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1922—2007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物，与马克·吐温并称。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在灾难、荒诞、绝望面前发出笑声。这种“黑色幽默”风格始终是冯内古特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质。其代表作《五号屠宰场》《时震》抓住了他处身时代的情绪，并激发了一代人的想象。

冯内古特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1940年考取康奈尔大学，主修化学。1944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主张反战的他志愿参军，远赴欧洲战场。1945年遭德军俘虏，被囚禁在德累斯顿战俘营。冯内古特的文学创作，不少灵感正是来自于在战俘营的经历。战后冯内古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60年代起开始出版长篇。晚年的冯内古特在曼哈顿和纽约长岛的田园里颐养天年。2007年3月在家中楼梯上不慎摔倒，同年4月11日，在曼哈顿逝世。

译者简介

刘勇军

当你孤独的时候，希望能成为你身边的文字守护者。在追寻人生的梦想道路上，你我都是让自己活得更舒展而努力的同路人。

译有《月亮与六便士》《不安之书》《心是孤独的猎手》等经典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震／（美）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著；刘勇军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6

书名原文：Timequake

ISBN 978-7-5594-2151-7

Ⅰ．①时…　Ⅱ．①库…②刘…　Ⅲ．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777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0-2018-259

TIMEQUAKE by Kurt Vonnegut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P. Putnam's Sons, an imprint of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书　　　名　时震

作　　　者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译　　　者　刘勇军

策划出品　九志天达

责任编辑　姚丽

特约编辑　张颖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151-7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975年，作品早已绝版的科幻作家基尔戈·特劳特在纽约科霍斯得知鲜有往来的儿子里昂死在了一家瑞典船厂。他放飞了他的长尾鹦鹉“飓风比尔”，决意去流浪。

缅怀西摩·劳伦斯，一位浪漫、伟大，

致力于印刷传奇故事的出版商。

序言

1952年，欧内斯特·海明威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长篇小说《老人与海》。故事中，一个古巴渔夫连续84天都没有捕到一条鱼。后来，这个古巴人最终钓到了一条巨大的马林鱼。他把鱼杀死后，把它捆在小船一侧。他还没来得及把它拖上岸，鲨鱼便把它的肉吃了个精光，只留下一具鱼骨。

这个故事问世时，我住在科德角的巴恩斯特布尔村。我的邻居是位渔夫，我问他怎么看这个故事。他说主人公是个白痴，这个渔夫应该把最好的鱼肉割下来放进舱底，把剩下的残骸留给鲨鱼。

海明威两年前出版的《过河入林》是他十年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脑海中的鲨鱼可能是些批评家，他们对《过河入林》不大满意。据我所知，他从没有承认过，但大马林鱼可能指的就是那部小说。

1996年冬天，我发现自己写了本差劲的书，书中观点不明，而我从一开始就没曾想要写出这样一部作品。妈的！可以说，我将近十年的时间都扔给了一条忘恩负义的鱼，鲨鱼都懒得多看它一眼。

我最近过了73岁生日。我母亲活到52岁，我父亲活到72岁。海明威过世时差不多62岁。我活了太长时间！我该怎么办？

答案：把鱼肉切成片，扔掉剩下的部分。

1996年的夏天和秋天，我正是这样去做的。昨天是11月11日，我74岁了。74岁！

55岁开始，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不再创作交响乐。足矣！55岁时，我的建筑师父亲已经烦透了建筑。足矣！美国的男性小说家也都是在那个年龄创作出了最好的作品。足矣！对我来说，55岁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可怜可怜我吧！

我最好的大鱼，现在已臭名远扬，叫作《时震》。让我们称之为《时震一》。让我们把过去的七个月间，我的想法、经验与最好的鱼肉炖制而成的现在这部小说称为《时震二》吧。

怎么样？

《时震一》的前提是，突如其来的时空异常让每个人、每样东西都回到十年前，无论好坏，重操往事。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将持续十年之久。你无法抱怨生活毫无新意，也无法知道是自己疯了，还是所有人都变得如此不正常。

时空倒流中，你绝对说不出十年前没有说过的话。如果你第一次没能活下来或是救下爱人的性命，那么这次你也同样无能为力。

时震让每个人、每样东西从2001年2月13日一下子回到了1991年2月17日。接下来，我们得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一年一年地费力地回到2001年去。赛马时又赌错了马，结婚时又选错了对象，逍遥时又得了淋病，不一而足！

直到又回到时震发生的那一刻，人们才不再是被过往生活操纵的木偶。就像年迈的科幻小说家基尔戈·特劳特所说的那样：“直到自由意志再次袭来，人们才能从自己设置的障碍赛中停下来。”

特劳特并非真实存在，他是我其他几部小说中的另一个我。不过《时震一》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与他的经历和见解息息相关。从1931年年满14岁开始，到2001年84岁去世，他写下了上千篇小说，我对其中的一些加以利用。他的一生大多在外流浪，却死在了奢华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套间。这间套间在罗德岛锡安角一个夏季度假村里，是专供作家修养的世外桃源。还算令人欣慰。

他弥留之际告诉我，他的第一部小说写的是发生在英国亚瑟王的宫廷卡米洛特的故事：宫廷魔法师莫林施了咒语，用汤普生自动步枪和点45口径达姆弹的鼓形弹匣将圆桌骑士武装了起来。

心地善良、思想纯洁的加拉哈特爵士学习了这项与人为善的武器。在此过程中，他不小心把一条鼻涕虫放入了圣杯，给格温娜维尔王后做了一块瑞士奶酪。

当特劳特意识到时光倒流已结束，他和其他所有人必须立刻想出些新鲜的事情来做，必须重新恢复活力：“噢，天哪！我年纪太大，经历过得又太多，没法再和自由意志玩俄罗斯轮盘了。”

是的，我自己也是《时震一》中的人物。时光倒流结束六个月后、自由意志再次袭来六个月后，我在2001年夏天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在作家休养的世外桃源沙滩上参加了一场海滨野餐会。

和我一起参加野餐的，还有小说中的另外几个虚构的人物，其中就有基尔戈·特劳特。这位绝无仅有的老科幻作家给我们描述、演示了宇宙万物中地球人的特殊位置，令我荣幸备至。

现在，我写完了最后一部书，仅有序言还待动笔。今天是1996年11月12日，我猜想，大约九个月后，它就能够出版，能够从印刷机的产道中出来。不急。印度象怀小象的时间比这还要长一倍。

朋友们、邻居们，负鼠怀孕只要12天。

书中，我假设自己在2001年的海滨野餐时仍然健在。在第46章中，我想象着自己能活到2010年。有时，我会说我实际身在1996年；有时，我会说自己经历了时震，正处在时光倒流之中，两者之间却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

我一定是疯了。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后记

第一章

就叫我“小的”[1]吧，我那六个已经成人的孩子都是这样招呼我的。他们中有三个是我收养的外甥，另外三个是我亲生的。他们背后叫我“小的”，还以为我不知道。

我在演讲中提到过，艺术家们那勉强称作使命的东西，就是让人们对活着还能感到那么一丁点儿庆幸。随后我被问及是否知道些不负使命的艺术家。我答道：“甲壳虫乐队。”

在我看来，地球进化的最高等生物会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件尴尬的事儿，或者更糟。先不提那些理想主义者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极端的例子，我生命中的两位重要女性——我母亲和我唯一的姐姐爱丽丝，你也可以叫她爱丽——现在都已不在人世。她们都憎恨生活，嘴上也是这样说的。爱丽会大声嚷道：“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马克·吐温是他那个时代最幽默的美国人，像我这样年过古稀时，他发现生活对于他和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个负担。于是他写了这样的话：“自我成年以来，我从未期待过任何一位已得解脱的朋友重获新生。”他女儿简突然离世几天前，他曾将这句话写在一篇文章中。在这些他不愿复活的人里，还包括他的另一个女儿苏西，他深爱的妻子，以及他的挚友亨利·罗杰斯。

马克·吐温并未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却像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那般沉重。

耶稣在《登山宝训》[2]里感叹生活如此不幸，“哀恸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亨利·大卫·梭罗说过一句名言，“多数人在平静而绝望中生活。”

于是，我们污染了水、空气和表层土。在工业和军事上，我们创造出有史以来最诡诈的世界末日装置，这就一点都不难理解了。让我们说出心声吧，对于几乎所有人而言，世界末日真是来得太慢了。

我的父亲老库尔特，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名建筑师。他得了癌症，而他的妻子大约15年前就自杀了。他在老家闯红灯被拘留，结果发现他这20年竟然都是无证驾驶！

◆　◆　◆

你知道他跟拘留他的警察说什么吗？“枪毙我得了。”他说。

美国黑人爵士钢琴家胖子沃勒[3]，在他的演奏达到狂热巅峰的状态时，他经常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句话——“趁我快活时，给我来一枪！”

枪支这玩意儿使用起来像打火机一样容易，跟面包机一样廉价。它能够满足任何人谋杀的幻想，谋杀父亲、胖子沃勒、亚伯拉罕·林肯、约翰·列侬，或者是谋杀马丁·路德·金，甚至是一名推着婴儿车的妇女。它足以向世人证明一点，用科幻小说家基尔戈·特劳特[4]的话说，“生活就是一摊屎”。

[1]即指小库尔特·冯内古特。——译者注

[2]《登山宝训》（亦作《山上宝训》）指的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的内容。

[3]爵士乐大师，原名托马斯·莱特·沃勒。——译者注

[4]基尔戈·特劳特是该小说中虚构的科幻小说家。——译者注

第二章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大学以理智的名义抛弃了橄榄球，再将闲置下来的运动场变成一间炸弹制造厂。这可算不上什么明智之举，反倒有几分基尔戈·特劳特的影子。

我指的是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早在我就读这所大学之前，也就是在1942年12月，科学家们在斯塔格球场的看台下面，首次完成了人工核裂变的链式反应，其目的是证实原子弹的可行性。那时我们与德国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

53年后，即1995年8月6日，人们聚集在我母校的附属教堂里，纪念原子弹首次在日本广岛市爆炸50周年。我当时也在那儿。

物理学家利奥·塞伦是发言人之一。很久之前，在死气沉沉的运动场上，他参与了首次成功的核实验。但请记住这一点：他为自己当时的行为深感歉意！

我们应该告诉他，在这个连最聪明的动物都觉得生不如死的星球上，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便意味着你永远不必说抱歉。

现在再试想一下，有个人为刚愎自用的苏联制造出了能成功引爆的氢弹，这个人后来还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位真实存在的人物便是已故的物理学家安德雷·萨哈罗夫[1]，他值得成为基尔戈·特劳特笔下的某位主角。

因为他呼吁终止核武器试验，从而在1975年获得诺贝尔奖。当然，他已经进行过核试验了。他的妻子还是一名儿科医生！什么样的人能在改进氢弹的同时，跟一名儿童保育专家结了婚？什么样的医生会和一名神经失常的人成为配偶？

“今天在工作中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了吗，亲爱的？”

“是的，我的炸弹破坏力会很大。你那位长水痘的孩子情况怎么样？”

安德雷·萨哈罗夫在1975年被称为圣人，但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他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他成了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呼吁终止发展和试验核武器，提倡给人民真正的自由，后来他被逐出苏联科学院。他被迫离开莫斯科，被流放到永久冻土上一个荒僻的小镇。

苏联当局也不准他前往挪威的奥斯陆领取和平奖，便由他那位作为儿科医生的妻子，叶连娜·邦纳代为领奖。但我们现在是时候探讨一下：不管一个人是为了哪个地方的哪个政府，只要他参与了研制氢弹的过程，那么她，或任何儿科医生，或者医务人员不是比那个人更有资格获得和平奖吗？

人权？有什么会比氢弹更加漠视所有生命形式的权利？

1987年6月，萨哈罗夫被纽约城市大学史泰登岛学院授予了名誉博士的称号，这次苏联政府也不许他亲自到场。所以，我应邀代他接受这一头衔。

我要做的就是帮他捎个口信。“不要放弃核能。”我像个机器人似的复述道。

我可是极其恭谦有礼！但当时离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事故才过去一年，那可是这个疯狂星球上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核灾难。这场核泄漏事故会让北欧所有的孩子生病甚至死亡，而且它的这一影响能长达数年。儿科医生可以大展拳脚了！

比起萨哈罗夫那荒诞可笑的讲道词，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的消防员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的行为倒更能鼓舞我。我曾经在斯克内克塔迪市工作过，市里的消防员寄了一封信给北欧的同行兄弟，赞扬他们在抢救生命财产时无私无畏的英雄壮举。

消防员万岁！

有些人在平时不过是世间的渣滓，但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也能变成圣人。

消防员万岁！

[1]萨哈罗夫是苏联的“氢弹之父”，有史以来破坏力最大的曾引爆的核武器“沙皇炸弹”就是基于他的设计制造的。他被授予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第三章

基尔戈·特劳特在《时震一》中讲述了一个关于原子弹的故事。因为时震，他不得不再次把它写出来。别忘了时震让时光倒流到十年前，因此你、我、他，我们所有人都被迫把从1991年2月17日至2001年2月13日做的所有事情再重复一遍。

特劳特不介意把它重新再写一次。不管历史是否要重来，他活着便是用圆珠笔在黄色便笺簿上手不停毫，只要胡写一通便能把那篇狗屁文章弄出来。

他为这个故事取名为《这不好笑》。但在其他人阅读这个故事之前，他便将它丢弃了。然后一切重新来过，他还得再扔一次。《时震一》的结尾处，在2001年夏天的海滨野餐会上，即自由即将再次消亡的时候。特劳特提及那些被他丢弃的故事原稿，他把它们撕成碎片然后从马桶冲走，扔到垃圾堆里，或是采用其他诸如此类的方法。他说道：“它们来得容易去得快。”

◆　◆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月，太平洋的巴那鲁鲁岛上开展了一场针对美国轰炸机“乔伊的骄傲”上所有机组人员的绝密军事审判，《这不好笑》这个名字源自那场审判中某个法官所说的话。

名为“乔伊的骄傲”的轰炸机自然没有过错，它待在巴那鲁鲁岛上的一个飞机棚里。它的名字是为了致敬飞行员的母亲乔伊·彼得森，她在得克萨斯州的科帕斯克里斯蒂市的一家医院当产科护士。“骄傲”一词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自尊自爱，其二是表示狮群的意思。

事情是这样的：我军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接着在长崎掷下第二颗。按照指令，“乔伊的骄傲”接着要在拥有两百万“黄色矮杂种”的横滨投下第三颗原子弹。在那场战争之前我们就把那些黄皮肤的小杂种称为“黄色矮杂种”。按特劳特所述，第三颗原子弹是一个“似中等规模初级中学地下室锅炉般大小的紫色混账东西”。

对于轰炸机的弹舱而言，它实在太大了，所以只能把它吊在机身下面。当“乔伊的骄傲”飞向广阔的蓝天时，它与机场跑道的距离只有一英尺。

轰炸机靠近目标时，飞行员在对讲机里若有所思地高声说，等他们完成了这项任务回归故里，他那位当产科护士的母亲可就成名人了。轰炸机“埃诺拉的欢乐”的名字也是为了致敬一个女人，它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后，那个女人变得像电影明星一样有名。而横滨的人口数量是广岛和长崎的人口总数的两倍。

飞行员再三斟酌后越发确信，他那位温柔的寡母永远不可能对记者说——自己儿子的飞机一次性炸死了创纪录的平民人数，为此她感到十分欢喜。

特劳特写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我的姑妈，已逝的爱玛·冯内古特，她曾说自己讨厌中国人。她那位已逝的女婿科夫特·斯图亚特，生前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经营一家名为斯图亚特的书店。他劝告她，同时憎恨那么多人未免有些不道德。

无所谓。

反正“乔伊的骄傲”上的机组人员用对讲机告诉飞行员，他们也有相同的感受。他们孤零零地在高空飞行，甚至不需要战斗机掩护，因为日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空中力量。除了一些文字工作外，战争其实已经结束了。在“埃诺拉的欢乐”把广岛烧成灰之前，形势显然已然尘埃落定。

摘引一段基尔戈·特劳特的原话：“这不再算是一场战争，而摧毁长崎也不是因为形势所迫。为了一句‘幸亏有美国佬为这事儿画上圆满的句号！’，不过是显摆一番罢了。”

特劳特在《这不好笑》中提到，那位飞行员和他的投弹手在之前的任务中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如“神”一般，当时他们不过是往地面的人投掷燃烧弹和传统的高爆炸药。“但这个‘神’只是‘小神’，”他写道，“他们把自己定义为为复仇而歼灭敌人的‘小神’。”但现在他们孤零零地在高空飞行，机身下还吊着那枚紫色的混账东西。他们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上帝本人，而上帝还拥有一个他们之前不曾考虑过的选择——慈悲。

特劳特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是作为飞行员参战，他也没去太平洋地区。他曾任欧洲战场上陆军野战炮兵部队的先遣侦察员，是一个随身携带望远镜和报话机的中尉。他一般随步兵部队一起行军，甚至有时会走在他们的前面。他负责将榴霰弹、白磷或其他弹药的最佳落点告诉后方的炮兵部队。

据他本人说，他本身不是一个慈悲心肠的人，也从不觉得自己应该心软。2001年，在作家休养度假村的海滨野餐会上，我问他在这场战争中做了些什么，这场被他称为“文明社会第二次自杀未遂”的战争。

他毫无悔意地说：“在战火纷飞中，我把德国兵在被炸开的地面和爆裂的天空间做了三明治。”

高空中，飞行员驾驶着“乔伊的骄傲”掉头返回巴那鲁鲁岛，机身下仍旧悬挂着那枚紫色的混账东西。“他没完成任务便返航了，”特劳特写道，“因为他母亲肯定也希望他这么做。”

在之后的绝密军事法庭上，所有人一度笑得前仰后合。为此法官重重地敲击木槌，他声称正在接受审判的这些人，其所作所为“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检察官在描述空军基地人员的行为时引起了哄堂大笑，按他所言，当“乔伊的骄傲”吊着那枚离地面只有一英尺的紫色混账东西准备着陆时，基地的工作人员纷纷跳窗逃生，都被吓得尿湿了裤裆。

“那儿像是有不同的车辆撞在了一起。”基尔戈·特劳特写道。

但是法官刚刚恢复了法庭秩序，太平洋板块上就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巴那鲁鲁岛、军事法庭、“乔伊的骄傲”，以及那颗未用掉的原子弹等东西瞬间被吞没了。

第四章

君特·格拉斯是德国杰出的小说家和画家，在知道我生于1922年时他对我说：“很难在欧洲遇到一个跟你一般年纪而且还活着的男人了。”我和基尔戈·特劳特参战时，他与埃利·韦瑟尔[1]、杰西·科辛斯基[2]和米洛斯·福尔曼[3]等人还是孩子。作为一名在这边出生的某个中产阶级大家庭里的白种人，即使这个大家庭已经不复存在，但我还是比在那边出生的他们要幸运得多，毕竟我的房间里堆满了书籍和图画。

这个夏天我参加了诗人罗伯特·平斯基[4]举办的朗诵会。在朗诵会上，他说教般地道了歉，因为他觉得自己拥有一个比普通人要美好得多的人生。我也该这么做。

不过在今年的五月，我利用在巴特勒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机会感谢了自己的出生地。我说：“假若我重生了，我还是会选择再次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医院里出生，再次在离这儿约十个街区的北伊利诺大街4365号度过我的童年，再次就读那所城市公立学校。”

“我依旧会在巴特勒大学的暑期学校里选修细菌学和经济学。”

“只要你们肯留心，你们能和我一样在那儿探寻西方文明中最好和最坏的部分：那里有音乐、金融、政治、建筑、法律、雕塑、绘画、历史、医学、体育和各种科学知识，还有书籍、书籍、书籍，以及教师和行为榜样。”

“你不会相信人类会如此聪明，你也不会相信人类会这般愚昧。你不会相信人类会如此友好，你也不会相信人类会这般刻薄。”

我也劝告别人。我说：“我的叔叔亚历克斯·冯内古特教会我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曾经住在北宾夕法尼亚大街5033号，是一位保险推销员。他告诉我当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的时候，我们务必要注意它。”

“他不是指那种取得胜利的伟大时刻，而是那些最普通的时刻：或许是一个炎热的午后，当你在树荫下喝柠檬水；又或是当你闻到了附近面包房里传出的香味；也许是当你悠然自得地垂钓时并不在乎是否能钓到鱼；又或是当你听到隔壁房里有人在独奏优美的钢琴曲时。”

“亚历克斯叔叔劝告我在顿悟时一定要高声喊出来：‘生活如此美妙，夫复何求？’”

◆　◆　◆

我在另一方面也很走运：我33岁前，在报纸书刊上写短故事是美国的一项主要产业。尽管那时我已经有了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做了一个很划算的买卖，即从通用电器公司辞职，放弃了有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宣传员的工作。而我只要不断卖小说给《星期六晚邮报》和《科利尔》等周刊，便能挣到更多的钱。这些周刊上满是广告，但每期都会刊登五个短篇故事，以及一部扣人心弦的连载故事。

在愿意购买我劳动成果的买家中，这几个周刊出价最高。另外还有许多期刊杂志在寻求科幻小说，整个小说市场就像一部弹球机。当我把一篇小说邮寄给自己的代理商时，我非常确定哪怕它可能会被人一次又一次地退回来，但终究会有人愿意花小钱买下它。

但我们家刚从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搬到科德角，电视机的出现使我无法再靠玩短篇小说弹球机来谋生，毕竟电视比期刊杂志更受广告商的青睐。

我开始为一家工业广告代理商工作，不断往返于科德角和波士顿之间。然后我成了一名萨博汽车的经销商，之后我又在一所为纨绔子弟开办的私立学校里教中学英语。

马克·冯内古特医生是我的儿子，他曾将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快发疯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不错的书，后来他从哈佛医学院毕业。这个夏天，他在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市举办了一场个人水彩画展。一个记者问他，成长过程中有一个著名的父亲是什么样的感觉？

马克回答道：“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父亲只是一个无法在科德角专科学校里任职的汽车销售员而已。”

[1]埃利·韦瑟尔是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人，是侥幸从纳粹集中营中走出来的幸存者之一。——译者注

[2]杰西·科辛斯基是波兰裔美国当代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之一，“二战”期间居住在波兰的犹太人，后移民美国。其代表作品是《走到哪里》。——译者注

[3]米洛斯·福尔曼是捷克的电影导演、编剧，代表作有《飞跃疯人院》《性书大亨》《莫扎特传》等。——译者注

[4]罗伯特·平斯基：美国诗人、批评家和翻译。1997年至2000年间他是美国唯一一位连续三界获得“桂冠诗人”称号的诗人。——译者注

第五章

我偶尔还是会构思一些短篇小说，仿佛还能从中赚到稿费似的。这也算是旧习难改。人们过去还能通过写作获得一时的名望。文人之间也曾热衷于谈论某部小说，其创作者可能是雷·布雷德伯里，或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约翰·契弗、约翰·考利尔、约翰·奥哈拉、谢莉·杰克逊、弗莱纳里·奥康纳……或者出现在近期期刊杂志上的任何短篇小说。

可一切已时过境迁。

如今，我会先粗略地将短篇小说的构思写下来，再把它们落到基尔戈·特劳特的名下，放进一本小说里。这儿有一篇从《时震一》的遗骸上胡乱劈下来的名为《B-36姐妹》的小说，它的开头写道：“巨蟹星云里有一个母系星球名为布布星，那儿有以B-36为姓氏的三姐妹。她们的姓氏与地球上某种飞机的姓氏一样——一种专门用来向由某个腐败政府领导的平民投掷炸弹的飞机。这肯定只是一个巧合，毕竟地球和布布星相隔甚远，互相之间不可能有交流。”

另外还有一个巧合：布布星人的书面文字类似于地球上的英语，包含了由26个水平排列而成的特殊音符，以及10个数字和8个左右的标点符号。

在特劳特的故事中，三姐妹都长得很漂亮，但其中只有两位姐妹颇受欢迎，她俩一个是画家，一个是短篇小说家。没有人喜欢另一个作为科学家的妹妹，她的话题永远都在热力学上，着实无趣得很。她十分嫉妒其他两个姐妹。所以她私底下有一个目标，她要让自己那两个搞文艺的姐妹体会一种“猫把死老鼠拖进家里的感觉”——这是特劳特最喜爱的表达方式。

依特劳特所言，布布星人是其所在的星系中适应能力最强的生物，因为他们有一颗杰出的大脑袋。什么该做，什么该感觉，这一切都靠大脑来做出规划。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

这一规划不依靠于外科手术或者电力，或是任何神经病学上的入侵。而是在社交中做出这一规划，只需要反复交谈就可以了。当小布布星人流露出恰当的情绪，做出符合理想的行为时，成年布布星人就会夸赞他们。作为回应，小孩子的脑袋里会产生电流，进而体会到文明的乐趣，然后自动规范自己的行为。

这似乎是一个好办法！打个比方，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最小的刺激也能让布布星人获得有益的刺激，例如由26个音符水平排列而成的特殊符号，以及10个数字8个左右的标点符号；又或是涂在边框平整表面上的颜料。

小布布星人在阅读时可能会被成年布布星人打扰，他们根据书本中的内容问他：“这是不是很糟糕？这个小女孩的可爱小狗刚刚被垃圾车轧死了。你是不是都快哭鼻子了？”如果是另一个类别的故事，成年人就会说：“这是不是很有趣？这个自负的阔老头踩到了柠柠皮，然后掉进了没有井盖的下水道口里。你是不是已经笑破肚皮了？”

在布布星球上，柠柠是一种类似香蕉的水果。

当小布布星人被带到美术馆里时，成年人可能会指着一幅画问他：“你觉得这张画上的那个女人是不是在假笑？会不会是她内心其实很难过，只是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你觉得她结婚了吗？她有没有孩子？她是不是个好妈妈？你认为她接下来要去哪儿？她想不想去那儿？”如果这幅画上有一碗水果，成年人或许会问道：“这些柠柠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吃？嗯，真美味！”

这些关于布布星人教育孩子的例子可不是我乱编的，而是摘自基尔戈·特劳特的小说。

大部分布布星人的脑袋都能产生电流，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集成电路片，地球人一般将其称为想象力。没错，正是因为大多数布布星人都具有想象力，所以两位身为短篇小说作家和画家的B-36姐妹才会有那么多爱慕者。

诚然，她们的坏妹妹也拥有想象力，但可惜那并不属于艺术鉴赏的领域，她既不爱阅读也不喜欢参观美术馆。童年时，她所有的空余时间都待在隔壁疯人院的花园里。人们相信花园的精神病人并没有恶意，所以她的这一行为被当作一件值得赞赏的慈善活动。不过那些疯子教她学会了热力学和微积分等。

坏妹妹长大成人后，和那些疯子一起精心设计出了电视摄像机、信号发射机和接收器。然后她从自己特别有钱的母亲那里借来资金，开始生产和推销这些邪恶的设备，想象力从而成了多余的存在。这些设备一上市便风靡全球，因为电视机上的节目非常招人喜欢，而且看电视也不需要动脑筋。

她赚了一大笔钱，但真正让她开心的是自己两个姐姐开始体会到了一种猫把死老鼠拖进家里的感觉。年轻的布布星人认为没必要再继续发挥想象力，反正他们只要打开开关就能看到各种花哨的垃圾节目。他们的目光再转向书本和图画时，只会好奇怎么会有人从这些单调乏味的事物中体会快乐。

这位坏妹妹的名字叫柠柠。她父母在帮她取名时，也没有料想到她将来会变得这般不讨喜。连电视机都比她可爱得多！她还是跟过去一样不受欢迎，因为她还是那般无趣。于此她又发明了汽车、电脑、铁丝网、轰炸机、地雷、机枪等诸如此类的事物。她就是这般可恶。

毫无想象力的新一代布布星人也长大成人了。柠柠销售的那些狗屁东西成了他们最能消磨时光的娱乐工具。有何不可呢？见鬼！

可是，失去了想象力，他们便无法像祖先一样从别人脸上阅读出某个有趣且感人的故事。因此，据基尔戈·特劳特所诉，“布布星人变成了他们星系中最残忍无情的生物”。

第六章

特劳特在2001年的海滨野餐聚会上说，眼下的生活实在荒诞至极。“但我们的脑容量很大，”他继续说，“可以通过这样的人造幻境，适应我们不可避免的失败和滑稽局面。”他指的是星空下海滩上的海滨野餐会。“生活如此美妙，夫复何求？”他补充道。

他说用海菜、龙虾和蛤蚌一起蒸的玉米棒味道顶呱呱。他继而又说：“今晚的女士难道不像天使吗！”其实是他把玉米棒和女人当成意念在品尝。他压根儿就吃不了玉米，因为他假牙的上腭牙床不牢靠。而且，他跟女人的长期关系也一塌糊涂。在他创作的唯一一部爱情小说《再吻我一次》中，他这样写道：“漂亮的女人不可能永远长着一副好皮囊。”

小说结尾的寓意是：“男人都是怪胎。女人都是神经病。”在我看来，主要的人工幻境是舞台剧。特劳特称之为“人造时震”，他说：“地球人尚不知道自然界有时震现象时便发明了它。”这话没错。帷幕拉起，第一幕开场后，演员都知道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不管剧情是好是坏，他们对结局心知肚明。不过，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一步步演下去，像是把未来当成一个谜。

就是这样，2001年的时震将我们一下拉回到1991年，将我们过去的十年变成了未来的十年，所以，时间来临时，我们都能记得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

记住，在下一次时震发生后，下一幕重新演绎时：戏还得演下去。

到目前为止，今年最令我感动的“人造时震”是一幕老生常谈的戏。那是已故作家索顿·怀尔德写的《我们的小镇》，我估摸看了五六次，至今仍然饶有兴趣。今年春天，我的宝贝女儿，13岁的莉莉参加学校排演，在这部质朴、伤感的名作中扮演格罗弗斯角墓园中一个会说话的死人。

这部戏将莉莉和她的同学从演出那晚一下拉回到了1901年5月7日！时震！从最后一幕女主角埃米莉的葬礼结束到帷幕拉下来的这段时间，他们都成了索顿·怀尔德的木偶。直到演出结束后，他们才重新回到1996年。只有那个时候他们才能重新决定自己说什么，做什么。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能恢复自由意志。

在莉莉扮演一个死去的成年人的那晚，我不无伤心地想，等她高中毕业后，我已经78岁了。等她大学毕业后，我已经82岁了，以此类推，居然在这里谈论对未来的憧憬！

那晚让我深受打击的是在最后一幕埃米莉诀别时的场景，送葬的人将她埋葬后，下山回到他们的村庄。她说：“再见，再见了，世界，再见了，格罗弗角……再见了，爸爸、妈妈。再见了，时钟嘀嗒的声音……再见了，妈妈的向日葵。再见了，食物和咖啡。再见了，刚熨好的衣服和热水浴……再见了，睡眠和清醒的时光。啊，世界，你是如此的美妙，许多人却视而不见。”

“人在活着的时候会充分理解生活吗？会理解生活的每分每秒吗？”

每次听到这样的台词，我都感觉自己变成了埃米莉，只不过，我还没有死，但有个地方我许久以前就跟它道过别了——那个地方看上去就像上个世纪之交的格罗弗角一样，安全、简单、能理解，亦能被人接受。那里有嘀嘀嗒嗒的钟声，有妈妈爸爸、有热水浴，有新熨好的衣服和所有的一切。

这就是我人生最初的七年，那时候大麻烦还没有来：先是大萧条，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据说人老腿先老，要么就是视力不行了，其实不然，首先失去的是平行停车的能力。

现在，我发现自己老是喜欢絮絮叨叨地讲些几乎没人知道、也从不关心的戏剧情节。比方说，《我们的小镇》中墓地的场景，或者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欲望号街车》中打扑克的戏份，或是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里那个勇敢中带着傻气、普通得近乎可怜的美国人自杀后，威利·洛曼的妻子说的一句话。

她说：“必须当心了。”

在《欲望号街车》里，布兰奇·杜波依斯被妹夫强奸，送到精神病院后，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一向依赖陌生人的仁慈。”

那样的台词、那样的场景、那样的角色构成了我年轻时情感和道德上的标杆，直到1996年的夏天依然如故。那是因为我身处全神贯注的观众中，第一次看到那样的场景，听到那样的台词时，整个人都石化了。

如若一个人待在家中，吃着烤干酪辣味玉米片，盯着阴极射线管屏幕，那样的日子压根儿就让我提不起兴趣，就跟看《周一橄榄球夜》一样无聊。

◆　◆　◆

早年的电视节目顶多五六个频道，即便一个人独处家中，看着阴极射线管屏幕上构思精巧的戏剧节目，仍能让我们像剧院中那些全神贯注的观众一样。那个时候，因为没几个节目可选，说不定我们的朋友和邻居跟我们观看的节目是一样的，大伙儿仍然会觉得电视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我们当晚便会打电话给朋友，问一个大家都知晓答案的问题：“你看那个节目了吗，哇！”

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第七章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弥足珍贵。特劳特在海滨野餐会上说这场战争会一直出现在影视节目中，别的战争就未必了，因为纳粹的军服很有特色。

在近来的电视节目中，我们为了石油对第三国家一阵狂轰滥炸，看到我们的将军穿着的迷彩服，他颇为不屑地说：“简直无法想象。”他说：“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这种花里胡哨的睡衣只会让士兵更容易被发现吧。”

“我们显然是准备在一个巨大的西班牙煎蛋饼中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

他问我什么亲戚在战争中受过伤，据我所知只有一位。我的太外公彼得·利伯，他是移民，在内战中一条腿受伤后，成了印第安纳波利斯一家酿酒厂的老板。他是个自由思想者，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存怀疑态度。跟伏尔泰、托马斯·杰弗逊以及本杰明·弗兰肯等人一样。也跟我和基尔戈·特劳特一样。

我跟特劳特说，彼得·利伯的连长，一个英裔美国人，曾给他的下属颁发了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当作精神鼓励，可他的下属都是来自德国的自由思想者。听了我的故事后，特劳特讲述了他自己改编的《创世纪》里的故事。

我恰巧有个录音机，便打开录上了。

“请别吃了，好好听着，”他说，“这事儿很重要。”他停下来，用左手的拇指肚将假牙托朝上腭推了推。每过两分钟，牙托又会掉下来。他是个左撇子，跟我以前一样，是父母硬把我矫正过来的，我的两个女儿易迪丝和莉莉也都是左撇子，我亲昵地叫她们“渔夫帽艾迪”和“棒棒糖莉莉”。

“混沌初开，世上一切皆无，我是说真的一无所有，”他说，“但无中生有，上中有下，甜中带苦，男人寓意女人，糊涂意味着清醒、快乐中蕴含悲伤。朋友们，邻居们，我也很不愿意告诉你们，我们只是一个巨大寓意中的一个小小的寓意。如果你不喜欢现在的处境，何不回到原点。”

“虚无中蕴含的第一样东西，”他说，“其实是两样东西，一是上帝，二是撒旦。上帝为男性，撒旦为女性。他们蕴含彼此，在新出现的权利结构中是平等关系，而这种权力本身也蕴含着一种寓意，即是由虚弱孕育而生的。”

“上帝创造了天地。”这位作品早已绝版的科幻作家说道，“地无形，海洋上方皆是虚无、黑暗。上帝的圣灵从水面掠过，撒旦同样能如此，但她觉得为了做一件事而去做一件事实在太愚蠢。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过，起初她什么也没说。”

“这时，上帝说让光亮出现吧，光亮出现后，撒旦开始担心。她在想：‘他到底想搞什么呢？到底想折腾到什么地步，难不成他指望我帮他收拾这副烂摊子？’”

“接下来，事情真的变得一塌糊涂。上帝按照他和撒旦的漂亮样子，创造了小小的男人和女人。然后给了他们自由，以便观察他们到底会干出什么事儿来。”特劳特说，“伊甸园兴许可以当成罗马斗兽场和角斗的雏形。”

他说：“撒旦没办法破坏上帝已经完成的事儿，但她至少可以让上帝创造的小玩具少一点儿痛苦，发现了上帝没有察觉到的东西，活着要么无聊得要死，要么恐惧得要命。于是，她在一个苹果里装了很多点子，至少可以用来排解烦闷，比如牌和骰子的游戏规则，如何做爱，以及酿造啤酒和威士忌的方法，里面各种可以吸食的烟草的图片，还有如何制作音乐的方法，以及如何疯狂、性感地唱歌跳舞，甚至还教唆别人踩到你的脚趾头上时如何破口大骂。”

“撒旦让一条蛇将苹果带给了夏娃。夏娃咬了一口，便递给了亚当。他也咬了一口。然后两人行了鱼水之欢。”

“我跟你说，”特劳特道，“苹果里的一些点子会给少数想品尝的人带来灭顶之灾。”在此我必须声明一下，特劳特本人并不是酒鬼、瘾君子，也非赌徒、色鬼。他只喜欢动动笔杆子。

“撒旦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想帮忙，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他总结道，“他用来排遣烦闷的秘方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但效果一点儿也不会比当下口碑最好的药房差。”

第八章

撒旦“酒宴上的菜单”的副作用对许多美国伟大作家的一生带来许多不良影响。在《时震一》中，我构思了一个叫世外桃源的作家度假村，四个套间都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的名字命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尤金·奥尼尔的房间在大楼的二层，辛克莱尔·刘易斯的房间则在三楼。约翰·斯坦贝克的房间则在马车车库里。

自由意志卷土重来的两个礼拜后，基尔戈·特劳特到达世外桃源时惊叹道：“你们四个文人骚客都是名副其实的酒鬼！”

赌博毁了威廉·萨洛扬[1]。记者阿尔文·戴维斯不但嗜酒如命，而且赌博成性，他是我非常想念的朋友。有一次我问阿尔[2]，赌博中最大的快感是什么，他说那是他在通宵达旦牌局结束输个精光后的感觉。

几个小时后，他不知道又从哪里搞来了钱卷土重来，也许是从某位朋友那里借的，也许是典当了什么东西，也许是借了高利贷。他在桌旁坐定，嚷道：“算老子一个。”

已故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他失去了很多朋友，他们无外乎沉湎于三样东西：酒精、宗教或者象棋。基尔戈·特劳特则痴迷于用26个字母，10个数字，大约8个标点符号，在铺平漂白的木浆纸上以特殊的方案横向排列。对于任何把他想象成朋友的人来说，他简直是个黑洞。

我结了两次婚，离了一次。我的两任妻子简和现在的吉尔都曾说过，在这方面我跟特劳特如出一辙。

我母亲一心只想做个有钱人，仆人成群，无节制地花钱，举办奢靡的派对，经常坐头等舱前往欧洲。所以，在大萧条期间被断瘾症折腾得够呛。

她倒是适应了新文化。

经历文化适应的人自以为是某种人，结果发现别人不再把他们当成那种人对待的人，因为外部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场经济危机、一项新技术，外国的一次入侵或者政治派系都能很快带来这样的影响。

特劳特在《被放逐在冥王星上的一个美国家庭》中写道：“不管什么形式的爱，被打击最狠的莫过于发现原来被接受的行为突然变得荒诞不经。”他在2001年的海滨野餐会上说：“倘若我没有学会如何在脱离文化和社会的情况下生存，那么我的心早已破碎无数次了。”

在《时震一》中，我让特劳特将他的《B-36姐妹》扔在美国艺术文学院前面，拴在消防栓上那个没盖的垃圾桶里，那个地方位于偏远曼哈顿155西街，距离百老汇西侧两个门面。那是2000年圣诞节前夕的下午，跟假设遭遇时震，所有人被拉回到1991年的那日相隔51天。

还真有美国艺术文学院这么个地方。我在《时震一》中将其描绘成金碧辉煌的场所。门前真有一个消防龙头，里面真有一个图书馆，一个画廊，若干接待大厅，会议室、员工办公室，还有一个宏伟的大礼堂。

根据国会1996年通过的法令，美国艺术文学院不能超过250个员工，且必须都是美国公民，所有人必须是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散文大家、评论家、作曲家、建筑师、画家或雕刻家。但是，由于死亡，由于那个“狰狞的持镰收割者”[3]，队伍在不断缩小。于是，活着的成员多了一项任务，他们需通过无记名投票，来寻找新人填补空缺。艺术文学院的创建者包括老派作家亨利·亚当斯、威廉、亨利·詹姆斯兄弟、塞缪尔·克莱门斯[4]以及老派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他们的读者或听众不多，只需要用脑子工作就行了。

我在《时震一》中写道，等到2000年，这类文化艺人在大众的眼里，“如同新英格兰旅游小镇里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制作名为转盘的玩具风车的手艺人一样古怪。”

[1]威廉·萨洛扬：美国当代小说家，剧作家，其代表作《快乐时光》曾获普利策戏剧奖。——译者注

[2]阿尔：阿尔文·戴维斯的昵称。——译者注

[3]持镰收割者：指死神。——译者注

[4]亨利·亚当斯：美国历史学家、小说家，代表作《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威廉·詹姆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亨利·詹姆斯：威廉·詹姆斯之弟，美国著名小说家，代表作《一个美国人》《一位女士的画像》。塞缪尔·克莱门斯：即马克·吐温，代表作《百万英镑》《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第九章

艺术文学院的创建者和发明了留声机、电影及其他东西的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同为世纪之交的人物。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旨在吸引全世界无数人注意的发明，仅是生活本身的抗议或是偶尔发出的讽刺之声。

艺术文学院目前所在的大楼，是麦克金-米德-怀特公司在1923年设计的，并由慈善家阿切尔·米尔顿·亨廷顿出资建成。那一年，美国发明家李·德·弗莱斯特发明了一个器件，让电影加入声音成为可能。

《时震一》中有这样一幕，发生在2000年平安夜时莫妮卡·佩珀的办公室里。她是小说中虚构的艺术文学院的行政秘书。那天下午，基尔戈·特劳特将《B-36姐妹》丢进学院前面的无盖铁丝垃圾桶里，那是时震来袭前的第51天。

佩珀夫人是饱受轮椅折磨的作曲家佐尔顿·佩珀的妻子，她和我那位极端厌世的亡姐长得惊人相似。在久远的1958年，爱丽死于癌症，当时我36岁，她41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都不断地遭到收账人的骚扰。两人都是漂亮的金发女郎，长得不赖。但是，她们都有6英尺2英寸[1]高！青春时期，两人一直都在适应文化，因为这个地球上除了瓦图西人[2]，女人长得这么高完全不合常理。

两个女人都命运坎坷。爱丽嫁给了一位帅哥，可是此人不仅让他们倾家荡产，后来做生意又经营不善。莫妮卡·佩珀的丈夫腰部以下都瘫痪了，而她就是罪魁祸首。两年前，在科罗拉多州艾斯本的一个游泳池里，她不慎落在了丈夫身上。至少，深陷债务危机且有四个儿子要抚养的爱丽只用死一次。然而时震来袭之后，莫妮卡·佩珀将再次鱼跃一跳，落在丈夫身上。

2000年的那个平安夜，莫妮卡和佐尔顿在她学院的办公室里聊天。佐尔顿时而哭泣、时而欢笑。她们同为40岁，都是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她们都没有孩子。因为她，丈夫的生殖器报废了。她经常又哭又笑，不过，她苦笑的原因多半是由于邻居那个五音不全的孩子。这个孩子借助一种名为“沃尔夫冈”[3]的新款电脑软件，按照贝多芬的风格编写出一种差强人意的弦乐四重奏。

这个讨人厌的孩子的父亲对他不管不顾，那天早上，他还从儿子打印机里将曲子打印出来并且拿给佐尔顿看，问他写得好不好。

佐尔顿废掉的双腿和生殖器好像还不足以让他情绪失衡。然而仅仅在一个月前，他当建筑师的哥哥弗兰克，在自尊遭受到几乎一样的打击后自杀了。没错，弗兰克·佩珀将因为时震从坟墓里跳出来，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将再次目睹他把脑袋打开花。

事情是这样的：弗兰克去药店买避孕套、口香糖还是什么东西。药剂师告诉他，自己16岁的女儿已经成了建筑师，正考虑从高中退学，以免浪费时间。她借助学校的一款新电脑软件，为这片沉闷的社区设计了一个青少年的娱乐中心。这套名为“帕拉第奥”[4]的软件，是学校买给高职学生的，就是那些只能去上大专的笨蛋。

弗兰克来到一家电脑店，询问是否能够在购买“帕拉第奥”之前试用一下。他很怀疑，就凭他的天赋和学识，这款软件可能用处不大。正是在这家商店里，“帕拉第奥”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按他的要求画出了图纸，让承包商按照托马斯·杰斐逊的风格建造一座三层的停车库。

弗兰克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任务，满怀信心地以为“帕拉第奥”会让他另请高明。但是没有！它向他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程序，询问有多少车，在哪座城市，因为各城市有不同的建筑规范，是否允许使用卡车等等。它甚至会询问周边建筑，杰克逊风格的建筑是否能与它们相互融合。它按照迈克尔·格雷夫斯或贝聿铭的方式提交给他可供选择的方案。

它还提交了电线和管道方案，并且估算出了他所关心的世界任何地方的造价。

2000年两次圣诞节的第一次，佐尔顿·佩珀在妻子艺术文学院的办公室里时而哭泣、时而欢笑。他对美丽而又笨拙的妻子说：“以前，当一个人在他的行业里遭遇到失败的挫折时，我们会说把他的脑袋放在盘子上端给他。现在，我们的脑袋则是用镊子夹给我们。”

当然，他说的是芯片。

[1]约为1.88米。——译者注

[2]瓦图西人：卢安达和蒲隆地境内的尼罗民族，世界最高的民族，平均身高达1.83米。——译者注

[3]沃尔夫冈：莫扎特全名叫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译者注

[4]以意大利颇具影响力的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的名字命名的。——译者注

第十章

爱丽在新泽西逝世。她的丈夫吉姆也是印第安纳州本地人，他们都被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皇冠山墓地。这里还埋葬着胡希尔[1]诗人詹姆斯·惠特科姆·莱里，一个终身未娶的酒鬼。三十年代受人喜爱的银行抢劫犯约翰·迪林杰[2]；还有我们的父母库尔特和伊迪丝，父亲的弟弟亚历克斯·冯内古特——一位哈佛毕业的寿险销售员，当生活一帆风顺时，他总说“没有比这更美好的生活”；另外还有我们父母前两代的祖辈：一位酿酒师、一位建筑师，几名商人和乐师，当然还有他们的妻子。

真是济济一堂！

约翰·迪林杰是个农民的孩子。他越狱时挥舞着一把由破搓衣板削成的木手枪，用黑鞋油把它擦得油光发亮！真是个有趣的家伙。逃亡期间，他还不忘抢劫银行，然后消失在密林中。迪林杰还给他的偶像亨利·福特写了封信，感谢这位老派的反犹分子制造了如此迅捷的汽车可以用来逃亡！

如果你拥有一辆更好的汽车，凭借着更出色的驾驶技术，你就可能逃脱警方的追击。这就是所谓的公平竞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美国应该让所有人都拥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迪林杰每次都亲自出马，他只抢劫财大气粗的富人和有武装警卫把守的银行。

迪林杰身强力壮，可不是一个面带伪善笑容的骗子。

在我们公立学校的书架上，人们总是乐此不疲地搜寻着具有颠覆性质的文学作品。然而，有两种最具颠覆性的小说却完全无人问津，从未遭人怀疑过。一种是罗宾汉的故事。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约翰·迪林杰，必然是受到了此书的激励：一个真正的男人如何度过一生，获得无望名声。

那时，在美国非知识分子的家庭里，孩子们的头脑里并未充斥着无数来自电视剧里的故事。他们只是听过或读过几个故事，自然会记住它们，或者还会从中学些什么。其中一个在所有英语国度都能听到的故事就是《灰姑娘》。另外一个是《丑小鸭》，再者就是罗宾汉的故事了。

另外一个像罗宾汉的故事一样表达对既定权威不屑的是，《新约全书》里描述的耶稣基督的一生。《灰姑娘》和《丑小鸭》自然不属于此类故事。

迪林杰从电影院约会出来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直接击毙。这次行动是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下达的命令，他是一个独身的同性恋。迪林杰没有拔枪、没有向他们猛冲过去，甚至没有试图逃跑。他像所有看完电影的人一样进入真实世界，从幻境中清醒过来。他被枪杀的原因无非是，一直以来他将所有头戴软呢帽的联邦探员像傻子一样戏弄得精神失常。

那一年是1934年，我11岁，爱丽16岁。愤怒的爱丽号啕大哭，我们一起咒骂那位和迪林杰在影院约会的女人。这个婊子——没有比这更合适的称呼——是她向联邦调查局泄露了那晚迪林杰会在哪里。她说她会穿着一条橙色的裙子。当她出来时，旁边那位不可名状的怪人就是这位联邦调查局同性恋局长列出的头号公敌。

她是匈牙利人。常言道：“如果你和匈牙利人交朋友，就无须敌人了。”

后来，爱丽曾在皇冠山墓地与迪林杰的大墓碑合影，这里距离西38街的围栏不远。当痴迷于枪械的父亲将一支点22口径的半自动步枪送给我作为生日礼物后，我便时常来这里射击乌鸦。那时，乌鸦属于人类的敌人。它们一有机会就来吃我们的谷物。

我认识的一个孩子曾射中一只金雕。你真该看看它那对张开的双翼！

因为爱丽非常痛恨打猎，所以我和父亲也就罢手了。我在前文说过，父亲之所以会痴迷于枪械和打猎，只是为了证明他的男子汉气概，即使他是搞艺术的，是个建筑师、画家和陶艺师。在公开演讲中，我常说：“如果你真的想要伤害你的父母，又没有足够的勇气成为同性恋，那么你起码可以去干艺术。”

父亲认为他还可以用钓鱼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但是，我的哥哥博尼将这事也给毁了，因为他说钓鱼就好比父亲正在砸一块瑞士怀表，或者别的精密的小仪器。

在2001年的一次野餐会上，我告诉基尔戈·特劳特，我的哥哥和姐姐是如何让父亲以打猎和钓鱼为耻。他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说：“逆子无情甚于蛇蝎！”

特劳特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他是自学成才。他能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让我稍感惊讶。我问他是否还能记起这位著名作家的许多名言。他说：“是的，亲爱的同事，包括一句完美描述人类生活的句子，后世的作者再也无须多言一词。”

“是哪一句，特劳特先生？”我问。

他说：“‘世界就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只不过是演员罢了。’”

[1]美国印第安纳居民的绰号。——译者注

[2]指约翰·赫伯特·迪林杰，联邦调查局曾将他称为“头号公敌”。但是当时人们却仍对他尊崇有加，认为他是现代罗宾汉。——译者注

第十一章

去年春天，我曾给一位老友写过一封信，告诉他为什么经过多年的尝试和失败后，我再也无法写出可以出版的小说。这人就是爱德华·缪尔，一位和我同龄，住在斯卡斯代尔的诗人和广告商。在我的小说《猫的摇篮》中，曾提到某个人的生活总是和你无缘无故地纠缠在一起，那么他可能就和你志同道合。这就是上帝找来为他办事的团体。爱德·缪尔当然就是我的同道中人。

听我慢慢道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芝加哥大学，爱德也在那里，虽然我们未曾谋面。我到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在通用电器公司做广告员时，爱德在那里的联合学院当老师。我从通用电器公司辞职搬到科德角时，他为“名著计划”招聘人才出现在那里。我们终于见面了，不管是不是为上帝办事，我的第一任妻子简和我成了名著策划团体的领导者。

◆　◆　◆

他在波士顿从事广告工作时，我也是，只是不知道此事而已。爱德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时，我亦是如此，现在我们都在纽约。但我要提到的是：我给他寄了一封信，是关于我自身情况的，说我现在已经文思枯竭，他将信修改后回复给我，变得像诗歌一样。

他省去了我的致敬语和开头几行，那是称赞戴维·马克森所写的《文思枯竭》一书，此人是他在联合学院的学生。我说，如今无论小说多么出色，都无法让众人为之赞叹，所以戴维不应该感谢是命运让他写出了如此优秀的作品，诸如此类的话。我没有保留这封信的原件。不过，改成诗后，它是这样的：

无须感谢命运。

当我们离去时，

谁也不会被这些文字激荡，

发现它们的美妙。

我被疾病缠身，

它不似无须卧床的肺炎。

而是作家轻度的写作障碍。

我每日都在奋笔疾书，

但故事一文不值。

《五号屠宰场》被德国青年改编成歌剧。

将在六月的慕尼黑首演。

我不会去捧场，

也没有一丁点兴趣。

我喜欢“奥卡姆剃刀原理”

或称“简约定律”。

它宣称对现象最简单的解释，

通常是最可靠的。

得益于戴维的帮助，

我现在认为，

作家的文思枯竭是在身体语言的帮助下，

发现所爱之人的生命是如何真正走向终结的，

而非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小说就是身体语言。

无所谓。

爱德的修改恰到好处。另一则关于他的轶事发生在他推销名著的那段时期。他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偶尔会在像《大西洋月刊》这样的杂志上发表作品。不过，他的名字与一位名叫爱德温·缪尔的大诗人相差无几，这位苏格兰人逝世于1959年。有时，那些通晓诗歌却又有些分不清的人，会问他是否就是诗人爱德温。

一次，爱德告诉一位女士，他不是那位诗人，这让她非常失望。她说《诗人保护他的孩子》是她很喜欢的一首诗。毫无疑问：这是美国人爱德·缪尔所写。

第十二章

但愿是我写出了《我们的城镇》。但愿是我发明了旱冰鞋。

我曾问已故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朋友兼传记作家A.E.霍奇纳，如果不算海明威朝自己开的那枪，他是否朝他人开过枪。霍奇纳说：“没有。”

我曾问已故的德国伟大的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1]，德国人性格中的劣根性是什么。他说：“服从。”

我曾问其中一位我收养的外甥，觉得我的舞姿如何？他说：“还凑合。”

我破产后便在波士顿找了个广告文字撰稿人的工作。一位业务经理问我冯内古特是哪个国家的名字。我说：“德国。”他说：“德国人杀害了我600万的兄弟。”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染上艾滋病，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很多人那样HIV呈阳性吗？那是因为我没有乱搞。就这么简单。

特劳特讲了一个故事，关于艾滋病、淋病和性病为什么会像“雅芳女士”[2]一样无孔不入：在1945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所有化学元素代表在特拉尔法马多星球上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抗议某些成员进入像人类这样残忍、愚蠢的生物体中，这个生物体庞大、邋遢、散发着恶臭。

像钋和镱这种从未成为人类基本成分的元素，对于所有化学元素遭到如此滥用而愤怒无比。

虽然碳在历史进程中是一位曾参与过无数次大屠杀的可耻老手，它还是将会议的焦点集中到了15世纪的英格兰，唯一一位被公开处决的人身上。他被处以绞刑，奄奄一息，却活了下来。后来，他的肚子被切开了。

刽子手将他的一串肠子拉出来，将那玩意儿在那个人的面前摇晃，并用火把灼烧不同的地方。这串肠子仍然和此人其余的内脏相连。刽子手和他的助手将他的四肢分别绑在一匹马身上。

他们抽打着马匹，将那个人撕裂成四块，然后挂在市集的肉钩上示众。

据特劳特所言，会议前大家一致同意，谁也不要提及成人对儿童所做过的可怕事情。几位代表威胁说，如果要让他们坐在那里听这些令人作呕的故事，他们就将抵制会议。那这样的集会还有什么意义？

“毫无疑问，就成人对成人的所作所为而言，人类应该被消灭。”特劳特说。“可以说，再去叙述成人对孩子那令人作呕的所作所为，就是画蛇添足。”

氮哭诉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纳粹军和医生的帮凶。钾控诉了西班牙宗教法庭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而钙则讲述了罗马竞技比赛的故事，氧叙述了非洲黑人的奴隶制度。

钠说适可而止吧，继续举证都是徒劳无益。会议提出了一项议案，所有参与医学研究的化学制品都该通力合作，尽力制造出更强大的抗生素。反过来，这些抗生素会让病原体发展成新的菌株来抵抗它们。

钠预言，所有人类疾病包括粉刺和股癣即将成为不治之症并且致命。“所有人都将死亡。”据特劳特所写，钠如此说道，“跟宇宙之初一样，所有元素都将再次无罪释放。”

铁和镁支持钠的议案。磷提议投票表决。掌声雷动，议案得以通过。

[1]海因里希·伯尔：德国小说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爱尔兰日记》——译者注

[2]雅芳女士：指上门推销雅芳产品的销售人员，也有可能是男性。——译者注

第十三章

2000年的圣诞前夜，佐尔顿·佩珀对他的妻子说，现在人们的脑袋是用镊子夹给他们，而不是用盘子端给他们时，基尔戈·特劳特正在旁边的美国艺术文学院。这位截瘫作家就人类与更聪明的机器进行竞争的狂热现象夸夸其谈时，特劳特没能亲耳聆听，因为他们之间隔着一堵厚厚的墙。

佩珀反问道：“它为什么这么重要，让我们费尽心机、耗费财力来让自己出丑？我们打一开始就没觉得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特劳特坐在他的小床上，这里是为无家可归者所提供的避难所，曾经是美国印第安博物馆。这位可能是历史上最多产的短篇小说家，是在警察对纽约公共图书馆至第5大道和第42大街的清扫行动中被捕的。特劳特和其他住在这里的大约30人——他称这些人为“圣牛”——被带上一辆黑色的校车，住进了位于偏僻的西155号大街的避难所。

在特劳特来到美国印第安博物馆之前的五年，博物馆里被征服的土著居民的残留物以及灾难来临前他们如何生活的实景模型，皆已被转移到市中心更为安全的街区。

2000年11月11日，他跨过了人生的又一个里程碑，现已84岁高龄。他将在2001年劳动节那天逝世，享年84岁。但是到那时，时震将给他和我们所有其他人一份意外的馈赠——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又多出了10年。

时震结束时，他会在那本永远也无法写完的回忆录即《我十年的机械生活》中写到这次的时光倒流：“听着，如果不是时震拖着我们经历一个又一个的时间节点，那也可能有同样卑鄙、强有力的东西迫使我们这么做。”

我在《时震一》中介绍过：“这个男人是独生子。在他只有12岁时，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顿当大学教授的父亲谋杀了他的母亲。”

我说过，特劳特曾是一个流浪汉，自1975年秋天起，他就把自己的小说统统扔了，从没有主动投稿发表。这些都发生在他获悉自己唯一的儿子里昂去世后。里昂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逃兵，他在瑞典获准政治避难，成了一名焊工。在一次船厂的意外事故中，他的脑袋被削了下来。

特劳特59岁时开始流浪，直到快离世时才重新有了一个家，住进了欧内斯特·海明威套房。这间套房位于罗德岛，就是被称为“世外桃源”的作家避难所。

美国印第安博物馆是历史上涉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种族灭绝大屠杀的记录者。可以说，当特劳特登记住进这座昔日的博物馆时，他的小说《B-36姐妹》就快被扔掉了。这本小说是他在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写完的，但是还未来得及扔掉，他就被警察拘捕了。

于是，他穿上那件军用剩余物资的海军大衣，告诉避难所的职员他叫文森特·凡·高，已经没有任何亲人。然后他再次走到室外，寒冷的天气差点儿将外面那只铜猴的睾丸给冻掉。他把手稿丢进一个无盖的金属垃圾桶里，这个垃圾桶用链条锁在美国艺术文学院前的消防栓上。

他离开十分钟后重新返回避难所时，那个职员对他说：“你去哪儿了？我们根本找不到你，文森特。”随后职员告诉特劳特他的小床在哪里。那张床靠着避难所和学院共用的那堵墙。

在学院这边的墙上，一幅乔治娅·奥·吉弗[1]的画悬挂于莫妮卡·佩珀的红木桌上方。这幅画描绘了一具在沙漠中的白色牛头骨。而在特劳特这边的墙上，一张标语贴在床头上方，告诉他插入生殖器之前先要戴上避孕套。

时震来袭之后，随着“重播”的最终结束，自由意志再次进入人体。特劳特和莫妮卡终于相识。顺便说一句，她的桌子曾属于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她的椅子则属于作曲家和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

时震来袭之前的第51天，特劳特意识到他的小床和她的桌子贴得太近，他这样评论道：“如果我有一个火箭筒，就会把我们之间的墙轰出个洞来。要是我们其中一人或两人都能存活下来，我就会问你‘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来这种地方做什么？’”

[1]乔治娅·奥·吉弗：美国二十世纪的杰出女画家。——译者注

第十四章

在避难所，特劳特旁边床位的一个流浪汉祝他圣诞快乐。特劳特回答道：“叮叮当！叮叮当！”

你可能会认为，他的回答只是对节日应景的答复，巧合而已，模仿屋顶上圣诞老人的雪橇发出的铃声。但是，不管任何人毫无意义地问候一句“近来如何？”或者“天气真不错啊”之类的，无论什么时节，特劳特都会回应“叮叮当！”

根据他的身体语言、语调和不同社交场合，他确实有可能是“也祝你圣诞快乐”的意思。不过，就像夏威夷人的问候语一样，它可能也是“你好”或“再见”的意思。这位老科幻作家还可能用它表示“请”或“谢谢”的意思，表示“是”或“不是”的意思，或者表示“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的意思，也有可能表示“就算你的脑子里满是炸药，也无法把你的帽子炸飞”。

◆　◆　◆

2001年的夏天，我在“世外桃源”问他，“叮叮当”是如何成为他在谈话中常用的一个装饰音[1]的。后来才发现，他的解释完全只是在敷衍我。“那是我在战争中发出的欢呼声，”他说，“当炮弹射中目标时，我就会喊道：‘叮叮当！叮叮当！’”

大约一个小时后，在下午的野餐会之前，他勾着手指示意我来他的房里。他关上门，问我：“你真的想知道‘叮叮当’的意思吗？”

他最初的理由已经满足了我的疑问，不过特劳特还想告诉我更多的事情。我先前那个无心的问题让他想起了在北安普顿可怕的童年回忆。唯有说出来才能心安。

基尔戈·特劳特说：“我12岁时，我的父亲谋杀了母亲。”

“她的尸体就在地下室，”特劳特说，“但是我只知道她失踪了。父亲发誓说他也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儿，可能去拜访亲戚了，杀妻犯都这么说。他是那天早晨我上学后将她杀死的。”

“那天晚上，他就做了我们两个人的晚餐。父亲说，如果到明天早晨还是没有她的消息，他就去警察局报告失踪人口。他说，‘你就没发现吗？她近来都很疲惫，精神紧张’。”

“他精神失常，”特劳特说，“如何失常？他半夜来到我的卧室，把我叫醒，说有些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其实什么事儿也没有，只是讲了一个黄段子。但是这个可怜的病人却认为，这寓意着生命给予他的可怕打击。故事讲的是个逃犯，在他认识的女人那里躲避警察。”

“她客厅的屋顶是教堂式的屋顶，也就是说粗大的椽木横跨在从底部到屋顶的空间。”特劳特停顿了一下，就好像沉浸在这个故事里，想必他的父亲也曾如此。

在这间以纪念自杀者欧内斯特·海明威而命名的套房里，他继续说：“她是一个寡妇。他脱光后，她取来丈夫的一些衣服。可他还没来得及穿上，警察的警棍就开始敲打前门。于是，这个逃犯藏到了屋顶上。然而，这个女人让警察进来时，他巨大的睾丸在众目睽睽之下垂了下来。”

特劳特又停了下来。

“警察向那个女人询问这个家伙的下落。女人说她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哪个。”特劳特说，“有一名警察看见了从椽木上垂下来的睾丸，询问那是什么。她说它是中国寺庙里的铃铛。他相信了她的话，并说自己一直都想听听中国寺庙里的铃铛发出的声音。”

“他用警棍重重地打了它一下，却没有声音。于是，他又打了一下，比前一次重得多。你知道椽木上的家伙怎么叫吗？”特劳特问我。

我说不知道。

“他叫道‘叮叮当。你个狗娘养的！’”

[1]又称花音。装饰音多用来丰富曲调，给乐曲增加特色与效果。——译者注

第十五章

当美国印第安博物馆将大屠杀纪念品搬至更安全的街区时，艺术文学院本来也该如此转移其员工和财产。但是现在，它仍然滞留在这片远离市中心的偏远地区，除了居住在这里的人，方圆数里内毫无生气。因为学院里的人员日益减少，士气低落，所以实在没兴趣做出搬迁的决定。

坦白地讲，唯一关心学院变化的人只有里面的员工，包括办公人员、清洁人员、维修人员和武装警卫。他们中大多数人对于这些老掉牙的艺术工作毫无兴趣。他们只是需要一份工作，才不会理会工作是不是无聊透顶呢。这不由得让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管人们获得一份什么工作，都会为此欢呼雀跃。

特劳特将那时他所能得到的工种描绘成“清理布谷鸟钟里的鸟屎”。

◆　◆　◆

艺术文学院的秘书肯定需要这份工作。这位和我的姐姐爱丽长得很像的莫妮卡·佩珀，这份工作是她和她的丈夫佐尔顿唯一的经济支柱。因为她在泳池纵身一跃，害得丈夫变成了残疾人。于是她将这栋建筑进行了加固，用半英寸厚的装甲铁板替代木制前门，并且装上了可以关闭和锁上的猫眼，也叫窥视孔。

她尽其所能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一片被洗劫一空的废弃场所，就像南边两英里处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废墟。例如前门的窗户装上了铁制的百叶窗，然后用粗糙的胶合板把百叶窗隐藏起来。这些胶合板被刷成黑色，并用涂鸦掩盖。整个建筑的外观都连贯地画有涂鸦。这件花花绿绿的艺术作品由学院的员工绘制而成。莫妮卡自己则用橙色和紫色喷漆在前面的铁门上喷了几个大字：“去他娘的艺术！”

当特劳特将《B-36姐妹》扔进门外的垃圾桶时，一位名叫达德雷·普林斯的武装警卫正好透过猫眼向外看。他是一个非洲裔的美国人。流浪汉和垃圾桶联系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特劳特在门外却做出一系列古怪的举动，而且普林斯还把他错看成了一个拾荒女人，而非捡垃圾的男人。

从远处看特劳特的外貌是这样：他穿着三层保暖内衣，连裤子都没穿，小腿从那件作为军用剩余物资的中性海军大衣下沿露出来。是的，他穿着拖鞋而非靴子。另一个看起来女性化的装扮是他的女士头巾，是由印着红色气球和蓝色泰迪熊的儿童毛毯做成的。

门外的特劳特正手舞足蹈地对着这个无盖的铁丝桶说话，像是这个铁丝桶是一位老派的出版社编辑，而他那四页黄色的手稿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必将成为一本畅销书。他一点儿也没有疯。后来，他这样谈及自己的行为：“精神失常的是这个世界。我只是在一场梦魇中自娱自乐，与想象中的编辑争论关于广告预算、谁将在电影中出演哪个角色，以及电视节目中的个人形象等问题，完全是无伤大雅的有趣东西。”

他的行为荒谬透顶，就连真正的拾荒妇女路过时也向他问道：“你还好吗，亲爱的？”

特劳特极为热情地回答：“叮叮当！叮叮当！”

不过，当特劳特返回避难所时，武装警卫达德雷·普林斯由于无聊和好奇心的驱使，打开了前面的铁门，捡回了这份手稿。他想知道这是什么，让这个别人看来理应自寻短见的拾荒妇女高兴得忘乎所以。

第十六章

以下文字出自《时震一》，无论它的价值如何，都是摘录于基尔戈·特劳特未完成的自传《我十年的机械生活》里关于时震以及它的余震、时光倒流的解释。

“2001年的时震是命运中的一次宇宙肌肉痉挛。那一年2月13日下午2点27分，地点：纽约，宇宙遭遇了信任危机。它应该无限地扩张下去吗？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宇宙因为犹豫不决震颤了一下。或许，它应该回到初始，来一次家庭聚会，然后再发生一次大爆炸。

“它突然收缩了十年，让我和所有人一下子回到了1991年2月17日。于我而言，是上午7点51分，站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血库外的队伍中。

“不过，因为某些只有它自己才知道的原因，宇宙决定至少暂时取消这次的家庭聚会。它重新开始扩张。如果宇宙也有派系之分的话，我不确定是哪一派在是否扩张还是收缩的投票中，投出了决定性的一票。尽管我已经活了八十四年，如果算上返回的时光，就是九十四年，但是还有很多关于宇宙的问题我无法回答。”

“现在有人说，那次的返回持续了十年，仅仅缺少四天，这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他也采用十进制。他和我们一样有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用它们来算算术。”

“我心存疑惑，无法认同。这就是我的风格。即使我那位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的史密斯学院当鸟类学教授的父亲雷蒙德·特劳特，没有谋杀过身为家庭主妇和诗人的母亲，我相信我还是这种风格。其次，我从未认真研究过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没有资格发表评论。我所能确定的是，虔诚的穆斯林不相信圣诞老人。”

在2000年的第一个平安夜，依然信教的非洲裔美国人即武装警卫达德雷·普林斯认为，特劳特的《B-36姐妹》可能正是来自上帝本人传给艺术文学院的口信。毕竟，布布星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好像和他自己所在的星球正发生的一切，尤其是他的雇主所发生的一切颇为相似。他的雇主位于美国艺术文学院的左面，在偏僻的西155号大街，距离百老汇以西两个门面。

特劳特认识普林斯，就跟他认识我和莫妮卡·佩珀一样，是在历史“重播”结束后，自由意志再次进入人体时。因为普林斯经历了时震，让他变得像我的姐姐爱丽一样，对于存在一个睿智而又公正的上帝的观点嗤之以鼻。爱丽一度曾表示：“要我说，如果上帝存在，他一定憎恨人类。”

特劳特听说在2000年的第一个平安夜里，普林斯是如何认真地对待《B-36姐妹》的，普林斯是如何相信这位拾荒妇女在扔掉那本黄色手稿时上演的那一幕画面，是要确保普林斯对其产生好奇从而捡回来。这位老科幻作家评论道：“完全可以理解，达徳雷。任何一个像往昔的你那样笃信上帝的人，都会轻而易举地相信布布星球。”

让我们来听一听将要发生在达德雷·普林斯身上的事情。在距离2000年的第一个平安夜仅有51天时，他身穿安保公司的制服，别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俨然是一位代表权威和正派的重要人物，全天候保护着这所陷入困境的艺术文学院：时震将让他一下子回到那间独立的拘禁室，那间牢房，回到被高墙和哨塔包围的纽约州安全级别最高的成人管教所。该管教所位于他的家乡罗切斯特以南60英里的雅典娜，他曾在那里拥有一家小影碟出租店。

当然，时震让他年轻了十岁，不过他的案件却没有这么好运。这意味着他将再次因为在罗切斯特的一间疯人院强奸并谋杀一位十岁的姑娘金伯莉·王——其父母分别是华裔美国人和意大利裔美国人，而被连续两次判处无期徒刑并且没有假释的希望。

在时光倒流开始时，达德雷·普林斯自然和我们其他人一样，记得在过去十年里他所经历的一切。他知道在第七年，通过对受害者内裤上已经干燥的精液进行DNA测试，他将被宣告无罪。这个为他洗刷罪名的证据，被放在地方检察官的大地窖一个透明纸袋里，正逐渐失去活力。这位陷害他的地方检察官正想获得州长提名。

对了，又过了六年，有人在尤卡加湖底发现一个穿着水泥靴的人，正是这位地方检察官。普林斯将再次去取得高中同等学力证书，并让耶稣重新成为他生活的中心，诸如此类。

然后，重新出狱后，他将与其他被误判入狱而后又无罪释放的人一起参加电视谈话节目。他会说入狱是他最幸运的一段经历，因为他在那里找到了耶稣。

第十七章

在2000年的两个平安夜中的一个，前囚犯达德雷·普林斯将《B-36姐妹》交到了莫妮卡·佩珀的办公室。她的丈夫正坐在轮椅上，预测不久的未来将是文化末日。至于是哪个平安夜倒无关紧要，人们只关心发生了什么事儿。

“先知默罕默德无法做到，”佐尔顿说，“耶稣、玛利亚和约瑟可能也做不到，抹大拉的马利亚做不到，查理大帝承认他也无能为力。这太难了！整个西半球没人能做到，甚至连老于世故的玛雅人、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也想象不到该如何做，直到欧洲人来到。”

“那时，很多欧洲人都不懂读书识字，只有少数称为专家的人懂得。亲爱的，我向你保证，拜电视所赐，文化末日很快就会变成事实。”

不管是不是“重播”时期，达德雷·普林斯接着说：“抱歉，我想可能有人有事情要告诉我们。”

◆　◆　◆

莫妮卡快速地阅读着《B-36姐妹》，变得越来越焦躁，认定书稿简直荒谬可笑。她把小说递给丈夫，但是，他只看了作者的名字还未往下读就已经激动不已。“天哪，天哪，”他惊呼道，“基尔戈·特劳特在杳无音讯25年后，再次闯进了我的生活。”

佐尔顿·佩珀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佐尔顿在佛罗里达州罗达代尔堡高中上二年级时，从父亲收集的老旧科幻杂志中抄袭了一个故事。他把这个故事当作自己的作品交给了英语老师弗罗伦丝·威克尔森太太。此文是基尔戈·特劳特提交给出版商的最后几个故事之一。佐尔顿上高中二年级时，特劳特已经是个流浪汉了。

这个抄袭的故事发生在另一个星系的一个星球上，那里住着小绿人。无论男女，小绿人的脑门中间只长了一只眼睛。这些小绿人只有向其他人出售商品或服务时，才能获得食物。最后，这个星球只有供给者却没有消费者，又没人能够想出合理的办法。所有的小绿人都饿死了。

威尔克森太太怀疑这是一篇抄袭之作。佐尔顿承认他之所以抄袭只是为了好玩，没把它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特劳特认为抄袭只是一种“轻微的违法行为”，就像是“在同性别的盲人面前不恰当的暴露”。

◆　◆　◆

威尔克森太太决定给佐尔顿一个教训。在全班众目睽睽之下，她让他在黑板上写下“我偷了基尔戈·特劳特的财产”。在随后的那个星期，只要是在她的课堂上，她就让佐尔顿戴上一块写有字母“P”[1]的硬纸板，将它套在脖子上，挂在胸前。如今，她要是这样对学生，就会被告到滚蛋。但是过去不会怎么样。

威尔克森对少年佐尔顿·佩珀的所作所为，肯定是受纳撒尼尔·霍桑的小说《红字》的启发。在那部小说里，一个妇女因为让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朝她的产道里射精，而必须将一个表示通奸的硕大“A”字挂在胸前。她不肯说出那个人的名字。那人是一名牧师！

因为达德雷·普林斯说是一个拾荒妇女将这本小说丢进了门外的垃圾桶，所以佐尔顿没有想过这可能就是特劳特本人。“可能是他的女儿或孙女，”他推测道，“特劳特肯定在多年前就已经死了。我当然希望这样，愿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腐烂。”

但是，特劳特正在隔壁！他感觉好极了！在丢掉《B-36姐妹》后，他如释重负，已经开始写另一个故事。自14岁开始，他平均每十天完成一部小说，这一部可能是他的第2500部小说。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而是发生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一位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里。

这名精神病医生的名字也是这部小说的名字《沙登弗洛伊德[2]医生》。的确，这名医生让他的病人躺在睡椅上和他交谈，但是他们只聊些关于超市画报和电视谈话节目中出现的陌生人的蠢事或疯狂的事儿。

如果病人不小心提到第一人称，沙登弗洛伊徳就会暴跳如雷。他从鼓鼓囊囊的皮座椅上跳起来，跺着脚，挥舞着胳膊，铁青着脸盯着病人吼叫着：“什么时候你才会知道没人关心你那些事儿？你，你，你那些无聊、无用的屁事？你所有的问题就是太自以为是！克服它，要不就抬起你高傲的屁股从这里滚出去！”

[1]字母“P”是剽窃“Pirate”这个单词的首字母。——译者注

[2]沙登弗洛伊德（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的意思。——译者注

第十八章

睡在特劳特旁边床的流浪汉询问他在写什么，特劳特说他在写《沙登弗洛伊德医生》的开篇第一段，这是一部小说。流浪汉说，特劳特或许可以从隔壁邻居那里弄点钱。当特劳特听说隔壁是艺术文学院时，他说：“依我看，隔壁就像是一家中国理发学院。我不是在写文学作品，文学完全是隔壁那群装模作样的猴子关心的事儿。”

“隔壁这些附庸风雅的蠢货用笔墨在纸上创造生动、逼真的立体人物，”他继续说道，“好极了！就好像因为多了这30亿生动逼真的立体人物，这个星球就不会衰亡一样！”

当然，隔壁实际上只有莫妮卡和佐尔顿·佩珀，还有由达德雷·普林斯率领的三名值日班的武装警卫。莫妮卡给办公人员和管理人员放了一天假，以便在最后时刻进行圣诞节采购。正巧这些人要么是基督徒，要么是不可知论者，要么是叛教者。

值夜班的武装警卫全是穆斯林。正如特劳特住在世外桃源时写的那本书《我十年的机械生活》中所说：“穆斯林不相信圣诞老人。”

特劳特在前美国印第安博物馆里说道：“在我身为作家的整个生涯里，我只创造过一个生动逼真的立体人物。那是我把我的生殖器放进产道里创造的。叮叮当！”他指的是他的儿子里昂，战争时期，服役于美国海军，却做了逃兵，后来在一家瑞典的船厂里被削掉脑袋。

特劳特说：“如果我浪费时间来创造人物角色，那么我永远也没有时间唤醒人们去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自然界中的不可抗力、残忍的发明和荒唐可笑的理念、政府和经济，这些让男女主角都感觉像是被猫拖进来的东西。”

特劳特可能会说，与其说他创造的是人物角色，不如说他创造的是一篇讽刺文章，也可以这样说我。此外，他对所谓的主流文化怀有的敌意，也并非他独有。这种情况在科幻小说的作者中稀松平常。

第十九章

严格说来，特劳特的许多小说中除了里面难以置信的人物外，根本不是科幻小说。《沙登弗洛伊德医生》不是科幻小说，除非一个毫无幽默感的人将精神病学当作科学。那部写于《沙登弗洛伊徳医生》之前，被他丢进艺术文学院的垃圾桶里的小说《掩体里的宾果派对》，就是一部纪实小说。那时，时震正越来越近。

那部小说设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欧洲，发生在柏林废墟之下阿道夫·希特勒建造的宽敞的防弹地堡里。在那部小说里，特劳特称他所经历的战争为“西方文明的第二次自杀未遂”，这也是我经历过的战争。他在谈话中也这样称这场战争，有一次当着我的面，他补充道：“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那么努力、努力，请继续努力。”

苏联的坦克和步兵仅离街道下方的地堡铁门几百码远。“希特勒——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憎恨的人物，被困在了下面，”特劳特写道，“他变得不知所措。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和几个密友与他一起困在下面，其中包括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以及戈培尔的妻小。”

因为希特勒再无任何决断性的事情可做，便向爱娃求婚，她竟然答应了！

故事发展到这里，特劳特反问了一句，并让这句旁白自成一段：

“搞什么鬼？”

婚礼仪式中，所有人都忘了自己所处的困境。然而，当新郎吻过新娘后，聚会再次变得沉闷。“戈培尔有一只畸形足，”特劳特写道，“但是戈培尔的脚一直都是畸形的。这不算什么问题。”

戈培尔想起他的孩子还带着宾果游戏牌。大概四个月前，在突出部之役[1]中，他们从美国军队那里完整无缺地缴获了这副牌。我自己也在那场战斗中被完整无缺地缴获了。为了节约资源，德国已经停止生产自己的宾果游戏牌，地堡中的成年人在希特勒兴盛时又忙于战事，他因而衰落了。所以只有戈培尔的孩子知道这个游戏如何玩。他们是从邻居家的孩子那里学来的，那个孩子的家里曾拥有一套战前的宾果游戏牌。

故事中有一幕让人惊讶的画面：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正在解释宾果游戏的规则，这成了包括狂热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内的整个纳粹世界的权力中心。

我们能得到一本《掩体里的宾果派对》以及在时震来袭之前特劳特在学院前扔掉的其他四本小说，全都归功于达德雷·普林斯。第一次经历那初始的十年时，他一直都相信那个拾荒妇人把垃圾桶当成了邮箱，所以她确信他正透过前面铁门的猫眼观看自己在疯狂舞蹈。莫妮卡·佩珀却不相信。

普林斯捡回了所有小说后冥思苦想，希望发现一些来自更高权力的重要信息藏匿其中。不管时光有没有倒流，他下班后都是一个孤独的非洲裔美国人。

[1]战争发生于1944年12月16日到1945年1月25日，是指纳粹德国于二战末期在欧洲西线战场比利时瓦隆的阿登地区发动的攻势。——译者注

第二十章

2001年夏天，达德雷·普林斯在世外桃源将那捆小说交给特劳特。特劳特原以为环卫局已经将它们要么焚烧，要么掩埋，要么倒进了远离海岸的海水中，除了他自己，不会有人去看。按照特劳特对我说的，当时他正赤身裸体、盘膝坐在欧内斯特·海明威套房的加长型大床上，厌烦地快速翻阅着一本破旧的书。天气炎热，他刚从爵士浴缸里出来。

但是随后，他的目光落在了书中所描述的一幕场景中，两个反犹太的孩子正在教那些身着夸张制服的纳粹高级军官玩宾果游戏。作为一名作家，特劳特一直都认为自己一文不值，而此时他对自己曾写下的精彩内容赞叹不已。他称赞这一幕就像是《以赛亚书》中预言的回响：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它们。”

◆　◆　◆

“肥畜”指的是养肥待宰的幼畜。

特劳特告诉我和莫妮卡：“我读到那一幕，不禁问自己‘我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

我不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出色地完成工作后，问出这样可爱的问题。追溯到60年前，离时震发生还很久远，我和第一任妻子简·玛丽·冯内古特（她的娘家姓是考克斯），住在科德角巴恩斯特布尔村一栋又大又古老的屋子里。我要养活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在一间濒临坍塌的侧房里写作。

我把侧房全部推倒运走，然后雇用我的朋友泰德·阿德勒——一位与我同龄的技工，为我修建一间和老房子相似的新屋。他独自打下了地基。泰德从搅拌车进行混凝土浇筑时开始监督。他亲自将混凝土砖砌在地基上。他建造了上部结构，装上了望板和墙板，用盖板覆盖了屋顶，并给房子装上了电线。他安上了窗户和门，并在屋里钉上了石膏灰胶纸夹板。

石膏灰胶纸夹板是最后一个步骤。我自己可以对屋里屋外进行刷漆。我告诉泰德至少这点儿活我想自己完成，否则他会连刷漆也一起做了。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后，将我不想焚烧掉的边角料倒了。然后让我和他一起站在屋外，从30码远的地方欣赏我的新房。

随后，他问道：“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句问话直到1996年夏天一直都是我最喜欢引用的三句话之一，三句中有两句是问句，而非任何形式的名言警句。第二句是耶稣基督的话：“他们说我是谁？”

第三句来自我的儿子马克，他是一名儿科医生，也是一位水彩画家和萨克斯管乐手。我已经在另一本书中引用过他的话：“无论遇到什么事儿，我们都要互相帮助，共渡难关。”

有人可能会抗议道：“亲爱的冯内古特医生，我们不可能都是儿科医生。”

在《掩体里的宾果派对》这本书里，纳粹分子一起玩宾果游戏，由宣传部长喊出玩牌者中胜者和败者对应的服装，他可以说是历史上让人印象最深的播报员。这个游戏成了躲在深坑里的战犯们的镇痛剂，这一幕像是温顺的老女佣在教会活动中缓解痛苦一样。

一些战犯还戴着铁十字勋章，它只授予在战场上勇敢无畏的人，这些人的勇猛足以归类为精神变态者。希特勒戴着一枚铁十字勋章。这是他作为下士在“西方文明世界的第一次自杀未遂中”获得的。

在第二次笨拙的自杀行动中，我是一名一等兵，就像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样，我从未朝人开过枪。希特勒可能也从未施展过这个高超的技法。他不是因为杀了很多人而获得国家的最高奖章，而是作为一名英勇的通讯员获此殊荣。并不是所有人在战场上一门心思地负责杀人。我自己就是一名情报侦察员，前往我方还未占领的地区，打探敌情。发现敌人时，我不会与他们交战，只会躲在隐蔽的地方，以便向我的上级汇报他们的位置以及他们可能正在进行的活动。

因为侦察任务在冬季，我本人因此生了冻疮，获得了一枚紫心勋章——它是我国级别倒数第二位的奖章。

当我卸甲归田时，我的叔叔丹拍着我的后背吼道：“你现在是一名男子汉了！”

我生平差点儿第一次杀死一名德国人。

让我们回到特劳特的纪实小说中：仿佛真的存在上帝，元首喊道“宾果！”阿道夫·希特勒赢了！当然，他用德语怀疑地说道：“真是难以置信。以前，我从未玩过这个游戏，却赢了，我赢了！这不是奇迹是什么！”他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

他从桌边的椅子上站起来，眼睛依然注视着身前获胜的牌面。据特劳特所说，这个卑鄙的人问道：“它就好像来自都灵裹尸布[1]的破布。这难道不就意味着事情并非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吗？”

而爱娃·布劳恩吞下了氰化物胶囊毁了这个时刻。这个胶囊是戈培尔的妻子送给她的结婚礼物，除了给直系亲属外，戈培尔夫人还有很多。特劳特这样描写爱娃·布劳恩——“她唯一的罪孽就是让一个恶魔朝她的产道射精。这档子事儿总会发生在最好的女人身上。”

一枚共产党发射的240毫米的炮弹在地堡上方爆炸。晃动的房顶上墙皮碎屑像雨点般纷纷坠落下来，住在这里的人耳朵都被震聋了。希特勒本人开玩笑地说道：“下雪了。”这话证明此刻他还是不失幽默感。也可以用一种诗意的方式说，他自杀的时刻到了，除非他想成为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超级明星，与长胡子的女人和野人一起进行怪物巡游展览。

他把手枪举向自己的脑袋。所有人都说：“不要，不要，不要。”他让每个人相信，自杀是一种颇具尊严的行为。他的遗言会是什么？“‘无怨无悔’怎么样？”他说。

戈培尔回答道，这句话倒也合适，但是那位来自巴黎的卡芭莱歌舞表演者伊迪丝·琵雅芙，就是因为用法语将这句话歌唱了几十年而闻名于世。戈培尔说：“她的绰号叫‘小麻雀’。你该不想世人把你当作小麻雀记住吧，除非我猜错了。”

希特勒仍然不失幽默感。他说：“‘宾果’怎么样？”

但是他已经倦了，再次将手枪举向自己的脑袋。他说：“我原本就从未要求过被生下来。”

“砰”的一声，枪响了。

[1]都灵裹尸布：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之后、复活之前，尸体就是用它包裹、下葬。——译者注

第二十一章

我是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的名誉主席，其总部位于纽约的安赫斯特，可我未曾去过那儿。我接替已故的作家及生化学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博士担任了这一闲职。我们在这个组织中的唯一作用就是让其他人知道我们人数众多。我们更喜欢在生活中坚持人文主义，而不是用语言来谈论它，这好比我们呼吸时并不需要刻意去思考该如何呼吸。

人文主义者努力使自己举止端正、行为体面，同时不会考虑来世是否会受到任何奖惩。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宇宙的缔造者，但我们会尽力去服务我们已经有所了解的最高抽象层，也就是我们的协会。

我们是以宗教信仰者为敌吗？当然不是。我的战时好友伯纳德·V.奥黑尔已经去世了，他生前曾信奉过罗马天主教，但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失去这一信仰。我不喜欢那样，我觉得那样做会失去太多。

我从未信仰过宗教，因为把我抚养长大的人既风趣又品行端正，他们跟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不会全然相信传教士的言语。不过我知道博尼已经失去了某种重要且体面的东西。

我也不喜欢那样，因为我实在太喜欢他了。

几年前，在人文主义协会为阿西莫夫博士举行的追悼仪式上，我曾说过：“艾萨克此刻正待在天堂里。”这样的笑话，当听众都是人文主义者时，这句话的确非常滑稽好笑，他们也因此笑得东倒西歪。当时的情景很像特劳特小说《这不好笑》中的一幕——太平洋板块上出现的巨大的裂缝瞬间吞没了“乔伊的骄傲”和第三颗原子弹等其他东西。

等我死后——但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希望某个爱说笑的人在我的追悼会上说：“他此刻正待在天堂里。”

我喜欢睡觉。我在另一本书中为过去的音乐发表了一首安魂曲，其中写道：所有人都需要睡觉，每个人都会期待来生，这可不是什么坏事。

我觉得天堂应该不需要什么刑讯室或宾果游戏。

昨天是1996年7月3日，星期三，我收到了某人的一封来信，信写得不错，那人先是被迫来到这人世间，然后成为某个特殊管教所里的俘虏——他最开始是少年犯，后来又以成年罪犯的身份被关押了多年。他即将出狱，可他在这世上举目无亲。在与世隔绝了十几年后，他得重新开始自己的“自由”人生。他该怎么做呢？

作为美国人文主义协会的名誉主席，我今天给他回了一封信。我给他的建议是“加入某个宗教！”，因为对于他这样的成年流浪者而言，最需要的是家庭一般的稳定的感觉。

我不能把人文主义推荐给这样一个人。事实上，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都不适合“信奉”人文主义。

德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廉·尼采曾患有梅毒，他说过：只有信仰坚定的人才能承受得起怀疑宗教教义的昂贵代价。人文主义者大多有一定学问，像我一样有稳定收入，属于日子过得舒适安逸的中产阶级，也能从尘世间的知识和希望中获得足够多的乐趣。可惜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几点。

法国作家伏尔泰写出了著作《憨第德》，因此他是人文主义者中的亚伯拉罕[1]。而在那些文化程度低、思想简单而又受了惊吓的雇员面前，他又隐藏了自己对罗马天主教统治集团的蔑视，因为他知道宗教对他们而言就是一针安定剂。

◆　◆　◆

2001年的夏天，我有些惶恐地向特劳特提及我给那位即将出狱者的建议。他问我：那人后来有没有再寄信过来？五年过后——如果加上时光倒流，便是十年过后，那人如今混得怎样？可惜我没有再接到他的来信，也不知他近况如何。

他又问道：你是否会为了探寻宗教到底所谓何物而加入某个教会？他就这么做过。我答道：我的第二任妻子叫作吉尔·克莱门茨，而我与宗教离得最近的一次，是我打算与她在一个街角小教堂举办结婚仪式的时候。那时我觉得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第二十九大街上一个迪士尼式的教堂里结婚，肯定是一件风雅而时髦的事儿。

“当他们发现我曾离过婚，”我说，“便让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忏悔仪式，因为我得足够‘干净’才能在那儿举行婚礼。”

“我没说错吧，”特劳特说，“如果你蹲过监狱的话，试想一下你可得经历多少糟心事儿！就算那个宗教愿意接纳那个给你写信的可怜蛋，他也很可能会再次被捕入狱。”

“因为什么罪行？”我说，“抢了教堂里的济贫箱？”

“不，”特劳特说，“他枪杀了做人流的医生——只为讨好耶稣基督。”

[1]亚伯拉罕是基督教《圣经》中犹太人的始祖。——译者注

第二十二章

时震发生在2001年2月13日的午后，但我不记得自己当时在做什么了，反正不会是什么大事，不过我敢肯定当时是在写这本书。天哪！我已经78岁了，我的女儿莉莉也有18岁了。

老基尔戈·特劳特仍在坚持写作。他坐在收容所里的帆布床上——收容所里的其他人都以为他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他正要开始创作另一本小说，新小说名叫《阿尔伯特·哈代》，因为它的主角就叫阿尔伯特·哈代。阿尔伯特是伦敦的一名工人，出生于1896年，一出生头就长在双腿之间，而生殖器则长在脖子上，看上去就像一个“西葫芦”。

阿尔伯特的父母便教他用双手走路，用双脚吃东西。如此他们就可以用裤子遮住他的隐私部位。在特劳特父亲的寓言故事“叮叮当”中，有个逃犯有一对巨大的睾丸，好在阿尔伯特的隐私部位没有那么夸张，不过这都无关紧要。

◆　◆　◆

莫妮卡·佩珀就坐在隔壁的办公室里，他们相隔不过一英尺，却始终没能碰见彼此。她和她的丈夫，以及达德雷·普林斯都仍然认为是一位老太太把书稿扔在门前的垃圾箱里，所以她不可能住在隔壁房间里。他们顶多也就猜到她可能住在修道院大道上那个专门收留流浪老人的收容所里，或是住在圣约翰大教堂的教区办公所里面的戒瘾中心。

莫妮卡和佐尔顿住在七英里外海龟湾的一间公寓里，那儿治安不错，离联合国总部也不远。她上下班都有司机接送，而她的豪华轿车经过改造后也方便佐尔顿乘轮椅上下车。艺术文学院富得流油，从来都不差钱。多亏了过去那些传统艺术的爱好者，他们赠送的厚礼让它比联合国中的某几个成员国都富有，其中肯定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斯威士兰和卢森堡公国。

那天下午，佐尔顿正好坐着豪华轿车去接莫妮卡。发生时震的时候，她正在等候佐尔顿的到来，而在他即将按下艺术文学院的门铃时，时间便回到了1991年2月17日。他年轻了十岁，而且四肢健全！

说起来这还真是一件由门铃引发的事件！

但当时光倒流结束，人们再次获得自由，所有的人和事都正好回到时震发生的前一秒。所以佐尔顿还是因为瘫痪而坐在轮椅里，再次打算按下那个门铃。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他还没有意识到现在是由他来决定是否要将自己的手指按下去。因为他本人或其他力量都没有给手指下达指令，所以他的手指便一直放在门铃上。

此时，一辆失控的消防车正好撞到了佐尔顿，消防车司机尚未意识到原来是由自己来操纵那东西。

特劳特在《我的十年机械生活》中写道：“这一切的损失都是自由意志造成的。时震及其余震甚至都没弄断过一根蜘蛛丝，只可能是其他力量在第一时间里折断了这根绳子。”

时震发生时，莫妮卡正在为世外桃源做预算。这个作家度假村将建在罗得岛的锡安山上，它会由朱利亚斯·金·鲍温基金会捐建而成，而这项基金则会由艺术文学院管理。在莫妮卡出生之前，朱利亚斯·金·鲍温便已逝世，他是个终身未婚的白种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靠一些滑稽而感人的故事和讲座发财致富。他讲述的是美国黑人为了取得成功努力模仿已经功成名就的白人的故事。

在锡安山的公共海滩和世外桃源的交界处有一块由铸铁做成的历史标记牌，上面写道：这所公馆从1922年便是鲍温的住所和办公地，一直到1936年鲍温去世。据说沃伦·甘梅利尔·哈定[1]总统曾颂扬鲍温是“美国幽默桂冠大师，精通黑人方言的语言大师，是马克·吐温的幽默王冠的继承人”。

2001年，当我阅读标记牌上的文字时，特劳特把我的注意力引向这一段话：“沃伦·甘梅利尔·哈丁与一名速记员在白宫的杂物间里发生了私情，后来这位速记员为他产下一个私生女。”

[1]沃伦·甘梅利尔·哈定是美国第29任总统，被后人称为美国“最糟糕的总统”。——译者注

第二十三章

当特劳特一下子被拉回到1991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的血库外排队时，他还记得自己为那篇主角是头长在双腿之间而那玩意儿长在脖子上的家伙，名为《阿尔伯特·哈代》的小说构思的结尾。但在重新获得自由前，这十年间他都无法把这个结尾写出来。阿尔伯特会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里的士兵，然后在第二次索姆战役中被炸成碎块。

阿尔伯特·哈代的身份牌被炸毁了，他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被重新拼凑到一起，人们按正常人的模样将他的头放在脖子上面。但他们没能找到他的那玩意儿，不过坦白来讲，也没人会为了那玩意儿展开地毯式搜索。

阿尔伯特·哈代之后被葬在法国的无名战士墓园里，就埋在“不灭圣火”之下。“最终还是成了正常人。”

◆　◆　◆

我则瞬间被拉回到纽约长岛垃圾场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当重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正在这儿写作。和现在的我一样，1991年的我也正注视着自己已出版作品的清单，心中思忖：“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跟现在一样，我当时也觉得自己就像赫尔曼·麦尔维尔所形容的那些不再开口的捕鲸人。他们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再没什么好说的了。

2001年，我跟特劳特聊起那个红头发的童年伙伴，他叫戴维·克雷格，现在在路易斯安纳州的新奥尔良当建筑工人。他跟我们一样都参与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因在诺曼底摧毁了一辆德国坦克而获得了一枚青铜星章[1]。他和一名同伴发现那个钢铁怪物单独停在一片树林里，发动机已经熄火，坦克外面没有一个德国士兵，坦克里面的收音机正在播放流行音乐。

等戴维和同伴取来火箭筒时，那辆坦克还待在原地，里面的收音机还在播放着音乐。他们用火箭筒射击那辆坦克，德国人没能从坦克炮塔里跳出来，收音机不再播放音乐。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事后戴维和他的同伴匆匆离去。

特劳特表示，这样看来我的童年伙伴似乎的确值得被授予青铜星章。“他十有八九杀死了那些德国人，毁了那台收音机，”他说，“不过因此让他们避开了退伍后那些失落而乏味的日子，也使他们如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豪斯曼所说的‘在荣耀中死去即永生不老’成为可能”。

特劳特停顿下来，用左手拇指固定住上面那排假牙，接着继续说道：“如果我能耐心创造出有真实感的人物，我自然可以写出一本畅销书来。《圣经》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著作，不过其中最广为流传的故事却讲述了一对长得好看的情侣在肆意享受婚前性爱，虽然后来他们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停止了这种生活，但他们的确从中体会到了新奇感。”

这让我想起斯蒂夫·亚当斯，我姐姐爱丽三个儿子中的一个。我姐夫吉姆因乘坐的火车在经过新泽西州吊桥时意外出轨而不幸身亡，两天后爱丽也死于癌症。所以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简便收养了爱丽的三个孩子。

斯蒂夫读大学一年级，有一次从达特默斯[2]回到科德角[3]和家人共度圣诞节时，他几乎整个假期都被悲伤笼罩，因为那时他正好按一位教授的要求读完了海明威所著的《永别了，武器》。

斯蒂夫现在是一个中年的喜剧编剧，但他当时的举动是那般扣人心弦，因为感动，我再次阅读了那本深深影响了他的《永别了，武器》，结果却发现那本书其实是在批判婚姻体制。海明威的英雄在战争中受了伤，然后与照顾他的护士相爱了。他们一开始并没有结婚，而是直接去了远离战场的地方度蜜月，他们吃下最好的食物，喝掉最好的酒。后来她怀上了身孕——好似这样便证明他是真正的男子汉。

但她和孩子都死了，因此他不用去找一份固定工作，也不用找房子或是买人寿保险……这一切他都不用操心，而且还能留下如此美好的回忆。

我对斯蒂夫说：“那些你差点儿就因海明威而留下的眼泪，其实只是宽慰的泪水。书里面的男主人公原本差点儿就要结婚了，从此定居下来。但后来他又不用结婚了。哟！真是侥幸逃过一劫！”

特劳特表示自己另外只能想到一本跟《永别了，武器》一样藐视婚姻的书。

“书名是？”我说。

他说，亨利·大卫·梭罗所著的《瓦尔登湖》。

“我挺喜欢这本书。”我说。

[1]美军的青铜星章专门授予英勇作战者。——译者注

[2]达特默斯是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部的一座城镇。——译者注

[3]科德角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南部。——译者注

第二十四章

我在1996年的演讲中谈道：美国的离婚率之所以高于50%，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都不再以几代同堂的方式生活，结婚只能得到一个人。

我觉得夫妻吵架时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性或者权利。他们真正在说的是：“谁让你身单力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表示自己琢磨不透女人想要什么。我懂女人想要什么，她们想要许多可以聊天的对象。

我得谢谢特劳特，因为他提出以“夫妻时”这个概念来衡量婚姻的亲密程度。所谓夫妻时是指在一个小时内，夫妇二人能亲密地沟通，了解彼此，而且不管其中一方在说什么，另一方都不会大呼小叫。特劳特在其小说《金婚》中曾写道，他们不需要刻意去说些什么便能获得一个夫妻时。

《金婚》是另一篇达德雷·普林斯在时震来临之前从垃圾桶里“解救”出来的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个卖花人为了拓展客源，劝服那些经常待在一起的夫妇——比如一同在家中工作或者一起开夫妻店——每年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庆祝几次结婚周年纪念日。

据他估算，一对在不同处工作的普通夫妻每个工作日里拥有四个夫妻时，周末时拥有16个夫妻时——不算他们一起睡觉的时间。他由此得出，标准的夫妻周里应该有36个夫妻时。

他把这个数字乘以52，再将结果取整数，标准的夫妻年大约有1800个夫妻时。他便宣扬道，任何一对夫妇只要累积了这么多夫妻时，便有资格庆祝结婚周年纪念日，就能得到鲜花等小礼品，哪怕他们只花了20个星期便得到了这么多夫妻时。

如果一对夫妇如这般不断地积累夫妻时，就如我和我两任妻子的婚姻生活一样，那他们只用20年便能庆祝红宝石婚[1]，用25年就可以庆祝金婚[2]！

我不打算讨论自己的爱情生活。但我会说，我还是不懂女人是如何保持身材的。就算我已踏入坟墓，我仍然会想去抚摸她们的臀部和胸脯。我还会说，诚挚的性爱是撒旦放在苹果里的最好的点子之一——它让蛇把苹果转交给了夏娃。不过，苹果里最好的点子是创造了爵士乐。

[1]红宝石婚，四十周年结婚纪念日。——译者注

[2]金婚，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译者注

第二十五章

爱丽的丈夫吉姆·亚当斯的确是在爱丽医院病逝的两天前，因火车在无栏杆的吊桥出轨而身亡。这可比科幻小说还要离奇！

他们家当时负债累累，因为吉姆生产了他自己发明的一种玩具——一个塞着软瓶塞的橡皮球，里面还有一团长期不褪色且延展性强的黏土。说白了就是一团有外皮的黏土！

橡皮球上还印着小丑的面孔，你可以用手指拉宽它的嘴，扯长它的鼻子，或者把它的眼睛往下扯。吉姆称其为“油灰脸”，可惜它一直不受大众欢迎。此外，因生产“油灰脸”和推广支出的广告费，他们也欠下了一屁股债。

爱丽和吉姆是生活在新泽西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人，他俩没有女儿，但生下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而孩子一开始可没要求父母将他们生下来。

◆　◆　◆

我们家族的男孩和女孩生来就具有描图、绘画、雕塑等方面的艺术天赋，比如爱丽。伊迪丝和娜内特是我和简所生的两个女儿，她们现在已步入中年，成了专业的艺术家——举办自己的画展，出售画作；我们的儿子，马克医生也是如此。我也一样。如果爱丽当初愿意逼着自己努力一把，她其实也能有一番作为。但正如我曾在其他地方提过，她曾说，“即使你有天赋，那也不代表你非得用它来做点儿什么”。

我在自己的小说《蓝胡子》中曾写道：“要当心神赐予的天赋。”我想在我写这句话时，我肯定是想到了爱丽。在《时震一》中，当我让莫妮卡·佩珀用橘黄和紫色喷漆，把“去他娘的艺术”喷在文学艺术院钢制的大门上时，我脑子肯定是又想到了爱丽。爱丽不知道有个机构叫作艺术文学院，但我几乎可以肯定，不管她是在哪儿看到了这些文字，她都会感到心情愉悦。

我们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师，爱丽从小到大所做的艺术作品，他都夸得天花乱坠，仿佛她是米开朗琪罗转世一般。可她并不傻，也不是毫无品位，父亲这样做只会让她觉得羞愧难当。父亲虽是无意，却让她亲身体会到了自己天赋有限，也因此破坏了艺术带给她的乐趣。如若不然，她即便不能在艺术上有所作为，也不至于全然浪费自己的才能。

爱丽长相甜美，众人的溢美之词让她觉得自己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但是，只有男人才可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　◆　◆

在我10岁那年——爱丽当时15岁，我们哥哥博尼当时18岁，他天生就是一名科学家——在某次吃晚饭时，我说，女人甚至不能成为最顶级的厨师或裁缝，可男人就能做到。我的母亲也因此将一罐水都倒在我的脑袋上。

但是正如父亲谈论爱丽的艺术作品一般，母亲也会信口雌黄地说爱丽很可能会嫁给一个有钱人，而这一切对爱丽而言又是何等的重要。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即使经济困难，他们也坚持将爱丽送进督铎女子中学，让她与印第安纳州几名女继承人成了校友。那所学校又名“淑女学校”或“女爵士”，位于肖特里奇高中的南边，两校中间相隔四条街道。如果她当时就读的是肖特里奇高中，那她就能和我接受一样的自由、更加丰富、更加民主、男女同校的教育。

哈维和莉娅·考克斯是我第一任妻子简的父母，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将独生女儿送进督铎女子中学，为女儿置办奢侈的衣物，为了女儿，就算难以负担会费，他们也坚持不退出伍德斯托克高尔夫乡村俱乐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能嫁给某个家世显赫的公子哥。

在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要妄图一个家世显赫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男人会被允许与一个贫穷女孩结婚——哪怕她有着贵族小姐般的风度和品位。因为这种想法就跟想靠售卖装着黏土的橡皮球赚钱一样愚蠢。

在商言商。

吉姆·亚当斯是爱丽能找到的最佳夫婿，他英俊、迷人、风趣，但是既没有钱也没有事业，是一个在战争期间服务于军队公关部的匈牙利人。在所有未婚女子都感到恐慌的时期，爱丽最好的选择便是嫁给一个以陆军一等兵的身份回乡的退伍军人。当年参战前，他在康奈尔大学所修的科目没有一门及格过。现在所有人都重新获得了自由意志，可他却完全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

听听这个：简不仅具有贵族小姐的风度和服饰，她在斯沃斯莫尔学院时就成了优等生荣誉学会中的一员，她当时还是一名优秀的校园作家！

我想以我的教育程度来看，我也许能成为一名差劲的科学家。

第二十六章

第三版《牛津引语词典》摘录了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1]的一句话：“愿意暂时放下心中怀疑才能构成诗歌的信仰。”要想从诗歌、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戏剧中获得乐趣，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能认可这句胡话。不过，某些作家的一些言论实在荒谬得让人无法相信。

举个例子，有谁会相信基尔戈·特劳特在《我十年的机械生活》中所写的：“太阳系中某颗星球上的居民简直愚蠢至极，在整整一百万年的时间里，他们只活在自己的那半边星球上，全然不知另半边星球的存在。直到五百年前他们才发现这一点！五百年前！可他们现在还把自己称为智人[2]。

“愚蠢？你想谈论愚蠢？那当时没有字母的那一半居民是有多蠢！而且他们到现在都不会制造车轮！”

放过我们吧，特劳特先生。

◆　◆　◆

他似乎特别看不起印第安人，那些因自己的愚蠢而受尽惩罚的北美土著居民。麻省理工学院（我的祖父、父亲和哥哥都曾在此校深造，但我的舅舅彼得·利伯却因考试不及格而被此校勒令退学）的诺姆·乔姆斯基[3]教授曾说：“根据目前的估计，哥伦布‘发现’美洲时，拉丁美洲大约有8000万土著人，而格兰德河[4]以北大概有1200万到1500万土著人。”

乔姆斯基继续说：“截止到1650年，拉丁美洲损失近95%的人口。美利坚合众国确立自己的边界线时，只剩下20万左右的土著居民。”

在我看来，特劳特并非打算再次对我们的土著居民展开大屠杀，他只是极其隐晦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些伟大的发现，比如发现另一个半球或者核能的存在，真的能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吗？

要我说，核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不得不生活在由两个半球合成的星球上的土著居民也不再像以往那般快乐；而那些能够“发现”土著人，能够创造车轮和字母的人也没有变得更加热爱生活。

另外，我是一名有家族遗传病史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所以我的文笔才会这么出众。

两个半球会比一个半球更好吗？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我的确知道一段能作为参考例证的逸事：我的曾外祖父参加过那场著名的野蛮内战，也由此落下了腿伤。他及时转移到了另一个半球那儿，他的名字叫作彼得·利伯，因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买下一家啤酒厂而发了财。他酿造的一款啤酒在1889年的巴黎博览会上赢得了金奖。这款啤酒的秘密原料是咖啡。

但彼得·利伯将啤酒厂交给了他的儿子，即我的外祖父阿尔伯特，然后他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半球那儿，他觉得自己还是更喜欢那边的半球。我们教科书中有一张照片，人们常常告诉我这是在侨民登陆时拍下的。但事实是他们正在登船，准备回到自己原来的那个半球。

不管这个半球有没有什么玫瑰花床，我母亲就在这个半球上自杀了，然后，我姐夫因乘坐的火车在无栏杆的吊桥出轨而意外身亡。

[1]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艺批评家，湖畔派代表。——译者注

[2]智人是现代人的学名。——译者注

[3]诺姆·乔姆斯基：美国语言学家，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译者注

[4]格兰德河位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译者注

第二十七章

特劳特曾告诉我，时震带他回到1991年后，他不得不重写的第一篇小说名为《狗的早餐》。小说的主角是一位疯狂的科学家，他叫作弗里昂·苏诺科，在马里兰州的比萨斯达国立卫生研究院里做科研。苏诺科博士相信，那些真正聪明的家伙都在自己的脑袋里安装了微型无线电接收器，他们的好点子其实是来自其他地方。

特劳特在世外桃源里对我说：“那些聪明的人一定有外援。”当特劳特模仿疯子苏诺科时，他仿佛也相信了某处有一个巨大的电脑，它借助无线电波将勾股定理告诉了毕达哥拉斯，把万有引力告诉了牛顿，将进化论告诉了达尔文，把微生物学告诉了巴斯德，将相对论告诉了爱因斯坦……

基尔戈·特劳特说：“不管那台电脑在哪儿，不论它是个什么玩意儿，当它在假装帮助我们的时候，其实是想杀死我们这些经常思考的笨蛋。”

◆　◆　◆

特劳特表示，不管是《狗的早餐》还是他在自由意志再次来临之前写过又扔掉的三百多篇小说，他都不介意将它们重写一遍。“写作或重写，对我来说都一样。”他说，“虽然我已经84岁了，但我就跟自己14岁时一样能让人惊叹，使人快乐。我发现当我把笔放在纸上，它便会主动写出一个故事来。”

“想知道为什么我会跟别人说自己的名字叫作文森特·凡·高吗？”他问道。我最好先解释一下，文森特·凡·高实际上是一位在法国南部画画的荷兰人，他的画作现在已经被归为世界上最宝贵的珍宝，不过他在世时只卖出过两幅自己的画作。“也许是因为他的外表跟我一样使女人反感，反正这肯定是原因之一。”特劳特说。

“我和凡·高最相似的地方在于，”特劳特说，“即便其他人都觉得他的画作一文不值，但他还是看到了它们的重要性并为之感到震惊。纵然其他人都觉得我的小说不值一文，但它们还是让我感到震撼。”

“你怎么会这般幸运？”

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特劳特所需要的唯一评判者便是他自己。这便使他能冷静地对待时光倒流这一现象。在他本身之外的世界里有太多不值得他去尊重的“蠢笨”，如战争、经济危机、瘟疫、海啸、电视明星等。

依我看来，特劳特之所以能在自由意志再次降临时，成为艺术文学院附近的一名有理智的英雄，是因为他跟大部分人不一样——他发现似曾相识的生活与原本的生活其实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与大多数人那如同下地狱一般的感觉相比，时光倒流堪称没能对他造成任何影响，他在《我十年的机械生活》中就曾写道：“我不需要时震这名老师来告诉我：活着其实就是一堆狗屎。我早就从自己的童年和十字架，以及历史书中知道了这一点。”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的弗里昂·苏诺科其实很富有，他雇用盗墓贼为他取来门萨协会[1]中已逝成员的脑袋。门萨协会是一个全球性的俱乐部，其会员都拥有高智商，入会的前提便是要通过一种由语言和非语言技巧组成的标准化测试，测试者要与张三李四等普通人竞争，要对抗流氓无产阶级[2]。

为了作对比，他还让盗墓贼取来一些因自己愚蠢的行为而意外身亡之人的脑袋，比如在繁忙路段上闯红灯的人，在野餐时用汽油生炭火的人……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每次都会用从附近的肯德基炸鸡店偷来的桶运送新盗来的脑袋。毋庸置疑的是，苏诺科天天都工作到深夜，可他的上司压根儿就不知道他真正在忙些什么。

他们的确也注意到了他有多喜欢炸鸡——他订购了一桶桶炸鸡，而且从不与人分享，他们也很好奇为何他还是一副瘦不拉几的模样。在正规的工作时间里，他的职责是研发一种能让性爱变得毫无乐趣可言的避孕药，如此青少年之间就不会发生性行为了。

但是等到晚上只剩他一个人时，他就会切开高智商的脑袋，寻找微型无线电接收器。他认为门萨协会的会员肯定不会通过外科手术将其植入大脑。他觉得接收器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所以它一定是由血肉制造而成。苏诺科在自己的秘密日记中写道：“人脑其实就是3.5磅重的带鲜血的海绵体，顶多只能作为狗狗一顿早餐，没有外援怎么可能写出《星尘》这样的作品，更不用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了。”

一天夜里，他在一位门萨协会成员的内耳处，发现了一颗无法解释而且比一颗芥菜籽还小的鼻涕色小肿块，而这位成员在初中时期曾无数次在拼写比赛中获得了优胜。找到了！

他复查了一个白痴的内耳部位——这个人曾穿着旱冰鞋去抓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的门把手，因此而丢了小命——她两边的内耳部位都没有鼻涕色的肿块。找到了！

◆　◆　◆

苏诺科又检查了五十颗脑袋，其中一半来自蠢得要命的人，另一半来自聪明得叫人难以置信的人。可以这么说，只有几位火箭科学家的内耳部位有小肿块。聪明的人为何会在智商测试中获得好成绩，肯定就是因为这个小肿块。对于人体而言，它是这般微小，要是这仅仅只是一般组织的话，那它就跟丘疹一样对人体毫无帮助。它无疑是一台无线电接收器！不管遇到多么深奥晦涩的问题，肯定是这台接收器将正确答案传给了门萨协会的成员、美国大学优等生之荣誉协会的成员以及智力竞赛节目中的优胜者。

这一发现肯定能获得诺贝尔奖！所以在发表这一发现之前，苏诺科为自己买了一套去斯德哥尔摩领奖时穿的燕尾服。

[1]门萨协会成立于1946年，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号称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最大的特色为该会以智商为唯一入会标准。——译者注

[2]流氓无产阶级指旧社会中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失去土地和职业的一部分人。他们大都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常常以不正当的活动如盗窃、欺诈等谋生。——译者注

第二十八章

特劳特说：“弗里昂·苏诺科跳楼自杀了，尸体落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停车场上，身上还穿着那套新燕尾服，它再也到不了斯德哥尔摩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发现恰恰证明了，自己不能将这一发现归功于自己。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单靠人类的大脑，他不可能取得如此令人惊叹的成就，毕竟一颗人脑也不过是狗的一顿早餐，他肯定是得到了外援。”

当度过了十年的时间裂缝，自由意志再次降临时，特劳特顺利地从似曾相识的感觉过渡到无限的机遇中。时光倒流带他回到时空连续体中的某个时间点上，于是他重新开始书写那个脑袋长在双腿间、那玩意儿却长在脖子上的英国士兵的故事。

时光倒流毫无预兆地悄然结束了。

对于任何正在操作这种类似于自动化交通工具或乘坐这一交通工具的人，又或是站在它轨道上的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糟糕的时刻。整整十年，人和机器一样都在重复着在第一个十年里的一举一动，无疑会时常迎来致命的后果。正如特劳特在《我十年的机械生活》中写道：“时光倒流与否，现代交通都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游戏。”但是时光倒流期间的所有灾祸都不能归咎于人类本身，而该由暂时停顿下来的宇宙对此负责。人们看似坐在驾驶位上，但真正的驾驶员并不是他们，他们没有驾驶权。

再引述一句特劳特的话：“马儿自知回家路。”但时光倒流结束后，这匹马儿——它实际上可能是一辆摩托车或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却不记得回家的路了。人们一定要告诉它下一步该怎么做，否则它就无法成为牛顿运动定律中的超道德玩具。

特劳特坐在自己位于艺术文学院隔壁的帆布床上，他手中握着一支安全又容易操控的圆珠笔。自由意志降临后他仍继续写下去。完成写作后，这篇急于问世的小说张开自己的翅膀，带着它的作者越过了这个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与深渊无异的裂缝。

特劳特心无旁骛地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所以只有在完成了这篇小说后，他才有闲情逸致去注意这个世界或者说整个宇宙正在做什么，如果当时正好有事情在发生的话。作为一个既没有文化背景又毫无社会地位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可以自由地运用“奥卡姆剃刀原理”，你也可以称其为“简约定律”。也就是说，对某一现象所做出最简单的解释，十有八九比那些异想天开的理论要更真实。

对于自己是如何完成这篇被延误了这么长时间的小说，特劳特的反思十分简单，他遵循了传统的理论框架，比如生活究竟是什么，什么是宇宙力所能及和力不能及的事情……于是，这位老科幻作家便能直接抓住最简单的真理：所有人，包括他都经历了过去的这十年，他没有因此变成疯子，没有死掉，也没有下地狱。宇宙收缩了一下后又扩张到原样，使得所有人和所有事都变成了其过往的木偶。这顺便也证明了我们无法改变坚不可摧的过去，也就是说：

挥动的手指不断记录下历史，

它从不停歇，

不管是虔诚还是智慧都不能诱它转身，亦无法抹去任何半行记录，

再多的泪水也洗不去已经写下的任一文字。

于是，2001年2月14日的午后，突然降临到所有地方，包括纽约州那条偏远的西155号大街。

第二十九章

在一系列连续性的活动后，我也从似曾相识的感觉过渡到了无限的机遇中。旁观者可能会说，自由意志刚降临我便能运用它。但事实是：在时震到来之际，我将一碗热腾腾的鸡汤面倒在了膝盖上，我立马从椅子上跳起来，然后直接用双手拂去裤子上滚烫的鸡汤和面条。时光倒流即将结束时，我又将这些事情重复了一遍。

自由意志重新降临时，我不过是继续拂去裤子上的面汤，以免它会渗到内裤上。特劳特说得很对，我的行为只是一种缺乏主观能动性的条件反射，不能将它视为自由意志的行为。

“如果你是在思考，”他说，“你便会拉开裤子的拉链.让裤子落到脚踝处。因为裤子已经被汤水浸湿了，再怎么慌乱地擦拭你的裤子也无法阻止汤水渗到内裤上。”

◆　◆　◆

不光是在那条偏远的西155号大街，特劳特甚至是全球范围内最先意识到自由意志已然降临的人之一。于他而言，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其他人的感觉绝非如此。在过去的十年里，其他多数人都在不停地重复他们的错误、厄运、有名无实的胜利，用特劳特的话来说，“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关注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这种综合征最后被命名为：“震后麻木症”，即PTA。

特劳特正在进行一项许多人在时光倒流刚开始时都曾尝试过的实验。他故意大声发出一些没意义的声音，如“咘咘哒嘟”“叮叮当当”“哎呀咿呀”“哇，哇”等。回到第二个1991年时，我们都试着说出类似的毫无逻辑的话，希望能以此证明，我们只要足够努力便能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当然，实验以失败告终。但时光倒流结束后，当特劳特试着说一些“蓝貂双光眼睛”诸如此类的话语，当然，这时他做到了。

完全不在话下！

当自由意志降临时，欧洲、非洲、亚洲都处于黑夜之中，大多数人都躺在床上或坐在某处。但我们半球上的绝大部分人都不是在睡觉，所以在他们那个半球栽跟头的人比我们要少得多。

但一个人无论在哪一个半球上走路，他都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身子都会往自己前行的方向倾斜，身体的大部分重量都被不均匀地分布在双腿之间。自由意志降临时，由于“震后麻木症”，哪怕是在川流不息的路中央，他都一定会摔倒在马路上。

你可以想象得到，自由意志降临后，楼梯和自动扶梯的底部——尤其在西半球上——会是怎样的场景。

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新世界！

我姐姐爱丽在现实生活中的寿命只有41年，愿上帝使其灵魂安息。她觉得栽跟头是人类能做的最滑稽的事情之一。我不是指那些因中风、心脏病发作、腿筋断裂等摔倒的人，而是指那些十岁或十岁以上、不分种族和性别、身体状况良好与否，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突然倒下的人。

在爱丽弥留之际，为了给病痛中的她带来一些快乐，你也可以说是给她一点启发，我向她讲诉一些人栽跟头的故事。我讲述的故事既不是电影中的情节，也不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它们都是我亲眼所见的、由重力引发的天然例证。

我讲的所有故事中只有一则是关于一个专业喜剧演员的。我曾有幸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阿波罗剧院里观看歌舞杂耍表演，那是此类表演在彻底没落前的垂死挣扎。其中一名演员的表演十分精彩，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天使，他的表演中有一个固定的情节：掉进管弦乐队的乐池里，然后带着一面巨大的低音鼓爬上舞台。

我的其他故事里的主角都是一些业余爱好者，在爱丽直挺挺地死去前，这些都是她百听不厌的故事。

第三十章

有一次——爱丽那时应该是十五岁而我是十岁，她听见有人“乒乒乓乓”地从我们家地下室的楼梯上摔了下来。她以为那人是我，因此她站在楼梯的顶端上笑得前仰后合。那一年应该是1932年，是我们陷入经济大萧条的第三年。

但那人不是我，是燃气公司派来抄表的一个家伙。他鼻青脸肿地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地下室里爬上来，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还有一次，爱丽大概十六岁或者更大一点，因为当时是爱丽驾车带我出门，路上我们看见从一辆停下来的有轨电车中“横着”出来了一个女人——她下车时不小心被绊了一下，然后一头摔在了人行道上。

正如我在别处曾写到的，聊天时也提及过的——这个摔倒的女人让我和爱丽乐了好几年。她伤得不是很严重，自己重新站了起来。

我还亲眼目睹了另外一件事儿，爱丽虽然没瞧见但她喜欢听我将此事娓娓道来。那是在一场即将结束的鸡尾酒舞会上，有个家伙主动提出要教一位不是他妻子的漂亮女士跳探戈。如今，鸡尾酒舞会已经逐渐消失了。

我觉得那个男人的妻子应该不在舞会上，我无法想象他会在自己妻子在场的情况下勾搭另外一名女士。他不是一个专业的舞蹈老师，算上男女主人，舞会上总共也才十来个人。那是一段属于留声机的旧时光。酒会的男女主人犯了一个策略性错误，他们将一张录有探戈音乐的黑胶唱片放在留声机上。

如此，这个目光闪烁的家伙鼻孔翕张着将那位漂亮的女士拥入怀中，然后他摔倒在地。

没错，《时震一》和这本书中所有摔倒的人，和在文学艺术院钢制的大门上用油漆喷写的“去他娘的艺术”一样，都在致敬我的姐姐爱丽。对爱丽而言，这样的动作有几分色情：人们是在重力而非性的作用下做出了丧失尊严的姿势。

下面是大萧条时期中某首流行歌曲的段落：

爸爸昨夜很晚才回家。

妈妈说，“孩他爹，你太紧张了”。

他摸索着去开灯时，

“啪”地一下倒在地上！

然而，普通人如果看见健康的人摔倒了，一般不会有想笑的冲动。这得谈及我的某段不愉快的回忆：那是在英国伦敦，我和自己16岁的女儿南妮坐在观众席上，观看一场由皇家芭蕾舞团表演的《天鹅湖》。现在是1996年的夏天，南希已经41岁了。这是一段25年前的往事了！

一位芭蕾舞女演员正踮着脚在跳舞，她几个舞步后便按台本进入了舞台侧面。但台后随即传来一阵声响，听起来应该是她一脚踩进了水桶里，然后连人带桶摔倒在铁梯下面。

我瞬间笑不可仰。

全场只有我一个人在笑。

在我还小的时候，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交响乐团的演出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不过这件事与笑声无关，我也没有卷入其中。那时有一段乐曲声越来越响，然后又如预期般戛然而止。有一个女人与我坐在同一排，我们之间大概隔了十个座位。演出时她正和一位友人说话，乐曲声越来越响，她也只好不断拔高自己的音量。当乐曲声停止时，她正在高声尖叫：“我被放进油锅里炸了！”

第三十一章

在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变成贱民后的第二天，我和女儿南妮一起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她面对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坟墓时，震撼不已。在她这个年纪，我的哥哥博尼来到这个地方会感到更大的震撼。他是一个天生的科学家，没有一点儿绘画天赋。

当我们想到这位看似普通的凡人仅仅从狗的早餐、从那三磅半重的浸血海绵发出的信号里，道出伟大的真理时，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大为震惊。这个人类发明了微分学！发明了反射式望远镜！他发现并解释了如何将太阳光分解成彩色光带！他探寻并解释了前所未闻的运动、引力和光学定律。

换个话题吧！

“给弗里昂·苏诺科博士打电话！把你的超薄切片机磨锋利些。我们有没有给你脑子！”

我的女儿南妮有一个儿子，名叫麦克斯。1996年，当时光倒流进行到一半时，他12岁。特劳特逝世时，他将17岁。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四月，麦克斯给学校交了一份出色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关于外表平常的超人艾萨克·牛顿的。我从中了解到一些从未知晓的事情：那些牛顿名义上的导师，建议他把花在科学真理上的时间拿来温习神学。

我宁愿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愚蠢，而是想要提醒他，虚幻的宗教如何能够让普通人感受到抚慰和鼓舞。

引用一句出自基尔戈·特劳特的小说《帝国大厦》里的话：“科学永远无法让人振奋。关于人类处境的真实状况却糟糕透顶。”这部小说讲到了一块大小和形状如同曼哈顿帝国大厦的陨石，以每小时54英里的匀速靠近地球的一端。

在时光倒流结束后的两小时内，世界各地的处境从未这么恶劣过。当然，成千上万的行人躺在地上，因为自由意志进入时，他们的两只脚还无法平衡重量。不过，除了靠近自动扶梯和楼梯顶部的人外，很多人都没什么问题。大多数人所受到的伤害都不会比我和爱丽看见的那位头朝前甩出有轨电车的女人更严重。

正如前文所言，真正极度混乱的场面是由各种自动式的交通工具造成。当然，它们中没有一样存放在前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即使外面车辆相互碰撞，受伤和垂死者的哭喊声逐渐达到高潮，而博物馆里依然平静如常。

“我被放进油锅里炸了！”确实如此。

时震来袭时，被特劳特称之为“圣牛”的流浪汉，要么坐着、要么俯卧，要么仰卧在床上。时光倒流结束时，他们也是这种姿势。自由意志怎么可能伤害他们？

特劳特事后会这样说他们：“即使在时震之前，他们就表现出了一些和震后麻木症无法分辨的症状。”

所以当一辆失控的云梯消防车的右前保险杠朝学院入口猛地撞过去，并继续向前冲时，只有特劳特跳了起来。在那之后，人们都束手无策，也无能为力。

由于车辆和学院擦肩而过，突然的减速让颠簸中的消防员在惯性的作用下猛地冲入空中，上升速度和车辆发生碰撞前从百老汇下坡时的速度一样。特劳特根据消防员飞出的距离，准确地估算时速大概为50英里。

于是，这辆救援车在缓慢的行驶中减员后，穿过街道从学院突然向左转进一块墓地。它驶上一个陡峭的斜坡，在快到顶点时戛然而止，然后向后滑落。在和学院发生撞击时，它的变速杆跳到了空挡！

这辆车只是靠着冲力爬上了斜坡，强劲的发动机轰轰作响。风门被卡住了。但是它唯一能够用来对抗重力的就是自身质量的惯性，传动轴已经和后轮胎脱离！

听听随后的情况：重力将这个吼叫着的红色怪兽拖回到西155号大街，然后倒退着冲入了哈得孙河。

这辆救援车虽然只是跟学院擦身而过，但是强烈的撞击还是让学院大厅的一盏水晶吊灯掉在了地板上。

这盏昂贵的灯具与武装警卫达德雷·普林斯之间只有毫厘之差。当自由意志进入时，如果他不是笔直地站着，重量在他的两足之间均匀分配，那么他将会摔个嘴啃泥。这盏吊灯将会要了他的命！

你想说是运气使然？时震来袭时，莫妮卡·佩珀瘫痪的丈夫正在按门铃，达德雷·普林斯准备走向前面的铁门。他还没来得及迈出第一步，身后画廊里的烟雾报警器就响了。他愣住了：该去哪边？

所以当自由意志进入时，他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身后的烟雾报警器救了他的命！

特劳特得知幸亏烟雾报警器鸣叫，普林斯才奇迹般地逃过了被吊灯砸死的命运，便引用凯瑟琳·李·贝兹[1]吟诵出来的歌词：

美哉此地，天高空广，

粮实如浪金黄，

秀美其岳，朱紫其壑，

处硕野丰田旷！

阿美利加，阿美利加，

受天上泽其恩；

再冠尔首，载以良朋，

洋迄彼洋碧已！

在严苛的自由规则恢复后，基尔戈·特劳特跑进敞开的门里，由于震后麻木症，这位身穿制服的前科犯呆若木鸡。特劳特喊道：“醒醒！看在上帝的分上，醒醒！自由意志！自由意志！”

不仅前面的铁门倒在了地上，而且上面还莫名其妙地写有“去他娘的艺术”这样的字样。所以特劳特慢慢地大步跨过铁门，朝普林斯走去。铁门的铰链仍然扣在门框上，门从周围的墙体上脱离下来，所有具有实用目的的门、铰链、门闩和猫眼都完好无损，而门框对失控的云梯消防车倒是毫无抵抗力。

负责安装门和门框的承包商，把门框安入墙体时偷工减料。他就是个骗子！正如特劳特后来提到此人时说的：“奇怪，他晚上竟然能安然入睡！”这话可以用来形容所有偷工减料的承包商。

[1]凯瑟琳·李·贝兹：美国作家、教育家，其名气主要来自诗歌创作。——译者注

第三十二章

1996年，即持续到2001年的“重播”进行到一半时，我在数次演讲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成了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学生。我笑言自己就不该学这个专业，因为我无法忍受原始人。他们太愚蠢！我把人当成动物研究的兴趣逐渐减弱的真正原因是，我的妻子简·玛丽·考克斯·冯内古特——她在去世时叫简·玛丽·考克斯·雅莫林斯基，生下了我的孩子马克。我们需要钱。

简自己是一名斯沃斯莫尔学院的优等生，取得了大学俄文系的全额奖学金。她怀上马克时，就放弃了奖学金。我记得，当我们在图书馆找到俄文系主任时，妻子告诉这位斯大林主义治下的忧郁难民，因为怀孕，她不得不退学。

即使没有电脑，我也永远无法忘记他对简说的话：“亲爱的冯内古特太太，怀孕是生命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　◆　◆

然而，我想说的是我所学的一门课程，要求我阅读并讨论由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写的《历史研究》。这位已经升天的作家记述了关于挑战和应对的内容，谈到各种文明是延续下来了还是消失了，都取决于它们所面对的挑战是否让它们感到力不从心。他举了一些例子。

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想要展现个人英雄主义行为的人，尤其是在2001年2月13日的下午和晚上，在自由意志进入后，基尔戈·特劳特所面临的处境。如果他在时代广场、在靠近一座主要桥梁或隧道的入口、出口的地方，或是在机场——飞行员已经在时光倒流期间学会了让飞机安全地自动地起飞、着陆，那么这个挑战不仅对特劳特，对任何人来说都太艰巨了。

当隔壁的撞击声让特劳特走出避难所时，他看到了一幅骇人的景象，不过伤亡人数并不算太多。死者和垂死者七零八落地躺着，而不是堆积或困在燃烧或挤压的飞机和汽车里。他们还是人。无论生死，他们仍然具有鲜明的个性，从他们的表情和衣着上能读出很多故事。

偏僻的西155号大街已经无路可去，所以这里成天看不见来往的车辆。当特劳特看着重力将咆哮着的云梯消防车裹挟着拖入哈得孙河时，那家伙成了唯一的表演者。虽然繁忙的街道传来喧嚣声，他还是心无旁骛地琢磨着这辆不幸的救火车出事的细节。正如他在世外桃源告诉我的那样，他冷静地得出结论，能合理解释这辆车失控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要么离合器处在倒车或空挡的位置，要么传动轴断了，要么踏板脱落了。

他没有陷入恐慌。曾当过炮兵前方观察员的经验告诉他，恐慌只会让事情变糟。他在世外桃源说：“真实生活就像大歌剧，咏叹调只会让人更加无助。”

确实如此，他丝毫没有惊慌。然而，同时他也意识到他是唯一能够走动并且十分清醒的人。他已经大致清楚宇宙本身发生什么，它先收缩再膨胀。简单明了。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除了现实，很可能就是他以某个假设为前提所写的一个故事的结局。这个故事在多年前被他撕碎，并在一个巴士站还是哪里的厕所里冲走了。

与达德雷·普林斯不同，特劳特甚至没有取得中学同等学力证书，但是他和那位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化学博士的哥哥博尼至少有一点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很小开始，他们在玩头脑游戏时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处于这样那样的情况下，那会怎样，会发生什么？”

在西155号街尽头相对平静的环境中，特劳特从时震和时光倒流的前提出发，却没有想到方圆几里的人们已经无法行动，他们不是死亡就是重伤，或者患有震后麻木症。他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来等候年轻力壮的救护人员、警察、更多的消防员和红十字会以及联邦紧急事故处理部门派来的救灾专家，本该由他们来处理这些事务。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记住：他已经他妈的84岁高龄了！因为他每天刮脸，即使没有那块婴儿毛毯做成的头巾，别人也常常把他误认为一个拾荒的妇女而非大爷，所以无法获得别人的一丝尊重。至于他的拖鞋，倒是很结实。它们是用和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制动瓦一样的材料做成。这架飞船曾在1969年将尼尔·阿姆斯特朗送上月球，让他成为第一位在那个星球上行走的人类。

这种拖鞋出自越战时期政府的剩余物资，而越战是我们唯一输掉的战争。特劳特唯一的儿子里昂在这场战争中做了逃兵。那时，美国士兵在巡逻时会将这双拖鞋套在轻便的丛林靴外面。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穿过丛林的小道上，有敌人用泡过大粪的尖钉头做路障，这些尖钉头头朝上，很容易刺破皮肤引发严重感染。

在他这个年纪，特劳特已经不太愿意与自由意志进行俄罗斯轮盘赌注了，尤其是很多人性命攸关的时候。最后他意识到，无论如何，他必须采取行动。但该做些什么呢？

第三十三章

我的父亲经常错误地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但是我从未见他读过一本书。

没错，我一贯认为兰斯洛特·安德鲁斯（1555—1626）是英语文学界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作家，而非那位艾冯河畔诗人（1564—1616）[1]。那时，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诗意。试着读一读下面这段：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糟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筳席。

你用油膏徐摸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兰斯洛特·安德鲁斯是参加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的学者中主要的翻译者和释义者。

基尔戈·特劳特写过诗吗？据我所知，他只写过一首，就是在他生命旅程结束前的一天。他很清楚狰狞的死神渐行渐近，很快就会到来。有一点你必须知道，世外桃源的大楼和车房之间有一棵水杉树。

特劳特如此写道：

当这棵水紫树，

噼啪一声倒伏，

我就会一溜烟回到你处。

[1]莎士比亚的别称，因莎士比亚出生并安葬于艾冯河畔的英国斯特拉特福。——译者注

第三十四章

我的第一任妻子和我的姐姐爱丽的母亲都有间歇性精神病。简和爱丽同为都铎女子中学的毕业生，也都曾是伍德斯托克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里最漂亮、最有趣的姑娘。顺便说一下，所有的男性作家无论多么穷困潦倒、多么令人厌恶，都有一位漂亮的妻子。有人可以调查一下此事。

谢天谢地，简和爱丽都错过了时震。据我猜测，简会在时光倒流中发现美好，爱丽则不会。简热爱生活，积极乐观，是一位与癌症抗争到最后的斗士。爱丽的遗言仅有解脱的意思而已。我在别处曾记录过这些遗言：“没有痛苦，没有痛苦。”我并未听见她说这些话，我的哥哥博尼也没有听见，是一位带有外国口音的男护士通过电话向我们转达的。

我不知道简的遗言是什么。我曾问过，不过那时她已经不是我的妻子，而是亚当·雅莫林斯基的。显然，简是在安静中悄然离世的，她自己从未曾想到她会就此一睡不醒。她的葬礼在华盛顿特区一座圣公会教堂里举行，亚当告诉到会者，她总是喜欢感叹：“我已经等不及了！”

让简一次又一次满怀喜悦所期待的事情都与我们六个孩子中的一个或多个有关。现在，他们都已长大成人，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是精神科护士、一个是喜剧作家、一个是儿科医生、一个是画家、一个是航空公司飞行员，还有一个是版画复制匠。

在圣公会教堂她的葬礼上，我没有和她说话，也不适合说话。我只想对她一人说话，而她已经走了。我们这两个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老友之间，最后一次谈话是在她去世前的两周，我们通过一次电话。她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雅莫林斯基家中，我在曼哈顿。当时，我已经和现在的妻子吉尔·克莱门茨结婚，她是一名摄影师和作家。

我忘了是谁先打的电话，谁付的钱。反正无论是我们其中哪一个人，这个电话都成了一次告别。

她去世后，我们当医生的儿子马克说，她为了能够活得久一点，为了能够继续两眼放光地说“我已经等不及了！”，默许了所有她之前永远不会申请的医疗程序。

◆　◆　◆

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很亲密。就好像我知道答案似的，简问我由什么来决定她死亡的准确时间。她或许觉得自己就像我写的某本书中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在我们二十二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们接下来将去哪里都是由我来决定，是去芝加哥、斯克内克塔迪，还是去科德角；我们接下来做什么也是由我的工作来决定。她从来不用工作，照顾六个孩子就够她受的。我告诉她，斯格达路的尽头有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十岁男孩，他皮肤黝黑、落拓不羁，却并非不快乐，站在船下水用的沙砾斜坡上。在科德角巴恩斯特布尔港，他眺望着远方，没有特别注视着海鸟、船舶或其他任何东西。

在斯格达路最前方的A6公路上，即距离船下水的斜坡十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是一栋古老的大房子。我们曾在这里把六个孩子养育成人，我们的儿子和两个女儿，还有我姐姐的三个儿子。现在，我们的女儿伊迪丝和她当建筑师的丈夫约翰·斯奎布，还有他们的两个小儿子威尔和巴克住在这里。

我告诉简，这个无所事事的孩子会像其他男孩一样，捡起一块石头，让它在海港上划出一道弧线。当石头击中水面时，她就将寿终正寝。

简全心全意地相信任何能让生活充满白魔法的东西。那就是她的力量。她曾是贵格会教徒，但是在斯沃斯莫尔度过愉快的四年后，她就不再和教友见面了。嫁给亚当后，她成了圣公会教徒。亚当仍然是一个犹太人。简是带着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以及对天堂、地狱和其他一切的信仰去世的。我为此感到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爱她。

第三十五章

并非撰写故事的人不再重要，他们要么是速成者要么是雕琢者。速成者写得很快、杂乱无章、曲折离奇却也粗心大意。然后，他们再费尽心思地重新检查，将平淡无奇或语句不通的地方进行修改。雕琢者每次都会字斟句酌地书写，将一句写好了再写下一句。等到他们收笔时，小说也完成了。

我就是一个雕琢者。大部分男性都是，而大部分女性都是速成者。我在此再次建议：应该有人来调查一下。也许，作家无论性别都是生来的速成者或雕琢者。最近，我访问了洛克菲勒大学。他们经过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基因能导致我们按照这种或那种方式行事，正如时震后的时光倒流现象。甚至在那次访问前，我似乎就发现简和我的孩子、爱丽和吉姆的孩子，长大成人后都不一样，他们都长成了各自注定成为的类型。

六个孩子都很好。

其次，六个孩子都有无数的机会让自己过得还不错。如果你相信在报纸上读到的、在电视里和信息高速公路上听到的、看到的，你就会发现很多人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在我看来，速成型的作者发现人或是可笑或是可悲，无论哪种人都值得一写，相当有意思，却从未首先想一想人为什么活着，如何活着。

雕琢型作者表面看起来都会尽量字斟句酌地书写，而实际上却要冒着炮火和毒气，冲破表面的门墙，穿过外面带刺的铁丝网闯出自己的路，寻找这些永恒问题的答案：“我们到底该做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如果雕琢者对该类型的作家伏尔泰所说的“料理好我们的后花园”[1]这样的话不甚满意，那么我还是讨论一下人权政治吧。我将从我和特劳特参加的欧洲战争结束时的两个真实故事开始。

故事是这样的：1945年5月7日，即德国投降后几天，在靠近捷克边境的德累斯顿南部地区，有一块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地区，苏联军队还未占领和管辖这里。这场战役可能直接或间接造成4000万人死亡。我就住在这里，并且曾在我的小说《蓝胡子》里进行过描述。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战俘已被释放，一起释放的还有死亡集中营里胳膊被刺字的幸存者、疯子、重刑犯和吉卜赛人，天知道还有什么人。

有一点必须说明：这里还有手持武器的德国军队，不过已经溃不成军，他们正寻求向苏联以外的任何人投降。我和我特别要好的战友伯纳德·V.奥黑尔曾与他们中的一些人聊天。奥黑尔后来成了一名为控方和辩方出庭的律师，不过现在已经升天了。然而那时，我们都听到德国人说，现在将由美国人来接替他们，继续和无神论者共产党作战。

我们回答说并不认同这种看法。我们期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变得更像美国，拥有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做到公平地审判和公正地选举官员，等等。反过来，我们也会尽力按照他们所宣称的去做，更加公平地分配物资、服务，共享机会，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诸如此类的事情。

奥卡姆剃刀原理。

随后，实际上还不过是个孩子的奥黑尔和我，走进了春日乡村里无人看守的谷仓。我们想找些东西吃，任何吃的都行，但是我们却在干草堆里发现了一个已经奄奄一息的伤员。他是臭名昭著、冷血无情的纳粹党卫军的上尉。很可能直到最近他都在这附近虐待并筹划屠杀某些死亡集中营里的幸存者。

正如所有的纳粹党卫军和所有死亡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一样，这个上尉的胳膊上大概也刺有一组数字。要说战后讽刺这类事情吗？这档子事太多了。

他让我和奥黑尔离开，说自己就要死了，他期待死亡的降临。我们对他没有什么感觉，正当我们要离开时，他清了清嗓子，示意自己还有话要说——又是临终遗言。如果他真有遗言要说，除了我们还有谁能听见？

“我浪费了生命中过去的十年。”他说。

你想谈谈时震吗？

[1]这是伏尔泰在《憨第德》中的一句话：也是对喧嚣和纷争的世界观察、分析后给出的一句忠告。——译者注

第三十六章

想必我的妻子准认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错了。我可不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的英雄是社会主义者乔治·萧伯纳，这位精明而有趣的剧作家在80岁时曾说，如果有人认为他聪明，那么他肯定会同情那些被认为是愚蠢的人。他说，自己活了这么久，总算学会了聪明，可以胜任办公室勤杂工的工作。

对此，我感同身受。

伦敦市想要给萧伯纳颁发勋章，他对此表示感谢，但是声称他已经给自己颁发过了。

而我就会接受。我会觉察到开一个世界级玩笑的机会，但是永远也不会为了让自己有趣而让别人觉得像被猫拖进家里的死老鼠一样。

让它成为我的墓志铭。

◆　◆　◆

1996年的夏天即将结束时，我问自己是否有哪些我曾持有、现在应该受到批判的观点。我想到的例子是我父亲唯一的兄弟、我的叔叔亚历克斯，一位毕业于哈佛、没有子嗣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保险销售员。年少时，当我还做着飞机模型，还会手淫时，他就让我阅读高水平社会主义作家如萧伯纳、诺曼·托马斯、尤金·德布斯和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历克斯叔叔变成像大天使加百利一样的政治保守派。

但是，我依然喜欢在我和奥黑尔刚被释放时，我们对德国士兵所说的话：美国将变得更像社会主义，将更努力地给每个人提供工作，至少能保障我们的孩子不挨饿、不受冻、不用担心生命安全，能够接受文化教育。

好运不断！

最近在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演讲中，我还是会引用曾是五次社会主义党总统候选人的尤金·德布斯（1855-1926）的话：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近年来，我发现在引用德布斯的话之前，为了让他被严肃看待，我需要谨慎使用。否则，很多观众就会开始发笑。他们彬彬有礼，并无恶意，只是知道我向来幽默风趣。但它也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如此感人的重复《登山宝训》，却被认为是陈词滥调、全不可信的废话。

事实并非如此。

第三十七章

写有“去他娘的艺术”的铁门和门框倒在地上。基尔戈·特劳特从上面大步走过时，他那结实的丛林拖鞋嘎吱嘎吱地踩在掉落一地的吊灯的水晶碎片上。如果有人曾对狡诈的承包商提起诉讼，那么法证专家将不得不在诉讼中证明是骗子的工程首先倒塌的，因为水晶碎片是在门和门框上面而非下面。枝形吊灯一定是摇晃了几秒后，才让作用于万物的重力对它发挥了作用。

画廊里的烟雾报警器仍然鸣叫着。特劳特后来说：“大概是警报器的自由意志让它一直响个不停。”他在开玩笑，和往常一样，不管时光有没有倒流，他都取笑那种认为任何人或任何事都永远存在自由意志的想法。

佐尔顿·佩珀被消防车撞上时，学院的门铃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特劳特又说：“门铃用沉默表示‘这次不予置评’。”

我说过，特劳特走进文学艺术学院时，他自己是信奉自由意志的，并且还向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神灵祈祷：“觉醒吧！看在上帝的分上，觉醒，觉醒吧！自由意志！自由意志！”

他在世外桃源说，虽然那天下午和晚上他成了一个英雄，但是按照他的说法，他走入学院“假装是时空连续体里的保罗·列维尔[1]，其实纯粹是一种胆怯的行为”。

他正在寻找避难所，来躲避从半个街区外的百老汇不断传来的喧嚣声，以及从城市其他地区传来的剧烈爆炸声。向南一英里半临近格兰特墓地的地方，一辆环卫局的大卡车由于缺少有效操作，穿过公寓的大厅，冲进了大楼管理员的房间，撞倒了他的煤气灶。这栋六层建筑的楼梯井和电梯井里的主要设备里满是甲烷，从断裂的管道中冒出臭鼬的气味。这里的许多住户都靠社会救济度日。

嘭！

正如基尔戈·特劳特在世外桃源说的“这样的事故迟早会发生。”

这位老科幻作家想要怂恿穿着制服的武装警卫达德雷·普林斯采取行动，后来他承认，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让自己置身事外。他朝普林斯喊道：“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着火了！着火了！”

普林斯一动不动。他眨了眨眼睛，但这只是条件反射不是自由意志，就像鸡肉面汤洒在我身上时的反应。据普林斯自己所说，当时他只想着一件事，如果他动一下，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1991年纽约州雅典娜的那个最高安全的成人管教所。

倒也情有可原！

所以，特劳特暂时不去管那位自称仍在寻找大人物的普林斯。烟雾报警器吵个不停。如果大楼真的起火，那么火势将无法控制。所以，特劳特必须找个地方供老年人来躲避，不管外面发生什么，都能躲到事态渐渐平息为止。

他在画廊的一个茶碟里发现了一支点燃的雪茄。虽然在纽约县的任何地方，抽雪茄都是一种违法行为，然而，这根雪茄除了对它自己，对任何人都不会构成危险——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危险。雪茄芯放在茶碟的中间，所以那玩意儿燃烧时不会掉到任何地方。但是，烟雾报警器响个不停，像是在对我们所知的文明末日发出警报。

在《我十年的机械生活》中，特劳特总结道，那天下午他应该对烟雾报警器说：“净胡扯！管好你自己，你这个没脑子的废物。”

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画廊里除了特劳特没有任何人！

莫非美国艺术文学院也有捉弄人的鬼出没？

[1]保罗·列维尔：美国的一名银匠，曾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前夜警告殖民地民兵英军即将来袭。——译者注。

第三十八章

今天是1996年8月23日，我收到了一封有趣的信，是一位名叫杰夫·米哈里奇的陌生青年所写。不难猜出，他可能是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后裔，正在厄巴纳市的伊利诺伊大学主修物理学。杰夫说，物理学是他上高中时喜欢的课程，成绩还不错，但是“自从上大学以后，我在物理学上就遇到了诸多困难。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在学校里表现优秀，所以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以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我的回信是这样写的：“你可能需要读一下索尔·贝娄写的流浪汉小说《奥吉·马奇》。我记得小说结尾曾点出本文的真谛：我们不应该去寻求痛苦的挑战，而应该寻找天生感兴趣的事情，显然那些才是我们生来要去履行的任务。”

“至于物理学的魅力：高中或大学最有意思的两门课程是机械原理和光学。然而，除了这些有趣的科目外，脑力游戏依靠的是天赋，这就像演奏法国圆号或下国际象棋一样。”

“我在演讲中曾谈及天赋本身：‘如果你前往一座大城市，必然会遇见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而大学就是一座大城市。留在家中，留在家中。’”

换言之：无论一个年轻人认为他在某件事情上有多么了不起，他早晚都会在同一个领域被另外一个人好好教训一顿。

我儿时有一个名叫威廉·“跳跃”·费利的伙伴，他在四个月前去世了，现在已经上了天堂。高中二年级时，他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自己在乒乓球上所向无敌。我本人的乒乓球打得也不差，但是我不会和“跳跃”打。他的发球旋转得很厉害，无论我如何回球，我都知道那球不是跳到我的鼻子上，就是打出了窗外或者返厂维修，反正就是不会接回球台。

然而，在“跳跃”三年级时，他和我们班的罗杰·唐斯同学打了一次球。事后，“跳跃”说：“罗杰给我割了一个新屁眼儿。”

35年后，我在科罗拉多州的一所大学演讲，听众中正好就有罗杰·唐斯！罗杰已经成了那里的商人，并且是老年网球巡回赛中受人尊敬的参赛者。我祝贺他曾在很久之前在乒乓球上给“跳跃”上了一课。

罗杰想听听“跳跃”在那次一决胜负之后都说了什么。我告诉他：“‘跳跃’说你给他割了一个新屁眼儿。”

罗杰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可能那时的他也是这种表情。

我没有问，但是用外科手术来做比喻他不可能会感到陌生。而且，生活本来就是达尔文的实验，或者就像特劳特的习惯，喜欢称它为“一摊狗屎”。罗杰自己肯定也像“跳跃”一样，不止一次在网球比赛中让自己的自尊像经历了一场结肠造口术一样，颜面扫地地离开。

时光倒流进行到一半，又一个秋日渐渐临近时，八月的一天又传来了一个消息：我的哥哥博尼患上了不治之症——癌症，病情发展到连治疗肿瘤的三大法宝：手术、化疗和放射都无济于事的地步。不过，博尼是个天生的科学家，他在雷暴云起电方面的学识无人能及。

博尼感觉还好。

有些事现在说也许为时尚早，但是希望上帝保佑，他死的时候，骨灰不要和詹姆斯·惠特科姆·莱利[1]和约翰·迪林格一起埋在皇冠山公墓。他们只属于印第安纳，而博尼属于全世界。

博尼的骨灰应该撒在高耸的雷暴雨云贴顶端。

[1]詹姆斯·惠特科姆·莱利：美国印第安纳诗人。——译者注

第三十九章

于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罗杰·唐斯在科罗拉多，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我则在长岛的南佛克。我的妻子，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简·玛丽·考克斯埋在马萨诸塞州的巴恩斯特布尔村，她的骨灰和盛开鲜花的樱桃树根融为一体，墓地上没有做任何标志。我们从侧屋就能看见樱桃树的树枝。这间侧屋是由特德·阿德勒一手重建起来的，建成后他还感叹了一番：“我到底是怎么建成的？”

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本杰明·希茨是我和简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婚礼时的伴郎，如今，这个鳏夫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今年春天，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表妹和本有过几次约会。她是个寡妇，住在马里兰的海滨，而我的姐姐在新泽西逝世。虽然我在纽约奥尔巴尼的哥哥还不愿撒手人寰，但是他现在已经奄奄一息。

我儿时的伙伴戴维·克雷格，就是那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让德国坦克中的收音机停止播放流行音乐的人，现在是新奥尔良的一位建筑师。我的表妹艾米曾是我在肖特里奇高中上物理课的实验室搭档，现在住在路易斯安那，距离戴夫东侧大约只有30英里。当我终于从战场回家时，她的父亲对我说，我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大迁徙！

为什么我们中有如此多的人远离父辈亲手创建的城市，远离这个我们家族享有名望，街道和语言都如此熟悉的城市？正如去年六月我在巴特勒大学所言，为什么会离开这片西方文明毁誉参半的地方？

冒险精神！

也可能是我们想要逃离那股强大的牵引力，并不是指无处不在的重力，而是指皇冠山墓地的牵引力。

皇冠山已经留住了我的姐姐爱丽，但是它留不住简。它也将无法留住我的哥哥博尼，无法留住我。

1990年，我在俄亥俄州南部的一所大学演讲。他们安排我住进了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演讲结束后，我返回旅馆，照例去喝点儿加了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我喜欢喝过酒后睡觉，这样我就能像个婴儿一样熟睡了。显然，酒吧里聚集了一群意气相投的本地老年人。他们看起来相亲相爱，彼此谈笑风生，俨然成了喜剧演员。

我问酒保，他们是什么人。他说他们是曾斯维尔高中1940年的毕业生，在这里举行50周年同学聚会。聚会看起来温馨、惬意。我是肖特里奇高中1940年的毕业生，然而我不会参加同学聚会。

这些人也许就像是出自桑顿·怀尔德的戏剧《我们的小镇》中的人物，那是最甜蜜温馨的一部剧作。

我和他们这群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那时无论你上不上大学，在经济上都没有太大的区别。你仍然能够功成名就。那时，我告诉父亲，我不想像哥哥博尼那样成为一个化学家。如果我去报社工作，就能给他省下一大笔钱。

你要知道，我只有学习了和哥哥一样的课程才能够上大学。父亲和博尼都赞同我的想法。任何其他的高等教育都被他们称为装饰品。他们曾嘲笑做保险销售的叔叔亚历克斯，因为他所接受的哈佛教育就是花架子。

父亲告诉我最好去和他的好友弗雷德·贝茨·约翰逊谈谈。他是一名律师，年轻时曾在现已停刊的民主党日报《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当记者。

我很熟悉约翰逊先生。过去，父亲会带着我和他一起到布朗县打野兔和飞禽。后来，由于爱丽丝总是哭闹，我们才不得已放弃。约翰逊先生叫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只见他向后靠在转椅上，眼睛眯成一条缝，问我打算如何开始我的记者生涯。

我说：“先生，我想或许我能在《卡尔弗公民报》获得一份工作，然后在那里工作三四年。我对那个地方很了解。”柯尔沃在印第安纳北部的马辛古基湖旁，我们曾在那个湖边拥有一套夏季别墅。

“然后呢？”他问道。

我说：“我就能获得更多的经验，然后在更大的报社找到工作，可能在里士满或者科科莫。”

“接着呢？”他问。

“可能在这样的报社工作五年后，”我说，“我想我就准备到印第安纳波利斯闯一闯。”

“对不起，”他说，“我得接个电话。”

“没问题。”我说。

他将转椅转过去，以便在讲电话时背对着我。他轻声说着电话，但是我并没有试图偷听。我认为应该是与我无关的事情。

他挂了电话，再次转过身面对我。“祝贺你！”他说，“你从《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获得了一份工作。”

第四十章

我没有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工作，而是远赴纽约的伊萨卡上大学。自此以后，我就像《欲望号街车》里的布兰奇·杜波伊斯一样，总是需要仰仗着陌生人的善意。

现在，距离“世外桃源”的海滨野餐会只有五年时间，我在想，如果我像父母和祖辈一样，留在这个爱恨纠缠的家乡，与高中时的同学一起度过自己的成年时光，那么我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曾背井离乡！

他卧于五英寻深处；

他的骸骨化作珊瑚；

眼睛化为珍珠；

他的任何部分都不曾毁损。

只是承受着一场巨变，化为某种生物，奇异而丰沛。

他会听过我知道的几个笑话，就像有一次弗雷德·贝茨·约翰逊讲过的那个。孩提时，父亲带着我和其他一些人到布朗县去打猎。据弗雷德所说，有一群人像我们一样在加拿大狩猎鹿和驼鹿。然而，必须有人来负责做饭，否则他们都得饿死。

于是，他们就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由谁来做饭，剩下的其他人可以早出晚归地打猎。为了让笑话听起来更身临其境，弗雷德说父亲就是那个做饭的倒霉鬼。父亲是会做饭而母亲却不会。她总是以自己不会做饭为荣，也不会洗碗，或者干其他家务活。我喜欢去其他小孩家串门，别人的妈妈都会做家务。

打猎的人都同意，谁抱怨父亲的厨艺就由谁来做饭。所以，当其他人在树林里享受美好时光时，父亲的饭菜做得越来越差。然而，无论晚餐做得多么难吃，猎人们都会咂着嘴说美味极了，同时还会拍拍父亲的背，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举动。

一天早上，猎人外出打猎后，父亲在户外发现了一堆新鲜的驼鹿粪便。他用机油将粪便炸了炸，然后在那天晚上当作蒸馅饼端了上来。

第一个家伙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他控制不住自己，气急败坏地说道：“天呐！这吃起来就像是用机油炸过的驼鹿屎！”

但是，他随即又加了一句：“不过，味道挺好的，还不错，还不错。”

◆　◆　◆

我想，母亲之所以会被培养成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都是因为她那位酿酒者和投机者的父亲阿尔伯特·利伯相信：美国将会拥有一个以欧洲模式为基础的贵族阶层。他准是这样推断的，将妻子和女儿变为装饰品是成为这个阶层成员的证明，所以他亦如此行事。

第四十一章

我没能如愿写本关于阿尔伯特·利伯的小说，要不是因为他，我母亲很可能不会选择在1944年母亲节前夜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我觉得自己并未因此而错失什么。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德裔美国人缺乏共同点。无论是在电影、书籍还是话剧当中，他们从来都不会千篇一律地成为楚楚可怜的弱势群体，或是骄横跋扈的恶棍。我得从头来介绍一下他们。

好运不断！

伟大的评论家H.L.门肯是德裔美国人，不过他一生却居住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他坦言，他读不下去薇拉·凯瑟的小说。不论如何努力，他就是一点儿都不在意内布拉斯加州的捷克移民。

同样的问题。

严谨地说，我外祖父阿尔伯特·利伯的第一任妻子是爱丽丝，娘家姓巴鲁斯，我的姐姐爱丽与她同名。她是在生鲁迪舅舅，也就是她的第三个孩子的时候难产去世的。我的母亲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彼得舅舅是老二，他从麻省理工大学退了学，却生下了住在加利福尼亚德尔玛的核科学家阿尔伯特表弟。阿尔伯特表弟告诉我们他刚刚失明了。

阿尔伯特表弟的失明并不是核辐射惹的祸，是其他原因，不管是不是科学界的人，都会遇到同样的风险。阿尔伯特表弟生了个与核完全不沾边的科学家，一个电脑奇才。

就像基尔戈·特劳特曾经总是感叹的那样：“生活还得继续！”

我想说的是，母亲的父亲，那位啤酒制造商、共和党的大人物、锦衣玉食的新贵族，在他第一任妻子过世后，又娶了位小提琴家。却发现她是个疯子。面对现实吧！有些女人就是这样！她恨透了他的孩子，嫉妒他给予他们的爱。她要独霸这一切。有些女人就是这样！

这个女人能将小提琴拉得出神入化，性格却像从地狱挣脱的蝙蝠那样张狂，在利伯外祖父和她离婚之前，她疯狂地折磨母亲、彼得舅舅和鲁迪舅舅。在母亲姐弟几人性格形成的关键几年，她给他们的精神和肉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让他们终身难以释怀。

要是有相当多的人对印第安纳波利斯有钱的德裔美国人感兴趣，我可以信手拈来一部长篇家庭小说，把外祖父写成杀害我母亲的凶手，写他长久以来不断欺骗我母亲，慢慢要了她的命。

“叮叮当，你个狗娘养的！”

书名就暂定为《飘》。

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时，他还是个来自普通家庭的年轻建筑师，政治家、酒店老板以及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德裔美国精英们给了他们一堆财宝：水晶、亚麻制品、瓷器、银器，甚至还有黄金。

谢赫拉莎德[1]！

任谁都会怀疑，即便是在印第安纳州，也依然有世袭的贵族，他们拥有的那些毫无用处的藏品足以与另一个半球上的那些愚蠢的对手一争高下？

大萧条时，这些藏品对哥哥、姐姐、父亲和我自己来说就是一堆破铜烂铁。它们现在就像1940年从肖特里奇高中毕业的学生一样，分散得七零八落。

再见。

[1]《天方夜谭》中苏丹新娘的名字。——译者注

第四十二章

我短篇小说的结尾往往很难迎合大众。现实生活中，正如时震后的时光倒流，人们往往不会有任何改变、不会从以往的过失中汲取任何教训，也不会有任何歉意。而这三件事当中，短篇小说的人物至少会完成两件，否则，还不如把它扔进艺术文学院门前锁在消防栓上的无盖铁丝垃圾桶里。

好吧，我处理得了。但要是让我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有所改变，幡然悔悟，或者愧疚不已，其他角色就只能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没办法告诉读者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在年少无知的那些年，我见识尚浅，想想那些年做的事，宁愿自己从未来到过这个世界，我向当时的文学代理求教，如何在小说结尾时，还能有人物生还。他是一家权威杂志的小说编辑，还是一家好莱坞工作室的剧情顾问。

他说：“这再简单不过了，亲爱的。主人公骑上马，在暮色中渐行渐远。”

多年后，他用一把12点口径的散弹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一位朋友兼客户坦言，他不像会轻生的人。

我回答说：“即便接受过军事训练，一个人也不大可能会意外地用散弹枪击中自己的头。”

很多年之前，当我还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曾经和我的论文导师探讨过艺术的问题。那时，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和艺术沾边儿。

他说：“你知道什么是艺术家吗？”

我不知道。

“艺术家，”他说：“就是那些成天嚷嚷着‘我无法拯救我的国家、无法拯救我所在的州、无法拯救我所在的城市，甚至无法拯救我的婚姻的人。可是天哪，我却能把这块帆布、这张8寸半宽11寸长的纸、这团黏土、这12小节音乐弄得服服帖帖！’”

那之后又过了五年，他吞下了氯化钾，就像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和他的妻小在“二战”即将结束时所做的一样。

◆　◆　◆

我给他的遗孀写了信，说他的教诲对我意义重大。她没有回信，大概是伤心过度。不过，也可能是她对丈夫就这样撒手不管十分不满。

今年夏天，我在一家中餐馆向威廉·斯泰伦提了个问题：地球上有多少人拥有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哪些人值得活下去。我们俩讨论来讨论去，觉得只有17%。

我和一位老朋友在曼哈顿市中心散步。他是贝尔维尤医院的一名治疗成瘾病的医生。他的不少病人都无家可归，还患有艾滋病。我和他提起了斯泰伦，谈及我们估算的结果是17%。他表示赞同。

我曾在别处写过，这个人很伟大。在我看来，即便社会肮脏不堪，依然善行天下便是伟大。

我问他，为什么他在贝尔维尤医院的病人中，有一半都不会自杀。他说他想到过同样的问题。有时，他也会问病人是否想过毁了自己，就像例行出诊时问的那样。他说，他们几乎都会毫无例外大为吃惊，像是受到了侮辱一般。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么糟糕的主意！

就在这时，他以前的一个病人刚好拎着塑料袋经过，里面装满了他捡来的铝罐。他曾是基尔戈·特劳特刻意保护的人，虽然挣不到钱，但也不乏优点。

“您好，医生。”他说。

第四十三章

提问：鸟屎里的白色东西是什么？

回答：还是鸟屎。

暂且别谈科学，也别提它对环境灾难多么有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还是比广岛婴儿车更吸引人，我们的腋下除臭剂已经把臭氧层弄了个洞。

听着：我哥哥博尼什么都画不好，他最令人生厌的那段时间曾经说过，他讨厌油画，它们就年复一年地挂在那儿，一点儿用都没有。然而今年夏天，他却成了艺术家！

绝无虚言！这位麻省理工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现在成了可怜的杰克逊·波洛克[1]！他在两片防渗的水平板，比如玻璃板或是浴室瓷砖上揉压各色颜料和黏稠物质。而后把它们掰开，就是这样！不过，这事儿和他患癌毫不相关。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况且那个恶性肿瘤只会侵害他的肺部而不是大脑。他是个半退休的怪老头，经常一整天都无所事事，不务正业。假如没有妻子唠叨，问他究竟在干什么，大概没人知道他在做什么！晚做总比不做好，我只能这么说。

Art or not? 是艺术吗？

他寄给我几幅黑白复印图，都是些弯弯曲曲的东西。这些画大都呈树枝状，看上去像树或是灌木，也有些像蘑菇或是满是破洞的雨伞，不过很有意思。姿态跟我在舞厅跳舞差不多，都还看得过去。那以后，他寄了些彩色的原件给我，我觉得非常不错。

他寄来的复印图里还有一封信，却不是什么惊喜，而是一位迂腐的专家对我的质疑，他觉得我是典型的伪艺术家。“这是艺术吗？”他问。当然，若时光能倒退50年，那时，第一个纯美式画派——抽象表现主义还没有问世，而且“滴洒的杰克”[2]——就是那个什么也画不好的杰克逊·波洛克——也尚未被敬若神明，他一定不会冷嘲热讽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博尼还说，他的作品中还透露出一种有趣的科学现象，揉压之下，各种颜料只会上下左右伸展开来，这意味着什么，他却没有明说，留给我独自去琢磨。但他似乎在暗示，即便伪艺术家们不看好他的作品，它们还能去优化润滑剂、防晒霜。谁知道呢？全新的痔疮膏！

他说，他不会在作品上署名，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的画作，不会讲述自己的创作过程。“这是艺术吗？”他的这个无辜的问题中透着狡黠，为了回答它，趾高气扬的评论家们一定会大汗淋漓、相互抨击，而这正是他所期望看到的。

他和父亲合力把我赶出了大学的文科课堂，我很高兴能在回信中好好地报复他一下：“哥哥你好！这就像是描述鸟和蜜蜂[3]一样简单，”我提起笔，“平面上人为的色彩与形状的组合荒谬至极，而且不少好人能从部分组合中受益。”

“你自己会因为一些音乐、噪声而兴奋不已，再次声明，真是荒谬至极。如果我抬腿将桶踢进地窖的楼梯，然后告诉你，桶发出的噪声与《魔笛》[4]享有同等的哲学价值，这无疑不会引发任何旷日持久、令人心烦意乱的争论。你一定会非常满意地回答，‘我喜欢莫扎特的音乐，不喜欢桶发出的噪声’。”

“欣赏所谓的艺术品是一项社会活动。要么收获满满，要么一无所获。事后无须追问原因，也无须多说什么。”

“亲爱的哥哥，你是个受人尊敬的实验家。如你所说，你要真想知道你的作品‘是不是艺术’，你得把它们放在公共场所，看看陌生人是否喜欢它们，这个方法才是正道。让我看看到底怎么样。”

我继续写道：“人们只有对艺术家有所了解，才能真正喜欢上他们的画作、印刷品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再次声明，这是社会方面的事儿，与科学无关。任何艺术品都是两个人的部分对话，知道谁在同你说话大有帮助，弄清楚他的风格是严肃、虔诚、悲苦、叛逆、真诚还是幽默。”

“事实上，我们很难尊重毫不了解的人创作出的作品。我们甚至能够推测出生活在法国拉斯科洞穴作画人的生活情况。”

“我敢说，在欣赏者的眼里，只有将画作与特殊的创作人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认真对待。如果你不承认自己的作品，不解释它们为何值得欣赏，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作品因其表现出的人性而名闻天下，而并非因为它只是一幅画。”

我接着写道：“这还涉及创作技巧的问题。真正的绘画爱好者善于融入画中，去讨论、去仔细观察它的表面，去了解意象的创作过程。如果你不愿意告诉别人你的创作过程，便又无法继续下去了。”

“好运，永远爱你。”我写道。而后签上了大名。

[1]杰克逊·波洛克：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2]从1953年开始，杰克·波洛克的画作停滞不前，被人们调侃为“滴洒的杰克”，英文同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谐音。——译者注

[3]birds and bees意指基本的性知识。——译者注

[4]《魔笛》：莫扎特创作的歌剧。——译者注

第四十四章

我自己也用黑色的印度墨汁在醋酸纤维纸上作画。乔·佩特罗三世是位艺术家，年纪只有我的一半。他住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他用丝印的方式印出了我的那些画。每次我需要乔给画上一种颜色，就得再用哑黑色做出另一幅醋酸纤维纸画。我只用黑色作画，而乔每次只能上一种颜色，所以直到乔完成了所有上色，我才看到了彩色的作品。

我在为他的成品做底片。

也许其他的印刷方法更简单、耗时少、也更低廉，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打高尔夫、去做飞机模型、去手淫。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乔的工作室就像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产物。

在我脑袋当中的小无线电台接收不到任何好主意的间隙，乔能让我为他的成品做底片，我真是感激不尽。艺术令人如此心驰神往。

它是支兴奋剂。

◆　◆　◆

听着：仅仅三周之前，1996年9月6日那天，我和乔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比一画廊举办了一个画展，展出了我们的26份印刷品。当地一家名为温库普的小啤酒厂还为这次画展灌制了特供的啤酒。这啤酒叫库尔特里高麦芽酒，酒标是我的画像。

Kurt's High Malt库尔特里高麦芽酒

Wynkoop Brewing Company温库帕啤酒公司

Brewed and bottled by the Wynkoop Brewing Co.

Denver Co温库帕啤酒公司酿制、灌装

1 Pint 6 fluid OZ一品脱六盎司

你觉得这还不够有趣？听听这个：在我的建议下，啤酒里加了少量咖啡。这有什么了不起的？首先，它的味道的确不错。另外，也是向我外祖父阿尔伯特·利伯致敬。他是位啤酒制造商，但政府1920年颁布的禁酒令让他破了产。1889年，正是咖啡为印第安纳波利斯啤酒厂在巴黎博览会上夺得了金奖！

叮叮当！

库尔特里高麦芽酒是温库普酿造的多特蒙德啤酒。阿尔伯特·利伯独家配方，酒中含咖啡。阿尔伯特·利伯为库尔特外祖父、印第安纳波利斯啤酒厂酿酒师兼老板，其配方曾斩获1889年巴黎博览会金奖。

政府警示：（1）外科医生建议，妇女怀孕期间不得饮用酒精饮品，预防新生儿先天性身体缺陷的出现；（2）酒精饮品会降低驾驶能力及机器操作能力，还可能诱发健康问题。

饮用前切记。

丹佛市的事情还不够有趣？好吧，温库帕啤酒公司的老板和乔差不多大，叫约翰·希金鲁帕，这事情如何？那又怎样？只剩下这个了：

50年前，我去康奈尔大学学化学时，和一个叫约翰·希金鲁帕的家伙成了兄弟会的成员。

叮叮当？

这人正是他的儿子！我的联谊兄弟去世时，他儿子只有七岁。我比他儿子还了解他！我能告诉这个年轻的丹佛啤酒制造商，他的爸爸曾经和德尔塔阿普西隆兄弟会结识的兄弟约翰·格克一起卖过糖果、饮料和香烟，他们的大货架就在联谊会大楼二楼的楼梯顶上。

他们将店命名为希金鲁帕的洛克吧。我们给店起了很多外号，如洛克鲁帕的希金巴、巴肯希金的鲁帕洛、洛克巴的鲁帕金等。

真是一段欢乐的时光！我们觉得自己能长生不老。

新瓶装旧酒，老笑话讲给新人听。

我给小约翰·希金鲁帕讲了个他爸爸教给我的笑话：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他爸爸都会问我：“你是海龟俱乐部的成员吗？”我只能声嘶力竭地吼道：“我当然是！”

我也是一样，在一些特别严肃庄严的时刻，比如新的联谊兄弟宣誓的时候，我没准儿会悄悄问他：“你是海龟俱乐部的成员吗？”他也只会声嘶力竭地吼道：“我当然是！”

第四十五章

还有个老笑话：“你好，我是斯伯丁。你一定玩过我的球。”这笑话现在并不搞笑，因为斯伯丁已经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体育用品生产商了。就像利伯金奖啤酒不再是中西部流行的消遣性毒品、冯内古特也不再是生产销售实用耐用品的五金公司一样。

几家更具活力的公司光明正大地挤垮了这家五金公司。美国宪法第18条修正案让印第安纳波利斯啤酒公司关了门。1919年，这项修正案宣布，凡生产、销售、运输醉酒产品均违反美国法律。

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幽默作家金·赫伯德说过，禁酒总比压根儿没酒要好多了。直到1933年，醉酒产品才放开。那时，私酒商阿尔·卡彭掌控了芝加哥，将来遇刺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也成了百万富翁[1]。

◆　◆　◆

我和乔·佩特罗三世的展览开幕了，第二天刚好是周日。我独自住在丹佛这家最古老旅馆的“牛津”房间中，黎明时分便醒来了。我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也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那里的，像是昨晚没有喝得烂醉如泥一般。

我穿戴整齐，走了出去。人们都还没有起床，路上也没有任何车辆。如果那时自由意志突然占据了大脑，我一时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也不会有人会撞到我。

当自由意志突然占据大脑，可能最好的情景便是成为非洲扎伊尔雨林中的姆布蒂人（俾格米人分支）。

距离旅馆200码的地方，曾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心脏，有着浮夸的心房和心室，如今却只留下个空壳儿——我是说这座火车站。它建成于1880年。现在，每天只有两辆火车会在这儿稍作停留。

我上了些年纪，还能够记起蒸汽机车轰隆隆从这里经过，记起它们低沉的汽笛，记起铁轨接缝处咔嗒咔嗒的响声，记起多普勒效应下机车经过交叉路口时发出的起落明显的警铃声。

我还记得这里的劳工斗争史。为了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尊重和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铁路工人奋起反抗，发起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行之有效的工人阶级大罢工。在那之后，煤矿、钢铁厂、纺织厂的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工人为争取自己的利益付出了血的代价，但在我们这代美国作家眼中，这样的斗争，如同对抗外敌一样，是完全值得的。

《自由大宪章》《独立宣言》《权利法案》《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以及赋予女性选举权的1920年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相继问世，经济的公正性也必将能够实现，这就是事情的发展趋势。我们作品中丰富的乐观主义精神也都是源于这样的信仰。

1996年，我演讲时还提议在宪法中补充以下条款：

第28条：真诚地欢迎每一个新生儿的到来，成年前，给予他们足够的照料。

第29条：每位成年人都应当得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得到能够维持生计的报酬。

但是，作为顾客、雇员和投资者，我们创造出的不过是巨额的账面财富，多到少数几个掌管这些财富的人从中拿走成百万、成亿的资产，也不会影响到任何人。显然是这样。

我们这代人大都对此心灰意懒。

[1]在禁酒时期（1920—1933年），约瑟夫·肯尼迪经营私酒生意，走私威士忌等各种烈酒，发了横财。

第四十六章

你相信吗？在去世外桃源之前，基尔戈·特劳特压根儿就没有看过舞台剧。然而从“二战”归来后，他不但写了剧本，还获得了版权！我刚刚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数据库里检索了这本书，叫作《满脸褶皱的老家臣》。

在世外桃源辛克莱尔·刘易斯套房中，这剧本就像是电脑送来的生日礼物。喔！昨天是2010年11月11日，我刚刚过了88岁生日，要是算上时光倒流，那我刚好98岁。我的妻子莫妮卡·佩珀·冯内古特说，88是一个吉利的数字，98也一样。她对数字占卜学入了迷。

我的宝贝女儿12月15日就满28岁了！谁曾想我还能亲眼见到那一天！

《满脸褶皱的老家臣》讲了一场婚礼。说也奇怪，新娘米拉波·迪克多[1]是个处女。新郎弗格兰特·迪力科多[2]却是个无情无义、拈花惹草的家伙。

索特·沃克[3]站在边上观看了他们的典礼，他对站在一旁的家伙嘟囔道：“我才不会这么俗套。我只要找个恨我的女人，给她栋房子就行了。”

新郎亲吻着新娘，另一个家伙说：“女人都是神经病。男人都是怪胎。”

书名上提到的那个满脸褶皱的老家臣，双手掩面，哭得伤心欲绝。他叫思科瑞特[4]。

不知道谁把燃着的雪茄放在了学院美术馆的烟雾警报器下，自由意志再次袭来之前，莫妮卡一直在想办法揪出那个家伙。这事儿都过去九年了！谁会在乎？知道是谁干的又能怎样？就像知道鸟屎里的白色东西是什么一样。

基尔戈·特劳特向我和莫妮卡坦言，他把那根雪茄捻灭在烟灰缸里，捻了又捻、捻了又捻，似乎它不仅是警铃炸响的罪魁祸首，还引发了外面的混乱一般。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他说。

他从墙上摘下一幅画，打算用相框的一角去砸警报器，就在这时，警报器自己停了下来，他才发现自己是多么荒唐。

他又把画挂了回去，把它摆正。“把画摆好摆正似乎很重要似的，”他说，“还要和其他的画间距相等。无论世界多么混乱，至少，我还能把这一隅布置妥帖。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感激不尽。”

他回到门廊，盼望着那位武装警卫能够从长眠中醒来。然而达德雷·普林斯仍然像尊石像，他仍然相信，只要他稍微动弹一下，就得被重新扔回监狱。

特劳特又回到他面前，说道：“醒醒！醒醒！你又有自由意志了，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后又说了些别的。

什么都没有发生。

特劳特灵机一动！与其宣扬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自由意志，还不如说点儿别的。他说：“你病的不轻！你现在又痊愈了。你病得不轻！你现在又痊愈了。”

咒语显灵了！

特劳特广告做得不错。据说耶稣也是一样。每一个伟大的广告都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耶稣承诺了后世的美好生活。特劳特此时此刻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达德雷·普林斯冰冻的精神开始融化。特劳特让他弹弹手指、跺跺脚、吐吐舌头、扭扭屁股，好尽快恢复过来。

特劳特连高中都没毕业，却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弗兰肯斯坦博士。

[1]Mirabile Dictu：拉丁语，说来奇怪的意思。——译者注

[2]Flagrante Delicto：拉丁语，现行犯的意思。——译者注

[3]Sotto Voce：意大利语，低声的意思。——译者注

[4]Scrotum，阴囊的意思。——译者注

第四十七章

亚历克斯·冯内古特叔叔说，无论何时，只要遇到开心的事就得大声说出来。在他妻子蕾伊婶婶看来，他就是个傻子。他的确像个傻子一样开始了他的哈佛大学生活。老师让亚历克斯叔叔写篇作文，说说自己为什么千里迢迢从印第安纳波利斯跑到哈佛来求学。他兴高采烈地写道：“因为我哥哥在麻省理工读书。”

他没有孩子，也没有枪。不过他拥有数不清的书，而且，他还在不停地购买新书。他会把他特别喜欢的书送给我。对他来说，从书房找到这本或那本书是项严峻的考验，而只有找到它们，才能够把一些特别精彩的片段大声读给我听。因为听说他的妻子蕾伊婶婶是个艺术家，她按照书的大小、形状和楼梯的风格把书房布置得井井有条。

所以，在找他崇拜的H.L.门肯的文集时，他可能会说：“我觉得它是绿色的，而且大概这么高。”

◆　◆　◆

我成年后，他的妹妹，就是我的厄玛姑妈曾和我提起过一次：“冯内古特家的男人都特别怕女人。”她的两个兄弟的确怕她怕得要死。

听着：与现在不同，亚历克斯叔叔的哈佛大学教育背景也没能让他脱颖而出，取得微观管理下的达尔文式胜利。他的父亲伯纳德·冯内古特是位建筑师，他之所以送儿子去哈佛，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叔叔的确很有教养，却也成了一个十足的妻管严，当了一辈子人寿保险推销员，一事无成。

我觉得，我始终对他心怀感激，因此，也会感谢曾经的哈佛。正是因为他，我才学会从伟大的作品中汲取营养，这些作品有的非常有趣，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都能让我们对生活充满敬意。

现在看来，我和亚历克斯叔叔挚爱的那些书，那些用蘸着斑驳的钢笔渍的纸张包好的书，那些收在带锁的盒子里的书，却一点点废弃了。我的孙辈现在大都在显示屏上进行阅读了。

拜托，拜托，请等一下！

书籍诞生之初，只是从山野中或动物身上找来些原始的材料，但其在保存和传播语言方面发挥的作用却足以与当今的硅谷奇迹相媲美。纯属偶然，而并非工于心计，书本的分量与质地，以及其易于操作的本质，让我们的双手与双眼，让我们的思想与灵魂投身到精神的冒险之旅当中。但我们的孙辈却对此一无所知，我深表遗憾。

第四十八章

本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最伟大的剧作家中，有两个人都不承认自己是中西部地区的人，尤其不愿提及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在我看来，这件事挺有意思。我是说，T.S.艾略特说话就像坎特伯雷大主教一样高高在上，而毕业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和爱荷华大学的田纳西·威廉姆斯则像是《飘》中的阿什利·威尔克斯。

毋庸置疑，威廉姆斯出生在密西西比，却在他七岁时搬到了圣路易斯。27岁时，他给自己改名为田纳西。那之前，他一直都叫汤姆。

科尔·波特[1]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裴璐，读作P-E-I-L-U。“《白天与黑夜》？”“《漫步起舞》[2]？”不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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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戈·特劳特出生在百慕大的一家医院。他父亲雷蒙德就在那附近搜集资料，为他完成百慕大白尾海雕的博士论文做后期研究。蓝色白尾海雕体型硕大，是现存最大的肉食类鸟。百慕大三角洲中心地带有块无人居住的熔岩尖顶，称为死人岩，是蓝色白尾海雕唯一栖息的地方。事实上，特劳特的父母就是去死人岩度蜜月时怀上的他。

有意思的是，目前研究发现，人类活动不会影响白尾海雕，雌性白尾海雕才是造成白尾海雕数量锐减的罪魁祸首。过去几千年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是雌性白尾海雕在孵化幼鸟、养育幼鸟，并最终把它们踢下熔岩尖顶来学会飞翔。

然而当博士生雷蒙德·特劳特带着他的新娘来到这里，才发现雌鸟压根儿不想养育后代，正是它们一脚就把鸟蛋踢下了熔岩尖顶。

多亏了雌性白尾海雕的胆大妄为——随便你怎么称呼这举动吧——基尔戈·特劳特的父亲幸运地成了解读物种命运进化机制的专家。他的发现让人们看到了与印证达尔文进化论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完全不同的一面。

基尔戈九岁那年，特劳特一家执意去了新斯科舍的失望湖畔，在那里度过了1926年的夏天。那儿的达尔豪斯啄木鸟不再辛苦啄木，反而大口大口享用鹿和麋鹿背上成群的黑蝇。

当然，达尔豪斯啄木鸟是加拿大东部最为常见的啄木鸟，从纽芬兰到曼尼托巴，从哈得孙湾到密歇根的底特律，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只有生活在失望湖的达尔豪斯啄木鸟与众不同。虽然它们的羽毛、喙和体形与其他的达尔豪斯啄木鸟并无二致，却不再用费力的方式来捉虫吃，即从树干和树洞里把虫子一条一条啄出来。

另一个半球上，“一战”正打得如火如荼时，人们在1916年第一次发现了它们啄食黑蝇的现象。在那之前以及之后的岁月里，人们从未观察过失望湖的达尔豪斯啄木鸟。特劳特发现，那是因为如饥似渴的黑蝇常常成群结队，像龙卷风一般，惹得人们无法在有悖天性的达尔豪斯啄木鸟的栖息地生活。

所以，特劳特一家整个夏天都待在那里。不管天气如何酷热难耐，他们白天晚上都打扮得如同养蜂人一般：戴着手套，穿着扎着袖口的长袖衬衫、扎着裤脚的长裤，戴着保护头颈的带面纱的宽檐帽子。父亲、母亲和儿子把野营装备、一台沉重的电影摄像机和一个三脚架放在雪橇上拖到了沼泽附近的营地。

特劳特博士希望能够拍摄这样的镜头，那些鸟虽与其他达尔豪斯啄木鸟外表相同，却不在树干上啄木，以鹿和麋鹿背上成群的黑蝇为食。这画面足以让人兴奋不已，这表明，低等动物也能够实现文化进化、生物进化。人们有理由推断，鸟群中有只鸟，可谓是鸟类中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它认为黑蝇同树干中的虫子一样有营养，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特劳特博士的发现让他吃惊不小！这种鸟不但胖得令人作呕，食肉动物能够轻而易举把它们拿下，它们还会爆炸！在黑蝇体内某种化学物质的作用下，生长在达尔豪斯鸟巢附近的枝条菌种孢子在肥胖的达尔豪斯啄木鸟肠道中引发了新的疾病。

啄木鸟体内的菌种形成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到达某一时期，会突然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啄木鸟不堪重负，直接爆炸！一年后，一只达尔豪斯啄木鸟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一家公园上空爆炸，引发了这座汽车城市历史上第二严重的种族暴乱。它没准儿就是失望湖实验中最后幸存的那只啄木鸟。

[1]科尔·波特：美国作曲家。——译者注

[2]《白天与黑夜》和《漫步起舞》皆是科尔·波特作曲的歌。——译者注

第四十九章

特劳特还曾在小说中描写过另一场种族暴乱。那场暴乱发生在20亿年前一颗有地球两倍大的星球上，它一直绕着只有BB枪子弹一般大小的普克星球运转。

早在时光倒流开始前很久，我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问哥哥博尼，他是否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说相信，问及原因，他说：“因为没有别的可玩。”博尼的回答引出了另一个年代久远的笑话，和“叮叮当，你个狗娘养的！”那个笑话一样。一个家伙要出去打牌，他的朋友告诉他其中有诈，他回答说：“没错，我知道，不过没别的可玩。”

我懒得去找原话，不过英国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是这样说的：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如同相信飓风从废料堆刮过，就能组装出一架波音747一样。

不管是谁创造了一切，我不得不说，长颈鹿和犀牛实在好笑。

人的大脑也是一样，它与身体上敏感的部位串通一气，比如胯下的那玩意儿，明明厌恶生活，却假装自己很热爱它，还要相应地表现出来。“趁我快活时，给我来一枪！”

作为鸟类学家的儿子，基尔戈·特劳特在《我十年的机械生活》中写道：“受托人是神鸟。它不存在于自然中，不可能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

特劳特是唯一一个把受托人比作鸟的人。这个名词来源于拉丁语“抵押”，表示信心、信任的意思。事实上，它指的是为别人保管财产，包括帮政府保管财产的人。现如今，这类财产已变为纸面和电脑中显示的数字。

如果没有大脑和下面的那玩意儿等别的部位，人类和动物都无法生存。因此，无论时光是否倒流，还如往常一样，1996年的夏天，心怀鬼胎的资产管理人中饱私囊，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而这些钱原本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养育起下一代、安置好老人，让他们享受到更多的尊重，感受到更多的安全。

看在上帝的分上，无论遇到什么，让我们来帮助更多惊慌失色的人渡过难关。

为什么要花钱解决问题？这才是钱的意义所在。

是否应该重新分配国家财产？这财产正在，并且一直会以一种毫无用处的方式继续重新分配到少数人手中。

请注意，我和基尔戈从来不用分号。它们什么用都没有，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它们是有异装癖的双性人。

没错，除非能够有办法让人们得到大家庭的支持与关爱，否则让他们活得更好的愿望也只能是有异装癖的双性人。实现大家庭中的分享与慰藉，远比在泱泱大国中实现这一切要现实得多。只有这样，受托人才不会只是神话中的巨鸟与凤凰。

第五十章

我上了年纪，还能记得“fuck”这词儿是个邪恶的字眼，任何一家体面的出版社都不会刊印。还有个老笑话：“别当着孩子提‘操你妈’。”

据说，只要带着惧怕与愤恨的口吻，文质彬彬的公司职员就能够提到一个恶毒的词儿——Communism，好指出不少原始社会中常常上演的无知活动真他妈的差劲。

丧心病狂的越战硝烟弥漫之际，讽刺作家保罗·柯拉斯纳印了条红白蓝相间的车尾贴，上面写着“FUCK COMMUNISM”，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我的小说《五号屠宰场》里因为有“操你妈混账东西”的字眼而受到抨击。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有人向德占区被捕的四名美国士兵开了枪。一个美国兵向另一个美国兵咆哮，正如我说的，他并没有操过任何人：“低头，操你妈的混账东西。”

自从这些字眼出版以后，当妈的在干活时都穿上了贞洁带。

我当然理解，人们在眼下，也许永远都会反感“Communism”这个词儿，这完全是对苏联独裁者残暴愚蠢行为的正常反应，他们称自己为“Communism”，与希特勒称自己为“基督教徒”并无二致。

然而，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们眼中，因为专制统治者的罪行而将这个词儿从美好的思想中剔除仍然有些惭愧。这个词儿出现之初，不过是用来替代华尔街赌博的合理举措。

没错，“Communism”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第二个字。再见吧，“Socialism”和“Communism”；皎洁的月光照在沃巴什河上，田野上新割的青草散发着清香，再见吧，特雷霍特的尤金·德布斯[1]之魂。

“但凡有灵魂身陷囹圄，我就无法获得自由。”

大萧条期间，人们开始努力寻求替代华尔街赌博的各种举措。要知道华尔街赌博一夜之间断送了不少企业，其中不乏一些银行，让上百万的美国人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无家可归。

那又怎样？

如果时光倒流也算数，那差不多是一个世纪前的事了。忘了吧！事实上，当时人们活得同行尸走肉一般，祝他们来生能享受快乐的社会主义！

重要的是，2001年2月13日下午，基尔戈·特劳特将达德雷·普林斯从震后麻木症中唤醒。特劳特让他开口说话，说什么都行，胡言乱语也无妨。特劳特建议他说“我宣誓拥护美利坚合众国国旗”，或是其他能够证明他已重新主宰自己命运的话。

起初，普林斯说得颠三倒四。他没有宣誓拥护什么，但特劳特能够感受到，他正在努力去理解特劳特所说的一切。他说：“你说我有什么。”

“你有病，但现在好了，有很多事儿等着你去做。”特劳特说。

“说这话之前，”普林斯说，“你说我有什么。”

“别提那个了，”特劳特说，“我太激动，说起了胡话。”

“我还是想知道你说我有点儿什么。”普林斯说。

“我说你有自由意志。”特劳特说。

“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普林斯迷惑地重复着，“我一直想知道我有的东西叫什么。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它的名字。”

“请忘了我说的话，”特劳特说，“还有不少人要救。”

“你知道自由意志有什么用吗？”普斯林问。

“不知道。”特劳特说。

“你能把它塞进屁股里去。”普斯林说。

[1]尤金·德布斯：美国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社会主义的宣传家，美国社会党的创始人。——译者注

第五十一章

当特劳特在艺术文学院门厅将达德雷·普林斯从震后麻木症中唤醒，我觉得他就是弗兰肯斯坦博士。当然，我指的是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雪莱的小说《科学怪人，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那个反英雄人物。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雪莱是英国诗人珀西·比希·雪莱的第二任妻子，在她的小说中，科学家弗兰肯斯坦从不同的尸体上取下尸块拼凑出了一个人。

弗兰肯斯坦用电来激活它们，结果却与现实生活中美国州立监狱中电椅的效果完全相反。人们大都认为弗兰肯斯坦是个怪物，其实不然。弗兰肯斯坦是个科学家。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用泥巴捏出了第一个人。他从天庭偷来火送给人类，让他们取暖做饭，而不是让他们去烧死住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黄色矮杂种的。

我的这本书写得很精彩，第二章中提到过在芝加哥大学教堂里举办的广岛核爆炸50周年纪念活动。我当时说，我尊重我朋友威廉·斯泰伦的观点，他认为广岛爆炸救了他的命。美国丢下原子弹时，斯泰伦正在美国海军服役，为攻打日本岛进行训练。

不过，我得补充一点，我知道一个词儿，能够证明我们的民主政府有能力干出猥琐、疯狂、种族歧视、滥杀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孩子的事来。我说过这个是个外来词儿，叫作“长崎”。

无所谓！那也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儿了，如果算上时光倒流，还要比实际时间再提前十年。我发现，现在还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多年后，自由意志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你病了，但现在好了，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这句基尔戈的箴言，不但让达德雷·普林斯重获新生，还继续适用于人类的生存环境。

我听说，学生们上课前，除了宣誓祈祷，还需要背诵基尔戈箴言。老师觉得这似乎挺有用。

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参加过一场婚礼，仪式到达高潮时，牧师说：“你病了，但现在好了，有很多事儿等着你去做。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夫妻。”

我有个朋友是名生物化学家，他为一家猫粮公司做事。她说，她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旅馆住过，她请前台早上打电话叫醒她。第二天，她接到电话，接线员在电话那头说：“你病了，但现在好了，有很多事儿等着你去做。现在是早上七点，室外温度32华氏度，即零摄氏度。”

仅在2001年2月13日下午以及接下来两周左右的时间，基尔戈箴言就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完全不逊于前辈爱因斯坦提出的E=mc^2在摧毁地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特劳特让达德雷·普林斯对在文学院值班的警卫说出那句咒语。他们而后去了原先的美国印第安博物馆，用咒语唤醒了惴惴不安的乞丐。不少被唤醒的圣牛——大约有三分之一之多，转而成了救助震后麻木症的福音传教士。这群衣衫褴褛的退伍军人，单靠着基尔戈箴言，自发分散到各处，让更多的行尸走肉变回有意义的生命、让受伤的人得到救助，或者至少在人们冻死之前，把他们拖进屋里的某个地方。

◆　◆　◆

第16版《巴特莱特常用引语》中，有人告诉我们：“细节决定成败。”装甲豪车把佐尔顿·佩珀载到文学院，却让他在按门铃时被消防车撞个稀巴烂，都是缘于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豪车司机杰瑞·里弗斯把他瘫痪的乘客和轮椅卸到人行道上后，向西朝着向哈得孙河开出了50码。

这仍是时光倒流的一部分。不管时光倒流与否，杰瑞都不会把车停在文学院门前，以免他的豪车让人起疑，觉得文学院也许并不是一栋遭人遗弃的大楼。若非如此，这辆豪车就能缓解消防车的冲力，很有可能，但不完全肯定，正好救了按门铃的佐尔顿·佩珀的命。

但是代价呢？文学院的大门就不会打开，让基尔戈·特劳特有机会接近达德雷·普林斯和其他警卫。特劳特就不会穿上从那里找到的闲置警服，让他看上去像个权威人士。他也不能拿起文学院的火箭筒砸向那辆无人汽车，让呜呜作响的防盗铃停了下来。

第五十二章

艺术文学院之所以有火箭筒，是因为那帮军阀从国民警卫队彩虹分队偷了辆坦克，充当先锋袭击了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胆大妄为，竟举着星条旗横冲直撞。

想象一下，这帮军阀无人敢挡，就像没人敢招惹十大公司一样，他们觉得自己和其他人一样，都是美国人。“美国，”基尔戈·特劳特在《我十年的机械生活》中写道，“是鲁布·戈德伯格昨天才刚刚发明的三亿个小玩意相互作用的产物。”

“你最好有个大家庭。”他继续写道。1945年9月11日他从部队复了员，之后一直孑然一身，直到2001年3月1日，他才带着莫妮卡·佩珀、达德雷·普林斯和杰瑞·里弗斯坐着装甲豪车、挂着辆超载的拖车到了世外桃源。

◆　◆　◆

鲁布·戈德伯格是一家报纸的漫画家，他生活在上个基督教千禧年[1]的最后一个世纪中。他画着荒唐、复杂，还不怎么可靠的机器，包括踏车、活盖、铃铛、汽笛、套着马具的家畜、喷灯、邮递员、电灯泡、鞭炮、镜子、收音机、留声机、发射空心弹的手枪等物件，只为了完成些简单的任务，比如拉上百叶窗。

没错，特劳特总在喋喋不休地说人们要有个大家庭，我也一样。显而易见，我们是人，我们需要大家庭的温暖，就如同需要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一样。

我刚刚读到一篇报道，一个十几岁的未成年父亲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摇晃致死，原因竟然是孩子还不能控制自己的肛门括约肌，一直哭闹个不停。要是在一个大家庭里，周围就会有其他人能救下这个孩子，并且照顾好他和他的父亲。

如果这个父亲生长在大家庭中，他也许不会是一个这么糟糕的父亲，又或者，他没准压根儿就不会成为父亲，因为他还太小，没法当好一个父亲，他也不够理智，绝不可能当好这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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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我在尼日利亚的南部地区。比夫拉战争接近尾声，而我恰巧在战败的一方，我周围大都是伊博人。那是在时光倒流开始前很久的事了。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伊博父亲和他刚出生的孩子。他有四百个亲戚！虽然战争节节败退，但他和他的妻子还是准备出去转转，让所有的亲戚看看这个孩子。

当比夫拉军队需要增援，庞大的伊博家庭便聚在一起商量该派谁上战场。和平时期，大家庭则聚在一起商量让谁去遥远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之后，全家会一起分担这个孩子的路费、学费，并给孩子买好合乎时宜、风俗的衣服。

我在那里遇到了钦努阿·阿契贝[2]，他是位伊博作家。他现在在巴德学院一边教学一边写作。巴德学院就在纽约的12504区哈得孙河畔的安南达尔。当前，尼日利亚统治集团趁火打劫，批评家们常常因为过多的自由意志而遭受绞刑。

钦努阿说，政府里没有伊博人的位置，他们也不想和政府扯上关系。他说伊博人在小公司里上班，不会和政府及其盟友产生冲突，壳牌石油公司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他们一定开过不少会，讨论过道德问题和生存方法。

他们还会继续送最聪明的孩子去远方的顶尖大学深造。

我推崇的家庭观念和家庭价值，是目前数量庞大的美国家庭迫切需要的，是“二战”前，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所拥有的家庭观念和家庭价值，是桑顿·怀尔德《我们的小镇》中的人物所拥有的家庭观念和家庭价值，是伊博人所拥有的家庭观念和家庭价值，而并非一对男女带着孩子初到小镇，在混乱的经济、技术、环境以及政治动荡中惶恐不安、不知所措。

第45章中，我提议在宪法中补充两项条款。现在再补充两项，可以说，和《人权宣言》一样，这并不算什么奢望：

第30条：达到法定青春期年龄的人，应在严肃的公共仪式上宣布成年，届时他将肩负起新的社会责任，并享受随之获得的尊重。

第31条：竭力让每个人感受到他的离开会让人无比思念。

当然，只有大家庭才能切切实实地为人们提供如此重要的精神食粮。

[1]基督教千禧年：千禧年又名千福年，其概念源于基督教教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千年。

[2]钦努阿·阿契贝：尼日利亚小说家，代表作《神箭》，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译者注

第五十三章

《科学怪人，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的怪物之所以变得残忍是因为他发现活着是种耻辱，他长得太丑，人见人厌。他杀死了弗兰肯斯坦，再重申一遍，弗兰肯斯坦是个科学家，不是什么怪物。让我赶快解释一下，我哥哥博尼从来都不是弗兰肯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他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故意制作出任何毁灭性的发明。他也不是潘多拉，能释放出新的毒药、疾病或是其他邪恶的东西。

在希腊神话中，潘多拉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普罗米修斯用泥巴捏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男人，还为他们偷来了火种，他激怒了众神，于是他们就创造了潘多拉。创造女人是众神在复仇。他们送给潘多拉一个魔盒。普罗米修斯央求她不要打开魔盒。但她却打开了它，释放出人类的所有邪恶力量。

魔盒里的最后一样东西是希望。它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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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郁闷的故事不是我编出来的，也不是基尔戈·特劳特的作品，而是古希腊人的杰作。

不过我想说的是：弗兰肯斯坦做出来的怪物并不开心，还有破坏性。尽管特劳特在艺术文学院附近激活的人很难在选美比赛中脱颖而出，却大都非常快乐且富有公德心。

我不得不承认，他们大多数人的确无法从选美比赛中脱颖而出。但其中至少有一个女人格外光鲜。她是艺术文学院的公职人员，名叫克拉拉·齐纳。莫妮卡·佩珀坚信，正是克拉拉·齐纳把燃着的雪茄放在了学院美术馆的烟雾警报器下。克拉拉·齐纳当着莫妮卡的面，发誓她一辈子从没碰过雪茄，她恨透了那玩意儿，而后她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

特劳特把原先的美国印第安博物馆改成了医院，克拉拉·齐纳和莫妮卡一起在那里照顾伤员。莫妮卡问起克拉拉雪茄的事，之后克拉拉便骑着轻便摩托离开了。

火箭筒成了特劳特的专属物件，他提着它，在达德雷·普林斯和另外两名警卫的陪同下，把蜷缩在避难所的乞丐统统赶了出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给腿脚和脑袋受伤的人腾出个躺的地方，他们比乞丐更需要块儿温暖的地方。

这是治疗类选法，就和基尔戈·特劳特在“二战”战场上采取的方式一样。“唯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次生命能够献给我的国家。”爱国的美国人内森·黑尔说。“去他妈的乞丐！”爱国的美国人基尔戈·特劳特说。

佩珀那辆加长豪车的司机杰瑞·里弗斯常常在人行道上穿行，好让这艘梦之船绕过撞毁的汽车和伤员，驶向西大街52号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演播室。里弗斯大喊着唤醒里面的工作人员：“你病了，但现在好了，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而后，他让工作人员在广播和电视上把这条信息从东海岸传播到西海岸上去。

不过他得撒个谎，才能让他们老老实实听话。他说不知是谁投下了神经毒气弹，大家正在慢慢苏醒过来。就这样，基尔戈箴言传到了国内数百万人的耳朵里，接着又传向了世界上数十亿人的身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独家报道！不明身份的袭击者投下了神经毒气弹。你们病了，但现在好了，有很多事等着你们去做。要确保所有的儿童和老人都转移到室内安全的地方。”

第五十四章

当然！错已铸成！不过特劳特用火箭筒打停汽车的警铃却不能算在内。若要写一本城市活动手册，描述一下时震、时光倒流、自由意志相继出现该如何应对，书中应该建议每个街区都配备一个火箭筒，并确保每个有责任心的成年人都知道它的位置。

错误？手册应该指出，无论是否有人驾驶车辆，车辆自身并不会造成任何损坏。把车辆当成东躲西藏的造反的奴隶来惩罚无疑是浪费时间！只因为它们是车辆，尚在运行的汽车、卡车、公交车就被当成了替罪羊。救援人员、难民更是因此而失去了交通工具。

特劳特在《我十年的机械生活》中劝诫人们：“把陌生人停在路边的道奇无畏打个稀巴烂也许能缓解压力。然而当一切已成定局，只能让车主比以往更加痛苦不堪。若想让别人如何对待你自己的车，就要如何去对待他们的车。”

他继续写道：“没有人的介入，汽车还能自己启动，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当自由意志占据了大脑，如果你必须拔掉无人驾驶车辆上的钥匙，一定、一定、一定要把钥匙扔进邮箱当中，而不要把它们扔到雨水沟或是满是垃圾的空地上。”

特劳特最大的错误应该就是把艺术文学院变成了停尸房。铁门和门框又被固定了起来，好保持室内温度。其实更好的方法是把尸体在屋外排好，那儿的温度刚好低于冰点。

特劳特想不到在151号西大街，天上会有什么问题。尽管地面上的碰撞已渐渐平息，然而清醒过来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成员应该能觉察到空中仍有飞机在飞行。机组人员和乘客尚未从震后麻木症中恢复过来，他们昏昏沉沉，并没有意识到燃料耗尽后会发生什么。

十分钟后，也许一小时后，抑或是三小时后，他们这架在六英里高空盘旋的重于空气的航空器即将携带全体成员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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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洲扎伊尔雨林中的姆布蒂人（俾格米人分支）来说，2001年2月13日原是平淡无奇的一天，直到一架淘气的飞机在时光倒流后恰巧落在了他们其中一个人的头上。

当然，自由意志袭来之时，最糟糕的飞行器要算是直升机了，天才莱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是第一个预见到这一点的人。直升机无法滑行，它原本也没想飞到天上去。

高空中，过山车或是摩天轮要比直升机安全得多。

没错，纽约颁布了戒严令后，原先的美国印第安博物馆摇身一变成了军营，基尔戈·特劳特的火箭筒惨遭没收，文学院总部也被征用成了军官俱乐部。特劳特带着莫妮卡·佩珀、达德雷·普林斯和杰瑞·里弗斯坐上豪车向着世外桃源驶去。

曾经的流浪汉特劳特从里到外套上了昂贵的衣服：鞋、袜子、内衣、袖扣，还配上了佐尔顿·佩珀的路易·威登行李箱。大家觉得莫妮卡的丈夫干脆死了算了。他还有什么好企盼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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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劳特在155号西大街发现轧扁了的佐尔顿和他轧长了的轮椅。他把轮椅靠在树上，说那是门现代艺术。轮椅的两个轮子被碾在了一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似的。特劳特说，这就像是个六英尺高的铝皮螳螂，正在努力爬上一辆独轮车。

他称之为“二十一世纪精神”。

第五十五章

数年前我在肯塔基赛马会上碰到了作家迪克·弗兰西斯。我知道他曾在越野障碍赛马中获得过冠军。我表示他比我想象的还要魁梧。他回答道，在越野障碍赛马中只有大块头才能“控制得住马”。长久以来，他所述的这一概念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想这是因为人生与此极其相似：不过我们控制的不是一匹马，而是人的自尊，因为人的自尊也得跨过栅栏、篱笆和积水。

我亲爱的女儿莉莉今年13岁，成了一位漂亮的少女。在我看来，她和大部分美国青少年一样，即将在可怕的越野障碍马赛中尽力去控制住自己的自尊。

我曾对巴特勒大学新一届毕业生说过一番话——他们比莉莉只大了一点儿，被称为“X一代”[1]，“X”是字母表上倒数第三个字母，但他们同时又跟亚当和夏娃一样被称为“A一代”。胡说八道！

虽是事后诸葛亮！但晚做总比不做好！只有当1996年我打算写出下一个句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伊甸园的形象对于我那些年轻的听众而言是那般索然无味，因为这个世界到处是一些把害怕藏在心里的人，又布满了各种天然或人为的陷阱。

下一句话是：我本该鼓励他们要像年轻时的迪克·弗兰西斯一样，骑着一匹自命不凡但又惊慌失措的马，立在一场越野障碍马赛的起跑门前。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匹马三番两次在危急之时畏缩不前，它就会被送到牧场去。大部分年纪跟我相差无几且还在世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自尊，现如今已经被送去牧场了。不过那地方倒也不错，他们可以在那儿咀嚼、消化。

如果自尊跌断了一条腿，那么这条腿就永远都不会愈合。它的主人只能开枪打死它。我想到一些人：我的母亲和欧内斯特·海明威，我以前的文稿代理人和杰塞·柯辛斯基，我就读芝加哥大学时遇到的那位顽固的论文导师和爱娃·布劳恩。

但是基尔戈·特劳特跟他们不一样。我最喜欢的便是基尔戈·特劳特那坚不可摧的自尊。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男人都有可能会爱上男人。我也爱我的战时好友伯纳德·奥黑尔。

许多人都活得很失败，原因在于人脑不过是3.5磅重的带血海绵体，狗儿的一顿早餐。失败的原因有时就是这么简单，有些人再努力也无法取得成功。事实就是如此！

我有位跟我一般大小的表兄弟，他是一个和蔼而拙笨的室内拉线工，他在肖特里奇高中读书时的成绩十分差劲。有次他带了一份糟糕的成绩单回家。他父亲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表兄弟回答道：“父亲，你还不懂吗？我太笨了，我太笨了。”

好好思考一下这一点：我的舅公卡尔·巴鲁斯是美国物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这一协会的主席。他曾在布朗大学担任了多年的教授，该校还有一幢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楼。我未曾见过卡尔·巴鲁斯舅公，不过我哥哥见过他。在1996年夏天之前，我和博尼都把他当作一位安详、谦逊、为人类理解自然法则奉献自己绵薄之力的科学家。

不过在去年的六月，我要博尼同我聊聊，这位杰出的舅公所取得一些具体成就，无论是多么微小的成就。毕竟博尼完美地继承了他的基因。但博尼吞吞吐吐，对此一问三不知。博尼茫然地意识到，虽然卡尔舅公一生奉献于引力物理学，但从未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告诉他。

“我得去拜访一下他。”博尼说。

那你可得坐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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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好了：卡尔舅公大约在1900年研究过X光和辐射线对冷凝作用的影响，实验在云室里进行，其实就是一个木圆桶，里面充满了由他自己配制的人工雾。他得出结论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离子化在冷凝过程中无关紧要。

亲朋邻居们，几乎在同一时候，苏格兰物理学家查尔斯·汤姆森·里兹·威尔逊在一个由玻璃做成的云室进行了类似的实验。这位狡黠的苏格兰人证明了，X光和辐射线所产生的离子与冷凝作用有很大关系。他指责卡尔舅公忽视了木质云室带来的干扰，制雾方式过于简陋，没有将雾气与X光仪器的电场隔开。

威尔逊再接再厉，利用自己云室完成了用肉眼便能观察到的充电微粒实验。1927年，他因此举和另一位科学家共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卡尔舅公体会到了一种猫把死老鼠拖进家里的感觉！

[1]X一代是指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指这批人身上有着不同程度的不负责任、冷漠和物质主义等特点。——译者注

第五十六章

基尔戈·特劳特自始至终是一名勒德分子[1]。纳德·勒德也是其中一员，他是一名19世纪初期的工人，曾在英格兰的莱斯特郡砸毁了机器——不过他有可能是虚构出来的人物。我一直坚持使用手动打字机，即便这样，我在技术上比威廉·斯泰伦、史蒂芬·金等人还是要领先了好几个时代。他们如今还像基尔戈·特劳特一样，用笔在黄色便笺本上写字。

我用钢笔或铅笔修改自己的文稿。我因公来到了曼哈顿，然后用电话联系了一位女士，多年以来她一直在帮我用打字机打出修改过的文稿，她也没有电脑。我或许应该开除她。她已经从城市搬到了乡下。我曾问她乡下的天气怎么样；有没有珍稀的鸟类光临过她的野鸟喂食器；松鼠是否发现了通往喂鸟器的路径；等等。

没错，松鼠又重新找到了一条通往喂鸟器的路径。必要的话，它们都可以成为高空秋千表演者。

她过去经常腰酸背痛。我问，最近她的腰还好吗，她说，自己腰还行。她问，我女儿莉莉近况如何。我说，莉莉过得还不错。她问，莉莉今年多大年纪了。我说，过了12月她就14岁了。

她说：“14岁！天哪，我的天哪。感觉仿佛她昨天还是个婴儿。”

我说我还有几页文纸需要请她用打字机打出来。她说：“好的。”因为她没有传真机，所以我只能将文稿邮寄给她。这也是个问题，我或许应该开除她。

我仍旧住在市里那栋赤褐色砂石房子的三楼上，我们没有安装电梯，所以我拿着自己的文稿，一步一步地走到一楼。我妻子的办公室就位于一楼，她在莉莉这个年纪时，最爱看以女侦探南茜·德鲁为主角的小说。

南茜·德鲁之于吉尔，就如同基尔戈·特劳特之于我一般。因此吉尔说：“你要去哪儿？”

我说：“我打算去买个信封。”

她说：“你反正不是个穷鬼，为什么不买一千个信封回来放在柜子里？”她觉得自己很有逻辑。她有一台电脑和一个传真机；她在电话里安装了答录机，这样她就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消息；她还有一台复印机。一堆垃圾。

我说：“我很快就会回来。”

我出门进入了这个世界！抢劫犯！疯狂追星族！瘾君子！真正在工作的人！或许还有一个放荡的女人！联合国的行政人员和外交官！

我们的房子就在联合国总部附近，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外国人进出那些非法停放的豪华轿车，他们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在保持自己的自尊。我漫步般走过半个街区，来到第二大道上的报刊店，他们家也卖文具。因为四周到处都有外国人，只要我愿意我便能让自己像《卡萨布兰卡》中的亨弗莱·博加特或彼得·洛尔一样，《卡萨布兰卡》是有史以来第三伟大的电影。

哪怕只有半颗脑袋的人都知道，至今最伟大的电影叫作《狗脸的岁月》，第二伟大的电影名为《彗星美人》。

再者，我还有可能会遇见凯瑟琳·赫本，一位真正的电影明星！她就住在隔壁的街区！当我和她说话，告诉她我的名字时，她总是说：“噢，没错，你是我哥哥的那位朋友。”可我不认识她的哥哥。

今天真幸运没有遇见她，但是管他呢，我可是一位如假包换的哲学家。

我走进报刊店。那些活着也没多大价值、相对贫穷的人，他们正在排队买彩票之类的赌博产品。他们都很冷静，假装自己不知道我是一位名人。

这是一家由印度人经营的夫妻店，他们可是真正的印度人！女主人的双眉之间点缀着一颗极小的红宝石。单这一点就值得我过来一趟。谁会真正需要一个信封？

你一定要记得一点，亲吻就是亲吻，叹息就是叹息。

我如店铺的主人一般熟悉他们家的文具摆放位置。我所学的人类学知识并非毫无用处。不需要帮助，我便成功找到了9英寸宽12英寸长的马尼拉纸信封，与此同时我想到了一个关于芝加哥小熊棒球队的笑话。小熊队应该搬去菲律宾，然后他们就能将队名改为马尼拉文件夹队。这个笑话也适用于波士顿红袜队。

我排在结账队伍的尾端，和一些不是为了买彩票而来的顾客聊天。那些沉迷于彩票的笨蛋已经被希望和数字命理学剥去了外皮，就像是患上了“震后麻木症”。哪怕被你开的十八轮的大卡车撞倒了，他们也毫不在意。

[1]勒德分子：指反对使用新的机器和方法的人，反对技术进步的人。——译者注

第五十七章

从报刊店出来，往南走一个街区便来到了邮局，我偷偷喜欢上了坐在柜台后面的那个女人。我早已把文稿放进了马尼拉信封里，写好地址后，我再次排在一条长队的尾端。我现在只缺一张邮票！嗯，不错，太好了！

我暗恋的那个女人并不知道我喜欢她。要聊聊什么叫扑克脸吗？当她和我对视时，她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哈密瓜！

因为她是坐在柜台后工作，身上还穿着工作服，所以一直以来我只看见过她脖子以上部位。但这也够了！她的脑袋就宛如感恩节的晚宴！我不是说她看起来像一盘搭配着红薯和蔓越橘酱的火鸡。我的意思是，她就像摆在我面前的一桌美味。开吃吧！随便吃！

我认为她不加装饰的脖子、脸庞、耳朵和头发都能算一顿感恩节的晚餐。不过她每天都戴着叮当作响的新耳坠和项饰。她有时挽高髻，有时又把头发扎低，时而是卷发，时而是直发。唯一不变的是她的眼睛和嘴唇！某天是卖给我邮票的德拉库拉伯爵的女儿，第二天她又成了圣母玛利亚。

今天她是《火山边缘之恋》中的女主演英格丽·褒曼，但我跟她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有很多人排在我前面：已经糊涂到数不清钱的老人，以及满口“胡言乱语”却还以为自己在说英语的移民。

我曾在这家邮局里遭遇过一次扒手。也不知是便宜了谁？

我充分利用了等待的这段时间。我知道了一些我永远不会从事的职业，以及一些我绝不会跟从的蠢老板；认识了我永远都见不到的那部分世界；知道了一些我希望自己永远都不要患上的疾病；了解了不同种类的宠物狗；等等。我是从电脑里获得了这些知识吗？不，是依靠一种几近消亡的艺术——聊天。

我终于将自己的信封递给了那位女士，她称了信件的重量，然后在信封上贴好邮票。她是世界上唯一能真正给我带来快乐的人，我不用在她面前假装自己很开心。

在度过这段极其愉快的时光后我启程回家。听我说：我们就是到尘世里随意走一回，不要相信那些对此胡言乱语的人！

第五十八章

不管时光有没有倒流，我在机械生活的七十三年里一直在教创造性写作课。最开始是1965年时在爱荷华大学教学生这门学科，之后我把它带进哈佛大学，再后来是纽约城市学院。我现在已不再任教。

我教人如何依靠纸墨获得良好的社交能力。我告诉我的学生，写作就好似你在与某个素未谋面的人约会，你应该给这位陌生人带来一段美好的时光。或者说，这就像是在经营一家妓院，能招揽到一位顾客便能迎来一群顾客，尽管作家其实得独自完成写作这一过程。我说我不需要他们做其他什么事，只要将26个音符，10个数字和8个左右的标点符号水平排列好就行，反正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事。

1996年，电影和电视完全吸引住了文人和文盲的注意力。我不由得对魅力学堂的价值产生了质疑——就在我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是这样的：对于由笔墨记录下来的唐璜[1]或克莉奥佩特拉[2]而言，只用书面文字进行的引诱竟是如此廉价！他们不需要去请卖座的男女演员，不用去找有票房号召力的大牌导演，等等。之后他们也不必从那些患有狂郁症的行家那里筹集来数百万美元。

既然如此，这又是何苦呢？我的回答是，许多人都极度渴望能收到这样的信息：“我们有着类似的感受和想法，我们关心着同样的事物，哪怕大部分人已不再关注它们，可你并不是独自在战斗。”

斯蒂夫·亚当斯是我所收养的三名外甥之一，几年以前，他是加州洛杉矶一位成功的电视喜剧编剧。他的哥哥吉姆曾是和平队[3]的一员，现在在精神病医院当护士。他的弟弟库尔特是一名资深的飞行员，就职于大陆航空公司，他的飞行帽上有金编带，袖子上点缀着金色穗带。斯蒂夫的弟弟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专业的飞行员。梦想成真了！

斯蒂夫几经挫折后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他为电视节目所编写的笑料必须来自近期在电视里出现过的事件。如果一个笑料的素材是一个月或更久之前出现在电视上，即使配有笑声声轨，观众也会一脸迷惑，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笑料的笑点在哪儿。

你猜是为什么？电视就是个橡皮擦。

◆　◆　◆

它也能擦掉过去——哪怕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这的确能帮他们渡过任何难关。我第一任妻子简在斯沃斯莫尔学院获得过优等生的荣誉，尽管该校的历史系对此提出了异议。她曾写道，之后在答辩时也提过：历史荒谬的地方在于其唯一所学的知识便是其本身，所以历史系应该学点其他的科目，比如音乐。

我跟基尔戈·特劳特都同意她的说法，不过历史至今还没被抹去。当我开始以写作为生时，我还能提及过去甚至是古时候的人或事。而当我提到它们时，我甚至能预想到，相当一部分读者会由此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情感反应。

举一个实例：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被一名26岁的三流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思谋杀了。

这个暗杀事件是《时震一》中的大事件。但60岁以下且不属于历史系的人，又有谁会关心这一事件？

[1]唐璜：西班牙家喻户晓的一名传说人物，一生周旋在无数贵族妇女之间。——译者注

[2]克莉奥佩特拉：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被称为埃及艳后，为凯撒和安东尼的情人。——译者注

[3]和平队是美国派往发展中国家协助开展各类项目的年轻人组织。——译者注

第五十九章

艾利亚斯·彭布罗克是《时震一》中虚构出来的人物，书中他是罗德岛上的军舰设计师，南北战争时期在亚伯拉罕·林肯麾下任美国北方海军的助理部长。我曾提及过他在设计铁甲舰“莫尼特”号的动力系统中做出过重大贡献，但他却忽视了自己的妻子朱莉娅，她爱上了一个名为约翰·威尔克斯·布思的年轻演员——同时也是一个时髦的浪荡子。

朱莉娅为布思写过一些情书，两人约好在1863年4月16日私会，就是在布思用大口径短筒手枪从后面开枪打死林肯的两年前。她和一位海军将领的醉鬼老婆一同从华盛顿来到了纽约，她表面上的目的是购物和摆脱因首都被围而带来的紧张感。她们住进了布思当时所住的酒店，晚上还去观看了他的演出——他在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中扮演马克·安东尼。

布思在扮演马克·安东尼时，台词中有一句对他而言堪称恐怖的预言：“死亡不能抹去人生前所做的恶事，恶名将遗臭万年。”

◆　◆　◆

演出结束后，朱莉娅和她的女伴来到后台，向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和他的两个兄弟，扮演布鲁图斯的朱尼斯和扮演卡西乌的爱德温表示祝贺。三兄弟都是美国人，约翰·威尔克斯是其中的老幺，他们的父亲朱尼斯·布鲁图·布思是英国人，他们这一家是至今为止英语舞台剧史中最著名的悲剧演员之家。

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殷勤地亲吻了朱莉娅的手背，好似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同时还偷偷地递给她一小包水合氯醛晶体——等会儿便能将这迷药掺进她女伴所喝的酒水里。

朱莉娅相信了布思的鬼话，即如果她到他的房间去，他只会给她一杯香槟酒和一个亲吻，而等她战后回到罗德岛，这便将成为她余生中最宝贵的回忆，如若不然生活将是多么单调乏味——活脱脱成了包法利夫人[1]！

朱莉娅始料未及的是，就像她把水合氯醛晶体放进了自己女伴睡前所喝的战时劣等威士忌酒中，布思在她的香槟中下了同样的迷药。

叮叮当！

布思使她怀孕了！这是她第一次怀孕，她丈夫的那玩意儿有问题。她当时31岁！那个男演员才24岁！

不可思议？

◆　◆　◆

她的丈夫很是高兴。她怀孕了？北方美国海军的助理部长艾利亚斯·彭布罗克的那玩意儿很健康！起锚！

朱莉娅回到罗德岛的彭布罗克镇上待产，这座小镇的名字是在向她丈夫的一位祖先致敬。她生怕孩子的耳朵不是弧形的，而是像约翰·威尔克斯·布思一样有着魔鬼般的尖耳朵。好在她产下的男婴有一双正常的耳朵，名叫亚伯拉罕·林肯·彭布罗克。

只有在布思迷奸了朱莉娅的两年后，即布思将一发子弹射进了林肯的那个可作为狗儿早餐的脑袋时，人们才发现美国历史上最极端利己主义的、最丧尽天良的恶棍，其唯一后代所取的名字有多讽刺。

2001年，我在世外桃源里问基尔戈·特劳特怎么评价约翰·威尔克斯·布思。特劳特表示布思在1865年4月14日受难节那晚进行了一场表演，他开枪射死林肯后从剧场的包厢跳到舞台上，因此摔断了腿，这是“当一个演员试图创造自己演出素材时，不管是什么时候，就注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福楼拜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玛丽的故事，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包法利，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两度偷情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让她变成了受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译者注

第六十章

朱莉娅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其他任何人。她后悔了吗？当然，但不后悔拥有这段爱情。在1882年她50岁时，她建立了一个名为彭布罗克面具假发俱乐部的业余演出团，以此暗暗纪念她唯一一段短暂且颇具悲剧色彩的婚外恋。

不知道自己生父是谁的亚伯拉罕·林肯·彭布罗克在1889年创办印度“顶尖”纺织厂，在1947年之前，它是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纺织工厂。但在1947年时，亚伯拉罕·林肯·彭布罗克三世将自己厂里罢工的工人关在门外，然后把工厂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之后亚伯拉罕·林肯·彭布罗克四世将工厂卖给了一家跨国企业集团，新老板将工厂迁到了印度尼西亚。亚伯拉罕·林肯·彭布罗克四世最后因过度酗酒而亡。

这几名子孙都没有成为演员，也没有成为杀人犯，亦没有小精灵的尖耳朵。

◆　◆　◆

亚伯拉罕·林肯·彭布罗克三世在离开彭布罗克镇去往北卡罗来纳州之前，搞大了一个叫罗斯玛丽·史密斯的未婚黑人女佣的肚子。他给了她一大笔封口费，他离开后孩子便出生了，名叫弗兰克·史密斯。

听好了！

弗兰克·史密斯长着一对尖耳朵！必定会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业余戏剧表演者之一！他是一名黑白混血儿，只有五英尺十英寸高。但2001年的夏天，彭布罗克面具假发俱乐部出品了由罗伯特·舍伍德[1]所作的《林肯在伊利诺伊》，他出演了剧中的主角，展示了精湛的演技，基尔戈·特劳特负责表演时的音响效果。

演出结束后，所有剧组人员都参加了在世外桃源的沙滩上举办的海滨野餐聚会。正如费德里科·费利尼[2]执导的《八部半》中的最后一幕场景，每个人都到来了，就算不能亲自到场，也有长相相似的人代其到场。莫妮卡·佩珀很像我的姐姐爱丽。夏季时受雇于这类聚会的当地烧烤师傅，长得像我那位已逝的出版商西摩·劳伦斯（1926—1993）。当年是西摩出版了我的《五号屠宰场》，一举将我从被废弃的小碎片中拯救出来，后来也是在他的庇护下，我之前所有的作品才能再次出版。

基尔戈·特劳特与我父亲长相相似。

在后台的特劳特只需要制作最后一幕最后一场最后一瞬间的音响效果，特劳特将此称之为“人造时震”。他的装备是一支来自印度“顶尖”纺织厂全盛时期的古老蒸汽警笛。俱乐部成员中有一名长得像我哥哥的管道工，他把这支乐中带哀的笛子放在空气压缩罐的顶上，还在它们之间设置了一个活栓。这也正是特劳特在字里行间对自己的描述：乐中带哀。

当然，也有许多俱乐部成员没能参演《林肯在伊利诺伊》，一旦他们在彩排时看到这个由管道工组装成的巨大铜管乐器，听到它被管道工演奏时发出的声音，那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希望由自己来演奏它。但是俱乐部迫切希望让特劳特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他们的家人，成为这个大家庭中至关重要的一分子。

不只是俱乐部的成员和世外桃源的工作人员，还有在舞厅里设置分会的匿名戒酒互助社和匿名戒赌互助社，以及避难所里生活困难的妇孺、老人，他们都很感激他那带着治愈效果、能鼓舞人心、帮人度过困难时期的颂歌：你们之前生病了，但大家现在都已经病愈，全世界都有工作在等你呢。

[1]罗伯特·舍伍德：美国剧作家，曾四次获得普利策奖，毕业于哈佛大学，是剧作家剧团的创建人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争情报处工作。——译者注

[2]费德里科·费利尼：意大利电影导演、编剧、制作人。1963年执导自传片《八部半》，获得了第3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该片还多次入选各地影评人评选的影史十佳。——译者注

第六十一章

演出时，那名长得像我哥哥的管道工就站在特劳特和鸣笛设备的后面，他的双手还搭在特劳特的老肩上——以防特劳特会错过他所发出的鸣笛信号，从而毁了整个大家庭。当特劳特即将首次出现在演艺界时，管道工会轻轻地捏了捏特劳特的肩膀。

演出最后一场的背景地点是在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火车站的草坪上，时间是1961年2月11日。亚伯拉罕·林肯的角色由非裔美国人约翰·威尔克斯·布思的玄孙来扮演，林肯正好在美国最黑暗的时候被选为国家总统，他正打算乘火车离开家乡，去往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愿上帝保佑他。

他说，实际上是林肯的原话，“与我处境不同的人是无法体会到这次离别所带给我的悲伤之情。对于这片土地和善良的你们，我表示万分感激。我在这儿住了25年，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老人。我的孩子都在这儿出生，其中一个孩子还安葬在这儿。我现在就要离开这里，不知何时是归期，甚至不知能否重回故土”。

“我是在危难之际受命担任总统一职——我国的11个州已经声称自己打算脱离联邦，战火一触即发。”

“我现在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使命。在为此做准备时，我试着问自己：到底是什么样伟大的原则或目标，才能将联邦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凝聚在一起？我认为这不只是为了摆脱殖民者，更是独立宣言中所包含的精神，它为我们带来了自由，给全世界人民送去了希望。这种精神能实现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我们有天能挣脱自己身上的枷锁，全世界的兄弟都找到自己的自由。我们已经取得了民主，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民主是否还适合我们。”

“或许我们已经来到了该觉醒的艰难时刻，梦已然结束了。如果真是这样，恐怕我们必须彻底结束它。我不敢相信人们会获得我们曾获得过的机会。或许我们应该承认，承认我们自由平等的理想是颓废的，它注定会走向没落。我听说有位东方的君王曾命全国的智者为他创造一句不论何时何地都正确的句子。智者们将这句话告诉了君主：‘这都会过去的！’”

“痛苦的时候，这句话能给以人安慰——‘这都会过去的！’但是让我们相信这不是真的！让我们来证明我们能够改善我们所在的自然世界，以及我们内心的理智和道德世界，如此我们也许就能保证个人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和政治的昌盛。这一进程将不断被推进，哪怕沧海桑田它也永不逝去……”

“愿万能的主庇护你们，也希望你们在祈祷时能想起我……再见了，我的亲友邻居们！”

扮演军官卡瓦纳这一配角的演员说：“总统先生，是时候该离开了，最好先上车吧。”

林肯进入车厢时，人群唱起了《约翰·布朗的遗体》这首歌。

另一名扮演司闸员的演员挥动着信号灯。

特劳特如期在此时鸣响了汽笛。

幕布落下时，后台传来了呜咽声——剧本中没有这个情节，这是基尔戈·特劳特带来的一段关于美的即兴表演。

第六十二章

在那次为我们演员举办的海滨野餐聚会上，我们一开始说话时总是吞吞吐吐、饱含歉意，就好像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一样。我们不仅是在追悼林肯，更是在哀悼美国雄辩家之死。

罗斯玛丽·史密斯是另外一名长相相似的人，她是面具假发俱乐部里的服装管理员，也是俱乐部的超级明星弗兰克·史密斯的母亲。她长得像伊达·杨，而伊达·杨的祖父是我小时候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居住时的仆人奴隶。伊达·杨和我的亚历克斯叔叔一同将我抚养成人，他们就像我的父母一样。

没有人与亚历克斯叔叔长相相似。他不喜欢我的作品，当我把我的小说《泰坦的海妖》献给他时，亚历克斯叔叔说：“估计年轻人会喜欢这本书。”也没有人长得像埃拉·冯内古特·斯图亚特，她与我父亲是堂兄妹。她和她的丈夫科夫特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经营一家书店。他们的书店不出售我的小说，因为他们觉得我的文笔有些下流——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确实如此。

但还有一些即便我有能力也不愿让他们重回人世的死魂，却能找到许多与他们面容相似之人。比如我就读肖特里奇高中时遇到的九位任课老师，在我高中时雇我帮布劳克斯百货公司抄写青年服装广告的菲比·赫泰，我的第一任妻子简，我的母亲，以及我另外一位堂姑父约翰·劳奇——他为我提供了我们家在美国的家族史，我曾在圣主枝日将这份家族史打印了出来。

简那位不知情的替身是一位活泼的年轻女子，在金斯敦的罗德岛大学教生物化学。我能听见她在谈论那天的戏剧表演和落日：“我迫不及待想知道接下来的剧情了。”

在过去2001年的聚会上，只有逝者才拥有与他们容貌相似的替身。阿瑟·加维·阿尔姆是一位诗人，是世外桃源的常任部长，也是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的雇员。他个子不高但有个大鼻子，长得像我的战时好友伯纳德·奥黑尔。

谢天谢地，我的妻子吉尔和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诺克斯·伯格当时还活着，他们都参加了那场聚会。在西方文明第二次自杀未遂后，诺克斯成了《科利尔》的小说编辑，每周要发表五篇短篇小说。诺克斯帮我找了一位优秀的文稿代理人：肯尼思·利陶尔上校，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个轰炸敌人战壕的飞行员。

顺便提一下，特劳特在《我十年的机械生活》中表示，我们最好现在就帮时震标序，就跟我们给世界大战或全美橄榄球超级杯赛编号一样。

利陶尔上校为我卖出了十几篇小说，其中有几篇是卖给了诺克斯，如此我才能辞去通用电器公司的工作，以一名自由作家的身份跟简和两个孩子搬到科德角。电视的出现让许多杂志社破产倒闭，诺克斯在此时成了出版平装书的编辑。他出版了我的三本书：《泰坦的海妖》《猫舍里的金丝雀》和《黑夜母亲》。

诺克斯助我开启了新的事业，而且一直在帮助我直到他再也无能为力。之后西摩·劳伦斯便成了我生命中的贵人。

那场海滨聚餐会上另外还有五位出席的人，他们的年纪只有我的一半，他们对我作品的喜爱，是我在暮年继续努力的动力。但他们那次不是为了见我，而希望能够实现长久以来的愿望——见一面基尔戈·特劳特。这五个人分别是：罗伯特·韦德，他在当年也就是1996年的夏天，在蒙特利尔将小说《黑夜母亲》拍成了电影；马克·里兹，他将我的生活和作品写成一部诙谐的百科全书，然后将其出版了；阿萨·皮拉特和杰罗姆·克林科维兹，他们一直在帮我更新我的作品目录，还写了一些关于我的文章；乔·佩特罗三世，他的名字就跟世界大战的编号一样，他教我如何使用丝网印刷。

我最亲近的商务合伙人是唐·法伯，他是我的律师和代理商，他和他的爱妻安妮一同出席了那次聚会。我最亲近的伙伴西德尼·奥菲特也来了。批评家约翰·莱奥纳德当时也在场，还有学会会员彼得·里德和洛里·莱克斯特罗，摄影师克里夫·麦卡锡，以及其他许多无法一一提及的陌生人。

专业演员凯文·麦卡锡和尼克·诺尔特也在场。

我的子孙都没出席那场聚会。没关系，这完全可以理解。这毕竟不是我的生日聚会，我也不是受邀而来的贵宾。那晚的主角是弗兰克·史密斯和基尔戈·特劳特。我的子孙们还要去煎其他的鱼[1]。或许我应该说的我的子孙们还要将其他的龙虾、蛤蜊、牡蛎、土豆、玉米棒放在海带上蒸。

无所谓了！

做正确的事！记得卡尔·巴鲁斯舅公的话，做正确的事！

[1]原文中“have other fish to fry”直译是还要去煎别的鱼，意思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译者注

第六十三章

这不是一本哥特式小说。我已故的朋友波顿·蒂尔是一位一流的南方小说家，一个对北方有偏见的南方人，他不许出版商将赠阅本发往梅森-迪克线[1]以北。他在写哥特式小说时用的是女性化笔名。我问他什么是哥特式小说。他说：“一位年轻女子走进一栋老房子里，然后被吓得要死。”

他说这番话时，我们正参加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国际笔会，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办的国际作家组织。然后我们又谈到了德语小说家利奥波德·范·萨克-马索克——他在上世纪末时将自己所发现的在受凌辱、受折磨能产生快感这一现象出版成书。基于他，现代语言中才会出现“受虐狂”[2]这一词。

波顿不仅会书写一些严肃小说和哥特式小说，他也会创作乡村音乐。他把自己的吉他带到了旅馆房间里，声称正在创作一首叫《我不在维也纳跳华尔兹舞》的歌曲。我很想念他。我希望海滨野餐会上能有一个与波顿长相相似的人。海岸边的小渔船上有两个不走运的渔夫，他们像极了圣人斯坦利·洛利尔和奥利弗·哈代。

就这样吧。

我和波顿也提到了和马索克类似的作家，比如马奎斯·德·萨德，他们都曾有意无意地引出了新的词汇。比如“施虐狂”——在虐待他人时能获得快感，“施虐受虐狂”——在虐待他人或被人虐待或自虐时能获得快感。

波顿表示如今要是没有这些单词，就好似在谈论日常生活时没有“啤酒”或“水”这类单词。

在当代美国作家中，约瑟夫·海勒是唯一一个既创造了新词汇又不是变态的大作家。我的《韦氏词典》是这样定义他第一部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标题：“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

读读这本书！

海勒在某次采访中有人问他是否害怕死亡，我将海勒当时的回答告诉了波顿。海勒说，他从未做过齿根管手术，但他许多朋友都做过。就他们对此事的描述而言，海勒说如果他必须要做这个手术，他觉得自己应该也能撑住。

他说，他就是这样看待死亡这件事的。

这让我想起乔治·萧伯纳的戏剧《千岁人》中的一个场景，这一戏剧堪称一场人造时震。而演完整场戏剧需要十个小时！最后一次完整的演出是在1922年，也就是我出生那年。

那幕场景是：亚当和夏娃已经在这儿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时他们正在自己繁荣、平静、美丽的家园门口，等待上帝主人一年一次的拜访。截至目前，上帝已经来此拜访过几百次了，每次他们只告诉他一切都好，自己对此十分感激。

但这一次，亚当和夏娃都激动万分，既焦虑又自豪。他们想跟上帝说点新鲜事。上帝来了，他身材高大，看起来和蔼可亲，精神饱满，就跟我开啤酒厂的外公阿尔伯特·利伯一样，他问他们一切可好，他以为自己知道他们会如何回答，毕竟他尽其所能地创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世界。

亚当和夏娃比之前更爱对方了，他们告诉上帝自己很喜欢这种生活，但要是能知道自己的最终结局是什么，他们会更加喜欢它。

◆　◆　◆

与纽约相比，芝加哥是座更好的城市，因为芝加哥有很多胡同和小巷。路边没有垃圾堆，送货车也不会堵住主干道。

1966年，已故的美国小说家纳尔逊·阿尔格伦对已故的智利小说家何塞·多诺索说：“出生在这么狭长的国家肯定很棒。”当时我们都在参加爱荷华大学的作家研讨会。

你是不是觉得古代罗马人很聪明？看看他们记数的方法有多么愚笨。有种理论认为他们没落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用铅来制作管道。英语中“管道”-“plumbing”一词的词根是“plumbum”，也就是拉丁文中的“铅”-“lead”。铅中毒会让人变得愚蠢而懒惰。

你的借口是什么？

不久之前，有位女士寄给我一封“多愁善感”的信。她知道我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也就是一名北方的民主主义者。她怀孕了，她想知道将一个纯洁的孩子带到如此糟糕的世界是不是一个错误。

我的回答是，我曾遇见的那些圣人让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他们都是一些无私而有能力的人。他们往往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亲爱的读者，你也许就是或者可能成为一位圣人，而她可爱的孩子也会遇见你。

我相信有最原始的罪恶，我也相信有最真诚的美德。到处看看！

占西比[3]觉得她的丈夫苏格拉底是个笨蛋；蕾伊婶婶认为亚历克斯叔叔是个笨蛋；我母亲觉得我父亲是个笨蛋；我的妻子认为我是个笨蛋。

我再次成了一个野蛮、需要被人哄、哭笑无常的孩子，感到困惑、迷茫和无措。

基尔戈·特劳特在海滨野餐会上说道，年轻人喜欢有很多枪战情节的电影，因为这类电影让死亡显得一点儿也不痛苦，持枪人就好像是“自由麻醉师”。那时洛利尔和哈代正坐在与岸边相距五十码的小船上。

他很开心！他很受人欢迎！他精心打扮了一番，穿着无尾燕礼服和礼服衬衫，系着深红的腰带和蝴蝶结领结——这一套衣服原来属于佐尔顿·佩珀。在他的套房里，我站在他的身后帮他打领结，这就跟我哥哥之前帮我打领结一样——在我学会打领结之前。

无论特劳特在海滩上说什么，都会引起众人的笑声和掌声。对此他都觉得难以置信！他说在建造金字塔和英国巨石阵时，地球几乎没有重力，那时候能将大石块像沙发靠垫一样扔来抛去——这赢得了人们的喜欢，还请他继续讲。他告诉了他们《再吻我一次》中的一句台词：“一个美丽女人不可能任何时候都活得像她们的容貌一样漂亮。叮叮当？”人们说他像奥斯卡·王尔德一样机智诙谐！

要知道，在海滨野餐会之前，这个男人顶多也就在一个炮兵连面前做过演讲，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欧洲当弹着观测员。

“叮叮当！如果这都不算美好，那什么才是美好？”他向我们所有人呼喊道。

我站在人群后面向他回喊道：“你之前一直在生病，特劳特先生，但现在你已经痊愈，可以工作了。”

我的演讲代理人珍妮特·考斯比当时也在场。

到了十点钟，这位作品早已绝版的老科幻小说家宣称自己该上床睡觉了。他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告诉自己的家人。就如魔术师要从观众席里邀请一位志愿者一样，他也邀请一位听众站到他旁边，然后一切听从他的安排。我举手说道：“我，请让我来。”

我刚站到他的右手边，众人也安静了下来。

“宇宙一直在扩张，除了它让我们经历的一次小故障之外，它已经扩张得非常巨大。”他说，“如此，即使是在最不合理的时间段里，光的速度也不足以让我们开展一场有价值的旅行，相对而言它已经太慢了。光速曾经是公认的最快速度，但它现在就跟以马匹运送邮件的邮递一样走进了历史的坟墓。”

“现在我请这位敢站到我身旁的勇士，从我们头顶上的暗淡天空中挑选两个闪烁的光点。它们是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是在闪烁就行。如果它们不能闪烁，那就是行星或卫星。今晚我们不用理会行星和卫星。”

我挑选了两个相距约十英尺的光点。其中一颗是北极星，但我不知道另一颗是什么。有可能是普克星，特劳特小说中和BB枪子弹一般大小的星球，谁知道呢！

“它们是不是在闪烁？”他问。

“是的。”我说。

“你发誓？”他说。

“我发誓。”我说。

“太好了！叮叮当！”他说，“那么无论这两个光点是代表哪颗天体，能确定的是，因为宇宙的空气已经变得非常稀薄，一束光要花上数千甚至数百万年才能从一个光点到达另一个光点。叮叮当？但现在我需要你仔细地盯着其中一个光点，然后再仔细地盯着另一个光点。”

“没问题，”我说，“看完了。”

“是不是只用了一秒？”他说。

“不会超过一秒。”我说。

“哪怕你花了一个小时，”他说，“也有一些东西从其中一个天体转移到了另一个天体，保守地说，它的速度比光速要快上一百万倍。”

“是什么呢？”我说。

“你的意识，”他说，“它是宇宙中的新物质，而且只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从现在开始，物理学家在探索宇宙奥秘时，不只要考虑能量、物质和时间等因素，还应该考虑另一个全新且美丽的因素——人的意识。”

在那个醉人的晚上，特劳特在跟我们说最后这番话时，他停顿了一下，用左手拇指固定住自己假牙的上腭牙床。

他的牙齿还可以。他是这样结尾的：“我想到了一个比‘意识’更好的词语，”他说，“我们可以称它为‘灵魂’。”他停顿了一下。

“叮叮当？”他说。

[1]梅森-迪克线是以宾夕法尼亚为界的美国南北分界线。——译者注

[2]受虐狂（masochism）一词即源于他的姓氏“Masoch”。——译者注

[3]占西比：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凶悍而泼辣，悍妇、泼妇即是以她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后记

我的哥哥伯纳德是我唯一的兄弟，他当了25年的鳏夫，1997年4月25日早晨，也就是四天前，他因癌症发作在极端痛苦中死去，享年82岁。他是从奥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大气科学研究中心荣誉退休的高级研究科学家，也是五个健康孩子的父亲。

我今年74岁。我的姐姐爱丽如果还在世便是79岁了。在她41岁含恨而逝的时候，我说：“爱丽肯定能成为一个很可爱的老太太。”可惜她没这样的好运。

博尼要幸运一些，他去世时是个受人爱戴、亲切有趣、十分聪明的老家伙，这都是他应得的。哪怕在临终前，他还是着迷于爱因斯坦的话，比如：“我们能体验的最美好的东西是神秘的事物。它是所有真正艺术和科学的来源。”再比如：“物质概念是由人类的思维自由创造出来的，也许看上去很像，但外部世界的确不是其唯一的决定因素。”

爱因斯坦曾说过的最有名的话是：“我永远都不会相信上帝是在和这个世界掷骰子。”就宇宙的运作方式而言，伯纳德本人的思想是如此的开明——他认为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祈祷可能会有所助益。他的儿子特里得了咽喉癌时，当了一辈子实验科学家的博尼，祈求上帝能保佑他儿子。而特里的确也活了下来。

就跟碘化银一样，当博尼想知道这种物质那如冰一般的晶体能否将云层中冰冷的水滴变成冰和雪时。他为此做了一场实验，实验成功了。

在哥哥最后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他试图推翻一个古来而广受尊崇的学术理论，即雷暴中的电荷是如何形成的，它最后去了哪儿，它做过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么做。他的理论受到了大众的反对。他就此写过150多篇论文，其中的最后一篇论文在他死后才被发表出来，其所描述的实验过程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他正确与否。

不管怎样他都不会输。无论实验结果是什么，他都能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局，不管怎样他都能笑得合不拢嘴。

与我相比，他的谈吐要更加幽默。在大萧条时期，当我跟在他身后时，我从他身上学到的笑话跟我从电影和收音机中喜剧演员身上学到的一样多。他觉得我很幽默，对此我感到十分荣幸。后来我发现他有一个小文件夹，里面收集了能将他逗乐的关于我的物品，比如我二十五岁那年写给亚历克斯叔叔的一封信。那时，我没出版过任何作品，已经有了妻子和一个孩子，刚从芝加哥来到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在通用电器公司任广告业务员一职。

我之所以能得到那份工作，其一是因为博尼在他与欧文·朗缪尔和文森特·舍费尔共同完成人工降雨实验后，成了通用电器公司实验室里的名人。其二是因为公司决定聘请一位新闻人员定期处理公司的宣传事务。在博尼的建议下，通用电器公司雇用了我，在那之前我是一名就职于芝加哥城市新闻局的差劲记者，同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

我以为亚历克斯叔叔知道我和博尼那时都在通用电器公司工作，而我是负责公司的宣传事务。但其实他对此毫不知情！

亚历克斯叔叔在《斯克内克塔迪报》上看到了博尼的照片。于是他写信给这家报纸，表示他为自己的侄子“稍感骄傲”，希望能得到这张照片复印件，然后在信里附上一美元。报社的照片来自通用电器公司，所以他们将这一请求告诉了我的新上司。我的新上司又理所当然地将这封信交给了我。

我用蓝色的通用电器公司信笺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通用电气公司

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总部

纽约斯克内克塔迪五区河滨路一号

1947年11月26日

亚历克斯·冯内古特先生

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四区

瓜兰蒂大厦701室

尊敬的冯内古特先生：

《斯克内克塔迪报》的编辑爱德华·塞马克先生在11月26日将你的信转交给了我。

通用电器公司的伯纳德·冯内古特博士的照片的确来自我们的办公室，但是，我们的文件夹里已没有这张照片了，而底片在美国信息联合公司那里。再者，我们手头有很多工作要忙，哪里有闲工夫去处理您这类无关紧要的小事。

我们确实还有一些这个可怜家伙的其他照片，我心情好的话也许就会把它们寄给您，但一定不要催我。“稍感骄傲”，的确！哈！冯内古特！哈！您侄子的成功离不开这间办公室，而我们随时也可以毁了他——就像捏碎鸡蛋壳一样简单。所以，哪怕你一两个星期内没有收到照片，也不要大吵大闹。

对了，一美元对于通用电器公司而言，无异于一场大风暴中的一个屁。我还是将它寄还给你吧。不要只在一个地方放屁。

您最真诚的

盖伊·福克斯

通甩电器公司新闻局

报刊新闻部

如你所见，我的落款是盖伊·福克斯，那是英国历史上一个声名狼藉之人。

亚历克斯叔叔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气得怒火中烧。他拿着信去找了一名律师，他想知道哪种法律措施能迫使某位公司高层人员低声下气地向他道歉，而且还能让写信人被公司开除。他打算写封信给通用电器公司的总裁，告诉他其公司里有一名员工不知道一美元的价值。

不过在他这么做之前，有人告诉他盖伊·福克斯其实是个历史人物，也告诉他我现在的工作，那封过于怪诞滑稽的信件肯定只是我的恶作剧。他都想弄死我算了，谁让我如此戏弄他。我觉得他一直没有原谅我，尽管我原本只是想逗得他捧腹大笑。

如果当时他把我的信寄给了通用电器公司，要求精神赔偿的话，我肯定会被炒鱿鱼。那样我将无法养活我和我的妻儿，我也将永远遇不到自己的长篇小说《自动钢琴》和《猫的摇篮》，以及几篇短篇小说的写作素材。

亚历克斯叔叔把那封盖伊·福克斯之信送给了博尼，博尼在临死前又将它送给了我。如若不然，可能再也找不到这封信了。好在它还在这儿。

时震！我回到了1947年，那时我刚入职通用电器公司，时光倒流又重新开始了。无论好或坏，我们都不得不重复第一次曾做过的所有事情。

在最终的审判日上，我们还是可以辩解道：我们从未要求父母将我们生下来。

我是家中的老幺，现在，我再也不能在谁面前表现自己了。

◆　◆　◆

在奥尔巴尼的圣彼得医院里，一个在博尼去世前十天时认识的女人，用“彬彬有礼”和“优雅”形容博尼逝世时的举止。多好的兄弟！

多好的语言。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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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译者简介

版权页

序言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