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好与坏，我掂量这两个字

意义清晰，确切无疑，总该如此

啊，但我彼时是那样苍老

如今我却更年轻了……

——My Back Pages, Bob Dylan, 1964

代序 给未来的自己

若是张望“明年此时”，则不免胆寒，毕竟那还不足以与当下的种种牵扯和负担拉开无论是冷静抑或抒情的距离。然而想的若是“十年后”，就像电影里过场的一个黑镜头，两秒钟，一整世界的声光气味都两样了，中间那每分每秒拖曳着积累着的光阴也不用想了，多省心。

设若现在给我一个两秒钟的黑镜头，场灯再亮时，会看到什么？

头发不用说是夹灰杂白了，而那应该会让我欣慰，只要它们还愿意尽量留在头皮上。

依然地脸皮太薄，心肠太软。依然地怕麻烦，为了息事宁人而甘愿吃亏，并且找出种种借口自我说服。依然地逃避许多早就该做的事情，只偶尔独坐惊觉，照平均曲线算来，余生的长度，早已少于先前不经意大把浪掷的岁月。然而那样的想法不免令人沮丧，于是起立，开冰箱或者电脑，很快把这样的念头忘记。

依然地不能忘情于那些躺在种种橱窗里陈列着的，即使真的拥有了初具规模的银行账户，恐怕仍然不会出手─那些美丽不可方物的，一旦迎回家来，既知自己没有时时勤拂拭的耐心，那么美丽势将成为浪费，或者不堪的负担。

又或者到了那个时候，美丽不再诱人，连瞻望也懒得了。更可能的是，欲望也会升级，脚步移到了更华美的橱窗前去。然而这些都只证明了自己其实不缺什么。像谁说过的：“生平三恨，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你看看就连恨，也恨出了玫瑰金的颜色。

依然地有许多必须的任务，贷款和账单的规模亦随年岁而升级，遂更无暇思索那些玫瑰金的遗憾。贷款和账单换来的那些，一旦多少符合了远房亲族聚会时总要拿来掂量的加权项目，你假装不在乎，私下却衷心而俗气地快乐。

依然地留着右手的指甲而剪净左手的，维持这莫名其妙的习惯，尽管那柄二手老琴锁在箱里，一年难得弹两回。妻亦如往年那样，你弹起琴来，她便立时沉沉睡去。

依然地怀着旧，而因为年岁添长，那些旧，益发地显出了不合时宜的遗老气味。因为不肯承认，依然地叨念着回望是为了前路云云，浑然不觉这些年便是一直背对着前路，倒退走来的。

依然地虚荣，不甘寂寞，好卖弄，好为人师，只是搬弄的姿态与语言益发柔软，连自己都骗过了，于是自以为人格愈发圆满，殊不知到了这把岁数，早已不是佯称谦退以让出空间容纳赞美的时代。

你渐渐不能分辨青年人望着你的神情，那眼中的笑意，究竟是赞叹抑或鄙薄。估计大概要再多一个十年，才能够放下这些焦虑，毕竟到那个节骨眼上，很多事情反正是即使想在乎亦无从下手了。

我本是乐观的人，但总习惯先做最坏的打算。所以，我不希望那黑镜头来得太早，而宁愿多一点时间幻想、闪躲、等待。

二○○七

目录

代序 给未来的自己

辑一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一个六年级生[1]的青春歌史

我如何成为一个播音员

那些惯于寂寞的人

一九七六年那只可乐瓶

再唱一段《思想起》

告别，不要告别

就要回家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那既远且近的故乡

辑二　余烬犹温

想起Pink Floyd和一个人

点头示意，若你听得见

那一夜，我在日本现场

亲眼见到迪伦那一天

我那群日本乐迷朋友

迪伦为什么酷？

记得列侬

重塑雕像的权利

伍德斯托克猜想

初访戛纳唱片展

星巴克唱片公司

辑三　蓦然回首

我所记得的太平岛

归乡，离乡

香烟

一代不如一代

恨意

眉批

时代气味

影印机与我

不可无尺

透明的版型

字体的脾气

不一定要铜版纸

版型不等于内容

所谓出去玩

三十年之后

发色

躲避球

在乎不在乎

蓦然回首

附录 地下乡愁来信

作者跋

辑一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一个六年级生[1]的青春歌史

小时候的记忆，总是有歌的。一九七○年代，我的母亲陶晓清一边主持西洋热门音乐节目，一边推广台湾青年创作歌谣，家里到处堆着录音带、唱片和词谱。“民歌运动”最热闹的那几年，母亲经常筹划主持演唱会，那些民歌手三不五时便到我们家里开会。客厅铺满榻榻米，很是宽敞，大伙便席地而坐，纵论畅谈。母亲心疼其中几个离家求学的孩子难得吃顿好饭，常常邀请他们早点儿过来一起晚餐。长大之后读到文坛前辈回忆林海音、刘慕沙昔时照顾年轻穷作家的故事，立刻想起母亲当年照顾那些民歌手，也是如此。

回想起来，那些歌手当时都是二十啷当的大孩子，母亲也才三十出头，大家有的是青春锐气，不知江湖险恶，个个天真热情，志比天高。原本说是开会谈正事，后来总得岔题，有人拿起吉他唱起刚写的新歌给大伙评判，有人说起自己坎坷的成长史，感动得女孩们拭起眼泪。当然，恋爱和失恋的故事总是少不了的。那时我还是满地乱跑的小娃娃，那些常来串门子的叔叔阿姨的歌，原是写给他们同龄人听的，也都一一化成了浸染我整个童年的背景色彩。

母亲从未主动“教”我听音乐。那些歌总是触手可及，我却从未想过要跨前一步，走进那片天地。直到上了中学，才稍微认真听起西洋音乐，先是和同龄孩子一样，疯魔起排行榜的偶像明星，继之偶然向母亲借来一卷The Beatles卡带，这一听，当下流行的新歌尽皆失色，我一头栽进父母辈的摇滚世界，万劫不复。

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我上了高中。课堂上，老师小心翼翼提起那些封印了几十年的词组：白色恐怖、政治犯、黑名单、“二二八”……课室外的社会激腾动荡，我则罩着耳机，饥渴若狂地听着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摇滚，浑然不知台湾流行音乐也正迈向史无前例的高潮。然而，再愚钝的孩子也该感觉得到：我们正在经验一段不平常的历史。

高二那年一个失眠的晚上，躺在床上，蓦然想起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一九八三）：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霎时一道闪电击中脑袋，我想通了：这首歌唱的从来不是那障眼的副标题“致中南半岛难民”，而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彼时我并不知道，这早已是许多资深乐迷心领神会的秘密）。

这桩发现狠狠震撼了我。自己似乎错过了许多饶富深义的歌诗，它们埋藏着重重的线索，每一条都与我们的集体记忆血肉相连。

[1]“六年级”指1971年至1980年生人，约等于大陆所谓的“七○后”。

一九八三年出版《未来的主人翁》内页，《亚细亚的孤儿》仍有“致中南半岛难民”副标题。

不久，“出走”去国三年的罗大佑终于返台，以《爱人同志》（一九八八）高调复出。那阵子来家里拜访母亲的音乐圈同行，提起这张专辑，都是一脸的凛然敬畏。我在信义路复兴南路口“水晶大厦”一楼的小唱片行拿零用钱买下这卷卡带，成了生平第一次自己掏钱买的国语专辑。之后，又陆续补齐了罗大佑的旧作：《之乎者也》（一九八二）、《未来的主人翁》（一九八三）、《家》（一九八四）、《青春舞曲》（一九八五）。听完这几张专辑，益发饥渴，于是接着温习李寿全的《八又二分之一》（一九八六）、 红蚂蚁第一张专辑《红蚂蚁》（一九八五）、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一九八六）、黄韵玲《忧伤男孩》（一九八六）……它们离当时的我不过两三年光景，却是我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参与的青春期，那原只属于长我一两代的前辈。是沉郁的黑色罗大佑，开启了这趟回溯台湾歌史的旅程。

一九八八年“中广青春网”开播，翌年上大学之前的暑假，我应邀在蓝杰的“回到未来”节目担任固定来宾，逐周介绍The Beatles，这是我DJ生涯之始。同时，台湾渐渐有了“地下音乐”和“地下乐团”的聚落，这两个名词，就跟彼时同冠以“地下”两字的“地下电台”、“地下舞厅”一样，充满了八○年代末落草结党的边缘气味。同人厂牌“水晶唱片”办的“台北新音乐节”史诗般聚集了林暐哲、李欣芸、吴俊霖（伍佰）、叶树茵、史辰兰这些名字。王明辉领军的“黑名单工作室”出版了《抓狂歌》（一九八九），是台湾第一张福佬话发音、深具政治社会意识的摇滚专辑，他们巡回校园，在台大福利社前的院子开唱，同学们端着便当凝神倾听陈明章唱《庆端阳》，林暐哲唱《民主阿草》。陈明章在中段客串上街抗议的老兵，高声干骂，全场鼓掌：

透早出门天清清，归阵散步来到西门町

看到归路的警察和宪兵，全身武装又搁向头前

害阮感觉一阵心头冰

咱来借问矣警察先生：今嘛已经“民国七十八年”

是不是欲来“反攻大陆”准备战争？

还有拄着一副拐杖、个头瘦小的叶树茵，她唱了《伤心无话》（陈主惠是不是在她旁边拉大提琴？），还有Suzanne Vega的Marlene on the Wall。歌声凝练澄澈，足以镇住那个躁郁症的年代。

我这个“外省囝仔”是从《抓狂歌》才开始学福佬话的。专辑问世适逢解严后首次“大选”，本想紧扣沸腾的社会气氛，卖个一百万张，没想到全部歌曲被“新闻局”通令禁播，注定只能成为小众经典。所谓“台语摇滚”，还是得等一九九○年林强推出《向前走》才真正蔚为风潮。MV里的林强和一群青春男女在新落成的台北车站大厅群舞，高声唱着“啥咪拢无惊”[1]，一无所惧，理直气壮，仿佛未来只能是一波持续涨潮的大浪，一条不断上升的长红曲线。

当时我并不知道“新母语歌”的脉络早在那之前已有不少铺陈。听听潘越云一九八三年的《胭脂北投》，甘侬作曲、林边作词的《心情》，已为后来陈明瑜、路寒袖的“雅词”路线做了漂亮的示范：

心情亲像一只船，行到海中央

海涌浮浮又沉沉，就是阮的心情

每日想伊想不停，亲像风吹一阵又一阵

每夜做梦梦见伊，亲像伊在阮身边

为着要见伊，只有梦中去

为着梦中见，日时变半暝

心情亲像一片云，飞到天西边

日头落山的黄昏，就是阮的心情……

[1]即“什么都不怕”的意思。

设计者Akibo的巧思让《抓狂歌》的录音带恰似一盒保济丸。

还有一九八七年陈扬作曲的《桂花巷》，吴念真用七字句填的雅词：

想我一生的运命，亲像风吹打断线

随风浮沉没依偎，这山飘浪过彼山

一旦落土低头看，只存枝骨身已烂

啊，只存枝骨身已烂……

花朵较丑嘛开一次，偏偏春风等袂来

只要根头犹原在，不怕枝叶受风台

谁知花，等人采，已经霜降日落西

啊，已经霜降日落西……

阿潘这一路的探索与积累，到一九八八年《情字这条路》开花结果，用时新的国语唱片制作手法，做出了轰动市场的“新台语歌”专辑。这种兼容并蓄、熔铸新旧的路线，大约在一九九二年江蕙《酒后的心声》臻于极致，终于打破了“台语歌”与“国语歌”之间族群、阶级的藩篱，从农镇渔村的家用伴唱机到都会上班族聚集的KTV，人人歌之不辍。我自己是在多年后才回头补课，重新认识那些年少时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免轻忽的歌，从而对彼时创作制作团队的才情与野心佩服不已。

一九九一年，仍以本名吴俊霖行世的伍佰在罗斯福路和平东路口地下室的“息壤”驻唱，我和好友吴清圣常常攒了钱一块儿去看。为伍佰暖场的是一对来自淡水的“那卡西”盲歌手，他们每周固定在“息壤”演唱，现场观众大多心不在焉吃喝聊笑，报以礼貌的掌声，谁都没想到金门王、李炳辉会在六年后以《流浪到淡水》红遍全岛，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伍佰那时玩的是蓝调味儿极重的摇滚乐，新创曲之外，他改编了几首古老的台湾歌谣，赋旧曲以新生，尤其令我惊奇。周添旺词、杨三郎曲的《秋风夜雨》（一九五四）原是哀婉的慢歌，在伍佰手中变成了快板的重摇滚，电吉他riff密如骤雨，伍佰在炽烈的灯光中挥汗唱道：

风雨声音扰乱秋夜静，时常听见蚯蚓哮悲情

引阮思乡不知雨水冷，自恨自叹幸福未完成

啊……前途茫茫，宛然失光明！

唱到这儿，伍佰总会倏地抬起弹琴的右手，遮住双眼。一个不能更简单的动作，却辐射出极其迫人的气势，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伍佰万夫莫敌的舞台魔力。他把一首悲情苦闷的“老台语歌”化成了澎湃激狂集体宣泄的仪式，台湾人几代的压抑，仿佛都在他粗犷的歌声和暴烈的电吉他中一夕释放。

尽管首张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一九九二）销售惨淡，但伍佰的现场煽动力很快在台北艺文圈传播开来，“息壤”烟雾缭绕的地下室挤满了看客，大家猛力敲着啤酒瓶，跟着他一起大吼“思念亲像一条河”、“爱你一万年”。后来他转战光复北路的“The Gate”，门票也跟着涨价，伍佰演出当天总有长长的人龙，成为街头一景。一九九四年伍佰在“魔岩”推出《浪人情歌》，次年出版《枉费青春》实况专辑，靠着一场场演出累积的人气，专辑相继狂卖数十万张，把伍佰推上了巨星的舞台，成为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位占领娱乐版面的吉他英雄。伍佰后来在《树枝孤鸟》（一九九八）、《双面人》（二○○五）继续探索母语摇滚，成果斐然。有人认为他在离开“地下音乐圈”之后的作品不若“波丽佳音”时期的少作，我是始终不同意的。

一九九二年，还在“青春网”当实习DJ的袁永兴在录音室放了一首歌给我听：第九届“大学城”比赛的冠军作品《问卜歌》，来自文化大学，竟是用客家话唱的！永兴说，比赛前夜，他看着他们在宿舍屋顶对着星空弹唱，感动得无话可说。衬着激切的刷弦和提琴，谢宇威高亢的嗓音扬起，这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新生代创作的“新客语歌”：

今夜又是汪汪的月光，月光恁靓一切不如昨？

啊，观音佛祖，妈祖娘娘，义民爷爷，弟子请问啊！

今夜又是炎炎的端阳，稼埕唱山歌的阿伯今何在？

啊！观音佛祖，妈祖娘娘，义民爷爷，弟子请问啊！

今夜又是舒爽的中秋，公厅讲古的叔婆今何在？

啊！观音佛祖，妈祖娘娘，义民爷爷，弟子请问啊！

今夜又是难得的上元，你屋下的人到哪去？

上班的上班，赌博的赌博，签牌的签牌

汤圆没得吃哪……

这是一首划时代的杰作，那温度、那色彩，和“黑名单工作室”的“台语摇滚”截然不同，却都满溢着一股躁郁的时代气味。谢宇威能唱能画，为人慷慨善良，创作之路走得辛苦，多年来屡为生计奔波，却从未放弃音乐理想。二○○三年独立制作的《一侪·花树下》细腻而大气，是值得被更多人铭记在心的杰作。

九○年代初，几个和我同龄的淡大学生组成“观子音乐坑”乐团，企图融合客家歌谣和摇滚，唱了不少带着草根实践意识的歌。后来“观子音乐坑”改组成“交工乐队”，我在多年后和“交工”的林生祥、陈冠宇结为好友，才认真回头补听他们“观子”时期的歌。也是通过他们的引介，我才知道早在一九八一年，搞乐团出身的吴盛智就已经做出了极为老辣的客语摇滚专辑《无缘》，实验的步伐踏得比罗大佑还远。可惜天不假年，一九八三年吴盛智车祸骤逝，念兹在兹的原创客语专辑没能做完。这个任务得再搁上几年，让下一代的年轻人来完成了。我想吴盛智在天之灵，若听到《我等就来唱山歌》（一九九九）、《菊花夜行军》（二○○一）和“交工”解散后林生祥与“好客”乐队的作品，应该会很欣慰后继有人。

读台大那几年，校门口常有学生拉起布条示威，邀来刚出狱的党外前辈讲演。我的福佬话程度仍然太差，只能从声嘶力竭的长段演说勉强辨认若干单词。一位大气科学研究所的学长常在那些场合头绑布条背着吉他登台，弹唱火力旺盛的抗议歌曲，一口福佬话道地弹牙，行云流水，功力极是要得，连我这种听不懂歌词的都被打动了。他叫朱约信，后来在“水晶”出了DIY式的个人专辑，请来吴俊霖担任客席吉他手。专辑内页唯一的照片是位巧笑倩兮的校园美女，和里面那些抗议歌曲的主题毫无关系，据说那是朱约信的女友，后来两人果真终成眷属。当年我们常常借台大对面巷里的长老教会视听室看“艺术电影”，那台大电视旁边摆了满满一柜录音带，都是朱约信的田野录音记录，记得其中有一整排陈明章的校园巡回实况。这么多年了，我仍偶尔痴想那些录音不知有无机会重见天日。

一九九四年朱约信以“猪头皮”之名进军主流市场，推出了极成功的“笑魁念歌”系列。“水晶”则在亏损多年之后黯然淡出，老板任将达时运不济，内外相煎，空有经世抱负，却总是功败垂成。在那个畅销唱片动辄几十万张的年代，“水晶”出版的专辑没有任何一张沾得上“畅销”两字的边，却着实启蒙了一代文艺青年。想来不少当年的热血知青，老家抽屉里还藏着一排“水晶”卡带舍不得扔呢。

一九八九年，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大红特红，专辑狂卖八十万张，打破国语专辑销售纪录，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更是气势如虹，卖破一百万张。我忙着听老摇滚和台湾“地下音乐”，对它们反倒没太着意。股市、六合彩、房地产和街头运动一齐狂飙，“台湾钱淹脚目”再次成为流行语，许多暴发户开始牛饮XO、戴一只镶满钻石的“满天星”手表。系里一位学长也在号子开了户，赚了大钱买了车，都不大来上课了─当年一个文学院学生竟拥有自己的四轮轿车，看在苦哈哈的同学眼里，简直近乎“阶级敌人”。学长走闯江湖，人面甚广。一次他亲口跟我说，他的后车厢里，藏着一支黑星手枪。

回想起来，那恐怕是我这辈人经验中最接近“乱世”的时期了。一九八九年年底，滚石唱片邀集旗下几位顶尖创作歌手出版合辑《新乐园》，当时还是“小众歌手”的陈升录了一首长达六分半钟的《细汉仔》，描写庄脚囝仔到台北闯荡江湖，在黑金横行的都市暗角出生入死，终于成为枪下亡魂：

阿妈带着媳妇哭哭啼啼找到了城里

酒店的老板四处回避，他正忙着竞选“立法委员”

带话的人说：“哭么我找无你尪”

在一个寒冷无风的夜里

有人静静地漂浮在新店溪

细汉仔这一次终于真正的不言也不语……

一九九二年陈升和黄连煜合组“新宝岛康乐队”，在《一百万》和《坏子》这些歌里，我又看到了《细汉仔》的悲剧，以不同的叙事角度上演。每次听到这几首歌，我总会想起学长后车厢里那把不知最后是否派上用场的黑星手枪。

大学四年，我投入最多心力的“事业”是一份发行量四千份，名唤《台大人文报》的校园刊物。高我两届的哲学系学长黄威融是它的创刊主编，也是我的哥们儿兼精神导师。我们在公馆彻夜营业的“人性空间”之类的小茶馆浪掷无数吸烟长谈的夜晚，直到天色微明，店里只剩我们这桌赖着不走的客人。等老板娘终于撑着惺忪睡眼来下逐客令，威融便骑机车载我去“校园书房”巷口小摊吃凌晨开卖的当归猪脚汤，两人一面啃着猪骨头，一面继续刚才未完的辩论。彼时我们的时间简直多得挥霍不完，却又焦虑得恨不能一夜学会所有武功秘籍，一口气解决所有国族社会文化的难搞问题。

威融毕业等着入伍的某一天，我们照例窝在忘了哪里熬夜瞎聊。他用一贯戏剧化的激动口吻，宣称高雄“亚洲唱片”出版的十大张《台湾歌谣传奇》是史上最他妈屌到令人无言以对的专辑。他用神迹再显的表情描述一个个我仿佛听过却依旧全然陌生的名字：文夏、洪一峰、吴晋淮、陈芬兰、方瑞娥、纪露霞……

“以后出国留学，这套CD一定是贴身必备，你看噢，在纽约还是水牛城对不对，反正冬天下大雪，一定他妈超想吃卤肉饭配鱿鱼羹，可是就他妈吃不到。那只好拿出这套CD，随便放哪一首文夏，干，立刻痛哭流涕……”他当时大约是这样说的。

当年“亚洲唱片”耗时费力抢救许多五○、六○年代惨遭禁播的老台语歌母带，以彼时最高的技术规格重新数位化，发行CD，一反印象中充斥“炒豆声”的老录音，音质清晰生动，直逼“发烧级”。更棒的是每张才卖一百多块，几乎比录音带还便宜。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原版的《黄昏的故乡》、《思慕的人》、《怀念的播音员》、《暗淡的月》、《孤女的愿望》……那些歌里映照的老台湾，如此遥远，却又如此鲜活立体。我完全同意学长的评价，它们实在是屌到令人无言以对。

几年之后，“亚洲唱片”再接再厉，一口气出版了全套六十张CD、九百多首歌的《台湾歌谣传奇》（现在改名《咱的心情·咱的歌》），我把那一大箱CD请回家，一张一张听，愈听愈惊奇，原来当年的老台语歌不只从东洋借来许多灵感，也狠狠地玩过黄梅调、古巴爵士、爱尔兰民谣、上海时代曲、西部乡村、草根摇滚……从那些简直光怪陆离的歌里，我发现了一个被后来的时代叙述彻底掩埋的音乐场景。

一九九三年我升大四，《台大人文报》出版“台湾流行音乐专号”。我们遍访业界人士，写了几万字的专文，算是那几年认真听音乐的心得报告。我也说服大家一起邀约百余位乐坛前辈评选《一九七五——一九九三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由同学们逐张撰写评介、出版成书。多亏母亲帮忙，几乎每位应邀参与的音乐圈前辈都热切投入了颇有些费事的评选工作。我自己才刚起了个头便毕业入伍，清圣和学弟妹接掌编务，那是一桩远比想象中艰难的大工程，累坏了所有参与的同学。当然，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本学生社团出版物竟在后来被尊为“经典”，影响远播大陆与海外。更不会想到十几年后，当初一起编书的几位老同学竟还有机会再续前缘，编出《一九七五——二○○五台湾流行音乐二○○最佳专辑》（二○○九）。

退伍之后打的第一份工，是替一九九五年九月的“民歌二十年”演唱会搜集历史资料、编辑节目手册，并邀几位学弟妹一块儿编了《永远的未央歌：现代民歌／校园歌曲二十年纪念册》。第二份工作，则是和清圣一起为年底发行的《罗大佑自选辑》写文案。这两件差事，让我的脑袋有好几个月都塞满了几十年的历史大事，配着几百首歌的背景音乐转来转去。当时以为自己终会找到一份出版社编辑的差事，在校样和文稿堆里讨生活，浑然不知那两份工作，其实已经悄悄为我“出社会”的主要任务定了调：我注定要当一个“认真乐迷”，并且以此维生。

这些年，工作内容曲曲折折，做广播、写文章、办活动、搞发行，骨子里其实都是同一回事─把（我心目中的）好音乐引介给更多人。而我心里也始终没有忘记罗大佑一九八三年在《未来的主人翁》专辑内页写下的那段话：

虽然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够好，但起码我知道我进步在哪里。因为我清楚我有没有尽力去做，所以我依然不会塞一首不痛不痒的歌在你手里，你会了解的……开阔我们的心胸视野吧！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后来的人更好走。否则，三十年风水再转以后，我们可别再听到我们曾经抬头问的那一句话：“这一大段时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二○○九

我如何成为一个播音员

电台那部Studer盘带机终于要退休了。也就是说，我在一九九○年夏天学会的那些本领，终于再也派不上用场了。

这一天迟早要来的，事实上，这一天来得比我想象中晚了许多。早在二○○七年，就听说磁带大厂Quantegy不再生产盘带，电台辗转买来了最后一批存货，囤起来慢慢用─每卷可录一小时的四分之一英寸大盘带，品质极佳，“类比（analog）时代”的唱片业，便是用这种磁带做专辑母带。但电台盘带是耗材，使用量极大，必须一再消磁，重复使用。每次消磁，音质总有损耗，最终只能报废。

工程部买进的那批盘带，过了这几年倒还堪用，但盘带机的替换零件愈来愈难找，维修成本愈来愈高，简直跟保养古董车没有两样。这家电台，大概是台湾硕果仅存还留着盘带机服役的广播公司，但也老早引入电脑录音系统，盘带退居“备份”地位。它们终将步上匣式、卡式录音座与LP唱盘的后尘，“类比时代”的种种辉煌，像没落的贵族，只能是夕照中苍凉的背影。

我的依依不舍，不仅因为一九九○年在“中广青春网”学会的盘带剪接手艺以后再也用不着，也因为记忆中那幅题为“播音室”的风景画，从此不再完整─ 一按开关便吱吱震动的消磁机，按下“rewind”便会迅疾退带到底的盘带机（同时音乐和口白都以压缩数十倍的速度倒放出来，效果滑稽得很），一卷卷盛在灰皮硬纸匣子里的四分之一英寸盘带，一盏盏明灭的“播音中”红灯，一扇扇极之厚重的装着两层玻璃的隔音门，一排排饰以各色灯号的音量推钮，一只只悬臂吊着或者立座夹着的麦克风，一副副接着蜿蜒讯号线的大耳机……它们从我懂事以来，就是儿时记忆的一部分。

我是播音员的孩子，很早就从父母那儿学会一口标准的“播音员国语”。母亲从小就常带我去电台，偶尔工作忙不过来，还会让我自己招计程车过去找她。我上了车，熟极而流地说：“麻烦到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中广公司。”便常有开车的外省伯伯用家乡腔惊奇地问：“小弟弟，你是哪里人哪？国语怎么说得这么标准哪？”

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那地方现在已经盖起了高耸入云的豪宅，然而只要闭上眼，我仍能细细忆起那幢被铲平之前的、现在想起来其实并不太大的“中广大楼”─ 院子入口是警卫室，戒严时代，电台和军营阵地、政府机构一样是“保防重地”，但警卫阿伯都认得我，所以挥挥手就放行了。穿过院子，左边还有一幢楼房，高悬着“中广”的标帜。走进门厅，地板铺着沟纹密密的深红塑胶毯，若是下雨天，鞋底总会在那上面踩出叽叽的声音。来客得在门厅的接待处填表登记，但里面的叔叔也认得我，就让我进去了。左转是著名的“中广”音乐厅（我曾参加的“中广儿童合唱团”每周在那儿集合练唱，八○年代末薛岳主持的“周日新鲜派”在那儿办过许多摇滚演出，包括肝癌消息曝光后他主持的最后一集节目，他唱《失去联络》，所有人哭成一团），右转有一间极大的录音室，是录广播剧的场地，摆着许多制造声效的道具，包括一座可以推着走的木头楼梯。我小时候曾在那儿客串过一出广播剧的孩童角色，台词不超过三句，内容全忘了，只记得冷气开得极强，人都冻傻了。

直直穿越大厅，楼梯向左右分开。一层层往上走，有一处角落陈列种种电台历史文物，墙上挂着课本里蒋介石宣布全面抗战那帧“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仰角照片。记忆中，橱窗里便展示着那支沾过“总裁”口水的老式麦克风，和许多古旧的电波发射器、真空管之类的历史器材。除了偶尔到访的外宾，大概只有我这个孩子，会对着橱窗里那些乏人问津的陈旧物事痴痴傻看吧。

母亲的同事也都是播音员，每个人讲话声音都好听，也都喜欢跟我聊天。主持“儿童的音乐世界”的李娓娓阿姨觉得我“口条”还不错，干脆邀我每星期在她节目里说一则故事，材料随我挑，单元就叫“小球说故事”（我幼时小脸圆圆肉肉，故名“小球”，长大才变长脸），那时我是小学三年级生。起初录节目动员全家人助阵，连念幼稚园的弟弟也来了，大家分配台词、制造音效，俨然广播剧的阵仗。后来做熟了，常常一人分饰多角，独自搞定，末了甚至得意忘形，态度有点儿随便起来。母亲曾经听了一辑，皱着眉头说：“你自己也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吧。”这句话让我羞愧了很久。

当年录节目是有钟点费的，钱由母亲代领，但我有一本小册子，每笔收入都郑重其事记在上面。加来加去不过几百块钱新台币，但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已经很志得意满了。况且，每星期去“中广”，警卫室阿伯若是盘问来意，我的台词不再是“我来找我妈妈”，而是“我来录节目”─多专业！多得意！

“小球说故事”做了一两年吧，手边合适的故事书几乎都用完了才喊停。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小小播音员，我的表现只能说差强人意。口齿大概还算清晰，风格中规中矩，绝对称不上大方活泼，可能还有几分老气横秋的油条味儿（若我今日听到一个孩子那样说话，应该会非常厌恶的）。除了一开始进录音室必须知道的几项基础知识（比方讲话不要太贴麦克风免得“喷麦”、怎样比画手势和玻璃对面的录音师叔叔沟通），我不记得李阿姨或母亲可曾对我施以任何“播音员训练”，我猜她们应该没有什么“培植”之心，丝毫没想过要让我变成“广播童星”。那时候做节目从来没怎么在意“听众”这回事，甚至好像也没有收到过什么听众回应─就算有，我也记不得了。

就这样，糊里糊涂客串了一阵子小小播音员，若说这就叫“入行”，实在有点儿牵强。但这样玩过一阵之后，播音室便可以不只是“妈妈的地方”，偶尔也不妨是“我的地方”了。

再次让播音室变成“我的地方”，得等到一九八九年，考上大学等着上成功岭的那个暑假。在“中广青春网”主持老歌节目“回到未来”的蓝杰阿姨，通过母亲问我愿不愿意在她的节目开一个单元，详细介绍披头士（The Beatles）─或许她看到了我在高中校刊写的披头士文章吧。那年我刚满十八岁，正巧是母亲二十多年前开始做广播的岁数。蓝杰，才是正式带我“入行”的恩人。

母亲当时是“中广青春网”的总监，这个频道是台湾第一个锁定年轻听众，全天候播放流行音乐的电台，集合了一批台湾广播史上最最放肆乖张、在老播音员耳里简直“动摇国本”的年轻DJ─啊，是的，那时候年轻人不再说“节目主持人”，要改称“DJ”了。“青春网”的DJ几乎没有人在乎“播音员国语”，ABC腔、广东腔、英文腔、台语腔……荤腥不忌，冶于一炉。须知在此之前，任何人要在官营电台做节目，一口“播音员国语”永远是最起码的条件，“青春网”率先打破这门规矩，从此解放了收音机的“口音”。此外，“青春网”也是台湾第一个开放“叩应”（Call in）的官营电台。当年媒体尺度不比现在，万一现场叩应被“匪谍”或者“少数阴谋分子”渗透，当着全台听众大呼口号，必将惊动层峰、株连无辜。于是特别规定“叩应”内容必须先录下来，确定没问题再播出。收音机里的叩应，其实是几分钟前录的。

当年那群“青春网”DJ，个个生毛带角，个性鲜明：热爱重金属的Robin（后来进军电视圈，成为赛车评论员）、主攻重摇滚老摇滚的杨嘉和于婷（人称“摇滚皇后”）、专精爵士乐的赖声川、介绍英伦“新音乐”的程港辉（爵士乐功力也极其深厚）、主讲乡村乐的蒋国男，都是“活字典”等级的厉害角色。彼时舶来音乐资讯珍罕难寻，对求知若渴的乐迷来说，阵容华丽的“青春网”DJ们简直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每天送来的电波，都埋藏着启蒙的密码。

蓝杰是杨嘉的姐姐，早年曾经做过翻版唱片生意，除了排行榜金曲，也曾引进许多西洋摇滚前锋作品。杨嘉始终在唱片圈工作，蓝杰的正职却是寿险业务。这对姐妹音乐功力深不可测，一肚子掌故信手拈来，都是作论的材料。她们的节目各擅胜场：杨嘉口味比较重，精神核心偏向七○年代前卫摇滚与重摇滚，蓝杰的情感则更靠近五○、六○年代的摇滚启蒙期，气质温润一些。

蓝杰约我喝咖啡，我带着一册密密麻麻写满研究笔记的本子赴会，忐忑而兴奋地做了一场披头士历史大河剧暨广播节目专题规划简报。她似乎对节目内容一点儿都不操心，悠悠聊了些不甚相关的家常话题，便把这事讲定了。自此，我每周在“回到未来”担任客席DJ─事隔多年，又得每星期到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报到了。

一九七九年“中广”专用盘带，录有侯德健演唱《龙的传人》最初的demo，广播人陶晓清提供。这是带宽1/4英寸、盘径七英寸半的小盘带，业界常用的还有十英寸半的大盘带。

从“中广”大厅楼梯上去左转，弯进窄窄的走廊，便会通到第八控制室，简称“八控”。你远远就知道那是“青春网”的专属录音间，因为它从里到外贴满了摇滚海报。“青春网”是当年唯一规定所有主持人都必须“自控自播”的电台，DJ必须坐在中控台前，一边讲话，一边操作两部LP唱盘、两部CD机、一排匣带机、两部卡式录音座、两部盘带机……右手边那面墙排满了CD，左边和后面的墙则排满了匣带，包括台呼、jingle、广告、片头片尾、串场音效、常备歌曲和每周更换的推荐新歌─现在的电台已经看不到匣带，都改用电脑了。

一九八九年夏末某日，“回到未来”披头士单元第一次录音。我全身僵硬，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极其别扭，那些熟悉的机具，看上去蓦然显得巨大无比。ON AIR红灯一亮，蓝杰简单开了个头便让我接着讲。我一口气独白十二分钟，才让她有空插嘴播歌。然而她一点儿都不着急，微微笑着，让出空间，尽我自己慢慢找到更合适的节奏。那一天，开启了我的“DJ生涯”。

“回到未来”的录音时段多半定在中午，我总是从家里踩脚踏车去仁爱路三段的“中广”大楼，十分钟就到了。蓝杰每次都会买两个便当等我一起吃，我们就坐在安静的播音室里吃饭闲聊，吃饱才上工。有一次录音，正说到关节处，一个排骨饭味道的饱嗝涌上来，我努力要把它压下，一句话憋到一半变成牛鸣。蓝杰扑哧一笑，倒带重来。于是我知道：上节目还是尽量别吃太撑，万一是现场直播就糗大啦。

在蓝杰节目当了好一阵子特别来宾，披头士之后，又陆续介绍了滚石（The Rolling Stones）、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做过一系列蓝调溯源的专题，还有万分艰难的鲍勃·迪伦（Bob Dylan）。滚石介绍告一段落那天，蓝杰问我接下来还想介绍谁呢？该轮到迪伦了吧。我叹道，迪伦很难哪，恐怕得给我半年来准备。一旁的录音工程师翻了翻白眼说，哼哼，半年？大概不够哦。我被他这么一激，当场决定非做到不可。

若要“攻读”迪伦大量用典、雅俗混搭的诗句，唱片里没有歌词，“圣经”只能是母亲珍藏多年，收录他历年歌词、诗作、素描的精装大书《鲍勃·迪伦图文作品辑》（Writings and Drawings of Bob Dylan），遇到读不懂的字词，便得翻查《大英百科全书》、《美国当代俚语俗语辞典》。至于字典查不到的时代掌故，还得翻阅四五种版本的迪伦传记。对付迪伦那些繁复晦涩的诗句，我也不可能在节目里逐字详解变成“摇滚英文教室”，索性自费影印歌词，听众把回邮信封寄到电台，我就奉送一份“讲义”。每个月，我都会抱着那一大册《鲍勃·迪伦图文作品辑》到对街便利商店一页页缩小复印，剪贴完稿，拼成双面A3尺寸，再回去印几十份，一一折好装封投邮。当年做这些丝毫不累不烦，只觉得能和陌生人分享自己私心喜欢的音乐，是最最快乐的事。

那年头的听众也很够意思。广播听完，心情激动，于是专程去文具行买信封信纸邮票，写下洋洋洒洒的收听心得，出门找邮筒寄出，然后天天守着收音机，期待主持人会提到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场景，如今早被email和网络留言板取代。然而当年家用传真机尚不多见，网络更是闻所未闻。除了现场“叩应”，信封信纸就是你和“收音机里那个人”唯一的互动渠道了。

“中广”毕竟是电台霸主，台澎、金马，甚至福建沿海都听得到“青春网”，听众回信也来自四面八方：中学女生常把信纸折成花里胡哨的立体工艺品，我拆读之后永远折不回原样。准备联考的高三男生密密麻麻写了四五张信纸痛陈教育体制的扭曲与不义，仿佛我是世间唯一能理解他的人。一次重感冒，我请听众原谅自己讲话瓮声瓮气，东部一位在便利商店值夜班的女孩竟亲手织了围巾寄来。还曾经收到一封监狱来信，薄薄一张十行纸，字迹工整，称赞上星期节目放的吉米·亨德里克斯。受刑人写信大概有字数限制，内容很短，段末还有典狱长之类的审批印章。我努力想象那人在监舍吃完牢饭，扭开收音机凝听老摇滚的画面。那个星期的节目，我又特别送了一首亨德里克斯的歌给他——但愿我播的是他翻唱迪伦的名曲《沿着瞭望塔》（All Along the Watchtower）：“一定有办法逃出这里”，小丑对贼说“这里太混乱，我再也吃不消”……

这些来信，让我初次窥见了广播这一行的魅力与风险：原来我在节目里放的歌、说的话，真的会对素不相识的人产生不可预期的影响。想想那些十六七岁的孩子熬夜写的长信，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也才十九岁，却骤然感受到“公器”两字沉甸甸压在肩头─虽然我的初衷，只是想放放老摇滚过把瘾而已。

我始终梦想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节目。大二暑假报名参加“青春网”DJ储训班，学会操作“八控”所有的播音机具，包括那座巨大的盘带机。后来屡获金钟奖的袁永兴那时也还是大学生，是一起受训的“同梯”。如今名满天下的吴建恒当时初出社会，考进“青春网”担任节目助理，待遇菲薄，工作却很辛苦，真的是“从基层干起”。

那个夏天，是我生平仅有的正式“播音员训练”。上完所有课程，每个学员都要录一辑自制节目作为期末验收，交给资深DJ群评分。尽管我结讯成绩名列前茅，“中广”长官考虑母亲身为总监仍宜“避嫌”，终究没有让我“扶正”当主持人。“自己的节目”这个梦想，还得再等好几年才能成真。但当年学的那些本事，还是很受用的。

彼时“青春网”借镜美式广播风格，力求生动活泼的“临场感”，最忌逐句念诵广播稿，更忌言不由衷的熟词套语。我们学到广播的大敌是“死空气”（dead air）─寂静无声的“冷场”。电台从开播到收播，中间绝不能出现超过五秒钟的“dead air”。事实上，几乎所有稍微像样的电台都有自动防止“dead air”的机制，万一“冷场”秒数超过设定上限，播音系统会自动插播音乐，工程部则不免兵荒马乱，检查直播器材是否出了问题。

“防冷场”是每个DJ的本能，内行DJ都会利用歌曲前奏、间奏、尾奏插入口白，避免dead air趁隙而入。我们学会在播歌同时切换耳机频道，计算下一首歌的前奏与间奏秒数，务求开场口白刚好收在演奏完结、歌声初起处。若歌曲没有前奏（DJ行话称为“cold”，我总有“冷不防”的联想），也可以利用前一首歌的尾奏介绍下一首歌，或者挑一段衬底音乐作为过场。一旦驾轻就熟，接歌、插话，都可以和呼吸一样自然，一段短短的口白便可以制造悬念、煽动情绪、转换气氛。这些技巧现在未必稀罕，当时却很新鲜，在“青春网”之前，只有讲英文的ICRT听得到这种风格。

当年的训练，让我和许多同行一样，养成了“防冷场”的本能。即使出了录音室在人前讲话，也无法容忍一两秒钟的空隙，总有出声“填补”的冲动。幸好稍有自觉，总算没有变成社交场合爱插嘴又满口废话、习惯自言自语的家伙。

节目做得多了，我也尝试体会广播这门媒体的特质。我发现“听广播”常常是私密的“一对一”经验，许多人开着收音机只为驱赶寂寞，所以我想，或许可以试着营造“促膝密谈”的气氛，精心掌握“你”、“我”、“我们”这些词的落点。广播没有视觉刺激，一切全凭声音，所以一段节目要传递的信息量必须精准拿捏，不可贪心，“松”一点，效果或许更好，语速也宜放慢。初做节目，一紧张就愈讲愈快，唯恐准备的材料用不完，后来连自己重听都不免吃力，于是必须在笔记本写下斗大的“慢”字自我警惕。我发现，自己觉得“慢”的时候，听起来反而刚刚好。

我还发现，广播听众有太多游离的“过路客”，他们无所谓现在是谁主持、正在进行什么主题，只要音乐不难听，主持人声音不讨厌，他们便可能逗留在这个频道。节目进行的每一秒钟，都可能有“新客人”转进来，你得尽全力留住他，不让他转台，而这并不简单。于是即使进行的是连续好几辑的主题，我也假定每次至少有一半听众是初次收听的“新客人”，这样做起节目，口气就不一样了。广播跟任何媒体一样，绝不能“关门自爽”，我觉得这样的认知，也是播音员对待听众的起码“礼貌”。

大三那年，于婷也邀我在她的节目开单元。与蓝杰温和持重的主持风格相反，于婷走的是“豪爽”路线，很有“大姐头”的霸气─我见过她在直播室放着撼天动地的摇滚，单脚脱了鞋盘坐在旋转椅上，披着一头乱发，聚精会神拿一把小剪刀对付分岔的发尾，表情肃穆，仿佛那是天地间最重要的事。

有一天，我放洛·史都华（Rod Stewart）的《玛姬梅》（Maggie May）。于婷关上麦克风，跌入回忆，絮絮跟我说起当年她还是个小太妹，翘课和姐妹淘在Pub闲混，双脚翘在墙上，仰天喷烟，百无聊赖，店里喇叭震天价响，放的便是这首歌：“起床了，玛姬／我有话非得跟你说／已经九月底／我真的得回学校了……你引诱我离家出走／只为拯救你的寂寞／你偷走我的心／那痛苦让我难以承受……”

还有一次，我提到披头士名盘《花椒军曹》（Sgt. Pepper）当年在唱片中央那圈沟槽暗藏了一段奇怪的拼贴音效，有人言之凿凿，说反过来“倒放”会听到一句脏话，但那段音效在美版唱片是找不到的。于婷闻言大为兴奋，决定追求真相─毕竟是“中广”，资料室竟让我们找到一张一九六七年日本东芝印行的原版唱碟，胶盘还是红色的！盘况奇佳，看似很多年没人拿来播了。我们把那段音效用唱机转录到盘带，再把那段盘带剪下、两头反贴，七手八脚弄了一个多钟头，终于听到传说中的“魔鬼密码”。老实说，效果诚然十分诡异，但很难说是不是脏话……现在若用电脑软件，两分钟就能完成这桩工程，却少了当年“动手做劳作”的乐趣。

“中广”资料室曾经珍藏成千上万的原版唱片，那是好几代人的积累。后来电台拆迁，那些唱片整批论斤卖给了资源回收业者，一张不留。其中一部分流落到牯岭街和光华商场的旧书摊，剩下的或许都拿去填海了。早知如此，我当年该把那张日版《花椒军曹》暗干回家才是……

一九九三年毕业入伍，“青春网”也因电台政策改变，节目大幅调整，苦撑一阵，仍然忍痛收摊，我的“广播生涯”中断了两年。退伍初出社会，我又在“台北之音”李文瑗“台北有点晚”开了每周介绍摇滚的单元，仍然会收到听众手写的来信，仿佛“青春网”的时代并未终结。一九九八年，我总算拥有“自己的节目”，却只做了两个多月。那是一个叫“大树下”的电台─“水晶唱片”老板任将达不知如何说服了一家原本走“草根卖药”路线的地方电台老板，纠集一群热血青年，把它搞成一个全天候播放摇滚与另类音乐的电台。这事情实在太梦幻，果然也因广告业务欠佳，这场实验三个月便被迫结束，我的节目自然也告吹了。

后来陆续在几个地方开单元，延续“青春网”时代的“寄生”模式，直到二○○二年，才终于在News98有了每个周末属于自己的两个钟头。只做周末节目，其实有点儿像是电台的“化外之民”：周一到周五是广告业务兵家必争的时段，周末节目的广告，则多半是周间时段的“搭赠”，收听率压力相对也小一些。我做节目这些年，从来没有遭受“业务配合”压力，电台长官也从未干涉我的节目内容。能在拥挤的空中找到安身的角落，放爱放的歌，说想说的话，访想访的人，这实在是我的幸运。

即使在“青春网”结束多年之后，仍有好几位初识的朋友告诉我，当年他们如何把我的广播单元逐周录成卡带编号珍藏，甚至拷贝一份放在学校音乐社团，当成大家“自修摇滚史”的教材。这样的故事到了二十一世纪，竟又改头换面重来一次：这几年，开始有对岸乐迷逐期搜集我的节目录音，通过网络社群分享同好。前不久，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相告，他在一场音乐节的摊位上竟看到有人把我整年份的广播节目逐辑录下，烧成“私酿版”（bootleg）光碟摆售。老实说，还真有点儿“受宠若惊”─“入行”这些年，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讲的话、放的歌，竟会用这样奇特的方式，传播到无从想象的远方。

从十八岁暑假第一次在“回到未来”放披头士算起，我的“播音员生涯”，竟已占据一半以上的人生篇幅，眼看还要继续下去。然而每在播音台坐定，戴上耳机，“播音中”红灯亮起，兴奋期待之情，仍会油然升起─我从未厌倦这份工作，或许正是因为我从来不曾把它当成一份工作。于是倏忽二十多年，心情始终带着“业余”的轻松。然而，母亲说过的那句话，我也始终没敢忘记─“有没有认真，自己知道。”

二○一○

按：二○○五年蓝杰因淋巴癌辞世，得年五十五岁。当时我便默默告诉自己，要好好写点什么，记下印象中的“青春网”和我所记得的广播这件事。如今终于成篇，我竟已是她当年带我入行的岁数了。谨此对那位带我走上这一行的领路人，聊表谢意。

那些惯于寂寞的人

广播就像诗……做得好的话，就会像诗……广播节目不是“表演”，广播不属于演艺界，广播不会侵犯你，广播是有一个人发现某件事情很有意思，所以要讲给别人听。你是在跟某一个人讲话，你千万要记住这一点。

——伊丽莎白·海伊（Elizabeth Hay），

《午夜知音》，八○页

打小，我常幻想自己躲在一个小纸箱子里，箱壁开一个小洞，让我偷看外间的世界。我将在里面装一部电话，这样既能跟外面说说话，又不需要暴露自己。

多年后当上了播音员，乃发现这份工作，完美地实现了我的童年幻想。

很多年前，当我还是大学新鲜人的时候，曾经在一个传说中的广播电台打过一阵子工。每周一次，我在前辈主持的音乐节目里担任固定来宾，放放老摇滚，讲讲音乐掌故。那个电台叫做“中广青春网”，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播送流行音乐节目，除了时新的排行榜金曲，也有爵士乐、怀念老歌、另类摇滚和重金属。那是舶来音乐犹珍罕如沙漠水源的“前网络时代”，对求知若渴的乐迷来说，这个频道便是“大开耳界”的启蒙之窗了。

那个暑假我在“青春网”接受储备DJ的训练，学会操作机关重重的盘带机、匣带机、唱盘、卡座，摸熟了那座满布按键和推钮的多轨录音台，练习剪接、cue歌、垫衬乐、算秒数。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真心爱上了广播，希望能当一辈子的播音员。

当时真正受用的，并不是学会怎样操作那些望之俨然的机具（尽管坐在器械环伺的录音室中央自控自播，确有类乎驾驶战斗机的快感），而是仿佛触摸到了广播这门行当的核心精神。

广播这个行业，就像小说《午夜知音》里老鸟说的，看似出风头，其实并不属于“演艺圈”。播音员的待遇向来菲薄，从来撑不起“演艺圈”最重视的“排场”。或许正因如此，播音员也比较懒于像“演艺圈”的角儿那样戮力钻营、厮杀逐利、争抢版面。电台的主事者，也往往愿意让播音员多一点儿自为、任性的空间。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便从这样的空间里冒出来了。

“广播就像诗，电视像轰动的畅销小说。”——小说里的老鸟如是说。我则觉得，有时候，广播也很可以是散文。广播是斗室里的促膝长谈，电视则是千万人前的公开讲演。

广播惯于寂寞，惯于填补那些热闹之后的冷清，惯于绕开人多的地方，在荒地里生一堆火，让不想凑热闹的人也有个地方可去。依赖广播的人，多半也是惯于寂寞的：他们在漫漫长路上开着计程车或货柜车，在深夜准备期中考，在工厂生产线上重复着单调的动作，在冷清的便利商店值大夜班，在槟榔摊包着菁仔。偶尔他们心血来潮，拨电话去叩应，这时候，播音员这头的寂寞，便和电话线那头的寂寞串在一起了。而所有聆听着的寂寞的耳朵，也都聚精会神地靠在一块儿了。

当初受DJ训的时候，我那做了几十年广播的母亲，也是彼时“青春网”的总监，曾经告诉我们这些抱着广播梦的小毛头：你面前这支麦克风是公器。你永远不知道是哪些人在听你说话、你的话又会带给他们什么影响，所以，绝对不可以在广播里宣泄未经处理的负面情绪。

于是，广播也可以是充满压抑和暗流的了——尽管我知道母亲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广播在本质上是“一对一”的媒体，然而我从来不曾在脑海中描绘出一个“想象中的完美听众”。只是偶尔，我独坐在播音室，心力交瘁，耳机里只听到自己疲惫沙哑的声喉，我便会播送几首美好得近乎残酷的歌，并且幻想哪里有哪个听众扭开收音机，听到这一段，不禁开心或悲愤地骂声脏话。这样的想象，总是能让我好过一点。

我的母亲十八岁便入行做广播，父亲在电台工作时和母亲相识，两人恋爱没几个月便结了婚，婚纱照还刊在当年的《广播月刊》封面上。我有很多童年记忆的场景，都发生在电台——精确地说，是在台北市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的中广总部——那幢老楼如今早已被夷平，盖起了睥睨全台的豪宅，然而我仍能在记忆中一间间、一层层地把它重建回来。

我记得儿时去电台，母亲在播音室忙着，她的同事招呼着我，从办公桌抽屉里掏出一则社论剪报，要我念来听听，仿佛是要验证一下我的播音员血统。我也记得盘带急速退带到底时，磁带尾巴一圈圈打在机器上的啪啪声响，若不伸手轻轻摁停疾转的盘带，那尾巴最终会被打成碎片，纷飞掉落满地。

我记得录音室墙面由一片片打了很多小洞的吸音隔板拼成，墙上挂着一幅幅播音手势图解（播音员和录音工程师隔着玻璃，得靠手势沟通）。一次我闯进了最大的那间录音棚，那是录广播剧的地方，四散着制作音效的道具，体积最大的是一架可以搬动的木头楼梯，若有需要，演员便走上走下，踏出回音巨大的脚步声。

电台顶上巨大的天线塔，夜以继日向世界播送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明明有很多人在那幢楼里进出，记忆中的电台大厅，却总是安静而压抑，总是空荡荡的。仿佛隔音门一关，所有的喜怒哀乐，便都留在那一间间斗室里，而与旁人无干了。

读着《午夜知音》，几个人在荒僻的加拿大小镇电台偶然交集，各自背负着沉重的故事。这些故事一个叠着一个，终局却像书中人意欲用录音机替那冷冽的世界留下一些记录，最后拦住的，仿佛只是更多的寂寞和荒凉。想起书里的年代，距离儿时的电台印象并不甚远。于是便仿佛看到了明灭的ON AIR红灯，听见了厚重的吱嘎作响的隔音门，闻到了播音室里一排排老唱片混杂着故纸和塑胶的气味。

那好像是把我的童年幻想放大了几千几万倍：我从纸箱的小洞往外窥视，只有一望无际的冰原、永夜的天空和遥远的极光。拿起身边的电话，却无人语，只有风声，间以麋鹿成群踏雪而过的窸窣声响。

二○○八

注：《午夜知音》（Late Nights on Air）是加拿大作家伊丽莎白·海伊（Elizabeth Hay）二○○七年荣获吉勒文学奖（Giller Prize）的长篇小说，繁体中文版由远流出版社发行。

一九七六年那只可乐瓶

那是一只在神话场景中烁烁发光的玻璃瓶。热血歌手拎着它上台，慷慨陈词，然后愤然掷之于地，霹雳一响，流光四溅，全新的历史篇章于焉开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淡江文理学院（今淡江大学）有一场民谣演唱会。据说，那个不修边幅的胖子，扛着吉他，拎着可乐瓶，上了台便说：“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兴，但我现在喝的还是可口可乐。”他转向舞台上刚刚唱完英文歌的同学，不客气地问道：“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

那同学愠然回道：“只要旋律好，外国歌中国歌都唱。”胖子显然对这答案不满意：“我们请今天主持的陶小姐回答这个问题，她主持节目十多年，一定可以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广播人陶晓清那天应同学邀约来主持节目，演出人并不是她找的。面对突然的尴尬场面，她试着打圆场，据说她是这么回的：“并不是我们不唱自己的歌，只是，请问中国的现代民歌在什么地方？”

胖子有备而来：“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写出自己的歌之前，应该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们能写出自己的歌来为止。”——这是小说家黄春明的名言。

然后据说，胖子奋力把可乐瓶掷碎，吓坏了不少同学，接着弹起吉他，唱起一九四八年李临秋作词的歌谣《补破网》：

见着网，目眶红，破到这大孔

想欲补，无半项，谁人知阮苦痛？

今日若将这来放，是永远免希望

为着前途针活缝，找家俬补破网……

这首歌曾和许多母语歌谣一齐被国民党禁唱，理由不外“传播灰色消极思想”。然而，它仍在民间传唱不辍，并在后来的政治抗争运动中，披挂上更激切的象征意义。对听惯了卡朋特兄妹（The Carpenters）和约翰·丹佛（John Denver）的同学来说，这首歌未免太不合时宜，况且胖子的歌喉实在不怎么样。底下嘘声四起，胖子充耳不闻，又唱了一九三三年周添旺作词的《雨夜花》：

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

无人看见，每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谁人倘看顾？

无情风雨，误阮前途，花蕊若落欲如何？……

他甚至还唱了一九二五年黎锦晖写的《国父纪念歌》（原本叫《总理纪念歌》）：

我们国父，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

推翻了专制，建设了共和，产出了民主中华……

是有那么几个人鼓掌，但嘘声更多更响。胖子生气了，他涨红脸说：“你们要听洋歌？洋歌也有好的！”于是他唱起鲍勃·迪伦（Bob Dylan）的《飘荡在风里》（Blowin’ in the Wind），一首曾在十三年前敲醒万千西方青年的歌：

一个人要仰头几次，才能看见蓝天？

一个人得长几只耳朵，才能听见人民的哭喊？

得夺去几条性命，才能让他明白，已经有太多人死去？

答案哪，朋友，飘荡在风里

答案飘荡在风里……

唱罢，据说，胖子激愤呼吼：“我们应该唱自己的歌！”然后丢下满场错愕，下台离去。

这胖子名叫李双泽，时年二十七岁。九个月零七天之后，一九七七年九月十日，他在淡水为救人被大浪卷走，得年二十八岁。从“淡江事件”到溺海身亡，短短两百多天，他身体力行，写下九首新作，包括后来传唱极广的《少年中国》和《美丽岛》。他始终念兹在兹地“唱自己的歌”，后来亦变成一代人朗朗上口的启蒙名句。

一九七六年冬夜那场突发事件，既无录音，更无照片，只有在场者的事后忆述，不免染上重重神话色彩。那只被砸碎的可乐瓶，在这段史称“淡江事件”或干脆叫“可乐事件”的传奇之中，始终是画龙点睛的关键道具。那瓶可乐，究竟背负了多少沉重纠结的历史情绪？

据查，可口可乐进入华人世界，始自一九二○年代，但流传始终不广。大陆易帜，国民党政府撤台之后，两岸更无引进。直到一九六八年，可口可乐方才正式设厂台湾，距“美军顾问团”在一九五一年朝鲜战争后大举驻台，倏忽已十七年。美国流行文化亦随美军驻台而渐渐取代早年的东洋文化，成为台湾青年时尚主流。可口可乐、牛仔裤、好莱坞电影，还有美军电台播放的“热门音乐”一起，成了“西风压倒东风”的象征。

一九七一年，台湾被赶出了联合国，次年尼克松访问北京，签署《中美联合公报》。不到三年，全球近三十国陆续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愈形孤立的国民党政权以“国际姑息逆流”称之。那段时间成长的台湾青年，面对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世界纷纷乱乱，整片岛屿被抛向未知，大人眼中满载着惶惑，青年的身躯则翻腾着澎湃的民族热血。“保钓”运动初兴，成为集体情绪宣泄的出口。一度在六○年代蔚为主流的“存在主义”风潮，那股苍白、虚无之气，到七○年代渐渐化开，让位给乡土与现实主义的艺文路线。

七○年代初，还在淡江念书的李双泽，在台北“哥伦比亚”咖啡屋结识一群年轻歌手：胡德夫、杨弦、吴楚楚、杨祖珺……起初大家都唱英文歌，崇拜迪伦、琼·贝兹（Joan Baez）、多诺万（Donovan）和保罗·西蒙（Paul Simon），却渐渐在那样的时代气氛下，感到“唱洋歌”之底气不足——你我唱得再像，毕竟生来不是白肤碧眼；那歌写得再好，毕竟并非我乡我土所出。这股心虚一旦勾起，便难再扑灭，唯一出路，便是自创新曲，在“洋歌”与市面上被诋为“靡靡之音”的本地流行歌曲之外，另辟道路。李双泽居中鼓吹，尤其热切，各人摸索试验，总算有了几首成果。

一九七五年，杨弦终于“正式打响革命第一枪”，在当年最体面的演出场地——台北市中山堂举办创作歌谣发表会，演唱余光中诗作谱曲的新歌。之后发行唱片《中国现代民歌集》，回响远超预期。广播人陶晓清在“中广”节目邀访歌者，播放新曲，筹办演唱会，在原以西洋“热门音乐”为主的节目中专辟时段，介绍青年新创曲，成为最重要的“推手”。然而，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那可以是一场“运动”，更不敢奢想自己的歌真能动摇整个时代——那几个青年人，脑中大约是从未浮现“流行”二字，而更像同人团体的“艺文实验”吧。

李双泽，或许是极少数的例外。他始终抱着极其强烈的使命感，并且深深相信歌曲作为革命武器的潜在力量。

“可乐事件”那一夜，李双泽刚刚浪游世界归来。他从淡江辍学，花了两年遍历欧美各国与父亲的侨居地菲律宾，大开眼界之余，也体验了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见识了西方强权在第三世界留下的殖民阴影。从西班牙农村、菲律宾鱼市到纽约街头，年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听的都是英文歌——他曾在菲律宾拍下一帧照片：背景是球场的草坪，铁网围篱高悬着鲜红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一个穿牛仔裤的青年闲坐其下，茫然远眺——这帧照片在李双泽死后被好友梁景峰选为遗作文集《再见，上国》封面，微言大义，点滴在心。

那晚的主持人，正巧是我母亲陶晓清。据她回忆，那天原本办的便是西洋歌曲演唱会，类似活动各地校园几乎周周都有，并不稀罕。登台的不只淡江同学，还有在著名的“艾迪亚”西餐厅驻唱的赖声川、胡因子（便是后来的巨星胡茵梦），与李双泽也有交情。那天现场的学生并不多，相较于杨弦前一年那场冠盖云集、颇受艺文圈注目的演唱会，淡江这场活动实在是简陋而随兴的。若非这“擦枪走火”的风波，加上事后校园刊物追叙、论战，把它变成了传奇神话，这场演唱会，大抵就和当年千百场校园活动一样，很快就会被遗忘了。

三十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可乐事件”那天，李双泽并非受邀演出的嘉宾，而是去替胡德夫“代班”——演出前夜，胡德夫在驻唱的餐厅和人打架，据说打赢了，但还是挂了彩，于是自己去医院包扎，懒得留院休息，径回租处二楼后阳台，抽烟看风景。浑不知自己失血过多，竟然眼一黑，凌空摔进楼下堆着装空啤酒瓶的木箱，碎玻璃扎了一身，牙也碰掉了。狼狈回到急诊室，护士惊呼：“你怎么又来了！”

原本胡德夫还想带伤赴会，但牙没了，唱歌会“漏风”，只好紧急央求老朋友“救一下”。那天他虽不能上台，还是去了淡江。胡德夫记得的是：李双泽上台前八成喝了酒壮胆，登台时满脸通红，“像扛扁担一样扛着吉他”，那只可口可乐玻璃瓶并非捏在手里，而是吊挂在琴头，随着胖子的大步流星一晃一晃。

我的母亲记得的却不是这样。她说，李双泽是握着可乐瓶上台的，而且，他压根没有摔碎那只瓶子，唱完下台也没忘记把它带走。所谓摔瓶子，那是后来的人添油加醋的情节。

所以，这整个事件中真正摔碎了的瓶子，其实是前一天晚上被从天而降的胡德夫压破的那几箱啤酒瓶，不是什么可口可乐？

李双泽死的那年我才六岁，究竟是否见过这位胖墩墩、大嗓门、邋里邋遢的叔叔，也不记得了。对他，我唯一的记忆，来自《再见，上国》封底那帧照片，一个戴黑框眼镜、赤膊套着连身工作服的胖子，满头乱发，盘坐抱琴，咧齿而笑——李双泽存世的照片不多，但每张照片里的他都笑得很开怀，仿佛对生命很满意，对世界也有无穷信心。

曾几何时，我不但活过了李双泽在世的年纪，也比当年主持晚会的母亲多长了好几岁。二○○七年十月，“野火乐集”整理出版李双泽遗作录音，并在淡江大学活动中心办了一场致敬演唱会。母亲事隔三十一年重返旧地，担任主持人，我则应邀与她搭档。开场嘉宾是满头白发的胡德夫，他终于还了老友当年“救火”欠的那个人情。

《再见，上国》封面、封底，一九七八年九月长桥出版社初版，纪念李双泽逝世周年。

灯暗幕启。一束聚光灯打在舞台上一只曲线玲珑的可乐瓶，反射出四散的流光，仿佛满盛着晶莹耀眼的故事，静静等着谁来打碎。

二○一○

再唱一段《思想起》

有太多厉害的音乐，演出结束便随风而逝，仅仅留在那些有幸亲临的耳朵里。即使真有人在适切时刻按下了REC键，它们还得抵挡岁月流徙、天灾人祸，若没人着意护持，随时会跌进历史的裂缝，尸骨无存。我们现在听到的那些，只能是流光满溢的漫长乐史当中，有幸筛下的零金碎玉。

比如一九七八年深秋某日，恒春老人陈达背着月琴到台北录音室为云门舞集《薪传》录唱《思想起》。那天他先要了米酒和花生米，然后一口气唱了三个钟头，从唐山过台湾一路唱到蒋经国。然而今存录音仅余片段，完整母带多年前被林怀民的朋友搞丢了——但即使它留了下来，是不是还能躲过二○○八年二月那场烧光了云门排练场的大火呢？

我的母亲做了一辈子广播，手边积下好几百卷访谈记录、歌手试唱、演出实况的卡带存档。发黄的标签写着录音日期，最老的记录足可回溯到七○年代初——卡式录音机刚刚普及的时代。就跟大部分这类事物的命运一样，它们被遗忘在一格格抽屉里，缄默了许多年。

大学时代，我曾一时兴起，把每一卷都拿出来放放看。早年的卡带物料颇佳，竟顶住了潮气和霉菌，音质清晰，绝少绞带。我翻翻拣拣，看见一卷带子写着“陈达”，当下心头一震：老人存世录音极少，任何断简残篇都是重要文化财。这将是新出土的记录吗？

颤着手按下PLAY，咦，一个男人在讲航海的事情，讲个没完。整卷听完，哪来的陈达？那是一九七七年远航南极的“海功号”船长访问。我问母亲，“海功号”跟她的热门音乐节目有什么关系？她也不记得了。那陈达呢？大概被这个访问洗掉了吧。

原先录的陈达是什么内容，总该有点印象吧，母亲想了想，摇摇头。也不怪她，毕竟都过这么些年了。那么，就当它只是从唱片转录成卡带的备份吧。这样想，比较不失落。

然后又是十几年过去。回家陪母亲整理旧物，竟翻出另一卷写着“陈达唱歌”的带子。

“陈达与陈廖全在‘稻草人’休息”，张照堂摄，摘自一九七八年《生活笔记》，张照堂主编设计。这卷卡带便是陈达在“稻草人”演唱的实况。

有了上回的经验，这次我手也不抖，放来听听再说。我猜这八成又是船长访谈。即使里面真有陈达，恐怕也是唱片转录的，没什么稀罕——我已经不是那样容易大惊小怪的年纪了。

按下PLAY，月琴一阵紧似一阵，苍劲的老嗓子扬起，狂野而婉转，苦楚而放肆。月琴嘈嘈切切，挥洒出满城风雨飞霜。老人从《五孔小调》转到《思想起》，一气呵成，唱了二十九分钟。

那是陈达未曾收录在任何出版物的实况。母亲一听便认得，这是在“稻草人西餐厅”的演出。

台大对面的“稻草人”是彼时文艺青年出没的民谣咖啡屋。一九七七年年初，陈达来店驻唱，母亲拉着父亲一起去听，这卷带子便是那天录的，证据就在歌里——不知道谁和老人说：“今晚在座，有个很有学问的马老师来看你。”陈达便即兴把父亲编进了他的唱词：“先生姓马文秀才……”

那两年，陈达在“稻草人”唱了总有几十场，前去亲睹的文艺青年络绎不绝，实在很难相信始终没有人在现场按下REC。然而这二十九分钟，确实是我所知道存世仅有的孤本了。

那一夜，在母亲的卡带里封印了三十多年。我把它转成MP3，上传到网络。老人的声音活了起来，化为流窜的数码，重新从四通八达的iPod耳机和电脑喇叭奔腾而出。

而我正等待识得恒春乡音的耳朵从网络彼端捎信来，为我译解老人古奥的唱词。都这么些年了，我很愿意再多等一等的。

二○○九

注 ：吾友Johnson读完拙作，来讯告知：那卷一九七九年陈达为云门录唱的母带后来找到了，也在八里大火后幸存，只是沾了灰又泡了水，修复母带将是艰巨的工程。衷心祝祷这份重要的历史文化财， 终能重见天日。

告别，不要告别

——两首歌的曲折故事

有那么几首歌，妥妥帖帖藏在心底，却不大舍得听，因为它们太完美。每一播放，便不免残酷地映照出世间的丑陋与无聊。灵魂不够强悍的时候，骤临那样磅礴淋漓的美，简直令人绝望。

李泰祥和唐晓诗合唱的《告别》（一九八四），就是这样的歌。然而，世间原本不会有这首歌，只有另一首叫做《不要告别》的歌。

一九八四年，李泰祥在“滚石”唱片为唐晓诗制作新专辑《黄山》。他特别重视其中重新诠释的旧作《不要告别》——十多年前，他把这首歌卖给了“歌林”唱片，历来许多人都唱过：李金玲、洪小乔、黄莺莺、萧孋珠、凤飞飞、刘文正、江玲……刘文正甚至前后录过两种版本，《不要告别》简直成了“歌林”歌手的“必考题”。然而，没有任何一个版本符合李泰祥心中这首歌“应然”的模样。足足等了十年，他才终于找到“对”的歌手，得以用“对”的方式整治《不要告别》。

李泰祥的音乐生涯，起初和通俗歌曲没太多瓜葛：他是阿美族原住民，十五岁便拿下全省小提琴大赛冠军，艺专音乐科毕业，当过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整个六○年代，李泰祥的热情投注在巡回演奏和作曲。七○年代初，他一面为广告公司做配乐，偶尔写流行歌曲赚外快，一面投入前卫音乐与实验音乐，两脚各自踏在最世俗和最孤高的领域。当年唱片公司聘人写歌，词曲都是一次买断，并没有版税这回事。“歌林”买下《不要告别》，付给李泰祥的作曲费是两千块新台币，衡诸当年行情，并不算差。但“银货两讫”之后，这首歌会变成什么样子，作者是无权过问的。

《不要告别》作词人Echo，本名陈平，另一个更响亮的笔名是三毛。和李泰祥兼差谱曲一样，她也在散文、小说之外，间或写写流行歌词。这是她为《不要告别》写的词：

我醉了，我的爱人

我的眼睛有两个你，三个你，十个你，万个你

不要抱歉，不要告别

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

没有人会流泪，泪流……

我醉了，我的爱人

不要，不要说谎

你的目光拥抱了我

我们的一生已经满溢

不要抱歉，不要告别

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

没有人会流泪，泪流……

《不要告别》一九七三年录成唱片，三毛刚满三十岁，还不是家喻户晓的名作家，刚搬去西非沙漠定居，正要动笔写下轰传一代的《撒哈拉的故事》。三十二岁的李泰祥则应邀赴美，在圣地亚哥现代音乐中心深造，满心都是他的前卫音乐大业。对于《不要告别》的后续发展，他们恐怕是无暇分心关注的。李泰祥从唱片听到这首歌，得等到次年回国之后——据他回忆，听到歌星把《不要告别》唱成了东洋调，使他感到错愕，觉得那“完全不是他心目中的歌曲”。从此，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不要告别》，成了他压在心底的一桩愿望。

一九七五年，歌手杨弦在台北中山堂举办歌曲发表会，出版《中国现代民歌集》，正式点燃青年创作歌谣的燎原大火。通俗歌曲的世界，即将迎向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李泰祥则在这时放弃不满一年的大学教职和省立交响乐团的副指挥头衔，和学院系统一刀两断。他做广告配乐糊口，编写演唱的“野狼一二五”摩托车广告歌，成了好几代台湾人的共同记忆。他的前卫音乐实验，则只身突入陌生荒远的声音领地，义无反顾，简直近乎悲壮——旧杂志还能找到当年李泰祥音乐会的报道。据载，演出曲目包括许多无调性、无旋律的段落，还有五金工具之类的敲打乐，搭配预录声效、幻灯投影与电影短片，是极为先锋的“多媒体”展演实验。报道写道：许多观众挨到中场休息，纷纷逃离，下半场遂空出了一大半的座位。

站在“古典雅乐”、“市井俗曲”与“前卫实验”之间，李泰祥的耳朵并没有漏掉青年人揭竿而起的创作新谣，甚至有意借着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大批新兴听众，桥接严肃音乐与通俗音乐原本互不相容的世界。和校园歌手齐豫的合作，使他一夕之间变成名满天下的音乐大师。他以创作人、制作人兼编曲家的身份亲自指挥管弦乐团录制唱片，气势惊人，一下子把他口中的“大众歌曲”与“雅乐”连到了一块儿。许多“校园民歌”的“素人”歌手和作者，写歌唱歌全凭直觉，五线谱都未必读得懂，作品多半和弦简单，旋律平易。李泰祥则不然，他的歌往往曲式奇崛，极难驾驭，却又极易入耳。歌者每次开口，都是挑战身体与灵魂的大工程——看看历来和他合作的“女弟子”：齐豫、唐晓诗、钱怀琪、叶倩文、许景淳……每个名字，都足以在歌史熠熠生光。

李泰祥回顾当年野心，是这么说的：

我决心要从严肃的音乐工作岗位走入群众，写出有风格、能表现我们现在大众生活最动人、精致的感情，写出众人的欢喜悲乐，和对时代的感觉，并融和文学，透过大众歌曲的形式，带给群众，走进生活。

一九八四年，李泰祥已是兼治古典、现代与流行的“跨界”泰斗，面对当年旧作，底气自然不同。他和唐晓诗重录《不要告别》，两人都很满意。憋了十年的遗憾，终于可以放下了。然而“歌林”在发片前夕知悉此事，去函警告“滚石”：《不要告别》版权属于“歌林”，若不抽掉这首，大家法院见——也就是说，李泰祥将会因为演唱自己的歌而触犯著作权法。

惊闻此事，李泰祥沮丧可知。为了拿回这首歌，他曾提议免费为“歌林”谱写新歌以为交换，亦被回绝。但就这么抽掉，也实在不甘心。于是“滚石”老板段钟潭（绰号也是“三毛”）心生一计：假如旋律不变，歌词重填，等于另作一首新歌。以当年法律条件，这样改编，“歌林”是难以提告的。这么一来，原本录好的音乐不需更动，只要请唐晓诗重新演唱新版歌词，还能兼顾李泰祥原本的编曲构想。

问题是，找谁填新词呢？时间紧迫，任务艰巨，老段灵机一动，想起一位写诗搞剧场的年轻女生，现代诗写得很有趣，却不知道写不写歌词。他联系上这位黄小姐，对方说自己从来没填过歌词，却很愿意试试看。

那位黄小姐时年二十八岁，刚刚自费印行她的第一部诗集《备忘录》，当时没人知道这本限量发行五百册的小书，将会彻底改写台湾现代诗史。她写诗的笔名叫“夏宇”，但为了填词的活儿，她取了另一个笔名“李格弟”。

李格弟没几分钟就把新词填好了。李泰祥拿到一看，马上说：这个词完全没办法唱。原来李格弟没经验，歌词句式和旋律兜不拢。但撇开这个不说，新词写得真好。李泰祥想了想，毅然决定与《不要告别》告别，索性为这“错填”的新词另谱新曲，做一首全新的歌。

一九八四年年底，《黄山》专辑终于发行，我们有了一首叫做《告别》的新歌。你先听到一盏砸碎的酒杯，然后唐晓诗开口，衬着弦乐和钢琴，微醺而凄然：

我醉了，我的爱人

在你灯火辉煌的眼里

多想啊，就这样沉沉地睡去

泪流到梦里，醒了不再想起

在曾经同向的航行后

你的归你，我的归我……

李格弟保留了三毛的开场句，她觉得那七个字实在太美。她也留下了次句的“灯火辉煌”，“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改掉两个字，变成“在你灯火辉煌的眼里”——唉，这是何等的才气。

然后猝不及防，李泰祥吼起来，崎岖不驯的嗓子浸满野气。一句句摄人心魄的唱词翻飞而出：

请听我说，请靠着我

请不要畏惧此刻的沉默

再看一眼，一眼就要老了

再笑一笑，一笑就走了

在曾经同向的航行后，各自寂寞

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

鼓声带入壮盛的间奏，电吉他与弦乐把歌层层托高，百转千回，再骤然荡开——这是雅乐，也是摇滚！重新进入歌词，唐晓诗领唱，李泰祥和声，相叠，交缠，愈来愈炽烈，愈来愈激昂。直到最后一句，唐晓诗倾尽所有，绝望，超然，美得难以逼视：

在曾经同向的航行后

各自曲折，各自寂寞

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

歌声甫歇，尾奏扬起。扫过浸着苦酒的碾碎的心，穿越整座灯火辉煌的城，直抵狂悲与狂喜的交界。壮阔绝伦的四十五秒之后，整首歌在最高潮处收结。

李泰祥在《告别》保留了当初为新编版《不要告别》录制的背景音乐，沿用既有的和弦结构，甚至挪用《不要告别》的旋律作为《告别》的和声，让旧作融入新歌。当年《黄山》专辑提供媒体参考的新闻资料，交代了这首歌背后的曲折，最后一段是这么说的：

他（李泰祥）虽然是《不要告别》这首歌的原作者，但是他没有诠释这首歌曲的权利。在一切努力归于失败后，他决定向《不要告别》告别。李泰祥开始试图从原曲的精神上，重新创作一首歌；他成功了，这首新歌就是《告别》……音乐家的创作力突破了一切障碍，他不但创作了新曲，也拥有了旧曲。

唐晓诗演唱的第一版《不要告别》，蒙尘的母带仍藏在“滚石”档案室，始终未曾发行。然而很少人知道，这个版本曾经公开播放过：广播人方笛提前拿到了刚录好的新歌，也不管唱片还没发行，便在她的节目先播了，这是这个录音唯一一次公开曝光。直到现在，除了当年几位工作人员，只有一小群在一九八四年某个冬夜准时扭开收音机的人，曾经意外窥得那首歌的模样——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

《告别》开启了李格弟辉煌的词人生涯，尔后她还会以“童大龙”、“李废”等笔名写下许多当代中文歌史最好的歌词。这样说起来，我们好像还该感谢“歌林”唱片的自私呢。李泰祥，则毕竟没有彻底告别《不要告别》。二○○二年，他发行新专辑《自彼次遇见你》，终于得以重新面对十八年前未了的功课，并且往前再跨一步——他把《不要告别》的词曲融入《告别》，由林文俊和徐芊君男女对唱，两首歌互为和声，奇绝、美绝，那流浪近三十年的旋律，终于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在那张回顾个人生命的专辑中，罹患帕金森氏症多年仍作曲不懈的李泰祥正式表示：《橄榄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和《告别》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三大代表作。对于《告别》这首歌，他只简单说了这样一段话：

遗憾，是最重的，比幸福还无法忘怀，与完美总差那么一点。

二○一○

就要回家

没想到我们竟得在这样仓皇、悲伤、猝不及防的情绪里，回顾马兆骏的音乐生涯。

照理说，这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应该是我在过完年这阵子，趁马爷还在新专辑的宣传期间，邀他来电台录音室做一回专访的内容。我们会一边播他的歌，一边听他聊聊年轻时的种种得意与失落，听他缕叙那些伤心情歌背后的陈年恋情，听他回忆三十年来躬逢其盛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因缘际会参与创造的辉煌历史。当谈到这几年通过信仰寻回平安喜乐，重新找到写歌唱歌的动力，还有刚刚足月的女儿，马爷肯定会用洪亮的声喉，爽朗地大笑起来。

我想，我们会以郑怡唱的《微风往事》开场，以他自己唱的《微风早晨》收尾。当我们播到那些深深烙印在台湾人集体记忆中的歌曲，很多听众都会在收音机那头跟着轻轻唱起来，并且忆起一些青春时期的荒唐事。啊，那会是一集非常好听的节目。

现在，这一集没做成的节目，注定只能怔然想望了。

我跟马爷并不熟，只见过几次面。去年参加一场评审活动，马爷也在场。多少慑于他的传奇地位，我没敢贸然攀谈，倒是他主动问候起家母，打开了话匣子。马爷尽管随和，却也有股稳重而近乎威严的气质，说起话来底气很足，音质厚沉带点沙哑，每每开口发言，总有不同凡响的分量。但他声如洪钟的呵呵大笑，又令我想到“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的弥勒佛。

回想起来，那时马嫂正怀着三女儿，新专辑应该也快做完了，马爷对未来想必是摩拳擦掌、充满期待的吧。那时候，我对他这些年的起起伏伏，乃至于他的婚姻、信仰与生活种种，完全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这些年参与创作了一千多首歌，制作过数以百计的唱片，当然也记得八○、九○年代之交那几张极是耐听的个人专辑。光凭这些，我相信他随手就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比一个精彩的故事。那时我正想做一些前辈音乐人的深度专访，很想请他来上节目，然而没来得及开口邀约。当下也不甚挂心，以为总有机会，然而谁知道呢。

说来惭愧，在马爷的众多乐迷之中，我是个迟到太久的留级生。他在校园民歌时代写的那些名曲红遍大街小巷的时候，我才十来岁，糊里糊涂，只懂得跟着乱唱一气。他发表第一张个人专辑《我要的不多》那年，我刚上高二，疯狂地迷老摇滚，满脑子都是披头士、平客·弗洛伊德和齐柏林飞船，不大理会台湾歌坛，遂错过了在“第一时间”认识“歌手马兆骏”的机会。

彼时正值解严前后，台湾社会洋溢着放肆的创作力量，热钱滚滚，百无禁忌，什么样的点子都可以拿来试一试。回想起来，那简直是台湾流行音乐最巅峰的黄金岁月。那些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就像小说里的江湖侠客，个个形象鲜明、各拥绝技。乐迷的耳朵似乎也荤腥不忌，乐于尝鲜，捧红了好些特立独行的“怪脚”：唱歌像念歌的李宗盛、老是走音的陈升、歌词落落长的张洪量和黄舒骏、鬼灵精怪搞电子摇滚的黄韵玲……当然还有自谓“长得像奸商”，歌声却清澈透亮、让人柔肠寸断的马兆骏。当他唱出那一首首平凡男子的生活和梦想之歌，动人的声嗓和他胖墩墩的身材形成巨大对比，却仿佛也让那些作品更有说服力，让那些故事映射在千千万万平凡人的平凡生命里，也让他变成了“不一样的偶像”。

好几年之后，我才从老摇滚唱片的霉味里抬起头来，回头爬梳自己错过了的另一个青春期，重新聆听那些似曾相识的名字。那时马爷已经淡出江湖，我却被《那年我们十九岁》、《会有那么一天》、《就要回家》感动得一塌糊涂，相见恨晚。

那天，我实在应该克服自己的怕羞，好好跟马爷说声谢谢。谢谢他用自己几番起落的生命史，萃取出那些歌，让我们青春记忆的画面更立体、情绪更生动，让我们在得意时可以高歌，失落时获得寄托。

马爷走了，回到他的“天家”去了。那里有他的老朋友薛岳、梁弘志，还有一柄老友洪光达烧给他的木吉他。当年，他们一起用它写下数不清的好歌。马爷的告别式上，当朋友和家人聚在一起，静心俯首，或许我们会听见，云端传来三两声清脆的拨弦，还有那首我们都唱熟了的歌：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

往事如烟，不要回首

晨雾弥漫中，音乐在我心里响起

幕已开启，别再忧愁……

二○○七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朋友是在哪个时刻倏然惊觉：中文流行歌曲竟已变成一门足以承载时代、反映思潮的艺术形式。在台湾，这个“启蒙时刻”很容易辨认—— 一九八二年四月，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问世，从此改变了我们聆听中文歌曲的方式。

诚然，“歌以载道”并不是什么创举。七○年代中叶，台湾掀起“校园民歌”风潮，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身歌曲创作，蔚为大观，“原创精神”、“时代意识”与“世代自觉”原本便是彼时青年念兹在兹的创作原则。在精神上，罗大佑并未与七○年代的台湾青年创作歌谣“一刀两断”，而是延展、拓宽了这些面向。罗大佑并不是台湾第一个尝试摇滚编制的歌手，更不是第一个在歌曲中反思国族情结、展示现实意识的创作人（李双泽、侯德健都是可敬的先驱），然而他却是第一个把摇滚的形式实践得如此彻底、把歌曲的煽动力展示得如此激切的音乐人，这使他真正成为横扫世代的标记。

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是罗大佑的“黑潮时期”，那个一头卷发、黑衣墨镜的孤傲身影，以一人之力，把台湾流行音乐从“天真”带向“世故”。他的歌展示着一个深沉、抑郁的“大人世界”，从青春情爱到历史国族，勾引了所有自命早熟的青年。一如他在《光阴的故事》唱道：“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大佑的歌，是一整代人的青春启蒙。

之后，罗大佑赴美沉潜。一九八七年，蒋经国下令解除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台湾民间社会压抑多年的力量倾巢而出。次年，罗大佑推出《爱人同志》，圆熟细腻、大气磅礴，站上了乐坛的制高点，为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谱下了至为完美的主题曲。 之后，他在香港成立“音乐工厂”，广邀顶尖好手，一九九一年的《皇后大道东》大胆探讨香港前途，反应极为热烈，《东方之珠》亦成为传唱不辍的“城歌”。对一个来自异地台湾的创作人，这是香港乐迷给予的最高肯定了。

《爱人同志》电台版试听单曲，收录《恋曲一九九○》与《京城夜》，一九八八年。

如今回望，罗大佑带来最重要的启发，或许是他新鲜的歌词语言：沉郁、沧桑，充满时代感，一洗“校园民歌”的学生腔、文艺腔。在那个正值“经济起飞”、政治气氛逐渐松绑的台湾，“都市化”、“现代化”巨轮轰然碾来，罗大佑的语言，便成了“时代精神”最生动的载体。

罗大佑对歌词与旋律的“咬合”极为在意，他始终认为自己首先是作曲家。他常说“歌是语言的花朵”，文字化为唱词，在唇齿舌腔吞吐滚动，必须与旋律的收放起伏密密吻合，一如先人世代传唱、浑然天成的古谣。《童年》的歌词花了三年才完工，便是因为这样的讲究。且看他在《未来的主人翁》打造的长句，情景交融，笔力万钧：

你走过林立的高楼大厦穿过那些拥挤的人

望着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泛起一片水银灯

忽然想起了遥远的过去未曾实现的梦

曾经人们一度告诉你说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又如仿佛预言了未来的《京城夜》：

烟花的种子与火焰的种子

在你的夜晚还有我们的夜晚

张开了缤纷的翅膀

照耀一个城市苏醒以来的演变

就在罗大佑掀起“黑色旋风”的时刻，另一位“校园民歌”背景出身的音乐人也在台湾崭露头角。他写的情歌，即将改写中文流行歌曲的历史——李宗盛原是民谣合唱团“木吉他”的成员，一九八三年，他初试啼声，为郑怡制作《小雨来得正是时候》，一炮而红，成功让郑怡从“校园民歌手”转型跨入“大人世界”，这是李宗盛展现他拿手的女歌手“形象工程”之始。后来的张艾嘉、陈淑桦、潘越云、娃娃、林忆莲、辛晓琪、莫文蔚，都因李宗盛的“精心调教”而登上歌坛顶峰，展开了艺术生命的新阶段。

李宗盛对歌词意象结构之锐意经营、对“词曲咬合”之殚精竭虑，简直有“钟表师傅”一样的耐心。他自有独特的语言质地，直白而不失诗意，语感鲜活，乍看像散文，唱起来却句句都会发光。情歌向来是歌坛主流，一不小心，便会跌入陈腔滥调、无病呻吟的酱缸。李宗盛擅以作论方式写歌，且看他的少作《你像个孩子》，当年被多少乐迷抄进了日记和情书：

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

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

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

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

一九八六年《生命中的精灵》唱片内页，附有吉他谱。

李宗盛一九八六年的专辑《生命中的精灵》，是中文乐坛少见的“内省”之作，深深挖掘个人生命史的惶惑与悲欢，坦诚真挚，是后人所谓“城市民谣”一脉难以超越的经典。罗大佑始终是沉郁而孤傲的，时时把整个时代挑在肩上，连情歌都满是沧桑的伤痕。李宗盛则擅长从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提炼诗意，煽情而不滥情，轻盈而不轻佻。当你情伤难抑，罗大佑将让你感觉凄清悲壮，李宗盛则让你认清自己不是世间唯一懂得寂寞的人。

七○年代，从退出联合国、保钓失败到与美“断交”，稍有自觉的台湾青年都无所遁逃于“大时代”的集体意识。校园民歌固然标举了“原创至上”的态度，解放了歌曲题材的限制，但在那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民歌手”的语言多半仍是“集体主义”的状态。八○年代以降，城市人口持续增加，阶级的流动、人际关系（尤其是两性关系）的转变、服务业主导的都市文化渐成主流，加上政治气氛的松动，流行歌曲作为社会的镜子，需要新的语言来反映这一切。罗大佑和李宗盛的歌，多少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影响了许多台湾人“自我意识”的转变。

罗大佑和李宗盛解放了中文歌曲的语言套式，有态度、有思想，示范了创作、制作的精湛手艺。罗大佑的歌依然承载着“大时代”的悲壮情绪，和那个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缠；而李宗盛的歌则几乎都是个人主义式的内省，那些百转千回的辩证，同样只能属于“大人世界”，你得见识过若干江湖风雨，才能体会他那些“世故的情歌”。罗大佑的沧桑尚属于一个犹然年轻的时代，李宗盛的世故则是一代人“集体告别青春期”的仪式。

二○○九

那既远且近的故乡

卑南族歌手陈建年曾经是这么唱的：

乡愁，不是在别后才涌起的吗？

而我依旧踏在故乡的土地上

心绪，为何无端的翻腾？

他的乡愁，来自父亲的叹息：这片地，原本是我们的啊。于是，乡愁不再来自地理的距离，而是心理的距离了。

我也有我的乡愁，尽管我也依旧踏在故乡的土地上。我是台北人，在这座城里出生、上学、工作、成家。然而，对于这座城，我总缺少一份唤它“故乡”的情感——所谓“故乡”，理该是一处腹地更深邃、南风更熨帖、天空更高远、水色更温润的所在，不是吗？

然而，在林生祥和罗思容的歌里，我看见了那既远且近的故乡。尽管我一句客家话也不会说，尽管我从来没有去过美浓：

细妹你看，那中央的大山，搅着白云翻来又转

细妹你看哪！那转弯的河流，驱赶大水波光潋滟

细妹你看，那挂云的大山，倾身顾着山下的石岗田

细妹你看，那唱歌的河流，弯腰抱着身边的沙埔地……

——《细妹你看》

“回家”，多么简单的愿望，多么遥远的路程。这趟“精神归乡”的旅途，上溯六○、七○年代的乡土文学运动，染上了恒春老歌手陈达苍凉辽远的《思想起》。李双泽为“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谱出美丽的旋律，男孩女孩纷纷离开故乡涌向城市，罗大佑痛切地呼喊“台北不是我的家”，群众运动四起，客家乡亲走上街头，替孙中山遗像蒙上口罩，高喊“还我母语”。唢呐凄厉的号音从《亚细亚的孤儿》吹到《一无所有》再转进《菊花夜行军》，孩子的啼哭、拖拉机的低吼、吉他清脆的拨弹……通过这些，慢慢地我们重新把“故乡”端详清楚：它的美丽与丑恶，它的无奈与愤怒。然后我们才能分辨，回家的路指往哪个方向。

罗思容年过四十才开始写歌，大器晚成，厚积而薄发，于是可以委婉，可以温暖。听她歌唱，仿佛目睹一树晚开的香花缓缓绽放。她的歌，则是寻常生活积年累月叠压的岩层深处，一缕熠熠发光的矿脉。多少风雨和伤痕，都低眉敛目收拢了进去。它们有时温馨，有时淘气，有时带着淡淡的伤感，满载着故事的线索，总会让我们对那些欲言又止的部分浮想联翩：

每日清晨，明亮的曙光斜斜地透出来

不知怎么，我的身体找不到世界的出口

我彷徨，找不到自己，啊，这是什么世界……

看看我的女儿，香香甜甜地沉睡

才发现，恬静的世界是那么庄严

屋旁的橘子花，甜蜜的香味

我的内心突然起了变化

像一个孩子，每日做着奇妙的梦……

——《每日》

思容的歌，来自朴素的生活、直观的感受。观照世情，则既有母亲的宽容，也有女性的渴欲。这坦诚的眼神，在近代台湾创作歌谣史上，竟不多见。看思容演唱，貌似淡定，其实有的是压抑与克制。偶尔，歌唱进入状态的时候，她会放开身体摇摆轻舞，像母系的族长，像部落里的巫——《每日》专辑这些歌，援引了大量的草根蓝调元素，不正带着巫的味道？静水流深，波光粼粼，这小小的晃动，尚不致搅浊了如镜的心影：

妈妈跟随月光在跳舞

妈妈晃动的影子也在跳舞

妈妈的手不停地摆动

我的身体也跟随妈妈翩翩起舞

两个人的身体，两个人的手

变成四个身体，八只手

我的女儿看我们快乐地跳舞，她也一直挥手

就像一只蝴蝶，飞到花园去，飞到月光下休憩

妈妈妈妈快快来，我们也来飞翔啊

女儿女儿快快来，我们也来跳舞啊

三个人的身体，三个人的手

变成六个身体，十二只手……

——《跟随妈妈跳舞》

林生祥的世界，则是另一种色调。在生祥的歌里，我们常常会遇见那个近乡情怯的青年：有时候他叫秀仔，是决意返乡“蹲点”的知青；有时候他叫阿成，在城里混不下去，遮遮掩掩退回老家务农，卷土重来；有时候他叫古锥仔，在都会的底层漂浪，想着哪天兄弟我也来干一则头条新闻。生祥早年的作品多半激切而悲壮，近年则渐渐松缓下来，底气仍足，那自苦的焦虑，却终于可以放下了。

我记得第一次听《我等就来唱山歌》的那个下午。那是一九九九年，天气很热，我拿着装帧设计充满“业余味道”的初版CD，其实并不特别期待什么。然而按下播放键，第一首歌才唱一半，我已热泪盈眶。那是生祥在“交工乐队”的第一张专辑，我们这一辈的孩子，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史诗。二○○一年，《菊花夜行军》出版。拿到专辑的午后，我坐在床缘，一动不动听完整张专辑，然后再听一次，然后再听一次。那年“交工”在台大活动中心礼堂演出，全场爆满。我挤在最后一排，激动地想：若我还是大学生，这场演出应该会是改变我一生的“启蒙时刻”吧。当下我很确定，台湾再也没有能够超越他们的摇滚乐队了。

然而“交工”竟解散了，传说中的第三张专辑并没有做完，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失魂落魄的乐迷尚未缓过气来，生祥已经组了新团，做出“后交工时代”的第一张专辑《临暗》（二○○四），然后是彻底回归原音乐器的《种树》（二○○六）和《野生》（二○○九）。其他的“交工”哥们儿改组“好客乐队”，发表了《好客戏》（二○○五）和《好客爱吃饭》（二○○八）。在“交工”巨大的阴影下，他们各自拓出了截然不同的路线。当我们还在一心凭吊过去，他们已经奋力写下新的历史。

林生祥、罗思容二○○八大陆巡演海报。王亮设计、制作版画。

我和生祥同龄，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还不满三十，血液里依稀残留青春时代的烟硝气味。我们认识得晚，却拥有许多共同的回忆：台湾解除戒严那年，我们高二，正是开窍的年纪。待到进了大学，遂各自一头撞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后解严时代”。那几年的记忆，饱含着鲜莽躁动的朝气，是喂养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土壤。

生祥九○年代初便在淡江大学组了“观子音乐坑”，是“交工”的前身。从“观子”到“交工”，就音乐形式来说，是从传统的“四件式”摇滚乐队发展到结合民乐编制的实验。“交工”的鼓组是客家八音鼓和传统爵士鼓的混血，唢呐、月琴、木吉他、电贝斯并驾齐驱，这样的混成编制几无前例可循，每样乐器的旋律线条和音频区段都必须仔细安排，才不至于扞格。他们从头摸索，建构出属于自己的音场和编曲概念。在现场演出的条件犹然简陋的时代，他们对乐器的收音、内外场音响的调校，乃至于节目的行进，每个环节都有缜密周到的安排，这使“交工”的演出得以维持极高的水准，放在当时的独立音乐圈，简直是鹤立鸡群。

这种“穷而后工”的“手艺人”精神，延伸到生祥单飞的时代，即使单就录音、制作论之，也替台湾创作音乐树立了可敬的典范。从“交工”到单飞，生祥的乐手编制愈来愈简单。然而尽管编制不断“瘦下去”，音乐却跨着大步前进，不断翻出新境界。和日本吉他手大竹研的合作，不仅让生祥重新认识了木吉他的种种可能，也让他“重新归零”来思考节奏、旋律、和弦这些基本元素。“交工”时代的生祥多是明火的镬气，而从《临暗》、《种树》到《野生》，则学会了用“减法”思考。如今，他和大竹研在舞台上只用两把吉他，便能拨弹出一整个世界。信手拈来，旋律像稻浪翻飞，每个音符都饶富深义。

思容的世界，或许可以视为“私领域”的诗歌；生祥的世界，则承继了“交工”时代对社运、农民与工人的关注，只是笔法不一样了。长期和生祥合作的“笔手”钟永丰，白天是政务官，晚上闭门写诗，骨子里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左派”。他和生祥的合作，成色之完熟细腻，放眼近二十年的创作乐坛，或许只有陈明章和陈明瑜的词曲搭档足堪媲美。生祥曾和我说，从《临暗》开始，他和永丰反复辩诘，希望能用更精简的篇幅、更凝练的语言，换取更宽阔的音乐空间。几经磨合，我们乃有了这样精彩的歌词：

种给离乡的人

种给太宽的路面

种给归不得的心情

种给留乡的人

种给落难的童年

种给出不去的心情

种给虫儿逃命

种给鸟儿歇夜

种给太阳长影子跳舞

种给河流乘凉

种给雨水歇脚

种给南风吹来唱山歌

——《种树》

若你问我近来台湾最值得注意的“乐坛新人”，我会请你注意罗思容。《每日》是一张慢火细熬的精品，假如这才只是这位女子音乐事业的起点，不妨想象她接下来的作品，可以有多么精彩。这株晚开的花树，才初初绽放出她深邃的香气呢。

然后若你问我谁是当今台湾最重要的创作歌手，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林生祥。这要是让生祥听到，他一定会急急摇手，赧然微笑，极不好意思地要我千万别这么说。他或许还会说，自己还差得很远等等。这都不要紧，愈是了不起的创作者，往往愈倾向于苛待自己。我只想说，能够目睹他一次次跨过自己设下的高标，能够和他共处在这个时代见证这一切，我着实以此为荣。

二○○八

辑二　余烬犹温

想起Pink Floyd和一个人

那年，罗杰·沃特斯（Roger Waters）在香港办演唱会，现场搬演全本《月之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几位不忘革命情感的朋友和长辈纷纷买了票请假去朝圣——既然Pink Floyd散伙已久，去看看老团长，便是最接近“美梦成真”的机会了。

我多少有些向往，然而终究没有去。尽管生平买的第一张唱片就是《月之暗面》，却总觉得对Pink Floyd始终听得不够深，至少，比起学长W，二十多年了，我应该还是赶不上他的。

八○年代末升高三的暑假，眼看未来一整年都得顶着联考的惘惘阴影，我们都想把握这最后的“自由时段”。于是和三两哥们儿约好，一块参加了由几所大学“异议性社团”在某个“山庄”联合举办的四天三夜“营队”——那年头营队模式大同小异，不外在山巅水湄找个场地住几天，白天上课听讲，晚上安排各种实习活动，大伙分组作业，以最后一晚的成果展示评比作结。“自由时段”很多，所以也经常发生种种男女暧昧的传说。

那时节，这类营队都有一个响当当的好名字：“人文实习营”、“社会实践营”什么的，当年那个营队肯定也有一个体面的名称，如今早已不复记忆。我们一知半解地听着曾被记过退学的学运前辈讲述校园民主与学生自治，听“自由派教授”分析国民党的政经共犯结构，还有坐过牢的社运先驱介绍台湾左翼革命史。盛暑午后，课不免听得昏昏欲睡，便翘课找哥们儿瞎聊，想想未来可以做的轰轰烈烈的种种。然而哥们儿偶尔对我的怠惰显出不以为然的神色，我便索然了。只好钻回空荡荡的寝室，掏出卡带和随身听，挂上耳机，几分赌气地看起小说，因为这样的不合群而感到孤傲，同时夹带丝丝的心虚。

那个营队的实习活动是“模拟选举”。大家分组推出几位“国代候选人”，拟政见，印传单，贴海报，办演讲。最好玩的是，学长学姐为了让我们体验一下彼时黑暗堕落的选举文化，刻意指点我们“实习”当年选举的“垃圾步”：我们趁四下无人在厕所和宿舍门上贴匿名黑函，在合编的选情特刊捏造对手的丑闻，还尝试用糖果饼干之类小玩意贿选，大家玩得开心极了。最后，我们这组耍尽贱招的执政党候选人大胜——负责开票的“中选会”正是由学长W负责，他公然做票，把敌手的一大半得票都变成了废票。真相大白，全场哗笑不已，作势要把“中选会”捣毁，制造迷你版的“中坜事件”。我们笑得流出了眼泪，那真是一场很不一样的家家酒。

至于晚上的自由活动时间，大家最喜欢的节目叫做“夜游”：一伙人拿着手电筒，沿着山路漫无目标地走，队伍愈拖愈长，男男女女便有了捉对谈心的机会。游罢归来，总会有人各自找到更僻静的地方看星星，聊心事。彼时男女分际多少还是比较严的，趁黑若能拉拉手，便足以让那孩子怀念一整个夏天了。

然而我并没有那样的好运，只能和同样落单的哥们儿坐在路灯下边瞎聊边干掉四瓶台啤、两包白长寿。因为这样不知节制，第二天头疼欲裂，嗓子也哑了，连一句话都说不出。

营队有一部手提录音机，用来记录讲课内容。到了晚上，就搬到大伙乘凉闲聊的后院门阶上播音乐。我从背包掏出六七卷卡带，志愿当起DJ，一张张专辑放下去——那年头我的包包永远塞着随身听和一叠摇滚卡带。

“夜游”归来的女孩们梳洗妥当，换穿轻便衣衫，披着半湿的头发出来继续聊天。男孩们吸着烟，点点火星明灭。月亮愈升愈高，大家话渐渐少了，只是都舍不得睡。我换上新的卡带，按下播放键，罗杰·沃特斯的木吉他刷得很凄凉：

假如你不在乎我

我也不在乎你

我们便将分别走上曲折的路

忍受厌烦与痛苦

偶尔抬头，张望落雨的天空

想想有谁可以怪罪

且提防那些漫天翱翔的猪……

“你在放Pink啊。”学长W踱了过来：“你不错嘛，听这个。”他称呼Pink Floyd为Pink，仿佛这个乐团是他隔壁邻居，或者童年死党。

W是我敬畏的学长，在校刊社便早早拜读过他少年老成的文章。W足足高我四届，我念高中的时候，他已经在大学搞学运编地下刊物了。我们几个小毛头努力啃着那些刊物，后来才知道那里面经常一人分饰多角，用好几个笔名写文章。往往从一版的社论到四版的长诗，都是学长W的手笔。

校刊社每年冬天都会办一场“火锅会”，邀请老学长回来聚餐。火锅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学长W。他个子不高，但因为极瘦，身形仍显得颀长。披着墨黑的长大衣，单肩坠着一只极大的书包，刻意不剪的头发被寒风吹乱，盖过半张脸。一双眼睛警醒而又不着痕迹地打量着，却也没有忘记微笑。他和其他学长互捶肩头招呼，打烟敬酒，一言一行，无不充满江湖沧桑气味。在我眼里，简直就像每天仰望的铜像忽然活动了起来。正呆望着，学长W忽然转向我：“学弟，你也听摇滚哦。我看了你写的Beatles文章，不错不错。他们的歌你最喜欢哪一首？”这是考试吗？我很紧张，又掩不住得意。寻思片刻，结结巴巴地回道： “还是，还是A Day in the Life吧，我听到的是那种，那种巨大的、虚无的感觉。”

哎，那是我所能想到最复杂、最前卫、最“有深度”的歌了。

学长W显然对这个答案不甚满意，眉毛扬起，似笑非笑地说：“我有时候会想，我们明明还这么年轻，为什么老是要把自己搞得一副很灰色、很虚无的样子，老是怕自己深度不够？”

我赧然语塞，学长W拍拍我的肩膀：“打起精神吧！别再虚无了啦！”众学长哗笑开来，我一定脸红了，整颗脑袋烧烫烫的。

后来再遇到学长W，就是在那个营队了。

Pink Floyd悲壮地唱着（他们总是悲壮到不行），W学长在我旁边蹲了下来，不发一语。良久，他吐一口烟，说：“干！我失恋那时候把所有Pink的专辑拿出来，听了他妈不知道几百遍。听到每张都会背了。”

学长W和学姐的革命情侣故事，几度分合，还牵涉第三者和堕胎的情节，轰传一时，我也多少听说过一些。我尝试露出一个“我完全懂”的成熟微笑，学长W却已经闭上眼睛，像是要让每个乐句都咬进心口，沉默地听着。

有人大叫，还没洗澡的快点，要关热水了，我赶紧告退。洗罢回到后院，聊天的都散了，只有学长W还坐在台阶上，叼着烟，望着迷蒙的远方。月光洒落，一切都敷着白银的颜色。他的Pink还在唱，关于文明的异化、人际的疏离、阶级的矛盾、虚假的爱情。他们恢宏雄浑悲壮莫名的歌，可以一直唱到世界末日。

望着学长W的背影，仿佛明白，就算我拿Pink Floyd的所有专辑再听一万遍，也不可能像他听到的一样多。

后来我不再遇到学长W。几年后偶尔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一开始是以“国会助理”身份写投书，后来出现在地方政治争议的新闻里，牵扯到“围标”和“桩脚”之类问题，据说学长W替“老板”挡下了不少麻烦。又过了一阵子，有人说他离开政治圈去大陆做生意，也有人说他要出来选“县议员”。我们多年没见，现在就算街头偶遇，彼此怕也认不出来了罢。

不知道学长W，是不是也去香港看了罗杰·沃特斯呢？

二○○八

点头示意，若你听得见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为了办活动，我到中部的C城去勘查场地。那是一间刚开张没几个月，极其富丽堂皇的夜店，孤耸在城郊的十字路口。中央的舞池挑高四层楼，驻唱歌手的舞台背景是整片顺着石砌墙面流下的瀑布，灯光斜斜打在上面，马上散发出极尽颓废的时尚气味。装潢用的都是时髦的深红深蓝色系，沿着走道和阶梯亮着一束束聚光灯，把精心打扮的红男绿女照得很有剧场感，仿佛置身好莱坞电影里的高级赌场。朋友告诉我，那间夜店生意始终很好，老板很有办法，包厢里经常有热情捧场的道上弟兄与喝得满脸通红的警界长官。

彼处不只门面漂亮，音响系统也花了大钱，低频深沉而不含糊，高频清脆而不刺耳，即使音量极大仍然层次分明、游刃有余，想来不单砸下许多银两，还得有专家细心指导，才能整治出那样的气势。台北那些live house，和C城这儿一比，都不免显得寒碜了。

然而尽管装潢、灯光、音响都很到位，人客的模样也挺体面，彼处的音乐却不免令我失望：那儿有不止一组驻唱歌手，按日轮流献唱，唱的不外乎全台湾酒吧歌手都腻味熟烂倒背如流的那些歌——金发四姝（4 Non Blondes）的《怎么啦》（What’s Up）（一九九二年带点“另类风”的女子摇滚名作，就是副歌反复唱“Hey hey hey...I say hey, what’s going on？”的那首，原版其实还不赖，不知为何我们的pub歌手总会表演过度，把它唱成咬牙切齿的哭调仔，或者抬头挺胸激昂亢奋的军歌）、琼·杰特（Joan Jett）的《我恨自己爱上你》（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一九八八年排行金曲，pub歌手的翻唱版好像永远抓不到原版破罐破摔的肮脏劲儿，结果就像威士忌偷偷被换成了黑麦汁，喝再多也high不起来），还有比较新的、格温·史蒂芬尼（Gwen Stefani）的Hollaback Girl （歌名好像被翻成《哈啦美眉》？这样算起来，那该是二○○五年或二○○六年，这首舞曲横扫全球，夺奖无数。这歌乍看白痴无脑，却是歌者有意为之，真正厉害的是那义无反顾的挑衅气势。这部分总是被pub歌手彻底忽略，于是只能变成货真价实的白痴无脑）。

驻唱歌手不在舞台上的时候，驻场DJ负责播歌。老实说，DJ的音乐品位也就那么回事，几乎都是“懂疵懂疵”的“广嗨”和“台嗨”（即港产、土产的“摇头歌”），舞场那耗资不知多少万的超重低音放起来，每个“懂疵”都震得你从脚底麻到头顶。

可惜我不懂跳舞，驻场乐团第二个set唱完，DJ再度“懂疵懂疵”的时候，场内愈来愈热闹，大家愈来愈high，我却头痛起来，只好匆匆告辞。

正式办活动那天傍晚，我提早到那儿协调各项杂务。事情安排妥当，一时没事，营业时间也还没到。工读生启动空调，慢吞吞拖好地，排好桌椅，一桌桌摆上当日促销酒牌和烟灰缸。就在这时候，驻场DJ来了。他一言不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天色已暗，舞场一片漆黑，他走到柜台后，摸摸弄弄，点亮几排灯，提供最低限度的照明，然后默默走到DJ台坐下——那是全店中央正对音响系统的“黄金位置”。他从包里摸出一张CD，喂进机器，按下PLAY，扭大音量，然后点亮一支烟，深吸一口，往后躺倒，闭上双眼。键琴、贝斯和鼓从那极之厉害的音响系统流泻而出：

哈啰？有人在吗？

点头示意，若你听得见

有人在家吗？……

没有疼痛，你正远去

遥遥一艘船在海平线冒着烟

你正乘浪而归

你的唇在动，你说什么我却听不见

小时候，我发过一场高烧

双手肿得像两支气球

现在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我没法解释，你不会了解

这不该是我的模样……

小时候，我曾惊鸿一瞥

那是什么，从我眼角掠过

回头望去，它已消失

再也无法触及

孩子长大，梦已走远

曾几何时，我已放心麻痹自己……

摧枯拉朽的电吉他扬起，像一阵狂风，扫过所有琐屑的俗丽的朝生暮死的物事。这C城的夜店，倏然幻化成一座圣殿，笼罩着史诗的光芒，凝止在翻腾的乐符之中。

是的，我知道这首歌——《放心麻痹》（Comfortably Numb），出自英国前卫摇滚乐团Pink Floyd一九七九年的双专辑巨作《墙》（The Wall）。吉他手大卫·吉尔摩（David Gilmour）简直“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独奏，屡被誉为“摇滚史最伟大吉他solo”。这专辑名满天下，然而它太悲壮、太沉重，实在不能常听。我做梦也没想到竟会在彼处与它重逢。

驻场DJ静静吸着烟，把整张《墙》放完，正是开始营业的时间。他换播一张“懂疵”迎接第一批来客，依旧不发一语，面容沉静，像入世修行的高僧。

我终究没有找他攀谈。事隔多时，渐渐连他的脸孔亦不复记忆，只记得他在Pink Floyd的音浪中仰躺吸烟的模样。前两年，C城大举扫荡夜店，听说那间孤耸城郊的舞场亦已歇业。我想，应该是不会再遇到他了。

二○○九，序黄崇凯小说辑《靴子腿》

那一夜，我在日本现场

晚上七点，东京街头寒风凛凛，气温逼近零度，武道馆里面却很暖和。The Who的演唱会即将开始，大家找到座位便纷纷脱下大衣和围巾，露出轻松的神色。我和母亲坐在前排观众席，等待演唱会开场。场内音响放的是六○、七○年代的英伦摇滚会串，音量不甚大，却足以制造令人心痒的热度。就在这时候，我注意到左前方那位男子。

他比大多数人晚到，手上拎着东京上班族标准样式的公事包，穿着东京上班族标准样式的风衣，戴着眼镜，神色拘谨，看上去四十来岁，就像我们在日剧里常见的那种低阶主管，常被老板训斥，又未必压得住属下，脸上遂不免有几丝凄然。高峰时段的每一节地铁车厢，都塞了几十个这款模样的上班族，若在街巷偶遇，我绝对猜不到他会是The Who的乐迷。

他找到了座位，脱下围巾和风衣，叠好，脱下西装外套和衬衫，叠好，露出贴身的长袖圆领衫。然后从公事包里掏出一件折得极整齐的T恤，一层层摊开，垮垮地套上身，胸口印着吉他手皮特·汤申德（Pete Townshend）腾空跳起的经典照片。至此，原来那个一脸疲惫的上班族，倏然有了几分浪荡的嬉皮味。但还没完——他又从公事包里掏出一方折得严严实实的东西，一层层摊开，竟是一帧极大的大不列颠米字旗，正中央交叉绣着THE WHO的字样，显然是手工自制。他把这面大旗覆在肩上，成了一件神气之极的披风。

然后，他从那小叮当口袋一般的公事包里，再掏出一叠文件，双手捧着，仔仔细细读了起来，仿佛他等下就要参加GRE考试了——那是影印的歌词。

背景乐声渐弱，场灯暗，乐团走上舞台。男子把歌词收进公事包，和全场一万四千人同时起立。

之后直到终场，他高吼、口哨、跺脚、甩头、对空挥拳，在乐声暂歇时狂呼乐手的名字（当然是日式发音，Roger被喊成了“楼夹”），没有遗漏任何疯狂歌迷该做的动作。每到高潮处，他一定用双手高高举起那幅巨大的米字旗。然而最多三秒，他就会把旗放下——他不愿意挡住后排观众的视线。

另一次，我在东京巨蛋看滚石（Rolling Stones）的演出，前排一个高瘦青年，黑色紧身衣胸口印着牛角纹章，一袭血红的披肩，戴一顶极大的山姆叔叔星条旗礼帽。稍微熟悉摇滚史的，都能认出他在Cosplay滚石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一九六九年巡回演出的舞台服装。甫坐定，他便拿出一枚海滩球模样的东西吹气，吹饱之后，我才看清那是一枚巨大的骰子。他把它摆在脚下，耐心等到十来首歌之后，凯斯·理查兹（Keith Richards，我们都亲热地叫他Keef）弹起名曲《翻滚骰子》（Tumbling Dice）不朽的前奏，才不慌不忙把这枚大骰子拿出来，高举过头，和着副歌的拍子，对着舞台摇啊摇——这是仅仅为了这一首歌制作的道具。

所以我喜欢去日本看演唱会，不只因为地利之便，不只因为日本人的“龟毛”总能保障演出声光细节在一定的水准——我还喜欢看他们的观众。你在纽约、伦敦、巴黎、悉尼，都有机会看到同等厉害的演出，却未必能遇到这样的乐迷。

我偶尔也会逛逛Disk Union之类二手唱片店，满坑满谷的中古黑胶，平均单价不到一千日元。仔细看看那些六○、七○年代的“日压版”西洋摇滚唱片，不仅压片、印刷十分讲究，里面还会附一份日文版独有的“本事”，除了全部歌词的日文翻译，还会聘请权威人士写一篇巨细靡遗的导听指南。这项传统延续至今，已是“日压版”的标准工序，无怪乎日版CD永远比美版、欧版贵上一大截。我们总爱嘲笑日本人英文不灵光，然而光看他们在唱片这件事情下的功夫，再想想那些死忠乐迷对乐史掌故浸润之深，仍是要敬畏的。

这种“乐迷的教养”，看滚石演出的时候体会最深。演出中段，主唱循例介绍乐手，让我意外的是客席萨克斯风鲍比·基斯（Bobby Keys）：此公虽非正式团员，却与他们合作了三十几年，比几位前任团员都还待得久，算是“功在党国的元老重臣”了。当他站到舞台中央接受掌声，现场就像掀了盖的沸锅，欢呼声浪远远超过其他客席乐手——这表示现场几万人都知道他的来历和地位。放眼亚洲，恐怕也只有日本的观众会给一位客席乐手如此“体己”的礼遇了。

不过，在卡洛尔·金（Carole King）的演唱会上，倒是让我见识了日本人之拘谨和“英文不灵光”。有乐町的International Forum音乐厅是个新落成的场地，空调冷暖、灯光明暗、座椅软硬，都精确做到了最舒适的程度，演出音响效果之佳美细腻，更是无懈可击。唯一的尴尬，是在卡洛尔·金唱到金曲（You Make Me Feel Like a） Natural Woman的时候——这首歌照说连阿公阿嬷都会唱上两句，卡洛尔走遍世界，每到此曲，必是万人卡拉OK大合唱。然而那晚当她把麦克风递向观众席，音乐厅里上万张嘴巴，竟只冒出几缕弱如游丝的气音，我和妻的高声唱和，反而显得冒昧了。其实观众并非冷淡，而是害羞。卡洛尔·金的乐迷和The Who的乐迷毕竟不大一样，不兴对空挥拳、跺脚高吼那一套。或许是对自己的拘谨也感到歉然，他们只能报以更澎湃的掌声，仿佛是跟她说：唉，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请别介意呐。

第一次去日本看演唱会，是一九九七年，鲍勃·迪伦赴日巡回。他从南边的福冈唱到北边的札幌，我差一点就要请三个星期的假，连看十一场演出（迪伦每场演唱曲目都不相同，每天都可以有惊奇）。那时我出社会没几年，心情浮动，也不介意银行户头存粮无多，只一心想亲睹偶像风采。后来摊开地图研究，觉得这样逞强会累死自己，于是折中行事，只看东京、名古屋和大阪，而且拉了母亲同行。她也是迪伦的乐迷，早在我还没投胎的时候，她就已经在电台放迪伦的歌了。

那趟旅行，我认识了一群日本当地的死忠迪伦迷，其中好几个都请假去追星，看了整整十一场。名古屋演出之后，我们约在当地一间名叫Blonde on Blonde的“迪伦主题酒吧”聚会（店名典出一九六六年的迪伦专辑），那地方极是窄仄，只能挤进十几人，却还设着供人弹唱的小舞台。老板留着短髭、一头卷发，长得跟一九七八年的鲍勃·迪伦一模一样，店里放的音乐则是迪伦的现场实况bootleg（歌迷私下流传、从未正式发表的流出版录音）。大伙轮番上阵吹弹敲打，展开“迪伦那卡西”大会串，这些多半连一个完整的英文句子都讲不清楚的日本佬，唱起佶屈聱牙的迪伦歌词竟然不吃螺丝。二十出头的小泽老弟，随身背着一把Martin Backpacker迷你吉他，我们沟通常得比手画脚，他只能勉强说几个英文单词，我又不懂日文。然而他竟然会弹唱每一首迪伦的歌！你知道那有多少首吗？

次年，我和母亲又去东京巨蛋看U2演唱会（能和自己的母亲拥有频率相近的摇滚品位，着实值得庆幸），顺便拜访上一年看迪伦认识的洋子阿姨。洋子是五十多岁的主妇，说是洗碗、打扫的时候大声放迪伦唱片，做家事特别起劲。她邀我们去家里吃炸串，并且带我们参观她的“迪伦房间”：四壁排满了迪伦的CD，好几个架子都是按年份排列的演唱会实况bootleg，中间像是神龛的位置挂着一个坠子。仔细一看，那是一枚Fender Medium Pick（吉他弹片），缝在两片亚克力护贝之间，简直像博物馆的出土古文物。洋子阿姨说，去年在福冈，迪伦唱完安可，pick顺手一扔，她在第一排中央接个正着。这东西在台北的乐器行一枚只要十元，但在洋子阿姨心目中，却比什么红宝石、祖母绿都珍贵。

每次去武道馆看演唱会，出“九段下”地铁站走到会场的一小段上坡路，总令我兴味盎然。当晚若是一票难求的超级巨星，还没出站就会看到一脸横肉的黄牛集团，三三两两兜售门票，一路蜿蜒到会场入口，足有百来人阵仗。吾友加藤曾经远远指着一个神情冷肃的胖子说，那是黄牛的首领。人行道上一整排地摊，远看很像淡水码头的夜市，挂着亮堂堂的灯，照着五颜六色的货品。摊前人头攒动，凑近去看，都是今天演出的艺人纪念品：海报、护贝照片、徽章、围巾、T恤、手机吊饰，通通是自制的未授权盗版货。照片尤其有趣，不乏前两天的观众席偷拍成果，现洗现卖。来到场馆前，一片耐心排队的人海，并不为了进场——这条人龙排的是“正版纪念品”的摊位。那些“官方认证”的T恤、海报、马克杯，价钱比外面地摊贵三倍，依旧供不应求。许多人一买到T恤，便立刻拆开穿上身，以示忠诚。

诚然，“正版纪念品”的意义是无可取代的。去年十一月，我去昭和女子大学“人见记念讲堂”看杰克逊·布朗（Jackson Browne）演唱会，见到一位清癯斯文的中年男子，身穿褪了色的一九八○年布朗日本巡回纪念T恤，背面印着当年演唱的城市列表。那些穿着新T恤的，在此君面前皆不免显得一副菜鸟样。那件衣服平时应该是珍重收着舍不得穿的，只在这样难得的场合才会盛装上身，彰显革命情感——在摇滚的世界，这就是最隆重的礼服。

不过，日本也曾经有过一个和“正版世界”相对，幽深而华丽的“背面世界”——拜执法宽松之赐，东京新宿西口一带的巷弄曾经是全世界bootleg专卖店最密集的区域，足足有二三十家。我甚至怀疑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开得起这种专为极重度乐迷服务的店，全店摆的都是地下录音，保证一张正版都找不到。连西方艺人赴日演出，都经常把这一区列入优先血拼的行程。有一家叫Xephyr的小店，墙上便挂满了历年来店血拼的摇滚巨星签名，他们看到自己的bootleg也在架上出售，要价比正版专辑贵三倍，自己却一毛钱版税也分不到，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

Blonde on Blonde酒吧火柴盒，这家店已经消失很久了。

我有幸在bootleg小店辉煌时代的尾声躬逢其盛，见识过那一间间的宝窟：满墙死忠乐迷梦寐以求的传奇录音，每间铺子都是“摇滚阿宅”的天堂。不过，在网络崛起、宽频普及、音乐档案线上交流大兴之后，日本的地下bootleg工业在一两年之内便彻底崩溃，新宿西口的专卖店纷纷倒闭，现在恐怕一家也不剩了。那带着秘密结社与手工业气味的bootleg店淘金之旅，终成绝响。

十多年来，去日本看了不少演出，从关东到关西，从摇滚到爵士，旅伴常是母亲，偶尔独行，也和妻一块儿当过凯斯·杰瑞（Keith Jarrett）的粉丝，从东京追星到大阪。起初看什么都新鲜，东逛西逛买唱片，一路背回台北，事后收到刷卡账单，肉痛不已。后来渐渐想通：“听音乐”和“搜藏唱片”其实是两码事。于是“非要什么不可”的心思淡了，看演出就是看演出，纪念品也不大买了。偶尔逛逛唱片行，看到昂贵的传说中的好货，记在心里，算是彼此打过照面，也就可以了。

所以，当你提起日本，我脑中闪过的声光气味，总是与屡次看的演唱会叠在一起。比方说我记忆中的大阪是放着Free Jazz的柏青哥店，是一九九七年地下街居酒屋席地而坐的迪伦粉丝聚餐，和二○○一年凯斯·杰瑞稠甜如蜜的安可独奏。当我想起和家人同游箱根泡汤的那次旅行，也会想起在“御茶ノ水”地铁站附近好几间Disk Union搜刮的中古唱片，闻到在明治大学学生群聚的饭堂吃的咖喱饭，还有那次和母亲、阿姨一起看的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提起武道馆，我马上想到的并不是在那边看的The Who、滚石和尼尔·扬（Neil Young），而是外面路边摊在零度天气冒着滚滚蒸气的炒面和白胖硕大的肉包，尽管我一次也没买过，至今不识滋味。卡洛尔·金演出场馆隔壁就是有乐町“无印良品”旗舰店，于是每每戴起在那儿新配的眼镜，脑中便响起那夜的Locomotion。我和老友“夹子”小应一块儿看滚石巨蛋演出那回，座位绝佳，遂能趁团员从主舞台走向小舞台，站在椅上远远伸出手，成功和米克、Keef两位大神击掌（米克的手温厚而Keef的手柔软，那触感我永远记得）。那天散场，我和小应一起在新宿巷里的小店吃了有肉有虾的“五目中华丼”，仍然觉得一切恍然若梦，应该努力记住，以后讲给儿孙听……还有还有，一九九八年三月五日晚上看完U2演唱会，我和母亲走出人声鼎沸的东京巨蛋，耳中依稀轰响着方才壮丽的音乐，寒风扑面而来，我一抬头，雪花映着灯光缓缓飘落，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下雪……

二○○九

在东京国分寺车站附近发现这家隐身二楼的小酒馆。我只在门外勾留片刻，没有上去。

亲眼见到迪伦那一天

没有暖场节目，没有开场影片，没有故作姿态的拖延，票面印的开场时间一到，幕后响起那句不变的介绍词：“先生女士，敬请欢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艺人，鲍勃·迪伦！”乐声大作，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便见到了他。

这是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六日傍晚五点，日本名古屋会议中心世纪厅。迪伦五十六岁，一头古铜铁灰乱蓬蓬的卷发，一身灰扑扑的西装，像是披头士刚出道穿的款式，只是臃肿了些。强光在松弛的脸颊刻出深深的法令纹，使他看上去确乎是一位老人了。然而那陡峭的鹰钩鼻子还是旧日的模样，双目澄蓝如炬，仿佛还能窥见《六十一号公路重游》（Highway 61 Revisited）封面那二十四岁青年眼中灼灼的火光。偶尔他扬起嘴角，似笑非笑，那张著名的脸依稀闪现——六○年代一帧帧黑白照片、一段段漫漶影片中被无数年轻人追捧质问景仰唾骂而至如亲如故的脸。那张曾经和切·格瓦拉和毛主席像一齐化为符号的脸。

迪伦背着一柄Fender Strat电吉他，然而我们都明白这不是一九六五年新港民谣节。九○年代，横扫乐坛是悍猛的Grunge，是不可一世的Brit Pop，连迪伦那辈的老将，也有大出风头的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和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唱片在那几年卖了上千万张。“鲍勃·迪伦”这个名字，诚然老早供在忠烈祠最高处，却少有人愿意抬头认真瞧一眼——在多数摇滚迷心中，迪伦是一块巨大的牌位，蒙着厚厚的灰尘。

迪伦的开场曲是Crash on the Levee （Down in the Flood），一九七一年，和我同龄。我目不转睛盯着台上那嗓音沙哑的老歌手，想狠狠记住当下的一切，却不知怎的走神了，只记得他微驼着背的姿态，仿佛全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

是的，仿佛全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这便是我第一眼看到年近六旬的迪伦，挥之不去的印象。

对这位头顶堆满了传奇光环的歌手，三千人的场子简直寒碜，未免委屈了他——至少当时我是这样想的。那阵子迪伦演出的场地，几乎都是两三千人的小厅小馆。他最近的录音室作品，是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三年的两张老民谣翻唱辑，好则好矣，没有新曲，不免让人怅然若失。至于最近的原创作品，得追溯到一九九○年的《红色天空下》（Under the Red Sky）——就连最忠诚的粉丝，也难以昧着良心说那是一张多么杰出的唱片。

在死忠乐迷眼里，迪伦的能量，似乎转移到了演唱的舞台。一九八八年开始，他巡回世界卖唱，从学校礼堂到国家级体育馆，从赌城到梵蒂冈，迪伦每年起码唱一百场，从不间断。当时迪伦已经连续巡回九年（后来一路唱到现在，二○一○年已是第二十二年了），这该是摇滚史上持续最久的巡演吧，人称The Never Ending Tour ——“唱不完的巡回”。迪伦对这个称呼并不领情，他说：“世间没有什么是Never Ending的。”

“唱不完的巡回”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的“无可预期”：每天的歌单都不一样，即使有熟悉的曲目，也都彻底重新编排，不到迪伦开口唱第一句，你多半压根儿猜不出是哪首歌（有时候咬字实在含糊，开口唱了也未必辨认得出）。简单讲，你既不知道今天会听到哪些歌，也不知道它们会被改成什么样子，更不知道今晚的迪伦会在什么状态，每一场演出都是歌迷的赌博。押对了宝的，将听到令人痛哭流涕星火四溅的巅峰演出，值得说与子孙听。运气不好的，则将听到所有旋律都被简化成一两个音，而每一句传诵多年的伟大诗行都被他含糊呢喃带过，一首歌仿佛一口卡在喉头的浓痰，吐不出咽不下。

迪伦极少接受访问，有幸面觐的记者经常问起的题目，便是“为什么要在舞台上把自己的名曲改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迪伦有两种答案：首先，跟他一块儿录过唱片的乐手多矣，若要精确重现唱片里的声音，得把当年录音的乐手通通请回来，“那样一来，舞台肯定挤不下的”。另一种回答更有意思，迪伦说，他的同辈，许多人都做出了“完美的唱片”，所以他们必须在舞台上“重现”那完美。但“我的唱片从来都不是完美的，重现那些东西毫无意义”。

既然“重现”毫无意义，夜复一夜的演出，就只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作”，一如爵士乐手让耳熟能详的“标准曲”演化出繁花似锦的即兴版本。这创造的成果只存在于当夜的舞台，除非你口袋藏着录音机。而即使你用最好的器材偷偷录下这一夜，一张“靴子腿”（bootleg）又如何能取代身处现场的经验？于是许多乐迷排除万难攒钱去“跟”迪伦的演唱会，一口气听上七场、十场，就是不想错过那夜夜变幻的“创作当下”。

一九九七年二月，迪伦日本巡演十一场，我看了四场。并不是每一场都客满，演唱状况也未必都“押对宝”，然而我心满意足，别无所求。我知道，即使他以后不再发表新歌，只在舞台上持续这永不休止的实验，我们仍有机会目睹这壮盛的创作成果。

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迪伦赴日巡演之前，刚刚在迈阿密录完全新创作的《被遗忘的时光》（Time Out of Mind）专辑。这年春天，迪伦心脏遭细菌感染，大病一场，他说：“我都以为要去见猫王（Elvis）了。”然而这场病，似乎把他此前的霉运与萧条一扫而空——九月新专辑发行，拿下格莱美奖年度专辑，迪伦踏上了摇滚史上或许最不可思议的“重攀巅峰”之路：二○○一年，他以《世事不再》（Things Have Changed）拿下奥斯卡电影歌曲奖（后来迪伦带着小金人奖座巡演，总把它摆在舞台音箱上），千禧年后的三张创作专辑《爱与窃》（Love and Theft，二○○一）、《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二○○七）、《共度此生》（Together Through Life，二○○九）不但大获好评，后两张更攻下了全美专辑榜首。他的自传《摇滚记》（Chronicles: Volume 1，二○○四）不仅上了《纽约时报》年度榜，还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二○○八年他获颁普利兹奖。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纪录片《归乡无路》（No Direction Home，二○○五）和托德·海恩斯（Todd Haynes）形式特异的传记片《鲍勃·迪伦的七段航程》（I’m Not There，二○○七），则让千万观众重新体会了迪伦对一国文化与几代人集体记忆造成的巨大影响。

短短几年，他俨然成了最热门的“人间国宝”。迪伦面对这种种风光，淡然一如他面对九○年代初的萧条低调。近年，迪伦蓄起八字胡，戴上牛仔帽，脸上皱纹愈来愈深，身形倒是愈来愈苗条。他依旧一年巡回一百多场，依旧极少接受访问，倒是客串了三年的广播DJ，言语诙谐而极富磁性，并再次让我们对他广袤幽深的音乐品位咋舌不已。

一九九九年，我又去纽约看了几场迪伦演唱会，多是在万人级的大场馆，排场之阔，与两年前的日本巡演不可同日而语。两相比较，尤其庆幸当年看了他“重回高峰”前夕的演出，乃知道迪伦始终未曾动摇——无论面对的是一个伤心的情人，抑或二十万眼睛发光的朝圣者。他一直都是那个闯荡江湖的走唱歌手，装着一脑袋的掌故、一口袋的歌。给他一个吻或一角银，他便把故事唱给你听。那压在他肩上的一整个世界的重量，其实早已不是负担，只是我们未必看得出来。

二○一○

大阪演唱会在舞台地板上提醒乐手的曲目表（cue sheer），事后常有歌迷讨作纪念。位津子竟有办法找每位迪伦团员签名，再影印寄给大家。

一九九七年迪伦大阪演出传单。

我在名古屋生平首次亲睹迪伦演出的现场笔记。

我那群日本乐迷朋友

想得愈多，便愈明白我遗落在日本的是什么——我的灵魂、我的音乐，还有那位艺伎楼的好姑娘——不知道她还记得我吗？假如日本人想认识我，他们可以听听这张唱片——他们也将听见我的心脏仍在那间京都禅寺的庭园跳动不歇——总有一天，我会再去那儿把它要回来。

——鲍勃·迪伦，一九七八年为

《鲍勃·迪伦在武道馆》（Bob Dylan at Budokan）

实况专辑所写，时年三十七岁。

“真可惜，鲍勃去不成你的家乡。”杰对我说——众所皆知，原订四月初举行的台港京沪巡演，后来吹了。

“没关系，我人已经在这儿了，我很开心。”我说。

杰的太太琼安娜也陪他一块儿来到日本——迪伦正巧有首名曲Visions of Johanna与她同名，或许是美丽的巧合，又或许是她太爱那首歌，我没有问。他俩都是坐四望五的年纪，老家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此番飞越重洋跟着迪伦巡演，从大阪、名古屋到东京，总共十四场演出。我们相识那天，他俩已经看了十二场，再有两场就功德圆满，得销假回家上班了。

引介我与杰夫妻认识的，是吾友加藤。加藤不爱鸡鸭鱼肉，不大吃日本菜，我们约在京桥的印度菜馆Dhaba India会面，加藤说那是东京最好的印度馆子。午间特餐一千六百元，果然好吃。仔细想想，我与加藤相识十几年，一起吃过不少次饭，他带我去过三家印度馆子、两家意大利馆子，确实没吃过日本菜。

一九九七年，迪伦赴日巡演，我下定决心飞去朝圣，却苦无渠道买票，只能在乐迷论坛贴了篇“救命！台湾乐迷想去日本看演唱会”的求救帖，第一个回信伸出援手的，就是加藤。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带我遍访新宿东口十几家“靴子腿”（bootleg，私酿地下录音）专卖店，我们还曾在一九九九年共赴纽约看迪伦和保罗·西蒙（Paul Simon）联合巡回，顺便去新泽西看了两场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与E街乐队（Bruce Springsteen & The E Street Band）重聚家乡的盛大公演。加藤名片上的职衔是看上去很酷的“翻译、著述”，他翻译的几乎都是乐手传记与回忆录，替杂志写了三十年的乐评，领薪水的“正职”则是在补习班教英文。

“你会教学生迪伦的歌吗？”琼安娜兴味盎然地问。

“啊，不，我教的是让他们考试得高分的那种英文……”加藤微笑道。仿佛是说，教他们那些歌？未免太糟蹋迪伦了。

这次来日本看演唱会，又是加藤帮忙买的门票。我拎了一盒新东阳凤梨酥、一张林生祥《野生》和一张原住民歌谣《八部传说·布农》专辑，权当谢礼。这些年若来日本，有空便约他喝杯咖啡，顺手带些台湾唱片给他听。他细细问了这些音乐的背景故事，然后高兴地说，他回去仔细听听，再替杂志写两篇乐评，而且要早点儿听，最好是他动身去韩国之前——加藤听完三月二十九日的演唱会就要回家打包行李，准备飞首尔参加迪伦的亚洲巡回终点站。他追着迪伦去过美国、墨西哥、巴西，地球都绕着跑过两圈了。

“墨西哥和巴西还好，虽然不懂西文葡文，看着牌子至少还念得出来，韩国就不行了，连念都不会。所以我学了点韩文，至少先把字母读懂，比较不会迷路。”加藤说，他只花了一星期就把韩文字母背上了。

原本加藤打算跟着迪伦跑遍台港京沪的，早早叮咛我替他买票，我还想着总算轮到自己当一回导游，可以带他去淡水走走呢，下次吧。倒是位津子说，迪伦不来台湾不要紧，她或许还是会来台湾，不为迪伦，纯散心。我说，那我当然要尽地主之谊的。

和位津子是在最后一天演出散场门外遇见的。十多年没见，位津子模样没怎么变。我们在一九九七年迪伦名古屋演唱会后的乐迷聚会上认识，她也参加了一九九九年的纽约巡演。这姑娘连看六场演出，事前一张票也没买，却总能在演出前顺利进场，有时甚至一毛钱都不用花，简直神之又神。位津子用简单英文写的演出心得贴在乐迷论坛，总是回响热烈，她那会儿也就二十出头吧，对迪伦的研究却不输加藤那辈的老乐迷。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我们在“浪人”（Tramps）俱乐部门外排了十二小时的队等进场抢站位，闲闲聊起，才知道她也对台湾电影挺熟的，侯孝贤、杨德昌都知道。

异地重逢，赶紧掏出本子请她留下电邮。位津子边写边说，我现在改姓了——哎呀，当年那个为迪伦勇闯天涯的小姑娘，现在结了婚，是两个孩子的妈了。但，还是看了日本巡演全部十四场演唱会！

位津子的好朋友奈穗子也来了，她是我所认识唯一亲口吻过鲍勃·迪伦的女人。一九九七年大阪演唱会，奈穗子在安可曲之后跳上台，大方抱了迪伦一把，在他脸上狠狠亲了一口。迪伦的保镖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已经从容下台了。事后大伙争问她跟迪伦咬耳朵说了些啥，奈穗子说，她先问：“我可以亲你吗？”迪伦说：“Oh，yeah，”然后她说：“请多来日本！”迪伦说：“Oh，yeah。”那，迪伦亲起来怎么样？奈穗子摸摸自己的脸，比个手势说：“很糟，胡子。”意思是，太扎啦，不好亲。

跟新木也是大阪一别，十几年没见。新木拥有药学博士学位，在东京的制药公司上班，和他一块儿来看演出的高中死党岩本，是日本经济新闻社的支局长，两人都是社会精英。他们从十五六岁就是最好的朋友，一起迷上摇滚乐，高中时候就拼命攒钱买票，一块儿去看了迪伦初次赴日的武道馆公演……

“等一下，武道馆公演是一九七八年，你们那时候就去看了？”我惊讶地问道。那年我才七岁，新木看上去也不过四十出头啊。

“对，那年我们都十七岁。我今年四十九了。”

然后一伙年长乐迷开始细数一九七八年以来，迪伦到过日本几次，谁哪一年去看了几场……一九七九年发行的实况专辑《鲍勃·迪伦在武道馆》在欧美评价始终不甚高，但在日本乐迷心目中却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每个资深乐迷都能讲上几段幕后秘辛故事。

这群朋友之中年纪最长的，是很晚才迷上迪伦的洋子阿姨。在名古屋相识那年，她已五十多岁，却是初次亲睹迪伦演出，从福冈到札幌连续看了十一场。如今她头发都白了，眼睛也不大行了，在Zepp那样拥挤的Live House站着看完整场演出，腰腿都不大吃得消，里面空气也不好，她事前得先吃两颗镇静剂，免得血压飙起来。洋子阿姨的学生五十岚陪着她，眉清目秀的男孩，才十七岁，读工业职校，未来的志愿是当一位琴师，手工制作木吉他。听他这么说，我赶紧把李宗盛和Lee Guitar的名字抄在他那本贴了迪伦乐团成员照片、写满背景资料笔记的拍纸簿上，请他有空不妨关注关注。

洋子说，她那同为迪伦迷的小女儿这次没法来，因为怀孕了，不能久站。我连忙恭喜：“哎呀，当然是宝宝第一，宝宝比鲍勃·迪伦重要多啦！”洋子阿姨听了这句话，倒没有显出要附和的意思。

“你带了口琴吗？可以吹一曲给我听吗？我好喜欢听你吹口琴！”洋子阿姨说。真没想到她还记得！一九九七年演唱会后，这群歌迷曾在名古屋一间叫Blonde On Blonde的小酒馆聚会唱歌，我带着十孔小口琴，凑热闹吹唱了两曲。都十几年了！“我也记得你唱的It’s All Over Now, Baby Blue，口琴吹得好！”新木说。哇，原来他也记得！

但这回我没带口琴，只能和洋子阿姨说抱歉。“我记得你那天还吹了You Ain’t Going Nowhere，我是不是借你一支B调的口琴？那是迪伦的工作人员散场时候偷偷送给我的！”什么？我十三年前在日本亲口吹过迪伦的口琴？居然一点印象也没有！是那天喝多了吗？

洋子阿姨默写的Forever Young歌词。

聊着，洋子阿姨笑吟吟从包里掏出几张折得皱皱的纸，摊开——秀气的字迹写着Forever Young（一九七四）的歌词。她说，苦等开场的时候，反正没事，她便拿出纸笔默写这首歌。谁也不知道，那天迪伦竟真的唱了Forever Young——他每天演出的曲目都不一样，终场之前，没有人知道今天会听到什么。

“这是奇迹啊，他感应到你的心意了！”我说。

“鲍勃唱不唱这首歌，我都一样开心，只是我没有想到，他真的唱了……”洋子阿姨轻抚胸口，不胜柔情。

Forever Young原是一首父亲献给孩子的歌，当年迪伦才三十二岁：

愿你双手时时忙碌

愿你步履时时轻盈

每当风向转变

愿你总能守得住、站得稳

愿你时时满心欢喜

愿你歌声传唱不歇

愿你永远年轻

永远年轻，永远年轻

愿你永远年轻……

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晚上在东京Zepp，迪伦日本巡演最后一场。我站在人丛中，迪伦就在十几米前方。六十九岁的歌手对台下两千歌迷唱起这首歌的时候，相同的歌词，霎时有了全新的意义。我静静听着，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老得真好，但愿我们也可以。

二○一○

迪伦为什么酷？

开场白

多年来，迪伦演唱会开场都只有一句引言，由一位声底浑厚的男子负责，据说是迪伦的巡演助理之一：

先生女士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艺人，鲍勃·迪伦！

我十多年前看他的演唱会，便是这句台词揭开序幕，很酷很低调。然而今年三月，我在东京Zepp听到的开场白已有调整，宣读这段台词的听起来仍是同一位助理，还配上了马戏团的华丽音乐：

先生女士们，让我们一起欢迎摇滚乐的桂冠诗人，六○年代亚文化梦想的代言人。他逼民谣上了摇滚的床，在七○年代化过一脸浓妆，而后在药物滥用的迷雾中销声匿迹。接着他重现人间，信了耶稣。八○年代末期，他被当成过气角色一笔勾销，却又忽然改弦易辙，在九○年代末开始推出他毕生最强的若干作品——先生女士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艺人，鲍勃·迪伦！

这段装腔作势的滑稽宣言，摘自二○○二年八月《水牛城新闻报》一篇谈论迪伦的文章。一个星期之后，迪伦演唱会的开场白就改成了这个版本——想来连迪伦自己都对该文作者集陈腔滥调之大成的超凡功力佩服不已，觉得不拿来用一下实在可惜。

真想知道这位被“示众”至今的作者后来得悉此事，心情究竟是羞惭抑或虚荣。

外套与面具

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大概是这么说的：“披头士”的身份，只是他穿过又脱掉的一件外套，偏偏很多人以为那件外套就是他本人。

这么说来，“鲍勃·迪伦”也是，而且那件外套换了太多样式。大伙盯着一件件外套众说纷纭几十年，考证“外套史”的文献堆成了小山，我们还是没弄清楚那穿外套的人到底是谁。

一九六四年十月卅一日正巧是万圣节，孩子们都在这天扮装易容沿街敲门讨糖果。二十三岁的迪伦遂在纽约演唱会兴致高昂地对观众说：“今天万圣节，我戴了‘鲍勃·迪伦’面具上台。”全场哄笑，却没人想到这是一句大实话。

十多年后，一九七五年的“奔雷秀”（Rolling Thunder Revue）巡演，有一夜迪伦真的戴了张“鲍勃·迪伦”面具上台——他在纽约四十二街看到一间卖各式名人面具的小铺子，其中竟有一张橡皮面具是他自己的脸，迪伦当场买下了。当戴着迪伦面具的迪伦上台，观众都傻了，一片肃静，没人敢鼓掌：这是真的迪伦吗？还是一场玩笑？虽然这人唱歌的声音听上去挺像的……众人狐疑地盯着台上那人唱了三四首歌，直到口琴间奏的段子，迪伦隔着面具没法吹，才把它一把扯下，露出本来面目。

作家演员山姆·夏普德（Sam Shepard）当天也在现场。他写道：“扯下面具这招很震撼，尽管那效果并不是刻意设计出来的。观众完全一头雾水，依旧搞不清楚台上那人究竟是不是他。”

迪伦不演出的时候，行事极其低调。八○年代，他出外上街总穿一件连帽运动外套，扣上帽子，拉链拉到下巴，戴着墨镜，双手揣在口袋，低头疾走，仿若酒铺劫匪，简直低调得欲盖弥彰。那几年，迪伦面孔浮肿、肤色苍白，媒体绘声绘影说他酗酒过度搞坏身体，他干脆把脸涂白，画上黑眼线，搞出一个半人半鬼的造型，吓坏了一世界的歌迷。有人说，那是迪伦的“死面”（death mask）——从前人甫新死，常以石膏覆面翻模制像，谓之“死面”，留下那人在世间最终的表情。迪伦这自制的“死面”，或也意在让歌迷放弃对这张脸的种种追讨吧。

迪伦满世界巡演，偶尔也会进城逛逛。二○○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新泽西的朗布蓝奇（Long Branch）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称有一老人举止古怪，在他们后院出没。附近巡逻的年轻女警赶赴现场，果然看到一邋遢老头在街上慢腾腾散步，黑色运动裤塞进雨靴，披着两层雨衣，帽子拉在头上，被倾盆大雨淋得一身湿。女警问他在街上干吗，老头说他看到有栋房子竖了个“待售”牌子，就过去看了看（就是这一看，把里面的屋主吓坏了）。

剧作家山姆·夏普德一九七八年的《奔雷秀航海志》（The Rolling Thunder Logbook）侧写迪伦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的“奔雷秀”巡演，记载了那桩“面具事件”。

女警认为这老头确实举止可疑，谁会没事冒着大雨沿街看房子？附近居民也纷纷探头张望，神色警戒。女警问他姓名，他说“鲍勃·迪伦”。女警见过照片里的迪伦，可跟这老头一点儿都不像。于是她问这位“迪伦先生”，大驾光临此地有何贵干？他说他和威利·尼尔森（Willie Nelson）、约翰·麦伦坎（John Mellencamp）一起巡回公演。女警想，这恐怕是公立医院逃出来的病患，于是请他出示证件，老人说没带。女警问他住哪儿，老人说他的巡演巴士停在海边一幢大旅馆，名字忘记了。

女警猜想他说的是附近的“海景休闲会馆”，便请老人上警车，容她带他回去确认身份。老人在警车后座礼貌地说：“我知道你职责所在，不能放我走，但你确认我的身份之后，可不可以再载我回去刚才的地方？”女警心想：你这死老头，鬼扯什么啊。

警车开到当地，居然真的停着几辆巨大壮观的巡演巴士。迪伦经纪人拿出护照给女警检查，上面的名字确实印着Bob Dylan。她满腹狐疑递还护照，礼貌告别，始终不相信这老头就是“那个”鲍勃·迪伦。

胡　子

迪伦有一脸好胡子，只要他愿意好好照顾。六○年代末他返朴归真的乡村音乐时期留过一阵两鬓连到下巴的胡髭，看上去很精致。《约翰·卫斯里·哈定》（John Wesley Harding，一九六七）封面那帧黑白照胡子已经留上了，但还不太到位，到《纳什维尔天际线》（Nashville Skyline，一九六九）和《黎明》（New Morning，一九七○）封面那样才是真的好胡子。他上《约翰尼·卡什秀》（Johnny Cash Show）电视节目，两人合唱《北国来的姑娘》（Girl From the North Country），迪伦一脸好胡子，一身西装，配上他那两年变得柔润的声嗓，确有让时代为之一新的气象。七○年代，他的造型又和音乐一起“野”回来了——七○年代的迪伦对胡子好像很无所谓，时常让它介乎刮与未刮之间，和暴生的乱发连成一气，看上去有股自厌颓废的紧张感。

一九六五年，迪伦捏着一副雷朋眼镜，一脸清净。五年后，看看他的胡子……

迪伦的胡子，是在二○○四年才又真正“有型”起来的。他把胡子修成“铅笔线一样细”，伏贴在上唇，有点儿像《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或者蒙面侠佐罗（Zorro）。迪伦的“新胡子”在乐迷间掀起巨大争议，然而有乐迷细细考据，从他的自传找到线索：迪伦回忆少年时初识民谣老前辈西斯科·休斯顿（Cisco Houston），对他的胡子印象深刻：

西斯科，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留着铅笔线一样细的胡子，看上去像走河船的赌棍，也像明星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

这么一想，可不是嘛。迪伦这几年的舞台装扮——牛仔帽、皮靴、镶金滚边的长外套礼服，配上那两撇小胡子，活脱脱就是十九世纪在美国江轮上赌钱的体面痞子样，只是手上拿的不是一叠扑克牌，而是一只口琴，或者一柄吉他。

说　话

迪伦是出了名的不爱讲话，私下极少受访，歌迷也很习惯他在台上除了唱歌和介绍团员，并不多讲一句话（往往连“哈啰”和“谢谢”都欠奉）。要是他老人家多说了一两句，就会被当成大新闻，轰传网络论坛——“昨晚迪伦开尊口，在台上讲了个笑话！”

事情并不一直是这样的。六○年代中期，迪伦巡演沿途办了不少记者招待会。他总戴着墨镜，顶着一头爆炸乱发，对着一整排麦克风，烟囱一样噗噗抽着香烟，不假思索，有问必答。然而，记者很少能拿到他们期待的答案，得到的往往是羞辱和困惑。有人说，迪伦当年之所以要开记者会，搞不好就是要用公开羞辱记者的方式，把媒体的愚蠢公布于世。有人甚至认为，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的迪伦记者会，是可以和他的演唱会相提并论的精彩“演出”：

问：你会以“抗议歌手”描述自己吗？

答：不，我不是抗议歌手，在美国，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没有人叫我抗议歌手了，我唱的都是普通的数学歌曲。

问：什么意思？

答：你不知道数学？就是像加、减、乘、除……

问：你喜欢任何一位模仿你的抗议歌手吗？

答：不，你听过我唱吗？

问：还没。

答：你坐在那边问一些你自己都不懂的问题，不会很奇怪吗？

问：你为什么不再写抗议歌曲了？

答：我所有的歌都是抗议歌曲，你随便讲个东西，我都可以拿来抗议。

问：你最大的野心是什么？

答：当个切肉的。

问：范围可否再扩大一些？答：切很大一块肉。

问：你快乐吗？

答：是的，差不多跟一只烟灰缸一样快乐。

一九七九年迪伦皈依成为“重生基督徒”，那段日子他经常在演唱会上像牧师布道那样长篇大论，而且一首畅销名曲都不愿唱，只唱新写的宗教歌曲，逼得不少听众中途离座，留下一排排空荡荡的座位——是的，一如一九六六年的英国巡演，死忠民谣听众受不了他大分贝的摇滚乐，只能以集体离座表示抗议。一晚，迪伦在台上说：

多年前他们说我是先知，我总说“我不是什么先知”，他们还是坚持“没错没错，你是先知”……他们老要说服我，让我相信自己是先知。现在我站出来说“耶稣基督就是答案”，他们却说“鲍勃·迪伦又不是先知”，他们真是不知道拿我怎么办才好……

后来，迪伦就很少公开讲话了，歌唱才是他习惯面对世界的方式。谁都没想到，他会在二○○六年以六十五岁之龄变成电台节目主持人。他在任何一辑节目讲的话，都超过他一整年在舞台上发言的总和。每辑节目都以一则主题贯串，光看题目就够精彩：“汽车”、“睡觉”、“感恩节剩菜”、“锁与钥匙”、“十一以上的数字”……从极偏僻的古老乡谣到重摇滚和嘻哈，品位包罗万象。老头子的声音极富磁性，诙谐自在，经常穿插一些虚构的听众叩应和来信，或者讲讲老爷爷时代的冷笑话。迪伦在巡演路上抽空录音，持续做了整整三年一百辑节目，播歌一千多首。最后一辑节目的主题是“再见”，结束曲来自他的启蒙恩师，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的《别了，很高兴认识你》（So Long, It’s Been Good To Know You）。

九○年代末有段时间，每晚演出介绍团员的时候，迪伦都会顺便讲一则笑话，多半是超难笑的冷笑话。歌迷在网络论坛辟有“迪伦舞台笑话”一栏专事搜集，试举数例：

弹吉他这位是查理·谢克斯顿（Charlie Sexton），他是全团最坏的坏家伙——我们去中东演出的时候，查理把死海杀掉了！

今天在旅馆，我们一大早就都醒了，旅馆有抢匪，耶，我们是被防盗警报器吵醒的……

今天我差点到不了这儿，车子爆胎，被岔路给叉破了（there was a fork in the road）……

从口琴到电风琴

私心最爱的迪伦口琴段子有二：来自唱片的《或似珍女皇》（Queen Jane Approximately，一九六五）和现场版的《俱往矣，宝贝蓝眼睛》（It’s All Over Now, Baby Blue，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伦敦亚伯厅实况）。

《或似珍女皇》在《六十一号公路重游》那张旷世专辑之中算是比较被冷落的歌，然而暗藏着致命的魅力。它从素描式的淡墨起始，一路蔓生，愈唱愈开，终于化为妖气四溢的灿烂毒花。末段的口琴独奏，危险的香气充盈天地，足以将你溺毙。

《俱往矣，宝贝蓝眼睛》始终是我最珍惜的迪伦歌曲。一九六六年巡演的每一个现场版本，口琴都有不一样的吹法，时而凄厉癫狂，时而温柔婉转。五月二十七日亚伯厅演出录音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发行，只有醋酸酯试刻盘（acetate）转录的地下录音留存，满是“必必剥剥”的“炒豆”声。较诸一九九七年正式出土的《私藏录音第四辑》（The Bootleg Series Vol. 4）五月十七日曼彻斯特实况版（个人觉得这个版本最能体现一九六六年巡演自毁式的迷幻出神状态），二十七日的录音作为不朽的一九六六年欧洲巡回最终场，浓烈如梦，苍凉壮烈，直入无人之境，确实把我们带到了一整个时代的终点。

迪伦把口琴架在脖子上，让他可以一边吹，一边腾出双手弹吉他。这架子原是所谓“单人乐队”——背着整套鼓吹吹打打边弹边唱的街头艺人，走唱江湖所用。前辈民谣歌手也常用，但还是迪伦把这原本带着杂耍气质的道具，变成了酷的象征——八○年代末我刚上大学，也想有样学样，自吹自弹。口琴不难买，偏偏那架子遍寻不得，没办法，只好去五金行剪了几段粗细铁丝，用尖嘴钳做出一只口琴架，勉强堪用，只是偶尔会被铁丝戳到嘴巴。过了一年，总算在罗斯福路的乐器行买到一副和迪伦用的一模一样的架子，那副“克难”铁丝架才被我扔了。

近年，迪伦在舞台上很少弹吉他，几乎都在弹电风琴，于是口琴架也用不着了。他改用五○年代芝加哥蓝调乐手吹口琴专用的“子弹式”手持麦克风（老电影里无线电通报员用的那种，巴掌大，椭圆形），能把口琴声变得又厚又麻，搭上摇滚乐队，效果正好。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东京Zepp演唱会，我在台下，离迪伦十米。老头子唱到二○○七年新歌《我太太的老家》（My Wife’s Home Town），编曲和旋律直接袭自五十多年前的芝加哥蓝调大师马迪·沃特斯（Muddy Waters）和威利·迪克逊（Willie Dixon），一股挟泥沙而俱下的脏猛劲儿。轮到中段的口琴独奏，迪伦抄起麦克风，手舞足蹈地吹起来——那声音如刃如火，几代音乐人的家底都沉在这里，一层翻出又有一层，简直令人生畏。然而老迪伦看上去欢快无比，就像一个街头卖唱的杂耍艺人。

老迪伦改弹电风琴这件事，在我没去现场亲睹之前，心里也不无疙瘩。毕竟他背着吉他的形象，根本就是当代所有“创作歌手”赖以模仿追索的“原型”。然而亲临现场，才体会到老迪伦的意思——据说迪伦觉得吉他没法好好表现低频的音场，只能用电风琴补上。原本想雇一位键盘手，但迪伦说，每个键盘手都想当独奏家，他却只需要非常简单的东西。他始终找不到合适对象，最后干脆扔了吉他，自己下来弹。

迪伦的电风琴确实线条单纯，朴实无华，然而大匠不工，个性反而明显。既然团里两把吉他都是炉火纯青的好手，他自己弹不弹，倒真的无关宏旨。反倒是电风琴，圆满了乐队的音场。我想，就算是他的老朋友艾尔·库帕（Al Kooper）——那位当年在《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和《绝对第四街》（Positively Fourth Street）弹电风琴而成为一代宗师的键盘手，听了现在的版本，也会以迪伦为荣的。

旧歌、新歌

一首歌，能包含进一整个时代、一整个世界吗？你听《苦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一九六三），《盲眼威利·麦泰尔》（Blind Willie McTell，一九八三），《劳动者蓝调二号》（Workingman’s Blues #2，二○○七），那些句子，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形容得好：“一串串灿烂夺目的意象。”它们和时代一样巨大，和世界一样难解。这么多年，我们仍然不敢说谁真听懂了他的歌。就像这时代，这世界，我们始终望不穿，搞不懂。有的句子，乍看乍读也就那么回事，听来却像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说的“猛然踢开你脑袋里那扇门”，那是歌的力量：

每个人都在做爱

或者期待一场雨

——《荒芜区》（Desolation Row，一九六五）

你永远不会懂我受的伤，和我挣脱的痛苦

而我也永远不会懂你

你的圣洁，和你所谓的爱

而这真真让我遗憾

——《愚痴之风》（Idiot Wind，一九七五）

我去过糖镇，我抖落一身的糖

我得赶去天堂，趁大门还没关上

——《设法上天堂》

（Tryin’ To Get To Heaven，一九九七）

即使在极早极早的年代，你听二十几岁的迪伦在台上自弹自唱，便已经和唱片里的版本完全两样了。如今他已年近七旬，那些年少轻狂的歌，唱来也是不一样的意思了：

来吧，全国做父母的，听我说

你们不懂的事情，不要妄加批判

你们的儿子女儿，不会再乖乖听话

你们那条老路，愈来愈不堪走

新路已开，请你们让到一旁，要是不能伸出援手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战线已划，诅咒已下：

慢的终将变快

当道的终将过气

那些老规矩，都已不合时宜

领先的终将落后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时代正在改变》（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一九六三）

当初那一腔正气向着“大人世界”喊话的愤青，如今年纪比美国总统还大二十岁。同样的歌，听来更像是对同辈，甚至晚辈的劝诫，然而力量依旧，甚至更显老辣。

至于迪伦自己，从不追求领先，也不在乎快慢，那么也就无所谓过不过气，也无所谓落不落后了——他走的，始终是自己开的那条路。

二○一○

记得列侬

列侬遇刺身亡那年，我九岁。电视荧幕播出达科塔公寓门前群聚哀悼的乐迷，镜头晃过去，烛光摇曳，映出一张张模糊的脸孔，有人哭泣，有人歌唱。我并不知道那个在自家门前被枪杀的明星是谁，也不知道我的长辈们有多少人为此伤心落泪。当然，我也不可能知道那位歌手，在他横死前几天，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对自己的任何一段过去，都没有任何浪漫情结……我不相信昨天。

六年后，我已是中学生，无意间在母亲的抽屉找到一卷披头士精选辑卡带，它改变了我的生命——我开始搜集每一张披头士专辑和团员个人作品，到处查索相关论述，逐句研究歌词，继而对那个我未及亲历的时代愈来愈好奇，终于一头栽进父母辈的老摇滚世界。须知那还是八○年代中期，市面上找不到太多披头士的踪影，身边的同龄孩子完全没有同好，我只能认真抓紧每一条线索，在茫茫大海打捞珍宝：西门町中华商场的唱片行偶尔有进口版黑胶，数量稀少，而且很贵。翻版唱片尽管便宜，品类却也不多。一九八七年，披头士全部作品首度发行CD，台湾代理商同步出版卡带，内附歌词与背景说明，是首度完整引进的正版。全套十五种专辑，大约花了一年才出齐。那叠卡带，便是整个青春期记忆中，最最响亮的背景音乐。

我搭公车到中山北路卖进口书的“敦煌书店”，把披头士团员的名字抄在纸上，请店员姐姐替我找出每一本标题包含这些名字的书。她竟不辱使命，真找到了好几本迈尔斯（Miles）编纂的访谈嘉言录，让我翻着字典狠狠啃读了一两个月。那几年，有的同学会在公车月票的票夹背面放一帧松田圣子、中森明菜，或飞身灌篮的迈克尔·乔丹的照片。我也有样学样，用钢笔描下披头士和列侬的肖像，骄傲地摆进自己的月票夹。我能背诵披头士每张单曲的发行年月、每张专辑的英美排行冠军周数与销售纪录，甚至惟妙惟肖模仿他们的签名式。中午吃便当的时候，我搬出老师上课的录音机摆在教室前，放披头士的歌给大家听。我用《花椒军曹》的图样装饰教室的布告栏，还在校刊写了两篇自以为呕心沥血的披头士赏析长文（尽管令现在的自己脸红，那却是我生平最早的“乐评文字”）。

下课钟一响，我总是迫不及待抓出随身听戴上耳机。有一次放到列侬精选辑那首《圣诞快乐（战争结束了）》（Happy Xmas〔War is Over〕），列侬、洋子和儿童唱诗班伴着菲尔·斯柏克特（Phil Spector）壮盛的弦乐，欢快地唱道：

如今圣诞又来到

遍临弱者和强者

遍临富人和穷人

尽管世局如此错乱

让我们说声圣诞快乐

为黑人白人

也为黄人红人

愿我们不再争战

愿我们有个快乐圣诞

共度快乐新年

愿来年是好年

不再恐惧害怕……

世界如此巨大，历史如此沉重，这首简单的歌竟穿越了一切，直直揪住犹然稚嫩的十六岁的心脏。我忍不住伏案痛哭，眼泪哗哗淌在桌上。幸亏教室很吵，同学们各自谈笑打闹，没人注意我的失态。唉，都是列侬害的。

一九八九年夏考上大学，百无聊赖的暑假，上成功岭受训之前，“中广青春网”主持人蓝杰听说有这么个迷恋老摇滚的小伙子，便大胆邀我在她的节目开个单元介绍披头士。当年听众竟也颇有一些人没舍得转台，还来信鼓励这个毛躁的大孩子。算起来，那个暑假便是我音乐DJ生涯之始。蓝杰阿姨和披头士，都是带我入广播这一行的恩人。

和我的长辈们不同，我注定是“迟到”的乐迷，永远不可能亲身体验和披头士一起成长的滋味。一九七○年四月，当外电越洋传来披头士正式解散的消息，我的长辈们可曾感受到巨大的幻灭，被迫掷入“大人世界”的不甘？十年后列侬猝死那天，那少数真正懂得摇滚的我的长辈们，又曾如何回望曾经理直气壮的狂野梦想？

一九七一年《圣诞快乐（战争结束了）》四十五转单曲唱片，一九九五年购于伦敦。

一九九九年夏，我终于来到纽约中央公园西侧，站在当年挤满上万哀悼乐迷的人行道，望了望列侬曾经躺下的地方。不苟言笑的门房守着那幢豪宅，他早就习惯来此探头探脑的各国观光客，眼皮都没抬一下。我踱到对面，沿着小径找到中央公园侧边那片绿树掩映的小小广场，马赛克镶成的环形图样，中央拼着“IMAGINE”，那是列侬的名曲。列侬和洋子当年常在那条小径散步，列侬死后，纽约市为纪念这位来自利物浦的移民，遂以披头士的歌为这小广场命名为“草莓园”（Strawberry Fields）。

那天，“IMAGINE”旁边摆着两茎歌迷献上的鲜花。远眺对街的达科塔公寓，分辨不出列侬故宅是哪一扇窗户。但我知道他的白色钢琴还在那幢楼里，小野洋子也仍住在那儿。据说，每年忌日，她会在窗台摆一支白烛，陪楼下聚集的乐迷守夜。对街的“草莓园”总有成群乐迷，在十二月的寒风中弹琴唱歌，直到深夜。

年轻时，也曾想在列侬忌日点一支白烛，却又不免觉得矫情。然而若有空，还是会放一张他的唱片，仿佛得对自己的青春有个交代。

如今自己也是中年人了，眼看就要活过列侬在世的年纪。回头再听他的歌，也渐渐脱离仰望崇敬的心情，见山是山，反而更知道感激。列侬毕生都对娱乐圈的造神风气深恶痛绝，从来都懒得制造完美的公关形象。相反地，他从不回避生命中的黑暗与不堪，风雨阴晴，都是生活。于是，他自己的歌，往往比任何八卦报道都更生动地呈现了这个男人的模样。或许正因如此，每个熟听列侬的歌迷，都依稀觉得自己是他的老友，懂得他的一切强悍与脆弱。这么多年了，他的歌仍能穿越重重叠叠的论述包装、传奇光环、八卦争议，直接揪住你我偶尔脆弱的心脏。

不记得有多久不曾好好哭一场。或许，该是拿出他的老唱片，认认真真从头温习一遍的时候了。

二○○九。序小野洋子编《我心目中的约翰·列侬》

（Memories of John Lennon）中译版

重塑雕像的权利

——关于《我深爱过的约翰·列侬》

多年前，曾在《滚石》杂志看到一幅跨页照片：朱利安·列侬（Julian Lennon）肃然站立，双手展开一帧父亲约翰·列侬披头士时代的肖像。青年朱利安与黑白照里的父亲一同凝视着镜头，照片中的父亲比儿子还年轻。那是千百万人仰望崇拜的父亲，自小弃他而去的父亲，对母亲残酷无情的父亲，给了他这身既是光环也是诅咒的血统的父亲，来不及多认识一些的父亲。千言万语，都沉淀在朱利安波涛汹涌的眼底。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报》。

二○○○年，三十七岁的朱利安在父亲二十周年忌日前夕发表了一篇文字，不客气地写道：“我对爸爸始终心怀愤恨，不只因为他对我的轻忽，也因为他口口声声的‘爱与和平’。那所谓的‘爱与和平’，从未进过家门找我。我也怀疑他若还在世，会是什么情况——我猜，那得看看他到底是‘约翰·列侬’（我爸爸），还是‘约翰·小野列侬’（被摆布的失心人）？”。

很多情绪，并未随时间淡去。伤口太深，一生都在淌血，唯有絮絮诉说，方能稍减痛楚。朱利安的母亲辛西亚奋笔写下这本回忆录，尤其是苦涩的后半部，多少也带着“自我疗愈”的心情吧。

经过这些年，约翰·列侬的脸孔，早已化为象征、化为符号。放眼二十世纪，能展现如许魅力的脸孔，大概只有切·格瓦拉那帧肖像差堪比拟。当“约翰·列侬”这个名字，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只剩几帧头像、几行歌词、几句名言，当他的一生被浓缩成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摆进橱窗、供上神龛，这本书，足可让我们重新认识有血有肉的“另一个”约翰·列侬。

这不是容易的事。几十年来，关于披头士与列侬的论著汗牛充栋，足以成立主题图书馆。四位披头士历来的妻子、家人、朋友、同事，早已出版了数不清的回忆录。瞥一眼相关书目，任何人都会怀疑：关于披头士，竟还有什么是没写到的吗？

辛西亚·列侬有备而来：她不需要重复写那些全世界都倒背如流的掌故和传奇，也不需要对披头士与列侬的音乐探讨太多，那都被无数人写过无数次了。她和列侬相识、相爱到仳离的故事，娓娓道来，便是最最引人入胜的“全新视角”。短短几年，列侬从一个爱弹吉他的利物浦不良少年，变成了横扫世界的披头士团长、反叛文化的旗手、半个地球青年人的精神领袖。辛西亚参与了列侬年少轻狂的岁月，经受了“披头士热”席卷世界的疯狂场景，卷进六○年代青年文化万花嬉春的旋涡。在一切风暴的核心，她依旧认份地扮演“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即使两人愈来愈疏远，她还是认认真真爱着那个十七岁就和她在一起的大男孩，傻傻地相信只要她爱得够深，他终会体会她的用心，让一切重归美好。

事情当然不是那样：列侬认识了小野洋子，天雷勾动地火，之后的故事无人不晓。然而，列侬与洋子的“世纪爱情”背后，却是被无情抛弃的辛西亚母子。这是书中最令人心碎的篇章——辛西亚笔下的列侬无情而残酷，之后多年都对前妻与长子不闻不问。那样的冷漠，与他口口声声的“爱与和平、天下一家”两相对照，怎不令人唏嘘，难怪朱利安多年后仍然愤恨不平。相信辛西亚也是在多年以后，才有办法用如此静定成熟的口吻，回顾那样痛彻心扉的历程。

相信列侬对此也不无愧疚之情。然而就跟无数“搞砸了”的男人一样，他没有勇气面对自己捅出来的漏子，只有一直逃避。在生命中最后那段时间，列侬才试着重新拉近与长子的距离，可惜这场和解刚刚起步，上帝竟吝于给他们更多时间了。

这本书，为我们新塑了一座不大一样的列侬造像：荒唐耽溺、惶惑脆弱、懦弱逃避、愤怒残酷……这些形容词放在列侬身上，对熟听他“自白式”作品的歌迷而言，其实并不意外。但辛西亚的巧手让鲜明的细节反衬整体，塑出了一尊熟悉中带着陌生的脸孔，显露出我们未曾见过的表情。那绝对不是印在海报上、供在神龛里的那张已经抽象化、符号化了的脸，那是一张背对镜头与群众，却时时令人不安的脸。

而我相信，列侬若天上有知，也不会反对辛西亚写这本书的。他原就不喜欢被供进神龛，许多最激烈的“反偶像”举措甚至是来自他自己。且不说他和小野洋子全裸入镜自拍封面的惊世之举，听听他在《冷火鸡》（Cold Turkey）如何描写药瘾勒戒的痛苦，《善妒的男人》（Jealous Guy）又是怎样痛悔自己的善妒和暴力，你就知道他向来宁取残酷的真实，宁可得罪全世界，也不愿言不由衷、面面讨好。披头士解散那年，他在《滚石》杂志专访（后辑入《列侬回忆》一书）彻底否定了六○年代嬉皮们天真的美梦，亲手砸碎了披头士高不可攀的神圣形象。一九七○年的专辑《塑胶小野乐队》（Plastic Ono Band）便是沉重的警钟，逼着一代人认清：美梦已醒，那场集体的trip早该结束，是面对现实的时候了。然而千千万万乐迷还是宁愿沉浸在旧梦之中，谁叫披头士的音乐如此美好丰饶？他们一定是天使，不然怎能做出这样完美的音乐？

许多人最终花了不少时间与气力，才终于艰难地接受一件再明白不过的事：伟大的作品，并不等于伟大的人格。他们往往把生命中提炼出最精彩、最动人的那些，都留在作品里奉献给这世界，自己孤独面对劫余的废墟和飞灰。我们无需为他搞砸了的事情寻找托词，人毕竟不可能活成一句口号、一个符号。

想通这一层，我们才可以继续爱他——连同他的失败、他的不完整，还有他搞砸的一切。

二○○九。序约翰·列侬前妻辛西亚·列侬回忆录

《我深爱过的约翰·列侬》（John）中译版，

本文题目借自一支大陆摇滚乐团的团名。

伍德斯托克猜想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一早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又译“胡士托”）音乐节的压轴巨星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弹罢《嘿，乔》（Hey Joe）最后一段独奏，卸下那把雪白的Fender Strat电吉他，步下舞台。前两天的滂沱大雨和各种意外使节目推迟了整整一夜，大部分观众早已筋疲力竭，等不到天亮便陆续散去。原本挤满五十万人的大草坪，只剩零星的人群和漫山遍野的垃圾。就在亨德里克斯拔掉吉他导线、音乐节宣告结束的这一刻，“伍德斯托克神话”正式诞生。Woodstock这个词，从此永远和一组组巨大如梦的最高级形容词连在一起，简直就是婴儿潮世代最亮眼的勋章。

然而，那毕竟是在美国人家里搬演的故事。我偶尔会想：当年现场那五十万观众之中，可曾有任何一位台湾青年，也换上轻软宽松的衣衫，大老远来到纽约州的伯特利（Bethel）小镇？他是初抵异乡的留学生，看什么都新鲜热闹，或是去国多年的老鸟，肠胃和耳朵都已适应了彼国的口味？他会搭上别人的便车，抑或自己开车？（无论如何，他都会塞死在半途，最后只能弃车，沿17B公路步行十几英里到现场。）他是否也和成群的嬉皮一块儿挤在大草坪，一面抽着隔邻递过来的大麻，一面倾听远处一列列七层楼高的音响巨塔喷薄而出的壮丽音场？他是否也在泥泞中和千万人大声诵念“No Rain！No Rain！”，试图用集体念力阻停滂沱大雨？他可曾在那儿找到了爱，找到了和平？

若把纪录片里人头攒动的画面定格放大再放大，我们会认出那张黑发黄肤的面孔吗？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仍未读到这样的见证。对于这场我们眼中和登陆月球一样遥远、不可思议的盛事，你我还是只能通过老外的耳目去理解。或许一九六九年八月，报上登过一两则外电报道？那时电视台只有一家，我们的十六英寸黑白荧幕，恐怕不大可能出现这场集体大露营的画面。当时犹然年轻的我的长辈们，消息再灵通，大概也只能从美军和外籍学生带来的二手《生活》（Life）画刊瞄到几幅“伍德斯托克”现场照片吧。次年春天“伍德斯托克”实况录音问世，却没几个台湾青年有幸在第一时间恭聆美版原装唱片。等那些元气淋漓的歌乐辗转刻进每张八块五的翻版唱片沟槽，穿过唱机喇叭沛然响起，已是一九七一年之后的事了——“伍德斯托克”的震波起码得花上两年，才算正式抵达台湾。

一九七○年三月，长达三小时的《伍德斯托克》电影面世，拿下了奥斯卡纪录片大奖，成为“伍德斯托克神话学”的基本教材。然而，这部电影囿于电检尺度，从未在台湾公开播映——或许在美国学校、美军俱乐部之类“洋租界”，或者仅供少数圈内人的“试片间”里，这部片子曾经大胆突围，让一小撮文艺青年见着了？但据我所知，整个七○年代，我的长辈们多半只能凭几张翻版唱片和几帧照片去揣想“伍德斯托克”。八○年代初，家用录放影机普及，他们终于亲睹这部电影。比起西半球同代人的刻骨铭心，晚了整整十年。

一九六九年八月，台湾人最关心的外国新闻并不是什么超大型美国“热门音乐”户外演唱会，也不是如火如荼的越战和“文革”，而是金龙少棒队在威廉波特以五A比零大败美西代表队，首度夺得世界少棒赛冠军。这年九月，“盈泪歌后”姚苏蓉在高雄“金都乐府”拗不过观众鼓噪，破例献唱禁歌《负心的人》，却遭抓耙仔告密，歌星证被没收，两年不得登台。至于这年台湾传唱最广的歌，大概是中视开播第一出连续剧《晶晶》哀婉的主题曲：那位小姑娘唱得太好，当年才十六岁的邓丽君，终于家喻户晓。

在那样的年代，“伍德斯托克神话”，以及撑起这桩神话的摇滚乐，在我岛只能是仅仅属于少数人的秘密。而那些懂得品尝这桩秘密的人，大约都带着些类乎同人诗社或者地下党的“边缘感”吧。“伍德斯托克”之前两年，美国西岸嬉皮风潮大兴，一九六七年遂有“爱之夏”（Summer of Love）的美称。几个来自震央加州的美国学生到台湾游学，也带来一叠叠的唱片，不乏连美军电台都未必肯播的“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杰斐逊飞机”（Jefferson Airplane）、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密西西比·约翰·哈特（Mississippi John Hurt）之类的精品。他们把这些珍奇唱片带去西门町新开张的“野人咖啡室”，那一张张黑胶便是普罗米修斯替我们盗来的火种：自诩前卫的文艺青年纷纷闻香而至，“野人”遂变成这些“边缘分子”在震耳欲聋的摇滚声中相互取暖的窝巢。

一九七○年四月，警方宣称在“野人”破获毒品交易和“骇人听闻”的同性恋“猥亵行为”，“违反社会善良风俗”，勒令停业。那天清早，许多年轻人在报上读到这则消息，早饭都没心思吃，立刻跨上单车冲到峨嵋街，众人齐聚铁门深锁的地下室入口，愀然无语。“野人”灰飞烟灭，唯有林怀民的小说名篇《蝉》为后人留下若干场景。掐指算来，“伍德斯托克”的唱片应该是来不及在“野人”播放的——这桩任务大概得在后起的“艾迪亚”、“稻草人”之类场所，才有机会完成了。

一九七五年，台大对面“稻草人”旁边曾经有过一家“滚石餐厅”，老板是一对姓段的兄弟。后来餐厅倒了，他们办的同名音乐杂志却活了下来。这年杨弦在中山堂办演唱会，点燃了“民歌运动”的燎原大火。《滚石》杂志也从善如流，加入这股当地创作风潮，刊登专文、赞助广播、协办演唱会，规模愈做愈大。一九八一年，段氏兄弟索性成立唱片公司。那枚从杂志沿用下来的“ROCK”黄底黑靶标志，就这么烙进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永远改变了华语乐坛的历史。“滚石”董事长段钟沂说，他在大学时代听了“伍德斯托克”的翻版唱片，读到相关报道，大受震动，遂决意有一天也要在台湾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伍德斯托克”——证诸后来的历史，这桩梦想算是实现了吧。

一九七八年“第一届中国现代民歌全省巡回纪念特刊”，陶晓清撰稿，滚石杂志社出版，挪用了“伍德斯托克”海报的图样。

一九七○年九月十八日，“伍德斯托克”结束之后整整十三个月，吉米·亨德里克斯因药物过量死在伦敦的旅馆房间，得年二十八岁。彼时台湾哪怕最热衷的摇滚迷，可能都还来不及听到他在“伍德斯托克”电吉他独奏的美国国歌：那三分四十三秒摧枯拉朽的尖啸与巨响，是农神火箭奔月的焰尾，是底特律街头暴动的硝烟，是越南丛林的烧夷弹。神人崩殂，不知他的死讯越洋传来，可曾引起任何注目？

我的长辈毕竟无缘参与西半球婴儿潮世代的“集体野放”，那样的浪荡未免太奢侈，只能属于富强的上国子裔。然而从七○年代到八○年代，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果真干出了轰轰烈烈的大事——从他们的眼瞳，我总能依稀看见星星点点的火光，来自大洋彼岸“伍德斯托克”余烬犹温的老营地。

二○○九

初访戛纳唱片展

——一则菜鸟报告

MIDEM全名Le Marché International du Disque et de l’édition Musicale，即“唱片暨音乐出版大展”，每年一月于法国戛纳举办，创立于一九六七年，此间多以“戛纳唱片展”称之，是全球音乐界规模最大的年度会展，地位约略相当于出版业的法兰克福书展、消费电子业的CeBIT大展，参与者以业界人士为主。版权交易是MIDEM的主要任务，也会举办座谈、论坛、音乐演出节目。MIDEM是业界人士面向全球市场的机会，也是各地展示音乐文化实力的窗口。

二○一○年一月，我应“新闻局”之邀，随台湾代表团赴MIDEM戛纳唱片展参访。MIDEM的入场费非常贵，毕竟是以业界人士为主的会展，单一张入场证办下来将近台币两万块，且不提往返欧洲的机票，还有会展期间比巴黎还昂贵的吃住行情。这些开销，亏得政府买单，不然真可能一辈子也舍不得去开这个眼界。

主办单位既敢收这个钱，当然也端得出好料。许多老鸟都同意，光那进场发放的厚厚一册MIDEM Book就值回票价：里面载有全世界音乐产业代表单位简介与联络人清单，是闯江湖拜码头的究极宝典（可惜我久不在唱片圈前线作战，临走时打包行李嫌重，竟把它留在了旅馆房间）。在MIDEM现场，人人有备而来，多是两三个月前便排定每日任务，从早到晚开不完的会，和各方客户车轮大战。许多人为版权买卖、业务推广终日奔波，连一场讲演、一次音乐会都没兴致也没力气参加。像我这种“纯观光”的看客，实在是异类。

这年MIDEM共有七千多位业界人士报名、近八十国及地区三千多家厂商在现场设馆，还有几百位各国记者现场采访。参与者七成来自欧洲、两成来自北美，亚洲人仅占6%，MIDEM展现的，自然是西半球主流唱片业的面目。据说随着唱片业每况愈下，MIDEM这几年愈来愈冷清，老鸟说，以前会场那个热闹啊，连张空椅子都得眼明手快先抢先得。现在一眼望去，疏疏落落，真是情何以堪。我虽不及亲睹旧日盛景，却也多少感受到了那股萧条之气——倒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翻开密密麻麻的论坛提纲，热门主题是唱片公司如何通过网络挣钱、艺人数位行销秘籍、智能手机作为音乐通路的展望、电玩产业与音乐工业的合纵联盟，还有“如何打进中国市场”——台湾同业对这题目早有对策，但西方人需要的显然是另一种文化、另一套战略。

尽管大小讲演会场随时有系出名门的CEO和行销总监夸夸而谈，我心里始终有种感觉：崩坏的唱片业还没找到出路，暂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音乐这一行早已不是娱乐工业的龙头，MIDEM许多讲演、座谈，都让我嗅出一股相互取暖、强自振作的无奈之气。

这年，“新闻局”邀卢广仲、范晓萱与“100%乐团”、巴奈与“Message乐团”三组乐手，代表台湾音乐人赴法宣传。先在巴黎办了一场小型售票演出，现场气氛比较像“宣慰侨胞”，来的几乎都是台湾和大陆留学生，当地观众不多，这也不足怪，毕竟“台湾当代流行音乐”对法国人来说，本来就是陌生遥远的玩意。然而在MIDEM的“台湾之夜”演出就不是“宣慰侨胞”，而是硬碰硬“面对世界”了。MIDEM会展期间，天天都有看不完的演唱会，凭入场证即可通行无阻。从豪华饭店宴会厅到巷仔内小酒馆，各式乐种各地乐手马拉松唱到凌晨，全世界的音乐人莫不使出全力取悦这群最难搞的内行听众。节目表密密麻麻，如何吸引观众“走进来”已经是一大挑战。而你若不能在一两分钟内给出让他惊喜的东西，这些人往往转身就走，赶赴下一个场地去听别人表演。

幸好，三组台湾演出人都全力以赴，给出最精彩的表演。卢广仲流畅的吉他弹奏和趣怪的演唱风格让现场初听台湾摇滚的老外惊喜不已，事后纷纷打探这个年轻鬼才的来历。巴奈与Message深黑浓郁的台湾原住民歌谣足以狠狠镇住全场——当白发苍苍的“东海岸传奇歌手”龙哥缓缓坐定，弹起蓝调吉他的那一瞬间，满场观众爆出掌声与欢呼，回应这声气相通的音乐血统。范晓萱演出的张狂、性感、威猛无匹，你从底下那些洋人狂喜惊呆的眼神，便知道萱萱已把他们彻底搞定。绝大多数观众此前完全不知道台湾有什么音乐，从头到尾连一句歌词都听不懂，然而他们多半留到了最后，神色满意。那天晚上，我真以这些音乐人为荣。

在MIDEM举办主题之夜，得付两万欧元规费，加上税金，折合台币近百万之谱，场地不过是三四百人的饭店小厅，配备也只有最阳春的灯光音响。他们敢开这个价，就是看准了MIDEM现场这群足以左右半个世界唱片市场风向的宾客。今年，韩国、日本也在同一个场地举办showcase，并在事前周边做足准备，免费CD、传单、新闻资料、随侍备询的工作人员与厂牌经纪人，都办齐了。日韩派来的音乐人，依我浅见，充其量只是二军水准，未必比咱们市面上的流行歌手强到哪儿去。然而两国团队工夫做足，音乐优劣且先不提，从舞台灯光到现场周边细节执行，专业表现还是比我们高强得多。

韩国偶像团演出时，场馆挤满了戛纳当地的青少女粉丝，尖叫疯狂近乎失控——MIDEM所有活动都只供有入场证的来宾参加，进去之前得扫描证件上的条码。但主办单位优待戛纳居民，人人都可以免费挑一场表演看。当地记者解释，韩国流行乐（K-Pop）这阵子横扫欧洲青少女市场，许多洋妹妹疯狂“哈韩”，声势之猛，令人想起多年前日本动漫产品席卷西半球的风光。看着台上帅哥以极其轮转的英文感性介绍韩国历史，底下欢呼连连，镁光灯闪不停，还是有点儿吃味的。既要去MIDEM争面子，就得把一切细节倾力设计到位。相较之下，台湾音乐人虽也有公部门支持，派了代表队去露脸，气势毕竟见弱，整体而言，还是不免显出些许“菜鸟气”。

年年都有台湾厂商去MIDEM谈生意，以往也从来不靠政府，各自打拼，版权买卖也颇有成绩。近年，“新闻局”总算拨款设立“台湾馆”，让各家台湾厂商有个“基地”可以休息、上网、约客户谈生意，顺便展示一些台湾音乐作品。不过，台湾馆陈列的影音产品，除了参展厂商自己带去的样品，便是“新闻局”主办的“金曲奖”、“原创音乐大奖”、“创意行销补助案”得奖作品，流行、摇滚、古典跨界、传统歌谣通通混在一块儿。偶有洋人好奇问起，许多人一听到pop、rock就弃之不顾，反倒《八部传说·布农》这样本土特质强烈的作品，得到最多青睐。我想，若真要针对海外市场推销台湾音乐，显然不能光以内需市场的品位或是公部门奖腋的音乐类型去忖度洋人的口味，若能再规划得细腻一些，效果应该会更好吧。

顺道一提，洋人几乎都会惊叹地问一句：“你们台湾的CD设计都这么漂亮吗？”我则答以：“不一定，通常独立厂牌的设计才会这么漂亮，你看到的这些漂亮专辑，在台湾很多人都不大熟……”

所谓“音乐国力”，绝非与“国民生产总值”成正比。比方这届MIDEM适逢肖邦两百岁生日，会场悬空挂着波兰馆设计的巨幅肖邦肖像，每个乐迷看到，都会对这伟大的音乐国度凛然生出敬畏之情。本届每人进场获赠的MIDEM公事包，都绣着南非观光文化部的logo，开幕之夜便是由南非主办，派来演出的音乐人不乏传奇巨擘，那是最风光的国家品牌行销。参加MIDEM最有趣的，就是接触平常完全陌生的异地音乐。各国展馆制作的精选CD，设计各有巧思，既能看出“音乐国力”的气势高下，也可顺便看出各国政府文化部门到底谁比较有sense。

离开MIDEM前一天深夜，戛纳卡尔顿饭店的宴会厅，我总算在这“全球最大音乐同行聚会现场”毫无预期地被狠狠震了一通。这晚的节目是“希基·洛克（Siggi Loch）五十周年致敬之夜”，洛克是德国传奇经纪人、唱片制作人，一九六○年入行，一九八九年创办爵士厂牌ACT，今年甫获瑞典国王封爵。这天晚上，他和夫人就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正中央。

一位胸前挂着萨克斯风的白发老者领着乐队上台，全场欢声雷动，我茫然不知其人何方神圣，亦不知该期待什么。乐声扬起，像浪像风像梦延绵不绝，温柔而横暴，每一波涌上来都比前一波更令人恍惚——后来我才知道，那领队老者，是德国爵士巨擘克劳斯·多丁格（Klaus Doldinger）。这一夜，他找回一九七一年的元老团员，重组传奇乐团“护照”（Passport）的经典阵容，向当年让他们扬名乐坛的制作人致敬。

接着，ACT厂牌精锐尽出，乐手轮流上阵，从极芭乐甜美的标准曲老歌新唱，一路玩到古怪旷放的free jazz和前卫音乐，最后众人即兴jamming。难以言喻的音乐在我面前喷薄而出，完美的乐手、完美的场地、完美的音响（同去的乐手老师最想知道他们究竟怎样让double bass的现场收音如此浑厚细腻），还有完美的观众——全世界口味最刁钻、耳朵最挑剔的唱片人，眼睛发亮，一言不发，竖耳倾听。当场我便知道，这个行业之博大、高深、辽远，实在超出我贫弱的经验太多太多……

这趟去MIDEM，拿了很多免费赠品，见识了很多高科技产品，听了几场探讨未来趋势的讲座，看了不少花花绿绿的表演。然而，在这最后一夜，远远望着白发苍苍的洛克先生，听着舞台上陌生的爵士乐手玩着世界级的音乐，那面对“世界之大”只能敬畏俯首的无力感，才算清晰落实下来。世界真的很大——这趟戛纳之旅，让我重新咀嚼这句貌似废话的真理，或许是个人最最宝贵的收获。

二○一○

星巴克唱片公司

台湾人对咖啡的讲究，自有悠久历史。平心而论，星巴克的咖啡摆在咱们这儿，单就口味论之，未必占得了什么便宜。不过，若是考察“店内音乐”这一项，星巴克便算是“狠角色”了。他们放的歌，从主题到选曲皆颇有见地，基调清新而不轻佻，内力深厚却不炫耀。莫说此间诸多连锁餐饮店绝无对手，就算把那些手艺精湛的个体户咖啡店也算进来，堪与匹敌者仍是少数。

星巴克店里放的音乐，品类兼容并蓄，涵括大部分的古今主流：草根蓝调、灵魂、民谣、轻摇滚、乡草歌谣、经典爵士、抒情老歌、世界音乐……唯独绕开了重摇滚、金属、电音、嘻哈这些“侵略性”比较明显的乐种（它们另有适于播放的场地）。这种音乐，在美国电台的播歌分类里，大致是归在“成人专辑另类曲目”（Adult Album Alternative，简称AAA）门下。这个名词和行之有年的“成人当代金曲”（Adult Contemporary）相对，后者是主流中的主流，在自视较高的乐迷耳中，往往不免流于俗滥。AAA的曲子，则介乎“另类”与“主流”之间，取材自独立厂牌、非主流乐手和非专辑主打歌的比例更高，乐风版图也更广。AAA诉求的对象，是年岁稍长，品位稳重，在乎“气质”的乐迷。他们既不打算装年轻听艾薇儿（Avril Lavigne）和“黑眼豆豆”（Black Eyed Peas），也受不了购物商场里千篇一律的布莱恩·亚当斯（Bryan Adams）和席琳·迪翁（Celine Dion）。对一个中等程度的乐迷而言，标榜AAA风格的电台曲目，很可能有一半的歌压根没听过，却都气质相类，听起来舒服，学问仿佛也不小。

全球一万八千多家星巴克的店内音乐，都是由美国总公司“直营”，定期换档，指定播放，走的正是AAA路线。播出内容不仅店员、店长无权置喙，连各国总代理商都没有插手的余地。且看全球星巴克之一律禁烟，据云是不让烟味“污染”了店里的咖啡香。很显然，店里放的音乐，就跟咖啡的气味一样，是必须严格控管、不容“污染”的“环境成分”。这可不是一桩轻松的工程：试想，要从“中央厨房”设计出一套同时适合全球五大洲四十四个国家及地区同时播放的歌单，你得同时拥有多么精密准确而又兼容并蓄的音乐品位？

星巴克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敢把“咖啡店音乐”发展成“超级大生意”的企业。打从第一家连锁店开张，老板就很清楚他要推销的绝不只是那杯咖啡，还包括咖啡作为文化符号，让小布尔乔亚们“自我感觉良好”的一切有形无形的相关产品——你不需要多么犀利的商业头脑，也能想到“咖啡店音乐”是颇具潜力的题材，问题是可行的“商业模式”，他们必须想出一套有别于传统音乐产业的收益模型。

一九九九年，当时星巴克在全世界“只有”两千五百家连锁店，刚刚坐稳“全美第一咖啡零售商”的位置，便已经在盘算这笔生意。他们拿出一百万美金，买下了旧金山的小唱片公司“听见音乐”（Hear Music），这家公司专擅与大公司合作，制作“主题式选辑”CD，主打特殊通路的利基市场。星巴克和“听见音乐”合作，陆续推出许多专供店内贩售的合辑。这些歌曲在几千家分店强打播送，许多人边喝咖啡边纳闷店里放的是什么歌这么赞，听说店里有卖，二话不说就买了。这些合辑都是“旧瓶新酒”的企划商品：他们取得经典录音的唱片公司授权，依乐风或主题安排曲目、编纂选辑，许多是五○、六○年代的老录音，重新设计包装之后，颇得都会中产客群青睐。

随着星巴克的分店一路扩张，贩售这些特殊商品的通路端点也愈来愈多。一旦有万余分店加持，音乐产品线遂也可以玩得更大胆一些。二○○四年，“听见音乐”和爵士乐老厂牌“协和唱片”（Concord Records）合作推出灵魂乐老将雷·查尔斯（Ray Charles）的专辑《真情伙伴》（Genius Loves Company），是“听见音乐”旗下第一张脱离“旧瓶新酒”模式的“原创专辑”。当时谁也不知道这竟成为雷·查尔斯生前最后一张作品。它在次年一家伙拿下了八座格莱美奖，在每况愈下的唱片市场，这张专辑创下五百五十万张的销售纪录，其中竟有四分之一的初期营业额来自星巴克店头直营贩售，遥遥领先任何一家传统唱片通路。

二○○七年，“听见音乐”的下一桩投资，再度震撼娱乐圈：他们说服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离开四十几年的老东家EMI，签下了“听见音乐”发行全新创作专辑的合约。《记忆满载》（Memory Almost Full）获得三项格莱美奖提名，卖出逾百万张，打破了Sir Paul十年来的市场纪录，麦卡特尼龙心大悦，后来又和“听见音乐”合作了一张迷你专辑（EP）和一套现场实况影音专辑。

这年，他们还另外签下两位重量级艺人的发行授权，分别是“婴儿潮世代”的天王天后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和琼妮·米歇尔（Joni Mitchell）。琼妮·米歇尔“重出江湖”的消息尤其令人激动：她老人家早已宣称对唱片圈心灰意冷，决定永远退出乐坛，专心回家作画去也。就在歌迷的眼泪都哭干的时候，“听见音乐”说服她出版九年来首张全新创作专辑《闪耀》（Shine）。唱片问世以来，只听到全球乐评人轮番起立鼓掌、老中青乐迷痛哭流涕。琼妮阿姨为什么愿意改变主意，重回歌坛？据说首先是世局之坏让她忍无可忍，不吐不快，非得写几首新歌抒发一下。其次是“听见音乐”独特的通路和行销企划，让她可以不用重新“酱”进那个她厌恨至极的娱乐圈，而能用比较自在的方式面对“出唱片”这件事。经此一役，“听见音乐”已经注定要留下傲人的传奇。

如何在咖啡店现场引进多元化的买卖方式，让客人愿意付钱买下更多和咖啡未必有关的东西？星巴克不是没有栽过跟斗。二○○四年，他们在美国四十五间分店推出“音乐小站”（Music Kiosk），让客人可以在店里试听、烧录音乐CD。不幸的是，彼时MP3随身听早已取代CD成为乐迷听歌的主要媒介。“音乐小站”乏人问津，两年后悄悄喊停。不过他们吸取教训，先是在二○○六年和苹果电脑的iTunes线上音乐商店合作推出“星巴克专区”，次年又在美国几个指标性都会区推出全新的下载服务——客人若在店里听到喜欢的歌，只消拿出笔记电脑、iPod Touch或iPhone，便能通过店里的无线网络连到iTunes线上商店，直接下载你听到的歌，还包括刚刚播过的十首曲目。可不是，这样的玩法才叫酷嘛。只是不知要等到哪一年，台湾才能跟进？

星巴克打造“听见音乐”这家新兴厂牌的故事，原本有机会载入史册，成为音乐工业经营模式的全新典范。很可惜，后来的情节急转直下，现实毕竟是残酷的：二○○八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星巴克集团被迫终止持续十几年的扩张展店策略，短短两年间关闭了近千家门市，遣散一万八千多名员工，同时大幅减缩“非核心业务”，高投资、高风险的唱片业务首当其冲。二○○八年七月，“听见音乐”宣布结束营运，仅保留厂牌名称，实际运作全面归于合作集团“协和唱片”。这场“咖啡店开唱片公司”的实验，终于告一段落。

在唱片工业的旧结构摇摇欲坠的时代，星巴克大胆抓住了几个重点：“咖啡店即实体通路”、“开发自有原生产品”、“精准掌握主流顾客品位”、“深耕分众市场”、“找对异业结盟伙伴”。他们依照这些原则砸下去的钱，显然比大多数音乐圈的竞争品牌都更能命中要害。当然，星巴克有的是“把游戏玩大”的雄厚本钱，末了也不得不因应时势，忍痛缩手。然而看看他们“做对了”的这几件事，假如你对“文化创意产业”念兹在兹，星巴克的壮举，还是颇能激发若干灵感的。

二○○八，二○一○补完

辑三　蓦然回首

我所记得的太平岛

我分明记得这样的画面：月光洒落的深夜，巨大的龙虾们首尾相衔，荧荧发着磷光，在雪白的珊瑚礁上成行成列地走动。

然而仔细一想，我从来没有目睹那样的景象，那是岛上一位士官长跟我讲的钓鱼故事。时间久了，听来的和看到的都搅和在一起，真幻难辨了。

无所谓，反正那趟远行，在回忆中也像孤悬的一场梦。

一九九五年春天（应该是春天吧，晴朗而尚不燥热的南台湾），我在左营“陆战队军报社”当文书兵，还有两个月就要退伍。业务清闲，偶尔替报社写几篇填版面的文章，赚几百块零用钱。中校社长是一位老好人，看我能写，便问我要不要去一趟南沙太平岛，以特派记者的身份拍拍照片，回来写篇特稿，顺便还可以投“国军文艺金像奖”呢。

“军报社”向来是只有军官才有挂记者证的资格，我一个大头兵居然占到这种便宜，那是社长特别看得起我了。若非当兵，这辈子恐怕也不会有机会踏上南沙，而且还能坐军舰，岂有不去之理？

出发前，报社汤少尉临时替我恶补了基础摄影须知，我背着一大包摄影器材上了船。太平岛离本岛足足一千六百公里（等于台湾岛全长的四倍），军舰得全速开上三天三夜才到得了。

坐军舰一点儿都不好玩，尽管我的待遇已经比照“军官级”，舱铺仍极窄仄，整个航程多半闷在舱里，不见天日。然而几次上甲板透气，东张西望，海景仍是记得的。那是我毕生第一次远离陆地，第一次知道“外海”是什么样。天空之晴远，海水之深蓝，一切都跟书里写的一样，但又比书里写的更斩钉截铁。

正呆看着，有人喊“倒垃圾了”。未几，舰尾的白浪里出现鼓鼓囊囊的塑胶袋、保丽龙碗、免洗筷、空罐空瓶……它们载浮载沉，连成一线，在碧蓝的海面上渐行渐远。

坐了三四天的军舰，上岸之后，身体竟不愿适应陆地，连着两三天都觉得脚底晃晃悠悠，太平岛成了一艘载着绿林和房舍的巨大舢板。

我们在岛上待了快一星期吧。南太平洋烈阳酷炙，官兵终日赤膊，个个黧黑发亮。我也入境随俗，赤膊晒了几天，仿佛是比原来黑了一点儿，但和当地官兵站在一起，他们黑得赛皮蛋，我仍白得像豆腐。

那趟军舰载了各色人马，各有任务。除了一干长官上岸巡视，还有一位南洋史学者和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来做田野勘查。气象局带了一堆高科技器材过来施工，工程似乎很麻烦，于是泊岸时间比平日的补给船多出好几天，这也算是我的运气。

海洋生物学家的目标是绿蠵龟。他每天熬夜拿着手电筒巡沙滩，指望能遇到上岸产卵的海龟，然而时运不济，只找到一个产过卵的沙坑旧迹。岛上的士官说，以前他们都拿海龟蛋泡酒喝，现在是保育类了，抓到偷蛋要关禁闭，“龟蛋酒”遂告绝迹。（然而我记忆中分明有满满一玻璃罐泡在酒里，乒乓球大小的海龟蛋，或者那是左营哪位长官的陈年珍藏？）

我跟着海洋生物学家去巡沙滩，仍然没有遇到海龟。那夜满月，海水涨潮，岸上的“沙”全是雪白的珊瑚礁碎末，晾在月光里，满目银白。走到开阔处，风声渐息，却听见四面八方细碎的叩响。定睛一看，是密密麻麻几千几万只寄居蟹，一律被月光染成了银色，从海里往岸上爬。它们趁着夜凉，背着各色各样的贝壳，拖着小小的影子攀越礁岩、横过沙滩，消失在陆地上。贝壳彼此叩击，细声连成一片，绵长不绝。

南洋史学者很期待能在太平岛上挖出什么文物，替这块地方的人类活动记录往前推个几百年。他在几个可疑处下铲，果真发现一些“文物”，可惜并非南岛族先民的遗迹，而是一九五○年代留下的垃圾堆：酒瓶、烟盒和空罐头，还有一撮撮的花生壳儿和瓜子壳儿。

朝鲜战争初歇的年代，老兵下了哨，和哥们儿蹲在地上吸烟喝酒嗑瓜子，或许一边望着海，一边想着遥远的城镇，想着家里的女人吧。

没挖到古董，南洋史学者倒也夷然，索性坐在墙根上，开起历史讲堂。他指着屁股底下的墙根说：“这是三○年代日本人盖的房子地基。每个转角都是一丝不苟的九十度，光从这就能看出他们的民族性，到了天涯海角来开矿，盖房子还是一点不马虎。”

“开矿？这鬼地方能有什么矿？”

“磷矿啊。海鸟在珊瑚礁上拉屎，几千几万年下来，结成厚厚一层鸟粪石，值钱的哩！现在没有了，那些年挖得太凶，等于整个岛刨掉一层。当年日本人的码头，现在只剩下桥墩，从岸边伸出去五百多米，你们有空去看看，也是盖得很讲究的。”

码头遗迹我是看过的。桥墩像是一道道拱门，从沙滩笔直通到遥远的海中央，用尺描都未必能对得那么准。

南洋史学者接着说，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派军舰来接收，岛上人去楼空。宿舍墙壁上写着字，仔细读过，发现是前一年驻岛采矿的日本人写的悲愤遗言。南沙实在太远，日本战败的消息迟了十几天才送到。他们闻讯，书壁明志，然后自杀。

那真是孤绝的人生终点。南洋酷热，尸身难以北运返乡，或者便埋在岛上？我曾看到无款无字的碑，会是殉国日人的坟吗？那水泥做的碑，年代似不甚古，岛上驻军已经没有人知道它的出身，却仍不敢怠慢，祭着罐头烧着香。

或许，日本人也曾怔怔望着残败的码头遗迹，幻想穿过这道海上门廊，便能回到战前的时光吧。

岛上的坟不止一处：一座合葬的碑，刻着若干名姓，是多年前登陆艇意外沉没的纪念。尸身当时就被送回老家，这里留的是衣冠冢。看看刻的年份，多是二十来岁的大孩子。墓碑临海，椰影摇曳，鸟群掠过水面，和云朵一齐在浅滩投下倒影。眼前曾经的惨烈故事，像一首古老模糊的歌。

回程的军舰上，我在舱铺安顿好，从包里摸出层层包裹的纪念品：一只小蟹蜕下的壳，完完整整，有螯有脚有眼。壳极薄，布满红色波浪花纹，放在手心轻若无物。我端详这鬼斧神工的精品，心里明白这辈子是不会再回去了。

我的特稿登在了“军报”上，照片还算像样，汤上尉的行前恶补总算管用。熬夜改写的游记拿去投稿，得了第二名。颁奖那天我已退伍，正在欧洲晃荡，是父亲替我领的奖。越洋电话里，父亲说那天“军方”以为没人会来，找了一个兵带上我的名牌到会场待命代打，结果父亲在后台撞见了自己的冒牌儿子。

我在阴冷多雨的伦敦街头向公用电话喂着铜板，父亲在话筒那头笑着。眼前浮现白花花的晴空和水色，那是记忆中烈阳在网膜烙下的残影。

既然在那样的年纪，晒过那样的太阳，看过那样的海，往后所见的一切，便不免相形斑驳了。

二○○八

归乡，离乡

便　当

每个人仿佛都该要有一些连接着火车和故乡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比如儿时如何让大人牵着抱着，挤进车站年节返乡的人潮，总有长辈守在遥远的城镇等着。比如许多人津津乐道的糖厂小火车，孩子们追着夕照下满载的台车，捡拾落下的甘蔗，蹲在田垄啃将起来。及长忆往，那火车，那甜味，便是“故乡”。又比如小说电影常见的场景：少年人初次离家远行，在月台与故旧话别，火车汽笛拉开“成年时代”的序幕……

这些经验，我都没有。我是土生土长的台北孩子，若要回母亲的娘家，不过是从和平东路直直来到和平西路。小时候去外公家，都是招辆计程车，十分钟就到了。爸妈工作忙，总有加班晚归没法儿做饭的时候。我便带着弟弟上街招车，到外公家吃饱了晚餐，顺便装好我和弟弟第二天的便当带回家——那个年头，即使在五光十色的台北，也从没有人想过小朋友自己搭计程车有什么好担心的。长年在外公家帮佣的阿利婆，从外婆那儿学会了苏州菜的手艺，再结合北方菜和台菜的精神灵活变化，烧出来的家常菜，比什么馆子都好吃。

我和弟弟已经打着饱嗝了。阿利婆拿出我们带去的便当盒，盛满饭菜，绑好铁牌，用餐巾细细包好，装进塑胶袋——她往往还会专为我们的便当炒一两样菜，免得我们吃得重复腻味。事实上，这真是不必要的担心，就算隔天的午餐和前日的晚餐一模一样，我们仍会吃得一干二净的。然而我们更乐于有新菜可尝，从不曾对此表达异议。

回到家里，便当仍然烫手，得在饭桌上搁一搁，才能放进冰箱。阿利婆的便当，总是让我和弟弟第二天的午餐时间，变成一天之中最期待的高潮。

阿利婆的瓜仔肉、珍珠丸子、红糟鸡、狮子头、三色蛋，冒着热气藏在便当盒里，一趟一趟跟着我们，从和平西路回到和平东路。我和弟弟坐在计程车后座，默然望着窗外的流光，那是早已看熟了的街景。有时候，我会回头看看罗斯福路口那幢高楼顶层变幻闪烁的霓虹灯广告，随着车行渐远而愈缩愈小。信不信由你：那时候，站在复兴南路和平东路口，朝西望去，仍可遥遥望见罗斯福路口那片高耸的霓虹灯。至少在我的记忆中，那遥远的一点艳红闪烁，始终清清楚楚。

那当然不是现在那栋二十六层光鲜气派的“大都市国际中心”，而是它斜对面那幢如今看来其貌不扬的十多层大楼。当年，那可是附近海拔最高、最神气的建筑物，抢尽了稍远处“明星戏院”的风头。楼顶那片霓虹广告，宣传的是楼里一间极时新的“玻璃烤肉”餐厅，一种把食材放在透明玻璃板上炙烤的新花样。爸妈曾经带我们去尝鲜，味道早忘了，只记得肉片摆在玻璃上烤得吱吱响的模样。

“玻璃烤肉”后来不再流行，苦撑一阵终于倒闭，霓虹灯换成了电器厂牌的广告，附近也陆续盖起更高更光鲜的新楼。最后一次和爸妈去那边的餐馆，萧条破落已经难以遮掩，泛着潮潮的霉味和蟑螂屎的臭味。老实说，我们都更愿意回外公家吃阿利婆烧的菜。

外婆过世之后，我们依然常常去外公家搭伙。回家路上，坐在计程车后座，怀里揣着的依然是阿利婆热腾腾的便当。我和弟弟回头望着愈来愈热闹的和平东路，马路北侧的老房子拆得七零八落，新店铺层层亮起招牌灯箱，遮蔽了远方曾经抢眼的那块广告霓虹灯。

那便是我的乡愁之路，缠绕着记忆中魂萦梦系的味道。没有逢年过节千山万水才能返还的遥远故乡，没有一路颠簸的火车和客运车，没有窗外变幻的山景海景，只是这样坐一段十分钟的计程车，从和平东路到和平西路。

银河铁道与我的流浪之梦

十来岁的时候，贪看各色各样日本漫画书，最令我沉迷的是松本零士的大河长篇漫画《银河铁道九九九》（一九七七）。这套漫画灵感源自作家宫泽贤治的名篇《银河铁道之夜》（一九三四），似乎也受到《小王子》（一九四三）的若干启发。《银河铁道九九九》充满了梦幻的场景、张力十足的情节，加上了松本最拿手的军事、科幻元素，和《宇宙战舰大和号》（一九七四）并列为他的两大名作。

故事是这样的：少年“铁郎”与神秘美女“梅特尔”，一齐搭上前往仙女座星云的银河特快列车九九九号（那长长一列在星系间凌空穿梭的火车，是二十世纪初的蒸汽火车模样，在宇宙的真空中，车头仍然腾腾吐着白烟）。据说只要抵达终点站，凡胎肉身的人类便可以无偿换取人造身体，长生不老。列车停靠的每一站，都是一颗奇特的星。有个星球全数居民都是乞丐，专门洗劫过路的外星旅客。有个星球上的居民早已灭绝，然而废墟中的战车仍然会自动感测，互相轰炸直到末日。有个星球住着一位须发覆满整间房屋的作家，正在创作全宇宙篇幅最长的小说，已经写了十几亿张稿纸……

漫画里，九九九号列车从地球出发，直到抵达终点，总共造访了一百多颗星星。松本零士用这样的体裁，讲了一百多则寓言，直到故事最终的大高潮。

当年翻印《银河铁道九九九》的台湾出版社，不知道为什么没把整套出齐，我读到的最后一格画面，是男主角铁郎从列车窗户远远望见终点站仙女座大星云。至于到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故事里埋藏的许多谜题又是怎样揭露最终的真相，我竟等到十几年后才总算补完——但那好像也不打紧，《银河铁道九九九》原本就是一部“过程远比结果重要”的故事。

神秘的美女梅特尔总是提着旅行箱，一袭黑色滚毛边的两件式罩裙，长长的睫毛，长长的金发，独自站在极高极荒凉的地方凝望远方的星河。梅特尔的手提箱里藏着天大的秘密，旅程中凡是忍不住窥看箱中物的人，最后都自杀了。梅特尔枪法极好，却常想起悲伤的往事而默默落泪。她的身世和旅行的动机，都是难解的谜（我因为一直没读到完结篇，而习惯了谜样的状态，多年来甚至一点都不想探索真相）。这些故事和角色实在太令我着迷，松本零士遂成为我最崇拜的艺术家。我开始临摹《银河铁道九九九》的人物，在作业簿和课本角落画了好多个梅特尔，还自制了几帧海报，张挂在房间墙上。

然后我更进一步，模仿《银河铁道九九九》的人物，开始编造自己的人物和故事：在远方的另一个世界，也许是外星，也许是未来，有一位金发长长如瀑布倾泻的女子，一身牛仔装扮，戴着一顶弹痕累累的宽檐帽，提着一只皮箱，腰间挂着两支枪，在荒凉的城镇之间流浪——那是苍莽的乱世，她的家人很早就被神秘的组织杀害，女孩在那场屠戮中额头被劈了一刀，却侥幸未死。于是女孩苦练一手好枪法，成为江湖上人人闻风丧胆的杀手，她化名为克莉雅。没有人见过克莉雅的真面目，她戴着低低的宽檐帽，遮蔽了大半个脸孔，也遮住了额头上那道狰狞的疤痕。

克莉雅满心要报仇，可是不管她怎样锲而不舍，都始终追不到杀害家人的元凶。会不会那个旧日的邪恶组织，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或者，真正的仇人，早已不在人世？克莉雅在漂泊的旅途上，不时出手搭救蒙难的弱者，惩罚犯法的恶徒，但她永远都不快乐。她的故事，便在徒劳寻索的历程里，跟随着火车的轨迹，一站一站写下。

大概有两三年，我经常在脑海中为克莉雅的故事添油加醋：我觉得她应该不会坐特快车，而是那种每站都停的慢车，这样她才能一乡一镇地踏勘、寻人。我从未想过让她开一辆车，或者像个真正的牛仔那样跨上一匹骏马。在那个荒凉的世界，若想持续向远方移动，只有火车。

十二岁的我，只想得出这样蹩脚的设定，谁都知道这是看多了电视播放的西部片，再和《银河铁道九九九》的角色搅和在一块儿的结果。而且，我甚至从未替她想出哪怕只是一则完整的短篇故事。我太在意细节了：她的那顶宽檐帽为什么布满弹孔（那是她母亲遇难那天戴的帽子）？她腰际挂的是光线枪还是左轮枪（我希望这故事能够发生在未来武器和西部小镇互不扞格的世界）？她随身的手提箱装着什么重要的东西（我该如何凭空制造一些沉重而世故的秘密）？

我替克莉雅画了很多张宣传画，就像连载小说的插图，只是从来都没有小说正文。其中一张是她的背影，右手提着箱子，长发随风扬起，那顶帽子被风掀开，吹到了半空，脚下的铁轨笔直延伸，直到天边。

那几年，我常想象她在烈阳酷炙的正午沿着月台走出简陋的车站，所有的物事都被曝晒得失焦褪色，只剩下一片耀目的白。站前是一个小小的广场，四周的柱子残留着撕毁的告示，大风呼啸，四下无人。她应当要望见什么，让她愿意在这个城镇勾留得久一些。

然而我始终没能想出来。以我的年纪和经验，据以想象的材料实在太少，经营不出什么悲壮或诗意的情节，于是，克莉雅便一直定格，伫立在那小小的广场了。

那个正午时分阳光曝晒的无人小车站，始终都是我私心渴望造访的所在。那片小小的广场，或许便是象征我自己意识底层的什么吧。只是后来我真的长大了，很久很久没再想起克莉雅。当我不再想起她，或许也同时把若干属于儿时的意识一并抛却了。

多年后，考上大学等着上成功岭那段时间，百无聊赖之余，一度想要带着笔记簿和素描簿，去台北车站买一张月台票，跳上随便哪一班慢车，在随便哪一个从未听过的城镇下车，闲晃、写生，或者坐在树下写点东西。或许，我还可以用很少的钱在外镇寄宿，毕竟长那么大了，我仍从未独自浪游，在外过夜。

然而，我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想看什么，想跟谁说话，期待眼前展开怎样的风景。最后，我还是哪里都没去。我慢慢想起一些自己编造的遥远城镇，我最想造访的，仍是儿时想象中那座荒寂的吹着大风的小镇。

我知道，彼时任何一班列车，都没办法把我送上正确的流浪之路。

每个人都期待误点的列车及其回程

所有的乘客，都希望这班车误点，最好永远不要来。即使来了，也希望它开得愈慢愈好，最好永远不要抵达终点——第一次坐上这样的列车，是刚考上大学，要上成功岭受训的那天。

记得是阳光极毒辣的盛夏早晨，高中时代的哥们儿约了一起到车站会合，几个与他们相熟的女孩也来送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一个半月的暑训说长不长，然而我们刚刚脱离联考的噩梦，准备大步跨进海阔天空的生活，这场即将到来的操练，仿佛是横在面前的最后一道障碍，让人心浮气躁。我们开着玩笑吸着烟，装出坚强的大人模样，然而到了集合时间，必须分别向各自的队伍报到，我们彼此道别，脸上都遮不住心里的忐忑。

六个星期倏忽即过。从成功岭结训回家的那班车，就是完全另一回事了。那时，全新落成的台北车站刚刚启用，我们这批返乡的新生，可能是率先体验“铁路地下化”的头几批乘客。车过万华，列车轰轰滑进地底隧道，孩子们醒悟家门已经不远。不知道谁先开的头，唱起了那首军歌：

我们在成功岭上！

铁的纪律使我们，锻炼成钢

爱的教育，给我们心灵滋养……

歌声很快传染开来，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车厢，上千个一头短毛的大学新生，全数加入大合唱，愈唱愈大声，愈唱愈开心。这首在受训期间反复播送、每个人都被迫唱到胃痛的歌，此刻竟浸满了欢快的情绪，背叛了这首歌代表的一切集体规训与国族教条，化身为自由与解脱的象征。

车到台北，缓缓停在月台。大家纷纷鼓掌欢呼，像是恭喜自己重返人间，也像互相嘉许刚刚唱的那一嗓子感觉真不赖，更像和那首军歌象征的一切，郑重诀别。

老屋窗口那面旗

外公那间和平西路的老宅原是公家地产，外公过世之后房子缴还，当局亦无暇处理，十几年荒废无人，日本时代的木头房子，早成了半倒的废墟。邻居们有的整栋房子拆了，围出停车场收费养地等改建，有的已经起了电梯公寓，索价极昂。唯独外公家，依旧静静荒废在原地。

二○一○年十月，牯岭街七十八号的外公老家。院子竖起挂广告的鹰架，老屋颓圮，已成废墟。这里便是我母亲长大的地方。

一次经过，不禁好奇，从门缝踮脚张望。屋顶已经塌了一大半，长满了草。儿时曾经的另一个家，现在看来局促、寒碜得不可置信。压花玻璃窗后依稀可以辨认儿时熟悉的窗帘花色，只是颜色都褪淡了。竟还有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边边角角都破成了毛边，同样褪了颜色，静静张挂在玻璃窗后。

小时候，外公会在日历上标着“本日应张灯结彩悬挂国旗”的节日，从储藏间拿出一面旗，套上几乎和我一样高的旗杆，两端固定好绳结，然后让我举着，装到门口的杆座上。那年头，家家户户门口都有这么一个杆座，斜斜固定在洗石子的门柱上。每逢伟人诞辰、光复节、双十节 ，便会插上旗，表示举世同庆。

然而，废墟里那面旗，便是小时候外公让我拿出来张挂的那一面吗？又是谁这么费事，把它挂在已然颓圮的老家窗口？据说无人的外公家曾一度变成无业浪人聚卧的所在，后来才被管区驱散，大门也挂上更坚固的锁，封起这片废墟。会是那些浪荡的无业者，从倾颓的瓦砾中掏出了这面褪色的旗吗？

仍是便当

那天去台中办事，一切结束，叫了计程车，准备搭高铁回台北。车到半途，忽然想念起许久以前吃过的味道，于是请司机弯到第二市场，到“李海”老摊子买两份搁了大块焢肉、油亮喷香的卤肉饭。想到家里的妻看到这“千里送便当，礼轻情意重”的惊喜，应当会记功一次，不禁暗自得意，于是谄媚地对老板说：“我欲带转去台北呷啦！”

老板很酷，什么也没说。我一路拎着两盒便当，越过千山万水回到台北家里，饭菜还是热的。吃着这顿“高铁快递”的晚餐，不禁想起我和弟弟揣在怀里的阿利婆的便当——那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二○○八

香烟

我喜欢香烟的形象，却无法忍受它的气味，尤其当它是从别人的鼻孔里喷泻出来的时候。尤其讨厌的是离开烟雾充溢的密室之后衣裤发间乃至背包配件必然沾染上的那股余味，那是把烟的优雅与透明彻底剥除之后余下最不堪最等而下之的渣滓之味，一股令人对文明感到沮丧的气味。即使把衣裤通通扔进洗衣机并努力搓澡洗头你仍会在拉开背包拉链的时候猝不及防被里面窝养的冰冷秽气当面就是一掌。讲到这里或许有人会皱眉说，做你的朋友真可怜，都不能吸烟，现在吸烟的人已经很可怜，到处被驱赶简直像谁说的像丧家之犬了。你误会了。在众人都吸烟的场所我往往也无所谓，有时候且特意穿一领不甚心爱的衣衫准备让它沾染上那等而下之的气味而不使我心疼。我从不抗议同桌的烟客，当我无法继续忍受的时候就抢过他们的烟和打火机自顾自吸将起来，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不能打败他们那就加入他们吧。不过这样做的后果便是随着近日轮流与各色嗜烟者同桌，我吸的烟也愈来愈多。顺便洋烟土烟烈烟淡烟都吸过了，仿佛公卖局的试吸员。唉，写到这里恍若又嗅到了那股令人忧悒的气味。何以这样轻盈美丽的物件却有这样不堪的余味呢，简直跟一场过度的性爱没有两样。天底下没有物事是完美的，香烟与性，都是如此。

二○○二

一代不如一代

老听人说现在学生国文程度烂到谷底又不读书啦，新兵比我们那时候凉得多简直娇生惯养啦，刚出社会的年轻人都吃不得苦不像以前那样谦虚啦，玩音乐的都不练基本功只知道买名牌乐器搞排场啦……对这类没完没了的抱怨，我渐渐也有了自己的想法。

其实早在孔子那时候，他老人家就感叹过一代不如一代了：“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可不是嘛！

老实说，我听现在十几岁年轻人疯魔的音乐，和自己家里的老摇滚一比，偶尔也要生出“恶郑声之乱雅乐”的浩叹。然而，时代还是得往前走，只是永远不会照着前行者的愿望。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焦虑和痛苦，硬要把这种焦虑和痛苦转嫁到新世代去，证诸往例，注定是毫无用处只能讨骂的。

搞得出经典作品、肯吃苦做大事，或是能发前人未有之创见的人，永远都是极少数，不管在哪个世代都一样。每个世代爱读书的人都不多，肯吃苦的人也不多，够聪明的就更少了。然而这类人也永远不会死绝，就这么一小撮人，能做出或许五十年后仍然被记得的东西。至于其他那绝大多数的，就这么“遁入历史的洪流”了。以前如此，未来料想也是这样。

当然，前世代那个文化养成的整体环境，已经永远地消灭了，世界就是这样。至于是否要当个带有遗老气的怀旧分子，终究还是纯属个人的私事。焦虑固然无所不在，但想到这一层，多少也比较愿意与它和平共处了。

二○○二

恨意

我有个朋友论及讨厌的人，便会咬牙切齿地说，那人为什么不赶快自己去路边死掉算了，然后恨恨从鼻孔喷出一股烟。我常羡慕伊可以那样义无反顾斩钉截铁地瞧不起一个人。偶尔我企图学习伊的口吻，摆出鄙薄神色臧否某人，吐出几粒声韵铿锵的脏字，再讨过一支烟吸将起来，于是也仿佛有了几分孤忿不得志的神气，但同时又十分心虚，因为我并不真那样愤恨。往往是不愿显得温吞软弱，才在熟人面前挺起胸膛说些狠话。事后且对那些被臧否了的隐隐怀有愧意，仿佛欺凌了无力还手的弱势者。

或许是命太好，从小到大没吃过什么苦头，没什么机会培养委屈甚至悲愤的情绪，一方面也是懒——讨厌一个人是相当耗电的事情，不适合懒惰的人。此外，更生怕得罪别人，而不愿意把心里的疙瘩张扬出去。久而久之，便习惯于隐忍和遗忘了。鞋里硌脚的小石子，忍着不管它，走着走着也就没了感觉。长此以往，灵魂渐渐磨出粗皮厚茧，记性愈来愈坏，待人处事也愈来愈没有原则。偶尔忆起从前仿佛受过一桩什么委屈，停步一想，却茫然不知脾气该对谁发。最后剩下的，只有苦笑而已。

曾经豪壮地说，愿自己永远不要变成二十岁时候痛恨的那种人。如今仔细回想，实在记不得二十岁时候到底痛恨过什么人了。我一向是怯懦的，连认认真真恨一个人的勇气都没有。如今，竟连自己是不是值得昔日之我痛恨一番，都无从查考了。

二○○二

眉批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不大敢在书上画线写字了。即使遇到极喜欢的段落，也就是默默记住，并不在那上面圈圈点点。

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小时候翻看爸爸的书，密密麻麻画着线（有直线也有弯弯线），页缘行间爬满了蝇头小字，乃觉得若不如此，就不算真的把书看进去了。于是也拿着笔，在自己的小人书上画来画去。等到稍微长大一点，为了揣摩心目中“读书人”的架势，不免继续在书页正经八百地写字画线，并且自我感觉良好。这种行为，有点儿像带兵打仗，非要在雪白的纸页留下一杠杠、一行行，才算是占领了这片领地。另一方面，也跟农场主人在猪牛身上打烙铁的心态差不多。

但是画过线写过眉批的书，不久也就忘光了。船过水无痕，日后重读，望着当年字迹拙丑、口气倒相当放肆的眉批，还有“力透纸背”的圈线，不禁愕然：当初为什么要特别圈出这一句？这一段为什么用了弯弯线？这是什么鬼心得？我在书页上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叉腰瞪眼挡在路中央，跟现在的自己过不去。

于是觉悟：在雪白的书页上胡乱圈点，简直像是轻薄了一位姑娘。每条杠杠、每行不懂装懂的眉批，都是犯错的证据。我先是改用铅笔画线写眉批，下笔也变得轻飘飘地，给自己留条退路，心虚得很。画了几本，愈来愈觉得这样或许还是在跟未来的自己过不去，索性不画了。该记得的就是会记得，不然再怎么画也是枉然。

时至今日，我也没有真的拿起哪本书，把铅笔线擦掉重画过。懒当然是原因，此外，还是有点舍不得的。毕竟那个鲁莽的拦路少年，关起门来想想，也不无可爱之处。

所以我架子上的书，翻开来，大致都是干净的，校对错字是例外——凡是看到白字、漏字、误排之类不能都怪到“手民”头上的毛病，就像鞋子踩进了碎石头，无论如何都要倒出来。不过当然，改错字用的仍然是铅笔，给未来的自己留个台阶下吧。

二○○二

时代气味

有些东西照理说该要一直在那儿的，却一夕之间通通消失了，从此只能往老照片和老电影的背景里找寻。例如铁条喷上白漆弯成U字形、交叉织成的安全岛围篱，例如话筒长得像哑铃的芥末绿拨盘式电话，例如纸盖封口覆以玻璃纸还镶着一圈拉绳的牛奶瓶，例如手工彩绘一片片拼起来的电影看板。

偶尔看有线电视重播七○年代“三厅式”琼瑶电影，咖啡厅桌上必然有一只雕纹瘦腰的白色小花瓶，插一朵红玫瑰，“不正经男配角”与“严厉的中年企业家父亲”皆戴椭圆渐层墨镜。镜头带到外景，空旷的大马路人车稀少，计程车尚有红白蓝黑各色涂装，长得像火柴盒，慢吞吞开过来掠过去，那比秦祥林的大翻领衬衫和林凤娇的两抹腮红更使人发思古之幽情。

然而身在其中的人不会知道这些。怀旧、乡愁云云，是必须拉开一段距离才会出现的。距离一旦远了，平凡猥琐的生活细节，反倒蕴含丰沛饱满的集体记忆。有些现在视而不见、甚至惹人嫌恶的东西，过几年回头看来，也会变成“时代气味”的载体。

比方包盛生鲜的“紫灰相间宽条纹的塑胶袋”——更常见的是红白相间的版本，小说家朱天文笔下“丑中之丑，恶中之恶”的物事，也算台湾特产。走遍世界，皆不见塑胶袋有此形制。或许等它真的绝迹了，就会变成世纪初的怀旧纪念品亦未可知，等着瞧吧。

二○○二

影印机与我

一部好的影印机，总令我心喜悦。

八○年代末编高中校刊，影印机尚远不如现在普及。我们总是把原稿装进大信封塞进书包，骑十分钟脚踏车到“全录”专门店去印。那是一座安静巨大的高科技中心，各色机器矗立在落地玻璃窗斜射进来的阳光之中，无一不庞大、无一不神秘。你把原稿交给店员，一切由他操作，你等待机器吐出来的结果，就像把自己的胸部X光底片交给大夫去冲洗。好的影印机墨色浓黑、碳粉均匀、细节清晰——那些机器总是没有让我们失望，印出来的图片都很健康。

上了大学，兴趣不改，还是在编刊物。校园附近有许多承印学生刊物的印刷公司，但只有一家叫“大量”的公司提供编辑室，摆着最先进的影印机，以及彼时仍极价昂的苹果电脑，慷慨开放让学生自己玩。那架数位式影印机是老板的镇店之宝，画质极好，还能印出反白、过网、拉长压扁、左右反向等效果，简直是编辑的梦中情人。我极爱那台影印机，经常跟它彻夜厮混，幻想以后要是有钱，也要买一部放在家里玩——那心情，大概跟某些人幻想要买一辆顶级跑车差不多。

不过，许多学生粗手粗脚玩坏昂贵的机器，还有人把整台苹果电脑趁夜偷搬回家，害老板损失惨重。几年之后“大量”宣布歇业，据云多少也与此有关。听到它歇业的消息，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部影印机不知流落何方？

那年头，好几位朋友都在“大量”打过工，编辑室里社团同学来来去去，学长学妹一起熬夜贴完稿，在影印机和苹果电脑之间，不免酝酿出种种爱情传说。不过，那都是另外的故事了。

二○○二

不可无尺

我向来不是自律严谨的人，却对尺有莫名的依恋。

小时候，铅笔盒里总会有一支十五厘米的米达尺，文具店卖五块，塑胶质料很差，用指甲一剥就可以拆成两层，刻度当然也不甚准。我们常常拿这种尺切橡皮擦玩，它最后的下场不是在美劳课被刀片划坏，就是被当成剑侠的武器劈来砍去，终于砍断为止——有的米达尺会附上墨蓝色的塑胶套，那当然就是现成的剑鞘了。

我经常在放学的路上弯进一间小文具店，细细研究各种尺。除了米达尺和三角板，世界上还有更多更多令人垂涎的尺。例如有些制图尺，一大片尺面上挖出了大大小小的圆孔，有的尺还挖着各种奇怪形状的洞，不禁让我想到烤动物鸡蛋糕的模子。有一种专门画平行线的尺，镶着一筒滚轮，像极了压路机。还有一把尺竟然是软的，可以拗成歪来扭去的蛇形，我一直没搞懂它是干吗用的。

那些奇形怪状的制图尺都不便宜，然而我还是积攒了好一阵子的零用钱，买了一把“云状尺”。那把尺全由曲线构成，美得像汉墓殉葬的玉器。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用它，只能珍而重之地藏在铅笔盒夹层，偶尔拿出来爱现给其他小朋友看。不过没有人对这种东西感兴趣，那把美丽的尺，就一直寂寞着了。

长大之后学编刊物，在输出中心编辑室遇见许多血统高贵的好尺，目为之炫。心痒之余，终于到和平东路的美术用品社请回一大一小两把好尺。塑胶质地坚硬剔透，尺缘镶着金属条，再也不怕割坏。尺面密密麻麻打着四方格和量角线，竖着斜着用都方便，极是趁手。偶尔抄起这两把尺，埋头切切划划，想起“剑圣”宫本武藏的“二刀流”，不也是一长一短两把刀吗？遂油然生出侠客的豪情了。

二○○三

透明的版型

关于“书该长什么样子”这件事情，我自认是保守派。原本我坚信，放眼现代中文出版品，论及文字书，早些年铅字印就的“洪范文学丛书”版型是不可能超越的。然而最近看到《现代散文选续编》，版型谦冲从容、清澈见底，不禁叹服——到了电脑排版的时代，还是只有洪范能超越洪范。这是我心目中真正“透明”的版型，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非积多年功力不能至此。

“文字书”是相对于“图文书”而说的，尤其指的是文学书。这类书的版型，愈简单愈好。纸则模造、道林，米黄或象牙白。字体则不出“明黑楷”三款，顶多略缀仿宋，如此四款足矣。天地——页缘上下留白处——要宽，这是鲁迅遗训，至今仍通。页页重复的装饰用小图小画，绝对禁止。书名页、章名页、篇名页都以干净留白为宜，切忌滥用衬底图或古怪字体——手写手绘例外。图版最好印在不反光的纸上，铜版纸俗丽，尽量少用。字间行间页码页眉乃至开本装帧，样样都是学问，然而这些工夫，最终要创造的，应该是一个“透明”的情境。

什么是“透明”？好的音响应该是“透明”的，让你只听到音乐，忘了音响的存在。好的书写可以是“透明”的，一路读进去，气都喘不过来，哪里有空理会声韵节奏意象布局这些枝节。好的版型，也应该是“透明”的，不挡眼，让你就这么一脑袋栽到书里去。

铅字印刷时代，文学书版型大多干净，编辑和排版师傅对于“一本书该长什么样子”总有八九不离十的共识。后来电脑排版大兴，编辑这行“技术下放”，用不完的字体和花招落到跃跃欲试的孩子们手上，带来了中文编辑史最惨重的灾难，编辑乃至读者的品位也随之江河日下。喧哗炫耀的东西看多了，习以为常，见到透明的版型，反倒要嫌它“没设计”了，呜呼哀哉。

二○○二

字体的脾气

古远的从前，视窗系统还没普及的时候，“细明”、“标楷”之类名词算是相当偏门的，大概只有编辑和印刷师傅知道它们是什么玩意。谁能想象得到，如今每个人的硬碟里都灌满几十种字体，高中生交个报告都可以把版面弄得花里胡哨，以为可以从老师那儿多骗点分数。

其实，字体跟版型一样，都以“透明”为佳。只有最偷懒的美编才会随便撒一把“卡漫体”、“少女字”、“海报豆豆体”，然后自认“有设计”。

单单“明黑楷”三种基本字体，就足够支应绝大多数平面设计的需求了。明体是“透明度”最高的字体，怎么用大概都不会错，任你拉长打扁推斜，驯良得很。相较之下，黑体脾气大些，有点故作严肃，一副“事情大条了”的表情。黑体瘦下去，就是线体。香港的时尚刊物很喜欢这种字体，大把大把地用，所以每次见到线体，都觉得它在讲广东话。楷体是貌似温吞实则不甚合群的家伙，只跟明体合得来。但若放大作标题或者设计封面，往往别有气魄，仿佛中学教员忽然升任教育部部长。

“明黑楷”之外，还有个圆体，磨掉了黑体的棱角，又比明体醒目，报纸标题常用。不过我一直觉得圆体缺乏灵气，肥肥笨笨的，很没人缘的样子。仿宋也是可以偶尔一用的，这种性格鲜明的字体，只宜独立作标题或页眉页尾小字，下手一重，难免贬值。电脑的仿宋仍嫌腻滑，还是铅字印刷最好看。古时候的“聚珍仿宋”姑且不提，单看以前“洪范丛书”篇名页，刀法剔透的长仿宋静静卧在纸页中央，漂亮极了，连字模拼版的边框印痕都很有气质。那种“手工感”，如今是一去不返了。

二○○二

不一定要铜版纸

翻看二十世纪前半的老画册，彩色图版往往另外印在一方铜版纸上，浮贴到内页空白处，可见其珍罕。时至今日，铜版纸仍是贵重的纸，价格和分量都比模造、道林高出一截。做编辑的想到“精印”，往往“除却铜版不是纸”，日积月累，成为惯例。出版界的“大书”，讲究排场的几乎都是铜版纸，良有以也。

纸要是用得太薄，会透油墨。用得太厚，书就重得坠手了。铜版纸密度高，小小一本就沉得不得了。老外称大本精印的铜版纸画册叫“咖啡桌书”，确实有理，在我们这儿或可改称为“茶几书”。铜版纸印的精装书，好几斤重，只宜摆在茶几上展读，要是竖在肚皮上躺着看，怕要压出肠胃炎。

铜版纸印的旅游指南最要人命，多年前出国玩，随身带着英国DK出版社的导游书，小小一册，比照相机还重。很想别带了，偏偏DK的街道图独冠全球，不能不用，只好把书末地图连着书背切下来。后来索性把整本书按章节裁成小本，配合行程挑着带，好好的书被切得七零八碎，实在糟蹋。

印图片不一定非要用铜版纸，会反光的特铜尤其讨人厌，容易沾指纹，常常还有股怪味道。其实，只要油墨调得好，便宜的模造纸一样可以把图片印得很漂亮。若是用带点儿象牙、米黄颜色的纸，印得好的时候，色彩锐利鲜艳，却绝不刺眼。近几年日本人喜欢这么印，此间编辑有样学样，印出来的图却糊糊烂烂，于是怪罪台湾印刷技术不良、土产纸张质地不佳，都是冤枉。台湾的印刷技术绝对可以印出不输给日本甚至意大利的好东西，而且不一定要名牌大厂，问题是很少有人拿那样的高标准去要求印刷师傅，当然能省则省，墨上得不够，图就糊了。编辑还是不能怕脏怕吵，得到印刷厂去走一走的。

二○○二

版型不等于内容

这些年颇流行花里胡哨的版型，其中一派喜欢把文字缩小堆在一起，图片局部放大到难以辨认的程度，框线栏线满纸乱走。这种风格的始作俑者是一本叫《镭射枪》（Ray Gun）的美国流行音乐杂志，它的首席美编大卫·卡森（David Carson）在九○年代俨然晋身红牌设计大师，徒子徒孙不可胜数。

所有搞设计的看到《镭射枪》都大呼过瘾。然而，几乎没有人记得这本杂志的任何一篇文章——卡森在《镭射枪》撒开来实验“乱针绣”风格的编排，无论文章内容如何，它们全都在层层叠叠的栏框、边线、图版和千奇百怪的字形里灭顶了。在《镭射枪》撰稿的写手，恐怕是同行之中最窝囊的。没有人是为了读文章而买这本杂志，没有人在乎谁写了什么。

卡森掀起的“任性美编”风潮吹到东半球，于是我们在愈来愈多的中文出版品里看到《镭射枪》残落的痕迹：字体要么大得像街招，要么小得像泡面杯盖上的防腐剂标示。框线东扯西拉，电脑滤镜效果唯恐用得不够，碎裂的图片与忽大忽小的文字横七竖八堆到一块儿，像名牌洋装撕烂了挂在铁丝网。这种编排，不消说，读起来磕磕绊绊，累煞人也。

当文字内容变成仅仅是“视觉元素之一”的时候，读者就得准备“欣赏平面艺术”而不是“读一本书”了。只有少数美编会愿意压抑“挥洒才气”的本能，后退两步，把主角让给“真正的内容”，做出“透明的版型”。然而，有一个任性的卡森已经很够了——他的“作品”可以当成设计学院的教材，却委屈了读文章的人。编辑得意，读者受罪，不该有这种道理。

卡森总共在《镭射枪》做了三年首席美编。他离职之后，《镭射枪》编排变得比较规矩，读者才恍然发现它实在没什么像样文章。没了版型就没了内容，《镭射枪》遂愈来愈乏人问津了。我想，这故事是相当值得参考的。

二○○二

所谓出去玩

那天朋友问我：“你都不出去玩的吗？”我回道：“什么叫‘出去玩’？”朋友顿时语塞，怔然瞪大了眼睛说：“就是……出去……玩哪！”我想了想，上星期六去公馆剪头发顺便去佐丹奴买折扣棉衫，晚餐在东南亚戏院旁边吃了甜不辣，这样算不算“出去玩”？朋友只给了我一个白眼。

一位我素不熟的可敬长辈，每次见到我，总会喟叹台北之无聊之不好玩，并且顺带提起他当年负笈美利坚所见种种上国风情。直到现在我都还是不懂为什么这位长辈一见到我就立即想起台北之不好玩，难道我的模样浓缩着城市的无趣，还是我天生长得像是该“促进城市好玩度”的那款人种？

事实上我极不爱出门，每逢放假经常窝在家里死睡。悠然醒转，天色昏暗，往往不知是黎明抑或薄暮，伸手抓钟一看，乃觉该吃饭了，这才翻身下床。吃饭前从架上抽一本书，右手持着左手翻页，同时注意不让油汤骨屑溅到书上。吃饱便摊在椅子上看电视，一路怔怔看到诸节目都循环重播了一轮，才爬回床上继续睡——如此度假，“城市好玩度”与我何干？

当然并不是就此闭门绝户了。偶尔还是会跑去pub看表演，但那真的就跟去剧院的意思一样，完全不是“混pub”那么回事——“混pub”需要体力和兴致，两者我都不再拥有。首先烟味就已经无法忍受，其次在外面超过一定的时间没回家就会累——倒不是困，累比困还更狼狈些。眯着被烟雾熏得刺痛的眼睛，看到比自己年轻一整世代的男女穿着理直气壮的衣饰，用理直气壮的姿态调笑饮酒吸烟，心里不再是十几岁时候的怅惘艳羡，而是看画看电视一样的感觉了。然后乃惊觉天啊，这不是中年人的状态吗？

不过偶尔有这么一点点装模作样的焦虑，表示毕竟还不真到那个岁数，现在姑且只能算是不上不下吧。

二○○三

三十年之后

三十年之后，我们皆已泛生白发，穿着时新质料的衣衫，但仍得忍受岛屿冬季湿冷的天候。当那个年轻人来找我们，你我翻看这阵拍摄的相片，将会微笑叹息，并且忆起世纪初一些古老的往事。那是半个地球还隔着十几个小时的年代啊。

会有一个十年后便该出生的大学生，不屑于彼时浅薄花哨的风尚，反倒对世纪初的古老气味兴致盎然，他将前来探访。我将找出老照片展示与他，让他看到我在世纪初使用的笔记电脑，一套笨重的原始机具。年轻人将打开他从图书馆下载的资料，询问我们当初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们可以在那样一个匮乏的时代，以那样简陋的工具做出这些。他也将提起几个已经被彼时的青年彻底遗忘的名字，有的拍片，有的导戏，有的写小说，有的编电子报……

于是我将忆起上个世纪末，当我们自己都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叨扰过一位崇敬的前辈。我们从背包里掏出旧书摊搜罗的泛黄焦脆的同人刊物，殷切询问着完全同样的问题。两鬓飞霜的前辈并没有如我们预期讲出什么“大叙述”，反倒露出好奇的眼神，专心翻阅起我们掏出来的旧书，喃喃地说：“啊，多少年没有看到了，我自己都没有留了呢。”

我们也将对那个年轻人展示的旧资料露出相同的好奇。啊，他们竟然连三十年前的网站内容都留着吗？真是怀念，那时候毕竟年轻啊。我将告诉他，那个世界的步调未若现时急切，人心也不似现时浇薄。年轻人勇于尝试犯错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乐意伸出援手。我们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心里并没有想太多，就是这样高高兴兴地做下去了，并且觉得很过瘾。

当年那位崇敬的前辈，对于我们提问的许多旧事，细节已经不复记忆。当时，他大约也是这么说的罢。

二○○二

发色

将近三十的时候，第一次发现白头发。也就那么一根，长在不起眼的地方。拔下来反复赏玩，舍不得丢，仿佛重逢青春期身体的种种尴尬，很有些悲壮的意思。然而也实在没有什么，就是年纪到了嘛。每要拿来说嘴，都会想到高一那年的同班同学。那人从高雄上台北读书，木讷老实，总在苦读数学，一副比玻璃瓶底还厚的近视眼镜，满头夹灰杂白的短发，不知道是不是用脑过度的副作用——那时我们才十六岁呀。你都两倍的岁数了，有什么好讲的。然而还是偷偷有点儿兴奋，好像苦熬多年才终于领到“大人世界”的通行证似的。

拔掉生平第一根白发之后，它们沉寂了一段时间。然后仿佛约好了一样，集中在一两个月里，这边那边冒出来。未必有故事里说的心情忧烦、一夜白头之类装模作样的理由，就是时候到了，老化的机制被唤醒，开始作用，人生迈入“倒数计时”的阶段了。

每天坐电梯上班，都会对着电梯里的镜子看看今天是不是又添了几根白发。电梯的顶灯最能把白头发照得一清二楚。每次瞧准了想拔，手指刚摸索到那根亮闪闪的白发，电梯就到站了，于是终究没有拔成。

每次这样，都会想起小时候读过的故事：某甲与妻妾同住，妻年长而发白，妾年少而发黑。某甲本人黑里杂白，一半一半。每共寝，妻辄拔其黑发而留白发，妾则反之，越数月，而某甲顶秃矣。

于是每次拔自己的白头发都有点儿迟疑——迟早白发会多过黑发，何必呢。真想不开的话，干脆染了吧。但也只是想想，终究没有染。顶着一头“原色”，渐渐竟成为稀有动物。

我的朋友，无论男女，这几年纷纷染起头发，原本是白发还是黑发都无所谓了。这股流行从日本传来，横扫东亚，本来染发剂好像是上了年纪的人买来“遮老”用的，现在却变成青年人的必需品了——这么说也不对，因为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也开始把头发染成时兴的古铜、粉红、淡紫，以示“青春之心不死”。骨子里同样是“遮老”，看起来却更理直气壮些。

遥想青春时代，除了极少数先锋敢于在西门町街头模仿东京原宿“竹子族”把头发弄成一簇簇高耸的红绿尖刺（间接模仿英国朋克摇滚乃至新浪漫派乐团造型），寻常年轻人是不染发的，就连长发男子也尚不多见。后来长发男子多起来，变得不稀罕，现在又少了。倒有不少男子把头发剃得极短，或者干脆理光以显酷，可见时尚循环，终究会回到原点。那阵时新的花样，不外乎烫卷或者上发蜡。八○年代末，台湾高中男生解除了数十年来一律剃平头的“发禁”，脑袋瓜子初初解放，最时髦的发型是中分，两侧抓出足可戳到眼角的发尾，恰如彼时刚出道的郭富城。抹上“浪子膏”（瞧这名称，多么俗艳乖张的八○年代风情），对镜捏了又捏，精心设计出“看似不经意的几绺乱发”，再把书包带子收短，斜斜挟在胳肢窝底下。坐公车上学时装出一脸酷，偷偷期待同车的邻校女生会多看自己一眼。

你看街边骑楼下面，斜坐在机车上等人的那个愣小子，三不五时歪头凑到后照镜去检查自己的发尾，然后怡然四顾，那德行，岂不恍然似曾相识？时代当然不一样了，期待被多看一眼的心情，倒是不会变的。

二○○四

躲避球

我小学时经常犯气喘，不然就是支气管炎，一天到晚挂病号，体育课常常代替值日生留守在教室看书。说真的，我从来没有羡慕过在外面跑跳戏耍的同学，宁可贪图独享整间教室的特权。打从一开始，我就未尝从体育课得到任何成就感，那个长发盖住后领，总一副猥琐神色的体育老师，也从来没有给我一句鼓励、一个好脸色。

孩子们是最残酷的，他们并不介意用难听的词语取笑我的病弱。在同学眼里，我讲起话来老气横秋，不甚合群，又很受老师宠爱，唯有在体育课，我是永远垫底的最后一名。跑不快，跳不高，连毽子都踢不好。

故我从小就讨厌躲避球。在那样暴力高涨的对决之中，我既没有除掉对方的斗志，也没有躲避攻击的技术。而敌人永远能一眼认出首先该除掉的弱残之辈，如我。

所以我总在躲避球开战的时候，早早志愿踱到外场，名义上是要帮助己方多砸几个敌人，其实根本是远远躲开，事不关己。

T跟我一样，总是还没开战就踱到外场来，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小学时代的体育课，经常就是我跟T在躲避球外场靠着铁丝网，天南地北聊天。偶尔他会试图用念力改变球的走向——他说他每天都在家里练气功和超能力，不过好像功力不够，效果不大。

许多梦想，都是在躲避球外场角落编织出来的。比方要当漫画家，要写出让所有大人赞叹的小说，要让自己变得很厉害很厉害。不过在那样的年纪，对未来实在缺乏想象的材料，所以多半还是在交换刚看完的漫画故事情节，品评班上谁最讨厌、谁喜欢哪个女生，谁跟谁明明在一起又怕被大家知道，谁听说不知道为什么有两个妈妈，诸如此类。

写到这，想起另一件课室里发生的事。

有个孩子，不知道被谁激了一句什么，当场拿出超级小刀割腕。他并不知道静脉在手腕内侧，却向手背根部一刀划下，伤口不深，然而见血了。老师大惊失色送他去保健室，那孩子包扎回来之后，“割腕割错边”又成为同学的笑柄，他气得再度拿出超级小刀，打算正确再割一次，当场被老师抢下。老师带他到教室外面好言相劝了好久，然后护送他回家去了。我们都看到老师脸上的恐惧，却不能体会这样的蠢事为何值得大人这样紧张。

记得和T靠着铁丝网谈起这桩意外，我们自觉聪明、高人一等地评论过这件事，然后开心地笑弯了腰。孩子们真是最残酷的。

大多数孩子都是热爱躲避球的。技术好的球员能攻能闪，即使己方球员人数见弱，仍能发挥战力击毙敌方大将，拉平比数，甚至反败为胜。有个同学，平常在班上带点反骨，个性倔强，不为老师所喜，但体育成绩永远名列前茅。我记得他踢毽子破了全年级的纪录，躲避球场上更是令对手望风披靡的悍将。不单攻击既狠又准，躲球尤其出神入化。

有一次我队已经快被“剃光头”了，球员一个接一个被砸出场，最后终于只剩他一人留在内场。敌方还有好几个球员，加上外场环伺的对手，简直是在枪林弹雨之中躲着一发又一发的炸射，他矫健地旋身、跳跃、截球还击，身姿完美，像最顶尖的足球明星。我方被砸出场的同学无能为力，只有齐声呐喊替他加油。最后，他终于不敌强悍的火网，被敌方外场一颗近身球击杀阵亡。然而，他仍是大家心目中的烈士英雄。

这么多年了，我仍然记得他凌空而起，双腿高高劈开，神情无比专注的模样。

这同学就住我家对面，毕业多年都没联络，再度相认，我们都三十岁了。这位当年让老师头痛的躲避球大将，长大之后也选择了一项与众不同的工作：他组了一个摇滚乐团，并且以此维生。他喜欢在演唱的高潮时刻从舞台一跃而下，让观众接住他的身体，引燃满场惊诧的欢呼。大家叫他“夹子小应”，你应该也见过他的。

二○○二

在乎不在乎

约翰·列侬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又想当叛逆青年，又需要别人爱我，于是我变成了艺术家——不过就像他们常说的：赞美永远都不够，小小的批评却总能击中你的要害……

他讲的是创作这回事——再怎么才气横溢、我行我素，依旧无法假装不在乎别人的目光。

我父亲则说：“被自己在乎的人在乎，不容易啊。”建立自信，用自己的方式肯定自己，不假外求，是多么艰难。你或许可以忘却廉价的赞美和同侪的冷嘲，或许可以不计较一时得失，但有几个人能无视敬仰长辈垂望的眼神，抛弃寂寞先知的光环，抵挡青史留名的诱惑？

况且，所谓“毁誉不计”、“得失寸心知”、“虽千万人吾往矣”，多半还是退无可退的时候，拿来壮胆的格言。有时候我们摆出谦恭的表情，妄自菲薄，抢先示弱，不让别人有伤害自己的机会。有时候我们选择虚无的姿态，假装不在乎，用冷漠与轻蔑掩饰心底的恐慌，但那些终究都是逃避。焦虑是难愈的痼疾，一旦上身，唯得道之人方能解脱。

这里的关键字是什么呢？大概是列侬口中的“爱”吧。然而真正的“爱”是极其难得的——崇拜、钦羡、同情、妒忌，这些都不是爱，然而它们往往伪装成爱的模样。当你站上舞台，它们排山倒海而来，适足以喂养体内那匹不知餍饱的恶兽。

我素景仰的诗人对我说：“我是需要赞美的……但是我必须忘掉我的读者才能创作。假如我想起他们之中的任何一张脸孔，我就会不由自主地为那张脸而写……”作品不可能舍弃群众而独立存在，然而群众之中必然隐藏着那张不祥的脸孔——是的，那是每个站上舞台的演员都必须面对的诱惑。那是最毒的毒药，是绝难破解的咒诅，是望不见底的深渊。

二○○三

蓦然回首

十七岁那年，倏然发现懵懂的童年已经被抛在背后，乃觉得自己开了窍。那年我加入校刊社，足足请了八百堂公假，在那间破败的社办学会做完稿、骂脏话、吸烟，以及用抽象的语汇论辩一些既搞不懂又不能不为之血脉贲张的主题——诗、革命与反叛、时代精神，还有生命的意义。我们刚开始长毛、冒青春痘，每具身体都压着一座活火山。有人十七岁那年和三十岁女子同居终至放弃了大学联考（彼时三十岁听起来多么世故遥远不可置信），有人默默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彼时我们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忧郁症），也有人为了追寻什么而离家出走（他的父母由教官陪着到学校徒劳翻看他的抽屉寻找线索。十几年后我们偶遇，他已经在大企业落脚，完全是成功人士的模样了）。

那时我们把写作看得多么重要。我们虔敬热情写诗写散文写小说，还写高中课程改良刍议，翻看崇拜的前人作品计算他们的岁数然后紧一口气算算自己还有多少时间。那时我们都相信自己会这样写下去写下去，愈写愈逼近生命的核心，终于能替时代的灵魂造像，替这块岛屿留下值得背诵的篇章。我们信仰文字，使用“写作”这个动词毫不脸红，不像如今即使还在写也只敢忸怩自称“写手”或“文字工作者”而万万不愿僭称“作家”。

后来，就像你所料到的，每个人的生命都陆续冒出更应该优先处理的题目：劳保单、固定或不固定的伴侣、有价证券、房屋贷款、代议政治、亚美利加。曾经相信的那种永远不能遗忘的深刻情感，终究还是被遗忘了。时移事往，当我的文字终于刊载在十七岁那年只敢遥遥仰望的版面上，世界和我都已经改变。或许最悲伤的部分是在梦想成真那一刻你才发现自己对它早就不在意，并且发现它的实相其实跟生命中诸多猥琐细节毫无分别。而在此之后，你再也无梦可做了。

二○○三

附录 地下乡愁来信

问：父母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答：从小，家里始终充满书本和音乐，父母往来的朋友也不乏艺文圈若干最精彩的人物。父母亲提供了大量“长见识、开眼界”的材料，却不太引导甚至暗示孩子该走哪条路。回想起来，父母亲是用近乎“野放”的精神教育我们兄弟。我们自己体会什么是比较好的品位，自己培养欣赏和阅读的习惯，学习跟尊敬的人应对，看他们招呼晚辈和有求于你的人……我们可能是这样才慢慢明白“教养”的意思。

问：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一种孤独和疏离，这是摇滚乐带来的吗？

答：我不过是个资质中等的孩子，成长过程既不特别寂寞，也不特别热闹。“孤独和疏离”的状态在自己想象中很高贵，实际倒没有能够活成那样。摇滚诚然是青春期重要的寄托，但即使没听摇滚，这样的心理状态大概还是会来的。那出口，于我恰巧是摇滚，于别人或许是电影、打球、登山、练功、集邮。

我上高中才开始专心听摇滚，开窍非常晚。那时便认识比我功力高深不知凡几的同龄人，我从来不敢自诩多么高强。在听音乐这件事情上，比我厉害的人有的是，只是他们未必有机会做广播，有兴致写文章。

大学时偶尔幻想组一个团玩朋克民谣加蓝调摇滚，然而一时找不着同道，并未着手实行。同届几个台大同学组成了影响颇为巨大的乐团“浊水溪公社”，我看了几场他们的演出，再怎么不服气，也得承认自己断不可能搞赢他们，所以后来我就专心编校园刊物去了。

一九九五年服完兵役回家，买了数据机，学上BBS，找到几个摇滚迷大本营，认识许多同好，发现网络社群能串聚各地同好，就像在不见天日的洞穴里摸索多年，终于踏进阳光普照的新天地。后来做“五四三音乐站”，多少也是缘于那样的美好经验。

问：在你的成长过程中，还有哪些难忘的记忆是跟摇滚乐相关的？

答：几桩难忘的记忆都写进了《地下乡愁蓝调》。还有许多回忆，真要一一仔细写来，又可以是一本书了。

比如小时候那一场场从中华体育馆、中山堂、实践堂的后台侧台伸着头看完的民歌演唱会，始终看到的都是歌手的背影和侧面。比如八○年代初期某夜，一身黑的罗大佑弹着钢琴首度唱起刚写好的《小妹》，献给那天在座的张艾嘉。比如一九八九年刚考上台大的某个中午，在福利社前面边吃便当边看一个斯文的吉他社学长弹唱迪伦的《沿着瞭望塔》（All Along the Watchtower）。比如一九九○年在一间叫“息壤”的酒馆第一次看伍佰把台语老歌《秋风夜雨》改编成酣畅淋漓的重摇滚，全场观众敲着啤酒瓶子大吼合唱，吧台坐着一个极年轻而神色肃然的演员，便是曾经参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小马”谭志刚，不久竟听说他车祸丧生了。同一年我在后来拆毁了的和平东路ROXY酒吧布满涂鸦的木桌上，用圆珠笔深深刻下刚刚坠机身亡的史蒂维·雷·沃恩（Stevie Ray Vaughan）的名字，向吧台DJ点播The Feelies的歌来听。一九九一年在另一间生意冷清的酒吧看刘伟仁唱歌，我跟他说“离身灵魂”的吉他独奏让我想要认真学弹滑弦（slide），他遂当场唱了一个摧枯拉朽硝烟弥漫的版本给我作为回赠……

问：同样作为DJ，你觉得你与母亲所做的工作有什么相似、区别和传承？

答：我们都在利用广播推动原创音乐，希望让新生代的创作人被更多人听见。我们都参与了创作歌曲的催生，涉足过唱片的企划与制作。不过当然，母亲节目当年几乎天天播出，电波覆盖范围遍及台澎金马，收听率极高，影响力何其惊人，我的小节目是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小时候和母亲搭计程车，常常她一开口说了要去的地方，司机便能认出她的声音，并且坚持不收车钱，害我们挺尴尬。

她当年主持、策划数以百计的演唱会，踏遍了全台湾的音乐厅和校园，还曾经带团远赴香港、星马、美加演出，那些节目常有别出心裁的主题设计，总是希望在热闹之余，也能从节目编排呈现创作的精神。一整个世代的民歌手，都是从那些演唱会的舞台磨砺出来的。那是“民歌运动”最重要的场景，也是和一张张唱片相互辉映的成就。母亲一向是个没心眼的人，所以大家都服她。她要是有一丁点私心，这些事情都不会成的。

家母陶晓清一九六五年摄于“中广”，时年十九岁。

现在我一有机会，也会邀请音乐人带乐器到节目现场来弹弹唱唱，累积了上百场吧。偶尔也会偷想：这些录音会不会在二十年后变成珍贵史料呢？

问：台湾民歌运动，现在看来具有怎样的意义？

答：民歌运动最可贵的，就是彼时几乎没有谁生出什么“运动”的自觉，也来不及想什么市场行销企划包装意识形态云云，就是唱自己喜欢唱的，写自己想写的，不再被先前主导音乐行业的中年人牵着走（我们现在称之为“世代自觉”），而且大家都觉得必须做出一点儿真正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再亦步亦趋地唯英美“先进国家”是瞻（我们现在称之为“原创精神”）。“世代自觉”和“原创精神”，带出了民歌世代歌曲题材和形式的百花齐放，养成了一批秀异自信的音乐人，构成了华语流行音乐大展宏图的基础。

问：西方摇滚乐对台湾民歌运动以及后来的音乐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答：台湾民歌运动初期的歌手，师法的是六○、七○年代那些自弹自唱的英美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琼·贝兹（Joan Baez）、多诺万（Donovan）、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朱迪·柯林斯（Judy Collins）、琼妮·米歇尔（Joni Mitchell）、吉姆·克罗斯（Jim Croce），等等。后来许多投入音乐行业的青年，听摇滚极虔诚，自然也会想把摇滚元素偷渡到手上的作品。李寿全担任《偈》、《龙的传人》专辑制作人，便有这样的尝试，后来搞“天水乐集”，尝试前卫摇滚“概念式专辑”的史诗巨构，算是真正过了瘾。接着做苏芮《一样的月光》，就是正大光明的摇滚专辑了。韩正皓、侯德健、丘晨、李宗盛，都是摇滚党徒，就连李泰祥，你听他编曲里面吉他和贝斯的线条，也是摇滚的。

“金韵奖”以降，许多歌曲都带着轻摇滚（Pop Rock）的韵致，编曲很多是“插上了电”的。你听蔡琴《恰似你的温柔》电吉他前奏的音色，其实很悍。王新莲《风中的早晨》跳跃律动的节奏，还有苏来《让我与你相遇》热火朝天的编曲，也是明显的线索。然而，还是得等到罗大佑出来，才彻底融合了摇滚的形式和精神，让台湾流行音乐的语汇（音乐的和歌词的）从“天真”转向“世故”。

问：你觉得随着台湾教育制度的改革，现在的年轻人还会像那代人一样，有着很好的自我意识和行动力吗？

答：我们隔着历史的距离，一眼看到总是那些头角峥嵘的人物，这样比较并不公平。哪朝哪代都有“有着很好的自我意识和行动力”、能够创出一番功业的实行者，此刻亦不例外。有出息的年轻人，总能在制度里外的夹缝找到出路。

问：你怎么看待摇滚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答：任何艺术形式都可以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艺术家作为公民，作为社会人，当然有权用他最拿手的形式对公共议题发表意见。然而既然选择了这样的形式，便必须对艺术的专业有所自觉，得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摇滚或许可以蹭出几星火花，又或者可以是一阵风，让燎原大火烧得更快一些、更远一些。然而摇滚的意义，就跟所有的艺术形式一样，从来都不在于如何“功能性”地改变社会。若真要“效率挂帅”，或许应当入党选议员，或是动手造土制炸弹。

一九七八年八月“唱自己的歌”演唱会，集合了早期民歌手的精英。左上起顺时钟方向：韩正皓、王梦麟、任祥、吴楚楚、李蝶菲、胡德夫、陈屏、陶晓清、杨光荣、杨弦、赵树海、钟少兰。

问：现在的台湾独立音乐是否还具备民歌时代的力量和影响力？

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环境和条件，现在的音乐圈子，所谓“力量”和“影响力”，已经不能单看唱片销售了。台湾早不是一整代人共同拥抱一种音乐类型才能“破旧立新”的时代。如今分众市场愈趋零碎，大家各自割地为王，哪怕领土只有豆腐干儿那么点大，也可以骄傲地插根大旗子。仔细想想，这样也未必不好。

个人电脑、硬碟录音普及以来，生产工具下放，制作音乐门槛大大降低，让“素人音乐家”变成家常便饭。网络兴起，则同时提供了潜力无穷、成本低廉的宣传和行销渠道。对“个体户”创作者和独立厂牌而言，创造音乐的成本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低，潜在顾客群是史无前例的多，如何善用这些条件，就凭各自的造化了。现在是音乐人拥有最多机会的时代，只是买卖音乐的规则在变化，生意不好做了。以前唱片业景气大好，许多人有“做唱片容易挣大钱”的错觉，其中有太多投机因素。现在生意难做，也只是恢复商业世界“应然”的状态而已。

（复《北京青年周刊》郭小寒）

问：比起六○年代的地下摇滚和八○年代的台湾民谣，你认为如今还会出现一种乐风独自引领潮流的现象吗？

答：我想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了。往昔集体思考的时代，连反叛也都是集中式的，大家隐隐然复制了对立面的思维模式，期待救世主降临来成全大家。台湾的罗大佑、大陆的崔健，都是那个集体时代过渡到个体时代的启蒙人物，聚集了一整代人的压抑和想望。而当一代人开了眼界，竟还要回头巴着救世主不放，便实在是没出息了。

（复北京《青年周末》黄健）

问：“‘民歌运动’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我家客厅开展起来的。”那些儿时在你家客厅结识的歌手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哪几位？

答：李宗盛年轻时候浑身有种自觉的喜感，随时随地引人发笑，他也因此而不着声色地得意。彼时苏来已经是所有男生当中最懂得穿戴的人，我和弟弟甚至私下将当年最时尚的窄管牛仔裤命名为“苏来裤”。邰肇玫在还未有“酷”这个形容词的时候便是“酷”的代表。一次她赤足戴着脚链坐在我家客厅榻榻米上，有人问她为什么戴这玩意，她静定地回道：“我是我自己的囚犯。”你看酷不酷。

后来是薛岳和我们往来最密切。高中时他听说我在学吉他，便送了我一只节拍器——他是鼓手出身，深知“稳定”比什么都要紧，可惜我终究没能弹出什么专业。后来他知道自己肝癌难愈，曾经正经地说：“以后要是上了天国，我也会好好保佑你。”薛岳死后，我接收他几件毛衣，款式都很耐看，穿了很多个秋冬，心里觉得骄傲。

问：“那场集体的青春期，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你在书中很多地方提到相似的意思。这样一种青春，在你心目中有怎样的寓意？

答：这主要说的是一九六○年代，战后“婴儿潮”步入青春期，集体四出造反。青年人数量压倒性地多过“大人世界”，在这之前，西方世界从未有过一整世代集体“自我野放”的经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流风所及，渐次吹往欧陆、东亚，诸国青年皆受熏染，乃造成种种传说。其中最让我着迷的，并不见得是那些革命的使命感（如今回望，多少有装模作样大惊小怪的意思），而是其中的天真。那是“还来不及替万物命名的时代”，他们尚无法真正“酱进去”大人世界的种种丑恶，就连闯出来的祸，也是天真的。

问：在巅峰期，不少乐队和乐手都曾经在歌曲和采访中自比耶稣或者撒旦，据你的观察，这能代表当时这些歌手，以及歌迷的心态吗？是否能介绍一下他们在何种情况下写就这些作品的？

答：青年总爱语出惊人，以示叛逆不可一世。自比耶稣撒旦的，是最傻的乐人。那些真把乐人当成了耶稣撒旦崇拜的，则是最傻的乐迷。列侬说“披头士比耶稣还受欢迎”，只能算实话实说，当年发起烧唱片抵制的那些人，是没听懂这句大实话。滚石在歌里自比撒旦，则是角色扮演，只有最蠢的歌迷和家长会信以为真，艺术家不可能替所有愚蠢的解读负责任。

后来又有了更多标榜魔鬼崇拜的乐派和乐人，七○年代末一部分朋克小子还曾经流行穿戴纳粹标章，简直要气死他们苦撑过二战的父母。然而依我所见，那些多半不脱“语出惊人”，未必有什么实质主张。真要认真穷究下去，便显得傻了。

问：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经说“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但摇滚乐并没有改变世界，后来许多摇滚乐人自己也有反思。“幻灭”——你觉得他们的幻灭中，多少是由于外界政治，多少是因为这场运动必然走下坡？

答：“改变世界”是个难以量化的形容。我倒觉得摇滚乐真真切切地改变了世界，尽管它没能创造美好的新世界，或是扶植贤明的新政权——古往今来，又有哪场革命、哪种艺术曾经做到过？

幻灭，是因为曾经有期待。热血与理智如何平衡，只能是各自的修为。鲁迅先生早说过的：“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复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罗敏）

问：很多听众不曾经历过历史上的某些时刻，但是他们依旧在那些音乐和歌手的故事中找到安慰与快感。就你个人来说，“听”的私人化体验如何与这些不曾经历过的大历史时刻发生联系？

答：《红楼梦》最早的手抄稿在一七五四年问世，莫扎特《魔笛》首演是一七九一年，东坡先生《寒食帖》在一○八二年写就，我们现在仍在赞叹，仍在研究。我们谁呼吸过十八世纪的空气？东坡先生用的笔砚亦早已化为地层中的齑粉。

我倒觉得，摇滚还太年轻，我们“去古未远”，还有太多人拥有那个时代“第一手记忆”的片段，他们会惊讶地对青年人说：“啊，这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啊，你怎么也有兴趣？”“你又没有经历过六○年代，怎么会听那些嬉皮时代的音乐？”这固然是我们小辈儿的幸运，却也可以是一种干扰。

再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提问应该就少了。如今谁会说：“啊，你又没有经历过旧俄沙皇的时代，怎么竟然会读起托尔斯泰的小说？”

（复北京《青年时讯》钟蓓）

问：诗人于坚曾说崔健是一颗大的灵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他。在台湾，大家又怎么看他？不少人不太喜欢他的新歌，还是着迷于《一块红布》、《一无所有》，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答：在台湾，已经没有什么人在乎崔健了。即连《一无所有》，记得的人怕也不太多。这样也好，让我们这些真正在乎的人，得以更心无旁骛一些。

在我心目中，崔健仍是华语摇滚第一人。这不单因为他的崛起和大时代的转折紧紧相扣，更因为他对自己的艺术，从精神面到技术面都有极为清晰的掌握与自觉。老崔想得比绝大多数乐评人和粉丝都更多、更深、更远，这也使他注定要不断“往人少的地方走”。

就让他做他想做的东西吧，好听难听都不打紧，他并不需要迎合谁，毕竟他从不欠我们什么，反而是我们欠他太多。若他终究走上了一条人烟稀少的路，那也是他的选择，我相信他是耐得住冷清的——而我也希望若真如此，自己可以是站在那路边的不多的看客之一。

问：据说你多年前到北京时曾访问过张楚，具体是怎么个情境？

答：一九九六年二月陪父亲到北京探亲，当时我正替广播人李文瑗担任节目制作人，每周介绍一些国内外的摇滚。她建议我和北京音乐人做些访问，回来制作一辑节目。我从“魔岩”张培仁那儿拿到了人在北京的贾敏恕的电话，再通过老贾联系上张楚，他答应和我聊聊。我请张楚到我住的灯市口松鹤酒店房间，为了待客，还临时跑到对街烟摊买了两盒烟。张楚迟到了，上来时说，在酒店大厅被服务员认出来，缠着他要签名，耽误了时间。

那时候我实在怕生，不大会套近乎（现在依然如此），张楚更不是那种主动和陌生人凑趣的个性，于是录音机开了空转，两人半晌不吭声，真够尴尬。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聊了两个钟头，录音带里不出声的段落比谈话还多，倒是他把我买的两盒烟抽得一根不剩，烟屁股插了满缸。

后来他邀我去和朋友吃红焖羊肉，一群年轻人凑在一块儿，天南地北瞎侃，有了热腾腾的吃食和啤酒，气氛才终于松活开来。我们还一起去工人体育馆看了比约克（Bj?rk）的演唱会，进场前遇到高头大马的“唐朝”丁武（还是老五？），我记得他抬起皮靴作势要踹我们的车，表示招呼。

那次专访张楚的录音，我怕播出效果很差，后来没有做成节目。那两卷录音带，现在还放在我家的箱子里。

（复《上海电视周刊》刘江涛）

一九九○年摄于自家房间，时年十九岁，刚入门做广播。

问：在大陆或者香港，某些独立乐评人（不依附任何大众媒体），似乎都要寂寞而艰辛地坚持自己的事业，你觉得在台湾的乐评人情况如何？

答：我倒觉得未必非要时时提醒自己保持“寂寞而艰辛”的状态，弄得一张悲壮的臭脸，唯恐旁人闻不出你的革命纯度。各人为各自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付出代价，如此而已。台湾有谚云：“欢喜做，甘愿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当事情变得不好玩了，或者搞到必须为了“实践理想”而不断“自我剥削”，可能就是不妨歇一歇脚的时刻了。

问：你觉得对于一位评论者而言，在写作时最重要的是什么？需要保持的底线是什么？

答：关于“写作时最重要的”，我也还在摸索，尚未悟道。关于“需要保持的底线”，倒是有几条个人原则，尽量不去违背：

一、避免不懂装懂。

二、少用最高级形容词。

三、文字以通顺为佳。

其他的原则或许还有，现在想到的就是这些。

（复广州《信息时报》马向新）

注：本篇文字均摘自《地下乡愁蓝调》简体版二○○七年问世后，媒体书面采访复信。

作者跋

《昨日书》是我第二本文集，收入若干近作，大致按体裁主题编成三辑。所谓“近作”，其实零星扔在八年光阴之中，为了编书，才回头逐一打捞，擦拭干净。重读旧稿，时间未必多么久远，心情却往往恍若隔世——“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两相对照，也算间接见证了曾经的波折。这个集子姑且以“昨日”名之，算是对这段日子，还有文中忆及的年代，聊表记录与纪念。

书里最早的文字，是二○○二年《人间》副刊小专栏。短稿远比长稿难写，篇篇都是煎熬，于是经常拖延耍赖，并且认清自己始终欠缺“以写作为常业”的纪律与决心——这毛病至今难戒难改，实在惭愧。其他篇章亦多蒙报刊邀写，往往拖到不能再拖，才总算“逼稿成篇”。若无当初诸位编辑催成，这本书压根儿不可能存在，谢谢他们的信任与宽容。

书总算是出了。身为作者，没有比遇到好编辑更幸福的事了，谢谢台湾新经典与北京贝贝特的编辑团队。谢谢聂永真再次为我设计封面装帧，他出手总能命中要害，直入心坎。谢谢陈敏佳与伙伴们拍摄的照片，他们不惮其烦，把我脑海中的画面落实成一帧帧图版，成果之佳，远远超越我起初的想象。

我妻孟术是这里许多文字的第一位读者，也是最犀利的批评家，谢谢她的督促与陪伴。谢谢我父马国光先生，我母陶晓清女士——任谁都看得出，这本书太多血肉得之于他们。

书成面世之日，我将满四十岁。人生走到这里，即以乐观的算法，也该超过了“折返点”，是不折不扣的中年了。然而，中年也未必不好——近来与友朋聚谈，常有类似的心情：我辈的生命状态虽不见得宽绰，好歹也活出了各自的风格，不复初出社会的踉跄狼狈。即使不曾大江大海、暴起暴落，多少也见识过江湖险恶，懂得掂量人脉与资源，回避无法承担的风险。所以，趁着脑力、体力尚堪支应，勇敢承认自己“确实还可以做点什么”，才不枉这些年的颠簸。

人生的借口早已透支，不容继续妄自菲薄、逃避责任。至于该做什么，那是各自的战略，心里明白就好。“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谨以这本书，献给我的同代人。

二○一○年十月

注：此文写于2011年此书简体版初版之前。

Table of Contents

代序 给未来的自己

目录

辑一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

我如何成为一个播音员

那些惯于寂寞的人

一九七六年那只可乐瓶

再唱一段《思想起》

告别，不要告别

就要回家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那既远且近的故乡

辑二　余烬犹温

想起Pink Floyd和一个人

点头示意，若你听得见

那一夜，我在日本现场

亲眼见到迪伦那一天

我那群日本乐迷朋友

迪伦为什么酷？

记得列侬

重塑雕像的权利

伍德斯托克猜想

初访戛纳唱片展

星巴克唱片公司

辑三　蓦然回首

我所记得的太平岛

归乡，离乡

香烟

一代不如一代

恨意

眉批

时代气味

影印机与我

不可无尺

透明的版型

字体的脾气

不一定要铜版纸

版型不等于内容

所谓出去玩

三十年之后

发色

躲避球

在乎不在乎

蓦然回首

附录 地下乡愁来信

作者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