虑，在太平洋，经过一个国际组织授权，可以建立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地区监督委员会”。美国会是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国，但是需要与其他国家分担职责。这两个委员会将致力于“促进”它们管辖的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同时为所有国家提供投资和安全维护当地利益的平等机会”。这显然在重申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主义，同海军在战后保留对大部分太平洋安全事务的专有控制权的决定存在冲突。尽管如此，通过让海军以国际托管组织的代表身份控制日属内南洋群岛，看来是可以调和这两种观点的，按照威尔斯副国务卿的话来说，这种托管会“在一些同盟国家确立优于托管组织和受管理国家的权威基础上，得到确认”。细节问题仍然需要解决，但这样的方案会让美国自称在坚持国际主义，而不仅是在进行旧式的惩罚性战争，这对安抚国内的反帝国主义意见非常重要。

最终，美国这样处置，还将使得日本领导人能够以他们的某些理想正在被敌国实施为由，来解释他们的投降。日本人同样可以宣称已经发展了亚洲地区发展的理念。虽然他们对内南洋群岛谈得很少，正在失去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但是他们以地区福祉和进步的名义为战争辩护，这一观念同美国国务院内部提出的那些观点差别并不大。虽然在这个问题上的相似性可能纯属巧合，但是东京方面和华盛顿方面的官员们，在他们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和平提供的方案之中，正在为改革20世纪20年代的精神而产生共鸣。

对于日本占领的从前的欧洲国家殖民地，美国的看法和日本的观念也不是截然相反的。1942年以来，双方一直在寻找一个永远由帝国主义（无论日本还是欧洲列强）控制和殖民地本地人民直接自治之间的中间做法。1943年间，这种立场在华盛顿方面得到了证实。政治问题小组委员会内部最初在1942年8月起草的一份声明，到1943年3月都没有变化：“所有欧洲列强统治下的远东国家或地区的各民族在战后都应被解放，是一项基本原则。这些领地应当由一个国际组织托管，帮助各民族致力于达到政治上的成熟，并且根据所有民族的利益控制该地区的各种原材料。”对殖民地改革和国际监管的双重强调，被写入赫尔国务卿3月17日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之中。这份文件题为“关于民族独立问题的联合国家宣言”，宣称联合国家的一项政策是：“那些渴望独立的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机会应当受到保护和尊重，而且应该让这些机会更加有效。”但这种笼统的断言在拟议的宣言中，被其他条款修改了。宣言第一条承认某些殖民地民族比起其他民族来，为独立进行了更加充分的准备，而且呼吁“所有向往独立的民族投入到每一种可行的方式，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做好准备——最终，他们应当能够在可靠的社会和政治道德准则基础上……去创建……稳定的自治政府的有效体制”。宣言告诫每一个殖民宗主国政府：

1. 给予殖民地人民保护、鼓励、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而且要持续致力于殖民地人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

2. 让殖民地人民中间的合格人才，能够尽可能充分地在地方政府机构各部门供职；

3. 当殖民地人民能够在迈向独立的各个不同阶段保持光明前景的时候，要给予他们相应程度的自治权；

4. 确定最早的可独立时刻，赋予殖民地人民在一个基本安全的体系之内完全独立的地位；并且

5. 根据相关人民和世界全体人民的利益，执行可以发展、组织和销售各殖民地自然资源的政策。

宣言呼吁创建联合国家管辖的一个国际托管机关，来为各殖民地民族的最终独立做准备。这个托管机关会“通过在各地区拥有重大利益的各国代表组成的地方委员会运作”。

这份预备宣言是“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关于殖民问题最为明确的声明。这份宣言认可渐进式改革、全球相互依存、国际合作，以及物质利益同政治成熟度相关联的说法，是典型的威尔逊主义声明。日本政府的声明同样强调发达国家帮助其他国家取得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责任，而且美日两国构想这些方案都是为了使全球的一个特定地区一体化，并且将它同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日本和美国立场的主要区别是，战后的美国，处于一个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比日本）强大得多的地位。此外，美国已经在努力同英国协调政策，而日本的政策就是在唱独角戏。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官员们正在做日本官员应当去做的事情，根据共同繁荣的原则，为亚太地区的未来发展进行各种具体安排。但是因为双方在观念上的接近，日本人到了战终和战后发现，要说服自己相信，尽管在军事上连连惨败，但是他们将亚洲从帝国主义解放出来的政策正在实现，变得更加容易了。

日本不愿给各占领地区完整的主权，而联合国家的预备宣言和其他文件清楚地说明，美国也没有在寻求让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立即解放。政治问题小组委员会用一份备忘录，总结了他们从1942年3月到1943年7月的研究结果：“托管计划仅应适用于现存委任统治地区和轴心国附庸……美国支持托管计划，不是为了摧毁任何现有（殖民）帝国，或者对其他国家的相关殖民行政机关发号施令。”1943年夏天，安全技术委员会认可了这一结论，提出未来的安全需要稳定荷属东印度群岛，将新加坡留作一个海军基地，并且巩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南半岛更加麻烦。罗斯福总统坚持认为应当在中南半岛建立一个国际托管机构，但格雷森·柯克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法国的存在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所以法国应当保留它在中南半岛的殖民当局。委员会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但是几乎所有美国官员都认为，无论中南半岛的最终地位如何，或者任何其他殖民地的地位如何，整个亚太地区，在基本安全和福祉方面，都应当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使是那些会将殖民地保留一段时间的欧洲国家，也不希望恢复保护主义政策和垄断性安排。

如果日本领导人了解华盛顿方面的各种研究，他们可能会因为双方关注点的相似性而吃惊。然而，日本人仍然不准备承诺让台湾岛、朝鲜、伪满洲国和南萨哈林岛这些日本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自治。没有任何日本领导人在表示（即便是口头上）准备放弃这些地方之后，还指望继续掌权。1943年期间，美国国务院的各委员会都在巩固他们在1942年确立的指导方针，即日本应当被剥夺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获得的领地。根据一份1943年3月12日的政治问题小组委员会备忘录中的说法，日本可能被允许保留千岛群岛、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南萨哈林岛会分配给苏联，而朝鲜会成为托管地，以待独立。中国将会收复中国东北和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在被剥夺这些领地之后，亚洲的权力关系问题，甚至要比对这些领地的处置更加重要。日本是会被无限孤立下去呢，还是说一个亚洲权力集团会和另一个集团对抗，从而使得日本即使战败，也可能充当一个平衡器的角色？战胜国的目标是亚洲权力体系的根本性转变，还是会恢复两次大战之间的亚洲秩序的一些面貌呢？

1943年中，美国官员强调在战后将成为亚洲主要权力体的国家——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合作。这种观念的两个方面在1942年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而且1943年期间一直都在持续。一方面有种看法认为，四大国在战后会以全球警察的身份行动，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四大国的合作不仅是政治概念，同样也是经济和文化概念。1943年，这两种观点都有支持者，但是因为战争的进程以及各国内部的新发展，他们的争论变得更加具体。

5月初，国务院安全小组委员会起草的《四强安全协定拟定草案》，是这种国际主义构想的最佳表现。这份草案是一个将于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的盟约书的一部分，在8月11日全部完成。根据草案内容，四强将会宣布：

四强为推动战争进程立誓进行的联合行动，将为构建和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环境）持续下去。

在战争中面对共同敌人的四强，将会在所有同敌人的投降和解除武装有关的事务上，还有对敌人领土的所有占领问题，以及他们被敌人占领的领土问题上，统一采取行动……

在法律与秩序得到重建，并且一个全面安全体制得以创建之前，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四强将会代表国际社会进行协商和联合行动。

这种四强合作的愿景显然是走向国际合作的一个步骤，只有国际合作才能保证永久的世界和平与安全。8月，赫尔国务卿将这份草案带到了魁北克，美英两国首脑将会在这里进行另一轮会商。

8月11日至24日的魁北克会议非比寻常，因为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首次和罗斯福、丘吉尔共同与会，两位外交领导人在讨论战时战略和战后问题时，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对赫尔和他的助手们来说，幸运的是，与会成员同意以这份草案协议为基础进行讨论，并且邀请中苏官员参与。赫尔认为这是一项重要成果，回到华盛顿之后，他在一次重要的政策演讲中宣称，一个包括苏联和中国的合作机构对“稳定的和平”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英国人尚有疑虑，但就连他们都在原则上同意让中国参与，而且斯大林虽然未能来到魁北克，但也表示愿意同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不久的将来会晤，这让赫尔很兴奋。看来四强合作的构思正在快速实现。在赫尔的脑海，或者在那些帮他写这篇政策演讲稿的人的脑海中，这种合作无疑会沿着国际主义路线进行；四强会共同致力于创造条件，让“每个国家都会有更多的机会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发展和进步；这样的条件会……改善各种设施和能力去取得……一种持续提高政治稳定，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福祉的方法”。赫尔的方案不再单独强调战时同盟的战术性和权宜性，而是要将这个同盟变成一个更加名副其实的国际机构。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意见几乎没有警告或者疏远那些正在努力确定本国和平目标的日本人的意思。

尽管如此，还是存在额外的战后世界权力导向概念，让美国和其他三强中的一个或多个联系得更为紧密。罗斯福继续将四强当作战时军事同盟的延伸来谈论。因为罗斯福从不怀疑同盟对亚洲和对欧洲的胜利同样必不可少，所以胜利之后这个同盟就会继续监督战败国和更小的国家，防止未来爆发战争。但是他没有制定出一份连贯的计划来使这一构思具体化。1943年，他继续根据势力平衡的观点展望未来的安全问题，有时这意味着四强中的一个或两个国家同其他强国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四强联合起来维护全球均势。其他美国官员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他们还讨论了为了战后安全，联合美国同其他国家权力的最合理手段。然而，和国际主义者不同，这些官员在具体步骤上很少能达成一致。

这类步骤中的一项是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魁北克签署的一份秘密协议，协议建立了一个英美核武器同盟。两位领导人有效订立了一份在战时和战后关于核武器使用的、有约束力的联合协定，两国承诺“在没有获得对方同意时”不会对第三方使用核武器，而且“除非双方同意”，不会将它们的原子能技术信息透露给第三方。这是一份意义深远的协定，创建了一个没有涉及联合国家或者其他国家的双边合作框架。两国领导人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份协定的含义，也没有完全了解这种新武器的威力。但是就两国的权力关系而言，他们正在让他们的国家在军事技术上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安排几乎没有理想主义色彩。相反，罗斯福总统似乎将其视为为了战后安全进行的一个可取的步骤。

罗伯特·达莱克已经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罗斯福总统的做法是在倾向接受丘吉尔的观点，即英美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应对可以预见的苏联权力的增长，而核合作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丘吉尔在1943年（也许更早）就得出了结论，认为“苏联保持的压倒性数量优势……是未来处于支配性的实际要素”。只有苏联会处于一个在欧洲会使用武力，“而且能将武力用到无限制和无节制的程度”。但仅凭英国不能“对欧洲实施监督，而且在这样一种重任的压力下，我们国家的财政和征兵体系都会崩溃”。此外，他还怀疑“‘停火’四年后，是否还会有任何美军部队在欧洲驻扎”。既然将来不会有美军在欧洲驻扎，丘吉尔认为英国应当拥有核武器，而开发核武器最可靠的方式就是与美国人分享信息。罗斯福赞同这些观点，尽管他后来的决策和表述都揭示出苏联的权力不是他唯一关心的因素，而且他也不认为同英国合作是唯一的方法。不过，在签署魁北克协议之前，总统的核心团队就曾经进行过几个月的审议；至少这个关键步骤说明，冠冕堂皇的四强合作正在受到一项权力方面的双边合作方案挑战。

尽管如此，英国当时关注的主要是苏联在欧洲和中东日见增加的权力，而不是亚洲或者太平洋，这意味着英国同美国的双边关系没有自动延伸到亚太地区。丘吉尔的主要兴趣是逐步建立“一个坚实的法国”，并且建立一个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一个自治实体，能够管理自己的各种事务”。欧洲各国只有协同一致地工作，才能维持战后欧洲内部，以及同苏联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在中东，1943年，伊朗是英苏两国紧张对立（如果算不上对抗的话）的主要地区。从1941年起，英苏两国就占领了伊朗，而且双方都为了额外的石油特许权向伊朗政府施加压力。这被视为战后即将发生的事态的垫场戏。美国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E.波伦，在四月下旬向安全技术委员会报告，战后“苏联会在（伊朗）北部坚决要求一个势力范围。出于安全原因，苏联高度重视这一地区……它希望在北部获得一种特殊地位，而且充分参与对中央政府的所有外交影响”。英国方面会希望在伊朗维护自己的各项特殊利益，而且反对苏联扩大影响力。波伦说，美国可以站在这两强的任何一边对付另一边，也可以发挥调停作用，以使英苏两强免于冲突。不然的话，就必须推动两强在伊朗接受更加国际化的政策。

另一方面，在亚太地区，战后的英美双边军事合作被认为可能性不大，还算不上一项明确的政策。罗斯福与丘吉尔关于联合行动阻止苏联扩张的意见限于欧洲、中东和核武器方面。在亚太地区，英美都没有过于关注苏联权力的膨胀，尽管它们认为苏联迟早会加入太平洋战争，而且在战后会成为亚太地区的一股主要力量。因为它们希望第一种假设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除了接受它之外，几乎没有为第二种可能性做任何事情。

这并不代表战后的美苏合作可能性很大。1943年，很明显，即使对付日本，美苏之间的合作也在受到限制。斯大林礼貌但坚定地再三拒绝了罗斯福将美军航空兵部队部署在东西伯利亚的提议，这项提议附带的条件是允许美国人调查苏联在该地区的各种空军设施。斯大林告诉罗斯福：“显然苏联的军事设施只有苏联监察人员才能检查，正如美国的军事设施只有美国监察人员才能检查一样。在这方面不应存在任何误解。”这样的言论，以及对苏联战略的整个印象，使得美国认为，如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说，无论美国的愿望如何，苏联“将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决定，而且只有当它认为能够以很小的代价打败日本的时候，才会介入太平洋战争”。

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相信，苏联肯定对东北亚有着非常强烈的兴趣。他们指出：“苏联和日本之间存在基本的利益冲突。如果没有获得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控制权，日本就不能完全拥有战略安全。苏联下定决心要守住西伯利亚东部，苏联的战略安全需要最终将日本从亚洲大陆和南萨哈林岛驱逐出去。”人们认为美国难以影响苏联人的想法，尽管至少有一位国务院官员表达了将南萨哈林岛转给苏联的疑虑，担心这会招致日本的怨恨，从而使东北亚长期不稳。然而，美国军官和文官几乎一致认为要影响苏联的行动毫无希望。他们很容易发现日本和苏联已经在东北亚对峙数十年，而且日本的战败也必然意味着苏联势力的扩张。只要他们的想法在权力政治的框架之内，就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添加进这样的初步分析当中。这种认识引导赫尔国务卿和其他国务院官员支持一种国际主义观念，根据这种观念，苏联应当表现得像一个国际社会负责任而且可以合作的成员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强国。然而，即使这群人也很难设想苏联在亚洲的作用。1943年的备忘录和研究报告证明，他们只能在传统意义上看待战后亚洲的苏联因素。

2月，斯坦利·霍恩贝克在一份写给助理国务卿A.A.伯利的备忘录中提到：“我们认为应该在远东做的，而且想做的那些事情，同那些可以帮助或者阻碍我们的权力体关系最大。这些国家是日本、苏联、中国和英国。问题：这些国家中谁能给予我们需要和希望得到的最大程度的那种合作与帮助？答案：中国。”任何会加强中国权力和地位的事情都应当得到鼓励。这份备忘录很有意思，原因有很多。首先，这证明即使像霍恩贝克这样的国际主义者都倾向于在权力平衡的框架内观察战后的亚洲。他实际上在鼓吹美国和一个得到加强的中国之间达成协议，来抑制另外两个国家（苏联和日本）。其次，这份备忘录揭示了霍恩贝克对苏联和美国之间在战后的亚洲合作持悲观态度。第三，霍恩贝克假定苏联的权力在增强，寻求通过美国和中国之间合作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强势。从这个意义上看，他正在说的是罗斯福总统后来在5月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所说的话：“在同苏联发生任何严重政策冲突的情况下，中国无疑将会站在我们一边。”当时还不清楚罗斯福脑子里出现的是何种“政策冲突”，很难说他是在思考美国和苏联在亚洲的大规模军事对峙。相反，他表达的是大家的普遍看法，认为苏联将会成为（亚洲）的主要军事强国，而在发生困难的情况下，美国应当准备好指望中国的支持。

这样一种战略当时甚至在初步方法上都没能持续进行，说明（美国）对苏联权力的影响缺乏关注。无论罗斯福还是美国国务院，甚至连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没有热忱而持续地推动过中美合作对付苏联的想法。他们没有以一种在战后的亚洲实际确保中美合作对抗可能制造危险的苏联权力的方式，来引导美国的对华政策。对权力问题的意识没有引导他们去制定一份具体的应对计划；看来继续同莫斯科维持战时同盟，尽快击败轴心国已经足够。美国没有尝试限制苏联权力在亚洲的增强，也没有为双边合作奠定坚实基础，事实上让苏联自由地将手伸进了东北亚。

基于上述原因，日本后来发现将苏联从英美阵营分化出来，或者去向苏联人示好，希望获得对方的特殊谅解都非常困难。与此同时，美国缺乏对东北亚的具体构思，意味着日本的战时战略不得不和美国主要在太平洋对决，和平计划也只得和美国主要在太平洋交涉。问题简化后，他们就不必担心同美国可能的议和会对亚洲大陆产生的各种影响。毫无疑问，这种形势最终促使日本努力去结束这场战争。

美国未能设想出一份同中国合作的具体计划，一个根本原因是要精确地解释这种合作一直非常困难。这种困难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国内动荡环境的产物，尽管实际上美国人和英国人同重庆国民政府签订了一份新条约，废除了他们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开辟了光明的前途，但这种动荡在1943年间从未减弱。在蒋夫人宋美龄访美之后，签署新条约的事情就已公布，宋美龄访美非常成功，她颇受美国人喜爱，而且使得美国人对中国人民有了好感，加强了两国人民共同拥有某些理想的朦胧感情，以及两国人民友谊的历史渊源。罗斯福总统对这种感情给予了官方认可，他宣称中国人民“已经在思想和目标上，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同我们美国人民更加接近——有着同样伟大的理想。中国最终——在半个世纪以内——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之一”。意思显然是说中美同盟的意义要超过政治联姻，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因此两国的合作将会在整个战争期间持续，而且会延续到战后，去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这样表达对中国的信任可能是为了延续大众对中国的流行观念，而且罗斯福确实可能打算通过这样做来使得对蒋介石的援助合理化。他也可能希望让美国人习惯战后参与世界事务的构想；他可能认为，中美两国可以在战争以后一起合作，而美国身为一个世界强国，分担一些职责是合理的。

且不论中美合作的国内策略效用如何，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罗斯福私底下对中国的形势相当为难。他为中国明显慢性恶化的不稳定痼疾而烦恼，他的助手们将之归咎于蒋介石软弱低效的领导能力。尽管公开言论称中国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但中美关系显然是不对称的，而且要将战后两国会如何一同合作具体化是不容易的。事实上，就连两国的战时合作性质都受到美国官员们的质疑。1月，联合情报委员会指出：“中国对盟军战争工作的作用……当前……可能在被动性、防御性和政治方面，比主动性、攻击性和实效方面更大。”中国军队牵制了日军，造成日军飞机和船只的消耗，而且在阻碍日本巩固和发展帝国的扩张。只要中国仍然坚持抗战，就会通过有效将日军作战机会最小化，并且切断侵华日军同南太平洋日军的联系，间接为盟军的太平洋战略做出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作用是对美国在南方海域军事行动的补充。但这并不是确切地同美国进行全面合作，而且华盛顿的一些官员认为，应当要求中国在亚洲大陆对日军进行一次更具攻击性的行动。

1943年初，利用中国进行一场空中攻势的构思，在美国的战略中成为一种可能。华盛顿的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参谋提议尽快发动一次为期十天的引人注目的攻势，包括从中国的航空基地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空中轰炸，同时空袭日据西阿留申群岛和威克岛。因为太过草率，这个计划被驳回，但它表达了在对日战争中，让作为战时盟国的中国发挥更大用处的关注。罗斯福认可了这种观点，3月决定在中国组建一个克莱尔·陈纳德将军指挥的500架飞机的航空队，并且敦促蒋介石为发动空袭准备地面设施。虽然马歇尔上将、史迪威中将和其他陆军领导人对这种对驻华空中力量的强调表示怀疑，但罗斯福认为这是证明中美两国战略合作最有效，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方式。

在支持此类激动人心的行动过程中，罗斯福意识到他正在努力确保蒋介石的政治生命，而且在为战时中国的内部稳定出力。5月，他告诉马歇尔：“政治上我必须支持蒋……鉴于中国人的士气状况，空袭计划非常重要。”然而，他可能没有明确理解支持这个政策意味着让蒋介石和陈纳德去与史迪威和马歇尔较劲。1943年，陈纳德和美国驻华航空队军官同蒋介石和国民党支持者的政治利益紧密联系到了一起；所以美国任何加强驻华空中力量的举动，都会被视为加强蒋介石权威的行动。但是罗斯福总统觉得除了支持蒋介石外，别无他法，否则中国就会混乱无序，陷入无政府状态，这对战争工作将会是一场灾难，而且从战后合作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可取的。他告诉艾登，中国的无政府状态会“是如此严重的不幸，所以对蒋介石必须给予最充分的支持”。

除了明确宣称支持蒋的政策外，罗斯福对中美合作的概念仍然相当模糊。他有一种想法，曾对艾登说过：“我们可能会看到中国在未来50年内，出现同日本在19世纪后期类似的发展。”日本当时正在走向强盛和统一，而且依赖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但后来这个国家成了对西方国家的威胁。罗斯福警告，这样的情况不应当允许在中国发生。西方必须设法尝试预测中国的转型，阻止它成为一股敌对势力。但是要如何保证未来这样发展呢？美国具体应当做些什么，来确保更强大、更先进的中国会同美国和欧洲合作，而不是对抗呢？罗斯福没有找到答案。华盛顿的其他官员都愿意尝试去寻找答案，3月13日的国务院政治问题小组会议上，与会成员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达了不同观点。埃尔伯特·托马斯代表一个极端，严重质疑一个军事上强大的中国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是否可取。他提起一段古代的恐惧道：“成吉思汗曾经闯入欧洲，而我们在亚洲可能会释放一股力量，强大到足以淹没整个世界，而且将来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它。”他话中所指的力量是民族主义，中国的胜利将会使4亿人民接受民族主义。他断言，“如果我们允许”这样的民族主义“成形，将会对世界无益”，这种对种族冲突不加掩饰的恐惧，得到了查尔斯·A.伊顿众议员的附和。伊顿表达了对东方人希望结束西方对亚洲统治的恐惧，而且害怕“最终美国也会被推离亚洲地图”。亚洲可能会发展出“将来的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种族战争——我们可能会被清除”。威尔斯副国务卿尽管没有像托马斯或者伊顿那样极端，但承认“远东的趋势是发展成亚洲人的亚洲”。在这样一种形势下，问题是“什么才符合美国的利益”以及“美国能做什么去使中国成为一个稳定而和平的因素，而不是成为一股未来的危险力量”。问题被准确地提了出来，正如罗斯福本人的叙述一样。但是在这次会议和国务院内部的其他会议上的讨论，证明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

一些官员愿意接受中国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的事实，而且试图争取这些力量为美国的安全和亚洲的稳定服务。霍恩贝克提出了这种看法。他认为，维持中国人对美友好的唯一方式，是将他们当作一个值得信任和尊重的民族那样对待。在3月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和麦克斯韦尔·汉密尔顿指出中国还不能出席20多个重要的盟国战时组织，如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军需分配委员会、联合食品委员会，以及联合原材料委员会等等。虽然中国同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新西兰、菲律宾和英国，同为太平洋战争委员会成员国，但这个机构同一个非正式的观点和信息交流论坛没有多大分别。霍恩贝克和汉密尔顿希望创建一些新机构，美国、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些机构当中积极共事，确保在军事行动、物资采购，以及情报和宣传活动中的合作。这样一步棋会“在所有东方民族和有色人种眼中，大大推动联合国家的事业，而且可以安抚中国被丢在‘影响战争进程的决策’之外的冷落感受”。此外，还能让中国同英美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组织性更强，这会对战后的亚洲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中国人积极参与盟军的战略、经济和情报计划，会带来“有利于太平洋地区稳定和有序演变的各种发展条件”。霍恩贝克和汉密尔顿告诫道，除非采取这些步骤，不然中国人最终会将民族主义和军事力量用来对付美国。

然而，就连这种温和的合作也很难实现。出于战略原因，美国的官员们不愿让同中国的密切协商拖累了他们的计划，而除此之外，有人还坚持中美双边合作的观点会对英美之间的合作框架有害。美国对中国的支持，会意味着对英国在亚洲殖民统治的挑战，因为中国显然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不满。对3月13日美国国务院会议上的一些人来说，美国为了帮助中国人的一项更加不确定的方案，要冒险损害同英国的熟稔关系根本就不可取。伊顿众议员宣称，为了促进亚洲的安全与稳定，“英语国家的控制权”应当继续。老外交官约翰·A.麦克默里同意伊顿的看法，说道：“我们应当维护同英国的关系，这比起参与破坏大英帝国，去损害英美关系，并且无可避免地破坏双方相互信任的希望，对世界和平更有价值。”1943年始终，美国的政策表示它无意为了同中国建立新伙伴关系，去破坏大英帝国势力，或者放弃美英同盟。

前文提到过的5月7日的安全技术委员会会议上，格雷森·柯克指出：“除了中国和一定程度上的美国，四强都不是纯粹的太平洋国家。”言下之意是，中美两国必须共同为战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努力。但是别的与会成员再次反对这种说法，指出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等都不能忽略，按照陆军的范登博施的说法，“牵制”中国可能会成为战后的关键问题，因为千百万华人遍布东南亚，卡文迪什·加农说，英国为了对付苏联，可能会谋求日本人的帮助，而按照约翰·马斯兰的说法，美国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为美国的商品恢复日本市场”。

这些讨论说明，只要提及未来的中美关系，就会引发关于整个亚太地区的问题，而且会引起对其他国家的辩论。美国官员们根本还没有准备好对一项稳定的对华政策达成一致。同日本的处置，或者对大英帝国不久的将来基本能达成共识相比，中美关系的构思是相当空泛的。甚至罗斯福总统认为美国应当全力支持蒋介石，以防止中国国内动荡这一看法，也开始在政府内部受到质疑。罗斯福和霍恩贝克意见一致，采纳了阻止中国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政策。然而，越来越多的驻华美国官员报告，对挑选蒋介石提供支持的明智性提出了一些疑问。他们的疑问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统治明显愈演愈烈的反对声浪。但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一直以来的不和迹象。6月，国务院远东司的奥古斯塔斯·S.蔡斯总结道：“国务院收到的信息证明，中国共产党与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分歧可能是一种根本性分歧，乃至于通过协商都不易调停。”尽管驻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和林彪试图让两个集团之间达成妥协，但他们的谈判毫无进展，双方都认定对方对共产党军事和政治自主权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些都是内部事务，但引发了中国的稳定问题，而未来的中美关系将取决于中国的稳定。此外，在华盛顿和重庆一样，人们普遍认为苏联握有决定中共力量的钥匙，因此很难将美国支持蒋介石的问题同苏联对中国各党派的政策分开。

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巴顿·戴维斯，在1943年中暂时回到华盛顿时，写下了可能是关于这些问题最早的系统论述。概述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后，戴维斯预测它们之间的分歧会持续到中央政府试图用武力消灭共产党为止，引发“一场两个竞争党派中的一个会成为统治者的内战”。国民党的攻击将“很可能迫使共产党投入苏联乐意为之送上的怀抱”。如果那样的话，亲苏的共产党人就会获得影响力。“目前中共多少具有的民主民族主义倾向……将因此被扭转……”同苏联合作，共产党可能会打败国民党，“并且最终就算没有接掌全中国的统治，也会控制大部分的中国”。可以料到，蒋介石面对如此可怕的后果，会“要求我们积极支持中央政府”，而美国政府“不仅会卷入中国的内战，还会被拖入与苏联的冲突”。这明显会违背美国既定的保证中国国内秩序稳定，以及中美在战后亚洲进行合作的政策。美国应该做些什么来阻止这些事情发生呢？戴维斯没有勉强提出具体建议，但他坚持认为，美国应在共产党根据地内派驻一个军事观察团和一个总领事馆，以获取有关状况的更为准确的情报。

这种意见或者说戴维斯的综合评论没有产生任何即时效果。美国政府继续将重庆政权视为中国的唯一政府对待，而且将蒋介石视为值得美国支持的领袖。官员们开始认为这样的政策不是在促进中国的稳定，实际上可能会引发一场危机，进一步加剧在中国发生内战的危险。虽然当时华盛顿的官员们不愿正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意识到在为中美关系制定具体政策的道路上，这些困难形成的阻碍越来越大。这又一次证明美国对华政策并不比日本制定得更为精确或者执行得更加成功；在这个意义上，东京和华盛顿方面从光谱的两端出发，在中国的僵局上最终碰到了一起。

人们审视美国和日本在1943年的立场，会注意到双方对战争目的和和平目标的官方思维显著地近似。虽然他们的战时言论和在太平洋的激战，制造了一幅截然不同的权力和文化体制为了生存同另一方斗争的画面，但实际上它们的许多战略和计划反映了对亚太地区的近似设想。美国的官员们和一群数量虽少但明显在增加的日本官员，正在坚持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主义框架，并且强调区域稳定、经济发展和国际秩序是和平的前提。这意味着一份发展殖民地地区的改革方案，同时也是一项促进中国政治和经济成熟的议程。苏联被视为一个权力因素，是在权力方面确定亚洲政治未来框架的一部分。美国的战略家们正变得越来越容易接受的这种定义，同日本人的观点没有太大分别。因此在国际主义和权力观念两方面，美国和日本的思维正在更加接近。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程度上是日本军事失利的结果，失败迫使日本领导人重新评估他们的处境，而且重提他们在战前同意的美国人的一些想法。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观念的）趋同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日美战争主要仍是一场权力冲突；在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要比双方认为的少得多。

第四章
日美和解

1943年9月27日，为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历史学家休·伯顿，为国务院领土问题小组委员会写了一份16页的备忘录。当时，这个委员会和其他为了战后世界的计划已经创建的委员会经过重组，会在1944年初以新委员会的面貌出现。与此同时，国务院内部设立了一批“国家和地区委员会”，以便各地区问题专家能够为战后计划提供专业意见。伯顿是远东地区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由名义上的主席霍恩贝克在10月推出，但实际领导者是乔治·布莱克斯利。布莱克斯利同伯顿紧密合作，这种团队协作在国务院对日本问题的思考当中创造了比其他方面更强的一致性。伯顿在这个节骨眼上写成的备忘录，因此不仅是在传达意见；布莱克斯利支持这份备忘录包含的各种意见，这些意见为美日关系的长期计划提供了框架。

伯顿认为，首先，“如果投降条件和之后的协定与条约会使日本贫困，而且将日本削弱到经济无力化的话，太平洋的持久和平将会受到严重威胁。这样的政策只会在北太平洋地区创造一个经济真空，外部强国谋求经济特权的欲望会使日本成为强邻的猎物。”他的脑海中想的显然是苏联和中国，将这两国视为战后亚洲的破坏性因素而不是稳定因素。伯顿认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取决于日本，应当给日本一个机会“来维持一种可以要求社会稳定的生活水准，并且去发展一种健康与和平的政治制度”。在两天后写成的一份备忘录中，布莱克斯利表示赞同。他说：“只要战后时期的经济和金融状况会由同盟国家控制，就应当最终允许日本在国际安全要求必需的限制范围之内，在非歧视基础上，分享世界经济发展成果，期待逐步提高的生活水平。”伯顿和布莱克斯利两人试图对战败的日本建立一种宽松政策，旨在让这个国家重新融入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世界社会。这种明显的威尔逊主义思维，部分被战争的各种迫切需要，以及美国政府最高层日益增长的权力政治思维影响力掩盖。但伯顿和布莱克斯利的备忘录不再在黑暗中孤独地哀号。他们写下备忘录的时候，正好是美国国务院在为莫斯科召开的一次外交首脑会议进行准备的时期，这次会议会在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举行。赫尔国务卿就战后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提交了一份文件，表达了一种承诺，即致力于诸如“消除公共或私人对生产和贸易的限制性协定”“货币可兑换”“促进任何需要国际援助开发资源和发展工业的地方发展”以及“改善用于船舶、空运和其他运输方式的设施”。这种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明确重申，说明美国国务院判断，将这些原则在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的时机已经成熟。

然后，伯顿－布莱克斯利构想，融入了国务院正在出现的战后自由秩序代言人的自我意识之中。战后自由秩序建立在对20世纪30年代排他性经济政策的否定基础上，当时各国要回应国内的各种需求，而对世界秩序漠不关心。国务院认为有必要重新开始努力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从而让各国无须，或者没有理由重拾那些排他性经济政策。即使敌国也应当被纳入这一方案，让这些国家将自己的定位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移开，转而承担国际主义义务。然而，这种重新定位必须来自稳定的国内环境，因此同盟国必须确保各战败国重新上台的那些领导人认同国际主义的各种观念，而且愿意支持开放性经济政策。这些领导人会成为保障国内稳定和世界发展的力量。布莱克斯利指出，相应的，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会使这些领导人继续执政，而且抑制军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死灰复燃。

什么样的战后日本领导人有望按照这样的方案行事呢？在关于这个项目的最早的一份文件当中，伯顿在10月6日指出，有证据“证明日本有望存在足够稳健和自由派的人物，可以去运作一个改组后的政府来创造一种局面，这种局面有助于在其基础上发展自由主义……而且会使得有效抑制军部势力的开端得以实现”。关于战后日本领导人的可能人选，伯顿提到了松平恒雄、木户幸一、若槻礼次郎和近卫文麿，都是得不到军部认可的战前领导人。此外，这些人同天皇走得很近，因为他们曾出任首相，，或者因为本人就在日本皇宫内办公，所以是能够接近天皇的重臣（元老）。伯顿对这些日本领导人的提名流露出他并不认为天皇和天皇制本身对军事侵略和独裁负有罪责；相反，他认为天皇和天皇制已经被操纵和腐蚀，用以为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利益服务。为此，他主张天皇制可以再度成为服务于非军国化和战后重建的一个积极因素。他写道：“天皇制很可能成为让战后日本更加稳定的因素之一。因此，天皇制可以在建立一个稳定而温和的战后政府过程中，成为一个宝贵因素。”

这种明显顺理成章的说法不是没有受到挑战。伯顿强调在战后将一个稳定的日本重新融入自由世界，虽然反映了国务院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想法，但是遭到霍恩贝克反驳，他不认为“一个有序而稳定的日本”应当成为美国在战后的主要目标；他评论道：“对我们来说，在战后的世界当中可能不用和日本和睦相处。”霍恩贝克对日本的负面看法，反映了他继续在强调中国是战后亚洲和平与美国利益的关键。10月，霍恩贝克在伦敦向丘吉尔首相重申了他中意的话题。“民主国家（必须）将中国留作在战争工作和战后工作中发挥作用的一项资产，而不是冒险让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巨大东方民族集团，成为一种同建立和维持和平与安全环境问题有关的障碍。”一个在“道德考量的基础上”同美国和英国联系起来的中国，比起一个重建的日本来，会对自由而和平的亚洲有更多贡献。同时霍恩贝克对日本能像伯顿看上去认为的那样乐意被改革和自由化表示怀疑。一个稳定的日本，不但不会成为民主和和平的力量，还可能只会长期保留侵略性民族特性。“由于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没有完成一次完整的革命，”霍恩贝克坚持认为，“因此许多封建残余仍然存在，在日本国内进行一场革命可能会对我们有好处。”虽然革命会导致国内动荡，但最终会造成改革。

1943年暮秋，伯顿，而不是霍恩贝克，代表了美国文官当中的多数意见。莫斯科外交首脑会议上，让中国成为世界政坛的一个主要因素的构想，确实得到了公开支持，这次会议发表了几乎和魁北克会议完全相同的四强国宣言。如前所述，《魁北克宣言》确切地说明了战后四大强国合作的原则，而且支持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维护和平。但这样一份宣言无法消除中美官员在合作中遇到的所有复杂问题。他们1943年期间都在努力应付这些问题，却不太成功。总之，正式将中国当作一个全面合作伙伴接纳的想法，在美国国务院内部引发了关于中国政府的争论。显然，美国需要在中国有一个强大而高效的政府，能够同它既为战争携手，也能为和平合作。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支持没有动摇——11月底，他邀请蒋同他在开罗会面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中国国内政治的种种实情很快就闯入美国政策的形成过程，在官员之间造成了严重分歧。相比之下，一项温和的对日政策非常适宜地融入了在莫斯科提出的经济国际主义计划。伯顿直言不讳地指出，霍恩贝克的想法“基于反对我关于日本的备忘录提出的主张”。在远东地区委员会内部，伯顿的想法被普遍接受，如远东司的F.S.威廉姆斯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的那样，美国必须努力使“日本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最有益的位置”。这种观点暗示了跨太平洋的日美和解的可能性。

表面上，日本似乎一如既往坚定地反对西方在亚洲的利益和影响力。第三章提到过，11月初，在东京举行了“大东亚会议”，这次会议显示了他们将战争进行到底和建立“亚洲新秩序”的决心。“大亚细亚主义”的做作表达，同当时同盟国的各种宣言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莫斯科的各国外交首脑会议宣言谈到了亚洲和西方的国际合作，而且声明美英苏中四国团结一致为军事胜利与和平努力。尽管如此，我们已经看到“大东亚会议”是阐明日本战争目标，并且准备最终结束战争的一次尝试。虽然东京的与会人员呼唤一个摆脱西方统治的亚洲，但是他们的经济发展、政治成熟、文化交流和种族平等的种种愿景却不一定是反西方的。事实上，这些愿景同美国国务院的想法，比如赫尔国务卿在魁北克会议上的声明极为相似。在某种程度上，日本的官员们认真地将这些想法当作同英美和解的基础，他们正在暗示一种回归20世纪20年代共享架构的愿望，而不是在表达一种为了翻天覆地的未来摧毁这个大框架的决心。

关于对华政策，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分歧同样在缩小，尽管未必是有意为之。日本政府和大本营采取了一种新方法，强调对重庆方面的政治行动是为了同国民党达成解决方案，让他们脱离英美盟友。日本对重庆方面的回报是表示愿意从中国全面撤军，两国开始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这样的策略对蒋介石没有产生丝毫效果，这从他11月底飞赴开罗投入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怀抱就能得到证明。开罗之旅发生在汪精卫东京之行仅仅几周以后，清楚地揭示了重庆方面选择留在战时盟友一边，而英美盟国愿意看重蒋介石，并且通过他将中国当作一个战争中的伙伴。似乎是为了纪念这次会议，驻扎在中国基地的美军飞机11月底轰炸了台湾岛。日美战争正在稳步接近日本本土。

11月22日至26日与12月4日至6日的开罗会议，非常轻易地就日本领土的处置达成了协议。三国领导人宣称：“日本应被剥夺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在太平洋夺取和占领的所有岛屿，日本从中国窃取的所有领土，如中国东北、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将会归还中国。在日本巧取豪夺的所有其他领土上，它也将会被驱逐。”这是一份相当开放的宣言，但含义显而易见。战败后，日本人实际上被限制在本土列岛之内。虽然《开罗宣言》对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只字未提，但后来罗斯福向蒋介石声称他赞同将这些领土移交给苏联。（在开罗，罗斯福总统也提到过将琉球群岛和香港给中国。）至于朝鲜，三国宣布“在适当的时候，朝鲜将获得自由与独立”。

这些领土问题已经在美国国务院多个咨询机构内部进行过长期讨论，而《开罗宣言》只是对他们的计划加盖了官方的批准印记。英国人和中国人只是在最后时刻进行了磋商，不过他们并不反对将日本领土削减到19世纪规模的原则。事实上，此事已经定案，而且在日本诉求和平时不会进行谈判。罗斯福在战争结束很久以前，就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他在致美国人民的报告中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在和平会议上公开讨论领土问题是犯了一个错误。“结果（制造了）一个不和平的和平，”他宣称，“这是一个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不能重蹈覆辙的错误。”没有人反对这种想法，尤其是蒋介石，他不仅被承认为一位世界领袖，而且因为能向人民保证将会带给这个国家怎样的胜利，而在国内威望大增，这令他非常满意。

而日本在他们关于开罗会议的报告基础上推测，这次会议是英美让国民党政府留在他们一边的一种举动，他们的情报分析并非全无道理。分析指出，中国和英美盟国之间肯定存在深深的鸿沟，否则就不需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了。虽然一厢情愿的想法无疑在这样一份分析报告中有所体现，但日本的这种猜测是正确的，即罗斯福和丘吉尔正在给予蒋介石的任何东西都不是全面的实质性合作。例如，在开罗，三国领导人同意在缅甸大举反攻，史迪威中将指挥的中英美联军会在缅北进攻日军，而以路易·蒙巴顿为首的新设立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会进行一次越过孟加拉的突击。然而这项计划由于11月28日至12月1日进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的会谈结果而被取消。在德黑兰，斯大林向罗斯福和丘吉尔正式承诺，苏联会在德国战败后，投入对日战争。鉴于苏联参战的前景，太平洋战区，而不是中国大陆或者东南亚，会成为盟军军事行动的主要地区。丘吉尔极力反对在跨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法国之前，进行一场大规模缅甸战役，再加上苏联承诺参与对日战争，说服罗斯福推迟在开罗同意的反攻。他致电将这一决定告知已经回到重庆的蒋介石，而且要求中国人在缅南不同时发动两栖战役的情况下，进攻缅北。

这成为罗斯福同蒋介石关系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开罗之行的喜悦是短暂的。当蒋介石收到罗斯福的消息时，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宣称中国人被要求去缅北自杀。蒋介石坚称，如果英美盟军必须在欧洲集中的话，他应当从盟国得到更多的装备、武器和其他物资。更具体地说，他要求从盟国得到一笔10亿美元的新贷款。美国的官员们并不打算让他如愿，因此蒋介石迫使他们对对华政策进行了深入检查。

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被告知蒋介石要求得到10亿美元贷款后，给华盛顿发送了一份长电报，强烈反对这一要求。他说，首先，重庆方面拥有3亿多美元的储备金，足够满足不久的将来对海外进行的采购还有余。此外，海外采购的主体是军需品，可以根据租借方案融通资金。其次，再也没有任何正当的政治理由提供这样的贷款。“同盟国的军事行动保证最终的完全胜利，而且归还中国所有的沦陷领土，没有理由担心中国会谋求对日单独媾和。”莫斯科会议和开罗会议已经清楚地说明，同盟国愿意将中国视为一个主要合作伙伴和战后大国，没有必要再给中国任何额外保证。第三，过去美国给予中国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贷款，没能使中国进行各种重要的改革。高斯发现，“在为了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制定计划的讨论中，明显趋向于制定仅适用于中国的封闭性经济方案，这显然背离了”魁北克会议上曾经表明过的美国主张的“那些互惠互利的世界经济自由原则”。美国的贷款只会鼓励中国人延续排他性经济制度。出于上述三条理由，高斯说，美国必须停止自动迎合中国人的种种要求，而应该坚持双边义务。重庆政权利用美国人的善意，为美元和法币规定了不合理的汇率，从而使在华美国人的商品和服务消费大大超出实际消费水平。在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的谈判进行之前，应停止追加贷款。

这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在战争期间最明确地表达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在莫斯科和开罗对将中国视为一个大国的正式认可，揭示了这种地位和中国领导人实际表现之间的严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官方和公众已经将中国等同于蒋介石，这样的批评，必然会引发将他当作唯一应支持的政权是否明智的严肃质疑。甚至国民党的坚定支持者、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出于对10亿美元贷款要求的绝望，都会问起：“国民党集团或者任何其他集团，在政府头上还要当多久的寄生家族？”罗斯福总统也在关注蒋介石的领导能力。据说他曾在12月时询问过史迪威：“你觉得蒋可以维持多长时间？”史迪威告诉他，形势正在变得相当严峻，总统说道：“那样的话，到时候我们应该找其他一些人或者一群人来继续下去。”

约翰·P. 戴维斯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不那么主观，但同样坦率的评价。他在6月表达的那些想法得到了证实，以此推断国民党无法坚定地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他认为，美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扩大同中国的其他势力，尤其是共产党的接触。在开罗，戴维斯和罗斯福简要讨论了中国的内部状况。在戴维斯回重庆的路上，他在写给总统顾问哈里·霍普金斯的备忘录中，描绘了一份甚至比以往更引人注目的画面。“国民党政府没有民意基础，”他说，“中国的离心力正在长期的经济压力下增长，而且苏联还会加入对日战争，进入中国东北和华北，蒋委员长明年将面临生涯最大危机。”到时苏联加入对日战争，苏军很有可能进入中国，因此戴维斯再度恳切地反对美国承诺去支持一个腐败政权。他宣称：“我们应该希望避免在战争结束时，发现我们在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和腐败集团的同盟，对抗一个取得苏联同情的民主同盟。”他还没有明确主张放弃蒋介石，但他呼吁“准备好支持一个能提供双边合作的强大的新同盟，对中国和美国更为有利”，暗示了同样的意思。这样的行动方针会确保出现一个不依附于苏联来对付美国的“强大而独立的中国”。虽然写这份备忘录不是为回应蒋介石的贷款要求，但戴维斯显然反对批准这一要求，因为这只会拉紧华盛顿和重庆之间的纽带，使得后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前者，形成一种美国越发难以自拔的关系。

有趣的是，国民党政权的坚定支持者霍恩贝克，同样在局势中加入苏联因素，来反驳戴维斯的论点。他在12月底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重要的是要考虑贷款问题的政治影响：“美国和中国是自然的真正的朋友和盟友……关于在环太平洋地区建立安全和繁荣的各种条件方面，中国和美国拥有最重要的共同利益。”霍恩贝克特别担心中国会因案款问题疏远美国，这样中国可能会“转移到信赖苏联，或者接受日本东方各民族必须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民族影响的立场上”。针对戴维斯的担心——如果美国只同重庆方面打交道，中共就会投向苏联，霍恩贝克从对立面主张，如果美国拒绝援助国民党，他们也许就会靠近苏联。

在愈演愈烈的争议中，苏联因素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无论如何，国务院和财政部都很少有官员同意霍恩贝克的预感，而且建议拒绝蒋介石的10亿美元贷款要求。他们只允诺少量黄金用于帮助重庆方面的各种现时交易，紧接着进行了修订汇率的谈判。汇率问题被认为非常重要，乃至于陆军部的官员们甚至打算如果不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汇率结算方案，就撤出美国驻华陆军。

霍恩贝克的另一个观点是，中国人（他指的是国民党）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和认可，可能会被诱使加入日本人的“大亚细亚运动”，在华盛顿政府内外不时会响起附和这种警告的声音。蒋介石在一份对中国人民的新年致辞中宣称，预期中的对日战争胜利不仅将光复中国的失地，而且会给“太平洋和亚洲大陆所有受到压迫和虐待的亚洲各国人民”希望，由此看来这种对“大亚细亚主义”的忧虑可能是合理的。与此同时，他几乎毫不隐藏对罗斯福和丘吉尔对缅甸作战食言的怨恨。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如果（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了对德国发动攻击要转移所有可用的物资，我没什么要说的，因为没有人询问过我。”当得知美国拒绝他的贷款要求时，他批判这一回应：“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盟国对另一个盟国的答复。”

显然，华盛顿和重庆方面的官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期。就在蒋介石似乎在国内和全世界享有前所未有的个人威望时，关于他领导能力和中美关系的种种问题都浮出了水面。蒋介石治下中国身为大国的自命不凡，由于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的前景正在被削弱，这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关系都会产生影响。蒋介石相信，苏联会支持他的中共敌人，而他需要美国的帮助来抑制苏联的干涉。但是推动美国卷入中国事务结果可能是迫使重庆采取各种改革措施。换言之，中国可能被迫要通过对美国的依附关系，来维持国民党治下的大国地位。蒋氏中国可能不比汪精卫的中国更加独立。因此，在日本正进一步对中国做出各种权利的让步，而且暗示最终撤军的可能性的同时，美国正在向反方向行动，对中国政府提出额外要求，而且威胁会从中国战区撤军。虽然这样的发展状况不等于日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一致，但说明了一种有趣的现象：两国各自的对华处理方式发生了角色颠倒，尽管是无意识的。日本在减轻压力的同时，美国正越来越深入地卷入中国的政治事务。与此同时，无论日本还是美国，对他们在中国公开声称的目标的致力程度都是不明确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洲大陆之外的战争进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时间点和强度。

日本和美国对苏联的想法，同样表现出了类似的发展状态。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日本和苏联官方就解决北萨哈林岛问题进行了谈判。日本愿意将北萨哈林岛归还苏联，回报条件是支付赔款，而且双方共同重申中立条约。但是苏联人充分意识到，为了阻止苏联加入对日战争，日本人愿意付出高昂代价，于是拒绝了这些条件。日本最终同意无条件归还北萨哈林岛的各种权利，而苏联并没有重申中立条约。日本政府认为至少苏联暂时会遵守中立条约，聊以自慰。日本人越是希望苏联中立，就越是愿意做出让步。

由于对日战时同盟的形成，美国官方同样将战后的苏联视为亚洲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一时期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我们一致认为应当采取一切努力使苏联在最早的可行日期投入对日战争，而且应为这一事件准备好各种计划。”相关计划包括在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以及苏联远东地区部署苏联红军，以封锁和轰炸日本，同时美军会越过太平洋推进。此外，虽然在德黑兰没有讨论具体移交给苏联的领土，但美国政府一直支持苏联收复南萨哈林岛。此外，罗斯福表示他愿意将大连港变为一个国际担保的自由港，给苏联一个东方的不冻出海口。日本人本该强烈反对放弃南萨哈林岛或者千岛群岛，但是在德黑兰并没有正式谈起过这些地方。日本和美国都明显注意到了苏联在世界事务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在亚洲和欧洲都是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和美国的立场正在更加接近。

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都触及朝鲜和中南半岛的未来，同盟国对此采取的模糊立场，是日本不会接受的。《开罗宣言》提出美英中三国“没有忘记朝鲜人民所受的奴役，决定在适当的时候，让朝鲜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这是一种对朝鲜民族主义团体，以及他们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支持者压力的迁就，也是回应苏联要求朝鲜独立的呼吁。但是宣言没有承诺让朝鲜立即独立，是担心在海外的朝鲜人之间，引发一场争夺朝鲜人民真正代表的派系斗争。此外，因为朝鲜人在日本的长期统治下被剥夺了自主权和自主表达意愿的权利，同盟国官员对他们的自治能力表示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看来通过支持朝鲜将来独立但不承认任何特定派系，是自由韩国临时政府安抚朝鲜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最好的办法。与此同时，应当建立某种类型的国际监管，例如美国国务院各咨询组织提议的美苏中三国托管统治。不过对朝鲜的托管没有在《开罗宣言》中提及，因此这个日本殖民地的未来仍然悬而未决。然而，同盟国的姿态要比日本人1943年对朝鲜人的所作所为强得多——日本人的做法主要是将朝鲜人当作补充本土已枯竭的劳动力的劳工来盘剥，并且将他们更充分地吸纳到日本的经济和政治中去。这种将朝鲜人非民族化的政策，显然与同盟国对朝鲜民族主义原则的支持针锋相对。

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后的正式公报中，没有提及中南半岛的未来地位，但罗斯福总统在开罗和蒋介石、在德黑兰和斯大林简要讨论过这个问题。罗斯福重申了他在1942年春首次表达过的观点：法属印度支那不应被归还给法国，而是要置于国际托管统治下。这种观点同我们先前看到的国务院的内部意见正相反，国务院内部强调了同欧洲列强的团结，包括法国在内。但是罗斯福仍然认为托管中南半岛是个好主意，因为中国将成为托管国之一，这有助于让中国在战后亚洲成为一个大国。在这个问题上，他直率地问蒋介石，他“是否想要中南半岛？”据说蒋介石对此答道：“无论如何都要！”蒋介石赞同托管中南半岛的想法，斯大林也是。但是斯大林和丘吉尔都不认同罗斯福将中国当作一个大国的意见，于是因为这个和其他一些原因，关于中南半岛的未来地位没有出现任何明确说法。罗斯福总统没有轻易放弃托管中南半岛的想法；回到华盛顿以后，他宣称希望“某个同盟国托管机构能统治那些人民……某种程度上遵循菲律宾的发展方式”。虽然模糊，但这样表达最终让中南半岛自治的希望，同日本对这片法国殖民地古怪的沉默形成了强烈对比。日本已经开始同情亚洲大多数其他民族的反殖民愿望，而且在缅甸、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实施了一些有限的自治措施。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对中南半岛的安排进行任何改变，日本军事当局在当地通过法国殖民机构开展工作。直到1944年，日本政府对中南半岛的未来才开始进行政策性讨论。

因此在朝鲜和中南半岛等地区，日本同英美的立场仍然相去甚远。尽管如此，应当注意的是，日本官方对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意义在整体上的准确评价，与这两次会议对日本产生的综合影响之间的关系。早在1943年12月4日，日本内阁与大本营联络会议成员一致认为，德黑兰会议展示了美英苏三国的团结。日本认为，这三国肯定对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尽快结束战争达成了一致。另一方面，根据日本的分析，开罗会议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的缺席。这必定意味着苏联还没有准备好对日本发难，英美和苏联关于日本问题还没有充分交流过意见，而与此同时，罗斯福和丘吉尔正试图让蒋介石留在反轴心国阵营一边。联络会议一致认同，这两次国际会议的总体效果，是使得欧洲局势极端危险。在同盟国的冬季攻势、第二战场开辟，以及可能企图利用德国人民厌战情绪的和平试探重压下，德国可能会崩溃。

这是对世界形势相当准确的评估。对东京方面的日本领导人来说，战争的前景正变得日益严峻。不出所料，他们用一场宣传运动来回应这种形势。他们指出，如果战败，日本会任由贪婪的西方帝国主义摆布。日本人一定会战斗到最后，而不是向这样的耻辱屈服。12月8日，太平洋战争两周年纪念日上，东条英机通过无线电广播，谴责开罗会议显示美英中三国领导人在追逐私利，剥削其他民族。东条说，这三个国家正试图将日本降到三流国家的地位，而且用蒋介石的中国来取代日本，从而分化亚洲人。罗斯福和丘吉尔关于亚洲的未来什么都没说这一事实，反映了他们在殖民地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分歧。只有清楚地说明他们在胜利的情况下打算如何处理殖民地问题，西方国家“所谓的真正民主的理性主义”才会是真实的。因为没有这样做，西方国家所有的理想——公正、人道主义、道德和机会均等——都是空洞的口号。在他们的统治下，亚洲10亿人民将继续遭受压迫。东条断言，德黑兰会议揭露了英国和苏联之间对欧洲边界问题的分歧仍然存在，而且赤裸裸地表明了英美统治世界的野心。这两次会议再次证明，日本的敌人除了“剥削他国人民”之外，没有其他战争目标，这同日本致力于“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废除种族不平等，促进广泛的文化交流，开发自然资源，推动全世界进步的各项原则”形成了鲜明对比。

尽管东条努力描绘两个阵营在追求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但东条列举的日本所谓的战争目标实际上都在应和德黑兰会议结束时的三国宣言。“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肩负的最重要职责，所有同盟国都致力于缔造和平，这样的和平会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善意，并且为许多代人消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惧……我们应当寻求无论大小的所有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与，这些国家的人民都会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消灭暴政和奴役、压迫和狭隘。”难怪日记作者清泽洌认为这份宣言读起来就像是“大东亚会议”结束后发布的宣言。其他日本人强调，虽然同盟国宣讲的理想冠冕堂皇，但都没能实现。一篇《朝日新闻》社论指出，《大西洋宪章》陈述的自由民主原则没有落实，而结果是敌人不再能肯定他们为何而战，反之日本人知道他们正在为亚洲的解放、自主和独立而战。社论继续写道，坚持这些目标，日本就能够克服可能的军事逆境，并且赢得最后的胜利。

这样的想法为战争目标一直以来的重要性提供了依据。通过强调理想主义的目标，称日本人比对手更加忠于这些目标，他们正在为接受战败从心理上铺平道路。无论是误导还是不切实际，这种看法使得日本领导人将战争的现实同道义两方面分开，这样到时候他们可以在军事失败过程中主张道义的胜利。这种想法当中存在很大的自欺因素，但是日本批评同盟国疑似没能成功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同盟国在开罗和德黑兰未能明确阐述他们的亚洲殖民地的未来。这种失败为某些人提供了弹药，某些主张日本是比中国、苏联，或者英美更加真诚的重建亚洲的“斗士”。当然，事实上日本自己也没有主张立即解放所有的殖民地。大部分中国人、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日本有关亚洲自由的言论中，只能看到伪善而已。但关键在于就像《朝日新闻》所说的那样，与其说是“政治、外交和意识形态战争”的空洞言论，倒不如说是对这种“战争”的信念正在变得至关重要。日本人有意无意地正在开始说服自己，战争的实际结果，并没有亚太的未来——甚至于他们自己国家的未来重要。

从这种观点，到日本现在已经证明了战争目标的崇高性，战争应该现在就结束的意见，只有一步之遥。至少这种意见促使一批有影响力的日本人开始秘密行动起来，目的在于在日本被军事摧毁之前，靠政治解决战争。根据战后日本外相重光葵、重光的前任东乡，还有其他人的证词，他们在1943年底就决定提出停战倡议了。重光写道，他一直与木户保持密切联系，就恢复和平的最佳途径交换意见。他们认识到，需要一个拥有政治影响力的核心人群。重光提议定期在皇宫举行重臣会议，作为一支有力的和平力量，来对抗仍然好战的军部领导层。但这些人认为最好不要鲁莽行事，还是秘密制定和平计划为好，为德国战败进行准备，德国一败，日本就会从轴心国条约的义务中被释放出来。这段时间，桦山爱辅伯爵和木户谈起他同一群被美国遣返的留学生举行的一次聚会。学生们报告说，美国人有和平谈判的意愿，而且建议日本也开始考虑采取外交措施来结束战争。木户被深深打动，他的日记记录了更多的这类会谈。东乡前外相同样活跃。按照东乡的回忆录所说，他在1943年年底前联系了几位日本政治家，他们说明了一个论点，即日本的时间已经不多，而他们为了准备和谈，应当考虑撤换东条英机。但是东乡写到，这个时候，他与之交谈的人——近卫文麿和冈田启介前首相、牧野伸显伯爵、松平恒雄侯爵，没有一个人准备好倒阁，他们或是觉得时机未到，或是感到无力挑战军方势力。

值得关注的是，开始讨论和平的这些人，虽然态度是非正式的或者勉强的，但是包括休·伯顿提交的名单中，可能领导日本回到更自由道路上的人选中的一些人。美方的伯顿与日方的重光和东乡都认为，要结束战争，并且给军国主义放肆行径造成打击的最大希望，在那些容易进入日本皇宫的前首相和宫廷官员身上。天皇身边的这些人被视为议和与改革的一股潜在力量，能够给日本军国主义和专制统治的不幸时期画上一个句号。开罗和德黑兰会议期间，美国的官员们对日本天皇制的未来进行了另一轮激烈讨论，如巴伦坦这样的人已经表达过，天皇可以成为在战败的日本维持自我节制和进行改革的力量。那个时候，天皇问题已经同战犯问题联系到了一起，但几个月后，这个问题在可能停战的背景下承担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开罗会议期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军事情报部的一位海军军官乔治·科尔写了一份备忘录，暗示在美国对日本本土发动一次可能会彻底摧毁这个国家的进攻之前，日本人可能会要求进行和谈。日本人可能会以此举仅仅是“日本天赋命运演变的一个阶段”为借口，来证明求和举措的合理性。日本人会解释说，他们输掉了这场战争，但正在为一场持续不断的斗争奠定基础，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会“依赖觉醒的东方种族意识……如果日本能够让他们的被迫撤退看起来是白人帝国主义国家对亚洲的进一步入侵的话，他们可以在身后留下为了将来某个时候再次斗争打下的基础”。此外，科尔认为，日本人发现了英美一方同中苏一方之间的关键对立，可能会认为英美希望“在（亚洲）东北角维持一个理性强大的日本国，来充当面对苏中的平衡势力”。换句话说，日本可能试图通过利用敌国之间的潜在裂痕，来谋求没有彻底毁灭的和平。最终，日本人通过失去“一个新的但无利可图的帝国”，并且接受同盟国关于经济政策的要求，可能认为“他们将会收获一种巨大利益，因为无论胜败，没有国外支持的日本经济几乎无望避免战后的彻底崩溃，而且世界各国的经济正在被迫投入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中去”。科尔建议，对日本的任何和平试探，美国都应当积极回应。他断言，美国会因此达到将日本从其占领的领地上驱逐的目标；进一步毁灭日本没有任何特别的价值。如果日本遭到入侵，可以料到日本人会抵抗到最后一兵一卒，而且不会有一个能起到和谈作用的日本政府存在。

科尔的观点倾向于在不摧毁日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将日军赶出占领区。构成科尔备忘录基础的一体化思维，也提出了保留日本现行制度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当中，天皇问题意义重大。霍恩贝克的助理阿尔杰·希斯对科尔的分析印象深刻，但并不同意他的结论。希斯坚持认为“对我们的国家利益而言，重要的是日本在心理上被彻底打败……日本的民族心理要彻底修正”。他特别强调“仔细评估帝国观念在日本人心理和生活方式中的真正意义”的重要性。科尔和希斯都觉察到了“日本人的心理”，但前者试图利用这种心理缩短战争，后者坚持“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心理，从而消除未来发生战争的风险。埃尔默·戴维斯领导的美国战争情报局也对日本人的心理很感兴趣，特别是日本军人断然拒绝投降的那部分。12月3日，战争情报局的一份备忘录指出：“日本拒绝投降不是在心理上存在根本差异，而是一套精心灌输程序的结果。”这套程序包括服从帝国的象征，接受关于天皇的神话；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要让日本投降不必非要摧毁帝制。实际上，要毁灭帝制，甚至可能会使日本人加强抵抗。

12月17日，在战后太平洋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领土小组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天皇制的问题被提了出来。（领土小组委员会是8月之后，唯一继续举行会议的政治领域问题小组委员会。）伯顿、威廉姆斯和其他日本问题专家坚持主张：“对日本人来说，投降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在投降书上加上天皇的签字。”因此，至少直到日本投降之前，天皇必须保留。其他人担忧这样做的话，美国好像太轻易地让天皇摆脱战争和军国主义罪责了。汉密尔顿·费什·阿姆斯特朗道出了这种担忧，问道：“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一段时间，天皇是否利用过他的权威来改变各种事件的进程呢？”霍恩贝克答复道，天皇不能做任何事情来改变事态，阿姆斯特朗由此得出结论：“那天皇除了是个无力而危险的象征之外就什么都不是了，那么我看不出有什么要在和谈或者战后时期努力保留或者利用他的理由。”尽管如此，伯顿、巴伦坦和其他人，坚持认为天皇对日本国民仍然拥有一定的无形影响力，而且要破坏天皇威信的唯一方式，是让他承认军事失利的现实。这些专家断言，日本人“过去已经经历过不计其数的变化……相对容易受到影响”。关于同盟国是否应当“在天皇头顶上扔炸弹”的问题，他们回答：“试图伤害天皇的直接攻击，会让日本人的士气大大加强。”这次会议在天皇问题上没有任何具体决定，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其他讨论的趋势表明，日本和美国的官员们，至少在局部，可能即将摸索出结束战争的最佳方式。

东京和华盛顿两方面领导人的这种私人意见，在1944年表达得更加坦率，也更加具体。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那段岁月编年史的详细记录者矢部贞治，在1943年12月31日的日志中记录道：“来年将是日本的灾难年。”1944年1月1日，清泽洌写道：“一个重要的年头到来了。将会决定历史的时刻已经来临。”

五天后，木户幸一写下了一些私人想法，总结了他同其他同样关心日本命运之人的讨论。他写道，日本的命运，取决于欧洲战争的进程。如果德国在（1944）年底完全崩溃，“我们国家的现实处境会被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如果德国无条件投降，敌人肯定会发动政治攻势，寻找一个日本的巴多格里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陆军元帅。1943年7月，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后，巴多格里奥奉命组阁，出任意大利王国新任首相，与盟军签订停战协定，并对德宣战。——译者注），从而使日本国内政治彻底混乱。日本必须决定在德国投降的情况下会采取的具体措施。木户写道，首先，东条内阁必须被一个会结束战争，而且反映重臣愿望的内阁取代，这个人必须去准备一份和平计划。木户呼应重光、东乡和其他人的观点，主张和平应当使日本人凭良心说话，即使他们输掉这场战争，他们最初的目标还是实现了。如果和平体现了亚太地区共同体原则，取代了亚太地区内曾经制造战争环境的冲突和分歧，这种说法是可以说得通的。在新方案中，日中美英苏应当组成一个太平洋理事会，去处理该地区的问题，并且管理那些被日本占领的非军事化领土和岛屿。除了伪满洲国之外，所有其他国家应当成为瑞士那样的中立国。（木户对伪满洲国的将来没有具体说法。）整个亚太地区，应当根据“自由、互惠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如果各方接受这些意见，日本人就能够说他们成功突破了“ABCD包围圈”——由美国（America）、英国（Britain）、中国（China）与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ies）当局组成的孤立和放逐日本的包围圈，日本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归咎于这个包围圈。木户辩称，（这种说法是）因为袭击珍珠港是对这个包围圈的必然反应，只有一个大胆的方案可能让日本摆脱孤立，从而确保稳定的和平。如果这个方案是和平的基础，日本人可以承认他们的军事弱势，结束战争，并且专注于为下一个世纪进行恢复和巩固。最终，木户写道，实现这样一种和平的最佳方式是通过苏联寻求调停，从而防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苏联要是参战只会延长战争。此外，苏联的调停最终可能会导致日中苏形成一个紧密同盟，逐渐削弱英美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能达成这样的效果，也能够证明日本的“大亚细亚圣战”没有完全白打。

重光和木户这样的人正在努力制定现实的方法去终止战争，但他们的想法是含糊不清的，而且经常自相矛盾。显然他们希望通过设计一种获得象征性“胜利”的方案，让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免于沦为彻底的败者。不用无条件投降就结束战争，承认某些日本在亚洲的抱负和成就的合法性的和平，不把日本的地位当作一个被征服的屈辱国家，而是定义为一个因为资源不足，领导无方，而且热衷于军事力量，而遭遇暂时挫折的国家——这些就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这些人承认，同时需要深入的外交努力和国内领导层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木户的唯一具体主张，是用一个同他的想法和战略更加一致的内阁，来取代东条内阁。

木户的看法同太平洋彼岸的某些官员正在形成的构思惊人地相似。例如，科尔备忘录中的预料正是基于相同的逻辑，认为比起他们“新的但是无利可图的帝国”，日本人将欢迎一个对这个国家更有利的更快的和平，而且他们会将战争的结果解释成一个暂时的挫折，“仅仅是日本天赋命运演变的一个阶段”。就像木户谈到为了专注于“为下个世纪真正加强国内实力”需要结束战争那样，科尔指出日本人会以长远眼光来看待自己，并且寻求在一百年后达到成功的巅峰。更重要的是，木户的战后区域合作愿景包含当时美国国务院官员们当作公理接受的几项原则——经济发展、机会均等和互惠互利。即使不是完全相同，木户的五强合作概念，同美国的日本重返“国际大家庭”的观点和所有主要大国进行合作的想法也是相似的。

当然，木户和美国官员们的和平构想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如果日本政府将木户的纲要当作结束战争的条件提交，美国肯定会对他对中国东北缄口不语提出异议，木户此举在暗示“满洲国”会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此外，木户五强合作管理非军事化太平洋岛屿的方案，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海军助手们是不会接受的，他们正在计划战后将某些岛屿用作美国的军事基地使用。美国的公众舆论也会强烈反对一种让日本成为亚太区域五强的和平。

尽管如此，木户的备忘录说明，这样的愿景至少可以当作停战谈判的一个出发点。比起让战斗再持续几个月，美日两国的许多人会更倾向于进行停战谈判。回想起来，这份备忘录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相当准确地预见了日本领导人在战争其余时间里的想法和行为。日本领导人没有明显脱离木户的框架，而且他们的行动议程遵循了他的建议。

要求苏联来充当调解人，仍然是整个方案中最不合理的一点。和木户构想的其他部分不同，这一点不是调和导向的。强调苏联的主动权，代替了苏联可以脱离英美阵营的假设——木户实际上将苏联视为“亚洲国家”——而且会同中国和日本一起对付英美。科尔暗示日本人会试图让四强国去对付另一个强国，而且会造成他们的“大亚细亚运动”看上去已经成功削弱了东方的盎格鲁撒克逊权力的局面，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又说对了。但事实上这样的举动违反了总目标，也就是木户所说的，通过亚太地区五国合作恢复安全与稳定的目标。木户可能是觉得首先同苏联接触，即使不能让那些强烈反对与英美恢复友好关系的日本人沉默，至少也可以安抚他们。无论什么原因，通过接近苏联与中国，来为同英美两国的和平服务，这种想法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成为日本努力谋求终止战争的各项工作的一个严重障碍。

1944年初，在日本和苏联恢复对北萨哈林岛问题谈判时，这种策略的徒劳无果显而易见。2月2日，东条英机指出，在北方“维持平静和稳定”绝对至关重要，重光外相表示希望北萨哈林岛问题的对话为两国之间对其他问题的谈判（如渔业和伪满洲国与苏联的边境争端），以及对中立条约的重申铺平道路。当然，当时斯大林已经向盟国表示他的国家决心投入亚洲战争，而且他肯定相信战争的结果会是苏联收复整个萨哈林岛。因此，日本提出将萨哈林岛的石油、煤炭和其他权利全部归还苏联，对苏联政府来说不是会为之感激的条件。苏联人同意将与日本的渔业公约延长5年，但日本提出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或者至少是一份商品交易协议——用日本的砂糖、茶叶、食盐和橡胶交易苏联的铜、猛和其他矿产，苏联人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日本的这项提议没有任何回应，结果是日本放弃了他们在北萨哈林岛的所有权利和设施，换取了500万卢布的回报，但没有获得苏联任何进一步的善意表示。

木户备忘录提到了中日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的可能性。在为同苏联就萨哈林问题对话辩解时，重光说，这样的对话可能会在中国，尤其在中共之中引起有益反响，中共可能会软化对日本的敌意。日本人认为，为了确保苏联中立，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使苏联对日友好，有必要结束日军同中国共产党活动之间的极端对立。这种论调，反映了日本对对华政策和措施没能奏效的绝望感。1943年底发布的对华新政策——提议彻底改变日本在大陆的立场——甚至从未尝试过，但是东京的日本领导人判断，汪精卫治下的南京政权，显然正在失去斗志，随着汪精卫本人生病，且无法领导政府事务，几乎已经无可救药。由于共产党和其他异见派别的攻击，重庆政权看上去前所未有的脆弱。出于这些原因，1944年上半年，日本的对华战略是通过各种手段孤立国民党领导层，包括发动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国民党控制的、美军已经开始使用的机场。这次军事行动被称为“一号作战”，于1月24日被正式采用。作战要求在晚春和夏季从华北和华南发动攻击，破坏“中国西南地区的敌军航空兵主要基地”。日军占领平汉铁路大动脉，以及汉口通往广东的铁路动脉沿线地区，并且拔除沿线的国民党要塞和据点。与此同时，侵华日军让他们的反共口号“温和”一些，改称中国共产党为“延安政权”。日军要歼灭的共产党游击队被称为“土匪”，而且日军也不再形容这类军事行动为反共歼灭作战。其他派系，包括重庆方面仅名义上控制的军阀和派系，将会被更灵活巧妙地处理，从而让他们和国民党领导人离心离德。为了配合所有这些战术行动，7月3日，日本政府声称，在华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摧毁英美的野心，而不是针对中国人民，甚至不是针对中国军人。日本邀请中国人民反对英美，并且在独立原则基础上同日本建立一种新的“永久性友好关系”，进行“合作”。

同毫无成果的对苏策略相反，日本在中国，至少在战场取得了一些成功；7月，日军占领了中国的几个关键基地，包括长沙和衡阳的机场。随着游击队的撤退，还有国民党军在同日军的直接交锋中崩溃，华北和华中的大片土地落入日军手中。然而，只有成功说服中国人，美英苏对野心的日本的制裁正在减弱，这样的军事失利才会引导他们重新考虑对日本的抵抗。当然，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正当日本专注于对苏联和中国的行动时，他们在太平洋的“绝对国防圈”正在遭到美军的破坏。最初是马绍尔群岛在1944年初失守，接着美军在特鲁克（作者的说法有误，美军在用海空力量使特鲁克环礁无力化后，并没有在当地登陆——译者注）、塞班岛和国防圈内部的其他岛屿实施登陆行动。美国控制西太平洋，进而封锁和轰炸日本本土，看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为了应对这样的事态发展，日本领导人认识到应当最优先考虑空中力量。然而，1944年，日本仅生产了28000架新飞机，而要防卫帝国的剩余部分和本土列岛，所需的飞机数量估计至少为52000架。

在这种背景下，木户议程表中的另一个部分正稳步做着准备：在日本政治领导层进行一次变更，从而扫除终止战争的障碍。因为战争中的挫折，东条的领导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质疑，但在1944年2月，他提名自己为陆军参谋总长，则加重了自己的脆弱性。显然，他这么做是想在政府和经济事务之外，将战略和作战决策权都集中到自己手里。走这一步必然意味着军事失利将会归咎于他。马里亚纳群岛，尤其是塞班岛（在7月）失守是一场灾难，不仅因为塞班岛明显位于国防圈内部，而且还因为敌军现在可以从太平洋，而不仅仅是中国，执行对日飞行轰炸任务。

尽管新式B-29轰炸机的首次空袭直到11月才发生，但日本领导人并没有掩饰他们对战争正在进入最后阶段的担忧。让东条下台的倒阁运动变得更加明显和公开。木户、重光、东乡和其他一些宣誓保密的人员组成的团体，在6月之后，又有许多其他成员加入，甚至包括军部的人。陆海军内部的参谋军官都承认日本已经无法挽回败局，而且应该准备让这场战争结束。一些军官在互相商谈，而且也和如近卫、木户这样的文官领袖商谈，他们一致认为最迫切的需要是组织一个反东条陆海军将领和文官同盟，迫使他辞职。6月底，陆军参谋本部的酒井镐次中将告知近卫，参谋本部希望内阁更迭，并且为和谈制定指导方针。一些美国官员寄希望于近卫公爵说服日本结束战争，他本人也认为免除东条英机的首相职务是必要的。新内阁可取的领导人应当是一位能够立即宣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帝国王公。然而，近卫认为这样突然结束战争，可能会在军部和国民之中引起强烈的轰动反应，所以审慎的做法是先组织一个以死硬地支持战争的领导人为首的临时政权。临时政府会动员舰队对敌人进行最后一战，来证明已经尽一切可能进行这场战争，然后，一旦败局已定，就提出结束所有敌对行动。

与此同时，木户侯爵正在同文官领袖，如重光外相、高松宫宣仁亲王（天皇的弟弟）和几位重臣会谈。他们担心延长恶化的战争不仅会导致本土的灾难加深，而且会造成国内动荡，甚至于形成一种革命形势，会破坏日本的社会结构和天皇制。为了防止这样的一场灾祸发生，看来撤换东条内阁的时机即将到来。内阁正变得如此不得人心，成员的小规模改组看来已经不够。相反，政府必须大幅度改组，而且必须说服东条立即辞职。如果东条拒绝，可能不得已用一场政变迫使他下台，但木户和其他人认为此举并不明智，因为政变会让那些接近御座的人，甚至天皇本人牵连到政治阴谋当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人都决心保卫帝制。他们相信，即使日本会在军事上失败，帝制还是未来国家团结的最佳保障。

东条非常清楚这些倒阁运动，试图通过辞去参谋总长职务，并且更换内阁的某些人员来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木户和其他人察觉到了东条的绝境，立场坚定。7月18日，日军大本营宣布塞班岛失守。清泽洌在日记中指出，军方坦率承认一场失利，实在非比寻常。

这并不代表美日战争的结束，虽然少数人坚持认为，日本应当利用东条辞职的机会，立即准备和谈。近卫的女婿和秘书官细川护贞呼吁组建“一个愿意接受无条件投降，仅仅坚持保留天皇制的内阁”。但大多数资深政治家认为这样的动作有点太快了。他们觉得需要一个过渡性内阁继续进行一段时间的战争，如果军事形势没能改善，他们会决定组建一个和平内阁。

事后看来，很明显是由于日本领导人的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战争才延长了一年。但是他们一心安抚军民狂热分子，并且专注于在发生投降大事时确保国内稳定，他们认为太过突然地停止战斗，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耻辱性的失败，对达到他们的目的无用。他们想法的大致轮廓，在一份为期五小时的重臣会议记录中尽显无遗，这次会议是东条辞职的那天在皇宫召开的。他们之中没有人愿意立即停战。他们都知道这场战争迟早要结束，但是认为组建一个和平内阁的条件还不成熟。只有前首相广田弘毅主张组建一个以皇族王公为首的新内阁，大概是为了结束战争。另一些人认为此举应当留作一种最终手段，而与此同时，一个军人领导的过渡性内阁应当进行最后一次努力来改善军事形势。一种类似停火的结果，而不是耻辱性的投降，军队和国民接受起来会更容易些。近卫公爵说他害怕“一场左翼革命更甚于战败，因为战败后我们可以保留和维护皇室和帝制，但革命后却不能”。他说的这番话，呼应了重臣们的意见。军队各阶层之间和官僚内部蔓延的激进主义，令他极为关注。他重申，防止国内动乱的最佳办法是任命一位陆军将军为新首相。米内光政、平沼骐一郎、若槻礼次郎和其他前首相都同意近卫的看法，他们开始讨论可能的首相候选人。与会者提到几位陆军将领的名字，又将数量缩小到三人：首选是东南亚的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还有朝鲜总督小矶国昭；以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其他陆军大将从军纪角度来看不太理想——这些人同野战军官和行伍士兵联络较少，因此委任他们中的某一位为首相，可能会在军内制造混乱，而且会促进左翼运动。

重臣会议之后，木户觐见天皇，获取他对拟议提名人选的御批。天皇同东条进行了商议，东条强烈反对任命寺内，说寺内需要留在东南亚，而且让他撤回东京，将会对士气造成负面影响，给军队造成政治优先于军事指挥的印象。然后天皇指名小矶组阁。与此同时，在近卫、广田和其他人坚持下，下届内阁将会是一个联合国民政府，天皇召见米内光政，同小矶一同入宫，吩咐他们组建一个新内阁。7月22日，小矶——米内新内阁举行了就职典礼。

小矶和米内开始执政时，天皇就告诫他们“遵守宪法条文”并且“避免激怒苏联发动战争”。小矶认为这个话里有话的指示意味着天皇希望政府尽可能有效地进行这场战争，然后在某个时间点上准备和平的基础。尽管出任朝鲜总督后，小矶就已经同东京的战略和作战决策无缘，但是他已经认同，战争应当在日本这个国家被完全摧毁之前结束。他认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丢失的时候，日本就应该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塞班岛失守这一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事件令他印象深刻，此时已积重难返。他甚至曾电告东条称，统治朝鲜将会变得极为困难。然而，尽管小矶有这些看法，但他认为首要任务是在战场上取得一次明确的胜利。如果能赢得一场胜仗，那么要开始采取和谈措施就会更加容易。虽然按照小矶回忆录的说法，米内光政同意他的看法，但米内更加清楚，实际的和谈将会由下届内阁来操持，小矶——米内内阁仅仅是过渡性质。无论如何，小矶和米内两人都认为即将到来的菲律宾战役意义重大。如果日本能在战役中赢得哪怕一次战斗，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准备休战协议了。

虽然过去首相被排除在战略和作战计划过程之外，但小矶认为鉴于战时政府的种种异乎寻常的情况，首相参与军事计划势在必行，于是大本营应当授权他参与审议。军部因为这一请求非正统，而且会削弱大本营的完整性，一口回绝。大本营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小矶的要求可能已违反了天皇让他遵守宪法的意愿。不过军部领导人了解小矶的紧迫感，而且愿意用一个新的军事参议院取代内阁——大本营联络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权力。文职和军事机构的代表会在联络会议上讨论重要事务，但联络会议的地位暧昧不明，而且对军队的自主权没有影响。另一方面，军事参议院会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陆海军总长组成。这六人，再加上一些军事参谋军官，会在天皇驾前坐下来决定重大政策事务。与联络会议不同，新设的军事参议院有权在陆海军大臣或者大本营没有参谋人员列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至少在理论上，这六位一同坐在天皇御前的领导人，将会拥有最高权力。回顾往昔，军事参议院为辅助决策做了大量工作，虽然和早期一样，陆海军总长继续保守他们的秘密，使得首相和他的文官阁僚仍对关键的军事事态发展一无所知。

尽管有这些制度创新，而且小矶决定认真地致力于最终的和平工作，尽管资深政治家们对结束这场无望的战争的看法越来越坦率，但是实际上小矶——米内内阁并没有采取什么新措施。日本的领导人们坚持像他们的前任那样看待日本的政策和战略，而没有去尝试新方法。结果是继续浪费时间，同时成千上万的人为了一场必输无疑的战役丧生。

8月19日，军事参议院举行首次会议，这次会议可以成为一个为了和平采取果断政策的机会。在这次会议上有机会修正1943年9月30日御前联络会议的决策和指导方针。自那时以后，大部分的设想和战略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不仅“绝对国防圈”被打破，而且军需省（1943年11月设立）刚刚报告说，可用船舶只有开战时设想的1/3水平，而且还在继续减少。日本的“物质力量”正在降低，这是因为交通运输设施的大幅度减少，商品库存量枯竭，而且要进一步迫使民用消费节省困难重重。军需省报告警告说，如果南方海域的航运完全中断，日本的国家实力将会加速恶化，而“战争的进程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包括食品、服装和药品在内，几乎所有消费品都短缺。所有迹象表明，即使敌人没有加强轰炸，1945年也会发生真正的危机。唯一的安慰是人口显然在继续增长，因为出生率并没有下降。在日本有充足的女性劳动力可用。即便如此，报告还是承认，日本国民的身体素质正在逐步下降。

鉴于这种直白的悲观估计，军事参议院应当讨论一些终止战争的具体办法。但是相反，领导人们只是采取权宜之计，显然是认为采取大胆行动的时机未到。他们想先给军队下一次发动反击的机会。新任陆相、原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米内海相两人，均坚持动员全国资源为太平洋上越来越接近本土的行将发生的战役，特别是菲律宾战役进行准备。与远离美洲大陆的美军战斗，并且给盟军造成一次决定性的打击，日本陆海军就能够挫败他们野心勃勃的战略，消耗他们的人力，而且让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这意味着日本决心实现最初的目标。

如果“实现日本最初的目标”意味着木户、重光和其他文官所认为的，结束日本“包围圈”，并且重返融合主义路线，这种战略可能还具有一些意义。动员全国资源去打一场生死之战可能成为一种催化剂，使得日本人在这些目标的名义下，更加容易接受战败。表面上，8月19日的会议没有取得什么成功。相反，他们采取了一套新的明显不切实际的“为了从现在开始进行战争的指导方针”。指导方针呼吁“歼灭”太平洋的“美军主力”，保持对“南方重要地区”的控制，确保大洋交通线，在印度洋维持现状，并且挫败敌人将中国用作对日本实施轰炸任务的基地的图谋。我们并不清楚军事参议院成员认为这些目标该如何达到。为了提高日本的民族士气，这些目标可能已经被记录在案。如小矶所说，在1944年下半年谋求一次速胜，即使不能成功，也能够将全国团结起来，防止国内不必要的混乱。新任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认同小矶的说法，他说，即将到来的决战结局不用完胜，但是至少可以证明日本目标的严肃性。在这类陈述之中都可以察觉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的情绪。但是军事参议院没能将这种情绪同一项逐步减弱，乃至最终结束战争的具体的全面政策联系起来。

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一直相信外交努力是实战的一种重要补充。虽然几乎所有的努力都毫无成果，但日本领导人依然坚持认为通过及时和适当地靠拢苏联、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军事形势是可以改善的。当天皇本人吩咐小矶“避免激怒苏联”时，他对苏联问题的最优先考虑已经表露无遗。8月19日“指导方针”同样指出，日本永远不应该被置于被迫同苏联交战的境地。人们认为，确保避免同苏联开战的一种方式，是继续努力让苏德达成单独停火协议，即使这比起以前更加不太可能发生。驻柏林的大岛大使在小矶内阁组阁次日，会见了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发现德国人仍然反对同苏联单独媾和。大岛给留任小矶内阁外相的重光葵的报告中称，盟军在诺曼底的胜利登陆，已经迫使德国人在东面展开更多个师来稳定苏联前线的形势，所以苏德两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结束的。7月20日，路德维希·贝克大将刺杀希特勒未遂事件，使得任何和平运动的可能性都暂时被搁置，而且日本政府被迫承认随着希特勒的权威动摇，德国将继续同苏联和英美盟国的战争。

对小矶内阁更加重要的是“指导方针”规定的“利用苏联改善形势”战略。虽然这一战略一无所获，日本领导人还是变得比以往更加坚定地要去努力尝试。既然他们试图维持苏联的善意或者至少中立的举动一再受阻，他们为何还要这样做呢？一个重要因素看来是权力政治的考虑。为了结束这场战争，有必要防止苏联参战。如果符合苏联人的利益，而且能够说服他们参战只会让英美得益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加入英美国家在亚洲的战争。实际上日本人认为，苏联和英美正在开始公然暴露彼此之间的敌意，而且在追求对立的抱负。军事参议院的备忘录指出，美国“正试图建立世界霸权”，英国“正谋求维持战前地位”，而苏联正“继续推行全球共产化政策”，集中力量扩张在巴尔干、西南亚和地中海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冲突看来不可避免。重光外相认同这一分析。他说，促进这种冲突，将会对日本有利；“苏联渗透欧洲将不再让德国，而是让英美付出代价，这是可以期待的。”按照日本人的盘算，苏联和英美在欧洲加强对抗，会阻挠苏联密切关注亚洲事务，使得加入对日战争这件事对苏联人吸引力降低。日本人应该抓紧向莫斯科方面示好，来鼓动苏联的这种行为趋势。抱着这种想法，重光外相指示驻莫斯科公使森岛弘良（Morishima Cora）在8月底向东京报告，以获取进一步指示。

这是权力政治的算计促使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种除了延长战争痛苦，别无其他效果的行动模式的一个例子。可以认为，鉴于日本领导人觉察到两个阵营之间正在增长的敌意——并非不准确——他们肯定会加入一方去对付另一方；此外，支持现在的敌国英美，去对付中立国苏联会令人不可思议。关于采取断然措施结束战争的国内影响的所有思量，会抑制他们采取这样大胆的政策。外交工作突然从苏联转向英美，可能会在军队和人民之中造成深刻冲击，因为他们每天都被灌输反盎格鲁撒克逊的“大亚细亚主义”精神食粮。重光本人在8月19日的军事参议院会议上重复着“亚洲解放”和“亚洲”口号。带着这样的意识形态重点，首先就很难放弃亲苏政策，因为转向英美就等于在寻求同这两国和解。东京的日本领导人断定走这样激进的一步棋时机尚未成熟。

然而，这些领导人经常表示，他们担心如果战争久拖不决，会引发左翼革命暴动。那些主张继续靠拢莫斯科的人是帝制和国家政治的坚定支持者，几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观念。此外，即使重光说到“亚洲解放”，他也在重申日本的基本战争目标，照他所说，这个目标仍然是“在平等和互利、经济合作和门户开放、文化进步和交流原则指导下，在全世界建立睦邻友好关系”。1943年已经宣布的这些观念，仍然是政府的指导思想。这和华盛顿对外宣布的那些观念没多大差别。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和英美的这种亲和程度，重光和同僚都没有认识到谄媚苏联是徒劳的。

根据小矶国昭在战后的回顾，他或许打算利用同苏联的接触为最终和谈进行准备。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仍在运作，提供了一个可以同英美外交人员建立联系的地方。认为莫斯科会成为发起和平提议和讨论的最佳地点这种看法，在接下来的战争时期一直很强势。如果苏联和英美的对立就像日本认为的那样持续下去，那么在苏联领土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同英美外交人员接触会更合理。所有日本人优先继续强调对苏关系的错误事例背后，是因为他们都没有细想过这样做的含义。虽然致力于让灾难性的战争最终结束，但是东京的日本领导人却专注于一个在意识形态和策略基础上都不合理的错误战略。

正当日本人摸索结束战争的各种方法，并且减少国内风险时，美国政府和军方正在继续进行击败日本的计划。同日本人坚持不懈地企图分化苏联和英美相对，美国人在1944年上半年的计划注定会让这种努力徒劳无益。

首先，美国的战略正在将更多的重点放在太平洋的进攻上，对同其他强国联合作战的想法考虑不多。最迟在1944年5月，美军联合参谋计划人员谈论道，关于“英军大部队参与从东方对日本的主要军事行动”，或者中国军队将会在最后的战争工作中参与到何种程度，并没有明确的政策。此外，美国和苏联将何时和如何合作对日作战的问题，也远没有具体化。认为美国会继续在击败日本的过程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看来是最保险的，因此不仅美国在战争中的单独主动权更加巩固，而且也能减少和英国在东南亚，以及同样重要的，同苏联在东北亚发生摩擦的风险。

关于美英的协同作战，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JSSC）认为“虽然各种发展状态已经大大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设想，英国从西南方向进军，美国从东方和东南方向推进，依然是合乎逻辑和可靠的战略”。但是联合参谋计划人员评论道：“我们有幸处于可以在没有（英国）援助的情况下执行这些（战略）计划的位置。所以除非为了军事以外的原因，我们可以尝试限制英国参与（美军的军事行动），这种政策是可取的。”“军事以外的原因”指的是正在进行的关于亚洲的欧洲国家殖民地未来的争论，特别是法属印度支那的未来。临近1943年底，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路易·蒙巴顿勋爵的构想——英军从南面进攻中南半岛，中国军队从北面进攻中南半岛，事实上将这一地区分为两个作战区域——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同。因为盟军预定在（1944年）年中进攻法国，英国很可能腾出更多的船只和人力用于亚洲。此外，一个光复的法国肯定会坚持扮演解放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角色。早在4月初，英国三军参谋长就决定让一个法国军事代表团配属给蒙巴顿的司令部。整个东南亚看上去正在变成一个英法战区，这脱离了同盟国之间的早期合作方案，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的计划。美国可能会尝试“限制英国参与”东南亚战区，但是这样的计划在华盛顿的官员们看来越发没什么意思，他们的眼睛全都盯着（美国）单独的太平洋战略。

类似的是，当时中国在美国对日战略中的价值正在递减。联合参谋计划人员指出：“我们的计划正在表明，一旦占据台湾岛，中国的重要性就会逐步降低。”问题因此产生，计划人员提出：“除了从军事上的考虑之外，我们必须为中国所做的最低限度是多少呢？”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基本构思是至少应当努力防止中国大陆的政府内部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这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对中国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观念发展，即中国会起到的是被动性作用，而让美军大规模牵扯到大陆是没有必要的。最多就是设想在中国东南沿海实施一次登陆行动，以切断中国同日本本土的交通线。中国的价值主要是充当空袭日本的基地，而且这种价值甚至在1944年间就减弱了。然而，根本上最重要的事情是“防止政府的内部崩溃”。罗斯福总统在夏季所做的种种努力，基本上没有逆转中国在美日战争中的整体战略重要性的逐渐减少。

关于苏联，1月联合情报委员会估计：“在德国战败之后，苏联能相当肯定有能力抵挡日军在远东的进攻前，大约必须耗费6个月时间……（而）要使苏军能够以足够的实力和预备队发动一次全面进攻，有效深入日军现在占领的领地，还需要6个月时间。”换言之，在德国投降后到苏联进入对日战争前，预计有一年的时间，但这并没有妨碍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JWPC）提议准备“西北太平洋联合作战”。因此，2月，驻莫斯科美军武官约翰·迪恩少将，奉命从苏联人那里查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机场数量和规模，以及能够提供给美国陆军航空兵的汽油、燃油和炸弹数量。这些问题没有立即得到答复，但是6月，斯大林告诉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在东西伯利亚有12座适合重型轰炸机使用的机场，美国人可以使用其中的6到7座。

除了这些之外，美国这一时期还无法从苏联获得更多信息，而美国和苏联军官们也没有制定出一项联合战略。因此尽管斯大林在德黑兰承诺苏联会投入对日战争，1944年的形势没有改变；美苏的合作非常有限，包括在西伯利亚使用美国的空中力量，但不包括地面部队。7月初，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迪恩少将：“除了可能有一些防空设施外，我们不打算在西伯利亚使用地面作战部队，因为看来所有可用的地面部队将需要去执行我们在太平洋的军事行动。”

后一句话说明，1944年美国的基本战略设想仍然是在太平洋的一次基本上单独进行的大规模攻势，虽然美国官员之间经常激烈争论这样一场攻势应当如何进行。例如，1月，当海军作战部长E.J.金海军上将，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和其他战地指挥官在珍珠港会面时，麦克阿瑟严重质疑金支持的中太平洋战略，这一战略着力于将攻克马里亚纳群岛作为下一步的主要目标。金计划将马里亚纳群岛用作B-29轰炸机飞往日本上空且无须加油便可返航的基地，还可以成为一块西进吕宋岛，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吕宋岛以外地区的踏脚石。然而，这种战法会让海空力量唱重头戏，而且会绕过西南太平洋的许多地区。麦克阿瑟和其他指挥官强烈反对金的构思，相反极力主张西南战略，在新几内亚岛、西里伯斯岛（今苏拉威西岛）和棉兰老岛一路行动，以夺回整个菲律宾群岛。他们坚持认为，挫败日本人的最佳方式，是破坏他们的海上运输，尤其是石油运输，这项任务可以通过协调一致的西南方攻势完成。参谋长联席会议整个春天都在讨论此事，最终决定同时向马里亚纳群岛以及新几内亚岛和西里伯斯岛推进，两路进攻的最终目的地都是吕宋岛。由于占领塞班岛之后，这个岛屿立即变成了一个对日本执行“远程”轰炸任务的航空基地，前一条进攻路线产生了更为惊人的结果。

7月1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最终攻打日本使其投降，制定了一份修正计划，要求“经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和中国东南沿海齐头并进”，为对九州岛进行两栖攻击进行准备，最终“通过一次越过东京平原的两栖攻击，在从九州的持续压迫帮助下，对日本的工业中心进行一次决定性打击”。1945年4月1日至6月30日之间，将会进攻小笠原群岛和琉球群岛，10月1日会进攻九州岛。对东京的最终攻击会在12月底到来。鉴于美方在太平洋上的节节胜利，而且在1944年间的胜利可能会更多，加之已经决定集中精力跨过太平洋前进，可以认为这个时间表是非常谨慎和保守的。美国的战略人员可以设想在1944年底，而不是1945年登陆日本本土列岛，但他们认为，在击败德国（预计在1944年底）后，需要用一整年让日本屈膝。击败日本会比击败德国耗费更长时间，因为美国实质上会单独在太平洋战斗，而不像欧洲战场的情况那样。

因此1944年的战略计划加强了美国对日本的单独主动行动。同盟战争的色彩比欧洲要弱得多。美国、英国、中国，而且大概还有苏联都会和日本战斗，但比起集体作战更像单独行动。没有同其他盟国紧密协作，加上美国军事力量在太平洋的压倒性作用，对战争进程和和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这有助于避免盟国之间的严重争议，但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会在和平解决方面追求本国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这使得美国政府觉得在亚太的某些地区采取单方面独断行动是合理的。如此行事，确实会遇到来自其他国家的阻力，就像1944年间各种事件体现的那样。尽管如此，美国的实际和潜在盟国还是趋向于避免这种麻烦。

美国不仅会在击败日本的太平洋战略中扮演主导角色，而且还会在确定广阔太平洋的战后安排时掌握领导权。1944年初，罗斯福总统已经把美国将会在战后的亚太地区成为主要安定因素的军方观点，视为一种原则，这就使得在太平洋控制一些基地和岛屿变得必要而且可取。唯一悬而未决的是控制的方式。美国海军没有放弃对原先的日本托管岛屿（内南洋群岛）和其他岛屿建立完全主权的希望。另一方面，国务院一直不愿予人“美帝国主义在胜利后攫取领土”的印象。1943年秋成立的国务院殖民问题委员会，在1944年1月更名为殖民地和托管问题委员会，又在3月更名为受托地区委员会。委员会讨论的是太平洋岛屿的未来。日本托管地小组委员会5月底报告，美国应当采取一项政策“以促使这些岛屿在《莫斯科宣言》预见的全面国际组织之下形成一种国际地位，根据相应条款，将这些岛屿建成维护国际安全的基地”。受托地区委员会接受了这个建议，6月初，通过了一份声明草案，申明“军事占领不能给予美国（占领这些岛屿的）法律名义，这些岛屿拥有国际地位，它们的未来会在战后确定”。

国务院着手制定太平洋托管安排的具体计划，但是军方试图尽可能延迟相关程序，而且坚持至少在战争结束前能获得行动自由。7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信罗斯福总统，再次提出美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问题。总统答复他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已经同意不谋求额外领土来当作战争成果。”他向他们保证，将会制定一些方案，让同盟国家要求美国对日属托管岛屿行使独家托管权。虽然这样做不会给予美国这些岛屿的主权或者所有权，但是会允许美国建设防御设施。罗斯福不支持国务院为托管制度制定具体计划的各项工作，而且认为当时没有必要脱离这些指导方针。

尽管存在这种内部分歧，但是大家都同意美国应当通过某种方式在战后的太平洋事务中取得决定性话语权。于是，当1944年1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公布联合声明，主张它们对太平洋日本领土处置的权利应当得到倾听，而且呼吁各国将托管制度原则在整个太平洋应用的时候，美国文职和军事官员们的反应都迅速而坚决。此外，澳新两国还建立了一个南部海区委员会，用于维护它们的共同安全。美国官员们称这份宣言是“澳新门罗主义”，威胁到了美国的特权和单方面主动权。可想而知，美国官员抓住这个机会重申了立场。宣言公布五天后，助理国务卿A.A.伯利写道，根据这一方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以否决美国在太平洋设防取得航空基地的计划，而且会将美国的影响力限制在威克岛以东各地区，从而将菲律宾、关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其他岛屿排除在外。伯利劝说美国“尽快参与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的讨论，表明符合我们利益的基本方针，并且安排对这一协定的领土条款进行澄清和界定，以这种方式来许可承认美国的利益和主张”。他还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比过去更加明白地声明“我们希望在这一地区进行安全保障的军事利益”势在必行。这样一位通常积极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务院高级官员，会如此强有力地说出这样一番话，表示政府内部对美国应当在战后太平洋事务中获得首要发言权，已达成共识。

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合作的观念正在失去吸引力；华盛顿的官员们认为，美国在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同国际合作是兼容的，实际上是国际合作的一种保证。通过成为太平洋事务中的主要稳定因素，美国会尽其所能确保战后世界和平与稳定。此外，应用国际主义原则应当使太平洋地区同时享有安全和幸福。该地区将成为国际秩序的一部分，这种秩序会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同时各大国会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美国的领导权和主动权被视为绝不会同国际合作产生矛盾。

这种看法的一个很好例子是国务院政策委员会在3月29日起草的一份备忘录，这个委员会同一个新的战后计划委员会在1月同时设立，以取代早期关于战后外交政策的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这些机构大部分在1943年中已经停止活动。新组建的两个委员会以科德尔·赫尔国务卿为首，爱德华·斯特廷纽斯副国务卿为副主席。他们的参与说明国务院决定在缔造和平的过程中扮演一个决定性角色，而且现在看来战争行将结束，国务院的国际主义取向会得到检验。这份备忘录题为“美国的战争与和平目标”，将目标定义为确保“未来的和平与安全”并且带来“经济与社会环境的改善”。当然，这些观念在最近的魁北克会议期间，已经被反复重申。但是现在它们变得更具体，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实现。备忘录规定了能够实现安全和经济改善的方法：

1. 维持一支让我国靠自己足以保卫、创建一种世界安全体系和一个全体性国际组织的武装力量……

2. 制造有助于全世界安全和和平的各种条件，包括（a）控制目前侵略性国家适用的措施，（b）战后的领土安排通过使用武力导致承认的变更，或者这样的变更不符合受到影响的各国居民意愿，将视为无效，（c）只要不是法西斯、纳粹或军阀性质，被解放的敌国和盟国人民可自由选择战后政府，以及（d）所有国家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

3. 为托管地区的发展采用的国际标准和协定，符合托管地人民自身和全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

4. 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全面经济发展为导向。

这是融合主义的有力重申，是威尔逊主义世界秩序的有力重申，和平与发展取决于这种秩序，而且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相互依存。美国本身的角色非常清楚，是去维持军事实力和一种为太平洋地区设想的安全部署。为了对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美国在扩大全球经济活动方面也必须发挥带头作用。一个“放松贸易壁垒”特别委员会指出，战后支持“积极的贸易扩张政策”势在必行，这是有效经济合作的前提，反过来对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也是必需的。在这个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研究的基础上，3月，战后计划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战后美国商贸政策”的备忘录，宣称“为了使繁荣和成功最大化，放松贸易壁垒和制定自由商贸政策的措施应当协调一致和全面广泛。保护性关税和进口配额应当被解除，出口限制、政府补贴，以及其他对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也应解除。为了确保各不同国之间的合作，势必要制定“一项关于商贸政策的基本多边公约”。7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市举行了国际会议，是美国决定在战后建立多边经济秩序中发挥带头作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证明。

这样一种远景使华盛顿的官员得以将他们对美国在太平洋主导地位的坚持合理化，不仅监督了大洋防止未来的侵略行为，而且确保了该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贸易、航运和航空网络将会建立，而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会寻求促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福利。出于大致相同的原因，美国的官员们愿意让欧洲国家为殖民地区的未来做出安排，只要这些安排在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大框架以内。正如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在太平洋占主导地位不破坏合作框架，东南亚的各欧洲殖民国家在战后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也将发挥作用。

1944年间，美国国务院托管地区委员会对亚洲的殖民地区进行过很多思考，而且试图为一个由美国、中国、英国和荷兰组成，后来又加入葡萄牙、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地区委员会制定一个方案。这个初步方案揭示了美国的主要意愿是确保殖民国家之间的合作，不支持当地立即自治或者独立的事业。对地区合作，而不是殖民地独立的强调，证实了1943年的政策如之前所见，已经到了接受欧洲殖民国家回到亚洲的地步。

1944年的战事加剧了这种趋势。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军队预计会派遣新的援兵来到东南亚，而美国的战略要求美军减弱在当地的作用，此举当然不会用于阻止欧洲殖民统治的回归。早在2月份，国务院就赞同将荷属东印度群岛归还原主的想法。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美军在日军被驱逐后会占领这些岛屿，但是只要军事形势允许，该地区的行政机关就会移交给荷兰官员。美国将会撤出荷属东印度，将安全事务留给参与当地事务的主要国家合作负责。

至于亚洲的英国和法国殖民地，美国同样会减少参与。可以肯定的是，随着1944年英军开始在缅甸占据上风，兵锋直指东方，美国官员们对蒙巴顿指挥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似乎不咨询美国人就采取单方面行动表示担忧。美国驻锡兰科伦坡领事麦克斯·毕肖普在7月报告，他“注意到（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英军和美军部门之间令人遗憾地缺乏任何友爱精神，也缺乏任何坦诚相见和互相信任的迹象”。他将之归咎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政治政策之间的明显分歧”。缺乏合作的一个例子是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决定在中南半岛伞降戴高乐的特工，此事对美国人保密。华盛顿对毕肖普的报告非常重视，但总统和国务院都不觉得对这种情况进行处理是慎重之举。美国实际面对英法在东南亚活动的被动态度，以及接受欧洲国家在当地重建势力的后果，说明了美国自身对东南亚计划的限制。因此，8月在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的讨论战后国际组织的会议上，美国代表们对战后欧洲殖民地的地位什么都没说。美国本来就会把东南亚留给欧洲处置，只要这些处置在全球合作框架之内。即使美国没有将自己牵扯进殖民地政治事务，美国仍然想要确保殖民地国家按照上面引用的3月29日备忘录所说的，会使“托管地区的发展符合托管地人民自身和全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

这一时期，美国对苏联的看法同上述想法的性质类似。1944年初，苏联的领土和邻国显然很快就会从德国人手里解放。这些地方会融入战后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还是会置于苏联的权力之下，脱离多边框架呢？美国人开始专注于认真解决这个令人陶醉的问题。在一份写于3月初的关于“美国参与东欧和南欧经济重建”问题的备忘录中，政策委员会努力应对这个问题，而且形成了一个同定义美国在太平洋地位没什么分别的观点。这份文件声明：“我们无意否定或抵消苏联在这一地区的自然与合法利益，而仅仅是要努力避免发生不自觉地迫使东欧和东南欧的国家与民族完全依附苏联的情况。”正如美国一直坚持在太平洋事务中取得一个主导角色不是要向世界其他国家关闭太平洋，而是相反要让这个地区成为新国际秩序的一部分，与此类似，它承认苏联在东欧、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的一定利益和影响，同时要确保这些地区保持与全球其他地区的联系。换言之，苏联在欧洲的权力，同美国在太平洋的权力类似，将会致力于维护和平与安全，为多边世界秩序做出贡献。

这样的规划结合了罗斯福总统的权力政治方法和国务院的国际主义。但两者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紧张感，在1944年也没有减轻。总之，苏军现在正在抓紧收复和占领毗邻战前苏联边境的地方。因为美国的规划假设了美国和苏联的利益和观点就算不统一，也是相容的，如果不能证明这种相容性，那么这种紧张感将会增加。1944年春，哈里曼大使是华盛顿最先注意到这种困境的人之一。他在5月告诉政策委员会，苏联希望“同我们在世界安全组织中合作，并且参与世界事务”。他指出，斯大林和他的政府“无意挑起苏联边境沿线的革命，或者导致会威胁到内部稳定的混乱”。不过，他警告说，美国不应抱有“在苏联存在个人自由或者民主制度”的幻觉。因为这个原因，美苏两国之间的理念不会存在真正的同一性。美国能确保苏联对东欧和南欧地区的影响通过经济和其他纽带，同战后世界秩序相系吗？如果能行的话，应该怎么办呢？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使用武力是不可能的。如赫尔国务卿所说，美国不应打算“（在战后的欧洲）通过我们亲自选择的军政府”来建立（世界秩序）。“如果它们（各国）不愿接受民主制，我们无意硬逼它们接受。”

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影响苏联解放地区的大事进程。例如，美国可以发布一份阐述美国对解放后的欧洲的各项原则和各种希望的声明。按照国务院的设想，这份声明将会重申美国对国际主义的坚持，同时承认苏联在延边地区安全方面的最高利益。这份声明后来在雅尔塔会议上以修订形式公布，参与起草的查尔斯·波伦解释道：“我希望向欧洲各国人民说明，除了共产党的计划和声名狼藉的反动派的计划之外，存在第三种替代方案，一种中间偏左的，建立在公民自由和经济与社会发展基础上的非共产主义的中间地带。”这样的声明表明了美国在战后整合过程中的利益，同时说明它认同权力在国际事务中实际存在。

华盛顿的官员们相信这种做法不会引起苏联的敌意，而且实际上会巩固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这种乐观源于许多原因，包括战时同盟，但植根于两种基本考虑。一是坚信经济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美国人认为经济的重要性只能促使苏联寻求与美国的合作。7月15日，政策委员会的一份题为“欧洲主要问题调查”的备忘录中提到，战后美国的经济力量将成为一件主要武器，特别是租借援助这一项。因为美国的政策“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一国经济福利是国内稳定，以及同其他国家保持和平关系的首要因素”。所以美国应当在这个范围内充分利用经济武器。美国应当促进其他国家的经济幸福，但这不应当是免费礼物。对外国政府的援助应当取决于“该政府同我们在促进我国国际政策上的合作程度”，包括在世界各地开放商贸关系的政策。此外，经济援助可用于“促进其他国家的政治独立”。这份文件指出：“我们不认为在一个某些国家政治上服从比它们更强大邻国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上，可以创造一个有序的和平世界。”这显然是在影射苏联在东欧和巴尔干的企图。虽然美国官员们承认苏联出于安全原因在该地区的特殊地位，但是他们深信，最终该地区会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因为苏联不能没有美国的经济援助。

第二种考虑更具权力导向。不论苏联在欧洲的各种意图可能多么令人不快，美国官员几乎一致认同，不仅在战争期间，在战后也应当避免两国之间的严重摩擦。唯一的替代方案是冲突和对抗，这需要美国在战后欧洲进行军事介入。如果美国和苏联能维持一种稳定关系，要比冲突和对抗好得多，特别是这两个国家正在开始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四大国合作的想法仍在；在敦巴登橡树园会议上，四大国会以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身份，组成一个战后国际组织核心的想法被人们接受。与此同时，华盛顿的美国官员们开始更加关注美苏关系——这说明两个新兴超级大国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四大监察国家”之间的合作，被视为未来和平的关键因素。

由于中国不断恶化的内部局势，它已不再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但在1944年，英国也被视为已经过了全盛期的过气大国。如陆军部长史汀生在4月所说：“英国真的正在露出衰落之相——这是个伟大的民族，但他们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同样，威廉·莱希海军上将在5月指出，与“近年苏联迄今潜在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飞速发展”相比，英国的“一些发展共同削弱了它的相对军事和经济实力”。英国权力的相对衰落并没有引导华盛顿的官员们放弃在战时与平时的英美合作的想法。尽管如此，他们开始相信传统上由欧洲列强来解决的、在战争期间通过苏联和英国来解决的欧洲（还有越来越多的中东）问题，同华盛顿方面同样严肃相关；未来美国希望英国能尊重美国的意愿，并且在所有这些事务上能同美国进行磋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战后的世界格局会越发取决于美苏关系的状态。

在这些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两国之间在军事力量方面，几乎没有实际冲突。美苏两大国正在迅速扩大它们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和实力范围，但它们并没有产生直接接触。苏联在东欧和东南欧的优势地位和美国在太平洋的优势地位正在同步建立，而且这两种优势地位是不重叠的。承认这种事实的莱希在上述备忘录里说，只要美国不要因为英苏冲突被拖入战争，美苏两国之间就不可能发生战争。一份国务院简报同样说道：“美苏之间没有任何重大利益冲突。”美国官员整体上对纯实用主义的、权力政治方面同苏联避免冲突保持信心，是不足为奇的。美国的政策是强调与盟国和睦相处，而且在权力因素和国际主义原则的共同基础上为战后世界奠定基础。虽然意识到了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官员们仍相当相信美国和苏联会达成理解，而且合作要比对抗和危机更加有利。

因此，1944年美国同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围绕着一个合作的主题在发展，针对每一个国家广泛定义的各种目标和责任展开合作。当日本政府正在英美和苏联之间愈加扩大的裂痕上下注的时候，美国的官员们正在寻求避免严重冲突的方法，而且希望战时同盟到战后时期也能持续下去。权力政治的计算和国际主义的设想相结合，正在挫败日本试图削弱盟国阵营团结的策略。苏联对欧洲的渗透正在苏联和英美双方之间制造麻烦，对此日本人的感觉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低估了华盛顿（和伦敦）官方减少冲突与危险、避免战时摩擦的决心。

虽然中国在华盛顿的军事计划人员研究的战略蓝图中的重要性正在降低，但是美国1944年中期与中国的往来还是以避免麻烦为特征。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的大规模攻势——一号作战给这些军事计划人员敲响了警钟，罗斯福总统的反应是在7月9日要求蒋介石让史迪威中将指挥包括共产党武装在内的所有中国军队。这一非同寻常的举措是中美关系多方面发展的一个高潮。如前所见，罗斯福曾经表达过对中国政治稳定和蒋介石领导能力的怀疑。5月，他告诉政府：“我首次对在战争期间团结中国感到担心。”

罗斯福的疑虑加深，不仅出于国民党对日军进攻基本上无能为力的反应，而且也因为在延安向观察员开放后，华盛顿开始收到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报告。大卫·巴雷特率领的美国观察团于7月成立，负责收集关于“协助共产党提高他们的战争工作作用的最有效手段”的信息。美国人立即对共产党在华北的战略部署留下深刻印象。对美国来说，给予共产党任何可以对抗日军的援助似乎都是合理的。约翰·S.谢伟思在随同巴雷特到达延安后的几天之内写出的一份报告颇具代表性。他写道，他的最初印象“极好……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地区，遇到了不同的一群人……我们观察团的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同重庆的繁文缛节，明显的压迫感和个人崇拜相比，谢伟思发现共产党人简单，不拘礼节，而且勤奋刻苦。共产党实践他们宣扬的男女平等，而且他们强调“民主，以及和普通百姓的亲密关系”。谢伟思总结道：“国民党已丧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随着失去革命性而瓦解，而共产党因为必须一直坚持斗争，保持着它的革命性，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健康而稳健的成熟期。一个人不由自主地感觉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强大和成功，而且在运动的背后有这种动力，将运动本身与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得这种运动不会被轻易扼杀。”谢伟思、巴雷特和其他观察员立即开始敦促他们在华盛顿的上级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而不要把所有的装备和物资都运送给国民党。共产党领导人经常亲自同谢伟思和其他观察员交谈，寻求影响美国的政策。他们主张，仅仅给予国民党援助，美国就不能有效地利用中国的战争潜力。毛泽东8月告诉谢伟思，美国应当和中国所有正在同日本人战斗的团体进行合作。

罗斯福要求让史迪威指挥所有中国军队，说明他对这些请愿的善意回应，而且他对谢伟思、毛泽东和其他人关于使用全部中国资源的看法感兴趣，鉴于日本攻势成功的险恶局势尤其如此。总统应该会希望这仍然是严格的军事和战术性事务，但他很快意识到此事也涉及严重的政治问题。谢伟思对共产党有利的报告在暗示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代表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民主意愿。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认同这样的观点，敦促美国坚持督促中国的政治改革，来影响“中国领导人进入会引领中美合作互利、进入我们正在为之努力奋斗的那种战后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道路”。新任国务院中国事务司司长约翰·卡特·文森特同样声称，美国有责任尽量扩大中国政府的基础，并且重新点燃广大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怀。“（我们）应当明确我们对中国政府类型的设想，明确我们认为可以和什么样的政府在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事务上进行紧密合作，”他写道，“（而且）我们应当明智地坚持运用我们的影响力……引导中国走上民主、合作的道路。”官员们欢迎罗斯福关于史迪威的倡议，将这一倡议看作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以进行必要的改革，并且促成一个共产党参与的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政府的机会。

没有人能比蒋介石本人更了解罗斯福要求的政治含义。六天后，他收到了罗斯福的要求，建议罗斯福派遣一名私人外交使节来讨论情况。8月，罗斯福总统任命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为特使，他的使命是“帮助史迪威将军行使对置于他麾下的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但是同罗斯福的预期相反，赫尔利的出使在中国政治和中美关系两方面都制造了一种严峻的形势。9月7日，赫尔利亲自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他“准备给予史迪威上将中国所有战地军队的实际指挥权，而且同时会给予史迪威完全的信任”。然而，蒋介石同时示意史迪威必须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这是一个蒋委员长控制的机构。此外，他说：“任何在史迪威将军麾下服役的所谓共产党军队，必须明确服从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控制。”换言之，蒋介石在接受罗斯福意愿的同时，利用这些意愿来确立他本人对共产党和国内其他派别的权力。史迪威实际上发挥的作用是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工具。尽管如此，赫尔利还是满怀信心地向华盛顿报告“在中国统一指挥权有着很好的前景”。三天之后，蒋介石非常突然地发出一份照会，声明他不同意对史迪威的任命，因为他对这位美国将军缺乏信心。

蒋介石曾几次表示过他对史迪威这位美国将军的不信任。6月底，亨利·华莱士副总统访问重庆时，蒋介石暗示史迪威已经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罗斯福的要求似乎说明他低估了这场战争的政治形势。对蒋介石来说，看来不言而喻的是“一个国家的（军事）胜利或失败取决于政治因素”。在这些政治因素之中包含盟友之间的相互信任，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相互信任。为了维护这种信任，让一位外国司令官，特别还是一个蒋介石不喜欢的人来指挥所有中国军队不是最佳方案。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没有任何外国人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好到足以成为一位成功的中国军队司令官。再者，这样的任命是对主权的侵犯，而且会被敌人用来进行宣传攻击。最重要的是，国民党领导人对美国会帮助武装共产党军队的前景感到恐慌。蒋介石显然认为，任何史迪威麾下的联合司令部可能产生的军事利益都在其他许多领域被抵消，为了不损害自己的地位，他会冒暂时令罗斯福不快的风险。

面对蒋介石的顽固抵制，罗斯福总统最初的反应一样激烈。9月16日，罗斯福在一份长电报中告诉蒋介石：“我的参谋长们和我相信你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我所担心的灾难。”罗斯福总统再度要求蒋介石让“史迪威上将对你所有的部队拥有不受限制的指挥权。我请求你采取的行动将会使我们在决策中意志坚定，而且会加强美国准备采取的、维持和提高我们对你的援助所一直在进行的各种工作。”蒋介石仍然非常坚决，9月24日，他告诉赫尔利，他不能采取任何会对共产主义蔓延敞开大门的措施。第二天，他宣布他对史迪威不再有信心，希望罗斯福总统能派人代替他。总统决定退让。在对蒋介石的态度表示“惊讶和遗憾”的同时，罗斯福同意蒋介石的要求，告诉他“美国政府（现在）不应承担涉及安排一位美国军官指挥你在全中国地面部队的责任”。史迪威将解除他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和租借计划的管理者的职责。

显然罗斯福选择避免同蒋介石产生麻烦，因为他不希望让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张。同样明显的是，总统终于证实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告诉过他的，中国战区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说法。罗斯福通过撤回自己的要求，正在表示这一举措的战略和军事重要性不值得在中国和中美关系方面制造全面混乱。他会避免让美国卷入中国内部事务，并且专注于在那些明白无误地对美国的主动权敞开的地区进行的军事行动。正如美国无意公开影响英国在东南亚的行为或者苏联在东欧的行动那样，他也不再尝试影响中国国内的事态发展。美国的重点会放在太平洋，以及征服和控制日本上。

击败和控制日本的计划，在1944年间加速进行，具体表现为美国单方面的主动权。这一事实的意义毋庸置疑。只是在美国官员正在对与英国、苏联和中国在世界各地进行密切协作的政策绝望的时候，他们正在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太平洋和日本的未来制定计划。大国之间的战后合作，这样一个被反复确认的理想，采取了各大国对各自的势力范围达成谅解的形式。国际主义和一体化主义原则对这些势力范围和全球其他地区同样适用，但是当时的预期是每一个强国不用美国不断敦促或威胁报复，也能贯彻这些原则。在这样的发展愿景中，美国为日本设计的计划变得越来越重要，到了这个时候，美国关于该如何处置日本很快就有一种比对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清晰的设想。对日计划实际上成了美国战后政策的一块基石，同对英、对苏和对华政策一起，在各自的相关地区，确立了和平的形态。

关于战后处置日本领土和控制日本本土的计划，国务院的众多委员会已经讨论了两年多。1944年2月，这些计划，以及这些计划的基本设想，作为美国政府的行动基本原则公开。2月18日，美国陆军部民政司司长J.H.希尔德林少将，和当时主管海军部占领区事务署的H.L.潘斯海军上校，共同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征求国务院对“日本本土，托管岛屿（内南洋群岛），以及日本各占领地区民政机关计划、培训和组织事项”的意见。建立这些官员领导的机构，是为筹备各解放地区的行政管理机关做准备。虽然潘斯早先曾经对日本的未来处置表达过一些非常极端的观点，但现在和希尔德林一起研究备选具体的政策方案，证明他并不是那么极端。

希尔德林和潘斯的备忘录列举了许多具体问题，希望国务院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应当占领哪些日本领土，而这些领土又该由谁占领？占领区的行政机关应当是“惩罚性的，温和的，还是主要为了保障赔偿的机关”？关于日本本土方面，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国家应当全部还是部分被占领，哪些国家应当参与占领行动，应当“分区占领还是由一个拥有同盟国会员资格的最高委员会来占领”，以及这种占领应当持续多久。某些问题触及日本政体的本质。现有的日本政党和组织应当解散吗？各种工会应当得到许可吗？“天皇的地位将会如何？作为个人和机关的天皇都将会被排除吗？……还是都会保留？如果保留，该用怎样的措施控制？”关于战后美国同其他强国的关系也存在不少问题。“谁应当参与驻日军政府——是英国人，中国人，荷兰人，自由法国的人员，还是苏联人（如果苏联加入远东战争的话）？如果苏联参战，南萨哈林岛是否会成为“苏联的特别独占地区”，而且会因此同日本本土的行政管理分开处理？在法属印度支那，“美军应当为军政府或者民政机关计划到何种程度？”在朝鲜，民政事务责任应当同英国、中国和/或苏联分担吗？在中国东北，是立即恢复中国人的主权，还是在那里建立一个中国与/或苏联拥有“重要利益，而且参与”其中的临时政权？

国务院由此获得了一个计划，清楚阐述关于战后世界的各种构想。希尔德林——潘斯文件中提出的大部分问题，国务院各委员会早有预料，新近成立的战后计划委员会并没有用太长时间，就制作了一批解答这些问题的备忘录。最重要的是伯顿、D.C.布莱斯德尔、E.R.迪克奥尔和E.H.杜曼起草，委员会其他成员在3月13日通过的PWC-111号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解答了未来日本占领军的构成问题，这是一个对日本战后地位以及日本同美国的关系最为重要的问题。委员会推介了三项基本原则，没有涉及具体细节。第一，按照战争期间阐明的联合行动原则，日本投降后占领和治理这个国家的占领军应当是代表在对日战争中发挥过作用的同盟国家的多国部队。此外，由联合占领军而不是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对美国来说代价较小。占领军应当包括亚洲国家的部队，因为他们的出现“很可能比专门由美国人或者白人国家单独占领日本，制造出对美国利益更为有利的结果”。第二，虽然占领军和军政府会由多国部队组成，但日本不应像为德国设计的那样，被划为多个不同占领区。一份经过多次修改的声明宣称：“对日本的占领应当根据集中管理原则进行组织，避免将这个国家划分为由不同国家的部队组成的占领军单独管理的多个占领区。”第三，参与占领日本的盟国不应“庞大到不利于”军政府的“美国主导角色”。这是在设定整个占领机构会由美国战区司令来控制。

其他备忘录讨论了有关占领的多个相关问题。例如，PWC-109号备忘录试图给占领政权打上性质基本温和的印记，这样写道：“军政府自然会采取诸如保障占领军安全可能有必要采取的行动。此外，军政府措施的目标不应是惩罚性的，或者说不应带给日本人民不必要的屈辱。”由此推论，PWC-110a号备忘录提出了占领的两个不同阶段。在不会持续太久的第一阶段，“所有地方首府、其他重要城市和战略地区”会被占领，以保证履行投降条款。第二个阶段会更长，目标是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并且创造会“促进一个自由政府出现”的条件。这些目标可以通过“在那些能够观察事态发展的中心地区”集中占领军部队来执行。

有相当数量的备忘录用于处理日本本土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占领问题。例如，PWC-121号备忘录猜准了一旦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就会要求归还萨哈林岛。然而，备忘录的如下断言被证明是不现实的：“尽管苏联可能会提出要求，但桦太（南萨哈林）的人口以日本人为主，而且经济与日本紧密结合，保留桦太可能成为可取的方案，条件是日本完成非武装化，并且定期检查防止其重新武装。”但是备忘录中并没有预料过苏联和美国之间会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备忘录仅仅指出如果南萨哈林让一位苏联司令官管辖，“美国政府的主管军政权威应当决定美国参与或者不参与桦太的作战行动和民政事务的可行性”。关于日本的太平洋托管岛屿，国务院在3月22日的PWC-123号备忘录中坚称，虽然美国以交战国领土占领者的身份，有资格对这些岛屿“行使各项主权权利”，但这是“一种临时而非永久性状态，也不会将主权移交给占领者”。

不少文件是关于朝鲜的，因为美国不会成为朝鲜军事行动和占领行动的主要国家，而且战后朝鲜政府的问题已经变得相当复杂，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案例。战后委员会坚持认为四大主要强国应当在一个中央民政管理机关管辖下开展活动。尽管如此，委员会认识到如果四国在分割好的各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结果将朝鲜在事实上分为四个军管区的话，要建立这样一个体系是很难的。备忘录指出，即使发生各国分区而治的情况，也必须组建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协调朝鲜各地区的军政府。国务院希望军政府时期相对较短，虽然因为设立一个能够胜任的监管机构缩短通往独立的过渡期预期会产生许多困难，还可能会延长过渡期。与此同时，朝鲜人“应当尽可能充分地被调动起来……为了将来在他们自己的政府里发挥作用而接受培训”。如果素质达标的朝鲜人不够胜任的话，另一份备忘录指出，在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在经济岗位上可以保留在朝鲜的日本人。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应当预见到“对那些在军政府终结后还会持续下去的朝鲜事务负有责任”。但美国不是以唯一的权力体介入朝鲜事务，而是四强协定的一方，按照一份备忘录的话来说，四强协定会“尽量减少个别国家为控制朝鲜事务可能采取的行动”。

希尔德林-潘斯备忘录提出了关于天皇待遇的重要问题。1943年国务院的日本问题专家和其他人已经普遍认为，在接受日本投降时，与天皇打交道而不是除掉他，会较为有利。有些官员主张在战后利用天皇制，为日本的改革、和平导向和政治稳定事业服务。现在国务院必须对这个问题确切阐述正式立场，远东地区委员会成员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步骤，在他们之间先进行辩论，然后投票表决。4月24日，为了促进讨论，委员会的两名成员伯顿和迪克奥尔准备了两份处理文件，概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伯顿的文件道出了同盟国可选的三种备选方案：“（1）暂停天皇所有职能的行使；（2）不停止天皇的任何职能；（3）暂停天皇的大部分职能。”根据第一种方案，占领军军事指挥官“会……通过可能会继续充当日本法理君主的天皇，事实上行使各项主权权利”。这会给予关于天皇最终地位的行动最大的自由；另一方面，日本官员可能会拒绝与占领当局合作，继而可能会发生“整个行政体系的崩溃”。当然，这种不利条件在第二种方案下不会存在，这种方案会通过天皇或者以天皇的名义行使所有政府职能。然而，那样会假定同盟国支持天皇制在日本的存续，伯顿本人支持这种处置，但是可以预见到同盟国之间无法对此尽快达成协议。

第三种方案允许天皇向下级官员授予行政职权，同时剥夺他的所有其他职能。这样的做法“会有助于保证日本人民的行为良好，而且会在政府部门最大限度地保留愿意在占领军民政事务军官监督下直接效力的日本官员”。伯顿推荐这个方案，而且建议在日本投降后，将天皇及其近系皇族置于保护性监管之下。这不像伯顿早期坚持的观点那样温和，可能反映出他注意到国务院之外，严厉处置天皇的呼声正在越发响亮。为了反驳国务院太“手软”的批评，伯顿备忘录补充道：“如果在日本人民中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废除天皇制运动，军事占领当局不应对运动采取任何行动……而且应停止将天皇当作政治工具使用。”迪克奥尔草案与伯顿备忘录的区别在于这份草案将废除天皇制看作同盟国的一个可取目标。迪克奥尔写道：“我们对日战争的主要目标是为我们自己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人民的和平与安全提供保障，不只是为了保障几年时间，而是为了保障世世代代。”保留而且在治理日本时利用天皇，会“通过给予日本人民一种我们认为天皇制神圣不可侵犯而且不可或缺的假设，直接有助于天皇制的永存”。迪克奥尔坚持认为，这是一种短视的做法。在这种环境下，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努力让日本人怀疑天皇制，并且努力让这种制度最终覆灭”。他的论证是清晰的：

相信通过创造一个真正的民主日本，能够最好地保障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一个人民拥有政府控制权的日本是否会打造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或者执行征服整个东亚的野心计划，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然而，建立一个民主的日本，是一个不容易实现的理想……如果不同过去进行几乎完全的决裂，民主是否能在日本获得一个稳固的立足之地是值得怀疑的。因此，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我们帮助自由意志的日本人去摆脱一些包括天皇制在内的，他们自己过去的遗留物，看来是可取的……否则，军国主义复活不仅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除非同盟国愿意在强大的武力支持下，对日本进行无限期的严格管制。

虽然迪克奥尔认同伯顿的说法，认为日本官员可能会拒绝与试图废除天皇制的外国领导人合作，但是他认为为了长期目标的利益，这种暂时性的挫折是可以忍受的。他的备忘录得出的结论是，不仅天皇及其近系皇族应置于保护性监管之下，而且天皇“不应被允许颁布法令或公告，而且任何法律或公告不应以他的名义来颁布”。此外，“（如果）相当部分的日本人民表明废除天皇制的意愿，占领当局应当给予这部分日本人支持和鼓励”。

4月26日的远东地区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这两份截然不同的文件。13位成员中，仅迪克奥尔支持他起草的备忘录，而其他成员都认可伯顿的草案。约瑟夫·巴伦坦对战后委员会说，迪克奥尔的备忘录是基于废除天皇制，同盟国就能有效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简单化假设。相反，可以认为如果保留天皇，而且由占领军司令官指示他履行小部分官方职能，会昭告日本人民同盟国只是将天皇视为凡人，而不是神圣符号。由此使日本人的态度产生的变化，从长远来看，远远比彻底废除天皇制更加重要。巴伦坦补充道，如果日本人能“像英国人那样遵循同样的民主路线进化……一位天皇可以成为稳定和改革的源泉”。近期被任命为远东事务局局长的前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同样不赞同迪克奥尔对天皇制的看法，而且主张“君主制将提供一种工具，让日本以和平方式进行建设性发展，并且让日本人民回到一个会对美国安全有益的方向”。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天皇制实际上“转向了和平的国际合作方向”，而且一旦军国等级制和文化因为彻底战败而不足为信，这种倾向应该会再次发生。天皇制可以成为权威的来源，重建的、和平的日本新领导层将会从天皇制的权威中产生。迪克奥尔的历史决定论对日本产生迅速变化持怀疑态度，格鲁与之相反，提醒委员会：“日本人是进行180度转变的老手了。”

日本战败之后，他们的态度应当能够相对容易和迅速地改变，出于这样的期望，国务院的大多数亚洲事务官员联合起来反对苛待天皇。战后委员会同样接受这样的推测。虽然伯顿的草案略做了修改，而且考虑了一些迪克奥尔的观点，但委员会在5月9日通过的最终报告，还是建议将天皇置于保护性监管之下，但是允许他将行政职权委派给下级官员。与此同时，占领军当局应该“避免任何会暗示承认或支持日本人天皇观念的举动”。“日本人认为天皇与其他世俗统治者有别，而且高于其他世俗统治者，天皇源自神族，而且具有神授才能，是神圣不可侵犯或者说不可或缺的”。

关于天皇制的争论揭示了美国文官之中温和对待战后日本的真实意见。基本理念同过去一样，认为自由思想的领导层会让天皇制转变为一种改革的工具，要促进这种领导层治下的非军国化社会的成长不会非常困难。这种观点反映了他们对日本人的性格和历史，以及战后国际秩序相当乐观。

伯顿起草、远东委员会在5月9日批准的一份文件说明了这种想法。伯顿指出，日本人民可能会意识到“我们的军事领导人引导我们走向毁灭，带来了国家的耻辱”，进而对战败做出反应。他们可能会因此“转向一个新的领袖集团”。反军国主义和非军国主义日本领导人的存在，是国务院官员们接受的一个事实，而伯顿重申，相信“（日本）存在相当有实力的温和政治影响力团体，他们自从1931年以来一直受到严酷压制，保持沉默，但应该认为可以鼓励这个团体，将他们打造成自由运动的核心”。这个集团包括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煊赫一时的“所谓的英美派政治家”，“生意兴隆建立在世界贸易而不是大东亚共荣圈之上”的商业领袖，以及一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日本基督教领袖、教育家，以及社会和经济改革家。伯顿断言，同盟国必须通过这些人，才能使战后的日本向非军国化和民主化转变。但是这些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在他们的国家推行的是何种和平。美国应当通过解除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并且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社团来促进自由化运动的成长。与此同时，应当告知日本人民，各占领国有意“让一个和平的日本履行它身为国际社会大家庭一员的职责”，而且日本会在“一个带着未来发展希望的合理基础上，在世界经济中分一杯羹”。

接着，在接到希尔德林——潘斯获得信息的要求后三个月内，国务院的专家和领导人员总结了他们自从1942年以来的研究和审议报告，确定了一份相当全面的方案，涵盖了关于击败和控制日本的所有问题。大体上，他们的方案并没有过改变。这一方案强调美国在战后日本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将日本纳入一个不断发展的国际秩序当中。尽管赫尔国务卿还没有正式批准这份备忘录中的意见和建议，不过他同意将这些意见和建议传送给陆军部和海军部。陆海军官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1944—1945年冬，他们推出了新组建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同委员会通过的最终政策规划的核心部分。而在这之前，一些文官还是建议加强战时宣传。这种设想是为了吸引厌战的和拥有潜在自由意志的日本人民放弃军部统治者，去建立一个新生的和平的未来。

例如，5月21日，英美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份《英美对日心理战简要计划》，旨在削弱日本人的士气，加速其失败。这份文件是美英两国情报专家研究许多个月的产物，证实了国务院官员们的观点。他们都认为“尽管被灌输教导了（军国主义思想），但受到严格管制的日本战斗人员根本上还是普通人，具有基本的自卫本能和过上正常生活的欲望”。日本人“天性易变，而且狂性短暂；他们的作战精神和士气必须不断得到恢复”。因此，盟军的宣传旨在通过破坏他们对领导人的信任，削弱日军的战斗意愿。盟军必须设法“通过削弱日本军民对政府和政府外交、内政和军事政策的信心，在他们中间制造怀疑、混乱和失败情绪”。通过“唤起战争的艰辛感，引起对这种艰辛的不满；强调日本早已失去主动权，而且日益处于守势；反复提及胜利毫无希望”，可以促进和平意愿。盟军的假设是日本平民和军人一样似乎厌倦了战争，渴望回归平时生活，积极的宣传可以加速日本的失败。

根据文职专家们的建议，上述备忘录的一条注解写道：“对日本皇室的所有抨击和影射，暂时都必须避免。”在6月底的一份名为《关于天皇制的宣传方案政策》的文件中，国务院亚洲问题专家们重申了这一政策。他们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猛烈抨击天皇和帝制，可能会导致日本人推断同盟国打算在战后对天皇采取激烈措施……会推动日本人民继续投入军部的怀抱。”因此，最佳策略是通过证明军部利用天皇给日本带来毁灭，分化人民和军部。盟军的宣传应当强调日本军部“在军事行动的实际成果方面误导了天皇，同时也误导了人民；军部压制人民之中的民主意愿，并且使政府回归中世纪的做法，利用了天皇制”。

在远离华盛顿的中缅印战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的约翰·K.埃莫森，正在得出通过政治行动加速战争结束的类似结论。根据他对缅甸和中国的日本战俘的观察，他相信“与被广泛认同的观点（相反），在最终的失败变得明朗之后，日军不会继续进行残酷的战斗”。正如埃莫森所说，一位日军战俘的心理变化显而易见。一开始，他只是希望自杀。但经过数日“医疗、好吃好喝和善待”后，他开始有了变化。他“对根本没有料到的善待满怀感激，迅速脱下了他被教导戴上的武士道面具。对他来说，一种生活已经结束，另一种生活开始了”。这个战俘“看上去”对美国人“没有恨意，甚至也没有私人恩怨”。他听说过美国的财富、电影和现代化器械。“他对美国要比对任何其他外国更熟悉。”他现在愿意与美国人合作来对付自己的国家。

根据这样的观察，埃莫森深信一旦日本政府投降，“日本这个国家会经历一种同这个日本士兵没有什么不同的心理变化……他们不会妨碍一个会赋予他们和平和以前从未享有的各种权利的新政府的形成”。结论显而易见：“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挽回仍然存在于人民中间的一些善意。我们不必软弱。但我们可以说，一个新日本将会在世界各国之中取得一席之地。”因此，美国应当开始对日本战俘进行再教育，以便他们在返回日本后能提供新思路，并且协助根除军国主义。此外，假定日本群众的反应就像战俘一样的话，就必须给予他们一些在战败后过上更好生活的希望。应当告诉他们：“将会鼓励日本发展平时的各种产业……会帮助日本重建同其他国家的贸易，（而且）允许它组建自己的政府。”埃莫森赞同华盛顿官方普遍存在的感觉，即天皇“可能在停战后的最初时间里对我们非常有用，一份天皇的投降诏书可能会停止日本陆海军在任何地方进行的抵抗”。

到了1944年，博学的美国官员们确定了对日媾和的温和方法。他们表达的战争与和平目标，同那些寻求结束战争的日本人中形成的设想之间具有充分的一致性，这保证了双方会采取认真的行动去立即结束敌对状态。如果取代东条内阁，并且试图维护日本国内稳定的日本领导人已经暗中了解美国官员们的想法，就可能被说服进行和谈。而美国政府可能会接受提议。美国人对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并不比日本人对战斗到底的坚持更加执着。最终双方可能会走到一起，去定义一个战后世界，而不是继续这场战争。

第五章
战后亚洲的产生过程

回顾1944年9月到1945年2月的岁月，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一时期，欧洲战争大局已定，美英苏之间的战时同盟面临严重压力。英国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反攻，同苏联在东欧和巴尔干的反攻相得益彰，于是到1944年底，除了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已经落入盟军手中。各占领区的政治问题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同时各国国内政治同整个欧洲安全之间的关系这个更重要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在中东和亚洲，各种本土的固有运动同样正从战时约束中释放出来，同新的政治力量重新结盟，同时主要大国正在努力让自己重新融入这种局势以确保稳定。

变化和秩序的各种力量正在各国国内和国际上展开竞争。因为美英苏之间的关系越发同这种内部发展状态联系到一起，这种关系的未来看来不太确定，需要重新界定。他们该怎样维持他们的合作机制，美英苏三国领导人都认为这一点对战后的安全与和平至关重要，当战争即将结束时，这会解除所有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压力吗？各大国应当维持他们对全球安全承担的义务，还是应当专注于处理世界上许多地区国内变化的过程呢？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国会怎样确保国内变化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和谐性呢？

当美国的官员们在履行战后规划任务的时候，这些问题激起了他们的兴趣。9月26日，助理国务卿伯利提交给政策委员会一份关于“欧洲主要问题”的备忘录，在这份文件中，他指出苏联陆军在战后的欧洲正崛起为一支最强大的陆军，占领了整个东欧和大部分的东南欧。在这些地区，将会建立“行动在实际上符合（苏联）意愿的政府”，而且结果将会“使苏联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它可以发挥实际军事力量的地区”。伯利写道，在欧洲以外，苏联看来决心将它的影响力“向南”扩大到“整个波斯湾”，向西扩大至“地中海……他们打算拥有一种可以同英国现在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各国拥有的势力相匹敌的影响力，并且在土耳其扩张他们的势力”。所有的这些趋势都让英国人极度不安，备忘录指出，英国人“发现了一种对帝国生命线的威胁，会切断他们同包括印度在内的远东利益之间的联系，并且将英国从世界大国的地位削弱到大西洋强国的地位”。这样的发展状态说明了传统的权力政治的持续性，以及列强不计对世界和平或者世界各地人民福祉会产生的影响，在追逐私利。伯利说，苏联和英国仍然在“追逐民族主义目标”，而且权力政治“今天在以同1935—1939年间轴心国制造的令人恶心得相似的模式”继续。

这份备忘录的意义在于表现了战争行将结束时，华盛顿文官思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的权力框架内看待苏联和英国的行为和竞争，并且同时批评“英国重商主义的冷酷和苏联民族主义的无情”。英苏两国都被认定违反了国际主义标准，这一标准是根据各国内部不限制经济和政治发展，并且在各国之间进行开放式交流这两个条件定义的。这样的原则性条件，是演化中的一体化概念的基础，并不是权力的理想替代品。美国的官员们愿意为了安全和秩序的利益，在某些地区承认一定程度上的列强的单方面势力，但是他们认为这不会让世界分裂，而是会成为国际合作体制的现实基础。美国的作用是促进相互依存，而不是使排外性安排永存。出于这个理由，按照伯利和国务院各区域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的说法，美国不应“认同像苏联或者英国那样的本国利益”。

美国的主要武器和主要的战后政策方向是经济，而世界和平将会建立在经济相互依存的基础上，伯利等官员将之视为一种原则。按照伯利的说法，美国应该抵制封闭性经济体系的延续，并且“通过沟通交流、飞机降落和过境权、我国船舶在各个港口停靠的权利”来促进“基本利益的自由出入”。政策委员会赞同他的看法，10月告诉罗斯福总统：“欧洲的未来经济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重建时期确定的政策和程序。战后的环境要么被带回双边主义、管制和专制状态，要么以一种允许稳步增长，贸易自由化的方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在重建中获取外部（主要是美国）援助的能力。”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这些国家就会和外部世界联系到一起，向美国的势力开放，希望能对这些国家的内部环境产生有益的反响。没有美国的援助，它们会继续属于英国或苏联的封闭性体系。但是英国和苏联也会发现，开放性交流和和平合作比起继续维持势力范围要更加有利。

1944年底，这些熟悉设想的复兴看上去尤为重要，当时苏军正在占领大部分的东欧和东南欧，而英国正试图控制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内政。著名的丘吉尔——斯大林十月会谈表明了处理该地区迅速发展的形势的一种可行方式。这两位领导人非严肃性地考虑了给另一个国家明确分配势力范围，并且在某些国家确定各自权力的设想。根据两人的“百分比协定”。丘吉尔和斯大林给苏联罗马尼亚的90%，保加利亚的75%，南斯拉夫的50%，以及希腊的10%主导权，英国则得到这些国家剩余百分比的主导权。这正是美国国务院强烈反对的权力政治安排，尽管一些官员私下里赞同百分比协定。11月，爱德华·斯特廷纽斯被任命为赫尔国务卿的继任者，他同伯利和其他人一样，继续对苏联和英国在各占领区的行动表示严重关注。

核武器方面的战后合作设想也开始得到推广。可以肯定的是，国务院实际上被排除在这一秘密武器项目之外，所以当国务院官员们谈起核合作的时候，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但是在参与曼哈顿项目的科学家和文官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原子弹发展的危险性。1945年，当他们认识到原子弹将可以使用时，一些人开始认真思考使用它们对战后世界的影响。他们觉得，除非能采取某种措施保证核领域的合作，而且能够防止一种将会比以往任何军备竞赛更严重的竞赛发生，谈论国际合作将是无用的。

9月30日，参与曼哈顿项目的两位杰出科学家詹姆斯·B.科南特和万尼瓦尔·布什，写了一份备忘录，呼吁在所有的战后计划中，关注核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们写道：“通过核项目的全面国际科技交流，以一个国际联合会下辖的国际委员会来提供支持，并且有权对核项目进行检查，一场军备竞赛……是有望能预防的。”他们建议：“一旦第一枚原子弹试爆，就应当安排全面披露原子弹研发史和除了原子弹制造和军事细节之外的所有事项的计划。”与此同时，另一位科学家尼尔斯·波尔正在敦促罗斯福研究像与英国那样，同苏联就利用核能的相关问题进行科学知识的交流和政策协调的可能性。显然，这些国家正在设想一个和平、合作的战后秩序，在这个秩序当中核武器问题将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他们的建议是对国务院关于战后国际主义的各种意见的补充。科学家和国务院都主张建立一个抛弃利己主义、排他性和权力政治的自由、坦诚、开放式交流的世界。

罗斯福总统同样相信战后应该像战时那样合作，但他的观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战争、军事战略、权力和战后安全的考虑。他认同其他人对苏联和英国的行动，以及原子弹发展的关注，但是他试图在大国谅解的框架之内解决这些问题。同那些主张美国不应将本国利益同英国或者苏联的利益一视同仁的下属看法相反，总统仍然坚信只有分享利益和分担责任能保持三大国一同成为安全与稳定的守护者。但是因为美英苏三国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方面相去甚远，罗斯福强调要在三国各自的特权和权利达成一些理解的基础上互相迁就。对罗斯福来说，防止战时合作的瓦解最为重要，而且为了确保这种合作，他愿意越过他的文官助手，承认势力范围和特殊安排。例如，他原则上不反对英苏在欧洲的百分比协定。当他得知丘吉尔和斯大林就巴尔干问题进行会谈时，致电丘吉尔说道：“我非常高兴能了解你们二位正在国际政策的思路方面达成共识，因为我们现在和未来都在共同努力防止国际战争发生，我们在这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因为关心防止未来的战争，所以他认为这种明显的权力政治安排是确保苏联合作的一种必要的代价。而且，在9月同丘吉尔的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重申了他对英美垄断核机密的信念。换句话说，尽管有一些科学家在呼吁，英美两国也不会同其他国家分享核武器的发展和部署。12月底，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曼哈顿项目总监莱斯利·R.格罗夫斯，同罗斯福总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认同美英之间的核伙伴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血誓伙伴关系”，苏联或者其他任何国家暂时都不会被纳入核计划。

因此这个时候存在美英苏关系之外的另一种美英关系。尽管华盛顿的文官们强调美国对三国合作原则的承诺，而且这一原则同苏联和英国的政策有抵触，但这并非事情的全部。美国各种构想和政策的另一个层面强调大国之间和睦相处和利益共享。这样一些关系共同界定了正在进行亚太战争，并且在计划结束这场战争的环境。

虽然对欧洲的苏联问题没有一个答案，但几乎所有美国官员都同意尽快让苏联投入对日战争是符合期望的。在魁北克会议上，美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人员通过了击败日本的最终计划，强调封锁日本领土的海空和入侵日本本土列岛。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同罗斯福和丘吉尔，估计太平洋战争会在德国战败后18个月左右结束。会议重申了苏联会参与太平洋战争，罗斯福在会议结束时致电斯大林说：“我们三国正在进行一场成功的对德战争，而且我们肯定会联合起来同样成功地打垮这样一个国家，我衷心相信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大敌，同时也是苏联的大敌。”

18个月的估计正是基于苏联会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参与这场战争的假设。根据1944年底华盛顿联合参谋计划人员的研究，预计收复菲律宾群岛期间，在1945年3月1日左右，会进攻琉球群岛。6月，如果德国到时还没被打垮的话，会对九州发动一次进攻和登陆行动，如果德国已经被打垮，对九州的进攻会在9月进行。如果有必要的话，对本州的最后攻击，会在所有这些战事成功执行后到来。然而，如果苏联在1945年春天，美军进攻琉球的时候对日本宣战，而且决定攻打北海道，美军可能不进行九州作战，并且为了一次对这个北方岛屿的联合征服行动推进到北海道。按照联合参谋计划人员的说法，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理想的事态发展，是苏军在美国进攻九州之前，就对伪满洲国发动进攻，并且对日本本土实施空袭。然后，当美军进入九州和本州时，苏联可以通过在亚洲大陆牵制日军的兵力，使得大陆的日军无法增援本土列岛的防御。据11月底计划人员起草的一份备忘录的说法：“苏联参战的效果，将会导致华北和伪满洲国的敌军兵力和资源投入对苏作战，并且为之消耗，否则这些兵力和资源就会用于防御日本本土，而且可能还会导致日军将兵力从日本撤往伪满洲国。”

苏联被视为让对日战争早日结束的关键。当然，如上述备忘录所说，美国可以认为“没有苏联参战，也能击败日本”，但这就需要比18个月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完成。由于存在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1944年底，华盛顿的军事计算也包含着一个不确定因素。9月30日，科南特和布什报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1945年8月1日之前，原子弹将会完成试爆，届时生产的那种原子弹爆炸破坏力会等于1000至10000吨高爆炸药当量。”罗斯福、马歇尔、史汀生和其他一些暗中得知这些消息的美国领导人，可能会觉得投掷这些原子弹会迫使日本在1945年8月之后不久投降。但是大部分军事计划人员对原子弹项目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而且他们的太平洋战略是建立在常规武器基础上的。所以在这一战略中，苏联因素相当关键。无论美苏关系在欧洲的状态如何，美国在对日战争中仍然需要苏联的合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4年底，日本人的政策给人一种徒劳无益的印象。东京方面利用和促进苏联和英美之间嫌隙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而且这仍然是小矶内阁的一项主要策略。12月，重光葵外相在给佐藤大使的指示中说明：“随着德国威胁的消退，反轴心国阵营成员国的利益分歧，特别是苏联和英美国家的分歧，正在变得越发明显。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和以英美为后盾的民主派别，在世界各地的冲突比以往更为强烈——不仅在欧洲和巴尔干，在小亚细亚、伊朗、伊拉克和中国也是这样。”重光认为，现在是日本通过对苏联采取一切合理的让步使得双方之间的矛盾激化，从而将苏联永远和英美决裂的时机。

难以确知重光葵考虑这些相当陈腐的设想到底有多么认真。他在战后的陈述，以及战争期间的其他证据说明，他最关心的，是让日本以最小的荣誉损失，以及对社会秩序尽可能小的伤害，让战争尽快结束。他可能认为利用苏联和英美之间越来越大的嫌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策略行动，按照他的话来说，会为终止战争去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他所说的所有同莫斯科方面的友好行动，可能仅仅是一种说服其他人，而且很可能是为了说服他自己相信这种策略是值得尝试的一种手段。重光也可能和许多重臣那样，觉得与英美实现和平需要通过苏联采取迂回路线，以避免国内反响。武装部队同骚动的公众一样，会引起大动荡，那样终止战争的目的就会遭到破坏。他可能认为，为了给日本人准备最终的和平，通过苏联发起行动会是明智之举，毕竟，苏联是唯一没有同日本开战的大国。

所有的这些考虑，无疑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列举这些因素只能强调重光和其他人未能明确他们据以制定政策的思路和设想。例如，最迟在1944年谈及的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暴露了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整体顺序不够敏感。日本的政策已经尝试过，而且已经在进行权力政治游戏去创造这样一个环境的努力当中受挫。无论轴心国条约还是日苏互不侵犯条约都于事无补；前一份条约是为了确保日本能在阳光下拥有一席之地而设计的一件完美工具，实际上却让日本更加孤立。重光并不气馁，他现在谈论的是在德国、苏联和日本之间订立一份新协约，来对抗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这样的协约难以保证在这么晚的时候能够形成，也不能保证为日本创造一个比同英美和解更好的“环境”。重光试图在他给佐藤大使的信息中说明这样一种安排的合理性，他说苏联和日本在东亚的利益要比苏联和英美，或者日本和英美在东亚的利益更加相容，部分是因为日本将亚洲各国人民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的政策，类似于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做法。这些设想指向一个苏联和日本会成为主导势力的亚洲，这种局面对日本的国内安定肯定不会比保留英美的影响力更有帮助，重光究竟有多么相信这样的想法还不清楚。此外，他认为美英会以某种方式平静地接受这样的发展结果。这一切都说明重光外相可能只是试图找到采取具体和谈步骤的托词，但这是一种极为绕弯子的谋和方式，而且对加速日美和解进程的贡献非常小。

重光葵的看法反映了1944年秋小矶国昭内阁的官方思维。就在美国官员正努力维持同苏联的合作关系时，东京正在决定再次尝试让这两国分离。日本外务省在9月6日的一份政策备忘录中，建议日本应当准备为苏联的“援助”，以及让苏联和它的盟友分开，付出高昂代价。具体来说，日本应当甘愿将中东铁路、整个南萨哈林岛，还有千岛群岛北部归还苏联。此外，日本应当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势力范围，给予苏联船只通过津轻海峡（分隔北海道和萨哈林岛的海峡）的航行权，放弃反共产国际协定和轴心国同盟，并且承认苏联在亚洲各地的“和平活动”。日苏两国还可以讨论苏德之间可能的和平协定，日本和苏联在东北亚的领土边界，以及这些边境沿线的非武装区。备忘录指出，为了取得这些让步的回报，日本应当谋求苏联同意继续保持中立，并且避免同日本开战。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的话，莫斯科和东京方面甚至可以讨论和平解决两国争端，结成对付英美的同盟，并且联合行动来结束战争的新公约。

重光外相指示驻莫斯科的佐藤大使向莫洛托夫外长提议，由日本派遣一名特使（提到了前首相广田弘毅）去苏联首都讨论日苏两国之间的迫切问题。尽管如此，莫洛托夫对整个方案态度冷漠，9月16日告诉佐藤，日本派遣特使会让世人误会，而且日苏关系似乎不需要进一步改善。尽管此举受挫，9月28日，日本最高军事参议院通过了这样的政策，即日本应当“谋求同苏联的合作，促使苏联理解其身为一个亚洲大国的处境，以及其对东亚建设和稳定的责任，并且引导苏联赞同日本世界政策的基本前提”。如果德国投降（看上去很有可能），到时日本就必须让苏联的注意力集中到欧洲，以促进它同英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外，如果苏德之间或者德国和英美之间单独媾和，日本应当尝试同苏联缔结同盟，对付英美。

与此同时，日本领导人决定在中国对国民党政权再采取一次积极接触，此举是当时日本对苏政策的一部分。如果苏联继续保持中立，可能就不会援助中国抗日，苏联甚至可能在东京和重庆之间进行调停。同时，日本在伪满洲国、内蒙古和东北亚其他地区对苏联给予巨大让步的前景，可能会威吓蒋介石，使得他更容易受到日本提议的影响。因此，军事参议院决定向国民党提出这样一个方案，东京和重庆方面都向南京派遣特使，讨论可行的和平条件，这些条件很可能包括让蒋介石返回南京，成立统一的中国政府等。作为回报，国民党将会在日本同英美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只要美军和英军撤离，日军就将全面撤出中国。

一场积极的宣传运动会和这些谈判同时进行，向重庆方面证明它对美英的依赖，最终会导致中国人被奴役和亚洲的衰败，即使通过美英的援助将日军逐出中国，结果也只会导致英美势力扩大，而中国会永远失去独立性。最终，日本在重庆的谈判可能会暗示日苏关系正在改善，而且莫斯科和东京方面有望在日苏中三国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亚洲和平。如果国民党拒绝加入这项事业，日本和苏联可以合作在南京政权和延安中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

秉持这些指导方针，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9月中旬前往南京，会见南京汪伪政府的两位高官陈公博和周佛海，希望通过他们接触重庆方面。陈公博和周佛海都表示，他们已经同重庆方面有所接触，而且他们会派遣一位使者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加速完成东京——南京——重庆的三方谈判。他们还一致认同可以利用苏联充当调解人。

尽管这些行动开始了，但中日关系没有任何实在的发展。所有谈判和政策指导方针揭示了日本领导人不愿意通过苏联和中国以外的国家谋和。在战争的这个绝望时期，他们重申亚洲联合对抗英美的主题，说明这种想法仍然是为了将这场战争最终合理化。虽然“大亚细亚主义”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日本人依然必须相信这种理论能保留一点乐观情绪。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但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想法能据以制定战时政策。唯一的备选方案是坦率承认失败，并且接受一体化思想。

一些日本官员正在开始接受这种看法。他们越发怀疑东京方面关于苏中日能以某种方法组成一个对抗英美的亚洲共同体的乐观假设。佐藤大使、森岛公使和其他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外交官为上级的想当然感到沮丧。按照他们对苏联的观察，相信斯大林会坚持他同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盟，而且会将日本提出的任何让步当作示弱的表现，嗤之以鼻。他们确切地认定，要说服斯大林断绝与盟友的有利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知道留在同盟国一边，最终加入对日战争，苏联可以获得日军提出的所有让步许下的利益，甚至还能获利更多。于是佐藤在11月直截了当地告诉重光葵，试图让苏联和英美分开是“没用的”。虽然佐藤大使在1942年和1943年是日苏和解的拥护者，但是他现在相信，这样的行动只有在日本处于攻势时才会奏效，通过委曲求全谋求苏联的善意是没用的。日本不应采取这样自贬身价的行动，而是应当维护自己的尊严，并且“像一个大国那样结束”，换句话说，堂堂正正地战斗，然后承认失败。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冈本季政（OkamotoSuemasa）警告说，因为苏联战后需要英美的经济援助，它不可能回应同德国停战或是脱离同盟国的任何提议。尽管这些日本外交官并没有明说，但是他们开始认为，结束战争的唯一方法是直接同日本的主要敌国，特别是美国直接交涉。

如果日本在1944年底同华盛顿接触，而不是同莫斯科接触的话，他们就会发现美国已经不止准备了和平计划。为日本投降和投降后制定的大部分美国国务院的计划，在5月已经提交给陆军部和海军部，在这一年的后几个月几乎没有什么改动。春季之后，战后项目委员会一度没有关注过日本和亚洲问题，而是在全神贯注于日益紧迫的德国问题。但是远东地区委员会继续在重申、完善和健全它为日本制定的投降和战后政策立场。8月，远东地区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日本投降条款和条件的备忘录，战后项目委员会在11月13日审议通过了这份文件。

正好与日本通过莫斯科和重庆方面进行乱哄哄而一无所获的各种工作同时推出的这份文件，讽刺性地提醒日本，同美国议和的最可靠方式是通过华盛顿。首先，这份文件规定日本应当通过“那些可以对日本武装部队进行实际控制的日本人的一份单方面义务声明”同意投降。然而投降书本身必须由天皇签署，日本大本营代表连署，由盟军战区司令官——一位美国军官，“代表同日本交战的同盟国全体成员国”接受。其次，那些“积极参加对日战争”的国家应当决定日本投降后的基本政策。美国会率先制定政策，这些政策将会提交给英国和中国，如果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话，也会提交给该国。再次，同盟国会宣布他们的决心是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这个国家。备忘录指出，表明这些意图，“应当能对仍在日本存在的任何民主和温和元素给予鼓励，因为这会表明占领当局协助日本民主发展的意愿”。

这些在战争期间指导美国国务院思维的原则，显然是寻求在20世纪20年代的框架内重建美日关系。这和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存在天壤之别：13%的美国受访者坚持在战后消灭所有日本人。华盛顿的文官们不在意舆论，而是坚信最终美国人民会理解日本的改革是比日本的毁灭更为稳定和有把握的和平基础。

实际上，1944年底，国务院坚决地站到了这个立足点上，这可以从当时起草的其他一些政策报告中看出。例如，有一份文件建议在占领期间不应除掉天皇；除非在极端情况下作为一种报复手段，不应裹挟平民人质。占领军军政府应当致力于“让一个妥善履行对国际大家庭义务的日本出现”，因此应当同那些支持这些目标的日本人合作。为了促进反军国化的民主力量，占领当局应当进行教育性改革，鼓励言论自由，允许成立劳工组织，并且监督司法运作。所有的这类提议都设定，存在一些愿意同占领军政权合作实施必要改革的日本人。例如，有人认为：“要对日本教育体系实施这样看上去令人满意的根本性改革，所需的大量能够胜任的合格的美国与其他外国人员，军政府是不可能拥有的。”因此有必要求助于“能够合作的，本身支持自由主义思想的日本人”去实施那些新计划。

这些主题的重申遇到了一个时机，因为1944年12月，美国国务院——陆军——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成立，这是一个文职和军种各部门之间，为制定处置日本、德国和其他敌国的政策设立的重点联络机构。这个协调委员会以三个政府部门的助理国务卿和助理部长为首，并且通过各自部门的首脑向白宫报告。可以追溯这一机构从1944年12月到战争结束，以及刚刚进入战后期的演变轨迹，战争刚结束期间，这个机构最终转型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SWNCC对美国制定日本和战后亚洲政策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同样重要的是，SWNCC在自己内部创建了一个太平洋和远东问题小组委员会，由国务院的杜曼、陆军部的乔治·V.斯特朗和海军部的哈罗德·C.特雷恩负责。在三人领导下，委员会由三个部门中选出的大量幕僚——那些已经参与过日本投降和占领计划的人组成。因此SWNCC在审议方面保证了连续性，而且在国务院内部出现的各种想法是输入这个新部门的各种想法的主要部分。

同样重要的是，1944年的最后几个月，人们进一步确认了削弱美国在亚洲各地区的介入、影响力，甚至利益的趋势。东南亚战略和战后政策主要交到英国和他们的欧洲盟国手中。10月中旬，在发给蒋介石的一则信息中，罗斯福总统宣布，中缅印战区今后将被划分为两个战区，中国战区和缅印战区。这种划分意味着中国在缅甸影响力的减弱，而且就在史迪威危机因史迪威本人被从重庆召回到达顶峰，美英中三国在亚洲的合作实际上已经结束。在美国的战略家们看来，这个插曲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在日美战争中的重要性。10月10日，就在史迪威离开中国之前，他致电马歇尔将军：“两年半的努力已经向我证明，要想让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做任何工作来对击败日本的全盘计划做出贡献，都必须要推动蒋介石才能进行。”但时间正在耗尽。罗斯福断定“推动”蒋介石同一位美国司令官合作去采取更为坚决的军事工作，会进一步使中美关系复杂化，而且会在中国制造一种不如人意的政治局面，这同改组中国军队能为太平洋战争做出的任何贡献都不成比例。召回史迪威后，阿尔伯特·C.魏德迈中将接替他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但罗斯福不再坚持让他成为所有中国军队的指挥官。

与此同时，赫尔利特使奉命留在中国，从事这个国家的军事整合工作，但是他在试图调结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时，除了一种使命感和无限的乐观情绪外，根本没有什么办法能用来开展工作。与史迪威不同，他不会依靠白宫或者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因为赫尔利认为蒋介石仍然是中国无可争议的领袖，所以他能借用的影响力非常小。在美国的全盘战略对中国问题涉及得越来越少的时候，凭一个人不可能获得多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华盛顿的一些人甚至开始认为可能美国应该完全放弃在中国的军事干预。联合参谋计划人员中的一位陆军代表乔治·林肯将军在12月初的一次会议上说，中国没能采取有效对策阻止日军的胜利，结果可能导致蒋介石“出局”。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合作的”仅有的中国军队“会是陕西的共产党武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应当努力抓住还留在国民党手中的那些地区，在那些地方一步步来，“还是说完全撤出中国会更好呢？……如果蒋介石政府会被消灭的话，战后在中国建立一个政府的基础又何在呢？”联合参谋计划人员指示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去研究这些问题。

虽然当时没有任何明确的决定，但事实上，这些问题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出现是引人瞩目的，因为这反映了美国削减在华任务的意愿。加上东南亚的主要势力落入英国人手中，而且美军跨越太平洋的推进和让日本投降的计划一直在进行，这透露了美国会在亚太的某些地区采取主动，而在其他地区减少参与的一种方案。这种为战后时期摆出姿态的含义清楚表现出来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为占领区和光复地区的临时行政机关起草指导方针。他们称，军管行政机关的人员“主要取决于实际执行军事行动的各国军队的安排”。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盟军进攻东南亚出兵最多的英国和欧洲各国，将会管理东南亚的占领区，而中国主要会交给中国人来管理。即使“战略发展形势造成美军占领现在被日军占领的中国领土”，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只要军情许可，民政事务的管理机关也将转移给中国政府当局”。中美战时联合和战后合作正在快速变成一个过时的概念。

对不久的将来美英和美中关系性质的界定已经大体如此，对美国来说，仍然有待重申的是在亚洲与苏联的相对地位。这是1945年2月4日—11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展开第二次三方会谈的主要目标之一。当时（欧洲）盟军正快速在西线的莱茵河和东线的奥德河会师，攻克柏林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在太平洋，菲律宾的吕宋岛在1月初就已拿下，而且美国正在准备对横在通往日本本土列岛路上的硫磺岛和琉球群岛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三国首脑的会晤对明确苏联在击败日本和战后亚洲的角色，以及德国行将投降后美苏在欧洲关系的性质，都是必要的。

亚洲问题没有遇到太多困难就解决了。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基本上遵循他们之前达成的理解纲要，接受了一个相当明确的未来行动框架。斯大林再度承诺苏联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大约3个月加入对日战争。作为参加对日战争的奖赏，苏联将会收回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租赁旅顺港为军事基地，在将会国际化的大连港建立一种主导地位，并且保留在中国东北铁路的各种优先利益。这些让步是美国国务院已经同意的部分。其他事务，尤其是对中国东北的安排，事先并没有考虑到，但他们表示罗斯福会继续关注与苏联的合作。罗斯福认为，这些协定，加上美国接受苏联对欧洲毗邻各地区的实际控制，会赋予两大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稳定的基础。根据同样的道理，雅尔塔协定揭示了罗斯福对和中国的合作，以及将中国当作他亚洲政策基石的兴趣在减少。更为关键的会是苏联和美国对新现实地位的接受。

雅尔塔会议之后，美国继续寄望与苏联而不是与中国合作。苏联人仍然不愿允许美国考察团队进入西伯利亚，来确定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各自的角色。但是这已经不是一个严重问题了，因为美国的政策是在亚太地区的美国和苏联权力范围基础上，以重建稳定局面为导向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设想苏联会占领萨哈林岛、千岛群岛，可能还有北海道，而日本本土的其他地区主要会由美军占领。这是一种明确的责任分工。

当然，中国站在美苏两国中间的某个位置。一方面，美国已经在政治和经济上卷入了战时中国，但是另一方面，苏联的影响和参与也在中国上升。用陆军航空兵副司令巴尼·M.吉尔斯的话来说，苏联“认为中国不应站在另一个大国一边，成为对苏联发动侵略行动的一个基地，也不应让中国处在一个能够威胁苏联在亚洲领土的位置上”。正因为这个原因，“苏联将以在中国获得一种至少与其他大国平等的影响力为目标”。问题是，美国对这种形势应该做什么呢？罗斯福总统已经承认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且史迪威事件已经让他对一个统一、友好，而且可以合作的中国这一设想不抱幻想。因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因为美国缺少清晰有力的政策，苏联可能会越过它的势力范围，尝试建立对中国关内的控制权。这样的发展不在雅尔塔方案之内，而美国政府仍然设想了一种在苏联和美国支持一个独立的中国基础上的实力平衡。

但是，中国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使得设计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极端困难。例如吉尔斯将军提议美国可以帮助组建、训练和装备一支有力的中国空军，遭到国务院反对，他们说在中国的政治前景明朗之前，不应该许下这样的承诺。4月3日的一份国务院备忘录指出：“（中国的）现政府由一党严格控制，具有非代议制特征……目前中国的陆军和空军普遍效率低下而腐败，对人身和财产的保护缺乏，也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这些构成因素已经造成对现有国民政府的普遍不满。”这种情况不能认为会对东亚的和平与安全有利，但美国在这个时刻，除了努力说服国民党和共产党走到一起之外，能够采取的具体措施很少。在重庆取代高斯成为驻华大使的赫尔利，虽继续进行着说服工作，但从国务院和他本人下属那里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他们都不认同他对在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实现改革和统一依然可行的乐观态度。结果是美国进一步趋向于从中国事务中继续撤出，而且美国人倾向于对苏联在中国的权力不采取任何对抗措施。鉴于雅尔塔会议数周后东欧各国的内部分化加剧，美国表达了对苏联在这一地区所作所为的疑虑，对中国的事态就更加觉得平静。这或许反映了罗斯福和他的助手们的一种基本上乐观的看法，即中国人不会接受外来统治，而且他们在不远的将来，会团结起来，成为亚洲的一股重要安定力量。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对雅尔塔体系是满意的，认为这个体系是亚洲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这一体系允许苏联在中国东北获得一些权利，但在美苏谅解的框架内，美国希望在战后的亚洲创建一个新格局。

在东南亚，雅尔塔会议和会议的余波正在发生作用。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欧洲列强的亚洲殖民地问题通过沉默、未作正式决议的方式来解决，为殖民地宗主国权力的回归敞开了道路。此外，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一致认为，新托管体系只会在从前的委任托管地、敌国领地，或者那些战胜的盟国自愿放弃的土地上建立。这样的一种政策显然会将欧洲各国殖民地的再建合法化，而且只会意味着美国在东南亚权力的进一步削弱。这同样意味着中国的作用会减弱，根据这种托管体系，托管地的数量将会大大减少。

中南半岛就是一例。1942年，罗斯福曾经提出过中国会参与这片原法属殖民地的托管统治，蒋介石也接受了这一提议，但是在雅尔塔会议之后，整个方案已成一纸空文。美国让法国军事人员回到中南半岛的意愿，在1944年底已经明朗，当日本人1945年3月初推翻法属印度支那的维希政权，并且支持当地“民族独立”的时候，这种意愿已经变成了渴望。华盛顿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魏德迈将军同一位法国将军协调军事战略。3月中旬，魏德迈将军暂时留在美国，莱希海军上将和其他军事计划人员告诉他，美国的新政策是“援助法国，提供这种援助不会干扰现在（为中国和太平洋）计划的各种军事行动”。SWNCC远东小组委员会提出的这一规定，表示“美国关于在中南半岛援助法国人的政策有发生变化的可能”。美国第一次准备好在中南半岛跟法国人打交道和帮助他们，结果是中南半岛的未来主角取决于法国的军事行动。

随着美国在中国、东南亚和东北亚减少它的权力和势力，在一些地区甚至退出，它明确地界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会控制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在日本的占领区占据主导地位。同早些时候一样，美国的安排结合了权力安排同国际主义原则，所以至少在这些地区，国务院的计划可以付诸实施。他们通过SWNCC的远东小组委员会对日本方面的投入尤其值得注意。

2月19日，雅尔塔会议不久以后，SWNCC的远东小组委员会就负责分析亚太的各种问题，包括“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基本政策和目标”“为日本本土的投降前军管政府制定的基本指示”“美国和同盟各国参与程度，以及占领军的国别构成在内的，对日本的军事占领问题”，以及“日本投降后的军管政府”——在军管政府治下对日本政治体制的处理、天皇的待遇，以及废除军国主义和加强民主趋势的各种措施。虽然到1945年5月，这些问题的大部分研究都还没完成，但就像一些小组委员会的文件显示的那样，关于日本投降的基本安排在这个时候已经相当清楚和具体了。天皇会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命令日军停止军事行动。盟军最高司令将会承担对日本领土的所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及权威。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命令所有的日本文武官员留守岗位，履行常规职责以维持法律与秩序。大多数此类设想已经在国务院的各小组和委员会内部反复重申，但是通过SWNCC执行的政策制定审核，获得了更加正式的地位。因此对日本的政策预计变化不大。因为日本将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会比亚洲其他各地区更加容易地纳入国务院的重新整合主义方案之中。

留给日本人去决定的是，是否要及时停止敌对行动来谋求重新整合。通过在诸如瑞典、瑞士和梵蒂冈这些中立国收集的各种情报，并阅读西方报刊，日本领导人就能了解雅尔塔会议的概要。所有可用的信息都指出苏联可能会加入亚洲战争。军事参议院在2月15日会议上指出，苏联为了影响战后的各种安排，全心全意打算加入其盟国对付日本。美国会继续向苏联施压让他们对付日本，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作战之后，美军会向中国沿海和邻近日本本土的岛屿推进。这些岛屿最迟可能在8月或9月，甚至可能在6月或7月，就遭受得到英军和中国军队支援的美军进攻。这些正确无误的意见显然与东京方面诱导重庆和莫斯科方面对抗英美的政策相抵触。因此，1945年2月，应该是日本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做法徒劳无益，并且开始研究加速结束战争的替代方法的时候了。不幸的是，在他们能够制定一项标准统一的和平政策之前，又过了半年时间。

至少有两个人愿意直截了当地表达在雅尔塔会议之后，日本应当何去何从的看法。2月14日，近卫文麿觐见天皇，向他献上了一篇他同资深外交官吉田茂合写的陈情书。1月，天皇向木户幸一表达了单独会见重臣、讨论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的愿望，结果便有了这次觐见。各位重臣一个接着一个地去觐见天皇，但只有近卫愿意直言不讳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按照近卫陈情书中的说法，日本战败“非常不幸地无可避免”，而这场战争必须尽快结束。虽然其他认同他悲观看法的人对接触美国和英国直接谋求和平迟疑不决，但近卫和吉田认为别无他法。因为在战争国当中，英美等国（可能还有中国），比起苏联来，没有那么强的报复心，不会那样贪婪和危险，直接向英美求和就成了唯一的选择。陈情书指出，英美的公众舆论，看来并没有要求以日本的国家政策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为和平条件，因此，“仅仅战败不会严重影响日本的国家政体”。此外，虽然美国、英国和中国正在呼吁消灭日本军国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企图消灭日本的武装力量。相反，如果日本军部当权派改变其取向，并且摆脱某些极端分子的话，他们可能愿意考虑和平。

近卫断言，同这三个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对日本是一个严重得多的威胁。苏联没有放弃他们将全世界变成共产主义制度的野心，而且一心干涉日本政治，意图引发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倘若日本落入共产党和苏联势力之下，政局和国内安定将无法保持。结果是日本会加剧动荡，因为战争已经造成动荡加剧的国内条件成熟，必须认真对待这种可能性。“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得劳工势力对美国和英国极端敌视，相应地对苏联感情友好，军队内部的激进运动蓬勃发展，新官僚们正在利用这些形势，而左派在幕后操纵所有这些力量。”——所有这些因素正在制造让共产党掌权的条件，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在这个意义上，那些以维护国家政体为名呼吁继续抵抗敌人的人士，正被革命派阴谋家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些致力于国内稳定的人士，因此必须了解右翼和左翼的各种运动，并且下决心尽快结束战争。事实上，那些想要战斗到底的人，就是正在准备为共产主义革命奠定基础的人。最重要的是“清除”军部狂热分子，并且孤立他们的文官支持者，从而使政府能同美英中就结束战争进行接触。这是拯救国内秩序的唯一办法。

这是一种思维的明确表达，尽管这种思维淹没在敌视英美的言论之下，但是在日本的文官领导人之间仍然一直存在。近卫清晰地阐明了其他人只会间接表达的想法，亦即拯救日本在于回归同英美合作的框架，而不是去反对它们。虽然政府经常表达回归20世纪20年代国际主义框架的观点，但官方政策仍然没有赞同与英美和解。近卫陈情书认为通过苏联和中国结束战争的战略注定会失败，敦促日本回归早先的国际主义框架。这份陈情书使国内社会秩序同政治稳定，以及国际和平与和解两方面的关系明朗化，反映的是华盛顿方面广泛认同的那些观点。美国都不能为他们构成对日计划基础的各种设想，要求一份比这更好的辩护词了。

近卫已经有了他的办法，而日本政府则当即决定专注于和平运动，寻求以美国为主要对象的直接接触，并且停止所有其他行动。重光外相已经准备好在那个方向行动。2月28日，日本枢密院的一次会议上，重光承认他“将苏联同英美分离”的所有尝试已经失败，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直接与其他国家交涉。在瑞典驻日大使维多·巴格3月底离日回国之前，重光请求他代表日本进行斡旋，从美英获取和平条件。然而，再进行更多活动之前，小矶内阁垮台，重光离开了外务省。

在雅尔塔会议和小矶内阁倒台之间的两个月内，尽管日益意识到现行战略徒劳无果，但小矶国昭还是没有准备好按照近卫、重光和其他人的敦促直接向英美谋和。相反，他把赌注押在了两次战术行动之上。一是推翻维希政权在中南半岛的统治，并且为当地的独立开辟道路。这是为阻止英国和自由法国军队重返中南半岛的绝望之举，但这种向当地民族主义者的露骨示好举动，遭到胡志明和其他当地领袖的唾弃，他们宣布会继续与同盟国合作以摆脱日本人的统治。

第二，小矶试图利用“新民会”前领导人缪斌，来实施军事参议院早先的决议，同重庆方面进行接触。缪斌寓居上海，但据说他同亲近蒋介石的人有接触。预感到军部和其他内阁成员会反对，小矶国昭决定单独行动。他通过自己的私人心腹，安排缪斌飞赴东京发起和平运动。按照在上海一直同缪斌保持密切联系的《朝日新闻》记者田村晋作（Tamura Shinsaku）所说，蒋介石授权缪斌去东京，并且表达了在解散南京汪伪政权、日军撤出中国的条件下，讨论和平的意愿。缪斌本人认为这两个条件是重庆和东京两方面和解的可靠基础，而且最终会导致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和平，从而防止苏联接管中国东北。

3月16日，缪斌抵达东京，但是小矶让他等候，当时小矶正图谋成为陆相，从而在日本准备求和时，让所有外交和军事决策一元化。不幸的是，陆军坚决反对任命他为陆相，而重光葵也对缪斌方案表示怀疑。3月21日，军事参议院未能支持缪斌方案，而在4月2日，小矶向天皇寻求直接支持时，天皇拒绝违背军事参议院的意愿。面临这样的失败，小矶别无选择，唯有辞去首相职务。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巧合是，4月5日，就在小矶递交辞呈的当天，苏联通知东京的日本政府，它无意续签将在一年后到期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日本通过中国和苏联结束战争进行的所有努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小矶辞职的一周之内，罗斯福总统逝世，又过了一个月，德国最终投降。非常遗憾，日本领导人没有在2月或者3月直接同美国接触，开始进行停火讨论，因为如果美国回应日本的停火提议——根据现有的证据，这种推断看似有其道理——制定多年的各种计划就可以实施了。由此促成的和平应当会和近卫陈情书中预测的相仿，日本耻辱性地失败，但远不会让本土遭到破坏。对美国来说，和平会确定雅尔塔协定的纲要，而且有可能使中国问题不那么复杂，因为如果在德国投降前，对日战争就已结束，苏军就不用深入中国东北了。

本可以由罗斯福和小矶进行和平谈判，但是这场谈判的主角还是变成了哈里·S.杜鲁门和铃木贯太郎。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一个人事问题。每个领导人对于如何结束战争都有自己的构思，而且他们刚就职不久，对迅速采取行动犹豫不决，导致海陆空三方面的战斗继续进行，回想起来，这造成了额外的不必要的伤亡。

领导层的变化使得东京和华盛顿都需要进行战略的再思考和重构。4月5日下午，小矶辞职之后，在东京立即召开了一次元老会议。所有在世的前日本首相齐聚皇宫，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讨论。东条英机指出，下届内阁会是最后一届战时内阁；因此，重臣们必须决定到底是继续战斗，还是接受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大多数成员不愿考虑投降，如平沼骐一郎和广田弘毅等一些人，坚称日本别无选择，唯有为胜利而战。木户幸一谈到，国内的各种情况确实“相当严峻”。人民看来不愿在本土遭到入侵的时候积极地与政府合作，甚至存在反黩武情绪的种种迹象。他说，因此组建一个人民可以信任的内阁势在必行。

虽然平沼、广田和其他人同意木户的看法，但他们坚持认为下届内阁应当由全心全意献身于战争的人领导，而不能由和平的拥护者来掌权。甚至就连2月份向天皇表明倡导和平的近卫，也说小矶的继任者应当是一位会坚决战斗的军人。他可能是觉得日本应当为争取时间而战，然后抓住一个有利的机会来呼吁和平；不然的话，日本甚至在倡议和平之前就会分裂。无论如何，所有与会重臣都同意任命一位军事领导人为新首相。东条建议由畑俊六组阁，他说到了这个下届内阁必须参与本土列岛保卫战的地步，一位陆军大将将会是最佳选择。但其他重臣拒绝了他的建议，推选退役海军大将、枢密院议长铃木贯太郎为新任首相。他们的理由是，任命一位现役陆军大将为首相，会让新政府同军部的兴衰紧密捆绑在一起，而任命铃木为首相，将确保政府与军事行动保持距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命铃木贯太郎，对那些想让缓缓回到具有影响力的地位，同时避免公开同军部决裂的资深政治家来说，是一种适度的胜利。为了遵守大本营的战略决策，4月7日，铃木内阁组建，但这届内阁会逐步使军部失去对和平问题拥有最高权威的地位。

新任首相铃木以东乡茂德取代重光葵，出任外相，铃木同意东乡的看法——结束战争将会成为他们的目标。与此同时，铃木身为重臣，深知必须说服国内的多个团体，尤其是军队，去接受和平，或者至少停止破坏和平谈判。铃木希望强力军事领导人能够遏制极端分子，于是说服米内光政留任海相一职，并且让陆军次官阿南惟几接替杉山陆相的职务，杉山身为陆相，过于密切地支持战争了。

经过这样的重组，日本政府可能会立即开始在国内外为最终的和平打下基础。内阁的重组发生在冲绳正在苦战时期，同时在欧洲，德国的垮台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东京的日本政府和大本营，为敌国从欧洲战场抽调大量援军进攻日本本土的可能性而忧心忡忡。为了准备在被围困的状态下，满足国家的基本需求，防止国内动荡，并且保障仍然可用于军事用途的所有船只，必须制定各种计划。不过，事后看来，日本的政策原本有可能得到调整，摆脱持续的战争状态，趋向采取一些准备和平的措施。尤其是东乡外相，至少可以跟随他的前任，倡议和探讨是否能够通过瑞典和美国与英国政府进行联系，但他对瑞典的联系显得不大感兴趣。

东乡唯一的公开举措是4月份在东京召开了第二次“大东亚会议”，这是1943年首次会议的续篇。因为亚洲各国“首脑”不可能亲身参与这次会议，于是他们的大使在4月23日会面，以表明在同盟国在旧金山召开会议时期，亚洲正团结一致。然而，就像1943年的会议那样，第二次会议没能明确发表任何特别的“亚细亚主义”言论。东乡在他的主题演讲中呼吁在正义，而不是在帝国主义基础上建立一种世界秩序。与会成员通过了一份七个章节组成的声明，将东乡的思想具体化，重申他们坚持政治平等、经济互惠、机会均等、国际合作、文化交流、军备削减，以及国际体系的和平改革等原则。东乡后来将这些原则描述为他的“日本战争目标”构想，这些原则在1943年会议上通过的那些原则基础上又迈出了几步，而且标志着一种对威尔逊国际主义的完全回归。尤其是提及军备削减与和平改革，使得1945年宣言几乎可以和《大西洋宪章》和同盟国的所有其他战时宣言互换。不辞劳苦地让与会代表们发布这样一份声明，东乡可能是希望告诉敌国，他们彼此的战争目标是相同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想向他的同胞表示，接受这些原则没什么损失。和平不一定是一种耻辱，仅仅意味着与敌人就一个日本外交可接受的框架达成协议。这正是同盟国一直在坚持的事情。

问题是，东乡的这类工作与日本政府在4月底5月初的其他活动不协调。军事参议院甚至都没有沉默地承认对和平战略的需要，在4月30日的会议上决定，一旦德国战败，日本将“为了确保胜利，保卫祖国，继续进行战争，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更具体地说，政府正在设法使苏联同英美疏远，“我们的政策要倒向苏联”，压制国内的和平主义情绪，也就是那些已经尝试过的所有的无用措施。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他们除了一个领导层彻底失败的指示之外，别无其他。5月8日，德国投降时，日本政府对抓住机会结束亚洲战争没有做好任何认真的准备。铃木贯太郎劝告他的同胞们进一步加强战斗决心，相信最终的胜利将会属于他们。如果真如他后来所称，他当时正在为和平进行秘密工作，那么他向本国人民和敌国都没有发出任何鼓舞人心的信号。

有意思的是，正当日本领导层瘫痪，顽固地凝视着将苏联同美英离间的虚幻目标，但实际上几乎没做什么努力去达到这个目标，美国新任总统哈里·S.杜鲁门则正在对美苏之间的战时同盟进行重新评估。日本人坚持要获得苏联的调停和支持的想法，而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美国官员正在开始认为没有苏联的帮助，对日战争也可以结束。一些人甚至怀疑让苏联参与对日战争是否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如果可能的话，应当尝试在苏军大举进入之前，结束这场战争。不可避免的是，这个问题超出了如何使日本屈服的纯战略问题的范畴，而且涉及美苏合作的未来。随着美苏合作最热情的支持者罗斯福的病逝，杜鲁门的总统班子已经开始显露出偏离这个问题的种种迹象。偏偏东京没有表现出对和平的明显意思。如果东京为了和平已经在接近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可能会鼓舞那些希望在苏联能够加入之前结束对日战争的美国人。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4月12日，罗斯福病逝当天，马歇尔五星上将打电报给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和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五星上将。这两位将军刚刚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和海军各自在太平洋所有部队的司令官。马歇尔告知他们，华盛顿的军事战略人员之间存在意见分歧。马歇尔说，一派继续认为在美军登陆日本本土之前，苏联参战是必要的。美军登陆日本本土暂定在12月进行。按照这种观点，当苏军牵制住亚洲大陆的日军时，美军将会入侵日本本土。只有到那时，日本才会理智地投降。

截然不同的一种观点认为，海空封锁和轰炸会是征服日本的更有效手段，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肯定会在登陆之前着手进行。这种观点是在4月18日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被详细阐述的，正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内部取得影响力。这种观点指出：“对日本本土的有效海空封锁，与盟军能力范围之内的大规模战略轰炸相结合，将会逐步削弱日本抵抗盟军进攻的能力。”日本的海军和航空部队将会无力化，而陆军会失去机动能力。由于日本的工业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地区，持续的轰炸将会摧毁其中的大部分。日军将会发生决定性的食物短缺，其结果“会对日本人民造成一种整体上最为不利的心理影响，而且将会逐步破坏他们的胜利信心，乃至希望规避不可避免的全面战败的信心”。虽然备忘录的作者们对封锁轰炸战略的速胜预期提出了警告，但他们还是乐观地表示，“最终日本天皇和其他领导人，可能会在德国经历过的（封锁轰炸战略）影响下，在他们的国家被彻底破坏之前，谋求结束战争”。

这第二种观点清楚准确地评价了日本的形势，而且预料到了将会发生的事情。然而，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对采取求和的必要和明确的第一步，仍在犹豫。一些美国官员承认，如果加强军事行动和政治活动相结合，可能会诱导日本人采取行动。上述备忘录提议，“一份盟军对日本国家意图的澄清性说明，可能会促使其更加接近无条件投降的可能性”。到时天皇支持的日本政府，会决定“在1945年年底之前，接受一种说法合理的无条件投降”。如果这种方案能够使东京的领导人摆脱无条件投降的耻辱降伏，“我们相信不用入侵日本本土，日本也会投降”。美国高层军事战略人员就最后这一点进行了激烈争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都坚持入侵日本本土仍然是让日本战败的最佳方式。

联合参谋计划人员接受了他们的建议，4月24日正式采用了一份“在最早的可行日期”进攻九州和关东平原（代号分别为“奥林匹克”和“宝冠”计划）的建议书——据推算对九州的进攻将在11月开始。计划人员们宣称，封锁轰炸战略再加上“奥林匹克”和“宝冠”行动，会造成日本“决定性的军事失利，结果等于无条件投降，同德国的现状类似”。他们认为如果让日本人明白他们接受“无条件投降不代表毁灭和国家自杀”，日本就可能加速投降。一旦说服他们日本能免于被彻底消灭，他们应当愿意签署和执行一份投降书。

显然美国人有意愿“以日本人能够理解的条件”来重新定义一个无条件投降方案，从而让战争不用再经过代价高昂的长期战斗，也不用摧毁日本就能结束战争。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说法，最佳办法，是美国发布一份“各种意图的声明”来对日本人说清无条件投降的意思。5月3日，他们起草了这样一份声明，宣称杜鲁门总统解释说无条件投降意味着“那些将日本推向现在的灾难边缘的军部领导人势力的终结”，并且“不再延长已经无望胜利的日本人眼下的烦恼与痛苦”。而“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民被消灭或者被奴役。相反，这意味着日本的人民在消除军国主义的各种负担之后，能够开始去赢得重返热爱和平和遵守国际法的国际社会的道路”。

有意思的是，在发布这样一份声明之前，对于同其他盟国协同行动只字未提，甚至没有向其他盟国咨询。美国计划单独行动来使日本投降。同正在尘埃落定的欧洲战争相比，美国在亚太战争中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因为它在亚太起主导作用。同样明显的是，日本人试图通过苏联来结束亚太战争是他们正在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如果有人研究了华盛顿方面的日本占领计划，就会发现这一点甚至更为明显。5月1日，SWNCC亚太小组委员会的国务院成员杜曼写了一份关于日本占领问题的冗长备忘录，总结了上溯至1943年的国务院的各种研究。这份备忘录没有明确要求（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由美军单独占领和控制日本的任何计划，都会严重违反美国对这场战争引发的安全事务采取的国际合作的基本政策。”除了单独占领的代价太高这个事实之外，如果中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的军队能够参与（对日本的）占领，还会带来很多益处。“使用亚洲国家的军队会迫使日本认识到，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这个世界大部分在反对他们，而且会让他们将太平洋战争解释成种族战争，解释成一场旨在在全亚洲削弱‘白人帝国主义’的说法失去基础。”但是杜曼旗帜鲜明地支持当时已经成为占领基本指导方针的那些看法：“美国以外的各国军队在驻日占领军中，以及由此在日本军管政府拥有的代表，规模不应庞大到不利于美国在军管政府主导地位的程度。”德国被划分为由不同占领国独立实行军事管理的多个占领区，日本不同，“基本上是一个单一的地理、民族、社会、经济和政治单位”，所以更可行的是将日本当作一个单一的占领区来处置。当然，这一原则是在以美国扮演主导角色的基础上阐明的，由此构成了一项基本战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日本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

东京的日本领导人应当在4月和5月采取明确的求和措施，还有其他原因。一个原因是曼哈顿计划的核武器发展成功。4月25日，了解这个机密计划的关键人物——马歇尔、史汀生和格罗夫斯拜访白宫，首次告诉杜鲁门总统原子弹工程即将完工。两天后，曼哈顿计划的目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使用原子弹的可能目标。在这次会议上，一位航空兵代表建议以广岛为首选目标。他还提到第20航空队正在“系统地轰炸”东京、横滨、大坂和其他主要城市，“主要目标是能在脑海里不将这些城市搞混”。他告诉委员会，航空兵计划到1945年底，每个月在日本投放100,000吨炸弹。目标委员会在5月10日的第二次会议上赞同了这些设想，并且批准了一个建议，以京都、广岛、横滨和小仓兵工厂为使用原子弹的四个优先地点。如果日本人当时知道这些计划，他们可能会立即决定答应美国的条件；然而，实际上铃木内阁在4月和5月期间，制定了精心准备的本土列岛防御计划，来准备应对预料中的盟军登陆行动。

原子弹的进展状态也意味着苏联参战可能甚至会变得更不重要。4月24日，联合参谋计划人员得出结论：“因为预计我们有能力切断日本人在亚洲大陆和日本本土之间的调动，对（日本本土）的入侵已不再需要苏联提早加入对日战争牵制住关东军了。”计划人员并不了解原子弹计划的准确信息，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知道，他们在5月10日赞成这些计划人员的建议，从而给至今仍是相关战略考虑的这个构想盖上了正式批准的印鉴，美国已不再需要苏联成为对付日本的盟友。

华盛顿的一些官员走得更远，质疑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是否明智。上述联合参谋计划人员制作的备忘录，是美国确定苏联参战的战略和政治影响之间的关系的最早战时文件之一。他们指出：“应当注意，《开罗宣言》包括将中国东北归还中国的条款，而苏联尚未同意这份宣言的原则。如果苏联参战，苏军可能首先就会进入中国东北。这至少将会引发美军开始在中国象征性驻军的问题。”这是一种趋势的开始，在美国军事机构之间，而且最终在文官机构之间，决定中国政策不仅立足于对日战争的战略理由，还要基于因苏联在亚洲扩张权力导致的政治考虑。5月1日，海军部长詹姆斯·V.福雷斯特尔在SWNCC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对美国来说，恢复日本的权力以制衡苏联的权力是否必要。虽然当时很少有其他人想到这种程度，但是东欧正在发生的美苏合作当中，难题明显越来越多，已让足够多的官员劳心伤神，于是他们就对日战争中的美苏合作的明智性表达了一些质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日本竭力试图阻止苏联加入战争时，美国也正在失去让苏联参战的热情。

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美国正在调整对亚太地区的政策。相反，对苏联参战的疑虑、原子弹的研制进程、强调对日本的政治主动性，都在证实一种对日战争的显著特征，亦即美国趋向于单独行动，而且宣称亚太区的某些地区是它的主要责任。太平洋战争会继续成为一项以美国主导的事务，同盟国之间的合作在这里远不如其他地方。以此类推，美国愿意让其他国家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没有重新定义自己的战争目标是要抵制苏联进攻中国东北；相反，美国让苏联人自行获得在那里承诺给他们的权利，这是维持战后平衡的协定的一部分。

同样，在东南亚，美国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阻止英法加速收复他们丢失的殖民地。在中南半岛，美国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现在明确地撤回他们早先对托管政策的支持。在一份4月底的备忘录中，美国国务院指出：“眼下或者不远的将来，要法国自愿让中南半岛接受国际托管，或者赞成任何不适用于其他国家殖民地的国际责任项目，都没有丝毫可能。”对美国来说，向法国施加压力会“与美国既定的帮助法国重新恢复实力，以便让这个国家更加适合承担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责任的政策背道而驰”。国务院向新任总统建议美国“应当既不反对将中南半岛归还给法国……也不对法属海外领地采取任何不准备对我们的其他盟国相关殖民地采取或建议实施的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这些观点，因此对美国来说，中南半岛问题就此结束。美国会援助法国抵抗行动，而且会帮助法国收复中南半岛，但那里的将来会掌握在法国当权者手中。将中南半岛变成托管地或者为这个殖民地制定一个地区性方案的想法一度非常迷人，现在这个想法已无须更加明白的墓志铭了。与此相反，欧洲列强回归东南亚是美国战后安排的一部分，就像苏联在东北亚的地位，以及美国在日本和太平洋的主导地位一样。战后的亚洲正在缔造过程中，日本决定融入这个计划仅仅是时间问题。

5月8日，德国投降日，杜鲁门总统呼吁日本人放下武器。这份声明将参谋长联席会议刚刚准备好的草案具体化，向日本人保证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他们“被消灭或被奴役”，而是相反，为他们重返“热爱和平和遵守国际法的国际社会铺平了道路”。按照当时赋予的概念，这种“国际社会”综合了雅尔塔体系与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日本政府应当已经接受了这种构想，但它拒绝相信结束战争的最可行的方式是直接接触美国。5月11日、12日和14日，东京的军事参议院审议了日本的战略。日本目前的军事参议院成员——铃木贯太郎，东乡外相和最高层军官们——同意执行4月30日军事参议院的决议，即在德国投降的情况下，日本应当“推动我们的亲苏政策”。更具体地说，在东乡坚持下，这一战略被理解成意味着“日苏之间开始的谈判，不仅仅是为了防止苏联加入对日战争，而且要获得该国的善意中立，并且最终通过苏联代表我们出面调停来结束战争”。这是日本最高领导人首次清楚地许诺要结束战争。

这是东乡意见的一大成果。但东乡也为当时盛行的倾向接近苏联的情绪所惑。虽然他相信的国际关系准则——在4月23日对东亚各国代表声明的那样——与英美国家表达的那些准则，要比与苏联的那些准则更为一致，但是他寻求苏联斡旋却推迟了战争的结束。根据东乡的战后回忆录所说，他相信只有苏联处于能影响英美和平条件的位置；直接与美国谈判，或者通过诸如瑞士或者瑞典这样的一个中立国进行谈判，结果只会使敌人坚持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后，他为自己的对苏战略辩护说，如果日本想要获得“一种不同于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的和平”，就必须谋求“苏联的诚挚斡旋”。他担心无条件投降会破坏日本的政体，军部也不会接受，而且会使国家陷入彻底的混乱状态。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还要安抚军队，东乡认为，至少必须去争取苏联的善意斡旋。

这种争辩在日本国内政治的背景下可能会有一些意义。即使如此，值得怀疑的是，东乡和其他人是否真的考虑过通过苏联调解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们知道日本的巨大让步没能说服苏联保持中立。如果日本再次寻求苏联人的善意，他们肯定会要求更大范围的让步，那将会增加苏联在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和关内的权力和影响力。如果是这样，代表日本斡旋要符合苏联的利益，只有让战败后的日本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事实上，这种方案并不是完全不受欢迎。一些一心要同英美战斗到最后的日本军官，认为在中国对苏联做出的所有可能的让步，会加剧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使面对日本的美国会相对弱化。在这种情况下，英美可能会决定保留日本的权力来对抗苏联扩张，或者苏联会谋求与日本的同盟来对抗英美。无论哪种方式，日本都会免于彻底失败。但这样的结果与东乡的战略所要求的结果截然不同，东乡要求的结果是利用苏联谋得与美国和英国的和平。

东乡在战后为他的处境辩护的另一个难点是，尽管他认为接近苏联是避免无条件投降的唯一办法，但他没有努力去弄清“无条件投降”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事实上，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观点。除了近卫2月14日的备忘录对美国的意图做出了一种更为现实的评估外，东乡收到的许多信息指出，美国不会要求字面意义上的无条件投降，和平条件是可以公开商讨的。例如，日本外务省政务局6月份就美国可能提出的和平条件，编写了一份备忘录。按照这份文件所说，投降条件会包括按照《开罗宣言》进行的领土处置，美国会保留那些将日军驱逐出去的岛屿，“彻底消灭军部集团”，“占领日本确保非军事化”并且让日本保留一些轻工业和海外贸易。美国政府看起来唯一悬而未决的是天皇的待遇问题，因为美国人分为两派，一派将天皇制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部分和一路货，另一派认为天皇制可以用来影响战后改革。这份文件的结尾写道，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格鲁当时代理美国国务卿，这一事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样的评价基本上是准确的，而且应当立即就被东乡和他的同僚们接受了。重点在于需要说清的是天皇的地位。如果他们当时就和美国联系来确定这个问题，华盛顿的美国官员们很可能会认真地对待这种主动的交涉姿态。5月和6月可能是最适合进行这种联系的时候，因为如日本的那份备忘录正确指出的那样，格鲁那样的人正在通过向日本人保证他们可以保留天皇制，认真地努力去结束战争。格鲁试图通过认同他意见的陆军部长史汀生说服杜鲁门总统，美国应当就天皇问题发布一份说明公告；5月28日，格鲁起草了这样一份公告，声称如果日本人投降，他们会“被允许决定自己未来的政治体制”。或许是想尝试间接影响杜鲁门，格鲁也开始同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兼历史学家乔治·桑塞姆进行商谈。他们都基本上认可重新整合日本的观点，而且认为天皇可以在这个国家的改革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6月初，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也敦促杜鲁门向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方案包括些什么内容，尤其是与天皇制相关的内容。格鲁将胡佛的备忘录转寄给总统，并且再次建议公布一份说明目的的宣言，加速日本投降。格鲁建议，这样一份宣言，应当说清美国决定“铲除”日本军国主义，但愿意鼓励日本人民“遵循自由和合作路线再生”，并且给予他们决定自己政治前途的权利。这会向日本领导人保证，他们只有投降，天皇制才会被保留。否则，战争将会被延长。格鲁以充分的理由说明：

我们能够获得的日本人关于君主制看法的所有证据，无一例外地指出，对现任天皇的人身不得骚扰和保留君主制是日本人不会让步的条件。这些迹象表明，只要日本人不能让步的条件能被满足，他们会准备好承受最窘迫的贫困；相反，如果同盟国的意图是要让现任天皇成为战犯，或者废除帝制，他们就会准备长期抵抗。我们倾向于同意这种观点，我们没能阐明这方面的意图，或者宣布我们想要让天皇成为战犯；废除君主制的话，将肯定会使战争旷日持久，并导致大量的牺牲。

6月15日，格鲁去见杜鲁门总统，敦促他发布一份明确的声明。这位前驻日大使正在准确地按照他在战前认识的那些日本熟人所想的那样行事。

不幸的是，格鲁的种种努力都被东乡外相浪费了，东乡执着于通过苏联斡旋努力获得“一种不同于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的和平”。东乡请求前首相广田弘毅同苏联驻日大使雅科夫·马利克发起会谈，两人在6月3日、4日、24日和29日进行了谈判，全都无果而终。这不足为奇。在5月28日，斯大林已经告知留任杜鲁门总统顾问——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哈里·霍普金斯，加入亚洲战争的备战工作正在抓紧进行，苏军会在8月8日准备好对日本发动战争。

三周后的6月18日，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实施“奥林匹克”和“宝冠”行动，从而为进攻日本本土设定了舞台。杜鲁门认为苏联在亚洲大陆助战会减少美军在这两次行动中的损失，非常欢迎斯大林的保证。美苏两国领导人同意7月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同英国首相丘吉尔进行一次私人会谈，讨论对日战争和欧洲问题。因此，6月中旬，可以说杜鲁门总统已经终止了对寻求苏联参战明智与否的揣测。虽然不是不关心政治影响，但杜鲁门觉得在对战争工作没有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他不能拒绝斯大林的提议。

在这样的情况下，广田——马利克谈判从一开始就是无用的；这样的谈判只是向苏联透露了日本绝望的无助，给予苏联更多的理由加入同盟国的对日战争。在最后时刻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使问题复杂化，当然不符合苏联人的利益。苏联要获得真正的领土割让，必须要做的就是给日本致命一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奥林匹克”和“宝冠”行动被正式批准的当天，东京的日本军事参议院举行了御前会议，决定派遣一名特使去苏联去加速停战进程。天皇明确表达了他的愿望，而且首次在日本最高领导人面前表示希望和平能够尽快恢复。不过，天皇或者其他与会成员都不倾向于直接同美国交涉。他们认为，苏联会向各个敌国传达日本的和平意愿。

更加讽刺的是，就在同一天，6月18日，杜鲁门总统会见格鲁国务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讨论根据格鲁和胡佛建议的方法，发布一份公告。总统告诉格鲁，虽然他乐意对无条件投降的意思发布一份公开宣言，但是“我决定在这件事可以和斯大林与丘吉尔讨论之前保留意见”。格鲁再度敦促尽快发布这份公告，说他“希望会鼓励日本和平运送的每一项合适措施都能被采用”。但三巨头会议的举行日期到7月中旬还没有排定，从格鲁的角度来看，这样延误会使得日本人的态度变得强硬。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反对，他们认为日本人可能会将这份公告当作示弱的标志。参谋长联席会议赞成直接要求无条件投降，而杜鲁门站在他们一边。

百折不挠的格鲁还是获得了总统和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为波茨坦的三国领导人准备某种公告。6月下半月起草的一份公告为总统接受。事实上以陆军部长史汀生为首的起草委员会保证至少部分接受格鲁的意见。在陆军部长指导下，助理部长约翰·J.麦克洛伊和陆军部其他人员同巴伦坦和其他国务院官员合作，在6月29日完成了他们的草案。

总之，这份于7月2日提交杜鲁门总统的新草案，证明了（美国人）对日本人要比格鲁早先的建议更加大方。在宣布同盟国决定“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都会继续进行对日本的战争”后，这份公告接下来引诱日本人根据一些条件投降：

那些欺骗和误导日本着手征服世界的人的权力和势力，将会被严格地排除，因为我们认为，直到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被从这个世界清除为止，和平、安全和公正的世界新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

占领日本的土地被认为是必要的，而我们的权威会一直行使到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日本发动战争的潜力被摧毁、它不会再次威胁世界和平，而且被热爱和平的国际社会接纳为止。

《开罗宣言》的各项条件必须执行，日本的主权将被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我们决定的那些邻近小岛上。

日本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返回家园，回归和平生产的生活。

日本作为一个种族不会被奴役，作为一个国家不会被毁灭，但是对所有的战犯，包括那些曾经虐待我们各国战俘的人，将会进行严厉的判决。在日本人民中发现的民主倾向将会得到支持和加强。应当确立言论和思想自由，以及对基本人权的尊重。

应当允许日本保留那些确定不会提供战争潜力，但是可以产生可持续经济的产业。应当允许日本获取为了这个经济目的所必需的原材料。盟军占领军的目标一旦达成，并且一个倾向和平的、负责任的日本人民的代议制政府已经确定无疑地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撤出日本。如果这个政府能表现出不会再度渴望侵略，能够让全世界完全满意的话，这个政府可以包括现王朝统治下的一种君主立宪政体。

这份对和平条件的明确声明，同一份战时的开明再整合主义宣言没有任何差异。毫无疑问，日本领导人们会发现这些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他们不可能要求一种关于天皇制、战后恢复，或者重新融入国际秩序的更加直接的承诺了。

这份宣言草案，在杜鲁门政府内部的进一步审查中被保留，并且最终以修改后的方式在波茨坦公布。可以肯定，一些美国官员强烈反对明确保证天皇制。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的战略调查委员会怀疑日本的“激进分子”是否会因为这样的保证而气馁，同时“天皇的狂热信徒”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对同盟国提出的这种措辞都不满意。为了回应这种说法，这份公告的起草者之一——当时代理陆军助理参谋长的H.A.克雷格少将告知杜鲁门总统，起草委员会认为“我们不应该转弯抹角，而是应当清楚明白地说明我们想要对天皇如何处置”。6月初，美国军方还反对除了直接呼吁无条件投降之外的任何公告，然而到了7月，成功占领冲绳后，他们更加愿意使用政治手段来结束战争。正如克雷格所说：“从军方的角度来看，如果让裕仁本人保留（日本）名义上的元首地位，我们更加可能接受日本人投降的话，似乎没有理由不去这样做。他主要是一个象征，而且如果我们完全接管现行政府的话，他的影响力看来会妥善地被按在我们的拇指之下。当然，关于裕仁本人最终的决议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必然会受到美国舆论的全面关注，他们过去几年一直在灌输裕仁应当被除掉的想法。”

最后一句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美国人民了解战争即将结束，而且对新闻报道的国务院对天皇的软化立场表现出了不满迹象。根据7月份国务院总结的美国人的意见，“按照一份盖洛普民意调查的说法，大部分公众认为（天皇）应当被严厉处置”。格鲁自己公布的公开声明，否认了政府只对无条件投降感兴趣。但是他一直都相信他对7月初被任命为国务卿的詹姆斯·F.伯恩斯所说的，如果给予日本人“一种印象，让他们发现无条件投降可能并不像他们一开始认为的那样糟糕”，他们就会尽快投降。然而，助理国务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不能肯定，是否应当就无条件投降的含义给予日本人任何保证。麦克利什主张：“如果我们将无条件投降政策修改成按照日本人对天皇问题不能让步的条件制定的一种新的投降政策，那美国人民有权知道。”此外，他还认为：“如果我们允许这样做，过去使日本变得危险的事情未来也会使得它变得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日本的天皇崇拜给予了日本统治集团……控制日本人民的能力。”另一位助理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同意这种看法，他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君主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封建制度……让这种制度原封不动延续是在冒极大的风险，日本人将来可以像过去那样利用君主制。”

7月17日，波茨坦会议召开时，对公告草案的反对已经变得足够强大，以至于最终交给杜鲁门总统的草案省略了对天皇的明确意见。造成这种变化的一个原因是在国务院内部，像伯恩斯、艾奇逊和麦克利什这样不长于日本事务，却对舆论极为敏感的人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总统倾向于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是格鲁和其他日本问题专家的意见。不过，杜鲁门收到的草案仍然向日本人保证，他们无条件投降的话，会让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这很容易被解释成意味着保留天皇制。

6月中旬和7月中旬之间的几周，对确认早先的占领指导方针同样至关重要。同天皇问题的持续讨论相结合，占领政策进一步确定了美国在管理战败后的日本，并且按照自由、合作路线改造这个国家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决心。5月1日杜曼起草的备忘录中，重申了美国的主导作用，SWNCC亚太小组委员会在6月23日将这份备忘录采用为该小组委员会的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这一建议，而且通过呼吁美军“控制”占领区，使得这一政策更为明确。6月11日，亚太小组委员会起草了一份综合性的“关于日本战败后初期政策”的草案，这份草案同无条件投降宣言草案一样，试图确定日本战败时会达到的目标。草案重申了一些主题：

美国关于日本的基本目标是：

1. 日本无条件投降或者彻底战败；

2. 从日本帝国剥离包括委任统治群岛（内南洋群岛）等领土；

3. 创造各种条件，以保证日本不会再度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

4. 在日本最终出现一个尊重其他国家和日本国际义务的政府；

以及

5. 日本最终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上参与世界经济体系。

这份文件还强调了额外目标，如在战后的日本“加强民族倾向”，“鼓励自由政治因素”，为了“使民主思想得到发展”进行教育改革，并且“更加广泛地分配日本经济体制的所有权、管理权和控制权”。除了天皇的实质权力在战争结束后会立即“被中止”之外，对他只字未提。与此同时，文件也指出军管政府应当“利用日本的行政机构和……日本的公职官员，让这些官员负责执行军管政府政策和指令”。

这些文件和当时其他在政府高层传阅的文件，清楚地说明了按照自由路线改革日本的议程，从而让日本这个国家能再度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位和平而负责的成员出现。虽然关于天皇的待遇没有任何明确决定，但是文件认为军管政府应当鼓励日本官员以及私人同占领军当局合作铲除军国主义，并且实施占领目标。7月中旬的一份海军部备忘录指出，存在“许多日本人……他们通过此前的接触和早期教育，将会倾向于接受和帮助……民主原则发展”。因此，军管政府的一项首要任务是“寻找这样的人”并且在民主化的各种计划中取得他们的帮助。这一时期，军事情报处开始制作一份有望会同占领军当局合作的“友好日本人”名单并不令人意外。

在波茨坦会议进行的时候，美国官员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意义进行了许多思考，这毕竟是战争目标问题的关键。对美国来说，要在占领日本时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各种改革措施，以及使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日本人，需要一个相当明确的计划。这项计划并不是彻底投降。如果日本需要的是东乡所说的“一种不同于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的和平”，可以说美国正在提供这种和平。但是东乡仍然决定派遣一名特使去莫斯科，通过斯大林调停来谋求一种可接受的和平。他选中了前首相近卫文麿，因为按照东乡和同僚的看法，他是一位众所周知的能同美国人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人。7月12日，东乡外相指示驻莫斯科的佐藤大使，向苏联政府通报近卫即将访苏和此行的目的。然而，东乡再次明确表示，只要美国和英国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日本将别无选择，只有继续“为了我们的荣誉和生存”而战。7月13日，佐藤向苏联政府转达了这则信息，不料竟发现次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已前往波茨坦。不屈不挠的东乡外相继续指示佐藤寻求无条件投降以外的条件。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东乡的这些努力无济于事，一些日本官员呼吁外务省直接同英美交涉。这些官员中的许多人相信，日本正在通过苏联进行的活动浪费宝贵的时间。与他们在东京的上司不同，他们认为日本应当通过与英美接洽而不是苏联，来利用双方之间的裂痕。例如，日本驻苏黎世总领事神田丈太郎（Kanda Jotaro），在6月中旬致电东京，主张美国欢迎日本直接提议和谈，因为早日结束战争可以消除美国对苏联参战的需要，苏联参战会导致该国在亚洲权力的进一步扩张。然而东京的一些人说，苏联势力的扩张会加剧美苏紧张关系，会对日本有利，神田却认为这种发展趋势不会产生任何益处。他指出如果整个亚洲就像整个欧洲所受到的威胁那样，落入苏联控制之中，日本的利益会受到严重损害。

在中立国瑞士的日本外交官、商人和其他人士，都认同神田的看法。他们眼看着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战后的混乱、社会动荡，还有苏军在东欧和中欧煽动的各种活动。他们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在日本发生，而唯一能够阻止的办法，他们认为，就是同英美正面交涉。驻伯尔尼的加濑俊一公使（这位加濑俊一公使与前文出现的日本外务大臣秘书官是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人。——译者注）赞同他们的意见，而且一个日本商团毫不迟疑地更进一步，秘密联系了美国战略情报局代表艾伦·杜勒斯。不幸的是，因为东乡外相表现得毫无热情，同杜勒斯的联系毫无结果。

但是直接与美国接触的想法正变得非常坚定，无法再被压制。《朝日新闻》驻伯尔尼记者柳新太郎（Ryu Shintaro），在7月9日发给他的朋友——内阁成员绪方竹虎的长电报中说，如果日本不能在苏联参战之前结束战争的话，就要经历和战后德国同样的痛苦和混乱。日本应当立即结束战争，因为这也是美国和英国所希望的，尽管两国公众坚持无条件投降方案。柳相信，投降条件是可以交涉的；日本必须要做的就是表明自己准备结束战斗。否则，不仅是日本的武装力量，连日本人民和日本的“根本”都会被摧毁。为了让日本在“50年内，以一种新形式”再度崛起，他敦促东京的领导人们打定主意，为和平采取行动。同样，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冈本季政呼吁他在东京的上级们“为了我们帝国制度的安全，也为了我国人民将来的福祉”，让战争尽快结束。他报告说美国政府似乎准备考虑无条件投降以外的条件，并且警告说，如果日本不抓住这个机会，就将会面临德国人正在经历的灾难。7月18日和20日，驻莫斯科的佐藤大使向东京发送了措辞类似的消息，呼吁日本政府仅以保留天皇制这一个条件与同盟国达成协议。他力争道，如果这个条件能得到满足，那么停战是否被称为无条件投降，真的没什么关系。日本的荣誉会被保留，而它的毁灭会被阻止。

回顾往昔，这些紧急通信提供了额外的证据，即日美双方在7月中旬都有充分的意愿和情报当时就结束战争。美国人称停战为日本的降伏和无条件投降，而日本可以给它另外一个名目，但这是同一回事。这将会避免进一步破坏，以和一个月后实际停战的同样方式进行。换句话说，7月中旬到8月中旬之间的额外的战斗没有让和平条件变得有什么不同。

此外，战后亚洲的轮廓基本也会相同；日本在7月战败不会削弱雅尔塔体系。英军和法军正在迅速重新占领他们在东南亚的旧殖民地，而苏联正在部署它用于亚洲的军队。即使苏联没有加入对日战争，他们也会占领萨哈林岛、千岛群岛和在雅尔塔分配给他们的其他地区。对美国来说，它可以实施为日本和日本在太平洋的旧领地长期准备的占领计划。日美战争的结束同美国官员们预测的方案相比，可以提前几个月尘埃落定。不过这个方案日本的官员们也同样熟悉，因为它的轮廓令人油然回味起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关系。

第六章
结局

波茨坦会议原本可能会给一个形成中的战后亚洲的轮廓，落下最后几笔。日美战争本可以在会议前夕终止，而且战争也应当可以在会议8月2日休会之后立即结束。三国元首——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后来保守党在会议期间输掉大选，由克莱门特·艾德礼取代）基本上没有或者说根本没有改变处理战后问题的雅尔塔体系。就对日战争而言，三国元首通过了一份按照美国政府内部准备好的草案编写的宣言，再度确认了美国的主导地位。7月26日公布的《波茨坦公告》，呼吁日本政府按照以下条件宣布无条件投降：

那些诱骗和误导日本人民着手征服世界的人的权力和势力将会被永远消除，因为我们坚持认为在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被从世界上驱逐之前，和平、安全而且公正的新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这样一个新秩序建立之前，并且在令人信服的证据能证明日本发动战争的力量被摧毁之前，同盟国指定的日本领土上的各要地将会被占领，以确保我们在此设定的基本目标实现。

《开罗宣言》的各项条款会得到执行，日本的主权会被限定在本州、北海道、四国、九州四岛，以及我们确定的其他小岛上。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后，可以返回家乡，而且有机会被引导进入和平生产的生活当中。

我们无意让日本作为一个种族被奴役，也无意让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被消灭，但对所有战犯，包括那些曾经虐待我们各国战俘的人，将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日本政府将解除复兴和加强日本人民之中的民主倾向的所有障碍。言论、宗教和思想自由，以及对基本人权的尊重，都将被确立。日本将会被允许维持那些将会支撑其经济的产业，以及用于支付赔款的产业，但那些会让它为战争进行重新武装的产业除外。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允许其非控制性地获得原材料。最终将会允许日本参与世界贸易体系。

一旦这些目标达成，而且按照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建立起一个和平倾向的负责任的日本政府，盟军占领军将会从日本撤出。

显而易见，《波茨坦公告》在精神上和内容上都忠实地符合史汀生委员会准备的草案主旨。然而，有三处值得注意的变动。首先，在日本的占领区被限制在“各要地”而不是全国，这反映了英国代表团的观点，他们在起草文本的最后时刻提出，占领整个日本没有必要，而且是不可取的。反之，英国人觉得经济限制，再加上在日本某些地区驻军就足够了。但这是一个小改动；将战败的日本当作一个整体来处置，而不是划分为多个占领区的原则，完全没有改变。此外，通过保留基本的占领目标——非军国化和民主化改革——《波茨坦公告》暗示了一种大规模的占领。

第二项变动是具体提及了赔款问题，插入这条内容表示对日本的处置同对德国这方面的待遇相似。三国元首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必须在波茨坦商议德国人应支付的赔款数字。与此同时，因为离开经济复苏就不可能有赔款，因此插入了赔款条款甚至于是战后日本会逐渐重新融入世界经济的更明确的声明。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变动，是删除了所有与天皇制有关的内容，用“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这样的句子来代替。这一变动说明杜鲁门总统接受了伯恩斯、艾奇逊、麦克利什和其他人的意见，他们认为美国公众舆论不会容忍对天皇进行明确保证。尽管如此，格鲁、杜曼和其他长期为这样一种保证努力的人可以心满意足了，日本人民会“自由”表达他们保留天皇的意愿，因此新措辞符合前期草案的精神。这个例子和其他例子都说明，《波茨坦公告》显然是美国人的作品，总结了三年多以来美国政府内部的计划和审议。

日本政府应当立即旗帜鲜明地接受《波茨坦公告》，因为它给予了他们正在寻求的东西，“一种不同于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的和平”。驻伯尔尼的加濑俊一公使和驻莫斯科的佐藤尚武大使等外交官，正确理解了这份公告的意义。他们告诉东乡外相，公告的条件远比同盟国加诸德国的那些条件温和，因此显然是可以接受的。他们警告东京的上司们，日本的延误或者拒绝，必定会导致祖国的毁灭。铃木贯太郎和东乡外相很晚才收到这一建议，但不幸的是，他们两人过度夸大地认为，如果马上接受《波茨坦公告》，在日本将会受到抵制，尤其是军部抵制。铃木和东乡认为，他们需要时间来说服军部和国民，接受《波茨坦公告》对国家和帝制是最佳选择。他们希望能向国民说明，这个国家还远没有被打败，铃木告诉媒体：“没有必要认真对待这份公告。”向海外广播的这则声明，等于表示东京方面对公告缺乏兴趣：几乎完全同他的打算相反。直到8月6日和9日美国投下原子弹，苏联在8月8日对日宣战以后，铃木内阁才最终决定性地开始通过与美国直接谈判将战争结束。日本未能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真正地使地球表面改变了。如果7月底或8月初就遵照雅尔塔规定的条件，就会带来一种传统意义的和平。这会在日本引发严重的国内纷争和混乱，但这个国家也会被美军占领，而且最终“自由派”的“能合作”的日本人会出面缓和国内紧张局势，并且为了平稳过渡到一种更为和平的方向与占领当局合作。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同一时期已经划分了东亚和东南亚，将其纳入各自的势力范围。美国会对太平洋大部分地区建立控制权，并且减少在菲律宾、中国和亚洲大陆其他地区承担的义务。在战后时期，美国政府会尝试为某些国际合作制度进行工作，为其他国家提供丰富的经济资源，来换取这些国家合力为创建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努力的意愿。

所有的这些政策和取向在8月初期以后都保留下来，人们可能认为，在1949年亚洲的冷战开始之前，这些政策和取向会继续确定战后的亚洲政局。然而，日美战争，事实上是整个亚洲和全世界，在8月6日第一枚原子弹在广岛上空投下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那天上午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来到了终点，一个不仅仅延续到8天后日本正式投降为止，而是延续了许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新阶段开始了。

核武器这种新武器的政治意义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认识。美国政府几乎完全是从战略方面思考核武器的。7月16日，当杜鲁门总统被告知阿拉莫戈多的试爆成功时，他正在德国，当即授权使用原子弹（有两颗马上可用）加速结束战争。日本人将广岛核爆视为前所未有的事件，核爆比常规攻击更具破坏性，抓紧联系美国政府结束战争。但即使这个时候，双方的交涉还是好像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那样，日本仍然坚持完整保留“天皇陛下身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利”，而美国向他们保证“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会按照《波茨坦公告》，通过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确立”。这一方案相当暧昧，双方都可以接受，于是东京在8月14日决定投降。在《波茨坦公告》最初公布的时候，这样的交流就可以进行，而且甚至可以认为，这样的交流早在波茨坦会议之前就可以进行了。

在某种程度上，日美只有在关于天皇制的少许用词上还存在象征性分歧，而在几乎其他所有问题上，东京和华盛顿方面基本达成了协议。这根本上是因为两国政府，包括拥有共同过往的领导人，一度曾为了相似的目标，按照同样的原则共同努力，只是他们后来分道扬镳，尝试用其他方法解决全球和国内问题。战争的结束表明，日美合作和相互依存是比竞争和冲突更为可行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战败的日本，以及战胜的美国，都准备好回归较早的时期，恢复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的伙伴关系，同时在日本剔除那些曾经破坏这种伙伴关系的因素。

原子弹的落下改变了这种情景。核弹袭击使得无论日美两国的愿望和意图是什么，它们都不能再回到过去，恢复熟悉的国际关系框架。它们现在面临一种不确定的未来。讽刺的是，加濑俊一公使，这个曾经比任何其他外交官都更加卖力敦促东京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的人，也是最早注意到广岛核爆深远影响的人。虽然加濑曾经努力为日美和解工作，但是8月8日，他电告东京，现在他害怕这种新武器会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美国通过使用这种武器成为某种未知的国家，比以前要可怕得多的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濑收到的电报回电，是让他告知美国，日本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指示。这样，对人类来说，一个时代即将结束，而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核时代的来临，使人们肯定世界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了，有些内容正在被添加到迄今为止人们熟悉的国际秩序的观念中去。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各国都在着手重建和恢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业，这似乎靠传统智慧就足够了。权力关系的雅尔塔体系在亚洲被具体化，威尔逊主义的各项原则预示着战后美国经济政策的延伸。至少对日本人来说，这些安排是他们不得不与之共处的东西，而且他们渐渐接受了这些安排是确保国内和平、繁荣与福祉的最佳手段。战后的各种改革并没有与传统断然割裂；这些改革可以融入现代日本某些势力的概念当中，这些势力强调经济发展、政治自由化，以及理性开放。因为这些是占领当局强调的目标，而且因为美国仍然是主导占领国，战后改革与美日关系变得息息相关。

日本人欢迎和鼓励国内改革的程度之深，以至于形成了同美国关系的一种持久观念。这种共享经济利益和文化诉求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温和的、重归一体化的和保守的观念。日本的内部和外部导向更多地建立在各种熟悉的观念，以及跨太平洋的合作和相互依存的传统上，而不是对国家或者国际目标的全面重新定义之上。因此，一段时间之后，日本成为一个旧秩序的符号，这种旧秩序曾经塑造了威尔逊时代和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关系。这是一种由《大西洋宪章》，同时也是《大东亚会议宣言》定义的秩序。这种秩序面向世界的相互依存和稳定，使那些目标和国内安排之间呈现一种平衡，从而使各利益集团能在一个开放而稳定的世界秩序中都分到一杯羹。

但是当这些传统力量在同一个层面起作用时，核武器正在另一个层面上迎来国际事务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舞台。早在1945年10月，战争结束后刚刚两个月，美国就开始进行一项核战争研究，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的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要求另一个委员会“在苏联和苏联控制地区适合战略核轰炸的最重要的目标中挑选大约20个”。我们不应赋予这些计划太多实际意义。毕竟，即使在友好国家之间，假想的战争计划都一直存在。此外，1945年秋，除了将占领欧洲、中东和东北亚广大地区的苏联作为一个重要军事强国和假想敌以外，核袭击的计划都是不能被考虑的。即使没有原子弹，美苏以两个最强大的军事强国的面貌出现，也会使战后国际和亚洲事务与20世纪20年代的形势迥然不同。然而，重点是1945年8月，华盛顿、东京和其他地方的官员们已经接受了苏联权力的现实，就像雅尔塔协定证明的那样，而且正在试图将苏联的权力纳入一个仍然会由威尔逊国际主义的一些原则维系的世界秩序当中。然而，无论雅尔塔体系还是威尔逊主义都没有预料到需要容纳核武器。1945年以后，原子弹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这种武器开始主导外交政策和战略设想，而且未来战争开始被想象成核冲突，这不是常规的暂时失常，而是所有国际和国内秩序的终结。

讽刺的是，拥有新的致命武器，使得美国与后来的苏联和其他核国家对这种武器的使用极为谨慎，由此造成了一种“恐惧平衡”，在1945年后的三十多年，让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维持着一种不安的和平。和平反过来使日本能够在经济上恢复，并且在全球范围从事贸易活动。日本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和平条件，而且通过自己的主动性巩固了构成这些条件的各项原则，来使得一些传统的威尔逊国际主义箴言具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20年代和战后岁月之间存在连续性。尽管核时代和与之相伴的美苏对抗的时代到来，但经济发展和相互依存的旧秩序继续成为国家间事务的特征。日本对旧秩序的恢复和发展的贡献不亚于美国。只有20世纪70年代，国际主义的基本设想才受到一场全球能源短缺、发展中国家的过分自信，以及发达国家之间对无限制增长的前景日益增加的怀疑态度的挑战。日本和美国是否能够相互合作，而且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合作，去发展出一个更加新鲜的国际关系观念，还有待观察。

注释

缩略语表

参考文献

出版资料

未出版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与文化 / （美）入江昭著 ; 吴焉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4

书名原文: Power and Culture :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ISBN 978-7-5086-9363-7

Ⅰ . ①权… Ⅱ . ①入… ②吴… Ⅲ . ①日美关系－研究－ 1941-1945 Ⅳ . ① D831.39 ② D8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 第187471号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by Akira Iriye

Copyright © 1981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权力与文化

著者：［美］入江昭

译者：吴焉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86千字

版次：2019年4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5—7453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363-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不确定性的终结

第二章 流产的“新秩序”

第三章 重定战争目标

第四章 日美和解

第五章 战后亚洲的产生过程

第六章 结局

注释

参考文献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