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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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彩插

约翰·帕顿·戴维斯与奶娘付大娘（音译），约1908年。

峨眉山，约1915年。

传教士老约翰·帕顿·戴维斯（最左边）、约翰·帕顿·戴维斯（中间）和一众其他传教士。

全家福，约1918年。

左起：约翰·帕顿·戴维斯、老约翰·帕顿·戴维斯，海伦·麦克尼尔·戴维斯和唐纳德·戴维斯。

于汉口约翰·帕顿·戴维斯的公寓内，1938年夏。

从左到右：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弗兰克·多恩、F.麦克拉肯·费舍尔、无法辨认的中方军事发言人（被遮挡）、杰克·贝尔登、A.T.斯蒂尔（《芝加哥日报》）、埃文斯·卡尔逊上校（美国海军陆战队）、弗雷达·厄特丽、章汉夫、约翰·帕顿·戴维斯。

副领事朝比奈和约翰·帕顿·戴维斯在江西吴城一间日本官员休息室，1939年8月。

约翰·帕顿·戴维斯（手持那加人送他的矛）、威廉·T.斯坦顿和埃里克·塞瓦赖德1943年9月九死一生穿越缅甸丛林之后。

中将约瑟夫·W.史迪威与其工作人员。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史迪威左边。

1944年10月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延安。

从左到右：周恩来、朱德、约翰·帕顿·戴维斯、毛泽东和叶剑英。

1945年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美国代表团。

前排从左到右：詹姆斯·B.科南特、本杰明·科恩、詹姆斯·F.伯恩斯、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站立一排从左到右：不知名的上校、约翰·帕顿·戴维斯、范宣德、爱德华·佩吉、H.弗里曼·马修斯、查尔斯·E.波伦。

约翰·帕顿·戴维斯与妻子帕特丽夏·格雷迪·戴维斯在他们莫斯科的公寓，1946年。

1954年11月6日，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华盛顿，被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开除后的第二天。

1961年，帕特丽夏·戴维斯与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利马与他们的一张单刷版画合影，该画被采用为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海报。

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利马家里的日光室内，背景是他精制的一些创意家居。

1962年戴维斯一家在利马家里的客厅。左起：苏珊、约翰、帕特丽夏、提基、萨莎、躺在地毯上的詹尼弗，约翰·帕顿·戴维斯扶着黛博拉。

约翰·帕顿·戴维斯和帕特丽夏在利马的自家服装样式工坊。

1963年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利马亲自拍摄的全家福。

后排：苏珊、提基、约翰、萨莎；前排：黛博拉、帕特丽夏和坐其腿上的梅根，以及詹尼弗。

序

托德·S.珀德姆（Todd S.Purdum）[1]

我从未有幸见过小约翰·帕顿·戴维斯。但在1979年夏天，通过两本不错的著作，我开始对他有所了解，如同见到一样。第一本书是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最近刚刚再版的1946年回忆录《平凡的梦想》（Not So Wild a Dream），其中详细记述了二战期间他和戴维斯被迫从一架发生故障的美国运输机伞降到缅印边境野蛮丛林部落的苦恼经历。第二本是《纽约客》资深撰稿人小E.J.卡恩（E.J.Kahn，Jr.）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外交官及其遭遇》（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这部引人注目的著作记载了20世纪40年代戴维斯和他在中国的外交官同事所受的不公正对待，而原因竟是他们成功预言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终会战胜蒋介石领导的涣散腐败的国民党。

那时我还是在校的大学生，觉得戴维斯的故事就是现实版的小男孩奇遇记，尤其是如果这个小男孩碰巧是一个来自和睦家庭的敏感个体，一个正直诚实的好学生，一个敏锐的人性观察者，以及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也会留意本书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在仔细阅读这本简洁明了、有所保留却又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后，现在我又知道，戴维斯是美国“最伟大的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中不可或缺的一位，而且由于其漫长精彩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全部）缺乏足够的公众认可，他的故事就更加吸引人了。

戴维斯的回忆录是一阵旋风，同时也是20世纪中间50年全球范围的名人录（Who’s Who）。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戴维斯在中国四川出生，他的父母是美国浸礼会牧师。在参议院宣判克林顿无罪后不久，他在北卡罗来那州的阿什维尔（Ashe Ville）与世长辞。在世时，他与一大批同时代最了不起的人物共事、争论或仅仅萍水相逢。他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以及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如果在哥大读书时稍对田径运动或披头士有些兴趣，他很可能会成为年轻的大卫·洛克菲勒的家庭教师。然而，他找了份洗碗的工作，后来决定申请去外事部门。

20世纪30年代初，戴维斯被派往中国，这是他的第一个任务。在那里，戴维斯感受到了美国霸权时代之前盛行的消极老套、凭经验和直觉行事的外交方式。他作为史迪威将军的特别外交事务助理目睹了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到偷袭珍珠港的二战风云。史迪威当时是中缅印战区盟军指挥官、最高统帅蒋介石失落的参谋长。从这个时候开始，戴维斯遇到了很多传奇式人物，从甘地到尼赫鲁、富兰克林·罗斯福、乔治·马歇尔将军、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蒙巴顿将军，甚至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和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在二战局势最紧张的时候，戴维斯从一条绝不亚于美国王牌间谍“疯狂比尔”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2]的官方渠道得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是同性恋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当1943年戴维斯乘坐的从印度飞往中国的飞机迫降在丛林中时，他随身带着一瓶少有的干邑白兰地（Cognac）和一些特别的褐色墨水，这是为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准备的礼物。后来，在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担任大使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期间，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约瑟夫·斯大林。战后美国外交巨擘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是戴维斯的亲密同事和朋友，除了塞瓦赖德，戴维斯还有一些其他的著名记者朋友，这些人包括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和详细记述戴维斯贡献和遭遇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的作者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

看起来戴维斯好像过得很好。但是在这本大量取材于他众多个人信件和日记以及为国务院和军队长官准备的正式白皮书和报道的回忆录里，他从未是自己生活中的英雄，尽管有时他的行为会有英雄色彩。他是一个长期被孤立、受到错误对待的睿智观察者，措辞优雅，随时都会有奇思妙想。在一次坐在印度邮递火车驾驶室里的惊险旅行中，他惊叹车头没有牛被撞的痕迹，因为当时铁路沿线到处都是四处闲逛的神牛。他认为“有尊严的友好”是对待等候他和塞瓦赖德的野蛮丛林部落的唯一合适方式。他将蒋介石概括成一个东方的超脱而谦和的士兵、政治家、卫理公会教徒和东方智者。他对帕特丽夏·格雷迪（Patricia Grady）的记述含蓄而又充满无限爱意，认为她独一无二。他们一起共度了愉快的57年婚姻时光，生养了7个孩子。

一次又一次，戴维斯在这本书中的判断都惊人的准确。他预见到英国残存的帝国姿态会使联军的战争努力遇到困难。他知道，正如战争结束前他一度认为的那样，“共产党会取得胜利，中国的命运不在蒋介石手中”。早在1943年，他就意识到，要注意战后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趋势，“从而对我们所在时代今后的战争和革命有所准备”，也由此预见到约翰·肯尼迪后来所谓的冷战中“漫长的迎接黎明的争斗”。

这是戴维斯一生中的悲剧——也是本书令人感到灼痛和警醒的主题——在最危险的时间里，祖国剥夺了戴维斯的工作，并不是因为他曾经决定要背叛，而是在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导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发起的九个连续内部安全检查后，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Loyalty Security Board）最后认为他缺乏“判断、谨慎和忠诚”——这三个方面实际是他所充分具备的。当然，他所真正缺乏的，是在恐怖时期对美国国内政治主流需求的懦弱服从。1954年11月，杜勒斯国务卿转达了对戴维斯的裁决，但是杜勒斯表示如果戴维斯有需要，他愿意为其开具人品介绍信。这种提议降低了这些调查结果的可信度。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戴维斯的解职发生在他的参议院同侪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倒台并备受指责前不到一个月，也是奠边府（Dien Bien Phu）法国殖民力量溃败仅六个月之后。这使得美国国务院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最出色的亚洲问题专家，他的存在可能对美国在越南的外交政策的有效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戴维斯将这些都简单地记入手稿中。这份手稿自1972年他在西班牙的时候就开始写了，后来费力写了二十多年，之后便放置一边，未能完成。尽管外交生涯结束后他出版了另两部著作——1964年的散文集《外交和其他事务》（Foreign and Other Affairs），以及1972年有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的《抓住龙尾》（Dragon by the Tail）——可他对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拖再拖。“随着年事渐高，”他的女儿提基（Tiki）告诉我，“他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幸运，因为他没有完全停下来。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历史时刻不同于戴维斯的，但是一样充满喧嚣。我们听到纽约市长宣称，在一些国会议员中，“没有人知道中国的情况”，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似乎要证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被问到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是，“我没有太留意”。在这个时候，戴维斯有关中国和很多其他问题的博识和智慧就变得有用起来。

像很多了不起的人生前都怀才不遇一样，戴维斯在不如他的人手下工作，终遭不幸。但是他还是亲眼看到了自己的观点被证实，名誉被恢复。亲耳听到他的老朋友塞瓦赖德，那个最冷静的北欧人宣布，虽然他“认识很多人”，但就人所当有的状态、谦逊和熟虑、机智与沉稳等方面，他从未遇到像戴维斯这样的完人。而读者现在可以通过他的书来重新认识这个非同寻常的人，这是何等的幸运！

[1] 托德·S.珀德姆，《名利场》（Vanity Fair）编辑。

[2] 20世纪40年代常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除特别注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目录

- 第一部分 离开与重返

- 第一章 解职

- 第二章 从中国到美国

- 第三章 我的游学教育

- 第四章 汉口、远东事务处和珍珠港

- 第二部分 “此次任命既不是出于您的请求，也不是为了您的方便”

- 第五章 与史迪威共赴亚洲

- 第六章 与甘地的一面之约

- 第七章 尼赫鲁和“那个问题”

- 第八章 美国人在印度

- 第九章 威尔基、华盛顿和“醋乔”

- 第十章 与那加猎首者一起

- 第三部分 公共外交和个人外交

- 第十一章 战争的政治

- 第十二章 开罗：和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一起

- 第十三章 大英帝国重回亚洲或许与我们无关

- 第十四章 帕特丽夏到达印度；宋氏家族上演闹剧

- 第四部分 中国问题

- 第十五章 史迪威的战争

- 第十六章 委员长对抗将军

- 第十七章 会见毛泽东

- 第十八章 共产党、国民党和赫尔利三者交锋

- 第五部分 莫斯科的日日夜夜

- 第十九章 莫斯科任职

- 第二十章 赫尔利全面出击

- 第二十一章 战后的莫斯科

- 第六部分 国内争斗

- 第二十二章 回到美国和院外援华集团

- 第二十三章 被任命为凯南领导的政策规划司成员

- 第二十四章 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合作

- 第二十五章 1948年重访亚洲

- 第二十六章 “共和国历史中最为恶毒的竞选：充斥着片面引导和弥天大谎”

- 结语

- 索引

- 致谢

第一部分 离开与重返

第一章 解职

1954年11月5日下午2点30分，我走进了国务卿空阔的办公室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正站在那里等我。国务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的身边是法律顾问赫尔曼·弗莱格先生（Herman Phleger）。

在这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杜勒斯是在莫斯科。为显示两党合作，杜鲁门政府将共和党人杜勒斯纳入参加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中。那个时候我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担任一秘。杜勒斯经常与我和我的妻子一起用餐，她陪同他购买纪念品，他则请我们在莫斯科一家不算太差的饭馆吃饭。现在，他已经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了。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11月3日我作为驻外使团的副公使从秘鲁首都利马回到华盛顿。这种改变不只是简单的南北半球地理位置的变化，也不是从春天到秋天、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变化，更多的还是从平静的状态进入焦虑之中，到处充斥着猜疑。

这些感觉并非刚刚才有。美国人民二战后梦想的幻灭，他们对俄国人、中国人和核弹的恐惧，以及“共产主义颠覆”这个美国人生活中可怕的新生事物，已经被部分政客、宣传家和军人鼓吹利用快九年了。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野的共和党发现，控诉民主党丢掉中国以及容忍政府中的共产主义“阴谋”是他们重新获得公众支持从而接管政府的最好机会。

蛊惑人心的政客们和各种政治团体将攻击矛头主要对准国务院，特别是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以及和中国打过交道的外交人员。这些外交官们——我也曾经是其中一员——被认为参与了把中国拱手让给共产主义的有组织阴谋。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更是指责当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其前任乔治·C.马歇尔将军是背后的主谋。

谣言对无知民众产生了作用，促成了艾森豪威尔和理查德·M.尼克松宣称为“清理华盛顿污浊”而进行的竞选活动。这包括扩大了因对忠诚、安全以及任何表明个体并不可靠或易受影响的合理怀疑而解雇公务人员的标准。一个人如果被宣布可靠性不够就相当于被归入“安全威胁”这一危险的类别中，远远超出不忠。我的同事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被杜勒斯以工作表现未达到某种预期为由勒令辞职，尽管此前的国务卿对他的判断刚好相反。共和党的即将上台和清洗的不断扩大并未安抚煽动者。比如，麦卡锡在1953年11月24日宣称，在我的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胜算为零”，会“出局”，因为我还在政府中任职。白宫官员认为这是对总统的攻击，然而深受爱戴的、强有力的艾克[1]（Ike）保持了沉默。杜勒斯同样如此，作为一个有明确原则的人，却在与这些政治团体的关系中也有所顾忌。

1954年6月，我被从利马召回国务院，在忠诚安全委员会监督下参加听证。这是对我的忠诚与安全所做的第九次正式审查了，第一次是在1949年。7月我回到利马，在那里等待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到了10月，在没有得到委员会任何反馈的情况下我接到前往华盛顿的命令。

那个时候，外交人员的升职遴选也临近了。有关我的绩效报告认为，我可以被提拔为大使。所以当11月3日我到达华盛顿时，我不知道自己是会被解雇，还是被征求意见去有空缺的使馆当大使。

1954年那个下午，当我走近杜勒斯和弗莱格时，我注意到他们面色凝重、神情悲痛。就好像，我遇到的是两个正等候引导刚失去亲戚的人到教堂长椅上的引座员。他们的状态表明，情况可能有些不乐观。他们站在办公室离门不远的地方，很明显我可能会得到安慰，但绝不会被邀请继续走入房间并且坐下。

杜勒斯和弗莱格以与我岳父亨利和岳母柳克丽霞·格雷迪（Henry and Lucretia Grady）的相遇以及对他们的敬意开始我们的谈话。国务卿补充说，他还认识我的堂兄弟理查德·L.戴维斯（Richard L.Davies）——一位长老会新人，对他评价很高。气氛勉强缓和后，杜勒斯转入正题。他说，尽管事情对他来说很难处理，但他必须这样做。忠诚安全委员会认为我不是共产主义分子，也绝非不忠，但我在判断力、方向感以及可信度上有所欠缺。因此，我必须——说得好听一点——与现在的工作分离，比如，被解职。

很明显，彼时彼地并不适合争辩有关对我人格中无形品质的主观评估，但是我还是要澄清两点。我问到是否我的轻率举动——如杜勒斯所说的那样——与我在中国工作的那段经历有关。是的。后来还有类似的轻率吗？他说他已经记不起来了。我问他是否同意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没有丝毫犹豫，他说是的。

好了，只能这样了。于是我和他们说了再见，径直走入国务院新闻发布室。在那里记者们正盘问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Lincoln White）关于他刚刚发布的有关我离职的消息。这些记者——其中一些我曾经认识——强烈要求告知我说了什么。我从自己的衣袋中取出多份印好的声明递给他们。趁着大家的注意力从我身上分散，我快速走出了大楼。

我的声明这样写道：

很显然，我不能说对国务卿的决定感到满意。同样，我也不能说我认为这样的评断有充分根据。但是与一位公职人员的名声和前途相比，国务卿手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作为一名有着近33年工作经历的职业外交官，我可能更了解大多数他要处理的问题，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了解，我决定不再添更多麻烦。

争吵已经够多，我不打算再制造不和，以致消磨我国的力量且影响同共产主义敌人间的生死斗争。

因此，我不会反对国务卿的决定，或者试图把自己和他人做比较。我相信历史会还我以公正。鉴于此，我告知国务卿，我个人欢迎有关自己案件的所有记录公之于众，包括我在1950年提出的美国应寻求与苏联进行有准备的摊牌的建言。

我希望自己的离开可以使美国人民对外交部门信心增加，这种信心已饱受削弱。如果这就是我离开的实际结果，那么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就个人而言是让人难过的收场——无任何怨言和遗憾。

在妻子帕特丽夏的帮助下，我在利马就准备好了这份声明，用以应对未如所愿的情形。很明显我不得不屈服于国务卿的不利决定，他的裁定是最终的，而且也没有其他可行方法与之抗衡。此外，我相信当现在左右这个国家的不正常状态过去后，历史会给予我公正的评定。

妻子和我也讨论了如果让我选择主动辞职我该怎么办。辞职可以保存颜面，更好找工作。但是我不接受辞职。事情不应该是模糊和逃避的。如果杜勒斯和他的幕僚想清除我，那他们就得采取行动并给出理由。我不应该为了避免丢脸而做徒劳和无望的努力，以辞职的方式逃脱，从而给杜勒斯想要的结果——摆脱我，且不用为我的离开承担任何责任。

直到杜勒斯正式解雇我的几个小时前，我才知道了可能的决定。国务院的高级职业外交官国务卿帮办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让我去他办公室。他是一个很细心、善于安抚别人的热心人，曾在二战中担任过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当墨菲告诉我委员会的决定是不利的且得到了国务卿支持时，他的眼里含着泪水。

“鲍勃[2]直到昨晚才接到的通知”，我给在利马的帕特丽夏写信：

鲍勃说如果我愿意，我就有机会选择辞职。我说过我更想面对现实。就这样了。我现在正等待被传讯，可能是国务卿，如果他愿意和我谈话。当然还有记者。我现在很平静也将努力保持平静。你会在报纸上看到的。

现在我们该做什么。请耐心等待。我会认真努力地做好这件事，直到喧嚣平复。之后我会考虑找新的工作。一步一步来。

保持乐观，亲爱的。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有多么难。但是我们正重新开始一个崭新的——我相信是更快乐自由的——生活。我是这样看的。

[1] 艾森豪威尔的昵称。

[2] 罗伯特的简称。

第二章 从中国到美国

19世纪70年代，23岁的迦勒·戴维斯（Caleb Davis）从威尔士来到美国。他原本是一位渴望提高自己生活地位的商店职员，来到美国后，他仍然当起了商店职员。通过勤俭节约和不懈努力，迦勒成了布店老板。该店位于芝加哥，后来被大火烧了。此后，他搬到了克利夫兰重新开始，并在那里娶了丽贝卡·弗伦奇（Rebecca French）。弗伦奇是一位虔诚冷静的贵格会教徒（Quakeress）。这位瘦小而粗犷的威尔士男人和这位消瘦而温善的俄亥俄州女人（她知道1776年时先祖的情况）结合在一起的原因有三个：他们赖以过活的小店、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以及最终两人的五个孩子。五个孩子排行中间的是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s），他便是我的父亲。

迦勒和丽贝卡的五个孩子成长在对上帝敬畏和热爱的环境中：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祷告、阅读经文。尽管丽贝卡已经加入了丈夫所信仰的正统派教会——基督教门徒会（Disciples of Christ），但她仍然保留着贵格会的特征，如她称呼我为“thee”[1]；更明显的是，她倾听细微的声音，等待内心灵光的启示。世俗的任何力量都无法与她内心的良知相抗衡。这一点上，迦勒也是如此。

到1920年时，迦勒·戴维斯已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富商。六年后，我高中毕业，他曾在给我的祝贺信中写道：

我很感动，因为我看到父亲的名声得以延续。我的心中充满感恩和谦卑之情，因为父亲的孙子们没有愧对他的名声，并且到目前为止，他的重孙足以让人相信戴维斯这一姓氏不会受到玷污……值得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简简单单的、丝毫不计私利的善良。说一个人是好人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最高的评价……祝愿你永远快乐，能够拥有许多真诚的朋友。

迦勒和丽贝卡乐观向上，在生活中他们给予孩子们关爱，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影响。我的父亲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对学习《圣经》和宗教信仰尤为认真。因此，父亲从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毕业之后，毫无意外地去了一所神学院，后来又去了纽约的一所圣经学院。他已经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十分简单，那便是去那些异教徒最为集中的国家，拯救他们的灵魂。

在纽约，约翰遇到了海伦·麦克尼尔（Helen MacNeil）——一位清秀标致、充满活力的马尼托巴女子（Manitoba，加拿大湖泊名）。她离开了邻近特里赫恩（Treherne）的加拿大草原上的农场。在那里，海伦的父亲辛勤耕作，但整个家庭仍然难以度日。因为怀揣着成为歌剧明星的梦想，海伦搭上一辆日间长途汽车来到了纽约。尽管她很有天赋，但是几乎没有接受过中音和高音训练，因而在大都会歌剧院的处女秀就被延后。其间，她有机会在教堂的唱诗班担任独唱。后来，在“复兴巡回演”行至佐治亚州时——再加上在这样的巡回演出中，她不必受到传统教堂音乐的束缚——海伦发现自己的福音赞美歌能够引起罪人的忏悔之意，让他们把自己交给上帝。她经历了她后来所说的宗教体验，即从浅显的信仰到找到基督。

约翰·戴维斯，那位具有理想主义但又脚踏实地的年轻传教士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福音传播的使命。他和这位感情丰富、有追求的边疆女孩结婚了。美国浸信会（the American Baptists）把他俩派往中国传教。1906年，两人乘坐汽船穿过太平洋，逆长江而上。途中一半是乘坐内河轮船，一半是乘坐纤夫拉的舢板船。从上海到目的地嘉定（Kiating）[2]大概1700英里，整个旅程耗时两个月左右。刚到达目的地，两人便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在一位在嘉定待了几年的同事的指导下，约翰开始了在教堂的长时间工作。约翰感到很有成就感，因为他从事的是他所立志献身的事业。但是，海伦是痛苦的，她讨厌这座破旧老镇的贫困、肮脏和疾病。同时，她也感到丈夫开始忽视她的感受。

来到中国的两年后，我出生了。一年后，母亲感染了伤寒，差点丧命。1911年，母亲怀上了我的弟弟——唐纳德（Donald）。弟弟出生后的第五天，我们全家坐上了船，要逃离一场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推翻了帝王统治，建立了名义上的中华民国。

在美国待了一年之后，我们又返回中国，这次我们搬到了省会城市成都。我父亲负责那里的浸礼教会的福音和教育工作。我们和其他的传道士相隔一段距离，而乘坐轿子又太慢，所以我们更愿意与家人和中国人待在一起。我们偶尔见到的外国人主要是加拿大人，因为加拿大卫理公会（Methodist）布道团差不多是成都最大的新教徒群体。与加拿大小朋友一起玩耍使我对祖国的情感从我与中国人那种天然的隔离感中萌发出来。那些加拿大小孩和我非常幼稚地互相吹嘘自己的国家更大更好。因为寡不敌众，在这些幼稚的争论中我比他们更加卖力，我逐渐成为一个沙文主义者。

有时候，我们会和一个美国家庭聚会。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负责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有关活动，他的儿子杰克[3]是我的同龄人，也是我的好友。我的父母认为基督教青年会的人有点“世俗”——当然，他们不像天主教传教士那般“邪恶”——尤其是附近一座修道院中的修女，她们不仅是天主教徒还是法国人，因此除了盲目偶像崇拜之外，她们很有可能有些不道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喜欢瑟维斯一家，也喜欢待在他们家，不论他们在宗教圣洁方面有多大缺陷。

瑟维斯夫人通过函授的方式教育杰克和他的兄弟们，函授课程是由巴尔的摩的卡尔弗特学校（the Calvert School）提供的。我的母亲对课程大为赞赏，于是为我和唐（Don）[4]报了名。这是我在九岁或十岁时第一次接受正规教育。教科书数月之后的到达是一件大事。跟软嗒嗒的中国书本相比，美国的教科书是如此精美：坚硬的封面，厚且滑的书纸，让人兴奋的图片和地图。

但是，在我父母看来，这种世俗教育没有宗教教育重要。我们的宗教教育采取的形式是选读和阐释《圣经》，背下一些赞美诗以及部分《新约》里的段落。但是，这种灌输教育在我身上的作用不如当年在我父亲身上那般有效。思想上，我并不反抗这种教育，我只是不感兴趣，无动于衷。12岁时，在父母休假之时，我们居住在俄亥俄州的欧伯林。父母对我说，我已经到了明白事理的年纪，有能力做出一个顺从内心的合理选择，我应该做出决定，成为一名基督徒，接受洗礼。因为我的父母是浸礼会教徒，他们认为由比如圣公会教徒施洗的点水礼实际上是逃避了基督关于洗礼的劝告。对我而言，我的洗礼是在教堂会众前面接受浸礼。

尽管我对自己面临的决定没有感到兴奋，但是我难以想象我会拒绝父母对我的真切期望，虽然我认为自己还不需要洗涮原罪。我也有畏缩情绪，因为我要如此显眼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了保全面子而声明我的宗教信仰，跨入水深齐腰的浸礼池，接着在众人的注视下，浸湿我的衬衣和裤子，让水从我的头一直流到脸颊。我顺利完成了浸礼仪式，它和我之前害怕的一样。但是，这让我父母感到高兴。

在接受浸礼三四年之后，亨利·L.默肯（Henry L.Mencken）和《美国信使》（The American Mercury）走进了我的生活。此前，我们已经搬到了上海，在那里我上了一所美国中学。图书馆里的刊物中就有《美国信使》。这本杂志的主题以及默肯先生的英文表达方式都和我之前所熟悉的有很大不同。由于深受杂志中揭露、讽刺以及默肯先生的抨击性散文震撼，我从不会向父母隐瞒我新近发现的兴奋事儿。他们没有对我的不虔诚发火，他们更多的是感到痛心和棘手。我的父亲是一位理性的人，他努力放开自己的心态，努力理解默肯的观点。默肯的观点刺痛了他的基督教情怀。很明显，父亲是不赞同默肯的观点的。

1927～1929年，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实验学院（the Experimental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学习。这段时间的学习拓展了我的学术兴趣。这是一所两年制学校，由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创立并担任校长。第一年主要学习经典雅典文明，第二年主要学习19世纪美国的知识。米克尔约翰这样的人很少见［德日进先生（Père Teihard de Chardin）是另外一位］，他的身上散发着温暖、沉着和智慧。他的教学方法是苏格拉底式的：学生要有自己的答案。学校鼓励我们要不怕嘲笑和指责，大胆探索和发现。

我的同学们各不相同，很多是我没见过的类型。比如来自纽约的、充满创造力和激情的维克多·沃尔夫森（Victor Wolfson），他创作了《厄勒克特拉》（Electra）。演出地点是农业学校的秀牛展馆。在这部剧中，我很不情愿地扮演了俄瑞斯忒斯（Orestes）。再比如卡罗尔·布莱尔（Carroll Blair），他是一位身材瘦小、面相干枯的威斯康星州人，后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官员。还有来自纽约的西德尼·赫茨伯格（Sidney Hertzberg），他是名诺曼·托马斯社会主义者（Norman Thomas socialist），性格从容不迫，做事井井有条，脾气也很温和。此外，还有一位同学来自男孩们都梦寐以求的著名军事院校，但是他适应不了自主学习，因此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寻找桥牌和扑克牌牌友上。

在实验学院的两年时间里，我想我学到的应该是一种非常开放同时又保持怀疑的思维方式。与我的同学不同，我没有痛苦地去积累一大堆知识。但是，我所接触的哲学和美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这些东西并没有让我认同父母的神学信仰。

大学时，我曾写信给父亲，建议他读一篇杂志文章，这篇文章宣扬用美育代替宗教。他给我回信，信中这样说道：

我想现在真是这样了，如今的学生不像我们那一代那样尊重《圣经》和教堂的权威了……《圣经》和教堂至多不过是把我们引向上帝的方式。有些人对《圣经》和教堂的忠诚要比对上帝的还要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要通过《圣经》和教堂来热爱圣父，但是通过美育也未尝不可，这总比没有方法好。但是如果你要是摒弃所有有关上帝的思想，我会感到很痛心，因为这就像你我在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层面上分道扬镳。但是只要你诚心找寻上帝，我们的心就会更为紧密，因为我也在找寻上帝。对我而言，我深信通过基督和《圣经》，一份明确的神的拯救计划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不言而喻，这是一条笔直而狭窄的道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我必须遵从我见到的灵光，不仅自己要走这条路，还要影响别人也走这条路……我有一种预感，上帝也会接受那些和我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们。但这仅仅是我的预感而已，不是上帝的标准。因而，我必须坚守我自己的路线；我也会牢记我不能去评判别人，我所做的只能是用我的言语和生命来证明我的坚守。

如我父亲所言，我并没有摒弃所有有关上帝的想法。我愿意接受别人的劝说，但是父亲的神学劝导无法让我信服。然而，我确实尊重他对信仰和良知的忠诚。

1928年6月的一个早上，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给我们读了一段话，这段话对我的触动比我在麦迪逊（地名）听到的或读到的任何话都要大。这是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一段话：

这位普里斯库斯·赫尔维狄斯（Priscus Helvidius）也看到了，并且做出了相应的行动。当韦斯巴芗（Vespasian）[5]派人禁止普利斯库斯去元老院（the senate），普利斯库斯说道：“你有权力撤销我的议员资格，但是只要我还是元老院议员，我就必须去。”

“既然如此，你至少要保持沉默。”君主说道。

“如果不问我意见，我就会保持沉默。”普利斯库斯答道。

“但是我必须征询你的意见。”

“那我就会说出我认为正确的观点。”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会判处你死刑。”

“难道我告诉过你我是永生不死的吗？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你让我死，我便大无畏地去死；你要放逐我，我便平静地离开。”

普利斯库斯只不过是一个个人，他做出了怎样有益的事？为什么呢？紫色对于衣服有什么益处呢？除却本身很美，为他者树立了美的典范之外，还有什么呢？

[1] 贵格会称you（你）为thee。

[2] 今四川乐山内。

[3] Jack Service，即谢伟思。

[4] 唐纳德简称。

[5] 罗马皇帝。

第三章 我的游学教育

在实验学院的最后时期，我心中那份原始的不安分促使我离开了麦迪逊。我决定在北平附近的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读完大学低年级，然后回到美国完成高年级的学业。我的同学——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的儿子——戈登·米克尔约翰也加入了这次冒险。计划的第一步是买一辆车。我和戈登囊中羞涩，我用我们的一点钱糊里糊涂地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Gary，Indiana）买了一辆二手的斯图兹（Stutz）。后来发现车后有三个弹孔。由于这样的缺陷，再加上证件不齐，这辆车的价格倒是很便宜，正适合我们。

开着这辆带有伤疤的车我们到了堪萨斯州。在堪萨斯我们做了短暂的停留，帮人收割小麦。还没等到挣够到加利福尼亚的油钱，我们便又上路了。到达旧金山之时，我们差不多身无分文。在旧金山，我们受到了老米克尔约翰的朋友艾伯特·本德（Albert Bender）的友好接待。艾伯特是一位身材瘦小、活泼乐观的爱尔兰人，他还是金门艺术（Golden Gate arts）的赞助人。他留我们住宿，并设法让我们以普通船员的身份登上了“皮尔斯总统”号（President Pierce）。穿过浩瀚的太平洋，我们在日本换船前往北平。

我和戈登被燕京大学录取，这所大学主要是由美国传教机构资助，与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较少）有一定的联系。教师主要是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中英文授课。因为燕京大学是人们眼中最好的大学之一，所以它吸引了全中国各地的学子。外国学生十分罕见，所以人们都以好奇的眼光看待我和戈登。戈登主修自然科学，从而为他的医学院做准备。而我则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一名驻外记者。这是一个如此精彩的职业，我可以走遍全世界，进出战场，轻易混入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群中间，通过电缆把新闻传递给心怀感激的大众。

我的课程学习不是很严格，所以我有很多时间打篮球、跑步、和其他男生喝酒。我和女生相处时十分谨慎，因为我担心在这样的传统国家，我的行为会冒犯到别人或者引起嫉妒和其他不愉快情绪。我经常去附近的北平城，有一次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名为O.艾德蒙·克拉布（O.Edmund Clubb）的外交官。当时，他还是美国公使馆（the American Legation）的一名低级官员。我把这看作一件大事，因为我从未见过外交官。此前，我对外交官有一种敬畏之感，但是随后发现克拉布非常谦逊友好，我也就感到轻松了。

校园里会周期性地发生政治运动，通常是抗议侵略行为；但是1929～1930学年度，校园相对平静。1926～1927年那场让人欢欣鼓舞的国民大革命已经悄无声息，这场革命远没有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标志着日本企图征服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一年多之后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还不具备二战时期那样广泛的吸引力，而且此时，由于在理论上存在争论和竞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分裂当中：一方认为要在城市进行地下运动；另一方，包括毛泽东在内，他们初步在中国中部山区建立了红军。有人告诉我在燕京大学有学生共产党，但我似乎没遇到过。当然了，这些共产党行事都很低调。当时，这所传统大学里的大部分学生都忙着为找工作做准备。

1930年6月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我去内蒙古旅行。在鄂尔多斯北部沙漠，我参观了一个黄河水利工程的修建。这里是边疆地区，有草原、马夫和骆驼队。

当年夏末，我和戈登返回美国。我们经过了中国东北地区（如今，中国东北地区的很多地方仍然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然后到达西欧。旅途中，我们与麦克斯韦·S.斯图尔特（Maxwell S.Stewart）以及他的妻子相伴。斯图尔特在燕京大学当老师，但时间不长。五年前，他曾在上海美国学校（Shanghai American School）教我数学，现在他成了一名记者。我们穿过了荒凉的西伯利亚。在边境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苏联人，他们是戍边士兵。这些人身材高大、相貌严峻，看起来不大友善。那些身材较小、邋遢不洁的官员以及火车上的服务人员也同样不友好。起初，我以为他们对我冷漠是因为我是资产阶级一员。但是后来我发现，很明显他们对待无产阶级同胞也是同样的态度，甚至更差。这与我在中国所观察和认识到的性格开朗、流露真情的流亡俄国人形成巨大的反差。

斯图尔特夫妇、戈登和我乘坐的是最便宜的座席——“硬座”，也就是木质座椅。睡觉的时候，我们租了几个睡垫，睡觉条件才有所改善。火车中途停站的时候，我买了一些巧克力作为应急食品，又从消瘦的妇女那里买了些酸黑面包。因为餐车里的饭价格昂贵且非常难吃，所以，我主要吃这些东西。这些食物在胃里发酵，因而一周之后到达莫斯科时，我感到胃胀难受。

除了偶尔能买到别的食物，在车站基本只能买到黑面包。1930年是一个饥荒之年，因为斯大林正在实行农业集体化，这导致食物产量和配额大幅下降。铁路沿线，人们衣衫褴褛，许多房屋又老又旧且是木制的。从车窗望出去，大部分的路都是土路。苏联看起来好像比封建中国还要落后。

通过作为记者的人脉关系，斯图尔特安排我和戈登住在安娜·露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公寓，而女主人则出城在外。我很遗憾没能见着斯特朗小姐，因为她是一个名人。她是美国人，但写了很多支持苏联的文章。1927年，她曾率先报道中国革命。她的公寓是我们探索莫斯科的好“据点”，这里省钱又方便，让人非常满意。在这里我们看到，莫斯科除了红场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克里姆林宫以外，要么破旧倾颓，要么正在建造新的工程。我们在莫斯科转了一两天，主要是想找一家饭馆或者食品店买些吃的。之后，我和戈登准备前往西欧。

但是，旅行部门的官员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到的莫斯科，之后又去了哪些地方，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入住旅馆的记录。确实很可疑。两天之后斯特朗女士的一位朋友出具了一份书面说明，证明我们之前住在斯特朗女士的公寓。如此这般，我们才获准离开。

越过边境，我们从社会主义天堂来到了毕苏斯基（Pilsudski）时期的波兰。天空的颜色仿佛从阴沉如铅色变成了万花筒般的欢快之色。为了庆祝这样的变化，我在一家崭新干净的餐馆要了两份火腿鸡蛋。

哥伦比亚大学是我游学的第二个目的地。戈登去了麦吉尔大学，最终在医学方面找得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由于我的证书极不寻常，我被哥大录取，成为这所大学的本科生。成为本科生意味着我有很多课程可以选，而且我的大部分课程是在晚间。此前，我已经放弃了成为新闻人的轻率决定，因为我在燕京大学期间的成为自由撰稿人的努力不尽人意，因而对能否成为一名成功的记者感到怀疑。我决定尝试驻外事务处（Foreign Service）。为此，我选修了菲利普·杰赛普（Philip Jessup）的国际法课程。

对我而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钱。我的父母从他们微薄的工资中给了我一些资助，我的姑妈弗洛伦斯·戴维斯（Florence Davis）也给了一些资助。我必须努力自己挣钱。在国际之家（International House）办公室人员的好心帮助下，我被推荐给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Jr.）夫人指导她的孩子大卫（David）学习。她友善地接待了我，大概了解了我的成就。几天后，我收到一份电报：

因要培养孩子运动兴趣故决定选择他人他不仅擅长体育且和孩子在昆虫学上有共同兴趣感谢你来相见很遗憾未提供这份工作小约翰·D.洛克菲勒夫人

所以我便找了另一份工作——在一家迪克西（Dixie）风格的餐馆当洗碗工。这家餐馆位于阿姆斯特丹大道（Amsterdam Avenue），它的主人是一位有教养的南方女子。这家餐馆的员工除了我之外都是日本人，主要食物是玉米饼和豆煮玉米。

1931年我从哥大毕业之后就参加了驻外事务处的考试。考完后，我便等待结果。当时，我住在未婚的姑妈弗洛茜（Aunt Flossie）的小屋，住所离底特律的艺术学院（the Art Institute）很近。因为我和戈登的父母都远在中国，我们在美国没有家，所以，如果我们有需要，姑妈都会为我们提供住处。姑妈弗洛茜当时是《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的编辑，她是一位感情丰富、热情开朗的女子。但是她对自己是一名真正的新闻人感到自豪，也十分冷峻。实际上，这不过意味着她是一位具有丰富常识的女性。

姑妈弗洛茜的朋友——新闻人、艺术家、博物馆馆长以及汽车工程师——来自各行各业，十分有趣。通过她，我曾经见到过正在潜心创作壁画的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机智风趣、沉着冷静的瑞典雕塑大师卡尔·米勒斯（Carl Milles），沉默寡言、容易发火的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后两位的住所离底特律较近。同样得益于我的姑妈，我曾在迪尔伯恩（Dearborn）参加亨利·福特（Henry Ford）举办的方块舞晚会。福特先生体型较瘦，神情淡然。他曾几次想找回美国人生活中失掉的朴素，但都没有成功，这次也不例外。

11月，国务院告知我通过了驻外事务处的考试。1932年1月，我乘船到达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Windsor，Ontario）的美国领事馆——作为驻外事务处的实习官员出国了。每年还有一份2500美元的不菲津贴。我接受了一年在职培训，在胡佛执政的最后时期我被调派到位于华盛顿的国务院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

当时我们有15个新人，由驻外事务处和国务院官员给我们讲解领事工作的各项事宜。培训三个月之后，培训老师为我们打分。对我的评定褒贬不一。移民法律和实践老师写道，我对这门课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我“在礼仪方面，需要极大改进”，我“是班级中最没有希望的”，我缺乏“发挥自我最大优势的愿望”。最后，他总结道，“我不会让他从事签证工作”。国际法老师认为我“成熟，思想深刻。如果他的主动性能与责任感相结合，他应该会在驻外事务处有所发展”。对外商务老师认为我的“英语在一些方面要有所提高”。总领事C.E.高斯（C.E.Gauss）培训我们“整理商品、船运、海员材料”，后来我还会见到他。他认为我外形条件较好，懂礼节，和人相处愉快，“但是精力不大充沛，做事往往不求甚解，不够用心或者不够准确。15名学生中，他排第13名”。

“他的判断力和认识似乎超过同龄人，”护照和公民资格老师这样写道，“他很勤奋，有一种责任感。有资格成为一名优秀的官员。严肃庄重，彬彬有礼。”

带着这些评价不一、相互矛盾的认定，我被分到了我的第一个固定岗位——前往位于中国西南山区的昆明领事馆任副领事。

作为职业机构的驻外事务处于1924年创立，集中了一些分散的外交和领事职能。20世纪30年代早期，这个机构还是一个个性化机构。机构有700名左右职员（2010年人数达到11500人），所以可以认识很多同事，至少知道他们的名字和职位。驻外事务处根据政府的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进行相应的人事调动。尽管在这里，工作基本按照个人能力不偏不倚地进行，提拔也是根据个人表现，但是徇私情现象依然存在。然而，这种徇私情没有大公司多，甚至比它们少；当然也绝没有国务院和市政府那般严重。

驻外事务处的工作人员往往把事务处看成一个精英集团，部分原因是他们代表了美国政府。当我在温莎市当见习副领事的时候，我收到加拿大政府为我颁发的牛皮纸制作的领事证书，授权我行使我那一丁点儿的领事权力，证书上面据说有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Rex Imperator）的亲笔签名。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这份带有国王签名的证书使我的地位高于河对岸底特律市政厅官员的地位。

驻外事务处工作人员之所以有这种精英主义情怀还有另外一个肤浅的原因：由于小说和电影的描写，人们认为驻外事务处的生活是充满魅力的——王室接见、致命阴谋、上流社会的调情。对于很少一部分人，他们的生活可能如此，但是大部分人则不是。有一小部分人为了满足这种高人一等的感觉，便在穿着上有所费心。我后来在北平公使馆认识了一位外交官，上班时他穿着硬翻领上衣、条纹裤子、黑色长身夹克，戴着夹鼻眼镜，把自己装扮的像五星级酒店的接待人员。除了着装方面，他们还热衷社交性游泳。在华盛顿，一位同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看来，参加上流社会的舞会，取悦苏尔格雷夫俱乐部（Sulgrave Club）的老年贵妇对职业发展非常重要。

但是把驻外事务处看成精英团体的真正原因不是这些偶尔存在的虚荣心。这种精英情怀源于一种强烈的公共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过去外交事务光辉传统的延续。我认为，这种责任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认为拥有特权的外交人员有义务服务于公众利益，而马萨诸塞州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的事迹完美诠释了这一观点。几位传统派外交家，尤其是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1]和诺曼·阿穆尔（Norman Armour）[2]一直把这种服务公众利益的传统坚持到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级别较低的外交官员敬仰这些外交家，把他们视为献身事业的楷模。我进入外交领域时，国务卿是亨利·L.史汀生（Henry L.Stimson），他便是一位正直、热心公共事务的绅士。

在这种氛围之中，人们便认为驻外事务处的工作充满荣耀，同时认为事务处的工作人员在与公众和同事相处时要体现和维护这种荣耀。由于存在这种观点，驻外事务处在开展工作之时无须担心安全和纪律问题。很少有违背外交荣誉的案例发生，如果发生的话，会被悄无声息、坚决果断地处理，就像绅士俱乐部的做法一样。具体的做法是，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的领导直接与违纪者谈话（他基本上认识所有的职员），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对违纪者的处理：有的给予警告，有的记录到档案，有的让其辞职，有的建议国务院予以开除。

在我初入驻外事务处之时，从未听过要对职员进行指纹录入。所以，后来当听说要实行指纹录入，我感到一阵伤感，就好像朋友之间的信任被打碎。早期驻外事务处最大的安全除了传统的荣誉感，还有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相互熟知，这种联系和熟知的产生得益于每个国外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较少，以及驻外事务处的相对完整性。一个人的性格和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被办事处的其他人所熟知。因为这种相互了解，一些人的特立独行甚至是怪癖也会得到理解。

* * *

昆明领事馆很小，只有我和一位比我职位高一点的副领事。昆明所在地区是中国海拔较高的边陲，与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接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很少。云南省（省会昆明）是法国的势力范围，到达云南的通道，除了古老的道路和山路，便只有一条从河内到云南的窄轨铁路。当时，我居住的地方风景如画、安静祥和，也没什么重大事件。我会坐着轿子逛逛小城，欣赏领事馆大院里盛开的栀子花、茉莉花和紫藤，在法商球场总会（Cercle Sportif Francais）里打网球。

我到昆明后不久，北平公使馆发出通知，询问是否有人愿意申请在公使馆参加为期两年的中国研究学习班。学习班毕业生将作为专家，一生长期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当时我申请了，因为我认为成为专家后，会有晋升的机会。接替我在昆明领事馆工作的是我儿时好友谢伟思（Jack Service）。

在公使馆的两年（1933～1935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跟着中国老师学习有关古代和现代中国的指定读物。这些老师都是传统学者形象，讲究礼仪。除此以外，我还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大部分是将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态度的作家和学者：不为人熟知的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此时他还未进入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也还没有写《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费正清（John K.Fairbank），当时他还是研究生，决心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领军人；艾伦·普里斯特（Allan Priest），他是大都会博物馆里负责收集中国古董的中国艺术馆馆长；还有研究有关蒙古和满洲问题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也是在北平，我见到了耶稣会信徒（Jesuit）、古生物学家、神学家德日进，他是一位散发着光辉的人。同样是在1933～1935年，我第一次见到国立北平大学校长蒋梦麟，也第一次见到了胡适。胡适是著名学者，曾领导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

美国驻中国公使是纳尔逊·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他是一位善于交际、有些许孩子般搞怪的俄克拉荷马州人。他的性格和行为与不拘小节、精明能干的小镇官员很像。但是作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他掌握了一套陈腐老套的中国礼节，如果有必要，他也很乐意使用这些礼节。因为年届中年的他当时刚刚结婚并且不久之后又有了儿子，所以他沉浸在新奇的家庭生活之中。他把公使馆里的事务交给了参事克拉伦斯·E.高斯。在华盛顿时，这位参事对我的品质评价很低。

如果你是第一次见高斯，你会觉得他长得有些吓人。由于长时间伏身于办公桌，他的肩膀变得很圆，肤色是缺少日晒的惨白，嘴唇很薄，嘴角上扬，灰白的眼睛上戴着厚厚的眼镜。一开始，他是老领馆的职员，凭借出众的能力，逐渐得到提升，现在接近驻外事务处的最高领导。他的下属敬重他的专业、谨慎、分析能力和正直。表面上，高斯比较腼腆害羞、不露锋芒，实际上，他是一个复杂的人。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他会苛责指正；同时，他又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对那些他认为没有轻视他的人过分热心。

在北平，我开始认识美国军官，尤其是那些在中国问题学习班的同学。弗兰克·多恩上尉（Frank Dorn）[3]便是其中之一。在军官学校时，因为他的肤色，别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赤红儿”（Pinky）。在北平之行的最后一段时间，我认识了陆军武官约瑟夫·W.史迪威上校。多恩和史迪威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负责保护公使馆的海军陆战分队队长是A.A.范德格里夫特上校（A.A.Vandegrift），后来他成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小分队中有一位人称“骄傲”普勒的上尉——刘易斯·伯韦尔·普勒（Lewis Burwell Puller），他现在是海军陆战队的传奇英雄。很大一部分驻扎北平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都成为二战和朝鲜战争的将军，部分原因是他们对东亚的了解。此外，在我看来，他们比一般军官都要优秀。

北平有很多美丽聪明的女性，比如杜尔哥公主（Turgout princess）尼日吉德玛（Nirjidma）以及来华的美国和英国少女。她们的母亲或者姑姨带着她们领略古老北平的光辉，我和三个单身同事有幸陪同。尽管我们满怀感激地珍惜这些机会，但是我们没有在北平结婚。就我而言，我觉得事业还不稳定，还不能担当起如此重大的责任。

我心怀遗憾地离开了北平，不仅仅是因为离开了昔日好友，还因为历史悠久、古色古香、雍容尊贵的北平真是适合生活的好地方。对称的高墙大门、广场长街，还有朱门黄瓦、雕栏玉砌，最重要的是古都的祥和宁静所孕育出的一种稀疏平常但舒适惬意的典雅。

奉天（Mukden）[4]是我的第二站，那里是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和交通中心，也是一座沧桑而重要的城市。日军占领了这片地区，建立了傀儡政府进行管理。美国政府拒绝承认日本占领的合法性，也不承认满洲国（Manchukuo）的合法性。尽管日军没有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我们，但是很明显他们把我们看作了敌人。所以我们在美国总领事馆（the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的处境很微妙。

奉天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报告站，负责向华盛顿报告有关满洲内部的动态、中朝边境的游击战情况以及日苏在蒙古和苏联边界反复发生的冲突。我发现我特别适合这些工作，有时还会对这样的工作感到兴奋。尽管这里环境恶劣，但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再加上有一些美国和英国朋友，我也算得到了补偿。

美国记者有时会参访满洲。苦于从守口如瓶的日本官员那里得不到什么真实信息，他们便转向总领事馆。《读者文摘》（the Reader’s Digest）的J.P.麦克沃伊（J.P.McEvoy）便是其中之一，其他记者包括约翰·冈瑟（John Gunther），《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威廉·亨利·钱柏林（William Henry Chamberlin）。总领事约瑟夫·W.包兰亭（Joseph W.Ballantine）通常的做法是首先向记者口头通报有关情况，接着，如果总领事认为这位记者是小心谨慎、值得信赖的人，那么他便会把我们向华盛顿呈送的有关满洲的报告堆在桌子上，邀请这位记者从中选取内容向美国人民报道。包兰亭向记者强调要小心谨慎，不要泄露了消息来源；如果有人问及，可以说在污水沟捡到的。约翰·冈瑟花了两天时间研读这些文件。他的论述《透视亚洲》（Inside Asia）中有关“满洲国”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他从领事馆所获材料的重写。

包兰亭和我让记者阅读的文件大部分都是保密信息。当时，关于保密只有两个级别：机密和绝密。由于后来的安全问题恶性膨胀，绝密文件当时“仅限专门人士阅读”。无论如何，我们都自愿“违背了安全原则”，但是我们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我们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问心无愧。相反，我感到无比光荣，因为我们通过记者向美国人民传递了他们有权利、有必要知道的信息，即便是保密信息。

1937年春，我有了探亲假。我和范德格里夫特上校夫妇一道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铁路，不过这次坐的是软座。我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两天，见到了一些美国大使馆的职员，包括乔治·F.凯南（John F.Kennan）。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莫斯科的氛围十分紧张，人人噤若寒蝉。凯南曾经作为旁观者参加过精心策划的“审判”，他向我讲述了一些老革命受到难以置信的指控后自我认罪的细节。真让人不寒而栗，我一直无法忘记这些事情。

[1] 曾任罗斯福政府驻意大利大使。

[2] 曾任罗斯福政府驻智利大使。

[3] 中文名窦尔恩。

[4] 沈阳旧称。1657年，清朝在今沈阳设奉天府，自此奉天之名开始正式出现，并一直沿用至民国的北洋政府时期。张学良宣布易帜之后，奉天重新改称沈阳。1932年建立的伪满洲国再次把沈阳更名为奉天，直至1945年抗战全面胜利。

第四章 汉口、远东事务处和珍珠港

1937年，在我从美国回奉天的途中，传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中日两国军队在北平附近对峙。日方借机深入中国，试图占领长城以南地区。当时由于东北地区已被日本控制，我途经日本和朝鲜半岛回到奉天工作。但是没待多久我又被转移到汉口，而那里也即将被侵略军占领和控制。我倒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在奉天我已经看惯了日军的脸色。此外，哪怕灾难真的降临，像我这样的单身汉如果命丧汉口，也不会让太多人悲伤，比起有家室妻儿的人好上不少。这样的人事安排，组织还是考虑周详的。

虽然遭到轰炸，但我只伤着皮毛。在1938年这还真算得上稀奇事。空袭不断，军队调动频繁，从前线运来一批批伤兵；苏联志愿空军和德国军事顾问们遍布街道；成群的难民赶在日军到来前逃离；爱国学生们四处奔走，在墙上张贴救国海报，号召国人抗敌救亡；还有共产党员埋下炸弹，炸毁建筑，侵略者来了之后只能看到一片焦黑。如此这般，好不热闹。

在汉口的时候，我还重逢了一众故人：史迪威上校，军队武官，当时负责侦察敌军路线；“赤红儿”多恩，辅助史迪威的副武官；埃德加·斯诺，负责报道战争和秘密的政治暴力行动。斯诺最近出版了《西行漫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记者一跃成为享誉全球的名人，却仍旧不失本心。

当时汉口的战时生活条件有限，英美两国的记者和官员都聚集在长江沿岸一带的办公室、公寓、旅馆和酒吧里；加上日军步步紧逼，即将兵临城下，危机四伏，人人自危，因此我们这二三十位美国记者和官员霎时有同病相怜、沦落天涯之感。我们自称“背水一战的人”，在汇丰银行大厦的公寓里吃喝玩乐，或者唇枪舌剑。

我在北平结识的海军陆战队上校埃文斯·卡尔森（Evans Carlson）也从北方来到了汉口，之前他一直在一线研究八路军。卡尔森四十有余，身材瘦削，比亚伯拉罕·林肯英俊几分，比加里·库珀（Gary Cooper）[1]又逊色几分。他为人谦逊，坦诚率直，略缺少怀疑精神。虽然他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负责写信向总统汇报当时的中国局势，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炫耀过这段非同寻常的交情。他们相识于1935年，当时卡尔森是温泉疗养院（Warm Springs）的总统海军护卫队的负责人，此前曾两度在中国工作。总统对这位身体强健、理想主义的军官青睐有加。

卡尔森是第一位深入共产党占领区的美国军人。来到汉口之后，共产党部队和游击队团结一致且忧国忧民的精神让他印象深刻。共产党鹰级童军（Eagle Scout）[2]般的作战能力与其他中国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堕落生活截然不同。卡尔森对于共产党军队的赞赏却引起了美国高层军官的不满。而当他在媒体上发声时，海军试图堵他的嘴。为了见证历史，卡尔森选择退役，在全美公开盛赞中国共产党党员，并预言，只要美国停止向日销售军事物资，一个和谐、团结、民主的中国必将战胜日本。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成真。卡尔森最终还是回到了海军，奔赴二战的战场。当时他统率一个营，人称“卡尔森突袭营”（Carlson’s Raiders）。他把共产党正规军队和游击队的作战经验融入军队的训练中，但他对战术和美国历史与文化最持久的贡献也许是在词典编纂方面。他采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Gung-ho”[3]作为突袭队的口号，把这个词语引入美国流行文化中。现在，“Gung-ho”已经渐渐失去原来的中文含义，而更多带有卡尔森自身的色彩：全心全意、率真坦白、忠心耿耿、充满热情。

* * *

1938夏天，我在汉口还结交了一些新朋友，有些后来又重逢了，还有些影响了我的生活，尤其在麦卡锡主义盛行之时。其中一位是周恩来，时任中共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谈判的首席代表，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两大敌对政权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

周先生形象端正，充满活力，机敏过人，颇具魅力，这些特质非常适合另一项工作——处理与外国记者和官员的公共关系。他是共产党领袖，但爱好广泛，举止活跃。这开启了他此后长达37年的外交生涯，即使在担任总理之后也是如此。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4]与共产党代表团关系密切。她是个中年女性，具有明显的美国特征，不是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5]而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6]那种美式味道，还有点《女侠简恩》（Calamity Jane）和《摇摆者》（Wobblies）的感觉。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雨飘摇，无比黑暗，就在那时她生于科罗拉多矿营之中，成长过程也伴随着贫穷、辛酸和愤怒。她禀性叛逆，以写作为生，捍卫底层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利益，尤其支持一战期间印度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20世纪30年代，她来到中国，对于目睹的贫穷和压迫深感震惊，之后她向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组织靠拢，到访了共产党在延安的大本营，并于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加入了乡村游击队。

史沫特莱女士从乡村游击队来到汉口时，身着走形的八路军灰色棉军服，打着绑腿，脚踩布鞋，一头褐色柔软的短发上戴着一顶软塌塌的帽子。当时她生活极为拮据，美国主教吴德施（Logan Roots）收留了她，为她提供食宿。他们被称作莫斯科-天堂轴心（the Moscow-Heaven Axis）。艾格尼丝开玩笑地称呼他为主教同志，尊敬的吴德施主教对这样的称呼倒也乐意接受。后来她受雇为《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经济状况好转了不少，也成了国际记者团的一员。

艾格尼丝也在不断为游击队筹集医疗物品和资金。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Kerr，后来的勋爵英弗查普尔）就是为游击队伤员捐款的人之一。艾格尼丝其貌不扬，充满热情，阿奇爵士非常敬重她，也因为她加深了对中国与中国人的了解，而一般外国人很难获得这种渠道。当然大部分外国记者也和阿奇爵士一样尊敬艾格尼丝女士。

虽然她坚称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人们却通常认为她是共产党员，也常常把她和共产党员联想在一起。因为她特立独行、桀骜不驯，还容易愤世嫉俗、悲天悯人，我很怀疑她是否真的入了党，何况就算她申请入党，党组织也未必会接受吧。艾格尼丝曾经对我说，她敬重欣赏朱德（她还曾为朱德撰写传记）和另外一些共产党斗士。我很好奇，如果再选择一次，艾格尼丝是否还是不会放弃追随共产党。

日军即将兵临城下，使馆早已紧急撤离，记者团也即将离开汉口，我和准备撤离的朋友们吃了顿便饭，其中就有艾格尼丝。饭后她一人独坐，我便过去同她交谈。我问她要去哪里，她回答说要回到游击队，“那就是我该去的地方”。我表达了担心，如果她所认同的共产党真的当权，她的革命信仰遭遇背叛，她是否会有幻灭之感。为什么她就不能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好好当个记者呢？“我没办法，”她眼眶含泪回答说，“别无选择。”

我顿时后悔刚刚那番话了，她并不需要我的教导，我提醒她的事情她早已明白，而我并没有提出另外的可行方案。而且她可能真的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她离开后的几个月给我寄了几封短信，报告游击队里的情况。当时，我们只能从她那里得到那些混乱地区的第一手信息。后来，我就和她失去联系了。

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是合众社（United Press）记者，年纪轻轻，非常聪明，有些喜怒无常。有一次他向我发牢骚，说合众社对他太小气，问我副领事收入如何。我告诉他，如果没记错的话，大约是3500美元的年薪，他听了气得直跳脚，说“我可不比你差”。然后他就拍电报给合众社说，除非加薪到我的标准，否则就不干了。

他真的辞职了，然后就失去了收入来源。我便邀请他和我同住。有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在饭店吃饭后回来发现，杰克失踪了。此后几天，我们向警局、医院和军方情报机构询问——都没有叫杰克的人的消息。我们只能放弃，杰克可能死了，可能掉进长江，也可能已经遇害。大约十天之后，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回到公寓，原来他心血来潮去火车站，登上了一辆北上的军用列车。到了前线之后，他身陷战场，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每天都混乱不堪又惊心动魄。能听到贝尔登讲述交战情况和溃败战况，史迪威非常激动。虽然这位副武官曾经亲赴前线，但是当时中国高层觉得中国军队的作战情况让他们很没面子，可谓“家丑不可外扬”，因此设置了重重关卡，导致史迪威没能深入汉口以北的前线。而杰克目睹了战区情况，还带来了战斗参与报告，这些与官方公报的内容大相径庭。

贝尔登在日军到达之前逃离了汉口，直到1942年我才再次见到他——他在缅甸，还是在史迪威身边。

1938年夏，汉口一度改变了费雷达·厄特丽（Freda Utley）的未来。她是个中年女性，在不同阶段有过许多种信仰，并且每种信仰都全心投入。厄特丽女士生于英格兰，一开始是英国国民，但是大学期间，于1928年加入了共产党，从此不再效忠国王与祖国，转而投身共产主义事业。

她嫁给了一位苏联公民，于1930年赴苏，在共产国际（Comintern）工作，不久便对苏联共产主义失望透顶。后来她宣称并没有把英国共产党党籍转移到苏联共产党，她的英国共产党党籍只是失效了。再后来，她的丈夫被苏联当局扣押，让她更加心灰意冷。1936年，她终于离开了苏联前往中国。

她在汉口遇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及斯诺、卡尔森、史沫特莱等一众与中共党员非常熟稔的外国人。她很激动地发现自己找到了新的信仰——中国共产党，后来她还在著作《战时中国》（China at War）（1939）中盛赞中共抛弃了独裁，采取了资本主义和民主路线改革的政策。而且，1950年她还在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作证，决定揭露苏联的真正面目，“如果我的丈夫还活着，苏联还会把他送上死路”。这就是厄特丽女士对公民义务的认识。

她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1938年初，中国空军由意大利人训练，规模太小，作战能力低下，又腐化堕落，因此遭到日军扫荡。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快50岁了，是美国陆军航空队（American Army Air Corps）队长。后来因为耳聋和坚持轰炸机相比于驱逐机的弱点（背离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主张）而退休。陈纳德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空军顾问。陈纳德是典型的战士相貌：脸上有些凹凸不平，眼神冷峻直接，陈纳德下巴前突坚毅。如果说史迪威是步兵典范，那么陈纳德就是典型的敞开式座舱战斗机飞行员的典范。两大战将在1938年夏齐聚汉口，在之后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水火不容，却通力合作。

当时中国军队无力抵抗日军，日军顺利占领汉口。和占领南京之后的野蛮行径不同，日军在汉口相对文明有序。我们这些留守的人、数千中国人，以及一些不安的外国人实际上都沦为囚犯，关卡森严，没有通行证无法出城，而通行证也是严格控制发放的。

我负责撰写政治报告，起草照会以告知日军关于华中地区美国地产的位置，在日军轰炸或者其他军事行为导致房屋受损或者美国人人身伤害时向侵略军追究责任。此外，虽然日军不太乐意，我还是要长途跋涉进入日军占领区，查看孤立无援的美国人的健康情况。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一个被中共游击队占领的避暑山庄遭到日军围困，我要将里面的美国人救出，结果差点被共产党士兵射中。

* * *

国务院在1940年秋把我转移到远东事务处（the Far East Desk），担任两位中国事务部官员的下属。由于我们在原来的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大楼（State-War-Navy building，后来成为总统的行政办公室所在）的窗户正对着白宫西厢，我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让在行政大厦（Executive Mansion）视线范围内的远东事务处的所有百叶窗处在同一高度，从而使罗斯福总统在看到远东事务处这一美国外交“圣地”时，不至于看到杂乱无章的景象。此外，我还要在国务院其他部门到处查看，完成上司交代的工作，统计远东事务处草拟电报的首字母频率（电报内容是字母缩写）。这些体力活弥足珍贵，帮助我更快上手。

我在这方面的教育因在乔治城结识的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而得到强化。他身材小巧、敏捷活跃，戴着无框眼镜，是一位哈佛的经济学家，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我们认识时，他对中国事务越来越有兴趣，几次联欢会之后，他开始给我打工作电话，询问一些中国事件的信息或者我的评论。我觉得这样有点奇怪，他竟然忙于一些明显是自身领域之外的事务。但是，涉猎广泛、分身乏术是罗斯福政府的典型特征，他们总是仓促忙乱。

自然而然，总统助理这样的关注让我倍感荣幸。但与此同时，这样的联系也让我有些不安，因为柯里显然没有按常理出牌。按照政府正常的程序，他本应与助理国务卿或者处长及处长以上职位的人打交道。我便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向我询问信息的情况，他们没有表态，但我觉得他们并不赞同这样的联系。他们并没有明令禁止回答柯里的问题，由此我便觉得，如果我让这位总统助理上别处问问题，就会显得有些自以为是，至少有点尴尬。

柯里这样的行事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总统的影响，因为总统自己也不按规矩办事，喜欢削弱下属的权力。罗斯福常常绕过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直接与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接触。当然，这是总统的特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赫尔虽然擅长在外交政策方面与国会打交道，但他的外交事务知识储备却很有限，外交手段也过于简单和说教，相反，威尔斯却非常能干，是实干派职业外交官。

但是，实践证明，如果罗斯福出于某种原因不想与其任命的外交事务负责人接触，他应该换自己完全信任的其他人来担任国务卿。但这不是他的行事风格，他是政治家，不是行政管理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华横溢的罗斯福开始大展拳脚，但总统本人、白宫工作人员和特别密使团的外交行为却让人越发摸不着头脑了。

斯坦利·K.霍恩贝克博士（Dr.Stanley K.Hornbeck）作为国务卿远东事务的政治顾问稍显浮夸，他是从远东处提拔上来的，所以他想当然地把远东处当作理应为他服务的封地。因此，一摞摞的文件必须递交给他审批，或者告知他。霍恩贝克对所有放到他办公桌上的文件都要进行迂腐的记录。这些不分大事小事的备忘录又会统统回到远东处，从早到晚，日日不息。

霍恩贝克有中国的学术背景，但是没有日本的背景。日本侵华让他义愤填膺，对中国人同情不已。不过我们这些在中国工作的人，大部分与他有相同感受。

霍恩贝克的助理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一位勤恳的年轻人，他会浏览、筛选霍恩贝克桌上成摞的文件。为如此沉闷无聊又小题大做的上司担任专门助理，可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工作。阿尔杰平易近人，但是他不参与霍恩贝克和远东处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这些下属都没什么机会和他接触。

罗斯福交给赫尔一项乏味而且危险（和美国国内政治事务比较起来）的任务，即与日本谈判，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在这项关键任务中，国务卿的首席顾问就是霍恩贝克。谈判团中还有一位是我在奉天时的领导约瑟夫·包兰亭——他是位不修边幅、容易紧张但颇有魅力的日本事务专家，不过他也得听霍恩贝克的。

与日本大使的谈判从3月持续到1941年12月7日，在绝对机密的国务院进行。我和同事们都很不安，完全不知道谈判进展。于是我们就起草了一份声明，表达了我们反对以牺牲中国来与日本达成任何交易的意愿。我们把声明递交给远东事务处处长麦克斯韦·M.汉密尔顿（Maxwell M.Hamilton）后，他勃然大怒，警告我们不要管闲事，并且透露说，海军和空军（两者都想壮大自己的实力）想让国务院争取时间，即使不能避免与日本交战，也要设法拖延时间。

我和同事都搞错形势了，我们面临的风险不是出卖中国，而是把日本逼到绝路，除了战争别无选择。赫尔和霍恩贝克都是坚定的亲华派，他们骨子里就没法为了达成临时协定（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和平共存）而向日军妥协，这也违背了他们的原则。1941年，美国公众对日本的敌对情绪愈演愈烈，我很怀疑是否有可能达成这样的协议。赫尔、霍恩贝克谈判团确保了谈判中不会达成任何妥协。然后，好像命中注定似的，美国与日本毅然开战。美国军方并没有争取到足够的备战时间。

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我正在无忧无虑地享受为期两周的假期。得克萨斯州以东对我来说是块陌生的土地，因此我充满期待地启程去畅游南方。罗克·布拉德福德（Roark Bradford）带我领略了新奥尔良的独特魅力，逛了景色宜人但稍显平淡的海湾（少了亚洲类似水路的芬芳气息），还看到了在卡真人聚居的格兰德艾尔（the Grand Isle of the Cajuns）艰难定居下来的中国人和斯洛伐克捕虾人。

相比之下，墨西哥湾岸区以东地带逊色许多。在我看来，查尔斯顿、南卡罗来那比新奥尔良更加和谐宁静，建筑井然有序，城市典雅大方。就在如此宜人的环境中，在一个平常的周末中午，街道上的人们在激动地交谈，录音机的声音也调高了，我就在此时听到了珍珠港事件的消息。

这在我的意料之外，但还不至于让我震惊。我很自责没有预料到事件发生，至少我本可以预料到袭击时间。去年在汉口的时候，有个周末我在公寓举行午餐会，招待三位美国海军军官和两位日本海军军官。其中一位日本上尉喝了松子酒和啤酒之后兴奋异常，把餐巾在头上打了个结，还对喝得烂醉的美国炮舰官员叫嚷，“我们要打你们的话，一定选在周末早晨动手”。那会儿我心想，他们可能说到做到。

回到事务处后，我们默默地开始疯狂地搜索记录，查看我们是否把驻日使馆预示袭击的信息传递给了军方。结果发现了两个重要信息：有一个消息是在11月中旬，一位将军提醒我们日本倾向于先袭击再宣战；另一个时间更早，转述了秘鲁驻日使馆的报告，内容是一位日本海军军官醉酒后和一位秘鲁使馆职员说，要是开战的话，日本会先对珍珠港下手。据我所知，远东事务处及时向军方报告了这些消息。

显然，美国被打得措手不及，责任并不在于忽视驻日使馆发出的未经证实的警告信息。珍珠港灾难发生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文武百官和民众都小瞧了日本的胆量，低估了日本的军力，自以为国家固若金汤，还错误地认为，日本要把侵华战争升级为太平洋战争的话，只会一路向南袭击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

当时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司令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低估了日本的危险性。珍珠港事件爆发10天之前，霍恩贝克估计12月15日之前日军和美国交战的概率只有20%。在1941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还打包票说可以守住菲律宾岛。军方自我安慰说，最新的B-17轰炸机不仅可以粉碎任何针对菲律宾的袭击，还可以阻挡日本南下东印度的步伐。

虽然被破译的日本电报显示，11月29日之后日本就抛弃了寻找和平和解方案的努力，美国当局高层（包括总统和其他高层领导）还是没有太把这个情报当真。这份电报，其实预示了太平洋中部强大的美国军队情势危急，即将遭到攻击。如果在1941年12月7日前，有情报称日本特遣部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冒险跨过半个太平洋，突然袭击并击溃位于夏威夷堡垒的美国舰队和空军，然后全身而退，人们一定认为它荒谬至极，自然也就无人理会。

[1] 美国知名演员，曾获5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提名，总共夺得两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1961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2] 鹰级童军是美国童军的最高级别。

[3] 或源于“干活”，意为团结一致。

[4] 美国著名记者，以对中国革命的报道著称。

[5] 美国小说家和剧作家，风格多以讽刺和幽默见长。小说《了不起的安德森家族》《艾丽丝·亚当斯》曾获普利策小说奖。

[6] “社会丑事揭发派”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屠场》和《石油》。

第二部分 “此次任命既不是出于您的请求，也不是为了您的方便”

第五章 与史迪威共赴亚洲

1941年新年前夜，离珍珠港事件还有约一年的时间，史迪威写信给我，祝我新的一年幸福快乐，还捎来了“赤红儿”多恩的口信：“如果你有办法让我们被派到中国去，那么你可以跟我们一块去。”

好吧，事情并没有朝此方向发展。史迪威当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德堡（Fort Ord）掌管第七师的一名少将，但是七个月后他升任为第三军司令。日本偷袭珍珠港两周之后，他就被调往华盛顿。“赤红儿”多恩作为他的副官一起前往。史迪威在陆军部（War Department）得知，他将负责美国当时的第一波进攻计划：在法属西非的某地登陆，行动代号为“体操家”（GYMNAST）。

圣诞节后不久，我和史迪威、“赤红儿”一起吃饭时，还对此并不知情。他俩暗示我，他们会去海外，但不是去中国。饭后我问多恩，即使他们没有被派往中国，我能否去中国呢？

“赤红儿”回答说，他觉得可以这么安排。我之前曾建议，我可以当史迪威将军的外交专员，或是担任类似于大使武官的职位。

1月初，美国最高统帅部（American high command）开始怀疑“体操家”行动的时机和可行性，并且疯狂设想了很多替代计划。同时，罗斯福和当时已任陆军部长的史汀生觉得迫切需要对外展示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支持。但是从夏威夷到菲律宾再到爪哇海（Java Sea），美军都混乱不堪、虚弱无力，无法向中国调派部队或大量物资。最好的选择就是派一名高级美国军官给蒋介石做顾问，同时作为美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向中国承诺日后会提供更多援助。

美国陆军总参谋长（Chief of Staff of the Army）乔治·马歇尔将军曾和史迪威于1926年在中国任职。1942年1月1日，他让史迪威推荐一位派往中国的人选。尽管史迪威自己显然是合适人选——因为在任何方面，史迪威都被评为陆军最佳作战指挥官——但他当时正忙于评估“体操家”行动，于是他推荐了胡格·德拉姆（Hugh A.Drum）中将。正如他在日记中写到的，这是因为德拉姆是位能侃侃而谈的高级将军。但是让史迪威亲自去中国，他的回答是：“不，谢谢。”在中国人“眼里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上校……这职位非德拉姆不可”。当然，史迪威挑的这个人适合战斗职位，但不大适合代表和行政职位。

德拉姆觉得中国的这一职位职责不明确，不配他这样的将军级别；而且，史汀生和马歇尔对他的印象不佳。他们又找到了史迪威，问他是否愿意出任该职位。“派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史迪威如此回复道，颇有他的性格特色。

史迪威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差事并非没有疑虑。他从自己在中国的丰富经验出发，对中国军方领导层的素质不抱太多幻想。并且，由敏锐而文雅的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准将率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当前的报告也证实了他的想法。报告称：中国军队缺乏英勇斗志，中国国民政府申请的物资不是为了抗击日本，而是为了确保日本战败后国民党能够在国内对手面前处于优势地位。

与此同时，正如对许多中国通一样，中国对史迪威也有一种诱惑力。史汀生任国务卿时，曾捍卫过中国，反对日本20世纪30年代初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他设想的史迪威的职责应当是：让中国一直参战，确保中国作为基地，起初可以进行有限行动，最终可以从中国发动反攻，并有可能由中国军队反攻。到1月中旬，中国一职的职责已经大大扩展，越来越模糊，包括要做蒋介石并不存在的专职参谋。除了要掌管美国提供的物资分配，史迪威还被告知要训练甚至指挥中国军队。

具体指挥多少中国军队，指挥地点在哪，在什么情况下指挥，这些都是不确定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日军大量撤出泰国、涌入缅甸，试图切断中国仅存的连接西方的地面通信线路。这条线路从仰光穿过半个缅甸延伸到云南边境。在此关头，中方表示，除了马格鲁德（他对中国情况了如指掌），他们可以授予一位美国陆军中将对派往缅甸的中国军队“执行控制权”。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是否允许一位美国人来指挥中国军队，将是检验蒋是否愿意这位美国人发挥有效作用的试金石。

华盛顿和重庆之间有关任命美国指挥官到中国履职的信息交流是通过宋子文进行的。他是蒋夫人宋美龄的哥哥，很美国化，聪明智慧，但厚颜无耻、野心勃勃。他当时是中国外交部部长，居住在华盛顿。他堪称蒋介石的密友，负责翻译和编辑美中政府间的通信。

宋通过自己在华盛顿的某位或多位身居高位的信息来源获知，史迪威很可能是中国一职的人选。于是他四处打探史迪威将军，对打探到的信息也很满意。随后，蒋介石宣称，派史迪威来将“最受欢迎”。

史迪威得到保证，他会有“行动控制权”，蒋、宋也对他表示欢迎。于是，马歇尔在1月23日问史迪威：“你愿意去吗？”史迪威的回答依然是：“派我去哪，我就去哪。”但是，他一点儿也没有兴高采烈，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看来不得不去了。”

陆军部1月23日下令给史迪威，任命他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以及美军在中缅印战区的主将。这些美军起初包括总部的工作人员、联络人员和技术人员。宋证实，史迪威将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监督和掌管美国对华提供的所有防卫援助，并在蒋介石的授权之下，指挥分派给他的中国军队。为了强调军事援助的目的，马歇尔指示史迪威要“为了战事的进行，增加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有效援助，并帮助提高中国军队的作战效能”。

就这样，一位被评为美国陆军最杰出作战指挥官的大将军被派去担任一个无实权的礼仪性、谈判性的行政职务，还得在蒋介石同意下才能指挥中国军队。而他本人认为蒋没有军事才能，这一点是致命性的。那么史迪威为什么在有机会拒绝的情况下依然接受这次任务呢？他之所以接受是因为作为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他把指挥官乔治·马歇尔（他真正尊重的少数人之一）的个人意愿当作命令。其次是因为史迪威也相信美国军队中一个类似信条的事情：中国士兵如果加以恰当训练，配上装备，英明领导，就可以与任何国家的军队媲美。这一次可能是他证明这个信条的机会。

尽管如此，他早前也已希望可以确保自己指挥一些美国作战部队。他向马歇尔形容说，西南太平洋是防御战场，而中国是反攻日本的战场，美国需要在此部署至少一个军。在史迪威任职于中国期间，他反复提出这个要求，但是直到任职的最后一年，他才获得批准，而且只获批了一个团。

然而，美国最高统帅部却认为中国在军事上相对不那么重要。美国的大战略优先侧重于打败德意轴心国，打败日本次之。到时攻打日本的话，可能的攻击路线有四条。第一，从北太平洋和阿留申群岛（Aleutians）开始，但天气和地形条件严重限制了这条路线的可行性。第二，从太平洋中部（Central Pacific）向西包抄袭击。日后证明这条线路是通往胜利的大道。第三，从澳大利亚以北的岛屿开始，与日军展开漫长的正面战斗，最大化地分散日军力量，这条路线可让麦克阿瑟将军履行自己重返菲律宾的诺言。

最后一条，从中国开始。战争中的大多数时候，中国与自己的同盟国实际上处于隔离状态，所以后勤物资从这里运送很费周折。需要从美国横跨大西洋，绕过非洲，穿过印度洋，然后横跨或是绕过印度次大陆，往北渡过雅鲁藏布江河谷，经过喜马拉雅山山脚，之后空运跨过缅甸以及东面的高山，最后到达中国西南的群山角落。正如在战争中常说的那样，中国确实在“防线的尾端”。现在看来，当时出于军事考虑，把美国大兵和物资运往中缅印战场实在是分散了我们的实力，这些大兵和物资本来可以更有效地用到别的战场上来对付敌人。

那么史迪威将要面对的这位蒋介石是何方神圣呢？他56岁，长江下游地区人，纤弱瘦小，处事圆滑，时而冷漠时而热情，固执倔强，优柔寡断。他曾在日本军事院校学习，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中国帝制的共和运动。他在随后的1911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很小，革命结束之后，他与上海金融界结下了关系，当了一名掮客，并与实力强大、偶尔仁慈的上海黑社会建立了联系。

新共和国很快就被军阀割据搞得支离破碎。蒋维持了他与孙的关系，那位飘忽不定的领导者领导了多次军事讨伐运动以为自己的国民党占据一席之地，蒋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次运动。他因此而获益。当孙与苏联签订协议请求支援时，他派蒋作为自己的军事代表于1923年访问莫斯科。等在广州建立了基地之后，孙任命蒋为新建的广州黄埔军校的校长，军校里还有一批苏联军事顾问，由升职后的瓦西里·加伦（Vasily Blyukher）[1]领导。

1925年孙逝世之后，蒋毫不费力地打败了竞争敌手，成为孙的继任者。他还表现出自己懂得如何与外国顾问打交道。他称苏联终止援助完全是虚张声势，还一度软禁自己的苏联军事导师，并强迫苏联召回一些试图改革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导师，其中一位导师据说是因为取笑了他。不顾苏联导师的建议，他于1926年开始了征服军阀、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

蒋是与刚成立不久、尚身单力薄的中国共产党协作进行北伐战争的，苏联代表成功说服了孙接受中国共产党并与之结成统一战线。尽管蒋继续了这个统一战线，但是当北伐之后要打入他自己的地盘，尤其是上海时，他却对自己的共产党伙伴下手了，杀戮了其党羽的魔爪所能触及的所有共产党员。蒋利用国民党的右翼势力，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宣称是全国性的保守政府，但事实上它只控制——而且是不完全地控制——中国的东南部。

为了寻求体面的社会地位，蒋拉拢上海最有势力的银行界和商业界。1927年末，他从老式的婚姻纠葛（两个妻子）中解脱出来，并开始信奉基督教，以使自己有资格迎娶宋美龄。和宋结婚，蒋得到的是一位美丽大方、气质高雅的妻子。历史上像她一样篡夺王权的女皇或是皇帝宠妃并不少。他因此结下的姻亲也个个意气风发。

宋氏家族是一个富裕的基督教家族。宋美龄的父亲查理自小在美国长大，他的孩子们也在美国接受教育。查理和孙中山是朋友，二女儿宋庆龄成了孙的第二任妻子。她是家里最温柔、最理想主义的一位，不喜欢秉性独裁的妹夫蒋介石。大女儿宋霭龄机灵敏锐，自制力强，是孔祥熙的妻子。孔自称孔夫子的直系后代，曾担任蒋的财政部部长。宋家长子宋子文，毕业于哈佛大学，一路直升成为外交部部长，并且像他的妹妹蒋夫人一样，二战期间他也是蒋介石和美国的中间人。

蒋统一中国的尝试失败了。军阀继续控制中国西部的大部分区域、中国东北的所有区域，直到1931年日本占领了东北地区。但蒋并未因此对日开战。相反，他企图消灭自己之前的盟友——共产党。共产党此时已经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小乡村里建立了政权，并经受住了国民政府的反复攻击。1934年，蒋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行动终于迫使共产党向西南方踏上6000公里的迂回大撤退，即“长征”。他执意攻打共产党，于是1936年发生了一起荒诞的事件：他遭到了地方军队的绑架，后经共产党调停才被释放。他同意与共产党再次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蒋介石在1934年取得的大捷是德国顾问团策划的，团长是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后来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接替了塞克特的位置。当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法肯豪森正负责训练中国军队。中国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台儿庄大捷也主要是由他策划的。当中国按兵不动，不愿再继续打胜仗时，他愤怒不已。

苏联在战争初期没有给共产党而是给蒋提供了军事援助，并且给他派了苏联军事顾问，其中有朱可夫（G.K.Zhukov）将军、崔可夫（V.I.Chuikov）将军。鉴于他们在对德战争中的表现，苏联认为他俩有能力给蒋介石提供建议。但是蒋介石并没怎么用他们，所以他们返回苏联了。

对蒋来说，史迪威过来任职并不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大约18年来，他陆陆续续地接触过一些试图告诉他怎么当军人的外国人，但他并未因此对自己在军事事务上的判断表现出明显的不自信。有时他也会接受意见，但总会调整这些意见；更多时候，他并没有采取行动。没有理由令人相信，蒋对史迪威会比对加伦和法肯豪森做出更积极的回应。

* * *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尤其是在珍珠港事件后的三年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客观的，原因在于百年来美国传教士在精神和情感上的冲动和参与。我们因美国没有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反而出售战争物资给日本而有一种罪恶感；再者，相关宣传中，中国的形象是为我们而战的英雄，只要求我们提供用来消灭敌人的美式武器和技术。蒋和宋正是这样的中国的核心人物，蒋是赛珍珠（Pearl Buck）笔下美丽的中国土地的4亿耕耘者的指挥官，他永不退缩，还是一名基督教徒；宋毕业于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如绣在锦缎上的桃花般柔弱，但她是坚定的蒋介石忠诚的配偶（蒋、宋被评为《时代》周刊1937年年度风云伉俪），还是中国大业能言善辩的代言人（她使国会议员们变得更有男子汉气概，他们开始忏悔，开始有坚定的意志）。

关于中国的传说普遍存在，这意味着美国在制定战时对华政策时有点罔顾事实和混淆逻辑了。对中国过度的情感依附使得中国在我们的战略规划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这与中国真正的军事和直接政治价值并不成比例。罗斯福在其关于地缘政治的推测中提出，中国在战后会成为强国，因此中国在战时应当被视为一个强国，蒋也应当被列入丘吉尔、斯大林之列。这使得中国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提高。

结果，华盛顿的文武官员罔顾他们在重庆的代表发回的内容相反的报告，一厢情愿地认为蒋和他的国民政府可能会倾全力与日本作战。华盛顿也迫切希望中国能够一直参战，还片面地以为蒋虽不愿花费力气抗战，但肯定不会放弃抗战。如果美国胜利的话，蒋如果维持美名义上的盟友身份，那么他将获益多多，不仅能得到各类援助，战后还能获取领土。

在“赤红儿”和史迪威将军的帮助之下，我于1942年2月收到了国务院派我去云南做领事的指令，指定我为驻华大使馆二秘，指派我去“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率领的驻华军事代表团”。接着是一行例行公文：“此次任命既不是出于您的请求，也不是为了您的方便。”

指令中明确说明把我指派给史迪威是为了保持“军事代表团与美国和外国官员之间的联系”。三天后，即2月13日，国务院又追加一项，告诫我要“在史迪威将军的指导和监督之下”履行联络职责。国务院还希望，如果恰当可行的话，我要让驻华大使并通过驻华大使让国务院知悉“军事代表团的活动”。

我在远东事务处的顶头上司并不赞成把我派给史迪威将军，他们觉得这个指令不合规矩、近乎轻率，认为我应该待在对外事务处。管理对华租借事务的柯里则欢迎这个安排。我猜他是觉得我可以成为与史迪威指挥部联系的有用联络人。

柯里和刚结束蒋介石私人顾问任职、返回美国的欧文·拉铁摩尔都对我强调：鉴于日本即将占领仰光，印度在后勤补给上极其重要。拉铁摩尔提到他所说的是蒋和陈纳德的意见，他本人也赞成。陈纳德当时是一个小型驱逐机队队长，机队名称是美国航空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AVG）[2]，由美国雇佣兵组成。蒋和陈纳德认为，美国应该把当时有限的力量用于从中国侧面攻击日本。柯里和拉铁摩尔让我向陈纳德保证他的意见得到了赏识，但是他必须与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H.阿诺德［Henry H.（Hap）Arnold］将军合作，否则他将得不到装备。阿诺德将军极具影响力，他的要求必须满足。

史迪威远赴中缅印战区两周之后，我于2月25日从华盛顿出发，同行的还有六名军官和一名军士。我们先乘坐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独创的一款水上飞船飞往亚马孙河河口的贝伦（Belem），那里潮湿多雨，生满苔藓，空气令人窒息，十分酷热。然后再到纳塔尔（Natal），横跨大西洋，到达利比里亚令人昏昏欲睡的渔人湖（Fisherman’s Lake）。接下来的旅程中，我们转乘双引擎C-47运输机飞过尼日利亚的卡诺（Kano）和迈杜古里（Maidugiri），横穿乍得（Chad）的荒野、喀土穆（Khartoum）引人注目的尼罗河，往北飞过开罗，那里挤满了英国的英俊参谋，军队称他们为“穿着宽松长袍的猪”。又飞过特拉维夫市，往南飞过阿拉伯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此交汇，之后飞过蔚蓝和翠绿相互辉映的波斯湾，飞过沙迦（Sharjah），这里有一条飞机沙漠跑道，可以看到零零落落的六七个英国皇家空军（RAF）地勤人员，还有一只小羚羊。接着飞过伊朗荒凉、弯曲的海岸线，飞过俾路支（Baluchistan）、卡拉奇（Karachi），最后穿过次大陆到达了熙熙攘攘、尊奉神牛的加尔各答。

纽约到加尔各答的这趟旅程历时十三天，因为夜间停飞，航班还屡屡延迟。由于到缅甸的航空运输遇到了障碍，我与加尔各答的一群没落的印英裔美国人待了约十天的时间，一边享受他们的奢华生活，一边等着与史迪威见面。在此期间，我遇到了C.J.鲍尔（C.J.Pao）。他敏锐精明，魅力四射，时任驻华总领事，我曾在北平见过他。二十年后，当我在安第斯山脚下患难时，他用事实证明了什么是忠诚的朋友。

与此同时，蒋介石准许现已是陆军中将（Lieutenant General）的史迪威知晓别人给他的提议，虽大多都是懦弱胆怯的提议。他还口头上告诉美国人，史迪威将要指挥两支中国军队（每支包括三个兵力不足的师）进入缅甸前线。日军在3月6日占领了仰光北部之后，旋即展开了大屠杀，重挫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Sir Harold Alexander）率领的英、缅、印、尼（泊尔）联军。在下缅甸地区，西部由大英帝国军队占领，而中国军队抱着试水的心态向东部移师，这样一来，可以委婉地称东西部之间有条“分界线”。盟军的空中支援主要由英国皇家空军和陈纳德带领的飞虎队提供。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落后陈旧，迅速就被击败了。飞虎队拥有40架新型P-40驱逐机，并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虽然能力超过了敌方，但是由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而且零件和人员配备都不足，所以飞虎队依然被打败了。

史迪威刚认为自己要指挥中国派往缅甸的远征军了，就发现这仅仅是个遐想。他下发的指令会被秘密反馈给蒋介石做最终决定。蒋还背着史迪威向战场上无心战斗的军官们下发一连串优柔寡断的命令，这些命令甚至直达团级层面。

蒋介石的防守意识强烈得近乎病态，最致命的表现在于他的静态防御，把进攻先机拱手让敌。更要命的是，他沉迷于囤积物资、保存军力，极不愿意把军队派去打仗，等真派兵的时候，也是一点儿一点儿地派。因为他相信，集中兵力比分批增派兵力冒的风险更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正确的。但是这样做既打不赢战役也赢不了战争。

史迪威的指挥部位于眉苗（Maymyo），这是缅甸风光绮丽的夏都，缅甸政府也已撤退到此。3月22日我到达时，史迪威不在指挥部，而是上前线了。“赤红儿”多恩陪他去的。

第二天，史迪威和多恩回到了指挥部。那是座大红砖房招待所，隶属美国浸礼会。史迪威面容疲倦，但依然散发着独有的活力。3月24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史迪威将军在楼上空荡荡的房间。他对我说：“坐下。”我们便每人坐一把藤椅。他接着说：“关于如何开展你的工作，我这里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你是自由的，所要做的就是保持我们与这里的民事部门之间沟通顺畅。”国务院曾告诫我要“在史迪威将军的指导和监督之下”履行职责，这就是他指导给我的全部职责了。

缅甸的民权政府正在全面崩溃。包括政府官员和一般雇员在内的缅甸人对他们的英国主人没有忠诚感。当日军兵临城下、横行作恶之时，大多数缅甸人，包括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忠仆，都陷入了恐慌，寻找自保之路，想办法迎合新来的征服者。更有魄力的人甚至选择成为侵略者的同谋，到处进行破坏、伏击、纵火等。可供我联络的民事部门简直少之又少。仅剩的部门就是军事部门了，而这些部门只有当枪顶着脑袋时才会运转。

在与缅甸政府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我首先拜访了英国驻缅甸总督的军事助理。下午4点40分，我把他从午睡中叫醒了，但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受到了打扰。在陪他和他的宠物——一只名叫吉布小姐（Miss Gibb）的长臂猿——喝茶、吃点心时，我向他正式提起了第一件公事：中国士兵因私滥用吉普车。是啊，曼德勒警察已就此问题向违反规定的中国部队投诉了，结果只招来了辱骂。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军事问题了，不关民事部门的事了。

几天之后，英国驻缅甸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Sir Reginald Hugh Dorman-Smith）用红杜松子酒热情招待了我，我们还就很多事情交换了意见。我们得出结论：美国人和英国人应该警惕别有用心、离间我们关系的那些传言。总督拿缅甸混乱的指挥结构大开玩笑，而他的首席秘书，某位叫宾斯（Binns）的先生，已经在前一天直言不讳地跟我聊过该问题了。宾斯观察到，史迪威将军自我介绍时称自己为中国驻缅甸远征军第五、第六军的指挥官，而中国第五军的指挥官杜将军自我介绍时也说自己是远征军的指挥官。英国驻缅甸高级指挥官亚历山大将军（General Alexander）当然也自视为这块英属殖民地上所有联合军队的指挥官。最后，宾斯指出，根据缅甸宪法，只有总督一人有权负责缅甸的防务，别人无权。不过，宾斯不知道的是，蒋介石也在其中掺了一脚，他经常性地削弱已经交给史迪威的权力。

3月底，因为对蒋的出尔反尔和欺骗行为非常愤怒，史迪威飞去重庆与他当面对质。他带上了我。因为缅甸政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我也做不了什么具有建设性的工作。反正，我也该去向驻华大使报到了。派我跟史迪威之前，我就在重庆的驻华大使馆工作。去重庆的途中，史迪威还去云南接上了陈纳德。他率领的飞虎队遭到重创，撤到云南去了。毫无疑问，缅甸的领空现在完全由敌人控制。

当史迪威与蒋介石争论时，我正在拜访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以前在国务院和北平的时候，他就小小地称赞过我。他刚正不阿，有着清教徒的责任感，爱探索，头脑精明，尽管我很尊重他，但是我能感觉到重庆的压抑、腐臭、怨恨、阴谋已使他性情大变。我想他需要改变。高斯大使也不大看好我跟着史迪威将军工作。他苦笑着说，我属于坐办公桌后面的那类人，适合在他的大使馆工作，但不适合到中缅印战场瞎晃荡。

我向陈纳德传达了柯里让他与阿诺德将军合作的建议。陈纳德说，他手下的志愿飞行员们现在满腹牢骚、目无纪律，如果能按当初协议上的承诺，让他们回趟国看看家人的话，他们就会乐意被编入陆军航空队。尽管他没有明说，但是从他的陈述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和飞行员们的看法一致，都认为把他们即刻编排入队是不公平的。陈纳德是个飞行员，终究是不大愿意做老步兵史迪威的下属。由于蒋的偏爱，他享有特权，能直接和蒋介石、蒋夫人见面。他相信，单凭空军力量就可以打败日本，地面的兵力投入可以降到最小，这和蒋氏夫妇的观点颇为一致。并且，陈纳德的内心也很笃定，自己是完成这项伟业的唯一合适人选。正如他跟我说的，他手下150名飞行员能完成的事，陆军航空队可能需要1000名飞行员来完成。

从1942年初到1944年底，高斯、史迪威和陈纳德是在中国的三大美国知名人士。他们三个意志顽强，专业能力极强，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并孜孜不倦。他们出击迅速，常为了正义（尽管他们三个对“正义”都有着自己的解读）而愤怒呐喊。陈纳德有点自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谋划篡夺史迪威的位置，这使他与史迪威一直不和，还把蒋氏夫妇和白宫卷入其中。高斯感到自己被两位将军冷落了，因为他们很少跟他商量事情。他不愿妥协，不愿主动，其实他起码应该与该战场指挥官建立协作关系。史迪威忽视高斯，不是因为他讨厌高斯，而是因为他本身就不愿征求别人的意见（虽然有时别人提出务实的意见时，他也会欢迎）。事实上，人称“醋乔”的史迪威尽管觉得高斯有点牢骚满腹，但是他也挺喜欢这位大使的。

* * *

盟军每往缅甸撤退一步，印度的重要性就提升了一些。印度的位置有利于退守，这归功于它的面积。印度是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空中桥梁的基地，在这个基地里，可以种植和生产战争物资，也可以准备和发动反攻。

史迪威和他的下属对印度的了解远远不如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史迪威不仅自己是中国专家，他的下属中还有六七个极其出色的中国和日本专家，但是他却没有印度专家。印度研究领域长久以来被美国政府和学界忽视了。

在我看来，如果可以替史迪威调查研究一下印度的政治和经济，那对他是最有益的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史迪威，他欣然同意。于是，4月5日，我离开重庆奔赴印度。

就在同一天，蒋氏夫妇和史迪威飞往缅甸。蒋向史迪威保证会指示手下的将军服从他的命令。不管蒋会对他的军官交代什么，都不能阻止他们继续撤退，他们也不会服从这位外国指挥官。日军运用计谋，以少胜多，使缅甸“防线”最东端中国军队的一个师完全崩溃。盟军处于下风，最终的溃败也不远矣。到4月底时，中英部队已是士气低落、纷纷溃逃。中国被摧毁的两个师和亚历山大麾下幸存的士兵一样，踉跄着穿过丛林小道进入了印度，而残余的中国士兵则四零八散，返回了中国。

日军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击溃了缅、中、印、英联军。战役中的一个小插曲让史迪威难堪极了。由于陆路、空路都被切断，他、多恩和约百名官兵只得徒步跋涉，越过丛林密布的深山到达印度。在印度，他气愤地向新闻记者说：“我告诉你们，我们败透了，不得不撤出缅甸，丢死人了。我觉得，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打回去夺回缅甸。”

史迪威在6月初告诉蒋介石，如果从中国方面寻找这次屈辱溃败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军队的组织结构和特性。中国军队软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装备不足。300个中国师团都兵力不足，如果把他们整合为满员的师团，那么师团的数量会减少，但整体的战斗力会大大提高。此外，只有少数将帅比较能干，他们应该留下，其他的应该免职，“否则，无论提供多少物资，军队还是会走下坡路”。并且，蒋介石应该指定一个指挥官，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绝不能被他人侵犯”。还有，应赏罚及时。

蒋夫人经常参加蒋介石与外国人士的会议。她告诉史迪威，他提出的意见与几年前德国军事顾问给蒋提的意见差不多。可见，蒋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意见了。

之后，史迪威举行有关军事改革的会议，蒋夫人再次出席，并再次详细阐明蒋对此事的冷淡回应。简而言之，她告诉史迪威，他的建议不可能得到落实，他必须得“现实点”。五年前，陈纳德在担任蒋氏夫妇的军用航空顾问时，曾催促蒋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整治中国空军官员的无能和腐败问题。当时蒋夫人告诉他，蒋说“能与他合作的只有中国人，如果清除所有犯错的人，那么剩下的还有几个呀”？

事实上，蒋如果进行一场全面整肃的话，“所有犯错的人”会在他行动之前先清算他。虽然他蛮横专制，但他并不像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拥有随意清除别人的独裁权力。他也无法像民主国家里的强势领导人一样，可以整顿政府里明目张胆搞腐败或无能的那帮人。他是自己手中这支糟糕部队的囚徒。

中国的军事部门和其他国家部门一样混乱不堪。这是因为中国正从一个持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社会转向一个未知的现代社会，还处于过渡期。中国军队只有士兵，没有科学的组织结构。蒋的中央政府建立的师团被视为现代军队，通常会响应蒋的意愿。而其他的许多军队归属于地方新军阀，由地方征税和维护，因此与蒋之间是一种协商关系，也就是说，蒋如果要他们归顺的话，就不得不跟他们讨价还价。另外，实力较弱的中国共产党部队虽名义上是国民政府军的一部分，但在1942年，他们可能随时叛乱，只不过被蒋麾下那批较忠诚的几十万部队压制着。国共双方都等着对日战争结束后重启内战。

军阀思想在省级部队的司令官中间泛滥，在中央军的司令官们身上也有这种思想的残留，但是共产党的部队中却不存在这种思想。在军阀思想之下，一个军事部队是其指挥官的私人财产，他可从中牟取收入。例如，省级部队的指挥官可从其部队占领区的人们那里收税。如果指挥官公开表示支持国民政府，那么他会得到政府对军饷、口粮等费用的补贴。这位将军要是有商业意识（大部分将军都有），他会虚报兵力，但把实际费用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例如，中国驻缅甸第五军的杜军长对一个给中国士兵提供米盐和其他食物的现金补贴的英国人说，他有45000名士兵。尽管这个英国人认为准确的人数不超过28000名，但是他们还是接受并按照杜的说法支付了钱。这个英国人提前支付了24万卢布之后，跟杜的部队核对时，部队的指挥官们声称他们没有收到任何付款。于是，这个英国人中断了补贴发放，等着部队提供收到应得补贴的证据。杜司令没有拿出这样的证据。

指挥官变身企业家，他的部队就是他的资本，于是他不再热衷搞任何降低其盈利或冒风险的动作。在过去的好时光里，军阀思想盛行，抢夺、扩张领土都是很好的投机行为，完全可以冒险去积极进攻。而这场战争的敌人是个热衷侵略的外国死对头，所以谨慎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撤退来保存物资和人力；如果临近的部队陷入麻烦，不要让自己的部队也陷入危险境地，一定要在他们撤退之前撤退。如果他们先行撤退，你就会暴露出来，易受攻击。

大多数中国将军的这种防守、消极的态度因蒋的策略而进一步强化了。从1937年日本侵华开始，蒋的策略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希望等美国或苏联最终卷入对日战争时，日本会从中国撤兵；蒋坚信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定会与中共发生内战，他必须为内战储存物资。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蒋和他的国民党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他的愿望可以圆满实现了，可以依靠美国人来消灭日本人了。并且，作为盟友，他可以向华盛顿要求大量的武器，他可以把这些武器囤积起来，日后用来与共产党一决胜负。

蒋的策略可能不光明磊落，但很务实。这个策略不仅和国民党将军的观点不谋而合，也和中国人骨子里的厌战情绪一致。但蒋的宣传人员对外却把中国塑造成富有战斗性的英雄国度。

史迪威认为，以美军的军事装备作为条件换取中方采取进攻行动，这样的讨价还价使他能够刺激蒋政权。我也持相同的观点。史迪威控制着美国拨给中国的物资，这是他手中强大的谈判筹码。但是白宫，不管是罗斯福还是他的助理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劳克林·柯里，都尚以为中国还保持着战争初期高涨的抗战情绪，因而不愿为援助设置任何条件。物资的生产有限，英苏等同盟国对我们竞相提出援助请求，再加上缅甸沦陷之后，空运到中国的物资数量也非常有限，因此，1942年和1943年对中国的物资援助肯定是缓慢进行的。

现阶段史迪威还不能与蒋讨价还价，于是便向他抛出利诱条件引他行动：等美国物资到后，他会替蒋训练、组织、装备一支现代化军队。他成功说服蒋，让他首先训练从缅甸撤到印度的中国军队。他还主动提出一个强化、训练、装备30个重组师团的计划。此计划得到了批准并已开始执行了。之后，史迪威又提出再训练30个师团的计划，1943年末，他提出了第三批30个师团计划。蒋有了这90个师团，不仅能够驱逐日本人，还能在战后的中国处于霸主地位。

[1] 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1935年苏联第一批元帅之一，远东方面军司令，也是苏联远东方面长期抵御日本侵略的最高将领。1924年，广东革命政府向莫斯科请求协助组建新式军队，布柳赫尔便化名“加伦”来到中国协助创办黄埔军校。

[2] 即“飞虎”队。

第六章 与甘地的一面之约

1942年4月，我在给身在华盛顿的未来妻子的信中写道：

自从离开重庆后，我的眼睛就有毛病了——感染了。所以昨晚我一到就去找酒店推荐的眼科医师，他叫乌塔姆·辛格（Dr.T.K.Uttam Singh）。他一上来就想卖眼镜给我，之后才翻开我的眼皮检查，然后用超然事外的语气宣布我害了沙眼。于是，我在一张藤条椅上坐下，后仰着头，他往我眼睛里喷了点眼药水。当时是4点40，等到5点30时，我眼睛不再像进了滚烫的灰烬那样疼了，我能看见了。

但在此期间，我们进行了一次很有收获的谈话。当然，对话一开始就提到了克里普斯与印度国大党的谈判。谈话结束时，我们聊到一个人要是抛却了欲望，再打败了憎恨、贪婪，最后连自我意识也战胜了，那么这个人可以自视为上帝了。中间我们穿插着谈及了印度以前经历的、现在也正在经历的历史周期：在长达六千年的时间里，印度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国，过去的两千年印度在一个邪恶的时代里沉睡度过，而现在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印度也将引领世界。

明天早上，我打算去看一个普通的医师，他想象力没那么天马行空，爱喝威士忌，有点怪怪的。我要问问我是否真得沙眼了，要是真得了，应该怎么治。我们美国人对健康有种迷恋。生病就像打仗，是很正常的。生病很麻烦，也不舒服，需要好生养着。但是生病对修身养性有好处，它让你成熟。当然，前提得是病好了。

我的眼病好了，其实只不过是急性结膜炎。

我对印度一无所知。一个月前，从缅甸到中国时，我第一次经过印度。诚然，我很熟悉莫格利（Mowgli）[1]和《古庙战茄声》（Gunga Din）[2]，甚至读过佛斯特（E.M.Forster）的《印度之旅》（A Passageto India）。除此之外，我并不了解这块多彩的大地。

大多数美国人对印度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把印度想象成一个奇特的国度，居住着耍蛇人、耍绳魔术师、挨饿的贫苦人民、珠光宝气的王公贵族，以及在火葬柴堆前殉夫自焚的寡妇。甚至在人们预期会有很多印度信息的地方，也会有信息缺口。我记得迪安·腊斯克（Dean Rusk）[3]曾说，珍珠港事件后，作为陆军部一名热血的预备军官，他努力想了解一下印度。他申请看有关印度的军事情报时，人家递给了他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一张旧报纸剪报和一张《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的印度地图，而就在这个文件夹上面有人盖了个“机密”字样的章。

美国高级指挥部对印度的了解尽管很少，但也逐渐把印度视为对日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1942年春，缅甸防御崩溃，日本派一个强大的海军特遣部队开往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我们开始担心敌人可能会入侵印度，把这里也变成战场，而印度是我们向中国提供物资和夺回缅甸的基地。

要是日本入侵，印度人民会如何应对呢？我们那时发现，缅甸人民极其反英，所以就算他们不是积极与日军合作，也是被动接受新来的日本侵略者。这样的情况会在印度重演吗？即使日军不入侵印度，那么印度人中盛行的反英情绪将会如何发展，如何影响我们美国人？印度人民对英国这个日益衰落的殖民统治者的憎恨要远远高于对日本这个冉冉升起的东方帝国，我们作为英国在印度的同盟者和客人，是否也会被这种仇恨包围呢？答案无从知晓。

1942年印度最显著的特点是广阔。印度当时很大，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面积比西欧还大，被称为一个次大陆。印度人口也很多，约有3.5亿居民。

印度人口具有显著的多样性：有澳大利亚人种，如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主要分布在南方；有雅利安人（Aryans），大多分布在北部；还有沿着北部边疆居住的蒙古人种（Mongoloids），比如我的那加（Naga）朋友们，稍后我还将详细介绍他们。最引人注目的多样性还在于语言差异，即使同一族群所说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异。印度约有1500种语言及方言。

印度教和佛教这两大世界宗教都起源于印度。伊斯兰教是从西北而来的侵略者带来的，之后取代了佛教，成为印度的第二大宗教。尽管穆斯林主要生活在印度的西北和东北，印度中部主要是印度教徒，南部也生活着大量的印度教徒，但是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相互交融了。其他的宗教团体较小，其中有锡克教（Sikhs）、基督教、耆那教（Jains）、拜火教（Zoroastrians），以及南部海岸的犹太殖民者的后代。

很显然，在1942年，印度的两大宗教关系并不融洽。宗教仇恨有时会诱发血腥的部族暴乱。此外，穆斯林普遍比印度教徒贫穷，他们憎恨印度教徒，认为印度教徒在经济上歧视他们。

印度教部族之内也存在着分裂，四大种姓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它们的世袭制也不尽相同。并且，四大种姓和四大种姓之外的“贱民”（untouchables，pariahs）也存有分歧。

印度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英国驻印度总督，他代表乔治六世。乔治六世虽然是英国的国王，但也是印度的皇帝。英国人并没有试图把他们的管理强加于全印度，这是明智之举。他们直接管辖英属印度的17个邦。只要那些所谓的首长（rajahs）、大君（maharajahs）和其他王公贵族承认英国统治，英国就允许大大小小、享有不同程度自主权的土邦存在。

印度政府是英国统治的工具，它管辖英属印度，并监督其他的邦，通常这种监督力度不大。印度政府由数百名英国人来管理，他们占据了有支配权的要职。这些人几乎都是印度行政参事会（Indian Civil Service，ICS）的成员，许多英国人都认为这是最理想的职业之一。大多数政府官员——从类似于内阁的总督委员会委员到乡村邮递员——都是印度人。他们中只有极少数是ICS的成员。

英国人对印度的政党持容忍态度，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政党是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国大党）。它支持印度独立，宣称自己是不论信仰和阶级的所有印度人的代表。而实际上，它的追随者主要是印度教徒。国大党的主要人物是莫罕达斯·K.甘地（Mohandas K.Gandhi），他被称为“圣雄”［Mahatma，即“伟大的灵魂”（Great Soul）］，是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起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沙拉金尼·奈都夫人（Mrs.Sarojini Naidu）是该党仅次于甘地的主要人物，他们不仅以政治活动著称，还因文学造诣著称于世。

以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为首的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主张在印度次大陆上建立一个名为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穆斯林将不再受他们所称的英国人和印度教徒的压迫。激进的印度教徒组成了印度教大斋会（Hindu Mahasabha），主张印度教享有不容妥协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各党派，包括共产党在内，也在寻求关注和支持，但是没有哪一个党派的实力能与印度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印度教大斋会持平。

最初指导我有关印度事宜的是美国驻新德里使馆和驻加尔各答领事馆的同事。他们见多识广，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所知，并把我介绍给他们的英国和印度联系人。这非常有帮助，但是我想更进一步了解一下印度的其他地方，想结识外交圈子之外的有影响的印度人，尤其是那些麻烦制造者。

如果我是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得到印度政府的认可，那么结交那些敌视印度政府的人，会显得很不合适甚至是错误的。但是，我被分配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而且是史迪威将军的手下。史迪威将军作为美国派往中缅印战场部队的总司令官，他本人和手下的工作人员在印度都享有正当身份，所以我对印度的研究也是合理的。由于史迪威给我很大的自由，让我自主行动，所以我可以在印度自由走动，寻找那些驻外事务处的同事们没有或很少接触过的印度人。

刚开始探索印度党派时，我参加了国大党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4]举行的一次会议。我是不请自来，所以只想露个面，在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多看多听。幸运的是，我是和埃德加·斯诺一起来的。他是一个著名的自由派记者，人们推测他肯定支持印度独立，因此他很受欢迎。不管怎样，印度所有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国大党人，都对出现在印度的美国人着迷。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人的风度和品格新颖奇特，还因为印度人普遍以为美国可以而且可能会劝诱英国把印度归还给印度人民，至少在1942年前半年是如此。他们预期我们与印度人民站在一起，因为我们不是也曾遭受过英国的殖民压迫吗？

“有了‘美国记者’这个魔力般的通行令，”我在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和斯诺穿过人群，走进会议厅。地板上铺着雪白的帆布，上面坐着约300人。我们坐在会议厅一侧的台阶上。”

在这个小厅一端的讲台上坐着的那群人，五年后成了印度的统治者。甘地缺席了，但是处处都有他。虽然他在印度中部修行，但是工作委员会（Working Committee）的所有成员都意识到甘地对他们的期望。讲台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着魅力四射的超级婆罗门（Brahmin）[5]尼赫鲁。讲台上还有C.拉贾戈巴拉查理（C.Rajagopalachari），他聪明、务实，是一名来自马德拉斯（Madras）的政治人物，1948年当上了印度总督（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奈都夫人聪明智慧、热情洋溢，集诗人与政治家于一身。她与工作委员会的其他人员一同舒服地坐在台下。毛拉·阿扎德（Maulana Azad）是国大党中穆斯林的代表人物，因穆斯林指责国大党实质上是印度教组织，并没有代表性，于是国大党便接纳了阿扎德。他主持此次会议，此刻他弓着腰坐在高脚桌前。

会议议题因最近的两个事态变化而受到了影响。第一个是国大党与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谈判的破裂。伦敦授权克里普斯与国大党就印度独立进行谈判。失败之后，双方互相推脱责任。第二个是日本轰炸印度东部沿海城市，印度人猛然警醒：自己面临着被入侵的威胁。

此次会议响应了甘地的立场，会上气氛消极、被动，他们认为与英国重新谈判是徒劳之举，英国永远不会主动放弃控制权，再说在英国问题上寻求穆斯林联盟的加入也是无用的，因为穆斯林联盟不会接受国大党的提议。至于对日战争，国大党是不会支持英国的。如果日军入侵，迎接他们的将是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拉贾戈巴拉查理是会议上唯一的异议者。

“窗户开着，”我在日记中写道，“可以看到远方的铁轨，偶尔会有趟列车鸣笛经过，笛声尖锐但低沉。讲台后面的窗户也开着，往外看去，有所小房子因墙壁摇摇欲坠而使屋顶逐渐坍塌，这有着巧妙的象征意义。”

我们进去的时候，拉贾戈巴拉查理正在发言。他是一个瘦弱、稍显驼背的小个子，裹着白色棉袍，戴着一副黑色的大眼镜。他用精心挑选的英语讲话。他以及其他发言人营造的气氛像是身处一个文雅礼貌的辩论社团。每一句奇思妙语都颇费心思，引发他人接话。唯一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来自那些要赶上午11点的火车回马德拉斯的国大党人。

拉贾戈巴拉查理正在为他所谓的马德拉斯决议提供理由：印度正在遭到攻击；已经有印度人在印度领土上被杀害了；抱怨现有政府的不公平待遇是没用的；印度现在必须团结一致；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可以成为全国政府的一部分。只有小孩子才想坐在送家人去火车站的汽车的前座，如果你跟他理论谁应该坐在前座，那么你就赶不上火车了。组成一个理性政府的主要障碍是有关穆斯林威望的心理障碍。如果在原则上承认巴基斯坦的话，那么穆斯林在实践中就会合作。

接下来工作委员会的其他几个成员也发表了讲话。他们用母语发言，但也夹杂着一些英语短语，如民意、一厢情愿、机灵的头脑和儿童心理学等。旁听席上的成员和女士们认真地做着会议记录。

尼赫鲁患了感冒，一直咳嗽。当然，他的讲话反对那项决议，但理由却不充分。他说得很少，只说很反感巴基斯坦国的概念，这与国大党的宗旨相对立。他还说，自己曾试图促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和解，如果给那些穆斯林或者那些乞丐们下跪就能促使印度国内团结的话，那么他会很乐意下跪的。

毛拉·阿扎德的相貌和手势都颇像一位法国小镇上强有力的镇长，他让拉贾戈巴拉查理最后再做个发言。拉贾戈巴拉查理一开始就讲了几句挖苦人的话，他说尼赫鲁是个博学家，声誉很好，人格高尚，但也没有必要巧言令色。他接着说，时间紧迫，国大党的态度或许在和平时期会有用，但面对目前的危机，国大党应该抢占先机，通过向穆斯林妥协来寻求解决之道（他在此并没有说现在是摆在印度人面前的多年不遇的革命时机）。“你已经完全证明了反对英国的理由，但是这有什么用呢？”国大党应该抓住被赋予的权威，并运用这个权威。

会议结束了。穿着橙色纱丽和脏兮兮的宽松服装的女接待员们又热又累。她们终于不再忙碌了，靠着墙壁给自己扇扇风。穿着栗色短裤的警员们也混在大汗淋漓的人群中，挤到外面阳光明媚的街道上去了。我看见了一条横幅，起初还以为肯定是什么口号呢，谁知竟是一个壮阳药剂的广告。

“缅甸前线溃败了，印度的敌人也来到了家门口，”我写道，“因为种种原因，国大党无法采取一个比对付衰败的英帝国的非暴力不合作更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一个威胁自己的新兴帝国，所以，它选择了休会。”

阿拉哈巴德正午热得可怕，我和斯诺觉得对付这种天气唯一的选择也就是非暴力不合作了。于是，我们小憩了片刻。

约4点40，我们去拜访拉贾戈巴拉查理。他纤弱瘦小，手指修长，手掌被染成了淡紫色。他用冷静的口吻分析说，国大党的问题在于它与英国人作对的时间太久了，所以现在已经痴迷于这种抱怨了。国大党的思维是孤立主义，像爱尔兰一样，它只会反对和阻挠。现在摆在面前的是多年不遇的最好的革命机会，但我们却无所作为。他提出的议案的宗旨就是要打破一种我们想有所作为的静止局面。但是国大党又像爱尔兰一样，不愿接受任何值得考虑的妥协——不论是向穆斯林妥协，还是向英国人妥协——因为它所谈论的只是一种绝对的完美解决方案：一个团结和自由的印度。

斯诺问拉贾戈巴拉查理，尽管国大党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立场，那他是否能在马德拉斯有所作为，组织马德拉斯人民抵抗日本攻击。他回答说不能。国大党极其强大，并且他进一步暗示，他不想绕过国大党采取行动。

拉贾戈巴拉查理宣称，穆斯林联盟不可能像国大党试图暗示的那样遭到忽视。虽然较为开明的穆斯林支持国大党，但不可否认的是，穆斯林联盟的立场的确仍代表着大多数穆斯林。

他说，蒋介石最近写信给尼赫鲁，抱怨英国人在缅甸作战时的行为，指出他们的许多缺点。“这有什么用呢？”拉贾戈巴拉查理反问道。在我看来，这句声明，如果发自肺腑的话，会是一个最明确的证据，表明他持着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态度，这很是让我惊喜。

很明显，拉贾戈巴拉查理的态度整体上是悲观的。我的感觉是，他觉得这种形势已经无法补救了。

我和斯诺搭乘双轮马车又到了尼赫鲁优雅的官邸。奈都夫人及她的女儿和几个弟子、一位新加坡过来的年轻华语播音员都在那里。尼赫鲁就像人们描述的那样，有着贵族和精神领袖的气派。我们围坐一起吃杧果冰淇淋，听尼赫鲁、奈都夫人和斯诺三个人讲话。石头地板凉凉的，几瓶插花美妙精致，每个人（除了我和斯诺）看起来都干净清爽。一排矮桌子上放着一本《生命》。

尼赫鲁说，克里普斯的到来给英国在印度问题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克里普斯是一个糟糕的政治家，尼赫鲁还不知道他能糟糕到什么程度。克里普斯不讲策略，还发脾气（奈都夫人对此表示非常同意）。谈判失败不是克里普斯的错，因为他被丘吉尔和（利奥波德）埃默里［（Leopold）Amery，英国驻印度事务大臣］束缚了手脚。尼赫鲁在回答斯诺的一个问题时宣布，他在克里普斯来印度之前并不知道他将带来什么样的条件。曾有人预先警告他，这些提案“非常糟糕”，仅此而已。但是，当克里普斯照旧坚称驻印总督的权力不能被剥夺时，谈判就破裂了（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给他们开出的条件远远不行，还不够掩人耳目）。丘吉尔、埃默里和（总督）林利斯戈（Linlithgow）是印度面临的最糟糕三人组。他引用埃默里为日本1931年在中国东北的所为辩护的话说，“不能责怪日本人，他们只是在做我们对印度做的事”，显然他很赞同这个观点。

尼赫鲁认为，印度政府的腐败是非常普遍且触目惊心的，尤其是与国防领域相关的部门。尼赫鲁和奈都夫人主导着当时的谈话场面。其他印度人都安静地专心聆听。斯诺过后愉快地讲述了刚刚访印的蒋夫人尝试戴纱丽的事儿。奈都夫人说：“你们都知道，蒋夫人穿唐装多显高贵和优雅。但当戴上我们递给她的纱丽时，天哪，她看起来如此普通，一副蒙古人的容貌，你看，就像从尼泊尔的山里来的女孩。”

尼赫鲁和他的一个副官礼貌地送我们上了马车。

我们一直没有机会与车站餐厅的领班道别。那位领班是在寇松总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总督）夫人，一位姓雷特的富有美国人到来后，生活开始走下坡路的，这在当地白人中并不多见。以前，这个小个子男人可以饲养三匹扛马球的小马，喝威士忌，过着虔诚而体面的英式生活。但是，寇松夫人带来了很多同样富有的美国朋友，她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帝国，还允许他们向当地人多付钱，这些都打乱了这里的节奏。

* * *

5月3日，我写道：“我最想见的印度人当然是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但他当时正在印度中部沃尔塔（Wardha）附近的寓所里。我的一些印度朋友警告我，那里非常炎热，有的乡村都能自燃。但这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5月7日

乘坐的孟买邮政专列（Bombay Mail）在午夜到达了沃尔塔，比正常时间晚了六个小时。车站的工作人员热情助人，告诉我去政府招待所的路线。谁知招待所竟住满了。于是，（车站值班员）阿卜杜勒（Abdul）从女士候车室给我拿来了一个板凳。我躺在上面，就这样睡在了月台上。幸好晚上没有火车在此卸货。

5月8日

天刚拂晓，我就被一群印度孩子吵醒了，他们等天亮等得不耐烦了，所以很开心激动。阿卜杜勒从一家伊斯兰教徒的小吃摊上帮我买了一顿简单的早餐，作为回报，我慷慨地给了他4安那小费[6]。

安排给我的交通工具估计是沃尔塔最为豪华的双轮马车。车身漆成了绿色，用甘地和其他先知的画像装饰着，由一匹矮小、懒怏怏的白色公马拉着。车夫戴着白色甘地帽，政治意识相当不错。他隔段时间按一下喇叭，发出特别深沉的声音。他似乎对此非常满意。

我们约6点时离开，到甘地寓所的路程赶了约三分之一时，我决定换身衣服。而我的确换了，包括内衣也换了，还好车夫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从这条灰尘漫天、已经发烫的路转了个弯，驶向一排一层高的茅草屋。所有的一切都极其简朴，近乎原始。一个低矮的茅草屋前面摆着五张床，一个穿着白色土布衣衫的年轻女孩正在卷铺盖。圣雄甘地在50码开外。他系着白色缠腰布，缠腰布整齐地卷在腰间，没有按照惯例缠着脚踝。他站在那里，手里拿有东西，与坐在一张光秃秃床上的两个小孩子认真谈着什么。他身边围着一群弟子，还有些干净、聪明、容貌姣好的人。其中有两个人为他撑着黑伞，遮蔽清晨的阳光。

我候在办公室门前，刚才是一个言语粗鲁的西洋女人带我过来的，我没听错的话，她的口音是日耳曼人所独有的。办公室是个黑暗的小房间，我只能在黑暗中看到一个绿色大保险箱。两个家丁拦着不让我进去。我又被带到离办公室10码远的一张床边。这里似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床，但我还是愿意站着等。我看到甘地走来走去，在巡查前面摆着五张床的一个房间。他身后跟着五六个弟子，开始这个周五早晨的简单巡查。一个和蔼的印度人走过来，我跟他说了我想与圣雄甘地简短交谈几句的请求。他让我去找甘地的秘书德赛先生（Mr.Desai）。我在另一个茅草屋里找到了他。房间似乎都用木条分开了，有一部电话供他们安排培训住宿。

德赛先生解释说，甘地只在下午4点之后接受采访。我表示愿意等，他看我没有退却的意思，就继续说这里没有厕所等设施。我肯定是一脸不相信的表情，因为他最终说了真正的原因：甘地当晚要去孟买，出发之前还有事情要处理。我提议可以在孟买见。德赛先生似乎觉得这是个好的解决方案。在这些一来一去的谈判中，他全程站着，手中拿着一把支票。我很会看倒过来的字，看到其中一张50磅的支票写着收款人是圣雄甘地，但看不到开票人是谁。

这间小茅屋前面的床上坐着一个印度人，他看起来像是专业人士，并和德赛先生一样，仪态优雅。我想他应该是在打坐冥想。我的出现显然让他分神了，他干脆放弃打坐，坐在那里听我们交谈。

等再次坐上双轮马车后，我与三位漂亮的印度人交谈起来。他们很年轻，也许十几岁或二十岁出头。他们似乎不太赞成国大党的非暴力不合作政策。在我看来，他们的话有点亵渎神灵，在那种环境之下实在很难讲出。

几天后，我向一位美国资深传教士询问关于甘地的事情。他说甘地虚伪、反动，只支持印度教党派，抱有种姓偏见。他告诉我，几年前他参加过一个乡村群众大会。甘地在大会上用方言发表演讲，煽起人群的反英情绪，他的一些印度朋友悄悄移到他身边保护他，害怕人群会把他错认为英国人而攻击他。长篇大论之后，甘地用英语简短地说了一下非暴力的抵抗方式。可媒体只刊登了甘地后半部分的演讲内容。

甘地答应5月在孟买接受我的采访。采访一完，我马上就记录了下来。

我坐着一辆颠簸的旧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穆斯林，来到了马拉巴尔山（Malabar Hill）的柏拉屋（Birla House）。一位简朴整洁的年轻印度教徒收了我的名片。在令人不舒服的接待大厅等了几分钟后，马哈德夫·德赛（Mahadev Desai）走了进来，他歪了一下头，向我问候。

我被带到了房子外围、面向草坪的走廊上。地面铺着白色的棉布。我正要脱鞋，他们告诉我可以穿着。那位瘦小的圣人就坐在一个白色的被子上，垫着枕头斜靠在走廊的墙壁上。或许是没有牙齿的缘故，他的脸在突出的鹰钩鼻和一副严肃的有框眼镜的衬托下显得更小了。他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土布衣衫，有一角束在肩头。他轻声细语地请我原谅他不能站起来，说这是“老人的特权”。我被安排坐在他左前方的一把椅子上。他右边坐着（组织部长）瓦拉巴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看起来是位稍显凶狠的绅士，还有两位女助手。但我没看见德赛。我介绍了一下自己，说自己是亚洲式美国人，是来这里学习的。甘地回应说，这可不常见，“大多数美国人都是跑过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的”。他的弟子们闻之大笑。

随着采访的进行，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这样居高临下地坐着不舒服。于是，我问甘地是否介意我坐在地板上，我说我在日本生活过好长一段时间，觉得席地而坐非常舒服。这个提议似乎引起了一阵欢乐。当往地板上坐时，我注意到了德赛。显然，他一直都像个狡猾的狐狸躲在我身后。只见他弓着腰，赶紧往我身后更远的地方挪动，以试图遮挡一个类似便条本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他在这次谈话中做了45页记录。这怎么可能？我一直搞不清楚。

正如甘地柔声细语说的那样，我的思绪有一两次游荡到了别处。我还观察到有个女弟子打瞌睡了。但是甘地自始至终都思维敏捷。他讲话一点都不含糊，当然这不包括他谈的一整套哲学概念。他摆脱不了对英国的不信任感，这点非常明显。

5月14日，我把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报告给了史迪威将军，内容如下：

我是在孟买柏拉屋与甘地交谈的。一开始，我就问他觉得美国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印度。他答道：“或许可以让英国立即从印度彻底撤离。”他接着谈论了这个声明背后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在过去的几周刚刚成形。

甘地说，日本在该地的主要目标就是摧毁英国霸权。如果英国人撤出印度，那么日本人就没有动力攻打印度了。英国人未能有尊严地从马来半岛（Malaya）和缅甸撤军，但他们仍有时间有尊严地从印度撤军。如果他们现在离开，那么对于英国、印度，乃至全世界都是最好不过的。

我说道，中国对日本态度温和，但并未使自身免遭日本侵略；日本有动力去攻打一个独立的中国，那么它攻打一个独立印度的动力也只会有增无减。甘地解释说，印度不像中国，不是日本的邻国，因此，不太可能遭到日本的侵略。

虽然如此，甘地也承认印度遭到日本侵略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如果真是这样，甘地宣称，“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非暴力不合作。我们不是一个英雄民族，我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并坦白承认”。他说，到时他会向印度人民提倡抵制日本食物、水，拒绝为日本人工作。但他不希望看到水井遭到投毒和掩埋，因为那是暴力行为。我问他是否可以采取焦土政策[7]。他说因为涉及暴力，所以会反对这样的政策。

他指出，对日本的非暴力不合作与对英国的非暴力不合作是完全不同的。英国人监禁印度人，有时折磨印度人，但他们不杀戮印度人。但牵涉到日本人，对印度人来说则是要么成功，要么死亡。

他的一些朋友，比如拉贾戈巴拉查理，曾和他辩论说，英国是文明之邦，而日本是野蛮之地，因此在此紧要关头，印度应该和英国合作共同对付日本这个更大的祸害。对此，甘地的回复是，印度既不希望被英国统治，也不希望被日本统治，非暴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用以对付野蛮人也许比对付文明人作用更大。他说，日本很少接触印度思想。他还暗示，如果日军遇到印度民众的非暴力不合作，他们实际上就被打败了。

我间接提到他在《哈里真》周刊（Harijan）上曾声明游击战“对印度来说是舶来品”。我问他，他的这句话是否适用于穆斯林和印度西北部的人们。他说，印度西北部的人们的确有打游击战的经历，但他们反抗的是那里力量不强的英国驻军，这对于抵抗日本人价值不大。他颇有智慧地谈到游击战的确切性质和有限价值：要取得成功，需要精心训练，还需要正规军的密切配合。他认为，训练普通群众成功打游击战与训练正规军相比，是一个更艰巨的任务。

谈到在此紧急关头与英国合作是徒劳之举时，甘地说，自一战结束以来，英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势。如果当前这场战争结束后，英国继续统治印度，那么会更加咄咄逼人。他不觉得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控制正在放松，也不觉得美国会代表印度与之斡旋。他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受制于英国，美国国内对印友好的声音都遭到了英国的扼杀。

我问他，按照他的意愿，英国撤离之后，他是否也希望我们离开。“当然。”他回答道。

拉贾戈巴拉查理建议，国大党在巴基斯坦问题上做出让步，以赢得穆斯林联盟的理解，最终建立一个国民政府。我问甘地，他是否认为这条建议最终会被普遍接受。他含糊其辞，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甘地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归因于英国的阴谋。如果英国解除了对印度的统治，那么双方的分歧“会像一股瘴气随之消失”。我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也都给了我同样的解释。既然双方似乎都认识到他们被人利用来对付彼此，甘地也暗示过双方都希望看到印度社会团结，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共同合作摧毁英国的企图。甘地解释说，尽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渴望团结，英国人也能够从中离间，因为“分发面包和鱼的是英国人”。他们刚开始照顾这一方，转而又照顾另一方，从而引起了双方的摩擦。

甘地说，他与蒋介石和“石夫人”[8]交谈的五个小时中，也同样涉及了跟我谈的这些立场，不过没提到英国要立即完全撤出印度的概念，因为这是他最近才形成的观点。他表达了对中国的极大同情，还说英美帮助中国的方法就是撤出印度。

甘地在整个采访中十分亲切。虽然没有很刻意，但他显然密切关注着我的表情。因为他风趣地评论了我的一个微笑，而我还以为自己只是在心里笑了一下呢。

我在自己的日记中补充道：“当采访要结束时，甘地说：‘你可以告诉你要报告的人，我这个老人一直在胡言乱语。’我当时表情一定很困惑。交谈中有那么一两次，我有点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似乎没有任何有逻辑的问题要问，也讲不出任何有逻辑的评论。”

尽管在英美看来，甘地对日作战的观点毫无意义，但是对多数印度教徒来说，他很有说服力。他之所以能够领导他们，是因为他不仅了解他们，而且是他们自身的集中反映。甘地和印度教徒都清楚，无论如何，印度教徒没有信心和能力用武力驱逐英国人。所以，甘地多年来鼓吹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把它作为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策略。

对于甘地来说，非暴力不合作也表达了他所教导的道德。因此，非暴力主义不仅仅是出于爱国，更是高尚之举。甘地是一个革命领导人，但他也遵守印度苦行圣僧的传统。结果，与世俗政客的高调言论相比，他虔诚的态度和言语对普通人民更有影响力。有个印度编辑告诉我，甘地控制人们的秘密是他把每个人都当作孩子对待。他笑了笑，说蒋介石和夫人访印期间与甘地会面时，甘地主动提出赠给蒋夫人他修行的圣地，让她可以“像我女儿般地住下”。甘地把人们当作孩子，折服了很多人，我不怀疑这一点。但是蒋夫人把每个人都看作臣民，所以很难被甘地这个伟大人物的俏皮话所吸引。

[1] 儿童读物《森林王子》系列之一，讲述一名叫莫格利的狼孩在印度丛林中的遭遇。

[2] 一个讲述印度殖民地的影片。

[3]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最强硬的鹰派人物之一”。

[4] 印度北部城市。

[5] 印度种姓中的最高等级。

[6] 安那是印度旧时的货币单位，等于1卢布的1/16。

[7] 指军队撤退时销毁一切敌军可利用之物。

[8] 应为蒋夫人。

第七章 尼赫鲁和“那个问题”

我后来慢慢意识到，印度事关美国利益，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发动对日作战的基地，还因为它有可能是战后殖民主义引发动荡的集结地。我预测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及战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继续控制或占领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势必会带来重重麻烦。在亚洲人看来，美国宣布愿意给予菲律宾独立地位后，在殖民主义带来的动荡中处于相对自由的位置。确实，许多南亚人认为美国坚决维护他们对于独立的渴望。

之所以印度可能是动荡的集结地，是因为我们与英国、荷兰以及“自由法国”在对日作战中的盟友关系。在这种必要且可取的盟友关系之下，我们本来理所当然地要帮助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维护或重申在殖民地的主权，这样就会使我们不必要地卷入异国的冲突中，而这又与我们的利益及信仰背道而驰。心中存着这些顾虑，我继续在印度探索。

* * *

我与甘地会面后大约一周，印度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胡拉姆·穆罕默德（Ghulam Mohammed）告诉我圣雄甘地正准备发动某种形式的非暴力反抗。在新德里，我找到了尼赫鲁，希望能了解现状。

3月24我与尼赫鲁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期间我询问他关于进行非暴力反抗计划的报道，这些报道已被人所知，这似乎让他很苦恼。他表示不知情，但很难让人相信，他当时仍在山区度假。我点明，印度动荡会破坏我们为帮助中国所做的努力，这已是显然之事。中国不仅会遭殃，而且这种破坏的程度可能会使中国倒向苏联，苏联也会同情中国。我在给史迪威的报告中写道，尼赫鲁“表示赞同，但轻描淡写，依然保持他潇洒迷人、假装真诚的做派”。

在为这次计划所做的斗争中，他会支持甘地吗？尼赫鲁态度不明。两位印度朋友说：“要让尼赫鲁表露自己的想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激怒他。”我于是听从他们的建议，问尼赫鲁，他是否认为自己应该遵从国民大会党（即甘地）的指示，即使这些指示与他的信仰相悖。他闪烁其词。

我接着说，甘地最近曾说尼赫鲁实际上是自己的继承人，并表示虽然尼赫鲁偶尔“背叛”自己，但他并不生气，因为尼赫鲁忠诚地执行甘地制定的国大党政策。尼赫鲁装作对甘地称他为自己的继承人一事毫不知情，并宣称，更多时候是甘地被自己说服，而不是相反。

谈话丝毫没有进展。我接着问尼赫鲁，如果我了解的情况属实，甘地的哈里真基金会（Harijan Fund）没有公布账目，表面上是为了维护贱民的利益，实际是为什么。他一下子激动起来。我在给史迪威的报告中写道，他嚷道：“为什么这成了最奇怪的问题，最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肯定公布过基金的用途。当然，我与基金会没有任何关系，基金会的行政事务我是毫不知情的。”

我本来就要相信他与基金会没有任何关系了。但尼赫鲁开始长篇大论，说安贝德卡尔（Ambedkar）博士（被压迫阶级领袖）所代表的流浪者群体是如何虐待比他们还要低下的群体。他后来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抱怨英国的不公上来，并上升到历史高度，开始滔滔不绝。接着，他又回到之前对我阐释过的主题上来，即印度人是如何定期听日本人的广播，以及英国对印度态度转变时印度人是如何“洋洋得意”。他补充说，日本人的宣传做得很聪明，他们告诉印度人要沉住气，印度的解放部队——由在缅甸抓获的囚犯组成，由日本人组织——很快将解放他们。他暗示，过半的印度听众相信他们在这些广播中听到的内容。

这次对话结束几天后，尼赫鲁到了沃尔塔与甘地会面。他回到在阿拉哈巴德的家后，我于6月2日坐飞机赶到这里，希望打探些消息。尼赫鲁说，他并没有向甘地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听取了甘地的意见，并告诉甘地自己会回家仔细思考谈话内容。诸事待定，没有大的动向，尽管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冲突的存在，甘地却要求英国人撤出印度，即使撤出后随之而来的是混乱。

但是，我向尼赫鲁表示，甘地与他都深知，大规模的公民抵抗运动会破坏战争成果，使美国与中国对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同情荡然无存。另外，我还没有看到甘地如何能通过这样的措施说服英国放弃印度。尽管尼赫鲁的态度不明，我的印象是他赞同我的观点，但显然他的心情并不愉快。我感觉到他的内心又在自己的思想信念与对甘地的忠诚之间反复挣扎。

然而，这种自相矛盾、犹豫不决的性格，更证明了尼赫鲁是甘地的继承人。生于印度上等阶层家庭、受过英国上等阶层教育的尼赫鲁拥有两种文化背景，是一位优雅、机智、仪表堂堂的贵族人士。甘地已经摆脱英国教育对他的英国化影响，重新使自己印度化，但尼赫鲁却没有。我怀疑即使比尼赫鲁更印度化的人也无法成为甘地的继承人，况且在甘地身上，我并没有发现其强悍之处或掌控局势的能力。说来奇怪，他在国际上的形象或许比在国内要伟岸些。奈都夫人评论道，美国人认为尼赫鲁是国大党的领袖，这很让人遗憾。事实上他不是。他是个理论家，帕特尔（Patel）[1]才是实干家。

胡拉姆·穆罕默德告诉我，他曾与尼赫鲁共同在英国学习。在斗争高潮时期，印度呼吁穿印度土布制衣、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行动正如火如荼，穆罕默德有一天回到了他与尼赫鲁的宿舍，发现尼赫鲁在民主主义者抗议期间，把自己一套套昂贵的英式西装一把火烧了。这激怒了他，他的民族情结可没有尼赫鲁那么高涨。多年后，在1942年，穆罕默德告诉我，尼赫鲁被美国人的奉承宠坏了。他总结说，尼赫鲁“思想不诚实、行动懦弱”。

比起甘地，西方人更能理解拉贾戈帕拉查理，甚至是尼赫鲁。尼赫鲁在阿拉哈巴德国大党会议中担任的角色充分显示出他追求实际的政治策略，他不排斥任何可能性，也不拒绝对自己来说不完美的状况。

当时我对未来主要关心的问题正转向战后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分化上来：一边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亚洲殖民地重新确立地位，组成一个阵营；另一边是世界上除白人以外的人，侥幸得到苏联支持，组成另一阵营。拉贾戈帕拉查理对此表现出冷静和实事求是的态度。1942年10月20日，我与他会面时，他说，白人若继续与世界上的有色人种为敌，将会不堪重负。有色人种迟早要赢得自由，白人最好早早承认他们的自由地位，以免种下仇恨的苦果。

* * *

国大党由甘地控制，而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则由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控制。与甘地穿着缠腰布，刻意追求简洁的着装风格极为不同，身材清瘦匀称的真纳穿着笔挺的西装，剪裁十分精致，看上去像个花花公子。与他进行过几次对话后，我在1943年1月写道：

真纳在今天的印度，是一位诡计多端、投机取巧的政客，在穆斯林发现自己成为少数群体并被印度教歧视的背景之下，成为元首。他巧妙利用他所代表的穆斯林群体的担忧，组建全印穆斯林联盟，并将其发展成为遵从他的意愿且纪律严明的组织。

全印穆斯林联盟的政治信条，也就是真纳的战时口号，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一个不是很明确的计划，大体是要在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

衣柜里的精美衣服被尼赫鲁的爱国热情烧成灰烬的胡拉姆·穆罕默德，是这些穿梭于亚洲和欧洲两个世界、举止优雅并机智精明的印度人中的一员。他离开了印度政府一个实际上属次内阁级别的职位，当了海德拉巴（Hyderabad）[2]的财政部部长（Finance Minister）。巴基斯坦成立后，他最后的职位是英联邦巴基斯坦国的总督。

穆罕默德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有一次在瑞士，他告诉我，他的一位欧洲朋友［我记得是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3]］让他描述一下印度。他说道：脑袋硕大，扎进漂浮的云层里；身体孱弱、瘦小、干瘪、肋骨尽露；然后是巨大的双腿，肿胀着，感染了象皮病，站在泥潭中。他说：“那就是印度。”

穆罕默德向我解释，对印度来说，不论是国大党还是全印穆斯林联盟都提供不了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他说，印度唯一可行的政府，将会由很少几名政客组成，包括拉贾戈帕拉查理及两三个其他政客。这几个政客是之前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the British raj）任职官员中的出色者，以及大公司总裁中的佼佼者。

像之前与我交谈过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一样，穆罕默德深信，随着同盟国开始取得战争胜利，英国将越来越不情愿授予印度独立地位。因为印度太软弱且四分五裂，无法推翻英国的统治，印度当时最切实的希望就是初来乍到的美国人可能诱导伦敦给予印度独立地位。但是，我在印度认识的人们说，美国人受了英国人的蛊惑。他们都哀叹道，针对德国与日本的战争将最终以另一份《凡尔赛条约》结束。既然在1918年的和平会议上，美国能背叛中国，在二战胜利者制定的清算计划中，它也将背叛印度。

另外，穆罕默德像拉贾戈帕拉查理及之前与我共同探讨过这一话题的印度人一样，断言如果美国与英国以牺牲印度独立的代价来保持团结，这会最终导致印度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深入探讨时，穆罕默德说，英美联盟将有实力在亚洲施加“和平”，但这种“和平”将会违背亚洲人的渴望和意愿。但这种和平将会使对白人的仇恨持续发酵。这种和平也只能在我们这一时代维持住，最终会被亚洲向白人发起的战争打破。

持种族极端主义的印度教大斋会的主席是V.D.萨瓦卡（V.D.Savarkar）。他住在孟买郊区的一所普通房子里，1942年5月我前去拜访他。当时，我写道：“佩带短剑的锡克教看门人给我开了门。下人领我到了楼上角落位置的房间，这个又小又脏的房间，就是印度教徒口中的英雄的卧室。萨瓦卡坐在床上接见了我，他穿着一套白色宽松衣服，一只脚穿着袜子，另一只脚光着，灵活的脚趾一直在动。他眼睛显然近视，因为他带着的眼镜镜片很厚。卧室墙上挂着的，是他的四幅或五幅肖像，其中有几幅是彩色的。”

接下来的对话是单方面的。我问的问题寥寥无几，他却在长篇大论：印度属于印度教徒；穆斯林是外国人；印度教一定会复兴，印度教的统治将会确立。像其他地方的种族狂热者一样，萨瓦卡的想法简单狂热，是个排外的种族自恋狂。我感觉他缺乏一个成功领袖所需的魅力或创造能力。

大斋会副主席S.Y.莫克吉（S.Y.Mockerjee）博士性格却十分不同。他外表博学可敬，曾是孟加拉（Bengal）[4]的财政部部长。1943年1月，我告诉他，真纳已经向我表示希望与拉贾戈帕拉查理和他（莫克吉）接触，三人一道请求总督同意与甘地（当时已被英国人逮捕）展开协商，以解决印度民族主义者与英国人之间的僵持局面。对真纳的提议，莫克吉十分感兴趣，并表示他将会联系拉贾戈帕拉查理。但第二天，他告诉我，这个提议可行的前提是，真纳不再执意要他接受巴基斯坦计划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真纳不会让步，所以真纳的提议无果而终。

* * *

5000万“受压迫阶级”群众，包括大批贱民和流浪者，并不是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势力。但他们有一位在政治活动中十分活跃的斗士，他经历过压迫，现在又成为总督委员会（Viceroy’s Council）的一员。他就是毕木劳·安贝德卡尔（Bhimrao Ambedkar）博士，他戴着眼镜，大腹便便，看上去平淡无奇。

安贝德卡尔希望印度独立，但前提是受压迫阶级的生活能够改善。他并不相信国大党的承诺，即国大党的进步措施已经能够保证对贱民的公正待遇。他坚持认为，国大党并没有做出真诚的努力，改善流浪者的生活。另外，国大党的保守成员也不希望去做出努力，扫除障碍（包括撤销使未出生的婴儿终身为奴以清偿贷款而签订的协议），因为贱民对于上等阶级的印度教人士来说十分有用。

对受压迫阶层在由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组成的联合政府中能够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位置这种说法，安贝德卡尔丝毫不感兴趣。因为他说那将意味着三个集团的统治。不行，他要等到战争结束后。那时，在权力交接中，贱民的地位应该由英国与印度不同派别认真协商。

这个讲求实际、不招人喜欢、精明世故的政客得到了贱民们的推崇。这些人把他的照片挂在墙上，用花环装饰。见过甘地和安贝德卡尔在他们各自的支持者中间深受爱戴场面的美国牧师们说，安贝德卡尔的支持者更热忱。贱民们见到他会一拥而上，只为能亲吻他的脚。

一名被指派到由贱民组成的某军团、上任仅6个月的年轻英国官员在1942年12月告诉我，这些士兵崇拜安贝德卡尔，事实上还向他祷告。我们的对话结束后，我写道：“在最近的暴动中，他们驻扎在那格浦尔（Nagpur）[5]。这些士兵朝婆罗门开火，似乎很享受这种杀戮，三四名士兵甚至还因此被没收枪支。”

贱民组成的军队与印度其他部队之间有冲突吗？有，在他看来，尤其是与锡克部队的冲突更甚。

在这位英国官员看来，贱民在部队里与英国士兵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他们完全信任英国军官。他认为这些印度小伙子还能安心在行军路上放声高唱“德国兵见了英国国旗，夹着尾巴逃跑了”，这是相当可悲的。“这些可怜的小伙子根本没任何概念。”

像贱民一样，贵族们也称不上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势力。但他们不需要领袖，他们自己干得很不错，所以谢绝领导。从经济角度来看，他们生活很宽裕，海得拉巴的尼扎姆（Nisam of Hyderabad）[6]当时就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乌代布尔大君（Maharajah of Udaipur）[7]是月亮的后代，从未去过德里向英国驻印度总督献礼，因为乌代布尔大君除非作为征服者，否则是不能去德里的。

对贵族来说，去德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去总督官邸参加舞会，的确有不利之处。年轻的库曲比哈尔（Cooch Behar）[8]大君是位花花公子，喜欢美国人。他穿着白色燕尾服，打着白色领结，参加了一次以总督名义举办的聚会。当时他正在与一伙美女跳舞，跳得正尽兴，总督看到了他。他后来被告知，要么走人，要么换上绸缎衣服和配饰，与其他贵族成员一道，接受这种华丽的展示，坐在总督宝座下方的位置。他照做了。

如此兴致勃勃的，还有斋浦尔（Jaipur）[9]年轻的大君。他英俊潇洒、魅力十足，是顶级的马球选手。他遵从传统，结了两次婚，妻子都是王室内部成员，一位是公主，另一位是这位公主在焦特布尔（Jodhpur）[10]王室的一个侄女。后来，为追求自己的个性，他想娶美丽、十分聪慧、重获自由的艾莎（Ayesha）——库曲比哈尔的妹妹——为第三任妻子。在接下来的协商中，艾莎将她的条件说得很直白，那就是大君在五年之内不得再娶。让她感动的是，大君竟然答应了她的要求，这等丢脸之事对一位大君来说前所未有。他们的婚姻因此也闹得满城风雨。但大君熬过了这痛苦的5年，此后不久，当我和我的妻子帕特丽夏与他们结识时，艾莎和他看上去并没有因这段经历受太大影响。

补充一句，艾莎在印度独立后开始活跃于印度国内政治舞台。她成为立法机构的一名杰出成员。1975年，印度政府的执行部门发现她没有将财产全部上缴，她因此惹上了麻烦。

“女性接受了教育，就等于猴子手中有了把刀。”印度教一则对女性不太客气的名言如是说。一位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女性曾向我表示，在开明的印度人看来，女人往往：第一，更激进、更现实；第二，比男人淡定。事实尽管可能是这样，但我所见到的女性当中，很多人镇定自若、刚柔相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与任何男人相比，在心智和魄力上，都是巾帼不让须眉。

在另外一个理应由男性掌控的社会，即传统的中国，这一点也适用。论性格和智力，中国女性要与中国男性平起平坐，易如反掌。在中国历史上，曾屡次出现，虽出身卑微但刻苦努力的女性，最终大权在握的情况。简而言之，她们就是比那些丢掉权力的男人更聪明、更顽强、更坚定。

* * *

1942年11月，我踏上旅程，前往印度南部，“马德拉斯”号邮车（Madras Mail）载着我从加尔各答向南驶去。火车在某站停下时，我跟火车司机聊起来。他是一位英印混血的老头儿，牙齿都掉光了。与当时典型的英印混血人一样，他希望别人能够对他平等相待，因为当时英印双方都没有完全接受混血群体。司机朋友说，他多年以前就退休了，战争开始后，他又被叫回来。我会介意跟他一同前往下一站吗？确实会。

他嚷道，你看看这个引擎，东拼西凑，多少年了还不换新的。巡视员说，邮车上装这种引擎，简直是笑话。我在日记中写道：

火车轰隆隆开动起来，我们都没说太多话，包括握方向盘的老人，还有埋头苦干的锅炉工。但火车越开越快，火车头不停震动，不断弯曲，我发现自己身上沾满了灰，车组人员却变得更加沉默。在速度似乎是最快的时候，老硬汉探身喊道，“速度60了”。我发出了一声赞叹。后来，当我在感叹火车引擎前部为什么没有沾满牛肉及牛肋骨时，我问，“你有没有撞过牛？”他回答：“撞过，还撞过人呢。它们想把火车撞出轨。1908年我还是一名年轻工程师的时候，我撞过一个人，要不是当时车上有一些牧师，我可就倒大霉了。”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他撞的到底是一头神牛，还是只是一个人。

晚上，司机换人了。新司机也是英印混血，但更年轻些。他表示自己对于权力落入印度民族主义者手中十分担忧。他说：“这个国家对我们‘真好啊’！英国人装作担心战后小的民主社会的命运，那我们（英印混血）呢？他们不正负责我们的生存吗？如果他们能给予国大党权力，我希望他们能把缅甸交给我们。”

几天后，我见到了瑞士博学的H.H.盖斯（H.H.Gass）博士。谈到英印混血人的处境，他感到同情，但是他表示，英印混血人对印度人的态度还不如英国人对印度人的态度。他们得到的补偿太过丰厚，而且他们急于巴结上等阶级。

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马德拉斯有一种17世纪的味道。确实，这里的气氛宁静、古老，很有殖民地风格：庄严的建筑，无水泥的玻璃房，街道宽阔沉静，绿树成荫。人们穿着鲜艳，而且我发现，他们不像加尔各答人那样阴郁、孤僻或懦弱。

我拜访了拉贾戈帕拉查理的儿子C.R.克里希纳斯瓦米（C.R.Krishnaswami）。他穿着朴素宽松的衣服，伸出手欢迎我，他的手很柔软。后来，他把头斜向一边向我示意，领我到了他父亲简朴的小房子里。我们最初的谈话，被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大约六岁的小男孩打断。我夸这两个孩子很可爱，他笑了，并温柔地说道：“他们不喜欢外国人。”我以为说这话他会有些尴尬，于是我笑了，并说这已经不足为奇了。他说：“我可以对你说，因为你是美国人。换做一个英国人，会感到受到冒犯并感到难堪，英国人这一点很奇怪。”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赞同他的说法。但笼统地说，大部分小孩，不论来自哪个种族，都不喜欢外国人，认为他们是奇怪、荒诞的异国人，这一点我很赞成。恰当的例子就是中国小孩和美国小孩。他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描述英国人没能获得信任和友谊，是多么失败；还有，即使有些印度人与英国人交朋友，私下里又是如何承认自己其实很讨厌英国朋友。

碰巧，这些孩子不是他的，是他妹妹的，他们是甘地的外孙和外孙女。

在去往班加罗尔（Bangalore）的火车上，负责治疗麻风病人的H.H.盖斯博士、一位敦实的印度商人和我坐在同一车厢。这位商人穿着轻薄的白色衣服，吆喝着走过来，坐到了自己宽大的皮座位上，他光着脚，双腿盘坐。他外表像一个《新群众》（New Masses）漫画里的印度资本主义剥削者。随行的还有他的搬运工，他蹲在地板上，将各种食材掺杂起来，有坚果，有黏黏的东西。他很熟练地将这些东西卷进一个湿润泛亮的叶子里。老商人津津有味地吃着这种槟榔蔬菜混合点心，边吃边流口水，结果把嘴和牙都染红了。

这位商人开着麻纺厂及制糖厂，还有5000台做制服的缝纫机。他要去班加罗尔买下一个香烟厂。挣这么多钱怎么花，这是个问题。买货的话，政府可能会没收；买地的话，日本人可能会入侵并夺走土地；买金子或银子的话，没有任何回报。但还是有很多印度人正在囤积金子银子，并把它们埋起来。而且，还有那么多事儿需要花钱。他女儿的嫁妆就要5000卢比。

盖斯博士虽然是瑞士人，但在印度出生，上学基本是在美国，并与一位美国人结了婚。当那位商人在解释印度教-穆斯林-英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当然要使印度从英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等陈词滥调时，盖斯博士一直保持安静。他所说的话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美国的，而不是印度。我们一直在讨论印度习以为常的贫困问题。是，盖斯博士也注意到了，可在他看来，得克萨斯以及俄克拉荷马的贫困问题同样严重。

然而，在地处高原的印度迈索尔（Mysore）[11]，相比在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12]和特拉凡科（Travannore）[13]，贫困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紧迫。枯瘦如柴、大肚子的儿童，以及患病的、畸形的人更少见一些。我得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迈索尔大君相对有效的治理。

我坐着烧木炭、两边透风的道奇大巴，横穿迈索尔。乡间绿树繁茂、群山绵延，赏心悦目。交通隐患有牛和满脸怒气的猴子。人们的服饰色彩鲜艳，有洋红色、橙色、樱桃红色、宝蓝色，等等。一些女人头上戴花，一些人穿着像纱笼[14]一样的衣服。再向南，在科钦（Cochin）[15]乡间，保守的妇女赤裸着上身来来回回，而蔑视传统的年轻女子，却毅然穿着严实的衣服，从脚踝裹到脖子。

大巴上，一位年轻的印度商人坐在我旁边，我们随即开始讨论“那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摆脱英国。他作为一个印度教徒，主张建立一个单一制国家。依他看来，印度的奴役状态还是应该归咎于英国，并且美国有某种主持公道的义务。我再一次不厌其烦地表示，华盛顿不会干预。

这位年轻人问我：在我看来，印度人是否有能力实行民主自治？印度人当然有能力实行自治。但他在自治前加了条件——“民主”，这个词可有多种解读。他打断我，开始抱怨英国人没有使印度充分工业化。他希望看到汽车厂。我回答，发展这种工业的前提是有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大众市场。在日记中，评价这次谈话时，我写道，这反映了“印度人心里的狂热和埋怨”。

大巴在乌塔卡蒙德（Ootacamund）[16]高原上海拔2100多米的地方停下来。放眼望去，是长满野花的山坡、成片的桉树、条条溪流和一个湖泊，美景尽收眼底。从乌塔卡蒙德出发，我又出高原，坐火车到了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17]，后又沿着海岸坐过大巴、黄包车，乘过独木舟，还曾在月光下坐着汽艇行进在安静的水道上，抬头看是遮天蔽日的棕榈树，四周长满了风信子和百合花。在这36个小时的旅程中，我大部分时间听到的，或者出于谨慎只是旁听到的，是关于“那个问题”——印度与英国关系——无休止的抱怨。

[1] 全名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印度政治家，国大党前领导人之一，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

[2] 印度南部城市。

[3] 著名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代表作有《记忆的永恒》《悍妇与月亮》《内战的预兆》等。

[4] 南亚某地区，现分属印度与孟加拉国。

[5] 印度中部城市。

[6] 18世纪至1950年间海德拉巴的君主称号。

[7] 乌代布尔：印度拉贾斯坦邦南部名城；大君：印度君候尊称。

[8] 印度西孟加拉邦城市。

[9] 印度拉贾斯坦邦城市。

[10] 印度西北部一城市。

[11] 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旧称。

[12] 原为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后分属印度和巴基斯坦。

[13] 印度西南部地区，旧邦。

[14] 纱笼，一种服装，类似筒裙，由一块长方形的布系于腰间。

[15] 印度西南海岸的一座城市。

[16]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尼尔吉里丘陵西北的城市。

[17] 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区。

第八章 美国人在印度

在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1]，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坐在同在阅兵台上的特位凡科女士邦主的左侧。我在那天早上到达特里凡得琅，也就是特拉凡科都城，并致函迪万（the Diwan）[2]，希望能采访他。他很礼貌地接见了我，并安排他做律师的儿子帕塔比·拉曼（Pattabhi Raman）陪同我观看当天晚些时候一次隆重的宗教游行。

帕塔比·拉曼在被绿树掩映的阅兵台下接见了我，会面地点在特里凡得琅外面的一条宽阔的路边，路上新铺了白沙，直通阿拉伯海（Arabian Sea）海岸，距离不足一公里。成千上万民众安静地站在路的两边，路对面的小树林里，椰树随风轻摆。

女土邦主和公主坐着凯迪拉克加长轿车来了，没有任何轰动或喧闹。帕塔比·拉曼把我介绍给女土邦主，她45岁左右，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女人；然后又把我介绍给她女儿，她20岁出头，很漂亮，公主就应该漂亮。女土邦主是前任大君的妹妹，现任大君的母亲。之所以她的儿子成了大君，不是因为他的哥哥没有子嗣，而是因为在特拉凡科，大君之位向来传给大君姐妹的儿子，而不是自己的儿子。因此，这位娇生惯养的孩子在3岁时就成了大君继承人。拉曼说这位年轻的大君对侄子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

这种继承模式在我看来似乎比父位子承这种熟悉的方式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只要统治家族的女人所生的孩子中既有儿子又有女儿，那就可以确定这一家族的血脉不会中断。从女人的角度而言，这种方式使得女性获得主导地位，同时又避免权力所带来的负担。被自己的姐妹和母亲包围，大君又有什么机会呢？他作为王子得到的遗产来源于他的母亲，而不是父亲，最终他的姐姐或妹妹会利用她们的儿子将大君之位夺走。

这位女土邦主十分活泼健谈。她告诉我她有一次去巴厘岛的经历，以及巴厘岛与印度教之间在种族和宗教上的联系。对于日本人可能会如何对待巴厘岛人，她很担心。谈着谈着，我们的话题转向了她正在她的宫殿里装修的一个房间。她还说道，她坚信“现代主义”的装修风格不适合居住。后来我们又谈到了当代印度绘画。我们的谈话又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大象。她声称，大象的智力接近人类。她的一头大象不小心伤到了管象人，于是便流泪痛哭。她说，在特拉凡科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区内禁止射杀野生动物。这让她想到了比卡内尔（Bikaner）[3]大君，说道：“可怜的比卡内尔大君，最让他高兴的事儿，就是踩着不幸被他猎杀的动物的头照相。”

在阅兵台上的还有J.H.卡森斯（J.H.Cousins）博士，他是一位在特拉凡科工作的爱尔兰考古学家。他妻子显然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这在当时对他来说很不幸。在英格兰时，他妻子因为作为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4]的助手参加妇女参政权论者举行的活动而被捕；在印度，她又因为支持国大党被捕。然而，卡森斯博士的兴趣在过去以及神秘的当下。他说，宗教已经渗透到特拉凡科人的生活和行为中，以至于他们的性格变得有些神秘。

另外，宾客中还有三位性格并不神秘的人：十分温和、身材瘦小的英国公使助理，他害羞的妻子，以及帝国银行（Imperial Bank）的经理。下午的时光缓缓流逝，经理嘟囔着想念自己的下午茶。但女土邦主安排的更周到，不一会儿，番茄汁、三明治，还有战时的一件稀罕物——苏格兰威士忌酒——就被端上来了。

接下来，我们观看了阿拉特游行（Aarat Procession）。领头的是一头体型巨大的大象，这头大象盛装打扮，穿着深红色衣服，额头上戴着一个金色的网状饰物。后面又是一头大象，驼着一位鼓手和两名乐师。接着是家喻户晓的骑兵，穿着蓝色和金色头巾，戴着红色肩带，长杆子上飘着三角旗。接下来是骑马的军官，两队特拉凡科步兵，一直排到队尾。走在两队步兵之间的人，胯两边撑着榈树叶制成的伞。一对光着上身的人，穿着长及脚踝的纱笼，戴着薰衣草编的帽子，胸口和肩膀上涂着金粉，手里拿着出鞘的剑，赤着脚在年轻的大君面前大步行进。

大君相貌英俊，身材魁梧，穿着跟其他人一样，除了他戴的一顶绿色无边帽。刚走过阅兵台，他就停下了，环顾四周，向女土邦主的方向看了几次，没动也没说话。他又开始走，举着剑，剑身与身体平行。

大君之后，游行者的头上顶着三个神龛，神龛里是三位神：斯里帕德马纳巴神（Sri Padmanabha，他的肚脐上长着一朵世界之莲），克利须那神（Krishna）和那罗辛哈神（Narsinha）。人们把三座神搬到海岸，以行洗礼。由于易犯错误，三位神都犯了罪。他们夺走过生命，杀过人，因此，大君为他们举行赦免仪式，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到由于他们的罪恶而被迫离开的地方。

队伍的尾部是大象，返回的途中，神明就由这些大象搬运。还有穿着白色飘逸衣服的人、乐师坐在大象上，最后是一辆救护车。

这次游行最大的特点就是安静。游行者和参观者都很严肃但并不郑重。在有些宗教集会上，人们往往表现出敬畏、狂热、卑躬屈膝以及其他一些过激的情绪，但这次却不同。作为一名观众，我认为这次游行既不华丽也不俗艳。路上刺眼的白沙，雄伟高大、随风轻摆的棕榈树，色彩亮丽的服饰，人们和谐的歌声，神明和魔王，所有景象在安静之中催生了美。

所有这些都远离了世界的喧嚣和动乱。我与迪万C.P.拉马斯瓦米·艾亚尔（Sir C.P.Ramaswami Aiyar）就此展开了讨论。他亲切接见了我，虽然对我唯一的介绍就是想采访他的字条。我拜访他时，名片上也只是简单写着“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二等秘书，隶属于美国驻中国-缅甸-印度部队总司令部”，他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不快。显然，我得向这位杰出的绅士解释，我为什么非要来到距离美国最远的印度来见他。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向他解释了我们是如何突然间发现自己置身在印度——我们的人、设施以及物资；在印度人的观念、传统以及习俗中，我们如何一下子成了陌生人；我们是如何希望能够与印度尽量保持默契和谐的关系，并因此做出了哪些努力。我解释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另外，我们是英国的盟友，我们将团结一致。但同时，美国人有自己外交政策，在殖民问题上有自己的想法。

迪万先生大笑起来，并说，“我理解你，欢迎欢迎”。这一下颠覆了我对他的看法，让我有点不太适应。

关于特拉凡科，他告诉我：“我们从未被征服过：荷兰人试过，但被我们打败了；法国人试过，又走了；英国人，我们与他们联合了。我们国家的理论是：我们是属于我们的大君信仰的帕德马纳巴史瓦米神的，因此，大君每天早晨开始工作前，都要向神龛述职。”

迪万先生继续说，在特拉凡科600万居民中，约200万为基督教徒，剩下的几乎全是印度教徒。在这里，基础教育免费，识字率在全印度是最高的——53%。我们后来又谈到印度的政治以及印度人的性格。迪万总结说，印度需要一个联邦制政府，有一个强大中央执行系统，政府人员任期至少四年一届。在主权问题上，他说，英国人已经失势。唯一能担当精神领袖的世界大国是美国。“为了世界的福祉，你们要保持领导者的角色，在和平会议上你们必须警惕骗局和阴谋。”这样的话，我早已听印度人说了很多遍。

* * *

从特里凡得琅回新德里的途中，我曾与迪万的儿子帕塔比·拉曼及他的妻子一同乘坐火车。我当时写道：“她友好、丰满、漂亮、年轻，鼻子两边戴着晃眼的钻石、珍珠，从鼻子挂到嘴边。我竟然想，她会不会把珍珠连同吃的一块儿咽下去。她的头发散着，长及腰间，穿着飘逸的衣服，看起来像是高更（Gauguin）[5]画笔下一位精致的、衣着考究的模特。”

我问帕塔比·拉曼，英国公使在特拉凡科有没有什么政绩。拉曼回答：“他是个看门狗。”他通过那项预算案了吗？他回答，当然没有。几年前，他在任命政府高层工作人员之前，都要征询意见，“但我父亲成为迪万后，他立马改变了这样的做法”。

在印度的官僚机构这一话题上，拉曼认为，对找工作的印度年轻人来说，政府是最具吸引力的。他补充道，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可悲的现象，从其他印度人口中我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但正是通过官僚机构，他的父亲及其他有才华的人，像胡拉姆·穆罕默德，才得以步步高升，最终坐上了可以大展拳脚的位置。另外，在这次谈话之后的日记里，我写道：“在官僚机构中，吸纳最有前途的年轻人，并给予他们既得利益，以维持现状，这是一个有效的殖民策略。当然，官僚机构还必须足够残酷、死板，以避免这些年轻狂热的新手进行危险的创新。后来，他们的精神已经与机构格格不入，但丰厚的福利使他们不至于过于激烈地反对并酿成大祸。”

关于受压迫阶级，拉曼说，这不再是个问题。国大党为贱民（或被社会遗弃者）所制定的计划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接下来，他描述了他的家庭和依附于他的家庭的贱民之间的关系。这些贱民，对家里的所有事情都想知道，自己有麻烦也从不介意告诉这家的成员，向家里提供各种建议，家里有人要去英格兰时还流泪送别。总而言之，他们认为他们与自己服务的高等家庭荣辱与共。我说，这种关系在我看来，与美国南方贵族与家奴关系中一些较为柔和的元素有相同之处，都有一种仁慈的家长作风。拉曼不赞同这种比较。

关于中国，拉曼问了一些问题。我说，蒋介石有一种强烈的清教主义倾向，有克伦威尔的一些特质。听了我的话，拉曼说，亚洲当下的领袖，如果想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就必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清教主义倾向。我赞同。

拉曼承认，在牛津期间，他对美国人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美国人一味追求物质，无文化可言。但他后来改变了想法，因为我们显示出了（无论方式有多么粗糙）我们有很好的本性和道德。

拉曼对于美国法律的熟知程度，让我震惊。但他认为，我们的法律没有给予个人隐私充足的保护。与罗斯福总统相反，他对当时组建的最高法院赞赏有加，他说，“现在你们总算有了一个确实好的法院”。

说来也奇怪，几天前，我与已退休的迈索尔迪万在班加罗尔参加一次会议时，他40岁的儿子在会上透露自己十分痴迷美国法律。他说，他曾花三年时间，撰写一部关于美国宪法中商务条款的书。他将书的前四分之一打印出来，寄给美国杰克逊大法官（Justice Jackson），还刚刚收到了杰克逊的回信，同意为书写序言。

对于他的父亲M.N.克里什纳·拉奥（Sir M.N.Krishna Rao）要说的话，我十分感兴趣。这位前迪万个子很高，虽然上了年纪，但仍是位相貌英俊的绅士。他的胡子已经花白，穿着酒红色棉质衬衫，衬衫底部露在腰布外面。他说，在塑造战后世界的过程中，美国必须担任主要角色，因为只有美国是足够超然又足够有原则的。只有美国人的动机不让人怀疑。另外，美国必须保持自身的实力，因为只有以美国的实力做保障，稳定才能维持，原则才能坚守。他说，“善的天然力量太过轻柔缓慢”。

* * *

在甘地煽动性的反战主义压力下，1942年夏，英属印度摊牌了。我在孟买见到甘地之后大约一个月，他开始呼吁采取行动，摧毁战争成果。他建议那些房子可能被征用的人：“别搬，否则后果很严重。”英国人对此并没有计较。但是，当他和同伙继续煽动非暴力破坏行动时，英国的反应是在8月突然关押甘地、尼赫鲁和其他参与这次运动的国大党成员。

在1943年向史迪威将军所做的印度局势报告中，我写道：

政府突然逮捕国大党领袖，国大党措手不及，根本没有准备好一个全国性的行动计划。全国后续的示威和骚乱，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发性的。这证明了国大党组织不善。

如果在过去的春夏两季里，印度人的心理可以被描述为精神错乱，这种心理夹杂着受迫害强迫症，酝酿着对英国的仇恨，常受制于政治幻想且自相冲突，那么因为国大党领导人被逮捕和随后的事态发展，这种心理变得更加扭曲。政府对骚动的残酷镇压，比逮捕更甚，使印度人的受迫害强迫症愈演愈烈。这些因素，再加上英国人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内坚决不会放弃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使民族主义情绪和对英国的仇恨持续升温。

另外，国会被政府打败，首先巩固了穆斯林联盟的地位，使其呼吁穆斯林自治的要求更有底气。在此之后，在印度人认为的政府权力转移中，人们由支持穆斯林联盟转向支持印度教大斋会。一个必然结果是，公众的反感情绪越积越重，持续发酵。

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奇怪局面产生了。印度不同的团体和派别由于对英国人共同的仇恨和他们对摆脱英国统治的渴望走到了一起。与此同时，由于英国充分利用不同团体之间的敌意，使离间之计，它们又越来越仇视对方。在最近持续的公民示威中，这种策略被反复运用，例如，一个村庄的穆斯林社区由于反政府活动而被集体罚款，政府赦免了他们。

当然，英国坚决否认曾故意离间不同团体或派别。他们与殖民地印度打交道这么久，如同过去夺走他们的国家时是无意识的，现在他们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几乎也是不自觉的。

尽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已经呈腐朽之势，但大多数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更加腐朽，缺乏斗争活力。一位英国官员告诉我，他们之所以能管理印度，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而是因为印度人如此不堪一击。甘地在塑造印度革命方式中的巨大影响一直是倒退的。他的行动理念，无论是在宗教信念方面还是在战术考虑方面，也许最开始是基于对宿命论和印度教性格中消极元素无原则的接受。他没有善加利用穆斯林性格中的阳刚之气（结果是，穆斯林选择倒退，走上了地方自治的道路）。甘地的行动理念逐渐发展成非暴力、不服从、非合作、消极抵抗，以及在经济上奉行原始主义的伪宗教计划。这样的计划只会煽动群众沉迷于受虐倾向，而不是致力于推翻英国的统治。而尼赫鲁，他的进步理念与甘地的计划冲突，但他的实力已无法战胜甘地。

可能导致印度革命的势头遭到挫败，这是由于印度人相对软弱，也由于一个事实，即无论印度政府在其他方面如何无能，它都知道如何利用手中牢牢掌握的控制力。他们人为制造的团结是极不真实的，因此英国人声称自己是能使印度团结的唯一力量，是正确的。

因此，按照这样的事态，由于实现权力有序移交给印度国民政府（Indian National Government）这一意图缺乏计划（无论是自发的计划还是在第三方压力之下制订的计划），英国就能够将对印度的控制拖到战后。但必要前提是：英国统治要保留其当前的活力及帝国主义的立场。

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世界各地持续腐朽崩溃，加之进步及更理性势力的冲击，英国帝国统治终会受到影响。当新势力在整个世界施加影响之时，英属印度不可能独善其身，不论现在还是将来。

这就暗藏危险了。因为，如果没有计划将政府权力有序地移交给印度人，英国统治体系的瓦解将释放印度革命的动力，并演变为实际行动。在不同团体的冲突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中，现存的人为团结会崩溃，混乱将接踵而至。到那个时候，甘地的影响力可能会因为他的年迈糊涂（他现在正走向这种状态），或者因为他的逝世，变得荡然无存。他的继任者或继任者们可能是理念不那么消极的人。

这种局势下，酝酿着另一场大战的可能，因为革命和国内混乱制造了一种政治真空，这使得异己分子能够乘虚而入并利用混乱为自己谋利。现在在真空外的对手会扩展到真空里，并变得更为激进。最近西班牙的革命也出现了这种情况，1914年在巴尔干地区也能发现这种情况，只是形式略有不同。或许这其中最具启发性的例子是中国。

我说，在印度人看来，从1943年年初开始，我们就与英国联系在了一起。这部分是因为美国对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主义统治保持沉默和无所作为的态度，给人的印象是美国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许这种统治。在预测这种情况在战后世界将如何演变时，我警告说，印度持续反抗白人帝国主义，很可能会吸引“苏联或中国，或两者兼而有之，到时候，即使它们并不同情印度，也会因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关注印度”。

美国在一个完全错误的位置，违背了自己的利益，与英国结盟共同对抗背后由一个或两个强大邻国支持的印度革命，这样的前景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美国政府要怎样做才能避免这样的灾难？1943年1月，我建议，在重申声援英国的同时，华盛顿至少应该与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维系殖民地统治的努力和对英属殖民地的重新控制撇清关系。从那时候起，在我们的宣传和政治斗争中，我便尽我所能，以顾问的身份向在印度、缅甸和东南亚司令部的人员，呼吁这一点。

1943年年初，我还说道，华盛顿可以采取进一步措施，尝试使伦敦逐步有序地将主权归还印度，使其支持最终印度政府的成立。这种压力会激怒英国政府，特别是首相丘吉尔。他曾宣称，国王任命他为首相，不是要他来主持大英帝国的清偿工作的。但是我认为，美国的干预是正当的，因为英国试图控制印度的企图会在战后带来极大的风险，又因为英美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些风险将严重影响美国。正如我在口头上所说的那样：“我们能负担得起……让英国人以我们的和平为代价去冒险吗？”

无论是英国，还是我们，都没有充分正视英国的未来。丘吉尔和罗斯福认为，英国应该保持一等大国的地位。但实现这一决心的必要前提是，英国能够维持其帝国统治。我在1943年所做的预测中指出，剥离殖民地的英国将不再是一个一等大国，而是三等国家。然而，固守其殖民地将导致抵抗，这种抵抗完全有可能使英国的实力消耗殆尽。在我看来，比起晚妥协导致暴力流血，英国能够早些以和平方式做出让步，是更好的选择。这也是战争一结束后，英国政府努力的方向，其间也显示出其娴熟的技巧和领导能力。

关于印度独立，虽然我有各种担忧，但我并不认为印度从外国奴役中解放出来后，印度人民的生活会得到极大改善。1942年11月20日，我在日记中写道：“被自己的同类剥削，这就是想要从外国统治中获得独立的人所追求的权利。”

[1] 印度南部港口城市。

[2] 一种地方长官的称呼。

[3] 印度著名的古城和贸易中心。

[4] 妇女选举权的积极倡导者。

[5] 高更（1848～1903年），与塞尚、凡高同为美术史上著名的“后印象派”代表画家。

第九章 威尔基、华盛顿和“醋乔”

我在1942年探索印度期间，曾到过中国两次，回过美国一次。第一次来重庆是为协助劳克林·柯里，并尽我所能随时向史迪威通报柯里的动向。

柯里作为罗斯福的特别顾问，被派往中国安抚蒋氏夫妇。当时蒋氏夫妇很愤怒，因为美国给中国的援助比他们想要的少，同时因为一些承诺给予中国的空中支援改道去阻止强大的德军并支援受到威胁的开罗。蒋夫人和她的哥哥宋子文曾暗地里表示，中国会撤出联盟。蒋委员长要求美国安排三个师的兵力，派遣一个拥有不低于500架飞机的空中作战部队，并给予远远超出华盛顿供给能力的援助。二战期间，蒋氏夫妇、宋子文和孔祥熙（蒋夫人的大姐宋霭龄的丈夫）类似的虚张声势、威胁和要求，屡见不鲜。

柯里设法安抚蒋介石，蒋给了他一个太平洋前线计划（Pacific Front Plan），要他带回美国，交给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的做法使蒋和柯里两人都感到满足，因为两人都渴望感到别人需要自己而且自己很重要。事实上，史迪威曾制订过一个战略计划，组建美英中三国联合防御部队，对抗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且美国至少要派遣一个师的兵力支援该计划，而蒋的计划与之如出一辙。

蒋设宴招待了柯里，宴席上四处摆着一些桌子，每张桌子能坐八到十个人。我与几个内阁部长和政客坐在同一桌。蒋介石穿着一件长长的白礼服，来到了我们桌旁。我们都站起来以示尊敬，他用自己又高又尖的声音开了个玩笑。我们坐了下来，坐得直直地，没有人说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最后蒋打破了沉默，他向坐在我旁边的官员问了几个问题，期间我们其余人都保持沉默。后来他站起来，回到了自己的餐桌，之后没多久我们就互道晚安，各自离开了。

柯里并不太信任史迪威将军或高斯大使，对我还是比较坦诚的，但也没有向我透露他会给总统何种建议。然而，我推测他并不十分赞同史迪威。我如实告知了史迪威将军，史迪威要我陪柯里返回华盛顿。或许我可以趁机了解关于中缅印三国的动向，可我一直到召回事件后才真正有机会。柯里曾建议召回史迪威和高斯，他认为自己是替代高斯的最佳人选，这可是个不会实现的梦。

罗斯福听到了中国对史迪威不满的报道，倾向于听从柯里关于史迪威将军的建议。总统十分重视与蒋介石的关系。他认为，四巨头要取得胜利和实现公正的和平，取决于能否避免与蒋介石的不愉快，而在人际关系方面如此精明的中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充分加以利用。罗斯福向马歇尔提出的召回史迪威的建议被马歇尔和亨利·史汀生驳回。他们坚持，没有人可以取代史迪威。

抵达华盛顿后不久，在感情、冲动和理智的共同作用下，我与一位独一无二的年轻女子——帕特丽夏·格雷迪（Patricia Grady）——结婚了。我们两人都不太看重传统，坐飞机来到南卡罗来那州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在那里闪婚是合法的。我去办结婚手续时，帕特丽夏留在了法院附近的墓地。一位无精打采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办理了手续，递出了结婚证。当我伸手去拿时，他却把手收回去。不知道是出于怀疑还是南方人的殷勤，他坚定地说：“不行，要给女士。”因为我们两人都认为度蜜月在战时不太合适，于是帕特丽夏第二天回到了《华盛顿邮报》，继续当专栏作家，我也回到了国务院，继续当顾问。

在与柯里离开重庆之前，被他和蒋介石制定宏大战略的尝试感染，我也将自己关于战争和政治的很多想法写了下来。对于此次及后来我关于政治军事事务的思索，史迪威至少能容忍我的努力。在我1942年7月31日重新评估中缅印局势的报告中，我说道，中国政府的目标是：第一，确保其统治得以延续，巩固其在中国国内的权威；第二，以尽可能强的军事实力参与谈判。因此，中国的政策是保存军事实力，依靠美国和苏联（这是迟早的事）打败日本。只有当它得到承诺，确保自己的物资消耗会立即得到补偿时，中国才可能采取防御政策。把物资借给中国而没有任何交换条件，只会导致交付的物资被某些人囤积起来。

至于英国人，我继续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似乎无意夺回缅甸，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到战争结束时，如果英国丧失的殖民地仍在其控制之下，那么这些殖民地将在和平会议上明确要求恢复独立。如果在中国和美国的援助之下，英国重新占领这些殖民地，其地位将会受到影响。要敦促英国对缅甸展开反攻，前提是美国政府尽可能向伦敦施压，同时美国也要承诺派遣军力参与。在这方面，大英帝国在印度的兵力已经足够。

在此，我的批评被扭曲成白日梦。如果除了德国仍是中东地区强大的威胁这一点，没有其他原因，丘吉尔也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针对缅甸采取行动。使印度军队从该国西部防线转移出来，将是轻率的。此外，在甘地的煽动下，维持国内秩序可能需要军队。最后，印度军队在缅甸被挫败士气大跌后，很难有能力对高度警戒、激进和强硬的缅甸占领者发起进攻。

我写道，在缅甸的败仗，显示出中国和英国将领们的无能和缺乏进攻精神，反攻的最高指挥权应该归美国。美国在针对中缅印展开的行动中主要的限制因素是后勤，因为美国与印度在海上相距12000英里，中美之间空中交通十分不健全，将物资转运到中国东部基地的空运和汽运耗资巨大。但夺回仰光和重开滇缅公路将缓解中国的供应问题。

接着我点明了中国的战略位置，它靠近日本的侧翼。我还指出，中国和英国的军事力量当时仍然处于闲置状态，美国可以与这些现有力量讨价还价，对其施压或承诺象征性地派遣兵力，使其参与。我的报告以过度乐观结束，我写道，“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哪一方能够用如此少的代价做如此多的事情”。

我总结道，我们可以继续在中国展开有限的行动，物资从印度空运。但是，如果盟军试图夺回仰光和重新开放中国的陆路，那么美国从中国展开的空中进攻将大大升级，升级至包括远程攻击日本及其在西南太平洋的重要航线。或者，作为替代办法，可以增加物资供给，以优先支援从缅甸和中国向南中国海（史迪威的计划）发起的进攻，切断日本在该地区的物资供应。而这样的进攻，我说道，可能会使日本暂停对苏联的进攻，日本将与德国合作，使苏联在二战中首先出局（其影响对盟军在西线的现状是灾难性的）。做这种考虑之时，我回顾了1942年夏初在重庆与中国官员接触时的感受，我感到他们期望东京转移兵力消除苏联对其后方的威胁，并与德国联合起来。

* * *

10月，史迪威第二次召我去重庆。这次的任务是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当时威尔基正在世界各地公费旅游，以制造印象，使人们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可以取代罗斯福的国际性人物。中国是他旅程中的一站。他是个高大、爽朗的人，像许多试图通过选举宣传自己服务公民的人一样，他有些自恋，想当然地认为他爽朗的个性散发出说服力及诱惑力。

蒋介石集团对威尔基的到来感到高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观察和吸引这个可能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人。即使威尔基落选，作为美国国内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也可以为蒋介石的利益贡献力量，所以蒋氏夫妇开始在温德尔·威尔基身上下功夫。

首先，他们将他与高斯区别对待。高斯当时已经准备好要安顿威尔基。威尔基与意在冷落高斯的蒋介石一起来见高斯，高斯受辱回到了他的住所，并向手下的工作人员大发雷霆：“天啊，上次选举我本来要投票给威尔基，但1944年，我要投给那个信奉社会主义的家伙——埃尔默·托马斯（Elmer Thomas）。”蒋氏将威尔基与他来自美国的随从官员安置在政府的一栋豪华别墅里。

对于重要的美国客人来说，蒋介石的角色始终是：东方的超脱而谦和的士兵、政治家、卫理公会教徒和智者。由于蒋不懂英文，而威尔基也不懂中文，主客之间的沟通在译员的帮助下进行，口译员常常是讲一口流利英文的蒋夫人，有时则是身为信息部门长官、对美公共关系总管的董显光（Hollington Tong）。董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

蒋氏不停用美食、美酒、谄媚和宣传来哄骗威尔基。他们想给他传达的信息是：用陈纳德取代史迪威，并给予我们终极、绝对可靠、万能的武器——空军。宴席、奉承还有旁敲侧击说服了这位总统候选人，使他相信中国的立场是正当的。但是，是蒋夫人激起了容易上当受骗的威尔基对中国的热情。蒋夫人长相标致，当她隐藏起她傲慢和精于算计的天性时，还是很有魅力的。一些外国人为之着迷，她很享受这种状态。在早期与她接触时，铁石心肠的陈纳德在自己的日记中坦言：“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

所以，当蒋夫人在他面前施展魅力、卖弄风情时，易骗的威尔基怎能不束手就擒？在一次救援茶会上，蒋夫人穿着空军中将的披风（毕竟，蒋氏想要的是空军），向他吐露心声，说威尔基“让她心乱”。这样娇嗔的表白明显打动了威尔基，他要离开的那天晚上，当着她高深莫测的丈夫的面，威尔基要求蒋夫人次日与他一同坐飞机去华盛顿，到时候不论她要多少架飞机他都会给她。

关于与蒋介石的对话，威尔基没有告诉高斯和史迪威。他与史迪威只谈了半个小时，但与陈纳德谈了两个小时。每当美国记者在场时，威尔基总是冷落中国东道主，以利用媒体。招待威尔基的外交部某位官员说，像威尔基如此“没有定性”的人，本来就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更别说成为一个总统职位的有力竞争者。

威尔基可以忽视自己的过错，也可以忽视微笑和鞠躬背后的蔑视（如果他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和中国人只是为威尔基设定的一个舞台，真正现实的是他在美国选民心中的形象。有能干的公关助理随行，还有热情的美国记者对他丰富多彩的活动进行报道，威尔基对自己在中国的成功心满意足。他的形象在他的《天下一家》（One World）中得以不朽，该书也成为优秀的畅销书。

* * *

陈纳德交给威尔基一封信，信上的日期为1942年10月8日，让威尔基交给总统。在这封信里，陈纳德宣称，如果能给他提供105架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12架重型轰炸机及充足的补充兵员，他可以“完成使日本垮台的任务”。他宣称，他可以在“大概半年，最多一年”的时间里实现这一目标，但他需要“作为美国在中国军事指挥官的最高权威”。

这当然是试图排挤史迪威。然后，除了承诺日本迅速倒台之外，陈纳德向总统保证，“我可以让中国成为美国永远的朋友”。

马歇尔将军后来说，陈纳德“全是胡说”，没有充分考虑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物流：空运瓶颈限制了物资支援的数量，对从中国东部军事基地发起的密集空中行动是一种掣肘。1942年间，跨越中缅边境的山脉珠穆朗玛峰的物资供应断断续续，从无到有，增长到每月2000吨，而且，到1943年年中，这一数量由2000吨左右达到5000吨。截至1944年年底，空运物资将达到4万吨。但是，每跨过珠穆朗玛峰空运1吨物资，航空运输指挥部（Air Transport Command）就要燃烧1吨燃料，何况昆明空运总站距离那些军事基地仍有数百公里的路程，且沿途地势起伏不断。陈纳德每向敌人投放1吨炸弹，需要大约18吨的物资。

但是，第二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更重要，那就是陈纳德的提议中发起强大空中攻势的空军基地的安全。史迪威在陆军部的支持下坚持认为，除非中国军队的对敌作战能力显著增强，不然按照陈纳德的空中行动计划，日本在地面战争中可以长驱直入，拿下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基地（后来也确实如此）。史迪威原则上并不反对发起空袭，事实上他强烈支持并且制订了计划，但他坚持认为地面部队必须先壮大起来，成为空军基地的后盾。史迪威与陈纳德在战略侧重点上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44年，直接反映在对中国输出物资这一问题上，也就是物资如何在地面部队与空中兵力之间分配，两人意见十分不合。大部分时候，史迪威占上风。

罗斯福倾向于接受陈纳德刹那之间就把日本解决的承诺。在连续几个月艰难对抗日本和德国却连受挫败后，他希望能有一次壮观的胜利。而且他知道蒋介石会支持任何依靠空军而不是地面部队的计划，故而坚决支持陈纳德的计划。所以，安抚蒋介石，不让他有任何借口退出战争，也是支持陈纳德方案的原因之一。

* * *

当我在广袤的中缅印战区和美国游历时，一般都是在执行新德里总部或重庆总部指挥官的军事命令。这两个总部的成员都认识我，但是其他大多数军事基地的成员就不是这样了。对他们来说，光看脸是认不出我的。我通常都会穿军官裤和军官衫，但是为了贴合我的平民身份，我不戴帽子也不戴徽章，看起来十分可疑。宪兵在街上把我拦下来的时候，我就向他们解释我的身份，给他们看我的名片，最后他们总是比看之前还困惑。

我担心若没有指挥官的命令，我在游历中会遇到麻烦，于是我便问史迪威，能不能让副官长给我一纸文件，授权我自行申请出行的权利，以备不时之需。老头儿拿出自己写有战区指挥官的名片，字迹清楚地写道：致中缅印战区美国军事力量的全体军官和机构：协助并为约翰·戴维斯的游历提供便利——美国中将约瑟夫·沃伦·史迪威。这张名片我只用过一次，对付一位执拗的阿萨姆邦航空运输基地的中士，总之效果出奇得好。

史迪威是一位复杂且矛盾的人物，人们称他为“醋乔”（Vinegar Joe）可谓恰如其分。在演讲和写作中他多表现为走谩骂路线的大俗人。但是他对英语语言掌握得很精准，并且有着精确的洞察力和品位。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之时以及会议结束之后，他利用空闲时间热心研究耶路撒冷、孟菲斯、塞加拉和卢克索的古物。他对我说：“考古学是真正能触及我们内心的东西，尤其是对那些取得了一些成绩的人。”

当史迪威认为军事形势有此必要时，他对军队的要求可谓冷酷无情。著名的例子便是1944年密支那（Myitkyina）围攻战役中，一小支美国步兵分遣队面临体力完全枯竭且热带疾病缠身等状况，但史迪威仍然要求他们继续战斗。史迪威对自己也是毫不手软：那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但耐力堪比年轻人；他进入敌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攻击范围去鼓励他的军队；在缅甸告急时，他拒绝转移到安全地带，而是和那些没有航空运输的士兵待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徒步穿越荒山野岭。

他情感极为强烈，但又十分克制，所以他对个人和国家的反感情绪容易转化为憎恨。他对我说，他欣赏某个军官“是因为那名军官记仇”。同时，他也是一个温暖体贴的人，对妻子和孩子尤其挚爱。他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很友善的。

我们从缅甸北部出发，在那里，史迪威鼓舞中国的两个师发起攻势，这两个师曾在印度兰伽（Ramgarh）接受过他的训练和装备。他还曾羞辱过师、团和营的指挥官：在可恶的季风季节，他浑身湿淋淋地径直来到这些指挥官面前，明知前方危险有埋伏，他还告诉他们要继续前往丛林深处。现在我们在去新德里的路上，我们乘坐老头儿的飞机——乔叔的战车——飞往阿萨姆邦的一个基地。夜已经深了，史迪威又累又饿。

尽管食堂已经废弃了，但我们还是找来了一名厨师给我们四五个人准备食物，那名厨师看到这位军事名人后喜出望外。后来这名下士坐下来与我们交谈。谈话内容都和家乡有关。我记得他说他到过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还说他如何想念罗切斯特市。史迪威说他的妻子来自锡拉丘兹。毫无疑问，这名厨师认识锡拉丘兹的一些人，他跟我们聊了这些人的情况，说的都是好话。

吃罢晚饭，很明显史迪威准备睡觉了。但是怀旧情绪开始涌上心头，于是我们被厨师又带回了罗切斯特市。战区指挥官同情地听他说着，克制住想打哈欠的冲动，偶尔还插上一句简单的评论证明这是场谈话而非独白。这位想家的厨师停下来想些什么，最终，史迪威还是机智地拿到了主动权，感谢了这位下士，并且与他一同期待工作结束我们都能回家的那天。

史迪威对卖弄这类的事情是极为不屑的，他也很反对那些装腔作势的人。重庆总部的成员想和这位总指挥官拍张照片。因为前排的座次还未安排好，但正中间的椅子肯定是为老头儿留的，于是那些自视不凡的军官们都快速争抢，想离中间的位置近一些。我平凡无奇，就心安理得地和中士、下士还有一等兵站在后排。史迪威大步走向我们这个微笑、充满期待的列队，扫了一眼便心知肚明。他看见了我，于是径直穿过了那群厚脸皮的人，最后和一群小兵们还有我这个驻外事务处的外交人士[1]站在一起。

史迪威反感那些自大、虚伪和为了政治私利不顾军事考虑的行为，而且他又不愿意掩饰或隐藏自己的感受，所以这激起了他所鄙视的那些人的憎恨。蒋介石（史迪威在心情较好时还称其为“花生米”）很早就意识到他在这位美国参谋长眼中并没有很高的尊严。罗斯福知道史迪威对蒋不尊重后，表示了强烈不满，1943年他又再次见识到了史迪威的轻蔑态度：冷酷、阴沉、寡言少语。总统在其来访白宫时让他谈一谈陈纳德所畅想的策略，总统是极力支持陈纳德的。史迪威厌恶陈纳德夸夸其谈的骗术，厌恶总统对这种骗人方案的肤浅偏爱，厌恶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那极不专业的说教——说什么对日战争只是顶层与东京分享的一块蛋糕，厌恶罗斯福急于讨好蒋的态度，最终史迪威想愤然起身。但是毕竟在总司令面前要恪守礼仪，他克制住了自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最终没能说出自己的意见。罗斯福会认为他可能是生病了。

史迪威对他所接触的大多数英国人的评价都不高，反正不会高于对蒋和蒋的亲信的评价。他之所以会这么想，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缅甸战争的失败，二是他在新德里的英国总部中通常能感受到的那种消极论调，三就是简单朴素的反英偏见。史迪威并未尽力隐瞒自己对同盟的看法，大家都很清楚他对同盟的贬损态度。

同时，跟对待中国人一样，他对一些英国官员的评价也很高甚至可以说是赞美有加。他与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Sir John Dill）[2]交谈时就充满敬意，后者是英国军方驻华盛顿代表。他说他崇拜迪尔的“人性之善”，这也表现了他非“醋乔”的一面。我也听到过他赞美威廉·斯利姆（William Slim）[3]将军，说他好战且攻击性强。史迪威对军人的最高评价便是好战。纵使他们拥有所有其他的军人品质，但是如果他们不是战士，不渴望战争，那么他们便不是真正的军人。

与罗斯福的那段灾难性插曲过后几天，史迪威见了一个人，相对于其他英国人，此人更应该对英国在缅甸不愿加入对敌战争负责，但他们处得非常好。此人便是温斯顿·丘吉尔。他们就缅甸的战略观点是互相对立的，但是没人能否认丘吉尔的好战品质。光是这点便足以让史迪威钦佩了。

史迪威疏远那些与他有分歧的人，这让我很困扰。我在1943年2月23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老头儿已经胜过了约翰·布朗（John Brown）[4]，成为新一代愤怒不妥协的代名词，他不能猛攻哈珀斯渡口（Harper’s Ferry），他已树敌太多。”我若是有机会，一定会以晚辈的身份跟他说说这件事情。

1943年3月7日，我、“赤红儿”多恩和其他几位军官在他家吃晚饭，饭后的那两个小时里，我和将军讨论了一些议题：重庆和华盛顿两地对他的阴谋，美中两国人民的摩擦起源，还有我从不同军官那里听到的对他的批评。在此之前我在一本活页笔记本中把我想说的话以提纲的形式写下来，谈话过程中，我一边说一边把说完的提纲撕下来。在我看来，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蒋介石和陈纳德已经成功将史迪威的反对阵营从柯里和总统扩大到了包括哈里·霍普金斯在内的其他人。现在媒体（特别是《时代周刊》）都开始批评他了。

之后我们又说到美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面临的心理问题，尤其是他的许多下属军官，他们在这方面都有些迟钝。在我看来，感知力缺乏这种问题几乎无法解决。我说，我们有办法应对马匹和机器，却没有对付外国人的诀窍。

接下来我把从一些军官那里听来的对他的批评以及对他上司的批评告诉了他。访问之后，我简单写了些东西，经过整理（考虑到当时的方方面面，那些对话并未逐字记录），我告诉将军：人们认为他身为指挥官，忽视了他责任中更为重要的部分，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花费了太多精力和时间；人们还认为他在选择主要亲信时判断失误，尤其是对司令的选择。之后我写道，唯一一点不能经由我口重复给他听的苛评便是他记仇。

当时史迪威一手遮眼挡住电石灯的强光，另一只手在随意涂鸦。他毫不愤恨地接受了我说的一切，虽然有些话不应该由我这个下属来说。中途他还说，“你觉得我没办法接受这些是吗”？

他淡定冷静地给出了答复。总结来看，他也认为他手下一些高级军官有缺点，但是同时他们有能盖过这些缺点的优点。至于他自己，他觉得责任必然是他一人承担，因为只有他能全权有效地对付蒋介石、中国的高级将领甚至是一些师长。我写道，“如果这位大师抽身而出，局面将一落千丈”。

史迪威还问我，谁应该出现在他的下一轮晋升名单中。我说了几个，但是其中只有一人出现在最终发布的名单中，这个人便是法兰克·麦瑞尔。1994年，他指挥过美国分遣队，大家称之为麦瑞尔突击队。麦瑞尔在密支那为史迪威出生入死。

* * *

为了消除美国国内对他日益增多的批评，我建议将军授权我和海登·柏德诺（Haydon Boatner）上校（此人是史迪威手下一名精力充沛且能说会道的官员，曾在印度与中国军队一同接受培训，是一名中国问题专家）私底下向华盛顿新闻界中那些有影响力的人传递一些信息，比如史迪威对其战区内战争的看法。史迪威并未同意这个建议。由于批评之声日益强烈，他“不愿意再费神去考虑做这些事情的风险了”。

正好大使要出发前往美国商量事情，我想谋得他对史迪威的支持并且通过他得到美国国务院内上层人物的支持。我向他提交了一份我认为叙述史迪威事情始末的备忘录。在那份备忘录中，我解释了史迪威的使命，还描述了中国人对此次战争的看法。在备忘录中，我陈述了以下观点：

所有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强烈意识到：联合国（二战时期的联合国指为对抗轴心国结成同盟的同盟国）中的四个主要成员里，中国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时间也最长。此外，就像俄国人和英国人一样，中国人的政治意识也比我们更为强烈。政治考虑在他们衡量形势（包括军事形势）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对政治考虑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俄国人和英国人。

日本人指控中国人想利用远的（美国）来打近的（日本），说明日本人越来越认清这个事实了。

对于俄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来说，我们流的血还不够多。政治考虑在他们衡量形势时变得如此重要，所以他们在战争中打击的不只是他们的敌人，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他们还在打击他们的同盟。

在描述史迪威与中国军队交涉时的问题时，我写道：

军官对跟日本人打仗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实际上这在兰伽（印度的训练营）就能找到蛛丝马迹。那里一位说中文的、与中国军官一直保持联系的美国军官表示十分惊讶，因为他的中国同事中没有一位表达过要上战场和日本人打仗的意愿，而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家都被日本人占领。在中国本土，情况就更糟糕了。

中国军队中腐败盛行，自然对战争也十分淡漠。中国军队有独立谋生的传统，他们也不得不这么做。许多部队都靠驻扎地的当地人生活。这种情形在很多日本占领的领域边界处更为严重。这些地区的中国司令官带着妻子和家人在此处定居，还做起了生意。他们控制边界线的走私运输并从中牟取暴利。

举个例子吧。湖南境内的一支专门破坏敌方设施的英国军队想摧毁边界线之间的桥梁（中国人和日本人就是通过这座桥梁做生意）。中国司令官听说这个计划后，命令英国人直接出去，说让英国打好自己的仗就行，湖南这里一切和平安宁，还说想闹事的是英国人。在云南-印度支那边界处的河口，中国人和日占区的交通往来十分频繁，相当数量的渡船会于特定时段内在分界河上来回穿行。中国的要塞从日本占领区获取粮食供给。1月末的一个清晨，预定的船只没能运来足够的粮食。中国司令官极为愤怒并发出了强烈抗议。日本人并不想中断这种关系，他们极为热心，几个小时后便发出特派渡船把配给运来了。

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腐败。不过区别就在于，当上级命令下来的时候，日本人还是能靠得住去打仗的。腐败并未使其衰弱。

史迪威想让中国在对日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有人提出建议：必须把租借的武器放到中国人手里，并且与蒋介石磋商发出进攻的命令。这样的看法未免太过天真。

事实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恳求和讨价还价：租借军备物资，以兰伽计划作为诱饵让中国人跟着他走。

结果是：美国报纸和广播频繁出现对中国军队过分夸赞的报道，这些颂词多数是因为在美的中国施压集团和美国的亲华派军人发挥了作用。这些所谓的赞扬给了那些想获得无使用限制的租借设备的中国派系可乘之机。几乎不言自明：中国人可能会建议的、替代史迪威将军的人，很可能是重庆的权势力量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人。这么看来，不能说中国人卑鄙或是恶毒——他们只是纯粹太政治性了。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责怪史迪威将军，认为他和中国人处得不好。史迪威将军不是一个愿意妥协的人。他并未隐瞒自己对中国人的真实想法，他认为中国人能力不足且腐败滋生。自然而然，许多中国人因此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

我对这种批评的回应是这样的：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处处充斥着政治和胡作非为。任何想调解、驾驭中国政治的美国军人会很快发现自己深陷其中，而且都在做些无用功，最后便被挤出局外。史迪威将军曾对我说过：“对我来说，最安全的路线就是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我还是同意这个看法的。中国军队不会因为甜言蜜语或是慷慨捐赠的军备物资而去和日本人打仗的。

中国人急需清教精神。中国人自身并不能产生清教精神，某种意义上，他们将希望寄托于蒋。如果中国军队要改头换面，那就必须通过史迪威将军。他说的话有时候能在精神上刺痛中国人，但是形势也还没完全恶化。超过二十位中国高级军官都私下找到他，告诉他他的直截了当帮了中国一个大忙，还说中国需要他，他应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之前也有人说过，即使是他的政治敌人，都被他那六个月在兰伽的成果所触动。他大概完成了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促使中国发起对日攻击。如果最终中国对日发起攻势，那这可以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回想起来，这也算是史迪威的合作声明。我低估了蒋介石的决心，甚至觉得他无能，而有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支持，要挫败史迪威在中国行动中讨价还价的愿望，对于蒋介石来说又是何等容易。

读完我的备忘录之后，史迪威说备忘录表达了他想说的东西。但是要是他自己说的话，必然是连篇的脏话。将军还说，“战后我想做的只是带着我的狗去林子里散散步，不想看见任何人”。

我在备忘录中要求和蒋介石谈谈补偿条件，就在我递交备忘录的前一天，总统写信给马歇尔，认为强硬的讨价还价“并不是正确对待蒋的方式”。那是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蒋并不会“使用和我们一样的方法”。当然，事实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蒋从儿童时代就养成了讨价还价的习惯，他本身能在国内拥有今天这样的权力地位也是通过讨价还价得来的。

总统在与马歇尔的谈话中声明：实际上蒋介石已经将中国置于其无可争议的统治之下，并且他“这么短的时间内在中国所完成的是我们几个世纪才能做到的事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这段阐述并未呈现真实的蒋介石，但是这恰恰反映了罗斯福对蒋介石和中国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马歇尔向史迪威传达了总统谈话的主旨。史迪威在给我看参谋长发来的信息时，偶尔会把无线电报直接拿给我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还批评史迪威“不顾”空战，他主张所有人都支持陈纳德。我在日记里隐晦地写道：总统想换掉史迪威，把他派到别的地方去。那时候我认为这是蒋夫人的阴谋使然，她那个时候是白宫请来的客人，忙于在华盛顿游说。我并不知道尽管那时候蒋夫人在公众和国会面前光芒四射，但她高人一等的姿态、任性且极不礼貌的做法，使白宫对她的热情逐渐消耗殆尽。不过现在看来，罗斯福想换掉史迪威，似乎是因为他改信了陈纳德，同时还认为这样可以安抚蒋。

如果史迪威真的会对总统给参谋长的信息做出回应，那他应该如何回应呢？我告诉将军，他不能争辩，最好敷衍一下就让它过去。我再次建议他派我和柏德诺去华盛顿，但他还是不同意，他不想屈服去开展那些政治活动。

事实是，马歇尔反复坚定地告知罗斯福这样一个熟悉的论点：建立地面力量比空袭更具战略优先性。

* * *

史迪威改变主意了。在他拒绝把我派去美国之后的第十一天，他告诉我我要和那位令人敬畏的法兰克·麦瑞尔一同前往华盛顿，后者将同陆军部进行磋商。他并没有说明我应该做什么。他知道我的想法——把他的故事告诉大家。显然，他把怎么讲故事的任务交给我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请求罗斯福召唤此时已是少将的陈纳德前往华盛顿，向罗斯福呈递一份蒋介石与陈纳德达成的关于空袭的计划。于是，马歇尔将史迪威召来华盛顿。我的任务因为史迪威的到来而简化了许多。

帕特丽夏和《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尤金·迈耶（Eugene Meyer）有来往，她既是该报的女记者，也是迈耶的一位家庭朋友，她说服迈耶邀请史迪威去他家见一些华盛顿的著名记者。对我来说，说服史迪威接受似乎更为困难，但是他还是同意了。晚餐八点开始，晚餐之后约有二十名记者加入我们。史迪威用他一贯的直率与他们交谈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口才很好，说的东西也很有说服力，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跟他之前与罗斯福那场灾难访谈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些记者说，史迪威让他们第一次对中国的形势有了客观现实的了解。

我和帕特丽夏在我们的小公寓中为他安排了与一些参议员见面。他再一次成功了。我们也没忘记战时政府可怜的孤儿——美国国务院：我说服史迪威见一见霍恩贝克和赫尔。谁知道呢？可能会因此发生一些什么好的事情呢。

我不想卷进史迪威和陈纳德的不和当中（尽管我是史迪威的拥护者），我认为陈纳德应该能把他自己的情况说清楚。除此之外，我也挺崇敬他的：与其他一些飞行员截然不同，他是一名严肃的战斗飞行员。所以我也为陈纳德安排了和霍恩贝克的谈话。

这次访谈之后，霍恩贝克告诉我，我和史迪威“在推销方面实在是经验不足”，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国人的积极面，而不应该放在中国人的弱点上。然而，因为之前误导性的推销，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的形象早已经是过分吹嘘后的形象，积极应对的第一步便是正视中国的弱点并找到相应的对策。

柯里问我，他如何才能与史迪威讲和。马歇尔已经冷漠回绝了他试图调动史迪威的请求。他现在想和战区指挥官建立友好关系，试图巩固其在白宫中中国事务专家的地位。我建议史迪威冷静地接受柯里，史迪威也同意了。

我利用午餐茶歇的时间见了许多华盛顿通讯记者和专栏作家，我就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向他们介绍中缅印战区的情况。在纽约，我的中国传教士朋友的儿子、蒋介石政府成立的热心宣传者亨利·鲁斯（Henry Luce）邀请我共进午餐并与我交谈，不过我们都没有改变对方的想法。

和国务院战争经济局的一些官员开完会之后，我意识到我的一些与美国官员私下交流的言论已经被报告给了宋子文，而且他听了之后很不高兴。我拜访了宋子文，告诉他他听到的那些所谓我的话语都是夸张不实的报道，希望他不要误会。这位中国外交部部长回答：“华盛顿没有秘密。放心吧，戴维斯先生，开的所有会议我都能拿到完整准确的信息。”这样的大话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

[1] 原文为cookie-pusher，意指花费过多时间参加社交活动的外交家。

[2] 英国陆军元帅，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赴法参战，任英国远征军第一军军长。1941年12月起任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英方首席代表，为协调英美两国战略计划做出了贡献。

[3] 英国著名军事统帅，曾担任帝国总参谋长、澳大利亚总督，曾指挥英军在缅甸对日作战。

[4] 美国起义者、废奴主义者。1859年他领导美国人民向哈珀斯渡口进军，举行武装起义，要求废除奴隶制。历史学家认为他对南北战争发起有重要作用。

第十章 与那加猎首者一起

这次经由驼峰航线飞往中国的航班上有包括我在内的17位乘客。那是1943年8月2日清晨，我们在美国军事运输飞机上等待飞机从印度东北角的查布亚空军基地起飞。给我们送供给的无聊下士开着卡车来到飞机的门口处，直接把降落伞朝我们扔了过来。

我和其他几位乘客的降落伞没有救生背包。美国大兵们喜欢甜食和纪念品，他们通常会为了应急食物中的巧克力而把应急食物拿走，他们还以拥有一把折叠弯刀为荣，所以也会把丛林刀拿走。没人把这样欠考虑的小偷小摸行为当回事儿——“哎，美国大兵就是美国大兵，大家都这么干。”

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要去重庆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一系列广播报道。威廉·斯坦顿（William Stanton）是战时经济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的一名官员。他们二人和我是飞机上的三名平民乘客。飞机上还有一名中国下士、一名中国少校、两名美国初级军官和十名美国中士和下士，这些美国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得克萨斯州、缅因州、纽约州、蒙大拿州等。塞瓦赖德，此人我在华盛顿时就与他打过照面。我与其中一名美国军官也比较熟悉，他是邓肯·李（Duncan Lee）上尉。邓肯也是传教士的儿子，父母都在中国当传教士。他曾是罗德学者，现在是“疯狂比尔”多诺万将军为战略情报局聘用的众多极有前途的年轻律师中的一位。邓肯是华盛顿战略情报局总部的一员，我第一次见他就在华盛顿。我们曾一同从华盛顿经由伦敦、阿尔及尔和开罗前往中缅印战区，他现在是在中缅印战区巡视。

我们乘坐的飞机是柯蒂斯突击队的C-46运输机，双引擎，比可靠的C-47战机还要大。C-46运输机是当时新开发的机型。因为战时极其需要任何会飞的东西，所以C-46运输机还未经过妥善彻底的检验就投入使用了。由于并未排除所有的机械故障，所以它的发动机很容易出现问题。

不过，伴着飞机发动机让人放心的轰鸣声，我们还是起飞了，飞机稳稳地向前冲、向东飞，我把担心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在飞机尾部的铝桶凳子上坐着，尽量让自己舒服地待着，还小憩了一会儿。约一个小时以后，也就是早上九点左右，我们穿越了第一层山脉到达了缅甸中南部上空，当飞机正要继续前往中国边境的高大山脉屏障时，两个发动机中的一个不工作了。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返回基地，希望另一台发动机能使飞机维持必要的高度以穿越我们和基地之间的山脉。不久，机工长——一名中士——走到机尾拉开了舱门。我们不断下降，为了减轻飞机的重量，所有的行李都要抛出去。我看着我的旅行包离开机舱，还是有些遗憾的，因为里面装着给中国朋友和一些熟人的礼物，包括给孙夫人宋庆龄的一瓶上好的干邑白兰地和几瓶她喜爱的棕色墨水。

飞机还在下降。我走上前问机组人员我们到哪里了，但是无线电话务员忙于处理与基地的紧急通信，两位飞行员不安地盯着他们的仪器，一声不吭，全神贯注。没有人回答我。关键是我们知道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伸向缅甸北部的两个狭窄凸角，如果我们不得不拿上降落伞往下跳，还跳入了敌人的控制区，那就真是从油锅又跳入了火坑。不过我的结论是：因为日本人占领的凸角面积非常小，要正好跳入敌人的控制区似乎也不太可能。估计着我们不得不马上就往下跳了，我回到机尾座位处，把唯一的武器——一把反曲刀——绑在了我的公文包里。

这把大弯刀是那种廓尔喀人用来砍脑袋和树冠的刀，是前一天海登·柏德诺将军给我的，想让我把玩或是挂在娱乐室的壁炉架上。因为海登忘了把刀鞘给我，所以我把这把反曲刀绑在公文包里，希望落地时我不会被刀刃弄伤。接着我又把降落伞绑在身上，这还是我第一次穿这么精妙的装置。

每一个在这架破飞机上的人都对灾难毫无准备，而且其实每个人私底下都很害怕。我们这个团队很涣散，大家都心烦意乱，也没有人指挥一下把我们团结在一起。飞行员含糊不清地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跳下飞机。我可不情愿离开C-46铝制的冰冷怀抱，也不愿意一头扎进3000英尺下冒着热气的原始丛林，我只是犹犹豫豫地走向前。

但是没有其他人走向前、走出门，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还是决定了结这不可避免的事。几天后我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里描述道：“我站在倒霉的突击队运输机机舱门那儿说，‘好吧，如果没人跳的话，那我就跳了。总得有人带个头吧’。”我把公文包和反曲刀放在胸前抓牢，右手抓住降落伞的释放环，摇摇晃晃地走出舱门，迈向未知的蓝色远方。

周围很吵很黑，风呼呼地从耳边吹过，我闭上了眼睛。我曾在小说中读到过，伞兵都是数到十才拉动开伞索的。我按照书上说的这么做了，数到十之后用力拽了一下释放环，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我继续往下掉，所以只能使出吃奶的劲儿。突然我感觉自己被猛地向上拉起了一些，然后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蓝天、白云，还有我头顶上好看的闪闪发光的降落伞。不过我的公文包和反曲刀不见了。一定是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降落伞上，手就松开了。

我下方几百码的地方有三个降落伞在漂着。那架讨厌的C-46迅速离开，飞往印度。真该死，我心里想，他们丢下我们，现在他们就足够轻了，就能返回基地了。我就这么狭隘地想着，突然我意识到自己下降的时候像个钟摆似的在晃。我从来没在书里读到过这样的情景，但我想起来伞兵应该能够通过有选择地拉动开伞索在空中自由移动。我用力拉了几根绳索，但是只换来降落伞恐怖的透风声。我没再乱试，降落伞又一次鼓起来了。下落过程中大概最后100英尺下降得特别快，我猛地掉落在山的一侧，打了几个滚，幸好被降落伞拖住了。就在我急忙挣扎站起来的时候，邓肯·李落在离我100码开外的地方。然后是得克萨斯州的怀尔德（Wilder）中士，最后是一名中国少校。

我们非常幸运，落在一个不太陡也没有树的山腰上，山上都是草和四散的低灌木。丛林在更低一些的斜坡上和下面的山谷里。尽管身上瘀青、精神紧张，但没有一个人受重伤。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我们突然落在这样一片荒地上，看不到任何人或是人待过的痕迹。那些美丽安静的山地和山谷中都潜藏着些什么？可能是老虎、豹子、野生水牛。我们会遇上什么样的部落，是友善的部落，还是猎首者，抑或是可能会把我们出卖给敌人的部落？日本人在哪里？对抗水牛也好，对抗日本帝国军队也好，我们全部的武器就是邓肯的点四五口径手枪。

至少我已经吓得全身僵硬了。我的嘴里全是灰尘且极其干燥，渴得不得了。斜坡下面是一条溪流，灌木丛中还有一个小池塘。我们就去喝水了。我们跪在地上，手捧着清凉的水喝了一口又一口。过了一会儿，我抬起头，看见池塘边的灌木丛有一处缝隙，缺口处有一张脸盯着我，那张脸上满满的都是好奇心。目光中并没有敌意。我笑了笑，点点头，然后灌木丛中又出现了其他几张脸。很快六个部落成员也和我们一起在池塘旁边了。他们身材都很好，穿着腰布，有个茶托大小的铜盘保护他们的生殖器。他们带着有红流苏的长矛，背上还绑着长长的类似弯刀的匕首。

我们这些天外来客有很多担心和问题。可是怎么问他们呢？那位少校用中文脱口而出，“我们在哪里”？似乎对这些看起来像中国北方人的部落成员说中文再自然不过了。但是没有回应，他们甚至都没有露出要试图理解的迹象。那些神奇又安静的野人只是用特别迷恋的眼神盯着我们。然后我发现一只水蛭爬到我的胳膊上了。没有燃着的香烟或是盐之类的能赶走水蛭的东西，我只能试图用手指把它拉开，可是没能成功。一个部落成员，看起来明显比其他年轻勇士的级别更高，第一个从灌木丛中出来，走上前来用手拉开了那只水蛭。太好了——这是个友善的举动。

我在小笔记本上认真地画了一个火车头的简图，自己还发出火车的汽笛声。那位长者和他旁边的人看着我画的图和涨红的脸，一脸茫然。结论是：我们可能离铁轨很远（缅甸境内所有铁轨都由日本人控制）。或者，我们是不是还靠近敌人控制的丛林之路呢？我画了一面日本旗，但是没有红色的铅笔或钢笔，结果画出来的东西离写实艺术差得太远。观众兴趣极大，但是没有一丝认同的迹象。我们距离战斗区域远吗？我尽力用自己的声音（不过音调比较低）再现战争的声音，同时还反复把想象中的来复枪举到开火的位置。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是第二个：如果附近有战争，那具体是在哪里？我带着极度求知和困惑的表情接连表示出地球的四个季节。我的表现似乎得到了认可，但是观众对我的一系列问题还是没有要给出答案的意思。

我决定换个方法，试图找出我们离英国军事基地有多远。我再次用不太令人满意的应急办法，画了一面国旗，这次我画的是联合王国国旗。接下来就是怎么解释清楚距离这个概念了。如何向这群不穿裤子的绅士们描述或表演出一英里的概念呢？或许，用流逝的时间来演出距离这个概念就不那么难了。所以我手指向太阳，把手臂滑向日落的地平线，然后我闭上眼睛，脸侧躺在手掌中，还轻轻地打鼾。之后我醒了，用手指向东方，又把太阳带回了它当时的位置。他们表情严肃、全神贯注却无动于衷。现在还是要赶快问这一系列问题中的关键部分：要经过多少这样的昼夜轮回才能到达有联合王国国旗标志的地方呢？我又一次露出急于知道答案的困惑表情（我的确也很困惑），我举起了一根手指、两根手指……一直举到了十根手指。还是没有人回答。表演到此结束。

部落成员做手势问我们要不要和他们继续向前走。虽然带着些疑虑，但我们还是同意了。我们会被带去哪里，会面临什么情况？我们向山上爬时，一位走在我旁边的健壮野人指着山坡上方，笑了笑，用手在喉咙处做了一个切割的动作。虽然他和他的同伴没理解我之前的哑剧，但是我觉得我知道了他想告诉我什么——要割断咽喉。不过，是谁要遭此厄运呢？

到目前为止，那二十几个把我们带上山的部落成员还未对我们表现出任何敌意。不管怎么样，即使有邓肯的点四五口径手枪，我们还是任由他们摆布。我们是否能够逃生，是否能有希望回到我们的同伴中间，这些都取决于这群人是不是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避免任何对他们的怀疑、不信任或是不友好的态度。同时，我们好像也不应该刻意去讨好他们。在我看来，有尊严的示好似乎才是正确的做法，同时还要警惕我们可能触犯什么禁忌。

* * *

上山的小道是笔直的，没有丝毫蜿蜒，坡度也不平缓。我认为，这条直达的公路工程便是两点之间那条最短的线路了。当然进攻起来极为不便。刚开始按部落成员的步速，我们跟在后面气喘吁吁，落后了有100码。后来他们知道我们跟不上，便放慢了脚步，还停下来休息。

约半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山脊的最高处，看见了村庄，看见了建在木桩上的房子。居住区里的女人们都出来站在走廊上好奇地向下张望，想看看她们的男人从山下带回了什么。她们站在栏杆边上，赤裸着上身，倒也是道有趣的风景。我们被直接带到了一个长长的房子里，我觉得那可能是一个村民集会地和男士俱乐部的混合体。

部落成员站在巨大的走廊上，兴奋地向我们指着近处山脉后冒起的一柱黑烟。C-46还是没能成功返回基地。我潦草地写了一张纸条，措辞谨慎，以防落入敌军之手：“今晨跳伞的人加入了村庄的队伍中。送信人会给你带路。埃里克，这封信也是给你的。——约翰和邓肯。”我用手语请求首领派一名部落成员送出这则消息。交谈许久之后，一位勇士抓着那张纸条出发了。

那之后我们漫无目的地消磨着时间，但部落成员们对我们特别有兴趣，他们检查我们的衣服，还研究邓肯的左轮手枪，当然谨慎起见邓肯已经把弹药卸下来了。整个气氛极为放松且友好。我们渐渐也不担心暂时的安全问题了，但是还是为一些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困扰：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回到文明世界？

部落首领似乎觉得这场会面应该办成一次特别的活动。他带着与生俱来的威严，递给我一把银质刀。我不知该如何正确回应，只能虔敬地注视着这件武器，同时绞尽脑汁地想该用哪种礼节来回应。我的总结是，最有意义的并且最不容易引起误会的就是也给他献上礼物。我双手手臂张开，恭敬鞠躬，把我的降落伞递给这位精瘦的老人。他无动于衷地接受了这件进贡给他的丝织品。

接下来我又献上我的腕表。在这儿不用乘火车也不用去赴约，我觉得，在回到（如果我们能回去）以小时和分钟计算时间的那种生活之前，没有这个计时的东西我也能过。我献礼物的第一步就是用手语简单介绍了一下手表的本质和意义所在。我和首领都觉得这太难进行下去了。所以接下来我一本正经地把手表取下来，戴在了首领的手腕上，好像手表化身成为护身符了。首领大人还是不露声色、面无表情，我当时想，或许我还是留着它比较好。

同时，宴会即将开始，准备工作也正在进行。大火点起来了，大罐的米酒也端上来了。显然，这次宴会只是男性之间的聚会，村里所有的男性都来了，而且相当正式。首领依照一种我不熟悉的礼仪安排了座次——更准确地来说应该是蹲次。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天外来客被安排在一起。

主菜也上来了。主菜是只山羊，一只活生生的疑容满面的山羊。它被直接带到我面前。首领递给我一把大长刀指示我砍掉羊头。所以，这就是来的路上那个陪同比画的被割断的咽喉了。虽然比起被执行者来说，做执行者更好，但是我觉得自己还配不上这样的荣耀去杀掉这头坏脾气的老山羊。怀尔德中士是得克萨斯人，我想他可能是结束这头坏脾气的牲畜的最佳人选。我告诉首领怀尔德将在此次庆典中做我们联盟的代表。显然，这位得克萨斯人不太积极，但他还是抓起刀。三位勇士摁住不配合的山羊，他便把这头牲畜的头砍了下来。

接着山羊的躯干在我们大家中间一个一个往下传，我们应邀从脖子的残余部分饮山羊的血。山羊血尝起来寡淡无味，像是还未冷冻、没加伍斯特辣酱和柠檬的番茄汁。这样的兄弟会告一段落以后，山羊就放在火上烤了，随后便传来一股山羊毛烧焦的恶臭味。

我们集会的外边有几个部落成员在喊叫并指向山谷的上方。我能隐约听到飞机的嗡嗡响声。如果是我们的飞机，我们就迅速分散开来，然后挥舞降落伞。但如果是日本人的飞机，我们就不能暴露自己。噪声又大了一些，听起来像是我们的运输机，然后飞机出现了，就在离我们几英里的山谷上空飞行。对，那是我们的一架C-47。我们用力抛出降落伞，傻傻地叫着跳着。但是飞机飞走了，飞向了山谷，飞过了山脊之后就消失在视线中。因为飞机没飞直线而是转了个大弯，我猜测它要么是一架接到C-46遇难信号的在找我们的搜寻机，要么就是在执行补给投放任务，给地面军队输送物资的飞机。不管是哪种情况，看起来我们都有些许希望。

最后山羊烤熟了，大家又聚集起来，宴会仍在继续。食物包括没加调料但味道辛辣的山羊肉和寡淡的米酒。宴会很快结束了，随后首领把怀尔德中士带到一边，指示说这位得克萨斯人将陪同他去村庄里的其他一些地方参观。“小心女人”，我在怀尔德身后朝他含糊不清地喊了一句。我和邓肯还有那位中国少校被留下来和大家待在一起。自我们见到这群饮山羊血的兄弟们起，我们就一直在打哑谜，我们厌倦了猜字游戏，也厌倦了这里的动物、蔬菜和矿物。显然，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最简单的言语交流。同时，为此我们要做些什么？要多久他们才会欢迎我们？我们如何才能在一架飞机再次突然出现时更好地发出信号？我的纸条能送到埃里克和同伴那里吗？他们会和我们汇合吗？

怀尔德到底去哪里了？太阳快下山了。村庄边缘传来喧闹声，声音越来越大。给埃里克送信的人出现了，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亲爱的约翰——这里有十一个人——两个伤了腿——供给投在这里，飞机还会回来——救援队在路上——来这里吧——我们在飞机残骸南面约一公里处。埃里克。”

好吧，这就足够清楚了，也十分振奋人心。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趁着天还没黑赶紧出发。送信人的归来让大家十分兴奋，他还向大家讲述飞机坠毁的故事，首领和怀尔德都被吸引回来了。“怀尔德，这么久你都干了些什么？”“噢，就他和我，我们在说话呀。”我心想这怎么可能。但是转念一想，这位沉默寡言的得克萨斯人和首领之间的谈话可能就像我在内蒙古认识的一位瑞典商人（贩卖马和骆驼）与他的蒙古业务联系人之间的谈话差不多吧。都是些简单的问题或陈述，对方也没什么回应，十到十五分钟也就这样过去了。

热情谢过首领和我们的歃血兄弟之后，我们跟着送信人出发了，陪同我们的还有三四名勇士。暮色降临，部落成员想加快脚步。但是显然，我们连他们正常的大踏步都赶不上。所以，他们只能调整以适应我们跌跌撞撞的步伐。就在天黑之前我们停下来了。勇士们跳到灯芯草丛中去了，姿势极为夸张，就像跳芭蕾一样。他们拿着大刀在灯芯草丛中挥舞，然后灵巧地把灯芯草扎成束做成火把。其中一人收集了一小堆易燃物，摩擦火石打出火来，他和他的同伴就用这个点亮了火把。

我们继续艰难前行，但是现在有了火把。夜幕来临，我们需要这样闪烁的光芒，因为小径有些看不清了，行进变得困难，路也时不时地变得陡峭起来。至少我还是觉得挺宽慰的，因为想到我们头顶的火光会让周围那些大型猫科动物不再觊觎我们。火把一直在燃烧，即使一场季风雨把我们都淋透了，火把都还没熄灭。我们连走带爬继续向前。我已经不再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目的地了；我迷迷糊糊的，满脑子只知道要站稳，还要向前挪步。大概就这样过了四五个小时，向导开始高声提醒我们了。我们来到一处低矮的木篱笆处，走进了一个黑暗的村庄，又被带到了一个长长的房子里。就在那儿，多数人都围在火边睡着了，这些人就是我们C-46上的同伴们。

* * *

埃里克醒了。我全身湿淋淋地跟他打了个招呼，“我想，您就是塞瓦赖德博士吧”。我们离开大部队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位中国少校跳出去以后，下一个人在机舱门边待住不动了，当时场面陷入了巨大的混乱。这就解释了我们之间为什么隔得这么远——因为直到飞机飞离我们的视线到达一个山脊上方时，他们那些人才陆续往下跳。除去一名副驾驶员，每个人都从这次坠机事件中活下来了，那位副驾驶员的降落伞好像和机尾缠在一起了。无线电话务员一直与基地保持联系，帮助总部确定飞机的位置，他后来掉在了一棵树上，把腿摔断了。埃里克安全降落在他附近，所以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其他人都是轻伤。

部落成员很快就发现他们了，而且看起来十分友好。坠机之后约一小时，一架搜寻机就出现在上空，很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那架飞机。搜寻机往下投放了毯子、口粮、无线电广播发射机（掉下来时摔坏了）和让我们留在原地的指令。几个小时之后第二架飞机在上空盘旋，投下指令，让这些人留在原地，不要进村（因为当地人可能不太友善），不要分头行动。埃里克这群人发出需要医疗救援的信号。秉着乐于助人的态度，下午晚些时候，第三架飞机到达上空，带来了一位叫唐·弗利金杰（Don Flickinger）的航空军医，他是一名陆军中校，还有其他两名医师，他们就这样带着任务飘降下来了。

到了早晨，村里人就没那么热情了。一些长者因为思想保守，对我们的存在表现出了不满意的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二十二名侵入者不请自来，还是从天而降，而且占领着小村庄里最重要的屋子，这至少是挺让人讨厌的。幸运的是，这个团体里有一些开明者，除去消灭我们之外他们想出了其他好办法，那就是把我们和他们分隔开。他们用愉悦欢快的手势把我们引出栅栏之外，引到了一个缓坡草坪上。在不过约三四个小时内他们就用大树枝给我们建起了几个竹屋。竹屋四面敞开，但屋檐极宽，倾斜出约四英尺。

供给飞机出现，给我们的指示是留在原地，会有印度的救援部队来找我们。我们待的地方是一个叫那加（Nage）人的少数民族猎首者定居的区域。为了能让我们自己保护自己，供给飞机扔下了一些卡宾枪和弹药。这些东西落在了山坡下方，离我们有半英里远。我们冲下山坡要拾回这些包裹，但是那加人更为敏捷，他们拾起武器装备直接交给了我们。其他的救助品也从天而降，比如灌装的饮用水（美国生产的饮用水）。他们根本没想到这是季风季节，也没注意我们驻扎的地方离山里清澈的溪水只有100码，溪流流入谷底，形成瀑布般的水流。我猜想救援的传统就是给美国人投放美国水，才不管他落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呢。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也一直得到了饮用水，当然还有其他更为实用的东西：食物、糖果、杂志、卫生纸和墨水。还有能够促进我们和那加人关系的东西：几个麻布袋装的盐。这里没有盐，所以部落成员收到这些时十分感激。

第二天，猎首者主人中的开明者在他们给我们建造的竹屋前集会。他们带来了一头矮小的公牛，他们把公牛拴在树干上。一个仪式要开始了，我们面向这头野兽和部落成员庄重地排好队。一个那加人后来宰杀了那头牛。我感到一阵恶心，想着我们会不会又要强迫自己饮下鲜血，但没有，我们省去了这样一次痛饮。我们似乎应该给些回应才比较合适。我想是在埃里克的建议下吧，我们参差不齐但是声音嘹亮地高歌了一曲《我一直都在铁路上工作》（I’ve Been Working on the Railroad）。现在，我似乎显得又要立誓，与另一群猎首者结为兄弟。我希望那不意味着，以后在某次考验忠诚的冲突中，我们会在两派之间进退两难。

* * *

在等待救援队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来救我们的日子里，生活几乎一成不变。

在地面安全地度过一晚之后，我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竟是触手可及处一两个蹲坐的那加人。他们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看我如何恢复神志。从黎明到黄昏，我们都处于一种被观察的状态——我们代表着无尽的新奇。猎首者对我们的食物尤其感兴趣。他们对丢弃的美军战斗口粮的罐子、线头和布头都赞赏有加。于是我们就拿这些商品跟他们积极地开展贸易，换取新鲜农产品。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寻找特价品的猎首者在我们的竹屋里进进出出，我们在营地里专门留出一小块区域来充当贸易市场。部落成员很快明白这个地方就是有着商业本质的开展交易的地方。因为我还害怕毫无节制的讨价还价和以物易物会招致我们和那加人之间的误解和敌意，于是我试图对经济进行管制。我们先从控制价格开始，比如说一个空的口粮罐头换两个鸡蛋。但是后来，野人们对现代便利的需求逐渐饱和，航空运输司令部从天上投放下来的大量供给使得我们的空罐堆积如山，最后锡罐市场惨况空前。但一切都是如此有趣，那加人似乎和我们一样很喜欢搞这样的经营。

许多部落成员都深受溃疡疼痛之苦。一两个胆大的让中校弗利金杰博士把磺胺药剂洒在溃烂处。显然第二天药物开始发挥作用了。弗利金杰像是在经营一家“猎首者纪念诊所”。但是来上药的都是男人、男孩儿和婴儿。即使是被病症困扰的妇女都是要远离我们的。

所以，最终结果是，这群野人没有处决我们，而是接纳了我们。我想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来到他们中间的方式。如果我们不是一股脑儿从天上掉下来，如果我们是从地面穿过竞争激烈的领土界限进入他们的领地，我们就会中他们的埋伏，我们的头骨可能已经成了当地居民收集的战利品了。如果我们在他们第一晚的友好之后还试图待在那个长长的房子里，我们有可能也已身首异处了。

比起那加人，我更担心日本人。我猜测敌人监控着我们的无线电通信，因此已经知道我们一行人掉入丛林，他们和我们的人一样有能力进行三角测量，从而知道我们的位置。1943年8月日本人仍然是有能力组织扫射突击队、从丛林基地中派遣巡逻队和小型任务组的。我估计日本人对我们很有兴趣，而且他们很容易抓到我们，所以我建议在我们的营地内部和营地周围挖沟渠，周围还要有守卫站岗。我的建议没什么人响应。我们的防御战略还是几个人整晚围坐在营火周围，而卡宾枪靠在竹屋的柱子上。对于任何敌人来说，这样的防御都是极易攻破的，而且火光还使得我们极易被发现。但也同样是这样的火光，又成为我们面对眼镜蛇和老虎之类的虫兽的极佳防护。

我断断续续地摘记了少许给妻子信中的片段。8月9日：

现在是中午，正在下雨。因为是季风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大多数时间都在下雨。我坐在铺在地上的降落伞上，下面还有一层毯子和防潮布，靠在一个小树桩旁，这棵小树既是我们平时身体的倚靠，也是我们杂草盖的小屋的支柱。我能听见身后100码外溪流奔腾流向陡峭山下的巨响。在谷底，印度丝绸般的迷雾在对面山坡上缭绕，山顶都消失在浅灰色的云雾中。邓肯在我对面坐着，只穿了一只鞋，手还不自觉地在腿上搔痒。埃里克在我们九人竹屋的另一头，盖着毯子蜷缩成一团，睡得很熟。

8月14日我写道：

他们给我投放了一些墨水。奇怪的是我发现墨水很难写字。埃里克也这么说。我们两个会写一些东西，他们都不用墨水。我跳伞的那天被水蛭咬了一口，感染了，已经躺了两天了。中校医生昨天和今天都没用热敷布，他给我服了一些磺胺嘧啶，所以我现在有些头晕。救援队今天或者明天就到了。我希望到时候我已经好了，能走路了。不然被人抬着真是太丢人了。

有一个人从丛林绿色的迷蒙中向我们的草地大步走来。那是个年轻的英国人，金发，没戴帽子，穿着淡蓝色的马球衫，领口微开，下身是深蓝色的法兰绒短裤，还有到膝的袜子和厚重的粗革皮鞋。他没带武器，只拿着一根细细的竹竿和一个黑色的登喜路烟斗。这个人是菲利普·亚当斯（Phillip Adams），他在崇山灌木中走了12天来救我们。他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他是印缅边境丘陵地带的民政长官，在对付那加人方面很有一套。

亚当斯带着一个行动小组，约有60名那加侦察员，他们的装备比较稀有，都是珍贵的步枪和猎枪。尽管没有统一着装，但是这些那加战士显然都是受到文明熏陶的，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的是卡其短裤而不是遮羞布。这些侦察员的衣服脏兮兮的，也没有过多的修饰，他们是亚当斯的保镖，当然在回去的路上也会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卡宾枪。

这不是亚当斯第一次来般沙（Pangsha）村，也就是我们营地旁边的那个村庄。他几年前带着阿萨姆步枪队的一支分遣队也来过这里，奉命前来烧毁这个村庄。亚当斯后来告诉我，那是对般沙村的惩罚，因为他们在猎首方面实在是过分活跃。

亚当斯在向我们说明行进计划的时候都是轻声细语的，几乎可以说是害羞吧。我的感觉是我们都围着他、盯着他，不断地问他问题，那种方式让他觉得我们美国人难以招架。为了符合他在那加人眼中的地位和威望，他单独占了一间竹屋，离我们的竹屋还真有些距离。他经常去那间竹屋洗手洗脸、换衣服，但是令我失望的是，他不会专门为了晚餐换一身行头。他的男仆从一壶朗姆酒中给他斟了一杯餐前酒。那个仆人在竹屋前放了一张折叠桌，铺上白亚麻布，放上银餐具。我们的长官笔挺地坐在他的英国军官椅上，仆人给他端上了一份难吃的（如果是典型的英裔印度菜）晚餐。无关人员最好不要靠近餐桌。所以那些野人和我们这些美国人只能远远地看着。

因为我们要拆掉营地离开这里，村里很多人都在场。我就站在亚当斯旁边，看着他们争夺我们留下来的那些东西——绳头、布料、瓶子这类的东西。他们喋喋不休，能看出来彼此还是在很友好地争论。突然几个猎首愤怒地提高了声音，而且开始跳上跳下。亚当斯马上紧张起来，用低沉却坚决的声音对他旁边的几个侦察员吩咐了几句。他们悄悄地走到发生纠纷的地方去。亚当斯自己抓着一两个猎首者的头发，与他信得过的侦察员们把一触即发的大屠杀压下来了。可敬的亚当斯解释说，刚才差点就要发生屠杀了。当他们开始跳上跳下的时候，他们下一步的举动就是拿出长刀开始砍人。

此次行进持续了两周时间，我们跨过高山，偶尔穿过村庄，我们的供给飞机会投放食物和其他一些杂物，还有给村民的盐。路上我给妻子写信说：

行进过程中大多数时候还是很忙的——我们拆营地，建营地，看风景，看亚当斯的仆人，看那些强硬的野人侦察员，和队里其他人聊天，希望这一天见鬼的徒步可以结束。晚餐后还要扎营和闲聊。

这是我走过的最难走的路。直上直下，这样那些打算追我们的敌人就不容易追上我们。风景很美。离目的地还有六天路程时，我们驻扎在7000英尺高的地方，从那里我们看见了那条巨大曲折的河流（雅鲁藏布江），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山上的薄雾十分漂亮，一直绵延到谷底。我们在溪流和瀑布旁边停下来，去饮清冽甘甜的泉水，看玲珑鲜艳的兰花的叶子，湿润的粉红兰花也很美。

我们行进的最后一个周日，空中饮食服务给我们加餐了。他们用降落伞把食物投到我们这儿，是那种母亲通常做的周日晚餐：热番茄汤、热炸鸡、肉汁、土豆泥、豌豆、热饼干，甜点包括巧克力酱冰淇淋、椰子蛋糕和咖啡。如此丰盛的食物令人感动，他们真是做出了巨大努力，毕竟他们要相互协调和改善技术等。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

随着我们接近旅途的终点，所见到的那加人的相貌和村庄的面貌越来越不好。我们遇到的第一批那加人有着出色的体格，他们朴实、自重而且性格直爽。而在“文明”边界的那加人看起来就没那么健壮，也不太自信开放。亚当斯说英国人现在有保护那加人免受外部利用的政策。印度人和其他商人都不准进入那加人的领地，那里被视为封闭的人类学的保护区。我觉得只要那加人能得到这样仁慈的、实实在在的保护，也是很不错的。

我离开了猎首朋友们，不能说没有遗憾，因为我很感激他们。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很照顾我们。在和我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直很高尚——他们找到了我的公文包和反曲刀，直接拿来给了我，包虽然凹陷得很严重，但是东西都还在。我还收到他们主动送给我的礼物——一把刀鞘。那把刀鞘是两块竹子凹板做的，用编制的竹条绑在一起，还装饰有烧制的线条花纹，画了一架飞机，下面是一个降落伞，降落伞下还挂着一个人。

第三部分 公共外交和个人外交

第十一章 战争的政治

“中缅印战区”（China-Burma-India Theater）是五角大楼创造的一个地缘表述。在这个战区中，史迪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仅就在该地区对美国军队的指挥权而言。中缅印战区与其他三个战区——中国战区、印度司令部和东南亚司令部（SEAC）——存在重叠。

当然，中国战区当时处于蒋介石控制下，而史迪威名义上是其有名无实的盟友的首领。印度则是在印度战区总司令、陆军元帅阿奇博尔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的控制下。而在韦维尔当了总督之后，陆军上将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接替了他的位置。史迪威在印度司令部并无实权，却将自己两个指挥部中的一个设在了新德里，另一个在重庆。

东南亚司令部由海军元帅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勋爵指挥。他是一位时髦、优雅、勇敢的年轻海军贵族。他被指派为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SACSEA），被任命为总指挥（Supremo），这样就与蒋介石“委员长”（Gimo）的名号并驾齐驱了。史迪威则被任命为副总指挥。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的作战范围基本都在水上，如锡兰，以及敌方占领的英国、荷兰和法国殖民地，其中包括缅甸。1943年，当东南亚司令部建立的时候，我预测其职能是以水陆两栖的方式夺回殖民地，忽略缅甸，目标直指新加坡。蒙巴顿元帅的指挥部坐落于康提的一个洋溢着田园诗意的植物园，位于锡兰群山连绵的中部地区，与海洋和这个岛国仅有的几个机场保持了尽可能远的距离。

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指挥部对史迪威的影响，从他在缅甸北部行动中的地位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其麾下大部分为中国士兵，对此他需要对蒋介石负责。支持他的美国第十航空队驻扎在印度，而且他所有的补给线都途经印度，这就使其对奥金莱克有所依赖。由于军事行动在缅甸进行，所以他又在蒙巴顿的控制之下。东南亚司令部将缅甸前线分成了数个作战区，并让斯利姆将军指挥北部战区。由于史迪威坚持要得到北部战区野战部分的指挥权，所以他使自己屈居人下。然而与此同时，作为副总指挥，史迪威的级别又高于斯利姆。所幸，二人尚能理智共事。

在中缅印战区的构架中，史迪威指挥着麦瑞尔位于缅甸北部的美国作战分队、美国第十和第十四（陈纳德）航空队、美国在印度和中国训练的中国军队的分队，以及从卡拉奇到中国东南部桂林市的补给、运输和工兵分遣队。

为史迪威效力并在某些方面受其指挥的，是一些平民和准军事组织。美国战争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除了对中国和印度平民进行政治宣传，还提供心理战的物资，如从空中向日本人投下宣传单，并指派宣传战专家到一些作战地区，比如他们会在这些地方呼吁日本人投降。

还有一个平民组织名为经济战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它为美国购买战略物资，并收集和分析敌方的经济信息。而正是因为它的后一个职能，经济战委员会还为中缅印战区总部服务。经济战委员会和战争情报局的这种民间行动，在中国是服从大使的管控，而在印度则是服从总统个人代表的管控（由于印度当时并非主权国家，所以像交换大使这样的正常外交关系并无可能）。只要经济战委员会和战争情报局的行动进入了军事领域，中缅印战区对这些行动的指挥，即便没有实权，至少也与其利益攸关了。

由于有众多军事方面的烦心事，史迪威花在这两个新平民机构上的时间便寥寥无几。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两个机构关于打仗的任何意见。他帐内的高级陆军主力的态度，也反映了他对这两个机构的漠不关心。

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作为一个准军事组织，在史迪威及其下属的管理下运作良好，其中一个叫作机密行动（Secret Operations）的部门，至少就参与了刺杀敌军和破坏行动。而机密情报部门（Secret Intelligence）旨在进行间谍活动，并跟踪敌军。士气行动部门（Morale Operations）负责进行黑色宣传，但其角色模糊不清。研究分析部门（Research and Analysis）则负责学术研究。

1942年底至1943年初，战争情报局、经济战委员会、战略情报局等各式各样的力量纷至沓来。直接让史迪威本人产生兴趣的，是战略情报局的机密行动部门。这个部门深入缅甸北部搞破坏活动、发动游击战。无奈之下，其他平民组织和准军事组织只好通过新德里和重庆司令部的情报部门G-2，寻求战区司令部的联系和指导。虽然态度够好，但战区G-2部门的工作极为枯燥和平庸。

1943年2月和3月，我在战区同史迪威讨论了心理战和平民机构提供的情报。两次见面，史迪威都让我出手掌管这些活动。但我既没有人力也没有意愿来领导这种后方机构。5月，我在华盛顿建议史迪威让国务院驻外事务处的四名官员向他详细说明情况，正如我一样。他照做了。

为向国务院解释史迪威采取行动的原因，我在5月29日写了报告：“提出这一要求，是因为将军认识到，他在战争中经常面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心理问题……他的参谋，作为职业军人，在大多数时候并没有条件来搜集和评估信息，也无法在这些问题上出谋划策；因此他必须转向别处，来获得这些重要的情报和建议。”

我继续写道，史迪威已经口头授权我监管一个由战争情报局、经济战委员会以及战略情报局三个机构共同协调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情报作战项目。作为一名担心新机构侵入外交事务的驻外事务处官员，我认为其他官员的详细汇报不仅会对将军有帮助，而且，在大使和总统个人代表的指导下，可以为这些新机构的人员提供政治方向，防患于未然。

国务院派遣三名驻外事务处官员向史迪威做了详细汇报。第四位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出现。这三名官员分别是日本问题专家约翰·K.埃默森（John K.Emmerson）、在奉天与我共事过的中国问题专家卢登（Raymond P.Ludden），以及中国问题专家、我幼时的朋友谢伟思。这三位的汇报是通过正常的战争部门和国务院进行的。国务院远东司和驻重庆代办处都注意到了这些举动。但是正在休假的高斯大使并没有注意到。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时，尤其当他发现自己失去了谢伟思这个他最器重、最有前途的尉官时，他怒不可遏。由于是我导致了这种局面，他的怒火直接烧向了我。

国务院在向我的三位同事下发命令时非常缓慢，从当年5月拖到1943年夏末，总部已采取行动为监督心理战和军事人员的情报工作做好了安排，尤其是G-2。最后，我释然了。一切都像之前那样运转，因为很显然我们四个不会从国务院得到什么支持，而且如果我设想的安排付诸实践，我们四人将担负行政工作，并卷入司法管辖权的争端。因此，我们分别在各局充当咨询和顾问的角色，而不是监管的角色。我们的等级所差无几，共同协作，我无意表现得像个领导。然而，由于我是战区司令部中关系较深、较广的，同级的人都视我为上司。

谢伟思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政治调研、报告，以及为史迪威和他在重庆（谢伟思最初就在重庆）、新德里（有我的办公室和我们的文件）的总部人员做翻译。佩姬·德丁（Peggy Durdin）神气十足地管理着我们在德里的办公室，她是《纽约时报》通讯员窦奠安（Tillman Durdin）的妻子，同时她自己本身也是一位新闻记者，谢伟思和我曾同她一起在上海上学。埃默森在1943年和1944年初主要忙于缅甸的心理战和研究在缅中印的日本战犯。卢登担任第十二轰炸机司令部的政治顾问，正是这支远程轰炸机部队在离日本较近的太平洋岛屿被占领和利用之前，从中国西部袭击了日本。我们各自写作，把自己的备忘录寄给史迪威，除非史迪威对某些话题不太感兴趣。作为惯例，我们要给大使馆和新德里的使团寄去多份他们感兴趣的备忘录。

* * *

中缅印战区的一个美国组织顽固抵抗中缅印战区总部和使馆的监管和控制。它由美国海军上校米尔顿·梅乐斯（Milton E.Miles）领导。他是战后最早告发我的人之一——而且是在背地里这么干的。梅乐斯被称作“玛丽”，我记得，原因仅仅是他的姓让那些易受影响的海军学校学员想起电影明星玛丽·梅乐斯·敏特。他的组织是中美合作所（SACO）[1]的美方部分，他严肃而有意地把它称为“Socko”。

梅乐斯告诉我，他有一面三角旗，在战争开始之前他会让旗子飘扬在驱逐舰上，迷惑从旁经过的日本战舰。旗子是他自己设计的，上面有三个问号、三个感叹号和三个星号。当我跳伞降落到缅甸之后，我收到了玛丽的便条，他欢迎我参加毛毛虫俱乐部（Caterpillar Club），纸上还盖着他奇怪的橡皮印章。

梅乐斯被海军部派去建设运营气象站，搜集在中国沿海行船的敌军情报，尽可能为最后在海岸的登陆做好准备工作。由于梅乐斯的工作是中缅印战区的军事任务，他受史迪威的管辖。梅乐斯最初是附属于使馆的，因此他也对大使负责。在战争早期，他还一度在中国领导战略情报局。即便如此，总部和大使馆对梅乐斯忙于何事知之甚少，他扮演着掌控者的角色，薄薄的嘴唇保持恰当的沉默寡言。史迪威让我问问梅乐斯他正在做些什么，于是我找梅乐斯上校谈了几次话。

海军部希望梅乐斯从事的大多数活动是在敌后展开的。显然，梅乐斯上校需要中方的合作。他发现蒋介石的秘密特务头子戴笠也乐意这么做，但是需要些代价。中美合作所促成了合作。戴笠是领导人，而自称“领头”的梅乐斯是二号人物。

戴笠的职位类似于某国独裁政府为应对异见者威胁而设立的秘密警察首长，其任务是监视、暗中侦查和镇压。他最主要的关切是内部敌人，而非外部敌人。我在11月8日的摘记中写道：“虽然以中国的标准看，戴笠的组织是高效的，但是它具有贪赃枉法、向敌泄密等匪徒的弱点，因此其在南京的组织最近被日本击溃。”

戴笠和梅乐斯之间商定的安排是，戴笠提供情报、保护，与敌人进行“游击战”。我在1943年9月5日写道：“梅乐斯告诉我，作为回报，他必须做军备物资买卖，他称之为‘贝壳串珠’（wampum）。戴笠没有并且不会无偿地将信息给他。而且，戴笠对接受现金付款不感兴趣，因为他显然拥有他所需要的足够的钱。戴笠也不乐意用提供情报来换取服务，比如让被派给梅乐斯的美国军方和技术专家为戴笠的情报人员提供广泛的训练。戴笠想要的是某种具体的军备物资——冲锋枪和无线设备。”

玛丽抱怨他没能得到足够的“贝壳串珠”。他在一艘沉船上损失了几千支冲锋枪，而史迪威不会给他足够的从驼峰航线（The Hump）运送来的军备。因此，戴笠对情报有所保留。梅乐斯服从戴笠的要求，使他有权力反对任何美国人给中美合作所分配任务。梅乐斯上校对我声称，他不想要在中国有生活经历的美国人。据梅乐斯称，中美合作所美方部分在1943年末拥有近200名拆弹专家和通信专家、气象学家、联邦调查局特工（5人，还有另20人到期了）及战略情报人员。

梅乐斯说他的联邦调查局和战略情报局人员将为戴笠的情报人员提供科学的警务训练，这最终将在第五纵队的活动中派上用场，只是如何开展尚不明确。但明确的是，这种训练一定与内部安保职能相关。

9月5日，我问梅乐斯，中美合作所是否在实践中用了生物和化学制剂。他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好结果。”我于是记录道：

他解释说，通过这种方法，已经处理掉了一个日本少将，两个准将，一个海军少将，六个少校。其中三名军官是被一位女性行动者杀死的。这些活动发生在……汉口-南京地区。我问日本人是否有怀疑过这些军官的死因。梅乐斯摇了摇头。我说，我认为这些行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梅乐斯说，如果我们希望活捉，他还有一种药物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在一个空军基地的地勤和空勤人员。这种药物会引发急性痢疾……

我并不怀疑梅乐斯拥有他所说的这些药物和毒物。我无法确定，他吹嘘的这些下毒事迹是真的发生过，还是戴笠为了使他留下深刻印象而捏造的。正如玛丽声称有人搞拆除和其他阴谋破坏，这些与下毒有关的事情也令人怀疑，除非有美方人员当场验证，但是并没有。我在11月写道，梅乐斯所称的阴谋破坏经中缅印战区验证并无事实根据。然而，我猜想，戴笠和梅乐斯的合作在1944～1945年可能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

梅乐斯称，戴笠交给他三个师的游击队，并给予他为游击队装备武器的特权——冲锋枪主要就是为他们准备的。后来，我从其他信源听说，在发放了美国的武器之后，这些所谓的游击队中至少有一些还继续奋力谋求第二批武器。梅乐斯还向史迪威要了一万把匕首用来刺杀印度支那的日本人。

在离重庆不远的一个风景优美、植物繁茂的峡谷中，梅乐斯有一片自称为农场的地方。这是他的田园生活总部，有几栋零星的、看起来很淳朴的房子。戴笠的特工，也就是那些圆滑的年轻男人——不易察觉却无处不在——照管着美方的事务。在农场某个我不曾探访过的地方，梅乐斯（以及更重要的是戴笠）曾接待过“自由的”泰国和法国团体，梅乐斯声称他们是在英国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印度偷渡过来的。他说他打算利用他们对泰国和印度支那进行渗透活动。

这些政治活动都是梅乐斯在没有告知使馆或总部的情况下开展的。一个到达重庆的年轻泰国警察寻求使馆帮助，希望让他前往华盛顿建立一个自由的泰国组织，但是随后却消失了。大使馆发现他是戴笠和梅乐斯的宾客。随后，玛丽接到华盛顿发来的命令，要求他与大使馆讨论此事。后来，虽然这位泰国人依然是戴笠和梅乐斯的客人，但是他突然在29岁“高龄”时死了。

高斯反对将梅乐斯附属于大使馆的安排，并告诉华盛顿，梅乐斯“从未向大使做过报告，而且与梅乐斯办公室活动相关的信息仅限于传言和其他信源”。因为梅乐斯，高斯对大使馆与戴笠的“令人恐惧的秘密警察机构”之间的联系感到不悦。最终，作为对大使请求的回应，梅乐斯被派离了大使馆。

针对梅乐斯的批评很容易使他生气。9月5日，他报告说，一些在桂林的美国人曾“取笑过他”。梅乐斯上校声明，如果这种行为不停止，那么这些人可能会在自己的背上发现刀子。他说，“在中国是有人消失的”。

在我和梅乐斯1943年多次谈话的某一次中，梅乐斯看起来很气馁，并且希望回到他的海军职位上。他给我一种印象，即他宁愿让战区司令部驱逐，这样他就会成为军队恶行的海军殉道者，而不是继续被牵扯在一项失败的事业上。但是他会对付所有继任其职位的人。如果梅乐斯必须离开，他会带走他所有的人员。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他希望他所害怕的事情不会发生——戴笠将使在华美国人的一切变得艰难。

梅乐斯让我们这些和他打交道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看到，他能从海军部得到有力的支持。梅乐斯在华盛顿的支持者是梅泽尔（J.C.Metzel）上校。据梅乐斯说，梅泽尔的办公室紧邻海军作战总长的办公室，并能直接接触海军上将金（King）。我在某一次去华盛顿的时候，拜访了梅泽尔，他是一个忧郁、警惕的人，我们彼此间都所得甚少。

我把从梅乐斯那里听到的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了史迪威。虽然有很多重大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蒋介石、罗斯福、陈纳德以及在缅甸停滞不前的行动——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就金上将最得意的项目与海军争吵，而这个项目也并没有严重阻碍史迪威想做的事。由于1943年史迪威名义上还是战略情报局负责人，我认为该组织可能会适当地牵制和约束梅乐斯。

* * *

威廉·J.多诺万少将（“疯狂比尔”）是战略情报局首长，他原是华尔街的律师，后来成为间谍活动头目。他像个后期的泰迪·罗斯福，性格活跃，爱冒险——与华盛顿沉闷的官僚作风形成鲜明对比。多诺万就他的中缅印战区行动与我做交易，在他R街房子的晚餐上，或者F街俱乐部的午餐上。在那里的酒吧里，多诺万还宣称，乔治·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肯定是个同性恋。这发生在那些比亵渎旗帜更糟的日子里，我很惊讶随后没有发生暴力。无论如何，多诺万的坦率让我更大胆。几个月后，1943年10月6日，我针对他在中缅印战区的行动写了一份长达七页的评论，其中我还调查研究了梅乐斯的活动。

我对多诺万的批评主要是政治性的：玛丽涉足自由泰国人和自由法国人的密谋以及他对戴笠的屈膝奉承。我写道：“梅乐斯骑上了一只毫无利益的老虎，而我们剩下的人也不自觉地跟着他骑虎。这令人尴尬……我知道只要战略情报局自身有机会扫清梅乐斯的这团乱麻，你是不希望国务院和陆军来处理的。”多诺万未能控制住梅乐斯，因为玛丽既是金上将的门徒，又是戴笠的俘虏。没有“上司”的赞助，梅乐斯无法在中国履行职责。

多诺万继续建立他在中缅印战区的小帝国。他有一支很出众的队伍，渗透进入印度支那，救了胡志明的命，在战后还成功帮助胡志明进入河内。

美国海军一名预备役上尉基因·马基（Gene Markey）在中缅印战区为人们熟知，原因是他是海蒂·拉玛（Hedy Lamarr）[2]的丈夫，而不是因为他在海军的战绩。因为他的倡议，我1944年9月去华盛顿的时候会见了海军上将罗斯·T.麦金泰尔（Ross T.McIntire），他是海军军医处处长和罗斯福的医生。麦金泰尔上将想知道我是否见过他分配给梅乐斯的医生（梅乐斯那时已经被提拔为海军准将）。我回答说，没有。麦金泰尔叫嚷道，他从未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或报告，也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现在在哪里。我说，我们并没发现中美合作所发挥了什么作用，但是我感觉梅乐斯可能在为海军做些什么，而我们却不知道。麦金泰尔上将主动说：“我们也没从梅乐斯那里获得什么。”

麦金泰尔担心梅乐斯无法完成原先预期的大规模海岸登陆准备，而时间越来越少了。我说，我们不愿意干涉一个看起来得到海军最高司令部支持的行动。如果要理清这项行动，那也该是海军来做。中缅印战区指挥部不希望插手，在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制造摩擦。麦金泰尔上将最近刚随总统从夏威夷的陆军-海军会议回来，他说，他认为梅乐斯的问题也许该由帕特里克·J.赫尔利（Patrick J.Hurley）少将来解决。史汀生和马歇尔挑选了赫尔利这位前陆军部部长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希望他能解决蒋介石和史迪威间的长期不和以及史迪威与梅乐斯在中缅印战区结下的仇怨。麦金泰尔明确透露，罗斯福派赫尔利去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处理梅乐斯的烂摊子。

在我和麦金泰尔谈话之后的那个月，史迪威离开了中国。11月，也就是史迪威离华的第二个月，高斯也离开了中国。1945年1月，轮到我离开中国。但梅乐斯还是留在中国。他不仅没有被赫尔利问责，反而成为给善于接受的赫尔利传递戴笠那些所谓“情报”的承办商。史迪威的继任者陆军中将阿尔伯特·C.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在1945年7月5日发给陆军部的一则消息中表达了对梅乐斯的失望之情：“如果美国公众知道我们为一个如戴笠这样操作的令人质疑的组织提供补给，而没有任何解释，那一定会非常不幸……梅乐斯已经成为常驻这里的圣诞老人。”成为圣诞老人并没有阻止玛丽的晋升之路，最后，他反而被提拔为海军少将。

* * *

大多数美国军人认为战争是等待士兵去完成的工作……让轴心国军事溃败，仅此而已。我们的大部分军官都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尽可能少地关注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次要的。他们认为政治和经济问题可以在战胜轴心国之后再讨论决定。

对我们的同盟国来说，战争行为是政治和经济整体政策的一个功能。因此，军事逻辑总是服从于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有时为了政治和经济因素还得违背军事逻辑。

以上这些话是我于1943年9月写给史迪威的，我同时还表示，史迪威“对这个论题非常熟悉”，但我正重新审视它。这源于我7月在伦敦和美国大使以及美国军事规划者的数次谈话，而这些军事规划者正就对日战争问题与他们的英国同僚协商。美方军事规划者被告知，英国人希望把缅甸的行动推迟到1945年对苏门答腊岛和新加坡的进攻之后。美国人担心，如果未能开辟地面交通将会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但是英国人认为中国人在对日战争中毫无价值，且觊觎印度支那和泰国。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John G.Winant）告诉我，丘吉尔希望看到中国人垮掉。

怀南特告诉了我一些关于英国首相的事情，看起来是要向我解释英国的政策：法国的教训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已被榨干，于是，它在1940年又被击败了。丘吉尔首相下定决心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英国身上。

基于此以及其他信息，我总结丘吉尔的政策如下：第一，保存英国的劳动力——用时间来换取人力，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人力耗尽，人口大量减少，那么胜利就不是胜利；第二，收回并扩张帝国；第三，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大国；第四，通过推迟开辟第二战场来削弱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的力量。我当时还补充道：“英国民众和多数英国官员，包括时任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应该都不会制定，更不用说支持这样一个英国战争政策图景——除了第一条以外。”我说，这个政策是丘吉尔自己的，他有权力去执行该政策。

我写道，正像英国的军事战略一样，中国的策略也由政治因素决定。史迪威对此再了解不过了。总之，蒋介石的心思被战后对其统治越来越大的威胁所占据，决定采取军事不作为、保存力量、利用其他各方打败日本的策略。

我写道：“他们与德国人斗争，意识到无法指望英国和美国来为他们打败纳粹德国国防军。”

苏联的政策看起来似乎不如英国和中国那样政治化。苏联的目的仅限于打败敌人，这和我们相似。

但是，虽然我们是自己选择了这样的政策，俄国人却是出于必须而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关乎生存的致命斗争几乎不给政治的挑挑拣拣留有余地。英国在1940年和1941年的政策以及中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政策也是出于同样简单的原因。

然而，一旦俄国人感到他们已经赢得了生存的战斗，有了一些机动操作的空间，那么他们开始让自己的军事策略听命于整体的政治政策，就不足为怪了。这个时刻可能已经到来了。

不论是在构建空军基地还是开辟东北亚第二战场上，我们没有理由抱有苏联会自愿加入抗日战斗的乐观主义情绪。当情况满足俄国人的愿望时，他们可能会采取抗日行动，不到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并且只是为了能参与决定对日条款，以及建立新的战略疆界。

随着苏联的危险减小，它对我们的需求也减小了。由于克里姆林宫感到对我们的需求减少，我们讨价还价的地位也相应变弱，不再能够去说服俄国人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行动。我们似乎很少利用与苏联讨价还价的优势，也许是因为我们并没准备好强行取得我们所想要的东西，也因为如果这样做，我们将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如今，我们发觉我们与苏联讨价还价的优势已经消失了，正如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我们与英国讨价还价的优势也消失了一样。我们对中国却依然保有讨价还价的地位。但是我们从未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利用过这一点；恰恰相反，中国人让我们处于被动状态，因为我们对中国有一种内疚的复杂情绪。

无论苏联的政策会变得如何，丘吉尔想让德国狗咬俄国狗的意图预计只会激发苏联严格依照自身利益来发挥作用的决心。丘吉尔的帝国主义政策已经引发了中国的愤怒质疑。中国强烈怀疑英国企图重申对香港的统治。几周前，一位很有责任心且见多识广的中国陆军军官告诉我：“我们最后当然要与俄国人战斗，但我们首先应该与英国人战斗。”

英国人绕过缅甸的决定预计不会鼓励蒋介石对日采取更具侵略性的态度。对消息灵通的中国人来说，很明显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开辟从缅甸到中国的陆路交通，没人能合理地要求他们发动对日本的大进攻。

因此，英国的这个政策完全是鼓动中国不采取行动，让我们与英国战斗。英国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盟友，这是英国这一观点的实际应用，它也暗示，我们现在对日本侧翼攻击所持的立场不值得利用。如果日本人明显看到中国及其盟友认为中国战区即将消亡，他们将得以随意减少在中国的驻防，而用富余兵力在其他地方对付我们。

我接着写道，英国人对中国人不那么友好。英国人一直都试图把西藏当作北印度的缓冲区。至于苏联，莫斯科方面估计要干涉和阻止蒋介石的终极企图——粉碎中国的共产主义。这种干涉当然会引起美国反干涉的幽灵，甚至会造成美苏冲突。

我随后又谈及苏联的扩张主义，并且

担心寻求建立新的战略疆界的苏联继续扩张到其他三个大国同样出于战略原因而希望维持独立的领土，或是其中一国（中国）所享有的领土。在追逐德国时，苏联打算深入到中欧多远呢？苏联在西南亚有何意图？苏联利用朝鲜半岛的分歧是为了什么计划？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因为蒋介石的袭击向苏联求助，克里姆林宫是否会使中国共产党人依附于自己，并利用中国共产党人在俄国帮助下据守及占领的每一寸土地？比如中国北部及东北地区。

我在1943年的这份文件中评论道，美国的政策看起来似乎

多多少少致力于《大西洋宪章》和“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3]中阐述的某些模糊的政治和经济原则。但是这个政策似乎从未凌驾于击败轴心国的纯粹的军事战略之上。然而，有一个政治政策看起来却战胜了军事战略，那就是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在世界其他人的眼中，美国的沉默便是对丘吉尔帝国主义的默许顺从。

我总结道：“未来冲突的轨迹将是由现在的进程形成的。我们现在可以保证，在我们的时代将发生进一步的战争和革命。”

史迪威告诉我，他认为总统应该读一下我的这个15页的备忘录，虽然按罗斯福的习惯，他是不会读任何超过一页的东西的。柯里把我呈送给他的文件也递交给总统一份，我并不清楚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9月时对战后前景的悲观主义并不是刚产生的。1943年3月，我在写给妻子的长篇诉苦信中就抱怨过即将出现的恶魔以及“我们无法应对即将出现的问题。这是人类历史的老套故事。只是，这一次它的范围更广，造成的动荡更大。唯一的走向就是做好自己所能做到的事，对自己无法做到的事自制”。十天后，我又写道：“我们将在这场战争中磕磕绊绊地取得胜利，但接下来我们的时代又将发生一场战争。我不知道在这个关头哪个是最重要的——是保证胜利还是计划我们将在胜利后做些什么。我认为后者更重要。”

但是做这些计划的人——我在华盛顿见过其中一些人——使我惊慌。“具有无瑕疵的意图”但不了解现实的人，从理论上来说是很容易犯错误的。

* * *

1943年史迪威有一次在重庆的家中设宴款待孙中山的夫人，我也在场。她是宋氏姐妹中唯一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轻松自如地用英语说着低调的俏皮话。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来自史迪威将军小团体以外的人士在他家用餐。他不是一个爱办派对的人。这位温文尔雅、温柔美丽的女士坐在那里，她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人物，我们这边则是6或8位美国男士，有点敬畏她，并努力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谈话转向了战争胜利后应该如何处理日本。我记不得史迪威的看法了，但是他的一些军官似乎忙于争论谁会对日本展开最具破坏性的报复。孙夫人坐着没动，一直静静地、饶有兴致地听着他们的争论。话中的建议依然在我的记忆里，也许是因为它有《旧约》一段话的无情口吻，即“我们将盐播撒向日本的土地”。

在1943年甚至1944年，美国对如何处置日本并无明确定义。打败它，这是当然的。1943年1月24日，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宣布，我们要求无条件的投降。但是，除了使战争比协商投降持续更长时间之外，这意味着什么呢？（斯大林在谈及德国时偶然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一点。）日本投降后，我们是否打算将这个国家变为废墟？日本是否会变得田园农牧化，正如华盛顿的某些人为德国建议的那样？我们是否试图避免在地球的那一区域制造权力真空，并允许日本继续保存足够强的实力，使其成为东亚权力制衡中的一个筹码？

我对消灭战持怀疑态度。1943年10月20日，在新德里与一位英国高级官员谈话时，我问他彻底毁掉日本是否可取，将来日本能否用来抗衡苏联和中国？令我惊奇的是，他同意我的观点。两个半月以后，还是在新德里，我向蒙巴顿的副参谋长魏德迈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也再一次认同了我的看法。但是日本人并未从华盛顿和伦敦听到什么消息，他们依然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决意要谋杀他们神圣的天皇、奴役活捉的日本人，随后寻求无益于日本的投降条件。

[1] 中美合作所，全称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二战时期中美为加强军事情报的合作而合建的跨国情报机构，建立目标是共同打击日本。

[2] 与各国军方高层私交密切的好莱坞女星。

[3] 指罗斯福提出的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信仰自由（Freedom of Worship）、免于贫困的自由（Freedom of Want）及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of Fear）。

第十二章 开罗：和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一起

1943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首次会面，同行的还有他们各自的参谋长及其他高级军官，包括史迪威、蒙巴顿和陈纳德，此外还有几位大使在场，但高斯不在其中。史迪威还带着法兰克·麦瑞尔，他的中国联络官约翰·刘（John Liu）上校和我一同到开罗。所以，我对这些最高统帅们的决策过程略知一二。

11月20日，我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今天到达开罗。昨天下午在阿拉伯河酒店，法兰克猛敲我的房门，让我去他房间商量一下他应该和总统谈些什么，老头儿[1]要求我们献计献策。“我应该向总统提什么要求呢？”

我穿着拖鞋，坐在床上说道，“交涉权力”。我认为这是他最需要的，但也是总统最不愿给他的。

法兰克补充说还要军权，还有陆军部颁发的四星将领的荣誉。

老头儿进来加入讨论，由此我便开始参与到会议中。

我们谈到了“象限会议”（QUADRANT，英美两国在魁北克召开的大会）上所做的决定以及主要进攻路线，还谈到一个中国南方海岸港口的问题。当时我捡起来一个虫子，觉得应该是臭虫。我把它递给法兰克，他用手指把虫子碾死了，发现的确是臭虫。

我们讨论到从某个特定区域发起轰炸，并高兴地发现这可以协助海军作战，也能支持其他战事。而且我注意到，在“象限会议”制定的作战日程中，的确划定了一个特定区域以备后期进攻。我们能不能提前对其发起攻击，进而将战争日程加快一到两年呢？他们马上就同意了，这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开始讨论这一计划的诸多益处，而其优势之多令我惊讶。

难点就是水上补给线。老头儿问道，他们不愿意与日本舰队作战吗？

我问老头儿，他是不是不希望赫尔利成为无任所大使，他当即表示肯定。

我们回到主题。我认为这个想法应该对海军有吸引力，法兰克说还有空军。我强调能省一两年的时间是这个计划最大的优势，但对此我并不胸有成竹，因为在两位专家面前，我只能尝试性地给出建议。

谈话慢慢进入尾声，随后我们就各忙各的了。法兰克去剪了头发，我去洗了个澡。

和约翰·刘喝完茶，我决定起草一份计划，因为法兰克和老头儿均无此意。我在一张酒店的纸上起草了一份计划。法兰克看过后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然后我给老头儿看，得到了同样的反应。

今早在飞机上，法兰克向我借纸。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他走到我的座位前，把他的计划拿给我看，典型的陆军部风格，足足两页半。我做了一些修改。我们吃水果，看杂志，和无敌泰［埃米特·J.泰森（Emmet J.Theisen）上尉，“乔叔叔的战车”的飞行员］聊天，法兰克说他会让老头儿以他的叙事散文风格再做一遍计划。

11月21日。我们向空军借了打字机和纸张，开始制订计划。法兰克把计划压缩到一张纸上。老头儿浏览过后表示不须任何修改，我指出几处有待商榷的地方，建议他表达出此计划和海军作战计划的协调性。老头儿把这张纸放在裤子后袋里离开了。

我又在一张纸上拟出在中国战区和东南亚司令部中涉及的政治考量。

第二天一早，我和麦瑞尔带着打印好的最终计划赶往米娜宫（Mena House），将计划发给陆军、海军和空战策划者中我们的熟人。米娜宫这座位于金字塔旁的怡人酒店就是此次“六分仪”（SEXTANT）会议的会址。“六分仪”是此次会议的代号，而我认为，鉴于会议召开地点，会议代号也许换作“米娜宫的停留”（Mena Pause）更为恰当。

发放完计划，我去美国公使馆修改备忘录，而麦瑞尔则去买手风琴。我们各自办完事情后去拜访了赫尔利，他说接到了与总统会面的命令。所以，我们在他离开之前赶快给了他一份计划。

我们回到分配给史迪威和他的同行人员居住的舒适乡间住所。麦瑞尔开始专心致志地摆弄他的新乐器，而我则出发继续做宣传，在怀南特公使馆留了几份我们两页纸的计划。回到住处后，我写道：

老头儿雀跃地进来。帕特（赫尔利）告诉他，罗斯福总统心情颇佳，正在寻找捷径。我想知道帕特有没有把我们那字迹有些模糊的计划转交给总统。

很显然，气氛十分热烈。制订作战计划的人员接到命令开始工作。约翰·刘似乎也如释重负。据说中国人完全听从我们的指挥，任我们发号施令。但对英国却不是这样。

他说，中国人没有参加此类大会的经验，不知会议如何运作。与会的高级将领过多，跑腿的上校却人员不足，而他们要承担所有联系及艰巨的准备工作。将军们无所事事，没人通知所以完全不知会议进展。这其中很大程度涉及面子问题。这是委员长的最高级代表团，都是他最器重的将领。

11月23日，大会正式召开。我再次注意到，“气氛十分热烈。该计划是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ombined Chiefs of Staff，CCS）最重要的议题”。我因级别较低未能参会，但史迪威、麦瑞尔等人一直告知我会议进展情况。

“我们这个小计划的妙处在于，”我写道，“它对许多人都有吸引力——包括欧尼（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哈普［空军上将阿诺德（Arnold）］、蒋介石和罗斯福。马歇尔将此计划作为蒋介石的计划提交，而史迪威将军也在此前将计划以非正式的方式交给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考量。在今天下午的联席会议上，金、阿诺德、马歇尔和莱希［海军上将威廉·丹尼尔·莱希（William Daniel Leahy），同时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JCS）主席］都表示支持这一计划。”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记不清我们的小计划的具体内容，但最近在查看国务院发布的美国外交关系系列文件中有关开罗会议的内容时，我偶然看到“1943年11月22日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的备忘录：中国在战胜日本中发挥的作用”，这使我回想起我们当年制订的计划。而这些文件也充实了我故意写得含糊不清的日记。

该计划首先重申开通与中国的陆地通信线路和训练中国军队的目的，此乃老生常谈，然后提出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5月占领广州和香港的目标。计划还建议轰炸台湾、菲律宾以及在这些岛屿和中国之间的日本船舶，并且“对所有美国海军在这些区域的行动给予以陆地为基础的空中支援”。它继续表示，“这些行动可以：为其他战区提供最大帮助；将‘象限会议’所制定的战胜日本的日程表提前一到两年”。若要成功实施该计划，美国需要同意史迪威常常提起的增派三个师兵力的请求，即于1944年3月、4月和5月分别向印度派驻一个师的兵力。

该计划使英国将领们和蒙巴顿大吃一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有关中美军队重占香港的建议触碰了敏感神经。将军艾伦·布鲁克爵士（General Sir Alan Brooke），即帝国总参谋长（Chief of the Imperial General Staff）嘲笑该计划“异想天开”。他还就中国的军队力量及兵力部署盘问与会的中国将军们。这些蒋介石最优秀的将领们对一些事实数据声称一无所知，对更广义的问题也不发表看法——“正如约翰·刘所观察到的，没有委员长的同意，他们无人敢作声。”尽管史迪威代表他们回答了问题，这个下午仍然让中国人饱受屈辱。

史迪威做完简短发言之后的第二天，中国的将军们参加了一个军事会议。会上，他们也对前一天下午折磨他们的人提了一些问题。我注意到，在回答中国人的提问时，英国人“平静地说，要想知道英国在印度有多少兵力，他们需要两个小时来计算，而现在即使是大概数值也不知道”。英美两国认为中国政府，包括中国军方，并不可靠，泄露给他们的军事机密很可能会传到东京方面。这可能是解释英国人此种难以置信的无知的理由。

我们的小计划最终也没能实施，倒不是因为英国的反对，而是由于一直妨碍中缅印战区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后勤——到中国东南部超远距离的海陆空运输。11月24日，马歇尔告诉史迪威他的反对是出于后勤考量。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将军是一位军队规划师，也是我在北平和缅甸认识的老朋友，他在25日对我说我们的提议并不成熟。汤姆斯·廷伯曼（Thomas Timberma）上校是另一位研究中国的专家，来自总参谋部行动与计划部门，我对他的观点做了如下记录，“蒂米[2]不看好我们在中国的行动，认为中国人会令我们失望，我们的侧面攻击也会暴露”。

此外，美国的军事家们得出结论，若想战胜日本，需要动用航空母舰，从小笠原群岛（Bonin）和硫黄列岛（Volcano Islands）出动远程飞机并进行海上封锁。这避免了与盟国打交道时令人烦恼的复杂混乱情况。中国作为对日作战中的一环，其重要性日益下降。然而，虽然是被动防御，中国在牵制日本兵力方面还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因为，如果日本发现美国已经放弃在中国战区投入更多兵力，它就会将大部分部队调离中国，转而加入太平洋中西部对美国的战斗，进行更加强硬的抵抗。

对中国牵制日本兵力的关切与美国政府上层一直以来的一个迫切愿望有关，那就是要让中国一直能参与战争。然而，造成中国在美国总体政策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加的原因则是罗斯福固执地认为中国应该被视作超级大国，和美国、英国、苏联享有同等地位。所以，尽管其军事重要性日益下降，中国仍然在美国政府的政策考量中占有与其作用不相称的重要地位。

所以，会议商讨制定进攻方案，旨在打通从缅甸北部到中国的陆地交通，由史迪威率领的中国驻印度部队从阿萨姆邦向东南方向进军，与中国从云南出发前往印度的部队会师。同时，会议还商讨了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作战计划，即跨过印度边界进入缅甸西部进行小规模战斗，并针对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进行两栖作战。出于安全考虑，并没有告诉中国方面第二个计划的真正意图，只是说这个计划设想在孟加拉湾发起军事行动。

在开罗，蒋介石依然保持往日作风，固执己见又优柔寡断。由于中国得寸进尺，要求不断，欧洲战区运输机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旧要求别国派遣更多运输工具并运载更多物资来帮助中国度过困境。至于他的游移不定，从大会第一天就可见一斑，当时他在是否参会的问题上多次改变主意。

但是令与会成员更加不安的则是他对东南亚司令部作战计划态度的改变。11月25日，他表示支持该计划。当天晚上，史迪威接到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的电话，让他过去一趟。史迪威到后，发现在场的英美上层人士早已酩酊大醉，这令他十分厌恶。这些高官们在乐队的伴奏下唱着，“会有鸟粪飞过/那多佛的白崖”。[3]霍普金斯将史迪威带到环境较为严肃的楼上，告诉他蒋介石心意已变，转为反对东南亚司令部作战计划。

英美两国的将军们劝说蒋介石，让他与大家达成共识，结果他又一次改变了态度。就这样，时而支持，时而反对。甚至在最后蒋介石坐飞机回国途中，蒙巴顿在印度的一站追上了他，他又对该计划表示支持。当然，他回到重庆后又一次违背了对总指挥的承诺。

蒋介石仅仅是对缅甸战役不感兴趣而已。他在对日作战中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曾经对史迪威说过，中国需要出动三个师的兵力才可以牵制一个师的日本敌军，而要进行主动攻击的话，则需要六个师。尽管云南-缅甸前线的战况并不像他说的这般糟糕，但他仍然畏首畏尾，不敢进攻，不敢打破敌人封锁并开通到印度的一条长补给线。不，他更愿意被动地依赖美国的空中补给，直到日本在太平洋战区被击败之后，美国在中国东部为他开辟一个沿海港口。

* * *

蒋介石在开罗与罗斯福、丘吉尔一同参加会议标志着“四巨头”（the Big Four）的诞生。会议需要他收敛起自身的消极态度，与盟国一起展现出拼搏斗志。这自然会让他产生自我冲突，导致对军事行动的态度摇摆不定。蒋介石试图将对他消极抗战的指责转嫁他人，于是做了一个精明巧妙的承诺。他表示，如果东南亚司令部的对日作战不局限于孟加拉湾，还可以延伸到缅甸中部的话，他就把自己在云南的军事力量派往缅甸。这远远超出了蒙巴顿建议的缅甸西部作战的范围。

英国拒绝接受这个提议。随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召开会议。继与蒋介石进行磋商之后，英、美、苏三国就达成协议迈出第一步。丘吉尔同意斯大林和罗斯福关于开辟跨海峡作战和地中海作战以攻击在法德军的愿望。几天后，回到开罗，罗斯福迈出第二步：做出让步，同意丘吉尔取消孟加拉湾军事计划的坚决主张。英国首相的看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不能接受）是，地中海军事行动需要那些分配给安达曼群岛登陆的两栖装备。孟加拉湾军事行动的取消以及东南亚司令部拒绝攻击空袭占领曼德勒的敌军这一决定，给了蒋介石理直气壮的理由来做他想做的事：坚持己见、按兵不动。

丘吉尔大可不必为了东南亚司令部作战计划的破产而沮丧。安达曼建议并不成熟，缅甸战役的想法也令人反感。“我讨厌丛林，”他后来写道，“反正最后丛林都会属于胜者。”在太平洋战区抗击日军的决定可以达成。但就亚洲大陆的战场而言，苏联需要做出决策协助抗战。斯大林在德黑兰反复对罗斯福强调，苏联只有击败希特勒后才会加入对日作战。届时东南亚司令部需发挥其本质作用，采取清除行动，重获失去的殖民地。因此，丘吉尔认为中国的军事重要性比之前更为轻微，美国沉迷于中国事务实为徒劳无益、枯燥乏味。

* * *

罗斯福去开罗很大程度上是想与蒋介石达成一致，他在战争中很依赖蒋介石，并想与其探讨战后世界和平的构想。但是，他带去的随行人员却不懂中国，不会中文。了解中国、精通中文的人在美国国务院和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到。尽管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只认识一小部分国务院官员，他们却对几乎所有人持轻视怀疑的态度，只选择相信几位外交专家。

会议召开前一天，我意外地在公使馆遇见了驻外事务处中国专家组中最受敬仰的威利斯·派克（Willys Peck）。他中文流利，与蒋介石相识多年，并且行事谨慎周全。他应该是担任罗斯福翻译、为他收集中国信息并记录会议内容的不二人选。总统带他去了吗？没有。斯坦利·霍恩贝克派他去了白宫，但派克说白宫方面对他的到来反应冷淡，同意他同行的前提是他只能做翻译工作。可最后他甚至连翻译也没做。他被罗斯福忽视了。为了让他感觉没有完全受到排斥，我将知道的会议进展尽可能多地告诉了他。蒋介石离开开罗那天，老头儿把情况告诉了派克，他很是感激。他伤心地谈到，年轻人更受欢迎——言下之意是，我们能接到更多上层的指示并做出应对。

罗斯福身边没有一个知识渊博的美国人给他提提建议，约束他的行为。他贸然行动，想要教化蒋介石，并寻求他的合作，以建立一个罗斯福式的世界秩序。蒋夫人在11月23日中国人遭受屈辱的那天穿着艳丽，像是去参加鸡尾酒会。她当时对军队的翻译重新做了阐释，还试图以姿色诱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在罗斯福与蒋介石的私人会面中，蒋夫人担任翻译。霍普金斯也见过蒋氏夫妇，他向史迪威和我暗示道，没人知道蒋夫人在她的翻译中加入了多少自己的想法。这对于熟悉这位宋家小妹妹的人来说不足为奇。所以，罗斯福总统知道蒋介石到底说了什么吗？更不用说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了。蒋委员长又能知道多少罗斯福总统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呢？

罗斯福和蒋介石在大会期间有三四次私下会面。美国方面没有会议记录。总统的儿子艾略特（Elliott）参加了其中的一次谈话，但也只是敷衍地为后代记录道，两位政治家商讨了中国的统一——大概是共产党问题。艾略特继续他的概述，透露在之前的一次聚会中，罗斯福和蒋介石提及的话题包括马来亚、缅甸和印度。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会面时，总统的翻译查尔斯·E.波伦（Charles E.Bohlen）这位精明干练的外交人员做出了仔细详尽的记录。这些记录在日后美国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处理中国事务的美国官员则没有关于罗斯福和蒋介石交流看法的客观真实的记录。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宣言阐明，罗斯福和蒋介石就满洲和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满洲和台湾应该归还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后来的总统们可能会后悔，认为应该等到召开和平会议并经过全民表决再决定如何处置这个岛屿。

但罗斯福认为，这种慷慨大方以及把敌人土地交还中国和苏联的无端做法，可以说服蒋介石坚持抗日并使斯大林加入对日作战——但事实是中苏自会这样做，而罗斯福却认为他必须从中斡旋、给予恩惠才能有此结果。总统还想借助对别人土地的慷慨来表现他的诚挚善意和高尚品德，以此来减少蒋介石对洋鬼子的厌恶和斯大林对美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偏见，进而推进大国间的团结。

通过波伦的会议记录及日后总统的声明我们知道，罗斯福与蒋介石、斯大林不仅探讨了日本殖民地的归属问题（朝鲜由中美苏三国托管，推迟独立），还就英法两国在亚洲的殖民地问题达成新协议。丘吉尔完全不赞成这一新协议。罗斯福和蒋介石达成一致，认为印度支那不应归还法国，而是应置于国际托管制度下管理；斯大林开始没有表态，而随后表示同意。罗斯福为印度未来发展所制定的方案说明，他对外交事务只是一知半解。

1942年时，他曾建议丘吉尔在印度建立过渡政府，效仿前美国殖民地在《联邦条例》指导下的做法。这最多可以算个令人难堪的受文化限制的建议，但它却激怒了丘吉尔。而后，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在与斯大林单独会面时说他没有与丘吉尔讨论印度问题，而是想先与斯大林分享看法。他认为解决印度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与苏联改革有几分类似。斯大林从容不迫地听他说完这个从历史角度上看异想天开的见解，并向他解释道，由于文化和社会差异巨大，印度的情况十分复杂，而且自下而上的改革就意味着革命。

* * *

在会议结束前一天，史迪威带我去拜访霍普金斯，希望能得到一点启示，了解白宫如何看待中缅印战区。这位总统最得力的助手当时生病在床，所以他在卧室接待了我们——他面色憔悴，盖着白色羊毛毯子，铺着浅绿色床单，但眼睛十分透彻明亮，握手也出乎意料地坚定有力。霍普金斯说英国既不希望中国强大，也不希望日本强大。但是，他继续说道，他们却希望日本战后可以有所发展。因为日本日后可能还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必须在台湾、菲律宾以及“任何我们喜欢的地方”建立牢固的基地。

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主要大国，霍普金斯说道，而且远东将会成为美国外交中最重要的地区。“在他去往德黑兰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他与蒋介石的会面长达三小时。蒋介石和与他如影随形的夫人讲话十分坦率，激烈地表达了反英态度，并表示对于苏联非常紧张不安。他说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很幼稚。想要外蒙古。他不禁笑了。”

霍普金斯坚持认为苏联并没有野心获得亚洲土地，而且斯大林也仅仅是蔑视中国军队而已。关于中东，霍普金斯批评了“英国的租借争执”，而且希望战争一结束马上收回所有美国装备。“很显然，他对美国在中东的贸易发展潜力十分看重，”我写道，“认为我们在开罗没有银行这一点简直不可原谅。”

我提到华盛顿对战地代表的政策引导问题。以下内容同样出自我的日记：

他准确地指出我们的大使缺乏指导，并且存在重复机构。他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小组合作密切的人来掌管美国外交事务。需要有按手之礼（a laying on of hands）[4]。他倾向于不考虑大使馆的效力。我告诉他大使馆里也有优秀之人，来自国务院——“这点我们还是不要讨论了。”霍普金斯大声说道。

霍普金斯提到，他认为我们应该听听总统对我们政策的看法。他会安排。他认为秘密指令应该是从整体政策中衍生的，而且只有国外的关键人物可以得到这些指令。

几个小时之后，12点15分，老头儿和我在通往科克别墅的道路入口接受全面检查，实施检查的是特工处一个健壮的年轻人，他穿着内衣和野战夹克，不愿让我们通过。随后我们经过特工处的人员以及大厅入口处的助手们来到会客厅，坐在一张橘色沙发椅上，看到总统儿子艾略特穿着一条未熨烫的轻便长裤走来走去。我们被领出来，走进一条周围布满植物的长长的走廊，随后看到沙发上坐着的那位大人物。他说，“你好，乔”，并热情地与我们握了手。

接下来的谈话内容广泛，可谓天南海北。我认为这是我参与的谈话中最难条理清楚地记录下来的。

总统首先说孟加拉湾军事行动全面取消。他沮丧地说道，他已经为此事争取了好几天，但是首相坚持不肯让步，以致他们陷入僵局。会议不能因为这件事而破裂，所以全面取消了该行动。罗斯福随后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事情也不是太糟糕——空运物资将会增加，我们也会着手建立90个中国的师并组建第十四航空队（由陈纳德率领）。蒋介石应该不会特别不满意。他之前请求美国给予10亿美元的贷款，总统告诉他估计国会不会通过，但是可以先给他5000万以稳定货币。

老头儿以非常恭敬且严肃的姿态询问我们的对华政策问题。我想不起来任何深刻敏锐的答案，只记得总统回答的主旨是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久前，他对丘吉尔说中国人口4.25亿，不容小觑。但丘吉尔却大喊道，“4.25亿小辫子”。首相表示，他不会降下大英帝国在任何地区的国旗。总统对于香港的解决办法是：让英国国旗继续飘扬，但“接下来需要一个宽容大度又意义深远的举措，那就是让英国宣布香港为开放口岸”。

我请总统解释一下苏联当前及未来在亚洲的“高尚行为”。他立刻答道，苏联与我们相同，已经获得了所需的土地。我本意是问安全方面而不是领土扩张。所以我继续问苏联是不是不希望中国东北地区获得外蒙古那样的地位。当然不希望。他告诉斯大林他确定“尚”（他这样称呼蒋介石）愿意将大连设为自由港。西伯利亚与世界各地的贸易都可以以保税方式通过这个不冻港。

尽管他预计苏联不会在亚洲霸占土地，但他表示斯大林应该不会任由“八军（八路军，在统一战线中被指定为第十八集团军，是主要的共产党军事力量）受人摆布欺凌而坐视不理”。

我们不知不觉地谈到了殖民地这一话题。他曾直截了当地问尚（实为蒋）中国想不想要印度支那，蒋介石也坦率地回答“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斯大林认为印度支那不应归还给法国，那么托管制度显然是最好的答案。他还特意提到朝鲜，认为朝鲜没有做好自治的准备。朝鲜需要的是国际培育，就像我们对菲律宾所做的努力那样，也许东南亚都是如此。

我问道，如果蒋介石政权倒台我们该怎么办。总统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栽培下一任领导人”。然后他们（罗斯福和霍普金斯）想知道谁可能会是下一个领导人。老头儿和我都认为目前看不到有力的人选——可能会是一个团体。老头儿还颇有远见地讲道，我们不必寻找他们——他们自然会找上门来。

霍普金斯关于日本的问题主要是围绕我们应该对这个帝国持何种态度。我说，事实上一朝为敌就可能再次为敌，而且同样凶残。总统似乎同意我的看法。他回忆道，他的一个祖先曾经路过日本，当时日本天皇根本无足轻重，而经过短短70年左右的时间，天皇就取得了今天的地位。

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他先人的故事。有一个祖先去了中国，挣了100万后回来，但因为煤矿投资失败而分文未剩，然后他又去中国，又挣了100万，回来用这笔钱购买铁路公司的股票，可直到他去世两年之后才开始挣得分红。总统侃侃而谈且笑声不断。

除此之外，他还讲了关于有些体胖的孔祥熙借款5000万建设公路的轶事（目的是显示这位健谈者精明的交易天赋），以及他计划去黑市用5000万多买些贬值的人民币（“当然我并不是金融专家”）和发展战后途经美国的从英国到澳大利亚的航空事业。他的这些讲述令我们困惑不解又沮丧郁闷。这应该属于政客的敷衍应付，顾左右而言他。他从未直接探讨当时真正的主题——他希望将军如何对蒋介石解释计划的变化以及他会就对华政策下达什么指令。

霍普金斯只是在谈话的中间部分在场。他脸色苍白，脸颊泛着不健康的亮粉色斑点，耀眼的阳光使他只能眯着眼看我们。他问我是否懂中文。是的。随后他对罗斯福说，我们需要一个紧密合作的小团体，他们可以胜任工作并保守秘密。

霍普金斯通报首相来访，我们则起身离开。总统让我们给他写信，并说，“记住，你们都是大使，都是大使”。我不知道高斯先生会做何感想。

回米娜宫的途中，老头儿在车里抱头沉思。

会议最后做出的军事决定到底是什么？似乎没人知道答案。乔被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打败。蒂米说，游戏结束是因为有人拿着球跑到了场外。午饭后，总统和参谋长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甚至连乔治·马歇尔都不确定比分如何。就这样，米娜会议尘埃落定。

我们最后向英国士兵和辅助本土防务部队（ATS）的女兵们道别，他们一直守卫并照看我们的住所。大英帝国政府考虑周全，为我们准备了很多上好的饮料，以作慰藉。我们认为只有让那些确保我们这段时间安全幸福的人也一同分享他们政府的福利才算公平，所以就给他们提了建议。毕竟，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伤痛远远大于我们。比如，杰克已经有五年多没有回家了——印度、埃塞俄比亚、西部沙漠、突尼斯——与他五岁的孩子还未曾见面。

他们在我们和斯特拉将军［乔治·斯特拉特迈耶（George E.Stratemeyer）］的地下室共举办了三场舞会，都是小事，本不值一提，除了在酒这一点上——大英帝国政府认为我们每次都酩酊大醉。爱尔兰人在第二场舞会时对啤酒和杜松子酒实在感到厌倦，幸好法兰克每次都把他的手风琴借给他们。士兵们和英国辅助本土防务部队的女孩们一个接一个地跳舞。老头儿、斯特拉和法兰克也参加了一次舞会。约翰·刘腼腆害羞，却因为一首中国歌曲博得满堂彩。

当我说对日作战是我们的分内之事时，两名中士严肃地抗议道，“不，先生，也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其中一个略带歉意地问了有关战争的问题，我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听完说：“先生，谢谢，我们无法向同胞开口询问这些问题。”

我们离开的那天早上，军士长、勤务兵和哨兵们依依不舍地祝我们一切顺利。安妮是负责我们日常起居的英国辅助本土防务部队的女兵，与我们告别时，她眼含热泪。

为了满足将军的考古热情，我们飞过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拿撒勒（Nazareth）和泰西封（Ctesiphon），最后回到印度和中国。

[1] 此处指史迪威。

[2] 指廷伯曼。

[3] 该歌曲为维拉·林演唱的《多佛白崖》，二战著名歌曲，抒发了暴风雨过后会有蓝天的积极向上情怀。此句歌词应为：会有蓝鸟飞过/那多佛的白崖。

[4] 圣经中代表“分赐权柄”，在此表示职位分配。

第十三章 大英帝国重回亚洲或许与我们无关

位于印度的政治战争行政部（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PWE）的领导是约翰·高尔文（John Galvin）。这个行政部不隶属于印度政府，而是英国政府的下属机构，负责传播真实或虚构的秘密信息，以迷惑并误导敌人。1943年10月30日，高尔文、我和几个英美宣传员在新德里一起商讨两国的政策和前景。

我问高尔文，美国若在战后寻求孤立主义会是一个理想的结果吗？当然不是，他答道。我认为美国成为孤立主义者最大的风险也许就是美国民众会感觉我们在二战中被英国欺骗了。美国人民如果认为牺牲可以换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么他们甘愿牺牲。而且我认为大部分美国人都确信废除帝国主义会使世界更美好。

如果英国允许推翻帝国主义，那么“我们就不再是英国人，失去了生活的标准”，高尔文回答。他百分之百支持丘吉尔发表的绝不会成为国王的第一个负责帝国解体的首相这个声明。我说，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坚定支持大英帝国是因为它需要一个强大的英国——而如果帝国解体，英国不会强大。

同时，我继续说道，对美国民众来说，美国在南亚和东亚的兵力处于一种完全妥协让步的境地。如果在一些地方艾森豪威尔将军都被看作受英国欺骗的话，那么史迪威作为英国司令官蒙巴顿的副手，处境又会是多么脆弱。在美国军队和盟国一起战斗重占缅甸和马来亚，而这些地区又重新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美国民众不禁会问，美国人为什么要为了英国重获殖民地而做出牺牲。高尔文也认为这确实有可能。

如果英国不希望美国转向孤立主义，并且希望战后和美国继续合作，我说道，那么英国就必须在东亚地区给予我们表明立场的自由。由于殖民问题，这个地区的政治火药桶比地中海地区多得多。英国不应试图压制我们在南亚、东亚的言论自由。高尔文表示他知道这点非常重要。

我们还谈论了大国间进一步的争端这一话题。高尔文预计，苏联、中国、印度、日本会结成联盟，对抗英美两国和其他白人政权，而最终，这两大阵营会在印度开战。

当然，高尔文的预测和我在1943年1月交给史迪威的印度情况调研中表达的观点类似。但高尔文和我的判断中最根本的不同是，我认为如果伦敦可以尽早允许印度独立，那么中印苏和英美之间的冲突也许可以避免，而高尔文则不愿看到英国殖民地独立，所以认为一场全面彻底的东西方之战不可避免。

在记录与高尔文等人对话的备忘录中，我写道：“帝国统治与利益意味着与他人的关系是建立在镇压、剥削、特权和武力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殖民地人民会投靠那些许诺予其改变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而殖民地人民不会投靠那些不在乎他们是否受到奴役的国家。”

我对高尔文说英国应允许美国向东亚人民表明立场，此话并非空穴来风。1943年，美国在发动心理战以支持缅甸北部中美军事行动的时候遭遇来自沃尔特·考索恩（Walter Cawthorn）的顽强阻碍。这位充满敌意、不易对付的将军是印度总司令部军事情报机构的主管。但是我认为考索恩代表的并不是统一的英国立场，而且丘吉尔处理殖民问题的方法也没有得到所有英国官员的支持。

我和负责发动美国心理战的战争情报局代表遇到过一些英国官员，他们似乎愿意配合以实现各自独立作战。这点在保罗·D.巴特勒（Paul D.Butler）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是英国新闻部远东局局长，曾在奉天担任英国总领事，我与其相识并对他十分敬重。巴特勒也曾受到考索恩的阻挠。和很多不涉及殖民管理的英国官员一样，他也认为印度政府非常愚昧无知。

但是考索恩的这种态度绝非限于他一人，同时他也有权力阻碍美国行动。他曾拒绝向美国心理战团队提供缅甸人员以及缅甸语印刷字体，有效地妨碍了美方的行动。相反，美国当局向在印度的英国人提供了10名日英翻译和双语播音员，一台100千瓦的发报机，一整套日语字体以及日语排字工，还在缅甸和泰国上方空投数百万份英国传单。1942年7月和10月，我曾对考索恩一再保证我们不打算进行妨碍英国对其臣民的统治或给英国人带来麻烦的宣传，试图以此减少他的敌意。

结果是徒劳无果。10月30日，在东南亚司令部搬到锡兰之前，我在新德里交给魏德迈将军一份报告，其中记录了我们遭遇到的阻碍。魏德迈将我的报告交给总指挥。3天之后，我被告知如果可以和考索恩取得联系，那么我们寻求的合作也就近在咫尺了。次日，考索恩告诉我他不会允诺支援，除非英美达成协议整合两国宣传工作。

当天下午，考索恩同东南亚司令部参谋长亨利·波纳尔（Henry Pownall）将军召开会议。他依然拒绝美国的要求，但得到了波纳尔的支持。而英国高层第二天再次处理该问题，似乎大家意见相左，但这个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我和两名战争情报局的心理战战士与一群人共同会面，其中包括考索恩，他的同事印度总司令部军事行动机构主管，负责缅甸民政的将军，以及蒙巴顿最得力的政治顾问马伯里·艾斯勒·德宁（Maberly Esler Dening）——他有着得体可亲的外交风范。我再一次努力消除疑虑，一再保证我们并不想提及“四大自由”等令人尴尬的话题。德宁接受了我们的立场，但是苏伊士以东的这三位将军似乎认为美国的心理战无非是蛊惑人心的伎俩。来自总司令部的三人组最终勉强同意暂时借给我们六个或八个从缅甸撤离出来的人作为我们的翻译。战争情报局终于获得许可引进了几名缅甸人员。

* * *

为什么考索恩和那么多来自印度政府和军队的人似乎对美国在缅甸的宣传走向，甚至对美国人在印度的存在高度敏感呢？1943年11月15日，我对英美在南亚和东亚的合作进行了研究，试图推测英国的立场观点。

仅仅是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于印度就已经使英国感到不安，因为这降低了英国已然因日本侵占而受损的威望。而威望这个全能的光环，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统治权力的无形基础。美国人在殖民地人民中享有支持个人和民族自决这一声誉，这同样令英国人不快。“尽管英国人对我们当前在殖民问题上噤声心怀感谢，”我写道，“但是他们仍然十分忧虑不安，唯恐哪一天美国会天真地因殖民地人民的自由问题而与他们爆发冲突。”

英国还担心美国在受其军事控制的缅甸部分地区实行美国式的民事管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会保有或索要其重占的缅甸地区。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令英国忧心的是美国扶持中国的政策。英国害怕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会加重大英帝国中民族主义的顽疾，甚至中国自身会变为扩张主义者。

所以，对于英国来说，他们与我们在南亚和东亚的关系十分尴尬。“但是他们不得不容忍我们。”我在1943年写道。因为他们需要我们。

逃离困境最令人满意的方法也许是：接受我们（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双方联合进行有效合作，然后通过主导这个协调统一的伙伴关系，使我们与他们的政策行动一致。

所以建立了东南亚司令部，在其中我们和中国（只要中国服从安排）与英国合作，接受一位英国最高统帅的指令。这位最高统帅，即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拥有大多数美国人欣赏的所有特质：坦诚直率、精力充沛、魅力四射。但是，唉，我们应该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位勋爵获得了丘吉尔的什么秘密指令来抑制他的天生活力，除非，我们可以从一些事件中看出端倪。同时，海军上将蒙巴顿的英国下属和印度政府的官员强调，他们希望不仅要将人员和精力投入到军事上，还要投入到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事务上。

我不认为英国这样做就是有悖常理或充满恶意。在我看来，他们只是自然地遵循了在伦敦（丘吉尔）和新德里的主导观念，认为这样做最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

有道理。但是在南亚、东亚的殖民地区，英国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完全与我们相符。在共同对抗日本这一方面，我们步调一致。但是我感觉，似乎“对于英国人来说，英国国旗在新加坡升起比穿过东京街头进行胜利的游行更加重要”。然而在我看来，“大英帝国在亚洲的复活也许超出了我们的任务范围”。

1943年1月，我曾建议华盛顿，应该试图诱导伦敦一步步允许印度独立。现在，10个月过去了，我不再提及缅甸和马来亚的独立问题，而是只关心由于我们再次进入缅甸而带来的紧急问题——如何避免让亚洲人认为我们是由于与英国联合为其重获殖民地而做出了妥协让步。

“虽然英国十分敏感，害怕其处境会因我们而变得尴尬，”我写道，“但是他们却对我们所处的狼狈境况毫不关心，无丝毫同情，而这些狼狈状况都是由我们两国的联合造成的。”如果我们可以在东南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独立行动（这也就意味着给予那些摆脱束缚的人自我决定的权利），“我们可能会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与合作。但是因为我们与古老的殖民主人的合作，我们得到的也许就是同英国一样的来自当地民众的抵抗、敌意和不合作”。我们与亚洲那些自由民族的关系也受到了不利影响。“泰国人会认为——就像许多中国人现在的想法一样——我们已经和英国人结盟，推行‘白人政治’，在亚洲再一次强制实行西方帝国主义。”

不管英美两国的伙伴关系令双方多么不安，

我们也像英国一样，不能从这个关系中脱离。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非常需要英国。反之亦然。这个伙伴关系不能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一味退让妥协。只要我们将战争情报局保留为独立的美国心理战的喉舌，我们就能够向东亚解释我们的政策——同时又不冒犯英国。我们希望由此可以减缓殖民地人民对我们的敌意，也许还能赢得比以往更多的合作。要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我们的心理战必须保持纯粹的美国身份。

我在1943年11月的报告中最后附上一条相关事项建议——对于重新占领的殖民地的民事管理，我们要避而远之。

一周之后，即11月22日，我在开罗重新整理了自己关于英美合作的评论，做成备忘录，发给开罗会议上美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考虑到蒙巴顿的作战区域不仅包括缅甸和马来亚，还包括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南半部分，我写道：参加东南亚司令部的军事行动会将我们卷入英国、荷兰和法国的重获殖民地的行动中。

我的主旨是，我们应该专注于在中国的军事行动，避免“在殖民地问题上相互怀疑和斥责，进而对和谐的英美关系产生危害”。但是，在与东南亚司令部的合作中，我们需要开辟一条经过缅甸北部到中国的陆地路线。“但是重占缅甸北部之后，作战方式开始出现分歧。”

“英国希望重点向南推进以重新获得殖民地，而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关切则在东部。”

我不知道总统是否看到了这份备忘录。

* * *

“迪基·蒙巴顿，冲动的孩子，”罗斯福向我和史迪威这样描述东南亚的最高统帅。这位冲动的海军上将在1944年初开始着手控制东南亚司令部中一向独立的战争情报局心理战行动。缅甸是他的管控范围，所以他自然而然地认为战争情报局在该国北部的行动应该受他的监管。艾森豪威尔负责的英美两国的军事行动被整合到一起。所以，为什么这些行动不该受他这位战区最高统帅的控制呢？

这当然是因为英美两国在殖民问题上的分歧。我为史迪威和他在中缅印战区的副手丹·索尔登（Dan Sultan）少将准备了一份声明，阐述了我们在整合问题上的立场。“美国的心理战行动表达的是美国政府的政治政策，所以不能受任何外国主权的控制或指导。国务院和战争部已表明他们不会接受英美在亚洲的宣传整合这一原则。”我们赞成成立一个英美联络委员会以协调双方各自的心理战行动，而不是进行整合。

我们向路易斯勋爵表明了立场。1944年3月，这个问题在华盛顿的英美会议上再次被提及，当时我在那里处理别的事务。英国方面仍然要求整合。我们试图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既可以保住蒙巴顿的颜面，满足正常的对军事指挥的忠诚，又可以保留独立的美国宣传行动。4月，我略带歉意地向索尔登将军解释道，我请他帮忙处理战争情报局心理战的事宜是因为其中有一些问题也正占用马歇尔将军、海军上将莱希和总统的时间。“我认为，这整件事情令人十分不快。但是我们的盟国不愿在较低级别中解决这些事情，他们坚持要新德里、伦敦和华盛顿的最高层出面解决。”

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创立联合联络委员会（Combined Liaison Committee）以协调英美两国在印度和东南亚司令部的心理战及相关事宜。我和索尔登将军飞往康提和东南亚司令部做最后的准备以实施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示。路易斯勋爵已将总部从令人窒息的印度政府和印度总司令部附近搬到锡兰这座天堂。东南亚司令部坐落于康提郁郁葱葱的植物园，绿树成荫，而且远远高于沿岸平原和岛上唯一一个飞机场。司令部环境宜人，而且还有迷人的英国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提供服务，可谓是为地中海俱乐部[1]提供了范本——只不过是军事风格。毕竟，克劳塞维茨和孙子没有要求将军们只能将总部建在脏乱无序、破败不堪的地方。

索尔登将军是为了弥补史迪威对行政事务的忽视而被派去的美国指挥官。他代替史迪威，心平气和地同印度总司令部和东南亚司令部打交道。史迪威及我们所有与他共事过的人都十分欣赏并尊敬他。

蒙巴顿身着白色海军上将军装，英姿飒爽，光彩照人，邀我和索尔登参加他的总司令会议。这个会议聚集了一些海陆空的指挥官，而这些指挥官都在他的不久之后将被取代且不会被怀念的名单里。这位总指挥向来固执己见，刚愎自用。

我向国务院汇报了这次会议的内容：

勋爵阁下个性鲜明，行事冲动，他让在座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他不喜欢战争情报局所拥有的自治权。他情绪非常激动，难以自控，甚至说如果不能对自己的战区有完全的掌控，他宁愿回家。我一遍遍地重复之前的观点，并且在做了很多安抚工作之后，才使得路易斯勋爵最终让步，允许战争情报局继续现在的行动。

但是会议结束之后，他又情绪激动地继续和我讨论，实在令人费解。

这是这个几乎已经过去的小风暴的最后一点声响。战争情报局的心理战保留了独立作战身份。国务院正式赞扬我在表达本国观点时“处事得体、判断正确”，这令我感到意外。

我认为美国政府在亚洲的活动不仅要在宣传和民事管理方面独立于其欧洲盟国，如果在公共关系方面也能独立运作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误解和误传。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一个总指挥非常中意的计划——打算拍一部电影讲述东南亚司令部的故事。负责电影制作的人员告诉我，英国新闻部有意在全球推广发行这部电影。

我并不妒忌路易斯勋爵会因为这样一部电影而得到极大的个人满足。毕竟，充斥着对将军们过分表扬赞赏的个人宣传并不是毫无先例。令我困扰的是英国想把这部电影制作成一部纪录片，而纪录片表现的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历史事实。但是，除非电影可以揭露英美在东南亚司令部中所存在的分歧，否则就不能传达史实。但要做到实事求是，必然会影响作战行动。所以，最后的电影成品很可能是在可靠的纪录片伪装下的推广宣传。

1944年秋天我在美国时，飞往好莱坞和弗兰克·卡普拉讨论这部正在筹划中的关于东南亚司令部的电影。随后，我又和一位陆军上校讨论。他在英国专家的协助下负责制作这部东南亚司令部的大片。我向卡普拉表达了我对这个计划的担忧。他立刻领悟到“纪录片”所涉及的政治考量，并力劝我把该问题报告给国务院和马歇尔将军。

回到华盛顿后，我就该问题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并向负责中缅印战区和东南亚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官员提交了一份副本，建议停止制作“这部由英美共同参与的描述亚洲战争进程的电影”。不久之后我就回到了中国。我不知道这个备忘录的下文如何。而且我对殖民问题的担忧很快被更紧迫严重的问题取代，那就是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危机，以及面对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应采取何种政策。

[1] 地中海俱乐部于1950年在法国成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旅游度假机构之一。

第十四章 帕特丽夏到达印度；宋氏家族上演闹剧

帕特丽夏在1942年8月24日和我结婚后仍然继续工作，在《华盛顿邮报》担任特写记者和专栏作家。一年零一天之后，她收到了我的无线电报：“回到文明边缘的时间刚刚好，在我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送上我满满的爱。”这是在我跳伞掉进缅甸丛林之后，她第一次直接得到我的消息。她最早得知我出事是在事情发生一周后，一名打听情况的记者半夜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乘坐的飞机坠毁，并本着知情权的原则，让她表达她的感受和反应。接下来她得知我和其他人幸存下来，身处遍布食人族的丛林。

帕特丽夏告诉我她已收到我的结婚纪念日电报，她写道：

整个《华盛顿邮报》都密切关注着你的冒险，大家都十分热心。电报发过来的时间是周三一早，我们办公室的小玛莎召集在场的人一起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处置这份电报。毋庸置疑，当时我并不在场。最后，大家决定让玛莎给我打电话。我的反应自然是让她打开电报读给我听。先是电报撕开的声音，然后是恐怖的沉默，最后变为低声哭泣。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想？我当时极力控制着自己，让她告诉我电报的内容。“是约翰，”她哭着说，“是约翰。”她之前有好几分钟一直说不出话，而在那期间我已经想到可能是最坏的结果。我到办公室之后，她为她的眼泪道歉。“我只是太高兴了，”她解释道。我的天哪。

军人和外事人员的妻子不可以离开美国到战区和丈夫团聚。这条规定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帕特丽夏足智多谋，胆量过人，她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想要到印度——作为记者，作为战争情报局的心理战战士，或是作为战略情报局的间谍人员——但是都未能成功，因为归根结底，她是我的妻子。如果我可以得到史迪威将军的许可，她来中缅印战区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我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请求的。

帕特丽夏也是个坚持不懈的人。经过几个月的奔走，并不断恳求专横的护照部门主管露丝·希普利（Ruth Shipley），她终于从国务院获得一本护照，条件是她必须自己安排旅行。所以在1943年秋天，她便启程前往印度，先乘商务飞机到达秘鲁，然后到达阿根廷和巴西。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桑托斯等了几周之后，她乘上了一艘瑞典的小货船——安妮塔号。它的中立立场让人一目了然，因为在船体两端和船的中部都画着大大的瑞典国旗，而且夜晚还有泛光灯将国旗照亮。就这样伴着灯光，帕特丽夏穿过了南大西洋。她的船长是个好色之徒，开着船不顾及避让潜艇，一直前进。她安全地到达开普敦，从那里坐火车去德班。随后她十分幸运地在几个月来第一次坐上了商务飞机中非优先的座位（nonpriority seat），向北进发。这是架水上飞机，懒洋洋地嗡嗡作响，时不时就在水上着陆。在经过维多利亚湖时，这架飞机每晚都要停下让乘客和机组人员伴着蚊虫叮咬在岸上过夜。

帕特丽夏乘坐的水上飞机最终停在喀土穆的尼罗河上。在那附近的荒芜之地上坐落着美国空运司令部的大型基地，它在从美国到中缅印战区的主要线路上。帕特丽夏向哨兵们和控制乘客先后顺序的官员做了自我介绍。他们都大吃一惊，并欣赏她的勇气，而且自从离开美国，他们再也没见到过这样一个穿着红色休闲裤的23岁的美国漂亮女孩。她有什么当务之急需要处理呢？没有。如果没有指派的紧急事项需要处理，那么几乎不可能乘坐空运司令部的飞机。

她确实有一份来自国务院的形式上的电报副本，内容是要求外事官员对她友好以待。这份文件的签名是“赫尔”，就像国务院的其他所有电报一样。士兵们看到签名，以为是国务卿本人关心帕特丽夏的安危，所以他们给她安排了贵宾入住的房屋，还分派几名宪兵保护她。

他们询问驻开罗公使馆是否要求将戴维斯夫人此行作为优先事项处理？结果得到了公正的答案：最低优先级。

显然，帕特丽夏的出现给基地带来了一些麻烦，因为基地不能一直细心照顾着她直到轮到她乘坐飞机离开——她应该排在最后，等战争结束所有士兵都被送回家之后才会轮到她。基地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一窘境，结果他们十分有创造力地雇用她为一架C-47运输机上的无线电话务员，和一群美国军人一起前往卡拉奇。

这使得原有的机组人员感到高兴，尽管之前的无线电人员吓了一跳，他在帕特丽夏上飞机之后跟着上去，看到她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迷惑不解地看着布满旋钮、开关和灯泡的操作板。他们在亚丁降落给飞机补给燃料时，飞行员给她演示开飞机多么容易。他劝说帕特丽夏坐在他的位置上，用报纸挡住挡风玻璃以使她看不到跑道，并告诉她仔细听耳机里的哔哔声。然后飞行员鼓励她在阿拉伯费利克斯区完成一个漂亮的三点着陆。

将要着陆时，飞行员撕下玻璃上的报纸，发现在跑道中部有一个轰炸机残骸。这迫使飞机不得不再次上升向更远的荒凉之处飞去，而且这次降落也不能像之前那样无所顾忌了。我一直没明白这整个过程，也没有细问。我猜想副驾驶应该与这个幸运的结果有关。

战时的飞行员自成一派，有独特的风格。在印度时，我问一位年轻的机长，谁取代了一个无聊的飞行员，为什么两个螺旋桨中有一个静止不动。他回答说，他曾经切掉一个发动机，想要看看飞机只有一个发动机时如何飞行。在一个由破损严重的B-24轰炸机改装而成的运输货物和旅客的飞机上，飞行员玩起了在雅鲁藏布江上低飞的游戏，而高度之低甚至都激起了浪花。尽管一周之前，另一个飞行员已经将他这架B-24的底部拆下，但飞机依然沉入水中，否则的话，仅仅是低飞就会害死飞机上的所有人。

离开亚丁，帕特丽夏的下一站是在阿曼海岸沙漠上的萨拉拉，然后到达卡拉奇，在那里她被安排和陆军妇女军团的女兵们同住，之后飞往德里。我当时在新德里，帕特丽夏从卡拉奇传来消息，这是自从我知道她被困在喀土穆之后听到的关于她的第一个消息。她离开华盛顿三个多月后到达新德里，而两天之后，我则离开新德里前往华盛顿。

美国外交使团的二把手乔治·麦瑞尔和我在北平相识，他为人慷慨大方，每次我在新德里时，他都让我到他家的客房去住。他家宽敞舒适，而且只有他一人居住。帕特丽夏过来之后，他也热情好客地接待了她。我去往美国的这段时间里，她则住在麦瑞尔家的客房。由于乔治喜欢宴请宾客或参加舞会，所以他高兴地让帕特丽夏担当装饰性的女主人以及社交搭档，一起出席战时新德里上层的各种庄重的活动。几个月后，我和帕特丽夏分到一座小房子，离麦瑞尔家只有一百码，这使我们可以轻松地保持着和乔治悠闲自在、意气相投的相处。

总督所住的阴森森的宫殿被命名为总督官邸。在帕特丽夏初次到访那里之前，担心的乔治向她简要介绍在皇室代理人面前的言谈举止要遵守哪些规矩：不要忘记向总督行鞠躬礼——即使是总督夫人也要向她的丈夫弯腰鞠躬；总督没和自己说话前不能主动和他讲话。

时任总督是陆军元帅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他之前担任中东司令部总司令，然后在太平洋战争的第一个月，快速放弃了对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联军的无用指挥，因为上述联军在东南亚战斗士气极其低落。在美英荷澳联盟快速瓦解之后，他被任命为印度总司令，最终成为印度总督。帕特丽夏在第一次晚宴上坐在韦维尔的左边。他的好耳朵在另一边。但是她不能主动和他讲话，而他却以沉默寡言闻名。

喝汤的声音没有因为善意的小玩笑而减小，将军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妻子们以质疑的眼光冷淡地打量她，而且这种情形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这些都让她感到绝望。于是她开口向国王的代理人说了话，只是一点不重要的小评论。总督答复了她。帕特丽夏发现总督阁下的问题不过是羞怯而已，就开始继续和他谈话，并且使韦维尔谈到了他在北非的经历。在谈话中，他坦言他曾经因为在昔兰尼加的失败而被免除了中东司令的职务。

在这座大房子里的另一个场合中，诺埃尔·科沃德这位曾经在军队表演的作曲家为总督和高级军官们演出。在这次聚会中，他表演了一首最新创作的小调，灵感来源于他最近在印度遇到了一些陆军的上校、准将和将军。歌词是模仿他在印度听到的高级军官间的谈话——回忆之前共同战斗的同志们。所以，每段歌词的结尾大体都是“某某人怎样了？我想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帕特丽夏的笑声引来反对的目光，而歌曲唱完之后掌声却也寥寥无几。中间休息时，坐在帕特丽夏前面的两位将军中的一位扫视四周，冲在场一位年轻军官的方向点了点头，然后大声对他的邻座说道，“好家伙，那是不是老福赛斯的儿子啊？”“我看像，”另一位回应道。“老福赛斯怎样了？”“我想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另一位将军若有所思地说道。

在佩姬·德丁重新做回记者之后，我说服帕特丽夏到政治顾问办公室义务“贡献”她的服务。尽管这样做违反了她的职业价值观念，她还是无偿承担起了秘书的工作，直到我们可以雇用他人时才可以有工资。甚至在那之后，她还会在有需要时到办公室帮忙，但也不是对于这种不公正无报酬的契约服务毫无抱怨。我剥削她的结果就是，她在中缅印战区新德里总部变得很有名，既和战区副司令相处融洽，又和忙于办公室工作的下士关系良好。我们两人都觉得有一位军官特别和蔼可亲，他就是泰然、智慧的陆军中校迪安·腊斯克。在他成为国务卿之后，我们依然偶尔和他联系。

我不在新德里时，帕特丽夏和乔治·麦瑞尔的妹妹露丝游览了两个印度土邦。在乔治的陪同下，他们乘坐火车和装有窗帘的豪华轿车到达帕蒂亚拉锡克教土邦主的领地，土邦主邀请他们参加在德里西北部高山上他的宫殿中举办的奢华宴会。第二次旅行是帕特丽夏受土邦主及其夫人爱莎之邀，到斋浦尔射虎。他们建议她带几个朋友同游，所以帕特丽夏就邀请了露丝和其他几个美国人。

中缅印战区总部为此次活动给帕特丽夏配备了一支卡宾枪。为了弥补这支枪射击老虎时负荷量的不足，帕特丽夏在她所有弹头上都刻上了凹痕，这无疑与《日内瓦公约》的某些条例背道而驰。乔治还借给她马裤、山羊皮的射击夹克和一顶帽子，这顶帽子看起来就是猪肉派和Jaeger品牌头饰的结合体。

在她准备爬上象背射击老虎前不久，一位她邀请的美国骑兵上校走到她身边，说她应该把卡宾枪交给自己，因为她对这种事情毫无经验，有可能在狩猎中误伤射手。尽管帕特丽夏感觉受到了侮辱，颜面扫地，但她还是选择屈服而不是和这位多管闲事的骑兵一决高下。

由于没有武器，面对经过的老虎她也束手无策，只得和露丝坐在一头大象上缓慢地穿过灌木，而同行的队伍携带了大量武器，就算有一个营的老虎同时发起进攻，也足以将其消灭干净。尽管有时老虎会进入视线，但它们都十分机智，可以很快逃脱。

为了弥补帕特丽夏没有武器不能射杀老虎的遗憾，贾伊（Jai）带她乘坐一艘铺满蓝丝绒的船去射鳄鱼。她射中了一只。随后爱莎为她安排了一场老虎和野猪的对打表演，老虎取得了胜利。

由于我不能带帕特丽夏一起去中缅印战区的其他地方，所以她要离开新德里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或来自他人的邀请。雷蒙德·A.惠勒（Raymond A.Wheeler）少将是一位能力出众、独具慧眼的陆军工程师，他曾成功地处理中缅印战区的所有后勤事宜，后来被任命为蒙巴顿的行政官员。他邀请帕特丽夏和他共同乘飞机到康提，这样我们就能在那里团聚。我在康提同史迪威一起工作。当时蒙巴顿人在伦敦，史迪威暂时作为代理总指挥处理军务。

我和帕特丽夏在人满为患的康提的住处问题因谦和有礼的马伯里·艾斯勒·德宁而解决，他让我们住在他在湖畔酒店的一间单人套房里。我们入住的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去了总部，帕特丽夏还没醒。9点时，一位锡兰的客房服务员把她叫醒，告诉她该回家了，语气虽谄媚却十分坚持。

尽管康提有板球场，但东南亚司令部附近却没有飞机场。这个战区延伸到中国南海，而距其总部最近的航空设施在科伦坡附近，足足有一百多公里，而且途中山路曲折，还要穿过沿海平原。在帕特丽夏返回新德里时，她先乘坐窄轨铁路上的小火车去飞机场，和他同在一个车厢的是迪龙·里普利及一位神秘的英国人，这两人都是被指派到东南亚司令部工作的。里普利这位迷人的鸟类学家及战略情报局的高官最后成为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1]会长。他随身携带一个公文包，内装手榴弹，如果有人强制打开公文包，手榴弹就会爆炸。那位英国人后来透露是在国王的特务机关工作。他也同样带有自我毁灭装置。

帕特丽夏很快发现不光迪龙钟情于鸟类，他的那位英国同行同样如此。他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倒不足为奇，因为康提及其市郊是鸟类爱好者赏鸟的乐土。

两位间谍组织的高官兴高采烈地表示要交换自带的珍稀鸟类标本，于是都冲动地去拿公文包。帕特丽夏见状赶快紧张地走向门外，此时，他们已经啪的一声打开那通往地狱的公文包，并且从中拿出人类长着羽毛的朋友的奇异标本。

* * *

蒋介石夫人的哥哥，即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是史迪威和蒋介石关系中的一个变数。但是，在宋子文的反复无常中却有一点保持不变，那就是他那过于自负又从不掩饰的野心，即篡夺妹夫之位。

在接收完史迪威分配给中国的物资之后，宋子文转而对他持敌对态度，因为美国在1942年通过驼峰航线空运给中国的物资低于中国的预期。当时人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向蒋介石表示，史迪威就是造成物资不足的原因。宋子文在美国政府及工业界有诸多消息来源，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一点常识，即美国当时的军工生产已经难以保证美国、英国和苏联的需要，而这些国家的需求都优先于中国。那么为什么宋子文要指责史迪威呢？

一个解释是，也许宋子文想要让美国将军史迪威充当替罪羊，使他免受多疑易怒的蒋介石的指责，因为美国没有在飞机和物资上满足蒋介石忽视军工生产和后勤运输等因素而提出的无知要求。另一种解释是，也许宋子文真的相信史迪威对马歇尔和史汀生有足够的影响力，所以如果他下定决心，完全可以说服他们出手相助，控制军火分配委员会（Munitions Control Board）的决定以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史迪威没有这样做显然是他不想满足蒋介石的愿望，这又给除去醋乔增加了一个理由。

1942年底宋子文改变了战略。他和蒋介石、陈纳德、柯里想要除去史迪威的尝试失败了，尽管罗斯福已经接受他们胡搅蛮缠的要求，可他不能不顾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反对。这两位明辨是非、公正贤明，在史迪威将军在中缅印战区任职期间一直支持他。宋子文似乎决定，如果不能战胜史迪威，那么就要与他联手。

这位外交部部长回到重庆，据说向蒋介石提建议，如果他想得到更多美国的军备物资，就必须表现出认真的军事意图。重庆方面突然转变态度，更加合作，这令史迪威大吃一惊，却也使其感到高兴。他对我说，宋子文要真正开始好好工作了。当宋子文选择合作后，他对于美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伙伴。与他的同胞相比，他接受过更多的美国教育，所以办事更加高效，有美国人的风格。但是他美国式的干劲和急躁却惹恼了传统的中国人。

宋子文针对他妹夫的密谋很快浮出水面。他建议史迪威关注两位将军，史迪威认为这两位不错，但他们却是蒋介石不信任的人。宋子文还让史迪威将军支持一项安排，通过这项安排，他就可以有更大的权力掌控中国的军事力量。史迪威没有支持宋子文这种对自己的提拔任命。

奉承讨好史迪威并没有给宋子文带来更好的运势。因此，1943年9月，宋子文在华盛顿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计划，内容是任命两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将军分别担任中国的总指挥和总参谋。这就相当于，尽管蒋介石仍然是国家元首，但他和史迪威二人已无权指挥中国的军事行动了。总统将宋子文这份自以为是的建议交给马歇尔，马歇尔则将它放置一边，不予理睬。

宋子文向罗斯福提交了他为治疗中国军事衰弱而开的并不精明的药方。而在几天之前，他的两个姐妹——蒋夫人和孔夫人突然关心史迪威是否安好，这令史迪威摸不着头脑。她们表示会在蒋介石面前支持史迪威将军。当时蒋介石对史迪威十分不满，因为他轻率地下令发起行动。史迪威将军接受了两姐妹从中斡旋的好意，认为她们是受其兄弟宋子文的影响而向他表达善意。

她们确实是受宋子文的启发，但原因却是，他们听闻了宋子文的计划，感觉受到了威胁，所以马上采取行动，力求与史迪威结成同盟。蒋夫人感觉受到威胁是因为她的丈夫就是宋子文的目标，孔夫人也是如此，因为她的丈夫是财政部部长。这两姐妹想要团结一致对抗她们的兄弟，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消除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隔阂。

10月中旬，刚刚上任的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起身离开印度，前往重庆会见蒋介石，而当时宋子文也离开美国回到重庆。与蒙巴顿同行的是陆军中将布里恩·萨莫维尔（Brehon Somervell），这位精明强干的美国陆军补给部门的主管这次同行的目的就是将总司令介绍给蒋介石。宋子文给他的建议令这位将军大吃一惊，因为宋子文说罗斯福已经同意撤销史迪威在此的职务。宋子文还提醒路易斯勋爵，如果任命史迪威为副司令，会产生“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宋子文在重庆作为蒋介石和萨莫维尔的翻译，他告诉这位美国人，蒋介石要求史迪威撤出中国是因为他对中国军队已经“失去信心”。史迪威听到是中国提出的要求感到十分不快。同样感到烦恼的人还有蒙巴顿，他不想在上任初期就失去这个他想委以重任的人。他本想让史迪威解决棘手的中国人问题，尤其是在印度和缅甸。路易斯勋爵主动提出向蒋介石求情，史迪威同意了。蒙巴顿在拜访蒋介石之前，先通过萨莫维尔向他暗示，如果在中国军队工作将近两年的指挥官被调走，他将无法继续进行中国军队在东南亚司令部的调度部署。

同时，宋氏姐妹也在不停奔走。他们得到了军政部部长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的支持。史迪威十分蔑视何应钦，认为他能力不足，故意刁难而且和他人同谋破坏。而这次，何应钦乐意与史迪威共谋对阵宋子文。他知道宋子文正在尽一切努力让陈诚将军取代自己，陈诚是宋子文最中意的两个指挥官之一。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下，史迪威虽然之前也想让陈诚取代何应钦担任参谋总长，但现在也认识到有必要同令人轻视的何应钦一起对抗宋子文。

然而，这个争端归根到底是宋氏家族的内部闹剧。宋子文坚持认为只要蒋介石提出要求让史迪威撤出中国，他就可以摆脱咄咄逼人、强人所难的史迪威。而宋氏姐妹都认为，史迪威在美国支持者众多，如果将他驱逐出中国，势必会引起美国对中国物资供给的削减。这种充满火药味的争论持续了数日，直到10月18日随着宋子文和他的妹夫双双大发雷霆而达到顶峰。当时这位外交部部长大声辱骂蒋介石，而那位军人-政治家也不甘示弱，大声回骂并打碎了多个茶杯。

宋氏姐妹、史迪威和何应钦将军胜利了，但条件是史迪威要做出一副忏悔的姿态来帮助蒋介石挽回面子，因为他感觉撤回让史迪威离开中国的要求使他颜面扫地。忙碌的宋氏姐妹担当导演，设计“醋乔”的台词，他也确实极力控制自己，按照计划进行，说道：如果他曾经犯下错误，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由于存在误会。史迪威在“演完这出戏”之后写道，“‘花生米’尽力表现出和解的姿态，”对他进行了简短的说教，让他认清总指挥和总参谋之间的关系，不要过于自负。

宋子文计划失败，在这场闹剧中成了不折不扣的失败者。尽管没有剥夺他外交部部长的头衔——撤他的职就是给了史迪威面子——但是蒋介石让他待在家里，不要再插手公务。直到1944年夏天他才得以恢复工作。至于陈诚将军，他的指挥官职务被解除，官衔未定，无人问津。宋子文的另一个门徒薛岳将军在1944年英勇抗击日军的一次进攻，但急需军火补给时却未能得到蒋介石的同意，结果惨遭失败。

[1] 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第三部门博物馆机构。

第四部分 中国问题

第十五章 史迪威的战争

史迪威缅北战役的任务是驱逐消灭盘踞于此的敌军，而后建设一条连接中印的公路和油管，有利于战机更安全便捷地飞跃驼峰。伴随着敌军的攻势，美国工程兵操控机械，以列多（Ledo）为起点，在山林中开辟出一条基础的货车道。[1]

这项令人惊叹的任务从1942年开始，到1945年完成。但经由此路及其油管运输的补给总量却逊色于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的空运。物资车辆的车轮只在这条公路滚动了五个月，战事便结束了。此后，中国的补给主要经东部海岸线进入，这条一时间蔑视了丛林的公路又逐渐被丛林吞没。

虽然首先提出建设此路的是中国方面，最终拥护它的却是史迪威。他与这条公路因对方而被世人知晓。其中有一些人以此为依据，批评史迪威缺乏决策力却又固执己见。魏德迈将军，在纳入蒙巴顿麾下之前曾是美国战事的主要计划者之一，他曾批判建设“史迪威公路”的方案，还认为缅甸北部的军事活动完全不靠谱，很有可能失败。约瑟夫·阿尔索普上尉，作为陈纳德的助手和发言人，预言史迪威在缅甸将会失败。阿尔索普积极与哈里·霍普金斯通信，信中不乏谴责史迪威之辞，而这只是他反对史迪威的一点点表现。

从结果上看，史迪威公路及其油管的建设和其中的军事行动本该为我军打下基础，但其代价却大于收益。不过，在1942年至1943年美国制定决策期间，战争的前景其实尚不明确。而美国政府在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策略中，夸大了中国对抗日战局的重要性，提出要千方百计地为中国军队提供补给，不能只靠空投。人力与资源的大肆投入是全面战争的一个特征。

从人类的角度看，缅北会战及其路管建设是伟大的。对此，他人已有充分评价，我不再赘言。

史迪威训练的三个师之一派遣了几个小分队于1943年末跨越阿萨姆邦进入缅甸，随即遭遇日军第18军团。该军团曾占领过新加坡，现占领了缅北地区。中国军队的官兵因为多年败于日军手下，所以遭遇战初期缺乏自信。但史迪威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使他们赢得了几场小战役的胜利，也赢回了信心。

中国军队战力的提升取决于三个改变。其一，美国的补给服务确保他们吃饱穿暖、武装充分，而且消耗的弹药装备能迅速补充。即使有时未能完成，也只是战事所迫或天气原因，而不是因为官员的贪污与囤聚。

其二，不再如先前的中国战场那般抛弃伤员。史迪威坚持向军队提供高标准的医疗支持，由列多的一所顶级美国综合医院作保障。另外，战役中首次采用轻型飞机从空中向后方护送伤员。

其三，美国第十航空队控制了缅北领空，使得我军不再受敌军轰炸，路管修建时也不会受敌方低空扫射的干扰。同时，零散部队和侧翼部队在丛林中行进的时候也可以获得空投补给物资。

史迪威相信中国士兵的素质。战役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普通军官士兵，而在于他们的高级军官。蒋介石的胆小、优柔寡断和不作为从根本上导致了第一次缅甸战役的失利，他不止一次地背着史迪威号令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指挥官，破坏我军士气。

同时，蒋从云南阻止敌军攻势，意图逼退敌军，让史迪威指挥的中国军队的三个师对付他们。蒋介石为了逼退日军一个缩水的师团，竟调用了滇西军12个师的力量，其中有一部分力量还参与过美军训练项目，装备了美军武器。美国计划首先改革和武装中国军队30个师，再改革和武装60个师，总共90个师。与这12个师对抗的只是日本一个力量薄弱的师。

蒋无论如何都不会主动反击。即使武装力量远胜于敌军，他也不愿消耗物资，不愿刺激日军，更不愿承担一丝失利的危险。同时，他还要求英军不要在缅甸中部和孟加拉湾地区有大动作，否则他便原地不动。罗斯福催促蒋指挥滇西军应战，他则以中共军队将要发动攻击、苏军在东北边境蠢蠢欲动和日军准备对华北发动更大侵略三个理由敷衍过去。他只判断正确了第三件事。他不向缅甸进军，而是派遣两个师到印度与史迪威带领的三个师会合，并声称会做好准备迎接“同盟海陆军可增援中国海岸战区”的那一天。

除了一些坚定的亲华派，美国官员们此刻终于理解了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厌恶，尽管他们的感受程度还不像史迪威那般入木三分。有些人不遗余力地想帮助蒋，蒋则不遗余力地阻碍与他们的合作，最严重的一次是他絮絮叨叨地请求美国给他10亿美元的贷款。华盛顿方面拒绝了他，因为在日本对中国的陆海封锁尚未解除之前，即使10亿美元也无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蒋介石也提出另一种方案，即要求华盛顿方面以人为虚高的官方汇率支付美国在华驻军——特别是B-29轰炸机基地建设——所产生的费用。如此，美国要支付的美元，将是当时已贬值中国货币的真实价值的六倍。

不出所料，蒋强硬地索要经济援助是凭借日本可能开出条件诱惑中国退出战场，孔祥熙向高斯透露了这一潜在威胁。华盛顿方面认为蒋的表演是为了就滇西军在路管建设上的帮助作用向美国要价，他们出离愤怒。美国财政部和陆军部均认真考虑过是否可以撤出中国。但是，鉴于“四巨头”的任务分配中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承诺，美国不能从中国撤出。因此，美国只好将主要涉及金钱的问题用研究和谈判的方式拖延，逐渐不了了之，接踵而来的账单则通过临时的讨价还价来解决。

当史迪威快被蒋介石娴熟巧妙的沉默逼疯时，东南亚司令部已着手计划忽略缅甸，准备陆海同时进军苏门答腊、马来亚（西马）和香港。这是丘吉尔梦寐以求的。1944年1月7日，魏德迈与我交谈，我记录道：“如果我们被限制在缅甸丛林战中，将无法联合麦克阿瑟和金抗击日本。阿尔伯特（魏德迈）认为联合麦克阿瑟和金的唯一可行方法是绕道经过新加坡。”

东南亚司令部当时的计划名为“公理”（AXIOM），蒙巴顿派出魏德迈带领的17人团队前往伦敦和华盛顿争取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支持。史迪威在他们出发之前得知情况，任命我与准将本杰明·费里斯（Benjamin Ferris）到华盛顿反对“公理”计划。出发之前，我们首先来到史迪威的缅甸总部报告。

会见史迪威的几个小时里，费里斯一直在场，所以我无法私下与史迪威交谈。恰巧史迪威之子有口信要我传达，我便以此为由邀请他到竹舍之外相谈，交谈中史迪威提到了数个话题。事后，我做了简略的笔记：

将军缓步在十字竹道上，我在侧畔的草地上跟随。我告诉将军，眼下的华盛顿之行是他目前为止遇到的最重要的会议，但他却派出了有史以来最弱的团队参与。本尼（费里斯）的恐英情绪不会因乔治·马歇尔而平息。将军表示已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已警告过本尼不要矫枉过正。

我又提出：“本尼可能会受华盛顿的那帮人威慑，因此无法做出良好的陈述。在我看来，将军您自己、法兰克·麦瑞尔或柏德诺准将都拥有积极的人格，你们才是赴会的合适人选。”老头儿说他和法兰克都没办法去，但柏德诺可行。

所以我便开始推荐柏德诺。他掌握着兰伽训练过程的第一手信息，在阿萨姆邦-缅甸边界（Assam-Burma Border）坚持了整整两个季风季，还曾领导了胡康河谷战役。他身上有引人注目的品质，如果有机会见到总统先生，一定能吸引其注意力。

温盖特［派头十足的英国将军，指挥钦迪特部队（Chindits）在日军防线背后执行远程刺穿（Long Range Penetration）］为其部队做了一次戏剧化的陈述，赢得了总统的支持。我认为柏德诺也可用令人注目的方式阐述我们保卫并夺取缅北领域的想法。

将军随后同意派出柏德诺。

我、费里斯及柏德诺赶在魏德迈代表团之前早早抵达华盛顿。我与柏德诺马上会见了弗兰克·罗伯茨准将。在北平和第一次缅甸战役时期我便认识了他，他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现在已高升为军队策划的一把手。柏德诺陈述了史迪威的想法，罗伯茨表示同意。而我只和费里斯共同出席了与史汀生的会面。当时是中午11时45分，77岁的陆军部长先生正需要午睡片刻，而费里斯的陈述又不是很清晰，因此会谈也就没有什么结果。

按照我与史迪威的计划，我安排柏德诺去见了一些经过甄选的记者。他坦率地向记者们讲述了缅北战役中蒋介石和英国方面的不合作态度，但他尚不如史迪威当年那般坦率。我们并非揭秘，因为我们所述信息早已在华盛顿方面传开。但是，当记者们基于我们的简述发表了他们的报道之后，英国陆军元帅兼英国参谋长委员会（British Chiefs of Staff）驻华盛顿代表约翰·迪尔爵士被激怒了，他向总统与马歇尔抗议，训斥陆军部和海军部泄露消息。

作战处首长托马斯·汉迪（Thomas Handy）将军，召见审问了可怜的柏德诺。在我的笔记中，他“直接尖锐地质问泄露的消息从何而来，柏德诺起初回应道，作为一名军人，理当对上级长官实言相告。不过他又追问托马斯·汉迪将军是真的想知道谁该为那些令人尴尬的报道负责，还是仅仅想结束公众的关注。当时在场的众人哄然大笑，托马斯·汉迪说只要那些报道停止传播就可以了。”

而对于我，廷伯曼说，他已经向汉迪解释，我原本隶属于国务院，后借调给史迪威将军。托马斯·汉迪表示“他们”（托马斯·汉迪那一班人）并不需要向我展示权威。假如五角大楼各阶层人员对深陷忧患仍然不屈不挠的史迪威没有那么多敬佩之心——并且私下里对我们的言论并无同感——的话，我与柏德诺可能会遭遇无情的对待。

兴许缘于托马斯·汉迪对我们的态度，一周之后总统召见了柏德诺，要他对缅甸情况做个简短汇报。柏德诺的汇报清晰有力，成功唤起罗斯福对缅甸之战的热忱，据我所知还没人能做到这一点。满怀热情的罗斯福询问柏德诺，应当如何让丘吉尔支援史迪威。

我带领柏德诺与新晋副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交谈。斯特蒂纽斯注定要替代病痛中的赫尔，他揭露了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对国务院这个专业外交组织的轻视。他是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董事会主席，和蔼、忙碌且上相。当选国务卿不是因为他对国内外事物的洞察力——那并非他的职责——而是因为他要成为总统的门面和国务院的管家。罗斯福和霍普金斯才是外交政策的真正标杆。

斯特蒂纽斯专注地聆听了我们的情况，然后指示我们再与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谈一谈。格鲁曾任驻日大使，在斯特蒂纽斯继任为国务卿后他将担任副国务卿。他是外交专家。他更加细致认真地听完我们的故事后，让我们以斯特蒂纽斯的名义起草一份送往白宫的备忘录。

2月23日，我以开阔的视角在备忘录中介绍了史迪威的情况：

我们在亚洲的政治目标是巩固与中国的关系，在微衰的英荷帝国系统与充满活力的俄国发生冲突时保持平衡。退一步讲，我们也不乐意与殖民帝国主义有瓜葛，以免为了与一个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国家结盟而白白地与正在崛起的亚洲国家主义相对立，况且它还很有可能得到俄国的支持。

为了达成这一总体的政治军事目标，今年我们踏出了第一步，即开拓了一条从缅甸通往中国的交通道路。而接下来则需要在英帕尔（Imphal）地区的英国军队和在云南的中国军队停止不作为的态度，发动对日攻势，支援正在列多地区行进的中美联军。

在备忘录的结尾，我请求总统对丘吉尔和蒋介石施压，促使他们支援史迪威。我不知道格鲁是如何处理这份备忘录的，但是，我交给霍普金斯的另外一份更早的备忘录被他递交给了总统。在那份备忘录中我论证道，美国应当攻下缅北而非苏门答腊与新加坡。

“公理”计划虽然得到丘吉尔的强烈支持，但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却不以为然。该计划在华盛顿被否决。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它不合时局，原因在于不可或缺的欧洲两栖作战船在1945年之前无法集结，“公理”计划将会被加速前进的尼米兹（Nimitz）和麦克阿瑟甩在身后。而总统也不同意该计划，因为他看到了计划背后丘吉尔的殖民意识和迂回意图。

* * *

我和柏德诺游说各方对英国施压，试图让其加入抗击敌人的战斗，事后看来，我们的努力稍显多余。早在当年3月份，日军就攻击了位于缅印边界的崎岖的英帕尔地区。日军三个师团牵制住了英帝国四个师。敌军的目标是突破雅鲁藏布江河谷，沿着交通路线从印度其他地区直指印度北面的史迪威军队和用于空运物资到中国的大型空军基地。

日军轻装翻过被丛林掩盖的边界山脉，抢占英军物资储备，从背后切断了守军的补给，让英军度过了难熬的一个多月。美国战机从缅北转移前往支援受困的英军。史迪威又下令中国军队的一个师增援，但遭到拒绝。蒙巴顿请求丘吉尔和罗斯福敦促蒋介石令滇西军形成第二道防线，但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

英军的反击，日军未抢占到足够的补给物资，其在缅甸的补给站补给无力，以及雨季的来临，这些给予了侵略者枪弹、饥饿和热带病的多重严厉惩罚。但疯狂的固执本性仍然让受挫的敌军坚持反抗到7月份，而后狼狈地退到丛林中，山道两边尽是败退敌军的尸体。

1942年，也是在这一片丛林中，史迪威带领他的小分队逃过日军的扫荡。同年，依然在这一片丛林里，无数的难民想要逃往印度，却在无情而又繁茂肥沃的山坡上死于饥饿与疾病。

在英帕尔战役的高潮阶段，我们终于说服蒋介石发动了滇西军。为了保留蒋介石的面子，我们用了一种委婉隐晦的说服方式。受马歇尔和史迪威之命，中缅印战区首长托马斯·赫恩（Thomas Hearn）少将对中国军队参谋长、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说，如果滇西军仍然守着租借法案（Lend Lease）的物资不动，租借法案将会中止。这是史迪威推荐的一种等物交换谈判，却曾遭到罗斯福的训斥。两日后，也就是4月14日，何调动了滇西军。

滇西军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攀爬进入怒江（Salween）峡谷，他们用竹筏强渡汹涌的江面，然后沿着峡谷西面奋力向上，一路未被日军发觉。准将“赤红儿”多恩带领着美国顾问团和中国部队。滇西军作战力量薄弱，与历经兰伽集训的几个师相比，训练和装备均显不足。而且多恩对该部队也没有史迪威那么高的权限。

经过一场初期胜利之后，中国军队的攻势开始走下坡路。他们不断无视多恩的建议，而且中国的军官们优柔寡断，受到错误指导，不是鲁莽就是胆小，浪费军力正面攻击敌军力量集中的地方，武器操作失误频发。日军一小股不足中国军队力量十分之一的部队成功顽守在云南怒江西面的一个突出位置。该位置一边连接老的滇缅公路，一边又是史迪威选定的连接点，战役因此陷入僵局。

由于中国指挥官们动作缓慢，1944年3月，史迪威度过了难熬的一个月。蒋还在为渡江讨价还价的时候，位于英帕尔前线的日军已经威胁到了史迪威的交通路线。4月，情况稍有好转，但没有人能确定有所好转的情况可以保持多久。史迪威将军决定冒险推进，出奇兵攻占密支那日军空军基地，然后利用空中力量加以巩固。密支那火车站是日军在缅北最关键的据点。

史迪威组建了一支由美军和中国军队共同组成的分遣队，共计4000人，其中美军人数1400人，专打丛林战。他们疲惫不堪、充满怨气。他们是代号“加拉哈德”（GALAHAD）分遣队的幸存士兵。由于受升任为准将的法兰克·麦瑞尔领导，该分遣队被称为“麦瑞尔突击队”。突击队于2月进入缅甸战场，灵活多变、锲而不舍地攻击敌军侧翼与后方。之后的两个月内，在突击队向密支那行进之前，战斗、疾病和精神崩溃就削减了一半突击队员。

由克钦当地部落人员领路，受过战略情报局训练的这支中美协作特遣部队顽强地在山道间行进，穿越了世人认为无法穿越之地。他们用了将近三个星期，到达了目的地，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成功占领了密支那的飞机跑道。史迪威也给了蒙巴顿、魏德迈、阿尔索普和其他预言任务失败的人一个惊喜。

就在麦瑞尔突击队智夺密支那飞机跑道之后，诸多战事却旋即走上错误的轨道。麦瑞尔要求空军总部首先运送援军和食物过去，因为一些突击队员已经多日没有吃饭了。然而不出所料，斯特拉特迈耶却派来了并非亟须的防空部队与工程师。中国军队则投入两个营袭击只有700名日本士兵防守的密支那镇，混乱的中国军队陷入持久交火中。第二天，中国军队又投入更大一股力量重复表演。而日军则阻退了所有攻势，增援后人数达到5000，开始顽固抵抗。

经过三个月无休止战斗的煎熬，突击队本希望在完成占领任务后退到后方修养。但是，由于密支那的敌军没有被成功剿灭，史迪威只好下令已经透支且状态低迷的突击队员留下来继续加入夺取密支那的残酷战斗。由于情报部门G-2低估了敌军实力，突击队员苦战了两个半月一无所获。最终，大约200人健全地存活下来，其余队员有的战死，有的被送往列多治疗或进行康复，他们差点要发动叛乱。麦瑞尔的心脏病发作了两次，一次是在山道行进途中，一次是在任务成功两天之后。

敌我两军均在密支那扼住了对方的咽喉。虽然日军士兵不断消亡，他们仍然拒绝投降。此时战役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军队的先锋部队遭遇敌军所剩无几的第18军团后孰胜孰败了。而占领密支那飞机跑道似乎让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们松了一口气，他们开始主动攻击，在6月底占领了孟拱（Mogaung）的铁路。此战的胜利也有钦迪特部队的功劳，这支由温盖特创建的突击队在敌军防线的后方展开行动。

史迪威指挥钦迪特扰乱位于中国军队攻势南边的敌军后方，破坏敌军交通线路。温盖特于3月死于空难后不久，史迪威与其继任者威廉·伦泰恩（William Lentaigne）就势同水火。同麦瑞尔突击队一样，钦迪特部队的士兵被过度征用，在严酷长久的战斗中耗尽精力。但史迪威却如同苛求麦瑞尔突击队那般苛求他们承担超出能力范围的任务。

史迪威对自己毫不仁慈，因此，在危急时刻，他也如此要求自己的军队。但是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无畏，充满战斗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意志力。人们只能被有限地激发并充满这样的品质——在二战中，日军的上限要高于美军、英军和中国军队。钦迪特部队没有被史迪威激发鼓舞，却因为他耗尽精力，他们对史迪威的怨恨不会比麦瑞尔突击队少。

* * *

1944年4月中旬，英帕尔战役正处于高潮阶段，史迪威马上要决定执行密支那的任务，蒋介石则刚刚不情不愿地下令滇西军横渡怒江。此时，日军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ICHIGO）的大规模侵华行动，调动了超过15个师团的力量。日军从华北向南扫荡，目标是打通南北铁路段，占领曾经威胁过他们的东南空军基地。由于日军的海上交通在美国潜艇和飞机的围攻下日渐瘫痪，日军侵略行动的最终目标之一是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中国最南边的陆路交通。另外一个目标则是对付美国在华东的空军基地。第十四航空队曾对日军在华的海上和铁路交通造成不小的损失。一旦这两个目标实现，正在华西休养的中国军队将被隔离开来，无法与登陆中国沿海的美军直接联系。

日军从人数上远多于自己的中国军队眼皮底下进入华北。到了夏初，他们就攻到了华中。1942年和1943年，陈纳德和蒋介石曾对罗斯福满口保证过第十四航空队的安全，但是现在他们开始担心了。虽然陈纳德指挥空军进行行动，同时陆地上的中国军队数量远多于敌军，但是日军没有受到阻拦，而且还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空军基地。史迪威和马歇尔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有地面的保护力量足够，空军基地才能发挥效用。

到了1944年底，“一号作战”几乎已经完成了任务。日军分出一纵队西进，引起了湘桂政界的恐慌。如果当时日军再前进70公里，混乱势必发生。最终阻止日军步伐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冬天的来临和补给的缺乏。

* * *

英国人对史迪威多番忍让。他们知道史迪威暗地里对他们存有偏见，这种偏见只在某些特殊场合才有所收敛。因为在缅战中英军毫无亮点的表现、英国在战略和战术上的不同观点、印度政府和印军对他恼人的妨碍，本来就不待见英国人的史迪威对英国人更加吹毛求疵，批判英国是顽固主义的温床。

史迪威的反英（正如其反蒋）言行可分为三个层次。最初级的层次表现为稍有掩饰的轻视。1944年8月，他在短暂担任副总指挥期间的表现便属于该层次。他批判东南亚司令部人浮于事，编制过于复杂。后来，他有一次在自己人面前口不择言，引起了更大的争议。他说：“天杀的英国佬不会打仗。”他曾经夸赞过蒙巴顿是个“好人”，但这次在他口中却变成了“漂亮的小伙子”。事后，英国人果然听到了这些不中听的话。

最高层次反英言行从他日记中那些怒气冲天酸溜溜的话就可见一斑。如果某天事情不顺，烦躁的史迪威就会将压抑的失望与微弱的希望倾泻在纸上。其实大多数日子里事情都不顺利。他不是为出版而书写，而是为了精神宣泄。在他的日记中，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不幸沦为“便壶”，英国人全部都是“卑鄙的伪君子”。

史迪威这些不中听的话和其他一些更粗俗的言论，并没有让受攻击者过多在意。直到1946年史迪威去世，他的个人文件得以公开，公众才了解到他对自己粗野言论不加节制的那一面，这种公众印象持续了数年。但史迪威受人尊敬的总体形象，并没有被这种印象代替，正如他没有被其他将军添油加醋的不实回忆录抹黑一样。

虽然在1943年秋天蒙巴顿曾帮助蒋介石建议美国召回史迪威，但在第二年春天，他却将自己的副手从东南亚司令部调到中国，让魏德迈或索尔登代替其职位。史迪威对英国明显的偏见，派遣我和柏德诺到华盛顿的举动，以及滥用钦迪特部队的行为，的确是过分了。同年6月，英国陆军元帅、英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要求马歇尔将史迪威调离东南亚司令部。

* * *

1944年6月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到访重庆，试图缓和蒋介石与共产党、苏联的关系。他经由西伯利亚和苏联中亚地区抵华执行罗斯福指派的任务。罗斯福的目的是：一方面表达对蒋介石与红军关系逐渐恶化之问题的关切；另一方面要趁华莱士离开美国之际，打下基础以便取消他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党大会参与竞选的机会。

华莱士和威尔基一样，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他并没有成功改变蒋介石的想法。但他的确完成了一件我盼望已久的要事，那就是让蒋介石同意由中缅印战区总部派出一个观察团到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延安驻扎考察。这是蒋许久以来的一大让步，以后他将为此事后悔。

因华莱士的访问，宋子文再度出山。他作为蒋介石的翻译，明确表达了蒋对史迪威的反感，并联合陈纳德和阿尔索普，成功地说服华莱士给罗斯福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有一点内容是建议将史迪威撤出中国，并指名魏德迈接替。副总统提出该换帅意见之前其实从未见过史迪威或魏德迈。

史迪威派出我和公共关系官员保罗·琼斯（Paul Jones）上尉，向华莱士发出迟来的邀请，希望他能访问史迪威将军的缅甸总部。当时，史迪威正忧心忡忡地关注密支那的围攻和进展迟缓的孟拱河谷战役，无法抽出时间到中国与一个被他认为是瞎管闲事的人闲谈。当华莱士与蒋介石结束谈话之际，我尝试接近他，递交史迪威的邀请。但他却让陈纳德和阿尔索普做主。他们有礼貌地阻止了我。然后我情绪激烈地呼吁他们发扬高尚品质，暂时放下与史迪威的不和。他们安排我会见华莱士，前提是他们必须在场。我在后来递给史迪威的报告中写道，“陈纳德及其搭档阿尔索普都是得体有理之人”。会面时，我代史迪威向副总统发出邀请，但他带有歉意地拒绝了——以天气和时间紧迫为由。

但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们会见那天不久前，也就是6月26日，华莱士就已经给罗斯福发了电报建议撤回史迪威。我更没有料到，这位突然如此卖弄计谋却毫无技巧的战略家一听别人说陆军部会否决他的最佳方案——陈纳德同时掌握军事和政治的权力并有权“直接与白宫商议解决政治问题”，从而同时替代史迪威和高斯——之后，就顺道推荐了魏德迈（实质是由宋子文和阿尔索普推荐）接替史迪威。华莱士对美国政府高层使出这种狡诈的调遣计谋，最终却落得个在史迪威遭撤换之前被罗斯福赶走的下场——而还在他未被赶走之前，罗斯福还让史迪威升了职，并要求蒋介石支援史迪威，使蒋大失颜面。

一边，蒙巴顿和布鲁克希望史迪威退出缅印去中国；另一边，蒋宋与陈纳德三人又希望他撤出中国一直待在缅印。因此，马歇尔考虑是否要赋予史迪威一个新角色，这个新角色来源于史迪威本人在1943年提出的概念——战地参谋长（Field Chief of Staff），一个可以对中国军队行使相当大权限的职位。怒江之战前线不容乐观的状况和无力抵抗日军“一次作战”行动的糟糕表现，似乎显示出中国的指挥力量既无法在当下抑制敌军的攻击，也无法在未来将日本的百万军队赶出中国，因为即使美国制服了日本，日军残余也会继续抵抗。

日本本土投降以后，美国人不可能继续留在战场，继续从太平洋对岸和欧洲运送军队到亚洲大陆参加战斗和做出牺牲。让苏联人进入满洲乃至整个中国消灭日军也是令人不安的一种选择。要是蒋介石能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和处理权让给史迪威，也许曾经训练并领导中国军队在缅甸夺取胜利的史迪威能够阻止“一号作战”并激励中国人在太平洋之战胜利后打垮日军的负隅顽抗。

这似乎就是马歇尔当时的想法。7月1日，他试探史迪威是否有意愿重整并指挥中国军队。史迪威很严肃地表示，拯救中国的希望很渺茫，那一丁点渺茫的希望存在的前提是他能拥有“完全的军权”。如果总统能够向蒋介石传达“强硬的信息……委员长可能会在压力下让我指挥军队”。同时，史迪威认为挽救危局的唯一机会是从位于华北的山西反攻，而且必须与共产党合作。

马歇尔把史迪威对中国毫不乐观的评价视作对他的想法的默认，要求蒋介石将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这位令人讨厌的外国军官。马歇尔参谋长马上着手此事。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支持善战的指挥官史迪威，在7月4日向总统递交了报告，严厉批判蒋介石和陈纳德在抗击“一号作战”侵略行动之前和期间的表现，赞美史迪威是唯一“能够带领中国军队有效抗击日军的人”。原因之一是，他曾经“凭借自己组建的一支力量，在内外反对声中，克服地形和天气的巨大障碍，进行了一次绝妙的战役”。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罗斯福将史迪威升为上将。

参谋长联席会议推举史迪威成为四星上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需要更高的威望匹配他的新头衔：包括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内的中国所有武装力量的指挥官。总统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推荐，马上通过电报通知蒋介石陆军部的具体草案。其严厉的教导口吻表明，罗斯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蒋过分欣赏的态度。

罗斯福与马歇尔有足够理由怀疑，宋子文的翻译有意淡化了华盛顿给蒋的信息，而蒋夫人也简化了总统的一封电报，因为其中的内容本该让蒋介石大为不快。因此，中缅印战区在重庆总部的高级官员只好亲自前往传递罗斯福的信息，要求蒋同意史迪威“在委员长的领导下指挥所有中美军队，并赋予他完全的职责和权限协调指挥各项行动，瓦解敌军的侵略”。该高级官员是费里斯，他带上我的同事谢伟思作为翻译。

蒋为了避免让自己迫于罗斯福的催促而妥协的情况出现，当下就给出回复。他再次要求罗斯福派出一位德高望重的代表“协调他与史迪威将军的关系”。蒋意图得到一位权力高于史迪威和高斯的人。如果他实在无法摆脱这两位不可屈、不可欺的美国利益卫士，那么他希望通过另外一位美国人绕过或否决他们。7月和8月，蒋一直在争取此事。

* * *

因为与史迪威合作，有时我会夸大有关他的事情。在1944年3月递交给国务卿的一份备忘录中，我将史迪威比作威廉·S.格里夫斯（William S.Graves）将军。格里夫斯将军在1918年曾指挥美国军队进入西伯利亚。时任陆军部长的牛顿·D.贝克（Newton D.Baker）曾写道：“我们的协约国将格里夫斯将军描述成像威尔逊总统那样‘固执、不随和、难以合作的指挥官’。当我向总统保证‘格里夫斯将军对总统的政策绝对忠诚’时，总统无视所有协约国指挥官的挑拨，对我说‘贝克，他们的说法太老套了，有些人被评价为固执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是正确的。’”

我承认，为了消弭诽谤者对史迪威的恶意中伤，我的确有一些夸大之词。在私底下，我对史迪威说，我并不认为他一直都是正确的。1944年7月17日，我用两页纸对他做了最尖锐的一次评价。在其中，我说大家都在询问“您什么时候从树林里走出来重新执掌战区指挥权”。我还说，“史迪威一直扮演着缅甸拓荒者的角色，结果给华盛顿留下了缺乏领导力的印象”。

将军在后半句划上下划线，并在空白处写下“内疚”二字。

我继续写道，如果想要阻止中缅印战区从二级战区降为三级战区，唯一的办法是从战术层面升华到战略层面。史迪威在空白处提出疑问：“我们真的拥有强有力的论据吗？”

“您手下的几位高级官员，”我观察了赫恩与费里斯后写道，“被认为是您看似光鲜的沉重包袱。人事、情报、行动和补给四个部门的首长不是被看作友善的庸才，就是被讽刺成老而无用。”史迪威指出赫恩与费里斯“可能更糟糕”。“没错，”他略记了关于四部门首长的那几句话，“我们正准备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假定中缅印战区是一个垃圾场，收容的尽是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看不上的人，我们也无法接受当下如此可怕的人员编制和指挥危局。我们的战区拥有足够的人才挽救局势。”将军就我的评论在空白处写下具体的人员名字，还问道，“除了这些人，我还应该开除谁”？在第二页末端，他写道：“欢迎这样的备忘录。约瑟夫·华伦·史迪威（J.W.S.）。”

对于多数身处高位的人物而言，我的评论是非常鲁莽无礼的。史迪威能接受这样的评价出于几个原因。其一，矛盾的史迪威，内心深处却是宽广的、谦虚的。其二，除去他的众多偏见，他其实善于接受，思想开放。但是如果你想看到他的这些品质，首先必须让他把你当朋友而不是诽谤者或谄媚者。我恰好符合他的要求。他知道我支持他，而且我的支持不是为了讨其欢心。我是一个友善而又无私的评论者，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虽然我认同史迪威，而且因他矛盾但热烈的感情而感动，但我没有与他建立密切关系。我与他的交流多数是通过书写或其他正常渠道。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也许只和他单独交谈过一些具体性内容。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从未谈论过广泛的军事或政治话题。虽然我从不过问他与陆军部的交流，但他曾多次告知我马歇尔传来的消息。

我与史迪威的接触多数都不是在正式场合——或者在乘坐“乔叔叔的战车”时，或者在我们与其他军友用餐时，或者在偶遇时。虽然我知道他欣赏我，但我不知道他对我的工作会如何具体评价。目前为止，他还没有为我写过勤务评定书。他需要忧心的事情太多，所以我觉得要他为我写致国务院的勤务评定书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但是，我也没有请求史迪威给我三位驻外事务处的同事的勤务评定书签字，对此我很自责。

[1] 后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第十六章 委员长对抗将军

1944年8月，史迪威再次派我前往华盛顿。此次与我同行的是法兰克·麦瑞尔。麦瑞尔在五角大楼咨询关于史迪威新角色的一些事务，我则拜访了几位在华盛顿的旧识。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与哈里·霍普金斯在9月4日的一场闲聊。我将他的话记录如下：

委员长最近的一次来信中，似乎有意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境内所有同盟军队，包括中国部队。他（霍普金斯）觉得只有史迪威将军这样的外国将领能够同时指挥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我则提出，鉴于第一次缅甸战役的经历，史迪威将军很难不去怀疑自己对中国军官到底拥有多大的指挥权限。我预测其权力会处处受限。

霍普金斯先生明显对我的观点表示惊讶。他相信史迪威将军有自信指挥好中国军队。他询问我，缅北战役中，美国是否真的成功指挥了中国的部队。我给出肯定回答，但是我也提出，不论过去还是未来，我们在中国地区对中国部队拥有的权限，要远比我们在印缅地区的时候低……史迪威将军可能的确可以成功地指挥他们，但他要克服中国人的顽固、懒惰和冷漠，那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相信史迪威将军也会同意我的看法。在这种安排下，我们要面对许多困难，但如果依靠中国人自己消灭日军，那更是没有希望。我认为史迪威将军也是感同身受。

随后，霍普金斯先生表示史迪威将军会获得很大的权限，因为白宫会通过马歇尔将军直接与史迪威展开工作。

我把此次交谈的备忘录递交给史迪威，并评论道：

霍普金斯明显带着过于幼稚的乐观精神解读了委员长的信息，对此我很恐慌……我突然想到，如果霍普金斯都如此乐观地看待一个外国人，一个十足的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的可行性，那么他的上司肯定也怀着虚幻的乐观致力于此。在我看来，他们参照的是戈登（Charles Gordon，“Chinese Gordon”）与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的例子。这两位分别是19世纪中期清政府招募的英国和美国指挥官。

我担心的是，他们会希望你无条件地效力于中国军队。而一旦出现中国军队违抗命令的事件，或其他你的权威受限的情况时，按照他们不切实际的想法，被责难的人可能是你。

因此，我认为需要给霍普金斯先生打个预防针。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质疑美国人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效果了。在1943年2月17日的日记上，我明确地写道：

我们最大的错误是一直在尝试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指挥中国人。我们拥有武器，因此中国人愿意多与我们合作一会儿。我们懂得武器的使用方法，我们对指挥和组织军队有见解，同时我们又觉得中国军官效率低下、能力不足，因此想把这些见解强加给他们。我们沿袭戈登和华尔的思维与他们打交道……但并不被他们接受。史迪威用压制和惩罚对付他们，然后，他被他们晾在了一边。

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相信蒋介石会按罗斯福的要求让出军权，史迪威更是这么想。本来，史迪威深知蒋介石并非直接掌控所有军事力量。蒋对军队的掌控是通过分散指挥而非集中指挥。他不相信任何人，任命庸才为将，轻视他们，在任何重要的事务上亲自与每一个高级军官打交道。因此，史迪威面临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史迪威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下面只是我的推测。当时的美国军界特别推崇一种国家信条：胆量、决心、气概和行动让一切皆有可能。美国人，尤其是史迪威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横穿缅甸夺取密支那，在多雨的密林中开辟道路通往最终目的地中国，他已经用决心、努力和坚持打破过别人眼中的不可能。

此时中国正陷入绝境之中，而且他的上司也明确希望他去挑战不可能。秉持优秀将士的品质，他承担起上级的期望，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总统让“委员长迫于压力给他指挥权”。他认为蒋介石会被迫采取积极行动，但这与蒋的基本利益相悖，这是史迪威错误的根源。蒋曾因受迫于美国人取消租借法案的威胁下令军队强渡怒江，但美国将最后通牒发给何应钦，这种摊牌方式让他失了面子。尽管强渡怒江之事不符合蒋的期望，但他的实权并没有受到影响。美国要求他直接授权给史迪威却强烈威胁到他的权威，无礼而难以接受。

* * *

罗斯福接受了蒋关于派遣总统私人代表的要求。他利用这种机会，将一些闲置人员作为支付政治债务的现成筹码，调离那些不方便留在身边的人。不过，当时他忙于与尼米兹（Nimitz）[1]和麦克阿瑟开会，因此没有决定人选。

史汀生在8月初向马歇尔提过，他正在想办法趁这段时间让帕特里克·J.赫尔利入选。马歇尔原则上不赞同派遣私人代表，因为通过私人代表，罗斯福可能会绕开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面向史迪威，但即便如此，他却马上推荐了赫尔利。这是为了抢在霍普金斯的前面。他认为霍普金斯的人选很可能会受陈纳德、宋子文和阿尔索普的影响。

赫尔利曾是一名俄克拉荷马州的律师，因墨西哥石油诉讼和其他业务发家致富。他也曾是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陆军部长。罗斯福、史迪威，特别是史汀生对他还算满意。基于在新德里和开罗的两次简短会面，以及对他品格的错误估计，我认为他会帮助史迪威。而最满意的还得算赫尔利自己。不过，他并不满足私人代表的头衔，因此纠缠着斯特蒂纽斯帮他安排大使的职位。但他的强求并没有实现。

遵循以德报德的原则，罗斯福任命唐纳德·纳尔逊以其“私人经济事务代表”的身份抵达中国。纳尔逊曾经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2]的要员，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前主席。因与现主席牵扯不清，罗斯福才想把他送到海外。霍普金斯与我讨论任命的问题时，他很担心唐纳德在中国要如何打发时间，对我说，“如果中国方面为纳尔逊提供四五个女孩，纳尔逊会很高兴，也可以让他闭嘴”。霍普金斯对中国方面会提供如此现实的条件毫不怀疑。

我在给帕特丽夏的一封信中，对该委任评价道，“显然，中国之于美国的政治舞台而言就像西伯利亚之于苏联，只是，罗斯福的手法更快更仁慈”。

8月23日，就在我和法兰克·麦瑞尔抵达华盛顿后不久，我致电赫尔利祝愿他马到成功。他马上邀请我加入他和纳尔逊，一同经由莫斯科飞往重庆。因公事缠身，我遗憾地表示拒绝。他则催促我尽快回到中国。

赫尔利和纳尔逊的赴华路线将经过俄国，而且赫尔利想要告知苏联人民委员（Commissar）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其赴华任务，并向其垂询与蒋打交道的方式。这些事令国务院头疼不已。赫尔利自认为是罗斯福派他与苏联人民委员进行外交联系。当国务卿询问时，总统却否认。不出所料，纳尔逊与莫洛托夫会面时，一开始便表示他们是受总统的指示而来的。

莫洛托夫相信了这两位自视甚高的私人代表——或者说他们自以为得到了信任。他表示：“苏联一直支持蒋，已经很久没有与穷苦的中国共产党联系了，他们其实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代表苏联人民，向不远千里来向他寻求指导的两位保证，他的同志们很乐意看到美国人帮助中国，苏联政府也欢迎美国政府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引导中国。

莫洛托夫的鼓励让赫尔利和纳尔逊更加自我肯定。在新德里，他们对史迪威表示，他们会告诉蒋介石团结国内（以平静、暗示的方式）并给予史迪威指挥权。将军表示欣慰。

总统给赫尔利的指示核心是“促进蒋介石将军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和谐关系，帮助后者获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为了执行指示，在9月7日的首次会面中，赫尔利向蒋介石复述了莫洛托夫的保证。“即便如此，”赫尔利向罗斯福报告，“委员长仍然对中国共产党持怀疑态度，并明确表示，所有将由史迪威领导的所谓共产党军队必须最终由委员长掌控。”

* * *

即便是用隐晦的方式使中国共产党合法化，蒋介石也能敏锐地感觉到。因为统一战线联盟的关系，第十八集团军在名义上是国民军队，但实质上并没有在蒋的掌控之中。蒋介石认为该军和其他共产党武装力量一样“不合法”，视其为敌人。因此，蒋介石分配了约40万效忠于他的军队包围共产党在西北的根据地。史迪威对蒋介石如此浪费大规模军事力量感到厌恶。

史迪威不仅希望这40万大军能用于抗击日军，也希望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加入抗日的行列中。1942年6月，我向史迪威做报告，内容涉及我与当时身在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的谈话：“他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如果委员长同意，他愿意带领共产党的军队加入缅甸战役，‘我将服从史迪威将军的指挥！’”

不知是基于周恩来的表态，还是基于其他我不知道的情况，史迪威告诉马歇尔，共产党愿意将军队交给他指挥。虽然他本人没有见过共产党的部队，但那些称赞他们纪律严明、素质高超的报告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共产党的力量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华北、华中日军的后方和两侧，人数众多，意义深远，而且还在不断壮大。他们拥有45万正规军和大约200万民兵。

但他们缺乏各种装备。即使在正规军中，士兵的人数也要超过步枪的数量，弹药量不足以支持任何稍微大型的战斗。总之，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大致上是由到处分散的游击军组成，以俘获的敌军装备和自制武器为武装。如果共产党正规军能拥有滇西军这样的装备，将会是中国最强的部队——事后他们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拥有超凡的团结精神、一往无前的气概和广大人民的支持。

而自我封闭、自我麻醉的蒋介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明白一点，即如果他同意美国人调用共产党军队对抗日本，美国人肯定会坚持改善这些宿敌的武装。所以他一开始就固执地否决史迪威关于与共产党合作的提议。而现在，华盛顿方面要求史迪威指挥中国部队，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军队。

共产党方面也是小心谨慎的。只要蒋介石批准授予美国人指挥权，他们也不会反对——这实际上相当于婉拒。但周恩来曾对谢伟思说，时机并不成熟。时机成熟的条件，首先是足够的美国军队和物资抵华，其次是反攻到了势在必行的时刻。

我对延安方面的犹豫有自己的理解。包括第十八集团军在内的所有共产党军队物资很拮据，根本无力进行正式的反击。这种情况下，如果可以从美国征用的中国港口直接获得物资，从而拥有美国现代化的武装和有保障的物资流后，当然愿意组织正面反击，并考虑让美国指挥包括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和美军的完整联军。他们不指望蒋介石同意美国通过现有的中印线路给他们提供补给。

共产党军队由谁指挥的问题与租借法案的掌控权紧密相关。史迪威对阵蒋介石的唯一筹码是反对和保留物资补给分配的职责。他认为这项职责的保留对完成任务至关重要。蒋介石和宋子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职权和他不断施压要求武装共产党所带来的危险。因此，他们打定主意要夺取租借法案的掌控权。赫尔利则坦率地支持史迪威，反对蒋宋的要求。

比起史迪威与共产党的关系和租借法案的控制权，蒋最关注的还是罗斯福关于赋予史迪威指挥权的要求。对于蒋应该赋予史迪威什么样的职权，华盛顿方面没有具体性要求。史迪威告诉赫尔利他的具体要求，然后这位私人代表在9月中旬将史迪威的要求告知了蒋介石。基于此，他们要求蒋签发一份委任状，委任史迪威为中国陆空军的战地指挥官（Field Commander），他同时还要签发一份指令。

委任状将赋予史迪威“奖惩、任命和撤换之权……及陆空军事活动的命令权”。指令中，蒋介石将指示史迪威以准备反攻的名义重组并调动陆军力量。最终，蒋介石将授予他解散旧部、创立新军和调整人员的职权。关于史迪威对中国士兵军饷过低的担忧，蒋介石将指示他立刻采取措施提高军队的生活质量。

赫尔利对自己帮助蒋起草的这份委任状和指令感到由衷地满意。实际上，在美国或其他拥有国家军队的集权国家中，这种程度的授权和指令并不过分。但是在民国时期，它不仅让史迪威有资格改革中国武装力量，而且还将产生虚弱的中国军队无力承担的经济负担。它是革命的药方。它将打破手握军权者的饭碗。假设这些人阻碍它生效——尽管蒋介石的命令正是如此——他们在应对一位外国恶棍旨在让他们失业的指令时，也要耗费大量精力。

但这次史迪威想要的是极大的权限，包括“禁止委员长干涉他的行动”。那么为什么他又要挑战不可能呢？我也只能再次推测。史迪威的任务失败的概率很大，只能追求出奇制胜，所以他试图通过这种直接强制的行为索取权限。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份委任草案足以使蒋介石深受侮辱。但是累积了两年半的怨恨消磨了史迪威保留蒋介石面子的热情。

谈判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两周，结果双方均不让步。史迪威反而告诉宋子文，如果无法获得全权，那么他宁愿放弃责任。在毫无建树的这段时间里，日军已扩展至国民党军队在华南的防守区域，滇西军此时却滞留在怒江彼岸。当时已是9月中旬，蒋对昆明和重庆之安全的担忧升级成惊慌。

他召见了史迪威，终于表达了让滇西军回撤的意愿。这是要抛弃史迪威经过长期而艰辛的努力解决中国受困之苦的成果。“这个发疯的杂种，”史迪威在日记中对蒋爆发了怒气，“竟要破坏整个帮助中国的该死计划。”随即，他毫不犹豫地给马歇尔发电报，报告蒋介石畏首畏尾，捣乱华南“防卫”。

马歇尔收到史迪威状告蒋介石失常的电报时，恰好在魁北克会见罗斯福、丘吉尔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消息传到的日子是9月16日，恰好不幸地赶在他们意志坚决、雄心壮志地策划进击欧洲和太平洋的当口。马歇尔的幕僚按总统意思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函，罗斯福在上面签了字。该函语气冷淡，细致地数落了蒋介石一番，包括“我确定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刻加强怒江的军力，发动攻势，同时马上给予史迪威你军全权”。

该函通过军事渠道于9月19日送到了史迪威手中，由他转交给蒋介石。这是例行公事，但绕过了敏感的赫尔利。史迪威当然不会把这封公函当作“烫手山芋”，反而感到满足。他马上带上一位中文翻译往蒋介石的居所走去，打算亲自递交信函。

但抵达后他发现蒋介石正与赫尔利、宋子文以及其他中国军队高级军官开会。他劳烦赫尔利到会议室外见面，将总统的特函给这位私人代表阅读。赫尔利觉得罗斯福的语言过于直白，建议史迪威允许他口头传达其中大意。但受令直接传达消息的史迪威拒绝了赫尔利的建议。他们两人进入会议室，史迪威将这把“辣椒粉”撒向了蒋介石。

当时的场景——一名外籍下属当着蒋介石那群狡诈的党羽的面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指责他的信函——是蒋介石最丢脸的一次经历。史迪威却没有意识到对蒋介石的冒犯。委员长沉默着读完公函的中文翻译后，朝史迪威说，“我了解了”。言外之意是他们的会面结束了。美国总统的信使回到驻地，得意扬扬地写了一首打油诗，庆祝“使得‘花生米’丢面子”后的“幸福”。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让蒋失去面子意味着他将彻底没有机会从蒋介石那里有所收获。“醋乔”离开后，“花生米”爆发了怒火，试图在亲信面前挽回面子。

大约七年之后，美国参议院热火朝天地进行了一项调查，主题是美国在东亚的政治和军事灾难。赫尔利向他们回忆起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事件的始末，以此向他们表达“盛情”。他认为，如果将军听从他的意见，一切都会顺理成章。下面是他的回忆中最重要的几段话：

我和史迪威坐在走廊边，他给我看了总统发来的电报。虽然先前已有共识，但电报收件人并不是我。电报中确实提到让史迪威将军亲自传达信息的内容。

我仔细地读了一遍，将军则一直坐在我身边。我转过头对他说：“乔，其实你已经赢了。委员长已经同意总统的要求，他必须同意，没有选择。”

史迪威说：“我不关心他同意与否；我只知道总统命我把信息转交给他。”

我又劝道：“乔，我们大费周章才有如此收获，而且我们正在准备你的委任状。我认为你最好口头把大意告诉委员长，而不是交给他这封语言僵硬的电报，否则他可能会把它当作最后通牒，会觉得被迫当众答应原来已经答应的事情。他其实已经同意了这上面的每一条要求。”

他说：“是总统派我来转交的。我现在就进去转交给他。”

接下来是一段更长的对话。我苦口婆心地劝这位朋友，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地进去当面转交。

赫尔利的描述中关于他与史迪威的周旋大致可信，但他声称已经说服蒋介石接受美国要求授予史迪威全权这点却非实情。我在事件快结束的时候才回到重庆，与赫尔利和史迪威讨论了事情的经过，他们两人均未提到蒋已经同意总统要求。不要说蒋介石民族主义的敏感神经，就单凭他对史迪威长久的敌意，也不可能同意把全权交给这个讨厌的美国人。赫尔利只是善于误导自己。因此他有可能在与蒋介石周旋的时候说服了自己，并且认为蒋与他达成了共识；或者当他多年以后满怀喜悦地向参议院委员会回忆起这段久远的往事时，措辞过于夸张和一厢情愿。

不管怎么样，蒋介石开始斟酌如何回应罗斯福总统。在这之前，史迪威向马歇尔表示，对蒋保持施压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这种预想颇为乐观，尤其是罗斯福的要求中，并没有明确警告蒋介石不合作将会受到何种制裁。相反，罗斯福的信息中却提到了租借法案。它原本是美国与蒋博弈的唯一筹码，罗斯福却要不合理地增加对蒋援助。所以总统不可能放弃蒋介石和中国，华盛顿方面只能通过修辞手段施压。

9月25日，蒋介石、宋子文，以及摇摆不定、愈发顺从的赫尔利共同完成了一份蒋介石回驳美国总统的信函。内容大意归结为一句话：史迪威难以合作。信函提到，在转达罗斯福的信息时，史迪威跃居蒋介石之上；史迪威不适合这项任务；蒋坚持撤回史迪威。9月底，孔祥熙在一次晚宴交谈后，向重庆方面发了一份报告，首次暗示了白宫对此的反应——这非常符合华盛顿方面的行事作风。霍普金斯在闲谈中对孔祥熙表示，鉴于蒋介石的主权权利，罗斯福打算答应蒋的要求，召回史迪威。

蒋介石的立场因此更加强硬。在一次与其政治幕僚的会议上，他声明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租借法案必须由他掌控，并且指责美国陷入“新形式的帝国主义”。史迪威和马歇尔仍然在寻找和解的办法，但已毫无用处。10月10日，蒋介石再次要求总统召回史迪威。他指出，作为一国首脑，他有免去官员职位的特权。赫尔利站在蒋这一边，对总统说，“如果您仍然让史迪威留在这场争论中，您可能会失去蒋介石、失去中国”。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多年以来一直都自负地认为已经掌控了蒋介石或者中国。

10月18日，总统致函蒋介石，同意其撤回史迪威的要求。中缅印战区从而分割为中国战区和缅印战区。魏德迈受任为驻华美军指挥官，并被授权担任“蒋委员长的参谋长”。索尔登则受任指挥驻缅印的美军。10月2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回到美国。

* * *

与法兰克·麦瑞尔赴华盛顿之行结束之后，我回到了新德里，9月份下半月我一直在那里准备将自己的活动基地迁至中国。10月17日我抵达重庆，两日后，史迪威受令终止中缅印战区指挥权。战区总部的气氛紧张，似乎在等待什么，史迪威则双唇紧闭。

不久后我见到了赫尔利。他表现出难过的样子，说：“我搞砸了！”他可能努力做了什么，却无力改变结果。改善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对立状态，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他带着钦佩的语气，称赞史迪威接受撤令表现出的“随遇而安”。

史迪威则对我说，“管他呢，人只活一次，所以人必须按自己的信念而活”。

他的回归势必引发媒体大众的轰动，所以我建议史迪威开一场记者招待会，按照自己的视角直白地把情况告诉媒体。他同意我的建议，接受了当时离开百老汇的《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以及《时代》杂志代表白修德（Theodore H.White）的采访。他们两位和多数驻中缅印战区的记者一样喜欢这位老头儿，对他与蒋介石的长期斗争表示遗憾。

史迪威的撤回使我心烦意乱，对将军的喜爱也让我受到影响。在我看来，他的离开对于美国在华的努力是悲剧性的。我和许多将军身边的人——包括在陆军部的那些人——都觉得，是罗斯福的怯懦打倒了史迪威将军。

原则上，罗斯福在史蒋之争中没有选择。蒋介石作为一国首脑，的确有特权撤免国外的军事或文职代表，而罗斯福作为相应国家首脑，有义务同意他的要求。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博弈中，如果以利相逼、以力相迫，以上的情况可能有变化或反转的空间。租借法案是罗斯福能够提供的最大可用利益，但已经送出去了。在压力方面，他唯一可用的手段是租借法案的保留权，但是他却不愿用它做筹码。所以，蒋介石要做的就是保持镇静、坚定信心，静候罗斯福认输。而事实就是如此发展的。

假如罗斯福抑制并中止对华援助，那将会怎样呢？蒋考虑过这种意外。10月初，他在一场与其国民党幕僚的会议中提出，“我们可以不需要美国人”。比起宋美龄和孔祥熙以关系崩溃的预言恐吓白宫对蒋介石做出让步，蒋的这种态度可能更加接近事实真相。

如果他必须在授予史迪威所需的职权（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做到）和放弃美国援助之间做残酷的选择，我怀疑他可能会选择后者。史迪威获得指挥权会动摇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况且这种地位是建立在他军事无能和平庸的杂乱平衡上的。美国中止援助会影响他积累军事装备，但不太会影响他在中国的权势——当他置身于太平洋战争之外时。

但选择通常都不是非黑即白，中间选项是存在的。罗斯福可能想过中止援助，但在等待蒋妥协的过程中，这个想法被自己的优柔寡断掩埋了。蒋介石则算计着装作屈服于华盛顿方面的最终通牒，实际上继续过去两年半的做法，拖延、逃避和欺骗史迪威。他不会让罗斯福有明确的理由中止援助，却会设定界限妨碍史迪威得到真正的权限，并按照自己设计的程度破坏之。

* * *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事件体现了中美在抗击日军态度上的根本差异，也表现出美国人并未意识到差异的存在。差异的根本不在于蒋史二人，也不在于其他相关官员，而在于中美人民对战争的不同观点。中国人民遭受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日军侵略轰炸的困扰，他们对政府和军队缺乏信心，认为敌人无法战胜而感到害怕，所以才在绝望中寻求美国人的帮助。而美国人民在珍珠港事件几个月之后就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重拾无畏，带着复仇之心奔赴战场。错误的宣传，人性相通的错误设想，使得美国人误以为中国人和美国人在面对战争时心情是相同的。

中美的分歧在领导层面更加显著。蒋介石像多数中国人一样对现实妥协。与中国共产党今后注定的决战占用了他许多精力，而且为了准备这一战他需要保存实力，因此更加消极抗日。而美国政府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当前的战事上面。罗斯福用了两年才在开罗会议上发现，蒋并没有像他那样热衷于抗击共同的敌人。但即便如此，他似乎也没有试着理解蒋介石如此专心于无所作为背后的深层原因。他渴望和蒋达成共识、共同合作，并认为丘吉尔与斯大林也有这样的想法。受此影响，总统先生认为他们四位会共建一个公正的战后世界。

马歇尔、史迪威以及其他站在美国这边的人士都认为，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谈判，华盛顿方面能够激发蒋及其团队的进取心，但我们低估了这位同盟在不作为上的才华。美国因此面临着束手无策的窘境。只要美国政府一直把蒋介石和中国捧在不可或缺的位置上，弱者就一直有机会欺凌强者。

“史迪威使命”是指一位美国将军武装、训练并领导一群鱼龙混杂名声不好的中国军团在中国战场上获取胜利。是否实现全在蒋介石的一念之间，所以这种期待是虚幻的。而让一位美国军界的善战之将整日与虚幻做斗争，是对稀缺人才的浪费。美国投入的大量物资——轮船和飞机从美国运往昆明的军需、缅北战役的投入、史迪威公路及其油管的建设、中国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彰显了美国人的机巧、组织能力、决心和实力，唯独少了智慧。

回顾20世纪40年代，对于打败日本和重建和平，中国均未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如果考虑到中国人民长期受战争磨难因而态度悲观的情况，明白蒋介石政权难以赢得民心、激励民族情绪的事实，美国政府如果足够聪明，就不应该指望蒋介石的力量能够积极战斗，奢望他们主动行动。如此的话，美国只需要象征性地在中国投入一些军事力量，派出适度的航空分队对一些难以抵抗日军陆面侵略的中华民国自由地区（Free China）[3]的主要城市进行保护，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空袭骚扰日军就可以。保留驼峰航线必要的航空运输，但规模可以缩小。同时驼峰航线的空中防卫任务应交由驻扎于印度的第十航空队。

在面子上，美国应派一位有声望、稳重而又退居二线的军事代表到中国，粉饰参谋长联席会议与中国总参谋部（Chinese General Staff）之间的友好关系。他的地位应当居于驻华大使之下。驻华大使是总统应对中国首脑的全权代表。虽然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驻华大使可能需要接触蒋介石，但在其他情况下他应当尽量避免。军事代表的职责是以无伤大雅的简报和咨询保留中国军界的面子，并获取中国在关于日军情报活动上的援助。

所以也就不存在隶属蒋介石之下的美国参谋长、租借法案监管人，也不存在所谓的中缅印战区。美国人不需要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效率，更无须试图指挥他们。没有这些刺激，蒋介石或者其他中国人就不会丢面子，华盛顿方面和重庆方面的关系也不会如此紧张。

当然，蒋介石会为了自己的防守事业吵着要求更多美国补给。罗斯福可以这样回复：既然现在蒋的手中握有一个可以安全停靠的港口，我们可以通过船舶运送物资（最好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物资）。因为这些物资可以抵消租赁法案中的武器和其他装备。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在1945年到1950年的内战中随意使用的物资被共产党缴获，把美国变成了红军的军需官。

丘吉尔对中国的战略评价是正确的。他最初便预估到中国沦陷的可能性，因此认为中国并不是抗日的重要因素。他用温和的语言把美国的行为描述为“对中国的迷恋”，并对此感到困惑。他还在1942年到1944年间正确判断出缅甸的一系列战役是对人力和资源的浪费。如果利用迂回路线对付日军，他们最终将撤出或减少在缅甸这一突出位置的兵力。如果他们滞留缅甸，一旦本土战败，多半要听从天皇的指挥投降认输。被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战术迂回的几股日军力量皆终于此命运。

和丘吉尔一样，整个英国对中国局势的态度要比美国政府合理。伦敦方面认为他们无法在中国的内务上有所建树，所以当蒋介石政权和共产党力量博弈的时候，他们隔岸观火。英国对中国保持着疏远冷静的姿态，与美国形成强烈对比。后者深陷于心烦意乱和自我毁灭中，不仅显而易见地波及了美国政府和国会，还波及美国其他社会领域，特别是信息媒体行业。

[1] 美国海军名将，十大五星上将之一。

[2] 美国著名的零售业公司。

[3] 指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

第十七章 会见毛泽东

史迪威的离开使我不知何去何从。国务院曾经从大使馆中选派我加入“史迪威领导的中国军事任务”。我应该被指派给史迪威的中国战区继任者魏德迈？还是印缅战区继任者索尔登？还是回到大使馆？

我自己则希望能访问延安，直接了解中国共产党，然后调到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了解苏联如何对日作战、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莫斯科方面对中国内战的看法和做法。我认为日本战败后，中国必将爆发内战。我计划了灵活的时间表。在延安可以待上至少几周，然后在1945年夏天之前转往莫斯科。

有了这些想法，我赶在史迪威离开之前就请求他授权我去延安。他同意了。了解到魏德迈将在10月下旬抵达重庆，10月12日，我写信给魏德迈，提出如果他需要，我与同事愿意在原来的工作基地为其效劳。同时为了争取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我还写信给国务院处理苏联事务的查尔斯·E.波伦（Charles E.Bohlen），表达了我的愿望。

索尔登希望招募我。虽然我喜爱并且高度评价索尔登将军，但我对中苏关系的兴趣要高于印缅战区，所以我表示了感谢，但推辞了。我也急切地想从重庆大使馆脱身。在能力不俗的工作团队中，我结识了几位好友，与他们工作必定充满享受。但鉴于我与高斯的紧张关系，我认为他不太可能会留下我，我也不愿意亲自测试他的气量。

自1942年第一次冷淡地接受我开始，高斯对我的怨气就在持续增长。他认为我这种频繁的调任“消磨了他人士气”，我表现得毫无用处，他试图要求国务院取消我的职位，“让我回去干正经事”。史迪威曾告诉我，高斯多次希望华盛顿方面把我调回大使馆，其中有一次，将军驳斥道：“你试试。”史迪威派我会见柯里，未邀请高斯而是带我参加开罗会议。从这样那样的交往中，我获得一些高斯大使需要的信息，并报告给他，他却因此更加讨厌我。但我遵照的是国务院的指示，让大使适度地知情，否则我便玩忽职守了。

大使怀疑我帮助史迪威挖走他手下最得意的高级官员——谢伟思。他的怀疑是对的。大使阁下还认为我的一些行为不当，因而生气。有一次，一位女士给他寄了一封信。她有教养、漂亮而纯洁，曾在红十字会工作，是带给军队健康的化身。我听说大使收到信后愤怒到了极点。弗朗西丝（Frances）只是想要换一种方式对战争做贡献，因此想要为驻扎于新德里的政治顾问效力，而帕特丽夏也很开心地将秘书工作移交给她。

当时我刚好不在，弗朗西丝觉得应该发挥主动精神，希望能稍微得到提升。我忘记了这是秘书工作的本质。她不告知我却以我之名义直接致函高斯大使。当时，大使的下属们在信中都对大使们恭敬有加，以“尊敬的”修饰，以“先生”为称谓，以“我很荣幸报告”或“请求”为开场，以“您非常恭敬的”为结尾。作为平等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通常省略“非常”。

弗朗西丝则省略了一切，只以“亲爱的高斯先生”为开头，然后以些许真诚为结尾，不表达恭敬。虽然足够，但不体面。高斯先生对这件小事过度解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认为是我在无礼地贬低他的地位，让一位没有教养的、厚脸皮的秘书和他直接交流。

虽然与高斯关系不好，但我仍然尊敬他一如既往的正直，也同情他曾受到总统的轻视。总统不仅无视他，还任用一群轻浮草率、满腹阴谋诡计的自作聪明者——柯里、华莱士、赫尔利和纳尔逊，削弱大使的地位。同时，高斯深深地怀疑美国是否真能在情况急速恶化的中国有所建树。在侮辱和失望并存的情况下，高斯于11月1日辞职。白宫为了表示最后的慈悲和教养，在收到他辞职信之前便宣布他卸任。

* * *

在我看来，美国在亚洲面临着三个显著问题。最紧急的是战争的胜负。其次是美国在帝国盟友英国及其殖民地发生争执时采取的立场。这个问题我已讨论过。最后，当共产主义在中国迅速发展时，美国要如何制定对华政策才能获益或将不利降到最低。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不寻常的谜题。共产主义是否会横扫全中国？它与莫斯科方面是何种关系？在即将到来的内战中苏联是否会站在中国共产党那边进行干预？美国是否会帮助蒋介石和国民党卷入内战，卷入与苏联的对立中？

这些并非新出现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开始，蒋介石就开始把城市地区和交通要道拱手让给了日军，又被共产党控制了农村地区。1943年6月，我调查了中美苏的关系，写成备忘录递交给国务院。

在调查中，我引述了美军的一项预估，即共产党占领的面积已达到31万平方公里，拥有2500万人口。调查报告中，我评价延安政权非常正直、深得民心，而蒋介石的政府腐败、压迫人民，毫无民众基础。我写道，蒋是“这个腐败系统的主人和操盘手”。

国民党和蒋介石意识到，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因勇于进行管理改革、作风正直而深受好评，对国民政府及其腐坏的系统是个挑战。委员长不能同意共产党合法化和执行民主进程这看似单纯的要求。因为那可能把国民党和各省总督赶下台。

另外，共产党也不敢接受国民政府的要求，解散军队，被国民政府吸收。因为那将意味着灭亡。

美国和其他国家在重庆的观察员认为，国民政府可以通过清除行动打破僵局。这一行动将可能促成内战，由此，对抗双方中的一方将获得支配权。

我认为，莫斯科方面不会坐视武装落后的共产党被粉碎，因此有可能援助他们。蒋介石的反共行动可能会“迫使共产党接受苏联人的武器支援。共产党对苏联的政治依附将因此增强。他们经过六年的祖国捍卫之战才形成的些许民族主义可能因此逆转，倒退为苏联的卫星政权”。苏联的支持可能会帮助中国共产党击败蒋介石，但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中俄集团。

我继续写道，蒋介石集团了解攻击共产党的风险，解释了“重庆高级官员们为何指出不仅要准备内战，还要准备对俄国宣战”。蒋介石最终将寻求国外援助。“我们预测，蒋介石将会不遗余力、穷尽手段，把我们卷入其中，争取我们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他可能会说，如果美国不援助，全中国乃至全亚洲都会被共产主义席卷。我们将很难拒绝……显然，如果蒋介石试图消灭共产党，我们不仅要陷入中国内战，也要陷入与苏联的争斗中”。

随着中国共产党逼近的威慑，美国政府亟须与其建立联系，获取一手信息。然而，“自1938年开始，美国政府文武官员都没有访问过中国共产党所在的地区”。我提议在延安设立总领事馆并派遣军事观察代表团。

六个月后，由于蒋介石的阻挠，美国还是没有在延安设立相关机构。我在1944年1月15日撰写了另外一份备忘录，内容长度在一页以内，以便总统和马歇尔阅读。同时我给霍普金斯发送了一份副本，希望他能转交罗斯福，并随信附上一封草稿函，建议罗斯福按此内容致信蒋介石。

备忘录中，我描述了美国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共产党和俄国人的情报需求。草稿函中，我没有提及共产党人和俄国人，只集中说明重建东北和华北需要准备的事项。为了增加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了解，“调查陆空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我认为执行美国观察至关重要，应立即向陕北、山西和华北其他必要地区派遣代表团”。我略去了关于设立领事馆的要求。它政治味、挑衅味过浓，反而会损害派遣观察员的可能性。

霍普金斯将备忘录和草稿函转交给了总统，总统指示海军上将莱希与马歇尔协商执行。我的草稿函经过细微修改后，于2月9日寄给了蒋介石。蒋再次推脱，直到华莱士访问重庆时才勉强同意。

* * *

第一个观察团或观察组（蒋不同意使用“代表团”的字眼）在1944年7月22日到达延安，由包瑞德（David D.Barrett）上校领导。他有着拿破仑般的体格和亲切的态度。作为一名中国专家，他享受中国式生活中好的方面，喜欢用中文对话。谢伟思作为其政治观察员随行。观察组由9位不同的军事情报专家和通信专家组成。一个月后，第二个补充观察组抵达，卢登便在其中。

“如果带着怀疑的眼光看，”谢伟思抵达后几天报告道，“延安的总体气氛类似于相当小的宗派学院——或者说宗教夏令营，人与人之间有点装模作样、自以为是、故作姿态的情谊……”但美国观察团发现共产党人其实是朴素、直接和真诚的。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似乎开了一个好头。

毛泽东一开始便向谢思伟指出，他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并且在战后和观察团离开之后仍然保留它。他同时希望能在谢思伟熟悉延安后与他进行一次交谈。谢思伟主动着手撰写第一份详细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报告。

谢伟思在延安待了一个月后，毛泽东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达八个小时的谈话。其深远意义不在于对话的时长，而在于内容。占据优势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向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请求美国政府的合作。他们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将逐渐推翻蒋介石政权，重建中国。

实质上，毛当时希望内战能避免，希望蒋启动共产党可以参与的民主程序，希望美国政府促使蒋介石政权改革。假如它不主动改革，那么很有可能要付诸战争。毛担心蒋在内战中仍然拥有美国物资支持。这并不是说，他要求美国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相反，他希望美国的援助能普及所有抗日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的军队。

毛认为美国应当从中国海岸线进入中国，与国共两党均开展合作，但两党应在不同区域范围活动，这样可以让美国看到两支力量的差异：共产党拥有广泛民众基础，共产党人善战。

毛泽东说，每一位在华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是活生生的民主宣传者。这位共产党领袖还说，中国人视美国为民主典范。从另一面来看，美国的出现可能是一件好事，他们可以抵制蒋介石政权的压迫性。在谢伟思关于毛泽东谈话主旨的报告中，毛泽东说道：“当然，我们希望观察团到此是为了帮助我们击退日本。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你们到此的首要意义是一种针对国民党的政治目的，这点无须否认。”

毛不希望二战后让苏联支持中国。俄国人拥有强大的改造能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共产党如果寻求苏联援助，将会使得情况更加糟糕。中国已经支离破碎到极限了。如果美国能对中国共产党提供民主而有效的支援，那么苏联也不会有意见。

毛泽东继续说，中国必须工业化，实现的唯一办法是发展自由企业、吸收外资援助。他说，中美利益相连、相似，因此两国可以也必须协作。共产党不会惧怕民主美国的影响，反而会欢迎你们，请美国拭目以待。

毛总结道：“美国不需要担心我们不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美国的支持……我们承受不起欺骗你们的损失——承受不起与你们斗争的后果。”

谢伟思向中缅印战区总部和大使馆急送了一份毛泽东谈话的完整内容。大使馆转发了一份给国务院。但华盛顿方面无意回复毛泽东。

* * *

史迪威离开重庆那天，我乘坐总部的C-47运输机飞往延安。我们认为它是反抗势力的地盘，因此称延安为“迪克西”（Dixie）[1]。鸟瞰延安，这是个位于中国西北的小镇，坐落在一个没有树木的山谷里。10月末，山谷两边久经侵蚀的沉闷高原仍然被炙晒得光秃秃的，呈现出一片黄褐色。我们拐入山谷，在降落的时候，看到两边的山崖上挖出一个个窑洞，里面住着延安的精英。窑洞可以避免敌军轰炸。一路上，他们向我们挥手致意。

打开舱门我们便感觉到机外干净清爽却又干燥的空气。阳光从湛蓝无云的天空上照射下来，这与沉闷、阴暗、潮湿的重庆形成鲜明对比。虽然男男女女都穿着单调统一的填絮棉衣裤，他们的举止表情却体现出其他地区人民少有的独立、开放和活力。

欢迎的人群聚集了延安社会各方人士——士兵、官员、党务工作者、学生以及其他寄居于此的人员。谢伟思和参谋长叶剑英也在人群中。叶剑英穿着夹克和带有斑纹的土布棉裤，没有佩戴徽章。他们调用了一辆旧卡车把我们这些美国客人接送到住处。我、约翰·埃默森、白修德（Teddy White），以及其他大约6名官员组成了参观团。但我们第二天要飞返重庆。

我将我们的住处称为“度假牧场”。它与其他建筑分隔，由两栋石、砖和土坯建成的新楼组成。其中一栋八层高，里面没有厕所，只有外面一个公厕，用炭盆供热，煤油灯照明。房间的地板都是灰乎乎的，每一间放了两张床。搁凳上架上木板，然后放上草垫和棉被就组成一张床。我们在另外一栋楼用餐，食物是美味的中餐。那栋楼配备了一个朴素的娱乐中心。中国的卫兵警觉高效，将里里外外都保持得井然有序。

我们抵达当晚，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主持了一场愉快的晚宴，欢迎所有外国军士、友人和观察团。共产党重要的党内和军队人物均出席了晚宴。我、谢伟思和埃默森与周恩来同桌，包瑞德和军队访问团与朱德同桌。少数几位外国记者，包括代表苏联新闻社塔斯社的两位代表，坐在了第三桌。而为了彰显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拥护，当时在延安驻扎的国民政府代表，包括一位上将和一位上校，也受邀出席，但他们只和几位不知名的共产党人士坐在另外单独的一桌。

安静节制的欢宴没有歌女陪场。晚宴结束后，周恩来邀请我、谢伟思和埃默森一同到他靠崖的“房子”里做客。我们穿过一扇门，来到一个倾斜的小院子，眼前的崖面上挖出了五六个窑洞，那就是周恩来的住处。我们进入其中一间，屋内大约有四米宽五米长，放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几摞书和一罐白菊茶。周夫人是一位朴素、安静、有气质的女人，穿着和其他人同样的填絮棉衣裤，但头上戴着一个白色编织帽。她给我们泡了茶，与我和谢伟思闲聊了几句就离开了。周夫人是参加过长征的主要革命者，也是幸存者之一。毛泽东放弃了妻子、朱德的夫人被国民党抓获杀害，但周恩来并没有那么早结婚。周恩来与妻子的关系善始善终。

毛泽东进入了房间，我在日记里记录道：

毛泽东身材高大，体型略胖，有着一张圆润温和而略带秀气的脸庞。他带着中国共产党党员特有的直接的友好，大步向前与我们每个人握手。他坐在我右手边的一个小凳子上。然后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周恩来、埃默森、谢思伟和我先后进入窑洞……我们友好坦诚地交谈了两三个小时。中途朱德也进来加入我们。

毛周朱三人围坐在桌前，他们的脸庞在微弱的煤油灯下神态各异。毛泽东的手势神情都很放松……散发着强大的人格魅力……他展现出强烈而又沉稳的冷静和自信。

周恩来的脸色则相对专注……他是一个活跃的人，愤怒、认真和快乐都会写在脸上，手势反应迅速敏捷。他将会成为一位上镜的外交部部长。

朱老头儿是一位走路拖沓、反应缓慢但实质上精明的人。他是农民出身，脸庞宽平、其貌不扬，平凡地就如同中国北方常见的土墙一般。但他却拥有非常丰富多样的性格。由于他身形很宽大，而且常年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所以体型看上去四平八稳，步态摇摇摆摆。他的神态也相应地变得坚韧。不过，被逗乐的时候，他的大嘴会爆发出极具感染力的笑声。

这次交谈中，我故意延续了毛泽东与谢伟思关于美国与中共合作之必要性的话题。如果美国在共产党控制的海岸地区登陆，共产党的组织、军队和人民又会提供什么样的合作？毛回答说，如果美国的行动规模大并向共产党提供补给，他们会尽全力协作。具体事项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朱德和叶剑英，一位司令，一位参谋长，会和我探讨其中的可能性。但即便美国保持冷漠，毛泽东也相信共产党的前程，因为他们的实力在稳步壮大。

虽然在9月的五角大楼之行后，我认为美国登陆中国海岸地区的可能性较小，但我也认为美国与中共合作可能会在华北取得先机，否则俄国人会以帮助亚洲战事为借口进入华北。鉴于其中的政治因素，我迫切希望了解朱德和叶剑英能提供什么。在叶的推动下，我在返回重庆的第二天继续研究此事。

窑洞的摆设和五角大楼接待室厚厚的地毯、电话机、光亮的大桌旁坐着的神情肃穆的人，以及他们身后的旗杆旗帜形成反差。我和叶在他的办公室兼住所会面。房间大概五米长四米宽，地板就是泥土，摆着一张简单的桌子，没有电话和旗帜。会面的第五位参与者——倒不如说旁观者——是妞妞。她是叶剑英可爱的三岁女儿，穿着厚厚的保暖衣服，戴着白色尖顶编织帽，上面绣着一颗红星。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讨论了一个笼统的话题：战争的进程。我发现叶剑英是一个机智、敏捷和直接的人物。卢登在几年之后告诉我，与国共两党许多军界人物都打过交道的马歇尔在一次战后的任务中曾评价道，叶剑英是中国人中最会打仗的。

会面中，我自然地向包瑞德上校寻求意见和帮助。除了我们两位，共产党当时有叶剑英、朱德和妞妞在场。朱总司令和妞妞没有说什么话。第二天，即9月26日，包瑞德和我再次会见了叶剑英，以及另外三位重要的指挥官：彭德怀、林彪和聂荣臻。彭德怀是1950年到1953年朝鲜战争中国志愿军的指挥官。他们四位似乎不知道怎么回答我那个宽泛的问题。因此，包瑞德和我向他们提出了有关美国登陆中国海岸地区的具体假设。

一周之后，叶朱周三位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告诉了我们在美国力量登陆连云港后他们的预计划。连云港是东西干道陇海线的临海终点站。按照我的估计，他们的目标是在该区域建立空军基地，从而具备对日本、朝鲜、中国东北，当然还有敌占区的打击能力。他们预计日军将派出两个半师团阻止美国首次登陆，还可能在五天内增援至五个师团。为了确保盟军优势，他们建议美国派出五个师执行登陆任务。

简单来说，共产党将在陇海线东段范围派出五万常规军，增派援兵应对阻止登陆的日军，同时在连云港320多公里半径内发动人民群众为美军提供劳力和食物。在华北其他区域，共产党军队及其民兵将牵制敌军，切断敌军交通线。（后来朱德和叶剑英向我透露，他们的总体兵力是60万常规军和专门游击军，再加上250万民兵。）共产党估计，登陆之举和华北反击会引起日军的强烈反扑。因此，他们需要通过控制中的港口获取物资。他们委婉地提出需要（美军在太平洋战役里缴获的）日本轻型武器和弹药。

11月3日，我用两页纸总结了共产党的预计划，标为“首要机密”，寄给魏德迈和在华盛顿的旧识史迪威，还寄给国务院中国司司长范宣德。但是均杳无音信。参谋长联席会议最终还是放弃了中国。美国不仅没有考虑过抢在苏联之前在中国大陆打击日军，反而迫切希望苏联至少要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对付日军。

毛泽东对谢思伟的陈述里，表达了共产党寻求战后美国经济援助与投资的愿望。在我看来，这是对进一步探索的追求。共产党已经预见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实力与局限，那么，对于经济目标，他们又有什么见解呢？

当周恩来在他的窑洞里用茶和水果招待我们时，我问他，假设共产党执政了，他们对工业、外资、外贸和其他经济活动将采取什么政策？在我看来，他们不仅要面对尚未解决的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及其他传统农村问题，还要在全面执政后承担突如其来的新的经济任务。周恩来显然表现出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但他没有提出具有实质意义的观点。

我不认为毛泽东对话谢思伟时曾思考过关于美国援助的具体计划。他的确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资金和贸易机会，但他并未构思出蓝图和符合共产主义的具体说明。假设美国人认真考虑了他的提议，他的共产主义也能以权宜之计允许任何带来应许利益的政策。

因此，在政党路线未制定之前，周恩来面对我的突然提问，实在无法给出什么权威解答。但无论如何，我希望自己表现出的哪怕一丁点儿的热忱，能够让他们在因为国家饱受战争蹂躏和穷苦之苦而考虑选择结盟苏联之时，保留对美国作为另一种选择的期待。我们在会谈结束后一起用了午餐，期间周恩来以总统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制度等美国政治话题挖苦我。午餐后我们打了乒乓球。

* * *

驻外事务处分派给史迪威的四位官员中，包括我在内有三位现在都在共产党控制区域，谢伟思则返回华盛顿进行咨询。在我和埃默森抵达之前，卢登就已经开始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靠双脚和骡子，深入山西的敌后区。这些区域虽然名义上被日军侵占，但实际控制权却在共产党手中。卢登是唯一一位有机会考察这些区域的美国驻外事务处官员。他随共产党常规军和游击队连续行进数周，穿过敌人防火线，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了共产党的军队组织。他总结道，共产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效地组织起农民力量。他们的战士有耐力、有纪律、有冲劲，他们的领导是“中国最实事求是、条理分明、意志坚强的团队”。

共产党能够赢取农民力量的原因很简单。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近90%，他们对政治并不关心。政府和军人在农民眼里代表了痛苦和折磨，而不是归属。如果日军能够注意与农民阶层的关系，中国农民也许更仇恨的是国民党或者各军阀。但日军不仅没有善待他们，反而放肆掠夺、破坏、强奸、屠杀，让幸存的人民活在愤怒的绝望中。而共产党来到他们身边，告诉他们不要绝望，他们要依靠共产党组织强大起来，抵抗敌人并最终获得胜利。共产党干部和军队尊重每个农民，激发他们的思考，促使他们参与决策，然后获得他们的信任。而在此过程中，共产党对他们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和如何抵抗侵略者，而不是共产主义和革命。

埃默森凭借自己的日语能力采访了许多日本俘虏，收集共产党改造战俘（POW）的技巧。在缅甸，他活跃于心理战的运作中。在密支那战役里，他曾站在前线用临时广播向敌军宣讲。然而，日军抵抗宣传的能力很强大。缅北战役中两百多名日本士兵都只是因为生理伤病而被俘。

一朝被俘，且受到人道的对待，缅北的日军战俘都特别顺从。虽然他们曾被灌输宁死不降的观念，但并没有实质规定限制他们被俘后的言行。不过，以囚徒的身份苟活，而不是像英雄那般战死，这是他们难以磨灭的羞耻。至少他们最初都说，即使有机会他们也羞于回到日本。所以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并且尽力在可怕的命运里过得好一点，尽力获得俘虏者的认可。埃默森和一小群令人敬佩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nisei）——来自麦瑞尔突击队和战争情报局心理战小组——理解战俘的心理活动，成功说服他们参与宣传材料的制作，对付他们曾经的同伙。

所以，埃默森来到延安之前就已经在处理战俘之事上颇有经验了。共产党邀请他视察他们的战俘工作，其呈现方式是一所学校，他们称之为日本工农学校（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学校的宗旨的确是教化战俘。以此看来，共产党在战俘工作上比我们还要先进。他们不仅审问俘虏获取情报，咨询俘虏意见用于宣传，还把战俘转变成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

这个计划的负责人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一位温和敦厚的日本人，名叫冈野进（Okano Susumu），真名是野坂参三（Nosaka Sanzo）。他曾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参加第三国际。野坂转变战俘的工作似乎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当时，战俘们无人押送，三三两两地来到我们的“度假牧场”，彬彬有礼地回答由我们的战争情报办公室有礼貌地提出的一个个问题。在《日本思维》（The Japanese Thread）一书中，埃默森回顾了他在印度、缅甸、国民党政权地区、野坂的日本工农学校与日本战俘经历过的奇闻逸事。

埃默森了解日本人的心理状态，而且通过与战俘的交谈又加强了认识。所以他认为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将引发日军更长时间的抵抗，造成美军不必要的损失。1944年8月，他建议国务院要有效地消除日军疑虑，让他们明白投降并不意味着灭亡，投降后仍然可以保留天皇。只有天皇能毫无异议地命令日本武装力量停火投降。埃默森是少有的几位能以远见与勇气在战争结束一年之前持有这种观点的美国官员之一。他的建议被递交给霍普金斯，但我不知道罗斯福是否了解。不管怎样，他没有在无条件投降的条款上让步。杜鲁门更是拒绝给予天皇任何保证，否决了关于日本之和平的提议。

为了那些阅读超过一页的备忘录都有问题的人，我在11月初写了三个概要回答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到底有多“红”？他们对各强国秉持什么态度？他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执政者？

我对中共“红”的程度的预测受到了自己假设的影响，即我认为对教义的单纯信仰很容易枯萎、衰减和误用。我说，中国共产党人将回归原貌，他们只有在国内外压力之下才会拥有革命的热忱。我显然低估了中共作为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专注，也低估了毛泽东团队运用意识形态的灵活性。我的想法是投机性的，它没有实现。马列主义预见了美国政府的行为，中共理论派获得了胜利，足以宣扬共产主义教条的正确性。

“对力量的自信，”我在围绕一个关于延安和各强国关系的主题时写道，“使得共产党相信他国的支援或侵略决定不了他们的存亡……他们意识到，强国能加快他们的发展，也能抑制他们的发展。”对于与苏联的关系，我在之前已经询问过他们，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会让他们与莫斯科方面交恶。他们声称，苏联人进入战场抗日时，不会想要控制他们，希望莫斯科方面交出外蒙古。对于这两个声明，我表示怀疑。

共产党对英国的态度特别老套，他们认为英国是传统的帝国主义力量，会站在蒋介石一边对付他们。毛泽东虽然明确表示美国是他们的期待，但也是他们最担心的一环，“因为美国人独立支援蒋介石越多，越有可能促成内战，共产主义的中国越要迟来，越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共产党是否会执政？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已经掌控了大约8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9000万人民的力量。只有“支持蒋介石的外国干预力量达到抗日的水平”，他才能击垮共产党。但这似乎不太可能。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强大到难以撼动。“共产党将执政，中国的未来属于共产党而不属于蒋介石。”

[1] “迪克西”意指美国内战时期叛乱的南方诸州，在这里则暗指陕北解放区。

第十八章 共产党、国民党和赫尔利三者交锋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出乎意料地乘总部专机抵达延安。他身着整洁的少将服，看得出来他对那身衣服情有独钟。看到欢迎他的人群，受到感动的他发出一声乔克托族（Choctaw）[1]的战斗呐喊。淳朴的红军不熟悉美国土著的习俗，对这声呐喊感到疑惑。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讶异的样子，可能只是暗地里把它当作外国人的又一个古怪行为吧。

这一声乔克托族的战斗呐喊表现了赫尔利的一部分公众人格。他对于自己寒微的俄克拉荷马州出身以及西部的方言、民间智慧和行为习惯感到兴奋。而且，他所炫耀的豆科灌木、印第安战斧和六发式左轮手枪文化，像一种居高临下的自豪和悲悯，意图俯视和震慑他认为曾经轻视过他的软弱的东部人和欧洲人。这种炫耀更像是一个玩杂耍的人在等待苍白的关注和掌声。

早在前往延安的路途中，我就写信给赫尔利，催促他亲自拜访“迪克西”，独立直观地感受一下共产党领导者的风貌。但我的请求是多余的。当大家还在期待他缓和蒋史关系之时，他就对缓和国共关系产生了兴趣。

前者是总统派给他的任务，我却没有见过任何有关后者的文件。但如果赫尔利在前往重庆之前曾向总统表达过他对后者的兴趣，那么一切也算符合常理。出于一贯的豪爽和不拘小节，罗斯福很有可能会口头应允赫尔利，就像他会口头称呼史迪威和我为“大使”那般，但那只不过是让听众自我感觉良好的政治废话罢了。不幸的是，赫尔利、纳尔逊以及1942年罗斯福派往印度的那位愚钝的私人代表路易斯·约翰逊是自我意识膨胀之人，把总统的客套恭维当成了随心所欲的通行证。

抵达延安的赫尔利认为撮合国共两党就像当时在美国面临国家危难时促成驴象合作那般容易。他来延安之前和蒋介石的两位部下起草了一份关于双方合作的协议，内容包括军队统一、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共产党合法化以及“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

因为感觉到赫尔利的期望过高，在他抵达延安不久，我就提醒他不要期望共产党全盘接受蒋介石的要求。我告诉他，共产党很难被说服。他好像对我所说的感到惊讶和厌恶。他提出要独自与共产党谈判，建议我翌日返回重庆。我遂了他的心意。而白修德主动帮助他准备谈判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时，赫尔利也怪罪于白修德。他曲解了白修德的好意，指责白修德是在“反对他负责的任务”。

但是，经过与共产党高层的三次会面，毛泽东向他解释了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之间的天壤之别，他退缩了。他曾以为毛泽东对中国的描述与中国的敌人对中国的描述并无二致，但他从毛泽东那里听到的中国，与他所想象的中国相差甚远。基于这种毫无技术的推诿之言，他抱怨起这份自我强加的任务，认为“让他一个局外人达成两者的合作太强人所难了”。后来他又做出让步，提出如果毛泽东愿意合作，他们可以促使蒋介石合作，这样一来，他们三个就可以统一中国了。

应赫尔利的邀请，共产党提出了他们的诉求，其核心内容可以总结为“共产党参与中央政府的军务和民政、公平分配国外援助”两点。这对于赫尔利来说足够温和了，毕竟亨利·史汀生、弗兰克·诺克斯以及他自己，所有的共和党人都在全心全意地服务于民主党执政的政府。但他没有意识到中国不存在“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概念，西方民主倡导全民参与，无法兼容蒋介石用于平衡竞争对手的系统，更何况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扩张、纪律严明且决心摧毁他的系统并夺取政权的组织。

为了打造新中国的“大宪章”，赫尔利挪用了林肯的思想并加以粉饰。他向想象中的中国联合政府保证，将建立信仰、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保障人身保护令及其他美好权利，包括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这一系列的政治德行与陈词滥调给予红军强烈的喜悦。并不是因为他们会按照赫尔利的愿望履行它们，而是因为他们会先为其背书，将其打包成共产党与赫尔利达成协议的样子，然后让得意扬扬的赫尔利把包袱丢给蒋介石。蒋介石当然会拒绝，但也从而坐实了共产党对他的批判——反对民主。同时，站在赫尔利的角度，共产党还可以在窑洞里遥想蒋介石和赫尔利的挫败，以此为乐。

事实的确如此。赫尔利回到重庆之后，将“赫毛建议”的副本托付宋子文递交给蒋介石。赫尔利为自己成为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起草者而欣喜，因此他将那份毫无理性的协议签成一式两份，“说服”本来就如此打算的毛泽东签下名字，并且向共产党保证他们的需求不仅得到他的支持，也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支持。宋子文看到建议后大吃一惊，急忙冲到赫尔利家，告诉感冒中的赫尔利他被“共产党的花言巧语欺骗了”，国民政府绝不可能答应共产党的要求。

两天后，仍在感冒中的赫尔利向我详述了他的活动细节。他说，由于共产党造就了如此尴尬的局面，所以国民政府提议秘密举行谈判。提议体现了公平，如果谈判失败，一定是国民政府的问题。赫尔利相信蒋介石愿意和共产党达成共识，但蒋介石身边的人一直在阻挠。其中，宋子文是最大的拦路虎，赫尔利称他为“骗子”。赫尔利爆出了一件令我惊讶的事。他说，作为逼走史迪威的条件，蒋介石曾答应与共产党达成协议。而后，我将这段谈话原原本本地写在信里寄给了范宣德。

蒋介石和“骗子”宋子文仅仅花了一周多时间就重新获得了赫尔利的支持。随后他们三位编制了一份《反建议案》，应对赫毛“八福词”（beatitudes）[2]式的建议，要求共产党将全部军队交与国民政府控制。恰巧在重庆的周恩来表示反对《反建议案》，于是赫尔利召集了魏德迈及其参谋长罗伯特·B.麦克卢尔少将一起去说服周恩来接受“赫蒋建议”。因此，赫尔利不仅心甘情愿地深深置身于国共危险的斗争中，还不合时宜地、毫无必要地把美国军方拖下水。

因无法说服周恩来，赫尔利于是让已返回重庆的包瑞德在12月8日再次造访延安，劝说毛泽东接受《反建议案》。毛泽东坦言共产党不会放弃作为自卫唯一手段的军队掌控权。同时他还指出，赫尔利是“赫毛建议”主要的起草者，还促使他共同签署该建议，“不管多不情愿，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将带有签名的建议公之于中国人民与外国媒体面前”。当包瑞德报告此行失利时，赫尔利在毛泽东的威胁下，怒火终于爆发，指责毛泽东欺骗了他。

此时距离赫尔利仓促地投身于这场毫无意义的个人调解已经一个月了，他最终自食其果，完全陷入其中无法脱身，任国共两方宰割。前驻华大使高斯在华时，尽量避免将自己和美国政府卷入尔虞我诈的中国内政中，赫尔利曾经因此轻视高斯。虚荣、无知、轻信和鲁莽的赫尔利不可能像高斯那样明哲保身。

* * *

蒋介石和宋子文很满意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的确，赫尔利最初曾因拥护史迪威而反对他们，也曾受莫洛托夫和毛泽东迷惑。但是熟悉美国人的宋子文对赫尔利做出迅速的判断，掌握了他虚荣、多疑和无知的弱点，同时蒋介石又借史迪威事件的机会成功争取到他。这位公使后来建议罗斯福召回史迪威，使得蒋介石和他的大舅子对他推崇备至，要求罗斯福总统任命他为常驻代表，因为“他对人性具有独到见解，能够解决问题，还能与共产党领导人和谐相处”。

其实最初对蒋宋来说，善变而敏感的赫尔利是个威胁。宋子文曾密切监视他，仇恨所有不恭维蒋介石政权的人物，害怕他们影响赫尔利。而我就属于他仇视的范围，不需要其他原因，我与史迪威的关系便足以令他仇视。

“你对中国时局的精通，”11月17日罗斯福致电赫尔利说道，“不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外交方面都很突出，足以让你有资格”担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对总统的夸赞深表同意，接受了大使的职位。两天后，新大使邀请我与他共事。他邀请了五位住在使馆外的使馆人员与他同住，这些人在重庆房荒的时候也曾受到高斯的邀请。他同时还将安排我和妻子住在使馆——帕特丽夏会从新德里飞到重庆。但最终他的舒适安排没有实现，赫尔利认为由于日军向西进攻，帕特丽夏应当延期抵达。

我没有把赫尔利的招募当一回事。魏德迈早就收纳了我和其他三位同事，因为我们都曾经为史迪威效力过。但我也有其他被调动的可能。我从华盛顿方面听说，自己将从魏德迈身边调到一个不知名的近东领事馆。传言来自11月8日国务院的文件，里面要求军方让我与几位同事恢复外交工作。魏德迈成功收纳了卢登。对于谢伟思、埃默森和我，史汀生在11月22日致函代理国务卿，“魏德迈确信这三位的存在会减缓军事活动的阻力”。

我将被派往近东领事馆的传言让我不安。我预想的目的地是巴士拉（Basra）或亚丁（Aden）。我认为这次派遣是惩罚性的，曾想过辞去驻外事务处的职位。赫尔利以亲切的长辈口吻劝我不要离职，因为他了解我生性反叛，而国务院里“尽是‘善于忍气吞声之人’（pole sitter）”，政府需要我的工作。

多年以后我才了解到，我在国务院的朋友范宣德曾竭力帮助争取调遣去向，为了我好，他原本计划帮我争取到科伦坡（Colombo）。但他的好意并未派上用场，因为魏德迈很严肃地断言道，假如他身边没有我、埃默森和谢伟思三人，抗日战争会受到不利影响。

另外，赫尔利多次告诉我，宋子文一直极力要求他把我调离中国。11月13日，他对我说宋子文是个爱耍阴谋的人，利用人的性格，试图让他误入“追逐疯狂”——一种贬斥众多中美官员的说法——的歧途中。不过，按照赫尔利疑神疑鬼的性格，他不会一点都不相信宋子文的主张。

所以宋子文才能成功地向赫尔利撒下一个弥天大谎。宋子文说，我向他揭露了魏德迈的“法西斯思想”。不出所料，赫尔利将宋子文编制的流言传达给魏德迈将军和我。随后我向魏德迈解释，意在证伪宋子文的不实之言。他说，想到我可能如此评价，他就感到受伤。宋子文的流言之毒不仅影响了赫尔利，还影响了魏德迈。

赫尔利还相信了宋子文编造的另一个谎言：国民政府外交部接到驻扎延安的情报人员的消息，说我曾经对共产党人许诺，派谢伟思到华盛顿，联合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不再承认国民政府，转而承认共产党。我对此的否认似乎暂时平息了赫尔利愈发浓烈的猜疑，但此事之后，他开始浅显地解读那些纷至沓来的所谓“来自延安的情报消息”。制造消息的多数是戴笠手下的特务和在资深外交家眼里充其量能称之为“嫌疑犯”的人。

* * *

早在延安与赫尔利交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不像史迪威那样乐于接受不同意见。因此与之对话时，我尽量婉转地表达我对于他达成国共合作协议之可能性的异议。但是在呈交给魏德迈的备忘录中，我认为要表达得直接一些。我把这些备忘录的副本也给了赫尔利。

赫尔利从延安回来后不久，我在11月15日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当下的确不能放弃蒋介石，”但是，“我们不能无期限地为一个政治破产的政权买单”。我继续写道，赫尔利正在尝试把国共整合为联合政府。这当然是最佳的方案（相对于拖美国下水的内战而言）。但如果国共两方无法联合，我们就要二选一。

而且随着时间流逝，特别是在苏联即将加入抗日战争之时，“与其小心翼翼地保全委员长的面子，我们更应当尽快提升与延安的关系，尝试‘在政治上夺取’中共，而不是眼睁睁看着他们‘顺其自然地加入俄国人的阵营’”。俄国人进军华北和东北势在必行，因此我们当然不能奢望完全赢得共产党。但我们可以通过战时和战后的援助帮助他们建立民族主义精神，脱离苏联的控制。

回过头看，在政治上夺取中共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它表明我低估了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深入程度。但美国对中共的援助策略切实可行，可以帮助他们在物质上独立于苏联，降低克里姆林宫的影响。而我认为，只要出现契机，共产党随时都有可能掌控全国。

虽然按照我的判断，与内战相比联合政府是更好的选择，但我并不认为它可行。12月初，我写了另外一份备忘录，也给赫尔利提供了副本。我写道，蒋介石知道联合政府迟早会夺取他的统治权，所以不可能接受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的要求，而共产党也不可能在要求上让步。蒋介石和国民党日渐式微，共产党迟早要取代他们。

12月12日，在致力于国共达成协议之事上，赫尔利面临僵局。我意识到，僵局——或者说拖延的谈判——意味着蒋介石会继续阻挠我们开发共产党控制的华北的战略有利位置，否定我们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随着战争对我们的大量消耗，我们有理由告知蒋介石，我们会与“任何有利于抗日的中国军事力量”合作并援助他们；我们不会对那些有意挑起内战的军队施以援手；同时我们还要让他知道物资的分配，包括对共产党的援助。

因为我的备忘录不符合赫尔利的口味，他也鲜少向周围的人征询意见，所以12月13日他邀请我对他上报给华盛顿的一份关于毛泽东拒绝“赫蒋建议”的信函提出建议时，我感到很诧异。他所写内容属实，透露出十足的谨慎——但他没有意识到谈判已经不可能继续了。我没有建议的必要。

* * *

奇普·波伦在12月中旬从国务院发电报回复了我于10月自荐调往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请求。电报中说，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正在莫斯科翘首期待我的到来。晚冬初春之时我就考虑过前往驻莫斯科大使馆。宋子文的敌意，以及他对赫尔利的影响力，使我不确定自己能发挥多大作用，我开始考虑是否要在哈里曼手下谋事。而且，我已经开始反感当时中国的时局。美国政府在中国无力作为，诸事结局已经注定，是时候动身离开了。

我向赫尔利告知了波伦的消息，他表示我不应等到2月份，应当立即动身前往莫斯科。他如此催促我离去，我并不意外。我已经适应了他阴晴不定的性格。就在不久前，他还对我坦言宋子文反复要求摆脱我的事情，而且有意让中国外交部安排我与妻子住进他的使馆。他享受着“焦虑的子文”的表演，却又受宋子文不厌其烦挑我刺的影响。除此之外，我也没有热情和兴趣参与他的投机活动。当初他在延安的时候，逼迫我离开延安，现在又想用同样的方式逼迫我离开重庆。而波伦的消息符合他的目的，来得正是时候。

赫尔利说，我应该秘密前往莫斯科，公开会惹宋子文不快。我并非被流放到不知名的所在，而是要担任一个可能要继续处理中国事务的职位。按我的判断，赫尔利之所以顾忌宋子文的喜怒，是因为他希望对外交部隐瞒该事实。更重要的是，赫尔利暴露出他与宋子文关系中的一个心理弱点，即他认为有必要巴结外交部。他说他会遵循宋子文的意愿，说我被遣回再调职。他曾经建议调离史迪威，现在则要编造我的离去。

在他向我展现了如何逢迎外交部的小伎俩之后不久，12月15日，他吐露了宋子文反对我的动机，并对宋子文的动机表现出毫不遮掩的喜悦。赫尔利说，外交部部长先生敦促他将约瑟夫·阿尔索普从陈纳德身边调到他手下。他大笑着继续说道，“子文认为你知道的太多了，他想在我身边安插他自己的人”。

这是赫尔利第二次和我分享宋子文和阿尔索普的故事了，说明他的记忆力出现了问题，需要唠叨重复。我们重温笑话之后，大使接到了包瑞德上校的电话。上校翌日清晨将前往延安。我也和包瑞德通了话，安排与他共赴机场的细节，整个过程赫尔利均在场。我和包瑞德结束对话时，恰好有他人进入房间，出于安全的考虑，我未向赫尔利详述飞往延安的计划，以为他能从刚才的对话中推断出来。不久之后我便离开了，只告诉他两三天后归来。大使什么都没说。

前往莫斯科之前，我到延安最后一次迅速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了解共产党如何看待日军和国民党签订条约停止进攻侵略这一坊间说法。作为魏德迈团队的一员，这是一次常规行程，与赫尔利的共产党工作毫无关系。我受到了延安方面的热情接待，与毛周以及其他主要共产党领导者进行了笼统一般的交谈，再次强烈感受到他们的智慧、能力和自信。周恩来认为日军和蒋介石可能达成缄默的共识，放缓侵略活动，只不过他对此没有有力证据。

12月18日，也就是我从延安返回当日，我拜访了赫尔利。他因我未事先征求其意见就前往延安之事斥责我。他说，就在我离开后，宋子文马上打电话询问我的延安之行（我们的行动受政府特务的严密监视）。赫尔利否认我离开重庆。之后又了解到我的确飞往迪克西了。他因此陷入尴尬的局面，对我火冒三丈。他不得不向外交部承认错误，还要在宋子文面前尽力洗脱故意欺骗的嫌疑。外交部把可耻的动机强加在无心之失上，使他人不得不自辩。他们用这种毫无新意的计谋获得了明显效果。

我向他简要地解释了一番，我说自己并未意识到他对我前往延安一事不知情，而且我是受魏德迈之命前往。我还就自己未告知他具体计划表示歉意。大使当时隐晦地询问我是否到延安干涉国共谈判。我说我从未向任何人询问过有关谈判的事情。听到我的回答，赫尔利的猜忌好像有所缓和。

第二天，我碰巧见到大使。他说蒋已表态愿意不顾宋子文一众反对分子的意见与共产党达成协议。最终，赫尔利得出一个在我看来不合逻辑却令他十分欣慰的推断。同时他更加希望我尽快前往莫斯科。

一方面宋子文煽动赫尔利反对我，另一方面大使极易受外交部刺激的影响，显然我已经难以继续行使自己的职责了。12月9日，我便如此告诉魏德迈。我请求他同意我离开中国前往驻莫斯科大使馆。魏德迈显然对我的要求感到吃惊，先前他被一连串的军事问题缠身，所以不了解宋赫二人针对我的阴谋设计。魏德迈将军以宋子文为由认为我不应该离他而去。但最终他还是同意了我的调遣，并写信感谢我高效忠诚的工作。

宋子文没有意识到我的调遣已经被提上议程，只待正式的出发指令，所以他继续怂恿赫尔利刁难我。12月22日，大使与我用完午餐后，指责我最后一趟延安之旅破坏了国共谈判。原来是外交部向他透露，宋子文又收到“来自延安的情报”，控告我建议共产党不用重视赫尔利，因为他是个“老糊涂”。虽然情报本身是虚构的，但它却道出一番实情。我和一些在中国最了解赫尔利的人都认为他算不得睿智。针对大使的嘲笑日益增多——一位美国记者曾当着我的面嘲笑赫尔利老而无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认为可以忽视赫尔利。我们都很清楚他手中的权力。

我无法反驳宋子文精心设计的陷害之辞。如果我尝试的话，也许毛泽东最终真的会出面否认我曾经以赫尔利是老糊涂的理由建议延安政权人物忽视他，但谁会相信这样的闹剧呢？反过来说，也没有人能够证明宋子文的控诉是真实的，除非有人像赫尔利那样明显地相信戴笠的特务成功打入了中共内部。但是了解中国实情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一点的。

再次解释了延安之行的情况后，我质问他，在他如此支持我的情况下，我背叛的动机是什么？赫尔利开始细数对我的善意之举。因为觉得我背叛了他，所以他很想反击。他曾经向外交部部长澄清不是有意欺骗他。“这件事让我惹上麻烦，”大使大声责备道。我不该让他意识到自己陷入窘境。经过我更加耐心的解释，赫尔利表示他需要午睡，需要一个人思考。

交谈之中，我对赫尔利说，宋子文在利用操控他。但是这位曾被大使称为骗子的操控者说辞混乱，经常自我矛盾，大使怎么可能被他操控？在我看来，唯一可信的解释是赫尔利陷入了异国的、充满误导性的任务之中，而且他还轻率地得意忘形。当联合不可兼容的两方的努力不断化为泡影时，他不能承认自己的挫败是因为愚蠢。虚荣心迫使他寻找外部借口。

宋至少感觉到了，甚至完全明白了其中奥妙。流利的英语、外交部部长的职位、蒋夫人的缺席，使他成为赫蒋之间唯一的沟通渠道。同时，他还擅长挖掘利用大使的弱点。虽然赫尔利不信任宋，但他不得不完全依赖这位聪明、有能力的人物，长期受其左右。

赫尔利寻找自我受挫的理由时，宋子文成功地把他的焦点从国民政府转移到共产党和我身上。但作为大使希望调解的一方，共产党不是大使愿意对抗的对象，因此他只好接受宋的归咎，把我视为他的失败症结。他需要这个借口维护他的自负——赫尔利统一中国的大计被我破坏了。虽然他认为外交部部长背信弃义，还是采纳了后者的虚假指控，下定决心把我赶出中国，理由是“子文认为你知道的太多了”。

* * *

赫尔利在面对国务卿做年终报告时，其中一点提到，他的任务是“支持”蒋介石和“联合中国所有军队”。他还说，虽然大家都认为内战不可避免，但他到中国后，“让蒋介石相信通过签订国共协议，中国可以集结军事力量抗日，此为其一，还可以避免内乱，此为其二”。

说到底，国共在原则上是一致的，赫尔利继续阐述，“阻止中国统一协作的最大力量来自外国人”。这些人中“有一些美国军事和外交官员相信国民政府将最终倒台，在蒋介石的统治下，中国不可能出现军事或政治的统一”。赫尔利把我们的预警曲解为倡导，宣称这些美国人认为共产党“不应该”与国民党合作，也“不允许”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统一。他还断言道，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抛弃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

在大使馆的盛大圣诞晚会上，赫尔利举杯，朗声说道，“约翰，我敬你一杯”。我把它当作一种场面行为。他离开的时候，他说会停止对我的困扰。“你也要停止对我的困扰。”在敬酒和道别之间的某个时间，大使在后脑勺绑了一根常青树枝代替羽毛，呼叫起乔克托族的战争呐喊，在房间引领一众人跳起蛇舞。

离开重庆之前，我在1月4日对克里姆林宫如何看待中国时局做了一番判断。我认为，苏联将“冷笑而满足地”看着蒋介石政权的衰弱、共产党的扩张和美国的挫败。如果美国拒绝与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将意味着延安的国民党势力失去威望，“支持依赖苏联的共产主义力量将得到增强，克里姆林宫无疑清楚这一点”。克里姆林宫也承认，美国如果与中共合作可以大受禆益。但鉴于美国对共产党的敌视，对虚无缥缈的蒋介石政权的支持，莫斯科方面还怀疑华盛顿方面是否真的会“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事实上：

美国政策只能在面对现实和一厢情愿之间摇摆妥协……我们不情不愿并且无能地参与现实政治……克里姆林宫确信，我们会眼睁睁地失去追求的东西：用最快的有效手段击败日本并建立强大、统一、独立、自主的中国。苏联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华北建立其卫星国。他们意识到当下最利益攸关的乃是亚洲和西太平洋未来的力量平衡。

我把这番严肃沉思之作递交到国务院。后来我了解到，范宣德让它在众官员间流传阅读。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他和其他人的回应。我也自然而然地给了赫尔利一份副本，虽然我知道其中的观点不受他欢迎。他也没有回应。

1月9日，也就是我离开当日，我于清晨分别拜访了魏德迈和赫尔利，与他们道别。道别时，我祝愿大使工作顺利。后来回忆起来，我当时还提醒他即使谈判失败也不要陷入中国混乱的泥潭中无法自拔。他的职业生涯如此卓绝，不能让中国之行变成可悲的巅峰。

赫尔利听到后情绪激动，然后面色红润大口喘气。他咆哮着反击我。“你想要放弃蒋介石，”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我也义愤填膺地反驳他。但是赫尔利已经失去理智，怒气已经占据上风。最后我们照例以握手结束谈话。当天我飞往印度，然后与帕特丽夏共赴莫斯科。

我离开后不久，赫尔利自称第一次获悉麦克卢尔少将、包瑞德上校和战略情报局的威利斯·H.伯德（Willis H.Bird）上校在魏德迈参谋长的授意下与延安方面讨论美国与中共适度合作的军事计划。他勃然大怒后致电总统，明确地指责包瑞德三人背着他密谋破坏国共谈判，让共产党有理由绕过他接触美国。大使对他们的造谣诽谤被一份美国官方调查曝光。

1945年1月对赫尔利来说是一段难堪的回忆。他第三次被激怒。毛泽东和周恩来向驻延安的美国上级军官提出前往华盛顿会见罗斯福的请求。他们要求此事向赫尔利保密。毛周破坏了与赫尔利的约定，他们的要求最终传达到了战区总部，魏德迈则正当地把它展示给大使看。这位不幸的官员果然爆发了怒火，表现出他重重的疑心。赫尔利否决了毛周的请求。

赫尔利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着手整治那些直言不讳甚至专横跋扈的驻外办事处官员，禁止任何人向华盛顿方面提交批判蒋介石政权的报告。春天的时候，国务院内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爱德温·F.斯坦顿（Edwin F.Stanton）说：“我们别再指望驻华大使馆提供真实客观的报告了。”

[1] 美洲原住民。

[2] 来自圣经，即神赐的八种福。

第五部分 莫斯科的日日夜夜

第十九章 莫斯科任职

从印度到莫斯科，我和帕特丽夏经过了沐浴在日光下的德黑兰，沉思在里海岸边的、破旧的巴库和遭受战争打击而破落不堪的斯大林格勒。1945年3月25日，由于飞机需要加油，我们乘坐的苏联C-47穿过茫茫大雪，降落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Vnukova）。我们好像进入了矿井，周围漆黑一片，严寒刺骨，并且有股发霉的味道，我感到了一丝不祥的征兆。

这是帕特丽夏第一次到苏联。而我，曾两次途经苏联。1937年，我第二次途经苏联，并且在莫斯科做了短暂的停留。也就是这一次，我在美国大使馆见到了乔治·F.凯南。如今，八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莫斯科，而凯南也是如此。他现在的职务是公使，权力仅次于大使。

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不仅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直接和白宫（也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沟通的官员，而且白宫重视并采纳他的意见。哈里曼家境优渥，之所以选择公职，是因为他有一种贵族责任感，一种政治抱负，是因为他相信公职事业要比挣钱更有意思。大使馆没有人比大使对工作更加尽职尽责，没有人比大使工作的时间更长。他坚决贯彻执行罗斯福对苏联的战时政策，因为本质上来说，哈里曼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注重行动的人，他不是阐释政策的汇报者。

哈里曼热情地把我们带到他的住所——斯巴索之家（Spaso House），让我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直到我们的指定住所可以入住。斯巴索之家是一个两层圆形建筑，有很多房间，圆形的支柱由板条和石膏做成，看起来像是大理石。住在斯巴索之家的还有大使的女儿——受人尊敬的凯思琳（Kathleen），她和帕特丽夏年纪相仿；几位单身职员也住在这里。斯巴索之家不仅仅是一处住所，因为哈里曼的大部分工作都在这里处理，要么在他的卧室要么在他二楼舒适的办公室。哈里曼很少在他的大使馆办公室工作。而我们其他人都在大使馆办公，凯南负责给我们提供指导。

帕特丽夏也在大使馆官邸办公。作为战时政策，哈里曼规定驻外事务处人员的妻子只有接受大使馆工作才可以到莫斯科。然而，公使的妻子安纳莉丝·凯南（Annelise Kennan）是个例外。安纳莉丝·凯南是个充满热情、富有洞察力的女性。帕特丽夏被分配的是经济部门的文秘、档案、研究工作。这比在新德里为我做无偿工作要好一些。但是可能是因为工作条件的缘故，她的工资并不能体现她的水平和价值。她的工资不比从苏联雇佣的佣人高多少。

政府这样占便宜让帕特丽夏很恼火。一年半之后，我说服帕特丽夏把她的岗位转让给一位能胜任的女职员（在战争后期，大使馆来了一批女职员）。如此这般，政府对她的歧视性待遇就不复存在。现在，她在密码室工作，这是一份苦差事。如此，就没有人说她是“关系户”。

住在斯巴索之家时，每天早上我和帕特丽夏乘坐使馆的车去工作，司机是俄国人。汽车驶出大门，驶过值岗的苏联士兵。沿途，女人裹着棉服，系着头巾；清洁工正在把雪铲进垃圾车；街上几乎没有车辆，因为本来汽车就是稀缺品。人行道上，戴着皮帽子或者头巾、夹裹在大衣里的男男女女们正弓着身子，一言不发地踩踏在冰块上，趟过厚厚的烂泥水。路过的建筑物都是老旧不堪，让人有难以名状的感觉。不久我们看到了克里姆林宫高高的红墙、塔楼和尖顶。我们来到了宽阔的麦卡沃伊街道（Mokhovaya Ulitsa）。这不仅仅是一条大道，它是克里姆林宫的缓冲地区。在革命纪念日，红场会举行盛大游行，这里便是部分游行的舞台。

我们很快就从斯巴索之家搬到了我们的临时住所，一间小公寓。在给美国的亲戚们的信中我这样写道：

通常每天早上我和帕特丽夏跟莫斯科当地人一块挤地铁上班……这是一个总能引起兴趣的经历。每个人都衣着褴褛，没有快乐的笑脸，大部分人脸色苍白，车上没有活跃的谈话。尽管这些人营养不良，背负着重担，我总能感觉到一种原始力量。俄国的女性是让人惊叹的……她们似乎和男人一样坚韧强大。这不是指体格强大（男人体格也不强大），而是指她们具有让人叹服的忍耐力。即便是枯瘦粗糙的老年女人也是如此。

一栋破旧的七层小楼便是大使馆官邸，十几套狭小的职员宿舍也在这栋小楼里。小楼的对面是克里姆林宫，斜对面是红场和圣巴西尔大教堂。我和帕特丽夏终于分得了六楼的一套宿舍，里面有一间兼做办公室的客厅，两层高；有一个小餐间，一间厨房；楼上是一间卧室和一方狭小的阳台。从我们的餐间和卧室望出去是克里姆林宫以及其他一小片地方。夜里，最高尖顶上的发光红星照亮了我们这边的天空。

前门外的楼梯平台上有一个桶。秋天，卷心菜、土豆都储藏在这个桶中。桶里储存的主食一直吃到来年春末。苏联方面会给我们发放战时配额卡，也会为外交官开设特别的副食品店。尽管品种有限，但我们精明能干的厨师总有办法给我们“加餐”。第三种食物来源是大使馆的杂货铺，里面寒酸地储存着美国产的日用必需品，有罐装的、瓶装的，还有盒装的。因此，我们过得很充足，尽管我们想念蔬菜水果。

当然，相比苏联人民，我们过得相当不错了。由于战争——但根本上更由于苏联经济体系的整体无效率，尤其是农业——使得苏联遭受着令人惊恐的食物短缺。大多数苏联人每天的食物是黑面包和罗宋汤，肉是难得的奢侈品。

苏联的弱势群体与特权阶级的差别不如加尔各答乞丐与印度王公贵族的差别大。部分原因是亚北极区的贫困不如亚热带地区那般明显和赤裸裸。另外，苏联上层社会也不像印度王子那样炫耀消费。但是，苏联统治阶级举办的宴会、招待会奢华非凡，与平民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老百姓自然看不到这些宴会、招待会。

官方举办的招待会是在一个大厅中间，摆上一张巨大的自助餐桌，上面是巨大的枝形吊灯，招待会便围绕着这个自助餐桌进行。摆满桌子的是一盘一盘满当当的鸡鸭鱼肉、油酥点心、鱼子酱以及别的山珍海味。先到的客人观察一下自助餐肴，一边应付性地聊天，一边伸手接杯甜腻的苏联香槟，一边想象着桌边就餐的位置。客人们手里拿着杯子，庄严而敏捷地移动到自己最喜爱的美味面前。

一旦就位，站稳脚跟非常重要——盆骨或小腹顶着桌子，双脚叉开、站牢，两肘向外展开，作防御状。你得一边经受得住一波一波客人的“攻击”，一边解决掉盘子里成堆的食物，一边添加食物，啜饮香槟，保持微笑，还要能向成功移到桌边的熟客点头示意。酒足饭饱之后，两边的压力就可以把你挤出就餐队伍，离开餐桌。

来迟了的高官显要要么放弃这样的热情款待，要么加入就餐队伍——在苏联和外交精英群中，推挤着、蠕动着，曲折前进，一直走到餐桌。我的做法是先在家里吃完饭，然后以一个旁观者身份参加招待会。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把我的纽扣挤掉，不会把最好的深色西服弄上酸奶油，尽管我非常想品尝美味的烟熏大马哈鱼。

* * *

我是大使馆里唯一一个东亚问题专家，我的职责最初是观察和评论苏联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几个月后，我被安排负责所有的政治报告，包括苏联的内部发展。大部分工作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就像一部侦探小说情节的展开，因此我非常享受我的工作。

我在莫斯科的任职也是一个令人欣悦、让人受教的经历。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凯南。凯南不仅是一位能力出众的职业外交家，而且还是一位让人深受启迪的老师。凯南对俄国的文化和特性有着学者般的认识。此外，他还有一种敏锐的直觉力，从而让他对苏联的理解更加丰富和丰满。凯南对于苏联问题的才智和洞见在他流利的、有个性的交流（书面抑或谈话）中得到了阐释。

哈里曼一心执行罗斯福的政策，因而对凯南的评论并没有多少兴趣。凯南的评论不总是关乎赢得战争，他对苏联动机、意图和行为的解释也并非和总统完全一致。但是，凯南在他的下属中拥有忠实的听众，我们中的一些人是他打磨思想的磨石。在凯南撰写备忘录和报告时，他会让我们其中的一些人通览急件和电报草稿，并且让我们提出意见。就我而言，我认同凯南对罗斯福对苏政策的担忧。现在，我又是个另类——之前我不认同美国对华政策，现在我又与罗斯福在对苏政策上存在分歧。

罗斯福的对苏政策是帮助苏联打败德国，然后说服克里姆林宫帮助美国打败日本。对于罗斯福来说，所谓打败这些敌人是指这些敌人无条件投降。紧接其后是铲除纳粹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同时，说服苏联与我们（中英美）合作，缔造一个国际组织，维护公正持久的和平。

按照罗斯福的想法，这项宏伟计划的实现有赖于大国之间的团结，这就意味着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和蒋介石要同心协力。罗斯福认为，斯大林是关键人物，因为斯大林是大国苏联的首脑；同时，斯大林也是最难对付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认为斯大林乃至整个布尔什维克阶层不信任美国，对美国态度冷淡；二人认为原因是，在俄国革命和苏联建立时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曾干预过布尔什维克。

在白宫看来，大国团结的第一步是要让斯大林摒弃其长期的怀疑，需要让斯大林认识到我们对苏联是真正的友好。要实现这样的第一步，方法是单方面地对苏联慷慨援助，不期望苏联方面的互惠措施；同时，对斯大林提出的一些领土要求以及其他要求给予支持。这样做的思路是，如果我们对克里姆林宫展现出信任，这会让我们赢得斯大林的信任。

罗斯福与许许多多的美国政治家一样，认为自己的个人魅力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并且对此自信到无以复加。罗斯福打算用他的魅力影响斯大林。他私下曾说，这位苏联的独裁者是“可以争取的”。在1943年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上，罗斯福为讨好斯大林，曲意逢迎，与这位布尔什维克独裁者一道引诱丘吉尔。会议之后，在圣诞前夜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告诉美国人民“我和斯大林元帅相处得很愉快”。他接着说道：“我认为斯大林元帅是俄国全心全意的代表，我相信我们可以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并且可以相处得非常愉快。”

罗斯福之所以对于自己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比较满意，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表示计划加入对日作战。在美国政府内部，这样的对苏目的是一个很深的秘密。无关人员，包括我，对此毫不知情。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不知情对我的履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对苏联意图的判定还是基于1943年9月我在中国所做的假设：

对于苏联自愿加入对日作战，不论是空战形式还是在东北亚开辟第二战场，我们都不能过于乐观。俄国人或许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入对日作战，而这很可能会发生在战争后期。俄国人参战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参加对日条款的制定，建立新的战略前线。

考虑到这些新的远东战略前线对美国有利，因此我认为苏联的参战并非纯粹是好事。尽管我承认苏联的参战会降低我们取得胜利的成本，美国的伤亡也会更小，但我认为没有理由去哄诱甚至收买苏联参战。相反，我认为苏联不可能置身于东亚战事之外。唯一的问题是苏联什么时候行动。问题的答案是苏联认为适合的时候，而且不会很早。

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聚首雅尔塔。当时我正从印度前往莫斯科。直到战争结束后，我才了解到雅尔塔会议上的阴谋。会议讨论的一个议题是苏联参与对日作战。如果一些条件得到满足，斯大林在德国投降两到三个月后参与对日战争。

斯大林的迫切需求以及他的账单都不大便宜。斯大林的要求包括保持外蒙古现状，使之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但是，中国对于外蒙古有主权要求。斯大林还要求归还在日俄战争中丧失的“权利”；归还库页岛南部港口；不顾中国的要求，租借亚瑟港（the Port Arthur）[1]军事基地；控制大连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斯大林还要求占领千岛群岛，这显示出苏联想成为太平洋大国的愿望。

罗斯福和丘吉尔接受了斯大林的迫切要求；其中，丘吉尔不过是敷衍塞责，因为他认为这样的安排基本上是美苏之间的协定。罗斯福同意了斯大林的条件，即如果斯大林认为有需要，罗斯福要使蒋介石同意苏联对外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的要求。而斯大林则表示愿意与蒋介石缔结友好同盟条约。

如此，不论斯大林想做什么，不论是否已付出代价，斯大林已经为其领土扩张提前得到了英美的支持。因为罗斯福总统愿意担当收钱人的角色，斯大林免受了尴尬，避免了直接和蒋委员长交涉外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问题（他应该看到这样的安排对他是有帮助的）。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巧妙的表演，但这不需要这位独裁者花费口舌进行谈判，因为罗斯福愿意做出大幅让步。罗斯福相信他这样的让步会让苏联尽早加入对日作战。

罗斯福总统之所以急切地希望苏联参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根据美国军方的估计，打败日本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事实上，如果我们依赖长期的海上封锁，消耗日本的空力和海力，最终迫使日本投降，胜利的代价也将大幅降低。但是军方认为美国人民特有的速战速决的心态不允许如此拖延的过程。因为1945年初的原子弹还是一个未知因素，所以武力打击日本仍然不失为一种选择。根据以往痛苦的经验，军方认为美军登陆日本将会遇到疯狂的阻力，造成巨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苏联能在美军攻击日本主岛之前加入战争，美国的伤亡将会大幅度降低。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计划负责进攻日本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2月敦促华盛顿得到苏联方面的承诺，确保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有不少于60个师与日军作战。

随着事情的发展，原子弹让海岸登陆进攻变得没有必要。原子弹或许使得克里姆林宫提早开始攻击日本，但只不过是几天而已。1945年7月末，苏联高级代表告知美国和英国的相关人员，苏联军队将在8月下半月进攻日本。美国于8月6日向广岛投掷原子弹，苏联于8月9日进攻日本军队。

* * *

我在莫斯科工作了不到一个月，赫尔利便从华盛顿前往重庆。罗斯福几天前去世，因而我们感到很忧郁，也在想我们那位不为人熟知、未经检验的新总统会带来什么变化。甚至赫尔利好像也感到压抑。

自1945年3月，赫尔利一直对华盛顿大为恼火，因为在他离开重庆之后，大使馆人员发电报给国务院，建议对华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并且建议就此与赫尔利进行商议。赫尔利大使强烈谴责发送电报的人，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忠，要求他们离职，并且控诉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家相互勾结反对自己。赫尔利在罗斯福去世前几周曾突然拜访罗斯福。似乎，赫尔利得到了病榻上憔悴的总统的应允，同意其对华政策。我这里说“似乎”是因为当时两个人的谈话没有记录，而六年后赫尔利向参议院提供的戏剧性的版本又不能完全相信。

赫尔利3月和4月谈话的备忘录以及赫尔利给新总统的电报表明，这位大使向罗斯福描绘了他在4月末所能构建的国共合作的愿景，条件是拒绝大使馆关于与延安有效合作的建议，继续只对国民党提供支持。赫尔利前往伦敦和莫斯科，期望获得丘吉尔和斯大林对这项政策的支持。赫尔利似乎认为如此便能诱使延安方面与蒋合作。

尽管此前罗斯福已经会见过埃德加·斯诺并且告诉斯诺他正在“和那里（即中国）的两个政府工作”，而且还要继续这样的工作直到“我们把它们合二为一”，但是罗斯福仍然许诺赫尔利，批准他的只支持蒋的政策。罗斯福的模棱两可、厌恶分歧、想把这个棘手的决定推后以及他的离世，这些因素使得赫尔利成功夺取对华政策决定权。重庆大使馆的声音被扼杀了，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高级专家的轻声警告被忽视了。罗斯福死后，只有赫尔利能够知道已故总统对他的指令，而杜鲁门对此毫无疑义。

但是在罗斯福去世之前，赫尔利曾前往伦敦以期获得英国政府对其对华政策的支持。丘吉尔按照礼节接待了他。4月6日——根据丘吉尔方面的记录——赫尔利似乎想要谈论些无关紧要的场面话，而丘吉尔则抓住了这次机会毫不含糊地向这位来访的公使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即英国绝不放弃对香港的控制，英国绝不放弃一寸英国领土。丘吉尔注意到他的来客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在给总统和国务卿的报告中，赫尔利称自己非常勇敢地责备了丘吉尔首相，控诉帝国主义的邪恶，表明英国有义务将香港归还中国。

赫尔利得偿所愿。他获得了英国的支持，支持其有关统一中国武装力量，建立自由、团结、民主中国的设想。英国的同意放纵了美国改造中国这一奇怪的强迫症行为。事实上，赫尔利在伦敦得到的支持是没有意义的。

在访问伦敦时，赫尔利找到了机会警告英国政府：根据一份外交部的备忘录，我是“毒辣的反英分子”。英国外交部不想承担风险，便暗中告知英国驻苏大使馆。但是，莫斯科的英国官员对我和我的妻子非常友好。

为了准备斯大林-赫尔利会谈，我为哈里曼写了一份关于中国的背景材料，因为哈里曼也要参加这次会谈。简而言之，我说通过谈判实现中国统一的希望不大，因为国共合作（这是赫尔利所追求的）很可能难以实现——蒋不会接受一个真正的同盟。另外，我认为即便美国给予援助，蒋也无法用武力统一中国，日本用了大概八年的时间也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共产党控制。为了保存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蒋需要①大规模国外援助，规模之大以至于援助国的选民会否定这样的援助；②改革蒋的“贪污成风、效率低下、腐朽僵化”的政府，但是这样的改革很可能是自欺欺人，“就像波旁人”那样，“没有学习，就没有忘记”。

鉴于以上内容，再加上中国共产党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共有可能脱离莫斯科；因而我提出在不放弃蒋的同时，与延安合作，为延安提供援助。我曾这样写道，“如果说美国能在政治上‘俘获’共产党政权，这个共产党政权便是延安”。当然，现在看来，这样的话有些夸张。我继续写道，与中共合作的政策会“与苏联竞争对中共的吸引力，而非围困中共”。如果我们继续只对蒋提供支持，则会围困中共。

我记不清哈里曼对4月15日的备忘录有什么反应，也不知道他是否做出了反应。第二天晚上，他和赫尔利会见了斯大林。4月17日，哈里曼前往华盛顿。

哈里曼邀请赫尔利居住在斯巴索之家。因为当时我和帕特丽夏仍然住在斯巴索之家，所以我们和赫尔利时常见面。赫尔利待我很和蔼。我避免和他谈论中国问题。

4月16日晚，哈里曼将赫尔利引见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根据赫尔利的回忆，斯大林先前曾称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接着，赫尔利与这两位布尔什维克人讨论了重庆与延安的谈判。斯大林提出会帮助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这让赫尔利感到了斯大林的热心。此外，斯大林还“高度赞扬”了美国训练、装备共产党军队，使之与国民党军队合并的愿望，这让赫尔利很高兴。蒋曾在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中出卖了斯大林，所以斯大林称蒋大元帅“自私”，“是一个爱国者”；斯大林称苏联曾经“像朋友般对待蒋”。

斯大林提出，告知蒋雅尔塔会议上的决定。赫尔利表示这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尽管几年之后，在谴责雅尔塔协定成为一种政治潮流时，赫尔利也痛斥该协定，但是在这次会议中以及与哈里曼的交谈中，赫尔利并没有提出异议。告知蒋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在程序上是有考虑的，因为要防止中国泄密，所以只有得到斯大林的应允，才能告知蒋。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赫尔利心情很好。他与共产主义的高级牧师的交流很成功。他向华盛顿报告了他的成功。他在电报中说道，斯大林“希望我们知道他完全支持我们立即采取行动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完全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简而言之，斯大林无条件同意在谈话中向他描述的美国对华政策”。

随后，赫尔利立即飞往重庆。凯南现在负责使馆的工作，因为哈里曼已经前往华盛顿。凯南静下心来仔细考虑苏联对赫尔利如意算盘的支持。他召我进去，他在起草一份发往华盛顿的评论，内容是关于赫尔利所传递的信息，我偶尔发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他的评论大意如下：斯大林可以答应赫尔利所说的内容，因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进行解读；当然，斯大林可以同意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因为他知道只有共产党接受统一的条件，统一武装力量才可行；至于苏联的政策，我们认为将继续灵活多变，富有弹性，将致力于在其亚洲邻国问题上用最低限度的责任换取最大的权力。

凯南列出了苏联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其中包括“要在实质上，而非形式上，获得沙皇俄国时期，俄国在亚洲土地上所有外交、领土财产”。在这条警示信息的结尾，凯南写道，“我们在此关头需要苏联的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对支持的需求，加上斯大林答应任何人任何事的语气和小心翼翼的友好态度会把我们引向对苏联的过分依赖，甚至我们在中国的长期目标的实现也需要苏联的默许”。

一俟返回重庆，赫尔利便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对中国政策意见一致。用赫尔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词来讲，他希望这能“摇树落柿”。赫尔利希望三方“意见一致”能迫使中共接受蒋-赫方案，实际上就是中共向蒋投降。赫尔利之前向罗斯福描述了这样的愿景。但是，既然他已经说服了丘吉尔和斯大林，再加上这个世界对这个成就漠不关心，所以这次记者招待会未能带来什么变化。中共表现得尤为镇定。

* * *

1945年春，赫尔利从中国撤掉了一部分人，谢伟思是其中的一个。他被调任国务院，继续负责与报界保持联系。之前他在史迪威和魏德迈将军手下做的就是这份工作。就我所知，这项工作得到了史迪威的批准，背景十分透明，主要是向记者和编辑们通报一些消息。谢伟思就是这样给菲利浦·贾菲（Philip Jaffe）通报的。当时有一份名叫《美亚》（Amerasia）的学术性期刊。这份期刊专门报道亚洲局势，而菲利浦·贾菲正是这家期刊的编辑。当时谢伟思有几份描述中国现状的报告，通报时他复印了一份给贾菲，并口头告诉了他一些中国正在发生的事。

谢伟思不知道的是，在《美亚》贾菲已经从其他政府要员那里搜集了上百份公务文件。之后战略情报局反情报部门（OSS counter-intelligence）发现了这件事，紧接着联邦调查局于6月6日逮捕了贾菲等相干人员，谢伟思也在其中。但是8月10日大陪审团一致判定谢伟思无罪。

所谓的“美亚案”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尽管大陪审团20-0一致宣布谢伟思无罪，但还是有些人认为谢伟思有过失，不该大意地向一个他认为可靠的编辑透露消息。同时，我在6月27日给家人写信时写道：“谢伟思的事我也是大吃一惊。”我说我向远东事务司的高级官员表示：“我随时待命，可回国为谢伟思证明，此言非虚。”

远东事务司的约瑟夫·包兰亭回复了我的请求。他表示目前我能做的不多，因为事件还在调查中。卢登当时在国务院任职。他写信给我，提供了更多的信息。7月31日，我把我的一些想法回复给他：

首先我得说，如果谢伟思确实这样或那样地将官方机密文件的内容泄露给了未经授权的个人（这也是我所知道的他受到的唯一的指控），那么就牵扯到四点。

第一，关于文件的机密等级。谁有权划分、重置或降级机密文件？这个问题上我不记得有看到过任何指令。按照我的经验谁都可以设置机密文件，从大使到职员，从将军到下士。同样照我的经验，官员、职员和士兵也可以重新设置等级，可以提高、降低或取消一个文件的机密性。我看到过很多低于助理国务卿（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级别的人，随便在“机密”俩字上用铅笔画上一条线，就更改了文件的机密性。

在这个议题上我想到很多问题。只是因为一份转述报纸报道的文件被标记为机密（我看到过很多这种的），这份文件的内容就不能向非官方人员提及了吗？当只有文件的一部分是机密，而整个文件被划为机密文件时，那些非机密性的部分也必须当作机密吗？即使这部分内容大家早已熟知，也必须当作机密吗？机密等级重置信息是否有档可查？机密等级设置是否会失效？如果之前被划为机密的东西，之后被大众所熟知，非得要等到几年后《外交档案汇编》（Foreign Relations）出版，才能取消其机密性吗？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一直辩论下去。

第二，关于一个更加灵活的制度——背景信息。我第一次熟知它是在入职初期。当时我观察到，我的主管为了国家利益向美国记者提供背景信息。当时他做这些时显得果敢明智而又无可非议。从那时起，我看到过非常多的政府官员使用这个方法。我也从新闻人那里得知，这种做法其实很普遍。众所周知，给出的信息从最高机密到不受限制，可能会有很多种类。我的感觉是，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中，背景信息的给出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良好而必要的程序。有些信息的给出会引发社会舆论，而这些舆论有时可能会使敌人有机可乘，但如果对背景信息进行保留，美国人民则将受到更大的危害。因为没有信息，民主便被削弱，沦为疑虑和猜忌的猎物。

第三，我认为在政策上，政府官员不同意见的公开表达原则上不应受到禁止。这种禁止会影响政策，为某些官员所利用。民主政权下民众本有权知道的信息，政府官员可以此为由拒绝回应。如果官员的立场坚实，政府也并没有向公众隐瞒什么，那么它就不会怕在它的权限内有不同意见的存在。没有人说，因为最高法院中有不同意见的提出，我们的司法体系就岌岌可危了。

有人马上会反驳说，国际关系是如此微妙，而有些低级官员的言论却冲动而有失稳妥，让他们发言只会给我们的对外关系制造麻烦——有在对日本和西班牙采取必要的绥靖政策（多亏文件机密性的重置，公众现在知道了这件事）时期政府管制的必要性为证。我接受这个论点，所以我说了“原则上”。但我也觉得政府应该警惕，防止形成这样一种趋势——对国际关系过分忧虑，并且时常以“国际关系微妙”为由来压制与官方发言不符的言论。

然后我们说第四点。如果谢伟思、拉森（Larsen）、劳斯（Roth）确实是向无关人员泄露了机密信息，那其他在华盛顿和其他地区做了同样事情的官员呢？赎罪的教义虽在神学中崇高而启发心灵，在官僚行政体系中却远非如此。平等对待、保持一致在这个案件上会是一个更公正的原则。

这就是以上四点。另外，如果事情继续发展而FBI并没有找到证据，那该怎么办？间谍这种事并不是说一句“老兄对不住，估计是我们弄错了，咱们就这样算了吧”就能一笑而过的。或许能找到一个方案完全洗白，彻底挽救他的名誉。我也不知道。不管怎样，这事得谢伟思自己决定。

实际的情况是，被大陪审团宣判无罪后，谢伟思被调任到麦克阿瑟将军的政治顾问团中（麦克阿瑟后来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总司令），但这是在国务院还有一些威望也更刚正的时候。

* * *

谢尔盖·维诺格拉多夫［（Sergei）Vinogradov］是重庆苏联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因为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也不知道他在莫斯科，所以当6月上旬他联系到我时——怎么联系到的我记不起来了——我也很吃惊。我只记得他偶尔会很随和，有时也故作坦率。他想要和我建立联系这件事不同寻常，因为即使是爱在国外结交朋友的苏联外交家，回到莫斯科也会避免和外国人联系，要是遇见了只会远远地打招呼。因此我推测，维诺格拉多夫是奉命联系我，而他这么做不是要间接通过我向我的上级传达信息，就是要拉拢我或招募我。

我和帕特丽夏带着极大的好奇接受了维诺格拉多夫的邀请，在他的住处和他共进晚宴。我把邀请告知了爱德华·佩吉（Edward Page）。他是个苏联问题专家，官阶在我和凯南之间。他听完后突然起身，迅速断定“他们”在争取我。哈里曼比较淡定，却也关心事情的发展。

维诺格拉多夫在一幢公寓楼中有两个房间。整幢楼巍然却阴沉，看上去脏兮兮的。维诺格拉多夫还有他的妻子和母亲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谈话是用英语进行的，我记得主人的英语很流利，他的妻子则不然。老母亲只有在被儿子问及的时候才会说些俄语。

维诺格拉多夫的美式英语很熟练，对此他无可厚非地炫耀了一番。他在苏联的语言学校里学会了美式英语，之后通过学习《绅士爱金发女郎》（Gentlemen Prefer Blondes）进一步提高自己。他把卢斯女士（Miss Loos）的名著当教科书来学习词汇和句法。在美国时，他把纽约地铁当语言实验室全部坐了个遍。从曼哈顿到布朗克斯，到布鲁克林再到皇后区（Manhattan，Bronx，Brooklyn，Queens），他听着地铁广播不断完善他的发音和表达，经常一听就是几个小时。

那晚我印象最深刻的，既不是那两个年轻的苏联人，也不是那桌好菜好酒（酒瓶中是干橘皮泡制的伏特加），而是那位沉默寡言、满脸沧桑和皱纹的母亲。纳粹攻近莫斯科时，她不肯离开住处，在没有供暖甚至有时没有供水的情况下熬过了寒冬。当时我和帕特丽夏提到，我们见过一些苏联女人，她们的顽强和坚毅令我们钦佩。维诺格拉多夫就喊着说，“是女人拯救了我们”。

我和帕特丽夏准备离开时，维诺格拉多夫诚恳地鼓励我研读——不是卢斯的著作——列宁的著作。他跟我说这事时，就像是一个和蔼而关切的牧师在向一个非信徒讲授救赎之路似的。我觉得这很幼稚。对于习惯了人道主义信仰并了解苏联现状的我来说，他怎么能觉得列宁主义理论会对我有吸引力呢？

我们后来也邀请了维诺格拉多夫一家来我们的住处共进晚餐。只有他自己来了，看上去也不太自在。独立日（Fourth of July）招待会时我邀请了他，他没露面。后来我差不多见过他两次，然后就没有什么了。我的结论是，他觉得我对他来说只是枉费时间。

* * *

似乎我的存在总是让赫尔利睡不安稳——或者是宋子文？6月19日，一封电报从重庆大使馆发来，上面是赫尔利的签名，其中有这么一句：“这里也流言四起，但是我们没人相信。其大意是约翰·戴维斯在主管莫斯科的报纸，报道中国政府的负面新闻。”其中也有暗指，是我给《真理报》（Pravda）和《消息报》（Izvestia）提供了信息。这先是引得哈里曼大笑，因为想法实在荒诞，但他转而又愤恨不已。

6月30日，宋抵达莫斯科，意欲与苏联协商出一份协议，而之前罗斯福和斯大林达成的、蒋和宋也并未反对的雅尔塔协定也会被纳入其中。机场欢迎仪式上，宋站着观看了仪仗队的分列式。这支仪仗队由200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军人组成，个个都是健硕的人体样品。而为了预演宋即将要和苏联领导人开始的会议，这些人在那位倒霉的中国外交部部长面前走过时，是那么的气势逼人。他们将步枪高举在肩膀上，枪上的寒光映射在宾客脸上。他们穿着黑靴步调齐整地踢出七十度，然后两腿绷直使劲拍打在地上，脸上的肉都震得直抖。正步走拍打出的砰砰声仿若一阵此起彼伏的炮声。宋对于莫斯科的欢迎显然不是太满意。

宋到达不久后，哈里曼难为情地告诉我说，那位中国外交部部长要求整个协商的进程对我保密，而哈里曼又很难拒绝这个要求。因为了解宋的为人，我对这件事并没有像哈里曼那么惊讶。这位倒霉的中国人反正是要被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间，我觉得知不知道具体情况也就无所谓了。而我更加关注的是苏联政策的宏观运作。

7月10日，在评估苏联的东亚政策中我曾说，出于以下原因，苏联可能会试图改变东亚局势以使其对自己更有利。一个是防范中国，因为中国“一两代人之后可能成为亚欧大陆上对苏联最大的一个威胁”。另一个安全顾虑就是“朝鲜是攻击苏联远东的天然通道，”而千岛群岛、库页岛（当时归属日本）、北海道和本州岛则可能被作为攻击苏联的跳板。

“为了供应逐渐扩大的商船和海军，苏联需要更多的港口和基地。”这是莫斯科在东亚寻求改变的另一个原因。届时战争接近尾声，“中国国内的权力之争”发展为“公开对抗”，苏联可能也是看到了这个机会。日本统治结束后，朝鲜国内形成了政治真空；日本自身肯定也要出现混乱，这些也都吸引着莫斯科。

我列出了苏联在东亚的两个最低目标。一个是莫斯科将主导或争取的安全防御线，由中国的新疆、内蒙古、北部（North China）、东北，以及朝鲜、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组成。另一个目标与日本有关：休战协定中的发言权和“战后在政治上挟制日本的机会”。

为了达到其目标，克里姆林宫有三个选择：军事占领，政治行动，又或两者同时进行。虽然军事占领能使莫斯科得偿所愿，但“苏联武力的直接展示，还有扩张主义野心的暴露可能会惊动美国，这是克里姆林宫不愿看到的。惊动美国的副作用之一是，可能导致英美在决定日本岛屿问题上抵制苏联的发言权”。然而单靠政治行动又未必能完全行之有效。因此，政治军事联合行动是苏联最有可能的路线。

战略上，对待中国和朝鲜，克里姆林宫可能会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为了避免对亚洲国家显得过于霸权主义，也是为了避免加剧美国的怀疑和敌意。它会靠延安来执行克里姆林宫在中国的目标。

如果去年秋冬美国政府（当苏联还没准备好在亚洲有所行动时）能正确认识中国分裂的事实，并实际地、有力地寻求发展共产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那么莫斯科是否能够得到延安的绝对服从这件事便尚无定论。但无论如何，很明确的是，现在共产主义中国只会按照苏联的指示行事。克里姆林宫非常满意当前的形势，因为它可以在尽情地对重庆进行挑逗的同时确信，一旦蒋试图在中国东北部建立国民党政权，延安会自发并有效地进行抵抗。而共产主义中国也会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安全防御线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它基本上不可能被其他国际联盟所接受。

美国的麻痹大意，据我总结，是苏联策略的一个结果。“显然克里姆林宫今后两三年在亚洲会小心行事，尽量不惊动或刺痛美国。因此当前的‘正确’态度和其对苏联侵略性扩张问题的轻描淡写等策略……关于这些问题美国人民被蒙在鼓里多少，之后麻痹大意的弊端都会一分一分地显示出来。”

上交这份评论几天后，就赫尔利的一封致电，我在凯南的协同下，向哈里曼进行了汇报，内容如下：

这封电报的论点似乎是，如果能够说服苏联政府公开宣称或者通过协约表明其对重庆的支持（也就是说对延安的背离），中国共产党将意识到他们没有国际支持，只能与重庆妥协。

我们觉得苏联可以随便公开否定延安，但延安毫不妥协的立场不会改变。这个观点有以下依据：

（1）苏联制度的双重性质。如果延安受到莫斯科控制，它不是受国家机关控制，而是受党内控制。当克里姆林宫希望时，在涉及其他大国利益的问题上，国家机关可以表面上遵循息事宁人的政策，同时其政党可背道而驰，悄悄跟中国共产党说只是做做样子，不要影响实际关系。

（2）假设苏联政府公开否定延安，其政党也贬低中国共产党（这种事情非常不可能），事情也不一定能发展成延安让步，接受重庆提出的条件。我们甚至怀疑即使失去了所有的国际支持，延安也不一定会与重庆妥协。即使我们姑且承认中国共产党没有他们自身说得那么坚定，不是说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他们还是要比1927～1937年间强大好几倍。那时候除了共产国际隔岸观火的叫好和瞎指挥，他们没有任何国际援助，却以令我们汗颜的精神坚持抵抗住了蒋介石。我们觉得苏联的影响有时候是被夸大了。延安扎根本土的生机、力量和顽强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而且归根到底，这个因素将决定如果中国靠谈判统一，重庆方面会不得不做出更大的让步。

[1] 即旅顺港。

第二十章 赫尔利全面出击

最终欧洲战场的硝烟停息了。克里姆林宫一直到5月9日，也就是在西方受降书签署两天之后，才向其人民宣告纳粹的投降。10日苏联人民放假庆祝。就这样，一些莫斯科人早上经过大使馆时，以往都是眼睛直视前方，大步从使馆之前走过；那天却停下了脚步，抬头看飘扬着美国国旗的麦卡沃伊楼。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可能是一些使馆员工从窗户上向他们挥手来着——但很快从星星点点的几个人，增加到了几十个人，然后到上百人。人们笑着，比画着，欢呼着。我们也聚到窗户旁挥手示意，回喊过去。

在使馆前站岗的两个卫兵（警察）控制不住局面了，欢乐的人群越聚越多，逐渐过千。这时黑便衣们冲了进来，命令人们散开。不可思议的是，群众竟对这些人置之不理。到了半晌，从使馆到克里姆林宫墙的巨大空地上，已经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俄国人。他们不仅在庆祝着这场悲惨的长久的战争终于结束，迎来了胜利，也在为与他们共享胜利果实的美国伙伴喝彩。

当凯南安排人从窗户外面将一面苏联国旗挂在使馆星条旗的旁边时，所有人都在欢呼鼓掌。凯南走到使馆大楼正面的一根柱子下，用俄语祝贺苏联人民获得的胜利。喝彩声浪潮般扩散开来。直到傍晚人群才开始减少。天黑之后还有小群的人从这边经过，微笑着招手，我们也招手示意。

然而第二天早上，人们再次从使馆经过时却低着头，直勾勾地看着前方，就好像我们不存在似的。苏联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自然而然毫无掩饰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伙伴昨天还恣情放纵，今日就被管得规规矩矩，不敢与外国东西沾一点边。这种转变使我们觉得，前一天美苏友谊所表现出来的真诚与温暖更加可悲。

* * *

克里姆林宫着手巩固其在东欧的既得军事利益的同时，也重新部署兵力，合力绞杀日本。在美国不断的压迫下，同时也是有感于苏联即将进攻，日本政府在1945年夏提出休战的建议。杜鲁门没有做出回应。

他的几个高级文职顾问找到他，想看看是否能够将无条件投降改为保证其天皇及皇室安全条件下的投降。他们的考虑是，这样宽宏的条件可以让疯狂的日本人顺利投降。因为拖得越久，日本自杀式的抵抗就会消耗更多美国士兵的性命；而且只有他们的天皇能够下令投降。他们是这么建议杜鲁门的。差不多一年之前埃默森也提过大体上一样的建议。杜鲁门拒绝了保证日本天皇安全的条件。

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英美中三国政府重申了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如果东京投降，日本人民可按照其“自由意愿”组建政府，否则将“立即予以毁灭式打击”。其中没有提到日本天皇。

对日作战在三次暴力打击中达到顶峰。其中两次是美国的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另外一次是苏联部队在东北亚地区对日本的进攻，8月10日东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要求后，他们还继续攻打了好几天。

对于苏联来说这场战争很短暂。8月8日宣战，10日日本提出投降时未停，持续到8月23日莫斯科宣布结束。苏联只用了微小的代价便报了1905年日俄战争的一箭之仇，并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也潜在地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对手。但数千万苏联人民在经历了纳粹的侵略和占领，以及随后的“解放”之后，对于东方战场的结束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他们在这边并没有被侵略。相反，西方战场的结束使他们长舒了一口气。

指挥对日作战的同时，斯大林也不忘在政治上处理和蒋的关系。宋不愿接受苏联提出的条件，带着失望在仲夏离开了莫斯科。但随后在苏联对日宣战前一天，他又回到了莫斯科。三天后，斯大林建议宋，如今苏军在中国东北正长驱直入，他如果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即达成协约，否则中国共产党就会进入中国东北。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The Soviet-Chines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于8月14日签署。它使得苏联基本上得到了在雅尔塔会议中斯大林所要求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同时它也给了莫斯科帮助中国国民政府的道义上的支持。

9月4日，在凯南的协同下，我通过电报向国务院发出汇报：莫斯科并没有在条约中对“红军部队目前所占领的近期目标”做何要求。这个协定对苏联政府有利的一面是，它给有可能会造成争议的情况赋予了合法性。苏联愿意接受中国人民民主管理中国东北，这反映了其熟练的政治手段。但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会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而苏联当局在苏联军队撤出后，大概也会支持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东北地区。

对于苏联政府宽泛地保证说，将对中国政府进行援助，但并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我评论说：“这个说法已经有好几年了，只不过是旧话重提罢了……如果克里姆林宫现在或将来要影响延安，它将通过党内。”尽管莫斯科对重庆的承诺不利于延安“以潜在的苏联军事支持为条件来谈判”，但这却在大局上减少了外界对苏联在中国的意图和行动的猜疑和非议。

8月10日，日本政府在广播宣告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时添加了一个条件——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特权不被侵害。华盛顿第二天宣布，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的权柄交由盟军最高指挥官（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Allied Powers，SCAP）定夺。不过日本最终会被允许自由建立其政府。8月14日东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并宣布，其天皇已经发出诏书通知人民投降，并将命令所有日本军队停止战斗。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向东京发出了关于投降事宜的指令。大本营（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将其当作一个天皇示意下的命令，通知到了所有日本军队。当初日本军人为了天皇，忠顺地奔赴战场与黄泉；现在他们也忠诚地听从了他的旨意，接受投降。在中国的日本军队接受命令，向中国国民党军队投降，只有在中国东北的军队是接受苏联军队的处理——被运往了西伯利亚。

这项盟军最高指挥官的指令法理上是正确的，因为蒋的政府是国际上承认的中国政府。漏洞在于，蒋的政府在国内并不被完全承认。这时延安已经命令其军队接受其管辖范围周边地区的日本军队的投降。在中国中部和北部由日本军队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之间，共产党大张旗鼓地活跃着，国民党却蜷缩在中国西部毫无作为。然而日本军队忠于指令，拒绝向延安投降，耐心地等待着蒋的军队的到来。不过那个时期共产党的装备仍然落后，所以无法强迫日本军队。

华盛顿坚持保蒋的原则，立即开展了一次空运，将国民党军队从边远地区送去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因此在中国内战一开始，美国政府便站到了国民党这边。靠美国撑腰的国民党没有解除北方日军的武装，遣送他们回国，反而要求他们继续占领城市和交通线以防范共产党，同时蒋派兵挺进农村地区与红军对峙。华盛顿也派遣了超过5万名海军官兵，代表蒋介石与日本败军一起防范共产党军队。

与此同时，共产党军队开始进入东北地区。他们捡起了苏联从日军和日伪军那里缴获的武器装备，这是共产党有能力反击的开始。蒋也派兵进入东北，他们是按照之前互相达成的共识，从苏联军队那里接管东北。五角大楼配合了蒋介石长这次愚蠢的冒险，从海路将他的军队运往了东北——这次冒险是致命的，因为它过大地拉长了国民党军的战线。

美国从决定无视共产党对日本军队的受降那刻起，便已经参与到了中国的内战中来。之后明显更加深入，通过海空两种方式将50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各地，派遣美国海军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对抗共产党军队，给予国民党军队飞机、船只、坦克、车辆和各种形式的物资供给等，都证明了这点。

美国政府为什么会让美国人民参与到这个异邦的内战中来？这个决定——更准确地说不存在实际的决定——来自美国与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教会、教育、慈善以及商业上的联系。美国人对中国人抱有同情和爱，但是他们对中国人的认识主要来自他们的想象。美国人没想与中国人民感激彼此，欣赏彼此，忠于彼此。美国人将这虚构的中国人民等同于理想中的蒋派。至于中国共产党，美国人民基本上没怎么听说过，况且他们也不符合中国人民在美国人心中的神秘形象。

在主观情绪的影响下，华盛顿由支持蒋的国民党抵抗日本人，转为鼓励他们与共产党对抗。由于重庆大使馆的职业官员被赫尔利禁言，华盛顿得到了一个具有误导性的国共力量对比图。在3月份造访华盛顿时，赫尔利、魏德迈和戴笠的合作者梅乐斯海军准将（Commodore Miles）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只要美国稍加援助，国民党就能轻松铲除共产党。赫尔利继续贬低共产党，并保证双方最终会和解，尤其是因为8月下旬他曾陪同毛赴重庆与蒋谈判。这次谈判他自称有功，不过谈判毫不意外地破裂了。8月底，魏德迈告诉记者，他认为共产党在中国任何地区都处于下风，消灭他们不在话下。

国共双方摩拳擦掌，开始拼命地为内战的全面爆发做准备。这时赫尔利向国务院拉响警报，指控英国、荷兰和法国几个“帝国主义者”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美国和苏联对抗。因此，刚从二战中走出来的欧洲人被美国职业外交家召集了起来，理由是他们破坏了美国统一中国的任务。而事实是，欧洲人自己的麻烦都已经多得顾不过来了，他们还会在中国问题上给自己找麻烦？赫尔利想回到美国，于是他振振有词地向国务院汇报了“亚洲目前的基本问题”——“不是民主就是帝制，不是自由市场就是垄断”。他后来对杜鲁门、詹姆斯·F.伯恩斯（James F.Byrnes）和国务卿也是这么说的。在9月23日从重庆发出的最后信息中他依然向华盛顿保证，中国的局势正在好转，国共明显正在和解，内战的谣言正逐渐消散。

* * *

等到了华盛顿，赫尔利却一点儿也不着急回去复职，他托称是鼻窦炎犯了。等治疗过后，他与伯恩斯、杜鲁门谈了谈，10月初他表态同意回中国。蒋氏夫妇请杜鲁门让赫尔利待在重庆，杜鲁门于10月20日回复称，他本人和伯恩斯都相信赫尔利的判断力和能力，赫尔利一定会复职的。

11月初，赫尔利却再次改变了主意。他给国务卿伯恩斯打了电话。伯恩斯一个月后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作证时说：“他告诉我他当时在圣菲（Santa Fe），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中国局势的新闻，仍觉得不能回去。”11月26日，赫尔利现身国务院，向国务卿递交了辞职信。他除了说身体不适之外，还抱怨说得不到驻外事务处某些官员的支持，这让他很疲倦。他点名谢伟思和乔治·艾奇逊。点谢伟思是因为早在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之前，谢伟思就为史迪威写了份报告；而点乔治·艾奇逊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时局变幻无常，应重新考虑本阶段对华政策。伯恩斯好说歹说，赫尔利同意两天后回重庆。

但第二天，在没有事先通知总统或国务卿的情况下，赫尔利公开宣布要辞职。他在记者会上指责“有些职业外交官站在有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和帝国主义集团的一边，连续不断地告知他们，我为阻止国民政府的崩溃所做出的努力并不代表美国对华政策……并且公开建议中国共产党除非被授予控制权，否则不要统一国共武装力量”。赫尔利进一步扩大指责的范围，称“我们国务院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的支持者”。

赫尔利称，尽管有些职业外交官制造了一些不利因素，但是“我们在统一中国武装力量上确实取得了进展，也确实阻止了敌对派系之间的内战，至少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是这样”。虽然他其实想说这些成就都是自己取得的，但是他在公告中还是用了“我们”，而没直接用“我”。他并没有透露是哪些人阻挠了他拯救中国的大业。

赫尔利发表这些猛烈抨击的第一时间，就有人通知了伯恩斯。国务卿大为震惊，认为这个声明一定是搞错了。他打了通电话给赫尔利，赫尔利坦承自己的确公布了那则声明。他还发了一通牢骚，说自己病了，发着高烧呢；说人们正在“朝他射击”；说他改变主意，是因为头一天国会议员狄勒赛（Hugh DeLacy）发表了一篇演讲，批评他这个驻华大使的表现不佳。他说，他怀疑国务院里有人向狄勒赛提供了信息。然而，据伯恩斯说，赫尔利最后仍说“伯恩斯，如果你让我回去，那我就回去”。

伯恩斯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杜鲁门总统。但杜鲁门已经不再信任赫尔利，便没再理会他回去的主动提议，而是接受了他的辞职。

赫尔利本可以以健康状况不佳的正当理由体面地辞去驻华大使一职。但是，他却选择挑起一个全国性的丑闻，让自己成为遭到下属背叛的受害者，从而变成丑闻的焦点人物。他之前给自己设定的近期目标是“防止内战，统一中国”，这太贸然行事了。然而他非但没有退让，反而用一种更戏剧性的方式把他的目标昭告天下。

当然，驻外事务处所有的官员都喜欢“防止内战，统一中国”这个完美的目标。但我们认为，他的目标在当时很可能是遥不可及的。自1943年以来，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实际问题是，如果发生内战，中国共产党很有可能获胜，那么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这就是我们与赫尔利之间的不同。我们相信，赫尔利执意无条件地支持蒋是错误的。总有一天，我们将在国共双方之间进行选择。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建议是，美国政府不放弃蒋的同时，也应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同抵抗日本的盟友，也可能是中国的下一个统治者。

国会里嗅觉敏锐的人士立刻就闻到了政治气味，他们从赫尔利讲述的有关美国官员勾结共产党人破坏即将奏效的美国对华政策的事情中看到了机会。在野的共和党人循着气味追踪到一个可以搅乱执政当局的问题。参议员肯尼斯·S.维利（Kenneth S.Wherry）宣称，赫尔利指责的这些人的行为“游走在叛国罪的边缘”了，并推出一项决议，要对国务院进行更为详细的调查。共和党众议员要求国务院“把所有共产党分子从工资单上剔除”。按照肯尼斯推出的那项决议，赫尔利受邀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揭露一切。

赫尔利在两天吵闹的作证过程中，再次毫无根据地指责某些驻外事务处官员曾告知中共他的政策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还点名称乔治·艾奇逊、谢伟思，其他两名同事亚瑟·林格沃尔特（Arthur Ringwalt）和富尔顿·弗里曼（Fulton Freeman），还有我，破坏了他所做出的努力。随后，他单单挑出我，说我是“反帝国主义分子”。至于辞职，他告诉疑惑的参议员们：“当我发现国务院正在试图摧毁我的时候，我决定反击，并且我坚信自己不会被摧毁……攻击已经开始了；职业外交官在整个事件中对我进行的那种攻击已经重新开始了。我认识到，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够替我辩护，于是我将设法自我辩护。”

赫尔利作证结束之后的那一天，也就是1945年12月7日，伯恩斯也现身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这位国务卿先生说，赫尔利向参议员们引用的谢伟思和艾奇逊背叛他的证据的报告，并不包含任何可以支撑他这项指控的内容。他补充说：“通过正当渠道，他们向自己的上级表达了某些观点，这些观点与当时政府的既定政策或多或少有些不同……但无论何时，如果哪位官员认为，因迫于变换的环境需要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那么他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向上级官员反映自己的意见。”

要是得知国务院的官员，不管他们是不是驻外事务处的，因担心得罪我或是国务院的其他人而觉得不能通过正当渠道往上提交诚实的报告或建议，我是会极度悲伤的。要是真有这么一天，我所需要的协助和指导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赫尔利大使另外还指责说，某官员或雇员不仅仅是表达了与上级不同的看法，他更是告知与中共有联系的人赫尔利大使并不能完全代表美国对华政策……但是大使先生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来证明哪个雇员有过这种行为。忠心为政府服务的人，不能仅因为任何个人的怀疑而被解雇，他们的名声也不应遭到玷污。

* * *

伯恩斯暂时处置完赫尔利搅起的这波骚动之后，于12月中旬赴莫斯科与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会面。随行的有国务院顾问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核问题顾问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Conant），以及波伦和范宣德。哈里曼让我负责媒体代表团。

我第一次参加国务卿在斯巴索之家的聚会时，大家谈起赫尔利的种种指责时总拿我开涮。哈里曼和来自华盛顿的代表团似乎认为，赫尔利扮演了一个小丑，亲手摧毁了自己的信誉。国务卿先生显然觉得赫尔利对我的控诉很好笑，他仍然拿我逗乐。几天之后，在外长们会见的休息间隙，他在和莫洛托夫轻松地交谈时示意我过去。我刚走到他们跟前，他就转向这位布尔什维克大佬，像吐露秘密似的说：“赫尔利说他是共产主义者，所以他去敲你门时，你得开门让他进去，听到了吗？”当伯恩斯的笑话被翻译过去后，莫洛托夫仍绷着冷淡而拘谨的社交面孔，一丝笑容也没有。

看到赫尔利对我大加指责的第一条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先辞职，然后再公开反驳他。但妻子和乔治·凯南都劝阻我，建议我保持沉默，让这些荒谬的言论自生自灭。1月份，我收到了驻外事务处处长威廉·E.德库西（William E.DeCourcy）的来信，他说，或许我想要回应赫尔利指责我不忠之事。

我回信说，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想回应。我猜德库西并没有兴趣看我揭露“我与赫尔利的关系，我对他的看法，他对手下驻外事务处官员的背叛，以及他的辞职所表现出的不负责任……我认为国务院更希望驻外事务处的官员能够把精力放到更有建设意义的事情上”。我回应了德库西转述的那几条对我的指责，说我没有“传达给中国共产党有关盟军在中国登陆或行动的军事计划”，也没有告知他们赫尔利“努力阻止国民政府的崩溃并不代表美对华政策”，更没有建议他们“除非共产党得到控制权，否则应拒绝同国民党军队合并”。

在伯恩斯访问莫斯科期间，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范宣德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对华事务部主任一职。我又惊又喜，但还是拒绝了，并解释说，我想先积累经验。

* * *

在1月5日给美国亲友的信中，我这样写道：

傍晚时分，窗外黑漆漆的，一颗点缀着红、橙、绿小彩灯的高大圣诞树闪闪发光。它就矗立在大使馆前面大广场中间的一个小集市的中心。我刚从集市上回来，各式各样的小货摊就摆在结块的积雪上。他们卖着青色橙子、劣质的洋娃娃、伏特加酒、冰冷的小圆面包以及《斯大林宪法》。生活空洞无味的莫斯科人到处闲逛，听着扬声器播放的莫斯科民歌，但很少买东西。几个孩子团团抱在一起，只把鼻子露出来，摇摇晃晃地跳来跳去。这基本上是一个相当沉闷的景象。

有天晚上，我和帕特丽夏听了96首俄国歌曲。我们的整体印象是俄国歌曲既忧郁又有活力。正如乔治·凯南所说，“如果你的生活里也是泥泞和积雪交替着，大多数时候头顶着灰色的天空，周围都是无边无际的干草原，你也会变得忧郁的”。

圣诞节前夕……我跟着国务卿一行人参加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晚宴。一条长长的大理石楼梯通向这座沙皇的宫殿，楼梯上铺着红地毯。楼梯的尽头是一个宽敞的前厅，挂着一幅庞大而显眼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村庄的油画。然后，穿过几个走廊，每隔几步就站着一个僵硬笔挺、呆板严肃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警卫员。再穿过宴会厅，就到了一个金碧辉煌的会客室，那里已有一些杰出人士在候着了，但显然他们的身份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手插口袋，这儿站一会儿，那儿站一会儿，大约15分钟后，有人嘀咕：他来了。只见一个穿着军装、头发灰白的小个子男人缓缓穿过宴会厅朝我们走过来。他身后的随行人员是其他的重要人物——莫洛托夫、贝利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子）、马林科夫（党委书记）等。他穿过那一列外国人，简短地与他们握手，相视一笑，愉快地问候，宛如一个亚洲的农夫老爷爷。一行的其他人也跟几个人握了握手，然后就不握了，显然是发现这样的表演相当乏味，也浪费时间。

我们坐在了一个摆满了斯拉夫特色菜肴的桌子上，有鱼子酱和奶油松饼。因为职位低微，我当然是坐在这个约50人长桌的一端。这反倒使我能够专心观察……

坐在斯大林周围的那群人真是人类中非同寻常的一批。他们看起来好像从未晒过太阳——脸色苍白、体态虚胖，这是典型玩政治的人。而将军们都是面色红润、身体健壮。但和我一起品尝餐后甜酒的米高扬是个例外。他是一个黑黝黝的亚美尼亚人，长着一个断了鼻梁的鹰钩鼻……我相当喜欢他，像斯大林和布尔加宁将军一样，他看起来是个正常人。

用过咖啡和餐后甜酒之后，我们去宫殿里的放映室看电影。整个放映过程中，有位内务部警卫长始终站在斯大林身边。这是一个舒适的小电影院，座位的前面都带有桌子，桌子上还摆满了水果和香槟。整个观影过程中，侍者不停地帮忙倒咖啡，送来小份的精美食品。影片是一部讲述苏日战争的纪录片。我可以肯定地说，这部片子不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观看。

之后我们要打道回府了。依次穿回那些走廊，经过戴着蓝色帽子的警卫，走过那幅巨型油画，在一挂又一挂的枝状大吊灯下穿行，最后沿着长长的、铺着红地毯的大理石楼梯走下来了。

我们又去参加了斯巴索之家举办的一个美式圣诞夜聚会。那里有丰盛的自助餐和一个弹奏苏联舞曲的管弦乐队。乐队是由惆怅的芬兰人和捷克人组成，他们是误入歧途才会逃到这个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天堂。那场聚会办得不错……帕特丽夏戴着一顶点缀着亮晶晶小圆片的帽子，看上去很漂亮。

第二十一章 战后的莫斯科

1946年1月，哈里曼离开了莫斯科。等哈里曼的接任者到达之后，凯南于4月份也离开了。哈里曼大使已经完成了战时在苏联的任务，此时也准备好继续向前走了。事实证明，他在之后30年的公共生活中担任了不同的职位，其中包括商务部长、驻圣詹姆斯宫大使[1]、纽约州州长等。凯南到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任副院长，给未来的将领、海军上将和大使们讲授外交政策方面的难解之谜。

接任哈里曼和凯南的分别是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中将和埃尔布里奇·德布罗（Elbridge Durbrow）。史密斯将军曾是艾森豪威尔的下属，担任过西方盟军的参谋长。德布罗是驻外事务处的一名官员，负责国务院的东欧事务。

史密斯单靠着自己的能力和上进心，从士兵一步一步做到了三星将军。当伯恩斯提任他为驻苏大使时，这个纯粹的职业军人吃惊不已。据他回忆，伯恩斯向他解释说，“军人来莫斯科做这份工作是有优势的……因为大元帅斯大林在许多场合表现出对职业外交官的某种不信任，并表现出对军人的某种好感”。伯恩斯从这个不太可靠的推测出发，说总统和他都相信苏联战地指挥官对苏联的政策——可能包括外交政策——将有强大的影响力。史密斯在战时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就相识，这也是派他去莫斯科的另一个原因：“深入到俄国人的肌肤里。”

驻外事务处过去任命驻外大使时，常常会选各种各样的人：总统欠下政治债务的人（显然是指他竞选资金的捐献者）、退休或败选的政治人物、获胜的政治人物的亲信、陆军上将、海军上将、资产雄厚的人、新闻记者、学者以及一些白宫宁愿“流放”到国外而不愿其参与到美国政治活动中的知名人士。这是政党分肥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能够进行下去的前提是：在外交官这种职业里，业余爱好者与专业人士做得一样好，甚至比专业人士做得还好。诚然，有些出于政治考虑而任命的外交官（哈里曼正是其中一位）比一般的职业外交官做得更出色。虽然如此，被派往危险地区或者毫无吸引力地区大使馆的仍通常都是职业外交官。有些地区显然需要外交官具有外交资历和经验，这些地区的大使也是由职业外交官担任。

我们在莫斯科的工作人员已经为史密斯的到来积极地做好了准备。我们猜测他不是位普通的政治任命者，我们也知道他很有声望，是位极其出色的军官。但是，他将如何调整自己，从指挥意义深远的战时陆军和空军部队转而管理一个排的外交官？更何况这些外交官经营的是美国与神秘莫测、难以调和的克里姆林宫之间沮丧的无形关系。

史密斯十分认真地对待外交官的角色，同时也保持好奇心和良好的幽默感。他一来就立刻对大使馆运行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报告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给我的印象是轻松活跃、思维敏捷和果断坚定。与他在莫斯科相识的这一年里，他很少表现出一丝不耐烦，也很少脾气暴躁。他压抑自己的情绪，这损害了他的消化系统。

到莫斯科一周之后，史密斯大使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他没带一个工作人员跟着去，甚至也没带当时还没回华盛顿的凯南。原因有点古怪，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是因为“我认为那次会面可能会发生很激烈的争执”。我怀疑，是他虚荣的自尊心在作祟，担心作为职业外交官的下属们可能会目睹他出丑。出于政治目的而被任命的人，上任伊始通常都会有这种担心。

“戴维斯夫人什么时候回美国生孩子？”帕特丽夏已经是怀孕后期了，但还没有准备回国的迹象，于是大使馆中的苏联雇员急切地问我。“她不回国了，就在这儿生。”“那么孩子就是苏联公民了！”“哦，不会的，孩子将是美国公民，因为它的父母都是美国人，父亲是外交官。”“这样啊，”他们点点头，“那就没问题了。”

刚到莫斯科不久，我和帕特丽夏就开始分头学俄语了。由于大量日常工作的需要，有人会给我提供笔译和口译的便利，所以我花在俄语上的时间很少，自然取得的进步也很小。但是帕特丽夏学得却很好。为了让自己准备好分娩时可以住院，她集中精力学习了妇产科方面的俄语。

在6月14日给美国亲友的信中，我报告道：“前天晚上，帕特丽夏开始了第一次阵痛……她一整夜没睡……到了8点，我迅速把她送到医院。”孩子以德国共产党员克拉拉·蔡特金（Klara Zetkin）命名，现住在一间陈旧的、脏兮兮的房屋中。尽管帕特丽夏持有办理入院手续的必需证件，但仍花了一个半小时才住下。

她的衣服、皮包、手表，甚至是结婚戒指都被带出来交给我……她和5位哺乳妇女、大约10位产妇一起被带到了待产室。她当然占据了护士和医生注意力的中心。他们全都十分好奇，有着斯拉夫人朴素的热情。我还想特别说明一点，就是他们劝解别人“不用担心”的精神。

为了帮助产妇缓解疼痛，他们推进来一罐笑气。但帕特丽夏吸了之后不见效，于是追问了好几次原因。后来她观察到表盘显示气罐是空的。俄国人不怎么喜欢麻醉，那个气罐只是起心理作用。结果她经历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疼痛。跟她一块进待产室的那些哺乳妇女和产妇都已经送到产房几个小时了。这时，另一项集体合作开始了——两位医生按压她的中腹部，一位助产士接生孩子——就这样帕特丽夏生下了你的外孙女……她说疼得并不厉害，不过这是因为她性格勇敢自信。

那个地方的气氛很特别，待产房里有个老护士不停地对帕特丽夏说：“你此刻经历的痛苦多么美妙啊，痛苦多么美妙啊。”而且，由于帕特丽夏在经历阵痛时并没有喊出声来，那位老护士向哀号着的俄国妇女嚷道：“看！她经历的痛苦多么美妙啊！”

今天上午，在“小饺子”教授的特别安排之下，我偷偷溜进病房看了看帕特丽夏。她和一位捷克外交官的妻子共享一间病房，能够奢侈地享受半个包间。小饺子教授名叫布利札妍斯卡娅（Bernard Montgomery），是这家医院的一把手，据说也是整个苏联最好的产科医生。

自从萨莎（孩子的小名）出生，帕特丽夏还没有见过她。“俄国人直到第三天才会把婴儿带到妈妈身边，然后像中国宝宝那样严严实实地包在襁褓中，只露着眼睛、嘴巴和鼻子。”

因为签发出生证明等问题属于内务部的职权范围，所以萨莎的出生证明是由不受人待见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开具的。出生证明上面虔诚地印着口号：“世界工人大团结！”为了确保萨莎享有美国国籍的权利，我安排大使馆的领事部在美国国务院填写了一份美国父母有新生儿后的惯用报告表格，以备记录在案。小小地炫耀一下，我还成功说服大使在那份证明上签字并盖章了。

* * *

理查德·霍特莱特（Richard C.Hottelet）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莫斯科的一名记者。我们与一群美国记者意气相投，他便是其中一位，另外还有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纽约时报》的德鲁·米德尔顿（Drew Middleton），以及当时还在合众国际社工作的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由于喜欢他们的陪伴，我和帕特丽夏经常与他们以及他们美丽动人的妻子见面。

霍特莱特是最近才到莫斯科的。6月中旬的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时任苏联副外长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已经同意接受他的采访，他想跟我讨论一下可能提出的问题。这位老谋深算的外交家是美苏两国建交谈判的苏方代表，也是第一任苏联驻美大使，担任过苏联外交部部长，还曾设法动员一些民主国家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但他失败后，被降职为副外长，而莫洛托夫接任了外长一职。

霍特莱特是个经过历练的聪明记者，他曾到柏林执行过任务，还被盖世太保抓捕过，所以根本不需要我的指导。面对李维诺夫时，他单刀直入，不浪费一点时间。如果西方对于克里姆林宫当时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意属殖民地等问题上的主张做出让步，那么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会得到缓解么？不会，因为西方很快就会面临莫斯科下一轮的要求。

李维诺夫的从容回答在两个方面是不同寻常的。它反驳了当时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一个观点，即只要华盛顿答应了莫斯科的要求，克里姆林宫就会满意，东西方之间的摩擦就会结束。当然，克里姆林宫也不希望他们的这种幻想破灭。霍特莱特认为，秘密警察通常会在办公室安装窃听设备，但李维诺夫回答问题时的另一个非凡之处就在于他不把这些放在眼里。

随着采访的进行，这位副外长似乎急于向这位美国记者吐露心声。李维诺夫欣然回答着霍特莱特的问题，说克里姆林宫依靠领土提供安全，它的信条是：拥有的领土越多，就会越安全。莫斯科不会依赖集体安全，因为在它的意识形态之下，共产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苏联在当时仍未发展核武器，但他们的交谈却建立在莫斯科终将拥有核武器的假设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李维诺夫明确地暗示，若凭借核武器能速战速决，克里姆林宫是不会不愿意诉诸核武的。

有人认为，不受当前战略方针束缚的新人到最后可能会成功上台，李维诺夫却驳斥了这一观点。年轻人正在按照过去的模式接受大量的教育。至于民众起义、地下运动和宫廷政变，如果未遂，那么十有八九是徒劳无益的。

霍特莱特离开外交部时兴奋不已，他拿到了一条独特的特大新闻。但他也焦虑不安，害怕秘密警察窃听之后会马上以间谍或谋反罪名拘捕他。此外，他认定这条新闻此时还不可以播。如果他试着播的话，首先是这条新闻被毙，其次是李维诺夫将遭杀害。

霍特莱特从外交部赶到大使馆，来告诉我他采访的情况以及他面临的选择困境。显然，他不应该公开李维诺夫透露的消息，但这消息十分重要，应该报告给美国政府。我把他叙述的采访内容编成电报，并将其列为最高机密以保护李维诺夫的身份。史密斯大使对这位外长意外暴露的内幕十分关注，并在电报上签上名，使其尽快到达目的地。

李维诺夫为什么如此直率地畅所欲言，我们感到很困惑。若正如我们所料，他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那么他简直就是在自找最猛烈的报复。因为他的这番话若让斯大林知道，轻则是有失严谨，重则是忤逆谋反，除非这次采访就是个挑衅。但是，苏联政府怎么会找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用评论家的专业术语来这么诋毁自己呢？想想就很牵强。即使李维诺夫的办公室没有窃听器，他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没人能保证他的办公室没有窃听器。那么，他为什么会凭着豁出去的勇气，吐露对自己长期服务的体制的意见呢？我们的结论是，他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他知道自己即将隐退，不会再有大作为了，于是抓住霍特莱特要求采访的机会，最后一次提醒西方警惕克里姆林宫。

之后不久，李维诺夫就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五年半后，他逝世了，官方为其举行了高规格的二级葬礼。本性大方和正直的霍特莱特直到葬礼之后才将采访李维诺夫的故事出版。

李维诺夫说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言论曝光了新信息、释放出新解读，而是因为曝光者自身是一位能够影响苏联动机和政策的高级官员。在我看来，他的观点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推断。1946年1月，在一个有关苏中关系的调查中，我发现苏联“从革命传统、民族野心乃至动力学属性上来看，都是一股扩张的力量”。克里姆林宫“在思想上坚信，苏联体制和西方资本主义体制最终将发生公开冲突，苏联在战略上会沉迷于大纵深的国防理念”。

我在1946年9月份的一封信中写道：

有天晚上，我们去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为一个到访的美国科学家及他的妻子举办的晚宴。该协会是一个旨在结交外国朋友的苏联组织。这位科学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微生物学。在自己的领域，他很了不起；但在国际关系领域，他近乎无知，这是十分危险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许多到访的美国消防员。他对原子弹可以毁灭人类感到惊恐万分，他的研究员和他都认为在解决维持美国与苏联和平的问题上，是可以抛弃科学方法的，惊慌失措可见一斑。对这个领域他一无所知，正如我对微生物学的基础知识一无所知一样。正因如此，他才如此愚蠢地让自己出了洋相。

因为依然很担心轻信别人和同胞到访的问题，后来我又写道：“有这么一类美国人，到这儿之后，被招待他的鱼子酱和香槟（既有实实在在的，又有比喻意义上的）收买了，于是眼睛里只看到苏联的好，接着便像一个自笞者，开始贬低祖国的成就了。回美国之后，他满嘴谈论的都是虚假的苏联，对这个大坟墓的粉饰与虚假却轻描淡写。当我们试图与他谈话、纠正他的扭曲观点时，他却对我们抱有偏见，认为我们并不愿承认这项伟大实验的好处。”

苏联文化部门有意吊着从资本主义国家来访的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胃口，他们有时会发现苏联人身上有趣的性格。有那么一次，在一个晚宴上，帕特丽夏有幸坐在鲍里斯·兹巴尔斯基（Boris Zbarsky）教授旁边。他和蔼可亲，作为列宁尸体防腐师——让列宁的尸体保持气色红润，仍在红场水晶棺里摆放——而享有盛名。他自豪地炫耀自己因此被授予了一块金牌和一条鲜红色的丝带。他告诉帕特丽夏，保存列宁尸体的过程是个秘密。但是她有个大体印象，那个过程涉及大量的注射。那位教授还表示，保存列宁的遗体不会占用他太多时间。帕特丽夏推断他那时正处于工作空闲期。

苏联当局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但至少是不赞成本国公民与外国人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我觉得应该用数据检测一下官方排斥外国人的情况。我历时八个月，对媒体上提到的艺术、新闻、苏共、政府、教育和工会等领域的积极人士进行多次挑选，每次差不多选十几个人。我想挑的苏联人就是那种我们通常在开放社会里会交往的人。我往他们的办公地址（没有家庭地址）寄了一封邀请函，邀请他们来我们位于麦卡沃伊的公寓喝一杯。所有的场合，我们大使馆都会有几名俄国专家在场，以使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对228名苏联公民发出邀请函之后，我就不再记数字了，也对此失去了兴趣，因为只有8个人应邀来了。邀请信写有“敬请赐复”，但也只有57个人回信婉拒，163人毫无反应。至于这些来的人中，我记得有位以抨击美国而众所周知的专栏作家，还有一个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年公务员。他们都喜爱辩论，这一点令我们满意。

一名女教师显然是吓坏了。我们推断，她就这么贸然来了，没有获得上头的指令或是批准。对于这件事，我深感后悔。我之前从没想到，既然克里姆林宫向其臣民发布了无处不在的排外警告，那么可能会有无辜的人，在没有得到上头许可的情况下，无意中就陷入了危机四伏、有损名声的境地。这是个老套的故事了，可追溯到沙皇时期。当时一些外国人对俄国人的友好姿态本没有恶意，却为这些俄国人带来了伤害。

有几种到访大使馆的人也冒着很大的风险。他们自称是美国人，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以为苏联是乌托邦，便放弃美国国籍来到这里，现正处于适应苏联的阶段。

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的弟弟（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走进大使馆，问我们能否安排他返回美国。他说自己被雇来在马戏团表演，已经受够了苏联的生活，很想回家。但是，因为他放弃了美国国籍，现在是苏联公民了，我们什么也帮不了他。他要走的时候说，警察盘问他的话，他会说是来看《纽约时报》上棒球比赛得分的。我们的一名工作人员从前窗观察着罗伯逊：等他走过大使馆门前后，一个从一条通道上出现的穿黑衣戴黑帽的人追上了他。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一位面容憔悴的中西部中年妇女冒险越过大使馆前穿制服的两个警察，走进来问我们能否帮她离开苏联。和其他在大萧条时期幻想破灭的美国人一样，她也来到了这片没有失业的土地。他们之前在莫斯科北部一个集体农庄安顿了下来，生活不可思议的艰辛。再后来有了战争，他们就走散了。

她摸索着走到了离苏中边境不远的阿拉木图（Alma Ata）。打仗的那些年她基本都待在那里，靠着在一个工厂区打杂、啃黑面包、喝淡茶过活。跟有些俄国人一样，她没买票，没乘车的证明，偷乘火车来到了莫斯科。虽然她知道答案（因为她为了取得苏联国籍而放弃了美国国籍），但是她依然询问我们能否帮她回美国。她坚忍地接受了“不能”的答案，离我们而去。由于当时茫然的绝望，她一时冲动，而现在不得不忍受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们称那个人为养蜂人，可能有四十多岁了，自称仍是美国人，要求我们把他送回美国。他说自己来自纽约，20世纪20年代来到了这个社会主义的天堂，因反苏观点而陷入麻烦。多年来，他在古拉格群岛四周——卡拉干达州（Karaganda）、北极区（the Arctic）、科雷马河（Kolyma）地区——被转移来转移去。但结果是，他竟靠着阿谀奉承、行贿背叛活了下来。有几年他流亡西伯利亚，生活没有那么糟糕，之后他就偷偷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他流浪街头，睡在火车站的长椅上，生活在没有身份的恐惧之中，遭到黑社会的欺凌，甚至是政治黑社会的欺凌。

我们用无线电联系国务院，要求其调查养蜂人是否确实为美国公民。同时，养蜂人跟我们谈过之后不得不离开，因为大使馆原则上不提供庇护（大使馆无力招架众多难民）。我们猜测，他一旦走到大街上，就会被人带走。如果他日后回来询问华盛顿对其国籍的看法，那么他也是在警方控制之下来的。

事实证明就是这样。养蜂人回来后说，秘密警察对他坦承，当他刚到苏联、幻想破灭之时，苏联还不强大，但是现在他必须认识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很强大，未来就看苏联的了。他应该放弃离开俄国的任何想法。他们会坚持他是苏联公民，不准他离境。因此，他必须回去流亡。我们推测，他也只能流亡了。然而更糟的是，我记得，国务院告知我们：养蜂人虽然在美国居住过，但他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位因抢劫罪被通缉的波罗的海移民。

乔治·凯南夫妇带我和帕特丽夏参加东正教大教堂举办的俄国复活节午夜仪式。乔治当时是大使馆的临时代办，所以我们乘坐大使的豪华轿车前往，到了之后还有两三个分配给美国代表团首长的便衣警察跟着。他们如破冰船在冰层上开辟航道，带着我们徒步穿过大教堂广场上拥挤的人群。我们挤进教堂去，挤到离墙壁不远处。我们离圣坛还很远，但前面已挤满了穿着土褐色大衣的人。他们面朝着摇曳的蜡烛群、礼拜仪式的装饰和身披闪亮法衣的牧师。两个合唱团演唱的复活节午夜的宏伟乐曲就像澎湃的海浪旋律。

拥挤的人群散发出的热气飘到了大教堂的天花板和圆顶，然后遇到冰凉的石头凝结成小水滴，落到底下的人群身上。当庄严而光辉的拜占庭式诵经开始时，身穿锦缎的牧师围在大教堂的中心。密集的人群虽穿着灰暗破旧的衣服，因过冬而苍白无力的俄国人的一张张脸庞，却因大片的烛光、绚丽的仪式、高雅的音乐以及复活的神秘而变得容光焕发。

当我们离开时，广场上依然有众多对着大教堂虔诚地无声拜祭的人。负责我们的便衣警察穿着黑皮衣，戴着黑帽子，低声说道：“让路，同志们，让路。”挡路的人们面无表情，但旋即让出一条通道，让我们这批礼拜入侵者得以撤离。

当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到访莫斯科时，史密斯在斯巴索之家设宴招待这位昔日战友。他努力与苏联将军建立私人感情，但并未成功，辜负了此前杜鲁门和伯恩斯让他“深入到俄国人的肌肤里”的期待。独裁者会把他的妻妾圈养在深闺中，以免遭到他人亵渎和挑逗。克里姆林宫也把自己的军事指挥官养在深闺，以免遭外国人的怂恿和诱惑。但是，这样的场合会有例外，伊万·科涅夫元帅获准前来和史密斯、蒙哥马利叙叙旧。但元帅是由表面看起来像是普通官员的几名官员陪着来的。

我和帕特丽夏到达之后，史密斯让她坐在科涅夫边上当翻译。她吓了一跳，抗议说，自己的俄语还不够好。“今晚，你会说得很好的。”做过总参谋长的史密斯笑了笑，颇有权威地说道。

坐在旁边的科涅夫元帅体格健壮，胸前挂着许多勋章，帕特丽夏的“生存意识”强迫她应该用自己知道的词汇进行交谈。她用起分娩和婴儿保健领域的词汇已经如鱼得水了，于是告诉科涅夫她在莫斯科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一情报似乎让这位大元帅很高兴，他提议为萨莎干一杯。此后他时不时侧过身子，高举酒杯，洪亮地说：“敬萨莎。”

当史密斯、蒙哥马利、科涅夫三人追忆起过去的战功时，帕特丽夏已要绞尽脑汁地去翻译了。她先说几句简单的俄语，然后用手势和音效做补充。比如“机关枪”这个词，她先用俄语说出“枪”，然后伸出食指指着科涅夫胖胖的肚子，口中还发着恐吓的“啵啵”声。形容“手榴弹”时，她先假装狠狠地咬开一个环，然后右手从脸庞往前猛拉一下，最后越过餐桌做一个高弧线投掷的动作。科涅夫认真地看完她比画，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等到要敬在场的主角时，史密斯站了起来，高举玻璃杯说：“敬阿拉曼战役的胜利者！敬打赢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红军的代表人物！”帕特丽夏把这些话同时翻译给科涅夫。他大吃一惊，表情都僵了：“可我当时没在斯大林格勒。”帕特丽夏重复道，史密斯大使敬的是打赢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红军的“代表人物”（她着重强调了“代表人物”这几个字）。科涅夫不满地摇了摇剃光的头，俯身在桌子上，冲着自己带来的官方翻译员低吼“她说我在斯大林格勒！”那位翻译是名中将，又逐字重复了一遍帕特丽夏的翻译。科涅夫元帅并没有平息怒气，坚定地再次声明：“可我当时不在斯大林格勒！”

* * *

1946年底，我面临着一个问题：我在莫斯科的任期于1947年春结束，之后将会被派往哪里呢？12月份，有人就这个问题试探我时，我表示不想再回去做远东事务了。并且，我对分配到拉丁美洲工作也不感兴趣，原因正如我写给弟弟的信中所说——“我老了，学不会西班牙语了”。我在1947年3月的一封信中提到，我可能会被分派到华盛顿国家战争学院学习。

在我离开之前，莫斯科要再举办一场外长会议。现任国务卿马歇尔将军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代表团规模比伯恩斯时大很多，几乎是自给自足，只需要我们大使馆提供后勤支持。随团有十多名记者，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来苏联。他们希望在会议之外多对苏联做点解释性的报道。得到大使的有力支持后，我从大使馆的有关苏联的机密报告中选择了一些，拿给责任心强的记者们，让他们作为新闻报道的背景信息。

即使是史密斯也对国务卿马歇尔有几分敬畏。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威严的人物。他行使职权时，超然客观，一丝不苟，有领导风范，并不被个人感情所左右。在社交场合，比如晚上一起喝一杯时，马歇尔是个旧派弗吉尼亚绅士：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对女士彬彬有礼。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美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这是为显示与共和党进行两党合作的任命。杜勒斯表示，自己是共和党中对外关系领域的专家，如果执政党是共和党，他就是国务卿的合理人选了。他也很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是远不如马歇尔有男子汉气概，没有那位军人出身的政治家散发出的强大气场和高尚气息。

我收到的命令是派我进国务院，接替我的是我的朋友福伊·科勒（Foy Kohler）。我们共同在温莎领事馆见习、在国务院在职培训过。他最终也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这是他成功的职业生涯的顶峰。

1947年5月2日，我带着妻女帕特丽夏和萨莎离开了莫斯科。离去也不是没有遗憾的，因为我们夫妻在这小小的外国人团体中与很多人结下了美好的友谊。但是我们最担心的要属萨莎和莉娜（Lena）的分别了。莉娜体态丰腴，五十多岁了，在萨莎出生后不久就做了她的保姆。她称萨莎是她的“小公主”，给予她满满的、祖母般的关爱。她很笨拙地解释说，这是因为“她说呀说呀，但什么也说不出来”。莉娜对我女儿的无私爱护是因为一个小事故让她坚信我不配当父亲。

帕特丽夏要带莉娜、厨师玛丽亚（Maria）和女佣希尔达（Hilda）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演出。这对他们仨来说可是难得的享受了。莉娜出门时，不放心地把萨莎交给了我。我抱着可爱的小萨莎到楼下的办公室，就在那里，一场小意外降临到她头上。她从桌面上往我膝盖爬时掉了下来，额头上肿了一块。我知道剧场小分队回来后自己必定遭殃，便想办法如何让他们的注意力从那块瘀青上转移到别的地方。我拿起印着“最高机密”和“紧急”字样的黑色印章，蘸了蘸红墨水，朝孩子的额头按去。

我们回到公寓房间，等待着我的命运降临。门打开了，那群芭蕾舞迷欢快的交谈戛然而止，他们不约而同地倒抽了一口气。莉娜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她宠爱的小天使显然因其没有责任感的父亲的粗心大意而搞得额头流血了。近视眼的她冲上前来，从我的腿上一把抢过安静的小婴儿飞奔到厨房。

几个月后，当我们要离开莫斯科时，莉娜与萨沙的道别令人心酸，还有点凄美。把女儿从对她无私关爱的莉娜身边带走，我感到十分内疚。

中途停留在法兰克福时，一个文雅的爱沙尼亚年轻女人瓦莉·蒂尔（Valli Teeaar）加入了我们。她是个难民，要跟我们一起回美国，当我们的住家佣人。我们四个人乘坐“诺丹号”离开了被炸弹夷为平地的鹿特丹港口。

[1] 即驻英大使。

第六部分 国内争斗

第二十二章 回到美国和院外援华集团

到达纽约时，怡人又文明的观赏方式是站在船的甲板上。没有座椅的束缚，你不用伸长脖子、身体前倾却只能从空中的一个小窗口看到倾斜转动的纽约风景。身后飞驰而过的工厂和房屋也不会突然被隧道所吞噬，陷入一片空无的黑暗之中。在船的甲板上，人是自由的，可以双脚站立，呼吸着自然空气，也可以从容不迫、文明体面地欣赏这座城市的风光。它灿烂辉煌、排成阵列，等待着你的检阅。看到地标性的建筑，你甚至还有时间在它淡出视线之前跟它聊上两句。

1947年6月9日，当“诺丹号”缓缓驶入纽约的港湾时，我和帕特丽夏、萨莎、瓦莉按照传统，站在甲板上观赏自由女神像和纽约的天际线。我们穿过受检阅的列队，市中心的摩天大厦在听到立正口令后全都挺胸抬头了。那是种震撼人心的奇观！

这些年我和帕特丽夏在亚洲和欧洲之间来回搬家，经历了战争，目睹了战争之后的死气沉沉。现在我们终于回到了这片和平富饶之地。我们打算买座房子，并按照驻外事务处的规定，安定4年左右然后再派往海外。我已经积攒了几个月的假期，我们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探亲访友，找找房子。

我们第一个目的地是去底特律看望姑妈弗洛茜，让她看看萨莎。这次走访其实另有目的：我想买辆汽车。虽然战后汽车市场依然供不应求，但是在弗洛茜姑妈的安排下，我成功购买了一辆时髦的、带着红色内饰的黑色水星敞篷车。坐着这个人们眼中潇洒十足的交通工具，我们从汽车时代的中心地底特律开往了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附近一片死气沉沉的大农场。

农场的主人是帕特丽夏的朋友佛罗伦萨·费舍尔（Florence Fisher）。当时她还是位老姑娘，不喜欢自己成长的流光溢彩的都市，更享受简朴的乡村生活。对我们而言，这里有弗吉尼亚平原地带仲夏时期的嘈杂和炎热，有高天花板房间的凉爽，以及一位容易相处、热情招待我们的女主人。我们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令人放松的地方了。但很快我就在这平静之下开始焦躁了，我们不得不努力找房子了。于是我和帕特丽夏把萨莎和瓦莉留在这片乐土上，我们开车回华盛顿找房子去了。

帕特丽夏找到了一家，位于亚历山大公爵街1707号。这是一幢建于19世纪初的佐治亚风格的房子，带有一个大大的后花园，虽疏于打理，但那里仍有银杏、黑胡桃、苹果、樱桃、桃子，大片的丁香花，以及其他的灌木。房子比较土，夹杂在一群商住两用、以次充好的建筑物中，有点不堪入目。但是如果这座高品质房子的周边环境也同样优质，那么我们就负担不起了。

1947年9月30日我们搬了进去。作为房主，我很自豪，但也有焦虑。我写道，“我跑去政府印刷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抱回来一摞有关翻新房子的书籍——《教你如何看房子》《砌砖——行业的分析》《旧箱子的大用途》《如何控制白蚁》《草本花卉》等”。幸运的是，房子的修葺和改造都是由专业人员来完成的。但是，我参考用的那么多书确实赋予了我勤杂工的自信。

与此同时，我和帕特丽夏负责整理花园，做些修剪和移植的工作，尽管我们技术不佳。园艺对我来说是新鲜事物，虽然修剪草坪和除杂草都是苦差事，但是别的大多数活儿都令人满意。这大概是因为，园艺与体育运动比起来，更为原始，是真正地在栽培生命。

* * *

1947年被分配到华盛顿后，我恰恰见证了美国患神经衰弱症的中期阶段。美国人民在二战胜利之后所展现出来的轻松、满足和超级自信很快就开始消失了。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

1945年，盟军之间尤其是美苏之间形成的团结明显开始破裂，这时人们的幻想也开始破灭了。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还一度燃起希望，认为美、英、中、苏的联盟将保证世界永久和平。但是，苏联向东欧扩张、中共进攻国民党，已经使未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美国人民开始把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视为敌人。即使我们已经战胜了一波敌人，但是又面临着一组新的对手。而我们的这组对手与之前我们付出痛苦代价打败的那组对手一样狂热和“险恶”。

让美国人尤其不安的是中国的暴力革命。美国人一直认为蒋氏夫妇及国民党才真正代表中国人，是我们的中国人，但他们却被丝毫不能代表中国的共产党推翻了。美国人不情愿地认识到，这是国民党的衰落和共产党的活力所致。多数美国人不愿承认，中国革命主要是内部力量推动的。相反，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以外的力量必须为此等形势的糟糕转变负责。现成的一个解释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从莫斯科阴谋策划的。

北朝鲜1950年进攻南朝鲜后，美国为了保卫南朝鲜不惜诉诸武力。麦克阿瑟将军无意进犯中国的边境地区，之后中国共产党击溃美军几个师，最终美国也没能取得严格意义上的胜利，双方陷入了僵局，令人失望。这一系列事件严重挫败了美国人的自尊和自信，也加剧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他们相信，美国受到了克里姆林宫指示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苏联1949年研制成功原子弹，也加剧了美国的忧虑。当时，美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面临一次爆炸就能伤亡数十万人的可能。人们不知道如何才能逃脱原子弹爆炸的碎片、焚烧和辐射。当时洲际弹道导弹还未问世，核弹攻击还只能由飞机进行。若由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也许可以使华盛顿地区的人们至少有一两个小时的预警时间。

华盛顿的一位朋友跟我说，他在离华盛顿不远不近的地方买了房子。说近呢，是因为可以在核弹爆炸之前赶回去；说远呢，是因为那些警惕不足但装备精良的难民不会都找上门来。还有一位朋友建造了一个宽敞的、加固的地下防空洞，使用者仅限自己家人（宠物不算）、一个木匠、一个水管工，以及他们的妻儿。我的朋友们并不是歇斯底里的活命主义者；相反，他们清醒、聪明、消息灵通，但是他们代表了美国人广泛的担忧甚至恐惧。

* * *

是否要开发氢弹，是否要做此努力，争论相持不下；加上热核武器测试成功后，苏联也马上开发了这种武器，担心核灭绝的不安情绪被放大了。

并肩作战的战友变成了敌人，美国不再垄断人们眼中的终极武器，因为一个敌对大国也拥有了这种武器，再加上对于间谍和政权颠覆的恐惧，这些都影响了公众的心理。即使在二战结束之前，苏联叛逃官员，如亚历山大·巴尔民（Alexander Barmine）、伊格尔·古琴科（Igor Gouzenko）和维克特·克拉夫申科（Victor Kravchenko）等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就已经证明了克里姆林宫对于民主国家的渗透。然后，美国一些变节的共产主义者，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路易斯·F.卜登思（Louis.F.Budenz）、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弗雷达·厄特丽、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教授等，拉响警报，声称苏联发起的政权颠覆行动在美国政府、学术界、新闻界和艺术界中很猖獗。他们列出了名单，指出哪些人是他们所认为的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苏联阴谋的特工，哪些人是上当者。

国会听证和演讲，特别是众议员理查德·M.尼克松和参议员帕特·麦卡伦及约瑟夫·麦卡锡的言论，夸大了变节者的指控，并使这种指控可信。在众议员尼克松为主角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钱伯斯指控阿尔杰·希斯在自己（钱伯斯）担任苏联特工时将政府机密传递给自己。消息一出，震惊全国。当这些指控在公众看来实际上已在两次庭审中得到证实时，间谍已渗透到国务院的消息就广为人知了。

对于美国是否还无所不能越来越多的怀疑，加上对于新敌人、核灭绝及共产主义渗透的恐惧，共同制造了一种容易被人利用的心理状态。三种不同的个人或机构，怀着不同的动机，利用全国人民的不安情绪大做文章。

一是中国国民党。他们努力争取美国援助并使美国参与他们与共产党那大势已去、注定失败的斗争。国民党认为，美国不断加剧的不安情绪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操纵美国政治，并从中获益。除了游说美国全力支持国民党，与美国政府和新闻界交往甚密的驻美中国大使馆及其他国民党机构，还攻击那些反对美国进一步徒劳地、混乱地介入国民党事务的人。这种诽谤直指那些呼吁认清现实，承认共产党将要掌控中国未来的人。

第二类个人或机构，支持中国国民党，并因此被国民党利用。这其中有很多美国的政论家、商人、军官、政客、牧师和变节的共产主义者。这个群体鱼龙混杂，松散无序，各行其是，各怀鬼胎，这就是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China Lobby）。其成员所收集的情报，不仅仅来自国民党，也来自愿意合作的前共产党人。这些游说者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美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并且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正在抛弃一个忠实的盟友。在他们的游说中，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所谓的罪行是受在国务院内涉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士的蛊惑，尤其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

院外援华集团中的代表人物有《时代》杂志（Time）和《生活》杂志（Life）的出版商亨利·鲁斯，《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Scripps-Howard newspapers）的出版商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曼彻斯特联合导报》（Manchester Union Leader）的出版商威廉·勒布（William Loeb），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和乔治·索克斯基（George Sokolsky），前大使赫尔利和蒲立德（William Bullitt），陈纳德和魏德迈将军，克莱尔·布思·卢斯（Clare Boothe Luce）及耶鲁大学教授饶大卫（David Nelson Rowe）。或许最勤奋、最狂热的游说者是阿尔弗雷德·考伯格（Alfred Kohlberg），他是一名富有的中国蕾丝及刺绣品进口商，曾发起并资助一本名叫《实言》（Plain Talk）的杂志，该杂志被视为院外援华集团的喉舌。

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也毫不迟疑地攻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们接受了国民党对中国现状的解读，支持国民党政府。他们坚信，对于国民党有利的，对美国也有利。

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国民党与美国的利益一致，所以在他们心中丝毫没有忠于哪一方的冲突。相反，如果怀疑国民党的利益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则会让人怀疑是对美国的不忠。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院外援华集团中，也存在于国会中的中国帮（China bloc）中。

由于通常依赖由中国国民党和院外援华集团提供的情报，这些立法者要求并投票支持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他们发现，指责杜鲁门政府失去中国并在国务院窝藏赤色分子，能满足他们的爱国责任感，随之而来的宣传也顺其意而行之——抹黑政府并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野心，以便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

参议院中国帮的代表人物是参议员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由于他维护中国利益，他被称为“来自福摩萨岛[1]的参议员”），斯特尔斯·布里奇斯（Styles Bridges），H.亚历山大·史密斯（H.Alexander Smith）等三位共和党人，及麦卡伦和詹姆斯·O.伊斯特兰德（James O.Eastland）两位民主党人。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叛变，他们有时会得到参议员的支持。这些参议员认为在他们针对杜鲁门政府所进行的政治突袭中，这个问题能发挥效力。这些政治突袭包括麦卡锡不计后果的连环抨击，以及罗伯特·A.塔夫特（Robert A.Taft）散射的谴责。后者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保守主义者，本来他对东亚地区极少关注。

在众议院，沃特·贾德（Walter Judd）——前在华医疗传教士，是支持国民党并反对杜鲁门政府的最顽强的斗士。还有两位是约翰·M.沃利斯（John M.Vorys）和约瑟夫·W.马丁（Joseph W.Martin）。上述三人都是共和党人。与参议院中的中国帮成员一样，他们采取了一种极为方便的做法，即在坚持中国国民党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一致是一项爱国原则的同时，将这一策略与党派政治融合起来。

当时，全美都充斥着日益加剧的恐惧、猜疑和不安的情绪，这些情绪由于中国的挑拨者、美国的游说者及国会中的敌对议员变得更为严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期间，驻外事务处中我们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着我们的工作。

[1] 16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台湾的称呼。

第二十三章 被任命为凯南领导的政策规划司成员

1947年8月，我来到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报到，当时凯南已被任命为司长。规划司的指定缩写是S/P：S意味着规划司隶属于国务卿直接管辖的办公室；P则意在规划司的职能，即政策规划[1]。作为规划司的司长，凯南可随时并直接向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汇报工作。S/P的办公地点紧邻国务卿办公室，也显示出规划司与国务卿的紧密联系。

S/P由马歇尔将军发起，于1947年5月5日设立。由于常年担任陆军参谋长，在面对一些正在进行中的政治行动时，他早已习惯未雨绸缪。为此，其政策策划人员要随时待命。当然，作为国务卿，他仍然十分需要未雨绸缪。因此，S/P接受国务院的命令，负责制定长期对外政策，为即将来临的问题预先准备，审查广义上的政治-军事问题，评估现存政策恰当与否，并与国务院协调政策规划。

国务院还从没有除了各种临时委员会之外的任何机构，来为未来做准备。并且，外交事务如此分散、如此无序，如何能准确地预测并规划，真是个问题。过去，无论情况如何，国务院，包括驻外事务处，一直以来大多依赖先例、机密信息、直觉、即兴演说及挽回颜面的言论，并乐此不疲。所以S/P的出现，并没有迎来外交事务专业人士的喝彩。连马歇尔将军令人敬畏的威望及凯南在同事中所享有的业内声誉，也仅仅是为S/P赢得了人们带着怀疑的接受。

1947年8月，S/P组建，成员有凯南，与科德尔·赫尔有长时间来往、我们视为圣人的卡尔顿·萨维芝（Carlton Savage），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前教授约瑟夫·E.约翰逊（Joseph E.Johnson），一直研究德国事务的国务院经济学家雅克·海因斯坦（Jacques Reinstein），刚从中欧卸任回国的驻外事务处官员韦尔·亚当斯（Ware Adams）。年底，约翰逊离开，另外又有一批人加入S/P，他们中包括有处理阿拉伯及非洲事务经验的亨利（哈里）·维拉德［Henry（Harry）Villard］，以及拉丁裔亲美学者乔治·巴特勒（George Butler）。我在S/P工作的4年中，人员流动整体上是有益的。

在我成为S/P的工作人员之前，预先有些许宣传。《生活》杂志是罗伯特·罗维特（Robert Lovett）的备忘录式的杂志，仿佛煞有介事。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亨利·鲁斯的专家之一，在《生活》的一篇文章中，对罗维特被任命为马歇尔的副手，即副国务卿，表示欢迎，并称赞凯南对于苏联威胁的警惕。但张伯伦警告罗维特要提防我。他说，我曾是“史迪威的政治官员”，“‘醋乔’史迪威将军直到他被从中国召回，一直是反蒋亲共运动的头号人物，后来又竭尽全力使赫尔利从驻重庆大使的职位上落马”。

张伯伦摆出了一种不偏不倚的姿态。他承认，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支持已被人熟知的范宣德的对华政策”——使共产主义者“并入”中国政府。张伯伦同时否认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有任何不同，还声称马歇尔及罗维特共同的前任迪安·艾奇逊对共产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后来他差点就怂恿罗维特开始一场清洗，虽未成功但却狡辩道：“国务院还从未进行过清扫，这是事实”。虽然我总是因这样的攻击感到不安，但我记忆中，张伯伦的诽谤并没有给我的人际关系带来任何不快。

在马歇尔担任国务卿期间，凯南成了S/P的代名词。没有他，S/P工作人员的作用就无关紧要了。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国务卿对他的依赖；其次——也是马歇尔对他如此信任的原因——是他对于世界局势的把握以及他使国际关系概念化并对其进行阐释的非凡能力。我们其他人所起的作用只是对他的想法做出回应。同时，我们批评、参与制定并有时发起政策文件，这些政策文件接下来会被凯南担任主编的全体S/P工作人员编辑、采纳或拒绝。当然，凯南对由S/P发布的文件负最终责任。

有问题需要讨论时，S/P的工作人员就聚在会议室里开会，比如起草一份政策文件，回复国务卿的疑问，应对国际上发生的新的重要变化，或者听取及审问有话要说的人，例如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教授，J.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教授，空军中将约翰·斯莱索爵士（Sir John Slessor），波多黎各统治者路易斯·穆尼奥兹·马里（Luis Muñoz Marín）或是牧师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博士等。工作人员的会议是非正式的，有很多即兴的想法。很自然的，成员之间可以自由地相互咨询。因为认识业务部、情报部及研究部的东亚问题专家，我便经常与他们联系，以防自己远离实际，成为象牙塔主义者。

当我加入S/P时，其成员已在马歇尔计划中初获经验，当时也仍在致力于欧洲复兴计划的逐步实施。西欧及希腊、土耳其的严重危机在1947年秋仍然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然而，对于国务院其他部门准备的关于已被提议的日本和平条约的草案，我也做出了反应。

以下是8月11日，我给凯南所写建议的节选。我认为条约草案：

似乎一门心思要在持续的包括苏联在内的国际监督之下进行大规模裁军和民主建设，但在日本的情况下，去军事化已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即使日本想，它也不可能再成为一流的军事强国。至于民主，是否一个国际监督机构中苏联的存在对民主进程有利，这也是个问题。苏联的存在可能会对日本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它会将持续监督的责任推给美国，自己却施展阴谋使日本成为一个苏维埃极权主义国家。在已被提议的条约下，要进行一场政变易如反掌……在占领部队撤出后，日本政府只有一支配备轻武器的民警部队可以调遣，以维护安全和秩序。

凯南将这一备忘录交给了副国务卿罗维特先生。他回复道：“GK（凯南），我已将‘条约’驳回，因为这样的‘条约’是完全不恰当的。”

我的另外一次举动与政策规划无关，相反，是关于文学审查的。史迪威将军于1946年10月因癌症去世。泰迪·怀特（Teddy White）因为厌倦而从《时代》和《生活》杂志出版社辞职。他说这是从“鲁斯先生的妓院”中辞职。他从纽约写信给我，说史迪威的遗孀已将将军的战时日记及其他私人文件转交给他，希望他能够安排出版事宜。由于担心史迪威私下无所顾忌地乱发脾气可能会使人反感，我告诉泰迪，我认为这些文件先不要出版。他还是带着手稿，带着部分史迪威流畅通顺的陈述，来到了华盛顿。

即便如此，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毫无隐藏的“醋乔”。泰迪删掉了大部分脏话，却保留了一个疲倦受挫的人在自己面前吐露心声、尽情发泄苦闷而说出的许多辱骂之词。因为大多数时候，他写作是为了安慰自己的情绪，而不是为了一字不差地出版。在人们看来，史迪威已公布的文章精简、准确又富有文采，他对于词语和意义的把握是很敏感的。

泰迪回到了纽约，还是没听我的话。

9月22日，在一份备忘录中，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国务卿私人助理帕特·卡特将军［General M.S.（Pat）Carter］。我引用泰迪所说的话，即史迪威夫人决心要出版这些文件，以为丈夫正名。我继续说道，可能能阻止她出版，但是可能有“镇压”及“迫害”之嫌。我主动请缨，希望写一封信给史迪威夫人，劝说她打消出版的念头，但同时又觉得马歇尔将军与史迪威是老交情，他写比我写更有说服力。

马歇尔将军在我的备忘录上加了注作为回复，他写道：“让我看看戴维斯先生写给史迪威夫人信的草稿——G.C.M（马歇尔将军）。”我将草稿交给了他，他建议修改几处文字，但强调这些改动只是为了不想照搬我写的信。

在前几段寒暄引出话题后，我对史迪威夫人说道：

对于我们这些曾为史迪威将军效力，对他格外忠诚与敬佩，曾与他共患难的人来说，他的名字，他的威望，一直十分重要。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独特伟大的人，有《旧约》中先知的正直，又有在内战中进攻哈普斯渡口（Harper’s Ferry）而建立赫赫战功的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英勇。我们都不希望乔·史迪威被人们误解。

当下，将军的名字誉满全国。虽然有些许诽谤，但没有哪个公众人物不是如此。而且这些诽谤是微乎其微、不起作用的，我甚至觉得可以忽视它们，不然它们就会被放大，被大做文章。

恕我冒昧，出版之事有两点不妥。第一点涉及这些私人文件中将军所做的陈述；第二点是这些文件中所抨击的一些对象可能在出版后撰文反驳。

乔·史迪威还未能悠闲地、目光长远地、以他轻快明晰的散文风格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使命娓娓道来就逝世了，这对于历史来说是一种损失。本来将军可以在历史面前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慎重的、强大的陈述，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残文断章，而且是毫不委婉、尖酸刻薄的片段。这其中大多数都是在将军厌烦疲倦之时仓促写就。这样的文件只能让人断章取义，不能全面地刻画将军本人。实际来说，在世人面前，这样的文件所体现的乔·史迪威是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

旧事重提，加上文件中批评之人随之做出的反驳可能会对将军的声誉带来深远影响，我相信这一点您也会赞同。出版后，这些文件就会成为乔·史迪威的短板，别人却享有无限的机会，可以随心所欲地辩驳。我相信您一定也考虑到了这种真实的可能性。我恳求您对于出版之事及其后果再做斟酌。

最后，我请求您原谅我干涉将军的家事，干涉这件对将军一家有很大影响的事情。您知道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几乎将自己视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且因此对将军有与你们一样的感情。

在这封信送达之前，我写信给泰迪，告诉他我写给史迪威夫人信的内容，同时补充说，如果他们还是认为必须出版，他必须得到使用手稿的正式许可，方可证明他没有违反保密原则。之前我曾向他提过此事，因为我担心陆军部（War Department）因他违反保密原则而制裁他。在信末尾的注中，我受启发给未来的《总统制造》（The Making of a President）系列书的作者，也就是泰迪·怀特，写了一条糟糕透顶的建议：还是做一个驻外记者，不要再试图报道美国国内新闻，不要再在史迪威的文件上下功夫，回归本职工作。

泰迪对我所有的干涉举动毫无诟病、心存善意，但是却争论道，美国人民“现在应该知晓事实，而不是在一百年之后解读一些历史文件”。关于这一点，我原则上赞同泰迪。在“事实”应该被立即公布这一点上，我与他同样持强烈赞同意见，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担心史迪威满是怒火的陈述会使“事实”被公众的反应所扭曲，不论公众持支持或反对态度。

最终，我没有收到史迪威夫人的回信，马歇尔将军也赞同我应该就此打住。《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于1948年出版，对泰迪来说本书是一次胜利（这也让我十分高兴）。它向所有人证明，不论这些人支持还是反对史迪威，支持还是反对蒋介石，美国对中国、俄国及共产主义的不安及神经质正持续恶化为一种病态，而这一点他们早已知道。

* * *

共产党的军队缴获了日军的物资，并开始缴获战败的国民党部队的美式武器。他们于1947年发起进攻，计划两年之内将蒋介石及其部队赶出亚洲大陆。随着蒋介石的部队开始呈溃败之势，美国国内煽动代表国民党出面干涉的声音日益高涨。我在1947年11月3日S/P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尽管共产党的势力在中国大规模扩展，将会实现大反转，但对美国来说，这并不是灾难。至于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我说道，若不在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进行改革，大规模的援助只会助长腐败。对于国民党是否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改革，我也表示怀疑。

在我看来，中国东北的问题比较特殊，这一地区“深入苏联，成凸角之势，从战略角度看，能够包抄苏联远东地区……该地区对于苏联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此外，“克里姆林宫可能将美国在雅尔塔的姿态解读成了美国接受由苏联主宰中国东北”。只要没有别国干涉中国东北事务，且国民党在该地区的势力继续瓦解，莫斯科就会认为事情会顺其道而行，并心满意足。但一旦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威胁到了这一进程，甚至要颠覆这一进程，那么苏联很可能会采取一些补偿性措施”，这可能演变成为美苏之间一决高下。我接着问：总而言之，发动这一系列事件是否有利于美国的安全？而且，如果我们非要跟苏联一决高下，中国东北的影响十分有限，就这样的对象展开争夺战是否理想？

我总结说，中美之间传统上就存在着强烈的感情联系，现在在美国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呼吁美国在中国的内战中援助国民党政府。从现实角度讲，这样的声音我们不能忽视。进一步说，在这一时刻给予中国一定数量的援助作为我们在道义上的支持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一中央政权的迅速土崩瓦解与我们的利益背道而驰。

因此，我建议给予“在迎合美国舆论的基础上的最少量援助；同时，若可能的话，避免中国政府突然、彻底的崩溃。而另一方面，倘若在中国内战中试图使国民政府大获全胜，并收复中国东北，是徒劳无益的。首先，这样的目标是没有可行性的；其次，这样的行为将会被苏联视为美国的食言之举，从而可能会在东北地区形成美苏对峙，而这一地区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又十分模糊。”

针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出台之后，许多人要求在东亚也实行类似的计划。其中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州长，他在11月5日指责道，一份帮助欧洲的计划正在筹备中，而关于中国还没有任何提议。他当时已经着手准备次年参加总统竞选，打败杜鲁门，这次指责意在谴责杜鲁门政府对战时盟友中国背信弃义、落井下石。

1947年12月4日，我写道：

远东地区，与欧洲一样，在最近的战争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但加剧并恶化远东地区灾难的因素一般不会影响欧洲，因为远东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并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政治、经济及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并不是这场战争的产物，它酝酿已久并且它……注定要进行下去。

因此，这一面积是欧洲两倍、人口是欧洲三倍的地区，也充斥着很多欧洲存在的问题，如意识形态冲突，特别是那些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收缩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冲突。

政治上，只有在远东地区人民愿意并能够拯救自己的基础上，美国在远东地区才能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美国不应、不能也不会独裁远东地区未来的政治事务。远东地区的人民必须——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必须——自己掌握命运。

卓有成效的欧洲复兴将会成为美国纳税人肩上的沉重负担，但是承担起这份责任的美国人能够对我们在欧洲需要展开的任务大体有所了解……他们做出了贡献，但经济风险又是可知的；而对东亚整体或者只有中国采取类似的计划是不可能的，其经济风险是未知的。

或许美国最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领域是文化。过去，美国为亚洲所做的最大贡献一直体现在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弘扬人文主义等方面。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节节胜利，美国国会内的亲蒋人士及媒体更加强烈地要求杜鲁门政府援助国民党。国务院成了众矢之的，这种攻击还来自行政部门，尤其是五角大楼里陈纳德、魏德迈及梅乐斯的信徒，只不过他们的攻击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很自然，国务院处于守势，它说服不了大众，更不用提那些批评者了。

1948年8月，政策规划司仔细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受争议的部分，即对华政策。我起草了首份意见书，草本杂乱无序。

由于希望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探讨这一饱受争议的政策问题，我便从分析中国急剧增长的人口开始，这也切合当时我们对于全世界人口问题的担忧。我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与其自然资源有关。从当时可获得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自然资源是相对有限的。

中国要避免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命运，看起来只有实行工业化。但是实行工业化的速度要快，不然中国“人口不计后果的繁殖将会：①将任何工业化的最初成果全部吃掉；②滋生不稳定，极大阻碍工业化进程”。最终，想缓解人口压力，可能要采取“针对人口狂增现象的一些残酷的镇压及强制性举措”。

我所得出的结论中，并没有针对国民党或是共产党。我对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将会是混乱的、极权的。极权主义可能能够通过“极端手段，如强制实行‘社会化’”来打破人口-工业化的恶性循环，但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也会给整个社会结构带来巨大、持久的损失。

在分析中国军事的重要性时，我也没有针对中国的政治复杂性，而是在美苏战争的背景下进行分析。我弱化了“中国游击队的重要性，无论其在交战哪一方”。这个预言意义不大，两年后中国游击队在朝鲜就大败美军。我继续说道：“中国若不能在其广大的内陆地区建立起现代交通网，那从战略上讲，除沿海地区外，其他区域只能是一片困境，无法成为战略跳板。”

谈到中国整体的局势，我说道，共产党已控制除三个城市之外的东北全境，也已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正威胁中国中部，威胁国民党势力的大本营。我列出了两党所接受的外国援助，指出国民党从我们这儿接受的援助远比共产党从俄国接受的援助要多。有此作基础，兵力多得多的国民党，加上其在物资上的优势，理应轻而易举取得内战胜利。国民党没有胜利，总而言之，是因为腐朽、堕落、凶残的将领以及与人民大众的脱离。而共产党的胜利，原因众多，包括民众支持、政治及军事领导人英明老练，以及部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等等。

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能忽视苏联的意图。我指出，克里姆林宫希望将中国东北及新疆地区的某些边界地带分离出来，使它们成立由莫斯科控制的独立政权，从而削弱中国的势力，并使苏联在南部边界有更多的缓冲地带。另外，苏联担心的“不是必须怎样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内战，因为在这点上它已经非常令人满意，而是如何能够确保彻底并长久地控制中国共产党……”

至于美国应该援助国民党以实现内战战局扭转的提议，我说道，这就意味着公然干预。“我们的干预越公开……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卷入得越深，国民政府就越会被中国人视为傀儡，其信誉只会更加败坏，这样干预所带来的损失就会越大。”这是“一场规模浩大、无法预计并危险重重的行动，美国政府不能拿美国的威望和资源做赌注，还如此理直气壮”。

尽管我已料到国民党会逃走，但什么时候以及如何逃走却无法预测。情势瞬息万变，因此“在当下阶段试图细致描绘出未来几年的走向只会起误导作用”。在最近的将来，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一些“最灵活、最基本的政策”，包括：继续承认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逃走后，“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决定承认谁为合法政府；尽量避免“中国变为苏联政治、军事力量的附属物”。

我认为，在实行对华政策时要考虑一些原则。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中国，有许多大的本土势力正在施加影响，这些势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因此，在决定我们能采取何种行动来改变中国事态的演变时，有很多限制。如果同一些本土的势力对立，限制只会越来越多。相反，如果我们能与这些势力联合起来，我们的影响力就会剧增。

克里姆林宫利用及影响中国的能力（这让华盛顿的官员夜不能寐）也是十分有限的。“在未来5年这一关键时期内，克里姆林宫动员中国资源与劳动力的能力还不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但是这以后的情形现在还难说。如果苏联帝国主义半路夭折，那中国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个次要的安全顾虑，因为我们的心头之患是中国共产主义与苏联的政治-军事力量结合起来。

我们要提防对任何派别或任何行动做无法挽回的承诺，而且在亏本时，“我们必须果断减少损失”。同时，“我们丝毫不能依赖中国任何派别或政府对美国的主观态度。恐惧与喜爱一直并且仍在从根本上主宰着外国政府对我们的态度，但只要我们能够熟练加以利用……我们的力量……必须以一种有效的形式行使，它不能因误用而浪费掉”。

美国的军事力量若要在中国有效运用，则必然付出高昂代价。克里姆林宫则由于避免公然干预，并依靠政治-文化举措，而在中国革命的大潮中大获成功。美国力量最有效的运用将是在政治、文化及经济方面。

为呼应战时与蒋介石谈判时关于让步条件的建议，我说道：“经济支持如果仍然没有附加条款，就会变成馈赠的礼物。我们仍然要支持，以经济援助授权的形式，支持蒋介石，但这些援助决不能提前交给对方。行政层必须要保持给予或扣留的灵活性。”

我起草的文件在工作人员修改后，作为政策规划司第39号文件（PPS 39），提交给了国务卿，后又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以供考虑，因此又被命名为NSC 34。

[1] 政策policy，规划planning，均以P开头。

第二十四章 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合作

1948年10月，政策规划司数次派我到位于老国务院大楼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在这里，每天下午，我都会会见一名海军上校、一名陆军上校及一名空军上校，进行严肃的探讨。在最近开始的融合对外及防务政策的计划中，我们就是所谓的工作层。我须参加的起草会议都针对对华政策。我们毫无进展，因为军队坚信美国政府必须增加对中国国民党的援助，因此国务院的立场，即美国从中国的泥潭中脱身而出，是不能接受的。

海军上校与两位上校有些拘谨，而且在我看来，似乎有些局促不安。这也正常，许多军官都跟公众一样，怀疑美国外交官对外国人使阴谋，却偷鸡不成蚀把米，最后让外国人占了上风，因而导致了战争，而这时诚实勇敢的军人接受了使命，为拯救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对华政策作为考虑的主题，使三人有了更多的猜疑。五角大楼普遍认为国务院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过于软弱，因此认为国务院充其量是个被莫斯科欺骗的傻子。此外，我推测，这三人对我的身份有所顾虑，另外还考虑到梅乐斯准将、魏德迈将军、陈纳德将军及赫尔利对我并不欣赏。

* * *

进度如此之慢，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秘书也不时打开一道门缝伸进头来，催我们加倍努力。他是海军少将（已退役）西德尼·W.索尔斯（Sidney W.Souers），本是一名忙碌的密苏里商人，战时成为海军的一名情报官员。1950年，他的助理詹姆斯·S.雷（James S.Lay）接替了他的位置，雷本是一名电子工程师，战时成为陆军的一名情报官员，后在情报部门步步高升、游刃有余。这两人都很谦逊，从不装腔作势，这种品性在华盛顿可不多见。

我和来自军队的合作者没能达成协议，我不记得这次无果而终后来怎样。按逻辑来讲，这一主题会被提交国务院及国防部的高级政策官员，以制定解决方案。

二战期间，形成了联合决策的做法。在这之前，对外政策由白宫及国务院制定。需要考虑军事行动时，会临时咨询海军及陆军部。二战的性质以及罗斯福的管理方法改变了这一切。这场战争给政治带来的负担过于沉重：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民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民族主义。另外，即使与盟友之间，也一贯存在着对立和摩擦。结果是，在军事策划和军事行动中加入了多种形式的政治因素。因此，美国官员本来即使不能超越肮脏的政治，也可以躲离，可现在却发现已将政治纳入考虑范围，并最终适应了依赖政治判断。

罗斯福的管理方法巩固了军事部门参与制定对外政策的趋势。这位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像是自己的国务卿。他使国务院不再举足轻重，而且在战时，针对重大对外政策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与白宫比与国务院走得更近。白宫能通过军事渠道，越过国务院，给联席会议以指导。

战争结束后，随着很多军人复员，一些有能耐的预备军官被调到了国务院及驻外事务处。他们的到来使国务院当时岌岌可危的行政结构焕然一新，而且使国务院更加重视国际事务中的军事因素。

广义来看，某些组织上的变动十分有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使行政部门及国会得到教训：不论愿意与否，政府的工作必须更加协调；在军事工作中，必须更加团结。因此，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中规定，三大军事部门隶属国防部，设立中央情报局，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最初几年，委员会的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也在不断变化。但委员会的核心一直是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及国防部长。在杜鲁门看来，在这一机构中，其他成员能为他在重要对外事务及相关军事问题上提供建议，但最终决定权仍归总统。任何决定，若未落实到纸上并由总统签署，一律无效。这是温斯顿·丘吉尔在担任英国首相期间为防止由于记错或故意错误地引用口头声明而对内阁定下的规矩。

虽然后来委员会的工作团队敢拼敢干，但最初规模很小、能力有限，而且依附于他人。除了索尔斯和雷之外，另外还有一两个初级助理及秘书。我的印象是，这个机构作为政府的左膀右臂，十分不起眼。在杜鲁门执政期间，委员会发展壮大，但还无法与后来的规模相提并论。

可怜的是，国家安全顾问当时在总统面前无用武之地。国务卿及国防部长在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务上足以承担起顾问的职责，当两人发生争执相持不下时，两人共同的上司，即总统，会做出裁决。很难想象国务卿马歇尔、国防部长迪安·艾奇逊能忍受一个裁判管家横亘在两人之间，甚至横亘在两人与总统之间。至于杜鲁门，他坚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只是一名行政助理，其职权只是交接文件及记录决定，十分有限，当然不能干涉政策制定及行动。周末，他要悠闲地待在办公桌旁或家里，而不是在电视节目里大放厥词，与国务卿对峙并振振有词，或在美国政府里发出刺耳言论。

索尔斯上将催促我和三位来自军界的会友达成协议，本是打算为安全委员会成员，尤其是总统，省去麻烦，使他们不用再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并做出一致决定。如果分歧不是根本性的，鼓励合作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然而，对于一些原则上的分歧，强求全体一致可能会导致一味老生常谈，这样政府就可以推卸责任，不用在互相冲突的行动计划中做出冷静的选择以进行管理。

* * *

艾奇逊认为只有重大问题才能提交给安全委员会，然后再由总统决定。为鼓励坦诚的讨论，他认为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只能在不包括助理的委员会议（Council meeting）成员之间进行，且前提是国务卿及国防部长针对需要考虑的问题已得到通报，并且总统愿意、留心并在理智上能够承受艾奇逊所说的“决定的痛苦”。而杜鲁门就是这样一位总统。

我开始在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三年之前，也就是1945年3月27日，魏德迈将军、梅乐斯准将、赫尔利大使［他曾在胡佛执政期间担任陆军部长（Secretary of War），并且曾是预备队（Reserves）中的一名荣誉准将，大概是这期间积累了经验］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会面。会上，中国三巨头（the triumvirate from China）向联席会议承诺，对国民党进行相对小规模的援助就可以压制共产主义。魏德迈在1945年8月30日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我不觉得共产主义在中国任何地方的数量或实力都是强大的……如果数量及装备考虑不计，我不认为共产主义会带来任何麻烦”。

后来，1945年11月20日，陆军部长罗伯特·派特森（Robert Patterson）也贬低了共产主义的实力。他断言，当时派驻中国的60000名美国海军可以横跨中国国境并畅通无阻，因为毕竟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对峙只不过是舞台上的花拳绣腿。随着内战不断蔓延，国民党人数达250多万的部队、共产党人数达150多万的部队陆续参战，加上国民党虽有美国援助但仍然在战场上惨败，五角大楼终于得出结论，中国的冲突不再是一场闹剧。

一开始我们就低估了过去是我们的对手将来还会是我们的对手的亚洲人，包括菲律宾起义者、日本人、中国人和越南人。如今，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我们又做出了误判。

在1947至1948年期间，五角大楼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轻视共产党的部队到警惕观察，认为共产党愿意并忠诚地听从克里姆林宫的命令。如果共产党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他们可能有望与苏联部队一道组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为实现苏联可怕的目的，即主宰世界，给东南亚地区带来灾难。对大部分美国部队来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五角大楼传统上以为，若美国不进行大规模、作为最终手段的军事干预，唯一能与这股赤潮相抗衡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的表现又如此迟疑、笨拙，哪怕他们有半点得力之处，也能被美国的物资和“顾问们”扶持起来。

尽管经验与当下的情景不同，但同样的判断依然适用。虽然没什么效果，但我们的顾问们一直，而且当时也正在为蒋介石长及其将领提供咨询及物资。1941年，约翰·麦格鲁德准将所带领的使团开启了我们善意的援助，后来史迪威带着他庞大的顾问团为国民党提供培训，后又有魏德迈，最后又有大卫·G.巴尔（David G.Barr）少将带领的由1300人组成的顾问团。在物资方面，巴尔证实，他在中国期间，正值内战的高潮，国民党部队从未因缺少武器弹药而输掉一场战役。

然而，国防部部长詹姆斯·V.福莱斯特（James V.Forrestal）十分热心。于是，1948年8月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对中国国民政府给予有妥善监督的援助，并采取保障措施，确保这些援助不被滥用，并且援助中要包含军事设备援助。”这种建议看上去是义气之举，其策划文件又是一如既往的多，但其中有两个条件削弱了建议的效力。

这两个条件是：“妥善监督”及“保障措施”。这项建议因此在现实中是毫无意义的。对于援助的监督意味着不仅要确保提货单、发货单及收据没有水分，确保援助不会被私藏（这尤其让史迪威反感）、在黑市出售或让共产党缴获（这尤其让巴尔恼火），还意味着要让援助真正用到实处。一旦援助被转交给国民党，除非美国在国民党内部从将领到连队层层安插能够支配物资去向的人员，否则保障措施就无从谈起。这一点显然不可能。史迪威采取类似行动后，蒋介石便强烈不满，最终史迪威被召回美国。

因此，联席会议的这项建议是强词夺理。

国务院的意见是，美国政府应在军事上从中国的内战中抽出身来。福莱斯特则针锋相对地宣称，政府对中国毫无政策可言。这种言论契合了大众认为政策即行动的想法。人们往往说：不要只是站在那里，去采取行动！然而，在现实中，政策当然也包括不采取行动、警惕地等待或谨慎地采取冷漠态度。

在艾奇逊接任国务卿后不久，为研究对华政策，他询问了我们当中四或五个了解中国的人。轮到我时，我说道，中国就像是一个屋顶和墙壁都在坍塌的房子，我们要先等形势明朗后，才能决定采取何种合理行动。后来，艾奇逊在一或两次公开声明中，呼吁等待中国的形势变明朗。这激起了院外援华集团一干人等的强烈谴责，被他们视为是对共产主义的软弱、失败主义以及毫无政策可言。艾奇逊虽未被这些谴责所吓倒，但等待形势明朗的策略却未被采纳成为外交政策口号。

第二十五章 1948年重访亚洲

在到访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及德里后，我于1948年年中来到曼谷，参加驻外事务处针对东南亚局势举行的一次会议。在德里的三或四天，我与帕特丽夏的父母一同度过。亨利·格雷迪是当时驻印度大使。

自从三年前我来过这里后，这片次大陆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对它的“印度帝国”（Indian Empire）进行了清算，做出让步，把主权给了两个新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甘地已被一位印度教狂热分子刺杀。尼赫鲁不再是叛军首领，他出狱后成为印度总理。蒙巴顿也由驻东南亚盟军统帅变成了驻印度的最后一位总督，以及后来的英联邦独立印度的象征性总督，真纳担任驻巴基斯坦总督。

格雷迪一家带我去参加以印度外长名义举办的竞技俱乐部（Gymkhnana Club）的招待会。我在给帕特丽夏的信中写道：“这种情景十分不同，没有制服、外交使团，而且在这些印度人中也很少有熟悉的面孔。尼赫鲁在场，神采奕奕，着一身白色衣服，与我及驻印度大使交谈之时面露沉思之色，与格雷迪夫人交谈时又十分专注、活泼愉快。”她很有同情心，曾步行参加甘地葬礼。“毫无疑问，你母亲在印度人中很受欢迎。”大使在与德里官员交谈时，“谈到了几条朴实的真理，显得很担忧。我告诉他不要顾虑太多，招全世界人喜欢的美国大使是不存在的，他背后的权力太大”。

之后我又见了尼赫鲁两次，一次是在格雷迪家举办的招待会上，另一次是在总督“官邸”——一所巨石建筑里为蒙巴顿一家举行的欢送会上。两次相见，他都精神焕发但又若有所思。至于路易斯勋爵（Lord Louis），一年多以来，他要管理驻印度事务，还要负责向两个新政府移交权力；同时数百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正在迁移。另外，在民众暴乱中，有数十万群众遇害，所有这些都使他压力很大。现在，几天之后他就要回英国了。他穿着白色燕尾服，在人群中穿梭，幽默地开着玩笑。我向他表示祝贺，并祝福他，他也一贯地亲切和蔼。

参加曼谷会议的，大部分是来自东南亚、中国和印度的外交人员，会议的焦点是两年来我一直十分关注的殖民问题。虽然在印度已不存在殖民问题，但在该地区其他地方，随着共产主义兴起，殖民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此次会议上，我提交了一份针对东南亚问题的S/P文件。

离开曼谷，我去了爪哇，见了我的哥哥、嫂子还有我的父母。我父母正在从中国回美国的途中，唐纳德当时在巴达维亚也就是现在的雅加达担任副领事。

1948年6月底，印度尼西亚的殖民问题日益恶化：日本投降后，荷兰企图将印尼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国民党（Indonisian Nationalists）的顽强抵抗。双方边谈边打，国民党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越来越激进。在离开前一天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我总结了局势。关于荷兰，我写道：“他们傲慢、固执、愚蠢，企图在印尼再造一个往日的荷兰东印度帝国（Netherland East Indies），这无异于毁了印尼。”

在新加坡，美国海军联络官带我会见了柔佛苏丹（Sultan of Johore），我在给帕特丽夏的信中写道，他有好几处宫殿，

但他不住，而是住在一座十分现代的乡间别墅里，有一名哨兵和一名看门人。在门前我们见到了他，他是一位身高六尺，高大魁梧、大腹便便的马来人，灰色头发。他已经74岁，而他的罗马尼亚妻子（第三任）只有30多岁。他穿着卡其短裤、卡其透风衬衫，领子敞开着，还有一件红棕色棉质背心。我们来到了他装饰过度的会客厅，马来人和罗马尼亚人最差的品位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墙上挂着他和夫人的肖像画。史密斯司令和我喝的是strengahs（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他喝着一杯可口可乐，（不喝Strengahs）是因为他第二任妻子是苏格兰人，后来与别人私奔了。当时由于中国共产主义分子在马来西亚十分猖獗，他心情焦躁。并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而是恼火经济受到破坏……我没能见到卢佩斯库夫人（Her Lupescu Highness），她去打高尔夫球，在马来西亚各州苏丹舞会（All Malay Sultan’s Ball）待到凌晨4：30。

后来，史密斯司令开车送我到乌吉瑟林宫（Bukit Serene）。

乌吉意思是山，瑟林意思是宁静，是苏丹为第二任不忠的苏格兰妻子兴建的。被妻子抛弃后，他便不再喝威士忌，并离开了这里。当时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住在这里。这里看上去像是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的场景，好像是用奶油糖果和冰糖建成的。但是这里面积巨大、非常舒适，华丽的接待处和走廊是这世上最具和平主义的地方之一。在一段长满青草的绿坡下，河口和河湾尽收眼底，远处，连绵不绝的低山通向视线之外，直到无限。正是日落时分，风景瞬息万变。我发现我很难集中精力，与风度翩翩、纯朴谦逊又十分聪明的麦克唐纳先生专心交谈。

在印度，赢得独立后，主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激化的仇恨。在印度尼西亚，问题是如何赢得独立。而在马来西亚，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共产主义的暴动，柔佛苏丹对此十分焦虑，因此那天晚上我与他在乌吉瑟林宫的谈话主要针对此事。当时主要由华裔人士组成的共产党，在丛林里建立根据地，英国军队也在这种游击战中不断遭受挫败。

客人中还有一位英国人，已经在婆罗洲（Borneo）[1]生活多年。麦克唐纳针对如何对付这些游击队，向他咨询。这位“婆罗通”建议：从婆罗洲丛林中招募迪雅克人（Dayak），英国士兵在丛林战中穿着靴子带着装备，无法施展，而赤脚的迪雅克人人可以在雨林里来去自如，对付叛军绰绰有余。麦克唐纳认真听完后，表示感兴趣。但命中注定，共产党不会被婆罗洲的野人打败。数年之后，由于持续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包括军事、政治及经济措施，共产党已不再构成大的威胁，但并没有被消灭。

在6月3日写给帕特丽夏的信中，我写道：“黎明时分，飞机载着我们离开新加坡。”

飞机沿着马来西亚湿软的海岸线飞行。世界伊始，万物复苏，暗灰色的光线照射着大地，薄雾飘飘，像贝拿勒斯（Benaras）[2]丝绸，轻抚着沙滩、海洋和海藻。飞往巴达维亚的途中，我们十分兴奋。上午的太阳直射大地，这景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现在我们正穿过层层薄雾，来到举世闻名的丛林上方。这里如此潮湿，树木苍翠，看起来像是一块暗绿色的霉菌，所有生命体开始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飞过波浪起伏的深蓝色海面，飞过印度支那曲折蜿蜒的海岸线，飞过美丽的金兰湾（Camranh Bay）、棕灰色的山、泥水河两旁的稻田和绵延的浅褐色海滩。蜷伏的小岛在水中突然出现，像是从海上冒出的龟壳。

中国人顽强的繁殖能力和生命活力让我十分惊讶。没有哪个城市像香港一样拥挤，加尔各答人口可能也多，但是太多人毫无生机、行动迟缓。海边，渔民正在装货卸货，有人上岸来港，有人坐船出国。街头，人流如织，我却还看到了一幅真正祥和的画面——八个小孩跟随着妈妈，在人行道上，坐着、爬着、打盹。到处都有小孩，在商店里、人行道上或街头。当然，孩子们一直都是被抱着、爱抚着，咿呀学语。

说不清为什么，我被邀请参加菲律宾总领事为庆祝菲律宾独立一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

他身材矮小，很友好，穿着白色背带沙滩裤，白色棉质衬衫外面套一件透明的刺绣衬衫。有一群兴奋的、小巧的菲律宾女人，穿着毛茸茸的衣服。我接连喝了啤酒、鸡尾酒和香槟。总督来了，领事关于自由的演讲轰动全场，可我没有听清，演讲结束时还向国王敬酒。国王陛下表示，已经独立的国家十分欢迎菲律宾（发音像是一种植物）[3]加入它们的行列，并向Philip-松的总统敬酒。一个卡巴莱风格（cabaret）的菲律宾管弦乐队，后来到城里寻欢作乐去了。每个人，尤其是菲律宾人，都很悠闲、很愉快。

美国总领馆于7月5日举行活动庆祝7月4日的独立日，在杜鲁门的欢迎会上。当我手里拿着一杯为荣誉而举的香槟，准备向杜鲁门敬酒时，我接到一份发自华盛顿的电报。电报上说，我跟帕特丽夏的孩子帕特丽夏·佛罗伦斯·戴维斯（Patricia Florence Davies）出生了。7月4日，在乔治·华盛顿的家乡出生，这就是最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们的小家伙是一个美国人。杜鲁门可以等，我要先私下里向小家伙敬酒。

* * *

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应该是什么？我从东南亚回来之后，一直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该地区整体我做出如下概括。军事方面“其本土攻击力微乎其微，但其在游击战方面本土防御力较强。政治方面，民主政府在东南亚地区的建立会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东南亚国家想获得稳定，就必须在可见的未来进行专制管理，施仁政或不施仁政都不是重点。本土领导人要求脱离外国控制获得自由，部分是由于民族主义者诉求的驱动；同时，他们也受到自身统治并剥削本国人民的欲望的驱使”。

至于是否应该在殖民地国家具备自治能力之前就让其独立，我曾经这样写过：“然而，殖民地国家是否适合自治这个问题，在实际政治中没什么有效性。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殖民地国家是否有能力使得持续的外国统治对宗主国而言变成赔本生意。如果具备这种能力，那么无论殖民地国家政治成熟度如何，它都可以进行自治了。”

“东南亚国家的600万华人是困扰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少数族裔问题。”这些人拒绝同化，在经商和金融等方面的成就超过当地人。他们将财富汇回中国，并且人们还担心他们会成为潜在的第五纵队。海外华人还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南亚地区做好了准备。莫斯科似乎已经允许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南亚的共产主义事业，因为该地区“目前为止对苏联只具有较小的战略重要性”。

然而，实际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苏维埃的视野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增长堪忧。鉴于莫斯科极力批判铁托主义，所以它不太可能忽略民众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广泛担忧，而且在殖民地国家共产主义又加剧了民族主义情绪，还刻意对其进行利用。因为莫斯科还反对巴尔干结成同盟，所以它一定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共产主义的霸权统治。

最后，再提醒一句……关于争取东南亚站在我们这边与苏联对抗这个问题……必须牢记：反白人情绪在东南亚广泛且深刻。根本上来说，这个阶段东南亚人民对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斗争没什么兴趣。对他们而言，这只不过是远距离的两大巨头之间的冲突。他们会像对抗并将持续对抗西方民主管辖一样激烈地抵抗俄国显而易见的帝国主义。他们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被能给他们更多好处和更大力量的权力所吸引，当然前提是这种权力不会危及他们自己视为核心利益的东西。

两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这两个孱弱的帝制政府，即印尼的荷兰政府和印度支那的法国政府，都未能成功对前殖民地进行再征税。为尽力维护其权威，1948年中期他们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有些不成熟的动作。

在印尼这个案例中，我的预测是，“如果荷兰人诉诸武力，无论是与其傀儡合作还是自力更生，他们都将陷入长期的游击战，这对荷兰经济是毁灭性的，于政治方面也是有害的，甚至还会鼓励那些极端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他们很有可能因此代替现在相对温和的共和领导”。因此美国应该支持谈判，并在谈判过程中促使荷兰政府承诺将权力转移给主权国家印尼，这样后者才能自愿加入荷兰-印尼联盟的创立。“如果通过谈判不能立刻达成解决方案，美国应该慎重考虑承认（印尼）共和国。”

相比对印尼的政策，美国政府一直以来更关注对印度支那的政策。罗斯福一直反对法国恢复对印度支那的主权，但是这个念头在他去世之前不久似乎有所削弱。美国国务院就这个议题亦存在分歧。与东南亚打交道的官员倾向于支持对本土民族主义诉求的认可。而与欧洲打交道较多的官员倾向于支持法国的帝制野心，这些人不仅人数占优而且多身居要职。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法国是我们的盟友，并且法国需要重返殖民地来重获其1940年被剥夺的自尊和荣誉感。在杜鲁门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的立场是不阻止法国在印度支那重建法国统治。

华盛顿忽略来自毛和周恩来的示好，所以对胡志明于1945年提出与其领导的共产主义先锋组织（即越南独立同盟）建立关系的请求无动于衷。

我对1948年的形势分析如下：

印度支那的形势在不断加速恶化。共产主义者已经控制了民族主义运动……他们以有组织的、有纪律的、武力的方式利用民族主义反对法国。法国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试图重建其对印度支那统治的种种努力都被击溃。

法国人不愿意与共产主义领导人胡志明统治下的越南独立同盟政权谈判，现阶段他们试图建立由本国通敌者组成的印度支那政权……即使法国取得明显成功，也极有可能是短暂的。只有及时赋予其真正主权，才有可能成功对抗像越南独立同盟如此具有活力并且组织良好的政权。

如果法国人只是选择小步前进甚至采取拖延战略而不寻找真正的解决方案，那么越南独立同盟政权极有可能将持续掌控局面，使得法国的地位较现在更为不堪一击。

假设美国政府对法国尽心尽力，或者进一步说，能全力以赴地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证明其民族气概，那么我对美国政策也就没什么建议可提了。对越南独立同盟的承认，与对中国共产党的承认一样，会带来现实政治的意义，其中就包括创造对美有利的亚洲力量平衡。但这两个承认在1948年因为美国国内政治原因没能奏效。面对激进主义分子逼迫带来的触动、自身的使命感和对共产主义的焦虑，华盛顿也不可能采取无声中立的立场。因此，我的建议也只能流于表面：

美国应该持续对法国施压，使其能够快速并慷慨地主动提出将主权归还保大政权（该政权是与法国合作的）。然而，美国应该保持严格远离双方谈判的状态。如果联合主义政权得以确立，只有当亚洲大多数独立国家都给予承认时美国才应该给予承认。如果保大政权崩塌，并且必须通过法国的帮助才能建立真正的民族主义政权，那么到那时候美国才应该采取看似更为实际的政策。

我不记得这篇关于东南亚的文章中有任何观点对美国国务院有任何影响。我只记得，随着荷兰最终与印尼和解以及法国在印度支那使自身深陷灾难更难抽身，与西欧打交道较多的官员和与之对抗的少数［主要是艾博特·莫法特（Abbot Moffat）对战查尔顿·奥格本（Charlton Ogburn）］就东南亚议题理解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而美国政府并未选择现实政治或是中立，而是一路踉踉跄跄，不顾后果，将美国人民与印度支那搅和在一起。

[1] Borneo是加里曼丹旧称。

[2] 瓦拉纳西旧称，印度城市，以丝绸、刺绣等闻名于世。

[3] 菲律宾Philippines，结尾的pines在英语中意为松树。

第二十六章 “共和国历史中最为恶毒的竞选：充斥着片面引导和弥天大谎”

瓦莉会爱沙尼亚语、俄语、德语、法语和英语，这帮她在国会图书馆谋得一个职位。我们与她一直保持联系，她与约翰·香农（John Shannon）结婚之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驻外事务处官员的妻子，四处游历，居无定所，到哪儿都能交到朋友，最后她在田纳西的苹果派农场颐享退休时光。

约翰·格雷迪·戴维斯（John Grady Davies）生于1950年1月3日。看到他体格健壮、性格活泼，我和他的母亲认为我们需要找人帮忙来照看他，所以我们向华盛顿的一家俄国天主教堂的牧师巴图什卡（the batushka）求助。我们不是寻求安慰或是精神指导。相反，知道此人不仅是其信徒的宗教支撑更是世俗支撑，帕特丽夏想问问他是否刚好知道有难民愿意做住家佣人。

于是，弗拉基米尔·马里夫（Vladimir Maliev）就来面试了，他从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来。他不懂英语，巴图什卡给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把他送到亚历山大市我们的住处来。

弗拉基米尔还没来得及向帕特丽夏介绍自己，出租车司机就上门来把这位乘客落在车上的棕色包裹送来了。弗拉基米尔向帕特丽夏解释道，“Hlebna Dorogu”，意思是路上吃的面包。他打开包裹露出一块长条面包。不过也是理所当然，要开始一段未知距离和时长的旅程，在大草原和苔原的谨慎旅者会为自己准备好救命粮食的。

弗拉基米尔是个约40岁的矫健的哥萨克人。他的突出特征是他的大胡子和他的淡定。是的，他和他的妻子安努舒卡（Anushka）会接受这份工作的。安努舒卡可以帮助带孩子，弗拉基米尔大概可以帮忙打理家中的里里外外。

为了不在屋里待着，弗拉基米尔会推着婴儿车里三个月大的约翰在杜克街走来走去，还一边洋洋得意地跟婴儿说话：

伊万 伊万

俄罗斯王子

罗曼诺夫

我们那里很快成为弗拉基米尔几个俄国难民朋友的地下铁路的一个站点。他们在躲避美国农场的劳役，声称美国人帮助他们进入美国，但是现在又反过来剥削他们。不幸的是，他们的怨言中似乎有些真话。我们迅速将这些不知所措的难民转移到巴图什卡以外的其他人那里。

做一名住家佣人并不适合弗拉基米尔。他渴望精神上的无拘无束，适合自己心意的自由职业。借助那些与俄国难民费解的兄弟情谊，他知道并想协商获得弗农山庄旁的波托马克河河岸的一块草莓地。他没听我们的告诫。弗拉基米尔和安努舒卡和我们待了两个月之后，便毫不客气地去往他们的草莓地产了，可能那块地原来还是华盛顿将军种植园的一部分呢。

巴图什卡又来解救我们了。这次来的是帕维尔（Pavel）和阿格拉菲娜·雅科夫列夫（Agrafina Yakovlev）。帕维尔是个六十多岁不易激动的拉脱维亚人，沙皇统治时期曾在圣彼得堡当皇家士兵。这对夫妇和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日子单调乏味，直到1951年他们的女儿（据他们自己说）嫁给了一个在新英格兰淘到金子的有钱的波罗的海人。这位波罗的海居民毫不掩饰，登广告要找一位单纯的波罗的海少女。他们的女儿显然达到了这个标准。自然，帕维尔和阿格拉菲娜立即离开我们跟着那对新婚夫妇搬走了。

* * *

战后五年降临在美国人身上的各种打击中，有三个可怕的变化在短短四个月内就发生了。第一，苏联出人意料地引爆了核装备，标志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竞赛的开端。美国政府则将此次竞争上升到了另一维度：决定生产高热原子核反应武器。第二，中国国民党逃往台湾，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政府。第三，阿尔杰·希斯这位受人信任的特权官僚代表被定伪证罪，原因是他否认曾将秘密文件通过惠特克·钱伯斯中转传递给一个共产主义间谍活动网。随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不经意爆发了其基督教同情心（《马太福音》25章：34～46节），声明他不会背叛阿尔杰·希斯。

这种背景引发了更多背叛指控。传播范围广且声誉较好的《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在其1950年1月7日的版面中发表了两篇专题文章。其中一篇是约瑟夫·艾尔索普撰写的三篇系列文章的首篇，题为“我们为什么失掉了中国”（另一篇，顺便提一句，刚好也符合那个时代的大背景，题为“原子弹爆炸时你如何逃生”）。身为陈纳德将军的副官，在陈纳德与史迪威的不和中，艾尔索普是这位陆军航空兵团将军的重要热心支持者。他还是宋子文的热心崇拜者，并将此人归类为“现代”中国人，而这批人正是对抗共产主义接管的唯一希望。

在这一系列文章发表之前，艾尔索普催促我阅读并评论他的手稿。因为不希望让自己无端卷入他人对我和史迪威的严厉批评中，我拒绝了他的邀请。

在那第一篇文章中，艾尔索普开头便进行猛烈抨击。“中国的那些决定性年份里，在那里的美国代表们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还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加速了国民政府的衰弱。到了最后，他们像浅盘中被缚的小鸟，在共产主义最终胜利前的那四年中他们几乎把中国拱手送给了共产党……”

“现有研究表明：美国共谋加速中国政治腐朽，还试图帮助共产党掌权。”

艾尔索普这篇文章中以下观点可能经不起推敲：史迪威对蒋的敌意和反抗、他与反动的国民党分子的合作、他和他的政治顾问对“现代主义者”的漠视以及他对共产党的偏爱，这四者的结合使共产党获得了权力。他坚持认为如果“现代主义者”得到“合理的美国支持（他们）最终便能击败共产党”。附带说明一下，我并未在其他地方评论过艾尔索普的文章，此刻我想说的是那些说辞在我这儿行不通。艾尔索普说到的“现代主义者”，即使这些人联合起来且得到了广泛的美国支持，他们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他们自身各不相同，无组织性，在政治上并不足以与蒋身边的老战士或是那些共产党人相抗衡。

据艾尔索普的观点来看，第一，我、史迪威，或许还有谢伟思和卢登，我们合谋使得蒋被迫与共产党结盟。第二，美国实际上是想通过向延安派遣观察团这种方式与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第三，对所有中国军队（包括对共产党）的最高控制权将归于史迪威。第四，史迪威将得到授权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分配美国援助。

艾尔索普这些关于过往立场的描述是不合逻辑的。史迪威忙于军事事务，几乎没时间考虑联合这类不确信的理论。我不记得曾听过他谈论这个话题。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联合，因为这比引发毁灭性的内战更可取。但是我仍然怀疑联合能否实现，毕竟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我推测共产党会取得胜利，方式可能是联合带来的权力接管，也可能是通过内战武力获得。

史迪威对延安观察团的建立所持态度似乎十分宽容，但在其创立过程中他并未发挥什么积极作用。而且这个观察团仅仅只是起观察作用。毛和周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由我、史迪威和观察团的名义转交华盛顿，但并未引起任何反响。华盛顿和延安之间外交关系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至于史迪威寻求对所有中国军队的最高控制权这样的观点，我一直存疑：史迪威或是任何一个外国人真的能在中国控制并领导中国军队吗？

我反对对中国和苏联的慷慨援助。我的建议是，援助应该作为我们想让他们做出让步的筹码。援助的具体分配权属于在华美国司令官，身居此位的人是能够做出相关决定的最好人选：决定援助是否按照其本来的目的进行、开展对日战争还是涌入派系争斗。我认为援助应该提供给在对日战争中贡献最大的军队，不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队抑或共产党的军队；但是我们不能表现出任何促成内战的倾向。这样说来，我认为史迪威应该有权力分配（或者说控制）给予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援助。

据艾尔索普的观点，史迪威在1944年10月被召回之后，那些政治顾问坚持认为中国应该得到像南斯拉夫那样的待遇，美国政府应该像同盟国抛弃米哈伊洛维奇一样抛弃蒋，并像同盟国支持铁托一样支持中国共产党。艾尔索普指控这项政策的实施会使得共产党在取得最终胜利前提前约四年获得统治地位。在我看来，这个构想是不成熟的。尽管我期望我们能够尽快建立与共产党的工作关系，但是在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之前，我这样写道：“我们不应该现在抛弃蒋介石。”

然而，艾尔索普继续写道，我们反对蒋及其同伴，支持共产党，这是一种“情绪偏见”，这种偏见是不可原谅的。这种偏见以及史迪威与蒋之间的不和使得“我们无法抓住机会拼凑出可运作的中国政府”。而且，艾尔索普声称这种情绪偏见在美国国务院几乎持续到了国民党的垮台。

艾尔索普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伤驻外事务处中国事务部的几位同事，1950年却开始为其中伤正名，这在《星期六晚报》的一系列文章中表现得很明显。或许是因为院外援华集团和国会中的中国帮声势过大，他在写了前两篇文章之后立场便由隐晦攻击转为为我说话。在其1月23日的联合专栏中，他提到了“有人想在国会和广播中宣扬美国国务院中有某种形式的亲共分子阴谋。但其实并不存在这类阴谋”。艾尔索普还说我“在没有一位俄国专家认为铁托主义有存在可能性的时候，聪明地预见到了其可能性。”我的“政策只是想在中国推行铁托主义……那是一个完全可行的政策”。

其他人就不那么有辨别能力了。伊凡·皮特曼（Ivan Peterman）在《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1月11日的版面中将我描述为“史迪威的亲共顾问”和“中国亲共分子的工具”。

费雷达·厄特丽以其反复变化的意识形态而闻名。1937年她待在汉口时如同19世纪的英国激进分子一样拥护中国共产党，而1950年身为院外援华集团的领袖型的活跃分子她又激烈地反对这些共产主义者。在《中国故事》（The China Story）这本书中，她在美国国务院推行亲共阴谋理论，她指控说“戴维斯-谢伟思派系”几乎完全控制了从中国发往华盛顿的军事和民事方面的报道。照厄特丽女士这个观点，我们半垄断了美国政策的制定。

* * *

有一位参议员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他于1950年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惠灵城声明，“尽管我没有时间列出美国国务院中所有的共产党员和间谍网成员，但我手上有一份205人的名单，国务卿已知这些人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并参与政策的制定”。这位议员就是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他不顾事实，渴望找到一个话题能将其置于全国聚光灯下并为其赢回威斯康星州的选票。

第二天媒体的反应并不强烈。但是那一周内，麦卡锡重复、修正并润色他的指控，他还奚落艾奇逊和杜鲁门。媒体发现这位议员的厚颜无耻根本无法抵抗，于是新闻头版全是他的谎言和对事实的扭曲。他自己，也正好成了他想成为的名人。

麦卡锡鲁莽残酷的煽动行为激怒了民主党人，他们刚开始低估了这位参议员，后来又怕起他来。大多数共和党政客一开始对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资浅参议员持谨慎态度，因为他们认识到此人是江湖骗子并且认为他最终也会现出原形。但是之后他们发现麦卡锡在媒体和广播中总是轻率地追求轰动效应，而这能够赢得公众支持并将民主党人推向守势。所以即便有时也会不赞同他的策略，但他们（只有少数例外）还是和可怕的麦卡锡联合起来。

国务院的官员们应对麦卡锡的方式多种多样。一些官员成为麦卡锡的追随者，有为之辩护的，也有与之合作的。然而，很多人还是不满意甚至反对这位议员如此随意的连珠炮。我们的人因为成了他的目标都惴惴不安。我们听广播，浏览报摊的新闻标题，那些报道中麦卡锡反复指责我们中的一个或是全部不忠实，或暗示我们叛国。

参议院民主党人在惠灵城演说后的两周对麦卡锡的各种谴责做了回应，他们提出创立一个由议员米勒德·泰丁斯（Millard Tydings）领导的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旨在调查“是否有不忠于美国的人现在或长期供职于美国国务院”。听证会持续了四个月，一直在“宣传”麦卡锡那些胡说八道的言论。

欧文·拉铁摩尔成为麦卡锡的首要猎物。身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拉铁摩尔是研究蒙古、中国东北和中亚等问题的杰出西方学者，曾担任战时情报局的副局长。我和他联系不多。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北平，那时我还是使团的语言随员。后来我在华盛顿和重庆见过他两三次。19世纪30年代我苦读了他的两部学术著作，一部是讲中国东北的，另一部讲蒙古。

泰丁斯领导的委员分会成立之前，麦卡锡还在证词中指控拉铁摩尔是俄国安插在美国的头号间谍，是苏维埃间谍网的关键人物。这位参议员随后宣称，他从登在白皮书中的我的备忘录里找到了与拉铁摩尔战时文章中的观点相近的相关内容。我就这样与一个所谓的苏维埃间谍网联系起来了。

麦卡锡几乎不了解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他的观点来自改教过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热心的反共人士。他将我和拉铁摩尔绑在一起的灵感似乎就来自意识形态反复无常的弗雷达·厄特丽那里。在泰丁斯领导的委员分会成立之前，厄特丽女士认为我不会承认中国共产党受到莫斯科的控制。她还声称，我和谢伟思发表的报道与拉铁摩尔的类似，因此都属于“拉铁摩尔学派”。

她不认同麦卡锡关于这位教授是一名间谍大师的看法。相反，她坚信这位教授比间谍重要得多——他是一位塑造观点大师。她指控说，马歇尔将军依赖美国国务院内中国问题专家的观点制定并开展了灾难性的战后对华政策。而且，她坚持认为，他据说是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建议已经经过拉铁摩尔的整合。对于麦卡锡和他的导师而言，我至少是阴谋亲共集团的一员。

阴谋的归因主导了由院外援华集团和国会中的中国帮发动的进攻，对象是驻外事务处的我们中的某些人。一些教育学家和记者都被贴上卷入所谓阴谋活动的标签。我们可以看到前者当中有拉铁摩尔，后来还有哈佛的费正清。厄特丽告诉泰丁斯领导的委员分会，白修德就是一个“亲共”记者。

结果是：由于很多美国人不同程度地得出结论认为，蒋的国民党已经衰落且中国共产党才是新兴力量，更具阳刚之力，所以院外援华团及其同盟者都指控这些美国人有不忠于国家的串通行为。实际上他们指控：我们独立报道并预测的东西就是我们所希望、所策划的东西。赫尔利预感到他们会颠倒是非，因为那时候我和白修德分别警告过他，共产党不会轻易同意国民政府之前说的民族统一。我们试图帮他，他却说我们干扰他执行任务。

麦卡锡和支持他的证人们没能证明美国国务院中存在不忠行为。在委员分会最后的报告中，民主党大多数人的结论是，麦卡锡的指控是骗局，是恶作剧，代表的“也许是共和国历史中最为恶毒的竞选，充斥着片面引导和弥天大谎”。这份报告也表示，“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看到极权主义者娴熟地利用‘大骗局’持续对我们进行蛊惑”。

谴责并未折磨麦卡锡。更重要的是，美国公众也并未去除对美国国务院和其中中国问题专家的怀疑。

* * *

泰丁斯领导的委员分会成立之前，麦卡锡在寻找共产主义者时，还是发现了谢伟思。这位参议员的指控在那时候已经是为人熟悉的版本：谢伟思于1945年将机密文件传给《美亚》（一家月刊杂志，文章主要关注亚洲事务）的编辑。大陪审团全体一致（20：0）认定谢伟思无罪。但是麦卡锡坚持认为谢伟思与一位信誉良好的记者之间不谨慎的吹风会是间谍活动。

根据麦卡锡的证词，委员分会调查的第三个月，谢伟思被召唤到美国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参加一场听证会。进入诉讼程序的第二天，即5月26日，我作为谢伟思方的证人出庭。三人委员会的主席是康拉德·斯诺（Conrad E.Snow），他是一位十分受人尊敬的新罕布什尔州律师，两次大战都曾服役并获得陆战队准将的军衔。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成员分别是持保守观点且头脑聪明的驻外事务处官员西奥多·阿基里斯（Theodore C.Achilles）和一位有着丰富政府经验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亚瑟·史蒂文斯（Arthur G.Stevens）。这场听证会是在美国国务院一个普通的小屋子里进行的，商业化风格，直切要害，完全没有法庭上的那些走过场或是狡辩欺骗。

委员会一直在调查我和谢伟思的媒体吹风会。我解释道，这次事件的起源是史迪威意识到“在民主社会……公众意见对于战事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他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许多现实有误会。他觉得这使得他的工作更难开展……他明确地指示我说他希望我向媒体吹吹风，进而其他相关的美国国务院成员也会这样做”。史迪威对我的指示是口头的。后来我在证词里说明我把将军在这方面的指示也口头传递给了谢伟思。

在回答主席一个关于我们与媒体关系的问题时，我提到了我们在回答新闻记者问题时强加给自己的限制。我们自己做出判断：什么东西能够以合适的方式披露出去。来自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的指令和政策指导这类的东西不应该泄露。但是至于“那些关于当地形势、政治、社会、经济等新闻报道式的材料，我们认为这些对媒体启蒙美国公众来说是有利的……”

回答进一步的一些问题时，我又就两种吹风会做了个区别。一种是提供背景信息，不具体牵涉吹风的官员或是政府；另一种是归因型的，这种吹风会可能会披露信息来源（后者包括公报和军事新闻军官发表的官方新闻稿）。“我们所提供的这些信息，”我证明，全部都是“背景信息”。

随之而来的便是分级问题。一些文件划分为机密级别或是秘密级别只是为了保护信息来源而非内容本身。主席问，是否我可以自由选择提供或者不提供这类信息。我表示我有选择权，但“前提是不会危及信息来源”（为保护来源而加密的一个绝好例子是我指定莫斯科大使馆报告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不慎言论的电报为最高机密）。

我这样评论道，“有大量过度分级的趋势”。我也会过度分级……“这很普遍”。主席问，在将我的报道评级为机密或秘密级别时，我是否能够自由选择披露这些已经分级的信息。我回答，“那就完全取决于我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了”。

问题：你不会在所有情况下都按照书上的说教来看待分级，你会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是否披露信息？

回答：正是如此，我相信现在华盛顿的程序都是这么走的。

委员会想知道我为史迪威开的媒体吹风会是否违反了我在驻外事务处的岗位应遵循的程序。我描述了自己在奉天如何在总领事的指导下将精选的秘密报道披露给美国新闻记者。在奉天，我们对媒体披露信息是为了反驳日本军队傀儡政权的宣传，所以在莫斯科，为了让美国公众了解苏联国内局势，在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大使的指示下，我允许声誉好的美国新闻记者阅读并摘抄各式各样的机密文件。

那次会面后的三周内，我两次被要求出席并提供进一步的证词。他们问我，就战时美国对华政策这个问题，政治顾问的观点是什么？我答道，他们的观点都写在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上了。接着我继续引用了我战时的备忘录，大意是说在中国内战中若我们支持国民党，而共产党最后成功控制中国，那么共产党就不得不依赖苏联，然后不可避免地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于是亚洲就会出现权力结盟，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利的。我和谢伟思是否都同意这个解读？我的回答是，都同意。

史蒂文斯说，赫尔利指控谢伟思和其他驻外事务处官员都是亲共分子。他问我是否曾经听谢伟思说过些什么可以支持赫尔利的指控。我回答道，驻外事务处官员都是亲美分子，谢伟思评估中国的形势时都是符合美国的最优利益的。

史蒂文斯继续说，主教于斌（Paul Yu Pin）（一位中国天主教徒，为支持国民党积极奔走）声称谢伟思不断给史迪威“施压”，促使其要求蒋给共产党提供武器装备。谢伟思和史迪威的关系有多近？我说，史迪威将军的至交极少，尽管他对谢伟思非常友好，但是谢伟思和他的关系可算不上亲密。史蒂文斯在询问我的时候还告诉我，那时候有人指控谢伟思给史迪威“施压”。我表示，将军那个时候“身陷缅甸泥沼中”，而谢伟思在延安。那位主教的指控简直“荒谬”。

从数量上看，我的证词只是呈给委员会的证词中的一小部分。它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总之，谢伟思是无辜的。他承受住了来自参议院的审问和美国国务院的审问的双重折磨，实在令人钦佩。

结语

布鲁斯·柯明思（Bruce Cumings）[1]

小约翰·帕顿·戴维斯是一位尽职的模范公仆。读者能从这本回忆录中看到他是一位经验丰富、学问精深、见闻广博并且观察敏锐的驻外事务处官员。这本书极大地帮助我们了解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对外关系史：对于专家而言，这本书就该时期的重要细节进行了补充，它采用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实际地分析了对中国、印度、苏联和一般意义上的二战（尤其是在中缅印战区）所采取的政策；对于通才来说，这本书阐明历史，描述了一位在麦卡锡时代不断错失机会的人物。

显然，戴维斯是这个国家培养的驻外事务处中一名最为优秀的官员。麦卡锡时代遗留下众多悲剧，其中之一便是戴维斯的政治生涯悲剧。不过，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可耻攻击倒是能适得其反地吸引读者看这本书。

戴维斯在50年代前过得十分充实，没几个美国人能到那么多国家体会那些刺激的经历，更别说在那些地方学习了，戴维斯因此收获了很多不寻常的体验和难忘的趣闻。三四十年代的所有名人都在这本书中出场，作者对这些人的印象都极度精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最为突出的，戴维斯明确地认为就算他成就斐然，他也只是一名政客，对世界事务认识过于天真也就罢了，还总是忽视美国国务院和驻外事务处的作用。这本书绝对不是乏味的外交官回忆录——戴维斯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做到了其他人想做到的事情：说出关于上司的实话，比如克拉伦斯·高斯大使和赫尔利大使。他笔下还有自负的斯坦利·霍恩贝克，集智慧和沉着于一身，干巴巴且间接的行事风格倒也有效。即使给美国国务院准备的备忘录这种通常并非有趣的读物，之后看来都因为戴维斯的精挑细选和精彩评论变得引人入胜。

戴维斯写这本自传，断断续续长达20年。在他去世之时都未能完成，最后一章仍在描写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的开头部分。读者渴望听到他对50年代自身经历的评论。书中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打磨润色，但他只是着重写了帕特里克·赫尔利（他的大使兼主要敌人），他说的关于赫尔利的一切我都觉得精准无比。赫尔利是俄克拉荷马州的油商，对中国一无所知；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说“麻烦就像一群苍蝇围着公牛一样围着他”。[2]对史学家而言，虽然戴维斯对50年代早期描述的空白令人惋惜，但他将自己的敏锐观察转向了美国历史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这也是十分抓人眼球的。当乔治·凯南于1947年从莫斯科重回华盛顿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的领袖时，他第一个便邀请戴维斯与他共事。因为战时在中国和印度服役，1948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将自由奖章授予当时40岁的戴维斯。四年来戴维斯一直在高层接触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发展的核心信息，那段时期可能是整个国家历史中最为关键的时期，因为共产主义席卷了半个地球且苏联已拥有原子弹。

然而，1951年6月27日，戴维斯收到一封长信，信的作者是美国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康拉德·斯诺将军。信中详细列举了他认为戴维斯对国家不忠的证据，包括“第一条指控：……你强烈反对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蒋在美国的支持者最终成功报复了这个曾正确预言国民党会输掉内战的人。不过有一件事不可能与此毫无关系，那就是这段时期内国民党在华盛顿投放了大量金钱给记者、杂志和太多太多的政客。凯南表示，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在这个国家“密谋些什么，手段对双方来说都极不光彩”。[3]戴维斯想知道那些指控他的人的姓名并且请求召开会议让自己见见这些人，但是他的要求遭到拒绝。

“第十一条指控”把驻外事务处与学术界被指控的共产主义者连在一起，指控内容为戴维斯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费正清（这三位分别是两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一位哈佛教授）联系密切频繁。读者已然知道戴维斯与史沫特莱和斯特朗联系的原因，前者是一位早期的典型激进女性，在政治领域显露头角始于1919年西雅图总罢工，后者是支持共产主义的非共产主义者，是典型的“同路人”，看上去是，实际上也是，而最后一位是美国的现代中国历史之父。这完全是在中国狭小的“美国社区”中搞“株连”，在戴维斯服役过的地方，这些人用一只手的手指就能数过来。在汉口领事馆随意召集一群美国人，他们很可能就是一群思想各异的冒险家。60年代费正清教授鼓励对美国东亚政策提出异议，并且对其学生的著作持开放态度，但是他完全不是一个激进分子。他被麦卡锡主义害惨了（他被迫向审判官保证他信仰自由企业资本主义），这反过来对美国国内东亚领域方面的很多问题造成影响，害了不止一代人。

戴维斯曾经遭受的八次安全调查都是源于一些站不住脚的证据，包括1953年一次突如其来的工作调动——从德国调到了秘鲁利马当大使馆的顾问。然而，仍然没有找到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对祖国不忠，所以第九次安全调查调查了他的“判断力、辨别力和可信度”。1954年11月，在第九次调查中第一次有了关于戴维斯的负面调查结果，国务卿杜勒斯把握住这次机会，露出其懦弱的本来面目（当时，人们就已经公认他是这样的人了），终结了戴维斯的美国国务院工作生涯——却同时虚情假意地主动为其今后的工作写推荐信。戴维斯拒绝辞职或带着津贴退休，他真的需要一份工作（这件事上杜勒斯倒是对了）。

读者很想知道戴维斯生活的另一部分，也就是他从驻外事务处遭免职后的生活。戴维斯回到利马，用接下来一年中的好时光寻找新的就业途径——新闻业、国际商业、汤厂（没错，就是汤厂）、木材出口等，最后把目光投向了制作家具。尽管是该行业的新手，但他学得很快。他用亚马逊产出的异国热带木料精心制作的家具还获得了国际设计奖。他的订制家具厂Estilos.a.（风格）不断壮大，还受前哥伦比亚设计品风格的启发创立了自己的油涂料印刷品。这些印刷品和帷幔销往私人收藏者和酒店。但是关于生意的收入，据戴维斯后来告诉他的女儿，“时好时坏”。

1955年去墨西哥拜访朋友时，帕特丽夏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她被甩出了车子的挡风玻璃，伤势严重，需要较长的恢复期，但她和戴维斯在处理事情时都表现出了他们之前在应对麦卡锡时所表现的坚定。

戴维斯和他的妻子认为孩子们需要体验美国文化和美国社会，并且他们发现秘鲁的联盟状态随时可能影响Estilo家具厂的成功运作，于是1964年他们一大家子人带着他们的猎獾狗搬到了华盛顿特区。那时他还在为《新闻报》（La Prensa）［他的好友、前秘鲁首相佩德罗·贝尔特伦（Pedro Beltran）拥有并经营的一家自由主义秘鲁报纸］写周六专栏。乔治·布洛克威（George Brockway，W.W.Norton出版社的发行人）与他接触，希望他能就世界事务写一系列文章，后来这些文章出版成书《外交和其他事务》（Foreign and Other Affairs）。

五年后的1969年，越战失败之际，对外政策精英就下一步行动意见不一。这时，花甲之年的他终于重得参与机密的资格，但不是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而且津贴也极少。［民主党政府恢复戴维斯无罪之身时可谓无比懦弱，仅仅因为安全问题而没让其官复原职——在1969年8月31日的《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中约翰·芬尼（John Finney）给出了详细叙述。］

鉴于手头资金不够宽裕，戴维斯和他的妻子决定再次搬家，这次他们冒险去了西班牙马拉加。在那里他出版了第二本书《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 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在这期间，他也为《纽约时报杂志》周日版写过几篇文章，包括一篇对葡萄牙政治形势的分析。在西班牙的那些夏日中，这家人变身吉普赛人，在欧洲各国首都游历。

在巴黎和英格兰乡间短暂停留后，这家人于1979年搬到了北卡罗来那州的阿什维尔。戴维斯在那里继续撰写他的回忆录。戴维斯于1999年12月23日逝世。帕特丽夏1983年患上口腔癌，在接下来的17年中病情总有反复。戴维斯去世后五个月，也就是2000年5月28日，她也离开了人世。她总说，一旦约翰走了，她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他们留下了七个孩子和十二个孙子孙女。

* * *

几乎没有人知道小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回忆录中有一堆杀伤力极强的弹药武器来对付麦卡锡的审讯，这份回忆录是他在1949～1950年度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在回忆录中他清楚地将自己定位为美国对东亚政策的保守派。这段时期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事件，其中一件便是共和党对哈里·杜鲁门冷战遏制政策的批评声音愈发强烈。杜鲁门的政策称不上是绥靖政策，但至少是消极的政策。很多右翼分子，包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杜勒斯，都倾向另一个选择，即“解放”（liberation）和“反转”（rollback）。对世界共产主义的态度转向“积极行动”，杜勒斯总是如是说。历史常常是讽刺的，1949年夏末一份早期的“反转”文件在美国国务院流传开，这份文件并非他人所写，执笔的正是小约翰·帕顿·戴维斯。

这就更难解释了，因为这开始不符合美国人认为的他们的政治所符合的标签和符号。“反转”策略并不只是在政府内那些所谓的“右翼分子”中流传开。这个“解放”政策只在朝鲜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那时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决定于1950年秋天入侵朝鲜，希望“反转”共产主义并推翻朝鲜政权。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多数历史学家将他与“反转”一词相联系）事实上是一名温和派，他希望引导并控制共和党内喧闹的“反转”政策支持者。［他主张进攻朝鲜，但是当1950年12月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时，他秘密告诉过很多人（包括理查德·尼克松）：其实要“反转”现存的共产主义政权是不可能的，而且这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反转”作为真正的政策选择开始于国家各部门的商议，多次商议之后出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文件（NSC48），这是朝鲜战争之前最重要的亚洲政策文件（杜鲁门于1949年年底签署）。1949年8月16日，NSC48文件系列中的一篇题为“亚洲对美战略重要性研究”（“A Survey of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Asia to the US”）（属最高机密，但还未签署，也无部门来源）的文章确立了能够促使文件一路畅通无阻并最终通过的基本主题。这篇文章不断阐述采取攻势的必要性，并使用“反转”一词，还希望将台湾纳入美国防御线内。[4]那之后不久，戴维斯写信告诉凯南，美国不再有能力“一直不惜一切代价采取避免与苏联冲突风险的政策”。他认为主动权现在在共产党“鲁莽的手中”，但同时他也认为美国能够通过隐蔽的手段加以改变，如“惩罚性行动进行威压”、“空军的选择性使用进行威压”（包括对中国东北地区一定数量的空袭）以及其他类似的手段。他认为空军比起帝制时代过时的炮舰外交和小规模的远征力量要好得多。他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不能踏上干涉的道路，小规模也不行，虽然我们曾经按照这篇文章的思路对其实施惩罚，但只有当共产党愿意将这些惩罚合理化，我们才可能进行干预”。凯南如此信任戴维斯，所以1948年他将戴维斯归入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小型组织，该组织被授权给予中央情报局的新型秘密运行机构——政策协调办公室——政策指导。后者卷入了许多阴谋诡计和邪恶巫术，包括1949年对中国的心理战争行动。[5]

1949年8月末，美国国务院审查委员会创造了一个短语，这个短语后来被放入NSC 48（和那时候最著名的文件NSC 68），标志着遏制和“反转”的结合。一份有关东亚政策的未签署文件写道，美国的总体目的应该是建立“自由独立的政府”，但是“美国直接政策的目的是抑制并‘反转’亚洲地区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共产党占据了主动，华盛顿应该拿回主动权。但是这次“反转”应该是自由主义的“反转”，即肯尼迪风格的冷战干预主义占上风。美国应该支持亚洲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帮助纠正“社会和经济劣势”，督促该地区国家“参与重申传统‘门户开放’政策”，并且追求多边而非单边渠道。就中国而言，美国应该抓住一切机会“使中国和苏联之间产生隔阂”；就印度支那而言，应该给法国政府施加“稳定压力”使它能“合理解释”其统治。[6]

大概此时约翰·戴维斯成功提出了又一“反转”计划。这既需要控制住“从北海道岛到苏门答腊岛”的所有离岛区域，而且仅将目光放在遏制“政治战争等有力措施来减少”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是不够的，同时还需要建立“一个能使我们利用自身和日本的经济作为政治战争工具的机构”。他还开始考虑甚至推荐在某些情形下可以来一场对抗苏联的“预防战争”。[7]所以戴维斯和对手（麦卡锡的追随者）遵循的是同一个思路。不过可贵的是戴维斯有先见之明，预测到了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会于20年后重新赏识的战略。约翰·芬尼在为《纽约时报杂志》写的简介中这样说道，“戴维斯的难处便在于人们预测到他有先见之明。他这样向美国国务院审讯官解释：‘如果在与苏维埃世界的抗争中我们可以不通过战争的方式取得胜利，那么苏中集团的破裂是必备前提。除去苏维埃政权颠覆以外，最能给予苏联毁灭性政治打击的便是北京政府对莫斯科阵营的背叛。’”

当然，这并不能使他保留在美国国务院内参与机密的资格。1953年共和党人执政之后，杜勒斯找戴维斯麻烦也只是时间问题。除去美国国务院的忠诚调查之外，或许杜勒斯还看了司法部于1953年对戴维斯的调查。然而，他不一定知道威严的司法部在约翰·戴维斯和欧文·拉铁摩尔的案子中与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麦克阿瑟的情报长官）和蒋经国（蒋介石之子，在国民党秘密警察事务方面有丰富经验）有过合作。或许同样令人震惊的是，现在已经明确知道那几个案子中的信息全是假的，这在当时甚至现在都是丑闻。（甚至麦克阿瑟都不信任中国国民党的情报，他觉得那些预测都是为了取悦蒋介石。）[8]

当我们开始了解那个时候政府内部非同寻常的冲突之后，我们会愈发发现政治之水的黑暗：联邦调查局讨厌中央情报局；麦克阿瑟想将二者排除出其职权范围；麦卡锡认为中央情报局比其他机构藏有更多的红色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中央情报局将自己视为反共捉巫混乱中的理性之岛，这些捉巫人声称戴维斯是个迎合公众口味的赤色分子，但实际上却认为他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博勒·斐勒斯（Bonner Fellers），麦克阿瑟的一名随从，在50年代频繁呼吁“反转”政策，认为中央情报局藏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亲共分子，”这其中就包括戴维斯。他被指控被迫流放利马期间仍受雇中情局。[9]

麦卡锡主义似乎随着麦卡锡于1957年的去世而渐渐消亡，但是它对我们的对外政策有着非同小可且极其深远的影响。[10]驻外事务处的官员在回应对这些中国通的调查时，采取了畏缩奉承的态度。这使得埃夫里尔·哈里曼（一直维护戴维斯以致自身遭到迫害）[11]在1961年成为远东事务局负责人时发现那是一片“人性惨遭破坏的灾区”。

尽管美国力量强大，但它仍然是一个狭隘的国家。那些主动了解别国语言和文化的驻外事务处官员在本国被视为外国人。所以军队承担了执行大部分任务的责任，这导致的后果极为疯狂：五角大楼仪乐队的人比所有驻外事务处的人还要多。

所有公正的读者放下这本书时都会想，这个优秀的人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在他权力达到最高点时竟然被解职，真是太过悲剧。国家也痛失人才。在阅读这本自传之时，我们也会认清我们的损失。

[1] 布鲁斯·柯明思，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杰出教授、古斯塔夫·F.斯威夫特和安·M.斯威夫特杰出贡献教授。著有《朝鲜战争》（The Korean War：A History）等。

[2] 引自鲍勃·拉克梅尔斯（Bob Rackmales），《“重压之下的优雅”：约翰·帕顿·戴维斯》（“‘Grace Under Pressure’：John Paton Davies”），载《驻外事务处日报》（Foreign Service Journal），2008年7～8月刊，第48页。读者也可以查阅约翰·芬尼刊登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文章《对约翰·帕顿·戴维斯的长期审问》（“The Long Trial of John Paton Davies”）1969年8月31日。欲对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戴维斯和其他一些人有大体了解，请参见卡恩（E.J.Kahn）《中国问题专家：美国驻外事务处官员及其遭遇》（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纽约，维京出版社，1975。——作者注

[3] 乔治·凯南文集，第二十四本，《凯南与美国国务院异议备忘录》，1951年9月。就蒋在华盛顿等地投入的金钱——仍是一门未被详细研究的课题——参见布鲁斯·柯明思《朝鲜战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卷二，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第106～110页。——作者注

[4] 参见此文件及柯明思《朝鲜战争起源》卷二第五章。——作者注

[5] 戴维斯对凯南，1949年8月2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文件，第十三章。杜鲁门图书馆有一份他写的未标日期的回忆录，其中记录了戴维斯与政策协调办公室的纠葛，这份文件由提基·戴维斯（Tiki Davies）提供。参见芬尼《对约翰·帕顿·戴维斯的长期审问》。——作者注

[6] 美国国务院，79500文件，第4267盒，《试论美国对远东政策》（“Tentative Findings on US Policy in the Far East”），1949年9月2日。——作者注

[7] 引自迈克尔·谢勒（Michael Schaller）《美国占领：亚洲冷战起源》（The American Occupation：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57页。戴维斯在1954年12月2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谈到他对预防战争的看法。感谢提基·戴维斯与我分享这样私人的信件内容。参见芬尼《对约翰·帕顿·戴维斯的长期审问》。——作者注

[8] 了解1953插曲参见《查尔斯·威洛比文集》，第23本，约翰·杰克逊（John W.Jackson）书信，由司法部写给威洛比和Ho Shih-lai，两封信落款日期均为1953年10月16日。了解伪造文件参见罗伯特·纽曼（Robert P.Newman）《中国国民党惩罚美国批评者的秘密努力》（“Clandestine Chinese Nationalists Efforts of Punish Their American Detractors”），载《外交历史》第七期第三卷（1983年夏），第205～222页。——作者注

[9] 参见胡佛总统图书馆中前总统赫伯特·胡佛（Hebert Hoover）和博勒·斐勒斯的信件，总统任期结束后文件，第328本，1953年1月1日斐勒斯回忆录；斐勒斯致胡佛，1955年11月8日。——作者注

[10] 我们仍然处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任何人都能被贴上左翼分子或是“修正主义者”的标签，怀抱争论观点或是非主流观点的人几乎没有机会在华盛顿有所作为，他们也无法得到共和党或民主党的聘用。1968年我还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方向的新入学研究生时，我的一位指导老师断然告诉我，如果我继续坚持反战活动，我在华盛顿是找不到任何一份工作的；然后他还告诉我，他最害怕的是50年代那些右翼政治迫害会死灰复燃。说起那些最大愿望是为总统建言献策的专家们时，我们会发现整个现代中国研究领域是麦卡锡主义塑造的，现在仍然是这样。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对外政策讨论在华盛顿总是受到极大限制；人们似乎是沿着党派路线形成自身的对外政策立场，或者说是留意未来政府立场来决定自己的立场。或者他们会通过自身无法检验的前提和经验法则来过滤信息和政策。当然，也有例外，典型的是乔治·凯南。他在离开华盛顿后变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著名批评者，但是仍然在为总统提供建议。他身为遏制政策之父有自身的政治绝缘。要举出当代人的例子证明就难多了。我们整个国家在这方面都做得极差。——作者注

[11] 现在想来仍然不可思议，美国一个最有钱的人的儿子被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Angleton）怀疑是苏维埃的内奸。安格尔顿，中央情报局反情报负责人，因此发起“恐龙行动”查出了哈里曼。——作者注

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arat Procession in Trivandrum，India，83-84

Acheson，Dean：and China policy，296，311；and Hiss，322；on Hurley，332；Korean War and rollback strategy，335；and NSC，308-9，311；as Secretary of State，4，296，308-9，311，335

Achilles，Theodore C.，328

Adams，Phillip，121-22

Adams，Ware，296

Aiyar，C. P. Ramaswami，84-85

Alexander，Harold，47，49

Allahabad Congress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meeting，58-61，72-73

Alsop，Joseph：accusations on American complicity with Chinese Communists，322-25；and China Lobby，293；denunciations of Stilwell，177-78，189，323；and Soong，234-35，322

Ambedkar，Bhimrao，71，75-76

Amerasia magazine case and Service investigation，254-56，328

American Air Transport Command （ATC），165-66

American Army Air Corps （AAC），30

American Legation：Cairo，144，149，166；Peking，15，21-23

American Mercury （magazine），11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4-25，235，323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46-48

Amery，Leopold，62

Angleton，James，339n.10

Armour，Norman，20

Arnold，Henry H. （Hap），46-47，50，144

Asheville，North Carolina，viii，334

Atcheson，George，267-70

Atkinson，Brooks，205，277

atomic bomb and nuclear weapons，250，291-92，322；Soviet，291-92，322；war against Japan，250，263-64

Auchinleck，Claude，127-28

Ayesha of Cooch Behar，77，168-69

Azad，Maulana，59，60

Baker，Newton D.，192

Ballantine，Joseph W.，23，33，254

Barmine，Alexander，292

Barr，David G.，310

Barrett，David D.：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5，217-20；and Hurley’s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ese Communists and Chiang regime，229，235，239

Bay of Bengal plan，146，148，152

Belden，Jack，29

Beltrán，Pedro，334

Bender，Alexander，14

Bentley，Elizabeth，292

Bevin，Ernest，270

Bird，Willis H.，239

Blair，Carroll，12

Blyukher，Vasily，43

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 （BEW），128-29

Boatner，Haydon，102，106，110-11，181-83

Bohlen，Charles E.，149-50，210，233-34

Borneo，314-15

Bradford，Roark，33

Bridges，Styles，294

Britain/British Empire：and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 in South and East Asia，158-63；Burma/Burma policy，47-49，53，56，94，138-39，158，183-86，209；and CBI Theater，47-49，53，94，100-101，103-4，136-39，142-63，183-88，209；China policy，136-39，152，209；Indian independence issue，57-59，62，67-68，74-76，80-81，87-91，159-60，312；postwar policies，155-63；and Stilwell，100-101，186，-88；Tehran conference，148，150，248；war against Japan and Cairo Conference，142-54. See also Churchill，Winston

British Royal Air Force （RAF），47-48

Brockway，George，334

Brooke，Alan，145，188

Budenz，Louis F.，292

Bullitt，William，293

Burma：British forces/ policy，47-49，53，56，94，138-39，209；CBI Theater，47-49，94-95，127-28，177-86；Japanese attacks on British divisions （Imphal sector），183-87；Japanese POWs in，222-23；JPD plane crash and parachute jump into，vii，109-23，164；Merrill’s Marauders and advance on Myitkyina，185-86；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 program，129-30，156-58，161，222-23；SEAC campaign，146-48；Stilwell operations，127-28，177-86

Butler，George，296

Butler，Paul D.，157

Byrnes，James F.，267-71，274-75

Cairo conference （Chiang，Churchill，Roosevelt，1943），142-54，207

Cairo Declaration，150

Calvert School （Baltimore），10

Capra，Frank，163

Carlson，Evans，26-27，30

Carter，M. S. （Pat），298

Cawthorn，Walter，157-58

CBI. Se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308，336-38

Ceylon，127，162

Chamberlain，John，296

Chamberlain，William Henry，23

Chambers，Whittaker，292，322

Charleston，South Carolina，33-34，93

Ch’en Ch’eng，173

Chennault，Claire：as air adviser to Chiang，30，187；and CBI Theater，46-50，52，97-98，100，106-7，187；and China Lobby，293，302；feud with Stilwell，50，97-98，100，107，189，322；and Fourteenth Air Force，128，152，187；and Madame Chiang，52，96

Chiang Ching-guo，337

Chiang Kai-shek：and Alsop’s accusations on Chinese Communists，323-24；background and rise，43-45；Burma campaign，147-48，179-80，184-85；Cairo meeting and Japan war，142-54，207；and CBI Theater，40-54，92-95，105-6，127，146-47，151-54，179-80，184-85，194-209，310；and Chennault，30，106-7；and Chinese Communists，43-44，53，189，198-205，213-16，224-40，250-54，266-67，269，300-302，323-24；and civil war，213，215-16，224-25，233，238，266-67，269，300-302；and control of lend-lease，54，104，196，200，204-9；and FDR，93，100，105-6，149-51，171-72，191，197-98，202-7；Hurley as representative，197-98，200-205；Hurley’s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ang and Communists，226-40，250-54，327；India visit，68，69；and Japanese attack on Pearl Harbor，54；and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44，51-52，54；and Japanese surrender，265；and Nehru，62；Puritanism，86，105；and Soviets，43-45，198，258-59；and Stilwell，41，45-52，54，100，170-73，191，194-209，230；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 and crisis，194-209，230；and 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1，194-209；and T. V. Soong，41，44，92，170-73，189，200-202；Tai Li and secret police，131-36，232，236；and Wallace visit to China，188-89，214；and Willkie visit to China，95-97；Y-Force，179-80，184，201-2

Chiang Kai-shek，Madame （Soong Mei-ling），43-45，52，92；and Cairo meeting，149；and Chennault，52，96；and FDR，106，191；India visit，62-63，68，69；and Soong family，43-44，172-73；and Willkie visit to China，96

Chiang Monlin，21

China：Japanese occupation of，23，25，30-31，33，44；JPD’s early posts，19-31；women of，77

China，postwar，291，293-94，300-305，322-25；and American aid to Nationalists，293-94，300-302，304-5，309-11，323-24；and China bloc，294，324-25，327；and China Lobby，292-94，296，302，309-11，324-25，327；civil war，209，213，215-16，224-25，233，238，266-67，269，291，300-305，309-11；Manchuria，150，152，300-301，303-4；and NSC，306，309-11；population growth，302-3；Soviet intentions toward，300-301，303-5，337；U.S. policy toward，293-94，300-306，309-11，323-25，329-30，336

China and CBI Theater，39-54，92-95，97-108，136-40，206-9；American strategy and policy，42，45-46，54，92-95，136-40，146，152，179-80，206-9；Burma campaign，47-49，94-95，127-28，177-86；Cairo conference，142-54，207；and Chiang Kai-shek，40-54，92-95，105-6，127，146-47，151-54，179-80，184-85，194-209，310；Churchill’s policy，136-39，152，209；control of lend-lease，54，104，196，200，204-9；Japanese attack on North China （ICHIGO），187，190，191；JPD’s 1942 trip to placate Chiang，92-95；Miles and Tai Li’s secret police，130-36；Soviet policy，137-38，152；Stilwell and，39-42，45-54，93，97-108，170-73，177-93，194-209，310；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194-209，230；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0-91，194-209，323；and T. V. Soong，41，44，92，108，170-73，189，200-202，228-32，234-37，258-59，264，322. See also Chiang Kai-shek

China at War （Utley），30

China bloc in Congress，294，324-25，327

China-Burma-India （CBI） Theater：American strategy and policy，42，45-46，54，92-95，97-98，102-8，136-40，146，151-54，179-80，206-9；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8-63；Britain，47-49，53，94，100-101，103-4，136-39，142-54，155-63，183-88，209；Cairo meeting，142-54，207；Chennault-Stilwell feud，50，97-98，100，107，189，322；and Chiang Kai-shek，40-54，92-95，105-6，127，146-47，151-54，179-80，194-209，310；civilian and quasimilitary organizations，128-30；Japanese threat，33-35，54，56，66-67，95，98，136-40，142-54，183-87，190-91，194-209；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128-30，156-58，160-63，222-23；Stilwell and，39-42，45-54，58，92-93，97-108，127-29，140，170-73，177-93，194-209；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194-209，230；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0-91，194-209，323；structure and commands，127-30. See also Burma；China and CBI Theater；India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Kahn），vii

China Lobby，292-94，296，302，309-11，324-25，327；aid to Nationalists，293-94，323-24

The China Story （Utley），325

Chindits，186

Chinese Army，52-55

Chinese Communists （early），15，43；and Carlson，26-27，30；and JPD’s Hankow post，27-30；National Revolution （1926-27），15；and Smedley，27-29；and Utley，29-30

Chinese Communists （Yenan era）：Alsop’s accusations on American complicity with，322-25；American Observer Group，214-25，235，323；American policy with regard to，212-14，219-20，224-25，232-33，323-24；attitude toward British，224；and Chiang/Nationalists，43-44，53，189，198-205，213-16，224-40，250-54，266-67，269，300-302，323-24；and Chinese peasantry，222；and civil war，209，213，215-16，224-25，233，238，266-67，269，291，300-305，309-11；18th Group Army，198-200；establishment of new government，322；Hurley’s accusations of American support for，267-70；Hurley’s negotiations，226-40，250-54，327；ideology，224，232-33；and Japanese surrender，265；JPD’s meetings with Mao，216-21，235；and postwar American economic aid and investments，220-21，232-33，324；and postwar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m，317；POW operations and conversions，223；and Soviets，139，198，213-14，216，224，232-33，238-39，250-54，260-61，264；and 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8-205，323

Chou En-lai，27；and Chinese forces under Stilwell，199-200；and Hurley’s negotiations，229；Yenan regime 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217-21，235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3

Chuikov，V. I.，44-45

Churchill，Winston，308；and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9；and British policy in China，136-39，209，251；and British rule in India，62，90-91，159；Cairo meeting and war against Japan，142-54；postwar British imperialism，155-63；and Stilwell，101；Tehran conference，148，150，248；Yalta conference，248-49. See also Britain/British Empire

Chu Teh，28，217-21

Clark-Kerr，Archibald （Lord Inverchapel），28

Clubb，O. Edmund，15

Cohen，Benjamin，270

colonial issue，postwar，313-17；American，316-17；and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8-63；British imperialism and policies，155-63；India，70，73，89-91，150，155-56，313-14；Indonesia and Dutch，313-15，317-18；Tehran conference，150

Columbia University，viii，17

Comintern，29，223

Communist espionage and infiltration fears，3-4，292-94，322-30，332-33，337-38；Alsop accusations，322-25；and China Lobby，293-94，324-25，327；Foreign Service relations with press，254-56，328-30；Hiss conviction，322；JPD’s firing，ix，3-7，333，337；JPD’s testimony before Loyalty Security Board，ix，4-5，328-30，332-33；McCarthy accusations and hearings，4，292，325-30，331-33，337-38；McCarthyism and today’s foreign policy，338，339n9；Nixon and，292；and rollback，335-36，338；Tydings investigations，326-27

Communist Party. See Chinese Communists；Soviet Union

Conant，James B.，270

Cooch Behar，Maharajah of，76-77

Cousins，J. H.，83

Coward，Noël，168

Cripps，Stafford，59，62

Cronkite，Walter，277

Cumings，Bruce，331-39

Currie，Lauchlin，31-32，46，50，54，92-93，107，140

Curzon，Lady，63

Davies，Caleb，8-9

Davies，Donald，10，313

Davies，Florence （“Flossie”），17-18，289-90

Davies，Helen MacNeill，9-10

Davies，John Paton，Jr.：assignment to Stilwell，46-54，58；books，x，334；death，viii，334-35；dismissal from State Department，ix，3-7，333，337；early Chinese studies，21-23；early Foreign Service career，17-31；early life and family，vii-viii，8-13，14-17；early travels，15-17；education，viii，10-15，17；and Far East Division，31-35，46；and India，55-69，77-91；marriage，93；Moscow post，210，233-34，236，243-61，262-86；Peru post，3，333-34；plane crash and parachute jump over north Burma，vii，109-23，164；religious education and views，10-12

Davies，John Paton，Sr.，8-12

Davies，Patricia Grady，107，211，230，271，289-90，320-21；car accident，334；children，275-77，316，320；death，334-35；India trip，164-70；and JPD’s Moscow post，243-45，257-58，272，275-77，280，283-86；marriage，93；at Washington Post，93，107，164

Davies，Richard L.，5

DeCourcy，William E.，271

Defense Department：and China policy/China Lobby，309-11；and NSC，308

DeLacy，Hugh，268

Democrats and McCarthy hearings，325-27

Dening，Maberly Esler，158，169

Desai，Mahadev，64-66

Detroit，Michigan，17-18，289-90

Dewey，Thomas，301

Dill，John，101，181

Donovan，William J. （“Will Bill”），109，134-35

Dorman-Smith，Reginald Hugh，49

Dorn，Frank （“Pinky”），22，101；as 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é in China，26；and Imphal battle，184-85；and Stilwell’s China mission，39，46，48，51

Dragon by the Tail （Davies），x，334

Drum，Hugh A.，40

Dulles，John Foster：and JPD’s firing，ix，3，5-6，333，337；and postwar Moscow，285；and rollback，335

Durbrow，Elbridge，274

Durdin，Peggy，130，168

Durdin，Tillman，130

Eastland，James O.，294

Eden，Anthony，137

Eisenhower，Dwight D./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3，4，156

Emmerson，John K.，231；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7-18，221-23；and CBI 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129-30，222；and Japanese POWs，222-23

Estilo （JPD’s custom furniture company），333-34

Experimental College a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11-14

Fairbank，John K.，21，327，333

Far Eastern （FE） Division （State Department），31-35，46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132，256，337

Fellers，Bonner，338

Ferris，Benjamin，180-81，191-92

Finney，John，334，337

Fisher，Florence，290

Flickinger，Don，117，119

Ford，Henry，18

Foreign and Other Affairs （Davies），x，334

Foreign Service：ambassador appointments，275；background，19-20；classified documents and press，254-56，328-30；as elite corps，19-20；JPD’s China posts，19-31；JPD’s early career，17-19；McCarthy hearings and charges，327，333

Formosa，145，150-51，322

Forrestal，James V.，310-11

Fourteenth （Chennault） Air Force，128，152，187

France and Indochina，152-53，318-19

Freeman，Fulton，269

French，Rebecca，8-9

G-2 （intelligence section of CBI Theater），129-30

Galvin，John，155-57

Gandhi，Mohandas K.：assassination，312；British rule and Indian independence，59，67-68，75，87，89-90；and Congress Party，58，59；Harijan Fund，71；JPD’s interview with，63-69；nonviolent resistance，59，67，69，87，89；plan for mass civil disobedience，70-72

Gass，H. H.，78，79-80

Gauss，Clarence E.：and CBI Theater，22，50，93，95-96，130，133；and China Legation，22；and Embassy arrangements with secret police，133；and Hurley，229-30；and JPD，18，211-12

Gouzenko，Igor，292

Grady，Henry，5，312

Grady，Lucretia，5，312

Grady，Patricia. See Davies，Patricia Grady

Graves，William S.，192

Grew，Joseph，182-83

Gunther，John，23

GYMNAST，39，40

Halberstam，David，viii

Hamilton，Maxwell，M.，33

Handy，Thomas，181-82

Hankow，China：Japanese occupation，30-31；JPD’s post，25-31；wartime lifestyles，26

Harriman，Kathleen，244

Harriman，W. Averell：as Ambassador to Soviet Union，233-34，243-44，251-54，258-59，270-71，274-75；and Hurley’s negotiations with Stalin over Chinese unity，251-54；and McCarthy era accusations，338，339n10

Hearn，Thomas，184，192

Hertzberg，Sidney，12

Hindu Mahasabha，58，74-75，88

Hiss，Alger，32，292，322

Ho Chi Minh，135，318-19

Hong Kong，138，145，152，180，251，315

Hoover，Herbert，197

Hoover，J. Edgar，134

Hopkins，Harry，54，101，178，183，197；and Cairo meeting，147-49，151-54；and Chiang’s reaction to 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4-95，204；and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214

Hornbeck，Stanley K.，32-34，107，149

Hottelet，Richard C.，277-79

Howard，Roy，293

Ho Ying-chin，172-73，184

Hsueh Yueh，173

Hull，Cordell，32，33，182，296

Hurley，Patrick J.，267-70，332；accusations about support of Chinese Communists，268-70，330；Ambassador to China，230-31；accusations against JPD，269-71，330；and Cairo meeting，144；and China Lobby，293，309；and Chinese civil war，266-67，269；and Miles in China，135-36；negotiations between Chi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s，226-40，250-54，327；as representative to Chiang，197-98，200-205；resignation and Senate testimony，267-70；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 and command crisis，200-205，230

Hu Shih，21

ICHIGO （Japanese attacks on North China），187，190-91

India，55-69，70-81，82-91，312-14；Allahabad Congress meeting，58-61，72-73；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8-61；British Government of India （GOI），57-58，62，86，89，158-61；British 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 （PWE），155；British rule and independence，57-59，62，67-68，74-76，80-81，87-91，155-56，159-60，312；British Viceroy，57，62-63，76-77，127，167-68，312-13；and CBI Theater，46，51，56，58，66-67，94；Congress Party，57-61，71-73，75-76，87-88；diversity，57；Gandhi，58-59，63-69，70-72，75，87，89-90，312；Hindu Mahasabha，58，74-75，88；Hindu-Muslim unity issue，57-61，68，88；JPD’s travels and impressions （1942），55-56，63-69，77-81，82-86；Madras，78-79；Muslim League，58-61，68，73，88；Mysore，80；Nehru，58，59-60，62-63，70-73，312-13；Pakistan issue，58，60，68，73，75，312；Patricia Davies in，164-70；postwar upheavals，70，73，89-91，155-56；postwar independence，312-14；and Tehran conference，150；Trivandrum，81-85；untouchables，71，75-76，86；and war against Japan，56，66-67；women of，77

Indian Civil Service （ICS），57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Party，57-61，71-73，75-76；Allahabad meeting，58-61，72-73；British arrest of leaders，87-88

India Theater，127

Indochina，152-53，315，317-19

Indonesia，313-15，317-18

Isaacs，Harold，21

isolationism，American postwar，155-56

Jackson，Justice Robert H.，87

Jaffe，Philip，254

Jaipur，Maharajah of，77，168-69

Japan：and atomic bomb，250，263-64；attacks on British in Burma，183-87；and Cairo meeting，142-54；and CBI Theater，33-35，54，56，66-67，95，98，136-40，142-54，183-87，190-91，194-209；end of war，263-64；ICHIGO，187，190-91；India and war，56，66-67；invasion of China，25，30-31，44，51-52，54；Pearl Harbor attack，33-35，54；postwar，140-41，297-98；POWs in Burma，222-23；proposed peace treaty with，297-98；and Soviet Union，248-50；and 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0-91，194-209；surrender，265-66；an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terms，223-24，263-64

The Japanese Thread （Emmerson），223

Java，313

Jessup，Philip，17

Jinnah，Mohammed Ali，58，60，73，75，312

Johnson，Joseph E.，296

Johnson，Louis，227

Johnson，Nelson Trusler，21-22

Johore，Sultan of，313-14

Joint Chiefs of Staff （JCS）：and China policy，144-45，190-91，208，309-11；Roosevelt administration，307；and Stilwel’s promotion to full general，190-91

Jones，Paul，189

Judd，Walter，294

Kennan，Annelise，244，283

Kennan，George F.：and American Embassy in Moscow，24，243，246-47，253，262-63，272，274，283；and Chinese Nationalists，332；as critic of U.S. foreign policy，339n9；at National War College，274；and Policy Planning Staff，295-98，332；and rollback，336

King，Ernest，134-35，144-45

Kissinger，Henry，337

Knowland，William，294

Knox，Frank，34，228

Kohlberg，Alfred，293

Kohler，Foy，285

Konev，Ivan，283-84

Korea，150，153，259，291；Korean War，220，291，335-36

Kravchenko，Victor，292

Krishna Rao，M. N.，87

Krishnaswami，C. R.，79

Kung，H. H.，44，92，153，180

Kunming，China，19，20-21

Lattimore，Owen，21，46，326-27，337

Lay，James W.，307-8

Leahy，William D.，144-45，161-62

Lee，Duncan，109，111，116

lend-lease，54，104，196，200，204-9

Lentaigne，William，186

Life magazine，62，293，296

Lima，Peru，3，333-34

Lin Piao，219-20

Litvinov，Maxim，277-80

Liu，John，142-45，154

Loeb，William，293

Lovett，Robert，296，298

Loyalty Security Board （State Department），ix，4-5，328-30，332-33

Luce，Clare Booth，293

Luce，Henry，108，293，296，298

Ludden，Raymond P.，231，254；and Alsop’s accusations，323；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5，219，221-22；and CBI 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129-30

MacArthur，Douglas，34，250，256，265，291，335

MacDonald，Malcolm，314-15

Madame Chiang. See Chiang Kai-shek，Madame

Madras，India，78-79

Magruder，John，40-41，310

Málaga，Spain，334

Malaya，314

Maliev，Vladimir，320-21

Manchester Guardian，28

Manchuria：American journalists in，23-24；and Cairo Declaration，150；JPD’s Mukden post，23-24，25；occupied，23-25；postwar plans，150，152，300-301，303-4；Soviets and，152，300-301，303-4

Mao Tse-tung，15；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5-21；and Hurley’s negotiations，227-28；JPD’s meeting with，216-21；and postwar American economic aid，220-21；and potential civil war with Chiang regime，215-16；and Soviets，216. See also Chinese Communists （Yenan era）

Markey，Gene，135

Marshall，George C.，40-42，97，105-7，161-62，219，332；assigning Hurley as representative to Chiang，197；and Cairo meeting，144-46，154；and McCarthy，4；and NSC，308；and Policy Planning Staff，295；as Secretary of State，285，295-97；and 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0-91，195，199，202；and T. V. Soong’s plotting against Chiang，171

Marshall Plan，297，301

Martin，Joseph W.，294

McCarran，Pat，292，294

McCarthy，Joseph，325-33；and China bloc，294，327；congressional hearings about espionage and infiltration fears，4，292，325-33，337-38；influence on today’s foreign policy，338，339n9；Wheeling speech （1950），325-26

McClure，Robert B.，229，239

McEvoy，J. P.，23

McIntire，Ross T.，135-36

Meiklejohn，Alexander，11，13

Meiklejohn，Gordon，14-17

Mcncken，Henry L.，11

Merrill，Frank，106，181，194；and Cairo meeting，142-44，154；Merrill’s Marauders and Burma campaign，102，185-86

Merrill，George，168-69

Merrill，Ruth，168-69

Metzel，J. C.，134

Meyer，Eugene，107

Middleton，Drew，277

Miles，Milton E. （“Mary”），130-36，302，309

Milles，Carl，18

Mockerjee，S. Y.，75

Moffat，Abbot，319

Mohammed，Ghulam，70，72-74，86

Molotov，Vyacheslav，198，230，270-71，277

Mongolia，15-16

Montgomery，Bernard，283

Morgenthau，Hans，297

Moscow：JPD’s early travels in，16-17，24；post at Embassy，243-86；postwar，274-86

Mountbatten，Louis，156，161-63，172；and independent India，312，313；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161-63；and South East Asia Command，127-28，146，159，160-63；and Stilwell，172，188；war against Japan and Cairo meeting，145

Mukden （occupied Manchuria），23-25，329

Muñoz Marín，Luis，297

Murphy，Robert，6-7

Muslim League，58-61，68，73，88

Mysore，India，80

Naga tribe （Burma），112-23

Naidu，Mrs. Sarojini，58-59，62-63，72

National Security Act （1947），308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306-11；China policy，306，309-11；NSC 48 and rollback，335-36；and postwar foreign policy planning，307-9

National War College （Washington），274，285

Navy Department，131-35，143，307

Nehru，Jawaharlal，62-63，70-72；at Allahabad Congress meeting，59，60；and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Party，58，60，72；plan for mass civil disobedience，70-72；as Prime Minister，312-13

Nelson，Donald，197-98

Netherlands and Indonesia，313-15，317-18

New York Times，205，277；Magazine，334，337

Niebuhr，Reinhold，297

Nieh Jung-chen，219-20

Nixon，Richard M.，4，292，335，337

Nosaka Sanzo （Okano Susumu），223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race，250，291-92，322；and Soviets，291-92，322；war against Japan，250，263-64

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336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128-29；and Donovan，109，134；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 program，128-29，156-58，160-63，222-23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128；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 program，128-29，156-58，160-63，222-23

Ogburn，Charlton，319

Okano Susumu （Nosaka Sanzo），223

One World （Willkie），97

Oppenheimer，J. Robert，297

Page，Edward，257

Pakistan，58，60，68，73，75，312

Pao，C. J.，47

A Passage to India （Forster），56

Patel，Vallabhbhai，65

Patterson，Robert，309

Pearl Harbor attack，33-35，54

Peck，Willys，149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21

P’eng Teh-huai，219-20

Peru，American Embassy in，3，333-34

Peterman，Ivan，325

Philadelphia Inquirer，325

Philippines，315-16

Phillips，William，20

Phleger，Herman，3，5

Plain Talk （magazine），293

Poland，17

Policy Planning Staff （S/P），295-98，302-5，332；and Kennan，295-98，332；and postwar China，300-305

Potsdam Declaration，263-65

Pownall，Henry，157-58

La Prensa （Peruvian newspaper），334

Priest，Allan，21

prisoners of war （POWs），222-23

psychological warfare：and CBI Theater，128-30，156-58，160-63，222-23；postwar，336

Puller，Lewis Burwell （“Chesty”），22

Purdum，Todd S.，vii-x

Rajagopalachari，Chakravarti，59-62，67，68，72-75

Raman，Pattabhi，82，85-87

Reader’s Digest，23

realpolitik，239，319

Red Sfar over China （Snow），21，26

Reinstein，Jacques，296

Republican Party：and China bloc，294；and McCarthy accusations，3-4，325-26；and rollback，335

Ringwalt，Arthur，269

Ripley，Dillon，170

Rivera，Diego，18

Roberts，Frank，146，181

Robeson，Paul，281

Rockefeller，David，17

Rockefeller，Mrs. John D.，17

rollback strategy，335-38

Roosevelt，Elliott，149，152

Roosevelt，Franklin D./FDR administration，331；and British rule in India，91；Cairo meeting and war against Japan，142-54，207；and Chiang，93，100，105-6，149-51，171-72，191，197-98，202-7；and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214，227，230，239-40，250-51；and Carlson，26；and French in Indochina，318；and Gauss，212；and Hurley’s negotiations，227，230，250-51；and Japanes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terms，223-24；and military participation in foreign policy，307；and postwar situation，140-41，151-54；and Soong’s plotting against Chiang，171-72；Soviet policies，247-50；State Department personnel and foreign policy，31-33，148-50；and Stilwell，93，100-101，105-6，182-83，189-91，202-9，230；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202-9，230；and support for China，39-40，45，54，93，97-98，100，105-6，146，206；Tehran conference，148，150，248；and Wallace visit to China，188-89；Yalta conference，248-49

Roots，Logan，28

Rowe，David Nelson，293

Rusk，Dean，56，168

Saarinen，Eero，18

SACO （Sino-American Technic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130-35

Saturday Evening Post，322，324

Savage，Carlton，296

Savarkar，V. D.，74-75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267，269-70

Service，John S. （Jack），10，191，211，231；and Alsop’s accusations，323；and Amerasia case，254-56，328；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5-21，323；and CBI 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129-30；and Chinese Communists，215-21，323，329-30；and Hurley，267，269-70；McCarthy hearings and conspiracy charges，326-30；and Stilwell，330

Service，Robert，10

Sevareid，Eric，vii，x，109，114-23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15

Shannon，John，320

Shipley，Ruth，165

Singapore，313-15

Slessor，John，297

Slim，William，101，128

Smedley，Agnes，27-29，333

Smith，H. Alexander，294

Smith，Walter Bedell，274-75，279，283-85，329

Snow，Conrad E.，328，332

Snow，Edgar，21，26，30，251；in India，58-59，61-62

Sokolsky，George，293

Somervell，Brehon，172

Soong，T. V.，108，170-73，189，200-202，230；and agreement between Soviets and Chiang，258-59，264；and Alsop，234-35，322；and Chiang，41，44，92，170-73，189，200-202；dislike for JPD，230-32，234-37，258-59；and Hurley’s negotiations，228-32；plotting against Chiang，171-72

Soong Ai-ling （Madame Kung），44，92，172-73

Soong Ching-ling，44

Soong Mei-ling，See Chiang Kai-shek，Madame

Souers，Sidney W.，307-9

Southeast Asia，postwar，312-19；American policy in，316-19，335-37；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8-63；colonial issues，313-17；Communism in，317-19，336-37；Indochina，315，317-19；Indonesia，313-15，317-18

South East Asia Command （SEAC），127，147，159-63；and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9-63；AXIOM mission，180-83；Burma campaign，146-48，160-61；Mountbatten as SACSEA，127-28，146，159-63；proposed film project，163；psychological warfare，156-58，161-63

Soviet Union：arms race，291-92，322；CBI Theater and China，137-38，152；and Chiang，43-45，198，249-54，258-59，264；and Chinese Communists，139，198，213-14，216，224，232-33，238-39，250-54，260-61，264；end of World War II，262-64；expansionist threat，139，260；FDR’s policies toward，247-50；food shortages，245；and Hurley’s negotiations with Stalin，250-54；JPD’s early travels in，15-17，24；JPD’s post at Moscow Embassy，210，233-34，236，243-61，262-86；IPD’s predictions about East Asia policy，259-61，337；and Manchuria，152，300-301，303-4；postwar，274-86，291，300-301，303-5，337；postwar intentions toward China，300-301，303-5，337；and postwar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m，317，337；and Sun Yat-sen，43；Tehran conference，148，248；and war against Japan，138，248-50；women of，245；Yalta conference，248-49，253

Spain，334

Spaso House （Moscow），243-44，252，270-71，283

Stalin，Joseph，16，24，151，272-73；and Cairo Declaration，150；and Chiang，248，252-53；and hope for solidarity of great powers，247-50；meeting with Hurley on Soviet and Chinese unity，251-54；Tehran conference，148，150，248；and war against Japan，141，248-50；Yalta conference，248-49，253

Stanton，Edwin F.，240

Stanton，William，109

State Department：and China policy/Lobby，302，311；JPD’s firing/dismissal from，ix，3-7，333，337；and NSC，308；Policy Planning Staff，295-98，302-5，332；and postwar foreign policy planning，307. See also Far Eastern Division （State Department）；Foreign Service

Stettinius，Edward，182，197

Stevens，Arthur G.，328，330

Stewart，Maxwell S.，15-16

Stilwell，Joseph W.：and Alsop’s accusations on American complicity with Chinese Communists，322-24；and British，100-101，186-88；Burma operations，127-28，177-86；and Cairo meeting （war against Japan），142-54；and CBI Theater，39-42，45-54，58，92-93，97-108，127-30，140，170-73，177-93，194-209；and Chiang，41，45-52，54，100，170-73，191，194-209，230；China mission，39-42，45-54，93，97-108，170-73，177-93，194-209，310；and Chinese Communist forces，199-205；and Churchill，101；as commander of Chinese forces，190-91，194-209，323；and control of lend-lease，54，104，196，200，204-9；feud with Chennault，50，97-98，100，107，189，322；and Foreign Service relations with press，328；and Gauss，211；and JPD’s early Chinese studies，22；as Military Attaché in China，26，29；personality and leadership，99-102，188，193；plans for removal，188-91；posthumous publication of diaries and papers，298-300；and 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128-29；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 and crisis，194-209，230；and T.V. Soong/Soong family，170-73，200-201

The Stilwell Papers （White，ed.），300

Stimson，Henry L.，20，197，228；and American support for China，39-40；and Japanese attack on Pearl Harbor，34

Stratemeyer，George E.，154

Strong，Anna Louise，16-17，333

Sultan，Dan，161-62，205，210

Sun Yat-sen，43

Sun Yat-sen，Madame，110，140-41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South East Asia （SACSEA），127

Supreme Commander for Allied Powers （SCAP），265-66

Taft，Robert A.，294

Tai Li，131-36，232，236

Teeaar，Valli，286，289，290，320

Tehran conference （1943），148，150，248

Teilhard de Chardin，Pierre，11，21

Tenth Air Force，128，178，208

Theisen，Emmet J.，143

Tibet，139

Timberman，Thomas，146，182

Time magazine，101，205，293

Tito，Josip，324

Tong，Hollington，96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saacs），21

Travancore，82-84

Trivandrum，India （Travancore），81-85

Truman，Harry/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Dulles，3；and end of war，263，267；and French in Indochina，318；and Hurley’s negotiations，250-51；and Hurley’s resignation，267-70；and Japanese surrender terms，224；Korean War and rollback，335-36；and NSC，308-9；and postwar China，294，302；Republican critiques of Cold War policy of containment，335

Tu，General （Fifth Army commander），49，53

Twentieth Bomber Command，130

Tydings，Millard，326

University of Wisconsin，Experimental College at，viii，11-14 Utley，Freda，29-30；and China Lobby，292，325；and McCarthy hearings，326-27

Vandegrift，A. A.，22，24

Viceroy of India，57，62-63，76-77，127，167-68，312-13

Viet Minh regime （Indochina），318-19

Villard，Henry （Harry），296

Vincent，John Carter，4，220，229，231，239，270-71 Vinogradov，Sergei，257-58

von Falkenhausen，Alexander，44

von Seeckt，Hans，44

Vorys，John M.，294

Wallace，Henry，188-89，214

Washington，D.C.，290-92；Davies family homes，290，334

Washington Post，93，107，164

Wavell，Archibald 127，167-68

Wedemeyer，Albert C.，136，141，157，177，180，231；and China Lobby，293，302，309；and Hurley’s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ese Communists and Chiang regime，229，235-36，239；and Stilwell’s removal，189，205，210；as Stilwell’s successor in China Theater，136，205，230-31，310；and Yenan regime of Chinese Communists，220，266-67

Welles，Sumner，32

Wheeler，Raymond A.，169

Wherry，Kenneth S.，269

White，Lincoln，5

White，Theodore H.，viii，205，227；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7；McCarthy hearings and conspiracy charges，327；publication of Stilwell’s diaries and papers，298-300

Wilder，Sergeant （Texan），111，115

Willkie，Wendell，95-97

Willoughby，Charles，337

Winant，John G.，137

Wingate，Orde Charles，General，181，186

Wittfogel，Karl，292

Wolfson，Victor，11-12

Yakovlev，Pavel and Agrafina，321

Yalta conference （1945），248-49，253

Yeh Chien-ying，217，219-20

Yenching University，viii，14-15

Y-Force，179，180，184，196，201-2

Yuan-Bao Dai regime （Indochina），319

Yugoslavia，323

Yu Pin，Paul，330

Zbarsky，Boris，280

Zhukov，G. K.，44-45

致谢

感谢我的兄弟姐妹，萨莎（Sasha）、约翰（John）、詹妮弗（Jennifer）、黛博拉（Deborah）和梅根（Megan）。我还想谢谢众多朋友的鼓励，感激托德·普德姆（Todd S.Purdum）、布鲁斯·柯明思（Bruce Cumings）博士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全体成员——特别是比尔·菲男（Bill Finan）。衷心感谢迈克·凯撒（Michael M.Kaiser）的全程支持和帮助。

提基·戴维斯（Tiki Dav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了中国缘：一部自传/（美）戴维斯（Davies，J.P.）著；张翔，陈枫，李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8

书名原文：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ISBN 978-7-5097-7632-2

Ⅰ.①未… Ⅱ.①戴…②张…③陈…④李… Ⅲ.①戴维斯，J.P.（1908～1999）-自传 Ⅳ.①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9344号

未了中国缘

——一部自传

著者/〔美〕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

译者/张翔 陈枫 李敏

校者/李敏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段其刚 周方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4.125 插页：0.5 字数：314千字

版次/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632-2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3511号

定价/6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文前辅文

书名页

文前彩插

序

目录

第一部分 离开与重返

第一章 解职

第二章 从中国到美国

第三章 我的游学教育

第四章 汉口、远东事务处和珍珠港

第二部分 “此次任命既不是出于您的请求，也不是为了您的方便”

第五章 与史迪威共赴亚洲

第六章 与甘地的一面之约

第七章 尼赫鲁和“那个问题”

第八章 美国人在印度

第九章 威尔基、华盛顿和“醋乔”

第十章 与那加猎首者一起

第三部分 公共外交和个人外交

第十一章 战争的政治

第十二章 开罗：和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一起

第十三章 大英帝国重回亚洲或许与我们无关

第十四章 帕特丽夏到达印度；宋氏家族上演闹剧

第四部分 中国问题

第十五章 史迪威的战争

第十六章 委员长对抗将军

第十七章 会见毛泽东

第十八章 共产党、国民党和赫尔利三者交锋

第五部分 莫斯科的日日夜夜

第十九章 莫斯科任职

第二十章 赫尔利全面出击

第二十一章 战后的莫斯科

第六部分 国内争斗

第二十二章 回到美国和院外援华集团

第二十三章 被任命为凯南领导的政策规划司成员

第二十四章 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合作

第二十五章 1948年重访亚洲

第二十六章 “共和国历史中最为恶毒的竞选：充斥着片面引导和弥天大谎”

结语

索引

致谢

版权页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