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杂文集（一）

一些印象

非正式的公园

趵突泉的欣赏

抬头见喜

小麻雀

头一天

还想着它

哭白涤洲

又是一年芳草绿

春风

小动物们

小动物们（鸽）续

何容何许人也

青岛与山大

想北平

英国人

我的几个房东

大明湖之春

东方学院

这几个月的生活

无题（因为没有故事）

五月的青岛

五天的日记

吊济南

南来以前

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

快活得要飞了

入会誓词

致台儿庄战士的慰劳书

记“文协”成立大会

会务报告

这一年的笔

轰炸

我为什么离开武汉

怀友

生日

五四之夜

独白

宗月大师

又一封信

向王礼锡先生遗像致敬

未成熟的谷粒

行都通讯

诗人

自述

敬悼许地山先生

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年纪念会感言

滇行短记

悼赵玉三司机师

家书一封

母鸡

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

答客问

文艺与木匠

第一届诗人节

可爱的成都

青蓉略记

旧诗与贫血

我的母亲

“四大皆空”

我有一个志愿

割盲肠记

一点点认识

双十

文牛

大智若愚

文协七岁

给茅盾兄祝寿

痴人

八方风雨

纽约书简

我热爱新北京

北京的春节

大地的女儿

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

北京

生活，学习，工作

要热爱你的胡同

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

养花

“五四”给了我什么

新疆半月记

白石夫子千古

百花齐放的春天

贺年

悼念罗常培先生

猫

宝地

勤俭持家

梅兰芳同志千古

内蒙风光（节选）

渔场

敬悼郝寿臣老先生

南游杂感

公园

戏剧

记忆犹新

春来忆广州

可喜的寂寞

下乡简记

致陈逸飞先生信

到了济南

讨论

药集

给黎烈文先生的信

夏之一周间

一天

昼寝的风潮

当幽默变成油抹

给赵景深的一封信

不远千里而来

吃莲花的

辞工

买彩票

写信

有声电影

科学救命

自传难写

一九三四年计划

新年的二重性格

新年醉话

特大的新年

观画记

大发议论

考而不死是为神

小病

神的游戏

《牛天赐传》广告

避暑

习惯

暑中杂谈二则

取钱

画像

写字

读书

落花生

有钱最好

谈教育

西红柿

再谈西红柿

暑避

檀香扇

青岛与我

立秋后

等暑

钢笔与粉笔

《天书代存》序

鬼与狐

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

婆婆话

我的理想家庭

有了小孩以后

搬家

文艺副产品——孩子们的事情

理想的文学月刊

兔儿爷

话剧观众须知二十则

四位先生

多鼠斋杂谈

梦想的文艺

“住”的梦

悼于非閛的画

杂文集（二）

走向真理之路

AB与C

哀莫大于心死

芭蕉集序

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

北京俗曲百种摘韵序一

本刊半年来的回顾

储蓄思想

大时代与写家

读巴金的-电

读画小记

读-鸭嘴涝

对三十二年文艺界的希望

对约瑟·康拉得

傅抱石先生的画

关友声画集序

关于大鼓书词

关于文协

关于文协的工作----致周扬

关于文艺诸问题

观画偶感

国内文人的团结——致郁达夫

滑稽小说

话剧中的表情

记写-残雾

教育与文艺

敬悼许地山先生

看画

抗战诗歌集二辑序

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

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

老舍幽默诗文集序

连环图画

灵的文学与佛教

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

略谈抗战文艺

略谈人物描写

论创作

论新诗

漫画

没有“戏”

青年与文艺

如何接受文学遗产

三年来的文艺运动

三年写作自述

三言两语

桑子中画集序

神曲

诗人节献词

泰山石刻-序

谈通俗文艺

谈中国现代木刻

唐代的爱情小说

通俗文艺的技巧

通俗文艺五讲-序

文协的过去与将来

文协第二年

文艺的工具——言语

文与贫

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我的“话”

我的创作经验（讲演稿）

五年来的文协

习作二十年

献曝

小报告一则

小引

写与读

形式·内容·文字

血点

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

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

幽默的危险

臧克家的《烙印》

怎样读小说

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

怎样写小说

怎样学诗

战时的艺术家

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

忠烈图-小引

杂文集（三）

祝贺

“厚今薄古”及其他

《北京话语汇》序

《北京文艺》发刊词

《郝寿臣脸谱集》序

《红楼梦》并不是梦

《老舍短篇小说选》后记

《老舍选集》俄文译本序

《离婚》新序

《龙须沟》（修正本）序

《龙须沟》的人物

《龙须沟》写作经过

《骆驼祥子》后记

《马连良演出剧本选集》序

《十五贯》改编说明

《西望长安》作者的话

《新生》简评

把红旗插到评书界

北京的“曲剧”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工作总结报告

本固枝荣

充实我们的学识

创作的繁荣与提高

从盖老的《打店》说起

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大家合作

大力推广普通话

读《套不住的手》

读了《娥并与桑洛》

对曲剧的发展说几句话

多编好相声

多写小小说

风格与局限

古为今用

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语言问题

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关于业余曲艺创作的几个问题

关于语言规范化

关于阅读文学作品

观戏简记

好戏真多

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

纪念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

简评演技

健康的笑声

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

救救电影

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

老百姓的创造力是惊人的

论悲剧

民间文艺的语言

请多注意通俗文艺

热爱今天

人物、生活和语言

三多

散文并不“散”

散文重要

深入生活，大胆创作

诗与快板

十年笔墨

什么是幽默

说好新书

谈“粗暴”和“保守”

谈《茶馆》

谈《方珍珠》剧本

谈《将相和》

谈《林则徐》

谈《武松》

谈《阴阳五行》

谈翻译

谈讽刺

谈快板

谈诗

谈谈文艺创作的提高问题

谈文艺通俗化

谈文字简练

谈用字

题材与生活

土话与普通话

文学创作和语言

文学修养

文学语言问题

文章别怕改

我的几句话

我的经验

我为什么写《全家福》

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

我怎样学习语言

舞台花甲

习写喜剧增本领

喜剧的语言

喜剧点滴

戏剧漫谈

先学习语文

相声语言的革新

新《王宝钏》

新文艺工作者对戏曲改进的一些意见

选择与鉴别

学习民间文艺

学一点诗词歌赋

要真钻，也要大胆创造

一点小经验

一点印象

银幕上的《一百个放心》

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

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

怎样写通俗文艺

文艺概论讲义

第一讲 引言

第二讲 中国历代文说（上）

第三讲 中国历代文说（下）

第四讲 文学的特质

第五讲 文学的创造

第六讲 文学的起源

第七讲 文学的风格

第八讲 诗与散文的分别

第九讲 文学的形式

第十讲 文学的倾向（上）

第十一讲 文学的倾向（下）

第十二讲 文学的批评

第十三讲 诗

第十四讲 戏剧

第十五讲 小说

老牛破车

序

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我怎样写《赵子曰》

我怎样写《二马》

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我怎样写《大明湖》

我怎样写《猫城记》

我怎样写《离婚》

我怎样写短篇小说

我怎样写《牛天赐传》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闲话我的七个话剧

我怎样写通俗文艺

我怎样写《剑北篇》

我怎样写《火葬》

谈幽默

景物的描写

人物的描写

事实的运用

言语与风格

出口成章

序

人、物、语言

语言、人物、戏剧

人物、语言及其他

对话浅论

话剧的语言

儿童剧的语言

语言与生活

自序

“现成”与“深入浅出”

《骆驼祥子》序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开幕词

比喻

别怕动笔

大众文艺怎样写

多练基本功

鼓词与新诗

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看宽一点

勤有功

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

人物不打折扣

暑中写剧记

谈读书

谈简练

谈相声的改造

谈叙述与描写

文病

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验

戏剧语言

学生腔

越短越难

其他

希望

报告

励友人书

老舍自传

序诗

第一章 童年习冻饿

第一节 “庆春”

第二节 父亲

第三节 母亲

第四节 入学

第五节 没有故事

第二章 餬口四方

第一节 “五四”

第二节 小型的复活

第三节 英国

第四节 新加坡

第三章 壮岁饱酸辛

第一节 济南

第二节 青 岛

第四章 八方风雨

第二节 在武汉

第三节 写通俗文艺

第四节 文协与会刊

第五节 入川

第六节 滇行与青蓉行

第七节 多鼠斋与贫血

第八节 “文牛”与“愚人”

第九节 在北碚

第十节 望北平

第五章 旅美译介

第二节 写与译

第三节 启 程

第六章 晚年逢盛世

第二节 致劳埃得

第三节 “歌德”

第四节 在朝鲜

第五节 十年笔墨与生活

第六节 改造思想

第七章 滚滚横流水

第八章 茫茫末世人

杂文集（一）

一些印象

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流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儿。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

请你在秋天来。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终年给你预备着的。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上帝不愿意把它忽然唤醒，所以作个整人情，连秋带冬全给了济南。

诗的境界中必须有山有水。那末，请看济南吧。那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山，在秋色中便越发的不同了。以颜色说吧，山腰中的松树是青黑的，加上秋阳的斜射，那片青黑便多出些比灰色深，比黑色浅的颜色，把旁边的黄草盖成一层灰中透黄的阴影。山脚是镶着各色条子的，一层层的，有的黄，有的灰，有的绿，有的似乎是藕荷色儿。山顶上的色儿也随着太阳的转移而不同。山顶的颜色不同还不重要，山腰中的颜色不同才真叫人想作几句诗。山腰中的颜色是永远在那儿变动，特别是在秋天，那阳光能够忽然清凉一会儿，忽然又温暖一会儿，这个变动并不激烈，可是山上的颜色觉得出这个变化，而立刻随着变换。忽然黄色更真了一些，忽然又暗了一些，忽然象有层看不见的薄雾在那儿流动，忽然象有股细风替“自然”调合着彩色，轻轻的抹上一层各色俱全而全是淡美的色道儿。有这样的山，再配上那蓝的天，晴暖的阳光；蓝得象要由蓝变绿了，可又没完全绿了；晴暖得要发燥了，可是有点凉风，正象诗一样的温柔；这便是济南的秋。况且因为颜色的不同，那山的高低也更显然了。高的更高了些，低的更低了些，山的棱角曲线在晴空中更真了，更分明了，更瘦硬了。看山顶上那个塔！

再看水。以量说，以质说，以形式说，哪儿的水能比济南？有泉——到处是泉——有河，有湖，这是由形式上分。不管是泉是河是湖，全是那么清，全是那么甜，哎呀，济南是“自然”的Sweet heart吧？大明湖夏日的莲花，城河的绿柳，自然是美好的了。可是看水，是要看秋水的。济南有秋山，又有秋水，这个秋才算个秋，因为秋神是在济南住家的。先不用说别的，只说水中的绿藻吧。那份儿绿色，除了上帝心中的绿色，恐怕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拟的。这种鲜绿全借着水的清澄显露出来，好象美人借着镜子鉴赏自己的美。是的，这些绿藻是自己享受那水的甜美呢，不是为谁看的。它们知道它们那点绿的心事，它们终年在那儿吻着水皮，做着绿色的香梦。淘气的鸭子，用黄金的脚掌碰它们一两下。浣女的影儿，吻它们的绿叶一两下。只有这个，是它们的香甜的烦恼。羡慕死诗人呀！

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山影儿也更真了。秋山秋水虚幻的吻着。山儿不动，水儿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诗。

要知济南的冬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上次说了济南的秋天，这回该说冬天。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象我，冬天要是不刮大风，便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象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晴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

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天下很暖和安适的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

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象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它们全安静不动的低声的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觉的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象些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象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象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

古老的济南，城内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或者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

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反倒在绿藻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象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树虽然没有叶儿，鸟儿可并不偷懒，看在日光下张着翅叫的百灵们。山东人是百灵鸟的崇拜者，济南是百灵的国。家家处处听得到它们的歌唱；自然，小黄鸟儿也不少，而且在百灵国内也很努力的唱。还有山喜鹊呢，成群的在树上啼，扯着浅蓝的尾巴飞。树上虽没有叶，有这些羽翎装饰着，也倒有点象西洋美女。坐在河岸上，看着它们在空中飞，听着溪水活活的流，要睡了，这是有催眠力的；不信你就试试；睡吧，决冻不着你。

要知后事如何，我自己也不知道。

到了齐大，暑假还未曾完。除了太阳要落的时候，校园里不见一个人影。那几条白石凳，上面有枫树给张着伞，便成了我的临时书房。手里拿着本书，并不见得念；念地上的树影，比读书还有趣。我看着：细碎的绿影，夹着些小黄圈，不定都是圆的，叶儿稀的地方，光也有时候透出七棱八角的一小块。小黑驴似的蚂蚁，单喜欢在这些光圈上慌手忙脚的来往过。那边的白石凳上，也印着细碎的绿影，还落着个小蓝蝴蝶，抿着翅儿，好象要睡。一点风儿，把绿影儿吹醉，散乱起来；小蓝蝶醒了懒懒的飞，似乎是作着梦飞呢；飞了不远，落下了，抱住黄蜀菊的蕊儿。看着，老大半天，小蝶儿又飞了，来了个楞头磕脑的马蜂。

真静。往南看，千佛山懒懒的倚着一些白云，一声不出。往北看，围子墙根有时过一两个小驴，微微有点铃声。往东西看，只看见楼墙上的爬山虎。叶儿微动，象竖起的两面绿浪。往下看，四下都是绿草。往上看，看见几个红的楼尖。全不动。绿的，红的，上上下下的，象一张画，颜色固定，可是越看越好看。只有办公处的大钟的针儿，偷偷的移动，好似唯恐怕叫光阴知道似的，那么偷偷的动，从树隙里偶尔看见一个小女孩，花衣裳特别花哨，突然把这一片静的景物全刺激了一下；花儿也更红，叶儿也更绿了似的；好象她的花衣裳要带这一群颜色跳舞起来。小女孩看不见了，又安静起来。槐树上轻轻落下个豆瓣绿的小虫，在空中悬着，其余的全不动了。

园中就是缺少一点水呀！连小麻雀也似乎很关心这个，时常用小眼睛往四下找；假如园中，就是有一道小溪吧，那要多么出色。溪里再有些各色的鱼，有些荷花！那怕是有个喷水池呢，水声，和着枫叶的轻响，在石台上睡一刻钟，要作出什么有声有色有香味的梦！花木够了，只缺一点水。

短松墙觉得有点死板，好在发着一些松香；若是上面绕着些密罗松，开着些血红的小花，也许能减少一些死板气儿。园外的几行洋槐很体面，似乎缺少一些小白石凳。可是继而一想，没有石凳也好，校园的全景，就妙在只有花木，没有多少人工作的点缀，砖砌的花池咧，绿竹篱咧，全没有；这样，没有人的时候，才真象没有人，连一点人工经营的痕迹也看不出；换句话说，这才不俗气。

啊，又快到夏天了！把去年的光景又想起来；也许是盼望快放暑假吧。快放暑假吧！把这个整个的校园，还交给蜂蝶与我吧！太自私了，谁说不是！可是我能念着树影，给诸位作首不十分好，也还说得过去的诗呢。

学校南边那块瓜地，想起来叫人口中出甜水；但是懒得动；在石凳上等着吧，等太阳落了，再去买几个瓜吧。自然，这还是去年的话；今年那块地还种瓜吗？管他种瓜还是种豆呢，反正白石凳还在那里，爬山虎也又绿起来；只等玫瑰开呀！玫瑰开，吃棕子，下雨，晴天，枫树底下，白石凳上，小蓝蝴蝶，绿槐树虫，哈，梦！再温习温习那个梦吧。

有诗为证，对，印象是要有诗为证的；不然，那印象必是多少带点土气的。我想写“春夜”，多么美的题目！想起这个题目，我自然的想作诗了。可是，不是个诗人，怎办呢；这似乎要“抓瞎”——用个毫无诗味的词儿。新诗吧？太难；脑中虽有几堆“呀，噢，唉，喽”和那俊美的“；”，和那珠泪滚滚的“！”。但是，没有别的玩艺，怎能把这些宝贝缀上去呢？此路不通！旧诗？又太死板，而且至少有十几年没动那些七庚八葱的东西了；不免出丑。

到底硬联成一首七律，一首不及六十分的七律；心中已高兴非常，有胜于无，好歹不论，正合我的基本哲学。好，再作七首，共合八首；即便没一首“通”的吧，“量”也足惊人不是？中国地大物博，一人能写八首春夜，呀！

唉！湿膝病又犯了，两膝僵肿，精神不振，终日茫然，饭且不思，何暇作诗，只有大喊拉倒，予无能为矣！只凑了三首，再也凑不出。

想另作一篇散文吧，又到了交稿子的时候；况且精神不好，其影响于诗与散文一也；散了吧，好歹的那三首送进去，爱要不要；我就是这个主意！反正无论怎说，我是有诗为证：

（一）

多少春光轻易去？无言花鸟夜如秋。

东风似梦微添醉，小月知心只照愁！

柳样诗思情入影，火般桃色艳成羞。

谁家玉笛三更后？山倚疏星人倚楼。

（二）

一片闲情诗境里，柳风淡淡柝声凉。

山腰月少青松黑，篱畔光多玉李黄。

心静渐知春似海，花深每觉影生香。

何时买得田千顷，遍种梧桐与海棠！

（三）

且莫贪眠减却狂，春宵月色不平常！

碧桃几树开蝴蝶，紫燕联肩梦海棠。

花比诗多怜夜短，柳如人瘦为情长。

年来潦倒漂萍似，惯与东风道暖凉。

得看这三大首！五十年之后，准保有许多人给作注解——好诗是不需注解的。我的评注者，一定说我是资本家，或是穷而倾向资本主义者，因为在第二首里，有“何时买得田千顷”之语。好，我先自己作点注吧：我的意思是买山地呀，不是买一千顷良田，全种上花木，而叫农民饿死，不是。比如千佛山两旁的秃山，要全种上海棠，那要多么美，这才是我的梦想。这不怨我说话不清，是律诗自身的别扭；一句非七个字不可，我怎能忽然来句八个九个字的呢？

得了，从此再不受这个罪；《一些印象》也不再续。暑假中好好休息，把腿养好，能加入将来远东运动会的五百哩竞走，得个第一，那才算英雄好汉；诌几句不准多于七个字一句的诗，算得什么！

（载一九三一年三月至六月《齐大月刊》第一卷第五、六、七、八期）

非正式的公园

济南的公园似乎没有引动我描写它的力量，虽然我还想写那么一两句；现在我要写的地方，虽不是公园，可是确比公园强的多，所以——非正式的公园；关于那正式的公园，只好，虽然还想写那么一两句，待之将来。

这个地方便是齐鲁大学，专从风景上看。齐大在济南的南关外，空气自然比城里的新鲜，这已得到成个公园的最要条件。花木多，又有了成个公园的资格。确是有许多人到那里玩，意思是拿它当作——非正式的公园。

逛这个非正式的公园以夏天为最好。春天花多，秋天树叶美，但是只在夏天才有“景”，冬天没有什么特色。

当夏天，进了校门便看见一座绿楼，楼前一大片绿草地，楼的四周全是绿树，绿树的尖上浮着一两个山峰，因为绿树太密了，所以看不见树后的房子与山腰，使你猜不到绿荫后边还有什么；深密伟大，你不由的深吸一口气。绿楼？真的，“爬山虎”的深绿肥大的叶一层一层的把楼盖满，只露着几个白边的窗户；每阵小风，使那层层的绿叶掀动，横着竖着都动得有规律，一片壁立的绿浪。

往里走吧，沿着草地——草地边上不少的小蓝花呢——到了那绿荫深处。这里都是枫树，树下四条洁白的石凳，围着一片花池。花池里虽没有珍花异草，可是也有可观；况且往北有一条花径，全是小红玫瑰。花径的北端有两大片洋葵，深绿叶，浅红花；这两片花的后面又有一座楼，门前的白石阶栏像享受这片鲜花的神龛。楼的高处，从绿槐的密叶的间隙里看到，有一个大时辰钟。

往东西看，西边是一进校门便看见的那座楼的侧面与后面，与这座楼平行，花池东边还有一座；这两座楼的侧面山墙，也都是绿的。花径的南端是白石的礼堂，堂前开满了百日红，壁上也被绿蔓爬匀。那两座楼后，两大片草地，平坦，深绿，像张绿毯。这两块草地的南端，又有两座楼，四周围蔷薇作成短墙。设若你坐在石凳上，无论往哪边看，视线所及不是红花，便是绿叶；就是往上下看吧：下面是绿草，红花，与树影；上面是绿枫树叶。往平里看，有时从树隙花间看见女郎的一两把小白伞，有时看男人的白大衫。伞上衫上时时落上些绿的叶影。人不多，因为放暑假了。

拐过礼堂，你看见南面的群山，绿的。山前的田，绿的。一个绿海，山是那些高的绿浪。礼堂的左右，东西两条绿径，树阴很密，几乎见不着阳光。顺着这绿径走，不论是往西往东，你看见些小的楼房，每处有个小花园。园墙都是矮松做的。

春天的花多，特别是丁香和玫瑰，但是绿得不到家。秋天的红叶美，可是草变黄了。冬天树叶落净，在园中便看见了山的大部分，又欠深远的意味。只有夏天，一切颜色消沉在绿的中间，由地上一直绿到树上浮着的绿山峰，成功以绿为主色的一景。

（原载一九三二年七月《华年》第一卷第十二期）

趵突泉的欣赏

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是济南的三大名胜。现在单讲趵突泉。

在西门外的桥上，便看见一溪活水，清浅，鲜洁，由南向北的流着。这就是由趵突泉流出来的。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丢失了一半的美。但是泉的所在地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一个美景。这又是个中国人的征服自然的办法，那就是说，凡是自然的恩赐交到中国人手里就会把它弄得丑陋不堪。这块地方已经成了个市场。南门外是一片喊声，几阵臭气，从卖大碗面条与肉包子的棚子里出来。进了门有个小院，差不多是四方的。这里，“一毛钱四块！”和“两毛钱一双！”的喊声，与外面的“吃来”联成一片。一座假山，奇丑；穿过山洞，接联不断的棚子与地摊，东洋布，东洋磁，东洋玩具，东洋……加劲的表示着中国人怎样热烈的“不”抵制劣货。这里很不易走过去，乡下人一群跟着一群的来，把路塞住。他们没有例外的全买一件东西还三次价，走开又回来摸索四五次。小脚妇女更了不得，你往左躲，她往左扭；你往右躲，她往右扭，反正不许你痛快的过去。

到了池边，北岸上一座神殿，南西东三面全是唱鼓书的茶棚，唱的多半是梨花大鼓，一声“哟”要拉长几分钟，猛听颇象产科医院的病室。除了茶棚还是日货摊子，说点别的吧！

泉太好了。泉池差不多见方，三个泉口偏西，北边便是条小溪流向西门去。看那三个大泉，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那么翻滚。你立定呆呆的看三分钟，你便觉出自然的伟大，使你不敢再正眼去看。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冒，冒，冒，永不疲乏，永不退缩，只是自然有这样的力量！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使你不由的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

池边还有小泉呢：有的象大鱼吐水，极轻快的上来一串小泡；有的象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象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有的好几串小碎珠一齐挤上来，象一朵攒整齐的珠花，雪白。有的……这比那大泉还更有味。

新近为增加河水的水量，又下了六根铁管，做成六个泉眼，水流得也很旺，但是我还是爱那原来的三个。

看完了泉，再往北走，经过一些货摊，便出了北门。

前年冬天一把大火把泉池南边的棚子都烧了。有机会改造了！造成一个公园，各处安着喷水管！东边作个游泳池！有许多人这样的盼望。可是，席棚又搭好了，渐次改成了木板棚；乡下人只知道趵突泉，把摊子移到“商场”去（就离趵突泉几步）买卖就受损失了；于是“商场”四大皆空，还叫趵突泉作日货销售场；也许有道理。

（载一九三二年八月《华年》第一卷第十七期）

抬头见喜

对于时节，我向来不特别的注意。拿清明说吧，上坟烧纸不必非我去不可，又搭着不常住在家乡，所以每逢看见柳枝发青便晓得快到了清明，或者是已经过去。对重阳也是这样，生平没在九月九登过高，于是重阳和清明一样的没有多大作用。

端阳，中秋，新年，三个大节可不能这么马虎过去。即使我故意躲着它们，账条是不会忘记了我的。也奇怪，一个无名之辈，到了三节会有许多人惦记着，不但来信，送账条，而且要找上门来！

设若故意躲着借款，着急，设计自杀等等，而专讲三节的热闹有趣那一面儿，我似乎是最喜爱中秋。“似乎”，因为我实在不敢说准了。幼年时，中秋是个很可喜的节，要不然我怎么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些“兔儿爷”的样子呢？有“兔儿爷”玩，这个节必是过得十二分有劲。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至少有三次喝醉是在中秋；酒入愁肠呀！所以说“似乎”最喜爱中秋。

事真凑巧，这三次“非杨贵妃式”的醉酒我还都记得很清楚。那么，就说上一说呀。第一次是在北平，我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里。好友卢嵩庵从柳泉居运来一坛子“竹叶青”。又约来两位朋友——内中有一位是不会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来。坛子虽大，架不住茶碗一个劲进攻；月亮还没上来，坛子已空。干什么去呢？打牌玩吧。各拿出铜元百枚，约合大洋七角多，因这是古时候的事了。第一把牌将立起来，不晓得——至今还不晓得——我怎么上了床。牌必是没打成，因为我一睁眼已经红日东升了。

第二次是在天津，和朱荫棠在同福楼吃饭，各饮绿茵陈二两。吃完饭，到一家茶肆去品茗。我朝窗坐着，看见了一轮明月，我就吐了。这回决不是酒的作用，毛病是在月亮。第三次是在伦敦。那里的秋月是什么样子，我说不上来——也许根本没有月亮其物。中国工人俱乐部里有多人凑热闹，我和沈刚伯也去喝酒。我们俩喝了两瓶葡萄酒。酒是用葡萄还是葡萄叶儿酿的，不可得而知，反正价钱很便宜；我们俩自古至今总没作过财主。喝完，各自回寓所。一上公众汽车，我的脚忽然长了眼睛，专找别人的脚尖去踩。这回可不是月亮的毛病。

对于中秋，大致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坏。就此打住。

至若端阳，似乎可有可无。粽子，不爱吃。城隍爷现在也不出巡；即使再出巡，大概也没有跟随着走几里路的兴趣。樱桃真是好东西，可惜被黑白桑葚给带累坏了。

新年最热闹，也最没劲，我对它老是冷淡的。自从一记事儿起，家中就似乎很穷。爆竹总是听别人放，我们自己是静寂无哗。记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张《王羲之换鹅》图。每逢除夕，母亲必把它从个神秘的地方找出来，挂在堂屋里。姑母就给说那个故事；到如今还不十分明白这故事到底有什么意思，只觉得“王羲之”三个字倒很响亮好听。后来入学，读了《兰亭序》，我告诉先生，王羲之是在我的家里。

长大了些，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大概是光绪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亲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烧起，雪片由漆黑的空中落下，落到火光的圈里，非常的白，紧接着飞到火苗的附近，舞出些金光，即行消灭；先下来的灭了，上面又紧跟着下来许多，象一把“太平花”倒放。我还记着这个。我也的确感觉到，那年的神仙一定是真由天上回到世间。

中学的时期是最忧郁的，四、五个新年中只记得一个，最凄凉的一个。那是头一次改用阳历，旧历的除夕必须回学校去，不准请假。姑母刚死两个多月，她和我们同住了三十年的样子。她有时候很厉害，但大体上说，她很爱我。哥哥当差，不能回来。家中只剩母亲一人。我在四点多钟回到家中，母亲并没有把“王羲之”找出来。吃过晚饭，我不能不告诉母亲了——我还得回校。她楞了半天，没说什么。我慢慢的走出去，她跟着走到街门。摸着袋中的几个铜子，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才走到学校。路上必是很热闹，可是我并没看见，我似乎失了感觉。到了学校，学监先生正在学监室门口站着。他先问我：“回来了？”我行了个礼。他点了点头，笑着叫了我一声：“你还回去吧。”这一笑，永远印在我心中。假如我将来死后能入天堂，我必把这一笑带给上帝去看。

我好象没走就又到了家，母亲正对着一枝红烛坐着呢。她的泪不轻易落，她又慈善又刚强。见我回来了，她脸上有了笑容，拿出一个细草纸包儿来：“给你买的杂拌儿，刚才一忙，也忘了给你。”母子好象有千言万语，只是没精神说。早早的就睡了。母亲也没精神。

中学毕业以后，新年，除了为还债着急，似乎已和我不发生关系。我在哪里，除夕便由我照管着哪里。别人都回家去过年，我老是早早关上门，在床上听着爆竹响。平日我也好吃个嘴儿，到了新年反倒想不起弄点什么吃，连酒不喝。在爆竹稍静了些的时节，我老看见些过去的苦境。可是我既不落泪，也不狂歌，我只静静的躺着。躺着躺着，多喒烛光在壁上幻出一个“抬头见喜”，那就快睡去了。

（载一九三四年一月《良友》（画报）第四卷第八期）

小麻雀

雨后，院里来了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里跳，有时飞一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它这么飞了两三次，我看出来：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的长，似乎要脱落下来。我试着往前凑，它跳一跳，可是又停住，看着我，小黑豆眼带出点要亲近我又不完全信任的神气。我想到了：这是个熟鸟，也许是自幼便养在笼中的。所以它不十分怕人。可是它的左翅也许是被养着它的或别个孩子给扯坏，所以它爱人，又不完全信任。想到这个，我忽然的很难过。一个飞禽失去翅膀是多么可怜。这个小鸟离了人恐怕不会活，可是人又那么狠心，伤了它的翎羽。它被人毁坏了，而还想依靠人，多么可怜！它的眼带出进退为难的神情，虽然只是那么个小而不美的小鸟，它的举动与表情可露出极大的委屈与为难。它是要保全它那点生命，而不晓得如何是好。对它自己与人都没有信心，而又愿找到些倚靠。它跳一跳，停一停，看着我，又不敢过来。我想拿几个饭粒诱它前来，又不敢离开，我怕小猫来扑它。可是小猫并没在院里，我很快的跑进厨房，抓来了几个饭粒。及至我回来，小鸟已不见了。我向外院跑去，小猫在影壁前的花盆旁蹲着呢。我忙去驱逐它，它只一扑，把小鸟擒住！被人养惯的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与爪在猫嘴旁搭拉着，和死去差不多。

瞧着小鸟，猫一头跑进厨房，又一头跑到西屋。我不敢紧追，怕它更咬紧了可又不能不追。虽然看不见小鸟的头部，我还没忘了那个眼神。那个预知生命危险的眼神。那个眼神与我的好心中间隔着一只小白猫。来回跑了几次，我不追了。追上也没用了，我想，小鸟至少已半死了。猫又进了厨房，我楞了一会儿，赶紧的又追了去；那两个黑豆眼仿佛在我心内睁着呢。

进了厨房，猫在一条铁筒——冬天升火通烟用的，春天拆下来便放在厨房的墙角——旁蹲着呢。小鸟已不见了。铁筒的下端未完全扣在地上，开着一个不小的缝儿小猫用脚往里探。我的希望回来了，小鸟没死。小猫本来才四个来月大，还没捉住过老鼠，或者还不会杀生，只是叼着小鸟玩一玩。正在这么想，小鸟，忽然出来了，猫倒象吓了一跳，往后躲了躲。小鸟的样子，我一眼便看清了，登时使我要闭上了眼。小鸟几乎是蹲着，胸离地很近，象人害肚痛蹲在地上那样。它身上并没血。身子可似乎是蜷在一块，非常的短。头低着，小嘴指着地。那两个黑眼珠！非常的黑，非常的大，不看什么，就那么顶黑顶大的楞着。它只有那么一点活气，都在眼里，象是等着猫再扑它，它没力量反抗或逃避；又象是等着猫赦免了它，或是来个救星。生与死都在这俩眼里，而并不是清醒的。它是胡涂了，昏迷了；不然为什么由铁筒中出来呢？可是，虽然昏迷，到底有那么一点说不清的，生命根源的，希望。这个希望使它注视着地上，等着，等着生或死。它怕得非常的忠诚，完全把自己交给了一线的希望，一点也不动。象把生命要从两眼中流出，它不叫也不动。

小猫没再扑它，只试着用小脚碰它。它随着击碰倾侧，头不动，眼不动，还呆呆的注视着地上。但求它能活着，它就决不反抗。可是并非全无勇气，它是在猫的面前不动！我轻轻的过去，把猫抓住。将猫放在门外，小鸟还没动。我双手把它捧起来。它确是没受了多大的伤，虽然胸上落了点毛。它看了我一眼！

我没主意：把它放了吧，它准是死？养着它吧，家中没有笼子。我捧着它好象世上一切生命都在我的掌中似的，我不知怎样好。小鸟不动，蜷着身，两眼还那么黑，等着！楞了好久，我把它捧到卧室里，放在桌子上，看着它，它又楞了半天，忽然头向左右歪了歪用它的黑眼睁了一下；又不动了，可是身子长出来一些，还低头看着，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载一九三四年七月《文学评论》第一卷第二期

头一天

那时候，（一晃儿十年了！）我的英语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象英语，也不象德悟，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的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英国人把我说得一楞一楞的，我可也把他们说得直眨眼；他们说的他们明白，我说的我明白，也就很过得去了。

给它个死不下船，还有错儿么？！反正船得把我运到伦敦去，心里有底！

果然一来二去的到了伦敦。船停住不动，大家都往下搬行李，我看出来了，我也得下去。什么码头？顾不得看；也不顾问，省得又招人们眨眼。检验护照。我是末一个——英国人不象咱们这样客气，外国人得等着。等了一个多钟头，该我了。两个小官审了我一大套，我把我心里明白的都说了，他俩大概没明白。他们在护照上盖了个戳儿，我“看”明白了：“准停留一月Only”。（后来由学校晏请内务部把这个给注销了，不在话下。）管它Only还是“哼来”，快下船哪，别人都走了。敢情还得检查行李呢。这回很干脆：“烟？”我说“no”；“丝？”又一个“no”。皮箱上画了一道符，完事。我的英语很有根了，心里说。看别人买车票，我也买了张；大家走，我也走；反正他们知道上哪儿。他们要是走丢了，我还能不陪着么？上了火车。火车非常的清洁舒服。越走，四外越绿，高高低低全是绿汪汪的。太阳有时出来，有时进去，绿地的深浅时时变动。远处的绿坡托着黑云，绿色特别的深厚。看不见庄稼，处处是短草，有时看见一两只摇尾食草的牛。这不是个农业国。

车停在Cannon Street。大家都下来，站台上不少接客的男女，接吻的声音与姿式各有不同。我也慢条厮理的下来；上哪儿呢？啊，来了救兵，易文思教授向我招手呢。他的中国话比我的英语应多得着九十多分。他与我一人一件行李，走向地道车站去；有了他，上地狱也不怕了。坐地道火车到了Liverpool Street。这是个大车站，把行李交给了转运处，他们自会给走到家去。然后我们喝了杯啤酒，吃了块点心。车站上，地道里，转运处，咖啡馆，给我这么个印象：外面都是乌黑不起眼，可是里面非常的清洁有秩序。后来我慢慢看到，英国人也是这样。脸板得要哭似的，心中可是很幽默，很会讲话。他们慢，可是有准。易教授早一分钟也不来；车进了站，他也到了。他想带我上学校去，就在车站的外边。想了想，又不去了，因为这天正是礼拜。他告诉我，已给我找好了房，而且是和许地山在一块。我更痛快了，见了许地山还有什么事作呢，除了说笑话？

易教授住在Barnet，所以他也在那里给我找了房。这虽在“大伦敦”之内，实在是属Hert ford shire，离伦敦有十一哩，坐快车得走半点多钟。我们就在原车站上了车，赶到车快到目的地，又看见大片的绿草地了。下了车，易先生笑了。说我给带来了阳光。果然，树上还挂着水珠，大概是刚下过雨去。

正是九月初的天气，地上潮阴阴的，树和草都绿得鲜灵灵的。由车站到住处还要走十分钟。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行人，汽车电车上也空空的。礼拜天。街道很宽，铺户可不大，都是些小而明洁的，此处已没有伦敦那种乌黑色。铺户都关着门，路右边有一大块草场，远处有一片树林，使人心中安静。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一进了胡同：Carnarvon Street。这是条不大不小的胡同。路是柏油碎石子的，路边上还有些流水，因刚下过雨去。两旁都是小房，多数是两层的，瓦多是红色。走道上有小树，多象冬青，结着红豆。房外二尺多的空地全种着花草，我看见了英国的晚玫瑰。窗都下着帘，绿蔓有的爬满了窗沿。路上几乎没人，也就有十点钟吧，易教授的大皮鞋响声占满了这胡同，没有别的声。那些房子实在不是很体面，可是被静寂，清洁，花草，红绿的颜色，雨后的空气与阳光，给了一种特别的味道。它是城市，也是村庄，它本是在伦敦作事的中等人的居住区所。房屋表现着小市民气，可是有一股清香的气味，和一点安适太平的景象。…………

将要作我的寓所的也是所两层的小房，门外也种着一些花，虽然没有什么好的，倒还自然；窗沿上悬着一两枝灰粉的豆花。房东是两位老姑娘，姐已白了头，胖胖的很傻，说不出什么来。妹妹作过教师，说话很快，可是很清晰，她也有四十上下了。妹妹很尊敬易教授，并且感谢他给介绍两位中国朋友。许地山在屋里写小说呢，用的是一本油盐店的账本，笔可是钢笔，时时把笔尖插入账本里去，似乎表示着力透纸背。

房子很小：楼下是一间客厅，一间饭室，一间厨房。楼上是三个卧室，一个浴室。由厨房出去，有个小院，院里也有几棵玫瑰，不怪英国史上有玫瑰战争，到处有玫瑰，而且种类很多。院墙只是点矮矮的木树，左右邻家也有不少花草，左手里的院中还有几株梨树，挂了不少果子。我说“左右”，因自从在上海便转了方向，太阳天天不定从哪边出来呢！

这所小房子里处处整洁，据地山说，都是妹妹一个人收拾的；姐姐本来就傻，对于工作更会“装”傻。他告诉我，她们的父亲是开面包房的，死时把买卖给了儿子，把两所小房给了二女。姊妹俩卖出去一所，把钱存起吃利；住一所，租两个单身客，也就可以维持生活。哥哥不管她们，她们也不求哥哥。妹妹很累，她操持一切；她不肯叫住客把硬领与袜子等交洗衣房：她自己给洗并烫平。在相当的范围内，她没完全商业化了。

易先生走后，姐姐戴起大而多花的帽子，去作礼拜。妹妹得作饭，只好等晚上再到教堂去。她们很虔诚；同时，教堂也是她们唯一的交际所在。姐姐并听不懂牧师讲的是什么，地山告诉我。路上慢慢有了人声，多数是老太婆与小孩子，都是去礼拜的。偶尔也跟着个男人，打扮得非常庄重，走路很响，是英国小绅士的味儿。邻家有弹琴的声音。

饭好了，姐姐才回来，傻笑着。地山故意的问她，讲道的内容是什么？她说牧师讲的很深，都是哲学。饭是大块牛肉。由这天起，我看见牛肉就发晕。英国普通人家的饭食，好处是在干净；茶是真热。口味怎样，我不敢批评，说着伤心。

饭后，又没了声音。看着屋外的阳光出没，我希望点蝉声，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连地山也不讲话了。寂静使我想起家来，开始写信。地山又拿出账本来，写他的小说。

伦敦边上的小而静的礼拜天。

载一九三四年八月《良友画报》第九十二期

还想着它

钱在我手里，也不怎么，不会生根。我并不胡花，可是钱老出去的很快。据相面的说，我的缝指太宽，不易存财；到如今我还没法打倒这个讲章。在德法意等国跑了一圈，心里很舒服了，因为钱已花光。钱花光就不再计划什么事儿，所以心里舒服。幸而巴黎的朋友还拿着我几个钱，要不然哪，就离不了法国。这几个钱仅够买三等票到新加坡的。那也无法，到新加坡再讲吧。反正新加坡比马赛离家近些，就是这个主意。

上了船，袋里还剩了十几个佛郎，合华币大洋一元有余；多少不提，到底是现款。船上遇见了几位留法回家的“国留”——复杂着一点说，就是留法的中国学生。大家一见如故。不大会儿的工夫，大家都彼此明白了经济状况；最阔气的是位姓李的，有二十七个佛郎；比我阔着块巴来钱。大家把钱凑在一处，很可以买瓶香槟酒，或两枝不错的吕宋烟。我们既不想喝香槟或吸吕宋，连头发都决定不去剪剪，那么，我们到底不是赤手空拳，干吗不快活呢？大家很高兴，说得也投缘。有人提议：到上海可以组织个银行。他是学财政的。我没表示什么，因为我的船票只到新加坡；上海的事先不必操心。

船上还有两位印度学生，两位美国华侨少年，也都挺和气。两位印度学生穿得满讲究，也关心中国的事。在开船的第三天早晨，他俩打起来：一个弄了个黑眼圈，一个脸上挨了一鞋底。打架的原因：他俩分头向我们诉冤，是为一双袜子。也不是谁卖给谁，穿了（或者没穿）一天又不要了，于是打起活来。黑眼圈的除用湿手绢捂着眼，一天到晚嘟囔着：“在国里，我吐痰都不屑于吐在他身上！他脏了我的鞋底！”吃了鞋底的那位就对我们讲：“上了岸再说；揍他，勒死，用小刀子捅！”他俩不再和我们讨论中国的问题，我们也不问甘地怎样了。

那两位华侨少年中的一位是出来游历：由美国到欧洲大陆，而后到上海，再回家。他在柏林住了一天，在巴黎住了一天，他告诉我，都是停在旅馆里，没有出门。他怕引诱。柏林巴黎都是坏地方，没意思，他说。到了马赛，他丢了一只皮箱。那一位少年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一天到晚想家。想家之外，便看法国姑娘。而后告诉那位出来游历的：“她们都钓我呢！”

所谓“她们”，是七八个到安南或上海的法国舞女，最年轻的不过才三十多岁。三等舱的食堂永远被她们占据着。她们吸烟，吃饭，抡大腿，练习唱，都在这儿。领导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小干老头儿，脸象个干橘子。他们没事的时候也还光着大腿，有俩小军官时常和她们弄牌玩。可是那位少年老说她们关心着他。

三等舱里不能算不热闹，舞女们一唱就唱两个多钟头。那个小干老头似乎没有夸奖她们的时候，差不多老对她们喊叫。可是她们也不在乎。她们唱或抡腿，我们就瞎扯，扯腻了便到甲板上过过风。我们的茶房是中国人，永远蹲在暗处，不留神便踩了他的脚。他卖一种黑玩艺，五个佛郎一小包，舞女们也有买的。

二十多天就这样过去：听唱，看大腿，瞎扯，吃饭。舱中老是这些人，外边老是那些水。没有一件新鲜事，大家的脸上眼看着往起长肉，好象一船受填时期的鸭子。坐船是件苦事，明知光阴怪可惜，可是没法不白白扔弃。书读不下去，海是看腻了，话也慢慢的少起来。我的心里想着：到新加坡怎办呢？

就在那么心里悬虚一天的，到了新加坡。再想在船上吃，是不可能了，只好下去。雇上洋车，不，不应当说雇上，是坐上；此处的洋车夫是多数不识路的，即使识路，也听不懂我的话。坐上，用手一指，车夫便跑下去。我是想上商务印书馆。不记得街名，可是记得它是在条热闹街上；上欧洲去的时候曾经在此处玩过一天。洋车一直跑下去，我心里说：商务印书馆要是在这条街上等着我，便是开门见喜；它若不在这条街上，我便玩完。事情真凑巧，商务馆果然等着我呢。说不定还许是临时搬过来的。

这就好办了。进门就找经理。道过姓字名谁，马上问有什么工作没有。经理是包先生，人很客气，可是说事情不大易找。他叫我去看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黄曼士先生——在地面上很熟，而且好交朋友。我去见黄先生，自然是先在商务馆吃了顿饭。黄先生也一时想不到事情，可是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在新加坡，后来，常到他家去吃饭，也常一同出去玩。他是个很可爱的人。他家给他寄茶，总是龙井与香片两种，他不喜喝香片，便都归了我；所以在南洋我还有香片茶吃。不过，这都是后话。我还得去找事，不远就是中华书局，好，就是中华书局吧。经理徐采明先生至今还是我的好朋友。倒不在乎他给找着个事作，他的人可爱。见了他，我说明来意。他说有办法。马上领我到华侨中学去。这个中学离街市至少有十多里，好在公众汽车（都是小而红的车，跑得飞快）方便，一会儿就到了。徐先生替我去吆喝。行了，他们正短个国文教员。马上搬来行李，上任大吉。有了事作，心才落了实，花两毛钱买了个大柚子吃吃。然后支了点钱，买了条毯子，因为夜间必须盖上的。买了身白衣裳，中不中，西不西，自有南洋风味。赊了部《辞源》；教书不同自己读书，字总得认清了——有好些好些字，我总以为认识而实在念不出。一夜睡得怪舒服；新《辞源》摆在桌上被老鼠啃坏，是美中不足。预备用皮鞋打老鼠，及至见了面，又不想多事了，老鼠的身量至少比《辞源》长，说不定还许是仙鼠呢，随它去吧。老鼠虽大，可并不多。讲多是壁虎。到处是它们：棚上墙上玻璃杯里——敢情它们喜甜味，盛过汽水的杯子总有它们来照顾一下。它们还会唱，吱吱的，没什么好听，可也不十分讨厌。

天气是好的。早半天教书，很可以自自然然的，除非在堂上被学生问住，还不至于四脖子汗流的。吃过午饭就睡大觉，热便在暗中渡过去。六点钟落太阳，晚饭后还可以作点工，壁虎在墙上唱着。夜间必须盖条毯子，可见是不热；比起南京的夏夜，这里简直是仙境了。我很得意，有薪水可拿，而夜间还可以盖毯子，美！况且还得冲凉呢，早午晚三次，在自来水龙头下，灌顶浇脊背，也是痛快事。

可是，住了不到几天，我发烧，身上起了小红点。平日我是很勇敢的，一病可就有点怕死。身上有小红点哟，这玩艺，痧疹归心，不死才怪！把校医请来了，他给了我两包金鸡纳霜，告诉我离死还很远。吃了金鸡纳霜，睡在床上，既然离死很远，死我也不怕了，于是依旧勇敢起来。早晚在床上听着户外行人的足声，“心眼”里制构着美的图画：路的两旁杂生着椰树槟榔；海蓝的天空；穿白或黑的女郎，赤着脚，趿拉着木板，嗒嗒的走，也许看一眼树丛中那怒红的花。有诗意呀。矮而黑的锡兰人，头缠着花布，一边走一边唱。躺了三天，颇能领略这种浓绿的浪漫味儿，病也就好了。

一下雨就更好了。雨来得快，止得快，沙沙的一阵，天又响晴。路上湿了，树木绿到不能再绿。空气里有些凉而浓厚的树林子味儿，马上可以穿上夹衣。喝碗热咖啡顶那个。

学校也很好。学生们都会听国语，大多数也能讲得很好。他们差不多都很活泼。因为下课后便不大穿衣，身上就黑黑的，健康色儿。他们都很爱中国，愿意听激烈的主张与言语。

他们是资本家——大小不同，反正非有俩钱不能入学读书——的子弟，可是他们愿打倒资本家。对于文学，他们也爱最新的，自己也办文艺刊物。他们对先生们不大有礼貌，可不是故意的；他们爽直。先生们若能和他们以诚相见，他们便很听话。可惜有的先生爱耍些小花样！学生们不奢华。一身白衣便解决了衣的问题；穿西服受洋罪的倒是先生们，因为先生们多是江浙与华北的人，多少习染了上海的派头儿。吃也简单，除了爱吃刨冰，他们并不多花钱。天气使衣食住都简单化了。以住说吧，有个床，有条毯子，便可以过去。没毯子，盖点报纸，其实也可以将就。再有个自来水管，作冲凉之用，便万事亨通。还有呢，社会是个工商社会，大家不讲究穿，不讲究排场，也不讲究什么作诗买书，所以学生自然能俭朴。从一方面说，这个地方没有上海或北平那样的文化；从另一方面说，它也没有酸味的文化病。此地不能产生《儒林外史》。自然，大烟窑子等是有的，可是学生还不至于干这些事儿。倒是由内地的先生们觉得苦闷，没有社会。事业都在广东福建人手里，当教员的没有地位，也打不进广东或福建人的圈里去。教员似乎是一些高等工人，雇来的；出钱办学的人们没有把他们放在心里。玩的地方也没有，除了电影，没有可看的。所以住到三个月，我就有点厌烦了。别人也这么说。还拿天气说吧，老那么好，老那么好，没有变化，没有春夏秋冬，这就使人生厌。况且别的事儿也是死板板的没变化呢。学生们爱玩球，爱音乐，倒能有事可作。先生们在休息的时候，只能弄点汽水闲谈。我开始写《小坡的生日》。

本来我想写部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我要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垦的，房是我们盖的，路是我们修的，矿是我们开的。都是我们作的。毒蛇猛兽，荒林恶瘴，我们都不怕。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我要写这个。我们伟大。是的，现在西洋人立在我们头上。可是，事业还仗着我们。我们在西人之下，其他民族之上。假如南洋是个糖烧饼，我们是那个糖馅。我们可上可下。自要努力使劲，我们只有往上，不会退下。没有了我们，便没有了南洋；这是事实，自自然然的事实。马来人什么也不干，只会懒。印度人也干不过我们。西洋人住上三四年就得回家休息，不然便支持不住。干活是我们，作买卖是我们，行医当律师也是我们。住十年，百年，一千年，都可以，什么样的天气我们也受得住，什么样的苦我们也能吃，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有能力去干。说手有手，说脑子有脑子。我要写这么一本小说。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所谓民族崇拜，不是说某某先生会穿西装，讲外国话，和懂得怎样给太太提着小伞。我是要说这几百年来，光脚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汉。没钱，没国家保护，什么也没有。硬去干，而且真干出玩艺来。我要写这些真正中国人，真有劲的中国人。中国是他们的，南洋也是他们的。那些会提小伞的先生们，屁！连我也算在里面。

可是，我写不出。打算写，得到各处去游历。我没钱，没工夫。广东话，福建话，马来话，我都不会。不懂的事还很多很多。不敢动笔。黄曼士先生没事就带我去看各种事儿，为是供给我点材料。可是以几个月的工夫打算抓住一个地方的味儿，不会。再说呢，我必须抽写海，和中国人怎样在海上冒险。对于海的知识太少了；我生在北方，到二十多岁才看见了轮船。

那么，只好多住些日子了。可是我已离家六年，老母已七十多岁，常有信催我回家。为省得闲着，我开始写《小坡的生日》。本来想写的只好再等机会吧。直到如今，啊，机会可还没来。

写《小坡的生日》的动机是：表面的写点新加坡的风景什么的。还有：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这是个理想，在事实上大家并不联合，单说广东与福建人中间的成见与争斗便很厉害。这本书没有一个白小孩，故意的落掉。写了三个多月吧，得到五万来字；到上海又补了一万。

这本书中好的地方，据我自己看，是言语的简单与那些象童话的部分。它不完全是童话，因为前半截有好些写实处——本来是要描写点真事。这么一来，实的地方太实，虚的地方又很虚，结果是既不象童话，又非以儿童为主的故事，有点四不象了。设若有工夫删改，把写实的部分去掉，或者还能成个东西。可是我没有这个工夫。顶可笑的是在南洋各色小孩都讲着漂亮——确是漂亮——的北平话。

《小坡的生日》写到五万来字，放年假了。我很不愿离开新加坡，可是要走这是个好时候，学期之末，正好结束。在这个时节，又有去作别的事情的机会。若是这些事情中有能成功的，我自然可以辞去教职而仍不离开此地，为是可以多得些经验。可是这些事都没成功，因为有人从中破坏。这么一来，我就决定离开。我不愿意自己的事和别人捣乱争吵。在阳历二月底，我又上了船。

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很爱南洋——它在我心中是一片颜色，这片颜色常在梦中构成各样动心的图画。它是实在的，同时可以是童话的，原始的，浪漫的。无论在经济上，商业上，军事上，民族竞争上，诗上，音乐上，色彩上，它都有种魔力。

载一九三四年十月《大众画报》第十二期

哭白涤洲

十月十二接到电报：“涤洲病危”。十四起身；到北平，他已过去。接到电报，隔了一天才动身，我希望在这一天再得个消息——好的。十二号以前，什么信儿都没听到，怎能忽然“病危”？涤洲的身体好，大家都晓得，所以我不信那个电报，而且深信必再有电更正。等了一天，白等；我的心凉了。在火车上我的泪始终在眼里转。车到前门，接我的是齐铁恨——他在南京作事——我俩的泪都流下来了。我恨我晚来了一天，可是铁恨早来一天也没见到“他”。十二的早晨，“他”就走了。

这完全象个梦。八月底，我们三个——涤洲、铁恨、与我——还在南京会着。多么欢喜呀！涤洲张罗着逛这儿那儿，还要陪我到上海，都被我拦住了。他先是同刘半农先生到西北去；半农先生死后，他又跑到西安去讲学。由西安跑到南京，还要随我上上海。我没叫他去。他的身体确是好，但是那么热的天，四下里跑，不是玩的。这只是我的小心；梦也梦不到他会死。他回到北平，有信来，说：又搬了家。以后，再没信了，我心里还说：他大概是忙着作文章呢。敢情他又到河南讲学去了。由河南回来就病。十二号我接到那个电报。这不象个梦？

今天翻弄旧稿，夹着他一封信——去年一月十日在西山发的。“苓儿死去……咽气恰与伊母下葬同时，使我不能不特别哀痛。在家里我抱大庄，家母抱菊，三辈四人，情形极惨。现在我跑到西山，住在第三小学的最下一个院子，偌大的地方只有我一个人。天极冷，风顶大，冰寒的月光布满了庭院，我隔着玻窗，凝望南山，回忆两礼拜来的遭遇，止不住的眼泪流下来！”

“两礼拜来的遭遇”是大孩子蓝死，夫人死，女孩苓死。跟着——老天欺侮起来好人没完！——是菊死，和白老伯死；一气去了五口。蓝是夜间死的，他一边哭一边给我写信。紧跟着又得到白夫人病故的信，我跑回北平去安慰他。他还支持着，始终不放声的哭，可是端茶碗的时候手颤。跟着又死去三口，大家都担心他。他失眠，闭上眼就看见他的孩子。可是他不喝酒，不吸烟，象棵松树似的立着。他要作好到底。现在，剩下六十多的老母，廿多岁的续娶的夫人，与五岁的大庄！人生是什么呢？

朋友里，他最好。他对谁也好。有他，大家的交情有了中心。什么都是他作，任劳任怨的作，会作，肯作，有力气作。对家人、对朋友，永远舍己从人。对事情，明知上当，还作，只求良心上过得去。他很精明，但不掏出手段；他很会办事，多一半是因为肯办，肯认真办。他就这么累死了。

对学问，他很谦虚，总说他自己“低能”。可是在事情那么忙乱的时候，他居然在音韵学上有成就，有著作。他作到别人所不能作到的了：就在家中死了五口以后，他会跑到西北去调查方音！他还笑着说呢：到外边散散心。死了五口，散心？拿调查工作散心，他不是心狠，是尽人力所及的铸造自己。他老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朋友，对得起一生。卅五岁就死去，这样的人，只有无知的老天知道怎回事！

自我一认识他，他仿佛就是个高个子。老推平头，老穿深色的衣服，腮上胡子很重。偶尔穿上洋服，他笑自己。他知道自己不漂亮。同样，他知道自己的一切缺点。有一次，他把件绸子大衫染得发了绿头，他笑着把它藏起去：“这不行，这不行，穿它还能上街？”他什么也不行，他觉得。于是高过他的人，他不巴结。低于他的人，他帮忙。对他自己，在幽默的轻视中去努力。高高的个子，灰色或蓝色的长袍，一天到晚他奔忙。他没有过人的思想，只求在他才力所及的事上、学问上、作人上，去作。他实在。说给他一件新事，或一个新的思想，他要想了，然后他拍着腿：“高！高！”到此为止；他能了解，而永远不能作出来，新的。旧社会的享受，他没享受过；新的，也没享受过。他老想使别人过得去，什么新的旧的，反正自己没占了便宜。自己不占便宜就舒服。因此，他心宽。死了五口，还能支持，还替朋友办事，还努力工作，就是这个力量的果实。谁都说，过了那一场，涤洲什么也不怕了。他竟会死了！

他死的时候，一群朋友围着他，眼看着咽气，没办法。他给朋友帮过多少忙，而大家只能看着他死。他死后，由上海汉口青岛赶来许多朋友，来哭；有什么用呢？他已经死在医院了，老太太还拉着大庄给他送果子来。噢，什么也别说了吧，要惨到什么地步呢！涤洲，涤洲，我们只有哭；没用，是没用。可是，我们是哭你的价值呀。我们能找到比你俊美的人，比你学问大的人，比你思想高的人：我们到哪儿去找一位“朋友”，象你呢？

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人间世》第十七期

又是一年芳草绿

悲观有一样好处，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了一些。这个可也就是我的坏处，它不起劲，不积极。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悲观，所以我不能扳起面孔，大喊：“孤——刘备！”我不能这样。一想到这样，我就要把自己笑毛咕了。看着别人吹胡子瞪眼睛，我从脊梁沟上发麻，非笑不可。我笑别人，因为我看不起自己。别人笑我，我觉得应该；说得天好，我不过是脸上平润一点的猴子。我笑别人，往往招人不愿意；不是别人的量小，而是不象我这样稀松，这样悲观。

我打不起精神去积极的干，这是我的大毛病。可是我不懒，凡是我该作的我总想把它作了，总算得点报酬养活自己与家里的人——往好了说，尽我的本分。我的悲观还没到想自杀的程度，不能不找点事作。有朝一日非死不可呢，那只好死喽，我有什么法儿呢？

这样，你瞧，我是无大志的人。我不想当皇上。最乐观的人才敢作皇上，我没这份胆气。

有人说我很幽默，不敢当。我不懂什么是幽默。假如一定问我，我只能说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欠，谁都有可笑的地方。我跟谁都说得来，可是他得愿意跟我说；他一定说他是圣人，叫我三跪九叩报门而进，我没这个瘾。我不教训别人，也不听别人的教训。幽默，据我这么想，不是嬉皮笑脸，死不要鼻子。

也不是怎股子劲儿，我成了个写家。我的朋友德成粮店的写帐先生也是写家，我跟他同等，并且管他叫二哥。既是个写家，当然得写了。“风格即人”——还是“风格即驴”？——我是怎个人自然写怎样的文章了。于是有人管我叫幽默的写家。我不以这为荣，也不以这为辱。我写我的。卖得出去呢，多得个三块五块的，买什么吃不香呢。卖不出去呢，拉倒，我早知道指着写文章吃饭是不易的事。

稿子寄出去，有时候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连个回信也没有。这，咱只好幽默；多喒见着那个骗子再说，见着他，大概我们俩总有一个笑着去见阎王的，不过，这是不很多见的，要不怎么我还没想自杀呢。常见的事是这个，稿子登出去，酬金就睡着了，睡得还是挺香甜。直到我也睡着了，它忽然来了，仿佛故意吓人玩。数目也惊人，它能使我觉得自己不过值一毛五一斤，比猪肉还便宜呢。这个咱也不说什么，国难期间，大家都得受点苦，人家开铺子的也不容易，掌柜的吃肉，给咱点汤喝，就得念佛。是的，我是不能当皇上，焚书坑掌柜的，咱没那个狠心，你看这个劲儿！不过，有人想坑他们呢，我也不便拦着。

这么一来，可就有许争人看不起我。连好朋友都说：“伙计，你也硬正着点，说你是为人类而写作，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你太泄气了！”真的，我是泄气，我看高尔基的胡子可笑。他老人家那股子自卖自夸的劲儿，打死我也学不来。人类要等着我写文章才变体面了，那恐怕太晚了吧？我老觉得文学是有用的；拉长了说，它比任何东西都有用，都高明。可是往眼前说，它不如一尊高射炮，或一锅饭有用。我不能吆喝我的作品是“人类改造丸”，我也不相信把文学杀死便天下太平。我写就是了。

别人的批评呢？批评是有益处的。我爱批评，它多少给我点益处；即使完全不对，不是还让我笑一笑吗？自己写的时候仿佛是蒸馒头呢，热气腾腾，莫名其妙。及至冷眼人一看，一定看出许多错儿来。我感谢这种指摘。说的不对呢，那是他的错儿，不干我的事。我永不驳辩，这似乎是胆儿小；可是也许是我的宽宏大量。我不便往自己脸上贴金。一件事总得由两面瞧，是不是？

对于我自己的作品，我不拿她们当作宝贝。是呀，当写作的时候，我是卖了力气，我想往好了写。可是一个人的天才与经验是有限的，谁也不敢保了老写的好，连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有的人呢，每一拿笔便想到自己是但丁，是莎士比亚。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天才须有自信的心。我可不敢这样，我的悲观使我看轻自己。我常想客观的估量估量自己的才力；这不易作到，我究竟不能象别人看我看得那样清楚；好吧，既不能十分看清楚了自己，也就不用装蒜，谦虚是必要的，可是装蒜也大可以不必。

对作人，我也是这样。我不希望自己是个完人，也不故意的招人家的骂。该求朋友的呢，就求；该给朋友作的呢，就作。作的好不好，咱们大家凭良心。所以我很和气，见着谁都能扯一套。可是，初次见面的人，我可是不大爱说话；特别是见着女人，我简直张不开口，我怕说错了话。在家里，我倒不十分怕太太，可是对别的女人老觉着恐慌，我不大明白妇女的心理；要是信口开河的说，我不定说出什么来呢，而妇女又爱挑眼。男人也有许多爱挑眼的，所以初次见面，我不大愿开口。我最喜辩论，因为红着脖子粗着筋的太不幽默。我最不喜欢好吹腾的人，可并不拒绝与这样的人谈话；我不爱这样的人，但喜欢听他的吹。最好是听着他吹，吹着吹着连他自己也忘了吹到什么地方去，那才有趣。

可喜的是有好几位生朋友都这么说：“没见着阁下的时候，总以为阁下有八十多岁了。敢情阁下并不老。”是的，虽然将奔四十的人，我倒还不老。因为对事轻淡，我心中不大藏着计划，作事也无须耍手段，所以我能笑，爱笑；天真的笑多少显着年青一些。我悲观，但是不愿老声老气的悲观，那近乎“虎事”。我愿意老年轻轻的，死的时候象朵春花将残似的那样哀而不伤。我就怕什么“权威”咧，“大家”咧，“大师”咧，等等老气横秋的字眼们。我爱小孩，花草，小猫，小狗，小鱼；这些都不“虎事”。偶尔看见个穿小马褂的“小大人”，我能难受半天，特别是那种所谓聪明的孩子，让我难过。比如说，一群小孩都在那儿看变戏法儿，我也在那儿，单会有那么一两个七八岁的小老头说：“这都是假的！”这叫我立刻走开，心里堵上一大块。世界确是更“文明”了，小孩也懂事懂得早了，可是我还愿意大家傻一点，特别是小孩。假若小猫刚生下来就会捕鼠，我就不再养猫，虽然它也许是个神猫。

我不大爱说自己，这多少近乎“吹”。人是不容易看清楚自己的。不过，刚过完了年，心中还慌着，叫我写“人生于世”，实在写不出，所以就近的拿自己当材料。万一将来我不得已而作了皇上呢，这篇东西也许成为史料，等着瞧吧。

载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益世报》

春风

济南与青岛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一个设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可是这两处不无相似之点。拿气候说吧，济南的夏天可以热死人，而青岛是有名的避暑所在；冬天，济南也比青岛冷。但是，两地的春秋颇有点相同。济南到春天多风，青岛也是这样；济南的秋天是长而晴美，青岛亦然。

对于秋天，我不知应爱哪里的：济南的秋是在山上，青岛的是海边。济南是抱在小山里的；到了秋天，小山上的草色在黄绿之间，松是绿的，别的树叶差不多都是红与黄的。就是那没树木的山上，也增多了颜色——日影、草色、石层，三者能配合出种种的条纹，种种的影色。配上那光暖的蓝空，我觉到一种舒适安全，只想在山坡上似睡非睡的躺着，躺到永远。青岛的山——虽然怪秀美——不能与海相抗，秋海的波还是春样的绿，可是被清凉的蓝空给开拓出老远，平日看不见的小岛清楚的点在帆外。这远到天边的绿水使我不愿思想而不得不思想；一种无目的的思虑，要思虑而心中反倒空虚了些。济南的秋给我安全之感，青岛的秋引起我甜美的悲哀。我不知应当爱哪个。

两地的春可都被风给吹毁了。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轻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的传送花香，同情的轻轻掀起禽鸟的羽毛。济南与青岛的春风都太粗猛。济南的风每每在丁香海棠开花的时候把天刮黄，什么也看不见，连花都埋在黄暗中，青岛的风少一些沙土，可是狡猾，在已很暖的时节忽然来一阵或一天的冷风，把一切都送回冬天去，棉衣不敢脱，花儿不敢开，海边翻着愁浪。

两地的风都有时候整天整夜的刮。春夜的微风送来雁叫，使人似乎多些希望。整夜的大风，门响窗户动，使人不英雄的把头埋在被子里；即使无害，也似乎不应该如此。对于我，特别觉得难堪。我生在北方，听惯了风，可也最怕风。听是听惯了，因为听惯才知道那个难受劲儿。它老使我坐卧不安，心中游游摸摸的，干什么不好，不干什么也不好。它常常打断我的希望：听见风响，我懒得出门，觉得寒冷，心中渺茫。春天仿佛应当有生气，应当有花草，这样的野风几乎是不可原谅的！我倒不是个弱不禁风的人，虽然身体不很足壮。我能受苦，只是受不住风。别种的苦处，多少是在一个地方，多少有个原因，多少可以设法减除；对风是干没办法。总不在一个地方，到处随时使我的脑子晃动，象怒海上的船。它使我说不出为什么苦痛，而且没法子避免。它自由的刮，我死受着苦。我不能和风去讲理或吵架。单单在春天刮这样的风！可是跟谁讲理去呢？苏杭的春天应当没有这不得人心的风吧？

我不准知道，而希望如此。好有个地方去“避风”呀！

载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益世报》

小动物们

鸟兽们自由的生活着，未必比被人豢养着更快乐。据调查鸟类生活的专门家说，鸟啼绝不是为使人爱听，更不是以歌唱自娱，而是占据猎取食物的地盘的示威；鸟类的生活是非常的艰苦。兽类的互相残食是更显然的。这样，看见笼中的鸟，或柙中的虎，而替它们伤心，实在可以不必。可是，也似乎不必替它们高兴；被人养着，也未尽舒服。生命仿佛是老在魔鬼与荒海的夹缝儿，怎样也不好。

我很爱小动物们。我的“爱”只是我自己觉得如此；到底对被爱的有什么好处，不敢说。它们是这样受我的恩养好呢，还是自由的活着好呢？也不敢说。把养小动物们看成一种事实，我才敢说些关于它们的话。下面的述说，那么，只是为述说而述说。

先说鸽子。我的幼时，家中很贫。说出“贫”来，为是声明我并养不起鸽子；鸽子是种费钱的活玩艺儿。可是，我的两位姐丈都喜欢玩鸽子，所以我知道其中的一点儿故典。我没事儿就到两家去看鸽，也不短随着姐丈们到鸽市去玩；他们都比我大着二十多岁。我的经验既是这样来的，而且是幼时的事，恐怕说得不能很完全了；有好多鸽子名已想不起来了。

鸽的名样很多。以颜色说，大概应以灰、白、黑、紫为基本色儿。可是全灰全白全黑全紫的并不值钱。全灰的是楼鸽，院中撒些米就会来一群；物是以缺者为贵，楼鸽太普罗。有一种比楼鸽小，灰色也浅一些的，才是真正的“灰”；但也并不很贵重。全白的，大概就叫“白”吧，我记不清了。全黑的叫黑儿，全紫的叫紫箭，也叫猪血。

猪血们因为羽色单调，所以不值钱，这就容易想到值钱的必是杂色的。杂色的种类多极了，就我所知道的——并且为清楚起见——可以分作下列的四大类：点子、乌、环、玉翅。点子是白身腔，只在头上有手指肚大的一块黑，或紫；尾是随着头上那个点儿，黑或紫。这叫作黑点子和紫点子。乌与点子相近，不过是头上的黑或紫延长到肩与胸部。这叫黑乌或紫乌。这种又有黑翅的或紫翅的，名铁翅乌或铜翅乌——这比单是乌又贵重一些。还有一种，只有黑头或紫头，而尾是白的，叫作黑乌头或紫乌头；比乌的价钱要贱一些。刚才说过了，乌的头部的黑或紫毛是后齐肩，前及胸的。假若黑或紫毛只是由头顶到肩部，而前面仍是白的，这便叫作老虎帽，因为很象廿年前通行的风帽；这种确是非常的好看，因而价值也就很高。在民国初年，兴了一阵子蓝乌和蓝乌头，头尾如乌，而是灰蓝色儿的。这种并不好看，出了一阵子锋头也就拉倒了。

环，简单的很：全白而项上有一黑圈者叫墨环；反之，全黑而项上有白圈者是玉环。此外有紫环，全白而项上有一紫环。“环”这种鸽似乎永远不大高贵。大概可以这么说，白尾的鸽是不易与黑尾或紫尾的相抗，因为白尾的飞起来不大美。

玉翅是白翅边的。全灰而有两白翅是灰玉翅；还有黑玉翅、紫玉翅。所谓白翅，有个讲究：翅上的白翎是左七右八。能够这样，飞起来才正好，白边儿不过宽，也不过窄。能生成就这样的，自然很少，所以鸽贩常常作假，硬插上一两根，或拔去些，是常有的事。这类中又有变种：玉翅而有白尾的，比如一只黑鸽而有左七右八的白翅翎，同时又是白尾，便叫作三块玉。灰的、紫的，也能这样。要是连头也是白的呢便叫作四块玉了。四块玉是较比有些价值的。

在这四大类之外，还有许多杂色的鸽。如鹤袖，如麻背，都有些价值，可不怎么十分名贵。在北平，差不多是以上述的四大类为主。新种随时有，也能时兴一阵，可都不如这四类重要与长远。

就这四大类说，紫的老比别的颜色高贵。紫色儿不容易长到好处，太深了就遭猪血之诮，太浅了又黄不唧的寒酸。况且还容易长“花了”呢，特别是在尾巴上，翎的末端往往露出白来，象一块癣似的，把个尾巴就毁了。

紫以下便是黑，其次为灰。可是灰色如只是一点，如灰头、灰环，便又可贵了。

这些鸽中，以点子和乌为“古典的”。它们的价值似乎永远不变，虽然普通，可是老是鸽群之主。这么说吧，飞起四十只鸽，其中有过半的点子和乌，而杂以别种，便好看。反之，则不好看。要是这四十只都是点子，或都是乌，或点子与乌，便能有顶好的阵容。你几乎不能飞四十只环或玉翅。想想看吧：点子是全身雪白，而有个黑或紫的尾，飞起来象一群玲珑的白鸥；及至一翻身呢，那里或紫的尾给这轻洁的白衣一个色彩深厚的裙儿，既轻妙而又厚重。假若是太阳在西边，而东方有些黑云，那就太美了：白翅在黑云下自然分外的白了；一斜身儿呢，黑尾或紫尾——最好是紫尾——迎着阳光闪起一些金光来！点子如是，乌也如是。白尾巴的，无论长得多么体面，飞起来没这种美妙，要不怎么不大值钱呢。铁翅乌或铜翅乌飞起来特别的好看，象一朵花，当中一块白，前后左右都镶着黑或紫，他使人觉得安闲舒适。可是铜翅乌几乎永远不飞，飞不起，贱的也得几十块钱一对儿吧。玩鸽子是满天飞洋钱的事儿，洋钱飞起却是不如在手里牢靠的。

可是，鸽子的讲究儿不专在飞，正如女子出头露脸不专仗着能跑五十米。它得长得俊。先说头吧，平头或峰头（峰读如凤；也许就是凤，而不是峰，）便决定了身价的高低。所谓峰头或凤头的，是在头上有一撮立着的毛；平头是光葫芦。自然凤头的是更美，也更贵。峰——或凤——不许有杂毛，黑便全黑，紫便全紫，搀着白的便不够派儿。它得大，而且要象个荷包似的向里包包着。鸽贩常把峰的杂毛剔去，而且把不象荷包的收拾得象荷包。这样收拾好的峰，就怕鸽子洗澡，因为那好看的头饰是用胶粘的。

头最怕鸡头，没有脑杓儿，楞头磕脑的不好看。头须象算盘子儿，圆忽忽的，丰满。这样的头，再加上个好峰，便是标准美了。

眼，得先说眼皮。红眼皮的如害着眼病，当然不美。所以要强的鸽子得长白眼皮。宽宽的白眼皮，使眼睛显着大而有神。眼珠也有讲究，豆眼、隔棱眼，都是要不得的。可惜我离开鸽子们已念多年，形容不上来豆眼等是什么样子了；有机会到北平去住几天，我还能把它们想起来，到鸽市去两趟就行了。

嘴也很要紧。无论长得多么体面的鸽，来个长嘴，就算完了事。要不怎么，有的鸽虽然很缺少，而总不能名贵呢；因为这种根本没有短嘴的。鸽得有短嘴！厚厚实实的，小墩子嘴，才好看。

头部以外，就得论羽毛如何了。羽毛的深浅，色的支配，都有一定的。老虎帽的帽长到何处，虎头的黑或紫毛应到胸部的何处，都不能随便。出一个好鸽与出一个美人都是历史的光荣。

身的大小，随鸽而异。羽色单调一些的，象紫箭等，自然是越大越蠢，所以以短小玲珑为贵。象点子与乌什么的，个子大一点也不碍事。不过，嘴儿短，长得娇秀，自然不会发展得很粗大了，所以美丽的鸽往往是小个儿。

大个子的，长嘴儿的，可也有用处。大个子的身强力壮翅子硬，能飞，能尾上戴鸽铃，所以它们是空中的主力军。别的鸽子好看，可供地上玩赏；这些老粗儿们是飞起来才见本事，故尔也还被人爱。长翅儿也有用，孵小鸽子是它们的事：它们的嘴长，“喷”得好——小鸽不会自己吃东西，得由老鸽嘴对嘴的“喷”。再说呢，喷的时候，老的胸部羽毛便糙了；谁也不肯这么牺牲好鸽。好鸽下的蛋，总被人拿来交与丑鸽去孵，丑鸽本来不值钱，身上糙旧一点也没关系。要作鸽就得美呀，不然便很苦了。

有的丑鸽，仿佛知道自己的相貌不扬，便长点特别的本事以与美鸽竞争。有力气戴大鸽铃便是一例。可是有力气还不怎样新奇，所以有的能在空中翻跟头。会翻跟头的鸽在与朋友们一块飞起的时候，能飞着飞着便离群而翻几个跟头，然后再飞上去加入鸽群，然后又独自翻下来。这很好看，假若他是白色的，就好象由蓝空中落下一团雪来似的。这种鸽的身体很小，面貌可不见得美。他有个标帜，即在项上有一小撮毛儿，倒长着。这一撮倒毛儿好象老在那儿说：“你瞧，我会翻跟头！”这种鸽还有个特点，脚上有毛儿，象诸葛亮的羽扇似的。一走，便扑喳扑喳的，很有神气。不会翻跟头的可也有时候长着毛脚。这类鸽多半是全灰全白或全黑的。羽毛不佳，可是有本事呢。

为养毛脚鸽，须盖灰顶的房，不要瓦。因为瓦的棱儿往往伤了毛脚而流出血来。

哎呀！我说“先说鸽子”，已经三千多字了，还没说完！好吧，下回接着说鸽子吧，假若有人爱听。我的题目《小动物们》，似乎也有加上个“鸽”的必要了。

载一九三五年三月《人间世》第二十四期

小动物们（鸽）续

养鸽正如养鱼养鸟，要受许多的辛苦。“不苦不乐”，算是说对了。不过，养鱼养鸟较比养鸽还和平一些；养鸽是斗气的事儿。是，养鸟也有时候怄气，可鸟儿究竟是在笼子里，跟别的鸟没有直接的接触。鸽子是满天飞的。张家的也飞，李家的也飞，飞到一处而裹乱了是必不可免的。这就得打架。因此，玩别的小玩艺用不着法律，养鸽便得有。这些法律虽不是国家颁布的，可是在玩鸽的人们中间得遵守着。比如说吧，我开始养鸽子，我就得和四邻的“鸽家”们开谈判。交情好的呢，可以规定：彼此谁也不要谁的鸽；假若我的鸽被友家裹了去，他还给我送回来；我对他也这样。这就免去许多战争。假若两家说不来呢，那就对不起了，谁得着是谁的，战争可就无可避免了。有这样的敌人，养鸽等于斗气。你不飞，我也不飞；你的飞起来，我的也马上飞起去，跟你“撞”！“撞”很过瘾，两个鸽阵混成一团，合而复分，分而复合；一会儿我“拉过”你的来，一会儿你又“拉过”我的去，如看拔河一样起劲。谁要是能“得过”一只来，落在自己的房上，便设法用粮食引诱下来，算作自己的战胜品。可是，俘虏是在房上，时时可以飞去；我可就下了毒手，用弩打下来，假若俘虏不受引诱而要逃走。打可得有个分寸，手法要好，讲究恰好打在——用泥弹——鸽的肩头上。肩头受伤，没有性命的危险，可是失了飞翔的能力。于是滚下房来，我用网接住；将养几天，便能好过来。手法笨的，弹中胸部，便一命呜呼；或是弹子虚发，把鸽惊走，是谓泄气。

“撞”实过瘾，可也别扭，我没法训练新鸽与小鸽了。新鸽与小鸽必须有相当的训练才认识自己的家，与见阵不迷头。那么，我每放起鸽去，敌人也必调动人马，那我简直没有训练新军的机会；大胆放出生手，准保叫人家给拉了去。于是，我得早早的起，敛旗息鼓的，一声不出的，去操练新军。敌人也会早起呀，这才真叫怄气！得设法说和了，要不然简直得出人命了。

哼，说和却不容易。比如我只有三十只能征惯战的鸽，而敌人有八十只，他才不和我开和平会议呢。没办法，干脆搬家吧。对这样的敌人，万幸我得过他一只来，我必定拿到鸽市去卖；不为钱，为是羞辱他。他也准知道我必到鸽市去，而托鸽贩或旁人把那只买回去，他自己没脸来和我过话。

即使没这种战争，养鸽也非养气Q之道；鸽时时使你心跳。这么说吧，我有点事要出门，刚走到巷口，见天上有只鸽，飞得两翅已疲，或是惊惶不定，显系飞迷了头；我不能漏这个空，马上飞跑回家，放起我的鸽来裹住这只宝贝。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其实得到手中，也许是只最老丑的糟货，可是多少是个幸头，不能轻易放过。养鸽的人是“满天飞洋钱，两脚踩狗屎”，因为老仰首走路也。

训练幼鸽也是很难放心的事，特别是经自己的手孵出来的。头几次飞，简直没把握，有时候眼看着你自己家中孵出的幼鸽，飞到别家去，其伤心不亚于丢失了儿女。

最难堪的是闹“鸦虎子”。“鸦虎子”是一种小鹰，秋冬之际来驻北平，专欺侮鸽子。在这个时节，养鸽的把鸽铃都撤下来，以免鸦虎闻声而来，在放鸽以前，要登高一望，看空中有无此物。及至鸽已飞起，而神气不对，忽高忽低，不正经着飞，便应马上“垫”起一只，使大家落下，以免危险；大概远处有了那个东西。不幸而鸦虎已到，那只有跺脚，而无办法。鸦虎子捉鸽的方法是把鸽群“托”到顶高，高得几乎象燕子那么小了，它才绕上去，单捉一只。它不忙，在鸽群下打旋，鸽们只好往高处飞了。越飞越高，越飞越乏；然后鸦虎猛的往高处一钻，鸽已失魂，紧跟着它往下一“砸”，群鸽屁滚尿流，一直的往下掉。可是鸦虎比它们快。于是空中落下一些羽毛，它捉住一只，找清静地方去享受。其余的幸得逃命，不择地而落，不定都落到哪里去呢！幸而有几只碰运气落在家中的房上，亦只顾喘息，如呆如痴，非常的可怜。这个，从始至终，养鸽的是目不敢瞬的看着；只是看着，一点办法没有！鸦虎已走，养鸽的还得等着，等着失落的鸽们回来。一会儿飞回来一只，又待一会儿又回来一只。可是等来等去，未必都能回来，因惊破了胆的鸽是很容易被别家得去的。检点残军，自叹晦气，堂堂七尺之躯会干不过个小小的鸦虎子！

普通的飞法是每天飞三次，每飞一次叫作“一翅儿”。三次的支配大概是每日的早晚中三时，这随天气的冷暖而变动。夏日太热，早晚为宜，午间即不放鸽；冬日自然以午间为宜，因为暖和些。夏天的鸽阵最好看，高处较凉一些，鸽喜高飞；而且没有鸦虎什么的，鸽飞得也稳；鸦虎是到别处去避暑了。每要飞一翅儿，是以长竿——竿头拴些碎布或鸡毛——一挥，鸽即飞起。飞起的都是熟鸽，不怕与别家的“撞”。其中最强者，尾系鸽铃，为全军奏乐。飞起来，先擦着房，而后渐次高升，以家中为中心来回的旋转。鸽不在多少，飞起来讲究尾彩配合的好，“盘儿”——即鸽阵——要密，彼此的距离短而旋转得一致。这样有盘儿有精神，悦目。盘儿大而松懈，东一个西一个的乱飞，则招人讥诮。当盘儿飞到相当的时间，则当把生鸽或幼鸽掷于房上，盘儿见此，则往下飞。如欲训练生鸽或幼鸽，即当盘儿下落之际续入，随盘儿飞转几圈，就一齐落于房上，以免丢失。以一鸽或二鸽掷于房上，招盘儿下来，叫做“垫”。

老鸽不限于随盘儿飞，有时被主人携到十数里之外去放，仍能飞回来。有时候卖出去，过一两月还能找到了老家。

养鸽的人家，房脊上摆琉璃瓦两三块，一黄二绿，或二绿一黄，以作标帜。鸽们记得这个颜色与摆法，即不往生地方落。

新鸽买来，用线拢住翅儿，以防飞走。过几天，把翅儿松开些，使能打扑噜而不能高飞，掷之房上，使它认识环境。再过几天，看鸽性是强烈还是温柔而决定松绑的早晚。老鸽绑的日久，幼鸽绑的期短。松绑以后，就可以试着训练了。

鸽食很简单，通常都用高粱。到换毛的时候或极冷的时候才加些料豆儿。每天喂鸽最好有一定的次数。

住处也不须怎么讲究，普通的是用苇扎成个栅子，栅里再砌起窝来，每一窝放一草筐，够一对鸽住的。最要紧的是要干燥和安全。窝门不结实，或砌的不好，黄鼠狼就会半夜来偷鸽吃。窝干燥清洁，鸽不易得病；如得起病来，传染的很快，那可了不得。

该说鸽市。

对于鸽的食水，我没详说，因为在重要的点上大家虽差不多，可是每人都有自己的手法，不能完全相同；既是玩吗，个人总设法证明自己的方法最好。谈到鸽市，规矩可就是普通的了，示奇立异是行不通的。

在我幼时，天天有鸽市。我记得好象是这样：逢一五是在护国寺的后身，二六是在北新桥，三是土地庙，四是花市，七八是西城车儿胡同，九十是隆福寺外。每逢一五，是否在护国寺后身，我不敢说准了；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

鸽贩是每天必上市的。他们大约可分三种：第一种是阔手，只简单的拿着一个鸽笼，专买卖中上等的鸽子。第二种，挑着好几个笼，好歹不论，有利就买就卖。第三种是专买破鸽雏鸽与鸽蛋——送到饭庄当菜用，我最不喜欢这第三种，鸽子一到他们手里就算无望了。顶可怜是雏鸽，羽毛还没长全，可是已能叫人看出是不成材料的货，便入了死笼。雏鸽哆嗦着，被别的鸽压在笼底上，极细弱的叫着！再过几点钟便成了盘中的菜了。

此外，还有一种暗中作买卖而不叫别人知道的，这好象是票友使黑杵，虽已拿钱而不明言。这种人可不甚多。

养鸽的人到市上去，若是卖鸽，便也是提笼。若是去买鸽，既不知准能买到与否，自然不必拿着笼去。只去卖一二只鸽，或是买到一二只，既未提笼，就用手绢捆着鸽。

买鸽的时候，不见得准买一对。家家中有只雄的，没有伴儿，便去买只雌的；或者相反。因此，卖鸽的总说“公儿欢，母儿消。”所谓“欢”者，就是公鸽正想择配，见着雌的便咕咕的叫着追求。所谓“消”者，是雌鸽正想出嫁，有公鸽向她求爱，她就点头接受。买到欢公或消母，拿到家中即能马上结婚，不必费事。欢与消可以——若是有笼——当面试验。可是市上的鸽未必雄的都欢，雌的都消。况且有时两雄或两雌放在一处而充作一对儿卖。这可就得看买主的眼睛了。你本想去买一只欢公，而市上没有；可是有一只，虽不欢，但是合你的意。那么，也就得买这一只；现在不欢，过几天也许就欢起来。你怎么知道那是个公的呢？为买公鸽而去，却买了只母的回来，岂不窝囊得慌！市上是不甚讲道德的，没眼睛的就要受骗。

看鸽是这样的：把鸽拿在左手中，拢着鸽的翅与腿，用右手去托一托鸽的胸。鸽在此时，如瞪眼，即是公；眨眼的，即是母。头大的是公，头小的是母。除辨别公母，鸽在手中也能觉出挺拔与否。真正的行家，拿起鸽来，还能看出鸽的血统正不正来，有的鸽，外表很好，而来路不正，将来下蛋孵窝，未必还能出好鸽。这个，我可不大深知；我没有多少经验。

看完了头部，要用手捋一捋鸽翅，看翅活动与否，有力没有，与是否有伤——有的鸽是被弩弹打过而翅子僵硬不灵的。对于峰、尾，都要吹一吹，细看看；恐怕是假作的。都看好了，才讲价钱。半日之中，鸽受罪不少。所以真正好鸽，如鸽市上去卖，便放在笼内，只准看，不准动手。这显着硬气，可是鸽子的身分得真高；假如弄只破鸽而这么办，必会被人当笑话说。还有呢，好鸽保养的好，身上有一层白霜，象葡萄霜儿那样好看，经手一摸，便把霜儿蹭了去；所以不许动手。可是好鸽上市，即使不许人动，在笼中究竟要受损失，尾巴是最易磨坏的。所以要出手好鸽往往把买主请到家中来看，根本不到市上去。因此，市上实在见不着什么值钱的鸽子。

关于鸽，我想起这么些儿来，离详尽还远得很呢。就是这一点，恐怕还有说错了的地方；二十多年前的事是不易老记得很清楚的。

现在，粮食贵，有闲的人也少了，恐怕就还有养鸽的也不似先前那样讲究了。可是这也没什么可惜。我只是为述说而述说，倒不提倡什么国鸟国鸽的。

载一九三五年四月《人间世》第二十六期

何容何许人也

粗枝大叶的我可以把与我年纪相仿佛的好友们分为两类。这样的分类可是与交情的厚薄一点也没关系。第一类是因经济的压迫或别种原因，没有机会充分发展自己的才力，到二十多岁已完全把生活放在挣钱养家，生儿养女等等上面去。他们没工夫读书，也顾不得天下大事，眼睛老钉在自己的忧喜得失上。他们不仅不因此而失去他们的可爱，而且可羡慕，因为除非遇上国难或自己故意作恶，他们总是苦乐相抵，不会遇到什么大不幸。他们不大爱思想，所以喝杯咸菜酒也很高兴。

第二类差不多都是悲剧里的角色。他们有机会读书；同情于，或参加过，革命；知道，或想去知道，天下大事；会思想或自己以为会思想。这群朋友几乎没有一位快活的。他们的生年月日就不对：都生在前清末年，现在都在三十五与四十岁之间。礼义廉耻与孝弟忠信，在他们心中还有很大的分量。同时，他们对于新的事情与道理都明白个几成。以前的作人之道弃之可惜，于是对于父母子女根本不敢作什么试验。对以后的文化建设不愿落在人后，可是别人革命可以发财，而他们革命只落个“忆昔当年……”。他们对于一切负着责任：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全属他们管。可是一切都不管他们，他们是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谁都向他们讨税，他们始终就没有二亩地，这些人们带着满肚子的委屈，而且还得到处扬着头微笑，好象天下与自己都很太平似的。

在这第二类的友人中，有的是徘徊于尽孝呢，还是为自己呢？有的是享受呢，还是对家小负责呢？有的是结婚呢，还是保持个人的自由呢？……花样很多，而其基本音调是一个——徘徊、迟疑、苦闷。他们可是也并不敢就干脆不挣扎，他们的理智给感情画出道儿来，结果呢，还是努力的维持旧局面吧，反正得站一面儿，那么就站在自幼儿习惯下来的那一面好啦。这可不是偷懒，捡着容易的作，也不是不厌恶旧而坏的势力，而实在需要很大的勉强或是——说得好听一点——牺牲；因为他们打算站在这一面，便无法不舍掉另一面，而这个另一面正自带着许多媚人的诱惑力量。

何容兄是这样朋友中的一位代表。在革命期间，他曾吃过枪弹：幸而是打在腿上，所以现在还能“不”革命的活着。革命吧，不革命吧，他的见解永不落在时代后头。可是在他的行为上，他比提倡尊孔的人还更古朴，这里所指的提倡尊孔者还是那真心想翼道救世的。他没有一点“新”气，更提不到“洋”气。说卫生，他比谁都晓得。但是他的生活最没规律：他能和友人们一谈谈到天亮，他决不肯只陪到夜里两点。可有一点，这得看是什么朋友；他要是看谁不顺眼，连一分钟也不肯空空的花费。他的“古道”使他柔顺象个羊，同时能使他硬如铁。当他硬的时候，不要说巴结人，就是泛泛的敷衍一下也不肯。在他柔顺的时候，他的感情完全受着理智的调动：比如说友人的小孩病得要死，他能昼夜的去给守着，而面上老是微笑，希望他的笑能减少友人一点痛苦；及至友人们都睡了，他才独对着垂死的小儿落泪。反之，对于他以为不是东西的人，他全任感情行事，不管人家多么难堪。他“承认”了谁，谁就是完人；有了错过他也要说而张不开口。他不承认谁，乘早不必讨他的厌去。

怎样能被他“承认”呢？第一个条件是光明磊落。所谓光明磊落就是一个人能把旧礼教中那些舍己从人的地方用在一切行动上。而且用得自然单纯，不为着什么利益与必期的效果。他不反对人家讲恋爱，可是男的非给女的提着小伞与低声下气的连唤“嘀耳”不可，他便受不住了，他以为这位先生缺乏点丈夫气概。他不是不明白在“追求”期间这几乎是照例的公事，可是他遇到这种事儿，便夸大的要说他的话了：“我的老婆给我扛着伞，能把人碰个跟头的大伞！”他，真的，不让何太太扛伞。真的，他也不能给她扛伞。他不佩服打老婆的人，加倍的不佩服打完老婆而出来给她提小伞的人，后者不光明磊落。

光明磊落使他不能低三下四的求爱，使他穷，使他的生活没有规律，使他不能多写文章——非到极满意不肯寄走，改、改、改，结果文章失去自然的风趣。作什么他都出全力，为是对得起人，而成绩未必好。可是他愿费力不讨好，不肯希望“歪打正着”。他不常喝酒，一喝起来他可就认了真，喝酒就是喝酒；醉？活该！在他思索的时候，他是心细如发。他以为不必思索的事，根本不去思索，譬如喝酒，喝就是了，管它什么。他的心思忽细忽粗，正如其为人忽柔忽硬。他并不是疯子，但是这种矛盾的现象，使他“阔”不起来。对于自己物质的享受，他什么都能将就；对于择业择友，一点也不将就。他用消极的安贫去平衡他所不屑的积极发展。无求于人，他可以冷眼静观宇宙了，所以他幽默。他知道自己矛盾，也看出世事矛盾，他的风凉话是含着这双重的苦味。

是的，他不象别的朋友们那样有种种无法解决的，眼看着越缠越紧而翻不起身的事。以他来比较他们，似乎他还该算个幸运的。可是我拿他作这群朋友的代表。正因为他没有显然的困难，他的悲哀才是大家所必不能避免的，不管你如何设法摆脱。显然的困难是时代已对个人提出清账，一五一十，清清楚楚。他的默默悲哀是时代与个人都微笑不语，看到底谁能再敷衍下去。他要想敷衍呢，他便须和一切妥协：旧东西中的好的坏的，新东西中的好的坏的，一齐等着他给喊好；自要他肯给它们喊好，他就颇有希望成为有出路的人。他不能这么办。同时他也知道毁坏了自己并不是怎样了不得的事，他不因不妥协而变成永不洗脸的名士。革命是有意义的事，可是他已先偏过了。怎办呢？他只交下几个好朋友，大家到一块儿，有的说便说，没的说彼此就楞着也好。他也教书，也编书，月间进上几十块钱就可以过去。他不讲穿，不讲究食住，外表上是平静沉默，心里大概老有些人家看不见的风浪。真喝醉了的时候也会放声的哭，也许是哭自己，也许是哭别人。

他知道自己的毛病，所以不吹腾自己的好处。不过，他不想改他的毛病，因为改了毛病好象就失去些硬劲儿似的。努力自励的人，假若没有脑子，往往比懒一些的更容易自误误人。何容兄不肯拿自己当个猴子要给人家看。好、坏，何容是何容：他的微笑似乎表示着这个。对好友们，他才肯说他的毛病，象是：“起居无时，饮食无节，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思而不学，好求甚解而不读书……”只有他自己才能说得这么透澈。催他写文章，他不说忙，而是“慢与忙有关系，因优故忙。”因为“作文章象暖房里人工孵鸡，鸡孵出来了，人得病一场！”

他若穿起军服来，很象个营里的书记长。胸与肩够宽，可惜脸上太白了些，不完全象个兵。脸白，可并不美。穿起蓝布大衫，又象个学校里不拿事的庶务员。面貌与服装都没什么可说，他的态度才是招人爱的地方，老是安安稳稳，不慌不忙，不多说话，但说出来就得让听者想那么一会儿。香烟不离口；酒不常喝，而且喝多了在两天之后才现醉象——这使朋友们视他为“异人”；他自己也许很以此自豪，虽然“晚醉”和“早醉”是一样受罪的。他喜爱北平，大概最大的原因是北平有几位说得来的朋友。

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人间世》第四十一期

青岛与山大

北中国的景物是由大漠的风与黄河的水得到色彩与情调：荒、燥、寒、旷、灰黄，在这以尘沙为雾，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青岛是颗绿珠，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黄色地图的边儿上。在这里，可以遇见真的雾，轻轻的在花林中流转，愁人的雾笛仿佛象一种特有的鹃声。在这里，北方的狂风还可以袭入，激起的却是浪花；南风一到，就要下些小雨了。在这里，春来的很迟，别处已是端阳，这里刚好成为锦绣的乐园，到处都是春花。这里的夏天根本用不着说，因为青岛与避暑永远是相联的。其实呢，秋天更好：有北方的晴爽，而不显着干燥，因为北方的天气在这里被海给软化了；同时，海上的湿气又被凉风吹散，结果是天与海一样的蓝，湿与燥都不走极端；虽然大雁还是按时候向南飞，可是此地到菊花时节依然是很暖和的。在海边的微风里，看高远深碧的天上飞着雁字，真能使人暂时忘了一切，即使欲有所思，大概也只有赞美青岛吧。冬天可实在不能令人满意，有相当的冷，也有不小的风。但是，这里的房屋不象北平的那样以纸糊窗，街道上也没有尘土，于是冷与风的厉害就减少了一些。再说呢，夏季的青岛是中外有钱有闲的人们的娱乐场所，因为他们与她们都是来享福取乐，所以不惜把壮丽的山海弄成烟酒香粉的世界。到了冬天，他们与她们都另寻出路，把山海自然之美交给我们久住青岛的人。雪天，我们可以到栈桥去望那美若白莲的远岛；风天，我们可以在夜里听着寒浪的击荡。就是不风不雪，街上的行人也不甚多，到处呈现着严肃的气象，我们也可以吐一口气，说：这是山海的真面目。

一个大学或者正象一个人，他的特色总多少与它所在的地方有些关系。山大虽然成立了不多年，但是它既在青岛，就不能不带些青岛味儿。这也就是常常引起人家误解的地方。一般的说，人们大概会这样想：山大立在青岛恐怕不大合适吧？舞场、咖啡馆、电影院、浴场……在花花世界里能安心读书吗？这种因爱护而担忧的猜想，正是我们所愿解答的。在前面，我们叙述了青岛的四时：青岛之有夏，正如青岛之有冬；可是一般人似乎只知其夏，不知其冬，猜测多半由此而来。说真的，出大所表现的精神是青岛的冬。是呀，青岛忙的时候也是山大忙的时候，学会咧，参观团咧，讲习会咧，有时候同时借用山大作会场或宿舍，热忙非常。但这总是在夏天，夏天我们也放假呀。当我们上课的期间，自秋至冬，自冬至初夏，青岛差不多老是静寂的。春山上的野花，秋海上的晴霞，是我们的，避暑的人们大概连想也没想到过。至于冬日寒风恶月里的寂苦，或者也只有我们的读书声与足球场上的欢笑可与相抗；稍微贪点热闹的人恐怕连一个星期也住不下去。我常说，能在青岛住过一冬的，就有修仙的资格。我们的学生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冬啊！他们不会在毕业时候都成为神仙——大概也没人这样期望他们——可是他们的静肃态度已经养成了。一个没到过山大的人，也许容易想到，青岛既是富有洋味的地方，当然山大的学生也得洋服啷当的，象些华侨子弟似的。根本没有这一回事。山大的校舍是昔年的德国兵营，虽然在改作学校之后，院中铺满短草，道旁也种上了玫瑰，可是它总脱不了营房的严肃气象。学校的后面左面都是小山，挺立着一些青松，我们每天早晨一抬头就看见山石与松林之美，但不是柔媚的那一种。学校里我们设若打扮得怪漂亮的，即使没人多看两眼，也觉得仿佛有些不得劲儿。整个的严肃空气不许我们漂亮，到学校外去，依然用不着修饰。六七月之间，此处固然是万紫千红，士女如云，好一片摩登景象了。可是过了暑期，海边上连个人影也没有；我们大概用不着花花绿绿的去请白鸥与远帆来看吧？因此，山大虽在青岛，而很少洋味儿，制服以外，蓝布大衫是第二制服。就是在六七月最热闹的时候，我们还是如此，因为朴素成了风气，蓝布大衫一穿大有“众人摩登我独古”的气概。

还有呢，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了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满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所以山大——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不但是个北方大学，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一个。我们常到崂山去玩，可是我们的眼却望着泰山，仿佛是。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能吃苦，使我们静默。往好里说，我们是有一种强毅的精神；往坏里讲，我们有点乡下气。不过，即使我们真有乡下气，我们也会自傲的说，我们是在这儿矫正那有钱有闲来此避暑的那种奢华与虚浮的摩登，因为我们是一群“山东儿”——虽然是在青岛，而所表现的是青岛之冬。

至于沿海上停着的各国军舰，我们看见的最多，此地的经济权在谁何之手，我们知道的最清楚；这些——还有许多别的呢——时时刻刻刺激着我们，警告着我们，我们的外表朴素，我们的生活单纯，我们却有颗红热的心。我们眼前的青山碧海时时对我们说：国破山河在！于此，青岛与山大就有了很大的意义。

载《山大年刊》一九三六年度版

想北平

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让我单摆浮搁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觉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廿七岁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以此类推，我所知道的那点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

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象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象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伦敦，巴黎，罗马与堪司坦丁堡，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伦敦的情形；巴黎与罗马只是到过而已；堪司坦丁堡根本没有去过。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虽然“近似”两字要拉扯得很远——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象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象小儿安睡在摇篮里。是的，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极拳相似，动中有静。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论说巴黎的布置已比伦敦罗马匀调的多了，可是比上北平还差点事儿。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

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喜欢北平，因为这里书多古物多。我不好学，也没钱买古物。对于物质上，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种费钱的玩艺，可是此地的“草花儿”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即使算不了什么，可是到底可爱呀。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是多么省钱省事而也足以招来蝴蝶呀！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等，大多数是直接由城外担来而送到家门口的。雨后，韭菜叶上还往往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青菜摊子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似的美丽。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呀！哼，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

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象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大概把“南”字变个“西”或“北”，也没有多少了不得的吧。象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载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十九期

英国人

据我看，一个人即使承认英国人民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和他们交朋友。自然，一个有金钱与地位的人，走到哪里也会受欢迎；不过，在英国也比在别国多些限制。比如以地位说吧，假如一个作讲师或助教的，要是到了德国或法国，一定会有些人称呼他“教授”。不管是出于诚心吧，还是捧场；反正这是承认教师有相当的地位，是很显然的，在英国，除非他真正是位教授，绝不会有人来招呼他。而且，这位教授假若不是牛津或剑桥的，也就还差点劲儿。贵族也是如此，似乎只有英国国产贵族才能算数儿。

至于一个平常人，尽管在伦敦或其他的地方住上十年八载，也未必能交上一个朋友。是的，我们必须先交代明白，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大家一天到晚为生活而奔忙，实在找不出闲工夫去交朋友；欧西各国都是如此，英国并非例外。不过，即使我们承认这个，可是英国人还有些特别的地方，使他们更难接近。一个法国人见着个生人，能够非常的亲热，越是因为这个生人的法国话讲得不好，他才越愿指导他。英国人呢，他以为天下没有会讲英语的，除了他们自己，他干脆不愿答理一个生人。一个英国人想不到一个生人可以不明白英国的规矩，而是一见到生人说话行动有不对的地方，马上认为这个人是野蛮，不屑于再招呼他。英国的规矩又偏偏是那么多！他不能想象到别人可以没有这些规矩，而另有一套；不，英国的是一切；设若别处没有那么多的雾，那根本不能算作真正的天气！

除了规矩而外，英国人还有好多不许说的事：家中的事，个人的职业与收入，通通不许说，除非彼此是极亲近的人。一个住在英国的客人，第一要学会那套规矩，第二要别乱打听事儿，第三别谈政治，那么，大家只好谈天气了，而天气又是那么不得人心。自然，英国人很有的说，假若他愿意：他可以讲论赛马、足球、养狗、高尔夫球等等；可是咱又许不大晓得这些事儿。结果呢，只好对楞着。对了，还有宗教呢，这也最好不谈。每个英国人有他自己开阔的到天堂之路，乘早儿不用惹麻烦。连书籍最好也不谈，一般的说，英国人的读书能力与兴趣远不及法国人。能念几本书的差不多就得属于中等阶级，自然我们所愿与谈论书籍的至少是这路人。这路人比谁的成见都大，那么与他们闲话书籍也是自找无趣的事。多数的中等人拿读书——自然是指小说了——当作一种自己生活理想的佐证。一个普通的少女，长得有个模样，嫁了个驶汽车的；在结婚之夕才证实了，他原来是个贵族，而且承袭了楼上有鬼的旧宫，专是壁上的挂图就值多少百万！读惯这种书的，当然很难想到别的事儿，与他们谈论书籍和捣乱大概没有甚么分别。中上的人自然有些识见了，可是很难遇到啊。况且有些识见的英国人，根本在英国就不大被人看得起；他们连拜伦、雪莱、和王尔德还都逐出国外去，我们想跟这样人交朋友——即使有机会——无疑的也会被看作成怪物的。

我真想不出，彼此不能交谈，怎能成为朋友。自然，也许有人说：不常交谈，那么遇到有事需要彼此的帮忙，便丁对丁，卯对卯的去办好了；彼此有了这样干脆了当的交涉与接触，也能成为朋友，不是吗？是的，求人帮助是必不可免的事，就是在英国也是如是；不过英国人的脾气还是以能不求人为最好。他们的脾气即是这样，他们不求你，你也就不好意思求他了。多数的英国人愿当鲁滨孙，万事不求人。于是他们对别人也就不愿多伸手管事。况且，他们即使愿意帮忙你，他们是那样的沉默简单，事情是给你办了，可是交情仍然谈不到。当一个英国人答应了你办一件事，他必定给你办到。可是，跟他上火车一样，非到车已要开了，他不露面。你别去催他，他有他的稳当劲儿。等办完了事，他还是不理你，直等到你去谢谢他，他才微笑一笑。到底还是交不上朋友，无论你怎样上前巴结。假若你一个劲儿奉承他或讨他的好，他也许告诉你：“请少来吧，我忙！”这自然不是说，英国就没有一个和气的人。不，绝不是。一个和气的英国人可以说是最有礼貌，最有心路，最体面的人。不过，他的好处只能使你钦佩他，他有好些地方使人不便和他套交情。他的礼貌与体面是一种武器，使人不敢离他太近了。就是顶和气的英国人，也比别人端庄的多；他不喜欢法国式的亲热——你可以看见两个法国男人互吻，可是很少见一个英国人把手放在另一个英国人的肩上，或搂着脖儿。两个很要好的女友在一块儿吃饭，设若有一个因为点儿原故而想把自己的菜让给友人一点，你必会听到那个女友说：“这不是羞辱我吗？”男人就根本不办这样的傻事。是呀，男人对于让酒让烟是极普遍的事，可是只限于烟酒，他们不会肥马轻裘与友共之。

这样讲，好象英国人太别扭了。别扭，不错：可是他们也有好处。你可以永远不与他们交朋友，但你不能不佩服他们。事情都是两面的。英国人不愿轻易替别人出力，他可也不来讨厌你呀。他的确非常高傲，可是你要是也沉住了气，他便要佩服你。一般的说，英国人很正直。他们并不因为自傲而蛮不讲理。对于一个英国人，你要先估量估量他的身分，再看看你自己的价值，他要是象块石头，你顶好象块大理石；硬碰硬，而你比他更硬。他会承认他的弱点。他能够很体谅人，很大方，但是他不愿露出来；你对他也顶好这样。设若你准知道他要向灯，你就顶好也先向灯，他自然会向火；他喜欢表示自己有独立的意见。他的意见可老是意见，假若你说得有理，到办事的时候他会牺牲自己的意见，而应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必须知道，他的态度虽是那么沉默孤高，象有心事的老驴似的，可是他心中很能幽默一气。他不轻易向人表示亲热，可也不轻易生气，到他说不过你的时候，他会以一笑了之。这点幽默劲儿使英国人几乎成为可爱的了。他没火气，他不吹牛，虽然他很自傲自尊。

所以，假若英国人成不了你的朋友，他们可是很好相处。他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们不因私交而改变作事该有的态度。他们的自傲使他们对人冷淡，可是也使他们自重。他们的正直使他们对人不客气，可也使他们对事认真。你不能拿他当作吃喝不分的朋友，可是一定能拿他当个很好的公民或办事人。就是他的幽默也不低级讨厌，幽默助成他作个贞脱儿曼，不是弄鬼脸逗笑。他并不老实，可是他大方。

他们不爱着急，所以也不好讲理想。胖子不是一口吃起来的，乌托邦也不是一步就走到的。往坏了说，他们只顾眼前；往好里说，他们不乌烟瘴气。他们不爱听世界大同，四海兄弟，或那顶大顶大的计划。他们愿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走到哪里算哪里。成功呢，好；失败呢，再干。英国兵不怕打败仗。英国的一切都好象是在那儿敷衍呢，可是他们在各种事业上并不是不求进步。这种骑马找马的办法常常使人以为他们是狡猾，或守旧；狡猾容或有之，守旧也是真的，可是英国人不在乎，他有他的主意。他深信常识是最可宝贵的，慢慢走着瞧吧。萧伯纳可以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可是他们会说：“他是爱尔兰的呀！”他们会随着萧伯纳笑他们自己，但他们到底是他们——萧伯纳连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些，可只是个简单的，大概的，一点由观察得来的印象。一般的说，也许大致不错；应用到某一种或某一个英国人身上，必定有许多欠妥当的地方。概括的论断总是免不了危险的。

载一九三六年九月《西风》第一期

我的几个房东

初到伦敦，经艾温士教授的介绍，住在了离“城”有十多英里的一个人家里。房主人是两位老姑娘。大姑娘有点傻气，腿上常闹湿气，所以身心都不大有用。家务统由妹妹操持，她勤苦诚实，且受过相当的教育。

她们的父亲是开面包房的，死后，把面包房给了儿子，给二女一人一处小房子。她们卖出一所，把钱存在银行生息。其余的一所，就由她们合住。妹妹本可以去作，也真作过，家庭教师。可是因为姐姐需人照管，所以不出去作事，而把楼上的两间屋子租给单身的男人，进些租金。这给妹妹许多工作，她得给大家作早餐晚饭，得上街买东西，得收拾房间，得给大家洗小衣裳，得记账。这些，已足使任何一个女子累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她于这些工作外，还得答复朋友的信，读一两段圣经，和作些针线。

她这种勤苦忠诚，倒还不是我所佩服的。我真佩服她那点独立的精神。她的哥开着面包房，到圣诞节才送给妹妹一块大鸡蛋糕！她决不去求他的帮助，就是对那一块大鸡蛋糕，她也马上还礼，送给她哥一点有用的小物件。当我快回国时去看她，她的背已很弯，发也有些白的了。

自然，这种独立的精神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逼出来的，可是，我到底不能不佩服她。

在她那里住过一冬，我搬到伦敦的西部去。这回是与一个叫艾支顿的合租一层楼。所以事实上我所要说的是这个艾支顿——称他为二房东都勉强一些——而不是真正的房东。我与他一气在那里住了三年。

这个人的父亲是牧师，他自己可不信宗教。当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和一个女子由家中逃出来，在伦敦结了婚，生了三四个小孩。他有相当的聪明，好读书。专就文字方面上说，他会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坏。英文，他写得非常的漂亮。他作过一两本讲教育的书，即使内容上不怎样，他的文字之美是公认的事实。我愿意同他住在一处，差不多是为学些地道好英文。在大战时，他去投军。因为心脏弱，报不上名。他硬挤了进去。见到了军官，凭他的谈吐与学识，自然不会被叉去帐外。一来二去，他升到中校，差不多等于中国的旅长了。

战后，他拿了一笔不小的遣散费，回到伦敦，重整旧业，他又去教书。为充实学识，还到过维也纳听弗洛衣德的心理学。后来就在牛津的补习学校教书。这个学校是为工人们预备的，仿佛有点象国内的暑期学校，不过目的不在补习升学的功课。作这种学校的教员，自然没有什么地位，可是实利上并不坏：一年只作半年的事，薪水也并不很低。这个，大概是他的黄金“时代”。以身份言，中校；以学识言，有著作；以生活言，有个清闲舒服的事情。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和一位美国女子发生了恋爱。她出自名家，有硕士的学位。来伦敦游玩，遇上了他。她的学识正好补足他的，她是学经济的；他在补习学校演讲关于经济的问题，她就给他预备稿子。

他的夫人告了。离婚案刚一提到法厅，补习学校便免了他的职。这种案子在牛津与剑桥还是闹不得的！离婚案成立，他得到自由，但须按月供给夫人一些钱。

在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正极狼狈。自己没有事，除了夫妇的花销，还得供给原配。幸而硕士找到了事，两份儿家都由她支持着。他空有学问，找不到事。可是两家的感情渐渐的改善，两位夫人见了面，他每月给第一位夫人送钱也是亲自去，他的女儿也肯来找他。这个，可救不了穷。穷，他还很会花钱。作过几年军官，他挥霍惯了。钱一到他手里便不会老实。他爱买书，爱吸好烟，有时候还得喝一盅。我在东方学院见了他，他到那里学华语；不知他怎么弄到手里几镑钱。便出了这个主意。见到我，他说彼此交换知识，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岂不甚好？为学习的方便，顶好是住在一处，假若我出房钱，他就供给我饭食。我点了头，他便找了房。

艾支顿夫人真可怜。她早晨起来，便得作好早饭。吃完，她急忙去作工，拚命的追公共汽车；永远不等车站稳就跳上去，有时把腿碰得紫里蒿青。五点下工，又得给我们作晚饭。她的烹调本事不算高明，我俩一有点不爱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泪在眼眶里转。有时候，艾支顿卖了一本旧书或一张画，手中摸着点钱，笑着请我们出去吃一顿。有时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请他俩吃顿中国饭。在这种时节，她喜欢得象小孩子似的。

他的朋友多数和他的情形差不多。我还记得几位：有一位是个年轻的工人，谈吐很好，可是时常失业，一点也不是他的错儿，怎奈工厂时开时闭。他自然的是个社会主义者，每逢来看艾支顿，他俩便粗着脖子红着脸的争辩。艾支顿也很有口才，不过与其说他是为政治主张而争辩，还不如说是为争辩而争辩。还有一位小老头也常来，他顶可爱。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他都能读能写能讲，但是找不到事作；闲着没事，他只为一家磁砖厂吆喝买卖，拿一点扣头。另一位老者，常上我们这一带来给人家擦玻璃，也是我们的朋友。这个老头是位博士。赶上我们在家，他便一边擦着玻璃，一边和我们讨论文学与哲学。孔子的哲学，泰戈尔的诗，他都读过，不用说西方的作家了。

只提这么三位吧，在他们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崩溃与罪恶。他们都有知识，有能力，可是被那个社会制度捆住了手，使他们抓不到面包。成千论万的人是这样，而且有远不及他们三个的！找个事情真比登天还难！

艾支顿一直闲了三年。我们那层楼的租约是三年为限。住满了，房东要加租，我们就分离开，因为再找那样便宜，和恰好够三个人住的房子，是大不容易的。虽然不在一块儿住了，可是还时常见面。艾支顿只要手里有够看电影的钱，便立刻打电话请我去看电影。即使一个礼拜，他的手中彻底的空空如也，他也会约我到家里去吃一顿饭。自然，我去的时候也老给他们买些东西。这一点上，他不象普通的英国人，他好请朋友，也很坦然的接受朋友的约请与馈赠。有许多地方，他都带出点浪漫劲儿，但他到底是个英国人，不能完全放弃绅士的气派。

直到我回国的时际，他才找到了事——在一家大书局里作顾问，荐举大陆上与美国的书籍，经书局核准，他再找人去翻译或——若是美国的书——出英国版。我离开英国后，听说他已被那个书局聘为编辑员。

离开他们夫妇，我住了半年的公寓，不便细说；房东与房客除了交租金时见一面，没有一点别的关系。在公寓里，晚饭得出去吃，既费钱，又麻烦，所以我又去找房间。这回是在伦敦南部找到一间房子，房东是老夫妇，带着个女儿。

这个老头儿——达尔曼先生——是干什么的，至今我还不清楚。一来我只在那儿住了半年，二来英国人不喜欢谈私事，三来达尔曼先生不爱说话，所以我始终没得机会打听。偶尔由老夫妇谈话中听到一两句，仿佛他是木器行的，专给人家设计作家具。他身边常带着尺。但是我不敢说肯定的话。

半年的工夫，我听熟了他三段话——他不大爱说话，但是一高兴就离不开这三段，象留声机片似的，永远不改。第一段是贵族巴来，由非洲弄来的钻石，一小铁筒一小铁筒的！每一块上都有个记号！第二段是他作过两次陪审员，非常的光荣！第三段是大战时，一个伤兵没能给一个军官行礼，被军官打了一拳。及至看明了那是个伤兵，军官跑得比兔子还快；不然的话，非教街上的给打死不可！

除了这三段而外，假若他还有什么说的，便是重述《晨报》上的消息与意见。凡是《晨报》所说的都对！

这个老头儿是地道英国的小市民，有房，有点积蓄，勤苦，干净，什么也不知道，只晓得自己的工作是神圣的，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达尔曼太太是女性的达尔曼太太，她的意见不但得自《晨报》，而且是由达尔曼先生口中念出的那几段《晨报》，她没工夫自己去看报。

达尔曼姑娘只看《晨报》上的广告。有一回，或者是因为看我老拿着本书，她向我借一本小说。随手的我给了她一本威尔思的幽默故事。念了一段，她的脸都气紫了！我赶紧出去在报摊上给她找了本六个便士的罗曼司，内容大概是一个女招待嫁了个男招待，后来才发现这个男招待是位伯爵的承继人。这本小书使她对我又有了笑脸。

她没事作，所以在分类广告上登了一小段广告——教授跳舞。她的技术如何，我不晓得，不过她声明愿减收半费教给我的时候，我没出声。把知识变成金钱，是她，和一切小市民的格言。

她有点苦闷，没有男朋友约她出去玩耍，往往吃完晚饭便假装头疼，跑到楼上去睡觉。婚姻问题在那经济不景气的国度里，真是个没法办的问题。我看她恐怕要窝在家里！“房东太太的女儿”往往成为留学生的夫人，这是留什么外史一类小说的好材料；其实，里面的意义并不止是留学生的荒唐呀。

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风》第四期

大明湖之春

北方的春本来就不长，还往往被狂风给七手八脚的刮了走。济南的桃李丁香与海棠什么的，差不多年年被黄风吹得一干二净，地暗天昏，落花与黄沙卷在一处，再睁眼时，春已过去了！记得有一回，正是丁香乍开的时候，也就是下午两三点钟吧，屋中就非点灯不可了；风是一阵比一阵大，天色由灰而黄，而深黄，而黑黄，而漆黑，黑得可怕。第二天去看院中的两株紫丁香，花已象煮过一回，嫩叶几乎全破了！

济南的秋冬，风倒很少，大概都留在春天刮呢。

有这样的风在这儿等着，济南简直可以说没有春天；那么，大明湖之春更无从说起。

济南的三大名胜，名字都起得好：千佛山，趵突泉，大明湖，都多么响亮好听！一听到“大明湖”这三个字，便联想到春光明媚和湖光山色等等，而心中浮现出一幅美景来。事实上，可是，它既不大，又不明，也不湖。

湖中现在已不是一片清水，而是用坝划开的多少块“地”。“地”外留着几条沟，游艇沿沟而行，即是逛湖。水田不需要多么深的水，所以水黑而不清；也不要急流，所以水定而无波。东一块莲，西一块蒲，土坝挡住了水，蒲苇又遮住了莲，一望无景，只见高高低低的“庄稼”。艇行沟内，如穿高粱地然，热气腾腾，碰巧了还臭气烘烘。夏天总算还好，假若水不太臭，多少总能闻到一些荷香，而且必能看到些绿叶儿。春天，则下有黑汤，旁有破烂的土坝；风又那么野，绿柳新蒲东倒西歪，恰似挣命。所以，它即不大，又不明，也不湖。

话虽如此，这个湖到底得算个名胜。湖之不大与不明，都因为湖已不湖。假若能把“地”都收回，拆开土坝，挖深了湖身，它当然可以马上既大且明起来：湖面原本不小，而济南又有的是清凉的泉水呀。这个，也许一时作不到。不过，即使作不到这一步，就现状而言，它还应当算作名胜。北方的城市，要找有这么一片水的，真是好不容易了。千佛山满可以不算数儿，配作个名胜与否简直没多大关系。因为山在北方不是什么难找的东西呀。水，可太难找了。济南城内据说有七十二泉，城外有河，可是还非有个湖不可。泉，池，河，湖，四者俱备，这才显出济南的特色与可贵。它是北方唯一的“水城”，这个湖是少不得的。设若我们游湖时，只见沟而不见湖，请到高处去看看吧，比如在千佛山上往北眺望，则见城北灰绿的一片——大明湖；城外，华鹊二山夹着弯弯的一道灰亮光儿——黄河。这才明白了济南的不凡，不但有水，而且是这样多呀。

况且，湖景若无可观，湖中的出产可是很名贵呀。懂得什么叫作美的人或者不如懂得什么好吃的人多吧，游过苏州的往往只记得此地的点心，逛过西湖的提起来便念叨那里的龙井茶，藕粉与莼菜什么的，吃到肚子里的也许比一过眼的美景更容易记住，那么大明湖的蒲菜，茭白，白花藕，还真许是它驰名天下的重要原因呢。不论怎么说吧，这些东西既都是水产，多少总带着些南国风味；在夏天，青菜挑子上带着一束束的大白莲花蓇葖出卖，在北方大概只有济南能这么“阔气”。

我写过一本小说——《大明湖》——在一二八与商务印书馆一同被火烧掉了。记得我描写过一段大明湖的秋景，词句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什么什么秋。桑子中先生给我画过一张油画，也画的是大明湖之秋，现在还在我的屋中挂着。我写的，他画的，都是大明湖，而且都是大明湖之秋，这里大概有点意思。对了，只是在秋天，大明湖才有些美呀。济南的四季，唯有秋天最好，晴暖无风，处处明朗。这时候，请到城墙上走走，俯视秋湖，败柳残荷，水平如镜；唯其是秋色，所以连那些残破的土坝也似乎正与一切景物配合：土坝上偶尔有一两截断藕，或一些黄叶的野蔓，配着三五枝芦花，确是有些画意。“庄稼”已都收了，湖显着大了许多，大了当然也就显着明。不仅是湖宽水净，显着明美，抬头向南看，半黄的千佛山就在面前，开元寺那边的“橛子”——大概是个塔吧——静静的立在山头上。往北看，城外的河水很清，菜畦中还生着短短的绿叶。往南往北，往东往西，看吧，处处空阔明朗，有山有湖，有城有河，到这时候，我们真得到个“明”字了。桑先生那张画便是在北城墙上画的，湖边只有几株秋柳，湖中只有一只游艇，水作灰蓝色，柳叶儿半黄。湖外，他画上了千佛山；湖光山色，联成一幅秋图，明朗，素净，柳梢上似乎吹着点不大能觉出来的微风。

对不起，题目是大明湖之春，我却说了大明湖之秋，可谁教亢德先生出错了题呢！

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宇宙风》第三十七期

东方学院

从一九二四的秋天，到一九二九的夏天，我一直的在伦敦住了五年。除了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时候离开伦敦几天，到乡间或别的城市去游玩，其余的时间就都消磨在这个大城里。我的工作不许我到别处去，就是在假期里，我还有时候得到学校去。我的钱也不许我随意的去到各处跑，英国的旅馆与火车票价都不很便宜。

我工作的地方是东方学院，伦敦大学的各学院之一。这里，教授远东近东和非洲的一切语言文字。重要的语言都成为独立的学系，如中国语，阿拉伯语等；在语言之外还讲授文学哲学什么的。次要的语言，就只设一个固定的讲师，不成学系，如日本语；假如有人要特意的请求讲授日本的文学或哲学等，也就由这个讲师包办。不甚重要的语言，便连固定的讲师也不设，而是有了学生再临时去请教员，按钟点计算报酬。譬如有人要学蒙古语文或非洲的非英属的某地语文，便是这么办。自然，这里所谓的重要与不重要，是多少与英国的政治，军事，商业等相关联的。

在学系里，大概的都是有一位教授，和两位讲师。教授差不多全是英国人；两位讲师总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外国人——这就是说，中国语文系有一位中国讲师，阿拉伯语文系有一位阿拉伯人作讲师。这是三位固定的教员，其余的多是临时请来的，比如中国语文系里，有时候于固定的讲师外，还有好几位临时的教员，假若赶到有学生要学中国某一种方言的话；这系里的教授与固定讲师都是说官话的，那么要是有人想学厦门话或绍兴话，就非去临时请人来教不可。

这里的教授也就是伦敦大学的教授。这里的讲师可不都是伦敦大学的讲师。以我自己说，我的聘书是东方学院发的，所以我只算学院里的讲师，和大学不发生关系。那些英国讲师多数的是大学的讲师，这倒不一定是因为英国讲师的学问怎样的好，而是一种资格问题：有了大学讲师的资格，他们好有升格的希望，由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教授既全是英国人，如前面所说过的，那么外国人得到了大学的讲师资格也没有多大用处。况且有许多部分，根本不成为学系，没有教授，自然得到大学讲师的资格也不会有什么发展。在这里，看出英国人的偏见来。以梵文，古希伯来文，阿拉伯文等说，英国的人才并不弱于大陆上的各国；至于远东语文与学术的研究，英国显然的追不上德国或法国。设若英国人愿意，他们很可以用较低的薪水去到德法等国聘请较好的教授。可是他们不肯。他们的教授必须是英国人，不管学问怎样。就我所知道的，这个学院里的中国语文学系的教授，还没有一位真正有点学问的。这在学术上是吃了亏，可是英国人自有英国人的办法，决不会听别人的。幸而呢，别的学系真有几位好的教授与讲师，好歹一背拉，这个学院的教员大致的还算说得过去。况且，于各系的主任教授而外，还有几位学者来讲专门的学问，象印度的古代律法，巴比仑的古代美术等等，把这学院的声价也提高了不少。在这些教员之外，另有位音韵学专家，教给一切学生以发音与辨音的训练与技巧，以增加学习语言的效率。这倒是个很好的办法。

大概的说，此处的教授们并不象牛津或剑桥的教授们那样只每年给学生们一个有系统的讲演，而是每天与讲师们一样的教功课。这就必须说一说此处的学生了。到这里来的学生，几乎没有任何的限制。以年龄说，有的是七十岁的老夫或老太婆，有的是十几岁的小男孩或女孩。只要交上学费，便能入学。于是，一人学一样，很少有两个学生恰巧学一样东西的。拿中国语文系说吧，当我在那儿的时候，学生中就有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一位老人是专学中国字，不大管它们都念作什么，所以他指定要英国的讲师教他。另一位老人指定要跟我学，因为他非常注重发音；他对语言很有研究，古希腊，拉丁，希伯来，他都会，到七十多岁了，他要听听华语是什么味儿；学了些日子华语，他又选上了日语。这两个老人都很用功，头发虽白，心却不笨。这一对老人而外，还有许多学生：有的学言语，有的念书，有的要在伦敦大学得学位而来预备论文，有的念元曲，有的念《汉书》，有的是要往中国去，所以先来学几句话，有的是已在中国住过十年八年而想深造……总而言之，他们学的功课不同，程度不同，上课的时间不同，所要的教师也不同。这样，一个人一班，教授与两个讲师便一天忙到晚了。这些学生中最小的一个才十二岁。

因此，教授与讲师都没法开一定的课程，而是兵来将挡，学生要学什么，他们就得教什么；学院当局最怕教师们说：“这我可教不了。”于是，教授与讲师就很不易当。还拿中国语文系说吧，有一回，一个英国医生要求教他点中国医学。我不肯教，教授也瞪了眼。结果呢，还是由教授和他对付了一个学期。我很佩服教授这点对付劲儿；我也准知道，假若他不肯敷衍这个医生，大概院长那儿就更难对付。由这一点来说，我很喜欢这个学院的办法，来者不拒，一人一班，完全听学生的。不过，要这样办，教员可得真多，一系里只有两三个人，而想使个个学生满意，是作不到的。

成班上课的也有：军人与银行里的练习生。军人有时候一来就是一拨儿，这一拨儿分成几组，三个学中文，两个学日文，四个学土耳其文……既是同时来的，所以可以成班。这是最好的学生。他们都是小军官，又差不多都是世家出身，所以很有规矩，而且很用功。他们学会了一种语言，不管用得着与否，只要考试及格，在饷银上就有好处。据说会一种语言的，可以每年多关一百镑钱。他们在英国学一年中文，然后就可以派到中国来。到了中国，他们继续用功，而后回到英国受试验。试验及格便加薪俸了。我帮助考过他们，考题很不容易，言语，要能和中国人说话；文字，要能读大报纸上的社论与新闻，和能将中国的操典与公文译成英文。学中文的如是，学别种语文的也如是。厉害！英国的秘密侦探是著名的，军队中就有这么多，这么好的人才呀：和哪一国交战，他们就有会哪一国言语文字的军官。我认得一个年轻的军官，他已考及格过四种言语的初级试验，才二十三岁！想打倒帝国主义么，啊，得先充实自己的学问与知识，否则喊哑了嗓子只有自己难受而已。

最坏的学生是银行的练习生们。这些都是中等人家的子弟——不然也进不到银行去——可是没有军人那样的规矩与纪律，他们来学语言，只为马马虎虎混个资格，考试一过，马上就把“你有钱，我吃饭，”忘掉。考试及格，他们就有被调用到东方来的希望，只是希望，并不保准。即使真被派遣到东方来，如新加坡，香港，上海，等处，他们早知道满可以不说一句东方语言而把事全办了。他们是来到这个学院预备资格，不是预备言语，所以不好好的学习。教员们都不喜欢教他们，他们也看不起教员，特别是外国教员。没有比英国中等人家的二十上下岁的少年再讨厌的了，他们有英国人一切的讨厌，而英国人所有的好处他们还没有学到，因为他们是正在刚要由孩子变成大人的时候，所以比大人更讨厌。

班次这么多，功课这么复杂，不能不算是累活了。可是有一样好处：他们排功课表总设法使每个教员空闲半天。星期六下午照例没有课，再加上每周当中休息半天，合起来每一星期就有两天的休息。再说呢，一年分为三学期，每学期只上十个星期的课，一年倒可以有五个月的假日，还算不坏。不过，假期中可还有学生愿意上课；学生愿意，先生自然也得愿意，所以我不能在假期中一气离开伦敦许多天。这可也有好处，假期中上课，学费便归先生要。

学院里有个很不错的图书馆，专藏关于东方学术的书籍，楼上还有些中国书。学生在上课前，下课后，不是在休息室里，便是到图书馆去，因为此外别无去处。这里没有运动场等等的设备，学生们只好到图书馆去看书，或在休息室里吸烟，没别的事可作。学生既多数的是一人一班，而且上课的时间不同，所以不会有什么团体与运动。每一学期至多也不过有一次茶话会而已。这个会总是在图书馆里开，全校的人都被约请。没有演说，没有任何仪式，只有茶点，随意的吃。在开这个会的时候，学生才有彼此接谈的机会，老幼男女聚在一处，一边吃茶一边谈话。这才看出来，学生并不少；平日一个人一班，此刻才看到成群的学生。

假期内，学院里清静极了，只有图书馆还开着，读书的人可也并不甚多。我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与《二马》，大部分是在这里写的，因为这里清静啊。那时候，学院是在伦敦城里。四外有好几个火车站，按说必定很乱，可是在学院里并听不到什么声音。图书馆靠街，可是正对着一块空地，有些花木，象个小公园。读完了书，到这个小公园去坐一下，倒也方便。现在，据说这个学院已搬到大学里去，图书馆与课室——一个友人来信这么说——相距很远，所以馆里更清静了。哼，希望多喒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这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

载一九三七年三月《西风》第七期

这几个月的生活

自去年七月中辞去教职，到如今已快八个月了。数月里，有的朋友还把信寄到学校去；有的就说我没有了影儿；有的说我已经到哪里哪里作着什么什么事……我不愿变成个谜，教大家猜着玩，所以写几句出来，一打两用：一来解疑，二来就手儿当作稿子。

辞职后，一直住在青岛，压根儿就没动窝。青岛自秋至春都非常的安静，绝不象只在夏天来过的人所说的那么热闹。

安静，所以适于写作，这就是我舍不得离开此地的原因。

除了星期日或有点病的时候，我天天总写一点，有时少至几百字，有时多过三千；平均的算，每天可得二千来字。细水长流，架不住老写，日子一多，自有成绩，可是，从发表过的来看，似乎凑不上这个数儿，那是因为长稿即使写完，也不能一口气登出，每月只能发表一两段。还有写好又扔掉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有伤耗。

地方安静，个人的生活也就有了规律。我每天差不多总是七点起床，梳洗过后便到院中去打拳，自一刻钟到半点钟，要看高兴不高兴。不过，即使高兴，也必打上一刻钟，求其不间断。遇上雨或雪，就在屋中练练小拳。

这种运动不一定比别种运动好，而且耍刀弄棒，大有义和拳上体的嫌疑。不过它的好处是方便：用不着去找伴儿，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活动；独自打篮球，虽然胜利都是自己的，究竟不大有趣。再说，和大家一同打球，人家用多大的力气，自己也得陪着；不能一劲儿请求大家原谅。打拳呢，可长可短，可软可硬，由慢而速，亦可由速而慢，缺乏纪律，可是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它没有篮球足球那么激烈，可比纯徒手操活泼，练上几趟就多少能见点汗儿；背上微微见汗，脸色微红，最为舒服。只要有恒心，天天活动一会儿，必定有益。

打完拳，我便去浇花，喜花而不会养，只有天天浇水，以求不亏心。有的花不知好歹，水多就死；有的花，勉强的到时开几朵小花。不管它们怎样吧，反正我尽了责任。这么磨蹭十多分钟，才去吃早饭，看报。这差不多就快九点钟了。

吃过早饭，看看有应回答的信没有；若有，就先写信，溜一溜脑子；若没有，就试着写点文章。在这时候写文，不易成功，脑子总是东一头西一脚的乱闹哄。勉强的写一点，多数是得扔到纸篓去。不过，这么闹哄一阵，虽白纸上未落多少黑字，可是这一天所要写的，多少有了个谱儿，到下午便有辙可循，不至再拿起笔来发怔了。简直可以这么说，早半天的工作是抛自己的砖，以便引出自家的玉来。

十一时左右，外埠的报纸与信件来到，看报看信；也许有个朋友来谈一会儿，一早晨就这么无为而治的过去了。遇到天气特别晴美的时候，少不得就带小孩到公园去看猴，或到海边拾蛤壳。这得九点多就出发，十二时才能回来，我们是能将一里路当作十里走的；看见地上一颗特别亮的砂子，我们也能研究老大半天。

十二点吃午饭。吃完饭，我抢先去睡午觉，给孩子们示范。等孩子都决定去学我的好榜样，而闭上了眼，我便起来了；我只需一刻钟左右的休息，不必睡那伟大的觉。孩子睡了，我便可以安心拿起笔来写一阵。等到他们醒来，我就把墨水瓶盖好，一直到晚八点再打开。大概的说吧，写文的主要时间是午后两点到三点半，和晚上八点到九点半。这两个时间，我可以不受小孩们的欺侮。

九点半必定停止工作。按说，青岛的夜里最适于写文，因为各处静得连狗仿佛都懒得吠一声，可是，我不敢多写，身体钉不住；一咬牙，我便整夜的睡不好；若是早睡呢，我便能睡得象块木头，有人把我搬了走我也不知道，我可也不去睡的太早了，因为末一次的信是九点后才能送到，我得等着；还有呢，花猫每晚必出去活动，到九点后才回来，把猫收入。我才好锁上门。有时候躺下而睡不着，便读些书，直到困了为止。读书能引起倦意，写文可不能；读书是把别人的思想装入自己的脑子里，写文是把自己的思想挤出来，这两样不是一回事，写文更累得慌。

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整天，该热闹了。看朋友，约吃饭，理发，偶尔也看看电影，都在这两天。一到星期一，便又安静起来，鸦雀无声，除了和孩子们说废话，几乎连唇齿舌喉都没有了用处似的。说真的，青岛确是过于安静了。可是，只要熬过一两个月，习惯了，可也就舍不得它了。

按说，我既爱安静，而又能在这极安静的地方写点东西，岂不是很抖的事吗？唉！（必得先叹一口气！）都好哇，就是写文章吃不了饭啊！

我的身体不算很强，多写字总不能算是对我有益处的事。但是，我不在乎，多活几年，少活几年，有什么关系呢？死，我不怕；死不了而天天吃个半饱，远不如死了呢。我爱写作，可就是得挨饿，怎办呢？连版税带稿费，一共还不抵教书的收入的一半，而青岛的生活程度又是那么高，买葱要论一分钱的，坐车起码是一毛钱！怎样活下去呢？

常常接到青年朋友们的著作，教我给看，改；如有可能，给介绍到各杂志上去。每接到一份，我就要落泪，我没有工夫给详细的改，但是总抓着工夫给看一遍，尽我所能见到的给批注一下，客气的给寄回去。有好一点的呢，我当然找个相当的刊物，给介绍一下；选用与否，我不能管，尽到我的心算了。这点义务工作，不算什么；我要落泪，因为这些青年们都是想要指着投稿吃饭的呀！——这里没有饭吃！

干什么不是以力气挣钱呢，卖文章也是自食其力，不是什么坏事。不过，干这一行，第一是大有害于健康；老爬在桌上写，老思索，老憋闷得慌；有几个文人不害肺病呢？第二是卖了力气，拚了命，结果还卖不出钱来。越穷便越牢骚，越自苦，越咬牙，不久，怎样？不幸短命死矣！穷而后工，咱没见过；穷而后死，比比皆是。但分能干别的去，不要往这里走，此路不通！

为艺术而牺牲哟，不怕哟！好，这要不是你爸爸有钱，便是你不想活着。不想活着，找死还不容易，何必单找这条道儿？这么死，连死都不能痛痛快快的。到前线上去，哪一个枪弹不比钢笔头儿脆快呢？

我爱说实话，实话本不能悦耳；信不信由你吧，我算干够了。只有一条路可以使我继续下去这种生活，得航空奖券的头奖。不过，梦上加梦，也许有一天会疯了的。

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益世报》

无题（因为没有故事）

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晓露；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吗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甜美。无论怎说吧，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实在，所以可靠；明天的渺茫全仗昨天的实在撑持着，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

对了，我记得她的眼。她死了好多年了，她的眼还活着，在我的心里。这对眼睛替我看守着爱情。当我忙得忘了许多事，甚至于忘了她，这两只眼会忽然在一朵云中，或一汪水里，或一瓣花上，或一线光中，轻轻的一闪，像归燕的翅儿，只须一闪，我便感到无限的春光。我立刻就回到那梦境中，哪一件小事都凄凉，甜美，如同独自在春月下踏着落花。这双眼所引起的一点爱火，只是极纯的一个小火苗，像心中的一点晚霞，晚霞的结晶。它可以烧明了流水远山，照明了春花秋叶，给海浪一些金光，可是它恰好的也能在我心中，照明了我的泪珠。

它们只有两个神情：一个是凝视，极短极快，可是千真万确的是凝视。只微微的一看，就看到我的灵魂，把一切都无声的告诉了给我。凝视，一点也不错，我知道她只须极短极快的一看，看的动作过去了，极快的过去了，可是，她心里看着我呢，不定看多么久呢；我到底得管这叫作凝视，不论它是多么快，多么短。一切的诗文都用不着，这一眼道尽了“爱”所会说的与所会作的。另一个是眼珠横着一移动，由微笑移动到微笑里去，在处女的尊严中笑出一点点被爱逗出的轻佻，由热情中笑出一点点无法抑止的高兴。

我没和她说过一句话，没握过一次手，见面连点头都不点。可是我的一切，她知道；她的一切，我知道。我们用不着看彼此的服装，用不着打听彼此的身世，我们一眼看到一粒珍珠，藏在彼此的心里；这一点点便是我们的一切，那些七零八碎的东西都是配搭，都无须注意。看我一眼，她低着头轻快的走过去，把一点微笑留在她身后的空气中，像太阳落后还留下一些明霞。

我们彼此躲避着，同时彼此愿马上搂抱在一处。我们轻轻的哀叹；忽然遇见了，那么凝视一下，登时欢喜起来，身上像减了分量，每一步都走得轻快有力，像要跳起来的样子。

我们极愿意过一句话，可是我们很怕交谈，说什么呢？哪一个日常的俗字能道出我们的心事呢？让我们不开口，永不开口吧！我们的对视与微笑是永生的，是完全的，其余的一切都是破碎微弱，不值得一作的。

我们分离有许多年了，她还是那么秀美，那么多情，在我的心里。她将永远不老，永远只向我一个人微笑。在我的梦中，我常常看见她，一个甜美的梦是最真实，是纯洁，最完美的。多少多少人生中的小困苦小折磨使我丧气，使我轻看生命。可是，那个微笑与眼神忽然的从哪儿飞来，我想起唯有“人面桃花相映红”差可托拟的一点心情与境界，我忘了困苦，我不再丧气，我恢复了青春；无疑的，我在她的洁白的梦中，必定还是个美少年呀。

春在燕的翅上，把春光颤得更明了一些，同样，我的青春在她的眼里，永远使我的血温暖，像土中的一颗子粒，永远想发出一个小小的绿芽。一粒小豆那么小的一点爱情，眼珠一移，嘴唇一动，日月都没有了作用，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是一对刚开开的春花。

不要再说什么，不要再说什么！我的烦恼也是香甜的呀，因为她那么看过我！

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谈风》第十六期

五月的青岛

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雾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角路边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便听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须说了，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都在绿草地上用它们的娇艳的颜色结成十字，或绣成几团；那短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似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些花草：围墙既矮，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樱，丁香，都能在墙外看到，双樱的明艳与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

山上有了绿色，嫩绿，所以把松柏们比得发黑了一些。谷中不但填满了绿色，而且颇有些野花，有一种似紫荆而色儿略略发蓝的，折来很好插瓶。

青岛的人怎能忘下海呢。不过，说也奇怪，五月的海就仿佛特别的绿，特别的可爱，也许是因为人们心里痛快吧？看一眼路旁的绿叶，再看一眼海，真的，这才明白了什么叫作“春深似海”。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绿色，联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渔帆的外边去。风不凉，浪不高，船缓缓的走，燕低低的飞，街上的花香与海上的咸味混到一处，浪漾在空中，水在面前，而绿意无限，可不是，春深似海！欢喜，要狂歌，要跳入水中去，可是只能默默无言，心好象飞到天边上那将将能看到的小岛上去，一闭眼仿佛还看见一些桃花。人面桃花相映红，必定是在那小岛上。

这时候，遇上风与雾便还须穿上棉衣，可是有一天忽然响晴，夹衣就正合适。但无论怎说吧，人们反正都放了心——不会大冷了，不会。妇女们最先知道这个，早早的就穿出利落的新装，而且决定不再脱下去。海岸上，微风吹动少女们的发与衣，何必再去到电影园中找那有画意的景儿呢！这里是初春浅夏的合响，风里带着春寒，而花草山水又似初夏，意在春而景如夏，姑娘们总先走一步，迎上前去，跟花们竞争一下，女性的伟大几乎不是颓废诗人所能明白的。

人似乎随着花草都复活了，学生们特别的忙：换制服，开运动会，到崂山丹山旅行，服劳役。本地的学生忙，别处的学生也来参观，几个，几十，几百，打着旗子来了，又成着队走开，男的，女的，先生，学生，都累得满头是汗，而仍不住的向那大海丢眼。学生以外，该数小孩最快活，笨重的衣服脱去，可以到公园跑跑了；一冬天不见猴子了，现在又带着花生去喂猴子，看鹿。拾花瓣，在草地上打滚；妈妈说了，过几天还有大红樱桃吃呢！

马车都新油饰过，马虽依然清瘦，而车辆体面了许多，好作一夏天的买卖呀。新油过的马车穿过街心，那专作夏天的生意的咖啡馆，酒馆，旅社，饮冰室，也找来油漆匠，扫去灰尘，油饰一新。油漆匠在交手上忙，路旁也增多了由各处来的舞女。预备呀，忙碌呀，都红着眼等着那避暑的外国战舰与各处的阔人。多喒浴场上有了人影与小艇，生意便比花草还茂盛呀。到那时候，青岛几乎不属于青岛的人了，谁的钱多谁更威风，汽车的眼是不会看山水的。

那么，且让我们自己尽量的欣赏五月的青岛吧！

载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四十三期

五天的日记

四月十日　晴　稍暖

写千余字。买邮票一元。孔觉民君函约面谈，函到过迟。

致函莘田。接絜青函。晚饭请杜宇杨枫孟超式民吃“朝天馆”，大饼卷肥肠，葱白咸菜段长三寸，饮即墨苦头老酒，侉子气十足。

四月十一日　晴

写完给《西风》的稿子。在“耕春处”吃晚饭。

四月十二日　风　冷

接剑三函。接《老牛破车》十本。早在市中讲演。寄走《西风》稿。午后风大，又穿上棉裤棉袍！

四月十三日　早阴　过午

下雨早到山大，给静农石荪太侔实甫送去《老牛破车》各一本。午后落雨，不能出门。接恢仁函——大哥十八开吊。函絜青及剑三。

四月十四日　晴　暖

雨后天晴，庭中草怒发。早到公园转一圈，玉兰正好，樱花尚须三四日；已有茶棚。函慰恢仁。下午写千余字。接絜青函：小济小乙都好了。晚看电影，没大意思。明天该正经干活了！买鸡蛋四十，八角。

载一九三七年六月《青年界》第十二卷一号

吊济南

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去，那里总有人惦念着我。在那里，我写成了《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和收在《赶集》里的那十几个短篇。在那里，我努力地创作，快活地休息……四年虽短，但是一气住下来，于是事与事的联系，人与人的交往，快乐与悲苦的代换，便显明地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地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它介乎北平与青岛之间。北平是我的故乡，可是这七年来，我不是住济南，便是住青岛。在济南住呢，时常想念北平；及至到了北平的老家，便又不放心济南的新家。好在道路不远，来来往往，两地都有亲爱的人，熟悉的地方；它们都使我依依不舍，几乎分不出谁重谁轻。在青岛住呢，无论是由青去平，还是自平返青，中途总得经过济南。车到那里，不由的我便要停留一两天。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等名胜，闭了眼也曾想出来，可是重游一番总是高兴的：每一角落，似乎都存着一些生命的痕迹；每一小小的变迁，都引起一些感触；就是一风一雨也仿佛含着无限的情意似的。

讲富丽堂皇，济南远不及北平；讲山海之胜，也跟不上青岛。可是除了北平青岛，要在华北找个有山有水，交通方便，既不十分闭塞，而生活程度又不过高的城市，恐怕就得属济南了。况且，它虽是个大都市，可是还能看到朴素的乡民，一群群的来此卖货或买东西，不象上海与汉口那样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稳立在中国的文化上，城墙并不足拦阻住城与乡的交往；以善作洋奴自夸的人物与神情，在这里是不易找到的。这使人心里觉得舒服一些。一个不以跳舞开香槟为理想的生活的人，到了这里自自然然会感到一些平淡而可爱的滋味。

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还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绕郭。可惜这样的天然美景，和那座城市结合到一处，不但没得到人工的帮助而相得益彰，反而因市设的敷衍而淹没了丽质。大路上灰尘飞扬，小巷里污秽杂乱，虽然天色是那么清明，泉水是那么方便，可是到处老使人憋得慌。近来虽修成几条柏油路，也仍旧显不出怎么清洁来。至于那些名胜，趵突泉左右前后的建筑破烂不堪，大明湖的湖面已化作水田，只剩下几道水沟。有人说，这种种的败陋，并非因为当局不肯努力建设，而是因为他们爱民如子，不肯把老百姓的钱都化费在美化城市上。假若这是可靠的话，我们便应当看见老百姓的钱另有出路，在国防与民生上有所建设。这个，我们却没有看见。这笔账该当怎么算呢？况且，我们所要求的并不是高楼大厦，池园庭馆，而是城市应有的卫生与便利。假若在城市卫生上有相当的设施，到处注意秩序与清洁，这座城既有现成的山水取胜，自然就会美如画图，用不着浪费人工财力。

这到并非专为山水喊冤，而是借以说明许多别的事。济南的多少事情都与此相似，本来可以略加调整便有可观，可是事实上竟废弛委弃，以至一切的事物上都罩着一层灰土。这层灰土下蠕蠕微动着一群可好可坏的人，隐覆着一些似有若无的事；不死不生，一切灰色。此处没有崭新的东西，也没有彻底旧的东西，本来可以令人爱护，可是又使人无法不伤心。什么事都在动作，什么可也没照着一定的计划作成。无所拒绝，也不甘心接受，不易见到有何主张的人，可也不易见到很讨厌的人，大家都那么和气一团，敷敷衍衍，不易捉摸，也没什么大了不起。有电灯而无光，有马路而拥挤不堪，什么都有，什么也都没有，恰似暮色微茫，灰灰的一片。

按理说，这层灰色是不应当存到今日的，因为五卅惨案的血还鲜红的在马路上，城根下，假若有记性的人会闭目想一会儿。我初到济南那年，那被敌人击破的城楼还挂着“勿忘国耻”的破布条在那儿含羞的立着。不久，城楼拆去，国耻布条也被撤去，同被忘掉。拆去城楼本无不可，但是别无建设或者就是表示着忘去烦恼最为简便；结果呢，敌人今日就又在那里唱凯歌了。

在我写《大明湖》的时候，就写过一段：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可是市声隐隐，尘雾微茫，房贴着房，巷联着巷，全城笼罩在灰色之中。敌人已经在山巅投过重炮，轰过几昼夜了，以后还可以随时地重演一次；第一次的炮火既没能打破那灰色的大梦，那么总会有一天全城化为灰烬，冲天的红焰赶走了灰色，烧完了梦中人灰色的城，灰色的人，一切是统制，也就是因循，自己不干，不会干，而反倒把要干与会干的人的手捆起来；这是死城！此书的原稿已在上海随着一二八的毒火殉了难，不过这一段的大意还没有忘掉，因为每次由市里到山上去，总会把市内所见的灰色景象带在心中，而后登高一望，自然会起了忧思。湖山是多么美呢，却始终被灰色笼罩着，谁能不由爱而畏，由失望而颤抖呢？

再说，破碎的城楼可以拆去，而敌人并未曾退出；眼不见心不烦，可是小鬼们就在眼前，怎能疏忽过去，视而不见呢？敌人的医院，公司，铺户，旅馆，分散在商埠各处。哪一个买卖也带“白面”，即使不是专售，也多少要预备一些，余利作为妇女与孩子们的零钱。大批的劣货垄断着市场，零整批发的吗啡白面毒化着市民，此外还不时的暗放传染病的毒菌，甚至于把他们国内穿残的破裤烂袄也整船的运来销卖。这够多么可怕呢？可是我们有目无睹，仍旧逍遥自在；等因奉此是唯一的公事，奉命唯谨落个好官，我自为之，别无可虑。人家以经济吸尽我们的血，我们只会加捐添税再抽断老百姓的筋。对外讲亲善，故无抵制；对内讲爱民，而以大家不出声为感戴。敌人的炮火是厉害的，敌人的经济侵略是毒辣的，可是我们的捆束百姓的政策就更可怕。济南是久已死去，美丽的湖山只好默然蒙羞了！

平日对敌人的经济侵略不加防范，还可以用有心无力或事关全国为词。及至敌军已深入河北，而大家依旧安闲自在，就太可怪了。山东的富力为江北各省之冠，人民既善于经营，又强壮耐苦。有这样的才力与人力，假若稍有准备，即使不能把全省防御得如铜墙铁壁至少也得教敌人吃很大的苦头，方能攻入。可是，济南是省会，既系灰色，别处就更无可说的了。济南为全省的脑府，而实际上只是空空的一个壳儿，并无脑子。这个空壳子响一响便是政治，四面低低的回应便算办了事情。计划、科学、文化、人才，都是些可疑的名词，因为它们不是那空壳子所能了解的。反之，随便响一响，从心所欲正好见出权威。济南是必须死的，而且必不可免的累及全省。

这里一点无意去攻击任何人；追悔不如更新，我们且揭过这一页去吧。灰色的济南，可爱的济南，已被敌人的炮火打碎。可是湖山难改，我们且去用血把它刷新重建个美丽庄严的新都市。别矣济南！那是一场恶梦！再会面时，你将是清醒的合理的，以人民的力量筑成而归人民享用的。我将看到那城河更多一些绿柳，柳荫下有白石的小凳，任人休息。我将看见破旧的城墙变为宽坦的马路，把乡郊与城市打成一家；在城里可望见南山的果林，在乡间可以知道城内的消息。我将看到大明湖还田为湖，有十顷白莲。我将看见趵突泉改为浴场，游泳着健壮的青年男女。我将看见马鞍山前后有千百烟囱，用着博山的煤，把胶东的烟叶制成金丝，鲁北的棉花织成细布，泰山的樱桃，莱阳的梨，肥城的蜜桃，制成精美的罐头；烟台的葡萄与苹果酿成美酒，供给全国的同胞享用。还有那已具雏型的造钟制钢，玻璃磁器，绵绸花边等等工业，都能合理的改进发展，富国裕民。我希望济南成为全省真正的脑府，用多少条公路，几条河流，和火车电话，把它的智慧热诚的清醒的串送到东海之滨与泰山之麓。挣扎吧，济南！失去一城，无关于最后的胜负。今日之泪是悔认昨日之非；有此觉悟，便能打好明日的主意。济南，今日之死是脱胎换骨，取得新的生命；那明湖上的新蒲绿柳自会有我们重来欣赏啊！

载一九三八年一月《大时代》三号

南来以前

××兄：

大示收到，慨极！邮递迟滞，虽相隔仅千里，如居异国；计自发函至收读，已一月另三日矣！一向不暇作长函，这遭却须破些工夫；信既蜗行，再不多写一点，则我似不诚，兄必失望。

芦沟桥事变初起，我们在青岛，正赶写《病夫》——《宇宙风》特约长篇，议定于九月中刊露。街巷中喊卖号外，自午及夜半，而所载电讯，仅三言两语，至为恼人！一闻呼唤，小儿女争来扯手：“爸！号外！”平均每日写两千字，每因买号外打断思路。至七月十五日，号外不可再见，往往步行七八里，遍索卖报童子而无所得；日侨尚在青，疑市府已禁号外，免生是非。日人报纸则号外频发，且于铺户外揭贴，加以硃圈；消息均不利于我方。我弱彼强，处处惭忍，有如是者！

老母尚在北平，久无信示；内人又病，心绪极劣。时在青朋友纷纷送眷属至远方，每来辞行，必嘱早作离青之计；盖一旦有事，则敌舰定封锁海口，我方必拆毁胶济路，青岛成死地矣。家在故乡，已无可归，内人身重，又难行旅，乃力自镇定，以写作摈扰，文字之劣，在意料中。自十五至二十五，天热，消息沉闷，每深夜至友家听广播，全无收获。归来，海寂天空，但闻远处犬吠，辄不成寐。

二十六日又有号外，廊坊有战事，友朋来辞行者倍于前。写文过苦，乃强读杂书。二十八号外，收复廊坊与丰台，不敢深信，但当随众欢笑。二十九日消息恶转，号外又停。三十一日送内人入医院。在家看管儿女；客来数起，均谓大难将临。是日仍勉强写二千字给《民众日报》。

八月一日得小女，大小俱平安。久旱，饮水每断，忽得大雨，即以“雨”名女——原拟名“乱”，妻嫌过于现实。电平报告老人；复访友人，告以妻小无恙；夜间又写千字。次日，携儿女往视妈妈与小妹，路过旅行社，购车票者列阵，约数百人。四日，李友入京，良乡有战事；此地大风，海水激卷，马路成河。乘帆船逃难者，多沉溺。每午，待儿女睡去，即往医院探视；街上卖布小贩已绝，车马群趋码头与车站；偶遇迁逃友人，匆匆数语即别，至为难堪。九日，《民众日报》停刊，末一号仍载有我小文一篇。王剑三以七号携眷去沪，臧克家、杨枫、孟超诸友，亦均有南下之意。我无法走。十一日，妻出院，实之自沪来电，促南下。商之内人，她决定不动。以常识判断，青岛日人产业值数万万，必不敢立时暴动，我方军队虽少，破坏计划则早已筹妥。是家小尚可暂留，俟雨满月后再定去向，至于我自己，市中报纸既已停刊，我无用武之地，救亡工作复无详妥计划，亦无人参加，不如南下，或能有些用处。遂收拾书籍，藏于他处，即电亢德，准备南下。十二日，已去托友买船票，得亢德复电：“沪紧缓来”，南去之计既不能行，乃决去济南。前月已与齐大约定，秋初开学，任国文系课两门，故决先去，以便在校内找房，再接家小。别时，小女啼泣甚悲，妻亦落泪。十三早到济，沪战发。心极不安：沪战突然爆发，青岛或亦难免风波，家中无男人，若遭遇事变……

果然，十四日敌陆战队上岸。急电至友，送眷来济。妻小以十五日晨来，车上至为拥挤。下车后，大雨；妻疲极，急送入医院。复冒雨送儿女至敬环处暂住。小儿频呼“回家”，甚惨。大雨连日，小女受凉亦病，送入小儿科。自此，每日赴医院分看妻女，而后到友宅看小儿，焦急万状。《病夫》已有七万字，无法续写，复以题旨距目前情形过远，即决放弃。

十日间，雨愈下愈大。行李未到，家具全无，日行泥水中，买置应用物品。自青来济者日多，友朋相见，只有惨笑。留济者找房甚难，迁逃者匆匆上路，忙乱中无一是处，真如恶梦。

二十八日，妻女出院，觅小房，暂成家。复电在青至友，托送器物。七月事变，济南居民迁走甚多，至此又渐热闹，物价亦涨。家小既团圆，我始得匀出工夫，看访故人；多数友人已将妻女送往乡间，家家有男无女，颇有谈笑，但欠自然。沪战激烈，我的稿费停止，搬家买物看病雇车等又费去三百元，遂决定不再迁动。深盼学校能开课，有些事作，免生闲愁，果能如此，还足以傲友辈也。

学校于九月十五日开课，学生到及半数。十六日大同失陷；十九日中秋节，街上生意不多，几不见提筐肩盒送礼者。《小实报》在济复刊，约写稿。平津流亡员生渐多来此，或办刊物，或筹救亡工作，我又忙起来。二十一日，敌机过市空，投一弹，伤数人，群感不安。此后时有警报。二十五六日，伤兵过济者极多，无衣无食无药物，省政府似不甚热心照料。到站慰劳与看护者均是学界中人。三十日，敌军入鲁境，学生有请假回家者。时中央派大员来指挥，军事应有好转，但本省军事长官嫌客军在鲁，设法避战，战事遂告失利。德州危，学校停课。师生相继迁逃，市民亦多东去，来自胶东者又复搬回，车上拥挤，全无秩序。我决不走。远行无力，近迁无益，不如死守济南，几每日有空袭警报，仍不断写作。笔为我唯一武器，不忍藏起。

入十月，我方不反攻，敌军不再进，至为沉闷。校内寂无人，猫狗被弃，群来啼饥。秋高气爽，树渐有红叶，正是读书时候，而校园中全无青年笑语声矣。每日小女助母折纱布揉棉球，备救护伤兵之用，小儿高呼到街上买木枪，好打飞机，我低首构思，全室有紧张之象。流亡者日增，时来贷金求衣，量力购助，不忍拒绝。写文之外，多读传记及小说，并录佳句于册。十四日，市保安队枪械被收缴，市面不安，但无暴动。青年学子，爱国心切，时约赴会讨论工作计划。但政府多虑，不准活动，相对悲叹。下半月，各线失利，而济市沈寂如常，虽仍未停写作，亦难自信果有何用处矣。

十一月中，敌南侵，我方退守黄河。友人力劝出走，以免白白牺牲，故南来。到汉口已两月余，还是日日拿笔。对政治军事，毫无所知，勉强写些文字，自觉空洞无物。可是，舍此别无可为，闲着当更难堪。无力无钱，只好有笔的出笔，聊以自慰。

家小尚在济，城陷后无音信。所以不能同来者：一、车极难上，沿途且有轰炸之险。

二、儿女辈俱幼弱，天气复渐寒，遇险或受病，同是危难。

三、存款无多，仅足略购柴米，用之行旅，则成难民。版税稿费俱绝，找事非易，有出无入，何以支持？独逃可仅顾三餐，同来则无法尽避饥寒。

有此数因，故妻决留守，在济多友，亦愿为照料。不过，说着容易，实行则难，于心有所不忍，遂迟迟不敢行。及至事急，妻劝速行，盖我在家非但无益，且或累及家小。匆匆收拾衣物，儿女辈频牵衣问父何去何归，妻极勇敢，代答以父明日即来。时已入夜，天有薄云，灯下作别，难道一语！前得短诗，略记此景：

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语因伤别潜成泪，血若停流定是灰！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信已太长，犹未尽意，一俟家信到此，当再叙陈。

祝吉！

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创导》第二卷第七期

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

“二十三，罗成关。”

二十三岁那一年的确是我的一关，几乎没有闯过去。

从生理上，心理上，和什么什么理上看，这句俗语确是个值得注意的警告。据一位学病理学的朋友告诉我：从十八到二十五岁这一段，最应当注意抵抗肺痨。事实上，不少人在二十三岁左右正忙着大学毕业考试，同时眼睛溜着毕业即失业那个鬼影儿；两气夹攻，身体上精神上都难悠悠自得，肺病自不会不乘虚而入。

放下大学生不提，一般的来说，过了二十一岁，自然要开始收起小孩子气而想变成个大人了；有好些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留下小胡子玩玩，过一两星期再剃了去，即是一证。在这期间，事情得意呢，便免不得要尝尝一向认为是禁果的那些玩艺儿；既不再自居为小孩子，就该老声老气的干些老人们所玩的风流事儿了。钱是自己挣的，不花出去岂不心中闹得慌。吃烟喝酒，与穿上绸子裤褂，还都是小事；嫖嫖赌赌，才真够得上大人味儿。要是事情不得意呢，抑郁牢骚，此其时也，亦能损及健康。老实一点的人儿，即使事情得意，而又不肯瞎闹，也总会想到找个女郎，过过恋爱生活，虽然老实，到底年轻沉不住气，遇上以恋爱为游戏的女子，结婚是一堆痛苦，失恋便许自杀。反之，天下有欠太平，顾不及来想自己，杀身成仁不甘落后，战场上的血多是这般人身上的。

可惜没有一套统计表来帮忙，我只好说就我个人的观察，这个“罗成关论”是可以立得住的。就近取譬，我至少可以抬出自己作证，虽说不上什么“科学的”，但到底也不失“有这么一回”的价值。

二十三岁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报酬来讲，不算十分的坏。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那时候还能花十五个小铜子就吃顿饱饭。我记得：一份肉丝炒三个油撕火烧，一碗馄饨带卧两个鸡子，不过是十一二个铜子就可以开付；要是预备好十五枚作饭费，那就颇可以弄一壶白干儿喝喝了。

自然那时候的中交钞票是一块当作几角用的，而月月的薪水永远不能一次拿到，于是化整为零与化圆为角的办法使我往往须当一两票当才能过得去。若是痛痛快快的发钱，而钱又是一律现洋，我想我或者早已成个“阔佬”了。

无论怎么说吧，一百多圆的薪水总没教我遇到极大的困难；当了当再赎出来，正合“裕民富国”之道，我也就不悦不怨。每逢拿到几成薪水，我便回家给母亲送一点钱去。由家里出来，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己快乐的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我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吃。因为看戏有了瘾，我更进一步去和友人们学几句，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酒量不大，而颇好喝，凑上二三知己，便要上几斤；喝到大家都舌短的时候，才正爱说话，说得爽快亲热，真露出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气概来。这的确值得记住的。喝醉归来，有时候把钱包手绢一齐交给洋车夫给保存着，第二日醒过来，于伤心中仍略有豪放不羁之感。

也学会了打牌。到如今我醒悟过来，我永远成不了牌油子。我不肯费心去算计，而完全浪漫的把胜负交与运气。我不看“地”上的牌，也不看上下家放的张儿，我只想象的希望来了好张子便成了清一色或是大三元。结果是回回一败涂地。认识了这一个缺欠以后，对牌便没有多大瘾了，打不打都可以；可是，在那时候我决不承认自己的牌臭，只要有人张罗，我便坐下了。

我想不起一件事比打牌更有害处的。喝多了酒可以受伤，但是刚醉过了，谁者不会马上再去饮，除非是借酒自杀的。打牌可就不然了，明知有害，还要往下干，有一个人说“再接着来”，谁便也舍不得走。在这时候，人好象已被那些小块块们给迷住，冷热饥饱都不去管，把一切卫生常识全抛在一边。越打越多吃烟喝茶，越输越往上撞火。鸡鸣了，手心发热，脑子发晕，可是谁也不肯不舍命陪君子。打一通夜的麻雀，我深信，比害一场小病的损失还要大得多。但是，年轻气盛，谁管这一套呢！

我只是不嫖。无论是多么好的朋友拉我去，我没有答应过一回。我好象是保留着这么一点，以便自解自慰；什么我都可以点头，就是不能再往“那里”去；只有这样，当清夜扪心自问的时候才不至于把自己整个的放在荒唐鬼之群里边去。

可是，烟，酒，麻雀，已足使我瘦弱，痰中往往带着点血！

那时候，婚姻自由的理论刚刚被青年们认为是救世的福音，而母亲暗中给我定了亲事。为退婚，我着了很大的急。既要非作个新人物不可，又恐太伤了母亲的心，左右为难，心就绕成了一个小疙疸。婚约到底是废除了，可是我得到了很重的病。

病的初起，我只觉得浑身发僵。洗澡，不出汗；满街去跑，不出汗。我知道要不妙。两三天下去，我服了一些成药，无效。夜间，我作了个怪梦，梦见我仿佛是已死去，可是清清楚楚的听见大家的哭声。第二天清晨，我回了家，到家便起不来了。

“先生”是位太医院的，给我下得什么药，我不晓得，我已昏迷不醒，不晓得要药方来看。等我又能下了地，我的头发已全体与我脱离关系，头光得象个磁球。半年以后，我还不敢对人脱帽，帽下空空如也。

经过这一场病，我开始检讨自己：那些嗜好必须戒除，从此要格外小心，这不是玩的！

可是，到底为什么要学这些恶嗜好呢？啊，原来是因为月间有百十块的进项，而工作又十分清闲。那么，打算要不去胡闹，必定先有些正经事作；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

恰巧，这时候我的上司申斥了我一顿。就便辞了差。有的人说我太负气，有的人说我被迫不能不辞职，我都不去管。我去找了个教书的地方，一月挣五十块钱。在金钱上，不用说，我受了很大的损失；在劳力上自然也要多受好多的累。可是，我很快活：我又摸着了书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可爱的学生们。除了还吸烟，我把别的嗜好全自自然然的放下了。挣的钱少，作的事多，不肯花钱，也没闲工夫去花。一气便是半年，我没吃醉过一回，没摸过一次牌。累了，在校园转一转，或到运动场外看学生们打球，我的活动完全在学校里，心整，生活有规律；设若再能把烟卷扔下，而多上几次礼拜堂，我颇可以成个清教徒了。

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而且生活老多少有些规律，差不多全是那一“关”的劳；自然，那回要是没能走过来，可就似乎有些不妥了。“二十三，罗成关”是个值得注意的警告！著者略历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墓。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著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赶集》，《牛天赐传》，《樱海集》，《蛤藻集》，《骆驼祥子》，《火车集》，皆小说也。当继续再写八本，凑成二十本，可以搁笔矣。散碎文字，随写随扔；偶搜汇成集，如《老舍幽默诗文集》及《老牛破车》，亦不重视之。

载一九三八年二月《宇宙风》第六十期

快活得要飞了

从二十八岁起练习写作，至今已有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里，有三次真的快活——快活得连话也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在眼圈中。第一次是看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印了出来。几个月的心血，满稿纸的钩抹点画，忽然变成一本很齐整的小书！每个铅字都静静的，黑黑的，在那儿排立着，一定与我无关，而又颇面善！生命的一部分变成了一本书！我与它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决不会排字与钉书，或象产生小孩似的从身体里降落下八开本或十二开本。可是，我又与它极有关系，象我的耳目口鼻那样绝属于我自己，丑俊大小都没法再改，而自己的鼻子虽歪，也要对镜找出它的美点来呀！

第二次是当我的小女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我离家两三天；回来，我刚一进门，她便晃晃悠悠的走来了，抱住我的腿不放。她没说什么——事实上她还没学会多少话；我也无言——我的话太多了，所以反倒不知说什么好。默默的，我与她都表现了父与女所能有的亲热与快乐。

第三次是在汉口，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筹备会的那一天。未到汉口之前，我一向不大出门，所以见到文艺界朋友的机会就很少。这次，一会到便是几十位！他们的笔名，我知道；他们的作品，我读过。今天，我看了他们的脸，握了他们的手。笔名，著作，写家，一齐联系起来，我仿佛是看着许多的星，哪一颗都在样子上差不多，可是都自成一个世界。这些小世界里的人物的创造者，和咱们这世界里的读众的崇拜者，就是坐在我面前的这些人！

可是，这还不足使我狂喜。几十个人都说了话，每个人的话都是那么坦白诚恳，啊，这才到了我喜得落泪的时候。这些人，每个人有他特别的脾气，独具的见解，个人的爱恶，特有的作风。因此，在平日他们就很难免除自是与自傲。自己的努力使每个人孤高自赏，自己的成就产生了自信；文人相轻，与其说是一点毛病，还不如说是因努力而自信的必然结果。可是，这一天，得见大家的脸，听到大家的话。在他们的脸上，我找到了为国家为民族的悲愤；在他们的话中，我听出团结与互助的消息。在国旗前，他低首降心，自认藐小；把平日个人的自是改为团结的信赖，把平日个人的好尚改作共同的爱恶——全民族的爱恶。在这种情感中，大家亲爱的握手，不客气地说出彼此的短长，真诚演为谅解。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度呢！

在全部的中国史里，要找到与这类似的事实，恐怕很不容易吧？因为在没有认清文艺是民族的呼声以前，文人只能为自己道出苦情，或进一步而嗟悼——是嗟悼！——国破家亡；把自己放在团体里充一名战士，去复兴民族，维护正义，是万难作到的。今天，我们都作到了这个，因为新文艺是国民革命中产生出的，文艺者根本是革命的号兵与旗手。他们今日的集合，排成队伍，绝不是偶然的。这不是乌合之众，而是战士归营，各具杀敌的决心，以待一齐杀出。这么着，也只有这么着，我们才足以自证是时代的儿女，把民族复兴作为共同的意志与信仰，把个人的一切放在团体里去，在全民族抗敌的肉长城前有我们的一座笔阵。这还不该欣喜么？

我等着，等到开大会的那一天，我想我是会乐疯了的！

载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汉口《大公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特刊》

入会誓词

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在动摇的时代，维持住文艺的生命，到十几年，是不大容易的。思想是多么容易落伍，情感是多么容易拒新恋旧；眼角的皱纹日多，脊背的弯度日深；身老，心老，一个四十岁的人很容易老气横秋，翻回头来呆看昔日的光景，而把明日付与微叹了。我没有特殊的才力，没有高超的思想，我所以能还在文艺界之营里吃粮持戈者，端赖勤苦。我几乎永远不发表对文艺的意见，因为发号施令不是我的事，我是小卒。可是别人的意见，我向来不轻轻放过；必定要看一看，想一想。我虽不言，可是知道别人说了什么。对于自己的批评，我永远谦诚的读念；对也好，不对也好，别人所见到的总足以使自己警戒；一名小卒也不能浑吃闷睡，而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我的制服也许太破旧了，我的言谈也许是近于唠里唠叨，可是我有一颗愿到最新式的机械化部队里去作个兄弟的心哪。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打碎些个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

假若小卒入伍也要誓词，这就算是一篇吧，谁管誓词应当是什么样儿呢。

载一九三八年四月《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九期

致台儿庄战士的慰劳书

诸位同志！

台儿庄的胜利，使全世界的人都换了一对眼睛来看我们中国人。在前几个月，世界上爱护和平的人都同情我们，而厌恶日本，可是在同情之中有点不放心：中国弱而日本强啊！台儿庄的大，胜利，把这种不放心削除了！全世界的人开始认识我们的伟大钦佩我们的民族复兴的决心与勇气，就是那与日本有些交情的人们，也没法不承认我们有根，而日本的侵略是自掘坟墓了。这样，台儿庄的胜利加强了全世界和平主义者的信心，削减了侵略主义者的威风。由这一战，我们已确定了转败为有名的地方，更将在历史上永远成为大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纪念碑。

日本的重炮与战车在这里失去了效用，我们的血肉牺牲却因维护正义与保卫江山得到空前的胜利，与无上的价值。战士们，你们的每一滴血，每一滴汗，都是神圣的；在血染过的战场上会生出民族复兴的新芽来。诸同志的精诚英勇改变了历史！中国从此必能抬起头来，成为自由的国家，与有骨气的民族；也只有这么着，世界才会见到真正的和平。

你们的壮烈，你们的牺牲，你们的辛苦，使全国同胞都感激敬爱。我们——全国文艺界的同人——是更兴奋感动。我们要呕尽心血道出诸同志的伟大精神，歌颂这历史的功绩。我们必须把后方对诸同志的希冀与帮助，传达到前线；必须把诸同志艰苦卓绝的真情，带回到后方。枪杆与笔杆必须配备在一起，前方与后方定要一心一德；全国军民都骨肉相联的共赴国难，我们才能有更大的胜利，最后的胜利。因此，我们推举了代表，今日到前方与诸同志相见：一来向诸同志致敬慰问，二来是观察战场上的情形，而后报告给后方。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没有好久，诸事还没能就绪，所以这次来慰问诸同志的代表人数不多，而给诸同志带来的礼物也不过只是一面得胜纪念旗。

可是，我们还要再来。诸同志的卫国抗战的精神与功劳是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的，我们必须要常来常往，与诸同志会面。我们正计划着，在最近的将来，我们自己特为诸同志写些小书，送到前方去，使诸同志或能得到些精神的安慰，我们也可以略表敬爱之忱。谨祝继续胜利！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启

一封信

亢德兄：

由家出来已四个月了。我怎样不放心家小，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你现在也把眷属放在了孤岛上，而独自出来挣扎。我的唯一武器是我这枝笔，我不肯教它休息。你的心血是全费在你的刊物上，你当然不肯教它停顿。为了这笔与刊物，我们出来；能作出多少成绩？谁知道呢！也许各尽其力的往前干就好吧？

这四个月来，最难过的时候是每晚十时左右。你知道，我素日生活最有规律，夜间十点前后，必须去睡。在流亡中，我还不肯放弃了这个好习惯。可是，一见表针指到该就寝的时刻，我不由的便难过起来。不错，我差不多是连星期日也不肯停笔，零七八碎的真赶出不少的东西来；但是，这到底有多大用处呢？笔在手里的时节，偶尔得到一两句满意的文章，我的确感到快乐，并且渺茫的想到这一两句也许能在我的读众心中发生一些好的作用；及至一放下笔，再看纸上那些字，这点自慰与自傲便立时变为失望与惭愧。眼看着院内的黑影或月光，我仿佛听见了前线的炮声，仿佛看见了火影与血光。多少健儿，今晚丧掉了生命！此刻有多少家庭都拆散，多少城市被轰平！这一夜有多少妇孺变成了寡妇孤儿！全民族都在血腥里，炮火下，到处有最辛酸的患难，与最悲壮的牺牲。我，我只能写一些字！即使我的文字能有一点点用处，可是又到了该睡的时候了；一天的工作——且承认它有些用——不过是那么一点点呀！我不能安心去睡，又不能不去睡，在去铺放被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无知的小动物，又须到窝穴里藏起头来，白白的费去七八小时了！这种难过，是我以前所未曾有过的。我简直怕见天黑了，黄昏的暮色晚烟，使我心中凝成一个黑团！我不知怎样才好，而日月轮还，黑夜又绝对不能变成白天！不管就是怎样的想努力，我到底不能不放下笔去睡，把心神交与若续若断的恶梦！

身体太坏。有心无力，勇气是支持不住肉体的疲惫的。作到了一日间所能作的那一些，就象皮球已圆到了容纳空气的限度，再多打一点气就会爆裂。这是毕生的恨事，在这大家都当拚命卖力气，共赴国难的期间，便越发使人苦恼。由这点自恨力短，便不由的想到了一般文人的瘦弱单薄。文人们，因生活的窘迫，因工作的勤苦，不易得到健壮的身体；咬牙努力，适足以呕血丧命。可是他们又是多么不服软，爱要强的人呢。他们越穷越弱，他们越不肯屈服，连自己体质的薄弱也象自欺似的加以否认或忽略。衰病或夭折是常有的当然结果，文学史上有多少“不幸短命死矣”的嗟悼呢！他们这样的不幸，自有客观的，无可避免的条件，并非他们自甘丧弃了生命。不过，在这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我不愿细细的述说这些客观的条件与因由，而替文人们呼冤。反之，我却愿他们以极度的热心，把不平之鸣改作自励自策，希望他们也都顾及身体的保养与锻炼。文人们，你们必须有铁一般的身儿，才能使你们的笔象枪炮一样的有力呀！注意你们的身体，你们才能尽所能的发挥才力，成为百战不挠的勇士。于此，我特别要诚恳的对年轻的文艺界朋友们说——或者不惜用“警告”这个字：要成个以笔为武器的战士，可先别忽略了战士应有的铜筋铁臂啊。“白面”书生是含有些轻视的形容。深夜里狂吸着纸烟，或由激愤而过着浪漫的生活，以致减低了写作的能力，这岂但有欠严肃，而且近乎自杀呀！日本军人每日在各处整批的屠杀我们，我们还要自杀么？我们应当反抗！战士，我们既是战士，便应当敏捷矫健，生龙活虎的冲锋陷阵。我们强壮的身体支持着我们坚定的意志。笔粗拳头大，气足心才热烈。我们都该自爱自惜。成为铁血文人，在这到处是血腥与炮火的时候，我们才能发出怒吼。惭愧，我到时候非去休息不可，因为身体弱；我是怎样的期待着那大时代锻炼出来的文艺生力军，以严肃的生活，雄美的体格，把“白面”与“文弱”等等可耻的形容词从此扫刷了去，而以粗莽英武的姿态为新中国高唱前进的战歌呢！浪漫，为什么不可以呢？！然而我们的浪漫必是上马杀敌，下马为文的那种磊落豪放的气概与心胸，必是坚苦卓绝，以牺牲为荣，为正义而战的那种伟大的英雄主义。以玫瑰色的背心，或披及肩项的卷发，为浪漫的象征，是死与无心肝的象征啊。

自恨使我睡不熟，不由的便想起了妻儿。当学校初一停课，学生来告别的时候，我的泪几乎终日在眼圈里转。“先生！我们去流亡！”出自那些年轻的朋友之口，多么痛心呢！有家，归去不得。学校，难以存身。家在北，而身向南，前途茫茫，确切可靠的事只有沿途都有敌人的轰炸与扫射！啊，不久便轮到了我，我也必得走出来呀！妻小没法出来，我得向她们告别！我是家长，现在得把她们交给命运。我自己呢，谁知道能走到哪里去呢！我只是一个影子，对家属全没了作用，而自己也不知自己的明日如何。小儿女们还帮着我收拾东西呢！

我没法不狠心。我不能把自己关在亡城里。妻明白这个，她也明白，跟我出来，即使可能，也是我的累赘。我照应她们，便不能尽量作我所能与所要作的事。她也狠了心。只有狠心才能互相割舍，只有狠心才见出互相谅解。她不是非与丈夫揽臂而行不可的那种妇女，她平日就不以领着我去看电影为荣，所以今天可以放了我，使我在这四个月间还能勤苦的动我的笔。

假若——呕，我真不敢这样想！——她是那从电影中学得一套虚伪娇贵的妇女，必定要同我出来，在逃难的时候，还穿着高跟鞋，我将怎办呢？我亲眼看见，在汉口最阔绰的饭店与咖啡馆中，摆着一些向她们的丈夫演着影戏的妇女。她们据说是很喜爱文艺呀。她们的丈夫们是否文艺家，我不晓得；我只不放心，假若她们的丈夫确是作者，他们能否在伺候太太而外，还有工夫去写文章呢？假若在半夜由咖啡馆回到家中，他还须去写作，她能忍受在天明的时节，看到他的苦相——与男明星绝对相反的气度与姿态吗？

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她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之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拚命的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由悬念而自励，一个有欠摩登的妇人，是怎样的能帮助象我这样的人哪！严肃的生活，来自男女彼此间的彻底谅解，互助互成。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香艳温柔的生活只足以对得起好莱坞的苦心，只足以使汉口香港畸形的繁荣；而真正的汉奸所期望的也并不与这个相差甚远吧？

现在，又十点钟了！空袭警报刚解除不久。在探射灯的交插处，我看见八架，六架，银色的铁鹰；远处起了火！我必须去睡。谁知道明日见得着太阳与否呢？但是今天我必作完今天的事，明天再作明天的事。生与死都不算什么，只求生便生在，死便死在，各尽其力，民族必能于复兴的信念中。去睡呀，明日好早起。今天或者不再难以入梦了，我的忧思与感触已写在了这里一些；对老友谈心，或者能有定心静气的功效的。假若你以为这封信被别人看到，也能有些好处，那就不妨把它发表，代替你要我写的短文吧。

《大风》已收到，谢谢！希望它更硬一些。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拟在本月下旬开成立大会，希望简公们都入会。你若能来赴会，更好！祝安！

老舍武昌，二十七，三，十五夜。

载一九三八五月《宇宙风》第六十七期

记“文协”成立大会

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开成立大会。

我是筹备委员之一，本当在二十六晚过江（我住在武昌）预备次日的事情。天雨路脏，且必须赶出一篇小文，就偷懒没去；自然已知事情是都筹备得差不离了。

武汉的天气是阴晴无定，冷暖诡变的。今日的风雨定难据以测想明日的阴，还是晴。二十七日早五点我就睡不安了。“坏天气是好天气”，已是从空袭的恐怖中造成的俗语；我深盼天气坏——也就是好。假如晴天大日头，而敌机结队早来，赴会者全无法前去，岂不很糟？至于会已开了，再有警报，倒还好办；前方后方，既已无从分别，谁还怕死么？

六点，我再也躺不住。起看，红日一轮正在武汉大学的白石建筑上。洗洗脸，便往外走。心想，即便有空袭，能到了江那边便有办法，就怕截在江这边，干着急而上不去轮渡。急走，至江岸，雾甚重，水声帆影，龟山隐隐，甚是好看，亦渐放心。到汉口，雾稍敛，才八点钟。

先到三户印刷所找老向与何容二位。他们已都起来，大概都因开大会兴奋，睡不着也，何容兄平日最善晚起。坐了一会儿，大家的眼都目留着由窗子射进来的阳光，感到不安。“这天儿可不保险”，到底被说出来；紧跟着：“咱们走吧！”

总商会大门前扎着彩牌，一条白布横过宽大的马路，写着雄大的黑字。楼适夷先生已在门内立着，手里拿着各色的缎条，预备分给到会者佩戴；据说，他是在七点钟就来了。礼堂里还没有多少人，白布标语与台上的鲜花就特别显着鲜明清楚。那条写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白布条，因为字写得挺秀，就更明爽醒眼。除了这三四条白布，没有别的标语，倒颇严肃大方。

最先见到的是王平陵与华林两先生，他们为布置会场都受了很大的累；平陵先生笑着说：“我六点钟就来了！”

人越来越多了，签到处挤成一团；签完字便都高兴的带起缎条和白布条——缎条上印着成立大会字样，布条上写着人名，以便彼此一握手时便知道谁是谁了。入了会场，大家三五成组，有的立，有的坐，都谈得怪快活。又进来人了，识与不识，拦路握手，谁也不感到生疏或拘束。慢慢的，坐着的那些小组联成大一点的组，或竟联成一整排；立着的仿佛是表示服从多数，也都坐下去。摄影者来了不少，看还没有开会，便各自分别约请作家，到屋外拍照。这时候，会员中作刊物编辑的先生们，都抱着自己的刊物，分发给大家。印好的大会宣言，告世界作家书，会章草案，告日本文艺作家书，本已在每个人的手中，现在又添上几种刊物，手里差不多已拿不了，只好放在怀中，立起或坐下都感到点不甚方便的喜悦。

啊，我看见了丰子恺先生！久想见见他而没有机会，又绝没想到他会来到汉口，今天居然在这里遇到，真是惊喜若狂了。他的胡子，我认得，见过他的像片。他的脸色（在像片上是看不出来的）原来是暗中有光，不象我理想的那么白皙。他的眼，正好配他的脸，一团正气，光而不浮，秀而诚朴。他的话，他的举动，也都这样可喜而可畏。他显出不知如何是好的亲热，而并不慌急。他的官话似乎不甚流利，可是他的眼流露出沉着诚恳的感情。

在他旁边坐着的是宋云彬先生，也是初次会面。说了几句话，他便教我写点稿子，预备为儿童节出特刊用的。我赶紧答应下来。在武汉，谁来约稿都得答应；编辑者当面索要，少一迟疑，必会被他拉去吃饭；吃完朋友的饭，而稿子却写得欠佳，岂不多一层惭愧么？

跟他们二位刚谈了几句，钟天心先生就过来了。刚才已遇到他，八年未见，话当然是多的；好吧，我只好舍了丰宋二位而又找了天心兄去；况且，他还等着我给他介绍朋友啊。他这次是由广州赶来的。胖了许多，态度还是那么稳而不滞。我俩又谈了会儿；提起许多老朋友，都已难得相见；可是目前有这么多文艺界朋友，聚在一堂，多么不容易呢！

人更多了。女宾开始求大家签字。我很羡慕她们，能得到这样的好机会；同时，又很惭愧，自己的字写得是那么坏，一页一页的专给人家糟蹋纸——而且是那么讲究的纸！

快开会，一眼看见了郁达夫先生。久就听说，他为人最磊落光明，可惜没机会见他一面。赶上去和他握手，果然他是个豪爽的汉子。他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大方，不故意的亲热，而确是亲热。正跟他谈话，郭沫若先生来到，也是初次见面。只和郭先生说了一句话，大会秘书处的朋友便催大家就位，以备振铃开会。党政机关的官长，名誉主席团，和主席团，都坐在台上。名誉主席团中最惹人注意的，是日本名写家鹿地亘先生，身量不算太矮，细瘦；苍白的脸，厚厚的头发，他不很象个日本人。胡风先生陪着他，给他向大家介绍。他的背挺着，而腰与手都预备好向人鞠躬握手，态度在稍微拘谨之中露出恳挚，谦虚之中显出沉毅。他的小小的身体，好象负着大于他几千几万倍的重担。他的脸上显着忧郁，可是很勇敢，挺着身子，来向真正爱和平的朋友们握手，齐往艰苦而可以达到正义的路上走。他的妻坐在台下，样子颇象个广东女人。

振铃了，全体肃立。全堂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

邵力子先生宣告开会，王平陵先生报告筹备经过，并读各处的贺电。两位先生一共用了十分钟的工夫，这给予训话和演讲的人一个很好的暗示——要短而精。方治先生和陈部长的代表训话，果然都很简短而精到。鹿地亘先生讲演！全场的空气紧张到极度，由台上往下看，几乎每个人的头都向前伸着。胡风先生作了简单的介绍，而后鹿地亘先生的柔韧有劲的话，象用小石投水似的，达到每个人的心里去。几乎是每说完一段，掌声就雷动；跟着就又是静寂。这一动一静之际，使人感到正义与和平尚在人间，不过只有心雄识远的人才能见到，才肯不顾世俗而向卑污黑暗进攻，给人类以光明。文艺家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呀！

周恩来先生与郭沫若先生相继演说，都简劲有力。末了，上来两位大将，冯玉祥先生与陈铭枢先生。这两位都是会员，他们不仅爱好文艺，而且对文艺运动与文化事业都非常的关心与爱护。历史上——正象周恩来先生所说的——很难找到这样的大团结，因为文人相轻啊。可是，今天不但文人们和和气气的坐在一堂，连抗日的大将也是我们的会员呀。

已到晌午，没法再多请人演讲；其实该请的人还很多呢。邵力子先生（主席）便求老向先生向大家报告：（一）请到门外去照像。（二）照完像，到普海春吃饭，来宾和会员都务请过去。（三）午餐后，会员就在普海春继续开会，省得再往回跑。

照像真热闹，拿着像匣的你挡着我，我挡着你，后面的干着急，前面的连连的照。照了好大半天，才大家有份的都“满载而归”。

晴暖的春光，射在大家的笑脸上，大家携手向饭馆进行。老的小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高的矮的，文的武的，洋装的华服的，都说着笑着，走了一街。街上的人围拢过来，大概觉得很奇怪——哪里来的这么多酸溜溜的人呢？

普海春楼上已摆好十几席。大家顾不得入席，有的去找久想晤谈的友人谈话，有的忙着给小姐们签字——冯玉祥先生已被包围得风雨不透。这时候，我看见了卢冀野先生。他更胖了，诗也作得更好——他已即席吟成七律一首；还说要和我的那首文协成立会的贺诗呢。我俩正交换住址，前面喊起入席呀，入席呀！

我赶到前面，找着个空位就坐下了。多么巧，这一桌都是诗人！左旁是穆木天先生，右旁是锡金先生，再过去是宋元女士彭玲女士和蒋山青先生……。一盘橘子已被抢完，我只好把酒壶夺过来。刚吃了两个菜，主席宣告，由我朗读大会宣言。王平陵先生不知上哪里去了，我就登了他的椅子，朗诵起来。没想到这么累得慌，读到一半，我已出了汗。幸而喝过两杯酒，还没落个后力不佳。读完归座，菜已吃空，未免伤心。

盛成先生朗读致全世界作家书的法文译文，读得真有工夫，博得几次的满堂彩。

一位难民不知怎的也坐在那里，他立起来自动的唱了个流亡曲，大家也报以掌声。他唱完，冯玉祥先生唱了个吃饭歌，词句好，声音大，大家更是高兴。老将军唱完，还敬大家一杯酒，他自己却不喝；烟酒是与他无缘的。紧跟着，我又去宣读告全世界作家书的原稿，孙师毅先生朗读胡风先生起草的告日本文艺作家书，老向先生宣读慰劳最高领袖暨前线将士的电文。饭已吃完。

空袭警报！

早晨到会来时的那点不安，已因会场上与餐厅间的欢悦而忘掉。可是，到底未出所料，敌机果然来了。好象是暴敌必要在这群以笔为武器的战士们团集的时候，给予威吓，好使他们更坚决的抗日。日本军阀是那么愚蠢的东西呢！炮火屠杀只足以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与齐心呀！他们多放一个炸弹，我们便加强一分抗战的决心。感谢小鬼们！

紧急警报！

桌上的杯盘撤下去，大家又按原位坐好。主席上了椅子，讨论会章。正在讨论中，敌机到了上空，高射炮响成一片，震得窗子哗啦哗啦的响。还是讨论会章！

会章通过，适夷先生宣读提议案，一一通过，警报还未解除。进行选举。选举票收齐，主席宣布委托筹备委员检票，选举结果在次日报纸上披露。

警报解除，散会。

晚报上登出大会的盛况，也载着敌机轰炸徐家棚，死伤平民二百多！报仇吧！文艺界同人们怒吼吧！中华民族不得到解放，世界上便没有和平；成立大会是极圆满的开完了，努力进行该作的事吧！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宇宙风》第六十八期

会务报告

这次的会务报告或者要象一篇特写了。假若文协的会刊上不妨处处出些文艺气味，那么也就无须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吧。

值得我们自傲的一件事，就是本会自筹备到如今，一共开了许多次会，还没有流会过一回。这一方面是大家对会务热心，一方面也是我们始终留着心不给“流会病”以滋长的机会——流会的确是种有传染性的病，一次流会，就难保不来个第二回。我们防止流会的办法，就是多干活，少开会。各部该办什么就办什么，总比今天一会，明天一会，议而不行强的多。议而不行，不如不议，久而久之，大家便不来开会，而流会病成矣。再说我们的大政方针之一，便是会中经费不能浪费一文。开会的时候，连香烟都须自备。前来开会，花了时间，赔上车钱，而且连香烟也须自携，无论如何，也有点冤枉。为矫正这个“苦修”，我们想出个办法来：若是偶而有人请大家吃顿饭，且吃且议，腹饱而计多，则面面俱到，绝不至于流会。这个方法特别须应用到理事会，因为理事会人多，且多数有专职，很难到齐。若是边吃边议，反正到吃饭的时候必须吃饭，那就不好意思请假了。第一次理事会是由冯焕章先生请吃饭，中菜西吃，一色的蓝花粗瓷器，饭菜与家伙一概朴而美，大家非常的快活。现在到了开第二次理事会的时候了，邵力子先生自动的作主人。这次被请的不但是理事，连名誉理事也在其中，于右任院长、周佛海部长（早退）、周恩来副部长、刘百闵处长都来参加。

吃过两个菜，邵先生请老舍先生报告会务。老舍掏出张毛边纸来，上边写着不少的字。其实呢，他并不想没结没完的报告，那张大纸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他首先谢谢邵先生而后对大家说，会中办事原则有三：一、不许有大会成立即完事大吉的心理，必须多办事。二、积极的推动各地方文协分会的成立。

三、账目力求清楚，花钱力求节省得当。

依着这三原则——他继续着说——过去两月间，外界托我们作的事，我们都作了，约请我们参加的集会，我们都该出钱便出了钱，该出力便出了力。对自家的会务，各部都没有闲着。组织部审查会员资格，函请各地文艺界同人成立分会。研究部召集座谈会，并讨论文艺的各种问题。出版部刊行会报，并编印大会成立纪念册。总务部是总打杂，上自从请补助费，下至买纸笔，天天有事，劳而无功。（大家笑，他自己没笑。）

事情的确办了不少，困难可也够瞧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钱。没有钱，所以会中只有一位职员，什么事都须他动手，什么事也就作不快。各部干事当然也动手作活了，可是会中无钱，不能把他们全请到会中来住——先不要说全都来住吧，就是每部有一两位干事住在会里，随时可以商议一切，岂不比你找我，我找你，为一件事须跑几里路强么？可是我们没有钱给他们予备会中该供给他们的东西。更使我们难堪的，是有几位自前线归来，或自战区逃出的会员们，生活非常窘迫，本当请到会里来，至少给他们予备住处与饭食，可是爱莫能助，我们没钱！

经费的出入，有清账可查：各部工作，有工作日记，一目了然，无须细细的报告，我们现在的努力，可以证明是抱着多一分钱，便多办一分事的热诚。可是我们太穷了，这就须请理事和名誉理事诸先生给我们多想想主意，多筹点钱来。

老舍的报告完结，盛成先生立起来报告他到徐州慰劳的所见所闻。他已写成厚厚的一本报告书，可是他愿口头上作一次简单的陈述。他说了几项前方军民抗战可歌可泣的事迹，为是证明中国抗战的前途是绝对乐观，然后，他说到前方太缺乏精神食粮，后方的刊物图书简直的不往前方去，应当马上设法调剂一下，使前方后方平衡。不过，后方的刊物，往往千篇一律，好谈军事。幸而言中，则有泄露军机之嫌；说的不对，便又近乎造谣生事。这种文学，不会受前方将士的欢迎。他们所要的是文艺和通俗文艺作品。最后，他说在慰劳归来时，听到朋友说，盛夫人因留困在战区，急愤成疾，已然去世了！大家正予备给他鼓掌，一听到这几句，全都垂头无语了，盛先生的泪已落下来。

老舍代表全会哀悼盛夫人，并向盛先生作最同情的安慰，且谓盛先生在这样的不幸中，还能写出那么厚的一本报告书，真是值得钦佩。

田汉先生立了起来，因安慰盛成先生，他想到文艺界同人在这次抗战中直接的间接的都受了损失。我们便须把这义愤与斗争表现在作品中，去说明这时代。我们是受了摧残与损害，所以才发为维护正义的呼声，与铲除残暴的怒吼。敌人的宣传，总说我们文艺者是受了卢布与谁的津贴，才来抗日。其实我们是因暴敌的压迫，才产出血泪的文章。我们应当继续努力，以自己的经验与苦痛，作成这时代自己的文艺，不去摹仿别人，更不是受任何人的鼓动，我们自有我们的伟大的力量与贡献。其次，说到前方，不要说没有刊物，连报纸也没得看。偶尔得到一张，就是高级军官也会把报纸上的广告通体念一遍！没有文字，更没有美术，一张彩画的月份牌，一张三十年前的“美人”便是将士们朝夕相对的“艺术品”！艺术家应当总动员，画的画，写的写，送到前方去！

田先生坐下，大家请于院长训话。他谦让了半天，而后在热烈的掌声中，诚恳的发言：常言道：文穷而后工，或乱而后工；这都不对。老实的讲，是实而后工，真而后工。唯真与实，乃能生动深刻，是活文学，不是死八股。诸位在这大时代，能把握现实，能深入民间，则抓到真，抓到实，定能产生伟大文艺，愿诸位努力前进！

在座的有好几位是这老人的学生，今天又听到老师的训话，当然格外觉得亲切。就是别人，也无不深深的受了感动。老先生坐下半天，掌声还没有断。

论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的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了楼。）

沫若先生！沫若先生！郭先生被敦促得没了法子，笑着立起来。他只报告一件事：政治部与其他机关要办一个战时文化服务团：征集图书及创撰，分送到前方。关于这两项，都希望文协帮忙，多给捐书，多给写书。

刘百闵处长慢慢的立起来，他的话和他的态度一样，稳重诚恳。第一他声明对会中经费当尽力帮忙。第二，文协所予备的通俗读物，他愿由中宣部去印行，每月最好能供给五本。第三，他指出以前的宣传大半有名无实，未能深入民间。宣传的工具只靠标语文字，未能作到口头的；现在已注意到口头的，而动员太少了，尚嫌力量微弱。

该主人说话了。邵先生先说预备的菜太简单了，可是希望别人以后请客时，也照样的简单。对于会务，他愿尽所能的帮忙。

这时候，华林先生把会费收据册拿了出来，没交会费的都起了恐慌，可是没法不交钱。沙雁先生把第五期的会刊分给了大家。已九点半了，大家谢了主人，笑着下了楼。

第二次理事会就这么开完。钱，已有人答应帮忙。事，也有了个大概，——该开常务理事会，先决定怎样供给政治部与中宣部通俗读物的办法。钱来到了呢，当然事情就更多了。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抗战文艺》第六期741老舍文集第十四卷

这一年的笔

去年七七，我还在青岛，正赶写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东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载出，作为“长篇连载”，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两篇共得十万字，一篇三万，一篇七万。再有十几万字，两篇就都完成了，我停了笔。一个刊物，随平津失陷而停刊，自然用不着供给稿子；另一个却还在上海继续刊行，而且还直催预定货件。可是，我不愿写下去。初一下笔的时候，还没有战争的影子，作品内容也就没往这方面想。及至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青岛的民气不算坏，四乡壮丁早有训练，码头工人绝对可靠，不会被浪人利用，而且据说已有不少正规军队开到。公务人员送走妇孺，是遵奉命令；男人们照常作事，并不很慌。市民去几里外去找“号外”，等至半夜去听广播的，并不止我一个人。虽然谁也看出，胶济路一毁，敌人海军封锁海口，则青岛成为罐子，可是大家真愿意“打日本鬼子”！抗战的情绪平定了身家危险的惊惧，大家不走。在这种空气中，我开始给本地报纸写抗战短文。信用——未能交出预约的稿子——报酬，艺术，都不算一回事了；抗战第一。一个医生因报酬薄而拒绝去医治伤兵，设若被视为可耻，我想我该放下长篇，而写些有关抗战的短文。

八月中旬因应齐大之约，搬往济南。济南还不如青岛。民气沉寂，而敌军已陷沧州。我不悲观，也不乐观，我写我的，还是供给各报纸。

直到十一月中旬，黄河铁桥炸毁，我始终活动着我的笔，不管有多大用处。铁桥炸毁，敌军眼看攻到，而当地长官还没有抗战的决心，我只好走出来。不能教我与我的笔一齐锈在家中。

到汉口，我的笔更忙起来。人家要什么，我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当写什么，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枝笔上，这枝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有一天，见到一位伤兵，他念过我的鼓词。他已割下一条腿。他是谁？没人知道。他死，入无名英雄墓。他活，一个无名的跛子。他读过我的书词，而且还读给别的兄弟们听，这就够了。只求多有些无名英雄们能读到我的作品，能给他们一些安慰，好；一些激动，也好。我设若因此而被关在艺术之神的寺外，而老去伺候无名英雄们，我必满意，因为我的笔并未落空。

这一年来的流亡，别离，苦痛，都可以忍受，因为笔还在我手中。想想看，那该是怎样惨酷的事呢，设若我的手终日闲着，笔尖长了锈！再退一步讲，我依然继续写我的长篇小说，而没有一个无名英雄来取读，我与抗战恐怕就没有多大关系了吧？在今日，我以为一篇足以使文人淑女满意的巨制，还不及使一位伤兵能减少一些苦痛寂寞的小品；正如争得百米第一的奖牌，在今日，远不及一位士兵挂彩那么光荣。在这时代，才力的伟大与否，艺术的成就如何，倒似乎都在其次，最要紧的还是以个人的才力——不管多么小——而艺术——不管成就怎样——配合着抗战的一切，作成今天管今天的，敌人来到便拿枪的事实。

我是在这里称赞自己么？一定不是！我是来说这一年我的笔没有闲着，和为什么事没有闲着。我尽了我的力，该当的；只觉得不够，羞愧；还敢自谀？因为我自己如是，我便可以切实的说明，文艺界的朋友们多数的是加紧工作，不肯闲起笔来。大家所写的不同，可是文艺始终未曾被敌人的炮火吓得闭口无言。自然，因印刷的，交通的，分配的，种种不便与疏忽，文艺还未曾深入民间与军队中。可是，这不足证明文艺者的懒怠，而是许多许多实际的困难未能克服，不能归咎于作家。第三期抗战已到，精神食粮必须与武器兵力一齐马上充实起来，不可稍缓。文艺者，我相信，是愿意把笔作为枪的。那么，政府社会在实际上能予以便利及与帮助，实在是必要的。文艺者只有笔，他并没“一应俱全”的带着印刷与交通工具。等到文艺者的笔因客观的条件而不得不锈起来，那个损失将非仅后悔所能弥补的。

这一年的笔是沾着这一年民族的血来写画的，希望她能尽情的挥动，写出最后胜利的欢呼与狂舞。有笔的人都是有这个信仰。希望政府与社会帮助。横扫倭寇，还我山河！

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汉口《大公报》

轰炸

不打退日本暴寇，我们的头上便老顶着炸弹。这是大中华空前的劫难，连天空也被敌人污辱了。我们相信的公道的青天只静静的不语，我们怎样呢？空前的劫难，空前的奋斗，这二者针锋相对；打吧，有什么别的可说呢？！只有我们的拳头会替我们说话，青天是不管事的哑巴。

去年在青岛，我就看见了敌机，那时还并未开仗。我们抗议，敌人不理。揍他，对疯狗据理抗议不是白费话么？

到济南，不但看见了敌机，而且看见它们投弹，看见我们受伤的人。到我快离开济南的那天，自早七时至下午四点，完全在警报中。三架来了，投弹，飞去；另三架又来了……如是往还，安然自在，飞得低，投弹时更须下降，如蜻蜓点水；一低一斜地，就震颤了。它们来，它们轰炸，它们走，大家听着，看着、闭口无言。及至要说话了，总会听到：“有主席在这儿，城里总不至于……”对，炸的是黄河的各渡口呀。渡口是在城外。更可怕的是这样的话，要是和轰炸比起来。轰炸是敌人的狂暴，这种话是我们表示不会愤怒。是的，我们不会愤怒，济南的陷落是命定的了，看着几里外的敌机施威，而爬在地上为城里祷告，济南就在祷告中换了国旗。

离开济南，准知道是顶着炸弹走；自济南到徐州沿途轰炸，已有一两月的惨史了。我走的那天，半夜里阴起天来。次晨开始落雨。幸而落了雨，假若天气晴好，敌机来轰炸，我真不晓得车上的人怎能跑下去。门、窗已完全被器物堵住，绝对没有留一个缝子，谁的东西呢？什么东西呢？军人的东西；用不着说，当然是枪与其他的军用品了。这就很奇怪，难道军人就没有一些常识？没想到过轰炸这件事么？我不明白。也许他们是看好了天文，准知落雨。也许是更明白地理，急欲退到大炮所不及的地方，中途冒点险也就无所不可。他们的领袖是干青天啊！

到武昌，在去年岁暮，只看见了人多，街上乱，又象太平，又象大患来临。首都失陷前后，武汉是无疑的杂乱无章，谁也不知怎样才好。那时候，我几乎以为武汉也要变成济南，也要在惊疑祈祷中失去一切。不过，我可看见了处处掘建防空壕，这一点使我的心平静了些，因为武汉的防空壕是分建在各处，而济南的却只在官所里，武汉保民，济南保官，而官员们到了时候是连防空壕也不信任的，他们更相信逃走。

可是武汉的防空壕并不十分坚固，也不够用的。这似乎又是吃了官办的亏，只求应有尽有，而不管实际上该怎样。假若官民合办，多征求一些意见，多算计一番居民的数目，或者可以减少些备而“无”用的毛病吧。

武汉三次空战大捷！我看见了敌机狼狈逃窜，看见了敌机被我围住动不了身，还看见了敌机拉着火尾急奔，而终于头朝下的翻落。那时节，谁顾得隐藏起来呢，全立在比较空旷的地方，看着那翅上的太阳失了光彩，落奔尘土去。只顾得鼓掌、欢呼、跳跃、谁还管命。我们的空军没有惜命的，自一开仗到如今，我们的空军是民族复兴的象征。看，结队上飞了，多么轻便、多么高、多么英勇。飞、飞、飞象燕子般，俯瞰着武汉三镇，看谁有胆子敢来！笨重的敌机到了，我们的空军自上而下，压下来，带着新中国的力量，打碎了暴敌的铁翼，坚定了全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念。翻上翻下，左旋右转，全城静寂，只听空中忽忽的响、噢噢的响、拍拍的响，响着响着，敌机发出临死的哀鸣，落下来了！我英勇的空军该是怎样的快活呢？地上的人全乐疯了！这时节谁还管防空壕的好歹呢，我们有长城建在头上啊！我们的青天上有铁壁啊！拳头的力量，在这时候，变为翅的力量，用翅翼扫清了民族的耻辱，用机关枪猎取侵略的怪鸟。

武汉的人有福了，有空军保卫他们，亲自看见敌机的毁灭。可是，在武汉的人都在抗战服务上尽了个人的力量没有，我不晓得。我可是看见了舞场、剧馆、茶楼、饭铺的热闹奢华，我看见了轮渡上街市中男女的漂亮衣装。是呀，一个人去吃大菜，去玩麻雀，也不见得就不准为伤兵难民捐钱。但是，一个人只拿出几个钱，便算尽了抗战的责任，便可以任情欢乐享受，似乎是缺乏着同情。况且，玩乐的金钱就不能再用在救亡的事业上，亦至显明！至于只愿享受完全忘记了国难，恐怕也不是没有的。在这一方面，实在使人难以相信“有钱的出钱”一语已有了相当的实效。在另一方面，开赴前方的将士，与负伤归来的好男儿，的确作到了“有力的出力”。抗战胜利，非钱与力相配合不能成功；伟大的空军已出了卫国卫民的最大的力量，可是有钱的人是否也有同样的伟大，献金购买飞机呢？很大的一个疑问。

武汉疏散。一面疏散，一面补充，难民源源而来；走一万，来一万多，武汉始终是拥挤不堪。那真正一去不复返的，来得快走得更快的，还是那批阔老。武汉稳定，他们说声：“汉口也还不坏！”表明出吃喝玩乐的在行，以“汉口还不错”减削了“到底还是上海高明”那点惋惜。及至武汉将要受到威胁，他们有能通神的金钱，自然会老早的凌空而去，飞到安全而“还不错”的地方去。这几天武汉的大轰炸，他们或者连听也没听到！看报纸是麻烦的事，狂炸武汉是意料中的事，有钱的人自有先见之明，更有先走的能力与决断，即使他们不嫌麻烦，在沙发上看看报纸，恐怕他们也只会为自己庆幸吧。他们不会愤怒，本来连炸弹声响都没听到一声，干么愤怒呢？

武汉的防空壕露出来的弱点，我知道一处埋葬了六十人，另一处闷死二十多；自然还有我不知道的地方。敌人的残暴，加上我们自己的疏忽，才铸成了大错。我们必须复仇，必须咬牙抵抗，但是我们也应更留神，更细心，更合作，不应当以我们的粗心大意，苟且敷衍，使杀人的恶魔有意外的收获。

七月十二日的狂炸，我是在一处防空洞里，先听见忽忽的响，渐变为嗡嗡的响，敌机已窜入武昌市空。高射炮响了，咚咚的响成一片。机声炮声加在一处，使人兴奋、使人胆寒、使人愤恨、使人渺茫，许多的情感集在一处，每一个感情都是那么不清楚，飘忽，仿佛最大的危险与最大的希望在相互争夺着这条生命，使人不能自主。这就是日本侵略者所给我们送来的消息：活着吧，你须不怕死；死去吧，你可是很想活。一会儿，防空壕的门动了，来了一阵风，紧跟着地里边响了，墙象要走。咚，咚，咚，象地里有什么巨兽在翻身，咚一声，颤几颤。天上响，地下响，一切都在震颤，你无处可逃，只能听着，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也忘了一切是在哪里。你只觉得灾患从上下左右袭来，自己不死，别人也会死的。你盼着那响声离你远一些，可是你准知道这是自私。在这地动墙摇的时候，你听不到被炸地方的塌倒声，呼号声，即使离你很近，因为一切声音都被机声、弹声、炮声所掩。你知道弹落必炸，必毁了房屋，伤了性命。心中一红一红的在想象中看到东一片血，西一片火光，你心中看见一座速成的地狱。当你稍能透过一口气来，你的脸立刻由白而红，你恨敌人，你小看自己，你为同胞们发怒。

机声远了，你极愿由洞里出来，而又懒得动。你知道什么在外面等着你呢：最晴明的天日，与最凄惨的景象，阳光射在尸与血上，晴着天的地狱。

在我所在的洞外，急速的成功了好几座地狱。民房、铺户、防空壕，都在那巨响中被魔手击碎。瓦飞了、砖碎了、器物成了烟尘；这还都不要紧，假若那瓦上、砖上、与器物的碎屑残片上没有粘着人的骨，洒着人的血。啊！电线折断，上面挂着条小孩的发辫，和所有的器物，都在那一堆里，什么都有，什么也没有。这是轰炸。这只教你有一口气便当恨日本，去打日本。民族间的仇恨，用刀与血结起，还当以刀与血解开。这教训打到你的心的最深处，你的眼前便是地狱。

为什么我们截不住敌机呢？那富人们听到了那些惨事而略微带着一点感情说。是呀，富人们，为什么呢？假若你的钱老在身边，我们的飞机是不会生下几架小机来的象胎生动物那样。明白吗？

七月十九这天来得更凶。十二号那天，两弹距我有四丈远。我在洞里，所以只觉震动；比我远两丈的大水缸却被一寸长的一块炸片打成了两半。十九日，我躲在院外，前有土坡，后有豆架，或者比在洞里更安全些。弹落之处，最近的也距我十丈。可是，落弹时那种吱忽吱忽的呼啸，是我生平所听见过的声音中最难听的。没有听见过鬼叫，这大概就很相似了，它不能不是鬼音，因为呼召着人魂，那天死伤过千！当这种呼啸在空中乱叫的时候，机声炮声都似乎失去了威风。整个的空中仿佛紧张愤怒到极度，而到底无法抵抗住那些黑棒子的下落。那些黑棒子象溅了水花的几吨红铁的精华，挟着魔鬼的毒咒，吱忽吱忽的狂叫、奔落、粉碎，达到破坏的使命。炸弹的爆烈，重炮的怒吼，都有它们的宏壮威严；而这吱忽吱忽的响声却是奸狡轻狂，是鬼的狂笑，自天空一直笑到地上，引起无限的哭声！

吱忽吱忽，咚咚咚天上叫完，地紧跟着就翻了。这一天，七月十九的响动，比哪一回都剧烈。我是在土坡旁的豆田上。一切都是静的，绿的豆叶、长的豆角、各色的豆花，小风吹来，绿叶的微动并无声音。可是它自己响起来，土自己震颤。不久，地镇定了，天上的敌机已走远，象中了咒诅似的那么急奔。两处起了火，一远一近。猛然的想起血肉横飞的光景，朋友们的安全，被难同胞的苦痛，眼前的土坡，身旁的豆田，还是那么静默安闲；离十丈远，可就有妇女在狂嚎；丈夫儿女已被那吱吱的鬼叫呼摄了去，有的连块骨也没剩。

什么能打鬼呢？几乎没有别的灵验法术，而只有加强我们空军这一条实际的办法。战争是最现实的，胆大并逃不出死伤，赤手不能拨开炸弹，哀悼伤亡的同胞并不能保险自己不死。出钱出力，把全民族的拳变为铁的，把我们的呼号变为飞机的与炸弹的响声，打退贼兵，追到三岛。这才是最有效的方法。这才是在牺牲中获得了最有益的教训。怕么？没一点用。不怕呢？一句空话。怕吧，不怕吧，你总得这么着：出钱或出力！除了这种实际的办法，你的情绪生活便只有恐惧，你的自私将毁灭了你自己与你的国。

轰炸完了，救护队队员的每一滴汗都是金子，他们的汗把袜子都湿透。同时，烫着飞机式——在空袭警报到租界细细烫成的——头发的女郎，与用绸手绢轻拭香汗的少年男子，又在娱乐场中以享受去救亡了。

载一九三八年八月《文艺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我为什么离开武汉

去年年底到了汉口。不想马上离开，也并不一定想住下。流亡者除了要跟着国旗走的决定而外，很难再有什么非这样或那样不可的主张。在汉口住了几日，长沙的友人便来信相约，可是在武昌华中大学的友人更是近水楼台，把我拉到他们的宿舍去。住了半个多月，冯焕章先生听到我已来到武昌，便派人来约，不但能给我一间屋子，而且愿供给我馒头与面条。这时候，华中已快放寒假，我的友人都预备回家，并且愿意带着我去。他们（都是江西人）要教我看看江西乡间的生活。我十分感激他们，可是愿留在武昌——卖稿子容易。与他们辞别，我便搬到冯先生那里去，流亡者有福了：华中大学是个美丽的地方，有树有花有草有鸟，还有大块的空地给我作运动场。友人们去上课，我便独在屋中写稿子，及至到了冯先生那里，照样的有树有花有草有鸟，并且院子很大，不但可以打拳踢腿，还可以跑百米而不用转弯。在华中有好友，这里的朋友更多。人多而不乱，我可以安心的读书写字。几个月中，能写出不少的文字来，实在因为得到了通空气的房屋，与清静的院宇，我感激友人们与冯先生！

武昌的春天是可怕的，风狂雨大，墙薄气冷，屋里屋外都是那么湿，那么冷，使我懒得出去，而坐在屋里也不舒服。可是，一件最可喜的事情使我心中热起来——文艺界的朋友越聚越多，而且有人来约发起文艺界抗敌协会了。冒着风雨，我们大家去筹备，一连开了许多次筹备会，大家都能按时到会，和和气气的商量。谁说文人相轻，谁说文人不能团结呢？！

在大时代中，专凭着看与听，是不能够了解它的，旁观者清，只是看清了事实的动态，而不能明白事态中人物的情感。看别人荷枪赴前线，并不能体念到战士的心情。要明白大时代，所以，必须在大时代中分担一部分工作。有了操作的经验与热情，而后才能认识时代一部分的真情真意。一部分自然与全面有异，可是认识了一个山峰，到底比瞪着眼看着千重雾岭强。因此，我既然由亡城逃出来，到了武汉，我就想作一点我所能作的，而且是有益于抗战的事。干什么去呢？最理想的当然是到军队里服务。在全面抗战中，一切工作都须统纳于抗战建国一语的里面；那么凡是能尽力于自己所长的工作，而为抗战之支持者，都是好汉。英雄不必都到前线去。能卖力气多收获一些东西，献纳给国家的，都是战士。可是，一提到抗战，人们总以为马上要到前线去，似乎只有到前线才能看到时代的真精神。这并不正确，可是人之常情往往如是。我也是这样，我一心想到前方去。我明知道，为写文章，哪里都可以：只要肯写，用不着挑选地方。可是为搜取材料和为满足自己那点自尊心，战地必胜于后方，所以还是往前去的为是。

但是，我去不了。我的身体弱。勤苦朴俭的生活我很能受；跟着军队去跑，食宿无定，我可是必会生病。一杯不开的水会使我肚痛，我怎能抵抗军队中一切的辛苦呢？！完了！没有强健的身体，简直不配生活在这伟大时代！我伤心，我诅咒自己！

伤心与自怨是没用的，人总会在无可如何中找到活下去的路子。学剑不成还可以去学书，不是吗？我决定停在武汉，写稿子，不再作赴前方的梦。写稿而外，我便为文艺协会跑腿。是的，文协成立了，我被举为理事。跑腿是惯作的事，一二十里路还难不倒我；我就是胃口不强，吃不消冷水残茶。况且，只要在都市中，即使走不动，还可以雇车呀；为文协而赔几个车钱是该当的。

的确跑了不少路。文协的会务，虽然不因为我的奔走而有什么发展，可是我心中好受了一点：既然赴前方工作是有心无力，那么找到了有心有力的事，象为文协跑腿，也就稍可自慰了。再说，因为办会务，能见到许许多多朋友，大家关切文协，热心帮忙，还不是可喜的事么？不错，许多年轻的朋友们分赴各战场去工作，使我看着眼馋。他们是多么可羡慕啊！穿着军衣，带着徽章，谦卑而又恳切的讲着前线的事实与问题！遇到他们，我几乎无话可说，可是我也必须报告给他们，文协怎么怎么了，并且约他们写工作报告，交与会刊发表。好吧，你们到前线去，我这不争气的只好在武汉为你们办理会务了。我这样安慰自己。

一边写文章，一边办理文协的事务，一直到了今年七月月尾。这时候，武汉已遭过两次大轰炸，疏散人口的宣传与实施也日紧一日。我赞成疏散人口，并且愿为这件事去宣传。可是，对于自己，我可没想到也有离开武汉的必要，仿佛我是与疏散人口这事实毫无关系的。轰炸，随便吧，炸不死就写稿子。炸弹有两次都落在离我不很远的地方。走，我想不到，我相信武汉永久不会陷落，我相信文协的朋友都愿继续工作，我相信到武汉受了更大威胁的时候，我与朋友们就能得到更多的工作。因此，我不能走，连想也不想一下，好象我是命定的该死在武汉，或是眼看着敌人在这里败溃下去。有些人已向我讨论迁移的问题了，我不大起劲。刚到武汉，我以留在武汉为耻；现在疏散人口了，我以离开武汉为耻。多住一天仿佛就多一分勇气与力量，其实我手无寸铁，并未曾冲锋陷阵去，也不能在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中充一名壮丁。可怜的弱书生啊！

卫国是最实在的事。身，胆，心，智，四者都健壮充实，才能作个战士，空喊是没有用的，哀号更为可怜。我没有好的身体，一切便无须再说了。留在武汉么？空有胆子是不中用的，有胆量的老鼠还能咬沉敌人的军舰么？我不想走，可是忽然的便上了船，多么可笑呢！

是的，我忽然就上了船。按着冯先生的意思，他要把我送到桂林去。他说：那里山水好，还有很好的地方住，去到那里写写文章倒不错。我十分感激他的善意，可是我并不愿意去；不是对桂林有什么成见，而是不肯离开武汉。紧跟着文协便开会了，讨论迁移的问题，几个理由，使大家决定把总会迁到重庆：（一）总会是全国性的，不必死守武汉。（二）理事与会员多数是有固定职业的，他们必随着供职的机关而离开武汉。各机关，各书局，各报馆，有的已经迁走，有的正预备移动。有人才能办事；人都走净，总会岂不只剩下一块牌子了么？即使有几个没职业的（象我自己）愿留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处呢？再说：（三）疏散人口，舟船不够用；机关里能设法索要或包雇船只，私人不会有此便利。一到战局紧急，交通工具都受统制，要走可就更加困难了。所以要走得赶快走。（四）政府是在重庆，文协不应与政府失去联系。书局与印刷所多数迁往重庆，文协的工作当然与这二者有密切关系，所以也当移往，以便继续工作。理事与会员散在各处者不少，可是哪里也没有在重庆的这么多，会务既当取决于多数人，到重庆自最妥当。

有上述的种种理由，总会迁往重庆遂成决议。谁代表总会去呢？有职业而必须与机关相进退者，也许能，也许不能到重庆去：就是恰巧能到重庆去，也须等着机关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动。而且，他们即使随着机关到了重庆，他们当然是先忙机关里的事，有余力才能顾及文协的会务。这样，总会必须委托没有职业的理事前往重庆，以期专办会务，象在武汉那样。理事，是理事，不是会员。因为理事对会务熟习，办事较易；而且被派往重庆者，路费统须自筹；理事，既是理事，虽穷而没法推辞，职务所在，理当赔钱；若派会员，可就不能这样不客气，虽然在办事上，无所谓理事与会员之分，本是共同努力。可是在议决案里不能不说得官样一些。

好了，我没职业，我是理事，而且担任总务，我得走！有钱买船票与否，我不敢问自己，以免减少对会务负责的勇气。

可是，我真不愿走！迁移之议既成，我还希望多延迟几天。我自己去访了几位最爱护文协的，而且在政府有地位的朋友，探听探听：假若我们不走，是不是可以得到些工作呢？不必是用笔的工作，教我们去救护被难的民众，或伺候伤兵，也行。心里想：只要有点门路，我就可以有话说，不上桂林，也不去重庆，而留在武汉。可是，我所得到的是：“还是走好。”完了，武汉不允许我住下去了。所以，忽然就上了船。既不能住，何不快走；船票不易得，抓到一张便须起身。流亡者的生活一半是在舟车之上，流亡者的命运也仿佛被车票与船票决定着。我离开汉口，挤在洋奴与鸦片鬼之间。洋奴赏给我不开的水数杯，抢去我“费心”五元；花了钱，换来了痢疾。没有强健身体的，不配活在这伟大时代。我既不能赴前线，又不能留在武汉；我只能用钱换来痢疾，在那充满鸦片烟味的船上。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弹花》第六期

怀友

虽然家在北平，可是已有十六七年没在北平住过一季以上了。因此，对于北平的文艺界朋友就多不相识。

不喜上海，当然不常去，去了也马上就走开，所以对上海的文艺工作者认识的也很少。

有三次聚会是终生忘不掉的：一次是在北平，杨今甫与沈从文两先生请吃饭，客有两桌，酒是满坛；多么快活的日子啊！今甫先生拳高量雅，喊起来大有威风。从文先生的拳也不弱，杀得我只有招架之工，并无还手之力。那快乐的日子，我被写家们困在酒阵里！最勇敢的是叶公超先生，声高手快，连连挑战。朱光潜先生拳如其文，结结实实，一字不苟。朱自清先生不慌不忙，和蔼可爱。林徽音女士不动酒，可是很会讲话。几位不吃酒的，谈古道今，亦不寂寞，有罗膺中先生，黎锦明先生，罗莘田先生，魏建功先生……其中，莘田是我自幼的同学，我俩曾对揪小辫打架，也一同逃学去听《施公案》。他的酒量不大，那天也陪了我几杯，多么快乐的日子！这次遇到的朋友，现在大多数是在昆明，每个人都跑了几千里路。他们都最爱北平，而含泪逃出北平；什么京派不京派，他们的气节不比别人低一点呀！那次还有周作人先生，头一回见面，他现在可是还在北平，多么伤心的事！

第二次是在上海，林语堂与邵洵美先生请客，我会到沈有乾、简又文，诸先生。第三次是郑振铎先生请吃饭，我遇到茅盾，巴金，黎烈文，徐调孚，叶圣陶诸位先生。这些位写家们，在抗战中，我只会到了三位：简又文、圣陶与茅盾。在上海的，连信也不便多写，在别处的，又去来无定，无从通信。不过，可以放心的，他们都没有逃避，都没有偷闲，由友人们的报告，知道他们都勤苦的操作，比战前更努力。那可纪念的酒宴，等咱们打退了敌人是要再来一次呀！今日，我们不教酒杯碰着手，胜利是须“争”取来的啊！我们须紧握着我们的武器！

在山东住了整七年。在济南，认识了马彦祥与顾绶昌先生。在青岛，和洪深，孟超，王余杞，臧克家，杜宇，刘西蒙，王统照诸先生常在一处，而且还合编过一个暑期的小刊物。洪深先生在春天就离开青岛，孟超与杜宇先生是和我前后脚在七七以后走开的。多么可爱的统照啊，每次他由上海回家——家就在青岛——必和我喝几杯苦露酒。苦露，难道这酒名的不祥遂使我们有这长别离么？不，不是！那每到夏天必来示威的日本舰队——七十几艘，黑乎乎的把前海完全遮住，看不见了那青青的星岛——才是不祥之物呀！日本军阀不被打倒，我们的命都难全，还说什么朋友与苦露酒呢？

朋友们，我常常想念你们！在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也想告诉你们：我在武汉，在重庆，又认识了许多许多文艺界的朋友，都贫苦，可是都快活，因为他们都团结起来，组织了文艺协会，携着手在一处工作。我也得说，他们都时时关切着你们，不但不因为山水相隔而彼此冷淡，反倒是因为隔离而更亲密。到胜利那一天啊，我们必会开一次庆祝大会，山南海北的都来赴会，用酒洗一洗我们的笔，把泪都滴在手背上，当我们握手的时候。那才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啊！胜利不是梦想，快乐来自艰苦，让我们今日受尽了苦处，卖尽了力气，去取得胜利与快乐吧！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一期

生日

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彩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增长一岁的庆祝。

今年可不同了：连自幼同学而现在住在重庆的朋友们，也忘记了这回事，因为街上看不到糖瓜呀。我自己呢，当然不愿为这点小事去宣传一番；桌上虽有海戈兄前两天送来的一瓶家酿橘酒，也不肯独酌。这不是吃酒的时候！

从早晨一睁眼，我就盘算：今天决不吃酒。可是，应当休息一天：这几天虽然没能写出什么文章来，但乱七八糟的事也使身体觉出相当的疲累。一年一次的事呀，还不休息休息？

休息么？几乎没这个习惯。手一闲起来，就五鸡六兽的难过。于是，先写封家信吧；用不着推敲字句，而又不致手不摸笔，办法甚妥。

家信非常的难写，多少多少的心腹话，要说给最亲爱的人；可是，暴敌到处检查信件；书信稍长一些，即使挑不出毛病，也有被焚化了的危险——鬼子多疑，又不肯多破费工夫；烧了省事。好吧，写短一些吧。短，有什么写头儿呢？我搁下了笔。想起妻与儿女，想起沦陷区域的惨状……又拿起笔来，赶快又放下，我能直道出抗战必胜的实情，去安慰家人吗？啊，国还未亡，已没了写信的自由！真猜不透那些以屈服为和平的人们长着怎样一副心肝！

由这个就想到接出家眷的问题。朋友们善意的相劝，已非一次：把她们接来吧！可是，路费从何而来呢？是的，才几百块钱的事罢咧，还至于……哼，几百块钱就足以要了一个穷写家的命！

“难道你就没有版税？”友人们惊异地问。

没有。商务的是交由文学社转发，文学社在哪儿？谁负责？不知道。良友的书早已被抢一空。开明有通知，暂停版税，容日补发。人间书屋刚移到广州，而广州弃守，书籍丢个干净……从前年七七到现在，只收到生活的十块来钱！

没钱办不了事，而钱又极难与写家结缘，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许多人总以为作家可羡慕。

家信不写也罢。

噢，也许作家的清贫值得羡慕。可是，我并没看见有谁因羡慕清贫而少吃一次冠生园！

家信既不写，又不能空过这一天，好，还是写文章吧。这穷人的生日，只好在纸墨中过了吧。

写了几句，心中太乱。家，国，文艺，穷，病，……没法使思想集中。求稿子的人惯说：“好歹给凑凑，哪怕是一两千字呢！好吧，明天下午来取！”仿佛作家不准有感情与心事，而只须一动开关，象电灯似的，就笔下生辉？

明天还有许多事呢：一个讲演，一家朋友结婚，约友人谈鼓词的写法，还要去看一位朋友……那么，今天还是非写出一点来不可；明天终日不得空闲。

我知道，这该到头疼的时候了。果然，头从脑子那溜儿起了一道热纹，大概比电灯里的细丝还细上多少倍。然后，脑中空了一块，而太阳穴上似乎要裂开些缝子。

出去转转吧？正落着毛毛雨。睡一会儿？宿舍里吵得要命。

怕笔尖干了，连连沾墨。写几个字，抹了；再写，再抹；看一会儿桌头上小儿女照片，想象着她们怎样念叨：“爸的生日，今天！”而后，再写，再抹……写家的生活里并没有诗意呀，头疼是自献的寿礼！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弹花》第二卷第五期

五四之夜

五四。我正赶写剧本。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连昨日的空袭也未曾打断我的工作。写，写，写；军事战争，经济战争，文艺战争，这是全面抗战，这是现代战争：每个人都当作个武士，我勤磨着我的武器——笔。下午四时，周文和之的罗烽来了。周文来自成都，刚下车，即来谈文艺协会成都分会今后会务推动的办法。谈了没好久，警报！到院中看看，又回到屋中，继续谈话。五时，又警报，大家一同下了地洞；我抱着我的剧本。一直到六点多了，洞中起了微风——天空上必有什么变动；微风从腿下撩过去；响了！响了！洞里没有光，没有声，没有任何动静，都听着那咚咚的响声，都知道那是死亡的信号，全咬上牙！

七时了，解除警报。由洞里慢慢出来，院里没有灯光，但天空全是亮的。不错，这晚上有月；可是天空的光亮并非月色，而是红的火光！多少处起火，不晓得；只见满天都是红的。这红光几乎要使人发狂，它是以人骨，财产，图书，为柴，所发射的烈焰。灼干了的血，烧焦了的骨肉，火焰在喊声哭声的上面得意的狂舞，一直把星光月色烧红！

之的罗烽急忙跑出去，去看家里的人。知道在这一刹那间谁死谁生呢。狂暴的一刻便是界开生死的鸿沟。只剩下周文与我，到屋里坐下。没的谈，我们愤怒；连口水也没的喝，也不顾得喝！有人找，出去看，赵清阁！她头上肿起一个大包，脸上苍白，拉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学生。几句话就够了：她去理发，警报，轰炸，她被震倒，上面的木石压在身上；她以为是死了，可是苏醒了过来。她跑，向各路口跑，都被火截住；火，尸，血，断臂，随时刺激着她，教她快走；可是无路可通。那小学生，到市内来买书，没有被炸死，拉住了她；在患难中人人是兄弟姊妹。她拉着他，来找我，多半因为只有这条路可以走过来；冲天的火光还未扑到这边。

安娥也来到。她还是那么安闲，只是笑不出；她的脸上有一层形容不出的什么气色与光亮；她凝视着天上的红光，象沉思着什么一点深奥的哲理。

清阁要回家，但无路可通。去看陆晶清，晶清已不知上哪里去了。我把周文请出来，打算去喝点水，找点东西吃。哪里还有卖水卖饭的呢，全城都在毒火的控制下！

院中喊起来，“都须赶快离开！”我回到屋中，拿起小皮包，里面是我的剧本底稿与文艺协会的重要文件。周文一定教我拿点衣服，我抓了一把，他替我拿着。

到院中，红光里已飞舞着万朵金星，近了，离近了，院外的戏园开着窗子，窗心是血红通亮的几个长方块！到门口，街上满是人，有拿着一点东西的，有抱着个小孩的，都静静的往坡下走——坡下是公园。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的奔向公园。偶然有声音叫，是服务队的“快步走”，偶然有阵铃响，是救火车的疾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象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火与血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

在公园坐了会儿，饿，渴，乏。忽然我说出来，看那红黄的月亮！疯狗会再来的，向街上扫射；烧了房，再扫射人，不正是魔鬼的得意之作么？走，走，不能在这里坐一夜！绕道出城。大家都立起来。

我们想到的，别人也想到了，谁还不认识日本鬼子的那点狡猾呢！出了公园，街巷上挤满了人，都要绕道出城。街两旁，巷两旁，在火光与月色下，到处是直立的砖柱，屋顶墙壁都被炸倒烧毁；昨天暴敌是在这一带发的疯。脚底下是泥水，碎木破砖，焦炭断线；脸上觉到两旁的热气；鼻中闻到焦味与血腥。砖柱焦黑的静立，守着一团团的残火，象多少巨大的炭盆。失了家，失了父母或儿女的男女，在这里徘徊，低着头，象寻找什么最宝贵的东西似的。他们似乎没有理会到这第二次空袭，没有心思再看今晚的火光，低着头，不再惊惶，不再啼泣，他们心中嚼着仇恨。我们踏过多少火塘，肩擦肩的走过多少那样低头徘徊的同胞，好容易，走到城郊。地势稍高，火头更清楚了；我们猜想着，哪处哪处起了火；每一猜想，我们心中的怒火便不由的燃起；啊，那美丽的建筑，繁荣的街市，良善的同胞，都在火中！啊，看那一股火苗，是不是文艺协会那一带呢？！假若会所遭难？噢，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不幸会所烧没，还有我们的手与笔；烧得尽的是物质，烧不尽的是精神；无可征服的心足以打碎最大的侵略的暴力！啊，我们的朋友呢？蓬子的家昨天已被炸坏，今晚他在哪里呢？是不是华林，沙鹰都在观音岩呢？那最远的一个火烽是不是观音岩呢？罗荪呢，纪滢呢，他们的办事处昨天都被炸毁，今天或者平安吧？我们慢慢的走，看看火苗，想想朋友，忘了饿，忘了渴，只是关心朋友们：差半秒钟，差几尺路，就能碰上死亡，或躲开死亡，这血火的五四之夜！

转过小山，回顾火光，仍是那么猛烈。火总会被扑灭，这仇这恨永无息止。打倒倭寇，打倒杀人放火的强盗，有日本军阀在世上，是全人类的耻辱。我们不仅是要报仇，也是天职！

领周文到胡风处，他一家还未睡；城外虽较比安静，可是谁能不注意呆视那边的火光呢？从火光中来了朋友，那热烈，那亲密；啊，有谁能使携起手来的四万万五千万屈膝呢！

那位小学生已能自己找到了家，就嘱咐他快快回去，免得家中悬念：他规规矩矩的鞠了躬，急忙的走去，手里还拿着在城内买来的一张地图。

安娥与清阁都到了家，倚窗望着刚才离开的火城。路上不断的行人，象赴什么夜会那样。两点左右又有警报，大家都早已料到，警报解除，已到天明，街上的人更加多了。

次日早晨，听到消息，文艺协会幸免于火！住在会中的梅林，罗烽，辉英，都有了下落。晚间到文艺社去，得到更多的消息，朋友中没有死伤的，虽然有几位在物质上受了损失。朋友们，继续努力，给死伤的同胞们复仇；记住，这是五四！人道主义的，争取自由解放的五四，不能接受这火与血的威胁；我们要用心血争取并必定获得大中华的新生！我们活着，我们斗争，我们胜利，这是我们五四的新口号！

载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月》第四集第一期

独白

没有打旗子的，恐怕就很不易唱出文武带打的大戏吧？所以，我永不轻看打旗子的弟兄们。假若这只是个人的私见，并非公论，那么自己就得负责检讨自己，我出说这话的原因。噢，原来自己就是个打旗子的啊！虽然自己并没有在戏台上跑来跑去，可是每日用笔在纸上乱画，始终没写出一篇惊人的东西，不也就等于打旗子吗？

票友有没有专学打旗子的？大概没有；至少是我自己还没见过。那么，打旗子的恐怕——即使有例外——多数都是职业的。凭本事挣饭吃，且不提光荣与否，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我不敢轻看戏台上的龙套，也就不便自惭无能，终日在文艺台上幌来幌去，而唱不出一句来。

天才是什么？我分析不上来。怎么能得到它？也至今还未晓得。所以，顶好暂不提它。经验，我可是知道，确是可以从努力中获得，而努力与否是全靠自己的。努力而仍不成功，也许是限于天才，石块不能变成金子，即使放在炉中依法锻炼。但是，努力必有进步，或者连天才者也难例外；那么，努力总会没错儿。于是，我就这样安慰自己，勉励自己：努力呀，打旗子的！是不是打末旗的可以升为打头旗的？我不知道戏班子里的规矩。在文艺台上，至今还没有明文规定升格的办法；假若自己肯努力，也许能往前进一步吧？即使连这在事实上也还难以办到，好，我在心理上抱定此旨，还不行吗？干脆一句话，努力就是了，管它什么！

这样，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吗？不知道！这样，不害羞自己永远庸庸碌碌吗？没关系！不偷懒、不自馁、不自满，我呀，我只求因努力而能稍稍进步！再进一万步，也许我还摸不着伟大的边儿，那有什么关系呢？努力是我所能的，所应该的；在梦中我曾变为莎士比亚，可惜那只是个梦呀！

载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一日《新蜀报》

宗月大师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去作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作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象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作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着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

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作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除出来。他是要作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作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象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

载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华西日报》

又一封信

亢德兄：

读示甚感！在今日，得远地故人书，诚大快事。可是在未读之前，又每每感到不安——还欠着你的文债，已催过两次了啊！这点不安，还决不是虚浮的只怕朋友挑眼生气，而是有些说不出的什么，在心的深处活动。算了吧，不便勉强去说那不大容易说出的一点什么吧；反正你会想象出好些个事来，其中必含有请求原谅，心心相见，国事家事……而后，在原谅我之外，也许还得到一些妙微难言之感，而落几点泪。

勉强形容心境，有时候是自讨苦吃的；好吧，还是说些事实较为痛快。

从六月底，我就离开重庆，到西北绕了个不小的圈子；直到十二月中旬才回来。五个多月，没有给您写稿子，也没有给任何朋友写稿子。十年来，这是第一次脑子放假，完全作肉食动物的生活差不多半年！路上相当的辛苦，见了炕就想快睡，所以没法写作。加以，所见到的事虽是那么多，但是走马看花，并没看清楚任何一件；假若写出来，定是一笔胡涂账，就不如不写。因此，路上不能动笔，归来不想动笔，都是真情实话。

生平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一气走两万里呢？这么一想，可就自然而然的愿作出点东西来，留个纪念。但是，怎么写呢？写游记，我不内行；我没有达夫兄那样的笔。写故事，又并没听到什么。写报告，我最不注意数目字，而数目字又不是可以随便画的。写戏剧，不会。于是，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写一首长诗，比较有些偷手：什么都可以容纳，什么又都可以“暂且不提”。好，我就决定要写长诗。

可是，自从进了重庆，直到今天，我的长诗还没有头一个字。文协的会务，在我远征的期间，都仗着留在会里的友人们热心支持；我回来了，理当和他们换换班。这就花去许多时间。事情虽未必作得出，更不要说作得好，可是多跑腿，总显着合于有力出力的说法。此外，还须时时参加别的团体的会议；因文协是个民众团体，团体也有团体的朋友啊。跑路开会都是费时间的事，而时间又是那么铁面无私，决不给任何人一点情面，多借出一块儿来。

在这么乱忙之中，还要写文章，因为不写就没有饭吃。啊！我可以想象到，看到这里，您必定笑了——这家伙可说走了嘴！敢情他不是不写，而是写了不给“我”呀！对，有您这么一想！不过，您还得听我慢慢的说。

现在写文章，简直是“挤”，不是“写”。战时首都的刊物与报纸，自然比别处多一些，那么要文章的地方也就多一些，这，其实也好办；要文章在他，写不写在我；我本用不着生挤硬作。不过，我并没有那个自由。要文章的既都是朋友，而且相距不远，可以时时来索取。好，我只有硬挤乱凑，别无办法。今天凑一千字一篇；明天凑一千五百字，又算一篇。写着十分伤心，不写又无法吃饭；我名之曰文章凌迟，死而后已！

您看，您是那么远，无从来坐索，怎能得到稿子呢？我并没忘了您，也没忘了应写些象样的东西，可是我长不出另一只手来，可以多写；也长不出另一个脑子，能够既快且好。

您也许说，不会找个清静地方藏起去吗？不行，我不能藏起去。说真的，我心里老这么想：今日的文艺不应离开抗战，今日的文艺工作者也不应图清静而离开社会。入山修道，我的文艺生活便脱了节。我的作品已被凌迟，不错；可是，我究竟没有闲着：写鼓词也好，写旧剧也好，有人要我就写，有用于抗战我就写。这样，写的不好是实情，我的心气可因此而越来越起劲；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设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拚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若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是的，伟大作品的感动力强，收效必大，我知道。可是，在今日的抗战军民中，只略识之无，而想念书看报的正不知有多少万；能注意到他们，也不算错误。再说，在后方大都市里，书籍刊物的确是不少，但是前方的情形便大不相同——大家简直找不到东西念。因此，顾及质的提高，固然有理；可是顾及量的增加，也不算罪过。我不能自居为多产的作家，因为事忙体弱，并不能下笔万言。我只求自己不偷懒，虽不能埋头写作，可是有工夫就写一点，希望所写的多少有点益处。

近来物价高涨，生活较前更为困难。不过，非到万不得已时，我总不至于放弃作家生活，而去干别的营业。请您放心，我一定有那么一天，给您寄点看得过去的东西；您应代为祷告：别生病，别改行！

向兄是在北碚教育部。何容兄则仍与我住在一处。匆匆，祝吉！

弟舍躬。十二，卅一。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宇宙风》第二十一期

向王礼锡先生遗像致敬

当我到达洛阳的时候，作家访问团——由王礼锡先生率领——已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大雨，他们非等放晴不能渡河。刚一进旅馆，我就听到访问团还没能走的消息，马上想看他们去。不大会儿，在电话中，听到之的的笑声，与因找不到足以表示情感的话而来的一串“啊，啊……”。又过了一会儿，我和他们一一的握了手。那种痛快、高兴、亲热，简直说不出来！

他们的院里满是花木，高而浓绿的梧桐，与红白相间的木槿花，首先在大家欢笑中被我看到，至今还一闭目就在我眼前。晚间，我就是在一株白木槿花旁与礼锡先生谈了好久。这，难道是个梦么？礼锡，还记得你我都夸奖过的那几朵大而玲珑的白花么？

他与我谈自重庆到洛阳一路上的经过情形，将来团体工作的计划，与团员们的才能与可爱……，最后，还谈到诗歌问题。他虽然在路上仍旧依着他自创的诗体写了不少的诗，可是他声明那只是“闹着玩”；他将来不论是翻译，还是创作，必定要用白话的。诗是他的命，他要运用白话加强这生命，使之更活泼，更富于宣传性。

他脸上没有一点病容。还是那么胖、那么精神、那么和蔼，嘴角上老微笑着。笑着，他告诉我，因警报，他那天只剪了半边发，还得去第二次！一切团中事务，他都不辞劳苦不怕麻烦，为一件小事也许跑多少路，只求把它作得妥贴。剪发也须跑两次了，他微笑着。

他走不了，我也走不了；仿佛洛阳所有的雨都积蓄在一处，一总在那几天落下来。冒着雨，我几乎是天天找他去。他没有病；工作、谈笑，他与年岁轻些的朋友们是一样的。只有一天午饭间，他声明不喝酒。可是，大家的高兴使他自动撤消前议，“好，我还是得陪你们一杯；就是一杯。”喝完，他便躺下睡了。

第二天又见到，他笑着向我道歉：“你看，一杯酒就醉了！昨天你由这里走，我会不知道！”

啊，礼锡兄，你“走”，我可也不知道啊！连梦想也想不到啊！

洛阳分别，他们往北，我们往南。我再到西安，那不能使人相信的消息已在报纸上登出！没钱，没交通工具，我没法子到洛阳去哭！

死得光荣，可是，我们失去一位益友，一个抗战文艺工作最有力的指导人！光荣的死便是永生，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又回到重庆来了，礼锡兄！我又看见了你，你的遗像是悬在文协会所里；我老想看着你，可是不敢抬头；你是在我的面前，在我的心中，可是……

载一九四零年一月一日《新蜀报》

未成熟的谷粒

（一）

我最大的苦痛，是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使我心里光亮起来的理论，并不能有补于创作——它教给了我怎么说，而没教给我说什么。啊，丰富的生活才是创作的泉源吧？

（二）

照着批评者的意见去创作，也许只能掉在公式阵中吧？创作饥歉，批评便也瘠瘦；随着瘠瘦的理论去学习，怎能康健呢？还是勇于创作，多方去试验吧！

（三）

想起来就头疼呀：到底是应当按着民众的教育程度，去撰制宣传文字呢？还是假设民众已经都在大学毕业，而供给高深莫测的作品呢？

（四）

我时常想写诗，而找不到合适的字。旧诗中的词汇太腐，鼓词旧戏中的词汇好多都欠通；上哪里找足以使我满意，而又使人爱念的字呢？这没有诗的社会啊！

（五）

艺术都含有宣传性。偏重宣传又被称为八股。怎办好？

（六）

吸不起香烟了，买来个烟斗，费事，费火柴，又欠干净。发明烟卷的人该死！

（七）

越忙越写不出东西来，文艺仿佛是“闲而后工”。

（八）

写通俗的文艺，俗难，俗而有力更难。能作到俗而有力恐怕就是伟大的作品吧？

（九）

诗的形式太自由了，写完总疑心——是诗吗？戏剧的形式太不自由，写完老不放心——是戏剧吗？还是小说容易象样儿。

（十）

诗与散文的界限为什么那样不清楚呢？用尽力量写成的几行诗，一转眼便变作散文，颇想自杀！

（十一）

友人善意的说：你写了不少抗战的文字，为何不写点关于建设的呢？这是好话！然而，哪一项建设不需要许多时日去仔细观察呢？去观察、去学习，谁给饭吃呢？噢，那么，抗战文字必是八股了？惭愧得紧！

（十二）

写信与开会是两件费时间的事。可是，私心里却极愿接读友人们的信，也愿去到会场和友人们见面谈一谈；这就无法声冤了！

（十三）

把散文分成短行写出就是诗，虽然没人敢这样主张，可是的确有人这样办了，危险！

（十四）

生平不讲究吃喝，只爱穿几件整洁的衣服，流亡中，连这点讲究也牺牲了。虽然也没多大的苦痛，可是身上一痒，就疑心是有虱子！

（十五）

不许小孩子说话，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

（十六）

想写一本戏，名曰最悲剧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

（十七）

伟大文艺之所以伟大，自有许多因素，其中必不可缺少的是一股正气，谓之能动天地，泣鬼神，亦非过誉。至若要弄点小聪明，偷偷的骂人几句，虽足快意一时，可是这态度已经十分的卑鄙。

（十八）

骂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欲骂某人必洞悉其恶。若仅东拉西扯，说些闲白儿，是谓无中生有，罪在造谣，既骂不倒别人，反使自己心脏口臭。

（十九）

文人相轻是件极自然的事。每个文人都多少有点才气。每个文人在创作的时候都愿把全力用出来。这样，他的辛苦使他没法不自信自傲，看不起别人和不易接受别人的批评，几乎是理当如此。能闯过这由卖力气而自傲的一关，进到虚心大度，才能由自傲而自尊，才能觉得认清自己的毛病，承认自己的短处，正是自策自励所当取的态度——这可不很容易。

（二十）

哲人的智慧，加上孩子的天真，或者就能成个好作家了。

（二十一）

中玉来信说，继续研究文学理论。告以整旧难以见新，以新衡旧亦难得当，未若努力介绍新的，使大家多看到一些。

（二十二）

实际去批判一本书，胜于读批评理论十卷。专凭读书，成不了医生，治文艺批评者或亦类是。

（二十三）

晚会中，大家朗读新诗，极有趣。新诗读法，尚无规定，亦永难规定，不妨多方面试验。光未然先生有腔调有姿式，将来若有诗剧上演，必用此法。朱铭仙与高兰二先生清楚亲切，宜于警劝激励之作。我自己读诗如说话，取其自然流利，只宜于十数人的晚会中，在广大听众前必定失败。

（二十四）

无聊的话虽每起于：（一）以甲衡乙；（二）以己度人。前者，譬如说：甲乐善好施，而论者遂讥乙不如甲，不知甲为富翁，而乙乃寒士，怎能相比。后者，自己好名，遂以为稍具名声者必都高视阔步，得意非常，故当责骂以泄自己无名之怨。前者可称为善意的错误，后者卑劣的想象。

（二十五）

我应当受苦。没有任何专门学识，只凭一点点想象力去乱写胡诌；受苦是当然的惩罚。青年朋友们，别因为算术或外国语不能及格，而想作个写家呀！

（二十六）

早晨吃豆浆与油条也须花两角多了！自元旦起，废止朝食。空着肚皮写作，脑子似乎倒更清楚。和尚们有每日只进一餐的。由写家而出家，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倒许是条顺路。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五、九、十四日《新蜀报》

行都通讯

亢德兄：

是的，为《宇宙风》百期纪念，的确应当写点什么。不过我正在写制万行长诗，诗难才短，且多杂事，每日仅能得十行八行；故决定停写杂文，以期慢而长，总还有写成的希望。为百期纪念撰文，遂必落空，只盼情有可原，格外原谅！长诗已成十段，都被友人们要去；既不肯再写杂文，也只好向我索诗，并非写的怎么了不得。你别忙，容我慢慢的写，我会给你保留两段（约三万行），虽赶不上百期纪念号，但三万行诗在那里也总占些地方，不是呢？

就这么办吧，即不多说。

我猜，你也许会把此函发表，在百期纪念号上凑凑热闹。那么，我就多少的报告一些行都方面的事实，填满这张纸吧。今年的戏剧月（四月）在重庆比去年还火炽。《黑地狱》，《软体动物》两出旧戏重排而外，章泯的《黑暗的笑声》，顾一樵的《岳飞》，余上沅的《从军乐》，曹禺的《蜕变》，阳翰笙的《塞上风云》，与宋之的和我合编的《国家至上》，都紧接演出，你说热闹不热闹？看话剧的人确是一天多似一天，实在是好现象。剧本呢，也不完全是抗战八股了，而开始在人物创造方面留意，似亦值得称许。

在文章方面，最热闹的是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内容如何，一言难尽，我只能说这次的争辩，已是按理自陈，按理反驳，而没有乱骂的。我忙，所以没参战，可是对大家所取的争而不骂的好态度，十分的钦佩。

重庆的文艺刊物也比去年更有起色。文艺协会的会刊已改成月刊，每期容纳十万字以上，甚是结实。《文艺月刊》，《七月》，《弹花》，都还照常出版，新又添了一个《文学月报》，销路也很好。

近来出版的书，以剧本为最多，小说仍然缺乏，特别是长篇，这大概是因为（一）剧本有突击能力，写成即可上演，马上收到宣传的效果；（二）写家们穷，天天由于到口的挣钱吃饭，不能把牙支起来，在长期绝食中撰制长篇小说。至于诗，集子仍不多见，可是已由大家的努力把它的地位提高了好多；各刊物已给它以很好的地位，不再用以补白了。就说到这里为止吧，祝吉！

弟老舍　五月九日

载一九四零年十月《宇宙风》百期纪念号

诗人

设若有人问我：什么是诗？我知道我是回答不出的。把诗放在一旁，而论诗人，犹之不讲英雄事业，而论英雄其人，虽为二事，但密切相关，而且也许能说得更热闹一些，故论诗人。

好象记得古人说过，诗人是中了魔的人。什么魔？什么是魔？我都不晓得。由我的揣猜大概有两点可注意的：（一）诗人在举动上是有异于常人的，最容易看到的是诗人囚首垢面，有的爱花或爱猫狗如命，有的登高长啸，有的海畔行吟，有的老在闹恋爱或失恋，有的挥金如土，有的狂醉悲歌……在常人的眼中，这些行动都是有失正统的，故每每呼诗人为怪人、为狂士、为败家子。可是，这些狂士（或什么什么怪物）却能写出标准公民与正人君子所不能写的诗歌。怪物也许倾家败产，冻饿而死，但是他的诗歌永远存在，为国家民族的珍宝。这是怎一回事呢？

一位英国的作家仿佛这样说过：写家应该是有女性的人。这句话对不对？我不敢说。我只能猜到，也许本着这位写家自己的经验，他希望写家们要心细如发，象女人们那样精细。我之所以这样猜想者，也许表示了我自己也愿写家们对事物的观察特别详密。诗人的心细，只是诗人应具备的条件之一。不过，仅就这一个条件来说，也许就大有出入，不可不辨。诗人要怎样的心细呢？是不是象看财奴一样，到临死的时候还不放心床畔的油灯是点着一根灯草呢，还是两根？多费一根灯草，足使看财奴伤心落泪，不算奇怪。假若一个诗人也这样办呢？呵，我想天下大概没有这样的诗人！一个人的才力是长于此，则短于彼的。一手打着算盘，一手写着诗，大概是不可能。诗人——也许因为体质的与众人不同，也许因天才与常人有异，也许因为所注意的不是油盐酱醋之类的东西——总有所长，也有所短，有的地方极注意，有的地方极不注意。有人说，诗人是长着四只眼的，所以他能把一团飞絮看成了老翁，能在一粒砂中看见个世界。至于这种眼睛能否辨别钞票的真假，便没有听见说过了。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因无关宏旨而忽略，叫大事可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人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正如他平日的那些小举动被视为疯狂，他的这种舍身救世的大节也还是被认为疯狂的表现而结果。即使他没有舍身全节的机会，他也会因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或不肯赞谀什么权要，而死于贫困。他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诗。诗，救不了他的饥寒，却使整个的民族有些永远不灭的光荣。诗人以饥寒为苦么？那倒也未必，他是中了魔的人！

说不定，我们也许能发现一个诗人，他既爱财如命，也还能写出诗来。这就可以提出第（二）来了：诗人在创作的时候确实有点发狂的样子。所谓灵感者也许就是中魔的意思吧。看，当诗人中了魔，（或者有了灵感），他或碰倒醋瓮，或绕床疾走，或到庙门口去试试应当用“推”还是“敲”，或喝上斗酒，真是天翻地覆。他喝茶也吟，睡眠也唱，能够几天几夜，忘寝废食。这时候，他把全部精力全拿出来，每一道神经都在颤动。他忘了钱——假使他平日爱钱。忘了饮食、忘了一切，而把意识中，连下意识中的那最崇高的、最善美的，都拿了出来！把最好的字，最悦耳的音，都配备上去。假使他平日爱钱，到这时节便顾不得钱了！在这时候而有人跟他来算账，他的诗兴便立刻消逝，没法挽回。当作诗的时候，诗人能把他最喜爱的东西推到一边去，什么贵重的东西也比不上诗。诗是他自己的，别的都是外来之物。诗人与看财奴势不两立，至于忘了洗脸，或忘了应酬，就更在情理中了。所以，诗人在平时就有点象疯子；在他作诗的时候，即使平日不疯，也必变成疯子——最快活、最苦痛、最天真、最崇高、最可爱，最伟大的疯子！

皮毛的去学诗人的囚首垢面，或破鞋敝衣，是容易的，没什么意义的。要成为诗人须中魔啊。要掉了头，牺牲了命，而必求真理至善之阐明，与美丽幸福之揭示，才是诗人啊。眼光如豆，心小如鼠，算了吧，你将永远是向诗人投掷石头的，还要作诗么？——写于诗人节

载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日《新蜀报》

自述

抗战第一年的深秋，我带了五十块钱，由济南跑到汉口。一晃儿，四年了！

妻是深明大义的。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她却把泪落在肚中，沉静的给我打点行李。她晓得必须放我走，所以不便再说什么。四年没听见她的语声了，沉着的静，将永远使我坚强！

儿女都小，不懂别离之苦。小乙帮助妈妈给爸爸拾收东西，而适足以妨碍妈妈。我叱了他一声，他撇了撇嘴，没敢哭出来。至今，我觉得对不起小乙；现在他大概已经学会写几个字了吧？

四年了，每一空闲下来，必然的想起离济南时妻的沉静，与小乙的被叱要哭；想到，泪也就来到；可是，抗战期间，似乎应把个人的难过都忍在心中，不当以泪洗面；我不敢哭。同时，我总设法教自己忙碌；没有空闲，也就没有了闲愁。

要把相当忙碌的四年中所经历的一切都写下来，恐怕不大容易；挑选着说一点吧：一、我的苦恼：自幼就穷，惯于吃苦。可是，自幼就好洁净，虽在病中也不肯不洗手洗脸，衣服不怕破烂，只怕脏。

抗战中，我连好清洁的习惯也不能保持了，很难过。

既爱清洁，很自然也就爱秩序。饮食起卧都有定时，一切东西都有一定的地位。秩序一乱，我就头昏，没法写作。抗战四年，我没有写出很多的文章来，写出的一点也十分拙劣，恐怕没有秩序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爱洁净秩序的人往往好安静。我就是那样。不大爱热闹，不喜欢见生人。可是，在抗战中，没法把自己隐藏起来，什么地方都须去，什么生人都须见，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设若我能自主，我一定会躲到深山里去。可是流亡四方，原为作一点有益于抗战的事，怎能藏起去呢？也许还有人说我风头十足呢？咱们心里分明；个人内心的痛苦是用不着报告给不关切他的人的。

按理说，上述一些小苦恼本算不了什么。比起抗战将士所受的苦处，这真是微乎其微了。不过，假若我是作着别的事，我想一定不会抱怨什么；我要写作，这就不同了。写作有许多条件，个人的习惯也得算一个。把我放在一个毫无秩序的地方，我实在无法工作。啊，一个人是多么不易适应环境呀！我真钦佩羡慕那些战地的文艺工作者和新闻记者，他们即便是爬在土壕里，还能写他们的笔记或报告。我愿自己也有这种本领！战时的文人，据我看，不但要有文艺上的修养，还须有体质上的准备，“文弱”是战时文人的坏的形容词！可惜，我已年过四十，求不生疾病已属不易；要说一时就把自己练成运动家的模样，或者近乎梦想了。盼望青年文人们都注意到身体！

好清洁与爱秩序绝不是恶劣的习惯，我想不会有人以为我是要养尊处优的去吟风弄月。我之所以提到因不能保持这并不是要不得的习惯而感到苦恼者，倒是为说明假若我有健壮的身体，我就可以连这点苦恼也渐次消灭，使生活的不安毫不影响到我的工作。同时，我还要借此说明：这四年来，我已经没有什么私生活可言。家眷不在我的身边，住处无定，起睡没有定时；别人教我怎样，我就怎样，没有哪一天可以算作我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工作，有时候也不能自主；我生活在团体里，我的写作也就往往受人之托，别人出题，我去写。这种没有私生活的生活，给我许多苦痛，可是渐渐的也习惯下来。为了抗战，许多写家是这样的活着；人家既能忍受，我就也得忍受；战争带来的苦难，每一个人都应当分担一些。至于说这种生活妨碍了写作，自然使我最感不快，可是社会上既还没想到文字的事业应当在安静方便的处所去作，而给文人们预备一个工作室，我就只好在忙乱与嘈杂的缝子中，忙里偷闲的去写一点。写不出好东西，还是我自己来负责，不怨别人——要怨，也似乎只好怨自己没有牛一般的力气吧。

二、我的欣悦：抗战以前我不是在青岛，便是在济南，连北平也不大常去。因此，平沪两大文艺本营的工作者，认识我的很少。抗战后，有了见面的机会，我交了许多的朋友。前面说过，我羞见生人；文人中自然也有不少生人，可是我不怕见他们，且愿交为朋友，因为既同是文人，自有相近之处，人虽生，而气味似久已相投，恨未一面耳。

单单是大家呼兄唤弟，不但没有用处，而且也显着肉麻。我的朋友增多，每个人都有他的经验与特长，这才是学习与研究的好机会呀，这才使我欣喜呀！我们谈，我们相互批评，于是我的胆子大起来。不会写剧本么？去讨教！写得不好么？请大家批评！就是在这种友谊中，我才开始练习写诗歌与剧本。除了个人的获得，我也为整个的文艺界欣喜，因为互相教导与批评的风气在抗战中造成，一定不会因抗战胜利而消灭；那么，这种好风气的继续存在，也就是文艺能进步不停的保证。

有了这个欣喜，便克服了一切的小烦恼。什么衣服无人补啊，饿冷无人问啊，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是干文艺的人，只要在文艺上有所获得，便是获得了生命中最善的努力与成就，虽死不怨。

我希望还能再活二十年。这二十年中须再写出象点样子的十本或十多本作品。这些作品将是在写完以后，约请文友详加批评，而后细细修改；而后再评再改，直到大家与我都满意了才去付印。有今日的欣喜，我相信这对来日的希冀不是个梦想。

三、我的态度：从家里跑出来，是为作一点有助于抗战的事。能作多少，作得好坏，都是才力的问题；我晓得自己的才薄力微，但求不变此心，不问收获多寡。四年来，我已没有了私生活；这使我苦痛，可也使我更努力作事；我不怕被称为无才无能，而怕被识为苟且敷衍。被苦痛所压倒是软弱，软弱到相当的程度便会自暴自弃；这，非我所甘心。我永远不会成为英雄，只求有几分英雄气概；至少须消极的把受苦视为当然，而后用事实表现一点积极的向上精神。

有了此态度；我要作什么就极容易决定了。我所要作的必是我所能作的；我能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那么，写作便是我的无容犹豫的工作。同时，妨碍写作的事也必须避免。作编辑，专心去看别人的文字，便没有时间写自己的，我不干。作教员，即使不管误人子弟与否，一面教书，一面写书，总不会是相得益彰的事，我不干。作官，公事房大概不是什么理想的写作的地方，我不干。削去这些枝节，即使本干还是很单细，但总有可以渐次坚实起来的希望；这个希望我抱定了笔与纸不放手。

幸而我的家眷没有跟着我！假若他们是在我的身边，我虽终日不舍纸笔，恐怕为了油盐酱醋，也要耽搁许多时间，耗费许多精神。说不定，还许为了煤米柴炭去作编辑，教员，或小官。我感激我的妻！

在抗战前，正如在抗战后，我的志愿不大——只求就我所能作的作出一点事来。抗战后之所以异于抗战前者，就是抗战前生活有规律，抗战后生活较比的散漫。生活的没有严整的秩序，影响到我的工作；可是，生活的简单使我心中清楚，虽然感到小小的苦恼，而不至于使我悲观与灰心。同时，我所能作到的，总愿多作出来一些；不能作的我决不轻举妄动。这样，我可以在一方面象耕牛似的慢慢的犁着土，在另一方面我抱定不随便生气动怒的主意。假若我被人骂了一顿，我必检讨自己一番；骂得对呢，我须接受；骂得不对，便一笑置之。无论如何，我不还口。以骂还骂，有时候或者是必要的，但是我不愿这样作。因为我所能作的是写一点小说剧本之类的东西，而骂人并不能与小说剧本相并列，所以即使我会骂人，我也不想开口。我未必能把小说剧本等写得很好，可是我准知道即使骂人骂得极俏皮厉害，也不能代替我那不很好的小说与剧本。因此，假若今天在某刊物或报纸上有骂我的文字，而明天那个刊物或报纸来教我写文章，我还是毫不迟疑的给它写；后来，它又骂了；大后天，再教我写，我还是毫不迟疑的去写。我写不出很好的文章来，但是我总求它有一点文艺性，这才能由学习而逐渐获得一点好的经验。世界上有很好的骂人文字，永垂不朽，但是，并不很多。我没有骂人的天才，所以写诟骂的文字不见得是上算的事；假若我的一本小说可以传到十年百年，我的一篇骂人的短文也不过只能快意一时而已。我很盼望在今天有几个能写骂人文字的人，而且能永垂不朽，给我们的文艺增添一点光采。可是，这种文字极难写，非有极高的天才与识见不行。若是破口骂骂别人，以增自己的威风，居心已愧，必定骂不出什么名堂，而只虚耗了纸笔，在抗战中（或在任何时期），实无可取！

表白自己或者是件讨厌的事。好了我不再多列条目。在第一条里，我说明了自己的苦痛何在，和怎样就可以克服这种苦痛——身体强的才能有充足的战斗力。第二条中，我道出自己的欣喜。这欣喜不是什么利益，而是好学习的心志遇到了可以学习的机会，足以使我更坚定的作个职业的写家，从今天直到入墓。第三条是第一、二两条的产物。我苦痛，就应设法坚强自己，以期继续的工作。我欣喜，就更当削减一切冗叶繁枝，使自己真能成为文艺之林中的一株有出息的小树。

这苦恼，这欣喜，与这由苦乐中决定的态度，是四年来生活的实录，不是空想。既是自己生活的实录，就不求别人来批评，因为我只觉得自己这么作是对的，并不希望别人也照方吃一剂。至于这些事实都与抗战有关与否，我觉得十分惭愧：我真愿为国家出力，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可是因才力所限，因一向没有显身扬名的宏愿，我仅能在文字上表现一点爱国的诚心。从各尽其力的道理来说，我总算没有偷闲偷懒；从报国救亡上来说，我只有惭愧！

载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大公报》

敬悼许地山先生

地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以他的对种种学问好知喜问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对朋友的提携辅导的热诚，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象个短寿的人。每逢当我看见他的笑脸，握住他的柔软而戴着一个翡翠戒指的手，或听到他滔滔不断的讲说学问或故事的时候，我总会感到他必能活到八九十岁，而且相信若活到八九十岁，他必定还能象年轻的时候那样有说有笑，还能那样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永不驳回朋友的要求，或给朋友一点难堪。地山竟自会死了——才将快到五十的边儿上吧。

他是我的好友。可是，我对于他的身世知道的并不十分详细。不错，他确是告诉过我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可是，大部分都被我忘掉了。一来是我的记性不好；二来是当我初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个朋友”，不必细问他什么；即使他原来是个强盗，我也只看他可爱；我只知道面前是个可爱的人，就是一点也不晓得他的历史，也没有任何关系！况且，我还深信他会活到八九十岁呢。让他讲那些有趣的故事吧，让他说些对种种学术的心得与研究方法吧；至于他自己的历史，忙什么呢？等他老年的时候再说给我听，也还不迟啊！

可是，他已经死了！

我知道他是福建人。他的父亲作过台湾的知府——说不定他就生在台湾。他有一位舅父，是个很有才而后来作了不十分规矩的和尚的。由这位舅父，他大概自幼就接近了佛说，读过不少的佛经。还许因为这位舅父的关系，他曾在仰光一带住过，给了他不少后来写小说的资料。他的妻早已死去，留下一个小女孩。他手上的翡翠戒指就是为纪念他的亡妻的。从英国回到北平，他续了弦。这位太太姓周，我曾在北平和青岛见到过。

以上这一点：事实恐怕还有说得不十分正确的地方，我的记性实在太坏了！记得我到牛津去访他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为什么老戴着那个翡翠戒指；同时，他说了许许多多关于他的舅父的事。是的，清清楚楚的我记得他由述说这位舅父而谈到禅宗的长短，因为他老人家便是禅宗的和尚。可是，除了这一点，我把好些极有趣的事全忘得一干二净；后悔没把它们都笔记下来！

我认识地山，是在二十年前了。那时候，我的工作不多，所以常到一个教会去帮忙，作些“社会服务”的事情。地山不但常到那里去，而且有时候住在那里，因此我认识了他。我呢，只是个中学毕业生，什么学识也没有。可是地山在那时候已经在燕大毕业而留校教书，大家都说他是个很有学问的青年。初一认识他，我几乎不敢希望能与他为友，他是有学问的人哪！可是，他有学问而没有架子，他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他同我去吃八个铜板十只的水饺，一边吃一边说，不一定说什么，但总说得有趣。我不再怕他了。虽然不晓得他有多大的学问，可是的确知道他是个极天真可爱的人了。一来二去，我试着步去问他一些书本上的事；我生怕他不肯告诉我，因为我知道有些学者是有这样脾气的：他可以和你交往，不管你是怎样的人；但是一提到学问，他就不肯开口了，不是他不肯把学问白白送给人，便是不屑于与一个没学问的人谈学问——他的神态表示出来，跟你来往已是降格相从，至于学问之事，哈哈……但是，地山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他愿意把他所知道的告诉人，正如同他愿给人讲故事。他不因为我向他请教而轻视我，而且也并不板起面孔表示他有学问。和谈笑话似的，他知道什么便告诉我什么，没有矜持，没有厌倦，教我佩服他的学识，而仍认他为好友。学问并没有毁坏了他的为人，象那些气焰千丈的“学者”那样，他对我如此，对别人也如此；在认识他的人中，我没有听到过背地里指摘他，说他不够个朋友的。

不错，朋友们也有时候背地里讲究他；谁能没有些毛病呢。可是，地山的毛病只使朋友们又气又笑的那一种，绝无损于他的人格。他不爱写信。你给他十封信，他也未见得答复一次；偶而回答你一封，也只是几个奇形怪状的字，写在一张随手拾来的破纸上。我管他的字叫作鸡爪体，真是难看。这也许是他不愿写信的原因之一吧？另一毛病是不守时刻。口头的或书面的通知，何时开会或何时集齐，对他绝不发生作用。只要他在图书馆中坐下，或和友人谈起来，就不用再希望他还能看看钟表。所以，你设若不亲自拉他去赴会就约，那就是你的过错；他是永远不记着时刻的。

一九二四年初秋，我到了伦敦，地山已先我数日来到。他是在美国得了硕士学位，再到牛津继续研究他的比较宗教学的；还未开学，所以先在伦敦住几天，我和他住在了一处。他正用一本中国小商店里用的粗纸账本写小说，那时节，我对文艺还没有发生什么兴趣，所以就没大注意他写的是哪一篇。几天的工夫，他带着我到城里城外玩耍，把伦敦看了一个大概。地山喜欢历史，对宗教有多年的研究，对古生物学有浓厚的兴趣。由他领着逛伦敦，是多么有趣、有益的事呢！同时，他绝对不是“月亮也是外国的好”的那种留学生。说真的，他有时候过火的厌恶外国人。因为要批判英国人，他甚至于连英国人有礼貌，守秩序，和什么喝汤不准出响声，都看成愚蠢可笑的事。因此，我一到伦敦，就借着他的眼睛看到那古城的许多宝物，也看到它那阴暗的一方面，而不至胡胡涂涂的断定伦敦的月亮比北平的好了。

不久，他到牛津去入学。暑假寒假中，他必到伦敦来玩几天。“玩”这个字，在这里，用得很妥当，又不很妥当。当他遇到朋友的时候，他就忘了自己：朋友们说怎样，他总不驳回。去到东伦敦买黄花木耳，大家作些中国饭吃？好！去逛动物园？好，玩扑克牌？好！他似乎永远没有忧郁，永远不会说“不”。不过，最好还是请他闲扯。据我所知道的，除各种宗教的研究而外，他还研究人学、民俗学、文学、考古学；他认识古代钱币，能鉴别古画，学过梵文与巴利文。请他闲扯，他就能——举个例说——由男女恋爱扯到中古的禁欲主义，再扯到原始时代的男女关系。他的故事多书本上的佐证也丰富。他的话一会儿低降到贩夫走卒的俗野，一会儿高飞到学者的深刻高明。他谈一整天并不倦容，大家听一天也不感疲倦。

不过，你不要让他独自溜出去。他独自出去，不是到博物院，必是入图书馆。一进去，他就忘了出来。有一次，在上午八九点钟，我在东方学院的图书馆楼上发现了他。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去唤他，他不动。一直到下午五点，他才出来，还是因为图书馆已到关门的时间的原故。找到了我，他不住的喊“饿”，是啊，他已饿了十点钟。在这种时节，“玩”字是用不得的。

牛津不承认他的美国的硕士学位，所以他须花二年的时光再考硕士。他的论文是法华经的介绍，在预备这本论文的时候，他还写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在世界基督教大会（？）上去宣读。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介绍道教。在一般的浮浅传教师心里，中国的佛教与道教不过是与非洲黑人或美洲红人所信的原始宗教差不多。地山这篇文章使他们闻所未闻，而且得到不少宗教学学者的称赞。

他得到牛津的硕士。假若他能继续住二年，他必能得到文学博士——最荣誉的学位。论文是不成问题的，他能于很短的期间预备好。但是，他必须再住二年；校规如此，不能变更。他没有住下去的钱，朋友们也不能帮助他。他只好以硕士为满意，而离开英国。

在他离英以前，我已试写小说。我没有一点自信心，而他又没工夫替我看看。我只能抓着机会给他朗读一两段。听过了几段，他说“可以，往下写吧！”这，增多了我的勇气。他的文艺意见，在那时候，仿佛是偏重于风格与情调；他自己的作品都多个有些传奇的气息，他所喜爱的作品也差不多都是浪漫派的。他的家世，他的在南洋的经验，他的旧文学的修养，他的喜研究学问而又不忍放弃文艺的态度，和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想，大概都使他倾向着浪漫主义。

单说：他的生活方式吧。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虽然他对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全没有影响。他的言谈举止都象个诗人。假若把“诗人”按照世俗的解释从他的生活中发展起来，他就应当有很古怪奇特的行动与行为。但是，他并没作过什么怪事。他明明知道某某人对他不起，或是知道某某人的毛病，他仍然是一团和气，以朋友相待。他不会发脾气。在他的嘴里，有时候是乱扯一阵，可是他的私生活是很严肃的，他既是诗人，又是“俗”人。为了读书，他可以忘了吃饭。但一讲到吃饭，他却又不惜花钱。他并不孤高自赏。对于衣食住行他都有自己的主张，可是假若别人喜欢，他也不便固执己见。他能过很苦的日子。在我初认识他的几年中，他的饭食与衣服都是极简单朴俭。他结婚后，我到北平去看他，他的住屋衣服都相当讲究了。也许是为了家庭间的和美，他不便于坚持己见吧。虽然由破夏布褂子换为整齐的绫罗大衫，他的脱口而出的笑话与戏谑还完全是他，一点也没改。穿什么，吃什么，他仿佛都能随遇而安，无所不可。在这里和在其他的好多地方，他似乎受佛教的影响较基督教的为多，虽然他是在神学系毕业，而且也常去作礼拜。他象个禅宗的居士，而绝不能成为一个清教徒。

不但亲戚朋友能影响他，就是不相识而偶然接触的人也能临时的左右他。有一次，我在“家”里，他到伦敦城里去干些什么。日落时，他回来了，进门便笑，而且不住的摸他的刚刚刮过的脸。我莫名其妙。他又笑了一阵。“教理发匠挣去两镑多！”我吃了一惊。那时候，在伦敦理发普通是八个便士，理发带刮脸也不过是一个先令，“怎能花两镑多呢？”原来是理发匠问他什么，他便答应什么，于是用香油香水洗了头，电气刮了脸，还不得用两镑多么？他绝想不起那样打扮自己，但是理发匠的钱罐是不能驳回的！

自从他到香港大学任事，我们没有会过面，也没有通过信；我知道他不喜欢写信，所以也就不写给他。抗战后，为了香港文协分会的事，我不能不写信给他了，仍然没有回信。可是，我准知道，信虽没来，事情可是必定办了。果然，从分会的报告和友人的函件中，我晓得了他是极热心会务的一员。我不能希望他按时回答我的信，可是我深信他必对分会卖力气，他是个极随便而又极不随便的人，我知道。

我自己没有学问，不能妥切的道出地山在学术上的成就何如。我只知道，他极用功，读书很多，这就值得钦佩，值得效法。对文艺，我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所以不敢批评地山的作品。但是我晓得，他向来没有争过稿费，或恶意的批评过谁。这一点，不但使他能在香港文协分会以老大哥的身分德望去推动会务，而且在全国文艺界的团结上也有重大的作用。

是的，地山的死是学术界文艺界的极重大的损失！至于谈到他与我私人的关系，我只有落泪了；他既是我的“师”，又是我的好友！

啊，地山！你记得给我开的那张“佛学入门必读书”的单子吗？你用功，也希望我用功；可是那张单子上前六十几部书，到如今我一部也没有读啊！

你记得给我打电报，叫我到济南车站去接周校长吗？多么有趣的电报啊！知道我不认识她，所以你教她穿了黑色旗袍，而电文是：“×日×时到站接黑衫女”！当我和妻接到黑衫女的时候，我们都笑得闭不上口啊。朋友，你托友好作一件事，都是那样有风趣啊！啊，昔日的趣事都变成今日的泪源。你怎可以死呢！

不能再往下写了……

载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七日《大公报》

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年纪念会感言

（一）

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得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可是，假若你的热诚是盲目的，只知“继往”，而不知“开来”那五千年文物的重量啊，会把你压得窒息而亡。你须有很大的勇气去背负它，还须有更大的勇气去批判它；你须费很大的力量去认识它；还须呕尽心血去分析它，矫正它，改善它。你必须知道古的，也必须知道新的；然后，你才能把过去的光荣从新使世界看清，教世界上晓得你是千年的巨柏，枝叶仍茂，而不是一个死尸啊！

（二）

没有努力，天才或许反是个祸害。看，多少个自命不凡的才子，作了几句诗，或画一笔“山水”，便到处大言不惭的自称“时代之奇迹”，得志呢，便把艺术推在一旁，只在茶余酒后略作吟咏，以傲俗人；不得志呢，便一把鼻子一把泪的逢人便道：“怀才不遇”！这种人的确有点小聪明，而绝对的没有真诚。他们把摇头吟哦，皱眉低笑，代替了血汗；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努力，真的，天才是祸害！

（三）

不要以为一个人能发表些文章，都是因为善于勾结出版家，或有巧妙的手段使别人捧场啊。沫若先生对我讲过一个故事：当他在国外的时候，穷得已快断炊。他给现在已经故去的一个出版者写信索要积欠的版税，好买些粮米。回信来了，说：“你不要这样作事啊，将来大家还要见面的呀！”看看，这是何等狠心的话呢！可是，沫若先生并没有饿死，而且今天还为文艺活着。那个狠心的人到哪里去了呢？文艺是一辈子的事，是玩命的事，是硬碰硬的事，用不着手段，更不准取巧！

（四）

只把热情写在纸上，大概算不了诗人，我想，一个真正的诗人，必是手之所指，目之所视，都能使被指的被视的感到温暖。诗人是一团火，文字、言语、行动，必有热力；若只在纸上写些好听的，而在作人上心小如豆，恐怕也就写不出最光辉的东西来吧？好听与伟大还相距甚远。

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甘一日《时事新报》

滇行短记

（一）

总没学会写游记。这次到昆明住了两个半月，依然没学会写游记，最好还是不写。但友人嘱寄短文，并以滇游为题。友情难违；就想起什么写什么。另创一格，则吾岂敢，聊以塞责，颇近似之，惭愧得紧！

（二）

八月二十六日早七时半抵昆明。同行的是罗莘田先生。他是我的幼时同学，现在已成为国内有数的音韵学家。老朋友在久别之后相遇，谈些小时候的事情，都快活得要落泪。

他住昆明青云街靛花巷，所以我也去住在那里。

住在靛花巷的，还有郑毅生先生，汤老先生，袁家骅先生，许宝马录先生，郁泰然先生。

毅生先生是历史家，我不敢对他谈历史，只能说些笑话，汤老先生是哲学家，精通佛学，我偷偷的读他的晋魏六朝佛教史，没有看懂，因而也就没敢向他老人家请教。家骅先生在西南联大教授英国文学，一天到晚读书，我不敢多打扰他，只在他泡好了茶的时候，搭讪着进去喝一碗，赶紧告退。他的夫人钱晋华女士常来看我。到吃饭的时候每每是大家一同出去吃价钱最便宜的小馆。宝马录先生是统计学家，年轻，瘦瘦的，聪明绝顶。我最不会算术，而他成天的画方程式。他在英国留学毕业后，即留校教书，我想，他的方程式必定画得不错！假若他除了统计学，别无所知，我只好闭口无言，全没办法。可是，他还会唱三百多出昆曲。在昆曲上，他是罗莘田先生与钱晋华女士的“老师”。罗先生学昆曲，是要看看制曲与配乐的关系，属于那声的字容或有一定的谱法，虽腔调万变，而不难找出个作谱的原则。钱女士学昆曲，因为她是个音乐家。我本来学过几句昆曲，到这里也想再学一点。可是，不知怎的一天一天的度过去，天天说拍曲，天天一拍也未拍，只好与许先生约定：到抗战胜利后，一同回北平去学，不但学，而且要彩唱！郁先生在许多别的本事而外，还会烹调。当他有工夫的时候，便作一二样小菜，沽四两市酒，请我喝两杯。这样，靛花巷的学者们的生活，并不寂寞。当他们用功的时候，我就老鼠似的藏在一个小角落里读书或打盹；等他们离开书本的时候，我也就跟着“活跃”起来。

此外，在这里还遇到杨今甫、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陈梦家、朱自清、罗膺中、魏建功、章川岛……诸位文坛老将，好象是到了“文艺之家”。关于这些位先生的事，容我以后随时报告。

（三）

靛花巷是条只有两三人家的小巷，又狭又脏。可是，巷名的雅美，令人欲忘其陋。

昆明的街名，多半美雅。金马碧鸡等用不着说了，就是靛花巷附近的玉龙堆，先生坡，也都令人欣喜。

靛花巷的附近还有翠湖，湖没有北平的三海那么大，那么富丽，可是，据我看：比什刹海要好一些。湖中有荷蒲；岸上有竹树，颇清秀。最有特色的是猪耳菌，成片的开着花。此花叶厚，略似猪耳，在北平，我们管它叫做凤眼兰，状其花也；花瓣上有黑点，象眼珠。叶翠绿，厚而有光；花则粉中带蓝，无论在日光下，还是月光下，都明洁秀美。

云南大学与中法大学都在靛花巷左右，所以湖上总有不少青年男女，或读书，或散步，或划船。昆明很静，这里最静；月明之夕，到此，谁仿佛都不愿出声。

（四）

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虽然楼房比北平多，可是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似“京派”。

花木则远胜北平。北平讲究种花，但夏天日光过烈，冬天风雪极寒，不易把花养好。昆明终年如春，即使不精心培植，还是到处有花。北平多树，但日久不雨，则叶色如灰，令人不快。昆明的树多且绿，而且树上时有松鼠跳动！入眼浓绿，使人心静，我时时立在楼上远望，老觉得昆明静秀可喜；其实呢，街上的车马并不比别处少。

至于山水，北平也得有愧色，这里，四面是山，滇池五百里——北平的昆明湖才多么一点点呀！山土是红的，草木深绿，绿色盖不住的地方露出几块红来，显出一些什么深厚的力量，教昆明城外到处人感到一种有力的静美。

四面是山，围着平坝子，稻田万顷。海田之间，相当宽的河堤有许多道，都有几十里长，满种着树木。万顷稻，中间画着深绿的线，虽然没有怎样了不起的特色，可也不是怎的总看着象画图。

（五）

在西南联大讲演了四次。

第一次讲演，闻一多先生作主席。他谦虚的说：大学里总是作研究工作，不容易产出活的文学来……我答以：抗战四年来，文艺写家们发现了许多文艺上的问题，诚恳的去讨论。但是，讨论的第二步，必是研究，否则不易得到结果；而写家们忙于写作，很难静静的坐下去作研究；所以，大学里作研究工作，是必要的，是帮着写家们解决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崇古鄙今，而是供给新文艺以有益的参考，使新文艺更坚实起来。譬如说：这两年来，大家都讨论民族形式问题，但讨论的多半是何谓民族形式，与民族形式的源泉何在；至于其中的细腻处，则必非匆匆忙忙的所能道出，而须一项一项的细心研究了。五来，罗莘田先生根据一百首北方俗曲，指出民间诗歌用韵的活泼自由，及十三辙的发展，成为小册。这小册子虽只谈到了民族形式中的一项问题，但是老老实实详详细细的述说，绝非空论。看了这小册子，至少我们会明白十三辙已有相当长久的历史，和它怎样代替了官样的诗韵；至少我们会看出民间文艺的用韵是何等活动，何等大胆——也就增加了我们写作时的勇气。罗先生是音韵学家，可是他的研究结果就能直接有助于文艺的写作，我愿这样的例子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六）

正是雨季，无法出游。讲演后，即随莘田下乡——龙泉村。村在郊北，距城约二十里，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此。冯芝生、罗膺中、钱端升、王了一，陈梦家诸教授都在村中住家。教授们上课去，须步行二十里。

研究所有十来位研究生，生活至苦，用工极勤。三餐无肉，只炒点“地蛋”丝当作菜。我既佩服他们苦读的精神，又担心他们的健康。莘田患恶性摆子，几位学生终日伺候他，犹存古时敬师之道，实为难得。

莘田病了，我就写剧本。

（七）

研究所在一个小坡上——村人管它叫“山”。在山上远望，可以看见蟠龙江。快到江外的山坡，一片松林，是黑龙潭。晚上，山坡下的村子都横着一些轻雾；驴马带着铜铃，顺着绿堤，由城内回乡。

冯芝生先生领我去逛黑龙潭，徐旭生先生住在此处。此处有唐梅宋柏；旭老的屋后，两株大桂正开着金黄花。唐梅的干甚粗，但活着的却只有二三细枝——东西老了也并不一定好看。

坐在石凳上，旭老建议：“中秋夜，好不好到滇池去看月；包一条小船，带着乐器与酒果，泛海竟夜。商议了半天，毫无结果。（一）船价太贵。（二）走到海边，已须步行二十里，天亮归来，又须走二十里，未免太苦。（三）找不到会玩乐器的朋友。看滇池月，非穷书生所能办到的呀！

（八）

中秋。莘田与我出了点钱，与研究所的学员们过节。吴晓铃先生掌灶，大家帮忙，居然作了不少可口的菜。饭后，在院中赏月，有人唱昆曲。午间，我同两位同学去垂钓，只钓上一二条寸长的小鱼。

（九）

莘田病好了一些。我写完了话剧《大地龙蛇》的前二幕。约了膺中、了一、和众研究生，来听我朗读。大家都给了些很好的意见，我开始修改。

对文艺，我实在不懂得什么，就是愿意学习，最快活的，就是写得了一些东西，对朋友们朗读，而后听大家的批评。一个人的脑子，无论怎样的缜密，也不能教作品完全没有漏隙，而旁观者清，不定指出多少窟窿来。

（十）

从文和之琳约上呈贡——他们住在那里，来校上课须坐火车。莘田病刚好，不能陪我去，只好作罢。我继续写剧本。（十一）

岗头村距城八里，也住着不少的联大的教职员。我去过三次，无论由城里去，还是由龙泉村去，路上都很美。走二三里，在河堤的大树下，或在路旁的小茶馆，休息一下，都使人舍不得走开。

村外的小山上，有涌泉寺，和其他的云南的寺院一样，庭中有很大的梅树和桂树。桂树还有一株开着晚花，满院都是香的。庙后有泉，泉水流到寺外，成为小溪；溪上盛开着秋葵和说不上名儿的香花，随便折几枝，就够插瓶的了。我看到一两个小女学生在溪畔端详那枝最适于插瓶——涌泉寺里是南普中学。

在南普中学对学生说了几句话。我告诉他们：各处缠足的女子怎样在修路，抬土，作着抗建的工作。章川岛先生的小女儿下学后，告诉她爸爸：“舒伯伯挖苦了我们的脚！”（十二）

离龙泉村五六里，为凤鸣山。出上有庙，庙有金殿——一座小殿，全用铜筑。山与庙都没什么好看，倒是遍山青松，十分幽丽。

云南的松柏结果都特别的大。松塔大如菠萝，柏实大如枣。松子几乎代替了瓜子，闲着没事的时候，大家总是买些松子吃着玩，整船的空的松塔运到城中；大概是作燃料用，可是凤鸣山的青松并没有松塔儿，也许是另一种树吧，我叫不上名字来。

（十三）

在龙泉树，听到了古琴。相当大的一个院子，平房五六间。顺着墙，丛丛绿竹。竹前，老梅两株，瘦硬的枝子伸到窗前。巨杏一株，阴遮半院。绿阴下，一案数椅，彭先生弹琴，查先生吹箫；然后，查先生独奏大琴。

在这里，大家几乎忘了一切人世上的烦恼！

这小村多么污浊呀，路多年没有修过，马粪也数月没有扫除过，可是在这有琴音梅影的院子里，大家的心里却发出了香味。

查阜西先生精于古乐。虽然他与我是新识，却一见如故，他的音乐好，为人也好。他有时候也作点诗——即使不作诗，我也要称他为诗人呵！

与他同院住的是陈梦家先生夫妇，梦家现在正研究甲骨文。他的夫人，会几种外国语言，也长于音乐，正和查先生学习古琴。

（十四）

在昆明两月，多半住在乡了，简直的没有看见什么。城内与郊外的名胜几乎都没有看到。战时，古寺名山多被占用；我不便为看山访古而去托人情，连最有名的西山，也没有能去。在城内靛花巷住着的时候，每天我必倚着楼窗远望西山，想象着由山上看滇池，应当是怎样的美丽。山上时有云气往来，昆明人说：“有雨无雨看西山”。山峰被云遮住，有雨，峰还外露，虽别处有云，也不至有多大的雨。此语，相当的灵验。西山，只当了我的阴晴表，真面目如何，恐怕这一生也不会知道了；哪容易再得到游昆明的机会呢！

到城外中法大学去讲演了一次，本来可以顺脚去看筑竹寺的五百罗汉塑像。可是，据说也不能随便进去，况且，又落了雨。

连城内的园通公园也只可游览一半，不过，这一半确乎值得一看。建筑的大方，或较北平的中山公园还好一些；至于石树的幽美，则远胜之，因为中山公园太“平”了。

同查阜西先生逛了一次大观楼。楼在城外湖边，建筑无可观，可是水很美。出城，坐小木船。在稻田中间留出来的水道上慢慢的走。稻穗黄，芦花已白，田坝旁边偶而还有几穗凤眼兰。远处，万顷碧波，缓动着风帆——到昆阳去的水路。

大观楼在公园内，但美的地方却不在园内，而在园外。园外是滇池，一望无际。湖的气魄，比西湖与颐和园的昆明池都大得多了。在城市附近，有这么一片水，真使人狂喜。湖上可以划船，还有鲜鱼吃。我们没有买舟，也没有吃鱼，只在湖边坐了一会看水。天上白云，远处青山，眼前是一湖秋水，使人连诗也懒得作了。作诗要去思索，可是美景把人心融化在山水风花里，象感觉到一点什么，又好象茫然无所知，恐怕坐湖边的时候就有这种欣悦吧？在此际还要寻词觅字去作诗，也许稍微笨了一点。

（十五）

剧本写完，今年是我个人的倒霉年。春初即患头晕，一直到夏季，几乎连一个字也没有写。没想到，在昆明两月，倒能写成这一点东西——好坏是另一问题，能动笔总是件可喜的事。

（十六）

剧本既已写成，就要离开昆明，多看一些地方。从文与之琳约上呈贡，因为莘田病初好，不敢走路，没有领我去，只好延期。我很想去，一来是听说那里风景很好，二来是要看看之琳写的长篇小说！——已经写了十几万字，还在继续的写。

（十七）

查阜西先生愿陪我去游大理。联大的友人们虽已在昆明二三年，还很少有到过大理的。大家都盼望我俩的计划能实现。于是我们就分头去接洽车子。

有几家商车都答应了给我们座位，我们反倒难于决定坐哪一家的了。最后，决定坐吴晓铃先生介绍的车，因为一行四部卡车，其中的一位司机是他的弟弟。兄弟俩一定教我们坐那部车，而且先请我们吃了饭，吃饭的时候，我笑着说：“这回，司机可教黄鱼给吃了！”

（十八）

一上了滇缅公路，便感到战争的紧张；在那静静的昆明城里，除了有空袭的时候，仿佛并没有什么战争与患难的存在。在我所走过的公路中，要算滇缅公路最忙了，车，车，车，来的，去的，走着的，停着的，大的，小的，到处都是车！我们所坐的车子是商车，这种车子可以搭一两个客，客人按公路交通车车价十分之二买票。短途搭脚的客人，只乘三五十里，不经过检查站，便无须打票，而作黄鱼；这是司机车的一笔“外找”。官车有押车的人，黄鱼不易上去；这批买卖多半归商车作。商车的司机薪水既高，公物安全的到达，还有奖金；薪水与奖金凑起来，已近千元，此外且有外找，差不多一月可以拿到两三千元。因为入款多，所以他们开车极仔细可靠。同时，他们也敢享受。公家车子的司机待遇没有这么高；而到处物价都以商车司机的阔气为标准，所以他们开车便理直气壮。据说，不久的将来，沿途都要为司机们设立招待所，以低廉的取价，供给他们相当舒适的食宿，使他们能饱食安眠，得到一些安慰。我希望这计划能早早实现！

第一天，到晚八时余，我们才走了六十三公里！我们这四部车没有押车的，因为押车的既没法约束司机，跟来是自讨无趣，而且时时耽误了工夫——一与司机冲突，则车不能动——一到时候交不上货去。押车员的地位，被司机的班长代替了，而这位班长绝对没有办事的能力。已走出二十公里，他忘记了交货证；回城去取。又走了数里，他才想起，没有带来机油，再回去取来！商车，假若车主不是司机出身，只有赔钱！

六十三公里的地方，有一家小饭馆，一位广东老人，不会说云南话，也不会说任何异于广东话的言语，作着生意。我很替他着急，他却从从容容的把生意作了；广东人的精神！

没有旅馆，我们住在一家人家里。房子很大，院中极脏。又赶上落了一阵雨，到处是烂泥，不幸而滑倒，也许跌到粪堆里去。

（十九）

第二天一早动身，过羊老哨，开始领略出滇缅路的艰险。司机介绍，从此到下关，最险的是圾山坡和天子庙，一上一下都有二十多公里。不过，这样远都是小坡，真正危险的地方还须过下关才能看到；有的地方，一上要一整天，一下又要一整天！

山高弯急，比川陕与西兰公路都更险恶。说到这里，也就难怪司机们要享受一点了，这是玩命的事啊！我们的司机，真谨慎：见迎面来车，马上停住让路；听后面有响声，又立刻停住让路；虽然他开车的技巧很好，可是一点也不敢大意。遇到大坡，车子一步一哼，不肯上去，他探着身（他的身量不高），连眼皮似乎都不敢眨一眨。我看得出来，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已经有点支持不住了。

在禄丰打尖，开铺子的也多是广东人。县城距公路还有二三里路，没有工夫去看。打尖的地方是在公路旁新辟的街上。晚上宿在镇南城外一家新开的旅舍里，什么设备也没有，可是住满了人。

（二十）

第三天经过圾山坡及天子庙两处险坡。终日在山中盘旋。山连山，看不见村落人烟。有的地方，松柏成林；有的地方，却没有多少树木。可是，没有树的地方，也是绿的，不象北方大山那样荒凉。山大都没有奇峰，但浓翠可喜；白云在天上轻移，更教青山明媚。高处并不冷，加以车子越走越热，反倒要脱去外衣了。

晚上九点，才到下关车站。几乎找不到饭吃，因为照规矩须在日落以前赶到，迟到的便不容易找到东西吃了。下关在高处，车子都停在车站。站上的旅舍饭馆差不多都是新开的，既无完好的设备，价钱又高，表示出“专为赚钱，不管别的”的心理。

公路局设有招待所，相当的洁净，可是很难有空房。我们下了一家小旅舍，门外没有灯，门内却有一道臭沟，一进门我就掉在沟里！楼上一间大屋，设床十数架，头尾相连，每床收钱三元。客人们要有两人交谈的，大家便都需陪着不睡，因为都在一间屋子里。

这样的旅舍要三元一铺，吃饭呢，至少须花十元以上，才能吃饱。司机者的花费，即使是绝对规规矩矩，一天也要三四十元咧。

（二十一）

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为大理四景。据说下关的风虽多，而不进屋子。我们没遇上风，不知真假。我想，不进屋子的风恐怕不会有，也许是因这一带多地震，墙壁都造得特别厚，所以屋中不大受风的威胁吧。早晨，车子都开了走，下关便很冷静；等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车子都停下，就又热闹起来。我们既不愿白日在旅馆里呆坐，也不喜晚间的嘈杂，便马上决定到喜洲镇去。

由下关到大理是三十里，由大理到喜洲镇还有四十五里。看苍山，以在大理为宜；可是喜洲镇有我们的朋友，所以决定先到那里去。我们雇了两乘滑竿。

这里抬滑竿的多数是四川人。本地人是不愿卖苦力气的。

离开车站，一拐弯便是下关。小小的一座城，在洱海的这一端，城内没有什么可看的。穿出城，右手是洱海，左手是苍山，风景相当的美。可惜，苍山上并没有雪；按轿夫说，是几天没下雨，故山上没有雪，——地上落雨，山上就落雪，四季皆然。

到处都有流水，是由苍山流下的雪水。缺雨的时候，即以雪水灌田，但是须向山上的人购买；钱到，水便流过来。

沿路看到整齐坚固的房子，一来是因为防备地震，二来是石头方便。

在大理城内打尖。长条的一座城，有许多家卖大理石的铺子。铺店的牌匾也有用大理石作的，圆圆的石块，嵌在红木上，非常的雅致。城中看不出怎样富庶，也没有多少很体面的建筑，但是在晴和的阳光下，大家从从容容的作着事情，使人感到安全静美。谁能想到，这就是杜文秀抵抗清兵十八年的地方啊！

太阳快落了，才看到喜洲镇。在路上，被日光晒得出了汗；现在，太阳刚被山峰遮住，就感到凉意。据说，云南的天气是一岁中的变化少，一月中的变化多。

（二十二）

洱海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美。海长百里，宽二十里，是一个长条儿，长而狭便一览无余，缺乏幽远或苍茫之气；它象一条河，不象湖。还有，它的四面都是山，可是山——特别是紧靠湖岸的——都不很秀，都没有多少树木。这样，眼睛看到湖的彼岸，接着就是些平平的山坡了；湖的气势立即消散，不能使人凝眸伫视——它不成为景！

湖上的渔帆也不多。

喜洲镇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远远的就看见几所楼房，孤立在镇外，看样子必是一所大学校。我心中暗喜；到喜洲来，原为访在华中大学的朋友们；假若华中大学有这么阔气的楼房，我与查先生便可以舒舒服服的过几天了。及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那是五台中学，地方上士绅捐资建筑的，花费了一百多万，学校正对着五台高峰，故以五台名。

一百多万！是的，这里的确有出一百多万的能力。看，镇外的牌坊，高大，美丽，通体是大理石的，而且不止一座呀！

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刻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有警察局。有象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柱。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

不到一里，便是洱海。不到五六里便是高山。山水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镇市，真是世外桃源啊！

（二十三）

华中大学却在文庙和一所祠堂里。房屋又不够用，有的课室只象卖香烟的小棚子。足以傲人的，是学校有电灯。校车停驶，即利用车中的马达磨电。据说，当电灯初放光明的时节，乡人们“不远千里而来”“观光”。用不着细说，学校中一切的设备，都可以拿这样的电灯作象征——设尽方法，克服困难。

教师们都分住在镇内，生活虽苦，却有好房子住。至不济，还可以租住阔人们的祠堂——即连壁上都嵌着大理石的祠堂。

四年前，我离家南下，到武汉便住在华中大学。隔别三载，朋友们却又在喜洲相见，是多么快活的事呀！住了四天，天天有人请吃鱼：洱海的鱼拿到市上还欢跳着。“留神破产呀！”客人发出警告。可是主人们说：“谁能想到你会来呢？！破产也要痛快一下呀！”

我给学生们讲演了三个晚上，查先生讲了一次。五台中学也约去讲演，我很怕小学生们不懂我的言语，因为学生们里有的是讲民家话的。民家话属于哪一语言系统，语言学家们还正在讨论中。在大理城中，人们讲官话，城外便要说民家话了。到城里作事和卖东西的，多数的人只能以官话讲价钱，和说眼前的东西的名称，其余的便说不上来了。所谓“民家”者，对官家军人而言，大概在明代南征的时候，官吏与军人被称为官家与军家，而原来的居民便成了民家。

民家人是谁？民家语是属于哪一系统？都有人正在研究。民家人的风俗、神话、历史，也都有研究的价值。云南是学术研究的宝地，人文而外，就单以植物而言，也是兼有温带与寒带的花木啊。

（二十四）

游了一回洱海，可惜不是月夜。湖边有不少稻田，也有小小的村落。阔人们在海中建起别墅别有天地。这些人是不是发国难财的，就不得而知了。

也游了一次山，山上到处响着溪水，东一个西一个的好多水磨。水比山还好看！苍山的积雪化为清溪，水浅绿，随处在石块左右，翻起白花，水的声色，有点象瑞士的。

山上有罗刹阁。菩萨化为老人，降伏了恶魔罗刹父子，压于宝塔之下。这类的传说，显然是佛教与本土的神话混合而成的。经过分析，也许能找出原来的宗教信仰，与佛教输入的情形。

（二十五）

此地，妇女们似乎比男人更能干。在田里下力的是妇女，在场上卖东西的是妇女，在路上担负粮柴的也是妇女。妇女，据说，可以养着丈夫，而丈夫可以在家中安闲的享福。

妇女的装束略同汉人，但喜戴些零七八碎的小装饰。很穷的小姑娘老太婆，尽管衣裙破旧，也戴着手镯。草帽子必缀上两根红绿的绸带。她们多数是大足，但鞋尖极长极瘦，鞋后跟钉着一块花布，表示出也近乎缠足的意思。

听说她们很会唱歌，但是我没有听见一声。

（二十六）

由喜洲回下关，并没在大理停住，虽然华中的友人给了我们介绍信，在大理可以找到住处。大理是游苍山的最合适的地方。我们所以直接回下关者，一来因为不愿多打扰生朋友，二来是车子不好找，须早为下手。

回到下关，范会连先生来访，并领我们去洗温泉。云南这一带温泉很多，而且水很热。我们洗澡的地方，安有冷水管，假若全用泉水，便热得下不去脚了。泉下，一个很险要的地方，两面是山，中间是水，有一块碑，刻着汉诸葛武侯擒孟获处。碑是光绪年间立的，不知以前有没有？

范先生说有小车子回昆明，教我们乘搭。在这以前，我们已交涉好滇缅路交通车，即赶紧辞退，可是，路局的人员约我去演讲一次。他们的办公处，在湖边上，一出门便看见山水之胜。小小的一个聚乐部，里面有些书籍。职员之中，有些很爱好文艺的青年。他们还在下关演过话剧。他们的困难是找不到合适的剧本。他们的人少，服装道具也不易置办，而得到的剧本，总嫌用人太多，场面太多，无法演出。他们的困难，我想，恐怕也是各地方的热心戏剧宣传者的困难吧，写剧的人似乎应当注意及此。

讲演的时候，门外都站满了人。他们不易得到新书，也不易听到什么，有朋自远方来，当然使他们兴奋。

在下关旅舍里，遇见一位新由仰光回来的青年，他告诉我：海外是怎样的需要文艺宣传。有位“常任侠”——不是中大的教授——声言要在仰光等处演戏，需钱去接来演员。演员们始终没来一个，而常君自己已骗到手十多万！（二十七）

小车子一天赶了四百多公里，早六时半出发，晚五时就开到了昆明。

预备作两件事：一件是看看滇戏，一件是上呈贡。滇戏没看到，因为空袭的关系，已很久没有彩唱，而只有“坐打”。呈贡也没去成。预定十一月十四日起身回渝，十号左右可去呈贡，可是忽然得到通知，十号可以走，破坏了预定计划。

十日，恋恋不舍的辞别了众朋友。

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扫荡报》

悼赵玉三司机师

去年十一月初，我由昆明到大理去的时候，坐的是一家公司的商车。在动身的前夕，司机师吴栾铃君请我吃北方饭。同席的有一位山东青年，高个子，粗眉毛，浑身都是胆子与力量。看样子，他象是很能喝几杯，但是他不肯动酒，因为次晨还要赶早开车。吴君才二十二岁，很象个体面的学生。赵君，虽然爱说爱笑，却象有二十七八了。及至大家互问年纪的时节，才知道他不过是二十三岁，还没有结婚。

他们的年纪虽轻，可是由他们的口中，我晓得了他们都已足迹遍“天下”。他们都说北方话，可是言语中夹杂着许多各地方的土语词汇，有时候还有一两个外国字。假如他们缺乏着别的历史知识，但是一部中国公路交通史好象就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从抗战前就天天把人和物由南向北由东运到西，大多数的公路，在他们的口中，就好象我们提起走熟了的街道似的；哪里有桥，哪里有急弯，哪块路牌附近的路基不够坚硬，他们都能顺口说上来。赵君在陕、甘、湘、鄂、川、滇、黔、桂、越南、缅甸的公路上都服过务。从离开南京，他就生活在公路上，六年没有给家中——在山东长清——通过信！

赵君名玉三，抗战前，在青岛开公共汽车。七七后，他在航空委员会训练汽车驾驶兵。南京陷落，他抢运沿路上的各种器材，深得官长嘉许。此后，他便在各省的公路上服务，始终是那么勇敢活泼。他替政府、军队、人民，运过多少东西，一共走过多少里路？现在已无法知道。去年十二月中，距我认识他的时候仅仅一月，他死在了保山！

当我同他们到大理去的时候，他们一共是四部卡车，赵君为司机班长，我只到大理，他们却要到畹町，车上载的是桐油。赵君一定劝我随他们到国境上去看看：“看看去，我管保你会写出好多文章来，跟我们去，准保险！我们怕热，开车又小心！”可是时间不允许我去开眼。再说，一路上赵君总是抢着会食宿账，教我“过意不去”。

夜晚投宿后，赵君最喜说笑。他的嘴不甚伶俐，可是偏爱说话。他不会唱，而偏要哼几句。高了兴，他还用自己临时编造的英语或俄语与朋友交谈，只为招笑，没有别的意思。

他似乎没有任何忧虑，脸上象云南的晴天那样爽朗。

他开第一部车为的是先到站头，给大家找好食宿之所。我坐的那辆道济车，由吴君开，在最后面走。他的勇敢，吴君的谨慎，正好作先锋与殿军。

我回渝，赵君复由昆明开保山。从保山回来，据朋友们的函告，在功果山的最高峰，拔海四千尺的高度，他翻了车，一直滚到澜沧江岸。车——便是我坐过的那辆道济车，此次改由他开——完全碎了，可是这位山东壮汉却没有登时断气，送到保山医院后，以伤重，在十二月中旬逝世。

没有好身体，没有胆气，都不能作司机师。特别要紧的，是没有爱国心，成不了为抗战服务的司机师。假若赵君还在山东，肯受敌人的驱使，也许还能活着，但是他宁愿在功果山的高峰上，虽然没有穿着军装，却也和战士们那样光荣的死去。

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说过几次：“给我写几句！”现在，我给他写几句了，可是他已结束了他的生命。在抗战的今日，凡是为抗战舍掉自己性命的，便是延续了国家的生命；赵君死得太早了，可他将随着中华民族的胜利与复兴而不朽！

载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中央日报》

家书一封

××：

接到信，甚慰！济与乙都去上学，好极！唯儿女聪明不齐，不可勉强，致有损身心。我想，他们能粗识几个字，会点加减法，知道一点历史，便已够了。只要身体强壮，将来能学一份手艺，即可谋生，不必非入大学不可。假若看到我的女儿会跳舞演讲，有作明星的希望，我的男孩能体健如牛，吃得苦，受得累，我必非常欢喜！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你说是不是？教他们多游戏，不要紧逼他们读书习字；书呆子无机会腾达，有机会作官，则必贪污误国，甚为可怕！

至于小雨，更宜多玩耍，不可教她识字；她才刚四岁呀！每见摩登夫妇，教三四岁小孩识字号，客来则表演一番，是以儿童为玩物，而忘了儿童的身心教育甚慢，不可助长也。

我近来身体稍强，食眠都好，唯仍未敢放胆写作，怕再患头晕也。给我看病的是一位熟大夫，医道高，负责任，他不收我的诊费，而且照原价卖给我药品，真可感激！前几天，他给我检查身体，说：已无大病，只是亏弱，需再打一两打补血针。现已开始。病中，才知道身体的重要。没有它，即使是圣人也一筹莫展！

春来了，我的阴暗的卧室已有阳光，桌上边有一枝桃花插在曲酒瓶中。

祝你健康！代我吻吻儿女们！

舍上，三，十。

载一九四二年四月《文坛》第二期

母鸡

一向讨厌母鸡。不知怎样受了一点惊恐。听吧，它由前院嘎嘎到后院，由后院再嘎嘎到前院，没结没完，而并没有什么理由；讨厌！有的时候，它不这样乱叫，可是细声细气的，有什么心事似的，颤颤微微的，顺着墙根，或沿着田坝，那么扯长了声如怨如诉，使人心中立刻结起个小疙疸来。

它永远不反抗公鸡。可是，有时候却欺侮那最忠厚的鸭子。更可恶的是它遇到另一只母鸡的时候，它会下毒手，乘其不备，狠狠的咬一口，咬下一撮儿毛来。

到下蛋的时候，它差不多是发了狂，恨不能使全世界都知道它这点成绩；就是聋子也会被它吵得受不下去。

可是，现在我改变了心思，我看见一只孵出一群小雏鸡的母亲。

不论是在院里，还是在院外，它总是挺着脖儿，表示出世界上并没有可怕的东西。一个鸟儿飞过，或是什么东西响了一声，它立刻警戒起来，歪着头儿听；挺替身儿预备作战；看看前，看看后，咕咕的警告鸡雏要马上集合到它身边来！

当它发现了一点可吃的东西，它咕咕的紧叫，啄一啄那个东西，马上便放下，教它的儿女吃。结果，每一只鸡雏的肚子都圆圆的下垂，象刚装了一两个汤圆儿似的，它自己却削瘦了许多。假若有别的大鸡来抢食，它一定出击，把它们赶出老远，连大公鸡也怕它三分。

它教给鸡雏们啄食，掘地，用土洗澡；一天教多少多少次。它还半蹲着——我想这是相当劳累的——教它们挤在它的翅下、胸下，得一点温暖。它若伏在地上，鸡雏们有的便爬在它的背上，啄它的头或别的地方，它一声也不哼。

在夜间若有什么动静，它便放声啼叫，顶尖锐、顶凄惨，使任何贪睡的人也得起来看看，是不是有了黄鼠狼。

它负责、慈爱、勇敢、辛苦，因为它有了一群鸡雏。它伟大，因为它是鸡母亲。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我不敢再讨厌母鸡了。

载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时事新报》

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

关于沫若先生，据我看，至少有五方面值得赞述：（一）他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及翻译；（二）在北伐期间，他的革命功业；（三）他在考古学上的成就；（四）抗战以来，他的抗敌工作；（五）他的为人。

对以上的五项，可怜，我都没有资格说话，因为：（一）他的文艺作品及翻译，我没有完全读过，不敢乱说；而马上去搜集他的全部著作，从事研读，在今天，恐怕又不可能。（二）关于北伐期间他的革命工作，他自己已经写出了一点；以后他还许有更详细的自述，用不着我替他说；要说，我也所知无几。（三）对于他的考古学的成就，我只知道：遇有机会，我总是小学生似的恭听他讲说古史或古文字。因为，据专家们说：今日治考古学的人们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有家数，生经入史，根底坚深，但不习外国言语，昧于科学方法，用力至苦而收获无多。第二类是略知科学方法，复有研究趣味，而旧学根底不够，失之浮浅。第三类是通古如今，新旧兼胜，既不泥古，复能出新，研究结果乃能照耀全世。沫若先生，据专家们说，就属于第三类。这，我只能相信他们的话。当我恭听他讲述的时候，我只怀疑自己的理解力，一句类似批评的话也不敢说，——一个外行怎敢去批评内行们所推崇的内行呢？（四）至于抗战以来，他的抗敌工作，是眼前的事情，人人知道，我并不比别人知道的多到哪里去，也就用不着多开口。（五）关于他的为人，我照样的没有说话的资格，因为我认识他才不过四年。

不过一位新闻记者既可以由一面之缘而写印象记，那么，相识四年，还不可以放开胆子么？根据这个聊以自解的理由，我现在要说几句没有资格来说的话。

由四年来的观察，我觉得沫若先生是个：（一）绝顶聪明的人，这里所说的“聪明”，并不指他的多才多艺而言，因为我要说的是他的为人，而不是介绍他在文艺上与学术上的才力与成就。我说他是绝顶聪明，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天才，知道他自己的地位，而完全不利用它们去取得个人的利益与享受。反之，他老想把自己的才力聪明用到他以为有意义的事上去，即使因此而受到很大的物质上的损失和身心上的苦痛，他也不皱一皱眉！他敢去革命，敢去受苦，敢从日本小鬼的眼皮下逃回祖国，来抵抗日本小鬼！我管这叫作愚傻的聪明，假若愚傻就是舍利趋义的意思的话。这种聪明才是一个诗人的伟大处：有了它，诗人的人格才宝气珠光。

（二）沫若先生是个五十岁的小孩，因为他永是那么天真、热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他的温柔和蔼，而看不见，仿佛是，他的岁数。他永远真诚，等到他因真诚而受了骗的时候，他也会发怒——他的怒色是永不藏起去的。这个脾气使他不能自己的去多知多闻，对什么都感觉趣味；假若是他的才力所能及的，他便不舍昼夜去研究学习，他写字，他作诗，他学医，他翻译西洋文学名著，他考古……而且，他都把它们作得好；他是头狮子，扑什么都用全力，等到他把握到一种学术或技艺，他会象小孩拆开一件玩具那么天真，高兴，去告诉别人，领导别人；他的学问，正和他的生命一样，是要献给社会、国家、与世界的。他对人也是如此，虽然不能有求必应，但凡是他所能作到的，无不尽心尽力的去为人帮忙。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那随时的，真诚而并不正颜厉色的，对朋友们的规劝。这规劝，象春晓的微风似的，使人不知不觉的感到温暖，而不能不感谢他。好几次了，他注意到我贪酒。好几次了，当我辞别他的时候，他低声的，微笑的，象极怕伤了我的心似的，说：“少喝点酒啊！”好多次了，我看见他这样规劝别人——绝不是老大哥的口气，而永远是一种极同情，极关切的劝慰。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一条猛虎；现在，相识已有四年。我才知道他是个伏虎罗汉。

啊，五十岁的老小孩，我相信你会继续在创作上，学术研究上，抗敌工作上，用你的聪明；也相信，你会在创作研究等等而外，还时时给我们由你心中发出的春风！

载一九四二年六月《抗战文艺》第七卷第六期

答客问

有人问我：你为何不把战前战后所写的杂文——大概也有几十万字了吧——搜集起来，出一两本集子呢？答以（一）杂文不易写，我写不好，故仅于不得已时略略试笔，而不愿排印成集，永远出丑。（二）因为写不好，故写成即完事，不留底稿，也不保存印出之件；想出集子也无法搜集。（三）在我快要与世长辞的时候，我必留下遗嘱，请求大家不要发表我的函信，也不要代我出散文集。我写信只为写信，三言两语，把事说明白就好，并不自印彩笺，精心遣词，仔细作字，以期传流后代。若把这样的信件印出来，只是多费许多纸，对谁也没有任何好处。至若小文，虽不能象函信那样草草成篇，但究非精心之作，使人破工夫读念，死后也不安心！若有人偏好多事，非印行它们不可，我也许到阎王驾前，告他一状，教他天天打摆子！

有以上原因，我也深盼朋友们不再向我索要短文，因为允许我安安静静的多写些别的，总比浪费笔墨时间有益处。有人问我：你近来为何不写小说？你的剧本，不客气的说，实在不高明，为什么不放下剧本，而写小说呢？答以：这几年来的生活与抗战前大不相同了。在战前，我能闭门写作，除了自己或儿女们生病，我的心总是静静的，只要不缺柴米烟茶，我就能很起劲的干活儿。我是个喜静的人。在家里，我有干净的桌子，合手的纸笔，和可爱的花草，所以能沉得下心去写作。我是个喜清洁与秩序的人。不管喜安静洁整应身犯何罪吧，反正在那时候我的确写出不少东西来。抗战后，我不能因为忙乱混杂而停笔，但是在今夜睡床，明夜睡板凳，今天吃三顿，明天吃半餐，白天老鼠咬烂了稿纸子，夜晚臭虫想把我拖了走的情况中，对不起，我实在安不下心去写长篇小说。

我只好写剧本。（一）为练习练习。（二）剧本无论怎样难写，反正我们现在还不需要五十或六十幕长的作品；它的长短到底有点限制，有上四五万字即能成篇；且不管好坏，反正能写成就高兴。（三）剧本比小说难写，可是它也有比小说容易的地方。戏剧有舞台上的一切来帮忙，能将薄弱之点，填补得怪好的；小说则须处处周到充实，一丝不苟。剧本要集中兵力，攻击一点；只要把握着这一点，就许能有声有色。小说呢，要散开队伍去大包围；哪处有一个洞，便包围不上了。你或者可以因兴之所至写成一个剧本，而绝对不能草率的写成一部小说。因此，我就在忙乱中，马马虎虎的去写不象样子的剧本，以期略有所得，等到太平的时候，恢复了安静生活，再好好的去写一两个象样子的剧本，而不敢在忙中马马虎虎的写小说，招人耻笑——我不怕人家耻笑我的剧本，因为正在初学乍练。

不过，我打算，在今年秋后设法找个安静所在，去试写一篇长小说。一来是因为剧本写得不少了，理应换换口味。二来是要就此推开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不至于又因过于忙乱而再犯了头晕病——过去的两冬都因不小心而天地乱转，一休息便是几个月，希望这计划能够实现！

为省得答复友人的信，附带声明：这本小说，如能写成不预备在中国发表。大概是拿到美国去，想卖五十万美金。假若有人愿出五十万美金呢，在中国发表也可以。所以，请友人们先筹好这笔款，再赐示商议——随信祈附答复费十万元，否则恕不奉复！

载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九日《时事新报》

文艺与木匠

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作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

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须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作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

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作文艺写家，我决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作木匠、瓦匠、或作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假若我的一个小孩决定作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外，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须多说废话。

假若他决定去作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

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虽然未必正确的，向他建议：你先要把中文写通顺了。所谓通顺者，即字字妥当，句句清楚。假若你还不能作到通顺，请你先去练习文字吧，不要开口文艺，闭口文艺。文字写通顺了，你要“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给自己多添上一双眼睛。这样，中文能写通顺，外国书能念，你还须去生活。我看，你到三十岁左右再写东西，绝不算晚。

第二，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家高贵，木匠卑贱，所以才舍木工而取文艺呢？假若你存着这个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气的说：你的头脑还是科举时代的，根本要不得！况且，去学木工手艺，即使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木匠，也还可以成为一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不失规矩的仿制；即使供献不多，也还不至于糟踏东西。至于文艺呢，假若你弄不好的话，你便糟践不知多少纸笔，多少时间——你自己的，印刷人的，和读者的；罪莫大焉！你看我，已经写作了快二十年，可有什么成绩？我只感到愧悔，没有给人盖成过一间小屋，作成过一张茶几，而只是浪费了多少纸笔，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高贵吗？啊，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吗？第三，就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写家比作别的更轻而易举呢？比如说，作木匠，须学好几年的徒，出师以后，即使技艺出众，也还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匠人；治文艺呢，你可以用一首诗，一篇小说，而成名呢？我告诉你，你这是有意取巧，避重就轻。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没有什么东西，而轻巧的以一诗一文成了名，名适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傲，狂傲即近于自弃。名使你轻浮、虚伪。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你若想借它的光得点虚名，它会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近它的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不上算。

第四，我要问他：你若干文艺，是不是要干一辈子呢？假若你只干一年半载，得点虚名便闪躲开，借着虚名去另谋高就，你便根本是骗子！我宁愿你死了，也不忍看你作骗子！你须认定：干文艺并不比作木匠高贵，可是比作木匠还更艰苦。在文艺里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错了地方！

第五，我要告诉他：你别以为我干这一行，所以你也必须来个“家传”。世上有用的事多得很，你有择取的自由。我并不轻看文艺，正如同我不轻看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我不后悔干了这些年的笔墨生涯，而只恨我没能成为好的写家。作官教书都可以辞职，我可不能向文艺递辞呈，因为除了写作，我不会干别的；已到中年，又极难另学会些别的。这是我的痛苦，我希望你别再来一回。不过，你一定非作写家不可呢，你便须按着前面的话去准备，我也不便绝对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认真的去准备啊！

载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六日《时事新报》

第一届诗人节

去年端阳节，“文协”的会员们开了个晚会，纪念大诗人屈原，并有纪念文字发表于各报纸及文艺刊物。当天，就有人提议，好不好定此日为诗人节。

过了一年，“文协”的朋友们又想起那个重要的提议，而各方面——教授们、爱好文艺者，特别是老诗人们——都以为事不宜迟，应马上去作。

于是，几个朋友就去起草诗人节缘起，由郭沫若先生修正。缘起写好，印好，交给了“文协”散发。

同时，柳倩、安娥、云远、方殷，还有几位，就征求纪念文字，并与陪都各报纸接洽出特刊。各报纸都乐意赞助，而且《大公》与《新蜀》两家表示继出三天也可以。大家动起笔来。于右任院长、陈立夫部长、梁寒操副部长、冯玉祥将军，都写了诗或散文；文艺界友人们，如郭沫若、孙伏园、易君左、徐仲年、李长之、黄芝冈、张铁弦、徐迟、王进珊、安娥、褚述初、陈纪莹、李嘉、牧原、吴组缃、任钧、李石锋、和山、刘云僧、老舍……也都交出诗篇或文章。可惜，《新蜀报》却在节前失火，不能马上出整张的报，所以把几篇特刊的文字暂行保存，另由老舍写了一小篇社论。

画家李可染预备了一张屈子像，郭沫若给题词；火速裱好，以备开纪念会时悬挂。

名提琴家马思聪给“云中君”制了乐谱。

舞蹈名家吴晓邦预备下《披发行吟》，在节日表演。方殷作了《汨罗江上》，王云堦制谱。

天热，大家工作得都很“热”烈。

端阳的早晨，各报的诗人节特刊都出齐，篇幅都相当的大。

“文协”早已发出通知：于是晚七时在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的礼堂开晚会，庆祝第一届诗人节。

礼堂的布置，原拟以凳围棹，棹上都设鲜花蒲艾与粽子。可是晚间既不很长，又怕到会人多，没有地方坐；于是改变计划，减棹而添凳；虽然显着减少了诗意，但是大家都有个座位，总不能说不近人情。

正中，国父遗像下，悬起李可染的屋子像，像前列案，案上有花及糖果。左壁榜曰：“庆祝第一届诗人节”；右壁题：“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

天热，“文协”租来茶具。入门签名后，即得沱茶一盖碗，颇有点过节的意味。

怕电灯发生障碍，早已备好红烛。

写诗的，爱诗的；诗人，诗人的朋友；白发的诗客，短裤的青年，赤足的女郎……都含笑而来。有的携来当日作的诗歌，求指教，有的立着或坐下“拜读”。

老诗人于右任先生到场，即被推为主席。行礼如仪后，主席以极简炼的言语，道出今年诗人节与五卅恰好在同日的含义——诗的内容是要反抗侵略，阐明真理，诗人也就该是战士呵！

老舍报告了筹备经过，并声明已预备下粽子，请大家过个简单的节。

郭沫若讲演：由考证上断定屈原生于何年，死于何年。时代既定，乃可证屈原之死并非懦弱，而系殉国。

纪念节目：

常任侠朗诵《离骚》。

李嘉独唱《云中君》。

“文协”歌队合唱《汨罗江上》。

可惜室中无台，吴晓邦的《披发行吟》舞不能表演。自由表演：

安娥读于右任先生的诗人节五律二首。

高兰朗诵自己的长诗。

易君左读即席赋诗二韵。

时电灯果灭，马上燃起红烛。烛光花影中，分散糖果及粽子。

主席宣告：请吃、请喝（茶）、请闲谈。

十时半，散会。

BB会开得不坏。可惜：

（一）发动稍晚，未能及时通知“文协”各分会，使全国同日举行纪念会。

（二）有人建议请邮局于端阳日印盖诗人节邮章，因公函赶办不及，未能实现。

（三）节目太少，礼堂稍小。

（四）许多诗人住在乡下，未能赶来参加。

（五）粽子的馅子不坏，只是太少。

写于诗人节后二日

载一九四二年八月《宇宙风》第一一九、一二零期合刊

可爱的成都

到成都来，这是第四次。第一次是在四年前，住了五六天，参观全城的大概。第二次是在三年前，我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路过此处，故仅留二日。第三次是慰劳归来，在此小住，留四日，见到不少的老朋友。这次——第四次——是受冯焕璋先生之约，去游灌县与青城山，由上山下来，顺便在成都玩几天。

成都是个可爱的地方。对于我，它特别的可爱，因为：（一）我是北平人，而成都有许多与北平相似之处，稍稍使我减去些乡思。到抗战胜利后，我想，我总会再来一次，多住些时候，写一部以成都为背景的小说。在我的心中，地方好象也都象人似的，有个性格。我不喜上海，因为我抓不住它的性格，说不清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能与我所不明白的人交朋友，也不能描写我所不明白的地方。对成都，真的，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了；但是，我相信会借它的光儿写出一点东西来。我似乎已看到了它的灵魂，因为它与北平相似。

（二）我有许多老友在成都。有朋友的地方就是好地方。这诚然是个人的偏见，可是恐怕谁也免不了这样去想吧。况且成都的本身已经是可爱的呢。八年前，我曾在齐鲁大学教过书。七七抗战后，我由青岛移回济南，仍住齐大。我由济南流亡出来，我的妻小还留在齐大，住了一年多。齐大在济南的校舍现在已被敌人完全占据，我的朋友们的一切书籍器物已被劫一空，那么，今天又能在成都会见其患难的老友，是何等的快乐呢！衣物，器具，书籍，丢失了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有命，还能各守岗位的去忍苦抗敌，这就值得共进一杯酒了！抗战前，我在山东大学也教过书。这次，在华西坝，无意中的也遇到几位山大的老友，“惊喜欲狂”一点也不是过火的形容。一个人的生命，我以为，是一半儿活在朋友中的。假若这句话没有什么错误，我便不能不“因人及地”的喜爱成都了。啊，这里还有几十位文艺界的友人呢！与我的年纪差不多的，如郭子杰，叶圣陶，陈翔鹤，诸先生，握手的时节，不知为何，不由的就彼此先看看头发——都有不少根白的了，比我年纪轻一点的呢，虽然头发不露痕迹，可是也显着削瘦，霜鬓瘦脸本是应该引起悲愁的事，但是，为了抗战而受苦，为了气节而不肯折腰，瘦弱衰老不是很自然的结果么？这真是悲喜俱来，另有一番滋味了！

（三）我爱成都，因为它有手有口。先说手，我不爱古玩，第一因为不懂，第二因为没有钱。我不爱洋玩艺，第一因为它们洋气十足，第二因为没有美金。虽不爱古玩与洋东西，但是我喜爱现代的手造的相当美好的小东西。假若我们今天还能制造一些美好的物件，便是表示了我们民族的爱美性与创造力仍然存在，并不逊于古人。中华民族在雕刻，图画，建筑，制铜，造瓷……上都有特殊的天才。这种天才在造几张纸，制两块墨砚，打一张桌子，漆一两个小盒上都随时的表现出来。美的心灵使他们的手巧。我们不应随便丢失了这颗心。因此，我爱现代的手造的美好的东西。北平有许多这样的好东西，如地毯，琺瑍，玩具……但是北平还没有成都这样多。成都还存着我们民族的巧手。我绝对不是反对机械，而只是说，我们在大的工业上必须采取西洋方法，在小工业上则须保存我们的手。谁知道这二者有无调谐的可能呢？不过，我想，人类文化的明日，恐怕不是家家造大炮，户户有坦克车，而是要以真理代替武力，以善美代替横暴。果然如此，我们便应想一想是否该把我们的心灵也机械化了吧？次说口：成都人多数健谈。文化高的地方都如此，因为“有”话可讲。但是，这且不在话下。

这次，我听到了川剧，洋琴，与竹琴。川剧的复杂与细腻，在重庆时我已领略了一点。到成都，我才听到真好的川剧。很佩服贾佩之，萧楷成，周企何诸先生的口。我的耳朵不十分笨，连昆曲——听过几次之后——都能哼出一句半句来。可是，已经听过许多次川剧，我依然一句也哼不出。它太复杂，在牌子上，在音域上，恐怕它比任何中国的歌剧都复杂的好多。我希望能用心的去学几句。假若我能哼上几句川剧来，我想，大概就可以不怕学不会任何别的歌唱了。竹琴本很简单，但在贾树三的口中，它变成极难唱的东西。他不轻易放过一个字去，他用气控制着情，他用“抑”逼出“放”，他由细嗓转到粗嗓而没有痕迹。我很希望成都的口，也和它的手一样，能保存下来。我们不应拒绝新的音乐，可也不应把旧的扫灭。恐怕新旧相通，才能产生新的而又是民族的东西来吧。

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很怕越说越没有道理，前边所说的那一点恐怕已经是胡涂话啊！且就这机会谢谢侯宝璋先生给我在他的客室里安了行军床，吴先忧先生领我去看戏与洋琴，文协分会会员的招待，与朋友们的赏酒饭吃！

载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央日报》

青蓉略记

今年八月初，陈家桥一带的土井已都干得滴水皆无。要水，须到小河湾里去“挖”。天既奇暑，又没水喝，不免有些着慌了。很想上缙云山去“避难”，可是据说山上也缺水。正在这样计无从出的时候，冯焕章先生来约同去灌县与青城。这真是福自天来了！

八月九日晨出发。同行者还有赖亚力与王冶秋二先生，都是老友，路上颇不寂寞。在来凤驿遇见一阵暴雨，把行李打湿了一点，临时买了一张席子遮在车上。打过尖，雨已晴，一路平安的到了内江。内江比二三年前热闹得多了，银行和饭馆都新增了许多家。傍晚，街上挤满了人和车。次晨七时又出发，在简阳吃午饭。下午四时便到了成都。天热，又因明晨即赴灌县，所以没有出去游玩。夜间下了一阵雨。

十一日早六时向灌县出发，车行甚缓，因为路上有许多小渠。路的两旁都有浅渠，流着清水；渠旁便是稻田：田埂上往往种着薏米，一穗穗的垂着绿珠。往西望，可以看见雪山。近处的山峰碧绿，远处的山峰雪白，在晨光下，绿的变为明翠，白的略带些玫瑰色，使人想一下子飞到那高远的地方去。还不到八时，便到了灌县。城不大，而处处是水，象一位身小而多乳的母亲，滋养着川西坝子的十好几县。住在任觉五先生的家中。孤零零的一所小洋房，两面都是雪浪激流的河，把房子围住，门前终日几乎没有一个行人，除了水声也没有别的声音。门外有些静静的稻田，稻子都有一人来高。远望便见到大面青城雪山，都是绿的。院中有一小盆兰花，时时放出香味。

青年团正在此举行夏令营，一共有千名以上的男女学生，所以街上特别的显着风光。学生和职员都穿汗衫短裤（女的穿短裙），赤脚着草鞋，背负大草帽，非常的精神。张文白将军与易君左先生都来看我们，也都是“短打扮”，也就都显着年轻了好多。夏令营本部在公园内，新盖的礼堂，新修的游泳池；原有一块不小的空场，即作为运动和练习骑马的地方。女学生也练习马术，结队穿过街市的时候，使居民们都吐吐舌头。

灌县的水利是世界闻名的。在公园后面的一座大桥上，便可以看到滚滚的雪水从离堆流进来。在古代，山上的大量雪水流下来，非河身所能容纳，故时有水患。后来，李冰父子把小山硬凿开一块，水乃分流——离堆便在凿开的那个缝子的旁边。从此双江分灌，到处划渠，遂使川西平原的十四五县成为最富庶的区域——只要灌县的都江堰一放水，这十几县便都不下雨也有用不完的水了。城外小山上有二王庙，供养的便是李冰父子。在庙中高处可以看见都江堰的全景。在两江未分的地方，有驰名的竹索桥。距桥不远，设有鱼嘴，使流水分家，而后一江外行，一江入离堆，是为内外江。到冬天，在鱼嘴下设阻碍，把水截住，则内江干涸，可以淘滩。春来，撤去阻碍，又复成河。据说，每到春季开水的时候，有多少万人来看热闹。在二王庙的墙上，刻着古来治水的格言，如深淘滩，低作堰……等。细细玩味这些格言，再看着江堰上那些实际的设施，便可以看出来，治水的诀窍只有一个字——“软”。水本力猛，遇阻则激而决溃，所以应低作堰，使之轻轻漫过，不至出险。水本急流而下，波涛汹涌，故中设鱼嘴，使分为二，以减其力；分而又分，江乃成渠，力量分散，就有益而无损了。作堰的东西只是用竹编的篮子，盛上大石卵。竹有弹性，而石卵是活动的，都可以用“四两破千斤”的劲儿对付那惊涛骇浪。用分化与软化对付无情的急流，水便老实起来，乖乖的为人们灌田了。

竹索桥最有趣。两排木柱，柱上有四五道竹索子，形成一条窄胡同儿。下面再用竹索把木板编在一处，便成了一座悬空的，随风摇动的，大桥。我在桥上走了走，虽然桥身有点动摇，虽然木板没有编紧，还看得到下面的急流，——看久了当然发晕——可是绝无危险，并不十分难走。

治水和修构竹索桥的方法，我想，不定是经过多少年代的试验与失败，而后才得到成功的。而所谓文明者，我想，也不过就是能用尽心智去解决切身的问题而已。假若不去下一番功夫，而任着水去泛滥，或任着某种自然势力兴灾作祸，则人类必始终是穴居野处，自生自灭，以至灭亡。看到都江堰的水利与竹索桥，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确有不甘屈服而苦心焦虑的去克服困难的精神。可是，在今天，我们还时时听到看到各处不是闹旱便是闹水，甚至于一些蝗虫也能教我们去吃树皮草根。可怜，也可耻呀！我们连切身的衣食问题都不去设法解决，还谈什么文明与文化呢？

灌县城不大，可是东西很多。在街上，随处可以看到各种的水果，都好看好吃。在此处，我看到最大的鸡卵与大蒜大豆。鸡蛋虽然已卖到一元二角一个，可是这一个实在比别处的大着一倍呀。雪山的大豆要比胡豆还大。雪白发光，看着便可爱！药材很多，在随便的一家小药店里，便可以看到雷震子，贝母，虫草，熊胆，麝香，和多少说不上名儿来的药物。看到这些东西，使人想到西边的山地与草原里去看一看。啊，要能到山中去割几脐麝香，打几匹大熊，够多威武而有趣呀！

物产虽多，此地的物价可也很高。只有吃茶便宜，城里五角一碗，城外三角，再远一点就卖二角了。青城山出茶，而遍地是水，故应如此。等我练好辟谷的工夫，我一定要搬到这一带来住，不吃什么，只喝两碗茶，或者每天只写二百字就够生活的了。

在灌县住了十天。才到青城山去。山在县城西南，约四十里。一路上，渠溪很多，有的浑黄，有的清碧：浑黄的大概是上流刚下了大雨。溪岸上往往有些野花，在树荫下幽闲的开着。山口外有长生观，今为荫堂中学校舍；秋后，黄碧野先生即在此教书。入了山，头一座庙是建福宫，没有什么可看的。由此拾阶而前，行五里，为天师洞——我们即住于此。由天师洞再往上走，约三四里，即到上清宫。天师洞上清宫是山中两大寺院，都招待游客，食宿概有定价，且甚公道。

从我自己的一点点旅行经验中，我得到一个游山玩水的诀窍：“风景好的地方，虽然古迹，也值得来，风景不好的地方，纵有古迹，大可以不去。”古迹，十之八九，是会使人失望的。以上清宫和天师洞两大道院来说吧，它们都有些古迹，而一无足观。上清宫里有鸳鸯井，也不过是一井而有二口，一方一圆，一干一湿；看它不看，毫无关系。还有麻姑池，不过是一小方池浊水而已。天师洞里也有这类的东西，比如洗心池吧，不过是很小的一个水池；降魔石呢，原是由山崖裂开的一块石头，而硬说是被张天师用剑劈开的。假若没有这些古迹，这两座庙子的优美自然一点也不减少。上清宫在山头，可以东望平原，青碧千顷；山是青的，地也是青的，好象山上的滴翠慢慢流到人间去了的样子。在此，早晨可以看日出，晚间可以看圣灯；就是白天没有什么特景可观的时候，登高远眺，也足以使人心旷神怡。天师洞，与上清宫相反，是藏在山腰里，四面都被青山环抱着，掩护着，我想把它叫作“抱翠洞”，也许比原名更好一些。

不过，不管庙宇如何，假若山林无可观，就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庙以庄严整齐为主，成不了什么很好的景致。青城之值得一游，正在乎山的本身也好；即使它无一古迹，无一大寺，它还是值得一看的名山。山的东面倾斜，所以长满了树木，这占了一个“青”字。山的西面，全是峭壁千丈，如城垣，这占了一个“城”字。山不厚，由“青”的这一头转到“城”的那一面，只须走几里路便够了。山也不算高。山脚至顶不过十里路。既不厚，又不高，按说就必平平无奇了。但是不然。它“青”，青得出奇，它不象深山老峪中那种老松凝碧的深绿，也不象北方山上的那种东一块西一块的绿，它的青色是包住了全山，没有露着山骨的地方；而且，这个笼罩全山的青色是竹叶，楠叶的嫩绿，是一种要滴落的，有些光泽的，要浮动的，淡绿。这个青色使人心中轻快，可是不敢高声呼唤，仿佛怕把那似滴未滴，欲动未动的青翠惊坏了似的。这个青色是使人吸到心中去的，而不是只看一眼，夸赞一声便完事的。当这个青色在你周围，你便觉出一种恬静，一种说不出，也无须说出的舒适。假若你非去形容一下不可呢，你自然的只会找到一个字——幽。所以，吴稚晖先生说：“青城天下幽”。幽得太厉害了，便使人生畏；青城山却正好不太高，不太深，而恰恰不大不小的使人既不畏其旷，也不嫌它窄；它令人能体会到“悠然见南山”的那个“悠然”。

山中有报更鸟，每到晚间，即梆梆的呼叫，和柝声极相似，据道人说，此鸟不多，且永不出山。那天，寺中来了一队人，拿着好几枝猎枪，我很为那几只会击柝的小鸟儿担心，这种鸟儿有个缺欠，即只能打三更——梆，梆梆——无论是傍晚还是深夜，它们老这么叫三下。假若能给它们一点训练，教它们能从一更报到五更，有多么好玩呢！

白日游山，夜晚听报更鸟，“悠悠”的就过了十几天。寺中的桂花开始放香，我们恋恋不舍的离别了道人们。

返灌县城，只留一夜，即回成都。过郫县，我们去看了看望丛祠；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可是很清幽，王法勤委员即葬于此。

成都的地方大，人又多，若把半个多月的旅记都抄写下来，未免太麻烦了。拣几项来随便谈谈吧。

（一）成都文协分会：自从川大迁开，成都文协分会因短少了不少会员，会务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不大旺炽。此次过蓉，分会全体会员举行茶会招待，到会的也还有四十多人，并不太少。会刊——《笔阵》——也由几小页扩充到好十几页的月刊，虽然月间经费不过才有百元钱。这样的努力，不能不令人钦佩！可惜，开会时没有见到李劼人先生，他上了乐山。《笔阵》所用的纸张，据说，是李先生设法给捐来的；大家都很感激他；有了纸，别的就容易办得多了。会上，也没见到圣陶先生，可是过了两天，在开明分店见到。他的精神很好，只是白发已满了头。他的少爷们，他告诉我，已写了许多篇小品文，预备出个集子，想找我作序，多么有趣的事啊！郭子杰先生陶雄先生都约我吃饭，牧野先生陪着我游看各处，还有陈翔鹤，车瘦舟诸先生约我聚餐——当然不准我出钱——都在此致谢。瞿冰森先生和中央日报的同仁约我吃真正成都味的酒席，更是感激不尽。

（二）看戏：吴先忧先生请我看了川剧，及贾瞎子的竹琴，德娃子的洋琴，这是此次过蓉最快意的事。成都的川剧比重庆的好得多，况且我们又看的是贾佩之，肖楷成，周慕莲，周企何几位名手，就更觉得出色了。不过，最使我满意的，倒还是贾瞎子的竹琴。乐器只有一鼓一板，腔调又是那么简单，可是他唱起来仿佛每一个字都有些魔力，他越收敛，听者越注意静听，及至他一放音，台下便没法不喝彩了。他的每一个字象一个轻打梨花的雨点，圆润轻柔；每一句是有声有色的一小单位；真是字字有力，句句含情。故事中有多少人，他要学多少人，忽而大嗓，忽而细嗓，而且不只变嗓，还要咬音吐字各尽其情；这真是点本领！希望再有上成都去的机会。多听他几次！

（三）看书：在蓉，住在老友侯宝璋大夫家里。虽是大夫，他却极喜爱字画。有几块闲钱，他便去买破的字画；这样，慢慢的他已收集了不少四川先贤的手迹。这样，他也就与西玉龙街一带的古玩铺及旧书店都熟识了。他带我去游玩，总是到这些旧纸堆中来。成都比重庆有趣就在这里——有旧书摊儿可逛。买不买的且不去管，就是多摸一摸旧纸陈篇也是快事啊。真的，我什么也没买，书价太高。可是，饱了眼福也就不虚此行。一般的说，成都的日用品比重庆的便宜一点，因为成都的手工业相当的发达，出品既多，同业的又多在同一条街上售货，价格当然稳定一些。鞋、袜、牙刷，纸张什么的，我看出来，都比重庆的相因着不少。旧书虽贵，大概也比重庆的便宜，假若能来往贩卖，也许是个赚钱的生意。不过，我既没发财的志愿，也就不便多此一举，虽然贩卖旧书之举也许是俗不伤雅的吧。

（四）归来：因下雨，过至中秋前一日才动身返渝。中秋日下午五时到陈家桥，天还阴着。夜间没有月光，马马虎虎的也就忘了过节。这样也好，省得看月思乡，又是一番难过！

载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大公报》

旧诗与贫血

在过去的二年里，有两桩事仿佛已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地位：一桩是夏天必作几首旧诗，另一桩是冬天必患头晕。

把这两件事略加说明，似乎颇足以帮助记述二年来生活的概况，所以就不惜浪费笔墨来说上几句了。

先说作旧诗吧。对于旧诗，我并没有下过多少工夫，所以非到极闲在的时节，决不动它。所谓“极闲在”者，是把游山玩水的时候也除外，因为在山水之间游耍，腿脚要动，眼睛要看，心中要欣赏，虽然没有冗屑缠绕，到底不象北窗高卧那样连梦也懒得作。况且，名山大川与古迹名胜，已经被古人谀赞过不知多少次，添上自己一首半首不甚象样子的诗，只是献丑而已，大可以不必多此一举。赶到心中真有所感而诗兴大发了，我也是去诌几行白话诗，即使不能道前人之所未道，到底在形式上言语上还可以不落旧套，写在纸上或野店的泥壁上多少另有点味道。这样的连在山水之间都不大作旧诗，手与心便无法不越来越钝涩，渐渐的仿佛把平仄也分不清楚了似的。

可是，在过去的二年中，我似乎添了个“旧诗季节”。这是在夏天。两年来，身体总是时常出毛病，不知哪时就抛了锚；所以一入夏便到乡间去住，以避城市的忙乱，庶几可以养心。四川的乡间，不象北方的村庄那样二三百户住在一处，而只是三五人家，连个卖酒的小铺也找不到。要去赶场，才能买到花生米，而场之所在往往是十里以外。要看朋友，也往往须走十里八里。农家男女都有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可是外人插不进手去：看他们插秧，放牛，拔草，种菜，说笑，只是“看”着而已。有时候，从朝至夕没地方去说一句话！按说，在这个环境下，就应当埋头写作，足不出户了。但是不行。我是来养心，不是来拚命。即使天天要干活，也必须有个一定的限制，一天只写，比如说，一千字；不敢贪多。这样，写完了这一千字或五百字，便心无一事，只等日落就寝。到晚间，连个鬼也看不见。在这时节，我的确是“极”闲在了。

人是奇怪的东西，太忙了不好，太闲了也不好。当我完全无事作的时候，身体虽然闲在，脑子却不能象石头那样安静。眼前的山水竹树与草舍茅亭都好象逼着我说些什么；在我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表示的时候，我的口中已然哼哼起来。哼的不是歌曲或文章，而是一种有腔无字的诗。我不能停止在这里，哼着哼着便不由的去想些词字，把那空的腔调填补起来；结果，便成了诗，旧诗。去夏我作了十几首，有相当好的，也有完全要不得的。今年夏天，又作了十几首，差不多没有一首象样儿的。我只是那么哼，哼出字来便写在纸上，并不拧着眉毛去推敲，因为这本是一时的兴之所至，够自己哼哼着玩的使己满意，故无须死下工夫也。兹将村居四首写录出来，并无“此为样本”的意思，不过是多少也算生活上的一点微痕而已：

茅屋风来夏似秋，日长竹影引清幽。

山前林木层层隐，雨后溪沟处处流。

偶得新诗书细字，每赊村酒润闲愁；中年喜静非全懒，坐待鹃声午夜收。

半老无官诚快事，文章为命酒为魂。

深情每祝花长好，浅醉唯知诗至尊！

送雨风来吟柳岸，借书人去掩柴门。

庄生蝴蝶原游戏，茅屋孤灯照梦痕。

中年无望返青春，且作江湖流浪人；贫未亏心眉不锁，钱多买酒友相亲。

文惊俗子千铢贵，诗写幽情半日新，若许太平鱼米贱，乾坤为宅置闲身。

历世于今五九年，愿尝死味懒修仙。

一张苦脸唾犹笑，半老白痴醉且眠。

每到艰危诗入蜀，略知离乱命由天；若应啼泪须加罪，敢盼来生代杜鹃。

夏天，能够住在有竹林的乡间，喝两杯白干，诹几句旧诗，不论怎么说，总算说得过来。一到冬天，在过去的两年里，可就不这么乐观了。冬天，我总住在城里。人多，空气坏，饮食欠佳，一面要写文卖钱，一面还要办理大家委托的事情；于是，由忙而疲，由疲而病；平价米的一些养份显然是不够支持这部原本不强健的身体的。一病倒，诸事搁浅；以吃药与静卧代替了写作与奔走。用不着招急生气呀，病魔是立意要折磨人的，并不怕我们向他恫吓与示威啊。病，客观的来说，会使人多一些养气的工夫。它用折磨，苦痛，挑动你，压迫你；你可千万别生气，别动肝火，那样一来，病便由小而大，由大而重，甚至带着你的生命凯歌而归。顶好，不抵抗，逆来顺受，使它无可如何。多喒知羞而退，你便胜利了。就是这样，我总是慢慢的把病魔敷衍走；大半已是春天了。春残夏到，我便又下了乡，留着神，试着步，天天写一点点文章；闲来无事便哼一半首诗。诗不高明，因为作者在贫血之余，不敢放胆为之也。因以“旧诗与贫血”名篇。

载一九四三年一月《抗战文艺》第八卷第三期

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结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载一九四三年四月《半月文萃》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

“四大皆空”

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教书的时候。那时节，有月薪好拿，还有稿费与版税作为“外找”，所以我每月能余出一点钱来放在银行里，给小孩们预备下教育费。我自己还保了寿险，以便一口气接不上来，子女们不致马上挨饿。此外，每月我还能买几十元的书籍与杂志。这点点未能免俗的办法，使我在妻小面前显出得意，因为人家往往爱说文人们都吊儿郎当，有了钱不干正经事；我这样为子女储金，自己还保寿险，大概可以堵住他们的嘴吧？

七七事变以后，我由青岛迁往济南齐鲁大学。书籍，我舍不得扔，故只把四大筐杂志卖掉，以减轻累赘。四大筐啊，卖了四十个铜板！书籍、火炉、小孩子的卧车和我的全份的刀枪剑戟，全部扔掉。幸而铁路中有我的朋友，算是把主要的家具与书籍全由青岛运了出来。

当我由济南逃出来的时候，我的家小依然在齐大。在我起身之前，我把书籍、字画，全打了箱，存在齐大图书馆里。后来，妻子离开济南，又将全部家具寄存在齐大，只带走一些随时穿用的衣服。

据内人来信说，儿女们的教育储金已全数等于零，因为她不屑于把它换成伪币。我的寿险，因为公司是美国人开的，在美日宣战后停业，只退还九百元法币。

这次我到成都，见到齐大的老友们。他们说：齐大在济南的校舍已完全被敌人占据，大家的一切东西都被劫一空，连校园内的青草也被敌马啃光了。

好，除了我、妻、儿女，五条命以外，什么也没有了！而这五条命能否有足够维持的衣食，不至于饿死，还不敢肯定的说。她们的命短呢，她们死；我该归阴呢，我死。反正不能因为穷困死亡而失了气节！因爱国，因爱气节，而稍微狠点心，恐怕是有可原谅的吧？

器物现金算得了什么呢？将来再买再挣就是了！噢，恐怕经了这次教训，就永不购置象样儿的东西，以免患得患失，也不会再攒钱，即使是子女的教育费。我想，在抗战胜利以后，有了钱便去旅行，多认识认识国内名出大川，或者比买了东西更有意义。至于书籍，虽然是最喜爱的东西，也不应再自己收藏，而是理应放在公众图书馆里的。

这次损失中，说来颇觉可笑，使我连日感到不快者，倒是历年所积藏的一些字画。我喜爱字画，但是没有花到一个钱去买过。在我的“收藏”里，没有苏东坡或王石谷。我是重感情的人，我所保存的字画都是师友们的手迹。其中，有的是字不高明，画不成样，但是写字作画的人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珍藏着它们。在字画本身而外，它们都有些人的关系与历史在里边，使我看见字画也就想起人来，而另有一番滋味。有的呢，是字好画好，而且又出于师友之手，就分外觉得可贵。这些，唉，也都丢失了！其中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方唯一先生给我们写的一副对。方先生的字与文造诣都极深，我十六七岁练习古文旧诗受益于他老先生者最大。这一副对子是他临死以前给我写的，用笔运墨之妙，可以算他老人家的杰作。在抗战前，无论我在哪里住家，我总把它悬在最显眼的地方。我还记得它的文字：“四世传经是谓通德，一门训善惟以永年”。方先生死去已经十年左右了，我再到哪里去求他的字呢！？其次，是松小梦的一张山水。松小梦是清末北方的一位小名家，在山东作过知县。这张画是用稿纸画的，画的非常的雄浑。济南有位关松坪先生，是我的好友，也是松小梦的再传弟子。关先生在抗战的第二年去了世，这张画也是由他配好了镜框赠给我的！松小梦的字画，在山东很容易得到；我伤心的倒是关先生的死去，我未能去吊祭，而他给我的纪念品又是这么马里马虎的丢掉，实在是太对不起朋友了。此外，如颜伯龙——我最好的同学的《牧豕图》，桑子中的油画《大明湖》，都是精美的作品，而是结婚时他们送给的礼物，大概现在也都在济南的破货摊上堆着去了！

且莫伤心图书的遗失吧，要保存文化呀，必须打倒日本军阀！

载一九四三年四月三十日《文坛》第二卷第一期

我有一个志愿

我是个没有什么大志愿的人。我向来没说过自己有如何了不起的学问与天才，也没觉得谁的职业比我自己的高贵或低贱。我只希望吃的饱，穿的暖，而尽心尽力的写些文章。

在写文章中我可是有个志愿——希望能写出一本好的剧本来。虽然我是没有什么远大志愿的人，这个志愿——写个好剧本——可的确不算很小。要达到这个志愿，我须第一，去读很多很多的书——顶好是能上外国去读几年书。第二，我须有戏必看，去“养”我的眼睛。第三，我想我应当到什么剧团中作二年职员，天天和导演、演员、与其他的专门的技术人员有亲密的接触。第四，或者我还应当学学演戏，常扮个什么不重要的角色。把上述四项都作到，我还不知道我是否有写剧的天才。假若没有，我的工夫虽然下到了，可还是难以如愿。这个志愿真的不算小！

恐怕有人以为我不很实诚吧——写个剧本也值得发这么大的愿？好，让咱们往远里说说吧。第一，即使在没有用文字写出来的小说的民族中，他们也必定有口传的诗歌与故事，人，从一个意义来说，是活在记忆中的。他记得过去，才关切将来。否则他们活在虚无飘渺中，不知自己从何而来，和要往哪里去。因此，文艺——不管是写出来的还是口传的——老不会死亡。文艺出丧的日子，也就是文化死亡的时候。你看，文艺有多么重要！

第二，等到文化较高了，人们——受宗教的或社会行动的带动——才发明了戏剧。戏剧比诗歌与故事年轻，而在服装上，动作上，谈吐上，都比它的哥哥们更漂亮、活泼、文雅的多。戏剧把当时的文化整个的活现在人的眼前。文化有多么高，多么大，它也就有多么高，多么大。有了戏剧的民族，不会再返归野蛮，它需要好的故事，好的思想，好言语，好的音乐、服装、跳舞，与好的舞台。它还需要受过特别训练的演员与有教养的观众。它不但要包括艺术，也要包括文化！戏剧，从一个意义来说，是文化的发言人。假如你还不大看起戏剧，就请想想看吧，有没有第二个东西足以代替它？准保没有！再看看，哪一个野蛮民族“有”真正的戏剧？和哪个文化高的民族，“没有”戏剧？

你看，戏剧有多么重要！

戏剧既是这么大的东西，我怎能不为要写个剧本而下个很大的志愿呢？它的根子虽然生长在文艺的园地里，它所吸取的却是艺术全部的养分啊！

好吧，虽然我是个没有什么远志的人，我却要在今天——戏剧节——定下这么一个大志愿。这并不是要凑凑热闹，而是想在文化的建设中写写少不得的戏剧呀！文化滋养艺术，艺术又翻回头来领导文化，建设文化。在艺术中，能综合艺术各部门而求其总效果的，只有戏剧。

抗战与文化建设须携手而行。那么，我要立志写个好剧本，大概并不能算作无聊。至于我能否如愿以偿，那就看我的努力如何了。愿与戏剧同仁共勉之。

载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五日《新民报》晚刊

割盲肠记

六月初来北碚，和赵清阁先生合写剧本——《桃李春风》。剧本草成，“热气团”就来了，本想回渝，因怕遇暑而止。过午，室中热至百另三四度，乃早五时起床，抓凉儿写小说。原拟写个中篇，约四万字。可是，越写越长，至九月中已得八万余字。秋老虎虽然还很利害，可是早晚到底有些凉意，遂决定在双十节前后赶出全篇，以便在十月中旬回渝。有什么样的环境，才有什么样的神经过敏。因为巴蜀“摆子”猖狂，所以我才身上一冷，便马上吃昆宁。同样的，朋友们有许多患盲肠炎的，所以我也就老觉得难免一刀之苦。在九月末旬，我的右胯与肚脐之间的那块地方，开始有点发硬；用手摸；那里有一条小肉岗儿。“坏了！”我自己放了警报：“盲肠炎！”赶紧告诉了朋友们，即使是谎报，多骗取他们一点同情也怪有意思！

朋友们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神经过敏！我申说部位是对的，并且量给他们看，怎奈他们还不信。我只好以自己的医学知识丰富自慰，别无办法。

过了两天，肚中的硬结依然存在。并且作了个割盲肠的梦！把梦形容给萧伯青兄。他说：恐怕是下意识的警告！第二天夜里，一夜没睡好，硬的地方开始一窝一窝的疼，就好象猛一直腰，把肠子或别处扯动了那样。一定是盲肠炎了！我静候着发烧，呕吐，和上断头台！可是，使我很失望，我并没有发烧，也没有呕吐！到底是怎回事呢？

十月四日，我去找赵清阁先生。她得过此病，一定能确切的指示我。她说，顶好去看看医生。她领我上了江苏医学院的附设医院。很巧，外科刘主任（玄三）正在院里。他马上给我检查。

“是！”刘主任说。

“暂时还不要紧吧？”我问。我想写完了小说和预支了一些稿费的剧本，再来受一刀之苦。

“不忙！慢性的！”刘主任真诚而和蔼的说。他永远真诚，所以绰号人称刘好人。

我高兴了。并非为可以缓期受刑，而是为可以先写完小说与剧本；文艺第一，盲肠次之！

可是，当我告辞的时候，刘主任把我叫住：“看看白血球吧！”

一位穿白褂子的青年给我刺了“耳朵眼”。验血。结果：一万好几百！刘主任吸了口气：“马上割吧！”我的胸中恶心了一阵，头上出了凉汗。我不怕开刀，可是小说与剧本都急待写成啊！特别是那个剧本，我已预支了三千元的稿费！同时，在顷刻之间，我又想到：白血球既然很多，想必不妙，为何等着受发烧呕吐等等苦楚来到再受一刀之苦呢？一天不割，便带着一天的心病，何不从早解决呢？

“几时割？”我问。心中很闹得慌，象要吐的样子。“今天下午！”

随着刘主任，我去交了费，定了房间。

没有吃午饭。托青兄给买了一双新布鞋，因为旧的一双的底子已经有很大的窟窿。心里说：穿新鞋子入医院，也许更能振作一些。

下午一时。自己提着布袋，去找赵先生。二时，她送我入院——她和大夫护士们都熟识。

房间很窄，颇象个棺材。可是，我的心中倒很平静，顺口答音的和大家说笑，护士们来给我打针敷消毒药，腰间围了宽布。诸事齐备，我轻轻的走入手术室，穿着新鞋。

屈着身。吴医生给我的脊梁上打了麻醉针。不很疼。护士长是德州的护士学校毕业的。她还认识我：在她毕业的时候，我正在德州讲演。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她低声的说：“舒先生，不怕啊！”我没有怕，我信任西医！况且割盲肠是个小手术。朋友们——老向，萧伯青，萧亦五，清阁，李佩珍……——都在窗外“偷”看呢，我更得扎挣着点！

下部全麻了。刘主任进来。吱——腹上还微微觉到疼。“疼啊！”我报告了一声。“不要紧！”刘主任回答。腹里捣开了乱，我猜想：刘主任的手大概是伸进去了。我不再出声。心中什么也不想。我以为这样老实的受刑，盲肠必会因受感动而也许自动的跳出来。

不过，盲肠到底是“盲肠”，不受感动！麻醉的劲儿朝上走，好象用手推着我的胃；胃部烧得非常的难过，使我再也不能忍耐。吐了两口。“胃里烧得难过呀！”我喊出来。“忍着点！马上就完！”刘主任说。我又忍着，我听得见刘主任的声音：“擦汗！”“小肠！”“放进去！”“拿钩了！”“摘眼镜！”……我心里说：“坏了！找不到！”我问了：“找到没有？”刘主任低切的回答：“马上找到！不要出声！”

窗外的朋友们比我还着急：“坏了！莫非盲肠已经烂掉？”

我机械的，一会儿一问：“找到没有？”而得到的回答只是：“莫出声！”

苦了刘主任与助手们，室内没有电灯。两位先生立在小凳上，打着电棒。夹伤口的先生们，正如打电棒的始终不能休息片刻。整整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了，盲肠还未露面！

我的鼻子上来了点怪味。大概是吴医生的声音：“数一二三四！”我数了好几个一二三四，声音相当的响亮。末了，口中一噎，就象刮大风在城门洞中喝了一大口风似的我睡过去，生命成了空白。

睁开眼，我恍惚的记得梁实秋先生和伯青兄在屋中呢。其实屋中有好几位朋友，可是我似乎没有看见他们。在这以前，据朋友们告诉我，我已经出过声音，我自己一点也不记得。我的第一声是高声的喊王抗——老向的小男孩。也许是在似醒非醒之中，我看见王抗翻动我的纸笔吧，所以我大声的呼叱他；我完全记不得了。第二次出声是说了一串中学时的同学的外号：老向，范烧饼，闪电手，电话西局……弄得大家都莫名其妙。生命在这时候是一片云雾，在记忆中飘来飘去，偶然的露出一两个星星。

再睁眼，我看见刘主任坐在床沿上。我记得问他：“找到没有？割了吗？”这两个问题，在好几个钟头以内始终在我的口中，因为我只记得全身麻醉以前的事。

我忘了我是在病房里，我以为我是在伯青的屋中呢。我问他：“为什么我躺在这儿呢？这里多么窄小啊！”经他解释一番，我才想起我是入了医院。生命中有一段空白，也怪有趣！

一会儿，我清醒，一会儿又昏迷过去。生命象春潮似的一进一退。清醒了；我就问：找到了吗？割去了吗？

口中的味道象刚喝过一加仑汽油，出气的时候，心中舒服？吸气的时候，觉得昏昏沉沉。生命好象悬在这一呼一吸之间。

胃里作烧，脊梁酸痛，右腿不能动，因打过了一瓶盐水。不好受。我急躁，想要跳起来。苦痛而外，又有一种渺茫之感，比苦痛还难受。不管是清醒，还是昏迷着，我老觉得身上丢失了一点东西。我用手去摸。象摸钱袋或要物在身边没有那样。摸不到什么，我于失望中想起：噢，我丢失的是一块病。可是，这并不能给我安慰，好象即使是病也不该遗失；生命是全的，丢掉一根毫毛也不行！这时候，自怜与自叹控制住我自己，我觉得生命上有了伤痕，有了亏损！已经一天没吃东西；现在，连开水也不准喝一口——怕引起呕吐而震动伤口。我并不觉得怎样饥渴。胃中与脊梁上难过比饥渴更利害，可是也还挣扎去忍受。真正恼人的倒是那点渺茫之感。我没想到死，也没盼祷赶快痊愈，我甚至于忘记了赶写小说那回事。我只是飘飘摇摇的感到不安！假若他们把割下的盲肠摆在我的面前，我也许就可以捉到一点什么而安心去睡觉。他们没有这样作。我呢，就把握不到任何实际的东西，而惶惑不安。我失去了自信，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呢！因此我烦躁，发脾气，苦了看守我的朋友！

老向，璧如，伯青，齐致贤，席微膺诸兄轮流守夜；李佩珍小姐和萧亦五兄白天亦陪伴。我不知道怎样感激他们才好！医院中的护士不够用，饭食很苦，所以非有人招呼我不可。

体温最高的时候只到三十八度，万幸！虽然如此，我的唇上的皮还干裂得脱落下来，眼底有块青点，很象四眼狗。

最难过的是最初的三天。时间，在苦痛里，是最忍心的；多慢哪！每一分钟都比一天还长！到第四天，一切都换了样子；我又回到真实的世界上来，不再悬挂在梦里。

本应当十天可以出院，可是住了十六天，缝伤口的线粗了一些，不能完全消化在皮肉里；没有成脓，但是汪儿黄水。刘主任把那节不愿永远跟随着我的线抽了出来，腹上张着个小嘴。直到这小嘴完全干结我才出院。

神经过敏也有它的好处。假若我不“听见风就是雨”，而不去检查，一旦爆发，我也许要受很大的苦楚。我的盲肠部位不对。不知是何原因，它没在原处，而跑到脐的附近去，所以急得刘主任出了好几身大汗。假若等到它汇了脓再割，岂不很危险？我感谢医生们和朋友们，我似乎也觉得感谢自己的神经过敏！引为遗憾的也有二事：（一）赵清阁先生与我合写的《桃李春风》在渝上演，我未能去看。（二）家眷来渝，我也未能去迎接。我极想看到自己的妻与儿女，可是一度神经过敏教我永远不会粗心大意，我不敢冒险！

载一九四四年三月《经纬》第二卷第四期

一点点认识

恨水兄是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因为文协的关系，我才认识了他，虽然远在十几年前就读过他的作品了。

廿八年，文协推举代表参加前线慰劳团的时候，理事会首先便提出恨水兄来，因为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可惜，他的笔债太多，无法分身，文协才另派了别人。那时候，我记得我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和我一同到西北去，因为我晓得他是个可爱的朋友。

假若那次他能和我一同在西北旅行半年之久，我想在今天必能写出许多许多关于他的事来，而感到骄傲。那个机会既失，我现在只好就六年来的时聚时散中，提出我对他的一点点认识了：

（一）恨水兄是个真正的文人：说话，他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他敢直言无隐，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毛病。这，在别人看，仿佛就有点“狂”。但是，我说，能这样“狂”的人才配作文人。因为他的“狂”，所以他才肯受苦，才会爱惜羽毛。我知道，恨水兄就是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所以，我称他为真正的文人。

（二）恨水兄是个真正的职业的写家：有一次，我到南温泉去看他，他告诉我：“我每天必须写出三千到四千字来！”这简单的一句话中，含有多少辛酸的眼泪呀！想想看，一年三百六十天每天要写出这么多字来，而且是川流不息的一直干到三十年！难道他是铁打的身子么？坚守岗位呀，大家都在喊，可是有谁能天天受着煎熬，达三十年之久，而仍在煎熬中屹立不动呢？所以，我说，他是“真正”的职业写家。

（三）恨水兄是个没有习气的文人：他不赌钱，不喝酒，不穿奇装异服，不留长头发。他比谁都写的多，比谁都更要有资格自称为文人，可是他并不用装饰与习气给自己挂出金字招牌。闲着的时候，他只坐坐茶馆，或画山水与花卉。一个文人的生命是经不住别人与自己摧残的。别人是否给恨水兄气受，我不知道。我确实知道，他不摧残自己。修养使他健壮，健壮使他不屈不挠。

以上是我对恨水兄的一点点认识，可也就是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的。

载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六日《新民报》晚刊

双十

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曾在校中国庆纪念会上说过：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象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那时候，我才二十岁，信口乱说，我自己晓到，说过也就算了。谁知道，在今天偶然思想起来，倒似乎不完全是信口乱说，于是就不能不“好不惨然”者久之！

载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时事新报》

文牛

干哪一行的总抱怨哪一行不好。在这个年月能在银行里，大小有个事儿，总该满意了，可是我的在银行作事的朋友们，当和我闲谈起来，没有一个不觉得怪委屈的。真的，我几乎没有见过一个满意、夸赞他的职业的。我想，世界上也许有几位满意于他们的职业的人，而这几位人必定是英雄好汉。拿破仑、牛顿、爱因司坦、罗斯福，大概都不抱怨他们的行业“没意思”。虽然不自居拿破仑与牛顿，我自己可是一向满意我的职业。我的职业多么自由啊！我用不着天天按时候上课或上公事房，我不必等七天才到星期日；只要我愿意，我可连着有一个星期的星期日！

我的资本很小，纸笔墨砚而已。我的生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白天睡，夜里醒着也好，昼夜都不睡也可以；一日三餐也好，八餐也好！反正我是在我自己的屋里操作，别人也不能敲门进来，禁止我把脚放在桌子上。专凭这一点自由，我就不能不满意我的职业。况且，写得好吧歹吧，大致都能卖出去，喝粥不成问题，倒也逍遥自在；虽然因此而把妒忌我的先生们鼻子气歪，我也没法子代他们去搬正！

可是，在近几个月来，也不知怎么我也失去了自信，而时时不满意我的职业了。这是吉是凶，且不去管，我只觉得“不大是味儿”！心里很不好过！

我的职业是“写”。只要能写，就万事亨通，可是，近来我写不上来了！问题严重得很，我不晓得生了娃娃而没有奶的母亲怎样痛苦，我可是晓得我比她还更痛苦。没有奶，她可以雇乳娘，或买代乳粉，我没有这些便利。写不出就是写不出，找不到代替品与代替的人。

天天能写一点，确实能觉得很自由自在，赶到了一点也写不出的时节呀，哈哈，你便变成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你的自由，闲在，正是对你的刑罚；你一分钟一分钟无结果的度过，也就每一分钟都如坐针毡！你不但失去工作与报酬，你简直失去了你自己！

一夏天除了阴雨，我的卧室兼客厅兼饭厅兼浴室兼书房的书房，热得老象一只大火炉。夜间一点钟以后，我才能勉强的进去睡。睡不到四个小时，我就必须起来，好乘早凉儿工作一会儿；一过午，屋内即又成烤炉。一夏天，我没有睡足。睡不足，写的也就不多，一拿笔就觉得困啊。我很着急，但是想不出办法，缙云山上必定凉快，谁去得起呢！

入秋，我本想要“好好”的工作一番，可是天又霉，纸烟的价钱好象疯了似的往上涨。只好戒烟。我曾经声明过：“先上吊，后戒烟！”以示至死不戒烟的决心。现在，自己打了嘴巴。最坏的烟卖到一百元一包（二十枝：我一天须吸三十枝），我没法不先戒烟，以延缓上吊之期了；人都惜命呀！没有烟，我只会流汗，一个字也写不出！戒烟就是自己跟自己摔跤，我怎能写字呢？半个月，没写出一个字！

烟瘾稍杀，又打摆子，本来贫血，摆子使血更贫。于是，头又昏起来。不留神，猛一抬头，或猛一低头，眼前就黑那么一下，老使人有“又要停电”之感，每天早上，总盼着头不大昏，幸而真的比较清爽，我就赶快的高高兴兴去研墨，期望今天一下子能写出两三千字来。墨研好了，笔也拿在手中，也不知怎么的，头中轰的一下，生命成了空白，什么也没有了，除了一点轻微的嗡嗡的响声。这一阵好容易过去了，脑中开始抽着疼，心中烦躁得要狂喊几声！只好把笔放下——文人缴械！一天如此，两天如此，忍心的、耐性的、敷衍自己：“明天会好些的！”第三天还是如此，我开始觉得：“我完了！”放下笔，我不会干别的！是的，我晓得我应当休息，并且应当吃点补血的东西——豆腐、猪肝、猪脑、菠菜、红萝卜等。但是，这年月谁休息得起呢？紧写慢写还写不出香烟钱怎敢休息呢？至于补品，猪肝岂是好惹的东西，而豆腐又一见双眉紧皱，就是菠菜也不便宜啊！如此说来，理应赶快服点药，使身体从速好起来。可是西药贵如金，而中药又无特效。怎办呢？到了这般地步，我不能不后悔当初为什么单单选择这一门职业了！唱须生的倒了嗓子，唱花旦的损了面容，大概都会明白我的苦痛：这苦痛是来自希望与失望的相触，天天希望，天天失望，而生命就那么一天天的白白的摆过去，摆向绝望与毁灭！

最痛苦是接到朋友征稿的函信的时节。

朋友不仅拿你当作个友人，而且是认为你是会写点什么的人。可是，你须向友人们道歉；你还是你，你也已经不是你——你已不能够作了！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可是，文人的身体并不和牛一样壮，怎办呢？

青年朋友们，假使你没有变成一头牛的把握，请不要干我这一行事吧；当你写不出字来的时候，你比谁的苦痛都更大！我是永不怨天尤人的人，今天我只后悔自己选错了职业——完全是我自己的事，与别人毫不相干。我后悔作了写家的正如我后悔“没”作生意，或税吏一样；假若我起初就作着囤积居奇，与暗中拿钱的事，我现在岂不正兴高彩烈的自庆前程远大么？啊，青年朋友们，尽使你健壮如牛，也还要细想一想再决定吧，即在此处，牛恐怕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动物，管你，和我一样的，不怨天尤人。

载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华声》第一卷第一期

大智若愚

学会了作文章，（文章不一定就是文艺），而后中了状元，而后无灾无病作到公卿，这恐怕是历来的文人的最如意的算盘。相传既久，心理就不易一时改变过来；于是在今天也许还有不少的人想用文章猎取利禄与声名。可是，这个心理必须改变，因为它正是把文艺置之死地的祸根。

要搞文艺就必先决定去牺牲。你要忘了个人的利益与幸福，你才能作一辈子文人，为文艺而生，为文艺而死。在物质享受上，稿费版税永远不能比囤积走私的来头大；在精神上，思想永远是自取烦恼的东西。相安无事便是一夜无话，文艺也就无从产生。不甘相安无事，你便必苦心焦虑的思索，而后把那最好的，最有价值的话说出来，而后你还要认真的去驳辩，勇敢的作真理的律师。这些，都给你带来痛苦，也许会要掉了脑袋。好话永远不甜蜜悦耳，而真理永远是用生命换得来的。

这样的说来，你假若想要以一半篇作品取个文艺者的头衔，从而展开一条小小的路径，去弄点钱花，娶个相当漂亮的太太，或且作一番与文艺无关的事业，则似乎大可不必，因为文艺最忌敷衍，最忌脚踩两只船；顶好卖什么吆喝什么，大不该只在“好玩”，或“方便”上耍些玄虚。

只要你一想到为文艺服役，你就须马上想到一切苦处，象要去作和尚那样斩尽尘根，硬是准备满身虱子连搔也不去搔一下！你要知道，凡是要救世的都须忘了自己，丧掉了自己的生命。

你要准备下那最高的思想与最深的感情，好长出文艺的花朵，切不可只在文字上用工夫，以文字为神符。文字不过是文艺的工具。一把好锯并不能使人变为好木匠。

即使那是真的，你也不要先去揣摩某人怎么仗着舅舅的力量而印出两本书，或某人怎么出巧计而作了编辑，从而千方百计的去仿效。文艺中无巧可取，你千万别自骗骗人！你知道，文艺者对别人是“大智”，对自己却是“大愚”！

载一九四五年三月《抗战文艺》第十卷第一期。

文协七岁

在我的眼睛里，“文协”有时候睡一会儿觉，而没有死过一回。

当文协在武汉的时候，几乎每一位会员都详详细细的知道会中工作的日记，因为座谈会与茶会是那么多，人人都能听到会中昨天作了什么，和明天要作什么。那时候，会款差不多没有超出三百元过，可是工作的紧张倒好象我们开着一家银行似的。那时候，大家初次尝到团结的快乐，自然要各显身手，把精神，时间，与钱力，献出一些给团体。那时候，政府与民众团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大家喜欢作事，政府也愿给我们事作。那是些愉快的日子。

赶到文协迁来重庆，大家在精神上还是愉快的，可是工作就赶不上在武汉时节那么多了。一来是山城的交通不便，不象在武汉时彼此捎个口信便可以开会；二来是物价渐渐的高涨，大家的口袋里不再象从前那么宽裕；于是，会务日记仿佛就只有理事们才知道，而会员们便不大关心它了。慢慢的，物价越来越高，会中越来越穷，而在团体的活动上又不能不抱着一动不如一静的态度，文协就每每打个小盹了。可是它并没有死。它的会刊时常脱期，而没有停刊。它还组织了前线访问团，并派代表参加前线慰劳团。每到七七，它必去献金——不管钱数多少，我们总愿尽心力而为之。它举行各样的座谈会，参加国民月会和种种的集会。它的会所依然是会员们的“娘家”。

它没有死，所以得到社会上的信任。它永远不故意惹是非，所以政府对它也愿时时予以提携援助。

去年，它发动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的征募，没有怎样费力，它便得到了好几百万元。社会上看得起它。这笔钱有了极大的用处。有许多害病的会员，因得到助金而可以安心养病，有许多由湘桂流亡出来的会员，在半路上得到接济得以及早的来到四川或云南。有的会员来到重庆，文协因有了基金，所以能招待他们，给他们一些安慰。文协或者可以不再打盹儿了。

文协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降生，到如今已经整整的活了七年。它的会刊，《抗战文艺》，自二十七年五月四日降生，到今天也整整的活了七年。七年虽短，可是以一个团体来说，以在抗战中种种的艰苦来说，这实在不能算是很容易的事，在这七年中，它听见过多少次炸弹的爆炸声音哪！

文协总会的穷而乐，睡而不死，也就影响到它的分会。虽然香港的、桂林的、曲江的，襄樊的分会都因军事的关系而结束，可是贵阳的，成都的，昆明的分会反而因此而更见活跃。以昆明分会来说，它曾有一个时期也打了盹。可是在近二年来，它又复兴起来，去年为贫病作家募集基金，它的成绩比重庆总会还好。于此，我不能不喊一声：“文协万岁”了！我盼望：

（一）本着文协的民主精神的传统，大家再拿出武汉时期的热劲来，不管谁是理事，谁是秘书，每一位会员都应当关心会务，尽力于会务。理事、监事、秘书，与会员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区别，而事实上，是谁尽力服务，谁便可以使文协不死——或者连打盹儿也不打！

（二）会刊是文协的旗帜，会员们必须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旗帜上，不管谁负编辑之责，会刊反正是我们大家的。

（三）社会上热心捐助贫病作家基金，我们贫或病，就该索用。我们的生命一半儿是社会的，我们不应过于矜持，忍受贫穷与痛苦，而不求援助。我们若因矜持而损及健康，便是对不起社会。

（四）援助贫病作家基金都存在银行里，当然有一点利息。我们应当运用这点金钱推动会务，使文艺发生更多的社会影响。社会看得起我们，我们也该答谢社会。

（五）对于会务，我希望，我们都该对小事闭一闭眼，勿过于求全责备；对大事，我们须力争，绝对不许损伤了团体的尊严。我想，这也许就可以叫作民主精神吧？文艺须是民主运动的先锋，那么，我盼望，文协就必须成为一个民主精神的团体。我们服务，我们于服务中得到民主的训练。

头总是发昏，要说的话还很多，而脑子“不过火”；就此打住。

四月十四日于北碚之抛锚斋载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抗战文艺》文协成立七周年并庆祝第一届文艺节纪念特刊

给茅盾兄祝寿

茅盾兄今年五十岁了。

时间有多么不从容啊！恐怕在“五四”运动中，那些想一拳打倒孔庙，另一拳打开科学与民主政治的大路的年轻小伙子们，到今天，都是四五十岁了吧！

我要落泪，白发就是白旗，从古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不向时间投降的呀！不过，这还不是我要落泪的主要原因。看看吧，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到今天，还有几个依旧热烈，依旧时时的提起拳头呢？哼，有的变成了官僚，有的变为富贾，有的还改为希特勒的崇拜者呀！我的天！时间要我们投降给“死”，可是我们还没等到时间拔去我们的牙，封闭了我们的耳目，我们自己就先把腿迈到地狱去，这才真可悲哀！难道人生真是个梦么？可以随便乱变，甚至于变成一条狗么？

茅盾先生变了，但是，他只变了外形。他的背已有点驼，眼有点花，而且留下胡子。他今年五十岁了，他没法阻止时间的侵略。在精神上，他可是始终没有变。在五四时代，他便是新文艺的最努力，而且也是最成功的领导者，今天他还是这样。捻着他的小胡子，他仿佛是在说：“是的，我把时间的招牌自动的挂在这里。可是，时间能把我怎样呢？刀斧么，监狱么，穷困么，疾痛么，都一样的不能叫我跪下呀！”

这样，无论他受着怎样的窘迫，他也始终不闭上他的口。他永远要说出他以为值得一说的话。勇敢使他永远年轻，而时间增高了他的智慧。他创作，他翻译，他研究，他编辑，他的勤劳与成绩，从五四到今天，老跑在我们的前面。他使我们敬爱他，甚至于忌妒他。

在抗战中，他跑到武汉，跑到新疆，跑到香港与桂林，而后又来到重庆。无论到哪里，他总是殷恳的撒播新文艺的种子，虽然这种工作会给他带来许多身体上的与精神上的痛苦。他不单认定文艺工作是有价值与愉快的，他也认定了这种工作是痛苦的，把痛苦与愉快都尝到，他得到了崇高。到重庆来，他时常的患病。可是，他并不肯以疼痛为理由而停止工作。每逢“文协”开会，他必跑几十里路来参加。遇到哪个朋友，他都拉不断扯不断的谈文艺上的问题和文艺界的掌故。深夜，他的眼已睁不开，可是还不肯闭上，他还须说下去。他的话与他的文章都是长江大河，虽然天旱也还有波涛。或者，我猜想，这也许是一部分因为时间把旧日的伙伴一个个的剔出去，他有些寂寞之感吧？

茅盾兄，你今年五十了，我希望你还再活三四十年，再写出十部八部比《子夜》更伟大的作品。时间早晚会毁灭了我们的，但是你的著作会使你永生。这样，我们连时间都不怕了，还怕别的什么呢！让我们给敢删改割裂你的文字的那些神童们祝福吧，因为今天是你的寿日，理当“赦免”他们。

载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公报》

痴人

…………

是的，我们除了一条命与一支笔，还有什么呢？清心的有福了，因为他看见了正义！我们的命与笔就是我们的资本，这资本的利息只是贫困，苦难，疾病；可是它是投资于正义，而那些不利的利息也就完成了我们的气节。

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

为了继续作痴人，我现在还吃着平价米，忍着头昏，在写长篇小说。我没工夫，也没精力，再写别的。您要短文，我一时还没法照办；我必须一气写完那长篇，正如同我必须照旧安贫乐道那样，我想，（您）总不至于恼了我吧！

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文汇报》

八方风雨

一　前奏

虽然用了个颇象小说或剧本的名字的标题——八方风雨——这却不是小说，也不是剧本，而是在八年抗战中，我的生活的简单纪实。它不是日记，因为我的日记已有一部分被敌人的炸弹烧毁在重庆，无法照抄下来，而且，即使它还全部在我手中，它是那么简单无趣，也不值得印出来。所以，凭着记忆与还保存着的几页日记，我想大概的，简单扼要的，把八年的生活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的写下来。我希望它既能给我自己留下一点生命旅程中的印迹，同时也教别离八载的亲友得到我一些消息，省得逐一的在口头或书面上报告。此外，别无什么伟大的企图。在抗战前，我是平凡的人，抗战后，仍然是个平凡的人。那也就可见，我并没有乘着能够混水摸鱼的时候，发点财，或作了官；不，我不单没有摸到鱼，连小虾也未曾捞住一个。那么，腾达显贵与金玉满堂假若是“伟大”的小注儿，我这里所记录的未免就显着十分寒碜了。我必定要这么先声明一下，否则教亲友们看了伤心，倒怪不大好意思的。简言之，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报告。假若有人喜欢读惊奇，浪漫，不平凡的故事，那我就应该另写一部传奇，而其中的主角也就一定不是我自己了。

所谓，“八方风雨”者，因此，并不是说我曾东讨西征，威风凛凛，也非私下港沪，或飞到缅甸，去弄些奇珍异宝，而后潜入后方，待价而沽。没有，这些事我都没有作过。我只有一枝笔。这枝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敌的武器。我不肯，也不应该，放弃了它，而去另找出路。于是，我由青岛跑到济南，由济南跑到武汉，而后跑到重庆。由重庆，我曾到洛阳，西安，兰州，青海，绥远去游荡，到川东川西和昆明大理去观光。到处，我老拿着我的笔。风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湿了我的瘦小的铺盖卷儿；比风雨更厉害的是多少次敌人的炸弹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

这，是流亡，是酸苦，是贫寒，是兴奋，是抗敌，也就是“八方风雨”。

二　开始流亡

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还没有离开济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罗网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又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动”。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第三，我独自逃亡吧，把家属留在济南，于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烦又危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那么大的院子，只剩下我们几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报：上午八点开始，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解除。院里静寂得可怕：卖青菜，卖果子的都已不再来，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猫狗都跑来乞饭吃。

我着急，而毫无办法。战事的消息越来越坏，我怕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就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

几次我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我又把它打开。看一看痴儿弱女，我实不忍独自逃走。这情形，在我到了武汉的时候，我还不能忘记，而且写出一首诗来：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

话因伤别潸应泪，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可是，我终于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门。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黄昏。在将要吃晚饭的时候，天上起了一道红闪，紧接着是一声震动天地的爆炸。三个红闪，燃炸了三声。这是——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军队破坏黄河铁桥。铁桥距我的住处有十多里路，可是我的院中的树木都被震得叶如雨下。

立刻，全市的铺户都上了门，街上几乎断绝了行人。大家以为敌人已到了城外。我抚摸了两下孩子们的头，提起小箱极快的走出去。我不能再迟疑，不能不下狠心：稍一踟蹰，我就会放下箱子，不能迈步了。

同时，我也知道不一定能走，所以我的临别的末一句话是：“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在我的心里，我切盼有车，宁愿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敌人捉去我。同时我也愿车已不通，好折回来跟家人共患难。这两个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战，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张不了什么，走与不走全凭火车替我决定。

在路上，我找到一位朋友，请他陪我到车站去，假若我能走，好托他照应着家中。

车站上居然还卖票。路上很静，车站上却人山人海。挤到票房，我买了一张到徐州的车票。八点，车入了站，连车顶上已坐满了人。我有票，而上不去车。

生平不善争夺抢挤。不管是名，利，减价的货物，还是车位，船位，还有电影票，我都不会把别人推开而伸出自己的手去。看看车子看看手中的票，我对友人说：“算了吧，明天再说吧！”

友人主张再等一等。等来等去，已经快十一点了，车子还不开，我也上不去。我又要回家。友人代我打定了主意：“假若能走，你还是走了好！”他去敲了敲末一间车的窗。窗子打开，一个茶役问了声：“干什么？”友人递过去两块钱，只说了一句话：“一个人，一个小箱。”茶役点了头，先接过去箱子，然后拉我的肩。友人托了我一把，我钻入了车中，我的脚还没落稳，车里的人——都是士兵——便连喊：“出去！出去！没有地方。”好容易立稳了脚，我说了声：我已买了票。大家看着我，也不怎么没再说什么。我告诉窗外的友人：“请回吧！明天早晨请告诉家里一声，我已上了车！”友人向我招了招手。

没有地方坐，我把小箱竖立在一辆自行车的旁边，然后用脚，用身子，用客气，用全身的感觉，扩充我的地盘。最后，我蹲在小箱旁边。又待了一会儿，我由蹲而坐，坐在了地上，下颏恰好放在自行车的坐垫上——那个三角形的，皮的东西。我只能这么坐着，不能改换姿式，因为四面八方都挤满了东西与人，恰好把我镶嵌在那里。

车中有不少军火，我心里说：“一有警报，才热闹！只要一个枪弹打进来，车里就会爆炸；我，箱子，自行车，全会飞到天上去。”

同时，我猜想着，三个小孩大概都已睡去，妻独自还没睡，等着我也许回去！这个猜想可是不很正确。后来得到家信，才知道两个大孩子都不肯睡，他们知道爸走了，一会儿一问妈：爸上哪儿去了呢？

夜里一点才开车，天亮到了泰安。我仍维持着原来的姿式坐着，看不见外边。我问了声：“同志，外边是阴天，还是晴天？”回答是：“阴天。”感谢上帝！北方的初冬轻易不阴天下雨，我赶的真巧！由泰安再开车，下起细雨来。

晚七点到了徐州。一天一夜没有吃什么，见着石头仿佛都愿意去啃两口。头一眼，我看见了个卖干饼子的，拿过来就是一口。我差点儿噎死。一边打着嗝儿，我一边去买郑州的票。我上了绿钢车，安闲的，漂亮的，停在那里，好象“战地之花”似的。

到郑州，我给家中与汉口朋友打了电报，而后歇了一夜。

到了汉口，我的朋友白君刚刚接到我的电报。他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去。这是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从这一天起，我开始过流亡的生活。到今天——三十四年十二月四日——已整整八年了。

三　在武昌

离开家里，我手里拿了五十块钱。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五十元钱有多么大的用处呀！它使我由济南走到汉口，而还有余钱送给白太太一件衣料——白君新结的婚。

白君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在武汉，还另有两位同学，朱君与蔡君。不久，我就看到了他们。蔡君还送给我一件大衣。住处有了，衣服有了，朋友有了：“我将干些什么呢？”这好决定。我既敢只拿着五十元钱出来，我就必是相信自己有挣饭吃的本领。我的资本就是我自己。只要我不偷懒，勤动着我的笔，我就有饭吃。

在汉口，我第一篇文章是给《大公报》写的。紧紧跟着，又有好几位朋友约我写稿。好啦，我的生活可以不成问题了。

倒是继续住在汉口呢？还是另到别处去呢？使我拿不定主意。二十一日，国府明令移都重庆。二十二日，苏州失守。武汉的人心极度不安。大家的不安，也自然的影响到我。我的行李简单，“货物”轻巧，而且喜欢多看些新的地方，所以我愿意再走。

我打电报给赵水澄兄，他回电欢迎我到长沙去。可是武汉的友人们都不愿我刚刚来到，就又离开他们；我是善交友的人，也就犹豫不决。

在武昌的华中大学，还有我一位好友，游泽丞教授。他不单不准我走，而且把自己的屋子与床铺都让给我，教我去住。他的寓所是在云架桥——多么美的地名！——地方安静，饭食也好，还有不少的书籍。以武昌与汉口相较，我本来就欢喜武昌，因为武昌象个静静的中国城市，而汉口是不中不西的乌烟瘴气的码头。云架桥呢，又是武昌最清静的所在，所以我决定搬了去。

游先生还另有打算。假若时局不太坏，学校还不至于停课，他很愿意约我在华中教几点钟书。

可是，我第一次到华中参观去，便遇上了空袭，这时候，武汉的防空设备都极简陋。汉口的巷子里多数架起木头，上堆沙包。一个轻量的炸弹也会把木架打垮，而沙包足以压死人。比这更简单的是往租界里跑。租界里连木架沙包也没有，可是大家猜测着日本人还不至于轰炸租界——这是心理的防空法。武昌呢，有些地方挖了地洞，里边用木头撑住，上覆沙袋，这和汉口的办法一样不安全。有的人呢，一有警报便往蛇山上跑，藏在树林里边。这，只须机枪一扫射，便要损失许多人。

华中更好了，什么也没有。我和朋友们便藏在图书馆的地窖里。摩仿，使日本人吃了大亏。假若日本人不必等德国的猛袭波兰与伦敦，就已想到一下子把军事或政治或工业的中心炸得一干二净，我与我的许多朋友或者早已都死在武汉了。可是，日本人那时候只派几架，至多不过二三十架飞机来。他们不猛袭，我们也就把空袭不放在心上。在地窖里，我们还觉得怪安全呢。

不久，何容，老向与望云诸兄也都来到武昌千家街福音堂。冯先生和朋友们都欢迎我们到千家街去。那里，地方也很清静，而且有个相当大的院子。何容与老向打算编个通俗的刊物；我去呢，也好帮他们一点忙。于是我就由云架桥搬到千家街，而慢慢忘了到长沙去的事。流亡中，本来是到处为家，有朋友的地方便可以小住；我就这么在武昌住下去。

四　略谈三镇

把个小一点的南京，和一个小一点的上海，搬拢在一处，放在江的两岸，便是武汉。武昌很静，而且容易认识——有那条象城的脊背似的蛇山，很难迷失了方向。汉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样的嘈杂混乱，而没有上海的忙中有静，和上海的那点文化事业与气氛。它纯粹的是个商埠，在北平，济南，青岛住惯了，我连上海都不大喜欢，更不用说汉口了。

在今天想起来，汉口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虽然武昌的黄鹤楼是那么奇丑的东西，虽然武昌也没有多少美丽的地方，可是我到底还没完全忘记了它。在蛇山的梅林外吃茶，在珞珈山下荡船，在华中大学的校园里散步，都使我感到舒适高兴。

特别值得留恋的是武昌的老天成酒店。这是老字号。掌柜与多数的伙计都是河北人。我们认了乡亲。每次路过那里，我都得到最亲热的招呼，而他们的驰名的二锅头与碧醇是永远管我喝够的。

汉阳虽然又小又脏，却有古迹：归元寺、鹦鹉洲、琴台、鲁肃墓，都在那里。这些古迹，除了归元寺还整齐，其他的都破烂不堪，使人看了伤心。

汉阳的兵工厂是有历史的。它给武汉三镇招来不少次的空袭，它自己也受了很多的炸弹。

武汉的天气也不令人喜爱。冬天很冷，有时候下很厚的雪。夏天极热，使人无处躲藏。武昌，因为空旷一些，还有时候来一阵风。汉口，整个的象个大火炉子。树木很少，屋子紧接着屋子，除了街道没有空地。毒花花的阳光射在光光的柏油路上，令人望而生畏。

越热，蚊子越多。在千家街的一间屋子里，我曾在傍晚的时候，守着一大扇玻璃窗。在窗上，我打碎了三本刊物，击落了几百架小飞机。

蜈蚣也很多，很可怕。在褥下，箱子下，枕下，我都洒了雄黄；虽然不准知道，这是否确能避除毒虫，可是有了这点设施，我到底能睡得安稳一些。有一天，一撕一个的小的邮卷，哼，里面跳出一条蜈蚣来！

提到饮食，武汉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除了珍珠丸子一类的几种蒸菜而外，烹调的风格都近似江苏馆子的——什么菜都加点烩粉与糖，既不特别的好吃，也不太难吃。至于烧卖里面放糯米，真是与北方老粗故意为难了！

五　写鼓词

当我还在济南的时候，因时局的紧张，与宣传的重要，我已经想利用民间的文艺形式。我曾随着热心宣传抗战的青年们去看白云鹏与张小轩两先生，讨论鼓书的作法。

在汉口，我遇见了富少舫（山药旦）先生，董莲枝女士，和她的丈夫郑先生。这三位，都能读书写字，他们的爱国心也自然比一班的艺员更丰富。他们的眼睛不完全看着生意。只要有人供给他们新词儿，他们就肯下工夫去琢磨腔调，去背诵，去演唱，即使因此而影响到生意，（都市中有闲的人们，既不喜新词儿，又不喜接受宣传，）他们也不管。他们以为能在生意之外，多尽些宣传的责任，是他们的光荣。和他们认识之后，我便开始写鼓词。

这时候，冯先生正请几位画家给画大张的抗战宣传画，以便放在街上，照着“拉大片”——一名西湖景——的办法，教民众们看。这需要一些韵语，去说明图画，我也就照着“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腊月好冷天”的套子，给每张作一首歌儿。

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敌；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分。

在冯先生那里，还来了三位避难的唱河南坠子的。他们都是男人，都会拉会唱。他们都是在河南乡间的集市上唱书的，所以他们需要长的歌词，一段至少也得够唱半天的。我向他们领教了坠子的句法，就开始写一大段抗战的故事，一共写了三千多句。他们都是河南人，所以在他们的书词里有好多好多河南土语。他们的用韵也以乡音为准，譬如“叔”可以押“楼”，因为他们的“叔”读如北平的“熟”。我是北平人，只会用北平的俗语；于是，我虽力求通俗，可是有许多用语与词汇不是他们所能了解的。由这点经验，我晓得了通俗文艺若失去它的地方性，无论在言语上，还是在趣味上，它就必定也失去它的活跃与感动力。因此，我觉得民间的精神食粮，应当用一个地方的言语写下来，而后由各地方去翻译成各地方的土语；它的故事与趣味也照各地方的所需，酌量增减改动，才能保存它的文艺性。反之，若仅用死板的，没有生气的官话写出，则尽管各地方的人可以勉强听懂，也不会有多大的感动力量。

这三千多句长的一段韵文，可惜，已找不到了底稿。可是，我确知道那三位唱坠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诵得飞熟，并且上了弦板。说不定，他们会真在民间去唱过呢——他们在武汉危急的时候，返回了故乡。

六　组织文协

文人们仿佛忽然集合到武汉。我天天可以遇到新的文友。我一向住在北方，又不爱到上海去，所以我认识的文艺界的朋友并不很多，戏剧界的名家，我简直一个也不熟识。现在，我有机会和他们见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风，冯乃超，艾芜，鲁彦，郁达夫，诸位先生，都遇到了。此外，还遇到戏剧界的阳翰笙，宋之的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导演与名艺员。

朋友们见面，不约而同的都想组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团结到一处，共同努力于抗敌的文艺。我不是好事喜动的人，可是大家既约我参加，我也不便辞谢。于是，我就参加了筹备工作。

筹备得相当的快。到转过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会便开成了。文人，在平日似乎有点吊儿郎当，赶到遇到要事正事，他们会干得很起劲，很紧张。文艺协会的筹备期间并没有一个钱，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车马自备。就凭着这一点齐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会开成，而且开得很体面。

这是，一点也不夸大，历史上少见的一件事。谁曾见过几百位写家坐在一处，没有一点成见与隔膜，而都想携起手来，立定了脚步，集中了力量，勇敢的，亲热的，一心一德的，成为笔的铁军呢？

大会是在商会里开的，连写家带来宾到了七八百人。主席是邵力子先生。这位老先生是文协首次大会的主席，也是后来历届年会的主席。上午在商会开会。中午在普海春聚餐；饭后即在普海春继续开会，讨论会章并选举理事。真热闹，也真热烈。有的人登在凳子上宣传大会的宣言，有的人朗读致外国作家的英文与法文信。可是警报器响了，空袭！谁也没有动，还照旧的开会。普海春不在租界，我们不管。一个炸弹就可以打死大一半的中国作家，我们不管。

紧急警报！我们还是不动。高射炮响了。听到了敌机的声音。我们还继续开会。投弹了。二十七架敌机，炸汉阳。

解除警报，我们正在选举。五点多钟散会，可是被推为检票——我也是一个——及监票的，还须继续工作。我们一直干到深夜。选举的结果，正是大家所期望的——不分党派，不管对文艺的主张如何，而只管团结与抗战。就我所记得的，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胡风，冯乃超，郁达夫，姚蓬子，楼适夷，王平陵，陈西滢，张恨水，老向，诸位先生都当选。只就这几位说，就可以看出他们代表的方面有多么广，而绝对没有一点谁要包办与把持的痕迹。

第一次理事会是在冯先生那里开的。会里没有钱，无法预备茶饭，所以大家硬派冯先生请客。冯先生非常的高兴，给大家预备了顶丰富，顶实惠的饮食。理事都到会，没有请假的。开会的时候，张善子画师“闻风而至”，愿作会员。大家告诉他：“这是文艺界协会，不是美术协会。”可是，他却另有个解释：“文艺就是文与艺术。”虽然这是个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绝他，他就作了文协的会员。

后来，善子先生给我画了一张顶精致的扇面——秋山上立着一只工笔的黑虎。为这个扇面，我特意过江到荣宝斋，花了五元钱，配了一副扇骨。荣宝斋的人们也承认那是杰作。那一面，我求丰子恺给写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丢失在洋车上，使我心中难过了好几天。

我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并须担任总务组组长。我愿作常务理事，而力辞总务组组长。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我不愿负起这个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艺界的资望既不够，而且没有办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无论如何不准我推辞，甚至有人声明，假若我辞总务，他们也就不干了。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点了头。

七　抗战文艺

这一来不要紧，我可就年年的连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长沙或别处的计划，连想也不再想了。文协的事务把我困在了武汉。

文协的“打炮”工作是刊行会刊。这又作得很快。大家凑了点钱，凑了点文章，就在五月四日发刊了《抗战文艺》。这个日子选得好。“五四”是新文艺的生日，现在又变成了《抗战文艺》的生日。新文艺假若是社会革命的武器，现在它变成了民族革命抵御侵略的武器。

《抗战文艺》最初是三日刊。不行，这太紧促。于是，出到五期就改了周刊。最热心的是姚蓬子，适夷，孔罗荪，与锡金几位先生，他们昼夜的为它操作，奔忙。

会刊虽不很大，它却给文艺刊物开了个新纪元——它是全国写家的，而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积极的，它要在抗战的大前题下，容纳全体会员的作品，成为文协的一面鲜明的旗帜。消极的，它要尽量避免象战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与近乎恶意的批评，它要稳健，又要活泼；它要集思广益，还要不失了抗战的，一定的目标；它要抱定了抗战宣传的目的，还要维持住相当高的文艺水准。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了它的本来面目。始终没有一篇专为发泄自己感情，而不顾及大体的文章。

在武汉撤退的时候，有一部分会员，仍停留在那里。他们——象冯乃超和孔罗荪几位先生——决定非至万不得已的时候不离开武汉。于是，在会刊编辑部西去重庆的期间，就由这几位先生编刊武汉特刊。特刊一共出了四期，末一期出版已是十月十五日——武汉是二十五日失守的。连同这四期特刊，《抗战文艺》在武汉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庆复刊。这个变动的痕迹是可以由纸张上看出来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报纸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换用土纸了。

重庆的印刷条件不及武汉那么良好，纸张——虽然是土纸——也极缺乏。因此，在文协的周年纪念日起，会刊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后来，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为月刊之后，它还有时候脱期。会中经费支绌与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脱期的两个重要原因。但是，无论怎么困难，它始终没有停刊。它是文协的旗帜，会员们决不允许它倒了下去。在武汉的时候，它可以销到七八千份。假若武汉不失守，它一定可以增销到万份以上。销得多就不会赔钱，也自然可以解决了许多困难。可是，武汉失守了，会刊在渝复刊后，只能行销于重庆，昆明，贵阳，成都几个大都市，连洛阳，西安，兰州都到不了。于是，每期只能印五千份，求收支相抵已自不易，更说不到赚钱了。

到了日本投降时，会刊出到了七十期。文协呢，由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文艺协会，《抗战文艺》也自然须告一结束，于是编辑者决定再出一小册作为终卷；以后就须出文艺协会的新会刊了。

在香港，昆明，和成都的文协分会，也都出过刊物，可是都因人才的缺乏与经费的困难，时出时停。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分会曾经出过几期外文的刊物，向国外介绍中国的抗战文艺。这是头一个向国外作宣传的文艺刊物，可惜因经费不足而夭折了，直到抗战胜利，也并没有继承它的。

我不惮繁琐的这么叙述文协会刊的历史，因为它实在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献。它不单刊露了战时的文艺创作，也发表了战时文艺的一切意见与讨论，并且报告了许多文艺者的活动。它是文，也是史。它将成为将来文学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料。同时它也表现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读者看到作家们是怎样的在抗战中团结到一起，始终不懈的打着他们的大旗，向暴敌进攻。

在忙着办会刊而外，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座谈会联谊会。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识与不相识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块儿讨论抗战文艺的许多问题。开茶会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资；会中穷得连“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会后，刚刚得到了稿费的人，总是自动的请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饭食。在会所，在公园，在美的咖啡馆，在友人家里，在旅馆中，我们都开过会。假若遇到夜间空袭，我们便灭了灯，摸着黑儿谈下去。

这时候大家所谈的差不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如何教文艺下乡与入伍，一个是怎么使文艺效劳于抗战。前者是使大家开始注意到民间通俗文艺的原因；后者是在使大家于诗，小说，戏剧而外，更注意到朗诵诗，街头剧，及报告文学等新体裁。

但是，这种文艺通俗运动的结果，与其说是文艺真深入了民间与军队，倒不如说是文艺本身得到新的力量，并且产生了新的风格。文艺工作者只能负讨论，试作，与倡导的责任，而无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间与军队中去。这需要很大的经费与政治力量，而文艺家自己既找不到经费，又没有政治力量。这样，文艺家想到民间去，军队中去，都无从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写出民众读物，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发表而已。这是很可惜，与无可如何的事。

虽然我的一篇《抗战一年》鼓词，在七七周年纪念日，散发了一万多份；虽然何容与老向先生编的《抗到底》是专登载通俗文艺作品的刊物；虽然有人试将新写的通俗文艺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与《叹五更》什么的放在一处去卖；虽然不久教育部也设立了通俗读物编刊处；可是这个运动，在实施方面，总是枝枝节节没有风起云涌的现象。我知道，这些作品始终没有能到乡间与军队中去——谁出大量的金钱，一印就印五百万份？谁给它们运走？和准否大量的印，准否送到军民中间去？都没有解决。没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后边，它只能成为一种文艺运动，一种没有什么实效的运动而已。

会员郁达夫与盛成先生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归来，他们报告给大家：前线上连报纸都看不到，不要说文艺书籍了。士兵们无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里去借《三国演义》，与《施公案》一类的闲书。听到了这个，大家更愿意马上写出一些通俗的读物，先印一二百万份送到前线去。我们确是愿意写，可是印刷的经费，与输送的办法呢？没有人能回答。于是，大家只好干着急，而想不出办法来。

八　入川

在武汉，我们都不大知道怕空袭。遇到夜袭，我们必定“登高一望”。探照灯把黑暗划开，几条银光在天上寻找。找到了，它们交叉在一处，照住那银亮的，几乎是透明的敌机。而后，红的黄的曳光弹打上去，高射炮紧跟着开了火。有声有色，真是壮观。

四月二十九与五月三十一日的两次大空战，我们都在高处看望。看着敌机被我机打伤，曳着黑烟逃窜，走着走着，一团红光，敌机打几个翻身，落了下去；有多么兴奋，痛快呀！一架敌机差不多就在我们的头上，被我们两架驱逐机截住，它就好象要孵窝的母鸡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动那样，老老实实的被击落。

可是，一进七月，空袭更凶了，而且没有了空战。在我的住处，有一个地洞，横着竖着，上下与四壁都用木柱密密的撑住，顶上堆着沙包。有一天，也就是下午两三点钟吧，空袭，我们入了这个地洞。敌机到了。一阵风，我们听到了飞沙走石；紧跟着，我们的洞就象一只小盒子被个巨人提起来，紧紧的乱摇似的，使我们眩晕。离洞有三丈吧，落了颗五百磅的炸弹，碎片打过来，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我们门外的一排贫民住房都被打垮，马路上还有两个大的弹坑。

我们没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再有空袭，我们就跑过铁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天热，草厚，没有风，等空袭解除了，我的袜子都被汗湿透。

不久，冯先生把我们送到汉口去。武昌已经被炸得不象样子了。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两次弹。蛇山的山坡与山脚死了许多人。

因为我是文协的总务主任，我想非到万不得已不离开汉口。我们还时常在友人家里开晚会，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袭，我们煮一壶茶，灭去灯光，在黑暗中一直谈到空袭解除。邵先生劝我们快走，他的理由是：“到了最紧急的时候，你们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脱了！”

这样，在七月三十日，我，何容，老向，与肖伯青（文协的干事），便带着文协的印鉴与零碎东西，辞别了武汉。只有友人白君和冯先生派来的副官，来送行。

船是一家中国的公司的，可插着意大利旗子。这是条设备齐全，而一切设备都不负责任的船。舱门有门轴，而关不上门；电扇不会转；衣钩掉了半截；什么东西都有，而全无用处。开水是在大木桶里。我亲眼看见一位江北娘姨把洗脚水用完，又倒在开水桶里！我开始拉痢。

一位军人，带着紧要公文，要在城陵矶下船。船上不答应在那里停泊。他耽误了军机，就碰死在绕锚绳的铁柱上！

船只到宜昌。我们下了旅馆。我继续拉痢。天天有空袭。在这里，等船的人很多，所以很热闹——是热闹，不是紧张。中国人仿佛不会紧张。这也许就是日本人侵华失败的原因之一吧？日本人不懂得中国人的“从容不迫”的道理。

我们求一位黄老翁给我们买票。他是一位极诚实坦白的人，在民生公司作事多年。他极愿帮我们的忙，可是连他也不住的抓脑袋。人多船少，他没法子临时给我们赶造出一只船来。等了一个星期，他算是给我们买到了铺位——在甲板上。我们不挑剔地方，只要不叫我们浮着水走就好。

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下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开饭，昼夜的开饭。茶役端着饭穿梭似的走，把脚上的泥垢全印在我们的被上枕上。我必须到厕所去，但是在夜间三点钟，厕所外边还站着一排候补员呢！三峡有多么值得看哪。可是，看不见。人太多了，若是都拥到船头上去观景，船必会插在江里，永远不再抬头。我只能侧目看下面，看到人头——头发很黑——在水里打旋儿。

八月十四，我们到了重庆。上了岸，我们一直奔了青年会去。会中的黄次咸与宋杰人两先生都欢迎我们，可是怎奈宿舍已告客满。这时候重庆已经来了许多公务人员和避难的人，旅馆都有人满之患。青年会宿舍呢，地方清静，床铺上没有臭虫，房价便宜，而且有已经打好了的地下防空洞，所以永远客满。我们下决心不去另找住处。我们知道，在会里——那怕是地板呢——作候补，是最牢靠的办法。黄先生们想出来了一个办法，教我们暂住在机器房内。这是个收拾会中的器具的小机器房，很黑，响声很大。

天气还很热。重庆的热是出名的。我永远没睡过凉席，现在我没法不去买一张了。睡在凉席上，照旧汗出如雨。墙，桌椅，到处是烫的；人仿佛是在炉里。只有在一早四五点钟的时候，稍微凉一下，其余的时间全是在热气团里。城中树少而坡多，顶着毒花花的太阳，一会儿一爬坡，实在不是好玩的。

四川的东西可真便宜，一角钱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一个铜板买一束鲜桂圆。好吧，天虽热，而物价低，生活容易，我们的心中凉爽了一点。在青年会的小食堂里，我们花一二十个铜板就可以吃饱一顿。

文协的会友慢慢的都来到，我们在临江门租到了会所，开始办公。

我们的计划对了。不久，我们便由机器房里移到楼下一间光线不很好的屋里去。过些日子，又移到对门光线较好的一间屋中。最后，我们升到楼上去，屋子宽，光线好，开窗便看见大江与南山。何容先生与我各据一床。他编《抗到底》，我写我的文章。他每天是午前十一点左右才起来。我呢，到十一点左右已写完我一天该写的一二千字。写完，我去吃午饭。等我吃过午饭回来，他也出去吃东西，我正好睡午觉。晚饭，我们俩在一块儿吃。晚间，我睡得很早，他开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我们，这样，虽分住一间屋子，可是谁也不妨碍谁。赶到我们偶然都喝醉了的时候，才忘了这互不侵犯协定，而一齐吵嚷一回。

我开始正式的去和富少舫先生学大鼓书。好几个月，才学会了一段《白帝城》，腔调都摹拟刘（宝全）派。学会了这么几句，写鼓词就略有把握了。几年中，我写了许多段，可是只有几段被富先生们采用了：《新拴娃娃》（内容是救济难童），富先生唱。

《文盲自叹》（内容是扫除文盲），富先生唱。

《陪都巡礼》（内容是赞美重庆），富贵花小姐唱。

《王小赶驴》（内容是乡民抗敌），董莲枝女士唱。

以上四段，时常在陪都演唱。其中以《王小赶驴》为最弱，因为董女士是唱山东犁铧大鼓的，腔调太缓慢，表现不出激昂慷慨的情调。于此，知内容与形式必求一致，否则劳而无功。

我也开始写旧剧剧本——用旧剧的形式写抗战的故事。这没有多大的成功。我只听说有一两出曾在某地表演过，我可是没亲眼看到。旧剧，因为是戏剧，比鼓词难写多了。最不好办的是教现代的人穿行头，走台步；不如此吧，便失去旧剧之美；按葫芦挖瓢吧，又使人看着不舒服；穿时装而且歌且舞吧，又象文明戏。没办法！

这时候，我还为《抗到底》写长篇小说——《蜕》。这篇东西没能写成。《抗到底》后来停刊了，我就没再往下写。

转过年来，二十八年之春，我开始学写话剧剧本。对戏剧，我是十成十的外行，根本不晓得小说与剧本有什么分别。不过，和戏剧界的朋友有了来往，看他们写剧，导剧，演剧，很好玩，我也就见猎心喜，决定瞎碰一碰。好在，什么事情莫不是由试验而走到成功呢。我开始写《残雾》。

初夏，文协得到战地党政工作委员会的资助，派出去战地访问团，以王礼锡先生为团长，宋之的先生为副团长，率领罗烽，白朗，葛一虹等十来位先生，到华北战地去访问抗战将士。

同时，慰劳总会组织南北两慰劳团，函请文协派员参加。理事会决议：推举姚蓬子，陆晶清两先生参加南团，我自己参加北团。

这是在五三、五四敌机狂炸重庆以后。重庆的房子，除了大机关与大商店的，差不多都是以竹蔑为墙，上敷泥土，因为冬天不很冷，又没有大风，所以这种简单、单薄的建筑满可以将就。力气大的人，一拳能把墙砸个大洞。假若鲁智深来到重庆，他会天天闯祸的。这种房子盖得又密密相连，一失火就烧一大片。火灾是重庆的罪孽之一。日本人晓得这情形，所以五三、五四都投的是燃烧弹——不为炸军事目标，而是蓄意要毁灭重庆，造成恐怖。

前几天，我在公共防空洞里几乎憋死。人多，天热，空袭的时间长，洞中的空气不够用了。五三、五四我可是都在青年会里，所以没受到什么委屈。五四最糟，警报器因发生障碍，不十分响；没有人准知道是否有了空袭，所以敌机到了头上，人们还在街上游逛呢。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我在夜里跑到冯先生那里去，因为青年会附近全是火场，我怕被火围住。彻夜，人们象流水一般，往城外搬。

经过这个大难，文协会所暂时移到南温泉去，和张恨水先生为邻。我也去住了几天。人心慢慢的安定了，我回渝筹备慰劳团与访问团出发的事情。我买了两身灰布的中山装，准备远行。此后，我老穿着这样的衣服。下过几次水以后，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使我很象个清道夫。吴组缃先生管我的这种服装叫作斯文扫地的衣服。

文协当然不会给我盘缠钱，我便提了个小铺盖卷，带了自己的几块钱，北去远征。

在起身以前，我写完了《残雾》。没加修改，便交王平陵先生去发表。我走了半年。等我回来，《残雾》已上演过了，很成功。导演是马彦祥先生，演员有舒绣文，吴茵，孙坚白，周伯勋诸位先生。可惜，我没有看见。

慰劳团先到西安，而后绕过潼关，到洛阳。由洛阳到襄樊老河口，而后出武关再到西安。由西安奔兰州，到由兰州榆林，而后到青海，绥远，宁夏，兴集，一共走了五个多月，两万多里。

这次长征的所见所闻，都记在《剑北篇》里——一部没有写完，而且不大象样的，长诗。在陕州，我几乎被炸死。在兴集，我差一点被山洪冲了走。这些危险与兴奋，都记在《剑北篇》里，即不多赘。

王礼锡先生死在了洛阳，这是文艺界极大的一个损失！

九　由川到滇

从二十九年起，大家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压迫。四川的东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经常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都随着香烟而降格。

生活不单困苦，而且也不安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这三年，日本费尽心机，用各种花样来轰炸。有时候是天天用一二百架飞机来炸重庆，有时候只用每次三五架，甚至于一两架，自晓至夜的施行疲劳轰炸，有时候单单在人们要睡觉，或睡的正香甜的时候，来捣乱。日本人大概是想以轰炸压迫政府投降。这是个梦想。中国人绝不是几个或几千个炸弹所能吓倒的。虽然如此，我在夏天可必须离开重庆，因为在防空洞里我没法子写作。于是，一到雾季过去，我就须预备下乡，而冯先生总派人来迎接：“上我这儿来吧，城里没法子写东西呀！”二十九年夏天，我住在陈家桥冯公馆的花园里。园里只有两间茅屋，归我独住。屋外有很多的树木，树上时时有各种的鸟儿为我——也许为它们自己——唱歌。我在这里写《剑北篇》。

雾季又到，回教协会邀我和宋之的先生合写以回教为主题的话剧。我们就写了《国家至上》。这剧本，在重庆，成都，昆明，大理，香港，桂林，兰州，恩施，都上演过。他是抗战文艺中一个成功的作品。因写这剧本，我结识了许多回教的朋友。有朋友，就不怕穷。我穷，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并不寂寞。

二十九年冬，因赶写《面子问题》剧本，我开始患头晕。生活苦了，营养不足，又加上爱喝两杯酒，遂患贫血。贫血遇上努力工作，就害头晕——一低头就天旋地转，只好静卧。这个病，至今还没好，每年必犯一两次。病一到，即须卧倒，工作完全停顿！着急，但毫无办法。有人说，我的作品没有战前的那样好了。我不否认。想想看，抗战中，我是到处流浪，没有一定的住处，没有适当的饭食，而且时时有晕倒的危险，我怎能写出字字珠玑的东西来呢？

三十年夏，疲劳轰炸闹了两个星期。我先到歌乐山，后到陈家桥去住，还是应冯先生之邀。这时候，罗莘田先生来到重庆。因他的介绍，我认识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梅先生听到我的病与生活状况，决定约我到昆明去住些日子。昆明的天气好，又有我许多老友，我很愿意去。在八月下旬，我同莘田搭机，三个钟头便到了昆明。

我很喜爱成都，因为它有许多地方象北平。不过，论天气，论风景，论建筑，昆明比成都还更好。我喜欢那比什刹海更美丽的翠湖，更喜欢昆明湖——那真是湖，不是小小的一汪水，象北平万寿山下的人造的那个。土是红的，松是绿的，天是蓝的，昆明的城外到处象油画。

更使我高兴的，是遇见那么多的老朋友。杨今甫大哥的背有点驼了，却还是那样风流儒雅。他请不起我吃饭，可是也还烤几罐土茶，围着炭盆，一谈就和我谈几点钟。罗膺中兄也显着老，而且极穷，但是也还给我包饺子，煮俄国菜汤吃。郑毅生，陈雪屏，冯友兰，冯至，陈梦家，沈从文，章川岛，段人，闻一多，萧涤非，彭啸咸，查良钊徐旭生，钱端升诸先生都见到，或约我吃饭，或陪我游山逛景。这真是快乐的日子。在城中，我讲演了六次；虽然没有什么好听，听众倒还不少。在城中住腻，便同莘田下乡。提着小包，顺着河堤慢慢的走，风景既象江南，又非江南；有点象北方，又不完全象北方；使人快活，仿佛是置身于一种晴朗的梦境，江南与北方混在一起而还很调谐的，只有在梦中才会偶尔看到的境界。

在乡下，我写完了《大地龙蛇》剧本。这是受东方文化协会的委托，而始终未曾演出过的，不怎么高明的一本剧本。

认识一位新朋友——查阜西先生。这是个最爽直，热情，多才多艺的朋友。他听我有愿看看大理的意思，就马上决定陪我去。几天的工夫，他便交涉好，我们作两部运货到畹汀的卡车的高等黄鱼。所谓高等黄鱼者，就是第一不要出钱，第二坐司机台，第三司机师倒还请我们吃酒吃烟——这当然不在协定之内，而是在路上他们自动这样作的。两位司机师都是北方人。在开车之前他们就请我们吃了一桌酒席！后来，有一位摔死在澜沧江上，我写了一篇小文悼念他。

到大理，我们没有停住，马上奔了喜洲镇去。大理没有什么可看的，不过有一条长街，许多卖大理石的铺子而已。它的城外，有苍山洱海，才是值得看的地方。到喜洲镇去的路上，左是高山，右是洱海，真是置身图画中。喜洲镇，虽然是个小镇子，却有宫殿似的建筑，小街左右都流着清清的活水。华中大学由武昌移到这里来，我又找到游泽丞教授。他和包漠庄教授，李何林教授，陪着我们游山泛水。这真是个美丽的地方，而且在赶集的时候，能看到许多夷民。

极高兴的玩了几天，吃了不知多少条鱼，喝了许多的酒，看了些古迹，并对学生们讲演了两三次，我们依依不舍的道谢告辞。在回程中，我们住在了下关等车。在等车之际，有好几位回教朋友来看我，因为他们演过《国家至上》。查阜西先生这回大显身手，居然借到了小汽车，一天便可以赶到昆明。

在昆明过了八月节，我飞回了重庆来。

十　写与游

这时候，我已移住白象街新蜀报馆。青年会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再办。

夏天，我下乡，或去流荡；冬天便回到新蜀报馆，一面写文章，一面办理文协的事。文协也找到了新会所，在张家花园。

物价象发疯似的往上涨。文人们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难。我们已不能时常在一处吃饭喝酒了，因为大家的口袋里都是空空的。文协呢有许多会员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钱少，也就显着冷落。可是，在重庆的几个人照常的热心办事，不肯教它寂寞的死去。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坏，本来就贫血，又加上时常“打摆子”（川语，管疟疾叫打摆子），所以头晕病更加重了。

不过，头晕并没完全阻止了我的写作。只要能挣扎着起床，我便拿起笔来，等头晕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就是在这么挣扎着的情形下，八年中我写了：鼓词，十来段。旧剧，四五出。话剧，八本。短篇小说，六七篇。长篇小说，三部。长诗，一部。此外还有许多篇杂文。

这点成绩，由质上量上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把病痛，困苦，与生活不安定，都加在里面，即使其中并无佳作，到底可以见出一点努力的痕迹来了。

书虽出了不少，而钱并没拿到几个。战前的著作大致情形是这样的：商务的三本（《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因沪馆与渝馆的失去联系，版税完全停付；直到三十二年才在渝重排。《骆驼祥子》，《樱海集》，《牛天赐传》，《老牛破车》四书，因人间书屋已倒全无消息。到三十一年，我才把《骆驼祥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排。《牛天赐传》到最近才在渝出版。《樱海集》与《老牛破车》都无机会在渝付印。其余的书的情形大略与此相同，所以版税收入老那么似有若无。在抗战中写的东西呢，象鼓词，旧剧等，本是为宣传抗战而写的，自然根本没想到收入。话剧与鼓词，目的在学习，也谈不到生意经。只有小说能卖，可是因为学写别的体裁，小说未能大量生产，收入就不多。

不过，写作的成绩虽不好，收入也虽欠佳，可是我到底学习了一点新的技巧与本事。这就“不虚此写”！一个文人本来不是商人，我又何必一定老死盯着钱呢？没有饿死，便是老天爷的保佑；若专算计金钱，而忘记了多学习，多尝试，则未免挂羊头而卖狗肉矣。我承认八年来的成绩欠佳，而不后悔我的努力学习。我承认不计较金钱，有点愚蠢，我可也高兴我肯这样愚蠢；天下的大事往往是愚人干出来的。

有许多去教书的机会，我都没肯去：一来是，我的书籍，存在了济南，已全部丢光；没有书自然没法教书。二来是，一去教书，势必就耽误了乱写，我不肯为一点固定的收入而随便搁下笔。笔是我的武器，我的资本，也是我的命。

三十一年夏天，我随冯先生去游灌县与青城山。

我真喜爱青城山。它的翠绿的颜色直到如今还印在我的脑中。三峡，剑门，华山，终南，祁连山我都看过了，它们都有它们的特点，都有它们的奇伟处，可是我觉得它们都不如青城。我是喜安静的人，所以特别喜欢青城的幽寂。

可惜，我没能到峨嵋去！四川真伟大，有多少奇山异水可看呀！一个人若能走遍了四川，也就够开眼的了！就是在重庆那么乱的山城里，它到底有许多青峰，和两条清江可以作诗料呀！

我爱花，即使不能去看高山大川，我的案头一年四季总有一瓶鲜花给我一点安慰。梅，各色的梅；腊梅，各种的腊梅；杜鹃，茶花，水仙，菊，和各种的花，都能在街头买到。看着花，我想象着那山腰水滨的美丽，便有些乐不思“离”蜀矣！

十一　在北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子，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这原是个很平常的小镇市；但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们的经营，它变成了一个“试验区”。在抗战中，因有许多学校与机关迁到此处，它又成了文化区。此地出煤。在许多煤矿中，天府公司且有最新的设备与轻便铁路。原有的手工业是制造石器——石砚及磨石等——与挂面，现在又添上小的粉面厂与染织厂。

这里的学校是复旦大学，体育专科学校，戏剧专科学校，重庆师范，江苏省立医学院，兼善中学和勉仁中学等。迁来的机关有国立编译馆，礼乐馆，中工所，水利局，中山文化教育馆，儿童福利所，江苏医院，教育电影制片厂……。有了这么多的学校与机关，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荣起来。它的整洁的旅舍，相当大的饭馆，浴室，和金店银行。它也有公园，体育场，戏馆，电灯，和自来水。它已不是个小镇，而是个小城。它的市外还有北温泉公园，可供游览及游泳；有山，山上住着太虚大师与法尊法师，他们在缙云寺中设立了汉藏理学院，教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两年，此地遭受了轰炸，炸去许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随炸随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齐美丽了。这是个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体而微的，凡是大都市应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庆，百货可以源源而来。它的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比。它还有自己的小小的报纸呢。

林语堂先生在这里买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国的时候，他把这所房交给老向先生与文协看管着。因此，一来这里有许多朋友，二来又有住处，我就常常来此玩玩。在复旦，有陈望道，陈子展，章靳以，马宗融，洪深，赵松庆，伍蠡甫，方令孺诸位先生，在编译馆，有李长之，梁实秋，隋树森，阎金锷，老向，诸位先生；在礼乐馆，有杨仲子，杨荫浏，卢前，张充和，诸位先生；此处还有许多河北的同乡；所以我喜欢来到此处。虽然他们都穷，但是轮流着每家吃一顿饭，还不至于教他们破产。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来到北碚，写长篇小说《火葬》，从这一年春天，空袭就很少了；即使偶尔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象在重庆那样跑许多路。

哪知道，这样一来可就不再动了。十月初，我得了盲肠炎，这个病与疟疾，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价米，里边有许多稗子与稻子。一不留神把它们咽下去，入了盲肠，便会出毛病。空袭又多，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器响了；只好很快的抓着吞咽一碗饭或粥，顾不得细细的挑拣；于是盲肠炎就应运而生。

我入了江苏医院。外科主任刘玄三先生亲自动手。他是北方人，技术好，又有个热心肠。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个钟头才找到盲肠。我的胃有点下垂，盲肠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来似的。经过还算不错，只是外边的缝线稍粗（战时，器材缺乏），创口有点出水，所以多住了几天院。

我还没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庆。只好教他们上北碚来。我还不能动。多亏史叔虎，李效庵两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学——设法给他们找车，他们算是连人带行李都来到北碚。

从这时起，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交通越来越困难，物价越来越高；进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除了文协有最要紧的事，我很少进城。

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歹的对付着过日子。

按说，为了家计，我应去找点事作。但是，一个闲散惯了的文人会作什么呢？不要说别的，假若在从武汉撤退的时候，我若只带二三百元（这并不十分难筹）的东西，然后一把捣一把的去经营，说不定我就会成为百万之富的人。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发了财的。但是，一个人只有一个脑子，要写文章就顾不得作买卖，要作生意就不用写文章。脑子之外，还有志愿呢。我不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写作的志愿。那么，去作公务人员吧？也不行！公务人员虽无发国难财之嫌，可是我坐不惯公事房。去教书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毛笔，去拿粉笔，我不情愿。我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往好里说，这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往坏里说，是文人本即废物。随便怎么说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钱而外，也是为了身体。酒，到此时才看明白，并不帮忙写作，而是使脑子昏乱迟钝。

我也戒烟。这却专为省钱。可是，戒了三个月，又吸上了。不行，没有香烟，简直活不下去！

既不常进城，我开始计划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一百万字，我想，能在两年中写完；假若每天能照准写一千五百字的话。三十三年元月，我开始写这长篇——就是《四世同堂》。

可是，头昏与疟疾时常来捣乱。到三十三年年底，我才只写了三十万字。这篇东西大概非三年写不完了。

北碚虽然比重庆清静，可是夏天也一样的热。我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的屋子，三面受阳光的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墙上还可以烤面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影响到头昏。屋中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挥，它们还会乘机而入，把疟虫注射在人身上。“打摆子”使贫血的人更加贫血。

三十三年这一年又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中原，广西，我们屡败；敌人一直攻进了贵州。这使我忧虑，也极不放心由桂林逃出来的文友的安全。忧虑与关切地减低了我写作的效率。十二望北平

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文协开年会。第二天，朋友们给我开了写作二十年纪念会，到会人很多，而且有朗诵，大鼓，武技，相声，魔术等游艺节目。有许多朋友给写了文章，并且送给我礼物。到大家教我说话的时候，我已泣不成声。我感激大家对我的爱护，又痛心社会上对文人的冷淡，同时想到自己的年龄加长，而碌碌无成，不禁百感交集，无法说出话来。

这却给我以很大的鼓励。我知道我写作成绩并不怎么好；友人们的鼓励我，正象鼓励一个拉了二十年车的洋车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邮差，虽然成绩欠佳，可是始终尽责不懈。那么，为酬答友人的高情厚谊，我就该更坚定的守住岗位，专心一志的去写作，而且要写得更用心一些。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三十三年的战局很坏，我可是还天天写作。除了头昏不能起床，我总不肯偷懒。这一年，《四世同堂》得到三十万字。

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年初，因为生了个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头晕。春初，又打摆子。以前，头晕总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这病。秋间，患痔，拉痢。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抗战胜利了，我进了一次城。按我的心意，文协既是抗敌协会，理当以抗战始，以胜利终。进城，我想结束结束会务，宣布解散。朋友们可是一致的不肯使它关门。他们都愿意把“抗敌”取销，成为永久的文艺协会。于是，大家开始筹备改组事宜，不久便得社会部的许可，发下许可证。

关于复员，我并不着急。一不营商，二不求官，我没有忙着走的必要。八年流浪，到处为家；反正到哪里，我也还是写作，干吗去挤车挤船的受罪呢？我很想念家乡，这是当然的。可是，我既没钱去买黑票，又没有衣锦还乡的光荣，那么就教北平先等一等我吧，写了一首“乡思”的七律，就拿它结束这段“八方风雨”吧：

茫茫何处话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

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年心愿半庭花！

西风碧海珊瑚冷，北岳霜天翔角斜；

无限乡思秋日晚，夕阳白发待归鸦！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四川北碚载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至五月十六日北平《新民报》

纽约书简

祖光兄：

今天（六月五日）接到赐寄的《清明》创刊号一册。远在异国，得见诸友著作，快何如也！弟与曹禺兄从三月二十日抵西雅图，至今未得闲散，故尚未克执笔略述游美见闻，如离沪时诸友所嘱望者，甚歉！到美之前，即决定以“杀车法”应付一切，以免开足马力，致心身交败，美人生活以“忙”著名，而弟等身体如重庆之旧汽车，必有吃不消者。但双脚一践美土，“杀车”即不大灵，如小鱼落急流中身不由己，欲慢而不能，遂亦随遇而安，且战且走，每每头昏眼花。

由西雅图，到华盛顿，再到纽约，一路走马看花，已共看了两次舞剧，三次广播剧，两次音乐剧，和八次话剧，曹禺兄看的更是多一些。在我看，美国的戏剧，在演技与设备上，是百老汇胜于他处，但在思想上，和尝试上，各处却胜于百老汇。百老汇太看重钱。至于演技与剧本，虽然水准相当的高，可并无惊人之处。老实说，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具有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许多缺陷，但是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很忙，不能多写；请把上面这句话告诉剧界诸友，请他们继续努力前进吧！

匆匆

祝好

丁聪兄不另。

弟老舍启

六·五纽约

载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清明》第三期

我热爱新北京

北京是美丽的，我知道，因为我不但是北京人，而且到过欧美，看见过许多西方的名城，假若我只用北京人的资格来赞美北京，那也许就是成见了。

我知道北京美丽，我爱她象爱我的母亲。因为我这样爱她，所以才为她的缺点着急，苦闷。我关切她的缺欠正象关切一个亲人的疾病。是的，北京确实是有缺欠。那些缺欠是过去的皇帝、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带给北京的。他们占据着北京，也糟踏北京。

在过去，举例说吧，当皇帝或蒋介石出来的时候，街道上便打扫干净，洒上清水；可是，他们的大轿或汽车不经过的地方便永远没见过扫帚与水桶。达官贵人住着宫殿式的房子，而且有美丽的花园；穷人们却住着顶脏的杂院儿。达官贵人的门外有柏油路，好让他们跑汽车；穷人的门前却是垃圾堆。

一九四九年年尾，我回到故乡北京。我已经十四年没回来过了。虽然别离了这么久，我可是没有一天不想念着她。不管我在哪里，我还是拿北京作我的小说的背景，因为我闭上眼想起的北京是要比睁着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更真实，更有感情的。这是真话。

到今天，我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我所看到听到的都证明了，新的政府千真万确是一切仰仗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只就北京的建设来说，证据已经十分充足了。让我们提出几项来说吧。

一，下水道。北京的下水道年久失修，每逢一下大雨，就应了那句不体面的话：“北京，刮风是香炉，下雨是墨盒子。”北京市人民政府自从一成立就要洗刷这个由反动政府留下的污点，一方面修路，一方面挖沟。我知道，在十几年抗日与解放战争之后，百废待举，政府的财力是不怎么从容的。可是，政府为人民的福利，并不因经济的困难而延迟这重大的任务。各城的暗沟都挖了，雨水污水都有了排泄的路子。北京再不怕下雨；下雨不再使道路成为“墨盒子”。

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并不只为通衢路修沟，而且特别顾到一向被反动政府忽视的偏僻地方。在以前，反动政府是吸去人民的血，而把污水和垃圾倒在穷人的门外，叫他们“享受”猪狗的生活。现在，政府是看哪里最脏，疾病最多，便先从哪里动手修整。新政府的眼是看着穷苦人民的。

在北京的南城，有一条明沟，叫龙须沟。多么美的名字啊！龙须沟！可是，实际上，那是一条最臭的水沟。沟的两岸密匝匝地住满了劳苦的人民，终年呼吸着使人恶心的臭气，多少年了，这条沟没有人修理过，因为这里是贫民窟。人民屡次自动地捐款修沟，款子都被反动的官吏们吞吃了。去年夏初，人民政府在明沟的旁边给人民修了暗沟，秋天完工，填平了明沟。人民怎样地感戴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亲自去看过这条奇臭的“龙须”和那新的暗沟，并且搜集了那一带人民的生活情形和他们对政府给他们修沟的反映，写成一出三幕话剧，表示我对政府的感激与钦佩。

二，清洁。北京向来是美丽的，可是在反动政府下并不处处都清洁。是的，那时候人民确是按期交卫生费的，但是因为官吏的贪污与不负责，卫生费并不见得用在公众卫生事业上。现在，北京象一个古老美丽的雕花漆盒，落在一个勤勉人手里，盒子上的每一凹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再没有一点积垢。真的，北京的每一条小巷都已经清清爽爽，连人家的院子里也没有积累的垃圾，因为倾倒秽土的人员是那么勤谨，那么准时必来，人们谁都愿意逐日把院子里外收拾清洁。美丽是和清洁分不开的。这人民的古城多么清爽可喜呀！我可以想象到，在十年八年以后，北京的全城会成为一座大的公园，处处美丽，处处清洁，处处有古迹，处处也有最新的卫生设备。

三，灯和水。北京，在解放前，夜里常是黑暗的。她有电灯，但灯光是那么微弱，似有若无，而且时时长时间地停电。政治的黑暗使电灯也无光。水也是这样。夏天水源枯竭，便没有水用。就在平日，也是有势力的拚命用水，穷人住的地带根本没有自来水管。他们必得喝井水。这七百年的古城，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灯水的供应似乎还停留在七百年前的光景。

北京解放了，人的心和人的眼一齐见到光明。由于电厂有了新的管理法，由于工人的进步与努力，北京的电灯真象电灯了。工人们保证不缺电，不停电。这古老的都城，在黑夜间，依然露出她的美丽。那金的绿的琉璃瓦，红的墙，白玉石的桥，都在明亮的灯光下显现出最悦目的颜色。而且，电力还够供给各工厂。同样的，水也够用了。而且，就是在龙须沟的人们也有自来水吃啦。

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她是多么清洁、明亮、美丽！我怎么不感谢毛主席呢？是他，给北京带来了光明和说不尽的好处哇！我只提到下水道和灯水什么的，可是我的感激是无尽的，因为提到的这些不过是新北京建设工作的一部分哪。

载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北京的春节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

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的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这些赶年的摊子都教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象卖宪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

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日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儿。这是用各种干果（花生、胶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搀合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的用榛瓤儿。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儿。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艺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

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须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快做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

二十三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象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少多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用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

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作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作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

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

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厂甸）是最有名的。可是，开庙最初的两三天，并不十分热闹，因为人们还正忙着彼此贺年，无暇及此。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骄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

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

元宵（汤圆）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十七）。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象是办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作一批杂拌儿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的，制成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作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

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合。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判，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伸吐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象巨星似的飞到天空。

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

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的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原始的电影——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的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呀。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

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作事，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腊月和正月，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家最闲在的时候，而猪牛羊等也正长成，所以大家要杀猪宰羊，酬劳一年的辛苦。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了。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社会一齐过年，而且过得分外热闹。

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须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股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祈寿。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大家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活的过年，而不受那迷信的熏染，他们只有快乐，而没有恐惧——怕神怕鬼。也许，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的过年。

载一九五一年一月《新观察》第二卷第二期

大地的女儿

我与史沫特莱初次会面是在一九西六年九月里，以前，闻名而不曾见过面。

见面的地点是雅门。雅门是美国纽约省的一所大花园，有一万多亩地。园内有松林、小湖、玫瑰圃、楼馆，与散在松荫下的单间书房。此园原为私产。园主是财主，而喜艺术。他死后，继承人们组织了委员会，把园子作为招待艺术家来创作的地方。这是由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到现在已招待过五百多位艺术家。招待期间，客人食宿由园中供给。

园林极美，地方幽静。这的确是安心创作的好地点。当我被约去住一个月的时候，史沫特莱正在那里撰写朱德总司令传。

客人们吃过早饭，即到林荫中的小书房去工作。游园的人们不得到书房附近来，客人们也不得凑到一处聊天。下午四点，工作停止，客人们才到一处，或打球、或散步、或划船。晚饭后，大家在一处或闲谈、或下棋、或跳舞、或喝一点酒。这样，一个月里，我差不多都能见到史沫特莱。

她最初给我的印象是：这是个烈性的女人。及至稍熟识了一点，才知道她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烈性男儿，可又善于体贴，肯服侍人，象个婆婆妈妈的中年妇人。赶到读了她的自传，《大地的女儿》，我更明白了她是既敢冲破一切网罗束缚的战士，又是个多情的女子。因此，她非常的可爱，她在工作之暇，总是挑头儿去跳舞、下棋、或喝两杯酒。这些小娱乐与交际，使大家都愿意接近她；她既不摆架子，又不装腔作势。她真纯。她有许多印度亲戚与朋友。赶到他们来到，她就按着东方的习俗招待他们，拿出所有的钱给他们花，把自己的床让给他们睡，还给他们洗衣服、做饭。她并不因为自己思想前进，而忽略了按照着老办法招呼亲友。

虽然如此，她却无时无地不给当时的中国的解放区与苏联作宣传。在作这种宣传的时候，她还是针对着对象，适当的发言，不犯急性病。比如，有两次她到新从战场上退役的士兵里去活动，教他们不要追随着老退伍军人作反动的事情，她就约我同去，先请我陈诉蒋介石政权是多么腐烂横暴，而后她自己顺着我的话再加以说明。她并不一下子就说中国的解放区怎么好——那会教文化不高的士兵害怕，容易误认为她要劝他们加入共产党。同样的，她与一位住在雅门的英国作家讨论世界大势的时候，她也留着神，不一下子就赶尽杀绝。那位英国作家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痛恨法西斯主义。可是，正和许多别的英国文化人一样，他一方面反法西斯，却一方面又为英国工党政府的反动政策作辩护，反对苏联。史沫特莱有心眼，知道自己要是一个劲的说苏联好，必会劳而无功，或者弄得双方面红耳赤，下不来台。她总先提：苏联的建设是全世界的一个新理想，新试验，他就是人类的光明。因此，我们不能只就某一件事去批评苏联，而须高瞻远瞩的为苏联着想，为全人类的光明远景着想。我们若是依据着别人的话语去指摘苏联，便会减低了我们的理想，遮住了人类的光明。这种苦口婆心的，识大体的规劝，对于可左可右的知识分子是大有说服力量的。

可是，她并不老婆婆妈妈。当她看到不平的事情，她会马上冒火，准备开打。有一次，我们到市里去吃饭，（雅门园距市里有二英里，可以慢慢走去）看见邻桌坐着一男一女两位黑人。坐了二十多分钟，没有人招呼他们。女的极感不安，想要走出去，男的不肯。史沫特莱过去把他们让到我们桌上来，同时叫过跑堂的质问为什么不伺候黑人。那天，有某进步的工会正在市里开年会，她准备好，假若跑堂的出口不逊，她会马上去找开会的工人代表们，来兴师问罪。幸而，跑堂的见她声色俱厉，在她面前低了头；否则，那天会出些事故的。

后来，她来过纽约，为控诉麦克阿瑟。可惜，我没有见着她。据说：麦克阿瑟说她是红侦探，所以她一怒来到纽约起诉。她一点也没看起占据日本的加料天皇。

也因为她，雅门后来遭受检查与检举，说那里窝藏危险人物，传播危险思想。雅门招待过不少前进的艺术家，不过史沫特莱是最招眼毒的。

在雅门的时候，我跟她谈到那时候国内文艺作家的贫困。她马上教我起草一封信，由她打出多少份，由她寄给美国的前进作家们。结果，我收到了大家的献金一千四百多元，存入银行。我没法子汇寄美金，又由她写信给一位住在上海的友人，教她把美金交给那时候的文协负责人。她的热心、肯受累、肯负责，令人感动、感激。

从她的精力来看，她不象个早死的人。她的死是与美国在第二次大战后，日甚一日的走向法西斯化，大有关系。单是这个恶劣倾向，已足使许多开明的知识分子感到痛苦，而史沫特莱又是身受其害的人，就不能不悲愤抑郁，以至伤害了她的健康。我不大知道她临死时的情况，但是我的确知道这几年中，美国人被压迫病了的、疯了的、自杀了的，也不在少数。

在她去世以前，我知道，她曾有机会到印度去。可是她告诉我：要走，我就再到中国去！

美国政府不允许她再到中国来，她只能留下遗嘱把尸身埋葬在她所热爱的中国去。她临死还向那要侵略中国的美国战争贩子，与诬蔑新中国的政客财阀们抗议——她的骨头要埋在中国的土地里。她是中国人民的真朋友。

在她的心里，没有国籍的种族的宗教的成见。她热爱世界上所有的劳苦大众，她自己就是劳苦出身。她受过劳苦人民所受的压迫、饥寒、折磨，所以哪里有劳苦人民的革命，她就往哪里去。她认识中国人，同情中国人，热爱中国人，死了还把尸骨托付给中国人，因为她认识了中国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安眠吧，大地的女儿，你现在是睡在人民革命胜利了的地土中！

载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光明日报》

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

纵使我有司马迁和班固的文才与知识，我也说不全，说不好，过去一年间的新人新事。在我拿笔之前，我已思索了好几天：国庆日快到了，我该说出些我对新社会的赞扬：我爱，我热爱，这个新社会啊！可是，我说什么呢？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我说哪一件好呢？

最后，我下了决心；不能老拿不定主意啊。就说前者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的大会吧。

本来，我的腿病警告我：不要去吧，万一又累垮了！可是，我没接受这警告。我这么想：要搞通思想，非参加政治活动不可；光靠书本是容易发生偏差的。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往四下看了看，我看到好些个熟识的脸。工人、农人、市民们、教授、学生、公务人员、艺人、作家，全坐在一处。我心里说：这是个民主的国家了，大家坐在一处解决有关于大家的问题。解放前，教授们哪有和市民们亲热地坐在一处的机会呢。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

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

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他自己的父亲！除了在这年月，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我的泪要落下来。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今天，父子的关系并隐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一个人的责任，在今天，是要对得起社会；社会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敌人；敌人都该消灭。这使我的心与眼都光亮起来。跪着的那几个是敌人，坐着的这几万人是“我们”，象刀切的那么分明。什么“马马虎虎”、“将就将就”、“别太叫真”这些常在我心中转来转去的字眼，全一股脑儿飞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没有第二句话。这么一来，我心里清楚了，也坚定了；我心中有了劲！

这不仅是控诉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告诉了曾受过恶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再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复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在我们眼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

一位卖油饼的敦厚老实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三十年！控诉完了，他转过身去，向毛主席的像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这一鞠躬的含义是千言万语也解释不过来的。我也要立起来，也鞠那么一躬！人民是由心里头感激毛主席，不是仅在嘴皮子上说说的！

这样，我上了一课，惊心动魄的一课。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这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旧有的习惯、感情，和对人对事的看法。我要割弃它们象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我要以社会的整体权衡个人的利害与爱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儿里找道理。真的，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我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

载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853老舍文集第十四卷

北京

我生在北京，热爱北京。现在，我更爱北京了，因为伟大的毛泽东住在这里。

自从定为新中国的首都，五年来北京起了很大的变化。它已不是我幼年间所看到的北京，也不是前十年的北京；甚至于今天的北京已不是昨天的北京！北京天天在发展，一天比一天更美丽，更繁荣，更可爱！

北京的皇宫御苑是多么庄严美丽呀！看，那些绿或黄的琉璃屋顶，那些雕梁画柱，那些白玉石的桥栏，那些多角的各式各样的亭子，和那些金碧辉煌的牌楼，都是多么优美的艺术品啊！这些楼台殿阁，无论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还是在秋风明月之下，都足以使人有身入仙境之感。多少代的诗人曾写出过多少篇诗歌，赞颂这些美景啊！

可是，在我小的时候，人民不但不能到那些琼楼玉宇里边去，连看一眼的福气也没有啊！许多的地方不许人民通行，而这些地方正是最美丽的建筑和亭园所在地。后来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这些古迹名胜或任其颓倒，或遭到破坏，反动派甚至盗窃古物出卖。现在呢，市政府保护古物，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先后修葺，油饰一新。故宫、博物院里历代珍藏的名画、铜器、磁器，和人间罕见的艺术品都从新整理排列，分设专室，以便人民群众参观欣赏。发掘出的古物随时展览。名闻全世的颐和园，和天坛，社稷坛，都加以修葺。什刹海修建了很大的公众游泳池。用劳动人民的血汗与智慧修成的，理应由人民享受；在这些名园中的游廊或松阴下休憩游玩的已不是有闲阶级，而是广大的人民。这些宫宇园庭不但受到保护，而且增加了新的卫生设备，施行了科学的管理方法。

在这些原有的名胜之外，人民的市政府还在继续开辟新的公园。昔日的贫民窟和荒凉的城角，现在都有了公园。人民政府首先为劳动人民服务！这是个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北京增建了新剧院，新电影院，新的中学小学，新的诊疗所，新的文化馆，新的自来水站，新的马路，新的电灯线，和新的汽车站等。

真的，假若我这几年没在北京，而今天忽然地回来，我一定不认识我的故乡了。谁能凭空想象到在那最荒凉污浊的地带会有了公园或学校呢？以前，统治阶级的宫邸的确是富丽堂皇的，可是北京并不清洁；现在，到处都是一样，紫禁城和最偏僻的小巷都是干净整洁的。卫生运动是普遍而深入的。前几天，我到西城去参加一个区政府的会议。那离我出生的地方不远。我记得清清楚楚，那里原是一大片空地，夏天只有垃圾、野草和积水；小时候，我在那里捉过蜻蜓。今天呢，那里却是一大片楼房！是的，野草、垃圾、积水，已无法在新中国的首都存在了！再看，新盖的大楼有多少座啊！北京，一向是消费都市，如今有了新的工厂啊！这是个极大的改变。一方面修建了新的工厂，另一方面又整顿了北京原有的、驰名全世的手工业。地毯、景泰蓝、雕漆、象牙雕刻等，现在全有了合作的组织，提高了质量，而且研究出新的形式与花样。

这个大变动，不但使北京改了面貌，连北京的精神也变了。看吧，北京一向是文化城，有许多大学、中学、小学。可是，在解放前，甚至于小学也没有穷人子女入学的份儿。今天呢，大学中学都有很多工农子弟。中学生已有八万多人，小学生有二十八万多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倍。同样的，医院、图书馆、剧场、大饭馆……以前劳动人民不能进去，如今都是为他们预备的。以前，学校只为培养书香门第的儿女，所以课程只限于普通的文学与科学，使青年们得到一点知识，毕业后可以去作官发财。今天，学校的课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密切结合起来。谁想得到，我的第三个女孩是去学石油专科啊！

是的，一切都变了，变化最突出的是妇女。看吧，小学校里，女教师占过半数。我的大女孩已是人民教师了。机关里、医院里、一切企业机构里，哪里都有女干部。而且，电车有女司机，工地上有女瓦匠，新选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女代表占了百分之一八·八！北京真是变了，面貌与精神一齐变了，在这变化之中，我们看出来，男女的确是平等了！想想看，在三十年前，我自己的姐姐都圈在家里，专等媒婆来给她们说亲。她们没有到剧院去的资格。今天，我们有多少女演员啊！

只有人变了，才是真的变化——这不仅是变化，而是发展与进步。北京还有古老的城墙，古老的皇宫，古老的文化传统，可是因为人变了，这些古老的东西便有了新的作用，新的精神，和新的生命！向来就美的，今天更美了，表里一致的美。正如同北京最有名的木刻彩印，它保存了几世纪来优美的技术，可是又加上了新的精神。它使用传统的艺术刻出印出今天人民所喜爱的彩画来，改进了技巧，也改进了刻画的内容！就是这样，新的旅馆、学校，有一切新的设备，而保存了建筑的民族风格。屋脊上的绿琉璃的奇形怪状的兽头，变成了绿的和平鸽。绿琉璃鸽既不奇形怪状，而且象征着和平！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推陈出新”。一切都是这样。

这就是我所热爱的北京，也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福利，一切为了和平，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建设着的新中国的首都！

写于一九五四年

生活，学习，工作

要想用一篇两三千字的短文，说尽自己在建国五年来所经历的，所学习的，所收获的，和所有的一切感想，一定不是容易作到的。

让我们象随便谈心那样，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用这个办法，也许不易写出一篇具有完美格局的小文，但是或者可能顺口答音地把心腹话说出来。真话总比美好的格局更要紧，不是吗？那么，就让我们这样试验一下吧。

五年来我写出了不少的东西来，主要的是话剧剧本和通俗的宣传文艺小段子。我本不会写话剧，这就难怪五年来所写的剧本都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可是，既自知不长于此道，又为什么偏要写呢？这就非说出我的心腹话不可了。话剧是用活人表演活人，可以教观众直接受到教育，登时受到感动与影响。用活人表演活人的目的必是直接地用人教育人。它直接地面对观众，收效必快。我热爱这个新社会。我渴望把自己所领悟到的赶紧告诉别人，使别人也有所领悟，也热爱这个新社会。政治热情激动了创作热情，我非写不可，不管我会写不会。

我必须说，我的政治思想水平并不怎么高。但是，只要我睁着眼，我就不能不看到新社会的一切建设，深深地受到感动。这样，多看到一点就多受一点感动，也就不可能不使政治热情日见增高。眼见为实，事实胜于雄辩，用不着别人说服我，我没法不自动地热爱这个新社会。新社会的人民是自由的，日子过得好，新社会的街道干净，有秩序；新社会的进展日新月异，一日千里；新社会的……。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我就没法不兴奋，不快活，不热爱新人新事。除非我承认自己没有眼，没有心，我就不能不说新社会好，真好，比旧社会胜强十倍百倍。我怎能承认我没有眼，没有心呢！我能甘心作个自欺欺人的骗子么？这就说明了，我的政治热情是真的。那么，就写吧！谁能把好事关在心里，不说出来呢？

这样，写作难道没有困难么？有！咱们不说一句假话！

克服困难，不向困难低头，就是五年来我所看到的和领悟的新气象与新精神！前面我说过，新社会的进展一日千里，为什么这样快呢？就因为工、农、兵、教授、技师、干部，都不怕困难。有了这个精神，就可以移山倒海。的确，荆江分洪，官厅水库，成渝铁路，和其他的大工程，在我们现有的机械、技术的条件下，居然都能提前完成，难道不可与移山倒海相比么？别人能作到的，文学作家怎么就不能作到呢？我会学！初稿写的不好啊，我会接受别人的批评，用心去修改！热情，一遇到实践，就必须变成勤于学习，克服困难；若是动不动就低下头去，不战而退，还算什么热情呢？

也许有人要问了：一个老作家还要去学习，接受批评，难道不有失身份么？我说：勤于学习，勇于接受批评是光荣，而不是丢脸，是勇敢，而不是自卑！在一个新社会里，有什么比急起直追，争取吸收新知识新经验更可贵的呢？假若我在新社会里不肯前进，冷笑着放下笔墨，我不但失去身份，而且失去生命——写作的生命。

这么一说，就可以明白我为什么写那些通俗文艺的小段子，用具体的小故事宣传卫生，解释婚姻法，或破除迷信等等。文章小，文章通俗，并不损失作者的身份，只要文章能到人民的手中去，发生好的作用。我匆忙中写出的一个不很好的通俗小歌剧，《柳树井》，在宣传婚姻法的时候，全国各地用各种民间的说唱形式上演了它。我不知道它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可是我知道它的确起了一些作用。这使我满意，满意我的小文章深入了民间，满意我能认识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假若我也有不满意自己的地方，那就是这篇小歌剧写的并不十分好！

我也必须提到，无论我写大作品也好，小作品也好，我总受到领导上的无微不至的帮助。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我是经常住在“沙漠”里。这就是说：我工作不工作，没人过问；我活着还是死去，没人过问。国民党只过问一件事——审查图书原稿。不，他们还管禁书和逮捕作家！今天，为写一点东西，我可以调阅多少文件，可以要求给我临时助手，可以得到参观与旅行的便利，可以要求首长们参加意见——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我的《春华秋实》话剧的时候，北京市三位市长都在万忙中应邀来看过两三次，跟我们商议如何使剧本更多一点艺术性与思想性。当我的《龙须沟》（并非怎么了不起的一本话剧）上演后，市长便依照市民的意见，给了我奖状。党与政府重视文艺，人民重视文艺，文艺工作者难道能够不高兴不努力么？我已有三十年的写作生活，可是只有在最近的五年中的新社会里我才得到一个作家应得的尊重。

在精神上我得到尊重与鼓舞，在物质上我也得到照顾与报酬。写稿有稿费，出书有版税，我不但不象解放前那样愁吃愁喝，而且有余钱去珍藏几张大画师齐白石老先生的小画，或买一两件残破而色彩仍然鲜丽可爱的康熙或乾隆时代的小瓶或小碗。在我的小屋里，我老有绘画与各色的磁器供我欣赏。在我的小院中，我有各种容易培植的花草。我有腿病，不能作激烈的运动，浇花种花就正合适。我现在已不住在“沙漠”里了！

我一年到头老不断地工作。除了生病，我不肯休息。我已经写了不少东西，可是还嫌写的太少。新社会里有多少新人新事可写啊！只要我肯去深入生活，无论是工、是农、还是兵，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料。每一工厂，每一农村，每一部队单位，都象一座宝山，奇珍异宝俯拾即是。要写工农兵，是给作家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多么现实，多么丰富，多么美丽的新世界啊！要为工农兵写，是给作家一个新的光荣任务。现在，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过的作品。那些作品的内容多半是个人的一些小感触，不痛不痒，可有可无。它们所反映的生活，乍看确是五花八门；细一看却无关宏旨。那时候，我不晓得应当写什么，所以抓住一粒砂子就幻想要看出一个世界；我不晓得为谁写，所以把自己的一点感触看成天大的事情。这样，我就没法不在文字技巧上绕圈子，想用文字技巧遮掩起内容的空虚与生活的贫乏。今天，我有了明确的创作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我须去深入生活；难道深入生活是使作家吃亏的事么？只有从生活中掏出真东西来，我才真能自由地创作。在解放前，我为该写什么时常发愁，即使没有那个最厉害的图书审查制度，我也发愁——没有东西可写啊！今天，我可以自由地去体验生活；生活丰富了，我才能够自由地写作。假若我闭上眼不看现实的生活，而凭着幻想写点虚无缥缈的东西，那是浪费笔墨，不是自由——人民不看虚无缥缈的东西，人民愿意从作品中得到教育与娱乐，看到怎么过更美好幸福的日子的启示！

为了写成象样子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我老热心地参加北京文艺界的学习——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在学习中，苏联的文艺理论与作品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好处，使我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方法得到更明确一些的认识，并且读到运用这种方法写成的优美范本。

在体验生活、写作与学习之外，我也帮忙编辑《说说唱唱》——一个全国性的通俗文艺刊物。因编辑这个刊物，我接触到有关于民间文艺的种种问题，丰富了我对继承民间文艺传统和发扬文艺的民族风格等等的知识。从实际工作中得到了知识，也就得到了快乐。于此，我体会出“自觉的劳动”的意味。

因为接触到继承民族文艺传统等问题，我的那一点古典文艺知识就有了用处。我给《说说唱唱》的编辑部的和其他的青年朋友们时时讲解一下，帮助他们多了解一些古典文艺的好处，并就我所能理解的告诉他们怎样学习和怎样运用古典文艺遗产。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指示是正确而美丽的。我们的创作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粗卤地割断历史，既要有现实主义的内容，又要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字数已经写够，可是并没有说尽五年来我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和由工作与生活中得到的快乐与经验，而且在文章格局上也显着杂乱无章。不过，假若我的确说出了几句心腹话，我也就不多管文章的好坏了。

载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北京日报》

要热爱你的胡同

俗语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

可是，在大城市里，这句话就不容易体验。就拿北京来说吧，同一条胡同的人家，你忙你的，我干我的，今天张家搬走，明天李家搬来，谁也不容易认识谁，更不用说彼此互相帮助照顾了。

这种彼此不相识，不关心，是不大对的。在从前，有一家的孩子出天花，邻居们不去劝告，帮忙入医院，而只在自家的窗上挂起一条红布，说是足以避邪。结果，红布条毫无效用，好几家子的孩子都传染上天花。这样的事儿还很多，谁都可以想出几件来，就不多说。

现在可好了，为了全胡同的清洁，大家须协力合作。为了听重要的广播，有收音机的就招待街坊们来听。为了全胡同的事，大家也常常到一块儿商议。这样，慢慢的大家由相识而变为朋友，彼此帮忙，彼此劝告，还互相批评——象谁家的院子不大干净，或盆子罐子里存着雨水等等。

这么一来，“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可就真有点味道了。可是细一想呢，“远亲不如近邻”或者还只就有了急事而言，譬如说，独身汉老张得了暴病，而亲戚都住在西郊，不能马上赶到，于是近邻老李就忙着去给请大夫抓药。现在的事儿呢，并不只是遇到急难，彼此帮忙，而是经常的组织，一条胡同里的人永远彼此合作，互相鼓励，大家友爱。这可就有了很大的意义。咱们早已都听说：共产党会组织人民，有民主精神。咱们胡同里现在的情形就证明了，咱们有了组织，不再是一盘散沙。大家的事情大家商议，大家作，这就是民主精神啊。这么一想，这点事实在了不得。团结就是力量啊。连每条小胡同都有了团结，大家一条心，这不就是从根儿上作起么？就拿检举特务来说吧，只有全胡同有了组织，彼此负责，才能作得严密，教一个藏着的特务也跑不了啊！近来，各街道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不就是依靠群众跟反革命分子作斗争，跟盗匪作斗争，跟灾害作斗争的好办法么？

这样，我想我跟所有的北京人一样，都对咱们的胡同有了感情，不再存着“各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的错念头了。我也敢保，以后咱们会一天比一天更爱咱们自己的胡同，积极的为咱们自己的胡同努力作事，并且觉得这么努力值得骄傲！

有句古话儿——“浮生若寄”。变成白话就是“马马虎虎的瞎混”。这是句不着边儿的，要不得的话。咱们住在哪里就应当在哪儿扎下根儿去。这倒不是说，咱们永远不搬家，而是说，咱们住在哪里就应当在哪里扎下民主精神的根儿，抱着大家为大家活着，大家为大家作事的精神。好吧，让咱们就先把现在住着的胡同搞得最干净，最整齐，最平安吧！

写于一九五四年

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

接到几位青年朋友的来信，问我忙不忙，和今年准备给青年们写点什么。我简答如下。

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在咱们之中，“懒汉”是最可耻的称号！

我应当忙！只有大家忙，我也忙，我才有脸见人！假若有点小病我即卧床不起，或抓个机会就请三天假，被称为“懒汉”，可真不得了！我宁愿忙死，也不甘作“懒汉”！

入春，我的腿疾加重，十分疼痛，一坐久了就由脚部凉到大腿根。我不愿上医院，怕耽误了工作。我忍着疼痛，上半天写作，下半天去办公（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市文联）、开会、学习，和作社会活动。

使我感到比忍受腿疼更大的痛苦是没有充足时间去读更多的书，和写出更多的文章。我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到了晚间我已筋疲力尽，没法子再用功。这使我非常苦恼！

说到这里，我顺便向青年朋友们提出个要求：当你们要给我写信的时候，顶好考虑一下再写。我常常接到这样的信：“告诉我，我怎样成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怎样去体验生活？”或“把你的全部写作经验马上告诉我！”……接到这类的信，我感到十分不安。不回信吧，心里难过。回信吧，又怎么写呢？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起码要写几万字，而且不一定就能解答清楚。我有自己的写作计划和日常工作，实在匀不出工夫写这么长而难写的信。于是，我只好回信道歉，并告以可供参考的书刊。个别的青年朋友还不满意，以为我不肯把创作窍门告诉他。事实上，创作并没有捷径可走。我所知道的窍门只是勤学苦练！我已有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活了，可是今天我还在学习理论和业务！

有的青年朋友的信中并无重要问题，而只是开个小玩笑。我体谅他们的天真。比如：有位朋友几月前来信，告诉我他看见了我的像片，原来我长得象个面口袋。面口袋是很有用的东西，对这个形容，我无反感。但是，为什么要白费工夫写这样的信呢？青年的光阴不是很宝贵的吗？

青年朋友们迫切求知，所以才给我来信问这问那，我感谢他们对我的信赖，尊重他们的爱学习的热情。可是，我也希望他们帮助我，原谅我，认清我的主要工作是写东西，而写东西需要体验生活的时间、思索的时间和执笔的时间。假若我的时间都花费在答复来信上，我就无法写作了。

这是不是表示我不爱管青年们的事，不重视培养文艺队伍的新生力量呢？不是的！如何培养新生力量是个大问题，须由文艺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予以重视，设法解决，而不是专靠一二个别作家的努力就能办到好处的。我经常到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市文联去办公，在应办的许多事情里，有一部分是有关于如何培养新生力量问题的。最近，我调查了一部分北京市的青年写作者的情况，汇报给作家协会，我也正帮助作家协会筹备那将在今年十一月前后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这都须花费许多时间。我觉得这么花费时间是比写一封长信答复一个人的问题更有好处，而且我既这么花费了心血与时间，也就没有工夫再一一给青年朋友们写长信了。请原谅我吧！

话似乎说得太多了，就不再说下去。我希望这么交代一下，彼此就能够更互相谅解，互相成全。下面我要说今年我准备写什么了。

我今年上半年的计划是写一出话剧。从去年夏初，我就搜集写这一剧本的材料，可是直到年底都无暇执笔——我参加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北京市文代大会、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和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今年二月中，我开始动笔。现在，经过多次修改的剧稿已完成，并已在《北京文艺》七月号上开始连载。

剧名：《青年突击队》。内容是写建筑工人的青年突击队在首都的建筑事业中起了什么作用。在动笔以前，我参观了一些工地，访问了不少建筑工人，包括老师傅、青年、男的、女的。我也访问了一些工地的干部。从搜集资料，直到初稿写成，我始终和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跟他们会谈，给他们朗读剧稿，请他们提意见。星期日，他们到我家中来，作整天的讨论。参加讨论的还有工程师。

这个剧本能用不能，我还不知道。现在我只能说：跟工人们接触，给了我很大的愉快。我喜欢老师傅们的稳健老成，也喜欢青年们的活泼热烈。他们都切盼我能把这个剧本写成，所以无微不至地帮助我。他们牺牲了星期日的休息，从老远的地方跑来，告诉我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他们还来信保证：“为感谢你给我们写剧本，我们一定要多找窍门，克服困难，提前完成任务！”这使我非常感动！我一定好好地给剧稿加工，修改了再修改，希望能够有机会演出！

今年下半年，假若条件许可，我希望能到部队去，写一两篇描写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假若这计划能实现，我就又有机会和青年战士们在一起了，那够多么幸福啊！

载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中国青年报》

养花

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工夫去作研究与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中，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儿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

花虽多，但无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件难过的事。我不愿时时落泪。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

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象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喜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喜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个乐趣，摸住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得些知识，一定不是坏事。

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它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哪，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儿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儿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么？

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赶到昙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气——昙花总在夜里放蕊。花儿分根了，一棵分为数棵，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友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喜欢。

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今年夏天就有这么一回。三百株菊秧还在地上（没到移入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者约三十多种，一百多棵！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

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实，有香有色，既须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载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文汇报》

“五四”给了我什么

因家贫，我在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去挣钱养家，不能升学。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正作一个小学校的校长。

以我这么一个中学毕业生（那时候，中学是四年毕业，初级师范是五年毕业），既没有什么学识，又须挣钱养家，怎么能够一来二去地变成作家呢？这就不能不感谢“五四”运动了！

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对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

这并不是说，作家比小学校校长的地位更高，任务更重；一定不是！我是说，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

首先是：我的思想变了。“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这样，以前我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我幼年入私塾，第一天就先给孔圣人的木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后来，每天上学下学都要向那牌位作揖。到了“五四”，孔圣人的地位大为动摇。既可以否定孔圣人，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否定的呢？他是大成至圣先师啊！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二千年来的老规矩。这可真不简单！我还是我，可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这还了得！假若没有这一招，不管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其次是：“五四”运动是反抗帝国主义的。自从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国耻。可是，直到“五四”，我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谁和反抗什么。以前，我常常听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类的泄气话，而且觉得不足为怪。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虽然我写的并不深刻，可是若没有“五四”运动给了我这点基本东西，我便什么也写不出了。这点基本东西迫使我非写不可，也就是非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所给我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这就是我的灵感，一个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

最后，“五四”运动也是个文艺运动。白话已成为文学的工具。这就打断了文人腕上的锁铐——文言。不过，只运用白话并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新思想，新感情，用白话也可以写出非常陈腐的东西。新的心灵得到新的表现工具，才能产生内容与形式一致新颖的作品。“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

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作家。

载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解放军报》

新疆半月记

兆阳同志：

我不肯轻易失信：只要答应了写稿子，我就必定写。可是，对您，恐怕我要失信一次了。在您约稿的时候，我已知道将有新疆之行，去祝贺新疆作家协会分会的成立。虽然如此，我还是点了头，因为当时我是这么估计的：五月十九日动身，二十二日大会开幕，大概月底可以赶回来。那么，六月十五日以前交给您一篇稿子，可能不成问题。可是，大会延至二十五日开幕，而且开了七天，六月一日才闭幕。六月六日回来，感到非常疲乏，无论如何在十五日前也交不出一篇象样的文章了！我心中十分不安，可是除了向您道歉，别无善策！就请原谅我吧！

为了容易邀得您的谅解，我把这封信写长一些，希望它能冒充文章。不过，您若不肯刊用，就不必刊用，我决不会上哪儿去告您一状。您放心吧！

这是我第一次到新疆去。我渴望能够在开会前后，看看天山南北，开开眼界。可是，除了乌鲁木齐，我只抓紧了时间，走马观花地看了看石河子军垦区，别的什么也没能去看。

主要的原因是内地的作家到新疆去的太少了，所以听说我来到，大家都要求见见面。看清楚了这个情形，我马上决定：先见人，后游览。参加大会的苏联作家们用两天的时间，去游吐鲁番；我没有去——我利用这两天开了四个座谈会，会见了中学语文教师、兵团文艺工作者、《天山》编辑部，和一部分业余作家。我是这么想：假若时间不够，无从去看吐鲁番和其他的地方，反正我会见了朋友，总算“尽职”。反之，我若把时间都花费在游览上，来不及会见友人，便悔之晚矣。朋友比高山大川更重要，您说是不是？

在半月之间，我作了十次“座谈报告”——这是我新造的词汇。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体不太好，所以不便约我作长篇大论的报告，而邀我座谈。事实上，座谈会上不是递条子，便是发问，我只好作大段独白，等于作报告。除了前段提到的，我还向语文学院的教授与学生、八一农学院的大部分学员、石油管理局的野战队队员、广播电台的文艺干部与石河子的文艺爱好者作了座谈报告，并在屈原纪念会上和乌鲁木齐市的青年写作者见了面。

座谈报告而外，还接到了八十多封信，我都作了简单的答复。信中有的还附着文稿，实在找不到时间阅读，只好道歉退还。

您看，这半个月可以说是很紧张吧？不过，我个人怎么忙并不是主要的。我必须说的是：祖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到处如饥如渴地要求更丰富的文化生活，需要大量的文艺作品，所以也就重视作家。特别是青年们，他们作着前无古人、备尝辛苦的事情，因而不但需要文艺作品，并且希望有人写写，或自己写写他们的艰苦与狂欢、愿望与成就。他们正把沙漠变成良田，叫石油从地下喷射出来，在向来没人知道的地方建起城市，画在世界地图上面。他们正创造历史，自然希望有人，或自己，写下这段历史来。可是，内地的作家来的太少，他们的经验只能存在心里，无处去说。他们自己想写，而不大会写，也无人来辅导他们。这就是他们想看看我的原因。他们明知我一个人并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他们不是要看我个人，而是把我看作一个象征，跟我握手就似乎等于和一切作家握手：你们来吧，来写我们的经历吧，假若你们没工夫写，教给教给我们怎么写，让我们自己动手吧！

是的，若是只有万古积雪的天山，一望无际的待垦的荒地，俯拾即是的煤与铁，而没有人，又有什么可写的呢？人的悲欢，人的冷暖，人的勇敢或怯懦，人的聪明与意志，在与雪山、沙漠、煤田作斗争的时候，才会显露得特别分明。这些便是戏剧资料、小说资料和诗的资料。参加这些斗争的青年怎能不切盼有人来写写这样的戏剧、小说与诗歌呢？

前面说过，在乌鲁木齐而外，我只看见了石河子。好，就以石河子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奇迹么？原来的石河子只有几间卖茶水的小屋，立在乌鲁木齐——伊犁的大道道旁，等待着行人在此休息、打尖、饮马。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今天呢，这里建起了一座新的城，有银行、邮局、百货店、食堂、电影院、学校、医院、榨油厂、拖拉机修配厂和体面而舒适的招待所。城外，原来只有苇塘万顷，今天变成了产小麦与棉花的广阔绿洲。看，天山在南，沙漠在北，中间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麦田与棉田。每一块田的四周都整整齐齐地种上了防风矮树，树荫下便是灌田的水渠。这是几年来，四个师（现编为两师）的战士的创造，完全从无到有，把荒原变成沃野。据说，在刚一动手开荒的时候，战士们都须用泥把脸与身上涂严，否则牛虻和蚊子会把他们咬坏。那时候，连首长也得住地窝子——地下挖个洞，上面盖些苇棍儿。那时候，狼与野兽白天也会向他们袭击。英雄的本质便是不向困难低头：他们不但开了地，而且盖起来宿舍、学校与医院等等。他们没有工程师，但是房子盖得不但质量好，而且朴雅可爱。他们会自己烧砖，也会自己安电灯。他们有手，有脑，有决心，他们就创造了一切，给世界地图上添了一座新城，一座从来没有过人剥削人的新城。在参观医院的时候，我听到刚生下来的娃娃的啼声。幸福的娃娃们，生在一个万事全新的城市里！

不过，现在这座城还不过仅具雏型而已。过几年再看吧，它将有很大的纱厂，跟很大的炼油厂——克拉玛依离这儿不远，原油通过输油管，在这里提炼。南边，将有很大的火车站。到那时候，这座城要没有三、四十万人口才怪！是呀，修建城中心的地方已经留出来了啊，都种上了树，象个公园。

这的确是件新事。战士们不再领饷，而都拿工资。而且，据我去到的那一团的政委说，今年希望能上缴利润一百多万！好家伙，这的确是创举！

在这个垦区里原有些兄弟民族的农户，散居各处。他们热情地和垦荒部队合作，迁到几处，聚族而居。这样就有了办农业合作社的条件，也就马上利用了这个条件，组织起来。从公路上，我看到了一两处新村：房子，学校，全是新的。当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也都是新的。

嗯，且不说别处，单凭这一个军垦区，就有多少新事值得写呀！“来吧，作家们，来看看我们，写写我们，给劳动创造世界作个证人吧！”晚上，我和当地的中学校教师与文艺爱好者开座谈会时，有人这么说。我说：“大家写吧，不要专等着作家！”我知道，我的话很不带劲。我切盼作家们到新疆去。老作家们岁数大了，受不了过多的劳苦，也可以来看看，来说说练习写作的方法，来打打气。年轻的呢，到这里来生活，管保有所收获。

况且，军垦区之外，还有多少多少建设值得写啊！我和石油管理局野战队的青年男女座谈了一次，他们赠给我一小玻璃管克拉玛依的原油，还有几小块云母与玛瑙。他们拾到了这些宝物，也收集了最宝贵的人生经验。他们不但认识了新疆的山河与宝藏，也认识了他们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青年勇士！沙漠上的狂风，天山上的积雪，都使他们有时痛苦，又有时狂喜。痛苦啊，狂喜啊，有青年的地方就是有诗料的地方！可是，为什么诗人不来呢？

说到这里，应当写几句关于新疆作家协会分会成立的情况，我本是为祝贺分会成立而去的。不过，信已写得很长了，我就把这件事另行汇报给中国作家协会，不在这里多说了。

会后，拟到南疆去看看，可是，我得陪同参加分会成立会的七位苏联作家来京参观。我作对了：假若我没在前几天抓紧时间作“座谈报告”，而会后甩手一走，可就真对不起那些位希望与我见面的朋友们了。

祝您

健康，并致敬礼！

老舍

1957年6月11日载一九五七年七月号《人民文学》

白石夫子千古

齐白石夫子在国内与国际所获得的极高的荣誉，是他生平热爱劳动、勤学苦练，及富于创造精神的结果。中年以前，他是工人，文化程度不很高。中年以后，凭着坚定不拔的毅力，日夜不辍的艰苦学习，他成为能画、能诗、能写和治印的大艺术家。在没有成名的时候，他好学不倦，克服一切困难；成名之后，他并不自满，仍力求精进，要求自己不断地创造。结果，他的画、诗、书法与刻印都独具风格，自成一家。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个人都该学习的。是的，他年将九十时，为了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还养了几只鸽子，精心观察，以便绘画和平鸽。已到九十五的高龄，他还辛勤作画，时得前所未有的精品。只在最近二年，他才不能坚持日课，因为时常生病。

在学习时期，白石夫子并不专师一家，而广为临摹，吸收各家的长处。及至掌握了各种基本技巧，他便力求创造，不再摹拟。以他五十岁的和七十岁的作品比较，简直不象出于一人之手；直到九十岁之后，他还不断有所创造。我们应当学习夫子的下苦工夫把基础打好，然后放胆创造的精神。

近些年来，学习国画的往往偏于因袭古法，不多自振拔。假若这样继续下去，则国画有走入绝径的危险。白石夫子的功绩即在不甘保守，承袭古法而推陈出新，使国画不失其为国画，可是独创了一种新的风格，给国画增添了新的生命力量。所以他成为大师，在绘画史中有他自己的特殊地位。

在他以前，也曾有人尝试改革国画，另辟途径。可是，他们多偏重笔墨趣味，潇洒出尘，不斤斤于形似。这样，他们的作品便只能得到文人雅士的欣赏，不一定为群众所喜。白石夫子非常讲究笔墨，可是笔墨所至，又能形色鲜明，状物传神，雅俗共赏。夫子出身工人，感情与群众一致，所以他的作品变而不幻，新而不怪。他的改革与创辟是健康的。

有一次，我以《芭蕉叶卷抱秋花》为题，求夫子作画。夫子年高，已记不得蕉叶新拔，是向左还是向右卷着。北京又没有多少芭蕉可供观察，于是老人含着笑说：“只好不要卷叶了，不能随便画呀！”是的，夫子作画永远这样严肃，永远要看见真东西，而后独出心裁，设计画稿。他笔下的鱼、虾、草虫，没有一足一须不正确的，不合适的。市上假画甚多，假若我们发现虫或鸟有什么画得不妥当的地方，十之八九就是伪造的。夫子的山水也是先看了名山大川，而后落笔的。白石夫子是一代大师，可是向来不随便说别人的作品不好。对于学生们，夫子也时时给予热诚的鼓舞。学生们拿来作品，夫子总要题上些字，给以鼓励。白石夫子与我们长辞了，我切盼国画界今后在党的领导下，亲密地团结，使人民所喜爱的传统绘画的确作到百花齐放，日新月异！让我们继承白石夫子的热爱劳动、勤学苦练，与努力创造的精神，把毕生精力献给人民的美术事业吧！

白石夫子千古！

载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百花齐放的春天

“春”字跟我很有缘。我的学名是“庆春”。

已记不清楚：是我的生日的前一天呢，还是后一天，正赶上立春佳节。无须去查老皇历吧，反正这是我叫作“春”的主要原因。

立春是一年中的头一个节气。可以想象到，当初我的父母必是这么看：有子名春，来头必大，定会增光耀祖。

还可以想象到：春字向来是个吉祥字，父母当然希望儿女美似春花，一生吉利，万事亨通。

可惜，我带着这个吉祥字，过了好几十年，并未名副其实。自幼至长，直到解放前，我差不多没见过什么真正的春天。自从一会写字，我即在长辈的督促下，每到春节，必找点红纸，写上“抬头见喜”与“出门见喜”，分别贴在屋内与院外。可是，喜总不来，生活正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足见拿文字当作符咒，求财祈福，并不能有求必应。用今天的事实证明，真正灵验的是革命干劲儿，不是“抬头见喜”或“出门见喜”。光抬头，不动手，光出门，不干活儿，喜从何来呢？同样的，只凭名字吉祥，什么什么春，而不干春天该干的事情，虽切盼过好日子，总是妄想。

今年，春天不但真来了，而且来得那么早！立春以前，全国到处已不断传来喜信：工人增产，农民大兴水利，男女老幼一律动手除灭四害，真是大地皆春，人人奋勇，史无前例！这是真正的春天，虽然天气还很冷。季节是死的，人可是活的，革命劲头儿会叫冬天变作春天。心里热呼呼的，身上出着热汗，就能作到四季皆春。“大地皆春”已不再是空话。“万古长春”也落了实——从今年起，中华民族必永远生活在春天里。没有春天，咱们会去创造！

说到我的本行，许多作家已经下乡上山，或到工厂与部队去了。这真应了那句话：“出门见喜”。出了屋门，见到工农兵，还不是大喜事么？我绝对相信，过个三年两载，大家一定能够写出些象样子的作品，反映民族春天的花明柳媚。

不错，我们会遇到不少困难。可是，那怕什么呢？工农兵能作到的，我们也就能作到，只要我们肯真心地向他们学习。我们的和他们的工作性质虽然不同，可是都需要革命的干劲儿。有了这股干劲儿，我们也会在文艺工作上来个大跃进。我们的春天应该是百花齐放的春天，不管有什么困难，也要百花齐放，春满乾坤！

载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贺年

劳动是最有滋味的事。肯劳动，连过新年都更有滋味，更多乐趣。

记得当初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家里很穷，所以母亲在一入冬季就必积极劳动，给人家浆洗大堆大堆的衣服，或代人赶作新大衫等，以便挣到一些钱，作过年之用。

姐姐和我也不能闲着。她帮助母亲洗、作；我在一旁打下手儿——递烙铁、添火，送热水与凉水等等。我也兼管喂狗、扫地，和给灶王爷上香。我必须这么作，以便母亲和姐姐多赶出点活计来，增加收入，好在除夕与元旦吃得上包饺子！

快到年底，活计都交出去，我们就忙着筹备过年。我们的收入有限，当然不能过个肥年。可是，我们也有非办不可的事：灶王龛上总得贴上新对联，屋子总得大扫除一次，破桌子上已经不齐全的铜活总得擦亮，猪肉与白菜什么的也总得多少买一些。由大户人家看来，我们的这点筹办工作的确简单的可怜。我们自己却非常兴奋。

我们当然兴奋。首先是我们过年的那一点费用是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来得硬正。每逢我向母亲报告：当铺刘家宰了两口大猪，或放债的孙家请来三堂供佛的、象些小塔似的头号“蜜供”，母亲总会说：咱们的饺子里菜多肉少，可是最好吃！当时，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菜多肉少的饺子反倒最好吃。在今天想起来，才体会到母亲的话里确有很高的思想性。是呀，第一我们的饺子不是由开当铺或放高利贷得来的，第二我们的饺子是亲手包的，亲手煮的，怎能不最好吃呢？刘家和孙家的饺子必是油多肉满，非常可口，但是我们的饺子会使我们的胃里和心里一齐舒服。

劳动使我们穷人骨头硬，有自信心。回忆起来，在那黑暗的岁月里，我们一家子怎么闯过了一关又一关，终于挣扎过来，得到解放，实在不能不感谢共产党，也不能不提到母亲的热爱劳动。她不懂得革命，可是她使儿女们相信：只要手脚不闲着，便不会走到绝路，而且会走得噔噔的响。

虽然母亲也迷信，天天给灶王上三炷香，可是赶到实在没钱请香的时节，她会告诉灶王：对不起，今天饿一顿，明天我挣来钱再补上吧！是的，她自信能够挣来钱，使神仙不致于长期挨饿。我看哪，神佛似乎倒应当向她致谢、致敬！

我也体会到：劳动会使我们心思细腻。任何工作都不是马马虎虎就能作好的。马马虎虎，必须另作一回，倒不如一下手就仔仔细细，作得妥妥贴贴。劳动与取巧是结合不到一处的。要不怎么劳动能改变人的气质呢。

说起来有点奇怪，回忆往事，特别是幼年与少年时代的事，也不知怎么就觉得分外甜美。事实上，我在幼年与少年遇到的那些事，多半是既不甜，也不美的。恐怕是因为年少单纯，把当时的事情能够记得特别深刻，清楚，所以到后来每一回想就觉得滋味深长，又甜又美。若是果然如此，我们便应警惕：是否我们太善于恋旧，因而容易保守呢？沉醉于过去，就会不看今天的进步事实，更不看明天的美丽远景，一来二去，没法不作出“今不如昔”的结论而感慨系之。这可就非常危险！保守落后的人就是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人！

不过，咱们开头就说的是劳动最有滋味。是的，假若幼年与少年时代过的是勤苦生活，回忆起来就不能不果然甜美了。小时候养成的好习惯，必然直到如今还继续发生作用，怎能不美呢！到今天，我还天天自己收拾屋子，不肯叫别人插手。这点轻微的劳动本算不了什么大事，值不得夸口。可是，它的作用并不限于使屋里干净，瓶子罐子都有一定的位置。它还给我的写作生活一些好的影响。我天天必擦抹桌子，也必拿笔写点什么。劳动不同，劲儿可是一样，不干点什么，心里就不舒服。擦桌子要擦得干干净净，写稿子也要写得清清楚楚，劲儿又是一样。不这样心里就不安。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好习惯。古语说：业精于勤。据我看，光勤于用脑力而总不用体力，业也许不见得能精；两样都用，心身并健，一定更有好处。

欣逢新岁，想起当年，觉得劳动滋味的确甜美，而且享受不尽。因而也就想到今天有多少干部与多少作家都正在山上或乡下，和农民们在一处过年。这真是可喜的事，令我羡慕。我敢断言：您们和农家的父老兄弟们在一处包饺子过年，一定吃得最香甜，胃里和心里一齐都舒服。这点生活经验，我相信，将永远成为您们记忆中的最甜美的部分，而且热爱劳动的习惯一旦养成，即能终身享受不尽。尝到劳动滋味的人有福了，因为社会主义的幸福是您们的！谨向您们致贺，向一切劳动人民致敬，并祝新年之禧！

载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

悼念罗常培先生

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听到罗莘田（常培）先生病故的消息，我就含着热泪写下前面的两句。我想写好几首诗，哭吊好友。可是，越想泪越多，思想无法集中，再也写不下去！

悲忆少年时！是的，莘田与我是小学的同学。自初识到今天已整整有五十年了！叫我怎能不哭呢？这五十年间，世界上与国家里起了多大的变化呀，少年时代的朋友绝大多数早已不相闻问或不知下落了。在莘田活着的时候，每言及此，我们就都觉得五十年如一日的友情特别珍贵！

我记得很清楚：我从私塾转入学堂，即编入初小三年级，与莘田同班。我们的学校是西直门大街路南的两等小学堂。在同学中，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他品学兼优。而且长长的发辫垂在肩前；别人的辫子都垂在背后。虽然也吵过嘴，可是我们的感情始终很好。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出钱总是他替我付。我家里穷，我的手里没有零钱。

不久，这个小学堂改办女学。我就转入南草厂的第十四小学，莘田转到报子胡同第四小学。我们不大见面了。到入中学的时候，我们俩都考入了祖家街的第三中学，他比我小一岁，而级次高一班。他常常跃级，因为他既聪明，又肯用功。他的每门功课都很好，不象我那样对喜爱的就多用点心，不喜爱的就不大注意。在“三中”没有好久，我即考入北京师范，为的是师范学校既免收学膳费，又供给制服与书籍。从此，我与莘田又不常见了。

师范毕业后，我即去办小学，莘田一方面在参议院作速记员，一方面在北大读书。这就更难相见了。我们虽不大见面，但未相忘。此后许多年月中都是如此，忽聚忽散，而始终彼此关切。直到解放后，我们才又都回到北京，常常见面，高高兴兴地谈心道故。

莘田是学者，我不是。他的著作，我看不懂。那么，我们俩为什么老说得来，不管相隔多远，老彼此惦念呢？我想首先是我俩在作人上有相同之点，我们都耻于巴结人，又不怕自己吃点亏。这样，在那污浊的旧社会里，就能够独立不倚，不至被恶势力拉去作走狗。我们愿意自食其力，哪怕清苦一些。记得在抗日战争中，我在北碚，莘田由昆明来访，我就去卖了一身旧衣裳，好请他吃一顿小饭馆儿。可是，他正闹肠胃病，吃不下去。于是，相视苦笑者久之。

是的，遇到一处，我们总是以独立不倚，作事负责相勉。志同道合，所以我们老说得来。莘田的责任心极重，他的学生们都会作证。学生们大概有点怕他，因为他对他们的要求，在治学上与为人上，都很严格。学生们也都敬爱他，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严格。他不但要求自己把学生教明白，而且要求把他们教通了，能够去独当一面，独立思考。他是那么负责，哪怕是一封普通的信，一张字条，也要写得字正文清，一丝不苟。多少年来，我总愿向他学习，养成凡事有条有理的好习惯，可总没能学到家。

莘田所重视的独立不倚的精神，在旧社会里有一定的好处。它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趟混水。可是它也有毛病，即孤高自赏，轻视政治。莘田的这个缺点也正是我的缺点。我们因不关心政治，便只知恨恶反动势力，而看不明白革命运动。我们武断地以为二者既都是搞政治，就都不清高。在革命时代里，我们犯了错误——只有些爱国心，而不认识革命道路。细想起来，我们的独立不倚不过是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而已。我们的四面不靠，来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我们总想远远躲开黑暗势力，而躲不开，可又不敢亲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们才明白救了我们的是革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独立不倚！

是的，到解放后，我们才看出自己的错误，从而都愿随着共产党走，积极为人民服务。彼此见面，我们不再提独立不倚，而代之以关心政治，改造思想。可是，多年来养成的思想习惯往往阻碍着我们的思想跃进。莘田哪，假若你能多活几岁，我相信我们会互相督励，勤于学习，叫我们的心眼更亮堂一些，胸襟更开朗一些，忘掉个人的小小顾虑，而全心全意地接受党的领导，作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你死的太早了！

莘田虽是博读古籍的学者，却不轻视民间文学。他喜爱戏曲与曲艺，常和艺人们来往，互相学习。他会唱许多折昆曲。莘田哪，再也听不到你的圆滑的嗓音，高唱《长生殿》与《夜奔》了！

安眠吧，莘田！我知道：这二三年来，你的最大苦痛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能照常工作，老觉得对不起党与人民！安眠吧，在治学与教学上你尽了所能尽的心力，在政治思想上你更不断地学习，改造自己，儿女们都已长大，朋友与学生们都不会忘了你，休息吧！特别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并且永难忘记：党怎么爱护你，信任你！疾病夺去你的生命，你的朋友、学生和子女却都会因你所受的爱护与教育而感激党，靠近党，从而全心全意地努力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安眠吧，五十年的老友！明年来祭你的时候，祖国的革命事业必又有飞跃的发展与成就，你含笑休息吧！

载一九五九年一月号《中国语文》

猫

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赶到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走出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呀，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及至它听到点老鼠的响动啊，它又多么尽职，闭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拉倒！

它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儿伸出来要求给抓痒，或是在你写稿子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地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力避单调。在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它的高兴。它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它一声也不出，连半个小梅花也不肯印在稿纸上！它倔强得很！

是，猫的确是倔强。看吧，大马戏团里什么狮子、老虎、大象、狗熊、甚至于笨驴，都能表演一些玩艺儿，可是谁见过耍猫呢？（昨天才听说：苏联的某马戏团里确有耍猫的，我当然还没亲眼见过。）

这种小动物确是古怪。不管你多么善待它，它也不肯跟着你上街去逛逛。它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是它又那么勇猛，不要说见着小虫和老鼠，就是遇上蛇也敢斗一斗。它的嘴往往被蜂儿或蝎子螫的肿起来。

赶到猫儿们一讲起恋爱来，那就闹得一条街的人们都不能安睡。它们的叫声是那么尖锐刺耳，使人觉得世界上若是没有猫啊，一定会更平静一些。

可是，及至女猫生下两三个棉花团似的小猫啊，你又不恨它了。它是那么尽责地看护儿女，连上房兜兜风也不肯去了。

郎猫可不那么负责，它丝毫不关心儿女。它或睡大觉，或上屋去乱叫，有机会就和邻居们打一架，身上的毛儿滚成了毡，满脸横七竖八都是伤痕，看起来实在不大体面。好在它没有照镜子的习惯，依然昂首阔步，大喊大叫，它匆忙地吃两口东西，就又去挑战开打。有时候，它两天两夜不回家，可是当你以为它可能已经远走高飞了，它却瘸着腿大败而归，直入厨房要东西吃。

过了满月的小猫们真是可爱，腿脚还不甚稳，可是已经学会淘气。妈妈的尾巴，一根鸡毛，都是它们的好玩具，耍上没结没完。一玩起来，它们不知要摔多少跟头，但是跌倒即马上起来，再跑再跌。它们的头撞在门上，桌腿上，和彼此的头上。撞疼了也不哭。

它们的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辟新的游戏场所。它们到院子里来了。院中的花草可遭了殃。它们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你不肯责打它们，它们是那么生气勃勃，天真可爱呀。可是，你也爱花。这个矛盾就不易处理。

现在，还有新的问题呢：老鼠已差不多都被消灭了，猫还有什么用处呢？而且，猫既吃不着老鼠，就会想办法去偷捉鸡雏或小鸭什么的开开斋。这难道不是问题么？

在我的朋友里颇有些位爱猫的。不知他们注意到这些问题没有？记得二十年前在重庆住着的时候，那里的猫很珍贵，须花钱去买。在当时，那里的老鼠是那么猖狂，小猫反倒须放在笼子里养着，以免被老鼠吃掉。据说，目前在重庆已很不容易见到老鼠。那么，那里的猫呢？是不是已经不放在笼子里，还是根本不养猫了呢？这须打听一下，以备参考。

也记得三十年前，在一艘法国轮船上，我吃过一次猫肉。事前，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肉，因为不识法文，看不懂菜单。猫肉并不难吃，虽不甚香美，可也没什么怪味道。是不是该把猫都送往法国轮船上去呢？我很难作出决定。

猫的地位的确降低了，而且发生了些小问题。可是，我并不为猫的命运多耽什么心思。想想看吧，要不是灭鼠运动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消除了巨害，猫的威风怎会减少了呢？两相比较，灭鼠比爱猫更重要的多，不是吗？我想，世界上总会有那么一天，一切都机械化了，不是连驴马也会有点问题吗？可是，谁能因耽忧驴马没有事作而放弃了机械化呢？

载一九五九年八月《新观察》第十六期

宝地

也许有人以为我之所以热爱北京，是因为我生在北京。是的，谁能对生身之地毫无感情呢。不过，要以此为我热爱北京的全部原因，也并不正确。首先是：我不应把今天所享受的幸福，简单地归功于我生在北京，说北京是宝地。想想看，就凭当年金銮殿上也坐着过胡涂天子，我就不能轻易相信“人杰地灵”这个说法。

看吧，在我什么还不懂的时候，八国联军就杀入了城墙坚厚的北京城。连我家的黄狗啊，因为它敢扑吠一个洋兵，就死在了刺刀之下。那些洋刽子手们，带着他们的刺刀与“文明”，在大肆烧杀之后，还挨家挨户去搜劫金银珠宝，顺手儿捉走鸡鸭，砸碎瓶瓶罐罐，并刺死黄狗！

那时候，我的父亲，带着生了锈的腰刀，去保卫紫禁城。太后和皇上偷偷地溜出宫门，落荒而逃。全城人民的命运就这么交给了炮火与洋兵。我的父亲没有再回来，没人知道他的尸骨何在。后来，他的棺材里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他的姓名！

从那以后，我们一家人怎么活了过来，连我们自己也难以说清楚，只说一件事吧：每逢伏天夜里下暴雨的时节，我们就都要坐到天明，以免屋顶忽然塌了下来，同归于尽。哼，我能相信北京是宝地吗？

在我们的院后，有一个大坑。附近的人家与铺户，每天把垃圾与污水倾倒在那里。冬夏常青，我们的院中总是臭气袭人。那个大坑承收着死猫腐鼠，同时大量地滋生蚊蝇。这是什么宝地呢？

只有人民当了家，到处才都会变成宝地。这是一条真理。那么，这顺手儿证明了我爱北京并不因为我有说不尽的甜美的回忆。不！在我的记忆里，有许多象那个臭大坑的东西！

现在，从记忆里我还能看见那个大坑，而且也只能由记忆里看见了。事实上，在解放后，那里已盖起来一片大楼。原来的蚊蝇滋生的大本营，变成了消灭蚊蝇的大本营，那片大楼就是一个区人民委员会办公的地方啊。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

就是这种变化，使我热爱北京。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垃圾与污水，在我眼前的却是楼宇与鲜花。我怎能不热爱北京，今天的北京呢？有什么比看到故乡天天美化，更兴奋更快活的呢？

假若十年来，北京只修建了一些大楼，而人民并未进步，那就不过是个空架子而已。不，绝对不是这样。当我在一九四九年冬回到北京的时候，我看到不少亲友还带着旧社会给他们留下的忧愁与贫困。他们之中，有些吸食毒品的。可是，他们不久就变了样子。首先是受毒害的戒了烟或“白面”。诚如一位朋友说的：光是戒毒这一项仁政啊，就救了多少已经半死的人哪！其次是失业已久，一贫如洗的人，只要肯去劳动，慢慢地便都就了业，摆脱了贫困。他们所以贫困的另一原因是一个人挣钱，养活着全家。劳动光荣逐渐深入人心，连妇女也肯出去工作，有了收入。白吃饭的越来越少了。看到自己的亲友由囚首丧面改为精神焕发，由一筹莫展改为各尽所能，由一个人养家改为大家劳动，该是多么高兴的事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逐渐有了新的精神面貌。当我去访亲问友的时候，大家急于要说的已不是往日的那一套日子怎么过，和什么时候才交好运，而是有关于社会与国家的问题了。人不光关心个人的饥饱了，而把自己的生活联结到社会主义建设上去。我想，这就产生了新的社会风气。

是呀，您听，连人民的语言也变了。老大爷与老太太也会说“克服吧”，或“积极点”等等。老人们，更甭说青年们了，是在说着社会主义的语言啊：有困难就克服，工作要积极……。要不是社会主义教育已深入人心，怎么连老人们也会说这种新言语了呢？

赶到看见晚辈们哪，我就更乐得不知如何是好了。看，这个小老虎似的男青年，几年不见，已经是先进分子。再看那个姑娘，也小老虎似的，刚由新疆或青海勘探回来！不论男女，都带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豪气，确信自己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在解放前，我有时候不敢去探问亲友，唯恐几天或几月未见，他们家中会出了什么祸事。现在，我愿去访问老亲旧友，我相信每一家都必有使我动心的变化。

我的亲友里没有什么昔日的达官贵人，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市民。可以说，他们的变化正是北京一般市民的变化。那么，借着我的亲友的情况来说明北京市民的变化，也不算过于简单化了吧？

我爱北京的新工厂、新建筑、新道路、新公园、新学校、新市场，我更爱北京的新风气，新风气是由党与毛主席的深入人心的教育树立起来的，北京的确是宝地了！在这块宝地上，我记忆中的那些污秽的东西与坏风气永不会再回来。是啊，我不是凭着回忆而热爱北京，我热爱今天的与明天的北京啊！

载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北京日报》

勤俭持家

在旧日的北京，人们清晨相遇，不互道早安，而问“您喝了茶啦？”这有个原因：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家每日只吃两顿饭。清晨，都只喝茶。上午九、十点钟吃早饭，下午四、五点钟吃晚饭，大家都早睡早起。

老北京里并非没有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不过，那只限于富贵之家；一般市民是有勤俭持家的好传统的。当人们表扬一个好媳妇的时候，总夸她“会过日子”。会过日子即是会勤俭持家。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小胡同里，住着赤贫的人家，也住着中等人家。即使是中等人家，对吃饭馆这件事也十分生疏。按照我们的胡同那时候的舆论说：大吃大喝是败家的征兆。

是的，我们都每日只进两餐，每餐只有一样菜——冬天主要的是白菜、萝卜；夏天是茄子、扁豆。饺子和打卤面是节日的饭食。在老京剧里，丑角往往以打卤面逗笑，足证并不常吃。至于贫苦的人家，象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从旧社会过来的卖苦力的朋友们都能证明，我说的一点不假！

党和毛主席不断地教导我们，叫我们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的事。可是，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家里参加工作的人多了，工资也多了。口袋里有了钱，就容易忘了勤俭，甚至连往日喝酸豆汁度日的苦楚也忘了！勤俭持家的好传统万万忘不得！

载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北京晚报》

梅兰芳同志千古

我们正在大兴安岭上游览访问，忽然听到梅兰芳同志病逝的消息。我们都黯然者久之，热泪欲坠！我们之中，有的是梅大师的朋友，有的只看过他的表演，伤心却是一致的。谁都知道这是全国戏曲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我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心中悲痛，无法安排好我的话语。我只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在这心酸意乱的时刻中，我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无法有条有理的讲话！

我与梅大师一同出国访问过两次，一次到朝鲜，一次到苏联。在行旅中，我们行则同车，宿则同室。在同车时，他总是把下铺让给我，他睡上铺。他知道我的腰腿有病。同时，他虽年过花甲，但因幼工结实，仍矫健如青年人。看到他上去下来，那么轻便敏捷，我常常对友人们说：大师一定长寿，活到百龄是很可能的！是呀，噩耗乍来，我许久不能信以为真！

不论是在车上，还是在旅舍中，他总是早起早睡，劳逸结合。起来，他便收拾车厢或房间：不仅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而且不许被单上有一些皱纹。收拾完自己的，他还过来帮助我，他不许桌上有一点烟灰，衣上有点尘土。他的手不会闲着。他在行旅中，正如在舞台上，都一丝不苟地处理一切。他到哪里，哪里就得清清爽爽，有条有理，开辟个生活纪律发着光彩的境地。

在闲谈的时候，他知道的便源源本本地告诉我；他不知道的就又追问到底。他诲人不倦，又肯广问求知。他不叫已有的成就限制住明日的发展。这就难怪，他在中年已名播全世，而在晚年还有新的贡献。他的确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人。

每逢他有演出任务的时候，在登台前好几小时就去静坐或静卧不语。我赶紧躲开他。他要演的也许是《醉酒》，也许是《别姬》。这些戏，他已演过不知多少次了。可是，他仍然要用半天的时间去准备。不，不仅准备，他还思索在哪一个身段，或某一句的行腔上，有所改进。艺术的锤炼是没有休止的！

他很早就到后台去，检查一切。记得：有一次，他演《醉酒》，几个宫娥是现由文工团调来的。他就耐心地给她们讲解一切，并帮助她们化装。他发现有一位宫娥，面部的化装很好，而耳后略欠明洁，他马上代她重新敷粉。他不许舞台上有任何敷衍的地方，任何对不起观众的地方。舞台是一幅图画，一首诗，必须一笔不苟！

在我这次离京以前，他告诉我：将到西北去演戏，十分高兴。他热爱祖国，要走遍各省，叫全国人民看见他，听到他，并向各种地方戏学习。他总是这样热情地愿献出自己的劳动，同时吸收别人的长处。五十多年的舞台生活，他给我们创造了多少新的东西啊！这些创造正是他随时随地学习，力除偏见与自满的结果。

他不仅是京剧界的一代宗师，继往开来，风格独创，他的勤学苦练，自强不息的精神，他的爱国爱党，为民族争光的热情，也是我们一般人都应学习的！

在朝鲜时，我们饭后散步，听见一间小屋里有琴声与笑语，我们便走了进去。一位志愿军的炊事员正在拉胡琴，几位战士在休息谈笑。他就烦炊事员同志操琴，唱了一段。唱罢，我向大家介绍他，屋中忽然静寂下来。待了好一会儿，那位炊事员上前拉住他的双手，久久不放，口中连说：梅兰芳同志！梅兰芳同志！这位同志想不起别的话来！

今天我在兴安岭中，大草原上，也只能南望悲呼：梅兰芳同志！梅兰劳同志！梅兰芳同志离开我们了，梅兰芳同志永垂不朽！

载一九六一年《北京文艺》九月号

内蒙风光（节选）

1961年夏天，我们——作家、画家、音乐家、舞蹈家、歌唱家等共二十来人，应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同志的邀请，由中央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文联进行组织，到内蒙古东部和西部参观访问了八个星期。陪同我们的是内蒙古文化局的布赫同志。他给我们安排了很好的参观程序，使我们在不甚长的时间内看到林区、牧区、农区、渔场、风景区和工业基地；也看到了一些古迹、学校和展览馆；并且参加了各处的文艺活动，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到处，我们都受到领导同志们和各族人民的欢迎与帮助，十分感激！

以上作为小引。下面我愿分段介绍一些内蒙风光。林海

这说的是大兴安岭。自幼就在地理课本上见到过这个山名，并且记住了它，或者是因为“大兴安岭”四个字的声音既响亮，又含有兴国安邦的意思吧。是的，这个悦耳的名字使我感到亲切、舒服。可是，那个“岭”字出了点岔子：我总以为它是奇峰怪石，高不可攀的。这回，有机会看到它，并且进到原始森林里边去，脚落在千年万年积累的几尺厚的松针上，手摸到那些古木，才真的证实了那种亲切与舒服并非空想。

对了，这个“岭”字，可跟秦岭的“岭”字不大一样。岭的确很多，高点的，矮点的，长点的，短点的，横着的，顺着的，可是没有一条使人想起“云横秦岭”那种险句。多少条岭啊，在疾驰的火车上看了几个钟头，既看不完，也看不厌。每条岭都是那么温柔，虽然下自山脚，上至岭顶，长满了珍贵的林木，可是谁也不孤峰突起，盛气凌人。

目之所及，哪里都是绿的。的确是林海。群岭起伏是林海的波浪。多少种绿颜色呀：深的，浅的，明的，暗的，绿得难以形容，绿得无以名之。我虽诌了两句：“高岭苍茫低岭翠，幼林明媚母林幽”，但总觉得离眼前实景还相差很远。恐怕只有画家才能够写下这么多的绿颜色来吧？

兴安岭上千般宝，第一应夸落叶松。是的，这是落叶松的海洋。看，“海”边上不是还有些白的浪花吗？那是些俏丽的白桦，树干是银白色的。在阳光下，一片青松的边沿，闪动着白桦的银裙，不象海边上的浪花么？

两山之间往往流动着清可见底的溪河，河岸上有多少野花呀。我是爱花的人，到这里我却叫不出那些花的名儿来。兴安岭多么会打扮自己呀：青松作衫，白桦为裙，还穿着绣花鞋呀。连树与树之间的空隙也不缺乏色彩：在松影下开着各种的小花，招来各色的小蝴蝶——它们很亲热地落在客人的身上。花丛里还隐藏着象珊瑚珠似的小红豆，兴安岭中酒厂所造的红豆酒就是用这些小野果酿成的，味道很好。

就凭上述的一些风光，或者已经足以使我们感到兴安岭的亲切可爱了。还不尽然：谁进入岭中，看到那数不尽的青松白桦，能够不马上向四面八方望一望呢？有多少省分用过这里的木材呀！大至矿井、铁路，小至桌椅、椽柱，有几个省市的建设与兴安岭完全没有关系呢？这么一想，“亲切”与“舒服”这种字样用来就大有根据了。所以，兴安岭越看越可爱！是的，我们在图画中或地面上看到奇山怪岭，也会发生一种美感，可是，这种美感似乎是起于惊异与好奇。兴安岭的可爱，就在于它美得并不空洞。它的千山一碧，万古常青，又恰好与广厦、良材联系起来。于是，它的美丽就与建设结为一体，不仅使我们拍掌称奇，而且叫心中感到温暖，因而亲切、舒服。

哎呀，是不是误投误撞跑到美学问题上来了呢？假若是那样，我想：把美与实用价值联系起来，也未必不好。我爱兴安岭，也更爱兴安岭与我们生活上的亲切关系。它的美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我们的建设分不开的。它使不远千里而来的客人感到应当爱护它，感谢它。

及至看到林场，这种亲切之感便更加深厚了。我们伐木取材，也造林护树，左手砍，右手栽。我们不仅取宝，也作科学研究，使林海不但能够万古常青，而且百计千方，综合利用。山林中已有了不少的市镇，给兴安岭添上了新的景色，添上了愉快的劳动歌声。人与山的关系日益密切，怎能够使我们不感到亲切、舒服呢？我不晓得当初为什么管它叫作兴安岭，由今天看来，它的确含有兴国安邦的意义了。草原

自幼就见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类的词句。这曾经发生过不太好的影响，使人怕到北边去。这次，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天比别处的天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的愉快。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四面都有小丘，平地是绿的，小丘也是绿的。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在哪里都象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象没骨画那样，只用绿色渲染，没有用笔勾勒，于是，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奇丽的小诗。在这境界里，连骏马与大牛都有时候静立不动，好象回味着草原的无限乐趣。紫塞，紫塞，谁说的？

这是个翡翠的世界。连江南也未必有这样的景色啊！

我们访问的是陈巴尔虎旗的牧业公社。汽车走了一百五十华里，才到达目的地。一百五十里全是草原。再走一百五十里，也还是草原。草原上行车至为洒脱，只要方向不错，怎么走都可以。初入草原，听不见一点声音，也看不见什么东西，除了一些忽飞忽落的小鸟。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了迂回的，明如玻璃的一条带子。河！牛羊多起来，也看到了马群，隐隐有鞭子的轻响。快了，快到公社了。忽然，象被一阵风吹来的，远丘上出现了一群马，马上的男女老少穿着各色的衣裳，马疾驰，襟飘带舞，象一条彩虹向我们飞过来。这是主人来到几十里外，欢迎远客。见到我们，主人们立刻拨转马头，欢呼着，飞驰着，在汽车左右与前面引路。静寂的草原，热闹起来：欢呼声，车声，马蹄声，响成一片。车、马飞过了小丘，看见了几座蒙古包。

蒙古包外，许多匹马，许多辆车。人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外乘马或坐车来看我们的。我们约请了海拉尔的一位女舞蹈员给我们作翻译。她的名字漂亮——水晶花。她就是陈旗的人，鄂温克族。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下了车。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总是热乎乎地握着，握住不散。我们用不着水晶花同志给作翻译了。大家的语言不同，心可是一样。握手再握手，笑了再笑。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总的意思都是民族团结互助！

也不知怎的，就进了蒙古包。奶茶倒上了，奶豆腐摆上了，主客都盘腿坐下，谁都有礼貌，谁都又那么亲热，一点不拘束。不大会儿，好客的主人端进来大盘子的手抓羊肉和奶酒。公社的干部向我们敬酒，七十岁的老翁向我们敬酒。正是：

祝福频频难尽意，举杯切切莫相忘！

我们回敬，主人再举杯，我们再回敬。这时候鄂温克姑娘们，戴着尖尖的帽儿，既大方，又稍有点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饭后，小伙子们表演套马，摔跤，姑娘们表演了民族舞蹈。客人们也舞的舞，唱的唱，并且要骑一骑蒙古马。太阳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是呀！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

人的生活变了，草原上的一切都也随着变。就拿蒙古包说吧，从前每被呼为毡庐，今天却变了样，是用木条与草杆作成的，为是夏天住着凉爽，到冬天再改装。看那马群吧，既有短小精悍的蒙古马，也有高大的新种三河马。这种大马真体面，一看就令人想起“龙马精神”这类的话儿，并且想骑上它，驰骋万里。牛也改了种，有的重达千斤，乳房象小缸。牛肥草香乳如泉啊！并非浮夸。羊群里既有原来的大尾羊，也添了新种的短尾细毛羊，前者肉美，后者毛好。是的，人畜两旺，就是草原上的新气象之一。

渔场

这些渔场既不在东海，也不在太湖，而是在祖国的最北边，离满洲里不远。我说的是达赉湖。若是有人不信在边疆的最北边还能够打鱼，就请他自己去看看。到了那里，他就会认识到祖国有多么伟大，而内蒙古也并不仅有风沙和骆驼，象前人所说的那样。内蒙古不是什么塞外，而是资源丰富的宝地，建设祖国必不可缺少的宝地！

据说：这里的水有多么深，鱼有多么厚。我们吃到湖中的鱼，非常肥美。水好，所以鱼肥。有三条河流入湖中，而三条河都经过草原，所以湖水一碧千顷——草原青未了，又到绿波前。湖上飞翔着许多白鸥。在碧岸、翠湖、青天，白鸥之间游荡着渔船，何等迷人的美景！

我们去游湖。开船的是一位广东青年，长得十分英俊，肩阔腰圆，一身都是力气。他热爱这座湖，不怕冬天的严寒，不管什么天南地北，兴高采烈地在这里工作。他喜爱文学，读过不少的文学名著。他不因喜爱文学而藏在温暖的图书馆里，他要碰碰北国冬季的坚冰，打出鱼来，支援各地。是的，内蒙古尽管有无穷的宝藏，若是没有人肯动手采取，便连鱼也会死在水里。可惜，我忘了这位好青年的姓名。我相信他会原谅我，他不会是因求名求利而来到这里的。

风景区

札兰屯真无愧是塞上的一颗珍珠。多么幽美呀！它不象苏杭那么明媚，也没有天山万古积雪的气势，可是它独具风格，幽美得迷人。它几乎没有什么人工的雕饰，只是纯系自然的那么一些山川草木。谁也指不出哪里是一“景”，可是谁也不能否认它处处美丽。它没有什么石碑，刻着什么什么烟树，或什么什么奇观。它只是那么纯朴的，大方的，静静的，等待着游人。没有游人呢，也没大关系。它并不有意地装饰起来，向游人索要诗词。它自己便充满了最纯朴的诗情词韵。

四面都有小山，既无奇峰，也没有古寺，只是那么静静地在青天下绣成一个翠环。环中间有一条河，河岸上这里多些，那里少些，随便地长着绿柳白杨。几头黄牛，一小群白羊，在有阳光的地方低着头吃草，并看不见牧童。也许有，恐怕是藏在柳荫下钓鱼呢。河岸是绿的。高坡也是绿的。绿色一直接上了远远的青山。这种绿色使人在梦里也忘不了，好象细致地染在心灵里。

绿草中有多少花呀。石竹，桔梗，还有许多说不上名儿的，都那么毫不矜持地开着各色的花，吐着各种香味，招来无数的风蝶，闲散而又忙碌地飞来飞去。既不必找小亭，也不必找石礅，就随便坐在绿地上吧。风儿多么清凉，日光可又那么和暖，使人在凉暖之间，想闭上眼睡去，所谓“陶醉”，也许就是这样吧？

夕阳在山，该回去了。路上到处还是那么绿，还有那么多的草木，可是总看不厌。这里有一片荞麦，开着密密的白花；那里有一片高粱，在微风里摇动着红穗。也必须立定看一看，平常的东西放在这里仿佛就与众不同。正是因为有些荞麦与高粱，我们才越觉得全部风景的自自然然，幽美而亲切。看，那间小屋上的金黄的大瓜哟！也得看好大半天，仿佛向来也没有看见过！

是不是因为札兰屯在内蒙古，所以才把五分美说成十分呢？一点也不是！我们不便拿它和苏杭或桂林山水作比较，但是假若非比一比不可的话，最公平的说法便是各有千秋。“天苍苍，野茫茫”在这里就越发显得不恰当了。我并非在这里单纯地宣传美景，我是要指出，并希望矫正以往对内蒙古的那种不正确的看法。知道了一点实际情况，象札兰屯的美丽，或者就不至于再一听到“口外”、“关外”等名词，便想起八月飞雪，万里流沙，望而生畏了。

载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敬悼郝寿臣老先生

郝老先生，我从十几岁刚刚会听戏的时候，就认识您。您可还不认识我。我看过您的戏。那时候，您扮演《打渔杀家》里的倪荣，和《失街亭》里的马谡（sù）等等。不管您扮演什么角色，哪怕只有一两句唱儿，或一点点武打，您总是全力以赴，一丝不苟。您不因扮演二路角色而不卖力气。这使观众看出来，以您的严肃认真，您的表演艺术成就是未可限量的。大家认识了您，即使您扮倪荣，一出台帘便有人喝彩。

郝老先生，您没有使大家失望。不久，您的《审李七》与《长板坡》等便成为拿手好戏，驰誉京津。人家都说您是黄三老夫子的继承人，管您叫做“活曹操”。这是多么不容易得到的荣誉啊！

郝老先生，您会的戏很多，又有《审李七》等戏看家。按说，您就可以轻松自在地作个名演员了。可是，您并不满足于已得到的声誉。您要活到老，学到老，一出跟着一出，您把已将失传的剧目整理出来，和群众见面。大家多么兴奋啊，又看到《打督邮》、《打曹豹》、《打龙棚》、《黄一刀》……那时候，四大名旦竞演新戏，女演员们也不断演出新的剧目，而净角却欠活跃，今天，《草桥关》，明天《忠孝全》，没有相应的新尝试与贡献。只有您，当仁不让，不辞辛苦，把渐成绝响的剧目挖掘出来，加以整理，打破了花脸行的沉寂，得到观众的赞扬。大家都说：您既有深厚的根底，又肯好学不倦。您不止挖掘老剧目，而且与杨小楼、高庆奎、马连良诸名家共同钻研，整理出武生与花脸、老生与花脸合演的名剧。在当时，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欣赏您自己独挑的，和您与诸名家合演的重排或新排的好戏；在今天看来，我们实在应当感谢您的孜孜不息，为京剧保存下来，增添出来，那么多的剧目。随着这些剧目，唱腔、脸谱、服装，与表演技术，因以丰富。

郝老先生，您在学戏的时候，看见过前辈们的演技，所以您有资格整理、重排那些老戏。您又能够择善而从，吸取各家的长处，所以在保存老节目之中，您又有所创造。您的唱腔、脸谱，乃至于一冠一带，都既根据传统，又加以改革。承前启后，定非过誉。按照传统，京剧净角，必须会演《醉打山门》、《火判》、《嫁妹》等昆曲。您承继了这个传统。您学过多少出昆腔，我不知道。可是，在您中年，您演出了最受欢迎的《醉打山门》。那是多么繁重难演的戏呀，您可是不因难而退。您的继承传统，不是找容易的去学，而是敢碰一碰那最难的！您有毅力，不怕难！同时，在《醉打山门》中，您也改造了鲁智深的形象。您不因那是最难的而只求循规蹈矩；不，您愿独出心裁，推陈出新！

郝老先生，您一生始终守身如玉，这是内外行久已知道的，钦佩的。您把个人的修持与艺术的修养视为分不开的。是的，您在旧社会里演戏那么多年，而没有染上旧社会里的坏习气。您有一股正气。旧日的统治阶级是看不起戏曲演员的，您可是以那一股正气打退他们的欺侮。在日本军阀占据北京的时候，您留下胡子，不肯再登台。

郝老先生，在解放后，您高兴起来，欣然就任北京戏曲学校校长。学校初创，条件很差。您可是兴高彩烈。校长室并不是专为办公用的，而是老有一群孩子围着您，请您说戏。孩子们爱您，您感到愉快，只要他们肯学，您就肯教。您感激党与政府，决定把全身本领传授给第二代。在您身体不大好的时候，也还把孩子们叫到家中去上课。而且，您教花脸戏使用自己的路子，赶到教铜锤戏呢，又用金秀山等前辈的唱法。这不仅因为您渊博，而且表现了您只看艺术，不存门户之见。

郝老先生，您的逝世是京剧界的一个损失。可是，您的道德品质与表演艺术是会留芳千古，影响后代的。安眠吧，我们敬爱的郝老先生！

载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南游杂感

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我没能写出什么东西来。不是因为生病，也不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出游。

二月里，我到广州去参加戏剧创作会议。在北方，天气还很冷，上火车时，我还穿着皮大衣。一进广东界，百花盛开，我的皮大衣没了用处。于是就动了春游之念。在会议进行中，我利用周末，游览了从化、佛山、新会、高要等名城。广东的公路真好，我们的车子又新又快，幸福非浅。会议闭幕后，游兴犹浓，乃同阳翰笙、曹禺诸友，经惠阳、海丰、普宁、海门等处，到汕头小住，并到澄海、潮安参观。再由潮汕去福建，游览了漳州、厦门、泉州与福州，然后从上海回北京。

回到家里，刚要拿笔，却又被约去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于是，就又离家十来天。这已是五月中了。

从北而南，从南而北，这次跑了不少路，到了不少地方。若是一一述说，很够说三天三夜的，也许难免罗唆。在路上，无暇为文，只零碎地写了一些短诗。现在，我想写点南游的感想，或不至过于琐碎。

公园

在各地游览中，总是先逛公园，即由此说起吧。看了南北十几座名城，得到这个印象：凡是原来有的公园，都整整齐齐，采饰一新，而且添加了新的设备。几乎所有的公园里，都特为儿童们开辟了游戏场。我最爱立在这些小乐园外，看胖娃娃们打秋千，溜滑板，骑五彩的木马。真好看！我在幼年时，没有享过此福。看到这些幸福的娃娃，我不由地就想到中国的明天。谁知道他们将来会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呢！

从前没有公园的城市，不管规模大小，现在都添辟了公园。这是城市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在解放前，有些公园破破烂烂，有名无实。今天，不管是原有的，还是新辟的，都的确象公园了。

同时，公园里的饭馆，茶馆也变了样子。从前，这些是有闲阶级消磨时光的地方。他们吃饱喝足，就该评论来来往往的妇女们的头脚了。今天，顾客主要是劳动人民。这是个极大的变化。从前，我不敢多到公园去，讨厌那些饱食终日，言不及义的闲人们。现在，一进公园，看到花木的繁茂，亭池的美丽，精神已为之一振。及至看到游人，心里便更加高兴。看，劳动人民扶老携幼，来过星期日或别的假日，说着笑着，或三五友人聚餐，或全家品茗休息，多么美丽呀！公园美，人健康，生活有所改善，不是最足令人高兴的事么？这真是“劳动人民干净土，百花今始识风流”啊！——这就是我那些不象诗的诗中的两句。

招待所

在广东、福建各处，有个北方不大见到的光景。这就是不少的城市都有很体面的招待所，招待归国观光的侨胞。人民热爱侨胞，这是一个证明。在我路过流沙的时候，我就是在还未完工的一座这种招待所，休息了半天的。流沙是个不大的地方，招待所却相当体面。这使我非常高兴：想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我虽是北方人，可是每逢遇见闽、粤的侨胞，便彼此象看见了亲人。他们问长问短，迫切地打听祖国的情况。那时候，国内正值国民党当权，内政外交无一是处。我对他们说什么呢？没的可说，只好相对惨笑。今天，侨胞们可以回来看看了，祖国真是百废俱兴，气象一新！就拿流沙这个不大的地方来说吧，就有很体面的电影院、戏院、革命纪念馆，水库等等。在戏院里，我们看到最好的潮剧。在那条不长的街道上，卖热炸豆腐的、凉粉的、豆浆的、炒面的、水果的……色香俱美，品种繁多。不错，祖国在建设中不能不遇上一些困难；可是，翻了身的中华儿女还会叫困难吓倒吗？不会！绝对不会！遇见困难便去克服！克服了困难，便长了经验，长了本领，从而干得更好，更快，不是吗？文物

在解放前，去看名胜古迹几乎是一种痛苦。举例说：三十年前，我到过河南的龙门。那里的千年以上的雕塑杰作久已驰誉全世。可是，多少多少精美佛像的头，已被帝国主义者勾结我国奸商砍下来偷运到他们国家去了！这多么令人伤心啊！龙门如是，别处也如是，就是北京的文物也难逃此劫：古寺名园中许多珍贵的艺术品，有的被帝国主义者偷走，有的被国民党的军队肆意破坏了。

今天，凡是值得保存的文物都加以保护，并进行研究，使我们感到自豪。不但广州、福州的古寺名园或修葺一新，或加意保护，就是佛山的祖祠，高要的七星岩，也都是古迹重光，辉煌灿烂。这使我们多么高兴啊！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古老的文化，文物的保护不但增加我们的历史与艺术知识，而且也使我们更热爱祖国啊。昔日观光，感到痛苦；今日游览，令人兴奋！

戏剧

在广东、福建各地游览，几乎每晚都有好戏看。粤剧、潮剧、话剧、闽剧、高甲戏、莆仙戏……没法看完，而且都多么精彩啊！最令人高兴的是每个剧种都有了传人，老师傅们把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男女学徒。那些小学生有出息，前途不可限量。师傅教的得法，学生学的勤恳，所以学得快，也学的好。看到这么多剧种争奇斗妍，才真明白了什么叫百花齐放，而且是多么鲜美的花呀！我爱好文艺，见此光景，自然高兴；我想，别人也会高兴，谁不爱看好戏呢？

关于我的南游，说到此为止。设若有人问：内蒙古的风光如何呢？回答是：气候、山水不同，而人民的干劲也同样冲天，各方面的建设都有很大的成绩，即不多赘。

载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四日《中国新闻》

记忆犹新

刘宝全老先生一出场，就使听众精神为之一振。他的高身量与爽爽朗朗的风度，使大家感到只有他才配表演赵子龙、李逵等英雄人物。他的艺术修养是那么深厚，使大家觉得他就是那些人物的化身。这一点，他和杨小楼老先生有相同之处，虽然一位是曲艺演员，一位是戏曲演员。

他一出场，听众就报以热烈的喝彩与掌声。大家喜爱他，钦佩他，都觉得能够听到他的歌声是一种幸福的享受，非喝彩、鼓掌不可！

他开始打鼓，台下立刻极其肃静，聚精会神地等候他开口歌唱。在旧社会的书场里，秩序很坏，可是刘先生能够叫大家屏息静听。这不容易！

收住鼓板，他自行“报幕”，交代要唱哪个节目。大家又报以彩声。大家知道，他经常演唱的节目都经过千锤百炼，无不精彩。他的每一段里都有独创的唱腔，由全段看来，又每段有每段的特有气氛——悲壮的故事则通体以激昂的慷慨为主，喜剧性的节目则通体以轻松明快行腔。

他开口了。他有清劲高亮的嗓音，加以多年的锻炼，所以唱得有气势，有韵味，有顿挫，有感情。不管多么快，每个字都清楚。不管多么慢，总是腔缓神全，不拖泥带水。唱着唱着，忽然高拔入云，如鹤唳九天，或忽然刹住，斩钉截铁。他的眼神、手式、鼓板，都恰好帮助他把人物形象唱活了，活生生地立在听众面前。他的嗓音既那么美，而又能运用歌声画出风景与人物来，使人耳中听见，同时眼也看见，这是极高的表演才能，不怪大家都称他为鼓书大王。

他精通京戏，弹得一手好琵琶，所以他能创造新腔，自成一家。在他演唱的时候，多少曲艺内行与京戏名演员都来向他学习。

四十年前，我在天津住过半年。那时候，刘老先生正在天津献艺。上面所说的，是我在四十年前所得到的一些印象，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载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曲艺》第五期

春来忆广州

我爱花。因气候、水土等等关系，在北京养花，颇为不易。冬天冷，院里无法摆花，只好都搬到屋里来。每到冬季，我的屋里总是花比人多。形势逼人！屋中养花，有如笼中养鸟，即使用心调护，也养不出个样子来。除非特建花室，实在无法解决问题。我的小院里，又无隙地可建花室！

一看到屋中那些半病的花草，我就立刻想起美丽的广州来。去年春节后，我不是到广州住了一个月吗？哎呀，真是了不起的好地方！人极热情，花似乎也热情！大街小巷，院里墙头，百花齐放，欢迎客人，真是“交友看花在广州”啊！

在广州，对着我的屋门便是一株象牙红，高与楼齐，盛开着一丛丛红艳夺目的花儿，而且经常有些很小的小鸟，钻进那朱红的小“象牙”里，如蜂采蜜。真美！只要一有空儿，我便坐在阶前，看那些花与小鸟。在家里，我也有一棵象牙红，可是高不及三尺，而且是种在盆子里。它入秋即放假休息，入冬便睡大觉，且久久不醒，直到端阳左右，它才开几朵先天不足的小花，绝对没有那种秀气的小鸟作伴！现在，它正在屋角打盹，也许跟我一样，正想念它的故乡广东吧？

春天到来，我的花草还是不易安排：早些移出去吧，怕风霜侵犯；不搬出去吧，又都发出细条嫩叶，很不健康。这种细条子不会长出花来。看着真令人焦心！

好容易盼到夏天，花盆都运至院中，可还不完全顺利。院小，不透风，许多花儿便生了病。特别由南方来的那些，如白玉兰、栀子、茉莉、小金桔、茶花……也不怎么就叶落枝枯，悄悄死去。因此，我打定主意，在买来这些比较娇贵的花儿之时，就认为它们不能长寿，尽到我的心，而又不作幻想，以免枯死的时候落泪伤神。同时，也多种些叫它死也不肯死的花草，如夹竹桃之类，以期老有些花儿看。

夏天，北京的阳光过暴，而且不下雨则已，一下就是倾盆倒海而来，势不可当，也不利于花草的生长。

秋天较好。可是忽然一阵冷风，无法预防，娇嫩些的花儿就受了重伤。于是，全家动员，七手八脚，往屋里搬呀！各屋里都挤满了花盆，人们出来进去都须留神，以免绊倒！

真羡慕广州的朋友们，院里院外，四季有花，而且是多么出色的花呀！白玉兰高达数丈，干子比我的腰还粗！英雄气概的木棉，昂首天外，开满大红花，何等气势！就连普通的花儿，四季海棠与绣球什么的，也特别壮实，叶茂花繁，花小而气魄不小！看，在冬天，窗外还有结实累累的木瓜呀！真没法儿比！一想起花木，也就更想念朋友们！朋友们，快作几首诗来吧，你们的环境是充满了诗意的呀！

春节到了，朋友们，祝你们花好月圆人长寿，新春愉快，工作顺利！

载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五日《羊城晚报》

可喜的寂寞

既可喜，却又寂寞，有点自相矛盾。别着急，略加解释，便会统一起来。

近来呀，每到星期日，我就又高兴，又有点寂寞。高兴的是：儿女们都从学校、机关回家来看看，还带着他们的男女朋友，真是热闹。听吧，各屋里的笑声，辩论声，都连续不断，声震屋瓦，连我们的大猫都找不到安睡懒觉的地方，只好跑到房上去呆坐。虽然这么热闹，我却很寂寞。他们所讨论的，我插不上嘴；默坐旁听，又听不懂！

我的文艺知识不很丰富，可是几十年来总以写作为业，按说对儿女们应该有些影响。事实并不如此。他们都不学文艺，虽然他们也爱看小说、话剧、电影什么的。他们，连他们带来的男女朋友，都学科学。我家最小的那个梳两条小辫的娃娃，刚考入大学，又是学物理！这群小科学家们凑到一处，连说笑似乎都带点什么科学味道，我听不懂。

他们也并不光说笑、争辩。有时候，他们安静下来：哥哥帮助妹妹算数学上的难题，或几个人都默默地思索着一个什么科学上的道理。在这种时候，我看得出来，他们的深思苦虑和诗人的呕尽心血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可也看到，当诗人实在找不到最好的字的时候，他也只好暂且将就用个次好的字，而小科学家们可不能这么办，他们必须找到那个最正确的答案，差一点点也不行。当他们得到了答案的时候，他们便高兴得又跳又唱，觉得已拿到打开宇宙秘密的一把小钥匙。

我看到了一种新的精神。是，从他们决定投考哪个学校，要选修哪门科学的时候起，我就不断地听到“尖端”、“发明”和“革新”等等悦耳的字眼儿。因此，我没有参加意见，更不肯阻拦他们。他们是那么热烈地讨论着，那么努力预备考试，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看出来，是那个新精神支配着他们，鼓舞着他们，我无权阻拦他们。

他们的选择不是为名为利，而是要下决心去埋头苦干。是，从他们怎么预备功课和怎么制订工作计划，我就看出：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容易走的。他们有勇气与决心去翻山越岭，攀登高峰。他们的选择不仅出于个人的嗜爱，而也是政治热情的表现——现在是原子时代，而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有些落后，必须急起直追。想建设一个有现代工业、农业与文化的国家，非有现代科学技术不可！我不能因为自己喜爱文艺而阻拦儿女们去学科学。建设伟大的祖国，自力更生，必须闯过科学技术关口。儿女们，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不但看明此理，而且决心去作闯关的人。这是多么可喜的事啊！是呀，且不说别的，只说改良一个麦种，或制造一种尼龙袜子，就需要多少科学研究与试验啊！科学不发达，现代化就无从说起。

我们的老农有很多宝贵的农业知识与经验，但专凭这些知识与经验而无现代的科学技术，便难以应付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我们的手工业有悠久的传统和许多世代相传的窍门，但也须进一步提高到科学理论上去，才能发展、提高。重工业和新兴的工业更用不着说，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寸步难行。小科学家们，你们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呀！

于是，我的星期日的寂寞便是可喜的了。我不能摹仿大猫，听不懂就跑上房去。我默默地听着小将们的谈论，而且想到：我若是也懂点科学，够多么好！写些科学小品，或以发明创造为内容的小说，够多么新颖，多么富有教育性啊。若是能把青年一代这种热爱科学的新精神写出来，不就更好吗？是呀，我们大概还缺乏这样的作品。我希望这样的作品不久就会出现。这应当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题材。

载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北京晚报》

下乡简记

地点：密云县城关公社的枟营大队。枟营位于密云县城外东北，约五里。

原因：为什么要到枟营去？因为这里有不少满、蒙旗人。在辛亥革命以前，满、蒙旗人以当兵吃粮为主要出路，往往是一人当兵，全家都吃他的那一份钱粮，生活很困难。赶到辛亥革命以后，旗兵钱粮停发，生活可就更困难了。旗兵只会骑马射箭，不会种地，没有手艺；钱粮一停，马上挨饿。他们的子弟呢，只有少数的念过书，或学过手艺，可以找点工作；大多数的青年既无文化，又不善于劳动，只好去做些小生意，往往连自己也养不活。原来，清朝皇帝对旗人的要求，就是只准报效朝廷，不许自谋生计。这就难怪他们不善于劳动了。辛亥革命呢，又有点笼统地仇视一切满人。这么一来，整整齐齐的枟营就慢慢地变成“叫花子营”了！有的人实在当无可当，卖无可卖，便拆毁了营房，卖了木料；有的甚至卖儿卖女！拆典当卖，死走逃亡，悲惨万状。这里原有满、蒙旗人二千户，是乾隆四十五年由北京调拨来的，担任皇帝到承德去避暑或狩猎的中途保卫工作。到解放时，只剩下了二百多户，都极穷困。因此，我要去看看他们今天是怎样活着呢。

今天的情况：解放后，他们分得了土地，由无业变为有土地的农民。这是个极大的变化！分得了土地，他们可是不会耕种。汉人教给了他们耕作技术，政府帮助他们添置了农具，买了牲口。他们逐渐掌握了技术，由不会劳动变为会劳动。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他们先后办起了互助组与公社，年年增产，有了信心，由会劳动变为热爱劳动。

那些位孤苦的老人，因壮年时贫困，无力结婚，没人照应，今天都得到照顾。孩子们呢，村里有两处小学，可以去读书。大队里人多地少，就搞些副业，增加收入。政府又帮助开了一道大渠，把水库的水从山后引进来，可以灌田增产。老的营房或加以修补，或另建新房，新房都既坚固又敞亮。我所访问到的农家里，都养着鸡、猪；院里种着玉米、白薯，或果木青菜。村里有了电灯。

感想：上述的一点很简略的事实，却含有极深刻的意义。劳动救活了一大群已快饿死的人，起死回生！在辛亥革命以前，满、蒙旗人以当兵吃粮为业，管钱粮叫做铁杆庄稼。事实上，服兵役的才有一份钱粮，当不上兵的并没有收入，铁杆庄稼并养不活一家人。现在，在公社制度下，只要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全家全族就都能吃饱穿暖，幸福日增。社会主义才是真的铁杆庄稼！

有一位七十岁的满族老人说得好：“在解放前，我看不到任何活路儿，只好等死！可是，从第一回看到解放军，我就看明白：我又活了！从那天起，我就决定听党与毛主席的话，叫我怎办我怎办！”是的，这位老人便是办互助组与公社的积极分子之一。现在，他已年高体弱，不能劳动了。可是，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时常用他的话鼓舞社员们积极生产，爱护集体。我想，他的话实在是说出了大队中所有的满、蒙旗人的爱党与感激毛主席的心情。

在北京城里，我看到了许多满、蒙族的亲戚朋友，如何在解放后由失业而就业，由无衣无食而吃饱穿暖。可是，这些人与事都是分散的，东一个西一个的。虽然由每一个这样的人与事上，都能使我联想到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满、蒙旗人全会得救，可是我心中到底似乎缺少一个更具体更鲜明更大一些的事例。在枟营，我找到了这样的例子。这里还有二百多户满、蒙旗人，有的还住着二百来年前建造的营房，有的老太太还梳着旗髻。有了这个较大的事例，我就能够更具体地向全世界说：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我们满、蒙旗人又都活了，而且活得愉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在民族的大家庭里同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一齐劳动，一齐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

好，就要再多去看看，据说在西山面前，在东陵……也有满、蒙旗人在公社里劳动，过着幸福的生活。就要去看看，并希望写出些文章来，证明新中国各民族的人民如何团结，如何平等，如何欢快，如何热烈爱戴党与毛主席！

载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

致陈逸飞先生信

逸飞先生：

您来，正赶上我由津回来大睡其午觉，该死！其实，白老先生也太爱我了，假如他进来叫我一声，我还能一定抱着“不醒主义”吗？

您封我为“笑王”，真是不敢当！依中国逻辑：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人大轿，而我无妃无府无大轿，其“不王”也明矣。

我星期二（二十八）上午在家，您如愿来，请来；如不方便，改日我到您那儿去请安，嗻！

敬祝笑安

弟舒舍予鞠躬

1930年5月26日

载一九八一年九月《芒种》陈逸飞《老舍早年在文坛上的活动》一文

到了济南

（一）

到济南来，这是头一遭。挤出车站，汗流如浆，把一点小伤风也治好了，或者说挤跑了；没秩序的社会能治伤风，可见事儿没绝对的好坏；那么，“相对论”大概就是这么琢磨出来的吧？

挑选一辆马车。“挑选”在这儿是必要的。马车确是不少辆，可是稍有聪明的人便会由观察而疑惑，到底那里有多少匹马是应当雇八个脚夫抬回家去？有多少匹可以勉强负拉人的责任？自然，刚下火车，决无意去替人家抬马，虽然这是善举之一；那么，找能拉车与人的马自是急需。然而这绝对不是容易的事儿，因为：第一，那仅有的几匹颇带“马”的精神的马，已早被手急眼快的主顾雇了去。第二，那些“略”带“马气”的马，本来可以将就，那怕是只请他拉着行李——天下还有比“行李”这个字再不顺耳，不得人心，惹人头皮疼的？而我和赶车的在辕子两边担任扶持，指导，劝告，鼓励，（如还不走）拳打脚踢之责呢。这凭良心说，大概不能不算善于应付环境，具有东方文化的妙处吧？可是，“马”的问题刚要解决，“车”的问题早又来到：即使马能走三里五里，坚持到底不摔跟头；或者不幸跌了一交，而能爬起来再接再励；那车，那车，那车，是否能装着行李而车底儿不哗啦啦掉下去呢？又一个问题，确乎成问题！假使走到中途，车底哗啦啦，还是我扛着行李（赶车的当然不负这个责任），在马旁同行呢？还是叫马背着行李，我再背着马呢？自然是，三人行必有我师，陪着御者与马走上一程，也是有趣的事；可是，花了钱雇车，而自扛行李，单为证明“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否有点发疯？至于马背行李，我再负马，事属非常，颇有古代故事中巨人的风度，是！可有一层，我要是被压而死，那马是否能把行李送到学校去？我不算什么，行李是不能随便掉失的！不为行李，起初又何必雇车呢？小资产阶级的逻辑，不错；但到底是逻辑呀！第三，别看马与车各有问题，马与车合起来而成的“马车”是整个的问题，敢情还有惊人的问题呢——车价。一开首我便得罪了一位赶车的，我正在向那些马国之鬼，和那堆车之骨骼发呆之际，我的行李突然被一位御者抢去了。我并没生气，反倒感谢他的热心张罗。当他把行李往车上一放的时候，一点不冤人，我确乎听见哗啦一声响，确乎看见连车带马向左右摇动者三次，向前后进退者三次。“行啊？”我低声的问御者。“行？”他十足的瞪了我一眼。“行？从济南走到德国去都行！”我不好意思再怀疑他，只好以他的话作我的信仰；心里想：“有信仰便什么也不怕！”为平他的气，赶快问：“到——大学，多少钱？”他说了一个数儿。我心平气和的说：“我并不是要买贵马与尊车。”心里还想：“假如弄这么一份财产，将来不幸死了，遗嘱上给谁承受呢？”正在这么想，也不知怎的，我的行李好象被魔鬼附体，全由车中飞出来了。再一看，那怒气冲天的御者一扬鞭，那瘦病之马一掀后蹄，便轧着我的皮箱跑过去。皮箱一点也没坏，只是上边落着一小块车轮上的胶皮；为避免麻烦，我也没敢叫回御者告诉他，万一他叫“我”赔偿呢！同时，心中颇不自在，怨自己“以貌取马”，那知人家居然能掀起后蹄而跑数步之遥呢。

幸而××来了，带来一辆马车。这辆车和车站上的那些差不多。马是白色的，虽然事实上并不见得真白，可是用“白马之白”的抽象观念想起来，到底不是黑的，黄的，更不能说一定准是灰色的。马的身上不见得肥，因此也很老实。缰，鞍，肚带，处处有麻绳帮忙维系，更显出马之稳练驯良。车是黑色的，配起白马，本应黑白分明，相得益彰；可是不知济南的太阳光为何这等特别，叫黑白的相配，更显得暗淡灰丧。

行李，××和我，全上了车。赶车的把鞭儿一扬，吆喝了一声，车没有动。我心里说：“马大概是睡着了。马是人们最好的朋友，多少带点哲学性，睡一会儿是常有的事。”赶车的又喊了一声，车微动。只动了一动，就又停住；而那匹马确是走出好几步远。赶车的不喊了，反把马拉回来。他好象老太婆缝补袜子似的，在马的周身上下细腻而安稳的找那些麻绳的接头，慢慢的一个一个的接好，大概有三十多分钟吧，马与车又发生关系。又是一声喊，这回马是毫无可疑的拉着车走了。倒叫我怀疑：马能拉着车走，是否一个奇迹呢？

一路之上，总算顺当。左轮的皮带掉了两次，随掉随安上，少费些时间，无关重要。马打了三个前失，把我的鼻子碰在车窗上一次，好在没受伤。跟××顶了两回牛儿，因为我们俩是对面坐着的，可是顶牛儿更显着亲热；设若没有这个机会，两个三四十的老小伙子，又焉肯脑门顶脑门的玩耍呢。因此，到了大学的时候，我摹仿着西洋少女，在瘦马脸上吻了一下，表示感谢他叫我们得以顶牛的善意。

（二）

上次谈到济南的马车，现在该谈洋车。

济南的洋车并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坐在洋车上的味道可确是与众不同。要领略这个味道，顶好先检看济南的道路一番；不然，屈骂了车夫，或诬蔑济南洋车构造不良，都不足使人心服。

检看道路的时候，请注意，要先看胡同里的；西门外确有宽而平的马路一条，但不能算作国粹。假如这检查的工作是在夜里，请别忘了拿个灯笼，踏一脚黑泥事小，把脚腕拐折至少也不甚舒服。

胡同中的路，差不多是中间垫石，两旁铺土的。土，在一个中国城市里，自然是黑而细腻，晴日飞扬，阴雨和泥的，没什么奇怪。提起那些石块，只好说一言难尽吧。假如你是个地质学家，你不难想到：这些石是否古代地层变动之时，整批的由地下翻上来，直至今日，始终原封没动；不然，怎能那样不平呢？但是，你若是个考古家，当然张开大嘴哈哈笑，济南真会保存古物哇！看，看哪一块石头没有多少年的历史！社会上一切都变了，只有你们这群老石还在这儿镇压着济南的风水！

浪漫派的文人也一定喜爱这些石路，因为块块石头带着慷慨不平的气味，且满有幽默。假如第一块屈了你的脚尖，哼，刚一迈步，第二块便会咬住你的脚后跟。左脚不幸被石洼囚住，留神吧，右脚会紧跟着滑溜出多远，早有一块中间隆起，稜而腻滑的等着你呢。这样，左右前后，处处是埋伏，有变化；假如那位浪漫派写家走过一程，要是幸而不晕过去，一定会得到不少写传奇的启示。

无论是谁，请不要穿新鞋。鞋坚固呢，脚必磨破。脚结实呢，鞋上必来个窟窿。二者必居其一。那些小脚姑娘太太们，怎能不一步一跌，真使人糊涂而惊异！

在这种路上坐汽车，咱没这经验，不能说是舒服与否。只看见过汽车中的人们，接二连三的往前蹿，颇似练习三级跳远。推小车子也没有经验，只能理想到：设若我去推一回，我敢保险，不是我——多半是我——就是小车子，一定有一个碎了的。

洋车，咱坐过。从一上车说吧。车夫拿起“把”来，也许是往前走，也许是往后退，那全凭石头叫他怎样他便得怎样。济南的车夫是没有自由意志的。石头有时一高兴，也许叫左轮活动，而把右轮抓住不放；这样，满有把坐车的翻到下面去，而叫车坐一会儿人的希望。

坐车的姿式也请留心研究一番。你要是充正气君子，挺着脖子正着身，好啦：为维持脖子的挺立，下车以后，你不变成歪脖儿柳就算万幸。你越往直里挺，它们越左右的筛摇；济南的石路专爱打倒挺脖子，显正气的人们！反之，你要是缩着脖子，懈松着劲儿，请要留神，车子忽高忽低之际，你也许有鬼神暗佑还在车上，也许完全摇出车外，脸与道旁黑土相吻。从经验中看，最好的办法是不挺不缩，带着弹性。象百码决赛预备好，专候枪声时的态度，最为相宜。一点不松懈，一点不忽略，随高就高，随低就低，车左亦左，车右亦右，车起须如据鞍而立，车落应如鲤鱼入水。这样，虽然麻烦一些，可是实在安全，而且练习惯了，以后可以不晕船。

坐车的时间也大有研究的必要，最适宜坐车的时候是犯肠胃闭塞病之际。不用吃泄药，只须在饭前，喝点开水，去坐半小时上下的洋车，其效如神。饭后坐车是最冒险的事，接连坐过三天，设若不生胃病，也得长盲肠炎。要是胃口象林黛玉那么弱的人，以完全不坐车为是，因没有一个时间是相宜的。

末了，人们都说济南洋车的价钱太贵，动不动就是两三毛钱。但是，假如你自己去在这种石路上拉车，给你五块大洋，你干得了干不了？

（三）

由前两段看来，好象我不大喜欢济南似的。不，不，有大不然者！有幽默的人爱“看”，看了，能不发笑吗？天下可有几件事，几件东西，叫你看完而不发笑的？不信，闭上一只眼，看你自己的鼻子，你不笑才怪；先不用说别的。有的人看什么也不笑，也对呀，喜悲剧的人不替古人落泪不痛快，因为他好“觉”；设身处地的那么一“觉”，世界上的事儿便少有不叫泪腺要动作动作的。噢，原来如此！

济南有许多好的事儿，随便说几种吧：葱好，这是公认的吧，不是我造谣生事。听说，犹太人少有得肺病的，因为吃鱼吃的的；山东人是不是因为多嚼大葱而不患肺病呢？这倒值得调查一下，好叫吃完葱的士女不必说话怪含羞的用手掩着嘴：假如调查结果真是山西河南广东因肺病而死的比山东多着七八十来个（一年多七八十，一万年要多若干？），而其主因确是因为口中的葱味使肺病菌倒退四十里。

在小曲儿里，时常用葱尖比美妇人的手指，这自然是春葱，决不会是山东的老葱，设若美妇人的十指都和老葱一般儿粗（您晓得山东老葱的直径是多少寸），一旦妇女革命，打倒男人，一个嘴巴子还不把男人的半个脸打飞！这决不是济南的老葱不美，不是。葱花自然没有什么美丽，葱叶也比不上蒲叶那样挺秀，竹叶那样清劲，连蒜叶也比不上，因为蒜叶至少可以假充水仙。不要花，不看叶，单看葱白儿，你便觉得葱的伟丽了。看运动家，别看他或她的脸，要先看那两条完美的腿，看葱亦然。（运动家注意。这里一点污辱的意思没有；我自己的腿比蒜苗还细，焉敢攀高比诸葱哉！）济南的葱白起码有三尺来长吧：粗呢，总比我的手腕粗着一两圈儿——有愿看我的手腕者，请纳参观费大洋二角。这还不算什么，最美是那个晶亮，含着水，细润，纯洁的白颜色。这个纯洁的白色好象只有看见过古代希腊女神的乳房者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鲜，白，带着滋养生命的乳浆！这个白色叫你舍不得吃它，而拿在手中颠着，赞叹着，好象对于宇宙的伟大有所领悟。由不得把它一层层的剥开，每一层落下来，都好似油酥饼的折叠；这个油酥饼可不是“人”手烙成的。一层层上的长直纹儿，一丝不乱的，比画图用的白绢还美丽。看见这些纹儿，再看看馍馍，你非多吃半斤馍馍不可。人们常说——带着讽刺的意味——山东人吃的多，是不知葱之美者也！

反对吃葱的人们总是说：葱虽好，可是味道有不得人心之处。其实这是一面之词，假若大家都吃葱，而且时常开个“吃葱竞赛会”，第一名赠以重二十斤金杯一个，你看还敢有人反对否！

记得，在新加坡的时候，街上有卖柘莲者，味臭无比，可是土人和华人久住南洋者都嗜之若命。并且听说，英国维克陶利亚女皇吃过一切果品，只是没有尝过柘莲，引为憾事。济南的葱，老实的讲，实在没有奇怪味道，而且确是甜津津的。假如你不信呢，吃一棵尝尝。

载一九三零年十月——一九三一年二月《齐大月刊》第一卷第一、二、四期

讨论

日本兵到了，向来不肯和仆人讲话的阔人，也改变得谦卑和蔼了许多，逃命是何等重要的事，没有仆人的帮助，这命怎能逃得成。在这种情形之下，王老爷向李福说了话：“李福，厅里的汽车还叫得来吗？”王老爷是财政厅厅长，因为时局不靖，好几天没到厅里去了；可是在最后到厅的那天，把半年的薪水预支了来。

“外边的车大概不能进租界了。”李福说。

“出去总可以吧？向汽车行叫一辆好了。”王老爷急于逃命，只得牺牲了公家的自用汽车。

“铺子已然全关了门。”李福说。

“但是，”王老爷思索了半天才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得离开这日租界；等会儿，大兵到了，想走也走不开了！”李福没作声。

王老爷又思索了会儿，有些无聊，还叹了口气：“都是太太任性，非搬到日租界来不可；假如现在还在法界住，那用着这个急！怎办？”

“老爷，日本兵不是要占全城吗？那么，各处就都变成日租界了，搬家不是白费——”

“不会搬到北平去呀？你——”王老爷没好意思骂出来。“打下天津，就是北平，北平又怎那么可靠呢？”李福说，样子还很规矩，可是口气有点轻慢。

王老爷张了张嘴，没说什么。待了半天：“那么，咱们等死？在这儿坐着等死？”

“谁愿意大睁白眼的等死呢？”李福微微一笑，“有主意！”

“有主意还不快说，你笑什么？你——”王老爷又压住自己的脾气。

“庚子那年，我还小呢——”

“先别又提你那个庚子！”

“厅长，别忙呀！”李福忽然用了“厅长”的称呼，好象是故意的耍笑。

“庚子那年，八国联军占了北平，我爸爸就一点也不怕，他本是义和团，听说洋兵进了城，他‘拍’的一下，不干了，去给日本兵当——当——”

“当向导。”

“对，向导！带着他们各处去抢好东西！”

“亡国奴！”王老爷说。

“亡国奴不亡国奴的，我这是好意，给老爷出个小主意，就凭老爷这点学问身分，到日本衙门去投效，准行！你瞧，我爸爸不过是个粗人，还能随机应变；你这一肚儿墨水，不比我爸爸强？反正老爷在前清也作官——我跟着老爷，快三十年了，是不是？——在袁总统的时候也作官——那时候老爷的官运比现在强，我记得——现在，你还作官；这可就该这么说了：反正是作官，为什么不可以作个日本官？老爷有官作呢，李福也跟着吃碗饱饭，是不是？”

“胡说！我不能卖国！”王老爷有点发怒了。

“老爷，你要这么说呢，李福也有个办法。”

王老爷点了点头，是叫李福往下说的意思。

“老爷既不作卖国贼；要作个忠臣，就不应当在家里坐着，应当到厅里去看着那颗印。《苏武牧羊》，《托兆碰碑》，《宁武关》，那都是忠臣，李福全听过。老爷愿意这么办，我破出这条狗命去陪着老爷！上行下效，有这么一句话没有？唱红脸的，还是唱白脸的，总得占一面，我听老爷的！”“太太不叫我出去！”王老爷说：“我也没工夫听你这一套废话！”

李福退了两步，低头想了会儿：“要不然，老爷，这么办：庚子那年，八国联军刚进了齐化门，日本打前敌，老爷。我爸爸一听日本兵进了城，就给全胡同的人们出了主意。他叫他们在门口高悬日本旗；一块白布，当中用胭脂涂个大红蛋，很容易。挂上以后，果然日本兵把别的胡同全抢了，就是没抢我们那条——羊尾巴胡同。现在，咱们跑是不容易了。日本兵到了呢，不杀也得抢；不如挂上顺民旗，先挡一阵！”

“别说了，别说了！你要把我气死！亡国奴！”

李福看老爷生了气，怪扫兴的要往外走。

“李福！”太太由楼上下来，她已听见了他们的讨论。“李福，去找块白布，镜盒里有胭脂。”

王老爷看了太太一眼，刚要说话，只听：“咣！”一声大炮。

“李福，去找块白布，快！”王老爷喊。

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齐大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药集

今年的药集是从四月甘五日起，一共开半个月——有人说今年只开三天，中国事向来是没准儿的。地点在南券门街与三和街。这两条街是在南关里，北口在正觉寺街，南头顶着南围子墙。

喝！药真多！越因为我不认识它们越显着多！

每逢我到大药房去，我总以为各种瓶子中的黄水全是硫酸，白的全是蒸溜水，因为我的化学知识只限于此。但是药房的小瓶小罐上都有标签，并不难于检认；假若我害头疼，而药房的人给我硫酸喝，我决不会答应他的。到了药集，可是真没有法儿了！一捆一捆，一袋一袋，一包一包，全是药材，全没有标签！而且买主只问价钱，不问名称，似乎他们都心有成“药”；我在一旁参观，只觉得腿酸，一点知识也得不到！

但是，我自有办法。桔皮，干向日葵，竹叶，荷梗，益母草，我都认得；那些不认识的粗草细草长草短草呢？好吧，长的都算柴胡，短的都算——什么也行吧。看那柴胡，有多少种呀；心中痛快多了！

关于动物的，我也认识几样：马蜂窝，整个的干龟，蝉蜕，僵蚕，还有椿蹦儿。这每一样的药名和拉丁名，我全不知道，只晓得这是椿树上的飞虫，鲜红的翅儿，翅上有花点，很好玩，北平人管它们叫椿蹦儿；它们能治什么病呢？还看见了羚羊，原来是一串黑亮的小球；为什么羚羊应当是小黑球呢？也许有人知道。还有两对狗爪似的东西，莫非是熊掌？犀角没有看见，狗宝，牛黄也不知是什么样子，设若牛黄应象老候瓜，我确是看见了好几个貌似干倭瓜的东西。最失望的是没有看见人中黄，莫非药铺的人自己能供给，所以集上无须发售吧？也许是用锦匣装着，没能看到？

矿物不多，石膏，大白，是我认识的；有些大块的红石头便不晓得是什么了。

草药在地上放着，熟药多在桌上摆着。万应锭，狗皮膏之类，看看倒还漂亮。

此外还有非药性的东西，如草纸与东昌纸等；还有可作药用也可作食品的东西，如山植片，核桃，酸枣，莲子，薏仁米等。大概那些不识药性的游人，都是为买这些东西来的。价钱确是便宜。

我很爱这个集：第一，我觉得这里全是国货；只有人参使我怀疑有洋参的可能，那些种柴胡和那些马蜂窝看着十二分道地，决不会是舶来品。第二，卖药的人们非常安静，一点不吵不闹；也非常的和蔼，虽然要价有点虚谎，可是还价多少总不出恶声。第三，我觉得到底中国药（应简称为“国药”）比西洋药好，因为“国药”吃下去不管治病与否，至少能帮助人们增长抵抗力。这怎么讲呢？看，桔皮上有多么厚的黑泥，柴胡们带着多少沙土与马粪；这些附带的黑泥与马粪，吃下去一定会起一种作用，使胃中多一些以毒攻毒的东西。假如桔皮没有什么力量，这附带的东西还能补充一些。西洋药没有这些附带品，自然也不会发生附带的效力。那位医生敢说对下药有十二分的把握么？假如药不对症，而药品又没有附带物，岂不是大大的危险！“国药”全有附带物，谁敢说大多数的病不是被附带物治好的呢？第四，到底是中国，处处事事带着古风：咱们的祖先遍尝百草，到如今咱们依旧是这样，大概再过一万八千年咱们还是这样。我虽然不主张复古，可是热烈的想保存古风的自大有人在，我不能不替他们欣喜。第五，从今年夏天起，我一定见着马蜂窝，大蝎子，烂树叶，就收藏起来；人有旦夕祸福，谁知道什么时候生病呢！万一真病了，有的是现成的马蜂窝……

逛完了集，出了巷口，看见一大车牛马皮，带着毛还没制成革，不知是否也是药材。

载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一日《华年》第一卷第九期

给黎烈文先生的信

烈文先生：

您向我要小品文，老实不客气讲，咱不会。请您往这边来，有句私话：我对大品中品文字都有拿手——底下那句似乎不必说。不信请问马大婶去，我是不是大品文字的文豪！不过，您一定非蹩扭我不可，我自有主意。您看，我只须由大品往下一溜，溜成中品；再由中品往下一溜，溜为小品，其庶几乎？但是，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大品文字真是麟毛凤角（出角的凤是种两栖动物，据说），在咱们的“国书”中——这应与国术国耻国学等并列，不是驻英或驻法公使拿着的那纸文书——还没见过一部或一篇大品诗或文。您也许相信这个？有此原因，我对小品文到底有些冷淡；您看，我是要给国书中添上几本大玩艺。我得取法乎上上，以得其上；得跑到无极的上边，以便生太极。太极拳是国术，太极文正好是国书。等我的杰作出世的时候，连萧伯纳带莎士比亚就都得入中国籍，学咱们的国学。因此，我还是不能往下溜；“鲤鱼打挺”是我的态度。大品文的大法，您可晓得？上帝造人，您可看过？我晓得，我看过。上帝说，叫世界有光，刷的一下，金光万道，十五个太阳，带着几万万万大小不等，一齐发笑的明星。叫世界有人，拍的一声，人山人海，人心人肺，人情人理，人命关天。您看，我的大品文的大法至无能也要与这个相似。您叫我写小品文，设若我少着一分幽默，非急了不可！

假如您以为这全不对，那么，您说到底什么是小品文！祝吉！

弟老舍鞠躬

十二月二十八日济南

载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夏之一周间

我与学界的人们一同分润寒假暑假的“寒”与“暑”，“假”字与我老不发生关系似的。寒与暑并不因此而特别的留点情；可是，一想及拉车的，当巡警的，卖苦力气的，我还抱怨什么？而且假期到底是假期，晚起个三两分钟到底不会耽误了上堂；暂时不作铜铃的奴隶也总得算偌大的自由！况且没有粉笔面子的“双”薰——对不起，一对鼻孔总是一齐吸气，还没练成“单吸”的工夫，虽然作了不少年的教员。

整理已讲过的讲义，预备下学期的新教材，这把“念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的工夫已作足。此外，还要写小说呢。教员兼写家，或写家兼教员，无论怎样排列吧，这是最时行的事。单干哪一行也不够养家的，况且我还养着一只小猫！幸而教员兼车夫，或写家兼屠户，还没大行开，这在象中国这么文明的国家里，还不该念佛？

闹钟的铃自一放学就停止了工作，可是没在六点后起来过，小说的人物总是在天亮左右便在脑中开了战事；设若不乘着打得正欢的时候把他们捉住，这一天，也许是两三天，不用打算顺当的调动他们，不管你吸多少枝香烟，他们总是在面前耍鬼脸，及至你一伸手，他们全跑得连个影儿也看不见。早起的鸟捉住虫儿，写小说的也如此。

这决不是说早起可以少出一点汗。在济南的初伏以前而打算不出汗，除非离开济南。早晨，晌午，晚间，夜里，毛孔永远川流不息：只要你一眨巴眼，或叫声“环”——那只小猫——得，遍体生津。早起决不为少出汗，而是为拿起笔来把汗吓回去。出汗的工作是人人怕的，连汗的本身也怕。一边写，一边流汗；越流汗越写得起劲；汗知道你是与它拚个你死我活，它便不流了。这个道理或者可以从《易经》里找出来，但是我还没有工夫去检查。

自六点至九点，也许写成五百字，也许写成三千字，假如没有客人来的话。五百字也好，三千字也好，早晨的工作算是结束了。值得一说的是：写五百字比写三千的时候要多吸至少七八枝香烟，吸烟能助文思不永远灵验，是不是还应当多给文曲星烧股高香？

九点以后，写信——写信！老得写信！希望邮差再大罢工一年！——浇浇院中的草花，和小猫在地上滚一回，然后读欧·亨利。这一闹哄就快十二点了。吃午饭；也许只是闻一闻；夏天闻闻菜饭便可以饱了的。饭后，睡大觉，这一觉非遇见非常的事件是不能醒的。打大雷，邻居小夫妇吵架，把水缸从墙头掷过来，……只是不希望地震，虽然它准是最有效的。醒了，该弄讲义了，多少不拘，天天总弄出一点来。六点，又吃饭。饭后，到齐大的花园去走半点钟，这是一天中挺直脊骨的特许期间，廿四点钟内挺两刻钟的脊骨好象有什么卫生神术在其中似的，不过，挺着胸膛走到底是壮观的；究竟挺直了没有自然是另一问题，未便深究。

挺背运动完毕，回家。屋子里比烤面包的炉子的热度高着多少？无从知道，因为没有寒暑表。屋内的蚊子还没都被烤死呢，我放心了。洗个澡，在院中坐一会儿，听着街上卖汽水，冰激凌的吆喝。心静自然凉，我永远不喝汽水，不吃冰激凌；香片茶是我一年到头的唯一饮料，多喒香片茶是由外洋贩来我便不喝了点钟前后就去睡，不管多热，我永远的躺下（有时还没有十分躺好）便能入梦。身体弱多睡觉，是我的格言。一气睡到天明，又该起来拿笔吓走汗了。

过去的一周就是这么过去的；没读过一张报纸，不作亡国的事的，与作亡国的事的，或者都不大爱读新闻纸；我是哪一等人呢？良心上分吧。

载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五期

一天

闹钟应当，而且果然，在六点半响了。睁开半只眼，日光还没射到窗上；把对闹钟的信仰改为崇拜太阳，半只眼闭上了。

八点才起床。赶快梳洗，吃早饭，饭后好写点文章。

早饭吃过，吸着第一枝香烟，整理笔墨。来了封快信，好友王君路过济南，约在车站相见。放下笔墨，一手扣钮，一手戴帽，跑出去，门口没有一辆车；不要紧，紧跑几步，巷口总有车的。心里想着：和好友握手是何等的快乐；最好强迫他下车，在这儿住哪怕是一天呢，痛快的谈一谈。到了巷口，没一个车影，好象车夫都怕拉我似的。

又跑了半里多路才遇上了一辆，急忙坐上去，津浦站！车走得很快，决定误不了，又想象着好友的笑容与语声，和他怎样在月台上东张西望的盼我来。

怪不得巷口没车，原来都在这儿挤着呢，一眼望不到边，街上挤满了车，谁也不动。西边一家绸缎店失了火。心中马上就决定好，改走小路，不要在此死等，谁在这儿等着谁是傻瓜，马上告诉车夫绕道儿走，显出果断而聪明。

车进了小巷。这才想起在街上的好处：小巷里的车不但是挤住，而且无论如何再也退不出。马上就又想好主意，给了车夫一毛钱，似猿猴一样的轻巧跳下去。挤过这一段，再抓上一辆车，还可以不误事，就是晚也晚不过十来分钟。

棉袄的底襟挂在小车子上，用力扯，袍子可以不要，见好友的机会不可错过！袍子扯下一大块，用力过猛，肘部正好碰着在娘怀中的小儿。娘不加思索，冲口而成，凡是我不爱听的都清清楚楚的送到耳中，好象我带着无线广播的耳机似的。孩子哭得奇，嘴张得象个火山口；没有一滴眼泪，说好话是无用的；凡是在外国可以用“对不起”了之的事，在中国是要长期抵抗的。四围的人——五个巡警，一群老头儿，两个女学生，一个卖糖的，二十多小伙子，一只黄狗——把我围得水泄不通；没有说话的，专门能看哭骂，笑嘻嘻的看着我挨雷。幸亏卖糖的是圣人，向我递了个眼神，我也心急手快，抓了一大把糖塞在小孩的怀中；火山口立刻封闭，四围的人皆大失望。给了糖钱，我见缝就钻，杀出重围。

到了车站，遇见中国旅行社的招待员。老那么和气而且眼睛那么尖，其实我并不常到车站，可是他能记得我，“先生取行李吗？”

“接人！”这是多余说，已经十点了，老王还没有叫火车晚开一个钟头的势力。

越想头皮越疼，几乎想要自杀。

出了车站，好象把自杀的念头遗落在月台上了。也好吧，赶快归去写文章。

到了家，小猫上了房；初次上房，怎么也下不来了。老田是六十多了，上台阶都发晕，自然婉谢不敏，不敢上墙。就看我的本事了，当仁不让，上墙！敢情事情都并不简单，你看，上到半腰，腿不晓得怎的会打起转来。不是颤而是公然的哆嗦。老田的微笑好象是恶意的，但是我还不能不仗着他扶我一把儿。

往常我一叫“球”，小猫就过来用小鼻子闻我，一边闻一边咕噜。上了房的“球”和地上的大不相同了，我越叫“球”，“球”越往后退。我知道，就要是一直的向前赶，“球”会退到房脊那面去，而我将要变成“球”。我的好话说多了，语气还是学着妇女的：“来，啊，小球，快来，好宝贝，快吃肝来……”无效！我急了，开始恫吓，没用。磨烦了一点来钟，二姐来了，只叫了一声“球”，“球”并没理我，可是拿我的头作桥，一跳跳到了墙头，然后拿我的脊背当梯子，一直跳到二姐的怀中。

兄弟姐妹之间，二姐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第一个好处便是不阻碍我的工作。每逢看见我写字，她连一声都不出；我只要一客气，陪她谈几句，她立刻就搭讪着走出去。

“二姐，和球玩会儿，我去写点字。”我极亲热的说。

“你先给我写几个字吧，你不忙啊？”二姐极亲热的说。

当然我是不忙，二姐向来不讨人嫌，偶尔求我写几个字，还能驳回？

二姐是求我写封信。这更容易了。刚由墙上爬下来，正好先试试笔，稳稳腕子。

二姐的信是给她婆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侄女婿的。二姐与我先决定了半点多钟怎样称呼他。在讨论的进程中，二姐把她婆母的、婆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性格与相互的关系略微说明了一下，刚说到干姥姥怎么在光绪二十八年掉了一个牙，老田说吃午饭得了。

吃过午饭，二姐说先去睡个小盹，醒后再告诉我怎样写那封信。

我是心中搁不下事的，打算把干姥姥放在一旁而去写文章，一定会把莎士比亚写成外甥女婿。好在二姐只是去打一个小盹。

二姐的小盹打到三点半才醒，她很亲热的道歉，昨夜多打了四圈小牌。不管怎着吧，先写信。二姐想起来了，她要是到东关李家去，一定会见着那位侄女婿的哥哥，就不要写信了。

二姐走了。我开始从新整理笔墨，并且告诉老田泡一壶好茶，以便把干姥姥们从心中给刺激走。

老田把茶拿来，说，外边调查户口，问我几月的生日。“正月初一！”我告诉老田。

凡是老田认为不可信的事，他必要和别人讨论一番。他告诉巡警：他对我的生日颇有点怀疑，他记得是三月；不论如何也不能是正月初一。巡警起了疑，登时觉得有破获共产党机关的可能，非当面盘问我不可。我自然没被他们盘问短，我说正月与三月不过是阴阳历的差别，并且告诉他们我是属狗的。巡警一听到戌狗亥猪，当然把共产党忘了；又耽误了我一刻多钟。

整四点。忘了，图画展览会今天是末一天！但是，为写文章，牺牲了图画吧。又拿起笔来。只要许我拿起笔来，就万事亨通，我不怕在多么忙乱之后，也能安心写作。

门铃响了，信，好几封。放着信不看，信会闹鬼。第一封：创办老人院的捐启。第二封：三舅问我买洋水仙不买？第三封：地址对，姓名不对，是否应当打开？想了半天，看了信皮半天，笔迹，邮印，全细看过，加以福尔摩斯的判断法；没结果，放在一旁。第四封：新书目录，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没有我要看的书。第五封：友人求找事，急待答复。赶紧写回信，信和病一样，越耽误越难办。信写好，邮票不够了，只欠一分。叫老田，老田刚刚出去。自己跑一遭吧，反正邮局不远。

发了信，天黑了。饭前不应当写字，看看报吧。

晚饭后，吃了两个梨，为是有助于消化，好早些动手写文章。

刚吃完梨，老牛同着新近结婚的夫人来了。

老牛的好处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他能不管你多么忙，也不管你的脸长到什么尺寸，他要是谈起来，便把时间观念完全忘掉。不过，今天是和新妇同来，我想他决不会坐那么大的工夫。

牛夫人的好处，恰巧和老牛一样，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我在八点半的时候就看明白了：大概这二位是在我这里度蜜月。我的方法都使尽了：看我的稿纸，打个假造的哈欠，造谣言说要去看朋友，叫老田上钟弦，问他们什么时候安寝，顺手看看手表……老牛和牛夫人决定赛开了谁是更没心没肺。十点了，两位连半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

“咱们到街上走走，好不好？我有点头疼。”我这么提议，心里计划着：陪他们走几步，回来还可以写个两千多字，夜静人稀更写得快：我是向来不悲观的。

随着他们走了一程，回来进门就打喷嚏，老田一定说我是着了凉，马上就去倒开水，叫我上床，好吃阿司匹灵。老田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我要是一定不去睡，他登时就会去请医生。也好吧，躺在床上想好了主意明天天一亮就起来写。“老田，把闹钟上到五点！”

老田又笑了，不好和老人闹气，不然的话，真想打他两个嘴巴。

身上果然有点发僵，算了吧，什么也不要想了，快睡！两眼闭死，可是不困，数一二三四，越数越有精神。大概有十一点了，老田已经停止了咳嗽。他睡了，我该起来了，反正是睡不着，何苦瞎耗光阴。被窝怪暖和的，忍一会儿再说，只忍五分钟，起来就写。肚里有点发热，阿司匹灵的功效，还倒舒服。似乎老牛又回来了，二姐，小球……“起吧，八点了！”老田在窗外叫。

“没上闹钟吗？没告诉你上在五点上吗？”我在被窝里发怒。

“谁说没上呢，把我闹醒了；您大概是受了点寒，发烧，耳朵不大灵，嗻！”

生命似乎是不属于自己的，我叹了口气。稿子应该就发出了，还一个字没有呢！

“老田，报馆没来人催稿子吗？”

“来了，说请您不必忙了，报馆昨晚被巡警封了门。”

载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论语》第八期

昼寝的风潮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言犹未了，只听得子路子贡……齐声呐喊：法西斯蒂！

夫子暗藏怒气，轻声问道：何谓也？

大家齐喊：法西斯蒂！

夫子微笑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大家第三次喊道：法西斯蒂！

夫子真动了气，冷笑了一声，翼翼如也，走了出去。心中乱想：没想到教了这么多年书，卖了这么大力气，临完来个法西斯蒂。越想越难过，只好去请教于老子。

见了老子细说始末，老子微微一笑，道：老二，该！我没告诉过你么，凡事要无为而治，谁叫你爱管闲事？法西斯蒂，活该！

难道学生睡觉，我还得给他盖上点被子么？夫子反抗。谁那么说来着？不要管他好了，老子说。

他醒了呢？

醒了之后发给他毕业证书，好啦。

夫子虽然热心教育，不肯马马虎虎，可是到底觉得老子对人情世故是极有经验的，于是翼翼如也走回来。

到了学校，喝，贴满了标语：打倒法西斯蒂化的孔老二。夫子知道风潮是要扩大，决定采取老子的妙策。他偷偷的进了后门，到自己屋中填好几张毕业证书，然后笑嘻嘻的来找宰予子路们。找到了他们，他拍着宰予的肩头，说：朋友，请拿去这证书吧；晚半天也不要上课了，我请大家吃个便饭，如何？

诸贤脸上并无喜色，由子路代表发言：我们命令你明天给我们添招女生，这是一！第二，以后再不准有考试；第三，昼寝定为必修课程；末了，向宰予在书面上道歉。

夫子一一的答应了，登时向宰予作书面上的致歉。这样，一场风波算是没有扩大，后来宰予等就成了七十二贤，而夫子至死也没法西斯蒂化。

载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六日《论语》第九期

当幽默变成油抹

小二小三玩腻了：把落花生的尖端咬开一点，夹住耳唇当坠子，已经不能再作，因为耳坠不晓得是怎回事，全到了他们肚里去；还没有人能把花生吃完再拿它当耳坠！《儿童世界》上的插图也全看完了，没有一张满意的，因为据小二看，画着王家小五是王八的才能算好画，可是插画里没有这么一张。小二和王家小五前天打了一架，什么也不因为，并且一点不是小二的错，一点也不是小五的错；谁的错呢？没人知道。“小三，你当马吧？”小三这时节似乎什么也愿意干，只是不愿意当马。“再不然，咱们学狗打架玩？”小二又出了主意。“也好，可是得真咬耳朵？”小三愿事先问好，以免咬了小二的耳朵而去告诉妈妈。咬了耳朵还怎么再夹上花生当耳坠呢？小二不愿意。唱戏吧？好，唱戏。但是，先看看爸和妈干什么呢。假如爸不在家，正好偷偷的翻翻他那些杂志，有好看的图画可以撕下一两张来；然后再唱戏。

爸和妈都在书房里。爸手里拿着本薄杂志，可是没看；妈手里拿着些毛绳，可是没织；他们全笑呢。小二心里说大人也是好玩呀，不然，爸为什么拿着书不看，妈为什么拿着线不织？

爸说：“真幽默，哎呀，真幽默！”爸嘴上的笑纹几乎通到耳根上去。

这几天爸常拿着那么一薄本米色皮的小书喊幽默。

小二小三自然是不懂什么叫幽默，而听成了油抹；可是油抹有什么可笑呢？小三不是为把油抹在袖口上挨过一顿打吗！大人油抹就不挨打而嘻嘻，不公道！

爸念了，一边念一边嘻嘻，眼睛有时候象要落泪，有时候一句还没念完，嘴里便哈哈哈。妈也跟着嘻嘻嘻。念的什么子路——小三听成了紫鹿——又是什么三民主义，而后嘻嘻嘻——一点也不可笑，而爸与妈偏嘻嘻嘻！

决定过去看看那小本是什么。爸不叫他们看：“别这儿捣乱，一边儿玩去！”妈也说：“玩去，等爸念完再来！”好象这个小薄本比什么都重要似的！也许爸和妈都吃多了；妈常说小孩子吃多了就胡闹，爸与妈也是如此。

念了半天，爸看了看表，然后把小本折好了一页，极小心的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晚上再念；得出门了。”

“再念一段！”妈这半天连一针活也没作，还说再念一段呢，真不害羞！小三心里的小手指头直在脸上削，“没羞没臊，当间儿画个黑老道！”

“晚上，晚上！凑巧还许把第十期买来呢！”爸说，还是笑着。

爸爸走了，走到院里还嘻嘻呢；爸是吃多了！

妈拿着活计到里院去了。

小二小三决定要犯犯“不准动爸的书”的戒命。等妈走远了，轻轻的开了抽屉，拿出那本叫爸和妈嘻嘻的宝贝。他们全把大拇指放在嘴里咂着，大气不出的去找那招人笑的小鬼。他们以为书中必是有个小鬼，这个小鬼也许就叫做油抹。人一见油抹就要嘻嘻，或是哈哈。找了半天，一篇一篇全是黑字！有一张画，看不懂是什么，即不是小兔搬家，又不是小狗成亲，简直的什么也不象！这就可乐呀？字和这样的画要是可乐，为什么妈不许我们在墙上写字画图呢？“咱们还是唱戏去吧？”小三不耐烦了。

“小三，看，这个小盒也在这儿呢，爸不许咱们动，楞偷偷的看看？”小二建议。

已经偷看了书，为什么不再偷看看小盒？就是挨打也是一顿。小三想的很精密。

把小盒轻轻打开，喝，里边一管挨着一管，都是刷牙膏，可是比刷牙膏的管小些细些。小二把小铅盖转了转，挤，咕——挤出滑溜溜的一条小红虫来，哎呀有趣！小三的眼睁得象两个新铜子，又亮又圆。“来，我挤一个！”他另拿了管，咕——挤出条碧绿的小虫来。

一管一管，全挤过了，什么颜色的也有，真好玩！小二拿起盒里的一支小硬笔，往笔上挤了些红膏，要往牙上擦。“小二，别，万一这是爸的冻疮药呢？”

“不能，冻疮药在妈的抽屉里呢。”

“等等，不是药，也许呀，也许呀——”小三想了半天想不出是什么。

“这么着吧，小三，把小管全挤在桌上，咱们打花脸吧？”

“唱——那天你和爸听什么来着？”小三的戏剧知识只是由小二得来的那些。

“有花脸的那个？嘀咕的嘀咕嘀嘀咕！《黄鹤楼》！”

“就唱《黄鹤楼》吧！你打红脸，我打绿脸。嘀咕嘀——”

“《黄鹤楼》里没有绿脸！”小二觉得小三对扮戏是没发言权的。

“假装的有个绿脸就得了吗！糖挑上的泥人戏出就有绿脸的。”

两个把管里的小虫全挤得越长越好，而后用小硬笔往脸上抹。

“小二，我说这不是牙膏，你瞧，还油亮油亮的呢。喝，抹在脸上有点漆得慌！”

“别说话；你的嘴直动，我怎给你画呀？！”小二给小三的腮上打些紫道，虽然小三是要打绿脸。

正这么打脸，没想到，爸回来了！

“你们俩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我们——”小二一慌把小刷子放在小三的头上。小三，正闭着眼等小二给画眉毛，睁开了眼。

“你们干什么？！”爸是动了气：“二十多块一盒的油！”

“对啦，爸，我们这儿油抹呢！”小三直抓腮部，因为油漆得不好受。

“什么油抹呀？”

“不是爸看这本小书的时候，跟妈说，真油抹，爸笑妈也笑吗？”

“这本小书？”爸指着桌上那本说：“从此不再看《论语》！”

爸真生了气。一下子坐在椅子上，气哼哼的，不自觉的，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样子和桌上那本一样。

乘着爸看新买来的小书，小二小三七手八脚把小管全收在盒里，小三从头上揭下小笔，也放进去。

爸又看入了神，嘴角又慢慢往上弯。小二们的《黄鹤楼》是不敢唱了，可也不敢走开，敬候着爸的发落。爸又嘻嘻了，拍了大腿一下：“真幽默！”

小三向小二咬耳朵：“爸是假装油抹，咱们才是真油抹呢！”

载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论语》第十一期

给赵景深的一封信

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口歹！马来！

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两千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日月，杀气满山头！

舍予躬

载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文艺春秋》第二卷第四期

不远千里而来

听说榆关失守，王先生马上想结婚。在何处举行婚礼好呢。天津和北平自然不是吉地，香港又嫌太远。况且还没找到爱人。最好是先找爱人。不过这也有地方的问题在内：在哪里找呢？在兵荒马乱的地方虽然容易找到女人，可是婚姻又非“拍拍脑袋算一个”的事。还是得到歌舞升平的地方去。

于是王先生便离开北平；一点也不是怕日本鬼子。

王先生买不到车票，东西两站的人就象上帝刚在站台上把他们造好似的，谁也不认识别处，只有站台和火车是圣地，大家全钉在那里。由东站走，还是由西站走，王先生倒不在乎；他始终就没有定好目的地：上哪里去都是一样，只要躲开北平就好——谁要怕日本谁是牛，不过，万一真叫王先生受点险，谁去结婚？东站也好，西站也好，反正得走。买着票也走，买不着票也走，一走便是上吉。

王先生急中生智，到了行李房，要把自己打行李票：人而当行李，自然可以不必买车票了。行李房却偏偏不收带着腿的行李！无论怎说也不行；王先生只能骂行李房的人没理性，别无办法。

有志者事竟成，王先生并不是没志的废物点心。他由正阳门坐上电车，上了西直门。在那里一打听，原来西直门的车站是平绥路的。王先生很喜欢自己长了经验，而且深信了时势造英雄的话。假如不是亲身到了西直门，他怎能知道火车是有固定的路线，而不是随意溜达着玩的？可是，北方一带全不是吉地，这条路是走不得的。这未免使他有点不痛快。上哪儿去呢？不，还不是上哪里去的问题，而是哪里有火车坐呢？还是得上东站或西站，假如火车永远不开，也便罢了；只要它开，王先生就有走开的可能。买了些水果，点心，烧酒，决定到车站去长期等车：“小子，咱老王和你闭了眼啦，非走不可！就是坐烟筒也得走！”王先生对火车发了誓。

又回到东站，因为东站看着比西站体面些；预备作新郎的人，事事总得要个体面。等了五小时，连站台的门也没挤进去！王先生虽然着急，可是头脑依然清楚：“只要等着，必有办法；况且即使在等着的时节，日本兵动了手，到底离着车站近的比较的有逃开的希望。好比说吧，枪一响，开火车的还不马上开车就跑？那么，老王你也便能跳上车去一齐跑，根本无须买票。一跑，跑到天津，开车的一直把火车开到英租界大旅社的前面；跳下来，拍！进了旅馆；喝点咖啡，擦擦脸，车又开了，一开开到南京，或是上海；“今夜晚前后厅灯光明亮——”王先生唱开了“二簧”。

又等了三点钟，王先生把所知道的二簧戏全唱完，还是没有挤进站台的希望。人是越来越多，把王先生拿着的苹果居然挤碎了一个。可是人越多，王先生的心里越高兴，一来是因为人多胆大，就是等到半夜去，也不至于怕鬼。二来是人多了即使掉下炸弹来，也不能只炸死他一个；大家都炸得粉碎，就是往阴曹地府走着也不寂寞。三来是后来的越多，王先生便越减少些关切；自己要是着急，那后来的当怎么着呢，还不该急死？所以他越看后方万头攒动，他越觉得没有着急的必要。可是他不愿丢失了自己已得到的优越，有人想把他挤到后面去，王先生可是毫不客气的抵抗。他的胳臂肘始终没闲着，有往前挤的，他便是一肘，肋骨上是好地方；胸口上便差一点，因为胸口上肘得过猛便有吐血的危险，王先生还不愿那么霸道，国难期间使同胞吐了血，不好意思；肋骨上是好地方；王先生的肘都运用得很正确。

车开走了一列。王先生更精神了。有一列开走，他便多一些希望；下列还不该他走吗？即使下列还不行，第三列总该轮到他了，大有希望。忍耐是美德，王先生正体行这个美德；在车站睡上三夜两夜的也不算什么。

旁边一位先生把一口痰吐在王先生的鞋上。王先生并没介意，首要的原因是四围挤得太紧，打架是无从打起，于是连骂也都不必。照准了那位先生的衣襟回敬了一口，心中倒还满意。

天是黑了。问谁，都说没有夜车。可是明天白昼的车若不连夜等下去便是前功尽弃。好在等通夜的大有人在，王先生决定省一夜的旅馆费。况且四围还有女性呢，女人可以不走，男人要是退缩，岂不被女流耻笑！王先生极勇敢的下了决心。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他自己喊着口号。

一夜无话，因为冻了个半死。苦处不小，可是为身为国还说不上不受点苦。自然人家有势力的人，可以免受这种苦，可是命是不一样的，有坐车的就得有拉车的；都是拉车的，没有坐车的，拉谁？有势力的先跑，有钱的次跑，没钱没势的不跑等死。王先生究竟还不是等死之流，就得知足。受点苦还要抱怨么？火车分头二三等，人也是如此。就是别叫日本鬼子捉住，好，捉了去叫我拉火车，可受不了！一夜虽然无话，思想照常精密；况且有瓶烧酒，脑子更受了些诗意的刺激。

第二天早晨，据旁人说，今天不一定有车。王先生拿定主意，有车无车给它个死不动窝。焉知不是诈语！王先生的精明不是诈语所能欺得过的。一动也不动；一半也是因为腿有点发麻。

绝了粮，活该卖馒头的发点财，一毛钱两个。贵也得吃，该发财的就发财，该破财的就破财，胳臂拧不过大腿去，不用固执。买馒头。卖馒头的得踩着人头才能递给他馒头，也不容易；连不买馒头的也不容易，大家不容易，彼此彼此，共赴国难。卖馒头的发注小财，等日本人再抢去，也总得算报应，可也替他想不出好办法：自己要是有馒头卖，还许一毛钱“一”个呢？

一直等到四点，居然平浦特别快车可以开。王先生反觉得事情不应当这么顺利；才等了一天一夜！可是既然能走了，也就不便再等。

上哪儿去呢？

上海也并不妥当，古时候不是十九路军在上海打过法国鬼子吗？虽然打得鬼子跪下央告“中国爷爷”，可是到底飞机扔开花弹，炸死了不少稻香村的伙计，人肠子和腊肠一齐飞上了天！上海要是不可靠，南京便更不要提，南京没有租界地呀！江西有共产党：躲一枪，挨一刀，那才犯不上！

前边那位买济南府，二等。好吧，就是济南府好了。济南惨案不知道闹着没有？到了再说，看事情不好再往南跑，好主意。

买了二等票，可是得坐三等车，国难期间，车降一等。还不对，是这么着：不买票的——自然是有势力的——坐头等。买头等的坐二等。买二等的坐三等。买三等的拿着票地上走，假如他愿意运动运动的话；如若不愿意运动呢，可以拿着车票回去住两天，过两天再另买票来。王先生非常得意，因为神差鬼使买了二等票；坐三等无论怎说是比地上走强的。

车上已经挤死了两位；谁也不敢再坐下，只要一坐下就不用想再立起来，专等着坐化。王先生根本就没想坐下。他的地方也不错，正在车当中，车一歪，靠窗的人全把头碰在车板上，而他只把头碰在人们的身上。他前后的客人也安排得恰当——老天爷安排的，当然是——前面的那位身量很小，王先生的下巴正好放在那位的头上休息一下。后面的那位身体很胖，正好给王先生作个围椅，而且极有火力。王先生要净一净鼻子，手当然没法提上来，只须把前面穷人的头当炮架子，用力一激，两筒火山的岩汁就会喷出，虽喷出不很远，可是落在人家的脊背上。王先生非常的满意。

车到了天津，没有一位敢下车活动活动的，而异口同声的骂：“怎么还不开车？王八日的！”天津这个地名听着都可怕，何况身临其境，而且要停一点多钟。大家都不敢下车，连站台上都不敢偷看一眼；万一站台上有个日本小鬼，和你对了眼光，不死也得大病一场！由总站开老站，由老站开总站，你看这个麻烦劲！等雷呢！大家是没见着站长，若是见着，一人一句也得把他骂死了。“《大公报》来——”“新小说——”真有不怕死的，还敢在这儿卖东西；早晚是叫炸弹炸个粉碎！不知死的鬼！

等了一个多世纪，车居然会开了。大家仍然连大气不敢出，直等到天津的灯光完全不见了，才开始呼吸，好象是已离开了鬼门关，下一站便是天堂。到了沧州，大家的腿已变成了木头棍，可是心中增加了喜气。王先生的二簧又开了台。天亮以前到了德州，大家决定下去买烧鸡，火烧，鸡子，开水；命已保住，还能不给它点养料？

王先生不能落后，打着交手仗，练着美国足球，耍着大洪拳，开开一条血路，直奔烧鸡而去。王先生奔过去，别人也奔过去，卖鸡的就是再长一双手也伺候不过来。杀声震耳，慷慨激昂，不吃烧鸡，何以为人？王先生“抢”了一只，不抢便永无到手之日。抢过来便啃，哎呀，美味，德州的烧鸡，特别在天还未亮之际，真有些野意！要不怎么说，国家也不应当永远平平安安的；国家平安到哪儿去找这种野意，守站的巡警与兵们急了，因为一个卖烧饼的小儿被大家给扯碎了，买了烧饼还饶着卖烧饼小儿一只手，或一个耳朵。卖烧饼小儿未免死得惨一些，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大家的热烈足证人心未死。巡警们急了，抡开了十三节钢鞭，大打而特打，打得大家心中痛快，头上发烧，口中微笑。巡警不打人，要巡警干什么？大家不挨打，谁挨打？难道日本人来挨打？打吧，反正烧鸡不到手，誓不退缩。前进；王先生是鸡已入肚一半，不便再去冲锋，虽然只挨了一鞭，不大过瘾，可是打要大家分挨，未便一人包办，于是得胜回车。

车是上不去了。车门就有五十多位把着。出来的时候是由内而外，比较的容易。现在是由外而内，就是把前层的挤退一步，里边便更堵得结实，不亚如铜墙铁壁，焉能挤得进去，况且手内还拿着半只烧鸡，一伸手，嗐，丢了一口鸡身，未入车而鸡先失去一口，大不上算。王先生有点着急。

到底是中华的人民，黄帝的子孙，凡事有个办法。听，有人宣言：“来呀把谁从车窗塞进去？一块钱！”王先生的脑子真快，应声而出：“六毛，干不干？”“八角大洋，少了不干！”“来吧，”连半只烧鸡带王先生全进了窗门，很有趣味，可宝贵的经验：最好是头在内而脚仍悬在外边的时节，身如春燕，矫健轻灵。最后一个鲤鱼打挺，翩然而下，头碰了个大包。八毛钱付过，王先生含笑不言，专等开车。有四十多位没能上来，虽然可以在站台上饱食烧鸡，究竟不如王先生的既食且走，一群笨蛋！

太阳出来，济南就在眼前，十分高兴。过黄河铁桥，居然看见铁桥真是铁的。一展眼到了济南站，急忙下车，越挤越忙，以便凑个热闹，不冤不乐。挤出火车，举目观看，确是济南，白牌上有大黑字为证；仍怕不准，又细看了一番，几面白牌均题同样地名，缓步上了天桥；既然不拥挤，故须安走勿慌，直到听见收票员高喊：“妈的快走！”才想起向身上各处搜找车票。

出了车站，想起婚姻大事。可是家中还有个老婆，不免先写封平安家信，然后再去寻找爱人。一路上低吟：“爱人在哪里？爱人在哪里？”亦自有腔有韵。

下了旅馆，写了平安家信，吃了汤面；想起看报。北平还未被炸，心中十分失望。睡了一觉，出去寻求爱人。

载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论语》第十六期

吃莲花的

今年我种了两盆白莲。盆是由北平搜寻来的，里外包着绿苔，至少有五六十岁。泥是由黄河拉来的。水用趵突泉的。只是藕差点事，吃剩下来的菜藕。好盆好泥好水敢情有妙用，菜藕也不好意思了，长吧，开花吧，不然太对不起人！居然，拔了梗，放了叶，而且开了花。一盆里七八朵，白的！只有两朵，瓣尖上有点红，我细细的用檀香粉给涂了涂，于是全白。作诗吧，除了作诗还有什么办法？专说“亭亭玉立”这四个字就被我用了七十五次，请想我作了多少首诗吧！

这且不提。好几天了，天天门口卖菜的带着几把儿白莲。最初，我心里很难过。好好的莲花和茄子冬瓜放在一块，真！继而一想，若有所悟。啊，济南名士多，不能自己“种”莲，还不“买”些用古瓶清水养起来，放在书斋？是的，一定是这样。

这且不提。友人约游大明湖，“去买点莲花来！”他说。“何必去买，我的两盆还不可观？”我有点不痛快，心里说：“我自种的难道比不上湖里的？真！”况且，天这么热，游湖更受罪，不如在家里，煮点毛豆角，喝点莲花白，作两首诗，以自种白莲为题，岂不雅妙？友人看着那两盆花，点了点头。我心里不用提多么痛快了；友人也很雅哟！除了作新诗向来不肯用这“哟”，可是此刻非用不可了！我忙着吩咐家中煮毛豆角，看看能买到鲜核桃不。然后到书房去找我的诗稿。友人静立花前，欣赏着哟！

这且不提。及至我从书房回来一看，盆中的花全在友人手里握着呢，只剩下两朵快要开败的还在原地未动。我似乎忽然中了暑，天旋地转，说不出话。友人可是很高兴。他说：“这几朵也对付了，不必到湖中买去了。其实门口卖菜的也有，不过没有湖上的新鲜便宜。你这些不很嫩了，还能对付。”他一边说着，一边奔了厨房。“老田，”他叫着我的总管事兼厨子：“把这用好香油炸炸。外边的老瓣不要，炸里边那嫩的。”老田是我由北平请来的，和我一样不懂济南的典故，他以为香油炸莲瓣是什么偏方呢。“这治什么病，烫伤？”他问。友人笑了。“治烫伤？吃！美极了！没看见菜挑子上一把一把儿的卖吗？”

这且不提。还提什么呢，诗稿全烧了，所以不能附录在这里。

载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论语》第二十三期

辞工

您是没见过老田，万幸，他能无缘无故的把人气死。就拿昨天说吧。昨天是星期六，照例他休息半天。吃过了午饭，刷刷的下起雨来。老田进来了：“先生，打算跟您请长假！”为什么呢？“您看，今天该我歇半天，偏偏下雨！”“我没叫谁下雨呀！”我说。

“可是您叫我星期六休息，”他说。

“今天出不去，不会明天再补上吗？”我说。

“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今天我怎么办？”他说。“你上吊去，”我说。

“在哪儿上？”他说。

幸而二姐来了，把这一场给解说过去。我指给他一条路，叫他去睡觉。

我不知道他睡着了没有，不大一会儿他又进来了：“先生，打算跟您请长假！”

“又怎么了？”我说。

“您看，我刚要睡着，小球过来闻我的鼻子。”他说。“我没让小球闻你的鼻子，”我说。

“可是您叫我去睡觉，”他说。

“不爱睡就不用睡呀，”我说。

“大下雨的天，不睡干什么？”他说。

“我没求龙王爷下雨呀，”我说。

“可是您叫我星期六休息，”他说。

“好吧，你要走就走，给你两个月的工钱，”我说。

“您还得多给点，外边还有点零碎账儿，”他说。“有五块钱够不够？”我说。

“够了，”他说。

他拿着钱走出去。

雨小了，南边的天有裂开的样子。

老田抱着小球，在房檐下站着。站的工夫大了，我始终没答理他。他跟小球说开了：“小乖球，小白球，找先生去吧？”

我知道他是要进来找我。果然他搭讪着进来了。

“先生，天快晴了，我还是出去走一趟吧。”他说。“不请长假了？”我说。

他假装没听见。“先生，那五块钱我先拿着吧，家里今年麦秋收得不好。”

“那天你不是说麦子收得很好吗？”我说。

“那，我说的是别人家的麦子。”他说。

“好，去吧；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几个好桃儿来。”我说。“这几天没有好桃。”他说。

“你假装的给我找一下，找着呢就买，找不着拉倒。”我说。

“好吧。”他说；走了出去。

到夜里十一点，我睡了，他才回来。

“先生，给您桃儿，直找了半夜，才找到这么几个好的。”他在窗外说。

“先放着吧，”我说：“蹦蹦戏什么时候散的？”“刚散，”他说。

“你怎么听完了戏，又找了半夜的桃呢？”我说。“哪，我看见别人刚从戏棚里出来；我并没听去。”他说。

今天早晨起来，老田一趟八趟的往外跑，好象等着什么要紧的信或消息似的。

“老田，给我买来的桃呢？”我说。

“我这不是直给您在外边看着吗？等有好的过来给您买几个。”他说。

“那么昨天晚上你没买来？”我说。

“昨晚上您不是睡了吗？早晨买刚下树的多么好！”他说。

载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买彩票

在我们那村里，抓会赌彩是自古有之。航空奖券，自然的，大受欢迎。头彩五十万，听听！二姐发起集股合作，首先拿出大洋二角。我自己先算了一卦，上吉，于是拿了四角。和二姐算计了好大半天，原来还短着九元四才够买一张的。我和她分头去宣传，五十万，五十万，五十个人分，每人还落一万，二角钱弄一万！举村若狂，连狗都听熟了“五十万”，凡是说“五十万”的，哪怕是生人，也立刻摇尾而不上前一口把腿咬住。闹了整一个星期；十元算是凑齐；我是最大的股员。三姥姥才拿了五分，和四姨五姨共同凑了一股；她们还立了一本账簿。

上哪里去买呢？还得算卦。二姐不信任我的诸葛金钱课，花了五大枚请王瞎子占了个马前神课……利东北。城里有四家代售处；利成记在城之东北；决议，到利成记去买。可是，利成是四家买卖中最小的一号，只卖卷烟煤油，万一把十元拐去，或是卖假券呢！又送了王瞎子五大枚，从新另占。西北也行，他说；不但是行，他细掐过手指，还比东北好呢！西北是恒祥记，大买卖，二姐出阁时的缎子红被还是那儿买的呢。

谁去买？又是个问题。按说我是头号股员，我应当跑一趟。可是我是属牛的，今年是鸡年，总得找属鸡的，还得是男性，女性丧气。只有李家小三是鸡年生的，平日那些属鸡的好象都变了，找不着一个。小三自己去太不放心啊，于是决定另派二员金命的男人妥为保护。挑了吉日，三位进城买票。

票买来了，谁拿着呢？我们村里的合作事业有个特点，谁也不信任谁。经过三天三夜的讨论，还是交给了三姥姥，年高虽不见得必有德，可是到底手脚不利落，不至私自逃跑。

直到开彩那天，大家谁也没睡好觉。以我自己说，得了头彩——还能不是我们得吗？！——就分两万，这两万怎么花？买处小房，好，房的地点，样式，怎么布置，想了半夜。不，不买房子，还是作买卖好，于是铺子的地点、形式、种类，怎么赚钱，赚了钱以后怎样友展，又是半夜。天上的星星，河边的水泡，都看着象洋钱。清晨的鸟鸣，夜半的虫声，都说着“五十万”。偶尔睡着，手按在胸上，梦见一堆现洋压在身上，连气也出不得！特意买了一付骨牌，为是随时打卦。打了坏卦，不算，另打；于是打的都是好卦，财是发准了。

开奖了。报上登出前五彩，没有我们背熟了的那一号。房子，铺子……随着汗全走了。等六彩七彩吧，头五奖没有，难道还不中个小六彩？又算了一卦，上吉；六彩是五百，弄几块作件夏布大衫也不坏。于是一边等着六彩七彩的揭露，一边重读前五彩的号数，替得奖的人们想着怎么花用的方法，未免有些羡妒，所以想着想着便想到得奖人的乐极生悲，也许被钱烧死；自己没得也好；自然自己得奖也不见得就烧死。无论怎说，心中有点发堵。

六彩七彩也登出来了，还是没咱们的事，这才想起对尾子，连尾子都和我们开玩笑，我们的是个“三”，大奖的偏偏是个“二”。没办法！

二姐和我是发起人呀！三姥姥向我们俩要索她的五分。没法不赔她。赔了她，别人的二角也无意虚掷。二姐这两天生病，她就是有这个本事，心里一想就会生病。剩下我自己打发大家的二角。打发完了，二姐的病也好了，我呢，昨天夜里睡得很清甜。

载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论语》第二十四期

写信

写信是近代文化病之一，类似痢疾，一会儿一阵，每日若干次。可是如得其道，或可稍减痛苦。兹条列有效办法如下：

（一）给要人写信宜挂号，或快邮，以引起注意；要人每日接信甚多也。

（二）托人办事的信，莫等回值（参看第四条），应即速发第二封。第二封宜比第一封更客气；这样，或足使对方觉得不好意思不回信。

（三）托人办事的信，信封信纸均宜讲究，字勿潦草。顶好随寄些礼物。答友人求事函，虽利用讣文之空隙亦可。

（四）接信切勿于五日内回答，以免又惹起麻烦。尤其是托办事的信，搁下不答，也许就马虎过去；焉知求事的人不于最短期间已从别方面有了办法哉。如又得函催办前事，仍宜不答，似与之绝交者；直至你托他时，再恢复邦交。

（五）接不相识之人来信，不答；如呼老师，可报以短函。

（六）托人转信，须托比收信人地位高的。

（七）回信不必贴足邮票，不贴尤妙。

（八）为减少检信官员的疑心，书信宜用文言，问候语越多越好。

（九）故意接受检查（如骂人的祖宗函），信封上宜写某某女士收或发。

（十）挂号信勿落于太太之手，内或有汇票也。

（十一）索欠函或账条宜原物退回。

（十二）无论填写何项表格，“永久通信处”宜空着。

（十三）平安家信印好一千张，按时填发。本条极不适用于情书。

（十四）情书须与绝命书同时写好，以免临时赶作。

载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有声电影

二姐还没有看过有声电影。可是她已经有了一种理论。在没看见以前，先来一套说法，不独二姐如此，有许多伟人也是这样；此之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也。她以为有声电影便是电机答答之声特别响亮而已。要不然便是当电人——二姐管银幕上的英雄美人叫电人——互相巨吻的时候，台下鼓掌特别发狂，以成其“有声”。她确信这个，所以根本不想去看。本来她对电影就不大热心，每当电人巨吻，她总是用手遮上眼的。

但据说有声电影是有说有笑而且有歌。她起初还不相信，可是各方面的报告都是这样，她才想开开眼。

二姥姥等也没开过此眼，而二姐又恰巧打牌赢了钱，于是大请客。二姥姥三舅妈，四姨，小秃，小顺，四狗子，都在被请之列。

二姥姥是天一黑就睡，所以决不能去看夜场；大家决定午时出发，看午后两点半那一场。看电影本是为开心解闷，所以十二点动身也就行了。要是上车站接个人什么的，二姐总是早去七八小时的。那年二姐夫上天津，二姐在三天前就催他到车站去，恐怕临时找不到座位。

早动身可不见得必定早到；要不怎么越早越好呢。说是十二点走哇，到了十二点三刻谁也没动身。二姥姥找眼镜找了一刻来钟；确是不容易找，因为眼镜在她自己腰里带着呢。跟着就是三舅妈找钮子，翻了四只箱子也没找到，结果是换了件衣裳。四狗子洗脸又洗了一刻多钟，这还总算顺当；往常一个脸得至少洗四十多分钟，还得有门外的巡警给帮忙。

出发了。走到巷口，一点名，小秃没影了。大家折回家里，找了半点多钟，没找着。大家决定不看电影了，找小秃是更重要的。把新衣裳全脱了，分头去找小秃。正在这个当儿，小秃回来了；原来他是跑在前面，而折回来找她们。好吧，再穿好衣裳走吧，巷外有的是洋车，反正耽误不了。

二姥姥给车价还按着现洋换一百二十个铜子时的规矩，多一个不要。这几年了，她不大出门，所以老觉得烧饼卖三个大锅子一个不是件事实，而是大家欺骗她。现在拉车的三毛两毛向她要，也不是车价高了，是欺侮她年老走不动。她偏要走一个给他们瞧瞧。这一挂劲可有些“憧憬”：她确是有志向前迈步，不过脚是向前向后，连她自己也不准知道。四姨倒是能走，可惜为看电影特意换上高底鞋，似乎非扶着点什么不敢抬脚。她假装过去搀着二姥姥，其实是为自己找个靠头。不过大家看得很清楚，要是跌倒的话，这二位一定是一齐倒下。四狗子和小秃们急得直打蹦。

总算不离，三点一刻到了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映。这当然是电影院不对；难道不晓得二姥姥今天来么？二姐实在觉得有骂一顿街的必要，可是没骂出来，她有时候也很能“文明”一气。

既来之则安之，打了票。一进门，小顺便不干了，怕黑，黑的地方有红眼鬼，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去。二姥姥一看里面黑洞洞，以为天已经黑了，想起来睡觉的舒服；她主张带小顺回家。要是不为二姥姥，二姐还想不起请客呢。谁不知道二姥姥已经是土埋了半截的人，不看回有声电影，将来见阎王的时候要是盘问这一层呢？大家开了家庭会议。不行，二姥姥是不能走的。至于小顺，好办，买几块糖好了。吃糖自然便看不见红眼鬼了。事情便这样解决了。四姨搀着二姥姥，三舅妈拉着小顺，二姐招呼着小秃和四狗子。前呼后应，在暗中摸索，虽然有看座的过来招待，可是大家各自为政的找座儿，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离而复散，分而复合，主张不一，而又愿坐在一块儿。直落得二姐口干舌燥，二姥姥连喘带嗽，四狗子咆哮如雷，看座的满头是汗。观众们全忘了看电影，一齐恶声的“吃——”，但是压不下去二姐的指挥口令。二姐在公共场所说话特别响亮，要不怎样是“外场”人呢。

直到看座的电棒中的电已使净，大家才一狠心找到了座。不过，还不能这么马马虎虎的坐下。大家总不能忘了谦恭呀，况且是在公共场所。二姥姥年高有德，当然往里坐。可是二姥姥当着四姨怎肯以老卖老，四姨是姑奶奶呀；而二姐又是姐姐兼主人；而三舅妈到底是媳妇，而小顺子等是孩子；一部伦理从何处说起？大家打架似的推让，甚至把前后左右的观众都感化得直喊叫老天爷。好容易大家觉得让的已够上相当的程度，一齐坐下。可是小顺的糖还没有买呢！二姐喊卖糖的，真喊得有劲，连卖票的都进来了，以为是卖糖的杀了人。

糖买过了，二姥姥想起一桩大事——还没咳嗽呢。二姥姥一阵咳嗽，惹起二姐的孝心，与四姨三舅妈说起二姥姥的后事来。老人家象二姥姥这样的，是不怕儿女当面讲论自己的后事，而且乐意参加些意见，如“别的都是小事，我就是要个金九连环。也别忘了糊一对童儿！”这一说起来，还有完吗？一桩套着一桩，一件联着一件，说也奇怪，越是在戏馆电影场里，家事越显着复杂。大家刚说到热闹的地方，忽，电灯亮了，人们全往外走。二姐喊卖瓜子的；说起家务要不吃瓜子便不够派儿。看座的过来了，“这场完了，晚场八点才开呢。”

大家只好走吧。一直到二姥姥睡了觉，二姐才想起问三舅妈：“有声电影到底怎么说来着？”三舅妈想了想：“管它呢，反正我没听见。”还是四姨细心，她说她看见一个洋鬼子吸烟，还从鼻子里冒烟呢，“电影是怎样作的，多么巧妙哇，鼻子冒烟，和真的一样，你就说。”大家都赞叹不已。

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论语》第二十九期

科学救命

很想研究科学，这几天。要发明个机器。这个机器得小巧玲珑，至大也不过象个十支长城烟包，可以随身带着，而没有私携手枪的嫌疑。到应用的时候，只须用手一摸就得，不用转螺丝，通电流，或接天线地线等等。只要一根天地人三才中的“人线”就够了。用手一摸，碰上人线，手指一热，热到脑部，于是立刻就能有个好笑话——机器的用处。

近来实在需要这么个机器。你看，有人请吃饭，能不去吗？去了，酒过三杯，临座笑得象个蜜桃似的——请来个笑话！往四下一观，座中至少有两位已经听过咱的那些傻姑爷与十七字诗。没办法！即使天才真有那么大，现成的笑话总比自造的好。可是现在的笑话似乎老是那几个，而且听笑话的老有熟人。刚一张嘴就被熟人接过去了——又是那个傻姑爷呀？这还怎往下说！幸而没人插嘴，而有这么一两位两眼死盯着咱，因为笑话听过的，所以专看咱怎么张嘴与眨巴眼，于是把那点说笑话应有的得意劲儿完全给赶走了；没这股得意劲儿乘早不用说笑话！有的时候，咱刚说了头两句。一位熟人善意的笑了——那是个好笑话，老丈人揍傻姑爷，哈哈哈！不用再往下说了。气先泄了，还怎么说！这顿饭吃到肚中，至少得到医院去一趟。

回到家，孩子们都钻了被窝，可是没睡，专等咱带来落花生与柿饼儿。十回有九回，忘了带这些零碎；好吧，说个笑话。刚一张嘴，小将军们一齐下令——“不听那个臭的！”香的打哪儿来呢？说哪个，哪个是臭的，一点不将就，为说笑话，大人小孩都觉得人生没有多少意义；而且小孩一定发脾气，能哭上一个多钟头，一边哭一边嚷——不听那个臭笑话，不听！

到了学校，学生代表来了——先生，我们今天开联欢会，您说个笑话？趁早不用驳回，反正秩序单早已定好了。好吧，由脑子里的最下层，大概离头发还有三四里地，找出个带锈的笑话来。收拾了收拾，打磨了打磨，预备去说。秩序单上的笑林项下还有别人呢。他在前面，当然他先说。他一张嘴，咱的慢性盲肠炎全不发炎了，浑身冰凉。刚打磨好的笑话被他给说了。而且他说得非常的圆到，比咱想起来的多着好多花样；这不仅使咱发慌，而且觉得惭愧！轮到咱了，张着嘴练习“立正”吧。有什么办法呢？脑子最下层的东西被人抢去，只好由脊椎骨上找点话吧；这自然不是容易的事，也不十分舒服。好歹的敷衍了几句，不象笑话，不象故事，不象演说，什么也不象；本来吗，脊椎骨上的玩艺还能高明的了？咱的脸上笑着，别人的都哭丧着。说完了好大半天，大家想起鼓掌来，鼓得比呼吸的声音稍微大一些。

非发明个机器不可了！放在口袋里，用手一摸，脑中立刻一热，一亮，马上来个奇妙的笑话。不然，人生绝对幽默不了，而且要减寿十年。

打算先念中学物理教科书。

载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论语》第三十期

自传难写

自古道：今儿个晚上脱了鞋，不知明日穿不穿；天有不测的风云啊！为留名千古，似应早早写下自传；自己不传，而等别人偏劳，谈何容易！以我自己说吧，眼看就快四十了，万一在最近的将来有个山高水远，还没写下自传，岂不是大大的一个缺憾？！

可是，说起来就有点难受。自传不难哪，自要有好材料。材料好办；“好材料”，哼，难！自传的头一章是不是应当叙说家庭族系等等？自然是。人由何处生，水从哪儿来，总得说个分明。依写传的惯例说，得略述五千年前的祖宗是纯粹“国种”，然后详道上三辈的官衔，功德，与著作。至少也得来个“清封大夫”的父亲，与“出自名门”的母亲。没有这么适合体裁的双亲，写出去岂不叫人笑掉门牙！您看，这一招儿就把咱撅个对头弯；咱没有这种父母，而且准知道五千年前的祖宗不见得比我高明。好意思大书特书“清封普罗大夫”，与“出自不名之门”么？就是有这个勇气，也危险呀：普罗大夫之子共党耳，推出斩首，岂不糟了？！英雄不怕出身低，可也得先变成英雄啊。汉刘邦是小小的亭长，淮阴侯也讨过饭吃，可是人家都成了英雄，自然有人捧场喝彩。咱是不是英雄？对镜审查，不大象！

自传的头一章根本没着落。

再说第二章吧。这儿应说怎么降生：怎么在胎中多住了三个多月，怎么产房闹妖精，怎么天上落星星，怎么生下来啼声如豹，怎么左手拿着块现洋……我细问过母亲，这些事一概没有。母亲只说：生下来奶不足，常贴吃糕干——所以到如今还有时候一阵阵的发糊涂。

第二章又可以休矣。

第三章得说幼年入学的光景喽。“幼怀大志，寡言笑，囊萤刺股……”这多么好听！可是咱呢，不记得有过大志，而是见别人吃糖馅烧饼就馋得慌——到如今也没完全改掉。逃学的事倒不常干。而挨手板与罚跪说起来似乎并不光荣。第三章，即使勉强写出，也不体面。

没有前三章，只好由第四章写了，先不管有这样的书没有。这一章应写青春时期。更难下笔。假如专为泄气，又何必自传；当然得吹腾着点儿。事情就奇怪，想吹都吹不起来。人家牛顿先生看苹果落地就想起那么多典故来，我看见苹果落地——不，不等它落地就摘下来往嘴里送。青春时期如此，现在也没长进多少，不但没作过惊天动地的事，而且没有存过惊天动地的心。偶尔大喊一声，天并不惊；跺地两脚，地也不动。第四章又是糖心的炸弹，没响儿！

以下就不用说了，伤心！

自传呢，下世再说。好在马上为善，或者还不太晚，多积点阴功，下辈子咱也生在贵族之家，专是自传的第一章就能写八万字。气死无数小布尔乔亚。等着吧，这个事是急不得的。

载一九三四年一月《大众画报》第三期

一九三四年计划

没有职业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计划——找到事再说。找到了事作，生活较比的稳定了，野心与奢望又自减缩——混着吧，走到哪儿是哪儿；于是又忘了计划。过去的几年总是这样，自己也闹不清是怎么过来的。至于写小说，那更提不到计划。有朋友来信说“作”，我就作；信来得太多了呢，便把后到的辞退，说上几声“请原谅”。有时候自己想写一篇，可是一搁便许搁到永远。一边作事，一边写作，简直不是回事儿！

一九三四年了，恐怕又是马虎的过去。不过，我有个心愿：希望能在暑后不再教书，而专心写文章，这个不是容易实现的。自己的负担太重，而写文章的收入又太薄；我是不能不管老母的，虽然知道创作的要紧。假如这能实现，我愿意暑后到南方去住些日子；杭州就不错，那里也有朋友。

不论怎样吧，这是后半年的话。前半年呢，大概还是一边教书，一边写点东西。现在已经欠下了好几个刊物的债，都该在新年后还上，每月至少须写一短篇。至于长篇，那要看暑假后还教书与否；如能辞退教职，自然可以从容的乱写了。不能呢，长篇即没希望。我从前写的那几本小说都成于暑假与年假中，因除此再找不出较长的时间来。这么一来，可就终年苦干，一天不歇。明年暑假决不再这么干，我的身体实在不能说是很强壮。春假想去跑泰山，暑假要到非避暑的地方去避暑——真正避暑的地方不是为我预备的。我只求有个地点休息一下，暑一点也没关系。能一个月不拿笔，就是死上一回也甘心！

提到身体，我在四月里忽患背痛，痛得翻不了身，许多日子也不能“鲤鱼打挺”。缺乏运动啊。篮球足球，我干不了，除非有意结束这一辈子。于是想起了练拳。原先我就会不少刀枪剑戟——自然只是摆样子，并不能去厮杀一阵。从五月十四开始又练拳，虽不免近似义和团，可是真能运动运动。因为打拳，所以起得很早；起得早，就要睡得早；这半年来，精神确是不坏，现在已能一气练下四五趟拳来。这个，我要继续下去，一定！

自从我练习拳术，舍猫小球也胖了许多，因我一跳，她就扑我的腿，以为我是和她玩耍呢。她已一岁多了，尚未生小猫。扑我的腿，和有时候高声咪喵，或系性欲的压迫，我在来年必须为她定婚，这也在计划之中。

至于钱财，我向无计划。钱到手不知怎么就全另找了去处。来年呢，打算要小心一些。书，当然是要买的。饭，也不能不吃。要是俭省，得由零花上设法。袋中至多只带一块钱是个好办法；不然，手一痒则钞票全飞。就这样吧，袋中只带一元，想进铺子而不敢，则得之矣。

这象个计划与否，我自己不知道。不过，无论怎样，我是有志向善，想把生活“计划化”了。“计划化”惯了，生命就能变成个计划。将来不幸一命身亡，会有人给立一小块石碑，题曰“舒计划葬于此”。新年不宜说丧气话，那么，取销这条。

载一九三四年一月《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期

新年的二重性格

一想到新年，不知怎么心里就要喜欢一下，同时又有点胆战心惊：好象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味儿。喜的什么呢？很难说；大概是一种遗传病，到了新年总得喜欢。忧，这个很简单，怕讨债的。这是新年的二重性格。

想个什么法儿，能把这二重性格改成一重呢？我不算不聪明，我曾把极不一致的道理设法调和起来，如把一元论和二元论改为“一元半论”，可是我想不出法儿使新年只有喜，而无忧。

幽默也不行，讨债的人好象最不懂幽默。你越说轻松可笑的话，他越跟你瞪眼。他非看见钱不笑。你要跟他瞪眼呢，那就更糟，他似乎和巡警是亲戚，一招呼就来。

似乎根本不应当借债。没有亏空，到了新年自然是高高兴兴；新年本来应该高高兴兴。可是有一层，不借债在理论上是很好喽，实际上作得到么。假如有一天两手空空，肚子乱叫，你怎办？为求新年的无忧而一定不去借钱，你就活不到新年了。这个不能不算计好了。为过新年而先把命丧了，幽默倒还幽默，可是犯得着这么幽默吗？圣人有云，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句有味儿的话。

有债随时还，不要都积到新年，似乎是个好方法。可是谁有这份能力呢。今天借了，明天还上，那满可以不借。借，就是因为有个长期间不还的享受，于是一压便压到新年。谁也没想到新年来得这么快！

取销新年呢，照样的不是办法。你自己取销了新年，新年还是到时候就来。债权者即便健忘，说什么也忘不了新年讨债。

说来说去还是没办法。如果非把新年的二重性格减去一重不可，似乎只好减去“喜”的那一面。在新年的前半月，就应当皱上眉头，表示无论如何也不喜。那么，讨债的到了家门，自然视若无物。假若他看不出你的眉头是自杀的标志，你满可以当着他的面上一回吊。这倒许引起他的幽默，而展限到端阳节再说。若是他不肯这么办呢，你上吊就完了，反正你已经承认新年是有忧无喜，生死还有什么多大的关系。这似乎不象仁者之言，可是世界就这个样，有什么好办法呢？好死不如赖活着；到了要命的关头，也就无法。

载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新年醉话

大新年的，要不喝醉一回，还算得了英雄好汉么？喝醉而去闷睡半日，简直是白糟蹋了那点酒。喝醉必须说醉话，其重要至少等于新年必须喝醉。

醉话比诗话词话官话的价值都大，特别是在新年。比如你恨某人，久想骂他猴崽子一顿。可是平日的生活，以清醒温和为贵，怎好大睁白眼的骂阵一番？到了新年，有必须喝醉的机会，不乘此时节把一年的“储蓄骂”都倾泻净尽，等待何时？于是乎骂矣。一骂，心中自然痛快，且觉得颇有英雄气概。因此，来年的事业也许更顺当，更风光，在元旦或大年初二已自诩为英雄，一岁之计在于春也。反之，酒只两盅，菜过五味，欲哭无泪，欲笑无由。只好哼哼唧卿噜哩噜苏，如老母鸡然，则癞狗见了也多咬你两声，岂能成为民族的英雄？

再说，处此文明世界，女扮男装。许多许多男子大汉在家中乾纲不振。欲恢复男权，以求平等，此其时矣。你得喝醉哟，不然哪里敢！既醉，则挑鼻子弄眼，不必提名道姓，而以散文诗冷嘲，继以热骂：头发烫得象鸡窝，能孵小鸡么？曲线美，直线美又几个钱一斤？老子的钱是容易挣得？哼！诸如此类，无须管层次清楚与否，但求气势畅利。每当少为停顿，则加一哼，哼出两道白气，这么一来，家中女性，必都惶恐。如不惶恐，则拉过一个——以老婆为最合适——打上几拳。即使因此而罚跪床前，但床前终少见证，而醉骂则广播四邻，其声势极不相同，威风到底是男子汉的。闹过之后，如有必要，得请她看电影；虽发是鸡窝如故，且未孵出小鸡，究竟得显出不平凡的亲密。即使完全失败，跪在床前也不见原谅，到底酒力热及四肢，不至着凉害病，多跪一会儿正自无损。这自然是附带的利益，不在话下。无论怎说，你总得给女性们一手儿瞧瞧，纵不能一战成功，也给了她们个有力的暗示——你并不是泥人哟。久而久之，只要你努力，至少也使她们明白过来：你有时候也曾闹脾气，而跪在床前殊非完全投降的意思。

至若年底搪债，醉话尤为必需。讨债的来了，见面你先喷他一口酒气，他的威风马上得低降好多，然后，他说东，你说西，他说欠债还钱，你唱《四郎探母》。虽曰无赖，但过了酒劲，日后见面，大有话说。此“尖头曼”之所以为“尖头曼”也。

醉话之功，不止于此，要在善于运用。秘诀在这里：酒喝到八成，心中还记得“莫谈国事”，把不该说的留下；可以说的，如骂友人与恫吓女性，则以酒力充分活动想象力，务使自己成为浪漫的英雄。骂到伤心之处，宜紧紧摇头，使眼泪横流，自增杀气。

当是时也，切莫题词寄信，以免留叛逆的痕迹。必欲艺术的发泄酒性，可以在窗纸上或院壁上作画。画完题“醉墨”二字，豪放之情乃万古不朽。

载一九三四年一月《矛盾》第二卷第五期原注：《矛盾月刊》新年特大号向我要文章。写小说吧，没工夫；作诗，又不大会。就寄了这么几句，虽然没有半点艺术价值，可是在实际上不无用处。如有仁人君子照方儿吃一剂，而且有效，那我要变成多么有光荣的我哟！一九三四年节——作者。

特大的新年

一到新年，家家刊物必要特大起来。除夕的团圆饭不是以把肚皮撑至瓮形为原则么？刊物特大，那么，也是理之当然。可是，来了个问题：比如您的肚皮在除夕忽然特大，元旦清晨必须到庄前庄后游散一番，以便蹓饭，而免停食着凉。您还顾得读特大的刊物？元旦因散步的结果，肚皮有紧缩之势，可是初二祭财神，您还能讲君子食无求饱？绝对不能。为人情，为家庭，为社会国家，您还非再足吃一顿不可。于是肚皮再涨，或且较前为甚。吃饱了发困，连打牌也许牺牲了，还能读特大的刊物？又曰不能。紧接着就是拜年，逛庙，接姑奶奶，看花灯，吃汤圆，按着旧规矩说，非到开印大吉那天不能得闭。现今虽不封印开印，可是也不能把“大吉”推出斩首。今虽庆祝国历新年，但把旧俗拉扯过来，决无恶意。那么，特大的刊物在什么时候去读？设若刊物特大是为艺术而艺术，不管有人读与否，反正得心到神知，以便与瓮形肚皮比比曲线美，那就有点大而无当。谁能买个头号的留声机，放在屋里，永远不动，专为威镇客厅？

总得想个办法才是。

办法并不难想，把新年也特大起来就是了。自天子以至庶人全歇上三个月，一个半月过年，一个半月读特大的刊物。于是肚与脑得平均发展，既不至得大肚子痞积，又不能患脑病，何乐而不为？怎见得？有诗为证：肚子撑圆是繁荣的象征，扩大了新年便是丰富了生命。

吃、喝、玩、乐，还看看刊物的插图。

是天下太平，是文化提高的铁证。

人岂是为面包而生，

大酒大肉方是英雄的本性。

快活吧，有了特大的新年，请将脑子象肚子那样活动。

过了两月，你会肥美如猪，自备的火腿往嘴里送。

快活吧，这是地上的天堂，雨顺风调，普天同庆，民安国泰，百福并臻，快活吧，管他肚子痛不痛！

载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论语》第三十二期

观画记

看我们看不懂的事物，是很有趣的；看完而大发议论，更有趣。幽默就在这里。怎么说呢？去看我们不懂得的东西，心里自知是外行，可偏要装出很懂行的样子。譬如文盲看街上的告示，也歪头，也动嘴唇，也背着手；及至有人问他，告示上说的什么，他答以正在数字数。这足以使他自己和别人都感到笑的神秘，而皆大开心。看完再对人讲论一番便更有意思了。譬如文盲看罢告示，回家对老婆大谈政治，甚至因意见不同，而与老婆干起架来，则更热闹而紧张。新年前，我去看王绍洛先生个人展览的西画。济南这个地方，艺术的空气不象北平那么浓厚。可是近来实在有起色，书画展览会一个接着一个的开起来。王先生这次个展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只要有图画看，我总得去看看。因为我对于图画是半点不懂，所以我必须去看，表示我的腿并不外行，能走到会场里去。一到会场，我很会表演。先在签到簿上写上姓名，写得个儿不小，以便引起注意而或者能骗碗茶喝。要作品目录，先数作品的号码，再看标价若干，而且算清价格的总积：假如作品都售出去，能发多大的财。我管这个叫作“艺术的经济”。然后我去看画。设若是中国画，我便靠近些看，细看笔道如何，题款如何，图章如何，裱的绫子厚薄如何。每看一项，或点点头，或摇摇首，好象要给画儿催眠似的。设若是西洋画，我便站得远些看，头部的运动很灵活，有时为看一处的光线，能把耳朵放在肩膀上，如小鸡蹭痒痒然。这看了一遍，已觉有点累得慌，就找个椅子坐下，眼睛还盯着一张画死看，不管画的好坏，而是因为它恰巧对着那把椅子。这样死盯，不久就招来许多人，都要看出这张图中的一点奥秘。如看不出，便转回头来看我，似欲领教者。我微笑不语，暂且不便泄露天机。如遇上熟人过来问，我才低声的说：“印象派，可还不到后期，至多也不过中期。”或是：“仿宋，还好；就是笔道笨些！”我低声的说，因为怕叫画家自己听见；他听不见呢，我得唬就唬，心中怪舒服的。

其实，什么叫印象派，我和印度的大象一样不懂。我自己的绘画本事限于画“你是王八”的王八，与平面的小人。说什么我也画不上来个偏脸的人，或有四条腿的椅子。可是我不因此而小看自己；鉴别图画的好坏，不能专靠“像不像”；图画是艺术的一支，不是照相。呼之为牛则牛，呼之为马则马；不管画的是什么，你总得“呼”它一下。这恐怕不单是我这样，有许多画家也是如此。我曾看见一位画家在纸上涂了几个黑蛋，而标题曰“群雏”。他大概是我的同路人。他既然能这么干，怎么我就不可以自视为天才呢？那么，去看图画；看完还要说说，是当然的。说得对与不对，我既不负责任，你干吗多管闲事？这不是很逻辑的说法吗？

我不认识王绍洛先生。可是很希望认识他。他画得真好。我说好，就是好，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爱什么，什么就好，没有客观的标准。“客观”，顶不通。你不自己去看，而派一位代表去，叫作客观；你不自己去上电影院，而托你哥哥去看贾波林，叫作客观；都是傻事，我不这么干。我自己去看，而后说自己的话；等打架的时候，才找我哥哥来揍你。

王先生展览的作品：油画七十，素描二十四，木刻七。在量上说，真算不少。对于木刻，我不说什么。不管它们怎样好，反正我不喜爱它们。大概我是有点野蛮劲，爱花红柳绿，不爱黑地白空的东西。我爱西洋中古书籍上那种绘图，因为颜色鲜艳。一看黑漆的一片，我就觉得不好受。木刻，对于我，好象黑煤球上放着几个白元宵，不爱！有人给我讲过相对论，我没好意思不听，可是始终不往心里去；不论它怎样相对，反正我觉得它不对。对木刻也是如此，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还是黑煤球上放白元宵。对于素描，也不爱看，不过瘾；七道子八道子的！

我爱那些画。特别是那些风景画。对于风景画，我爱水彩的和油的，不爱中国的山水。中国的山水，一看便看出是画家在那儿作八股，弄了些个起承转合，结果还是那一套。水彩与油画的风景真使我接近了自然，不但是景在那里，光也在那里，色也在那里，它们使我永远喜悦，不象中国山水画那样使我离开自然，而细看笔道与图章。这回对了我的劲，王先生的是油画。他的颜色用得真漂亮，最使我快活的是绿瓦上的那一层嫩绿——有光的那一块儿。他有不少张风景画，我因为看出了神，不大记得哪张是哪张了。我也不记得哪张太刺眼，这就是说都不坏，除了那张《汇泉浴场》似乎有点俗气。那张《断墙残壁》很好，不过着色太火气了些；我提出这个，为是证明他喜欢用鲜明的色彩。他是宜于画春夏景物的，据我看。他能画得干净而活泼；我就怕看抹布颜色的画儿。

关于人物，《难民》与《忏悔》是最惹人注意的。我不大爱那三口儿难民，觉得还少点憔悴的样子。我倒爱难民背后的设景：树，远远的是城，城上有云；城和难民是安定与漂流的对照，云树引起渺茫与穷无所归之感。《官邸与民房》也是用这个结构——至少是在立意上。最爱《忏悔》。裸体的男人，用手捧着头，头低着。全身没有一点用力的地方，而又没一点不在紧缩着，是忏悔。此外还有好几幅裸体人形，都不如这张可喜。永不喜看光身的大肿女人，不管在技术上有什么讲究，我是不爱看“河漂子”的。

花了两点钟的工夫，还能不说几句么？于是大发议论，大概是很臭。不管臭不臭吧，的确是很佩服王先生。这决不是捧场；他并没见着我，也没送给我一张画。我说他好歹，与他无关，或只足以露出我的臭味。说我臭，我也不怕，议论总是要发的。伟人们不是都喜欢大发议论么？

载一九三四年二月《青年界》第五卷第二期

大发议论

过年是一种艺术。咱们的先人就懂得贴春联，点红灯，换灶王像，馒头上印红梅花点，都是为使一切艺术化。爆竹虽然是噪音，但“灯儿带炮”便给声音加上彩色，有如感觉派诗人所用的字眼儿。盖自有史以来，中国人本是最艺术的，其过年比任何民族都更复杂，热闹，美好，自是民族之光，亦理所当然。

以烹调而言，上自龙肝凤肺，下至姜蒜大葱，无所不吃，且都有奇妙的味道。拿板凳腿作冰激凌，只要是中国人做的，给欧西的化学家吃，他也得莫名其妙，而连声夸好；即使稍有缺点，亦不过使肚子微痛一阵而已。吃了老鼠而再吃猫，既不辨其为鼠为猫，且不在肚中表演猫捕鼠的游戏，是之谓巧夺天工。烹调的方法既巧夺天工。新年便没法儿不火炽，没法儿不是艺术的。一碗清汤，两片牛肉，而后来个硬凉苹果，如西洋红毛鬼子的办法，只足引起伤心，哪里还有心肠去快活。反之，酒有茵陈玫瑰和佛手露，佐以蜜饯果儿——红的是山楂糕，绿的是青梅，黄的是桔饼，紫的是金丝蜜枣，有如长虹吹落，碎在桌上，斑斑块块如灿艳群星，而到了口中都甜津津的，不亦乐乎！加以八碟八碗，或更倍之，各发异香，连冒出的气儿都婉转缓腻，不象馒头揭锅，热气立散；于是吃一看二，咽一块不能不点点头，喝一口不能不咂咂嘴；或汤与块齐尝，则顺流而下，不知所之，岂不快哉！脑与口与肚一体舒畅，宜乎行令猜拳，吃个七八小时也。这是艺术。做得艺术，吃得艺术，于是一肚子艺术，而后题诗壁上，剪烛梅前，入了象牙之塔，出了象牙之狗，美哉新年也！

这不过略提了提“吃”，已足使弱小民族垂涎三尺，而万国来朝。至若吃饱喝足，面色微紫，或看牌，或掷骰，或顶牛，勾心斗角，各运心思，赢了微笑，输急才骂“妈的”；至若穿新衣，逛花灯，看亲戚，接姑奶奶与小外甥……只好从略，只好从略，以免六国联军又打天津。因羡生妒，至蛮不讲理，往往有之。

到了现在，过年的艺术不但在质上，就是在量上，也正在迈进。以次数说，新年起码有两个，增多了一倍。活个七老八十，而能过一百好几十次新年，正是：五风十雨皆为瑞，一岁双年总是春。

人生七十古来稀，到而今，活五十岁而过一百次年，活不到七十也没多大关系了。这顺手儿就解决了人口过剩问题，因为活到四五十岁，已经过了一百来回年，在价值上总算过得去了；那么，五十多而仍不死，就满可以立下遗嘱，而后把自己活埋了。不过，这是附带的话；如不愿活埋呢，也无须一定这么办，活着也好。书归正传：两个新年，先过国历新年，然后再过“家历”新年。二者之间隔着那么几十天，恰好藕断丝连，顾此而不失彼，是诗意的跌宕，是艺术的沉醉，是电影的广告！前前后后三个来月，甚至于可以把冬至的馄饨接上端阳的粽子，而后紧跟着去到青岛避暑。天哪，感谢你使我们生活在中国！

可是，人心不同，也有不这样看的。记得去年在我们镇上，铺户都在“家历”新年关上了门。小徒弟们在铺内敲锣打鼓，掌柜们把脸喝得怪红。邻家二大妈一向失于修饰，也戴上了朵小红绢石榴花。私塾中的学童们把《三字经》等放在神龛后面，暂由财神奶奶妥为照管。洋学堂的秀才们也回来凑热闹，过了灯节还舍不得走。这本是为艺术而艺术，并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地方。哪知道，镇上有位爱国志士发了议论：爱国的人应当遵守国历；再说，国历是最科学的。

我也说了话。我既也是镇上的圣人之一，自然不能增他人的锐气而减自己的威风。你看，大家听了志士的议论，虽然过年如故，可是心中有点不自在。我们镇上的人向来不提倡仇货；也不赞成妇女放脚，因为缠脚是更含有国货的意味。他们不甘于作不爱国的人，但是，他们没话反攻，而爱国志士就鼻孔朝天的得意起来。我不能不开口了！我说：过年是种艺术，谈不到科学；谁能在除夕吃地质学，喝王水，外加安米尼亚？再说，国历是科学的，连洋鬼子都知道，难道堂堂的天朝选民就不晓得？二月是二十八天，正合二十八宿，中西正是一理，不过，科学是日新月异的，将来一高兴，也许二月剩八天，巧合八卦图，而十二月来上五六十来天！再说，家历月月十五有圆月，而国历月月十五有圆太阳，阳胜于阴，理当乾纲大振，大家不怕老婆。可惜，圆月之外还有新月半月等等，而太阳没有出过太阳牙。

连邻家二大妈也听出我这一套是暗含讥讽，马上给我送过来一大盘年糕；虽然我看出糕的一角似被老鼠啃去，也还很感激她。她的话比年糕的价值还大。她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假如十五没月亮，这两句古语从何应验？还有，腊月三十要是出了圆月，咱们是过年好呢，还是拜月好呢？二大妈的话实在有理。于是设法传到爱国志士耳中，省得叫他目空一切。二大妈至少比他多吃过二三十年的年糕，这不是瞎说的。

他似乎也看出八月十五云遮月的重要，可是仍然不服气。他带着讽刺的味儿说：为什么不可以把吃喝玩乐都放在国历新年；莫非是天气不够冷的？

我先回答了他这末一句。对于此点我更有话说。过去的经验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大有用处；你看，我恰巧在南洋过过一次年。在那里，元旦依然是风扇与冰激凌的天气。大家赤着脚，穿着单衫，可是拚命的放爆竹，吃年糕，贴对子，买牡丹，祭财神。天气和六月里一样，而过年还是过年。这不是冷不冷的问题。冷也得过年，热也得过年，过年是种艺术，与寒暑表的升降无关。

至于为什么不把吃喝玩乐都放在国历新年，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表示爱国，为表示科学化，我们都应当遵守国历；国历国科国学国民等等本来自成一系统。严格的说，一个国民而不欢欢喜喜的过下儿国历新年，理当斩首，号令国门。可是有一层，人当爱国，也当爱家。齐家而后能治国；试看古今多少英雄豪杰，哪个不是先把钱搂到家中，使家族风光起来，而后再谈国事？因此，国历与家历应当两存；到爱国的时候就爱国，到爱家的时候便爱家，这才称得起是圣之时者。你真要在家历新年之际，三过其门而不入，留神尊夫人罚你跪下顶灯三小时；大冷的天，不是玩的！这不是要哪个与不要哪个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好与哪个坏的问题，而是应当下一番工夫去研究怎样过新新年，与怎样过旧新年。二者的历史不同。性质不同，时间不同，种类不同，所以过法也得不同。把旧艺术都搬到新节令上来，不但是显着驴唇不对马嘴，而且是自己剥夺了生命的享受。反之，顺着天时地利与人和，各有各的办法，各有各的味道，才能算作生活的艺术。

以国历新年说吧。过这个年得带洋味，因为它是洋钦天监给规定的。在这个新年，见面不应说“多多发财”，而须说“害怕扭一耳”。非这么办不可，你必须带出洋味，以便别于家历新年。该新则新，该旧则旧，这一向是我们的长处。你自己穿洋服去跳舞，而叫小脚夫人在家中啃窝窝头，理当如此。过年也是这样。那么，过国历新年，应在大街上高搭彩牌，以示普天同庆。大家到大饭店去喝香槟。然后，去跳舞一番，或凑几个同志打打微高尔夫。约女朋友看看电影，或去听听西洋音乐，吃些块奶油巧古力，也不失体统。若能凑几个人演一出三幕戏，偏请女客为自己来鼓掌，那更有意思。不必去给父亲拜年，你父亲自然会看到你在报纸上登的贺年小广告。可是见着父亲的时候别忘了说“害怕扭一耳”。你应当作一身新洋服。总之，你要在这个时节充分的表现出来，你是爱国，你懂得新事，你会跳舞，你会溜冰。这个年要过得似乎是洋鬼子，又不十分象；不象吧，又象。这也是一种艺术。若以酒类作喻，这是啤酒。虽然是酒，可又象汽水。拿准这个尺寸，这个新年正大有滋味，你要是不过它一下，你便永远摸不清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说到这儿，你顶好给美国总统写个贺年片，贴足邮票寄去。他要是不回拜的话，那是他的错儿，你居心无愧。

这么过了一个年，然后再等过那一个，艺术上的对照法。一个是浪漫的，摩登的，香槟与裸体美人的；一个是写实的，遗传的，家长里短的。你身过二年，胃收百味，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活水，是香槟与陈绍的产儿，是一切的一切！

应当再说怎过旧新年。不过，你早就知道。只须告诉你一句：无论是在哪个新年，总不应该还债。还有一句——只是一句了——在旧新年元旦出门，必先看好喜神是在哪一方；国历新年则不受此限制，你拿着顶出来也好。

爱国志士听了这一番高论，茅塞一顿一顿的都开了，托二大妈来约我去打几圈小麻雀，遂单刀赴会焉。

载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论语》第三十五期

考而不死是为神

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象人了，而把脑子严格的分成若干小块块。一块装历史，一块装化学，一块……

比如早半天考代数，下午考历史，在午饭的前后你得把脑子放在两个抽屉里，中间连一点缝子也没有才行。设若你把X＋Y和一八二八弄到一处，或者找唐朝的指数，你的分数恐怕是要在二十上下。你要晓得，状元得来个一百分呀。得这么着：上午，你的一切得是代数，仿佛连你是黄帝的子孙，和姓字名谁，全根本不晓得。你就象刚由方程式里钻出来，全身的血脉都是X和Y。赶到刚一交卷，你立刻成了历史，向来没听说过代数是什么。亚力山大，秦始皇等就是你的爱人，连他们的生日是某年某月某时都知道。代数与历史千万别联宗，也别默想二者的有无关系，你是赴考呀，赴考的期间你别自居为人，你是个会吐代数，吐历史的机器。

这样考下去，你把各样功课都吐个不大离，好了，你可以现原形了；睡上一天一夜，醒来一切茫然，代数历史化学诸般武艺通通忘掉，你这才想起“妹妹我爱你”。这是种蛇脱皮的工作，旧皮脱尽才能自由；不然，你这条蛇不曾得到文凭，就是你爱妹妹，妹妹也不爱你，准的。

最难的是考作文。在化学与物理中间，忽然叫你“人生于世”。你的脑子本来已分成若干小块，分得四四方方，清清楚楚，忽然来了个没有准地方的东西，东扑扑个空，西扑扑个空，除了出汗没有合适的办法。你的心已冷两三天，忽然叫你拿出情绪作用，要痛快淋漓，慷慨激昂，假如题目是“爱国论”，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的心要是不跳吧，笔下便无血无泪；跳吧，下午还考物理呢。把定律们都跳出去，或是跳个乱七八糟，爱国是爱了，而定律一乱则没有人替你整理，怎办？幸而不是爱国论，是山中消夏记，心无须跳了。可是，得有诗意呀。仿佛考完代数你更文雅了似的！假如你能逃出这一关去，你便大有希望了，够分不够的，反正你死不了了。被“人生于世”憋死，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说回来，考试制度还是最好的制度。被考死的自然无须用提。假若考而不死，你放胆活下去吧，这已明明告诉你，你是十世童男转身。

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论语》第四十四期

小病

大病往往离死太近，一想便寒心，总以不患为是。即使承认病死比杀头活埋剥皮等死法光荣些，到底好死不如歹活着。半死不活的味道使盖世的英雄泪下如涌呀。拿死吓唬任何生物是不人道的。大病专会这么吓唬人，理当回避，假若不能扫除净尽。

可是小病便当另作一说了。山上的和尚思凡，比城里的学生要厉害许多。同样，楚霸王不害病则没得可说，一病便了不得。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微微暗些，然后再明起来，则暗得有趣，而明乃更明；且至明过了度，忽然烧断，如百烛电灯泡然。这个，照直了说，便是小病的作用。常患些小病是必要的。

所谓小病，是在两种小药的能力圈内，阿司匹灵与清瘟解毒丸是也。这两种药所不治的病，顶好快去请大夫，或者立下遗嘱，备下棺材，也无所不可，咱们现在讲的是自己能当大夫的“小”病。这种小病，平均每个半月犯一次就挺合适。一年四季，平均犯八次小病，大概不会再患什么重病了。自然也有爱患完小病再患大病的人，那是个人的自由，不在话下。

咱们说的这类小病很有趣。健康是幸福；生活要趣味。所以应当讲说一番：

小病可以增高个人的身分。不管一家大小是靠你吃饭，还是你白吃他们，日久天长，大家总对你冷淡。假若你是挣钱的，你越尽责，人们越挑眼，好象你是条黄狗，见谁都得连忙摆尾；一尾没摆到，即使不便明言，也暗中唾你几口。不大离的你必得病一回，必得！早晨起来，哎呀，头疼！买清瘟解毒丸去，还有阿司匹灵吗？不在乎要什么，要的是这个声势，狗的地位提高了不知多少。连懂点事的孩子也要闭眼想想了——这棵树可是倒不得呀！你在这时节可以发散发散狗的苦闷了，卫生的要术。你若是个白吃饭的，这个方法也一样灵验。特别是妈妈与老嫂子，一见你真需要阿司匹灵，她们会知道你没得到你所应得的尊敬，必能设法安慰你：去听听戏，或带着孩子们看电影去吧？她们诚意的向你商量，本来你的病是吃小药饼或看电影都可以治好的，可是你的身份高多了呢。在朋友中，社会中，光景也与此略同。

此外，小病两日而能自己治好，是种精神的胜利。人就是别投降给大夫。无论国医西医，一律招惹不得。头疼而去找西医，他因不能断证——你的病本来不算什么——一定嘱告你住院，而后详加检验，发现了你的小脚指头不是好东西，非割去不可。十天之后，头疼确是好了，可是足指剩了九个。国医文明一些，不提小脚指头这一层，而说你气虚，一开便是二十味药，他越摸不清你的脉，越多开药，意在把病吓跑。就是不找大夫。预防大病来临，时时以小病发散之，而小病自己会治，这就等于“吃了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有宜注意者：不当害这种病时，别害。头疼，大则失去一个王位，小则能惹出是非。设个小比方：长官约你陪客，你说头疼不去，其结果有不易消化者。怎样利用小病，须在全部生活艺术中搜求出来。看清机会，而后一想象，乃由无病而有病，利莫大焉。

这个，从实际上看，社会上只有一部分人能享受，差不多是一种雅好的奢侈。可是，在一个理想国里，人人应该有这个自由与享受。自然，在理想国内也许有更好的办法；不过，什么办法也不及这个浪漫，这是小品病。

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人间世》第七期

神的游戏

戏剧不是小说。假若我是个木匠；我一定说戏剧不是大锯。由正面说，戏剧是什么，大概我和多数的木匠都说不上来。对戏剧我是头等的外行。

可是，我作过戏剧。这只有我和字纸篓知道。看别人写戏，我也试试，正如看别人下海，我也去涮涮脚。原来戏剧和小说不是一回事。这个发现，多少是恼人的。

“小说是袖珍戏园”。不错。连卖瓜子的打手巾把的都有地位。形容那位睡着了的观客，和他的梦，都无所不可。一出戏，非把卖瓜子的逐出去不可，那位作梦的先生也该枪毙。戏剧限于台上加点玩艺，而且必定不许台下有人睡觉。一些布景，几个人，说说笑笑或哭哭啼啼，这要使人承认是艺术；天哪，难死人也，景片的绳子松了一些，椅子腿有点活动，都不在话下；她一个劲儿使人明白人生，认识生命，拿揭显代替形容，拿吵嘴当作说理，这简直不可能。可是真有会干这个的！

设若戏剧是“一个”人的发明，他必是个神。小说，二大妈也会是发明人。从头说起吧。立意有了，人物，地点，时间，也都有了，这不应很乐观么？是。于是提起笔来，终于放下，让谁先出来呢？设若是小说，我就大有办法。我能叫一混成旅一齐出来，也能叫一个人没有而大讲秋天的红叶。戏剧家必是个神，他晓得而且毫不迟疑的怎样开始。他似乎有件法宝，一祭起便成了个诛仙阵，把台下的观众灵魂全引进阵去。并且是很简单呀，没有说明书，没有开场词，没有名人的介绍；一开幕便单摆浮搁的把阵式列开，一两个回合便把人心捉住，拿活人演活人的事，而且叫台下的活人郑重其事的感到一些什么，傻子似的笑或落泪。这个本事是真本事，我只能使眼前的白纸老那么白着吧。请想，我面对面的，十二分诚恳的，给二大妈述说一件事，她还不能明白，或是不愿听；怎样将两个人放在台上交谈一阵，就使他明白而且乐意听呢？大概不是她故意与我作难，就是我该死。

勉强的打了个头儿。一开幕，一胖一瘦在书房内谈话，窗外有片雪景，不坏。胖子先说话，瘦子一边听一边看报。也好。谈了两三分钟，胖子和瘦子的话是一个味儿，话都非常的漂亮，只是显不出胖子是怎样个人，瘦子是怎么个人。把笔放下，叹气。

过了十分钟，想起来了。该上女角了。女角一露面，胖子和瘦子之间便起了冲突，一起冲突便有了人格。好极了。女角出来了。她也加入谈话，三个人说的都一个味儿，始终是白开水。她打扮得很好，长得也不坏，说话也漂亮；她是怎么个人呢？没办法。胖子不替她介绍，瘦子也不管详述家谱，她自己更不好意思自述。这位救命星原来也是木头的。字纸篓里增多了两三张纸。

天才不应当承认失败，再来。这回，先从后头写。问题的解决是更难写的；先解决了，然后再转回来补充，似乎更保险。小说不必这样，因为无结果而散也是真实的情形。戏剧必须先作茧，到末了变出蛾子来。是的，先出蛾子好了。反正事实都已预备好，只凭一写了。写吧。胖子瘦子和姑娘又都出来了。还是木头的。瘦子娶了姑娘，胖子饮酖而死，悲剧呀。自己没悲，胖子没悲，虽然是死了！事实很有味儿，就是人始终没活着。胖子和瘦子还打了一场呢，白打，最紧张处就是这一打，我自己先笑了。

念两本前人的悲剧，找点诀窍吧。哼！事实不如我的奇，穿插不如我的巧，言语没有我的情，可是，也不是从哪找来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有股悲劲萦绕回环，好似与人物事实平行着一片秋云，空气便是凉飕飕的。不是闹鬼；定是有神。这位神，把人与事放在一个悲的宇宙里。不知道是先造的人呢，还是先造的那个宇宙。一切是在悲壮的律动里，这个律动把二大妈的泪引出来，满满的哭了两三天，泪越多心里越痛快。二大妈的灵魂已到封神台下去，甘心的等着被封为——哪怕是土地奶奶呢，到底是入了神界！

我完了。神始终不照顾我。他不给我这点力量。我的眼总是迷糊，看不见那立体的一小块——其中有人有事有说有笑，一小块人生，一小块真理，一小块悲史，放在心里正合适，放在宇宙里便和宇宙融成一体，如气之与风。戏剧呀，神的游戏。木匠，还是用你的锯吧。

载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大公报》

《牛天赐传》广告

《论语》编辑部早就约我写篇较长的文章，有种种原因使我不敢答应。眼看到暑假了，编辑先生的信又来到，附着请帖，约定在上海吃饭。赔上几十块路费，也得去呀，交情要紧。继而一想，不赔上路费而也能圆上脸，有没有办法呢？这一想，便中了计：写文章吧，没有旁的可说。答应了。

答应了，紧跟着是绑上帐来：你到底写什么呢？先具个简单说明，以便预告给读者。我是有罪不敢抬头——写什么？我自己也愿意知道呀！

这可真难倒了英雄好汉。大体上说，长篇总是小说喽；我没有写史诗的本领，对戏剧是超等外行。对科学哲学又都二五八；只能写小说——好坏是另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小说呢？是呀，什么样的小说呢？又被问住了。内容大概是怎回事？赶快想吧，想了好久，决定写“牛天赐传”。为什么？不能说，说破就不灵了。内容？还是不能说，没想出来呢。再逼我，要上吊去了。一定会有这么个“传”，里边有个“牛天赐”。他也许是英雄，碰巧也许是英雄的弟弟。也许写他的一生，也许写他的半生。没有三角恋爱，也许有。

幽默？一定！虽然这很伤心。怎么说呢？是这样：我原想从今以后不再写幽默的文章。有好几位朋友劝告我：老弟，你也该写点郑重的东西，老大不小的了，总是嘻嘻哈哈？这确是良言。于是我决定暂行搁笔，板起面孔者两月有余。敢情不行。一个人的时间有限，才力有限，鸭子上树还不如乌鸦顺眼呢。假若我不忙，也许破出十年功夫写本有点思想的东西。可是我老忙，忙得没工夫去想。在忙中而能写出的那一点，只有幽默。这是我的“地才”——说“天才”怕有人骂街。

幽默是了不得的呀，我没这么说。幽默是该死的呀，我没这样讲。一个人也只好尽其所能的做吧。百鸟朝凤的时节，麻雀也有个地位。各尽所能，铺好一条路，等那真正天才降临；这是句好话吧？整好步骤，齐喊一二三——四，这恐怕只能练习摔脚吧？真希望我能伟大，谁不应这么希望呢？可是生把我的脖子吊起来，以便成个细高挑儿，身长七尺有余，趁早不用费这个事，骆驼和长颈鹿的脖子都比我的更合格。在这忙碌的生活里，一定叫我写作，我实在想不出高明主意来。这不是发牢骚，也不是道歉，这是广告。广告不可骗人过甚，所以我不能说：“读完此篇，独得五十万元！”我只说：我要写一本“牛天赐传”，文字是幽默的。将在《论语》上逐期发表几千字；到现在，还一个字没写。

载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论语》第四十五期

避暑

英美的小资产阶级，到夏天若不避暑，是件很丢人的事。于是，避暑差不多成为离家几天的意思，暑避了与否倒不在话下。城里的人到海边去，乡下人上城里来；城里若是热，乡下人干吗来？若是不热，城里的人为何不老老实实的在家里歇着？这就难说了。再看海边吧，各样杂耍，似赶集开店一般，男女老幼，闹闹吵吵，比在家中还累得慌。原来暑本无须避，而面子不能不圆——；夏天总得走这么几日，要不然便受不了亲友的盘问。谁也知道，海边的小旅馆每每一间小屋睡大小五口；这只好尽在不言中。

手中更富裕的，讲究到外国来。这更少与避暑有关。巴黎夏天比伦敦热得多，而巴黎走走究竟体面不小。花几个钱，长些见识，受点热也还值得。可是咱们这儿所说的人们，在未走以前已经决定好自己的文化比别国高，而回来之后只为增高在亲友中的身份——“刚由巴黎回来；那群法国人！”

到中国做事的西人，自然更不能忘了这一套。在北戴河，有三家凑赁一所小房的，住上二天，大家的享受正如圈里的羊。自然也有很阔气的，真是去避暑；可是这样的人大概在哪里也不见得感到热，有钱呀。有钱能使鬼推磨，难道不能使鬼做冰激凌吗？这总而言之，都有点装着玩。外国人装蒜，中国人要是不学，便算不了摩登。于是自从皇上被免职以后，中国人也讲究避暑。北平的西山，青岛，和其他的地方，都和洋钱有同样的响声。还有特意到天津或上海玩玩的，也归在避暑项下；谁受罪谁知道。

暑，从哲学上讲，是不应当避的。人要把暑都避了，老天爷还要暑干吗？农人要都去避暑，粮食可还有的吃？再退一步讲，手里有钱，暑不可不避，因为它暑。这自然可以讲得通，不过为避暑而急得四脖子汗流，便大可以不必。到避暑期间而闹得人仰马翻，便根本不如在家里和谁打上一架。

所以我的避暑法便很简单——家里蹲。第一不去坐火车；为避暑而先坐二十四小时的特别热车，以便到目的地去治上吐下泻，我就不那么傻。第二不扶老携幼去玩玄：比如上山，带着四个小孩，说不定会有三个半滚了坡的。山上的空气确是清新，可是下得山来，孩子都成了瘸子，也与教育宗旨不甚相合。即使没有摔坏，反正还不吓一身汗？这身汗哪里出不了，单上山去出？第三不用搬家。你说，一家大小都去避暑，得带多少东西？即使出发的时候力求简单，到了地方可就明白过来，啊，没有给小二带乳瓶来！买去吧，哼，该买的东西多了！三叔的固元膏忘下了，此处没有卖的，而不贴则三叔就泻肚；得发快信托朋友给寄！及至东西都慢慢买全，也该回家了，往回运吧，有什么可说的！

一个人去自然简单些，可是你留神吧，你的暑气还没落下去，家里的电报到了——急速回家！赶回来吧，原来没事，只是尊夫人不放心你！本来吗，一个人在海岸上溜，尊夫人能放心吗？她又不是没看过美人鱼的照片。

大家去，独自去，都不好；最好是不去。一动不如一静，心静自然凉。况且一切应用的东西都在手底下：凉席，竹枕，蒲扇，烟卷，万应锭，小二的乳瓶……要什么伸手即得，这就是个乐子。渴了有绿豆汤，饿了有烧饼，闷了念书或作两句诗。早早的起来，晚晚的睡，到了晌午再补上一大觉；光脚没人管，赤背也不违警章，喝几口随便，喝两盅也行。有风便荫凉下坐着，没风则勤扇着，暑也可以避了。

这种避暑有两点不舒服：（一）没把钱花了；（二）怕人问你。都有办法：买点暑药送苦人，或是赈灾，即使不是有心积德，到底钱是不必非花在青岛不可的。至于怕有人问，你可以不见客，等秋来的时候，他们问你，很可以这样说：“老没见，上莫干山住了三个多月。”如能把孩子们嘱咐好了，或者不至漏了底。

载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论语》第四十六期

习惯

不管别位，以我自己说，思想是比习惯容易变动的。每读一本书，听一套议论，甚至看一回电影，都能使我的脑子转一下。脑子的转法象螺丝钉，虽然是转，却也往前进。所以，每转一回，思想不仅变动，而且多少有点进步。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及至后来读了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就是看了杨小楼扮演的“黄天霸”，也不会再扔醋瓶了。你看，这不仅是思想老在变动，而好歹的还高了一二分呢。

习惯可不能这样。拿吸烟说吧，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都吸着烟。图书馆里不准吸烟，干脆就不去。书里告诉我，吸烟有害，于是想戒烟，可是想完了，照样点上一支。医院里陈列着“烟肺”也看见过，颇觉恐慌，我也是有肺动物啊！这点嗜好都去不掉，连肺也对不起呀，怎能成为英雄呢？！思想很高伟了；乃至吃过饭，高伟的思想又随着蓝烟上了天。有的时候确是坚决，半天儿不动些小白纸卷儿，而且自号为理智的人——对面是习惯的人。后来也不是怎么一股劲，连吸三支，合着并未吃亏。肺也许又黑了许多，可是心还跳着，大概一时还不至于死，这很足自慰。什么都这样。按说一个自居“摩登”的人，总该常常携着夫人在街上走走了。我也这么想过，可是做不到。大家一看，我就毛咕，“你慢慢走着，咱们家里见吧！”把夫人落在后边，我自己迈开了大步。什么“尖头曼”“方头曼”的，不管这一套。虽然这么说，到底觉得差一点。从此再不双双走街。

明知电影比京戏文明一些，明知京戏的锣鼓专会供给头疼，可是嘉宝或红发女郎总胜不过杨小楼去。锣鼓使人头疼的舒服，仿佛是吧。同样，冰激凌，咖啡，青岛洗海澡，美国桔子，都使我摇头。酸梅汤，香片茶，裕德池，肥城桃，老有种知己的好感。这与提倡国货无关，而是自幼儿养成的习惯。年纪虽然不大，可是我的幼年还赶上了野蛮时代。那时候连皇上都不坐汽车，可想见那是多么野蛮了。

跳舞是多么文明的事呢，我也没份儿。人家印度青年与日本青年，在巴黎或伦敦看见跳舞，都讲究馋得咽唾沫。有一次，在艾丁堡，跳舞场拒绝印度学生进去，有几位差点上了吊。还有一次在海船上举行跳舞会，一个日本青年气得直哭，因为没人招呼他去跳。有人管这种好热闹叫作猴子摹仿，我倒并不这么想。在我的脑子里，我看这并不成什么问题，跳不能叫印度登时独立。也不能叫日本灭亡。不跳呢，更不会就怎样了不得。可是我不跳。一个人吃饱了没事，独自跳跳，还倒怪好。叫我和位女郎来回的拉扯，无论说什么也来不得。看着就是不顺眼，不用说真去跳了。这和吃冰激凌一样，我没有这个胃口。舌头一凉，马上联想到泻肚，其实心里准知道没有危险。

还有吃西餐呢。干净，有一定份量，好消化，这些我全知道。不过吃完西餐要不补充上一碗馄饨两个烧饼，总觉得怪委曲的。吃了带血的牛肉，喝凉水，我一定跑肚。想象的作用。这就没有办法了，想象真会叫肚子山响！

对于朋友，我永远爱交老粗儿。长发的诗人，洋装的女郎，打微高尔夫的男性女性，咬言咂字的学者，满跟我没缘。看不惯。老粗儿的言谈举止是咱自幼听惯看惯的。一看见长发诗人，我老是要告诉他先去理发；即使我十二分佩服他的诗才，他那些长发使我堵的慌。家兄永远到“推剃两从便”的地方去“剃”，亮堂堂的很悦目。女子也剪发，在理论上我极同意，可是看着别扭。问我女子该梳什么“头”，我也答不出，我总以为女性应留着头发。我的母亲，我的大姐，不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么？她们都没剪发。

行难知易，有如是者。

载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人间世》第十一期

暑中杂谈二则

一　檐滴

冰雹，狂风，炮火，自然是可怕的。不过，有些东西原不足畏，却也会欺侮人，比如檐滴。大雨的时候，檐溜急流，我们自会躲在屋内，不受它们的浇灌。赶到雨已停止，特别是天上出了虹彩的时候，总要到院中看看。你出去吧，刚把脚放在阶上，不偏不斜，一个檐滴准敲在你的头顶上。正在发旋那块，因为那儿露着的头皮多一些。贾波林在影戏里才用酒瓶打人那块，檐滴也会这一招，而且不必是在影戏里。设若你把脖伸长了些，檐滴就更得手：你要是瘦子，它准落在脖子正中那个骨头上，溅起无数的水星；你要是胖子，它必会滴在那个肉褶上，而后往左右流，成一道小河，擦都费事。这自然不疼不痒，可是叫人别扭。它欺侮人。你以为雨已过去好久，可以平安无事了，哼，偏有那么一滴等着你呢！晚出来一步，或早出来一步，都可以没事；它使你相信了命运，活该挨这一下敲，挨完了敲，还是没地方诉冤。你不能骂房檐一顿；也不能打那滴水，它是在你的脖子上。你没办法。

二　留声机

北方一年只有几天连阴，好象个节令似的过着。院中或院外有了不易得的积水，小孩，甚至于大人，都要去郯一郯；摔在泥塘里也是有的。门外卖果子的特别的要大价，街上的洋车很少而奇贵，连医院里也冷冷清清的，下大雨病也得休息。家里须过阴天，什么老太太斗个纸牌，什么大姑娘用凤仙花泥染染指甲，什么小胖小子要煮些毛豆角儿。这都很有趣。可也有时候不尽这样和平，“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就是雨战的一种。讲到摩登的事儿，留声机是阴天的骄子，既是没事可作，《小放牛》唱一百遍也不算多；唱片又不是蘑菇，下阵雨就往外长新的，只好翻过来掉过去的唱那所有的几片。这是种享受，也是种惩罚——《小放牛》唱到一百遍也能使人想起上吊，不是吗？

二姐借来个留声机，只有五张戏片。头一天还怪好，一家大小都哼唧着，很有个礼乐之邦的情调。第二天就有咧嘴的了，“换个样儿行不行？”可是也还没有打起来，要不怎说音乐足以陶养性情呢。第三天——雨更大了——时局可不妙，有起誓的了。但留声机依旧的转着，有的人想把歌儿背过来，一张连唱二三十次，并且是把耳朵放在机旁，唯恐走了一点音。起誓的和学歌的就不能不打起来了。据近邻王老太太看呢，打起来也比再唱强，到底是换换样儿呀。

一起打，差点把留声机碰掉下来，虽然没碰掉，也不怎么把那个“节音机”给碰动了，针儿碰到“慢”那边去。我也不晓得这个小针叫什么，反正就是那个使唱片加快或减速度的玩艺，大概你比我明白。我家里对于摩登事儿太落伍。我还算是晓得这个针儿——不管它姓什么吧——的作用。二姐连这个都不知道。第四天，雨大邪了，一阵一个海，干什么去呢？还得唱。机器转开了，声音象憋住气的牛，不唱，慢慢的口闷口闷；片子不转，晃悠。上了一片，口闷口闷了有半点多钟，大家都落了泪。二姐不叫再唱了：“别唱了，等晴天再说吧。阴天返潮，连话匣子都皮了！”于是留声机暂行休息。我没那个工夫告诉他们拨拨那个针，不愿意再打架。

载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论语》第四十八期

取钱

我告诉你，二哥，中国人是伟大的。就拿银行说吧，二哥，中国最小的银行也比外国的好，不冤你。你看，二哥，昨儿个我还在银行里睡了一大觉。这个我告诉你，二哥，在外国银行里就做不到。

那年我上外国，你不是说我随了洋鬼子吗？二哥，你真有先见之明。还是拿银行说吧，我亲眼得见，洋鬼子再学一百年也赶不上中国人。洋鬼子不够派儿。好比这么说吧，二哥，我在外国拿着张十镑钱的支票去兑现钱。一进银行的门，就是柜台，柜台上没有亮亮的黄铜栏杆，也没有大小的铜牌。二哥你看，这和油盐店有什么分别？不够派儿。再说人吧，柜台里站着好几个，都那么光梳头，净洗脸的，脸上还笑着；这多下贱！把支票交给他们谁也行，谁也是先问你早安或午安；太不够派儿了！拿过支票就那么看一眼，紧跟着就问：“怎么拿？先生！”还是笑着。哪道买卖人呢？！叫“先生”还不够，必得还笑，洋鬼子脾气！我就说了，二哥：“四个一镑的单张，五镑的一张，一镑零的；零的要票子和钱两样。”要按理说，二哥，十镑钱要这一套罗哩罗嗦，你讨厌不，假若二哥你是银行的伙计？你猜怎么样，二哥，洋鬼子笑得更下贱了，好象这样麻烦是应当应分。喝，登时从柜台下面抽出簿子来，刷刷的就写；写完，又一伸手，钱是钱，票子是票子，没有一眨眼的工夫，都给我数出来了；紧跟着便是：“请点一点，先生！”又是一个“先生”，下贱，不懂得买卖规矩！点完了钱，我反倒愣住了，好象忘了点什么。对了，我并没忘了什么，是奇怪洋鬼子干事——况且是堂堂的大银行——为什么这样快？赶丧哪？真他妈的！

二哥，还是中国的银行，多么有派儿！我不是说昨儿个去取钱吗？早八点就去了，因为现在天儿热，银行八点就开门；抓个早儿，省得大晌午的劳动人家；咱们事事都得留个心眼，人家有个伺候得着与伺候不着，不是吗？到了银行，人家真开了门，我就心里说，二哥：大热的天，说什么时候开门就什么时候开门，真叫不容易。其实人家要楞不开一天，不是谁也管不了吗？一边赞叹，我一边就往里走。喝，大电扇忽忽的吹着，人家已经都各按部位坐得稳稳当当，吸着烟卷，按着铃要茶水，太好了，活象一群皇上，太够派儿了。我一看，就不好意思过去，大热的天，不叫人家多歇会儿，未免有点不知好歹。可是我到底过去了，二哥，因为怕人家把我撵出去；人家看我象没事的，还不撵出来么？人家是银行，又不是茶馆，可以随便出入。我就过去了，极慢的把支票放在柜台上。没人搭理我，当然的。有一位看了我一眼，我很高兴；大热的天，看我一眼，不容易。二哥，我一过去就预备好了：先用左腿金鸡独立的站着，为是站乏了好换腿。左腿立了有十分钟，我很高兴我的腿确是有了劲。支持到十二分钟我不能不换腿了，于是就来个右金鸡独立。右腿也不弱，我更高兴了，嗨，爽性来个猴啃桃吧，我就头朝下，顺着柜台倒站了几分钟。翻过身来，大家还没动静，我又翻了十来个跟头，打了些旋风脚。刚站稳了，过来一位；心里说：我还没练两套拳呢；这么快？那位先生敢情是过来吐口痰，我补上了两套拳。拳练完了，我出了点汗，很痛快。又站了会儿，一边喘气，一边欣赏大家的派头——真稳！很想给他们喝个彩。八点四十分，过来一位，脸上要下雨，眉毛上满是黑云，看了我一眼。我很难过，大热的天，来给大家添麻烦。他看了支票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好象断定我和支票象亲哥儿俩不象。我很想把脑门子上签个字。他连大气没出把支票拿了走，扔给我一面小铜牌。我直说：“不忙，不忙！今天要不合适，我明天再来；明天立秋。”我是真怕把他气死，大热的天。他还是没理我，真够派儿，使我肃然起敬！

拿着铜牌，我坐在椅子上，往放钱的那边看了一下。放钱的先生——一位象屈原的中年人——刚按铃要鸡丝面。我一想：工友传达到厨房，厨子还得上街买鸡，凑巧了鸡也许还没长成个儿；即使顺当的买着鸡，面也许还没磨好。说不定，这碗鸡丝面得等三天三夜。放钱的先生当然在吃面之前决不会放钱；大热的天，腹里没食怎能办事。我觉得太对不起人了，二哥！心中一懊悔，我有点发困，靠着椅子就睡了。睡得挺好，没蚊子也没臭虫，到底是银行里！一闭眼就睡了五十多分钟；我的身体，二哥，是不错了！吃得饱，睡得着！偷偷的往放钱的先生那边一看，（不好意思正眼看，大热的天，赶劳人是不对的！）鸡丝面还没来呢。我很替他着急，肚子怪饿的，坐着多么难受。他可是真够派儿，肚子那么饿还不动声色，没法不佩服他了，二哥。

大概有十点左右吧，鸡丝面来了！“大概”，因为我不肯看壁上的钟——大热的天，表示出催促人家的意思简直不够朋友。况且我才等了两点钟，算得了什么。我偷偷的看人家吃面。他吃得可不慢。我觉得对不起人。为兑我这张支票再逼得人家噎死，不人道！二哥，咱们都是善心人哪。他吃完了面，按铃要手巾把，然后点上火纸，咕噜开小水烟袋。我这才放心，他不至于噎死了。他又吸了半点多钟水烟。这时候，二哥。等取钱的已有了六七位，我们彼此对看，眼中都带出对不起人的神气。我要是开银行，二哥，开市的那天就先枪毙俩取钱的，省得日后麻烦。大热的天，取哪门子钱？！不知好歹！

十点半，放钱的先生立起来伸了伸腰。然后捧着小水烟袋和同事的低声闲谈起来。我替他抱不平，二哥，大热的天，十时半还得在行里闲谈，多么不自由！凭他的派儿，至少该上青岛避两月暑去；还在行里，还得闲谈，哼！

十一点，他回来，放下水烟袋，出去了；大概是去出恭。十一点半才回来。大热的天，二哥，人家得出半点钟的恭，多不容易！再说，十一点半，他居然拿起笔来写账，看支票。我直要过去劝告他不必着急。大热的天，为几个取钱的得点病才合不着。到了十二点，我决定回家，明天再来。我刚要走，放钱的先生喊：“一号！”我真不愿过去，这个人使我失望！才等了四点钟就放钱，派儿不到家！可是，他到底没使我失望。我一过去，他没说什么，只指了指支票的背面。原来我忘了在背后签字，他没等我拔下自来水笔来，说了句：“明天再说吧。”这才是我所希望的！本来吗，人家是一点关门；我补签上字，再等四点钟，不就是下午四点了吗？大热的天，二哥，人家能到时候不关门？我收起支票来，想说几句极合适的客气话，可是他喊了“二号”；我不能再耽误人家的工夫，决定回家好好的写封道歉的信！二哥，你得开开眼去，太够派儿！

载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五十期

画像

前些日子，方二哥在公园里开过“个展”，有字有画，画又分中画西画两部。第一天到会参观的有三千多人，气晕了多一半，当时死了四五十位。

据我看，方二哥的字确是不坏，因为墨色很黑，而且缺着笔划的字也还不算多。可是方二哥自己偏说他的画好。在“个展”中，中画的杰作——他自己规定的——是一张人物。松树底下坐着俩老头儿。确是松树，因为他题的是“松声琴韵”。他题的是松，我要是说象榆树，不是找着打架吗？所以我一看见标题就承认了那是松树：为朋友的面子有时候也得叫良心藏起一会儿去。对于哪俩老头儿，我可是没法不言语了。方二哥的俩老头儿是一顺边坐着，大小一样，衣装一样，方向一样，活象是先画了一个，然后又照描了一个。“这是怎么个讲究？”我问他。

“这？俩老头儿鼓琴！”他毫不迟疑的回答。

“为什么一模一样？”我问的是。

“怎么？不许一模一样吗？”他的眼里已然冒着点火。“那么你不会画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讲究画成一样！这是艺术！”他冷笑着。

我不敢再问了，他这是艺术。

又去看西画。他还跟着我。虽然他不很满意我刚才的质问，可究竟是老朋友，不好登时大发脾气。再说，我已承认了他这是艺术。

西画的杰作，他指给我，是油画的几颗鸡冠花，花下有几个黑球。不知为什么标签上只写了鸡冠花，而没管那些黑球。要不是先看了标签，要命我也想不起鸡冠花来——一些红道子夹着蓝道子，我最初以为是阴丹士林布衫上洒了狗血，后来才悟过来那是我永不能承认的鸡冠花。那些黑球是什么呢？不能也是鸡冠花吧？我不能不问了，不问太憋得慌。“那些黑玩艺是什么？”

“黑玩艺？！！！”他气得直瞪眼：“那是鸡！你站远点看！”

我退了十几步，歪着头来回的端详，还是黑球。可是为保全我的性命，我改了嘴：“可不是鸡！一边儿大，一样的黑；这是艺术！”

方二哥天真的笑了：“这是艺术。好了，这张送给你了！”

我可怪不好意思接受，他这张标价是一千五百元呢。送点小礼物，我们俩的交情确是过得着；一千五，这可不敢当！况且拿回家去，再把老人们气死一两位，也不合算。我不敢要。

我正谦谢，方二哥得了灵感：“不要这张也好，另给你画一张，我得给你画像；你的脸艺术！”

我心里凉了！不用说，我的脸不是象块砖头，就是象个黑蛋。要不然方二哥怎说它长得艺术呢？我设尽方法拦阻他：没工夫；不够被画的资格；坐定了就抽疯……他不听这一套，非画不可；第二天还就得开始，灵感一到，机关枪也挡不住；不画就非疯了不可！我没了办法。为避免自己的脸变成黑蛋，而叫方二哥入疯人院，我不忍。画就画吧。我可是绕着弯儿递了个口语：“二哥，可画细致一点。家里的人不懂艺术，他们专看象不象。我自己倒没什么，你就画个黑球而说是我，我也能欣赏。”

“艺术是艺术，管他们呢！”方二哥说，“明天早晨八点，一准！”

我没说出什么来，一天没吃饭。

第二天，还没到八点，方二哥就来了；灵感催的。喝，拿着的东西多了，都挂着颜色。把东西堆在桌上，他开始惩治我。叫我坐定不动，脸儿偏着，脖子扭着，手放在膝上，别动，连眼珠都别动。我吓开了神。他进三步，退两步，向左歪头，抓抓头发，又向右看，挤挤眼睛。闹腾了半点多钟，他说我的鼻子长的不对。得换个方向，给鼻子点光。我换过方向来，他过来弹弹我的脑门，拉拉耳朵，往上兜兜鼻子，按按头发；然后告诉我不要再动。我不敢动。他又退后细看，头上出了汗。还不行，我的眼不对。得换个方向，给眼睛点光。我忍不住了，我把他推在椅子上，照样弹了他的脑门，拉了他的耳朵……“我给你画吧！”我说。

为艺术，他不能跟我赌气。他央告我再坐下：“就画，就画！”

我又坐好，他真动了笔。一劲嘱咐我别动。瞪我一眼，回过头去抹一个黑蛋；又瞪我一眼，在黑蛋上戳上几个绿点；又回过头来，向我的鼻子咧嘴，好象我的鼻子有毒似的。画了一点多钟，他累得不行了，非休息不可，仿佛我歪着头倒使他脖子酸了。我一边揉着脖子，一边去细看他画了什么。很简单，几个小黑蛋凑成的一个大黑蛋，黑蛋上有些高起的绿点。

“这是不是煤球上长着点青苔？”我问。

“别忙啊，还得画十天呢。”他看着大煤球出神。“十天？我还得坐十天？”

“啊！”

当天下午，我上了天津。两天后，家中来信说：方二哥疯了。疯了就疯了吧，我有什么办法呢？

载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论语》第五十一期

写字

假若我是个洋鬼子，我一定也得以为中国字有趣。换个样儿说，一个中国人而不会写笔好字，必定觉得不是味儿；所以我常不得劲儿。

写字算不算一种艺术，和作官算不算革命，我都弄不清楚。我只知道好字看着顺眼。顺眼当然不一定就是美，正如我老看自己的鼻子顺眼而不能自居姓艺名术字子美。可是顺眼也不算坏事，还没有人因为鼻子长得顺眼而去投河。再说，顺眼也颇不容易；无论你怎样自居为宝玉，你的鼻子没有我的这么顺眼，就干脆没办法；我的鼻子是天生带来的，不是在医院安上的。说到写字，写一笔漂亮字儿，不容易。工夫，天才，都得有点。这两样，我都有，可就是没人求我写字，真叫人起急！

看着别人写，个儿是个儿，笔力是笔力，真馋得慌。尤其堵得慌的是看着人家往张先生或李先生那里送纸，还得作揖，说好话，甚至于请吃饭。没人理我。我给人家作揖，人家还把纸藏起去。写好了扇子，白送给人家，人家道完谢，去另换扇面。气死人不偿命，简直的是！

只有一个办法：遇上丧事必送挽联，遇上喜事必送红对，自己写。敢不挂，玩命！人家也知道这个，哪敢不挂？可是挂在什么地方就大有分寸了。我老得到不见阳光，或厕所附近，找我写的东西去。行一回人情总得头疼两天。

顶伤心的是我并不是不用心写呀。哼，越使劲越糟！纸是好纸，墨是好墨，笔是好笔，工具满对得起人。写的时候，焚上香，开开窗户，还先读读碑帖。一笔不苟，横平竖直；挂起来看吧，一串倭瓜，没劲！不是这个大那个小，就是歪着一个。行列有时象歪脖树，有时象曲线美。整齐自然不是美的要素；要命是个个字象傻蛋，怎么耍俏怎么不行。纸算糟蹋远了去啦。要讲成绩的话，我就有一样好处，比别人糟蹋的纸多。

可是，“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我也出过两回锋头。一回是在英国一个乡村里。有位英国朋友死了，因为在中国住过几年，所以留下遗言。墓碣上要几个中国字。我去吊丧，死鬼的太太就这么跟我一提。我晓得运气来了，登时包办下来；马上回伦敦取笔墨砚，紧跟着跑回去，当众开彩。全村子的人横是差不多都来了吧，只有我会写；我还告诉他们：我不仅是会写，而且写得好。写完了，我就给他们掰开揉碎的一讲，这笔有什么讲究，哪笔有什么讲究。他们的眼睛都睁得圆圆的，眼珠里满是惊叹号。我一直痛快了半个多月。后来，我那几个字真刻在石头上了，一点也不瞎吹。“光荣是中国的，艺术之神多着一位。天上落下白米饭，小鬼儿口闷口闷的哭；因为仓颉泄露了天机！”我还记得作了这样高伟的诗。

第二回是在中国，这就更不容易了。前年我到远处去讲演。那里没有一个我的熟人。讲演完了，大家以为我很有学问，我就棍打腿的声明自己的学问很大，他们提什么我总知道，不知道的假装一笑，作为不便于说，他们简直不晓得我吃几碗干饭了，我更不便于告诉他们。提到写字，我又那么一笑。喝，不大会儿，玉版宣来了一堆。我差点乐疯了。平常老是自己买纸，这回我可捞着了！我也相信这次必能写得好：平常总是拿着劲，放不开胆，所以写得不自然；这次我给他个信马由缰，随笔写来，必有佳作。中堂，屏条，对联，写多了，直写了半天。写得确是不坏，大家也都说好。就是在我辞别的时候，我看出点毛病来：好些人跟招持我的人嘀咕，我很听见了几句：“别叫这小子走！”“那怎好意思？”“叫他赔纸！”“算了吧，他从老远来的。”……招待员总算懂眼，知道我确是卖了力气写的，所以大家没一定叫我赔纸；到如今我还以为这一次我的成绩顶好，从量上质上说都下得去。无论怎么说，总算我过了瘾。

我知道自己的字不行，可有一层，谁的孩子谁不爱呢！是不是，二哥？

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论语》第五十五期

读书

若是学者才准念书，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那么，我可要多嘴了。

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可是我爱念书。

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我有决定念什么的全权；自幼儿我就会逃学，楞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对，《三字经》便可以代表一类——这类书，据我看，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后去念，反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这类书可真不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犯无期徒刑罪的太多；要不然便是太少——我自己就常想杀些写这类书的人。我可是还没杀过一个，一来是因为——我才明白过来——写这样书的人敢情有好些已经死了，比如写《尚书》的那位李二哥。二来是因为现在还有些人专爱念这类书，我不便得罪人太多了。顶好，我看是不管别人；我不爱念的就不动好了。好在，我爸爸没希望我成个学者。

第二类书也与咱无缘：书上满是公式，没有一个“然而”和“所以”。据说，这类书里藏着打开宇宙秘密的小金钥匙。我倒久想明白点真理，如地是圆的之类；可是这种书别扭，它老瞪着我。书不老老实实的当本书，瞪人干吗呀？我不能受这个气！有一回，一位朋友给我一本《相对论原理》，他说：明白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我下了决心去念这本宝贝书。读了两个“配纸”，我遇上了一个公式。我跟它“相对”了两点多钟！往后边一看，公式还多了去啦！我知道和它们“相对”下去，它们也许不在乎，我还活着不呢？

可是我对这类书，老有点敬意。这类书和第一类有些不同，我看得出。第一类书不是没法懂，而是懂了以后使我更糊涂。以我现在的理解力——比上我七岁的时候，我现在满可以作圣人了——我能明白“人之初，性本善”。明白完了，紧跟着就糊涂了；昨儿个晚上，我还挨了小女儿——玫瑰唇的小天使——一个嘴巴。我知道这个小天使性本不善，她才两岁。第二类书根本就看不懂，可是人家的纸上没印着一句废话；懂不懂的，人家不闹玄虚，它瞪我，或者我是该瞪。我的心这么一软，便把它好好放在书架上；好打好散，别太伤了和气。

这要说到第三类书了。其实这不该算一类；就这么算吧，顺嘴。这类书是这样的：名气挺大，念过的人总不肯说它坏，没念过的人老怪害羞的说将要念。譬如说《元曲》，太炎“先生”的文章，罗马的悲剧，辛克莱的小说，《大公报》——不知是哪儿出版的一本书——都算在这类里，这些书我也都拿起来过，随手便又放下了。这里还就属那本《大公报》有点劲。我不害羞，永远不说将要念。好些书的广告与威风是很大的，我只能承认那些广告作得不错，谁管它威风不威风呢。

“类”还多着呢，不便再说；有上面的三项也就足所证明我怎样的不高明了。该说读的方法。

怎样读书，在这里，是个自决的问题；我说我的，没勉强谁跟我学。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着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

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应该记住自己。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书是怎么来着？”我永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管你这一套！

读得快，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不合我的意，我就练习跳远。书要是不服气的话，来跳我呀！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先看最后的几页，省事。

第三，读完一本书，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一告诉就糟：“嘿，你读《啼笑因缘》？”要大家都不读《啼笑因缘》，人家写它干吗呢？一批评就糟：“尊家这点意见？”我不惹气。读完一本书再打通儿架，不上算。我有我的爱与不爱，存在我自己心里。我爱念什么就念，有什么心得我自己知道，这是种享受，虽然显得自私一点。

再说呢，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工夫去细细分析它，所以根本便不能批评。“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这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去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因此，设若我真去批评，大概是高明不了。

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儿子是自己的好”，我还不晓得，因为自己还没有过儿子。有个小女儿，女儿能不能代表儿子，就不得而知。“老婆是别人的好”，我也不敢加以拥护，特别是在家里。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自己的，一提都头疼！自己的书，和自己的运气，好象永远是一对儿累赘。

第五，哼，算了吧。

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太白》第一卷第七期

落花生

我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口袋里装上四个铜板的落花生，一边走一边吃，我开始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假若有人问我：“你要是作了皇上，你怎么享受呢？”简直的不必思索，我就答得出：“派四个大臣拿着两块钱的铜子，爱买多少花生吃就买多少！”

什么东西都有个幸与不幸。不知道为什么瓜子比花生的名气大。你说，凭良心说，瓜子有什么吃头？它夹你的舌头，塞你的牙，激起你的怒气——因为一咬就碎；就是幸而没碎，也不过是那么小小的一片，不解饿，没味道，劳民伤财，布尔乔亚！你看落花生：大大方方的，浅白麻子，细腰，曲线美。这还只是看外貌。弄开看：一胎儿两个或者三个粉红的胖小子。脱去粉红的衫儿，象牙色的豆瓣一对对的抱着，上边儿还结着吻。那个光滑，那个水灵，那个香喷喷的，碰到牙上那个乾松酥软！白嘴吃也好，就酒喝也好，放在舌上当槟榔含着也好。写文章的时候，三四个花生可以代替一支香烟，而且有益无损。

种类还多呢：大花生，小花生，大花生米，小花生米，糖饯的，炒的，煮的，炸的，各有各的风味，而都好吃。下雨阴天，煮上些小花生，放点盐；来四两玫瑰露；够作好几首诗的。瓜子可给诗的灵感？冬夜，早早的躺在被窝里，看着《水浒》，枕旁放着些花生米；花生米的香味，在舌上，在鼻尖；被窝里的暖气，武松打虎……这便是天国！冬天在路上，刮着冷风，或下着雪，袋里有些花生使你心中有了主儿；掏出一个来，剥了，慌忙往口中送，闭着嘴嚼，风或雪立刻不那么厉害了。况且，一个二十岁以上的人肯神仙似的，无忧无虑的，随随便便的，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吃花生，这个人将来要是作了宰相或度支部尚书，他是不会有官僚气与贪财的。他若是作了皇上，必是朴俭温和直爽天真的一位皇上，没错。

吃瓜子的照例不在街上走着吃，所以我不给他保这个险。

至于家中要是有小孩儿，花生简直比什么也重要。不但可以吃，而且能拿它们玩。夹在耳唇上当环子，几个小姑娘就能办很大的一回喜事。小男孩若找不着玻璃球儿，花生也可以当弹儿。玩法还多着呢。玩了之后，剥开再吃，也还不脏。两个大子儿的花生可以玩半天；给他们些瓜子试试。

论样子，论味道，栗子其实满有势派儿。可是它没有落花生那点家常的“自己”劲儿。栗子跟人没有交情，仿佛是。核桃也不行，榛子就更显着疏远。落花生在哪里都有人缘，自天子以至庶人都跟它是朋友；这不容易。

在英国，花生叫作“猴豆”——Monkey nuts。人们到动物园去才带上一包，去喂猴子。花生在这个国里真不算很光荣，可是我亲眼看见去喂猴子的人——小孩就更不用提了——偷偷的也往自己口中送这猴豆。花生和苹果好象一样的有点魔力，假如你知道苹果的典故；我这儿确是用着典故。

美国吃花生的不限于猴子。我记得有位美国姑娘，在到中国来的时候，把几只皮箱的空处都填满了花生，大概凑起来总够十来斤吧，怕是到中国吃不着这种宝物。美国姑娘都这样重看花生，可见它确是有价值；按照哥伦比亚的哲学博士的辩证法看，这当然没有误儿。

花生大概还跟婚礼有点关系，一时我可想不起来是怎么个办法了；不是新娘子在轿里吃花生，不是；反正是什么什么春吧——你可晓得这个典故？其实花轿里真放上一包花生米，新娘子未必不一边落泪一边嚼着。

载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五期

有钱最好

既是苦命人，到处都得受罪。穷大奶奶逛青岛，受洋罪；我也正受着这种洋罪。

青岛的青山绿水是给诗人预备的，我不是诗人。青岛的洋楼汽车是给阔人预备的，我有时候袋里剩三个子儿。享受既然无缘，只好放在一边，单表受罪。

第一先得说房。大小不拘，这里的房全是洋式。由房东那方面看，租钱不算多；由住房儿的看，象我这样的人，简直一月月的干给房钱赶网。吃也不算贵，喝也不算贵；房没有贱的。房既然贵，自然住不起一整所儿，所以大多数的楼房是分租的，一层儿两三间房租给一家。住楼上的呢，得上下跑腿；而且费煤，因为高处得风，墙又不厚。住楼下的，自然省了脚，也较比的暖一点，可是乐不抵苦。您别看大家都洋服啷噹儿的，到公德心，青岛的人并不比别处的文明。楼的建筑根本是二五八，楼板也就是一寸来厚，而楼上的人们，绝不会想到楼下还有人。希望大家铺地毯，未免所求过奢；能垫上点席子的便很难得。要赶上楼上有那么七八个孩子，那就蛤蟆垫桌腿儿，死挨。人家能把楼板跺得老忽闪忽闪的动，时时有塌下来的可能。自然没人能管住小孩不走不跳，可是能够作到的也没人作。比如说椅子腿上包点布，或者不准小孩拉椅子，这很容易办吧？哼，没那回事。你莫名其妙楼上怎会有那么多椅子，更不知道为什么老在那儿拉。你晓得楼上拉椅子多么难听，它钻脑子，叫人想马上自杀。可是谁叫你住楼下呢！你乘早不用去请求，住楼上的理直气壮。“哟，我们的孩子会闹？那可奇怪！拉椅子？我们的小孩可就是喜欢拉椅子玩。在楼上踢毽？可不是，小孩还能不玩？”楼上的人都这么和气而且近情近理。你只有一条路，搬家。

搬吧，都调查好了，同楼的小孩少，大人也规矩，你很喜欢。搬过去一看，院里有八条狗！青岛是带洋派的地方，讲究养狗。可是养狗的人想不起去溜溜它们，狗屎全摆在院中。狗名儿都是洋的，什么济美、什么邦走；敢情洋名的狗拉洋屎，也是臭的。济美们还叫呢，要赶上你要睡会儿觉，或是孩子刚睡着，人家才叫得凶呢。

还得搬哪！这回可好，没有小孩，也没有狗。早晨七点来钟，人家唱上了。青岛的京戏最时兴。早晨唱过了，那敢情不过是喊喊嗓子。大轴子是在晚上，胡琴拉着，生末净旦丑俱全，唱开了没头儿。唱得好听的自然不是没有味；叫人想自杀的也不少。你怎办？还得搬家。

搬一回家，要安一回灯，挂一回帘子；洋房吗。搬一回家，要到公司报一回灯，报一回水，洋派吗。搬一回家，要损失一些东西，损失一些钱，洋罪吗。

好房子有哇，也得住得起呀。算了吧，房子够了。

带洋字的，还就是洋车好，干净，雨布风帘也齐全；可就是贵。一上车就是一毛钱，稍微远那么一点就得两毛。我的办法是不坐。这有点对不起“车友”们，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自行车也不好骑，净是山路，坡得要命。最好是坐汽车，其次就是走，据我看。汽车呢，连那个喇叭咱也买不起；即使勉强的买个喇叭，不是还得自己走路；干脆，咱走就是了。青岛的空气却是不坏，可惜脚受点委屈！

关于食，没有什么可说的。饭馆子不少，中菜西菜都有。价钱都可以的，所以咱还是消极抵抗，不吃。自己家里做菜倒不贵，鱼虾现成，而且新鲜。别的肉类菜蔬也说不上贵来；吃饱了拉倒，这倒好办。馋了呢？活该！

穿，随便。青年人多数穿洋服，也很有些穿得很讲究的。咱向来不讲究穿，给它个不在乎。这占了已结婚的便宜。设若正在“追求”期间，我想我也得多一份洋罪。不穿洋服，可是我天天刮胡子，这一来是耍洋派，二来表示我并不完全不怕太太。完全不怕太太的人不易发财，真的！

说到了玩，此地没有什么游艺场。此地根本是个避暑的所在，成年价在这儿住，当然是别扭。京戏偶尔来几个名角，戏价总要两三块，咱犯不上去。平日呢，老有蹦蹦戏，听着又不过瘾。电影院有几处，夏天才来好片子；冬天只是对付事儿，我假装的避宿，赶到惊蛰再去，也还不迟。公园真好，道路真好，海岸真好，遇上晴天我便去走，既不用花钱，而且接近了自然。在别方面受的罪，由这个享受补过来，这叫做穷欢喜。

总起来说，青岛不是个坏地方，官员们也真卖力气建设。所谓洋罪，是我的毛病，穷。假若我一旦发了财，我必定很喜欢这里。等着吧，反正咱不能穷一辈子。

载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论语》第六十期

谈教育

叫我谈现代教育，这可不容易办！我这个家伙不会瞪着眼批评。我最喜欢和朋友们瞎扯，用不着“诗云”，也用不着“子曰”；想叫我有头有尾的说一遍，我没那个本事。是呀，我偶而心血来潮，也能看出事情的好坏来。可是，我的脾气永远使我以好坏为事实；这就是说，我承认事实而不愿再想一遍——好的怎能再好，坏的怎当矫正。我不会这一套，我不会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指挥着大家应怎么怎么；何者对，何者不对；使世界成一条线，串起一切众生，都看齐立正开步走。

对于现代教育，我说什么呢？我不怕人家笑我说的不对，我怕歪打正着的偏偏说对，而被人称为大师，或二师，或师弟，甚至于师妹。我要是有饭吃，我决不当教员。我最大的希望是有人每月供给我二百块钱，什么事也不做，闲着一劲的吃饭与瞎扯。

提起现代的教育，我以为这是应该高兴的。先由教员说吧，要是没有教育，这群人——连我算上——上哪儿挣钱去？由这一点往下想，教育仍当扩充；薪水最好也再增高一些；对教员应使之“清”，而不宜使之“苦”。

说到学生，现在的学生实在可羡慕：念许多书，学洋文，知天文，晓地理，还看报纸，也会踢球，这也就很够了。这样的青年，拿到一张文凭，去作官，去发财，去恋爱，本是分所应得，近情近理。不过是呢，穷人不大容易享受这些利益，未免是个缺点。可细那么一想呢，种瓜得瓜，种银元得金镑；蛤蟆垫桌腿，本当死挨，那有什么法儿呢！至于学校，那太好了。一个个衙门似的，这个课长，那个主任，出布告，写讲义，有科学馆，体育场，图书馆，可谓应有尽有，诸事大吉。教书有种种教员，训育有主任，指导赛跑也有专员。由学校看，中国显然有了极大的进步。虽然由学校与人口的比例上看，学校还微嫌少着两三个，可是能有这么多，这么好，也就满说得下去了。

统而言之，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教育够甲等。也许这太乐观了些，可是在这个年月，不乐观又怎样呢？

载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论语》第六十二期

西红柿

所谓番茄炒虾仁的番茄，在北平原叫作西红柿，在山东各处则名为洋柿子，或红柿子。想当年我还梳小辫，系红头绳的时候，西红柿还没有番茄这点威风。它的价值，在那不文明的时代，不过与“赤包儿”相等，给小孩子们拿着玩玩而已。大家作“娶姑娘扮姐姐”玩耍的时节，要在小板凳上摆起几个红胖发亮的西红柿，当作喜筵，实在漂亮。可是，它的价值只是这么点，而且连这一点还不十分稳定，至于在大小饭铺里，它是完全没有份儿的。这种东西，特别是在叶子上，有些不得人心的臭味——按北平的话说，这叫作“青气味儿”。所谓“青气味儿”，就是草木发出来的那种不好闻的味道，如楮树叶儿和一些青草，都是有此气味的。可怜的西红柿，果实是那么鲜丽，而被这个味儿给累住，象个有狐臭的美人。不要说是吃，就是当“花儿”看，它也是没有“凉水茄”，“番椒”等那种可以与美人蕉，翠雀儿等草花同在街上售卖的资格。小孩儿拿它玩耍，仿佛也是出于不得已；这种玩艺儿好玩不好吃，不象落花生或枣子那样可以“吃玩两便”。其实呢，西红柿的味道并不象它的叶子那么臭恶，而且不比臭豆腐难吃，可是那股青气味儿到底要了它的命。除了这点味道，恐怕它的失败在于它那点四不象的劲儿：拿它当果子看待，它甜不如果，脆不如瓜；拿它当菜吃，煮熟之后屁味没有，稀松一堆，没点“嚼头”；它最宜生吃，可是那股味儿，不果不瓜不菜，亦可以休矣！

西红柿转运是在近些年，“番茄”居然上了菜单，由英法大菜馆而渐渐侵入中国饭铺，连山东馆子也要报一报“番茄虾银（仁）儿”！文化的侵略哟，门牙也挡不住呀！可是细一看呢，饭馆里的番茄这个与那个，大概都是加上了点番茄汁儿，粉红怪可看，且不难吃；至于整个的鲜番茄，还没多少人肯大嘴的啃。肯生吞它的，或者还得算留过洋的人们和他们的儿女，到底他们的洋味地道些。近来西医宣传西红柿里含有维他命A至W，可是必须生吃，这倒有点别扭。不过呢，国人是注意延年益寿，滋阴补肾的东西，或者这点青气味儿也不难于习惯下来的；假如国医再给证明一下：番茄加鹿茸可以壮阳种子，我想它的前途正自未可限量咧。

载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青岛《民报》

再谈西红柿

因为字数的限制，上期讲西红柿未能讲到“人生于世”，或西红柿与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故须再谈。不过呢，这次还是有字数的限制，能否把西红柿与人生于世二者之间的“然而一大转”转过来，还没十分的把握。由再谈而三谈也是很可能的，文章必须“作”也。这次“再谈”，顶好先定妥范围，以便思想集中，而免贪多嚼不烂，“人生于世”且到后帐歇息为妙。

《避暑录话》里的话，本当于青岛有关系；再谈西红柿少不得“人生于青岛”，即使暂时不谈“人生于世”。话不落空，即是范围妥定，文章义法不能不讲究。

青岛是富有洋味的地方，洋人洋房洋服洋药洋葱洋蒜，一应俱全。海边上看洋光眼子，亦甚写意。这就应当来到西红柿身上，此洋菜也。

记得前些年，北平的“农事试验场”——种了不少西红柿；每当夏季，天天早晨大挑子的往东城挑，为是卖给东交民巷一带等处的洋人，据说是很赚钱。青岛的洋人既不少，而且洋派的中国人也甚多，这就难怪到处看见西红柿。设若以这种“菜”的量数测定欧化的程度深浅，青岛当然远胜于北平。由这个线索往下看，青岛的菜市就显出与众不同，西红柿而外，还有许多洋玩艺儿呢。这些洋东西之中，象洋樱桃，杨梅等，自然已经不很刺眼，正如冰激凌已不象前些年那样冰舌头。至于什么Rhubarb咧，什么gooseberry咧，和冬瓜茄子一块儿摆着，不知怎的就有点不得劲儿。我还没看见过中国人买它们，也不晓得它们是否有个中国名儿，cheese也是常见的，那点洋臭味儿又非西红柿可比。可是，我倒看见了中国人——决不是洋厨师傅——买它，足见欧美的臭东西也便可贵——价钱并不贱呢。吃洋臭豆腐而鄙视山东瓜子与大蒜的人，大概也会不在少数，这年头儿，设若非洋化不足以强国，从饮食上，我倒得拥护西红柿，一来是味邪而不臭，二来是一毛钱可以买一堆，三来是真有养分，虽洋化而不受洋罪。烙饼卷cheese，哼，请吧；油条小米粥，好吃的多！您就是说我不够洋派，我也不敢挑眼。

载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青岛《民报》

暑避

有福之人，散处四方，夏日炎热，聚于青岛，是谓避暑。无福之人，蛰居一隅，寒暑不侵，死不动窝；幸在青岛，暑气欠猛，随着享福，是谓暑避。前者是师出有名，堂堂正正，好不威风；后者是歪打正着，马马虎虎，穷混而已。可是，有福者避暑，而暑避矣；无福者暑避，而罪来矣。就拿在下而言，作事于青岛，暑气天然下来，是亦暑避者流也。可是，海岸走走，遇上二三老友，多年不见，理当请吃小馆。避暑者得吃得喝，暑避者几乎破产；面子事儿，朋友的交情，死而不怨，毛病在天。吃小馆而外，更当伴游湛山崂山等处，汽车呜呜，洋钱铮铮，口袋无底，望洋兴叹。逝者如斯夫，洋钱一去不复返。炮台已看过十八次，明天又是“早八点儿，看看德国的炮台，没错儿！”为德国吹牛，仿佛是精神胜利。

海岸不敢再去，闭门家中坐，连苍蝇也进不来，岂但避暑，兼作蛰宿。哼，快信来矣，“祈到站……”继以电报，“代定旅舍……”于是拿起腿来，而车站，而码头，而旅馆，而中国旅行社……昼夜奔忙，慷慨激昂，暑避者大汗满头，或者是五行多水。

这还是好的，更有三更半夜，敲门如雷；起来一看，大小三军，来了一旅，俱是知己哥儿们，携老扶幼，怀抱的娃娃足够一桌，行李五十余件。于是天翻地覆，楼梯底下支架木床，书架上横睡娃娃，凉台上搭帐棚，一直闹到天亮，大家都夸青岛真凉快。

再加上四届“铁展”，乃更伤心。不去吧，似嫌怯懦；去吧，还能不带皮夹？牙关咬定，仁者有勇，直奔“铁展”，售品所处有“吸钞石”，票子自己会飞。饱载而归，到家细看，一样儿必需的没有，开始悲观。

由此看来，暑避之流顶好投海，好在方便。

载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青岛《民报》

檀香扇

中华民族是好是坏，一言难尽，顶好不提。我们“老”，这说着似乎不至于有人挑眼，而且在事实上也许是正确的。科学家在中国不大容易找饭吃，科学家的话也每每招咱们头疼；因此，我自幸不是个科学家，也不爱说带定律味儿的话。“革命”就是“劫数”，美国总统也请人相面，说着都另有股子劲儿，和包文正《打龙袍》一样能讨咱们喜欢。谈到民族老不老的问题，自然也不便刨根问底，最好先点头咂嘴，横打鼻梁：“我们老得多；你们是孙子！”于是，即使祖父被孙子揍了，到底孙子是年幼无知；爽性来个宽宏大量，连忤逆也不去告。这叫作“劲儿”。明白这点劲儿，莫谈国事乃更见通达。

您就拿看电影说吧，总得算洋派儿。可是赶上邻座是洋人，您就觉得有点不得劲；洋派儿和洋人到底是两回事，无论您的洋服多么讲究，反正赶不上洋人地道。您有点气馁，不是不能不设法捧自己的场，于是您就那么一比较：啊，原来洋人身上，甚至于连手上，都有长长的毛；有时候洋人老太太带着小胡子嘴儿。野人。那么也就是孙子了。吐一口气，摸摸自己的手，光润无毛，文明得厉害。

夏天到电影院去，更怕遇见“洋”她们。她们穿得很少很薄，白白的脖儿，胖胖的臂，原有个看头儿。可是您的鼻子受了委屈，香水味里裹着一股象臭豆腐加汽水的味儿，又臭又辣，使您恶心。不论好来坞的女明星怎么美妙，您从此大概不会再想娶洋姨太太。民族老幼不可同日而语，香臭也会使人们决走“东是东，西是西”，没法儿调和，只好掩鼻而过。

“铁展”救了我一命。那天我去看《块肉余生》，左边坐着位重三百磅的洋太太，右边坐着三位洋姑娘——体重差一些，可是三位呢。左右逢源，自制的氯气阵阵加紧。我知道是要坏；我不能堵上鼻看电影：堵得太严，满有死去的希望；不堵呢，大概比死去还难受，感谢“铁展”！我手中拿着前一天刚买来的檀香扇！看完电影，我念念有词，作了两句标语：“老民族是香的！中华万岁！”

“檀香扇打倒帝国主义！”

载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青岛《民报》

青岛与我

这是头一次在青岛过夏。一点不吹，咱算是开了眼。可是，只能说开眼；没有别的好处。就拿海水浴说吧，咱在海边上亲眼看见了洋光眼子！可是咱自家不敢露一手儿。大概您总可以想象得到：一个比长虫——就是蛇呀——还瘦的人儿，穿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浴衣，脖子上套着太平圈，浑身上下骨骼分明，端立海岸之上，这是不是故意的气人？即使大家不动气，咱也不敢往水里跳呀；脖子上套着皮圈，而只在沙土上“憧憬”，泄气本无不可，可也不能泄得出奇。咱只能穿着夏布大衫，远远的瞧着；偶尔遇上个异教卫道的人，相对微笑点首，叹风化之不良；其实他也跟我一样，不敢下水。海水浴没了咱的事。

白天上海岸，晚上呢自然得上跳舞场。青岛到夏天，的确是热闹：白舞女，黄舞女，黑舞女，都光着脚，脚指甲上涂得通红晶亮，鞋只是两根绊儿和两个高底。衣服，帽子，花样之多简直说不尽。按说咱既不敢下海，晚上似乎该去跳了，出点汗，活动活动。咱又没这个造化。第一，晚上一过九点就想睡；到舞场买票睡觉，似乎大可不必。第二呢，跳倒可以敷衍着跳一气，不过人家不踩咱的脚指，而咱只踩人家的，虽说有独到之处，到底怪难以为情。莫若早早的睡吧，不招灾，不惹祸。况且这么规规矩矩，也足引起太太的敬意，她甚至想登报颂扬我的“仁政”，可是被我拦住了，我向来是不好虚荣的。

既不去赶热闹，似乎就该在家中找些乐事；唱戏，打牌，安无线广播机等等都是青岛时行的玩艺。以唱戏说，不但早晨在家中吊嗓子的很多，此地还有许多剧社，锣鼓俱全，角色齐备，倒怪有个意思。我应当加入剧社，我小时候还听过谭鑫培呢，当然有唱戏的资格。找了介绍人，交了会费，头一天我就露了一出《武家坡》。我觉得唱得不错，第二天早早就去了，再想露一出拿手的。等了足有两点钟吧。一个人也没来，社员们太不热心呀，我想。第三天我又去了，还是没人，这未免有点奇怪。坐了十来分钟我就出去了，在门口遇见了个小孩。“小孩，”我很和气的说，“这儿怎样老没人？”小孩原来是看守票房李六的儿子，知道不少事儿。“这两天没人来，因为呀，”小孩笑着看了我一眼，“前天有一位先生唱得象鸭子叫唤，所以他们都不来啦；前天您来了吗？”我摇了摇头，一声没出就回了家。回到家里，我一咂摸滋味，心里可真有点不得劲儿。可是继而一想呢，票友们多半是有习气的，也许我唱得本来很好，而他们“欺生”。这么一想，我就决定在家里独唱，不必再出去沤闲气。唱，我一个人可就唱开了，“文武代打，”好不过瘾！唱到第三天，房东来了，很客气的请我搬家，房东临走，向敝太太低声说了句：“假若先生不唱呢，那就不必移动了，大家都是朋友！”太太自然怕搬家，先生自然怕太太，我首先声明我很讨厌唱戏。

我刚要去买播音机，邻居郑家已经安好，我心中不大好过。在青岛，什么事走迟了一步，风头就被别人出尽；我不必再花钱了，既然已叫郑家抢了先。再说呢，他们播放，我听得很真，何必一定打对仗呢。我决定等着听便宜的。郑家的机器真不坏，据说花了八百多块。每到早十点，他们必转弄那个玩艺。最初是象火车挂钩，嘎！哗啦，哗啦！哗啦了半天，好似怕人讨厌它太单调，忽然改了腔儿，细声细气的，象老牛害病时那样呻吟。猛古丁的又改了办法，啪啪，喔——喔，越来越尖，咯喳！我以为是院中的柳树被风刮折了一棵！这是前奏曲。一切静寂，有五分钟的样子，忽然兜着我的耳根子：“南京！”也就是我呀，修养差一点的，管保得惊疯！吃了一丸子定神丸，我到底要听听南京怎样了。呕，原来南京的底下是——“王小姐唱《毛毛雨》”。这个《毛毛雨》可与众不同：第一声很足壮，第二声忽然象被风刮了走，第三声又改了火车挂钩，然后紧跟着刮风，下雨，打雷，空军袭击城市，海啸；《毛毛雨》当然听不到了。闹了一大阵，兜着我的耳根子——“北平！”我堵上了耳朵。早晨如是，下午如是，夜间如是；这回该我找房东去了。我搬了家。

还就是打个小牌，大概可以不招灾惹祸，可是我没有忍力。叫我打一圈吗，还可以；一坐下就八圈，我受不了。况且十几张牌，咱得把它们摆成五行，连这么办还有时把该留着的打出去。在我，这是消遣，慢慢的调动，考虑，点头，迟疑，原无不可；可是别人受得了吗。莫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必招人讨厌。

您说青岛这个地方，除了这些玩耍，还有什么可干的？干脆的说吧，我简直和青岛不发生关系，虽然是住在这里。有钱的人来青岛，好。上青岛来结婚，妙。爱玩的人来青岛，行。对于我，它是片美丽的沙漠。

对，有一件事我做还合适，而且很时行。娶个姨太太。是的，我得娶个姨太太。又体面，又好玩。对，就这么办啦。我先别和太太商量，而暗中储蓄俩钱儿。等到娶了姨太太之后，也许我便唱得比鸭子好听，打牌也有了忍力……您等我的喜信吧！

载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六日《论语》第七十期

立秋后

去年来青岛，已是秋天。秋水秋山，红楼黄叶，自是另一番风味；虽未有见到夏日的热闹，可是秋夜听潮，或海岸独坐，亦足畅怀。

秋去冬来，野风横吹，湿冷入骨；日落以后，市上海滨俱少行人；未免觉得寂苦。

春到甚迟，直到樱花开了，才能撤去火炉，户外活动渐渐增多，可是春假里除了崂山旅行，也还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六七月之间才真看到青岛的光荣，尤其是初次看到，更觉得有点了不得。可是一两星期过去，又仿佛没有什么了：士女是为避暑而来，自然表现着许多洋习气，以言文化，乃在寇丹指甲与新奇浴衣之间，所谓浪漫，亦不过买票跳舞，喝冷咖啡而已。闭户休息，寂寞不减于冬令，自叹命薄福浅！

有一件事是可喜的，即夏日有会友的机会。别已二年五载，忽然相值，相与话旧，真一乐事。再说呢，一向糊口四方，到处受女人的招待，今则反落为主，略尽地主之谊，也能更明白些交友的道理。况且此地是世外桃源，平日少见寡闻，于今各处朋友带来各处消息，心泉渐活，又回到人间，不复梦梦。

立秋以后，别处天气渐凉，此地反倒热起来；朋友们逐渐走去，车站码头送别，“明夏再来呀！”能不黯然销魂！

载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八日青岛《民报》

等暑

青岛并非不暑，而是暑得比别处迟些。这么一句平常话，也需要一年的经验才敢说。秋天很暖——我是去年秋天来的——正因为夏未全去；以此类推，方能明白此地春之所以迟迟，六七月间之所以不热，哼，和八月间之所以大热起来。仿佛别人早已这样告诉过我：“仿佛”就有点记不真切的意思，“不相信”是其原因。青岛还会热？问号打得很清楚。赶到今年八月，才理会过来，可是马上归功于自己的经验，别人说过与否终于打入“仿佛”之下。以此为证，人鲜有不好吹者！

来避暑的人总是六七月来而八月走去，这时间的选取实在就够避暑的资格；于此，我更愿发财，有钱的人不必用整年的工夫去发现七月凉八月热，他们总是聪明的。高粱一熟，螃蟹下市，别处的蝉声已带哀意；仍然住在青岛，似乎专为等着“秋老虎”，其愚或可及，其穷定不可及。有钱的能征服自然，没钱的蛤蟆垫桌腿而已。

可是等暑之流也有得意之处：八月中若来个远地朋友，箱中带着毛衣，手不持扇，刚一下车便满身是汗，抢过我的扇子，连呼“这里也这么热！”我乃似笑非笑，徐道经验，有如圣人，乐得心中发痒。

若是这位可怜的朋友叨唠上没完，不怨自己缺乏经验，而充分的看不起青岛，我可必得为青岛辩护，把六七月间的光景如诗一般的述说，仿佛青岛是我家里的。心理的变化与矛盾有如是者，此我之所以每每看不起自己者也。

载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六日青岛《民报》

钢笔与粉笔

钢笔头已生了锈，因为粉笔老不离手。拿粉笔不是个好营生，自误误人是良心话，而良心扭不过薪水去。钢笔多么有意思：黑黑的管，尖尖的头，既没粉末，又不累手。想不起字来，沾沾墨水，或虚画几个小圈；如在灯下，笔影落纸上似一烛苗。想起来了，刷刷写下去，笔遭圆，笔尖儿滑，得心应手，如蜻蜓点水，轻巧健丽。写成一气，心眼俱亮，急点上香烟一支，意思冉潮，笔尖再动，忙而没错儿，心在纸上，纸滑如油，乐胜于溜冰。就冲这点乐趣，好像为文艺而牺牲就值得，至少也对得起钢笔。

钢笔头下什么都有。要哭它便有泪，要乐它就会笑，要远远在天边，要美美如雪后的北平或春时中的西湖。它一声不出，可是能代达一切的感情欲望，而且不慌不忙，刚完一件再办一件，笔尖老那么湿润润的，如美人的唇。

可是，我只能拿粉笔！特别是这半年，因这半年特别忙。可以说是一个字没有写，这半年！毛病是在哪里呢？钢笔有一个缺点，一个很大的缺点。它——不——能——生——钱！我只瞪着眼着它生锈，它既救不了我，我也救不了它。它不单喝墨水，也喝脑汁与血。供给它血的得先造血，而血是钱变的。我喂不起它呀！粉笔比它强，我喂它，它也喂我。钢笔不能这个。虽然它是那么可爱与聪明。它的行市是三块钱一千字，得写得好，快，应时当令，而且不激烈，恰好立于革命与不革命之间，政治与三角恋爱之外，还得不马上等着钱用。它得知道怎样小心，得会没墨水也能写出字，而且写得高明伟大；它应会办的事太多了，它的报酬可只是三块钱一千字与比三块钱还多一些的臭骂。

钢笔是多么可爱的东西呢，同时又是多么受气的玩艺啊！因为钢笔是这样，那么写东西不写也就没什么关系了。任它生锈，我且拿粉笔写黑板去者！

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益世报》

《天书代存》序

得一字一字的说明这四个字：天——书——代——存。“天”代表牛天赐；“书”是书信的书；“代”当代替讲，即狗拿老鼠多管闲事之意；“存”就是《胡适文存》的存。这么一解释，再把它们加在一起。就须象个书名，而且是个很不坏的书名：《天书代存》，念起来声音很响；《天书》又满有《推背图》、《烧饼歌》等字样所带着的神秘，而“代存”也和“亲善”一样有点鬼鬼祟祟，正自迎时当令。起个书名，有时候比写一大本书还难。特别是在这事事需要漂亮广告的时代。《天书代存》无疑的是个好书名，那么，它的内容如何，几乎可以不必过问了。这是个值得高兴的事。

不过到底得说说它的内容，一来表示著者——或编订者——有相当的诚实，二来为是好往下写这篇序。

《牛天赐传》在《论语》上登完，陶亢德先生邀我继续往下写，作为《宇宙风》的特约长篇。我很愿意写，并非因为《牛天赐传》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地方，也非我对于传记文字特别有拿手，而是为每月进一些稿费。可是，我找不出工夫来写。人虽为稿费而生，但时间捆着我的手，我没法用根草绳把太阳拴住，如放风筝然。

有一天，我就跟赵少侯兄这么一发牢骚。敢情他有主意。他原来也是个崇拜牛天赐的，知道的事儿——关于牛天赐的——并不比我少。马上我们有了主意，合作好了。二人各就所知，把事实都搬出来，然后贯穿在一处，岂不只等提起笔来刷刷的一写。可是继而一想，谁去刷刷的一写呢？我忙，他没工夫，怎办？一人写一段又不大象话，因为无论我们把事实排列得怎样详密，文字到底是自己的；“风格即人”，我们不能因为要稿费而甘心变成矿物或植物，把“人”字撇开不管。我们不能。这几乎使我们要说：说点别的吧！

少侯兄又有了主意：“你手里存着有牛天赐的信没有？”“有些信；干吗？”我以为他要买我的呢。

“你看，我也有好些封，”他说，“而且存着些与他有关系的人的信。”

“还没听说开个铺子，专卖信件的！”我很不客气。“你听着！”大概他是想好了主意。“把你我所存着的信都放在一处，然后按着年月的先后与信里的事实排列一番，就这么原封儿发表，既省得咱们动笔，又是一部很好的材料。假若将来有别人给他写传，还没法不利用这些封信。咱俩合编，报酬平分，怎样？”

我愿意，我一向以为既能省事又能得钱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可是，“你存的比我多，当然搜集时所费的事也比我多；报酬似乎不应当平分，”这只是为显着我公道大方，完全没有诚意。

“可是牛天赐的第一部传记是你写的，你至少可以说你使这些封信增高了价值，虽然它们原来就有价值。还是平分。”

我不便再说什么，怕做过了火。可是我又想起来个问题：“咱们替他发表，他，牛天赐，要是不答应呢？”“管他呢！”少侯兄很有把握似的：“咱俩揍他一个，还有什么可怕的，假若他一定找揍的话。”

“武力就是正义，”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不幸，牛天赐而找《宇宙风》的编辑先生去捣蛋，我想我们俩是能长期抵抗的，因为我们现在是精诚团结，拥护稿费的。

最后，编订那些信也需要些时间。可是我们相信在暑假前无论如何能竣事：现在顶好先预支些发表费——不过，这是我俩与编辑先生之间的私事了。

载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十三期

鬼与狐

我所见过的鬼都是鼻眼俱全，带着腿儿，白天在街上蹓跶的。夜里出来活动的鬼，还未曾遇到过；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因为我不敢走黑道儿。平均的说，我总是晚上九点后十点前睡觉，鬼们还未曾出来；一睁眼就又天亮了，据说鬼们是在鸡鸣以前回家休息的。所以我老与鬼们两不照面，向无交往。即使有时候鬼在半夜扒着窗户看看我，我向来是睡得如死狗一般，大概他们也不大好意思惊动我。据我推测，鬼的拿手戏是在吓唬人；那么，我夜间不醒，他也就没办法。就是他想一口冷气把我吹死，到底未能先使我的头发立起如刺猬的样子，他大概是不会过瘾的。

假若黑夜的鬼可以躲避，白天的鬼倒真没法儿防备。我不能白天也老睡觉。只要我一上街，总得遇上他。有时候在家中静坐，他会找上门来。夜里的鬼并不这样讨人嫌。还有呢，夜间的鬼有种种奇装异服与怪脸面，使人一见就知道鬼来了，如披散着头发，吐着舌头，走道儿没声音，和驾着阴风等等。这些特异的标帜使人先有个准备，能打呢就和他开仗，如若个子太高或样子太可怕呢，咱就给他表演个二百米或一英里竞走，虽然他也许打破我的纪录，而跑到前面去，可是到底我有个希望。白天的鬼，哼，比夜间的要厉害着多少倍，简直不知多少倍。第一，他不吐舌头，也不打旋风；他只在你不留神的时候，脚底下一绊，你准得躺下。他的样子一点也不见得比我难看，十之八九是胖胖的，一肚子鬼胎。他要能吓唬你，自然是见面就“虎”一气了；可是一般的说，他不“虎”，而是嬉皮笑脸的讨人喜欢，等你中了他的计策之后，你才觉出他比棺材板还硬还凉。他与夜鬼的分别是这样：夜鬼拿人当人待，他至多不过希望拉个替身；白日鬼根本不拿人当人，你只是他的诡计中的一个环节，你永远逃不出他的圈儿。夜鬼大概多少有点委屈，所以白脸红舌头的出出恶气，这情有可原。白日鬼什么委屈也没有，他干脆要占别人的便宜。夜鬼不讲什么道德，因为他晓得自己是鬼；白日鬼很讲道德，嘴里讲，心里是男盗女娼一应俱全。更厉害的是他比夜鬼的心眼多，他知道怎样有组织，用大家的势力摆下迷魂大阵，把他所要收拾的一一的捉进阵去。在夜鬼的历史里，很少有大头鬼、吊死鬼等等联合起来作大规模运动的。白日鬼可就两样了，他们永远有团体，有计划，使你躲开这个，躲不开那个，早晚得落在他们的手中。夜鬼因为势力孤单，他知道怎样不专凭势力，而有时也去找个清官，如包老爷之流，诉诉委屈，而从法律上雪冤报仇。白日鬼不讲这一套，世上的包老爷多数死在他们的手里，更不用说别人了。这种鬼的存在似乎专为害人，就是害不死人，也把人气死。他们什么也晓得，只是不晓得怎样不讨厌。他们的心眼很复杂，很快，很柔软——象块皮糖似的怎揉怎合适，怎方便怎去。他们没有半点火气，地道的纯阴，心凉得象块冰似的，口中叼着大吕宋烟。

这种无处无时不讨厌的鬼似乎该有个名称，我想“不知死的鬼”就很恰当。这种鬼虽具有人形，而心肺则似乎不与人心人肺的标本一样。他在顶小的利益上看出天大的甜头，在极黑暗的地方看出美，找到享乐。他吃，他唱，他交媾，他不知道死。这种玩艺们把世界弄成了鬼的世界，有地狱的黑暗，而无其严肃。

鬼之外，应当说到狐。在狐的历史里，似乎女权很高，千年白狐总是变成妖艳的小娘子——可惜就是有时候露出点小尾巴。虽然有时候狐也变成白发老翁，可是究竟是老翁，少壮的男狐精就不大听说。因此，鬼若是可怕，狐便可怕而又可喜，往往使人舍不得她。她浪漫。

因为浪漫，狐似乎有点傻气，至少比“不知死的鬼”傻多了。修炼了千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化为人形，不刻苦的继续下工夫，却偏偏为爱情而牺牲，以至被张天师的张手雷打个粉碎，其愚不可及也。况且所爱的任往不是有汽车高楼的痴胖子，而是风流年少的穷书生；这太不上算了，要按着世上女鬼的逻辑说。

狐的手段也不高明。对于得恶他们的人，只会给饭锅里扔把沙子，或把茶壶茶碗放在厕所里去。这种办法太幼稚，只能恼人而不叫人真怕他们。于是人们请来高僧或捉妖的老道，门前挂上符咒，老少狐仙便即刻搬家。在这一点上，狐远不及鬼，更不及白日的鬼。鬼会在半夜三更叫唤几声，就把人吓得藏在被窝里出白毛汗，至少得烧点纸钱安慰安慰冤魂。至于那白日鬼就更厉害了，他会不动声色的，跟你一块吃喝的功夫，把你送到阴间去，到了阴间你还不知道是怎回事呢。

我以为说鬼与狐的故事与文艺大概多数的是为造成一种恐怖，故意的供给一种人为的哆嗦，好使心中空洞的人有些一想就颤抖的东西——神经的冷水浴。在这个目的以外，也许还有时候含着点教训，如鬼狐的报恩等等。不论是怎样吧，写这样故事的人大概都是为避免着人事，因为人事中的阴险诡诈远非鬼所能及；鬼的能力与心计太有限了，所以鬼事倒比较的容易写一些。至于鬼狐报恩一类的事，也许是求之人世而不可得，乃转而求诸鬼狐吧。

载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论语》第九十一期

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

话说林语堂先生，头戴纱帽盔，上面两个大红丝线结子；遮目的是一对崂山水晶墨镜，完全接近自然，一点不合科学的制法。身上穿着一件宝蓝团龙老纱大衫，铜钮扣，没有领子——因为反对洋服的硬领，所以更进一步的爽性光着脖子。脚上一双青大缎千层底圆口皂鞋，脚脖儿上豆青的绸带扎住裤口。右手里一把斑竹八根架纸扇，一面画的是淡墨山水，一面自己写的一小段舒白香游山日记——写得非常的好，因为每个字旁都由林先生自己画了双圈。左手提着云南制的水烟袋，托子是珐琅的，非常的古艳。

林先生的身上自然还有别的东西，一一的说来未免有点烦絮；总而言之，他身上没有一件足以惹人怀疑是否国产的物品。这倒不全为提倡国货；每一件东西都是顶古雅精美的，顺手儿也宣传着东方文化。

林先生本打算雇一条带帆的渔船，或西湖上的游艇，在太平洋里一面钓着鱼，一面缓缓前进。这个办法既足以证实他的艺术生活，又足以使两个老渔夫或一对船娘能自食其力的挣口饭吃——后者恐怕是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不过，即使大家都不怕慢，走上三五个月满不在乎，可是小船——虽然是那么有画意——恐怕干不过海洋里的风浪。真要是把老渔夫或船娘都喂了海鱼，未免有悖于人道主义。算了吧，只好坐海船吧。

为减少轮船上的俗气与洋味，林先生带着个十岁的小书僮：头上梳着两个抓髻，系着鲜红的头绳。林先生坐在甲板上的藤椅上，书僮捧着瑶琴一旁侍立。琴上无弦，省得去弹；只是个“意思”而已。

一“海”无话，林先生吃得胖胖的，就到了美国。船一到码头，新闻记者如蜜蜂一般拥上前来，全是找林先生的。林先生命书僮点起檀香，提着景泰蓝香炉在前引路，徐徐的前进。新闻记者围上前来，林先生深感不快，乃曼声曰：“吾乃——‘吾国吾民’之著者是也！没别的可说！”众畏其威，乃退。不过，林先生的相，在他没甚留神的时候，已被他们照了去；在当日的晚报就登印出来。

歇兵三日，林先生拟出宣传大纲：一、男人应否怕老婆——阳纲不振为西方文化之大毛病。予之来所以使懦夫立也——林先生的文字是文言与白话两掺着的，特别是在草拟大纲的时候。公鸡打鸣，母鸡生蛋，天然有别。不可强易。男女平等，本是男的种田，女的纺线，各尽其职之谓。反之，象英美各国，男儿拚命挣钱，老婆不管洗衣作饭；哪道婚姻，什么平等！妇道不修，于是在恋爱之前已打听好怎样离婚，以便争取生活费，哀哉！中国古圣先贤都说夫为妻纲，已预知此害；西方无此种圣人，故大吃其亏。宜速迎东方活圣人一位，封为国师！

二、男人怎样可以不怕老婆——在今日的中国，怕老婆者穿洋服。与夫人同行，代她拿伞，抱孩子。洋服者，西洋之服，自古已然，怕老婆非一日矣！为今之计，西洋男子应马上改穿中服，以免万劫茫茫。中服威严，虽贾波林穿上亦无局促瘦窘之相。望而生畏，女人不敢大发雌威矣。中服舒服，男人知道求舒服，女人即知责任之所在；反之，自上锁镣，硬领皮鞋，以示甘受苦刑，则女人见景生情，必使跪着顶灯；猛醒吧，西洋男子！中服使人安详自在。气度安详，则威而不猛，增高身分。譬若老婆发了命令，穿大衫之丈夫可漫应之，Yes，dear；而许久不动，直至对方把命令改成央求，乃徐徐起立。穿西服之丈夫鲜能为此：洋服表示干净利落之精神，一闻令下，必须疾驱而前，显出敏捷脆快；Yes，dear，未及说完，早已一道闪光而去，脸上笑容充满宇宙。久之，夫人并发令之劳且厌之，而眉指颐使，丈夫遂成了专看眼神的动物！这还了得，西洋男子必须革命！

三、中西文化及其苍蝇——东方人的闲适，使苍蝇也得到自由；西方人的固执，苍蝇大受压迫。世界大同，虽是个理想，但总有实现之一日。以苍蝇言，在大同主义之下，必有其东方的自由，而受过西方科学的洗礼；“明日”之苍蝇必为消毒的苍蝇，活泼泼的而不负传染恶疾的责任。此事虽小，足以喻大；明乎此，可与言东西文化之交映成辉矣。（此项下还有许多节目，如中西文化及其蜈蚣，中西文化及其青蛙等，即不备录。）

四、东西的艺术及其将来：西方的艺术大体上说来，总免不了表现肉感，裸体画与雕刻是最明显的例子。东方的艺术，反之，却表现着清涤肉感，而给现实生活一些云烟林水之气。由这一点上来看，西方的精神是斑斓猛虎，有它的猛勇，活跃，及直爽；东方的精神是淡远的秋林，有它的安闲，静恬，及含蓄。这样说来，仿佛各有所长，船多并不碍江。可是细那么一想，则东方的精神实在是西方文化的矫正，特别是在都市文化发达到出了毛病的时候——象今日。西方今日之需要静恬，就是没别的更好的办法，至少也须常常看到一种秋江夕照的图画（如林先生扇子上所画的那个），常常听到一种平沙落雁的音乐，而把客厅里悬着的大光眼儿，二光眼儿，一律暂时收起。光屁股艺术有它的直爽与健康，但乐园的亚当与夏娃并非只以一丝不挂为荣，还有林花虫蝶之乐。况且假若他俩多注意些花鸟之趣，而一心无邪，恐怕到如今还住在那里——闲着画几幅山水儿什么的，给天使们鉴赏，岂不甚好？！

五、吾国与吾民——有书为证，顶好大家手执一册，焚香静读，你们多得些知识，我多收点版税，两有益的事儿。

六、幽默的意义与技巧——专为美国大学生讲；女生暂不招待，以使听完不懂得发笑，大杀风景。

七、中国今日的文艺——专为研究比较文学的讲演，听讲时须各携烟斗或香烟与洋火。讲题：（1）《论语》的创始与发展。（2）《人间世》的生灭。（3）《宇宙风》怎样刮风。

载一九三六年八月《逸经》第十一期

婆婆话

一位友人从远道而来看我，已七八年没见面，谈起来所以非常高兴。一来二去，我问他有了几个小孩？他连连摇头，答以尚未有妻。他已三十五六，还作光棍儿，倒也有些意思；引起我的话来，大致如下：我结婚也不算早，作新郎时已三十四岁了。为什么不肯早些办这桩事呢？最大的原因是自己挣钱不多，而负担很大，所以不愿再套上一份麻烦，作双重的马牛。人生本来是非马即牛，不管是贵是贱，谁也逃不出衣食住行，与那油盐酱醋。不过，牛马之中也有些性子刚硬的，挨了一鞭，也敢回敬一个别扭。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不能在以劳力换金钱之外，还赔上狗事巴结人，由马牛调作走狗。这么一来，随时有卷起铺盖滚蛋的可能，也就得有些准备：积极的是储蓄俩钱，以备长期抵抗；消极的是即使挨饿，独身一个总不致灾情扩大。所以我不肯结婚。卖国贼很可以是慈父良夫，错处是只尽了家庭中的责任，而忘了社会国家。我的不婚，越想越有理。及至过了三十而立，虽有桌椅板凳亦不敢坐，时觉四顾茫然。第一个是老母亲的劝告，虽然不明说：“为了养活我，你牺牲了自己，我是怎样的难过！”可是再说硬话实在使老人难堪；只好告诉母亲：不久即有好消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透口话，就满城风雨。朋友们不论老少男女，立刻都觉得有作媒的资格，而且说得也确是近情近理；平日真没想到他们能如此高明。还普遍而且最动听的——不晓得他们都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一套？——是：老光棍儿正如老姑娘。独居惯了就慢慢养成绝户，脾气——万要不得的脾气！一个人，他们说，总得活泼泼的，各尽所长，快活的忙一辈子。因不婚而弄得脾气古怪，自己苦恼，大家不痛快，这是何苦？这个，的确足以打动一个卅多岁，对世事有些经验的人！即使我不希望升官发财，我也不甘成为一个老别扭鬼。

那么经济问题呢？我问他们。我以为这必能问住他们，因为他们必不会因为怕我成了老绝户而愿每月津贴我多少钱。哼，他们的话更多了。第一，两个人的花销不必比一个人多到哪里去；第二，即使多花一些，可是苦乐相抵，也不算吃亏；第三，找位能挣些钱的女子，共同合作，也许从此就富裕起来；第四，就说她不能挣钱，而且多花一些，人生本来是经验与努力，不能永远消极的防备，而当努力前进。

说到这里，他们不管我相信这些与否，马上就给我介绍女友了。仿佛是我决不会去自己找到似的。可是，他们又有文章。恋爱本无须找人帮忙，他们晓得；不过，在恋爱期间，理智往往弱于感情；一旦造成了将错就错的局面，必会将恩作怨，糟糕到底。反之，经友人介绍，旁观者清，即使未必准是半斤八两，到底是过了磅的有个准数。多一番理智的考核，便少一些感情的瞎碰。双方既都到了男大当娶，女大当聘之年，而且都愿结婚，一经介绍，必定郑重其事的为结婚而结婚，不是过过恋爱的瘾，况且结婚就是结婚；所谓同居，所谓试婚，所谓解决性欲问题，原来都是这一套。同居而不婚，也得两人吃饭，也得生儿养女；并不因为思想高明，而可以专接吻，不用吃饭！

我没了办法。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我心中闹得慌。似乎只有结婚才能心静，别无办法。于是我就结了婚。

到如今，结婚已有五年，有了一儿一女。把五年的经验和婚前所听到的理论相证，倒也怪有个味儿。

第一该说脾气。不错，朋友们说对了：有了家，脾气确是柔和了一些。我必定得说，这是结婚的好处。打算平安的过活必须采纳对方的意见，阳纲或阴纲独振全得出毛病；男女同居，根本需要民治精神，独裁必引起革命；努力于此种革命并不足以升官发财，而打得头破血出倒颇悲壮而泄气。彼此非纳着点气儿不可，久而久之都感到精神的胜利，凡事可以和平解决，夫妇而可成圣矣。

这个，可并不能完全打倒我在婚前的主张：独身气壮，天不怕地不怕；结婚气馁，该瞅着的就得低头。我的顾虑一点不算多此一举。结了婚，脾气确是柔和了，心气可也跟着软下来。为两个人打算，绝不会象一人吃饱天下太平那么干脆。于是该将就者便须将就，不便挺起胸来大吹浩然之气，恋爱可以自由，结婚无自由。

朋友们说对了。我也并没说错。这个，请老兄自己去判断，假如你想结婚的话。

第二该说经济。现在，如果再有人对我说，俩人花钱不见得比一人多，我一定毫不迟疑的敬他一个嘴巴子。俩人是俩人，多数加S，钱也得随着加S。是的，太太可以去挣钱，俩人比一人挣的多；可是花得也多呀。公园，电影场，绝不会有“太太免票”的办法，别的就不用说了。及至有了小孩，简直的就不能再有什么预算决算，小孩比皇上还会花钱。太太的事不能再作，顾了挣钱就顾不了小孩，因挣钱而把小孩养坏，照样的不上算；好，太太专看小孩，老爷专去挣钱，小孩专管花钱，不破产者鲜矣。

自然小孩会带来许多快乐，作了父母的夫妻特别的能彼此原谅，而小胖孩子又是那么天真可爱。单单的伸出一个胖手指已足使人笑上半天。可是，小胖子可别生病；一生病，爸的表，娘的戒指，全得暂入当铺，而且昼夜吃不好，睡不安，不亚于国难当前。割割扁桃腺，得一百块！幸亏正是扁桃腺，这要是整个的圆桃，说不定就得上万！以我自己说，我对儿女总算不肯溺爱，可是只就医药费一项来说，已经使我的肩背又弯了许多。有病难道不给治么？小孩真是金子堆成的。这还没提到将来的教育费——谁敢去想，闭着眼瞎混吧！

有人会说喽，结婚之后顶好不要小孩呀。不用听那一套。我看见不少了，夫妻因为没有小孩而感情越来越坏，甚至去抱来个娃娃，暂时敷衍一下。有小孩才象家庭；不然，家庭便和旅馆一样。要有小孩，还是早些有的为是。一来，妇女岁数稍大，生产就更多危险；二来，早些有子女，虽然花费很多，可是多少能早些有个打算，即便计划不能实现，究竟想有个准备；一想到将来，便想到子女，多少心中要思索一番，对于作事花钱就不能不小心。这样，夫妇自自然然的会老成一些了，要按着老法子说呢，父母养活子女，赶到子女长大便倒过头来养活父母。假如此法还能适用，那么早有小孩，更为上算。假如父亲在四十岁上才有了儿子，儿子到二十的时候，父亲已经六十了；说不定，也许活不到六十的；即使儿子应用古法，想养活父亲，而父亲已入了棺材，哪能喝酒吃饭？

这个，朋友，假若你想结婚的话，又该去思索一番。娶妻需花钱，生儿养女需花钱，负担日大，肩背日弯，好不伤心；同时，结婚有益，有子也有乐趣，即使乐不抵苦，可是生命至少不显着空虚。如何之处，统希鉴裁！

至于娶什么样的太太，问题太大，一言难尽。不过，我看出这么点来：美不是一切。太太不是图画与雕刻，可以用审美的态度去鉴赏。人的美还有品德体格的成分在内。健壮比美更重要。一位爱生病的太太不大容易使家庭快乐可爱。学问也不是顶要紧的，因为有钱可以自己立个图书馆，何必一定等太太来丰富你的或任何人的学问？据我看，结婚是关系于人生的根本问题的；即使高调很受听，可是我不能不本着良心说话，吃，喝，性欲，繁殖，在结婚问题中比什么理想与学问也更要紧。我并不是说妇人应当只管洗衣作饭抱孩子，不应读书作事。我是说，既来到婚姻问题上，既来到家庭快乐上，就乘早不必唱高调，说那些闲盘儿。这是个实际问题，是解决生命的根源上的几项问题，那么，说真实的吧，不必弄一套之乎者也。一个美的摆设，正如一个有学问的摆设，都是很好的摆设，可是未见得是位好的太太。假若你是富家翁呢，那就随便的弄什么摆设也好。不幸，你只是个普通的人，那么，一个会操持家务的太太实在是必要的。假如说吧，你娶了一位哲学博士，长得也顶美，可是一进厨房便觉恶心，夜里和你讨论康德的哲学，力主生育节制，即使有了小孩也不会抱着，你怎办？听我的话，要娶，就娶个能作贤妻良母的。尽管大家高喊打倒贤妻良母主义，你的快乐你知道。这并不完全是自私，因为一位不希望作贤妻良母的满可以不嫁而专为社会服务呀。假如一位反抗贤妻良母的而又偏偏去嫁人，嫁了人又连自己的袜子都不会或不肯洗，那才是自私呢。不想结婚，好，什么主义也可以喊；既要结婚，须承认这是个实际问题，不必弄玄虚。夫妻怎不可以谈学问呢；可是有了五个小孩，欠着五百元债，明天的房钱还没指望，要能谈学问才怪！两个帮手，彼此帮忙，是上等婚姻。

有人根本不承认家庭为合理的组织，于是结婚也就成为可笑之举。这，另有说法，不是咱们所要谈的。咱们谈的是结婚与组织家庭，那么，这套婆婆话也许有一点点用，多少的备你参考吧。

载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第一卷第一期

我的理想家庭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讲恋爱，讲革命，讲志愿，似乎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简直想不到组织家庭——结婚既是爱的坟墓，家庭根本上是英雄好汉的累赘。及至过了三十，革命成功与否，事情好歹不论，反正领略够了人情世故，壮气就差点事儿了。虽然明知家庭之累，等于投胎为马为牛，可是人生总不过如此，多少也都得经验一番，既不坚持独身，结婚倒也还容易。于是发帖子请客，笑着开驶倒车，苦乐容或相抵，反正至少凑个热闹。到了四十，儿女已有二三，贫也好富也好，自己认头苦曳，对于年轻的朋友已经有好些个事儿说不到一处，而劝告他们老老实实的结婚，好早生儿养女，即是话不投缘的一例。到了这个年纪，设若还有理想，必是理想的家庭。倒退二十年，连这么一想也觉泄气。人生的矛盾可笑即在于此，年轻力壮，力求事事出轨，决不甘为火车：及至中年，心理的，生理的，种种理的什么什么，都使他不但非作火车不可，且作货车焉。把当初与现在一比较，判若两人，足够自己笑半天的！或有例外，实不多见。

明年我就四十了，已具说理想家庭的资格：大不必吹，盖亦自嘲。

我的理想家庭要有七间小平房：一间是客厅，古玩字画全非必要，只要几张很舒服宽松的椅子，一二小桌。一间书房，书籍不少，不管什么头版与古本，而都是我所爱读的。一张书桌，桌面是中国漆的，放上热茶杯不至烫成个圆白印儿。文具不讲究，可是都很好用。桌上老有一两枝鲜花，插在小瓶里。两间卧室，我独据一间，没有臭虫，而有一张极大极软的床。在这个床上，横睡直睡都可以，不论怎睡都一躺下就舒服合适，好象陷在棉花堆里，一点也不硬碰骨头。还有一间，是预备给客人住的。此外是一间厨房，一个厕所，没有下房，因为根本不预备用仆人。家中不要电话，不要播音机，不要留声机，不要麻将牌，不要风扇，不要保险柜。缺乏的东西本来很多，不过这几项是故意不要的，有人白送给我也不要。

院子必须很大。靠墙有几株小果木树。除了一块长方的土地，平坦无草，足够打开太极拳的，其他的地方就都种着花草——没有一种珍贵费事的，只求昌茂多花。屋中至少有一只花猫，院中至少也有一两盆金鱼；小树上悬着小笼，二三绿蝈蝈随意地鸣着。

这就该说到人了。屋子不多，又不要仆人，人口自然不能很多：一妻和一儿一女就正合适。先生管擦地板与玻璃，打扫院子，收拾花木，给鱼换水，给蝈蝈一两块绿黄瓜或几个毛豆；并管上街送信买书等事宜。太太管做饭，女儿任助手——顶好是十二三岁，不准小也不准大，老是十二三岁。儿子顶好是三岁，既会讲话，又胖胖的会淘气。母女于做饭之外，就做点针线，看小弟弟。大件衣服拿到外边去洗，小件的随时自己涮一涮。

既然有这么多工作，自然就没有多少工夫去听戏看电影。不过在过生日的时候，全家就出去玩半天；接一位亲或友的老太太给看家。过生日什么的永远不请客受礼，亲友家送来的红白帖子，就一概扔在字纸篓里，除非那真需要帮助的，才送一些干礼去。到过节过年的时候，吃食从丰，而且可以买一通纸牌，大家打打“索儿胡”，赌铁蚕豆或花生米。

男的没有固定的职业；只是每天写点诗或小说，每千字卖上四五十元钱。女的也没事做，除了家务就读些书。儿女永不上学，由父母教给画图，唱歌，跳舞——乱蹦也算一种舞法——和文字，手工之类。等到他们长大，或者也会仗着绘画或写文章卖一点钱吃饭；不过这是后话，顶好暂且不提。

这一家子人，因为吃得简单干净，而一天到晚又不闲着，所以身体都很不坏。因为身体好，所以没有肝火，大家都不爱闹脾气。除了为小猫上房，金鱼甩子等事着急之外，谁也不急叱白脸的。

大家的相貌也都很体面，不令人望而生厌。衣服可并不讲究，都做得很结实朴素：永远不穿又臭又硬的皮鞋。男的很体面，可不露电影明星气；女的很健美，可不红唇卷毛的鼻子朝着天。孩子们都不卷着舌头说话，淘气而不讨厌。

这个家庭顶好是在北平，其次是成都或青岛，至坏也得在苏州。无论怎样吧，反正必须在中国，因为中国是顶文明顶平安的国家；理想的家庭必在理想的国内也。

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论语》第一零零期

有了小孩以后

艺术家应以艺术为妻，实际上就是当一辈子光棍儿。在下闲暇无事，往往写些小说，虽一回还没自居过文艺家，却也感觉到家庭的累赘。每逢困于油盐酱醋的灾难中，就想到独人一身，自己吃饱便天下太平，岂不妙哉。

家庭之累，大半由儿女造成。先不用提教养的花费，只就淘气哭闹而言，已足使人心慌意乱。小女三岁，专会等我不在屋中，在我的稿子上画圈拉杠，且美其名曰“小济会写字”！把人要气没了脉，她到底还是有理！再不然，我刚想起一句好的，在脑中盘旋，自信足以愧死莎士比亚，假若能写出来的话。当是时也，小济拉拉我的肘，低声说：“上公园看猴？”于是我至今还未成莎士比亚。小儿一岁整，还不会“写字”，也不晓得去看猴，但善亲亲，闭眼，张口展览上下四个小牙。我若没事，请求他闭眼，露牙，小胖子总会东指西指的打岔。赶到我拿起笔来，他那一套全来了，不但亲脸，闭眼，还“指”令我也得表演这几招。有什么办法呢？！

这还算好的。赶到小济午后不睡，按着也不睡，那才难办。到这么四点来钟吧，她的困闹开始，到五点钟我已没有人味。什么也不对，连公园的猴都变成了臭的，而且猴之所以臭，也应当由我负责。小胖子也有这种困而不睡的时候，大概多数是与小济同时发难。两位小醉鬼一齐找毛病，我就是诸葛亮恐怕也得唱空城计，一点办法没有！在这种干等束手被擒的时候，偏偏会来一两封快信——催稿子！我也只好闹脾气了。不大一会儿，把太太也闹急了，一家大小四口，都成了醉鬼，其热闹至为惊人。大人声言离婚，小孩怎说怎不是，于离婚的争辩中瞎打混。一直到七点后，二位小天使已困得动不的，离婚的宣言才无形的撤销。这还算好的。遇上小胖子出牙，那才真教厉害，不但白天没有情理，夜里还得上夜班。一会儿一醒，若被针扎了似的惊啼，他出牙，谁也不用打算睡。他的牙出利落了，大家全成了红眼虎。

不过，这一点也不妨碍家庭中爱的发展，人生的巧妙似乎就在这里。记得FrankHarris仿佛有过这么点记载：他说王尔德为那件不名誉的案子过堂被审，一开头他侃侃而谈，语多幽默。及至原告提出几个男妓作证人，王尔德没了脉，非失败不可了。Harris以为王尔德必会说：“我是个戏剧家，为观察人生，什么样的人都当交往。假若我不和这些人接触，我从哪里去找戏剧中的人物呢？”可是，王尔德竟自没这么答辩，官司就算输了！

把王尔德且放在一边；艺术家得多去经验，Harris的意见，假若不是特为王尔德而发的，的确是不错。连家庭之累也是如此。还拿小孩们说吧——这才来到正题——爱他们吧，嫌他们吧，无论怎说，也是极可宝贵的经验。

在没有小孩的时候，一个人的世界还是未曾发现美洲的时候的。小孩是科仑布，把人带到新大陆去。这个新大陆并不很远，就在熟习的街道上和家里。你看，街市上给我预备的，在没有小孩的时候，似乎只有理发馆，饭铺，书店，邮政局等。我想不出婴儿医院，糖食店，玩具铺等等的意义。连药房里的许许多多婴儿用的药和粉，报纸上婴儿自己药片的广告，百货店里的小袜子小鞋，都显着多此一举，劳而无功。及至小天使自天飞降，我的眼睛似乎戴上了一双放大镜，街市依然那样，跟我有关系的东西可是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婴儿医院不但挂着牌子，敢情里边还有医生呢。不但有医生，还是挺神气，一点也得罪不得。拿着医生所给的神符，到药房去，敢情那些小瓶子小罐都有作用。不但要买瓶子里的白汁黄面和各色的药饼，还得买瓶子罐子，轧粉的钵，量奶的漏斗，乳头，卫生尿布，玩艺多多了！百货店里那些小衣帽，小家具，也都有了意义；原先以为多此一举的东西，如今都成了非它不行；有时候铺中缺乏了我所要的那一件小物品，我还大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既是百货店，怎能不预备这件东西呢？！慢慢的，全街上的铺子，除了金店与古玩铺，都有了我的足迹；连当铺也走得怪熟。铺中人也渐渐熟识了，甚至可以随便闲谈，以小孩为中心，谈得颇有味儿。伙计们，掌柜们，原来不仅是站柜作买卖，家中还有小孩呢！有的铺子，竟自敢允许我欠账，仿佛一有了小孩，我的人格也好了些，能被人信任。三节的账条来得很踊跃，使我明白了过节过年的时候怎样出汗。

小孩使世界扩大，使隐藏着的东西都显露出来。非有小孩不能明白这个。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肥肥胖胖，整整齐齐，你总觉得小孩们理应如此，一生下来就戴着小帽，穿着小袄，好象小雏鸡生下来就披着一身黄绒似的。赶到自己有了小孩，才能晓得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一个小娃娃身上穿戴着全世界的工商业所能供给的，给全家人以一切啼笑爱怨的经验，小孩的确是位小活神仙！

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窗台上，我一向认为是摆花的地方。夏天呢，开着窗，风儿轻轻吹动花与叶，屋中一阵阵的清香。冬天呢，阳光射到花上，使全屋中有些颜色与生气。后来，有了小孩，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见了，窗台上满是瓶子罐子，数不清有多少。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大扫除才有了意义，是的，到时候非痛痛快快的收拾一顿不可了，要不然东西就有把人埋起来的危险。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不知道这老家伙干吗在那里藏着玩呢！

人的数目也增多了，而且有很多问题。在没有小孩的时候，用一个仆人就够了，现在至少得用俩。以前，仆人“拿糖”，满可以暂时不用；没人作饭，就外边去吃，谁也不用拿捏谁。有了小孩，这点豪气乘早收起去。三天没人洗尿布，屋里就不要再进来人。牛奶等项是非有人管理不可，有儿方知卫生难，奶瓶子一天就得烫五六次；没仆人简直不行！有仆人就得捣乱，没办法！

好多没办法的事都得马上有办法，小孩子不会等着“国联”慢慢解决儿童问题。这就长了经验。半夜里去买药，药铺的门上原来有个小口，可以交钱拿药，早先我就不晓得这一招。西药房里敢情也打价钱，不等他开口，我就提出：“还是四毛五？”这个“还是”使我省五分钱，而且落个行家。这又是一招。找老妈子有作坊，当票儿到期还可以入利延期，也都被我学会。没功夫细想，大概自从有了儿女以后，我所得的经验至少比一张大学文凭所能给我的多着许多。大学文凭是由课本里掏出来的，现在我却念着一本活书，没有头儿。

连我自己的身体现在都会变形，经小孩们的指挥，我得去装马装牛，还须装得象个样儿。不但装牛象牛，我也学会牛的忍性，小胖子觉得“开步走”有意思，我就得百走不厌；只作一回，绝对不行。多喒他改了主意，多喒我才能“立正”。在这里，我体验出母性的伟大，觉得打老婆的人们满该下狱。

中秋节前来了个老道，不要米，不要钱，只问有小孩没有？看见了小胖子，老道高了兴，说十四那天早晨须给小胖子左腕上系一根红线。备清水一碗，烧高香三炷，必能消灾除难。右邻家的老太太也出来看，老道问她有小孩没有，她惨淡的摇了摇头。到了十四那天，倒是这位老太太的提醒，小胖子的左腕上才拴了一圈红线。小孩子征服了老道与邻家老太太。一看胖手腕的红线，我觉得比写完一本伟大的作品还骄傲，于是上街买了两尊兔子王，感到老道，红线，兔子王，都有绝大的意义！

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谈风》第三期

搬家

一提议说搬家，我就知道麻烦又来了。住着平安，不吵不闹，谁也不愿搬动。又不是光棍一条，搬起来也省事。既然称得起“家”，这至少起码是夫妇两个，往往彼此意见不合，先得开几次联席会议，结果大家的主张不得不折衷。谁去找房，这个说，等我找到得几时，我又得教书，编讲义，写文章，而且专等星期去找；况且我男人家又粗心又马虎，还是你去吧。那个说，一个女人家东家进，西家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都得看仔细，打听明白，就是看妥了，和房东办交涉也是不着，全权通交在一人身上，这个责任，确是不轻。

没有法子，只得第二天就去实行，一路上什么也引不起注意，就看布告牌上的招租帖，墙角上，热闹口上通都留神，这还不算。有的好房就不贴条子，也不请银行信托部来管，这可不好办。一来二去的自己有了点发现，凡是窗户上没有窗帘子，你就可拍门去问。虽然看不中意，但是比较起所看的房确是强的多。

住惯北平的房子，老希望能找到一个大院子。所以离开北平之后，无论到天津，济南，汉口，上海，以至青岛，能找到房子带个大院子，真是少有。特别是在青岛，你能找到独门独院，只花很少的租价，就简直可说没有。除非你真有腰包，可以大大的租上座全楼。

我就不喜欢一个楼，分楼上一家，楼下一家，或是楼分四家住。这样住在楼上的人多少总是占便宜的。楼下的可就倒霉。遇见清净孩子少的还好，遇见好热闹，有嗜好的，孩子多的，那才叫活糟。而且还注意同楼是不是好养狗。这是经验告诉我，一条狗得看新养的，还是旧有的。青岛的狗种，可属全世界的了，三更半夜，嚎出的声真能吓得你半夜不能安睡。有了狗群，更不得安生，决斗声，求爱声，乳狗声，比什么声音都复杂热闹。这个可不敢领教了！

其次看同楼邻居如何；人口，年龄，籍贯，职业，都得在看房之际顺口答音的，探听清楚。比如说吧，这家是南方人，老太太是湖北的，少奶奶是四川的，少爷是在港务局作事，孩子大小三个；这所楼我虽看的还合适，房间大，阳光充足，四壁厕所厨房都干净，可是一看这家邻居，心就凉爽了。第一老太太是南方的我先怕。这并不是说对于南方的老太太有什么仇恨，而是对于她们生活习惯都合不来。也不管什么日子，黑天白日，黄钱白钱——纸钱——足烧一气，口中念念有词，我确是看不下去。再有是在门前买东西，为了一分钱，一棵菜，绝不善罢甘休买成功，必得为少一两分量吵嚷半天，小贩们脸红脖子粗的走开。少奶奶管孩子，少爷吊嗓子，你能管得着么？碰巧还架上廉价无线电，吵得你“姑子不得睡，和尚不得安”。所以趁早不用找麻烦。

论到职业上，确是重大问题。如果同楼邻居是同行，当然不必每天见面，“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不至于遭人白眼，扭头不屑于理“你个穷酸教书匠”，大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气概。有时还特别显示点大爷就是这股子劲，看着不顺眼，搬哪！于是乎下班之后约些朋友打打小牌。越是更深人静，红中白板叫得越响，碰巧就继续到天亮，叫车送客忙了一大阵，这且不提。

你遇见这样对头最好忍受。你若一干涉，好，事情更来得重，没事先拉拉胡琴，约个人唱两出。久而久之，来个“坐打二簧”，锣鼓一齐响，你不搬家还等着什么？想用功到时候了，人家却是该玩的时候；你说明天第一堂有课，人家十时多才上班。你想着票友散了，先睡一觉，人家楼上孩子全起来了，玩橄榄球，拉凳子，打铁壶又跟上了。心中老害怕薄薄一层楼板，早晚是全军覆没，盖上木头被褥，那才高兴呢！

一封客客气气的劝告信，满希望等楼上的先生下了班，送了过去，发生点效力。一会儿楼上老妈子推门进来说，我们太太不认识字，老爷不在家，太太说不收这封信。好吧，接过来，整个丢进字纸篓里。自愧没作公安局长。

一个月后，房子才算妥当了，半年为期，没有什么难堪条件。回来对她一说，她先摇头，难道楼下你还没住够？我说，这次可担保，一定没有以前所受的流弊。房子够住，地点适宜，离学校，菜市，大街都近，而且喜欢遇到整齐的院子，又带着一个大空后院，练球，跳远，打拳都行。再说楼上只住老夫妇俩，还是教育界。她点了点头。

两辆大敞车，把所有的动产，在一早晨都搬了过去，才又发现门口正对着某某宿舍三个敞口大垃圾箱。掩鼻而过可也！

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谈风》第四期

文艺副产品——孩子们的事情

自从去年秋天辞去了教职，就拿写稿子挣碗“粥”吃——“饭”是吃不上的。除了星期天和闹肚子的时候，天天总动动笔，多少不拘，反正得写点儿。于是，家庭里就充满了文艺空气，连小孩们都到时候懂得说：“爸爸写字吧，”文艺产品并没能大量的生产，因为只有我这么一架机器，可是出了几样副产品，说说倒也有趣：

（一）自由故事。须具体的说来：早九点，我拿起笔来。烟吸过三枝，笔还没落到纸上一回。小济（女，实岁数三岁半）过来检阅，见纸白如旧，就先笑一声，而后说：“爸，怎么没有字呢？”

“待一会儿就有，多多的字！”

“啊！爸，说个故事？”

我不语。

“爸快说呀，爸！”她推我的肘，表示我即使不说，反正肘部动摇也写不了字。

这时候，小乙（男，实岁数一岁半，说话时一字成句，简当而有含蓄）来了，妈妈在后面跟着。

见生力军来到，小济的声势加旺：“快说呀！快说呀！”我放下笔：“有那么一回呀——”

小乙：“回！”

小济：“你别说，爸说！”

爸：“有那么一回呀，一只大白兔——”

小乙：“兔兔！”

小济：“别——”

小乙撇嘴。

妈：“得，得，得，不哭！兔兔！”

小乙：“兔兔！”泪在眼中一转，不知转到哪里去了。爸：“对了，有两只大白兔——”

小乙：“泡泡！”

妈：“小济，快，找小盆去！”

爸：“等等，小乙，先别撒！”随小济作快步走，床下椅下，分头找小盆，至为紧张，且喊且走，“小盆在哪儿？”只在此屋中，云深不知处，无论如何，找不到小盆。妈曳小乙疾走如风，入厕，风暴渐息。

归位，小济未忘前事：“说呀！”

爸：“那什么，有三只大白兔——”等小乙答声，我好想主意。

小乙尿后，颇镇定，把手指放在口中。

妈：“不含手指，臭！”

小乙置之不理。

小济：“说那个小猪吃糕糕的，爸！”

小乙：“糕糕，吃！”他以为是到了吃点心的时候呢。妈：“小猪吃糕糕，小乙不吃。”

爸说了小猪吃糕糕。说完，又拿起笔来。

小济：“白兔呢？”

颇成问题！小猪吃糕糕与白免如何联到一处呢？

门外：“给点什么吃啵，太太！”

小济小乙齐声：“太太！”

全家摆开队伍，由爸代表，给要饭的送去铜子儿一枚。故事告一段落。

这种故事无头无尾，变化万端，白色不定几只，忽然转到小猪吃糕糕，若不是要饭的来解围，故事便当延续下去，谁也不晓得说到哪里去，故定名为“自由故事”。此种故事在有小孩子的家中非常方便好用，作者信口开河，随听者的启示与暗示而跌宕多姿。著者与听者打成一片，无隔膜牴触之处，其体裁既非童话，也非人话，乃一片行云流水，得天然之美，极当提倡。故事里毫无教训，而充分运用着作者与听者的想象，故甚可贵。

（二）新蝌蚪文：

在以前没有小孩的时候，我写废了稿纸，便扔在字纸篓里。自从小济会拿铅笔，此项废纸乃有出路，统统归她收藏。

我越写不上来，她越闹哄得厉害：逼我说故事，劝我带她上街，要不然就吃一个苹果，“小济一半，爸一半！”我没有办法，只好把刚写上三五句不象话的纸送给她：“看这张大纸，多么白！去，找笔来，你也写字，好不好？”赶上她心顺，她就找来铅笔头儿，搬来小板凳，以椅为桌，开始写字。

她已三岁半，可是一个字不识。我不主张早教孩子们认字。我对于教养小孩，有个偏见——也许是“正”见：六岁以前，不教给她们任何东西；只劳累他们的身体，不劳累脑子。养得脸蛋儿红扑扑的，胳臂腿儿挺有劲，能蹦能闹，便是好孩子。过六岁，该受教育了，但仍不从严督促。他们有聪明，爱读书呢，好；没聪明而不爱读书呢，也好。反正有好身体才能活着，女的去作舞女，男的去拉洋车，大腿生活也就不错，不用着急。

这就可以想象到小济写的是什么字了：用铅笔一按，在格中按了个不小的黑点，突然往上或往下一拉，成个小蝌蚪。一个两个，一行两行，一次能写满半张纸。写完半张，她也照着爸的样子说：“该歇歇了！”于是去找弟弟玩耍，忘了说故事与吃苹果等要求。我就安心写作一会儿。

（三）卡通演义：

因为有书，看惯了，所以孩子们也把书当作玩艺儿。玩别的玩腻了，便念书玩。小乙的办法是把书挡住眼，口中嘟嘟嘟嘟；小济的办法是找图画念，口中唱着：一个小人儿，一个小鸟儿，又一个小人儿……俩孩子最喜爱的一本是朋友给我寄来的一本英国卡通册子，通体都是画儿，所以俩孩子争着看。他们看小人儿，大人可受了罪，他们教我给“说”呀。篇篇是讽刺画儿，我怎么“说”呢？急中生智，我顺口答音，见机而作，就景生情，把小人儿全联到一处，成为完整而又变化很多的故事。说完了，他们不记得，我也不记得；明天看，明天再编新词儿。英国的首相，在我们的故事里，叫作“大鼻子”；麦克唐纳是“大脑袋”，由小乙的建议呢，凡戴眼镜儿的都是“爸”——因为我戴眼镜儿。我们的故事总是很热闹，“大鼻子叼着烟袋锅，大脑袋张着嘴，没有烟袋，大鼻子不给他，大脑袋就生气，爸就来劝，得了，别生气……”

卡通演义比自由故事更有趣，因为照着图来说，总得设法就图造事，不能三只四只白兔的乱说。说的人既须费些思索，故事自然分外的动听，听者也就多加注意。现在，小乙不怕是把这本册子拿倒了，也能指出哪个是英国首相——“鼻！”歪打正着，这也许能帮助训练他们的观察能力；自然，没有这种好处，我们也都不在乎，反正我们的故事很热闹。

（四）改造杂志：

我们既能把卡通给孩子讲通了，那么，什么东西也不难改造了。我们每月固定的看《文学》，《中流》，《青年界》，《宇宙风》，《论语》，《西风》，《谈风》，《方舟》；除了《方舟》是定阅的，其余全是赠阅的。此外，我们还到小书铺里去“翻”各种刊物，看着题目好，就买回来。无论是什么刊物吧，都是先由孩子们看画儿，然后大人们念字。字，有时候把大人憋住，怎念怎念不明白。画，完全没有困难。普式庚的像，罗丹的雕刻，苏联的木刻……我们都能设法讲解明白了。无论什么严重的事，只要有图，一到我们家里便变成笑话。所以我们时常感到应向各刊物的编辑道歉，可是又不便于道歉，因为我们到底是看了，而且给它们另找出一种意义来呀。

（五）新年特刊：

这是我们家中自造的刊物：用铜钉按在墙上，便是壁画；不往墙上钉呢，便是活页的杂志。用不着花印刷费，也不必征求稿件，只须全家把“画来——卖画”的卖年画的包围住，花上两三毛钱，便能五光十色的得到一大堆图画。小乙自己是胖小子，所以也爱胖小子，于是胖小子抱鱼——“富贵有余”——胖小子上树——摇钱树——便算是由他主编，自成一组。小济是主编故事组：“小叭儿狗会擀面”，“小小子坐门墩”，“探亲相骂”……都由她收藏管理，或贴在她的床前。戏出儿和渔家乐什么的算作爸与妈的，妈担任说明画上的事情，爸担任照着戏出儿整本的唱戏，文武昆乱，生末净旦丑，一概不挡，烦唱哪出就唱哪出。这一批年画儿能教全家有的说，有的看，有的唱，热闹好几个月。地上也是，墙上也是，都彩色鲜明，百读不厌。我们这个特刊是文艺、图画、戏剧、歌唱的综合；是国货艺术与民间艺术的拥护，是大人与小孩的共同恩物。看完这个特刊，再看别的杂志，我们觉得还是我们自家的东西应属第一。

好啦，就说到此处为止吧。

载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宇宙风》第四十期

理想的文学月刊

刊期：准每月一日刊发，永不差日子。

封面：素的与花的相间，半年素，半年花。素的是浅黄或乳白的纸，由有名的书家题字，只题刊名也好，再写上一首诗或几句散文也好。一回一换，永不重复。花的是由名画家绘图，中西画都可以，不要图案画。一面一换，永不重复。封面外套玻璃纸，以免摸脏了字画。每期封面能使人至少出神的看上几分钟，有的人甚至于专收藏它们，裱起来当册页看。

插图：永远没有死猫瞪眼的写家肖像或其他的像片；只要是图，便是由画家现绘的。每期必有一篇创作带着插图，墨的或全色套版的，最忌一块红一块黑的两色或三色版。

字数：每期至多十万字，至少六万字。永无肥猪似的特大号，亦不扯着何仙姑叫舅妈出什么专刊。遇有出专刊的必要，另出附册，字数无定。

广告：只登文人们的启事：某某卖稿，某某买书或卖书，某某与某某结婚或离婚，某某声明某某是东西或不是东西……启事都须文美字佳，一律影印。文劣字丑者不收，文字兼好者白登，且赠阅本刊。新书广告另附活页，随刊奉赠。

内容：每期有顶难读的文学理论一篇，长约万字左右，须一星期方能读完，每一句都须咂摸半天，都值得记住；受罪一周，而后痛快一个月，永不想自杀。创作：小说两三篇，至长的三四万字，至短的五千字；诗四五首；短剧一篇。书评：每期至少六篇，每篇不过二千字。翻译：限于现代的名书，洋古董一概不要。译文本身须成为文艺，以免带售立止头疼散。卷头语，感言，骂街，编后记，都没有。遇有十万左右字的长篇，须三四期登完。无论何项稿件都是文责自负，每篇之后注有作者简单的履历，及详细的住址——老家的，寄居的，服务机关的，岳丈家的……以便侦探直接捉拿——假如文字失之过激或欠激的话——与本刊无涉。不幸本刊吃了罣误官司，会计部存有基金，可提用为运动费，也不至被封禁。

编辑：理论，创作，翻译……都有编辑一人至四人负责，成若干组。发稿之前，各组将选好之件及落选之件送交总编辑审阅。每篇须有详明的硃批，好的地方画圈（不必印上），坏的地方拉杠（不必印上）。总编辑看过了，更抽出选好及落选之件各一篇，使各该组编辑背述篇中大意；背不出自然是没看过，当即免职。各组文字的排法，格式，字体，插图，自由规定，除纸张须一边儿大外，别无限制，花钱多不在乎。一切稿件认稿不认人，无老作家新作家与半老半新作家之分，稿费一律二十元千字，如遇作家丁忧闹病或要自杀的可以优待一些。发稿即发稿费，决不拖欠。落选之稿及早退回，并附函详细说明文字的缺点。如作者不服而在别的刊物上发牢骚，则由编辑部极客气的极详细的答辩，登载国内各大报纸。作者还不服，而且易讨论为叫骂，则由编辑部雇用国术名家，前去比武，文章必有武备，以免骂上没完也。

定价：每期售价一角。

载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谈风》第十五期

兔儿爷

今年的药集是从四月廿五日起，一共开半个月——有人说今年只开三天，中国事向来是没准儿的。地点在南券门街与三和街。这两条街是在南关里，北口在正觉寺街，南头顶着南围子墙。

喝！药真多！越因为我不认识它们越显着多！

每逢我到大药房去，我总以为各种瓶子中的黄水全是硫酸，白的全是蒸溜水，因为我的化学知识只限于此。但是药房的小瓶小罐上都有标签，并不难于检认；假若我害头疼，而药房的人给我硫酸喝，我决不会答应他的。到了药集，可是真没有法儿了！一捆一捆，一袋一袋，一包一包，全是药材，全没有标签！而且买主只问价钱，不问名称，似乎他们都心有成“药”；我在一旁参观，只觉得腿酸，一点知识也得不到！

但是，我自有办法。桔皮，干向日葵，竹叶，荷梗，益母草，我都认得；那些不认识的粗草细草长草短草呢？好吧，长的都算柴胡，短的都算——什么也行吧。看那柴胡，有多少种呀；心中痛快多了！

关于动物的，我也认识几样：马蜂窝，整个的干龟，蝉蜕，僵蚕，还有椿蹦儿。这每一样的药名和拉丁名，我全不知道，只晓得这是椿树上的飞虫，鲜红的翅儿，翅上有花点，很好玩，北平人管它们叫椿蹦儿；它们能治什么病呢？还看见了羚羊，原来是一串黑亮的小球；为什么羚羊应当是小黑球呢？也许有人知道。还有两对狗爪似的东西，莫非是熊掌？犀角没有看见，狗宝，牛黄也不知是什么样子，设若牛黄应象老倭瓜，我确是看见了好几个貌似干倭瓜的东西。最失望的是没有看见人中黄，莫非药铺的人自己能供给，所以集上无须发售吧？也许是用锦匣装着，没能看到？

矿物不多，石膏，大白，是我认识的；有些大块的红石头便不晓得是什么了。

草药在地上放着，熟药多在桌上摆着。万应锭，狗皮膏之类，看看倒还漂亮。

此外还有非药性的东西，如草纸与东昌纸等；还有可作药用也可作食品的东西，如山楂片，核桃，酸枣，莲子，薏仁米等。大概那些不识药性的游人，都是为买这些东西来的。价钱确是便宜。

我很爱这个集：第一，我觉得这里全是国货；只有人参使我怀疑有洋参的可能，那些种柴胡和那些马蜂窝看着十二分道地，决不会是舶来品。第二，卖药的人们非常安静，一点不吵不闹；也非常的和蔼，虽然要价有点虚谎，可是还价多少总不出恶声。第三，我觉得到底中国药（应简称为“国药”）比西洋药好，因为“国药”吃下去不管治病与否，至少能帮助人们增长抵抗力。这怎么讲呢？看，桔皮上有多么厚的黑泥，柴胡们带着多少沙土与马粪；这些附带的黑泥与马粪，吃下去一定会起一种作用，使胃中多一些以毒攻毒的东西。假如桔皮没有什么力量，这附带的东西还能补充一些。西洋药没有这些附带品，自然也不会发生附带的效力。那位医生敢说对下药有十二分的把握么？假如药不对症，而药品又没有附带物，岂不是大大的危险！“国药”全有附带物，谁敢说大多数的病不是被附带物治好的呢？第四，到底是中国，处处事事带着古风：咱们的祖先遍尝百草，到如今咱们依旧是这样，大概再过一万八千年咱们还是这样。我虽然不主张复古，可是热烈的想保存古风的自大有人在，我不能不替他们欣喜。第五，从今年夏天起，我一定见着马蜂窝，大蝎子，烂树叶，就收藏起来！人有旦夕祸福，谁知道什么时候生病呢！万一真病了，有的是现成的马蜂窝……逛完了集，出了巷口，看见一大车牛马皮，带着毛还没制成革，不知是否也是药材。

载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一日《华年》第一卷第九期

话剧观众须知二十则

（一）在观剧之前，务须伤风，以便在剧院内高声咳嗽，且随地吐痰。

（二）入剧场务须携带甘蔗，桔柑，瓜子，花生，……以便弃皮满地，而重清洁。最好携火锅一个，随时“毛肚开堂”。

（三）单号戏票宜入双号门，双号戏票宜入单号门。楼上票宜坐楼下，楼下票宜坐楼上。最好无票入场，有位即坐，以重秩序。

（四）未开幕，宜拚命鼓掌。

（五）家事，官司，世界大战，均宜于开幕后开始谈论，且务须声震屋瓦。

（六）演员出场应报以“好”声，鼓掌副之。

（七）每次台上一人跌倒，或二人打架，均须笑一刻钟，至半点钟，以便天亮以前散戏。

（八）演员吸香烟，口中真吐出烟来，或吸水烟，居然吹着了火纸捻，必须报以掌声。

（九）入场就座，切勿脱帽，以便见了朋友，好脱帽行礼。

（十）观剧时务须打架一场。

（十一）出入厕所务须猛力开闭其门。开而不关亦佳，以便臭味散出，有益大家。

（十二）演员每说一“妈的”，或开一小玩笑，必赞以“深刻”，以示有批评能力。

（十三）入场务须至少携带幼童五个，且务使同时哭闹，以壮声势。最好能开一个临时的幼稚园。

（十四）幕闭，务须掀开看看，以穷其究竟。

（十五）换景，幕暂闭时，务须以手电筒探照，使布景人手足失措，功德无量。

（十六）鼓掌应继续不停，以免寂寞。

（十七）观剧宜带勤务兵或仆人数位，侍立于侧。

（十八）七时半开戏，须于九时半入场，入场时且应携煤气灯一个，以免暗中摸索。

（十九）入场切勿携带火柴，以便吸烟时四处去借火。

（二十）末一幕刚开，即须退出，且宜猛摔椅板，高射手电。若于走道中停立五六分钟，遮住后面观众，尤为得礼。

（载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时事新报》）

（一）

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得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可是，假若你的热诚是盲目的，只知“继往”，而不知“开来”那五千年文物的重量啊，会把你压得窒息而亡。你须有很大的勇气去背负它，还须有更大的勇气去批判它；你须费很大的力量去认识它；还须呕尽心血去分析它，矫正它，改善它。你必须知道古的，也必须知道新的；然后，你才能把过去的光荣从新使世界看清，教世界上晓得你是千年的巨柏，枝叶仍茂，而不是一个死尸啊！

（二）

没有努力，天才或许反是个祸害。看，多少个自命不凡的才子，作了几句诗，或画一笔“山水”，便到处大言不惭的自称“时代之奇迹”，得志呢，便把艺术推在一旁，只在茶余酒后略作吟咏，以傲俗人；不得志呢，便一把鼻子一把泪的逢人便道：“怀才不遇”！这种人的确有点小聪明，而绝对的没有真诚。他们把摇头吟哦，皱眉低笑，代替了血汗；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努力，真的，天才是祸害！

（三）

不要以为一个人能发表些文章，都是因为善于勾结出版家，或有巧妙的手段使别人捧场啊。沫若先生对我讲过一个故事：当他在国外的时候，穷得已快断炊。他给现在已经故去的一个出版者写信索要积欠的版税，好买些粮米。回信来了，说：“你不要这样作事啊，将来大家还要见面的呀！”看看，这是何等狠心的话呢！可是，沫若先生并没有饿死，而且今天还为文艺活着。那个狠心的人到哪里去了呢？文艺是一辈子的事，是玩命的事，是硬碰硬的事，用不着手段，更不准取巧！

（四）

只把热情写在纸上，大概算不了诗人，我想，一个真正的诗人，必是手之所指，目之所视，都能使被指的被视的感到温暖。诗人是一团火，文字、言语、行动，必有热力；若只在纸上写些好听的，而在作人上心小如豆，恐怕也就写不出最光辉的东西来吧？好听与伟大还相距甚远。

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廿一日《时事新报》

四位先生

吴组缃先生的猪

从青木关到歌乐山一带，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最为阔绰。他养着一口小花猪。据说，这小动物的身价，值六百元。

每次我去访组缃先生，必附带的向小花猪致敬，因为我与组缃先生核计过了：假若他与我共同登广告卖身，大概也不会有人出六百元来买！

有一天，我又到吴宅去。给小江——组缃先生的少爷——买了几个比醋还酸的桃子。拿着点东西，好搭讪着骗顿饭吃，否则就太不好意思了。一进门，我看见吴太太的脸比晚日还红。我心里一想，便想到了小花猪。假若小花猪丢了，或是出了别的毛病，组缃先生的阔绰便马上不存在了！一打听，果然是为了小花猪：它已绝食一天了。我很着急，急中生智，主张给它点奎宁吃，恐怕是打摆子。大家都不赞同我的主张。我又建议把它抱到床上盖上被子睡一觉，出点汗也许就好了；焉知道不是感冒呢？这年月的猪比人还娇贵呀！大家还是不赞成。后来，把猪医生请来了。我颇兴奋，要看看猪怎么吃药。猪医生把一些草药包在竹筒的大厚皮儿里，使小花猪横衔着，两头向后束在脖子上：这样，药味与药汁便慢慢走入里边去。把药包儿束好，小花猪的口中好象生了两个翅膀，倒并不难看。

虽然吴宅有此骚动，我还是在那里吃了午饭——自然稍微的有点不得劲儿！

过了西天，我又去看小花猪——这回是专程探病，绝不为看别人；我知道现在猪的价值有多大——小花猪口中已无那个药包，而且也吃点东西了。大家都很高兴，我就又就棍打腿的骗了顿饭吃，并且提出声明：到冬天，得分给我几斤腊肉：组缃先生与太太没加任何考虑便答应了。吴太太说：“几斤？十斤也行！想想看，那天它要是一病不起……”大家听罢，都出了冷汗！

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马宗融先生的表大概是、我想是一个装饰品。无论约他开会，还是吃饭，他总迟到一个多钟头，他的表并不慢。

来重庆，他多半是住在白象街的作家书屋。有的说也罢，没的说也罢，他总要谈到夜里两三点钟。假若不是别人都困得不出一声了，他还想不起上床去。有人陪着他谈，他能一直坐到第二天夜里两点钟。表、月亮、太阳，都不能引起他注意到时间。

比如说吧，下午三点他须到观音岩去开会，到两点半他还毫无动静。“宗融兄，不是三点，有会吗？该走了吧？”有人这样提醒他，他马上去戴上帽子，提起那有茶碗口粗的木棒，向外走。“七点吃饭。早回来呀！”大家告诉他。他回答声“一定回来”，便匆匆地走出去。

到三点的时候，你若出去，你会看见马宗融先生在门口与一位老太婆，或是两个小学生，谈话儿呢！即使不是这样，他在五点以前也不会走到观音岩。路上每遇到一位熟人，便要谈，至少有十分钟的话。若遇上打架吵嘴的，他得过去解劝，还许把别人劝开，而他与另一位劝架的打起来！遇上某处起火，他得帮着去救。有人追赶扒手，他必然得加入，非捉到不可。看见某种新东西，他得过去问问价钱，不管买与不买。看到戏报子，马上他去借电话，问还有票没有……这样，他从白象街到观音岩，可以走一天，幸而他记得开会那件事，所以只走两三个钟头，到了开会的地方，即使大家已经散了会，他也得坐两点钟，他跟谁都谈得来，都谈得有趣，很亲切，很细腻。有人随便哼了一句二黄，他立刻请教给他；有人刚买一条绳子，他马上拿过来练习跳绳——五十岁了啊！

七点，他想起来回白象街吃饭，归路上，又照样的劝架，救火，追贼，问物价，打电话……至早，他在八点半左右走到目的地。满头大汗，三步当作两步走的。他走了进来，饭早已开过了。

所以，我们与友人定约会的时候，若说随便什么时间，早晨也好，晚上也好，反正我一天不出门，你哪时来也可以，我们便说“马宗融的时间吧”！

姚蓬子先生的砚台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索回，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的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尊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由裤袋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

单说蓬子先生的那块砚台，也足够惊人了！那是块是无法形容的石砚。不圆不方，有许多角儿，有任何角度。有一点沿儿，豁口甚多，底子最奇，四周翘起，中间的一点凸出，如元宝之背，它会象陀螺似的在桌上乱转，还会一头高一头低地倾斜，如浪中之船。我老以为孙悟空就是由这块石头跳出去的！

到磨墨的时候，它会由桌子这一端滚到那一端，而且响如快跑的马车。我每晚十时必就寝，而对门儿书屋的主人要办事办到天亮。从十时到天亮，他至少研十次墨，一次比一次响——到夜最静的时候，大概连南岸都感到一点震动。从我到白象街起，我没做过一个好梦，刚一入梦，砚台来了一阵雷雨，梦为之断。在夏天，砚一响，我就起来拿臭虫。冬天可就不好办，只好咳嗽几声，使之闻之。

现在，我已交给作家书屋一本书，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费几十元，送给书屋主人一块平底的，不出声的砚台！何容先生的戒烟

首先要声明：这里所说的烟是香烟，不是鸦片。

从武汉到重庆，我老同何容先生在一间屋子里，一直到前年八月间。在武汉的时候，我们都吸“大前门”或“使馆”牌；小大“英”似乎都不够味儿。到了重庆，小大“英”似乎变了质，越来越“够”味儿了，“前门”与“使馆”倒仿佛没了什么意思。慢慢的，“刀”牌与“哈德门”又变成我们的朋友，而与小大“英”，不管是谁的主动吧，好象冷淡得日悬一日，不久，“刀”牌与“哈德门”又与我们发生了意见，差不多要绝交的样子。何容先生就决心戒烟！

在他戒烟之前，我已声明过：“先上吊。后戒烟！”本来吗，“弃妇抛雏”的流亡在外，吃不敢进大三元，喝么也不过是清一色（黄酒贵，只好吃点白干），女友不敢去交，男友一律是穷光蛋，住是二人一室，睡是臭虫满床，再不吸两枝香烟，还活着干吗？可是，一看何容先生戒烟，我到底受了感动，既觉自己无勇，又钦佩他的伟大；所以，他在屋里，我几乎不敢动手取烟，以免动摇他的坚决！

何容先生那天睡了十六个钟头，一枝烟没吸！醒来，已是黄昏，他便独自走出去。我没敢陪他出去，怕不留神递给他一枝烟，破了戒！掌灯之后，他回来了，满面红光，含着笑，从口袋中掏出一包土产卷烟来。“你尝尝这个，”他客气地让我，“才一个铜板一枝！有这个，似乎就不必戒烟了！没有必要！”把烟接过来，我没敢说什么，怕伤了他的尊严。面对面的，把烟燃上，我俩细细地欣赏。头一口就惊人，冒的是黄烟，我以为他误把爆竹买来了！听了一会儿，还好，并没有爆炸，就放胆继续地吸。吸了不到四五口，我看见蚊子都争着向外边飞，我很高兴。既吸烟，又驱蚊，太可贵了！再吸几口之后，墙上又发现了臭虫，大概也要搬家，我更高兴了！吸到了半支，何容先生与我也跑出去了，他低声地说：“看样子，还得戒烟！”

何容先生二次戒烟，有半天之久。当天的下午，他买来了烟斗与烟叶。“几毛钱的烟叶，够吃三四天的，何必一定戒烟呢！”他说。吸了几天的烟斗，他发现了：（一）不便携带；（二）不用力，抽不到；用力，烟油射在舌头上：（三）费洋火；（四）须天天收拾，麻烦！有此四弊，他就戒烟斗，而又吸上香烟了。“始作卷烟者。其无后乎！”他说。

最近二年，何容先生不知戒了多少次烟了，而指头上始终是黄的。

载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新民报晚刊》

多鼠斋杂谈

一　戒酒

并没有好大的量，我可是喜欢喝两杯儿。因吃酒，我交下许多朋友——这是酒的最可爱处。大概在有些酒意之际，说话作事都要比平时豪爽真诚一些，于是就容易心心相印，成为莫逆。人或者只在“喝了”之后，才会把专为敷衍人用的一套生活八股抛开，而敢露一点锋芒或“谬论”——这就减少了我脸上的俗气，看着红扑扑的，人有点样子！

自从在社会上作事至今的廿五六年中，虽不记得一共醉过多少次，不过，随便的一想，便颇可想起“不少”次丢脸的事来。所谓丢脸者，或者正是给脸上增光的事，所以我并不后悔。酒的坏处并不在撒酒疯，得罪了正人君子——在酒后还无此胆量，未免就太可怜了！酒的真正的坏处是它伤害脑子。

“李白斗酒诗百篇”是一位诗人赠另一位诗人的夸大的谀赞。据我的经验，酒使脑子麻木、迟钝、并不能增加思想产物的产量。即使有人非喝醉不能作诗，那也是例外，而非正常。在我患贫血病的时候，每喝一次酒，病便加重一些；未喝的时候若患头“昏”，喝过之后便改为“晕”了，那妨碍我写作！

对肠胃病更是死敌。去年，因医治肠胃病，医生严嘱我戒酒。从去岁十月到如今，我滴酒未入口。

不喝酒，我觉得自己象哑吧了：不会嚷叫，不会狂笑，不会说话！啊，甚至于不会活着了！可是，不喝也有好处，肠胃舒服，脑袋昏而不晕，我便能天天写一二千字！虽然不能一口气吐出百篇诗来，可是细水长流的写小说倒也保险；还是暂且不破戒吧！

二　戒烟

戒酒是奉了医生之命，戒烟是奉了法弊的命令。什么？劣如“长刀”也卖百元一包？老子只好咬咬牙，不吸了！

从廿二岁起吸烟，至今已有一世纪的四分之一。这廿五年养成的习惯，一旦戒除可真不容易。

吸烟有害并不是戒烟的理由。而且，有一切理由，不戒烟是不成。戒烟凭一点“火儿”。那天，我只剩了一支“华丽”。一打听，它又长了十块！三天了，它每天长十块！我把这一支吸完，把烟灰碟擦干净，把洋火放在抽屉里。我“火儿”啦，戒烟！

没有烟，我写不出文章来。廿多年的习惯如此。这几天，我硬撑！我的舌头是木的，嘴里冒着各种滋味的水，嗓门子发痒，太阳穴微微的抽着疼！——顶要命的是脑子里空了一块！不过，我比烟要更厉害些：尽管你小子给我以各样的毒刑，老子要挺一挺给你看看！

毒刑夹攻之后，它派来会花言巧语的小鬼来劝导：“算了吧，也总算是个老作家了，何必自苦太甚！况且天气是这么热；要戒，等到秋凉，总比较的要好受一点呀！”

“去吧！魔鬼！咱老子的一百元就是不再买又霉、又臭、又硬、又伤天害理的纸烟！”

今天已是第六天了，我还撑着呢！长篇小说没法子继续写下去；谁管它！除非有人来说：“我每天送你一包‘骆驼’，或廿支‘华福’，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我想我大概不会向“人头狗”和“长刀”什么的投降的！

三　戒茶

我既已戒了烟酒而半死不活，因思莫若多加几种，爽性快快的死了倒也干脆。

谈再戒什么呢？

戒荤吗？根本用不着戒，与鱼不见面者已整整二年，而猪羊肉近来也颇疏远。还敢说戒？平价之米，偶而有点油肉相佐，使我绝对相信肉食者“不鄙”！若只此而戒除之，则腹中全是平价米，而人也决变为平价人，可谓“鄙”矣！不能戒荤！

必不得已，只好戒茶。

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蔻蔻、汽水、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烟酒虽然也是我的好友，但它们都是男性的——粗莽，热烈，有思想，可也有火气——未若茶之温柔，雅洁，轻轻的刺戟，淡淡的相依；茶是女性的。

我不知道戒了茶还怎样活着，和干吗活着。但是，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近来茶价的增高已教我常常起一身小鸡皮疙瘩！

茶本来应该是香的，可是现在卅元一两的香片不但不香，而且有一股子咸味！为什么不把咸蛋的皮泡泡来喝，而单去买咸茶呢？六十元一两的可以不出咸味，可也不怎么出香味，六十元一两啊！谁知道明天不就又长一倍呢！

恐怕呀，条也得戒！我想，在戒了茶以后，我大概就有资格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要去就抓早儿，别把罪受够了再去！想想看，茶也须戒！

四　猫的早餐

多鼠斋的老鼠并不见得比别家的更多，不过也不比别处的少就是了。前些天，柳条包内，棉袍之上，毛衣之下，又生了一窝。

没法不养只猫子了，虽然明知道一买又要一笔钱，“养”也至少须费些平价米。

花了二百六十元买了只很小很丑的小猫来。我很不放心。单从身长与体重说，厨房中的老一辈的老鼠会一日咬两只这样的小猫的。我们用麻绳把咪咪拴好，不光是怕它跑了，而是怕它不留神碰上老鼠。

我们很怕咪咪会活不成的，它是那么瘦小，而且终日那么团着身哆哩哆嗦的。

人是最没办法的动物，而他偏偏爱看不起别的动物，替它们担忧。

吃了几天平价米和煮包谷，咪咪不但没有死，而且欢蹦乱跳的了。它是个乡下猫，在来到我们这里以前，它连米粒与包谷粒大概也没吃过。

我们总觉得有点对不起咪咪——没有鱼或肉给它吃，没有牛奶给它喝。猫是食肉动物，不应当吃素！

可是，这两天，咪咪比我们都要阔绰了；人才真是可怜虫呢！昨天，我起来相当的早，一开门咪咪骄傲的向我叫了一声，右爪按着个已半死的小老鼠。咪咪的旁边，还放着一大一小的两个死蛙——也是咪咪咬死的，而不屑于去吃，大概死蛙的味道不如老鼠的那么香美。

我怔住了，我须戒酒，戒烟、戒茶、甚至要戒荤，而咪咪——会有两只蛙，一只老鼠作早餐！说不定，它还许已先吃过两三个蚱蜢了呢！

五　最难写的文章

或问：什么文章最难写？

答：自己不愿意写的文章最难写。比如说：邻居二大爷年七十，无疾而终。二大爷一辈子吃饭穿衣，喝两杯酒，与常人无异。他没立过功，没立过言。他少年时是个连模样也并不惊人的少年，到老年也还是个平平常常的老人，至多，我只能说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可是，文人的灾难来了！二大爷的儿子——大学毕业，现在官居某机关科员——送过来讣文，并且诚恳的请赐輓词。我本来有两句可以赠给一切二大爷的輓词：“你死了不能再见，想起来好不伤心！”可是我不敢用它来搪塞二大爷的科员少爷，怕他说我有意侮辱他的老人。我必须另想几句——近邻，天天要见面，假若我决定不写，科员少爷会恼我一辈子的。可是，老天爷，我写什么呢？

在这很为难之际，我真佩服了从前那些专凭作輓诗寿序挣吃饭的老文人了！你看，还以二大爷这件事为例吧，差不多除了扯谎，就简直没法写出一个字。我得说二大爷天生的聪明绝顶，可是还“别”说他虽聪明绝顶，而并没著过书，没发明过什么东西，和他在算钱的时候总是脱了袜子的。是的，我得把别人的长处硬派给二大爷，而把二大爷的短处一字不题。这不是作诗或写散文，而是替死人来骗活人！我写不好这种文章，因为我不喜欢扯谎。

在輓诗与寿序等而外，就得算“九一八”，“双十”与“元旦”什么的最难写了。年年有个元旦，年年要写元旦，有什么好写呢？每逢接到报馆为元旦增刊征文的通知，我就想这样回复：“死去吧！省得年年教我吃苦！”可是又一想，它死了岂不又须作輓联啊？于是只好按住心头之火，给它拼凑几句——这不是我作文章，而是文章作我！说到这里，相应提出：“救救文人！”的口号，并且希望科员少爷与报馆编辑先生网开一面，叫小子多活两天！

六　最可怕的人

我最怕两种人：第一种是这样的——凡是他所不会的，别人若会，便是罪过。比如说：他自己写不出幽默的文字来，所以他把幽默文学叫作文艺的脓汁，而一切有幽默感的文人都该加以破坏抗战的罪过。他不下一番工夫去考查考查他所攻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而只因为他自己不会，便以为那东西该死。这是最要不得的态度，我怕有这种态度的人，因为他只会破坏，对人对己都全无好处。假若他作公务员，他便只有忌妒，甚至因忌妒别人而自己去作汉奸；假若他是文人，他便也只会忌妒，而一天到晚浪费笔墨，攻击别人，且自鸣得意，说自己颇会批评——其实是扯淡！这种人乱骂别人，而自己永不求进步；他污秽了批评，且使自己的心里堆满了尘垢。

第二种是无聊的人。他的心比一个小酒盅还浅，而面皮比墙还厚。他无所知，而自信无所不知。他没有不会干的事，而一切都莫名其妙。他的谈话只是运动运动唇齿舌喉，说不说与听不听都没有多大关系。他还在你正在工作的时候来“拜访”。看你正忙着，他赶快就说，不耽误你的工夫。可是，说罢便安然坐下了——两个钟头以后，他还在那儿坐着呢！他必须谈天气，谈空袭，谈物价，而且随时给你教训：“有警报还是躲一躲好！”或是“到八月节物价还要涨！”他的这些话无可反驳，所以他会百说不厌，视为真理。我真怕这种人，他耽误了我的时间，而自杀了他的生命！

七　衣

对于英国人，我真佩服他们的穿衣服的本领。一个有钱的或善交际的英国人，每天也许要换三四次衣服。开会，看赛马，打球，跳舞……都须换衣服。据说：有人曾因穿衣脱衣的麻烦而自杀。我想这个自杀者并不是英国人。英国人的忍耐性使他们不会厌烦“穿”和“脱”，更不会使他们因此而自杀。

我并不反对穿衣要整洁，甚至不反对衣服要漂亮美观。可是，假若教我一天换几次衣服，我是也会自杀的。想想看，系钮扣解钮扣，是多么无聊的事！而钮扣又是那么多，那么不灵敏，那么不起好感，假若一天之中解了又系，系了再解，至数次之多，谁能不感到厌世呢！

在抗战数年中，生活是越来越苦了。既要抗战，就必须受苦，我决不怨天尤人。再进一步，若能从苦中求乐，则不但可以不出怨言，而且可以得到一些兴趣，岂不更好呢！在衣食住行人生四大麻烦中，食最不易由苦中求乐，菜根香一定香不过红烧蹄膀！菜根使我贫血；“狮子头”却使我壮如雄狮！

住和行虽然不象食那样一点不能将就，可是也不会怎样苦中生乐。三伏天住在火炉子似的屋内，或金鸡独立的在汽车里挤着，我都想掉泪，一点也找不出乐趣。

只有穿的方面，一个人确乎能由苦中找到快活。七七抗战后，由家中逃出，我只带着一件旧夹袍和一件破皮袍，身上穿着一件旧棉袍。这三袍不够四季用的，也不够几年用的。所以，到了重庆，我就添置衣裳。主要的是灰布制服。这是一种“自来旧”的布作成的一下水就一蹶不振，永远难看。吴组缃先生名之为斯文扫地的衣服。可是，这种衣服给我许多方便——简直可以称之为享受！我可以穿着裤子睡觉，而不必担心裤缝直与不直；它反正永远不会直立。我可以不必先看看座位，再去坐下；我的宝裤不怕泥土污秽，它原是自来旧。雨天走路，我不怕汽车。晴天有空袭，我的衣服的老鼠皮色便是伪装。这种衣服给我舒适，因而有亲切之感。它和我好象多年的老夫妻，彼此有完全的了解，没有一点隔膜。我希望抗战胜利之后，还老穿着这种困难衣，倒不是为省钱，而是为舒服。

八　行

朋友们屡屡函约进城，始终不敢动。“行”在今日，不是什么好玩的事。看吧，从北碚到重庆第一就得出“挨挤费”一千四百四十元。所谓挨挤费者就是你须到车站去“等”，等多少时间？没人能告诉你。幸而把车等来，你还得去挤着买票，假若你挤不上去，那是你自己的无能，只好再等。幸而票也挤到手，你就该到车上去挨挤。这一挤可厉害！你第一要证明了你的确是脊椎动物，无论如何你都能直挺挺的立着。第二，你须证明在进化论中，你确是猴子变的，所以现在你才嘴手脚并用，全身紧张而灵活，以免被挤成象四喜丸子似的一堆肉。第三，你须有“保护皮”，足以使你全身不怕伞柄、胳臂肘、脚尖、车窗，等等的戳、碰、刺、钩；否则你会遍体鳞伤。第四，你须有不中暑发痧的把握，要有不怕把鼻子伸在有狐臭的腋下而不能动的本事……你须备有的条件太多了，都是因为你喜欢交那一千四百多元的挨挤费！

我头昏，一挤就有变成爬虫的可能，所以，我不敢动。

再说，在重庆住一星期，至少花五六千元；同时，还得耽误一星期的写作；两面一算，使我胆寒！

以前，我一个人在流亡，一人吃饱便天下太平，所以东跑西跑，一点也不怕赔钱。现在，家小在身边，一张嘴便是五六个嘴一齐来，于是嘴与胆子乃适成反比，嘴越多，胆子越小！

重庆的人们哪，设法派小汽车来接呀，否则我是不会去看你们的。你们还得每天给我们一千元零花。烟、酒都无须供给，我已戒了。啊，笑话是笑话，说真的，我是多么想念你们，多么渴望见面畅谈呀！

九　狗

中国狗恐怕是世界上最可怜最难看的狗。此处之“难看”并不指狗种而言，而是与“可怜”密切相关。无论狗的模样身材如何，只要喂养得好，它便会长得肥肥胖胖的，看着顺眼。中国人穷。人且吃不饱，狗就更提不到了。因此，中国狗最难看；不是因为它长得不体面，而是因为它骨瘦如柴，终年夹着尾巴。

每逢我看见被遗弃的小野狗在街上寻找粪吃，我便要落泪。我并非是爱作伤感的人，动不动就要哭一鼻子。我看见小狗的可怜，也就是感到人民的贫穷。民富而后猫狗肥。

中国人动不动就说：我们地大物博。那也就是说，我们不用着急呀，我们有的是东西，永远吃不完喝不尽哪！哼，请看看你们的狗吧！

还有：狗虽那么摸不着吃，（外国狗吃肉，中国狗吃粪；在动物学上，据说狗本是食肉兽。）那么随便就被人踢两脚，打两棍，可是它们还照旧的替人们服务。尽管它们饿成皮包着骨，尽管它们刚被主人踹了两脚，它们还是极忠诚的去尽看门守夜的责任。狗永远不嫌主人穷。这样的动物理应得到人们的赞美，而忠诚、义气、安贫、勇敢，等等好字眼都该归之于狗。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中国人不分黑白的把汉奸与小人叫作走狗，倒仿佛狗是不忠诚不义气的动物。我为狗喊冤叫屈！

猫才是好吃懒作，有肉即来，无食即去的东西。洋奴与小人理应被叫作“走猫”。

或者是因为狗的脾气好，不象猫那样傲慢，所以中国人不说“走猫”而说“走狗”？假若真是那样，我就又觉得人们未免有点“软的欺，硬的怕”了！

不过，也许有一种狗，学名叫作“走狗”；那我还不大清楚。

十　帽

在七七抗战后，从家中跑出来的时候，我的衣服虽都是旧的，而一顶呢帽却是新的。那是秋天在济南花了四元钱买的。

廿八年随慰劳团到华北去，在沙漠中，一阵狂风把那顶呢帽刮去，我变成了无帽之人。假若我是在四川，我便不忙于去再买一顶——那时候物价已开始要张开翅膀。可是，我是在北方，天已常常下雪，我不可一日无帽。于是，在宁夏，我花了六元钱买了一顶呢帽。在战前它公公道道的值六角钱。这是一顶很顽皮的帽子。它没有一定的颜色，似灰非灰，似紫非紫，似赭非赭，在阳光下，它仿佛有点发红，在暗处又好似有点绿意。我只能用“五光十色”去形容它，才略为近似。它是呢帽，可是全无呢意。我记得呢子是柔软的，这顶帽可是非常的坚硬，用指一弹，它噹噹的响。这种不知何处制造的硬呢会我的脑门儿勒出一道小沟，使我很不舒服；我须时时摘下帽来，教脑袋休息一下！赶到淋了雨的时候，它就完全失去呢性，而变成铁筋洋灰的了。因此，回到重庆以后，我总是能不戴它就不戴；一看见它我就有点害怕。因为怕它，所以我在白象街茶馆与友摆龙门阵之际，我又买了一顶毛织的帽子。这一顶的确是软的，软得可以折起来，我很高兴。

不幸，这高兴又是短命的。只戴了半个钟头，我的头就好象发了火，痒得很。原来它是用野牛毛织成的。它使脑门热得出汗，而后用那很硬的毛儿刺那张开的毛孔！这不是戴帽，而是上刑！

把这顶野牛毛帽放下，我还是得戴那顶铁筋洋灰的呢帽。经雨淋、汗沤、风吹、日晒，到了今年，这顶硬呢帽不但没有一定的颜色，也没有一定的样子了——可是永远不美观。每逢戴上它，我就躲着镜子；我知道我一看见它就必有斯文扫地之感！

前几天，花了一百五十元把呢帽翻了一下。它的颜色竟自有了固定的倾向，全体都发了红。它的式样也因更硬了一些而暂时有了归宿，它的确有点帽子样儿了！它可是更硬了，不留神，帽沿碰在门上或硬东西上，硬碰硬，我的眼中就冒了火花！等着吧，等到抗战胜利的那天，我首先把它用剪子铰碎，看它还硬不硬！

十一　昨天

昨天一整天不快活。老下雨，老下雨，把人心都好象要下湿了！

有人来问往哪儿跑？答以：嘉陵江没有盖儿。邻家聘女。姑娘有二十二三岁，不难看。来了一顶轿子，她被人从屋中掏出来，放进轿中；轿夫抬起就走。她大声的哭。没有锣鼓。轿子就那么哭着走了。看罢，我想起幼时在鸟市上买鸟。贩子从大笼中抓出鸟来，放在我的小笼中，鸟尖锐的叫。

黄狼夜间将花母鸡叼去。今午，孩子们在山坡后把母鸡找到。脖子上咬烂，别处都还好。他们主张还燉一燉吃了。我没拦阻他们，乱世，鸡也该死两道的。

头总是昏。一友来，又问：“何以不去打补针？”我笑而不答，心中很生气。

正写稿子，友来。我不好让他坐。他不好意思坐下，又不好意思马上就走。中国人总是过度的客气。

友人函告某人如何，某事如何，即答以：“大家肯把心眼放大一些，不因事情不尽合己意而即指为恶事，则人世纠纷可减半矣！”发信后，心中仍在不快。

长篇小说越写越不象话，而索短稿者且多，颇郁郁！

晚间屋冷话少，又戒了烟，呆坐无聊，八时即睡。这是值得记下来的一天——没有一件痛快事！在这样的日子，连一句漂亮的话也写不出！为什么我们没有伟大的作品哪？哼，谁知道！

十二　傻子

在民间的故事与笑话里，有许多许多是讲兄弟三个，或姐妹三个，或盟兄弟三个，或女婿三个；第三个必定是傻子，而傻子得到最后的胜利。据说这种结构的公式是世界性的，世界各处都有这样的故事与笑话。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是同情于弱者的。三弟三妹三女婿既最幼，又最傻，所以必须胜利。

和许多别种民间故事与笑话的含义一样，这种同情弱者的表示可也许是“夫子自道也”，这就是说：人民有一肚子委屈而无处去诉，就只好想象出一位“臣包文正”，或北侠欧阳春来，给他们撑一撑腰，吐一口气。同样的，他们制造出弱者胜利的故事与笑话，也是为了自慰；故事与笑话中的傻子就是他们自己。他们自己既弱且愚，可是他们讽刺了那有势力，有钱财，与有学问的人，他们感到胜利。

可是，这种讽刺的胜利到底是否真正的胜利，就不大好说。假若胜利必须是精神上的呢，他们大概可以算得了胜。反之，精神胜利若因无补于实际而算不得胜利，那就不大好办了。

在我们的民间，这种傻子胜利的故事与笑话似乎比哪一国都多。我不知道，我应当庆祝他们已经得到胜利，还是应当把我的“怪难过的”之感告诉给他们。

载一九四四年九月一、九、十五、二十三日，十一月五、十一、十五、二十日，十二月十、十五、十九、二十四日《新民报晚刊》

梦想的文艺

我盼望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任何地方去，而没有人偷偷的跟在我的背后，没有人盘问我到哪里去和干什么去，也没有人检查我的行李。那就是我的理想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爱写什么便写什么，正如同我爱到何处去便到何处那样。我相信，在那个世界里，文艺将是讲绝对的真理的，既不忌讳什么而吞吞吐吐，也不因遵守标语口号而把某一帮一行的片面，当作真理。那时候，我的笔下对真理负责，而不帮着张三或李四去辩论曲直是非——他们俩最好找律师去解决那些鸡毛蒜皮的事。

那时候，我若到了德国，便直言无隐的告诉德国人，他们招待客人还太拘形式，使我感到不舒服。（德国人在那时候当然已早忘了制造战争，而很忠诚的制造阿司匹灵。）他们听了并不生气，而赶快去研究怎样可以不拘形式而把客人招待得从心眼里觉得安逸。同样的，我可以在伦敦讽刺英国的士大夫：他们为什么那样注意戴礼帽，拿雨伞，而不设法去消灭或减少伦敦的黑雾。那些有幽默感的英国人笑着接受了我的暗示，于是国会决议：每天起飞五千架重轰炸机往下洒极细的砂子，把黑雾过滤成白雾，而伦敦市民就一律因此增寿十年。

我的笔将是温和的，微微含笑的，不发气的，写出聪明的合理的话。我不必粗脖子红脸的叫喊什么，那样是会使文字粗糙，失去美丽的。我不必顾虑我的话会引来棍棒与砖头，除非我是说了谎或乱骂了人。那时候的社会上求真的习尚，使写家必须象先知似的说出警告，那时候人们的审美力的提高，使作家必须唱出他的话语，象春莺似的美妙。

昨天我听见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对一个十九岁的学生说：

“你要真理？我的话便是真理！听从我的话便是听从真理！我这个真理会教你有衣有食，有津贴好拿！在我的真理以外，你要想另找一个，你便会找到监狱，毒刑，死亡！想想看，你才十九岁，青春多么可爱呀！”

这几句话使我颤抖了好大半天。我不晓得那个十九岁的孩子后来怎样回答，我一声没出。我可是愿意说出我的愿望，尽管那个愿望是永不会实现的梦想！

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抗战文艺》第九卷五、六期

“住”的梦

在今日的文化里，相片的重要几乎胜过了音乐、图画与雕刻等等。在一个摩登的家庭里，没有留声机，没有名人字画，没有石的或铜的刻像，似乎还可以下得去；设若没几张相片，或一二相片本子，简直没法活下去！不用说是一个家庭，就是铺户、旅馆、火车站、学生宿舍，没有相片就都不象一回事。电车上“谨防扒手”的下面要是没有几片四寸的半身照相，就一定显着空洞。水手们身上要是不带着几张最写实不过的妖精打架二寸艺术照相，恐怕海上的生活就要加倍难堪了。想想看，一个设备很完全的学校，而没有年刊或同学录，一个政府机关里而没有些张窄长的这个全体与那个周年的相片！至于报纸与杂志，哼，就是把高尔基的相误注为托尔斯泰的，也比空空如也强！投考、领护照、定婚、结婚、拜盟兄弟，哪一样可以没有相片？即使你天生来的反对照相，你也得去照；不然，你就连学校也不要入，连太太也不用娶，你乘早儿不用犯这个牛脖子——“请笑一点”，你笑就是了。儿童、妇女、国货、航空，都有“年”。年，究竟是年，今年甲子，明年乙丑，过去就完事；至于照相，这个世纪整个的是“照相世纪”；想想，你逃得出去吗？

还是先说家庭吧。比如你的屋中挂着名家的字画，还有些古玩，雅是雅了，可是第一你就得防贼，门上加双锁，窗上加铁栅，连这样，夜间有个风声草动，你还得咳嗽几声；设若是明火，进来十几位蒙面的好汉，大概你连咳嗽也不敢了。这何苦呢？相片就没这种危险，谁也不会把你父亲的相偷去当他的爸爸，这不是实话么？

就满打没这个危险，艺术作品或古玩也远不及相片的亲切与雅俗共赏。一张名画，在普通的人眼中还不如理发馆壁上所悬的“五福临门”，而你的朋友亲戚不见得没有普通人。你夸奖你的名画，他说看不上眼，岂不就得打吵子？相片人人能看得懂，而且就是照得不见佳也会有人夸好。比如令尊的相片加了漆金框悬在墙上，多么笨的人也不会当着你的面儿说：“令尊这个相还不如五福临门好看！”绝对不会。即使那个相真不好看，人家也得说：“老爷子福相，福相！”至不济，也会夸奖句：“框子配得真好！”

以此类推，尊家自己，尊夫人，令郎令媛，都有相片，都能得到好评，这够多么快活呢？！况且相片遮丑，尊家面上的麻子，与尊夫人脸上的小沙漠似的雀斑，都不至于照上；你自己看着起劲，朋友们也不必会问：“照片上怎么忘掉你的麻子？”站在一张图画前面，不管懂与否，谁都想批评批评，为表示自己高明，当着一个人，谁也不愿对他的面貌发表意见；看相片也是如此。

有相片就有话说，不至于宾主对愣着。

“这是大少爷吧？”

“可不是！上美国读书去了。”

“近来有信吧？”

打这儿，就由大少爷谈到美国，又由美国谈回来，碰巧了就二反投唐再谈回美国去，话是越说越多，而且可以指点着相片而谈，有诗为证：句句是真，交情乃厚。

最好是有一二相片本子。提到大少爷，马上拿出本子来：“这是他满月时候照的，他生在福州，那时先严正在福州做官。”话又远去了，足够写三四本书的。假若没有这可宝贵的本子，你怎好意思突乎其来的说：先严在福州作过官？而使朋友吓一跳，当是你的脑子有毛病。

遇上两位话不投缘，而屡有冲突起来的危险的客人，相片本子——顶好是有两本——真是无价之宝。一看两位的眼神不对，你应当很自然的一人递给一本。他们正在，比如说，为袁世凯是否伟人而要瞪眼的时候，你把大少爷生在福州，和二小姐已经定婚的照片翻开，指示给他们。他们一个看福州生的胖小子，一个看将要成为新娘子的二小姐，自然思想换了地方，一个问你一套话，而袁世凯或者不成为问题了。要不然，这个有很大的危险。假若你没有相片本子，而二位抓住袁世凯不撒手，你要往折中里一说，说二位各有各的理，他们一定都冲着你来了；寡不敌众，你没调停好，还弄一鼻子灰。你要是向着一边说话，不用说，那就非得罪一边不可，也许因此而飞起茶碗——在你家里，茶碗自然是你的。你要是一声不出，听着他们吵，赶到彼此已说无可说而又不想打架的时候，他们就会都抱怨你不象个朋友。你若是不分青红皂白而把客人一齐逐出去，那就更糟，他们也许在你的门口吵嚷一阵，而同声的骂你不懂交情。总之，你非预备两个本子不可！

赶到朋友多的时候，你只有一张嘴，无论如何也应酬不过来，相片本子可以替你招待客人。找那不爱说话的，和那顶爱说话的，把本子送过去；那位一声不出的可以不至死板板的坐在那里，那位包办说话的也不好再转着弯儿接四面八方的话。把这两极端安置好，你便可以从容对付那些中庸的客人了。这比茶点果子都更有效。爱说话的人，宁可牺牲了点心，也不放弃说话。至于茶，就更不挡事；爱说话的人会一劲儿的说，直等茶凉了，一口灌下去，赶紧接着再说。果子也不行，有人不喜欢吃凉的，让到了他，他还许摆出些谱儿来：“一向不大动凉的，不过偶尔的吃一个半个的，假如有玫瑰香葡萄之类！”你听，他是挖苦你没预备好果子。相片本子既比茶点省钱，又不至被人拒绝，大概谁也不会说，“一向讨厌看相片！”

相片里有许多人生的姿体，打开一本照相，你可以有许多带着感情的话。假若你现在的事由不如从前了，看看相片，你可以对友人说：“这是前十年的了，那时候还不象这么狼狈！”这种牢骚是哀而不伤的，因为现在狼狈，并不能抹杀过去的光荣，回忆永是甜美的，对于兄弟儿女，都能起这种柔善的感情：“看，这是当年的老六，多么体面，谁能想到他会……”你虽然依旧恨着老六，可是看着当年的照片，你到底想要原谅他。看着相片说些富有感情的话，你自己痛快，别人听着也够味儿。设若你会作诗的话，顶好在相片边题上些小诗，就更见出人生的味道。

不过，有些相片是不好摆进本子去的，你应当留神。歪戴帽或弄鬼脸的，甚至于扮成十三妹的相片，都可以贴上，因为这足以表示你颇天真，虽然你在平日是个完全的君子人，可是心田活泼泼的，也能象孩子般的淘气，这更见英雄的本色。至于背着尊夫人所接到的女友小照，似乎就不必公开的展览。爽直是可贵的，可是也得有个分寸。这个，你自然晓得；不过，我更嘱咐你一句：这类的相片就是藏起来也得要十分的严密，太太们对这种玩艺是特别注意的。

载一九三六年九月《逸经》第十三期

悼于非閛的画

画师在施彩运墨方面，多遵宋元秘法，可是构图状物，一本真实，所以他笔下的一花一木既饶古趣，又有所创造。他极重写生。即在晚年，虽已成名，可是还时刻留神观察百卉虫鸟，以求精确。每逢公园牡丹盛开，或闻某处有菊花展览，他必去详为赏览，勾画底稿多幅。每值我家菊开，画师必来，徘徊花间，见细瓣如针，或色嫩韵秀，虽谓“这怎么画呢？”事实上，他并不畏难；他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把最不易摹拟的画了出来。这便是创造，因为前人没有这么画过。

他善养鸽，著有专书。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宣传，他画过各种各式的鸽子。对鸽子的姿态，他有多年的观察。可是，有一次朋友们求他作大幅的翔鸽图，他为了难。平日放鸽，他只能仰观。他没从上俯视过鸽子如何飞翔。于是，他就到城楼上去俯视鸽群的起落，而后动笔描画。这种严肃的态度，使许多青年画家受到感动。

他坚持日课，每日必画。他画工笔画，费时间较多。可是在解放后，他有多少作品啊。这证明他是如何精勤，至老不懈。他只住着三间小屋，但是他不因环境局促，而稍弛怠。绘画就是他的生命，一拿起笔来，他就得到无穷的乐趣，日夕不息地把春花秋卉赠给广大群众。是的，他的作品是雅俗共赏，受到普遍称赞的。到了晚年，他笔下的群芳特别明艳。他说：万紫千红，争奇斗艳，才足以配合新社会的新气象。

是的，他热爱新社会。他衷心感激党对他个人与对传统绘画的关切与爱护。为表示他个人对党的感激，他刻了一块图章，文曰“再生”。当他卧病医院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的就是画家要靠近党，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国画事业。

入医院之后，他极为乐观。他相信自己会恢复健康，会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可是，病痛夺去了他的生命，现在正在画舫斋展出的他的那幅极精采的“牡丹鸽子”遂成绝笔！

非閛先生，安息吧！您的独具风格的作品会流传下去，非的徒弟们不但会继承您的画法成为流派，而且也会发扬您的勤学苦练的精神，毕生不懈地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成就。您的画界朋友们现在团结得很好，而且会更好，国画的发展的确可以作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安息吧，非閛先生，我们的国家正在百废俱兴，日趋富强，我们的美术事业也因之而欣欣向荣，生机活跃！

载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人民日报》

杂文集（二）

走向真理之路

——在文艺欣赏会致词我已十一年未到上海来了。十一年中却有八年在抗战中渡过，最近来到上海，看到了很多老朋友与新朋友，非常高兴。日本人大概第一个要消灭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文艺对于发扬文化的力量很大，所以日本人把我们的文艺书籍与文人都想予以毁灭，不让他们尽其发扬文化之责任。无论是大后方或是沦陷区，干文艺工作的都是异常艰苦的。然而，却替国家争了不少气。今天看到“文协”的集会，并且有这么些人来参加，这正证明日本人的暴力不足以消灭我们的文艺与文化。所以心里要说的话很多，但同时又感到无限难受，不知从那里说起才好。

第一，抗战八年中，作家们为了爱护祖国，为了爱护祖国的文化，于是团结作家组织文艺界抗敌协会，现在八年过去了，已证实了这伟大工作的伟大力量，这力量在以前并没有被我们发现，其原因是因为文人们互相轻视，只是每个人也都以最大力量，最好的思想去工作，自然以为自己是对的，也可以说如果不互相轻视就是不相信自己。然而当国家民族遇到国难的时候，就应该反省，应当大家联合起来向真理之路上走去才对，真理并不是一个人可获得的，佛，孔子，苏格拉底，耶苏都是圣人，却未能把真理满都发现无遗。我最欢喜苏格拉底。因为他爱商量，这是觅求真理的最好之方法。世界上最最愚笨的人便是包办真理，真理并不是在包办者的家里，我以为。必须大家携手向真理之路前进，我有二份真理，你有三份真理，加起来便是五份真理了。在前进的路上，你我是朋友，因你我是一同走向真理之路。

看吧！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团结到一处，没有被敌人利用，没有给敌人看做笑话，我们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我们只知团结到一处。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责任。八年来我们都坚定的守住我们的岗位，这一点，是足以告慰于大家的。

第二，文艺创作的成绩在哪里，抗战八年中我们的工作究竟如何呢？每每遇到很多难堪的质问，中国朋友也有，外国朋友也有，他们说：“你们有文协，你们有组织，但你们究竟写出些什么伟大的文艺作品呢？”大家想，干文艺是多么复杂，但是，我相信中国的作家们走的路是对的，抗战期间，我们写了侦探小说没有？没有，我们只要抗战的。我们写了无聊的东西没有？我们写了色情的迎合大众心理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没有？没有，一点也没有。我们才小，环境困难，我们却知道用我们的生命去干，如此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们承认，我们的文艺没有外国发达，但我们却严肃的干了。也许我们写的东西不适合好莱坞的要求，因此他们便说我们不好；但是，在抗战时期只有中国是这样的——不写侦探小说，不写无聊的东西，不写色情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为正义而写，为抗战而写。这样也会引起一般太太小姐们的讨厌，但是尽管再讨厌一些时候吧；我以后还是要这样写的。实在的，我们的路是对的，虽然才力不很大。

我们必须用真挚用诚朴来造成作品，在社会上反映出伟大的力量。

现在，希望生活能够安定，然后热诚的，虚心的解决我们所末解决的问题。

第三，是有关来参加这个集会的，我的身体已经较从前差得多了，以前我能喝半斤白干，豁拳的声音也很高，但现在喝二两就不行了，这并不是八年来吃糙米的缘故，实在因为精神上不痛快，我们要说话，但有人偏不许我们说话，这些人我并不给他起一个名字。他们不但不让我说话，并且还居然说他们是懂得真理最多的。假使真理都被他们说完了，那么我还活着何用？这是最痛苦的事情了。

大家都高喊民主，而每个国家所喊的民主都不同，我国是怎样的呢？我们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呢？你尽管说美国不行，可是美国发明了原子弹，英国也胜利了，而中国却只有炸圆子，炸圆子不能代替原子弹，不准说话当然不能是民主。我深盼着多出些作家，希望四万万人都练习着怎样使中国发出声音来，虽然，八年的声音不算小，但都是呐喊声，炮声，现在应该替人民发出声音来了。这正是时候。

青年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注意到你们文艺的销路，那还不如去做黄金或是投机，我认为。我们必须朝着真理的路上走，我们要说话并不是为了金钱，青年们都应该能够刻苦，向真理摸索，不怕反对我们说真话的人，这就是说，希望“文协”的朋友们永远不要取巧；有人说上海是乌烟瘴气，但这次我十二点钟到上海，竟寻不着饭馆，饿了一夜。上海穷了，静了，上海并不那么乌烟瘴气了。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都市，很可能造成一种真诚朴实的风气，同时也可以影响到整个中国。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取巧，把文艺当作一件最神圣最严肃的工作。（庄稼记）

载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笔》第一期

AB与C

粗粗的，我可以把十年来写小说的经验划成三个阶段。

（A）女子若是不先学了养小孩而后出嫁，大概写家们也很少先熟读了什么什么法程与入门而后创作。写作的动机，在我们的经验里，与其说是由于照猫画虎的把材料填入一定的格式之内，还不如说是由于材料逼着脑子把它落在白纸上。不写，心里痒痒。于是就写起活来。自然是乱七八糟。这时候，材料是一切，凡是可以拉进来的全用上，越多越热闹。譬若：描写一面龙旗，便不管它在整段之中有何作用。而抱定它死啃，把龙鳞一个个的描画，直到筋疲力尽，还找补着细说一番龙尾巴。这一段谈龙的自身也许是很好的文字，怎奈它与全体无关；可是，在那时候，自己专为这一段得意；写完龙鳞，赶紧去抓凤眼，又是与谁也不相干的一大段。龙鳞凤眼都写得很好，可是连自己也忘了到底说的是什么了。想了一会儿，噢，原来正题是讲张王李的三角恋爱呀。龙凤与此全无关系。但是已经写好，怎能再改，况且那龙与风都很够样儿呀。于是然而一大转，硬把龙凤放下，而拾起三角恋爱。就是这么东补西拼。我写成了一两本小说。

（B）工夫不骗人，一两本小说写成，自然长了经验：知道了怎样管着自己了。无论怎样好的材料，不能随便拉它上来。我懂了什么叫中心思想。即使难于割舍，也得咬牙，不三不四的材料全得放在一旁。这可就难多了！清一色的材料还真不大容易往一块凑呢。这才知道写作的难处，再也不说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了。在（A）阶段里，什么东西都是好的，口上总念道着：这个事有趣，等我把它写进去。现在，什么东西都要画上个“？”了，口中念道着：这是写小说呀，不是编一张花花绿绿的新闻纸！这时候，才稍能欣赏那平稳停匀的作品，不以乌烟瘴气为贵了。

（C）闹中心思想又过去了，现在最感困难的是怎能处处切实。有了中心思想，也有了由此而来的穿插，好了，就该动笔写吧。哼，一动笔就碰钉子，就苦恼，就要骂街，甚至于想去跳井！是呀，该用的材料都预备好了，可就是写不出。譬如说吧，题目是三角恋爱，我把三角之所以成为三角，三角人，三角地，三角吻，三角起打，和舞场，电影院，一切的一切，都预备好了。及至一提笔，想说春天的晚上；坏了，我没预备好春天的暮色是什么样。我只要简单的两三句话，而极生动的写出这个景色，使人一看便动心，就自己也要闹恋爱去，好吧，这两三句话够想一天的，而且未必想得起来。缺乏经验呀，观察的不够呀！这个三角恋爱的故事不知道需要多少多少经验，才能句句不空；上自天文，下至跳舞，都须晓得，而且真正内行，每句是个小图画，每句都说到了家，不但到了家。而且还又碰回来，当当儿的响。单有了中心思想单有了好的结构，才算不了一回事呢！

到了（C）这块儿，我很想把以前的作品全烧掉，从此搁笔改行，假如有人能白给我五十万块钱的话。

载一九三七年二月《文学》第八卷第二号

哀莫大于心死

谚云：好汉不说当年勇。因为，今天不勇，而空夸当年，对人对己，两无益也。不过，只是称道自己的过去光荣，其作用虽云无益，尚无大害。假若于自夸而外，且谓今日之勇士都是瞎胡闹，反不如缩头受辱者高明，则是强词夺理颠倒是非，便许有些流毒了。

一个文艺者的生命，应该永远为文艺活着的。昨天写得好，今天还要写得好，明天更要写得加倍的好。假若只仗着昨日的一点成绩，即投笔从“闲”，且到处拍老腔，自号老牌正统文艺家，是自弃也。

再说，放弃了写作生活，便是放弃了对于社会动态的关心，文心停止了活动，人也就变成半死。于是，一方面说自己当年曾是好汉，一方面又说如今的一切都是胡来。半死的人看着别人辛苦劳作，原也只好这样忌妒一下也。

自己停止了文艺工作，对社会即停止关心，心既不动，静如止水，自然的会渐渐的讨厌社会。于是一听到“社会”，一听到“运动”等名词，便感到头疼，不能不发出谬论：文艺是个人坐在屋子里的事呀，要什么运动？其实他自己也许知道，因为配备抗战而发生的文艺运动，正是必不可少，正是文艺者爱国与爱民族的正当表现。怎奈自己已经与世隔绝，便不好不说些风凉话，既可遮丑，复足掩威，悲哉！

新文艺的产生，根本是一种举国响应的运动。有此运动，故有此文艺。但文艺不能永远停止在某时某地，“女大十八变”，文艺亦然，它须生长，它须变动。于是五四而后，有种种运动；此种种运动都是外循社会所需，内求文艺本身之进益，故新文艺不死。此种精神，遇到了抗战，便极自然的，合理的，发为抗战文艺运动。设若文艺者，在民族生死关头，而投笔从闲，钻入防空洞去，则文运绝，廉耻丧矣。今有人焉，指此运动为无聊，为多事，为毁灭文艺，定是另具心肝，或者是躲在防空洞内而想叱退飞机者也。

远查历史，则古希腊之大悲剧家与喜剧家都拿剧本去竞赛。他们并不以走出屋门，与大众混在一起为耻。

此后，文艺上种种运动，都是运动，而非静候灵感。剧圣莎士比亚自己走江湖，上舞台，倒也未曾失去了尊严，而反留下若干的不朽之作。若谓一参与什么运动，便俗气逼人，不可与言诗，分明是胡说。

今天，我们需要文艺运动，需要文人的团结，需要文友的相互督励。若有人站在一旁，专浇凉水；以运动为多事，以奋斗为胡闹，以团结为结党营私，天哪，不敢说别的，我看他是破坏抗战！

载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文风》第二期

芭蕉集序

这篇恐怕是最不象序的序了。序的正当作用是扼要的精到的介绍一书、一作家的思想与特点，使读者在读前有个清楚的认识，或在读后有个意见的参证。这样的序不易作，一作不好便有骗人或引人走错了路的危险。我现在不想这么作，因为著者徐君还很年轻，他的文字、思想、感情、经验都正在发展前进，不能轻易下断语。他若从此不再进步，那倒好办了，可是那不是我所敢希望的。

序的另种作用是在捧场。这个，在此地用不着。徐君的这些篇文字大都是已发表过的，而且给他带回不少的赞美，用不着我来锦上添花。

只剩下鼓励了，这也似乎最合适。徐君的文字已有了很好的根底，无论写什么都能清楚有力；他知道怎样避免无聊的修辞，而简明的说他所要说的话。有这个基础，再加以经验与努力，他是有希望的；事实上呢，他也确是个很缄默而用功的学生，所以我似乎已看见一个青年写家就马上要来供献他更好的顶好的东西给我们了。

他自己说，他要写小说了。写吧！什么都要写！只有写出来才能明白什么叫创作。青年人不会害怕，也不要害怕；勇气产生力量，经验自然带来技巧。莫失去青春，努力要在今日！

老舍一九三五·冬·青岛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益世报》

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

去年七七的炮声是在芦沟桥，今岁七七的炮声是震动着半个中国。去年七七，日本军阀是作着最好的侵略梦；今岁七七，日本军阀还加紧的放炮，可是面上已没有了笑容。日本军阀万没想到两个七七碰头，而中国还会挺着胸昂立不动。是的，大中华已提到“保卫武汉”了；可是日本军阀，设若稍微聪明一点，也该回头看看，在哪里他们可以算立住了脚？北平城门外就夜夜有枪声！这样，保卫武汉的呼声与事实绝对不是消极的要多保住一两座名城，而是要在这儿再重重的打出一拳，把没了笑容的日本鬼脸打出血来。武汉必须保卫是表明抗战的决心，与抗战的能力，并不是颤抖着说：“这可是末一招了，这一招再不灵验，我就倒在尘土上了！”只要大中华不屈膝，日本军从便得老幌悠着——幌悠久了，便会栽倒。拼命保卫武汉，当然的；同时也须预备好比保卫武汉更坚强的毅力与决心，即使不幸而武汉失落也能沉住气往下打。这才是长期抗战的真信仰。只有以这个信仰为发挥一切人力财力的心核，我们才会看到侵略者的尸身被弃在长江大河之间，连骨灰也来不及烧化。

文协不愿赶快离开武汉。文艺工作者在去年七七以前，就早已呼号着民族解放与巩固国防。他们为民族优虑，给民族以警告与激励，因为他们的信仰是民族革命与复兴。文协的会员散居各处，无从集合。在武汉的文协会员，人数不很多，可是他们都愿意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用笔也好，不用笔也好，只要有工作，他们便愿意去作。单单的以武汉为文艺中心来看，无论在感情上与理智上，他们都觉得保卫武汉是神圣的责任，他们必须肩起他们所该作的那一部分。

说到这愿负责工作的话，我们似乎就该回顾一下，把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公平的加以批判，看看我们作了什么，和缺乏什么。假若我们在过去这一年中，什么也没作，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假若我们确是作过许多的事，可是其间有许多阻碍与困难，那么我们便当毫不客气的指出那些阻碍与困难，来在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中从新努力去冲破，去克服。这假若不是我们独自可以作到的，我们便谦恭的，热诚的；盼望外界给以方便与援助，共同完成保卫这圣地的伟大工事。

恐怕摆在最前面的指摘，便是神圣的抗战已及一年，而伟大的文艺作品还没有一页。老实不客气的说，恐怕这一年来的成绩还不如五四与北伐两个时期。护短是用不着的，可是事实必须公平的提列出来：五四的本身差不多就是文艺运动，它的成绩最好的部分也是文艺作品。它的反抗与解放的说法，比它说的是什么更高明；政治与哲学的理论很幼稚，可是那多少必含些伤感的文艺却立下了新文学史的基石。北伐的胜利，平心静气的来看，宣传实尽了抛在当时的最大力气，有时候宣传的力量且比兵力更强一些。文艺、自自然然的便找到它的路途，随着革命的热烈而活跃起来。军事与文事，在那时候是无可拆散的。现在怎么样呢？全民族抗战不是个文艺运动，象五四那样。不错，文艺者都想用笔作枪，可是事实上，文人弃笔而拿起枪来的也不在少数。就是文艺者都紧紧的握住了笔，不管别的，文艺也还须与抗战的其他种种配备起来，象多少河流都汇归大海那样，不能独霸一代。中日的战争不同北伐。北伐时期能以宣传代替武力，现在我们可不能专凭文字打退日本。我们的宣传多半是朝向着我们的军士与人民，于是我们去唱，去演，我们的歌，我们的戏剧。北伐时因宣传的得力，文艺与军事一同迈步前进，文艺可以狂喜的保持住文艺性。现在，我们是死心塌地的咬定牙根争取民族的自由与存在，文艺必须深入民间；虽然我们一点不以降格相从为正当的手段，可是我们也确实认识了军士人民与二十年来的新文艺怎样的缺少联系。于此，文艺便因克服实际的困难而减少了文艺性与其浪漫。以笔代枪，枪是不能浪漫的，不能因打射一片白云——纵然是极有诗意的一片白云——而浪费子弹。看看吧，军队里唱的歌，街头上演的戏，报纸上的报告文字，宣传的小册子，哪一项不是文艺者的成绩呢？战地服务团、宣传队、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各地的游击队，哪里没有文艺者正兴高采烈的工作着呢？这样的成绩也许不很好，可是这种作品根本就不是供给沙龙里的艺术家们去欣赏赞读的；坐在美雅的沙龙的人们也许还会说“战争是惨酷的呀”，而不知道日本打的是谁，与我们为何抗战！那些服务与操作，也许把写作的时间占去，把撰著的精力占用，成全了工作，而耽误了文艺。可是谁去管呢，抗战根本是肉血相拼的事，力量用在手上和用在脚上是一样的；不能打倒敌人，便踢他滚吧。

这样，文艺者自动的分散开，都抱着短刃相接，与倭寇死拼的决心。心中预想的读者的识字程度，写作的时间限制，精力的不集中，集团的不齐整，都使文艺不能从容的详密的计划出，作起来。终生写成的《神曲》与《浮士德》是不能在这儿期望的。我们只有随时的心灵火花的爆发，还没有工夫去堆起柴来，从容的燃起冲天的烽火。再说，文艺者的工作，全凭他们自己的热心，到各方面去找。他们不能自主，拾起什么，就作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什么援助。他们的工作决定了他们的写作的内容与形式，他们不能有远大的计划，因为有了计划而不能实现，只足增加苦恼。他们愿意有相当的，数人志同道合的集合在某一军部，或某一地带，作有系统的宣传，作有系统的记录，或实行集体的创作。可是这必须得到外界的帮助与许可才能成功。显然的，文艺者二十年来就以指摘社会的病端而遭到不少压迫与厌恶，现在这种厌弃的心理也还存在。好象是允许写作已是宽大，尽力帮忙则离题太远了。这个困难的克服，单凭文艺者自己去东撞西碰是绝难奏效的。我们请求政府社会予以有力的援助与合作的热心。个人以致集团的力量之微薄，不足为耻；所怕的倒是在无从施展那点力量。这是我们的自励，也是我们的呼吁。特别在保卫大武汉的一切工作中，我们深盼得到我们的指定岗位。

以作者自己来说，这半年来曾致力于写作通俗读物。鼓词、旧剧、歌曲、小说，都写过了一点。成绩如何呢？鼓词没人唱，旧剧没人演，歌曲没人作谱。我个人不能作到这一切，必须有许多帮助；为宣传，无论从人力与财力上说，“一人班”是绝难成功的。团体的联合互助是必要的，可是无论哪个团体也不会出钱。说真的，写这种东西给我很大的苦痛。我不能尽量的发挥我的思想与感情，我不能自由创构我自己所喜的形式，我不能随心如意的拿出文字之美，而只能照猫画虎的摸画，粗枝大叶的述说；好象口已被塞紧而还勉强要唱歌那样难过。可是，我并不为这些别扭所灰心。我还继续的作，深盼有人来“朗读”——即使得不到歌唱与演出的机会。但是，可有一印几百万份的小册子或刊物没有呢？没有！我知道我的力气并没白费，我遇到过读了我的鼓词与小曲的伤兵与难民。可是，这是些特殊的伤兵与难民，肯少吃半顿饭，而去买本刊物来念。他们得不到白赠的刊物。别人呢，那只好想念而念不到，束一束腰带而去喂饱了眼是难能的事。在乡下呢，我的东西根本去不了，书商的眼中没有乡下，而大部分的宣传机关也似乎忽略了这一层。个人的苦恼，不算什么；个人孤立无援，用十成力气而无一成效果，就是英雄，也得气短。

没有确切的联合，没有通盘的计划，没有大量金钱的应用，遂使文艺者的工作只能东投一弹，西放一枪，得不到预期的功效。决不是，决不是，在这里把毛病都推在别人身上。但是事实是事实，在抗战期间，我们不应以相互原谅而误了大事。给我们工作吧。我们是怎样期待着尽我们的一点力量啊！我们没法自己主持一切，当局不会给我们印几十万本书送到军队里去，我们个人生活的困难不允许有集团的动作，在一块儿工作的快乐并不使大家都不饿。

伟大的作品么？在这伟大的时代里，每一个兵挂了彩，每一个穷人献上他的一顿饭钱，都是伟大的作品！面向着“抗战第一”这四个字，尽力的便伟大。我们文艺者之中，有的一字未写而在前方丧了命，有的一语不发而辛苦的为军民服务。无弦的琴也照样伟大，假若操琴者的心中有爱民族的热诚的音乐。我们还能拿笔的，谁曾偷懒过呢？我们力量的渺小，阻制不住我们心情的崇高与伟大。手榴弹只能炸开那么小小的一块地方，而扔出去的时候，它是对准着全部敌军，而想到最后胜利的。这伟大。这点谦卑的伟大是胜利的基础。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幻想在三天之内写成一部《战争与和平》而愿打今天这仗，直到最后胜利来到。这比五四的伤感与北伐的浪漫更朴实确切，这是与军民手拉手的奔赴前方。这将奠定了比五四与北伐两时期更结实更纯真的文艺。这文艺在目前就成为军民必需的精神食粮，这文艺也将自成一格，渐进而为真正的民族之声，为全人类呼唤着和平与自由，并报告了争取和平与自由的经验与方法。

这种虔诚，我希望，能使我们在保卫大武汉的事事中，得到我们的渺小的伟大的实现。我们愿作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我们盼望机油也流灌到这个齿轮上，使它活动起来。

文协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三个月。这三个月中，会中得到不少帮助：政府的爱护指导，各救亡机关的辅助合作，都使我们感激。我们自己呢，也就抱着无党无派的精神，同力协作的诚心，尽力于政府社会和各团体间委托给我们的工作。在表面上看来，这真近乎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了；可是作得并不够，还差得多。我们自己所要作的集体创作，因为会员们的穷困与会中经费的窘迫，还没法下手。我们想编的丛书，因印刷发行种种的不便利而停顿。我们已写成的那些宣传文字还未能大量的印行。各地方的分会因立案之不易，还未能马上都组织起来。总而言之，我们的力量绝不能克服一切实际的困难。我们的利器是笔，可是要结成笔阵，就非另有外援不可；尽管我们自己排列得很齐整，若没有交通的工具，我们便只好摆阵给自己瞧，永远寸步难行。即使说我们可以徒步前进，好，我们也还需要我们自己设备不起的印刷机器与其他的必需品。我们必须充实自己，不错，但是没有米总难烧成了饭的。

我们一点也不是发牢骚，反之，我们很感激政府与其他方面曾给了我们不少鼓励与助援。我们着急的是这还不够，外界的助援不够，我们自己的工作不够。缺了文艺这一部门，在全面抗战上便陷着一角；而在当前任何一角也是不当任其陷落的。我们是为这个而焦急。在平日，我们自己可以闭户著作，凭我们自己的本事如何，而获得毁誉。那几乎完全仗着我们自己。在抗战期间，我们不能专凭自己的高兴，去决定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与别人迈齐了脚步，朝着太阳旗进攻。这样，把我们关在屋里，我们便无能为矣。这并不是说，到了大难临头，我们便没了办法，手足失措。不，绝不是！一个士兵去上阵，他不能自备枪枝，独自行动，他是拿着国家所交给他的家伙与命令而去牺牲自己的肉。我们也如是。我们愿把心血献给国家，所以我们愿接受命令，更希望得到原不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种种便利。

我们盼这不是奢望，切盼我们能在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中分得我们的责任。我们自己的努力是最要紧的。同志们，我相信大家是会携手同行，共同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的。

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抗战文艺》第十二期

北京俗曲百种摘韵序一

这部小书可以算作罗莘田先生的“通俗”著作，因为：一，从材料上说，这里的材料都是从北方民间“俗曲”百种中摘提出来的；二，从旨趣上说，罗先生以前的许多著作，都是音韵学上的专门研究，而此书虽然还是以学术研究为出发点，可是它可以直接应用到通俗文艺的写作上去。所以，我说，它可以算作“通俗”著作。

抗战以来，文艺写家和有志于文艺习作的，鉴于文艺之须入伍下乡，颇注意于固有的民间文艺作品，而加以研究。同时，在作品上，有的以旧瓶新酒的方法，改造旧有的民间戏剧诗歌，有的取精去粕的另制新瓶新酒，供给军民以可以接受的读物。方法虽殊，而求作品之通俗，期使新文艺深入民间，则一也。

文艺通俗化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不能详细的提列各点，在这里一一加以讨论。让我们单说罗先生这部小书与通俗文艺习作的关系吧。

一，民间的活文艺，不用诗人或诗匠所遵守的死韵脚，是件行之已久的事实。以辙代韵，由来已久，且日见普遍，广被民间；十三辙的形成是其明证。但十三辙是什么呢？请看此书——这里有活的例证，与其变化发展的史迹。例证足供写作之参考，因为今日的文艺语言，大半以国语为标准，以一个不深知国语的人，去写或欣赏以国语为工具的文艺作品，也许不易找到或认识合适正确的韵脚，看了此书，自有把握。至于十三辙发展的轨迹，更使我们相信活语言自有活韵脚，不管守旧的诗人如何要遵古用韵，可是民间自有自己的胆量与自由，有无可阻止者。就是今日新诗与“改良旧诗”的押韵也须舍旧取新，以辙代韵。罗先生对辙与韵变迁的考证，足以使我们理足气壮的去革新。

二，十三辙是有了固定的组织，但是由罗先生所提出的例子来看，辙口的运用在民间文艺中还是千变万化的。这些变化大概有几种不同的原因，象是：（1）在上句无韵，下句有韵，一气到底的形式中，一般的说，理应用平韵就都押平韵，用仄韵，就都押仄韵。可是，也许是因为民间文艺作家的技巧不够，而平仄夹搀，出了规矩。（2）平仄乱押，有的也许是因为音乐的关系，应用平声者而用了仄声，使在歌唱或朗读的时候更为悦耳。（3）民间文艺中的辙口用字，随地方的读音而增加了字汇，一地方所用的辙，不完全适用于另一地方。因此，十三辙虽然在北方有了固定的组织，可是仍不能强迫任何人“谨遵钦此”！

由上列的三个原因，我们看出来，辙数虽已固定，而运用尚有自由，稍微出了规矩，不能算作大毛病。因地方语的差别，因韵文的音乐性的需要，我们还可以审情度势的随便一些，以求其“活”。这本书在一方面使我们看见了十三辙，足为参考；在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到其中的变化，教我们既辙有所依，而还能各善其用——活文艺绝不是语言音韵的奴隶，而是它们的主人。

老舍三十，九，一　昆明龙泉镇宝台出

载罗常培著《北京俗曲百种摘韵》，一九四二年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

本刊半年来的回顾

《抗到底》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汉口，现在复活于重庆。

它必须复活，因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全民族抗战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象被斩伐的大树，春来便又枝条怒发了。复活的喜悦一定大于死的悲哀，设若我们以本刊的复活作为全面抗战的象征，我们便当严肃而快活的再接再厉，死里求生，直到打败暴日的时候，我们痛定思痛的落泪；现在，我们应当活泼泼的去拚命。

在这小刊物降生的那一天，我们就没敢放心的欢舞庆祝，准知道它生在荆棘中，必须以血汗创出它的路径来。那时候，它是在武昌的一家小印刷所里，以七拼八凑的字体，以性质不同的文章，慢慢的拼成，慢慢的由一架手摇机降落下来。我们焦急，颤抖，十几昼夜，才看到它成为薄薄的一小本。我们象母亲看见自己瘦弱病丑的小儿似的看着它，明知它有许多缺陷，明知它将遇到更多的灾患，可是我们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无论怎说，“抗到底”这个名字是可宝贵的，只有它可表现出抗战的决心，我们也就必须百折不挠的使它活下去。

由武昌到汉口，无论在印刷上与编辑上，都有了一些进步，销路也渐次增加。可是我们知道象这样的小刊物也逃不出暴敌的威胁。暴敌的毒计深谋，便是灭绝了大中华的一切，他想毁灭了我们的城市，炸碎了我们的一切器物，破坏了我们的交通的工具。即专就一个小刊物而言，也会找不到印机，找不到发行的便利，而与城市人物同归于尽。

果然，武汉遭受了大轰炸。印刷机器必须挪开，书局必须迁避，人口必须疏散。《抗到底》呢，便也由脱期而停顿了。就这么完了吗？哪能！我们若被炸弹吓昏便是暴日的成功。对于没有炸死的，暴日是切盼着吓个半死，颤抖着跪下求饶。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神圣的抗战而言，是根本没有屈膝这一说的。被打倒了不算失败，起来再干正是英雄。长期抗战就是不怕跌倒，而是要跌下去，马上立起来，又扑过敌人去。就是这小小的刊物，既然称为“抗到底”，也须抱定这不怕跌仆的精神。所以我们到重庆来复刊。

我们不敢说在武汉这几个月，有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我们只能说，我们的立场是精诚团结，一致抗战，抗战到底。明乎此，再看我们已刊行的十四期，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这小刊物里既有政论，又有文艺，既有新小说，又有大鼓词。是的，谁写的都欢迎，只要他写的明白。什么题材都是好的，只要它有益于抗战。以前的十四期是这样，以后的还是这样。谁给我们写，写的是什么，全都决定于写者与文章是否在爱国的老百姓的立场上，为团结而呼吁，为加强抗战能力而发言。

我们认票不认人，而我们的票更是精诚团结，抗战建国。

因为上述的理由，所以我们自第四、五期以后，略为偏重通俗文艺。不，偏重还有语病。应当说由事实的演变，自然而然的走向此路来。我们的立场既是协力同心打日本鬼子，我们当然便顾及宣传的普遍性。政论及其理论是我们欢迎的，可是我们万不能因维持文章的水准，而忽略了士兵与老百姓。我们不但为他们写，还去找他们写稿子。我们不但要向他们宣传，也愿他们有机会说话。于是，一方面我们给他们写通俗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到难民区及伤兵医院等处去拉稿子。这样，我们交了许多军队中与难民收容所中的朋友；他们既是我们的读者，也是我们的撰稿员。我们与他们交换了意见与文字，自然我们不再舍弃他们，而且渐渐的感到，即使这小刊物完全刊载通俗文字也未为过分，虽然我们实际上并未这么办。不论如何吧，我们带出了偏重通俗文艺的趋向来。我们决不后悔这个演变，因为我们晓得别种刊物既能充分的供给高深的文字，我们就不妨多发表一些通俗的。军与民是抗战胜利的决定力量，大概没人反对，那么我们以俗易雅，或者也不能算走错了方向。

方向既定，我们开始设法向军队与乡间推销。对军队，还有些办法，因为军队既有组织，找到军部成长官便可以交涉。乡间可困难多了，书局不代往乡间发行，我们又无从亲自去赠送或推销，简直想不出主意。我们希望能将刊过的通俗文字汇编起来，另印小册，送到军队与民间去。自然我们没有够用的金钱去实现这理想，我们只希望有钱的人能帮忙，使我们如愿以偿。一首歌能使战士忘了疲劳，一出戏能使受伤的将士再赴前线。我们深信文艺的力量并不小于枪炮，因为我们曾亲自试验过，曾与军士和老百姓有过文字之缘的。

在复刊后，用不着说，我们的立场还是照旧，我们收稿的态度还是严肃而公开，我们最大的努力处还是在通俗文艺上！并且愿得到帮助，把这种文字送到军民与百姓的眼前。最后，我们希望在复刊后，能得到各界的批评与指导，使《抗到底》的文字真能作抗战到底的精神与力量的发动与发挥者。

载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抗到底》第十五期

储蓄思想

我真不愿把文艺说成什么神秘的东西，可是赶到人家问我怎样写作，我又往往不能痛痛快快的，象二加二等于四那样的，给人家几句简单而有用的话。这使我非常的苦痛。你看，我确是写过了不少东西，可是我没有胆量声明我的成绩有什么了不起之处。我只能说我是在不断地学习。那么，你向一个文艺学徒问长问短，也就难怪我说不出所以然来了。

对，我只好告诉你，你须先学习吧。假若你肯用心学习，我想你不久就能赶过我去。文艺并不是几个天才者的专利品，谁肯学习谁就能生产一些“文货”。

怎样学习呢？这，又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有许多不同的路子都可以走到“文艺之家”的门前。现在，我只能就个人的经历作个简单的报告，供作参考而已。

要学习文艺，切勿专在文艺作品上打转儿。你要先有一些思想。真的，文艺作品不专仗着思想支持着，正象一个美人不能专仗脸子好而可以不要骨头不要肉那样。可是，文艺的最大的使命是发扬真理，怎可不先由思想入手呢？想想看，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也就不辨是非，不关心人类的生活合理不合理，那么，他怎能有正义感，怎能选择什么值得说，什么是废话呢？因此，你要储蓄思想。用思想作你的眼睛，去看，去分析，去判断，而后你才能找到你以为值得说的话。假若你以为某几句话值得说，非说不可，你必会把你的感情激动起来，设法用最足以动人的形式把它说出来。思想是花朵，感情是色与香。自然，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未必有高深的思想；一个有思想的人，又未必有深厚的感情。可是，预备做一个文艺家，你就非由思想上发泄你的感情不可，因为你若糊里糊涂，专凭感情的奔放去写作，你所给人家的也许只是一些伤感或成见；你可以成为一个风流才子，专用感情写出“红是相思绿是愁”，和“不住温柔住何乡”那样的聪明的句子，可是与人生大道理有什么关系呢？你是当代的人，你应当先关切当代人类的苦难与幸福。只有感情而没有思想，你便只会关心你自己，把你的一点小小的折磨与苦痛说到天那么大，而与旁人无关。风流才子，你要知道，是摩登世界人类的渣滓呀！

不过，你可也要记住，储蓄思想便是储蓄炸药，它也会炸死你自己，为安全计，你顶好躲它远些。思想与苦痛永远紧紧相随，因为一般的人不喜欢用他们的脑子，所以看别人一用脑子便吓一跳，而想把那个怪物用砖头打杀。你要准备吃砖头。

是的，文艺不专仗思想支持着，可是你若专从文字或感情上入手，你便很自然的只会制造些小玩意儿，花呀儿呀的哭哭啼啼，而不敢正眼看社会与世界；尽管文学与感情也是文艺中的重要构成分子。

再说，储蓄了思想，虽不能成功一个文艺者，你还不失为一个有头脑的人。若只耍弄耍弄文字，发泄发泄小小的牢骚，则不但不能成为伟大的文艺家，或者还把你自己毁掉——风流才子不往往是废物么？

有了思想，你该再注意世态。思想是抽象的，空洞的；世态是具体的，实在的。用你的思想去分析世态，而后你才会从浮动的人生中找到了脉络，才会找到病源。这样，你才能明白思想并不是死东西，而是在人们的心理与动态中隐藏着的。你须在若隐若现之中把它找出来，正象医生由病人的脸上发烧而窥见了肺部的隐病。你须描写世态，而描写世态，正所以传播思想。所谓具体的描写并非是照像，而是以态寄意。

有了思想，你才会知道文字不仅是字与字的联缀，而是逻辑的推断。胡涂的句子是胡涂人的声音。你一点也不要忽略了文字的重要，但是你更不应忽略了文字的根源——思想。你一点也不要忽略了感情的重要，但是你须先辨明哪是值得说的，哪是不值得说的，若给不值得一说的加上华美的外饰与感情，你便是骗人，便是变戏法，而不是制作文艺。

关于思想的重要已说了不少，就此打住，等有工夫再说别的吧。

载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文艺先锋》第六卷第一期

大时代与写家

每逢社会上起了严重的变动，每逢国家遇到了灾患与危险，文艺就必然想充分的尽到她对人生实际上的责任，以证实她是时代的产儿，从而精诚的报答她的父母。在这种时候，她必呼喊出“大时代到了”，然后她比谁也着急的要先抓住这个大时代，证实她自己是如何热烈与伟大——大时代须有伟大文艺作品。

就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大时代与伟大文艺的呼喊已经是不止一次了。虽然伟大文艺仍差不多是白卷，但文艺想配合着时代去扩大充实自己的这点勇气与热诚是值得称赞与同情的。

拿今天的抗战比起以前的危患，无疑的以前的大时代的呼声是微弱的多了；无疑的，伟大文艺之应运而生的心理也比以前更加迫切而真诚了。

可是，伟大文艺是否这次不再交白卷呢？

我不敢回答这个问题。是，否，我都不敢说。

我所要作的只是凭着一些过去的事实，来供献一点意见；即使这点意见不无可取之处，她仍然不过是许多意见中的一个，并不敢自信这就是到伟大之路的唯一秘诀。

在文学史中，我们看到很多特出的写家怎样的在文艺工作之外去活动，莎士比亚写剧本，也拴班子与演戏；但丁是位政客，密尔顿是秘书，摆仑为争希腊独立而死。往近里看，自五四后我们所产生的几部较有价值的著作，也几乎都是作家们参加革命或其他实际工作的追忆与报告。于此，我们知道文艺与活动是怎样的密切相关。于此，我们知道等待着伟大文艺的来临是怎样的一种可怜的空想。活动不妨碍想象，而反是想象的培养与滋生。

再往真确里一点说，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除了写家实际的去牺牲，他不会懂得什么叫作同情；他个人所受的苦难越大，他的同情心也越大。除了写家实际的参加时代所需的工作，他不会了解他的时代；他入世越深，他对人事的了解也越深。一个广大的同情心与高伟的人格不是在安闲自在中所能得到的，那么，伟大文艺也不是一些夸大的词句所能支持得住的。思想通过热情才成为情操，而热情之来是来自我们对爱人爱国爱真理的努力与奋斗，来自我们对一种高尚理想的坚信与活动。在活动奋斗之中把我们的经验加多，把我们的人格提高，把我们的同情扩大。有了这种理想，信心，与经验，再加以文学的修养，自然便下笔不凡了。反之，我们只关在屋里，抱着胸中的那一钉点热气，也许遇到一股凉风便颤抖起来了。

专用文字去讨好的方法已经太旧了，要不然八股文也不会死灭。文学既是活东西，她就必须蜕出旧壳，象蜻蜓似的飞动在新鲜空气之中。因此，写家的企图必是想打破旧的方法与拘束，而杰作永远是打破纪录之作。哪里去找此种打破纪录的法宝？体验。把自己放在大时代的炉火中，把自己放在地狱里，才能体验出大时代的真滋味，才能写出是血是泪的文字。这种文字必不会犯脆弱，空洞，与抄袭等毛病。崇高的理想使写家立在大时代的前端，热烈的挣扎使他能具体的捉摸住当代普遍的情感；这样，他的思想与感情便足以代表当时的企冀与生活，所以她的著作才能作此时代的纪念碑。正如但丁的《神曲》，不管是上天堂入地狱，其中老有作者的影子与人格。

是的，大时代到了；这是伟大文艺的诞辰，但写家的伟大人格必须与她同时降生。行动，行动，只有行动能锻炼我们的人格；有了人格作根，我们的笔才会生花。

我看见一位伤兵，腿根被枪弹穿透。穿着一身被血，汗，泥，浸透糊硬的单衣，闭目在地上斜卧，他的创伤已不许他坐起来。秋风很凉，地上并没有一根干草，他就在那里闭目斜卧，全身颤抖着。但是，他口中没有一句怨言，只时时睁开眼睛看看轮到他去受疗治没有。他痛，他冷，他饥渴，他忍耐，他等着！

好容易轮到他了，他被一位弟兄背起，走进了临时医疗所。创口洗净，上了药，扎捆好，他自己慢慢的走出来。找了块石头，他骑马式的坐下。一位弟兄给了他一支烟卷。点着了烟，还是颤抖着，他微笑了一下：“谢谢！”也许是谢谢那支烟卷，也许是谢谢那些护士与医生，也还许是谢谢他已能在块石头上骑坐一会儿了！他已上了十字架，还要感谢那小小的一点他所该得的照料！

什么样的笔能形容出这种单纯，高尚，坚忍，英勇，温和，与乐观呢？什么话也没有，只是“谢谢”！神圣的战争，啊，这位战士是这神圣战争的灵魂与象征。他也许一字不识，单纯得象个婴孩；但是他作到了一切。他是服从着神圣战争的神旨，去受饥寒痛苦；一口香烟喷在面前，他仿佛是面对面的与神灵默语：他牺牲了一切，他感谢一切！在行动中，他的单纯的赤子之心光显了神圣的呼召，证实了我们忍无可忍而挺身一战的牺牲与自信，在牺牲中看见了光明，在单纯中显示了奇迹。

我们怎能了解这样单纯圣洁的战士呢？啊，只有我们也去作些与此类似的事情。我们有千言万语，来自书本，来自理论；真正的战士却作到了一切而一言不发。我们应当道出他所不肯与不会说出来的热情与真纯，这难道还不是可歌可泣的事么？哼！这，岂止是可歌可泣呢？但是我们必须先把我们的理想与信仰施诸实际的行动，我们的心才能跳得与他一样的快，我们的笔才能与他的默然和微笑一样微妙与崇高。经验不仅是想象的泉源，她也是坚定我们的信仰与加高我们的热情的火力。全面抗战须全体国民总动员；袖手旁观的是等死，还说什么伟大的文艺？作一分事，便有一分话可说；现在该作的事太多了。写家们！你怎能说出十分的话，而半分事也不去作呢？当你的爱人死去的时候，你晓得什么是悲痛；当你伺候一位伤兵的时候，你明白了什么是英雄。在凄风苦雨之中，你去由战场抬回一位殉国志士的尸身，你便连风之所以“凄”，雨之所以“苦”，也全领略到了。在全民族的苦战挣扎中，事事是前此未有的，事事给予新的印象与刺激；前此一切文章的旧套与陈腔全用不上了，要创作便须在面前的血泪生活中讨取生活；先有了新的生活，而后有创作的新内容与新形式。浮浅的观察是消极的，万物静观皆自得，本是无所动于心，怎能写出动心的文字呢？工作产生热情；我相信，不久那些英勇的战士之中必有会写出一些高伟热烈的文章来的。谁写出好文章也值得钦佩，但是写家——以文艺为神圣事工的写家——岂不觉得害羞？忌妒是没有用的，谁作了事谁便有真的感情与真的言语；写不出什么来的只好自怨自惭为何不及时的作些救国的事情。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这二者必须并在一处，以救国的工作产生救国的文章。朋友们，去作点什么！爱国不敢后人，咱们才有话说。否则大时代的伟大文艺却只有那位伤兵的“谢谢”；我们将永远不能了解这两个字的意义，而我们所写的将永远不着边际。

抗战文艺产自抗战写家，而抗战的事工正自繁多，我们满可以自由来选择与投效。

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宇宙风》第五十三期

读巴金的-电

巴金兄——无论如何，这个“兄”是不能减去的，他确是我的朋友；我希望我的意见不被这个“兄”给左右了——是个可爱的人。他坦直忠诚，脸上如是，心中也如是。我只会过他四五次，可是头一次见面就使我爱他。他的官话，要是叫我给打分数，大概过不去六十分。他匆匆忙忙的说，有时候我听不明白他的话，可是我老明白他话中夹着的笑；他的笑是那么亲热，大概无论谁也能觉到他那没能用话来表现清楚的一些热力，他的笑打入你的心里。

设若我没见过他，而只读了他的作品，我定会想到他是个漂亮的人。不，他的文字的魅力在他的身上是找不到的。他那敦厚的样子与他的文字风格好象中间隔着一层打不通的墙壁。可是，在事实上，他确是写了那些理想的漂亮故事。对了，我捉住他了，理想，他是个理想者。他那对近视眼仿佛向内看着他的心，外面的刺激都在他心内净炼过，而后他不惜用全力顺着他的理想来表现。他的人物——至少是在《电》里——简直全顺着他画好的白道上走，他差不多不用旁衬的笔法，以小动作揭显特性，他一直的写来，个个人都是透明的。他也少用个人的心理冲突来增高写实的色彩，他的人物即使有心理的冲突，也被理想给胜过，而不准不为理想而牺牲。因此，这篇不甚长的东西——《电》——象水晶一般的明透，而显着太明透了。这里的青年男女太简单了，太可爱了，可是毛病都坏在这个“太”上。这篇作品没有阴影，没有深浅，除了说它是个理想，简直没法子形容它。他的笔不弱，透明到底；可是，我真希望他再让步一些，把雪里搀上点泥！他的一致使我不敢深信他的人物了，虽然我希望真有这么洁白的一群天使。

他说——在序言里——要表现性格。这个，他没作到。他把一个理想放在人物们心里，大家都被这个理想牵系着；已经没有了自己，怎能充分的展示个性呢？他不许他们任意的活动。他们都不怕死，都愿为理想而牺牲；他不是写个人的生活，而是讲大家怎样的一致。他写的是结果，自然用不着多管个性。恋爱，在这群可钦佩的男女心中，是可怕的；怕因恋爱而耽误了更重要的工作。真的，这使此书脱离开才子佳人的旧套；可是在理想上还是完成才子佳人们，不过这是另一种才子佳人罢了。

最重要的角色，佩珠，简直不是个女人，而是个天使；我真希望有这样的女子！可是哪儿去找呢？她有了一切，只剩一死。别的角色虽然比她差着些，可也都好得象理想中人物那么好。他们性格与事业的关系，使他们有了差别，可是此书的趣味不在写这些差别；假如他注意到此点，这本书必会长出两倍，而成了个活的小世界。他没这么办。一气呵成，他把角色们一齐送到理想的目的地去。他显着有点匆忙。

是呀，他并没敢忘了这群男女在工作上遇到困难，可是这些困难适足以完成他们个人的光荣与死。那些困难与阻力完全没有说明，好象只为预备这么点东西，好反衬出他们是多么纯洁。读者对于黑暗方面只看到一个黑影，不能看到黑影里藏着多少东西，和什么东西。我们从这篇东西只得到高尚的希冀，而得不到实际的教训与指导。这个，据我看，是个缺点，可是也许作者明知这是个缺点。而没法不这样办；他不愿再增多书中的黑点。

在文字方面，作者的笔下非常的利飕，清锐可喜。这个风格更使这篇东西透明，象块水晶。他不大段的描写风景，也不大段的描写人物；处处显着匀调，因为他老用敛笔，点到就完，不拖泥带水。这个使巴金兄的充满浪漫气味的作品带着点古典主义的整洁完美。他把大事与小事全那样简洁的叙出，不被大事把他扯了下去：所以他这篇——连附着的那篇《雷》——没有恣肆的地方。他得到了完整，可是同时也失去了不少的感力。

假如上面的话都正确，我似乎更明白了巴金兄一些。他的忠厚的面貌与粗短的身体是那么结实沉重，而在里面有颗极玲珑的浪漫的心。在创造的时节，大概他忘了一切，在心中另开辟了一个热烈的，简单的，有一道电光的，世界。这世界不是实在经验与印象的写画，而是经验与印象的放大，在放大的时候极细心的“修版”，希望成为一个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它的不自然，与它的美好，都因为这个。

载一九三五年四月《刁斗》第二卷第一期

读画小记

看了傅抱石先生的绘画。有三点感想：

（一）这是真正的中国画。按照中国绘事的传统，画中应常有诗。抱石先生的作品，每一张都是诗。不管他画的是山水，还是人物，他的笔并没老老实实的镂刻形象面貌，而是抒写在山水之间，或琴棋渔樵之中，所寻得的一些诗意。于是，虽寥寥数笔，而趣味无穷——诗是百读不厌的。他的每一笔，每一墨点水晕，都仿佛象随便泼洒在那里的，可是由这些滴点线条所联成的画面却成为诗。他不单画了树影山光，也画了雨声琴韵。他的胸中似乎储聚着许多陶渊明与李太白，和他们心中的琴酒田园，所以一下笔便把古诗与诗人挥落在纸上。诗的灵感逼迫着他去作画，故能于尺寸之中得山水之奇气，写出诗人的胸襟。

（二）他的技巧已被气魄给遮住，正如杜甫晚年的诗篇，猛一看是滚滚长江，萧萧秋叶，细读后才知道字字精炼，诗律极细。抱石先生惜墨如金，最善以最经济的手法，写极复杂的景色——不，不是景色，而是情调。他使我们看得出来，他必是运思很久，而后才落笔，所以他才能信笔所之，皆成妙趣。他的粗莽正是他的精致老到；有一笔必有一定的作用，故无须多费事。有的人也许说他太好涂抹，事实上他并没有乱抹过一笔，凡是他的仿佛象涂抹过的地方都极深厚；涂抹是不会有深度的。据我看，他已经完全把握住中国画特有的技巧，所以他敢放笔泼墨，用最高的技巧遮盖住技巧，如美人不待脂粉之助丽者。他的画不是给刚刚学会抹口红的小姑娘们看的。看了他的作品，真的，我们才能明白中国画之所以能在世界绘画中占一特殊的地位——这不是小姑娘们所能了解的。

（三）可是，他也并不死守成法，只期作些不违背老规矩的画。反之，他的眼时时在留神着新的路径与方法。假若细心看，你可以看出他的构图取景与敷色，颇有些受到东洋画与西洋画的影响的地方。不信，你看看他的山林间的光线，美人背后的“色幕”，和一些极大胆的设图，都可以找出一些来龙去脉。不过，在这些地方，他可永远是主人，而不是摹仿者。他把新的方法捉来，踏在他的脚底下，不使他们兴妖作怪。他在美人的背后满涂上浅蓝的或灰红的水色（我管这叫作“色幕”），看起来似乎象日本画。可是，看看吧，那点色，那点水，有多么深厚，何曾有一点东洋画的浅薄漂亮的样子？结果，新的方法与影响只给他展开了更多的诗的境界，而没有使他失去了自信与判断。不信，请把他的画与历代的佳作比一比，你不会发现他是谁的门徒——他的画中有了新的血脉，前无古人。同时，你又不能指出他的画不是纯粹的中国画——他把新的成分带手儿取来，控制在他自己的笔下，不许它们喧宾夺主啊。

上述三点，只是感想。感想人人可发，大可信口开河，离内行话距笔尚远，因乞抱石先生哂正！

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重庆《扫荡报》

读-鸭嘴涝

组缃先生有七八年没写小说了。《鸭嘴涝》的写成，不但令我个人高兴，就是全文艺界也都感到欣慰吧。书名起得不好。“鸭嘴”太老实了。“涝”，谁知道是啥东西！

书，可是，写得真好！

组缃先生最会写大场面。他会把同一事件下的许许多多人（例如大家看对台戏、或打群架……），都一一描写出来；以形容，以口气，以服装，描写出每个人的个性，及对此同一事件的看法——把这些不同的看法汇拢，便见出那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形态来。在《鸭嘴涝》中，他仍用此手法。他叫我们看到不少活生生的人，也看见一个活的社会。

在他所描写的那些人中，他把力量都放在鸭嘴涝的乡人身上；因为不详写这些人，则鸭嘴涝之为鸭嘴涝便不会显明了。对外来的人，他没用同等的力气去写；有的只一笔带过，不便累赘。因此，人物中有重有轻，未能个个出色。可是，对一部不很长的小说，或者也只好这么办，否则宾主不分，大家挤在一处，谁也动弹不得矣。

书中关于抗战的理论与见解，都很平常。但是这点平平无奇的议论正好同乡民们的知识水准配合，也就显着不太泛泛。我真希望组缃先生能把鸭嘴涝居民的礼教与生活力量写得更深厚强烈一些，或者到然而一大转的时候——由怕战争到敢抗战，——才显着更自然而有力。

在文字方面，他极努力于利用口语。虽然他感到多少的苦痛与困难，虽然自己还不满意，可是已经给我以最大的欣悦。专从文字上说，已足使我爱不释手！词汇，声调，歇后语，谚语，都使我念了一遍，再念一遍。借着这些有魔力的活生生的话语，我不单看到，而且听到鸭嘴涝的人们怎样不安，不服气，与不肯投降。组缃先生教乡民自己发出那最大的变动与期望。

书的末尾似乎弱了一些，可是我知道鸭嘴涝还有下回分解，我渴望他赶快把后半再写出来。

载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时事新报》

对三十二年文艺界的希望

（一）三十一年以来文艺界有个好现象，就是作家们都在生活极度困苦中，还努力写作。以三十一年说，诗、小说、与剧本，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似乎都是抗战以来最丰收的一年。老作家们，如郭沫若先生，茅盾先生，洪深先生……都有足以使他们声誉更隆的作品。青年们也有象易巩、于逢二先生合著的，不平凡的《伙伴们》的出现，这真是个可喜的现象。虽然在三十一年的后半，翻印旧书颇足赚钱，可是这与其说是缺乏新货，勿宁说是一种对产生新货的刺戟。虽然一二有名无实的作家，因妒忌与无聊曾经写出诟骂别人以抬高自己身价的小文，可是只碰到大家的冷淡与微笑；大家知道只有埋头苦干才足以保持文艺生命，而虚张声势只足自彰其丑而已。

我愿三十二年中，作家们仍继续的苦干，写出更多的更好的作品来。

（二）愿文艺界抗敌协会多得到一些经费，好多作一些事。

（三）对作家稿费与版税的增加与保障，文协会拟具了办法，呈交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并在陪都各报纸发表，希望今年能够见诸实行。

（四）希望作家们与盟国的作家们取得联系，把盟国的抗战文艺介绍过来，我们自己的介绍出去。

（五）希望大家都把眼光放远一些，去培植今天的文艺，使文艺生命得以在血泪中发生、长成，结出硕美的果实。若一定非要“按着葫芦抠子儿”不可，则文艺必因受了阻碍而发育不良；“此千秋万代之业也，慎勿以一日一时计较之”。

载一九四三年一月四日《中央日报》

对约瑟·康拉得

（JosephConrad一八五七——一九二四年）的个人历史，我知道的不多，也就不想多说什么。圣佩韦的方法——要明白一本作品须先明白那个著者——在这里是不便利用的；我根本不想批评这近代小说界中的怪杰。我只是要就我所知道的，不完全的，几乎是随便的，把他介绍一下罢了。

谁都知道，康拉得是个波兰人，原名FeodorJosefConradKorzeniowski；当十六岁的时候才仅晓得六个英国字；在写过LordJim（一九零零）以后还不懂得cad这个字的意思（我记得仿佛是ArnoldBennett这么说过）。可是他竟自给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们的国家增加许多不朽的著作。这岂止是件不容易的事呢！从他的文字里，我们也看得出，他对于创作是多么严重热烈，字字要推敲，句句要思索；写了再改，改了还不满意；有时候甚至于绝望。他不拿写作当种游戏。“我所要成就的工作是，借着文字的力量，使你听到，使你觉到——首要的是使你看到。”是的，他的材料都在他的经验中，但是从他的作品的结构中可以窥见：他是把材料翻过来掉过去的布置排列，一切都在他的心中，而一切需要整理染制，使它们成为艺术的形式。他差不多是殉了艺术，就是这么累死的。文字上的困难使他不能不严重，不感觉艰难，可是严重到底胜过了艰难。虽然文法家与修辞家还能指出他的许多错误来，但是那些错误，即使是无可原谅的，也不足以掩遮住他的伟大。英国人若是只拿他在文法上与句子结构上的错误来取笑他，那只是英国人的藐小。他无须请求他们原谅，他应得的是感谢。

他是个海船上的船员船长，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决定了他的作品内容。海与康拉得是分不开的。我们很可以想象到：这位海上的诗人，到处详细的观察，而后把所观察的集成多少组，象海上星星的列岛。从飘浮着一个枯枝，到那无限的大洋，他提取出他的世界，而给予一些浪漫的精气，使现实的一切都立起来，呼吸着海上的空气。Peyrol在TheRover里，把从海上劫取的金钱偷偷缝在帆布的背心里；康拉得把海上的一切偷来，装在心里。也正象Peyrol，海陆上所能发生的奇事都不足以使他惊异；他不慌不忙的，细细品味所见到听到的奇闻怪事，而后极冷静的把它们逼真的描写下来；他的写实手段有时候近于残酷。可是他不只是个冷酷的观察者，他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与人生哲理，在写实的背景后有个生命的解释与对于海上一切的认识。他不仅描写，他也解释；要不然，有过航海经验的固不止他一个人呀。

关于他的个人历史，我只想提出上面这两点；这都给我们一些教训：“美是艰苦的”，与“诗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常常在文学的主张上碰了头，而不愿退让。前者作到极端便把文学变成文学的推敲，而忽略了更大的企图；后者作到极端便信笔一挥即成文章，即使显出点聪明，也是华而不实的。在我们的文学遗产里，八股匠与所谓的才子便是这二者的好例证。在白话文学兴起以后，正有点象西欧的浪漫运动，一方面打破了文艺的义法与拘束，自然便在另一方面提倡灵感与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个，使浪漫运动产生了伟大的作品，也产生了随生转灭，毫无价值的作品。我们的白话文学运动显然的也吃着这个亏，大家觉得创作容易，因而就不慎重，假如不是不想努力。白话的运用在我们手里，不象文言那样准确，处处有轨可循；它还是个待炼制的东西。虽然我们用白话没有象一个波兰人用英文那么多的困难，可是我们应当，应当知道怎样的小心与努力。这个，就是我爱康拉得的一个原因；他使我明白了什么叫严重。每逢我读他的作品，我总好象看见了他，一个受着苦刑的诗人，和艺术拚命！至于材料方面，我在佩服他的时候感到自己的空虚；想象只是一股火力，经验——象金子——须是先搜集来的。无疑的，康拉得是个最有本事的说故事者。可是他似乎不敢离开海与海的势力圈。他也曾写过不完全以海为背景的故事，他的艺术在此等故事中也许更精到。可是他的名誉到底不建筑在这样的故事上。一遇到海和在南洋的冒险，他便没有敌手。我不敢说康拉得是个大思想家；他绝不是那种寓言家，先有了要宣传的哲理，而后去找与这哲理平行的故事。他是由故事，由他的记忆中的经验，找到一个结论。这结论也许是错误的，可是他的故事永远活跃的立在我们面前。于此，我们知道怎样培养我们自己的想象，怎样先去丰富我们自己的经验，而后以我们的作品来丰富别人的经验，精神的和物质的。

关于他的作品，我没都读过；就是所知道的八九本也都记不甚清了，因为那都是在七八年前读的。对于别人的著作，我也是随读随忘；但忘记的程度是不同的，我记得康拉得的人物与境地比别的作家的都多一些，都比较的清楚一些。他不但使我闭上眼就看见那在风暴里的船，与南洋各色各样的人，而且因着他的影响我才想到南洋去。他的笔上魔术使我渴想闻到那咸的海，与从海岛上浮来的花香；使我渴想亲眼看到他所写的一切。别人的小说没能使我这样。我并不想去冒险，海也不是我的爱人——我更爱山——我的梦想是一种传染，由康拉得得来的。我真的到了南洋，可是，啊！我写出了什么呢？！失望使我加倍的佩服了那《台风》与《海的镜》的作家。我看到了他所写的一部分，证明了些他的正确与逼真，可是他不准我摹仿；他是海王！

可是康拉得在把我送到南洋以前，我已经想从这位诗人偷学一些招数。在我写《二马》以前，我读了他几篇小说。他的结构方法迷惑住了我。我也想试用他的方法。这在《二马》里留下一点——只是那么一点——痕迹。我把故事的尾巴摆在第一页，而后倒退着叙说。我只学了这么一点；在倒退着叙述的部分里，我没敢再试用那忽前忽后的办法。到现在，我看出他的方法并不是顶聪明的，也不再想学他。可是在《二马》里所试学的那一点，并非没有益处。康拉得使我明白了怎样先看到最后的一页，而后再动笔写最前的一页。在他自己的作品里，我们看到：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似乎是在事前准备好，所以他的叙述法虽然显着破碎，可是他不至陷在自己所设的迷阵里。我虽然不愿说这是个有效的方法，可是也不能不承认这种预备的工夫足以使作者对故事的全体能准确的把握住，不至于把力量全用在开首，而后半落了空。自然，我没能完全把这个方法放在纸上，可是我总不肯忘记它，因而也就老忘不了康拉得。

郑西谛说我的短篇每每有传奇的气味！无论题材如何，总设法把它写成个“故事”。这个话——无论他是警告我，还是夸奖我——我以为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还是因为我老忘不了康拉得——最会说故事的人。说真的，我不信自己在文艺创作上有个伟大的将来；至好也不过能成个下得去的故事制造者。就是连这点希冀也还只是个希冀。不过，假设这能成为事实呢，我将永忘不了康拉得的恩惠。

刚才提到康拉得的方法，那么就再接着说一点吧。

现在我已不再被康拉得的方法迷惑着。他的方法有一时的诱惑力，正如它使人有时候觉得迷乱。它的方法不过能帮助他给他的作品一些特别的味道，或者在描写心理时能增加一些恍忽迷离的现象，此外并没有多少好处，而且有时候是费力不讨好的。康拉得的伟大不寄在他那点方法上。

他在结构上惯使两个方法：第一个是按着古代说故事的老法子，故事是由口中说出的。但是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他使一个Marlow，或一个Davidson述说，可也把他自己放在里面。据我看，他满可以去掉一个，而专由一人负述说的责任；因为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述说一个故事，述说者还得互相形容，并与故事无关，而破坏了故事的完整。况且象在Victory里面，述说者Davidson有时不见了，而“我”——作者——也没一步不离的跟随着故事中的人物，于是只好改为直接的描写了。其实，这个故事颇可以通体用直接的描写法，“我”与Davidson都没有多少用处。因为用这个方法，他常常去绕弯，这是不合算的。第二个方法是他将故事的进行程序割裂，而忽前忽后的叙说。他往往先提出一个人或一件事，而后退回去解析他或它为何是这样的远因；然后再回来继续着第一次提出的人与事叙说，然后又绕回去。因此，他的故事可以由尾而头，或由中间而首尾的叙述。这个办法加重了故事的曲折，在相当的程度上也能给一些神秘的色彩。可是这样写成的故事也未必一定比由头至尾直着叙述的更有力量。象Youth和Typhoon那样的直述也还是极有力量的。

在描写上，我常常怀疑康拉得是否从电影中得到许多新的方法。不管是否如此吧，他这种描写方法是可喜的。他的景物变动得很快，如电影那样的变换。在风暴中的船手用尽力量想从风浪中保住性命时；忽然康拉得的笔画出他们的家来，他们的妻室子女，他们在陆地上的情形。这样，一方面缓和了故事的紧张，使读者缓一口气；另一方面，他毫不费力的，轻松的，引出读者的泪——这群流氓似的海狗也是人哪！他们不是只在水上漂流的一群没人关心的灵魂啊。他用这个方法，把海与陆联上，把一个人的老年与青春联上，世界与生命都成了整的。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在他的笔下任意的被戏耍着。

这便更象电影了：“掌舵的把桨插入水中，以硬臂用力的摇，身子前俯。水高声的碎叫；忽然那长直岸好象转了轴，树木转了个圆圈，落日的斜光象火闪照到木船的一边，把摇船的人们的细长而破散的影儿投在河上各色光浪上。那个白人转过来，向前看。船已改了方向，和河身成了直角，船头上雕刻的龙首现在正对着岸上短丛的一个缺口。”（TheLagoon）其实呢，河岸并没有动，树木也没有动，是人把船换了方向，而觉得河身与树木都转了。这个感觉只有船上的人能感到，可是就这么写出来，使读者也身入其境的去感觉；读者由旁观者变为故事中的人物了。

无论对人物对风景，康拉得的描写能力是惊人的。他的人物，正象南洋的码头，是民族的展览会。他有东方与西方的各样人物，而且不仅仅描写了他们的面貌与服装，也把他们的志愿，习惯，道德……都写出来。自然，他的欧洲人被船与南洋给限制住，他的东方人也因与白人对照而没完全得到公平的待遇。可是在他的经验范围里，他是无敌的；而且无论如何也比Kipling少着一点成见。

对于景物，他的严重的态度使他不仅描写，而时时加以解释。这个解释使他把人与环境打成了一片，而显出些神秘气味。就我所知道的，他的白人大概可以分为两类：成功的与失败的。所谓成功，并不是财富或事业上的，而是由责任心上所起的勇敢与沉毅。他们都不是出奇的人才，没有超人的智慧，他们可是至死不放松他们的责任。他们敢和台风怒海抵抗，敢始终不离开要沉落的船，海员的道德使他们成为英雄，而大自然的残酷行为也就对他们无可如何了。他们都认识那“好而壮的海，苦咸的海。能向你耳语，能向你吼叫，能把你打得不能呼吸”。可是他们不怕。Beard船长，MaoWhirr船长，Allistoun船长，都是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才能与海相平衡。他的景物都有灵魂，因为它们是与英雄们为友或为敌的。Beard船长到船已烧起，不能不离开的时候才恋恋不舍的下了船，所以船的烧起来是这样的：“在天地黑暗之间，她（船）在被血红火舌的游戏射成的一圈紫海上猛烈的烧着；在闪耀而不祥的一圈水上。一高而清亮的火苗，一极大而孤寂的火苗，从海上升起，黑烟在尖顶上继续的向天上灌注。她狂烈的烧着；悲哀而壮观象夜间烧起的葬火，四面是水，星星在上面看着。一个庄严的死来到，象给这只老船的奔忙的末日一个恩宠，一个礼物，一个报酬。把她的疲倦了的灵魂交托给星与海去看管，其动心正如看一光荣的凯旋。桅杆倒下来正在天亮之前，一刻中火星乱飞，好似给忍耐而静观的夜充满了飞火，那在海上静卧的大夜。在晨光中她仅剩了焦的空壳，带着一堆有亮的煤，还冒着烟浮动。”

类似这样的文字还能找到许多，不过有此一段已足略微窥见他怎样把浪漫的气息吹入写实里面去。他不能不这样，这被焚的老船并非独自在那里烧着，她的船员们都在远处看着呢。康拉得的景物多是带着感情的。

在那些失败者的四围，景物的力量更为显明：“在康拉得，哈代，和多数以景物为主体的写家，‘自然’是画中的恶人。”是的，他手中那些白人，经商的，投机的，冒险的，差不多一经失败，便无法逃出——简直可以这么说吧——“自然”给予的病态。山川的精灵似乎捉着了他们，把他们象草似的腐在那里。Victory里的主角Heyst是“群岛的漂流者，嗜爱静寂，好几年了他满意的得到。那些岛们是很安静。它们星列着，穿着木叶的深色衣裳，在银与翠蓝的大静默里；那里，海不发一声，与天相接，成个有魔力的静寂之圈。一种含笑的睡意包覆着它们；人们就是出声也是温软而低敛的，好象怕破坏了什么护身的神咒。”Heyst永远没有逃出这个静寂的魔咒，结果是落了个必不可免的“空虚”（nothing）。Nothing，常常成为康拉得的故事的结局。不管人有多么大的志愿与生力，不管行为好坏，一旦走入这个魔咒的势力圈中，便很难逃出。在这种故事中，康拉得是由个航员而变为哲学家。那些成功的人物多半是他自己的写照，爱海，爱冒险，知道困难在前而不退缩。意志与纪律有时也可以胜天。反之，对这些失败的人物，他好象是看到或听到他们的历史，而点首微笑的叹息：“你们胜过不了所在的地方。”他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思想，也没想去教训人；他写的是一种情调，这情调的主音是虚幻。他的人物不尽是被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的，他们有的很纯洁很高尚；可是即使这样，他们的胜利还是海阔天空的胜利，nothing。

由这两种人——成功的与失败的——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康拉得的两方面：一方面是白人的冒险精神与责任心，一方面是东方与西方相遇的由志愿而转入梦幻。在这两方面，“自然”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的景物也是人。他的伟大不在乎他认识这种人与景物的关系，而是在对这种关系中诗意的感得，与有力的表现。真的，假如他的感觉不是那么精微，假如他的表现不是那么有力，恐怕他的虚幻的神秘的世界只是些浮浅的伤感而已。他的严重不许他浮浅。象TheNiggerofthe“Narcissus”那样的材料，假若放在W．W．Jacobs手里，那将成为何等可笑的事呢。可是康拉得保持着他的严重，他会使那个假装病的黑水手由恐怖而真的死去。

可是这个严重态度也有它的弊病：因为太热心给予艺术的刺激，他不惜用尽方法去创作出境界与效力，于是有时候他利用那些人为的不自然的手段。我记得，他常常在人物争斗极紧张的时节利用电闪，象电影中的助成恐怖。自然，除去这小小的毛病，他无疑的是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

载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学时代》月刊创刊号

傅抱石先生的画

傅先生的画是属于哪一派系，我对国画比对书法更外行。可是，我真爱傅先生的画！他的画硬得出奇……昔在伦敦，我看见过顾恺之的烈女图。这一套举世钦崇的杰作的好处，据我这外行人看就是画得硬。他的每一笔都象刀刻的。从中国画与中国字是同胞兄弟这一点上看，中国画理应最会用笔。失去了笔力便是失去了中国画的特点。从艺术的一般的道理上说，为文为画的雕刻也永远是精胜于繁；简劲胜于浮冗。顾恺之的画不仅是画，它也是艺术的一种根本的力量。我看傅先生所画的人物，便也有这种力量。他不仅仅要画出人物，而是要由这些人物表现出中国字与中国画的特殊的，和艺术中一般的，美的力量。他的画不是美的装饰，而是美的原动力。

有人也许说：傅先生的画法是墨守成规，缺乏改进与创作。我觉得这里却有个不小的问题在。我喜欢一切艺术上的改造与创作，因为保守便是停滞。而停滞便引来疾病。可是在艺术上，似乎有一样永远不能改动的东西，那便是艺术的基本的力量。假若我们因为改造而失掉这永远不当弃舍的东西，我们的改造就只虚有其表，劳而无功。让我拿几位好友的作品作例子来说明吧！我希望他们不因我的信口乱说而恼了我！赵望云先生以十数年的努力作到了把现代人物放到中国山水里面，而并不显得不调谐：这是很大的功绩！但是假若我们细看他的作品，我们使感觉到他短少着一点什么，他会着色，很会用墨，也相当会构图。可是他缺乏着一点什么。什么呢？中国画所应特具的笔力……他的笔太老实，没有象刀刻一般的力量。他会引我们到“场”上去，看到形形色色的道地中国人，但是他并没能使那些人象老松似的在地上扎进根去。我们总觉得过了晌午，那些人便都散去而场上落得一无所有！

再看丰子恺先生的作品吧！他的大幅的山水或人物简直是扩大的漫画。漫画，据我这外行人看，是题旨高于一切，抓到了一个“意思”，你的幽默讽刺便立刻被人家接受，即使你的画法差一点也不太要紧，子恺先生永远会抓到很好的题旨，所以他的画永远另有风趣，不落俗套。可是，无论作大画还是小画，他一律用重墨，没有深浅。他画一个人或一座山都象写一个篆字，圆圆满满的上下一边儿粗，这是写字，不是作画，他的笔相当的有力量，但是因为不分粗细，不分浓淡，而失去了绘画的线条之美。他能够力透纸背，而不能潇洒流动。也只注意了笔，而忽略了墨。再看关山月先生的作品。在画山水的时候，关先生的笔是非常的泼辣，可是有时候失之粗犷。他能放，而不能敛。“敛”才足以表现力量。在他画人物的时候，他能非常的工细，一笔不苟，可是他似乎是在画水彩画。他的线条仿佛是专为绘形的，而缺乏着独立的美妙。真正的好中国画是每一笔都够我们看好大半天的。谢趣先生，还有不少的致力于以西法改造中国画的先生们，也差不多犯了这个毛病。他们善用西画取景的方法设图而把真的山水人物描绘下来，可是他们的笔力很弱，所以只能叫我们看见一幅美好的景色，而不能教我们从一线一点之中找到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的联结处；这个联结处才是使人沉醉的地方！

以上所提及的几位先生都是我所钦佩的好友。我想他们一定不会因为我的胡说而生我的气。他们的改造中国绘事的企图与努力都极值得钦佩，可是他们的缺欠似乎也不应当隐而不言。据我看，凡是有意改造中国绘画的都应当第一，去把握到中国画的笔力，有此笔力，中国画才能永远与众不同，在全世界的绘事中保持住他特有的优越与崇高；第二，去下一番工夫学西洋画，有了中国画的笔力，和西洋画的基本技巧，我们才真能改造现时代的中国画艺。你看，林风眠先生近来因西画的器材太缺乏，而改用中国纸与颜色作画。工具虽改了，可是他的作名还是不折不扣的真正西洋画，因为他致力于西洋画者已有二三十年。我想，假若他若有意调和中西画，他一定要先再下几年功夫去学习中国画。不然便会失去西洋画，而也摸不到中国画的边际，只落个劳而无功。

话往回说，我以为傅先生画人物的笔力就是每个中国画家所应有的。有此笔力，才有了美的马达，腾空潜水无往不利矣。可是，国内能有几人有此笔力呢？这就是使我们在希望他从事改造创作之中而不能不佩服他的造诣之深了。

傅先生不仅画人物，他也画山水，在山水画中，我最喜欢他的设色，他会只点了一个绿点，而使我们感到那个绿点是含满了水分要往下滴出绿的露！他的“点”，正如他的“线”，是中国画特有的最好的技巧，把握住这点技巧，才能画出好的中国画，能画出好的中国画，才能更进一步的改造中国画，我们不希望傅先生停留在已有的成功中，我们也不能因他还没有画时装的仕女而忽视了他已有的成功。

载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上海《大公报》

关友声画集序

友声是个可爱的人。他很有趣：乍一看，他是少年老成，胖胖的，和和气气的，非常的温厚。哪知道，他心中却有许多玩艺儿。他会唱，善弈，能写，精于绘画。有这几种本事的人，往往留着长头发，眼睛望着天，自居天才。友声可不这样，他一点不露；他就那么胖胖的，温善的，不说长道短，不露名士的气派，更不以狂浪的行为自损以自高。他背地里下功夫，一声不发，你非和他很熟识了，总不会知道他有才分。和他摆盘棋就晓得他的厉害了；虽然他不以为这有什么了不得。他最见长的是画山水。

谁都知道，中国画里以山水为最难，有真功夫还不够，得有真才力与识见。严格的说，既非画山，也非画水，而是绘出心灵对大自然的趣味与设想。不但物境的壮伟或闲逸是由心境而然，就是物境的形式之美也是随心所欲——把山水画在扇面上，并非世上真有那么座扇面山，而是把山树云水创设在扇面上，以表现一点什么意思与境界。画家时时创造着新天地。难处也就在这里，心中无物便什么也画不出。

友声善绘山水，他胸中自然是有真东西。他用工也很勤，看的也多，才力与经验自然是艺术成就上的一对法宝。就他的作品说，他的画正如他的人，笔墨深厚而灵动，很足以表现他自己。深厚使人神凝，灵动令人气爽。与他交往，和看他的作品，都觉到这两样。他非常用功。可是画中没有吃力不自然的地方，他极厚道，可是有艺术的天才。这是人格的美与艺术的美之调和，也就是艺术的陶冶与人格的修养之所以相成；所以我说他可爱。

现在他把过去的作品汇印成集；设若认识作家有助于作品的欣赏，我这点介绍便多少有点意思。

于一九三四年

关于大鼓书词

对于大鼓书，我不十分懂行。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愿说几句：

（一）从清末到今日，北方十样杂耍班子中的各部门很有些变动。有的因用人较多，人不易凑，钱须多花，不利于班主，故渐被淘汰；经济决定一切，太平歌词与莲花落等遂成没落。有的因过于高雅，难学难唱不讨好，自然也就不赚钱，也难免由大家的冷淡而销声匿迹。单弦牌子曲虽勉强挣扎，终是强弩之末，衰灭之象已成；若马头调等则已几成绝响。在这短短的三十来年的变动中，能日见峥嵘者，唯有大鼓。一人一鼓一弦，开销较省；学徒——多是十几岁的小姑娘——上场，本是借地练习，车钱甚微，亦好赚钱。大鼓之盛，是为经济的条件。由通俗文艺的价值上看呢，它既不太文，也不太俗，有雅俗共赏之妙。唱多激亢，亦能委婉，刚柔相济，不至过于单调；五场大鼓相继，因刚柔互异，不至于象五场“快书”之使人喘不过气来也。唱之外，加以形容，手挥目送，绘声绘形，复无呆板之病，台下固喜玩艺儿活泼。有此数因，大鼓遂渐成为杂耍班之主干，别的节目只是陪衬。南京定都，北人南下，闻故乡歌声，当然欣快；大鼓在京沪也略见抬头。讲普遍，诸般玩艺，俱须让它一头。故写大鼓书词较写别的歌曲，更为上算。

（二）大鼓本门中，又有多种：河北与山东民间有“怯大鼓”，腔简词俚，多唱整本故事；如《于公案》、《刘公案》等。在都会中的杂耍班里，因要作到“杂”，所以场场变换，以求醒脾；而每场以时间关系，亦只能唱独立的一小段；稍长的，如《战长沙》一类的曲子，且须分两三次唱完。各种大鼓的混合奏演秩序，当然是按角色的声誉与身分而排定，名誉最高的必须压台，不管他唱的是什么。但是大概的说：今日的杂耍班中，除了单弦牌子曲的老手，能代大鼓压台，其余的都已无此项资格，专就大鼓来说，梅花调大鼓、奉天大鼓、梨花大鼓等，又都争不过京音大鼓（以奉天大鼓或梨花大鼓为主体的班子，自然须另说）。京音大鼓的所以取得此胜利者概有数因：

（1）腔调：京音大鼓音调高亢，富于刺激性，容易引起听众注意。梅花大鼓确是很好听，可是音乐之美（应配以五音连弹），把歌曲压了下去，歌者就白费了力。奉天大鼓的词句本与京音大鼓相近，但因腔调的限制，句中非多加虚字不可——“初一十五庙门开”，须变成“初一唉嗨十五喂唉庙门儿开唉。”方能唱出。这样，它便接近小调，而失去激壮的气派。以此调去唱《单刀赴会》，或《长坂坡》，遂不相宜。至于梨花大鼓，则慢处柔长，快处细碎，虽所唱多“三国”中节目，可是靡靡之音，不足以达英雄豪杰的情怀。京音大鼓的音调的运用，在抑扬高低之间，既无奉天大鼓之平板，又无梨花大鼓的弛缓与细碎，所以它挺拔可喜。因腔调挺拔，所以它极重视吐字的清晰沉稳。不管行腔的急或缓，吐字必达于听众耳中。譬之戏剧，昆腔比二黄难懂，所以二黄取了优势；二黄又比评戏（半班戏）难懂，所以评戏在最近又风行各地。京音大鼓之占代势，亦非偶然，它清楚易懂，不以腔累意也。

（2）京音大鼓用字遣词多半如《三国志演义》，力求整洁雄壮，故对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故事，颇能传神。《宁武关》、《取荥阳》等都能尽情发挥。在另一方面，它吐字清晰，有时如直述，板稳而腔少，所以也能滑稽逗笑，或描写儿女情肠。一硬一软，它可伸可缩，不似别种鼓书之千篇一律，只顾腔而不顾情也。

（3）近来京音鼓书中，往往加入几句二黄，亦所以迎合听众所嗜。若安排得好，象《马鞍山》中之加几句反二黄，不但生动讨俏，而且更能加深感动的力量。梨花大鼓近亦采用此法，但山东音调，忽然加入京剧，便显着不对路了。

（4）二黄戏是国语运动的一大功臣，每见南方戏迷，勉强打着官话道白，虽颇可怜，但二黄戏宣传官话的力量，正不可侮。京音大鼓亦出自平津，调句自然是以官话为主；于是，它在言语上也就比别种鼓书容易占有广大的领土。二黄戏与《红楼梦》若能通行全国，京音大鼓书词便也不怕什么了。

根据上述的理由，下面要说出大鼓书词在抗战通俗文艺中的长处。

（一）用“打牙牌”，“叹五更”，或“妈妈好胡涂”的形式，把激昂慷慨的歌词装进去，恐难有圆满的效果。调软则词亦随着软了。虽抗战歌词或不拒软性，究当以激壮为主。大鼓书词之能传达并激起壮烈情绪，为已成的事实，拿来利用，自无毛病。据说《长坂坡》、《单刀会》、《战长沙》、《草船借箭》等名曲，都出自一家之手——惜忘其姓名——，词句都极简劲，而且没有什么过于俗俚的地方，足作抗战大鼓的模范。

（二）京音大鼓用官话写，在宣传上较易普遍。各地方自然应当用土语，就各地原有的歌调，编制抗战歌曲，可是大鼓书仍然是个好东西。因为既是用官话写成的，纵不知其调，仍可读其词。市上卖的小唱本，并不附着工尺字，而买的人也未必都会唱；唱物虽变为读物，可是多少也要发生些作用的。我曾在《大时代》发表过《打小日本》一曲；按说，写大鼓应有完整的故事，与典型的人与事，方能有声有色；可是这篇东西，把日本之所以欺负中国，各地战事的经过，及将来的希望，都给说明。这样，第一是它太长了，一共六百多句，就是铁喉的歌者，也不能一气唱下来。第二是缺乏具体的表现，而是用白话歌词讲国家大事，与大鼓书的写法不合。可是，我却另有个打算，长不要紧，不具体也无妨；我根本就是要利用大鼓书的形式写个宣传的小册子；唱不了，那就哼着念好了。反正它通俗，它有劲，它能教民众明白一些战事的始末根由；这就有用。

（三）京音大鼓的句子，是以七言为主。在旧诗里，七古是善于讲故事的，如《长恨歌》等。我们写大鼓书，最好通体七言，力求整重。有了这个骨架，交给歌者，他就会把它活散开。以七字一句为原则，他会随时加入“抬头看”，“这就是”等“三字头”，或于别处加字，使之变为八字、九字、十字、十一字，以至于十五个字的句子；长短相间，自然灵活。我们自然也可以这样把它写好，但一不留神，反倒弄巧成拙，难以入弦够板。反之，我们抱定以七字成句的主意，虽有不少的困难，可是文字必能简练有力；歌者每每会活用别人的文字，而自己却不会创作出有力量的“底子”来。市上的小唱本之无特定的调子者，亦往往七字成句；故大鼓用此法，也算通大路；管他怎么念呢，反正七个字的句子有力量，有使人不知不觉而哼起来的作用。

（四）设若七字为句的作法能成功，则大鼓书实在是较比容易写的。单弦牌子曲，一个牌子一个样儿；牌子换了，词调就须改变；太费事了。大鼓简单，可以省下许多写作时间。句之外，宜注意者，是全曲须用一韵。此等韵被呼为“辙”，即以官话发音为准，而把同音的字作韵也。中冬辙，不必分一东二冬；凡是北平话中可以与东冬拉在一处者，都可以用。这个，又没什么难处。上下句可千万安排好。起首四句如七言诗，头两句的末一字都须用平音，如“周仓关平立两旁，当中坐定大忠良”。以下就是一仄一平，一低一高，一直到底了。歌者最怕下句末字是个仄声字，设法唱得响，遂骂编者为不懂行。此外没什么重要的规矩。每一歌，以一百五十句至二百句为合适，过长则太费力，唱不了。非长不可呢，则可分为数大段，以一段为一本，分开来唱。既分了本，则辙可变，每本一辙，隔开去唱，自无犯规之弊。

（五）歌者于演唱之前，往往交待几句话，有时泛泛，有时介绍歌曲内容。抗战鼓书，据我看，可以多加些话，以激动听众。不过，按台上的规矩，未演唱前可以说话；既已开唱，则须一气唱完，不许中间搀话断气。写抗战鼓书者，可在歌之前后附上一些演说词，备歌者采用；若是宣传队到民间去唱，则可不必死守规矩，即在歌的中间加几句话，亦无不可。一段歌，一段话，颇有效力；山东的学生到四乡宣传，曾用此法，成绩甚佳。

（六）京音大鼓书词，拿到乡下去用，可以改用各处原有的大鼓调子，将语词略有改动即可，句子无须大变。黄河流域的各种大鼓，句法组织都与京音大鼓差不多。到南方来，此法很难利用，那就得设法改编以适合土调了。

雄壮、利落、普遍（较比的）、容易写、活动、读唱两可，这些就是我所能想出来的京音大鼓书的长处。

载一九三八年二月《文艺战线》“十月刊”第一卷第八期

关于文协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务，自有会刊——已出到十二期——报告一切，用不着我再说什么。可是，因交通不便，邮递阻滞，恐怕有许多关心文协的人无从看到会刊，故愿代宣传。

第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穷。文协成立，得到手里的只是筹备会的欠债三百多元。债必偿，事待办，“弄钱去”乃成为口号。会费至今才收了百余元，交费者六十人，会员则有四百来位。曾发函催缴，或未能尽达，远道汇款麻烦，亦是实情。

请求补助，有些成绩。教育部批准由四月到十二月，每月补助百元。中宣部批准每月补助五百元，于最近领到两个月的。政治部最近有每月补助五百元之说，但尚未接到批示。这样，在四、五两月间，只有教育部的百元可用，而索欠者紧逼，一切该购置者又非去买不可，实在为难。只好去借或捐了。借得三百，捐来七百，旧欠还清，而会刊也办了起来。借款与捐金都来自文协的名誉理事及理事，并未到会外劝捐，怕劳而无功也。

精神可是很好，虽然穷。各部职员都肯努力，理事们也都热心。以言出版部，会刊的买纸审稿校对寄发一切都自己动手，往往忙到半夜。总务部最忙，而亦只有一位拿极少津贴的住会干事，什么都是他管，他办不来便由常务理事动手。对于钱，每入一文，必交存银行。支出力求节省，开会之时，只备茶水，愿吸香烟者须自备。

会所是与中国文艺社合租的，后来戏剧协会也来分租一间房子；三会一体，既省租金，且颇热闹。文艺社在六月中旬迁往重庆，剧协亦无意继租，只剩下了文协，乃有另租小屋之议。上月初，会所被军队借作营房，于是总务部与出版部分别租房：总务部到大董家巷一弄二号，出版部到三教街九号。这两处都有朋友，故得临时分租，俟找到合适的房再合并在一处。

单提出会所来讲，并非它本身有怎样的重要，而是借以说明与这类似的那些事有多么麻烦。发起一个组织，和要结婚一样，事前全是理想，事后乃须将精神落在煤米柴炭上。团体成立，比家庭安置更难，因草拟成立大会宣言的人，和其他热心的人，根本不象新夫妇对琐事那样关心也。一切全交给总务部，而总务部职员遂埋在事务底下，有苦道不出。到现在，因文艺社等之迁移，总务人员，日见减少。外边也许以为会中表现者太少，而不知办事者早已跑酸了腿。

钱少，人又渐少，事情的确作得不甚多。可也并不太少，因为大家努力。不敢花钱，所以欢迎这团体，宴会那代表，都不能独自去作，遂难在报纸上独占一段新闻。可是，只要有人来约，便必派人参加，该出钱便出钱，该出力便出力。深愿外界托给工作，凡关系抗战的，有益于抗战的事，大家无不乐为。台儿庄胜利，政治部第三厅来约帮忙，大家便连夜赶写了几十篇宣传文字。中宣部委托写作通俗读物，每月五种，亦分头赶办。在文字上，文协愿意有所供献，就是别的事也愿意作，文协自己太穷，无法发动什么，所以深盼外界交来工作，分工合作，群而不党，最合脾味。

会中自己的日常工作，编会刊是件重要的，虽然它只是十六页的小小周刊，可是由全国文艺界执笔，总算是空前之举。因此，大家觉得应当为它去弄钱，去受累，并决心维持它，使它与武汉相终始。它本可以支出收入相抵，甚至可以赚钱，可是开封、西安、香港、广州等处，都因战事而停邮，它就没法自力维持了。困难还有：稿子不足，远处云贵的人未能踊跃投稿，而在前方服务的文艺者，又因工作繁重而无暇拿笔。这就苦了在武汉的同人，既要编，又得写，吃苦之外，或者还落个费力不讨好。但愿最近由武汉迁动出来的会员们，知道会中实情，到处能多约些稿件来，充实会刊，使它日新月异。

出版部原拟出些小册子，大家写，会中给办理一切出版的事务，可是，武汉的印刷所与书局多数迁走，无从着手。就是文协成立大会的纪念册，也只印了一半，而被书局放弃，说什么他也不给印成——生意要紧，不能因爱面子而赔钱。将来文协必须有自己的印刷所与书店！

台儿庄胜利，会中曾派代表去慰劳将士，携有慰劳金及锦旗。代表回来，力言须供给前线将士以文艺作品，因前方连报纸都不大看得到，时至民家索借《彭公案》等书。军站只有火药粮草，而无精神食粮。在成立大会所通过的议案中，本有为士兵写百种读物一案，可是给理事会一讨论，事情并非容易：既要为供给士兵读阅，就须大量的印出。谁给十万或二十万的钱呢？大家确是想到了可与接洽的人与机关，可是毫无结果。再说，即使有一两万元，先印几种，又该怎样分发输送呢？没有政治与军事机关给予种种方便，简直没有办法。于是大家决定：会员只能供给稿子，哪个机关要，便献给他们去印去发，会员们只管写，较为省事。至于机关里，是否来索要，就不是会中所能决定的了。

为联络会员，举行过茶会；为讨论问题，开过座谈会。现在，出版部搬到三教街，地点适中，就也作为开会的地方。从七月十六日起，每星期六晚上八时在这里开晚会，大家见见面，谈谈会务，并讨论文艺问题。大家常见面，事情就有办法。有些会员愿凑起来，集体创作剧本或小说，那就不妨到晚会来讨论，并约定角色。

为保卫武汉的宣传，几位会员写了一个剧本，预备在七七演出。可是剧本写成，人力财力都不够，只好暂时不演。

这一点简单的报告，说明了文协的长与短。长处是大家一心，真诚团结。短处是钱少事难，不能充分发挥能力。希望在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中，在武汉的同人们能得到尽力的机会；希望在各处的会员分头组织起分会来，一同负起文艺抗战的使命。

文协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我希望这一小篇报告不算是泄露了秘密。

载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七十三期

关于文协的工作----致周扬

周扬先生：

在延安见到先生与艾思奇，李初梨，萧三诸先生，实在给我莫大的欣慰！可惜，因为急于北去，未能见到丁玲，何其芳，沙汀三先生，和其他的文艺工作同志们，深感歉歉！希望你肯代向他们致意，并希望我在折返西安的时候，再在延安停留一半天，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在咱们会面的时节，我顺口答应的把文协总会的情形略为报告几句，当然是彼此都感到时短言长，不能尽意；所以我愿再写给你一些我以为值得说一说的，你自己看过之后，或者还教延安的友人们都能看到，就更好了。

文协已成立了一年半。在这过去的一年半中，老实说，我们并没有多少了不起的表现。不过，假若有人一定要问，到底文协也有一半桩值得夸口的事没有，我可以毫不迟疑的回答：有！我们团结了，我们团结得好！我常这样设喻：文协好比英国的王，虽然他没有多少实权，可是在维系全英国的团结上，他还有很大的作用。自然，文协不完全是一面招牌，它的确有它的工作。可是从它的人力财力上来看，它所表现的或者还跟不上一个分会，假如那个分会有比总会更大的力量的话。总会分会的力量不同，所以工作的成绩也就或多或少。可是，因为总会没有闹过笑话，分会在各处才得到信任，才能发展；因为总会团结得好，分会才在精神上有所归依，才感觉到在一个地方努力工作，正是为全国的文艺界友人们争取光荣；这个，我说，就是总会最大的成功。假若，我们能一面分途努力，一面能把团结的精神保持住，象过去的一年半中那样，文协的前途是有无限光明的。

因此，目前的问题，我想应该是：总会应更努力于实际工作，不当只在高处喊团结，以至慢慢的变成了一座金字塔，外面很大，里面却只埋了一具棺材。总会已得到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承认与拥护，它就该再以实际工作去感召，去启示。分会呢，因为地区的关系，一定有就地设计的切实办法，绝不至象总会那样因努力创建“全国性”的组织而消耗了许多精力。那么，分会必须就地推展工作，培养文艺界的新军；同时，了解总会在“全国性”的组织上所费的心血并非是浪费。简单的来说，就是总会与分会应在工作上竞争；而竞争的目的是在尽力于抗战，是在我们互相策励，是在一同取得全国文艺界在抗战中所应得到的光荣。

假若上面的话有可取之处，我觉得我们马上应作到：（一）前方后方的作品应多多的交换。文协不愿多喊口号，因为抗战建国的大策既是全国人民所拥护的，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便是在抗战建国上去尽我们宣传的责任。因此，前方英勇的战绩必须传达给后方，后方的生产与建设必须使前方知道；这是我们的最要紧的工作，而且必期使之成功。以前，因交通邮电的不便，使我们的联络实在不够，因而我们也就没能使作品对流；现在，我们应去克服这个困难。（二）前方得不到后方的书籍与刊物，总会应马上成立一个什么委员会，专管供给各分会书报的事。同时，分会所办的刊物与能得到的书籍也随时寄给总会。我们不要再等着别人帮忙，应当自己下手实行这以货易货的土办法。（三）上面已经说过了，我们的联络得不够，从今以后，我们应彼此至少每月通两次信，互相报告消息及讨论问题。函信不要寄交个人，须交给会里；团体比个人大概少一点流动性。（四）抗战文艺在国际上的宣传，还差得太远——或者应说完全被忽略了。现在，文协香港分会创办了英文版的《抗战文艺》，销往欧美与南洋；以后，还打算另印法文版。这个外文的会刊的支持是由香港分会与总会双方出人出钱，可是力量还不够，希望各分会及各分会所能通知的朋友们都注意这件事，设法多供给稿子。只要有稿子，印制与经费的困难便容易克服了。（五）为了宣传抗战，我们不但要求写作的“质”高，也还要求印刷的“量”广——多散播出一张宣传文字，便增多一分抗战力量。我们的宣传工作还不够，不够！总会与分会自然需设法取得密切的联络，就是分会与分会之间也当互相往来，把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宣传文字——不管是那里写出来的各处翻印，普遍的散播，或者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上这几个粗浅的办法都是沿着说讲团结而联想到的，虽然是犯了由报告而窜入建议的毛病，可是假若它们有一点半点的可取处，也就大可以不管文章的好坏，与起承转合的是否得法了。

接续着报告吧：关于文协总务部的工作，你知道，总务不过是义务工友，说起来未免麻烦，所以顶好三言两语交待过去：我们花钱仔细，用人极少。经费少，所以每一个钱都需花得有响声。人少，所以大家都需动手办事，谁也不许多偷懒。这一点点，虽然无关宏旨，可是与文协之所以能得到各方面的敬重与爱护，正自大有关系。

出版部到如今应有四个刊物，可是事实上只有三个，因为印刷太困难，不能多印出来。三个刊物是《抗战文艺》，《前线增刊》，和《英文会刊》。《抗战文艺》因印刷困难，近来难免脱期。《前线增刊》已与成都分会合作，双方出人出钱办理。《英文会刊》是香港分会主办，总会帮人力财力。郁达夫先生呆在南洋，已着手为总会募款，将来或者以募款所得全作维持《英文会刊》之用。《抗战诗歌》是四个刊物中的流产的那一个，稿已集全，但是无法印出。会中经费每月一共有一千元左右，维持这几个刊物已须花费七八百元，所以连校对和跑印刷所都须编辑人亲自出马。刊物而外，已出版的书有抗战文艺的世界语译本，都送到国外去了。新近编有《通俗文艺讲话》，稿已交出，何时印出，尚无确息。从老早，我们就想编印文艺丛书和较大的文艺刊物，都因人力财力的限制未能实现。不要往多说了，假若我们每月有一万元的收入……

研究部有四个经常的座谈会，集会时分头讨论文艺专题。讨论的结果，分头汇为小册子，如抗战小说，抗战诗歌，抗战戏剧与抗战报告文学。这四本小册子当交与国际宣传处，译成几国的文字，作为抗战文艺的介绍。去年，研究部办过通俗文艺讲习会，并派人到各学校去讲演。今年，因重庆疏散人口，讲习会就不容易再举办了。讲习会既不能办，顶好是办文艺函授学校，为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们改正试作。可是到如今还找不到专款来办，作家们的生活极苦，一天到晚苦干还混不上饭吃，实在无法为别人改文章！假若每月能有几百元钱，请几位作家作函授教师，我想，一定有不少人愿意作这培养文艺新部队的工作。研究部有个小小的图书馆，哼，据闻文协会所上月遭了轰炸，也许那些图书已都变成灰烬了！

组织部的成绩相当的好，现在香港，成都，桂林，延安，襄樊，已都有了分会；长沙，内江，宜昌等处都有了通信处。在最近的将来，也许还能多设几个通信处。我们久已注意而想不出办法的是怎样在敌后方设立通信处。我想为解决这问题，还须总会与分会合作，去共同设法的。

好了，我想你或者已看得头痛了，即不写下去。

给作家访问团去电了吗？礼锡先生的死是文协极大的损失。陆晶清女士将来的生活问题是我们大家应注意的。我们团结，我们彼此关切；真挚的友谊能使我们永远携手前进啊！匆匆，祝吉！

延安分会诸友都能代候！

老舍九月十六日榆林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十六日《文艺战线》第一卷第六期

关于文艺诸问题

——在复旦大学讲演

（一）写作的准备

用文字要依照文法与逻辑，我们学习文艺，一定要先把文字弄通，再去尝试写作，这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但是有好多青年朋友们，似乎都忽视这一点，他们认为文字不过是小道，主要思想和内容表现得好，那就得了。其实这是错误的。要作一个作家，无论如何，起码得把文字弄得清清楚楚，否则尽管你把主题表现得再好，而你把中文写得象俄文一样，那也未免太不象话。其次，是要实地去观察，那就是一件很平凡的小事情，也得仔细留心去看一看，譬如某人聪明，长相也满好，就是有点神经病。因此，大家都叫他“精神堡垒”；我们就得仔细地看一看，想一想，要是能够找出一个所以然来，这便是一篇小说的好题材。同时，我们还得要拿名著来研究，看看那些作品里是不是也是表现得很平凡的事情；著作者是从怎样的角度去刻画出他的人物。这样，一面看名著，一面想着，实在是很有益处的事情，否则，那你就无法着手了！一个好律师，总得先把案子头尾弄得清清楚楚，然后才能够下判断。写东西也是一样的，总之，看见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要放松，而且要想出解决的办法来。一面再拿名著来研究，不断地在那观察和思想，这样慢慢便会养成一种写作习惯，走到创作的路上去。

（二）今后文学的趋向第一，文艺工作者应有的方法和方向：今天，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很显然的担负了两个大任务，一个是打倒法西斯，一个是建设新中国。

文艺要抓住时代的主流，它要和社会的任务打成一片，越是靠近社会任务的文艺，越是主流的文艺。任何时代，那主流的文艺总是跟社会的任务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就拿希腊罗马来说吧，希腊的悲剧，在当时之所以那样发达，那正是由于同时希腊人把戏剧拿来敬事天神的原故，他们认为看戏和写剧都是一种社会任务。一到罗马，因为社会的情况变了，头脑也有了变化，他们就怎么要想来学希腊的悲剧，也就再也学不象了。这是一个很明白的例子。

所以，在今天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就要紧紧的把握住时代的主流，执行反法西斯的任务。在今天倘若还有人专门写些风花雪月，蝴蝶鸳鸯那固然是要不得的，就是如象五四时代的攻击狭小的伦常，反对旧的婚姻制度，也是太不够了！因为我们今天已成为世界的主人，我们的良心已经是世界良心的一部分，所以题材必须展开，眼光必须放宽，这样才能够写出一些较好的东西来。

第二，如何接受文学遗产？

凡是世界各国已有的文学遗产，我们都应该接受，若是你们能请老师选出五十部世界名著来读，保准你得益很多，如果你读了两本托尔斯泰的东西，保准你的眼光就要高远些；你的气息，你的手法，也都要被抬高了些。我不是说你们读了两本托尔斯泰的东西，就会变成托尔斯泰第二。而是说多读名著，就可以多收到一些好的影响罢了。例如《虹》尽管它得了奖，那东西实在还是要不得；要是你把伟大作品看得多了，自然立即就会看得出来的。总之一句话，要多读一些好的东西。第三，关于民间形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前两年文坛上讨论得很起劲，但是实在没有讨论得出什么结论来。其实这问题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所谓民间形式的东西，我们实在还没有发现过。真正好的民间文艺都是口传的，那纯粹是通过了人民心理，以民间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如象鼓词，所有唱本都是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修饰的，已经不是原来的真面目了。所以真正好的民间文艺，还是存在于那些卖唱者的口中，要我们去采集。光是凭空讨论是没有用的。我曾经听过《济公传》的表演，那些辞句的俏皮好听，在我们的新文学里真是还没有见到过。

（三）关于最近文艺界近况文艺界中最近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捐募援助贫病作家的捐款。这件事情本来由我们几个人发起的，最初没有什么人赞同，但是现在却超过了预期的收获了。计收到捐款的有孙夫人所主持的跳舞会八十余万元，昆明汇来一百余万，共计二百多万元。计汇出去的有桂林五万元，贵阳十五万元（或三十万元），还准备拿出六十万元来租房子，给桂林退出来的作家居住。余款都存着，准备用来援助其他贫病作家，如象张天翼先生，贫病交加，大家都很关心，但是因为他的下落不知，所以没有办法把钱汇出去。

载一九四五年三月重庆北碚兼善中学校刊《突兀文艺》第三期

观画偶感

这一程子，重庆开过许多“画展”。虽不懂绘事，我可是很喜欢看画。最近，我看过关良，李平，赵望云，与关山月四位画家的作品。

对于四家的成就如何，我不敢乱加批评，因为自己是外行。我只能说几句类似“偶感”的话，以免自充内行之诮。这四家的作品，都是既非中国画，也非西洋画。我管它们叫作新中国画。由客观的条件来说，画西洋画的本钱太大，不是一般穷艺术家们所能担负得起的，故不能不实行节约，使用国货。在心理上，大概是画家们既没法不承认国画的价值，又不能闭着眼否认西洋画的优秀。于是，大家都想调和，也就产生了新中国画。中华民族是最善于调和的民族。

中国人对自己过去的光荣是不肯轻易忘掉的。但是，他们也并不十分顽固。他们的鱼翅海参固然是“只此一家”了，可是吃过西餐以后，也会自己作出番茄虾仁来。茶是中国的好，但也不妨喝一杯颇似“焦三仙”的咖啡。他们的建筑，文艺，音乐，戏剧，服装，武器……都在改变。他们的自尊自傲使他们舍不得脱去长衫，他们的并不顽固又使他们不反对换上西装，而且调和一下便创出了中山装。

明白这一点，便明白了中国的新文化。猛一看起来，它未免有点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但是，请您放心，它必会慢慢把固有的与外来的东西细细揉弄，揉成个圆圆的珠子来。

这问题，不在乎应否把新旧中外揉在一块，而在乎保留什么旧的，采用什么新的。这也就是中国的文化人们日夜所思索的问题。假若他们能把莎士比亚与元曲揉到一处，也许成形为不十分难看的东西。不幸，他们把小五义与侦探小说拉在一起，恐怕就要很糟心了。这，恐怕也就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且是全世界的有心人都该分分心的吧？况且，在大战结束时，不但是中国要改变，全世界也都要改变，中国不能独自变好，世界也不能舍去中国而会变好。那么，今日中国的一切变化，还是个有世界性的咧。

载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九日《联合画报》（月刊）第十五期

国内文人的团结——致郁达夫

达夫兄：

接到信及汇票，都交与了梅林，他当然会照办一切。

说到那“寄慰达夫”，倒是我的发动。大家喝酒，我想起了你来。即动手写了那么一张，也由我寄发。“都问你好”也是我写的。你猜错了。真的，我们都想念你；每有聚会即念道“达夫在这儿够多么好呢！”文艺界协会的晚会还照常开会，而且越来越好——认真的讨论问题，不客气的互相批评作品，谁也不脸红闹气。诗歌晚会成绩最佳，大家确信新诗能朗读，也就设法使之如此；写成，便当众诵读，极有趣味。你知道吗？我也正在写诗，而且要写一万行。现在已得一千五百行，大概今年年底可写完，写得好坏，我不敢说，只知道念出来很好听。每天多则三十四行，少则一二十行。诗难才短，自然求快不得。但已下决心，非写完不拉倒。

我也敢写剧本了，和之的合作的《国家至上》，演出颇能叫座。等长诗写到相当的段落，还想写个剧本，入秋给文协上演，若能得点钱给会里也不错。

说起来真叫热闹：在三四两月中，章泯的《黑暗的笑声》，翰笙的《塞上风云》，余上沅先生的《从军乐》，顾一樵先生的《岳飞》，家宝的《蜕变》，我们的《国家至上》，还有旧戏重排的《黑地狱》与《软体动物》，都紧接着演出。真是戏剧大比赛呀！看话剧的人确是比从前加多了，好现象。不过，剧场里的秩序还是乱七八糟。关于剧本与导演，因了向旧剧争取观众，也往往要些噱头，以迎合台下的低级趣味，这都该矫正！

文协现在有八个分会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曲江，香港，襄樊，延安。此外，连晋西南，绥远，榆林，兰州，也都与总会取得联络。国内的文人确是团结得不错，值得我们高兴。我因生活太苦，本拟去教书，可是朋友们不许我走，自己心中呢也真舍不得文协，于是就仍留在这里，过着蛤蟆垫桌腿的生活！现在，我是硬放了自己的假，来到乡间赶写长诗；有蓬子与梅林经常在会所。我想不会耽误了什么事。因避免空袭的危险，在南泉又租了几间房。舒群与萧军诸位都住在那里，我不久也想去看看他们。

我确信，能团结才能抗战。若为了自己的私利微名而攻击别人，破坏团结，是以不妥协为名，而实与汉奸同一心理；汉奸固亦以不合作为口号也。国内文人除了极少数的抱此心理而投降敌伪，大家真是协力同心的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因此，我自己虽无任何才干，仍愿为文协尽力。我希望海外各地的文人也都能这样，把私心与疑心去掉，不说别的，只谋抗日！假若今日说东，明日说西，早上疑神，晚上疑鬼，必至一事无成，而根本耽误了抗日！认清了敌人，消灭敌人，别的都是多事！此种多事，正是敌人所喜，□力量不集中，人正好乘虚而入也！是不是，达夫兄？

侨胞们给文协捐款，全体会员莫不感激，我说上面一段话，也正是因为感激侨胞，而深恐侨胞中的文艺青年因远离祖国，未亲见敌人的残暴，以致看错了目标，乱放无的之矢，减少了抗敌力量！假若你看着合适，就把此函发表了吧。王莹女士如仍在贵处，祈代问好！

祝吉！

老舍

五，十五。

载一九四零年六月十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滑稽小说

滑稽小说这个名词与政治小说，爱情小说等一样的不能成立。政治与爱情等不过是材料的选取；而这种选材不能是很简单的，多数的小说的穿插含有许多的不同兴趣，如要严格的分别，恐怕一部小说便要有个极长的类名，象某小说为政治爱情社会军事家庭小说，或不止于此。况且小说的成败，根本不在它的材料是什么。滑稽小说也是如此，假如要勉强的成立，势必弄成勉强的类分，如半滑稽小说，先滑稽后悲惨小说，一人滑稽而多数人严重等等；因为滑稽小说的内容虽可笑，可是未必有喜剧的结局，象狄更斯的作品，有许多是悲剧的，而不失为幽默的；在普通小说中设一两个有幽默的角色也是常有的事。况且滑稽小说普通以为是可笑的作品；但笑与笑便不同：有的是引起天真的大笑，有的引起冷隽的微笑；滑稽二字便不能包括这一切。而且滑稽小说一名词所含的意味又与政治小说等不同。政治小说等是由取材上看，而滑稽不是这样固定的材料，而是一种心态。一个写家惯于采用某种材料，往往被人称为某种小说写家，如张资平的被称为三角恋爱小说写家。但是这并不能限制住张资平不跑到“爱力圈外”去。滑稽小说家的名称，并不因为他写的什么而得这个徽号，而是因为他无论写什么也是可笑的。这足以说明滑稽是写家的心态，不是他抱定什么一定的材料而后才能滑稽。文学中分派，也没有滑稽派，虽然文学家有被称为滑稽家或幽默家的。一个人如果他的心态是幽默的，不论他是那派的，不论他写什么东西，他总可以表现出那幽默的心境与觉得的。

滑稽小说虽不成立，我们可是不能不讲一讲这个滑稽的心态，因为它在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便利与清楚起见，我们采用时行的“幽默”二字来代替它，因为“滑稽”的意义是没有“幽默”那样广的。

幽默这个字在字典上有十来个不定的定义，我们所要说的是文学作品中的幽默。它是一种心态。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是神经过敏的，以过分的情感看事，而不肯容人；这样的人假若是文艺的作者，作品中必是含着过度的兴奋与刺激，看别人不好，使别人随着自己走；或是对自己的遭遇不满，作颓丧的自弃。反之，有幽默的人便不这样，他不叫骂呼号，以别人为不对，而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照样的写出来时他有那罕有的观察天才；他看世人是愚笨可笑，可是也看出他们的郑重与诚恳；有时正因为他们爽直诚实才可笑，就好象我们看小孩子的天真可笑，但这决不是轻视小孩子。一个幽默家的世界不是个坏鬼的世界，也不是个圣人的世界，而是个个人有个人的幽默的世界。幽默指出那使人可爱的古怪之点，小典故，与无害的弱点。他是好奇的观察，如入异国，凡事有趣。

这似乎是专就幽默家的心态而言，我们再问，幽默与小说的关系怎样呢？柏格森说，幽默是不能离人的范围而存在的，我们不笑山水树木，而笑人的动作。由这一点上看，要在音乐上与图画上表现幽默是极难的事，而在文艺上是很合宜的，因为言语的运用可以充分的把幽默表现出来的。至于小说，差不多都是讲述人事的，而幽默恰好是有人而后有幽默的。因此，就是说幽默是小说的特有物也无所不可吧。

小说最适宜于表现幽默，假如人是不会笑的东西，自然幽默无从说起，但是人是会笑的动物，而且是最愿笑的，而且是只有笑的时候，他必须要反响，人笑己亦笑，或己笑也愿别人笑；这种需要使笑成为人世最宝贵的东西，最能表现人情的东西，于是幽默也便在文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假如有人能引触大家都笑，他便是人类的恩人，所以狄更斯与卓别林便是世人的恩人，狄更斯的死时，能使WestminsterAbbey三日不能关上门，足以证明人们怎样爱戴他。卓别林在欧战后，不复受未加入战场的责骂，而反有人说，幸而他没有去从军，因为一个欧战也抵不了一个卓别林，也足以证明这个道理。笑是有益于身体的，自然是人人知道的，笑是有益于精神上的，谁也不能否认。以招笑为写作的动机决不是卑贱的。因笑而成就的伟业比流血革命胜强多少倍，狄更斯的影响于十九世纪的社会改革是最经济的最有价值的。马克·吐温的以美国商业化的观识作幽默的材料，不仅是招笑，而是也替近代文明担忧。

那么，幽默的表现是否成为艺术的呢？假如我们不能回答此点，我们便只能承认上面所说的——幽默的实用——而不能解释它在艺术里的功能了。从艺术上说，有柏格森作我们的证人，幽默决不是一种胡闹。幽默之引人发笑是基于人类天性的。笑是多方面的：笑是与情绪隔开的，所以他近乎天真。笑是机械的固定性，习惯应如此而忽然中止则招笑，一个艺术家在人生上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材料。笑是我们的活动成为机械的时候而发生的，这个在艺术家的眼里可以象哲理似的去找社会的死化之点。最后，夸大是招笑的主因之一，但这决不是艺术的目的，而是艺术家把所见的畸形的胚胎扩大而使我们注意，这是漫画的原理，也是一班幽默艺术家的天才所在。只有艺术家才能看透宇宙间的种种可笑的要素，而后用强烈的手段写画出来。有人以为这种夸大是没有什么的，最好是请他夸大一下试试，看别人笑不笑。笑自有它的逻辑，情绪活动时笑即停止，因为哭与笑不过是一物的两端，那么，要使人笑的，必须有天才把人们的笑的逻辑维持住，一个猴子读马克·吐温的幽默笔记而悲啼，是使他引为奇耻的。因为笑有它的定律与逻辑，它不许一切的东西有不匀妥的地方，于是写家才会利用它的想象去适应这个定律与逻辑；空泛的讲几句贫话是不成功的。况且一个艺术家须有经验，而世界上奇物自多，正可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断定事实的可能性。泪可以不觉的落下，笑永远是自觉的。

最末后我们要说一句：只有自由国家的人民才会产生狄更斯与阿里斯托芬那样的人，因为笑是有时候能发生危险的。在自由的国家社会里，人民会笑，会欣赏幽默，才会笑别人也笑自己，才会用幽默的态度接受幽默。反之，在专制与暴动的社会国家中，人人眼光如豆，是不会欣赏幽默的。

幽默的根源须由笑之原理找出来。矛盾与对照为招笑之源。关于此点，看柏格森的《笑之研究》。

说法与看法可以有幽默，并不一定有多么可笑的事。

抄自一九三零——三四年在山东齐鲁大学执教时自编讲义手稿之一章

话剧中的表情

首先要声明，我不懂戏剧。假若我要说些关于戏剧的怎长怎短，那纯粹是立在乡下佬的地位来说蠢话。说的不对呢，并不算我跟头了，可也用不着道歉，因为戏剧本是演给民众看的，谁看了谁就有发言权。

说实话，我不大懂现在戏剧中的表情。我这个乡下佬总算是开过眼的，到过上海汉口等等大地方，也曾看见过中国男女跳舞，而舞厅里的小姐太太们确是稍一生气便练习深呼吸，似乎是运动着乳房的大起大落；或没的可说，便撇着朱唇，一端肩膀……。这些，咱懂，因为亲眼看见过，可是，咱的乡亲们一辈子扛锄下地，永没开过眼，便绝对不明白这是啥路道。给他们讲也是白费话。就是咱自己，虽然总算开过眼，也难免一边看戏，一边心中叨念：这是戏剧，洋事儿，理当如此。不过，我的老婆要是对我表演乳房起落，或端肩膀，我就非揍她不可，虽然我并没有揍老婆的劣行。

近来的抗战小说上图画里描画的日本人，一举一动自与中国人不同。中国人民本是善良和平的，所以举动表情就如此；日本军人本是凶蛮好战的，所以举动表情就如彼。这不但为善恶分明，黑白对比，而事实上也的确一民族有一民族的体态表情，不可相混。西洋人叫人，以食指轻钩；中国人打招呼，五指齐动，名曰点手。中国人鞠躬比西洋人度数深，而日本人鞠躬又比中国人到家，几乎是鞠躬尽瘁，若戏台上的某一角色，先以食指钩召，而后以手加膝鞠躬尽瘁，谓为疯病，谁曰不宜？

不错，我们的演员有的到过西洋去受训练，有的曾受过名人的传授——所谓名人当然就是到过欧美留学的——所以一动手一抬脚都有准地方，能得一定的效果，决不是瞎胡闹。一个点烟卷的姿式，据说，须练习那多少多少次！一个小举动都是根据着西洋舞台上几百年的经验而摆出来的，都有讲究，有道理！可是，西洋事到底是西洋事。一对西洋新婚夫妇，若到中国乡间去度蜜月，接着腰，时时的啄吻，要不招得村间成群的小儿女向他们以手划脸，而低唤“羞！羞！”才怪！不习见的举动不但引不起同情，反易惹出误会。台上“小生”身穿漂亮洋服，横起肘子来看手表，真是英朗豪俊，而不知者乃谓“这小子显他有手表！”这一姿态，不错，是想合乎伦敦与巴黎舞台上的规矩，可惜摆在中国老百姓面前，适足引起反感，劳而无功。

自然，看惯就好了。可是在抗战期间而慢慢使民众熟识洋人或半洋人的抬手动脚，何其迂也。

再说，中国人自有中国的动作姿态，即在太平年月，亦不必多此一招，非学外国人不可呀。（要形容一个高等华人，自当另作一说。）我们为什么不下些工夫，研究揣摩，把原有的姿态与表情作成“态汇”，从而一一的淘炼，使之配合剧情，强调所要引起的效果呢？即以吸烟而言，我准知洋车夫，中学生，中年妇女，与浪漫的老诗人，各有各的方法与样子；若一概以跳舞厅中阔少——颇似洋人——为标准则谬矣。抄袭省事，揣摩费心，我可真愿大家费点心，使中国话剧有中国的表情！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弹花》第四期

记写-残雾

写剧本，我完全是个外行。小说，写不好，但是我敢写。小说，假若可以这么讲，好象一个古玩摊，有一两件好东西似乎就可以支持一气。文字好，或故事好，或结构好，或什么什么好，有一于此，都足以引人注意。当然喽，样样都好，无懈可击，是最理想的了；可是不幸而瑜瑕互见，仍能好歹成篇，将就着算数，小说的方面多，变化多；有胆子便可成篇，有功夫也能硬凑得不错。因此，我有时候觉得写小说比写一篇短文还容易。这自然绝对不是说小说可以胡乱炮制，瞎抹一回，而是说小说于难写之中，到底有很大的伸缩，给作者以相当的自由，使作者即使失败于此，仍能取胜于彼。世上有不少毛病显然而不失为伟大的小说。

诗，写不好，但是我也敢写。只要我把握得住文字，足以达情达意，我就能得到几行或几百行诗。诗的困难，据我看，多半在使稍纵即逝的感情从心中消散，不能及时的，精到的，把它生动馨香的画在纸上；或是心中有许多事，物，象丑陋的货物一样堆在栈里，而不能点石成金，使它们都成为声色兼美的宝物。一旦能突破上述的障碍，写诗实在是件最开心的事，音节自由，结构自由，长短自由，处处创造，前无古人。

写剧本，初一动手，仿佛比什么都容易：文字，不象诗那么难；论描写，也用不着象小说那么细腻。头一幕简直毫不费力就写成了，而且自己觉得相当的好。噢，原来如此，这有什么了不得呢！

来到第二幕，坏了！一方面须和第一幕搭上碴，一方面还能给第三幕开开路。眉头皱得很紧，不往下写便是自认无能；往下写，怎么写呢？在这时候，我发现了剧本是另一种东西，绝不是小说诗歌的姊妹，而是另一家人。这一家人彼此的关系也许不是骨肉至亲，可是又没有一点不相关的地方；他们合起来是一部机器，分开来什么也不是。第二幕啊要命！一想第二幕，第一幕便露出许许多多的窟窿来；刚才所以为如行云流水者，而今变成百孔千疮。一边咬牙写第二幕，一边还得给第一幕贴膏药！

第二幕勉强得很，力量都用在如何以此幕支持第一幕上，如古屋之加支柱；支柱没有自己的生命，只不过帮忙不塌台而已！这是文艺？天知道！无论怎说吧，第二幕总算凑成，就该看第三幕的了。第三幕非精彩不可。第一幕因受第二幕的影响，已非行云流水；第二幕本身又是一根支柱，还能再放松第三幕吗？不可！绝对不能！在这一幕里，人物非极端活动不可。假若前两幕未能有戏即有动作，有动作即有故事与人格的发展，这一幕便非用全力补足不可。不，不但要补足，且须把第四幕的一切都打点停妥，以备最后的爆发。好，集中精神，努力写这生死关头的一幕！也不是怎回事，人物老不肯动！给他们新事吧，怕与前二幕不合；教他们还敷衍前两幕那点事吧，就只有空话，而全呆若木鸡！假若我是在写小说，我可以再补充，补充够了，再加新事。可是剧中人物不能老独白或说梦话呀，假若我是在写诗歌，我可以到水尽山穷的时节来一段漂亮的文字，专以音节图像之美支持一会儿，然后再想好主意。可是剧中人不能没事儿就哼哼诗。几乎是绝望！

我晓得，剧本不可把力量都使在前半，致后半无疾而终。我晓得，我确乎是留着力量给后一半用。可是，前半平平，后半也不知怎么，就用不上劲了！我没法把绸子大衫改成西装，也没法使半部软软的剧本忽然变硬，或使松松的半部忽然滚成一团，文武带打。别的似乎还都容易，我就是没法子使人们都自自然然的在戏剧中活动发展，没有漏洞，没有敷衍，没有拼凑。

第四幕——我要写的是四幕剧——无疑的是要结束全剧了。故事本已定好，照计而行本当没有大错。可是，经过前三幕的发展，故事多少必与原来计划有些出入；而且要特别讨好，盼望得些比原来想到的更好些的东西。这样，简直没法落笔了。出奇制胜本是好办法，可是不能自天外飞来，全无根据。前面所布置下的要在此地结束，不是在此地忽然闹地震而同归于尽，虽然台上表演地震也许很热闹。

最没办法的是前面所有的人物本来都有些作用，赶到总结束的时节，也不知道怎么的，有好几个人没法下场。偷偷的溜下去，不象话；呆呆的陪绑，也怪难以为情；都有收场而各自为政，又显着乱七八糟。怪不得古代希腊悲剧中只有两三个角色——七八个人（不要再说多了）一齐上吊都相当的麻烦！我出的汗比写的字多着许多。

我整整的受了半个月的苦刑。事情是这样的：文协为筹点款而想演戏。大家说，这次写个讽刺剧吧，换换口味。谁写呢？大家看我。并不是因为我会写剧本，而是因为或者我会讽刺。我觉得，第一，义不容辞；第二，拼命试写一次也不无好处。不晓得一位作家须要几分天才，几分功力。我只晓得努力必定没错。于是，我答应了半个月交出一本四幕剧来。虽然没写过剧本，可是听说过一个完好的剧本须要花两年的工夫写成。我要只用半个月，太不知好歹。不过，也有原因，文协愿将此剧在五月里演出，故非快不可。再说，有写剧与演戏经验的朋友们，如应云卫、章泯、宋之的、赵清阁、周伯勋诸先生都答应给我出主意，并改正。我就放大了胆，每天平均要写出三千多字来。“五四”大轰炸那天，我把它写完。

写完了，没法去找朋友们去讨论，大家正忙着疏散，上演，在最近更无从谈起。入防空壕，我老抱着这象块病似的剧本。它确是象块病；它有无可取之处？它的人物能否立起来？它的言语是否合适？它的穿插是否明显而有效？都不知道。不知它是盲肠炎，还是某种神经病。我只知道出了不少汗，和感到文上所提到的那些困难。出汗是光荣的事，可是在有机会试演以前，我决定不敢再写剧本，以免出完了汗，而老抱着块病也！剧本难写，剧本难写，在文艺的大圈儿里，改行也不容易呀！

载一九四零年六月十日《新演剧》第一期（复刊号）

教育与文艺

一个文艺作家的最大努力处，恐怕就在人物的创造上吧。因此，即使他不必一定怀抱着益世教民的志愿，可是他可以成为教育家的最好的朋友。一个文艺家在创造人物之前，必定由社会、家庭、遗传、心理等等方面，去认识人物，而后由这各方面的复杂错综的关系中，找到他所欲创造的那个人的生活条件与方式，从而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是由观察与分析，进而为具体的创造。他是借用许多人来帮忙造成“一个”想象的人。在另一方面，一个教育家，却是由于对社会，心理等等方面的认识，而去以身作则的教育许多人。他是由观察与分析而提出教育的理论，或者承认别人家的理论，而后以这种理论去决定教育的实施：他要怎么样削减他所看出的人类的缺点，和培养他所相信的人类所应具的美德。这样，文艺家的成败大半是因着他所创造的人物而定，创造得成功，他便借着这想象的人得到左右群众的威权，成为大家的导师。反之，创造得失败，他便一无所得，白费了工夫。教育家的成败呢，比这还有更直接的关系。他心目中的想象的人也就是他朝夕所接触的那群活泼的青年。他失败不得！一失败，他便毁了许多人。这倒并非是说，教育者应比文艺者，或文艺者应比教育者，更当努力，丝毫不可敷衍随便。这是说他们都应当同样的努力，虽然他们的事业不同，工作的方法不同，可是他们都以人为对象，人是他们的先生，他是他们的弟子。所以他们应当常常到一处谈谈，结为朋友。一位律师也许很喜欢植物学，交结几位植物学家为友。但这是他自己的事。只要他不把植物标本都贴在诉状上，代替了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款，就不会出什么毛病。反之，他若是不喜欢植物学，也不至于损失了他的威严，或不便于他的事业。教育家与文艺家可并不这样。他们为了事业，为了民族，都应当携起手来。只有教育家能最亲切的批评文艺者的产品，因为教育家是最明白人类心理的。只有文艺家能最亲切的批评教育家的工作，因为文艺者是最关心人类幸福的。他们两家若能成为朋友，教育家必须贡献给文艺家以关于人的知识，文艺家必能贡献给教育家以很好的意见。这种交换与互助无疑的是极可宝贵的。

一般的说来，文艺者比教育者更大胆，因为他较为自由。他可以不顾一切的写出他心中的话，听不听在你，写不写在我。因此，他的思想往往是前进的，他想一下子把人们都引领到新的世界去。这种自由与热诚使他冒险，有时候也就偏激不实。教育家呢，无论怎样，他不能把昨天用的方法与工具完全放下，今天忽然另换一套。事实上的限制使他不得不慎重，不得不渐进。今日新兴的教育理论，也许在十年八年后，或几十年后，才得到实际试验的机会。他的热诚也许与文艺者一样，可是他不能无所顾虑；在他的良心上他也觉到急进会有危险，而不能随便拿教育当作儿戏，随时改换。文艺者的大胆使他前进，教育者的慈善使他慎重。前进，往往忽略了事实上的困难，或有时候以极脆弱的论证支持着极沉重的结论。慎重，往往趋于保守；把事业看成职业，率由旧章的作下去，由不敢改善而入于不便多事。二者都有好处，也都有弊病。只有二者能常接近，然后慎重的人才能见到最新的思想，虽然不能马上采用，究竟要迎上前去，不甘落伍；即使不能一时全盘变更，至少在思想上能更与新时代接近，可能明白新时代的青年的心理与问题。每个教师都当成为“师之时者”，不当成为教书匠。所以，他必须以文艺及文艺者为友。同时，文艺者若能与教育者往来，便也知道这些事实的真困难在哪里，而不至于抱着个虚无的理论与理想，创造出虚无的人物与事实。这是两有益的事。

在神圣的抗战中，这种友谊更成为必要的。一般的说，今日青年学生的苦闷，实由情绪与理智的冲突而来。在情绪上，哪个青年不想投笔从戎，效命沙场呢。可是，在理智上，谁也明白抗战与建国是该双管齐下，那么，青年正该努力去读书，去得到建国的知识与技能。这二者，一动一静，一热一冷，颇难调和。文艺者的作品，用不着说，是首要的要刺激，要从情绪上感动人的。教育者呢，也用不着说，自然要按部就班的，不动声色的，继续着培植人才的事业。这样，学生们自己既不能决定到底往哪里去，而由文艺与教育所获到的又是那么冷热不同，见仁见智，他们当然就更不知如何是好了。为使学子们安心，必须给予适当的教育。这就是说，教育者必当设法在教育中满足学生的要求。在教学上，在训育上，都须使学子相信他们不是怕死贪生，而是积极的预备着救国的知识与技能，和锻炼着能为国牺牲的身体与气魄。在今天，教育者应多从文艺上认识青年，文艺者应从教育上去想实际解决青年苦闷的办法。青年的苦闷能渐变为青年的毁灭，这是当前极重要的一个问题。

载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教育通讯》第二十六期

敬悼许地山先生

纪念一位值得纪念的人是有许多不同的方法的：开追悼会，撰制墓碑等等都是方法之一。许地山先生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学者与文艺写家，大概有人给他开过追悼会，或用其他的方法去纪念他。因为没有机会参加他的追悼会与别种对于他的纪念的举动，我只写了一篇哀悼他的文字，刊登在大公报上。在那篇文字里，我述说了一些他的性格与才能，表明他是怎样的可敬与可爱。现在，我不愿重述那些，而想从他的逝世提出两件事来，引起文艺界友好的注意。我想，假若由一个已无可挽回与补救的死亡与损失中，能使还活着的同道得到一些自励自策，恐怕就不失为最好的纪念方法之一吧。

一、地山先生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文艺写家。不知道我的判断正确与否，我觉得他的学识胜于他的创作。在关于他的宗教学的研究与著述上，他的声望是流传到了国外的；在国内，似乎“落华生”是比“许地山”更响亮得很多。从一个以文艺写作为职业的人的立场上来看，我深愿地山先生的文艺创作也与他的学术上的著作等量齐名。但是，他已经把他的一切带到了坟墓里去，没法再满足我们这个希冀，那么，使我们的新文艺流传到国外去的责任应当责无旁贷的是我们的了。这是个重大的责任，而且也是必须尽到的责任。

我们的新文艺还缺乏伟大的作品，但是这可不能便把新文艺的成就一笔抹杀。从一发芽，中国新文艺的态度与趋向，据我看，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地方。它要革命，它要作不平之鸣，它要追求真理与光明。这些，都是好样儿的文艺必须作的。我们的才能也许很薄弱，举不起这块文艺的千斤闸，但是我们并没有怕它沉重而放弃它。我们二十年来的成就，虽然还没有一鸣惊人的杰作，可是我们也干干净净，并没有去作象英美诸国那些专为卖钱而写出的侦探小说与大减价的罗曼司。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较比优秀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使世界上知道我们的黄色皮肤下的血也是红的，热的，崇高的。在这种介绍工作而外，当然我们要更努力自策，生产出更好的作品，给世界人类的心灵一些新的，珍贵的，精神食粮。这不是妄想，而是我们应有的志愿与应尽的责任。我们必须教世界上从文艺中知道，并且敬重新中国的灵魂，也必须把我们的心灵发展，提高，到与世界上最高伟明哲的心灵同一水准。要作到这个，我们就必须储蓄学识，然后好把我们的生活必应有的三个方面——学识，生活经验，写作——打成一片，从学识与生活经验的调协与互助，把我们的创作水准提高。

地山先生的学识，使我们感到自己的空虚。我们应当学他。我们不能专靠没有被学识滋润过的聪明与才力去支持写作。同时，我们知道地山先生的好学，减少了他的写作时间；他成为学者，可是耽误了他的更好的更多的文艺作品的产生。因此，我们虽然应努力去填满学识的空谷；可是我们求学的目的，是在有助于创作。我们不必成为学者，但必须有丰富的学识。地山先生在学问方面给了我们很好一个示范，我们应当以他的勤苦好学的榜样去充实自己，而且要以学者为创作的柱梁，正象生活经验那样的，去建造起文艺的美厦明堂来。

二、凡有机会与地山先生接触的，都能成为他的朋友。他有一颗爱朋友的心。可是，因为他一向作教授，没有时间去多参加文艺界的活动，所以文艺界友人认识他的就不很多。在抗战中，许多文艺写家在香港工作，他们有看到他的机会，他就成为大家的老大哥。他对香港文协分会的工作极为热情。他的死，不但是香港文协分会的损失，也是文协总会的损失，因为文协总会的工作有无发展，实在是要看各地分会的工作有无进展。说到这里，我们就应以地山先生爱友人爱文艺的精神与热诚去纪念地山先生——我们要用全力去支持文协！

文协在今天已成为文艺写家的精神家庭。今日文协的坚固，是明日文协发展的基础。我们既在抗战中建设起这个大家庭，我们就必须看到明日，使它继续的发展，成为永久的家庭。只有这样，文协才有它更重大的意义与使命。文协的兴衰是与我们每个人有最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不能看它已相当的牢靠而稍微放松我们的努力。今天静止，明天就衰废！我们不能教地山先生在地下斥责我们！

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文学月刊》第三卷二、三期合刊号

看画

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幸福得很，这次一入城便赶上了可染兄的画展，——岂止几幅，三间大厅都挂满了好画啊！

在五年前吧，文艺协会义卖会员们的书画，可染兄画了一幅水牛，一幅山水，交给了我。这两张我自己买下了，那幅水牛今天还在我的书斋兼客厅兼卧室里悬挂着。我极爱那几笔抹成的牛啊！

昨天去看可染兄的画展，我足足的看了两个钟头。他的画比五年前进步了不知有多少！五年前，他仿佛还是在故意的大胆涂抹，使人看到他的胆量，可不一定就替他放心，——他手下有时候迟疑不定，今天，他几乎没有一笔不是极大胆的，可是也没有一笔不是“指挥若定”了的。他的画已完全是他自己的了，而且绝不叫观者不放心。

他的山水，我以为，不如人物好。山水，经过多少代的名家苦心创造，到今天恐怕谁也不容易一下子就跳出老圈子去。可染兄很想跳出老圈子去，不论在用笔上，意境上，着色上，构图上，他都想创造，不事摹仿。可是，他只作到了一部分，因为他的意境还是中国田园诗的淡远幽静，他没有敢尝试把“新诗”画在纸上。在这点上，他的胆气虽大，可是还比不上赵望云。凭可染兄的天才与工力，假若他肯试验“新诗”，我相信他必会赶过望云去的。

望云也以画人物出名，可是，事实上，他并没画出人来。望云的人没有眼睛，没有表情。论画人物，可染兄的作品恐怕要算国内最伟大的一位了。真的他没有象望云那样分神给人物换衣装，但是望云只能教人物换上现代衣服，而没有创造出人。可染的人物是创造，他说那是杜甫那就是杜甫。他要创造出一个醉汉，就创造出一个醉汉，——与杜甫一样可以不朽！可染兄真聪明，那只是一抹，或画成几条淡墨的线，便成了人物的衣服；他会运用中国画特有的线条简劲之美，而不去多用心衣服是哪一朝哪一代的。他把精神都留着画人物的脸眼。大体上说，中国画中人物的脸永远是在动的，象一块有眉有眼的木板，可染兄却极聪明的把西洋画中的人物表情法搬运到中国画里来，于是他的人物就活了，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有的睁着一只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的内心与灵魂，都由他们的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可笑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

在创造这些人物的时候，可染兄充分的表现了他自己的为人，——他热情，直爽，而且有幽默感。他画这些人，是为同情他们，即使他们的样子有的很可笑。

他的人物中的女郎们不象男人们那么活泼，恐怕也许是尊重女性，不肯开小玩笑的关系吧？假如是这样，就不画她们也好，——创造出几个有趣的醉罗汉或是永远酣睡的牧童也就够了！

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重庆《扫荡报》

抗战诗歌集二辑序

一

记得，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冯先生说过：“士兵的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是同样重要的，所以兵站不当只供给军粮，也该预备文艺作品，大量的预备文艺作品。”这并不是冯先生对文艺者的赞谀，而是他领兵数十年的真经验；他确实晓得文艺在士兵心中能发生什么效果，并且知道这效果有多么大的价值。

在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成立大会上，冯先生又说过：“现在，武人应摸笔杆，文人应摸枪杆；文武双全，齐作抗战的好汉。”“武人摸笔杆”是冯先生由极度注意士兵的精神食粮问题，更进一步的愿军人也去学习写作。这又不只是句空话，而是他久已作到的事实。他希望别人去作什么，他自己就先去以身作则；作了之后，得到好处，他就更希望别人也因努力而得到好处。他在万忙中永不忘了读书，永不忘了动笔。读书写作永远给他无限的快乐。他愿别人也分享这快乐。读别人所写的，和写给别人去读，在他，不啻是人生中最大的责任与义务——明白别人与使别人明白是每个人所应负的文化使命。因此，他时时的写诗。目有所睹，心有所感，他马上要写出来。诗的体裁既经济又自由，他没有充分的工夫去长篇大论的写文艺的散文。

二

冯先生送给朋友们的茶杯，上面写着“非抗日不能救国”。他约客人们吃饭，壁上先贴好：“要总动员须自己先动起来”——客人须自己去取菜取饭。每逢走进一个小茶馆或小饭铺，他先找小伙计或厨师傅去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打日本？”在许多与此类似的事情中，只就上边举出的两三样，已足证明他对抗战是怎样的坚决。他寝食不忘的是抗战，奔走呼号的是抗战。抗战第一，所以作诗也是为了抗战。三

由前两段所述，再讲到冯先生对抗战文艺的主张就很容易了。抗战第一，所以必须教大家都明白；而经验告诉他，对士兵民众宣传必须清浅简明；不浅明通俗等于没说。因此，他的作品是以宣传抗战为主题，以简明清楚为格调。他希望大家都能明白他的话；明白了他的话，就是明白了抗战的意义；他的诗就是他的话，他不愿他的话说了等于没说。

上列三点的提供，我希望，或者能帮助读者对此集得到点更深的了解——读了诗，也明白了抗战，从而努力于抗战。

老舍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于壁山

载冯玉祥著《抗战诗歌集》（二辑）

一九三九年六月桂林三户印书社出版

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

对戏剧，我是个外行。不懂而假充懂是要不得的态度，也是我一向力求避免的。现在，我要谈一谈有关于戏剧的事；请放心，我决不是以一个剧作家和剧评论者自居，而是就着所看到的一些事实说几句外行话；这，与其说是发表意见，倒还不如说是请求指示；善意的外行话，我希望，有时候也许能“歪打正着”的有些意思。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在我到大江以北去劳军的时节，到处都得到了看戏的机会。我说不上来，现在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剧团；我没有资格去批评表演得好坏；我只知道到处有戏看。

我去看戏，军民人等也去看戏。我说不出什么来。可是，我与他们都承认了戏是值得看的，而且都因为看戏受了点感动，得到了些新知识，认清了一点抗战的意义。这恐怕就是所谓的什么效果吧？我不敢多说，我心中却暗暗的记牢：抗战戏剧已不是书铺子里的摆设，而是在军民心中活动着的东西。我所见到的剧团多数是随着军队的。当上演的时候，我看到军官们的笑容，仿佛他们觉得军队中有剧团是件足以自傲的事，象打了次胜仗那样。是的，军官们已经认识了戏剧的价值。大概他们是这样想：演戏给军民看，从而增强军民的抗战心气，自然就会打胜仗的。倘若我猜测的不错，那就无怪乎他们面带笑容了。

有时候，他们的笑容可是一种无可如何的，啼笑皆非的。比如说，他们得不到真正的剧团，而不能不东拼西凑的，弄起个可以勉强登台的小组织来；或是，找不到话剧人才，而硬教地方上的秦腔班子或二黄班子来演抗战的文明戏；或是，有剧团而因为一点什么事不能演戏，只好教演员们暂且唱些抗战歌曲，或说一段相声……有一于此，军官们的笑容便无法不显出怪不得劲似的了。因此，截留别处的演员等等的笑话也是时有所闻的。

上述的情形，令我想起战前的戏剧运动来。那时节，各地的活动总是在都市里打圈子；结果呢，热闹过几天便又依然沉寂。抗战以后，戏剧要负起唤起民众的责任，于是就四面八方地活动起来，到今天已经是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二者相依相成，无可分离。这是多么使人兴奋的事呢！有些人或者还不相信文艺到底有什么抗战的力量，因而也就以为设若文艺躲开抗战也许更委婉漂亮一些。我说，这是闭着眼瞎讲，完全与事实不合。对戏剧，我是外行，不错；但是我所看到的事实，至少也使我没有造谣扯谎的罪过。

我还看见一点事实；这可不象前面所讲的那样使人高兴。因为到处有戏看，我已和《放下你的鞭子》等戏成为老朋友了。到处表演这几出老戏。一点不错，戏剧工作是热情的想尽到责任，可是他们不能不因为又是《放下你的鞭子》而皱着眉；一点不错，军民都早早的坐好，眉开眼笑的等着开幕，可是幕一开，大家不能不因为又是那一套而泄气。是的，一出好戏是百观不厌的；不过，我们演戏是为了抗战宣传。因此，我们的戏剧就必须与军事及其他一切建设的进展配备。我们不能老演《单刀赴会》，正如同我们不能老唱《九一八》。

没有剧本；尤其是没有一两幕的适用于舞台设备苟简的地方的剧本！这个灾荒要是无法救济，广大的抗战戏剧运动大概很有塌台的危险。我不是个剧作家，想不出怎样才能多产生剧本来。我只能把这个事实提出，使大家注意，赶紧想办法。同时，若有人以为抗战剧剧本已经太多，看着已有点头疼，我可负责的告诉他：“那是您自己的头有毛病！”

说到这里，真是应了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那句老话了。我希望剧作家们能使我们转忧为喜，使得广大的戏剧运动不至于中途失败！

外行话大概也和别的话一样，说起来便不易停住；我还得说下去。关于话剧，于剧本荒而外，我还看到两个困难：第一个是各地方演剧的设备太简单。为补救这缺欠，当然最好是大量的置备一切应有的东西送到各处去了。不过最好的方法，在抗战的今日，可不见得就是最容易办得到的。钱，运输，都不是一想就能解决了的。抗战的宣传是不容稍缓的事，我们不能等着诸事具备再从容出台。反之，我们应该于没办法中想办法，于极度困难中克服困难。别的暂且不提，当我们每个剧作家写作的时候，就该把演出的困难放在心中，记住了前方的营中与村里并不是上海租界。我们须写能够在穷乡僻壤演出来的东西。第二个困难，是剧中的言语。到如今，各地演戏还有不易使观众完全了解的毛病，而许多观众还抱着看大画（布景）的态度而来立在台前。我所看到的话剧，差不多完全是用官话；在北方，普通官话本可以到处通用；不过，在永没有机会离开本乡的人，便未免听着耳生；戏剧中的对话，一表就过，又不能一句听三遍，那么一句没听清，便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了。再说，对话的动人不在乎字字吐清，如报账目，而在乎用语巧妙，使人在话语中领悟到生活的趣味与意义。清楚远不如亲切。要亲切，恐怕就非土语不行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应当尽量的采用土语呢？这一定有不少的困难，可是，据我看，实在值得我们实验实验。想用土语，便能想到怎样了解民众生活，从而由民众生活中择取戏剧的资料；能做到这一步，抗战戏剧或者就不仅是瞪着眼教训大家，而是能以同情与谅解去感动了。

谈到旧剧，问题似乎比话剧还要多一些。以剧本言，它比话剧剧本更难获得，因为把新内容恰好合适的装入旧形式里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在西北所看到的，除了易俗社的几本新戏，便只有欧阳予倩先生编的《梁红玉》了。易俗社的剧本，先不管它们的好坏，是按照秦腔的规矩作成功。西北是秦腔的地盘，所以这些戏倒能顺利的流行。至于别处所编的剧本大多数量依照二黄戏的规矩的；二黄戏腔多字缓，有时候十几句就可以唱几分钟。此种剧本，因此，就往往很短；要想把它们用入秦腔，便嫌过于短促；秦腔中每每很快的一气就数下好几十句去。所以，此后要作旧戏，无论是利用哪一种剧形，必须作得长一些，以便各地方的改用，长了有法子改短，短了可不易加长。

行头问题是颇有趣味的。易俗社的新戏中的人物，即使是演目前的事实，都穿行头。烟俊六，我记得，是绿脸，插鸡翎的。虽然我自己也曾主张这样办过，可是头一次看这样脸的烟俊六，我也不免有点不得劲儿。但是，及至去看第二次，我又不觉得怎么难过了；大概这与看得惯不惯有点关系吧？易俗社终年在唱这路戏，若是没有很大的号召能力，恐怕演员们早已饿死了吧？

在我看，穿行头的问题与其说是在合乎情理与否，还不如说是在大家看得懂看不懂。乡间的老百姓知道烟俊六不知道，我不能回答；我的确知道他们不晓得许多我们自己的名将。那么出来一群红脸，白脸，而使大家莫名其妙，就太不上算了。因为，有人主张，抗战旧戏剧须用古代的故事，既便于穿行头，又易于认识。可是，古事是否全然与今事相合，又是个问题。勉强使梁红玉说一套抗战的口号总多少有点别扭；古代的人与事很难，恰好反映出我们今日所能解决的一切，它至多也不过能给些一般的教训而已。教训是笼统的，一定不能解决问题，而我们今日恰恰需要能明白指出怎样抗敌怎样坚强自己的办法来的戏剧。

为了明白指示出办法，就非演目前实事不可。于是，就有些地方演旧戏而不穿行头。事是目前的事，打扮是时代服装，可是打锣，拉琴，歌唱，又都与旧规矩一样。这样办，在一方面老百姓会批评：“戏不错，可惜没有行头！”而且连演员们也感觉到，没有行头的确损失不少动作身段之美。在另一方面，可是，不要衣箱可以减少经济上的困难；不穿行头，又可以减少松装的麻烦；实在是合算的办法。同时，既穿时装，便可充分的具体的表演目前的事实与问题，使观众得到亲切之感！——他们不象看《长板坡》那样只为古人担忧，而且为了自己的安全与国家的兴亡而受感动，而去深思默虑。

这样，穿便衣，表演时事；确是个好办法。它把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许多。用行头的时事剧未必不叫座，用行头的古事剧未必没效果，可是无论怎样说，总都显着观众与舞台距离太远。去了行头，这点障碍，再加上所演的事实就是本乡本土的，腔是熟腔，话是土语，台上的人也就仿佛是台下人的亲戚朋友。当然成功。要穿行头，就得一切都有规矩。穿着肥大的袍子而不会走台步，是多么难堪的事。利用旧形式便很容易被旧形式拘束住。是的，旧形式中有许多优美之处理当保存；不过，你一爱它，就舍不得割弃任何一点，而戏剧的改造也便因而停顿。假若先打倒了行头（或先打倒任何一样东西；在我的私心上，我是爱行头的）以便自由表演时事，则许多的新东西都可以渐次加入——比如说，于旧歌腔而外加入抗战新歌，于旧舞姿而外加上新的跳舞等等。这样增加新的成分，还或者不至于象古装的王宝钏手提带有小电灯的桑篮那么刺目。一旦得到新的血液，旧剧便可以走上改造的途径了。

新血液的输入，一定先要把旧东西抽掉一些去，否则旧的套数不减，而新的花样日增，就恐怕吃得太多，不易消化了。我们须客观的检讨旧有的那一大套，以定去取。无论是哪一种旧剧，从服装上，歌曲上，姿态上，故事上，都有它的缺点。我们若不明白它原来的缺陷，便不易给它输加新血——本来它的眼不好，而我们却先给它安上个假鼻子，岂不更加难看？所以我们必须费些工夫认识它，研究它，检讨它，而后才能改造它。

好，外行话至此告一结束。

载一九四零年一月一日《扫荡报》“元旦增刊”

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

第一讲文艺界之动态首先要声明的是从今天起的四天讲演，不是讲学，而是报告文艺运动的实际情况。这个报告与学问无涉，不过是四年来我由参加文艺工作而得的一点材料，所以既不完美，也非学术研究，不值得重视。

今天先讲文艺界的人。

九一八起，文艺界已有国防文艺的提倡，故抗战初起，文艺界就以笔为工具，从事报效国家的工作。此精神可谓继承五四精神，写家们于尽文艺的责任中，复承担为国民的责任。

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文艺界组成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虽无了不得的成绩，但却为历史上的空前事迹。成立之后，因为无磨擦，无冲突，所以到如今还能够存在。这可以表现文艺作家内心的团结力量。到现在为止，香港、昆明、贵阳、成都、桂林、韶关等地均已设置分会，都有相当好的成绩。

文协在另一方面可提出报告的是：绝对受政府的支配，补助。受政府的委托，做政府要做的事。如在武汉时，文协受政府委托为民众军队编写许多读物。到重庆后组织访问团，到前线去考察，收集抗战史料。政府予以补助及方便。去秋起，因为物价高涨，一般写家生活不易维持，政府又筹出奖助基金，请文艺界的同人为委员，分给各需要补助的作家。同时又指定了几个刊物增加稿费，文协的会刊为其中之一；上海方面也有刊物受同样待遇；因此运动，现在许多刊物，稿费已增到十元以上。社会上对文协亦渐渐信任。如今春献金，文协会员发动卖字，结果获得四千五百元，为民众团体献金最多者。武汉日报征求长篇小说，也委托文协负责评审。

就文协本身言，所有的集会从未流会。集会费用均由私人负担，所以经济方面最为清楚，因此一扫从前社会上“文人无行”“文人相轻”之诮。

文人无行，或是指文人所注重者他人未必重视，他人所重视者，文人则未必重视，意见分歧，致生误解。作家从抗战以来，一矫以前闭门造车之态度，而确实的到军民之间去观察民众士兵的生活。同时由于传统的观念，士兵民众对文人特别尊重，因此作家得以实际体验民众士兵的生活，明了士民实有抗拒敌人的力量。对抗战局势既有认识，故到现在并没有多少作家作汉奸的。

至于文人相轻，我觉得凡是有艺术天才的人都不免有如此感觉，但现在无此现象。现在写诗，散文，小说，剧本的人都能够常相接触，互相讨论，所以能有较好的作品产生。在重庆某一剧作者有了新作即邀请其他戏剧工作者作集体的批评，而后再改正为定本。所以我们见到的批评文字虽不多，可是批评并未死灭。这种态度如能保持下去，我相信批评工作能更有进步。

文协中亦无派别，只要是写家，不论新旧，有写作成绩的都可以入会。这在抗战以前亦是不可解的事，那时候因为政治认识不同，文艺的观点不同，文人不能够团结。现在，文协能够集合了这么多写家，实在是抗战以来相当伟大的成就。最能够表现此种成就的就是会刊——《抗战文艺》。会刊初为三日刊，后改为周刊，又改为月刊，都是因为印刷逐渐困难而起的变动。在这个刊物里已有三百多写家写过文章，这也是罕有的现象。又因为有文协，各地方也受了一种显著的影响，就是全国在今日只有一种抗战，拥护政府的，支持抗日的文艺；在文协里的人写此种文艺，也不许在会外的写不利于抗战的文字。

那么，文协是不是也有缺点呢？有的。

第一便是经费不足，会务不易发展。比如有许多写家们现在不得不以写作做为副业，文协只好听其自然，无法相助。对于爱好文艺青年们，文协亦多疏忽。有许多青年寄稿子给文协，要求代为删改，但文协没有人可以给他们删改。幸而现在重庆有一个青年写作协会成立，可以使文协减少些愧疚。

其次因为人的关系，总会与分会的联络很不健全。分会的力量有的很大，因为它与地方有密切的关系，能够得到当地一些人的信任；有的则很微弱，而总会是爱莫能助。

后方的作家因为不能够到前方收集材料，不易认识战争的真相。同时，没有分会的地方的一般文艺工作者多半在军队里，因为军队需要文艺工作者。各军队中目前差不多均有剧团等组织，这是因军士、军官知识增高而起的自然现象。在前方，愈与后方远隔，小的文艺戏剧团体也愈活跃。这些人凭了一点热情，追随抗战军队从事文艺工作，将来如有成就，亦必能更认识民众及士兵生活，成就也必定是更为伟大，但可惜他们得不到后方的帮助与鼓励。

文人与军队不能够彻底相配备的现象还有很多。抗战四年来，每一个军队均有些光荣的战迹，都愿将此战迹传给后来补充的士兵作为教育士兵的教本，故均想招待文人为之描写记述。可是文人多不能到前方工作，与之配合。伤病兵读物的缺乏，使他们不得不转而读《三国志演义》一类的东西，也是憾事。

前后方文艺运动不能够沟通，也阻碍了文艺工作的发展。战争初期的剧作至今仍在各地上演，且无人指导，工作无多少进步。青年新闻记者，自抗战后，多冒着危险，出入于战地，从事新闻工作，一扫以前记者蒙混他人的恶习，故文协对于有成绩的记者也承认之为会员，不过这些人多在前方工作，很难时常交换知识与意见。

还有值得提出的，是在上海的写家们，他们的生活极苦，而且受敌人的压迫，致生命的安全也不易保。可是，他们还照常的工作，依然产生了许多作品。他们因敌人就在身旁，所以委曲婉转的写，暗中仍含抗战之意，在创作之外，他们也作文艺与文字等等的研究。这是极值得佩服的。

末后，要谈到的是研究工作。因为文艺要抗战，随着也产生了许多文艺问题，非切实研究不可，而前后方的写家都因为无时间，无工具，无从研究起。需要研究的问题，不仅限于创作技巧，还有象诗的朗诵，文法语言，接受文学遗产等问题，且均非写家自己可以解决的。所以目前欲求文艺运动有进步，写家们必须对于各项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对于诗，散文，文学遗产仍须再加研究注意，写家们也未尝不想去研究，但因无工具，没有时间，想去研究而心有余力不足。这便有待于在大学中作研究工作的去努力了。研究工作者能多提出报告，写家们必热诚的接受。作研究工作的幸勿谓埋头于图书中即抗战文艺无关也。

第二讲抗战以来文艺发展概况四年来文艺的主流是抗战文艺，这是当然的，因为文艺是社会的良心，作家也是一个公民，在抗战时期，当然必须抗战的。

有些人误认抗战文艺，就是打仗的文艺，其实不然，因为抗战和建国是并进步的，所以抗战文艺决不能专写打仗的事，又有些看了些标语式的东西而为抗战文艺担心，其实这也不必。假如文艺要活下去，决不能止于空洞的标语式上而不进步的。

所以我们不但不必为抗战文艺担心，更不应因此而想发展一种与抗战无关的文艺。因为抗战文艺所以空洞标语化，并不是抗战文艺没有可写的，而是因为我们对抗战的认识太少，现在我们的生活没有一件是与抗战无关的，想找一件与抗战无关的事可谓决不可能，除非你自己不愿意抗战，决没有一件事可以和抗战完全脱离关系的。

但抗战文艺也确实有其缺点，在武汉未沦陷以前，抗战文艺的缺点约可分两方面而说：第一，近百年来，中国差不多总在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之下，每个中国人都感觉到耻辱，可是却没有全面的反抗过，七七以后被压迫的站起来了，反抗了，于是一般人狂喜到极点因而感情的爆发胜过了理智，两者遂不调和了。文艺工作者也一样地没有看清这一点，只嚷着打，以为炮一响，就可以把日本人打完，而没有认清抗战的艰苦，在这种情形下的作品缺乏理智。而一个伟大的作品，不但需要用热情去感动人，更需要一种崇高的理智去启发人。初期的抗战文艺没有顾到这点，所以变成了空洞洞的标语式的宣传品了。

第二，中国人向来是爱好和平的，连打架多不常有，即使是彼此相骂，也是越骂越远，打不起来。抗战以后出了这许多英雄，所以初期的文艺就拿这些片断的个人英雄的事迹来叙述。这种叙述在当时是能鼓舞抗战的情绪，可是抗战是全面的，决不是一两个英雄所能支持得了的。因此单刀赴会式的英雄的描写并不妥当，同时这时的文艺工作者所凭借的只是一种盲目的热情，在思想方面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在工具方面，我们以前写惯细腻的东西，现在和抗战配备起来便嫌它不够壮烈。在抗战以前，有人可以专在文字的清新雋永方面取胜，而抗战以后单凭文字取巧致胜也不行了。所以抗战文艺作者在思想上工具上的准备不够，使抗战文艺不能更深刻有意义，而陷于空虚或盲目的热情。

但是初期抗战文艺虽有弱点，却也有可原谅的地方，虽没有准备，而爱国之心极切，也尽了当时的责任。譬如台儿庄大战时期，前线的长官们都看不到一张报纸，所以军队虽然是不扰民的，却不免要到民家去借《三国》、《水浒》一类的书籍。每次火车到站，必有许多人等着客人，是否有报纸可以借阅。我们的士兵在前方找不到一点书报而敌兵的行军囊中却每人都可以有两本小说。所以初期的抗战文艺大量的产生，供给前方是确尽了当时的责任的。

有些人似乎是站在“文艺”的立场上说，这样会使文艺的水准降低，文艺本身是未免吃亏了。但这仅是功利主义者的看法，并不是文艺者的看法。不错，这样的文章写出来或者会影响到一个已成名作家的声誉的，但是前方有那么多人在流血，在牺牲生命，我们还应当顾及这些细微的名吗？况且抗战稍稍持久，文人自己会感到这些弱点而想矫正，而且此系于经验中得来，决不是说风凉话而已。有些人并不写文章只从旁说很多抗战文艺的弱点，而文艺工作者本人是已经感到这些弱点而设法弥补了。旁观者对于这些工作并不会热烈的帮助，而实际提出问题要求彻底改革的还是文艺者自己。

在这些弱点中，抗战文艺仍有其消极的作用，在抗战以来文人相轻互相攻击的文字和无病呻吟的文章没有了。大家一致以文艺来支持抗战，文艺者感到自己知道的太少，也不再好高立异，而切实的作一点东西了。

在积极方面，文艺者自己感到有许多问题无法把握，他们能够感到这许多问题，无疑的他们已经有进步了。譬如由文艺的通俗化问题到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在主义上应采取现实的或是非现实的，即感到文艺经验和社会经验不够，应该如何去吸收接受外来的与民间的文艺经验。社会，经济和语言文字等种种问题，在过去虽也提出讨论过，但从没有如此热烈。这些，逼迫大家接受研究批评和讨论，直接影响每一个抗战文艺者，在近二年来我们感觉到文艺应该是现实的，综合的，和本位的。

所谓文艺要现实的首先要尊重现实。在抗战之前文人的文艺为游嬉并不是大逆不道的，就在今天也并不是没有用。譬如说些笑话给士兵笑笑也是好的。但整个的说，我们避免玩弄的态度，尊重现实可以避免堕落和悲观的思想。近来当汉奸的文人，都是因为不尊重现实，不能在抗战时代改变自己享受的习惯，所以悲观了，感伤了。他们没有把中国放在世界上看一看，仅只就武器上或其他片面的看法以为中国无望，不知中国是世界中的一环，即使中国一些力量都没有，也不能让日本一口吞下，何况中国本身有其力量在呢。他们没有看清这点，所以悲观了，感伤了，投降了。聪明人反而作了愚蠢的事。假若能尊重现实的话，是必经全盘的想一想的。如今日的音乐，我们从蒙古到广东，从青海到浙江，到处都有抗战的歌声，我们中国人向来是挨打都不出声的。抗战歌曲所以能有如此成绩，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五十年点点滴滴的西乐的影响的结果。中国古乐不能成为抗战歌乐，比如用琴瑟来领导进行，不但不能雄壮，即脚步也不容易走的齐。今日之抗战音乐所以立下基础是因为音乐是国际性的，我们拿来方能建设抗战之歌。图画亦然，现在画一个老虎，而题以“泱泱大风”，仿仇十洲画一幅山川而题“还我河山”，是不能就算抗战的。中国的抗战画也是逐渐受有国际性的西画影响而成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抗战以后中国打开了世界的门，成为世界的一环，必须将世界上认为不易的真理加以发扬而成为中国的抗战文艺。我们现在已经吸取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须去吸收更多的。去把吸收来的世界文化加以消化，必须具有远大眼光才敢对中国的前途下断语，决不能以个人生活为准，单就早上没有咖啡吃对中国悲观是不行的。我们决不能逃避现实，而更应抓住现实，针对着初期抗战文艺的贫弱、肤浅，我们要把现实放在作品中，把眼光放远一点，不仅要有抗战的信念，并且要有建国的信念，才能建立起抗战文艺。

关于文艺必须是综合的，是指我们的“认识”说的。初期抗战文艺的所以空洞，正因为我们的认识是片面的，是间接的。要打算把文艺水准提高，必须增加认识。比如，我没有到昆明以前，只知道北京是一个大城，昆明大概是一个荒凉的野地，不知到了昆明以后，昆明也是这样好，看到我们有这样大的土地，我们就认识我们的力量，决不会很快就完的。不过我们的弱点是很多的，我们应该认清这点才能矫正初期抗战文艺的空洞，作家必须是全民族的心灵，这样才能描写抗战。抗战初期的文艺是不够的，那只是高射炮的破片，并不是重轰炸机。

我们今天写文章，应该让自己的心和社会同样的跳动，否则决写不好。我们不能象过去一样自居为高等华人而去可怜一般人民，须知每一个简单士兵的描写实在是代表全部文学史的。中国几千百年都以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一个农民去参加抗战的队伍，辗转经过许多地方，使用新武器来打仗——这是千百年文化的综合，不看清楚这点，就无法描写。

所谓文艺是要本位的，是一技巧问题，世界的眼光和本地风光的本位技巧并无冲突。外来的固应该接受，本来所有的亦应学习，我们需有现实的眼光，不能象五四时一样永远模仿西洋的语言和技巧，也须用自己的语言和技巧完成自己的东西，明日之文艺必须走这条路。抗战初期作品之浮浅，描写的潦草，是由当时印刷条件，与民众急需抗战读物的条件而决定的。战争的延长，文艺此后会依着上面三个原则渐渐发展下去，生长起来，我们决不以抗战初期作品是浮浅而悲观，觉得它无用，要以它的发展来注视。现代文坛的沉寂，大概便因一部分人在埋头著作，或搜集写作材料，不因为印刷之困难，材料收集之不易，作家生活之困难，而不能有显著之成效，这是希望社会上给予帮助的。

民族形式问题

抗战以来，我们感到文艺的最大的缺点是未能深入民间，抗战前很少有人到民间去。抗战后写家们深入到军民中，才知道民间根本不知道新作家的作品。这使大家知道必须研究如何才可使民众知道，于是他们发现这不知道的原因主要是文法，叙述的方法。西洋的结构与中国的平铺直叙不相合，此外还有语言问题。文人遇到了这些事，便提起了如何大众化的问题，如何通俗化的问题，以习惯的五四以来的白话去接受民间文化，仍有大隔阂，因为民间仍有他们的通俗读物，我们若是全盘用民间固有的东西，那就投降了他们，文艺本来是领导他们的，决不应当投降他们。他们当中有活语言但也有已死的，所以有时我们利用它时就感到困难，如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很难加入民间的鼓词中去。

有一种人主张不为文艺着想，照着民间式样加入抗战的材料，一点一点教育民众，这是教育问题，不是文艺家的事。现在中宣部教育部有人在那里作这样的事，他们只是减少一点腐败的，增加一点新的，这就是旧瓶装新酒的办法。

第二种人主张要保持文艺性，虽然仍用旧瓶，但仍顾虑到文艺性，此种人对地方东西很有研究，不过他们仍受限制，如何用旧戏来写现在的事，有时驴唇不对马嘴，因既用旧形式，要用旧故事写才好。因为旧事情表示新思想有时就不可能，新思想与旧形式不会相合的，所以这种办法只能延长老的生命，在抗战中也许有一点作用。但究竟因了限制，如只能用岳穆激动抗战忠心，但不能指导目前如何抗战。

第三种作者不主张用旧瓶，但受第二种人的影响，他们仍按自己创作的方式去做，不过没法使文艺传入民间，但不套老套。这时候传来苏联的“民族的形式，革命的内容”的口号。

这个口号在苏联本是容易解释的，因为苏联民族复杂，各民族发展自己的东西，只要内容为革命的就成了。但在中国自古以来大部分全用汉文，所以这问题成了专对汉文讲，结果就成了接受自古遗传下的宝藏问题，但这接受是指《红楼梦》呢？是指《水浒》？或者指《离骚》？都无一定标准。因而转成民间形式问题，这与原来的意思不同了。假若这问题放在藏蒙苗胞等身上，便可成为“民族形式抗战内容”，与原旨相符。可是，大家没有这样讨论，结果“民族”几乎变成“民间”了。民间现在活着的东西如何应用，与民间的形式问题的讨论很多。现在大致概括为两种：（一）现在活在民间的文艺，结构虽不大完美，但它的形式，描绘，词句，是我们所不及的。这一派人于是主张我们要从这些口头的活文学去学习，去发展它，才可得出真正民族形式，这就是说从固有的东西中建设起新的文艺来。

（二）另一部分人认为文艺必须是创作的，决不能模仿，要顾到言语美，描写的特色，但是民间固有的东西不足为新文艺的源泉，讨论详情不细述，不过今年春天已算终止，胜利是属于后者。

这次讨论有很好的作用，我们由讨论中发现了活的文艺，有许多人便在研究同一故事怎样在各地有不同的表现方法，这是很有用的考察，同时因考察而生出许多问题来，这些将来又对我们的创作必有很大帮助。

我个人的经验：觉得把握旧瓶装新酒的问题太复杂，技巧之把握就须费许多时间，如旧戏就有服装，脸谱，台步，歌唱等问题都须研究，因为只有技巧熟了，才动得笔，而且就是把握住以后，新旧仍不易调和，如“地溜平”、“马能行”、“马代战”等已不使用，但新言语又因音韵等问题而不易用，顾新就不能顾旧，多一分旧便少一分新，二者是不易调和的，如全用新方法，我可以很顺利的去写作，一顾到旧，则写出的东西失去了活泼，且写起来很费时间，所以，依我的意见，我是赞成仍沿用我们五四以来的文艺道路走去，只要多注意自然，不太欧化，理智不要妨碍感情，这是比较好的一条路。主要的问题在深入大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更深的同情他们，这比只知道一点民间文艺的技巧，更为确实可靠。

另外，我敬告那些在动手写大鼓书，金钱板的青年们，为练习写作，不应由此开始，因为写起来并不容易，且足耽误了练习写小说、戏剧的时间，研究则可，决不要当作学习写作的入手方法。

第三讲文艺各部门发展情形报告文学与小品文

五四以来在文艺中最成功的是小品文，一方面因为社会客观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因为有许多杰出的人材如鲁迅先生等的著作。抗战以后小品文渐渐减少，一种报导的文学代替了它。因为大家注意到各方面，尤其各战区的情形战报更为人急欲知道。其次，要归功于青年记者的努力，他们冒险到火线下，到后方刚开辟的地方去，又得到前方官兵的爱护帮忙，就产生了这样报导式的文章。而且小品文总含有一点讽刺，是短兵相接的武器。五四以来旧社会不应存在，正好用它攻击。抗战以后揭开了多年的积愤，打开正面攻击，不必再用讽刺式的攻击，故小品文乃渐衰，报导文学代之兴起。固然小品文不会被报导文学代替，不过目前减少了一点而已。

报导文学兴起有许多好的影响，他不但使新闻有了文艺性而且使一切文章都有点文艺性。这是很重要的。英法人写书，即令与文章无涉，也写得很好，如罗素写的文章本身就是文艺，文章本身就可以教育人，所以好的文字本身就是教育工具。我们愿将这一点提出，不论写什么应写得生动有趣，才能将知识传得更广远。报导文学什么都写，写新闻必求经济，有文艺性，才能影响一切都文艺化一点。

近来情形又有变动，因战事之延长，简单之报导不能使人满意，大家知道了战争的复杂，所以也需要多谈问题的著作。报导文学以白话为工具，遂易模仿，成为千篇一律，层层相套的文章。结果文艺反而新闻化了，这是要不得的。不过，假若有人搜集抗战史实，此种报导可供给很多材料。这可说是空前的。中国过去千百年的变动，遗留下的材料却极少，如太平天国是多大的事情，而留下的材料却不丰富。其他各代之兴亡亦没有充分之史料。这次抗战因有报导文学，史料之多必定是个大成绩，这应该感谢新文学的工具，若没有五四以来的文体做工具，报导文字是不会有这样多的。抗战以来之小说

报导文学在抗战初期是天之骄子，几乎连小说也代替了。小说主要在创作人物，抗战初期写小说的有的也来写报导文学，因为他们在前线没功夫来写小说，只能写成漫画式的文章，所以小说渐衰了。但实际上小说也还不少，各地仍有作品出版，但因邮递不便，各地不能看到新东西（如商务印书馆一年出版的三百多种新书，我在兰州时已是十月中只看到两种）。此点，全学界似应发起一种运动请求政府予书报以运输的便利，才能使抗战文艺发达起来。

小说自五四以来，本是比较占优势的，但抗战期间为了配备抗战，诗歌、戏剧反而赶过了它。因为戏剧、诗歌能应抗战需要，可以救急地很快写出来，而且能马上收效。如朗诵诗可马上在群众中引起反响，戏剧更不要说了，小说无此便利，必须印出来放在人眼前才行。不过无论如何小说仍保持其优点，它可以详密的描写，不受限制；诗就有形式的限制，戏剧有舞台的限制。而且小说能写各个方面，材料也比较多。有人攻击抗战文艺作品空虚，也多是因为他们没看到新近的小说。

抗战以来小说中生出了一种典型，这不是抗战初年的英雄主义复活，而是写新英雄之如何产生。此种典型给我们现在中国人一个新的估价，如一个农民带着他旧的伦理观念，旧的理想，遇到了战争而发生恐惧，经过种种变动才到了战场，变成全民抗战的一员战士。他由自私，有时愚蠢的生活，过渡到团体生活，渐渐明白日本是我们民族的仇敌，及中国如何能抵抗日本。由此我们可看出在这样一个农而兵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部文化变化史。一个中国农民如何由落伍的乡村脱出，而参加了国际战争，可以知道中国是如何在变动着。在民族形式试验中，也以小说为最成功，因为小说选择语言容易，不象诗那样困难。它可以利用固有的凝练的笔法来书写，来反映这大时代的变动。用旧的笔法，旧的结构来写新的人物，可以看不出痕迹。用旧法传达新的思想，只有小说为最成功。

因为小说有以上的优点，所以介绍到外国的也以小说为最多。以前，文协在香港有一个杂志专向外国介绍中国文艺（现已停刊）。最近又编了一部世界语译的中国抗战文艺；复编有中国抗战文艺专号，在苏联国际文学刊登；这当中都以小说为多。不过这些都只是短篇、中篇，关于长篇还没有。这有两个原因：（一）作家保留慎重的态度，譬如我已几年不写小说了，因为以前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写，而现在必得知道许多事才敢写；（二）许多朋友有材料，但他们在前方不能安静地写。所以只有希望战后有许多伟大的作品产生。现在老作家不敢写，我很希望青年来写。去年我看过了二十几本征来的小说，希望能选出几本来，但经过六人评定，结果没有当选的。由这些小说中找得出几句要告诉写文艺的青年们的话。

材料是不成问题的，如果在流浪中，他们就可取得很多材料。而且有许多人在军队中生活着，取材亦易。但他们的缺点，不知道整理材料，全篇中不能抓住故事中心，不知如何控制材料。如写高射炮射击，他们就由炮身如何随红轮绿轮转等描写。而不写轰炸后的效果，与我们如何不怕轰炸的勇气。小说之效果要出报告更重要。这应记住。

其他重要的缺点是他们的作品中无人，写着写着就不知人到何处去了。他们也不知道解释，即由事实中找出建国的大路。他们抓住了现实，而没有眼光与理想。他们以为现象就是现实，其实现实是更真于现象的。我很希望这些青年要知道如何控制材料，创造人物，有眼光。另外在后方生活从未上过前线的青年决不要写前方的事。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反映着抗战的，后方的材料还多得很。以我看将来最多的作品还是小说。

诗歌

近代在西洋有许多人注意到一件事，诗和音乐分了家，如何再合起来。古时舞、乐、诗是不分的，但到一个时候以后便分开了。现在一般人又注意到此点，但是社会已变，恢复原状是不容易的。中国旧诗也渐渐地与乐分了家，但仍含有一点音乐性，可以诵念，而新诗与音乐离得更远了，因为新诗的字尚没有经过文艺的锤练，旧诗的词汇多是经过磨练而成的，而新诗不能利用这些词汇。如“青山在”在人听来有一种明确的观念，有一种美感，而新诗的字因为它新，不但无明确观念，且无音乐之美。且写诗的多用自己的官话，福建人写的广东人读来就不顺口悦耳了。有一种新诗颇有音乐性，但近于打油诗，好听而少价值。五四以来的诗人，都注重思想深刻，因而求助于欧化的文法。结果诗有意境，而句子生硬，颇难朗诵。

抗战救了诗。抗战后歌曲最先出风头，诗与歌接近，歌更受音乐左右，于是诗亦以音乐为条件之一。因歌之成功，诗便向音乐走了来，同时为了宣传，诗必不能只顾到看，而忘了听。特别是在教育不发达的中国必须诵给大众听。抗战中看到这需要，而且诗在接受音乐上也容易，所以诗就容易有成效，民间许多东西皆为韵文，故诗最容易接受这些。抗战后一部分人便来试验用这种旧形式，另一部分人则仍用他们原有之写法，不与旧的联合，但也注意到朗诵问题，音乐性问题，于是朗诵问题成了两方面的共同要求。

同时在模仿旧形式中，为了研究固有的东西而发现了大鼓书、金钱板等，不单是一首诗而也是一个人唱的戏，一个人来唱出各样人的多种动作。这就引起了我们新诗人的注意——诗不单是平面的，而且要立体的。五四以来的诗多是描写自己的感情，而现在发现这种东西中有人，有物，有风景，可教训人。他们就拿这些扩大了诗的领域。而且抗战现实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也足丰富了诗的内容。

且民间诗多简练，明白，这些使诗人知道在一种言语之节奏中是固定的。民间诗确能使人口，心，耳舒服感动，这是五四以来诗人疏忽的一点。他们再不用小我的感情来抒写了，而用全民族的感情来抒写。他们一方面注重到朗诵的问题，一方面写起感情大，材料多的长诗来了。在去年一年中诗的地位提高了，不再是只登在报屁股上的东西，而在报上占显著地位了。

第四讲文艺各部门发展情形（续）

诗与朗诵

上一讲说到诗的地位提高了，但他仍有弱点存在，虽然有朗诵运动在推动它，但文言的成份仍存在着。假若用旧诗朗诵，当然不易懂，但用文言白话混杂的诗来朗诵，同样亦不易懂。我们知道新诗的词汇，不是千锤百炼得来的，所以在作诗时不得已而用旧词，这是实在当消灭的。而且新诗感情也嫌不浓厚，以歌来说亦然。抗战以来歌有感情的很少，全是标语凑合，如无谱更可看出它无感情，这是我们的失败。这一点一部分因为我们对事物认识不清，对人生体验不够；另一方面因为作家都由学校出来，过惯了小圈子的生活，对整个社会生活认识，感觉都不深刻。

许多青年们好写诗，可是我劝青年们不要以诗入手，因为由观念到另一观念的路子尚未走好，对一幅图象到另一幅图象的作法更不会成功。诗不是分行写的散文，就是说诗的一切全是创造的，它的言语，文法，音乐，思想，感情都是由创造而溶化起来成另一种新的东西；而散文却只求能明晰表达思想感情即可。诗是不能翻成散文的。

近年来朗诵的情形：关于朗诵的方法主张很多，但目的上都在恢复诗的音乐性。即不为宣传也要朗诵，因为抵抗旧诗即当在音律上，音节上和旧诗抗衡。这可不是说在格律上，韵调上我们应去仿古，而是我们要在现代言语中找出它的美点来。

对写诗，我是无经验无天才的人；但为了民族与形式朗诵问题的试验，我想看看接受遗产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如何来接受？我就写了那首诗——《剑北篇》。我自己觉得这首诗可以朗诵，别人念了，也觉得可以上口；于是我确实知道新诗是可以朗诵的。我并未用典故，但在美的观念上我接受了旧的，即旧诗中以为美者，我就仍以为美。如雨打到荷叶上，旧诗中以为是美的，我仍照样用了它。另外每句我都用了韵，这是受北方大鼓中所谓“楼上楼”“叠翠”的影响。结果朗诵上我觉得满意，但以诗言却失败了。我虽然仅接受一点观念，但已显得陈旧，没有新诗的活泼气象。而且用韵太多，过犹不及，写起来也很受限制，一天只能写几行。句句有韵，施之大鼓则有个腔调，不著痕迹。说话式的朗诵就因韵太多，而喘不过气来了。

（当场朗诵《剑北篇》一节）

上面一段朗诵，听是很好听，可是写就费事了。因为限制太大，费了不少心血而还没有新诗应有的活泼。刚才是我的一种念法，还是以一个句点为一顿的念，不依韵来念。有的人是按着韵念的。还有一种是缓缓的念成一种腔调，这种适宜于广众间；而我的则适宜于几个人听。前者与旧诗念法差不多，但有时因声音拉得长，使人抓不住中心。而且白话中的虚字如“的”，“吗”，“了”，“呢”很不易读好；拉声太长，会引人发笑；壮烈的情绪有时因拉得太长表现不出来了。另外还有一种人，他们以为只有腔调仍不完全，主张用地方上的音乐配诗，可以引人入胜，易于被民众接受。这是接受了民间形式，这种也许可以代替了民间的大鼓书，鼓词之类。这是已有的几种朗诵方法，以后还许有其他方法。这几种如何发展，还不能知道，但朗诵运动确是有益的努力。抗战的戏剧

戏剧是抗战中最发达的一种，因为它是活人表现活人，有直接感动人的效果。但它还有许多缺点，区域上可说是空前的广阔，但剧本的供给仍不充足。这当由写家负责，因为以前在上海等地每次演戏，多由写家与演员联合掏钱，所以他们不能不讲生意经，连导演也相同。结果他们的剧本注意到生意经而往往不是用全力顾及文艺。这不得已的办法，在抗战戏剧中仍未全失。后方剧本有限制，长短要适合，也要俏皮，能吸引观众，但这种剧本不是不适于前方的。前方特别需要独幕剧，而后方不能供给。另外前方有剧本而不精彩，没人写得好。后方有剧本，但前方不能用。

演员方面亦同，前方演员多为流亡的男女学生，跟着军队，做政治宣传工作。他们的演技修养当然不够，而后方演员只重个人之声誉，往往认为角色不合，不能作戏，就不愿扮演。前方演员缺少修养，后方演员或重个人，结果当然不会有很好的成绩。剧本不能配合战争，抗战局面日变的剧本不能跟着前进。人材上也不能交流，有经验的不能上前方指导，前方演员也难到后方学习。戏剧虽发展得很广而速，但并没有得到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好。

在道具，服装，灯光上后方是进步了，但缺点是往往为布景而布景，与剧情未必相合。服装亦然，衣饰很好而往往忘记了配合剧情。前方则一切都缺少，布景，道具，灯光全没有。可是有时他们用汽灯、马灯来做成很好的灯光；以三两个小东西创出很好的效果来。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将来是有很大贡献的，因为我们国家不很富足，而戏是要演的，只有用此方法才可使戏剧运动普遍的发展。

言语问题在前方是特别成问题的。后方都市观众水准较高，所以无论是那种不正确的官话都可听得懂。前方观众欣赏力差，语言稍有隔阂，他们就听不懂了。所以他们不能不有时用一个懂得方言的人来作翻译。北方有的地方称看话剧为“观大画”，就说明他们只是去看布景，而不能听到什么。语言之隔阂问题的重要可想而知。

动作问题亦然，英美经几百年研究得来的姿势，中国学了来，结果只高等华人可以欣赏，民众是难欣赏的。前方某次演戏时，一个女演员的姿势非群众所惯见，竟致引起很大的误会。由此我们知道写剧本，一定要使一切合于中国味，是本色的，全象中国人；不要受英美法等国技术的限制。永远的模仿，永不会伟大的。后方的演技交流也会供献出一点东西来的。

话剧以外，歌剧很可怜，所谓歌剧有时只是几个通行歌曲的连合。在目前的一切条件未具备的时候，歌剧是不会成功的。现在有些大合唱，在合唱中有人出来说白，或单唱，略具歌剧的成份，仍不能算歌剧。歌剧在当下的困难条件下是不会成立的。不过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热心是需要我们同情的。

因此，我们就想到了旧剧的改良与利用，不过经过几年来的研究，仍未得到什么结果。现在将改良的几个方法略述如下：

（一）仍用旧戏，极力改良其不合理的部分，即以五四以来攻击旧戏之各点来改良。这只能算去毛病，不能算建设了新歌剧。比如用简单昆腔代替二黄，因为昆腔好听，且可合唱。依我看这不大适合，因为从昆腔立场看，这是取巧，为什么不唱复杂的呢？若从二黄立场来看，这是开倒车。另外他们主张添上合理的部分，即服装上要加以考证，这就需要长期的研究，逐渐改良。但即令全考证正确亦无误，因为旧剧之行头，脸谱全成了定型的艺术美，一改未必不失去这种美。真的未必美，求真而弃美亦为一大损失。戏剧不能完全注意实感，而不注意美，所以此点也觉不妥。

（二）不改旧剧，而改剧本。这当然说不上改革。不过应抗战宣传的需要罢了。这种多为历史剧，因为时事不好表演，西安秦腔班易俗社可是用旧戏来演时事。这里教育成分较多，说不上改革。这种剧本看起来好象很容易写，因为形式是一定的，但实在情形并不如此。前方民众要知道的是完整的故事，应从头到尾，话说了再说，不能一溜就过去。结果我们所写的就往往太简洁，而不为民众所喜。而且民间的剧本，是由多少年修改成的，能博得民众的欢心，因为民间的剧人知道民众需要什么。我们亦应注意民间的心理，要洞悉民间生活，才能成功。若只顾到剧本的完整，反失宣传之效矣。

（三）演旧剧不要行头，即用现代服装，但仍用马鞭等。这是因为知道旧剧有宣传的力量而又无法备办行头才想出的妙法。这种戏的内容是民间的，现实的。如扮个老太婆一手拿了红缨枪在守卫，这一种戏因为服装是现代的，反更显得亲切，内容又是民间的，所以宣传上确实压倒一切。由此也可看出旧剧，一个定型的东西改革之不易。因为它是完成的艺术，故弃之可惜，改之又不易。新的歌剧，必须从头建设起来。旧的如何保留，将来歌剧是如何样式是不得而知的。

另外最近一个不好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抗战以来二黄传到大后方来，有许多地方戏受了它的影响，而在逐渐改变。研究戏剧的人对此当充分注意，不要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丧失。如湖北的花鼓戏，因不能在湖北演唱，移到四川，他们就用二黄的锣鼓，且加入二黄腔调。结果原来的二百多个调子现在只能唱两三个了，这种损失多么值得注意。

就以上四天所讲，我们可以知道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大概，由这些发展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将来要有一种什么文艺，但是文艺是与客观环境有关的，只要客观的条件允许，明日的文艺，将是大有希望的。

（由北汜、田堃、运燮、田甘记录）

载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月《国文月刊》第十四、十五期

老舍幽默诗文集序

不断的有人问我：什么是幽默？我不是美国的幽默学博士，所以回答不出。

可是从实际上看，也能看出一点意思来，虽然不见得正确，但“有此一说”也就不坏。有人这么说：“幽默就是讽刺，讽刺是大不该当；所以幽默的文字该禁止，而写这样文字的人该杀头。”这很有理。杀头是好玩的事。被杀者自然也许觉到点痛苦，可是死后或者也就没什么了。所以说，这很有理。也有人这么说：“幽默是将来世界大战的总因；往小处说，至少是文艺的致命伤。”这也很有理。凡是一句话，就有些道理，故此语也有理。

可是有位朋友，大概因为是朋友，这么告诉我：“幽默就是开心，如电影中的胖哈台与瘦劳莱，如国剧中的《打沙锅》与《瞎子逛灯》，都是使人开心的玩艺。笑为化食糖，所以幽默也不无价值。”这很有理，因为我自己也爱看胖哈台与瘦劳莱。

另一位朋友——他去年借了五十块钱去，至今没还给我——说：“幽默就是讨厌，贫嘴恶舌，和说‘相声’的一样下贱！”这很有理。不过我打算告诉他：“五十块钱不要了。”这也许能使他换换口气。可是这未必实现；那么，我得说他有理；不然，他更不愿还债了。万一我明天急需五十元钱呢？无论怎样吧，不得罪人为妙。

这些都很有理。只有王二哥说的使我怀疑。他是喝过不少墨水的人，一肚子莎士比亚与李太白。他说：“幽默是伟大文艺的一特征。”我不敢深信这句话，虽然也觉得怪有理。

更有位学生，不知由哪里听来这么一句：“幽默是种人生的态度，是种宽宏大度的表现。”他问我这对不对。我自然说，这很有理了。学生到底是学生，他往下死钉，“为什么很有理呢？”我想了半天才答出来：“为什么没有理呢？”

以上各家之说，都是近一二年来我实际听到的，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公式，大家都对——说谁不对，谁也瞪眼，不是吗？

此外我还见到一些理论的介绍，什么西班牙的某人对幽默的解释，什么东班牙的某太太对幽默的研究，……也都很有理；西班牙人说的还能没理么？

我保管你能明白了何为幽默，假如你把上面提到那些说法仔细琢磨一下。设若你还不明白，那么，不客气的说，你真和我一样的胡涂了。

说起“胡涂”来，我近几日非常的高兴，因为在某画报上看见一段文字——题目是《老舍》，里边有这么两句：“听说他的性情非常胡涂，抽经抽得很厉害。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胡涂，也许是很对的。”“抽经”的“经”字或者是个错字，我不记得曾抽过《书经》或《易经》。至于“性情非常胡涂”，在这个年月，是很不易得的夸赞。在如今文明的世界，朋友见面有几个不是“嘴里说好话，脚底下使绊儿”的？彼此不都是暗伸大指，嫉羡对方的精明，而自己拉好架式，以便随时还个“窝里发炮”么？而我居然落了个“非常胡涂”，我大概是要走好运了！

有了这段胡涂论，就省了许多的麻烦。是这么回事：人们不但问我，什么是幽默；而且进一步的问：你怎么写的那些诗文？你为什么写它们？谁教给你的？你只是文字幽默呢，还是连行为也幽默呢？我没法回答这些问题，可是也没法子只说“你问的很有理”，而无下回分解。现在我有了办法：“这些所谓的幽默诗文，根本是些胡涂东西——‘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胡涂，也许是很对的。’”设若你开恩，把这里的“也许”除去，你也就无须乎和个胡涂人捣乱了。你看这干脆不？

这本小书的印成，多蒙陶亢德与林语堂两先生的帮忙，在此声谢；礼多人不怪。

舍猫小球昨与情郎同逃，胡涂人有胡涂猫，合并声明。

老舍狗年春初，济南

载《老舍幽默诗文集》，一九三四年四月时代图书公司初版

连环图画

歌曲图画的宣传力量，在今日，实远胜于文字。文字宣传品尽管力求通俗，怎奈大家目不识丁，还是没用：百分之八十的同胞们是不识字的。

歌曲与戏词，俗而能唱，在大家的口中，自比印在纸上的黑糊糊一片强的多。

歌曲尚须有人教给，图画就更好更省事。有目俱睹，童叟无欺。在精神的食粮中，此为米面，居第一位。

不过，艺术家往往抱着既成的理论与方法，不肯舍弃自己的法宝，而俯就民众。于是爱国虽不甘后人，而抗战书画仍须本着派路家法，苦心的画出，十分精到，可是大家望望而去，反倒花一分钱去看西洋景。

据我看，艺术家并无超特之权，把救国的责任轻轻放过去，而专虔诚礼拜艺术之神。前线的健儿为国流血的有那么多，艺术家为何不应牺牲了自己的那点艺术成见，而看事作事，为国家尽点力呢？即使这是有损于艺术家的尊严，大概也比作亡国奴强吧？

连环图画在平日就有极广大的势力，今日更成为最有效的宣传品。可是抗战连环图画向不多见。这种画须平凡通俗，显明如年画，简单如小学教科书的插图；这恐怕就是一些画家所不屑为的。同时，若是用新画法作出些人不人鬼不鬼的玩艺，画家虽自喜成功，线条有力，构图满意，怎奈民众又摇头说不懂。二者没法俱胜，总得有一面投降的。在这时节，艺术家向民众投诚是光荣的，因其表示出爱同胞之心大于一切，“抗战第一”有了着落也。

希望多出些抗战连环图画！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抗战画刊》第一一期

灵的文学与佛教

前十多年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一点佛教的学理。那时候我在英国，最容易见到的中国朋友是许地山——落华生先生，他是研究宗教比较学的，记得他在牛津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有一篇讨论《法华经》的文章。该时我对他说：我想研究一点佛学；但却没有做佛学专家的野心，所以我请他替我开张佛学入门必读的经书的简单目录——华英文都可以。结果他给我介绍了八十多部的佛书。据说这是最简要不过，再也不能减少的了。这张目录单子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可是，我始终没有照这计划去做过。因此，我至今对于佛学，还是个陌生者，并不认识佛学是甚么；在座的诸位，都是研究佛学的专家——和尚，在这儿我是没有谈佛学的资格的，是以我现在抛开佛学不谈，来对大家说点关于文艺方面的话，其实我对于文艺也还不十分明了，不过，比较谈起佛学来，总稍清楚些，至少八十部的文艺书我是念过的。

在西洋文学里，有一个很使大家注意的人——但丁，他是中古时代意大利的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我们知道：研究中国文学的就得念屈原的《离骚》，研究英国文学的就得念莎士比亚的作品，研究意大利文学的也是一样，就得念但丁的著作。但丁的作品是很多的，然在他很多的作品中，有一部最伟大，最成功，而在世界上又最著名的，叫做《神曲》；这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样，是他个人最成功的作品，也是任何研究文艺的人所必要念的一部作品。

《神曲》的内容，分为三部：第一部讲的是地狱；第二部讲的是地狱与天堂之间的事；第三部讲的是天堂。他的体裁是用诗写的——是世界最伟大的长诗。这部作品是伟大，我们撇开他文字美和通俗不谈——但丁的以前的文艺是用古拉丁文写成的，他这部《神曲》则是用纯粹意大利白话写成的。——单就他替西洋文艺苑开辟一块灵的文学的新园地的这一点来说，也就够显出他的伟大了。

西洋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都不曾说到“灵魂”这东西，以为人死了就完了，没有光明，也没有希望，没有黑暗，也没有恐惧，这一人生过了，什么也都完了，虽罗马文学里有少数的作品说到“地狱”这个名字，但只是渺渺茫茫的一个阴影，并未说出人死了以后，为什么会生到地狱里去？既生到地狱里去了，其中生活又是怎么样？只是隐隐约约的指出个地狱的名罢了。到了但丁的时候，他就谈到地狱及地狱中怎么样了，这在他最伟大最著名的《神曲》作品中，第一部就是讲的地狱，可以想见他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徒，但天主教所奉的圣经里并未说到地狱的情形怎样，可是信奉该教的但丁，却离开了圣经，大谈特谈谈地狱的景况，描写其地狱的惨状，这也许他是受了东方文化——佛教的影响。在中古时候，罗马教皇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者，他的势力比谁都大，谁也不敢触犯他，各国的王位都要向教皇奉承，甚至做皇帝的要双手捧教皇脚上的马。可是但丁这位先生，却大胆地把教皇活生生地下了地狱，这种思想，颇与佛教的平等思想相吻合。当时中西交通已不是闭塞，东方文化输入于西方的很多，其中也许有些佛学的东西，传播到那边去，而受了东方文化的影响，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思想。他谈的地狱，与中国所传说的地狱，很有点儿相象，且比中国所传说的还要有系统些，有条理些，而地狱的层次描写得很详尽。犯某些罪的就落于某一层地狱，作奸犯科，不忠不信的人们，固然有上刀山下油锅的一类刑具给他们受，就是不尽忠于宗教的教徒，也有固定的受罪处。地狱之外有一座山，从地狱中，悔悟出来的罪犯，就在那座山上修持，背后拴着一块大石，行路的时候，慢慢儿走，地上写着“人要谦卑”的四字。在这里修行够了日子——经过一百年或五千年不等，就可升天，天的组织，也有其层次的。这一层天生怎样的人，那一层天生怎样的人。讲义气的应该升什么天，行孝顺的应该升什么天，信宗教的应该升什么天，乃至你做了什么好事，就升那一层的天。

在古代的文学里，只谈到人世间的事情，舍了人世间以外，是不谈其他的，这所写的范围非常狭小。到了但丁以后，文人眼光放开了不但谈人世间事，而且谈到人世间以外的“灵魂”，上说天堂，下说地狱，写作的范围扩大了。这一点，对欧洲文化，实在是个最大的贡献，因为说到“灵魂”自然使人知所恐惧，知所希求。从中世纪一直到今日，西洋文学却离不开灵的生活，这灵的文学就成了欧洲文艺强有力的传统，反观中国的文学，专谈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一部和《神曲》类似的作品，纵或有一二部涉及灵的生活，但也不深刻。我不晓得，中国的作家为什么忽略了这个，怎样不把灵的生活表现出来？

佛教与人世间，可说简直是打成一片的了，北方有名山的地方，一定也就有所宝刹，这种天然之美与人工之美的混合物，在建筑上雕刻上绘画上的艺术观点说来，处处都给予人们的醒目，处处都值得吾人的称颂。讲到建筑，一定先从佛寺说起，因为教徒们已将人间的一切美都贡献于佛了。巍巍壮严的佛像，堂堂皇皇的殿宇，使人看了，不期然而然的肃然起敬；佛像可以代表中国一部份的绘画，看吧！没有一个名画家不会画观世音菩萨的。谈到中国的雕刻，可说全部都是佛教的。若不是古希腊的雕刻传到印度，由印度传到中国，西洋的近代雕刻画也许不会输入中国的。故从这三方说来，中国的雕刻绘画建筑都离不开佛教的，而且它与人世间打成一片了。中国是礼乐之邦，但至今不保存，现在社会上的人，既不讲礼，又不谈乐，惟有中国的和尚，在诵经的时候，敲打着乐器，那乐声传播出来，比吹喇叭还动听些，所以中国的人世间，只有在佛教中得到一些崇高的感觉。佛教虽给予人世间的一种崇敬人世间分不开，但事实上，我国的人民仍都是善恶不辨，是非不明，天天在造恶，天天在做坏事！最奇怪的，中国文学作品里没有一部写劝善改恶的东西，很多的书本里，虽也有些写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字眼，但都不是以灵的生活做骨干底灵的文字，至于象阴骘文这类的著作，虽也可称为导人向善的文字，然总不是文学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些劝世文罢了。尤令人莫名其妙的，就是那类最坏的书——使人看了会上当的书，也在说是劝善的作品，没有灵的文学出现，怎能令人走上正轨，做个好好的国民？然而就我研究文学的经验看来，中国确实找不出一部有“灵魂”的伟大杰作，诚属一大缺憾！佛经是不谈，小说也不谈，戏剧的南方的僧人，虽也整天在努力讲经，到处弘法，劝人念佛，叫人行好事不要做坏事，或三五成群聚集一些老太婆说个把为善的故事，可是这些不但没有文学的价值，且使讲者自讲，听者自听，对方总是不明白佛经的，虽不无利益，但收效果毕竟是很少的。

中国可以说是一个佛教国，因为人民缺乏灵的文学底滋养，结果我国的坏人并不比外国少，甚至比外国还要多些；大家都着重于做人，然而着重于做人的人，却有很多简直成了没有“灵魂”的人，叫他吃点儿亏都不肯，专门想讨便宜，普遍的卑鄙无耻，普遍的龌龊贪污，中国社会的每阶层，无不充满了这种气氛。在这个抗战胜利努力建国的现阶段，不顾国家人民福利专为自私自利大发其财的大有人在，象这样卑污龌龊的国民，国家会强盛吗？

谈到中国灵的生活，灵的文学，道教固然够不上——因为他是根据老庄哲学，再渗点佛教等色彩而成的宗教，就是儒家也没有什么，唯有佛才能够得上讲这个；佛陀告诉我们，人不只是这个“肉体”的东西，除了“肉体”还有“灵魂”的存在，既有光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这种说“灵魂”的存在，最易激发人们的良知，尤其在中国这个建国的时期，使人不贪污，不发混账财，不做破坏统一的工作，这更需要佛教底因果业报的真理来洗涤人们贪污不良的心理。中国的佛教，已宣传了将近两千年，但未能把灵的生活推动到社会去，送入到人民的脑海去，致使中国的社会乱七八糟，人民的心理卑鄙无耻，这点我们不能不引以为遗憾！而一些信佛的老公公老婆婆，大都存在着一个老佛爷会来保佑他或她的一切的观念；这样的信佛，佛学怎样推动？社会岂得不糟？而佛教又何能不衰？我们要告诉他们，佛不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老板，他不能保险你的一切！我们对于这种不正确的佛教徒，要他来干吗？根本就要打倒！

中国现在需要一个象但丁这样的人出来，从灵的文学着手，将良心之门打开，使人人都过着灵的生活，使大家都拿出良心来，但不一定就是迷信。想推动中国灵的文学，灵的生活，平常人是不容易做到的，这重任只好落在你们和尚身上，因为你们富于牺牲精神，常人做不到的，你们可以做到，常人穷奢极侈的享受，你们可以置之如敝屣，你们知礼法，能为人，有勇敢，有毅力，对佛学又有深刻的认识和研究，故这责任非你们来负不可；但光靠佛经来推动那还是不够的，因为佛经太深，佛经太美，令人看了就有望门兴叹之感！以我对许先生给我的佛学入门的书单现在尚未着手去念为例，就可知道佛经研究的不易，倘若给予我十年或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经也许会懂得一点佛理，但这机会始终就没有。凭我这样研究佛学尚且感到如此困难，一般的人那就不用说了！

诸位都是研究佛学的和尚，如果能够有一二位对我今天所讲的话感到兴趣，发心去做灵的文学底工作，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心，这样，可以说我讲的一点小意义发生了作用！

载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佛学月刊《海潮音》第二十二卷第二号

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

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是从他的著作中见到的，我没有与他会过面。当鲁迅先生创造出阿Q的时候，我还没想到到文艺界来作一名小卒，所以就没有访问求教的机会与动机。及至先生住沪，我又不喜到上海去，故又难得相见。四年前的初秋，我到上海，朋友们约我吃饭，也约先生来谈谈。可是，先生的信须由一家书店转递；他第二天派人送来信，说：昨天的信送到的太晚了。我匆匆北返，二年的工夫没能再到上海，与先生见面的机会遂永远失掉！

在一本什么文学史中（书名与著者都想不起来了），有大意是这样的一句话：“鲁迅自成一家，后起摹拟者有老舍等人。”这话说得对，也不对。不对，因为我是读了些英国的文艺之后，才决定也来试试自己的笔，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下至于乌德豪司与哲扣布也都使我欣喜。这就难怪我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对，因为象阿Q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们简直没法不受他的影响；即使在文学与思想上不便去摹仿，可是至少也要得到一些启示与灵感。它的影响是普遍的。一个后起的作家，尽管说他有他自己的创作的路子，可是他良心上必定承认他欠鲁迅先生一笔债。鲁迅先生的短文与小说才真使新文艺站住了脚，能与旧文艺对抗。这样，有人说我是“鲁迅派”，我当然不愿承认，可是决不肯昧着良心否认阿Q的作者的伟大，与其作品的影响的普遍。

我没见过鲁迅先生，只能就着他的著作去认识他，可是现在手中连一本书也没有！不能引证什么了，凭他所给我的印象来作这篇纪念文字吧。这当然不会精密，容或还有很大的错误，可是一个人的著作能给读者以极强极深的印象，即使其中有不尽妥确之处，是多么不容易呢！看了泰山的人，不一定就认识泰山，但是泰山的高伟是他毕生所不能忘记的，他所看错的几点，并无害于泰山的伟大。

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的赞词。学问渊博并不见得必是幸福。有的人，正因其渊博，博览群籍，出经入史，所以他反倒不敢道出自己的意见与主张，而取着述而不作的态度。这种人好象博物院的看守者，只能保守，而无所施展。有的人，因为对某种学问或艺术的精究博览，就慢慢的摆出学者的架子，把自己所知的那些视为研究的至上品，此外别无他物，值得探讨，自己的心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假若他也喜创作的话，他必是从他所阅览过的作品中，求字字句句有出处，有根据；他“作”而不“创”。他牺牲在研究中，而且牺牲得冤枉。让我们看看鲁迅先生吧。在文艺上，他博通古今中外，可是这些学问并没把他吓住。他写古文古诗写得极好，可并不尊唐或崇汉，把自己放在某派某宗里去，以自尊自限。古体的东西他能作，新的文艺无论在理论上与实验上，他又都站在最前面；他不以对旧物的探索而阻碍对新物的创造。他对什么都有研究的趣味，而永远不被任何东西迷住心。他随时研究，随时判断。他的判断力使他无论对旧学问或新知识都敢说话。他的话，不是学究的掉书袋，而是准确的指示给人们以继续研讨的道路。

学问比他更渊博的，以前有过，以后还有；象他这样把一时代治学的方法都抓住，左右逢源的随时随事都立在领导的地位，恐怕一个世纪也难见到一两位吧。吸收了五四运动的“从新估价”的精神，他疑古反古，把每时代的东西还给每时代。博览了东西洋的文艺，他从事翻译与创作。他疑古，他也首创，他能写极好的古体诗文，也热烈的拥护新文艺，并且牵引着它前进。他是这一时代的纪念碑。在文艺上，事事他关心，事事他有很高的成就。天才比他小一点的，努力比他少一点的，只能循着一条路线前进，或精于古，或专于新；他却象十字路口的警察，指挥着全部交通。在某一点上，有人能突破他的纪录，可是有谁敢和他比比“全能”比赛呢！

也许有人会说：在文艺理论方面，鲁迅先生只尽了介绍的责任，并未曾建设出他自己的有系统的学说；而且所介绍的也显着杂乱不纯。假若这话是对的，就请想想看吧，批判别人的时候，不是往往忘却别人的努力，而老嫌人家作得不够吗？设若能看到这一点，我们不是应当看看自己，我们自己假如也把研究、创作、翻译，同时并作，象鲁迅先生那样，我们的成绩又能有多少呢？我们就是对于一位圣人，也应不客气的批评，可是我们也应当晓得批评不仅是发威，而是于批评中，取得被批评者的最良最崇高的精神，以自策自励。鲁迅先生能于整理国故而外，去介绍，去翻译，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事。一个人的精力与天才永远不能完全与他的志愿与计划相配合，人生最大的苦痛啊！只有明知这苦痛是越来越深，而杀上前去，以身殉志的，才是英雄。鲁迅先生的精神便是永远不屈不挠，不自满，不自馁。鲁迅先生的精神能以不死，那就靠后起者也能死而后已的继续努力。抓住一位英雄的弱点以开心自慰，既无损于英雄，又无益于自己，何苦来呢！

还有人也许说，鲁迅先生的后期著作，只是一些小品文，未免可惜，假若他能闭户写作，不问外面的事，也许能写出比阿Q更伟大的东西，岂不更好？

是的，鲁迅先生也许能那样的写出更伟大的作品。可是，那就不成其为鲁迅先生了。希望鲁迅先生去专心著作的人，虽然用着惋惜的语调，可是心中实在暗暗的不满意！不满意他因爱护青年，帮忙青年，而用去许多时间；不满意他因好管闲事而浪费了许多笔墨。

我不晓得假若鲁迅先生关上屋门，立志写伟大的作品，能够有什么贡献；我不喜猜想。我却准知道鲁迅先生的爱护青年与好管闲事是值得钦佩的事，他有颗纯洁的心，能接近青年；他有奋斗的怒火，去管闲事。是的，先生的爱护青年，有时候近于溺爱了；可是佛连一个蚂蚁也爱呢！母亲的伟大往往使她溺爱儿女；这只有母亲自己晓得其中的意义，旁观者只能表示惋惜与不满，因为旁观者不是母亲，也就代替不了母亲，明白不了母亲，自己不是母亲，没有慈心，觉得青年们都应该严加管束，把青年们管束得象羊羔一样老实，长者才可逍遥自在的为所欲为。为长者计，这实在是不错的办法。可是，青年呢？长者的聪明往往把“将来”带到自己的棺材里去，青年成了殉葬者。鲁迅先生不是这样的长者，他宁可少写些文章，而替青年们看稿子；他宁可少享受一些，而替青年们掏钱印书，他提拔青年，因为他不肯只为自己的不朽，而把青年们活埋了。这也许是很傻的事吧？可是最智慧的人似乎都有点傻气。

至于爱管闲事，的确使鲁迅先生得罪了不少的人。他的不留情的讽刺讥骂，实在使长者们难堪，因此也就要不得。中国人不会愤怒，也不喜别人挂火，而鲁迅先生却是最会挂火的人。假若他活到今日，我想他必不会老老实实的住在上海，而必定用他的笔时时刺着那些不会怒，不肯牺牲的人们的心。在长者们，也许暗中说句：“幸而那个家伙死了。”可是，我们上哪里去找另一个鲁迅呢？我们自惭；自惭假若没有多少用处，让我们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时候，挺起我们的胸来吧！

只写了些小品文吗？据我看，鲁迅先生的最大成就便是小品文。我敢说，他的学问限制不了后起者的更进一步，他的小说也拦不住后起者的猛进直前。小品文，在五十年内恐怕没有第二把手，来与他争光。他会怒，越怒，文字越好。文字容易摹仿，怒火可是不易借来。他的旧学问好，新知识广博，他能由旧而新，随手拾掇极精确的字与词，得到惊人的效果。你只能摘用他所用过的，而不易象他那样把新旧的工具都搬来应用，用创造的能力把古今的距离缩短，而成为他独有的东西。他长于古文古诗，又博览东西的文艺，所以他会把最简单的言语（中国话），调动得（极难调动）迭宕多姿，永远新鲜，永远清晰，永远软中透硬，永远厉害而不粗鄙。他以最大的力量，把感情、思想、文字，容纳在一两千字里，象块玲珑的瘦石，而有手榴弹的作用。只写了些短文么？啊，这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文艺建设！

燃起我们的怒火吧，青年！以学识，以正义感，以最有力的文字，尽力于抗战建国的事业吧！在抗战中纪念鲁迅先生，我们必须有这个决心！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七期

略谈抗战文艺

书价日高，无力多买。邮递不便，图书多就地销售，不易流通；虽有钱亦无法收集。因此，本文所谈，万难精到，不过就视线所及，略述印象而已。

自抗战以来，值得称赞的是文艺已找着它的正路。消极的，（一）它不再造谣生事，以骂人捧自己为能事；（二）它不再由私情所好，吟风弄月，或香艳肉感，以博虚名；（三）它不再追随欧西文派，自鸣得意，而实自陷于阱。积极的，（一）它把抗战建国的伟业放在自己肩头上，即使才微力弱，未能胜任，而居心则善，实有爱国家民族的诚意；（二）它因爱国家爱民族而把小小的私事置在一旁，宁可写英雄不象英雄，也不肯真能把老子骂倒而骂老子；文艺工作者都携手作起朋友来，大家只有一个敌人——日寇；（三）它对自己有了信心，尽可以不去摹仿别人，而还能立脚得住；它有自家的光荣战绩，而且可以用自家的语言风格形式写作出来；它的民族是正在争取自由独立，它自己也正在争取自由独立。所以，我说它已找到它的正路。

顺着这条正路往下走，它将由狭小而伟大，由笑骂而严肃，由薄弱而深厚，由摹仿而自创。现在，我们已微微的看到这个来头。不信，请听一听吧，今天全国到处都有了歌声，在这礼乐久已废弛的国土上，这是多么使人兴奋的事啊！谁的功劳？一半儿是音乐家的，一半儿无疑的是诗人的了。

没有努力，希望是空想。让我们看看四年来抗战文艺的缺欠吧。知道了弱点所在，而去克服它，恐怕比甜蜜的谀美更有意义。

笼统的来说，文艺的各部门还都未曾产生出伟大的作品。但这并不就等于说文艺没有前途。只要文艺顺着正路往前开发，它总会找到自己该去的地方，给后来者留下一条坦平的路子。现在，文艺者是正在作着开路的工作。这工作是十分艰苦的。就文艺者自身而言，战争给予别人的困苦，也照样加在他的身上。他不能安心舒适的工作。同时，时代的伟大，社会的剧变，又都使他心悸头眩，一时很不容易看得清楚。他须理解他的时代与社会，同时还须决定应取何种文字形式来传达他所领悟到的。他是否有充足的文艺修养？对民间文艺，古代文艺，西洋文艺，是否有深刻的认识，以便决定何取何弃？问题太多了，即使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也不能马上解决一切。他只能战战兢兢的往前试着步儿走，以他的爱国家爱民族爱文艺的热诚去希望自己能够消极的不走入迷途，积极的多少写出些抗战建国的文艺作品来。明乎此，则抗战以来所有的文艺著作都是试验品，自然不会没有毛病。让我们看看这些毛病吧：

（一）从作家的生活上看，文艺是最自由的东西：有什么样的生活，便可以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作梦的写梦，打虎的写虎；只要它有文艺性，便可以算作文艺作品。可是，在抗战期间，主观的客观的都不再允许文人去作梦打虎。而须一致的去抵抗倭寇。这个变动，就是文人须把个人的私生活抛去，而从新建立起一种团体的，以国家社会为家庭的公生活；他须象入伍的兵一样，抛下自己的一切，而去为国效劳。大多数的作家们，当遭遇到这个突变，是兴奋的，热烈的。可是他们也必不可免的有点茫然，旧生活岂是一旦可以脱去，象脱去长衫而换上军装那么容易呢；新生活又怎能够说声“变”，就变得完完全全呢？他们简直是走入另一个世界，一切是新异的，他们所不习惯的。因此，他们的作品就不能不是热情的流露，而内容非常的空洞。他们只有抗战必胜的信心，而没有深入一切由战争而来的困难与问题。他们绝不愿说谎，可是因为生活经验不足，没法子不疾呼高唱，只落得浮浅而欠深刻。这现象，在抗战初期是最显然的，到今天仍未完全消灭——生活不是一天建立得起的啊！

（二）从文字上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文艺的工具——文字——显然的是向着一条新路走去。这就是说，大家感觉到中国文法的有欠精密，而想把它欧化了。这个运动，使中国文字有了新的血脉，可是必不可免的把它弄得生硬艰难。到了抗战时期，大家为了向军民宣传，为了建立起中国本色的文艺，深感到前此的欧化文字确是新文艺未能深入民间的一个原因；同时，因作家们在战时与军民有了接触的机会，晓得了一些民间固有的文艺，于是昔日对欧洲语文的倾心，一变而为对民间语言与文艺的爱慕，而想到提炼自己的语言正是本色文艺应取的策略。由此，对文学的遗产也就有了相当的注意，而想把新旧雅俗熔为一炉，去创造抗建的新文艺。于是，诗歌小说都求能朗诵，对民间文艺形式也想拿来运用。这个趋势，绝非排外或返古，而是因抗战必胜的信心，发生了对创立本色文艺的自信。

首先被发觉的，是欧化文法的生硬不自然，很难一时深入民间。但是，抗战以来所提倡的文艺朗诵，还不止此消极的一面。作家们接触了军民，而且要供给军民以文艺作品，他们自然需要军民的言语——于此，他们发现了本国的语言之美。他们不仅要避免生硬，不仅要供给又未能普遍。至于文人自己，虽有提高稿费运动，但成绩欠佳；文艺界抗敌协会虽然出来倡导，可是无法使之必能有效，因为它毕竟是个民众团体，没有发号施令之权。因此，文艺工作者就往往没法不为三餐而另谋工作，即使还不弃舍了撰写，可究竟不能专心一志的努力于文艺了。

同时，文艺家之在前方者，搜集了不少战争材料，本当如军队之换防，按时撤下来整理材料，以备写作。在后方的，本当按时被派出，去替换他们的久在前线的弟兄。可是，这绝不是私人或文艺界抗敌协会所能办到的。关心此事的人没有能力，有能力的未必关心，结果是文艺家们只好过着他们自己的日子，有材料的写不出，要写的没材料；谈不到写作计划，作品也就深欠丰裕。我们只有精神食粮荒歉的怨声，而没看到人事调整的办法——作家自己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四）因为抗战救国的热情，就是文艺家们自己，战争初起的时候，不免犯了这个毛病——似乎一喊抗战就必能胜利。及至战争继续下去，作家们因自身的困苦，其耳闻目触的种种现象（有好的，也有坏的），乃高呼抗战一变而为深思默虑，想把种种问题提示出来，以存善除恶，于艰苦中求改善，争取胜利。这，绝对不是悲观，而是任何一个有头脑，有热情的人必当取的态度。可是，不幸有许多人还未改抗战初期的心情。以为一谈问题——不论居心如何——总是“有了问题”的表示。有问题，便怕动摇人心，还不如把灯火熄了，让大家看不到的好。假若这个态度不变，文艺就无从尽其指导社会的责任，而作品便也不会由空洞而渐次充实。文艺家的批评与汉奸的反宣传，是绝对不同的。必须看清楚。

以上开端，包括了对抗战文艺的内容上文字的指摘。并略言作家生活及写作的限制怎样影响到文艺的开展，克服今天的困难，明日才有光明，望国人与文艺工作者共勉之！

载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出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的《抗战四年》

略谈人物描写

对于人物的描写，我看到过三种：第一种，我管它叫作工笔画的。这就是说，它如工笔画的人物，一眼一手都须描上多少多少笔，细中加细，一笔不苟，死下工夫。我不喜欢此法。因一眼一手并不足代表全人，设为一眼而写万字，则是浪费笔墨，使人只见一眼，而失其人。且欲求人物之生动，不全在相貌的特殊，而多赖性格与行动的揭露与显示。性格与处境相值，逼出行动；行动乃内心的面貌。以此面貌与眉目口鼻相映，则全人毕显矣。反之，若极求外貌描写之精详，而无法使之活动，是解剖工作，非创造矣。且艺术作品中之描写，要在以经济的手段，扼要提出，使读者一目了然，且得深刻印象。若尽意刻画一眼一鼻，以至全身衣冠带履，而失其全人生活力量，是小女儿精心刺绣，纵极工致，不能成为艺术作品。

第二种是偏重心理的描写，把人的内心活动，肆意揭发。人之独白，人之幻想，人之呓语，无不细细写出，以洞见其肺肝。此种描写，得心理之助，亦不无可取之处。但过于偏重，往往因入骨三分，致陷于纤弱细巧——只有神经，而无骨骼。且致力于此者，最易追求人的隐私，而忘人生与社会的关系。“食色性也”，欲揭破人心之秘，势必先追求“性也”之私，因而往往堕于淫秽琐碎。此种写法，以剖析为手段，视繁琐为重大，自难健康。且出发点在“心”，则设计遣材势必随此而定，细巧轻微的末屑，尽成宝贵的材料；忘去社会，乃为必然——可以博得少数人的欣赏，殊难给人生以重大的训教与指导。

第三种，我管它叫作戏剧的描写法。写戏剧的人应当把剧中人物预先想好，人物的家世，性格，职业，习惯，……都想了再想，一闭目便能有全人立于眼前。然后，他才能使这些人遇到什么样的事件，便立刻起决定的反应。所以，戏剧虽仅有对话，而无一语不恰好的配备着内心的与身体上的动作。写小说，虽较戏剧方便，可以随时描写人物的一切，可是我以为最好是采取戏剧的写法，把人物预先想好，以最精到简洁的手段，写出人物的形貌，以呈露其性格与心态。这样，人物的描写既不繁琐——如第一种，复无病态——如第二种；而是能康健的，正确的，写出人与事之联结，外貌与内心的一致或相反。健康的作品中，其人物的描写或多用此法。

载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二、三期合刊

论创作

要创作当先解除一切旧势力的束缚。文章义法及一切旧说，在创作之光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

对于旧的文艺，应有相当的认识，不错，因为它们自有它们的价值。但是不可由认识古物而走入迷古；事事以古代的为准则，便是因沿，便是消失了自身。即使摹古有所似，究是替古人宣传。即使考古有所获，究是文学以外之物，不是文学的本身。

托尔司太说：“每人都有他的特性，和他独有的，个人的，奇异的，复杂的疾病。这点疾病是医学中所不知道的，它不是医书中所载之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它是由这各种机关的不调和而成的。这个道理是医生所不能晓得的。”这段话很好拿来说明文学的认识：好考证的，好研究文章义法的，好研究诗词格律的，好考究作家历史的，好玩弄版本沿革的，都足以著书立论，都足以作研究文学的辅助；但这些东西都不是文学的本身，文学的本身是高于这一切，而不是这些专家所能懂的。

在旧书中讨生活的可以作学者，作好教授；但是往往流于袒古，心灵便滞塞了；往往抱着述而不作的态度，这个态度便是文学衰死的先兆。

抱着“松花”是不会孵出小鸡的。想孵出小鸡，顶好找几个活卵。

读一本伟大的创作，便胜于读一百本关于文学的书。读过几段《红楼梦》，便胜于读十几篇红楼考证的文字。文学是生命的诠解，不是考古家的玩艺儿。

文学的批评不是一字一句的考证，是欣赏，是估定文学的价值。我们“真”读了杜甫，便不再称他为“诗圣”，因为还要拿他与世界上的大诗人比一比，以便看出他到底怎么高明。这样看出短长，我们便不复盲从，不再迷信自家古物。承认杜甫没有莎士比亚伟大，决不是污蔑杜甫，我们要知道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品；世界！抱着几本黄纸线装书便不能满足我们了！

孔子说：读诗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文学史中，这些话便是好材料。从文学上看，孔子对于诗根本是外行。真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动植物教科书岂不更有用，何必读诗？我们今日还拿孔子的话说诗，便是糊涂。以孔子的话还给孔子，以我们自己的眼光认识文学，才真能有所了解。

不因沿才有活气，志在创作才有生命。

我们的《红楼梦》节翻成英文，我们的《三国志演义》也全部译成外国语，对于外国文学有什么影响？毫无影响！再看看俄国诸大家的作品，一经翻译，便震动了全世界！不要自馁，我们的好著作叫人家比下去，不是还有我们吗？努力创作，只有创作是发扬国光，而利泽施于全世的。

我们自有感情，何必因李白、白乐天酒后牢骚，我们也就牢骚。我们自有观察力，何必拿“盈盈宝靥，红酣春晓之花；浅浅蛾眉，黛画初三之月”等等敷衍。我们自有判断，何须借重古句古书。因袭偷巧是我们的大毛病，这么一个古国，这么多的书籍，真有高超思想，妙美描写的，可有几部？真诚是为文第一要件，藉风花雪月写我们的心情，要使读者，读了文字，也读心情，看不出文字与心灵的分歧处。文字是工具，是符号；思想感情是个人的，是内心的。文字通过心灵的锻炼，便成了个人的。风花雪月是外面的，经过心灵的浸洗，便是由心灵吹出来的风花月雪的现象，使读者看见，同时也闻到花的香，听到风的响，还似醉非醉，似梦非梦的迷恋在这诗境之中，这便是文学作品的成功。

批评家可以不会创作，而没有一个创作家不会批评的。在他下笔之前，对于生命自然已有了极详细的视察，极严格的批评，然后才下笔写东西。读文者是由认识而批评而指导，正如作者之由认识而批评而指导。

反之，作者是抄袭摹拟，读者是挑剔字句的毛病，这作者读者便该捆在一处，各打四十大板。

对于生命与自然由认识批评指导，才能言之有物。批评不是专为挑剔毛病，要在指导。胡适先生批评旧文字的弊病，同时他指导出新文字的应用，于是这几年来文学界中才有一些生气。指导是积极的，对于文学的发展，效力最大。

文字的限制是中国文学不伟大的一因。文字呆板，加以因袭的毛病，文学便成了少数人的玩艺，而全无生气。抄袭旧辞，调弄平仄是瓦匠砌墙，不是大建筑家的计划。现在好了，文字的束缚除解了许多，我们可以用活文字写东西了。可是毛病还有：第一，白话的本身是很穷窘的，句的结构太少变化，字的太少伸缩，文法的太简单，用字的简少，都足以妨碍思想发表的自由。但是这文字本身的恶劣，我们既不打算采用某种外国语来代替，也就只好努力利用这不漂亮的国货。第二，白话已是成形的东西，可是白话文学还在萌芽期中，这便是我们的责任来创筑一座新的金塔。我们最大的毛病便是不肯吃苦，每当形容景物，便感觉到白话的简陋不够用，而去偷几个古字来撑门面。有的更聪明一点，便把偷来的辞句添上个“吗”，“呢”，“哟”来冒充自造。这便是二荤铺添女招待，原来卖得还是那些菜。

有思想自是作文最重要的事，但是不要忘了文学是艺术中的一个星球，美也是最要的成分。假如我们只有好思想，而不千锤百炼的写出来，那便是报告，而不是文艺。文学的真实，是真实受了文学炼洗的；文学家怎样利用真实比是不是真实还要紧。在文字上不下一番工夫，作品便不会高贵。我们应有作八股文的态度，字字句句要细心配对，我们的作品，要成为文字的结晶，要使读者不再想引用古句，而引用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将来的历史是由我们造成的！使将来的人们忘了《离骚》，诸子，而引据我们，是我们应有的野心。有人说：兴会所至，下笔万言，不增删一字。这或者是事实，可是我不敢这样信，更不敢这样办。“他永远是作文章，点，冒号，分号，惊叹号，问号永远在他的眼前”这是乔治姆耳称赞沃路特儿拍特儿的话，也是我们当遵从的。

要看问题：凡是一件事的发生，不会被喊打倒的打倒，也不会因有喊万岁而万岁。文学家的态度是细细看问题，然后去指导。没有问题，文学便渐成了消闲解闷之品；见着问题而乱嚷打倒或万岁，便只有标语而失掉文学的感动力。伟大的创作，由感动渐次的宣传了主义。粗劣的宣传，由标语而毁坏了主义。

创作：抛开旧势力的重负，抱着批评的态度，有了自己的思想，用着活的文字，看着一切问题，我们的国家已经破产，我们还甘于同别人一块儿作梦吗？我们忠诚于生命，便不能不写了。在最近二三十年我们受了多少耻辱，多少变动，多少痛苦，为什么始终没有一本伟大的著作？不是文人只求玩弄文字，而精神上与别人一样麻木吗？我们不许再麻木下去，我们且少掀两回《说文解字》，而去看看社会，看看民间，看看枪炮一天打杀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贪官污吏在那里耍什么害人的把戏。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看，看便起了心灵的感应，这个感应便是生命的呼声。看，看别人，也看自己；看外面，也用直觉；这样便有了创作的训练。

创作！不要浮浅，不要投机，不计利害。活的文学，以生命为根，真实作干，开着爱美之花。

载一九三零年十月十日《齐大月刊》创刊号

论新诗

假若旧诗有它的毛病，新诗正该就矫正它。

不过，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旧的毛病未去，而新的毛病又生。所以，一个文艺新潮的涌起，虽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未必就马上能有很好的作品出现。最成功之作，仿佛倒是在新潮已定，水清泥沉的时候才有——因为这时候的聪明人，既被新潮所激，复知新潮中的泥沙不就是珍珠与金子，乃悉何弃何取，而成为澄清的碧海。

新诗的运动已有二十年的历史，它的努力已足使它立定脚跟，不至于突然跌倒。可是，二十年的光阴也给了它自省的时间，假若它不只想维持现状，它就该检讨过去，以便加倍努力向前。

自发的觉醒往往是迟缓无力的。可是，新诗遇到了抗战，这是千载难遇的机会。诗要抗战，力量何在呢？看看过去，看看面前，啊，那些梦里的铃声与晓风残月就足以当得铁马金戈，驰骋沙场么？那点微来的呻吟与怡情的短韵就足以排山倒海而使万众一心，齐赴国难吗？

是的，新诗还是株脆弱可怜的小花。但是，暴风雨已经来到了哇。不管它喜欢不喜欢，它需改变它自己；否则无法存在。假若在今天它还不奋发有为，它即使不死，也是半死不活。

让我们平心静气的谈谈吧；（一）新诗的工具是白话。新工具不易马上顺手，是理之当然；白话诗之不能一蹴而成，也很显明。新诗人的运用白话是具有诚心的，绝不是为玩一玩。可是，这点真诚并不见得就能感动天地，立刻能得心应手，因为真诚要不与生命上的活动相配备，而只热情的去推敲几个字眼，是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的。所谓生命上的活动，从一个诗人来说，至少要包括着1、对旧诗词韵文的研究，因为思想感情时时在变动，而文字之美则变化较缓较少，不认识自家文字的短长，便无法使文字美妙。2、去从生活上提取白话，而不是东拾一个词西取一个字，来装饰诗歌。真的语言是生命的呼声，一位穿长衫的秀士虽时时喊着“立正”，也成不了军人。3、对西洋诗须有相当的研究，以求加深对诗歌的理解。假若没有这起码的三点，新诗便变成最容易作，而最没有前途的东西。我不敢说白话诗的现状如何，我只觉得许多新诗的确是很随便写出来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老话在今天似乎还是很有用的。

（二）新诗的建设也须是新诗人性格的养成与表现。旧诗之保存，不仅保存了些文字，也保存了多少伟大诗人的性格——给民族留下永远不灭的正气，使历史的血脉中老有最崇高纯洁的成分。新的诗人，既是诗人，想当然也有他们英发卓立的精神。可是，因为新诗的可以无韵，可以充分自由的择取形式，往往就被视为信笔一挥，无不成功的东西。诗既轻而易举，修养似乎就无所谓；于是，诗虽很不少，而诗人却不多见；那些诗呢，自然也就无关宏旨。还有，新的诗人为表示自己确是诗人，乃取用一些旧诗人的习气，作为商标，因为新的诗人所应具的新的性格还并未“明文规定”。我想，一个现代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诗人，一个现代诗人才能写出现代的诗。这若是正确的，则怎样去作个现代诗人，也许比只弄几句白话诗还更重要。

（三）从内容上看，过去二十年来的新诗实在显着贫弱。这，一方面是因为诗的工具还未用得顺手，故不敢搬弄比较沉重的东西，一方面是诗人的生活经验不甚丰富，在自己的一些情感牢骚之外，便因不知其详而最好不言。二十年来有多少值得咏叹的事啊，可是诗坛上并没有使人满意的表现。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呢！诗人们，去生活啊，要教我们的时代成为有诗的时代啊！

诗人节略论新诗如是。

载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日重庆《中央日报》

漫画

用绘画来表现思想，是漫画最大的劳绩。风景，人物，花卉，翎毛，无论是用西法，还是用中法，去画，它所发出的效果总仿佛偏在悦目怡情：或给我们光色与形象之美，或给我们以诗的意境，而很少社会的意义。漫画，在另一方面，却首先抓住世态，而予以讽刺。它的技巧是图画的，而效果是戏剧的或短篇小说的。因此，漫画家不只是画家，而且须是思想家。假若三年不窥园的书痴写不出济世的文艺来，一个隐居山林，潜心摹古的画家也一定画不出漫画。

有些老顽固也许看不起漫画，因为他们只晓得画中有诗，而不晓得画中可以有思想；他们只晓得欣赏山川花鸟之美，而不晓得绘画可以为革命的武器。另有些人很怕漫画，因为他们以为它会“骂人”。事实上，漫画之所以能自成一格，就是不甘心只用笔墨颜色去代自然之美作宣传，也不甘心只去捧有财有势的人，而是要把社会现象用毒辣的简劲的笔法写画出来，使大家看了笑一笑，而后再想一想：想罢，也许还发抖一下。漫画是民主政治的好朋友。在一个使大家莫谈国事的国家中，恐怕连漫画也不会有生命了。

漫画既负有传播思想的任务，漫画家的修养便不限于绘画本身，而且须博学多闻，有很丰富的社会经验。他既是艺术家，也还须是学者及新闻记者。

龙生与子美两兄在渝举行漫画展览，说这几句外行话使他们高兴一下，并希望社会上不要以为他们是在“骂人”！

载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没有“戏”

这一个月，我的时间全花在写剧本上。剧本的内容是张自忠将军殉国的经过。

事实是张将军的亲友与部下告诉我的——在这里敬致谢意！写的时候，有吴组缃兄在一旁作“顾问”，每一幕经他看过，即行修改，都改过三次——手已写肿，而顷间又教蚊子给脚上叮起若干肉丘！

材料真确，写的又相当仔细，按说应当有声有色；可是，恐怕全失败了！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戏”。

（一）在抗战中，我们有许多困难与问题，据我想，这时代的英雄就是能克服困难与解决问题的人。打一个胜仗，绝不是很简单的事，专凭勇敢是办不到的。张将军打过许多次胜仗，他的确是勇敢，可绝不会专凭勇敢。他一定是克服了许多困难，解决了许多问题。假若，我由这些困难与问题中来表现他，够多么好呢？可是我不能！一谈困难与问题就牵扯到许多事，而我们的社会上是普遍的只准说人人都能成圣成贤，不准说任何人任何事微微有点缺欠。我的手不能自主，因而放弃了许多“戏”。

（二）初稿上，我甚至连勤务兵都给了一些“戏”，为是处处不落空。可是军界的友人说：“这倒真象戏，可不大象军队！”军队中是以火的热情去牺牲，而以铁的纪律去生活。官长说什么，部下只有服从，没有反驳，没有质问，而且永远情不外露。比如说，一个老勤务兵就绝不是个老义仆，他绝不能一把鼻子一把泪的去和“主人”陈诉或劝告。教他走，走向绝地，他就得走，没有第二句话好说。于是，初稿上的许多“戏”又被勾了去！

（三）困难与问题既不好使用，我只好讲战绩，而四幕要是都“开打”，纵然是每一战都有个特色，我也没有本领使之不单调！于是，为避免单调，我就不敢直接的幕幕写战斗，而设法从角色口中述说出一些来。述说不就是动作，失败无疑！

（四）到非讲问题与困难不可的时候，我就没法不混含。

混含即费解，而且必失其效果。这落了个“晦”字！

（五）军人既是铁面无情，我只好拉一些别人来表情，于是又落了个“乱”字。

单就这五点来说，已足使任何人都得感到很大的困难，何况我又是个不懂戏剧的人！剧本是写好了，可是没有“戏”，奈何！

载一九四○年八月六日《新蜀报》

青年与文艺

青年们喜爱文学是当然的，不是怪事，也不是坏事。从学校教育上说，青年们血气方刚，正需要文艺作品来感动感化；从社会教育上说，文艺既然是社会的自觉与人生的镜鉴，大家若能从年轻的时候有些文艺上的爱好与欣赏力，必能对将来作人处世大有裨益，而且能慢慢地把社会上一般的文化水准提高，所以说，青年们喜爱文艺不是怪事，也不是坏事。

不过，读了几本小说或戏剧可不许马上就以文艺青年自居。在一个教育发达的国家里，读书正如同游泳或旅行，是每个公民在生活上必然要作的事，只有在不懂得运动的社会里，才会有一人游水，大家站在一旁看热闹的现象；同样的，只有教育不发达的社会里，才会有一人读书，大家莫名其妙，而这一位先生也很容易自命不凡，以秀才或文艺青年自居了。要知道，对文艺的认识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说到文艺批评与创作就更难了。假若只因为读了几册文艺作品而自称为文艺青年，不但仅仅落个浮浅可笑，而且有时候足以耽误了自己。比如说，甲是个高中的学生，有相当的聪明，在课外喜读文艺书籍；因为他比别的同学多读了几本小说、诗集、剧本，同学们也许就呼之为文学家；当办壁报什么的时候，大家也许就推举他主编。自傲心是最普遍的毛病，甲既受人推重，也许就难免傲然以文学家自居了。从此他也许就感觉到学校里的文艺教育不足，从而为了加紧文艺的自修，而把别项功课放松，甚至到考试的时候，代数或物理不能及格；功课不及格是多么难堪的事，可是在难堪之中他往往爽性鄙视一切，而说为了文艺可以牺牲一切，以自慰。这是很大很大的错误，要知道，教育是整个的，生在今日的社会里，不明白物理正如同不明白文艺一样可耻，每个人都须在中学里得到足以够作个现代人的基本知识：在有了种种基本知识以后，才能谈到个人的天才发展。就是还以文艺作品来说吧，近三十年来的西洋小说，甚至于诗的里边，都不可避免的谈到科学，或应用天文、物理、化学中的道理阐明或设喻；假若你不明白科学，你就连这样的小说或诗也读不懂，还说什么自己成为文艺家呢？！自然科学而外，社会科学更是今日文艺作家必须知道的，否则你连今日社会现象中所含蕴的科学真理还不知道，怎能捉到那些问题呢？！假若一个青年读了些古时候的吟风弄月之作，而就放下代数与经济学，他至好也不过只能照样的吟风弄月，即使他有些天才，能把风与月吟弄得相当的漂亮巧妙，那也不过是些小玩艺儿，简直与现代的社会人生无关！

在抗战前，我屡屡被约去帮忙看大学生试验的国文卷子，虽然我没有正式的作过统计，可是在我这一点经验中我的笔发现了这个事实——国文卷子好的往往是投考理科的，投考文学系的反倒没有很好的国文成绩。

还有一件事也正好乘这个机会提出来，就是无论中外许多有名的文艺写家都并不是学文学的人；医生、律师……都有成为名写家的，而大学文学系毕业生反倒不一定能创作出什么来。

上面这两个事实使我们知道文艺的天才并不象稻粒可以煮饭，麦粒可以磨面，那么只有一个用处，而是象一块肥美的地土，可以出麦，也可以出别的粮食。一个好的医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作家，行医与写文的才能并无根本的妨克；反之，行医的经验反能使写作的资料丰富。

想想看吧，假若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便抛弃了其他的一切，而醉心于文艺；一天到晚什么也别管，只抱着几本小说什么的读念，他能有什么用呢？不错，小说或戏剧中能给他一些人生经验与指示，可是那些经验都是间接的、过去的，并不能算作读者自己的、当时的。不错，读文艺的名著确能使他明白一些词字的遣使，和结构的方法等等；但是文艺并没有一成不变的作法，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手段与方法，照猫画虎决不是好法子。

说到这里，就不妨提出文艺青年这一名词了。首先要问，谁是文艺青年？假若他是初中的学生，据我看，他就该去入高中，同样，他若是高中的学生，就该入大学，顶好是在大学毕业后，有了学识，有了经验，再谈文艺创作。不错，在历史中的确有没有读过什么书而能写出很好文章来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很多，而且他所写的也都是积多年的经验与困苦而成，并非偶然。一个渔夫，一个樵子，一个乞丐，都能写出打鱼打柴讨饭的真经验，可是他们须先得到那经验，不能胡说。至于打算写一些更广遍更重要的社会问题，恐怕又不是去打二十年鱼，或作五年乞丐，所能办到的了。学问、经验、修养、努力，加上文艺天才，方能产生一个作家。此中的任何一项也不是可以偶然获得的。因此，假若文艺青年这名词而能存在的话，他们必定是为了文艺而对其他的学科热烈地进攻，他们要对一切进攻，不是逃避。为了文艺，他们要去参加一切所能参加的工作与活动，以获得直接的经验。为了文艺，他们虚心忍耐。发表欲，在这摩登时代里，几乎可与食色之欲并列了；但是，从古至今，发表过的文章是那么多，可有几篇值得一读的呢？发表了不就是成功了，要虚心！为了文艺，须抱定永远学习、永远不自满的态度。忍耐，不许急，不许取巧，不许只抱着一本批评理论假充行家。一个文艺青年必须活到八十岁还是青年！

那么，一个文艺青年就太不容易当了？是的，连拉洋车也并不容易；把事情看得太容易的人大概不易成功。今天，大家都吵嚷没有伟大的作品啊！在许多原因之中，恐怕大家把文艺看得太轻而易举也是个重要的原因。我不敢批评别人，只说我自己吧，我根本就不够格：以我的学问、经验、天才，公公道道的说，我只能作个相当好的小学校长或初中的国文教员，文艺写家差得太多，太多了！论文艺的教养，我少年时和方唯一先生学过诗文，不能说开口乳吃的不好；对西洋文学，我看过不少名作，从十三四岁到今天已经三十年，我可以夸口说：我始终在努力自修。可是，我知道什么？除去读过的那些文艺书籍，我什么也不懂！不懂而假充懂，是可耻的事，我晓得。但是，生活已经入了轨，既走入文艺一途，改行就大不容易；结果呢，终年拿着笔而写不出任何高明东西来，自误误人莫甚于此！学问不够，生活不够，是我的致命伤！

文艺青年！即使你的读书能力比我大着十倍，我三十年中所读过的书，你也须三年才能看完。假使你能苦读三年，还不是和我一样，所读的不过是些文艺书籍，知道了科学吗？知道了社会上任何一桩事吗？我知道自己空虚，所以希望你充实，决没有怕你抢去我的饭碗的意思；我知道自己藐小，所以希望你伟大，伟大不伟大是由种种条件决定，不是由心中一想便能成功的。你喜爱文艺，好事，你常动动笔，好事，你爱谈论文艺，好事，可是，万万不可因此而放弃了别的学科，万万不可因发表了一篇小立而想马上成为个职业的写家。假若你不相信我，我说，你将来的后悔与苦痛也必不减于我，我向来不说谎话！

载一九四零年四月一日《时事类编》特刊第五十期

如何接受文学遗产

常有友人以如何接受文学遗产的问题相质。我以为要决定这个问题，须先看看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文艺作家。假若我们要成为一个古文家，这就很简单了：我们只须以术为主，确定思想，而后博及群书（古书），以判得失，要浸渍古人为文义法，即能成功，倘不能博及群书，亦可精研六经，旁及史汉，汉魏文章，也自能落笔不凡，有古人气象。黄山谷说过：“往年常请问东坡先生作文章之法，东坡云：‘但熟读所记《檀弓》当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读数日过，然后知后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观日月也。”苏黄为宋代两大文豪，书读得很多，而且在思想上都深受佛教影响，可是他们教人作文之法不过简单如此。我以为，假若我们要立志成为一个古文家，我们便须首先假设头上有一位皇上，不管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按照孔孟的道理说话，在方法上按照着贾陆韩苏的技巧行文。明乎此，我们就差不多能一以贯之的明白中国的文学史了。中国文学史中，正统的文学是今古一致，思想与技巧大致相似，即使文体有些变化，也不过是平仄上微微的一些波纹而已。因此，我们没有农司奇拉司，也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并不是没有成为莎士比亚的人才；象太白，子美，东坡，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可是他们都有位皇上，不许他们瞎胡闹。只有一些绝对不管皇上的人，象《水浒》，《红楼梦》的作者，才真写出了一些自由的，象样子的东西来，可是这样的东西实在不多见，因为写了出来，既不能取得功名富贵，碰巧了还要被官府及正人君子所检禁，太不上算。作古诗文，应知：“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字字有来历，皇上与大家才都放心，于是中国文学中乃如一圆珠滚来滚去，老是那么圆滑，那么大小，那么平平无奇，只要我们能以圣贤之心为心，能无一字无来处，我们便也能点铁成金，成为一个小圆珠子。我们能吸收，能摹仿，就够了。因此，我们论诗文，也差不多是千载一致，所不同者不过略有偏重，甲重音节，乙重气势，只在枝节上求技巧的不同，其用心立论则一也。

那么，假若我们要成为一个新文艺家呢，我想我们一定不能只以摹仿为满足。我们似乎第一就该开拓我们的思想，把世界上那些最善最美最真的都须略略知道一点，使我们成为一个会为全人类思想的中国人。我们自然不必放下自己，而去描写别人；但是我们必须在描写自己的时候，也关切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一位抗战士兵，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蒂战线上的一个弟兄。他的生命即使是特殊的，可是他的苦痛，责任，与问题，都是世界的。我们应以世界文艺作为我们的遗产，而后以我们的文学、材料，写出我们自己的，同时也是世界的作品来。因此，欲治新文艺，就必先预备至少一两种外国语言，使我们多长出一两对眼睛来。假使我们只有一对眼，只能看中国的作品，即使我们专找那些伟大的著作去读，也得不到多少好处。以《红楼梦》来说吧，它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它并不能启发我们，象《战争与和平》那样。一本书必有它所预期的效果，就是哥哥妹妹的那一点，在这一点上它有极大的成功。我们不能责备它没有《战争与和平》那样的效果。可是，为我们学习起见呢，我们便不应只抱着《红楼梦》，而不去多学几招。无论是但丁，歌德，还是托尔斯泰，他们总把眼睛放开，看到他们所能看到的世界，尽管你一点也不信天堂地狱，但是你没法不承认但丁的伟大。他把天堂地狱与人间合到一处去指导人生。他到今天也使我们崇拜，因为世界文学史中还没有第二个但丁。假若我们只学了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而不去涉及别国的文艺，我们便永远不会知道文艺的使命与效果会有多么崇高，多么远大，也不会知道表现的方法会有那么多的变化。很明显的，假若“五四”新文艺运动者，都是完全不晓得西洋文艺的人，这二十年来就绝对不会有一篇东西比得上茅盾，曹禺，徐志摩等的作品的。

自然，中国老的作品，并不是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现在既还用方块字作我们表现的工具，我们就该知道以前的人曾经怎样运用这个工具来着。而且，从前的人们，在思想上既不敢冒险去乱说，他们只好在文字上想办法。所以，文字在前人的手里真讲得起千锤百炼，值得我们去学习。我觉得，能练习练习旧体文，与旧体诗词，对我们并不是件白费功夫的事。

用世界文艺名著来启发，用中国文字去练习，这是我的意见。

其次，我们于上述两点之外，还该扩大“遗产”二字的意思，把社会情形也放在里边。因为，假若我们已读过希腊，罗马，中古文艺复兴，以及近代的西洋文艺名著了，也已从李杜苏韩学过诗文了，可是我们不明白目前的社会是什么，我们便势必写出有伟大的企图，而内容空洞的东西，那才冤枉！社会上的一切自有根源，书是世代相传下来的，我们应把这文化视作遗产，而后下笔乃能有物。我们应当批评，但先须“知道”。《红楼梦》虽不能启发我们什么，但它描写的那一部分的人生的确是中国样子，使人相信。假若我们只闭户读文艺遗产，而不睁眼去看社会，便只认识了死的灵魂，而忘了活的世界，恐怕便要变成唐吉珂德式的写家，而到处闹笑话了。

载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文学创作》第一卷一期

三年来的文艺运动

三年来的文艺是该用红字标出的“抗战文艺”。在全部中华历史上，甚至世界史中，还没有与它相同的运动。其成因：（一）时代的伟大：时代是心智的测量器。在闭关自守的时代，虽明哲君子，亦只长了一个眼睛，只看四海之内，不见四海之外。今天，一个中学生也两眼齐用，看到了世界才能决定自己是立在哪里。一百年前，不会有此种抗日的战争，亦不会有此等抗战文艺。时代给心灵以活动的机会，在今日而不错过机会，即必成为抗战的文艺；时代奇伟，文艺运动遂成空前！（二）战争的性质：此次抗战绝非列国或五代或军阀时期的那些可有可无的小小战争，而是民族的灭亡或解放的选择与决定，战则生，降则亡，故必战，既战，我们有致胜的方法与决心。文艺，在这时候，必为抗战与胜利的呼声。此呼声发自民族的良心。

（三）新文艺的传统：时代的推动与抗战的呼号并不能唤起僵尸。每值离乱，骚人墨客辄多避隐。设今日的文艺者而避处租界，以声色自娱，或退隐山林，寄情于诗酒，文艺自然还是雪月风花，与古无异。但五十年来，文艺的革命与革命的文艺，心苦已久，习于战斗；昔之以身殉者为了革命，今之从事抗战宣传者亦为了革命，数十年的培养使大患临头有备无患。且因文艺革命的成功，文艺的传达工具已非之乎者也，而是白话，便于宣传。行动与工具两有准备，文艺者遂能应声上马，杀上前去。

（四）社会的需要：假若我们的教育已经普及，而且到处有报纸与播音，人人关心国事，天天读阅新闻，收听广播，也许文艺正应少写些战争，而从其他方面给人民与士兵一些安慰与愉快。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恰与此相反；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文艺就必须负起教育的责任，使人民士兵知道、感动，而肯为国家与民族尽忠尽孝。当社会需要软性与低级的闲话与趣味，文艺若去迎合，是下贱；当社会需要知识与激励，而文艺力避功利，是怠职。抗战文艺的注重宣传与教育，是为尽职，并非迁就。

有了上述历史的与社会的成因，抗战文艺便有了它自己的面貌，与旧有的脸谱全不相同。它是：（一）清醒的：它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而专心一志的干它的工作。抗战与文艺不能分开，正如抗战与军队之不可离异。它知道社会的需要，就去供给；它晓得自己的力量，而不惜力。虽然大家还觉得作的不够，可是要把三年来所有的抗战文艺作品搜集到一处，也该有相当的数目了吧？

（二）乐观的：因为它清醒的晓得自己是在作些什么，和为什么作，并且知道作出来有什么效果，所以它乐观。抗战文艺不是“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的眼泪文字，也不是“塞上长城空自许”的希冀与失望，更不是歌功颂德替谁来排场。它是看准了民族的出路在此一战，看准胜利必来，而与全体同胞齐出应战，一直到同唱凯歌。抗战文艺就是胜利的信心。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前例。

（三）直接的：除了抗战国策，抗战文艺不受别人的指挥，除了百姓士兵，它概不伺候。因此，它得把军歌送到军队中，把唱本递给老百姓，把戏剧放在城中与乡下的戏台上。它绝不是抒情自娱，以博同道们欣赏谀读，而是要立竿见影，有利于抗战。抗战文艺的突击，所以它也是直接的。

（四）行动的：文人的行动决定着文艺的行动。文人为集中力量而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文艺遂亦成为一致的，抗敌的。文人不相轻，文章乃不相骂，文人携手抗敌，笔尖遂一齐朝外。上有协会，为精神上的团结，下有战士，分赴战地与民间，于是文艺随着事实的接触而渐渐与军民相亲；书斋中的哼唧，与个人有病或无病的呻吟，遂一齐息止。文艺者在军民间去活动，文艺的本质乃由虚浮的修辞变为朴诚的纪录与激励。抗战文艺是民族的心声。抗战文艺的创造者还没有一个杜甫，却有一师笔兵。杜甫躲着战争走，笔兵敢上前线。也还没有一个陆放翁，放翁只为自己写诗，而笔兵不但为士兵百姓写诗歌戏剧，且为他们写信。放翁孤立，笔兵有组织。宣传之术，古人所无；古人为“传”自己，今人忘了自己——在庆祝胜利那一天而将抗战文艺付之一炬，亦无可惜，要紧的倒是良心无愧！

时代与社会的需要如彼，文人与文艺的行动如此，三年来的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已可测想：（一）人事方面：当然先由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说起。有文协，则文艺界的团结是事实；没有它，团结是空话。文协最初的目的，与现在的作用，全在目的。认清了这一点，文协便有了很大的成功；它已有了八处分会，和许多通讯处。否认这一点，而要求马变为牛，则文协亦可一言以蔽，曰“没大关系”！（后面还要讲到这一点，暂不多说。）

由团结发生的友谊，并不只是在作家们当中有了和睦的气象，而是也使他们的文字有了忠实厚道的气息；这是文格的净化与提高，这是建设！文人们的作品，不管是大小好坏，都是以生命的全力创造出来的；费尽心血力气的产物，不管是大小好坏，当然是敝帚千金，绝对不容别人插嘴说长道短。在这不幸而是必然的心理上，团结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文协在团结上的成功，即使在别的方面乏善可陈，也是难能可贵的。团结使大家的心张开了，减轻了自傲，看重了朋友，于是就能在一处工作，彼此批评，从而养起个新的文艺风气来。藐小的心产生不出来伟大的作品；现在，作家们因团结与友谊把每个人的心都交给了文协，个人的力量有限，可是大家的力量凑到一处便力举千斤了。

就私人来谈，三年来文人们似乎都以到前方去为荣。有的是受政府的任命，有的受报馆的委托，有的受友人的招致……情形不同，可是在全国所有的战区里，都有文艺者在采访，在宣传，在作政治工作。每个工作者到达一处，就象河水中投下一块石，立刻荡起一些文艺的波浪。这些人把文艺带到了前方去，给文艺以切实的试验。试验的结果是可靠的治疗文病的药方。这些药方使全国的文人们晓得了怎样才能教文艺更接近士兵与百姓。文人自动的开拓了文艺园地。同时也发现了文艺种种的毛病而加以改造。他们的工作，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经验，抗战文艺的材料多数是由前方带回来的。动的文人产生动的文艺，武装的写家产生抗战的文艺。

由人事的这两方面——团体的，个人的——我们看出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中的人的问题是（一）团体的——怎样扩大文协的影响与怎样加强团结；（二）个人的——怎样锻炼自己和怎样把文艺工作由个人的变为有组织的。关于这两点的评判，保留到末段中去说。

（二）文艺方面：不大明白真情实况的人，也许以为抗战文艺是文艺拉住了抗战死不放手。事实上，却是前方的将士，病院里受伤的弟兄，政治的宣传，民众的教育，敌后方的争取民众……都急切的需要文艺。只须到前方走几天，就可以看明白：除了军事的表现，就是文艺最出风头，军人要唱歌，要看戏，要看书，要纪录战绩，要练习写作……都是文艺的事。文艺之所以不离抗战，正因为抗战少不得文艺。

因此，三年来所有的文艺问题始终是一个：怎样使文艺在抗战上更有力量。这问题里所包含的一切差不多都是实际的，因为抗战文艺，像前边所提到过的，是直接的——歌须能唱，戏须能演，小说须使大家看懂，诗须能看能朗诵。抗战文艺不是要藏之高阁，以待知音，而是墨之一干即须拿到读者面前去。

因为问题是实际的，所以由一开头直到今天横在面前的老是那两座无情的石山：“看不懂”是一座，另一座是“宣传性”。三年来所有文艺作品与文艺讨论都是要冲过这两重山去。不过冲过去即无力量可言，因为读众的读书能力的低弱，与抗战宣传的急迫，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在文艺者的心里，一向是要作品深刻伟大，是要艺术与宣传平衡。当他们看见那两重山哪，最初是要哭；后来慢慢的向前试步，一脚踩着深刻，一脚踩着俗浅；一脚踩着艺术，一脚踩着宣传，浑身难过！这困难与挣扎，不亚于当青蛙将要变为两栖动物的时节——怎能既深刻又俗浅，既是艺术的又是宣传的呢？这一难题，大家整整的作了三年，今天还没有完全交卷。

我说“还没有完全交卷”，因为到现在还有许多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为使此文简短，恕不引证。不过，它可也不是白卷。有些人已经作了不少专为宣传用的通俗作品，即使有人还不承认它们是文艺，可是也不能否人它们的确有用处。这个客观的态度虽未能一致拥护通俗化的办法，可是消极的也使力求深奥冷僻的心理减退了许多，在抗战中简直没有一篇东西是完全以艺术至上的态度写出的，这已经是给通俗化一点承认。再因三年来的试验与讨论，大家开始有个共同的领悟，就是假若完全照着旧模式写宣传文字已经有点效果，那么何妨再进一步而使新的样式也设法使民众能接受呢。这么一想，可就看见了晴美的天光，看吧，《水浒传》的俗浅并无害于它的伟大呀！看吧，当代的世界的文豪哪一个不是宣传而于艺术呢！是呀，俗深多，宣传艺术平衡，不扔掉旧的传统（起码须谈中国话），也不忽视世界的新潮（不关上大门打仗啊），这不是最自然最光明的中国新文艺——或新中国的文艺——的道路吗？这个发现是三年的劳力与心血的收获，多么大的一个发现啊！我说“还没有完全交卷”，因为在一方面理论的提出也许只注意到某一点，只顾了月亮而忘了太阳；在另一方面，创作上还没有足以证实这发现的伟大作品，虽然今天的文艺各部门已都被这个发现的新风所吹动。以下略事批评：

（一）人事方面：还是先说文协，以团结言，它有极大的成功；从别方面看，它有许多缺欠。第一，它很使青年们失望，因为它没法能给他们改文章，读稿子，指导文艺作法，使他们很快的成为新写家。这一点，文协虽感难过，但并不觉得惭愧，因为只要有钱，它马上能办起函授学校之类的事情来；现在，它没有这笔钱。至于说，使会员们于担任会务及操持个人的事务之外，再担任改文章，便不大合情理了。第二，它与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及后方的民众教育机关没有很好的联络。由它自己说，它没有够用的人与钱，去到各处活动。由前方与后方的各工作者或团体说，人员与事全都不会听文协的指导与指挥；人有所隶属，事有所承转，文协无从插嘴，不过是个民众团体而已。不错，各地的文艺者一定愿意听听文协有什么话讲，但是文协只能在精神上予以鼓励；实际的办法便无从提起。这个情形，使文协有时候显着虚无诚心！可是，要打破这不甚好的情势，定非文协自身所能作到的。就是对于文协的各地的分会，它也只能取友谊的态度，而不能象科长管着科员那样；它能发动，鼓励，维护大团结；至于各地方的工作就只好由各地方解决。假若它有几十万经费，当然情形就两样了；它既没有钱，那就只有以苦干的精神去给别人一点影响罢了。

我在这里指出了文协的最大的弱点的同时也为它解释了一下，因为假若文协要真成个健全的团体，就必须把这些弱点弥补起来；可是它绝没有力量弥补，除非外间给予它更大的援助与信任。经过这么一解释，我想，它在现时只能是个精神上的力量，还不能忽然改胎换面。

说到在各地方工作的人们，我可以说他们的痛苦就是他们的安慰！假若他们只是到各处去采访些写作的材料，那倒也容易，也就没什么可说。可是，由于他们的任务或是由于他们的良心，他们得把文艺的空气制造出来，得使不会读的能读，不会写的能写，他们须有文艺的修养，而且还要有组织与办事和教导的天才！文协的力量作不到他们的身边，而所隶属的机关又不给他们以确切的办法。他们干着急！我并不是在这里代他们诉委屈，而是说这种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再也不应拖延下去！不用多说什么，只要晓得政治重于战争，宣传是一条防线这两个口号，就可以明白我为什么这样重视这问题了。

（二）文艺方面：抗战文艺的最大缺点，是政治上的效果远不及军事上的。这，不完全是作者的过错。这样原谅了作者，可并不能弥补这个损失。只准说明，不许说暗的心态应普遍的改变过来。同样的，抗战文艺注意了军事，而忽略了后方的物质建设；这大概由于军事材料容易获得，而建设的真况不易打听或看到。政府应予作家以便利。

抗战文艺的质和量都还差得很多。作家生活的困苦影响到生产的精细与效率，而书商们的先顾自己的态度，也是使作家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产生的量既不足，而传播的力量又太小，以致军民都闹着精神食粮的饥荒。作家们自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搁置不问，遂使文艺运动受了很大的打击。

说到质的方面，差不多就是说到三年来文艺问题的讨论的全部。否定的批评，艺术至上的心理，都有声的或默默的鄙视抗战八股，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又使抗战八股有所借口，尊崇艺术而也关心军事与胜利，并且知道民间读书能力确是低弱的人，却又深感不安，而不便开口。我以为，否定的批评等于虚无，自己开心，对人无益，力宜扫除。至于怜惜艺术而斥责粗劣的宣传品，正自大可不必；抗战八股毕竟强于《小上坟》，而《小上坟》固未被炮火轰掉。睁开眼睛看看老百姓，则认识了宣传品的粗劣亦自有其客观的需要在。再看有些青年们，无文艺修养，无人指导，而怀着一团热情，尽力于宣传，情有可原，功自所在，尤胜于开口艺术，闭口灵感，而永不动笔者也。为今之计，我们似应把事情分清：有文艺修养者该作什么，稍有修养者该作什么，无修养者该作什么，才是文艺总动员，然后，该供给大学生中学生什么，该供给能读书的士兵什么，该供给只能听不能念的百姓什么，都有个准备与供给，才是普遍的文艺运动。给人人写的机会，给人人读的东西。才高的可以写出一部《水浒传》，才短的可以编个小唱本。艺术的价值不同，其有裨于抗战则一。面面俱到的去看，则精深与俗浅，艺术与宣传，抗战中必须兼容并纳。这才能发动，才能推广；人无弃才，文皆抗战；伟大之作，永垂不朽；宣传之品，今尽其用。以这包容的态度去倡导，则文艺日繁。以这客观的态度去探讨，则文艺日新——以我们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以我们的真正经验与抗战热诚去开辟我们的道路。

载一九四零年七月七日重庆《大公报》“七七纪念特刊”

三年写作自述

自离开济南到今天——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已是整整三年。这三载的光阴，有三分之一是花费在旅行上——单说到西北去慰劳抗战将士，就用去了六个月。其余的三分之二，大概的算来，一半是用在给文协服务，一半是用在写作；换言之，流亡二载中，花费在写作上的时间并不很多，只有一个整年的光景。

在战前，当我一面教书一面写作的时候，每年必利用暑假年假写出十几万字；当我辞去教职而专心创作的时候，我一年（只有一年是这样的作职业的写家）可以写三十万字。在抗战三年里，一共才写了三十多万字，较之往年，在量上实在退步了不少；但是，拿这三年当作一年看，象前段所说明的，就不算怎么太寒酸了。

这三十多万字的支配是：小说：短篇四篇，约两万多字。长篇一篇（未写完）三四万字。

通俗文艺：见于《三四一》者六万字，未收入者还至少有万字。

话剧：《残雾》六万字，《张自忠》五万字，《国家至上》三万字，（后半是宋之的写的）。

诗歌：《剑北篇》已得四万余字，其他短诗军歌尚有万字。杂文：因非所长，随写随弃，向不成集，大概也有好几万字了。

由上表可以看出来，在量上，虽然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可是在质方面上却增多了不少。在战前，我只写小说与杂文，即使偶而写几句诗，也不过是笔墨的游戏而已。神圣的抗战是以力伸义，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的去抵抗暴敌，以彰正义。顺着这个要求，我大胆去试验文艺的各种体裁，也许是白耗了心血而一无所成，可是不断的学习总该多少有些益处。战争的暴风把拿枪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齐吹送到战场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诗的诗，不象戏剧的戏剧，如拿着两个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礼物虽轻，心倒是火热的。这样，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学习是一种辛苦，可也带来不少愉快。我决不后悔试写过鼓词，也不后悔练习过话剧，成绩的好坏姑且不提，反正既要写，就须下一番功夫，下功夫的最好的报酬便是那一点苦尽甜来的滋味。

为试写别的，便放下了小说，所以小说写得很少，可是，理由并不这么简单。在太平年月，我听到一个故事，我想起一点什么有意思的意思，我都可以简单的，目不旁视的，把它写成一篇小说；长点也好，短点也好，我准知道只要不太粗劣，就能发表。换言之，在太平年月可以“莫谈国事”，不论什么一点点细微的感情与趣味，都能引起读者的欣赏，及至到了战时，即使批评者高抬贵手，一声不响；即使有些个读者还需要那细微的情感与趣味，作为一种无害的消遣，可是作者这颗心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安坦闲适了。炮火和血肉使他愤怒，使他要挺起脊骨，喊出更重大的粗壮的声音，他必须写战争。但是，他的经验不够，经验不是一眨眼就能得来的。蜗牛负不起战马的责任来，噢，我只好放下笔！当“七七”事变的时候，我正写着两个长篇，都已有了三四万字。宛平城上的炮响了，我把这几万字全扔进了废纸筐中。我要另起炉灶了，可是我没有新的砖灰及其他的材料！

在抗战前，我已写过八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虽然我在天津、济南、青岛和南洋都住过相当的时期，可是这一百几十万字中十之七八是描写北平。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济南和青岛也都与我有三四年的友谊，可是我始终不敢替它们说话，因为怕对不起它们。流亡了，我到武昌、汉口、宜昌、重庆、成都，各处“打游击”。我敢动手描写汉口码头上的挑夫，或重庆山城里的抬轿的吗？决不敢！小孩子乍到了生地方还知道暂缓淘气，何况我这四十多岁的老孩子呢！

抗战不是桩简单的事，政治、经济、生产、军事……都一脉相通，相结如环。我知道什么呢？有三条路摆在我的眼前：第一条是不管抗战，我还写我的那一套。从生意经上看，这是个不错的办法，因为我准知道有不少的人是喜读与抗战无关的作品的。可是，我不肯走这条路。文艺不能，绝对不能，装聋卖傻！设若我教文艺装聋卖傻，文艺也会教我堕入魔道。此所以主张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者，还须“主张”一下者也——这么一主张，便露出他心中还是很难过呀。要不然，他何不堂堂正正的去写，而必有这么一主张呢？第二条是不管我懂不懂，只管写下去。写战事，则机关枪拼命哒哒；写建设，则马达突突；只有骨骼，而无神髓。这办法，热情有余，而毫无实力；虽无骗人之情，而有骗人之实，亦所不取。只剩了第三条路，就是暂守缄默，我放弃了小说。自然，这只是暂时的。等我对于某个地方，某些人物，某种事情，熟习了以后，我必再拿起笔来。还有，依我的十多年写小说的一点经验来说，我以为写小说最保险的方法是知道了全海，再写一岛。当抗战的初期，谁也把握不到抗战的全局，及至战了二三年后，到处是战争的空气，呼吸既惯，生活与战争息息相通，再来动笔，一定不专凭一股热情去乱写，而是由实际生活的体验去描画战争。这也许被讥为期待主义吧？可是哪一部象样的作品不是期待多时呢，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生活的观察，我才写出《骆驼祥子》啊——而且是那么简陋寒酸哪！

把小说放下，可不就是停止了笔的活动。我开始写通俗读物，那时候，正当台儿庄大捷，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口号正喊得山摇地动。我写了旧形式新内容的戏剧，写了大鼓书，写了河南坠子。甚至于写了数来宝。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是避重就轻——舍弃了创作，而去描红模子。就是那肯接受这种东西的编辑者也大概取了聊备一格的态度，并不十分看得起它们：设若一经质问，编辑者多半是皱一皱眉头，而答以“为了抗战”，是不得已也。但是从我的学习的经验上看，这种东西并不容易作。第一是要作得对；要作得对，就必须先去学习。把旧的一套先学会，然后才能推陈出新。无论是旧剧，还是鼓词，虽然都是陈旧的东西，可是它们也还都活着。我们来写，就是想给这些还活着的东西一些新的血液，使它们前进，使它们对抗战发生作用。这就难了。你须先学会那些套数，否则大海茫茫，无从落笔。然后，你须斟酌着旧的情形而加入新的成分。你须把它写得象个样子，而留神着你自己别迷陷在里面。你须把新的成分逐渐添进去，而使新旧调谐，无论从字汇上，还是技巧上，都不显出挂着辫子而戴大礼帽的蠢样子。为了抗战，你须教训；为了文艺，你须要美好，可是，在这里，你须用别人定好了的形式与言语去教训，去设法使之美好。你越研究，你越觉得有趣；那些别人规定的形式，用的言语，是那么精巧生动，恰好足以支持它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你自己一用这形式，这语言，你就感觉到喘不出气来，你若不割解开它，从新配置，你便丢失了你自己，你若剖析了它，而自出心裁的想把它整理好，啊，你根本就没法收拾了！新的是新的，旧的是旧的，妥协就是投降！因此，在试验了不少篇鼓词之类的东西以后，我把它们放弃了。

虽然我放弃了旧瓶装新酒这一套，可是我并不后悔；功夫是不欺人的。它教我明白了什么是民间的语言，什么是中国语言自然的韵律。不错，它有许多已经陈腐了的东西；可是唯其明白了哪是陈腐的，才能明白什么是我们必须马上送给民众的。明乎彼，知乎此，庶几可以谈民族形式矣。我感谢这个使我学习的机会！

就成绩而论，我写的那些旧剧与鼓词并不甚佳。毛病是因为我是在都市里学习来的，写出来的一则是模范所在，不肯离格；二则是循艺人的要求，生意相关，不能伤雅。于是，就离真正民间文艺还很远很远。写这种东西，应当写家与演员相处一处，随写随演随改，在某地则用某地的形式与语言，或者可以收效；在都市里闭门造车，必难合辙。

我不懂鼓词，正如我不懂话剧。我去学习鼓词，正如我去学习话剧。机会也许是偶然的，学习之心则是一向抱定，不敢少怠。文协要演戏，推我写剧本。这是偶然的。我大胆的答应下来，要学一学而已，并非有任何把握。

只花了半个月的工夫，我写成了《残雾》。当然不成东西，我知道。所以敢写，和写得这么匆促者，是因为我只答应了起草；有了草底，由大家修正好才拿去上演。我不懂戏剧，只按照写小说的办法，想了个故事，写了一大片对话。反正友人们答应了给我修改，他们修改之后，我不就明白一些作剧的方法了吗？可是写完的那一天正是“五四”，暴敌狂炸渝市。戏演不成了，稿子也就放在了一边。紧跟着，我到西北去慰劳军队，把稿子交与了友人。半年后，我回到重庆，友人已替我发表了，出版了，并且演出了。这不能算个剧本，而只能算作一些对话的草拟，即使它已印成了书。至于演出的成功与失败，那全凭导演者与演员的怎样运用这一片对话，与我无关。

回到重庆，看到许多关于《残雾》的批评，十之六七是大骂特骂。我不便挨家挨户去道歉，说明我这草稿并没得到修正的机会；批评者得到骂人的机会而不骂，就大大的对不起他自己呀。放下这些批评，我去找懂戏剧的内行谈了一谈。由他们的口中，我明白了戏剧之所以为戏剧。戏剧不是对话体的小说，正如诗不是分行写的散文。我的毛病，据他们说，是过于缺乏舞台上的知识；我只写了对话，而忘了行动。

经他们这一指教，我才开始注意看话剧。看看到底什么叫作行动。以前我爱看旧剧。看了几出话剧之后，我并没能完全明白了什么是行动，但是看清楚了这么一点：我的对话写得不坏，人家的穿插结构铺衬得好。我的对话里有些人情世故。可惜这点人情世故是一般的，并未能完全把剧情扣紧；单独的抽出来看真有些好句子；凑到一处，倒反容易破坏了剧情。有些剧作，尽管读起来没有什么精彩，一句惊人的话也找不到，可是放在舞台上倒四平八稳的象个戏剧。写了一本戏，挨了许多骂，我明白了这一点点。

练习的机会又来了。之的约我合写《国家至上》。题目是指定的（写回汉合作），好在我们俩都是北方人，对回教同胞的生活习惯相当的熟悉，不必临时去找材料。剧中的张老师是我在济南交往四五年的一位回教拳师的化身，黄老师是我在甘肃遇到的一位回教绅士的影象。其他的人物虽没有这样的来历，可是之的有很多回教的朋友，自不难于创拟。人物的真切使这本戏得到相当的成功。可是久住上海，没到过北方的批评者也许就以为它是江湖奇侠传。题旨是回汉合作，可是剧中回汉的正面冲突，反被回胞自家的纷争所掩，这并非无因：一来是回汉之争写得过于明显，也许引起双方的反感，而把旧帐全都搬出来；二来是北方回教中亦有派别，不尽融洽——作者不敢提出教义上的分歧，而只能从感情失和上落墨。这些费斟酌的地方，自然也不是没有准备的批评者所能了解的。至于回汉通婚，教中自有办法，不可随便发言。我们之所以设一个女角者，多半为烘托张老师的过度的倔强，并不敢使她去闹恋爱。批评者若谓回汉联婚这一问题写失败了，是真不知回教的情形，而乱挑毛病者也。

人物、情节、问题，都从我们俩商议妥了，而后由我详细的写成一个故事，再由之的去分场。场分好，写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全剧写好，拿到回教协会，朗读给大家听。情节不妥当的地方，不合回教习惯的用语，都当场提出，一一改正。因此，这本剧虽没有别的好处，却很调匀整洁——稍微一不检点便足惹起误会，甚至引起纠纷！在写的时候，我们是小心上又加小心；写完了，我们是一点不敢偷懒的勤加修正。宣传剧的难写就在这里——要紧紧的勒住了笔，象勒住一匹烈马似的那么用力。

我写前两幕。之的有写剧的经验，所以担任较难的后两幕。这一回，我有了一点长进：第一，没有冗长的对话，而句句想着剧情的发展。第二，用最大的力量去“捧”张老师，教这一个人支配着控制着大家，以免一律平凡，精神涣散。

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这本剧的情调，言语、服装、举动，一律朴素无华，排除洋气。我不十分懂什么是民族形式，假若民族形式是含有顺着本地风光去创作的意思，我想《国家至上》就多少有那么一点样子。自然，住惯了上海租界，以洋服洋话为本地风光者流，一定会惊异的称它为江湖奇侠传。

假若《残雾》是于乱七八糟中偶尔见些才气，到写《国家至上》的时候，可就略知门径，而规规矩矩的习作了。之的有写剧的经验，告诉我不少诀窍；同时，马彦祥与阳翰笙又热心的帮忙，所以这次的习作，虽然没有了不得的成绩，可是我个人的收获是相当大的。可惜，我们必须在一月中写成，以便从速排演，在春季演出。假若我们能多有些时间，再多改两遍，或者更可以减去些宣传剧的气味。在抗战中，一切是忙乱的，文艺作品也极难避免粗糙之弊。批评者只顾要求理想的作品，而每每忽略了大家在战时的生活的窘迫忙乱，假若批评者肯细心读一读他自己在忙乱中所写的批评文字，恐怕他要先打自己的手心吧。

《国家至上》写完，我开始写诗——《剑北篇》。我有没有诗的天才？绝不出于谦虚客气的，我回答：没有。写小说，我不善写短篇；据我看，短篇是更富于诗的成分的。小品文，我也写不好；为什么？我缺乏着诗人的明敏犀利，不会以短短的小文一针见血的杀敌致果。我只会迟笨的包围，不会冒险用奇。我也不会写抒情诗。凡此种种，都足证明我不能诗，那么，为什么要写诗呢？主观的，我愿意练习练习。客观的，我由西北旅行得来的那一些材料，除了作游记，只够作叙述诗用的。游记之难，难在精详，我并没有锐利精细的观察力。好吧，我就以诗代替游记吧。

没有诗才，我却有些作诗的准备。我作过旧诗、鼓词。以我自己的办法及语言和这两种东西化合起来，就是我的诗的形式。形式，在这里包括着句法、音节、用语、韵律等项。大体上，我是用我所惯用的白话，但在必不得已时也借用旧体诗或通俗文艺中的词汇，句法长短不定，但句句要有韵，句句要好听，希望通体都能朗诵。

五个月的工夫，我才写得了四千行。材料早就预备好了，用不着再想。我上了句句用韵的当！因为凑韵脚，一行往往长到二十来个字；否则我早已写够一万行了。因为要押韵，有时候就破坏了言语的一致通俗，而勉强借用陈腐的词藻。因为句句挂韵，不但写着费事，读起来也过于吃力，使人透不过气来。本来我是想熔化新旧为一炉的，但所谓“旧”者是旧诗的神韵与音节，我并不要用腐朽不堪的言语与思想。句句用韵的企图，也就是为使句句响亮，如军队操演，步步整齐。哪知道，韵破坏了一切！不错，的确是步步整齐了，可是只能摆在操场上，而不能作战哪！韵使我失去了笔的自由与诗的活泼！的确，象“绿色千种，绿色千重”那样的句子，设若不是用韵的关系，也许不易想得出来，可是就全诗而言，它使我时时要哭。要哭的时候比得意的时候多了不知多少倍，得不偿失！不要说完全无韵，就是隔句用韵，我也不至于受这么大的罪，而还落个劳而无功啊！

但是，已经写了四千行，不便再改；我一定把这个形式维持到底，不管它给我多少困难。接受旧文艺的传统，接受民间文艺的优点，我都在此诗中略加试验；艰苦我倒不怕，我所怀疑者倒是接受到什么限度才算合适？或更激烈一点的说，新旧化合是否可能？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自己以为《剑北篇》中旧的成分太重了。材料是我自己的，情绪是抗战的，都绝非抄袭古人。就是音节韵律，我也只取了旧诗中运用声调的法则，来美化我自己的白话。在用韵方面，我用的是活的十齐套辙，并非诗韵。这样，取于旧者并不算多，按说就不应该显出那么浓厚的旧诗味道来；可是我自己觉得出来，它也许比“五四”时代那些小诗的气魄大一些，而旧诗的气息恐怕比它们还强得多。我能指得出来的毛病是：（一）韵用得太多。（二）写景多于写事。（三）未能完全通俗。在这三点而外，恐怕更重要的还是那个无形的，在心中藏着的那个小鬼。明显的说，就是在一计划写诗的时候，我面前就有个民族形式，象找替身的女鬼似的向我招手。她知道我写过旧诗，写过鼓词；用民族形式来引诱我，我必会上套！不论我怎样躲避旧的一切，她都会使我步步堕陷，不知不觉的陷入旧圈套中。说到这里，我就根本怀疑了民族形式这一口号。民族形式，据说是要以民族文艺固有的风格道出革命的精神，是啊，我何尝没这样办呢。可是，我并没得到好处！也许是我的才力不够吧？也许……？反正我试验过了，而成绩欠佳！关于这一点，我似乎没法说得再明白些；除非你也去试验试验，你是不会明白我的。

诗未写完，本不想去写别的。可是，朋友们给我带来很多关于张自忠将军殉国的史料，并劝我写个四幕或五幕的话剧。我答应了，因为材料与问题既都丰富，而表扬忠烈又是文人的责任；我就暂放下诗，而去写戏。啊，这比诗还难写！历史大概永远是假的：目前的事最好莫谈，过去的事只好瞎猜！整整写了三个月，改过五次，结果还是不成东西。宣传剧已经不好写，含有历史性的宣传剧就简直不应尝试。今日的事情顶好留给后人去猜呀！我不愿再缕述所遭受的苦恼与失望；只须说一句话吧，我失败了！

这本剧写完，我拿起《剑北篇》来，希望于两三个月内告成。

我学习了，我并没有多大的成功，但是，我决不因失败而停顿了学习，我将继续学习下去，直到手不能拿起笔的那一天。

笼统的批评理论，对我，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有试验的热心，勤苦的工作，才教我长进。三年来的成绩毫无可观，但是始终不懈的学习的热诚教我找到许多新的门径——只有这一点是差足自慰的。

载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一期

三言两语

青年写作协会嘱写文艺创作经验，深感没有什么可说的。详有一部作品写撰的经过，也许相当的有趣，但太琐碎，也未必有任何价值。泛谈经验吧，又怕没有多少话可讲；经验是不容易得到的，作一辈子木匠也许仅获得三言两语经验之谈，作小说戏剧等或亦如是。自己胡乱的已写过二十多本，时间已用过十七八年，但一说到经验，即感空虚无物。所以，这篇文章是不会很长的。短而精到，亦自可贵，可是我这一篇恐怕只有“短”，而不“精到”。那么，假若这篇小文能被收入“文艺写作经验谈”里去，也不过是充数而已。

对写小说，我有较多的经历。经历可不就是经验。譬如钓鱼，虽然终日静坐河畔，未必得鱼，即谈不到经验。我所能说出来的几句，也许只是河边上的话，离鱼尚远啊。

（一）小说比诗歌戏剧容易一些，所以我最初就练习它。练习过小说，对写诗歌恐怕仍无何助益，但对戏剧的写作则有相当的帮助。

（二）我觉得写小说最难于前后一致，始终不懈。所以，为保险起见，我不敢多用人，不敢过事铺张。看准了三四人，几件事，贯以一个中心思想，毫不放松，较有把握。

（三）事情容易搜集，人物的创造很难。故应以事配人，使事情为人格的试金石；勿贪事情复杂，而强把人物拉入。以下说诗歌：

（一）我觉得作歌比作诗容易，歌有音乐帮忙，诗则专靠自己。以后，我愿多作歌，少写诗，因自己的诗才太不够。

（二）小说可以从容布置，而诗则须一团情志的纯火。这火力不够，写不成诗；这火力一衰，诗兴即灭。故以诗去锻炼自己的才能，则为有益，求篇篇发表，生挤硬凑，必无好结果。

关于戏剧：

（一）戏剧要有诗一样精炼的言语，及比小说更完善更简洁的结构与穿插。写作的经验尚少，不宜从事写剧本。我之写剧，多半是为练习，成绩很坏。

（二）剧本中的一句话，或一唤一嗽，均是想过若干次的；故一语道出，既能使人格显明，且使剧情有自然的发展。只为故事的发展写出一些话来，则失其人，难获良好效果。对于通俗文艺：

（一）不宜以通俗文艺为学习文艺的入门。先学习诗歌小说等，而后不妨再治通俗的文艺，则不致吃亏。

（二）宜取通俗文艺之长，而去其短，且须加以改善。此事大不易为，非对通俗文艺与文艺各部门都有研究不办。乱说了一番，罪过！罪过！

载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编《文艺写作经验谈》，一九四三年九月南方印书馆出版

桑子中画集序

这本画集内的作品不是温室里烘养出来的花草，是与自然为友的结果。真的，自然是子中的好友。他喜游，而且有对会看的眼。有些诗人，每到一处便作首诗。子中到处作画。不过，诗可以凑成：往往没看到景物的真美而用些字凑起几句来；就是往好里说，也有时候会给景物以不适当的诗意。诗是心声，有好处也有坏处。作画，在另一方面，没有更深的观察与灵感便无从下笔，除非以描写画谱当作艺术。以画作游记才是真的游记。一色一彩一木一石在自然中的意义与在画家眼中的价值与了解都在这里。画不说话，与自然一样的静美；只有画家的力量代表着自然送出无限的欣喜。诗不能也不必这样。即使以“不必”原谅了“不能”，画家到底是可羡慕的。这或者就是我爱诗，而更爱画的原因吧。我不会画，也不懂画，我爱看。看画使我明白——不是又看到了——自然。

子中这些作品我差不多都看见过。什么派，什么笔法，我都说不上来。我只看出：他会用许多颜色而显出暗淡来，暗淡可是深厚。暗淡是味儿，骨子里并不是空的。细看他的画使我明白了何谓深厚。看完他的画，再去看别家的鲜艳，觉出来他们只是火炽；他的颜色是渐渐往心里流出——猛看却显着有点单调。这个，就是印出来——可惜在济南找不到好印工——也还没完全失掉。他的设色是以淡藏浓，他的笔道是更可怕——厉害得可怕，雄浑得可怕。他简直是“写”呢。他的画是北方的冬山，棱角全露着。可是他似乎有两对眼，他也极会画迷离的景色，象雾，烟，雨，他都画得出。有时，他把这二者放在一处，看那张《深秋》（大明湖）：山是渺茫的一片，而湖上的柳是几条粗道子。可喜的是它们还调和。在这种调和里，他老使人看到觉到他不完全是写实，也不完全是印象；他实在是要写实，可是他的诗心使他得到真实以外的一点什么。于是他捉到真实，而不被真实将他拴在地上；依写实的所及，他能保持自由。他的细腻是不易看出的，当然。

我没见过他画人物。除了风景以外，他爱画菊，荷，与柏。在这类小品中——“小品画”象话与否，不晓得——他常露出些浪漫气息来；曾见过他的一幅《月下残菊》。月下残菊！他自己说，他非常的爱菊爱柏爱莲叶。“爱”会使人浪漫。中国画中的梅兰竹菊，据我看，差不多都是浪漫的。一枝梅，几竿竹，画家表现了另一个宇宙。子中的虽然是西画，所表现的精神还是这个。他决不是画菊，荷，与柏呢，他是绘出心的爱恋。

这些，是我所看到的。对不对，我当负责。由一般的，或某派的，规矩与理论看这对不对，我不懂，也不管。他的作品使我看到这些，使我感到这些所给的欣悦。我不是研究画法的，也不希望一幅图画必须依着画法大全才能明白。我也没说子中的画好，或歹；好或歹必须先有标准。我只是讲他的作品对我个人的感动与值价。这未免显着浪漫些，可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来。这也有个好处：他画了什么，我便看什么，说什么。他没画人物，对于我，并不是个缺欠；他没画难民，革命，水灾，内战，帝国主义的侵略，那也活该。听说他在今年暑中又去远游，一定会有不少的成绩，自然是最不会负人的。

一九三四年五月，老舍。

载《桑子中画集》，一九三四年五月济南永记华洋印书局出版

神曲

在我读过的文艺名著里，给我最多的好处的是但丁的《神曲》。没有读原文的能力，我读的是几种英译本。译本当然不是本来面目，可是我已经受益不浅了。

罗马的史诗里有神有人，可是缺乏一个有组织的地狱。《神曲》里却天地人都有详尽的描写，但丁会把你带到光明的天堂，再引入火花如雪的地狱，告诉你神道与人道的微妙关系，指给你善与恶，智与愚，邪与正的分别与果报。他笔下的世界是一首完美的诗，每一色彩，每一响声，都有它的适当的地方。

歌德的《浮士德》仿佛缺乏紧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似乎只有人间的趣味。《神曲》里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有组织，有理由，有因果。中古世纪的宗教，伦理，政治，哲学，美术，科学，都在这里。世界上只有一本无可摹仿的大书，就是《神曲》。它的气魄之大，结构之精，永远使文艺学徒自惭自励。

希望我们能有一本好的《神曲》译本！

载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新民报》晚刊

诗人节献词

诗人节有二义：一以纪念大诗人屈原，一以鼓舞当今的文人。对前者，屈原人格之崇高，作品之伟大，以为民族的光荣，毋庸缕述。对后者，有二点似宜说明：（一）“诗人”与“文人”似当有别，但广泛的来说，凡属创作的想象的文艺作品统可称之为诗；同样的，凡气度崇高，富有创造力与想象者统可被誉为诗人，故诗人节实为文艺节，不必再有戏剧家节，小说家节，及杂文家节也。莎士比亚以戏剧驰誉，托尔司太以小说见胜，皆被称为诗人，且当之无愧。今之治戏剧及小说者，本其所长，努力进取，虽不为诗，诗之质素固在；若必血柱鼓瑟，勉强为诗以自彰其短，徒博虚名，是买椟而还珠矣。（二）所谓诗人者，非谓在技巧上略知门径之诗匠也。诗人在文艺上固须有所表现，其为人亦须与诗相备配。诗所以彰正义、明真理、抒至情，故为诗者首当有正义之感，有为真理牺牲之勇气，有至感深情以支持其文字。诗若是天地间浩然的正气，诗人也正是此浩然正气的寓所，只凭排列平仄，玩耍文字，而自号为诗人，则既不成诗，复不成人，还成什么诗人？有人于此，终身不为一韵语，而爽朗刚正，果敢崇高，有诗人气度，即是诗人。反之，其为人心地狭浊，而终日填词制律，以猎虚名，或以干禄，是诗匠诗贩，非诗人也。于此，诗人节之倡设，实与整个社会有关——诗的社会固不必人人吟诗，个个度曲，要在能辨是非，能以诚相见，有良好的风尚耳。

抗战四年，举国在同一崇高的理想下共赴国难，头可杀而节不可辱；此理想是诗的本质，此艰苦为诗的本事。有此本质，故敢以血涤辱，以弱敌强。有此本事，故举世惊震，交相赞美。在今天而有诗人节的建定，诗人们自然晓得，他们自己已供献了什么，或未曾供献了什么。就是不作诗的人似乎也应该深思默虑，我们的眼前还有没有阻碍达到我们的理想的东西，就连我们自己是否已经没有一点私心与弱点。这样的检审一下，恐怕我们也许感到一些愧悔，而把真诚不折不扣的拿将出来，使我们感到艰苦，而不灰心；感到哀伤，而能振拔；感到缺乏，而求充实；象诗那样的劲健悲壮！理想之途是用血冲成的。假若不幸而把诗人节只看成是穷酸们聚会到一处，写或读一两首小诗，或且吃上一半个粽子的日子，那就根本无须多此一举了。——写于诗人节。

载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新蜀报》

泰山石刻-序

每逢看见国画的山水，不由的我就要问：为什么那小桥上，流水旁，秋柳下，与茅屋中，总是那一二宽衣博带，悠悠自得的老头儿呢？难道山间水畔，除了那爱看云石的老翁，就没有别的居民？除了寻诗踏雪的风趣，就没有别种生活吗？

从历史中的事实，与艺术家的心理，我得到一些答案：原来世上的名山大川都是给三种人预备着的。头一种是帝王，自居龙种非凡，所以不但把人民踩在脚底下，也得把山川放在口袋里；正是上应天意，下压群伦，好不威严伟大。因此，他过山封山，遇水修庙；山川既领旨谢恩，自然是富有四海，春满乾坤了。第二种是权臣富豪，不管有无息隐林泉之意，反正得占据一片山，或是一湖水，修些亭园，既富且雅；偶尔到山中走走，前呼后拥，威风也是镇住了山灵水神。第三种是文人墨客，或会画几笔画，或会作些诗文，也都须去看看名山大川。他们用绘画或诗文谀赞山川之美，一面是要表示自家已探得大自然的秘密，亦是天才，颇了不起；另一方面是要鼓吹太平，山河无恙；贵族与富豪既喜囊括江山，文人们怎可不知此中消息？桥头溪畔那一二老翁正是诗人画家自己的写照，夫子自道也。

于是山川成为私有，艺术也就成了一种玩艺儿。山间并非没有苦人，溪上正多饿汉，不过是有杀风景，只好闭目无睹；甚至视而不见，免得太欠调谐，难以为情。艺术总得潇洒出尘，或堂皇富丽；民间疾苦，本是天意如斯，死了不过活该而已。

直至今天，这现象依然存在，虽然革命历有所年，而艺术颇想普罗。宫殿之美，亭园之胜，所以粉饰太平；春光秋色，纳纳诗文，所以广播风雅；开山导水，修庙建碑，所以提高文化。富贵者有命，风雅者多趣，以言平民，则肚子饿了顶好紧紧腰带，别无办法。及至日寇逞蛮，烧山毁市，犬马古玩与古书名画，颇有车船可运；把孩子掷在路上与河中者，则仍是平民。虽在困难期间，仍有闲情逸致，大人先生，由来久矣。

前几年，冯先生住在泰山。泰山不是上自皇帝重臣，下至文人骚士，所必游览的五癧之一么？按说，冯先生就该夏观日出，冬眺松雪，每有灵感，发立诗词，岂不地灵人杰，相得益彰？可是他偏爱留神山上山下的民间生活：见了缠足的妇女，他觉得可怜；看到老人推磨，他想到近世的机械发明，与我们的事事落伍……人人引起他的同情，事事激起他的愤慨。于是他就创立了十五处小学，给乡民子弟以受教育的机会。更造起陈列馆来，广收科学仪器，植物标本，艺术作品，与卫生图表等等，教老百姓们开开眼，长点知识。每一得暇，他便去访问居民；每得机会，便帮助他们作些有益于大家的事。慢慢的，那里成了个教育中心；虽王公大人还是到那里游玩散闷，可是冯先生心中欲另有一座泰山——泰山是老百姓的，老百姓缺衣缺食，穷困无知，便是泰山之耻；古迹怎样多，风景怎样美，都在其次；百姓不富不强，连国家也难保住，何况泰山！

陈列馆中最近的添置是四十八块刻石，刻的是泰山民间的生活情形。冯先生虽已与泰山居民打成一家，可是他怕一离开那里，大家就松懒下来，忘去他的指示，而旧病复发；若是刻在石上，安在馆中，图是真情，诗是实话，常来看看，总是以提醒大家，应当一致努力。再说远处人民来朝山拜顶的，生活情况本与此差不多，看看这些也能得点教训。还有，那登泰山而小天下，自以为了不得的人们，见此也得倒吸一口凉气，知道活的泰山原来另有一番光景，并非只有松石古迹而没有受罪的活人。

刻石上的诗是冯先生作的，字也是他写的。那些诗既不以风花雪月为题，自然用不着雕词镶句；他老是歉意的名之为“丘八诗”，其实句是真，自具苦心也。至于那些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忍过于谦虚：写得确是雄浑大方。那些图，是出自赵望云先生之手。事真凑巧，冯先生同情老百姓，爱助老百姓，愿替老百姓作事说话，甚至把老百姓的真情实况刻在石上，恰好就有个生在民间，喜爱乡村的画家来帮忙。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很有功夫，可是他不喜山水里那些古装的老翁，所以就在乡间细细的观察，深深的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永远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他来到泰山，冯先生便托他画图。诗成图就，便利用山上的青钢石——色青而质硬，用手指一敲，便当当的响——雇来本地的几名石匠，开始平石刻字。乡下的石匠不免有些土气，可是冯先生不肯另找名手，怕饭被外人吃了去。事在人为，赵先生亲自监工，与工人一同蹲在那里，有说有笑，可是眼睛管事，一笔也不将就；结果，四十八块都刻得非常满意。

不幸，泰山也遭受了敌人的轰炸；这些刻石的命运如何还不可得知。金钱人力即使都不可惜，民间生活的真情实录可是决不忍丢掉。国家的衰弱，根本因为民力的单薄；民裕国才能富，民聪国才会强。这是冯先生时时向人提醒的一点，也就是这些刻石的所由来。现在，他把这些刻石的拓片，制成版，订成册。刻石不幸失落，影片仍在人间；有心人定会由这里悟出战事失败的远因，也会看出转败为胜的关键；平日人民生活的写照，正是目前流民图的底稿。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事尚可为，过勿惮改。由这么去看，这本影拓便自有它的意义。若以为这是卖弄高雅，保存诗画，你算猜错，全不相干。

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五日老舍序于武昌

谈通俗文艺

通俗文艺很难写：

（一）文字：通俗文艺的文字不一定俗，《三侠五义》并不比我们写的东西俗着多少，而比《三侠五义》更文雅的通俗文艺还有很大一堆。大鼓书词时时近乎诗，而牌子曲简直的是诗了。有些粗蠢的字，是旧玩艺里所不敢用的，而我们却有时连“×”也懒得画。前者通俗，后者反难打入民间，是何道理？

也许是这么回事：既有通俗文艺，即使文字不完全通俗，可是照直叙述，不大拐弯，到非拐弯不可的时候，必先交代清楚，指出这可要用倒插笔，或什么什么笔了。这样，文字即使有难懂之处，但跳过几个字去，并无碍于故事的发展。幼时，读小说，到“有诗为证”的地方，我即跳远，可是依然明白一枝梅或北霸天的来踪去路。稍长，晚间为姑母姐姐等朗诵闲书，遇到不识之字即马虎一下，她们还能听得明白。

新文艺好拐弯，一来是图经济，二来讲手法。电影中诸般技巧，都拿来应用，还搀上一些“……”与“××”什么的。结果，读者莫名其妙，抓头不是尾，乃叹难懂。虽作者尽量的用“妈的”或更蠢的字，以示接近下层生活，而此等“妈的”乃绕弯而来：前面一大套莫名其妙，此处忽来一“妈的”，俗则俗矣，可是别扭奇怪，乃失其俗。《铸情》，《双城记》等在此院卖满，《火烧红莲寺》亦在彼院卖满，彼院观众若读小说，必爱《三侠五义》，而拒绝你我的短篇，或甚长于长篇。

通俗文艺的文字，据我看，应当痛快爽朗。

俗有新旧之分。历史使文惭渐变俗，试到茶馆听评书，说者满口四六句儿，而听者多数赤足大汉，何以津津有味，天天来听？盖“赤胆忠心”，“杏眼蛾眉”，“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等等，俱有长久的历史由文而俗，有一定的反应。现成，有力，故一经用出，即呈明朗图像。反之，若说“眼光投了个弧形，引起些微茫的伤感”，则俗而新，弧形与伤感尚未普遍化，当然没有作用。通信文艺难写，即在此处，我们所受的教育把我们的言语造成了另一种类，俗虽俗矣，怎奈我之俗仅有很短的历史，而新则近乎文矣。

通俗文艺的文字，据我看，应当现成，通大路。

（二）内容：新文艺，因受西洋文艺的影响，每每爱耍情调，把一件小事能说得很长。新小说里描写一位爱人吃苹果，也许比张飞夜战马超那场恶斗还长出许多许多。这种情调往往是抒情的，伤感的，似有若无，灵空精巧。而一般人呢，他们却喜爱好的故事——有头有尾，结结实实，《今古奇观》里的故事差不多都是满膛满馅的，而《济公传》已不知有了多少“续”。续而再续，老是那些套数，可是只要济公不闲着就好。见景生情是诗人的事，因事断事是一般人的事，普通人读书原为多得些生活经验，不是为关心吹皱一池春水，此所以乡间的诸葛亮即熟读《三国演义》之人也。

通俗文艺的内容须丰富充实。

旧通俗文艺中成功之作，是以事实的充实，逐渐把人物建造起来：赵子龙是常胜将军，因百战百胜，而诸葛亮到死后还能吓退敌人。有时候，尽管事多，而人格并不彰显，但到底有事比无事热闹，“一夜无话”正所以叫起次日的忙碌也。新文艺善利用角度，突破一点，通俗文艺则似乎当用大包围。通俗文艺并不易写，处处需要大批人马，足使新文艺者害怕。新文艺与一般人中间隔着一层板。新文艺会描写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这些人都会握手，吃大餐，喝汽水……于是一般人看了，就如同看了外国电影，即使热闹，而无所关心，遂失去文艺的感力。大鼓书词里不是讲赵子龙救主，便是二姑娘逛庙。因为大家关心赵将军与二姑娘——逛庙的二姑娘，不是正在舞厅里与一位电影明星讲恋爱的二姑娘。舞厅与庙会比起来，明星与民众比起来，为数多寡，简直没有比例。就是偶尔讲到民间，新文艺也往往是依据着学理，把必然的现象写了出来，而这必然的现象未必即是真情真景，于是它也可以成为较比生动的讲演，而不能成为亲切有味的文艺。学理的明澈，与公式的齐整，不就能产生本固枝荣的在民众血脉中开花结果的文艺。这是我们的失败。通俗文艺须是用民间的语言，说民间自己的事情。

（三）思想与情感：假如通俗文艺的文字并不一定俗到哪里去，如前面所述，那么，恐怕它之所以别于通雅文艺者，就在乎它的态度了。这就是说，在思想与情感上，它所要求的效果不很大。它没有多少征服的野心。反之，它却往往是故意的迎合趋就读众。在这态度上，它吃了大亏，而读者也没占了便宜。新文艺的方法即使不巧妙，可是态度是不错的，它立志要改变读者的思想，使之前进，激动情绪，使之崇高。通俗文艺则近乎取巧，只愿自己的行销，而忘了更高的责任。

不过，我们也须记住：因旧生新易，突变急转难。一蹴而成，使大家马上成为最摩登的国民，近乎妄想。以民间的生活，原有的情感，写成故事，而略加引导，使之于新，较易成功。中国原来讲忠君，现在不妨讲忠国，忠仍是忠，方向却变了。

（四）趣味：文艺毕竟是文艺。《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等都多么粗莽热烈，可也都多么有趣。通俗文艺，无论是歌曲，小说，戏剧，都懂得这个诀窍。连诸葛亮的精明都有时候近乎原始的狡猾，而张飞时时露出儿气。设法使作品有趣，才能使读者入迷。趣味有高下之分，这在善于择选。精神的食粮不能按着头，硬往下灌。前线战士，打完了仗，而非读“善书”不可，是谓非刑。

以上四项，都系偶然想起，对通俗文艺，我并无深切的研究，对与不对，不敢自决。

还要说几句。一般的通俗文艺既不必都俗到极点，而是因合乎读众的脾味而成功，那么不识字的人，怎么办呢？我以为通俗文艺应以能读白话报的人为读众，那大字不识的应另有口头时文艺，用各处土语作成，为歌，为曲，为鼓书，为剧词，口传。习若无暇学习，也该唱给他们听，演给他们看。不妨由一处制造，而后各处译为土语，广为应用。用国语写成的大鼓书词、朗诵诗等，因言语不通，无法因歌诵而见效果。读的是读的，口诵的是口诵的，前者我呼之为通俗文艺，后者我呼之为大众文艺，又不知对否。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新知书店出版的《自由中国》第二号

谈中国现代木刻

——《中国版画集》序木刻是中国最古的艺术之一，早在印刷术发明的时光就已开始，当时刻“字”和刻“画”没有什么不同。明代（公元后14世纪）时木刻艺术已获得了很高的成就。虽然中国学者那时候对于小说写作不甚重视，但在小说中已常常插入美丽的木刻画。

清代（17世纪至20世纪）的书，用的是最好的纸张，印上了著名艺术家所刻的彩色木刻。这些木刻画现在已成为最珍贵而稀有的艺术品。那些艺术家的高超的技术，刻制的手法，以及色彩的选择，在艺术上已达到完满的境地。而且那时已成为一种习惯，人们往往买些彩色的木刻画，贴在门墙上去迎接新年，因此木刻画便成为艺术家和人民生活中主要的一部分。

但是现代中国木刻却是直接受了西洋影响的。因为艺术既是不分国界的，散居世界各处的人当然会相互的发生影响。

中国古代木刻象她的绘画和诗歌一样，是用山水、花鸟作为表现的主要对象而供富人贵族们娱乐和欣赏的。现在中国的情形就不同了。中国现在正遭遇着贫穷与战乱的厄运，她好象一只破旧的汽艇挣扎在暴风雨海上的惊涛骇浪之间。这时候的艺术家们已不能再生活在象牙之塔里，拿些小巧玲珑的艺术品作为消遣了。他们必须张大了眼睛和耳朵，去观察注意周围的世界，从他们观察所得，便产生了现代的中国木刻。

在结构和主题方面，这种新的形式是非常接近于欧洲的风格，至少它已经暂时摆脱了传统的格调。因为那种旧的格调，已不适用于这一个时代了。内容既完全不同，形式当然也要改变了。

这情形在战时更为明确。因为中国的海口全被封锁，艺术家既得不到必需的油彩颜料和画布，要找一张在中国制造而适用的纸也不可得，为了要表现他们自己，就必得另打一条出路。从事木刻既只需要简单的工具和木料，他们就获得了一条捷径。题材方面也渐趋现实化。他们也不能采取别的题材，因为他们的民族家庭的命运正高悬于生死关头，他们都知道自己责任之所在——尽力去唤醒他们的朋友和邻人，去认识这种局面的危机。木刻作品正是最理想的媒介。它可以印在劣质的纸张上，仍能产生一种清晰和明朗的黑白画面。它那简单、深刻而清晰的线条，更可以深深地透入人们的心灵和记忆。为了这种种原因，木刻便成为中国报纸、杂志的唯一插图。事实上，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那时使用别的图画或制版，已成为不可能的事了。这本《中国版画集》里的主要内容，便是跟着这条新路而在现代新中国发展的成果。

这许多青年艺术家们，很可能更进一步地去研究中国古代的木刻技术，再把新学得的技术，混合发展成为一种他们自己独创的风格。

当他们在这大时代的斗争中尽力挣扎时，他们也影响了其他许多画家和艺术家，唤起他们对时代的认识。虽然，这不是一幅顶美丽的图画，可是现在各种派别的艺术家们都已把他们的作品来描写今日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了。他们的技巧和题材，也许还没有获得世界的名誉与成功，可是在表达他们高尚的手法和自由的理解上，却已臻于最高的境界。

中国的一切事物，正在迅速地变化着，前进着。艺术也不例外。经过这些变化，将来必定会产生一种新的技巧和一种新的艺术的。

载《中国版画集》，一九四八年十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唐代的爱情小说

今天晚上我要讲的是唐代的爱情小说。未讲之前，我要先讲讲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以及小说的发展概况。时常听人说，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说来，小说和戏剧是无足轻重的。这种说法确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对于欧洲人说来，没有小说戏剧的文学就和没有接吻和格斗的影片一样枯燥无味。假如你们不去认真地研究为什么中国的文学概念与西方的截然不同，而只是简单地认为中国人欣赏不了戏剧与小说之美，那就太武断了。

小说一词，起源于周朝著名的哲学家庄子。但是庄子所谓的小说，原是“普通语言”的意思，和我们所谓的小说并不是一回事。目前这种概念的小说，是后来才有的。最早对小说一词加以解释的，是班固。他在他的天才著作《汉书》中说：最早开始写小说的，可能是古代的小官吏。他们把各地流传的故事搜集起来，多一半是街谈巷议之事。地位高的人不屑于写这种东西，但有人要写，他们也不加干涉，因为这些东西往往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看法，有时也值得一看。

班固把小说的作用讲得很清楚。他的意思显然是说，历史学家在史书中列举小说，其目的是研究历史，而不是文学。当然他认为其中有些内容作为历史研究是有用的——比如，当时的民情。所以自汉以来，差不多所有的史书都要列举小说。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写道：自唐以来，涌现了许多小说作者。许多人写的是搜奇志怪，荒诞不经的神怪故事，使人读了有扑朔迷离之感。不过有的作品确是真才实学之作。因此，既然先人的惯例是不拘一格广泛搜罗图书，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些书分类编纂得不好，或文笔欠佳，就不把它们考虑进去。

自汉至清所有的历史学家显然也都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在编史的时候，也不能忽略小说。但是很清楚，他们对小说的文学价值是不感兴趣的。

再看看职业作家对文学这个概念是如何理解的吧。要是去问一个老学究，他一定会毫不迟疑的回答，“文学乃传道之文也”。我们现在无法就“道”这个字展开充分讨论，暂时可以把它译作“原则”。唐代最著名的作家韩愈说：学的目的是寻道，文学的目的是释道。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说道：文学是言道。这一类引语尚可列举许多。《文心雕龙》是学习中国文学的人必读之书，它的主题是解释文学的意义，然而它开卷第一章的题目却是“原道篇”。据称这本书的主旨是分析文学的风格、结构和起源，然而假如我们耐心地从头至尾把它看上一遍，就会发现它根本没有提及小说。中国哲学的根本是道，因此必须严肃认真地对之加以研究。既然文学是传道的媒介，那就必须肃穆庄重。文学不是美的艺术作品，而是仁和德的体现。中国的小说之所以少，就是由于把道学观念放在首位的原故。这是否荒谬可笑，你们自己去判断吧。

要是我们想对唐代的小说作出恰当评价，就必须把上述概念弄清楚。从结构和情节看来，这些小说是极不完备的，写这些小说的人并没有想到要当个职业作家，也不认为写小说是件严肃的事情。当我们阅读这些小说，觉得它立意清新文笔优美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作者的天才，不用付出艰苦的劳动就能写出卓越的小说来。

现在我们来谈谈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虽说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小说是无足轻重的，然而若是仔细加以观察比较，就会发现事物还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汉书》上只记载了十五则故事，全部失传。《隋书》增加到二百一十七则，多数得以留传至今。这说明，尽管小说并非正统，然而它还是有所发展的。

为了简而明地说清楚问题，我们可以把中国小说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汉以前，汉至唐，唐以后三个时期。

汉以前时期的小说，其实不过是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其著作中插入的实例。小说往往采取寓言或讽喻的方式，用以说明特定的问题。例如，在《庄子》一书中，这类故事是很多的。从汉开始，小说才和哲学论文分家。因此汉代在小说史上可以说是初期阶段。不过汉时多志怪小说，到唐代，日常生活才成为通用的题材。在我们看来，这确是一大进步，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唐代社会生活的实际图景。

唐以后，小说的写作技巧更趋于成熟，最值得注意的是开始运用口语。用日常的口语来描述日常生活，是一明显的进步。

概括起来，唐以前，小说主要是搜神志怪；唐以后，题材趋于广泛，采用了口语。唐人小说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内容涉及面很广，爱情故事更居于首位。在题材的广泛方面，唐人小说超过了以往，其浪漫的主题也对后世颇具影响。这就是唐人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今晚我要着重讲讲唐代的爱情小说。为了方便起见，我从伦理、宗教、游侠和民间故事等几个角度分别加以阐述。先讲讲它的伦理观念。一提起爱情，人们往往就想起了婚姻。一想到婚姻，自然就会联系到家庭。中国的文化是建筑在复杂的宗法制度之上的，这一宗法制度极其严酷，势力又大，绝对不容许婚姻自由。换言之，爱情和婚姻是毫无关系的，在安排婚事的时候，爱情必须绝对服从其它方面的考虑。父母之命是至高无上的，包办儿女的婚姻是父母的责任，也可以说是天职，外人无权干涉，子女也不能过问。拒绝按父母之命缔姻，不仅仅是造家庭的反，而且也是跟整个社会作对。在研究唐人小说的时候，我们还能窥见当时青年男女在宗法制度的专制统治下遭受的痛苦。

有两本书，一本是《北里志》，另一本是《教坊记》，内容是颂扬歌伎的，记叙年青书生对她们的钦慕。《北里志》言道：歌伎都住在平康巷。应试的书生和中试候选的人，只要肯多花钱，都可以到平康巷去寻欢作乐。多数歌伎都善于应对，能诗会文。

唐代歌伎实际上都是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再看看那些文人学士的妻妾，就会觉得，举子们爱逛平康巷是毫不足怪的。正如中国人常说的，那些妻妾往往是“黄脸婆”，多数没有受过教育。歌伎们却知书识字，所以那些文人学士的狂放多少是情有可原的。

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写的《李娃传》是个好例子。这则小说值得详细介绍。但因时间关系，只得从略。

很抱歉，为了节省时间，我不得不略掉这则小说的许多精采部分。从好几个角度看来，这篇小说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它大胆抨击了固有的宗法制度；再则，它用庄严的传记体记述了一位歌伎的身世，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因为这种文体一向是只能用于高贵者的。作者说得很明白：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也。他把父亲的蛮不讲理和姑娘对爱人的忠贞作了强烈对比，对父亲的权威和真正的爱情，作了截然不同的描述。

这类小说不论怎样真挚动人，向来被当作危险读物。反映正统观念的作品，则可以《会真记》为典型。

这篇小说的文字也许是唐代传奇中最优美的。这篇传奇据说是元稹自己的忏悔录。他爱上了一个姑娘，后来变心，抛弃了她。这则传奇中的男女主角都很聪明，在结合之初就看清楚了将来的结局。他不顾一切后果，如痴如狂地爱这个少女。一旦达到了目的，就清醒过来，考虑倒底应当牺牲掉这位少女，还是不顾家庭社会的谴责而和她结婚。没有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私自结合，社会是不承认其有约束力的。张生不具备这些条件，就和莺莺有了私情。那他该怎么办呢？如果他想挽回姑娘的名誉，就须含耻忍辱，为社会所不齿；如果他打算遵守礼教，就必须舍弃姑娘。最后，他决定为了维护他的社会地位而牺牲自己所爱的人。换言之，他为了服从社会传统，不仅放弃了自己的幸福，而且也牺牲了她的幸福，社会为此对他大加赞扬。

姑娘也明白自己的厄运。她对他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她很明白，社会是决不会容许青年人在结婚之前就私行结合的。然而，只要男人肯舍弃那与他有私情的姑娘，社会是容许他有自新的机会的。女人就没有这种机会。无情的重担必须由她来承担。张生的行为会得到人们的赞许，而可怜的姑娘却得不到同情。

五百年后，在这一传奇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出戏，即《西厢记》。作者使张生与莺莺成为眷属，剧以“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结尾。不幸的是，真的莺莺却无此可能。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中国不取消这一荒谬的宗法制度，实行婚姻自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得先谈谈宗教方面的问题。中国的宗教精神和基督教及回教的精神是不同的。有文化修养的中国人，是从哲学或道学观念来看待宗教的，这和欧洲人的宗教观很不相同。没有文化的中国人则不分青红皂白，事事迷信。以上这两类人都迷信命运，并把这种观念运用在婚姻问题上。不幸的婚姻往往归咎于命，而不是父母。要是我们有勇气，可以反抗父母，然而谁敢违抗至高无上的命运呢？因此我们看见的这种消极的逆来顺受的服从，与其说是服从专制的父母，不如说是服从命运更为恰当。抱有宿命论的人一旦感到婚姻不如意，会认为违抗命运也徒劳无益，因而就听天由命，忘却了痛苦。他只看见天堂里闪现着光明，却不去注意现实生活的黑暗。

再举一则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以月下老人的故事，出自唐李复言《续玄怪录》的《定婚店》为例。

由此可见，命运是无法违抗的。月下老人、神奇的红线和姻缘簿——中国旧式婚姻的各种要素都齐备了。终身大事要由虚无缥渺的神来主宰，青年男女必须规矩就范。服从长辈的意旨有时是难以忍受的，然而服从命运的安排也许能使人释然。从农夫到哲学家都信命，安于天命。中国人的与世无争，其基本原因就是对命运的驯服。从哲学观点看来，命运如一条载着生命前进的长河，随波逐流最是轻松愉快。从西方的观念看，这样做缺乏勇敢进取的精神，有时还会使人怯懦。

再看看宗教信仰的另一个方面。道教当然是中国最强大最普遍的宗教。它没有具体的教派组织，相当愚昧。法术、星相、符咒、占卜以及各种迷信活动，应有尽有，也因而广有群众。这些迷信成份当然也会反映在一般的文学中。然而当我们研究这类爱情故事的时候，就必须同时从宗教观点和心理观点来加以分析，因为写这类传奇的作者决不会仅仅为了描写爱情而来写它。当然，他们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他们的心愿。比较原始的宗教普遍相信轮回转世之说，然而为什么狐狸会变美女，鬼怪会变美少年呢？为什么不变成可派实际用场的牛马呢？显然不幸的狐女和美少年更切合人们的想象。人们得不到婚姻自由，却想要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现实。青年男子不许擅自与少女交往，却可以驰骋想象力，邀请美丽的狐仙和妖冶的鬼女来赴宴。这样做在经济上也是很节省的，歌伎价昂，比用来写神仙故事的纸笔贵多了。

这一类传奇还有长孙绍祖的故事可以为例（略）。

现在我们来谈谈中国人对恋爱的看法，我所谈的恐怕会让我的听众失望。关于男主角如何如痴如狂地向女主角求爱，欧洲小说往往有生动的描写，而美国电影又往往过分渲染。真正的爱情往往是波澜起伏的，必要时需要采取侠义行动。然而中国的情人处在同样地位又作何举动呢？请看下面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了。

以《无双传》王仙客的故事为例（略）。

唐代传奇中这一类的故事还很多。情人们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时，就会出现有超人本领的英雄，救了他们。而他们自己则无须进行斗争。乍一看，这仿佛是胆小无能，其实不过是顺应传统。中国的教育思想是要训练青年成为人上人，温良恭俭让。勇敢的将军不过象条狗，它的主人才是温文儒雅、有帝王之相、哲人风度的淳淳君子。在英雄故事里，多数英雄都是忠顺的奴才或头脑简单之辈，出身也比较卑微。因此中国爱情故事里的英雄往往不是恋人们自己，而是助情人们摆脱困境的局外人。

最后我还要举一则故事为例，这类故事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吸收了神话和民间传说的内容。这类故事你们一看就会明白。

以妒妇河的故事为例（略）。

最后，我还想就唐人小说的语言文字，以及这些小说对后世作品的影响再略讲几句，结束我的讲话。

我想打个比方，唐朝有如一位站在东方文化之中的美女。从唐诗，我们可以窥见她柔美胸中的美丽幻梦。唐代的爱情小说则更接近于实际生活。小说的作者都是有名的诗人学者，有能力栩栩如生地描述他们的生活环境。简言之，他们能绘出一幅极其美丽动人的图画。语言文字也十分优美，即使我们认为情节过于单薄，结构也略嫌松散，但是它的语言文字在中国文学中将永放异彩。

唐代无疑是中国的浪漫时代。几乎所有的小说题材后来在元、明时代都被剧作家采用，作为构思戏曲的素材。从结构方面看，当然戏曲比唐代小说更加精炼动人，然而不能忘记这些戏曲的灵感确实来自唐人小说。

为了充分说明我的主题，按理说应有更充分的时间加以展开。我想我今天能做到的，只是告诉你们从各个角度看来，唐人小说都是值得注意的。

载一九三二年二—三月ChelocUniversity，Tsinan（济南齐鲁大学）

通俗文艺的技巧

假若这里有一位没有听过看过旧剧或鼓书的文人，我想，在他心中也许以为这类的通俗的东西不会有什么讲究，只不过是东拼西凑的那么一堆而已。即使他让一点帐，承认它们多少有点讲究，那也绝对不能与古典的或新兴的文艺的技巧相提并论。

对于前一层，让我们拿旧剧本作个例子吧。旧剧之中，我们承认，的确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由大体上说，它们都有一定的结构与表现方法，绝不是随便凑成，象一个梦似的。就是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若留心看一看，也有它所以如此的原因。譬如，最初的一个剧本，本有完好的结构，与妥当的穿插；可是到了伶人手中，就许因为太顾向台下讨好，而把剧中某一部分尽力扩张，甚至于把它扩张到可以独立，另成一剧的地步。这样喧宾夺主，或化整为零，就破坏了剧本的完整，或失掉原来的意义。有好多武剧吃了这样的亏，只顾了起打越火炽越好，而遗忘了更重要的戏剧效果。

可是，相反的，也有些剧本，经过多少次演唱与修改而越来越简练精美，削去浮泛，只留下心核。近几年来，京派的伶人因与海派的竞争，往往以“旧剧重排，全剧古本”为号召，而排演“本戏”。这些“古本”多半是沉闷冗长，只增了场子，多占了时间，并无怎样了不起的好处。这可以反证出旧剧在生长中也并不是没有受过淘洗与剪裁，虽然有时候不幸而变得很坏。

据上所述，剧本有时由好而坏，有时由坏而好，其所以好与所以坏，都足以证明旧剧并非随便可以凑成，它自有它的方法与技巧。

对于后一层——通俗文艺的技巧是否可与古典的或新兴的文艺技巧相提并论——我以为：因为形式的关系，技巧自然不能完全一样；但这只限于技巧方面，而不是在文艺本质与原理方面有所不同。由文艺的宣传性说，凡是文艺作品都要宣传一些什么；通俗文艺在这一点上，不但没有忽视，而且比别种文艺更热心：一出戏，一本小说，一段鼓词，莫不含有很明显的教训。因此，民众虽然大多数是文盲，可是他们有他们的道德上的裁判与责任，维系着精神的生命。他们的这种裁判与责任多是“有诗为证”的：作文官的要清明如包公，武官应忠勇义似关公与岳老爷，赵子龙是勇士的象征，西门庆理当永远拴在尿桶上……用不着说，这些根据是来自通俗文艺。戏台，书场，不啻是民众的学校。自然，在通俗文艺中也有许多淫秽的地方，可是淫秽的东西往往是在干净的东西里面包着。当形容潘金莲得意的时候虽然极不正当，可是到说她被杀的时候也极严厉。拆开来看，是反宣传，诲淫诲盗；合起来看，就知道了原意，正是惩淫诛恶。若是能加以剪裁，不教邪胜于正，自能不失其宣传的本意。至于那些专以淫秽为主的东西，当然是须禁止，正如别种专抒写色情而无其他更高的启示的文艺作品那样该当禁止。这样，通俗文艺在文艺的本质上，实在尽着宣传与教训的责任。假若它有时候不大洁净，或思想陈腐，那不能只责备它本身，社会上没能尽到对它应尽的责任也不能不算是罪过。单拿文人来说，有谁在抗战以前曾想到过为民众写作一些读物呢？新的不来，旧的只好自生自存，当然它陈腐，它没有得到一点新血呀。它正当不正当，它陈腐不陈腐，反正它没忘了宣传。今日的问题是在如何去矫正它，革新它，因为它确是与别种文艺一样的负着宣传的使命，而且事实上证明，它确是有力量负起这使命。

在文字上，它也和别种文艺一样的具备着文艺的条件。它有想象，有图像，有音节，有脱口而出的字句。自然在字汇上，它没有《佩文韵府》和文艺辞典为它作解释，抬声价，可是它有清新的词语，象刚摘下来的瓜果那样带着田园的鲜美。它的字汇是来自民间，充分的含有民间的思想与想象。在这一点上，它也许比古典的，甚至于新兴的文艺，更多着一些新的血脉，往往使人拍案叫绝。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公平的指出，因为民间的生活艰苦，教育落后，更因为民间文艺多半是取韵文的体裁，它的字汇也有好多是因袭沿用的，既不足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更难以推陈出新。不过，这个缺陷也就正是今日所急宜设法弥补的；在弥补这缺陷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能公平的看出它的优点，它的优点也正同于其他一切文艺的优点，活泼，自然，脱口而出，绝不别别扭扭，使人闷气。

创作的文艺是想象的。通俗的作品一点也不缺乏这条件。在这条件下，也许它不学无术的把历史弄错，或误解某事件事实的真意，可是我们不能说它不是想象的。它能从《水浒传》中单单提出个武松，使之另成一部小说。这武松也许不象原来的那个样子，不但杀嫂打虎，并且做了许多与他无关，而恰好是民间愿意听的事情，他也许会扑灭蝗虫，或求雨；事实是错了，但想象却充分的活动着。这武松的故事，有头有尾，有声有色，有穿插，有逗宕，从考证方面看，它是愚蠢得可怜；从文艺上看，它却自有它的立脚地。自然，这并不是说，文艺应当曲解了历史，而是说我们即使责备通俗文艺的历史上的知识太幼稚，我们可也不能不承认它的想象力的丰富。

在结构上，它也晓得如何由分散而团圆，由纡缓而紧张，由铺陈而判断，正如别种文艺的那样费心机，巧安排。就是一段鼓词，也知道这些方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一片段；不但在文字上如此，连唱法也是越来越紧，使事情与歌声一同走到顶点。

再提到趣味，通俗或者比任何种文艺都更聪明一些，仿佛它早就晓得“沉闷是文艺的致命伤”这一句话。在一个文人雅士看来，或者以为通俗文艺中的趣味太低级，或缺乏控制。我承认它有时候缺乏控制，因向观众讨好而失去严肃的态度；至于低级不低级就很难判断了——我们至少该想一想再说话。一个不晓得民间疾苦的文人，根本不能明白为何两个乡人为争一堆牛粪而打起架来，他当然也就不能欣赏因争牛粪这件事而来的打趣凑笑；而指为低级。这到底是不是低级？谁敢说！或者，一个文人看到野台戏中的包公嘱令王朝、马汉去捉鹌鹑烧烧吃，或包公自己背着铺盖卷赶路，他也许说这是唐突包公，趣味低级。可是他一点也没想到，这种形容正是民众把包公看成为他们痛痒相关的人，是关切而不是唐突。至于要使民众都知道每个人的身分地位，而恰好的去配备每个人的衣食起居，那恐怕就先要解决民生问题与教育问题，而不仅是文艺本身的问题了吧。还有，有些文人以为通俗文艺中的言语往往不大干净，故曰之为低级。这也要看它要求的效果是什么，而不能专以粗俗否定其低级不低级。言语粗俗，而健康爽朗，一定比吞吞吐吐，暗隐淫邪的净得多。文雅不一定就是高级。故意掉书袋，之乎者也的自居高雅，也只能令人作呕，亦是低级。所谓低级不低级的判别，似乎宜以立意与效果的是否无聊而定，而不能以事实及言语的雅俗而分。通俗文艺生长自民间，它表现着民间的思想，反映出民间的生活，也就从民间的生活与思想中找出讽刺幽默，增多了趣味。有了趣味，便也增加了它的宣传力量。我们不能否认它的趣味有时候低级，可是我们切不可因为不了解民间生活，而把所有的趣味都断定为低级。

如上所述，我们知道了通俗文艺在各方面都有它的文艺根基。它并不是胡里胡涂的那么一团。明乎此，再去谈它的技巧，我们便不专从技巧上找技巧，而应更进一步的由技巧想到文艺共同的原则。这样，当我们撰制通俗读物的时候或者也就不至于一意摹仿，而忽略了创作。专是摹仿，自然自始至终是着眼于技巧，而迷于技巧之中，且渐渐的变为崇拜技巧，忘了改革与创造。结果，所摹拟的只是个空的架子，是种假的小玩意，不能成为有生命的活东西。

依据着上述的理由，我觉得通俗文艺有三难：不易通俗，不易有趣，与不易悦耳。

先说何以不易通俗，在一切文艺创作里，好的总是脱口而出，喜怒笑骂皆成文章，坏的总是别别扭扭，矫揉造作。因此，世界上咬言咂字的文章多于现成自然的文章；也就是说，俗实难于雅。秀才会作八股，而不会写家信，并不完全是个笑话。写作通俗文艺，言语首先给我们许多困难。文雅的词字，有书史辞典帮忙；民间通用的字汇，无书可查，非我们自己到活的社会中去找不可，这就难了。一般的语言而外，耕作有耕作的，买卖有买卖的，各行有各行的，各业有各业的特用语；这就更难了。把握不住活的语言，便没法形容出真实的事情，新兴的文艺如是，通俗的文艺也如是。不过，通俗文艺既是为民众写的，就比新兴的文艺更不能将就——它必须俗，俗到连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的地步。抗战以来，大多数的通俗文艺作品，在言语这一方面，犯了两个毛病：（一）以雅代俗，（二）以腐代俗。前者是出于老一些的文人。他们习惯作旧体的诗文，知道一些旧剧或鼓书的方法。所以他们所作的戏或曲，只是应用了旧的套数，而言语则仍然是很文雅。因为文雅，所以它们写不生动。他们的通俗字汇既不够用（即使他们肯用），而形容近代战争与事实的字义极难从旧文学词汇中找到，他们没办法。后者或较胜于前者，他们拒雅而求俗，可是也并不真知道民众的语言，于是就把戏剧与歌曲中的滥调陈词拿来，装璜一下，多少要有点通俗的色彩而已。这路作品里面，也许上句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下句是“叫小鬼们见阎王”。这怎能成为美好的宣传品呢。以文雅支持通俗文艺，根本是矛盾；民众若能了解《史记》《汉书》，便无须有《铡美案》与《瞎子逛灯》了。以“见阎王”，“地流平”，“面前存”，“说根随”等腐词来支持通俗文艺，至多只能得到一点“不得已而为之”的原谅，因为通俗韵文既须有韵，而韵字又必须有变化，所以有时很难躲开“面前存”或“地流平”了。可是，这种不得已的办法只是一时救急，决不应视为通俗语言发展的正路子。民间有许多比“面前存”更自然更有力的词字，要当破一番工夫找出运用，不可以旧韵文为标准，而挡住去路也。

作通俗读物，照上面所讲的看来，用语用字不但不应故意求雅，且须时时留神自己的笔，深恐略一疏忽，即无意中的写得太深了。我们不以雅取巧，而以在通俗中还能活泼跳跃见胜。要俗，要活跃，所以避雅，并且要避腐。凡是陈腐的也必是该淘汰改革的，我们应随写随尽矫正之责，不可因循偷懒。

再说通俗文艺何以不易有趣。求言语通俗已属不易，求全篇的意思通俗则更难。这是可能的：我们费尽心机，一字不苟的，完全用民众习用的语言，写成一篇东西，而结果依然不能教民众了解。第一，我们用民众的话给他们介绍一位人，或一件事，按理说他们应该听懂了。可是假若这位人，这件事，与百姓们毫无关系，他们就很难感到趣味，而茫然不解。譬如：我们使抗战的某大将为一出戏的主角，画着姜维式的花脸，把日寇打得落花流水，以表现其英勇的精神和抗战的决心。这出戏（姑且承认打花脸等方法是对的），设若拿到一个山村里去演，就许毫无效果，大家莫名其妙。因为在这个村里，没有报纸，根本不晓得那位大将是谁；没有看过或听过抗战宣传的文字与讲演，根本不知道抗战这件事，怎能怪民众茫然不解呢？听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才容易受感动，此所以乡间雷击了老树，必谓树上有巨蝎或恶蛇，因为蝎、蛇是会害人的，若单言老树，则关系甚微也。所以，单单用了民间的语言，而不计算人物事实与民众的距离若干，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实人物都要切近民众，由他们所习知的事实引入抗战，才是好办法。第二，我们努力采用了民间的语言，而陈意过高，譬如用俗话写成一套抗战建国的哲理，其中没有具体的故事，没有有趣的形容，自难为民众接受。不错，我们为抗战宣传，须把其中的道理给大家说个明白，可是也别忘了文艺须有具体的表现，不但要大家明白，且须使大家受感动。一个心中很明白的人，也许因为算计得太细密了，而一毛不拔，心冷如冰，一个受了感动的人，才会热血沸腾，舍身赴战。新文艺在民间的失败，就是人物事实思想都与民众隔离太远。通俗文艺的兴起，首当弥补此缺陷。一方面要给民众以精神食粮，一方面要扫荡现存在民间的陈腐物。那么，我们就必须从民众的生活里出发，不但采用他们的言语，也用民众生活，民众心理，民众想象，来创造民众的文艺。除非我们成见的看不起民众，这工作实在不是低卑无聊的。我们要发动民众，而民众并不是一些橡皮袋，一打气就会鼓起来的。民众有他们的生活，与生活上的困难。他们既非超人，所以他们在一方面有侠肠义胆，在另一方面也很注意自身的实利。所以我们必须有民众的想象，我们才能一针见血的说到他们的心中去。在正面，他们有他们的义愤；在侧面，他们有他们的讽刺；在道出他们的义愤与讽刺的时候，他们有就本地风光而想入非非的能力，而使文艺作品趣味横生。我们不但要去学他们的言语，也要思索言语中的生活背景；不但只看一看他们的戏剧鼓词，也要注意他们的笑话趣谈歇后语歌谣等等。明白了活生生的民间，把握住那活生生的言语，我们会和民众一样的去想象。以街上所卖的小唱本等为我们的范本，是绝对不妥当的。那些小册子中，有的只是民间文艺的影子；真的本子是在歌者们的心中；有的只是民间文艺的尸体；活的文艺在民间也是随时改动的。

如果能照着上述的办法来写作，我们无疑的能写成相当好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只是摹仿个空架子，而真是按着民众的生活创造出来的有血有肉的文艺。

不过，在现阶段，民众中还有大半是不识字的，所以不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必须重看韵文——因为它便于口头宣传。这就须谈谈通俗文艺所以不易悦耳的问题了。现存的民间文艺，除了评书，差不多都是有韵与音节的：戏剧、鼓词、秧歌、夯歌、山歌、童谣……都是韵文。这些韵文里，有的是数唱，没有乐器伴奏；有的呢，是伴以丝弦或管乐；有的在乐器之外，还须有舞蹈。这样，我们创作韵文的时候就大大的受了限制；除非我们能马上创作出新的音乐，新的舞蹈，我们就非利用旧的套数不可。单独一个人便能创作出一篇新文字来，一个人可不易把乐，舞，都一下子创出——就是改革一部分都不太容易。人才之外，时间与金钱，在抗战的今日，恐怕也很难允许作大规模的革新的运动。有这么大的困难立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又不忍沉默，非作出点东西来不可，我们的工作可就非常的艰难了。前边已经说过，我们应躲着那些陈腐的词汇，而代以民间活泼有力的语言；可是一谈到音韵音律，我们就不十分自由了。语音在纸上是一回事，到了歌腔韵调上便是另一回事。“揍死你”也许比“教你见阎王”少着一些迷信的成分，可是赶到某一歌腔上，它就许不如“见阎王”好唱好听。新字新词理宜随时用入新的通俗作品，可是它们没有受过音乐的洗礼，在纸上它们倒颇活泼，在口上可就软弱无力了。我们必须于字俗意俗而外，还得教它们有音乐之美；而且，这音乐之美还不能仅靠足以满足作者自己的朗诵，即算成功，它得能上丝弦或笛管。

为解决字音这问题，我们非知道点音韵与音乐不可。知道了一点民间文艺的音乐，我们便会差不多的把文字调动得能歌唱；句的长短，字的多寡，都能不大离格。知道一点音韵，则即使所写的通俗韵文不预备去上演，也能使文字多一些音乐之美，好念好听。至若关于音韵音乐的详细说明，另有别人撰稿，即不在此多赘。

以上是由文艺的共同原则，及通俗文艺特有的形式，讲说通俗读物的作法。以下再对戏剧鼓词等作法略略加以解说。先说戏剧。

旧剧有许多种：二黄、川剧、汉剧、梆子……。每一种中都有它特殊的讲究。腔调、念白、行头、脸谱、锣鼓等等都自成一套，恐怕一辈子也学习不完。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写它呢？我以为，为写剧本，当然先须明白点戏剧的技巧，不然就无从着手，看戏，和讨教一些歌唱的法则，不是什么很难的事。略知道了一些，我们很可以放胆的去写，因为演员们若是有心去排演我们的剧本，导演者自会去改正变动——大概没有一个剧本能不增减一字就恰好能上演的。关于哪一种板怎唱，哪一项打叫作什么，脸谱一共有多少种，都容易打听到，而且还有几本专书可作参考，无须在此多说。重要的倒是在略知唱法板眼后，如何去写一个剧本。职业的演员们知道台上的规矩，用不着我们去教他们；他们所缺乏的是剧本。他们有能力去把一剧本，按着舞台经验而改正而演出；他们可就是不会写出一本有新内容新思想的戏来。所以，写戏本是我们的事。写出了剧本，把要紧的地方向排演者说明，给他们以改正之权，但一定不许他们把宣传的本意删去或弄错；这么双方能合作，一本戏就能很顺利的演出。这样写过一本戏，我们对于旧剧中的规矩或者也就知道个大概了。

再者，近几年的各种旧剧，因交通的发达，与营业上的竞争，都有一些变化。以二黄戏说，因受了海派戏与文明戏的影响，行头、唱法和布景，已有不少的改动。梅兰芳博士从西洋回来以后，就把锣鼓藏起来，不在台上饮水，而且摹仿着西洋歌剧那样把歌词用力唱出。在老内行看起来，这样改变都是大逆不道，对不起祖师爷的事情；可是他们尽管摇头，而阻止不住这种改变。在新编的汉剧里，我也见到，摹仿海派的各角者联唱，连唱腔也是摹仿麒麟童的。因此，我们来写旧剧剧本，满可以不必完全照猫画虎；改动一些是无所不可的。有好多地方一经改动，就不易马上被民众接受，可是硬干下去，看惯了也就一样的行得通了。在广东戏里，周瑜戴雉鸡翎，而小乔穿高跟鞋！在川戏中，老翁穿古装，而小姐露着胳臂！我们不必以昆腔与二黄戏为标准。虽然这两种戏都有严密的规则；可是昆腔已没落，而二黄也在改变中，它们的规矩越多，便越衰败，因为它们自己裹上了小脚。我们写剧本，不妨自由一些，在不得已的破坏而外，还须渐次建设，把新歌新景与效果什么的都设法增加进去，使与话剧接近。我们须虚心去讨教旧的办法，也须勇敢的渐渐给它输入新的血脉。

当我们去学习的时候，除为知道一些规矩而外，还要客观的去思索判断。一般的说，在二黄戏中，二黄宜于沉着安详的，西皮宜于飘洒轻爽的，剧情；慢板宜于郑重的，快板宜于激昂的，陈诉。一剧中先二黄而后改西皮，或先西皮而后改二黄，在我们心中就该有个尺寸。不可随便改变，不可改得太快。若通体用二黄或西皮，则因剧情的发展，自然是越来越快，先慢板，而后原板，而后快板；就是散板的应用，也自有它的用意；不重要的角色，或不重要的事实，自宜以散板随手表过，可是有时候也因为加重表情，故意用散板，演员可一字字的清楚唱出，而腔又活动无板眼的拘束，足为表情之助。职业的演剧者，必能详详细细为我们解说某腔某板的唱法与规矩，可是也许就说不出那腔那板在全剧中的效果。所以我们自己须加以揣摸。还有，大段的歌唱放在什么地方，也应想过。一般的说，一气唱下几十句或百余句的办法，现在已不大行得通了。第一因为演员不能都有好喉咙，好身体，当然对此生畏，不敢演唱；第二，歌唱过长，便妨碍了动作，往往费力而不讨好；第三，在给民众扮演新内容的旧戏，处处费力求明晰，不能多以歌唱述说，因歌腔往往阻碍剧词的明显啊。我们不妨多写几句唱词（虽然不必一气要百句），那喉咙好的演员可以多唱，或少唱几句而句句拉腔；那喉咙坏的可以少唱，或多唱而不必耍腔，时间正自相等。我们须给演员们多预备词句，而后任他们选择剪裁。这较长的歌唱放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最好使它负有抒情的作用。用说白，用动作，已把故事发展到一个段落，台下已看清这一段是什么事，再利用歌唱陈述或感诉，即使腔调稍复杂，听不清唱的是什么，仍能以歌唱之美动人，仍能不使剧情晦昧。每逢用“一言难尽”叫板的时候，须留神所要唱的必是听众们已看明白了的事情，不可突然而来，致使听众因没听清歌词而也摸不清故事发展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话剧中，后来的事必须先为暗示出，以备发展；旧剧亦宜取此法；既为民众表演，暗示或仍恐不足，必屡屡提醒之。至于开打，亦宜活动；北方的戏多重武功，南方的则不甚考究；故剧本中的武场不可太固定，若能减去开打而仍能成戏，或减少开打而不致损失剧情，庶可免去许多困难。总之，为民众写剧本，宜知旧的套数，而不可取法太高，结构太死，以致失去伸缩性。以昆曲二黄为范本，则剧本宜力求紧炼，场子越整越好，使之一气呵成，无懈可击。此等剧本宜出演于都市，一到乡间便许因整齐而被视为死板，因严紧而障碍了剧情的明显。所以，为乡间预备的剧本稍为琐碎一点或者倒能收效较大。关于说白、行头等事亦本此旨，不必一定非合某派的规矩不可。一个有伸缩性的，可通融的剧本，略加改动，即可应用于数种不同的戏剧上，二黄可改为汉调或秦腔也。

鼓词比旧剧简单，较易创作。可是，唯其因为简单，容易成篇，往往写者就忘了把它写成一段有情有景的东西，而只取些空洞的标语口号把它填凑起来。戏剧必须有故事，因为须拿到舞台上去扮演；鼓词只靠唱者一人说唱，故没有故事还能成篇入弦，于是作者也就很容易把一套空论作成有韵的歌词，而称之为鼓书。其实，鼓书虽非戏剧，但当歌唱之时，唱者手挥目送，且唱且做，实一人而兼充数人也。小曲因为字少腔简，可仅作抒情之用，鼓书则长起来可演奏整部小说，如《隋唐》与《刘公案》等，短的亦须自成一段落，容纳一个小故事。旧的鼓词中，也有不说故事的，但为数极少，且别具作用。譬如在堂会中的寿词或喜歌，通体皆谀赞之词，无具体的故事，或为宣传某项知识，如全国山名水道等，其作用等于通俗读物中的“杂字”书。此外，则大都以演述故事为主，而略含教训；以事感人，以理劝诫，深合文艺的原理。我们拟制新词，对于新知识的灌输，也可以作些有“杂字”作用的东西，如新式军械的说明，或防空常识等。至于为激励爱国精神，坚定抗战决心，则仍当以具体的故事，寓劝励之意。

通常在都市中演唱的鼓词，大概以一百五十句为一段。在这样的一段中，有时容纳一完整故事，有时仅为一故事的一部分——即成为一本。在乡间演唱，大都以二百句左右为一段，一段唱毕，稍为休息，即接唱第二段；有十段左右可供演唱半日之用。都市中的，段短而腔繁，每段虽仅百余句，亦可占二十分钟左右，故无须说白，亦仅在上场时略道故事的情节，或仅报告要唱什么节目。一唱起来，即不再说话，以求一气呵成。在乡间，因腔简，故句多。为省些力气，为说明前后段的关系，都有随时加入说白的必要。抗战鼓书，颇可取此法，唱一小段，说明几句，以说白补充歌词，当更清楚得力。

在乡间，每于唱正段之前，先唱几句凑趣的闲词，如八角鼓中的岔曲，所以静场压言也。然后，书归正传，但仍有数句诗篇，点明全篇大意。在都市中，则开口即唱诗篇。诗篇通常为八句六句四句。词较雅，平仄较严，郑重的提揭全篇大意。也有只用两句的，或甚至完全不用，而开门见山即说出故事者。在创制新词，可取后法，不必迂回，而一语道破，则颇痛快。

一般的说，歌词首段总先介绍出人来，而后随故事之发展，随时绘景绘情，而至于点顶；最后，略示教训。

历史上的人物比较容易描写，有时只须描绘他在这一段故事中的服装态度即足，因为听众早知道他的相貌性格也。描写一个新人物，则须简而有力，几句话即抓住一个相貌与个性，实非易之。假若简而不精，还不如多说几句。乡间之唱武松者，往往以数十句形容一双拳头如何厉害，为打虎先壮声势。此虽有失剪裁，而听众对形容总比对说理更感兴味。

介绍出人来，即须说事。在叙事中心见情见景，以俗浅的文字说得动人，以细微的情景表现重大的事件。人在事与景中，有狂呼，有悲叹，有大笑，有细语；叙述虽限于篇幅的简短不能复杂委婉，而动作音容却能活现，和唱戏相仿，亦自动人。

有了人，有了事，须在人与事发展的高潮前，故作逗宕。或言感情，或写景物，或插述一琐事；然后急转直下，句子力求简劲有力，以便于速唱，把故事结束；而后再以三言两语，略作教训。

形容人，述说事，不怕人如何高伟，事多么重大，必须利用民间习用的语言，使深入浅出，必须从民众生活中表现出，使易了解。不可贪雅，更不可忽略了听众是谁。

板眼腔调虽多，但大体说来，能把七字句写好——即写得平仄顺嘴，无难吐的音；词字有节，无绕嘴之处，便可适用。演唱者为行腔运字的活动，很会把七字句变成九字或十一字。以言平仄，一句之中虽不必严格的用律诗的办法，但必须爽朗自然；一气用四个平声或五个仄声字，当然不会美好。七字句中自然应为二二三——跪倒，磕头，眼圈红；有此基础，再变为十字，譬如——小幼主，跪倒磕头，眼圈红；亦甚顺口。反之，若写成“跪倒，眼圈红、磕头”，则本句没法唱，增多了字，仍不能唱。

鼓词用韵甚宽，不必照诗韵，只要合辙即可。北方有十三道辙，有专书可查；南方可以就南音断定。不过，南方所用的辙，由北人听来，即有不合辙的地方，如南方可以把“陈”与“成”押在一处，而北方则“陈”在人辰辙，“成”在中东辙，绝不相混，不可不知。

韵皆用平声字，为鼓词中的通例。乡间所唱的坠子，及犁铧大鼓，往往也有混入几个仄韵的时候；京音大鼓则极严格。上句尾既是仄字，下句的韵又是仄声，当然唱不响亮；虽有时不得已而可通融，要当以平声韵为准则。京音大鼓，对韵律最讲究，近年来且有上下句都用韵的趋势，如“劝君莫把国仇忘，努力齐心打东洋”，“忘”仄“洋”平，均在一辙，唱起来非常悦耳。不过，一辙之中，平音字甚多，而仄音字也许很少；仄韵甚宽，而平韵或者很窄。光是押一道韵，本已给作者以不少限制，若上下用两道韵，则限制又增了一倍；再遇上平仄韵宽窄不同，有上无下，或有下无上，则困难更多。所以，为求句子好听，不妨试用两道韵的办法，但不必拘泥于此，以免因择韵字的关系，而把句子反弄得死板呆滞了。

通俗韵文中，以戏剧鼓书为最难作，因为这两种东西里包括着文字，音乐，音韵，故事，和其他的好几方面的问题；任何一方面的袭用或改造，都须下一番工夫去研究；而且这一方面的改造，往往受着别一方面的牵扯限制，而不能畅所欲为。因此，我们若是先从这两种东西去试验，则方面既多，所获犹广。会作了一首鼓词，则对于无有故事的小曲自然不会无从下手。

小曲的调子极多，大致都平易好唱；因为平易，所以很难容纳激昂慷慨的词句；至于那些艳调，更不用说，自然是会把多么好的内容也带累坏了的。因此，我们必须留心选择曲调，切勿随便填词。大概的，腔长则字长，腔柔则情靡，故不如腔少而可快唱者之易于叙事，也容易激促雄壮。再者，小曲简短，正如新的抗战诗歌；利用小曲既有以腔害词之病，倒不如撰制新歌新谱，使歌词通俗，歌谱简单，易学易唱，既合理，又合算。小曲的词与谱，因此，也就不在这里介绍与分析了。

载《通俗文艺五讲》，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通俗文艺五讲-序

这小册子中所容纳的，不过是自抗战以来许多讨论通俗文艺的文字的小小一部分而已。虽然这里的五篇文字有它们的特有的历史与作用，可是它们都只抱着讨论的态度，决不敢说是什么要诀或结论。

所谓“特有的历史与作用”者，就是这几篇文字都是给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办的通俗文艺讲习会预备出来的讲义。去年冬天，文艺界抗敌协会接到不少外间的来函，询问通俗文艺的作法。于是会中就决定举办讲习会，请赵纪彬，王泽民，何容，萧伯青，老向，老舍六位讲师，分讲通俗文艺的各方面的问题。老向先生努力于民众读物的写作，而且作过推行平民教育的工作好几年，所以就讲《通俗文艺概论》，概括的说明通俗文艺为何物，并略言推行的方法。赵纪彬与王泽民两先生是久在通俗文艺编刊社任事，对于通俗文艺理论与实际写作都有很大的贡献与经验，所以就担任讲演理论与方法。老向先生的《概论》是提纲，赵王二先生的讲演是个别的讨论；至于老舍所讲的，便是给赵王二先生所提示的加以补充，多注意写作的技巧。何容先生是研究文法与音韵的，讲通俗韵文的用字与声韵的问题，当然合适。萧伯青先生对音乐研究有素，而且经名手的指导，会操几种乐器，所以担任讲解民间歌唱的谱调及通俗韵文如何与音乐配备的问题。这样，讲习的期间虽很短，讲师也不多，可是把通俗文艺的理论，方法，技巧，音韵，音乐几方面都顾到了。

可惜，萧伯青先生因事离渝，未能将讲义整理出。临行的时候，他说：“音乐的问题太广，很难加以剪裁，用几千字扼要的说明白；恐怕讲义无从交卷了。希望将来有工夫，能写出一本专书来吧。”因此讲义只能有五篇，即定名为《通俗文艺五讲》。其中，每一篇都是以谦诚的态度，道出各人所见到的，希求指正与批评。

老舍一九三九年四月于重庆载《通俗文艺五讲》，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文协的过去与将来

文协成立了七年多，工作不够紧张，而团结得很好。工作之所以欠紧张，因为：一、经费太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会员忽聚忽散，忽来忽去，于是今日之所热烈倡议者，明天因人去而事废；三、驻会办事人员太少，乃致提议者多，而执行者寡；四、大家生活都苦，对会务出钱出力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五、书生本乏干事之才，坐在一处都觉得大有可为，及至独当一面去执行某事，就往往知难而退。

团结得可是很好，因为：一、有“抗敌”的帽子在上边，大家都肯以诚相见；二、会中一切都能公开，无人想把持什么，或遇事先咬咬耳朵；公则正，正则得其平；三、会中无钱，会员也穷，于是穷与穷有同感；四、没有肥头大耳朵的阔人作理事长，所以大家都心平气和，无拥护谁与打倒谁的纠纷；五、大家只来以文会友，而并不想由会中产出一两位参政员，或什么代表，于是会务与政治无关。会中清净，会外人也就放心；

六、会所虽小且陋，可是来者不拒，大家挤一挤总可以小住为佳，得到些温暖；七、各地分会工作都很努力，这使总会也就更加团结得紧，工作得起劲。

上述数事，满可以功过相抵，但是我还愿指出它的最大缺陷，作为对明日的事（情）上的警策：一、组织方面甚欠周密，总会与分会及散居各地的会员都联络得不够好；

二、没能作出什么研究工作来；三、没能充分尽到奖掖文艺青年的任务；四、作事的态度偏于只求无过，不求有功。

此四事的重要原因自然是人少钱少，想得到而作不来，可是外间的阻力也该分去一部分责任。阻力所及，虽开一小小座谈会亦是引起猜疑，而只求无过，不求有功之态度遂渐渐形成。文协未夭折者以此，其半死不活者亦以此，感慨系之矣！

可是尽管它半死不活，它却始终没有死。

现在，抗战已经胜利结束，文协也删去“抗敌”，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根据过去八年的经验，我愿意提出个人对它的将来的希望：一、摘去了“抗敌”的帽子的文协，必须逐渐的成为作家的职业性的公会；于是二、会员的资格必须严格的规定，并且不许通融；入会后必须尽会员应尽的义务；三、分会不得随便成立，而且一经成立，就必须与总会有密切的联结；因此

四、必须有专人担任组织的责任与事务，万不可马马虎虎；

五、它必须由一开始，便有些底款，用几位支薪的办事员，有够用的一处会所——总会应设在上海；六、必须有几位品学兼优的理事住在会中，经常的办公；七、对作家的权益，必须争取保障，但对政治问题须极慎重发言；

八、应与国际的文艺团体取得联系。

载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抗战文艺》第七十三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务报告

文协第二年

（二十九年四月七日在重庆全体会员大会报告）

从去年四月间改选到今日，整整的一年。这一年间的工作报告，我想，最好是依着时间替我们分划好了的段落而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在极度困难与紧张中设法维持会务，使不至中断。这就是在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也就是改选后工作正要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刚要工作就碰上了炸弹！可是，我们的朋友们，虽然有的受了点伤，有的在物质上受了不小的损失，都幸免于死亡。我们忙着互相慰问，互相帮忙；患难使我们的团结更加坚实，友谊更加深厚；平日，我们是因事业与志趣的相同而成为朋友，今天我们却由火与血中了解了友谊的真义。从各省各处，我们得到关切与同情的函电，使我们感激，也使我们确信文艺界的团结已无可拆散，我们的力量已非无情的轰炸所能削减的了！我们照常办公、开会，并且会刊上出了轰炸专号。

不过，各机关疏散了，我们的会员——在各机关服务的——当然须随着走。这，减少了我们的人。印刷所与商店也多疏散开，又减少了我们作事的方便。举个例说，我们打算演戏募捐，剧本已经写成，可是无从上演。许多客观的困难不是我们所能克服的，所以我说，这时期是在设法维持会务，使不中断。这困难，并非总会特有的。各分会也都尝受过，不过时间有先后久暂而已。幸而呢，总会与各分会都没有因此消极；我相信，我们的会员没有一个不想给团体以力量，而与暴敌周旋到底的。

假若第一段是维持，第二段便是开展。记得去年开年会的时候，我曾说过：“我们的确是精诚的团结起来，但是总会与分会，和各地方的文艺工作者，太缺少联络。”我所说的联络，当然不只是函电的往来，因为我们已经早作过那个了。就是说，我们须到各处去。去看我们的朋友，看那些地方，看我们的朋友在那些地方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各地方的情形，才好决定我们工作的方向。

去年夏间，在党政委员会的资助，政府与各战区官长的爱护，与王礼锡先生的领导下，作家战地访问团得以出发；同时，慰劳总会又邀约本会代表参加南北慰劳团；这，使我们得到与各地的朋友们见面的机会，也才晓得朋友们是怎样的在全国各处辛苦的开拓着文艺的园地。对文协，他们抱着很大的期望；愿在文协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愿与文协取得密切的联络。这使我们兴奋，也使我们惭愧。我们相信了文协已不是一块牌匾，而是抗战中一个巨大的力量；可是也感觉到这力量还未能象血液似的由心房一直通流到肢体的末端。在行旅中，我们匆匆的与友朋们商谈，怎样组织分会与通信处或通信站；对暂时无法组织起来的地方也答应下互通消息和供给图书。在这里，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人力与财力的贫乏。啊，假若我们每月有几万的经费，能经常的派遣一二百位作家到各处去活动——有什么用吗？看，以我们现有的这点人力财力，文协的影响已然西到青海，北至五原，东达浙江、上海，南及桂林、曲江、香港了！

随着重庆冬季繁荣，文协的人力又集中起来，这就到了我所要报告的第三段，自武汉成立大会到今天，我自己是会中的长期工人之一。正象工友；我也许不大明白大家所作的有何意义，可是我的确看见了大家是在操作。这整整的二年中，在我的眼里，要算由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天为最紧张、最热闹，这种热闹，不仅是表现着事多人忙，而是更有意义的表现出大家彼此了解的更深了。因为互相了解，所以才肯自动的参加工作，参加集会。以集会一项而言，我们不仅是开开会，我们的会开得好！凡参加过历次晚会或座谈会的朋友们大概都能为我作证；我们最近在晚会与座谈会中所表现的已经是在学问上问题上能彼此诚心的批评，与虚心的领受。这，我想，将慢慢的成为一种温良诚直的风气；在这风气中，大家不仅协力办了事，连学问也都有了进益。我觉得这是更值得报告的，也希望朋友们别以为我是因为没有事实可举而专说空话。你要事实吗？好，我简单的陈述一些。

组织部很忙，因为我们的工作据点已增多：成都、昆明、襄樊、延安、香港，五处而外，我们又增加了贵阳、桂林与曲江三个分会。在晋东南、兰州、榆林、城固，也先后成立了通信站。那就很够忙的了。再加上全体会员的调查与从新登记，就忙得透不过气来。今天，我们不开年会，而开了在渝全体会员大会，原因就在这里——在没有调整登记好以前我们没有法子改选。我们的态度是：在各处积极的扩大影响，广为联络；同时，对会员入会出会，必须照章办理，毫不通融。

研究部在这一年中的活动，可以说是空前的。诗歌晚会与戏剧座谈会已成为固定的组织，现在正筹备中国艺术史研究会，想作些研究工作。《武汉日报》托本会征求小说，收到了十万言以上作品十七部。审阅的规则见会刊六卷一期二十四页。由这规则足见态度的认真，也就证明工作的繁重。审阅结果本当在今天大会上发表，可惜因收件展期的关系，有六部是在上月月底才寄到的，还在审阅中。在远的地方，我们的朋友们很难得到新的图书，我们想每月买些送给他们；第一批已经寄去，现在还继续由研究部选购寄送。我们的财力有限，不能多送，但是因为这样作了，社会上已有向我们索要地址由私人或团体照样购送的，成为一个有益的运动。对我们自己，我们也划出三百元钱来作买书之用。顺手儿我就报告一声，为了夏季的工作集中，会中已在南温泉预备好一处宿舍，足容十来个人居住（自然要挤着一点）；将来这批书就存放在那里供大家读阅。

出版部第一件值得报告的，就是我手中拿着的会刊。由半月刊改月刊，其间自然经过很多的筹备工作。它的好歹，请你自己批评，因为它是你自己的刊物。会刊而外，香港分会的《英文会刊》与成都分会的《通俗文艺》，都是受总会委托刊行的，都在继续出版。一个民众团体——经费又那么少——能支持三个刊物，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不过，出版部人少事忙，往往不能帮忙分会，深感惭愧。希望大家动手，多来相助！作家战地访问团所要出的丛书，已由出版部和团长决定交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这个交涉的成功实在由于中宣部的指导与策助。

说到这里，似乎理应报告总务部的工作了。不过，说起来一定很琐碎，招大家头痛。我想，我只简单的说说经济情况吧。钱是最要紧的东西，我们必须心明眼亮。我们每月的收入还是那些钱——一千二百元。支持三个刊物，每月须出七百元左右。总会经常开支，现在在物价这样昂贵下，每月仍力求不超过二百元。对分会的资助与送给朋友们书籍，又须二百元。算到一处，一千二百元已无余裕；有临时的费用就须现想办法。会务之所以不能充分发展，在这里可以找到原因。幸而我们还没亏账，这是由于大家帮着俭省，到会里来连杯茶不吃也不抱怨。这点精神使我们每个人觉得对得起团体，而团体的开支也就省下不少。

载一九四零年五月十五日《抗战文艺》第五十号

文艺的工具——言语

言语是文艺的工具。一个文人须会运用言语，正如一个木匠须会运用斧锯。

言语，虽然人人口中会讲，可不见得照样写下来便能成为文章。能出口成章的人是不多见的。一般地说，在日常讲话的时候，我们往往并不把一句话说完全，而用手式与眼神等将它补足；往往用字遣词都并不恰当，只要听者能听明白大意，就无须再去用力的找合适的字眼儿，往往我们绕着圈子说了许多废话，才把事情说清楚，只要听者不讨厌我们的絮絮叨叨，我们便乐得信口开河；往往我们赞美一个人或一朵花，我们并没有费力去找出最恰当的最生动的，象诗一样的词句，而只顺口搭音的说几个：“真好看！”“真漂亮！”——这样的词句其实一点也没道出那个人或那朵花到底是怎样好看。

赶到我们一拿起笔来写文章，我们立刻发现了，我们的手式与眼神不再帮忙了，我们须把每一句话都写完全。句子不完整的，永远成不了好文章。一句便是一段里的一思想单位——它自己既须是个独立的整体，同时又与它的前面的和后面的句子有逻辑上的关联。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必须用句子慢慢的一句一句的说出，如歌唱那样有板有眼似的。我们不能只说出半句，而把下半句咽在肚子里。人家是从纸上读我们的话，我们不能要求人家到咱们肚子里来找那“尽在不言中”的下半截儿。

每句都要成句，每句必是个清楚的思想的单位。

说话的时候可以马马虎虎，不必字字恰当。作文章可就必求字字恰当，我们要想，想，想了再想，怎样设法找到恰当的字，好使读者感到“读你一段文，胜谈十日话”！文艺中的言语，是言语的精华。文艺的可贵，就是因为它不单报告了宝贵的人生经验，而且是用了言语的精华报告出来的——它的语言象一个一个发亮的铜钉似的，钉入人们心里。

废话，在文艺里，是绝对要不得的。在茶馆里摆龙门阵，废话也许是必需的；但是，没人愿意从文艺中去看废话。文艺的价值就是在乎能以最经济的言语道出真理来。我们要想，想了再想，想怎样能够把语言制成小的钥匙，只须一动，便打开人们的心锁。世界上好的诗，和好的散文，不都是这样么？请不要说：“文字有什么关系呢，我所关心的是真理呀？”

哼，请问，你从那里听到过有真理的废话与糊涂话？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用“真好看”或“真漂亮”一类不确切的形容去敷衍；在作文章的时候若仍用此法，我们便是自认无能。一般的人，活了一世，并不一定会看会听，辨不出哪是美哪是丑。他们来在世上，只是作了几十年的“走马观花”。幸而有些人，会看，会听，会看出一朵花的美，听出一只啼鸟或一股流泉的音乐。不但会听会看，他们还有用言语把它们写出来的本事。他能使世人，因为他们的精辟独到的形容，睁开了眼，打开了耳。同样的，他们使世人知道了是非曲直。你看，文人的责任有多么重呀！是的，我们要认真的看，去听，去思想，好把世上那最善，最真，最美的，告诉给那些走马看花的人们。我们的形容与描写是对人对事对物的详尽观察与苦心描绘的结果，而并不是“天气很好”的顺口敷衍！

我们创造人物，故事，我们也创造言语！

载一九四四年七月十日重庆《新华日报》

文与贫

从去年今日到今天这一年中，文艺界几乎没有任何热闹与活动。原因很简单：写家们闹穷，文艺界抗敌协会也闹穷。文协的进项，每月还只有一千五百元左右。这点钱还不够买一双体面的皮鞋的，怎能维持一个团体的日常开销呢！因此，会不敢开，连信也不敢发，就那么一声不响的苟延残喘。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则今后的会务便依然是“一夜无话”。

作家们个人呢，越穷便越想多写文章，好换点钱买米吃。可是，文章写好，稿费是那么低薄，任凭你怎样努力，也换不来够自己和家人吃饱的米。再加上，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报纸上的文艺副刊似有若无，有时候文章写好而无从发表，作家们就只好对着文章发楞。这么一来，有的人便没法不去另找职业，而在公余之暇写点文章。人既不是铁打的，白天办公或教书，夜间写文，怎样吃得消。于是因劳成疾，人文两败。因贫而病，因病而更贫，文人们乃陷于苦海中。公教人员虽然也很苦，可是到底还能得到米和合作社分配的油盐，职业的作家无此便利。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则今后的文艺恐怕也要“一夜无话”了。

“文协”与作家们的贫困虽如上述，这可是一点没有后悔抗战的意思。抗战是艰苦的，文人们早就知道。而且，文人们也并未因看见发国难财的人而眼馋，想放弃清苦的生活，去过反节约的日子。文人们只求一家大小能吃饱，有个安静的地方去写作。现在，这点最低的要求还难得到，所以为他们自己，为文艺，他们都不应当缄默。写作与否虽然是他们自己的事，可是社会上有文艺与否却是大家的事。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军队现在很缺乏精神食粮，我们的百姓，儿童，都缺少适当的读物。我们的盟国都需要中国的抗战文艺，以便洞悉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民族心理状态。文艺在今天还和战前一样重要，或者更重要。那么，文艺工作者的生活问题便不应当由他们自己处理，任凭他们自生自灭，而是应当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由大家去设法解决的了。

解决这个问题，自然不是很简单的事。举例言之：（一）作家们可否象陪都的新闻界那样由政府给米？（二）文艺刊物能否增多？（三）稿费怎样提高？（四）对书籍版税与剧本上演税如何保障？（五）书价如何因邮费与税捐的减低而减低，以广销行？（六）怎样创办合作社，使作家们能买到廉价的文具与图书？（七）怎样建造“文艺之家”，收容无家可归的作家……问题很多，而且都不是作家自己所能解决的。这都须由社会上大家的关切与注意才能想出办法来——我相信，假若大家肯帮忙，一定会有很多的办法的。

在过去的数年中，我们的政府很垂念文人生活的困苦，而时予以精神上的鼓励与物质上的援助，这是文人们深深感激的。立法院因文人的呼吁而修正了出版法，中央党部的出版事业委员会时时把出版家与作家召集在一处，商讨增加稿费和其他的问题。文艺奖助金委员会很公正的给予文艺家以奖金和助金，并且代作家印行书籍。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也想出许多方法，随时的给文人们以种种便利和助援。此外，如社会部、教育部、中宣部、政治部，也都对文艺团体和作家个人时时加以鼓舞和奖励。不，这些使文人们感激的办法与实惠，都似乎未能统筹全局，为根本的解决；以致文人们受了惠而仍极贫，依然写不出文章来。为今日之计，政府似乎应该把奖励与救济文人们的款项集中，把办法也统一起来，或者化零为整，能收到较大较好的效果。

头昏，不愿再写下去。我只愿再说一句：今天社会上若仍然不替文人们的生活想办法，文人们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就只好另谋枝棲，而放弃了文艺！社会无“文”，虽富亦贫！

载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六日《新蜀报》“文协成立六周年纪念专页”

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任何一个潮流都难免不起一些泡沫。在中国的新文艺里，有时候就能看到一二篇无聊的小品文，或俗艳伤感的短诗。然而，这些小玩艺儿只是泡沫，在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时候，就自行破灭了。反之，在那文艺的主潮上，无论它是多么粗浊狂厉，无论它是急流或渐进，狂呼或冷笑，它的声音总是喊叫着革命与斗争。中国的新文艺始终自居、自信、自证，是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这严肃的态度，与苦斗的热诚，已被保持了二十多年。在这也不算十分短的时间中，没有产生过一篇供小姐少爷们消遣的侦探小说；市场上仅有的那儿本什么大侦探与什么血案，倒是由英美的文艺商品翻译过来的。

这时候在激跳的文心，遇到了神圣的抗战便极自然的要证明它自己可以变作枪炮与炸弹。所谓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就是这激跃的文心要在抗战中去多尽斗争的责任的自信与自励。自信，因为中国底文艺写家们已经战斗过二十多年；他们不怕由革命而招来的杀害，也就不怕侵略者的刀枪；他们自己这样相信，也就要把这信心推展出去，使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也都相信；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在一个抗敌必胜的信仰上去斗争，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自励，自励出于自省：一个衰老的国家遇到极猛烈残暴的侵略，当然要自省；那自居为民族的天良的文艺工作者，无疑的会首先下一番自我检讨的工夫。

看看吧，二十多年来，文艺到底走到了何处呢？不错，它在扫荡封建的思想上，在培植革命的精神上，的确是树立了不少功绩。但是，这是作了什么的问题，而没有回答出作到了什么地步。假若它的扫荡与建设只在个很小的圈子里旋绕，那么即使它的态度是严肃的，心情是热烈的，它也不能不承认它这朵相当美丽的花朵呀，虽美而脆弱。它没有很多的种子，随风散播到远处，而仅是足以自慰的一朵相当美的花罢了。这使人不安的检讨，却遇上了铁一般的证据。看，还有那么多的百姓连字也不识！看，在一个四五百户的村庄里可以找不到一本新文艺的作品！是呀，怪不得大家的版税收入是那么的微薄的可怜呀！这事实使人愤怒，特别是那热情而简单的文艺青年们；他们喊了：有这样的事吗？可以一个村子里连鲁迅这个光耀的名子都不知道吗？可是，发怒是没有用的，事实是事实。大家因战争而从军，而流亡，不复在上海与北平闭户著书了。他们遇到了老百姓与军认——噢，这不知道新文艺的可怜的群众哟！这时候，就是以为不知鲁迅，理当斩首的热心者，也要沉默一下而想怎么“设法”使群众知道鲁迅了；否则真要斩首的话，得有多少人头落地呢？

愧悔是良心的活动。新文艺的弱点，在敌人的屠杀里，大家承认了——它的构思，它的用语，它的形式，一向是摹仿着西欧，于是只作到了文艺的革命，而没有完成革命文艺的任务。革命的文艺须是活跃在民间的文艺，那不能被民众接受的新颖的东西是担不起革命任务的啊！这是个极可宝贵的发现，或者也可以说是伟大的愧悔。于是，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口号便被提出来。

这两个口号，在抗战文艺中至少是作了：（一）消极的使写家们觉悟了，二十年来的新文艺还差着深入与远播的力量，因为二十年来大家的心血似乎是花在了学习上，而还没有由民族的本色中创造出民族自己的文艺来。（二）积极的，全面的抗战必须动员全体民众。精神的食粮必须普遍的送到战壕内与乡村中。在无可如何的情形之下，我们宁可以缺少一些枪炮，而不能缺乏战斗的精神；抗战文学便是战斗精神的发动机。前者，有意的或无意的使抗战以来的文字都有了新的倾向——要简单、清楚、明快，抗战的文艺不是要弄风格与字眼，而是要迅速有力，如机关炮的放射。这样的文学自然要向民间与军队中取得故事与字汇，以民众的语言道出民众抗敌与建设的牺牲与壮举——这，打破了“上海”的摹仿文艺，而渐次吐露出民族文艺的光焰来。后者，因需要的迫切而产生了街头剧，壁报诗，和利用民间固有的文艺形式而加以改造的小说、鼓词等等。学生们参加了这运动，他们在村里，村里就有壁报；他们到前线，前线便有了歌曲唱，与油印的小报看。政府也注意到这运动，在教育部，编辑这种明浅的读物的，设有专员；中宣部与政治部也时时大量的印刷宣传的小册子。民众团体，象中苏文化协会，全国文艺协会，也为士兵们印有战线专刊。戏剧的发展更是惊人，原来只有上海与北平的人才有看到话剧的眼福，如今却在绥远、宁夏等荒远的地方也能看到舞台与灯光；甚至秦岭与中条山上也有青年们在为士兵与百姓们演剧了。这些新的，半新半旧的，或完全旧的，形式，未必都好，可是都出发自抗战的热情，而在不同的程度上收了激励人民的效果。是的，这些作品与办法，未必都好，可是这的确是个大的潮涌。按照中国的俗话说：黄河清了天下就太平了。我说，这个抗战文艺之潮，因为它是潮，所以夹杂着许多浑浊的东西；不过，等这些东西沉在地面上，吃入土里去，那该当有多么肥美的一片文艺园地呀！目前的问题，不是要急盼着浊浪澄清——一时盼不到，也作不到——而是应当使这潮流更盛旺一些，因为印刷、纸张、运输种种的困难，都在这儿阻抑着这潮水的畅行，而中国又是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呀！要有几十万青年参加这运动，再有几千万的经费来支持这运动，也不算多，真的！

在这个运动里，写家们的眼睛确实的看到民间。写家的界限也开始往外推展。青年们敢写了；写的即使不好，可是总有机会发表，至少可以写在壁报上。当写家的脚步接近了战地的时候，士兵与军官们不单要东西看，而且动问了：怎么写呢？真的，在这伟大的抗战里，凡是尽了力气的，谁不想写出几句来呢！我的一个武装朋友，虽然在上海作战丢了一只腿，现在却能用他的手写出他的血战经验来了；文艺协会已通过他作会员了。这样放下枪便学习拿笔的人，我相信，还有很多。同时，在前线上跑来跑去的也有不少的写家。我敢肯定的说，当文艺的园地拓展了的时候，写家的界限便越来越宽了；谁知道，明日的伟大的写家不是今天伏在战壕中的人物呢！

对于这个运动，自然有许多辩论，辩论永远是琢磨真理的砂石。大概的说，有的人虽然承认了文艺——为了抗战的宣传，为了深入民间——应当俗浅明朗，但是不必一定要通过民间旧有的形式，因为旧形式的限制足以限制住一切新的内容与教训的自由运用。有的人以为民间还有许多许多不识字的，他们须用耳朵代替眼睛去接受文艺，所以文艺应当采用民间听惯了的歌调与语言，使他们也能从听器官得到新的消息与启发。前者注意在文艺的发展，后者注意在文艺立竿见影的效果。据我看，这问题的不好解决，倒是因为搀夹了教育问题的原因：假若中国的教育已经普及，没有文盲，那么新文艺的前进自然便利了许多。也许根本用不着讨论利用旧形式或这一问题。至于把利用旧形式看成民族文艺唯一的路径，未免又有些象看见一个鸦片烟鬼而使十个人都吃戒烟丸了！在抗战的今日，我以为，文艺必须以民族革命出发而完成民族的文艺。在这伟大艰苦的过程中，有人专为文盲去作一些可以听得懂的东西也是要紧的，抗战文艺是个大潮，我们不怕它浑浊如黄河，只怕它不猛烈不旺盛！

载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中苏文化》第九卷第一期抗战四周年纪念特刊

我的“话”

二十岁以前，我说纯粹的北平话。二十岁以后，糊口四方，虽然并不很热心去学各地的方言，可是自己的言语渐渐有了变动：一来是久离北平，忘记了许多北平人特有的语调词汇；二来是听到别处的语言，感觉到北平话，特别是在腔调上，有些太飘浮的地方，就故意的去避免。于是，一来二去，我的话就变成一种稍稍忘记过、矫正过的北平话了。大体上说，我说的是北平话，而且相当的喜爱它。

三十岁左右的五年中，住在英国。因为岁数稍大，和没有学习语文的天才，所以并没能把英语学习好。有一个时期，还学习了一点拉丁和法文，也因脑子太笨而没有什么成绩。不过，我总算与外国语言接触过了。在上一段中，我说明了怎样因与国内的方言接触，而稍稍改变了自己的北平话；在这里，就是与外国语接触之后，我便拿北平话——因为我只会讲北平话——去代表中国话，而与外国话比较了。

最初，因英语中词汇的丰富，文法的复杂，我感到华语的枯窘简陋。在偶尔练习一点翻译的时候，特别使我痛苦：找不着适当的字啊！把完好的句子都拆毁了啊！我鄙视我的北平话了！

后来，稍稍学了一点拉丁及法文，我就更爱英文，也就翻回头来更爱华语了，因为以英文和拉丁或法文比较，才知道英文的简单正是语言的进步，而不是退化；那么以华语和英语比较，华语的惊人的简单，也正是它的极大的进步。

及至我读了些英文文艺名著之后，我更明白了文艺风格的劲美，正是仗着简单自然的文字来支持，而不必要花枝招展，华丽辉煌。英文圣经，与狄福、司威夫特等名家的作品，都是用了最简劲自然的，也是最好的文字。

这时候，正是我开始学习写小说的时候；所以，我一下手便拿出我自幼儿用惯了的北平话。在第一二本小说中，我还有时候舍不得那文雅的华贵的词汇；在文法上，有时候也不由得写出一二略为欧化的句子来。及至我读了《艾丽司漫游奇境记》等作品之后，我才明白了用儿童的语言，只要运用得好，也可以成为文艺佳作。我还听说，有人曾用“基本英文”改写文艺杰作，虽然用字极少，也还能保持住不少的文艺性；这使我有了更大的胆量，脱去了华艳的衣衫，而露出文字的裸体美来。在当代的名著中，英国写家们时常利用方言；按照正规的英文法程来判断这些方言，它们的文法是不对的，可是这些语言放在文艺作品中，自有它们的不可忽视的力量，绝对不是任何其他语言可以代替的。是的，它们的确与正规文法不合，可是它们原本有自己的文法啊！你要用它，就得承认它的独立与自由，因为它自有它们的生命。假若你只采取它一两个现成的字，而不肯用它的文法，你就只能得到它的一点小零碎来作装饰，而得不到它的全部生命的力量。因此，我自己的笔也逐渐的、日深一日的，去沾那活的、自然的、北平话的血汁，不想借用别人的文法来装饰自己了。我不知道这合理与否，我只觉得这个作法给我不少的欣喜，使我领略到一点创作的乐趣。看，这是我自己的想象，也是我自己的语言哪！

避免欧化的句子是不容易的。我们自己的文法是那么简单，简直没有法子把一句含意复杂的话说得圆满呀！可是，我还是设法去避免，我会把一长句拆开来说，还教它好听，明白，生动。把含意复杂的一个长句拆开来说，恐怕就不能完全传达那个长句所要表现的意思了，句子的形式既变，意思恐怕也就或多或少总有些变动；即使能够不多不少的恰切原意，那句子形式的变动也会使情调语气随着改变。于此，欧化的语句有时候是必不能舍弃的，特别是在说理的文章里。不过，我自己不大写说理的文章，我所写的大多数是诗歌小说之类的东西。这类的东西需要写得美好，简劲，有感动力。那么，语言之美是独特的无法借用，有不得不在自己的语言中探索其美点者。谈到简劲，中国言语恰恰天然的不会把句子拉长；强使之长，一句中有若干“底”，“地”，与“的”，或许能于一句中表达纾回复杂的意念，有如上述；但在文艺作品中这必然的会使气势衰沉，而且只能看而不能读，给诗歌与戏剧中的对话一个致命伤。在一个哲学家口中，他也许只求他的话能使人作深思，而不管它是多么别扭、生硬、冗长，文艺家便不敢这么冒险，因为他虽然也愿使人深思细想，可是他必定是用从心眼中发出来的最有力、最扼要、最动人的言语，使人咂摸着人情世态，含泪或微笑着去作深思。他要先感动人。这从心眼中掏出来的言语，必是极简单、极自然、极通俗的。媳妇哭婆婆，或许用点儿修辞；当她哭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她只叫一两声“我的肉”，而昏倒了！文字的感动力是来自在某个场合中必然的说某种话——这个话是最普遍常用的，绝难借用外国文法的。一个哲学家，与一个工友，在他痛苦的时节，是同样的只会叫“妈”的。

我明白了上述的一点道理——对不对，我可不敢说——我就决定放弃了翻译工作。这工作是极要紧的，但是它使我太痛苦——顾了自己，便损害了别人；顾及别人，便失落了自己。言语的不同没法使彼此尽欢而散。同时，我写作小说也就更求与口语相合，把修辞看成怎样能从最通俗的浅近的词汇去描写，而不是找些漂亮文雅的字来漆饰。用字如此，句子也力求自然，在自然中求其悦耳生动。我愿在纸上写的和从口中说的差不多。到了这个地步，有时候我颇后悔我曾经矫正过自己的北平话了：有许多好的词汇，好的句法，因为怕别人不懂而不用，乃至渐渐的忘记了。是的，中国话确是太简单了，词与字真是太不够用了；把文言与白话掺合起来用，或者还能勉强应付；可是我立志要写白话，不借助于文言，岂不是自找苦吃？况且，我又忘了许多北平话呢！

我要恢复我的北平话。它怎么说，我便怎么写。怕别人不懂吗？加注解呀。无论怎说，地方语言运用得好，总比勉强的用四不象的、毫无精力的、普通官话强得多。至于借用外国文法，我不反对别人去试验，我自己可是还无暇及此，因为我还没能把自己的语言运用得很好哇！先把握住自己的话，而后再添加外来的材料，也许更牢靠一些。

近来有件伤心的事：我练习着写诗，把自己憋得半死！我知道，诗是语言的结晶。我写的是白话诗，自然须是白话的结晶。可是，这结晶不成；知道的白话是那么少啊！而且所知道的那一些，又运用得那么拙笨啊！我还是不敢多向外国语求救，可是文言不住的对我招手。我本想置之不理，给它个冷肩膀吃。但是，没了米，也只好吃面粉了，还能饿着吗？唉，对白话我有点不忠之罪！是白话不够用吗？是白话不配上诗的园里去吗？都不是！是自己无才，而且有点偷懒啊！我以为，从诗的言语上说，假若“刁骚”，“歧路”，“原野”，“涟漪”……等无聊的词汇不被铲除了去，白话诗或者老是一片草地，而排列着许多坟头儿，永远成不了美丽的林园。

不过，近来也有桩可喜的事：我在练习写话剧。话剧太难写了，我当然不会一蹴而成功。但是，且不管剧中旁的一切，单就对话来说，实在使我快活。我没有统计过，在一出三幕或四幕剧中，用过多少个字。我可是直觉的感到，我用字很少，因为在写剧的时节，我可以充分地去想象：某个人在某时某地须说什么话，而这些话必定要立竿见影的发生某种效果；用不着转文，也用不着多加修饰，言语是心之声，发出心声，则一呼一嗽都能感人。在这里，我留神语言的自然流露，远过于文法的完整；留神音调的美妙，远过于修辞的选择。剧中人口里的一个“哪”或“吗”，安排得当，比完整而无力的一大句话，要收更多的效果。在这里，才真实的不是作文，而是讲话。话语的本来的文法，在此万不能移动；话语的音节腔调之美，在此须充分的发扬。剧中人所讲的是生命与生活中的话语，不是在背诵文章。

我没有学习语言的天才，故对语言的比较也就没有任何研究。我也没研究过文法，而只知道自己口中所说的话自有文法，很难改创。对语文既无所知，可是还要谈论到它们，不过是本着自己学习写作的经验说说实话而已，说不定就是一片胡言啊！

载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文艺月刊》六月号

我的创作经验（讲演稿）

好吧，假如我要有别的可说，我一定不说这个题目。

我敬爱学问，可是学问老不自动的搬到我的脑子里来住；科学实验室，哼，没进去过。我只好说经验。不管好坏，经验是我自己的，我要不说，别人就不知道；这或者也许有点趣味。

创作的经验，这也得解释一下。创作出什么，与创作得怎样，自然是两回事。格外的自谦是用不着的，可是板着脸吹腾自己也怪难以为情。我希望只说“什么”，不说“怎样”。不过万一我说走了嘴，而谈到我的创作怎样的好，请你别忘了这个——“不信也罢！”

在我幼年时候，我自己并没发现，别人也没看出，我有点作文的本事。真的，为作不好文章而挨竹板子倒是不短遇到的事。可是我不能不说我比一般的小学生多念背几篇古文，因为在学堂——那时候确是叫作学堂——下课后，我还到私塾去读《古文观止》。《诗经》我也读过，一点也不瞎吹——那时候我就很穷（不知道为什么），可是私塾的先生并不要我的钱。

我的中学是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功课虽与中学差不多，可是多少偏重教育与国文。我对几何代数和英文好象天生有仇。别人演题或记单字的时节，我总是读古文。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我记了不少的典故。可惜我那些诗都丢了，要是还存着的话，我一定把它们印出来！看谁不顺眼，或者谁看我不顺眼，就送谁一本，好把他气死。诗这种东西是可以使人飞起来，也可以把人气死的。除了诗文，我喜欢植物学。这并非是对这种科学有兴趣，而是因为对花草的爱好；到如今我还爱花。

我的脾气是与家境有关系的。因为穷，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一个孤高的人或者爱独自沉思，而每每引起悲观。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我不喜欢跟着大家走，大家所走的路似乎不永远高明，可是不许人说这个路不高明，我只好冷笑。赶到岁数大了一些，我觉得这冷笑也未必对，于是连自己也看不起了。这个，可以说是我的幽默态度的形成——我要笑，可并不把自己除外。

五四运动，我并没有在里面。那时候我已作事。那时候所出的书，我可都买来看。直到二十五岁我到南开中学去教书，才写过一篇小说，登在校刊上。这篇东西我没留着，不能告诉诸位它的内容与文笔怎样。它只有点历史的价值，我的第一篇东西——用白话写的。

二十七岁，我到英国去。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拚命的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时常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写呢？怎样写，一点也不知道，反正晚上有功夫，就写吧，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这便是《老张的哲学》。文字呢，还没有脱开旧文艺的拘束。这样，在故事上没有完整的设计，在文字上没有新的建树，乱七八糟便是《老张的哲学》。抓住一件有趣的事便拚命的挤它，直到讨厌了为止，是处女作的通病，《老张的哲学》便是这样的一个病鬼。现在一想到就要脸红。可是它也有个好处，而且这个好处不容易再找到。它是个初出山的老虎，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怕。现在稍有些经验了，反倒怕起来。它没有使人读了再读的力量，可是能给暂时的警异与刺激。我不希望再写这种东西，或者想写也写不出了。长了几岁，精力到底差了一点。

《赵子曰》是第二部，结构上稍比《老张》强了些，可是文字的讨厌与叙述的夸张还是那样。这两部书的主旨是揭发事实，实在与《黑幕大观》相去不远。其中的理论也不过是些常识，时时发出臭味！

《二马》是在英国的末一年写的。因为已读过许多小说了，所以这本书的结构与描写都长进了一些。文字上也有了进步：不再借助于文言，而想完全用白话写。它的缺点是：第一，没有写完便收束了，因为在离开英国以前必须交卷；本来是要写到二十万字的。第二，立意太浅：写它的动机是在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不同；这至多不过是种报告，能够有趣，可很难伟大。再说呢，书中的人差不多都是中等阶级的，也嫌狭窄一点。

《小坡的生日》，在文字上，是值得得意的：我已把白话拿定了，能以最简单的言语写一切东西了。这本小说在文字上给我回国以后的作品打定了基础，我不再怕白话了；我明白了点白话的力量。这本书是在新加坡写成四分之三，在上海写完的。里面那些写实的地方，我以为，总应该删去，可是到如今也没功夫去删改。

《大明湖》是在济南写的，幸而在“一二八”被烧掉，因为内容非常的没有意思。文字有几段很好，可是光仗着文字之美是不行的。我没有留底稿，现在也不想再写它了。《猫城记》是《大明湖》的妹妹，也没多大劲。

《离婚》比较的好点，虽然幽默，可与《老张》大不相同了；我明白了怎样控制自己。

至于短篇，不过是最近两年来的试验。我知道我写不过别人，可是没法不写；大家都向我索稿，怎能一一报之以长篇呢，我又不是个打字机。这些东西——一大部分收在《赶集》里——连一篇好的也没有，勉强着写，写完了又没功夫修改，怎能好得了！希望发笔财，可以专去写东西，不教书，不必发愁衣食住，专心去写，写，写！“穷而后工”，有此一说，我不大相信。

《牛天赐传》是今年夏天赶出来的，既然是“赶办”，当然没好货；现在还在继续的刊露，我不便骂它太厉害了；何必跟自己死过不去呢。

八、九年的功夫，我只有这么点成绩。在质上，在量上，都没有什么可以自满的。从各方的批评中看，有的人说我好，有的人说我不好。我的好处——据我自己看——比坏处少，所以我很愿意看人家批评我；人家说我不好，我多少得点益处。有时候我明知自己犯了毛病，可是没功夫去修正——还是得独得五十万哪！

我写的不多，也不好，可是力气卖得不少。这几本书都是在课外写的。这就是说：教书，办事之外，我还得写作。于是，年假暑假向来不休息，已经有七年了！我不能把功课或事情放在一边而光顾自己的写作，这么办对不起人。可我也不能干脆不写。那么，只好有点工夫就写；这差不多是“玩命”。我自幼身体就不强壮，快四十了还没有胖过一回；我不能胖，一年到头不休息，怎能长肉呢？可是“瘦”似乎是个警告，一照镜子便想起：谨慎点！所以我老是早睡早起，不敢随便。每天至多写两千多字，不多写；多写便得多吃烟，我不愿使肺黑得和煤一样！几时我能有三个月不写一个字，那一定比当皇上还美！

写两千多字，不多写：这可只是大概的说，有时候三天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这更难受的事没有。我看着纸，纸看着我，彼此不发生关系！有时候呢，很顺当，字来得很快。可是一天不能把想起来的都写下来，于是心里老想着这点事，虽然一天只准自己写两千多字，但是心并没闲着，吃饭时也想，喝茶时也想——累人！就是写完一篇的时候，心中痛快一下，可是这点痛快抵不过那些苦处。说到这里，我不想劝别人也写小说了！是的，我是卖了力气。这就应了卖艺人的话了：“玩艺是假的，力气是真的！”就此打住。

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刁斗》第一卷第四期

五年来的文协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正在开大会的时候，敌机空袭武汉。在轰炸声中，大会继续进行，并未少停。那一天，敌机没能扰散大会。以后，一切困难也都没能使“文协”解体。到今天，“文协”已有了整整五年的历史。

一个人的事业也许不难于继持五载，一个团体就不这么容易了。想起来，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很惭愧，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事情来。可是，五年的生存，也充分的表示出，文艺工作者们既没有因生活的困苦而离开岗位，又没有改变了以文艺宣传尽力于抗战建国的初心。这一点，虽然不足使我们自夸，可是也不妨明白的指出，使大家更奋勉前进吧。

在文协初成立的时候，大家谁也不晓得应当怎样去作事。但是，在没有详密计划的情形下，大家却不约而同的决定了做事的宗旨。就是：第一，团结不是一时一地的事，而是要保持得长远，推展得普遍。第二，大家要多对团体尽力，而不苛求团体的供应周到，因为文协命定的是个清苦的团体。第三，事事公开。这三点并没有明文规定，而是一种默契；不是办事的细则，而是大家爱护团体的一点不言而喻的约束。在今天我们要报告五年来的会务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提这三点，因为我们所能说出的那些事实都实在以此三点为主动力，我们的团体之所以能延续五年，也不过是此三点的证实而已。

真的，因为大家晓得团结非一时一地的事，所以总会才能继持五年，而且凡是与总会接触过的，赶到散至四方的时候就马上组织分会——因此，我们在成都，昆明，贵阳，香港，桂林，襄樊……都有了分会。

因为大家晓得文协是个命定清苦的团体，所以也就知道非苦干不能有任何表现。会中的经费，在武汉时，每月都有二三百元。到今天，也不过千余元。以这么一点点钱，我们要维持一个会所，要按期刊行会刊，要举行种种集会，要与各民众团体交际联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竟自被我们做到了。在开源方面，我们除了政府机关的补助，概不接受。我们穷，可是不能随便伸手接钱。在节流方面，我们就专凭会员们的热心，来替团体赔着钱作事。在武汉的时候，大家给会刊写稿，并没有稿费。会所迁至陪都，大家的生活更感窘迫，会中才按月拿出一些钱来，愿要稿费者照付，不愿要的便道谢。近二年来，物价高涨，大家才一律拿稿费。会中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乃恳请中央文艺奖助金委员会补助，即蒙批准。会刊才得以继续刊行，未曾中断过。一方面是表现了会员的苦干精神，一方面也是政府的鼓励所致。大家支持会刊的这一点精神，也在其他的事务中表现出来：我们开茶会，会员自己掏茶资；我们聚餐，大家出饭费。除了开年会，我们不曾把钱花在点心茶饭上过。会中印好的信纸信封是为写公函用的，会员们和理事们全未揩过油，而理事们为会中通信，几乎永远是白赔邮票。只有一样是我们从来不愿缩减的，就是会所中的灯油炭水。会所中的设备是极简陋的，但是凡来会所居住的都不用出灯油炭水的费用；我们虽不能供给饭食，可是多少也教由远道来的朋友得到一点亲密之感，多少教文协的会所有点文艺之家的样子。这些琐细的事情，似乎值不得写在报告里，可是，细想一想，这又的确是我们办事的精神。因为有这一点精神，所以大家才相亲相爱，才大家一心的爱护团体。五年来，我们无论开什么会议，从不流会；无论发起什么运动，大家总踊跃参加。总会为此，分会也差不多，因为多数的分会是由总会的人到各处去创设的。他们既晓得总会是怎样苦干，所以分会也应当照样的没有钱而要办出事来。假若他们等着有了钱再办事，恐怕我们就连一个分会也没有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年来抗战文艺的推动与文协的发展，不是金钱的作用，而是大家苦干的精神所结的果子。

自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一点也不否认这句老实话。真的，我们有多少多少事，都因为没有钱而无从举办。但是，我们决不灰心，决不因穷困而停止了挣扎与努力。明乎此，我们便明白了文协为什么可以用那么少的钱而办出事来，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文协有时候显得那么寒碜的样子来。钱并没有控制着我们，不过钱可也有时候使我们决定作什么和不作什么。在热闹场中，文协多半是不肯露面，因为我们晓得吃西餐的费用不是我们力所及的。反之，遇到文化劳军和宣传中英中美新的这类事的时候，我们便一定不肯落后。每次为慰劳将士献金，文协必定走在前面。我们没钱，但是可以卖字卖文，和捐赠图书去义卖。最近，为文化劳军，我们奉献了一万多元。至于宣传的文字，政府机关只要委托我们写制，我们必尽力去作。从台儿庄的胜利，到中英中美签定新约，我们所写的宣传品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办事的另一个原则便是事事公开。文协成立了已经五年，我们敢说它没有一件秘密的事。有事，必定要大家商议，大家负责去办。因此，五年虽然不算很短的一段时光，可是我们的会里没有派别，没有因意见不同而发生的笑话。仗着这个，我们确实作到了文艺界的大团结。

以上是就团结，苦干，及公开三宗旨来说明我们怎样在经费奇窘中支持我们的团体，至五年之久。以下要报告这团体对文艺与文艺界的影响。顾名思义，文协是文艺界抗敌协会。既标出“抗敌”的字样，显然的我们是要在抗战中以文艺宣传报效国家。于是，我们倡导并实际去写制抗战文艺。假若没有这个团体，我们相信也会有许多文人自动的这样以文字为利器，从事抗敌。但是我们也会想到，有一部分文人或因生活的方式，或因迎合读者的心理，而仍撰制一些与抗战无关，或且有害的文字。有了文协——它既是全国文人的组织——情形可就不同了。它有全国的文人作它的支持者，全国各地的文艺刊物及报纸的文艺副刊的编辑者几乎全都是文协的会员。这样，文协便成为战时文艺运动的心房。这颗心既因神圣的抗战而跳动，它就决不容有害的东西掺入血液中。诚然，我们并没有浪费笔墨喊叫打倒谁，但是我们对抗战尽力的一点真诚，便是以使该被打倒的人自动的隐匿起来了。

文协是个合法的民众团体。往上说，因为有了这个团体，政府在需要宣传文字的时候，可以委托我们去作；我们自身的困难可以向政府陈诉。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有多少文字都是受了政府的委托而写制的。我们爱我们的国家，当然乐于服务。只有一二不明理的人，住在国土上，拿着国家的薪水，而偏偏爱唱不近情理的高调，才会侮辱我们，说我们是“御用”机关。这个，我们不便去声辩什么；我们只知道尽力于抗战，和与政府合作，是我们的天职；而我们的团体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再说，因为我们与政府有这种关系，所以政府才信任我们，关切我们。每逢政府派遣人员到前方慰劳将士，必定有文协的代表。我们自己发动的事情，象作家访问团，象增加稿费保障版税的运动，政府都在精神上与物质上予以助援。假若没有文协这个团体，那就恐怕爱莫能助，政府虽欲加以辅导，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与机关了。

从我们自身的发展上说，有了文协总会，才有各地分会。诚然，各地分会因会员变动的关系，因总会不能接济经费的关系，便有时候极为活跃，有时候显着沉寂。但是，即使是昙花一现，也给地方上的文艺工作一些刺激；种子不能尽数白费，撒下去总会有一点收获。在最好的时候，我们一共有成都、昆明、香港……等处九个分会。香港失陷，分会当然不复存在。襄樊分会因理事都到别处去工作，一时也告停顿。现在，分会只剩下了五处。这些分会虽然得不到总会的钱，却都有自己的刊物；香港分会还出过外国文的小杂志，和世界语的小册子，把国内的战时文艺介绍到国外去。假若这些刊物都继续出版，文协便替国内各地织成了一个文艺网。可惜，总会既穷，分会也窘；遂致刊物忽生忽灭，只表现了我们只管今天尽力，不顾明天如何的精神，而不能持之久远。不过，成都，昆明，与桂林，在今日的印刷困难情形下，还能维持自己的刊物，也就真正不易了。

谈到文艺本身，我们从文协成立那一天一直到今日，始终是主张文艺须负起抗战的任务的。有了这一决定，消极的便扫除了浪费笔墨与因循颓废，积极的便给了文艺以英武爽朗之概。文人们不再在斗室里徘徊微叹，而要出来看看：国土上的高山大川，听一听炮响，从而为国家民族争一口宁死不降的正气。不错，我们还没有能写出怎样了不起的作品来，可是这并不因为文艺不可抗战，而是因我们对抗战的一切还知道的不够。就是由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点，写成的那一点来看，我们已能明白的指出：

（一）文艺应当关切它的社会，否则它便是温室中的花草，遇到风雨便马上衰萎，在战前，我们曾经看见过一些温室养出来的东西，而今可还存在么？

（二）既要关切社会便须认识社会。这就是为何文人在抗战中奔走四方，及到军队中服务去的原因，他们想认识自己的父老兄弟。在斗室中看着盆景读着明人小品，而找灵感的时期是已经过去了。

（三）认识了自己的同胞，便须设法使同胞们懂得我们的作品。诗要能朗诵，小说剧本要写得爽快易懂，都是基于此义。文艺不是以难懂为贵，而是要以深入浅出的手法，广博的认识，普遍的感诉，成为一种健康的美丽的东西。怎样接受文艺遗产？诗须能朗诵，和如何朗诵？旧形式宜如何利用？文字应否欧化？大众的语言应如何采炼……这些问题都是五年来大家所热烈讨论的。为什么？为了因抗战而来的兴奋，与因对军民的认识，而想革旧树新，建设起民族的新文艺来。这个志愿也许太大，不是今日的文人的才能所能实现的。但是今日我们已从事讨论，从事试作；后来者居上，也许有那么一天，真正的民族新文艺会因为我们的辛勤灌溉而结出硕美的果实的。我们的能力虽很有限，我们的路子可是走对了。想想看吧，假若有一种文艺，是照着我们的看法写成的——对军民有深切的认识，对社会作有益的指导与关切，对文字是既通俗，活泼，而又美丽，谁能说这不是应运而生，足以配备起抗战建国的大业的健美文艺呢？

真的，文协因人穷会穷，实在没有作出多少事情来。但是，上述的一点对文艺与文艺界的影响，却是千真万确。即使我们要极度的谦虚，我们也不便否认自己的一点功绩。这点功绩并不是我们今天开一次会，昨天献金一千元那类可以屈指算得出，脱口讲得来的事，而只是一种影响。可是细想一想呢，影响所及，也许是能有益于“百年大计”的吧？

关于有日记可查的那些事，不想在这里多啰嗦。我们倒愿意说说自己的缺点，和何以有这些缺点，指出自己的缺欠，或者更能够使我们自策自励吧。

按照会章，我们经常的事务由总务，出版，组织，与研究四组来分头担任。总务组最可怜，它要管理一切的事务。

本会经常的收入是每月一千五百元。从这点经费中，我们要维持重庆与北碚的两处会所，要付会刊的稿费四五百元，要用一位工友，要在邮电文具的费用而外，还买几本书！我们没法多办事。每办一件事，势必教大家赔上许多钱。在今天的生活困难情形下，常教大家赔钱，也有些不忍吧。

假若会刊——《抗战文艺》——一停顿，我们的出版组就完全没事可作了。当初，我们本来有相当庞大的出版计划，想自己印书，不必依赖别人。慢慢的，不但这个计划无从实现，连会刊的印刷都成了问题。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教它停顿，因为它是我们的一面大旗。因为委托别人代为印刷，我们没法子使它面面美好，使我们差足自慰的是它编选的水准始终是相当的高。积极的，我们尽量的向全国的会员征稿，使它成为全国性的文艺刊物；消极的，我们决不登攻击个人或谩骂式的文章。我们要使它纯洁严肃，给文艺刊物树立一种良好的风气。现在，它每期有一万份的销路。

组织是繁难的工作，而我们的人手不够用。最使我们心中不安的是总会与分会间的联络始终没作到好处。要作得好，似乎也并不很难。假若我们能有钱，专请一位干事负责办理这桩事，我们就能有条有理的办得清清楚楚。提起钱来，总使人气短，我们也只好不作幻想吧。

关于研究工作，我们只作到了“谈”，而没能印行专书。所谓“谈”者，就是凡遇到一个文艺上的问题，我们总召集座谈会来讨论。讨论的结果，随时发表在报纸上，或会刊上。至于文艺遗产的整理，或专书的研究等等，则一因会员你来我往，变动频繁；二因没有固定的经费，就只好由会员们独自去作，而非会中所能顾到的了。最使我们惭愧的是对文艺青年未能加以辅导。我们会曾经多次会商，如何创设一个类乎函授学校的小组织，专代青年们看文章，及解答各项文艺上的疑问。可是，我们始终找不出这笔钱来，只好作罢。幸而青年们已有青年写作协会的组织，而关于青年写作的指导也有了青年写作指导会的成立。这两个会虽非文协发起的，可是我们深盼它们有良好的成绩，能够培养出许多新作家来。

今天是文协的五周年纪念日，我们把好话坏话都说了一遍，希望新的理监事选出来，能够除旧启新，更有一番新气象吧！

载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抗战文艺》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

习作二十年

在我二十七岁以前，我的职业与趣味所在都是教书与办学校。虽然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已喜爱文学；虽然五四运动使我醉心新文艺，我可并没想到自己也许有一点点文艺的天才，也就没有胆量去试写一篇短文或小诗。直到二十七岁出国，因习英文而读到英国的小说，我才有试验自己的笔力之意。那时候，我的事情不很繁重，差不多每天都能匀出一两个钟头的闲空去写作。又加上许地山先生的鼓励，我就慢慢利用在教育作事六年的经验凑成了乱七八糟的《老张的哲学》。

直到《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发表了，我还不晓得“题旨”，“结构”等等术语的含意。所以，在发表了几段之后，我就后悔了，颇想把原稿收回，详加修正。这个可是作不到，于是我就又开始写《赵子曰》，希望在这一本书中矫正以前的错误。结果呢，虽然《赵子曰》的内容也许没有象“老张”那么结实，可是在结构上的确有了一点进步。非动笔写不会找到文艺的门径，于是见之。

第三部小说是《二马》；写完它，我就离开了英国。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写成了《小坡的生日》——近已在渝重印。

回国后到济南齐鲁大学去教书，就地取材，写成了《大明湖》；还是《小说月报》发表。稿子刚交出去，“一·二八”的大火便把它烧成了灰。对自己的作品，我向不大重视，所以不留副稿；这回虽吃了大亏，也还没能改正过来我的毛病，到如今我还是不肯另抄存一分。

《大明湖》火葬以后，沪上文艺刊物索稿者渐多。既不能逐一报以长篇，乃试写短篇。短篇比长篇虽写得多，非短时间所能学好，我的第一部短篇集《赶集》，所收集的多是笑话和速写，称之曰小说，实太勉强。

同时，为小型的刊物，我也写杂文，更无足取；所以除了已经绝版的一本《幽默诗文集》，我没有汇印我的杂文，我的杂文，而且永远不拟汇印，我喜欢多多练习，而不顾敝帚千金的把凡是自己写的都硬看成佳作。

继《赶集》而起的短集有《樱海集》与《蛤藻集》。两集中各有一篇稍象样子的，但多数还是滥竽充数。我的才力不长于写短篇。

《大明湖》以后，我写了四部长篇——《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与《骆驼祥子》。其中，《骆驼祥子》与《离婚》还有可取之处，《牛天赐传》平平无疵，《猫城记》最要不得。

《老牛破车》是谈自己写作经验的一本小书，不过是些陈谷子烂芝麻而已。

“七七”抗战的那一年，我辞去教职，专心写作，同时写两部长篇。“七七”后流亡出来，两稿（各得数万字）尽弃于济南。

抗战后，因试验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我写过几篇旧式的戏与鼓词多篇；一部分收入了《三四一》集，其余的还未汇印。

因生活的不安定，因体弱多病，在抗战后我写的小说很少，短篇只有《火车集》与《贫血集》，长篇仅一《火葬》，都不好。

剧本倒写了不少，可是也没有一本象样子的：目的在学习，写得不好也不后悔。《残雾》是第一本，乱七八糟。《国家至上》还好，因系与宋之的先生合写的，功在之的也。《面子问题》分量太轻，压不住台。《张自忠》、《大地龙蛇》与《归去来兮》全坏得出奇。《虎啸》若略为修改，可以成为好戏，但既系与赵清阁、萧亦五两先生合写的，改起来就不容易，只好随它去吧。《桃李春风》虽然得过奖，里面缺欠可实在不少。此剧系与赵清阁先生合写的，上演时的修正，都是由他执笔的，那时节我正卧病北碚。

我没有诗才，可是在抗战中我也学习诗。勤于学习总有好处，管它成绩如何呢。《剑北篇》本拟写成万行，因病而中辍；何日补完，我自己也不敢说。

今年是我学习写作的第二十年，在量上，我只写了二十多本书；在质上，连一篇好东西也没有。……

载一九四四年九月《抗战文艺》第九卷第三、四期

献曝

一

抓住某一些情感，或某一点见解，便拼命的宣泄发挥，是浪漫派写家的好处，亦其短处。好处：不顾一切，率性直前，若能一往深情，亦颇足动人。坏处：恃才率性，所见未必正确，观察未必详密，或失之偏，或失之空。

写实者应该是，必先详为观察，使材料充实，而后妥为布置，使形式严密。

青年学习写作，宜具浪漫者一往直前的勇气，否则考虑过多，时进时停，永无成篇之日，勤于动笔，到文字略有把握的时候，应敢取写实者的态度，使文通事确，乃有进益。

二

摹仿别人，则失去自己。同一件事，有多少不同的说法与看法。我自己如何说，即我的风格。我自己如何看，即我的见解。文字摹仿别人，便失去了自己的风格。见解抄袭别人，即失了自己的思想。青年要多多学习，但学习不是摹仿。学习如吃饭，菜蔬米饭须细嚼缓咽，使之消化，成为自己的血液。若整个吃下，又整个吐出，必无好处。

三

要作一个写家，须先作一个“人”。假若人格不崇高，气度不宏大，而只仗着几个漂亮文字支持自己，则必无有何建树。盖自己不崇高宏大，何以能领会世上最善最美的事？何以心明如镜，鉴别善恶？有了真人，而后才有至文，文艺并非文字把戏也。

四

文艺作品不仅是报告一些什么事，它于报告之外，还要给个解释，并且能使人深深的感动，接受这解释。青年学习写作，不仅要多看事，还要“想”事；想不出个道理来，便且慢动笔；因为只说事实，而下说道理，仅是“学舌”而已。想出道理，再设法用人物，用事实，用文字，从感情方面激动人心，使人同情你的人物，相信你的事实，喜欢你的文字，于不知不觉之间便接受了你的解释，才算成功。

（注）：《文艺青年》索稿，患头晕，不能用脑；草草成上列四义，未克详为解说，甚惭！

三十、十二、十六

载一九四二年一月《文艺青年》第五卷第一期

小报告一则

抗战以前，我没写过剧本。抗战以后，剧运恒通，我也就见猎心喜，想多学习点手艺。到今天止，我已写过四本半剧了——其中有一本是与宋之的合写的。最初的一本是《残雾》。这只能算作试写的草稿，不能算作完整的剧本，因为写完了，我即到前方慰劳军队，未能修改。在渝和在别处上演，我也没有看见过。据说，在各地上演，都相当的成功。我找不出它所以成功的理由来。赵太侔先生告诉我：“写过小说的人，对人物的创造有些把握，所以可以写戏。”此语若属可靠，就也许可作《残雾》的一点成功之注解。

第二本是《国家至上》，系与之的合写的。在宣传剧中，它可以算作一本成功的作品。它的好处也在于有人物。同时，它的人少，服装简单，到处都可以因陋就简的演出，只要演员尽职，便能叫好。在物价高涨的今日，此点是值得剧写家注意的。

第三本是《张自忠》，没有在大都市上演，因为它不大象戏。怎样才象戏，我到如今还不晓得，我只是不灰心的去学习，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豁然贯通的！

《面子问题》是第四本，在渝上演，成绩欠佳。毛病在对话好，而动作少；我明白了一点为何戏剧必须用动作支持。

第五本是《大地龙蛇》，还没上演过，我也不望它上演，因场面大，用人多，势必赔钱，拿它当作一个小玩艺儿读着吧，也许怪有意思罢了。

现在还在写剧，因患头昏，进行甚缓，是否能成功？且不去管，多练习自有好处。我写剧本，正如写小说与诗，不求能成一家，只愿写得象点样子，且有裨于抗战，便心满意足了。

载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笔阵》新三期

小引

筹备会的钱已花光，成立大会的补助金还没能全领下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成立大会是辉煌灿烂的过去了，拿什么去办事呢？穷自有穷办法：先召集理事会，推举出常务理事来；有人就有办法！常务理事马上就职，开会、筹款。请会员交会费，自是最合理的，可是远水不能近喝，山南海北，一时哪能交齐？以身作则，常务理事先掏钱吧。当场收了几十块，赶紧就去印信封信纸，买各样的簿册，刻图章，备笔墨。有了这些东西，才能上公文，请求党政机关发给补助——分头去接洽自然是必要的，车钱自己垫。谁来管理这些文件呢？总务部按章应设庶务会计文牍等人员，可是薪水并不能自天而降。于是大家决定先请一位略受津贴的干事，自兼三职，自拉自唱；而各部干事都须到会办公，发动一切。

就是这么样，会务开始活动开。该写的、该印的、该发出的、该存记的、该办的、该筹划的，大家七手八脚都一拥而上。到前线慰劳的代表出发了，带着锦旗和慰劳书；盘费先自己垫上，回来再算账。为武汉各界扩大宣传周所写的文章也连夜赶齐，特刊、小册子、函信，都交了卷。还得出会刊，是的，出版部主任，你就去办吧。他忙起来，许多人自动的愿作干事，好在章程上干事是若干人，多多愈善。座谈会也要举行的。给军士写读物也事在必办……的确是没闲着，自然外间也许不大理会。一切都刚开头，而钱是那么不宽绰。外埠的理事和会员也许连会里的信还没接到一封。请别忙，邮递是真慢，而我们的文牍只有两只手，又兼任会计与庶务！

慢慢来，一定都有办法。请求补助已有批示，不久就能拿到钱；会刊一出来，各地消息自然灵通，而该进行的事必定一桩桩的都办起来。希望各处的会员早交会费，多一个钱就多作一分事，决不存在银行专为生利。希望大家都给会刊写文章，多给会里来信，说明各处要本会作的是什么，和大家要给本会作的是什么。在武汉的与在各处的朋友都能忙起来，会务才能日见发展。凡是本会不周不到之处，请大家不要只友善的原谅，还要发问，指示，以期共励齐进。好，算是会务报告的帽儿。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抗战文艺》第一期

写与读

要写作，便须读书。读书与著书是不可分离的事。当我初次执笔写小说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自己应否学习写作，和自己是否有写作的才力。我拿起笔来，因为我读了几篇小说。这几篇小说并不是文艺杰作，那时候我还没有辨别好坏的能力。读了它们，我觉得写小说必是很好玩的事，所以我自己也愿试一试。《老张的哲学》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来的。无可避免的，它必是乱七八糟，因为它的范本——那时节我所读过的几篇小说——就不是什么高明的作品。

一边写着“老张”，一边抱着字典读莎士比亚的《韩姆烈德》。这是一本文艺杰作，可是它并没有给我什么好处。这使我怀疑：以我们的大学里的英文程度，而必读一半本莎士比亚，是不是白费时间？后来，我读了英译的《浮士德》，也丝毫没得到好处。这使我非常的苦闷，为什么被人人认为不朽之作的，并不给我一点好处呢？

有一位好友给我出了主意。他教我先读欧洲史，读完了古希腊史，再去读古希腊文艺，读完了古罗马史，再去读古罗马文艺……。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从历史中，我看见了某一国在某一时代的大概情形，而后在文艺作品中我看见了那一地那一时代的社会光景，二者相证，我就明白了一点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过，说真的，那些古老的东西往往教我瞪着眼咽气！读到半本英译的《衣里亚德》，我的忍耐已用到极点，而想把它扔得远远的，永不再与它谋面。可是，一位会读希腊原文的老先生给我读了几十行荷马，他不是读诗，而是在唱最悦耳的歌曲！大概荷马的音乐就足以使他不朽吧？我决定不把它扔出老远去了！他的《奥第赛》比《衣里亚德》更有趣一些——我的才力，假若我真有点才力的话，大概是小说的，而非诗歌的；《奥第赛》确乎有点象冒险小说。

希腊的悲剧教我看到了那最活泼而又最悲郁的希腊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和文艺的形式与内容的调谐。我不能完全明白它们的技巧，因为没有看见过它们在舞台上“旧戏重排”。从书本上，我只看到它们的“美”。这个美不仅是修辞上的与结构上的，而也是在希腊人的灵魂中的；希腊人仿佛是在“美”里面呼吸着的。

假若希腊悲剧是鹤唳高天的东西，我自己的习作可仍然是爬伏在地上的。一方面，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家是世界文学史中罕见的天才，高不可及，一方面，我读了阿瑞司陶风内司的喜剧，而喜剧更合我的口胃。假若我缺乏组织的能力与高深的思想，我可是会开玩笑啊，这时候，我开始写《赵子曰》——一本开玩笑的小说。

在悲剧喜剧之外，我最喜爱希腊的短诗。这可只限于喜爱。我并不敢学诗。我知道自己没有诗才。希腊的短诗是那么简洁，轻松，秀丽，真象是“他只有一朵花，却是玫瑰”那样。我知道自己只是粗枝大叶，不敢高攀玫瑰！

赫罗都塔司，赛诺风内，与修西地第司的作品，我也都耐着性子读了，他们都没给我什么好处。读他们，几乎象读列国演义，读过便全忘掉。

古罗马的作品使我更感到气闷。能欣赏米尔顿的，我想，一定能喜爱乌吉尔。可是，我根本不能欣赏米尔顿。我喜爱跳动的，天才横溢的诗，而不爱那四平八稳的工力深厚的诗。乌吉尔是杜甫，而我喜欢李白。罗马的雄辩的散文是值得一读的，它们常常给我们一两句格言与宝贵的常识，使我们认识了罗马人的切于实际，洞悉人情。可是，它们并不能给我们灵感。一行希腊诗歌能使我们沉醉，一整篇罗马的诗歌或散文也不能使我们有些醉意——罗马伟大，而光荣属于希腊。

对中古时代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北欧，英国，法国的史诗，我都看了一些，可是不感兴趣。它们粗糙，杂乱，它们确是一些花木，但是没经过园丁的整理培修。尤其使我觉着不舒服的是它们硬把历史的界限打开，使基督前的英雄去作中古武士的役务。它们也过于爱起打与降妖。它们的历史的，地方的，民俗的价值也许胜过了文艺的，可是我的目的是文艺呀。

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我把所能找到的几种英译本，韵文的与散文的，都读了一过儿，并且搜集了许多关于但丁的论著。有一个不短的时期，我成了但丁迷，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论时间，它讲的是永生。论空间，它上了天堂，入了地狱。论人物，它从上帝，圣者，魔王，贤人，英雄，一直讲到当时的“军民人等”。它的哲理是一贯的，而它的景物则包罗万象。它的每一景物都是那么生动逼真，使我明白何谓文艺的方法是从图象到图象。天才与努力的极峰便是这部《神曲》，它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的深度。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永远给人以灵感。尽管阿比累是那么荒唐杂乱，尽管英国的戏剧是那么夸大粗壮，可是它们教我的心跳，教我敢冒险去写作，不怕碰壁。不错，浪漫派的作品也往往失之荒唐与夸大，但是文艺复兴的大胆是人类刚从暗室里出来，看到了阳光的喜悦，而浪漫派的是失去了阳光，而叹息着前途的黯淡。文艺复兴的啼与笑都健康！因为读过了但丁与文艺复兴的文艺，直到如今，我心中老有个无可解开的矛盾：一方面，我要写出象《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又想信笔写来，象阿比累那样要笑就笑个痛快，要说什么就说什么。细腻是文艺者必须有的努力，而粗壮又似乎足以使人们能听见巨人的狂笑与嚎啕。我认识了细腻，而又不忍放弃粗壮。我不知道站在哪一边好。我写完了《赵子曰》。它粗而不壮。它闹出种种笑话，而并没有在笑话中闪耀出真理来。《赵子曰》也会哭会笑，可不是巨人的啼笑。用不着为自己吹牛啊，拿古人的著作和自己的比一比，自己就会公平的给自己打分数了！

在我作事的时候，我总愿意事前有个计划，而后一一的“照计而行”。不过，这个心愿往往被一点感情或脾气给弄乱，而自己破坏了自己的计划。在事后想起自己这种愚蠢可笑，我就无可如何的名之为“庸人的浪漫”。在我的作品里，我可是永远不会浪漫。我有一点点天赋的幽默之感，又搭上我是贫寒出身，所以我会由世态与人情中看出那可怜又可笑的地方来；笑是理智的胜利，我不会皱着眉把眼钉在自己的一点感触上，或对着月牙儿不住的落泪，因此，我很喜欢十七八世纪假古典主义的作品。不错，这种作品没有浪漫派的那种使人迷醉颠倒的力量；可是也没有浪漫派的那种信口开河，唠里唠叨的毛病。这种作品至少是具有平稳，简明的好处。在文学史中，假古典主义本来是负着取法乎古希腊与罗马文艺的法则而美化欧西各国的文字的责任的；对我，它依样的还有这个功能——它使我知道怎样先求文字上的简明及思路上的层次清楚，而后再说别的。我佩服浪漫派的诗歌，可是我喜欢假古典派的作品，正象我只能读咏唐诗，而在自己作诗的时候却取法乎宋诗。至于浪漫派小说，我没读过多少，也不想再读。假若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接触了浪漫派的小说，我也许能象在十二三岁时读《三侠剑》与《绿牡丹》那样的起劲入神，可是它们来到我眼中的时候，我已是快三十岁的人，我只觉得它们的侠客英雄都是二簧戏里的花脸儿，他们的行动也都配着锣鼓。我要看真的社会与人生，而不愿老看二簧戏。

一九二八年至二九年，我开始读近代的英法小说。我的方法是：由书里和友人的口中，我打听到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流作家，和每一作家的代表作品。我要至少读每一名作家的“一”本名著。这个计划太大。近代是小说的世界，每一年都产生几本可以传世的作品。再说，我并不能严格的遵守“一本书”的办法，因为读过一个名家的一本名著之后，我就还想再读他的另一本；趣味破坏了计划。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美瑞地茨，和法国的福禄贝尔与莫泊桑，都拿去了我很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我昼夜的读小说，好象是落在小说阵里。它们对我的习作的影响是这样的：（1）大体上，我喜欢近代小说的写实的态度，与尖刻的笔调。这态度与笔调告诉我，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他们不只供给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2）我最心爱的作品，未必是我能仿造的。我喜欢威尔斯与赫胥黎的科学的罗曼司，和康拉德的海上的冒险，但是我学不来。我没有那么高深的学识与丰富的经验。“读”然后知“不足”啊！（3）各派的小说，我都看到了一点，我有时候很想仿制。可是，由多读的关系，我知道摹仿一派的作风是使人吃亏的事。看吧，从古至今，那些能传久的作品，不管是属于那一派的，大概都有个相同之点，就是它们健康，崇高，真实。反之，那些只管作风趋时，而并不结实的东西，尽管风行一时，也难免境迁书灭。在我的长篇小说里，我永远不刻意的摹仿任何文派的作风与技巧；我写我的。在短篇里，有时候因兴之所至，我去摹仿一下，为是给自己一点变化。（4）多读，尽管不为是去摹仿，也还有个好处：读的多了，就多知道一些形式，而后也就能把内容放到个最合适的形式里去。

回国之后，我才有机会多读俄国的作品。我觉得俄国的小说是世界伟大文艺中的“最”伟大的。我的才力不够去学它们的，可是有它们在心中，我就能因自惭才短的希望自己别太低级，勿甘自弃。

对于剧本，我读过不多。抗战后，我也试写剧本，成绩不好是无足怪的。

文艺理论是我在山东教书的时候，因为预备讲义才开始去读的；读的不多，而且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我以为“论”文艺不如“读”文艺。我们的大学文学系中，恐怕就犯有光论而不读的毛病。

读书而外，一个作家还须熟读社会人生。因为我“读”了人力车夫的生活，我才能写出《骆驼祥子》。它的文字，形式，结构，也许能自书中学来的；他的内容可是直接的取自车厂，小茶馆与大杂院的；并没有看过另一本专写人力车夫的生活的书。

载一九四五年七月《文哨》第一卷第二期倍大号

形式·内容·文字

假若我有个弟弟，他一时高兴起来要练习写写小说。我想，很自然的，他必来问我应该怎样写，因为我曾经发表过几篇小说。我虽没有以小说家自居过，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大概我总是个有些本领的人物。既是他的哥哥，我一定不肯扫他的兴，尽管我心里并没有什么宝贝，似乎也得回答他几句——对不对，不敢保险，不过我决不会欺骗他，他是我的老弟呀！

我要告诉他：

一、形式。小说没有什么一定的图样，但必须有个相当完整的形式，好教故事有秩序的、有计划的去发展。社会上的真事体，有许多是无结果而散的，有许多是千头万绪乱七八糟的；我们要照样去写，就恐怕是白费力而毫无效果。因此，我们须决定一个形式，把真事体加以剪裁和补充，以便使人看到一个相当完整的片段。真事体不过是我们的材料，盖起什么样的房子却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不要随着真事体跑，而须教事体随着我们走。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把人物写丢了，或把事体写乱了。一开头写张三，而忽然张三失踪，来了个李四；李四又忽然不见，再出来个王五，一定不是好办法。事情也是如此，不能正谈着抗战，忽然又出来了《红楼梦》。人物要固定，事情要有范围。把人物与事情配备起来，象一棵花草似的那么有根、有枝、有叶、有花，才是小说。

二、内容。小说的内容比形式更自由。山崩地裂可以写，油盐酱醋也可以写。不过，无论写什么，我们必须给事情找出个意义来，作为对人们的某一现象的解释。我们不仅报告，也解释，好使读者了解人生。这种解释可不是滔滔不绝的发议论，不是一大篇演说，而是借着某件事暗示出来的，教人家看了这段具体的事，也就顺手儿看出其中的含意。因此，我们要写某件事，必须真明白某件事，好去说得真龙活现，使人信服，使人喜悦，使人在接受我们的故事时，也就不知不觉的接受了我们的教训。假若我们说打仗而不象打仗，说医生而象种田的，便只足使人笑我们愚蠢，而绝难相信我们的话了。我们须找自己真懂得的事去写。每写一件事必须费许多预备的工夫，去调查，去访问；绝对不可随便说说，而名之为小说。

单是事情详密还不算尽职。我们还得写出人来。小说既是给人生以解释，它的趣味当然是在“人”了。若是没有人物，虽然我们写出山崩地裂，或者天上掉下五条猛虎来，又有什么好处呢？人物才是小说的心灵，事实不过是四肢百体。

小说中最要紧的是人物，最难写的也是人物。我们日常对人们的举止动作要极用心的去观察，对人情事故要极细心的去揣摩，对自己的感情脾气要极客观的去分析，要多与社会接触，要多读有名的作品。我们免不了写自己，可是万不可老写自己；我们必须象戏剧演员似的，运用我们的想象，去装甲是甲，装乙是乙。我们一个人须有好多份儿心灵、身体。

三、文字。小说是用文字写成的，没有好的文字便什么也写不出。文字是什么东西呢？用不着说，它就是写在纸上的言语。我们都会说话，我们便应当会用文字。不过，平日我们说话往往信口开河，而写下来的文字必须有条有理，虽然还是说话，可是比说话简单精确。因此我们也须在文字上花一番琢磨的工夫。我们要想：这个感情，这个风景，这个举动，要用什么字才能表示得最简单，最精确呢？想了一回，再想一回，再想一回！这样，我们虽然还是用了现成的言语，可是它恰好能传达我们所要描写的，不多绕弯，不犹疑，不含混，教人一看便能得到个明确的图象。我们必须记得，我们是在替某人说话，替某事说话，替某一风景说话，而不是自己在讲书，或乱说。我们的心中应先有了某人某事某景，而后设法用文字恰当的写出；把“怒吼吧”、“祖国”、“原野”、“咆哮”……凑到一块儿，并不算尽了职责！我们的文字是心中制炼出来的言语，不是随便东拾一字，西抄一词的“富贵衣”。小说注重描写，描写仗着文字，那么，我们的文字就须是以我们的心钻入某人某事某景的心中而掏出来的东西。这样，每个字都有它的灵魂，都有它必定应当存在的地方；哪个字都有用，只看我们怎样去用。若是以为只有“怒吼吧”、“祖国”……才是“文艺字”，那我们只好终日怒吼，而写不成小说了！文字是我们的工具，不是我们的主人。假若我们不下一番工夫，不去想而信笔一挥，我们就只好拾些破铜烂铁而以为都是金子了。

载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日《文学修养》第一期

血点

一

诗人们！你们虽然因热心而聚集到一处，来讨论现在的诗歌的写法，可是我以为不如先创作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创作吧！诗人们！别教这伟大时代所激起的热情在讨论中消散了，而应抓住它，把它从笔尖流出来。讨论使你们虚心的承认以前的缺陷，不错，可是那也足以使你们减降勇气。创作吧，诗人们！把作品拿出来，再去讨论，你们的讨论才不落空，你们才能就着新的作品去找更新的道路。

用两千行写八百壮士吧，用五千行描写一位伤好再赴前线的勇士吧！这些宝贵的材料，在平时，哪里去找呢？这时代给予你们的激刺，事过后，哪里去寻呢？现在你们若使笔尖锈住，你们便永远成为哑子！写作吧，诗人们！等暴风过去，你们再也找不到惊涛巨浪呀。到风清月朗的时候，你们将又吟风弄月了，而使大时代在诗歌中哑然而逝，多大的损失！

二

青年的兄弟们！你们不是说吗，学系里课程还是战前的那一套，唐诗晋字汉文章，和抗战毫无关系。是的，我知道你们苦闷，而且深深的同情你们。告诉你，兄弟们，学系是学系，它永远是那样，它不为抗战而设，更不为教导文艺而设。用不着抱怨，认清了大葱不是水仙，你就不责备它不开香花了。

你们须自己努力。你们须立在时代与学系之间，细细看看，别只教时代引出你们的泪，难过一会儿就算了！也别教学系圈住你们的灵魂，而把时代关在外边。认清你自己与时代的关系，你就会在学系课程以外，去找唐诗晋字汉文章里所没有而又是你所必当知道的东西。只要你有一颗活的心，你就能找到活文艺。你不满意那死板的学系，你可别因懒惰而渐渐也成了半死的人啊！学系给你学分，你自己给你生命！三

新诗人问：朗诵诗可以采用点旧有的民众文艺的技巧与词汇吗？

新小说家问：新小说可以按照评词那么写吗？

新文艺理论者问：旧瓶新酒的办法，不是作来作去还是旧瓶吗？

答曰：你们都先去费点心，看看民众文艺再谈。知道了民众文艺是什么东西，则自己找到了答案；否则我细细回答也毫无益处。

四

职业的写家，在中国，并不很多。在我的友人中，多数是服务于各机关，公余之暇才能写些文章。他们的努力使他们的姓名常常见于报端或刊物上，他们创作的愿望可是被生活的压迫给憋回去不少。

职业的写家不多，就我所知道的，恐怕其中只有林语堂先生能吃饱饭，因为他赚的是外国人的钱。其余的，差不多都是面黄饥瘦，充分的表现出食不饱，力不足。创作么？一部较比整齐的长篇小说，在我自己，须写七八个月，以至一年多。在这期间，谁也不会来送米赠炭。于是，他们就没法不打游击战，好随时有些收入。写家并非神仙，他们的肚子不是能以灵感充满的。

到前线服务的文艺界朋友可真不少，他们能写出什么呢？他们第一得跟着军队跑。跑路是用脚的事，而手与足很难同时都工作。第二，当他们站住脚的时候，他们有许多非文艺的事都待办理。即使要动笔，他们也得先给军民写歌，剧，和故事什么的，这是他们重要的任务。他们所见所闻确是不少，可是只能暂记在笔记本上。

写家们自己的困难有如上述，同时，还有许多客观的困难，使他们的工作不能如意发展。纸贵，印刷难，运输不方便，书店不收新书，刊物卖不出去……。这些困难，日见严重，他们简直束手无策。

好多人说，自抗战以来，文艺的成绩不甚好，但是成绩之所以不好，并非文艺工作者甘心惰怠，其中有许多许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方，想要文艺充分发展力量，似乎除文艺者自己努力外，还须各方面认清种种困难，而来帮忙与合作吧！

五

成见这个鬼不但使别人讨厌它，它自己也越来越觉得自己讨厌，而不得已的硬着头皮，假装以讨厌为荣。文艺工作者呀，把这小鬼从你心中打出去！你必须打出去它，不然你的心便死硬，以倔强自谀，而实际上是已落在了时代后边。神圣的民族战争把中华的一切将都大大的改变了一下，这变动将是一个聪明人所不能想象到的。在这时候，你至少要把心放开，能放开多大便放开多大，或者你能随着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变动，而得到一点新的理解，供献一点新的意见。反之，若抱着你以前的那一套旧把戏，而想在这时代耍一耍，那除了是立意要出风头，便什么也不是。可怜啊，这风头便丢尽了你的脸。一粒砂中可以见到一个世界，那可还是一粒砂那么小的一个世界呀！据我看，你的心要和新中国那么大，你才能写出伟大的东西来。不必向文艺之神祷告吧，那是劳而无功的事；你自己且先下决心驱逐出去成见那小鬼吧。

从我们自家的文艺遗产，你得到一些成见；也许从别人家的文艺作品与理论，你得到一些成见……不打开你的心，你的用功与研究等等好事反倒教你固执与偏狭。打开你的心，你才会看到我们独力抗战，自图生存，不是国内任何一个力量，不是任何一方面的努力，所能单独支持得起来的。配备着全民抗战的文艺，也不是任何一种文章义法，任何一种文艺主张，所能支持起来的。你须要明白中国，还须要明白世界；你须明白你自己，也须明白你的同胞们；你须明白文艺，也须明白文艺与抗战的关系……起码你须有这个态度，你才能看出抗战前途的光明，与明日的文艺大概是什么样子。成见么，它使你死于今日。

六

爱国家爱民族须先明白国家与民族。知道了你所爱的是什么样的国家与民族，你才不至于因事情不顺利而灰心，因一次的失败而绝望。爱你的国家与民族不是押宝。啊，这回我可押对了，准赢；不，不，不，这应不是赌博，而应是最坚定的信仰。文艺者今日最大的使命便是以自己的这信仰去坚定别人的这信仰。

七

我以为，文艺工作者应把工作调整一下，尽可能的使文艺发生确定的宣传效果。比如说，各报纸的文艺副刊很可以联合起来，齐一步骤，在同一期间内一致的宣传某一项事，或攻击某一项事，一定比零零碎碎的提出更有力量。看，今日的都市中的妇女，还不是打扮得鲜花儿一般？看，洋装少爷们还不是洋酒洋烟洋咖啡洋皮鞋的一天到晚作着洋梦？我们为什么不集中笔墨去挞伐呢？为什么看着他们与她们胡闹而不作有效的劝告呢？试试看吧，我相信，我们的笔尖若能一致朝向某一点去，也讽刺，也攻击，也劝告，也建议，他不但能消极的减除恶习，或者还能积极的建设起来新的风气呢。八

真惭愧！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们问我许多问题，我都回答不出！是的，我并未顾左右而言他，我尽量的把我所知道抖搂出来；可是我所见到的究竟对不对呢？我嘴里说着，心中惭愧！不能肯定的答出这是黑，那是白，在我想，便和没有回答差不多。谦虚的说，“我以为如此，不敢说一定正确”，到底是废话；告诉问路的：“试试看”，虽然和气，并无济于事。

怎样描写风景？怎样创造人物？怎样去想象？……这样的探问几乎天天到我耳中。我口中说着，心里惭愧，没法三言五语的说明白，而越说越多，自己心中越乱，直到听者茫然，我自己面红耳赤！

文艺界的朋友们，让咱们大家伙儿凑在一块，凭着咱们的良心，把这些我回答不出的问题讨论出些可以说得出口而无咎于衷的答案来，好不好呢？我说，“凭着咱们的良心”，意思是把咱们的真经验，客观地判定后，好是好，歹是歹，真诚的说出来。凡是未经咱们自己试验过的理论与说法，只能作为“附录”，假若咱们以为那有介绍的价值。我说，“无咎于衷”，就是说我们真诚的道出真经验，而这经验也只能作为青年朋友的一点参考，不是写作的定律。虽然这仍然犯着未能作到这是黑、那是白的地步的毛病，可是，（一）大家说的总比一个人说的更确切；（二）我们的真诚与谦虚也许能给青年朋友们一点好影响。

九

这一年来的文艺象刀切的那么整齐，戏剧小说诗歌与杂文无一不与抗战有关，教任何人都能一眼看清，这是全民抗战的产物，也是全民抗战的支持力量之一。假若它也有一星半点不规则的地方，象一二文人因过于重视文字技巧而以为文艺不必死死拉着抗战，也没多大关系；它并没有成为，且永不能成为文艺上的一个有力的理论。至于沿着这个说法而写成的作品，就更不多见。不管他对“文艺应尽宣传的责任”怎样看，文人总是有良心的。既有良心，谁还肯专求文字的漂亮而把神圣的抗战放在一旁呢，那么一二向来不从事于创作的人，偶尔的说几句不负责任的话，也就只是说说而已。

反过来讲，这一年来的好小说好报告倒几乎都是文字朴拙，以真实的经验，写出使人感泣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是血是泪。假若稍加修饰，力求精巧漂亮，反倒容易流为油腔滑调，而失去应有的沉毅严肃，文字与风格配备着内容，不是文字与风格管辖着决定着内容。若是只会一套油腔滑调，无论遇到多么重大的事，总先想怎样去造句与遣字，便是文字的奴隶，便是八股匠。假若抗战文艺不甚精美者被称为抗战八股，则抗战期间专事修辞与笔调的文章，可称为抗战期间的八股。前者有热心，可因努力而渐于成熟；后者永远是八股，今日弄文字，明白还是弄文字，故无前途。所谓抗战八股者可进而成为抗战文艺，而抗战文艺决定着将来文艺的命运。抗战期间的八股与科举时代的八股同为“死魂灵”，僵尸永难再立起！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十四、十五、二十一日《大公报》

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

先由我们无准备的人来放一炮，接着再由看过了，看够了三年来的抗战文艺作品的诸位先生来报告小说，诗歌，戏剧和报告文学的实在情形。

对于抗战的现实，我看无论那一部门的作家都显出更熟悉了。换言之，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战时的生活。举个例说：在武汉的时候，有不少作家去作鼓词唱本等通俗读物，到今天已由个人或机关专去作这类的东西，而曾经努力于此道的许多作家中，有不少便仍折回头来作新的小说，诗，戏剧等等。这因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在抗期初期，大家既不甚明白抗战的实际，而又不肯不努力于抗战宣传，于是就拾起旧的形式，空洞的，而不无相当宣传效果的，作出些救急的宣传品。渐渐的，大家对于战时生活更习惯了，对于抗战的一切更清楚了，就自然会放弃那种空洞的宣传，而因更关切抗战的缘故，乃更关切文艺。那些宣传为主，文艺为副的通俗读品，自然还有它的效果，那么，就由专家或机关去作好了。至于抗战文艺的主流，便应跟着抗战的艰苦，生活的艰苦，而更加深刻，定非几句空洞的口号标语所能支持的了。我说，抗战的持久加强了文艺的深度。

不过，作家虽对抗战更加关心，可是对于战争中种种事实还未尽了解。我们仍是多写正面的战争，而对于后方的种种动态及生产建设便无何表现。这是一大遗憾！谈到新现实便无法不谈到新内容，那么，我们既还不能充分的了解抗战中种种事实，作品的内容自然显出贫血现象——题材不丰，在一题材之下写得不充实。

关于新风格，我以为民族形式的辩论虽尚未完，但各种作品中似已都有人作试验。有些诗，显然看得出保留传统的美的观念与形式。小说间亦有用章回体者，而与武汉时代者不同。戏剧在武汉时代几乎只有个空架子，现在至少舞台上已不再用文明戏式的话语，而多采用带有感情的民间语言；布景亦不只采用上海的洋派头的东西，而改为纯粹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事物。这些，据我看，恐怕多多少少都与民族形式的讨论有关。不过，风格形式正与内容一样，试验的方面还嫌太少。我们要多多试验，造起文艺之林来，给明日的文艺留下活泼有生气的根基。

BB

对于文艺上的民族形式的争辩，一年以来我始终未表示过个人的意见，现在乘大家检讨一九四○年的文艺上的新倾向的时候，总结一下个人的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是这一年间争论得最多的，也是最热烈的。我的回答是根据我自己对于旧形式的实地试验的结果，并非从理论出发，这是我首先要声明的。在武汉时候我最初写通俗文艺，完全是客观形势的要求，和当时所能发生的效用。当时抗战爆发不久，热情煽动着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战争中的全面的复杂的现实都不大理解，也没有工夫去理解。我想，不仅我个人如此，恐怕老百姓也是如此的。旧瓶装新酒就在这时候给予我一种强烈的诱惑，以为这是宣传抗战的最锋利的武器。在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只是感到运用形式的困难，关于处理内容可说几乎完全没有想到。我当时只有这样一种感觉，旧形式是一个固定的套子，只要你学得象，就能有用处，也就是作家尽了自己的责任。这的确是当时的衷心之感。后来慢慢的把握了形式，才又想到如何装进适当的内容去，这是原先所没有想到的。于是发生了困难。也由于作家的生活逐渐深入于战争，发现抗战的面貌并不象原先所理解那样简单，要将这新的现实装进旧瓶里去，不是内容太多，就是根本装不进去。于是先前的诱惑变成了痛苦。等到抗战的时间愈长，对于现实的认识与理解也愈清楚，愈深刻，因此也就更装不进旧瓶里去，一装进去瓶就炸碎了。所以这一年来不能不放弃旧形式的写作。这个否定就是我对于民族形式的论争的回答。但所要声明的，我这否定并不是怕别人骂我写旧形式，而是三年来的痛苦经验所换来的结论。

总之，文学上的新形式，新风格，还正在创造的路上。

载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一期

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

——四月九日在年会上的报告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组织，正和别的民众抗敌团体一样，至少要表现：（一）同志们的精诚团结，和（二）对于抗战建国的工作竭尽心力。团结出于热诚，热诚产生工作，工作才是真实的力量，真实的表现。

可是，事实上，在这由团结到表现工作的过程中，并不事事都得心应手；有十分的热心，也许只作出一分的事来；心与手之间往往积放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客观的困难，使应透达到工作上的精力中途销散，而成绩与期望，就相去甚远了。

最显然的，是为表现团结而设立的定形组织。有了组织，才能活动，不错，可是有了组织，也就很容易为“等因奉此”那些琐碎而白耗费了许多精力。这自然不是文协特有的累赘，但我们也必须指出：我们的确因为这些累赘的存在而往往忙得费力不讨好。这也就是说：我们都应注意；（一）理事会有一部分精力是消耗在办公上；因此，（二）会中的工作必须由大家分担起来；否则（三）把事情全交给理事会的时候，也就是一个组织衰落的时候，别的团体如是，文协也如是。

同志们，自去年三月二十七日，我们团结起来，直到今天，我们敢说我们的团结是一天坚似一天；我们很可以自傲。可是，若要检讨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就不能不觉得惭愧。是的，我们的确作了事，象会刊上各部所报告的那些，但那足以满足谁呢？这并不是说，会员们有意的把一切交给了理事会，而躲在了一旁。不，那绝不是实话！大家都热心，都愿帮忙，不过因为种种客观的条件而联络的不够，遂不由的使理事会负担太重，而工作上也就不易尽量的推动。在今天我们提出这一点来，并不是为理事会请求原谅，或对任何人有所指摘，而是说我们极应设法加强我们的联络。过去，我们团结得很好，是件事实；明天，我们能团结得更好，也不难为事实，只要我们肯多留意联络这一问题。团结是精神，我们都有这精神；联络是方法，我们缺少这方法。有了联络的好方法，我们才能以更大的力量更多的工作表现团结的精神。

在上面所指出的缺点而外，我们再作为随便举例的，提出一两事实上的困难来：（一）在成立大会开过后，会中的经费尚无着落。凭热心是换不来任何东西的。我们去请求补助、借款、收会费，但收入并不甚多。因此，我们象贫家的主妇似的，量入为出，只能捡择最要紧的先办一些，而不得已把完整的计划放在一旁。（二）在去年七月间奉命疏散，离开武汉，迁来重庆的时候，朋友们各自东西，只由几位负责人搬着会中的几只竹箱，挤进了这山城。会务几乎完全停顿了两个月；我们重大的损失，却无法补救。够了！我们还有许多这样难以克服的困难，可是我们不愿再多叙说。我们只须说出，克服困难须要全体同人的力量。理事会所要肯定的，一定是以全会的力量的大小为准。同志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困难，可是我们必须于千辛万苦中拿出更大的力量来支持我们的团结。

我们也有好处。但这些好处是应当有的。我们的经费永远不花在通常的报销时使我们红脸的事上，我们连信封信纸都能不印就不印。我们会中用人很少，有事都由大家奔走。这类的事我们不愿都报告，我们理应如此。连在开年会的时候提出这一点来，多半也还是请求大家查账并监督会务的意思，而不是要将功抵罪的要求原谅。

把各部的事务分着来检讨一下，也许是更有意义的。以总务部来说：我们的职员实在太少。自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分设专人，司理庶务会计文书各事，象个什么机关似的。可是，我们只有一位拿点津贴的干事，兼管各项事务，实觉太苦太忙。对今天来说，我们的人不够用，对明日说，理事每年改选，我们理当有够用的职员，继续办理会务，换理事而不换职员，老有熟手在办公，才算合理。总务部的人已不够用，而各部又没有专任干事，于是总务部的干事在各部交来工作而外，还须帮着出版部校对印稿，代研究部保管图书……一天到晚没有空闲。我们当然愿意工作紧张，可是我们也必须给干事一些空闲，即使不为休息，也当给他留出工夫作会务日记，登记贴存各项文函，及其他该随时整理的事情。

我们的款项，是一收到便交存银行的，银行的存折不啻是我们的总账簿。可是我们还当设法把存折交与专人收管，不便在总务部负责人手里，以便入款提款都有监视。在金钱上，我们最好是信任手续与监督。

由上述的事实，我们看出来，最合理的办法是各部联合办公。每部都有位拿津贴的干事，都住在会内，按时办公，既可以免去理事们因无暇按时到会工作而会务停滞的弊病，又可以减少总务部干事兼顾各部事务的繁杂与劳苦。不过，以现在会中的经济情形来说，这是作不到的。次好的办法是给总务部添人，可是我们每月的收入太少，也不易实行。至于理事们每日到会办公，我们曾经试行过，因为各人都有各人的职业，实在找不出合适的时间常常一齐到会里来。我们希望下届的理事会能有所决定，务使我们下年的工作分配比今年的更合理化，工作效率更能增高。

再说出版部。会刊的继续出版是最重要的事。足以自慰的是这一年中没有中断过；就是我们由武汉迁来重庆的时节，仍然设法继续刊行。在内容上，我们敢说它是在抗战中文艺刊物里最整齐严肃的。从投稿人方面说：它更是空前的，在三卷之中，它得二百多人的文字。前方服务的，后方工作的，同志们，都热心投稿，而且十之七八是不要稿费的。假若在别的方面，我们因散处四方，很难集中力量去工作，这个刊物可是充分的表现出我们的团结与合作。会刊是我们的旗帜，是我们的喉舌。现在，我们敢说，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尊敬这旗帜，都愿借它发出救亡抗战的呼声。我们还没有看见过，象这样一个小小的刊物会得到这么多与这么热烈的关切与爱护的。在战区服务的朋友们，每逢移动一下，必马上来信报告，以便继续接到会刊。是的，这是会刊，会是大家的，会刊也是大家的；就是会刊上只管些会务报告与朋友们的消息，大家也愿意看。团结产生了彼此的互相关切。在这小小的刊物，大家不但只看朋友们的文字，也由文章中见到朋友们的音容言语，足以略释远怀，得到些安慰。这样的一个刊物，全国文艺界同人的一个刊物，无疑的是在抗战文艺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开封未撤守的时候，它能在那古城里销到四百份。

既提到他的影响，我们便不能不指出它的缺点，以期改进，增进它对抗战宣传的力量。最明显的：（一）对当前的各项文艺问题，它虽尽量的发表各样不同的主张与见解，以期引起商讨的兴趣，可是它还未能作到有系统的商讨，因而所商讨的也就不易得到结论。（二）它未能及时的抓到社会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加以讨论与指导。因此，它还未脱掉往日一般的文艺刊物的通病——只顾慎重选稿，而没能发动集中的讨论与写作，没能顾到社会问题与文艺的配备。（三）它未能多注意对青年练习写作的扶助与指导。（四）它未能充分的介绍与批评新书。是的，它还不是我们理想的刊物。然而，这些缺点，并不是完全出于编辑委员的疏忽，而是也有许多客观的困难。会员散处四方，邮递又极迟缓，征稿很难及时的来到；加以印刷所生意多而印工少，又须提早交稿。与此类似的困难还有许多，都使编辑人有心无力，无法缩短实际与理想间的距离。出版部现已决定将周刊改为半月刊，以便匀出一些工夫，弥补一年来编辑上的缺点。我们相信这是不得已的好办法，多一些时间，我们就能稍为从容，多一些商讨的机会了。我们的诗刊，抗战诗歌，本定于今天出版，可是因种种的困难不能如愿。

在别的方面，出版部因钱少人少，表现得实在不甚多，为支持会刊，我们赔进很多的钱去，现在我们又编《前线增刊》运送到前方去，纯属赠阅性质。会刊与增刊继续维持下去，每月已赔垫甚巨，我们简直无法再编印别的著作。在现在的经济情形下，我们只能采用不花钱而能印出东西来的办法。目前，出版部正忙着抗战文艺出国运动。我们选择文艺作品，找人翻译，再设法到国外去印刷，去发行。我们不能出钱，也不求报酬，我们只愿尽心尽力，把抗战文艺作品介绍到国外去，引起全世界对我国抗战的同情与助援。这个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帮忙与奔走，我们希望多多有人来参加。

因为人少，因为大家都忙，因为生活不安定，所以研究部在前几个月中，很难安静的坐下去工作。在最近数月中，研究部成立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座谈会，计划各部门的研究工作。目前，各座谈会正为给国际宣传处编撰一些到国外宣传的小册子，而开始检审一年来抗战文艺作品。因此，研究部就成立图书室，搜集战时的文艺著作。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与通俗读物工作委员会也都组织起来了，开始工作。这两个委员会，自然是因为办事上便利而另成单位，在骨子里，它们仍是分担着研究部的工作的。

恐怕这一年来我们工作上最大的缺点就是未能联络青年，指导青年。我们并没有忽视或忘了这问题，只是因事实上的困难想办而办不到。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会刊上并没能指导青年们以读书及写作的方法。会刊上既缺乏这种指导，而研究部连文艺讲习会这类的工作也未及举办。关于讲习会这类的事，我们早已想到，而且对青年团体也有过一点试验及协助。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今日的青年，不但爱读文艺作品，而且要把心中的话说出来。单单的给他们讲演几次，即使他们听得很满意，也不见得有多少好处。可是，谁有工夫去切实指导青年写作呢！我们可以这么说：所谓爱好文艺的青年，就是他已经练习写作了，而写得不好。文协最应帮忙的正是这种青年，为了抗战的宣传，为了文艺的发展，我们都该设法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笔由不准确者准确，使他们的思想能有条有理的落在纸上。至少我们得有个函授学校一类的组织，专办这件重大的事。我们有人，可是为办这件事，必得把乐意帮忙这件事的生活维持费找出来。这是件需要专人专心来作的事。

关于组织部，我们最感困难的有两点：第一，是关于分会的。按会章上的规定，有会员十人以上得组织分会。象成都、桂林、香港等地方，都有不少会员，所以本会便指定几位会员，筹备成立分会；现在已都成立了。人少的地方，本会也尽力的联络，分头成立通信处，如北碚、嘉定等处。不过，因战事关系，会员们分散到各处，有许多可以成立通信处的地方，本会无从晓得。同时，二三会员也许在战区，也许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他们接近青年，热心文艺工作，于是便领导着许多青年成立了分会；事前，他们来不及通信总会；事后，他们诚恳热烈的来请求总会的指导与援助。我们深知各地发动青年的重要，而且极愿意文协的力量能透达到各战区各方面去；可是，同时，我们又须顾及会章。我们在十分为难中只好函告改为通信处；假若必须维持分会名义呢，就应先把愿入会的人的名单交付总会审查，有了十位会员，分会自可存在，可是很显然的，会员的资格限制既严，而审查又不便通融，结果是费了事而仍无变通的办法。

有的地方，本有不少会员，而分会的组织却是文化协会的样子，把非文艺工作者也收容在内。对这样的分会，本会的指示是：会务必须由本会会员指导，其未取得会员资格的宜赶快填具入会证交付审查。至于所容纳的非文艺工作者，不妨暂在会中工作，一俟艺术界各部门的协会成立，即可转入。

上述的关于分会的困难，根本起于会章上对于会员资格的规定。会章上规定的甚严，而在社会上也许希望它稍宽一些。我们以为严一点有益于将来，宽一点不过是为适应现在办事上的方便。假若我们不便为一时之计，而忽略了永久的稳固基础，当然是以严格的照章办理为是。说到要严格，我们以后收会员不但须在入会表上写明有著作，而且须交来著作，同时审查。这件事深望在大会上有个决议案。

和分会问题有联带关系的，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大会没有充足的财力，使组织部的负责人到各处去联络。虽然我们时常与各分会各通信处通信，可是我们到底不能详知各地方的情形，也不能切实的指导。各地方的文艺家，并不都是因有了文协而开始工作，不过有了文协，他们更坚定更热心。所以文协必须尽力于广大的团结，与积极的推动工作。就是对于来到本市的会员，组织部也因没有交际专人，而对招待与联络都感不足。虽然我们有晚会与茶会等机会互相见面，可是究竟是会员与会员之间的关系多于会员与会之间的关系。还有，文艺界同仁还有少数人尚未入会，在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律欢迎入会；可是因为缺乏联络，就也许有人以为不便自动的入会，这不但使我们在办事上吃亏，在精神上也受了些损失。

以上是略述本会各部的缺陷与困难，在开大会的今天我们希望每个会员都去想一想，对理事有所建议，务期使我们的事务在艰苦中，发展到使我们满意的地步。有了文协，全国文艺界确实的成立了一家人。有了文协，文坛上确实不再见到为一点私事而争辩的文字。有了文协，各地的同人原来已工作着的都工作得更努力，没有工作着的，都闻风而起，工作起来。文协是一个力量，它的影响已从国内达到南洋及外国。我们一方面须检讨自己的缺陷，一方面也须认识自己的力量，既不自傲，也不自馁，以工作表现团体的精神，以团体发展工作。同时，我们希望政府与社会上能多在财力上协助我们；我们很自信，多一分钱便能多作出一分事来。

至于一年来文艺工作的检讨，在今天各报纸上都有很精到的评论；我们感谢大家坦白的批判并接受那些宝贵的意见，就不在这里多说什么。我们这简短的检讨，是纯对会务而发的。会务能合理的进展，文艺工作自然会得到有力的推动。在这新旧理事交替的时候，我们深信这种检讨是有着积极策励的热诚，与努力更新的期望的。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抗战文艺》第三十八期

幽默的危险

这里所说的危险，不是“幽默”足以祸国殃民的那一套。最容易利用的幽默技巧是摆弄文字，“岂有此埋”代替了“岂有此理”，“莫名其妙”会变成了“莫名其土地堂”；还有什么故意把字用在错地方，或有趣的写个白字，或将成语颠倒过来用，或把诗句改换上一两个字，或巧弄双关语……都是想在文字里找出缝子，使人开开心，露露自家的聪明。这种手段并不怎么大逆不道，不过它显然的是专在字面上用工夫，所以往往有些油腔滑调；而油腔滑调正是一般人所谓的“幽默”，也就是正人君子所以为理当诛伐的。这个，可也不是这里所要说的。

假若“幽默”也会有等级的话，摆弄文字是初级的，浮浅的；它的确抓到了引人发笑的方法，可是工夫都放在调动文字上，并没有更深的意义，油腔滑调乃必不可免。这种方法若使得巧妙一些，便可以把很不好开口说的事说得文雅一些，“雀入大水化为蛤”一变成“雀入大蛤化为水”仿佛就在一群老翰林面前也大可以讲讲的。虽然这种办法不永远与狎亵相通，可是要把狎亵弄成雅俗共赏，这的确是个好方法。这就该说到狎亵了：我们花钱去听相声，去听小曲；我们当正经话已说完而不便都正襟危坐的时候，不知怎么便说起不大好意思的笑话来了。相声，小曲，和不大好意思的笑话，都是整批的贩卖狎亵，而大家也觉得“幽默”了一下。在幽默的文艺里，如Aristophanes，如Rabelais，如Boccaccio，都大大方方的写出后人得用××印出来的事儿。据批评家看呢，有的以为这种粗莽爽利的写法适足以表示出写家的大方不拘，无论怎样也比那扭扭捏捏的暗示强，暗透消息是最不健康的。（或者《西厢记》与《红楼梦》比《金瓶梅》更能害人吧？）有的可就说，这种粗糙的东西，也该划入低级幽默，实无足取。这个，且当个悬案放在这里，它有无危险，是高是低，随它去吧；这又不是这里所要说的。

来到正文。我所要说的，是我自己体验出的一点道理：幽默的人，据说，会郑重的去思索，而不会郑重的写出来；他老要嘻嘻哈哈。假若这是真的，幽默写家便只能写实，而不能浪漫。不能浪漫，在这高谈意识正确，与希望革命一下子就成功的时期，便颇糟心。那意识正确的战士，因为希望革命一下子成功，会把英雄真写成个英雄，从里到外都白热化，一点也不含糊，象块精金。一个幽默的人，反之，从整部人类史中，从全世界上，找不出这么块精金来；他若看见一位战士为督战而踢了同志两脚，似乎便有点可笑；一笑可就洩了气。幽默真是要不得的！

浪漫的人会悲观，也会乐观；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想用七尺之躯，战胜一切，结果却只躺在不很体面的木匣里，象颗大谷粒似的埋在地下。他真爱人爱物，可是人生这笔大账，他算得也特别清楚。笑吧，明天你死。于是，他有点象小孩似的，明知顽皮就得挨打，可是还不能不顽皮。因此，他有时候可爱，有时候讨人嫌；在革命期间，他总是讨人嫌的，以至被正人君子与战士视如眼中钉，非砍了头不解气。多么危险。

顽皮，他可是不会扯谎。他怎么笑别人也怎么笑自己。Rabelais，当惹起教会的厌恶而想架火烧死他的时候，说：不用再添火了，我已经够热的了。他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也就这么不折不扣的说出来。周作人（知堂）先生的博学，谁不知道呢，可是在《秉烛谈序言》中，他说：“今日翻看唱经堂杜诗解——说也惭傀，我不曾读过全唐诗，唐人专集在书架上是有数十部，却都没有好好的看过，所有一点知识只出于选本，而且又不是什么好本子，实在无非是《唐诗三百首》之类，唱经之不登大雅之堂，更不用说了，但这正是事实……”在周先生的文章里，象这样的坦白陈述，还有许许多多。一个有幽默之感的人总扭不过去“这是事实”，他不会鼓着腮充胖子。大概是那位鬼气森森的爱兰·坡吧，专爱引证些拉丁或法文的句子，其实他并没读过原书，而是看到别人引证，他便偷偷的拉过来，充充胖子。这并不是说，浪漫者都不诚实，不过他把自己一滴眼泪都视如珍宝，那么，假充胖子也许是不可免的，他唯恐洩了气。幽默的人呢，不，不这样，他不怕洩气，只求心中好过。这么一来，他可就被人视为小丑，永远欠着点严重，不懂得什么叫作激起革命情绪。危险。

他悲观，他顽皮，他诚实；哼，他还容让人呢，这就更糟。按说，一个文人应当老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有个风声草动，立刻拔出笔来，才象那么一回子事。战斗的时候，还应当撒手就是一毒气弹，不容来将通名，就给打闷了气。人家只说了他写错一个字，他马上发现那个人的祖宗写过一万个错字，骂了祖宗，子孙只好去重修家谱，还不出话来。幽默的人呀，糟心，即使他没写错那个字，也不去辩驳；“谁没有个错儿呢？”他说。这一说可就洩了大家的劲，而文坛冷冷清清矣。他不但这样容让人，就是在作品之中也是不肯赶尽杀绝。他看清了革命是怎回事，但对于某战士的鼻孔朝天，总免不了发笑。他也看资本家该打倒，可是资本家的胡子若是好看，到底还是好看。这么一来，他便动了布尔乔亚的妇人之仁，而笔下未免留些情分。于是，他自己也就该被打倒，多么危险呢。

这就是我所看出来的一点点意思，对与不对都没关系。

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四十一期

臧克家的《烙印》

批评家须随着作品走，不许用自己的成见拦头一杠子。批评不是打杠子。我知道这个，可是我办不到这一步。我多少有些成见，这是一；我太性急，没有耐心法儿细读烂咽，这是二。有此二者，所以永远不说带批评味儿的话。得罪人还事小，不公平便连自己也对不起。闭口不言，倒也逍遥自在。

久闻克家的诗名，今天得读他的《烙印》，破例要说上三言五语。为何要破例？自有原因，恕不告诉。

《烙印》里有二十多首短诗，都是一个劲，都是象“一条巴豆虫嚼着苦汁营生”的劲。真希望他给点变化，可是他既愿一个劲，谁也没办法；况且何等的一个劲！不是捧事，我爱这个劲；这个劲不是酸溜溜的，最恨酸溜溜的调货；不吃饺子专喝醋，没劲！设若我能管住生命，我不愿它又臭又长，如潘金莲女士之裹脚条；我愿又臭又硬。克家是否臭？不晓得。他确是硬，硬得厉害。自然，这个硬劲里藏着个人主义的一些石头子儿。“什么都由我承当，”是浪漫主义里那点豪气与刚硬。可是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颂赞，不是众人皆软我独刚的表示。他的世界是个硬的，人也全是硬的，硬碰硬便是生活，而事实上大家也确是在那儿硬碰。碰的结果如何？克家没说。他不会作梦。他是大睁白眼的踱开大步朝前闯；不这么着可又怎样？细想起来，就是世界到了极和平极清醒的时候，生命还不是个长期的累赘？大概硬干的劲永远不应当失去，不过随着物质的条件而硬得不同程度便了。克家是对现在世界与人生决定了态度，是要在这黑圈里干一气。别的，他没说，顶好也就别追问。黄莺不是画眉；鸭子上树是抱上去的。

真的，他这些诗确是只这么一个劲。甚至于为唱这个而牺牲了些形式之美。他的句子有极好的，有极坏的，他顾不及把思想与感情联成一片能呼吸的活图画；在文字上他也是硬来。《渔翁》的图画不坏，《歇午工》便更好了，可是《难民》有多么笨，多么空虚。还是《希望》与《生活》好些，因为这两处根本是说他的态度，用不着什么修饰；里边也有些喻拟，不甚高明。至于句子，长短的不齐倒没有什么关系；他的韵押得太勉强。这些挑剔是容易的，因而也就没多大价值；假若他不是自狂自大的，他自会改了这些小毛病。

最可爱的地方是那点有什么说什么的直爽——虽然不都干脆。旧诗里几乎不易找到这个劲。设若多数旧诗是有味没字，克家是有字而欠点味。味儿不难找，多唱就是了。也许他是故意要有字没味，君不见“一轮明月哟”也是有味没字吗？

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五号

怎样读小说

写一本小说不容易，读一本小说也不容易。平常人读小说，往往以为既是“小”说，必无关宏旨，所以就随便一看，看完了顺手一扔，有无心得，全不过问。这个态度，据我看来，是不大对的。光是浪费了光阴么？我们要这样去读小说，何不去玩玩球，练练武术，倒还有益于身体呀？再说，小说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见完全因为它“小”而易读，可供消遣。反之，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正因为它有它特具的作用，不是别的书籍所能替代的。化学不能代替心理学，物理学不能代替历史；同样的，别的任何书籍也都不能代替小说。小说是讲人生经验的。我们读了小说，才会明白人间，才会知道处身涉世的道理。这一点好处不是别的书籍所能供给我们的。哲学能教咱们“明白”，但是它不如小说说得那么有趣，那么亲切，那么动人，因为哲学太板着面孔说话，而小说则生龙活虎的去描写，使人感到兴趣，因而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也写人间，似乎与小说相同。可是，一般的说，历史往往缺乏着文艺性，使人念了头疼；即使含有文艺性，也不能象小说那样圆满生动，活龙活现。历史可以近乎小说，但代替不了小说。世间恐怕只有小说能源源本本、头头是道的描画人世生活，并且能暗示出人生意义。就是戏剧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因为戏剧须摆在舞台上去，而舞台的限制就往往教剧本不能象小说那样自由描画。于此，我们知道了，小说是在书籍里另成一格，也就与别种书籍同样的有它独立的、无可代替的价值与使命。它不是仅供我们念着“玩”的。

读小说，第一能教我们得到益处的，便是小说的文字。世界上虽然也有文字不甚好的伟大小说，但是一般的来说，好的小说大多数是有好文字的。所以，我们读小说时，不应只注意它的内容，也须学习它的文字，看它怎么以最少的文字，形容出复杂的心态物态来；看它怎样用最恰当的文字，把人情物状一下子形容出来，活生生的立在我们的眼前。况且一部小说，又是有人有景有对话，千状万态，包罗万象，更是使我们心宽眼亮，多见多闻；假若我们细心去读的话，它简直就是一部最好的最丰富的模范文。反之，假若我们读到一部文字不甚好的小说，即使它有些内容，我们也就知道这部小说是不甚完美的，因为它有个文字拙劣的缺点。在我们读过一段描写人，或描写事物的文字以后，试把小说放在一边，而自己拟作一段，我们便得到很不小的好处，因为拿我们自己的拟作与原文一比，就看出来人家的是何等简洁有力，或委宛多姿。而且还可以看出来，人家之所以能体贴入微者，必是由真正的经验而来，并不是先写好了“人生于世”而后敷衍成章的。假若我们也要写好文章，我们便也应该去细心观察人生与事物，观察之后，加以揣摩，而后我们才能把其中的精采部分捉到，下笔如有神矣。闭着眼睛想是写不出来东西的。

文字以外，我们该注意的是小说的内容。要断定一本小说内容的好坏，颇不容易，因为世间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作为小说的材料，实在不容易分别好坏。不过，大概的说，我们可以这样来决定：关心社会的便好，不关心社会的便坏。这似乎是说，要看作者的态度如何了。同一件事，在甲作家手里便当作一个社会问题而提出之，在乙作家手里或者就当作一件好玩的事来说。前者的态度严肃，关切人生；后者的态度随便，不关切人生。那么，前者就给我们一些知识，一点教训，所以好；后者只是供我们消遣，白费了我们的光阴，所以不好。青年们读小说，往往喜爱剑侠小说。行侠作义，好打不平，本是一个黑暗社会中应有的好事。倘若作者专向着“侠”字这一方面去讲，他多少必能激动我们的正义感，使我们也要有除暴安良的抱负。反之，倘若作者专注意到“剑”字上去，说什么口吐白光，斗了三天三夜的法而不分胜负，便离题太远，而使我们渐渐走入魔道了。青年们没有多少判断能力，而且又血气方刚，喜欢热闹，故每每以惊奇与否断定小说的好歹，而不知惊奇的事未必有什么道理，我们费了许多光阴去阅读，并不见得有丝毫的好处。同样的，小说的穿插若专为故作惊奇，并不见得就是好作品，因为卖关子，耍笔调，都是低卑的技巧；而好的小说，虽然没有这些花样，也自能引人入胜。一部好的小说，必是真有的说，真值的说；它决不求助于小小的技巧来支持门面。作者要怎样说，自然有个打算，但是这个打算是想把故事拉得长长的，好多赚几个钱。所以，我们读一本小说，绝不该以内容与穿插的惊奇与否而定去取，而是要以作者怎样处理内容的态度，和怎样设计去表现，去定好坏。假若我们能这样去读小说，则小说一定不是只供消遣的东西，而是对我们的文学修养，与处世的道理，都大有裨益的。

载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国文杂志》第一卷四、五期合刊

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

怎样保障写家生活这个问题，在今天，还大不易谈。因为社会上对这问题还没有多少准备；一旦提将出来，就难免不发生误会。所以，我用了“维持”两个字，先解释一下。

所谓保障，必有法令的根据。假若我们已有了一部相当详密的出版法，能使写家们按照法规去索取应得的酬报，那么写家们就用不着向社会上饶舌，因为法律已给了他们保障。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么相当详密的一部出版法。所以写家们便没法向书商们据理交涉，只好人家说怎样就怎样了。请求政府修正出版法自是正当而切要之举。但法章的重修另定是需要时间的；快饿死的人是等不了先改良稻种再吃饭的！

快饿死？至于那么严重？啊，的确是那么严重；不然，我们就还不愿说话。以我个人说，自七七事变以后，十分之九的版税是停止发给了，稿费由八元落至五元，甚至于二元，一千字。生活程度呢？先不说别的，只说我天天必用的毛笔已由一角五涨到五角一只。二元千字的报酬，除去纸笔的成本而外，不够吃一顿饭的；更不用提还有少于二元千字的时候。因此，我们所谓保障写家生活，决不含有其他的意思，而是直截了当的要求吃饱，吃饱才能写作！

你们不会改行吗？是的，我们可以改行，而且有已经改行的。可是我们没有一手画方、一手画圆的本领，不能一面去抬轿子，一面还写文章。同时，抗战宣传，责在吾党，在精神食粮普遍饥荒的今日，我们实在不甘心丢下笔，去抬轿子！我们这里所谓的写家生活，就是使写家能生活得下去，还能继续供给社会以文艺作品，不是只担个写家的虚名，而事实上以卖瓜子为业。写作能成为职业，才能有职业的写家；职业的写家增多，精神食粮才可丰收。可怜，整个的文艺界已没有多少可称为职业写家的了；饥饿是不会支持文艺热心的！写家们，说来好象是废话，也有父母妻子，也有时候生灾闹病，并不是金身的罗汉，既无家庭之累，又无生病之虑。为了家庭，为了生命，他们不能不含着泪去另寻生活；写家无罪，罪在制造精神食粮的得不到物质食粮。

还有，较长的作品是需要较长的时间的。今天，大家都在喊，缺乏剧本啊，没有长篇小说啊！可是作家的酬报既低，低得不能吃饱，他怎能去用半年或八个月的工夫写一部作品呢？他能活八个月才能关上门写八个月的文章。否则他只好把文艺凌迟，今日卖二千字，明天卖八百字，从手到口的对付着活下去。若说，干脆以文艺为副业，而另打吃饭的主意，那就等于说种地的可以不拿锄而收获。文艺并不是打打台球洗洗澡那类的事儿。

以上的一点解释，第一是说明了作家们应享的利益，并没有法律上的保障，所以因生活的困难，不能不向社会上申诉。第二是作家中已有因穷困而另谋出路的，作了别的就没法再尽力于撰著；假若大家还不想办法，势必至作家越来越少，精神食粮的供给也就越来越困难。第三是社会上切莫以为一天挣八角钱就足够作家喝粥的，有了粥喝就应当埋头苦干；要知道作家也有父母妻子，也有时候和旁人一样的闹病。最后，而是最要紧，是作家今日的要求，还不是保障，而是维持；只要能维持生活，大家就必能体谅时艰，尽力于抗战宣传工作。作家们不是不会去干别的，不是不知道干别的能使生活更舒适一点，所以不愿意抛弃了这劳力大而酬报少的工作者，纯出于他们晓得文字的力量在抗战中有多么大，而不肯轻易的离开岗位。假若作家很容易补充，今日走了一批，明日就能补上一军，那么他们也就可以放心改业，让人家来换班；但是，事实上，一年半载中未必有一位新作家出现，旧的走开，新的未到，文艺便得脱节！

我再说一遍：今日作家所要求的是怎样维持生活。正如同物价高涨，车夫轿夫工人仆役便也增高工资一样，顺着这个意思，我想出几条办法：（一）提高稿费：在战前，我自己能卖到十元或八元一千字；自从流亡出来，最高的——也是偶尔的——得到五元千字，最低的是八角；平均来说，是二元至三元千字。一天，我最多能写散文两千字，若是写诗歌便只能得二三百字。假定我能每天必写——事实上决办不到——就按每千字三元说，一个月的收入不过一百元。我须住房、吃饭、喝茶、买纸笔，还得给家中寄生活费！我有八十四的老母与不到三岁的弱女！我没法活下去！且不管我有什么成就，我十几年的心血是花在文艺上却一点也不假。也许是靠着面子吧，我还能拿到三、二元千字；我的朋友中就真有干一个月而拿不到三十元的！写诗的朋友们就更苦，诗是不容易作的，即使是十行八行，也许想两天而难满意；费两天的工夫，按现在的市价，他只能得两三毛钱！一首歌，能从塞北唱到珠江，在每个抗战军人的口上，而写那首歌的人哪，只得了两毛钱！再来一首歌吧；啊，万难了，那写歌的人已饿死了！

公公道道的，我们要求至低的散文稿费须是五元千字，韵文是两毛钱一行。我说，公公道道的，就是说作家们并不要求起居舒适，只能维持生活。我们有良心，我们也希望别人公平。现在，有的地方只算字，把标点除外，难道标点就不用心思吗？有的地方只算本文，不算标题，不算引言；标题难道是不必要的？难道是可以随便安上去的？即使是随便安上去的，就忍心的非把那几个字除去才算价吗？这类的事实还很多，我不愿再多举，我只求大家公道一些——显然的，不算标点与标题这类事是太不公道！

（二）恢复版税与确定版税，有些书局虽还卖书而停止了版税。有些书局在抗战后，把版税成数减低。我们要求恢复版税，并确定版税的成数。在战前，一般的是初版给百分之十五，二版以后给百分之二十；起码，这个成例不能破坏。现在，书价增高，而版税仍按原价发给；可是书价减落的时候，版税又照着减低的算帐，不公平还有个限度没有呢？

（三）一二两项，据我想，决非所望过奢。可是作家自己没法向别人交涉，因为没有法令可根据。出版法的修正是必要的，但为了救急，应由政府与出版家和写家们妥商办法，一致遵守——有了这临时的办法，或者到修正出版法的时候也就容易找到事实的根据了。

（四）文艺贷金：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已在前方或后方搜集了抗战与建设的材料，想把它们写出来。可是，正如前面提过的，他们需要较长的时间，而自己的肚子与一家大小不能长期绝食。假若政府能有一笔货金，按照写家——诗人、小说家由文艺协会，戏剧家由戏剧协会，证明——的所需，贷以款项，然后再由版税及稿费中偿还。有了这个办法，写家们才可以有计划的，安心的创作，否则始终是给报屁股赶活，把文艺全零卖贱售出去。

（五）救济金：文艺协会应设法筹得一笔钱，专作为救济写家之用。有的写家生病，一家断炊；有的写家死亡，全家也得跟着饿死；有的写家自前线或沦陷区域逃来，无衣无食；有的写家惨遭不幸，家破人亡；这些，都应当救济，而文协无钱，爱莫能助。文协应马上设法，限期得到这些款子，由理事会保管支配。

写家的生活能维持，抗战文艺便有了着落。抗战文艺怎样的增高了抗战力量，谁都知道，用不着再说。我自己是个职业的文艺工作者，我知道我作了什么，也知道我所受的痛苦。同时，我知道假若我的待遇与酬报还没有改善的办法，我只好去另找活路。不用希望我改了行，还能以文艺为副业；我不能给人修脚，又带剃头！我所提的办法也许有欠详密妥当，我不过是希望具体一点的提出，好使讨论与实施的距离更接近一些。

载一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副刊

怎样写小说

小说并没有一定的写法。我的话至多不过是供参考而已。

大多数的小说里都有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想要写小说，似乎也该先找个故事。找什么样子的故事呢？从我们读过的小说来看，什么故事都可以用。恋爱的故事，冒险的故事固然可以利用，就是说鬼说狐也可以。故事多得很，我们无须发愁。不过，在说鬼狐的故事里，自古至今都是把鬼狐处理得象活人；即使专以恐怖为目的，作者所想要恐吓的也还是人。假若有人写一本书，专说狐的生长与习惯，而与人无关，那便成为狐的研究报告，而成不了说狐的故事了。由此可见，小说是人类对自己的关心，是人类社会的自觉，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纪录。那么，当我们选择故事的时候，就应当估计这故事在人生上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启示；也就很显然的应把说鬼说狐先放在一边——即使要利用鬼狐，发为寓言，也须晓得寓言与现实是很难得谐调的，不如由正面去写人生才更恳切动人。

依着上述的原则去选择故事，我们应该选择复杂惊奇的故事呢，还是简单平凡的呢？据我看，应当先选取简单平凡的。故事简单，人物自然不会很多，把一两个人物写好，当然是比写二三十个人而没有一个成功的强多了。写一篇小说，假如写者不善描写风景，就满可以不写风景，不长于写对话，就满可以少写对话；可是人物是必不可缺少的，没有人便没有事，也就没有了小说。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把一件复杂热闹的事写得很清楚，而没有创造出人来，那至多也不过是一篇优秀的报告，并不能成为小说。因此，我说，应当先写简单的故事，好多注意到人物的创造。试看，世界上要属英国狄更司的小说的穿插最复杂了吧，可是有谁读过之后能记得那些勾心斗角的故事呢？狄更司到今天还有很多的读者，还被推崇为伟大的作家，难道是因为他的故事复杂吗？不！他创造出许多的人哪！他的人物正如同我们的李逵、武松、黛玉、宝钗，都成为永远不朽的了。注意到人物的创造是件最上算的事。

为什么要选取平凡的故事呢？故事的惊奇是一种炫弄，往往使人专注意故事本身的刺激性，而忽略了故事与人生有关系。这样的故事在一时也许很好玩，可是过一会儿便索然无味了。试看，在英美一年要出多少本侦探小说，哪一本里没有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呢？可是有几本这样的小说成为真正的文艺的作品呢？这种惊心动魄是大锣大鼓的刺激，而不是使人三月不知肉味的感动。小说是要感动，不要虚浮的刺激。因此，第一：故事的惊奇，不如人与事的亲切；第二：故事的出奇，不如有深长的意味。假若我们能由一件平凡的故事中，看出他特有的意义，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便具有很大的感动力，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心。小说是对人生的解释，只有这解释才能使小说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也只有这解释才能把小说从低级趣味中解救出来。所谓《黑幕大观》一类的东西，其目的只在揭发丑恶，而并没有抓住丑恶的成因，虽能使读者快意一时，但未必不发生世事原来如此，大可一笑置之的犬儒态度。更要不得的是那类嫖经赌术的东西，作者只在嫖赌中有些经验，并没有从这些经验中去追求更深的意义，所以他们的文字只导淫劝赌，而绝对不会使人崇高。所以我说，我们应先选取平凡的故事，因为这足以使我们对事事注意，而养成对事事都探求其隐藏着的真理的习惯。有了这个习惯，我们既可以不愁没有东西好写，而且可以免除了低级趣味。客观事实只是事实，其本身并不就是小说，详密的观察了那些事实，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才是我们对人生的解释，才是我们对社会的指导，才是小说。对复杂与惊奇的故事应取保留的态度，假若我们在复杂之中找不出必然的一贯的道理，于惊奇中找不出近情合理的解释，我们最好不要动手，因为一存以热闹惊奇见胜的心，我们的趣味便低级了。再说，就是老手名家也往往吃亏在故事的穿插太乱、人物太多；即使部分上有极成功的地方，可是全体的不匀调，顾此失彼，还是劳而无功。

在前面，我说写小说应先选择个故事。这也许小小的有点语病，因为在事实上，我们写小说的动机，有时候不是源于有个故事，而是有一个或几个人。我们倘然遇到一个有趣的人，很可能的便想以此人为主而写一篇小说。不过，不论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人物，人与事总是分不开的。世界上大概很少没有人的事，和没有事的人。我们一想到故事，恐怕也就想到了人，一想到人，也就想到了事。我看，问题倒似乎不在于人与事来到的先后，而在于怎样以事配人，和以人配事。换句话说，人与事都不过是我们的参考资料，须由我们调动运用之后才成为小说。比方说，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故事，其中的主人翁是一个青年人。可是经我们考虑过后，我们觉得设若主人翁是个老年人，或者就能给这故事以更大的感动力；那么，我们就不妨替它改动一番。以此类推，我们可以任意改变故事或人物的一切。这就仿佛是说，那足以引起我们注意，以至想去写小说的故事或人物，不过是我们主要的参考材料。有了这点参考之后，我们须把毕生的经验都拿出来作为参考，千方百计的来使那主要的参考丰富起来，象培植一粒种子似的，我们要把水份、温度、阳光……都极细心的调处得适当，使他发芽，长叶开花。总而言之，我们须以艺术家自居，一切的资料是由我们支配的；我们要写的东西不是报告，而是艺术品——艺术品是用我们整个的生命、生活写出来的，不是随便的给某事某物照了个四寸或八寸的像片。我们的责任是在创作：假借一件事或一个人所要传达的思想，所要发生的情感与情调，都由我们自己决定，自己执行，自己作到。我们并不是任何事任何人的奴隶，而是一切的主人。

遇到一个故事，我们须亲自在那件事里旅行一次不要急着忙着去写。旅行过了，我们就能发现它有许多不圆满的地方，须由我们补充。同时，我们也感觉到其中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熟悉或不知道的。我们要述说一个英雄，却未必不教英雄的一把手枪给难住。那就该赶紧去设法明白手枪，别无办法。一个小说家是人生经验的百货店，货越充实，生意才越兴旺。

旅行之后，看出哪里该添补，哪里该打听，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去认真的扮作故事中的人，设身处地的去想象每个人的一切。是的，我们所要写的也许是短短的一段事实。但是假若我们不能详知一切，我们要写的这一段便不能真切生动。在我们心中，已经替某人说过一千句话了，或者落笔时才能正确地用他的一句话代表出他来。有了极丰富的资料，深刻的认识，才能说到剪裁。我们知道十分，才能写出相当好的一分。小说是酒精，不是搀了水的酒。大至历史、民族、社会、文化，小至职业、相貌、习惯，都须想过，我们对一个人的描画才能简单而精确地写出，我们写的事必然是我们要写的人所能担负得起的，我们要写的人正是我们要写的事的必然的当事人。这样，我们的小说才能皮裹着肉，肉撑着皮，自然的相联，看不出虚构的痕迹。小说要完美如一朵鲜花，不要象二簧行头戏里的“富贵衣”。

对于说话、风景，也都是如此。小说中人物的话语要一方面负着故事发展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人格的表现——某个人遇到某种事必说某种话。这样，我们不必要什么惊奇的言语，而自然能动人。因为故事中的对话是本着我们自己的及我们对人的精密观察的，再加上我们对这故事中人物的多方面想象的结晶。我们替他说一句话，正象社会上某种人遇到某种事必然说的那一句。这样的一句话，有时候是极平凡的，而永远是动人的。

我们写风景也并不是专为了美，而是为加重故事的情调，风景是故事的衣装，正好似寡妇穿青衣，少女穿红裤，我们的风景要与故事人物相配备——使悲欢离合各得其动心的场所。小说中一草一木一虫一鸟都须有它的存在的意义。一个迷信神鬼的人，听了一声鸦啼，便要不快。一个多感的人看见一片落叶，便要落泪。明乎此，我们才能随时随地的搜取材料，准备应用。当描写的时候，才能大至人生的意义，小至一虫一蝶，随手拾来，皆成妙趣。

以上所言，系对小说中故事、人物、风景等作个笼统的报告，以时间的限制不能分项详陈。设若有人问我，照你所讲，小说似乎很难写了？我要回答也许不是件极难的事，但是总不大容易吧！

载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日《文史杂志》第一卷第八期

怎样学诗

诗最难，诗也最容易，我们要当心。能写很好的散文的未必能写诗；因为诗的条件较散文为多；设若连散文还写不好，就更不可以轻易弄诗了。不过，散文必须写得清楚，必须有条有理的成篇；而诗呢，仿佛含混一些也可以，而且可长可短，形式最自由。于是作诗似乎比散文还省着点力气；诗就多起来，诗可也就不象样子了。学旧诗的知道了规矩便可照式填满，然而这只是“填”，不是“作”。喜新诗的便连规矩也不必管，满可以不加思索，一挥而就；然而是诗与否，深可怀疑。

青年朋友们每问我怎样作诗，我非诗人，不敢置答。今天是诗人节，又想起此问题，很愿写出几句；对与不对，不敢保险。

假若今天有位青年想要写诗，我必先请他把散文写好了再说。好的散文虽没有诗的形式与极精妙的语言，可是一字一句也绝不是随便可以写出来的。把散文写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赶到散文已有相当的把握，再去写诗，才知道诗的难写，而晓得怎样用心了。

练习散文的时候最好是写故事。故事里有人有景。人有个性及感情，景有独特之美。能于故事中，于适当的字传情写景，然后才能更进一步，以最精炼的文字，一语道出，深情佳景。无至情，无真诗，须于故事中详为揣摩，配以适当的文字。如是立下基础，而后可以言诗；否则未谙人情，何从吟咏？

写情写景略有把握，更须多读名著，以窥写诗之术。自己写几句，与名家著作比较一下，最为有益。

读的多了，再从事习作。凡写一题，须有真情实感。草草写下，一气呵成。既成，放置一二日，再加修改；过一二日，再修改，务求文到情溢，有真情，有好景，有音节，无一废词冗字。如是努力，而仍不得佳作，须检讨自己：是不是对人对事对物的观察不够，或生活太狭，或学识太浅，或为人未能宽大宏朗，致以个人的偏私隐晦了崇高远大的理想……自省的工夫既严，必能发现自身之所短，这才有醒悟，有进步。诗不是文字的玩弄，要在表现其“人”；人之不存，诗何以立？设若只为由科员升为科长，正自别有办法，不必于诗中求之。

青年朋友们，我本非诗人，故决不怕你们诗法高明，夺去我的饭碗。我真诚的盼望你们成为诗人，故不敢不说实话——实话总是不甚甘甜，罪过！罪过！

载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日《国民公报》“诗人节特刊”

战时的艺术家

到处有青年在工作着，或正想作抗战宣传的工作。有的会唱歌，有的会画两笔，有的愿演戏，有的想作小说。可是，他们至少有两个困难：（一）他们所喜欢做的，未必就是他们所能做得好的。他们的心是热的，但热心并不能马上使他们得心应手，一做就做到好处。他们在学识与技巧上，都需要有人来指导，也必能热诚的接受指导。（二）去为抗战作宣传，自然要有组织。有组织便须有领导者，在办事上，纪律上，宣传方法上，能领率得起来，使大家诚心悦服，有计划的去工作，不至于乱七八糟，劳而无功。简言之，今日的愿尽力于宣传工作的青年朋友们既需要技术的指教，也需要办事做人的领导。

于是，我们想到，在今日作个艺术家，他的艺术修养与办事才力是同样重要的。一个向来闭户潜修的人，不管他的造诣怎样高深，在今天，他恐怕只能作个人的成绩展览或表演，而无补于抗战宣传工作，因为他一出屋门便也许连方向都迷了，怎能去领导别人呢？况且，他一向是圈在屋里的。碰巧他连抗战是怎回事还不大清楚，那么想教他同情于士兵与百姓，而把艺术的享受与激励给大众一些，恐怕他还感到不屑于呢。

还有，一位习于住在象牙塔内的艺术家，会告诉我们：“闲情中方有灵感，风尘中万难创作；为了艺术，大家都须藏起去！”这个态度必会使他对青年们不但冷淡，而且厌恶：“小孩子们！打打篮球已经够吵人的了，硬敢说艺术，不要鼻子！”他的心中没有国家，没有民族，只有自己，与自己那点闹着玩的艺术。你若是把他说急了，他会告诉你，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这话里就含着不少愿作亡国奴，而上东京去开开展览会什么的意思。

我说，今天的一个艺术家必须以他的国民的资格去效劳于国家，否则他既已不算个国民，还说什么艺术不艺术呢？最高伟的艺术家也往往是英雄，翻开历史，便能找到。艺术家的心是时代的心，把时代忘了的，那心便是一块顽石，青年们是时代之花，把他们的热情引入艺术中，从而由艺术中表现出，才是今天艺术家的真正责任。

讨厌那打篮球吵人的青年们的艺术家们也许还会说：“我们决没有忘了民族国家，不过我们是等着抗战完结，胜利了以后，把材料搜齐，再细心创作。我们决不肯轻易的制造，使抗战破坏了艺术。”

这似乎言之有理，其实并不很对。没有热情，没有艺术；技巧不过是帮助表现热情的。世界上有技巧拙劣的伟大作家，而没有技巧精确而心如死灰的伟大作家。艺术每逢专重技巧，便到了她的末日。是的，若是莎士比亚少写一些也许更好，可是我还没看见一个专靠冷静细腻而成为莎士比亚的。以言热情，翻开世界艺术史看看，哪一出伟大的戏剧，哪一幅伟大的图画，不是表现那伟大的时代精神，不是对民族的光荣有所发扬？就是那最细腻的《神曲》，也还是随时的揭露对民族，对宗教，对帝国的关切与激励或警劝？假若但丁时代而有个汪精卫，我想但丁会把他放在地狱中，正如同把在他那时代还活着的教皇放在地狱中一样。冷静的看么？热情从何而来呢？把自己放在美丽的小园里，你只会吟花弄月。那就是你的一点小小的热情，一点小小的灵感。拿这点幽情支持着抗战期间的生活，而说在抗战后能创作出有关于抗战的伟大作品，岂不是梦想？是的，抗战后必有伟大的作品出现，那可是必出于在抗战“中”尽力的战士之手，决不是旁观者的成绩。情绪是艺术家的发动机，也是艺术所要求的最大效果。今天你心中茫然，抗战后居然能作出有最大效果的作品，你是自己欺骗自己。今日的生活，与生活中的热情，决定你明日的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今天你心中空空如也，明天你还是那样。冷静只有观察，没有体验。观察可以漠不关心，研究一个死人的形态，正如研究一条死狗的形态一样。

把你的英勇同胞，战死沙场的同胞，当作一具十成十的死尸看待，而会写出一个民族英雄来，我不信！体验才能得到全部的真实，才能于真实中领会到别人的感情，才能自己有所动于衷。你须马上去生活，活动；否则静立旁观，你就只知道了“事”，而得不到“情”；事是帐本，情是力量。帐本非精确不可，情绪正不怕要长江大河的一泻千里——就是写得粗莽一些，也不足为病。

出来吧，艺术家们！青年们热情的等着你们，呼唤你们呢！大时代不许你们“悠然见南山”，得杀上前去啊！

载一九四零年二月十日《新华日报》，题为《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同年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副刊转载时改为现题。

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

到现在为止，我一共写了六出旧戏，十段大鼓词，一篇旧型的小说，和几只小曲。在流亡的十个月中，并未能用全力写作通俗文艺；成绩不多，也不好。

成绩不多，与不好，并非完全因为忙着赶写别项东西，而只能抽暇带手儿写点通俗的作品，不是！所以不多不好者，倒是因为写不出，写不成样子。

通俗文艺并不怎么好写。这绝对不是自高身价，先说它难，然后借以证明自己多才多艺。十几年来在文艺上，只抱着学习的态度。多读一些，多得一些益处，多写一点，多得一点经验。自知天才不高，故决定以学习的态度从事创作，以求进益。对通俗文艺，仍抱定这态度；从学习的经验中，我觉得它不容易写。

最初它给我的痛苦，是工作上与心理上的双重别扭。写惯了新文艺的，越敢自由，便越见胆气与笔力；新文艺所要争取的是自由，它的形式内容也就力斥陈腐，要拿出争取自由的热诚与英姿来。赤足已惯，现在硬教我穿上鞋，而且是旧样子的不合脚的鞋，怎受得了呢？写新小说，假若我能一气得一二千字；写大鼓词我只能一气写成几句。着急，可是写不出；这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乐趣。幸而写成一篇，那几乎完全是仗着一点热心——这不是为自己的趣味，而是为文字的实际效用啊！

工作上的别扭吊起心理上的不安。为什么要纳气下心的写这种玩艺儿呢？抗战高于一切，不错；可是牺牲了文艺是多么狠心的事呢？这么一想，有时候便把写成的几句扯碎。

这工作上与心理上的痛苦若不能减除，继续写作此种作品是不可能的。慢慢的，要求越来越多了，你要鼓书，他要旧剧。这是种鼓励。因着鼓励而感到牺牲是必要的。从新文艺的进展上看，我当前进；从抗战宣传上看，我当后退。那么，这就看有无在抗战上尽些力的热诚了。在这个时候，我强迫自己不要去想什么前进与后退，而应当把出力与实用放在最前面。在今天，假如非我去给士兵们擦枪，枪便不好使，难道我就因写小说而拒绝擦枪的工作么？那么，我既懂得一些写通俗文艺的方法，而且确实有不少读众，为什么不努力于此呢？这么一想我心中不难过了。同时也就想到：有些人以为提倡通俗文艺便是要全盘的以通俗文艺代替新文艺？这是神经过敏。在我的心理上，和工作上，我一定没有抛弃了新文艺的意思，也没有以鼓词旧剧阻止新文艺发展的恶念。写通俗文艺是尊重教育程度稍低的读众，与表现文艺抗战的热烈，此外别无企图。我自己是这样，大概别人也不会有什么野心。消极的这么解说明白了，就该积极的有写作的热诚；抱着宁肯牺牲了自己的趣味，暂时离开文艺的正轨的态度，而去自找苦吃；自己吃点苦，而民众得以读到一些可以懂得的新东西，便一定不是乖谬之举。

由心理上的犹疑，进而为对于工作的认识，由精神上的痛苦，进而为对工作的热心，有如上述。这才走入第二阶段，而第二阶段也并不顺利。

既已认清这不是故意阻碍新文艺的发展，当然便须拿通俗文艺当作一回正事去作了。困难于是又来到：通俗文艺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三国志演义》是最伟大的通俗作品。是吗？拿街头上卖的唱本儿和“三国”比一比，“三国”实在不俗。不错，戏班里，书馆里，都有多少多少以“三国”为根源的戏剧，歌词，与评书。可是这正足见“三国”并不易懂，而须由伶人，歌者，评书者，另行改造，替“三国”作宣传。“三国”根本是由许多传说凑成的，再由不同的形式宣传出去，专凭它本身的文字与内容，它绝不会有那么大的势力。即在今日，民间还有许多传说，也是关于刘关张与赵子龙等人的，虽不见于“三国”，而民间总以为必在“三国”中有根据。这些传说，虽然是口传的；若从民众口中写录下来，便绝不会象“三国”那么之乎者也的乱转文。论其含蕴，无论在思想上与故事上，也都比“三国”更俗浅，更合乎民间的逻辑与脾味。这样，“三国”的威风实在是由比它本身更通俗的许多有效的方法给维持着；而不是它自己果有惊人的本领。

同样，我们若去检读风行于都市中的鼓词与剧本，我们便能见到许多精巧文雅的作品，与乡间通行的玩艺儿大不相同。同是《铡美案》，而《铡美案》与《铡美案》之间有个距离，正如口中的“三国”与纸上的“三国”有个距离。《施公案》与《彭公案》可以算作道地通俗作品了，因为口讲的与笔述的在故事上虽繁简不同，可是思想与“作风”都差不多，简直没有什么距离。但是，二十年前我听过没落的王府供奉，到街头来卖艺；他们的讲法与《施公案》原文，和一般的说书者的评讲，都显然不同。他们不大讲那一般以为最有号召力的节目，如《攻打凤凰山》等大块的书，而专找冷段子，去详细的述说人物的心理与地方的景色。他们不愧是供奉，讲述的手段有时候简直逼近新小说了。于此，这找不出距离的东西，也到底还有距离。

那么，看到这距离之后，我们应当怎办呢？这就是说我们怎样决定通俗与不通俗呢？

由前边所举的几个实例，我们看出来：（一）通俗文艺未必俗浅，可是这不俗的通俗文艺须仗着口头说或唱替它尽力推广。（二）因听众的程度不同，歌词与评话也就不同，虽都在通俗之中，而有雅俚之分；其雅者每每比新文艺更尚词藻。（三）听众的程度高，便能欣赏细腻的形容；而越通俗便越粗枝大叶。

假若这三点没有看错，那就好去决定了：我们一定是要写最通俗的东西，象口头讲的“三国”，象乡间的《铡美案》，象街头的《施公案》。我们很难把通俗文艺与非通俗文艺的界限划清，我们只能就通行的领域大小而定去取。我们决不肯只为有闲阶级去模制些雅词艳曲，如《闻铃》与《焚稿》等等；我们要作普遍的宣传。对下层社会的宣传。

当你因一时开心，随便写写鼓词，你或者并不觉得困难。因为你可以很容易的写出《舌战群儒》与《黛玉焚稿》那样的东西。及至你看到了，为抗战宣传而写作的东西须横要宽，竖要深，完全以老百姓为对象，你就不那么轻率与轻松了。你才知道这不好办。

不准用典，不准用生字。不准细细描写心理，不准在景物上费词藻……。你怎办？再进一步，于这些“不准”而外，你得有民间的典故，懦则武大郎，勇则老黄忠。你得有熟字，能把“帝国主义”说明白，而躲着“帝国主义”。你得三言两语，把人物的性格与心理道出来，正如老百姓心中所想的英雄或汉奸那样。你得简单而切近的把背景写出来，一目了然，真象老百姓所想到的景象……。再进一步：这些你都办到了（假定你真有本事），你还得知道你写成的这一套，是否能放在街头上，达到老百姓的耳中去。换句话说，你的作品是否能在人民的口中耳中心中活起来，成为活的文艺，如《铡美案》那样的在大众口中耳中心中活着。这一点，假如你又作到了，你真该快活了吧？哼！你该哭一场了！

你写的呀，就必是半通不通，接三跳两，人不成人，物不成物的作品。你怎能不伤心呢？不信么？去买几本小唱本看看！是呀，你可以不这么办，而把作品写得雅俗共赏。但是，你要记得：雅人可以降格去从俗，而俗人却不易一下子就爬上来，伸手接过雅，要不然，昆曲也不会死亡，二黄也不会衰落，而蹦蹦戏也不会兴盛起来。是的，你是要教育民众，不能不深思远虑，把民众提拔起来。可是你要知道，你的民众大多数是不识字的男女老幼，你要记得，非把你纸上所写的能变成活事活言语，由口头传达到民众心中，你的成功只限于文字不过专为识字者预备下一点读品而已。况且，你还未必能克服前边所提出的困难呢！

听听这个故事吧：住在大都市里的一位老太太，因为与一家电影院有关系，可以随便去看影戏，用不着买票。每当小孙子在家中闹得太凶了，老太太便带他去看电影。有时候连去三四天，看同一的影戏。及至家中人问演的是什么呢？祖母与小孙全回答不出，虽然看了三四遍。记住，这位老太太是都市里的人。她看不懂影戏。

看不懂影戏的，在全国中有多少呢？大概不在少数！同样我们要问：能听懂《黛玉焚稿》的有多少呢？用不着回答！

通俗文艺么？简直不敢写了，除非认准了这是非作不可，而且必须为它去牺牲——牺牲了文艺，牺牲了自己的趣味，名誉，时间，与力气！

有了牺牲的决心，才能把苦痛变为快乐。我有时候真想自杀！

第一、要忘了自己是文人，忘了莎士比亚与杜甫；而变为一个乡间唱坠子的，或说书的。

第二、要把社会经济政治等等专门名词忘掉，而能把“摩登女性”改为“女红装”或“小娇娘”。假若你能激动“小娇娘”去打仗，或服务，容或比“摩登女性”还更肯卖力气呢！

第三、人物的描写要黑白分明，要简单有力的介绍出；形容得过火一点，比形容得恰到好处更有力。要记住，你的作品须能放在街头上去，在街头上只有“两个拳头粗又大，有如一对大铜锤”，才能不费力的抓住听众，教他们极快的接收打虎的武二郎。在唱本中也不是没有详细描写人物的，可是都是沿着这夸大的路子往下走，越形容越起劲，使一个英雄成为超人，有托天拔地的本领。

第四、不管讲什么故事，必须把故事放在个老套子中间。《秋胡戏妻》、《武家坡》、《汾河湾》，都用同一个套子，人民并不因为缺少变化而讨厌它们。这样办，不是偷懒，而是给作者自己找麻烦。当你对通俗文艺知道得不多的时候，你很可以很快的，照着自己的办法，写成一些东西。这作品，十之八九不能适用，因为你根本缺乏丰富的知识。一出旧剧不止是戏词，它还有戏台上的一切；你知道吗？一段鼓词也不止是歌词，它也有台上的一切；你知道吗？你得先去学习，等到知道了那些套子，你的作品才能活起来。这可就不容易写了。套子是可以活用的。可是在能活用之前，你须有充分的准备。你能从旧套子里翻出新花样来，可是你不能无所凭借而独去冒险。冒险是好的，但在为抗战宣传的局面下，你的冒险无益于事，只白费了精神。

第五、故事有了套子，思想也就得“差不多”。你利用旧套子来装故事，也得利用旧思想把民心引到抗战上来。从事实上看，十五个月以来，真敢拚命的还不是士兵与民众？假若他们素日没有那些见义勇为，侠肠义胆等旧道德思想在心中，恐怕就不会这么舍身成仁了。这是事实，不应忽略。借着旧思想，你可以写新的《连环套》与《投军别窑》。故事既象旧的，又是新的；思想既象旧的，又是新的；这才容易被接收，得到宣传的实效。连你用一个字，你都该想想，你受过多少年的教育，你的言语与民众隔着有多么远！不要以为太迁就民众是污辱民众，你当因尊重民众而不自居高明。写通俗文艺须先要去掉自私。成不成文艺事小，有效用没有事大。假若你不肯这么牺牲，写别的就是了，何必走向通俗的路上来呢。

第六、把这几项记在心中后再下笔或者有些把握了。可是，当你写成一篇，你还很容易上当。假若你拿一篇鼓词在都市中去试验，那很容易成功，因为歌者晓得怎样捧你的场，而听众的“耳音”颇高，即使你写的很不通俗，也还能将就要得。到都市中试验自己的作品，还不如自己到乡间去听一听人家唱的是什么。就是找艺人来帮忙，你也要明白职业的伶人或歌者既不愿得罪外行人，也不愿把真诀窍说给他。他们不是客气的拒绝排演你的本子，便是一字不改的照排。你得下些工夫，把他们的真心与真话掏出来。

第七、你顶好是用土语写作。假若你不愿这样，或因求宣传的普遍而不愿这样，你的言语便须越普通越好。北方形容高身量的人，往往用“傻骆驼”这一词，骆驼在南方就不易见到。“身高如塔”较比的普通一些，各处都有塔这种建筑物。

由我试写通俗文艺的经验，我揣摸出这些困难。我自己所写的，只能在都市中的歌场里将就着演唱。这也就是说，对能读《儿女英雄传》的人们，我的作品能被接受，不论是听还是读。因为不满足这一点点的成就，所以我想出上述的七条更进一步的办法来。这七条，我现在还只能说说，并不能完全作到。这又是个苦痛！

或者有人要说，这些办法都太消极，太欠冲破旧障碍的精神。

是的，我承认这话。可是，也要知道，我是专指着利用旧形式这一项办法而言，并非是说抗战宣传只有这一条路。新的东西照样可以拿去试验，哪条路都可以到罗马。不过，就是以新东西去作宣传，也要记得：整本大块的讲经济侵略，法西斯主义，和抗战的哲学，恐怕也要到处碰钉子。王亚平先生告诉过我：“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就碰了钉子，因为民众不晓得何谓“奴隶”！我现在要喊：起来，不惜牺牲了文艺的人们！

先不用害怕。文艺绝不能因为通俗运动而被牺牲了。说句老实话，抗战以来的文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点抗战八股味道。可是细心一想呢，抗战八股总比功名八股有些用处，有些心肝。由抗战八股一变而为通俗八股，看起来是黄鼠狼下刺猬，一辈不如一辈了，可是它的热诚与居心，恐怕绝非“文艺不得抗战”与“文艺不得宣传”的理论者所能梦想得到的吧。牺牲了文艺，在我，是多么狠心的事呢！可是，多少万同胞已牺牲了他们的性命啊！通俗文艺只是抗战文艺的一部门，有些工作者愿牺牲了诗，歌，戏剧，而来致力于此，他们的居心是无可攻讦的，他们的工作也绝不会就把文艺的正轨炸断。不用害怕吧，大家分途前进去打倒暴敌吧。有愿意走通俗这条路的，得有决心，得忍受苦痛，这并不是容易的事。以为它很容易的，或者就不屑于管它。知道它难，或者反倒有人要来试试看——但愿如此！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六期

忠烈图-小引

茅盾先生不远千里而来约稿，嘱写大鼓书词，以求通俗，增高民众抗战情绪。我已写过好几段大鼓书，交各刊物发表；不想抱定一样死啃，所以答应下给他一篇旧形式新材料，《今古奇观》式的小说，可是，那时节，我正写着一出京剧，《新刺虎》，成绩如何，未敢预料，不便先对约稿的人说。茅盾先生走了，王泊生先生来到，《新刺虎》恰好写成。把剧本交泊生先生给看看，真正行家，再好没有。对他哼了一遍，他说可用；马上抄了去，教他的学生去排演。

我很高兴，决定再写一出，送给茅盾先生；四十一岁了，还免不了小孩子的耍乖！大鼓书，小说，京戏，形式虽各不同，目的好在都为通俗与激发民众抗战热情；以此易彼，或无多大罪过。

本着个人对于京戏那一点点知识来说，我以为它之难写，在怎样写得“整”。《四郎探母》中有那么多角色，那么多事情，可是一气呵成，越唱越紧。它“整”，所以好。《打渔杀家》，《空城计》，《连环套》等佳剧，都是如此。反之，近来时行的“本儿戏”，目的在求穿插热闹，多占工夫，而又须省力气，往往是红脸的进去，白脸的出来；你两句散板，我两句道白；又臭又长，病在一个字——“碎”。这样的戏，尽管行头漂亮，布景讲究，只能热闹眼睛，而不能往人家心里去。本此意，有下列的声明：（一）我要写得整；不敢多用角色，正怕自打嘴巴。等练习稍勤，有些把握，再动象《探母》与《长板坡》那么大块的。

（二）在简单中求生动；于此，略用小说写法，如陈自修嘱仆人刘忠去预备祭墓的酒果，仆答以市面慌乱，无处买酒果；如在墓前，陈先生问侄，谁杀你父，答以日本人……都是用对话引起更多的图像，或激起爱国仇日的热情，最动人的《天雷报》，甚会利用此种写法。

（三）剧中的日本人，很难摆弄。教他们都抹花脸，翻筋斗，虽与套数相合，可是难以一目了然，隐而不显；曹操若一向不抹大白脸，骂名必定不会那么超群。幸而记得《飞叉阵》（《闹昆阳》）里，有过几个打洋枪，高鼻子的“下手”，不妨借来一用。《飞叉阵》是俞派的武戏，曾亲见俞振庭表演，俞非海派武生，洋鬼子原可上台，自非我有意瞎闹，而破坏了剧法的完整。在台上，有几个日本兵挨揍，其效力必远胜于四“英雄”的“大败而归”也。

在思想上，也有该提出的两点：（一）对白保留旧套：“大事不好了”，必继以“何事惊慌”。听惯了的就顺耳，耳顺则情通；为求共感，不必立异。但在可能中，我把“主人”改为“先生”，“奴家”与“小人”等，亦设法避免。“先生”念起来比“主人”还更响亮，也引不起多少误会。慢慢的这么改，或者也能减少一些不平等的思想。话白中不硬加入了“打倒帝国主义”，以免冗长无力，但设法把“爱国”等词，在顺嘴的地方加进去，亦本潜移渐转之意。

（二）最冒险的一点，是陈寡妇“从”了匪首赵虎，不管她居心是怎样贤明毅烈，我恐怕台下总不会轻易赞同的。这么写，第一是要打破传统的节操主义；第二是为表示为了救国，男女都须卖命，肉体简直算不了什么；第三是就事实上看，日本人到处奸杀妇女，妇女们怎么不可以献身给自家的战士呢？不过，这虽言之成理，究竟台下能否通过，还是问题。旧戏的架子是大家看熟了的，架子里所包容的一切，也因格架而定形；冒险的改动一点，也许会全盘塌架。但是，旧架子的确方便；为救急，有取用的必要。弃之可惜，改造不易，难处就在这里！大家想想看，应当怎办？

重要的几点说完，下面只是一点希望：京戏在中国南部不甚发达，这个剧本恐怕不易得到出演的机会。可是在武汉街头——不知别处怎样——我看见许多卖唱本的小摊子，都带售京戏剧本，销路也还不坏。真懂二黄戏的人决不会买这路小本子。那么，买的人也许不会唱二黄，而是拿它当作唱本去念着玩吧？设若这是真情，这篇东西也许——我希望——与大鼓书词或通俗小说有同样效用的。

一九三八·二·二十三。武昌。

载老舍所著《三四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独立出版社初版

杂文集（三）

祝贺

北京国画院的成立是件大喜事，谨致热情的祝贺！

中国画在世界绘画中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我们自己若不重视它，任其衰落，不但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全世界的美术界和绘画爱好者。中国画曾经影响过许多外国画家，我相信国画院成立后，必能够更加扩大这种影响。

可是，中国画也曾受过外来的影响。是的，艺术一向是，并且永远是，要互相影响的。任何艺术一旦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它就会僵化、衰落。无论如何固执的艺术家，只要忠于艺术，便不可能不接受些外来的影响。因此，国画院的成立，据我看，并不是要和西画对立起来，而是要各有独创，彼此竞赛、影响；各树流派，而无碍于团结。假若在过去，学西画的有轻视国画的偏见，国画院便似乎应当主动地纠正此弊，先伸出友谊之手，争取团结，充分表现出艺术家的爽朗风度。开了大门，影响自广；关上大门，则孤陋寡闻。

历史上有这样的事实：在艺术昌盛时期，艺术家们都在艺术创作上各显身手，出奇制胜，可是在感情上，又能互相友爱，如杜甫之与李白。在艺术不那么昌盛的时候，艺术家们往往有些害怕，怕自己所会的这一门被别门压下去，于是就不期然而然地偏于保守，排斥新的事物，以保护自己。这种闭关自守的态度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今天，百花齐放是我们的文艺方针，只要我们放出美丽的鲜花，便全无可畏。我们还要希望别人也放出美丽的鲜花，和我们竞赛，作到百花争艳，艺术繁荣。

我不知道国画院招收青年徒弟与否，若是招徒弟，我希望老画师们毫无保留地传授本领，并且严格要求徒弟们必须学好基本技巧。青年们往往因求成心切，只找窍门，而不下苦工夫。不管有多大天才，不下苦工夫就不易成功。打好根底是最要紧的，终生享受不尽。可是，根底已打好，就该放胆创作。否则就只承袭了技巧，而不敢独创。老师们应当鼓励徒弟们有所独创，不可动辄斥为邪魔外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本是一切好先生应有的愿望。

我热爱国画。看见一张好的国画，不仅为个人的眼福而狂喜，而且感到一种民族的骄傲。因此，我无法不再一次对北京国画院的成立表示热情的祝贺！

载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北京日报》

“厚今薄古”及其他

怎样看待古典作品？

有些人说古典作品比现代作品好，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每一个时代都有好些作品，但是好的被保留下来了，坏的被淘汰了。现在我们看得到的古典作品不少是好的，但是可不能因为看到几部好的古书，就认为古人写的书都好。古人写的作品并不全得五分，有得一分的，也有不得分的。写过好作品的古人也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好。我们知道杜甫是“诗圣”，但是他的诗集中某些诗并不好。当他真正的感情来到的时候写得就真好，但他为敷衍皇帝写的东西就很不好。我们应当尊敬古人，但不应当迷信，因为迷信就是瞧不起自己，对古人也无益。

古典作品的优点及其局限性古典作品好的地方，第一是文字好，读起来使人感兴趣。如《水浒》、《红楼梦》；杜甫、李白的诗等都是如此。实际上没有一部好文学作品的文字是乱糟糟的，不然它怎么流传下来呢？第二，古典作品可以帮助我们生动活泼地了解历史。小说一般的是虚虚实实，有假有真，常常是作者根据一些情况加上自己的想像，对于人物创造，往往把几个人物拼起加以典型化。有些读者爱问作者小说中的人物写的是谁，实在是件傻事。尽管如此，任何作品总要反映一定时代背景的。《红楼梦》并不一定是真事，但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它的历史背景来。第三，有教育作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作品都有它的教育意义，但是，又都是有限制的。不管是唐朝、清朝的作品，都不完全是为了教育我们这一代人而写的。它们都不是社会主义作品。例如作品中写佛教，是针对着当时信佛教的人写的，目的在“扬善惩恶”。我们可以学习它对人物风景的描写，但它的思想内容就不一定能教育我们，因为历史变了。又如古时有人因为自己有本事而没人用，于是写书发牢骚，说“人生如梦”，描写自己的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看不起人生……他在当时是好人，有些反抗精神；可是我们现在要明确，在今天这不但不是进步的，而且是有害的，一个生长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一天到晚说人生如梦，岂不很糟！

《约翰·克利斯朵夫》描写个人解放，在当时是有进步性的，但是，在今天就是很不好的，因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不相容的，我们的新道德，首先是要求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中。果戈理的作品，讽刺一切，谁都骂了，这是因为旧社会制度根本要不得。可是现在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作品（除非作者是右派），因为今天的政府是我们人民自己的，哪能自己打倒骂倒自己呢？有缺点也是一个指头的缺点，不能连其余的九个指头都反对。我们应该明白，今天我们所以没有像果戈理那样的讽刺作品，不是我们不会写，而是没有根据可写。

还有人往往觉得古典作品中的爱情穿插很有滋味，说现在的作家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实则不然。旧社会没有婚姻自由，所以要反抗封建势力，作家写恋爱故事，甚至写爱人们死了还要变成蝴蝶成双作对，这在当时是有革命精神的。今天我们婚姻有了自由，有了婚姻法的保障，当然不能再以恋爱作为反抗，更没有必要去变蝴蝶。不要以为我们现代的作家无能，因为我们不能无中生有的捏造事实，说一个干部因为婚姻不自由而变为蝴蝶……这不成了疯子作家了吗？又如现在我们写的悲剧少，是因为根本没有那些逼死人的社会制度。

总而言之，好的古典文学作品是古人留下来的宝贝，作为好的文字、作为历史资料与生活经验，可以去看去学，但作为思想性的东西来看并非不朽的，托尔斯泰的作品从文学艺术性来看是不朽的，从思想性上看，在今天看来是落后于社会主义的，我们要批判地读古典作品，不要作古典作品的俘虏。

现代作品的优点及怎样对待现代作品现代作品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有人看不惯，并不奇怪，什么新事都会遇到抗拒，文学也不例外。新作品因为是新的，不能一下子就都好，写多了就会出好的，不可能今天每本书都是好的。将来也不可能。

现代作品好在什么地方呢？一，是新。新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它描写了前人所没描写过的劳动人民。过去劳动人民是不上纸笔的，从前只是写地主、资本家、贵族老爷，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要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文学家。现在许多民歌民谣、演唱作品和其它群众作品中看，只要仔细阅读，就会看出它们并不下于作家的手笔。

今天作品有缺点是难免的，但由于它是我们时代的作品，描写了史无前例的内容，正是为教育我们而写的。因此新作品一定要读。

二，是政治性强。有人嫌我们写的老是政治政治，这里边有一部分是因作家生活不够，把作品写成说教，应该改进。读者也要检查自己为什么不爱看政治性强的东西呢？这显然不对。社会主义总不能向唐朝去学，话又说回来，可以从唐诗学习语言，技巧，但不能学它的思想。

我们读作品要有自己的见解，意见不同要辩论，哪怕自己的意见不对。只有批判地学（特别是古典作品），才会得到好处。

一切都应该政治挂帅，文学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应该写政治性强而文艺性又强的东西。像赵树理的作品就是这样，许多群众的作品这个特点也很明显，它让你受了教育，而并觉察不出它是在喊政治口号或者在写政治标语。

怎样写作？

怎样写作这个问题不好谈。我常常接到文艺爱好者的信，问我怎样“观察生活”？我的回答是：“自己生活”。——什么事儿都要跑在前面，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因为“观察”生活，“观察”到死也很难体会深刻。谁深入生活谁就能写出东西来，否则就写不出来。整天钻在图书馆，埋在古书堆里的人永远写不出好东西。你要写东西就要多干事，多接触人，生活知识越多越好。

其次，写东西要先练习文字，把文字写通顺虽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但只要你有什么就写什么，说话别绕弯子，慢慢就会写好的。有人总爱把句子写得洋里洋气，左一个形容词，右一个形容词，写得罗里罗嗦很不好懂，这样不好。应该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写得简练，明白，合逻辑，清清楚楚，就是好文章。人人有责任这样做，天天写日记，有几句写几句。看见一些事就思索思索，这就是个锻炼。将来大家文化越来越高，就不愁没有好文章出现。

载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北京日报》

《北京话语汇》序

我生在北京，一直到二十多岁才糊口四方。因此，在我写小说和剧本的时候，总难免用些自幼儿用惯了的北京方言中的语汇。在用这些语汇的时候，并非全无困难：有的听起来颇为悦耳，可是有音无字，不知应当怎么写下来；思索好久，只好放弃，心中怪不舒服。有的呢，原有古字，可是在北京人口中已经变了音，按音寻字，往往劳而无功。还有的呢，有音有字，可是写下来连我自己也不大明白它的意思与来历，闷闷不乐；是呀，自己用的字可连自己也讲不出道理来，多么别扭啊！原来，北京话的语汇中，有些是从满、蒙、回等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借过来的，我没有时间作研究工作，所以只能人云亦云，找不到根源，也就找不到解释。

一九六一年，金受申同志编了一本《北京话语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申同志也是北京人，并且是个博闻广见的北京人。他熟知北京的掌故，“三教九流”广为接触。这就使他对北京的语言也多知多懂，能够找出来龙去脉。这本小书给我解决了不少问题：从前找不到的字，现在可以找到了；来历不清楚的，现在也可以弄清楚了。有了这本小书，我的确更了解些北京话了！既使在推广普通话以后，我有意地控制自己，少用些北京话中独有的语汇，可是能够多了解些自己的乡土话，还不能不是一件痛快的事。况且，语言的发展变化是十分复杂的。已然不大通用了的话会忽然复活。近来，小学生们又很喜欢用“柴”来表示“不强”与“劣等”了。五六十年前，这是个很普通的字，“九斤黄”等优种鸡叫作油鸡，大鸡蛋叫作油鸡蛋，而那种弱小的鸡与小蛋则被称为柴鸡、柴蛋。似乎有好些年没听见这个字了，也不知怎么近年却复兴起来，小学生们都以“棒”为褒，以“柴”示贬了。谁敢说，受申同志所记述的那些较老的语汇，有朝一日不也会返老还童呢！

《北京话语汇》即将再版，受申同志细心修订，增加了三百多个语汇，并在释文中运用了一些社会资料，还采录了几位北京籍作家的著作中用过的北京话语汇。这样，他不但使我们看到一些语言与生活的关系，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红楼梦》等文学名著的一部分语汇，加强欣赏能力。

我不是语言学与音韵学专家，没有评论这部书的资格。我只能就它对我有哪些好处。写这么几句话。至于书中容或也有某些解释未能完全正确，那就请专家们提供意见，大家讨论吧。

载一九六四年九月商务印书馆再版的《北京话语汇》

《北京文艺》发刊词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曾经编刊过《北京文艺》，说起来已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那个《红京文艺》出过几期就停了下来，因为同时也办《说说唱唱》，人力实在不够用的。《北京文艺》停刊以后，北京市文联编辑部就以全力办《说说唱唱》了。

《说说唱唱》办的还不算太坏，逐渐地销行到全国，每期能销到近六万份。为什么现在又改回来，仍办《北京文艺》呢？在《说说唱唱》第六十三期的终刊词中已有交代，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北京文艺》将是什么样的刊物呢，这须在此说明一下：在文字上，《北京文艺》将力求通俗。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我们希望在文字上都能够作到简明浅显，容易阅读。我们切盼每一篇作品都能够深入浅出，既有充实的内容，又不晦涩难懂。我们知道，广大的读者需要这样的作品。因此，虽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需要很高的艺术技巧，不是一时就能作到好处的，可是我们希望与投稿者共同努力，逐渐树立起这一风格，体现在普及基础上从事提高的方针。

对于以说唱形式写成的作品，我们也愿意刊登，因为这种形式的作品在宣传教育上还能起很大作用。不过，《北京文艺》与《说说唱唱》有所不同：《北京文艺》不像《说说唱唱》那样专登说唱形式的作品，以期编得机动灵活，能够容纳多种多样的形式与风格的作品，而且可以妥慎选择，有较好的说唱形式的作品来稿就刊用，没有呢即不勉强拼凑。

在内容方面，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反映在总路线的照耀下，首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各方面的现实生活与斗争，歌颂这斗争中的新人新事，批判保守落后。首都在各方面的建设与成就是全国人民所最关切的，我们有责任去及时地反映。同时，首都的人民也渴望从文艺作品中知道全国各处的建设与改革的新成就，所以我们也欢迎北京以外适合我们需要的来稿，以期首都人民与全国人民息息相通，相互鼓舞，齐步前进。

我们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工人。但是，工人也关切着农业、国防和文化教育等等现实生活。所以，我们所选用的作品，在内容上注重描写工人，而不只限于描写工人。同时，在文字上既力求通俗易读，一般工人能看懂的，有同等文化的农民、战士、学生、干部们自然也能看得懂。这样，我们希望《北京文艺》的思想内容既有重心，又能反映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我们的读者既以工人为主要对象，又能顾及普遍。

我们重视文艺批评，切盼能够得到短小精悍的批评文字。

对培养文艺队伍的新生力量，我们只能就力所能及，尽到责任。我们的编辑部里人手不多，对来稿一时还作不到篇篇详注意见，篇篇加以修正，尽管我们切盼能够这么作。我们暂时只能注意选择较好的青年业余习作，帮助加工，刊载出来，并设法帮助解决一些青年们在写作上遇到的困难。希望以后我们有了更多的经验与更好的条件，再开辟青年习作专栏。

从我们办《说说唱唱》的经验中，我们知道：有些爱好文艺的青年往往来信提出：“怎么创作？”“如何体验生活？”和“请某某作家把他全部创作经验写给我”这类的问题，要求详为答复。《北京文艺》每期只能容纳六七万字，而这些问题都不是几千字就能够解答清楚的。还有，每一个作家都有他个人的生活、兴趣、创作方法与风格，即使他肯破工夫写出几万言的解答，也不见得就能完全解决问题。作家们的经验只足以供别人的参考，不是解决一切困难的窍门。写作的窍门是始终不懈的苦学苦练。因此，我们打算组织些结合实际、确能解决问题的文章，帮助爱好文艺的青年们得到一些启发。比如说：请作家谈谈他怎么创造作品中的某一个人物，必定比他泛泛地讲怎样创造人物更具体，更容易了解，更对我们有帮助。是的，只能是有些帮助，创作是没有捷径可寻的。

我们希望文字里多加插图，并且容纳些独立的绘画和木刻等美术作品。

我们希望《说说唱唱》的读者原来怎样爱护《说说唱唱》，现在还怎样爱护《北京文艺》。

我们希望北京市文联的会员们拿《北京文艺》真当作自己的刊物，关切它，帮助它，批评它，给它写稿。

敬爱的读者们，会员们，多给我们提意见，帮助我们把《北京文艺》办好，教它的确能成为忠实反映首都及各地现实生活的、鼓舞建设祖国的热情的、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保卫和平的文艺刊物。

载一九五五年《北京文艺》四、五月号创刊号

《郝寿臣脸谱集》序

总结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经验很重要，应该多做，快做。

我们敬佩京剧净色前辈郝寿臣先生，敬佩他在表演艺术上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敬佩他的大胆改进的革新精神。把他的勾脸艺术纪录下来，大有文献参考价值：它足以说明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脉络，又能在教学工作上起些作用。当然，这不过是郝老表演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孤立看待；可是，关于脸谱的科学性整理，这还是第一次；开个头大有好处。

此工作始于一九五七年，一直继续到现在，我总是高兴地关心着他的进行。在工作进展中，我还去看郝老怎么勾脸。我觉得他的勾法和绘画有不少相通之处。他很注意章法：如曹操的壮年和衰年两谱有高勾与低勾的区别，李逵脑门的圆光稍小以便显出天庭饱满，都很有考究。他也注意笔法，连勾个眉子或眼窝，亦层层施墨，深浅有序；小至画几根鼻须，也将笔伸入鼻孔，由内而外，用力挑出。他的笔墨时时变化，渲染则泼墨生晕，勾勒则惜墨如金。这是民族风格极强，务期充分表现人物性格的艺术。这些地方都值得青年演员用心钻研，认真学习，不只师其法式，且须探索其何以富于神采的原因，也就是学习他的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革新创造的精神。

载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北京晚报》

《红楼梦》并不是梦

我只读过《红楼梦》，而没作过《红楼梦》的研究工作。

很自然地，在这里我只能以一个小小的作家身分来谈谈这部伟大的古典著作。

我写过一些小说。我的确知道一点，创造人物是多么困难的事。我也知道：不面对人生，无爱无憎，无是无非，是创造不出人物来的。

在一部长篇小说里，我若是写出来一两个站得住的人物，我就喜欢得要跳起来。

我知道创造人物的困难，所以每逢在给小说设计的时候，总要警告自己：人物不要太多，以免贪多嚼不烂。

看看《红楼梦》吧！它有那么多的人物，而且是多么活生活现、有血有肉的人物啊！它不能不是伟大的作品；它创造出人物，那么多那么好的人物！它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一部伟大的作品！在世界名著中，一部书里能有这么多有性格有形象的人物的实在不多见！

对这么多的人物，作者的爱憎是分明的。他关切人生，认识人生，因而就不能无是无非。他给所爱的和所憎的男女老少都安排下适当的事情，使他们行动起来。借着他们的行动，他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这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而绝对不是一场大梦！

我们都应当为有这么一部杰作而骄傲！

对于运用语言，特别是口语，我有一点心得。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要知道：有生活才能有语言。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必须是由生活里学习来的，提炼出来的。我的生活并不很丰富，所以我的语言也还不够丰富。

其次，作品中的人物各有各的性格、思想和感情。因此，人物就不能都说同样的话。虽然在事实上，作者包写大家的语言，可是他必须一会儿是张三，一会儿又是李四。这就是说，他必须和他的人物共同啼笑，共同思索，共同呼吸。只有这样，他才能为每个人物写出应该那么说的话来。若是他平日不深入地了解人生，不同情谁，也不憎恶谁，不辨好坏是非，而光仗着自己的一套语言，他便写不出人物和人物的语言，不管他自己的语言有多么漂亮。

看看《红楼梦》吧！它有多么丰富、生动、出色的语言哪！专凭语言来说，它已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

它的人物各有各的语言。它不仅教我们听到一些话语，而且教我们听明白人物的心思、感情；听出每个人的声调、语气；看见人物说话的神情。书中的对话使人物从纸上走出来，立在咱们的面前。它能教咱们一念到对话，不必介绍，就知道那是谁说的。这不仅是天才的表现，也是作者经常关切一切接触到的人，有爱有憎的结果。

这样，《红楼梦》就一定不是空中楼阁，一定不是什么游戏笔墨。

以上是由我自己的写作经验体会出《红楼梦》的如何伟大。以下，我还是按照写作经验提出一些意见：一、我反对《红楼梦》是空中楼阁，无关现实的看法：我写过小说，我知道小说中不可能不宣传一些什么。小说中的人物必须有反有正，否则毫无冲突，即无写成一部小说的可能。这是创作的入门常识。既要有正有反，就必有爱有憎。通过对人物的爱憎，作者就表示出他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也就必然地宣传了一些什么。不这样，万难写出任何足以感动人的东西来。谁能把无是无非，不黑不白的一件事体写成感动人的小说呢？《红楼梦》有是有非，有爱有憎，使千千万万男女落过泪。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无关现实，四大皆空的作品。

二、我反对“无中生有”的考证方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人物和其他的一切，都清楚地写在作品里。作品中写了多少人物，就有多少人物，别人不应硬给添上一个，或用考证的幻术硬给减少一个。作品里的张三，就是张三，不许别人硬改为李四。同样地，作品中的思想是什么，也不准别人代为诡辩，说什么那本是指东说西，根本是另一种思想，更不许强词夺理说它没有任何思想。

一个尊重古典作品的考据家的责任是：以唯物的辩证方法，就作品本身去研究、分析和考证，从而把作品的真正价值与社会意义介绍出来，使人民更了解、更珍爱民族遗产，增高欣赏能力。谁都绝对不该顺着自己的趣味，去“证明”作品是另一个东西，作品中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考证者所考证出来的才是真的。这是破坏民族遗产！这么考来考去，势必最后说出：作品原是一个谜，永远猜它不透！想想看，一部伟大的作品，像《红楼梦》，竟自变成了一个谜！荒唐！

我没有写成过任何伟大的作品，但是我决不甘心教别人抹煞我的劳动，管我的作品叫作谜！我更不甘心教我们的古典作品被贬斥为谜！

三、我反对《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的看法：我写过小说，我知道无论我写什么，总有我自己在内；我写的东西嘛，怎能把自己除外呢？可是，小说中的哪个人是我自己？哪个人的某一部分是我？哪个人物的一言一行是我自己的？我说不清楚。创作是极其复杂的事。人物创造是极其复杂的综合，不是机械的拼凑。创作永远离不开想象。

我的人物的模特儿必定多少和我有点关系。我没法子描写我没看见过的人。可是，你若问：某个人物到底是谁？或某个人物的哪一部分是真的？我也不容易说清楚。当我进入创造的紧张阶段中，就是随着人物走，而不是人物随着我走。我变成他，而不是他变成我，或我的某个朋友。不错，我自己和我的某些熟人都可能在我的小说里，可是，我既写的不是我，也不是我的某些朋友。我写的是小说。因为它是小说，我就须按照创作规律去创造人物，既不给我写自传，也不给某个友人写传记。你若问我：你的小说的人物是谁？我只能回答：就是小说中的人物。

我的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于我写出人物与否，不在于人物有什么“底版”。

假若我要写我自己，我就写自传，不必写小说。即使我写自传，我写的也不会跟我的一切完全一样，我也必须给自己的全部生活加以选择，剪裁。艺术不是照相。

有的“考证家”忘了，或不晓得，创作的规律，所以认为《红楼梦》是自传，从而拚命去找作者与作品中人物的关系，而把《红楼梦》中的人物与人物的关系忘掉，也就忘了从艺术创作上看它如何伟大，一来二去竟自称之为不可解之谜。这不是考证，而是唯心的夹缠。这种“考证”方法不但使“考证家”忘了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而且会使某些读者钻到牛犄角里去——只问《红楼梦》的作者有多少女友，谁是他的太太，而忘了《红楼梦》的社会意义。这是个罪过！

是的，研究作家的历史是有好处的。正如前面提过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作品外边。我们明白了作家的历史，也自然会更了解他的作品。

可是，历史包括着作家个人的生活和他的时代生活。我们不应把作家个人的生活从他的时代生活割开，只单纯地剩下他个人的身世。专研究个人的身世，而忘记他的时代，就必出毛病。从个人身世出发，就必然会认为个人的一切都是遗世孤立，与社会现实无关的。这么一来，个人身世中的琐细就都成为奇珍异宝，当作了考证的第一手资料。于是，作家爱吸烟，就被当作确切不移的证据——作品中的某人物不也爱吸烟么？这还不是写作家自己么？这就使考证陷于支离破碎，剥夺了作品的社会意义。

过去的这种烦琐考证方法，就这么把研究《红楼梦》本身的重要，转移到摸索曹雪芹的个人身边琐事上边去。一来二去，曹雪芹个人的每一生活细节都变成了无价之宝，只落得《红楼梦》是谜，曹雪芹个人的小事是谜底。我反对这种解剖死人的把戏。我要明白的是《红楼梦》反映了什么现实意义，创造了何等的人物等等，而不是曹雪芹身上长着几颗痣。

是时候了，我们的专家应该马上放弃那些猜谜的把戏，下决心去严肃地以马列主义治学的精神学习《红楼梦》和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

载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十二月号

《老舍短篇小说选》后记

这里选用的十三篇小说都是我在解放前写成的，有几篇已经是二十五、六岁了。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实在有些过景了。那么，就请读者以古董看待它们吧。我希望：古董也有古董的某一些好处。

十三篇的排列次序并不足以说明它们发表的先后，因为我已经忘了哪一篇是在某年某月写成的了。

在文字上，像“北平”之类的名词都原封不动，以免颠倒历史。除了太不干净的地方略事删改，字句大致上未加增减，以保持原来的风格。有些北京土话很难改动，就加上了简单的注解。

在思想上，十三篇中往往有不大正确的地方，很难修改，也就没有修改。人是要活到老学到老的，今天能看出昨天的缺欠或错误，正好鞭策自己努力学习，要求进步。

老舍1956年初夏于北京

载一九五六年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老舍短篇小说选》

《老舍选集》俄文译本序

谈论自己的作品总是有些困难。自吹自擂和过分谦虚一样不好。所以最好是听取读者的意见。我仅就这两卷集里的作品谈几句吧！

首先，我的作品能和苏联人民见面使我感到很荣幸。这对我今后的创作也是个鼓舞，我相信，我能写得更多些、更好些。

必须指出，这些作品的大部分是我在解放前写的。在那些年里，我主要是写小说，抗日战争时我才开始写话剧。但是，解放后，我几乎完全在写话剧。这就是为什么收在这两卷集里的短篇和长篇小说都是旧题材的，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是讽刺旧社会的。那时，虽然我追求光明，但我还不大明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所以，我不能给读者指出一个正确的路来。只是在解放后，经过思想改造，我才明白新旧社会的真正区别，并开始在自己的作品里揭露黑暗势力和歌颂光明。不过，我是个由旧社会过来的人，不可能在短期内熟知新人和他们的事业，因此，我常常写得不够深，在塑造艺术形象时感到有困难。但是，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我相信，只要深入生活，我是能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六亿人民的英雄形象完美地塑造出来的。

解放后我写了不少短文和随笔，可是我从不保留它们，因此不容易一下子就收集起来和挑选出来，在这两卷集里此类短文和随笔也就收得不多。

解放后我还写了不少曲艺作品。由于这些作品的文体特殊，不易翻译，所以也没有必要把它们收进此集。

最后，我要真诚地感谢这个选集的翻译者和编辑们，由于这些同志的努力，我的作品能和苏联人民见面，这使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老舍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

原载一九五七年莫斯科艺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老舍选集》

《离婚》新序

这本小说是硬“挤”出来的。

“一二八”的前一年，我写完了《大明湖》（我的唯一的以济南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交给《小说月报》去发表。“一二八”的侵略毒火烧了东方图书馆，《大明湖》的稿子也变为灰烬。停战以后，我不愿重写《大明湖》——我的稿子向来没有副本，故重写不易。《现代》索稿，我开始写《猫城记》。

言明：《猫城记》在《现代》杂志连载后，由良友公司刊行单行本。可是，现代书局再三的说，它有印行《猫城记》的优先权，不愿让给“良友”。

于是，为免教“良友”落空，乃赶写《离婚》；所以，它是硬挤出来的。现在良友停业，由我将版权收回，交“晨光”重排出版。《猫城记》因思想有错误，不再印行。

在济南热死许多人的那一夏天，我，头缠湿巾，腕垫吸墨纸，以阻热汗流入眼中，湿透稿纸，跟酷暑与小说拚了命。结果，虽没战胜文艺，可打败了暑热。在七十多天的工夫，我交了卷。

这本小说的文字与结构都比以前所写过的略有进步，恐怕是“一气呵成”的一点功效。在别的方面，我不敢说它有什么好处。它曾被译成英文，出版后，销路不佳。在写此书时，北京还是“北平”，现在念起来，怪不顺嘴，乃改为北京，不管和历史相合与否。

老舍一九五一年初冬

载一九五二年二月上海

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离婚》修订重排本

《龙须沟》（修正本）序

《龙须沟》有两种不同的本子：一种是按照我的原稿印的，一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本。现在，我借用了一部分舞台本中的对话与穿插，把我的原稿充实起来，为的教找不到舞台本的也可以勉强照这个本子排演。因为我只借用了一部分材料，所以这一本在情节上还不与舞台本完全相同。至于舞台布景的说明，在原稿中本来没有，这次我全由舞台本借用过来。我应当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致谢！

此书原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行，今略加修正，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老舍于北京，一九五三年一月。

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六月出版的《龙须沟》修正本

《龙须沟》的人物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现在演出的《龙须沟》，与我的《龙须沟》剧本原稿，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不十分懂舞台技巧，所以我写的剧本，一拿到舞台上去，就有些漏洞和转不过弯儿来的地方。这次焦菊隐先生导演《龙须沟》，就是发现了剧本中的漏洞与缺欠，而设法略为加减台词，调动场次前后，好教台上不空不乱，加强了效果。焦先生的尽心使我感激。

可是，对于剧中人物的性格，焦先生完全尊重作者的创造，没有加以改动。因此，舞台剧本与原著虽在某些地方互有出入，可是双方的人物性格是一致的，全剧的情调也是一致的。

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这个剧本里没有任何组织过的故事，没有精巧的穿插，而专凭几个人物支持着全剧。没有那几个人就没有那出戏。因此，要谈此剧的创作经过，也就必须先谈剧中人物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这就是这篇短文的内容。

在写这本剧之前，我阅读了修建龙须沟的一些文件，还亲自看修建工程的进行，并请托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同志随时到龙须沟打听我所要了解的事——我有腿疾，不能多跑路。大致的明白了龙须沟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我开始想怎样去写它。想了半月之久，我想不出一点办法来。可是，在这苦闷的半个月中，时时有一座小杂院呈现在我眼前，那是我到龙须沟去的时候，看见的一个小杂院——院子很小，屋子很小很低很破，窗前晒着湿渌渌的破衣与破被，有两三个妇女在院中工作；这些，我都一一看全，因为院墙已塌倒，毫无障碍。

灵机一动，我抓住了这个小杂院，就教它作我的舞台吧！我开始想如何把小院安插上几个人——有了人就有了事，足以说明龙须沟的事。我写惯了小说，我知道怎样描写人物。一个小说作者，在改行写戏剧的时候，有这个方便，尽管他不大懂舞台技巧，可是他会三笔两笔画出个人来。

首先来到我的心中的是女性们，因为龙须沟一带的妇女有她们特殊的地位——妇女都能作工挣钱，帮助男人们过日子；因此，这一带的姑娘不轻易嫁给“沟外”的人，以免损失了劳动力。我想出来王大妈母女：一老一少；一守旧一进取；一明知沟臭而安居乐业，一知道沟臭就要冲出去。对于这母女，我刻画母亲较详，女儿较弱，因为母亲守旧，可以在全剧的进行中发生阻抵作用；女儿勇往直前表现两下子就够，不必太多。再说母亲既守旧，我便可以充分地利用我所知道的“老妈妈论”，教她老有话说。这些老妈妈论不便用在女儿口中，因而她就有一句说一句，不多扯闲盘儿，看起来倒真像个天真的女孩子。

紧跟着，我便想起程疯子。他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待我慢慢道来：（一）他是艺人，会唱。我可以利用他，把曲艺介绍到话剧中来，增多一点民族形式的气氛。（二）他有疯病，因而他能说出平常人说不来的话，像他预言：“沟水清，国泰民安享太平。”等等。（三）他是个弱者，教他挨打，才更能引起同情，也足说明良善而软弱是要吃亏的。（四）他之所以疯癫，虽有许多缘故，但住在臭沟也是一因；这样，我便可以借着他教观众看见那条臭沟；我没法把臭沟搬到舞台上去。

他必须是个艺人，否则只会疯闹，而毫无风趣，便未免可怕了。而且，有个受屈含冤的艺人住在龙须沟，也足以说明那里虽脏虽臭，可还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疯子的妻，娘子，正和许多住在龙须沟的妇女一样，是勤苦耐劳，而且有热心肠的。她和王大妈的性格虽不相同，可是都有同样的高尚的品质，能够用自己的劳力挣饭吃，不仰仗别人，而且遇必要时会养活别人。假若王大妈有个疯丈夫，她也同样的会负起养活他的责任的。尽管王大妈胆小，不愿出门，可是遇必要时，她也会像娘子那样去到街头卖香烟去。她们挣扎的力量是无穷尽的，我并没有把她们写成典型人物的企图，可是我深知道，并且尊敬她们的高贵的品质，所以我能使她们成为在舞台上站得起来的人物。

王、程二家之外，我想出丁家。男的丁四是蹬三轮车的。我教他以蹬三轮为业，一来是好教他给臭沟作注解——一下雨，路途泥烂，无法出车，就得挨饿；二来是我可以不费多少力气便能写出他来——我写过《骆驼祥子》啊。丁四可比祥子复杂，他可好可坏，一阵儿明白，一阵儿糊涂。他是生长在都市里的人，事不顺心就难免往下坡儿溜。这样，他就没法不和丁四嫂时常口角，甚至于打架。丁四嫂也是个“两面人”：她的嘴很野，可是心地很好；她勤苦可又邋遢。她的矛盾是被穷困所折磨出来的，这也就是我创造这个人的出发点——明白了穷人心中的委屈，才能明白他们的说话行事的矛盾。

我给丁家安排了两个孩子。在剧本中，这两个孩子还很小，所以没有什么性格上的发展。在排演时，能被找到的儿童演员都比剧中的孩子大一点，所以导演为他们增多一点事情，以便近情近理。

龙须沟上并没有一个小杂院，恰好住着上述的那些人；跟我写的一模一样。他们是通过我的想象而住在一块儿的。我不是要写一篇龙须沟的社会调查报告，而是要写一本话剧，所以我的人物必须负起戏剧的责任。在我想到这几个人之前，我已阅读了好几篇关于龙须沟的社会调查报告；可是，这些报告并没能拦住我去运用自己的想象。赶到我已想出这几个人物，我才教他们与报告中的资料相联系。这就是说，我是先想出戏剧性的人物，而后才把他变成龙须沟的人物。反之，假若我不折不扣的去写实，照着龙须沟上的某一小杂院去写，实有其地，实有其人，像照相片似的，恐怕我就没法子找到足够的戏剧性了。

在上述的三家子而外，我还需要有一个具有领导才能与身分的人。蹬三轮的，作零活儿的，都不行；他必须是个真正的工人。龙须沟有各行各业的工人，可是我决定用了泥瓦工，因为他时常到各城去作活，多知多懂，而且可以和挖修臭沟，添盖厕所，有直接关系。就以形相来说，一般的瓦匠都讲究干净利落，（北京俗语：干净瓦匠，邋遢木匠。）我需要这么一个人。这样，赵老头就出了世。

在龙须沟，我访问过一位积极分子。他是一位七十来岁的健壮的老人，是那一区的治安委员。可惜，他是卖香烟与水果的。想来想去，我把他的积极与委员都放在赵老头儿身上，而把香烟摊子交给娘子。

对赵老头，我教他刚强正直勇敢，而不多加解释。这是出小戏，没法详细的介绍每一个人的身世与心理，我以为，他既是工人，他就该起带头作用，领导作用；若钩儿套圈儿的啰嗦不休，恐怕倒足以破坏了他的刚直勇敢。

好，我凑够了小杂院里的人。除了他们不同的生活而外，我交给他们两项任务：（一）他们与臭沟的关系。（二）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前者是戏剧任务，后者是人情的表现。若只有前者，而无后者，此剧便必空洞如八股文。

“院外”的人物，只有刘巡长与冯狗子。刘巡长大致就是《我这一辈子》中的人物，冯狗子只是个小流氓而已。

原剧中没有小茶馆掌柜的，因为我觉得教他混在群众场面里也就够了。排戏时，添加了他，的确显得眉目清楚。

想好了人物与他们的任务，写起来就很快了。我差不多是一口气写完了三幕的。这，可就难免这里那里有些漏洞；经焦先生费心东安一个锯子，西补一点油灰，它才成为完整的器皿。不过，我还是用原稿去印单行本，为是保存原来面貌。我希望人民艺术剧院把焦先生的舞台剧本也印出来，两相参证，也许能给关心戏剧的人一点研究资料。

载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文艺报》第二卷第九期

《龙须沟》写作经过

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不错，在执笔以前，我阅读了一些参考资料，并且亲临其境去观察；可是，那都并没有帮助我满膛满馅的了解了龙须沟。

不过冒险有时候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不顾成败而勇往直前。我的冒险写《龙须沟》就是如此。看吧！龙须沟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沟。沟的两岸住满了勤劳安分的人民，多少年来，反动政府视人民如草芥，不管沟水（其实，不是水，而是稠嘟嘟的泥浆）多么臭，多么脏，多么有害，向来没人过问。不单如此，贪官们还把人民捐献的修沟款项吞吃过不止一次。一九五○年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歌颂的。因为第一，政府经济上并不宽裕，可是还决心为人民除污去害。第二，政府不像先前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只管给达官贵人修路盖楼房，也不那么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饰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情作。尽管龙须沟是在偏僻的地方，政府并不因它偏僻而忽视它。这是人民政府，所以真给人民服务。

这样，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

可是，怎么写呢？我没法把臭沟搬到舞台上去；即使可能，那也不是叫座儿的好办法。我还得非写臭沟不可！假若我随便编造一个故事，并不与臭沟密切结合，便是只图剧情热闹，而很容易忘掉反映首都建设的责任；我不能那么办，我必须写那条沟。想来想去，我决定了：第一，这须是一本短剧，至多三幕，因为越长越难写；第二，它不一定有个故事，写一些印象就行。依着这些决定，我去思索，假如我能写出几个人物来，他们都与沟有关系，像沟的一些小支流，我不就可以由人物的口中与行动中把沟烘托出来了么？他们的语言与动作不必是一个故事的联系者，而是臭沟的说明者。

好！我开始想人物。戏既小，人物就不要多。我心中看到一个个杂院，紧挨着臭沟沿儿。几位老幼男女住在这个杂院里，一些事情发生在这小院里。好，这个小院就是臭沟沿上的一块小碑，说明臭沟的罪恶。是的，他们必定另有许多生活上的困难，我可是不能都管到。我的眼睛老看着他们与臭沟的关系。这样，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达到我对人民政府为人民修沟的歌颂。至于其中缺乏故事性，和缺乏对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描写，就没法兼顾了。

这本戏很难写。多亏了人民艺术戏剧的领导者与工作者给了我许多鼓励与帮助，才能写成。他们要去初稿，并决定试排。我和他们又讨论了多次，把初稿加以补充与修改。在排演期间，演员们不断地到龙须沟——那里奇臭——去体验生活。剧院敢冒险的采用这不像戏的戏，和演员们的不避暑热，不怕脏臭，大概也都为了：有这样的好政府而我们吝于歌颂，就是放弃了我们的责任。

焦菊隐先生抱着病来担任导演，并且代作者一字一句的推敲剧本，提供改善意见，极当感谢。假若这本戏在演出时，能够有相当好的效果，那一定是由于工作人员和演员们的工作认真与努力，和焦先生的点石成金的导演手法。

载一九五一年二月四日《人民日报》第五版

《骆驼祥子》后记

此书已出过好几版。现在重印，删去些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

这是我的十九年前的旧作。在书里，虽然我同情劳苦人民，敬爱他们的好品质，我可是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他们痛苦地活着，委屈地死去。这是因为我只看见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的一面，而没看到革命的光明，不认识革命的真理。当时的图书审查制度的厉害，也使我不得不小心，不敢说穷人应该造反。出书不久，即有劳动人民反映意见：“照书中所说，我们就太苦，太没希望了！”这使我非常惭愧！

十九年后的今天，广大的劳动人民都翻了身，连我这样的人也明白了一点革命的道理，真不能不感激中国共产党与伟大的毛主席啊！在今天而重印此书，恐怕只有这么一点意义：不忘旧社会的阴森可怕，才更能感到今日的幸福光明的可贵，大家应誓死不许反革命复辟，一齐以最大的决心保卫革命的胜利！

老舍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

载一九五五年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骆驼祥子》修订本

《马连良演出剧本选集》序

马派戏不仅在唱、念、做上都有独创之处，连人物的扮相与行头亦精心设计。单学些唱腔，不足学得马派之长。这部选集不但录有戏词，且具人物扮相，表演提示，与主要马腔的乐谱，全面介绍，重点阐明，对继承与研究马派剧艺一定有很大的益处！

连良先生有排一戏，必全局考虑，一丝不苟，不只突出主角，忽略次要人物；不只重唱腔，而轻视细节的处理。即使是熟戏，也每唱必排，上场前，连龙套的服装亦加检视，务使一台无二戏，人人尽职，处处妥当。此种精神也能从这部选集的细心编辑中看得出来。我希望继承马派的和学习此集的都也注意及此，流派尽管不同，精益求精的精神则当一致。

一九六二年十月老舍序于北京

载一九六三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马连良演出剧本选集》初版本

《十五贯》改编说明

《十五贯》原是一出昆曲，以“访鼠测字”一折为最有名。原剧很长，今改编为京剧，缩减到八场。

在情节上，改编本与原本大致相同，没有太大的改动；涉及迷信的一概删去。

在文字上，原本在歌唱部分用的是文言，在对白部分往往运用苏白，不适用于京剧；因此，改编本的戏词全部重新写过，不是原文的普通话翻译。改编本所用的语言是照顾到京剧传统的，如“适才间”、“待我看来”等等都依样保存，未加改变，以期便于说唱；不大像话的陈词滥调，如“地流平”，“马走战”等等，则加淘汰。有些历史上的称呼与用语，因改编者工作忙，无暇找参考，就一律采用了京剧中通用的名词。

在人物性格上，原本似乎没能加意描写，改编本稍加润色，使人物略较生动。

改编本删去了旧剧本里的自报家门、定场诗等不必要的东西，而且尽可能地减少上场下场、出来进去的烦琐。这样减少了过场，一定需要音乐的适当配合，以期舞台上的歌舞动作贯串，不至于上下不接气；我对京剧音乐是外行，这就须请文场同志费费脑筋，想想办法了！

载一九五六年《北京文艺》六、七月号

《西望长安》作者的话

骗子的故事往往是写讽刺剧的好材料。《西望长安》就是写一个骗子故事的讽刺剧。

一个骗子的“成功”，在一方面是仗着他的欺骗手段，在另一方面也仗着别人肯于受骗。这就大有文章了。假若甘心受骗的还是国家的干部，造成政治上的损失，问题可就严重了，实在应该讽刺鞭挞！

在这个剧本里，对骗子如何施展手段写得不多，而且他所施展的那几招也并不高明，正因为他的骗术并不高明，而居然一帆风顺，到处吃得开，才越显出受骗的一定更不高明。那些不高明的受骗者恰好是我们的干部，我们就不能不把他们当作讽刺的对象了。

那些受骗的干部并不是坏人。他们若是品质十分恶劣，有意地和骗子上下其手，就不会含有多少讽刺的意思了，而且也不符合现实——我们的干部基本上是忠实可靠的。他们不坏，但是作了错事。他们把骗子当作了真正的英雄，照顾他，培养他，甚至于帮助他解决婚事。他们的毛病在哪里呢？他们哪，麻痹大意，以为天下太平了，革命的警惕用不着了。他们对伪造的文件看也不看，拿起笔来就批，就签字。他们以为国家富强了，所以多发些补助金，多买两张飞机票，都用不着多加考虑。他们就这样马马虎虎地被骗子给骗了。他们自己倒并没丢失了什么东西，可是造成了重大的政治上的损失。

骗子混了好几年，最后破案可是很快，只用了三天的时间，足见这个家伙一遇到有眼睛的人就立刻原形毕露，束手被擒。我们就这样讽刺地批评了毫无警惕的干部，也表扬了警惕性强的干部。

载一九五六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说明书

《新生》简评

这篇作品的文字简洁可喜！

这恐怕并不是只图文字简洁的结果。我猜想，作者大概是把内容、结构，以及情调等等都想过多少回，而后决定用这样的文字配合上去，以期表里一致，相得益彰。是的，文字本该随着内容、结构，与情调等而有所变化，不应老是“一道汤”。一个作家的文字应有独特的风格。这可还不够。他还须善于变化。他若是写悲剧与写喜剧同出一辙，不加变化，他的作品将会因文字的凝滞而受到损失。内容不许千篇一律，文字也要配合上来，悲则沉抑，喜则活泼，始见匠心。这篇作品的文字的可喜，正是因为作者下了功夫，使内容与文字恰好相称，骨肉停匀。

故事发生在山区里：孕妇难产，左邻右舍和远道而来的“姑娘大夫”，都热情地来帮忙，终于化险为夷，大小平安，山风儿吹送着胖孩子的啼声。篇中的人物都说话不多，有的始终一语不发。简洁的文字恰好表现了山区人民的坚毅寡言。在此，缄默发生了艺术效果。看，那个半夜里背负着“姑娘大夫”趟过河来的小伙子是多么热情助人，多么健壮而又柔和呀。他没说什么话。“姑娘大夫”事后才知道，他是复员军人。他的多作少说正好表现了军人的高尚品质，见义勇为，不虚张声势。

这或者就叫作含蓄吧？文艺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必须讲究含蓄。那位复员军人若是（即使由作者代言）拉不断扯不断地自报家门，怎样立过功，得过什么奖章，小说必会冗长无力，而且会损害了复员军人的形象。作者林斤澜同志在创作上有了进步，知道了以少胜多，给读者留下些寻味的余地来。由文艺享受上说，填鸭子的办法恐怕不尽合适。

我有这个感觉：这篇作品好像是一幅我们的传统山水画：有九岭十八弯，有大河，有杏林村舍。只在最合适的地方，勾出几个人物，轻描淡写，甚至连眉眼都不大分明。可是，静中有动，他们都在作着些救急扶危的事情，心中火热，话不多说。他们不多说，作者也不替他们多说。这种毫不夸张的描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干吗去夸张呢，这些人物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是以社会主义的作风管领着山川，改造着世界，帮助别人与关切别人是理之当然，成为风尚了啊！于是，尽管读完了而不记得人物的模样服装，可是忘不了这整幅图画！在这不多施彩色的山水之间，拂动着像三月的和风似的新风气，社会主义的社会风气。假若这正是作者的企图，我们应当祝贺他的成功！

我们也看得出，林斤澜同志必是深入了山区，热爱山中的一草一木，热爱那里的朴质真挚的父老兄弟，跟他们在一起劳动，诚心向他们学习。他大概是不肯突出地描写某一个人物，因为他爱山区的整体。于是，他就写出这么一篇近似报道的小说。他之所以这么写，也许不由他决定，而决定于山区的景色，与那些可爱的人物。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越深入群众，连文艺形式也会越丰富，更不用说思想与感情了。新人新事往往要求作家创造新的形式，旧框子不尽适于装上新画片。这并非说，《新生》这篇作品的形式是崭新的，完美无缺的，应当推广的，而是说我们应当有个精神准备：不要完全从旧日的名著里学习形式的运用，而须深入生活，大胆创造。内容决定形式。山区人民的刚毅而沉默，就使作者控制住笔墨，力求含蓄，有意地不事夸张而尽到颂扬新社会风气的责任。是，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假若作者安居城市，不肯下乡，不管他如何富于想像，他也画不出一幅新的山水画来。远远地望着青山，只能杜撰一个山村故事，而且必会大红大绿地尽力涂抹，以掩饰自己的生活贫乏——这不会成为好作品！假若作者已经深入生活，有所收获，而不敢大胆创造，也会感到苦痛：他到旧书堆里去找个合适的框框，以便循规蹈矩，有板有眼，像个样子。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框子，大为懊恼。本来嘛，他所要写的是前人所未见到过的，怎能找到合适的样本呢！放胆创造才能解决问题！有些青年作家，我知道，越多读古典作品，越不敢动笔，唯恐渎亵了创作的金科玉律。事实上，有生活，敢创造，才是金科玉律！

这可不是说，林斤澜同志创造了一种非凡的形式。我猜想得到，有人会觉得《新生》里塑造人物的方法不大好。我的主要的意思是：希望他和所有的年轻力壮的作家都该热情地、长期地在劳动人民当中扎下根，同劳动，同学习，同斗争，深入生活，大胆创造。这样，他们必能放出更多的文艺鲜花，色香俱美，争奇斗艳！创作的雄心不表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定下写几部《红楼梦》的计划，而表现在踏踏实实地深入生活，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劳动与斗争的经验丰富了，胆子壮起来，才会创作结结实实的作品，即使一时写不出《红楼梦》，能够多写出一些美好的短篇小说也是了不起的事！

载一九六○年十二月《文艺报》

把红旗插到评书界

——在中国曲艺研究会召开的新评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大家来说新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在座的先生们都能够带头，非常值得钦佩。

旧时说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肯给书听，不多说闲话，这大概是评书说法的正宗吧；另一种不是这样，像双厚坪说《水浒》，《挑帘裁衣》，一段能说半个月；陈士和说《聊斋》，一千字的小段儿也能说几天。我想，我们现在说新书不必一定按正宗说法。《西汉》、《东汉》、《明英烈》这类的书，故事很长，内容丰富，有的说，当然要给书听。如果说《聊斋》，不扯就没办法。新小说的写法，不论是写二十万字或十万字，都讲究艺术上的控制，写话剧更是这样，都是找顶要紧的书核儿写，不要皮儿。这写法虽不同于《聊斋志异》，但性质相似。既然《聊斋》能说，而且像邹福久、陈士和都很叫座儿，新书就绝对能说。说新小说如果照本儿数，恐不易受欢迎，必得说的细致。有生活才能说细致了。旧日的评书先生，往往用自己的生活，去丰富原本。双厚坪说《杀嫂》，光是吹鼓手打什么鼓点儿，吹什么牌子，能说几回，听众爱听这些，因为能得许多知识。陈士和说《聊斋》有生活，把北京的生活细节全安插进去，又生动又亲切，说住了听众。新小说的写法，简练扼要，没安上那么多的细节，对一般听众专啃书本，即觉死板，陈谷子烂芝麻又配不上，所以我们应该以新的生活配合新小说，火车怎么开，机枪怎么打，街道卫生工作怎么作，都该知道。有了新的生活，新书就说活了。那天晚会上说的评书，说到英雄走了两天，见松树少了，桦树多了。桦林什么样儿？必须说出来，听众才入神，这就得到有桦树的地方看，打听，然后利用上。说到书中人物结婚，我们就可以由党支书证婚到节约办喜事，说上一套。要多想主意，不细致、生动，不易成功。旧书积累了许多代的生活经验，我们现在应该赶紧开始积累，向各方面打听，和作家见面，请部队的同志来讲讲战斗生活和武器使用法，中国曲艺研究会可以在这方面协助大家。听书的人不仅听故事，也愿意增加知识。环绕着本题去丰富是好办法，谈到高粱地就不妨说几句高粱，要使城市的人听了长知识，农村的人听了认为你懂行。不应该干巴巴地讲主义，我们说书是要用活生生的事，烘托出思想来，那才能尽到宣传的责任。

旧书有形象，上八个将有八个“赞儿”，虽然是套子，台底下的人听着仿佛有点文艺性。现在说新书，说的和听的谁也不知道这个张三、那个李四的形象，要特别努力把人物形容出来。《聊斋》虽然没有“赞儿”，也有人物的穿章打扮。旧套子不能用，如果改作新的“赞儿”，夸张一些也可以，编出来，和作家商量商量。旧书里的人物有陪衬，有黄天霸，就有赵璧对着，新小说没朝这方面预备，在人物配合上似乎也要想一想主意。日子长了，在新书里也要找出对句来，找出倒插笔来，预备下高潮——扣子。只要不失去原作的精神，情节是可以调动的，由这一调动，可能更明确，更有文艺性。要多读小说，特别是短篇的，来丰富自己。

不要因为困难而动摇。要克服困难，真得下点功夫。老师傅传的艺是前辈的积累，我们说新书是开路的，是革命的，将来要传给后人，现在还说不住听众，不是听众不爱听，是说不大好，需要自己刻苦用功，作家帮忙，曲研协助。也不要因为成功而自满，在矿区上满座儿，因为工人爱听新书，到大杂院儿说，就得想法子把人拴住才行。我们要经过几年的努力，巩固住几部书，有了底儿就会信心十足。这是评书战线上的斗争，一定要把红旗插到评书界来。

载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文汇报》

北京的“曲剧”

“曲剧”是个新名字。北京在解放后才有了“曲剧”。“曲剧”是用民间曲艺的各种曲牌子与腔调来表演歌剧的。有的歌剧剧本附有乐谱，有的歌剧剧本只有歌词没有乐谱。北京的曲艺艺人对上述的两种歌剧剧本都用自己唱惯了的牌子与腔调去表演。他们管这种剧叫作“曲剧”。

在三四十年前，曲艺在北京极盛行的时候，“曲剧”已经有了萌芽。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拆唱快书、拆唱单弦牌子曲和彩唱莲花落。拆唱快书是由两个艺人拆唱一段快书，他们还是唱原词，不过是由两个人分开了唱。假若他们唱的是《草船借箭》，就由一位艺人演孔明，另一位艺人充鲁肃。这样的拆唱还没有戏剧的形式，因为除了二人彼此唱和，并不化装，也没有多少身段，只是角色分担显着更火炽，两条不同的嗓音也多少能使角色的语言更明确一些。

拆唱牌子曲就比拆唱快书更进了一步。一个故事可以由三四个人拆唱。比如唱《翠屏山》，就可以由艺人们分扮杨雄、石秀、潘巧云与迎儿等。他们也化装。虽然他们的化装很简单，可是到底有了一点戏剧的气氛。他们的乐器在“拆唱”的时候也增加了一些。这种演唱与方法还不能就算作戏剧，因为演员们都站在一张桌子后面，手中还敲打着乐器，所以不能自由地动作。这种办法，只能教观众一目了然地认识不同的角色，或者也更多了解一点人物的身分与性格；除此以外，并不比原来的形式增加多少戏剧性。

彩唱莲花落就比拆唱单弦又多了一些戏剧气氛。演员们增多了，都有简单的化装，而且在舞台上自由地活动。可惜，他们所表演的故事反倒比拆唱单弦更简单，所唱的腔调也很单调。这种“曲剧”虽然想戏剧化了曲艺，可是并没把曲艺的长处尽量地发挥出来。这种演法是采用曲艺中某一个调子重复地歌唱，不像是由复杂的民间曲艺发展出来的。

后来另有一种类似文明戏的小歌剧，虽然由曲艺艺人表演，可是他们并不采取曲艺的唱法与腔调。他们投降给半话剧半京戏掺合起来的文明戏。这，不能算作“曲剧”，就不多谈。

解放后，北京的曲艺界的艺人普遍地争取演唱配合政治任务的新曲子，同时也想突破旧形式，把曲艺由旧形式中解放出来。很显然地，由一位艺人演唱一段鼓词或琴书，就不如几个人合演一个故事那样具体、明确，能收到更大的教育效果。一个人唱总是由一位第三者述说几个人的事情，若是几个人合演一个故事，便能张三说张三的话，李四说李四的话，用活人表现活人。因此，艺人们就选用了流行的小歌剧或评戏，由几位艺人扮演出来。他们认真地化装，不像彩唱莲花落那么苟简，也不像文明戏那么半新半旧了。他们也有灯光和布景。从形式上看，他们所演的真像一种歌剧了。可是，在他们头几次试验的时候，他们对自己原有的曲艺还没有十分的信心，所以演员们出场下场还用京戏的锣鼓点。他们所唱的腔调也一部分是曲艺，一部分是评剧的唱腔，或别的流行歌调。这样，曲艺虽然戏剧化了，但不完全以曲艺为基础。这种“曲剧”是话剧、歌剧、京戏、评戏和曲艺掺合起来的东西，有点“四不像子”。后来，他们试演小歌剧《柳树井》，他们才放弃了“四不像子”的办法，而完全采取了曲艺的腔调。他们把剧中的故事分析了一下，然后按着每一情节的感情，配合适当的曲牌子。上场下场也不要京戏的锣鼓点。在《柳树井》里，他们选用了十四个不同的曲牌子，除了因牌子格式的限制非把原词增减字数不可，其余的他们都很忠诚地按照原词歌唱。这十四个牌子中有一部分是不很合适的，其余的都相当妥当，效果很好。假若他们能再加工，把歌唱的牌子更用心地选择，牌子曲既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再加以适当的安排，一定会有更好的效果。在歌唱与歌唱之间他们没能用音乐配合演员的动作，这是一个缺点。他们若能用心地选择一些老牌子，来配合演员的动作，就能弥补这个缺点。在演员动作与舞台地位上他们也需要专家帮忙导演。

总起来说，“曲剧”的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第一，旧的曲牌子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人民对它们素有好感，用它们来演唱一个故事，很容易被群众接受。第二，各种曲牌子是说唱形式的，说也是唱，唱也是说，很容易教听众听得懂。在这一点上，它很接近评戏，但是比评戏的腔调更美好复杂一些，不像现阶段的评戏那么单调。第三，在评戏里女演员的“弦儿高”，男演员的嗓音若无训练，就不易跟上，所以在评戏里往往女角突出，男角配搭不上。“曲剧”中的男女演员都是能够独立地表演某种曲艺的，所以合演“曲剧”的时候，大家都能发挥所长，不至于配搭不匀。即使嗓音的高低不同，若能巧妙地把曲牌子安排好，噪高的唱高弦，低的唱低弦，也还不至于显着不谐调。有了上述的三个长处，若再加上音乐的加工和舞台经验，“曲剧”的确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剧种，而且是由民间文艺发展出来的一个剧种。我想，在目前我们应当尽量地发掘老牌子，利用它们丰富现有的“曲剧”，然后再逐渐地把具有民族风格的新音乐介绍进来，使它有更好的发展。

载一九五二年《说说唱唱》九月号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工作总结报告

——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一）创作第一

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的确作了不少事情。可是，当我们详细检查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以一个市文联来说，只有不断地创作出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一切工作才能有效地推动起来，不至于空谈运动，华而不实。

在过去四年里的种种政治运动中，群众向我们索要的是作品，不是别的。哪怕只有一部配合政治运动的好作品，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就争着演出，文艺的力量就广泛地被社会上感觉到，加强了政治运动的影响。可是，因为组织能力不强，和缺乏创作的思想领导，我们往往以可有可无的作品塞责，群众当然对我们表示不满！

我们经常以人民团体的立场注意对戏曲界的团结，而且愿意就我们的力所能及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戏曲改革上的业务问题。但是，团结与帮助的关键所在还是作品。事实证明：每逢我们自己创作出，或和艺人们合作出新的节目，大家的团结就会日益亲切，而且会很自然地彼此鼓舞更努力去学习业务，一同进步。不由这里去团结与帮助，而只开几次联欢会什么的，我们的团结效果便不能不微弱可怜了。

今天，无论京剧评剧还是曲艺，都迫切地需要新的节目。演员们要新节目，人民要新节目！创作远远地落在人民需要的后边！是的，我们的确责无旁贷地应当以创作为首要的任务。

我们在过去四年中独立创作的，和与艺人合作的剧本太少，曲词多而不够好。今天，只有能供给新的好的节目，才是我们对戏曲界的最大帮助。过去，我们自己的文艺干部创作的不够，也没能很好地组织创作，从会员中，从群众中发掘创作的潜在力。虽然以前就提出过，我们今天还应当再提出“创作第一”的号召，并要求大家去努力实践！

虽然我们不断地给文艺干部与一部分会员们以体验生活的机会，不断地给他们组织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可是在创作思想上并非已全无问题。举个例说：干部们还往往企图写出长篇巨制，一举成名，视短小精悍的文字为小品，不肯多写。这个态度每每使下了工厂或农村之后，许久写不出东西，长篇未成，短文也耽误了，虚耗了时间。我们必须矫正这个态度。能经常有相当好的各式各样的短篇发表，不但是及时地报道了新社会中的新人新事，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诺言，而且会使文字技巧逐渐提高，增高创作信心与热情。

这不能专怪干部们好高骛远。领导者也应负责——没能经常照顾干部们在创作上所遇到的困难，没能及时地解决创作上的思想问题。领导者应当由干部们拟定写作计划的时候起就参加意见，一同讨论如何写，写什么，该报道的不必写成小说，该写短的无须勉强拉长；一直到脱稿，时时见面商讨；不该等到全稿已成，才去过问——不幸是个废品，就必难补救，使创作热情低落。文艺思想的领导与创作的具体领导二者不可缺一。这也应有重点地施用于会员。

根据曾经下厂下乡的会员与干部的反映，体验生活有许多困难。有的说：初下去觉得事事新鲜，可是日子一久就失去了新鲜之感，变为平淡无奇。有的说：资料收集的很多，但一动笔就无话可说。有的说：只能把人云亦云的“公用主题”略加渲染，补充上些生活细节，勉强成篇，不能再深入一步……。据我看，我们似乎不可只强调困难，而不去想发生困难的原因，从而设法克服。我们必须知道，文艺创作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没有任何困难的。古代的文人常用“呕尽心血”来形容写作的艰苦，用“语不惊人死不休”来表示决心，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来表示责任感。对文艺创作，我们万不能存一点侥幸心！因为我们的政治热情不高，所以在体验生活中才会两天的新鲜劲儿一过，便兴致索然。因为我们的文艺修养不足，所以有了材料而写不出。因为我们的生活体验未能深入，所以才犯人云亦云的毛病，不能放胆创作。政治热情不高，生活不够丰富，思想没都打通，文艺修养不够，这些都给我们带来困难与苦痛，而并不是下厂下乡本身有什么不对，也不是某厂某村不利于创作。我们除了在生活上、思想上、业务上，不断地努力学习体会，并经常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充实自己，坚强自己，别无良策。

我们的业务学习也应和创作相结合。前面已经报告过：我们曾经举办过多次的文艺讲座和文艺晚会，可是都没能有计划地结合创作问题，所以往往为客观的原因即行中断或停止。相反的，一九五三年组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和今年的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作品的学习便不同了，因为事先有了计划，并针对着干部们的思想情况，有时结合着创作进行讨论，所以参加学习的就欲罢不能地坚持下去，严守学习制度，在讨论中热烈发言。只有这样有计划有步骤切合实际的学习才能使学习者打通艺术思想，热情地希望提高创作水平。

在学习中，我们又约请了专家作学术讲演，指导创作上的问题，给参加学习的以实际的帮助。我们也组织会员参加听讲，得到很好的反映。今后我们仍将继续举办这种讲演，每月一次至两次。

（二）通俗文艺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对文艺普及工作作得比较突出，有些成绩。在北京市文联成立的时候就规定了“组织全市文学艺术工作者参加与指导文艺普及”这项任务。我们执行了这任务。我们的会员中又有不少是戏曲工作者，时时督促我们创作戏曲，供应演出。我们创作了几百段配合政治任务的通俗曲词，也写出了《刘巧儿》、《张羽煮海》、《戚继光》等剧本。我们的《说说唱唱》已坚持了四年多，得到上级的指示，作为全国性的通俗文艺刊物。

由四年多的《说说唱唱》编辑工作中，我们得到三个主要的经验：

第一是通俗文艺的创作必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正和提高的文艺一样，普及的文艺也必须从现实生活出发，去反映生活的真实。离开真实的生活，而从抽象的概念、条文出发，敷衍成篇，必难得到好的效果。不坚持这一点，就不能发挥文艺的特点，就庸俗化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号召，造成通俗文艺水平的低落。

第二是通俗文艺的创作必须坚持忠诚地继承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必须继承的传统，我们必须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去学习，学习它的人民性与现实主义，并加以发展。过去，我们曾有过单纯地利用旧形式的看法，只皮毛地学习了某些民间文艺形式，就以为能够应付裕如。我们也有过大量生产新的、消灭一切旧的，硬行割断历史的想法。这些错误的看法都使通俗文艺的创作受到损失，使我们的作品不能获得人民的喜爱。

以前，我们在坚持通俗文艺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忠实地继承民间文艺传统上都作得不够，所以《说说唱唱》没有获得它应有的成绩。对这两点的明确认识也比较晚了一些，所以至今还不易突破通俗文艺的低落水平，不能迅速地从窘困情况中振拔起来。

目前通俗文艺的创作还远远地严重地落在现实生活的后边。很多的从事通俗文艺工作的同志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坐在家里，按照概念与条文编制出来的“作品”已很不得人心，群众不但不断地提出严厉的批评意见，而且有时候干脆地拒绝这样的“作品”。他们知道非到生活里去不可了！

但是，生活是不易一下子就熟悉了的，真实的作品也不是一下子就写得出来的。于是，现在就成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些同志一时写不出作品；有些同志暂时还只能写出半真半假的作品——有一点从生活中掏出来的东西，另补上一些概念的东西，勉强成篇。

目前的通俗文艺所反映的不但没有跟上祖国的飞跃向前发展的生活，而且反映的面也非常狭窄。由我们所收到的稿子来看，反映农村生活的占大多数，而且写法大半相同——总是单干农民遇见旱、涝、虫、忙……等困难，而后受到合作社或互助组的帮助，就打通了思想，加入了组或社。写工业建设的比较少，写其他各方面的主题的就更少。我们很少看到以民族团结或儿童教育等等为主题的来稿。而且，所写的又多是生活中的小事件，很少涉及比较重大的主题的。现现在为止，通俗文艺作品中还几乎没有创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先进英雄人物的形象！

在接受遗产上也是青黄不接。有些同志认识了民间文艺遗产的深厚伟大，开始想好好地学习，以期不仅掌握了形式，而且学会怎么为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而适当地突破形式，真正作到推陈出新。但这也不是一锹就能挖个井的事。所以，现在出现的一些民间说唱形式的作品在质量上还没有显著的提高。从《说说唱唱》的来稿以及各地方刊物所发表的作品来看，诗、散文与小说的数量逐渐增多，而说唱的作品和民间小型戏曲形式的作品都越来越少。近来，《说说唱唱》的编辑部每期都为没有适当的可供群众演唱的作品来发表而为难发愁。我们需要反映现实的好诗，好散文，好小说；我们特别需要各种各样反映现实的可供群众演唱的好作品！

因为我们以前的认识不够明确，所以没能给通俗文艺的创作打下很好的基础，造成今日创作的贫乏窘迫情况，使人民受到精神上的饥饿。今天，我们必须赶紧努力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争取发表具有比较深厚的生活内容的，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以期及早渡过“荒年”，补救我们的过失！

第三，我们最大的缺点是缺乏理论与批评。我们的人力不够，干部中没有理论专家与批评专家，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在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前，似乎也有只求拿出货色，不必学习理论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没有理论就没有指导，创作就不易提高，虽能交货，而质量不高。没有批评就分辩不清我们要什么，不要什么。假若我们知道了理论与批评的重要，而学习了理论与批评，即使一时找不到专家，我们还是能够结合着我们接触到的问题与作品，实事求是地写出理论批评文字来。我们不必一定写出皇皇大文，最好是明白什么说什么，知道多少说多少，这也许更能切合实际需要，解决问题。《说说唱唱》一向缺乏这种短小精悍的理论指导文字！

虽然我们对戏曲改革尽过不少力量，可是我们以前所供给的作品已经过了时。戏曲界需要提高一步的节目，去满足要看提高一步的节目的观众。同时，《说说唱唱》的读者也要求提高一步的作品。读者拿我们整理出的旧曲艺段子与我们发表的新作品一比较，就会提出质问：“为什么那些新作品，特别是通俗韵文，是那么寒伧呢？”我们因为缺乏理论的指导，有时候硬把普及与提高分割开，好像是说：我们只管普及；有窝窝头吃，总比挨饿强！这就给粗制滥造安排下不合理的根据！今天，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若仍不能提高一步，便是自绝于群众！我们需要理论，应当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的理论。我们应当重视理论，学习理论，而且习写简短切实的理论文字。

表扬好作品，批评坏作品，对推动文艺创作有极大的好处，通俗文艺也非例外。过去，我们在这一方面作的不够。不过，对通俗文艺批评的标准如何，却须加以考虑。通俗文艺在今天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是各处的通俗文艺刊物有个共同的困难，就是缺乏优秀的作品。我们需要批评，以期好坏分明，共求进步。但是，这种批评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可要求过高，以致把大家吓退；逐步提高是鞭策的良法。

此外，我们必须指出：我们还没有一个十分坚强的通俗文艺作家的队伍，应当设法去组织，并培养后起之秀。同时，成名的作家多数无暇及此，而专家们也因工作的关系不能经常指导我们，我们切盼名作家和专家们能够多帮助我们一些。

（三）群众文艺活动

我们办业余艺术学校的经验是值得介绍的。以首都工农人数之多，分布地区之广，我们不可能用手工业式的方法去挨家挨户推动群众文艺活动。有了业余学校，把工农学员集中起来，培养成骨干分子，再通过他们去发动工厂与农村的文娱活动，可就得到了要领。学习集中，省了人力。学习后分头去建立组织，就展开了活动。工厂农村有了自己的组织，辅导工作也就容易下手。农民入城不便，即利用农闲，送上门去，传授歌舞，简单易行，收效亦大。

最初，我们铺的摊子太大，没有重点，既照顾工农，也收学生及机关干部。轰轰烈烈就难免空空洞洞。后来，改以工农为重点，工作乃更确切。初办的时候，我们十分感激许多位名教授名作家来授课。不过，学员或慕名而来，课目又未规定详密教程，于是养大了学员们的胃口，而获益或并不多。事实上，大家教课远不及专人作系统的讲授，多邀名人也不如由少数教员负责“保教”。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画的真会画了，学唱的真会唱了，才能把本事带回去起骨干作用。

文化馆、站的业务干部也应是重要的训练对象。

业余艺术学校虽已改由市文化事业管理处领导，不过这点经验还是值得在这里介绍的。

载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北京日报》

本固枝荣

——对天津市爱好文学的青年的一次讲话摘要

很高兴和同志们见面。实在太忙，没有时间准备有系统的讲稿，只好把不久以前我在北京作过的两次讲话的大意再说一说。请大家原谅。

我时常接到青年们的信，总是问：小说怎么写？剧本怎么写？他们大概是想用小说、剧本来练习写作。这当然是一个办法。不过这一个办法并不太妥当。想一想十几岁的一个学生，生活经验很少，怎么一下就能写好一部小说或是剧本呢？当然，也有个别的天才；但很少。我们最好不以天才自居，要老老实实地下点功夫。

建国十二年来，我们青年的创作有很大成绩。但也不无缺点。缺点之一，恐怕是没有充足的基本功。一本小说，一个剧本，内容很充实，固然很好，但它究竟是艺术作品，必定要完整、精练、美丽。如果缺乏语言的基本功，就会把事实都写下来了，却写得不漂亮，不简练。这就是缺点。我们不要一开手就急于写小说、剧本，先要把第一项工作准备好：打好基本功的底子。

我们小时候念书，得对对子。老师说“风”，我们对“雨”。对对子跟写小说，距离自然很大。掌握了写对子的本事，也有好处。要写对子，就要很仔细地分析每一个字，风是自然现象，雨也是自然现象，性质相同；风是平声字，雨是仄声字，声音不同，恰好平仄相对。这样慢慢地学习，就逐渐掌握了文字的运用。平仄弄不清楚，很多地方我们愿帮忙而帮不上。譬如戏曲里的唱词要合辙押韵，这就有个平仄的关系。你不掌握，写的词不合辙押韵，唱不了，人家便不要。我看过这么一本小说，里面引用了一副对联，居然把上联安成下联了，因为作者没有明白：对联上联的末一字，一般的说来，应该是仄声字，下联的末一字应该是平声字。旧体诗、戏曲、大鼓书等都有规则，这些规则都与平仄有关。对对子，只有汉字才可以这样做，七个方块字对七个方块字，五个方块字对五个方块字，整整齐齐，声音、字数、字的性质，都是对着的。能对对子，我们再去写戏曲、鼓书等的词儿就方便多了。我并非提倡大家都去学对对子，我是为说明：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先练习写小的东西，基本的东西。

最有益处的是要随时记东西，不让笔记本闲着。天天记，什么东西都记：记一个人，一件事，一段话。写小说难在把一件事情说得那么圆满，又那么简单，没有记下事的本领，就差不多没有法子写小说。小说是把好几个人、好几件事穿插在一块的，我们若连一件事还记不清楚，怎么能把好几件事都安排好呢！所以先得练习记一件事情。我们古代的那些大散文家的文章往往就是记一人或一事。一篇只有几百个字，但记得很简练、生动，现在学校里还拿这些文章作课本。当然，这样的短文章不能够代替小说，小说要更广阔、更复杂，但是，有了记下所看见事情的本领，对以后写小说必有很大益处。写剧本就更难了。小说中介绍一个人，可以慢慢地描写：衣着怎样，心里想什么，模样如何，话剧哩，人一上来就说话，动作，不像小说那么方便。剧本里的人一上来就有完整的形象，只凭一说话就让人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真不容易。即使有很好的记录的本领，还怕不易写出剧中的人物，何况没有呢。基本功是不可缺少的。请同志们都买个本子，刮风也记，下雨也记。下雨有什么值得记的？将来你写一篇小说，需要描写一种雨，也许是春雨，也许是暑天的暴雨，还许是秋天的凄雨……。你没有记过，就写不成。记多了，才会三言五语勾出一个人物来；记多了，才会把复杂的事情扼要地记下来。这样才能描写得生动，形象，逼真，让人相信。我年青时，不但记，还画呢！譬如晚霞，它变化万端，一会一变，不易记住，就画下它来，为将来写小说留下资料。创作不是凭空来的，是由真正的生活经验来的。我说的这个办法是笨一点，慢一点，但是结实可靠。

在预备写文学作品之前，应当先把文字写通顺了。戏曲演员必定得练嗓子，练武功，想写东西，必须把语言搞通顺。这就是咱们的基本功之一。有些古人留下了日记、笔记、书信，成为我们宝贵的文学遗产，到今天我们还拿它当课本。这是因为他们写得好，基本功深。写日记、记笔记、写信，一方面积累了生活经验，同时也是练习文字的机会，不可轻易放过。信写不通，而能写出美好的小说，是不大可能的。

练习文字时，我以为什么形式都应练习，散文也写，韵文也学，古人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通”来赞美会写文章的人，这就是说各种形式，各种文体他都会写。要作一个作家，须这样什么都会，才会相互为用，以全助专。我作不好诗，但也常写写作为练习。只有练习写诗，才能真知道什么叫做简练。这样做，诗虽没有写好，可在写散文时知道了怎样简练。简练是写得少，而包括的东西多。诗就是概括力量大的，非简练不可。练习写诗，才会懂得：简练是多么不容易！我们小时学散文，也学对对子。对对子非简练不可，不能让上下联一只靴子一只鞋。旧体诗的难写也就在这儿，要讲对仗。学一学写旧体诗的办法有好处，它能锻炼我们用五个字说出许多字的意思来。所以古人把作诗叫做“呕尽心血”。这样为为难，无形中会使散文写得更简练些。我不是提倡大家每天都对对子，写旧体诗，不是！这是一种锻炼，写好写不好没有关系，功夫是不会白费的。我们练习写作的面儿要宽些，都学学，都动动，在文字上狠下一番功夫。当然我们不能专在文字上打圈圈，说文学就是文字，但是文学作品的文字毕竟是要美好的，哪一部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不是内容那么丰富，而语言又那么美呢！两方面都好，才是好作品。

怎样叫简练呢？从诗里，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我们可以得到使文字怎样简练的办法，可以学习。在写诗的时候，必定要在许许多多字里挑选出一个最好的字，写散文时，很容易随便抓一个字放上就算了。诗有严格的限制，很难办，要想尽法子用上那个最好的字，也许想一天，也许想一个月，找到它，就可以代替许多字，简练不光是字少，是一个字包括的意思多。我们不是常引用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这句诗吗？王安石先用了“又到”，“又过”，“又满”等等，总觉得不好，末后才想到“绿”字。用了这个字，诗就活了。它包括了春风一来，地暖了，草绿了……这么多的事，叫我们看见一幅春的图画。这就叫简练。作诗必须这样做，诗之所以比散文难，就在这儿。所以必须在基本功里包括学习点旧体诗，把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放翁的诗翻一翻，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遗产。旧诗里，有的用了许多典故，很难懂，可以暂且放过去；能够明白的，就记下来。事实上，用了很多典故的诗不一定是好诗，好诗多是仿佛脱口而出，非常鲜明、清楚，意思又非常深刻。它很容易背诵，因为合辙押韵，跟歌儿似的。慢慢你就明白：古人用字是怎么用的。不要照抄，要按照那个精神去自己创作。简练是能以少包括多。这里包含着一个问题：就是用字要有选择。“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是许多字中选择出来的一个。写文章不要犯平均主义，哪个字都是好字，随便拿过来就用。字是要经过挑选的。因此，你必须掌握很多的字，这就需要多念书了，古典的诗呀，词呀，戏剧呀，都翻一翻。文字以外，这也和生活丰富不丰富有关系，生活丰富了，就会选择：写这一件事，反映的内容少；说那一件事能反映更多的东西。所以简练是由丰富而来，文字要丰富，生活要丰富。不丰富就无从简练。

简练，是说的话少，而包括很多的意思；是用一个字而包括几个字的意思；写的这件事，比别的事更典型些，可以反映出较多的内容与更深的意义来。我们在文字上要多练习，各种形式都练习；要多看，各方面地看。生活上也是如此。你在城市里去逛街，只要注意，便可看见许多东西。譬如：到街上看看鲜花铺，看看那些花如何美丽，将来你描写一个美丽的姑娘，想要拿花作比喻便能用上。如果你只知道莲花，第一回用莲花形容，第二回形容还是莲花，那不成“莲花落”了吗？在工作以外，革命斗争以外，还要多关心、多注意各方面的生活。要做一个文人，首先得是个极活泼、极有生气的人，交友多，明白的东西多，然后，笔底下才能从容不迫。现在有些文章就是干巴巴的，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就是生活不够，把文学看得太狭隘，以为文学作品就是把一件事照样记下来就成了。不是！一段事情，真事本是如此，到了我们手里，就要把它说得富有艺术性，生活的真实跟艺术的真实不是完全一样的，艺术是加工，让别人通过它能够看到最鲜明的形象，明白不少事情。所以，大家的生活趣味要广泛一些，念念古诗，读读外国语，看看赛球……让生活知识丰富起来，再加上文字有表达能力，就能写出好的东西。我们应当利用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对基本功多注意，多练习，我想，我们的创作是会更繁荣的。

怎样写才简练呢？再介绍一个办法，就是在动笔之前，先要决定这篇文章要给读者总的印象是什么。譬如春天去游山玩水，要写一篇文章，描写这座山，那便须决定是描写山上的植物，还是写它的风景、古迹，或写它的地质变化呢？要抱住一角写，文章就简练，不会罗里罗嗦一大堆了。写东西时，必须首先决定这个。我常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一些短文章，别的好处没有，只是叫大家觉得清楚、简练。那就是因为我抱住一个问题说，需要说八句十句就行了，就写八句十句，不多说，不扯到旁边去。这样，文章就简练了。如果要写今天这个大会，也要先决定写哪一方面。写会场的气氛，就要写得热闹，有多少人，大家急于求知……。或是写一个听讲的人，就该写他怎样注意听讲，精神怎样集中。这样写就会简练。不然，东一句西一句，就杂乱无章了。同时文章要有虚有实，互相陪衬。譬如写这个会场，写出文章的热闹气氛，也要放上几句实在的，如发言人提出要多练基本功，大家都很赞成。这样有虚有实，文章就活了。总之，要决定文章里主要的是什么，太实了，让它虚一点；太虚了，让它实一点，像山水画似的。老画家傅抱石同志的笔墨很浓，惯用泼墨，二三十年前，他告诉过我：我画的很黑，难处就在想来想去，在什么地方留下点空白，有了这个空白，就不显得黑了。这是他的秘诀。是呀！画得黑，留下点空白，就显得空灵了。作文章也是这样，要有一个总的目的，要给人什么印象；同时要叫虚的实些，实的虚些。要安排好，哪是主，哪是副。小说、戏剧都如此。

再说一件事情：对描写的对象要知道得全面。譬如要写逛动物园，光写老虎不写别的，容易简明。但是，对于老虎本身，就得知道的多，顶好知道它的全貌。越知道得多，越能够写出带总结性的句子来。我们现在写的东西，为什么人家读了印象不深，就是因为我们对所写的东西只知道那么一点，都写进去了，而没有一种带总结性的句子，让人记住。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一句是总结性的，里面有很多的真理，让人永远记住。毛主席知道美帝国主义的各方面，才写出了这样的名言，知道得多，写出来才能惊人，让人明白，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解决问题。《后赤壁赋》里有这么两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自从有了这句话，多少多少画家画过这个景。这八个字，小学生都认识，可是写出了山川全景，成为一幅图画。知道得全，才会写得深，才能够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写作时，要有这种怀抱，这种志愿。如果人家知道的我知道，人家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那还干什么去写呢！要独创，自己得深知。所以在决定写一篇东西之前，到底对要写的东西知道多少，须检查一下，不必忙着写。知道一分而勉强写出八分，就没有分量。假如知道十分，便能从容选择，那就会非常结实。

应否写得细致的问题。描写不是要求简练吗？简练不妨碍细致。细致是真正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不是泛泛地把什么东西都介绍出来。大家可以去听听评书，《杨家将》啦，《呼家将》啦，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先生跟那个先生说的就不同，功夫就在细致，人们平常不注意的事物，动作，先生们都知道。写得细不要紧，细，是人家不知道的你知道，人家疏忽的你注意了，并且把它写得生动。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真要知道的东西多，才能写得细致。有好多东西，脑子里想要这么说，可是怎么说也不对。当你想形容的时候，不知道需要多少知识，才能形容出来，让人看到具体的形象。我们现在就是知道得太少。只有经常地积累经验，将来写东西时才能形容得好。

我们经常说：内容决定形式。但是反过来，有时候，非用某个形式不可的时候，也会影响内容，发生另一种效果。前些日子，郝寿臣老先生去世了，我写了一篇短文追悼他。材料是我早已知道的，但要把它放在一篇追悼文里，便须考虑怎样安排。我决定通过观众的眼看郝老先生从年轻一直到老是怎样发展的。这样，我没有明说他是人民演员，可是全篇的事实都证明大家是这样看待他的。这就叫文章的效果较好了些。假若是另一形式，我便不这样写了。所以，有某些内容，就要找一个合适的，好的形式，把它容纳、排列进去。这要费一番思索。一篇小说嘛，可以用第一人称，也可以用第三人称；可以用日记体，笔记体，也可以用通信体。我们就要想想：这个材料最好用哪一种形式。在运用形式上，大家应当多读一点书，了解各种形式如何恰好容纳各种不同的内容，慢慢就知道了形式跟内容的关系。否则，把很好的内容搁在不合适的形式里，就会叫内容减色。

总而言之，上面说的都是我们要注意文章给人的总的印象是什么；然后决定用什么形式；而且，把所知道的东西，用好象是总结性的语言写出来，让人记住。描写也是这样。先要考虑：述说这件事，描写这件事，要求的总的效果是什么。故事的内容是很可笑的，笔下就要幽默，有讽刺，取得喜剧的效果。内容是严肃的，文笔也要严肃。不要以为某人的文笔很活泼很幽默，便就学他。这会出错儿。一件很严肃的事，把它开玩笑似的说出来，就不对了。

创作主要的是创造人。在一个剧本里，如果有五个人，就必定得把这五个人明白透，假若我们不知道一个完整的人，差不多就没有法子写作品。剧本里的人物一上场，就衣帽齐楚，五官俱全，就凭着他说两句话，介绍出他的身份、性格来，好难啊！若是把这件事、这个人放在这个戏里也可以，放在那个戏里也可以，怎么行呢？我们真正知道一个人，知道他的全貌，就绝不会把他随便搬来搬去。知道的不深，剧中人就成傀儡了。主要的是创造人，无论写小说写剧本都如此。得眼睛老看着这个人。事情不平凡，固然很好；事情差一点，而人站得起来，仍是好作品。人第一。一般的剧本的缺点（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对），就是：事情很多，材料多，而对人的了解，对人的认识没有那么多；太注意事情，而不注意作事情的人。结果，台上事多于人，看了半天戏，事情也很有教育意义，但不记得那些人，这不好。创作嘛，创造不出人物来，怎么能算是创作呢？《红楼梦》、《水浒》尽管还有一些缺点，但是，《红楼梦》创造出了那么多人，一个姑娘一个样。《水浒》又创造出那么多人，武松是武松，李逵是李逵，这是了不起的事！

总之，我们的工具——文字上说，得下基本功。知识、生活都要丰富，也可包括在基本功里。最要紧的，也是我刚才说的，是对人的认识。认识人，是一项顶重要的基本功！

载一九六二年《新港》八月号

充实我们的学识

为纪念我们的伟大导师鲁迅先生，我觉得我们有省查我们自己的必要，否则纪念容易成为形式，伟人成为偶像，对我们并无多少好处。

鲁迅先生是博学的人。我们怎样？道一声“惭愧”，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据我看，今天的文艺工作有一个相当明显的趋势，即分工已见效，而贯通不足。因为人民政府重视文艺工作，因为人民需要文艺，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就都忙起来，搞戏曲改革的搞戏曲改革，编鼓词的编鼓词，搞话剧的歌剧的电影的也都各守岗位，热心地工作，而且都有一些相当好的成绩。这是个令人兴奋的好现象。可是，因为大家对任务的时常努力，和对业务的深入学习，就难免把心思专放在某一件事上，眼界也不知不觉地缩小了好多。比如说：有的搞戏曲改革的就专从某种民间戏剧的形式上技巧上想革新的办法，闭口不再谈话剧歌剧；或者本来是演话剧的，并不很懂民间的戏剧，一旦参加了戏曲改革工作，就苦心的下工夫，一定要教京戏或地方戏的演法照着话剧的道儿走，而忘了京剧或地方戏固有的好处。又好比：某些搞惯了民间曲艺的，就深深的钻入曲艺的形式中，连新诗什么的再也不看一眼；而个别的热心创作新诗的呢，也许就不去看看民间曲艺。这样，虽然大家并没有分宗派闹意见，可是对文艺工作的进展就无意中不能不有所阻碍，在人力财力和时间上不能不有所浪费。

我知道，某些精研古代文学或古代美术的专家，往往借口保存传统的艺术技巧，而忽视了新艺术的建设理论，也不肯学习新的技巧。同样的，某些从事新文学或新美术的或者也不关心我们固有的文学美术的传统。这样的两不碰头，就教推陈出新的运动受到损失。

鲁迅先生的渊博，助成了他的伟大。他的对中国古代学术的知识，放在另一个人身上，也许适足以教他成为一个有保守性的学者。可是，他既博古，又通今；既知东方的文学，又注意西方的；既创造，又热心翻译。他的学识使他心中有了一架最准确的天平，公平正确的秤量了一切；成见不能成为他的砝码！

学习鲁迅，我们除了应在更加紧学习思想之外，还要多多的学本领。别教成见阻止了我们去接触古代的或现代的文学艺术。学识越丰富，我们的心里才越宽绰，成见才会越减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成见的胚胎。

以我自己来说，我不懂音乐。这就教我吃了亏。在我写一篇鼓词或一首歌子的时候，我只能从思想上感情上调动文字，而不知道它们的音乐效果如何；而我所遇到的制谱的人呢，也许恰好不辨平仄，没有多少文学修养，于是作词制谱费了许多时间力气，结果还是“倒字”不少，唱起来难听。同样的，因为我不懂电影剧本的技巧，所以我只能写个故事，由懂电影的人去改编为电影剧本。自然，这种合作原不是坏事；可是，费两道手到底多费了时间与人力。况且，假若给我改编电影剧本的人恰好没有什么文字与文学的修养，他就可能把个生动的故事弄得毫无生气，技巧都对，而没有艺术的味道。哼，白费了两道手！我切盼能去学一点音乐，学一点电影剧本写法。我也希望会制谱的人，去研究研究昆曲的精密制谱法则，会写电影剧本的人多学点别的文艺本领。丰富我们的知识，对自己对事业全有好处。反之，各自死抱一角，不问旁的事情，文艺工作就必定吃很大的亏，人力财力都不免浪费。这点事虽是以我个人为例，可是这个东拼西凑、慢慢腾腾的现象恐怕是普遍存在的。这值得我们反省。要使文艺提高，须先提高文艺工作者的学识、本领。

我们切不可随便的自居为专家。那会教我们自满，封锁起来自己。我们不可能成为无所不知的，但是必须争取多知多懂。我们目前的工作没有一件是为了世外桃源预备起来的。我们不能因专工而孤立。举个例说：假若我们为写了一些鼓词而自满，自称专家，我们便孤立起来。结果呢，我们只是给旧鼓词添上了一些照猫画虎的新段子，跟文艺全面的进展就不大发生关系。日久天长，我们就会在文艺大军里掉了队。反之，我们若是也关心新诗与新音乐的发展，而且把新诗、新音乐，与鼓词结系起来，我们便会有更新的试验，创作出内容与形式全新的东西来。这样，我们便不只是鼓词的侍从，而是它的创作者。同时，一个新诗人而不肯向民间曲艺去学习语言的运用，词汇句法中的音乐性等等，而干脆坐待有朝一日鼓词会变成某一派的新诗，那么新诗就会暂时退休，或且永远不会接近民众。我们今天的工作不是保守昨天的成就，而是争取明天的新胜利。我们不能孤立的看问题，因为几乎没有一个文艺问题是孤立着的。我们的方向是一个，已由毛主席给我们指示出来，我们必须充实自己，多知多懂，才能很快的，不多绕弯子的，走向毛主席指给我们的那条大路上去。在解放以前，我们可以抱着一技之长，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今天，人民与人民政府都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与期望，我们就必须用更多的学识丰富自己，从而创造出足够为人民服务的作品来，不能再用那一技之长，专取守势。我们要用新武器装备起自己来。社会上越需要我们，我们不是越得长本事吗？

我们钦佩鲁迅先生的渊博，好，就跟他学吧，把我们自己也变成个文武昆乱不挡的人才，好担当起更多的更重的文艺任务；愿与文艺界的朋友们共勉之！

载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创作的繁荣与提高

——在北京市第三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摘要

繁荣创作是本会最主要的任务，提高作品质量又是大家所最关心的问题，所以我愿对此二者提出些意见，请代表们指正。

一国，一个地区，文艺作品的生产是很难得平衡的。有时候，小说增产，而剧本闹稿荒；有时候，武戏多了些，而文戏不够用……这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不过，我们应当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文艺各种形式的一致繁荣是人民的要求，也就应是我们的愿望。在群众里，有的爱读小说，有的爱看话剧，有的喜看小人书……爱好不同，要求各异。我们有责任去满足人民的要求。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创作的繁荣是一方面须产生优秀作品，另一方面是要百花开放——既有优秀的小说，也有优秀的相声等等。一部《林海雪原》的出现是一件喜事，一出《十五贯》的出现也是一件喜事。光有好小说，没有好戏曲节目，便是个不小的缺欠。

有些文艺爱好者似乎以为文学只包括小说、话剧，与诗歌，而戏曲与曲艺等等不在其内，或虽在其内，而是第二等货色。因此，从事研究、整理，与创作戏曲和曲艺的人就较比少，也就难怪直到今天，传统剧目中的一些不通的词句还未能全数改正，多少瑜瑕互见而不失为值得保留的节目还未能得到精细的加工，不少的剧团及演员苦于没有新节目可演。我们的曲艺节目也远远落后于群众的需要。我们似乎应当改一改这个对文艺的狭隘看法。

不错，从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作品来看，我们的确只见到小说，戏剧，与诗歌。可是，这只是因为西方没有戏曲和曲艺这些形式。我们不应因彼之所无，便轻视己之所有。我们全国有四百来个剧种，应引以自豪！我们有责任使这么多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在世界剧坛上独树一帜的戏曲遗产发出更多的光采来！以言曲艺，西方虽也有所谓杂耍者，但主要是由一些歌、舞片段，和杂技组成的，其文学价值远不及我们曲艺中的说唱节目。在戏曲与曲艺之外，我们还有些文学形式，也是西方所没有的，也不应因为别人没有，便自己也不认账。在解放后，我们搜集、整理各少数民族的文学遗产，又发现了不少前所未曾见过的形式。这样，专从文学形式上来说，我们的确可以自豪地说：这才真是“乱蕊稠花”，丰富多采！因此，我们不该把文学的范围看得过于狭小，缩短了文艺战线。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小说，话剧，与诗歌。绝对不是！这是说，我们的文艺事业的繁荣，有赖于大家分路进军，真正作到百花齐放。群众切盼读到好的小说，也切盼听到好的相声。这是事实。我们不应对人民所需要的任何健康的形式采取冷淡的态度。文艺的繁荣是对百花齐放而言，与孤芳独赏大不相同。

这也不是说，今天我们的小说、话剧等已经生产过剩，而且每一部都是杰作，所以应当匀出些工夫，照顾照顾戏曲等等。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切盼小说家与剧作家多加把力，多写出些优秀的作品来。这更不是说，我们都去抓戏曲与曲艺的传统节目，只要老的，不要新的。不是这样。事实上，近二年来，不论是话剧，还是戏曲与曲艺，在现代题材上，似乎不及从前那样活跃。不错，从前用戏曲形式表演现代题材，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从前写过的现代题材的曲艺段子往往失之粗糙，不大受听众的欢迎。可是，那究竟是一种重要的尝试与学习，似乎不该因有缺点就永不再弹此调。挖掘传统节目是要事，创作新的节目也一点不该放松。繁荣的道路须用两条腿去走。这就清楚了，我们要说的就是小说、话剧要有人去写，戏曲、曲艺也该有人去写。“清一色”或“缺一门”都有碍创作的繁荣。

在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下，我们义不容辞，应当更好地为农村服务。我们也必须运用文艺的各种形式去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文化较高的农村青年若是需要诗歌、剧本、小说等等，岁数大一些的也许更喜爱戏曲与曲艺，不识字的喜欢听，识些字的喜欢阅读——阅读“唱本儿”已有很久的传统。全国的话剧院与话剧团不算很多，不够普遍送戏上门、巡回农村的。这就不能不求助于戏曲、曲艺，与电影了。但是，特为农村创制的戏曲，曲艺与电影有多少呢？大概不多。不错，许多为城市人民所喜爱的节目，或者也是农民所喜爱的；可是从教育五亿农民这件极其重大的事来说，理应有一些专为农民创作的节目。文娱节目不应专管消遣，不管宣传教育。农民也许与城市人民同样地爱看《二进宫》，但是《二进宫》与农民的问题丝毫无关。《二进宫》可以唱，《李双双》绝对不可少！《红岩》受到普遍的欢迎，可是相声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为满足文化水平不都一边高的农民的需要，形式“百花齐放”是必不可忽略的。写小说与话剧的应当深入农村，写曲艺与戏曲的也非例外。

几年前，有些作者反对通俗文艺。他们认为通俗文艺是低级的，有碍于提高的。事实上，从文字技巧上说，他们若去学一学那所谓低级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也许对他们自己的提高正有所帮助，因为通俗文艺的语言既须雅俗共赏，又须深入浅出，正是他们还未能掌握的。创作能力的提高是有赖于多方面学习，多方面积累经验的。从思想上说，他们总是愿意写出带有洋味儿的作品，自居高明，不愿考虑广大群众的要求。要知道，广大群众是有眼睛的，并不盲目地接受粗制滥造的作品，而一段好相声或鼓词的写成也是要呕尽心血的。

从解放到今天，北京市培养出一些位曲艺作家，但并不够用。在戏曲方面，我们培养出几位导演，和给旧节目加工的执笔者。戏曲创作者为数不多。近几年来，北京市的戏曲新节目往往不是由各地方剧种移植过来的，便是由话剧改编的，创作较少。移植与改编都不足为病。以京剧来说，它向来就长于吸收与移植，并且供给别的剧种以值得移植过去的剧目。不过，只有创作，才能真的提高戏曲的语言，放胆运用戏曲技巧，作各种新的尝试。好的老节目值得整理、加工。但是，老节目毕竟是老节目，很不容易经过加工而表里皆新，脱胎换骨。新的创作是新的生命，通体皆新，别开生面。达种全新的作品容或有新的缺点，可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引起辩论，提出问题。近二年来，有几位北京市的诗人与小说家自愿地到戏曲与曲艺团社里去工作，这是新事，也是好事。我想，他们不至于因学习戏曲或曲艺便忘了怎样写诗与小说。相反地，他们可能不但写出好的戏曲或曲艺节目，而且因此也提高了写诗与小说的能力。

这并不是说，青年文学爱好者应当一开笔就写相声或京剧，而不可写小说；也不是说，诗人与小说家全马上改行，去写评剧或山东快书。一个人进行创作总和他个人的生活、知识、兴趣有密切关系，无可勉强，更不许强迫。我只是说，无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作家，能够把文学范围看宽一些，把人民的需要看全面一些，使文学各部门都繁荣起来，一定是有益处的。诗人杜甫与戏曲家关汉卿的贡献都足以照耀千古，光芒万丈。有的人，条件俱备，立志下十年或二十年的工夫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就不该去打扰他，请他改编《四郎探母》，或创编“五郎探母”。可是，假若他愿意，抽出点时间，动一动《四郎探母》，也不见得有什么坏处。我只是不希望他说：小说是最高贵的，而戏曲不值一文。

在清代末年，多少多少北京人，特别是满族人，写出了大量的曲艺节目，并且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评书艺人。因为写了那么多的曲艺段子，所以才经过淘汰，还有不少节目保留到今天，而今天的评书演员所评讲的史话也是经过多年的继承与发展的。这些人的劳动并没有白费，他们丰富了当时和今天的文娱节目。今天，曲艺已被称为文艺的尖兵，迫切需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段子。由北京曲艺演员的努力，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形式——曲剧。这个新剧种很受北京市民的欢迎。曲剧所需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并不低于话剧与新歌剧，在文字上则更为难写，因为组成曲剧的曲牌子有一定的格式。我们没有理由轻看新歌剧的创作，正如没有理由轻看曲剧的创作。若从文字上来说，习写曲剧也许更多一些好处，因为曲牌子格式的限制较严，也就更费力一些。学习格律较严的形式至少是提高语言的一道。

几十年来，京剧名演员往往与文人、画家、音乐家为友，经常来往。那些位文人帮助四大名旦创作了许多新节目。这样，四大名旦的表演风格不同，剧目也有所不同。我看这个办法不错。今天文艺界的团结是空前未有的，可是在剧目的创作上，相互帮助显然不够。我自己常遇到这样的事：在开会的时候与某某演员相值，握手之后，演员亲切地要求：给我们写个剧本吧！这样相遇之后，也许好几个月不再谋面。剧本呢，当然全无着落。反之，我们若是常常见面，常常相聚谈天，或者谈着谈着就会谈出个题目来，而后越谈越具体，演员的舞台经验与作家的文笔结合起来，可能就产生一出好戏。这样的作品不是由作家独自赶制出来的，也不是由演员找些水词儿凑出来的，而是经过双方仔细讨论，从容不迫地写成的，既有文笔，又有舞台技巧。这样合作还有个好处，就是作家与演员相处日深，摸清楚彼此的长处，从而运用这些长处，故能文笔与演技相得益彰。马派戏有马派戏的写法，荀派戏有荀派戏的写法，不是吗？可是，设若每半年才会面一次，是不会彼此摸着底的。近来，戏曲界拜师收徒之风甚盛，老手肯教，青年愿学，值得庆贺。为了作家与演员的密切合作，创作剧本，我们似乎也应当拜友。这倒不必取一定的仪式，大家分头交往就行了。

说到这里，恐怕各位代表已经有些厌烦，而且可能误会我是偏爱戏曲与曲艺的，要把个人所好强加于人。不，不是那样。我只不过是借戏曲与曲艺为例，说明如何使文艺全面繁荣，并不强行推销什么，也不排斥什么。让咱们放下戏曲等等，说说儿童文学吧。全中国，全北京，有多少儿童，暂且不提。大概我们每家都有孩子，而孩子都要唱点什么，看点什么，听点什么，读点什么吧？我们亲眼得见，孩子们找不到足够的读物，便硬搬起《三国志演义》或《水浒转》瞎念，遇见生字便跳过去，自幼儿养成不求甚解的习惯。这不能不算个重大的问题！全北京有多少位儿童文学作家呢？很少！儿童需要多少读物呢？很多！

我曾接到过一位中学和一位小学教师的信，问我：终日和孩子们打交道，生活经验不够丰富，怎样才能够写出小说与话剧呢？我的回答是：您了解儿童，为什么不给儿童写些故事呢？工农兵也有孩子，孩子都迫切需要一些好故事。孩子是国家的宝贝！

各位代表，刚才提到的这两位教师不是也把文学范围看得非常狭隘、以至忘了近水楼台，而想去写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么？据我看，中小学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应当是青少年文学与儿童文学创作的强大的支援力量。我们切盼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并且试写一些作品，功德非浅！

各位代表，我们是北京市的文艺工作者。我们的创作题材可并不一定取自北京。只要写的好，写哪里的事都可以。不过，我有个建议：咱们都多看看北京。北京是我们的首都，也是举世注目的名城。我们有责任认识这座名城，从而使更多的人认识它。看的多且深了，能够写出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巨制，固然很好，即使未能深入，多看看也还可以写出些散文与诗歌。北京有新兴的工业，也有驰誉全世、历史悠久的手工艺。北京的农业也丰富多采，有旱地，也有水地，有在冬天还生产翠绿王瓜的菜圃，还有善产芍药、玫瑰的花农与出产蜜桃和小白梨的果园。北京有不少有名的农村人民公社。北京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宫殿园林，并且有新建的池塘水库。北京是文化之城，学校多，艺术团体多，琴棋书画，万紫千红。只要我们多去看看，说不定这里或那里就吸引住我们，乐意安顿下来，进行创作。

还有，因为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所以它有不少在昔年、在别处无从见到的事体。许多全国性的会议、展览、竞赛，在北京举行，都值得我们好好写些短文或诗章。

这绝对不是说，我们应放弃写工农兵的重大任务，而专去写些风花雪月。这是说，为写重大题材，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取得表达的能力，写人就能写人，写花就能写花。我们应当时刻不忘去写重大题材，同时也时刻不忘去积累知识，锻炼表达能力。想写大作品不见得就能写出来，抓紧机会去写些短文是真工夫，这些真工夫会使我们实现那远大的愿望。老想写而老不拿笔，眼前便总是那张白纸。抓住机会就写，纸上就有了黑字，便是成绩。我们是北京市的文艺工作者，我们幸福，北京有多少东西可看可写呀！是呀，北京的各行各业里还有多少值得我们歌颂的先进人物啊！

在前面，我们谈到一点现代题材问题，这里再补充几句：我们是现代人，理当写现代题材的作品，责无旁贷，不等待谁来要求。历史题材不但可以写，而且应当写。可是，我们不应因此而放弃现代题材。我们有责任描绘今天的英雄人物，启迪来者。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代，切盼我们的伟大事业一脉相传，一代胜似一代。我们作的是前无古人的新事，必须交代给后人，以便以新的启发更新的，使新中国的建设日新月异，万古长寿！

我们不应该怕写现代题材。新人新事就在我们的目前。我们能说对眼前的事物比对秦朝的或汉朝的更生疏吗？那说不通。写历史题材，须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大概比现代题材更难写。也许有人说，新中国一切皆新，史无前例，所以十分难写。我看也不尽然。《红楼梦》写的是那一时期的现代题材，以言内容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言形式，在它之前并没有一部“老红楼梦”可供参考。可是，《红楼梦》还是写出来了，而且是那么伟大！

建国十三年来，的确写出不少现代题材的作品，其中有很出色的小说与剧本。这证明我们已经闯过了难关。那么，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呢？当然，这些作品中也有不很精采的，这也不足为怪，更不足以使我们灰心丧气。我自己就写出过很不像样子的东西。难道我就该因此而“退学”么？我知道，失败一次就长不少经验，创作不会是永远一帆风顺的事。哪一时代都有失败的作品，并非我们特有的困难。

失败有许多原因，主要的一个是以不知为知。我自己就犯过这个毛病。去了解一些情况较比容易，认识人很难。我往往只是了解了一些情况，就开始动笔，热情可嘉，但易失败。没有人物的故事只能是一段新闻。我们下乡下厂，访问了许多人，了解了不少的事，可是一动笔写，就不知怎么办了。毛病就在“访问”上。专凭访问，无从真认识工人、农民，或任何人。专凭访问，我们只能明白点某人在某件事中干了什么，无从知其全貌。这样，人物便无从站立起来。专凭访问，我们便偏重把事情编成一串儿，而人物只是来当当差。这样，事控制了人，人便是几个影子而已。我们可以这么说：专凭访问，不易创造出人物来。我们必须与人物成为知已。除非我们真认识了人，我们就难免以不知为知。我们怕写现代题材主要是因为写不出人来。这是关键所在，必须从此下手解决。去多认识人，“三教九流”广泛接触，不要老在一个小圈子里打转转。字认识多了，读书方便；人认识多了，创作方便。另外，我们必须有几个真朋友，或工或农或战士。在我写《骆驼祥子》之前，我只听到一位朋友说，有一位很好的车夫三次买车，三次丢车，生活难以改善。这就够了。我生在寒家，我们的亲戚明友中就有好几位是车夫。因此，为写那部小说，我无须去访问他们；我早就认识他们，他们一向与我家有无相通，休戚相关。

梅阡同志把“祥子”改编成话剧。在话剧中，他把小说中对人力车怎么拉，车夫怎么练腿，怎么跑等等细节全都删去，而开门见山，便写人与人的冲突。他作的对。若是第一幕光写车夫练腿，第二幕只有几位车夫拉着车在台上跑来跑去，准保到第三幕，观众就全走光了。这说明，观众要看人与人之间冲突与斗争，不要看二人默默地拉大锯，或一个人站桩练气功。戏总是戏，不因为写现代题材而不要艺术的抉择与洗炼。我们都热爱社会主义，看见一座新式的货栈或机械化的木材厂都很兴奋，愿意介绍给大家。这用意很好。不过，报导并不是戏剧。什么题材宜于报导，什么题材适于写戏，我们必须详加考虑。在舞台上介绍生产过程或说明技术问题是不易引人入胜的。我们必须创造人物。

同志们，不要轻看我们的成绩。建国十三年来，我们写出多少剧本、小说，与诗歌呀！我手下没有统计数字，假若有的话，那个数字必是惊人的。在这些作品中，很多是写现代题材的，而且有不少代秀之作。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已译为外文，得到国外读者的好评。这些作品是一种新的香花，从社会主义土地生长出来，吐着新中国人民手创的工厂与田园的香气，放出我们大好山河的革命光彩。我们应当鼓足干劲，继续创作，使这新的香花更香更美。

载一九六三年《北京文艺》第四期

从盖老的《打店》说起

《武松打店》是一出小武戏。一出小武戏而能叫人看过之后久久不忘，一闭眼就看见武松的神威与形象，实在不简单！盖叫天老夫子所演的《打店》就有上述的效果。因此，即以此为题，说几句话。

1、盖老的《打店》已演了几十年。我们今天（盖老1961年夏来京表演）所看见的《打店》是几十年来逐渐加工的结果，正像梅兰芳同志的《醉酒》、马连良同志的《四进士》那样，都是随演随加工，多少年不曾停止，精益求精，日见完整。这种加工是细致的，稳当的，并不叫观众忽然吓一跳。大刀阔斧的修改，容易吓人一跳，而吓人一跳并不见得就是拍案叫绝。因此，我以为我们给戏剧与戏曲加工不妨稍慢一些，细致一些，逐渐地把值得保留的节目一丝不苟地磨成无瑕的美玉。这种加工的办法是：既不求一下子就把戏改完，也不因差不多了便不再管它。在这种加工的过程中，演员的意见是应当重视的，因为演员最珍视他所演的戏。他爱他的戏，如爱他的子女！别人不易有此感情。

大概每个剧院、剧团都有一些曾经公演而因某些缺点，放在了一旁的节目。我们似乎应当查一查家底，看看这些节目，可否再加加工，使它们复活。一部作品，写成不易，随便放弃，实觉可惜。对剧作家来说，最大的鼓励便是演出他的作品。翻一翻箱底，我们十多年来的家当或者并不十分寒酸。演出些因小疵而放弃了的节目，作家受到鼓舞，容或就会又生产一批新作品。

许多传统剧目必须加工。可是，忙中有错。刀斧齐下，有时候就把老根儿也砍掉了。特别是戏曲：台词、舞蹈、歌唱等等多半是密切结合在一处的，一不留神，本想割去盲肠，却把大肠也切去了！耐心些，细致些，一定有好处。加工是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全面考虑，不宜卤莽。若是动一回手术就死一个，便不大好办了！

以言话剧，切勿因加工而损伤了原著者的风格。有的作家的风格如行云流水，我们若把他的作品勉强加上一些极为热闹的场面，便不合适。

2、盖老的《打店》，戏虽小，而是那么完整、精采，使人看了，有“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之感。我们改戏似乎有个偏向，越改越大。是呀，假若现在我们要给《打店》加工，我猜呀，我们可能首先叫孙二娘足踢八杆花枪。对，现在几乎所有的武旦戏，都须打出手，踢八杆枪。看，《盗仙草》本是一出小型武旦戏，有它自己的风格。可是，现在也得大打出手，跟《泗州城》一样热闹了。一出戏有一出戏的风格。不重视这个风格，而一律踢八杆枪或十六杆枪，则风格混同，都成了一道汤。《盗仙草》因出国演出，加上些打出手，情有可原。但是，因此而使每出武旦戏都作踢枪比赛，似乎便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盖老的武艺超群，可是他决不把《恶虎村》的武打搬到《打店》里来。若是《恶虎村》与《打店》一模一样，我们何必去看这两出戏呢？看一出就够了啊。

“戏不够，神仙凑”是老办法。新办法呢，往往是“戏不够，武打凑”。剧情并不怎样，怎么办呢？来一场大开打结束了吧。而且，由我这个外行来看，大开打又往往差不多，看着都有点像《雁荡山》。一遇上水斗，必有一个武生，手抡极大的大绸旗，另一人随旗翻跟头。看第一次，这还颇新颖；再看一次，就感到抡旗者全力挥动，并不怎么美。赶到看见第三出戏里又有它，便有点厌烦了。我一点也不轻视十几年来戏曲改革的功劳，可是我也必须说出：因沿相袭，你抄我，我摹你，多少是个毛病。拼凑不利于百花齐放、风格独创。盖老之所以为盖老，就是在于他每一出戏的武打都是按照剧情与人物性格去安排的。他创造了自己的风格，也重视每一出戏的风格。

武打而外，唱腔也有相互“捋叶子”之弊，甚至在一出戏里，把许多新腔都召集了来开会。这样，一会儿西皮，一会儿二黄，东拼西凑，唱者费力不讨好，听者每感闹得慌！腔调创造必须依据剧情与演员才能，依词置腔，使人赞叹。不是顺手拾来，成为杂脍，便算尽职。一出戏有一出戏的特殊风格，因而武打、歌唱也都应随着，有自己的风格。我们不希望每出戏都变成《十八扯》！我的话也许有点夸大，请原谅！看过盖老的《打店》，留在我们心里的是完完整整的《打店》，不是任何别的一出戏。若是盖老不考虑《打店》的情节，而把全盘武艺都拿出来，既耍大刀，又耍花枪，连两个解差也出来给孙二娘扔过去八杆枪，恐怕呀《打店》必打得乱七八糟，只见刀光枪影，不见武松与孙二娘了！

3、梅兰芳同志在介绍盖老的时候说（大意）：一位演员的表演技术是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的。这话对。三十多年前，我看过盖老的戏，那正是多的时候。解放后，我再看他的戏，已是炉火纯青，到了少的阶段——一手一式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我想，这是艺术修养的一个规律。文艺工作者大概都是如此：初学时，本领少，欠丰富，故须多学广见。此由少而多也。到了中年，本事多了，渐知收敛、控制，于是由多而少。不知自己的本领少，不够用，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则不去要求多。一知半解，必误大事。不知选择与控制，则不能由多而少，由繁而简。

文艺创作恐怕也是如此。青年作者，意气风发，下笔自会蓬蓬勃勃，有浪漫气息。可是，今日有些青年作者的作品，却干巴巴的，缺乏排山倒海之势。假若这是因为他们知道的少，则应力求多知多懂。假若他们知道的已不少，而不敢驰骋，恐怕就另有原因了。这就是说也许有人不许他们放开笔，而要求他们少说一些，别出毛病。这不大对！少年老成，在修身上也许不是坏事。以言创作，不敢放手，就见不出才华。一下手就拘谨，到了中年晚年怎能由放而收，由繁而简呢？青年们应该昂首阔步，以下笔如有神自许。不应该以少出毛病，束手束脚，代替出奇制胜，显露才华。青年时不能生龙活虎般地去创作，而瘦小枯干，如不见阳光的小花，到后来也就要收敛而无可收敛了。收敛，控制是第二步。放胆写作是第一步。四十年前的盖老并不像今天这么简练，精确。正因为盖老当年篷勃焕发，学的多，拿出来的多，所以今天才会从容选择，巧妙安排，以四两破千斤，处处控制，招招深厚。我们须学他的简练深厚，也须学他的多才多艺。

4、盖老的武戏，不仅运用舞台上的开打套数，他学过很多本领。在《打店》中，有许多地方是从武术中吸取营养，而后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特有的技巧。我们今天的学习条件很好。可是，以我自己来说，知道的很少，很欠渊博。要知道，不博就难专，文艺工作特别如是。练习写诗足以使散文简练，画几笔画则更能观察入微。知道些音乐，有助于歌词写的精致，明白些音韵学，则制谱更能依字配声。我们应当多学些东西，切勿轻易以专家自居，而所知有限。文艺工作者团结得很好，但似乎缺乏彼此交换本领，互为师生的机会。我们应当创造这种机会，连领导人也要来参加讨论与学习。5、《打店》是京戏节目。看了盖老的《打店》，我们更爱京剧了。我仿佛觉得近来有人好像对京戏失了点信心，特别是在各省地方戏来首都表演的时候。假若这是真情，我们实在不该如此！不错，各处来京表演的地方戏的确有好戏与特殊技巧。可是，京戏自有它的深厚传统与独到之处。我们应以盖老自期，经常学习，不断创造，使京戏更加美丽。我们应当向各剧种学习，但不应有自卑感。京戏是个了不起的剧种，我们有责任使它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不宜失去自信。事在人为，盖老能够把一出小武戏——《打店》，演得那么出色，我们也应把自己的戏演得越来越好。只要我们肯勤学苦练，便没有理由轻看自己与京戏。别的剧种越好，我们才越须与它们竞赛。

我也希望北京的评剧、河北梆子、曲艺与曲剧、话剧、木偶戏、皮影戏、杂技等等的工作者都鼓足干劲，以勤学苦练加强自信，都能层楼更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载一九六一年七月《戏剧报》第十四期

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茶馆》上演后，有劳不少朋友来信，打听这出戏是怎么写的等等。因忙，不能一一回信，就在此择要作简单的答复。问：为什么要单单写一个茶馆呢？

答：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多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多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这样，我就决定了去写《茶馆》。问：你怎么安排这些小人物与剧情的呢？

答：人物多，年代长，不易找到个中心故事。我采用了四个办法：（一）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这样，故事虽然松散，而中心人物有些着落，就不至于说来说去，离题太远，不知所云了。此剧的写法是以人物带动故事，近似活报剧，又不是活报剧。此剧以人为主，而一般的活报剧往往以事为主。（二）次要的人物父子相承，父子都由同一演员扮演。这样也会帮助故事的联续。这是一种手法，不是在理论上有何根据。在生活中，儿子不必继承父业；可是在舞台上，父子由同一演员扮演，就容易使观众看出故事是联贯下来的，虽然一幕与一幕之间相隔许多年。（三）我没法使每个角色都说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又与时代发生关系。这么一来，厨子就像厨子，说书的就像说书的了，因为他们说的是自己的事。同时，把他们自己的事又和时代结合起来，像名厨而落得去包办监狱的伙食，顺口说出这年月就是监狱里人多；说书的先生抱怨生意不好，也顺口说出这年头就是邪年头，真玩艺儿要失传……因此，人物虽各说各的，可是又都能帮助反映时代，就使观众既看见了各色的人，也顺带着看见了一点儿那个时代的面貌。这样的人物虽然也许只说了三五句话，可是的确交代了他们的命运。（四）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

这样安排了人物，剧情就好办了。有了人还怕无事可说吗？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像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

问：请谈谈您的语言吧。

答：这没有多少可谈的。我只愿指出：没有生活，即没有活的语言。我有一些旧社会的生活经验，我认识茶馆里那些小人物。我知道他们作什么，所以也知道他们说什么。以此为基础，我再给这里夸大一些，那里润色一下，人物的台词即成为他们自己的，而又是我的。唐铁嘴说：“已断了大烟，改抽白面了。”这的确是他自己的话。他是个无耻的人。下面的：“大英帝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福气不小吧？”便是我叫他说的了。一个这么无耻的人可以说这么无耻的话，在情理中。同时，我叫他说出那时代帝国主义是多么狠毒，既拿走我们的钱，还要我们的命！

问：原谅我，再问一句：像剧中沈处长，出的台来，只说了几个“好”字，也有生活中的根据吗？

答：有！我看见过不少的国民党的军、政要人，他们的神气颇似“孤哀子”装模作样，一脸的官司。他们不屑与人家握手，而只用冰凉的手指（因为气亏，所以冰凉）摸人家的手一下。他们装腔作势，自命不凡，和同等的人说起下流话来，口若悬河，可是对下级说话就只由口中挤出那么一半个字来，强调个人的高贵身份。是的，那几个“好”字也有根据。没有生活，掌握不了语言。

载一九五八年《剧本》第五期

大家合作

同志们：没有时间预备一篇写好的稿子，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

先从演员自己写稿子这个问题来谈一谈吧！这一次会演里边，有不少位代表，都演唱了自己写的作品，而且多数写的很好。这是一件应当祝贺的事情！因为说唱文艺没法子繁荣，假如没有新的作品。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应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而且呢，曲艺都产生在各地方：广东的、福建的、河北的、山东的……。我们要是自己来写稿子，那就特别的亲切，因为人、地方、用的语言、说唱形式，都是一致的。譬如我讲一件北京的事情，用我的北京话、北京调子、北京人、北京的背景，这就显得特别的亲切，就非常容易收到更大的宣传的效果。

这次大家自己写稿子，必定有很好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呢？在前几年，有的作家和学习写作的青年们，都不大看得起曲艺。他们认为要写一本小说，就能成为作家，钱也拿的多，不久可以做作家协会的会员。名利双收。或者写一本话剧，也是这样。所以他们不重视通俗文艺。现在我们自己来写啦，我们的稿子也登在《人民日报》上啦，他们要想一想了。党和政府重视我们的工作。写东西不在大不大。你写一本话剧，我写一百句鼓词，要是好呢，价值是一个样的。好的就是好的，不因为我们这一百句，你那个四幕戏五万多字，就一定比我们好。金子比西瓜块小，可是比西瓜值钱多了。

另外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以前我们自己不敢写，有自卑感。觉得“哟！让我唱一段吗，我倒满行，拿起笔来就写，一定挺难！”现在啊，我们自己写了，而且写的不错，这是真叫我们高兴，有了信心！我们自信，我们就能提高。我们这次能够自己写东西，就带动了大家，叫大家认识曲艺是人民所需要的，应当注意，应当大家写；同时，我们艺人自己也写了，把自己提高了一步。自己不拿笔，不会知道里边的困难与怎么样提高。写出来一次，你就有了信心，就会越写越好的。

因此我们就应提到作家跟演员们的关系。在解放后，以北京来说，有一些作家的确是对写说唱文学有贡献的。但是这个力量很不够。尽管是不够，可是在今天这个会上，就可以看见：这里有几位作家，和布置我们这个会的、管理会务的，就有当日那一批青年。他们现在都差不多可以算是专家了。他们都经常来创作说唱的文学。这一些个人都是解放后五一年哪、五二年哪，培养出来的。可见只要演员跟作家能够打成一片，他会发生很好的作用的。我们闭会后回去，应当在各地方推动作家，特别是青年，慢慢地各处就有了基本的干部。会写一些，跟我们说得来，了解我们，就扩大了我们的队伍。那个时候（刚解放）力量不够，是因为有些个作家对曲艺不太关心。今天呢，我们自己开头写了，这是破除迷信。自己动手写是好事情，但是不要因此就不要了作家。人越多越好。

拿我的个人经验来说，曲艺段子作家写的有缺点：第一技巧差，因为不熟悉曲子怎么唱，需要多少个字一句，音节如何，怎么合辙押韵。对这些个作家是外行。他们文字不一定都通俗，往往有些学生腔。一段鼓词或一段相声，有不少学生腔，就不好办。作家的生活也许不够；那么，演员们自己来写，就可以校正这些弊病。因为我们掌握形式，我们这个语言又是从民间来的，我们的生活也丰富，因为经常跟人民接触。不过，我们演员自己写的，也不一定就尽善尽美。所以我认为每一个有文化的演员，应该有靠自己的雄心。这就是跃进嘛！但是同时也应当争取跟作家合作。我想这两个是不矛盾的。不要认为从此我们就要只靠自己，作家帮忙不帮忙不要紧。还是要合起来大家搞，人多势众，就力量大啊！我总觉得双方合作是个好办法。在我的经验里，作家写完了，由演员来给加工，有时加得很好，有时加得不很好；反过来说，演员们写的，由作家给加工，也有加的很好的，也有加的很坏的。这就应当注意到作家跟演员的关系了。譬如说吧，一个作家写的也许内容空洞一点，但是政策掌握的好。也许他没有足够的生活，但是文字来的很方便；反之，演员写的往往因有生活而把这个事那个事都写进去。所以作家与演员合作就能截长补短。一个虽然生活也许不够，可是政策掌握的好，能看出问题来；一个生活很丰富，但写得不集中，东一句西一句，还有时候可能犯点政治上的错误。所以双方面在一道来搞，大家协作，是妥当的办法。以前我们做的不很好，我们应作进一步的团结。那就是说，两方面都要相互尊重。你写完了让我帮忙，我写完了让你帮忙，都应尊重对方，认真考虑，毫不客气。两个人要大辩论。两个人争辩不清，可以请别人参加。我觉得这样好。不应轻易让步。这是为人民写的，连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作家写的文雅一点，因为他会作诗呀。可是他一耍笔调，就容易脱离了群众。语言不是群众所熟悉的，群众就不大接受。所以应让演员给加工。可是演员有时候就说这不行，又有学生腔，又不合辙押韵，拿走吧！我就碰过这个钉子。当然，这位作家大概不能很高兴。有时候，演员要给作家改稿子，一看这句是学生腔或新名词不好唱，好了，就随便改上“说端详”啊、“面前存”啊、“马能行”啊，作家就不高兴了。作家想：文章要字通了，马就是马，什么是“马能行”呢？但是，演员们熟悉这一套旧词儿，也好唱，就给人家这样改了。作家就生气。这是双方都没有好好研究。闹了脾气，彼此越来越不团结了。所以双方都应当辩论：我这句太文了，不是老百姓喜欢听的，咱们改嘛！但是，二哥，我可不要你这个“马走战”。你这么改不行，要商议商议看，看看有没有既比我这个学生腔好，又比你这个“马走战”好的呢？这样子合作就有好的结果。作家对演员写的也是这样，演员写的本来很合辙押韵，很通俗，作家却给改的别别扭扭，唱起来难懂。所以双方必得辩论。这种关系不限于演员跟作家，也适于演员跟群众，因为现在群众正在大量地创作。我们下乡下厂，不一定遇见一个作家，但是很可能遇见许多正在那儿创作的群众。那就很好了，我们自己也写，大家也给我们写。彼此的关系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你写得的可以一个字不动了，或者我写得的可以一个字不动了。需要大家进行辩论，拿这个真当成一件要事看待。在前几年在北京有过一个高潮，新曲艺创作的很多。后来呢，又来了个低潮。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词儿没写好。写的本来空洞，又加上“马能行”等就更空洞了。所以群众就不愿意听了。我们要矫正这个错误。我们必须拿出好作品去。我们写打苍蝇，也要把它写好，打蚊子的也写好。这样，我们才真正是为人民服务了。双方面就去掉了主观，双方面都不要骄傲。

新词都难免粗糙一点。头一回写嘛，不能像那些老段子那么成熟。这不要紧。我们须一面写，一面演，一面加工。我们写新词，不能不抓紧时间。在新的时代，一日千里，明天即与今天不同了，不抓紧写不行。一段除四害，用三个月工夫写，写完了，人家已是四无乡了，那么这段子还有什么用呢？写扫盲，又写了半年，写的很好，可是唱的时候也许根本没有文盲了。我们的社会是日新月异的，我们不能等。只有一边写，一边唱，一边加工，才能解决问题。而且，当时的思想和当时的感情是非常可宝贵的，必须抓住。我们曲艺工作者是尖兵，有新事必须马上写，写了就唱，不能等。我们是尖兵，若是我们写的东西，老落后半年，怎能解决问题呢？这怎么是尖兵呢？遇见问题就马上应战，我们要有这种气魄。不要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不要怕写了打苍蝇，苍蝇没了，这段活儿就没用了。不要这样打算盘。这是为个人想，不是为集体利益想。我们现在讲技术革新，大家都在发明创造。今天我发明了这个，明天你又在我这个基础上发明了那个，老是不停地前进。你不能说这第一个发明就是浪费。你不能这么说：真糟糕，你看我发明了第一个，他又发明了第二个，这不是浪费了我的时间吗！你不能这么打算盘！堆罗汉的时候，总得有打底的吧？要都不打底，在半悬空里怎么堆呀？所以我们不能算那个个人主义的账，不要想写一段作品就吃一辈子！要是五百年后，还用今天除四害的段子，岂不糟糕了么？那就是说社会没进步，现在写除四害，五百年后还除四害呀！我们要算社会主义的账，不算个人自己的账。

对于传统的曲目，要从新估价。不是因为我们懒而用旧的。我们要重新看一看，旧的有多大价值，不是因为它旧，它老就要它；也不因为它旧就不要它。我们要杜甫，因为杜甫是好嘛！但是杜甫的作品里也有不很好的东西。不要认为旧的就都坏；也不要以为旧的就都好。不要在新旧上看事情，而要看看它的价值。看一看，我们唱出这个旧段子对今天有什么好处。我们学旧的正是为了发展新的。旧段子也好，新段子也好，里边没有真东西就不要。新段子有时粗糙一点，不甚精致，但是有真东西就好。什么是新东西、真的东西呢？生活！这里有生活，我们就保留它。这次我们演出来的新词，有些是情节很简单，都有生活。譬如有些新的段子，并没有什么热闹故事，可是有生活，叫我们一听，就知道它的作者确是跟人民在一道生活的。段子不怕粗糙一点，以后再加工嘛。但是就怕空的。生活是从群众而来，我们脱离群众，就写不出生活来。其次，要有形象。这也由群众而来。老套子如：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等，现在都用不上了。新套子慢慢也会变旧套子。现在一个女售货员也好，女社长也好，女司机也好，都是一笑两酒窝。我觉得酒窝未免太多了，又成了套子了，这又是懒惰。不去创造，按着真实生活中的形象去创造。怎么创造形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到群众中去，我们是能够看见新的形象、创造新形象的。我们的旧段子里，人物形象往往借用戏曲里的。咱们说诸葛亮，往往用京戏的诸葛亮扮相。咱们说李逵，也按着舞台上的去形容。在这里，曲艺欠了人家一笔债。我们没有创造，往往借用人家的。因此我们说《隋唐》或《明英烈》的人物往往一个样子。现在，京戏也跟新歌剧《白毛女》学了。白毛女既不像白蛇，也不像穆桂英。她就是《白毛女》。那么我们也不要跟别人学了。我们要自己创造。只要我们下乡、下厂，跟工农一道，我们是能创造出新的形象来的。让别人跟着我们来学吧。现在，话剧、京戏都要演新戏，地方戏也要演新戏。假若他们没办法，不知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好，让他们借咱们一段鼓词看看吧。这个应当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要有这个雄心。第一次可能创造的不完善，不太好，慢慢加工，就把他们创造出来。我觉得生活和形象是我们创作中的最要紧的东西，我相信，曲艺跟群众结合是这么密切，我们一定能在这两方面有很大的贡献。

在深入民间，学习生活，创造形象以外，主要是加强政治思想学习。特别是评书。譬如，说评书说到恋爱，现在我们的作品里，讲到恋爱，已不似《白蛇传》啊、《祝英台》啊、《红楼梦》啊、《西厢记》等等。在我们的新作品里，对恋爱只交代一下就算了，因为我们的婚姻自由了，祝英台式的悲剧已不见了。祝英台的反抗就是对那时代的革命，向封建势力作激烈斗争。我们的社会，婚姻恋爱都有自由。所以小说里就不多费笔墨了。评书演员说新书，我想就利用这个机会，生动地引用《婚姻法》。我们要是能够交代清楚，我们是怎么自由，我们的《婚姻法》有多么好，群众就喜欢听。说到战争也是如此。说《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这些个新书，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毛泽东的战术、战略思想。要不然，我们不会把这些书说好。我们若只说机关枪嗒嗒直响，大炮咚咚直打，而不提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台底下必不满意。谁不愿意听毛主席的话呢？我们说《三国演义》不也得交代诸葛亮的策略吗？我们说革命斗争，说革命战争，必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管是说是唱，都要掌握这个。要不然，就不能抓到革命战斗致胜的根儿。抓到这根儿，我们就理直气壮，说吧，没错！

对于修改旧段子，也要掌握政治思想。否则只把旧段子这里改一句、那里改一字，不能解决问题。政治思想明确了，修改的时候才有准则。

我们创作要大胆一些。以往，常有这个毛病：看见《三里湾》，就赶紧写个“四里湾”，我们不应再这样去作。我们希望我们写的每一个段子都有创造性。这次会演，有许多新段子，都有些创造性。但是，以后可能有人照猫画虎，改头换面去复写。要知道，摹仿别人，是对不起人民的，人民在大跃进中天天创造奇迹，我们为什么要摹仿呢？

就是在文字上，也应大胆些。一般的说，鼓词多数是以七字句为基础。我们要大胆一些，因为词句有了变化，就带动了音乐的创造。假如字多了一点，突破常规，伴奏的人就非创造新腔不可。故去的京剧的权威王瑶卿先生就是这样子，他欢迎人家写不合乎常规的戏词，好创造新腔。在语言上，不要那么死板。要考验考验伴奏者。写词的人，若是敢用新的词汇，演员们也不要保守，伴奏者更别保守，怕唱起来不顺口。只要词儿好，我们就应该设法唱出来。在押韵上，也要变化多一些，不要过两句就有个“说端详”。文化提高了的群众，听过两个说端详，就会摇头了。我们写工人创造一个新机器，一开篇就是“我请列位听端详”，似乎就与这桩新人新事不大调谐。在大跃进中，新的东西不久就普遍利用。乡下原无电灯，不久就都有电灯。那么跟电灯有关系的名词就应当放胆来用，不用就落后了。一些名词都在人民口里说出来，而我们还不敢用，我们不是太保守了吗？我甚至想到（我是有点乱说呀）：可不可在恰当的地方，不管西河大鼓，还是别的曲种，把一个群众欢迎的新歌加上去唱呢？当然，这可能是驴唇不对马嘴，可也不妨试试看！群众不欢迎就拉倒；同样的，考虑考虑，可否加上一段朗诵、一首新诗呢？乡间普遍地创造新诗、新歌，我们为什么不应朗诵朗诵呢？前些年，京韵大鼓，特别是小姑娘们唱，往往加上一段二黄。我说这不大好。这是抄袭人家的东西。而且那是旧东西。我们这唱新词，加上一首新歌，加上一些新的音乐，加上一些人民刚写出来的诗歌、民诗，就与加二黄不同了。当然了，群众要是不欢迎，咱们下次就不再来。人民若是欢迎呢，好，再加上嘛！我觉得我们应当大胆些。连写词的时候都应当这样写。文化越高，新的东西也就慢慢成为喜闻乐见的了。当初，人民只有大鼓、相声等。现在乡间也有电影、也有新歌曲！这些新的东西，也变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了。不要以为人家没有别的东西，只得听我的。现在人家有别的东西，假如我们不向前跃进，人家会去看电影，不听我们的了。我们要跟电影等竞赛竞赛！你会唱新歌？我们也会！我还可能教教你咧！坚守住自己的阵地究竟有些被动。我们要往前赶，要扩大阵地！当然，唱着唱着西河大鼓，忽然来一段《茶花女》也许不行！要弄得合适！我小时候，北京的京戏最盛，还没有电影。评剧也还在乡下。所以街上都哼“我本是卧龙岗……”小孩也哼，大人也哼。你看，现在他就不是这样；大家也唱《白毛女》了，也唱新歌了。别认为老师怎么教的，我们怎么唱，就尽到责任了。不行啊！我们应怎么样大胆改革，那就要看群众的风向与气候怎么样了。学新东西不丢人。别说：“哎呀，你看我那些老玩艺要搁下，得去追人家！”现在京戏不也演《白毛女》吗？能说演《白毛女》是丢人吗？不能！这是一种发展嘛！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我们应当把这个看清楚了。的确，我们的先生与前辈是很好。好在哪里呢？大概是他们有些创造。不要老吹师父好，而忘了师父在当时有创造，而且我们不创造就对不起师父。我们要超过前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敢创造即不敢吸收新东西，而我们的老一套也就衰落。

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表演上，考虑多快好省，不乱讲排场。譬如说，一个人清唱，而有七八个人伴奏，似乎人就太多了，不经济。我不是说这个形式一定不好，不过拿多快好省来衡量，就不太合理。假如一个人唱，八个人伴奏，然后打锣的站起来唱了，这个唱的人，又去打锣了，九个人都能唱、能伴奏，我就佩服了。这九个人是多面手嘛！当然，我这是外行话，可能说的不对。我就觉得韩起祥同志，一个人唱，自己奏几件乐器，腿上还绑着乐器，才真够劲！此外，有的曲种已经有了戏曲的雏形，应当考虑怎么样改革。拿二人转说吧，我很喜爱它。演员化了装，有歌、有舞，我想它应归到戏曲里边去。这不是什么结论，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它已经具有戏曲的形式，假如往那边发展，有利于二人转。二人转往往由一个人演唱三四个人的事。这很好。假若两个人出来能唱五六个人的事，那也很好。这是我们最精炼的一个剧种。我想它的发展，不是变成多少场的大戏，而是要保存这一个人能唱三个人、三个人能唱九个人的传统。这最合乎多快好省的原则。使它算作曲艺显然有不太合适的地方。算作曲艺，它吃了亏。在唱腔上只有那么个上下句，单调了些。假如它往戏曲里走，它即可以大胆丰富腔调。现在他站在曲艺里，难免因陋就简。我也想到：一个人分扮三个人物，若能三个人物各唱一腔，各唱一个牌子，岂不更能代表三个人物么？不知我说的有点道理没有，请考虑一下；反之，我们定要说它是曲艺，而且减掉化装与舞蹈，不是越来越简单了么？不是发展，反是简化了么？

关于曲剧的问题，在小组会上有过讨论。这个问题不要看的太死板。北京搞了曲剧，因为有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条件。它是用单弦的各种牌子做基础的，因为牌子多，感情都有不同的牌子来配备。它有这个条件，我觉得它这个发展是可以的。假如它只有一个上下句的腔调，就不利于这么发展了。北京的曲剧也有缺点，它利用了各种牌子，一个老太太出来唱什么牌子，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唱什么牌子，它能适当地配备，这很好。但是它还没有充分发挥了曲艺的特点。它慢慢与别种戏曲没有足够的区别了。得化装，化装学谁呢？学话剧。还有的地方它须有话白，话白又不是学话剧，便是学戏曲。这样子慢慢搞下去，它的曲艺的气氛就越来越少了。人家唱《刘巧儿》，它也唱《刘巧儿》，得跟着人家走。这值得研究，应想一些主意。叫曲剧，是曲剧，与众不同。比如说：是否可以有时候，大家都不做戏，都站在那儿，充分发挥音乐的能力和歌唱的能力，像大合唱呢？是一大幕里没有一句对白，统统是歌唱，充分发挥曲艺的长处呢？我一时想不出好主意来，让这个戏种不让人家一听了说是评剧的另一种，或是什么戏的一支流，而要搞得非常突出，说这是独立的一个剧种，曲剧！至于没有这样条件的曲种，当然用不着朝这戏曲路上走。

咱们的这次会，开的不容易，我们要尽量多拿出问题来讨论。让咱们的大会完了，气势还不完；别一哄而过，叫社会上不再注意我们了。我们要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我们的意见，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意见不一定都对，拿出来叫大家讨论，让社会不也知道我们有许多问题，要求群众给我们好的意见。让我们不断地改进，跃进！

载一九五八年《曲艺》十月号

大力推广普通话

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就听说过：有许多人拿《红楼梦》当作学习北京话的课本。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文艺作品在思想教育而外还有一种责任，就是教给大家怎么写文章和说话。在老年间，绝大多数的文人用文言写作，所以古文古诗就成为后人学习写作的范本；现在，绝大多数的文人用白话写作，所以文艺作品，正像《红楼梦》那样，不但只教给大家怎么写文章，也教给大家怎么说话。

这个责任并不小。一个民族的语言总是越来越趋向统一的。用不着多解释，语言的统一有很大很大的政治作用。历史已经证明，文艺作品会有力地帮助语言的统一。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超叟，和咱们的曹雪芹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功绩。

汉语本是统一的。不过，因为汉族人多，分布的地方又非常广阔，于是各地方就难免在发音上有所不同，也难免各有各的土语。我们现在谈汉语的统一就是要在发音上、词汇上，和某一些不同的语法上，要求更进一步的一致。语言越一致，我们自己就团结得越好；兄弟民族和外国朋友学起来也就越省事。作家们在这个运动中应当负起责任，尽到我们推进语言统一的力量；这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汉语，据语言学家们说，是很进步的语言。可是不幸，汉字却十分难学难记。有那么一天（我自己切盼越早越好），我们会改用拼音文字。为将来推行拼音文字创造条件，我们今天就该下手调整发音，整理词汇和某一些语法上的纷歧。没有这样的准备，拼音的办法就不易下手推行。是嘛，假若我按京音拼，你按厦门音拼，咱们俩就没法子利用拼音文字交流思想。同样的，我说我的土话，你说你的土话，咱们俩的拼音文字恐怕也只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全不相干。因此，我们现在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进行汉民族共同语的教育工作。为什么用北京语音而不用上海语音作标准？为什么不教大家都干脆说北京话，而教大家说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我不在这里解释，因为我主要地要说说作家对这个运动应取的态度。

我想，就说我自己的态度吧。这么说容易亲切一些。我写过一些小说和剧本。从思想上和艺术上看，我的作品都不很高明。可是，在语言上，因为我的普通话还写得不算太坏，我占了点便宜。有二十多年了，我的作品曾经先后在不同的地方被利用为“官话”课本。我很高兴：我的不甚高明的作品能够有些实际用处。

可是，即使专从语言上说，我从前的作品也还有点毛病：我往往爱用北京的土话。近二年来，我开始控制自己，少用土语方言。为什么呢？第一，土话给我招来许多麻烦：出南海北的读者常常来信问这个词怎么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得一一回信解答。第二，以剧本来说，土话太多，远离北京的地方就不易上演。照原词说吧，听众不懂；改成本地话吧，又不易找到恰好相同的成语；于是，只好拉倒，不去上演。在国内既已如此，赶到译为外文的时候，不难想到就一定更麻烦。

我以前爱用土语不是没有道理的。某些土语的表现力强啊。可是，经验把我的道理碰回来了。表现力强吗？人家不懂！不懂可还有什么表现力可言呢？作品本是为教育人民的，可是因为土语太多，剧本没人演，小说读不明白，岂不弄巧成拙，反倒减少了宣传教育的效用么？

根据上述的经验，从今以后我希望能注意到：（一）不用土语撑门面。这就是说，我将尽量地选用普通的词汇，不故意卖弄土语。我应当把卖弄自己改为替群众服务。假若“油条”比“油炸鬼”更普通一些，我就用“油条”。同样的，假若“墙角”比“嘎栏儿”更普通，我就用“墙角”。地方色彩并不仗着几个方言中的词汇支持着。不深入一个地方的生活，而只用几个地方上的特殊字眼儿，如“油炸鬼”和“嘎栏儿”之类去支持，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它们适足以增加语言的混乱与纷歧。

这样作，会不会使语言枯窘，不丰富呢？我看不会。就拿北京话来说，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就有很大的变化：我幼年听惯说惯的词汇有许多许多已经死去了。这衰死的原因一来是大家的生活起了变化，老的词汇就不能不引退；二来是全国各地的人来到北京，听不懂北京的土话，北京人自己也就不得不适应情况，把得不到外方人支持的话收起去。这样减少了词汇，北京话是不是因而枯窘死板了呢？不是。新的生活和新的事物带来了新的词汇。好多这种新词汇并非土生土长，而是由四面八方的人共同创造的。于是，北京话就变了样：四五十年来，它越变越语文一致，越富有普遍性了。普遍性必然地战胜地方性：几十年来除了“压根儿”、“没落”少数北京特有的词汇得到较比广泛的承认，很多的地道土话都先后死去。

今天，我们正全国一心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科学知识都一天比一天丰富，那么我们的语言也必然地越来越丰富。眼睛看着明天，我们大可不必依依不舍地恋惜一些地方上的、有可能被淘汰的词汇。

（二）选择地运用土语。举例说明：“蹲”和“站”都是普通字，我无须节外生枝地去另找土语代替它们；即使找到了，也还不过是说明“蹲”和“站”这么两个姿态，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力，只是教许多人不懂而已。可是，在“蹲”和“站”之外，还有个“骑马蹲裆式”；它既非“蹲”，也非“站”，而是另一个姿态——半蹲半站。北京话里还没有一个能够概括地形容出这个姿态的字。我们只能说“骑马蹲裆式”，别无办法。假若我能够在北京的土语中找到这么一个字，我一定利用它，因为它具有足以形容既非“蹲”又非“站”的姿态的特殊能力。同一理由，假若我在别的方言中找到这么一个字，我也会借用过来，介绍到普通话里去。

上述的例子说明了我个人以后怎么选择地运用土语。这是说，我不再随便乱用我所熟悉的土语，而要经过考虑，决定何去何取。这也说明，我并不一笔抹杀一切土语，而要披沙拣金地把值得保存的保存下来。作家们要是都这么作，就能洗炼出许多生动的，明确的，和富于表现力的词汇，丰富我们的语言。提倡普通话并非要求大家因陋就简，写出千篇一律的呆板文章，而是一方面要使语言纯洁，不许土语方言泛滥成灾；另一方面要使语言更丰富更健康。

（三）我须怎样创造语言。作家有权创造语言。但是，创造语言不等于毫无选择地乱用土语。那不是创造，而是偷懒取巧，其结果是使语言越来越混乱，不利于语言的统一。这也就是说，语言的创造不是标奇立异，令人感到高深莫测，越读越糊涂，而是要在大家都能明白的语言中出奇制胜，既使人看得懂，又使人喜爱。在普通话里，我们有很大的用武之地。随便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意见：像“无边木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类的诗句，里面都是些极普通的字，而一经诗人的加工创制，就成了不朽的名句。在王安石的诗草里，我们发现：“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是经过几次圈改，而后决定用“绿”字的。最初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后来圈去“到”字，改为“过”；然后又改为“入”，又改为“满”，换来换去，才找到最好的一个字——“绿”。啊，普通话里有多么大的潜在力，等待作家们去发掘啊！我们都知道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是多么通俗而又多么富于表现力啊！这些例子虽然因为用的是浅显文言，究竟和现代的白话有个距离，可是这种创造方法还是值得学习的。

是的，我们的文章往往写得平平无奇，死板无力，有的人归罪于我们的语言太简单，有的人说这是受了普通话的限制。其实呢，我们是没有下够工夫，没有尽到从普通话里创出新生力量的责任。因此，我们有时候就不能不求救于一向不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的语言支持门面。“潺潺”呀，“熊熊”呀，是我们自有白话诗以来就惯用的词汇，可是值到今天，我也还没听见哪个工人或农民说：“溪水潺潺”或“熊熊的火光”，而且连我这个知识分子至今也还不明白溪水怎么潺潺，和火光怎么熊熊。我有这样的感觉：“春风又绿江南岸”这类的句子比“火光熊熊”似乎更新鲜可爱一些。随便利用半死的文言，正如随便利用方言土语，正是我们不负责创造的表现。不要再说我们的语言太简单吧，事实上是我们的生活太简单了，所以找不到话说。不要怕运用普通话受到限制吧，事实上只要我们肯精心创造，我们的普通话里就有无尽的宝藏。

以上是我对怎么运用普通话写文章的一点体会与愿望。我愿意按照自己的体会，不但拥护推广普通话的办法，而且热心地这么去练习写作，尽我自己在这个运动中应尽与能尽的力量。不过，我的体会也许不大对，那就要请求大家来批评帮助了。

载一九五五年《北京文艺》十一月号

读《套不住的手》

我也曾写过一些篇小说，都不怎么出色。每逢读到赵树理同志的小说，我总得到一些启发，学到一些窍门儿。最近，看到他的一篇新作——《套不住的手》（载《人民文学》1960年11月号），满心欢喜，情不自禁地想写出点个人的体会。先谈文字：这篇的文字极为朴素严整，不像树理同志以往的文章那么有风趣。可是，从字里行间，我还能看到他的微笑，那个最亲切可爱的微笑。

我不敢断言有还是没有这么一个规律：岁数越大，文字就越严整。我自己确有这么一点经验。由树理同志这篇新作来看，也似乎如此。那么，或许这个规律可以成立。

在年轻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总以为自己天才横溢，下笔云烟万态。以至年齿加长，写作的经验多了，一来二去就懂得了一点什么叫控制。是的，我不敢重读以前写过的东西——只能叫东西，不敢称为作品。一看便害羞：原来所谓的云烟万态，也不怎么却是乌烟瘴气。

下笔万言，横扫千军的气势是小伙子应该有的，不足为病。谁能控制住青春的花儿怒放，群莺乱飞呢？可是，小伙子而懂得点艺术的控制，也并不算多此一举。火气太旺，以多为贵，写的太长，不加剪裁，多少也是个毛病。看看树理同志这篇新作是有好处的。他的文字是多么从容而又严整啊！他好像一点力气也没费，事实上可是字斟句酌，没有轻易放过一个字去。是的，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到他的亲切微笑，可也别忘了他的劳心焦思，一字不苟的极其严肃的工作态度。够了，不再多说这一点。

次谈内容：故事不很复杂——“……陈秉正老汉家里的收入也丰裕起来了。1959年冬天，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可是，这双手套套不住老人的手。老人是那么热爱劳动，爱动他的一双万能手，手套落得没有用武之地。结果：“……把手套还给满红媳妇说：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带不住手套的！”

这篇作品不很长，而相当细致地描写了不少农村劳动的经验。这些经验非久住农村而又热爱耕作的人不会写出。不过，假若不拿一双手套贯串起来，恐怕就显着琐碎一些。这双手套把零散的事情联缀起来，有起有落，颇为巧妙。事情本来不相干，而设法用一条线穿上，就显出些艺术的手段。这是一篇手的赞歌。树理同志赞颂了最值得赞颂的！

我看得出：树理同志知道多少多少关于老农陈秉正的事。假若他高兴，他可以写一大本《老农陈秉正传》。可是，他只由手套写到老人的手。有了这双手，我们也就看见陈老人的最可爱的性格与品质。这也就够了，既不需要手套，也无须写一本传记。

那是何等的一双手啊，什么活儿都拿得起来，要劲有劲，要巧有巧，都作得十分出色。这双手的劳动给陈老人带来丰富的知识，工作的愉快，与老当益壮的光荣——年过古稀，还去参加工作，当上先进分子！

多么了不起的手！岂但那双毛线手套套不住，一切困难也都套不住啊！在这里，树理同志热情地颂扬了一位老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可爱的品质。通过一双最可宝贵的手，他不仅说出我们应当劳动，而且具有说服力地道出劳动是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多么崇高。陈老人的手欲罢不能，非干点什么不可！劳动与生活已经无可分开，不劳动就活不下去，多么崇高的生活呀！树理同志没有用任何标语口号去鼓动，可是我相信，谁读了这篇作品都会手痒，想干点什么；同时也会觉到懒惰是极其可耻的。

不过是一双手啊，可是创造世界的不是别的，而的的确确是仗着这么一双手！这篇作品不是小题大作，而是大题小作，篇幅不长，而意义很大。他叫我们看见比什么都更可贵的一双宝物——手！谁都有这么一份儿宝物，只看我们是老把它们藏在手套里，养得白白胖胖的呢，还是见着活儿就伸出去，带不住手套！前者是有手的废物，后者是以劳动为崇高的享受。树理同志细致地、生动地，亲切地告诉了我们，陈老人怎么操作，样样得心应手。是的，惯于伸手的人会得到一颗热爱社会主义建设的心！

《套不住的手》这个篇名也极好。树理同志爱给书中人物起外号，在此摹仿一下：我相信，谁热爱劳动，像陈老人那么热爱劳动，谁就有被称为“套不住的手”的资格——多么光荣的称号，多么崇高的品质啊！我希望千千万万的老少男女获得这个称号与品质！

载一九六零年十一月《文艺报》

读了《娥并与桑洛》

傣族民间的叙事长诗，《葫芦信》、《召树屯》、《娥并与桑洛》，我都读过了。它们都很可爱。前二本被朋友借去，一时不能征引、评论，就只谈谈《娥并与桑洛》吧。

这部长诗是由云南省民间文学德宏调查队，在中共云南省委的领导下，搜集整理并译为汉文的。感谢党的正确领导，感谢调查队的热情劳动，给我们整理出这么优美的长篇叙事诗！

先说语言。我以为诗的语言特色之一，就是尽管不字字精雕细琢，可还极生动地写出一幅画图来。请看：景多昂四面都是高山，泉水在山间流淌。

竹楼成排成行，

楼角指着星星和月亮。

这四行里，没有一点雕琢的痕迹，诗人仿佛信笔写来，不多事推敲。可是，那么一行啊——“楼角指着星星和月亮”，却描绘出地方的全貌，有山，有楼，星光月色，高处不胜寒。这是大手笔，若不是久居此地，闭上眼睛也能看见地方的全景，便无从写出这样似乎毫不费力，而效果惊人的诗句来。我学到：诗人的生活经验的确比雕字琢句的功夫还更重要。堆砌一大堆华丽而空洞的词藻，大概不易成为好诗。

是的，诗人必须有生活。这部长诗是历代口头相传，随时由人民充实、丰富起来的。人民以生活经验给它加工。说到青年姑娘爱慕桑洛，便是：阿佐姑娘早已戴上耳环，套上漂亮的手镯，

把小凳子背在背上，

学妈妈哄娃娃。

形容一个心地狭隘的姑娘呢，则：她脚上的藤圈，

有绳子一样粗，

她嘴里讲的，

都是别家姑娘的坏处。

诗中这样描写桑洛的心毒意狠的母亲：她一见娥并，

鼻子就翘起来。

弯弯扭扭的心啊，

像狗尾巴一样摇摆。

她去端来饭菜，

放在娥并面前。

她的脸酸得像木瓜，

她的声音装得像蜜糖。

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这种生动的刻画和精妙的设喻，都使我们喜悦，感到亲切。它们不是知识分子的那种惨淡经营、镂词剖字，而是人民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这种刻画与设喻随时叫我们看到生活中的形形色色，所以既生动可喜，又亲切可爱。这种作品与书生们的咬言咂字、堆砌许多典故的作品截然不同。这是由图像到图像，以生活的各方面形象地述说一个故事的手法。人民喜爱有血有肉的作品。

这是民间文学的特色之一，也是我所应当学习的。

在情节上，这部长诗并不复杂。它简单朴素，没有故作惊人之笔。真的，有的地方甚至使我们觉得不够丰满，希望看到更多的描绘。

这可不是说，它既欠完整，又不感人。它是具有一种魅力，使人爱不释手的作品。它既不用故作惊人之笔，又不平铺直叙。它像一湖春水，反映着天上的云峰变幻。它那些有欠丰满的地方只使我们希望更多看见一些珍贵的东西，而不是感到贫乏枯窘。

在此诗的序言与后记中也都提到它有欠圆满之处，我希望明天会再发现一种或几种底本，有足够的资料，使它更加丰满起来。这也许是可能的。

这部长诗不但给了我美好的艺术享受，而且使我看见历史中傣族人民的一般生活。它使我同情娥并、桑洛这一对真纯相爱的青年，憎恨桑洛的母亲——封建制度的凶恶化身。杀死这一对青年的是那个罪恶的制度。可是，这杀人的制度并没有把人民吓倒。他们创造了敢以生命与这个制度相抗的悲剧。浪漫情调与斗争精神使诗篇飞翔起来。它的情节简单，可并非平淡无奇。

今天，我们既能把千百年来流传在口头上的娥并、桑洛画在纸面上，印成了书，使傣族以外的人民也得以吟咏享受，又能使今日的男女青年今昔对比，代娥并、桑洛心抱不平，从而加强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多么幸福，多么美丽的今天啊！是呀，我们今天的各民族团结一致，齐心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现实与革命的浪漫精神，怎能不是比《娥并与桑洛》更美着十倍百倍的诗歌内容呢！

载一九六零年《边疆文艺》九月号

对曲剧的发展说几句话

在北京曲剧发展的初期，我写了《柳树井》。那时节，还没有人晓得曲剧到底应该怎么写。我也不晓得。所以我写的只是一出小歌剧，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连我写的词句也没有特别照顾到曲艺中常用的曲牌子的形式。写成之后，曲艺演员们才把我的词句收拾了一下，纳入曲牌之中。这样，演员们分担角色，化起装来，并用单弦中的某些曲牌子连续歌唱，便成了曲剧。

事实上，这只是用曲牌演唱的小歌剧。

它的长处是：曲牌子较为平易，利于说唱，一听就懂，不像歌剧那么腔新调异，较难领会。

它的短处是：曲牌子不太多，难以表现各种表情。就是曲牌中较比难唱的也不便利用，以免腔儿太多，难唱而不易懂。这样，曲牌子的连唱，在音乐性上，就不如歌剧那么强，那么完整。

现在，曲剧已为群众所喜。那么，在音乐上，是应仍旧把一些曲牌子接连起来呢？还是应当多方面吸收曲调，或在原有曲牌子的基础上，创制新谱呢？这是一个问题。

在表演技术上，曲剧既是新兴的剧种，它不能不向话剧、歌剧、特别是戏曲，去学习。当它表演现代题材剧目的时候就学话剧动作。当它表演古代故事的时候就学歌剧或戏曲的身段。它一时不易创造出自己的表演技术。

可是，它应当多多少少有自己的演技。

在我写《柳树井》的时候，因为不晓得曲剧到底应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只想看歌剧，而忘了从曲艺本身上想办法。前些日子，我看到北京曲艺团挖掘出来的传统节目，如彩唱莲花落和拆唱八角鼓等，我才恍然大悟。假若当年我没忘了这些传统节目，很可能就会把《柳树井》写得别有风格，不只像个小歌剧。至少，我会发挥一些曲艺中的幽默与讽刺，像彩唱莲花落那样——在话白中，它有时候利用相声的手法。彩唱莲花落的身段，有时候也采用戏曲的，可是故意夸大，别有风趣。拆唱八角鼓亦如是。是的，假若我们细细分析这些传统节目，也许能够在剧本的结构上，在表演技术上，都能独辟风格，不专摹仿别的剧种了。这或者能产生独立不倚，自成一家的节目，叫人一看，只能叫它曲剧，而不是别的。这点意见对不对，我不敢说。

载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九日《北京日报》

多编好相声

——在相声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非常高兴能够和同志们见面，谈谈话！但是，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半年来，医生不让我多讲话，所以今天我也不能多说。不过，真正的原因还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看了大家最近表演的段子，非常的纯熟精练，非常钦佩！解放十三年来，我们的相声实在有很大的进步！我们的相声段子，大概可以分这么几种吧：一种是纯粹逗哏的，在老段儿里头很多。其中的一部分没有多少思想内容，在解放后放弃了不少，像《羊上树》之类。但是这些东西，也有些技巧，我们年轻的演员还是要把这些段子学过来，可以不公演，不可不会。这种东西好比盆景儿，盆景儿也是艺术。它是假的，可也足供欣赏。我们学会这些段子，有好多技巧可以学过来。年轻的演员不可不学。你想懂得它，光是听一听不解决问题，要学会。我并非提倡让我们的相声都成为盆景，但是这种技巧还是要接受过来，用在新段子里边。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编的快，但是总也编不好，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技巧”。过去大家编过的一些段子，往往只注意了思想内容，而忽略了技巧。写出来的东西，念起来像一篇完整的小文章，但是在台上说起来就不够生动了。所以这样的老段子作为我们技巧上的练习，作为我们创作新段子的参考，还是有用处的。当然，我们不是要迎合低级趣味，绝对不能。是要用这种老的技巧来推陈出新。对于纯粹逗哏的段子我是这样看的，不知道对不对。

第二种我管它叫纯粹技巧表演的相声。像绕口令，贯口活，一口气说多少出戏，或者是学学歌唱，学学货声，或学学方言，这些都是凭技巧的。我们在解放后，有新编的绕口令，新编的杂学歌唱，一口气说多少电影片名等等，这是我们利用了老技巧。我觉得这类老段子没有多大的害处，不像头一种那样毫无思想内容。就是绕口令也还有它的思想内容，像《万紫千红绕营房》不就描写了战士们搞生产吗？很活泼，也还是有思想内容吧？这一类的段子我们编的还不够多。我小时候听过的一段儿《逛隆福寺》，由哪儿到哪儿，说了很多地名，我们现在新的地名也满可以介绍介绍。非洲最近二、三年来出现这么些新独立的国家，介绍介绍也能给听众一些知识。可以编编“逛非洲”，哪国独立了，哪国怎么样了，对儿童与成人都有好处。再如新的机器，我们新制造了多少机器！这是一个新鲜事，旧中国的机器一向都是由外国买来的，现在不单自己能够造机器，而且能够支援别的国家！翻翻《大公报》，广告栏有许多机器名，这个，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如果编成贯口活，一口气说多少，也可以使听众增加点新的知识，使人兴奋。过去什么都没有，现在从无到有，有了这么多机器，新中国确是了不起！这类题材很多，我们做的还不够，许多新事物是可以编成段子来介绍的，既有内容，又较比容易编写。

还有一种，就是讽刺相声。一般的相声都是讽刺的，老段子里特别多。不过老段子里有讽刺错了的，对象选择的不对头。像《粥挑子》本来是技巧很好的段儿，可是它讽刺错了人了。它把受苦的劳苦大众挖苦的不成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已不说了。我认为相声离不开幽默与讽刺。现在因为我们经过政治学习，思想有了进步，所以把这些讽刺错了的东西给扔掉了，这很好。但是也有的段子并没有讽刺错，也没有对哪一个人进行攻击，可是遭到了反对。因此，我写了段《八九十枝花》来辩解。

幽默感不是大家都一致的。只要我们的立场是对的，我们是要善意地讽刺落后的，要狠狠地打击敌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放手编演了。这不要着急，不要因为别人没有幽默感，我们就着急。同时呢，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个反批评。难道我们的相声就不能讽刺了吗？不应当写哪一行哪一业的个别落后的了吗？可以大家评评理，都拿出点幽默感来辩论辩论。如果因为有不一致的看法就放弃了讽刺，这是不对的。比如我们说了《阴阳五行》，有的人就大为不满，这还是可以争辩的。如果谁因为这样一件事，就不敢讽刺了，放弃了讽刺，也是不对的。满街上都是冰棍纸、柿子皮，这就应当讽刺，规劝，我们这些六十多岁的人，真要滑个斤斗，也许会摔死呀！

第四种是歌颂的。有人喜欢表演，也有人不喜欢。我看这是可以的，要得的。有落后的东西，就应当以讽刺进行规劝，对新生的向上的东西，就值得歌颂。不准相声讽刺了，都搞歌颂的，这也不对。不必都歌颂，也不必都不歌颂。你编讽刺的，他编歌颂的，用不着吵架，编得好就行。不能拿讽刺的包括所有的相声，相声中有一部分歌颂的，是应当的。这就看你写的好不好了，有的歌颂的段子，是非常受欢迎的，这是事实。你是歌颂派，我是讽刺派，用不着这样分，两种都要。我觉得我们十三年来的相声有了很大的发展，添了这一种歌颂的了。我们应当继续掌握老的技巧，随时增加新的内容，叫这种艺术不断向前发展。

在我们的演员之中，有岁数大一点儿的，也有年轻一点儿的，各有所长。老年人搞讽刺就方便，因为对旧社会的世态炎凉都知道。年轻的呢，年富力强，腰腿灵活，有条件多跑，下厂下农村，看见的新事物多。这就应当各用所长，各尽其能，创作新段子。我们若都能把新段子的思想性提高，技巧也能够配备得上，新段子一出来就能打响。我们应当在这两方面去努力，没有革命的思想不行，没有很高的技巧也不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二年来我们的新段子相当少。今年夏初我到呼和浩特去，刚下火车，电台就有人找我来了。“你想个主意，怎么让新相声段子多一点吧。”我说：“我有什么主意呢？”他说：“听众老来信，‘怎么你们老播那几段啊？’”这是群众对我们的迫切要求，这也是我们相声演员应当引为自豪的，因为大家迫切需要相声。同时，我们大家还得多写。尤其是我们天津的、北京的演员，因为这种艺术出在咱们这俩地方。上海和广州的人不写相声，情有可原。去年《羊城晚报》给我来信说：“请你写一套材料，说说相声怎么写。因为群众要用广州话编相声。”我说：“不成，你们还是请侯宝林同志来写吧，我干不了这活儿。”你看，他们迫切地需要相声，要用自己的广州话编相声。所以我说咱们责无旁贷呀。所以我说咱们应各就所长来编，对旧社会熟悉的，就可以编编说旧事儿的。前几天，儿童艺术剧院的同志来找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写一出戏，写写旧时代的小孩儿。今天的小孩儿，自己上学了，就不晓得从前的孩子上不了学的痛苦。十三年来，大家安居乐业，青年们往往认为这就是应当的，而不晓得解放前人民多么痛苦，这就很危险。况且我们还有敌人呢，无时无刻不想破坏我们的建设。老先生里像谭（伯如）先生就可以把你的旧日生活写出来，你当初学艺的种种苦处，也可以编成段子说嘛，说的又逗人笑，又叫人难过，你自己说着也更有感情，也叫年轻人多知道点他们不懂的事，因而更爱新社会，不好吗？有些青年就不知道怎样勤俭持家，勤俭办事。咱们在当年，一天挣二十铜子儿多不容易？旧的生活还可以写，对青年大有好处。年轻的演员呢，跑的地方多一点儿，到生活当中去的机会多一些，喜欢写歌颂的，那就写吧。分头动手，目标一致。今天讽刺敌人打击敌人的新段子也还不多，应当多写。

我不愿意再多出什么题目了，咱们大家可以分头去写。一个人可以写，也可以两个人一起写。最好是作家跟演员一块儿写，彼此帮忙，编出来的就会更好。总之，要千方百计的多编出一些段子来。我们是空前的团结了，但是我们这种合作还不够。大家应多见见面，多谈谈，你出个主意，我也出个主意，咱们可能就写出个好段儿来。我们应当把一天一天的工作都排列好了，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演出，什么时候排练，也应当争取时间彼此见面，谈艺术。另一方面呢，要下去深入生活，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给他们说相声，同时也跟工农兵一块儿生活，也一定会写出好段子来。

末了要说到化装的相声。我认为可以有这种形式，可是这不是相声发展的总路线。可以有这么一种，而不是全部都搞这个。相声一化起装来，据我看，就不容易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我们仗着两个人或者一个人去说，把所有的情节，人物什么的都表现出来。一化起装来呢，就受了限制，你自己只像一个人，不能学几个人了。就是扮一个人，你也没有戏剧演员的那一套本领。这样子就妨碍了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且段子本身也不尽适用。相声的台词严丝合缝，当你化装上了台，词句之间就缺着好多东西了，太空。应当添很多东西，可是一添东西就成了滑稽戏，而不是相声了。是不是以后我们应当把相声发展成滑稽戏呢？也好嘛，有那么一摊儿也好。但这是另一回事。

说评书跟相声不同，但是它有跟相声相近的地方。他一个人坐那儿一说就让台底下全明白了。他说人物长的什么样，怎么说话，怎么动作，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是他的本领。假如评书演员也化装，像四川戏里“变脸儿”那样，一说包公“叭”来个黑脸，用不着交代，而让台下“看”明白了。然后又说到陈士美了，再一揭，变成白脸的。这不是把说书的艺术都取消了吗？不是一定不可以试试化装相声，我可不愿意相声一下子都变成那样。化装相声我看的很少。我并不反对这个新尝试。我只是说聊备一格还可以。这是我个人的印象，不一定对。前些时候有的同志跟我说，叫我给化装相声提提意见。我提不出什么意见来。怎么把它弄的更好呢，它有好多地方还空着呢，好多地方还愣着呢，值得研究。在广播中，化装相声就不一定比原来的好。

我说到这儿为止吧，没有什么高明的意见。主要是来和大家见见面，大家坐在一块儿谈谈，这个机会很难得。祝咱们这个会开的成功，祝同志们健康！

载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八日《曲艺》第一期

多写小小说

为了报刊的活跃，和文艺作品更能及时地反映新人新事，我想啊，大家似乎应该多写些小小说。小小说是最短的短篇小说，比如说每篇至多不超过两千字。

写短了有好处。先从作者方面说吧，有些人以为作品越长越好，动不动就想写几十万字的长篇，事实证明，作品好坏不决定于字数的多少。几十万字里若有许多废话，也不过是废话作品而已。烂杏一筐不如鲜桃一口，人所共知。写的多不易字字珠玉，写的少易于精益求精。短而精是鲜桃一口，胜于冗长的烂杏一筐。我们应当求精，不应当贪多。知道的多而写的少，易于控制。善于控制是艺术本领。知道的少而写的多，必然东拉西扯。前者简练充实，言之有物；后者虚张声势，空洞枝冗。

我们不排斥长篇。但是长篇也须善于控制，力求精炼。那么，练习练习短而精的，养成求精不贪多的习惯，定有好处。学会了短而精的，不愁不会写长而精的作品。反之，先习惯于拖泥带水地写长的，长的既写不好，也写不出短而精的来。

再从社会需要方面来说：我们的国家正在百废俱兴，积极建设，所以人人忙，处处忙。在这情况下，短的作品更能及时地反映飞跃前进的现实，教育广大的读众。写长篇费时间，读长篇也费时间。短篇更起作用。我们不排斥长篇，但也必须承认短篇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建设要快要好，所以作品也要短而精。虽然我们也需要长篇，但大势所趋，我们的时代到底是短篇的时代。

无须顾虑时间性。及时地反映现实是作家的责任。而且，只要写得精，便能传留久远。我们今天还喜读莫泊桑与欧亨利的短篇小说。这也说明，这两位大师并不因创作短篇小说而不算大作家。

那么，写短篇就是了，何必还要再短一些呢？我是这么看：现有的短篇作品中还有些不够精炼的，本来可以只用两千字，而用了三千。我们希望作家以后执笔，能够加工再加工，写得更短更精一些。我们更希望把小小说当作一个新体裁看待，别出心裁，只用一二千字就能写出一篇美好而新颖的小说。

小小说是小说，不是随感或报导。它短小，可是还有人物。这可就不简单了。写这种小说，作者需要极其深入地了解问题与人物，并能够极其概括地叙述事实，用三言五语便刻画出人物。这是很高的本领。作者学会这个本领，将终生享受不尽。因为不会写短小精悍的才去写长的，便是对长篇不负责任。

我们不排斥随感与报导。可是我们争取多写有人物的小小说，社会主义的人具有特殊的、空前的光采，我们的事情可贵，我们的人更可贵，因此，我们若能努力写出既短又精，而且有人物的小小说，一定是难能可贵的。

载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新港》二、三月合刊号

风格与局限

风格有无局限之弊？

答：也有，也没有。

作者以一成不变的风格，去应付不同的内容与形式，难免有成有败。适者成功，不适者失败，这便是局限。

文学史中亦有相反的例子，如莎士比亚。他以自己特有的风格写悲剧，也以自己特有的风格写喜剧，应付裕如，似无局限。

不过，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较少。一般地说来，风格既由个人的才能、生活、文学修养等等而决定，总会或长于此，或长于彼，有些局限——但不是不能克服的。

不应当因局限而放弃风格，或轻视风格，百花齐放，风格是各种花的特有的光彩与香味。

即使承认风格有所局限，作家也不该不去多方面尝试。“文武昆乱不挡”是作家应有的雄心。文学修养包括着多方面尝试。作品可能失败，功夫却不亏人。这次失败，下次就会有些进步。诗没写好，而或有益于以后把散文写得更精练。

当作家的风格已成，而欲多方面去尝试的时候，他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不论内容与形式如何，他打定主意，不变原来风格。第二是详察默虑，怎样发展风格，适应新著。前者若是出于不考虑内容与形式的要求，只图写起来方便，多半失败。反之，若是出于自信与努力，呕尽心血，力求运用自己的风格，出奇制胜，可能成功。

后者亦有二途：一是风格有所变化，求得新的发展。二是借取一些别人的手法，拼拼凑凑，以期便于表现新的内容。前者高明，后者虚浮。

夏衍同志的《革命家庭》获得很大的成功，衷心致贺！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他不甘于老写《林家铺子》，而愿多面尝试，大显身手。我们应当向他学习，都立雄心，树大志，要求自己文武双全，“昆乱不挡！”

他的风格一向是平林淡远，秋叶初霜的那一种。有人颇替他担心，能否写好白色恐怖中的《革命家庭》。他敢于尝试，得到成功！

在这个尝试中，他没采取不管内容如何，只图自己笔下方便的态度。他力求以自己的风格，适应革命的内容，苦心经营，取得胜利。这足以证明：只要真下功夫，风格的局限是可以突破的。以一部革命故事影片来说，《革命家庭》是独具风格的好片子！夏衍同志的风格不但没有损伤了革命的内容，反而给影片以干净利落的特色。

假若一定叫我挑毛病的话，我有下边的不成熟的意见：夏衍同志似乎没有完全相信自己的风格，而借来一些东西，支持斗争场面。影片中那一些武打的场面，我仿佛都在别的影片中看见过，略欠新颖。我想假若夏衍同志完全相信自己的风格，这些场面会别具匠心，另有特色。在白色恐怖中，作者只从人所尽知的烧文件、转移工作地点等等下手，使人觉得那些革命战士只有招架之工，并无还手之力。夏衍同志向来会用深入浅出，以小见大的手法。他会以一句话，或一个小动作，表现革命者在万分危急之中，仍有办法打击敌人。可是，他似乎忘了他的拿手戏。于是，这部片子里就缺少了一些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片中某些革命者似乎太老实，忠诚而缺乏气魄。有人说，看了这部片子觉得压抑，喘不过气来。假若这说的正确，恐怕不是因斗争的惨酷而来，而是因为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氛不够。

这是不是也与风格有关系呢？有关系。能不能克服呢？能！夏衍同志在编这个剧本的时候，我看得出来，并没老气横秋地只顾卖弄自己的风格。要是那样，他就不会写出这么成功的剧本来。这是无可驳倒的事实！他是眼盯着剧本内容，运用自己的风格的。他这次既能成功，也就能获得更大的成功。他下了苦心，去制造故事中的生活气息，使人从一般的生活中看见革命生活。可是，他没能以百分之百的自信心，通体以自己的风格处理一切，以至有的地方只泛泛地交代，不能丰富观众的想象；有的人物本可发出更多的内心光彩，而只从表面上滑了过去。不过，我相信，有了这次的经验，他会学到怎么信任自己的风格，从而发展之，既不失他原来的长处，又能于关键所在之处，画龙点睛，增加些革命浪漫主义的光芒。我预祝夏衍同志不断劳动，取得更大的胜利！

载一九六一年四月《电影艺术》第二期

古为今用

我们都愿意学习点古典文学，以便继承民族传统，推陈出新。在学习中，恐怕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经验：一接触了古典著作，我们首先就被著作中的文字之美吸引住，颇愿学上一学。那么，这篇短文就专谈谈从古典著作中学习文字的问题，不多说别的。

文字平庸是个毛病。为医治这个毛病，读些古典文学著作是大有好处的。可是，也有的人正因为读了些古典作品，而文字反倒更平庸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大概是这样：阅读了一些古典诗文，不由地就想借用一些词汇，给自己的笔墨添些色彩。于是，词汇较为丰富了，可是文笔反倒更显着平庸，因为说到什么都有个人云亦云的形容词，大雨必是滂沱的，火光必是熊熊的，溪流必是潺潺的……。这样穿戴着借来的衣帽的文章是很难得出色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今天的文学工具是白话，不是文言。古典诗文呢，大都用文言，不用白话（《水浒》《红楼梦》等是例外）。那么，由文言诗文借来的词汇，怎样天衣无缝地和白话结合在一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者结合的不好，必会露出生拉硬扯的痕迹，有损于文章气势的通畅。

因此，我想学习古典文学的文字不应只图多识几个字，多会用几个字，更重要的是由学习中看清楚文学是与创造分不开的。尽管我们专谈文字的运用，也须注意及此。我们一想起韩愈与苏轼，马上也就想起“韩潮苏海”来。这说明我们尊重二家，不因他们的笔墨相同，而因他们各有独创的风格。我们对李白与杜甫的尊重，也是因为他们的光芒虽皆万丈，而又各有千秋。

多识几个字和多会用几个字是有好处的。不过，这个好处很有限，它不会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如何创造性地运用文字。本来嘛，不管我们怎样精研古典文学，我们自己写作的工具还是白话——写旧体诗词是例外。这样，我们的学习不能不是摸一摸前人运用文字的底，把前人的巧妙用到我们自己的创作里来。这就是说，我们要求自己以古典文字的神髓来创造新的民族风格，使我们的文字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的特色。我们的责任绝对不限于借用几个古雅的词汇。是的，我们须创造自己的文字风格。

因此，我们不要专看前人用了什么字，而更须留心细看他们怎样用字。让我们看看《文心雕龙》里的这几句吧：“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

写这段话的是个懂得写作甘苦的人。要不然，他不会说得这么透澈。他不但说得透澈，而且把山海风云都调动了来，使文章有气势，有色彩，有形象。这是一段理论文字，可是写的既具体又生动。

我们从这里学习什么呢？是抄袭那些词汇吗？不是的。假若我们不用“拿笔”，而说“搦翰”，便是个笑话。我们应学习这里的怎么字字推敲，怎样以丰富的词汇描绘出我们构思时候的心态，词汇多而不显着堆砌，说道理而并不沉闷。我们应学习这里的句句正确，而又气象万千，风云山海任凭调遣。这使我们看明白：我们是文字的主人，文字不是我们的主人。全部《文心雕龙》的词汇至为丰富。但是专凭词汇，成不了精美的文章。词汇的控制与运用才是本领的所在。我们的词汇比前人的更为丰富，因为我们的词汇既来自口语，又有一部分来自文言，而且还有不少由外国语言移植过来的。可是，我们的笔下往往显着枯窘。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只着重词汇，而不相信自己。请看这首“诗”吧：初升的朝暾，

照耀着人间红亮，

虽然梅蕊初放，

人们的心房却热得沸腾！

这是一首习作，并不代表什么流派与倾向。可是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的确以为用上“朝暾”、“照耀”、“梅蕊”与“沸腾”，便可以算作诗了。有的人也这样写散文。他们忽略了文字必须通过我们自己的推敲锤炼，而后才能玉润珠圆。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思想、感情；不以文字表达文字。字典里的文字最多，但字典不是文学作品。

据我猜，陶渊明和桐城派的散文家大概都是饱学之士。可是，陶诗与桐城派散文都是那么清浅朴实，不尚华丽。难道这些饱学之士真没有丰富的词汇，供他们驱使吗？不是的。他们有意地避免藻饰，而独辟风格。可见同是一样的文字，在某甲手里就现出七宝莲台，在某乙手里又朴素如瓜棚豆架。一部文学史里，凡是有成就的作家，在文字上都必有独到之处，自成一家。

我们必须学点古典文学，但学习的目的是古为今用。我们要从古典文学中学会怎么一字不苟，言简意赅，学会怎么把普通的字用得飘飘欲仙，见出作者的苦心孤诣。这么下一番功夫，是为了把我们的白话文写出风格来，而不是文言与白话随便乱搀，成为杂拌儿。随便乱搀，文章必定松散无力。这种文章使人一看就看出来，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没有和文字骨肉相关地结合在一起，而是随便凑合起来的。

我们要多学习古典文学，为的是写好自己的文章。我们是文字的使用者。通过学习，我们就要推陈出新，给文字使用开辟一条新路，既得民族传统的奥妙，又有我们自己的创造。继承传统绝对不是将就，不是生搬硬套，不是借用几个词汇。我们要在使用文字上有所创造！

所谓不将就，即是不随便找个词汇敷衍一下。我们要想，想了再想，以便独出心裁地找到最恰当的字。假若找不到，就老老实实地用普通的字，不必勉强雕饰。这比随便拉来一堆泛泛的修辞要更结实一些。更应当记住，我们既用的是白话，就应当先由白话里去找最恰当的字，看看我们能不能用白话描绘出一段美景或一个生龙活虎的人物。反之，若是一遇到形容，我们就放弃了白话，而求救于文言，随便把“朝暾”

“暮色”等搬了来，我们的文章便没法子不平庸无力。

是的，文言中的词汇用的得当，的确足以叫文笔挺拔，可是也必须留意，生搬硬套便达不到这个目的。语言艺术的大师鲁迅最善于把文言与白话精巧地结合在一处。不知他费了多少心思，才作到驰骋古今，综合中外，自成一家。他对白话与文言的词汇都呕尽心血，精选慎择，一语不苟。他不拼凑文字，而是使文言与白话都听从他的指挥，得心应手，令人叫绝。我们都该用心地阅读他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杂文。

至于学习古典文学，目的不仅在借用几个词汇，前边已经说过，这里只须指出：减省自己的一番思索，就削弱了一分创造性。要知道，文言作品中也有陈词滥调，不可不去鉴别。即使不是陈词滥调，也不便拿来就用。我们必须多多地思索。继承古典的传统一定不是为图方便，求省事。想要掌握文字技巧必须下一番真功夫，一点也别怕麻烦。

载一九五九年九月《文艺报》第十八期

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语言问题

——鞍山业余文学报告会上的讲演记录

请原谅我坐着讲话，因为我的腿有病。这次在汤岗子疗养的时候，接到鞍山的来信，邀我来讲话，我很抱歉，不能马上答应，因为医生不准我早些出院。近来血压也高，还不能写东西。这次讲话，也没有准备好讲稿，请大家不用记笔记。

由于时间的限制，不能谈很多的问题，就只谈语言问题吧。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写东西的人、话剧演员、电台广播员等都是语言使用者。把语言用得好的人，就是语言的艺术家。

什么样的工人用什么样的工具，我们写东西的人，用的工具就是语言。因此，不会使用语言的人，也就不能创作文艺作品。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学习写作，首先要学好运用语言。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提高理论水平，提高思想，培养高尚感情，和丰富生活经验了。绝不是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今天讲的是语言问题，所以专讲语言，不涉及其他。

我首先奉劝大家习作不要太心急，因为语言不是一天二天能掌握得好的。有的人写了一篇小东西，就急于要求发表，稿子退回来又很着急。文章能发表，当然很好。可是不发表，也不宜灰心。学习写作的人，应该经常勤苦地练习。我小时候，整天学诗做文，要是篇篇发表，那未免太多了。那时是练功夫。现在，我的职业是写作。现在我的文章所以写得还通顺，完全是在过去基础上逐渐提高的。

不要着急，学习运用语言是长期的劳动，不要写了三千五千字，就惶惑不安；这用不着，慢慢来，把这小文章放下来，再练习，再另写一篇。我现在写成的文章，也不是篇篇拿去发表，大约在十篇中会有四篇不能用的。这是文章写的不通顺吗？我搞了三十年这个工作了，还不至于连句子都写不通。我要慎重。连这么慎重，发表了的文章还有不十分好的。

要经常地写，天天不间断地练。我不赞成有些人去体验生活半年后，收集到一些材料才动手写，这不妥当。我们应该每天都拿笔。写什么呢？什么都写。下雨，不同于天晴，写；一片晚霞很美，写；花、草，……都可以写。不论感受多少，只要有所感受就写，这便生活在写作中了。想做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这样下功夫。近几年来我每天都拿笔，除了在汤岗子疗养外，我从没有停过。连这样，我还有苦闷，我对新的生活，不像青年人体验得那么快，所以我应在每天拿笔之外，还须多多体验生活。

我们学习写作，应该什么形式都试一试。不要以为写诗的就不写小说，写小说的就不写剧本。在练习创作期间，什么形式都要试写，写诗的也应该试写小说，写小说的也应该试写剧本。

诗的语言最精练、优美，如果你练习写诗，那就对写散文也有好处。

在小说里什么都可以描写，连做梦也算在内。可是话剧就不这么方便了。在舞台上，不能一个人躺三点钟，说是在表演作梦。戏剧的结构比小说散文都更严密，所以练习写剧本，在结构上对写小说和散文是有好处的。

有人想练习写相声，那也好。能够写好相声，也是很好的成绩，对练习运用语言也有很大的好处。

近来我们的曲艺很不景气，原因之一是作家不肯多写。曲艺的语言，特别是各种鼓词和快书，是和古典诗歌有血统关系的。要写好鼓词等，必须辨明平仄，明白怎样押韵。这需要学习一些古典韵文，否则无从下手。

只有实地习作，才能知道其中的困难，也就得到好处。练习的形式越多，对语言的运用越熟练，越宽绰。相声不是话剧，话剧不是小说。文艺的形式不同，运用语言的方法也不同。假若有人把相声写成祭文，便是笑话了。

我希望青年们学习的范围扩大些。假使你喜欢念古诗，喜欢练习练习写旧诗，那也有好处。我不是提倡大家去写古体诗，但也不妨每天念一两首。多学一些古典文学，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文学语言的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我们可以从古典文学中吸收很多的东西。

第二个问题，我要说的是文学中的民族风格。

我们常谈到民族风格，它表现在哪里呢？拿短篇小说来说，那个国家都有，这不是民族风格。民族风格是表现在语言上。因此，做一个作家，一定要把语言写好，应当精益求精，用提炼出来的语言，有力地把我们要说的思想写清楚。古人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有责任把自己的语言加工了再加工。

汉族的语言，有它的特色。在世界语言中，汉语是简练有力的。这种简练的语言，有时候，在说理的文章里或者不够灵活，我们用一点欧化语法，也未为不可；不过，万不能过火，写出来的人家看不懂，那就劳而无功了。

青年写东西，好写长句子，往往写了半篇，还没有一个句号。不知道写到哪儿去了。这个习惯不大好，我们应该写得简练些，不要冗长。

汉语是有“声”的语言。把“声”调节好了，句子便很好听。古诗词、京戏、曲艺中的鼓词等，都发挥了它的美。仅就北京话来说，一个字就有四个声，把“声”调节好，即便是散文，念起来也特别悦耳。

不过，汉语的音和声并不一致，各地有各地的说法，这很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所以中央决定以北京音为标准音。

汉语的词汇也不统一。东北叫苞米，别处又叫棒子，还有人叫它玉米，一物数名，甚为杂乱。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我们有多少词汇。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地编制词典。这一方面使我们有所遵从，另一方面也使方言土话，得到限制，实现语言规范化。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少用方言土话，尽力于规范化。我写的《龙须沟》里，北京土话较多，有的人听不懂。广东某地想演出它，因找不出恰当的本地土语来代替北京土语而作罢。用外国语翻译它也碰到很多困难。有的人说，方言土话表现力大，试问人家听不懂，还有什么表现力可言呢？最近，我写《西望长安》，几乎没有用什么土话，但是表现能力并不太差。

上次全国话剧在北京汇演，有些东北地区的演员，还用东北话。有人认为，东北话和普通话差不多，所以照样说就可以了，这不大对。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相差不大的应该学得更好。

下面我讲讲怎样使用语言。

第一，要写得明白，把要说的有条有理地写下来，句句立得住。那些高深莫测、故弄玄虚、装腔作势的文章，不是好文章，人家看不懂也听不懂。我们要的是清楚明白，在清楚明白中，表现文字的美。唐朝大诗人写雪景，只用五个字：“开门雪满山”。这几个字是谁都认识的俗字，可是写出一个全面的雪景来。什么银装的世界呀，奇丽的雪花呀，都没有这五个字这么有力。

文字深入浅出，才显出本领。在毛主席的文章里，所谈的问题是那么重大，思想是那么深刻，可是，写得又那么生动有趣，有声有色，谁都能看得懂，受到感动。这就是深入浅出的文字。

写东西不要怕写得少，“开门雪满山”不过是五个字啊！不要开口就说：“我要写四十万字的小说。”重要的是要写得好。

形容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形容，切不可乱形容。我自己，一篇短文要写三四天，写好以后，屡屡修改，朗读数次，有不顺口的句或字就改，越改越浅显，改到清楚顺口为止。

第二，用字要经济。写东西不等于说话。说话时，眼睛手势都能帮助你。写东西无此便利，故须想了再想，力求简而明。大家工作都紧张，无暇看又长又臭的文章。写东西，应该简单扼要。用字要经济。要经济，就要用脑子，人家说一件事情用五百字，我们用二百字，才显出作家的本领。

再举一例，王安石有一句诗：“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七个字，比春天来啦，青草发芽啦，杨柳发绿啦……简练得多，也高明得多。关键是在一个“绿”字。这是他从“入”“到”等六七个字中挑选出来的。从这个“绿”字中，我们看到春天在动，在前进。有这一字，即无须再说草发了芽，树出了叶子等等。写东西要简而明，少而精，道理就在这里。如果你写成三千字，先别寄出去，看看能否用一千五百个字说明白？为什么要多写一千五百个可有可无的字呢？

简练不等于晦涩难懂。运用语言，应该要有创造性。但是人家说吃饭，你说喝饭，人家说走路，你说睡路，并不叫创造。像“春风又绿江南岸”，用字好而且少，一个字管好几个字的事，才叫创造。

语言的创造不能凭空而来，要依靠生活。例如有个人突然听到父亲死了，他一定会一言不发，而哭起来。假若我们描写他讲演起来，大发议论，便不近人情。

最后，我再谈一点，要写出一个风格来。

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茅盾、巴金、赵树理、曹禺的风格都不一样。赵树理的《三里湾》写得很好，从作品中我们能觉得出赵树理同志的可爱。同一事件大家都能表达，可是怎么表达，那就不一样了。各有各的风格。

初学写作的人，免不了要模仿模仿，这不要紧。经过长期练习，我们就会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来。不论写长的，还是短的，都应该使人看出来，这是我说的，这是我写的。一个作家，在一篇小文章里，也要表现出他的独特的想法，说法。

我们看看杜甫、白居易、陆游等的诗，他们都有个人的风格。我们不妨背下几首，大有好处。

谁用功，谁就写得好。我希望青年们趁着年轻，学好汉语，也应该学习外国语，我们不要作“土作家”，我们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博学多才。学外国语要靠记忆，年轻人学最好，年纪大了，记忆力差了，学起来就吃力。

今天我主要讲的是语言问题，提高思想等也很重要，不要误会。

创作无捷径，勤学苦练才是唯一的“窍门”。我的话完了。

九五六年九月鞍山工人俱乐部

载一九五六年《文学月刊》十月号

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摘要

1955年五一劳动节后，中国作家协会邀集了八个兄弟民族——彝、侗、僮、东乡、维吾尔、蒙古、苗、朝鲜（延边）的十一位同志，和西位熟悉兄弟民族文学的汉族同志，到北京来座谈兄弟民族的文学工作情况。

现在让我们根据这次座谈会所提供的材料，把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情况与问题分项来说：（甲）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的兴起。

在有文字的民族里，像蒙古族、维吾尔族与藏族，都有久远的文学传统。

蒙古民族的长篇史诗《格斯尔的故事》的产生，要比成吉思汗出现于历史舞台还早两个世纪！这是优美的富有神奇性的人民文学著作，应当列入世界文化宝库。

产生于十五世纪初期的史诗，由十二首长歌集成的《江格尔》，也是人民口传的巨著，至今还广泛地流传在蒙古人民中间。

在这两大史诗之外，流传在民间的还有许多著作。

今天，新的文学也生长起来。纳·赛音朝克图与巴·布仁贝赫的诗歌，朋斯克、敖德斯尔、玛拉沁夫、超克图纳仁等的小说与剧本都受到读者的欢迎与称许。

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与乌兹别克等民族，在文学遗产上是可与蒙古民族媲美的。苏联刊印的第三、四世纪的《托瓦杜瓦》和第六、七世纪的《气斯塔尼伊利克别克》都是伊斯兰教传入以前就有了的宝贵遗产。十二世纪的《库他提·扣贝里克》是维吾尔族的重要史诗。此外，像代表维吾尔与乌兹别克文学伟大历史时期的那瓦伊的长诗，和哈萨克文学之父阿拜依的著作都是新疆的，同样也是构成祖国的文化历史的宝贵财产。

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影响所及，使新疆各民族开始追求民主文学，涌现出不少的作家与诗人。解放以来，在文艺创作上，维吾尔与哈萨克等族都产生了不少比较优秀的作品。诗人铁依甫江和布哈拉等都孳孳不息地进行创作，祖农·哈迪尔等在短篇小说与剧本方面也有很好的成绩。

藏族文学从第九世纪开始兴起，在十二世纪左右发展起来，十七世纪前后是昌盛时期。藏族的文学遗产，就重要的来说就有：《格萨王传》史诗。这部名著在元末明初写成，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民间流传很广，曾被改编为戏曲，还用为壁画题材。

在抒情诗方面，有流传最广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错所作的抒情歌。藏民至今还传诵他的作品。在小说中，《米拉日巴的一生》传记小说具有世界文学的价值。这部著作已有英、法、日、蒙古、汉各种文字的译本。藏族的民间文学也是丰富多采的。

现在，藏族涌现出来许多新知识分子，开始在优秀的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反映新生活的文学作品。

延边朝鲜族的新兴文学，在这几年来，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有不少的成绩。剧本与小说之外，作家们也注意到编写民间故事和说唱文艺。

甘肃、云南、贵州和广西都是多民族的省份。许多民族还没有文字，但是保留在口头上的文学是丰富多采的。每个民族都有许多优美的诗歌。

（乙）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

从上述的各兄弟民族的文学遗产来看，无论是写下来的还是流传在口头上的，都是那么丰富！而且我们所根据的还只是参加座谈的几位同志所提供的一些材料，而不是兄弟民族文学的全部材料。我们有责任去收集、整理这些宝贵的材料，使它们成为全中国的文化财富！

怎么去搜集呢？我们愿提出一些意见：（一）搜集工作必须遵从民族政策。（二）搜集工作是细致的、耐心持久的工作。民族的历史与社会背景都非一时半晌所能了解，而这些正是文学作品构成的重要因素。不细心，不深入了解，我们是会把精华漏掉或把糟粕看成精华，以讹传讹的。为深入了解口头的诗歌，我们也须注意到随伴着它的音乐与舞蹈。（三）搜集工作也是群众工作。搜集工作者应当深入生活，搞好群众关系，“也给也要”才能要到好东西。

整理与研究，也有应该注意的几点：（一）整理工作最好是在当地进行，以便随时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更多的参考材料。整理了之后，和当地人民讨论也有很大的好处。（二）对古典的文学作品，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去分析判断其思想内容，决定取舍。（三）在搜集整理工作中，我们也会遇到文字记载或口头传说的作品中有些残缺，对这个，不应随便添补！还有：兄弟民族的语言结构和语法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也不该轻易发挥整理者的想像力，随便增减。（四）口头上保留的长诗与传说，往往同一故事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这需要极细致的研究与审慎的判断。首要的是就本民族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去考虑问题，而不可主观地以搜集者所属的民族的心理去考虑。

（丙）现在我们谈谈翻译问题。

翻译是个关键问题，没有翻译，就没有各民族间的文学交流。

翻译可分为三类：各民族翻译汉族文学，汉译各民族文学，和各民族互相翻译。

参加座谈的各民族的同志们一致表示，迫切需要翻译汉族文学，以便吸取先进经验。蒙古族、维吾尔族与朝鲜族等已译了些汉族文学的作品，但还嫌不够。通过翻译汉族文学，各民族都有产生新的文学形式与体裁的可能。尤其迫不及待的是翻译文学理论——汉族写的和汉译的苏联的文学理论。没有理论的学习，创作即不易提高，这是个重要问题！这一方面须加意培养翻译工作者，一方面也需要与汉族作家合作。兄弟民族中翻译汉族文学作品的人应有机会与原著者会面，在一起推敲译稿。

各民族文学的汉译工作，已经随着民族政策的实施而渐次活跃起来。像《阿诗玛》那样的优美的长诗的整理与翻译是值得表扬的。对于各民族的民歌的搜集也有了一定的成绩。

关于兄弟民族互译文学遗产和现代作品，在今天的情况下，大概须以汉文为媒介——譬如汉译的苗族文学，又被蒙古族由汉文译为蒙古文等等。这就加重了用汉文作翻译的责任：汉文译得不好，就必定造成辗转翻译，以讹传讹的恶果。

（丁）创作问题。

特别值得我们兴奋的是：有文字的民族，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与朝鲜等族，已经有了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用汉文写作的作家。多民族的文艺已不是一句空话了！新的生活产生了新的文艺，新的文艺鼓舞着新的生活。可是，出席座谈的作家们反映，如何继承民族传统，如何写出地方特色，还是很不易解决的问题。

如何培养新生力量也是重要的问题。这是发展兄弟民族文学最根本的一环。有文字而且有了新文学基础的民族比较容易；鼓励业余作家，举行竞赛与评奖就是办法之一。对没有文字的民族，一方面应注意帮助民间的歌手，创作口头文学，一方面应培养能以汉文写作的青年。组织汉族作家去为兄弟民族服务，也不失为过渡的好办法。

在兄弟民族作家队伍还未壮大的今天，汉族作家去描写兄弟民族的新生活是有很大作用的。写兄弟民族的生活，首先应当克服猎奇心理。有这样心理的作家是要以最少的劳力，从事物表面上找到异族情调，去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动机在猎奇，就不会热诚地去深入生活，而只凭东看一眼，西问一声，便要进行“创作”了。这一定抓不住今天民族生活的重大变化和问题。也会使作者只找特殊的情况，而忽视了这特殊情况与一般的建设祖国的大业有什么关系。这样，就把民族生活孤立起来，而忘记了整体。不看整体，一定体会不到民族间兄弟般的友谊与热爱，也就不会写出有热情的作品来。在兄弟民族作家心中也难免猎奇心理的作祟，假若他的目的是在写给汉族的读者，满足汉族读者的好奇心。这个苗头已被我们看见了。

在这次座谈会上，兄弟民族作家都一致地表示：须加强作家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这也和汉族作家的需要一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创作水平，写出富有党性，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

（戊）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中国作家协会对兄弟民族文学工作未能给予应有的注意；中央的出版机关与兄弟民族地区的出版机关没有密切的联系，也没有互相配合着拟订翻译与出版计划；在兄弟民族中工作的汉族干部没有充分注意翻译各民族文学的重要，因为他们或者根本不晓得民族文学有什么宝藏。这许多事实有力地说明大汉族主义思想是的确存在着的！在文艺战线上，多民族的文艺这一概念似乎还未形成。

就翻译工作来说，在汉译各民族文学的工作中也应当克服大汉族主义的偏见。《阿诗玛》的译文发表了以后，得到广大读者的称许。可是，译者为了怕汉族读者不能了解，有些地方就加以改动，像女郎的长发的美妙形容——“落日的影子”便被改为“菜油”！我们不应该把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与巧妙的想像换上一套汉族的；翻译者有责任忠实于原著。

在民族的古远的传说中难免有些自然主义的、不大美好的描写。有的作品中也许带着落后的不健康的东西。对这些，译者是应在尽量忠实于原著的原则下加以适当的修正句剪裁的。同时，地方上也不宜固执地不许译者更改原文一字。褊狭地珍视本当遗弃的东西，便近于地方民族主义了。这并不利于发扬民族文学遗产。

就创作来说，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分会的刊物有责任多翻译刊载一些兄弟民族的作品。这便能鼓励用兄弟民族语言创作，也是团结与竞赛的好办法。

怎样提高，是兄弟民族作家们一致关切着的问题。他们希望汉族作家到兄弟民族地区去，帮助他们。他们也希望北京的文学讲习所给他们以学习的机会。在这里，我们愿意热情地号召：汉族作家到兄弟民族地区去，去体验生活，去写作，去帮助兄弟民旅的作家。因语言、风俗等等的不同，我们去体验生活，未必如愿以偿地写出好的作品；帮助兄弟民族作家，一定会有成绩。我们也要求：各民族地区的政府与文艺团体加强文艺工作的领导。据兄弟民族作家们的反映：有的地区领导干部（有许多是汉族的）对文艺工作不大关心，有的地区因不重视文艺而使作家担任许多行政工作，以致无暇写作；或屡屡调遣作家到各地方去，以致不能长期居留一地，深入生活。有的地区文联编制小得可怜，大家顾了组织工作便不能写作，顾了写作就耽误了组织工作。而且，地区的文联和作家协会的联系十分不够，对创作问题不易直接得到作家协会的指示与帮助。

在还没有文字的民族里，目前我们应着重帮助的对象是歌手与艺人。他们保存了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学遗产，同时也是创作音。如何帮助他们，还须详为计划。

急待解决、必须解决的是怎样培养干部的问题。没有干部，无论是搜集还是整理，无论是研究还是翻译，都无从说起。就现有的干部和现有的业余工作者加以调整，我们就有一个不小的队伍。这个队伍一经巩固起来，就能发挥更大更多的力量，成为发展业务和培养新生力量的主干。这个不难作到，可是现在还没有作；追查病源，恐怕也是大汉族主义思想在那儿作怪；有的领导干部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有的或者满足于现况，认为有那么一些点缀也就够了。这种想法来自不重视兄弟民族的文学事业，理应加以矫正。

在民族地区也可能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一切都要本地风光，无须向汉族或其他民族学习。这无疑的是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这一定会阻碍文化交流，故步自封。

在整理研究工作上，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对兄弟民族艺术的整理加工，应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保持它原来的传统与特点，不能违反兄弟民族的习惯。

（己）具体措施。

为开展各兄弟民族文学工作，我们打算采取如下的一些措施：（一）推动各文艺团体的各级领导重视兄弟民族文学工作，加强领导，鼓励搜集、整理、翻译与创作。大力地培养搜集整理兄弟民族文学遗产的干部，培养翻译人才与作家。（二）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分会应吸收兄弟民族有成绩的作家作为会员。以会员为中心，兄弟民族的作家们应有经常联系、定期学习的组织。（三）商请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民族出版社拟定出版兄弟民族的古典文学和新的创作的计划。协助有关出版社做好汉文文学作品译成各兄弟民族文字和各兄弟民族互相翻译作品的工作。中央的与各地方的文学刊物应多发表兄弟民族作家的作品。（四）选取兄弟民族青年作家到文学讲习所学习。（五）成立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分会。（六）中国作家协会成立民族文学委员会，负责组织发展兄弟民族文学的工作。（七）有步骤地创办各兄弟民族文字的文学创作刊物。（八）中国作家协会号召汉族作家到兄弟民族地区去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和帮助兄弟民族作家进行创作。

中国作家协会有责任了解所有各民族的文学工作情况，从而设法鼓舞推动，使各民族的文学工作在搜集和整理、翻译与创作上，都得到发展与繁荣。

载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关于业余曲艺创作的几个问题

一、有人问：曲艺在民间文学的范围中，占什么地位呢？

现把它分开来谈谈，也好让大家明确一下曲艺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民间文学中占什么地位。民间文学的范围很广泛。如鼓词、评书、单弦、相声，甚至笑话、谜语、对联，都可算民间文学。曲艺只是民间文学的一部分。曲艺形式的特点是能说、能唱、能表演的；谜语就不能表演，对联也不能表演。曲艺更便于传播思想，谜语就不过让人猜猜，不能传播什么思想，对联的思想性也不大。写一段鼓词、快板、相声，就要传播一种思想。如有人结婚，你送一副对联，上面仅能表示祝贺祝贺，不便谈及婚姻法的政策；而曲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二、曲艺与一般文学有什么分别？

1．曲艺与小说、话剧、歌剧、诗等有什么分别呢？曲艺有它自己的特色，它通俗易懂，人人喜闻乐见，语言也是雅俗共赏的，比别的作品更富于通俗性。话剧是很好的文艺形式，很利于宣传，但话剧在中国只有五十年的历史，是后起的，不像曲艺那样富于普遍性、历史悠久、人人喜爱。

假如有人认为《人民文学》刊登出来的，就是高级文学；你们写的曲艺只能在职工业余会演大会上演一演，是低级的。于是有些青年业余创作者也认为写鼓词、快板等小东西，不能登大雅之堂，有自卑感，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不能把通俗和提高对立起来看。《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非常通俗，但为一般人民和学者共同喜爱，是不朽的经典的伟大著作。

如果有的作家认为你们写的是低级的，他们给《文艺报》《人民文学》写的就是高级的。你可以告诉他，他错了。一个作家不应该有对文艺作品分出等级的看法。通俗与提高不是对立的。曲艺与其他文学形式也不是对立的。我们有一些人的毛病是光有通俗，没有创造出通俗而伟大的作品来，不是下了很大功夫，而是草率地一写就是一篇。曲艺这种形式，劳动人民都喜欢，怎么能说它低级呢？它是通俗的，它容易普及。事实证明，全国工人在搞曲艺会演，有这么多人写，有这么多人演，可以说是普及了，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在现有水平上要提高一步。我们所说的提高，不是把通俗性与普及性不要了，而是要在通俗与普及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要把我们的鼓词写成好的诗，把我们的小说写成像《红楼梦》一样通俗伟大才好。

在清代末年曲艺很盛行，那时不但劳动人民写鼓词、单弦、岔曲等，就是许多文人也在写鼓词、单弦、岔曲；可是文人们写的方向不对，他们以为表现了自己的文学典雅就是提高了，可是一表演，观众就都走了，因为人家听不懂，这样提高只有文人们自己能欣赏。我们所说的提高不是从文学上写的文绉绉的，用许多典故，而要在通俗易懂的基础上来提高，如《红楼梦》完全用的是白话，但是伟大的作品。从近二三十年来看，有些地方戏与京剧，对于提高的看法也不对，不是从本质上、从技巧上来提高，而是要字眼，文绉绉的，似通不通，使人听了莫名其妙，这不是提高的好方法。

2．曲艺的突击性很强，因为曲艺简短明快、短小精悍，因此它永远是宣传的先锋，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宣传卫生、打老鼠、打麻雀、买公债等都不去找小说家、话剧家，而先来找我们呢？因为我们掌握了一个武器，而且利用起来效力非常快，我们写二十句鼓词、八十句快板，就可以愉快地胜任这个宣传任务，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为什么要自卑呢？小说家没写捉老鼠，那是他不会写；如果会写而没有写，那是他没尽到责任。我们尽到责任，有什么不好呢？大炮是好的，步枪也同样重要，不能永远放炮，一枪不打。我们是冲锋部队，打白刃战的；徒手肉搏，取决胜负，要靠我们。

有人说曲艺就是赶任务，这话不对！但即使是赶任务，又有什么不幻呢？全国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都在赶任务，谁不忙？我们为什么不拿着我们的武器，及时迎上前去呢？当然啦，赶任务因为时间仓促，写得粗糙是很难得到文学奖金的，但我们就为了得奖金吗？我们的文章帮助了捕老鼠运动就行了，何必要得奖呢！

我们不必强调曲艺和别的文艺形式有分别，而要有了任务就去做！一本话剧也许要写一年，而曲艺要快得多。在形式上，技巧上是有不同，但都是文艺，完成任务就好！我不反对写新诗，但现在新诗在语言上还存在一个缺点，就是不能完全合乎民族风格，一般人民不能拿起来就念就唱（当然将来会弥补这个缺点的）。而曲艺就可以，它有良好的传统，语言有辙有韵、有节奏，能念能唱，为人民喜闻乐见。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这种形式写成很好的诗呢？我们的鼓词要写成很好的诗，就不会有人说鼓词永远不能成为诗了。我保证假如我们的鼓词写得比新诗更好，则比新诗的宣传作用要大得多，宣传范围要广得多。

曲艺有它自己的特点，但是不能强调和别的文学一刀两断地隔开，这边是小说、话剧、诗，那边是曲艺，不应当这样。因为普及和提高不是对立的，曲艺和别的文学形式也不是对立的。我们要求普及，也要求能写出像诗一样好的鼓词来！既不要有曲艺永远成不了高级文学的自卑感，也不要满足于过去那样水平，我们要求自己不因为写相声，就不能写出好的讽刺文章，不因为写鼓词，就不能写出好的诗。我们写不好，不是先天的，而是我们功夫下得不够，仅仅照猫画虎，照着旧形式把内容填进去就得了，没有更大的创造，没有更高的思想性艺术性。我们用的虽然是人民的语言，但是没有提炼，罗嗦不精，我们仅知道继承传统，只知保存，而没有把它发扬、提高。

曲艺有它的特有形式，如：相声有相声的形式，鼓词有鼓词的形式，这并不妨碍写作时要具有一般文艺的优点，如语言要美，人物要活，内容要丰富，思想要深刻，不应因为这是曲艺，在这些方面就可以打折扣了。

我们现在写鼓词只写百十句，但也可以写长的呀，写成本大套的故事过去已有，如《杨家将》、《隋唐》、《梁祝》等。我们也可以写长的。也不能因为特殊形式就有特殊的体验生活的方法，写相声的体验生活，正如写话剧的体验生活一样。必须要有生活，谁不体验生活，也写不出东西来。所不同的只在体裁上，不能认为我是写相声的，就要体验相声生活，事实上生活中没有专供体验相声生活的。如果在工厂中大家都不工作，坐在那儿嘻嘻哈哈的，为了叫你体验相声生活，岂不糟了！曲艺作品中的缺点，如公式化、概念化、自然主义等，这都和话剧会演中所发现的问题以及其他文艺作品的缺点一样。

三、故事性的问题。

大家都觉得老的作品故事性强，我们写的故事性弱，这个问题我想应该先看一看这是什么性质的故事。如《黛玉葬花》，这里边几乎没有故事，就是黛玉一个人把落下的花扫起来，这有什么故事性呢？难道因此就不写它吗？所以说故事性强是好的，但也要看故事本身的性质是什么？如果今天要求我们写《黛玉葬花》这样故事情节简单的东西，我们就要用悲哀的情调写出诗来，通过小小的动作，写出人的性格及黛玉心中的悲哀就可以了，不要为了故事性强而乱加情节，节外生枝。如果故事本身很简单，勉强乱加情节，反而不好了。

在形式上我们不必强调与其他的形式相比。应该承认形式各有不同，如相声只能说十分钟、十五分钟，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合说一段故事，很少有三个人说的。它不像话剧那样，有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不反不正的人物、半反半正的人物，而只是两个人合说一桩事，不是一个是正面人物，一个是反面人物。我们若是强调捧的老正面地说些正面的话，严肃不笑；逗的刚把观众逗笑了，又给压下，谈五分钟政策，这还能成什么相声呢？我们不要机械地说话剧有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相声也一定要有，因为话剧形式可以演三个钟头，它有时间尽量地发挥；可是现在谁有本事能写一段三个钟头的相声呢？连着三个钟头不停地说，人能受得了吗？所以相声只能集中地讽刺一点，不能像小说、话剧那样从容不迫地慢慢交代。如《买猴儿》中的马大哈，我们的机关中哪儿能有这么个人呢？不能的，这就是集中的讽刺。全国工人都很熟悉他，他已经成了形容工作马虎的典型了。如果你硬说：我们的机关中没有这么个人；我们说：这是艺术的真实，不是生活的真实。假如在《买猴儿》相声中你一定要搁上个领导来明确政策，那就不好办了。谁也不能让一段相声担负话剧的任务，也不能让鼓词担负小说的任务，不要让它担负胜任不了的任务。

我写的剧本《西望长安》，不是个好剧本，但它是讽刺剧，所以正面人物也要配合讽刺戏的风格，正面人物也要有风趣，这是形式的要求，否则风格就不统一了。

怎么才算有故事性呢？三个人斗争，有故事性，两个人斗争，有故事性，一个人心里斗争，也有故事性。所以故事性强不强，不在于情节复杂、人多，而在于冲突是否强烈。冲突不强烈，矛盾不尖锐，就是五十个人满台乱打，也同样没有故事性。我们写的所以故事性不强，最大的毛病在于写的太多，太分散，没有重点。写一个英雄人物总是家住哪里，姓字名谁，父母是谁，在哪里工作，什么技术，开了几次会等等，都从头到尾，写在一篇一二百句的曲艺中，因而把重要的冲突，应该充分发挥的地方，反而忽略了。这样，故事性当然不会强。

老段子为什么故事性强呢？譬如《武松打虎》《十字坡》《武松杀嫂》《鸳鸯楼》等，都是一段一段地抓住了冲突最强烈的地方，每一个段子都有一个中心情节，围绕着这个去充分发挥的。我们写东西也要这样。假如有人要在二百句的一个段子中，把武松从头到尾都写了，故事性同样也不会强。

在写作品时，乱加不必要的情节、标语口号，或者给人物片面地找动机，都是不好的。如写一位英雄人物在战场上遇到困难时，不顾个人生命去英勇杀敌，是什么思想促使他这样做呢？作者给找动机了，让这位英雄在枪炮声中把爱人相片掏出来，还想着：你在家里做劳动模范，这回我在战争激烈的时候，可得争取做个英雄。这都是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不能够感动任何人的。

人物是怎样写出来的呢？必须抓住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去充分发挥，这样一定会感动人，人物也能写活了。如《武松打虎》不说从前，也不说以后，只集中说这一段，这样就好发挥了。或者先写武松在酒店吃了许多酒，假如他不喝酒，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也不会去碰老虎，因此写他喝酒是必要的，酒家拦他也是必要的，这样一步一步逼出来老虎，不打也不行了，棍子打断了，须得就用拳头打，这也是很自然的。这样布置，有力地说服了观众，使观众相信了，事实上用拳头是不易打死老虎的。

我们写东西就犯了不集中、罗列现象的毛病，话剧会演中也暴露了这一缺点，有些戏没有戏剧冲突，平铺直叙，看了开始，就知道结尾，自然主义地往舞台上搬，服装道具也这样，凡家中有的，都搬到了台上，这都是自然形态的东西，不是艺术。艺术的真实，不是要把什么都搬到台上，什么事都像生活中一样地直述出来。情节多了，并不等于故事性强；事情少，只要有发展的余地，留出空隙让人物充分发挥，把人物突出来，这才是好的。如果罗列事实，没有选择，什么都写，就是犯了自然主义的毛病，是非常不好的。

我们怎么才能写好呢？如果有时间，我们最好把要写的故事先用散文写一遍，写过之后，你心里也许会有好多好多主意了，看哪是要点哪是要害，就抓哪一段，从哪个角度上写，矛盾尖锐，便于发挥，你就哪样写，写出一定会好。如果不能这样做，而直接就写成韵文，也不要按着初稿死改，因故事有了雏形，怎么改也是词句的变动，也改不出好东西来。你不妨再用散文写一遍，等到考虑周到了，心中有数了，再改成韵文，不要怕麻烦。我常常一篇稿子不知改多少遍，有时改不好，就丢掉。文艺生活就是死干，自古以来文艺生活就是非常艰苦的。

四、什么是民族形式？

所谓民族形式，主要是语言。如我们有单弦、大鼓、相声，人家外国也有人家自己的民间歌曲；我们有小说，外国也有小说。可是我们的语言是唯一的，世界上只有我们说这种语言，其他国家都不说，因此说民族形式，语言是最主要的。我们写曲艺应该特别注意语言。

曲艺是韵文，它与古诗是有血统关系的。我希望同志们念念古诗，最好能背下几首，因为古诗也是韵文，它与曲艺语言之美是有共同之点的，念一念对我们写曲艺就有好处。当然古诗是不好念的，但是我们可以找些陶渊明、白居易、李白、杜甫等人的比较容易念的诗来念。背下来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知道，外国翻译我们的诗只能译意，而不能保持原来语言之美。我们不背下来，仅记下来大意，就不足以体会原诗的全部之美了。因此我们有责任在语言上尽职，把它写好。

语言不好，不合标准，就不能充分表现民族风格，因此我们不能不谈到汉语规范化的问题了，统一语言（包括语音、语法、词汇），是一项政治任务，因为语言越纷歧，越不利于我们国家经济建设和国家的发展。因此我们写东西一定要用普通话来写，我们要走在前面，带动大家使用普通话。有人说如果用标准音来写东西，就不适合地方上表演了，这不过是暂时的困难，因为语言仅是地方戏曲、曲艺中之一部分，地方戏曲、曲艺中还包括服装、道具、曲词、音乐等特色。如川剧就是用普通话唱，也还是川剧；金钱板用普通话唱，也还是金钱板。也许暂时不能完全用普通话，但我们应该了解这不过是暂时的，为了长久之计，一定要用普通话才好。谁爱惜土语方言，就是保守，方言迟早是一定要灭亡的。

现在政府正在大力推广普通话，大、中、小学正在学习，将来就要推行全国，我们作为写东西的人——语言的使用者，难道不应该在前面带头吗？在推广普通话的运动中，我们与话剧演员、广播员有着同样的责任。

词汇与语音将来要出词典，词汇统一起来，如玉米到底叫什么好呢？是叫玉米、棒子，是叫包谷、珍珠米呢？将来是会统一的。如让我推荐，我以为叫玉米、包谷较好。棒子不好，它能够使人误解为木棒。

语法也同样，要使它合乎我们语言的规则，语言的逻辑。这次我看了同志们几篇作品，在语法上是很欠功夫的，有些是不好的。写出的语言，是加了工的语言，就一定要完整、精炼、正确，这是咱们必须努力的。

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曲艺的创作和表演》

关于语言规范化

同志们，大会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难题，让我来作关于语言规范化的报告。我的发言，因为没有时间写出来，只好想起什么说什么，其中有些好的意见，是我听别人说的，在这里传达一下；不成熟的意见是我自己的。语言规范化的问题很难谈，因我不是语言学家。

今天有两个大运动，一是汉字改革，一是语言规范化。

简单说几句关于文字改革问题。在文字改革上，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是作家们一致拥护。文字改革的方法是不求规范化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字改革是一个过渡的办法。我们将来一定是用拼音文字。方块字难处很多：难认，难念，难懂，难记，难写。过渡期间，消灭汉字不行，那么办就天下大乱了。文字改革就是让汉字简单一些，让它容易认些，容易记些，容易写些，省一点力气，这是必要的。一个外国小学生学了五年拼音文字可以差不多能认、能念、能写一点简单的话。我们的文字既是那么难，小学生读过五六年书，还不易写好简单的文字。不是有一度要把小学六年制改成五年制么，结果没有改，主要是文字不易掌握，非六年不可。汉字非常顽强，怎样记也记不住。看到它不认识。这是知识传播的很大障碍。有些生字，甚至大学毕业生，甚至我自己也是见到不认识，瞎蒙，常常念错。一个“斤”字加上“走”旁念“近”，加三点水就坏了，不能念“近”音了。

因为汉字发展的历史是复杂的，所以简化汉字就应原来怎样现在还怎样，不要硬造一套新字。如“鸡”、“难”、“观”等字，一个“又”加一个“鸟”念“鸡”，“又”代表“奚”；“观”字一边是“雚”，与“奚”并不一样。可是我们人民自古以来，只要写不上来就写个“又”，我们今天不必再去改正。又如“擬”现在改成“拟”，要是规范化的话，凡是有“疑”旁的就都应变成“以”。可是“癡”简写为“痴”，“礙”简写为“碍”，相沿已久；如果力求规范化，把“痴”写成“疭”，“礙”写成“石以”，谁认识呢？不要勉强统一起来，用不着，行不通。

文字改革不规范化，因为汉字历来就不规范化，谁也说不清楚汉字是怎么回事。人民用惯了的就对，不可硬改。所以文字改革是一种革命的改良，而不完全是革命，假如革命会引起混乱。

简字实行以来，成绩很好，首先是小学生高兴，因为第一课“开学了”的“学”字的上半只要三点就行了。工人也是非常高兴。简字稳步前进，一批一批发表，假如一下子都来了，人们认起来就有困难。可能有些人不大喜欢简字，觉得不美观，看起来别扭，这没有关系，看惯就不别扭了。

语言规范化是一个很大的运动，它有一定的目的。文字改革是过渡的办法。在没有实行拼音文字之前，不能让汉字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简化一些。为推行拼音文字，我们要创造条件，忽然用拼音字是不行的。

语言规范化就是为拼音文字创造条件。这包括三方面：（一）语音，假如不预备下标准音，实行拼音文字便没有用处。我拼北京音，你拼福建音，他拼广东音，各人拼各人的一套，拼音文字便没有多大用处。（二）语法，一句话怎样说，动词在哪儿，名词在哪儿，必须有个规矩，要不然写出来就费解。（三）词汇，玉米又叫包谷或棒子，如果不解决这个纷歧，拼出来还是彼此不懂。所以，只有这三方面都规范化，我们才有实行拼音化的可能。

现在说语音，政府已决定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这不是说北京音比其它地方音好，而是必定得有个标准音。世界上都是这样：苏联以莫斯科音为标准，法国以巴黎音为标准，英国以伦敦音为标准。五六百年来，相沿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这是历史事实。如让全国人民投票，大家一定投北京音。属于京音区域的范围也广，它是唯一的“候选人”。现在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北京音实在是全国人民的声音。推广北京音，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一个极伟大重要的任务。我们在政治上有了空前的统一，语言也应该这样，这才能配合上社会主义的建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无须争论到底北京音好不好，北京音完全不完全。我们要有信心推广它。语音似乎与作家没有多少关系，其实不然，因为一个作家一方面也是公民，应该学习。所以，今天我发动我们大家学习北京音，这是政治任务，我们应该带头。

在诗歌需要押韵，这就须用标准音。如“陈”“程”二字用京音读，有显然的区别，在南方就不分。现在不分没有关系，但以后小学生都学了标准音，你仍“陈”“程”不分便行不通。所以作为一个公民，和作为一个诗人，我们都应该开始学习标准音。我希望全国各省市文联和文艺团体都应该发动学习，特别是搞戏剧的。这次话剧会演，有许多演员语言不标准化，语言不规范化，仍说他们本地方言，受到批评，观众听不懂。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学北京音并不是说学北京话，所以现在不说推广北京话，而是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所谓普通话，已经存在好几百年了。我们许多有名的著作，是用这种普通话写成的。我们现在的报纸刊物是用这种普通话的，而不是用广东话或福建话的。普通话不是北京话。北京话是普通话里的一部分。过去，如要进京见皇帝，首先要学官话，大家往往拿《红楼梦》做课本。现在的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是用国家法令来推行的。这是件大事情。为什么这样办？因为汉语在某些方面是进步的语言，有力量的语言，它简单，说的人多，约有五万万左右；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很成熟，因为它有很多方言，不统一。语言纷歧是建设祖国的很大的障碍。我们要冲破这个障碍。

说普通话应注意语音，不要拿自己的方音来说普通话。

普通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还在发展，所以我们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去推广。念北京音是绝对的标准，而基础则与标准有别。这就是说，普通话还在发展，音要固定，话却还在发展。刚才说普通话不等于北京话，即拿我自己京话来说吧，几十年来，它天天在变，愈变愈普通。我小时说的北京话，与现在说的可以说很不一样。我们在运动中也不强禁方言，我们只是应该大力宣传。让大家认识学习普通话的好处和必要。

方言中能作为普通话的即可提升，纯粹土话就慢慢消灭。大家公认的词汇就存在，不公认的慢慢就消灭。就是说，普通话应该与书面语言联系着发展。我以前写的作品土话很多，现在我不那么乱用土语。不要舍不得土语，珍惜土语对我们民族语言的发展不利。

普通话有几百年的历史，逐渐吸收了各地来的营养，所以成为全民族的，能够共同使用。现在报刊所发表的东西都是用普通话写的，而不是用苏州话或广东话。这种普通话通行全国。《人民日报》通行全国。这种话是普通话，不见得是北方人写的，但大家公认这种东西。小说和剧本里用的方言土语还很多，应该力求规范化。我们不应该把方言的价值估计过高。以前我就是这样，觉得方言土语表现力强。事实上，这并不正确。《龙须沟》里土话非常多。《西望长安》里土话就少得多了，而并不见得表现力就薄弱。

我们不预备强迫消灭土语方言，但它一定会消灭。我们对普通话的推广努力越多，方言土语消灭就越快。

规范化是不是强迫大家按一个公式说话呢？这是误会，不是的。特别是我们作家，我们要保存自己的风格。规范化是要遵循语言的法则，不说错话。我们根据法则说话，扩大规范化的影响。“五四”以后，有的作家摹仿欧化语法，这不妥当。我们今天应根据我们语言的法则来写作。这样一说，我们若再乱用方言土语，问题就严重了，因它不符合民族利益。现在有些作家喜用方言土语，这是与规范化背道而驰的。作家没有乱用语言的自由。不争取规范化就是落后。我们应要求在文章里不犯错误。编辑有责任纠正稿子，让它规范化一些。

语音是以北京音为标准了，词汇、语法的标准在哪儿呢？这是个问题。关于词汇，我们急需一部词典。语法的书也迫不及待。就是北京音也有不同的念法，如“波”字、“舍”字都有不同的读法，所以科学院成立了语言审查委员会，来确定字音。至于词汇，我们说了一辈子的话还不知道汉字有多少词。以玉蜀黍一名词来说，即有玉米、棒子、包谷、珍珠米等不同的说法。统一词汇是艰巨的工作。

我以为写小说、诗歌、戏剧等等应该力求语言通大路——普通化。我们从人民那里取得语言，然后去加工。我们支持普通化，帮助普通话发展。我们不应随便运用欧化语法，这不通大路，一般人不那样说话。我们要求怎样写怎样说，书面与口语一致。当然这要求太大，可是我们应该这样要求自己。现在我们的口语与作品中的语言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是不好的。我们希望将来每个人说的话写下来就是一篇文章，这是我们应有的理想。当然有时写理论文字，需要参用欧化语法，但要特别谨慎，要加工再加工，让它变成像我们自己的语法，令人读起来顺口，不别扭。有时我自己也用一点欧化语法，但因为极留神，所以不感觉太别扭。假如我能用自己语法来说明的，我永远不借重欧化语法。我的作品里也没有太长句子，总是把长句分成一些短句。长句子往往会把作者自己搞糊涂，读者就更难明白了。

我们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简练的语言，这是我们语言之美。古诗五言七言、多的到九言，即是按着语言本质而发展的。若一下子写五百字才找到一个句点，即不符合我们的语言本质。我们的语言精炼、有劲，说起来痛快，不拖拖拉拉的。我们要发扬这简劲之美。现在有些作品有这个缺点：语言很不简练，念起来没有劲儿，新诗即吃了这个亏。我不轻看新诗，新诗有好的成绩，但在语言上却吃了不够精炼的亏。

我们要在新事物中选择词汇，把老的词汇抛弃，如“老米”现在已没有这种东西了，这个词应该废弃。在选择词汇时，我们应该注意审美，例如：还是“玉米”美，“棒子”美呢，当然玉米美一点。我们也该注意选择哪个词汇能独当一面，哪个含混，比如：“棒子”就不明确，因为打狗的也是棒子（木棒）。我觉得玉米好，谁也不拿玉米打狗。

土话中的词汇还有应该保存的，那就要找来推荐给普通话。规范化不是把语言简单化，而是使语言更加丰富。我们要用各地好的词汇来丰富普通话，发展普通话。

所谓地方色彩，并不专靠土语来支持，如越剧用的是地方话，可是它的服装、唱法、音乐，都与别的地方戏不同，它不一定是因为用了当地土话才成为地方戏，它还有更多的特色。

用方言土语容易妨碍宣传教育，举个例说：曾经有好几个地方要排演《龙须沟》，但因剧本中土语多，没法“翻译”，就作罢了。

我曾到工地去体验生活，工人把铺楼板说成支楼板，我觉得我们有权力考虑，到底是“铺”好还是“支”好。不该别人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写。在我的一个报告里，我用了“一边大”，赵树理同志给我改为“一般大”。“一边大”是北京话，但不如“一般大”明确，我就照改了。这些小的地方我们应该注意。

我们应当避免用方言土语，避免用违背我们语法的说法，力求我们的语言符合民族语言的法则。我们在语言上要加工再加工。推广普通话，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责任。同时也不要害怕，什么字都不敢用了。特别是编辑，且莫草木皆兵，拿到了一篇稿子便手足失措。不要看见一个儿化的字，如“干活儿”，便认为是北京土话。事实上很多普通的词也是儿化的。有些编辑未免太拘谨了，如“天到二月十五，还这么冷，真奇怪！”便改为“天到二月十五，还这么冷，这真是奇怪”。《西望长安》里有一句“他把文件什么的……”有人即要改为“……文件之类的”。这个“什么的”是北京话，是否不规范化，我不知道。不过，它的确不同于“之类”，“什么”包括的很广，不必都是文件一类的东西，而“之类”是指文件一类的东西，如印刷品。又如我们经常说“我哥哥的帽子”，一定要改为“我的哥哥的帽子”，反倒累赘了。

最后我说，规范化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作家所负的责任很大，希望大家努力去推广！

载一九五六年八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报告发言集》

关于阅读文学作品

读书是件重要的事。不读书的人就好比是睁眼瞎子，下了班不是闲聊，就是去逛马路，白耽误了工夫，不见得能看到任何有意义的事。若是利用时间读读书呢，就必定起码能够：一、得到许多知识；二、提高思想；三、培养纯正的感情——喜爱好人好事，憎恨坏人坏事。看，这有多么好！这好比原来眼睛有点近视，一读书啊就戴上了眼镜，眼看得远了，心里也透亮了。

所以，没有读书习惯的人应当养成爱读书的习惯，不可用“我没有读书的习惯”往外一推，原谅自己。没有读书的习惯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死不肯拿起书本只是教自己吃亏。反之，由不爱读书变成喜爱读书一定是个很大的进步。我们都该要求自己这么进步。

有的书专讲道理，有的书专讲技术。读了这些书一定有好处，因为它们帮助我们明白更多的道理，更多的技术。可是，有的书，像小说、诗歌、和戏剧什么的，即所谓文学作品，既不长篇大套地讲道理，或者也不大讲什么技术，而只告诉我们一个长的或短的、悲的或喜的故事。这有什么用呢？这大有用处！我相信：一位今天的中国工人必定关心咱们的国家大事。拿一件事来说吧：既是工人，你必定关心工农联盟。你怎么知道农村的事呢？你没有工夫到农村去啊。即使你去了，你能一下子看明白农村的一切吗？恐怕不那么容易。假如有那么一部小说或戏剧，详详细细地讲了农村里怎么搞互助合作运动，你只须花费些业余的时间，就看清楚农村问题和新气象，这不既很省事，又很有益处吗？

况且，既是文学作品，里面就必有活生生的人物和具体事实。作家是用人物和具体事实，通过艺术方法，写出那段故事的，所以写的那么有趣，那么完整，教你看起来并不费很大的劲就会受到感动，得到教育。小说和戏剧既不没结没完地说道理，也不死死板板地讲技术。它们是用人物与事实，给你讲明白（还以农村说吧）为什么合作比单干强，为什么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正路。你是看故事，可是通过故事，你明白了农民必须合作，不要单干的道理和某些技术问题。这些文艺作品的人物之中有好有坏，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你读了以后，自然喜爱好的和先进的人，而厌恶坏的和落后的人。这就教你的眼睛更亮了，心里更有劲更有底了。你也愿意作好的和先进的人，不作坏的和落后的人。这就能提高你的道德品质。

这样，小说戏剧什么的就是生活的教科书。它们教你看明白别人怎么生活着，谁有光明前途，谁走死路，教你受到了感动，提高了思想，也自动地去忘我地劳动，争取作个社会主义建设里的英雄人物。

可是，文艺书籍有好的，也有坏的。你不要随便抓起一本就读起来。读坏书同吃毒药一样，它会要你的命！旧社会给咱们留下许多许多坏书，我们应当留神，别上它们的当。别以为小说戏剧都是闲书，什么都可以看着玩。那不对！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我们要坚决地拒绝坏书，像拒绝吸食毒品那样。你能想象一个工人会偷偷地吸大烟吗？

也许有人说，那些坏书读起来好玩。你要看明白，坏东西往往是好玩的。旧社会里的那些吃喝嫖赌都好玩。难道就因为好玩，咱们就恢复那些坏事吗？好书既给我们娱乐，又给我们教育。反之，坏书即使好玩，也是像包着糖衣的毒药，教咱们的思想与道德品质受害。受害一定不是好玩的事。故意地去读坏书也是可耻的事！

也许有人说：对呀，好书的确有益处，可是读起来费劲哪。我说：你是工人，在干活的时候，你永远不怕费劲，为什么在读书的时候怕费劲呢？要搞好什么事情都须费劲。打篮球、游泳、练习唱歌、学舞蹈，都得费劲。聊天、逛街，不费劲，可是得不到什么好处。读坏书不那么费劲，因为它所说的不是废话，就是坏话。那些旧社会的写坏书的坏文人是故意写废话、坏话来引诱人，教大家走歪道。我们怎可以甘心上他们的当呢！同志们，只要对我们有益处，我们就不该怕费劲。凡是坏事，我们都应该坚决拒绝。这才表现出工人阶级的劲头儿：再说，乍一念好书，也许费点劲，可是继续念下去，就会越来越顺利，不那么费劲了。

同志们，让我们养成读书的习惯，只读好的，坚决拒绝坏的，决定从文艺书籍中学习生活，认清什么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从娱乐中受到教育。遇到一本书，自己不能辨别好坏，可以先打听打听，不要马马虎虎，以免上当。在阅读的时候，千万不要耽误生产，应当规定出一定的阅读时间。也应当随时作点笔记，记下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起初，咱们的意见也许不正确，可是阅读多了，咱们的思想就会逐步提高，能够提出正确的意见，也就是学会怎么批评了，这不很好吗！那么，就都这么办吧！

载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工人日报》

观戏简记

看了荀慧生先生重排的《荀灌娘》。

过了两天，又看到尚小云先生新排的《双阳公主》。

这真使人兴奋！两位大演员都六十岁了，可是上得台来，生龙活虎，念、做、唱、打，一丝不苟，令人多么感动啊！

功夫的确不亏人。假若他们自幼没受过极严格的锻炼，怎能够到今天还腰是腰，腿是腿呢？是呀，我正要打电话去问荀先生，是否累坏了；他却来看我，叫我提意见，以便进一步加工。“怎样啊？”我问他。“不怎么样！”他笑着回答。真是老当益壮，可也的确仗着当初下过苦功；没有当年打下的好底子，“老”是一定的，“益壮”可未必能够如愿！《双阳公主》演完，我到后台去看尚先生，劝他赶快卸装，休息休息。他不肯，既要拍剧照，又张罗与友人一同照相，倒好象他并没刚刚唱完那么一出大戏似的。

青年演员啊，看看这些位老先生吧！因为他们的幼功结实，又好学不倦，所以才能成为老少年。他们的美誉不是轻易取得，而是建立在真实本领与勤学苦练上啊！

在《荀灌娘》中，慧生先生要先扮闺门旦，而后改扮武旦，最后改扮武小生。随着形象的改变，他须唱不同的腔儿，而且要耍枪、驰马，表现武工。好不容易呀！小云先生扮演的双阳公主，始终是武旦，单说耍雉鸡翎（特别是那一只手掏两支翎子）就需要极深厚的工力，他还须边舞边唱，而且是高唱入云！真有功夫啊！

坐在我旁边看戏的是尚先生的一位徒弟，他不住地说：看我们先生，看！多么棒，多么美，多么卖力呀！

我真希望这位青年将来也那么棒，那么美，那么卖力！不，还要更棒、更美、更卖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是关键所在，就在于马上应去苦练，一天也别耽误！

载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日《北京日报》

好戏真多

这真是百花齐放！

在从前，一听说由外地来了个戏曲团体，我们总要打听一下：这个剧团好吗？有什么名角，有什么拿手好戏？

现在，不用费那个事！不管是由哪里来的剧团，准有使人惊叹的好戏！

我的话并不夸大。百花齐放的方针鼓舞着全国所有的戏曲工作者呀！没有不开花的地方或剧团，这是实话！

昨天看了河北省保定专区老调剧团的《潘杨讼》。又是一出好戏！

这出戏的内容并不新奇，咱们都知道，就是调寇准，夜审潘洪啊。

可是，首先看看这位潘洪吧！我看过不少剧种中的这个老奸贼啦！这回呀，我却看见了一个应得一百分的潘洪。他的形象好，真像巨奸！他的每一动作都有心理的根据，叫我们看见他的一抬手一动脚也就看见他的险诈肮脏的心。哎呀，作坏人真不舒服，连别人咳嗽一声，他都毛骨悚然！

扮演潘洪的是老艺人崔澄田同志，共产党员。我希望京剧界的花脸要向这位老同志学学，他真有真本领！

扮寇准的，佘太君的，杨六郎的，呼丕显的，赵德芳的都是青年演员，都能做能唱。唱的真好听。老调的唱腔与河北梆子接近，可是有这么个好处：虽然高亢，可不剑拔弩张，因为句尾多走低音，高亢与深厚兼而有之。连扮杨七郎太太杜金娥的，和皇帝皇后，以及八姐九妹的都很尽职。角色配搭的好，整整齐齐，叫人看着舒服！

以戏而论，第一二两场最为出色，处处有矛盾，一语不发空。这两场相当长，可是观众似乎都屏息静听，惟恐忽略了一个字或一点点表情。这才叫戏！

事情发生在老令公与杨七郎死后。杨家已闻噩耗，可是皇帝还不晓得。所以杨家为老令公庆寿，以便御驾到来，好告状。最悲的事却放在寿烛高燃，花香酒暖的场面中，一开幕戏就来了！寿堂比灵堂还更惨！

可是，我觉得第三、四、五那三场似乎稍多了一些，有点拖。稍加缩减，即免此弊。更要紧的倒是应使寇准的形象更鲜明一些。剧中只强调了他的机智，对他的爱忠恨奸的情感似乎表现得还不大够。我希望看见个肝胆照人，嫉恶如仇的寇准！

看得出来，此剧在导演上的确费了一番工夫。就拿分场说吧，齐齐整整的六场，尽量删减了过场戏。这已近乎话剧的手法，可是看起来仍旧是传统的戏，没有使上下场的亮相儿等等遇到障碍——我真怕看小生的雉尾碰到二道幕上，或大花脸被挤到台边上，连腿都不敢抬起来。细细地安排一下，是可以取得话剧的妙处，更紧凑集中，而无损于传统的表演技法的。

谨祝河北省保定专区老调剧团政治挂帅，继续跃进！至于我提出的那点小意见，不过是一时想起来的，未必正确，请别忙着动手修改剧本，等意见搜集多了再决定去取吧。

载一九六零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

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

一、请回忆一下，你的创作冲动是由什么引起的？是由一件事，一个人，或者由于其他？

二、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你是否观察人的活动？特别注意些什么？

三、当你深入群众生活时，你是否每天记笔记？记些什么？写作时你怎样利用这些笔记？用得多不多？

四、你在深入生活时，是如何借助党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才深一步理解生活的？请举具体事实说明。

五、当你经过长期生活，积累了许多印象之后，你如何概括这些印象，创造人物的？

六、你开始写作时，是不是根据真人真事？如果不是，又是怎样塑造人物的？

七、你作品中的人物是否都有模特儿？说明你如何根据模特儿塑造人物？

八、在你的作品中有没有完全靠听来的故事写成的？

九、你在写作之前，是否先有写作提纲？这个提纲在写作过程中有无改变？为什么？

十、你每次写作，感觉最困难的是在什么地方？有无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后来又怎样继续写下去的？

答：一、有时候是由于一件事，有时候是由于一个人，也有时候是由于一点思想或感情。

答：二、不故意观察人，但对行动特别惹我注意的人，我就记在心里，不定什么时候会有用处。

答：三、平日记笔记，只记一天作了什么，以备日后考察，这对我的写作无何帮助。

答：四、去体验生活时，最好得到明白政策的人的指示，以便易于找到问题，不致盲目乱寻，只顾观察细节，而遗其大者。

答：五、生活经验多了，写作时即可从容选择，把类似的印象放在一处，加以调动，乃能塑造人物性格与形象。

答：六、根据真人真事，但不完全倚赖真人真事；随时添减变动，给太简单的加上些东西，给太繁冗的减去些。

答：七、都有“模特儿”，但写出来的已与“模特儿”相离很远。“模特儿”只是个种子而已，我须使之开花结果。答：八、很少。

答：九、要写提纲。有时候中途改动提纲，多半因受了眼前事物的刺激。

答：十、生活不够就不易完卷——也很难又继续下去，多半是扔掉。

载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文艺学习》第五期

纪念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

中国人民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和全世界人民一同纪念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亨利·菲尔丁。

二百年前的十月八日，这位和贫病、和反动统治者的迫害苦斗了一生的勇士，在葡萄牙京城里斯本去世了。

我们珍视人类文化遗产。今天我们纪念他，就是为向这位伟大的先辈致敬，学习他的创作上的宝贵经验，学习他的热爱人民，勇于向人民的敌人进攻的战斗精神。他的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精神给进步的人类，特别是进步的作家树立下光辉的榜样。

我们热爱和平。珍视世界文化遗产，学习并发扬世界的优良文化传统，是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重要意义之一。

中国人民对西欧的现实主义文学，像英国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一向感到浓厚兴趣。我们喜爱狄根斯的《块肉余生记》，萨克里的《浮华世界》，因为它们是英国人民生活的真实的表现。我们喜爱菲尔丁，不但因为他的作品写得出色，并且因为他是英国现实主义这个光荣传统的奠基者，最光辉的代表者。

从他开始写作起——而且他开始很早——菲尔丁就明确地认识到：艺术必须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上。同时，从一开始他就认为真实的艺术必须对社会起教育作用，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为人生服务。

就修养来说，菲尔丁对古典文学的渊博是不亚于他同时代的那些学院派作家的。但是他对人民的热爱，对现实生活的浓厚的兴趣，使他与那些脱离人生的学院派作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他把一个作家比作厨子，生活比作写作的唯一原料。他坚决反对离开生活的虚构。他认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触人——“从大臣到衙吏，从公爵夫人到女酒保”。

可是，菲尔丁绝不是对生活不加提炼，不加选择。他不是个自然主义者。他要求每个作家都应当致力分析生活，理解生活。他写景写人都不满足于勾画外形：他追求的是现实的本质、精髓。他向诗人呼吁说：“让我们了解人类多于他们了解自己。”

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来提炼，可以说是菲尔丁创作方法的概括。在他所有的小说序言或本文中，他都鲜明地提出这个主张。甚至在他死后才出版的《里斯本航海日记》的序文里，谈到游记的写法时，他还是提出这样的主张。他认为游记首先应当真实；许多荒诞无稽的游记正风行当时。第二，戒琐碎，对景物必须有所选择；第三，必须有教育意义；第四，必须引人入胜。他对游记写作提出的这四个明确要求恰好反映了他为自己创作树立的目标。

我愿特别再提一下第三点——就是作品中应有教育意义。这是菲尔丁的艺术观很重要的一面——他坚持艺术必须为人生服务。

在写作生活的初期，菲尔丁是从事于戏剧的。在《纨袴子弟》（一七三零年）一剧的跋文中，他说：“舞台的作用是改善我们的时代，而不是败坏它。”他借着《现代的丈夫》（一七三二年）一剧的序幕向观众声明：“我写这个戏不是专为了逗笑，而是在使人们看了不但感到畅快，同时也得到教育，从而对人生有所弥补改善。”我们可以说，他所创作的二十几个剧本以及四部长篇小说中间，没有一部是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没有一部是粉饰现实的。可以说，他的全部创作活动都是为了歌颂人民的善良，为了咒诅、攻击社会的黑暗。菲尔丁对人生的乐观思想也正建筑在他对人民坚定不移的信念上。

菲尔丁最痛恨古往今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专制君王、和穷兵黩武侵犯其他民族自由的大将统帅。他管这种侵略者叫作“头号伟人”，并且时常拿亚历山大大帝和凯撒作代表。“二号伟人”是操纵一国人民命运的政客，“三号伟人”是盗贼扒手。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里，他严厉地责斥那些横行霸道，祸害人类的“伟人”。他警告他们：这种损人的行为对他们也不会有好处的，因为他们迟早要灭亡。

诗人拜伦说：“如果菲尔丁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被官方报刊指斥为革命党的舌人和魁首。”

是的，因为如果菲尔丁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英勇地站在时代的前面，一定是争取自由，捍卫和平的伟大运动中的一位奋不顾身的正义战士。

载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北京日报》

简评演技

金山、赵丹和崔嵬是我最喜爱的三大演员。金山与赵丹的演技路子宽，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昆乱不挡”，丰富多彩。可也正因如此，所以有时候还微露作戏的痕迹。这不是挑剔毛病，而是说明表演技术是多么难以掌握。金、赵二同志的有才华有经验和态度严肃的表演，一向给我长久不忘的喜悦。

每逢看到这二位演员的表演，我就不由地联想到戏曲界自成一家的周信芳同志。尽管他们的传授不同，技法各异，可是他们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欣喜。看完了他们的戏或电影，我觉得真地明白了一些什么是表演技术。他们所演的人与事感动了我，他们的演技也感动了我，叫我不能不赞叹：他们真是艺术家啊！这样赞美之后，我就想应当向他们学习。虽然他们是演员，我只会诌几句散文，可是我会看到他们的成就是由勤学苦练，不断钻研而来。我应当学习他们的好学不倦，力求精进的恒心与毅力！

崔嵬同志演的戏与电影，我看的较少。可是，我喜爱他。我觉得：不管他演什么戏，他总是他，而他又恰好是他所扮演的人物。很少看出他作戏的痕迹。他是那么从容不迫，亲切可爱，把他放在一个故事里，他就自自然然地成为可爱的剧中人。我不知道怎样把我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些。那么，我就再多说两句试试吧：他一出现在银幕上，我就想给他叫个碰头好。好！这是崔嵬同志！他是那么爽朗大方，使我感到心里舒服。看来看去，我忘了崔嵬同志，而认识了一个剧中人，爽爽朗朗的既像崔嵬，又不是崔嵬。极自然地，崔嵬化成了剧中的一位英雄，而且使人相信，那位英雄就正是这个样子。

我还没有机会向崔嵬同志请教他的表演诀窍，所以我说不上来他是怎样创造了自己的表演风格的。

见仁见智，无可强同。我的看法不见得正确。好在崔嵬同志主演的《老兵新传》即将公映，大家看看吧。这部片子的情节如何，优点何在，都不在话下，我推荐的是崔嵬同志的独具风格的演技。他不是在那儿扮演“老兵”，他叫我们相信他就是那位“老兵”。

载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健康的笑声

今天的相声已与解放前的大不相同。这是因为：党的领导、关切，与广大人民的鼓舞，使相声演员们都感到幸福，从而要求自己在思想与业务上争取进步，逐步提高。人的思想进步了，艺术也就跟着起了变化，听众的笑声越来越爽朗健康。

更可喜的是相声演员有了后起之秀。仅以北京而言，这几年来已有了马季、赵振铎、赵世忠等广受欢迎的青年们。

马季被认为侯（宝林）派相声的继承人。这有特殊的意义。侯宝林先生对相声技术有所创辟，自成一家。他不甘保守，勇于尝试，不但敢说敢写新节目，而且对旧段子也敢涤旧翻新，加以修改。他的语言已是一种新的相声语言，不但力避粗野，而且善用新时代的语言引起新的谐趣。他对相声的推陈出新作出了贡献。马季继承这一流派，会对相声的发展与提高起些作用。各派的风格应当不同，可是对发展与提高须一致努力。侯派后起有人，使人看到推动相声的提高与发展的新生力量。

马季年轻，技艺还未臻成熟。但是爱好相声的广大群众都对他期望甚高。我想，以他的才力，若能不断努力提高思想与文化，他的成就是未可限量的。

在业务上，我们也希望他勤学苦练，更结实一些。比如说：侯宝林先生在相声段子中学唱的京戏与地方戏，不仅照样儿唱出来，而且极有韵味。他对戏曲下功夫钻研过，能够入弦上板。我不知道马季下过这么大的功夫没有。他若是仅以摹仿侯老师为能事，那就不易青出于蓝，超过老师去。当然，这只是举例而言，该下功夫的固非仅此一端。

赵振铎也是大家所喜爱的青年相声演员之一，肚子里宽，技巧好。他会很多传统节目，虽然也时常表演新段子。恐怕是因为他的老底子厚吧，我总觉得他的表演方法还欠新颖。在台上，他似乎有点过于矜持，不大自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感觉，不一定正确。

赵世忠是个很难得的捧哏的。在相声界里，我们常常听到：“你说吧，我给你量着点。”此处，“说”即是逗哏，“量着点”即是捧哏。这个词儿非常恰当。是的，捧哏的实在掌握着一段相声的尺寸。他必须稳当，不随便出声。他必须严守纪律，把起承转合的带有关键性的字句精确地、严密地递出去，尺寸差一点也不行。同时，他还要不使观众觉出他立在那里，不过是个“配角”，可有可无。不，他的语言、表情，必须与逗哏者紧密结合，虽然他说话不多，可是使观众觉出他的分量，无可轻视。捧哏很难！今天，我们相当缺乏捧哏的好手。大家都重视这位年轻而稳练的捧哏者，也希望他层楼更上，成为第一流的青年相声演员。

北京还正在培养一批青年相声演员，我们希望在不久即能看到新的人才出现，使我们听到更多的好相声节目，欣赏新的技巧与风格，发出更多的健康的笑声。

载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

本月十九日是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年里，以这小组为基础，北京的相声艺人们进行了内部的团结工作，并共同研讨如何改进相声。对相声的改进，大约取两个办法：消极的，不论表演什么都力避口脏（如撒村，用父母妻子开玩笑，挖苦劳动人民等）；太坏的老段子不再演用。积极的，改编老段子，删去陈腐，添加新道理；和创作新段子。新段子的创作，有的由文艺工作者执笔，有的由艺人自创。大致的说，艺人自创的较比好一些，因为他们会巧妙的运用老技巧。文人写的须经艺人修改过才能充实。取笑是件很难的事。文人们有思想，但如何把思想用笑话说出来，就要向艺人们领教了。

在小组初一成立的时候，文艺工作者与艺人们都有点怀疑，相声到底能不能改进呢。本来吗，以前的老相声是只供听众哈哈一笑，而今硬要把它改成能配合政治任务，能有思想教育，岂不相当的困难么？可是，经过几次试验以后，大家慢慢的有了自信心，原来相声中的讽刺，假若用合适了，正是一种宣传的利器啊。举个例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用相声挖苦美国侵略者，就真的能收到鄙美仇美的作用，因为相声本身一向是不甚老实的东西；它的不老实的劲儿，不是别种曲艺所能比得上的。这样，大家都有了信心，认为相声不单能存在，而且很有前途。再加上，工人与学生们也喜欢相声，甚至学校里也有了相声小组，艺人们就更高兴更努力了。

当然，相声改进小组还要继续努力，第一要把团结的范围更扩大一些，不单要吸收所有的在京的相声艺人，还要与全曲艺界发生密切的联系；第二要加紧学习，提高思想，加紧推动识字运动，以期能担起改进相声的任务。

载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救救电影

今天，人民真是如饥如渴地需要好电影片，可是好电影片却寥若晨星，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产生好电影呢？问题当然很多，我不都知道。仅就我能看到的写几句吧：好电影片首先需要好电影剧本。我们为什么没有够用的好电影剧本呢？

电影工作者和作家们的关系似乎没有搞好。

有写作经验的作家们很少写电影剧本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或忙于创作小说、话剧什么的，未能顾及电影剧本，或忙于行政上的事务，根本无暇写作；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不大懂写电影剧本的特殊技巧，怕写出来不对头。由后者来说，这虽是作家们自己的顾虑，却也说明了电影工作者没能很好地和作家们合作。电影工作的干部们都忙忙碌碌，十分辛苦。可是，我很少看见他们去访问访问作家的。作家们自己承认不懂电影技巧，这些干部似乎也这么承认，因而取了不必多此一举的态度，相应不理。这样，许多有写作经验的作家们即置身于电影剧本创作之外，这当然是个很大的损失。

多数的作家既不管此事，写电影剧本的责任就落在一些位懂得些电影技巧的作家们身上。可是，这些位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得到了尊重呢？恐怕不是。对他们写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个个显出优越。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原稿不论如何单薄，但出自一家之手，总有些好处；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好处即连根拔掉；原来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由这种修改大会而来的定本是四大皆空：语言之美、情节之美、独特的风格、结构的完整，一概没有。用这种定本拍制出来的影片当然也是四大皆空，观众一齐摇头。

看：青年男女刚要谈爱情，也不怎么即鹞子翻身，谈起业务学习，或世界大事来。老太太刚要思念在远处工作的孙女，即突然喊出：“小兰，你是国家的孩子，我不该不放心你！”本来可以用几句话解决的地方，却须使一位呆如木鸡的干部出场，作十分或十五分钟的政治报告。这样，电影即与化装讲演相差无几，所不同者只是多花多少万元的费用而已。以上所举，全非实例，实例也许更可怕一些。

这类的笑话是剧本中原有的吗？不能吧！有这种笑话的稿本即不该采用。

是改写的结果吗？那么，何必多此一改呢！

我不想加罪于任何人，不想追究责任。但是一想起来啊，我就好不伤心！

这种踊跃参加改稿的风气既成，作家们就没法不束手束脚。一来二去，连懂得些电影剧本技巧的作家也不愿拿笔了。

连老导演们也默默不言，一旁侍立。他们有经验，有本事。可是，他们不熟习导演四大皆空的剧本。偶一为之，也必失败。

演员们也没法作戏，本来无戏可作嘛。谁能演好刚要谈爱情，就忽然翻硬跟头，改谈世界大事呢？看有名的演员在电影中活受罪，我往往要落泪！

大家都该心平气和地想想吧！假若我不幸而言中，伤了谁的心，我请他原谅，并请他好好想想，人民是如饥如渴地盼望看到好电影啊！

跟作家们联系联系吧。他们未见得就因此而写出电影剧本来，可也许就鼓起勇气，真写出些东西来，那不好吗？团结与合作总是有好处的，电影剧本的丰产恐怕也非例外。

尊重那些位写过电影剧本的作家吧。他们之中，有的已写过很好的剧本，有的呢文学修养也许还差一些。应当鼓舞他们，培养他们。我也希望他们不要搁笔，或改行。要坚持下去，在坚持中提高自己。我也希望他们坚强一些，在创作剧本时要求自己不写电影八股；在修改时，不必尽信人言，自己须有个主张。我们都要加强，而不是放松政治思想学习。但是，怎样地表现政治思想，自己心里必须有底，不可生拉硬扯。假若某干部强派我们非添一个呆如木鸡的人物不可，我们便须给他讲讲何谓艺术。双方合作是必要的，但合作不是谁比谁更有权柄的意思。

希望大家都说说心腹话，想想好主意，救救电影吧！

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一日《文汇报》

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

——在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在这里，我愿就近来我自己学习写剧本的经验，和阅读抗美援朝的剧本的心得，说几句话，说对了的，请诸位代表作参考，不对的，请指教批评。让我分条来说；虽然哪条在先，哪条在后，是随便排列，无关紧要的。

第一，我们先说“赶任务”这个问题吧。一提“赶任务”，或者就有不少人赶紧皱起眉来。有的人认为文艺作品是不能“赶”的，“赶”就写不好。有的人亲自赶了任务，也抱歉的对别人声明：“赶出来的，不好，不好！”前者是以为文艺工作者不应当赶任务，后者是说明即使去赶，也必然赶不好。

“赶任务”里边的甘苦，我想谁也不能像文工团的工作同志们知道的那么多，那么深，所以我愿意在诸位代表面前提出这个问题来。我以为各地文工团过去的良好成绩是与“赶任务”大有关系的。假若各文工团的创作者向来从从容容，不肯去赶任务，恐怕他们的表现就要减少很多了吧？唯其他们有及时创作的热情与魄力，所以才能迎上前去，把该宣传的创作出来，及时的教育了人民。这样，就肯定了各地文工团的成绩与光荣。有了成绩，也就渐渐地提高了创作上的成就与信心，这是一定的；文艺工作也和别种工作一样，不是越多学习、多练习，才越有把握么？

我自己虽不在文工团里工作，可是我也赶任务。我没有“能掐会算”的本事，怎么能预先知道北京市人民政府要修建龙须沟呢？龙须沟动了工，我才赶上前去。这还不是赶任务么？

对这一问题，我的解释是这样的：赶任务不单是应该的，而且是光荣的。

别人不赶，我们赶，别人就没有成绩，而我们有成绩。

赶出来的作品不一定都好，但是永远不肯赶的，就连不好的作品也没有。我们不应当为怕作品不好，就失去赶写的勇气和热情！

更须注意的，当我们一接受任务的时候，就抱定能胜利成功的信心，而不要皱上眉，先叹一口气。世界上有一些文艺名著是赶写出来的。我知道，莎士比亚和狄更斯都赶过任务，而且赶得很好。赶写并不与粗制滥造同一意义。我们须定个赶任务的公约：我们要欢欢喜喜地接受任务，而且立志要把它写好！我们若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与深入新事体的敏感，我们确是能把作品在短时间内写好的。

第二，我们要鄙视好莱坞与百老汇的俗套子。创作剧本，须求形式上的完整。但形式的完整便不等于把新内容放在一个老模子里，照样的磕出一个完整而没有生气的泥人儿来。好莱坞与百老汇常常玩这种磕泥人儿的把戏，为是赚钱，我们却不可如此。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每天都有千万样新事体出现；我们的写作素材是取之不竭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采用好莱坞与百老汇的已经陈腐的俗套子，来表现我们的新事体呢？我们要放胆地去创作，就是形式稍有缺陷，也比袭用那写俗套滥调强的多。我们现在是抬起了头来的中国人，我们就应当热情的、严肃的去写我们的新人物新事体，而且绝对不向好莱坞偷取艺术形式。

我看见过一出小戏，内容是讲大家怎样热烈的参军。参军是光荣的事，可是，此剧中的主角，很早就报了名，却一声不出，以致大家都猜疑他是否有爱国心。直到戏快完了，大家才知道他早已报名，而且被批准。你看，这是何苦呢？这是中了好莱坞的毒，以为不这么“跌宕曲折”就不算个戏，这是故意耍弄技巧，虽然因此而损害了对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的正面描写，也在所不惜。结果呢，观众绕了许多弯子才只看见了英雄形象的一部分，因为他的全部面貌已被勾心斗角的结构给埋起去了啊。细细合计起来，这种“牺牲”实在太不上算！我们不反对运用技巧，但是因重视技巧而离开正面描写新人物新事体，或者竟自使人物的性格屈就技巧，使他成为别别扭扭莫明其妙的人，我们的损失就很大了。我们的时代是英雄的时代，在工厂，在农村，在部队里，每天都有新英雄出现。我们创作者的任务是正面的描画，表扬这些英雄，而不是使英雄们变成剧本结构与技巧的附属品。

我还看过一出小歌剧，内容是一位战斗英雄回家，看他的爱人。他的爱人，在丈夫从军去的几年内，在乡间也成了模范人物。按道理说，这该是多么欢快的、热情的一出戏呢！夫妻见面后，各道几年来奋斗的成绩，该有多少戏可作呢！可是，我们的剧作者，却不使夫妻相会时热烈的拥抱，而使那位英雄忽然想起去戏弄他的爱人，说他自己是开小差回来的，故意使她落了泪。这不近人情！我们的剧作者大概是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见技巧的高明，而事实上，这点技巧是充分地说明了他怎样的庸俗，无聊。这是一出新桑园会，我们的英雄竟自因戏剧技巧的摆弄而变成了秋胡！

从上面举出的这两个例子，我们看清楚：今天在我们之中，还有人以为戏剧创作只是耍耍技巧，只要套好了一个旧套子便算完成了任务。这是不对的！相反的，我们今天的戏剧是要面向着新人物新事体，作堂堂正正的描画与表扬；好莱坞与秋胡戏妻的路子是钻牛犄角的路子，也会使戏剧变成空洞的格式、套数，没有灵魂的东西。

我自己写戏，本是半路出家。我的最大缺点是不懂舞台上的技巧。可是，这也有好处，就是我不为技巧所左右，技巧没有变成我的指挥。今天，我很愿意去学习舞台技巧，但是我也留着神，一定不以技巧作写戏的出发点，一定不要把堂堂正正的人物与事体放在弯弯曲曲的牛犄角里去受罪。

第三，内容也不要套套子。无可否认的，我们的创作是有些落在社会发展的后边。社会前进的太快，我们的心与手太慢。我们因为赶不上社会的突飞猛进，于是就抱残守缺地写几年前的旧事，或者把别人写过的东西改头换面再写一回。这态度不好！在今天，假若我们还写解放初期的二流子改造，我们自己就成了“三流子”！

现在，每天打开报纸，我们不是马上发现，全国各处的工厂里、农村里、部队里、学校里、商店里、家庭里都有新人新事的出现么？我们为什么一定抱着二流子不撒手呢？不错，社会的确走得太快了；可是，我们却不能以此原谅自己。我们也应当赶上前去。萧伯纳说过，当创作力衰弱的时候，才想写历史剧。我们不必完全相信这句话。但是我们必须立志不叫我们的笔落在社会后边。能及时的歌颂表扬我们的新人新事正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不应当老坐在屋里阅读老解放区的作品，以便摹仿，而应当到门外去找那新的、活生生的资料。

第四，我们也要精打细算的创作。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在现阶段中，要求我们无论作什么都必须精打细算。我想，我们创作剧本的人也不应该是例外。在我自己写剧本的时候，我总愿意少用人，少用景，好在演出的时候省些人力财力。我知道我不应当采取削足适履的办法；但是，我也知道，力求精简，也不是不能写出好戏来，那么我们的艺术上的成功就和我们的爱国心结系到一处了，岂不是两全其美么。我看见过这样的戏：服装、道具、布景，都很讲究，可是戏很不好。我也看见过没有什么布景、道具，而能很感动人的戏。用不着细说，在我们今日的经济条件下，后一类的戏一定是更可取的，因为它不单收到戏剧的效果，而且节省了小米。

我想，当文工团彼此交流经验，作观摩演出的时候，很可能的会发出偏差，就是小的、物质条件差一些的文工团会羡慕大的、物质条件好一些的文工团的舞台上的布置，而想去摹仿。不错，戏剧是综合的艺术，注意到灯光、道具、服装、布景等等，不能算是错误。可是，在我们的经济条件之下，我们就须打打算盘，不许浪费。我们都知道，当莎士比亚活着的时候，他的戏虽是按照那时代的简陋舞台条件演出的，可是也并没妨碍了他的伟大。我们应当注意灯光布景等等，但不可以专以它们见胜，像彩头班子那样耍弄机关布景似的。假若一位剧作者，在计划着创作的时候，很得意的告诉我们：“等看看吧，我的戏有十五个景，用七十多个角色，伟大的很！”我们便须告诉他：“假若你能用两个景、十个角色，也许更见本事，更伟大！”

是的，将来我们的经济高潮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看到堂皇富丽的戏剧在全国各地出现，可是在今天，我们在创作剧本的时候，便须想到一个钱当两个钱用，教我们的剧本简练、结实，而且省钱。

第五，在我的《方珍珠》与《龙须沟》两剧中，前半都是描写解放前的光景，所以都不免暗淡凄惨。即使是这样，我可也留着神，不叫舞台上太可怕，太丑恶。今天，因为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和镇压反革命，我们的舞台上出现了不少控诉的戏。这些戏里往往强调了回忆日本兽兵怎样屠杀我们，和反革命分子如何奸淫杀掠，弄得满台上鲜血淋漓，悲惨嚎叫，我以为，我们应当收敛一些，别太夸张敌人的锐气，灭自己的威风。我们似乎应当一方面适可而止地描写敌人的残暴，另一方面也应写出我们的坚决抵抗，不屈不挠的事实与精神来。若是一味具体的表现敌人屠杀，我们岂不成了一群牛羊了么？控诉戏的目的在激起观众的悲愤，然后化悲愤为力量，去反抗，去消灭敌人。若只夸张敌人的兽行，造成恐怖，恐怕就要发生相反的效果，使观众怕而不愤了。

同样的，我觉得在舞台上，我们的眼泪未免太方便，动不动的就哭起来，我们的膝盖也太软，敌人一抬手，我们就跪下。哭，不见得准能感动人，而很容易把我们形容成软弱无能；跪，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是抬起了头来的人，我们必须多描写我们的沉毅刚强，不随便的哭，跪。即使是以控诉为主的文艺作品，也须如此。哭叫、屈膝，即使用得适当，也有丑化了我们的人民的危险。

第六，也是最后的一段，我想谈谈剧本中运用语言的问题。我觉得，今天剧本中的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对话往往表现了剧作者的思想，而不是表现剧中人的思想。剧作者的思想是要宣传抗美援朝，或镇压反革命，他就叫剧中人三转两转喊叫出来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特务分子。这样，剧中人就变成了剧作者的麦克风，而剧中的语言便不能精彩，不能动人。我们必须作到，剧中的对话是情节所致，必然如此的，而不是忽然从外边飞来的。

因为剧作者没有考虑到上面所写的一点，所以他往往以为戏剧是很方便的东西，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可以使一个剧中人说出许多不相关的事来。这是个错误。一本剧必须有它的主要事实与一定的宣传目的，它不能包罗万象，一下子把今天所要宣传的都说干净。我们要抱定一点去说，不许东拉西扯。不乱扯，我们才能依照着情节与人物的发展写出掏心窝子的话来。也只有掏心窝子的话才足以打动人。

语言本身是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用对了地方，一个普通字，便能使人愤怒、激动；用的不对，尽管用上“怒吼吧”，“愤怒的葡萄”，或“愤怒的火焰”，台下还是毫不动心。我们要运用语言，而不教语言控制着我们。语言的好坏不决定于用上“愤怒的火焰”与否，而在它能否激起听众的愤怒的火焰，我们应当鄙视“愤怒的语言”这类的不通俗的词汇，而不应当崇拜它们。假若有人认为作品的文艺性全仗着“愤怒的火焰”来支持，那便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我们为描写工农兵，所以往往采用许多工厂、农村和部队中的术语。这个办法，据我看，也须再斟酌一下。我们若用术语，必是因为剧中的情节与术语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不是借术语来夸示我们的对工厂、农村、与部队的知识。术语并不是一般观众所能懂的，以大家所不懂的东西来夸示我们的知识，就等于庸医用阴阳五行、上焦火旺等等，去欺骗病人一样。我们应有的态度，倒是能不用术语就不用。即使非用不可，我们也该设法使听众能够懂。我知道一些艺人们的“坎儿”，可是在我写“方珍珠”的时候，我就尽力避免利用它们，怕听众不懂。用了它们，本来是为增强气氛，不过，台下若听不懂，怎能造成气氛呢？最近，我写另一个剧本，其中需要一件贵重的医疗器具。我去求教一位外科医生。他说开刀时用的吸血器很贵重。“吸血器”不算一个很难懂的名词，但是我到底觉得它不好听，不顶通俗。我决定不用它。我又需要一个病名，一位医生给我写了半天，才告诉我肺出血最合适。可是，我觉得它太生硬，所以把它改为“肺出了血”。

有人夸奖我，说我的对话写得相当的好。也许是这样吧，因为我在运用语言上用过一番功夫。我不教术语来帮助我，而是谨慎选择地由我调动它们。更重要的，是我先把一位医生，看成为咱们中间的一个人，而不是把他看成一天到晚老开药方的人。这样，我就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找出活的语言来，而不抱着医学大词典去写对话。

以上所提出来的六条，美其名或者也可以叫作经验之谈吧。不过，拿到文工团工作者的面前来说，不免有点班门弄斧了。请诸位指正！

载一九五一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

老百姓的创造力是惊人的

——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假若我们能到外国的博物馆与艺术馆去参观，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部门的陈列品都是：玉器、磁器、铜器、银器、佛像。这些都是工人做的。文人的作品不过是几张书生画与书法而已。工人的作品替中国人挣得荣誉，而文人的书画不过聊备一格。有些外国人收集并研究了中国的窗楞图案、墙纸、年画、剪纸，及地毯的花样等等，著为专书，一经发表，便对他们的工业美术起了很大的影响。创作这些图案与花样的都是无名的、民间的艺术家。他们大概多数的并没受过教育，可是他们创作的图案是那么大雅，他们的用色施彩是那么调谐活泼，使世界上的人都赞赏钦佩。不信，请细看看我们的磁器与地毯。我们的老百姓的创造力实在是惊人的。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写四六文，与诗词的人，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贡献呢！

就文学来说，我在少年的时候，曾经学写过旧诗与古文；虽然工力不深，可是也能照猫画虎的写出一些，并不太难。自从对日抗战以来，我就用心学习民间文艺，可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写成一篇像样的，足见不大老容易。

在学习写作民间文艺的过程中，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们不了解老百姓的生活，于是也就把握不到他们的感情，不明白他们如何想像。因此，说评书的就有那么些人围着听，而我们的作品不能深入民间。说评书的了解老百姓的感情、心理与想像；我们不懂。我有很多的文艺界友人，可是没见过任何一位，会写出一个足以使识字的与不识字的人听了都发笑的笑话。笑话的创造几乎是被老百姓包办了的。许多热心旧戏曲改革的朋友也因此而气闷，他们因为不了解老百姓，所以就不明白老百姓为何接受这个，而拒绝那个。哼，民间的玩艺儿很够我们学习多少年的呢！

自然，民间的东西不会都是好的。有一位法国人有一回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比打牙牌更软的调子，这调子连一钉点抵抗性也没有！”那么，我们若不下工夫去检选，而随便的用这种靡靡之音去作宣传，岂不是劳而无功么？

我以为收集民间文艺中的戏曲与歌谣，应注重录音。街头上卖的小唱本有很多不是真本，而且错字很多。我们应当花些钱去录音，把艺人或老百姓口中的活东西记录下来。歌词是与音乐分不开的；一经录音，我们才能找到言语与音乐密切结合的关系。

载一九五零年十月《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

论悲剧

近二、三年来，我们的讽刺剧的运气比悲剧的好一些。苏联曾供给了我们一些讽刺剧的理论和作品实例，我们自己也写了一些讽刺剧。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大家是喜爱讽刺剧的。可是也有人不大喜爱它：有的呢是因为讽刺的对象和自己有些相似，心中难免不大舒服；有的呢虽然不把毛病往自己身上拉，可是讽刺的对象是他的同行，为了同行的义气，他不能不声明：在我们这一行里，没有那样的人，也没有那样的事；还有的呢以为讽刺就是暴露，积极性不够，所以讽刺剧，甚至于连相声，都该取缔，不准再浪费笔墨。

不管怎样吧，我们到底有了讽刺剧和对它的争论。它的运气总算不错，即不在话下。

至于悲剧呢，可真有点可悲。没人去写，也没人讨论过应当怎么写，和可以不可以写。

是不是悲剧还可以照老套子去写，不用讨论了呢？我看不是。世界上最古的悲剧总是表现命运怎么捉弄人，摆布人；天意如此，无可逃脱。我们今天已不相信这套宿命论，自然也不会照着这个老调儿去创作悲剧。后代的悲剧主要地是表现人物（并不是坏人）与环境或时代的不能合拍，或人与人在性格上或志愿上的彼此不能相容，从而必不可免地闹成悲剧。今天我们是可以还用这个办法写悲剧呢，还是不可以呢？

我们还没有讨论过。这只是未曾讨论，不是无可讨论。

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了悲剧现实，自然也就无从产生悲剧作品，不必多此一举去讨论呢？我看也不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因为人民生活的逐渐改善和社会主义的建设等等，悲剧事实的确减少了许多，可是不能说已经完全不见了。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还看得到悲剧事例的报道。

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虽然还有悲剧，可是人民已经不喜欢看苦戏，所以我们就无须供应呢？也不是。我们天天有不少人到戏园去，为梁山伯与祝英台掉些眼泪。是不是人民只爱为古人落泪，而不喜为今人落泪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还没有演出过新悲剧。《雷雨》很叫座儿，但它已二十多岁了。

不错，我们的确写出了《刘胡兰》、《董存瑞》等传品，可是，用传统的悲剧定义来看，这些作品大概不能算作悲剧。这些作品是歌颂杀身成仁，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光明磊落，死得光荣，虽然牺牲了性命，而流芳千古，不是悲剧。假若这些作品也该算作悲剧，悲剧的范围即当扩大。我们也没讨论过。

上述的“传统”是西洋的传统。我们不必事事遵循西洋，可以独创一格。可是，这一格应当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还不知道。在我们的民间戏曲里，有不少出戏是一开头很像悲剧，可是到末尾总来一个大团圆。是不是这种先悲后喜的戏应当算作我们的悲剧程式呢？这也没有讨论过。

为什么我们对悲剧这么冷淡呢？

我并不想提倡悲剧，它用不着我来提倡。二千多年来它一向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形式。它描写人在生死关头的矛盾与冲突，它关心人的命运。它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动力量。因此，它虽用不着我来提倡，我却因看不见它而有些不安。是的，这么强有力的一种文学形式而被打入冷宫，的确令人难解，特别是在号召百花齐放的今天。

我们反对过无冲突论。可是，我们仍然不敢去写足以容纳最大的冲突的作品，悲剧。是不是我们反对无冲突论不够彻底，因而在创作上采取了适可而止与报喜不报忧的态度呢？假若这是真情，那么，谁叫我们采取了那个态度呢？我弄不清楚。

我们可以不可以把这样的事——一个心地并不坏的干部而把好事作坏，以致激起民愤，闹出乱子，写成悲剧呢？或者，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干部不关心子女，以至子女犯了罪，写成悲剧呢？

我并不偏爱悲剧，也不要求谁为写悲剧而去写悲剧，以使聊备一格，古代有过的东西，不必今天也有。我可是知道悲剧的确有很大的教育力量。假若我现在要写一部关于干部不关心子女的悲剧，我的动机是热爱我们的第二代，是要教育干部怎样尽到作父母的责任。我取用悲剧形式是为加强说服力，得到更大的教育效果。我既不是攻击干部，也不是不满意社会主义制度；反之，我是要热诚地保卫我们的第二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鉴于过去几年来我们对于悲剧的冷淡，我怀疑我的愿望能否实现。

也许有人说：民主生活越多，悲剧就越少，悲剧本身不久即将死亡，何须多事讨论！对，也许是这样。不过，不幸今天在我们的可爱的社会里而仍然发生了悲剧，那岂不更可痛心，更值得一写，使大家受到教育吗？

这几天，毛主席教训我们应当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我们作家都应当遵照主席的指示，在作品中尽到宣传教育的责任。可是，是不是就有人会说：描写人民内部矛盾不可用悲剧形式，因为虽然悲剧中不一定把人物写死，可是究竟有些“赶尽杀绝”的味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我一时想不清楚这些问题，所以诚心地请求大家指教！

载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民间文艺的语言

语言是构成民族风格的最重要的成分。民间文艺，不管多么粗糙，还是多么细致，总是运用民间语言的。这一点就值得我们用心学习。假若我们不肯学习，即使我们按照民间文艺的形式写作，我们也不会写好；即使我们能写出很有思想的东西，也不会教人民一听就懂，而且喜爱它。人民喜爱自己的语言。

民间文艺的语言，一般的说，是简短明快的，因为民间文艺多半不是预备悦目的，而是悦耳的——要说得出，唱得出。记住这个，我们再写东西的时候，就会不止在纸上推敲文字，而要用耳朵考验考验了——不管写什么形式的东西，能这么作也不吃亏。经过耳朵的考验，我们才除了注意文字的意义而外，还注意文字的声音与音节。这就发挥了语言的声韵之美。我们不要叫文字老爬在纸上，也须叫文字的声响传到空中。耳朵不像眼睛那么有耐性儿，听到一个不受听的字，或一句不易懂的话，马上就不耐烦。所以我们必须写得嘹亮干脆，不能拖泥带水地拉不断扯不断。我们曾经提倡过朗诵诗；其实，人民早就不但朗诵诗，也朗诵散文。旧戏中的道白，评书中的一部分散文，都是有滋有味的说出来的，并不平铺直叙。人民不但朗诵诗，而且给诗配上音乐；大部分民间曲艺是唱出来的。音乐是感人的，诗是感人的，音乐与诗合在一块儿就加倍的感人了。人民早就发现了这个道理。有些知识分子，自视甚高，却忽略了这个道理，硬把诗作得与散文相近，不严格地追求音节声韵之美；硬说有思想就够了，不必力求语言与音乐的密切结合；硬说诗应当有含蓄，甚至可以隐晦一些，不必爽朗明快；怪不得好多人民不大喜爱新诗呢！

我们往往发现，一段民间文艺在读起来的时候，并不怎么美好，可是一经艺人唱起来就变了样子，变得悦耳好听。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艺人们不管词句怎么不好，也在文字的“平上去入”上用过一番工夫，所以能用声音的美好补足了文字的缺欠。我们作新歌曲的人呢，有的就不辨平仄；万一再遇上个不辨平上去入的音乐家给制谱，那就难怪字不响、音不顺，难以听懂了。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民间文艺中的粗糙字句是可以取法的；也不是说，我们作歌词，制乐谱，只须注意文字的平上去入，而不管别的。我是说，我们既是搞文艺与音乐的，就须了解我们的文字特质，我们的文字既分平上去入，我们就不能不注意。以前，因为我们不注意，所以我们写出的东西，就往往被艺人拒绝，不肯演唱。这不怪艺人，而应当怪我们自己。至于有的人写出平仄不辨、音节不调的东西，而硬说是突破形式，就未免太不虚心了。连自己的语言的声韵音节还没把握到，还谈什么突破形式呢？

民间文艺的语言既多半要能说能唱，它就必须选择现成的字。好的戏词曲词，用字是那么现成，几乎能使人听见上半句，就猜到下半句。这样，唱的人的词句便能脱口而出，而听者也能感到不费力就领会了全句；于是歌者与听者就打成一片。这就是说，民间文艺会从人民的语言找到窍门，使人听了欢喜，也要跟着唱。我们所写的通俗文艺呢，往往不细心地去找这个窍门，想到什么字就用上什么字，结果是我们的句子别扭，连念起来还不顺嘴，更不用说唱起来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必须用现成的活语言，给人民服务，而不该生拉硬扯，凑成句子，把人民吓跑。我们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能使我们的文字清浅活泼，像一条活的溪水似的。

在民间文艺里，也有许多不好的句子。一种是民间艺人只顾很容易地凑成句子，就不假思索地诌出来：“把话明”，“把话云”，“把话言”……。另一种是文人给加过工的，把原词加上或换上许多表面文雅而实际庸俗的字样，弄得驴唇不对马嘴——这样说，并不过分，人民的语言是与人民的生活分不开的；用文雅而庸俗的语言去描写人民的生活，当然是驴唇不对马嘴。我们学习民间文艺，必须留心剔选，既不偷懒学那“把话云”什么的，也不滥充文雅，随便安上腐烂的修词。我们首要的是把文字写得明朗康健，现成易懂。假若我们能写出这样的语言，即使不预备写通俗文艺也是有好处的。通俗化的倾向是该贯彻到一切文艺作品中去的，不是只有鼓词与相声才须通俗。我们将来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像《水浒传》那样的既通俗又有很高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的。

载一九五二年《中国语文》七月号

请多注意通俗文艺

我要向文艺界同志们呼吁：请多注意通俗文艺！这并不由于一时的感情激动，而是按照目前通俗文艺运动的实际情况，不能不作这样的呼吁。四年来，通俗文艺在创作上与在配合政治任务上都有了一定的成绩和很大的发展。这是肯定的。可是目前，因生活的改善，文化的提高，与扫除文盲的成效，人民大众普遍地迫切地需要更多的与更好的通俗读物与可用说唱形式表演的作品。供给却远远落在这普遍而迫切地需要后边。因此，今天的通俗文艺的创作还需要推动与振作！

拿起《北京日报》看看吧，戏剧广告栏里的节目一年到头总是《小女婿》、《刘巧儿》、《罗汉钱》这几出；在全国戏曲会演之后，才又添上了《祝英台》、《白蛇传》、《刘海砍樵》几个也还欠完美的民间传说节目。群众与演员们一致地要求新节目的上演，可是一年二年地过去了，作家们还没有动笔，我知道，我们都终年辛辛苦苦，并没偷闲，可是事实上我们是怠了工；要不然为什么刘巧儿与小女婿会那么顽强地不肯去休息休息呢？首都如是，各地恐怕也如是，假若不是更差一些的话。

再看看曲艺吧：一部分的老段子已不受群众欢迎，而新段子呢，坏的很多，艺人不愿唱，群众不愿听；好的呢，惭愧，还少得很！这样，今天的曲艺就显出没有多少生气，因而影响到一部分艺人的生活与情绪。没有人敢说曲艺不是短小精悍的宣传利器。事实告诉我们，不但工人、农民、部队都喜欢它，就是学校与机关里作宣传或文娱活动也一定缺不了它。戏剧歌舞所不能到的地方，曲艺可以去到；在人力与金钱上，曲艺也比戏剧歌舞更能节约。可惜，作家们并没能供给足够的好的作品，而工人、农民、部队以及学生与机关干部往往得自己动手去写。朋友们，有意还是无意的呢，我们在这一方面似乎又有点怠工！

这就须看看各处的通俗文艺刊物了。这些刊物理应是通俗读物与戏曲稿本的供给站。可是，我知道，这些供给站本身的最大痛苦就是没有丰富的稿源。以《说说唱唱》这个刊物说，编辑部每月都能接到几百或上千件的稿子，可是编辑们却日夜发愁到时候不能集稿发稿，因为成百成千的来稿多数是练习簿子上的习作，老作家与已有成绩的作家们的笔迹是很难见到的。因为发表了的作品不很好，因为作家们不大写通俗作品，社会上就有了一种不正确的看法，以为通俗读物是低一级的容易写的作品，应当用它试手，所以还没有把散文写通顺的文艺爱好者就开始习作通俗韵文了。我们不应拦阻他们挚诚地练习，但是由这样成百成千的试作中很难选出精品也是事实。

好的外稿既很少，编辑部同志们就不能不临时动员几位关心通俗文艺的朋友来帮忙，或亲自动手赶写，以便到期不误发稿。这样，通俗文艺刊物就渐渐地成为通俗文艺刊物的编辑们与一些“专家”的园地了。这似乎不是个好现象。在今天，文艺工作者的团结是越来越好了，可是由上述的情形来看，我们不由地感到仿佛在这里还有一条界限：有的专搞提高，对普及工作可以不大过问；有的专搞普及，孤立无援。

大部分专门搞普及工作的作家们是懂得一些说唱形式，有相当好的文字技巧，而且挚诚地服务于普及工作的。他们在解放后的一、二年内，曾经写过不少所谓赶任务的宣传品，立过一些功，现在有的担任了通俗文艺刊物的编辑，有的成为通俗文艺作品的经常供应者。他们看出自己从前的作品是不够好的。这个愿望与要求是值得称赞的。可是，思想性与艺术性俱强的作品又不是一时半会儿所能写出的。他们之中有的就变成了眼高手低，不敢轻易落笔了。

这样，专搞提高的参加普及工作的不多，而专搞普及的又有的已迟迟不敢动笔，通俗文艺可就搁了浅！这个情况不应再延续下去。所以我在前面说过，今天的通俗文艺的创作还需要推动与振作，所以我要向同志们呼吁！

我并不想在这里提倡某种通俗文艺的形式。那么一来，就把问题看得太狭隘了，而狭隘本身就是缺点。通俗文艺的形式有很多很多，每个地方都保存着一些特殊的形式，我们只要一注意通俗文艺，我们就会就地取材，开始学习。我们要的是百花齐放，不是形式统一。在过去的三四年里，通俗文艺作品多数只运用了快板、鼓词之类的几个形式，正是个缺点。更可笑的，有的人向来没有亲耳听过北方的大鼓，却放着本地风光，近水楼台的形式不用，而从报纸与刊物上照猫画虎地摹写鼓词，这似乎可以叫作形式主义吧！我们的问题是大家还没有充分注意通俗文艺；只要一经注意，形式是取之不竭的。而且在掌握了旧形式之后，还可以突破形式，推陈出新。我们的确没有注意它，要不然，且不说地方上的各种各样歌谣曲艺，就是我们的大部头的评书（至少有几十部）！怎么会到今天还没人下手整理呢？难道这包括着《列国》、《东西汉》、《三国》、《隋唐》、《说岳》、《明英烈》等，一向是民间借以取得历史知识的演义，不是很重要的遗产么？说到这里，我们也有必要请求对古典与民间文艺有研究的专家们多参加通俗文艺工作，以便把研究与实际结合起来，解决如何向民间文艺学习，如何搜集和整理民间文艺等等问题。

我也不想在这里恳求某一位作家赶紧从事学习通俗文艺，我鼓动所有的作家这么办！这样一交代，我们便很容易把提高与普及并为一谈，而不再把它们分别看待了。提高与普及本来是一致的。让我们从事实上说吧：请看，今天的小说不是就有一个普遍存在着的问题吗——语言欠通俗。我想，没有人会硬着头皮说：我这部小说是为提高的，读者越少越好，越不懂越好！不会有这种事！反过来说，《水浒传》与《红楼梦》两大著作是大家念得懂，因而喜欢念的，以至百读不厌。我想：也不会有人说：这两大著作因语言通俗而吃了亏。不管我们的作品的思想性如何高深，内容如何丰富，假若我们的语言不通俗不现成，它就不可能成为具有民族风格，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

民族风格从哪儿来呢？首要的是在语言里找。用歌德的语言永远写不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作品。德国话是德国话，中国话是中国话，彼此不能代用。我们今天的一部分小说吃了亏，因为其中的语言不三不四，没能充分发挥我们的语言之美，于是也就教民族风格受了损失。假若念我们的创作和念翻译作品没有什么分别，那怎么能使人民由心眼里喜爱，由喜爱而受到教育呢？

在我们的许多小说里，作家往往不就某一情节中人物应有的感情与思想提出精练的语言，而是通篇都笼统地用报纸上刊物上的语言敷陈事实。我们似乎还没有许多像《水浒传》中武松打虎那样的文字，因为我们假若写武松打虎，可能是这样的：“武松，他提高了警惕，以无比的英勇，等待机会，再给愤怒的老虎以无情的打击！”是的，这几句是我瞎诌的。可是，我在我们的作品里遇到过与此类似的文字，而且不止一次！同志们，假若我们去听听民间的故事，看看民间的戏曲，听听评书艺人怎么评讲“闲书”，我们就会以“无比的英勇”修改我们的小说了！自然，民间故事与评书艺人的语言往往有些陈腐了的，但是即使如此，他们都是按照他们所能理解的生活找出情节与绘色绘声的语言，而不是死死板板地笼统叙说。他们为求语言的生动活泼，往往不惜牺牲了真实，去打动听众。他们会教包公气炸了胡子，高挽起袖子，亲自动手去铡陈士美。我们不应学那陈旧的语言，也不必学这种过火的夸大。我们是要学他们运用语言的方法。假若他们像我们那样形容天气热就光说“天那么热呀”；形容没有秩序就光说“那个乱呀”，我管保他们都会饿死的！谁去听他们说那个热呀与那个乱呢？他们要形容，就会叫听众不由地解开钮扣！

不错，语言不是一切，但是我们都知道，语言的确是我们的工具。一个木匠不会用锯和刨子，还成什么木匠师傅呢？

我们的诗有同样的毛病，或者比散文的毛病更大一些。我们常说：诗是语言的结晶。可是，我们的新诗的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它没能作到这一点。诗人们好象是没有用全力去调动、推敲语言，也就难怪它不能结晶。让我们随便拿两句古诗来看看吧：“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两句诗。可是，诗人的确用了全力去写出它们。在这谁都能看懂听懂的两句里，有黄、翠、白、青四个不同的颜色，还有两个数目，两个动作，两种飞禽，一种树，一种最大的东西——青天。里边还有音乐，黄鹂的鸣声。这里没有一个生字，而画出了一片有声有色的美丽境界。从语言上说，它们有自然的音节，明朗的色彩，悦耳的声音。诗人运用了所有的语言之美，丝毫没有偷工减料，再看看我们的诗呢，里边也许有很深的思想与感情，可是语言没能作到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分的恰到好处的配备。我们的诗就好象是可以变成蝴蝶的绿虫，蝴蝶的确是在里边，可惜还没能飞起来。好的诗是思想、感情、形象、文字，与音乐最精妙地生长在一处的，所以能使读者不由地手舞足蹈，一唱三叹。我们现在的诗还没有这种魔力，也就难怪不能传诵一时，更不要说传诵千古了。

是的，我们应当学习古典诗歌。不过，古典作品的绝大部分是用文言写的，还不能恰好地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说到这里，我要献宝了，这宝贝就是民间的通俗诗歌。不错，通俗的诗歌里也有一部分文言；但大体上说，它是以白话为主。虽然用的是白话，它却承袭了并且相当发展了古诗的音节韵律。它经得起朗诵与歌唱的考验。因此，听一段鼓词，不管其中的语言多么拙劣，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好处。这就是说，它的音节是美好的，否则不能演唱出来。即使它没有别的好处，它可的确抓住了语言的音乐性。语言的音乐性原是诗歌构成的重要因素。其次，民间诗歌中的用字虽然未必字字精到，可是有不少地方巧妙地运用了民间语言。由这些语言所激起的感情与所引起的想象都是雅俗共赏，人人共有的。不像某些古典诗词那样只足以供骚人墨客的吟味欣赏。我们的缺点，据我看，就是在我们的诗歌里缺少音节之美，既不能吟，更不能唱。不能吟唱的诗就好象没有弦的琴。我们的另一缺点是不善于运用民间语言，没有深入浅出的效果。我们往往用惊叹号去代替富有感情的字，往往堆砌一大堆泛泛的修词，使读者莫明其妙。我们不用深入浅出的方法渐渐逼起感情，如后浪的催前浪，渐成高潮，而往往想借着几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字汇抓住读者的心灵。打个比喻，我们是用浓墨抹满了纸，而称之为山水画。结果呢，只有黑糊糊的一片，并没有山水。因此，我们从民间的诗歌去学习学习，一定不会是劳而无功的。我们必须调动好诗中的音节，必须运用人民的语言，以补过去的缺欠。我们必须用最美的语言道出我们的思想与感情。这样，我们才能巩固、发展民族的风格。没有民族风格的诗便什么也不是。

我并不要求所有的作家都马上放下他手下的工作，而立刻去写鼓词或评戏，虽然那么办是大有利于通俗文艺的。我是说，不管你写不写通俗作品，学一学总是有益的；当然，多一些作家来参加普及工作是目前的迫切要求。就是专写散文的作家，学一学通俗韵文也一定不会吃亏。只有学习韵文才能明白什么叫推敲与精炼。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学习过古典的与民间的韵文，虽然我写不好韵文，我的散文却因此多少有一些进步。我修改散文，正像修改韵文那么不肯偷懒。在散文中，我也不忘了音节与声音之美，所以我有时候能作到怎么写怎么念，言文一致。我觉得：假若用写诗的力气去写散文，可以叫作精益求精，那么散文化的诗就可以说是偷工减料。

我这样说似乎有点偏于保守。我必须说，我没有弃新复古的意思。我以为，世界上既没有忽然由平地冒出来的文学，我们就不能不重视传统。学习旧的不过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却在推陈出新。

我切盼因我的呼吁而增多参加普及工作的作家，而且写出铿铿然，落地作金石声的通俗韵文与散文，使通俗文艺工作风起云涌地活跃起来，能够满足人民普遍的迫切的需要！

载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热爱今天

十年来，从题材上看，我们的文学作品里描写革命历史斗争的似乎较多于反映目前的革命现实的。多到什么程度，我没有统计过。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而已，未必符合事实。

我不但喜读描写近代革命历史斗争的作品，也很爱阅读描绘前代的历史小说，爱看历史话剧。我特别喜爱传记文学。可惜，除了郭沫若同志与田汉同志的历史话剧而外，实在不易看到更多的这类作品。至于历史小说与新创作的前人传记似乎就更少。我并不因此而倡议大家赶紧去写历史小说、历史剧与传记。我是为说明我绝对不轻视以革命历史斗争为题材的作品，也偏重反映当前社会生活的戏剧与小说。

这样交代一下，就容易往下谈了，不至于发生误会。是的，有不少朋友鼓舞我，叫我写一篇根据我十年来的写作经验，谈一谈如何反映目前的社会现实的问题。我若不交代清楚，就容易使人误认为我不重视革命历史斗争的题材似的。

十年来，我写了十多部话剧剧本。其中，除了《茶馆》一剧，其他的剧本都写的是随时发生的事情。北京市政府为劳苦大众去修奇臭的龙须沟了，我就写了《龙须沟》；曲艺演员得到了解放，我就写了《方珍珠》。此后，《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和最近写的《全家福》，都是如此，都写的是眼前发生的事情。

尽管这是事实，我有没有资格来谈这个问题呢？这应当交代一下：我并没有多少资格。很显然，上面所提到的作品，并没有一部是杰出的。写当前的新人新事是一回事，写好了没有又是一回事。我的质量不高的作品实在无足取法。我若只夸口自己写了新人新事，而忽略了作品的质量问题，就一定会发生不良的影响。恐怕呀，不良的影响已经发生过，要不然怎么有的朋友曾经劝告我：“少写一点吧！”或：“写你的确熟悉的人与事吧！”我认为这种话不是泼凉水，而是善意的规劝。

可是，我并没有听从这些规劝。这不是因为我在文学上有什么高明的主张，而是因为心中有那么一种感情，叫我欲罢不能。这种感情姑且就叫做“热爱今天的感情”吧。我热爱今天的一切，因为它与我记忆中的往事是那么不同，我无法不手舞足蹈地想去歌颂今天。我对今天的情况知道得并不全面。可是，今天的一花一絮都叫我情不自禁地想写一点什么。我肚子里的确有些老事情，可是我不肯放下今天的鲜花舞絮。再说，无论如何，今天也比昨天更接近明天。我们今天的苦战，正是为了幸福的明天。那么，我热爱今天的这点感情似乎也未可厚非。恐怕这也就是有些友人鼓舞我写这篇短文的原因。

有了这种感情，就不难找到可写的人与事。在我们的社会里，新人新事是到处都有，随时可以看到的。要不然，建国十年就不会获得那么多那么好的成就。但是，一件新事也许过于简单，不够写一出戏的。这就需要深入生活，摸清楚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这样作也许还不够，那就还需要了解类似的事件与人物，联结到一块儿，而后加以取舍。古语说：多财善贾。写作也如是，资料多了才能从容选择，安排。我的失败了的剧本之所以失败，主要的原因是知道得太少，无从选择，无从去想象。知道得越少，就越会陷入自然主义，什么也舍不得放弃，残砖破瓦都视如珍宝，不能由大处落笔。我的较好的剧本就不是这样了：我知道得较多，能够用类似的人与事来丰富我要写的人与事。比如说，《女店员》写的是妇女商店的筹备与成立。可是，我也去了解妇女粮店、妇女商店、妇女食堂等等。这样，我可以选择这些由妇女管理的商业单位的成员，叫她们加入我所写的妇女商店。我也可以借用一位妇女粮店店员的相貌或干劲来丰富妇女商店中的某个姑娘。这一定比只给几位女店员照下像来，一应不变，强得多。

我写《全家福》时亦用此法。事前，我看了许多文件，访问了一些男女老少。然后，我设法把几个案件编成一个故事，那几件案件中，有的是儿子找妈妈的，有的是妻子找丈夫的，有的……。我可是经过选择，把人物凑成一家子，并以几个案件中的许多人物丰富我要写的几个人物。这样，故事就集中了，人物也结实了一些。

当然，这个方法是适用于写各种题材的，不限于写当前的新人新事。不过，新人新事是崭新的，是我们向来没见过的，所以就应该注意及此。我吃过亏：专注意一件事和几个有关的人物，越写便越觉得笔下枯窘，不能左右逢源。越没有可说的，便越想去拼凑一些东西虚张声势。拼凑来的东西很难有戏。我的《青年突击队》失败了，其原因就在于我只接触到一个工地的工人。不错，每一位工人都有一些值得写的生活经验，但是只有接触的面宽了，我们才能有所选择，从容调动。据我看，文学创作应是创作，而不是纪录。既是创作，我们就须高瞻远瞩，不应见木而不见林。

同样地，我也吃过写运动过程的亏。一个运动所涉及的人与事是很广的。可是，我自己仅接触到很小的一部分。这样，我就被见闻所及的事物缠绕住，只注意细节的正确与否，而忽略了更大的事情。写来写去，我始终在一个小范围内打圈圈，而不能跳出去，登高一望，了解全局。结果是只写了一些琐碎的小事，无关宏旨。所知越少，越容易被细节琐碎所迷住。《春华秋实》与《西望长安》皆犯此病。赶到写《女店员》的时节，我就留了神，不写妇女商店怎么由筹备到开幕，也就是说不按过程安排情节。它虽仍然不是一本出色的作品，可是比较活泼生动了。我把妇女解放这个重大问题与妇女商店联结起来，从小见大，从隅反映全局，气势就大了一些。我再说一遍：它不是个出色的剧本。不过，在写作方法上，它矫正了一些我以往死抱住运动过程的毛病。

由上面所说的看来，我的失败不在于我要写当前的新事物，而是在于对新事物了解得不够，写作方法也欠妥当。这么看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回答一个问题——有人说：文学创作必须与当前的事物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这就是说，把今天的事搁置起来，过了十年八载再去动笔描写。时间隔得长一点，就更容易看清楚一点。

这个看法对吗？我看是也对也不对。假如我们是生活在另一社会里，这个看法也许很对，因为那里的人们只要求新的刺激，以免镇日无聊。新的刺激未必含有多大的道理，所以放在一旁，看看再讲，也许有些好处。在另一方面，我们跟前的一切并非新的刺激，而是分秒必争，与时间赛跑的跃进。我们眼前天天出现的新事是与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要事。我们若不抓住这些新事，及时宣传，我们就耽误了今天，而且不易了解明天。我们应当抓紧时间。等等看的办法，那么，就不一定对了。

前面说过，我不反对十年二十年前，或者五十年前的事。可是，我并不因此而甘心放弃今天。抓住今天的题材，而且能够写得好，作品的价值一定不比写革命历史较小，假如不是更大。我绝对不轻视作品的艺术性。主张时间距离者总以为使事物沉淀一下，是有利于艺术处理的。可是，我也知道，事过境迁，很难再找到当时的感情，这对艺术性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损失。艺术的创造虽不全靠感情，而一时的感情确足以产生作品，有时候还是很好的作品。我晓得，有的作家因为等待事物的沉淀，久久不动笔，及至自信已把十年八年前的事物看清楚，可又写不上来了。他找不回来当日的感情。尽管作家不都如是，可也无法因此而否定这一事实。再说，随时留心观察事物与随时想写一些什么，其间是有距离的。只有真要去写些什么，才会极其留神地去观察。这对作家有很大的好处。极其留心地去观察时事，对了解昨天与明天的事物都有帮助。尽管一次未能写好，可也还能够明白一些有关的问题，心里亮堂。这难道不好吗？

有人以为写目前的事物容易劳而无功，因为在跃进的社会里，一日千里，变化太快，今天的新事到明天即变成了旧的。我看，正因为如此，才需要随时抓到新的事物。要不然，就无法积累经验，与时代齐步前进。明天的事物是今天的事物的发展，而不是偶然发生的。关心今天，而且写成作品，即使写得不太好，也是积累经验最好的办法。今天的失败也许正是明天的成功之母。

是的，我们需要杰出的作品。但是，杰出与否不完全决定于作品酝酿时间的短长，和写旧事或新事。每个作家都有与众不同的写作方法与习惯，不可勉强。有的作家十年写一本书，有的作家同时创作几本作品。写旧事未必一律成功，写新事也未必就都失败，要看作家努力如何。我不敢要求大家都写眼前的新人新事，我爱读历史小说什么的呀。可是，随时关心新人新事，而且随时试写，是一定有些好处的。

作品首重人物。我没有创造出典型的人物来。但是，与新人物接触，给了我莫大的喜悦。见到他们，我好象看到了新社会的灵魂。我不冷静地去访问他们，把他们当作写作的资料。我是怀着一片虔敬的心情去接近他们的，我尊敬他们，热爱他们！我写得成作品与否倒是次要的，我首先要学他们的如何为人，如何积极工作。他们感动了我，我愿以他们为良师益友。这样，我才不会只记录他们说了什么，只看他们的外表如何。我要找到他们内心的光彩。剧本的对话是我写的，不是死板地记录他们的语言。我要以我的语言表达出他们内心的美丽。于是，对话虽是我想象出来的，可是多少能够表现一点他们的性格。

抓住性格，人物就容易发展了。人物怎么作事比作了什么事更为重要。怎么作事是与性格密切相关的。

热爱今天的事，更重要的是热爱今天的人，我们就不愁写不出东西来。

载一九五九年《北京文艺》十月号

人物、生活和语言

——在河北省戏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河北省戏剧创作座谈会给我提了几个问题。我想了想，没想出多少道理来，只能随便谈谈。

写戏主要是写人，而不是只写哪件事儿。新事儿今天新，明天就不新了。我们的社会是突飞猛进的。今天修了个大水库，明天又有了更新更大的水库。只有写出人，戏才能长久站住脚。把一九五○年的人物写好，到现在还会光彩照人。宋朝的包公，到今天不是还可以古为今用吗？

戏里的领导人物，更应该去努力描写，不应该躲避他。有人问写现代戏应否出现党委书记？这要根据剧情来决定：该有就写，不该有就不写。但是，需要有党委书记的戏，还是尽量把他写出来，并且应努力写好。因为，领导人物的风度、光彩、行动，都反映出时代精神。只通过电话、指示去写，看不见人，感染力就小。

领导人物要放在生活中去描写。不要只让他出来解决问题。《哥俩好》里的军长，担着土筐，和大家一同劳动。一个新兵要他那颗“星”，两人就掰手腕。他跟兵一个样，平易近人。观众见到这样的军长，会感到很舒服。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他会很放心。假如只让他坐在办公室里，给大家说几句空洞的话，指示一番，这就没劲儿。写他参加劳动，和一个新兵很要好，比他讲一大套道理强的多。他的行动闪烁着革命军人的光辉。如不从生活中表现人物，人物就会是空的。老是让领导人物出来，交代那么几句政策，而且这个戏和那个戏都差不多，都是那么死板板的，就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生活中，不仅要热爱和熟悉工人、农民、士兵，也要熟悉和热爱各层领导人物。了解他们怎样工作，怎样生活，不要敬而远之。这样，才有可能把他们写得有骨有肉，不再是干巴巴的了。

戏是要激动人的感情的。当然它也给人以智慧和知识。人家看了戏，既不悲，也不笑，一直是那么冷冰冰的，走出剧场就会忘了。只有打动了观众的心，他们才会接受教育。我们应该检查自己：我写戏为什么写不出人物来？恐怕就因为我们没那份感情，对人物不热爱。他死，他活，对你没有多大关系。“我在这儿是造戏哪”，这就保准写不好。因为这不是带着感情写的。我们看郭老的戏，《屈原》、《武则天》、《蔡文姬》，都是充满感情写的。他的戏都像在心里存了多少年，所以写出来那样动人。写戏，决不能只考虑如何安排情节，谁先出，谁后出，他怎样，她又怎样，把人物当作傀儡摆布着。应该首先想到：我的剧本要用人来感动人，用人来教育人，没有真正的感情，人物就写不好，剧本必定要失败。

写戏，开始不外乎这么两个因素：有的人因为听到一个故事，想写个戏；有的人因为见到一个或几个人物，想写戏。我们姑且把它叫做灵感吧。不管灵感来自人，还是来自事，你必须写出人来。解放初期，我写了《龙须沟》，治龙须沟这件事，是在报纸上见到的。事情很动人。假如我只写这件事，舞台上布置一道臭沟，让几个人出来挑臭泥、修沟，沟修成啦，戏也到此闭幕，观众准保用手巾捂上嘴，到票房去退票。我没有只写事，我写了个住在龙须沟的人。写他们怎样在这种不堪生活的地方，祖祖代代的艰苦劳动。一个外国朋友看了戏之后说：“我没想到中国人的生活能力这样大，能在这种环境下劳动、斗争、生活！”所以，写戏，不要只钻到故事里。有了人物，故事自然也就出来了。未动笔，你要先检查：我的剧本里，到底有几个人是我实实在在熟悉的？不是这样，戏就不会写好。

戏是人带出来的。要让观众从人物小的方面，看出大的方面来。从龙须沟那块臭地方的人民是那样善良、勇敢，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民族的伟大来。所以写人物，不管是多么小的人物，必须使他比那真人高出一头，一个人不是像我们平常见到的那样简单。因此，要写好人物，我们自己必须高瞻远瞩，胸襟开阔。要把我们的领导、同志、朋友，认识的更深刻一些。要是真的认识了人，我们就会懂得：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多东西。一个先进的工人、农民，不要以为他们就作了几件事情，他们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建设者，他们都有很伟大的地方。

剧中人物，不应是张三也行，李四也行，多一个行，少一个也行。应该是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可。对人物要胸有成竹，一闭上眼，就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这样，戏才会写好。

创作要有材料。有人常问：怎么搜集材料？我说：得好好去生活。生活，就是搜集。有人常说“我有一肚子故事，就是写不出来。”这个人其实并没有故事，要不，为什么写不出来呢？他只是浮光掠影地到处看了看。要聊天，也许能聊一套；细问他，故事中的人物如何，他准答不上来。我们去生活，不能为了去搜集眼前要用的一点点材料。如果找到些材料，就认为够用啦，等到一写戏，就准不行。一个人有脑子有心，有很多很多东西，怎么会在几个星期就体验全了呢！深入生活就是搜集，而不是“采访”。

我们平日的生活，也是搜集。我们要在生活中积累知识。剧作家跟音乐、图画、电影，跟许许多多事物都有关系。知识很广，写游泳要会下水，否则只好写在澡盆里打“扑腾”。一个作家要想知道的多，就要靠平时丰富自己的知识。要会打篮球、游泳、打百分，什么都要参加。只有这样积累，才能应付写作。前几个月，徐兰沅先生送给我一把扇子，是梅先生唱《晴雯撕扇》时撕过的。徐先生把它裱起来。徐先生告诉我：梅先生唱这出戏，都是在前一天，工工整整地画好了扇面，然后到台上去撕。这使我很感动。一个演员为什么要自己画扇面，画的那么精细，然后去撕呢？第一，他会画。第二，对艺术严肃认真。梅先生之所以成为大师，原因就在这里。他什么都学，文武昆乱不挡。那还是在旧社会。我们今天条件这样好，更应努力去掌握知识。只有懂得多，才能使笔下从容。一个作家，虽不必是一部百科全书，但必须知识丰富。天下几乎没有和作家不相干的事情。

比如，你要写这么一个人，就应知道和他类似的好多人。你认识一个青年是这样直爽，那么，还需要认识直爽的中年人和直爽的老年人。这就会让人物在作品里有所发展。我写的车夫骆驼祥子，和《茶馆》里的王掌柜，就是由我看了许许多多的洋车夫和茶馆掌柜后慢慢地把他们凑到一块儿，创造出来的。一个直爽的青年人，有时很粗暴，使人很难堪，不敢接近他。等他有了经验和修养，就不再这样了。虽直爽，但令人可爱了。到了老年，修养更深，还是那么直爽，却更可爱了。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人的一生。也许在戏里，只写他的青年时代，但也须要知道他的中年和老年。不怕写的少，就怕知道的少，只有把人物看全了，才能把部分写好。作家的笔下一定要有富裕。《茶馆》里的人物，有时只说那么两句话，观众觉得他们还像个人，就因为我知道他们一辈子的事情，而只挑了一两句话让他说。

写戏，很需要技巧，但只凭技巧，不能决定剧本的格调高低。必须从生活出发，真正写出几个人物，剧本的格调才会高起来。《三击掌》的格调高，因为王宝钏写的高。她是丞相的女儿，自幼娇生惯养。但是为了爱情，敢和嫌贫爱富的父亲击掌决裂。到《武家坡》她就低下去了。人物低了，戏也低了。《武家坡》的技巧颇好，可见光凭技巧是不行的。是人控制着戏，不是戏控制着人。

最后，谈谈语言问题。不管是话剧，还是戏曲，语言都应该既通俗又有文艺性。我们的本领，就在于会用普通话，话里面又有味道，有思想。不应专在一些文言修辞上下功夫，那会让人听不懂。要考虑让观众听了发生共鸣，让他们也去想。有个戏，写国民党统治时间，两个小学教员的谈话。一个说：“看这群孩子多可怜，个个面如菜色！”我觉得“面如菜色”就不够通俗。不如说成“看看孩子们多可怜，个个面黄肌瘦”更通俗些。只有观众听懂了，才能打动他们的心，假如把这句话再改一下，改成“看看孩子们的脸！”这样观众不仅听得懂，还会引导他们去想，就更有力量。一个作家必须能调动语言。不用去查《辞源》、《佩文韵府》，现成的语言有的是。你要想法去找，去调动。我在《茶馆》里，形容一个算卦的抽白面儿。他把白面儿装到哈德门烟上抽，叫做“高射炮”。哈德门烟是英国货，白面儿是日本货。他抽得很得意，说：“大英帝国的烟，日本帝国的白面儿，两个大帝国伺候我一个人，多造化！”这句话概括了帝国主义怎样侵略我们的。用幽默的话，写出了令人辛酸的事儿。所以，我们要寻找那种说得很现成，含义却很深的语言。好的语言，可以从一句话里看到一个世界。名导演焦菊隐先生说：词儿里面有戏，有动作。这样，他就有法导演了。我们的语言，不能像老戏那样：“你好比”、“我好比”，比个二十八个，也不过还是那点事儿。

怎么提炼语言呢？首先是你要多掌握语言。掌握的多了，使用时就能有所选择。选择就近于提炼。要根据人物性格，根据所处的环境，决定用这几个字而不用那几个字。前几天，看了一个剧本，写一个生产队长喝了酒回家。他的太太问道：“又哪儿喝了猫尿回来啦？”就不确切。这场戏虽是写他太太反对他，但对他还是很关心的。如他太太只是轻微的责备，不希望打起来的话，就不该用“猫尿”这词儿。所以，语言选择必须恰当。不怕话通俗，就怕用的不是地方。使用语言的原则，应是：一要通顺，二要精辟。

身体不太好，想的也很不周到。就讲到这里吧。

载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河北文学·戏剧增刊》第一期

三多

北京的曲艺有三多：曲种多，节目多，变化多。以言曲种，土生土长的，如京韵大鼓、梅花调大鼓、单弦牌子曲、快书、相声、莲花落、北京时调、太平歌词等等已然不少，又善于接纳来宾，使在北京安家落户——几十年来，北京的杂耍班社即把河南坠子、山东犁铧、西河、奉调等都列入演出的项目中，演员各尽所长，观众各取所好。

节目多：单就牌子曲而言，就不知有多少岔曲和整本的“玩艺儿”。在清代末季，曲艺的票友很多。他们不但会唱，而且每每自己动笔编写新词儿，成为风气。我生在寒家，自然无暇及此，可是连我也有几家亲友不但好唱，而且会自己编制曲词。可惜，这些作品在“民国”初年已经丢失了很多！变化多：同一曲种，唱法各有不同，衍为流派。刘宝全的京韵大鼓与白云鹏的不同，德寿山的单弦又与桂兰友、群信臣的不同。唱法不同，就各需适合于自己表演技术的曲本，也就非随时创制新词儿不可。假若刘宝全需要《三国》与《水浒》的故事，白云鹏就托人写《红楼梦》中的片段。德寿山多取材于《聊斋》，群信臣则需《五圣朝天》与《高老庄》等滑稽故事（滑稽单弦恐已失传）。流派变化之外，还有形式的变化：如拆唱快书、拆唱八角鼓，彩唱莲花落等。这种拆唱即是曲剧的萌芽。《翠屏山》本可由一人独唱，改为拆唱则三四演员分扮杨雄、石秀、潘老丈等。演员各奏一种乐器，且作简单化装。由独唱改为拆唱，势必添上许多话白，而这些话白多半参用相声的技巧，以期生动活泼。这样一来，有不少曲子就变成滑稽小戏了。

解放前夕，北京的曲艺衰落下去，许多老演员因贫困而转业，或死去。不少曲艺形式与节目没有传下来。这真可惜！

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与领导下，北京的曲艺得以复活，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今天，又及时地挖掘出不少传统节目与形式来，有利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曲艺界的一件喜事。这几天北京曲艺团所演出的，如拆唱八角鼓、打莲厢等，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们或者还是第一次看见。

节目多了，形式多了，我们才能多所参考，便于推陈出新。以北京的曲剧说吧，在初一尝试的时候，大家的眼睛多半是看着戏曲与话剧，取得参考。那时候，谁也没有想起彩唱莲花落或拆唱八角鼓来。因此，不管演员们如何努力（他们真下了工夫），所演的曲剧或近于话剧，或近于戏曲，而没有作到叫人一看，就是曲剧。它缺乏着一点由曲艺而来的特殊风格。假若当初编剧、导演与演员都想到了拆唱八角鼓呀，也许一下手就能独成一格，不至于既像话剧，又像戏曲，而不充分像由曲艺发展而来的曲剧。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放下已有的曲剧，而改演拆唱八角鼓。不是！我想今后再编新曲剧的时候，若能参考拆唱八角鼓等，对于树立曲剧的独特风格，一定有益！同样地，借鉴于传统的双黄，而另编新的，双黄还是打击敌人的很好武器。又如：从前的相声演员，几乎都会唱太平歌词；现在呢，几乎已成绝响。我想：若是演员们有时候也恢复旧法，既说且唱，唱些新编的幽默小段儿，未必不更活泼有趣。滑稽大鼓也许久没人演唱了，我觉得有编写新滑稽段子的需要。还有，打莲厢是且歌且舞的，若以传统的歌腔舞步为基础，加以发展，叫小姑娘们表演，一定很有趣；若能运用到曲剧里需要歌舞的地方，或者也能生色。

我想的不一定都对，我的高兴却是人同此心的。看到许多消沉已久的曲艺形式与节目重现在舞台上，丰富了我们的文艺享受，同时又能有助于发扬传统，推陈出新，谁能够不高兴呢！我们一致感谢党的英明领导，并热诚地去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我们要使今日北京曲艺的三多远远超过旧的三多，既多且精！

载一九六一年四月六日《北京日报》

散文并不“散”

我们今天的散文多数是用白话写的。按说，这就不应当有多少困难。可是，我们差不多天天可以看到不很好的散文。这说明了散文虽然是用白话写的，到底还有困难。现在，我愿就我自己写散文的经验，提出几点意见，也许对还没能把散文写好的人们有些帮助。

一、散文是用加过工的语言组织成篇的。我们先说为什么要用加过工的语言：散文虽然是用白话写的，可并不与我们日常说话相同。我们每天要说许多的话。假若一天里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有过准备，想好了再说，恐怕到不了晚上，我们就已经疲乏不堪了。事实上，我们平常的话语多半是顺口搭音说出的，并不字字推敲，语语斟酌。假若暗中有人用录音机把我们一日之间的话语都纪录下来，然后播放给我们听，我们必定会惊异自己是多么不会讲话的人。听吧：这一句只说了半句，那一句根本没说明白；这一句重复了两回，那一句用错了三个字；还有，说着说着没有了声音，原来是我们只端了端肩膀，或吐了吐舌头。

想想看，要是写散文完全和咱们平常说话一个样，行吗？一定不行。写在纸上的白话必须加工细制，把我们平常说话的那些毛病去掉。我们要注意。

二、散文中的每个字都要用得适当。在我们平日说话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准备，我们往往用错了字。写散文，应当字字都须想过，不能“大笔一挥”，随它去吧。散文中的用字必求适当。所谓适当者，就是顺着思路与语气，该俗就俗，该文就文，该土就土，该野就野。要记住：字是死的，散文是活的，都看我们怎么去选择运用。“他妈的”用在适当的地方就好，用在不适当的地方就不好，它不永远是好的。“检讨”、“澄清”、“拥护”……也都如是。字的本身没有高低好坏之分，全凭我们怎给它找个最适当的地方，使它发生最大的效用。就拿“澄清”来说吧，我看见过这么一句：“太阳探出头来，雾慢慢给澄清了。”“澄清”本身原无过错，可是用在这里就出了岔子。雾会由浓而薄，由聚而散，可不会澄清。我猜：写这句话的人可能是未加思索，随便抓到“澄清”就用上去，也可能是心中早就喜爱“澄清”，遇机会便非用上不可。前者是犯了马虎的毛病，后者是犯了溺爱的毛病；二者都不对。

一句中不单重要的字要斟酌，就是次要的字也要费心想一想，甚至于用一个符号也要留神。写散文是件劳苦的事；信口开河必定失败。

三、选择词与字是为造好了句子。可是，有了适当的字，未必就有好句子。一句话的本身须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同时，它必须与上下邻句发生相成相助的关系。有了这两重关系，造句的困难就不仅是精选好字所能克服的了。你看，就拿：“为了便于统制，就又奴役了知识分子。”这一句来说吧，它所用的字都不错啊，可不能算是好句子——它的本身不完整，不能独立地自成一单位。到底是“谁”为了便于统制，“谁”又奴役了知识分子啊？作者既没交代清楚，我们就须去猜测，散文可就变成谜语了！

句子必须完整。完整的句子才能使人明白说的是什么。句子要简单，可是因为力求简单而使它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也行不通。简而整才是好句子。

造句和插花儿似的，单独的一句虽好，可是若与邻句配合不好，还是不会美满；我们把几朵花插入瓶中，不是要摆弄半天，才能满意么？上句不接下句是个大毛病。因此，我们不要为得到了一句好句子，便拍案叫绝，自居为才子。假若这一好句并不能和上下句作好邻居，它也许发生很坏的效果。我们写作的时候虽然是写完一句再写一句，可不妨在下笔之前，想出一整段儿来。胸有成竹必定比东一笔西一笔乱画好的多。即使这么作了，等到一段写完之后，我们还须再加工，把每句都再细看一遍，看看每句是不是都足以帮助说明这一段所要传达的思想与事实，看看在情调上是不是一致，好教这全段有一定的气氛。不管句子怎么好，只要它在全段中不发生作用，就是废话，必须狠心删去。肯删改自己的文字的必有出息。

长句子容易出毛病。把一句长的分为两三句短的，也许是个好办法。长句即使不出毛病，也有把笔力弄弱的危险，我们须多留神。还有，句子本无须拖长，但作者不知语言之美，或醉心欧化的文法，硬把它写得长长的，好像不写长句，便不足以表现文才似的。这是个错误。一个作家必须会运用他的本国的语言，而且会从语言中创造出精美的散文来。假若我们把下边的这长句：不只是掠夺了人民的财富，一种物质上的掠夺；此外，更还掠夺了人民的精神上的食粮。

改为：

不只掠夺了人民的物质财富，而且抢夺了人民的精神食粮。

一定不会教原文吃了亏。

四、一篇文字的分段不是偶然的。一段是思想的或事实的一个自然的段落，少说点就不够，多说点就累赘。一句可作一段，五十句也可作一段，句子可多可少，全看应否告一段落。写到某处，我们会觉得已经说明了一个道理或一件事实，而且下面要改说别的了，我们就在此停住，作为一段。假若我们的思路有条有理，我们必会这么适可而止地、自自然然地分段。反之，假若我们心中胡里胡涂，分段就大不容易，而拉不断扯不断，不能清楚分段的文章，必是糊涂文章。有适当的分段，文章才能清楚地有了起承转合。有适当的分段，文章才能眉目清楚，虽没有逐段加上小标题，而读者却仿佛看见了小标题似的。有适当的分段，读者才能到地方喘一口气，去消化这一段的含韫。近来，写文章的一个通病，就是到地方不愿分段，而迷迷糊糊地写下去。于是，读者就因喘不过气来，失去线索，感到烦闷，不再往下念。

写完了一段，或几段，自己朗读一遍，是最有用的办法。当我们在白纸上画黑道儿的时候，我们只顾了用心选择字眼，用心造句；我们的心好像全放在了纸上。及至自己朗读刚写好的文字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1）纸上的文字只尽了述说的责任，而没顾到文字的声音之美与形象之美。字是用对了，但是也许不大好听；句子造完整了，但是也许太短或太长，念起来不顺嘴。字句的声音很悦耳了，但也许没有写出具体的形象，使读者不能立刻抓到我们所描写的东西。这些缺点是非用耳朵听过，不能发现的。

（2）今天的写作的人们大概都知道尊重口语。可是，在拿起笔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知不觉地抖露出来欧化的句法，或不必要的新名词与修辞。经过朗读，我们才能发现：欧化的句法是多么不自然；不必要的新名词与修辞是多么没有力量，不单没有帮助我们使形象突出，反倒给形象罩上了一层烟雾。经过朗读，我们必会把不必要的形容字与虚字删去许多，因而使文字挺脱结实起来。“然而”、“所以”、“徘徊”、“涟漪”，这类的字会因受到我们的耳朵的抗议而被删去——我们的耳朵比眼睛更不客气些。耳朵听到了我们的文字，会立刻告诉我们：这个字不现成，请再想想吧。这样，我们就会把文字逐渐改得更现成一些。文字现成，文章便显着清浅活泼，使读者感到舒服，不知不觉地受了感化。

（3）一段中的句子要有变化，不许一边倒，老用一种结构。这，在写的时候，也许不大看得出来；赶到一朗读；这个缺点即被发现。比如：“他是个作小生意的。他的眼睛很大。他的嘴很小。他不十分体面。”读起来便不起劲，因为句子的结构是一顺边儿，没有变化。假若我们把它们改成：“他是个作小生意的。大眼睛，小嘴，他不十分体面。”便显出变化生动来了。同样的，一句之中，我们往往不经心地犯了用字重复的毛病，也能在朗读时发现，设法矫正。例如：“他本是本地的人。”此语是讲得通的，可是两个“本”字究竟有点别扭，一定不如“他原是本地的人”那么好。

以上是略为说明：散文为什么要用加过工的语言和怎样加工。以下就要说，怎么去组织一篇文字了。

五、无论是写一部小说，还是一篇杂文，都须有组织。有组织的文字才能成为文艺作品。因此，无论是写一部小说，还是一篇短的杂文，我们都须事先详细计划一番，作出个提纲。写了一段，临时现去想下段，是很危险的。最好是一写头一段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末一段说什么。

有了全盘的计划，我们才晓得对题发言，不东一句西一句地瞎扯。

有了全盘的计划，我们才能决定选用什么样的语言。要写一篇会务报告，我们就用清浅明确的文字；要写一篇浪漫的小说，就用极带感情的文字。我们的文字是与文体相配备的。写信跟父母要钱，我们顶好老老实实地陈说；假若给他老人家写一些散文诗去，会减少了要到钱的希望的。

有了全盘的计划，我们才会就着这计划去想：怎样把这篇东西写得最简练而最有效果。文艺的手法贵在经济。我看见过不少这样的文章：内容、思想，都好；可是，写得太冗太多，使人读不下去。这毛病是在文章组织得不够精细。“多想少写”是个值得推荐的办法。散文并不真是“散”的。

这样，总结起来说，要把散文写好，须在字上，句上，段上，篇上，都多多加工；这也就是说，在写一篇散文的时候，我们须先在思想上加工，决定教一字不苟，一字不冗。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写得乱七八糟，便是自己偷了懒，而耽误了别人的工夫；那对不起人！

载一九五一年三月十日《北京文艺》第二卷第一期

散文重要

我们写信、写日记、笔记、报告、评论，以及小说、话剧，都用散文。我们的刊物（除了诗歌专刊）与报纸上的文字绝大多数是散文。我们的书籍，用散文写的不知比用韵文写的要多若干倍。

看起来，散文实在重要。在我们的生活里，一天也离不开散文。我们都有写好散文的责任。

据说：“诗有别才”。这个说法正确与否，且不去管它。诗比散文难写，却是事实。散文之所以比较容易写，是因为它更接近我们口中的语言。可以说，散文是加过工的语言。我们都会讲话，而且说的是散文，不是韵文。在日常交谈的时候，我们的话语难免层次不大分明，用字未尽妥当，因为随想随说，来不及好好思索，细细推敲，也就是欠加工。那么，我们既会讲话，如果再会加工，我们就会写出较好的散文来。我想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文化普遍提高，人人都能出口成章，把口中说的写下来，就是好散文。

是的，讲话与散文原是“一家人”。我听过好几位劳动模范的发言。他们的文化程度并不很高，发言也没有稿子。可是，他们说的有思想，有感情，语言生动，十分感人！我相信，他们若能提高文化，一定会不久就成为写散文的好手。

我非常爱听我们的中央广播电台每晚的全国各地联合广播。在这广播节目里，说的都是国家与国际的大事。正因为是大事，所以必须使人人能够听懂，不能“之乎者也”地背诵古文。同时，它既须字斟句酌，语语明确，还要铿锵悦耳，引人入胜。这就是说，广播的是话，可也是很好的散文。

有的人以为散文无可捉摸，拿起笔来先害怕。不必害怕，人人都有写散文的条件。我们说话要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有了写散文的基础。我们写信、写日记，听报告时作笔记，都是练习写散文的机会。不要刚一提笔，就端起架子来说：我要写散文啦！是呀，我小时候在私塾里读书，每逢老师出题叫学生作文，我便紧张地端起架子，不管老师出什么题，我总先写上“人生于世”，或“夫天地者”，倒好像“人生于世”与“夫天地者”是散文的总“头目”！后来，有人指点：你试试看，把想起的话照样写下来，然后好好从新安排一下，叫那一片话更有条理，更精致些，你就无须求救于“夫天地者”了。我这才明白，原来我心中就有散文的底子，它并不是什么天外飞来的怪物。对，我们人人有写散文的“本钱”，只看肯不肯下些功夫把它写好，用不着害怕！

与此相反，有的人的胆量又太大，以为只要写出一本五十万字的小说，或两本大戏，就什么都解决了，根本用不着下功夫学习写散文。于是，他写信，写的乱七八糟；日记干脆不写，只写小说或剧本。不难推测，一封信还写不清楚，怎能够写出情文并茂的小说与剧本来呢？不把散文底子打好，什么也写不成！

有的人呢，散文还没写通顺，便去作诗。我不相信，连一封信还写不明白，而能写出诗来——诗应是语言的精华！不错，某个诗人的诗确比散文写得好；可是，自古以来，还没有一位这样的诗人：诗极精采，而写信却胡里胡涂。我看，还是先把散文写好吧！诗写不好，只不过不能发表；信写不明白，可会耽误了事！

对，我们不要怕散文，也别轻视散文。散文比诗容易写，但也须下一番功夫，才能写好。不害怕，就敢下笔。一下笔，就发现了困难。有困难，就去克服！把散文写好，我们便有了写评论、报告、信札、小说、话剧等等的顺手的工具了。写好了散文，作诗也不会吃亏。散文很重要。

载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深入生活，大胆创作

近来，看了不少好戏，非常兴奋。十几年来，我自己虽也写了一些现代题材的戏，但看了人家的戏以后，再一比较，就显得自己写的差得很多。过去，有时看到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使自己很感动，就动手写起戏来。说它是戏，实际只能算是活报剧。最近看的一些戏，的确是戏，而且是好戏。虽然还不能说是十全十美，可确是新颖，动人。

为什么自己没有把戏写好呢？检查起来，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生活不够。例如，过去写过关于女店员生活的戏，由于只是从表面上去写，对生活没有很好地深入进去，因而感人不深。又如，算是比较完整的一个戏《全家福》，原意是要歌颂人民警察的，可是对人民警察的了解很不够。也不是不想去了解，看到他们的工作很紧张，就有点不好意思去纠缠，因此，剧中人物写得不够深刻动人。在我写的戏中，往往是老人老事气氛多，新人新事气氛不够。如果能够深入生活，我想，戏是能写好的。

第二是学习马列主义不够。对生活现象是看到了，但看得不深，而且不善于分析。写起戏来，往往是以可有可无的幽默勉强支撑起来，用来博得观众一笑。文学艺术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十分重要。过去，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说明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太差。

我们欢迎现代题材的戏，也不排斥历史题材的戏。现代题材的戏，是以今天的事情，今天的斗争，今天的人物解决今天的矛盾。历史题材的戏再好，至多也只能让我们想起了古人，间接地受点教育，不能帮助人们直接解决今天的问题。今天我们正在开辟共产主义的大道，这是了不起的事。我们的戏，就要反映这了不起的事，要通过舞台，教育人民，启发人民。今天，这么多的人来看现代戏，并不单是为了消遣，而也是要学习如何看问题，如何解决问题。

反映现代生活的戏，不怕多。今天，我们的生活无比丰富，到处都是热腾腾的，只要能深入到火热的生活和斗争中去，不愁没有可写的。刘厚明同志下乡不过几个月，就带回一个《箭杆河边》，最近又写出了一个《山村姐妹》。今天，到处都有写作的题材，不必担心重复。况且各方面的人，比如，生产战线上的，服务行业中的，……都要求我们在作品中能够反映他们。真是写也写不完。

前些天，《人民文学》约我写个剧本，要反映建国十五年来某一方面变化的，这个面太宽，怎么写呢？想来想去，想到写写三轮车工人吧。大家知道，三轮车工人不是生产工人，而三轮车是要逐渐被代替的交通工具。当然，随着三轮车的消灭，他们这一行，也就不再存在。但他们的儿子、孙子，有的已经去开汽车，有的已经进了工厂。这个戏如果写好了，也可以反映出三轮车工人是怎样过社会主义关的。这不也很有普遍意义吗？

现在，各行各业都要看话剧，也都要求写他们，演他们。有一个三轮车服务站的主任，拉过两轮车，也蹬过三轮车，他说，把我们由两轮车、到三轮车、四轮车（汽车）的变化写出来，也好让将来的人们知道这段历史。说起今天的三轮车工人，真是教人可爱，不由得你不去写。他们成天那么辛辛苦苦，不完全是为了钱。在同仁医院门前的三轮车工人，我就了解过，他们拉的虽然都是病人，但是因为病人的情况不同，拉法也不同，说明他们很能体贴病人。有的天天拉病人去医院，替病人挂号，取药，耽误了好半天，也不额外多要钱。病人没钱也不要紧，明天还是照样送到医院。说明他们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像这样可爱的三轮车工人，你说值不值得写呢？

要求我们写的人越来越多，可以写的题材也到处都有，而要把戏写好，我们就必须深入生活，好好学习马列主义。

我们写戏，不能让旧形式束缚住，实际上也束缚不住。反映新社会新生活，旧形式肯定是不够用的，新形式必然出现。老的戏剧分类，如悲剧、喜剧、正剧等，也束缚不住我们。比如，《千万不要忘记》中打野鸭子的那件事情，也可能成为正统悲剧，假若打野鸭子的一直堕落下去，以至死亡。但在我们的社会里，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却不应那样处理，而要通过批评、通过思想改造，达到团结，使它不成为悲剧。人物必须死才是悲剧。所以我管《千万不要忘记》叫作“正喜剧”。用的是喜剧手法，可又不是单纯的喜剧，而是要大家在愉快的笑声中接受正面教育。

谈到表演手法和舞台设计，我认为，首先应为工农兵服务，要让他们看得明白。表演方法要创新，舞台设计也要创新。佐临同志在《激流勇进》中利用灯光与机关布景的做法就很足以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人物与剧情。我们应该把胆子放大一些，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来加强社会主义话剧的表现力量。这样做，和旧日戏曲舞台的某些机关布景完全是两回事。导演要敢想敢干，敢于创造，演员也要敢于创造。同时，也要学习传统戏曲的声调、形象、基本功、表演技巧等。例如，北京市农村文化工作队，原是由各个剧种的演员组成的，最近，他们演出的《山村姐妹》，有一个评剧老演员，在这个戏中扮演老人，嗓子虽不太好，但咬字清楚有力，很受观众欢迎。像这种表演技巧，就很值得我们借鉴。

载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新建设》第五、六期合刊

诗与快板

学习作诗，首先要知道：诗的本质最要紧，诗的形式是次要的。若是专注意形式，不管本质，便是舍本求末，不会成功。

老年间，以科举取士，科场里既考试“八股”，也考作诗，所以举子们自幼就学“天”对“地”，“雨”对“风”，“柳暗”对“花明”，为是辨别字的平仄，积累“红花”和“翠柳”之类的词汇，丰富修辞。然后，他们还要背熟了“诗韵”，以免押韵犯错误。他们也须背熟一些首古代的诗，记住好多典故，以期自己作的诗既合规矩，又能典雅。经过这一番训练，他们就会作诗了，而且作的格式很对，没有大毛病。

可是，他们之中出了多少真正的诗人呢？很少很少！他们绝大多数是诗匠，不是诗人！这就是说，从形式上看，他们的诗是四平八稳，很合规矩。可是从诗的本质上看，他们的“作品”实在是可有可无的，没有感动人的力量。

这就说明了，单从形式上学诗，即使掌握了形式，还不一定就会作诗。形式只是诗的架子，不是诗的灵魂。

那么，诗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应该这么说：第一，诗中须有思想，而且不是平凡的人云亦云的思想；诗中所要表达与传播的是崇高的、进步的、阐明真理的思想。一个诗人也必是个思想家。第二，诗中须有感情，而且是高伟深厚丰富的感情，不是泛泛的不疼不痒的一点伤感。一个诗人也必是个热爱人生，拥护真理，反抗压迫，嫉恶如仇，见义勇为，是非分明，爱憎分明的热心肠的人。第三，专凭思想与感情还不行。诗人必须还有本领把思想与感情用最美妙最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凭这表达方法使人感动，使人欲罢不能地歌咏赞叹，接受他的教训。这样，一首好诗就必是有崇高思想感情的和语言的精华的作品；这作品使人喜爱，使人惊叹，使人不忍释手地反复吟咏，使人手舞足蹈地受到感染。

这么说来，诗不是就很难作了么？是呀，诗的确很难作！请看看，全世界多少年来可有几个杜甫，几个普希金，几个莎士比亚呢？

那么，我们就不要学作诗了么？不该这样说！我们还是应该学作诗，不过要知道其中的难处，以免一试不成，就灰心丧气；也免得存着徼幸心，只从皮毛上去学习，以为知道了某种形式就能作出某体的诗来。学会作诗可不那么简单！看吧，古代诗人用“呕尽心血”，用“语不惊人死不休”来说明作诗的艰苦。这些话并非故意夸大，而是表明诗人的创作决心与责任感。随随便便作的诗必不能成为结结实实的诗。因此，我们学习作诗必须先要提高思想水平，认清作诗是为传播真理，不是为作文字游戏。我们也必要去丰富生活，以便反映社会现实，从生活斗争中培养我们爱什么与反对什么的强烈感情，好在诗中有热情的歌颂，也有严厉的批评。我们还要时时刻刻细心地观察一切，一花一草之微也不遗漏，以便丰富我们具体描写细致刻画的本领，通过形象说出我们的思想与感情来。自然，我们还必须掌握语言文字的精选妙用，以便用最简练有力的词句道出最高的思想和最复杂的感情，把思想感情与语言结为一体，无可分割，无可增减，使读者自愿地背下全诗，时时吟咏玩味。还没有把散文写通顺的千万别张罗着学作诗。

那么，诗的形式怎样呢？用不着说，一个诗人必须知道形式，因为诗和散文不同啊。诗的音乐性很强，配上乐谱就能唱，不配上乐谱也能吟。在远古的时候，诗、舞蹈和音乐原是三位一体，分不开的。既要能唱能吟，所以诗就按照语言的特质，产生一定的形式，一首诗要有一定的多少句，一句里有一定的节奏。散文就不受这么多的限制，虽然散文也讲究声调铿锵，能朗朗上口。

不过，对形式，有三点该当注意的：第一，诗的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现实生活的需要与语言的发展随时变动，产生新的形式。因此，咱们的文学史上就有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而且有词、曲等形式。我们今天不能开倒车，翻回头去作四言诗或五言诗。我们现在用白话作诗，白话自有它自己的词汇与音节，非四言五言所能适应。“美帝国主义”已是五个字了，怎能装进四言诗里去呢？第二，诗的形式很多，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必有所选择，看什么形式更适于表现什么内容，不能把内容随便地勉强地填进一种形式里，损害了表现力。好诗的内容与形式好像天然长在一块儿的，像一朵鲜花那么有形有色又有香。坏诗呢就往往是东拼西凑，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不能作到天衣无缝。古代诗人有一点较小的个人的感触，就作一首五言或七言绝句，只写那么短短的四句就够了；大诗人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是个好例子。赶到他叙述一个故事，他就用五古或七古的形式，以五字句或七字句写出几十句几百句，像白居易的《长恨歌》。若是故事很长而且有戏剧性呢，他就写一本诗剧。这样，诗人是运用合适的形式，以期有力地表现内容，而并不毫无选择地老用一套形式。第三，在他运用某一形式的时候，他也还有改变形式的自由，我们的伟大诗人杜甫就是这样。杜甫时常把固定的形式加以变化，不永远死守成规，所以他的诗，专以形式而言，就千变万化，令人感到新颖。他的确是有创造气概的伟大诗人，他是主人，形式不过是他的工具，不像那些赶考的举子，只懂形式，作了形式的奴隶。

现在，咱们可以谈快板与诗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是这么出来的：有人问，本想作诗，却写成了快板，是怎么一回事呢？诗与快板怎么区别呢？

这个发问的人就犯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毛病——只看形式，不看诗的本质。

快板的“出身”的确有点寒伧，难怪有人不大看得起它。我还记得：三十年前，街上常有手持两片牛骨或竹板的，沿门乞讨，顺口溜出快板来——那时候叫作“数来宝”。他们走到切面铺便说：“打竹板，迈大步，一来来到切面铺；切面铺，大发财，金银元宝一齐来！”他们看见大姑娘、老太太，都有一套词儿奉承，以便求得一点赏钱。看样子，那些词儿好像是临时编出来的，事实上是早有准备，数唱快板是他们的专业呀。

这个形式有不少好处：音节明快；既有“辙”，且可随时变换；字句容易调动，可以容纳地道白话。所以，近几年来，快板就风行一时，而且在配合政治运动上立下些功劳。在爱国卫生运动、婚姻法的宣传、“三反”“五反”运动中，都产生了许多快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那么，快板可以变成诗不可以呢？可以！所有的诗的形式都可以产生好诗，所有的诗的形式也都可以产生坏诗；只在形式上绕圈圈，不问诗的本质，便不会产生好诗。看吧，“七律”是自唐宋以来诗人最惯用的形式，可是在杜甫手里就写出这样的好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登高》）在别人手里呢，再看下边这一首吧：变风以后数灵均，彭泽天然见性真，对酒不忘书甲子，怀沙长自叹庚寅，滋兰九畹心偏远，采菊东篱句有神，五柳三闾异醒醉，何妨千载德为邻！（《书屈陶合刻后》）

这一首是一位进士公作的，进士非掌握了诗的形式就不能中进士啊！可是，这首诗除了形式还有什么内容呢？什么也没有！可见，专凭形式，连进士也成不了诗人！再让我们看看这几句吧：车辚辚，

马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从形式上说，这像快板不像？很像！这是不是诗？是诗！谁作的？杜甫！我不知道唐朝有没有快板，可是杜甫的这几句（《兵车行》的头几句）的确用了类似今天的快板的形式，而且的的确确是诗；《兵车行》是千古传诵的一篇名作啊！再看：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也用了快板的形式，可还是极好的诗！诗要简练，这一句极简练。诗人并不多说什么：“天明了半天，东方已经发了红，太阳就要出来了；啊，毛泽东就好比是中国的太阳啊！”他只简练经济地写出那么一句，可是气魄有多么大，句子有多大分量，感情有多么深厚，声音有多么响亮，念也好听，唱也好听！这是诗，好的诗，虽然用了快板的形式。由此可见，具有诗的本质，用快板的形式也拦不住写成最好的诗。反之，没有诗的本质，用什么形式也不见得写出好诗。快板与诗之间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为什么本来想写诗，而只写出快板来呢？那大概是心中本没有诗，而只有快板的形式，而且是顺口溜的快板形式，不是“东方红”的提高了的快板形式，所以一溜就溜到“牡丹花，红又红”，或是“打竹板，迈大步”。心里本没有诗，而只希望用文字去堆砌成篇，那么，顺口溜正是最容易堆砌起来的东西，所以写着写着就“一来来到切面铺”了！我们须在写快板的时候，也要抱着把它写成为诗的愿望。这样，即使写不成好诗，可也不至于成为很坏的快板。

近来，我听说有人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快板诗”。这大可不必！快板本来就是一种通俗的诗的形式，那些不成为诗的快板是作者只看形式，不负责任地随便写写的结果，而不是这形式本身的过错。

不去深入地学习作诗，就必只看到现成的形式，而忘了诗的生命力量——生活、思想、感情、语言、想像力等，也就写不出诗来，而且不敢大胆地突破形式，创造形式。

有的新诗没有什么形式，这好不好呢？据我看，即使一首诗既不采用古典的形式，如五言七言等等，也不利用民间文艺的形式，如各种鼓词与单弦等等，并且连韵也不押，也还是诗，只要它有思想感情，有精美的语言，可以朗朗上口。这就是说，即使它不接受任何形式，可是它既有诗的本质，而且有语言之美。它的语言，虽然句子长短不定，可确是语言的精华，使人不但爱读它，并且爱朗诵它，乐意把它背下来。形式可以不要，语言的美丽与音乐性却非要不可，因为中国诗之所以成为中国诗必定因为它是中国语言的精华，这也就是民族风格的所在。因此，诗也就无法翻译。思想与感情都可以译出，语言却只有一个，中国话是中国话，不能以任何别国的话来代替。这样，所谓自由诗，也还得讲点形式，语言的形式。假若有人用外国语的文法与音节来写中国诗，那就必是一首怪诗。为写自由诗而先深入地学习学习传统的形式还是有好处的。传统的形式并非偶然产生的，而是根据语言的本质与其发展和现实的需要逐渐形成的。学习传统的形式，对我们怎么掌握语言与民族风格是有好处的。

诗是很难作的，而且没有捷径可走，若是为了急速成功，只皮毛地去学会一二形式，按着葫芦画瓢，一定不能成功。

载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文艺学习》第四期

十年笔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年了。

在这举国欢腾的时节，回顾一下个人的创作生活也许是合适的。十年来，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微薄的写作成绩不过是人民怎么鼓舞了我的证明。我是多么高兴，我要写出我怎么高兴！

十年来，我主要的是写剧本与杂文，没有写小说。为什么呢？首先是忙啊。写一部长篇小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等不得。我急。我要用比较短的时间，随时写出作品，歌颂新人新事。在旧社会里，像我这样的文人在写作外，不敢管别的事，以免招灾惹祸。现在，文人是社会的财富，到处受尊敬，也就必然兴高采烈地参加社会活动，相应地减少了写作时间。我必须写得快。不管怎么说，剧本总无须长到十万字吧。剧本有四、五万字就够了。好吧，字数少点就可以写得快点。我急于写出作品，并期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剧本这个形式适合我的要求。

剧本不容易写。一个有修养的剧作家也许要用一年、二年，或三年的时间，方能写成一部完整的剧作。那么，我的速成法是不是会有损于剧本的质量呢？这就要看怎样看问题了。比如说，我是生活在一个静止不动或变动很少的社会里，我的确可以从容不迫地去写作，花多少时间也没有关系。可是，十年来，中国的变化快而且大，新人新事天天到处出现。我若是耐心地等待，务期写出有史诗分量的作品，就恐怕连任何东西也写不出了。我们的变化也同时是发展，不是换汤不换药。正在日日发展的事情是永不停滞，转眼即逝的。只有随时关心发展，才能去写当时的发展，从而容易了解下一步的发展。不在随时的发展中充实自己，而默默地等着二十年后去写总结，大概不一定能写出正确的总结，而且耽误了随时鼓舞人民前进的职责。明天的人与事正是今天的人与事的发展。不关心今天实在不容易了解明天。我们并不轻视过去，不排斥历史剧，可是我们更重视明天。明天的历史是我们今天亲自创造出来的。

是，我并没有写出优秀的作品。可是，我的笔墨生活却同社会生活的步伐是一致的。这就使我生活得高兴。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我的才力有限，没能更深刻地了解目前的一切。可是，我所能理解到的那一点，就及时地反映在作品中，多少尽到些鼓舞人民前进的责任，报答人民对我的鼓舞。我惭愧，没能写得更好一些，可是我也高兴没叫时代远远地抛弃在后边。时代的急流是不大照顾懒汉的。

我本来不大会写剧本。十年来，我一共写了十多本话剧与戏曲。其中有的被剧院演用，有的扔掉。我是在学习。出废品正是学习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一次就长一次经验。因此，即使失败了，也不无乐趣。不怕失败，就会长本事。我的确觉得越多写便越写得好一些，功夫是不亏负人的。写完一本戏，当然要去找导演与演员们讨论讨论。他们是内行。跟内行人谈谈，自然而然地就会长见识。就是这样，我慢慢地理解了一些舞台技巧。这又是一种乐趣。在新社会里，人人愿把本领传给别人。只要肯学习，机会就很多。我把我的作品叫作“民主剧本”。这就是说，我欢迎大家提意见，以便修改得更好一些。当然，修改是相当麻烦的。可是，只要不怕麻烦，麻烦便带来乐趣。况且，导演与演员并不只诚恳地提意见，他们也热诚地帮助我。我有相当严重的腿病。为打听一件事，他们会替我跑许多路；为深入地了解一件事，他们会替我下乡或下工厂，住在那里，进行体验。这十年来，我交了多少朋友啊！我的“民主剧本”得到多少导演与演员的支持啊！这难道不是乐事么？大家协作是新社会里的一种好风气。剧本演出后，观众们也热情地提意见，这又是一种协作。

人与人的关系变了。这就是我笔下的主要内容。我写了艺人，特别是女艺人，在从前怎样受着剥削与虐待，而在解放后，他们却被视为艺术家，不但不再受剥削与虐待，而且得到政治地位——是呀，现在全国有不少男女艺人作了地方的和全国的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我在解放前就与他们为友，但是除了有时候给他们写点唱词，无法帮助他们解决其他的问题。现在，不但他们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有不少人也有了文化，会自己编写唱词了。

我也写了一般的贫苦劳动人民如何改善了环境，既不再受恶霸们的欺压凌辱，又得到了不脏不臭的地方进行劳动。这就是我的《龙须沟》的主题。龙须沟是北京过去有名的臭沟，随时给附近的居民带来疾病和苦痛。解放后，北京市人民政府不管通衢大道怎么迫切需要修整，而先来给这里的人民铲除了这条臭沟。这是极其感动人的德政。不管艺术上怎样难以处理，我还是设法把这个事实摆在了舞台上。真的，一个唯美主义者会以为我是“逐臭之夫”，去描写臭沟。但是，在臭沟岸上住着的劳动人民却有他们的崇高可敬的品质，谁也不该轻视他们，若只是描写风花雪月，而忘弃了这些可敬可爱的人民，那么臭的东西就不能消灭，社会也就永远不美！

在我的剧本中，我写出许多妇女的形象。在旧社会里，一般的人民都很苦，妇女特别苦。在新社会里，首先叫我受到极大感动的就是妇女地位的提高。从一个欢欢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妇或姑娘身上，我看见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变化。男女平等了。我不能不歌颂这个大变化！妇女跟男人一样地创造着新时代的历史。去年我写的《红大院》，和今年的《女店员》与《全家福》都涉及妇女解放这个振奋人心的主题。戏也许没有写好，但是我的喜悦是无法扼止的。

是的，我写了许多方面的事实与问题，因为这些事实与问题就都在我眼前。看见了，我就要写。而且我不能作为旁观者去写，我要立在剧中人物中间，希望我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我才能成为群众的学生，有了非写不可的热情。假如我的作品缺乏艺术性，不能成为杰作，那只是因为我向人民学习的还太不够，脱离了群众。哪里去找创作的泉源呢？难道只凭我个人的想象，就能找到新时代的人与人的关系，新颖的艺术形式，与活生生的语言么？我不敢那么狂妄！

十年来，我写了一些作品，应当感谢人民！是人民给了我值得写的人物与事实，给了我简练有力的语言。我要继续向他们学习，以期得到更好一些的创作成就。

载一九五九年《侨务报》九月号

什么是幽默

幽默是一个外国字的译音，正像“摩托”和“德谟克拉西”等等都是外国字的译音那样。

为什么只译音，不译意呢？因为不好译——我们不易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字，完全能够表现原意。假若我们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还相当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意更广一些，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开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图。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则须有思想性与艺术性。

原来的那个外国字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不必在这——介绍。我们只说一说现在我们怎么用这个字。

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吐温，和俄罗斯的果戈里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作品和别的伟大作品一样地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但是，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这就是说，他们写的招笑，有风趣。

我们的相声就是幽默文章的一种。它讽刺，讽刺是与幽默分不开的，因为假若正颜厉色地教训人便失去了讽刺的意味，它必须幽默地去奇袭侧击，使人先笑几声，而后细一咂摸，脸就红起来。解放前通行的相声段子，有许多只是打趣逗哏的“滑稽”，语言很庸俗，内容很空洞，只图招人一笑，没有多少教育意义和文艺味道。解放后新编的段子就不同了，它在语言上有了含蓄，在思想上多少尽到讽刺的责任，使人听了要发笑，也要去反省。这大致地也可以说明“滑稽”和“幽默”的不同。

幽默文字不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运用智慧，聪明，与种种招笑的技巧，使人读了发笑，惊异，或啼笑皆非，受到教育。我们读一读狄更斯的，马克·吐温的，和果戈里的作品，便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听一段好的相声，也能明白些这个道理。

幽默的作家必是极会掌握语言文学的作家，他必须写得俏皮，泼辣，警辟。幽默的作家也必须有极强的观察力与想象力。因为观察力极强，所以他能把生活中一切可笑的事，互相矛盾的事，都看出来，具体地加以描画和批评。因为想象力极强，所以他能把观察到的加以夸张，使人一看就笑起来，而且永远不忘。

不论是作家与否，都可以有幽默感。所谓幽默感就是看出事物的可笑之处，而用可笑的话来解释它，或用幽默的办法解决问题。比如说，一个小孩见到一个生人，长着很大的鼻子；小孩子是不会客气的，马上叫出来：“大鼻子！”假若这位生人没有幽默感呢，也许就会不高兴，而孩子的父母也许感到难以为情。假若他有幽默感呢，他会笑着对小孩说：“就叫鼻子叔叔吧！”这不就大家一笑而解决了问题么？

幽默的作家当然会有幽默感。这倒不是说他永远以“一笑了之”的态度应付一切。不是，他是有极强的正义感的，决不饶恕坏人坏事。不过，他也看出社会上有些心地狭隘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闹情绪，其实那都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用不着闹得天翻地覆。所以，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他也会幽默地说出来，决不偏袒自己。

人的才能不一样，有的人会幽默，有的人不会。不会幽默的人最好不必勉强要俏，去写幽默文章。清清楚楚、老老实实的文章也能是好文章。勉强耍几个字眼，企图取笑，反倒会弄巧成拙。更须注意：我们讥笑坏的品质和坏的行为，我们可绝对不许讥笑本该同情的某些缺陷。我们应该同情盲人，同情聋子或哑巴，绝对不许讥笑他们。

载一九五六年《北京文艺》三月号

说好新书

同志们热情地说现代题材的新书，这是一件移风易俗的要紧的事。祝贺同志们的成功！谈几点想法求同志们指正。

首先，我想，说新书是我们自己思想进步的表现——我们为谁服务和用什么服务。老实说，评书在今天虽然还有很大教育作用，但有的表演方式已不大适合我们这个社会了。过去，北京说评书的惯例是两个月一转儿，白天一位先生说，晚上另一位，都说两个月。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谁有工夫听你两个月的书呢？严格地说，这个形式已老了一些。旧时代许多人有闲，能够一听两个月。现在，人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尽管这个形式有这么一点儿不合适，我们可不应当因此就取消评书，它还是人民所喜欢的东西，应当把内容充实起来，为今天服务。本来大家就忙，还说一些封建社会产物的老书，就更不合适了。要努力使听众听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要说好新书必须注意政治思想，绝不能用旧思想说新书。《隋唐》、《小五义》……那一套老玩艺儿中充满封建思想，不应消极地用那样的老思想去说新书，而应该积极地用新思想说新书。

过去北京有位海文泉先生，说《永庆升平》、《济公传》，后来又说《三国》。他声明：说《三国》用说《永庆升平》的方法，一样能叫座。他可以这样，因为他说《永庆升平》或《三国》，思想上是一致的。现在我们绝不能用说《济公传》的方法去说《林海雪原》。不要认为说新书，拿起来一说就行。老一套往往是宣传封建道德的，如忠孝节义等等。说新书，不掌握正确的政治思想就说不好，说不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来。

评书能感动人的地方，多在描画人物的精神面貌。清末北京有一位白静亭老先生说《施公案》，在某王府说书。辛亥革命后，王府说书的也到街头来说了，由他的徒孙在场上说，白老先生坐在一边听着。说到末五回，听书的人烦老先生说五回，老头才站起来接演。徒孙说的是两个书中人物开打，老先生却顺着这儿一转，描绘开了开打的两个人什么心理，什么精神状态，不提开打了。这五回，当然说得很动人。时间还早，再由徒孙接着说，却接不下去了，师爷说的他全不知道。于是大家再请老先生说五回。过去北京评书名家如白静亭、双厚坪，擅长说人物的精神面貌。我们现在必须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思想觉悟，说出时代精神来，说出人物的社会主义思想品质来，说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来。说不出来，就说不住人。记得过去北京说书人有的在茶馆里说，有的在地摊上说。在茶馆说的，大多数说得细腻，表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在地上说的总是讲武打，不长于说人物精神面貌，所以多半是第二流的。今天说新书仍然如此，以人物精神面貌抓人，而不在于打得热闹。《聊斋志异》里并不开打，主要是说好了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所以较高。只有从思想上掌握了一部书，才能有感情地说出来。自己要是先不爱这些人物，不了解社会主义，怎么能有感情说新书呢？说老书讲到孝子、烈妇，说得大家掉泪，自己也感动，因为大家从小时候就相信这些嘛，所以说的有感情。今天说新书，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那么多感情，没有，不可能说好。注重思想性是很关键的一环，技巧可以慢慢摸索。

有了思想准备，有了感情，第二点应当丰富书的情节、细节。写新小说的人不是在写评书，人物上火车，写上火车就完了，评书则要说火车怎样升火，撮煤，拉什么货，都交代出来，台下的人才看得见火车。甚至有时得学火车的声音。小说把这些跳过去写，评书是口头说，非补充这些个不可。我们说《水浒》、《三国》，和小说不同，所丰富的都是这样的东西，群众要听的是生活。火车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要下心，对生活中的事物大略都知道些，介绍给人们应该知道的生活常识。当然，这不能专靠我们介绍，还有电影、戏剧、通俗读物、普及科学知识的小册子等。生在现在的时代，像我这样年纪的作家，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知识上也赶不上了。我写过一篇小文章《可喜的寂寞》，星期天，儿子、女儿都回家来，他们学的是化学、物理，他们谈话的内容我都不懂，只好在旁边愣着。我们现在发奋图强，要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高深的东西咱们学不了，但一般的知识总要知道。电话怎么打，收音机怎么响，电视怎么亮，都可以随时介绍。这些，在大学教授听来也许可笑，但一般人需要各种生活知识。王少堂先生说《武松》到衙门打官司，并不都是宋朝的那样，他说的是前几十年的衙门里的情况，但大家爱听，因有生活。过去我们说到进了饭馆怎么要菜，有声有色。现在还按过去说法，就不行啦。要留神丰富小说里所没有的，农业知识、卫生知识，说之无害，而且可以把小说丰富起来。说出热水瓶为什么保温，手表怎样保护等等，保险受欢迎。生活不是旧生活了，我们要负起责任来，传播新知识，丰富细节。听众去听书，就是佩服说书先生多知多懂。我们带上几句话，可能就解决很大问题。旧书结实，就因为说什么都有根有据，源源本本。说新书，我们的常识就不大够了。宣传常识有很大作用。到处有招贴画，生吃瓜果要洗烫，可是很多人还是拿过柿子来就咬，不洗，随后即去享受公费医疗。再一点，说新书可以利用旧书。说《三国》、《施公案》的，改说《林海雪原》，可以对比一下。《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和《空城计》孔明怎么不同，和《连环套》黄天霸拜山有什么不同？可以批讲批讲，就手儿贬了黄天霸，说出窦尔墩是好汉。用两个具体的事实一比，可能看出新人新事是怎么回事。用古人比今人，比得出我们革命战士的伟大来。

还有一项。老书形容人物有套子，叫作“赞儿”。新小说没有这个，说起来有困难。既然说新书，应该结合上诗朗诵，读读《红旗歌谣》，翻翻各种诗集，比如说到某处出场一位姑娘，就利用某首新诗改编一下，代替赞儿。自己写，不一定写好，还说姑娘生得柳叶眉杏核眼不行了。参考新诗新歌谣，是个办法。新相声里的包袱也可以利用。假如有嗓子，应该学几个歌。说到进军或什么运动，可以唱上几句，加强气氛。记得一些老演员都能唱几句京戏、小曲，说新书可以从四面八方用各种新文艺形式配合上。话剧未开幕就有音响，一奏《社会主义好》这支歌，就知道演大跃进的故事。我们要从各方面学习，丰富新书。

思想新，内容新，细节新，并运用文学上各种新的东西，万象更新，评书必有更大的成功。

载一九六三年四月《曲艺》第二期

谈“粗暴”和“保守”

有一天，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谈起戏改问题，讨论的很热烈。那天在座的朋友都是写戏的人。争论的中心是戏改中“粗暴”与“保守”的问题。今天我就从“粗暴”和“保守”来谈。有一部分意见是那天得到的“结论”，也加入我自己的意见。

现在争论最多的就是“粗暴”和“保守”。据我看，懂得一些业务的人，不管是内行或“票友”，都容易保守，因他们热爱戏曲，愿意保留戏曲中原有的技术。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譬如我们以前看过杨小楼的戏，因为杨小楼的表演实在使人喜欢，现在看见别人演，技巧不像那么好，就觉得不过瘾。这就是说，懂戏的人看它稍许改一改就觉得难过。就拿我自己来说，就有点保守，我家里六口人，对于看戏问题如果举手表决的话，我一定失败。我懂得板眼，他们却不懂。我爱这个东西，就难免袒护它，但如果完全抹煞我们的热情，那也是不应该的。

内行就更厉害了，他们的保守不仅因热爱，还有业务问题。比如说，演窦尔墩的要挂上很短的胡子，揉一个大白脸儿，他就觉得没法上台，这是用不着多说的。苏联朋友们演《三岔口》，演得真好，可是焦赞出来就不大像，他没有利用胡子，不大知道京剧中的胡子配合上某些动作能表演出英雄气概来。内行人是有些苦闷的。我曾经和某名演员谈，他说：如果演窦尔墩没有胡子必不好演，粘胡子也没法演，如果把将干的胡子挂在窦尔墩脸上也同样没法演。有几位外宾看过《猎虎记》，《猎虎记》中用的是短胡子，他们认为很好。但我说窦尔墩的长胡子也很好。演员们为了怕技术丢失，保护自己学到的一些本领，不能不着急。只在戏的技术方面作枝节的改革，不易说服老艺人。

还有，演员们有的文化程度低，知道改革是好的，但不知道怎样改革，我们若不去争取跟他们合作，就会甚至把整理老戏那一部分工作也耽误了。就京戏来说，一方面改，另一方面要注意老技术，把老艺人都动员起来，使他们有发言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把老技巧拿出来，这样似乎更周到更好一些。我们过去对艺人们的争取是不够的，没有把他们都动员起来，他们有意见，但这些意见为什么不在《戏剧报》上发表呢？专家们一写就几万字，振振有词，而他们有意见写不出来，因为不会写。最近萧长华先生，就说出了很多的东西来，这是因为我们去访问他，帮他写了出来。

那天在我家里谈的结论是这样：如果主张什么都不应该改，这样的保守就跟粗暴一样。我们反对粗暴，但是拼命保守也要同样反对，这是真理。当然，不懂业务的人就容易粗暴，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不懂业务，他可能没有对业务的热爱。这样，他就只觉得非改不可，甚至不惜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对业务不懂而要改革就容易粗暴。但这种改革尽管有时候粗暴，可能也有创造性，对于创造性还是要加以鼓励的。不懂业务就容易粗暴，矫正的办法就是深入学习。这又跟演员们的合作问题联系起来了，戏改如果脱离了群众，就很容易走到粗暴的路上去。

对国际朋友的意见采纳与否，我觉得应当有个尺寸。国际友人给我们善意的批评时，如果提到的是话剧、芭蕾舞、歌剧等等，是应该接受的，因为他们是内行。就京剧来说，似乎不能这样。他们往往认为我们的表演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只看了几天戏，不知道程先生和梅先生同是演《玉堂春》，却有不同之点；同是《四进士》，周信芳先生和马连良先生的演法就又有不同。当然，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但外国朋友一提意见，我们马上照办，不多去考虑一下，也未免粗暴。像《荷花灯》、《闹天宫》这些节目，在国外都演过，到处受欢迎，我们不能因为人家喝彩就冲昏了头脑。同样的，外国朋友看《猎虎记》虽认为好，但问题还是要我们自己来考虑，到底它好不好。那天在北京市文代会上听彭市长谈戏改问题，他说：一切观众，对剧本的思想内容都有提出意见的权利。至于挂不挂胡子……等类问题，还是应当取决于演员，要依靠专家们。这一天，我遇到周总理（当时还有凤霞和祖光），周总理说评戏老在学京戏的吊眼睛、贴片子，看起来不舒服，还不如学越剧的化装好，又方便，又好看。关于戏曲艺术的改革，他还说：像评戏这种剧种，历史既不长，又接近生活，可以多改一些，对京剧就应慎重一点。我这不是代表总理说话。而且，我也许没有说清楚他的意思——这由我负责。

我希望我们今后多找一些艺人们来谈谈，这样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我觉得光听咱们这一伙人的意见，就难免片面，而且提出的问题也许不具体。

我补充几句。我的小戏《柳树井》各处都演过，起了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那里面没有采用自报家门的办法，可是观众们，不管老的、小的都能理解。（可见我与观众都不保守。）女主角一人在那里悲泣，并不说自己姓甚名谁，后面的人忽然叫她一声“招弟”，观众就都知道她叫招弟了。不过，这并不是说立刻应把一切老戏的自报家门都废除，暂时还可以不动它。

看一出京剧须全面考虑。以《艳阳楼》来说，剧情非常简单，但主角有念有唱有打，即甚活泼火炽。记得赴朝时，高盛麟演《艳阳楼》，事后他问我如何，我回说差点。想当初杨小楼演高登的时候，一出场的神情和大段道白（自报家门），就逼真地表现出了一个花花公子和恶霸，就能那么吸引观众。高先生的道白显着草率。又如龚云甫在《钓金龟》中的一段自报家门，也有独到之处，令人喜爱。把自报家门念成了朗诵诗，便增加了美，听众也就忘了它的不大合理。自然，我们编写新戏时无须保留此法。

说到《闹天宫》，想起有一天在怀仁堂演出，有布景，挂着亮晶晶的星，表示在天上作战。开演以后，筋斗一翻，搞得满台都是灰土，天上怎会有灰尘呢？所以这些小地方能够不动还是不动吧！

载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戏剧报》第十二期

谈《茶馆》

《茶馆》这出二幕话剧，叙述了三个时代的茶馆生活。头一幕说的是戊戌政变那一年的事。今年又是戊戌年了，距戏中的戊戌整整六十年。那是什么年月呢？一看《茶馆》的第一幕就也许能明白一点：那时候的政治黑暗，国弱民贫，洋人侵略势力越来越大，洋货源源而来（包括大量鸦片烟），弄得农村破产，卖儿卖女。有些知识分子见此情形，就想变变法，改改良，劝皇帝维新。也有的想办实业，富国裕民。可是，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不肯改良，反把维新派的头脑杀了几个，把改良的办法一概打倒。戏中的第一幕，正说的是顽固派得势以后，连太监都想娶老婆了，而乡下人依然卖儿卖女，特务们也更加厉害，随便抓人问罪。

第二幕还是那个茶馆，时代可是变了——到了民国军阀混战的时期。洋人为卖军火和扩张侵略，操纵军阀，叫他们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打他，打上没完。打仗需要枪炮，洋人就发了财。这么一来，可就苦了老百姓。这一幕里的事情虽不少，可是总起来说，那些事情的所以发生，都因为军阀乱战，民不聊生。

第三幕最惨，北京被日本军阀霸占了八年，老百姓非常痛苦，好容易盼到胜利，又来了国民党，日子照样不好过，甚至连最善于应付的茶馆老掌柜也被逼得上了吊。什么都完了，只盼着八路军来解放。

这样，这三幕共占了五十年的时间。这五十年中出了多少多少大变动，可是剧中只通过一个茶馆和下茶馆的一些小人物来反映，并没正面详述那些大事。这就是说，用这些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看了《茶馆》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幸福的，应当鼓起革命干劲，在一切的事业上工作上争取跃进，大跃进！

载一九五八年四月四日《中国青年报》

谈《方珍珠》剧本

《方珍珠》剧本有好处，也有缺点。在这里，我愿说出它的好处与缺点何在，和为什么好，为什么坏。

先说好处：

（一）这剧本中有人物。为什么我能写出几个人物呢？因为我十几年来就常和艺人们在一处，彼此成为朋友。我不单知道他们的语言、举动与形相，而且知道他们的家事、心事。对他们的困难，我每每以朋友的资格去帮助克服；我自己有困难也去求他们帮忙。这样，当我开始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已的确知道我要写的是谁；他们已在我的心中活了不止一年半载，而是很长的时间。俗语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创造人物可不能仅知面而不知心。

这并不是说，此剧中的人与事都是真人真事。一定不是那样。故事是假设的，人物也是虚拟的；不过，这想象的人与事却是由真事中孕育出来的。有真实打底子，然后才能去想象；专凭空想是写不出东西来的。

（二）这剧本中的对话相当流利。我是北京人，我应当用北京话，这没有什么新奇。要紧的倒是我不愿意摹仿自有话剧以来的大家惯用的“舞台语”。这种“舞台语”是写家们特制的语言，里面包括着蓝青官话，欧化的文法，新名词，跟由外国话翻译过来的字样……。这种话会传达思想，但是缺乏感情，因为它不是一般人心中口中所有的。用这种话作成的剧中对话自然显得生硬，让人一听便知道它是台词，而不是来自生活中的；演员们也往往因为念这种台词而无从表现心中的感情；话不带劲，感情就低落。这种话也往往不合剧中人的身分，倒好象不管是谁，说话都该像中学生似的。在这里，我不是要讨论话剧应当用什么样的语言，我只是说，我避免了舞台语，而用了我知道的北京话。我的话，一方面使一部分演员感到困难，因为他们说不惯或说不好地道的北京话，另一方面却使演员们能从语言中找到剧中人的个性与感情，帮助他们把握到人格与心理。此剧中的人物所以能生动，一部分是受了活的语言的帮助。再说，活的语言也美好悦耳，使听众能因语言之美而去喜爱那说话的人。

我知道一些艺人们受用的黑话，可是没有用在这剧本中。用它们，我晓得，是足以使角色们的职业与环境的特殊色彩更加明显的。可是，我怕听众们听不懂，所以不敢用。我描写的是艺人，可是戏是要演给大家听的，我的地道北京话恐怕已经不是任何人都能懂的，若再加上黑话，就更难懂了。

（三）我尽量的少用标语口号，而一心一意的把真的生活写出来，教生活表现标语口号的含义；用不着说，戏剧是具体的表现啊。

一点小事也比喊口号更有力量。或者，把小事调动好了，才能作到深入浅出。举个例说，剧中白花蛇的烟盒中有两种香烟：好烟“孝敬”贵人，贱烟自用。这点事实很小，可是它既具体，又酸痛！丁副官呢，当白花蛇敬烟的时候，收起一支好烟，又拿一支贱的。这点事也很小，可是它却足以表现解放前作副官的是怎么无耻，怎么欺负人到底。两支烟替我说明了一些旧社会的黑暗；口号是不能尽这个责任的。我管这种表现法叫作深入浅出，不知对否。

下面说《方珍珠》的缺点：（一）此剧前三幕整齐，后二幕散碎。原因是：前三幕抱定一个线索，往下发展，而后二幕所谈的问题太多，失去故事发展的线索。前三幕以方珍珠为主角，为中心；后二幕抛开她，而去谈另一些问题。于是，前后不一致，至全剧闭幕时，没有一个总的、自然的、有力的效果，使观众失望。我为什么犯了这腰铡两截的毛病呢？我应当这样回答：我没掌握好对写实与浪漫的选择。

从全剧的统一上说，我理应始终看守住方珍珠这个角色，在最后两幕，教她见到光明，成为典型的人物。可是友人们嘱告我不要那样写，因为自北京解放后到如今，北京的女艺人们多数经过学习，有了进步，可是，北京还没有出现一个典型的女艺人。我接受了这个劝告。结果，方珍珠在后二幕即不再突出，而全剧失去中心人物，这是我不懂得怎么运用写实与浪漫的笔法的结果。我应当大胆的浪漫，不管实际上北京曲艺界中有无典型人物，而硬创造出一个。今日的艺术作品不当因效忠于写实而不敢浪漫，假若浪漫足以使作品有更完整的更有力的宣传效果。

因为要写实，我在后两幕里就提出许多问题，在今天北京曲艺界存在着的问题。不错，这些问题的提出，是对北京的艺人有教育价值的，可是由一本戏来看，这些问题却使人物软弱下来，使观众的注意不能再集中，于是最后的效果也就没有力量了。写实是好的，思想教育也是好的，但须善为运用，选择，以免因写实而平板，因宣传思想而失去艺术效果。

（二）此剧原定共写四幕，后经友人劝告，须多写点解放后的光明，乃改为五幕。这又是后二幕单薄无力的一个原因。假若照原来计划，势必集中力量，力写解放后艺人们的狂喜；这么一来，或者全剧既显着完整，而效果亦佳。我很后悔没有维持原来计划——自然，我并不怪友人们多嘴，他们的建议是善意的，是为教我注意思想教育的。

此剧的缺欠并不止上述的两点，不过这两点是最大的，所以特意提出来说说。

《方珍珠》剧本的好处坏处有如上述，不过这是自我检讨，难免还有不确当的地方。我希望多多听到别人的批评。

载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文艺报》第三卷第七期

谈《将相和》

《将相和》的成功是两方面的：改编的成功，和营业的成功。改编成功，因为它尽到了将古比今的教育责任——爱国必要团结。营业成功，因为它有叫座的能力——谭富英和李少春领导的两个剧团，无论在北京、天津、上海，还是沈阳，每一贴出此剧，必卖满儿；而且能在一地连演十场，二十扬，上座不懈。

有这两方面的成功，才是真成功。只顾教育性，而不能卖座，艺人们的生活便受影响；反之，只顾营业，而缺乏教育性，又何必多此一举去改戏。

《将相和》成功的原因：（一）这出戏是由三段戏（每一段都自成单位）串到一处的。那三段戏，《完璧归赵》《渑池会》与《负荆请罪》，不单是大家所熟悉的，而且曾经被名演员唱红过——《完璧归赵》是已故刘鸿声的，《将相和》（即请罪）是二十年前女名角恩晓峰的拿手好戏。《渑池会》虽在近二十年来不大演出，可是大家还都记得“扑油锅”那一场。这些好根底教今天的将相和有了好人缘——京戏观众不厌烦听老戏，只要唱得好。推陈出新是好办法，此即一证。

（二）大概的说，《完璧归赵》一段是唱工戏，《渑池会》和《请罪》是做工戏，三段合起来，便有唱有做，不单调；况且改编了的此剧又加上开打，就更火炽。有人批评：在此剧中，老将廉颇不应起打。京戏中的大将们，按理说，为保持大将风度，都不该耍枪弄刀；可是，若大将都不表现武工，有许多武戏可怎么唱呢？“文武带打”是观众们所喜的，假若一定要只表现老将廉颇的智谋韬略，而不准他耍大刀，何不另写一本话剧？批评京戏应从京戏的形式着眼，不应从别种形式说起。在旧戏里，大将的武功与武工是分不开的。

（三）此戏的演出，没有灯光布景。这说不定也足以教观众感到舒服；他们也许这么想：戏是改了，可看起来还像京戏。在此戏中，京戏的唱、做、念、打，都应有尽有，看着顺眼，痛快；不像有些改编的旧戏，角色在许多块布幕中挤出挤进，怪蹩扭。

（四）好多旧戏的一个大毛病是写得粗枝大叶。可是，假若技巧弄得好，这粗枝大叶却能产生很明显的效果。赵云勇敢，为什么？因为他独自在长板坡千军万马里七出七入。这七出七入并没有什么细腻的描写，而只是勇猛开打。结果呢，观众们看了大打特打之后，的确明白了赵云真是胆大包身。假若我们在每一场开打之前，教赵云有一段独白，说出他的心理，像《哈孟雷特》那样，恐怕倒失去了效果。《将相和》用的都是老技巧，因此，有些地方它也难免粗枝大叶。我们可以找出它的许多漏洞和不妥当的地方。但是，我们要问：这出戏，虽然有粗简的地方，到底得到预期的效果没有？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是专去听唱或看开打的人，看完了也会受感动，得到思想教育。旧戏的技巧往往限制住剧作者，教他没法不用粗线条的写法。可是，假若他真懂技巧，他就会利用这个办法，使角色的性格很明显，用几个突出的动作，得到明确的效果。在今天，我们批评改编过的戏，须注意戏的总效果，而不当太细腻地逐一推敲细节。每一细节都入情尽理，合于历史，当然很好，可是那些细节是否都能用旧戏技巧表现得出呢？多添冗长的道白，详述一切，不是好办法。因此，我说：《将相和》的好处是虽略嫌粗略而得到了效果，它也就是好戏。粗而有力就好，细而罗嗦不行。

京戏的观众注重唱、做、念、打。他们不花钱去听演说。《将相和》能在这四项上满足他们，所以它能叫座。在全剧中，这四项又支配得很匀妥，所以观众就看完全剧才走。能匀妥地支配唱、做、念、打，戏就完整，无零碎杂乱之弊。京戏怕零碎，怕杂乱。有人批评：秦王的戏不够，廉颇的战略没交代……我不以为然。这出戏是在尽量保留旧本子所有的东西的宗旨下，设法使文武同心、共御强敌的思想教育特别显明。它既沿袭旧本子的技巧，就不能把所有的角色都从新写过，而且也无须把每个角色的生活各方面都顾到——那不是写戏或改戏，而是写历史。我们在今天不能苛求演义戏真变成为历史戏，我们的条件还不够。（旧戏中的历史戏，实在很少是严格遵照史书写成的，所以我管它们叫作演义戏。）那么，假使我们非给秦王添戏不可，非把剧中人每一行动都有详细的说明不可，也非说明廉颇的战略等等是什么不可，我看哪，这出戏便须演三天三夜了。改戏须顾及艺人的能力、观众的要求、技巧的限度及思想教育，而不必一定要满足历史学家。（五）假若今天的社会还是解放前的社会，这出戏不会红。现社会的观众要看有思想的戏剧，所以大家欢迎《将相和》。注意，我说的是有思想的“戏剧”，而不是别的东西；戏剧必含有娱乐性。这就是说人们要从悦耳的歌唱、鲜明的行头、熟练的武工、精彩的作派等等中接受思想教育。《将相和》有唱有念有做有打，也还有思想教育，所以它成了功。当然，这并不是说，《将相和》已经是完美无疵。不，它还有许多缺点。可是，尽管它有缺点，它还是今天最成功的一出戏，因为它知道怎样保存与尊重京戏原有的技巧，从而利用这些技巧去宣传思想教育。它知道怎样不脱离群众。

（六）《将相和》的演出是就着演员的长处而各有增减的，谭富英与李少寿所演的不完全相同，裘盛戎与袁世海所演的也不完全相同。结果是各展所长，异趣同归。这是因为编剧者与导演者切实地与艺人合作，乃能“大家想来”，灵活运用。正因为剧本有粗枝大叶之处，就有了弹性，能使艺人就自己的所长，有所去取。这是个好办法。

（七）《将相和》的演出，因为有剧本，有导演，所以很严肃，连丑角也不随意开玩笑，配角也卖力气。因此，虽然它沿用三段老戏，而能使观众耳目一新。

上述七事，都是“捧”，而没指摘毛病，因为我知道一出戏的成功实在太不容易，所以宁愿多表扬，给编剧者，导演者与演员以鼓励，而不便吹毛求疵，使他们扫兴。

载一九五一年一月《文艺报》第二卷第七期

谈《林则徐》

看了这部片子，肯定地说，这不仅是跃进的片子，而且是大跃进的片子。比起十年前的片子，进步得不知多少，是应该庆祝的！

有几个小的地方，想提出来谈谈：比如，上朝的时候，我记得老人们说，他们的朝服是按品级，该穿什么是一致的，并且按着季节更换。如冬天先穿羊羔皮的，然后是羊毛的，然后穿狐皮的……是一致的。

钦差出行大概需坐八人大轿。我们影片中的轿子不是官轿，太不好看。抬轿的人也应穿官衣。轿子是前呼后拥，可能有开道的，有保卫的。当然，这都是些小节，可以不去管它，要细问我，我也说不上来。

到广东去的外官，是不是大家见面都拱手而不请安？我有点怀疑。我们影片中拱手似乎太多了，没见过一个请安。有一处确是请安，就是一个仆人在向林则徐回事的那一场里。可是他又老在那里请安，蹲着不动。这大概不对。一般的都是上前说：“请大人安！”然后立正回话，不会老在那里蹲着。这当然也是小节。

影片整个的是好的。主题很明确，如所揭露的满清统治者的昏庸，一些官员的贪污。在广东做一个海关监督，是当时旗人最羡慕的。那里是海关，收入大，在那里做官的，是会发大财的！影片中对群众的愤怒情绪，也表现得很明确。影片中不少戏很好地表现了林则徐的人格，如他好发怒，就要“制怒”，这是个有学问的人，知道办事要用智慧，不该光凭发怒拍桌子。几个反面人物也好，没有过于丑化，可是又表现出他们的外强中干。

有一件大事没作足：烧鸦片烟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是影片中没烧起来。照我的意思，应该让它堆积如山，烧起一把大火来，不管当初实际情况如何，应该让大家看看烧红了天！烧！让小孩儿们看了记住烧烟这件大事，并记住因此而引起的“大火”，记住林则徐这个英雄人物。

英国的明白人，到今天都觉得鸦片战争是英国的耻辱，若在英国放映《林则徐》，英国的明白人会喜欢的。

在烟馆里的戏是否可稍多一些，表现出鸦片的毒害。现在表现了那个唱曲儿的，她丈夫是抽鸦片的，人家给了她钱，他就抢去上烟馆！我感到鸦片的毒害表现得不大够（当然，也许这不是这个影片要表现的主要内容，影片主要表现林则徐和人民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

关天培是武官，后来拔剑自刎，很壮烈。但他见到林则徐时太随便了一些。在林大帅面前紧叉着腰，几乎有失官仪，他应在大帅面前毕恭毕敬的。

以上说的都是些小节。这个片子肯定地说是好片子。我很喜欢，也很感动人。这些小地方，若能来得及改一下也好。

不过，我说的也不一定正确，更不知应怎么改才好。

载一九五九年十月《电影艺术》第四期

谈《武松》

江苏文艺出版社新近印出一部书，厚厚的两大本，八十多万字。这部书就是在江苏省文化局领导下，整理出来的王少堂老人的扬州评话《武松》。感谢江苏省文化局，感谢王少堂老人，感谢参加整理工作的同志们！《武松》是一部大著作！字数虽多，读起来却不吃力；处处引人入胜，不忍释手；这真是一部大著作！无以名之，我姑且管它叫作通俗史诗吧。

按照世界文学传统来说，史诗是歌唱英雄人物的。武松正是我们民间传说中的一位英雄。因此，尽管这部书虽不是用诗的语言写的，可是性质确乎近于史诗。

环绕着这位英雄，王少堂同志和他的前辈们创造了许多具有鲜明形象的人物。这些人物不都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而多数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人。按照文学传统来看，这就不大像史诗了。可是，正因如此，才值得我们骄傲。我们有这种既有英雄，又有“凡人”的史诗，通俗的史诗！

这不仅是文学形式上的问题。从思想上，这证明我们的民族文学传统是现实主义的，尽管是评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我们也只适可而止地运用点浪漫的色彩，并不把他形容成天神。我们更重视人。这也就是我们多数的评话的可贵之处。

是的，我听过一些北京的评书，凡是好的评书演员都像少堂老人那样，总是把近代的人情世态与传说中的古代英雄人物联系起来，绘声绘色地叫我们看见听见英雄们的如何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同时也看见听见受欺侮的人们的形象与呼吁。这样，他们虽然是在评讲英雄的故事，可是给我们画出一幅我们所能了解的、我们所关心的社会图景。少堂老人口中的武松所住过的衙门与牢狱未必都不折不扣地像是宋朝的，他说的那些风俗与制度也未必全像宋朝的。他所说的也许更像清朝末季的事。可是，这正是听众所要听的！少堂老人这样说《水浒》，已故的许多北京名手也这样讲《聊斋》与《包公案》。不过，我所听到过的那些还没有像少堂老人所说的那么细致的、全面的。我们似乎无须要求评书演员们能够作到说哪一朝代的故事就都一切逼真，制度衣冠每一细节都符合历史——恐怕历史专家也难作到。我们倒是应当注意评书的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正因它会以古比今，古为今用，发生影响。事实上，听评书的人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普通的人民。人民需要什么，评书演员才供给什么。评书在民间所以那么大的势力与影响，大概不仅仗着演员的表演技术，而也仗着演员们的密切结合群众，知其所需，从而供应。在这一点上，似乎值得文艺作家们多想一想。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用当前的风俗、制度去写汉代或唐代的故事；我是说，我们该多想想深入群众，与为谁服务的问题。

评书是千真万确得到人民批准的。群众不爱听，马上就走开，毫不客气。评书演员似乎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真给书听，一件事紧接一件事，不多费力气去详述细节，或旁征博引。这是尽职的演员。可是我所见过的第一流名手，都是第二类的——把书中每一细节都描绘得极其细腻生动，而且喜欢旁征博引，离开正题，说些闲文。这是怎么回事呢？人民为什么批准这种说法呢？

是不是因为人们热爱生活呢？大概是！武松走到一个山村，或进了一座酒楼，听众就希望看见山村或酒楼的全貌。因此，评书演员的生活知识必须极为丰富，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知，说得头头是道。据说：前些年去世的北京评书名家双厚坪说《挑帘杀嫂》这一段，就能说半月之久！通俗史诗的另一特点：从四面八方描写生活，一毫不苟，丝丝入扣。

在我们的新小说里，我们讲究艺术的控制，力避枝冗。我们也许管这种细巨不遗，搏兔亦用全力的评书手法叫作自然主义。我们应当反对自然主义，我们不必一定去学评书的手法。可是我们必须去丰富生活，深入生活，以免写出干巴巴的东西。王少堂老人的《武松》可以说两个多月。我们的一部小说也许只要几个钟头或几天就可以读完。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需要简练深刻的作品。尽管如此，我们破功夫去听一听或看一看《武松》，还有很大的好处。首先是：它叫我们惊叹，书里边有多少生活知识啊！

这部书是经过几代的钻研、充实、修改而形成的。正如古代的史诗那样，它是集体的创作。现在出版的两大厚本恐怕还不能算作最后的定稿，我们都有责任提供意见，帮助它继续生长。

《武松》的语言是通俗的散文。它虽然不是诗，可是读起来使人感到亲切。可惜，没有少堂老人的眼神手式的配合，未免减色。通俗的史诗需要少堂老人那样出色的艺术家来评讲啊！这就叫我想起：我们的新小说是不是每一部都不仅可供阅览，而且可以朗读呢？假若不是这样，那么作家在语言上似乎还要更考究一些。一个人高声朗读，叫大家听，听得懂，而且爱听，影响不就更大一些么？我觉得新小说应当与评书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点上进行竞赛。

谈《武松》就谈到这里，因为只粗粗地读了一遍，还不敢提出具体的有助于再行提高的意见。

载一九六零年《雨花》四月号

谈《阴阳五行》

今年四月号的《人民文学》登载了一篇相声——侯宝林、郭全保口述的《阴阳五行》。友人叫我对这个加过点工的传统节目发表点意见。我想起来下面的一些话。

就我的一点写作经验来说，相声是极不容易写的。据我看：《阴阳五行》这一段，以语言来说，赶不上《大保镖》等传统节目；以形象来说，也不及最近发掘出来的《打牌论》那么生动。可是，若是叫我去写它，我须费很大的力气，还不一定能够写得出来。相声极不易写。我不愿夸大地说：它比短篇小说或独幕剧更难写。可是，我的确知道：在近几年来大家写成的大量相声段子中，值得保留下的并不很多。这就难怪有的人说：现在的相声不招笑！对，相声之所以难写，就因为它必须招笑，而且要在短短的十分钟或一刻钟里招许多许多次笑。这真难呀！买票去听相声的人，收听广播相声的人，都是为开开心，笑一阵。假若他们听完了相声而直吸鼻子，掉眼泪，便是个小小的悲剧。这么一说呀，我就觉得《阴阳五行》这一段，还应当算作很不错的节目。它能够招笑，它是相声，值得保留。

今天我们的相声演员与相声听众，在政治觉悟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要说含有毒素的，就是那专为招笑，而无理取闹的段子，演员们就不肯表演，听众也不愿意去听。今天的相声比解放前的干净多了，健康多了。可是，这不应当解释为相声可以放弃招笑，表演者瞪着眼背诵政治论文，听者紧张地边听边写笔记。不该这样。相声总该是相声，它说多么高深的道理，也须以幽默出之，使人在笑中领悟，潜移默化。我们可以用相声的手法谈政治，而不能用政论手法写相声，文体不同也。若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便难免笼统论事，以金木水火土来“研究”苹果和山里红了。谈到这里，我就可以说：《阴阳五行》这个节目并非全无教育意义！它只是没在篇尾郑重声明一下：“这段相声确有所指，就是说，思索事情，观察世象，万不可笼统地用一个框框，牵强附会，一以贯之。请大家回去，要细细研究、讨论。”是的，这段相声的确没作这个声明。可是，任何相声都不该这么声明明！这也就是相声难写的原因之一。它须设法用偏锋、侧击等等技巧，使人随听随笑，到最后拿出最可笑的“底”来，演员方好在掌声中下台。若是说到最后而严肃地声明一番，解释几句，恐怕他们便僵在台上，下不去了！

载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第六期

谈翻译

拿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来说，假若没有外国书的一些译本，我读的书就更少了。感谢翻译工作者们！在我所阅读过的书中，起码有三分之一是译本！你们的劳动给我和多少多少人带来最贵重的礼物，智慧与知识。

可是，说老实话，我并不太喜欢阅读译文。古代的佛经，我念不懂，只好不读。近年的白话译笔又往往犯两个毛病：一个是语言累赘，读起来颇为费力；一个是文学作品的译文往往缺乏风格。因此，阅读译文，即使是文学作品，也使我得到的不都是欢快；所以，非到不读不行的时候我才皱上眉头，拿起书来。

这样挑剔，并非轻视翻译工作者。翻译是极其重要，又极其艰苦的工作。搞创作的精通一种语言即能尽职，搞翻译的却须至少精通两种语言。搞创作的有遣字选词的自由，搞翻译的却没有；翻译工作者须随着原文走，不能望文生意，随便添减。翻译工作实在不容易作好，我虽然挑剔别人的毛病，可是若叫我去作呀，准保更糟！

翻译工作既然既重要又艰苦，就理应加以鼓励。我建议，文化机关既奖励了剧本和电影剧本什么的，就也该奖励翻译。要知道，一本外国杰作，若译得好，也就成为我们自己的珍宝，世世代代相继享受，为什么不该得奖呢？

现在，翻译工作者似乎也须加强组织，作出规则，集体的规划与个人的规划。科学的与哲学的名著，我认为，应当进行集体翻译，个人不便独立地工作。集思广益，能够保证精确。集体工作对于规定译名也有好处，事前既便讨论，定名之后还可以用集体的名义公布，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的译名（人名、地名和科学哲学的词汇）相当混乱，应该及早调整，划一。还有：每逢看见“背景”、“远景”、“典型”等词，我就感谢翻译工作者给了我们这么精确而又自然的新词汇。所谓“自然”者，因为它们虽然原是洋字，而看起来并不眼生，好像是土生土长的。赶到遇上“范畴”、“憧憬”、“幽默”等，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好像穿洋服似的，虽然挺神气，可是不像穿小棉袄那么舒服自然。正确而且亲切，似乎才是译名的上乘。不在我们的普通话里去搜索宝贝，我们的译名就也许很正确，而不能一目了然地使人见文知义。据我的也许不大科学的看法，我以为连翻译科学、哲学的名词，也应顾到普及，不摆什么科学与哲学的架子。要知道一个生硬难解的译名，就给学习的人带来许多困难。为达到既信且俗，也需要集体工作。

翻译文学作品似乎应当个人单干。即使二、三人合作，也应最后由一人执笔行文，以便风格统一。尽管林纾译书，有人帮助，可是文笔的确是他一个人的。

谈到风格，最好是译者能够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这极不易作到。可是大概地说，一个作家的文章总有他的特点：有的喜造长句，有的喜为短句；有的喜用僻字，有的文字通俗；有的文笔豪放，有的力求简练。我们看出特点所在，就应下苦工夫，争取保持。文学作品的妙处不仅在乎它说了什么，而且在乎它是怎么说的。假若文学译本仅顾到原著说了什么，而不管怎么说的，读起来便索然寡味。世界文学名著不妨有几个译本。像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与莎士比亚的剧本，都可以译为浅显的散文，供文化不太高的读者阅读，使他们知道这些伟大作品里都说了些什么。有诗才的译者便应以诗译诗地去译这些作品，使读者不但知道书中说了什么，而且知道怎么说的。以诗译诗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不妨各译各的，同一著作有好几个不同的译本也不嫌多。

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若作不到，起码译笔应有译者自己的风格，读起来有文学味道，使人欣喜。世界上有一些著名的译本，比原著还更美，是翻译中的创作。严格地说，这个办法也许已经不能叫作翻译，因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创作是不会天衣无缝，恰好一致的。这种译法不能够一字不差地追随原文，而是把原文消化了之后，再进行创作。不过，这种译法的确能使译文美妙，独具风格。林纾的译笔便多少有此特点。他虽没有保持了自己的风格。也不比原著更美，可是他的确表现了自己的风格。这种译法，用于文学作品，还是说得下去的。这总比逐字逐句地硬译，既像汉文，又像洋文，既像语言，又像念咒，要强一些。我不希望人人效法林纾，但于尽量忠于原文的原则下，能够译得有风格，还是好办法。过去，我们有些译文，使我感到外国大作家的创作不过是把语言罗里罗嗦地堆砌起来而已。这个影响不好。

以上所谈，颇为拉杂，希望所在，总起来说，是在百花齐放的春天里，翻译界应当，而且不是没有能力，开放些漂亮的花儿！

载一九五七年五月《文艺报》第八号

谈讽刺

从文学体裁上说，诗里有讽刺诗，戏剧里有讽刺剧，小说里有讽刺小说，都自成一格。曲艺里也有自成一格的讽刺文学，就是相声。此外，童话、神话、寓言和笑话里也都有或多或少的讽刺成分。可见讽刺在文学里确实占有重要地位。

在旧社会里，统治阶级不喜欢人民自由发表意见，可是人民会利用讽刺文体，声东击西，指槐骂柳，进行攻击，发泄愤恨，使统治阶级哭笑不得，十分狼狈。多么专暴的统治者也扼杀不了讽刺文学。反之，压迫越凶，通过讽刺而来的抗议就越厉害。

在我们的新社会里，人民有了言论自由，是否还需要讽刺文学呢？这就要问：我们是否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想，谁也不会说不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吧。那么，讽刺文学是最尖锐的批评，通过艺术形象使大家看清楚我们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我们怎会不需要它呢？正因为我们讲民主，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我们才需要讽刺文学，欣赏讽刺文学。欣赏讽刺文学是我们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

可是，有的人不喜欢讽刺文学，特别不喜欢碰到他自己的痒痒肉的讽刺文学。我们是不是就因此决定少得罪人，不再写讽刺的作品呢？我想谁都会很好地回答这个，用不着我多说什么。我倒要提醒怕碰到自己痒痒肉的人，去检查自己一下，是不是心里有点只喜欢谀媚，不愿意接受批评的毛病呢？作家们是有正义感的，不能够把该讽刺的反而歌颂一番，粉饰太平对谁也没有好处。

有的人甚至不许讽刺他所属的那一部门或那一行业。比方说：作医生的不许作品里讽刺任何医生或医院，作教师的不许讽刺任何教师或学校。他好像是说：我们这一部门或行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禁止批评！这个说法有什么根据呢？接受批评，端正个人的工作态度，改进业务，不是好事情吗？作品里讽刺一位医生或某一个假设的医院，并不是一笔抹杀所有的医生和所有的医院的功绩。假若不幸而言中，作品里假设的讽刺对象恰好像实际中的某一医生或某一医院，那就该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才是。在咱们的社会里，谁也没有禁止批评的特权。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作家为避免招惹麻烦，或吃官司，往往在剧本和小说的卷首声明：“书中人物事实都是想象出来的，并非真人真事。”难道我们也必须这么作吗？

那些反对讽刺文学的人并不敢公开地说禁止批评与讽刺。他们总是振振有词地说：作家歪曲了现实，咱们的社会里没有这样的人——指作品中的讽刺对象而言。

要知道，夸大是讽刺的必要手段。既须夸大，就必须把许多该讽刺的行为适当地集中于一身。这才能创造出形象鲜明的人物来。假若我们只吞吞吐吐地说：这个人的思想与行为95％都是值得表扬的，不过只有5％，或更少一些，容或应当批评一下，我们就无法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既要讽刺，便须辛辣，入骨三分。不疼不痒的讽刺等于放弃讽刺的责任，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育效果。讽刺，在我们的社会里，是急切地鞭策一切落后的人物，希望他们及时转变，不再作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它无情地揭发一切不合理的行为，要求我们都振作精神，作个先进的人物。它也要求我们检查自己，还有没有旧社会残留下来的毛病，从而决定去洗干净自己的身心。讽刺家的手段是辛辣无情的，他的心里可是充满热情，切盼大家改过自新，齐步前进。

不喜欢讽刺文学的人还会说：讽刺既须夸张，把三分毛病说成十分，岂不就是暗示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好么？我们处处有领导，怎能允许毛病十足的人在机关或团体里滥竽充数呢？我知道，在写讽刺作品的时候，今天的作家是抱着这样的态度的：拥护我们的社会制度，而反对与我们的社会制度不相容的人与事。因为讽刺必须尖锐，他们不能不从事夸大。这是应有的艺术手段。同时，他们不允许自己通过这夸大了的人物去讽刺我们的社会制度。在我们的社会里的确有落后的人，的确有作错了的事。不但今天，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有这样应该讽刺的人与事。作家夸大地讽刺了这样的人与事，目的是在鞭策，而不是否定我们的社会制度。到现在为止，作家们所发表过的各种讽刺作品，缺点不在他们讽刺得太过火，而在讽刺的不够深刻，不够大胆。这个缺点的由来，一方面是因为作家们观察得不够深刻，不够广泛，写作技巧也还欠熟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社会上阻力很大，一篇作品出来就招到多少多少责难；于是，他们就望而生畏，不敢畅所欲言了。事实上，我们社会里的该讽刺的人与事的毛病要比作家们所揭发过的还更多更不好。

可是，有人又会说了：尽管如此，家丑也不必外扬啊。我以为不然。作家的责任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只歌颂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就会渐次扩大，迟早要酿成大患。讽刺是及时施行手术，刮骨疗毒，治病救人。是，它的手段也许太厉害一些，可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治病有时候需要下猛药。拥护我们的社会制度不等于隐瞒某些人某些事的丑恶与不合理。文艺追求并阐明真理，不该敷衍、粉饰。为了真理，我们歌颂先进的人物，鞭挞落后的人物。

载一九五六年七月三十日《文艺报》第十四期

谈快板

快板的格式，人所共知，即不在话下。

大家也都知道，写快板应当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顾及说唱文学的特点，故亦不必在这里再讲。

这里只谈一谈，为什么有的快板段子，格式与内容都没什么错处，可是唱出来不好听呢？甚至使听众摇着头说：“这不像快板”呢？

让我们先拿京韵大鼓来跟快板比较一下吧。它们俩都属于说唱文学，可是格式不尽相同，写法自然也就不大一样。京韵大鼓的板式排列是由慢而快，所以给它写词儿的时候可以开头儿从容一些，而后越来越紧张，故事中斗争越激烈，说唱节奏也越急促。至于快板呢，虽然开头儿也唱的较慢，可只是较慢、稍慢，不像京韵大鼓开篇时那么从容不迫。因此，它往往只用一句“打竹板，响连天……”之类的垫话儿，就转入正题了。它几乎是开门见山，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多绕弯子。它是以明快为主。即使垫话儿稍多，也必须写的清脆爽朗，活泼生动，切忌沉闷罗唆，听着不够味儿。

明快就是干脆嘹亮，不结结巴巴，疙疙疸疸。初学写快板者，往往使句子找不着家，唱起来就疙疙疸疸，例如：

打竹板，迈大步，

一来来到了十里铺。

十里铺，十里长，

有一道清清的小溪，

还有不少的柳树，

鸟儿歌唱花儿香。

这里的第四第五两行便是找不着家的，因为脱离了辙口，断了线儿，不能顺口溜了。快板必须两行成为一对儿，句子挺拔，辙口结实，才能够一气呵成，句句噹噹的响。所以下边的六行若改成下边的样子，就好一些了：

打竹板，迈大步，

一来来到了十里铺。

十里铺，十里长，

清清的溪水柳成行，

鸟儿唱，花儿香，

真是一片好风光。

改写过的几行中，字下画了圈儿的便是押韵的字。快板的上下句必须押韵，才能够唱得好听，有劲儿。请记住，快板是通俗的韵文。韵押得结实，俏皮，才能悦耳。

因为它是韵文，所以句子必须简练，万勿罗哩罗唆——“张老头儿六十多岁还整天干活儿”，就没法儿唱。若改为“张老汉，六十三，拿起锄头就干一天！”就有点像快板了，可以唱了。

因为它是韵文，所以造句必须注意节奏，以期便于说唱，唱出来畅快好听。像前面举例中的“有一道清清的小溪”，和“还有不少的柳树”，就都像散文，不易上口。若改为“春水轻流一小溪”，和“溪岸青青垂绿柳”可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两句都可以切成三节：春水，轻流，一小溪；溪岸，青青，垂绿柳。这就有了节奏，有了气口，好唱好听。多么长的句子也必须有这样的节奏与气口，看：十里铺，好热闹，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说又有笑。

虽然第二行有十三个字之多（再多些也行），可是能够切成节段——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说又有笑，便仍然好唱好听。句子可长可短，但必须切得开，有节奏。“二大妈的儿子铁柱子昨天病啦”这一句没法子切开，也就没法子唱。虚字儿如“的”、“了”、“就”等，唱的人会按照语气，轻轻地带过去，似有若无，不会打乱了节奏。“一来来到了十里铺”中的“了”字并没有什么分量。

韵脚结实，唱起来才响亮有力。要精心选择，把同声的字押在一块儿。“步”、“铺”同声（都是第四声），“香”、“光”同声（都是第一声），押到一块儿便增加音乐性。“步”、“湖”不同声，“香”、“长”不同声，可以勉强相押，可是“打竹板，迈大步，一来来到太平湖”，竟不如“打竹板，迈大步，一来来到十里铺”这么顺当好听。要使快板响亮悦耳，押好韵极为重要，必须想了再想，去找到合适的字。随便拼凑的韵脚，必然软弱无力。押韵重复的太多，也会使听众感到厌烦。好在快板可以随时换韵，重复毛病不难避免！

快板的语言是要从通俗中见出精彩来。它用的是人民口中的活语言。这种语言，经过精心加工，成为明快亲切、鲜明生动的韵语。这样的韵语，使文化高的和文化低的听众同样地爱听，受到感动，受到教育。别以为它通俗，就可以把一大堆白话随便编到一处，即成快板。那不行！那还与快板离着老远！快板的大白话是最精彩的大白话。首先，要深入生活，学习人民的语言，而后不断习作，学会怎样运用与加工。要有向人民学习活语言，尊重这种语言的诚心。还要有认真对待快板，把它看为文学作品，精益求精的态度。这样才能写出好快板来。快板人人能写，但好的快板是要千锤百炼，下很大工夫的。

不要以为用些文雅的词藻会增加文艺性。快板的语言要通俗，现成，一听就懂。文雅的词儿不是绝对不可以用，但用的时候必须考虑好唱不好唱，易懂不易懂，与上边下边的词儿调谐不调谐。在一群通俗的字眼儿当中，忽然冒出个不常用的词儿，一定不合适。

总之，乍一看，快板似乎很容易写；其实，不用心去写，很难把它写好。要写好，真得下一番工夫。快板为广大人民所喜，是宣传教育的利器，值得下一番工夫去学习。

限于篇幅，未能更多地举例说明，而举出的例子又是匆忙中编出来的，不一定都恰当，供参考而已。

载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人民教育》第十二期

谈诗

克家：

老朋友，谢谢你约我为《诗刊》写稿！

不过，你真把我考住了！你明明知道：我没有诗才，不但不敢写诗，而且连诗也不敢谈。你却偏叫我为《诗刊》写稿，不是分明将我一军么？

老朋友开个小玩笑，也许没有太大的坏处吧？好，我就信口开河，谈谈诗的问题，看你敢刊用不敢！

用百花齐放的眼光来看，我以为，一想到诗，我们就想起三种形式来：旧体诗词、新诗和通俗歌曲。这三种的形式不同，语言也不同。按照百花齐放的看法，它们都应当开花。不，不但只是各开各的花，还应当彼此竞赛，看谁开的更漂亮，最漂亮。

可惜，事实上并不如此。

以近数日我所看到的作品来说，旧诗词中有很好的，可也有只能算作韵语的。新诗有了很好的发展，但精采的也不很多。至于通俗的鼓词之类的作品，就数量既少，质量也未提高。老朋友，还是别发表这封信吧，它会招致许多人的不满！再说，我看到的作品有限，估价难免主观，不大公平。

不过，假若我的话不幸而言中，这可就有了问题。这问题的发生也许在号召百花齐放的初期是必不可免的。是的，听到百花齐放的号召，人人欢欣鼓舞，当然就愿意发表一些自己所惯用的语言与形式写成的作品。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因此，大家只顾争取发表，而一时还没考虑到值得发表与否，也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

可是，日子一长，这种你新我旧，你提高我普及，近乎彼此对立，而都缺乏传诵一时的创作，便不能使人满意了。好的诗，不管用什么形式写的，总是能够传诵一时，洛阳纸贵的。百花齐放不仅是在形式上热闹热闹，而是要求各种形式的诗都出奇制胜，真有好东西。这些好东西使人读了再读，手舞足蹈地感谢百花齐放的号召，而不是只使读者看见多种形式，并无所热爱。我们应当开始竞赛了，不是吗？

诗是最难写的，我知道。当我念诗的时候，不管是旧体的还是新体的，我都设身处地地为诗人想想：看，这个字用的多么好啊，那一行的音节多么漂亮啊！诗人费了多少心血啊！但是，这种钦慕、感谢诗人的情感，并不能拦阻我去更严格地要求诗人写出更好的、顶好的作品来。我是读者，我有权要求当代杜甫的出现，虽然我明知道这是极不容易的；唐代那么多诗人中才只有一个杜甫啊。可是，诗人而以杜甫自期，也不见得就是狂妄吧。各种形式的诗作者，竞赛吧！不要以为掌握了某种形式便有发表权，我们读者要求真正好的诗！是的，读者也要求好小说，好戏剧；我并不专对诗人苛求，而宽容小说家与戏剧者。不过，现在咱们是在谈诗，就不便旁扯到小说与戏剧上去了。

不竞赛，就容易抱残守缺，敝帚千金，只在形式上绕圈子，力求循规蹈矩，而忘记创造。我以为我们不该只看旧体诗和新诗的表面上的区别，而忘了存异求同。所谓存异，即在形式与语言的运用上有所不同。所谓求同，即都须在思想与感情上的确是诗，不管形式与语言有什么区别。不这么看，便容易把诗的创作仅仅看成形式的运用了。我看了一些近来发表的旧体诗与新诗，它们似乎只有形式和语言的明显区别，而往往缺乏深厚的诗的味道，仿佛是告诉人：只要写得平仄调，韵脚对，就是旧体诗；只要用白话写，就是新诗，请原谅我的直言无隐吧！我知道作诗的困难。因此，我的苛求是对诗人表示敬重，而不是轻视。我渴望大家不只靠不同的形式去支持百花齐放，也希望编辑同志们不只靠不同形式去敷衍百花齐放。我们迫切需要优秀的诗。

没有竞赛，便彼此不相关切，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坐失切磋琢磨之益。假若一位写旧体诗的而肯注意新诗和鼓词，他就会得到启发，去突破旧体诗的形式，有所创造。事实上，杜甫连写律诗也时时独辟新格，并不千篇一律。今天的旧体诗反倒似乎特别“守法”，缺乏新鲜味道。同时，他也会指出新诗在用字上，音律上，有什么不细致不妥当的地方，对新诗的作者有些好处。他也可能因注意到鼓词而写起鼓词来，因为鼓词在形式上和旧体诗有血肉相关的关系，而在语言上又较旧体诗更自由活泼一些。这有多么好啊！同样地，写新诗的而能注意旧体诗与鼓词之类的通俗作品，写鼓词的也注意新诗与旧体诗，就必互相影响，都有好处，用不着细说。

就怕呀，彼此对立，既不竞赛，也不相互交流经验。这就容易引起来文人相轻，只说自己的花香，别人都是野草，正和百花齐放背道而驰。是的，百花齐放是使我们彼此竞赛，彼此尊重，而绝对不是彼此排斥。我看见过：诗人听了鼓词的演唱，连连摇头，认为词句鄙俚不通，实在可笑。可是，为什么诗人不去帮帮艺人的忙，写些精采的段子呢？鼓词不但有人听，而且是工农兵所喜爱的，诗人为什么不应当帮帮忙，服服务呢？假若说诗人只管提高，不屑于普及，那么，谁该去搞普及呢？或者说普及已经过时，大可不提，那怎么《杨乃武与小白菜》这出通俗的曲剧会连卖几个月满座呢？说老实话，艺人们并不满意作家们。艺人们迫切需要新节目，可是肯帮忙的作家并不多。这值得我们想一想。鼓词难道不能成为诗吗？看吧：京音大鼓《白帝城》里就有“几根傲骨支床瘦，一点雄心到死明”这样的好句子。我自己并不完全满意这两句，因为其中用字遣词还嫌太文，再一配上唱腔，听众未必能够听得明白。我引用这两句不过是为说明鼓词可以成为诗，诗人若肯动手，它就可以提高。诗人若只连连摇头，而不肯或不屑动手，似乎就不大公平了。

别误会：我并非要求诗人们都马上去写鼓词之类的东西。百花齐放既不当唯我独尊，轻视别人，也不许强迫别人，都随我来。我只是为艺人们请命，希望有些人出来帮帮他们的忙。即使不愿帮忙，而注意到通俗作品的写法，也有益无损。鼓词并不比新诗或旧体诗更容易写。老朋友，也请你不要误会，我并不要求《诗刊》写上兼载旧体诗与鼓词。我倒是希望另有诗刊，专载旧体诗，或通俗文艺。虽然您不必选用旧体诗与鼓词，我却希望您召集那么一次两次座谈会，约请写各种诗体的人，包括曲艺演员，交换交换意见。座谈时，大家争辩得脸红脖子粗也好，客客气气也好。只要大家通了气，增长些知识，相互影响，便有利于诗的全面发展。诗须各体争妍，诗人本应多才多艺。

春天终于来了。这个老长老长的冬天可真够我受的。我的腿疼得要命。春天来了，就该修理房屋，去年的大雨着实厉害。此刻，我正写这封信，小立娃正背诵“天苍苍，野芒芒，风吹草低见牛羊”，一位瓦匠师傅正哼着《刘巧儿》，一位木匠师傅轻唱着什么西河大鼓，西屋里周姐正听新诗朗诵的广播。这或者也可以算作百花齐放吧？假若是这样，今年的春天，虽然来迟了一点，可就特别可爱了；它将使我的腿少疼一点，而使我的心里极其高兴，因为我听到了各种诗的音乐与语言。我希望听到更好的各体诗歌。

不再写下去，省得多贴八分邮票。我祝你，老朋友，诗思盛旺，身体健康，并致敬礼！

老舍载一九五七年《诗刊》五月号

谈谈文艺创作的提高问题

——在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从前我曾参加过一次座谈会。在那次会上，我一句话没说，话都让大家说了，我非常高兴。今天也希望大家都谈谈，把会开得活跃些，热闹些。

今天我本没什么准备，但是非常高兴，因为老朋友见面了，格外亲切。

一个多月前，在北京开了关于文艺工作的座谈会，我们这里前些天也召开了同样的会议，传达了北京会议的精神，所以今天我就不再谈它了。今天我想谈谈大家最关心的提高问题。

过去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创作有很大的成绩，这是不能否认的。今天的要求是我们怎样创作的更好。周扬同志常说：“我们要求划时代的伟大作品。”我们都是搞创作的，我们不能满足现在的水平。来时见了几位同志，他们提到怎样布置作家协会后半年的工作，首先应安排作家生活，进行创作。当然，这也不是一下子都能解决的，须根据具体情况，先抓重点。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呢？就是希望内蒙也根据作家的具体情况安排一下，假若现在还没作安排的话。

第二个重要措施是，约一些人坐在一起好好谈谈创作问题。据闻：赵树理同志希望约十几个写农村生活的作家在一起座谈座谈反映农村生活的问题。规模不要过大，有谈的就谈，没谈的可以游山玩水。这是个好办法。我希望这里的作家也分头讨论一下，能把讨论结果写出来就更好。我们应当多讨论创作问题。

我们现有的一些有名的戏剧、小说，也还不无缺点，首先是写的过大。如《林海雪原》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故事性很强，但稍欠精炼，起码可以删减几万字。还有些作品内容很丰富，但不易念下去，语言还欠推敲，应当加工。这是创作上的一些普遍问题。

我们往往发表了几篇作品，就骄傲自满，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了。如果我对某一个作家说：你的语言还很差，他可能会不高兴，这不好。当有人说我们的作品有什么缺点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设法提高。大家认真地讨论讨论创作问题，以诚相见，可能指出彼此的缺点。

党给了我们充分的机会到生活里去，但我们的生活经验还是很狭隘的。我们体验生活不只是为了写某一件事情。作家的生活经验积累是一辈子的事，今天积累的经验也许多年以后才能用上。我们的文艺修养总显得不够丰富，古代文人最起码也掌握了琴棋书画等等。苏东坡能写（苏体字直流传到现在）能画（他善画竹）又长于诗词与散文。我们呢，本事实在很小。我们的四大名旦的修养相当丰富，他们都能写，能画，都懂音乐。不久前逝世的大艺术家梅兰芳同志，他的行头之所以那么美，就因为自己会设计，他会绘画。我们中国人本来是最富于审美力的。看我们历史的绘画、建筑、磁器等，都多么美丽，可就是我们的文工团的服装往往不大体面，甚至只是红裤子绿袄。我们的艺术修养不够。

盖叫天老先生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前些天还来北京表演，他只往台上一站，人们就说他是活武松。其实谁也没见过武松啥样。因为他从绘画、雕塑中吸收了很多东西，去塑造舞台形象，所以才使观众感到他就像武松。我们搞文学创作的人，兴趣也应是多方面的。

鲁迅先生的学识十分渊博，他知道多少东西啊！他能写诗，能写散文，能写小说……他深通历史，文学史……所以他是一代的大师。希望大家别整天抱着稿纸发愁，我们须丰富我们的生活与学识！

我自己很惭愧，知道的东西太少。看了文工团的歌舞，我说不出好处何在，没法子写出批评文字来。我想今天在座的并不只是写文章的人，有各方面的同志，希望大家彼此能多交流一些经验与知识，成为良师益友，把我们的知识领域扩大一些。

我们现在写的歌词，往往使作曲者无法下手制谱，因为写词的不懂音乐。也有的作曲者表达不出歌词的意境，因为作曲者不懂诗词。所以我希望各协会之间要多来往，互为师生，提高艺术修养。一部大作品的作者必须有丰富的修养，广泛的知识。

我希望大家趁年轻时好好学，特别是现在不同于战争年代，条件非常好，必要力求多知多懂。不要说我专写诗，或专写小说，苏东坡诗写得很好，散文也是一大家。鲁迅先生也是极其渊博的。

昨天的《内蒙古日报》上刊出了我的几首诗，诗写得非常不好，但就是写这样的诗对我也有好处，它使我在写散文时应该知道些怎样简练。

从前考举人要既考诗又考散文。今天，作家协会也应该考一考我们，看看写诗的人会不会写散文，写散文的人会不会写诗？业余作者更是这样，不要忙于写小说、写诗，把日常来往书信与日记、笔记先写好，这就是锻炼，我接到过很大很长的稿子，可随稿寄来的信就没写明白，很难想象他的作品里能够说明问题。基本工一定要下，基本工不够的今天就应该补课。比如有些同志白话文已经写得很好了，那么对文言文怎样呢？毛主席的诗词里没有什么新名词，但他表达了新的精神。同时毛主席的散文写得又那么好。恐怕是正因为他的诗写得好，所以他的散文才写得那么精炼。

有一天我去参观了某博物院，一位负责解说的同志，向我提出了个问题：他说：“这里陈列的尽是古代的东西，我不懂古文，解说起来很困难，怎么办？”我告诉他，利用业余时间可以多读读《聊斋志异》一类的作品，这样会促进你欣赏古文，对古文会感到兴趣。的确，多读古文，慢慢地你就会感觉到，为什么写白话文也应该简练。旧体诗词我们现在也出版了好些种，可以念一念，不懂的暂且放过去，懂的就立刻背下来，这并不太难。

我写散文要一边念一边写，一篇文章不知要念多少遍，而且请朋友们听听，人家觉得不错了，我才寄给出版部门。这便是从念古诗念古文中学来的。比如一段文章中，第一句有了一个“了”字，第二句又有一个“了”字，第三句又有一个……这不就成了“了”字会议了吗？又有时候，一句话写了五十多个字，念起来喘不过气，我就把它切成二三短句。这样边念边写，可以叫做“出着声音”写作，既考虑了文字通顺与否，也知道了人家听起来爱听不爱听。我希望大家多听听广播，特别是每天中央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他们把词句安排得很好，既通俗现成，又有声调之美。

我们的传统戏曲中，有很好的节目，但词句往往粗糙。找些作家帮忙修改修改吧，又不容易，因为有些作家，不懂言韵。我曾提议，把愿意搞戏曲的作家调到北京，学学古体诗词，这计划可能实现。

毛主席的著作里，常常引用一些典故，我们往往不懂，也不知出自何处，这是因为我们知识不够。希望大家能使古文成为创作白话文的助手。

其次，要要求自己能写出风格来。我们大家写的东西很多，但往往是一个味道。无论艺术的那一部门，没有独特的风格就不能出色。风格需要怎样形成呢？我认为：首先写作品不是泛泛的记录。假若我们只跟在劳模身后追问：姓甚么呀？哪里人哪？多大岁数呀？告诉我几句地方话呀……记下来以后就进行写作，大概不可能写出好东西来。不经过自己思索、创造出来的，就不会有风格。要出语惊人，就要表达出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笔调。这样的文章才会是独具风格的。

这里又联系到提高思想水平问题，如果作家本身思想水平不高，和别人想法一样，怎么能写出高出一等的作品呢？

同时，也要提高艺术表现能力。说相声需要先找到“底”，否则就下不了台。写文章也一样，要先找到“底”再下笔。我们都有这么个经验，写一篇文章，开了个头不行，再开一个还是不行，写到中间，废话也还不少。假若我们找到结尾是什么，写起来就有个目标了。所以弄清了结局是什么，再从头写，就不会绕湾子了。也可能原需三千字的文章，用一千字就可以写成了。好文章是从它开头的第一句就使人感到有玩艺儿，愿意读下去，而且感到前后呼应，越读越舒服。一篇文章写了一万多字，光引证别人的就有九千多字，一会儿是杜甫怎么说的，一会儿是苏东坡怎么说，人家都说过了，何必我们再说呢？写文章要争取与众不同，我的想法、看法、写法与别人的不同，这就是风格。风格又主要表现在文字上。我们要有这样雄心：自己既是思想家，又会运用文字，要认真的想，又表达得极好。泛泛的形容不要用。最好的散文不一定处处形容。假如要形容，那就要惊人独创。因此，就需要多知多懂。要知道写一篇文章是需要多么多的知识啊，《战争与和平》如此，《红楼梦》也如此。《红楼梦》中为表现贵族生活的奢侈，把吃什么，穿什么都写出来。我特别感到我们今天新诗与散文中的形容太单调枯窘，这就坏在我们知识不丰富上面了。我们须深入生活，这是必要的。同时，还要把生活面打开，不要老追逐着一个人，一件事。文学工作者必须多知多懂。也要学习中外的古典文学作品。

主席让我谈谈自己的写作经验，在这方面我没什么可说的。假如说我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每天动笔，每天写。我的事情很繁，社会活动也很多，但无论怎样，除非万不得已，总要抓住时间写作。这里也有一个毛病：往往对一件事物没深入了解就写，所以写出来的很肤浅。发表的也太多，有些作品还很不够成熟。

我觉得写作总是练习，发表不发表并没关系，写的不好应该扔掉。古代诗人有到处题诗的习惯，这有坏处：把人家好好的墙壁都乱划拉了。可是这也说明一个道理：既是文人嘛，就应到处、随时写作。写得多，有的发表了也有的扔掉，就是今天扔掉的，说不定将来那篇文章中还会用得上，而且很好。所以说工夫总是不亏负人的，下多大力量就收获多少。另一方面，我什么都写，多方面下工夫。鼓词、相声，——什么也写。这样写作，能够多交朋友。因写相声就认识了相声演员。自己不高明的地方就会受到指正，这不是有很大好处吗？比如写喜剧台词，如果能学学相声演员怎样掌握语言的分寸，技巧，效果就会好。我写的多，什么也不专，这不足为法。但因方面多，也得好处。

我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写新人差，写旧社会的人好些。这是因为接触老一辈的人多，对新人只是浮光撩影，抓不住。今天一切都在发展，人也在迅速变化，我们熟悉千百个工人才能创造出一个成功的工人形象，熟悉千百个农民，才能创造出一个成功的农民形象。我对新社会的生活不够深入。

不要认为我们服务的地方（机关，学校……）就没有什么可写的。只要深入就有的可写，这样做，也会使我们写作的题材丰富。不留神观察，才会感到没的可写。我们不仅要有生活根据地，更要多熟悉人。要多交朋友。在朋友中间做个好朋友，才能听到心腹话。熟悉人不能急，要把线放长，多多积累，正因为对人不够熟悉，所以有些作品中，光有事而没有人。

要勤，要不怕累，写了改，改了再写，实在改不好也不要泄气。本事是从勤学苦练中得来的。

初学者可以做个学习规划：可以从写日记开始，把自己看到的东西，能最简单地、如实地记下来，就是本领。日积月累，这就是宝贵材料。这样的练习就是记录生活，是创作的原材料。

某些青年作家，写了两篇东西以后就再也写不出来了。这不奇怪，因为他积累的东西就够写那两篇东西的。积累的少，写的就不能多。如果一个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什么也不爱，什么也不积累，而只想写出东西来，怎么可能呢？

一个作家要爱生活，爱生活的各方面，当然对敌人是要憎恨的。我的意思是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我们要生气勃勃，热受祖国，热爱人民，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对一草一木也要穷其究竟，博闻广见，作个多才多艺的文艺工作者，写出出色的作品来。

载一九六一年《草原》九、十月号

谈文艺通俗化

根据我看稿子的经验，我可以这么说：文艺通俗化是件不容易的事。从我所能看到的文稿里，我发现：有许多人似乎还没注意过这回事。他们写来的稿子，从通俗化这一点来看，大概有三个毛病。

（一）篇幅太长：文章长本不算毛病，假若我们有那么多的话要说。我们不能因为求文章紧练，而把该说的不说完全了。可是，我所看到的长稿子，多数的是本无须乎写那么长，却硬写成那么长。这就不对了。这不该长而长的原因，据我看，是：

1．在提笔之前，并没有任何准备，没想想怎样组织这篇文章，怎样安排层次；于是，拿起笔来，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失去了控制。话要说乱了，就必说的多，东一句西一句地拉扯不断。为矫正这个毛病，我们不论写什么，都须事先想好：写什么和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有了通盘的打算，就有了清楚的思路，而后才能顺理成章，不乱说，不多说。请记住，文章是有组织的东西，不是闲聊天儿。

由上边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出来：长而乱的文章，不是好文章。简短而有组织的文章，才是好文章。那么，我们应当给人民哪种文章呢？要通俗化，就是要把文艺交到人民手里去；那么，我们能把又臭又长的东西交给人民么？那就太看不起人民了！

2．有的长文章并不乱七八糟，可是长而没劲，通篇的话都平平常常，可有可无。这也是没有重视通俗化。通俗化的文章既是给人民大众看的，就不许浪费大家的时间，教他们念些不疼不痒的文字。我们给人民大众写东西，必须短而精，好教大家念起来，既省力省时间，又能真有所得；否则对不起人民。所以，在提笔之前，我们必须详加考虑：我们要写的，值得写还是值不得写？然后，还要找重点去写。一般的冗长的文章，并不是完全要不得，它之所以成为冗长者，是因为没有选择重点，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一视同仁，全写了下来；于是，不重要的就把重要的拖下水去，大家因讨厌那些不重要的地方，就容易忽略了那重要的地方。假若我们一下笔就抓住要点，岂不就容易写得精彩么？写文章不是算计字数多少的事。我们必须把要写的东西，都在心里掂一掂，留着重要的，丢开不重要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诚心地把真有价值的给人民写下来；可有可无的就放在一边。这样写文章，文章必能精彩。通俗化不是多说废话，而是供给人民最有营养的精神食粮。俗语说得好，楞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我们得记住这句话。我们要抓紧突出的几点，简单干脆地写出来；不要老牛破车，慢慢往下拖。给老百姓写东西，不是降格相从，敷衍敷衍，而是要取精去粕。尽管言语通俗，可是要思想精，道理深。假若我们写好了一篇东西，连自己都觉不出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就该扔掉，万不可交给人民；假若自己觉得只有一二突出的地方，便该删去其余，从新写过。通俗的作品必须对老百姓负责！通俗化不是减低思想性，而是设法使思想更容易宣传出去，更普遍宣传出去。

（二）文字不通俗：在我所看到的文稿里，有许多篇的内容很好，可是文字不通俗。我看，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大家只顾了写作，而忘了通俗化的重要，于是不知不觉的就转起文来，离开了人民日用的语言。所以，我们下次写文章的时候，最好先警告自己一下：要通俗化！能不忘了这件要紧的事，我们自然会多少地把文字通俗化了，因为大白话是人人会讲的。

断定通俗不通俗，我们的耳朵比眼睛更可靠。我们写完一段或一篇，不要只凭眼睛去看应如何加工，那可能越加工越不通俗。我们须朗读一遍。我们的耳朵会听出文字顺溜不顺溜，接近口语与否。经过耳朵的审定，再去加工，我们必定能把文字修改得通俗一些。这样作，即使不能很快地教我们完全掌握住通俗的语言，至少也会教我们消极地去掉太不通俗的字汇词汇，把长而别扭的句子改成短而顺溜的。这会使我们慢慢地认识到，用人民的语言写出简单妥当的字句，是多么可喜的事。我们也会慢慢地明白过来，能用人民的语言写作，不是减低了文艺性，而是提高了我们文艺创作的能力，加强了文艺性。想想看吧，一位生在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能丢掉半文半白的，或半中半洋的文字，而改用人民的语言，写出给人民读的文艺作品，他的本事不是提高了么？再想想看，世界上可有不给人民服务，不用人民的活语言的伟大文艺么？通俗化不是降低文艺，而是提高文艺。

明白了上述的道理，我们也就明白了：通俗化的文艺作品里不许生吞活剥地把革命的道理，用一大串新名词、专名词写了出来。我们应当把大道理先在心中消化了，而后用具体的事、现成的话写了出来。这才是文艺作品，这样的作品才能被人民接受，从而扩大了思想宣传的影响。不先消化了道理，我们自己就没有确实明白那个道理的把握。我们自己没把道理弄清楚，所以才仗着名词术语支持我们的文章。一旦我们真把道理消化了，我们才会把它用具体的事实表现出来——这就由照钞道理，改为以文艺形式表现道理。我们为什么不老用论文的形式，而时常也用戏剧的小说的鼓词的形式，向人民作宣传呢？那就是因为戏剧小说与鼓词是具体的表现，通过人物故事去说明某些道理。那么，我们的责任就一定不是教戏剧里的人物轮流地宣读一篇论文，论文中满是名词、术语和革命理论。没人愿意听那样的戏！我们必须把消化过的道理，就着人民的生活，人民的语言，人民所喜爱的文艺形式，写了出来。通俗化不是某几个写家的责任，而是每一个写文章的人的责任。我们的新的文艺杰作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

（三）我看到的第三个毛病，是爱耍弄笔调。有些人似乎以为实话实说不够味儿，所以必须要耍笔调，扯些闲盘儿，倒好像不“然而所以”一大套就不能成为文艺。这不对。自古至今，好文章都是真有话可说，而且说得一针见血，不拖泥带水。八股文专会耍笔调，而空洞无物，所以才臭。写东西不是为自己消闲遣闷，而是为别人读阅，读阅了得到好处。

要把通俗化作好，我们一拿起笔来，便先要问问自己，我们对将要写出的人、事、道理，明白的够不够？假若不够，就须去多生活，多找资料，再去学习。我们万不可以用笔调去掩饰我们的知识不足。深入生活，我们才能得到真的知识，真的感情。这样，我们就不怕没的可写，也就不要笔调了。耍笔调表示我们并不真诚。

我们一要耍笔调，就不免猩猩作态，伤感一番。风不是风，雨不是雨，而是“大王之雄风”、“销魂的雨”了。其实，假若我们是在描写劳动大众，那风便不可能是大王之雄风，雨也并不销魂——雨有时候能要了穷人的命！

深入生活就必有话可说，没有生活就必拐弯抹角地去找俏头。我们最好是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说得明确、简单，有力。乱耍笔调只是教文章东摇西幌，不切实，没有劲。有人以为文章里“之乎者也”地耍些笔调，为是教文笔动宕有致，引人入胜。其实，那是为有闲阶级的读者设想；我们今天写通俗文艺是为了大众，并不为伺候有闲阶级。人民大众没工夫听我们瞎扯。而且，专就文艺本身而论，也是言之有物的就好，虚张声势的就不好。因此，我们要控制自己的笔，不教它随便地乱耍花样。我们刚一想到：“啊，这清明时节，销魂的细雨呀！”就要警告自己：这庸俗！没有真的感情！通俗化的大敌是庸俗化！有些看起来越漂亮的雅致的字句，也许就是越庸俗的。

上面提到的三个毛病，我自己也有时候明知故犯，愿和朋友们一齐努力，去掉它们。

载一九五一年十月日《文艺报》第四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谈文字简练

简练的文字不容易写。

首先，要有思想上的准备：认清楚为什么要写和为谁写。我们今天执笔为文，是为配合社会主义建设与大跃进，是为广大人民写的。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要点，不蔓不枝，不浪费自己的笔墨，也不多耽误读者的宝贵时间。若不认识此理，我们就容易以为写文章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对别人概不负责，于是信笔所之，浩浩荡荡，没结没完。这样的文章必是事无大小，一视同仁，不加选择，不分轻重；也许还只顾了琐屑，而忘掉重点，使读者看完，得不到好处，也许只读三五行便读不下去了。这叫作不解决问题的文章，之乎者也一应俱全，可是没有人爱看。我们不应当写这样的文章。

我们现在写文章就是把我们的心交出来，交给人民。所以，第二件要事便是：我们的生活必须和人民的生活打成一片，别老爬在书桌上推敲文字。那推敲不出什么来。文字是说明生活的。没有生活，凭空推来敲去，文字总是死的。有人民的感情，才能写出人民爱看的文字，这叫心心相印。专凭咬言咂字，耍弄笔调，写来写去还是空空如也。

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和生活的锻炼，我们第三件要事便是怎么运用语言文字了。

文字简练不等于苟简。所谓简练，是能够一个字当两个字用，一句话当两句话用的。说的少，而概括的多。这很不容易。为作到这样言简意赅，必须心中有数，的确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先要多思索。决定了要说什么，还要再思索：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思想明确，思路顺当，就能够说的少，而包含的意思多。反之，想还没想清楚，层次混乱，就只能越说越多，也越胡涂。这样的胡涂文章，虽然字数很多，仍是苟简的，因为光凭手写，而没动脑筋。不动脑筋，即不严肃，必然闲言碎语满篇，没有真话。

真话不仗着无聊的修辞来粉饰。恰相反，下笔之时不先想好要说什么，而只劳心焦思地去搬运修辞，预备东抹西涂，就一定写不出好文章来。生动鲜明的形容比没有形容好，不恰当的形容倒不如干脆不形容。泛泛的人云亦云的形容，只是使读者生厌，不如老老实实地直陈事实。朴实的文字能够独具风格，力求花哨而辞浮意晦是一种文病。真话是说到根儿上的话，从心窝子掏出来的话，它一定不需要无聊的修辞。

每一句要结结实实地立得住。每一个字要多多斟酌。字字妥当，句句结实，就会作到一个字当两个字用，一句话当两句话用。妥当的字，结实的句子，管的事儿多。古代凯萨征服了某地，向罗马报捷：“我来了，看见了，征服了！”这很简单。可是，这也充分地表现了古代的一个能征惯战的大将的得意与威风凛凛。这简单的句子可以当好几句话用，而比好几句话更有劲。假若他这么说：“看看我，我是何等伟大，英勇，所向无敌啊！我来到此地，看清楚一切，就列开阵式，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征服了敌人！你们欢呼吧，向伟大的凯萨欢呼吧！”恐怕就不大像凯萨的口气了。这吹嘘得太厉害，好像已经沉不住气，反损失了大将的威风。

妥当的字，结实的句子是由事理人情中得来的，光倚赖字典与词源不能解决问题。这就使我们更明白：文字的运用是与生活分不开的。生活中使用语言，创造语言。我们须从生活中学习语言，提炼语言。先求用字造句妥当明确，合乎逻辑，而后再进一步加工，达到生动鲜明。不合逻辑，即根本不能成立，怎能生动鲜明呢？今天有些学习写作的人，往往先求漂亮，拿起笔来不考虑如何说真话，而去找些好听的词汇，不管适用不适用，都勉强用上，以为这样就有文艺性了。这是个错误。他们以为作文章须装腔作势。事实上，好文章绝不虚伪，而是有什么说什么，说得有理，说得明确。明确有理的文章，有法子加工，使之生动鲜明。乌烟瘴气的文字很难加工，因为它本不知所云，定难下手修正。

载一九五八年《语文学习》五月号

谈用字

说话要说明白。作文是把话写在纸上，更须把话说明白。一句话是由一些字和词造成的，所以一字一词都要用得正确；要不然，那一句话就不会明白。这样，我们写一句话，不要随便想起哪个字就用哪个字，必须细细去想，哪个字最合适。作文是费脑筋的事。

比如说，“上学”和“入学”本来是差不多的，可是它们不完全一样，我们就不好随便的用。“小三儿上学去”是说今天早晨小三儿到学校去；“小三儿入了学”是说他考取了学校，现在已经入了学。这样，一个“上”字和一个“入”字就不能乱用；一乱用，话就不明白正确了。

有许多字和词是我们不十分了解的，我们必须小心的去用它们。在用它们以前，我们最好打听明白了，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能马马虎虎。字面差不多的字眼，须特别留神：“联盟”不是“联合”，虽然都有一个“联”字在内，“联络”也跟“联系”不完全相同。我们不能看见别人用了某个字，我们就也去用，除非我们完全明白了那个字的意思。把字用对了，话才能明白。

有时候，字用对了，可是不现成，这也不好。比如说，“行”跟“走”本是一个意思，我们可不能说：“我行到东安市场”，在这里“走”字现成，“行”字不像话。赶到我们说“行军”的时候，又必说“行”，而不说“走”，因为“行军”现成，“走军”不现成。现成不现成，就是通大路不通大路；大家都那么说，就现成；只有我们自己那么说，就不现成。我们不能独创语言，语言本是大家伙的。

同样的现成字不止一个，我们还须留心选择哪个最恰当。拿“作”“干”“搞”三个字来说，它们都是一个意思，而且都很现成，不是僻字。可是，我们要先选择一番，再决定用哪个，不可摸摸脑袋算一个。在“他作事很好”这一句里，“作”最恰当；我们不能说：“他干事很好”，或“搞事很好”。在“你要好好的干！”里，“干”就比“作”与“搞”都更有力量。“他把事搞垮了”，“搞”又比“作”与“干”都更恰当。现成的字若用错了地方，就失去现成的好处，反倒别扭了。

照上面所说的，我们知道了用字的困难。克服这困难的办法是要字字想好，一点也不随便。想好了以后，还须再想有没有比这个字更好，更恰当的。这是必须有的训练，我们千万不要怕麻烦。现在我们若不肯下这番苦工夫，以后我们就会吃很大的亏。现在我们费点心思，养成谨慎用字选字的好习惯，以后就享受不尽了。

载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语文学习》创刊号

题材与生活

题材问题恐怕就是写什么的问题，产生这个问题是件好事，这反映了人民对作家的要求和领导对作家的关切，以及作家的向上心。在资本主义国家，写作是为了卖钱，不发生这个问题——进步作家是例外。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社会上既万象更新，作家们当然都想写教育性政治性较强的作品，不愿写记忆中的陈谷子烂芝麻，而想写些新的题材来歌颂社会主义。这是人同此心的。我在过去的几年中是这样自期的，今后还要这样做。新的题材我不愿放弃，不会因为讨论题材问题就改变这个做法。不过以后我也许要写旧的，如历史题材和反映旧社会生活的作品。新的旧的都写，也是两条腿走路。这样我就更加从容了，不至于因为写不出现代题材的东西而焦急了。

我过去写新题材没有写好。这与生活有关。我从题材本身考虑是否政治性强，而没想到自己对题材的适应程度，因此当自己的生活准备不够，而又想写这个题材的时候，就只好东拼西凑，深受题材与生活不一致之苦。题材如与自己生活经验一致，就能写成好作品；题材与生活经验不一致，就写不好。我写话剧《青年突击队》就因为这个原因写的很差。青年突击队这个题材固然重要，我对它却不熟悉，只到工地去了几次，无法写好。因此，我们应在生活上给作家创造条件，让他们自己去写，自己去选择题目。如赵树理和柳青同志，他们长期在农村中生活，所以写出了好作品。赵树理同志长期“镇守”太行山，我却终年呆在北京，今天到柳树井，明天去东四牌楼，生活不够，而创作欲望很强，写作颇勤，勇敢可嘉，却没有考虑到自己是否能扛得动那些活儿。我觉得领导上提供题材线索是可以的，问题在如何叫作家去深入生活，和给予从容写作的条件。即使老作家，也要有生活才能写作，没有生活便不能点铁成金。所以首要的问题还是解决深入生活的问题。

题材应是自己真正熟悉的材料，作家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阐明题材的意义，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主题。相同的一个题材，莎士比亚写过，本生也写过，而主题却不相同。我们有些作者没有充分的创作准备，作品的主题思想并不是自己从生活中反复思索得来的，而是把政策当作主题，却又不知道政策是怎样得来的。这样写成的作品只是拿一些临时找来的材料来拼凑，硬安上一个主题，怎么能够写好呢？我写话剧《义和团》的时候有些体会：本来这个题材可以有各种解释，可以从各方面去选材。因为我父亲是被洋兵所杀，所以北京虽有些人不喜欢义和团，我可是另有感受，因此要写这个剧本。我感到中国的农民很勇敢，不甘做奴隶，如果受压迫，就要揭竿而起，这就是这个剧本的主题。我过去写的几个剧本，也有先定主题，临时找材料的，正如一件“富贵衣”，没有做到天衣无缝。有时要突出主题就喊几句口号，好象告诉读者说，教育意义就在这里！有时就让支部书记出来说几句话，也为了点明主题！因此我看到自己写的剧本中支部书记讲话，就感到特别难受。主题应当是水到渠成的东西，生活丰富是最重要的。

题材与作家的风格也是有关系的，熟悉了题材，才能产生风格。作家总是选择与他的创作风格一致的题材来写。我就写不出斗争比较强烈的戏。因为天性不是爱打架的人，而且又没有参加革命斗争，所以写起逗笑，凑趣的东西就比较方便一些。我喜欢笑，写悲剧就不大合适。题材、体裁、风格都是有关系的。因此，应当是，谁写什么合适就写什么，不要强求一律。顺水推舟才能畅快。同时也与劳逸结合有关。如果要我关起门来写悲剧就很困难，对健康也许有些损失。所以应多写一些对自己适合的、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也预备写一些虽然现在不熟悉但却可以去熟悉的东西。写新事物，也写旧生活。有人老是写一样的题材也无所不可。有一招就拿出一招来，总比一招也没有好一些。大家都拿出自己的一招来，也就百花齐放了。

现在还有一些老作家没动笔，应当动起笔来。有的青年作者写了一部作品而失败了，不要灰心，不可以一部作品论成败。写了作品没成功也可以得到锻炼。这次没写好，下次就可能写好。三个剧本没写好，也可能利用这三个剧本的材料写成一部小说。长篇写不成就写短篇，小说写不了就写散文，写总比长期搁笔不写好。要经常增加本领，有了本领即使是别人出题也能写出好文章。

载一九六一年《剧本》五、六月号合刊

土话与普通话

从前写作，我爱用北京土话。我总以为土话有劲儿。近二三年来，我改了主张，少用土话，多用普通话。

是不是减少了土话，言语就不那么有劲儿了呢？不是的。语言的有力无力，决定于思想是否精辟，感情是否深厚，字句的安排是否得当，而并不专靠一些土话给打气撑腰。

北京的土话可能到天津就不大吃得开，更不用说到更远的地方了。这样，贪用土话本为增加表现力，反而适得其反，别处的人看不懂，还有什么表现力可言呢？

由历史上看，土话的生命力并不怎么强。您看，元曲中的，和更晚的《红楼梦》中的一些土话已多死去，给我们增加了困难，非作一番考证功夫不能穷其究竟。就是我幼年时代的北京土话，到而今也有很多打入了冷宫的。交通越方便，教育越普及，土话的势力似乎就越小。土话势力越小，普通话的势力就越大，这是好事，也是非常自然的。

一个生在某地的作家或演员，极其自然地愿意用本地话或一部分本地话去写作或表演，因为容易写的顺手，演的顺口。用普通话去写作或表演须费更多的事，费了事还不见得写得或说得够味儿。可是，这也就是作家与演员更该努力苦学的地方。我知道，割舍摇笔即来的方言而代之以普通话是不无困难的。可是，我也体会到躲避着局限性很大的方言而代之以多数人能懂的普通话，的确是一种崇高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在于以牛易羊，换换词汇，而也是要求语言负起更重大的责任。负起语言精纯、语言逐渐统一、语言为越来越多的人服务的责任。

载一九五九年《中国语文》九月号

文学创作和语言

——在作协湖南分会举办的文学讲座会上的报告

文艺主要的干些什么呢？是要创造。它不像工厂那样制造出大量的、一个样子的产品。文艺产品是多种多样，五光十色的。作家虽然不能随便在大地上添一座山，加一道河。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但能创造人。这一点作家和“上帝”差不多。《红楼梦》中那么多姑娘，梁山泊那么多好汉，都是我们那同行前辈创造出来的。历史上并不一定有那些个人，有些人不见经传；但比之见经传的还更突出，更能传诸不朽。我们现在见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姑娘，就管她叫林黛玉；一个横冲直撞的小孩，就叫他猛张飞。世界上本没有那么个人，我们给它添上一个。这就是作家的创造。创造人是不容易的。解放后我们的小说、戏剧创作有很大的成绩，但是究竟创造了多少人呢？我看的东西不多，能说的上来的，如赵树理、周立波等同志的小说，是有人物的，他们生活在我们的心中。就是世界上那么多小说、剧本，创造了多少人？我看也是有限的。我们讲提高，不从创造人下手，便不能提高。因此，应在这方面努力。

今天，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时代，人是新的，老套子套不上。怎么办呢？我看首先要解决我们作家做人的态度。假如作家的态度不对头，就没有办法了解新的人，也就无法创造新的人。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没有什么选择，不管什么，只求写出来就行了。今天，我要写新人，可是写不太好，甚至写不出来。从我解放后写的那些剧本来看，旧人写的好一些，新人就不那么好。原因是我和工农兵接触的不够，对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不熟悉，不了解。这样，写起来就非常困难。因此，我们自己应当首先立志做一个新人。作家解决了自己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的问题，才能谈得上创造新人。

创造人物，当然指的是小说、剧本而言。一首诗，一篇散文并不一定如此。小说、剧本非写出人物来不可。在旧社会，闭门多念些书，勤于写作就行了。今天不是那样。今天的作家是新社会的人，是最富有革命精神的人，是社会上最活跃的人；不是整天呆在图书馆里的人。今年全国各地作家纷纷下乡，参加阶级斗争，参加劳动，这是好办法。但也可能有些人觉得在图书馆里坐坐，写写就行了，何必下乡呢？这不大对！这几年能够写出好作品来的，像赵树理、周立波、康濯等同志，就是经常在乡下的。我没有在乡下，就很难写出这样的好作品。当然有一个时期关在屋里读上几个月书也可以，但不要忘记下去念活书。雷锋同志虽然没有意识到在写文学作品，但他的日记是很好的文学作品，我们应向雷锋学习，做雷锋式的作家。雷锋日记中那么多精彩的句子，不是关在屋子里写出来的。而是在平凡而伟大的生活中、行动中体验出来的。雷锋那么年青，就能够写出那么多的至理名言。我们的作品中缺少的可就是这种至理名言。我们写了一部小说，并且发表了；写一本戏，也演出了，但是，能够让人记得的话有几句呢？在关汉卿、莎士比亚这些大剧作家的作品中，有许多话是能让人记住的，因为是至理名言。我们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作品，不要说句句让人记得，就是两三句有没有？也许没有！我们写一件事，对它的本质和思想深度，也许并没挖得深，看得透。我若不是最具革命精神的人，最活跃的人，就无法写出雷锋式的至理名言。因此，我们首先应当做个革命的文艺战士，热爱祖国，热爱党，拥护党的政策，只有这样，我们的笔下才能有新的感情。

有些爱好文艺的工人同志们、学生们说：我们在工厂里，在学校里，生活圈子很小，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我觉得这话值得讨论。雷锋同志的生活圈子也并不很大，也不过是在工厂、部队。但是他每到一个小圈子里，就立刻主动地做创造环境的人，热爱劳动的人，最喜欢帮助人的人，所以他就能在那样的小圈子里写出那样的格言式的、精彩的、传之不朽的句子来。假如我们能像雷锋那样干，只就一部机器说吧，它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若热爱它，就能写出很好的诗或散文来；工厂里不能只有一个人，起码有一个工作组，假如我们能像雷锋那样，帮助别人爱别人，那就能写出一些动人的故事，怎么能说找不到东西写呢？学校里人就更多了，上千上万嘛。任何地方的生活，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单调；而是我们不主动去干应干的事情，干雷锋同志所作的事情。希望天上掉下一件事情，正好被我们拾着，一写就成了一部杰作，天下没有那么回事！我们首先要认真进行思想改造，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法子提高。往上走不容易，我们可是必须往上走，力争上游。我们应当有那样的抱负。

好多的青年朋友，爱问我这样的说：你是怎样观察的呀？我们就是不会观察！我觉得应当少用“观察”这两个字。你观察什么呀？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进来一个作家，绕场一周，观察一番，出去了就能写出一篇文章来吗？没有那么回事！我觉得，要参予其事才能写出东西来。不能参观一下，观察一下算了，作家有什么特殊的眼睛呢？并没有什么千里眼。

熟悉什么就能写什么，倒更切实际些。这是老实话。譬如《骆驼祥子》中写了一些洋车夫，有人问我是否拉过洋车，我没有拉过。但是那时我家很穷，经常来往的都是洋车夫那样的人。今天你借给我两个铜板，明天我帮你一点忙，真是和他们休戚相关！大人们聊天，我们小孩子在一旁听着，这样慢慢地我就熟悉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样子我都记得，所以就能写出小说来。我写这部小说是偶然的，“七七”事变前一年，和一位教授聊天，他说：我见过一个车夫，这个人非常耿直，他买了三次车又丢了三次车。我回去一琢磨，自幼接触过的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车夫都在脑子里出现了。那位教授并没说那个车夫后来怎么样了，但我熟悉车夫们的生活，他们怎样痛苦，又怎么样偶然高兴一下，我都知道。并不是那个教授告诉了三句话，我就到处去找洋车夫，观察他们。写作往往是生活了以后的结果。而不都是出了题目再去生活。我们如果不去参加革命斗争，只是袖手旁观，是写不出东西来的，即便是篇短文。我很喜欢花草。因为我身体不好，不能做重的劳动，只能在院里种种花，天天浇水呀，搬来搬去呀，做些轻微的劳动，我记得我写了好几篇关于花草的散文。真爱它，你就有的写。你若只从花铺里花三毛钱买了一盆花，放在那里，不浇水，一星期就完了，这你就写不出什么来。我们家种了很多菊花，在三伏天里要上盆，这时土还很松，假如下了暴雨，盆里都会变成泥浆。我们刚把菊花从地上移到盆里，遇上暴雨，全家夜里便都起来，把它们抢进来或放在阶台上。国庆节后如果有霜冻，全家夜里又都得起来，把它拿进去，第二天又把它搬出来，让它晒太阳，不然花苞就不会发展开花。这些小事情都是一些经验，没有这些经验，就不好写。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我们首先要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以至一些小事情，都应这样。在旧社会里许多作家不爱活动，也不参加劳动；现在好了，大家都可以自愿参加劳动。劳动真有乐趣，随时能让你像雷锋那样心情舒畅。我们的心如果不是热乎的，不真爱你所见到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可写的。我们要跟农民一样，热爱他的猪、羊、农具，不是光找一个老大爷或老大娘访问一下。写农村总要写到牛嘛，马嘛！你写这个人时，尽管了解这个人，而对他所做的事，使用的东西不热爱，就会干巴巴的。我们写东西往往干巴巴的，原因就在这儿。马也不敢骑，一见到牛就害怕，赶快躲开；这就体会不到饲养员是怎样爱他的牲口，怎么能写好一位饲养员呢？应当深入生活，而不是逃避生活。我虽然没有写出好东西来，但有一条经验：就是看过十件事，不如干过一件事；看见十件事，不一定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干过一件事总能写一点。访问式下农村、工厂、部队，多少也有点用处，可是总不如深入生活，长期体验。我们接触的人要越多越好，老头儿、老太太、青年……而不是访问一个就写一个。《红楼梦》的作者一生只写了这一部书，用了一辈子的力量。书里那么多人物，每个人都站得起来，在世界文学名著中也是少有的。《红楼梦》中那些人物，都是曹雪芹在生活中一个个慢慢熟悉起来的，所以他才能写出每个人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不是曹雪芹骑了自行车——噢，那时还没有自行车——今天访问林黛玉，明天观察贾宝玉。他是干了一辈子，这部书就是他生活的总结。这才叫创作。人是很复杂的，不是那么容易认识的。《红楼梦》的作者有那么大本事，晴雯、林黛玉的性格差不多，但又写得两样。一个类型的人写得相象而不相同，非深入生活不能办到。我们写东西往往只能把一个人写得相当好，其余的人草草了事，大概就因为我们光看了一个人，没有看到别的人。就是为了创造一个人，也得知道许多人。还是拿《骆驼祥子》来说吧，那位朋友并没有告诉我“祥子”是高个儿，矮个儿，长得怎样。我是把我的脑子里记得的乡下来的车夫，联串起来，组织起来的。他并不是某一个车夫。写事情也是如此。写作时遇到一件事，譬如走进会场，桌上有两盆花；好啦，这盆花你就没有办法写了：第一你不知道它叫什么，你没有关心过花草；第二没法形容它，不知道它有香味没有，于是只好不写。文章也就会显得干巴。写东西往往不能完全受提纲的控制，写着写着就变了，东西就多了，若是知识贫乏，就写不下去了。

我们要有时代感，做感觉最敏锐的人。今天的姑娘没有像林黛玉那样的，都是大手大脚，特别是农村劳动的姑娘，脸红红的，非常健壮可爱，假若我们还用老一套的修辞来形容她们便不对头了。同样地，我们可以用一点小东西烘托出这个时代来，比如：有两个姑娘开会来了，一个穿着国产尼龙袜，一个提着塑料袋子，这就交代出时代，这决不是前三十年的人，那时代还没有这些产品。这说明作家的观察要很敏锐，能看到一切新东西。听说以后大学文科入学考试也要考科学，我看这很好。过去，似乎认为文学和科学无关。现在是原子时代，不知道一点科学，有时简直就没法描写它。我的小孩都是学科学的，有学物理的，有学化学的，一到晚间谈天，我就在那里光愣着，“观察”，一句话也插不上。假如有人要求我写一个青年热爱科学的故事，我怎么办？起码得学会几个科学名词吧，我连名词都不知道！现在的人，时代感要敏锐，要看一看世界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东西要多，要像诸葛亮那样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光继承老传统不行，因为老时代没有今天的新东西。但也不要害怕，听我讲了以后就说：这下子完了，要学到什么时候去呀！不，不要害怕，我们要赶上去，做个新时代的文艺战士。前几天我看了一部科学影片叫《益虫和害虫》，宣传保护青蛙和其它益虫。我听了很费劲，说的都是科学书本上的话。既是向群众宣传，为什么要向群众说那样不易懂的话？先解释一下嘛：益虫就是有好处的虫子，害虫就是有害处的虫子，青蛙有些地方叫蛤蟆……。不说通俗现成的话，而照念书本上大家听不懂的话，怎能收到宣传教育的效果呢？这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没有尽到责任，没有考虑到这片子是要下乡的，大量的蛤蟆都在乡下呀！

我们写小说或剧本要创造人。眼睛要老看着人。我们写作的时候，遇到了新的事，新的刺激，就很容物写到别处去了，不管人了，或者写着写着又忽然冒出个新人来。保险的办法是人物要少，写的要透，要老看着那个人。跟这个人没关系的事，无论天好，也要删掉。昨天看了《牛府贵婿》，戏不错，就是人多了些。大媳妇还有点威风，其余几个媳妇都愣着，没有事干，减去两个不好吗？写这件事情必定要跟这个人有密切关系，否则不写。以上谈的就是创造人物。

第二，知道的人多，事情多，知识多，我们就能够想象。想象不是空想，不是幻想，而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材料，重新组织起来。这就是刚才说的，创造一个人，原来也许有一个影子，而并不就是某一个真的人。也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另创造出的一个人。这样做，会使我们笔下的那个人更丰满，更真实，更鲜明。这就关系到写真人真事的问题。写真人真事，如果是一个任务，那就费点力气去写，假如不是任务，那就最好根据积累的生活资料运用想象，重新组织一番。我们现在无论写小说或剧本，往往有个毛病，就是把好多事情一条一条都写上，概括不起来。假如我们会想象，会运用积累起来的那些材料，就会慢慢学会概括。听说现在还有人往南岳进香，很迷信。我们文艺工作者也上了南岳，为的是去破除迷信。假如把这件事用几千字，万把字写成小说，怎么写？如何概括？若是站在山口去数，过去一个、两个、三个……好几百人，怎么写呢？好，假如让我来写这篇东西，我就这样写：从上山的人中选择一位香客，可能是一位老太太，受了封建迷信的毒。再用三言两语形容一下卖茶的，卖香的，把环境布置好。好多人，真热闹，可是表面上热闹，不能揭发人物的本质。若突出写一位老太太呢？便可以深入，写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她还要上山进香。另一方面再写一个代表破除迷信的，社会主义的青年姑娘。她是歌舞团的一员。老太太迷信，姑娘破除迷信的，她们俩就代表了两种思想不同的人物。假如要让情节更复杂一些，还可以把她们的关系处理成母女，老太太一心想上山进香，求佛爷帮她找一个称心的女婿，恰巧姑娘在那里宣传破除迷信，正唱得高兴呢！矛盾就来了。这里既有景，又有情，而且有内部矛盾。这也许用不到一万字就行了，这就是概括。如果要去写几百个香客，可怎么写呢？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把熟识的很多有迷信思想的老太太拼成一个人，把很多我们认识的年轻姑娘，积极服务，思想进步，风里雨里都不怕等等特点，综合在一个女孩子身上，通过上面说的情节，把两个时代不同的人物描写出来，同时还有社会主义教育在里边。我们的剧本往往写的太长，人物多，不易安排，有的人就在台上愣着。最初我也是一点戏剧知识都没有，乱写，以为只要戏里有那么些人，站在台上就行了。后来导演说了，这样根本不行！一个人在那里说话，六个人在那里愣着，那不叫戏！这我才慢慢明白，想法子调动，老是叫两三个在场活动。要想法子布置，不用交代的不交代，跟人物没有关系的事情一概不提，干干净净的。社会上的事错综复杂，只从表面现象去看，不容易抓住本质。

假如写出来的是经过概括的东西，就是像南岳那样大的场合，也可以写得简练，而且可以把人的本质写出来。当然，若有本事，也可以再多写两个人。我们写东西往往贪多贪长，知道的事情，恨不得一下子都写出来；不应这样。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事情多，才能写得简练，才能挑选，适用在哪里就用在哪里。材料存在脑子里，不会像馒头那样过一夜就馊了；它不会馊的，下回写别的东西时还能用得上。不要逞强，认为我知道的事多，一写就写那么长。我们时代是大跃进的时代，工人农民学生都在紧张地劳动、学习，写的东西短小精悍，解决问题，一刻钟半小时就念完了，不很好吗！我们时代的要求就是如此。旧社会里，老头老太太都没有事，听评书或评弹一听就是两个月，《杨家将》，《珍珠塔》，多少部，说上没结没完。大家反正没有事，是有闲阶级，听听书总比吵嘴强一些。真正艺术作品可不应没结没完。以《霓虹灯下的哨兵》来说，它一个晚上就解决问题，使人受到教育。这就非有概括的本事不行。写东西不怕短，不怕小，而必要精。一个艺术作品必定是有机的组织，在戏剧里出了一个人，如果他不发生作用，就感到别扭。《牛府贵婿》里的二儿子是复员军人，他一上场大家就希望他有戏。那个牛老头子保守，落后自私，有这么个军人在家里，一定发生很大的作用。可是，看完了戏，他始终没有事作，要他何用呢？要知道，观众反映非常尖锐，不要说是出来一个人，就是一句话，“天阴了”，大家就会想到要下雨了，因为作者引人家那么想嘛。若是前头说天阴了，后面又叫大家晒被子去，或者是不再交代了，这是什么戏，分明是跟大家闹别扭！戏里不但一个人，一件事，就是一个字，也必定是有机的联系。这是一个极精致的工作，要磨了再磨。不能怕吃苦。这是苦事，快活就是在写完了的时候。

既然是有机的，那就是人和事没有不必要的，人一个顶一个，事一件算一件，字也是一个是一个。假如能够去掉两个人，而无损于剧情，何必多加两个人呢？特别是今天的戏要下乡演出，一大批人马，戏里有五十个人，乐队二十个人，道具用两大车拉，开支大，人家又不好招待，可谓劳民伤财。我们的戏往往是结构松，太长，好多地方可以砍掉。要精练，像古人说的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那样。青年作者，往往怕删改，好容易写出来的又给删掉了！但是，不删掉怎么行呢？删掉不是为叫戏更好些吗？要狠心的删改。要记住，我们的文章是有机的。从一个字，到人，事，景，应当互相汇成一气，成一个单元。这才是艺术品。许多大艺术家也不会写得很快。当然赶任务是另一回事。否则就应当慢慢地磨，慢慢地写。曹禺同志起码要两年才写成一个剧本。当然有人手快，有人手慢，但是不一定要快，更不要草率。

第三，关于语言。我们学习语言，有两个来源：一是书本上的话，一是生活中的话。书本上有两种，一是古代的，一是现代的。两种都要学。古代书本上的语言，即使自己不学着写，也应看看。这有好处，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怎样才能写得简练。古文古诗有这个好处，真简练。作个作家，对古代的书本的语言，恐怕要稍微看一下，能深入就深入。这样就可以了解我国语言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语言在世界上是以简练著称的。简而明，这是我们语言的特色。若是电影里，话剧里，一句话长达几十个字，就不易听明白了。小说也是这样，句长念起来就费劲。我写的东西，不管好坏，话总是要写得简明，有时想起一个长句子来，总想法子把它断成两三句。这样容易明白，有民族风格。念古代的语言可以认识到如何简练。旧体诗多数是四言，五言，七言的，九言就很少了。唱词也有九个，十一个或者字数更多的句子，但仍以七言为主。青年往往从现代书本上学语言，这要留些神。现代小说、剧本的语言，并不一定都很精彩，不要说书本上是那样冗长，就可以照样罗嗦。罗嗦总是毛病。我们应当有这么个愿望，写文章一句应当顶十句、八句用。现在作品中有些句子往往模棱两可，怎样解释都可以。因此，首先每一句要让它明确和站得住。看雷锋日记里的话吧，有高度的思想性，充沛的感情，不知道想过多久，才写出这么一句！我们作品中那样的句子就很少。我们念《红楼梦》、《水浒传》，为什么拿起来老不想放下，不仅是因为它的情节引人入胜，它的语言也能随时给我们以喜悦，随时提高我们的欣赏力，叫人爱不释手。假如《红楼梦》的语言每三回才有一句好的，这部书准没有那么多人爱读。文学作品就是这样的：语言要能让人喜悦、愉快。文学作品为什么会美呢？这不仅因景写得好，人物有性格，事件有意义，同时还有语言的美。我们写完作品，最好朗诵一遍或几遍。话剧总要说些简练明白的话，人家才能马上听懂。小说可以多用些辞藻，句子也满可以长点。但是，自己必须念念，假如自己都觉得别扭，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这很要紧，否则民族风格就不容易突出。有时自己觉得这两个字很形象，以为别人看了也会觉得如此，不一定！念出来就可以知道了。要说明白话，有力量的话，有思想，有感情，叫人拍案叫绝，使人吓一跳。这并不是完全在于辞藻，当然也不必一概反对辞藻。特别是今天文艺为农民服务，道理要讲得深，文字可越浅显越好。这是我们的责任。要记住，写篇文章，总要有好的句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么多年前说的话，我们现在还经常引用，他们是那么有远见，他们的话是传之不朽的。英国人动不动就爱引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语言。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抱负，让我们写出的句子，有长久的生命力。诗人更应当创造这样的句子，“诗”即创造的意思。小说、散文作家也应如此。文艺是要争奇斗胜的，内容，思想感情要好，文字上也要显示出自己的风格来，不是人云亦云的，老老实实的。做人应当老老实实；写文章不应当老实；要锐利，有风格，有力量。语言的创造并不是另创一套话，烧饼就叫烧饼，不能叫“饼烧”。怎么创造？话就是这些话，虽然是普通的话，但用得那么合适，能吓人一跳，让人记住，这就是创造。这要求我们狠狠地想，想了再想。写作的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熟悉社会各阶层的语言，才能按时间、地点、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出那么一个字，一句话。这也正是写作的难处。特别是剧本，一开场人物就出来了，没有介绍开口就说话，是怎么说出来的呢？要很好地斟酌。一句话对了，比十句话还好。甚至一个字“哼”、“哈”，有时比写出一句话还好。语言要有呼应，前面说过的话后面一定要照顾到；要有波澜，可以从各方面来写，一句话有几种说法，不应该老是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若老是平铺直叙，没有风趣，就难精彩。须想出一针见血，解决问题的话。语言写得好坏，是最足以看出一个作家的功夫的。要在最简单的话里显出本事。使用语言，要因人、因地精密选择。记得有一位朋友写一篇东西，男的喝了酒回去，太太不满意，说：“又喝了猫尿啦！”如果是她发了脾气，这就用对了。但从剧情来看，她并没有给他很大的谴责，只是一个轻微的责备。那就应该说：“你又喝了两盅吧？”如果说喝了“猫尿”，那该是发脾气，拍桌子，要打起来了。大概是这位作者听到北方农村有把酒叫“猫尿”的，就视为珍宝，非用上不可，结果却用得不是地方。作品的语言要丰富，但勿乱用，要审慎选择。下乡学到的话，要考虑怎么用，让人听起来很顺畅合适。这套功夫很不容易，得认真地练，这是基本功，非掌握不可。我建议写小说的人也写写诗，写写剧本。不写诗，就不知道什么叫简练；不写剧本，就不容易知道什么叫做结构精密。作家是要懂得这些和有这种本事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载一九六三年《湖南文学》十一月号

文学修养

我每月都接到几封青年们的来信，问我什么叫作文学修养。

有的来信中，偏重写作的技巧，仿佛认为写作技巧就是文学修养。

首先就须指出：文学修养包括着写作技巧，写作技巧可不是文学修养全部。不要以为学会一些技巧便会创作了。老年间的秀才、举人，都在写作技巧上受过严格的训练，因为科场里的诗文程式必须严格注意，试卷上写错一字一笔就必落选。可是，大多数的秀才与举人并不懂什么叫文学，也没创作出什么有价值的作品来。可见，专凭技巧不能算有文学修养。

诗文有了一定的格式和一定的技巧，就必然限制了创作自由；一来二去，文学就衰落下去，而文人们成为诗匠、文匠，多数的秀才与举人老爷们即是。

写作技巧至少包括三方面：语言的运用，描写的能力，和作品的结构。

这三者都不可孤立地看成只是技巧问题。语言与生活分不开。生活丰富，语言才会丰富。脱离生活，即只能写出干巴巴的八股滥调或学生腔，不能独具风格，创造语言。描写能力也如此，没有生活即无可描写。没见过工人的，没法子描写工人；没见过高山大川的，也无从描写在高山大川。想像，甚至于幻想，须有各观的真实作基础。没有飞鸟，人便想不起飞机。描写人物与事物不是记流水账，而是使读者更深刻地认识人与事，感到亲切，受到感动。这样，作者必须有丰富的生活，观察得既广且深。不去生活，不多接触人与事，而只向别人讨教怎么描写，就好像自己不肯入水，而要学会游泳。至于作品的结构，的确是因形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电影剧本与话剧本不同，话剧又与小说不同，应当学习。可是，主要的东西还是内容。没有内容，虽有结构也无济于事。八股文章最讲究结构，而没有什么内容，所以空洞无物，没有艺术价值。结构不过为是帮助把内容安排得严整完美，表现得富于故事性与艺术性。我们不能离开内容去考虑结构。有的作品，结构虽欠严谨，而内容极为丰富，便仍不失为好作品或伟大作品。有的作品，专讲结构，而内容贫乏，虽很见功夫，但难以伟大。内容更重要，虽然结构也须注意。话又说回来，生活丰富才能使作品内容丰富。“秀才不出门”，所以只会作空洞的八股。

这样看来，写作技巧原来也离不开生活。

不错，我们的确能够从学习古典文学与当代名著，得到一些技巧上的窍门。可是这些窍门并不能给我们解决一切问题。我们是要“创”作。既要“创”作就不能照猫画虎，只求跟范本差不多。大家若都用同样的技巧去写作，便无创作可言了。

文学修养包括着写作技巧，而写作技巧又离不开生活，所以生活是文学修养的重要部分。离开生活，专谈技巧，文学创作便会僵化，写不出活生生的语言，描绘不出新人新事，也不敢别出心裁，以结构配合内容，有所创造。

有修养的作家必是生活丰富的作家。

所谓生活丰富是不是指眼界宽，看的多呢？是的，看的多有好处。不过，只看别人，作一辈子“视察员”，还不能解决问题。作家得有自己的生活。看别人怎么生活，能够丰富我们对人的了解。可是，只有自己也去生活，对人的了解才会深刻。因此，我们第一须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第二要在生活中表现得好，即使写不出好作品，仍不失为好人。文学修养包括怎么作人。这就是说，我们得先作个社会主义的人，而后才能作个社会主义的作家。

有的古人，人品不好，而写出了不坏的作品来。是的，确有此事。可是，要知道，历史并没有饶恕他们。历史上记载下来他们的坏事，遗臭万年。他们的作品并未能抵消他们的罪名。还要知道，并不是因为人品坏，他们才写出好作品来。恐怕倒是有了作品，名利双收之后，他们才腐化了的。再说，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若没有社会主义的道德品质，我们就好坏不分，香臭不辨，不知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与坏蛋之所以为坏蛋，我们怎能创造出社会主义的人物来呢？

文学修养必须包括思想。要不然便解决不了为什么创作这个问题。前面提到过的秀才举人们，大半是为了升官发财，才下苦工夫学习写作。个人名利就是他们的中心思想。这样的人一旦真作了官，很难不是贪官污吏。

谁都知道，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社会主义。那么，作家而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还是为个人名利而进行创作，怎能对头呢？我们必须首先看明白，我们的创作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并不是为自己求得名利。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的创作泉源，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是我们创作的首要的作用。

这样看来，生活经验、社会主义思想与道德品质、写作技巧，和文学知识都凑在一处，才能算是文学修养。有这样的修养，才会有劳动热情，因为热爱劳动是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一种表现。它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在进行创作的时候。

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每一个公民都要有修养。生活、思想，与道德品质是共同的。知识与技术则随人而异。一个会种菜的农民须有种菜的知识与技巧，正如一个作家须有文学知识与写作技巧。这些知识与技巧都是宝贵的，作家不应重视自己的那一份，轻视菜农的那一份。没有人种菜，作家就没有青菜吃，这与农民缺乏读物的问题同样严重。作家不该狂傲。

所有的公民都须有思想上的与道德品质上的修养，这才能把每个人的知识与技术都用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上。谁专靠知识与技术，而不管思想上的与道德品质上的修养，谁就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作家也非例外。

总起来说：专凭技巧不能写出作品来。

作家必须有生活。所谓生活，不是闭户读书，埋首写作，永远不关心国事、天下事，而是和人民生活在一起，跟人民在一起劳动。这样积累起来生活经验，再加上文学知识与写作技巧，就能写了，会写了。

为什么写作呢？写什么呢？为谁写呢？这都决定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与道德品质。思想上与道德品质上若有问题，一个有些文学知识与写作技巧的作家可能堕落为右派分子，不但不能帮助社会主义的建设，反而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破坏，自绝于人民。这很可怕。

因此我们就要说，文学修养是全面的，复杂的，我们切勿以为得到一些写作窍门便能成为作家。文学修养当然也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得到的，青年们切勿着急。人都是由年轻慢慢活到中年与老年的，不管怎么着急，我们也不能忽然由二十岁跳到四十岁去。文学修养也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一着急，就必去找捷径，捷径会使人走迷了路。看吧：有的初中学生放下别的功课，一天到晚抱着两本小说，想成为小说家。这很不对。一个小说家要有极丰富的知识，好，您连该学的地理、历史、算术等等的基本知识都扔在一旁，怎能成为小说家呢？再说，一个小说家必须有丰富的人生经验，那么，一个初中学生的人生经验就还很少，不够写成一部小说的。即使这部小说里只写学校中的人与事，也未见得就能出色，因为生活经验很少是完全孤立，与别的人别的事没有关系的。今天的学校生活必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学校生活的意义。我们可以用学校里的事情为题，练习写作，但不该把这种习作就叫作创作。一个十四岁的学生在不耽误功课的条件下练习写作是可以的，但是要知道，到四十岁才开始创作也并不算太晚；世界上有不少优秀的作家是到了中年才开始进行创作的。

在咱们的社会里，有文学修养的都不难成为作家，因为咱们比资本主义国家里有更好的创作环境与条件。可是，咱们必须先要求自己储备文学修养，从思想上、道德品质上、生活上、文学知识上、写作技巧上，以及劳动习惯上各方面装备自己，而不该主观地在一切还都空空如也的时候就决定去作作家。这样主观地下决心很容易放弃一切，轻视一切，而废寝忘食地去找写作窍门，去写稿子。这样死干，既有损于健康，也得不到文学的全面修养。既无全面修养，就认不清创作的崇高目的，而只求发表作品，名利双收。于是，幸而发表了作品，便以天才自诩，更无须注意什么思想与道德品质等等重要问题了。这样的“成功”，十之八九会毁坏了自己，有右派青年作家为证。若是作品发表不了呢，便会满腹牢骚，怨天尤人，甚至连社会主义也要反对。因此，我看哪，较比合理的办法是先给自己储备下全面的基本文学修养，再去作作家，作了作家之后，再力求全面进步，成为更好的作家。这样的人即使始终作不成作家，仍不失为社会主义社会里有用的人。反之，在生活与思想等等方面毫无准备，或只准备下一点文字技巧，便非作作家不可，是会有危险的。

文学修养，再说一遍，不专指写作技巧而言。文学修养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得到的，不要着急。记住：功到自然成，欲速则不达！

载一九五七年《文艺学习》十二月号

文学语言问题

同志们：

很惭愧，没有能够很好地准备这个报告，因为实在是太忙。

大家对我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有我能够回答的，也有我不能够回答的。我就尽我知道的来谈一谈。当前报纸语言中存在哪些缺点？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这样来回答：我感到就语言这个问题来讲，现在我们的报纸有很大的进步。我们的许多报纸比起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来起码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报纸的语言还没有十分形成一种新闻笔调。在西洋搞文艺的人就分成两种：一种是真正的作家，一种是新闻记者。新闻记者也可能进行创作，也可能写出一本戏剧、一本小说，但是，他们的新闻笔调却是他的致命伤，他很难由一个新闻记者变成一个作家。这就是吃了新闻笔调的亏。

什么叫作新闻笔调呢？

就是写得很肤浅。什么事情都只写上几句，对人物思想、感情缺乏深入的分析，甚至很庸俗。一般地说记者总是报道一些专业的东西。有的人专报道运动，有的人专报道工业，有的专门报道戏剧。他们对这些专业是熟悉的。如报道戏剧的虽然他并不懂得艺术。但是他们对艺术的某些专用名词和术语是知道的。因此，他们写出来的文章充满了某些专业术语和名词，充满了假充内行的气味。让人家看起来，有的时候看不懂，有的时候看了感到非常讨厌。在西洋，一本小说，一本戏剧，如果被批评有新闻笔调，这个东西就很糟。就意味着没有深厚的感情，没有什么高深的思想，品格不高，所说的话都是老一套。

我们的新闻界比他们要好，我们没有十分形成新闻笔调。但我说没有十分，大概还是有一、二分。在回答报纸语言中存在哪些缺点这个问题时，我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的缺点。那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我们报纸上的语言就很贫乏。凡是说到火光时，必定说“火光熊熊”。凡是说到天刚亮，必定说“天空已作鱼肚色”。我们的记者都有这一套修辞，大家都是这样用，所以看起来报纸上的语言是很贫乏的。本来记者是想使文章漂亮些，但这种人云亦云的修辞，很庸俗，不仅不能使文章增色，反而让人一看见就够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毛病。

第二点，就是文章有一个套子，比如写访问记吧，总是先说天气，然后说小院子，然后说主人出来和我谈了些什么话……。不管是访问这个或那个人，文章的结构总是不变的。

第三点，就是文字累赘，不扼要、不概括，一写就是很多字，很多话，其中有很多是不必要的废话。没有抓住要点，没有用最动人的、生动的词句表现出来，使人得到一个深刻印象。所以，我说不够扼要，不够概括。

跟这个缺点相反，有的时候表现虽扼要，很简洁。但是又缺乏生动。比如，苏加诺总统来了，吴努总理来了，但是从我们的报纸上看不到贵宾的形象。在我们的报道上总是说：欢迎者万人夹道欢呼。至于苏加诺总统长得什么样，那就只好看照片。这就是缺乏报道的文艺性。在报道中只是描写了欢迎者有多少万人，怎么热闹。这样贵宾看了就不会高兴，因为这里表现了大国主义思想。只描写我们自己。没有描写客人。这种缺陷，就使我们的报道不够生动。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有时候文法不通。这当然是比较少的现象。有时报纸上也出现一些记者自己生造的词，像“但却”这样的词，自古以来没有人这样用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记者的发明，但是今天的报纸上还有这样的用法。今天我们讲语言规范化，就不应该这样用。

这几点是我想到的我们报纸上存在的一些缺点。

现在就谈第二个问题。

新闻工作者应该怎么样来加强文学语言的修养，改进报纸的语言？

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一般的说一说，我们不能够专讲记者的特殊修养，因为我没有作过记者。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是同行，因为我们都是语言的使用者。我写东西用语言，你写东西也用语言。从这一点来谈，那么语言的使用者进一步就应该成为语言艺术家。将来国家颁发勋章时，一定会有语言艺术家这样的称号。

一般来说，我觉得报纸上的语言有些贫乏，干巴巴的。现在的作家也有这样的毛病，我们的文学语言（包括新闻语言）是太单调了。特别是我们今天讲“百花齐放”，那么我们语言使用者就应该在语言使用上作到“百花齐放”。因为语言是我们的工具，尽管语言是一样的，尽管个人都是报道某一件事情。但是十个人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是十个样子，这就是我们在语言上表现出来的“百花齐放”。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愿望。我们作者写东西，记者们写东西，在语言上应该表现出“百花齐放”的精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要作到这一点，就需要下一番功夫。

首先，我们应该学习一点古人的语言。我们是使用语言的人，语言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能说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全是解放之后创造的，就没有一个古代的字。事实上，在我们的口语里有很多具有表现力的古代的话，这是当然的，因为语言是从人类历史上发展下来的。我记得“五一”节的时候，彭真市长在天安门上讲话的时候用了“兢兢业业”四个字。这四个字，不是今天创造的，而是老话，是一句有表现力的成语，很难找到相同的字来代替。还有我们平常所说的“各有千秋”这句话，也就没有别的恰当的话可以用来代替。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你半斤，我八两，咱们各有长处，各有短处，所以我们两个人相互之间就不应该存有任何歧视。这样的解释就麻烦了。一个作家，一个记者就要使自己的文字简练，因此像这些词我们就要用。我们学一些古代的语言，学会把这些有表现力的而且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词运用起来。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有些读者说我们不懂得什么叫作“各有千秋”，怎么办呢？据我看，读者有权利要求我们少用这类词，但是，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也有权利要求他提高文化。做一个现代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应该不知道这些字的意义。所以，他有权利质问我们，我们有权利质问他。我们也是“各有千秋”，谁也不能压制谁。他自己看不懂的时候，他应该有责任提高自己的文化，查一下字典、学习学习这类的词。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必太害怕，只要我们不是故意渲染自己有学问。如果为了故意渲染自己，乱用某些陈词滥调，那是不对的。像“平分秋色”、“兢兢业业”、“战战兢兢”、“各有千秋”这些有生命力的词，本来是在人们口头上长期保留下来的，我们为什么不用呢？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我们不可以渲染自己的学问，渲染自己学问的文章永远不会是好文章。而这些从古代遗留下来的好东西，我们是有责任来继承它的。

另一方面，今天我们的词汇贫乏，语言单调，是因为我们缺乏对古典作品的涉猎。古人留下来的东西总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从这里面学习，可以使我们认识我们语言的特质。我们今天不会运用语言，就是没有充分了解到我们语言的特质。因此，就没有很好地发挥我们语言所有的美。我们写得不够美。如果我们念一首老诗，我们就知道古人作的诗，真是把我们文字所有的潜力都发掘出来了，这点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古人语言的概括力是很强的。当然，现在与过去的情况已有不同，古人写诗是用文言，而我们今天写东西是用白话。我的意思不是说让我们放弃白话不用，而是说古人这种概括的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春风又绿江南岸”这句话的“绿”字在原稿上换了好几次，原来是“入”字，以后又改成“过”、“到”、“满”，最后用了一个非常通俗而又有概括力的“绿”字。这一个字就可以表现出草发芽柳色青，包括着春天带来的很多形象。我们今天写东西固然没有这么多时间去推敲。同时又因为我们写的多是散文，也不同于写诗，但是这个方法，是应该学习的，这个愿望是应该有的。这样就可以纠正我们随便用词的毛病。

我们用字的毛病是概括力小，不能把所写的一件事情准确地说明，古人用一个字就概括很多事情。我们的语言应该精简一番，看谁写的字最少而概括的东西最多。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如果能看一些古典作品很有好处。我们不要怕古典文学，不管是李白的，还是杜甫的，懂得的就念，不懂的就放在一边。其实尽是典故的就不是好诗，好诗是明白易懂的。我们需要读这些东西，但也不必用太多的时间，吃太多的苦头。

还有比如“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里的“闹”字，对老干部说是特别亲切。如老干部“闹革命、闹肃反”、闹“三反”呀！但是没有人想到在这里用“闹”字。这个“闹”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春天来了，蝴蝶、蜜蜂都在杏花枝头嗡嗡的乱飞，所以说“闹”。在这里没有说明蝴蝶乱飞，蜜蜂嗡嗡叫，可是读起来就有这种感觉，这就是文艺。这就是古人用字的概括能力。所以，古人说一字值千金就是这个意思。一千多年以前所写的东西，直到今天还是我们文艺里的珍宝。

我们作新闻工作的同志应该学习这种本领。我们现在尽管用现代的语言，但是这种方法是值得学习的。我奉劝大家买一本旧诗，李白的、杜甫的、白居易的都可以，不必专门去下功夫，可以在睡觉的时候经常哼两首。这些书印的字大，近视眼也看得清楚，真正地背上几首，这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古典作品声音美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因为我们的语言有一个特质，是有声的语言。这点在很多国家民族语言里是没有的。中国的汉语是有声的。如北京话就是四声。将来用拼音字后可能会把声消灭了。但那是将来的事，一时是不会被消灭的。在散文里可以把声音的美表现出来，诗就更不要说了。诗是非常严格地要求具有声音美的，它每句一定要把平仄列起来。你念一篇旧诗、旧词，就能充分明白中国语言声音的美。昆曲唱起来所以那么好听，就是因为昆曲对声音的要求很严格。

现在尽管我们是写散文，但是对声音的美也应该注意。我写散文看起来好像非常随便，但是我并不是随便写的。比如，我写散文上一句是用“了”字落句，因“了”是仄声，第二句我就要用平声。这样的白话文念起来就好听。侯宝林的相声很好听，就是因为他语言声音的美。有的同志感到平仄声非常难分，其实并不难。凡是可以拉长声音的就是平声，不能拉长声音的就是仄声。像“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这副对联就是有平仄声的。“事”字是仄声，“祥”字是平声。老百姓都能够分出平仄，我们怎么能分不清楚呢？在散文里注意运用平仄声，念起来就会好听。还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样的话在京戏里念起来就好听，如果不注意平仄，念起来难念，听起来也不好听。所以，无论在诗词或者曲艺里都要发挥这个优点。当然我们不必要严格地遵守这种格式，但是如果能运用上声音的美就会使你的散文漂亮得多。有很多人说，白话文不能念。这是不对的，因为写的人没有注意语言声音的调和，所以不好念。好的话剧台辞、好的相声，还有好的京戏中的道白，都是把平仄安排得调和，所以说起来念起来都很好听。

向古人学习语言艺术，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对仗。什么叫作对仗呢？

在上面所引的那一句诗，就是一种对仗。详细的分析起来：烽火、家书都是名词，连和抵都是动词，三和万都是数目字，月和金又都是名词。这种语句的对称和词的对称就是对仗。有人认为在白话文里不容易写出对仗，这是不对的，白话文不需要严格的讲求对仗，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点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有好处的。这样就可以使文章挺拔，有力量。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你要随随便便，我就马马虎虎”，这样就对起来了。再比如，“你觉得你说的是顺口成章，我觉得你说的是胡说八道”。这样又对起来了。我们写白话文，不需每一句都对仗，只要在一段散文里有这样一两个句对仗，就可以使你的文章增加色彩和力量。

再一个要注意的是音节问题。

今天我们的白话诗、散文、歌词，都吃了不知道语言音节的亏。“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分成两节的。七言诗则是分成三节。“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种音节不是偶然作成的，而是按照语言的本质创造出来的。我们了解了音节，作歌词就方便多了，就不至于音节没有。

在作散文的时候，因为音节的关系，不要把句子造得太长。长句是我们现在的通病。当然有时候长句子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写的东西和古代不同，有许多新的道理，往往因为逻辑性的关系，非长句子不能说明。但我总是不愿意作长句子，长句不易掌握音节。如果能把长句分成两三个短句，这样就能保持语言音节的美好。

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念翻译的东西呢？就是原文句子很长，翻译时不能不忠实于原文，结果长句很多，念起来很头痛，念到后半句，忘了前半句。

我们在古典文学中看出它概括的力量强、声音美、对仗美、音节美。当然现在白话的语言构成和古代不同，不能完全按照文言诗、文言文来写，但这些东西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语言的参考。第一，古人不是随随便便就那样写的，它是经过加工又加工；第二，这些传统的优点的确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本质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写的东西不美，在文字上存生着许多缺欠，结果我们的白语诗白话文没人喜欢念，很难让人背诵下来。古诗因为容易念，反而倒能使人背诵一些。

我们还可以从民间文艺学习。民间语言更易学。古诗古文是用文言文写的，而民间文艺是用现代语言写的。就拿曲艺来说，它是承继了古典传统，而又发展了。比如七言诗，是三个音节，鼓词往往也是三个音节，但在字数上可以把它发展为由七——十三个字，有时到十七、八个字，句子可长可短，音节还是三个，如“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就是一个例子。民间的曲艺的句法可七个字一句，也可十个字一句。把严格的诗的规矩打破了，但把语言的音节的美留下来了，所以说是一种发展。学一学这个，对我们也有好处，继承传统可以用白话。可以从民间曲艺学习怎样继承古典传统的方法。

古诗用韵，民间文学用辙，这样把古诗里的声音的美发展了。用韵有韵书，比如诗韵里，平、明、冬、红不在一个韵，不能串起来用。民间文艺不管这些，、就归一个辙，冬（）明（）后面也是，也可归并在一起。这就容易得多，简单得争了。

古诗的音节就是这样——扩大了，发展了，这也值得我们学一学，让我们相信：人民会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的，是会用自己的语言把它发展起来的。

拿散文来说，相声是最难写的东西，因为相声的语言是要一碰就响的。侯宝林说相声，一张嘴听的人就笑。假如我们上去，一个笑话解释半天，谁也不笑，那就完了。他把语言摆得那样好，“皮薄”，一听就笑。说相声是要在语言上下功夫的。听听相声对写文章很有帮助。如果你的相声写的罗嗦，尽是废话，说起来一张嘴人家不笑。你非要求人家笑：你笑吧！那就糟了，就不配作语言艺术家。

我们应该向民间文艺学习，这样知道的东西多了，用起来也就会多种多样。现在我们肚子空，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也只能是贫乏、单调。但是语句结构上的重复有时也是必要的，读者的耳朵非常灵敏，假如不是必要的重复，如戏剧的台词，在第一幕写了这句话，第二幕又重复这句话，观众马上就会听出来，这是不必的重复。

现在青年人写文章就是单调，就是只知道那几个词汇，没有办法选择。所以我们要积累词汇。现在什么事都用“搞”字，连吃饭都说“搞”点饭吃，这样的用语言是不行的。这是一种词汇贫乏的表现。

怎样向人民学习语言呢？

向人民学习语言，我们有个毛病，就是拿笔记本去记工人农民说的话，回来不管在什么场合就用上。这就叫做学习人民的语言吗？这不对，因为每句话，不管是谁说，总是在某种场合下才这样说的，是表现一种感情、一种思想的。所以拿笔记本记人家的话是很不妥当的事，这不能抄袭。学习人民的语言，是学习而要看人家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的，包含着什么思想感情。单纯的记语言，那是没有用处的。听人家用这句话很好，把它记下来，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再用这句话，而不是不问在什么情况下表现工人、表现农民时都用这几句话。好多记者下工厂、下农村，只能单纯地记工人农民说的话，那是不会有创造性的。

我们学习人民语言，学多了，然后就会加以选择使用，在这个场合用这句话，在另一个场合就用那一句话。不要把语言和生活分开，如果那样是不会学得好的。学习人民语言不是为了点缀文章，搁上两句不相干的话，而是为了更真实地表现生活。

运用术语也是这样。蹬三轮车的工人有许多术语，木匠也有许多术语，把它记在笔记本上是很好的，但只是这几句术语不足以表现三轮车工人和木匠的生活。在某个时候、某个场合写上一个术语是好的。但主要还是注意木匠在什么时候说那个话，表现了他的什么生活，这是最要紧的，不然术语就只成为一种点缀，与文章内容没有多大的关系。

现在我们讲语言规范化，不是那样严格的不准用土话，用土语也应该有选择。这个土话的确有表现力，是普通话所没有的，应该把它升为普通话，是可以用的。不是凡用土话都好，都有特殊色彩。现在各地方言不一，如有的叫“油条”，有的叫“油炸鬼”。对“玉米”，也是这样，如有的叫“玉米”，有的叫“棒子”，将来要有规定的。如果统一规定叫玉米，你要用“苞谷”、“棒子”又有什么表现力呢？你想表现北京的地方色彩写“油炸鬼”而不写作“油条”，这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写“油炸鬼”不写“油条”并不能表现北京的特点。

真正有表现力的方言土语是可以用的，但用时要慎重考虑。比如《龙须沟》里的北京土话很多，的确有表现力，但另一方面损失很大，广东等地就没法上演，这就限制了宣传作用。另外，在《西望长安》里我尽力避免用土话，几乎百分之九十是普通话，这个剧本虽不算好，但在全国各地都演出了。

这样看，我们应该让语言规范化，少用方言土语。只要这句土话的确是普通话里没有的。而它又有表现力的，可以用一些，不一定完全不用。如果把生活了解得透彻一点，就用普通话写，也一样有表现力。反之，就是专门用土话，也不能使文章别具风格。

附带说一下，我们要多学、多练习写，这是最要紧的。不要认为记者不能写鼓词、白话诗、小说、剧本，练习写得越多越好。我什么都写，什么都写不好，但我觉得写过话剧再写小说的时候，笔底下就特别精练。因为剧本上说话要精练，不能有不起作用的话，所以再写小说就不至于犯冗长的毛病。多写诗，那你的语言又比写剧本更精练了。诗就是用几个字来说明很多事情，如刚才讲过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就包含着在离乱的时候，道路破坏了，送信的过不来等等，诗只用十个字，用不着细说，就什么都有了，不但说出了整个离乱的情形，而且还深深的激动着人们的感情。过去在军阀统治的时候，经常打仗，一打仗信就不通了，念念这句诗，特别受感动。

不论练习哪种形式，都会对你的学习运用语言有好处。写了诗不一定发表，我现在早晨起来常常写点旧诗，但从来没有发表过，有时写一句两句。我是个作家，应当天天磨练我的工具，我是生活在这里面的。

要练习写，发表不发表没有什么关系。要学着写各种形式的文章。不一定要把旧诗写好，但你练习写过旧诗，就会把散文写得更简练，功夫是不欺人的。尽管怎样忙也要天天拿笔，不要没任务就拉倒，那就不够作作家的资格了。

写各种形式的东西，这很有兴趣，练习一下才可以知道。

你学着写一篇古文，写五十个字，再拿出柳宗元的散文来看一看，欣赏一下人家的东西，才更觉得人家是写得好，才感到这篇东西要是我自己写就得用两万字，人家只用了几十个字，这是人家的本事，不尝试尝试是不知道的。

杜甫的诗很好，“家书抵万金”，这个“抵”字是怎样想出来的！我们总说值万金，如果用“值”字，这样的声音之美没有了，力量也没有了，这就是杜甫的功夫。说杜甫是诗圣，这不是瞎说的。“晴天养片云”，这个“养”字，就表现了夏天长久不下雨，今天来了一小片云，人们总是希望它慢慢地扩大起来好下雨，在这里用了个“养”字，就表现了人们希望这片云大点，再大点，下点雨。而我们只知道“养”孩子，不知道“晴天养片云”，所以我们是我们，杜甫是杜甫。

我们多练习练习就知道别人如何运用语言，就知道创作的道路。现在许多人被语言管住了，它倒成了主人，一篇文章末了必须“为××而奋斗！”不写奋斗行不行呢？

还有个问题：报纸的语言既要真实、简练，又要艺术、通俗，它们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呢？我想这是没有矛盾的。如果有，那是人们的一种成见，人们总以为艺术性就是“细水潺潺”，“火光熊熊”，俗话就不艺术，不是的。

我用白话写东西，一篇小文章要改很久，有人催我的稿子，要我写快些，我怎么写得快？写一千字要改两天，就是要改去庸俗的字。粗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一考究，原来写的很多俗字，如“鱼肚色”、“潺潺”、“熊熊”等等。经过修改，末了就全没有了。文章语言好像淡如清水一样，这才是艺术。你堆了一堆辞藻，好像很艺术，其实真是不艺术！

“养片云”的“养”字，谁都知道，这就是艺术性。他没有说“产”片云，没有说“孕”片云。而用大家都明白易懂的“养”字，就有艺术性。“春意闹”的“闹”是最通俗的字，“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也都是最通俗的字，因此才能表现出那么强的艺术性来。

真实、简练、通俗、艺术，这都是密切联系着的，真实不妨碍通俗、艺术。我们为什么珍视民间文艺，因为它通俗又有艺术性。这里没有什么矛盾，不要以为把字典、辞源拿来抄了好多华丽辞藻就是艺术性。

该用文言字的地方可以用文言字，但不要故意用它，能用现成的谁都知道的字，表现出顶深刻的思想内容这就叫做深入浅出。

毛主席写的文章，都是说国家大事，写得那样幽默、通俗。能说这不是最好的文章？能说没有艺术性、思想性？不能这样说。毛主席的文章是有高度艺术性和思想性的。

我们要写得真实、简练，也要通俗。这不是那种做作的通俗，一句一个他妈的，并不就是通俗。我们念一念陶渊明的诗是有很大益处的，全是平淡如水的东西，一个生字不用，老老实实说自己的感情，但是很深刻。柳宗元的散文也是这样。

最后，希望在百花齐放中每个人能够写出自己的风格来。就是说我们下了功夫，有了雄厚的资本，但运用还要用得灵活。所谓好文章，也不是每句都有创造性，只要用的字都通俗、都妥当、都正确那就是好的。一篇文章不可能每句都精彩。梅兰芳先生唱得好，但也不能每句都叫好。写文章也是这样，都写得平稳、明白、清楚，有一两句精彩的就很好了。要是唱戏每句都叫好，那就累死了。

要写出自己的风格来，就是说用一个字、造一个句是你自己独创的。要看风格不仅表现在语言怎样说，同时要看一篇文章完整不完整，例如让你写一篇到飞机场迎接贵宾的通讯，这篇东西你怎样设计，你怎么看这件事，都表现着你的风格。如果单就一句一句分开看，就不能充分表现某人的风格。风格是整体的。你写的一篇东西，人家一看就说这是你的风格，这就是说通过你写的东西让人家看出了你是怎样思想的。念了《三里湾》，就认识了赵树理。每句话有自己的说法，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风格。

写每篇东西都一样，要有写出自己风格的愿望。比如去访问一个人，总是写天气怎样，有个小院子，进到院子里面有许多花草……，这是没有风格，是不需要这样写的。如访问齐白石。齐白石是个九十多岁的、农民出身的老画家。我们写的时候不一定要描写他的小院子，要想到他是个农民出身的老画家，农民的气质表现在哪里。写东西要有自己的设计，不是每个人的院子里都有花，都要先写花，如果都写花，花就成了主要的东西。要把表现他的家庭情况和这个人的生活、思想结合起来，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自然就和别人不同了，让人家感到这是你写的，真是“文如其人”。现在我们的人好像都长得一样，因为我们的文章都是一样的。

我们下些功夫，在百花齐放中写出自己的风格来。

我想记者们为了实现“百花齐放”，起码应当有个志愿，写东西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自己的写法。

载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新闻与出版》第十期

文章别怕改

文章别怕改。改亦有道：谨据个人经验，说点不一定是窍门的窍门儿。

改有大小，先说小改：写成一篇或一段须检查：有无不必要的“然而”、“所以”等等，设法删减。这种词儿用得太多，文笔即缺乏简劲，宜加控制。

往往因一字一词欠妥，屡屡改动，总难满意，感到苦闷。对此，应勿老在一两个字上打转转，改改句子吧。改句子，可能躲过那一两个字去。故曰：字改不好，试去改句。同样地，句改不好，则试改那一段。此法用于韵文，更为有利。写韵文，往往因押韵困难，而把“光荣”改为“荣光”，或“雄壮”改为“壮雄”，甚至用“把话云”，“马走战”来敷衍。其实，改一改全句，颇可以避免此病。

泛泛的形容使文章无力，不如不用。文字有色彩，不仗着多用一些人云亦云的形容，那反叫人家看出作者的想像贫乏。要形容就应力求出色，否则宁可不形容，反觉朴实。

有时候，字句都没有大毛病，而读起来不够味儿。应把全文细读一遍，找出原因。文章正如一件衣服，非处处合适，不能显出风格。一篇文章有个情调，若用字造句不能尽与此情调一致，即难美好。一篇说理的文章，须简洁明确，一篇抒情的文章，须秀丽委婉。我们须朝着文章情调去选字造句，从头至尾韵味一致，不能忽此忽彼。尽管有很好的句子，若与全篇情调不谐，也须狠心割爱，毫不敷衍。是呀，假若在咱们的蓝布制服上，绣上两朵大花，恐怕适足招笑，不如不绣。

以言大改，则通篇写完，须看看可否由三千字缩减到二千字左右。若可能，即当重新另写一遍，务去枝冗，以期精炼。若只东改一字，西删一句，无此效也。初稿写得长，不算毛病。但别舍不得删改。

还须看看文体合适与否。本是一篇短文，但乏亲切之感，若改用书札体，效果也许更好，即应另写。再往大些说：有的人写了几部剧本，都不出色。后来，改写小说，倒成功了。同一题材，颇可试用不同的文体去试试。个人的长处往往由勤学苦练，多方面试验，才能发现，不要一棵树吊死人。

载一九六一年《上海文学》七月号

我的几句话

听了同志们发言，得到很大好处，可惜前两次因故没来，损失不小。近来的确是头昏得厉害，未能出席，不是逃学。其中也有那么一点心思，就是怕田老叫我说话。我“凑”过一些剧本。到今天还是不会写。今天约的都是专家，我很怕说话，只好乱谈吧。

去年大家太忙了，没工夫座谈。今后希望这样的会多开，哪怕规模不大，小点也有益处。我这几年学写戏，老是写不好。天才有限，这是没法的事儿。我可是相当努力，没闲着。问题是作为写戏的人，没生活在戏剧界中间，这是最大的缺点。舞台美术等等我都不懂。看过一出戏，你要问我印象如何，演得怎么样，我说不出内行话。只能说谁演得好，谁看着别扭，如是而已。大家若能经常接触，你知道的告诉我，我知道的告诉你，彼此充实，交流经验，那就好了。我有时到“青艺”和“人艺”去看排戏，就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样的座谈确实重要，写的人很需要大家帮助，否则就是关门写戏，写不精彩。我拥护今后常有这样的会，我有工夫，必来。也有个要求：别让我说话。（众笑）

这二年戏剧有很大的成绩。不过，从我个人说起，一方面想写，一方面又怕写，有些胆怯，束手束脚。不只是写的人，恐怕导演、演员都有这么点。我们赶出了不少戏来，固然很好，但似乎不那么惊人。记得过去在重庆时候，看过些好戏，觉得很惊心。幕一拉开，喝！真漂亮！比如说，看到郭老的《屈原》，真觉得好！那时候看话剧真是高兴。现在去看戏，我有点怕拉幕：惟恐我家什么样，台上也什么样。（众笑）有的还不如我家好看呢。（哄堂大笑）不惊人，就让人看着不过瘾。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戏都这样，可是有的戏确是幕拉开，寒酸得很，灰溜溜的。我们写的人，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工作者都应该凑到一处，一齐卖把力气，因为光是某一方面勇敢，也勇敢不出好戏来。比如说，作家很大胆，有所创造，若拿到剧院里，减去了十分之五，（众笑）到舞台上又减去十分之五，岂不什么也没有了么。（众大笑）让我们都有点浪漫主义精神吧！去年大跃进，戏多，成绩很好，但浪漫劲儿还不够。大家努力赶活儿，见面一问：你演多少场？五百六十场。好，我们演一万二千场！（众笑）这样的干劲很好，但艺术的精致好象受了点损伤。今天我们的干劲还应该那么大，但各方面应齐心协力，让戏拿出来比去年更像样子。

我们的戏剧、戏曲的确是多种多样。但往往一个剧种有一出好戏，就让别的剧种拿去。这一方面说明缺剧本，一方面也说明似乎爱拿现成的。这样不容易演得出色。一个剧种，比如川戏，有多少年代的传统，有自己的表现手法，与技巧上的特色，简直可以说，它和别的剧种有先天的不同。别的剧种硬搬川剧不行。川戏的小生表演得那么细腻，那么美，京戏小生就另有一套。应当是看到人家小生的表演，再看看自己的小生演法，吸取优点，揉合成自己的。这样互相观摩，便绝对有用。若看见别人有一出好戏，我也照样拿过来演，就似乎有问题。我们得要求自己独创。别人家的好东西，我们也拿来演，固然不可厚非，但因为拿别人的而把独创性丢了，就不大好。如果戏曲硬学话剧，文武群臣都摆好了才拉幕，便没有什么威风。京戏原来是四个或八个大将先出来，然后上大帅，看着就有威风，有气派。我不是反对必要的拉幕，连京戏如有必要，也可以拉幕。但祖先创造的好东西，不能因学别的剧种而丢掉，丢掉了是一种损失。有独创，才能交流。要是大家都一样，京戏和话剧一样，那还交流什么呢？“人艺”和“青艺”的风格都一样，还去观摩什么呢？因此，必各有独创，才能有交流。我们有干劲，有热情，只是创造性还差。起码要把一部分热情，搁到创造上。特别是有些新排的戏曲，令人不尽满意。这些戏只是排得顺顺溜溜，看不出绝东西来。老节目中往往有绝活儿，所以惊人。在这一方面，我们的话剧演员——大家都是朋友，甭客气，可以说实话——就比戏曲演员似乎更差，一点儿绝活儿都没有。（众笑）我看过却尔斯·劳顿演《孤星泪》，一生气，嘴唇一劲儿颤动，这跟戏曲的绝活儿一样。一气就嘴唇乱颤，一看就知道是动气，比说一百句话都更有用。话剧演员不该因为跟戏曲不同，便以为只要把台词念对了就行了，这不对，我们要有突出的、惊人的技巧。当然，并不是都要嘴唇乱动，上台去都动嘴唇，也不见得就好看。（众笑）

话剧演员要在技巧方面卖把力气，要有真东西，有绝活儿。我们演喜剧，可能要表演摔跟斗，那就须摔得干净利落，有真本事。要是和我一样，慢慢摔，就没什么意思了。（众笑）有真功夫，这应该作为演员努力目标之一。

念台词也一样。我们演喜剧吧，台底下一笑，就没办法了，底下的好几句就往往听不见了。半可笑的，等着人家笑；（众笑）真正可笑的，倒引不起人家笑了。（众笑，全场活跃）像侯宝林同志就最会拿尺寸，要观众在哪儿笑，就在哪儿笑。侯宝林和郭启儒同志，一说一捧，合作得好。他们对口极严格，那儿怎么样，这儿怎么样，都排练多少次，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一点。

刚才大家提到协作，我感到：过去“青艺”、“人艺”对我要求的不够严格。要我写东西，往往不问我知道多少，只说你写就得了，我们帮着跑材料去。这是很可感激的了，但这还欠妥善。得设法使我深入到生活中去。我的身体不大好，而到处大伙儿都忙，我去了给人家添麻烦，我于心不安。假若剧院派个人同我下去，照料我，就一定比给我跑材料更好。我们写剧本，往往光有一个故事。剧院一看有故事了，好，写吧。其实光有个故事，并不顶用。和这故事相关的事儿，你知道多少呢？要是不曾深入生活，不充分知道与故事有关的事情，怎么能写出剧本呢？因此，大家要好好协作，剧院要从深入生活上去帮助作家。

现在写人民内部矛盾的剧本很缺乏。大家不写，主要是因为知道的不多。我想：写人民内部矛盾，若是知道的不极细腻、深入，而光知道一个故事，一定写不好。只有深刻地了解生活，才能写好人民内部矛盾。

还有，我这几年写的剧本，好多都失败了。就是因为写运动过程。写的时候，剧院帮了忙了。演员也帮了忙。演员知道的，我知道的，和导演知道的凑在一起，结果还是运动过程。因为大家所知道的都是过程，所以很难出戏。你写的某运动，人家都参加过了，可能比你知道的还多，写它干什么？希望以后我再写过程，大家就拦住我：还是去生活生活吧。我觉得应该用这样的精神来协作。这一回写《女店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戏是不怎么好的，可就是没写过程。这回改了招儿啦，有点儿东西啦。这回没写妇女商店成立的过程。注意了解女店员家里的事儿，了解她们的思想、心理。这就找到了一些矛盾，直到剧本的最后才拿出商店。如果照我的写过程的老办法：从组织筹备委员会起，写到开张，卖油盐酱醋，一直卖下去，那就糟了。初稿写成，叶子一看，很满意，说有门儿啦，有点生活啦。是的，我们的协作也跃进了。有了改革了。所以只有我们大家互相帮助，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工作者、作者常常开开会，事情就好办。过去我们协作，因为讲团结嘛，难免彼此有些敷衍。剧院一接到剧本，本不满意，就说，算了，老作家写的，不容易，怪可怜的。（众大笑，会场活跃）今后我们更要团结，越是团结得好，就越不要敷衍。不行，就得改，不要客气！

我们的剧院，最好不凑节目。当然，突击宣传工作，一晚上赶出个戏来，是应该的。这是另一回事。在剧院里我们最好不凑节目，每出戏都要站得住，一出戏演半年，有什么不好呢？《雷雨》不是至今还上演吗？

总而言之，像我上次在作协创作会议上说过的，干劲要有，创作规律也要照顾到，两者应该平衡起来，结合起来。话剧是教育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并不是因为我们干这一行才这么说，的确是这样。我们应该把话剧搞得更好，无论剧本，演出、技术方面，大家要协作得更好。有好戏出来，也就是教育学习写作者的最好课本。现在每个剧院都联系着一些写剧本的人，有不少后起之秀，希望经常联系，如能作到，常请他们来看看排戏，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要全面跃进，全面协作，全面帮助，全面批评。现在批评得太片面了。对于舞台美术、演员技巧、念词等等，说得太少，这不好。批评需要内行，演员也应当负起责任，参加批评工作。你看了一出戏，比如说服装很好或不好，你就写那么五百字批评批评，不必要写两万字。五百字不需要多大时间。你自己写不好，可以请朋友代写。我们的话剧剧团还不太多，有许多人还没有看过话剧。他们也许不大了解现实生活与舞台有什么距离，也不大了解舞台的全面。我们从各方面批评让大家知道话剧是什么，也有好处。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对观众也有好处。

拉拉杂杂，就说这么些吧。

载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戏剧报》第七期

我的经验

在建国十周年纪念的好日子里，检查检查十年来自己在写作上的得失成败是有意义的。

每个作家在创作上都有优点、有缺点，我当然也不是例外。优点也好，缺点也好，对自己都是可贵的经验。经常有些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你有什么样的心得？你有什么困难？那么借此机会谈谈个人的心得和困难，对己对人也许都有点用处。

总结十年来的写作成绩，我的好经验是很少很少的。尽管少，也愿尽先汇报。

十年来我写了十多部剧本，当然包括扔进字纸篓中的废品。我写得勤。朋友们都知道我原是写小说的，可是我又爱上了戏剧。我本不会写戏，不会就得学，就得不辞劳苦。写出了废品我也不灰心，经一次失败，长一次经验，逐渐地就明白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熟能生巧嘛。勤写，总有成功的一天。这也是我的干劲儿。

十年来人民的变化极大。看到、听到这种变化，自己就受到感动，受到教育，也使我放不下笔来。不管写得好坏，我总算养成了一个习惯，关心新人、新事。一切翻天覆地的事都是人干出来的，体验生活首先要观察人。我写的戏也许故事性不强，可是总有几个人物还能给人一些印象，因为我在构思的时候是先想到人物，到心中有了整个的一个人了，才下笔去写。

观察人物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随时随地，经常地留心。别怕人物一时用不上，更别等到要写戏时才去体验人。对人的认识需要时时积累。要写作，脑子里就得有一个人的队伍。认识许多人，也许才能够创造一个人。

话剧靠说话。不过，舞台上若像生活中那样扯起来没完，大概不等闭幕，观众早都跑光了。观察生活时要注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词汇、语气、神态。要借着对话写出性格来。剧本里的语言应该不同于生活中的语言，必须加工。我下笔时，总注意到该张三说的，决不让李四说，该三句话说完的即不写上十句。让观众坐上三四个钟头听一些没有必要的废话，即是罪过。

十年来，我主要的笔墨劳动是写话剧。虽然有以上一点好经验，可是我没有写出一本杰出之作。为什么呢？听我道来：（一）生活不够。十年来，我始终没治好我的腿病。腿不俐落，就剥夺了我深入工农兵生活的权利。我不肯去给他们添麻烦。我甚至连旅行、参观也不敢多去。我喜欢旅行、参观；但是一不留神，腿病即大发，须入医院。这样，我只能在北京城里绕圈圈，找些写作资料。连这些资料，也还不都是第一手的，从群众生活中直接得来的；有的是书面上的，有的是别人告诉给我的。因此，我的笔不能左右逢源，应付裕如。我写的是新人新事，但是新人并非我的朝夕过从的密友，新事也只略知一二。这就难怪笔下总是那么干巴巴的了。

是呀，我多么羡慕我遇见过的一些男女青年啊！他们的年纪虽轻，可是经验却那么多！他们把青春带到一切地方去，叫荒沙大漠上开起花来，从雪岭深林中找出来宝贝。他们将来若肯动笔啊，必定会写成出色的作品。他们有生活，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新生活。我多么羡慕他们啊！

没有多少新生活的经验，为什么不去写些过去的事呢？我不肯弃新务旧。旧事重提，尽管也有些教育价值，总不如当前的人物与事物那么重要。昨天总不如今天更接近明天。我喜爱别人写的历史戏和革命回忆录，但我自己乐意描写今天。

有人以为眼前的事物不易看清楚，不如放它几年，等看清楚了再动笔。这未必尽然。我的生活不够，可是拼拼凑凑地也还写出了一些剧本，那么，生活丰富的人不就一定可以写出内容充实的剧本吗？我的缺点在于生活不够，而不在于写了当前的事物。去深入生活，我们一定会从今天的生活中写出优秀的作品来。我多么盼望腿疾速愈，健步如飞，能够跟青年男女一同到山南海北去生活，去写作啊！

（二）思想贫乏。时代是伟大的，人民是伟大的，可是我写不出伟大的作品。原因很多，主要地是我没有伟大的思想。我有爱新社会的热情，但是专凭热情，只能勤于写作，而不能保证作品高超。因为思想贫乏，我找到该歌颂的人与事之后，只能就事论事地去写近似记录的东西，而不能高瞻远瞩地把人与事提高，从现实生活中透露出远大的理想。我不怕麻烦，勇于修改剧稿。但是，我进行修改的时候多半注意细节的对与不对，而很少涉及思想根源。于是，改来改去，并没跳出那些琐细事实，只是使作品的记录性更真确一些，而无关宏旨。这样，越改反倒越掉在自然主义的陷阱里。假若我有高深的思想，大气磅礴，我就不会见木不见林地只顾改改这个细节，换换那个琐事。这种零碎的修改，可能越改越坏。

我热诚地接受别人的意见，修改剧本，这很好。但是，这也证明因为没有多考虑思想上的问题，我只好从枝节上删删补补，而提来的意见往往又正是从枝节上着眼的。我心中既没有高深的思想打底，也就无从判断哪些意见可以采纳，哪些意见可以不必听从。没有思想上的深厚基础，我的勤于修改恰好表明了自己的举棋不定。

我在前面所说的伟大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我既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也就说不上应用在事物的分析上。所以我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能进一步提高到哲理上，从石中剖出美玉来。这样，我的较好的作品，也不过仅足起一时的影响，事过境迁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是的，起一时的影响就好。但，那究竟不如今天有影响，明天还有影响。禁不住岁月考验的不能算作伟大作品，而我们的伟大时代是应该产生伟大作品的。

一个作家理当同时也是思想家。

（三）技巧不高。写什么都需要技巧。写剧本特别需要技巧。舞台是最不客气的，有任何一点不合适，台下便看得清清楚楚。台词稍有重复（有重复的必要者除外）台下就听得明明白白，认为作者的词汇欠丰富。可是，我写剧不是科班出身，不大懂得舞台。我之所以能够写得比较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只顾一气呵成，按着我的企图去突击。我没有详细考虑过舞台上所需的安排和应有的效果，我不知舞台是怎么一回事。我常对导演和演员说这句笑话：我写的是民主剧本，请随便改动吧。这给了他们便宜行事之权，可也给他们增加了困难。一个剧作家不但须是个思想家，而且须是个大艺术家。莎士比亚与莫里哀都兼作演员，而我们的不少演员在大跃进中写出了很好的作品，即是明证。我把写戏看得太容易了。

我也有个好处：导演与演员们要求我修改剧本，我会狠心地把自己以为是得意之笔的地方删掉，补上舞台上所要求的东西。这足见我在写戏的时候，因为眼睛没有注视着舞台，把力气用错了地方。舞台的限制并不因个人的愿望而消失。我的确是极其关切笔下的人物，但是我忽略了人物在舞台上如何发挥威力。一出好戏，人物出来进去正如行云流水，极其自然，使观众感到舒服。我没有这个本领。我喜欢叫谁上来就上来，叫谁下去就下去，这个“自由主义”破坏了戏剧的完美。

看排戏是作者学习的好机会。一个剧作者应有丰富的社会生活，还须有戏剧生活——对前台后台都熟悉。跟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者能够打成一片是必要的。

一个剧作家需要多少知识与修养啊！我只提出自己的三大缺点也就够证明这个看法的了。我愿再努力学习，也希望有志于戏剧创作的青年朋友们别把写戏看得太容易。我们都应该在生活上，哲学上，与舞台技巧上狠狠地下一番预备功夫。

载一九五九年《剧本》十月号

我为什么写《全家福》

我们可敬爱的人民警察千真万确是人民的。他们与人民的亲切关系是我在解放前无法想象得到的。自从发表了《西望长安》，我就总想再写点什么表扬他们，感谢他们。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得到了机会。人民警察一向热诚地帮助人民寻亲觅友，使亲友欢聚，并不始自大跃进。不过，在大跃进中，这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数量上与质量上作得更多更好了，使我得到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料。我就写了《全家福》这个剧本。

剧中情节是我由许多资料中选择出来，重新安排过的，以便集中。简述如下：十五年前王仁利为饥寒所迫，离京谋生。他托的那时候的一个铁路警察往家中捎钱，警察吞吃了钱，并告诉王家：王仁利已死在异乡。于是，一家人好象被一阵怪风忽然吹散，饱尝苦难。解放后，他们虽都得救，可是彼此思念，每每落泪。一九五八年，经人民警察耐心地调查、分析，终于找到了线索，使全家得以团圆。

我写的是新事，而涉及人民由旧社会带来的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虽然没有阻碍他们在新社会里争取进步，可也有时候叫他们在暗中落泪。我们的人民警察不仅尽职地工作，而且解除了人民心中积存已久的隐痛。旧社会叫人民妻离子散，朝不保夕，新社会使人民不再含悲忍泪。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人与人的关系的确起了令人赞叹不已的变化！这个剧本就是要写一写这种变化。尽管我的知识有限，我的热情却使我欲罢不能。是嘛，这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发展，使我绝对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是更幸福的。至于杜勒斯之流说什么我们不要家庭了等等怪话，我倒不屑于用这个剧本作为答辩。无聊的怪话怎样遮掩住社会主义的阳光呢。

载一九五九年八月九日《北京日报》

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

在排演以前，这个剧本已写过十次。每一次都是从头至尾写过一遍，不是零零碎碎的修改添减。枝枝节节地这儿添一点，那儿减一点，永远不如重新另写一回可靠。用碎布拼凑，不容易作出美丽的衣裳来。

写十次，一共花了十个月的时间。其中因病因忙，时有停顿；要不然，必不会拖延得这么久。一九五二年是个忙年，一个运动紧接另一个运动，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了，又接上另一项。可是，在万忙中，我总抓紧时间，藕断丝连地写剧本。

我们应当忙，我们也应当写作。我们不该借口忙迫就搁笔不写。同时，我希望，领导上也该设法调整作家的工作，不要教他们忙到不可能拿起笔来的程度。

剧本的初稿是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后半月开始动笔的。那是北京的“五反”运动逐渐进入紧张阶段的时候。许多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个剧本，纪念这个伟大运动。他们以为：这个运动既是史无前例的，又是极有关于今后的国家建设的；就是对于世界上正待解放的人民，也不无教育的价值——无论哪一处的人民，一旦得到解放与政权，而须与资产阶级合作，就必须警惕这阶级的进攻。这样，这就不是个简单易写的剧本。

我本想约集几位朋友，共同计划一个剧本提纲。可是，朋友们和我都正忙着参加“三反”或“五反”的工作，没有空闲，假若我等着大家都稍有空闲再共拟提纲，那就须一直等到两个运动结束了的时候。创作需有热情；在一个运动中间写这一运动，热情必高于事过境迁的时候。我明知道，运动结束了，我才能对这么伟大复杂的一个运动有全面的了解。可是，我又舍不得乘热打铁的好机会。

我决定不再等，而仅就个人所能理解到的独自起稿。这方法有缺点，即对整个运动发展的来龙去脉还没看清楚。它可也有点好处，好歹有个全稿，容易和朋友们商讨。大家凭空共议提纲不是件容易事，往往谈来谈去，莫知所从，乃至无结果而散。有了一个准稿子，大家就可以集中讨论了。

初稿草成，我把它交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朋友们，说：“请给我看看吧！有可取之处，请提意见，我去另写一遍；若全无是处，请扔在字纸篓子里。”

虽然大家都正忙着“打虎”，可还抽空读了我的初稿。他们告诉我：内容欠充实，但有一两个人物。凭这一两个人物，值得再写。

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一部文艺作品，找故事容易，写出人物困难。没有人物，不算创作。

我另写了一遍，再和大家讨论；然后，又写了两遍。这四次的稿子大致相同。在人物方面，集中力量描写资本家，而且写得相当生动。在故事方面，写的是“打虎”，因为在那时节，大家只知道“打虎”，还不大理解别的。剧名就叫《两面虎》。这是个描写运动本身的，类似活报戏的作品。

随着运动的发展，大家看出来第四稿的缺点——只见资本家的猖狂，不见工人阶级打退进攻的力量。故事始终围绕着一两个资本家的身边发展，写到了他们的家属、朋友、亲信，和被他们收买了的干部，而没有一个与他们对立的工人队伍。这样，所有的斗争就仿佛都由感情和道德观念出发，而不是实打实的阶级斗争。虽然他们的儿女、老婆、朋友也喊“要彻底坦白”等等，可是总使人觉得假若资本家把心眼摆正一点，不口是心非，也就很过得去了。这样的“两面虎”，只是近似假冒伪善的一个伪君子，不能表现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这是暴露某些资本家私生活的丑恶，离着“五反”运动的阶级斗争的主题还很远。不行，还得另写！

从前四稿中资本家的营业看，也得另写。剧本中的资本家是搞营造业的。在当时，营造业是检查的重点对象，所以我也就人云亦云。可是，一般的营造厂往往是有个漂亮的办公室就可以做生意，它只有店员与技术人员，没有生产工人。当然，店员们也是工人，也可以斗争资本家；但是，剧本中若只出现几个店员，总显着有些先天不足。况且，营造厂既不生产什么，也就很难用以说明政策中的斗争与团结的关系。

看出以上的缺点，大家决定：第一，须把资本家由家庭中搬到工厂里来，面对工人。第二，工人须在戏剧中占重要地位。第三，资本家须是产业工厂的主人，不是营造业的。第四，得有检查组上场，掌握政策。

这个变动相当的大，几乎是将第四稿全盘打烂。可是，我并没害怕，热情比害怕更有用。

我又写了两遍：资本家变成了私营铁工厂的厂主，有工人出来斗争他，有争取高级职员，有检查组登场；他的家属只留下个小女儿，其余的人都删掉。这就是五、六两稿。

关于检查组的情形，不难知道。人民艺术剧院好多朋友都参加过这项工作，他们供给了用不完的资料。铁工厂的情形也不难了解；这时候，厂主们已受了教育，有了觉悟；他们肯将过去的错误说出来。难处是在描写工人。

这时候，人民艺术剧院的三十多位朋友到一个私营铁工厂去体验生活。于是剧稿就有机会读给工人们听，我自己也得到机会访问工人和资方，并且到劳资协商会议上旁听。这样，剧本中的工人的生活、语言，以及在“五反”运动中怎么活动，都逐渐地有了轮廓。

可是剧名还是《两面虎》，内容也还是“打虎”。这虽比以前的稿本内容充实了点，可依然是写运动本身的现象；有了斗争，斗争是为了什么却不十分明确。

已经到了夏天，北京的“五反”运动进入结束阶段。知道我正在写这个剧本的朋友们说：“五反”运动既已基本结束，就应当写得更全面一些，更深入一些。比如说：戏不由“五反”写起，而推到“五反”以前，写出资本家怎样施放五毒，以便道出“五反”运动的重要与必要。结尾呢，也不是把违法资本家送交法院，而是团结了他；教他明白：若能遵守共同纲领，规规矩矩地发展生产，他还能有生活，有用处。这不就有头有尾，真像完整的一段“五反”历史了么？由描写“打虎”的情况，进一步去写也团结也斗争的政策，不就深入了许多么？

我接受了这个好意见，决定加头添尾。

这又须把前稿全盘打烂。一个剧本不能中间不动，硬穿上靴戴上帽；更动一点全体都得更动。而且《两面虎》已有四大幕，再加上头尾两幕，成为六幕大戏，演五小时，也不像话。还须重新另写。

为团结作准备，就须表现资本家的好坏两方面；光好不坏，就无须斗争，光坏不好，就没法团结。也只有这么好坏兼顾地描写，才能使人物深厚；也只有这么描写，才能符合政策——不是消灭资本家个人，而是肃清他的污毒。这样写，已经不再是《两面虎》中的“两面”了。那个“两面”，前面已经略略交代过，是伪君子的“两面”，口中甜蜜，心里虚伪。这一回的两面是由实际行动，表现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比如说，在解放后，工商界受到政府的种种照顾，大家的生意不但没有垮台，反倒更好作了。资本家们，一般地说，是真心地感激政府；是真的，不是耍嘴皮子。因此，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也的确热诚地参加，踊跃地捐献。他们懂得拥护政府，爱自己的国家。可是，在另一方面，只要有机可乘，他们又会见钱眼开，不惜施放五毒。多赚钱，在他们看，是天经地义，他们想不到施放五毒是罪行。他们有不少这样的两面性。能抓住这类的“两面”，就差不多抓住了他们的阶级本质。能抓紧这一点，就可以用他们在作生意上的实际行动和“五反”运动紧紧结系起来，扣紧主题，不必旁生枝节。《两面虎》的六次稿本，至此一概撤销。

放弃了第六稿，我又重新写过三遍。第七至第九这三部稿子既须顾及运动的全面，就必须吸收更多的资料；专为组织再组织资料，也须至少再写三遍。同时，这三部稿子是企图由描写运动本身的情况改为通过政策写出“五反”的全部意义，所以也须重新组织资料。

第九稿写成了五幕十一场，大得可怕！

为参加几项重要政治任务，我日夜忙碌，一个半月没能写一个字。可是，每逢有一会儿休息时间，我就细细“咀嚼”第九稿中的人物。这样，那从第一稿到第九稿始终未被淘汰的人物已在我心中成长起来，那不太成熟的次要的人物也慢慢地得到照顾，我不断地盘算如何用三言五语使他站立起来。这对于我写第十稿大有好处。

同时，人民艺术剧院的朋友们也感觉到：这个剧本的写成，的确具有民主精神，大家的意见都包括了进去。可是，经过大家的讨论再讨论应当以什么为主题和学习再学习“五反”文件之后，大家觉得穿插那么琐碎，能否每一情节都对主题有所发扬，使主题明确呢？这一怀疑，使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前，大家争先恐后地把参加检查组的实际经验，和在工厂里获得的体验，都要组织进剧本里去，惟恐内容不真实丰富。现在，大家冷静地看出来，剧本不应当是记录；为使主题明确，靠记录式的写法不会成功。

于是，大家开始按照第九稿另写提纲，把不必要的情节都删了去。等到我稍为空闲了点，他们把提纲拿来，跟我商议。他们拟就的提纲本身还是太长，虽较比剧稿简练了一些，可只能说是消了一点肿，还不像筋是筋骨是骨的健康样子。大家的意见是：

（一）确定主题：又斗争又团结。

（二）我须按照第一稿的精神，参考着新提纲，重新写过。所谓第一稿的精神就是一气呵成，不蔓不枝。

（三）希望不要群众场面。舞台上人多并不一定足以表现力量，而且很难处理。

（四）多描写资本家，因为“五反”运动斗的是资本家，不是别人；他应当是主角。提纲中虽已把运动初期工人们的欠团结，有顾虑等等删去，可是资本家的戏还太少，由我设法补充。观众要看的是资本家如何受教育，如何在思想上有顾虑，起变化，作斗争。多写工人们彼此间的小纠纷，反倒会冲淡了他们斗争资本家的力量。

（五）不要教资本家出“洋相”——那是粗浅的暴露，没有什么教育价值。因为不教他出“洋相”，所以从前按照一般的“打虎”情形所描写的，什么你喊：“低下头去！”他嚷：“彻底坦白！”就都用不着了。我们须“武戏文唱”。（六）以前，费过许多功夫，描写工人和检查组怎么研究、核对违法行为的材料，真是人人精细，各显奇能，给资本家摆下天罗地网，教他无法逃脱。现在，大家既明白了主题所在，也就知道了费很多力气在台上查帐，远不如多费力气检查思想。能够从思想上设下天罗地网，资本家才能明白政策，坦白罪行——这才是检查组的重要工作，再说，查帐、对材料，也很难有戏。

这些意见都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由研究九部剧稿，学习政策，与体验生活三方面中逐渐体会到的。这是企图由记录与报道绕了出来，去集中力量掌握主题。

我也有一些小意见：

（一）我能按照大家的意见改善剧本，因为我已把人物一一重新想过多少遍，心中有了底。我若是能三言五语地描画出个人物来，就不必多绕着圈子用零碎的事儿去烘托。

（二）我会狠心地删去不必要的情节，抓紧主题。

（三）连最后的斗争大会也不要，省得满台都是人，挤到一块没有戏作。这样也省得教观众一见台上站满了人，就准备戴上帽子。

很顺利地我写成了第十次稿本。全剧只有三幕七场：第一、二、三幕各两场，另外有个尾声。

以上是说写这剧本的经过。以下，说几个问题：（一）或问：假若你等到“五反”运动结束以后，再动笔写这个剧本，大概就不会费这么多的事与时间了吧？

我说，因为我下手早，所以朋友们与我能随着运动的发展一步一步地发展剧本，欲罢不能。随着运动走，资料是活的；运动已过，再去回顾那么多资料，我就会望而生畏，没有胆量去写这么大的题目了。写作没有捷径，全靠功到自然成。写一遍有写一遍的好处，写十遍有写十遍的好处。一稿写十次并不算多。

（二）或问：剧中好多材料是间接得来的，并不都是你个人的经验，难道倚赖间接经验也能写出作品么？

我说，不应专靠间接经验。假如我自己参加过“五反”运动中的各项工作，而且长期下厂体验生活，我一定无须花那么多的时间才把剧本写成，也可能写得更好一些。直接去体验生活是必要的，吸收间接经验不足为法。

（三）或问：这样倚靠别人帮忙，写成的作品，能算你自己的创作吗？

我说，不算。这应算集体创作，由我执笔。此事，我已征求过人民艺术剧院领导人的意见，他们说：算了吧，由你个人出面发表吧。我很感谢他们的客气。不过，更要紧的倒是在这闹剧本荒的时节，大家——剧作家与导演，演员们——理应协力合作；大家要打成一片，共同讨论全剧的组织与主题，有计划地去体验生活。这样，就可避免作家闭门造车，演员们盲目地去体验生活。

（四）或问：写这个剧本有什么心得？

我说，经过写稿十次，我悟出一点道理来：不论我们要描写什么新事物，因为它是新事物，我们一上手总会被事物中的技术问题或表面现象诱惑住。以“五反”运动来说，我们一上手总会十分注意检查的方法和斗争的方式。我们为写“五反”运动而到工厂去体验生活，也免不了首先要问工人们用什么方法“打虎”来着，和“老虎”用什么方法希图混过关去。这样，我们所了解的便是一些斗争过程中的方法与手段，不是深入地发掘根本思想。把这些手段与方法写出来，的确显着火炽。可是，这不过是表面上的火炽，骨子里未必有真东西。我们必须从这些表面现象中绕出来，抓住那足以支持全剧的主题思想，才能免得见树不见林。

这并非说，那些表面现象都值不得搜集。我们必须掌握它们，因为它们是那一段生活中的现象，是可以捉摸到的具体事实。我们应当多多搜集它们，越多越好。可是，到了最后，我们必须找到比它们更重要的东西——思想和政策——作为主要的提线；用这条线串起那些现象，我们才知道何弃何取，不至于被小情节缠绕住，而忘了更重要的东西。感动人的戏不完全仗着几段漂亮话或一些巧妙的小手段支持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能惊心动魄。

我们需广泛地搜集材料，从大处落笔。

前面说过，大家教我在写了九遍之后，再翻回头来，按照第一稿的精神再写一次。我照办了。但这不是又拾起来第一稿，添添减减，绝对不是！写过九次，我已经掌握了用不完的资料，可以自由选择，不再把任何一个情节都看成宝贝，该留的留，该扔的扔，我必须变成资料的主人。这样，我才能按照第一稿的精神，集中力量描写怎么斗争和团结资本家；一切资料都须受这主题的控制。这样，知道的多，写的少，便能游刃有余。知道的多，交代的少，便能交代准确。下厂体验生活的朋友们也掌握到了上述的精神。

我也体会到：狠心地删改是必要的。在前九稿里，每一稿都有些相当好的戏和漂亮的对话。可是，第十稿并非前九稿中所有的好戏与漂亮话的堆积。不管前九稿中有多么好的戏与对话，用不到第十稿中去的就一概抛弃，毫不留情。勉强留下来的情节与对话会变成作品的疮疔。好药也许有毒，假若用在了错地方。

戏剧不是平平地叙述事实。假若以叙述为主，一切事实就都可以放进去；结果是哪件事都可有可无，不会有戏剧性。第八、九两稿就吃了这个亏：讲到团结工人，就有三场戏；讲到不法资本家，就有好几位，各耍一套花样。这就犯了不分轻重宾主，有闻必录的毛病。为矫正此弊，第十稿只很简单地交代了工人的团结和如何争取高级职员，资本家也以一人为主，别人都听他的指挥。这就简练集中了。假若写得好，斗争一个资本家，也就是斗争一百个资本家，不必在一出戏里，东斗一个西斗一个；把“百家姓”都斗完了，并不见得能成为好戏。

这个剧本不能依照一般的戏剧发展的法则进行。按照平常的办法，剧本的第一幕总是介绍人物，主要的人物都须出来与观众见面。这个规矩，我就用不上。检查组组长是个重要人物，但是他不能在第一幕露面。在“五反”运动中，检查组的人与被检查的人是毫无瓜葛，没有过来往的。我不能为了一般的戏剧法则就放弃了真实。

同样的，剧中第一幕出现的人物，如次要的资本家，与受贿的干部，到后来或因已入法院，或因正在交代贪污受贿的问题，不能再出现舞台上，我也就干脆不再管他们。

这样，人物有的出现得很迟，有的见头不见尾，都不合乎一般的剧本写法。但是，我就按照“五反”运动的实况，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没有给他们绕着弯子想办法。有些新事物是不受普通剧本写法的约束的，用不着作者多费心思。

这个剧本中的人物很多，有话可说的就是二十四个。在八、九两稿里，对待人物取了平均主义，惟恐冷淡了任何人。

于是，全剧的组织就零散琐碎；人物出来进去，不过是些“过场戏”。第十稿取了不同的态度，重要人物的戏多，次要人物的戏少，甚至没有戏。这样，主题才能通过重要人物继续发展，不至于被次要的情节给扰乱。起初，我想尽量的“裁员”，可是只能由二十七、八个减到二十四个，不能再少。资本家既要施行有组织的进攻，既要订攻守同盟，就不能只出现一两个人；为了表现工人有组织地积极参加“五反”，也不能只出现一两个人；检查组是代表政府的，也不能太寒酸。这样，全剧用二十四个人（只算有戏词的）实在不算多。二十四个人可不能人人有戏——一出戏不能演八个钟头。好，没戏就没戏吧。主要人物老有戏一定比较次要人物喧宾夺主强。这个主意拿定，就减去了好多过场戏，举个例说：在第八、九两稿里，为了人人有戏，描写了检查组工作人员和工人怎么在一块儿画漫画，贴标语，连怎么打浆糊也没忘下。可是，后来细想了想，这有多么大的用处呢？有什么戏剧效果呢？不错，它确是能够烘托出一点运动中的生活来；可是，工人们和检查组都忙着画图，贴标语，打浆糊，并不足以有力地表现出他们的斗争力量；而且，处理得不好，倒减少了力量。这是因人设事，好教没机会说话的角色说几句话。这种场面很容易写，而容易写的也就往往是败笔，一个伟大的天才作家可以用许多场面表现生活的多方面，而还能产生总的戏剧效果。没有多少天才的人，像我自己，就顶好不冒险去铺张。抱定了主题，集中力量去写，还是保险的办法。

写了这么多字，倒好象是我宣传这个剧本怎么了不起。不是的。我只是要把这次写作的经过与心得交代出来，希望能作学习文艺写作的人们一些参考。至于我这剧本是好是坏，还须待演出时才能看得出来，假若部分不好，我准备再接受意见，修改再修改；假若通体都不好，就放弃了它。

我们应该立志写出优秀的作品来，可是要准备好，优秀的作品不专凭愿望就能产生，而是最多最大的劳动的果实。

写完前面的一大段话，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就按照第十稿试排此剧。因为剧本内容涉及的问题是那么重大，所以每当全剧连排的时候，剧院就邀请领导上和专家们来看，请求批评。他们不但随时提出大至有关原则的，小至一言一字的修正意见，而且有时候约去剧作者与导演详谈有关的问题。这使我感动，感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写过剧本，我所遭遇的是禁演与打击。今天，我得到无微不至的鼓励和帮助！有的首长甚至在看过排戏之后，约去某个演员，询问对所演的某一场戏是否觉得舒服。赶到回答是“别扭”，首长才委婉地告诉我：那一场戏恐怕有点毛病。首长们就是这样体贴作家，热爱艺术！

首长们不仅提供有关政策的意见，他们也注意到服装、布景、灯光、造型上的等等问题。他们并不因为能够掌握政策而忽略了作品的艺术性。这使我明白了：艺术性越高，宣传力才越大的道理。以前，我总多少抱着这个态度：一篇作品里，只要把政策交代明白，就差不多了。于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束手束脚，惟恐出了毛病，连我的幽默感都藏起来，怕人家说我不严肃。这样写出的东西就只是一些什么的影子，而不是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艺术品。经过这次首长们的指导与鼓励，以后我写东西要放开胆子，不仅满足于交代明白政策，也须不委屈艺术。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写出像样子的东西来。

前面说过，这剧本最初的主题是“打虎”，后来进展为“又斗争又团结”。在排演中，领导上与专家们看出来：又斗争又团结是对的，但是还须表现出“五反”运动的胜利是工人阶级的胜利，否则剧本的结局必会落到大家一团和气，看不出为什么“五反”运动足以给国家的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顺着这个意见修改剧本，我必须作：（一）再加强工人的戏，要使工人始终和资方交叉在一处，随时作对照，随时有斗争。第十稿的重点放在了描写资本家，对工人写得还不够。我须添写工人搞“五反”搞得那么起劲的原因，和他们得到什么胜利。这么写，全剧中工人的活动的来龙去脉才会和资方的由猖狂进攻而认罪悔过的始末根由结系起来，“五反”运动才能不是灵机一动的偶然事件，而是事有必至的一个重大运动。因此，我须在第一幕的两场（都是资方的戏）之间，加一场工人的戏，使工人生活楔进资方的生活，好使劳资两方不同的生活作鲜明的对照。在这一场戏里，工人已感到资方有毛病，而不知道那些毛病造成的危害有多么大，因为这是“五反”以前。他们知道资方有毛病，可是他们自己团结得还不坚固，没有力量去斗资方。于是，他们切盼毛主席给出个好主意。这样，“五反”运动就有了它应有的根据，并不是忽然由天外飞来的。这样，工人们一听到毛主席的号召，就热烈地投入斗争中。这样，工人们的品质、性格和形象等等也都可以早些介绍出来。这是个很宝贵的建议，也是剧本中很重要的改动。

以前为什么没想起这么写呢？主要的原因是自己的生活欠丰富，而又急切地要交代政策，惟恐人家说：“这个‘老’作家不行啊，不懂政策！”于是，我忽略了政策原本是从生活中来的，而去抓住政策的尾巴，死不放手。写一段生活，用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使人们体会到政策，才是骑在政策的背上，而不是扯着它的尾巴。这么写，才可能使作品既有艺术性，又有思想性，而不是面色苍白的宣传品。

前面我说过：“我们必须找到比它们（事实）更重要的东西——思想和政策——作为主要的提线；用这条线串起那些现象，我们才知道何弃何取，不至于被小情节缠绕住，而忘了更重要的东西。”现在想起来，这段话有些毛病，那就是：既想用思想与政策串起事实，就不能不时时刻刻惦记着它们，不能不一有机会，或甚至故意去造机会，交代它们。这必成为八股文章。这样的创作方法——也正是我三年来因怕被指为不懂政策而采用的方法——是不大健全的。现在我明白过来：从现实生活中体会政策，以现实生活表现政策，才是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剧中的一切都从生活出发，使观众看过之后能意味到政策，细细地去咂摸，由赞叹而受到感动，才能有余音绕梁的效果。所谓政策的尾巴，却正与此相反，它是把政策看成为生活而外的东西，随时被作者扯过来听用，结果是政策变成口号，剧中人成为喊口号用的喇叭。（二）第三幕原有两场，并为一场。这是为：（1）给第一幕新加的一场匀出点地方，否则戏会太长。（2）两场合并可以使劳资两方再行接触；检查组不过是来执行政策，不必多抢劳资两方的戏。（3）在第十稿中，前面说过，我认为已逃出“五反”运动中的真情实况的束缚。事实上，第三幕仍然用的是自然主义的写法，未加提炼。为了描写逼真，我把资本家放在一间不体面的小屋里，一会儿进来一个人，一会儿进来两三个人，跟他讲理，交代政策。我忘了这么出来进去，像戏不像戏，也忘了场面好看不好看。不错，在这使人闷气的小屋里，的确交代明白了政策，可是怎看怎不像戏。它使观众的眼与耳都感到不舒服。改写之后，人物都活动开，台上也不再是那间不体面的小屋，连演员带观众都松了一口气。艺术要提炼，不是给百货公司照一张像片的事。舞台上要美，令人越看越入神，不可令人低头不敢仰视！

（三）末一场，尾声，最难办。只描写“五反”后劳资两方的一团和气是不够的，也不大对。第十稿的尾声是以一团和气为主，这必须改写。

在改写尾声的时候，想出两个不同的写法：一个是简单地写一段事，借着这段事表现“五反”后工厂的新气象；一个是给“五反”运动作个简单的结论。前者的艺术性高，因为它是具体的表现，不至于只空说政策。可是，写什么样的一段具体事实呢？很难想出。的确，既是尾声，它可以不完全和前三幕的事情紧紧相连；可是，一弄不好，就容易写成另一故事的开端，没法闭上幕。还有，它可能需要新的人物登场，也不易处理。这样，明知道这会有较高的艺术性，我可是采取了第二个办法——给运动作结论。

怎么做这个结论呢？十分困难。既是尾声，就不应很长。那么，从篇幅长短来说，它就担不起作结论的责任。反之，只交代一部分问题吧，又嫌挂一漏万。而且，不管交代什么和交代多少，总是交代，不是戏！这是致命伤！前三幕因添一场，并两场，我又重新改写了两遍，写成第十二次的稿本。尾声又写了六遍，还是不很好，希望以后有功夫再改，就不在这里再多说了。

全剧大体上固定下来，还没有一个好剧名，这也费了不少心思。一直到剧院要去发公演的广告了，才决定用《春华秋实》。这不是个顶好的剧名，可是从大家供给的几十个名字中挑选，它还算不错，暂且将就着用吧，以后再改。

最后，我必须乘此机会向领导上和专家们，以及许多给我提过意见的朋友们致衷心的谢意！没有大家的帮助，这个不很好的作品一定不会有写成的希望！我也应当感谢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的朋友们，他们不但始终不懈地帮助我修改剧稿，随时供给资料，而且热诚地、毫不厌烦地，排演这改了又改，改了又改的剧本！

载一九五三年《剧本》五月号

我怎样学习语言

二十多年前，我开始学习用白话写文章的时候，我犯了两个错儿：

一、以前用惯了文言，乍一用白话，我就像小孩子刚得到一件新玩艺儿那样，拼命的玩耍。那时候，我以为只要把白话中的俏皮话儿凑在一处，就可以成为好文章，并不考虑：那些俏皮话儿到底有什么作用，也不管它们是否被放在最合适的地方。

我想，在刚刚学习写作的人们里，可能有不少人也会犯我所犯过的毛病。在这儿谈一谈，也许是有好处的。

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期间，我才慢慢明白过来，原来语言的运用是要看事行事的。我们用什么话语，是决定于我们写什么的。比方说：我们今天要写一篇什么报告，我们就须用简单的，明确的，清楚的语言，不慌不忙，有条有理的去写。光说俏皮话，不会写成一篇好报告。反之，我们要写一篇小说，我们就该当用更活泼，更带情感的语言了。

假若我们是写小说或剧本中的对话，我们的语言便决定于描写的那一个人。我们的人物们有不同的性格，职业，文化水平等等，那么，他们的话语必定不能像由作家包办的，都用一个口气，一个调调儿说出来。作家必须先胸有成竹的知道了人物的一切，而后设身处地的写出人物的话语来。一个作家实在就是个全能的演员，能用一枝笔写出王二、张三与李四的语言，而且都写得恰如其人。对话就是人物的性格等等的自我介绍。

在小说中，除了对话，还有描写，叙述等等。这些，也要用适当的语言去配备，而不应信口开河的说下去。一篇作品须有个情调。情调是悲哀的，或是激壮的，我们的语言就须恰好足以配备这悲哀或激壮。比如说，我们若要传达悲情，我们就须选择些色彩不太强烈的字，声音不太响亮的字，造成稍长的句子，使大家读了，因语调的缓慢，文字的暗淡而感到悲哀。反之，我们若要传达慷慨激昂的情感，我们就须用明快强烈的语言。语言像一大堆砖瓦，必须由我们把它们细心地排列组织起来，才能成为一堵墙，或一间屋子。语言不可随便抓来就用上，而是经过我们的组织，使它能与思想感情发生骨肉相连的关系。

二、现在说我曾犯过的第二个错处。这个错儿恰好和第一个相反。第一个错儿，如上文所交代的，是撒开巴掌利用白话，而不知如何组织与如何控制。第二个错儿是赶到弄不转白话的时候，我就求救于文言。在二十多年前，我不单这样作了，而且给自己找出个道理来。我说：这样作，为是提高白话。好几年后，我才放弃了这个主张，因为我慢慢地明白过来：我的责任是用白话写出文艺作品，假若文言与白话搀夹在一道，忽而文，忽而白，便是我没有尽到责任。是的，有时候在白话中去找和文言中相同的字或词，是相当困难的；可是，这困难，只要不怕麻烦，并不是不能克服的。为白话服务，我们不应当怕麻烦。有了这个认识，我才尽力的避免借用文言，而积极的去运用白话。有时候，我找不到恰好相等于文言的白话，我就换一个说法，设法把事情说明白了。这样还不行，我才不得已的用一句文言——可是，在最近几年中，这个办法，在我的文字里，是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不单我的剧本和小说可以朗读，连我的报告性质的文字也都可以念出来就能被听懂的原因。

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也留神少用专名词。专名词是应该用的。可是，假若我能不用它，而还能够把事情说明白了，我就决定不用它。我是这么想：有些个专名词的含义是还不容易被广大群众完全了解的；那么，我若用了它们，而使大家只听见看见它们的声音与形象，并不明白到底它们是什么意思，岂不就耽误了事？那就不如避免它们，而另用几句普通话，人人能懂的话，说明白了事体。而且，想要这样说明事体，就必须用浅显的，生动的话，说起来自然亲切有味，使人爱听；这就增加了文艺的说服力量。有一次，我到一个中学里作报告。报告完了，学校一位先生对学生们说：“他所讲的，我已经都给你们讲过了。可是，他比我讲得更透彻，更亲切，因为我给你们讲过一套文艺的术语与名词，而他却只说大白话——把术语与名词里的含蕴都很清楚地解释了的大白话！他给你们解决了许多问题，我呢，惭愧，却没能作到这样！”是的，在最近几年中，我无论是写什么，我总希望能够充分的信赖大白话；即使是去说明较比高深一点的道理，我也不接二连三的用术语与名词。名词是死的，话是活的；用活的语言说明了道理，是比死名词的堆砌更多一些文艺性的。况且，要用普通话语代替了专名词，同时还能说出专名词的含义，就必须费许多心思，去想如何把普通话调动得和专名词一样的有用，而且比专名词更活泼，亲切。这么一来，可就把运用白话的本事提高了一步，慢慢的就会明白了什么叫作“深入浅出”——用顶通俗的话语去说很深的道理。

现在，我说一说，我怎样发现了自己的错儿，和怎样慢慢的去矫正它们。还是让我分条来说吧：一、从读文艺名著，我明白了一些运用语言的原则。头一个是：凡是有名的小说或剧本，其中的语言都是源源本本的，像清鲜的流水似的，一句连着一句，一节跟着一节，没有随便乱扯的地方。这就告诉了我：文艺作品的结构穿插是有机的，像一个美好的生物似的；思想借着语言的表达力量就像血脉似的，贯串到这活东西的全体。因此，当一个作家运用语言的时候，必定非常用心，不使这里多一块，那里缺一块，而是好象用语言画出一幅匀整调谐，处处长短相宜，远近合适的美丽的画儿。这教我学会了：语言须服从作品的结构穿插，而不能乌烟瘴气地乱写。这也使我知道了删改自己的文字是多么要紧的事。我们写作，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写得太多。谁也不能既写得多，而又句句妥当。所以，写完了一篇必须删改。不要溺爱自己的文字！说得多而冗一定不如说得少而精。一个写家的本领就在于能把思想感情和语言结合起来，而后很精炼地说出来。我们须狠心地删，不厌烦地改！改了再改，毫不留情！对自己宽大便是对读者不负责。字要改，句要改，连标点都要改。

阅读文艺名著，也教我明白了：世界上最好的著作差不多也就是文字清浅简练的著作。初学写作的人，往往以为用上许多形容词，新名词，典故，才能成为好文章。其实，真正的好文章是不随便用，甚至于干脆不用形容词和典故的。用些陈腐的形容词和典故是最易流于庸俗的。我们要自己去深思，不要借用偷用滥用一个词汇。真正美丽的人是不多施脂粉，不乱穿衣服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不单不轻易用个形容词，就是“然而”与“所以”什么的也能少用就少用，为是教文字结实有力。

二、为练习运用语言，我不断地学习各种文艺形式的写法。我写小说，也写剧本与快板。我不能把它们都写得很好，但是每一形式都给了我练习怎样运用语言的机会。一种形式有一种形式的语言，像话剧是以对话为主，快板是顺口溜的韵文等等。经过阅读别人的作品，和自己的练习，剧本就教给了我怎样写对话，快板教给我怎样运用口语，写成合辙押韵的通俗的诗。这样知道了不同的技巧，就增加了运用语言的知识与功力。我们写散文，最不容易把句子写得紧凑，总嫌拖泥带水。这，最好是去练习练习通俗韵文，因为通俗韵文的句子有一定的长短，句中有一定的音节，非花费许多时间不能写成个样子。这些时间，可是，并不白费；它会使我们明白如何翻过来掉过去的排列文字，调换文字。有了这番经验，再去写散文，我们就知道了怎么选字炼句，和一句话怎么能有许多的说法。还有：通俗韵文既要通俗，又是韵文，有时候句子里就不能硬放上专名词，以免破坏了通俗；也不能随便用很长的名词，以免破坏了韵文的音节。因此，我们就须躲开专名词与长的名词——像美国帝国主义等——而设法把它们的意思说出来。这是很有益处的。这教给我们怎样不倚赖专名词，而还能把话说明白了。作宣传的文字，似乎须有这点本领；否则满口名词，话既不活，效力就小。思想抓得紧，而话要说得活泼亲切，才是好的宣传文字。

三、这一项虽列在最后，但却是最要紧的。我们须从生活中学习语言。很显然的，假若我要描写农人，我们就须下乡。这并不是说，到了乡村，我只去记几句农民们爱说的话。那是没有多少用处的。我的首要的任务，是去看农人的生活。没有生活，就没有语言。

有人这样问过我：“我住在北京，你也住在北京，你能巧妙的运用了北京话，我怎么不行呢？”我的回答是：我能描写大杂院，因为我住过大杂院。我能描写洋车夫，因为我有许多朋友是以拉车为生的。我知道他们怎么活着，所以我会写出他们的语言。北京的一位车夫，也跟别的北京人一样，说著普通的北京话，像“您喝茶啦？”“您上哪儿去？”等等。若专从语言上找他的特点，我们便会失望，因为他的“行话”并不很多。假若我们只仗着“泡蘑菇”什么的几个词汇，去支持描写一位车夫，便嫌太单薄了。

明白了车夫的生活，才能发现车夫的品质，思想，与感情。这可就找到了语言的泉源。话是表现感情与传达思想的，所以大学教授的话与洋车夫的话不一样。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从字面上找语言，语言便成了点缀，不能一针见血地说到根儿上。话跟生活是分不开的。因此，学习语言也和体验生活是分不开的。

一个文艺作品里面的语言的好坏，不都在乎它是否用了一大堆词汇，和是否用了某一阶级，某一行业的话语，而在乎它的词汇与话语用得是地方不是。这就是说，比如一本描写工人的小说，其中工厂的术语和工人惯说的话都应有尽有，是不是这算一本好小说呢？未必！小说并不是工厂词典与工人语法大全。语言的成功，在一本文艺作品里，是要看在什么情节，时机之下，用了什么词汇与什么言语，而且都用得正确合适。怎能把它们都用得正确合适呢？还是那句话：得明白生活。一位工人发怒的时候，就唱起“怒发冲冠”来，自然不对路了；可是，教他气冲冲的说一大串工厂术语，也不对。我们必须了解这位发怒的工人的生活，我们才会形容他怎样生气，才会写出工人的气话。生活是最伟大的一部活语汇。

上述的一点经验，总起来就是：多念有名的文艺作品，多练习多种形式的文艺的写作，和多体验生活。这三项功夫，都对语言的运用大有帮助。

载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军文艺》第一卷第三期

舞台花甲

我们正在北京庆祝周信芳同志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演剧生活六十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这是何等的六十年啊，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从有专制的帝王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啊！在这六十年的前一多半中，中国是风雨飘摇，多灾多难，演剧生活差不多就是战斗生活。那稍掌握不稳舵的，便会随波逐流，伤害了自己，损坏了演剧生活的尊严。是呀，烟酒女色，处处陷阱，稍一不慎，身败名裂；暴政淫威，步步网罗，争取进步，即是罪状！想想看，这一时期的演员中，有几位活到六十岁，更不要说演剧六十年了！只有像周信芳同志这样的演员，矗然屹立，不向一切恶势力低头，深知演剧即是战斗，才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在乌云满天的时节，挺身而出，运用戏曲，宣传救亡图存的大义。我们首先应向他的这种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学习！

以言表演艺术，周信芳同志是一位革新家。他的扮相、服装、做派、唱腔，无一墨守成规。他要求自己随时革新，不断创造。旧底子不厚的，不易成为名家。旧底子很厚的，又易偏于保守，自谀师傅。周信芳同志的根底极深，而并不以此自限，他的眼注视着各种新兴的艺术，他的心关切着社会的变化与政治动向。他知道光继承传统而不事革新，便是不忠于艺术，便不能满足社会上的革命要求。他知道表演技巧的重要，可并不关起门来，为创腔而创个新腔，或纯为华美而设计一套新行头。不是这样。他注重演技，创造许多表演方法，自成流派，为是使思想内容更能形象化，更能感动人，以便加强戏剧的移风易俗的作用，扩大爱国嫉仇的影响。他一眼看着社会，一眼看着舞台。他要求自己编演的剧目，政治性与艺术性相得益彰，深入人心。他极讲技巧，而不偏重技巧。他关心政治，而不以化装演讲代替戏剧。

因此，麒派之所以为麒派，既有独创的技巧，又包括着关心社会，扩大戏剧影响的远见与热情。有此远见，故周信芳同志虽已见近古稀，却仍在发展自己的演技，仍孜孜不息地编演新的节目。他不满足于过去的成就。在今天，他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有此热情，故虽演小戏，如《投军别窑》，他也别出心裁，不同凡响。只要他肯演，什么戏都有他自己的演法。

是的，周信芳同志演戏，总是由后台把戏带出来，总是由心灵深处把字句吐出来。他的永远严肃认真地演戏，叫我们看出来，他是把舞台工作看成最崇高的事业，六十年如一日。他全身是戏，全力演戏！他扮演的是古人，而要鉴古训今，收效于今日。这样，我们若是只从技巧上，一招一式，力务摹拟，遂自号麒派，是买椟而还珠矣。

借着这座谈的机会，我衷心祝贺：周信芳同志健康愉快，年近古稀，而青春常在！

载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戏剧报》第二十三、二十四期合刊

习写喜剧增本领

实在令人高兴：近几年来我们全国各地上演过许多许多为群众所喜、得到好评的现代题材的话剧、歌剧，与戏曲！

在这些现代题材作品里，戏剧的冲突多半是由人民内部矛盾所引起的斗争。这种斗争当然以团结为归宿。可以说他们的结局是喜剧的。

在世界戏剧史里，一向把大团圆称为喜剧的结局。我们以“团结”代替了“团圆”。“团结”比“团圆”高明得多，进步得多！我们全国人民正在斗志昂扬地创造新的历史，我们的戏剧当然也阔步前进，推陈出新。

我们的那些具有新的喜剧结局的作品可不都是喜剧。有的作品里，斗争非常强烈、严肃，到最后一刻才出现了大团结。这当然不能通体都用喜剧的手法去写。有的呢，人物与情节已有喜剧的苗头，可也没试用喜剧的手法去写，结果呢，就难免显着束手束脚，使人只看见那些苗头，而看不见鲜艳的喜剧花朵。这未免可惜！

我想，应当使那苗头生长起来，开花结果。多写出几部好喜剧来不会是坏事！有的人爱看悲剧，有的人爱看喜剧，爱好无法强同，剧作者却应多面供应。我们的喜剧还不很多，可是并非没有苗头，而且是个崭新的苗头——以团结代替团圆，以集体的携手前进代替了个人的诸事如意。

从剧作者来说，试写喜剧的确足以增长本领。使一个具有喜剧苗头的作品发展成为皆大欢喜的喜剧，需要把人物写得更爽朗一些，语言更生动一些，情节的安排更巧妙一些。这是很有益处的练习。喜剧比悲剧需要更多的舞台技巧。我们的戏剧创作，应当由思想与技巧两面提高！

我们的儿童剧也嫌太少。儿童剧一点不比“成人剧”容易写。它需要极简单明快的语言，很多的动作，和适合儿童心理的幽默与风趣。先学学写喜剧必大有助于创作儿童剧。

在戏曲里，我们有很出色的喜剧。可是，这种杰作多数是传统节目，新创作的还不多见。这值得我们注意！有许多生、旦名手，有新戏可演，可是名丑摸不着新的好戏，显显身手。应当使百花开放得更多样！

在曲艺里，相声最难写。相声不是一个剧种，但在语言技巧上有与喜剧相通之处。一段相声须由作者与演员屡屡加工，才能够逐渐充实，处处有“包袱”。这足见凡是带有喜剧性的作品都需要很高的技巧。

我自己习写过相声与喜剧，都未成功，一来是自己在思想上与生活上都很贫乏，二来也是技巧不高。好吧，就让我们多试试喜剧，增长我们的本领吧！

载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剧本》二、三月号合刊

喜剧的语言

喜剧与相声不同，它不全仗着“说”。可是，拙笨呆板的语言必使喜剧减色，不管剧情有多么好。喜剧的语言必须足以支持喜剧的人物与情节。这很不容易作到。

我试写过喜剧，不大成功。在进行习写喜剧的时候，我遇上许多困难。在这里，我只就个人的经验谈谈喜剧语言的一些问题，不敢全面立论。

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知识分子的幽默与讽刺往往离不开掉书袋，把“莫名其妙”说成“莫名其土地堂”便觉得很俏皮。其实，这一点也不俏皮。挖苦人家把“李逵手使大斧”念作“李达手使大爹”便觉得讽刺的很够味儿。其实，这只是挖苦人，一点也不高明。是的，自古以来，文人编的笑话，多半是“莫名其土地堂”之类的。真正的好笑话是人民的创作。文人会掉书袋，人民却从生活中找到笑话的资料与语言。我们在联欢会上说的好笑话多来自民间，而不来自文人编辑的什么笑话选集。文人编造的好笑话与好相声并不多见，因为他们总是咬言咂字，耍弄字眼儿，既没有丰富的生活，也不掌握活的语言。我们既须从人民生活中找到喜剧的素材，更须从人民口中学到活的语言。掉书袋至多只可偶一为之。老派文人爱掉书袋，新文人又或者难免耍学生腔，其病一也，都是生活不够丰富，语言脱离了生活。秀才圈子里不会产生活泼明快的喜剧语言来。不要把喜剧语言只当作语言问题看待，语言与生活是分不开的。

喜剧最足以显露作者的才华：随机应变，见景生情，随时拿出既明快又深刻的惊人之语来。这必须有丰富的生活作底子。生活不丰富，往往就磨豆腐似的，绕来绕去，求得幽默或讽刺的效果。那不会有好效果。喜剧的语言是要一碰就响的。拉锯式的语言只能起催眠作用。

不要想起一句漂亮话来，就视同珍宝，非用上不可。喜剧的语言须密切配合人物与情节的发展。若是孤立地只珍惜一句话，而忘了人物与情节，不管那句话多么漂亮，也没有什么好处。话到，人物到，情节到，才能够起立竿见影的作用，或使全堂哄笑，或令四座点头。在我修改剧本的时候，我不惜把很得意的句子删去。情节有所更易，语言也得跟着改变。这须狠心割爱。

歇后语用在合适的地方不无作用，但切忌不管在什么地方，非用上不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歇后语的确有些用处。因此，适当地用在舞台上，也确是既俏皮又亲切。可是，无论怎么说，歇后语总是借来的，不是我们创造的，用得不适当或太多，反倒露出我们只会抄袭，令人生厌。我看过一出话剧，其中的每个角色都爱说歇后语，倒仿佛是歇后语专家们在开会议。这应加以控制，勿使泛滥成灾。

以前，我往往贪用土话，以为土话俏皮，可以增加喜剧气氛。自从推广普通话运动开始，我逐渐减少土话的利用。多思索思索，普通话照样能够支持喜剧。语言本身并不分喜剧的与悲剧的两类，只看我们怎么运用。

最忌低级趣味！为要逗笑，稍不留神，即趋下流。我们今天的喜剧应负有提高语言之责。风趣不是诟骂，逗笑不可一泄无余，失去含蓄。幽默不是乱开玩笑，讽刺也不是对人身的挖苦。假若悲剧的语言是月晕晴雷，风云不测，喜剧的语言便应似春晓歌声，江山含笑。它使我们轻松愉快，崇高开朗，热爱我们的语言！

要写好喜剧的语言很不容易，我们都须下一番苦功夫！

载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日《文汇报》

喜剧点滴

怎样写喜剧？我回答不上来。我没写出过优秀的喜剧。我只能就自己习写喜剧的一点点经验，枝枝节节地说上几句，而且不一定可靠，供参考而已。

先说语言：戏剧的语言应当是诗的语言，不管是用韵文写还是用散文写，也不管是写悲剧还是写喜剧。悲剧与喜剧虽然都需要最好的语言，可是喜剧似乎有赖于语言的支持者更多，因为喜剧的情节，不管多么好，若不随时配备上尖锐、生动的词句，就一定使喜剧效果受到损失。喜剧的漂亮语言应与剧情的发展相辅而行，不断地发出智慧的火花。我有这么个看法：悲剧好比不尽波浪滚滚而来，与我们的热泪汇合到一起，而喜剧则如五彩焰火腾空，使我们惊异而愉快。喜剧的语言必须有聪明，有趣味，五色缤纷，丽如焰火。这很不容易作到。世界文学史中，能写悲剧又能写喜剧的剧作家并不很多；在许多条件中，运用语言的本领不能不算作一个。因此，想要写喜剧，必须注意及此。

也须注意：喜剧语言的漂亮并不靠找来些俏皮话与歇后语。这种现成话用多了，适足以使人感到庸俗。我们须由人物的性格的发展中创造出极富机智、使人惊喜的语句来。喜剧的语言应当接近讽刺诗，处处泼辣生动。对语言，只说这么几句。

内容决定形式。什么故事宜于悲剧或喜剧，作者当会决定，不必在此多说。我只愿说说我们今天写喜剧所应注意的事情。

我以为在我们的不断革命的时代里，喜剧的资料是用之不竭的，因为既是不断的革命，内部矛盾就必层出不穷。由团结——批评——团结的态度出发，内部矛盾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解法的。这就供给了许多喜剧资料。因此，我们必先认清，若是写内部矛盾，我们的笔下便不是无情的鞭挞，像打击敌人那样，而是善意的鞭策，提高觉悟。喜剧不必一定是讽刺剧，但是旧时代的喜剧恐怕多半含有极尖锐的讽刺，入骨三分，叫讽刺的对象难以自容。这个态度不适用于写内部矛盾。可以说，写内部矛盾的喜剧是一种新型的喜剧，切不可用打击敌人的方法处理。

打击敌人的讽刺剧是可以写的。不过，反映全民跃进生活的喜剧也万不可忽略。我们今天迫切需要这种喜剧。要写这种喜剧，必须深入生活，了解矛盾所在，及其解决的方法。我试写的喜剧多半因为生活不够而先天不足。我的语言相当幽默，适于写喜剧，但是专靠语言能力是撑不起一部喜剧的。

我的比较好一点的喜剧是力求由各方了解人物生活的结果。我要描写一位商店服务员，就既要了解他在商店中的生活，也要了解他的家庭生活等等。一位服务员在商店里是个积极分子，而一到家中也许就变了样子，像个老太爷。他有矛盾。这个矛盾很可能有朝一日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假若剧中有五个人物，而作者真认识他们的生活各方面，喜剧的资料便会相当丰富，能够从生活各方面“包围”他们，不至于写得干巴巴的。一部描写内部矛盾的新型喜剧中，也许没有一个反面人物。假若作者对人物的生活了解不足，就很难如此办到。

从人物的各色各样的生活中，我们把故事组织起来。最好是用一件事作故事中心，把人物联系到一起。这样，人与人的关系便明显一些，彼此间的矛盾也可能更自然一些，不至无中生有地硬制造矛盾。比如父与子、母与女之间，年纪不同，生活经验不同，在思想上就难求一致，因而发生冲突。在《女店员》里，我把女服务员的丈夫与母亲拉出来，表现大家在思想上的矛盾。这样，就使矛盾与斗争多了一些，而且叫我不必把戏都放在商店里。女服务员与母亲、丈夫等的矛盾可又都是为了同一件事：她们决心出去服务，而家里有人扯她们的腿。再加上她们在商店里遇到的困难，戏剧冲突就会增多，喜剧的气氛也更浓厚一些。人物的生活方面广，而故事集中，就不至于写成活报剧了。

欲求故事集中，必须找到个中心思想。在《女店员》里，我叫四个主要的女店员全住在一条胡同里，彼此熟识，彼此帮助。她们结成一个小阵营，与落后分子进行斗争。这样安排，剧中的穿插便活泼了一些，斗争的力量也强大一些。那么，她们为什么斗争呢？这需要一面鲜明的旗帜——妇女解放。是的，妇女解放！有了这个大题目，我就可以把剧中所有的男女排成两队：争取妇女解放的和阻挠她们解放的。于此，我就能在对话中，歌颂党的解放妇女的英明的政策。所以戏虽不大，可是有个崇高的目的，具体地说明了千百年来受压迫的妇女，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够站了起来！反之，我若只描写妇女有了收入，日子更好过，便一定会犯见木不见林的毛病。喜剧切忌庸俗。没有一个远大、宏伟的思想照耀着全剧，庸俗便不容易避免。

就这么结束了吧，意见不成熟，不敢再多说。

载一九五九年《安徽戏剧》十二月号

戏剧漫谈

我对于戏剧是外行，用湖南话说，不是“里手”。只就这两天看到的戏，随便谈点感想。

首先说一个故事。今年的春节，徐兰沅老先生（徐老给梅兰芳大师伴奏了几十年）送给我一个礼物。那是梅先生画的一张扇面。这样的扇面，是梅大师当年唱《晴雯撕扇》时候用过的。这就很奇怪，既然要在舞台上把扇面撕碎，花一毛钱买一个就完了嘛。但是，梅大师就是梅大师，他每次唱这个戏，自己必先好好的画一扇面，画好了拿到台上把它撕碎。戏演完，徐老就把这撕碎了的扇子捡起来，而后把它裱好，所以他送给我的这个扇面上有显明的裂痕。这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动！反正是把它撕掉了，何必自己画呢？而且画得那么好！扇上画的是菊花，工工整整地题着“梅兰芳”三个字。可见一个艺术大师，是一丝不苟的。艺术各部门好多地方是相通的。梅先生能写、能画，所以他穿的行头，戴的花，以及舞台布景，受他会画的好处很多。他懂得配色，红的该配什么颜色，绿的又该配什么。他戴的花，不是插满了头，像个大花篮似的。他懂得什么叫美。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美，让人看着舒服。

戏剧是综合的艺术，有文学，有音乐，有图画，有灯光……各种东西凑起来的。我想，作一个戏剧的演员，不管是话剧的还是戏曲的，对我们本行业务要知道的宽，同时对于琴、棋、书、画也都应当加以钻研。只有博、宽，才能够精。这个“精”不是光会一样就能作到的。咱们现在编的戏，第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戏词，词句粗糙，拿不出手。这并不是专指湘戏或者花鼓戏而言，就比如京戏吧，不打字幕还好，一打字幕就漏了底，叫人看出有“大骂周瑜不是人”这样的句子。要是我们不掌握语言，不学一点诗，不学一点文学，就不易克服这个缺点。现在我们是这么积极参加编戏改戏，可是，连新编的词儿往往还离不开“说分明，看端详”这类的“水词儿”。今天年青人去看戏，一看到这些词儿，也许就认为这是文学作品，所以他一写文章也可能是“开口大骂周瑜不是人”，这才耽误事哩！

我们必得知道色彩。四大名旦都能画都能写，有名的小生俞振飞，也是能画能写，所以他们的行头做得那么好看，不庸俗。我们戏曲还好，有个老传统；有些歌舞团、文工团，演员一出场都是红裤子绿袄，颇为不美。国家花了那么多钱，材料都是好的，可是，我们偏要怎么难看就怎么做！咱们演的戏里，往往有小姑和嫂子的这样的戏，这俩人为什么穿一样的衣裳出来呢？一个是小姑子嘛，一个是嫂子嘛，小姑戴一个大花圈，嫂子也戴一个大花圈，都戴那么多花，让嫂子少戴点儿，让小姑娘多戴点儿不行吗？顶好是我们演戏先由自己人看看，彼此看看，合适不合适。梅大师活着时，他总亲自到后台，把这个姑娘的花摘掉两朵，或是给她头发顺一顺，片子挪一挪；或者是某个人嘴大，他便想法子给他另画一画，使嘴显着小一些。他极注意这些。艺术要完美，小的地方也要注意。梅大师当初没有成名的时候，演戏爱低头，那时他演戏有好多自己的朋友在下面坐着，他一低头，下面就作暗号，梅先生便赶紧抬头。我们恐怕没有这么认真仔细。要注意自己的缺点在哪儿，对艺术各门类都要通一些。做个演员必定要多才多艺，一个作家也是如此。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演员嘛！在旧社会有那么一台就可以了，在新社会就不够。我们要天天有所提高。怎么提高？就是要多学。希望我们的病员，十八般武艺都拿得起来，又能拉又能唱，没有小生就唱小生，没有须生就唱须生，这就能更好地解决为工农服务的问题。当然，这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样。但是以前就连梅大师，也学过小生戏嘛，《黄鹤楼》、《辕门射戟》，他都能唱，有时还反串武生哩。我们歌舞也应如此。好象有个传统似的：歌者不舞，舞者不歌。也不知这是谁出的主意。谁也没有说过。一个人全会，那有多么好呢！特别到乡下去，原来你去十个跳的，十个唱的，现在每人都能歌能舞，只要十个人就够了嘛。这就非常经济，十个人当二十个人用。能为国家省很多钱，又有机会多为工人农民演出。所以，我希望我们多学点本事。要精，我这一门我唱得很好，我唱须生我就把须生唱好，这是应当的。但是我还要多学些别的，知道多，会拉拉胡琴也很好啊！我刚才说的徐兰沅老先生，他知道的戏很多。他原来就是演员，正因为他会唱，所以就帮助梅先生创造了很多好腔儿。演员也应懂得音乐，多数的大师是精通音乐的。多会没有坏处。特别是青年，会一点就觉得很够了，那是最要不得的。唱一出戏劳动是很强烈的，要是我们有这个习惯，在业余时间写写字，画画画，弹弹琴，不仅加强了艺术修养，对我们的身体也有好处。新社会的演员要博而精，应该是最有文化、最有艺术修养的人。

美是个整体，不要忽略小的地方。舞台上的东西摆设得不合适，台下立刻看得出来。我们要常常捉摸捉摸，这个戏我是怎样演的？花是不是戴多了？那件袍子好看么？妆扮好了，咱们也要彼此看看：“噢，您这个样子，不大好看，改改看！”马连良先生就这样。他在上台之前，连龙套都要全部检查一次。我还记得一个笑话，我和梅大师一同到朝鲜去，他唱《贵妃醉酒》，没有带那么多人，临时把文工团的小姑娘请来配饰宫娥，梅先生早早到了后台，文工团的姑娘都很漂亮，穿得也都很对，可是一看颈项，啊，没有擦粉！大师说：“这个不行，你一转身人家不就看见了？”再看手，手掌还很好，噢，腕上不行，是黑的，没有擦粉，这一甩袖子，不看到里面了？于是，一个个又都加了粉。大师们就是如此严肃、认真。他博得很，精得很，同时对这些小地方都很注意，一点不马虎。最近，我看到有的演员梳的辫子，梳得很难看，一转身，脑后乱七八糟的一团，不知道是怎么梳的？要梳嘛，就把它梳好。要不然，就想个办法改一改，何必都梳上辫子？这儿不好看，就设法掩饰它一下，如戴上一朵花等等。衣服做窄一点或者宽一点，裤子穿长点或者短点，带子怎么系，这里头都须有分寸。故去的北京戏曲学校郝寿臣校长，是唱花脸的，唱窦尔墩、张飞这一路角色。他的身量很矮，就把大带子系得很低。由台下看，觉得他个儿很大。如果把带子系在当中，上半截那么短，就成个小张飞了。他并且把黄大带加了个蓝边边，他告诉我，这样有黄有蓝，打一个蝴蝶结就好看，不单调。这些位老艺人做什么事情都细心捉摸。对艺术的钻研，要逐渐注意，才能提高。天天提高一点，慢慢它就很高了。

主角与配角的关系。今天有个问题：有些演员，往往是青年演员，都愿意做主角，不肯学二路角，不愿作配角。现在我们有些突出的主角，突出的二路角色可很少。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不少回《打焦赞》，焦赞的扑跌功夫真好。最近看了几次《打焦赞》，就不能够满我的意。焦赞是配角，可能扮演者不愿下苦功夫。那些老的二路角色，学配角的，不但能演，而且有绝技，成一个专家。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一台无二戏，反正得有主角有配角。不能一个戏出来四个赵云，五个诸葛亮。我觉得要求自己博，要求自己精，不分主角配角，都是一样的光荣，什么都应该干好。谁有特长，就重点培养他，好嘛！大家都应当帮助他。我只能演配角，我就好好钻研，也要有绝技，这样我们的戏才能提高。这表现了集体思想。光主角好，配角不好，戏就不会精彩。

铺张和简练。一个艺术品毕竟是要简练的。诗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它是思想的总结，语言的精华。画画几笔就能传神。戏，也应这样，必须简练。安排一个情节，也必定让它发生作用。《装疯吵嫁》，是个有趣味的小闹戏，就是太重复了。台底下人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物脸上那么动一回，可笑；第二回那么动就不那么可笑了，还要第三回，难免有点讨厌了。艺术品就是这么个东西，头一回观众笑了，不要以为第二回观众还笑。反反复复，人家会笑话：已经来了两次，就这么点本事吗？

音乐伴奏也是这样，往往不简练，贪多。梅大师、程大师就有那么几个伴奏，并无碍于成为大师。前天听祁剧《黄鹤楼》，唢呐吹得太响了，台上说什么我们听不见。评剧有个好处，有时候不拉琴，专让演员唱，到时候再拉。湖南高腔也有这个好处。音乐总得服从演员，服从表演，它不是独立的。应当怎样想法子让台下听得更真才好。

简练，不光是人少。整个剧情是抱起来的，像一棵抱心白菜似的，老集中在一点上，紧凑干净。拿《牛府贵婿》来说吧，这个戏是一出喜剧，可不敢让正面人物也用一点智慧幽默幽默，而光耍那个落后的老农民。到正面人物要交代问题时，就瞪起眼睛，一点不幽默，这个戏就不抱着心儿了。它分成两团了：一团是招笑的，一团是非常严肃的，很不协调。正面人物也可以幽默嘛，他可以讽刺，话也可以来得俏皮。当然我们不能丑化正面人物。

我们戏曲有这么多少年的历史，有这么深厚的传统，这么多的创造。一个国家里有三四百种戏，而且都这么好，真是了不起的事，这是我们一个极宝贵的遗产，必定得把它继承下来。但是，今天发生了一个问题：有些年青人不看戏曲。假如我们光看今天不看明天，那我们各种戏曲就有衰落的危险。新的人不看，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原因是传统戏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跟今天的思想感情距离很远。我们现在的思想感情已经不是唐朝的，宋朝的，明朝的，连五十年前的都不是了。我是个老听戏的，现在有时候也听着听着就不爱听了。我们的戏曲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不是所有传统戏里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摆出来都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呢？自然不行。因此，我们总得逐渐地让它的思想越来越接近我们的时代。一方面是演现代戏，另一方面要把传统戏好好修改。我们要大胆一些，不要过于保守，以为什么东西都改不得。有的东西，以前看着很好，现在看着就不那么好了。这几年来，我们戏改工作有了很大成绩，但是有时还是过于保守，老是认为老技巧不可以去掉，但是那个老技巧是由那个老生活、老思想出来的，摆在今天的舞台上，就会令人觉得不太合适。比如焦赞这个人物，在老戏里总是个可笑的人，事实上，在我们今天看，焦赞是个了不起的大将，这个人直爽、幽默一点，但是不能离了大将的身份。如果原封不动的留着，就觉得焦赞不是焦赞，而是小丑了，让人物受到了损失。不是说那些技巧都该去掉，但是，为了今天的观众，就要很好的想一想：哪里去一点，哪里添一点？我们应该大胆地改革。

我们的传统戏要是改编得好，能够让它和今人的思想感情挂上钩，还是颇有可为的。假如完全在我们思想感情之外，无论技巧多么好，恐怕也打动不了后一代；假如后一代都不爱它，那就很危险。我们不应当轻视传统的技术，但要推新出新，超过古人。

这些年，我们把有些戏改得很好了，干净了，很不近情理的地方已经去掉了；但是，我们做得还远远的不够，首先就是戏词，这要用很大的力量整理剧本，先把不通的去掉，慢慢地再让词句精彩。演出的剧目需要不断的加工，一丝不苟的加工，尽管是保留的剧目也得加工。戏是不怕改的，一个戏在不同的历史期间演出总有所改动。我不相信在解放前那些演员、导演、作家都敢干敢改，而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导演、演员反倒怕改，说：“这可改不的，当初秦始皇时就是那样。”秦始皇那时还没有戏啊！

我希望，能够花五年、十年的功夫，每一个剧团都有值得保留的剧目，包括新的历史戏、旧的历史戏、现代题材的戏，都有那么一些保留节目，全国凑起来剧目就很多了。让我们大家都努力吧！

载一九六三年《湖南文学》十二月号

先学习语文

常常接到朋友来信，问我：心里有许多话，许多事，可就是写不出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不易回答。我仅就此刻能想到的答复几句：

凡是能写些文艺作品的人都是先在语文上用过功夫的。文字写不通顺，没有法子写作品，因为诗、戏剧和小说等等都是用文字写成的。给我来信的朋友中，有些位的文字还没写通顺，就一心想写剧本或小说了，这当然有困难。怎么去克服困难呢？我看哪，请不要先在剧本或小说上打主意吧。应当先去进修语文。把文字写明白了，就有了表现能力，会把心中的话写到纸上去。有了这种能力，再进一步学习剧本与小说的写作，就必定很顺利。反之，还没有把心里的话明明白白地写在纸上的本事，就想去写剧本或小说，必定劳而无功。

我知道：在咱们的许多老作家里，如郭沫若先生、茅盾先生等等，起初都没想去搞文学创作。可是，他们都自幼儿练习过写文章，到了二十来岁的时候，他们的文字已然写得很好。此外，他们还学习了外国语。这样，赶到一个文艺运动来到，他们就想：我心里也有许多话、许多事，为什么不写写呢？他们就拿起笔来，唰唰地那么一写。他们竟自写出了诗、剧本、或小说来了。他们的生活经验是这些作品的资料。他们读了不少古典的和现代的好作品，使他们明白了一些剧本是什么样子，小说是什么样子。这样，他们有了内容，也明白了形式，好吧，就去写吧。用什么写呢？文字！哪儿来的文字呢？他们早已预备好，自幼儿就预备起啊。

这么看起来，生活经验是重要的，文艺形式应该知道，可是掌握语言文字还是绝对必要的！不会写就是半个哑巴，只会用嘴说，而不会把话写在纸上。

会写，就有了信心。起初，在形式上也许要摹仿摹仿。可是一来二去，信心越来越高，创造的精神越来越旺，就必力求独创，敢把老套子都扔掉了。怎么想就能怎么写出来，就叫作得心应手。一旦能够在文字上作到得心应手，就会创造了。思想是极要紧的，但是若没有文字配合，什么高超的思想也只能藏在心里，说不出来呀。文字不是文艺创作的一切。只有文字而没有思想，没有生活，文字就失去生命力，像穿着新衣裳的死人那样。但是，有思想，有生活，而表达不出来，问题也极为严重。朋友们，我知道生活要紧，思想重要，但是由练习写作的程序来说，你们必须先把文字写清楚。没有通顺的文字，一句话也说不明白，写作就毫无办法。

语文是随时可以练习的。写日记、写信、纪录报告等等都是练习语文的机会，不可错过。谁知道自己的文字还很差，而非先写剧本或小说不可，谁就近乎自找别扭。一来文字有困难，二来又不知道剧本或小说怎么写，这两重困难实在不易同时克服，于是就终日愁眉苦脸，痛苦的不得了。假若先专向语文进军，困难就减少了许多。等到文字通顺了，再进攻小说或剧本，必然较比顺利。在我接到的来信中，有不少是问创作窍门的。可是他们的文字还很欠通顺。我愿在此对大家说：第一个窍门就是努力进修语文。

载一九五八年《红岩》六月号

相声语言的革新

昔日的相声演员有一种本领：对什么观众，说什么话。他们到天桥或别处去“撂地”，地方既欠“文明”，听众里又没有妇女，他们的嘴里就野一些；及至走堂会的时候，嘴里就很干净，不带脏字儿。

现在，这种本领用不着了。演员们到哪里都堂堂正正地说那一套词儿，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

这是个很大的变化。

从语言上看，有的老相声段子相当文雅，特别是某些单口的。可是大多数的老段子，与别的曲艺形式中的语言相较，的确显着粗糙。这并不足为怪。在老年间，相声本是街面上的玩艺儿，难登大雅之堂。文人墨客既没有编写相声的本领，也不屑于去学习。所以，大多数的段子是由当时的艺人自己编的。他们都有些才华，要不然就编不出相声来。可是，在那个年月，艺人不能不顾及生活，所以就不得不迎合低级趣味，以期增多收入。因此，有的老段子通体都以凑趣逗哏为主，并没有什么更高的意义。这不能怪艺人，而应怪当时的任凭相声自生自灭，没人关心。

党关切一切艺人，相声演员也身受其惠。从前被称为“说相声的”，解放后变成相声演员和语言艺术家了。这种鼓励使艺人非力争上游不可。于是，他们开始接近作家，整理老段子，创作新段子。这么一来，首先是老段子中的粗俗语言必须去掉。若只去掉陈腐的，而不补充上新鲜的，好处就不大。相声演员更进一步，不只在空洞的语言上绕圈圈，而开始去从生活中寻找语言。他们下厂下乡，慰问部队，宣传清洁卫生，参加社会活动……。新的生活供给了新的语言。

新语言的运用，使演员们看清楚：语言本身的确有招笑的能力。但是，专凭语言的能力，而没有思想内容，便会落个空耍贫嘴，风格不高。这就是新段子里只抱住一句笑话死不放手，翻来覆去地重复的原因。比如说：老段子或垫话里若是抓住武大郎，便把所有的有关武大郎的俏皮话、歇后语全都搬来，反复应用，力求逗笑，既乏含蓄，又没有什么意义。新段子就很少利用这个庸俗的手法。新段子里多少有了思想内容，不专靠语言支持局面了。

我不轻视相声中的语言能力。但是，专重语言而忽略了思想内容，便只能招笑，而不能作有力的讽刺。相声应当招笑，而讽刺必由较比高深的思想得来。成功的新段子都是既有讽刺，又配以适当的足以招笑的语言。这类的新段子树立了相声的新风格，雅俗共赏，且有教育意义。这类的段子的创作方法若能继续提高，我们的相声便能够担起更重大的责任，成为打击敌人与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新段子里，也有些不甚成功的。这些段子的缺点大概是颇愿提高相声的思想性，可是在语言上却摹仿老段子的老包袱。这就是说，在思想上求新，而在言语上不敢放胆创造。结果呢，内容与形式不能统一，包袱勉强，失去相声应有的效果。相声的效果是随时使人发笑，笑完了去作深思，有所醒悟。某些老段子只顾招笑，不及其他，当然不大好；某些新段子又只顾宣传，而忘了招笑，也不大好。当然，既能非常招笑，又有深刻的政治性，是极不易为的事，这就有待于我们的努力，再努力。在那些较好的新段子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能够层楼更上的。

相声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这就难怪在老段子里有许多许多北京的土语方言。可是，现在这也有了变化。相声的足迹现在已遍全国，广播电台时常播送相声节目，工厂、部队、学校和机关里，只要举行游艺会，差不多总要表演相声。这样，相声里的土语方言也就逐渐减少，而代以普通话，且成为推广普通话的配合力量。这是个可喜的变化。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土语方言确是有极为俏皮的，会在相声里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假若相声的情节安排得好，普通话也能同样地获得预期的效果，不必非用土语方言不可。近几年来的成功的新段子，差不多在语言上已看不出多少地方色彩，可以拿到任何地方去说，都同样受到欢迎。这就扩大了相声阵地。

假若文艺作品而需要土语方言，相声就应居首位，因为它必须引人发笑，而土语方言往往具此本领。那么，依据过去几年的经验，相声既可以用普通话去写去说，别的文艺形式就更可以这么作而无损于表现力了。这个鲜明的具体事实，可供喜用土语方言的作家参考。

假若一位只听过老相声，而没有听过新相声的人，忽然听到新段子，他该怎样地惊异啦！新段子的语言既干净，又是普通话，而且内容密切结合社会现实，他怎能不惊异呢？是呀，这不但使他惊异，而且也使他高兴啊。想想看，当年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玩艺儿，今天却变为到处受欢迎的文艺尖兵，这是多么大的变化与进步！

可是，若是没有党的领导与关切，相声与相声演员怎能取得今日的地位呢！让我们都感激党，并要求自己以更好的作品及表演技术为人民服务，答报党的恩惠吧！

载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曲艺》第九期

新《王宝钏》

毫无准备——我刚刚由外地回来，身体也不大好。极高兴看到这么多老朋友，又恰好还有十分钟才到十二点，那么就作个即兴的发言，旨在问候与致敬吧。

我刚由秦皇岛回来。在那里，二十多位河北省的剧作家正在学习。我和他们交换了些剧本创作的意见。在那里，我也看了几出戏。河北省有名的青年跃进剧团正在那里演出新旧好节目。现在，我只提一提《武家坡》与《三气周瑜》，虽然我看到的并不只是这么两出戏。

《武家坡》由李淑惠同志主演。演唱的极好！可是，看了之后，我一夜没有睡好。我翻来覆去地思索：为什么唱得这么要好，而台下有人摇头呢？我自己也摇了头。

首先是，不合情理。夫妻十八年未见面，而见到了就马上开玩笑，说得下去吗？理当抱头痛哭啊！

非改不可！

怎么改呢？问题不小！你看，不是不合情理吗，可是台上非常活跃，台下也时时发出笑声。一会儿，薛平贵进寒窑，碰了头；一会儿，窑门又夹住了他的腿。薛平贵出这些洋相，台下有摇头的，也有发笑表示赞赏的。怎么改呢？说出洋相不对吧，可是台上真热闹。把这些趣味都抹去吧，拿什么来代替呢？这真是个问题。

我看哪，得先表示态度。离家一十八载，见了面就调戏老婆，是不是低级趣味？我们应当不应当保护低级趣味？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应当不应当为了台上热闹，就得保留碰头、夹腿、抠手心等等庸俗招笑的动作？只图热闹，不分趣味高级中级与低级，分明是糊涂观点。我们的态度应当是：要改掉这些低级的玩艺儿。

有的人颇有顾虑：这样一改，老听戏的不赞成呀。好家伙，听了半辈子戏，到而今薛平贵连老婆也不调戏了，不行，退票！

且莫惊惶。老听戏的既是老了，总不会再活一百年吧。青年们更重要。老人也别只顾自己，还应当为儿女们想想。现在，青年之中已经有不少只看话剧，不看戏曲的，戏曲理应赶上前去，争取青年观众，不该一成不变。况且，全国的戏曲团体，在数目上，比话剧团体多着好多好多倍，形势一时无法改变。戏曲就该尽到对青年所应负的教育责任！

再说，老听戏的可以去听老《武家坡》，新听戏的可以去听新《武家坡》，大家竞赛竞赛看嘛。假若新《武家坡》颇得人心，观者日多，老《武家坡》恐怕就一蹶不起，乃至死去，那能怪谁呢？人民的戏曲，由人民决定去取，不是很民主吗？至于老《武家坡》很热闹，能够乱折腾一个多钟头，听着过瘾，那就叫新《武家坡》针锋相对，既严肃，又有戏呗。这就看我们的本领了！我们得出奇制胜，跟老节目比赛比赛呀！

说到这里，我就觉得，修改老戏可有二法，一是只要旧基础好，便略为删删改改，不需多动。一是全盘需重新写过——如《武家坡》。

那一夜不是没睡好吗，我想出个门道来：全部《红鬃烈马》不是共有十折吗？这十折不是乱七八糟，一会儿是极严肃的《三击掌》，过一会儿又是没什么道理的《赶三关》，和调戏老婆的《武家坡》吗？好吧，把它减为五折，通体从新写过，全剧都顺着《三击掌》的线儿走，突出王宝钏，而且叫她始终一个劲儿，既不受调戏，也不跪下讨封，而薛平贵也既不娶两个老婆，又不“大登殿”。不错，王宝钏的十出戏里，每一折都有些弃之可惜的东西，可是为了剧本的完整、干净和人物的鲜明一致，只好狠狠心，该删就删；而且放大胆，能创造就创造——反正历史上没有这么一回事，还怕什么呢？要全盘另写，一点不将就。要新就全新，何必东补补，西减减，半新半旧不像样子呢？况且，老词儿有许多欠通之处，必须另写，而且需统统另写，以期风格一致。

改写计划如下——“版权公开”，谁赞同谁就可以照计而行。等我身体好些，我也想试试，看看谁写的好！

第一幕：《三击掌》——全剧以此为基调，用几句词儿交代《花园赠金》与《彩楼配》。

第二幕：《投军别窖》——王宝钏先不忍婚后分离，可是终于鼓舞丈夫去杀敌立功。这一幕要叫魏虎出场。第三幕：《探寒窑》——词儿也全从新写过。

第四幕：《武家坡》——不调戏老婆，而设法从正面找戏。最后，薛平贵说出，他回来是为看王宝钏，也是为向政府告密：魏虎吃败仗，投降了西凉，带兵攻打长安。此时，平贵还是先行呢，或是潜逃回来呢，我还没想好。王宝钏同他到王相府，扯着王允去见皇帝——也许平贵手中有王允通敌卖国的证据。

第五幕：《大登殿》——唐王登殿，平贵控告王允与魏虎。报：魏虎兵临城下。唐王派平贵迎敌，小武戏，擒魏虎，剧终。

这样，全剧用人不多，主角仅有王宝钏、薛平贵、王允、魏虎、唐王、王夫人而已。若舍不得代战公主，可使她嫁给魏虎，叫王二姐吃点苦头。

想着容易，写起来难。不过，试试看，也许行。演出之后，能否站得住，就看人民的意见如何了。反正那十出老戏还在，请观众比比看吧。一个新本子，无论如何，也会影响旧本子的。

关于《三气周瑜》，前半与末一幕“孔明吊孝”都还不错，使我看着不舒服的是中间那一段——张飞气周瑜。从前，脑中有个正统观点，觉得张飞那么戏耍周瑜，周瑜那么狼狈不堪，有如猫戏老鼠，也并不怎么过火，现在，那个正统观点没有了，而且剧中前半又说明了孔明要联吴抗魏，可就对那么收拾周瑜，看不下去了。（周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据说，这一段戏又是按照老套子演的。唉，新旧之难以调谐，有如是者！还是多费点心思，再多改一些吧！有了这一段猫戏老鼠，下边的《柴桑口吊孝》就没法儿演唱！不但观众不信孔明有真情实意，连台上的孔明自己也不信啊！

改戏真不容易。首先是别太保守了。我从前也偏于保守。近几年，跟着大家一同学习，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一些想法，从前认为可以保留或应当保护的，今天却变成看不下去的了。我且如此，何况一脑子新思想、新观点的青年们呢！一想起青年，我们就该往将来看，也就觉得敷衍将就与拼拼凑凑不是改戏的最好的办法了。我们切勿粗暴，可也别老敷衍将就。我们要继承传统，可也要革新。

载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戏剧报》第九期

新文艺工作者对戏曲改进的一些意见

这篇报告是集合了好几位新文艺工作者的对戏曲改进的意见，由我执笔写成的。

我们首先向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参加了剧改与曲改的同志们致敬，因为经过他们的热诚与努力，戏曲改进的工作才有了今天的初步成绩——第一步是最难走的，而他们都是敢走，并且走了第一步的人。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提出参加戏曲改进的男女演员——包括演员、文武场面，及龙套。由于他们从学习而改造了思想，由于他们的从认识而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戏曲改进才成为普遍的运动；否则专凭文字上的宣传与倡导，这一运动就不易很快的与社会谋面，也许到今天还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其次，我们愿意坦白地承认：从五四运动起，直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候，我们新文艺工作者对戏曲改进这一问题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过，因而往往忽视了它的重要。在五四运动中，文艺工作者多半只看见了旧戏曲中的封建、迷信等毒素，与其中的某些淫荡的动作，丑陋的形象，低级的趣味，嘈杂的锣鼓，于是就大刀阔斧的去攻击，扫荡，而忽略了它们的在艺术上的成就，与在民间的力量。他们想用西欧文艺传统中的话剧取而代之。这用意虽善，可是在扫荡狂潮过去之后，话剧并没能代替了旧戏，新歌曲也没能代替了民间曲艺，而大家也并没有去深究此中的原因，只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一任旧戏曲自生自灭，随它去吧。虽然一部分旧艺人和一部分文人还不单随时的编演新戏新曲，并且在（单就旧戏来说）演技，化装，唱腔，行头，各方面加以改动，可是这只凭编者与演者的独出心裁，以期在技巧上故事上能一新观众的耳目，以广招徕，而在思想教育上因缺乏明确的领导（军阀们与国民党反动派是只会欺压艺人，与摧残艺术的），就没有一定的方向与适当的注意。这样改动了的戏曲，只是帮助艺人们各显身手，分门立派，偏重技巧的翻新，而没有充足的注意到教育意义。

在抗日战争中，利用戏曲的旧形式，装上抗敌爱国的新内容，曾经成为全国文艺界的一种运动，而旧戏曲就随着这运动渐渐得到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可是，在蒋管区内，当权的文武是那么惧怕发动民众，所以就连只为激励士气民气，目的只在共御外侮的文艺活动也受到打击与禁阻，而这一运动就僵死在蒋管区内，只能在真心抗日与信赖民众的解放区发展下去。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了文艺须为人民服务的方针。这，一方面使关切民间文艺的人有了思想上的依据，从而不再迟疑的，朝着毛主席指给的方向，努力于改造旧戏曲的试验；另一方面矫正了五四运动以来文艺方向的一些偏差，清理了文艺思想上的混乱与纷歧。

近一年来，全国戏曲改进的工作，用不着说，是遵循着毛主席的原则上的指示——文艺须为人民大众服务——去联系实际的试验。我们新文艺工作者由于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而认识了这一工作的重要，同时也承认我们自己从前对这工作的欠了解与偏见。我们对由戏曲改进工作而来的艺人们与文艺工作者的团结，也感到兴奋。没有团结，就没有合作，而像戏曲改进这么繁重的工作，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单枪独骑所能作得好的。在这里，我们又须指出：新文艺各部门的工作者，或因本位业务的忙迫，或因素来与旧戏曲无缘接近，或因多少还保存着点成见，一年来参加戏曲改进这艰巨的工作的还嫌很不够。这次全国戏曲改进会议能给我们以发言的机会，我们引以为荣；同时，我们希望此后能有很多的艺术家参加这重大的工作，由各方面研究，解决这一工作所涉及的问题，使戏曲改进能更普及，能更提高一步。

现在，我们陈述几项我们对戏曲改进的意见。在我们之中，有的对旧戏曲曾经下过一些学习的工夫，有的则是门外汉。因此，我们不敢盼望我们的意见都是成熟的，也就诚恳的请求批评。

我们先说对戏改的意见。

（一）戏改不宜太偏重京戏：一年来，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在改编京戏上有了相当好的成绩，值得我们钦佩。戏改局既设在北京，北京又是京戏的大本营，那么先从京戏下手，自然是近水楼台，因便利而可以顺利进行。可是，依照我们的理解，京戏也是地方戏的一种。虽然它在脸谱上，唱腔上，行头上，锣鼓上，都有它特殊的成就，而且给了其他的地方戏不少的影响，可是它既不能代替别种地方戏所负的责任，也不能代表旧戏。因此，我们以为改编京戏是北京市文教机关的工作，正如同各种地方戏的改革是各地方的任务。戏曲改进局是领导全国戏改的机关，它的职责，特别是在戏改刚刚开始成为全国普遍运动的今天，应当是发动，组织，与领导，而不必太偏重改革某种地方戏的专业。发动各地方的艺人与文艺工作者，把它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而后给予政策上与思想上的领导，戏改才能在各地方活跃起来，才能在地方上生根发芽。我们知道，戏改局并没有完全忽略了这种责任，可是我们也时常接到较偏僻的地区的来信，询问在何处可以得到新剧本，和如何改编剧本，仿佛还不知道北京有个戏改局似的。所以，我们希望戏改局在联系各地方的艺人与文艺工作者，从而广泛的展开戏改工作上应更多注意一些。

诚然，京戏的改编是有示范的意义与效用的。可是，这效用并非全面的。举例说：京戏，川戏，梆子，汉戏里都有《失街亭》这出戏，而且在结构上与戏词上都大致相同。那么，改编了京戏的《失街亭》，川戏，梆子，与汉戏便也都可以参照改编。但是，与这几大体系距离远些的地方戏，便没有《失街亭》与类似《失街亭》的戏，也就得不到什么好处。这种地方戏的种类很多，为广大的民众所喜爱，不容忽视。假若各地的艺人们都有相当高的文化，他们自然会举一反三，看过改编了的京戏，就领悟到如何改造自己的戏。可是，我们的艺人的文化，无可讳言，并不都很高，而且思想的，业务的，技巧的包袱又都相当的沉重。那么，倘若他们不能与当地的专家团结起来，不亲自用心去改造他们所熟悉的戏剧，就很容易不求深入的抄袭别处改编了的剧本，而失去自己原来特有的长处。戏曲改进不是戏曲统一，各地方戏越能保存特点才越能有益于观摩与精进。所以，我们希望戏曲改进局在发动各地的文艺局（处）和文联文协剧协而外，更从速选择中心地点，分设戏曲改进站，以便化整为零的，就地取材的，分别发动并发展各地方戏的改革。这样的推动戏改，似较改编一个地方戏的剧本更为重要。

上述的意见并不影响到我们对戏曲改进局一年来努力修改的态度，而动手修改的。我们赞同这态度。改得少，就不至于因修改而破坏了剧本原来的完整，而且容易被艺人接受。改得准，就能凭只增减三言五语，而明确的把思想教育在适当的地方表明出来。这个态度是改编一切旧戏所应保持的。在这里，我们还愿补充一点意见——假若一出老戏，经过检讨，认为可以不改，就爽性不必改。旧戏是最敏感的，一受到人民的冷淡，它会马上自动的收兵。因此，我们不必多把心血花费在将被民众所淘汰的东西上。

假若修改剧本是“各个击破”的办法，我们就也应当注意一个全面的问题，即如何创造工农兵在舞台上的形象与动作。在旧戏传统里，剧中人如果是工农或其他劳苦的人民，就往往用丑角扮演，而兵呢，多数不是龙套，便是打手。虽然丑角并不都是坏人，可是一与别的角色对照起来，总会教观众感到他们的人微言轻，不甚高贵。我们至少应当重新检定一次，看谁应当，和谁不应当，是丑；贪官污吏若应扮三花脸，那么劳苦诚实的人民便应另行造型，使丑恶的与高贵的品质在形象上划分清楚。忠实劳苦的工农的动作也不该像丑角的滑稽轻佻，而该重新创造。这问题可真不小。工农的脸谱，动作，一旦由小丑解放出来，多少旧戏的戏词，作派，舞台上的地位，乃至于全剧的穿插，场次，都须大加改动。这是工农大众在旧戏里的翻身，是旧戏中的革命。现在，还没有人想出具体的办法，怎么检定丑角，怎么创造工农的新形象，新作派，与新舞姿。而且也不是短期间所能想得出，作得好的。因此，我们须马上发动专家与艺人研讨这问题。因研究丑角的问题，也许就能发现许多旧戏中的人物造型都不合理，像《吊金龟》中的张义是小丑，而无京剧剧本的钦佩。这些剧本大多数是按照着“改得少，改得准”情无义的张宣反扮须生。戏剧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那么人物造型若不合理，使邪正不分，贵贱颠倒，岂不比不妥当的台词为害更深吗？台词（以京戏来说），念的部分一“上口”便不一定容易被听懂，唱的部分大半听到腔而听不出字。所以，专凭改动几句唱或白，而欲收到戏改预期的目的，恐怕是不能愉快胜任的。这也就足以说明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戏曲改进局应多注意较大的问题，而不必汲汲于修订几个剧本。

（二）旧戏宜吸收什么新的营养：旧戏，因为天天与民众见面，是很会随时吸收新的营养，来丰富自己的。它必须争取观众；有观众的支持，戏剧才有生命，艺人才有生活。所以，广泛的说，因为人民的要求与督促，戏改一向是欲罢不能的随时在进行着的。假若我们有工夫，我们可以选取任何一种旧戏，加以分析，都可以找出它怎样随时接受外来的影响，充实自己。艺人对戏改并不完全生疏。

不过，在过去，旧戏的这种互相影响与交流，只能叫作变动，而不能叫作革命，因为它多偏重于演技的摹仿与剧本的交换，而很少顾及某一出戏中的，与戏剧一般的应有的思想教育。因此，它就很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把民间产生的东西变为替皇帝公侯说话的工具。所以，在今天的戏改运动中，所应注意的不简单的只是演技等等问题（艺人们从多少年前就会干这个），而是思想问题。在这里所谓的思想问题，包括着艺人思想的改造，与戏剧的思想教育。艺人的思想若不改造，就会把正经的戏，因归哏讨俏，也给唱歪了。旧日舞台上的淫荡动作并不都是剧本里写就的。反之，艺人们懂得了思想的改造，他们就会严肃起来，规规矩矩的演唱；同时，他们也就会批判的接受外来的影响，会了解什么是戏剧的思想教育。这么说来，当前的迫切问题，必是先艺人，而后戏剧，吸收新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解决，其余的问题就较比容易办了。旧艺人与旧戏所缺乏的营养主要的是思想，而不是技巧。

这就来了另一个问题。一年来，参加戏改工作的同志们似乎都晓得：京戏应在某处采用蹦蹦戏的手法，或秦腔应在哪里学学川戏的锣鼓等等，是不很重要的，因为艺人们早已那么办过了。可是，只有话剧还是个新东西，还没十分被唱旧戏的艺人注意过，于是有的人想抓住它作为改革旧戏的利器。

我们首先要问：利用话剧的手法处理旧戏，在传播思想上是不是非此不可的？回答是很明显的：旧戏也能传播思想；要不然，我们还不必改革它呢。话剧传播思想也许比旧剧便利一些，但是为民众所喜爱的旧戏的演技，脸谱等是话剧所缺乏的。设若专从传播思想的便利而连行头、脸谱、锣鼓一概撤销，完全变成话剧，那必定是违反改革旧戏的原则的。话剧是话剧，旧剧是旧剧，它们是各成体系，谁也代替不了谁的。

用话剧手法处理旧剧既不是思想问题，那么就必是技巧问题了。既是技巧问题，就不必非用不可，最好大家随便。不过，有的人以为旧戏的形式必须突破，才能提高，而突破的利器是话剧形式。我们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不错，由中国的文艺传统来看，话剧形式自然较为新颖；可是，话剧形式在西洋也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戏剧家们时时感到形式拘束的烦恼；其中，有的剧作家甚至愿意摹仿中国旧戏的形式。对他们，中国旧戏的形式是新颖的，取消布景与道具，以减少累赘。这种去繁就简的趋势虽非普遍的运动，可是它却肯定了中国旧戏的形式之不无可取。因此，话剧与旧剧的形式问题也许要经过多年的讨论，还难分出高低上下，我们若是在今天便断定话剧的形式必是提高的形式，便嫌有点武断。我们必须注意提高，但是要小心，利用话剧方法来提高，也许很好，也许反而庸俗化。

有的人以为旧戏因形式的拘束，难得接触今日的现实，所以须利用话剧的手法增加旧戏的弹性。在这里，我们愿意指出：旧戏中发展得较早的，像京戏，汉戏，秦腔等等，因一切已成定型，弹性较少；发展得较晚的，像蹦蹦戏，越戏等，因正在发育生长，弹性较多。我们以为弹性较少的戏，既已有高度的艺术组织，就不必勉强加入新的东西，扯碎它的完整；而且，我们若能作深入的研究，我们就能利用它原有的丰富的技巧，推陈出新。至于弹性较多的地方戏，它可能的发展为话剧，也可能的发展为小型歌剧。我们以为它应取后一条路线，因为在技巧上既驾轻就熟，在经济上也可省下另行装备的费用。况且话剧已有了相当的基础，而小型歌剧则当急起直追，从速发展。在今天，地方戏的改进应占戏改中的首要地位。总之，各种地方戏的发展迟早不同，形式各异，我们应当因势利导，给他们分别找出新路数来，而不可按照同一的方法使它们都变成一个模子磕出来的东西。我们要革新，同时也要尊重原有的技巧，一味贪新，而忽略了推陈出新，一定是不妥当的。

我们看到的改编过的旧戏还不很多。可是，其中已有两种：一种是有灯光布景与道具的，一种是没有的。据我们看，用了灯光与布景的并不比没有用它们的更好，而且有时候灯光布景反倒是一种障碍。灯光往往使脸谱与袍带变暗或变色，失去它们的鲜明美丽的预期的效果，也往往使面部表情看不清楚。布景与道具呢，亦往往阻碍了出场下场的亮相和其他动作，减少了身段的美。而且，布景与道具越求逼真，就与剧中人的动作越不调谐，因为旧戏中的手式身段并不与真山真水相配备，而是由虚拟渐渐成为固定的技巧的。我们并不反对旧戏去吸收话剧的成分，假若这么办足以使旧戏的优点更彰显出来；我们可是不同意用些薄弱的点缀，损伤了旧戏的朴素与深厚。

旧戏中的身段，锣鼓等等，是由民间艺人多少年代的心血，就着简陋的舞台条件，创造出来的。假若我们能想象到，当初舞台条件是那么简单，而艺人们居然能得心应手的，一扬马鞭即走出千里，双手作式即出得门来，我们便不能不承认民间艺人具有卓越的创造天才，与科学的方法。今天，我们的舞台条件在大都市里确实比从前多了一些，所以旧戏的技巧也就该随着改变。我们以为在这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先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一番，而后再决定何去何取。要不然，我们就很容易犯错误，把好的删去，而添上些不值钱的东西。举个例说，旧戏里元帅升帐，先出四将。虽然仅有四将，但因脸谱；锣鼓，行头，起霸种种关系，也足以便人感到军部的森严，与将官们的威风凛凛。假若我们必在宝帐的后边挂一张山林的画片，表示靠山近水，安营扎寨，则四位将官在林木群峰之前，既嫌太少，也就减去威风。

我们知道，因为爱好旧戏而钻到它里边去，成为戏迷，主观的说旧戏里一切都是好的，都不许改变，一定是错误的。反过来说，假若有人以为旧戏处处荒谬，话剧样样高明；就是一张不值钱的山林画片也必须挂起来，以壮声势，便有些太偏。

旧剧中最贫弱的部分倒是音乐，乐器与歌唱都嫌太简陋。因此，虽然旧戏里的唱工极关重要，可是现有的歌腔与锣鼓并不能充分表现复杂的感情。在这里，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音乐工作者来参加戏改工作，把旧戏的音乐提高一步。京戏等大戏的音乐比较复杂，可是已经不够丰富；近来有不少的小地方戏又摹仿京戏的锣鼓与歌腔，未免因陋就简，不是发展地方戏的好办法。小地方戏，我们以为，宜尽力吸收丰富的民间曲调与音乐，好成为各具特殊情调的小型歌剧。

（三）怎样运用思想教育：在前一段里，我们提出戏改为什么应当主要的是思想问题；现在，我们谈谈怎样把新思想渗入旧戏里去。从我们看到过的改编与新编的京戏和其他地方戏里，我们发现：

（1）热心传播新思想，而没能把思想消化在艺术形式中的，都必然的失败，因为冗长沉闷的说教不是人所喜欢的。我们在前边用的那个“渗”字，是有用意的。在戏改中，我们必不可太性急，把整堆的思想硬塞入观众的脑中去；那不单没有益处，而且会引起观众的反感，而艺人也会因失败而失望。

（2）发展得较比成熟了的旧戏，像京戏，秦腔，汉戏等，是宜于表演历史故事的。在旧日的历史戏里，无疑的它们往往因替统治阶级说话，而有力的传播了封建思想。可是，今天我们若为灌输新思想，而必求将古比今，勉强的影射，也不妥当。历史是历史，我们若忠实于历史，便很难找到恰足以影射现今的故事。若在故事中硬添上原来所没有的，使月下老人提倡婚姻自由，或叫王昭君去团结少数民族，就都成了笑话。在改编旧戏上，我们须取必不得已的态度，矫正旧戏里的大毛病，而不必看见皇帝就杀，遇到大臣即斩；把皇帝大臣都杀光，也许历史就不像历史了。在编新戏上，我们要很小心的，别用今天新闻纸上的资料与道理，假充作历史。假若今天的革命思想与事实都与秦汉的古事吻合，我们今天的伟大的，空前的，人民革命的成功，就既不伟大，也不空前了。我们须重新解释历史，而不可随意改变历史。我们须从历史故事中取得教训，而不能把它说得和今天的新闻一模一样。

（3）给神话故事加上我们今天的知识与道理，一定不是丰富，而是破坏神话的办法。神话是民族童年时代的产物，所以天真可爱。剥夺了儿童的天真是不近人情的。神话是原始社会中，人民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他们不晓得那些现象的所以然，于是就编出一些“想当然耳”的故事来说明它们；有了这样的故事，自然现象就有了系统，有了着落，大家才感到安心，不再生活在一个茫然无知的混乱状态里。他们的这种解释虽然并不合乎科学，可是故事性很强，带着人间创造力最高的想象，组织，与美丽。人民的知识逐渐提高，可是知识并遮掩不了神话的光华美好。神话成了艺术的一个策动力；一直到今天，不单儿童们喜爱它们，就是艺术家们也还时时由它们得到灵感。原始人民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是无从找到代替物的，神话也就永远是神话，自成一格，传之久远。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使神话，在戏剧形式里，怎样更美丽更奇幻，而不是用我们的知识消灭或歪曲它们。假若我们必定把嫦娥奔月也写成为阶级斗争的结果，就不免唐突了神话，作出什么也不像的东西来。恐怕乱改神话戏的人们的最重要的理由是要破除迷信。可是，神话是幻想，是寓言，是讽刺，并不提倡迷信。《嫦娥奔月》的故事里，并不要求我们崇拜嫦娥，或宣传得罪她便有什么惩罚。《天河配》的故事里也不强迫我们——像传教士那样——信什么宗教。神话中的神仙是原始人民创造出来的，是人与自然现象在想象中的结系。在那时候，人民有创造神的自由与勇气，人民敢把人性给了星宿雷雨。因此，我们不必太胆小，认为一按照神话的本来面貌编成戏剧，观众便会马上成为什么宗教的信徒。神话并不像宗教那样有实际的组成，引诱人们相信什么与惧怕什么。神话若是也有类似说教的地方，那就多数是寓言，寓言的目的是规劝，不是迷信。我们必须把神话与迷信分别清楚；要不然，随便的把神话戏破坏了，或是消灭了，一定是文艺上的一个损失。

（四）关于戏班制度的改进：旧戏班制度是戏改的最大障碍。一个思想改造了的艺人，在没有改造过的戏班里，是不会发生什么作用的。有了民主作风的戏班，艺人们才能各施所长，把戏剧搞好。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不想全面的说明，而愿只就与戏改密切相关的地方陈述一些意见。

（1）没有民主作风的戏团，排演新戏几乎是不可能的。以仍旧受着剥削的艺人，而去排演打倒封建的戏剧，也是不能想象的。今天所需要的新戏，不仅戏要新，而且演法也要新。假若一出很好的新戏，而演法仍照旧日的惯例，名角出风头，配角敷衍了事，便不能成功。今天的戏需要全体演员打成一片，主角好，龙套也好。那么，假若配角与龙套的待遇还是仅够喝粥的，他们就没有力气可卖，没法要求他们卖力气。因此，我们要求戏曲改进局加紧的去推动这一实际的，关键的，改善工作，好教戏改运动更确切的活跃起来。

（2）在这里，我们恳切的向京戏与秦腔等大戏的艺人提供忠告。在改善了戏班制度的评戏班及各地方戏班，在过去的一年里，有了很显然的进步与成就。假若大戏戏班的艺人，只凭原来技巧的优越，而不大关心改善戏班的问题，他们的优越会不久就变为落后。改善了的戏班，班里的每一个人都为业务努力，因而在唱腔、行头、音乐，各方面吸收新的东西，使原来的戏剧日新月异。那么，京戏班们若不努力于制度的改善，大家还墨守成规，不求进展，那可就相当的危险了。今后，只把握住几句谭腔，或几手杨派武生的扑跌功夫，是不会教一个艺人高枕无忧的。

（3）戏班制度改善之后，导演制度才能行得通，因为在这制度之下，主角与配角是共同为了一出戏去努力，在艺术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有了导演制度，每个演员才能有一定的任务，不容敷衍了事。这样，旧戏才能欣欣向荣，得到新的生命。演员的技术才会都有进步，得到平等的发展。只凭有了几本新戏，而没有导演制度，是不会教戏改工作走得很远的。

（4）我们在前边说过，旧戏的改造不必一定采用话剧的方法。可是，话剧演员的体验生活是每一个旧戏艺人应当照办的。没有生活的体验，就创造不出新的角色的形象与动作来，而旧戏的革新是必须创造工农兵等角色的。只凭换换台词，改变一两个唱腔，是不会把旧戏改好的。这可就又与改善戏班制度大有关系：演员们的待遇若不合理，演员若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个雇员，他们便不会热心的，也没有时间，去下体验生活的功夫，而旧戏也就永远一成不变，露不出新面貌来。

现在，我们说说对曲艺改进的意见：以北京来说，曲改比戏改作得好。曲艺的改编与新编都不像改戏与编戏那么复杂，演出也较比方便，写家与艺人就占了些便宜；自然，我们并不因此而对参加了曲改的写家与艺人减少敬佩。

曲艺界艺人应如何组织民主作风的班子等问题，我们在此不多说，因为他们的问题大体上与戏班子的差不多。我们只就曲艺界特有的几个问题简单的说一说。

（一）曲本问题。我们所看过的，听过的，新曲艺来说，我们发现：

（1）一年来大家所写的通俗文艺作品，是唱的多于说的。因此，相声与评书（都是说的）就改进的不多，相声与评书的艺人也相当的感到冷淡与苦闷。拿相声与评书比较，相声的问题似乎简单一些，因为相声艺人经过思想的学习，他们就会运用旧有的技巧，而改变了讽刺与嘲弄的对象——以前，他们嘲弄穷人，现在就把舌锋转向了剥削穷人的人们。没有一位写家，也没有一位艺人，能够写出一篇不能增减一字的相声。相声的段子都是随说随修改，用多少人的聪明与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把一段话洗练得像个样子了的。这样，文人们所写的相声，只求足供艺人们的参考，也就够了；艺人们会替文人把它慢慢修改好了的。要紧的倒是与曲艺改进有关的机关如何经常的与艺人们联系，以便随时矫正艺人们的思想。照顾艺人们的思想，艺人们就会创作相声。

评书问题可不这么简单。最简便的办法当然是艺人改说新小说。可是，哪一部新小说具备拿到民间去评讲的条件呢？次好的办法是有几部改好了的《水浒传》、《三国》、《包公案》等老书，供艺人应用。可是，这样的书连一部还没有！评书艺人必须有说服听众的道理和技巧。戏，曲，乃至于相声，都有写好了的台词，而台词就负责传达思想。评书艺人没有固定的讲词，而只凭自己的语言随讲随批。那么，在思想上，他就须高于戏曲的艺人，以便讲得头头是道；要不然，一知半解的去乱说，就必犯严重的错误。在技巧上，在说旧书的时候，艺人本诸师傅，加以自己的体验，能够说得天花乱坠。一旦教他说新书，讲新道理，老的技巧套数不见得都适用，而新技巧还未产生，可怎么办呢？在这里，我们要求戏改局多多注意这一方面的问题，好一方面使评书艺人找到出路，一方面教广大的听众得到好处。

（2）在新曲本中，短段子多于长段子。这原因是写家们集中在都市，于是就按照都市艺人所需要的去写二百句以内的曲本。这是个偏差。乡村与小都市需要能唱几点钟或几天的故事。乡村能听到新曲子，才有普及可言；可是供乡村用的长段子现在还不多见。这样，改造小都市与乡村艺人的思想，与发动各处的教师，学生，及知识分子，帮助艺人去创作长篇，实属当前急务！

（3）过去一年中所创作的曲本大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赶任务”而写成的——遇到防疫便写防疫，遇到颁布新婚姻法便写婚姻法。这样的曲本，因为缺乏故事性，往往不被艺人采用；就是被采用了，也不受听众的欢迎。不过，这类作品，还有写作的必要，因为它是负着随时宣传所该宣传的思想与知识的重大责任的。为了加强它的宣传性，也许应设法加入故事，使读者与听众感到更多的趣味。第二类是有真的或想象的故事的。代替了一部分旧曲子的就是这一类的曲本。一般的说，它们的文字不都比旧曲子里的坏；可是在人物的描写及故事的组织上，有的还赶不上旧曲子里的。这是因为作者对生活的体验还不够，技巧还欠熟练。过去的一年假若已经给曲本打下个改进的基础，今后就应当是加工细制的时节了。作家们应当更密切的与艺人联系，合作；应当更注意生活的体验，与大众语言的运用。第三类是工人学生所写的简短有劲的快板。这个形式不太拘束，而且谁都能唱的体裁，深为工人学生所喜。用它，他们可以很快的写出或长或短的一段，道出他们的思想与感情。用它，他们也会创造出简单的歌舞剧来。我们提出这件事实，因为我们希望注意工厂文艺的人们不要忘记照顾到快板的创作，而且也希望作家们能以快板的形式创作些较长的，以劳动模范等为内容的读物，供给工人与青年们，使读与唱，学习与娱乐，很容易的结系起来。

（二）音乐问题。旧曲艺中的音乐，虽然用的乐器比旧戏里的少，可是在腔调与板眼上有的比旧戏还要复杂。旧戏艺人往往由京音大鼓与单弦里学到新腔。就是那唱法较比简单的鼓书，如有必要，也能随时吸收新的音乐。在这里，曲艺在音乐方面的发展，也许比旧戏更占优势。怎么发展曲艺中的音乐，是音乐工作者当前的重要课题，因为除了它本身的问题而外，还可以供给地方戏一些参考资料。

一般的说，被艺人们采用了的新曲本，在文字上并不比多数的旧曲子坏，在思想上都比旧曲子强。可是，听众们还往往觉得旧曲较比好听。这除了新人新事听起来耳生而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音乐问题。旧曲子，经过多少年和多少艺人的加工琢磨，全篇的情调和字句的感情都严密的与音乐结系起来。因此，甚至不大通的字句也被美好的腔调给点石成金。这种腔调的创造与音节的安排往往是歌者与伴奏者合作的结果。新曲子，因为是新的，还未得到这种加工，于是演唱出来，就只能照猫画虎的大致不差，而显不出精彩；曲本中的含蕴还没有“出来”。我们应当注意伴奏者们的教育，鼓励他们协助歌者共同去创造。同时，新音乐家们也应当与旧乐手有更密切的联系。音乐是可以左右曲艺的形式的。忽略了音乐，而专在文字上求得突破形式是不大容易的。不过，在改进曲艺的音乐问题里，我们要注意一点，那就是不要先存复杂的就好，简单的就不好的成见，而想去简就繁。大致的说，乡间流行的曲艺，虽然是唱出来的，而基本上却要尽到陈述故事的责任，所以它的音乐就很简单，不教音乐性压倒故事性。我们可以管这种曲艺叫作唱着说的。反之，那些都市化了的民间曲艺，便可以不太急于陈述故事，而悠闲自在的去发展音乐。因此，有的都市的曲艺完全被温柔缓长的腔调所控制，以至失去诉说的能力。我们要很用心的去研究，而后很小心的去判断，好好的把陈述的与音乐的两方面的重要衡量一下，再决定去取。今天好用“突破形式”一语的人们，有的更未认识曲艺中的复杂的歌腔，有的只听到简单的曲子，便说这太单调寒伧，而忘了它的诉说力量——诉说力量才是教育力量。

总而言之，今天的曲艺改进工作，还是要以普及教育为首要的任务，因为我们作得还嫌太少。作品多了，才能有选择；有了选择，才会提高。提高是由实际工作产出的结果，而不是悬空的一种祷告。在这里，我们切盼写家与音乐家多多参加这种工作；民间曲艺是一块丰沃的园地，正等着我们去劳动，产生肥美的果实！

末了，我们只再交代几句话：上述的意见只是我们几个人想起来的，而且因为忙碌，也没有来得及阅读大量的文件与资料。因此，这篇报告既缺乏数目字的根据，又没有能明确的指出某戏某曲改得好或不好，和好或不好的原因。报告中有好多问题应作专题研究，可是我们只带手儿表过，未能深入。我们知道自己的这些缺点，所以诚恳的欢迎指正批评！

原载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过新年》

选择与鉴别

——怎样阅读文艺书籍

吃东西要有选择：吃有营养的，不吃有毒的。

对精神食粮也必需选择：好书，开卷有益；坏书，开卷有害，可能有很大的害。

在旧社会里，有些人以编写坏书或贩卖坏书为职业。有不少青年受了骗，因为看坏书而损害了身体，或道德败落，变成坏人。今天，我们还该随时警惕，不要随便抓起一本书就看，那会误中毒害。至于故意去找残余的坏书阅读，简直是自暴自弃的表现，今日的青年一定知道不该这么作。

特别应当注意选择文艺作品。有的人管小说什么的叫作闲书，并且以为随便看看闲书不会有什么害处。这不对。“闲书”可能有很大的危害。旧日的坏书多数是利用小说等文学形式写成的，只为生意兴隆，不管害人多少。我们千万不可上当。

俗话说：老不读《三国》，少不看《水浒》。这并不是说《三国》与《水浒》不好，而是说它们有很强的感染力，能够左右读者的思想感情，去摹仿书中人物。确是这样：一部好小说会使读者志气昂扬，力争上游；一部坏小说会使读者志气消沉，腐化堕落。留点神吧，别采取看闲书的态度，信手拾来，随便消遣。看坏书如同吸鸦片烟，会使人上瘾，越吸越爱吸，也就受毒越深。

还有一种书，荒诞无稽，也足以使人——特别是青年与少年，异想天开，作出荒唐的事来。如剑侠小说。我们从前不是听说过么：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因读剑侠小说而逃出学校，到深山古洞去访什么老祖或圣母，学习飞剑杀人，呼风唤雨等等本领。结果呢，既荒废了学业，也没找到什么老祖或圣母——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什么老祖和圣母啊！使人不务正业，而去求仙修道，难道不是害处么？

怎么选择呢？不需要开一张书目，这么办就行：要看，就先看当代的好作品。我们的确有许多好小说，好剧本，好诗集，好文学刊物，好革命回忆录……。为什么不看这些，而单找些无聊的东西浪费时光，或有害的东西自寻苦恼呢？生活在今天，就应当关心今天的国家建设与革命事业的大事，而我们这几年出版的好作品恰好是反映这些的。它们既足以使我们受到鼓舞，争取进步，又能获得艺术上的享受，有多么好呢！

或者有人说：新的作品读起来费力，不如某些剑侠小说、言情小说、公案小说等等那么简单省劲儿。首先就该矫正这个看法。在我自己的少年时期，最先接触到的就是《施公案》一类的小说。到二十岁左右，我才看到新小说。读了几本新小说之后，再拿起《施公案》来看，便看不下去了。从内容上说，新小说里所反映的正是我迫切要知道的，《施公案》没有这样的亲切。从文笔上说，新小说中有许多是艺术作品，而《施公案》没有这样的水平。新小说唤醒我对社会的关切，提高了我的文艺欣赏力。我没法子再喜爱《施公案》。后来，我自己也学习写小说，走的是新小说的路子，不是《施公案》的路子。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一比就知道谁高谁低了。我相信，谁都一样：念过几本新作品。就会放弃了《施公案》。

一个研究文学的人，自然要广为阅览，以便分析比较。但是，这是专家的工作，一般人不宜借口要博阅广见而一视同仁，不辨好坏，抓住什么读什么。

现代题材的作品读了不少以后，再去看古典作品，就比较妥当。因为，若是一开始就读古典作品，心中没有底，不会鉴别，往往就容易发生误解，以为古典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管是十八世纪的，还是十九世纪的，都是模范，值得效仿。这一定会出毛病。不论多么伟大的作家也没有一眼看到几百年后的本领。他的成功是塑造了他的时代的典型人物。但这只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并不足以典范千古。即使这个人物是正面的人物，是好人，他也必然带着他那个时代必不可免的缺点，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模范。是呀，一个十八世纪的人怎会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呢？正面人物尚且如此，何况那反面人物呢？

阅读古典作品而受到感动是当然的，这正好证明古典作品之所以为古典作品，具有不朽的价值。但是，因受感动而去摹仿书中人物的行为就是另一回事了。这证明读者没有鉴别的能力，糊糊涂涂地作了古代作品的俘虏。

我们能够从古典的杰作了解到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男女是怎么生活着的，明白一些他们的思想感情，志愿与理想，遭遇与成败。小说等文艺作品虽然不是历史，却足以帮助我们明白些历史的发展，使我们通达，因而也就更爱我们自己的时代与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最进步的制度，我们的社会现实曾经是多少前哲的理想。以古比今，我们感到幸福，从而意气风发，去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读过的现代好作品帮助我们认清我们的社会，鼓舞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有了这个底子，再看古典作品，我们就有了鉴别力，叫古为今用，不叫今为古用，去作古书的俘虏。假若我们看了《红楼梦》，而不可怜那悲剧中的贾宝玉与林黛玉，不觉得我们自己是多么幸福，反倒去羡幕“大观园”中的腐烂生活，就是既没有了解《红楼梦》，也忘了自己是什么时代的人。这不仅荒唐可笑，而且会使个人消沉或堕落，使个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上受到损失。这个害处可真不小！历史是向前进的，人也得往前走，不应后退！假若今天我们自己要写一部新《红楼梦》，大概谁也会想得到，我们必然是去描写某工厂或某人民公社的青年男女怎样千方百计地增产节约，怎样忘我地劳动，个个奋勇争先，为集体的事业去争取红旗。我们的《红楼梦》里的生活是健康的，愉快的，民主的，创造的，不会有以泪洗面的林黛玉，也不会有“大观园”中的一切乱七八糟。假若不幸有个林黛玉型的姑娘出现，我们必然会热诚地帮助她，叫她坚强起来，积极地从事生产，不再动不动地就掉眼泪。假若她是因读老《红楼梦》而学会多愁善病的，我们就会劝她读读《刘胡兰》，看看新电影，叫她先认清现代青年的责任是什么，切莫糊糊涂涂地糟蹋了自己。有选择就不至于浪费时间或遭受毒害。

有鉴别就不会认错了时代，盲目崇拜古书，错误地摹仿前人，使自己不向前进，而往后退。

在这里，我主要地谈到文艺作品，因为阅读文艺作品而不加选择与鉴别，最容易使人受害。我并没有验看别种著作，说别种著作不需要选择与鉴别的意思，请勿误会。

载一九六一年《解放军战士》一月号

学习民间文艺

为迎接中央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我写这篇小文，一方面对由各地来京参加会演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一方面也希望文艺工作者更多注意学习民间文艺，更多参加戏曲改革工作。

主要地我要说，我们对民间文艺应取的态度。

虽然说，在过去的几年里，特别是全国文艺界整风学习以后，民间文艺已受到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可是容或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和一些学习文学、音乐、或美术的人们并不重视它。这不是我个人的臆断；因为假若这现象并不存在，我们的戏曲改革工作到现在就一定会已经有了更多的人参加和得到更好的成绩；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也必已经相当的多，相当的好了。

为什么还有人不大关心民间文艺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他们心中，一想到民间文艺，也就想到“普及”的问题，而他们的志愿是要作“提高”的工作的。他们是把“普及”与“提高”一刀两断，划清了界限的。这么一来，他们以为“普及”的工作有几个人照应着就够了，他们自己须养精蓄锐地埋头搞“提高”。假若他们是搞文学的，他们就不看客观的需要，而主观地预备写出长篇巨制，像百万言的小说或史诗。假若他们是搞音乐的，他们就不管社会上实际的音乐活动，而希望自己成为弹钢琴或拉提琴的圣手，或写出伟大的交响乐。他们有作“专家”的志愿，因而打定主意：假若他们创造出的作品，一时还不能被群众所接受、欣赏；他们就把作品藏起来，到二十年三十年后，等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再拿出来，公之同好。这，就手儿显露出来他们不敢明言的一点心理——不大重视“普及”工作。他们要等待，等待二十年三十年。但是“等待”就是停止，就是孤立。这不对。毛主席明确地指示了我们：“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据我的了解，我们将来的艺术杰作必是由今天的艺术活动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今天按古方炮制，冷藏二十年的东西。今天，我们必须挚诚地给人民服务；我们帮助人民提高，人民也帮助我们提高，我们与人民一齐提高，就产生了新的优秀作品。这新的优秀作品不是貌似某某古典作品，而是地地道道的、前无古人的，新中国的优秀著作。这种新的杰作是我们由今天起，陆续不断地联系群众，配合政治任务，产生出来的。它不会忽然自天而降，也不会是在名山藏了一世纪的老古董。它是逐步地由普及而提高的结果，不是文艺工作者个人的一点技巧与一时的灵感的创造品。

一旦我们把“普及”与“提高”分开来说，我们就很容易不看内容，而只从形式上判定文艺作品的高低。我知道，有某些文学家以为快板与评剧什么的是普及的，低等的。新诗和新歌剧什么的是提高的，高等的。同样的，有些搞音乐的以为西洋古典音乐是高等的，中国民间音乐是低等的。事实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看吧，今天的快板与不少的评剧已不是解放前的老样子了，它们已经提高了一步。怎么提高了呢？它们已经有了新的思想内容。从前，快板是乞丐们求钱乞食的“顺口溜”；现在，它已变成工农兵所喜爱，很锐利的宣传武器。从前，评剧唱的是《马寡妇开店》；今天，它唱《小二黑结婚》。我们没有权利，不看思想内容，而专从形式上断定快板与评剧是低等的作品。

就是专从形式上说，快板与评剧的形式既是人民所喜爱的，也就是高等的。我们没有权利说：评剧该收一收，换上西洋歌剧吧。况且新的内容，必然要求新的形式。因此，今天的快板与评剧，在形式上也已经有了变化。这种变化是渐变，虽然不完全与旧形式相同，可是并没丢掉人民喜闻乐见的基本形式。人民喜欢评剧，一旦看见与评剧形式完全不同的“评剧”他们会掉头而去的。

快板与评剧等通俗文艺是直接拿到民众中去受考验的。人民，并不像闭户钻研古典文艺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拙笨。反之，人民是有眼力的，而且毫不客气。他们看见好东西就批准，看见不好的东西就批驳。这样，今天的快板与评剧等等是在人民中生长发展着的，不像古典文艺那样已经一成不变。我们若是抱定那些一成不变的老套子，死不放手，就无从解决今天的问题。

今天我们应该关切的是人民满意了现在的快板与评剧没有。我们文艺工作者可不应该用自己的成见替人民决定什么。显然的，人民还不满意今天的快板与评剧。从量上说，快板与评剧还很不够用；农民迫切地要求反映互助合作运动的作品，店员们要求有内容的“五反”剧本，可是都不容易找到。从质上说，我们现有的通俗文艺作品还不够高。在这情形下，文艺工作者就该努力去满足人民的要求，创作出更多的更好的作品。假若我们不看人民的需要，而只凭自己的成见，从形式上断定：新歌剧比京戏好，京戏比评剧好；所以我们应取法乎上，按照西洋歌剧的套数创作新《蝴蝶夫人》什么的，不必关心京戏与评剧。这便是不切实际，随便说话。按照西洋歌剧的形式写出来的东西，假若还没有今天我们的评剧的内容那么好，思想那么高，就是废品！再说，采用了西洋歌剧的写法，即使内容好，思想高，人民接受那个洋形式与否，也还是个问题！人民既需要文艺，就必定要求更好的文艺。这更好的文艺必是更足以满足人民的愿望与要求的，不是由我们出主意，强迫人民非接受不可的。所以，普及和提高必是紧紧相连的，不是一刀两断的。

我们必须看清楚：今天的人民，在政治思想上，是突飞猛进的。这样，人民就不但极迫切地需要文艺，而且迫切地需要更进一步的文艺。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后的评剧不同于解放前的评剧，今年的评剧又不同于去年的评剧的原因。假若我们把人民的生活与思想看成为静止不动的，我们就大错而特错了。那么一来，我们就容易想到：人民只喜爱评剧，而且喜爱一成不变的评剧。同时，我们也就容易想到：什么时候人民不再爱评剧了，才能爱我们自己创造的高级玩艺儿。事实上，人民所喜爱的评剧是正在不断地改进、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照这样改进、发展下去，三五年后或十年八年后的评剧必定会胜过了我们现在自以为高得了不起的东西，我们自己的那点法宝反倒拿不出手来了。跟着人民一齐往前走的东西才有前途，才会提高；脱离群众的东西不过是“敝帚千金”而已。提高不提高是由人民的艺术生活如何而决定的。脱离了人民，幻想提高，我们自己反倒会远远地落在人民的后边。

这就可以谈到“突破形式”这一问题了。有人说：民间文艺的形式必须突破，否则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是的，我承认这说得很对。但是，突破形式必须有步骤，不能一下子全盘打碎。一下子打碎的办法，一定不能解决问题。假若有人以为突破形式，就是用句子长短不同，音节无定，没有辙韵的新诗代替了鼓词，那结果便是消灭了鼓词，“推陈出新”就无从说起了（这里，没有小看新诗的意思）。是的，我们必须有步骤地突破形式，才能教鼓词一步一步地改善。鼓词是活着的东西，我们须教它活得更好、更健康、更丰富；我们不能一下子把它打死，硬教别的东西取而代之。“取而代之”

的态度，既会发生混乱，也会阻碍我们向民间文艺学习。

我们应取什么样的步骤去改善呢？首要的是我们要注意戏曲改革问题，参加戏曲改革工作。身临其境，才能晓得由哪儿下手改革。只有丝毫没注意过这问题的人才会空谈突破形式，并没有具体的办法，或主张打碎形式，另起炉灶。“冷眼”的确可以看出民间文艺中的毛病来，但是“冷眼”并不能解决问题。头一次听京戏的人必然会感到打击乐器的嘈杂刺耳。可是，只说一声：“太吵人，要不得！”怎能解决问题呢？假若我们留神看一看今天戏剧改革、曲艺改革的情形，我们就会明白，经过改革的戏曲，在形式上的确有了一些变化。也许它们还改变得不多，不够好；可是谁也不能否认它们正在变化，而且是经过许多时日，许多人的努力，才有了这点变化。这变得不多，不好的原因，首要的是因为文艺工作者没有踊跃地参加戏剧改革、曲艺改革工作。戏剧改革、曲艺改革工作需要很多的人、各方面的人，因为这工作包括许多不同而又互相联系着的问题。一出戏里除了故事与思想，还有服装、布景、音乐、灯光、脸谱、戏词种种问题。这不是一两人所能解决的。可是我们的音乐家、美术家、以至于文学家，有多少参加了这种工作的呢？不很多！怪不得戏曲改革工作还没有很好的成绩！那最害事的是口说突破形式，而心中却想干脆用另一种形式代替了京戏或评剧的人——自然，我们也不能说，应当用京戏去代替话剧或别种戏剧。我们要的是“百花齐放”，谁也不该去代替谁。是的，京戏因为形式的限制，确乎不能容纳一本话剧那样的内容。可是，在另一方面，话剧也不能容纳一出京戏那么多的载歌载舞的技巧。我们应当分工，也应当合作。一位专搞话剧布景的人，在注意了、学习了京戏之后，去帮助京戏搞布景，决不是他的错处。反之，他若以为去搞京戏布景是降格相从，就不大对了。既说“百花齐放”，就不许唯我独尊。

上次春节，我赶写了一出宣传新婚姻法的小歌剧，名叫《柳树井》。这不是一出怎么了不起的作品。可是，在形式上，它不像任何旧有的京戏或评剧。它的人物出场，没有一个自报姓名的，而是出场就动作，就歌唱；在起唱之前也没有：“出得门来，好天气也”，或“好不伤惨人也”。在北京城里与郊外有许多地方上演了它，有的唱评剧，有的唱快板，有的选用了《白毛女》、《刘胡兰》中的调子编凑起来，还有的把它改为话剧。我自己看过四样不同的演出。这种不提名道姓，出场就唱的办法，是小小地突破了形式。台下懂不懂呢？懂。在词句里，我避免了“听分明”，“面前存”一类的滥调，而完全用既可听懂，又相当新鲜流利的言语。台下懂不懂呢？懂。为教剧本不太长，我又把许多情节用暗场交代。台下懂不懂呢？懂。这说明了民众并不拒绝突破形式。他们喜爱革新的东西。可是，我的戏词都是按照评剧词句或快板的音节写出的，并且都押了韵。我知道，不论快板或评剧，字句没有一定的音节，就不易唱出。在我们的音乐家还没把新的具有民族风格的腔调教给唱快板与评剧的人；我们就不能责备写词的人不敢在音节上突破形式，也不能责备艺人们或业余的歌者守着老腔老调去歌唱。写词的人、音乐家、艺人，三者联合起来，先咂摸透了旧有的音乐，才能改造腔调，创造腔调。至于押韵，有些作新诗的人也许很讨厌它，可是世界上所有的歌曲，还没有不押韵的。诗可以去掉了韵，歌曲不能。指责歌曲用韵即非突破形式，是不对的。我们须在要突破某种形式之前，先了解某种形式，然后才能逐渐地适当的去突破，不至于一锤子打碎，不可收拾。

有的地方，我听说，在演出《柳树井》的时候，把剧中的暗场都给补实了，而且据说，补得很好。这说明了，一个剧本被人民看中了，他们就会热情地、用心地去修改补充。我没有看过这个修补了的剧本，但是我体会到，是简练的用暗场子好呢，还是处处充实，不落空好呢，人民自己会决定。进一步讲，我们将来的提高的作品应当作如何的提高呢，也是由人民决定，不是由我们自己闭门造车。

由上面的举例说明，我们可以多多少少看出我们对民间文艺应取的态度：

一、文艺工作者须多注意民间文艺，并且应当学习它，实地参加改革它的工作，否则空口说白话，无济于事。

二、我们必须矫正站在远远的等待提高的态度，而须马上就着此时此地的普及工作设法提高。我们越等待，越脱离实际，而且一定会落在文艺发展的后边。假若我们今天写出了与莎士比亚一样好的一出大悲剧，藏之名山，等着人民厌弃了评剧的时候，再拿出来，恐怕呀，就永远拿不出来了。因为就是真正的莎士比亚也不会替我们解决问题。我们的人民与文化会产生我们自己的莎士比亚。

三、不要只从文艺形式分高低新旧，而要从思想内容与教育效果分高低新旧。一出评剧若是有思想、能教育人民，它就是高的、新的；一出话剧而缺乏思想教育的效果，便是低的旧的。不要一听说“评剧”这两个字，就先摇摇头；也别一听说新歌剧就以为高不可及。最好是，人民喜爱什么，需要什么，就供给什么。

四、突破民间文艺的形式须是参加了实际改革工作的结果，而不是空空的一句话。它必须有步骤，而这步骤必是由实际工作中才能决定了的。闭着眼，连门儿还摸不到，还谈什么突破呢？

总起来说：我们须积极学习民间文艺，积极参加“推陈出新”的工作。在过去的半年中，我接到不少封人民志愿军给我的信。他们一致要求更多的快板与相声，而没有一位要求莎士比亚的悲剧的，他们所要求的，我们并没有大量的供给；那么，即使咱们之中确是有几位“莎士比亚”恐怕也有些溺职了。

载一九五二年十月七日《北京日报》

学一点诗词歌赋

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剧作家由于对政策了解不够，对生活不够熟习，戏是写出来了，改了又改，演员有意见，导演有意见，朋友们有意见，各方面有意见，只得全力以赴的再改下去，来容纳龄方面的意见。力量都花在这上边，而把语言的艺术性忽略了。我个人就有这样的体会，有时根据大家的意见改了，十之八九不如原句。一改之后，只求思想正确，无暇顾及语言，而思想与语言骨肉相关，不可分离的。

假如有上面这种情况，我希望今后各方面提了意见之后，再给剧作家一些时间，经过思考之后再改，不要一个人提了意见，就很紧张。有时候，戏上了，深夜十二点，忽然来了个电话，说：“这句话不太好吧！”就连夜找演员商量改词。这样匆忙修改出来的语言还能好吗？因为一句词儿，原来作者写作时是有一种系统的思想在支配的。

还有一个情况：作者太忙了，人离开了，为了接受各方面的意见，导演、演员改动了两句，如田汉同志的《文成公主》，忽然戏里有个老太婆说了句：“哟，你瞧！”“哟，你瞧！”这是现代北京老大娘的口气，怎么由唐朝的妇女说出来呢？！这有点滑稽。田汉同志的语言本来文艺性很强，这一改就残破了。

改是完全可以的，希望今后不要随便改。应该给予作者较长的时间好好考虑，把语言尽可能弄得更好些。

还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戏故事性、舞台技巧都很好，就是经不起看第二遍，当你第二次闭着眼睛琢磨舞台语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味道。为什么当初又能让它同观众见面呢？因为舞台技巧和故事性不错，所以读剧本时听的人也觉不错，就是没考虑到剧本语言在舞台上的文艺性，也没考虑到虽然票卖的不错，文武带打也很好，语言却是干巴巴的，没有味道。这种戏演到一个时间，再拿下来，加加工，告诉作者戏是有了，就是语言不够味，要作者注意通过语言提高剧本的思想性、艺术性。只讲语法正确，缺乏回味是不够的。

现在剧评家很客气，不去提、也不好意思提这个问题。我希望剧协组织内部座谈老老实实说真话，帮助作者提高语言的艺术感染力，好让观众欣赏语言之美。

剧作家应该如何培养，这也是个问题。年青的剧作者除了写剧本外，会不会作诗？散文写得如何？有没有广泛的文艺修养？我认为要专拿写话剧来练习语言是不够的。郭沫若、田汉、曹禺同志他们的文学艺术功夫是很深厚的。都是先有诗词歌赋的才能和修养作基础。郭老语言的根底就很深，田老的旧体诗是我很佩服的，丁西林、曹禺同志对外国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等名家的语言很有研究，能阅读原文，精通翻译。

常常听到十五六岁的小孩说：“我也要写剧本！”也可能写出了戏，语言却是干巴巴的，一句凑一句，变化很少。光靠写剧本练习语言是不行的。应该先有文学语言的基础才行。《文成公主》、《蔡文姬》有许多优美的诗词，如果是某些作者就不能动笔，要歌不能写歌，要诗不能作诗。话剧的语言，有人认为全是白话。这是误解。不少老作家的语言运用了古典语言的节奏，抑、扬、顿、挫，铿锵有声，很有韵味。

希望剧协、文联组织大家补课，练功。青年剧作者有才能，语言功夫还不到家，就可以请名家来念念，分析优秀的戏曲、话剧剧本。诗、散文也要能够对付。这样才能在语言上提高。

我说的都是老实话，要帮助青年作者提高，请一批老先生教教诗词歌赋，找几个古今中外的好剧本批注一番是很有必要的。

载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文汇报》

要真钻，也要大胆创造

把电影与戏曲这么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放在一块，实在是不好办的事。但是，困难必须克服，因为人民的确爱看戏曲纪录片。

我对今后拍制这种影片的同志们提出两个要求：一、要有热爱戏曲的态度：戏曲有多年的传统，有特殊的技巧，有千变万化的表演方法。摄制戏曲片子而不懂戏曲的奥妙与特点，就只好一场一场地照实拍照、录音，不知强调哪里，压缩哪里，必定不会有好成绩。解放前拍制的戏曲片子就吃了这个亏——草率地给戏曲安上一些布景，放一些道具，叫演员在这些既不美、又碍事的东西之间扭来扭去，唱那么几句。这怎么行呢？大家看了这种片子，既看不出戏曲的美丽，又看不出电影技术的特长。这不是两种艺术形式巧妙的结合，而是硬拉到一块儿，专为叫大家看了不舒服。解放后，戏曲片子的摄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也还有些简单化的手法，使人看着别扭。比如说：拍制《断桥》，就在后面挂一大张“西湖景”，没有一个游人，连个飞鸟也没有。可是，在这静寂的景中，忽然出来一位古装的许仙，又是摇头，又是悲叹，而且忽然唱起来。看起来，他的确有点像个半疯子！

是的，我们必须热爱戏曲，真知道它妙在何处，巧在哪里，我们才会要求自己真下功夫，精心拍制，使电影艺术放出异彩。

二、要大胆创造。既然要放出异彩，就必须大胆创造。是呀，一句话说到底，既是两种艺术形式的结合，就必定需要创造。戏曲影片绝对不是给戏曲照相，而一定是相得益彰，另辟途径。我们要心中有数，准知道强调哪里，冲淡哪里，以便使一出戏曲好的地方更好，减去弱点。我们连每个演员的长短也都须知道，而后才能适当安排，各得其所。

是，要大胆些！戏曲影片要比戏曲的原来面貌更美丽，叫戏曲办不到的事，能由电影技术给充实起来，使观众得到更多的享受，因而更爱戏曲。这样，电影工作者就成为戏曲的“护法者”，而不仅仅是戏曲的摄影者。

外行话说给内行听，原谅，原谅！

载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中国电影》第六期

一点小经验

不管小说也好，戏剧也好，都不是事实的纪录。比较起来，剧本更需要冲破真人真事的限制，因为一件事放在舞台上就必须适应舞台的条件，否则缺乏戏剧性。

我愿以《女店员》和《全家福》为例来说明。这两出戏都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作品，缺点甚多。不过它们是我写的，说起来容或亲切一些。

在我搜集《女店员》的材料的时候，我就想到：假若此剧始终以商店为背景，恐怕就不易有戏。是呀，假若每场都安排在商店里，人们出来进去，你买葱蒜，他要点心，可怎么演出戏来呢？所以我决定少用商店，而设法把家庭、公园等等都搬到台上来，以便既有变化，又容易演戏。对于人物，我也在商店之外，找出些男女老少，跟店员们拉上关系。这样，人与人的关系复杂起来，矛盾也就多了一些。戏剧必须有矛盾。

在人与事之上，我还给安上一个总题——妇女解放。这样一来，人与事尽管平凡，可是全剧却有个崇高的理想，就是妇女的彻底解放。

《全家福》的资料很多，可都是独立的：有的是儿子找妈妈，有的是妻子找丈夫……情节各异，互不相关。戏剧必须集中，不能零零散散如摆旧货摊子。所以我就把几件本来是孤立的事情组织到一处，成为一个新的故事。这就加强了人与人的关系，有了更多更好的情节，也更能感动人。假若不这么办，而抱定一件真人真事去写，我势必得从头说起，描写旧社会怎样使人民妻离子散，到今天才得到团圆。这样，既从旧社会写起，我就无法叫新社会的人民警察一开场就露面儿，也许到戏已快结束才能出来。显然，这样介绍人物是不妥当的。还有：我若描写旧社会的光景，我就必须把当时的恶霸、坏人等等写了进去。这样，人物既多，而且又容易有头无尾，——谁能把有血债的恶霸留到今天呢！我决定不在这群坏东西们身上多费笔墨。戏一开场就写今天的人与事。于是，人是今天的人，事是今天的事，显着新鲜，且不拖泥带水。全剧里没有一个反面人物，这也是一种新的写法。

由此可见，写戏须先找矛盾与冲突，矛盾越尖锐，才越会有戏。戏剧不是平板地叙述，而是随时发生矛盾，碰出火花来，令人动心，在最后解决了矛盾。

光知道一件事，不易写成一本戏。我们要知道的很多，以便从容布置，把真事重新组织过，使故事富有戏剧性。人物也是如此，我们须用几个类似的人物创造出一个人来，使他的性格更加突出，生活经验更加丰富。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写戏如用兵，把人调迁得适当，则能彼此呼应，互相支援，以少胜多。所有的剧中人都仿佛用一条线拴着，一个动则全动，这就有了戏。我们得到的资料是真实的，我们的任务便是如何给真实加工，使人与事更加深厚，彼此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以期具体而有力地说明真理。真实往往是零散的，我们须使之集中。真实中往往有金子，也有泥土，我们须取精去粕，详加选择与提炼。我们执笔写戏，眼睛要老看着舞台。剧本是要放在舞台上去受考验的。

载一九六零年《北京文艺》一月号

一点印象

《新港》编辑部有人来，要我对目前的小说写几句话。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因为忙，对近二三年来出版的小说我读的不多，不可随便发言。再说，以我读过的那些新小说来看，它们都是我写不上来的作品，更不可草率评论。那么，就这么办吧：我只就阅读过的那一些略谈印象吧。既是印象，便谈不到精微的分析，所以我不准备“提名道姓”；那些作品我只读过一遍，还没有了解透啊。

我觉得我们的新小说多数是健康、干净的。这是个了不起的特点。读了这些小说，我有这么一点体会：我自己当初写小说，可以说是自发的；今天大家写小说，都是自觉的了。这是个思想上的跃进。因为是自发的，所以我没有个中心思想，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现在大家所写的呢，几乎都是亲身经历过的革命斗争，作者自觉地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这样，作品就与革命斗争拧成了一条鞭，所以能够振奋人心，激发斗志。文学而与革命密切联系在一起，就必能反映人民怎样经过多年血战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伟大事迹。这种题材是具有史诗的性质的。

看一看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文学商品，或故作惊奇，而言之无物；或颓丧无聊，愁容病态；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出我们自己的作品是多么健康可喜，干净可爱了。在那些国家里也时有进步的作品出现，可是还没有成为气候。我们呢，有党的关怀，人民的爱护，和革命理论与现实的鼓舞，就天朗气清，东风和畅，以革命斗争的事实，写出爽朗严肃的作品，成为风气。这是件了不起的事。

在这个新的风气里，我们的短篇小说也斗志昂扬地成为战斗的武器，并且产生了像匕首般短小犀利的小小说。可以说，我们的小说，不论篇幅的长短，都是不断革命，节节胜利的鼓舞力量。党的领导，总路线的光芒，作家的深入生活与劳动锻炼，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与思想改造，全民大跃进的鼓舞，使作家们心里健康了，干净了，从而自觉地写出了健康、干净的作品来。专凭作家自己的本领，而没有党的培植和社会给予的创作条件，是不会树立起这个新风气的。

这可并不是说，我们的作品已登峰造极，无可疵议了。我们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首先是，我们的文字还嫌粗糙。我说粗糙，并非是说大家的文字都毫不讲究。不是这样。大家的确是用了心思，各有得意之笔。我是说，在这些得意之笔之外，往往有松了劲的地方，塌了下去。这些败笔往往是在叙述事实的地方。我想像得到：当我们刻画人物和描写风景的时候，我们都费尽苦心，想以最精采的文字配合上去，以期人如生龙活虎，景富画意诗情。及至叙述事实，我们就以为这是过场戏，随便交代一下就算了。于是，全篇文字就不一致了，有精有粗，瑜瑕互见。我们应当努力矫正此弊。要知道，越难写的地方，越要出奇致胜。叙述事实就是不容易写的地方，我们要设法既说得简单扼要，又活泼生动，叫写人、写景，与写事都在文字之美上有所创造。文字之美并不是作品的唯一的宝物，可是作品中哪里忽略了它，哪里便塌陷下去。文字之美应当与其他的构成因素相得益彰。

我们写的对话往往软弱无力。对话，据我想，不宜只负交代事情的责任，而也担起表现性格与思想的任务——这样才能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力的对话能够使人物突出。

其次，我还要谈到：我们的某些小说似乎还缺乏艺术的控制，照实备录见闻，不肯删减。事实上，小说不是事实的记录，而是给事实加过工的艺术组织。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很多，以便有所选择，故事才能集中；集中才有分量。小说必须有些分量，不是絮絮叨叨，以多为胜。

记住控制，我们便不会被故事的表面价值给吸引住，而不顾其他。比如说：惊险的故事之所以往往浮浅，就是因为作者被故事的情节迷住，而忘了更高的目的；结果呢，故事写的很热闹，可是不够深刻。

惊险的故事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要留神别忘了人物的创造。人的价值应比故事的价值大得多。偏重故事的惊奇，往往使人物“日遭三险”，故作紧张。重视人物，则重点移在人怎么克服困难，使人物控制着事情。这就能写出人怎么改造与创造环境。

只顾细节，而忘了辨别什么是重大的和什么是微不足道的，什么是必要的和什么是不必要的。这就难免浪费了笔墨。我们的文学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我们不能只顾不必要的细节而遗忘了伟大的使命。

载一九六○年《新港》七、八月合刊

银幕上的《一百个放心》

我看过南京部队某部战士业余小话剧队演出的《一百个放心》等三出小话剧。剧本好，演的好，看了还想再看！

感谢电影工作者把这三出优秀小戏拍制成了影片，满足了多少多少观众想再看的愿望！我看到这部影片，如好友重逢，喜悦难以形容！我也想象得到，没有看过那三出好戏的，一定会非常高兴，能在银幕前和它们见面。

在我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有点不放心：首先是，这三出小戏在舞台上原是人物少，布景道具都极简单，道具不足之处则用戏曲中虚拟的手法补充上去——《烧煤问题》里既无真炉灶，也不真炒萝卜；而以桌代灶，以手式表示烹炒。这样，此种小戏才能够轻装就道，深入连队，云崖海岛，到处能演，尽到为工农兵服务的重任。我很担心，是不是拍制影片的时候，强调电影的特点，力求真实，不单灶须真灶，而且油瓶醋罐一应俱全，并真炒一大锅萝卜？若果如此，就必破坏了一些原来的朴素而可爱的表演风格，并且会使这种演出所含有的“乌兰牧骑”精神受到损失。这个损失可不小！

这点担心是多余的。电影工作同志们早已看到这个问题，并热爱原著，使之不受丝毫损失。这种看到新事物即热爱新事物的精神，值得钦佩！是呀，三出小戏的特点之一就是打破了一些话剧的老框框，尝试了一些新演技、新措施，以期把话剧能够送到任何地方去，天可为幕，地可作台，为广大人民服务。这种小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们是文化革命运动的产物。这一点万不可忽略，忽略了它，便会把打破了的框框又修补起来，也就使创造与革新落了空，白费了心血！

拍制这部影片的同志们没有忽略了上述的那一点。可是，他们若是只知忠实于原著，戏怎演，他们怎拍，岂不又成了死板板的舞台纪录片么？不是这样！他们真费了心思，想出了好主意。他们把三出内容各异的小戏用一条线儿穿了起来。这条线便是演剧小组同志们在戏前戏后如何活动。这个主意想的妙！只是一些简洁的渲染，影片可就活了，通体玲珑，生动舒展。这就是说，演剧小组如何登山涉水，送戏上门；如何吃苦耐劳，全心服务，也都描画出来了。观众既能看到那三出可爱的小戏，又能看到可爱的战士演员们在舞台外面的辛苦劳动。这真是一举两得：戏感动人，演员的忘我劳动也感动人。这才真是恰当地运用了电影的特长，该不更动的决不更动，该增加的适当增加。这部片子也就应当称为文化革命的产儿。

在看到这部电影之前，我还另有点不放心：拍制影片时，也许不用原班演员，都换上电影演员吧？我没有一点看不起专业电影演员的意思。我是切盼在银幕上看到会演戏的战士们。这个事实的本身就值得称颂宣传。他们文武双全，既是全身硬功夫的战士，又会写戏演戏。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培养出这样的新型战士。我们都以有这样的战士而自豪！他们吃大苦耐大劳，连爬山渡海还都抓紧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或编台词儿。大家，特别是文艺工作者，都该向他们学习。谁不盼望能在银幕上看到这些好战士好演员呢？真的，谁一看到他们，谁就会立刻精神焕发，欢欣鼓舞！

这点不放心又是多余的。银幕上出现的正是原班演员，并没有换人，看起来倍加亲切！而且连合唱队也由战士们组成！于此，我仿佛听到了电影导演在热情呼唤：来吧，听听我们文化革命中的战士歌声吧！

从演技上看，我觉得战士们并不是在演戏，而是在过着严肃而活泼的部队生活，而且越看越爱这种生活。因此，谁看了电影，谁都会有一百个放心！不，不但放心，而且受到鼓舞，受到教育。用原班演员来拍制此片实在是个高明的决定！战士与民兵看见这部电影会感到极其亲切，广大人民看见也会格外高兴，就是文艺工作者，特别是话剧与电影演员，也必会由观摩而获得不少启发。战士们的不事雕琢的演技，很容易看出，是来自部队生活。生活充实，自信心高，乃能不劳修饰而自中规矩。专业演员要演好工农兵，除了深入生活，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恐无更好的途径。这部电影在演技上的成功，有力地说明了此理。我们知识分子，因为有点文化，事事总爱引经据典。于是，框框甚多，不敢革新。事实上，引经据典不过是吃现成饭，不肯独出心裁，从事革命。这部电影的拍法不是由图书馆找出来的，既不引经，也不据典，而是大胆地面向新事物，宣传新事物，真是难能可贵！

是的，这部电影通体爽朗、干净，既不冗长，又不卖弄花招儿，看着非常舒服。就是戏外渲染之笔，也都力求朴素简明，与三出小戏的风格一致，是为突出三出小戏，而不是为场面热闹。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拍成的影片，我切盼能够多看到几部这样的影片！谨向参加拍制此片的战士们和电影工作者们致敬致贺！

载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电影艺术》（双月刊）第六期

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

谢谢你们把几十件对《西望长安》的意见送给我看！我也要向提供这些意见的读者们致谢！有的意见很正确，使我受益不浅！有的呢，似乎误解了作者的企图，我愿在此简单地解释一下。

有的读者说，读了剧本觉得很不过瘾，因为剧本中“肃反”斗争不够尖锐。这是把《西望长安》看成为一个“肃反”剧本。它不完全是。当我学习罗瑞卿部长的报告的时候，看到罗部长希望有人用骗子李万铭的材料写个讽刺剧，我便争取写这个讽刺剧。这样，这个剧本的内容只能说与“肃反”有关，而不是整本大套地写“肃反”。我是要写讽刺剧。李万铭的材料不够支持一个文武带打、情节惊险的五幕剧的。假若我要描写特务怎样杀人放火，和我们怎么进行斗争，我就须放弃了李万铭，去另找材料——这样的材料并不难找。李万铭的材料虽然不少，但主要的都是欺骗与贪污。骗子的材料是讽刺剧的好材料。阴谋破坏，情节惊险的材料是“肃反”剧本的好材料，而不见得适于写讽刺剧。讽刺剧要写得幽默可笑。幽默可笑的事和惊心动魄的事恐怕不易很好地组织到一处。某种内容决定某种形式，适于描写“马大哈”的相声形式，并不适于描写面目狰狞的特务。讽刺剧正像相声，它自成一体，别有风格。《钦差大臣》是《钦差大臣》，不能变成悲剧，也不能变成惊险的电影剧本。

有人以为《西望长安》里的正面人物，唐处长，不够严肃。要知道，他是讽刺剧中的正面人物，他的幽默机警正与讽刺剧的风格一致。他不是悲剧人物。今天的讽刺剧里必须有正面人物。这正面人物须要机警活泼，极有风趣地战胜了反动分子。我承认没有把唐处长写好，但是他的确是新型讽刺剧应有的人物。创造这个人物是我的一个新试验。他严肃不严肃要看他尽职不尽职。他是尽职的。那么，我们就不该因为他爱说两句笑话，便判定他不严肃。他不能像包公那样严肃，因为我写的不是《秦香莲》。

顺便就说到另一意见：剧本中的反动分子写得不很好。我接受这个意见。但是，我也有我的难处。我照顾了正面人物，我给正面人物留出两幕三场的地方。这样就限制了反动分子的活动，不能充分地表现他的诡计多端。没有把反动分子写好是我的失败，可是能写出一个正面人物，尽管是不太出色的正面人物，也多少得算表现了邪不侵正这一事实。在解放后所演出的戏剧里（连我写的在内），往往是正面人物一出来，观众就准备去拿帽子了。

那么，是不是我轻视“肃反”呢？一点也不是！假若我写的不是讽刺剧，而是全面的“肃反”斗争的戏，我就一定要把反动分子的罪行，和正面人物的“肃反”斗争，都源源本本地写出来，令人感到惊心动魄，决不打趣招笑。当然，惊心动魄的情节也不完全拒绝讽刺，但讽刺只是信手拈来，不占重要地位。讽刺剧则须通体一致，自成一格。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往往有一点幽默的穿插，但只是那么一点。他写喜剧的时候可就通体一致地保持喜剧气氛；笑着说悲剧性的故事实在不大好办。

这就该说另一种意见——讽刺得不够。我接受这意见。讽刺剧极难写，我的才力与经验都不够。但是，我必须说明：我的写法与古典的讽刺文学作品（如《钦差大臣》等）的写法人不相同，而且必须不同。《钦差大臣》中的人物是非常丑恶的，所以我们觉得讽刺得很过瘾。通过那些恶劣可笑的人物，作者否定了那个时代的整个社会制度。那个社会制度要不得，必须推翻。我能照那样写吗？绝对不能！我拥护我们的新社会制度。假若我为写得痛快淋漓，把剧中的那些干部们都描画成坏蛋，极其愚蠢可笑，并且可憎，我便是昧着良心说话——我的确知道我们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只在某些地方有缺点，犯些错误。我只能讽刺这些缺点，而不能一笔抹杀他们的好处，更不能通过他们的某些错误而否定我们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今天的讽刺剧为什么必须与古典讽刺剧有所不同。在我给朋友们朗读剧本初稿的时候，就有人建议把受骗的干部们写得更坏一些。我拒绝了。讽刺是要夸大的，但不能无中生有，信口雌黄。

那么，今天的讽刺剧就不能够像古典讽刺剧那么入骨地讽刺吗？我说，一定能够！我的本事可是还不够，我还应当继续努力学习，练习。无论怎样，我不能把剧中人物（除了反动分子）都写成坏蛋，那是歪曲现实。我应当把他们写得更可笑，不是更可恶。

还有些意见似乎也应解答一下，我太忙，就不多写了。老舍一九五六年二月五日二

编辑同志：

旧诗中有一句——“西望长安不见家”。后来，被淘气的知识分子改为“西望长安不见佳”，“家”与“佳”同音。你若问一个知识分子：某事好不好？他便以“西望长安”四字表示不好——不佳。这变成了一种歇后语。

李万铭的案子是在西安破获的。西安古称长安。所以我用《西望长安》为剧名，暗示他到了西安就不佳了。也可以这么解释：若有人问我：你的新剧本好不好？我答以“西望长安”，表示不佳，亦讽刺自己之意。

剧名很不易拟，我用“西望长安”四字不过求其现成而已，没有什么奥意。

老舍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

载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五月号

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

老舍：北京解放后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因为这样子，家庭生活随着都变了。以前，在这里住的，是做生意的、做官的。他们往往是一个人挣钱一家子花。今天，大家都有工作了，那么家庭生活，就不能是一个老的、封建的、家长制的家庭。大家都出去工作，大家都独立了。特别是妇女，在那个老的、封建家庭里，男女的婚姻是要父母来决定的。现在，妇女们经济独立了，她就是有了婚姻的自由。拿我自己的家庭来说，我们的人不多，我自己有工作，我的太太也有工作，我的儿子、儿媳妇都有工作。我有三个女儿，现在只有一个小的在念书，那两个也都做事，都有工作。大家都有工作，生活上富裕了，家庭也就更和睦了，不会因为一个钱的关系而吵起来。以前我写的小说里，为了一点小事情，家庭不和了，打架了，拌嘴了。现在哪，个人有个人的工作，都有工作，小的纠纷就很少了。在今天，北京市民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第一愿意劳动了。以前这里封建的势力很大，总以为自己去劳动是不光荣的。现在，改过来，劳动是光荣的，每个人都愿意参加工作。因为这样子，我们现在的北京就有很多的人，他们的儿女变成了工人阶级了。还有，像我们的北京市的人民代表，然后由北京市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他们包括了北京的工人、农民。学校里也是这样，以前都是全国的有钱的儿女，来北京上学，所要的学费很大。现在我们哪一个大学里都有不少的工农子弟，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最下层的，贫苦的劳动人民，他们现在都起来了，都翻了身。拿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来说，比如我写的《骆驼祥子》这样的拉车的，他是没有希望的，他终身被剥削，一辈子做人们看不起的马、牛。现在哪，一位老的三轮工人对我讲，他，很早就拉车，是拉两轮的，后来他就蹬三轮的，到他现在儿子这一代，就开四个轮的，开汽车了，成为真正的运输工人。再拿天桥艺人、老艺人来说，他们要受种种的剥削、种种的压迫，因为那里是流氓恶霸的天下。现在许多老艺人呢，噢，他能够出国表演去，他感到非常的光荣。现在即使他还在天桥那儿，没有人剥削他，没有人敢压迫他，他是一个跟别人一样的尊严的人。日记者：刚才老舍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北京市民生活变化情况，想问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有了这些变化，老舍先生有没有打算把现在北京市民的生活写成一个新的小说？要有这么个打算，它的题目、主题是什么？另外，老舍先生的过去小说在日本介绍时说是富于幽默。那么，在那种受压迫的情况下，一般劳动人民对待生活的态度、对自己的未来还是抱着希望的，幽默是不是从这方面来的？老舍先生要是写新的小说，它的主题、重点是什么地方？包括幽默这方面吗？

老舍：我很想来写新北京的人民的生活，但是，自己的生活不是那样子的丰富了。因为，像刚才我们说的，它现在是新起来的一班人了，这种生活，我了解得不够全面。加上自己的身体不太好，就没有法子，特别是跟青年能够多接近，比如到工厂去长期地住下来。所以我只希望今后身体能够好一些，真正到农民、工人那里，一块住一个时期，一个长时期，能够写出一点新的东西来。因为自己对新的北京认识得不够了，毕竟得多方面吸收新的人物、新的事物才能有法子创作。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不是稍微变了一点；稍微变了一点，我们很容易写。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变了，所以没有很长时期的了解，那是写不好的。

关于风格上，以前写的东西有一些幽默的地方，这个嘛，像刚才说的，人民虽然很苦，但还是有对将来抱有希望的一种幽默，在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啼笑皆非的幽默，一种苦笑，不知是哭好哇，还是笑好。假如以后可能写小说的话，我那种幽默就是要从心里发出来的笑声了，而不是啼笑皆非的笑声。

解放以来，我写的话剧较比多，并不是说写话剧不要深入生活，而是话剧就是抱着一件事情，因为它只演两个多钟头嘛，抱着一件事情说，就够了！一个问题一件事。写小说就要更全面了，包括的东西更多了，所以我总觉得自己认识不够，也就不敢动笔来写长篇小说。话剧范围窄一些，小一些，较比的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去搜集材料。另一方面，以前我熟悉的那个生活，有不少人嘛，是天天起来坐在茶馆里喝茶、玩鸟，那种游手好闲的生活现在差不多是没有了。小的事情呢，就经常写一点散文，比如介绍北京，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街道上，干净多了，这只能写一点散文介绍介绍，不够写一部小说的。再一方面，自己在文艺界的机构里，像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文联，还有不少事情，我也都得去参加。时间也不像原先那样充裕。培养下一代的作家，各种协会行政方面的事情，也要参加一些。

日记者：前几天我们到一般的北京市民家庭去采访。刚才老舍先生说要写一部新的小说，包括解放前后风俗习惯的变化问题，请您谈一下，在风俗习惯上解放前后的变化，还有那些没有变化的，请举一两个例子。

老舍：风俗习惯上有很大变化，以前嘛，很迷信。特别是过年、过节，都要烧香啊，求神啊，拜神啊，这个风俗变了。另一方面，关于一般的科学的常识增多了，因为这是必然的，没有这个就不能打倒迷信。比如医院，以前只有有钱的人可以上医院，现在我们有公费医疗，上一次医院无形中接受了很多的卫生知识。所以这一方面是提高得多了。第二是铺张浪费的东西，比如过年了，过节了，要买香啊，蜡明，买纸来烧啊，这种东西差不多很少了。以前结婚喽，做生日喽，添孩子喽，都要大吃大喝一顿，现在这也减少了。现在大家生活是非常的朴素。要提倡节约，就是那块地方我也还写着“勤俭持家”，告诉我的孩子们，都要节约。因为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我们要知道节约，勤俭持家，节约办事。这是一个普遍的新的风气。好多的老风俗还保存下来，比如像前几天，就是腊八，家里也熬粥，工厂里也熬粥，但是以前哪，那个是含着迷信的内容，而且要把那个粥抹在树上，这棵树到明年结果子就多了，现在呢，腊八就是腊八，大家喝喝粥嘛，这个时候庄稼都收了嘛，各种豆子、枣子、栗子都有，大家喝一喝，没有迷信的意义，没有人再把它抹在树上，希望树明年多结果子；想结果子你得要想科学的办法。春节了，我们还是照常的庆祝，还是贴贴对子，挂挂画，但是那种迷信的东西少了，不接财神爷了，恐怕财神爷就是我们自己，自己创造出财富那才是光荣的，给财神爷磕头磕不出什么道理来，……老的风俗还继续下来，但是改变了它的内容了。

去年春天到日本，各处受到日本朋友的照顾、招待，心里非常感激，我可以说，我们那五个星期，是我们感到最愉快的一段时间。我们体验到中日人民的友好，中国人民、日本人民是一致的，是无可遏制的一个大的浪潮。这对我们两国有利，也是对于世界和平的一件大事情。我要是不到日本去，我还感觉不到这么深，到了日本，感到日本人民这种对于中日友好的热忱，非常感动。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一切见过面的、招待过、照顾过我们的朋友们致谢！致敬！

载一九八零年一月《文艺报》第二期

怎样写通俗文艺

在今天，无论写什么，写得通俗一些必有好处。

可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章，还有许多很不通俗的或不够通俗的。我想，这是因为：一、写文章的人在思想上还有没搞通的地方；或是：二、还没有掌握住技巧。

咱们先说第一项：

据我所知道的，文人往往有这么个心理——自己写出的文章，必须使内行看了拍案叫绝，外行们懂不懂倒没大关系。

写了一篇文章，有一、二知音给喝彩，也就够了，管那些“愚夫愚妇”干什么呢！即使连一、二知音也没有，就独自欣赏也好，反正不能降格相从，顾及大家。

这态度，在从前，已害得文艺成为士大夫阶级中的专卖品，与民众脱了节。在今天，这态度就更要不得，因为今天的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若是文人写了只给文人看，怎么算为人民服务呢？

在从前，这文人写给文人看的态度，是事出有因的，因为专制的君主，和蒋介石一类的统治者，极怕人民读书明理，闹革命，所以提倡古文，好教民众看不懂，而文人能写出民众看不懂的东西，便可以高官得作，骏马得骑。

现在的情形可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是惟恐民众落后，力求人民个个能读书明理，所以他不惜说了又说，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那么，假若我们还不肯放弃文人写给文人看的态度，就未免太顽固了。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向自居为先知先觉，怎好在这人民翻身的大时代里，反倒变为顽固老儿呢？

另有一些人，以为古文可以收起去了，可是五四以来的洋派儿的文字还是万不能丢掉的。他们在文字上抱着五四“传统”，死不放手，认为唯其如此，才够得上新文艺的嫡传正统。跟他们一提到写鼓词、相声……他们就紧紧摇头，说：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商籁体的白话诗，与带洋味儿的散文，怎可以“开倒车”，又去搞鼓儿词呢？

就是劝他们改一改笔风，把文字写得清浅明畅一些，他们也不干。他们以为他们用惯了的欧化文法与新名词都是了不起的东西，万难割舍。他们可是忘了，《水浒传》与《红楼梦》那样的伟大作品里并没有欧化文法与新名词，还是照样的伟大。恐怕呀，他们心中还多多少少存着点崇洋病，洋的好，国产的不好。

其实呢，莎士比亚的伟大，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伟大，我们大可不必拉着何仙姑叫舅妈。我们的伟大倒是在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字，我们的作风，创造出我们自己的伟大作品来。我们的伟大不在能偷取莎士比亚的一、二修辞，或一点技巧，而是在以莎士比亚创造英国伟大文艺的气魄，去创造我们的伟大文艺。我们不应叫莎士比亚，或任何名家，挡住我们自己的去路。我们不应看见别国的作品，便叹观止矣，而应自尊自信，立志写出自己的好作品来。

我们应当爱自己的语言，像爱自己的面貌。只有热爱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才肯去向人民学习，才肯用人民的语言去写作，而感到光荣。这不仅是语言的运用问题，而基本的是思想问题——爱不爱，重不重视，我们的语言的问题。

有的人说：我们心里虽愿通俗，可是不会写大白话。这不是真话。恐怕呀，这句话里还隐藏有点心病——不肯承认大白话能产生文艺。这还是思想问题在作怪。否则天天说大白话的人，怎会不能写出大白话呢？

是时候了，我们应当即刻从思想上解放了我们的笔，教它光荣的服务于人民，教它光辉的给大白话放出光彩。现再说第二项。

我知道，有的人的确从心里要写得通俗，而的确不会运用大白话。这怎么办呢？

我看，这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一、我们要一拿起笔，便留神不教那些缠绕我们已久的洋词儿出头露面。比如说，我们刚一想起“涟漪”、“跌宕”、“范畴”等等，就应当卑视它们，看一看不用它们究竟能不能还传达出我们的思想来。我们要承认信笔写出人民不懂的修辞是偷懒，也要承认文字的好坏并不依靠会转文或用新名词与否。我们是为人民写东西，就必须尊重人民的语言。人民能懂我们的文章，我们就尽了职，否则溺职。同时，我们不要消极的以为人民不懂“涟漪”与“范畴”，所以我们才皱上眉把它们删去，而要积极的去在大白话中找出金子来，证明我们是全心全意的在创造大众文艺，而不是敷衍了事。假若我们能抱定上述的态度，我们就能发现大众语言原是一座取之不穷的宝库。然后，我们便会自动的放弃了那些腐烂的“文艺”修词，而愉快的运用人民的语言。

要学习人民的语言，就须去体验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活才是人民语言的字汇词典。若只是摘取民间的几个惯用的词与字，点缀一下，便是尾巴主义。

这便颇不容易了。可是，天下哪有不经过艰苦的学习就能成功的事呢？为人民服务是件重大的事，我们根本就不应当抱着三下子两下子就能作好的幻想。我们若不立下改造自己的文字的决心，就永远摆脱不开“涟漪”等等的缠绕。

第二、试用大白话写文章，最使我们感到别扭的是：我们总觉得白话不精炼，老是拉不断扯不断的说上没结没完。这，毛病不在白话，而在我们没用心去精选提炼。白话的本身不都是金子，得由我们把它们炼成金子。我们要控制白话，而不教它控制了我们。我们不是记录白话，而是精打细算的写出白话文艺。我们必须想了再想，怎样用最精炼的白话，三言五语的把事情说明白了。这样，我们才能写出白话文艺，而不是没完的瞎扯。

当我们用白话写文章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并不要打折扣；不要以为这是给大众写的，就用不着高深的思想。反之，我们的责任却是用俗话传达高深的思想，而且只有能尽到这个责任才是我们的真本领。有一位北京的盲艺人，在参加过讲习班之后，创造出这样的句子：“瞎了眼的也见到光明”。这是何等的高深精到！这一句话里，说明了他怎样感激政府，怎样受了思想教育，和对前途怎样的乐观。要作，我们须作出这样的白话文艺。

第三、一般人写东西，往往是只用白话写对话，而不肯用白话描写一切。这不是个办法。我们若不能用白话绘色绘声的去描写，我们的文字便永远不会通俗。假若我们写一篇小说，其中对人物、风景的描写都用一疙瘩一块的洋派儿文字，而只以白话写点对话，白话便变成了尾巴。

我们必须相信白话万能！否则我们不会全心全意的去学习白话，运用白话！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古代诗人才能用古雅的文字描写田园风景。白话也会。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儒雅的文字才能谈哲理。要知道，宋儒因谈性理之学，才大胆的去用白话，形成了语录体的文字。白话会一切，只怕我们不真下工夫去运用它！我们不给白话打折扣，白话才能对我们负全责！

最后，先放下我们思想上的包袱，而后挚诚的去学习，我们就能得心应手的写出通俗文艺了。

载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北京文艺》第二卷第三期

文艺概论讲义

第一讲　引言

在现代，无论研究什么学问，对于研究的对象须先有明确的认识，而后才能有所获得，才能不误入歧途。比如一个人要研究中古的烧炼术吧，若是他明白烧炼术是粗形的化学、医药学和一些迷信妄想的混合物，他便会清清楚楚的挑剔出来：烧炼术中哪一些是有些科学道理的，哪一些完全是揣测虚诞，从而指出中古人对于化学等有什么偶然的发现，和他们的谬误之所在。这是以科学方法整理非科学时代的东西的正路。设若他不明白此理，他便不是走入迷信煮石成金的可能，而梦想发财，便是用烧炼术中一二合理之点，来诬蔑科学，说些“化学自古有之，不算稀奇”的话语。这样治学便是白费了自己的工夫，而且有害于学问的进展。

中国人，因为有这么长远的历史，最富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加以传统的思想势力很大，也最会苟简的利用这些经验；所以凡事都知其当然，不知所以然；只求实效，不去推理；只看片断，不求系统；因而发明的东西虽不少，而对于有系统的纯正的科学建树几乎等于零。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作文读文的方法是由师傅传授的，对于文学到底是什么，以弄笔墨为事的小才子自然是不过问的，关心礼教以明道自任的又以“载道”呀，“明理”呀为文学的本质；于是在中国文论诗说里便找不出一条明白合理的文学界说。自然，文学界说是很难确定的，而且从文学的欣赏上说，它好似也不是必需的；但是我们既要研究文学，便要有个清楚的概念，以免随意拉扯，把文学罩上一层雾气。文学自然是与科学不同，我们不能把整个的一套科学方法施用在文学身上。这是不错的。但是，现代治学的趋向，无论是研究什么，“科学的”这一名词是不能不站在最前面的。文学研究的始祖亚里士多德便是科学的，他先分析比较了古代希腊的作品，而后提出些规法与原则。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抓住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评量一切文学，便失了科学的态度；因为亚里士多德是就古代希腊文学而谈说文学，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自有它自己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自有它自己的生长与发展，怎好削足适履的以古断今呢？这不过是个浅显的例证，但颇足以说明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也是很重要的。它至少是许多方法中的一个。也许有人说：“文以载道”，“诗骚者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等等，便是中国文学界说；不过现在受了西洋文说的影响，我们遂不复满于这些国货论调了；其实呢，我们何必一定尊视西人，而卑视自己呢！要回答这个，我们应回到篇首所说的：我们是生在“现代”，我们治学便不许象前人那样褊狭。我们要读古籍古文；同时，我们要明白世界上最精确的学说，然后才能证辨出自家的价值何在。反之，我们依然抱着本《东莱博议》，说什么“一起起得雄伟，一落落得劲峭”，我们便永远不会明白文学，正如希望煮石成金一样的愚笨可怜。生在后世的好处便是能比古人多见多闻一些，使一切学问更进步，更精确。我们不能勉强的使古物现代化，但是我们应当怀疑，思考，比较，评定古物的价值；这样，我们实在不是好与古人作难。再说，艺术是普遍的，无国界的，文学既是艺术的一支，我们怎能不看看世界上最精美的学说，而反倒自甘简陋呢？

文学是什么，我们要从新把古代文说整理一遍，然后与新的理论比证一下，以便得失分明，体认确当。先说中国人论文的毛病：

（一）以单字释辞：《易》曰：“物相杂，故曰文。”《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这一类的话是中国文人当谈到文学，最喜欢引用的。中国人对于“字”有莫大的信仰，《说文》等书是足以解决一切的。一提到文学，赶快去翻字典：啊，文，错画也。好了，一切全明白了。章太炎先生也不免此病：“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前半句便是“文，错画也。”的说明，后半句为给“学”字找个地位，所以补上“论其法式”四个字。文学是借着文字表现的，不错；但是，单单找出一个“字”的意思，怎能拿它来解释一个“辞”呢！“文学”是一个辞。辞——不拘是由几个字拼成的——就好象是化学配合品，配合以后自成一物，分析开来，此物即不存在。文学便是文学，是整个的。单把“文”字的意思找出来，怎能明白什么是文学？果然凡有“文”的便是文学，那么铺户的牌匾，“天德堂”与“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当然全是文学了！

再说，现在学术上的名辞多数是由外国文字译过来的，不明白译辞的原意，而勉强翻开中国字书，去找本来不是我们所有的东西的定义，岂非费力不讨好。就以修辞学说吧，中国本来没有这么一种学问，而在西洋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有系统而科学的写《修辞学》的。那么，我们打算明白什么是修辞学，是应当整个的研究自亚里士多德至近代西洋的修辞专书呢？还是应当只看《说文》中的“辞：说也，从辛，辛犹理辜也。修：饰也，从彡，攸声”？或是引证《易经》上的“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就足以明白“修辞学”呢？名不正则言不顺，用《易经》上的修辞二字来解释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修辞学，是张冠李戴，怎能有是处呢？

有人从言语构成上立论：中国语言本是单音的，所以这种按字寻义是不错的。其实中国语言又何尝完全是单音的呢？我们每说一句话，是一字一字的往外挤吗？不是用许多的辞组织成一语吗？为求人家听得清楚，为语调的美好，为言语的丰富，由单字而成辞是必然的趋势。在白话中我们连“桌”、“椅”这类的字也变成“桌子”、“椅子”了；难道应解作“桌与儿子”、“椅与儿子”么？一个英国人和我学中国话，他把“可是”解作“可以是的”，便是受了信中国话是纯粹单音的害处。经我告诉他：“可是”当“but”讲，他才开始用辞典；由字典而辞典便是一个大进步。认清了这个，然后须由历史上找出辞的来源；修辞学是亚里士多德首创的，便应当去由亚里士多德研究起；这才能免了误会与无中生有。

（二）摘取古语作证：中国人的思路多是向后走的，凡事不由逻辑法辨证，只求“有诗为证”便足了事。这种习惯使中国思想永远是转圆圈的，永远是混含的一贯，没有彻底的认识。比如说，什么叫“革命”？中国人不去读革命史，不去研究革命理论；先到旧书里搜寻，找到了：“汤武革命”，啊！这原来是中国固有的东西哟！于是心满意足了；或者一高兴也许引经据典的作篇革命论。这样，对于革命怎能有清楚的认识呢！

文学？赶快掀书！《论语》上说：“文学子游、子夏。”呕！文学有了出处，自然不要再去问文学到底是什么了。向后走的思路只问古人说过没有，不问对与不对，更不问古人所说的是否有明确的界说。古人怎能都说得对呢？都说得清楚呢？都能预知后事而预言一切呢？

段凌辰先生说得好：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引，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此所谓孔门四科也。文学与德行，言语，政事对举，殆泛指一切知识学问，与今日所谓文学者有别。故邢癿《论语疏》曰：‘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此解可谓达其旨矣。更以游、夏二子之自身证之。据《论语·阳货篇》：‘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诗乐相通，子游似为文学之士。然乐本为儒家治世之具，其事亦无足怪。若证以《礼记·檀弓》，则子游实明礼之士耳。至于子夏，《论语·八佾》篇虽称其‘可与言诗’，然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又汉代经师，多源出子夏，则子夏乃传经之士也。《论语》其他论文之处甚多，其义亦同于斯。如《学而篇》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何晏《集解》引马融曰：‘文者，古之遗文。’邢癿 《疏》曰：‘注言古之遗文者，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也。’是则六经为文矣。……‘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邢癿《疏》曰：‘子贡言夫子之述作威仪礼法，有文彩形质著名，可以耳听目视，依循学习，故可得而闻也。’朱熹《论语集注》亦曰：‘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是则所谓文章，又越乎述作文辞之外。与《八佾》篇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泰伯》篇称‘焕乎其有文章’。《子罕》篇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兼礼乐法度而言，其义相类。故《公冶长》篇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答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足见孔氏于‘文’字之解释，固其广泛矣。……”（《中国文学概论》第二篇）

从上一段文字看，只拿古人一句话来解说学术的内含是极欠妥当的，因为古人对于用字是有些随便的地方。

拿单字的意思解释辞的，弊在错谬的分析；以古语证近代学术者，病在断章取义，只求不违背古说，而忘了用自己的思想。

（三）求实效：中国人是最讲实利的，无论是不识字的乡民，还是博学之士，对事对物的态度是一样的——凡是一事一物必有它的用处。一个儒医的经验，和一个乡间大夫的，原来差不很多；所不同者是儒医能把阴阳五行也应用到医药上去。儒医便是个立在古书与经验之间求实利的一种不生不熟的东西。专研究医理也好，专研究阴阳五行之说也好，前者是科学的，后者是玄学的；玄学也有它可供研究的价值与兴趣。但是中国人不这样办；医术是有用的，阴阳五行也非得有用不可；于是二者携手，成为一种糊涂东西。

文人也是如此，他们读书作文原为干禄或遣兴的，而他们一定要把那抽象的哲学名辞搬来应用——道啊，理啊等等总在笔尖上转。文学就不准是种无所为，无所求的艺术吗？不许。一件东西必定有用处，不然便不算一件东西；文学必须会干点什么，不拘是载道，还是说理，反正它得有用。（1）文以观人：《文中子》说：“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照这么说，在中国非君子便不许作文了。君子会作文不会，是个问题。可是中国人以为君子总是社会上的好人，为社会公益起见，“其文傲”的人是该驱逐出境的；这是为实利起见不得不如此的。

《诗史》曰：“诗之作也，穷通之分可观：王建诗寒碎，故仕终不显；李洞诗穷悴，故竟下第。”这又由社会转到个人身上来了；原来评判诗文还可以带着“相面”的！文学与别的东西一样，据中国人看，是有实用的，所以搀入相术以求证实是自然的，不算怎么奇怪。说穷话的必定倒楣，说大话的必定腾达显贵，象西洋那些大悲剧家便都应该穷困夭死的。那Nostruggle　nodrama在中国人看，是故意与自家过不去的。白居易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于是顾况便断定他在那米贵的长安也可以居住了；文章的用处莫非只为吃饭么？

“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下来，这才能成文艺上的创作。必须进到那与留心着报章上的批评，算计着稿费之类的全然两样的心境，这才能成真的文艺作品；因为能做到仅被在自己的心里烧着的感激和情热所动，象天地创造的曙神所做的一样程度的自己表现的世界，是只有文艺而已。”（《苦闷的象征》十三页）

拿这一段话和我们的穷通寿夭说比一比，我们要发生什么感想呢！

（2）文以载道明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中国文人读书的方法。无论读什么，读者必须假冒为善的声明：“我思无邪！”《诗》中之《风》本来是“出于里巷歌谣之作，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朱熹）它们的那点文学价值也就在这里。但是中国读诗的，非在男女之情以外，还加上些“刺美风化”，“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等不相干的话，不足以表示心思的正大。正象后世写淫书的人，也必在第一回叙说些劝善惩淫的话头，一样的没出息。有了这种心理，治文学的人自然忘了文学本身的欣赏，而看古文古诗中字字有深意、处处是训诫；于是一面忘了研究文学到底是什么，一面发了“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的志愿。文以载道明理遂成了文人的信条。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辞”，就是因为崇古的缘故，把自己也古代化了。周敦颐说：“文辞，艺也。道德，实也。”这有实用的道德真真把文艺毁苦了！这种论调与实行的结果，弄得中国文学：一，毫无生气，只是互相摹拟；文是古的好，道也是古的好。二，只有格体的区分，少主义的标树。把“道”放在不同的体格之下便算有了花样变化，主义——道——是一定不变的。三，戏剧小说发达的极晚，极不完善，因为它们不古，不古自然也不合乎道，于是就少有人注意它们。四，文学批评没有成为文艺的独立一枝，因为文不过是载道之具，道有邪正，值得辩论；那对偶骈俪谀佞无实，便不足道了。

厨川白村说过：“每逢世间有事情，一说什么，便掏出藏在怀中的一种尺子来丈量。凡是不能恰恰相合的东西，便随便地排斥，这样轻佻浮薄的态度，就有首先改起的必要罢。”这一种尺子或者就是中国的“道”么？诚如是，丢开这尺子，让我们跑入文学的乐园，自由的呼吸那带花香的空气去吧！

以上是消极地指出中国文人评论文学所爱犯的毛病，也就是我们所应避免的。至于文学是什么，和一些文学上的重要问题，都在后面逐渐讨论；先知道了应当避免什么，或者足以使我们讨论文学的时候不再误入歧途。

第二讲　中国历代文说（上）

在第一讲里，我们略指出中国文士论文的错误，是横着摆列数条，没管它们在历史上的先后。现在我们再竖着看一看，把古今的重要文说略微讨论一下。

先秦文论：文学，不论中外，发达最早的是诗歌。象《诗序》里的“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那样心有所感，发为歌咏，是在有文字之先，已有的事实。那么，我们先拿《诗经》来研究一下，似乎是当然的手续。《诗经》，据说是孔子删定的，这个传说的可靠与否，我们且不去管；孔子对于《诗经》很喜欢引用与谈论是个事实。

《诗》中的《风》本是“出于里巷歌谣之作，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朱熹）它们的文学价值也就在这里。可是孔子——一位注重礼乐、好谈政治的实利哲学家——对于《诗》的文学价值是不大注意的；他始终是说怎样利用它。他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定了读《诗》的方法；于是惹起后世注《诗》的人们对于《诗》的误解：“刺美风化”是他们替“思无邪”作辨证的工夫；对于《诗》本身的文学价值几乎完全忘却。这是在思想方面，他已把文学与道德搀合起来立论。再看他怎从其他方面利用《诗》：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诗》的用处是帮助修辞的。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礼记·经解篇》）这是以诗为政治的工具。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诗》不但可以教给人们以事父事君之道，且可以当动植物辞典用！

这样，孔子既以《诗》为政治教育的工具，为一本有趣的教科书，所以他引用诗句时，也不大管诗句的真意，而是曲为比附，以达己意，正如古希腊诡辩家的利用荷马。铃木虎雄说得好：

“孔子当解释诗，对于诗的原意特别注重把来安上一种政教上的特别的意义来应用。……例如述到逸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必评论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篇》）原篇虽是说男女相思，因居室远而相背的。对于这下一转语，可说是相思底程度不够，倘若真相思便没有所谓远这一回事的，恰如利用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的意义一样。政教下的谈话成了干燥无味（之谈，而）由此得救了。又在《大学》里引《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商颂·玄鸟》）《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小雅·鱼藻之什缗蛮》）也说：‘于止，知其所知，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大学》）掇拾‘止’字以利用《大学》的‘止于至善。’……子夏问到《诗》里所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怎样解释，孔子答以：‘绘事后素。’子夏遂说道：‘礼后乎？’（《论语·八佾篇》）孔子又说子夏是‘可与言诗’的。甚至称赞为‘起予者商也。’但这种问答诗底原意已被遗却，只是借诗以作为自己讲学上的说话而已。”（《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第一编第四章）

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何等的美！可惜孔子不是个创作家，不是个文学批评家，所以没有美的欣赏。有孔子这样引领在前，后世文人自然是忽略了文学本身的欣赏，而去看古文古诗中字字有深意，处处有训诫，于是文以载道明理便成了他们的信条。

周代诸子差不多都是自成一家之言。他们的文字虽然很好，象老子的简练，庄子的驰畅，可是他们很少谈到文学，而且有些藐视孔门的好古饰辞的，象“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庄子·御寇篇》）之类。正是“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文选序》）只有孔子和他的几个门徒是以由考古传经而得致太平之术的，于是讨论诗文也成了他们的附带作业。他们是整理古著从而证明他们的哲学，对于文学的创作与认识是不大注意的。他们的功劳是保存了古礼古乐古诗，且加以研究；他们的坏处是把礼乐与文学全作了政治思想的牺牲品。“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关雎序》）诗的用处越来越扩大了！他们能作得出：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离骚》）

那用“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来解释《离骚》的，也是深受孔门说诗的毒——这点毒气至今也没扫除净尽！

汉魏六朝文论：汉代崇儒，能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六艺都是文学，失去独立的领域。这时候的传诗的人们，分头去宣传自家师说；《关雎》到底是说某夫人的事，《宛丘》到底是讥刺谁，是他们研究与争论的要点；《诗》已成了“经”，它的文学价值如何，没有什么人过问了。

这时代的文学作品要算赋最出风头。对于赋的批评有扬雄的：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子《法言·吾子篇》）

有司马相如的：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

前者由作家把赋分为两等——诗人的与辞人的；后者把赋的形体和作者的资格提道一下；二者全没说到赋在文学上的价值如何。

班固便简直不承认赋的价值，他说：“……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汉书·艺文志》）

赋本来是一种极笨重的东西，“竟为侈丽闳衍之词”的判断是不错的；但是以失古诗讽谕之义来打倒它，仍是以实效立论，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所以铃木虎雄说：“自孔子以来至汉末，都是不能离开道德以观文学的，而且一般的文学者单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作为手段而承认其价值的。但到魏以后却不然，文学底自身是有价值的底思想已经在这时期发生了。所以我以为魏底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自觉时代。”（《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第二编第一章）那么，我们就看一看魏晋六朝的文说：曹家父子有很高的文学天才，论文也有独到之处。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有三点可以叫我们注意的：（一）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这是清清楚楚指出文的内容不同，作法也就有别。说理的文自然以条理清楚为主，而诗赋便当写得美丽。他虽然没有说出为什么要如此，可是他真有了文学的欣赏，承认美是为文的要素之一。以前的人们是以体道而摹古，他现在是主张爱美的了。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兢驰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矜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行；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隋书·李谔上书正文体》）这是后世守道明理者对“诗赋欲丽”的反攻，仍要把文学附属在道德之下，但适足以说明曹家父子对文学界的影响如何伟大了。（二）《典论·论文》里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与王朗书里也说：“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这些话虽然没有说出文学是认识生命、解释生命的，可是承认了为文学而生活是值得的。自然这里的名利计较还很深，但因求不朽之名以致力文章，实足以鼓舞起创作的兴趣与勇气。

（三）曹丕又说：“文以气为主。”气是什么？很难断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此语看出：为文的要件是由内心表现自己，不是为什么道什么理作宣传。这里至少是说文当以什么为主，不是文当说明什么；气必是在文内的，道理等是外来的。

以上三点虽仍未说明文学是什么，但是对于文学的认识，确已离开实效而专以文论文了。

以下讨论陆机的《文赋》：陆机的《文赋》比近人的一开口便引“文，错画也”真够高明的多了。他开口便是：“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这是说文是感物激情而发的，不是什么“文者务为有补于世”。有深刻的观察，有敏锐的情感，有触于内心，那创作欲便起了火焰，便欲罢不能的非写不可；那写出来的便是物我的联合。所以，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心有所感，便若痴若狂。想象与思维的联合，使心灵荡漾在梦境里。那方寸之地，忽然与宇宙同样的广大，上帝似的在创造一切；忽然缩敛，象一丝花蕊般细嫩，在春风里吻着阳光。于是，

“笼天地于形内，挂万物于笔端。始踯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我们再看他对技术方面怎样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这是体格不同，当配以相当的文字。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这是文辞音声应求妍美。

“或寄辞于瘁音，言徒靡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这是一些文病。

但是为文到底有一定的规则没有呢？他不肯武断的说。他只说：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古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这似乎是说：文无定法，技有巧拙，要在审事达情，必求其适了。

统观全文，可以看出两个要点来：一，文学是心灵的产物，没有心情的激动便没有创造的可能。这个说法又比曹丕的以求不朽之名为创作的动机确切多了。二，作文的手段，如文字的配置，音声的调和等，是必要的，不如是，文章便不会美好。

发于心灵，终于技术，这是《文赋》的要义。陆机虽没能逐条详加说明（假如他不用赋体作这篇文章，他一定会解说的更透彻一些；自然，也许因为不用赋体，它便不会传流到现在），可是这些指示，对文学已有了相当的体认了解。我们可以替他下一条文学定义：文学是以美好的文字为心灵的表现。

《后汉书》的著者范晔，主张“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同时他拿“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去讲究音调。

以意为主是重在讲说什么，便是要分别什么是该说的与什么是不该说的；这比以情为主的文学欣赏又低落了许多，因为文学的成功以怎样写出为主，说什么是次要的。况且传达“意”的自有哲学与科学，不必一定靠着文学。但是不论是文以情为主，是以意为主，他们——陆机，范晔——都由作家的立场来说文的主干是什么，不是替别人宣传什么文学以外的东西了；他们也全以为音调的讲究为必要的。

音调的讲究渐渐成了文学的重要问题。在《南齐书·陆厥传》里说：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沈约是四声八病的首创者，这种讲究看着虽然很纤巧，但是中国言语本是“声的言语”；声的调配实是叫文章美好的要件。当这“盛为文章”的时代，由主义而谈到技术上去，是当然的步骤。这四声八病的规定，虽叫文人只留意技术方面，可是这不能不算对言语的认识有了进步；文学本来是以言语为表现工具的，怎样利用工具的研究是应有的。沈约答陆厥书里说：“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征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殊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比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这明明是说声韵的分析与利用是一种新的发现。

这技术上的讲求，自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但足以证明那时候文学确是成了独立的艺术，一字一声也不许随便用了。这正象乐器的改善足以帮助音乐进步，光线颜色的研究叫画家更足以充分的表现。自然，专修美工具是不能产生出伟大作品的，但这不能不算是艺术进展中必有的一步。

现在我们看萧统的文说：他是很爱读书的人，他并且把所见过的文章选出来，作一部模范读本——《文选》。这个工作的第一步自然是要决定：“什么是文”。他说：“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文选序》）

他一面推崇姬、孔，一面暗示出这些经艺根本不能算作纯文学；于是托词不敢芟夷剪截，轻轻的推在一边。

还有：“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说理讲哲学的著作，不是为爱好文学而作的，也就不取。（打倒了“以意为主”）。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这是说事实虽美，毫无统系，而且不是文学上有意的创作品，也就放在一边。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史书是记载事实的，也不是纯粹文学作品，所以也不取。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合格呢？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方能被选。这个大胆的择取，便把经，史，子，杂说，全驱到文学的华室之外，把六艺即文学的说法根本推翻。有想象的，有整个表现的，有辞藻的，才能算文；不如此的不算。这个规定把“文”与“非文”从古籍里分析开，使在历史上与文学上“文”与“非文”截然分立，差不多象砌了一堵长墙，墙上写着：这边是文学，那边是文学以外的作品！这个“清党工作”真是非常勇敢的，大有益于文学独立的。

以下我们谈《文心雕龙》：我们一提到文学理论与批评，似乎便联想到《文心雕龙》了。不错，它确乎是很丰富，很少见的一部文学评论。看它的内容多么花哨：

关于说明文学体质的有《原道》、《征圣》、《宗经》、《正纬》等篇。

分论文体格式的有《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讨论修辞与作文法理的有《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但是，我们设若细心的读这些篇文章，便觉得刘勰只是总集前人之说，给他所知道的文章体格，一一的作了篇骈俪文章，并没有什么新颖的创见。看他在《原道篇》里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

这又是以“文”谈“文学”，根本没有明白他所要研究的东西的对象。至于说：“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便牵强得可笑！动植物有“纹”，所以人类便当有“文”；那么牛羊有角，我们便应有什么呢？

在《宗经》里：“‘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经是文章的骨髓，自然文士便不许发表自家的意见，只许依经阐道了——文学也便呜呼哀哉了！不怪他评论《离骚》那样伟大的作品也是：“（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淹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辨骚》）

这样以古断今，是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创作。《诗》是《诗》，《骚》是《骚》，何必非把新酒装在旧袋子里呢！论到文章的体格，他先把字解释一下，如：“诗者持也”，“赋者铺也”，“颂者容也”等等。然后把作家混含的批评一句，如“孟坚《两都》，明绚以雅瞻。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等等。前者未曾论到文学的价值——赋到底是体物写志的好工具不是？后者批评作品混含无当，作者执笔为文时可以有一两个要义在心中为一篇的主旨；批评者便应多方面去立论，不能只拿一两句话断定好坏。

至于章表奏启本来是实用文字，史传诸子本是记事论理之文，它们的能作文学作品看，是因为它们合了文学的条件，不是它们必定都在文学范围之内。刘勰这样逐一说明，比萧统的把经史诸子放在文学范围之外的见识又低多了。

说到措辞与文章结构，这本来是没有一定义法的；修辞学不会叫人作出极漂亮的诗句，文章法则只足叫人多所顾忌因沿。法则永远是由经验中来的，经验当然是过去的，所以谈到“风骨”，他说：“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这“正式”是哪里来的？不是摹古么？说到“定势”，他便说：“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返，则文体遂弊。”这是说新学之锐，有所创立是极危险的。文学作品是个性的表现，每人有他自己的风格笔势，每篇文章自有独立的神情韵调；一定法程，便生弊病，所以《文心雕龙》的影响一定是害多利少的，因为它塞住了自由创造的大路。

总之，这本书有两大缺点：一、刘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是把文与道捏合在一处，是六朝文论的由盛而衰。二、细分文体，而没认清文学的范围。空谈风神气势，并无深到的说明。

这么看，《文心雕龙》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而是一种文学源流、文学理论、修辞、作文法的混合物。它的好处是把秦汉以前至六朝的文说文体全收集来，作个总结。假如我们看清这一点，它便有了价值，因为它很可以供给我们一些研究古代文学的材料。假如拿它当作一本教科书，象欧洲早年那样读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与《诗学》，便很容易断章取义，把文学讲到歧途上去。刘勰自己也说：“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和“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这弥纶群言，是他的功劳；虽然有时是费力不讨好。这唯务折衷，便失去了创立新说的勇气。

和《文心雕龙》的结构不同，而势力差不多相等的，有钟嵘的《诗品》。前者是包罗一切的，后者是专论诗家的源流，并定其品次。王世贞说：“吾览钟记室《诗品》，折衷情文，裁量时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第所推源，出于何者，恐未尽然。”诚然，钟嵘对于各家作品强求来源，如李陵必出于《楚辞》，班婕好又必发于李陵等，何所据而云然？他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本来是极精到的话；可是他又说：“诗有三艺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然后“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这分明是说以古体为主，加以自家的精力，才能成好诗；于是每评一人，便非指出他的来源不可。而且是来源越古的，品次也就越高——上品都是源出国风、《楚辞》与古诗的。这个用合古与否作评断的标准，是忘却了文学是表现时代精神而随时进展的。

至于评论各家也不完全以诗为主眼，如提到李陵，他说：“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如此？”这并没有论到李陵的诗的好处何在。就是以诗立论的，也嫌太空泛，如说曹植的诗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如说嵇康是“颇似魏文，过于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使我们对于这些诗人并没有什么深刻的了解，只觉得这是些泛泛的批语而已。本来一篇诗的成就不是很简单的事，作家的人格，作风，情趣，技术都混合在一处；那么，只拿几个字来评定一个诗家的作品是极难的事，就是勉强的写出来，也往往是空洞的。况且，从诗的欣赏上立论，我们读诗的时候，它只给我们心灵的激动，并不叫我们随读随想那一点是诗人的人格，那一点是诗人的感情，而且是一个“整个”的。正如喝柠檬水一样，如果半瓶是苏打水，半瓶是柠檬汁，并没有调匀在一处，又有什么好喝呢。所以，就是有精细的分析，把诗人的一切从诗中剥脱出来，恐怕剥完了的时候，那诗的作用一点也不存在了。

钟嵘也知道：“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品序》）如果他始终抱定这个“直寻”来批评，当然强寻源流的毛病便没有了，对于诗的欣赏也一定更深切了。

至于把诗人分成若干等级是极难妥当的事。设若不把什么是诗人先决定好，谁能公平的给诗人排列次序呢？同时，诗人所应具备的性格、能力与条件，又太多了，而且对这些条件又是一人一个看法，怎能规定出诗人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找出诗人必备的条件，还有个难题，什么是诗呢？这是文学理论中最困难的两个问题；不试着解决这个，而凭个人的主张来评定诗人与诗艺的等次，是种很危险的把戏。他对于声律的讲求，有很好的见解：“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诗品序》）

如果他抱定“直寻”和“口吻调利”来写一篇诗论，当比他这样一一评论，强定品次强得多了。以情性的自发，成为音调自然的作品，岂不是很好的理论么。

以上这些论调，无论怎样不圆满，至少叫我们看得出：自魏以后，文学的研究与解释已成了独立的，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大进步。

第三讲　中国历代文说（下）

唐代文说：唐代是中国诗最发达的时代，有“诗中有画”的王维；有富于想象，从空飞来的李白；有纯任性灵，忠实描写的杜甫；有老妪皆解，名妓争唱的白居易；还有，呕，太多了，好象唐代的人都是诗人似的！在这么灿烂的诗国里，按理说应有很好的诗说发现了，而事实上谈文学的还是主张文以载道；好象作诗只是一种娱乐，无关乎大道似的。那以圣贤自居的韩愈是如此，那最会作诗的白居易也如此，看他《与元微之论作文大旨书》里说：“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其实李白的好处，原在运用他自己的想象，不管什么风雅比兴，孰知在这里却被贬为不明谕讽之道了！

他又说：“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这是表明他为诗的态度——不是要创造一家之言，而是志在补残葺颓。

他接着说：“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他的诗这样受欢迎，本来足以自豪了，他却偏说：“雕虫之戏，不足为多。”那么，他志在什么呢？在这里：“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白居易《与元微之论作文大旨书》）兼济与独善是道德行为，何必一定用诗作工具呢。恐怕那些在“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的，正是那发于一吟一笑的作品吧？

这个载道的运动，当然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为主帅了。他的立论的基础是“道为内，文为外”。看他怎样告诉刘正夫：“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

这为文宜何师的口调，根本以文章为一种摹拟的玩艺，其结果当然是师古。所以他“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这极端的崇古便非把自家的思想牺牲了不可。思想既有一定，那么文人还有什么把戏可耍呢？当然是师其意不师其辞了。把辞变换一下，不与古雷同，便算尽了创作的能事。其实，文章把思想部分除去，而只剩一些辞句——纵使极美——又有什么好处呢？孔家的说诗，是以诗为教育政治的工具；到了韩愈，便直将文学与道德粘合在一处，成了不可分隔的，无道便无文学。

道到底是什么呢？由韩愈自己所下的定义看，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原道》）他这个道不是怎么深奥的东西，如老子那无以名之的那一点。这个道是由仁与义的实行而获得的。这样，韩愈的思想根本不怎样深刻，又偏偏爱把这一些道德行为的责任交给文学，那怎能说得通呢！道德是伦理的，文学是艺术的，道德是实际的，文学是要想象的。道德的目标在善，文艺的归宿是美；文学嫁给道德怎能生得出美丽的小孩呢。柏拉图（Plato）是以文学为政治工具的，可是还不能不退一步说：“假如诗能作责任的利器，正如它为给愉快的利器，正义方面便能多有所获得。”

但是，诗是否能这样脚踩两只船呢？善与美是否能这样相安无事呢？——这真是个问题！

“文起八代之衰”的功劳是在乎提高了散文的地位，但是这个运动的坏处是使“文”包括住文学，而把诗降落在散文之下；因为“文”是载道的工具，而诗——就是韩愈自己也有极美艳的诗句——总是脱不了歌咏性情，自然便不能冠冕堂皇的作文学的主帅了。因为这样看轻了诗，所以词便被视为诗余，而戏曲也便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诗与散文的分别，中国文论中很少说到的。这二者的区分既不清楚，而文以载道之说又始终未敲打破，于是诗艺往往要向散文求些情面，象白居易那样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明之则为诗”，以求诗艺与散文有同等的地位，这是很可怜的。

那最善于作小品文字的柳宗元的游记等文字是何等的清峭自然，可是，赶到一说文学，他也是志在明道。他说：“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YRYR，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有了取道之原，文章不美怎办呢？他说：“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杨评事文集后序》）

这又似乎舍不得文采动听那一方面，而想要文质兼备，理词两存，纵然“道”是那么重要，到底他不敢把“美”完全弃掷不顾呀。

这种忸怩的论调实在不如司空图的完全以神韵说诗，看：“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钧。”（《二十四诗品·自然》）

这是何等的境界！不要说什么道什么理了，这“情悟”已经够了。再看：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OE匝坝模卣霸刂梗毡逃朴啤I癯龉乓欤豢墒眨喝月之曙，如气之秋。”（《清奇》）

这种具体的写出诗境，不比泛讲道德义法强么？他不说诗体怎样，效用怎样；他只说诗的味道有雄浑，有高古等等，完全从神韵方面着眼。这自然不足以说明诗的一切，可是很灵巧的画出许多诗境的图画，叫人深思神往；这比李白的“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以作诗为希圣希贤的道途要高尚多少倍呢！

宋代文说：宋朝词的发达，与白话的应用，都给文学开拓了新的途径；按理说这足以叫文人舍去道义，而创树新说了。可是，事实上作者仍是拿住“道”字不放手；那善于文词的欧阳修还是说：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

“道胜，文不难自至”，真有些玄妙。文学是艺术的，怎能因为“道胜”便能成功呢？图画也是艺术的一枝，谁敢说：“道胜，画遂不难而至”呢？

王安石便说得更妙了：“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耳。”“‘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上人书》）这简截的把辞推开，而所谓文者只是一种有骨无肉的死东西。“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假如这个说法不错，那“心在水精域，衣氚春雨时”便根本不算好诗；因为在水精域里有什么好？衣被春雨氚湿，岂不又须费事去晒干？还是论诗的严羽有些见解：“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

只这几句已足压倒一切，这才是对诗有了真正了解！“诗之道在妙悟”，是的；诗是心声，诗人的宇宙是妙悟出来的宇宙；由妙悟而发为吟咏，是心中的狂喜成为音乐。只有这种天才，有这种经验，便能成为好句，所以“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道德与诗是全不相干的。道德既放在一边了，学理呢？学理是求知的，是逻辑的；诗是求感动的，属于心灵的；所以“妙不关于学理”。诗人的真实是经过想象浸洗过的，所以象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由兴趣而想象是诗境的妙悟；这么说诗，诗便是艺术的了。司空图和严羽真是唐宋两代谈文学的光荣。他们是在诗的生命中找出原理，到了不容易说出来的时候——谈艺术往往是不易直接说出来的——他们会指出诗“象”什么，这是真有了解之后，才能这样具体的指示出来。

宋代还有许多诗话的著作，但是没有象严羽这样切当的，在这里也就不多引用了。

元明清文说：元代的小说戏曲都很发达，可是对小说戏曲并没有怎么讨论过。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史》里说：“元杂剧之为一代之绝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赏之；至有以关汉卿比司马子长者。”至于小说，直至金圣叹才有正式的欣赏宣传。元代文人的论断文学多是从枝节问题上着眼，象陈绎曾的《文筌》与《文说》，徐师曾的《文体明辨》等，都没有讨论到文学的重要问题上去。

到了明代，论文的可分为两派：一派是注重格调的，一派是注重文章义法的。在前一派里，无论是论文是论诗，都是厌弃宋人的浅浮，而想复古，象李梦阳的诗宗盛唐，王世贞的“文必两汉，诗必盛唐”。他们的摹古方法是讲求格调，力求形式上的高古堂皇。李梦阳说：“诗至唐而古调亡矣。然自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文可乎？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缶音序》）

这段议论颇有些道理，末两句把诗与文的界分也说明了一点。设若他专从“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上用工夫，他的作品当然是有可观的；可惜他只在形式上注意，并没有实行自家的理想，所以《四库总目·空同集提要》里说：“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

他对于文以载道也有很好的见解，他说：“道，自道者也；有所为皆非也。”（梦阳《道录序》）又说：“古之文以行，今之文以葩；葩为词膄，行为道华。”（梦阳《文箴》）根据这个道理，他攻击宋人的“无美恶皆欲合道传志”。他不小看“道”，但他决不愿因“道”而破坏了文学。但是，他因此而骂：“宋儒兴，古之文废”，是他一方面攻击宋人，一方面又不敢大胆的去改造；只是一步跨过宋代，而向更古的古董取些形式上的模范；这是他的失败。

王慎中初谈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后来明白了欧曾作文的方法，尽焚旧作，一意师仿。这是第二派——由极端的师古，变为退步的摹拟，把宋文也加在模范文之内。那极端复古的是专在格调上注意；这唐宋兼收的注重讲求文章的兴法。茅坤的《八大家文钞》便把唐宋八家之文当作古文。归有光便是以五色圈点《史记》，以示义法。

这两派的毛病在摹古，虽然注意之点不同。所谓格调，所谓义法，全是枝节问题，未曾谈到文学的本身。《四库提要》里说得很到家：“自李梦阳《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汉，而秦汉为窠臼。自坤《白华楼稿》出，以机调摹仿唐宋，而唐宋又为窠臼。”

到了清代，论诗的有王士祯之主神韵，沈德潜的重格调，袁枚的主性灵。王的注重得意忘言，平淡静远，是忘了诗人的情感不一定永是恬静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自然是幽妙之境了，可是杜甫的《兵车行》也还是好诗。诗中有画自是中国诗的妙处，可是往往因求这个境界而缺乏了情感，甚至于带出颓废的气象，正如袁枚说：“阮亭于气魄、性情，俱有所短。”（《诗话》卷四）

沈德潜是重格调的，字面力求合古，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他对于古体近体都有所模范，而轻视元和以下的作品。他也被袁枚驳倒：“诗有工拙，而无古今。”（《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他更极有趣的说明：“子孙之貌，莫不本于祖父，然变而美者有之，变而丑者亦有之；若必禁其不变，则虽造物亦有所不能。先生许唐人之变汉、魏，而独不许宋人之变唐，惑也！”沈的主张温柔敦厚，袁枚也有很好的驳辩，他说：“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而先生独删次回之诗，不已过乎！”又说：“夫《关雎》即艳诗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辗转反侧，使文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再答沈大宗伯书》）

袁枚可以算作中国最大的文学批评家。他对神韵说，只承认神韵是诗中的一格，但是不适宜于七言长篇等。对格调说，他不承认诗体是一成不变的。对诗有实用说，他便提出性灵来压倒实用。看他怎样主张性灵：“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诗话·补遗》卷一）

“凡作诗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诗话》卷四）

“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诗话》卷六）

他有了这种见解，所以他敢大胆的批评，把格调神韵等都看作片面的问题，不是诗的本体论。有了这种见解，他也就敢说：“诗有工拙，而无古今”的话了。这样的主张是空前的，打倒一切的；他只认定性灵，认定创造，那么，诗便是从心所欲而为言，无须摹仿，无须拘束；这样，诗才能自由，而文艺的独立完全告成了。

在论诗的方面有了袁枚，把一切不相干的东西扫除了去，可惜清代没有一个这样论文的人。一般文人还是舍不得“道”字，象姚鼐的“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复鲁絜非书》）曾国藩的“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与刘孟容书》）这类的话，我们已经听得太多，可以不再引了。总之，他们作文的目的还是为明道，作文的义法也取之古人；内容外表两有限制，自然产生不出伟大的作品。值得一介绍的，只有阮元和章学诚了。

阮元说：

“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这是照着昭明太子的主张，说明一下什么是文。他又说：

“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字字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铨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于物，西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文言说》）

这是说明文必须讲究辞藻对偶，不这样必是直言，不是文。自然非骈俪不算文，固属偏执；可是专以文为载道之具，忽略了文章的美好方面，也是个毛病。况且，设若美是文艺的要素，阮元的主张——虽然偏执——且较别家的只讲明理见道亲切一些了。

章学诚的攻击文病是非常有力的，看他讥笑归有光的以五色圈点《史记》：

“……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采，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YRYR，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之自沉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文史通义·文理》）

再看他攻击好用古字的人们：“唐末五代之风诡矣！称人不名不姓，多为谐隐寓言。观者乍览其文，不知何许人也。如李曰‘陇西’，王标‘琅琊’，虽颇乖忤，犹曰著郡望也。庄姓则称漆园，牛姓乃称‘太牢’，则诙嘲谐剧，不复成文理矣！”（《文史通义·繁称》）

看他指摘文人的死守古典，而忘记了所写的是什么。

“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书之人，不必尽能文也。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抑思善相夫者，何必尽识‘鹿车’‘鸿案’；善教子者，岂皆熟记‘画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闺修皆如板印。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文史通义·古文十弊》）

这些议论都是非常痛快，非常精到的。可惜，谈到文学本身，他还是很守旧的，如“战国之文皆源出于六艺”，又是牵强的找文学来源。“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便是塞住文学的去路。他好象是十分明白摹古的弊病，而同时没有胆气去评断古代作品的真价值；这或者是因为受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不敢叛经背道，所以只能极精切的指出后世文士的毛病，而不敢对文学本身有所主张。因此，他甚至连文集也视为不合干古：“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于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于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文史通义·文集》）古无文集，后人就不应刊刻文集，未免太固执了；难道古人不会印刷术，今人也就得改用竹帛篆写吗？

最近的文说：新文学的运动，到如今已经有四五十年的历史，最显著而有成绩的是“五四”后的白话文学运动。白话文学运动，从这个名词上看，就知道这是文学革命的一个局部问题；是要废弃那古死的文字，而来利用活的言语，这是工具上的问题，不是讨论文学的本身。胡适先生在主张用白话的时候，提出些具体的办法：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讲究对仗。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语俗字。

这仍是因为提倡利用白话，而消极的把旧文学的弊病提示出来，指出新文学所应当避免的东西。中国文学经过这番革命，新诗，小说，小品文学，戏剧等才纷纷作建设的尝试。但是，设若我们细细考验这些作品，我们不能说新文学已把这“八不主义”做到；有许多新诗是不用中国典故了，可是，改用了许多古代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故事与人物，还是用典，不过是换了典故的来源。“言之无物”与“无病呻吟”的作品也还很多，不合文法的文字也比比皆是。这种现象，在文学革命期间，或者是不可避免的；其重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是局部的，是消极的，而没有在“文学是什么”上多多的思虑过。就是有一些讨论到文学本身的，也不过是把西洋现成的学说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并没有很大的批评家出来评判指导，所以到现在伟大的作品还是要期之将来的。

最近有些人主张把“文学革命”变成“革命文学”，以艺术为宣传主义的工具，以文学为革命的武器。这种主张是现代的文艺思潮。它的立脚点是一切唯物，以经济史观决定文学的起源与发展。俄国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握有政权，正在建设普罗列太里列的文化。文艺是文化中的一要事，所以该当扫除有产阶级的产物，而打着新旗号为第四阶级宣传。

这种手段并不是新鲜的，因为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也是想以文艺放在政治之下，而替政治去工作。就是中国的“文以载道”也有这么一点意味，虽然中国人的“道”不是什么具体的政治主义，可是拿文艺为宣传的工具是在态度上相同的。这种办法，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与不好，多少是叫文艺受损夫的。以文学为工具，文艺便成为奴性的；以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的伺候他。亚里士多德是比柏拉图更科学一点，他便以文艺谈文艺；在这一点，谁也承认他战胜了柏拉图。普罗文艺中所宣传的主义也许是很精确的，但是假如它们不能成为文艺，岂非劳而无功？他们费了许多工夫证实文艺是社会的经济的产儿，但这只能以此写一本唯物文学史，和很有兴趣的搜求出原始文艺的起源；对于文学的创造又有什么关系呢？文艺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乎它有艺术的价值没有，它内容上的含蕴是次要的。因此，现在我们只听见一片呐喊，还没见到真正血红的普罗文艺作品，那就是说，他们有了题目而没有能交上卷子；因为他们太重视了“普罗”而忘了“文艺”。

第四讲　文学的特质

这一讲本来应称为“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恐怕永远不会得到最后的答案。提出几个文学的特质，和文学中的重要问题，加以讨论，借以得着个较为清楚的概念，为认识与欣赏文学的基础，这较比着是更妥当的办法。这个进程也不是不科学的，因为打算捉住文学的构成原素必须经过逻辑的手段，从比较分析归纳等得到那一切文学作品所必具的条件。这是一个很大的志愿，其中需要的知识恐怕不是任何人在一生中所能集取得满足的；但是，消极的说，我们有“科学的”一词常常在目前，我们至少足以避免以一时代或一民族的文学为解决文学一切问题的钥匙。我们知道，整个文学是生长的活物的观念，也知道当怎样留神去下结论，更知道我们的知识是多么有限；有了这种种的警惕与小心，或者我们的错误是可以更少一点的。文学不是科学，正与宗教美学艺术论一样的有非科学所能解决之点，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科学的研究方法本来不是要使文学或宗教等变为科学，而是使它们增多一些更有根据的说明，使我们多一些更清楚的了解。科学的方法并不妨碍我们应用对于美学或宗教学所应有的常识的推理与精神上的经验及体会，研究文学也是如此：文学的欣赏是随着个人的爱好而不同的，但是被欣赏的条件与欣赏者的心理是可以由科学的方法而发现一些的。

在前两讲中我们看见许多问题，文学中的道德问题，思想问题，形式与内容的问题，诗与散文的问题；和许多文学特质的价值的估定，美的价值，情感的价值，想象的价值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详细讨论的。但是，在讨论这些之前，我们要问一句，中国文学中有没有忽略了在世界文学里所视为重要的问题？这极为重要，因为不这么设问一下，我们便容易守着一些旧说而自满自足，不再去看那世界文学所共具的条件，因而也就不能公平的评断我们自家的文艺的真价值与成功何在。

中国没有艺术论。这使中国一切艺术吃了很大的亏。自然，艺术论永远不会代艺术解决了一切的问题，但是艺术上的主张与理论，无论是好与坏，总是可以引起对艺术的深厚趣味；足以划分开艺术的领域，从而给予各种艺术以适当的价值；足以为艺术的各枝对美的、道德的等问题作个通体盘算的讨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文学理论，在今日看起来，是有许多错误的，可是他们都以艺术为起点来讨论文学。不管他们有多少错误，他们对文学的生长与功能全得到一个更高大更深远的来源与根据；他们看文学不象个飘萍，不是个寄生物，而是独立的一种艺术。以艺术为起点而说文学，就是柏拉图那样轻视艺术也不能不承认荷马的伟大与诗人的须受了神明的启示而后才作得出好文章来。中国没有艺术论，所以文学始终没找着个老家，也没有一些兄弟姐妹来陪伴着。“文以载道”是否合理？没有人能作有根据的驳辩，因为没有艺术论作后盾。文学这样的失去根据地，自然便容易被拉去作哲学和伦理的奴仆。文学因工具——文字——的关系托身于哲学还算幸事，中国的图画、雕刻与音乐便更可怜，它们只是自生自灭，没有高深透彻的理论与宣传为它们倡导激励。中国的文学、图画、雕刻、音乐往好里说全是足以“见道”，往坏里说都是“雕虫小技”：前者是把艺术完全视为道德的附属物，后者是把它们视为消遣品。

设若以文学为艺术之一枝便怎样呢？文学便会立刻除掉道德的或任何别种不相干的东西的鬼脸而露出它的真面目。文学的真面目是美的，善于表情的，聪明的，眉目口鼻无一处不调和的。这样的一个面目使人恋它爱它赞美它，使人看了还要看，甚至于如颠如狂的在梦中还记念着它。道德的鬼脸是否能使人这样？谁都能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这到了该说文学的特质的时候了，虽然我们还可以继续着指出中国文学中所缺乏的东西，如文学批评，如文学形式与内容的详细讨论，如以美学为观点的文学理论等等，但是这些个的所以缺乏，大概还是因为我们没有“艺术”这个观念。虽然我们有些类似文学评论的文章，可是文学批评没有成为独立的文艺，因为没有艺术这个观念，所以不能想到文学批评的本身应当是创造的文艺呢，还是只管随便的指摘出文学作品一些毛病。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是由讨论整个的艺术才能提出，因为在讨论图画雕刻与建筑之美的时候，形式问题是要首先解决的。有了形式问题的讨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自然便出来了。对于美学，中国没有专论，这是没有艺术论的自然结果。但是我们还是先讨论文学的特质吧。

文学是干什么的呢？是为说明什么呢——如说明“道”——还是另有作用？从艺术上看，图画、雕刻、音乐的构成似乎都不能完全离开理智，就是音乐也是要表现一些思想。文学呢，因为工具的关系，是比任何艺术更多一些理智分子的。那么，理智是不是文学的特质呢？不是！从几方面看它不是：（一）假如理智是个文学特质，为什么那无理取闹的《西游记》与喜剧们也算文艺作品呢？为什么那有名的诗，戏剧，小说，大半是说男女相悦之情，而还算最好的文艺呢？（二）讲理的有哲学，说明人生行为的有伦理学，为什么在这两种之外另要文学？假如理智是最要紧的东西；假如文学的责任也在说理，它又与哲学有何区别呢？（三）供给我们知识的自有科学，为什么必须要文学，假如文学的功用是在满足求知的欲望？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不说理智不是文学的特质，虽然理智在文学中也是重要的分子。什么东西拦住理智的去路呢？情感。

为什么《西游记》使人爱读，至少是比韩愈的《原道》使人更爱读？因为它使人欣喜——使人欣喜是艺术的目的。为何男女相爱的事自最初的民歌直至近代的诗文总是最时兴的题目？因为这个题目足以感动心灵。陆机、袁牧等所主张的对了，判定文艺是该以能否感动为准的。理智不是坏物件，但是理智的分子越多，文学的感动力越少，因为“文学都是要传达力量，凡为发表知识的不是文学”。我们读文艺作品也要思索，但是思索什么？不是由文学所给的那点感动与趣味，而设身处地的思索作品中人物与事实的遭遇吗？假如不是思索这个，文学怎能使我们忽啼忽笑呢？不能使我们哭笑的作品能否算为文学的成功？理智是冷酷的，它会使人清醒，不会让人沉醉。自然，有些伟大的诗人敢大胆的以诗来谈科学与哲理，象Lucretius与但丁。但是我们读诗是否为求知呢？不是。这两位诗人的大胆与能力是可佩服的，但是我们只能佩服他们的能力与胆量，而不能因此就把科学与哲理的讨论作为诗艺的正当的题材。因为我们明知道，就以但丁说吧，《神曲》的伟大决不是因为他敢以科学作材料，而是在乎他能在此以外还有那千古不朽的惊心动魄的心灵的激动；因此，他是比Lucretius更伟大的诗人；Lucretius只是把别人的思想铸成了诗句，这些思想只有一时的价值，没有文学的永久性。我们试看杜甫的《北征》里的“……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眉目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竟挽须，谁能即嗔喝……”这里有什么高深的思想？为什么我们还爱读呢？因为其中有点不可磨灭的感情，在唐朝为父的是如此，到如今还是如此。自然，将来的人类果真能把家庭制度完全取消，真能保持社会的平和而使悲剧无由产生，这几句诗也会失了感动的能力。但是世界能否变成那样是个问题，而且无论怎样，这几句总比“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陶潜）要留传得久远一些，因为杜甫的《北征》是人生的真经验，是带着感情写出的；陶潜的这几句是个哲学家把一段哲理装入诗的形式中，它自然不会使读者的心房跳跃。感情是否永久不变是不敢定的，可是感情是文学的特质是不可移易的，人们读文学为是求感情上的趣味也是万古不变的。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不动感情的人类（如Aldous Huxley在Brave New World中所形容的），但是不能想象到一个与感情分家的文学；没有感情的文学便是不需要文学的表示，那便是文学该死的日子了。那么，假如有人以为感情不是不变的，而反对感情的永久性之说，他或者可以承认感情是总不能与文艺离婚的吧？

伟大的文艺自然须有伟大的思想和哲理，但是文艺中怎样表现这思想与哲理是比思想与哲理的本身价值还要大得多；设若没有这种限制，文艺便与哲学完全没有分别。怎样的表现是艺术的问题，陈说什么是思想的问题，有高深的思想而不能艺术的表现出来便不能算作文艺作品。反之，没有什么高深的思想，而表现得好，便还算作文艺，这便附带着说明了为什么有些无理取闹的游戏文字可以算作杰作，“幽默”之所以成为文艺的重要分子也因此解决。谈到思想，只有思想便好了；谈到文艺，思想而外还有许多许多东西应当加以思考的：风格，形式，组织，幽默……这些都足以把思想的重要推到次要的地位上去。风格，形式等等的作用是什么？帮助思想的清晰是其中的一点，而大部分还是为使文艺的力量更深厚，更足以打动人心。笔力脆弱的不能打动人心，所以须有一种有力的风格；乱七八糟的一片材料不能引人入胜，所以须有形式与组织。怎样表现便是怎样使人更觉得舒适，更感到了深厚的情感。这便是Longinus所谓的Sublime，他说：“天才的作品不是要说服，而是使人狂悦——或是说使读者忘形。那奇妙之点是不管它在哪里与在何时发现，它总使我们惊讶；它能在那要说服的或悦耳的失败之处得胜；因信服与否大半是我们自己可以作主的，但是对于天才的权威是无法反抗的。天才把它那无可抵御的意志压在我们一切人的头上。”这点能力不是思想所能有的。思想是文艺中的重要东西，但是怎样引导与表现思想是艺术的，是更重要的。

我们读了文学作品可以得到一些知识，不错；但是所得到的是什么知识？当然不是科学所给的知识。文学与别的艺术品一样，是解释人生的。文学家也许是写自己的经历，象杜甫与W－ordsworth，也许是写一种天外飞来的幻想，象那些乌托邦的梦想者，但是无论他们写什么，他们是给人生一种写照与解释。他们写的也许是极平常的事，而在这平凡事实中提到一些人生的意义，这便是他们的哲理，这便是他们给我们的知识。他们的哲理是用带着血肉的人生烘托出来的，他们的知识是以人情人心为起点，所以他们的哲理也许不很深，而且有时候也许受不住科学的分析，但是这点不高深的哲理在具体的表现中能把我们带到天外去，我们到了他们所设的境界中自然能体会出人生的真意义。我们读文艺作品不是为引起一种哲学的驳难，而是随着文人所设下的事实而体会人生；文人能否把我们引入另一境界，能否给我们一种满意的结局，便是文人的要务。科学家们是分头的研究而后报告他们的获得，文学家是具体的创造一切。因为文学是创造的，所以其中所含的感情是比知识更重要更真切的。知识是个人的事，个人有知识把它发表出就完了，别人接受它与否是别人的事。感情便不止于此了，它至少有三方面：作家的感情，作品中人物的感情，和读者的感情。这三者怎样的运用与调和不是个容易的事。作者自己的感情太多了，作品便失于浮浅或颓丧或过度的浪漫；作品中人物的感情如何，与能引起读者的感情与否，是作者首先要注意的。使人物的感情有圆满适宜的发泄，而后使读者同情于书中人物，这需要艺术的才力与人生的知识。读者于文学作品中所得的知识因此也是关于人生的；这便是文学所以为必要的，而不只是一种消遣品。

以上是讲文学中的感情与思想的问题，其结论是：感情是文学的特质之一；思想与知识是重要的，但不是文学的特质，因为这二者并不专靠文学为它们宣传。

道德的目的是不是文学的特质之一呢？有美在这里等着它。美是不偏不倚，无利害的，因而也就没有道德的标准。美是一切艺术的要素，文学自然不能抛弃了它；有它在这里，道德的目的便无法上前。道德是有所为的，美是超出利害的，这二者的能否调和，似乎还没有这二者谁应作主的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有许多很美的作品也含有道德的教训，而我们所要问的是到底道德算不算与美平行的文学特性？

在第二、三两讲中，我们看见许多文人谈论“道”的问题，有的以“道”为哲学，这在前面已讨论过，不要再说；有的以“道”为实际的道德，如“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我们便由这里讨论起。

我们先引一小段几乎人人熟悉的文字：“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是不是公认的最美妙的一段？可是，这有补于世与否？我们无须等个回答。这已经把“务为有补于世”的“务”字给打下去。那么，象白居易的《折臂翁》（戍边功也），和他那些新乐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虽都是有道德的目的，可是有些是非常的美丽真挚，又算不算最好的诗艺呢？还有近代的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也是以文艺为一种人生苦痛的呼声，是不是为“有补于世”作证呢？

在回答这个以前，我们再提出反面的问题：不道德的文艺，可是很美，又算不算好的文艺呢？

美即真实，真实即美，是人人知道的。W·Blake也说：“不揭示出赤裸裸的美，艺术即永不存在。”这是说美须摘了道德的鬼脸。由这个主张看，似乎美与道德不能并立。那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便完全把道德放在一边。那唯美主义的末流便甚至拿那淫丑的东西当作美的。这样的主张也似乎不承认那有道德的教训而不失为美好的作品，可是我们公平的看来，象白居易的新乐府，纵然不都是，至少也有几首是很好的文艺作品。这怎么办呢？假如我们只说，这个问题要依对艺术的主张而异，便始终不会得个决定的论断，那便与我们的要提出文学特质的原意相背。

主张往往是有成见的，我们似乎没有法子使柏拉图与王尔德的意见调和起来，我们还是从文学作品本身看吧。我们看见过多少作品——而且是顶好的作品——并没有道德目的；为何它们成为顶好的作品呢？因为它们顶美。再看，有许多作品是有道德的教训的，可是还不失为文艺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其中仍有美的成份。再看，有些作品没有道德的目的，而不成为文艺品，为什么呢？因为不美，或者是以故意不道德的淫丑当作了美。这三种的例子是人人可以自己去找到的。在这里，我们看清楚了，凡是好的文艺作品必须有美，而不一定有道德的目的。就是那不道德的作品，假如真美，也还不失为文艺的；而且这道德与不道德的判定不是绝对的，有许多一时被禁的文学书后来成了公认的杰作——美的价值是比道德的价值更久远的。那有道德教训而不失为文艺作品的东西是因为合了美的条件而存在，正如有的哲学与历史的文字也可以被认为文学：不是因为它们的道理与事实，而是因为它们的文章合了文学的条件。专讲道德而没有美永不会成为文学作品。在文学中，道德须趋就美，美不能俯就道德，美到底是绝对的；道德来向美投降，可以成为文艺，可是也许还不能成为最高的文艺；以白居易说，他的传诵最广的诗恐怕不是那新乐府。自然，文学作品的动机是有种种，也许是美的，也许是道德的，也许是感情的……假如它是个道德的，它必须要设法去迎接美与感情，不然它只好放下它要成为文学作品的志愿。文学的责任是艺术的，这几乎要把道德完全排斥开了。艺术的，是使人忘形的；道德的，立刻使心灵坠落在尘土上。

“去创造一朵小花是多少世纪的工作。诗的天才是真的人物。”（Blake）美是文学的特质之一。

文人怎样把他的感情传达出来呢？寡妇夜哭是极悲惨的事，但是只凭这一哭，自然不能成为文学。假如一个文人要代一个寡妇传达出她的悲苦，他应当怎样办呢？

文人怎样将美传达出来呢？

这便须谈到想象了。凡是艺术品，它的构成必不能短了想象。经验与事实是重要的，但是人人有些经验与事实，为什么不都是文人呢？就是讲一个故事或笑话，在那会说话的人口中，便能引起更有力的反应，为什么？因为他的想象力能想到怎样去使听众更注意，怎样给听众一些出其不备的刺激与惊异；这个，往大了说，便是想象的排列法。艺术作品的成功大半仗着这个排列法。艺术家不是只把事实照样描写下来，而是把事实从新排列一回，使一段事实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每一部分必与全体恰好有适当的联属，每一穿插恰好是有助于最后的印象的力量。于此，文学的形式之美便象一朵鲜花：拆开来，每一蕊一瓣也是朵独立的小花；合起来，还是香色俱美的大花。文艺里没有绝对的写实；写实只是与浪漫相对的名词。绝对的写实便是照像，照像不是艺术。文艺作品不论是多么短或多么长，必须成个独立的单位，不是可以随便添减的东西。一首短诗，一出五幕剧，一部长小说，全须费过多少心血去排列得象个完好的东西。作品中的事实也许是出于臆造，也许来自真的经验，但是它的构成必须是想象的。自然，世界上有许多事实可以不用改造便成个很好的故事；但是这种事实只能给文人一点启示，借这个事实而写成的故事，必不是报纸上的新闻，而是经过想象陶炼的艺术品。这不仅是文艺该有的方法，而且只有这样的文艺才配称为生命的解释者。这就是说，以科学研究人生是部分的，有的研究生理，有的研究社会，有的研究心理；只有文艺是整个的表现，是能采取宇宙间的一些事实而表现出人生至理；除了想象没有第二个方法能使文学做到这一步。以感情说吧，文人听见一个寡妇夜哭，他必须有相当的想象力，他才能替那寡妇伤心；他必须有很大的想象力才能代她作出个极悲苦的故事，或是代她宣传她的哭声到天边地角去；他必须有极大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读者读了而同情于这寡妇。

亚里士多德已注意到这一点。他说：“一个历史家与一个诗人……的不同处是：一个是说已过去的事实，一个是说或者有过的事实。”拿韵文写历史并不见得就是诗，因为它没有想象；以四六文写小说，如没有想象，还是不算小说。亚里士多德也提到“比喻”的重要，比喻是观念的联合；这便说到文艺中的细节目也需要想象了。文艺作品不但在结构上事实上要有想象，它的一切都需要想象。文艺作品必须有许多许多的极鲜明的图画，对于人，物，风景，都要成为立得起来的图画；因为它是要具体的表现。哪里去寻这么多鲜明的立得起来的图画？文艺是以文字为工具的，就是能寻到一些图画，怎么能用文字表现出呢？非有想象不可了。“想象是永生之物的代表。”一切东西自然的存在着，我们怎能凭空的把它的美妙捉住？文字既非颜色，怎能将自然中的色彩画出来？事实本不都是有趣的，有感力的，我们怎么使它们有趣有感力？一篇作品是个整个的想象排列，其中的各部分，就是小至一个字或一句话或一个景象，还是想象的描画。最显然的自然是比喻：因为多数的景象是不易直接写出的，所以拿个恰好相合的另一景象把它加重的烘托出；这样，文艺中的图画便都有了鲜明的颜色。《饮中八仙歌》里说：“宗之萧洒美少年”，怎样的美呢？“皎如玉树临风前”。这一个以物比人的景象便给那美少年画了一张极简单极生动的像。可是，这种想象还是容易的，而且这在才力微弱一点的文人手里往往只作出一些“试想”，而不能简劲有力的画出。中国的赋里最多这种毛病：用了许多“如”这个，“似”那个，可是不能极有力的描画出。文艺中的想象不限于比喻，凡是有力的描画，不管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不管是悲惨的或幽默的，都必是想象的作用。还拿《饮中八仙歌》说吧：“饮如长鲸吸百川”固然是夸大的比拟，可是“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便不仅是观念的联合，以一物喻另一物了，而是给贺知章一个想象的人格与想象的世界；这是杜甫“诗眼”中的感觉。杜甫的所以伟大便在此，因为他不但只用比拟，而是把眼前一切人物景色全放在想象的炉火中炼出些千古不灭的图画：“想象是永生之物的代表”。“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悲青坂》）是何等的阴惨的景象！这自然也许是他的真经验，但是当他身临其地的时候，他所见的未必只是这些，那个地方——和旁的一切的地方一样——并没给他预备好这么两句，而是他把那一切景色，用想象的炮制，锻炼出这么两句来，这两句便是真实，便是永生。“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哀江头》）人人经过那里可以看见闭锁的宫殿，与那细柳新蒲，但是“为谁绿”这一问，便把静物与静物之间添上一段深挚的感情，引起一些历史上的慨叹。这是想象。只这两句便可以抵得一篇《芜城赋》！

想象，它是文人的心深入于人心、世故、自然，去把真理捉住。他的作品的形式是个想象中炼成的一单位，便是上帝造万物的计划；作品中的各部各节是想象中炼成的花的瓣，水的波；作品中的字句是想象中炼成的鹦鹉的羽彩，晚霞的光色。这便叫作想象的结构，想象的处置，与想象的表现。完成这三步才能成为伟大的文艺作品。

感情与美是文艺的一对翅膀，想象是使它们飞起来的那点能力；文学是必须能飞起的东西。使人欣悦是文学的目的，把人带起来与它一同飞翔才能使人欣喜。感情，美，想象，（结构，处置，表现）是文学的三个特质。

知道了文学特质，便知道怎样认识文学了。文学须有道德的目的与文学是使人欣悦的问题争斗了多少世纪了，到底谁战胜了？看看文学的特质自然会晓得的。文学的批评拿什么作基础？不论是批评一个文艺作品，还是决定一个作家是否有天才，都要拿这些特质作裁判的根本条件。文学的功能是什么？是载道？是教训？是解释人生？拿文学特质来决定，自然会得到妥当的答案的。文学中的问题多得很，从任何方面看都可以引起一些辩论：形式，风格，幽默，思想，结构……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可是讨论这些问题都不能离开文学特质；抽出文艺问题中的一点而去凭空的发议论，便是离天文学而谈文学；文艺是一个，凡是文艺必须与文学特质相合。批评一个作品必须看作者在这作品中完成了文学的目的没有；建设一个文学理论必须由多少文艺作品找出文学必具的条件，这是认识文学的正路。

要认识或欣赏文艺，必须由文艺本身为起点，因为只有文艺本身是文学特质的真正说明者。文艺的社会背景，作家的历史，都足以帮助我们能更多认识一些作品的价值，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即使没有这一层工作，文艺本身的价值并不减少。设若我们专追求文艺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而不看文艺的本身，其危险便足以使人忘了文学而谈些不相干的事。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能增加我们对《红楼梦》的欣赏。但是，这只是对于读者而言，至于《红楼梦》本身的价值，它并不因此而增多一些；有些人专从文学眼光读《红楼梦》，他们所得到的未必不比胡适之先生所得到的更多。至于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便是猜谜的工作了，是专由文艺本身所没说到的事去设想；设若文人的心血都花费在制造谜语，文人未免太愚了。文人要说什么便在作品中说出来，说得漂亮与否，美满与否，笔尖带着感情与否，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文人美满的说出来他所要说的，便是他的成功；他若缺乏艺术的才干，便不能圆满而动人的说出，便是失败。文学本身是文学特质的唯一的寄存处。

第五讲　文学的创造

柏拉图为追求正义与至善，所以拿社会的所需规定艺术的价值：凡对社会道德有帮助的便是好的，反之就不好。他注意艺术只因艺术能改善公民的品德。艺术不是什么独立的创造，而是摹拟；有许多东西是美丽的，可是绝对的美只有一个。这个绝对的美只能在心中体认，不能用什么代表出来；表现美的东西只是艺术家的摹仿，不是美的本体。因此，艺术的创造是不能有的事。

但是，艺术家怎样摹仿？柏拉图说：“诗人是个轻而有翼的神物，非到了受了启示，忘了自己的心觉，不能有所发明；非到了这忘形的地步，他是毫无力量，不能说出他的灵咒。”（Ion）这岂不是说创造时的喜悦使人若疯若痴么？创造家被创造欲逼迫得绕床狂走，或捋掉了吟髭，不是常有的事么？柏拉图设若抱定这个说法，他必不难窥透创造时的心情，而承认创造是生活的动力。W．Blake说：“柏拉图假苏格拉底司之口，说诗人与预言家并不知道或明白他们所写的说的；这是个不近情理的错误。假如他们不明白，难道比他们低卑的人可以叫作明白的吗？”

但是柏拉图太看重他的哲学：虽然艺术家受了神的启示能忘了自己，但是他只能摹拟那最高最完全最美的一些影子。我们不能佩服这个说法。试看一个野蛮人画一个东西，他自然不会画得很正确，但是他在这不很正确的表现中添上一点东西——他自己对于物的觉得。不论他画得多么不好，他这个图画必定比原照像多着一点东西，照像是机械的，而图画是人对物之特点特质的直觉，或者说“妙悟”；它必不完全是摹仿。画家在纸上表现的东西并不是真东西，画上的苹果不能作食品；它是把心中对苹果的直觉或妙悟画了出来，那个苹果便表现着光，色，形式的美。这个光，色，形式的总合是不是美的整个？是不是创造力的表现？不假借一些东西，艺术家无从表现他的心感；但是东西只能给他一些启示；他的作品是心灵与外物的合一，没有内心的光明，没有艺术化的东西。艺术品并非某事某物的本象，是艺术家使某事某物再生再现；事物的再生再现是超乎本体的，是具体的创造。“使观察放宽门路，检阅人类自中国到秘鲁”（Johnson）。是的，艺术家是要下观察的工夫。但是艺术如果不只是抄写一切，这里还需要象Dryden的批评莎士比亚：“他不要书籍去认识自然；他的内心有，他在那里找到了她。”观察与想象必须是创造进程的两端：“鸡虫得失无了时”是观察来的经验；但是“注目寒江倚山阁”（杜甫《缚鸡行》）是诗人的所以为诗人。诗人必须有渗透事物之心的心，然后才能创造出一个有心有血的活世界。谁没见过苹果？为什么单单的爱看画家的那个苹果？看了还要看？因为那个苹果不仅是个果子，而且是个静的世界；苹果之所以为苹果，和人心中的苹果，全表现在那里；它比树上的真苹果还多着一些生命，一些心血。艺术家不只观察事物，而且要深入事物的心中，为事物找出感情，美，与有力的表现来。要不是这么着，我们将永不能明白那“愁心极杨柳，一种乱如丝。”（孟浩然《春怨》）或“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陶潜《癸卯岁始眷怀古田舍》）或“觉来眄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李白《春日醉起言志》）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们似乎容易理解那“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孟浩然《过故人庄》）与“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王维《登河北城楼作》）因为前者是个简单的写景，后者是个简单的写情。至于那“良苗亦怀新”与“春风语流莺”便不这样简单了，它们是诗人心中的世界，一个幻象中的真实，我们非随着诗人进入他所创造的世界，我们便不易了解他到底说些什么。诗人用他独具的慧眼看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或是“黄河如丝天际来”，或是“舞影歌声教渌池，空馀汴水东流海。”（均李白句）假如我们不能明白诗人的伟大磅礴的想象，我们便不是以这些句子为一种夸大之词，便是批评它们不合理。我们容易明白那描写自然与人生的，而文艺不只在乎描写，它还要解释自然与人生；在它解释自然的时候，它必须有个一切全是活着的世界。在这世界里，春风是可以语流莺的，黄河之水是可以自天上来的。在它解释人生的时候，便能象预言家似的为千秋万代写下一种真理：“古时丧乱皆可知，人世悲欢暂相遣。”（杜甫《清明》）

那么，创造和摹拟不是一回事了。

由历史上看，当一派的诗艺或图画固定的成了一派时，它便渐渐由盛而衰，好象等着一个新的运动来替换它似的。为什么？因为创作与自由发展必是并肩而行的；及至文艺成了一派，人们专看形式，专摹仿皮面上一点技巧，这便是文艺寿终之日了。当一派正在兴起之时，它的产品是时代的动力的表现，不仅由时代产生作品，也由作品产生新时代。这样的作品是心的奔驰，思想的远射。到了以摹仿为事的时节，这内心的驰骋几乎完全停止，只由眼与手的灵巧作些假的古物，怎能有生命呢？古典主义之后有浪漫主义，这浪漫主义便恢复了心的自由，打破了形式的拘束。有光荣的文学史就是心灵解放的革命史。心灵自由之期，文艺的进行线便突然高升；形式义法得胜之时，那进行线便渐渐驰缓而低落。这似乎是驳难中国文人的文艺主张了，与柏拉图已无关系。柏位图的摹仿说是为一切艺术而发的，是种哲理，他并没有指给我们怎样去摹仿。中国人有详细的办法：“为诗要穷源溯流，先辨诸家之派，如何者为曹刘，何者为沈宋，何者为陶谢……析入毫芒，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不然，胡引乱窜，必入魔道！”（《燃灯记闻》）这个办法也许是有益于初学的，但以此而设文艺便是个大错误。何者为曹刘，何者为沈宋，是否意在看清他们的时代的思想、问题等等？是否意在看清他们的个性？是否意在看清他们的所长与所短？假如意不在此，便是盲从，便是把文艺看成死物。不怪有个英人（忘其姓名）说，中国人的悲感，从诗中看，都是一样的：不病也要吃点药，醉了便写几句诗，得不到官作便喝点酒……是的，中国多数写诗的人连感情都是假的，因为他们为摹拟字句而忘了钻入社会的深处，忘了细看看自己的心，怎能有深刻之感呢？“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他们的口号；但是他们也许该记得“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吧！

说到这里，我们要问了：到底人们为何要创作呢？回答是简单的：为满足个人。

凡是人必须工作，这不需要多少解释。“不劳无食”的主张只是要把工作的质量变动增减一些而已，其实无论在何种社会组织之下，人总不能甘心闲着的；有闲阶级自有消闲的办法。在工作里，除非纯粹机械的，没有人不想表现他自己的（所谓机械的不必是用机器造物，为金字塔或长城搬运石头的人大概比用机器的工人还苦得多）。凡是经过人手制作的东西，他的个人也必在里面。这种表现力是与生俱来的，是促动人类作事的原力。表现的程度不同，要表现自己是一样的。表现的方法不同，由表现得来的满足是一样。因为这样，所以表现个人的范围并不限于个人。表现力大的人，以个人的表现代作那千千万万人所要表现的；为满足自己，也满足了别人。别人为什么也能觉得满足呢？因为他们也有表现欲，所以因为自己的要表现而能喜爱别人的创作物。人类自有史以来至今日，虽没有很大的进步，可是没有一时不在改变中，因为工作的满足不只是呆板的摹仿。当欧洲在信仰时代中，一个城市要建筑个礼拜堂，于是瓦匠、石匠木匠、雕刻家、画家、建筑家便全来了，全拿出最好的技能献给上帝。这个教堂便是一时代艺术的代表。一教堂如此，一个社会，一个世界也是如此，个人都须拿出最好的表现，献给生命。不如是，生命便停止，社会便成了一堆死灰。萧伯纳说过：只有母亲生小孩是真正的生产。我们也可以说，只有艺术品是真正的生产。艺术家遇到启示，便好象怀了孕，到时候非生产不可；生产下来虽另一物，可是还有它自己在内；所以艺术品是个性的表现，是美与真理的再生。

创造与摹拟的分别也在这里，创造是被这表现力催促着前进，非到极精不能满足自己。心灵里燃烧着，生命在艺术境域中活着，为要满足自己把宇宙擒在手里，深了还要深，美了还要美，非登峰造极不足消减渴望。摹拟呢，它的满足是有限的，貌似便好，以模范为标准，没有个人的努力；丢失了个人，还能有活气么？《日知录》里说：“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其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高出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只求似不似，有些留声机片便可成音乐家了。

“所谓作家的生命者，换句话，也就是那人所有的个性、人格。再讲得仔细些，则说是那人的内底经验的总量，就可以吧。”

艺术即：“表现出真的个性，捕捉了自然人生的姿态，将这些在作品上给予生命而写出的。艺术和别的一切的人类活动不同之点，就是在艺术是纯然的个人底的活动。”

这是厨川白村的话，颇足以证明个性与艺术的关系。《饮冰室》里说得好：“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与“杜宇声声不忍闻，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同一黄昏也，而一为欢憨，一为愁惨，其境绝异。……“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与“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而一为雄壮，一为冷落，其境绝异。然则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

容我打个比喻：假设文学家的心是甲，外物是乙，外物与心的接触所得的印象是丙，怎样具体的写出这印象便是丁。丁不仅是乙的缩影，而是经过甲的认识而先成为丙，然后成为丁——文艺作品。假如没有甲，便一切都不会发生。再具体一点的说，甲是厨子的心，乙是鱼和其他材料，丙是厨子对鱼与其他材料的设计；丁是做好的红烧鱼。鱼与其他材料是固定的，而红烧鱼之成功便全在厨子的怎样设计与烹调。我们看见一尾鱼时，便会想到：“鱼我所欲也”；但是我们与鱼之间总是茫然，红烧鱼在我们脑中只是个理想；只有厨子替我们做好，我们才能享受。以粗喻深，文学也是这样，人们全时时刻刻在那里试验着表现，可是终于是等别人作出来我们才恍然觉悟：啊，原来这就是我所要表现而没有办到的那一些。假如我们都能与物直接交通，艺术家便没有用了；艺术家的所以可贵，便是他能把自然与人生的秘密赤裸裸的为我们揭示开。

那么，“只有心境”与艺术为自我表现，是否与文学是生命的解释相合呢？没有冲突。所谓自我表现是艺术的起点，表现什么自然不会使艺术落了空。人是社会的动物，艺术家也不能离开社会。社会的正义何在？人生的价值何在？艺术家不但是不比别人少一些关切，而是永远站在人类最前面的；他要从社会中取材，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他的心感决不会比常人迟钝，他必会提到常人还未看见的问题，而且会表现大家要嚷而不知怎样嚷出的感情。所谓满足自己不仅是抱着一朵假花落泪，或者是为有闲阶级作几句瞽儿词，而是要替自然与人生作出些有力的解释。偏巧社会永远是不完全的，人生永远是离不开苦恼的，这便使文人时时刻刻的问人生是什么？这样，他不由得便成了预言家。文学是时代的呼声，正因为文人是要满足自己；一个不看社会，不看自然，而专作些有韵的句子或平稳的故事的人，根本不是文人；他所得的满足正如一个不会唱而哼哼的人；哼哼不会使他成个唱家。所谓个性的表现不是把个人一些细小的经验或低卑的感情写出来便算文学作品。个性的表现是指着创造说的。个人对自然与人生怎样的感觉，个人怎样写作，这是个性的表现。没有一个伟大的文人不是自我表现的，也没有一个伟大的文人不是自我而打动千万人的热情的。创造是最纯洁高尚的自我活动，自我辏射出的光，能把社会上无谓的纷乱，无意识的生活，都比得太藐小了，太污浊了，从而社会才能认识了自己，才有社会的自觉。创造欲是在社会的血脉里紧张着；它是社会上永生的唯一的心房。艺术的心是不会死的，它在什么时代与社会，便替什么时代与社会说话；文学革命也好，革命文学也好，没有这颗心总不会有文艺。

培养这颗心的条件太多了；我们应先有培养这颗心的志愿。为满足你自己，你便可以冲破四围的黑暗，象上帝似的为自然与人生放些光明。

“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苏轼《独觉》）

第六讲　文学的起源

有三种人喜欢讨论文学的起源：（一）研究院的学者，（二）历史家，（三）艺术论的作者。

（一）研究院的学者对于研究文学的起源及衍变，是比要明白或欣赏文艺更关切的。解剖与分析是他们的手段，统计与报告是他们的成绩；艺术之神当然是不住在研究院里的。

（二）历史家的态度是拿一切当作史料看的，正好象昆虫学家拿一切昆虫，无论多么美或多么丑，都看成一些拉丁学名。历史家一听到“文学”一词，便立刻去读文学史，然后一直的上溯文字的起源，以便给文学找出个严整固定的系统。

（三）作艺术论的人必须找出历史上的根据为自家理论作证。文学是干什么的？是他所要回答的。为回答这个，他便要从原始的艺术中找出艺术的作用，从历史上找出艺术革命的因果；他必须是科学的，不然他自己的脚步便立不稳。

这三种人的态度是一样的，虽然他们所讨论的范围是不同样的大。他们都想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文学，这是他们的好处。可是他们也想把研究的结果作得象统计表一样的固定，这是他们的错误。文学根本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是随时生长的。用科学方法研究它正是要合理的证明出它怎么生长，而不是要在这样证明了以后便不许它再继续生长。把文学看成科学便是不科学的，因为文学不是个一成不变的死物；况且就是科学也是时时在那里生长改进。只捉住一些由科学方法所得来的文学起源的事实而去说文学，往往发生许多的错误。柏拉图的艺术理论是不对的，自然这可以归罪于他的方法，因为他的理论是基于玄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原谅或处罚托尔斯泰。但是，近代的以科学方法制造的艺术论，又是否足以为艺术解决一切呢？需要是艺术的要素，这足以证实艺术的普遍性。是的，我们承认这比柏拉图、托尔斯泰都更切实得多了。为什么需要是艺术的要素呢？因为原始的艺术都是有实用的。这在近代的人学民俗学中可以得到多少多少证据。野蛮人的跳舞是打猎的练习，歌唱是为媚神，短诗是为死者祈祷，雕刻刀柄木棍是为慑服敌人，彩画门外的标杆是为恐吓禽兽，……都很有理。但是拿这个原始人类的实用艺术解说今日的艺术，是不是跳得太远呢？是的，今日的艺术太颓败了，我们须要重新捉住“实用”，使一切艺术恢复了它们的本色，使它们成为与生命有确切的关系的。但是，今日的社会是否原始的社会？今日的跳舞是否与初民的跳舞有一样的作用？假如今日的跳舞是为有闲阶级预备的，因而失了跳舞的真意，那么，将来人人成为无闲阶级的，又将怎办呢？是不是恢复古代跳舞？

说到这里，我们看出来这种以艺术的起源说明艺术的错误。他们只顾找材料证实艺术的作用，而忘了推求艺术中所具的条件，所以他们的研究材料与结论相距的太远。初民的装饰，跳舞，音乐，确是有实用的目的，人学等所搜集的事实是难以推翻的，但是，初民的装饰，跳舞，音乐，是否也有美与感情在其中呢？假如没有这两要素，初民的艺术是否可以再进一步而扩大感情与美的表现呢？今日的交际舞确是既失了社会的作用，又没有美之可言，可是那艺术的跳舞不是非常的美么？这种跳舞不是要表现一点意义么？而且这点意义决不是初民所能了解的么？这样看，这种舞的存在是因为它美，设若需要是艺术的要素，必是因为艺术中美的力量而然；不然，今日的社会既不需要人人打猎，人人作武士，便用不着由练习打猎打仗而起的跳舞。古代的史诗是要由歌者唱诵的，抒情诗是要合着音乐歌唱的，这在古代社会组织之下是必要的。可是近代的诗只是供人们读诵的，因为今日的社会与古代的不同了。社会组织改变了，而诗仍是一种需要，因为人们需要诗中的感情与美；设若一定说这是因为文学的起源是实用的，所以人们需要诗艺，难道近代的人不听着歌者唱读史诗，不随着音乐歌唱抒情寺，便完全不需要诗艺了么？总之，需要是艺术的要素真是有意思的话，但是需要须随着社会进化而变其内容；不然，那便似乎说只有初民实用的艺术算艺术，而后代的一切艺术作品，便不及格了。真理，美，想象，情感，由这几种所来的需要必是最有力的条件；不然，我们便没法子理解为什么孔子闻《韶》就三月不知肉味，因为孔子既不是野蛮人，又不是犯了胃病。

文学的起源确是个有趣味的追讨，但是它的价值只在乎说明文学的起源，以它为说明文艺的根据是有危险的。社会的进化往往使一事的发展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以穿衣服说吧，最古的时候人们必是因为寒冷而穿衣服。但是到了后代，不论天气是寒是暑，人们总要穿着点衣服了。这一部分是道德的需要，一部分是美的需要。道德的部分是可以打倒的；可是，在打倒羞耻的时代，人们在暑日还穿衣与否呢？或者因为要打倒羞耻，人们才越发穿得更讲究更美丽。筋肉与曲线美是有诱惑力的，但人人不能长得那么好看；即使人人发达得美满，皮肤到底没有各种颜色，打算要花枝招展还要布帛的光彩与颜色，况且衣服的构造足以使体格之美更多一些飘洒与苗条。那么，穿衣服的出于实用上的需要可以推翻，而为增加美感是使在打倒羞耻时期还讲究穿衣服的根本条件。把这比喻扩大，我们可以想出多少美在人生中的重要，可以想出为什么有许多艺术已失其原始的作用而仍继续存在着。这样推想，我们才会悟透艺术的所以是永生的。艺术的起源出于实际的需要只能说明原始社会物质上的所需，不能圆满的解说后代的在精神上非有艺术不可。假如原始人民因实用而唱歌，画图，雕刻，跳舞，他们在唱歌与画图时能不能完全没有感情与审美的作用？假如他们也有感情与爱好的作用，后代艺术的发展便有了路径可遵。反之，社会已不是渔猎的社会，为什么还要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找出许多证据证明出农村间的演剧，跳舞，是古代的遗风。但是这些历史的证明只足以满足理智上的追求，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农民们一定要守着这些古代遗风。他们去演剧与跳舞的时候或者不先读一本民俗学，以便明白其中的历史，而是要演剧，要跳舞，因为这些给他们一些享受。

因原始艺术是实用的，所以需要是艺术的要素。这是近代由科学的方法而得到的新理论。这确比以前的摹仿说，游戏冲动说等高明了许多。摹仿说的不妥在第五讲里已谈过一些，不用再说。游戏冲动说也可以简单的借用一段话来推翻：“艺术是游戏以上的一种东西。游戏的目的，在活力的过剩费了时，或其游戏底本能终结了时的遂行时，即被达到。然而艺术的机能，却不仅以其制作的动作为限。正当意味的艺术，不论怎样的表现及形式，在一种东西已经造成，及一种东西已经失却其形式之后，也都残存着。在事实上，有一种形式，如跳舞，演技的效果，是同时被创造出，同时被破坏的。然而其效果，却永远残存在那跳舞者努力的旋律之中，那跳舞的观客的记忆之中。……所以，把那为艺术品的特色的美、旋律等的艺术底性质，解释为游戏冲动的结果，是很不妥的。”（希伦，引自章锡琛译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

艺术是要创造的，所以摹仿说立不住。游戏冲动说又把艺术看成了消遣品。只有因实用而证明艺术出于人类的需要，艺术的普遍性才立得牢。但是这只是就艺术的起源而言，拿这个理论作艺术论的基石而谈艺术便生了时代的错误。艺术是生命的必需品，而生命不只限于物质的。莎士比亚与歌德并不给我们什么物质的帮助，而主张艺术出于实用的人也还要赞美这两个文豪的作品，因他们的作品能叫生命丰满，虽然它并不赠给我们一些可捉摸到的东西。有了科学的文学起源说，我们便明白了文学起源的究竟；没有文学起源说，文学的价值依然是那么大；人类的价值并不因证明了人类祖先是猴子而减少，或人们应仍都变成猴子。

与文学起源论有同样弊病的，是以现代的文学趋向否认过去文艺的价值，前者是由始而终的，后者是由终而始的下笼统的评断，其弊病都是想证实文艺构成的物质部分，以便说明文学的发展是唯物的。可惜，文学的成形并不这样简单。无论谁费些时间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出些材料来证明某书与某写家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作我们唯物论的根据；但是，谁能肯定的说清楚一本书的所以成功，或一写家的所以是个天才？时代与社会背景可以说明一些书中的思想与感情，传记与家族可以说明一些写家的性格与嗜好，这是研究文学应当注意的事。但是，一书的艺术的结构与想象的处置是应当由艺术的立场去看呢？还是由历史上去搜寻？天才之所以为天才，是由他的作品中所含的艺术成分而定呢，还是由研究他的家谱而定？由历史上能找出一些文艺结构与形式的所以成形，由作家个人历史能找出一些习性与遗传，不错，但这只是一小部分，不足以明白作品与作家的一切。我们一点也不反对主张唯物观者的从物质上搜求证据，正如我们不反对那追寻文艺起源的人；可是我们须小心一些，不要上了他们的欺骗，我们准知道文学的认识不只限于证实了文艺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我们准知道印象的批评与欣赏的批评等也是认识文学的路子。况且，思想，感情，甚至于审美，都可以由时代与社会而证实一些它们的所以如此如彼；对于解释自然怕就难以找时代与社会的关系吧？谁能证实了“及时小雨放桐叶，无赖余寒开栋花。”（陆游）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呢？设若只说这一定不会在戈壁沙漠里作的，便太近于打诨逗笑。诗文里这样解释自然的地方是很多的，而且是文艺中的最精采处。难道我们不应当注意它们吗？

诗歌是最初的文学，在有文字以前便有了诗歌。最初的诗歌，与故事一样，是民众共同的作品，没有私人著作权。关于艺术的各枝是由诗歌衍变出来的，以后在讲“文学形式”时再说。

第七讲　文学的风格

按着创造的兴趣说，有一篇文章便有一个形式，因为内容与形式本是在创造者心中联成的“一个”。姜白石《诗说》云：“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螀曰吟，通乎俚俗曰谣，委曲尽情曰曲。”这是以实质和形式并提，较比专从形式方面区分种类的妥当一些。但是，如依着这些例子再去细分，文学作品的形式恐怕要无穷无尽了。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文学作品确有形式可寻：抒情诗的形式如此，史诗的形式如彼，五言律诗是这样，七言绝句是那样。一个作者的一首七绝，从精神上说，自是他独有的七绝，因为世界上不会再有与这完全相同的一首。但从形式上看，他这首七绝，也和别人的一样，是四句，每句有七个字。苏东坡的七绝里有个苏东坡存在；同时，他这首七绝的字数平仄等正和陆放翁的一样。那么，我们到底怎样看文学的形式呢？顶好这样办：把个人所具的风格，和普通的形式，分开来说。现在先讲风格，下一讲讨论形式。

风格是什么呢？在《文心雕龙·体性篇》里有这么几句：“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这里，在“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等句里，似乎已经埋藏着“人是风格”的意味；在所举的“八体”里，似乎又难离开这个意旨，而说风格是有一定的了。那还不如简单的用“人是风格”一语来回答风格是什么的较为简妥了。风格便是人格的表现，无论在什么文学形式之下，这点人格是与文艺分不开的。

佛郎士（Anatole France）说：“每一个小说，严格的说，都是作家的自传。”（Thead venture of the Soul）我们读一本好小说时，我们不但觉得其中人物是活泼泼的，还看得出在他们背后有个写家。读了《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就可以看出那两个作家的人格是多么不一样。正如胡适先生所说：“曹雪芹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影子；文铁仙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和“《儿女英雄传》的作者自己，正是《儒林外史》要刻画形容的人物；而《儿女英雄传》的大部分真可叫作一部不自觉的《儒林外史》。”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显现自己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文学是自我的表现，他无论是说什么，他不能把他的人格放在作品外边。凡当我们说：这篇文章和某篇一样的时候，我们便是读了篇没有个性的作品，它只能和某篇相似，不会独立。叔本华说：“风格是心的形态，它为个性的，且较妥于为面貌的索隐。去摹拟别人的风格如戴假面具，无论怎样好，不久即引起厌恶，因它是没生命的；所以最丑的‘活’脸且优于此。”（onStyle）这个即使丑陋（自要有生气），也比死而美的好一点的东西，是不会叫修辞与义法所拘束住的；它是一个写家怎样看，怎样感觉，怎样道出的实在力量。客观的描写是应有的手段：只写书中人物的性格与行为，而作家始终不露面。但是这个描写手段，仍不能妨碍作家的表现自己。所谓个性的表现本来是指创造而言，并不在乎写家在作品中露面与否，也不在乎他在作品中发表了什么意见与议论与否。作品中的人物是作家的创造物，他给予他们一切，这便不能不也表现着他自己。有人不大承认文艺作品都是写家自己的经验的叙述，因为据他们看，写家的想象是比经验更大的。但是这并没有什么重要；写述自家经验也好，写述自家想象也好，他怎样写出是首要的事，怎样的写出是个人的事，是风格的所由来。

美国的褒劳（JohnBurroughs）说：“在纯正的文学，我们的兴味，常在于作者其人——其人的性质，人格，见解——这是真理。我们有时以为我们的兴味在他的材料也说不定。然而真正的文学者所以能够使任何材料成为对于我们有兴趣的东西，是靠了他的处理法，即注入那处理法里面的他的人格底要素。我们只埋头在那材料——即其中的事实、讨论、报告——里面是决不能获得严格的意味的文学的。文学所以为文学，并不在于作者所以告诉我们的东西，乃在于作者怎样告诉我们的告诉法。换一句话，是在于作者注入那作品里面的独自的性质或魔力到若干的程度；这个他的独自的性质或魔力，是他自己的灵的赐物，不能从作品离开的一种东西，是象鸟羽的光泽、花瓣的纹理一般的根本的一种东西。蜜蜂从花里所得来的，并不是蜜，只是一种甜汁；蜜蜂必须把它自己的少量的分泌物即所谓蚁酸者注入在这甜汁里。就是把这单是甜的汁改造为蜜的，是蜜蜂的特殊的人格底寄予。在文学者作品里面的日常生活的事实和经验，也是被用了与这同样的方法改变而且高尚化的。”（依章锡琛译文，见章译本间久雄《文学概论》第一编第四章）

“怎样告诉”便是风格的特点。这怎样告诉并不仅是字面上的，而是怎样思想的结果；就是作者的全部人格伏在里面。那古典派的写家总是选择高尚的材料，用整洁调和的手段去写述。那自然派的便从任何事物中取材，无贵无贱，一视同仁。可是，这不同的手段的成功与否，全凭写家自己的人格怎样去催动他所用的材料：使高贵的，或平凡的人物事实能成为不朽的，是作者个人的本领，是个人人格的表现。他们的社会时代哲学尽可充分不同，可是他们的成功与否要看他们是否能艺术的自己表现；换句话说：无论他们的社会时代哲学怎样不同，他们的表现能力必是由这“怎样告诉”而定。

这样，我们颇可以从风格上判定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比如我们读报纸上的新闻吧，我们看不出记者的人格来，而只注意于事实的真确与否，因为记者的责任是真诚的报告，不容他自由运用他的想象——自然，有许多好的报纸对于文章的好坏也是注意的。反之，我们读——就说杜甫的诗吧，我们于那风景人物之外，不由的想到杜甫的人格。他的人格，说也玄妙，在字句之间随时发现，好象一字一句莫非杜甫心中的一动一颤。那“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面还伏着个“无边”、“不尽”的诗人的心。那森严广大的景物，是那伟大心灵的外展；有这伟大的心，才有这伟大的景物之觉得，才有这伟大的笔调。心，那么，是不可少的；独自在自然中采取权料，采来之后，慢慢修正，从字面到心觉，从心觉到字面；所以写出来的是文字，也是灵魂。这就是Longinus所谓“文学中的思想与言语是多为互相环抱的。”（De Sublimitate30．1．）也就是所谓言语为灵魂的化身之意。

据Croce的哲学：艺术无非是直觉，或者说是印象的发表。心是老在那里构成直觉，经精神促迫它，它便变成艺术。这个论调虽有些偏于玄学的，可是却足以说明艺术以心灵为原动力，及个人风格之所以为独立不倚的。因为天才与个性的不同，表现的力量与方向也便不同，所以象刘勰所说：“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休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文心雕龙·体性篇》）自有一些道理。那浪漫派作品与自然派作品，也是心的倾向不同，因而手段也就有别。偏于理想的，他的心灵每向上飞，自然显出浪漫；偏于求实的，他的心灵每向下看，作品自然是写实的。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两种人——好理想的及求实的——恐怕是自有人类以来，直至人类灭毁之日，永远是对面立着，谁也不佩服谁的吧？那么，因为写家的个性不同，写品也就永远不会有什么正统异派之别吧？

风格，或者有许多人这么想，不过是文学上的修饰，精细的表现而已。其实不是：风格是以个性为出发点，不仅是文字技巧上的那点小巧。不错，有人是主张“美的是艰苦的”，象Flaubert的：“无论你要说什么一件事，那里只有一个名词去代表它，只有一个动词去活动它，只有一个形容词去限制它。最重要的是找这个名词，这个动词，这个形容词，直到找着为止，而且这找到的是比别的一切都满意的。”但是，这决不是说：去掀开字典由头至尾去找一遍，而是那文人心灵的运用，把最好的思想用最好的言语传达出来。设若有两个文人同时对同一事物作这样的工作，他们所找到的也许完全不相同吧？普通的事物本来有普通的字代表，可是文学家由他自己的心灵，把文字另炼造一番，这普通的字便也有了文学的气味。言语的本身并不能够有力量，活泼，正确；而是要待文学家给它这些个好处的构成力。那“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原是八个极普通的字，可是作成多么伟大的一幅图画！只有能觉得这简素而伟大之美的苏东坡才能这样写出，不是个个人都能办到的。那构思十稔而作成《三都赋》的左太冲，恐怕只是苦心搜求字眼，而心中实无所有吧？看他的“树则有木兰梫桂杞櫹桐棕桠楔枞”等等，字是找了不少，可是到底能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图画，象“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那样的美妙吗？这砌墙似的堆字，不能产生出活文学来，足以反证出风格不只是以修辞为能事的。那么，风格是什么呢？我们看瑞得（Herbert Read）怎么说：“一切修辞的技术都是个人的，它们基于写家的特异的本能与心性的习惯。”他又说：“一个惯语是个人所特有的，正如言语中之惯语是某种言语所特有的。正如一言语之惯语不能译成别种言语之惯语而无损于本意，一写家的惯语亦然，也是他个人所有的，不能被别个写家所抄袭或偷取去的。”（English Prose Style）这里所谓的惯语，就是写家个人所爱用的言语；人与人的感情不同，思路不同，所以每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言语。这几句话更能把风格之所以为特异的说得清楚一些。

说到这里，我们要问：风格到底应当怎样才算好呢？我们已看到刘勰所提出的八条：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除了对“轻靡”他说：“浮文弱植，缥渺附俗者也。”似乎是要不得的，其余的七条都是可取的。但是这可取的七种就足以包括一切吗？不能！就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恐怕也还没有把诗的风格说尽吧？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风格？怎样分析它？怎样得个标准的风格呢？请不要费这个事吧！给风格立标准，便根本与“人是风格”相反；因为“各师成心，其异若面”是不容有一种标准风格的。我们只能说文章有风格，或没有风格，这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有风格的是文学，没有风格的不成文学，“风格都是降服读者的唯一工具”。一个写家的人格是自己的，他的时代社会等也是他自己的，他的风格只能被我们觉到与欣赏，而是不能与别人比较的，所以汪师韩的《诗学纂闻》里说：“一人有一人之诗，一时有一时之诗，故诵其诗可以知其人论其世也。”这样，以古人的风格特点为我们摹拟的便利，是丢失了个人，同时也忘了历史的观念。曹丕说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风格也是如此：虽有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风格从何处得来呢？在前面引的一段里，刘勰提出才，气，学，习四项。对于“才”呢，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文学家必须有才；才的不同，所以作品的风格也不一样。关于“气”呢，刘勰说：“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心雕龙·体性篇》）这似乎是指“气质”而言。气质不同，风格便成为独有的，特异的，正与瑞得所说的相合。至于“习”，也与气质差不多，不过气质是自内而外的，习是由外而内的，二者的作用是相同的。对于“学”，我们应当讨论一下。

“学”是没人反对的；但是“学”是否有关于风格呢？莎士比亚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而有极好的风格；但丁是很有学问的，也有风格；Saintsbury是很有学问的，而没有风格。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叫我们怎样决定这问题呢？这里，我们应该把“学”字分析一下：第一，“学”解作“学问”；第二，“学”是学习的意思。对于第一个解释，我们已提出莎士比亚与但丁等为例，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我们再进一步把这个再分为两层：“学问”与学文学的关系，和学问与风格的关系。我们对这两层先引几句话来看看，在《师友诗传录》里有这么一段，郎廷槐问：“问作诗，学力与性情，必兼具而后愉快。愚意以为学力深，始能见性情；若不多读书，多贯穿，而遽言性情，则开后学油腔滑调，信口成章之恶习矣。近时风气颓波，惟夫子一言，以为砥柱。”

王阮亭答：

“司空表圣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此性情之说也。杨子云云：读千赋则能赋。此学问之说也。二者相辅而行，不可偏废。若无性情而侈言学问，则昔人有讥点鬼簿、獭祭鱼者矣。学力深，始能见性情，此一语是造微破的之论。”张历友答：

“严羽《沧浪》有云：‘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得于先天者，才性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贯穿百万众，出入由咫尺’，此得于后天者，学力也。

非才无以广学，非学无以运才；两者均不可废……”

他们的主张都是才与学要兼备。他们为何要“学”？是要会作诗作赋。可是，会作诗作赋与诗赋中有风格没有是两件事。会作诗赋的人很多，而有风格的并不多见。中国自古至今有许多文人没有把这个弄清，他们往往以为作成有韵有律的东西便可以算作诗，殊不知这样的诗与“创作”的意思还离得很远很远。因为他们没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作诗作文必要学问，为是叫他们多知道多记得一些古的东西，好叫他们的作品显着典雅。这种预备对于学文学是很要紧的，但是一个明白文学的人未必能成个文艺创作家。学问是给我们知识的，风格是自己的表现。自然，有了学问能影响于风格；但这种影响是好是坏，还是个问题。据亚里士多德看，文学的用语应该自然，他说：“那自然的能引人入胜，那雕饰的不能这样。……尤瑞皮地司首开此风：从普通言语中选择字句，而使技术巧妙的藏伏其中。”（R hetoric，III．ii．5—6）但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往往不能自已的要显露他的学识；而这显露学识不但不足帮助他的文章，反足以破坏自然的美好；这在许多文章中是可以见到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中国文人最喜引用的；这里实在埋伏着“作文即是摹古”的危险；说到风格，反是“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近乎真理。

至于“学力深始能见性情”更是与事实不合。我们就拿《诗经》中的“风”说吧，有许多是具深厚感情的，而它们原是里巷之歌，无关学问。再看文人的杰作，差不多越是好文章，它的能力越是诉诸感情的。我们试随手翻开杜甫、白居易和其他大诗人的集子便可证明感情是感情，学力是学力，二者是不大有关系的。自然，我们若把性情解作“习好”，学力深了，习好也能随着变一些，如文人的好书籍与古玩等，这是不错的。但是这高雅的习好能否影响个人的风格，是不容易决定的。如果这个习好真能影响于风格，使文人力求古雅远奥，这未必能使风格更好一点，因为古雅远奥有时是很有碍于文字的感诉力的。

我们现在说“学”是“学习”的意思这一层。风格是不可学而能的，前面已经说过。“学习”是摹仿，自然是使不得的。在这里，“学习”至多是象姬本（EdwardGibbon）所说的：“著者的风格须是他的心之形象，但是言语的选择与应用是实习的结果。”（Autobiography）这是说风格是独有的，但在技术上也需要些练习。这是我们可以承认的，我们从许多的作家的作品全体上看，可以找出他幼年时代的作品是不老到，不能自成一家，及至有了相当训练之后，才掷弃这种练习簿上的东西而露出自家的真面目。这是文学修养上的一个步骤，而不是永远追随别人的意思。曾国藩的“以脱胎之法教初学，以不蹈袭教成人。”正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应更加上一句：这样的学习，能否得到一种风格，还是不能决定的。

现在我们可以作个结论：风格的有无是绝对的。风格是个性——包括天才与习性——的表现。风格是不能由摹仿而致的，但是练习是应有的工夫。

我们引唐顺之几句话作个结束：“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文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捆缚龌龃，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与茅鹿门论文书》）

第八讲　诗与散文的分别

“……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元琰女于寿邸，即笄矣，鬓发腻理，纤秾中度，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别疏汤泉，诏赐澡莹。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导之……”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想当初，庆皇唐，太平天下，访丽色，把蛾眉选刷。有佳人，生长在弘农杨氏家，深闺内，端的玉无瑕。那君王一见了，欢无那！把钿盒金钗亲纳，评拔作昭阳第一花。”

上列的三段：第一段是《长恨歌传》的一部分，第二段是《长恨歌》的首段，第三段是《长生殿》中《弹词》的第三转。这三段全是描写杨贵妃入选的事，事实上没有多少出入。可是，无论谁读了这三段，便觉得出：第一段与后两段有些不同。这点不同的地方好象只能觉得，而不易简当的说出所以然来。以事实说，同是一件事。以文字说，都是用心之作，都用着些妙丽的字眼。可是，说也奇怪，读了它们之后，总觉得出那些“不同”的存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回答这个，我们不能不搬出一个带玄幻色彩的词——“律动”。

我们往往用“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来作形容。这个“绕梁三日不绝”的“余音”从何而来呢？自然，牛马的吼叫决不会有这个余音；它一定是好音乐与歌唱的。这余音是真的呢，还是心境一种现象呢？一定是心象。为什么好的音乐或歌唱能给人这种心象呢？律动！律动好象小石击水所起的波颤，石虽入水，而波颤不已。这点波颤在心中荡漾着，便足使人沈醉，三月不知肉味。音乐如是，跳舞也如是。跳过之后，心中还被那肢体的律动催促着兴奋。手脚虽已停止运动，可是那律动的余波还在心中动作。

广泛着说，宇宙间一切有规则的激动，那就是说有一定的时间的间隔，都是律动。象波纹的递进，唧唧的虫鸣，都是有规律的，故而都带着些催眠的力量。从文学上说，律动便是文字间的时间律转，好象音乐似的，有一定的抑扬顿挫，所以人们说音乐和诗词是时间的艺术，便是这个道理。音乐是完全以音的调和与时间的间隔为主。诗词是以文字的平仄长短来调配，虽没有乐器辅助，而所得的结果正与音乐相似。所不同者，诗词在这音乐的律动之内，还有文字的意义可寻，不象音乐那样完全以音节感诉。所以，巧妙着一点说，诗词是奏着音乐的哲学。

明白了律动是什么，我们可以重新去念上边所引的三段；念完，便可以明白为什么第一段与后两段不同。它们的不同不在乎事实的描述，是在律动不一样。至于文字呢，第一段里的“纤秾中度，举止闲冶”与“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也都是很漂亮的，单独的念起来，也很有些声调。可是读过之后，再读第二段，便觉出精粗不同，而明明的认出一个是散文，一个是诗。那么，我们可以说，散文与诗之分，就在乎文字的摆列整齐与否吗？不然。试看第三段，文字的排列比第一段更不规则，可是读起来（唱起来便更好了），也显然的比第一段好听。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且借几句话看一看：ArthurSymons说：Coleridge这样规定：散文是“有美好排列的文字”，诗是“顶好的文字有顶好的排列”。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散文不可以是顶好的文字有顶好的排列。只有律动，一定而再现的律动，可以分别散文与诗。……散文，在粗具形体之期，只是一种记录下来的言语；但是，因为一个人终身用散文说话而或不自觉，所以那自觉的诗体（就是：言语简变为有规则的，并且成为有些音乐性质的）或是有更早的起源。在人们想到普通言语是值得存记起来的以前，人们一定已经有了一种文明。诗是比散文易于记诵的，因为它有重复的节拍，人们想某事值得记存下来，或为它的美好（如歌或圣诗），或因它有用（象律法），便自然的把它作成韵文。诗，不是散文，或者是文艺存在的先声。把诗写下来，直到今日，差不多只是诗的物质化；但是散文的存在不过文书而已。……在它的起源，散文不带着艺术的味道。严格的说，它永远没有过，也永远不能象韵文、音乐、图画那样变为艺术。它渐渐的发现了它的能力；它发现了怎样将它的实用之点炼化成“美”的；也学到怎样去管束它的野性，远远的随着韵文一些规则。慢慢的它发展了自己的法则，可是因它本身的特质，这些法则不象韵文那样固定，那样有特别的体裁……。

“只有一件事散文不会作：它不会唱。散文与韵文有个分别……后者的文字被律动所辖，如音乐之音节，有的时候差不多只有音乐的意思。依Joubert（如贝）说：在诗调里，每字颤旋如美好的琴音，曲罢遗有无数的波动。”文字可以相同，并不奇异；结构可以相同，或喜其更简单一些；但是，当律动一来，里边便有一些东西，虽似原自音乐，而实非音乐。那可以叫作境地，可以叫作魔力；还用如贝的话吧：“美的韵文是发出似声音或香味的东西。”我们永不能解释清楚，虽然我们能稍微分别那点变化——使散文极奇妙的变成韵文。“又是如贝说得永远那么高妙：‘没有诗不是使人狂悦的；琴，从一种意义上看，是带着翅膀的乐器。’散文固然可以使我们惊喜，但不象韵文是必须这样的。况且，散文的喜悦似乎叫我们落在尘埃上，因为散文的城区虽广，可是没有翅儿。……”（The Romantic movement in EnglishPoetry）。Symons这段话说得很漂亮，把韵文叫做带着翅的，可以唱的；更从这一点上去分别散文与韵文的不同——能飞起与能吟唱都在乎其中所含的那点律动，没有这点奇妙律动的便是散文。

但是，我们要问一句：散文与韵文的律动，到底有什么绝对的分别没有呢？假如我们不能回答这一点，前面所引的那些话，虽然很美好，还是不能算作圆满；因为我们分别两件东西，一定要指出二者的绝对不同之点；不然，便无从分别起。我们再引几句话看看吧：“分别散文与诗有两条路。一条是外表的与机械的：诗是一种表现，严格的与音律相关联；散文是一种表现，不求音乐的规则，但从事于极有变化的律动。但是，以诗立论，这种分别显然的只足以说明‘韵语’，而韵语不必是诗，是人人知道的——韵语实在只是一种形式，是，也许不是，曾受了诗感的启示。所以韵语并不是根本问题；它不过是律动的一种类而已，抽象的说，它只是个死板的、学院的规法。这种规法永没有为散文设立过；所以，散文与韵文没有确定的不同。我们不能不追求‘诗’字的更重要的意义。

“……诗与散文之分永远不能是定形的。无论怎样分析与规定韵律音节，无论怎样解释声调音量，也永远不会把诗与散文的种种变化分入对立的两个营幕里去。我们至多也不过能说散文永不遵依一定的音律，但这是消极的理由而没有实在的价值……。

“诗与散文的分别也是个物质的；那就是说，因为我们是讨论心灵上的东西，这个分别是心理的。诗是一种心灵活动的表现，散文是另一种。

“诗是创造的表现；散文是构成的表现……。

“创造在此地是独创的意思。在诗里，文字是在思想的动作中产生出或再生。这些文字是，用个柏格森的字，‘蜕化’；文字的发展和思想的发展是同等的。在文字与思想之间没有时间的停隔。思想便是文字，文字便是思想，思想与文字全是诗。

“‘构成的’是现成的东西，文字在建筑者的四围，预备着被采用。散文是把现成的文字结构起来。它的创造功能限于筹画与设计——诗中自然也有这个，但是在诗中这个是创造功能的辅助物。”（Herbert Read，English Prose Style．）

律动的不同是我们从诗与散文中可以看得出的，但是这个不同不能清清楚楚的对立，因而诗与散文的分别便不能象Sym－ons那么专拿律动作界碑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也说过：“诗是比历史更郑重更哲理的，因为诗是言普遍真理的，不是述说琐事的。”他也说：“诗人应为神话的制作者，不是韵律的制作者。”这都足以证明，诗是创造的，不专以排列音韵为能事。这样的看法有几样好处：一、因为我们知道诗的成功在乎它的思想、音律；而且这音律与思想是分不开的，我们便容易看出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设若诗中的音律不是艺术化的，而只是按一定的格式填成的，那便不是诗，虽然它有诗的形式。试看“无室无官苦莫论，周旋好事赖洪恩。人能步步存阴德，福禄绵绵及子孙。”（《今古奇观·裴普公义还原配》）便不能引起我们诗的狂喜；其实这首诗的平仄字数也并没有什么缺欠；若只就律动说，这里分明有平仄抑扬，为什么它还是不能成为诗呢？这便是韵语与诗之分了：凡有音律的都可以叫作韵语，但韵语不都是诗；诗中的律动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律动决不是指格式而言，而且诗中的律动必须与诗的实质同时的自然的一齐流荡出来。好诗不仅仗着美好的律动，思想与文字必须全是诗。诗的一切是创造的；韵语只是机械的填砌。

在前面，我们用律动说明了所引的《长恨歌》等三段的所以不同。现在，我们明白了用律动分别诗与散文还不是绝对的。那么，我们试再读那三段看看。不错，我们还觉得它们的律动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那一段散文也有它的律动。况且，我们如再去读别的散文，便觉得散文的律动是千变万化，而永远不会象诗那样固定；所以，不如说这散文与诗的分别是心理上的，而律动只是一部分的事实而已。同时我们也看得出：散文不论怎样美好，它的文字是现成的，决不会象诗中的那样新颖，那样表现着创造独有的味道。

二、我们这样说明诗与韵语之别，便可以免去许多无谓的争执——如诗的格式应如何，诗是否应用韵等。照前面的道理看，诗的成立并不在乎遵守格式与否，而是在能创造与否。诗的进展是时时在那里求解放，以中国诗说，四言诗后有五言，五言后有七言，七言后有长短句，最近又有白话诗，这便是打破格式的进展。白话诗也是诗，不是白话文；有格体音律的诗有些并不能算是诗；这全凭合乎创造的条件与否。好的律诗与好的白话诗的所以美好可以用这一条原则评定，而不在乎格律的相同与否。诗人的责任是在乎表现，怎样表现是仗着他的创造力而全有自由，格律是不能拘束他的，我们随便拿两首诗来看看：“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这自然是很美了，但是象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

“独自莫凭阑，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感旧》）也是非常美的，而且所表现的神情，或者不是七言五言诗所能写得出的。我们即承认词的好处（因为我们承认了它在创造上的价值，而忘了它破坏律诗体的罪过），我们便没法去阻止那更进一步的改革——把格律押韵一齐除掉——白话诗。看看：

“窗外的闲月，紧恋着窗内蜜也似的相思。相思都恼了。一抽身就没了。月倒没了，相思倒觉着舍不得了。”（康白情《窗外》）

这里的字句没有一定，平仄也不规则，用字也不典雅，可是读起来恰恰合前面“思想与文字全是诗”的原理。我们不能因为它也不合于旧诗的格律而否认它。我们只求把思想感情唱出来，不管怎样唱出来。给诗人这个自由，诗便更发达、更自然。

三、据以上的理由说，诗的言语与思想是互相萦抱的，诗之所以为言语的结晶也就在此。在散文中差不多以风格自然为最要紧的，要风格自然便不能在文学上充分的推敲，因为辞足达意是比辞胜于意还好一些的。诗中便不然了，它的文字与思想同属于创造的；所以它的感诉力比散文要强烈得多。设若我们说：“战事无已呀，希望家中快来信！”这本来是人人能有的心情，是真实的；可是只这样一说，说过了也便罢了。但是，当我们一读到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们便不觉泪下了。这“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还不就是“战事无已呀，希望家中快来信！”的意思吗？为什么偏偏念了这两句才落泪？这便是诗中的真情真理与言语合而为一，那感情是泪是血，那文字也是泪是血；这两重泪血合起来，便把我们的泪唤出来了。诗人作诗的时候已把思想与言语打成一片，二者不能分离；因为如此，所以它的感诉力是直接的，极快的，不容我们思想，泪已经下来。中国的祭文往往是用韵的，字句也有规则，或者便是应用这个道理吧。至于散文，无论如何，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它的文字是传达思想的，读者往往因体会它的思想而把文字忘了。读散文的能记住内容也就够了；读诗的便非记住文字不可。谁能把“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意思记住，而忘了文字？就是真有人只把这个意思记住，他所记住的决不会是完全的清楚的，因为只有这些字才足以表现这些意思，不多不少恰恰相等；字没了意思也便没了。

四、言语和思想既是分不开的，诗的形体也便随着言语与思想的不同而分异。先说言语方面。一种言语有一种特质，因此特质，诗的体格与构成也便是特异的。希腊拉丁的诗，显然以字音的长短为音律排列的标准；英国诗则以字的“音重”为主；中国诗则以平仄成调；这都是言语的特质使然。中国的古诗多四言五言，也是因为中国言语，在平常说话中即可看出，本来是简短的。七言长句是较后的发展，因为这是文士的创造，已失去古代民间歌谣的意味。就是七言诗，仅以七个音成一句，比之西国的诗也就算很短了。这样，诗既是言语的结晶，便当依着言语的特质去表出自然的音乐，勉强去学异国的诗格，便多失败。因此，就说译诗是一种不可能的事也不为过甚；言语的特质与神味是不能翻译的；丢失了言语之美，诗便死了一大半。

从思想上说呢，那描写眼前一刻的景物印象自然以短峭为是，那述讲一件史事自然以畅利为宜。诗人得到不同的情感，自然会找出一个适当的形式发表出来。所以：“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谢朓《玉阶怨》）是一段思恋的幽情，也便用简短的形式发表出来。那《长恨歌》中的事实复杂，也便非用长句不足以描写得痛快淋漓。

不过一首诗的写成，其启示是由于思想，还是由于形式呢？这在下一讲里再讨论。

就以上几点看，文学与非文学是在乎创造与否。表现之中有创造的与构成的区别——诗与散文。诗与散文只能这样区别；在形式上格律上是永不会有确切的分界的。

第九讲　文学的形式

我们曾经夸奖过萧统的选文方法，因为它给文与非文划出一条界限。但是，我们不满意他的分类法。他把所选的文章分成：赋，诗，骚，七，诏，册，令，教，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烦，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类。这样的分类法是要给“随时变改，难以详悉”的文艺作品一个清楚的界划，逐类列文，以便后学对各体都有所本。但是，诗，七，赋等，因为有一定的形式，可以提出些模范作品；至于序，史论，论等，是没有一定结构与形式的，怎能和诗、七等对立呢？设若不论是诗赋，是序论，全以内容的好坏为入选的标准，不管它们的形式，那就无须分这么多类。可是不分类吧，诗赋等不但是内容不同，形式也是显然的有分别，而且忽略了这形式之美即失去许多对它们的欣赏。这个混乱从何而起呢？因为根本没弄清诗与散文的分别。不弄清这个分别永远不能弄清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形式只能应用于诗，因为诗是在音节上，长短上，有一定的结构的。泛言诗艺，诗的内容与形式便全该注意；严格的谈诗的组织便有诗形学（Prosody）。诗形学不足以使人明白了诗，但它确是独立的一种知识。散文中可有与诗形学相等的东西没有呢？没有。那就是说，诗与散文遇到一处的时候，诗可以列阵以待，而散文总是一盘散沙。那么，在形式上散文既不能整起队伍来，而要强把它象诗一样的排好，怎能不混乱呢？

后来，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把文章分为十三类：论辩，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说，哀祭，传志，杂记，赠序，颂赞，铭箴，碑志。这虽然比萧统的分法简单了，知道以总题包括细目；可是又免不了脱落的毛病，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姚鼐想要替文学分十三体类，而专在箴铭赞颂奏议序跋钻营，却忘记了最富于个性的书札，及一切想象的文学（小说戏曲等）。”（《新的文评序》）不过，林先生所挑剔的正是这种分类法必然的结果：强把没有一定形式的东西插上标签，怎能不发生错误呢？再退一步讲，就是这种分类不是专顾形式，而以内容为主，也还免不了混乱：到底文艺作品的内容只限于所选的这些题目呢，还是不止于此？况且这十三类中分明有词赋一类，词赋是有定形的。

曾国藩更比姚鼐的分类法简单些，他把文艺分成三门十一类。他对于选择文章确有点见识，虽与萧统相反，而各有所见。萧是大胆的把经史抛开；曾是把经史中具有文学价值的东西拉出去交给文学——《经史百家杂钞》。他似乎也看到韵文与散文的分别，不过没有彻底的明白。对论著类他说：著作之无韵者。对词赋类他说：著作之有韵者。以有韵无韵分划，似乎有形式可寻，但这形式是属于一方面的，以无形式对有形式——以词赋对论著。但是无论怎么说吧，他似乎是想到了形式方面。至于到了序跋类，他便没法维持这有韵与无韵的说法，而说：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这是由形式改为内容了。以内容分类可真有点琐碎了：传志类是所以记人者，叙记类是所以记事者，典志类是所以记政典者……那么，那记人记事兼记政典者又该分列在哪里呢？有一万篇文章便有一万个内容，怎能把文艺分成一万类呢？况且以内容分类是把那有形式的诗赋也牵扯在泥塘里，不拿抒情诗史诗等分别，而拿内容来区划，这连诗形学也附带着拆毁了。

那么，以文人的观点为主，把文学分为主观的与客观的，妥当不妥当呢？象：

（主观的）

散文——议论文

韵文——抒情诗

（客观的）

叙记文

叙事诗

（主观的客观的）

小说

戏剧

这还是行不通。主观与客观的在文章里不能永远分划得很清楚的，在抒情诗里也有时候叙述，在戏剧里也有抒情的部分——这在古代希腊戏剧与元曲中都是很显明的。况且，这还是以散文与韵文对立，我们在前面已说过散文在形式上是没有与韵文对立的资格。

有人又以言情，说理，记事等统系各体，如诗歌颂赞哀祭等是属于言情的，议论奏议序跋等是属于说理的，传志叙记等是属于记事的。这还是把诗歌与散文搀混在一处说，势必再把诗歌分成言情，说理，记事的。这样越分越多，而且一定越糊涂。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研究文学的形式呢？这很简单，诗形学是专研究诗的形式的，由它可以认识诗的形式，它是诗形的科学。散文呢？没有一定的形式，无从研究起。自然小说与戏剧的结构比别种散文作品较为固定，但是，它们的形式仍永远不会象诗那样严整，永远不会有绝对的标准（此处所说的戏剧是近代的，不是诗剧）。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研究形式呢？有的人愿对于这个作一种研究。但是这不足说明它的重要。我们应提出研究形式对于认识文学有什么重要：一、文学形式的研究足以有助于看明文学的进展。请看Richard Green Moulton的最有意思的表解（见下）。

由上表我们着出文学的起源是歌舞，其余的文艺品都是由此分化出来的。这足以使我们看清文艺各枝的功能在哪里：戏剧是重动作的，抒情诗是重音乐的……而且还足以说明文学形式虽不同，可是并非界划极严，因为文艺都是一母所生的儿女，互有关联，不能纯一。

二、由文学形式可以认识文艺作品。Moulton说：清楚的明白外形是深入一切文艺内容与精神的最重要的事。他又说：假如一个人读一本戏剧，而他以为是念一篇文章，一定是要走入迷阵的。他并且举出证据，说明文艺形式的割裂足以损失内容的含义，如《圣经》中的主祷文，原来的形式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实现，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可是在英译本中，“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只与“愿你的旨意实现”联结起来。这样割裂了原来的形式，意思也就大不同了。按着原来的形式，这最后的一句原是总承上三句的。

我们因此可以想到，不按着词的形式而读词要出多少笑话。

三、形式有时是创造的启示。形式在一种意义之下是抒情诗，史诗，诗剧等的意思。在创造的时候，心中当然有个理想的形式，是要写一首抒情诗呢，还是一出戏剧？这个理想的形式往往是一种启示。只有内容永远不能成为诗，诗的思想，精神，音乐，故事，必须装入（化入或炼入较好一些）诗的形式中，没有诗的形式便没有诗；只记住诗的内容而谈诗总不会谈到好处的。因此，要把思想、故事等化入什么形式中，有时是诗人的先决问题。东坡的摹陶，白居易的乐府，和其余的大诗人的拟古，便多半受了形式的启示。诗的体裁格架不是诗的一切，但是它确有足以使某种思想故事在某种体格之下更合适更妥当的好处。我们不能因为旧的形式而限制新形式的发展。但是新也好，旧也好，诗艺必须有形式。胡适之先生的新诗是显然由词变化出来的，就是那完全与旧形式无关属的新诗，也到底是有诗的形式，不然便不能算作诗。新诗的形式是作新诗的一种启示。新诗可以不要韵，不管平仄的规矩，但是总得要音乐，总得要文字的精美排列；这样，在写作之前，诗人必先决定诗的形式，不然，作出来的便不成为诗。他可以自己创造一种形式，可是不能不要形式。反对新诗的是不明白形式不是死定的，他们多半以诗形当作了诗艺。新诗人呢，为打破旧的形式而往往忽略了创造美好的新形式，因而他们的作品每缺乏了音乐与美好排列之美。这不是说要求新诗人们共同决定一种新的格律，是说形式之美是缺乏不得的。

四、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什么是内容？诗中的事实。什么是形式？诗的怎样表现。这样看，诗人的文字便是形式。

另有一种看法：事实的怎样排列是形式，诗人的字句是内容。这是把上一段的说法颠倒了一下。在上一段里，以《长恨歌》说吧，《长恨歌》的事实是内容，白居易的文字是形式。这里说，白居易的文字是内容，《长恨歌》的排列方法是形式。前者是要说明事实是现成的，唐明皇与杨玉环的事实是人人知道的，而白居易怎样诉说这件故事，给这件事一个诗的形式。后者是要说明诗人怎样把事实排列成一个系统，一个艺术的单位，便是诗的形式。假如他未能艺术的把事实排列好，东边多着一块，西边短着一块，头太大或脚太小，便是破坏了形式之美。前者是注重表现，后者是注重排列。后者似乎以诗完全当作形式，和看雕刻的法子差不多了。这两种看法在应用于文学批评的时候似乎有些不易调和，因为一个是偏重表现的字句，一个偏重故事的穿插。但是它们都足以说明形式的重要，并且都足以说明形式不仅是体格规律，而且应由诗人自由设计；怎样说，怎样排列，是诗人首当注意的。格式是死的，在这死板的格式中怎样述说，怎样安排，是专凭诗人的技能。格式不错而没有独创的表现与艺术的排列还不能成为诗。

可是，这两种看法好似都有点危险：重表现的好似以为内容是不大重要的，随便挑选哪个事实都可以，只要看表现得美好与否。这好似不注重诗的感情与思想。重穿插的好似以为文字是不大要紧的，只要把事实摆列得完美便好了。这好似不注重诗的表现力。在这里我们应当再提到诗是创造的；文字与内容是分不开的，专看内容而抛弃了文字是买椟还珠，专看文字不看内容也是如此。诗形学是一种研究工夫；要明白诗必须形式与内容并重：音乐，文字，思想，感情，美，合起来才成一首诗。

我们决不是提倡恢复旧诗的格式，我们根本没有把形式只解释作格式；我们是要说明形式的重要，而引起新诗人对于它的注意。专研究形式是与文艺创作无关的；知道注重形式是足以使诗更发展得美好一些的。新的形式在哪里？从文字上，从音节上，从事实的排列上，都可以找到的。这样找到的不是死板的格式，是诗的形式。今日新诗的缺点不在乎没格式，而在乎多数的作品是没形式——不知道怎样的表现，不知道怎样的安排，不知道怎样的有音节。我们不要以为创作的时候，形式与内容是两个不相同的进程：美不是这二者的黏合者。“自然的一切形象与一些心象相交，这种心象的描写只能由以自然的形象为其图画。”（E·merson）在一切美中必有个形式，这个形式永远是心感的表现。无表现力的感情，无形式之美的心境，是野蛮人的；打磨光滑而无情感的韵语是艺术的渣滓！形式之美离了活力便不存在。艺术是以形式表现精神的，但拿什么形式来表现？是凭美的怎样与心相感应。形式与内容是分不开的。形式成为死板的格式便无精力，精神找不到形式不能成为艺术的表现。

第十讲　文学的倾向（上）

这一讲本来可以叫做“文学的派别”，但是“派别”二字不甚妥当，所以改为“倾向”。“派别”为什么不妥当呢？因为文艺的分歧原是个人的风格与时代的特色形成的，是一种发展，不是要树立派别，从而限制住发展的途径。文学家有充分运用天才与技术的自由，而时代与思想又是继续变进的，因而文学的变迁是必然的。研究文学史的能告诉我们文学怎样的进展变化，研究文艺思潮的能告诉我们文学为什么变化，但是他们都不许偏袒某派的长处而去禁止文学的进展与变化。他们是由作家与作家的时代精神去研究这个进展变化的路线与其所以然，那么，他们便是追求文学的倾向；这文学倾向的移动是很有意思的研究。反之，看见一种倾向已经成形，便去逐字逐句的摹拟，美其名曰某派的拥护者，某大家的嫡传者，文艺便会失了活气，与时代精神隔离，以至子衰死。所以看文学的倾向才能真明白文学在历史上的发展，而将某时代的作品还给某时代；既明白了文学史的真义，也便不至有混含不清的批评了。专以派别为研究的对象，就是分析得很清楚，也往往有专求形式上的区分而忽略了文学生命的进展的弊病。作家的个性是重要的，但是他不能脱离他的时代；时代色彩在他的作品中是不自觉而然的；有时候是不由他不如此的；明白了这个才能明白文艺的形式下所埋藏的那点精神。举个例子说：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人们把埋了千来年的古代希腊拉丁的文艺复活起来，这是历史上的一件美事。人们在此时有了使古代文艺复活的功劳，可是他们同时铸成了一个大错误，便是由发现古物而变为崇拜古物，凡事以古为主，而成了新古典主义。这新古典派的人们专从古代作品中找规则，从而拿这些规则来衡量当代的作品。他们并没有问，为什么古代作品必须如此呢？因为他们不这样问，所以他们只看了古代文艺的形式，而没有追问那形式下所含蕴的精神。其实希腊作品的所以静美匀调，是希腊人的精神的表现。新古典派的人们只顾了看形式，而忽略了这一点，于是处处摹拟古人而忘了他们自己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这是个极大的错误，因为他们的历史观错了，所以把文学也弄个半死。设若他们再深入一步，由形式看到精神，他们自然会看出文学为什么倾向某方去，也便明白了文学是有生命的，到时候就会变动的。希腊人们是爱美的，但是，他们并不完全允许思想自由，梭格拉底的死，与阿里司陶风内司的嘲笑梭格拉底和尤瑞皮底司，便是很好的证据。以雕刻说吧，希腊的雕刻是极静美的，但是这也因为希腊雕刻是要受大众的评判的；一件作品和群众的喜好不同便不能陈列出去。希腊人的天性是爱平匀静好之美的，所以大家也便以此批评艺术；于是作家也便不能不这样来表现。他们不喜极端，因而也不许艺术品极端的表现。这样，在古代希腊艺术作品的平匀静好之下还藏这段爱平匀静好的精神；我们怎能专以形式来明白一时代的作品呢？那么，在这里我们用“倾向”，不用“派别”，实在有些理由了。

再说，一派的作品与另一派的比较起来，设若他们都是立得住的作品，便都有文学特质上相同之点；严格的分派是不可能的。就是一个作品之中有时也含着不同的分子，我们又怎样去细分呢？

派别的夸示是摹拟的掩饰，以某派某家自号的必不是伟大的创作家。那真能倡立一家之说，独成一派的人们，是要以他们的作品为断；不能因为他们喊些口号便能创设一派。

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也可以看出些文学的变迁，但是谈到文艺思潮便没有欧洲那样的显明。自从汉代尊经崇儒，思想上已然有了死化的趋势，直到明清，文人们还未曾把“经”与“道”由文学内分出去，所以，对于纯文艺纵然能欣赏，可是不敢公然倡导；对于谈文学原理的书，象《文心雕龙》，真是不可多得的；虽然《文心雕龙》也还张口便谈“原道”“宗经”。对于文学批评多是谈自家的与指摘文艺作品的错误与毛病，有条理的主张是不多见的。至于文学背后的思想，如艺术论，美的学说，便更少了；没有这些来帮助文学的了解，是不容易推倒“宗经”与“原道”的信仰的。有这些原因，所以文艺的变迁多是些小的波动，没有象西洋的浪漫主义打倒古典主义那样的热烈的革命；因此，谈中国文学的倾向是件极不容易的事。

我们可以勉强的把中国文学倾向分作三个大潮：第一个是秦汉以先的，这可以叫作正潮。因为秦汉以先的作品，全是自由发展的，各人都有特色，言语思想也都不同；虽然伟大的作品不多，但确是文艺发展的正轨。虽然这时候还没有文学主义的标树，甚至于连文学的认识还不清楚（看第二讲），可是创造者都能尽量发表心中所蕴，不相因袭。在散文与诗上都有相当的成绩，如庄子的寓言，屈原的骚怨，都是很不幸的没有被后人胜过去。设若秦汉以后还继续着这种精神自由的前进，中国文学当不似我们所知道的那么死板。可怜秦代不许人们思想，汉代又只许大家一样的思想，于是这个潮还没到了风起云涌，已经退去，只剩下一些断藻蛤彀给后人捡拾了！

第二个潮流是自秦汉直至清代末日，这个长而不猛的潮可以叫作退潮。因为只是摹古，没有多少新的建设。“文以载道”之说渐渐成了天经地义，文艺就渐渐屈服于玄学之下，失去它的独立。纵然有些小的波澜，如主格调与主神韵之争，主义法与主辞藻之争，虽然主张不同，其实还都是以古为准。那主张格调的是取法汉魏，那主张神韵的是取法王维、孟浩然。摹拟的人物不同，其为摹拟则一。在散文上，有的非上拟秦汉不可，有的唐宋也好取法。无论是摹拟哪家哪派，在工具上都是用死文字，于是一代一代的下来，不但思想与言语是死定的，就是感情也好似划一了——无病呻吟。

在这个死水里，好似凡是过去的时代与死去的人便可以成一派，派别分得真不少：以文章言，便有西京体，东京体，建安体，正始体，太康体，永嘉体，永明体，初唐体，开元天宝体，元和长庆体，晚唐体……有的便提出一、二人为领袖，如二陆，两潘，韩柳等。诗也是这样，看《沧浪诗话》里说：

“以诗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苏武、李陵），……陶体（渊明），……元白体（微之、乐天）……”

按着我们的意思看，这种分派法本来有些道理：文艺是自由的，有一人便有一体，岂不很好？但是这样分派别体的人并不这样想，他们以为凡是成功的写家，便是后学的师傅，有了祖师才能有所宗依。这样的分派也并不是因为死去的人立了什么新的主义，新的解释；只是他们在文字运用上与别人稍有不同；所以这不是文学有了什么新倾向，是摹古的人们又多了一种新模范。这个潮流自始至终可以说是受了古典主义的管辖，一代又一代，只在那里讲些修辞法，文章结构等；并没在心灵表现上领悟文学。这个潮退到以八股取仕便已成了一坑死水，渐渐的发起臭来。

第三个潮流是个暗潮，因为它直到清朝末年还没被正统的作家承认。词，戏曲，小说，在那摹古的潮下暗中活动，它们的价值直到今日才充分的显露出来。几百年中这些自由发展的真文艺埋藏在那残退的摹古潮下，人们爱它们而不敢替它们鼓吹。就是那大胆的金圣叹，还只是用批判旧文学的义法来评《水浒传》等，并没明白这活文学的妙处在哪里。那些作家，虽然产生了这些作品，可是并没作主义上的宣传，没作文学革命的倡导。从事实上看，只有这些作品可以代表这些时代文学的倾向，可是从历史上看，它们确是暗中活动，并没能推翻那腐旧的东西代而有之。本来这个暗流可以看成是浪漫主义打倒古典主义，好象西洋文学倾向的转移。但是这浪漫主义始终没有正当的有力的主张与评论来帮忙，自来自去，随生随灭，没能和古典主义正式宣战。这或者因为科举制度给陈死的文学一种绝对的势力，决不容文学革命吧？

这三股大潮里，第一个是有气力而没得充分发展，所以成绩不多。第二个是大锣大鼓的干而始终唱那出老戏。第三个是不言不语的自行发展，有好成绩而缺乏主张，非常娇好而终居妾位。在这里很难看出文学的倾向，因为那正统的公认的文学是一股死水，而新的活流只是在下边暗暗活动，没有公然的革命；虽然现在我们可以把这暗潮作为文学进展的正轨，可是由历史上看确不是这样；承认小说与戏剧的价值不是晚近的事么？因四言五言诗太呆板狭促才有七言诗，因七言诗仍有拘束才有词；但是词被称为“诗余”，这便是没有能够代替了诗。中国文学的大革命恐怕要以前几年的白话文学运动为第一遭了。

现在，差不多人人谈着什么古典主义、写实主义；要明白这一些，我们不能不去看西洋文学的倾向，因为由我们自家的文学史中是看不见的。

古典主义：古典主义这个名称是后人给古代希腊拉丁作品起的，古代希腊罗马的作家并不知道这个。希腊文明在欧洲历史上的重要是人人知道的。希腊人的精神是现实的，爱美的。因为现实，他们的宗教中也带着点游戏的意味，神是人性的，带着一切人的情感。因为爱美，他们处处求调和匀静之美，不许用极端的表现破坏形式的调和。在希腊全盛时期所产生的艺术品，雕刻，戏剧，诗文，处处表现着这生活欲与美的调节的特色。这些产品是空前的，有些也是绝后的，所以希腊虽衰败，它的艺术之神的领域反而更扩大了。到了亚里山大四处征讨，希腊的文明便传遍了地中海四岸。后来罗马兴盛起来，以武力征服那时所知道的世界，可是在精神方面反作了希腊艺术的皈依者。希腊的雕刻，戏曲，诗文，哲学，都足以使雄悍的罗马人醉倒；于是由希腊捉去的俘虏反作了罗马人子弟的师保。罗马文学家以希腊文艺为模范，为稿本，正如郝瑞司（Horace）所说：“永别叫希腊的范本离开手”。罗马的作品也有很好的，所以后世便把希腊罗马的作品叫作古典主义的。

我们须知道：欧洲文明的来源是有两个。希腊是一个，希伯来也是一个。希腊的精神是现世的，爱美的，已如上述；希伯来的正和这相反，它是重来世的，尊神权而贱人事的，上帝的正义高于一切。上面说过罗马如何接受希腊的精神，可是这希伯来思想也没老实着。罗马的现世观叫肉欲荒淫十分的表现着，于是那捐身奉一神，贱现世而求永生的基督教便在下面把罗马帝国盗空了。罗马后来分为两个帝国：东罗马帝国虽立基督教为国教，可是教权终在政权之下。在西罗马帝国呢，罗马的教皇利用北方蛮族的侵入，扩大教权，作成人与神的总代表，他的势力高过一切。基督教胜利了，现世的精神自然是低落了，艺术品差不多被视为是肉欲的，有罪的，这便是欧洲的黑暗时代。但是在东罗马帝国研究古代学现通译为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前8），古罗马诗人。问的风气还未曾断绝，于是希腊文艺渐渐传到西利亚与阿拉伯去，而被译成东方言语。后来，这阿拉伯文的译本，又由东而西的到了西班牙而传及全欧；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这时候西欧对古希腊的知识全是这样间接得到的，没有什么能读希腊原文书籍的人；自然，这枝枝节节得到的也不会叫他们真实了解希腊的学问。僧侣们——只有僧侣们知道读书——更利用这滴滴点点的知识来证释神学，他们要的是逻辑法，不求真明白希腊思想。拉丁文是必须学的，但是，用这死文字来传达思想，自然不会产生什么伟大的文艺。这时候所谓文学者只是修辞学与文法，那最可爱的古代文艺全埋在黑暗之下，没人过问了。

太黑暗了，来一些光明吧！芙劳兰思（Florence）的但丁（DanteAlighieri1265—1321）作了《神圣的喜剧》。他不用拉丁文，而用俗语，所以名之为喜剧，以示不庄严之意。这出喜剧中形容了天堂地狱的净业界（Purgatorio），并且将那时所知道的神学，哲学，天文，地理，全加在里面。在内容方面可以说这是中古的总结帐，在艺术方面立了新文学的基础。但丁极佩服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窝儿基禄（Virgil），他极大胆的用当时的方言作了足以媲美希腊拉丁杰作的喜剧。在文字方面他另有一本书，（DeVulgari Eloquentia），来说明方言所以比拉丁文好。这样，他给意大利的文学打下基础，也开了文艺复兴的先声。

邳特阿克（Petrarch1304—1374）除从事著作之外，也搜罗拉丁文艺的稿本，作直接的研究，不象从前那样从译文或从书中引用之语零碎的得到古代知识了。到了一四五五年，东罗马帝国都城失陷，学士纷纷西来，带着希腊文艺稿本，意大利便成了唯一的希腊文明的承受者。在米兰开始有古代希腊著作的印行，于是希腊原文的书籍便传遍了欧洲。人们也开始学习希腊言语，以便研究希腊文艺。所谓文艺复兴便是希腊精神的复活。此时人们开始抬起头来，看这光华灿烂的世界，不复埋在中古的坟墓中了。意大利开端，继之以法英各国。法国的阿毕累（Rabelais）教给世人只有幽默与笑能使世界清洁与安全。孟特因（Montaigne）便说：“噢，上帝，你如愿意，你可以救我；你如愿意，你可以毁灭我；但无论如何，我将永远把直了我的舵。”这是文艺复兴的精神。在西班牙，司万提（Cervantes）把中古的武士主义送了终。

文艺复兴是与宗教革命互相为用的。文艺复兴是打倒中古的来世主义，而恢复了古希腊的现世主义。在宗教上呢，人们也开始打倒教皇的威权，而自己去研究《圣经》，以自己的良心去信仰上帝。但是，关于这一层我们不要多说，还是说文艺复兴后新古典主义怎样的成立吧。

前面已经说过，希腊古代作品本来是以平衡，有秩序，有节制，为美的表现。一旦这些作品被人们发现，那就是说，这埋了千来年的宝物经文艺复兴的运动者所发现；自然他们首先注意这形式之美；于是由崇拜而迷信，以为文艺的形式与规则全被古人发现净尽，只要随着这些规则走便不会发生错误的。因此，亚里士多德与郝瑞司的《诗学》又成了金科玉律。从而“三一律”、“自然的规则化”等名词都成了极要紧的口号。“避免极端；躲着那些好太少或太多的弊病”，是他们的态度。不错，避免极端是显然可以由古代作品中看得出的，但那是由于希腊民性如此，前面已经说过。本着自家的特色来表现，纵有缺欠，不失创造的本色。现在新古典主义者本不生在希腊，没有古代的环境，没有地中海岸上的温美，而生要拿希腊的形式之美为标准，怎能得其神髓呢？怪不得他们只就规则上注意，专注意怎样用字用典，而不敢充分的表现自己了。这样，文艺复兴一方面解放了欧洲的思想，一方面又在文艺上自己加上一套新刑具。故古典主义的好处是发现了古代文艺的规则，它的错误是迷信这些规则而限制住文学的自由发展。

果桑（victor Cousin）说：“形式不能只是形式，它必是一个东西的形式。所以体物的美是内部的美的标记，即精神的与道德的美，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美的基础，主旨，与全体。”古代作品是美的，毫无疑义，但是新古典派的忘却自己而专摹古代作品的形式，便是失了自我；假如古代作品是静美的，新古典派的便是呆死的了。

“噢，梭格拉底……人当有怎样说不出来的福气，假如他能去思省绝对的美，纯洁而简单，不复披覆着肉与人的色彩与必毁灭的不实在的装饰，而是面对面的看见美的真形，那神圣的美。”（Symposium）这是古希腊人的美之理想，虽然未能——也不能——实现，但是借此颇可以看出古希腊艺术所表现的是什么。拿这个与新古典主义的：“那些个规条，是古人发现的，不是传授来的，还是自然，不过是自然而方法化了。”（Pope）两相比较，这二者的距离就相差很远了。

浪漫主义：给浪漫主义下个简单的定义是很不容易的。从Romance这个字看，它是在黑暗世纪以前和以后一种文章曾用这种言语写成的。从它的材料上的来源看，它是北方新兴民族的以散文或诗写成的故事，经过文艺复兴而成为后代小说与史诗的本源。这新兴民族的故事与古代的在形式上内容上都有不同。北方民族从古代作品得了文字文法的训练，开始作自家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是基督教的圣僧事迹，北方民族的伟人传说，和从红十字军东征带回来的东方故事。这些故事虽不同，可是都带着基督教色彩，叫我们看到武士的尊崇妇女，保护老弱，仗义冒险，以尽宗教武士的天职。基督教本来是隐身奉主，弃世养心的，到了这些武士身上便变为以刀马护教，发扬侠烈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沙力曼大帝及阿撒王手下的武士故事中都充分的表现着。从政治方面看，由这些故事中我们见到封建制度的色彩，故事中总是叙述着贵族儿女的恋爱，或贵族与平民间的冲突。在民族性上看，我们看出北方民族的勇于冒险：杀龙降怪以解民困，跋山渡海以张武功。这是内容方面。从形式看呢？古代作品以方法为重，浪漫的故事以力量为主。前者以趣味合一为本，后者以趣味复杂为事。一是求规律之美，一是舍规律而爱新奇、热情。古典派的作品纵有热情也用方法拘束住，浪漫故事便任其狂驰而不大管形式的静美了。

但是，这只是浪漫故事的特色，并没有标树学说，直接与古典主义宣战，象“破坏古典主义主要效果之一，便是解放个人。使个人反于本来面目及自由，正如古代诡辩派之言：以个人做万物的尺度”（Brunetiere，依谢六逸译文）还要等一个号炮；放这号炮的便是卢梭。

卢梭（Rousseau1712—1778）的思想态度与成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锋。他并不是单向文艺挑战，而是和社会的一切过不去。他要的是个人的自由权，不只是艺术的解放。他的风格给法国文艺创了一个新体，自由，感动，浪漫。他向一切挑战：政治，宗教，法律，习俗都要改革。这样的一个理智的彗星，就引起法国的大革命，同时开始文学的浪漫运动，可谓一举两得。有了这个号炮，德国的青年文士首先抓住那北方的民间故事与传说，来代替古典文艺中的神话。他们对卢梭与莎士比亚有同样的狂热，同时讥笑法国的新古典派。这样，那中古浪漫故事开始有了学说的辅翼，成了一种运动，直接与新古典主义交战。这新兴文艺是“狂飙突起”，充分的表现情感而破坏一切成法。后来法国英国的文士也同样的由新古典主义的势力解放出来，于是在十九世纪西欧的文艺便灿烂起来。

设若新古典主义的缺点在偏重形式之美，而缺乏自我的精力，浪漫主义又太重自我，而失之夸大无当。卢梭的极端自由，是不能不走入“返于自然”的；但完全返于自然，则个人的自由是充分了，同时人群与兽类的群居有何不同呢？这个充分的自由，其弊病已见之于法国的大革命——为争自由使人的兽性毕露，而酿成惨杀主义与恐怖时代。在文艺里也如是，个人充分的表现，至于故作惊奇，以引起浮浅的感情。这个弊病在浪漫运动初期已显露出来，及至这个运动成功了，人们便专在结构惊奇上用力，充其极便成了无聊的侦探小说，只凭穿插热闹引人入胜，而实无高尚的主旨与深刻的情感。再说，因为浪漫，作品的内容一定要新奇不凡，于是英雄美人成了必要的角色；这在一方面足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与想象，但在另一方面，文艺渐渐成为茶余酒后的消遣品，忘了真的社会；于是便不能不让位给写实派了。

严格的说，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不是绝对的对立；在这里，“倾向”又能帮助我们了。古典主义是注意生命的旁观，而浪漫主义运动是把艺术的中心移到个人的特点上去；两相比较，便看出这是心理倾向的结果。这新运动是心理的变动；若是纯以文艺作品比较是很容易使人迷惑的。在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显然的是极浪漫的，为什么浪漫运动必归之于十九世纪的开始呢？这里有个分别，十九世纪的浪漫运动纵与伊丽莎白时代的相同，但不是一回事。十九世纪的新运动有法国的大革命作背景，这个革命是空前的事实。于此我们看到个人思想的解放。再就文艺内容说，新古典主义的作品与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品好用希腊拉丁的典故，浪漫派的作品的取材也是取之过去时代的，这岂不是一样的好古吗？这里又有不同之点：浪漫派的特点之一是富于想象，他们取材于过去，正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中古的故事——那惊奇玄妙的故事——而以想象使这些惊奇的精神复活。他们不是只得一些呆死的典故，而是发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的运用他的想象。这又是个心理的作用。

这样，我们明白了古典主义的所以有那调和匀静之美，与浪漫主义的所以舍去形式而求自我的表现——二者都是心理的不同，因而表现的也不同。至于新古典主义的所以既不能象古代希腊的古典作品那样美好，又不能象浪漫作品这样活泼有生趣，便是因为作者缺乏了这表现心神向往的精神，摹拟是不要多少创造力的。

第十一讲　文学的倾向（下）

写实主义：十九世纪的中叶，世界又改变了样子：政治上，中等阶级代替了贵族执有政权。学问上，科学成了解决宇宙之谜的总钥匙。社会上，资本家与劳动者成了仇敌。宗教上，旧的势力已消失殆尽，新的信仰也没有成立。惊人的学说日有所闻，新的发明日进一日；今天有所发明，明日便有许多失业的工人。这个世界人人在惊疑变动之中，正如左拉的僧人弗劳孟对宗教、科学、哲学、道德、正义，都起了疑惑，而不知所从。这样的人一睁眼便看到了社会，那只供人消遣的文艺不足以再满足他们。他们生在社会上，他们便要解决社会问题，至少也要写社会的实况。他们的社会不复是几个人操持一切，不复是僧侣握着人们的灵魂。在浪漫主义兴起的时候，人们得到了解放的学说与求自由的启示，并不知道这个新的思潮将有什么结果。到了现在，政治虽然改革了，而自由还是没有充分的实现，浪漫派的运动者得有自由的启示，用想象充分表现自我；现在，这个梦境过去了，人们开始看现实与社会。他们所看到的有美也有丑，有明也有暗，有道德也有兽欲。这丑的暗的与兽欲也正是应该注意的，应该解决的。那选择自然之中美点而使自然更美的说法已不能满足他们。他们看见了缺欠，不是用美来掩饰住它，而以这缺欠为最值得写的一点。他们至小的志愿是要写点当代的实况。那完美无疵的美人，那勇武俊美的青年贵族，不能再使他们感觉兴趣。他们所要的不是谁与谁发生恋爱和怎样的相爱，而是为什么男女必定相求，这里便不是恋爱神圣了，而是性的丑恶也显露出来。他们不问谁代替了谁执了政权，而问为什么要这样的政治。这是科学万能时代的态度。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是法国的巴尔扎克（Balzac1779—1850）与福禄贝（Flaubert1821—1880）等。巴尔扎克创立写实主义，他最注重的是真实，他的作品便取材于日常生活及普通的情感。他的人物是——与浪漫作品不时——现代的男女活动于现代的世界，他的天才叫他描写不美与恶劣的人物事实比好的与鲜明的更为得力。福禄贝是个大写实者，同时也是个浪漫的写家，但是，他的写实作品影响于法国的文艺极大，他的《包娃荔夫人》（MadameBovary）是写实的杰作，佐拉（Zola），都德（Daudet），莫泊桑（Maupassant）等都是他的信徒。他们这些人的作品都毫无顾忌的写实，写日常的生活，不替贵族伟人吹嘘；写社会的罪恶，不论怎样的黑暗丑恶。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出，人们好象机器，受着命运支配，无论怎样也逃不出那天然律。他们的好人与恶人不是一种代表人物，而是真的人；那就是说，好人也有坏处，坏人也有好处，正如杜思妥亦夫斯基（Dostoevsky）说：“大概的说，就是坏人也比我们所设想的直爽而简单的多。”（The Brothers Karamazoff）这种以深刻的观察而依实描写，英国的写家虽然有意于此，但终不免浪漫的气习，象迭更斯那样的天才与经验，终不免用想象破坏了真实。真能写实的，要属于俄国十九世纪的那些大写家了。

写实主义的好处是抛开幻想，而直接的看社会。这也是时代精神的鼓动，叫为艺术而艺术改成为生命而艺术。这样，在内容上它比浪漫主义更亲切，更接近生命。在文艺上它是更需要天才与深刻观察的，因为它是大胆的揭破黑暗，不求以甜蜜的材料引人入胜，从而它必须有极大的描写力量才足以使人信服。同时，它的缺点也就在用力过猛，而破坏了调和之美。本内特（Arnold Bennett）评论屠格涅夫（Tourgenieff）与杜思妥亦夫斯基说：“屠格涅夫是个伟大艺术家，也是个完全的艺术家。”对于杜思妥亦夫斯基：“在The Brothers Karamazoff开首，写那老僧人的一幕，他用了最高美的英雄的态度。在英国与法国的散文文艺中没有能与它比较的。我实在不是夸大其词！在杜思妥亦夫斯基之外，俄国文艺中也没有与它相等的。据我看，它只能与《罪恶与惩罚》中的醉翁在酒店述说他的女儿的羞辱相比。这两节是独立无匹的。它们达到了小说家所能及的最高与最可怕的感情。假如写家的名誉在爱美的人们中专凭他的片断的成功，杜思妥亦夫斯基便可以压倒一切写家，假如不是一切诗人。但是不然。杜思妥亦夫斯基的作品——一切作品——都有大毛病。它们最大的毛病是不完全，这个毛病是屠格涅夫与福禄贝所避免的。”（BooksPersons）是的，写实派的写家热心于社会往往忘了他是个艺术家。古典主义的作品是无处忘了美，浪漫主义的往往因好奇而破坏了美，写实主义的是常因求实而不顾形式。况且，写实家要处处真实，因而往往故意的搜求人类的丑恶；他的目的在给人一个完整的图画，可是他失败了，因为他只写了黑暗那方面。我们在佐拉的作品便可看到，他的人物是坏人，强盗，妓女，醉汉，等等；而没有一个伟大的人与高尚的灵魂，没有一件可喜的事，这是实在的情形吗？还有一层，专看社会，社会既是不完善的，作家便不由的想改造；既想改造，便很容易由冷酷的写真，走入改造的宣传与训诲。这样，作者便由客观的描写改为主观的鼓吹，因而浮浅的感情与哲学搀入作品之中，而失了深刻的感动力，这是很不上算的事。能完全写实而不用刺激的方法，没有一笔离开真实，没有一笔是夸大的，真是不容易的事；俄国的柴霍甫（Tchehkoff）似乎已做到这一步，但是，他就算绝对的写实家吗？他的态度，据本内特看，是：“我看生命是好的。我不要改变它。我将它照样写下来。”但是，有几个写实家这么驯顺呢？

严格的说，完全写实是做不到的事。写实家之所以成为写实家，因他能有深刻的观察，与革命的理想，他才能才敢写实；这需要极伟大的天才与思想；有些小才干的便能写个浪漫的故事；象俄国那几个大写实家是全世界上有数的人物。既然写实家必须有天才与思想，他的天才与思想便往往使他飞入浪漫的境界中，使他由客观的变为主观的。杜思妥亦夫斯基的杰作《罪恶与惩罚》，是写实的，但处处故作惊人之笔，使人得到似读侦探小说的刺激。而且这本书中的人物——在The Brothers Karamazoff中亦然——有几个是很有诗意的；他的人物所负的使命，他们自己未必这样明了，而是在他的心目中如此，因为他是极有思想的人，他们便是他的思想的代表者与化身。创造者给他的人物以灵魂与生力，这灵魂与生力多是理想的。反过来说，浪漫派的作品也要基于真实，因为没有真实便不能使人信服，感动。那么，就是说浪漫与写实的分别只是程度上的，不是种类上的，也无所不可吧。Lafcadio Hearn（小泉八云）说：“自然派是死了；只有佐拉还活着，他活着因为他个人的天才——并不是‘自然’的。”（LifeandLiterature）这是很有见识与趣味的话。

写实作品还有一个危险，就是专求写真而忽略了文艺的永久性。凡伟大的艺术品是不易被时间杀死的。写实作品呢，目的在写当时社会的真象，但是时代变了，这些当时以为最有趣的事与最新的思想便成了陈死物，不再惹人注意。在这一点上，写实作品——假如专靠写实——反不如浪漫作品的生命那样久远了，因为想象与热情总是比琐屑事实更有感动力。小泉八云说：“佐拉的名望，在一八七五与一八九五年之间最为显赫，但现在已经残败了……这个低落是在情理中的，因为他所表现的事与用语的大部分已成了历史的。法国在第二帝国的政治黑暗已与我们无关；自然科学也不复为神圣的；遗传律也不象他所想象的那样不能克服了；社会的罪恶也不是那样黑暗，他所以为罪恶的也不尽是罪恶；他所想的救济方法也不见得真那么有效……”（European Literature inthe Nineteenth Century）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警告。

对于写实主义的攻击，我们再引几句话：“这个自然主义的运动，在浪漫主义稍微走到极端，它的脚跟逐渐将离开地上去，猛然抬起头来了……这个运动，无妨说是将近代的内部生活，由一个极端转移到一个极端的。即是从溺惑个性，转向拜倒环境的……这种倾向也有短处。第一是：自然主义所主张的纯客观的立场，这是人所做不到的事……。那里无论如何会生出不容其有地质学者对于一个岩石所能持的态度似的客观态度的。研究社会的现象时，固可以说易为（例如社会学，法理学，政治学之类），可是一旦向其锋尖于一个人的心的动作时，第一，对象就成了非常特殊的东西，所以就要生出难点。这么一来，和前面所说的自然科学的根本方针，就不得不弄出矛盾来了。象福禄贝和莫泊桑，都是被视为自然主义文学者的巨头的人，但是拿起两者的作品来一看，也许任何人都能够分别彼此各人所带的味儿似的东西吧。可以看出十分的差异，叫你想到：若将莫泊桑所表现的，给福禄贝去表现，也许不那么表现吧！……其次，自然主义的第二短处是：（上面也稍微提过似的）把人的生活断定为宿命的，视人的生活为一个现象（固然实际上在某种意思，不错是这样），而犹之乎别的现象，一切尽皆依自然律存在着，人也跑不出那支配万有的自然律——这样断定。自然主义却在这里丢失了一件重要的事，那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和别种人生不同，发达着所谓自觉的特殊机能……人类依靠这个机能，不但意识自己的存在，并且会自觉。即，除了知道自己的存在是由环境的诸条件成立着外，还知道是由什么一种内部的要求成立着。恐怕特地显著地出现于人类的所谓自觉机能，是把人类区别自其他的生物，而使一跃而立于地球上一切存在的最高位的吧。这种见解，则从科学的说，也是可以成立的……”（有岛武郎《生活与文艺》，张我军译）

这一段话是以生命为对象的，我们再就艺术上说。艺术是创作的，假如完全抄写自然而一点差别没有，那与蜡制的模型有什么分别呢？在蜡人身上找不到生命，因而我们看得出它是假的，虽然在一切外表上是很齐全的。那么，假如艺术家的作品只是抄写，艺术还有什么可谈的价值呢！

在这个科学万能时代，批评家也自然免不了应用科学原理来批评文艺，象法国的泰纳便是一个。泰纳（Taine，1828—1893）以为批评家是个科学家而具有艺术目的者。他以为文艺是环境、民族及时代的产物。他批评一家的作品，必须先知道作家个人；得到了这个“人”，才好明白了他的作品；因人是社会的。对于这科学方法的批评，我们引道顿（E．Dowden）几句话证明它是否健全：“……世上没有纯粹的种族，至少没有纯粹种族能成一民族，建造一文明国家，产生文艺与艺术。而且如泰纳所说，一民族的心智的特性能代代遗传不变，也是不确的话。遗传势力之影响于个人品性极为渺茫不定；我们可以承认他为一种假定，但在文学之历史的研究，这是不行的假定，只能发生纠纷，引入迷途。至于环境，我们也可以承认他的影响极其显而易见，但是这种游移不定的影响能否作科学研究的对象？艺术家能随意脱离环境，自己造出与品性相合的小环境；或者他会顽抗起来，对于社会环境，生出反抗。不然，何以解释同一时期可以有极不同极相反的作家？Pascal与SaintSimon岂不是在同时同地完全发展他们的天才？Aristophanes与Euriepides岂不是这样么？其实，一种艺术或文学愈昌明，环境的影响也愈减退。人已学会适应环境使与自己相合，而保存他个人的气力；在一般发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人都能找到与他需要嗜好相宜的居住所及社会。而且，生活滋长的原则也不尽在适应环境，生活也是‘一种反抗，摆脱，或者说一种自卫的适应，与外来的势力相抵抗’；岁月愈久，自卫的机制也愈精巧、复杂而愈成功。泰纳所举各种势力自然存在而发生效力，但是他的作用极隐晦而不定。”（《法国文评》，林语堂译）

写实主义既有缺欠，而科学万能之说，又渐次失去势力，于是文学的倾向又不能不转移了。

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说明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分别，因为前面因引用书籍，把这两个名词似乎嫌用得乱一些。

这两个名词的意义本来没有多少分别，所以一般人也就往往随便的用。不过佐拉在说明他的作品主旨时揭出“自然主义”这个词，并且陈说他是要以遗传和境遇的研究，用科学方法叙述那所以然的原因。自然主义是决定主义，不准有一点自写家而来的穿插，一切穿插是事实的必然的结果。Fielding与Dick-ens的作品有与自然主义相合之处，但是他们往往以自己的感情而把故事的结局的悲惨或喜悦改变了，这在自然主义者看是不真实的。自然主义作品的结局是由自然给决定的，是不可幸免的。在今日看，天然律并不这样严密，自然主义也就失去了力量。

新浪漫主义：我们略把新浪漫主义的特点写几句：一、从历史上看，新浪漫主义是经写实主义浸洗过的。它既是发生在写实主义衰败之后，不由它不存留着写实主义一些未死的精神。浪漫主义的缺点是因充分自我而往往为夸大的表现。新浪漫主义对于此点是会矫正的，它要表现个人，同时也能顾及实在。

二、从哲学上看，近代对于直觉的解说足以打倒以科学解决的论调。主直觉的以为内心的领悟与进展也是促人类进步的势力之一。这并不与科学背驰，而且还能把物质与心智打成一气。在哲学上有了这样的论调，文学自然会感到专凭客观的缺欠，而掉回头来运用心灵。有的呢便想打倒科学，完全唯心，因而走入神秘主义。

三、新心理学的影响：近代变态心理与性欲心理的研究，似乎已有拿心理解决人生之谜的野心。性欲的压迫几乎成为人生苦痛之源，下意识所藏的伤痕正是叫人们行止失常的动力。拿这个来解释文艺作品，自然有时是很可笑的，特别是当以文艺作品为作者性欲表现的时候；但是这个说法，既科学而又浪漫，确足引起欣赏，文人自然会拾起这件宝贝，来揭破人类心中的隐痛。浪漫主义作品中，差不多是以行动为材料，借行动来表现人格，所以不由的便写成冠冕堂皇或绮彩细腻；但是他们不肯把人心所藏的污浊与兽性直说出来。写实主义敢大胆的揭破丑陋，但是没有这新心理学帮忙，说得究竟未能到家。那么，难怪这新浪漫主义者惊喜若狂的利用这新的发现了。他们利用这个，能写得比浪漫作品更浪漫，因为那浪漫主义者须取材于过去，以使人脱离现在，而另入一个玄美的世界；新浪漫主义便直接在人心中可取到无限错综奇怪的材料，“心”便是个浪漫世界！同时，他们能比写实主义还实在，因为他们是依具科学根据的刀剪，去解剖人的心灵。但是，他们的超越往往毁坏了他们的作品的调和之美；他们能充分的浪漫，也能充分的写实，这两极端的试探往往不是艺术家所能降服的。

四、对科学的态度：科学太有系统，太整齐了，太一致了；在这处处利用科学的社会里，事事也渐呈一致的现象，凡事是定形的，不许有任何变换。这种生活不是文人所能忍受的，于是他们反抗了，他们要走到另一端去。他们的作品是想起什么便写什么，是心潮涨落之痕，不叫什么结构章法管束着。这是反抗科学的整齐一致的表示。他们对文艺的态度多是表现印象，而印象之来是没有什么秩序的。他们也喊着心灵的解放与自由，有的甚至想复古，因为古代社会纵有缺点，可是并不象现代这样死板无生气。乔治·莫尔这样的喊：“还我古代，连它的惨忍与奴隶制度一齐来！”（George Moore，the Confession of a youngman）

五、对社会的态度：写实派的作者是要看社会，写问题，有时也要解决问题。这新浪漫主义产生的时代，正是科学万能已经失去威权的时代，那写实派所信为足以救世的办法，并不完全灵验。加以社会的变动极快，今日以为是者，明日以为非，人们对道德，宗教，政治，全视为不可靠的东西。欧洲大战更足以促成这颓丧的心理。于是文士们一方面不再想解决问题，因为没法解决，一方面又不能不找出些东西来解释生命。这点东西自然不是科学所能供给的，也不是宗教道德中所能得来的；它是些超乎一切，有些神秘性的；新浪漫主义可以说是找寻这些不可知的东西。

象征主义：从“象征”这个字看，它是文艺中一种修辞似的东西，在诗与散文中常常见到。它是用标号表现出对于事物的觉得。这样的写法是有诗意的，因为拿具体的景象带出实物，是使读者的感情要渗透过两层的。但是，这是在古今诗文中常常见到的却不是象征主义。

要明白象征主义，必须看明新浪漫主义是什么。新浪漫主义有一方面是带有神秘性的，是求知那不可知的；这个神秘性的发展便成为象征主义，因神秘与象征是分不开的。这个由求知那个不可知的东西而走入神秘，不仅是文艺的一个修辞法，而且是一种心智的倾向。这个倾向是以某人某记号象征某事，不是象《天路历程》那种寓言，因为这些都是指定一些标号，使人看出它们背后的含义，这不是什么难做的事。现在的象征主义不是一种幻想，不是一种寓言：它是一种心觉，把这种心觉写画出来。这种心觉似乎觉到一种伟大的无限的神秘的东西；在这个心觉中，心与物似乎联成一气，而心会给物思想，物也会给心思想。在这种心境之下，音乐也可以有颜色，而颜色也可以有音调。有这种的心觉，才能写出极有情调的作品。这极有情调的作品是与心与物的神秘的联合，而不只是隐示——隐示只是说明象征，不能说明象征主义的全体。

至于神秘主义，在浪漫派与象征主义作品中往往看到神秘的倾向。在浪漫派作品中神秘足以增加它的奇诡，在象征主义作品中神秘有时候是一种动机；神秘主义自身并不成一种很大的文学倾向。

唯美主义：唯美运动是依顺浪漫主义而特别注意在美的一方面。十九世纪初的浪漫运动已把“求美”列为文艺重要条件之一，奇次（Keats）已有“美是永久的欣悦”，和“美即真，真即美”的话。这对美的注意，经过先拉非尔派（PreRaphaelites）画家的鼓吹（这些画家有的也是大文学家，如罗色蒂〔Rossetti〕就是最著名的），在文艺上也成了一派。看唯美派，在文艺的表现上，不如在文艺的内容思想上，更为有趣，因为他们的思想与人生全沉醉于美的追求，就是在社会改革上也忘不了美的建设，象莫理司（W．Morris）在理想的社会中非常注意建筑之美（看他的NewsfromNowhere）。到了丕特（WalterPater）便开始提倡审美的批评，他是把美和生命联成了一气。在他论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文章里说：“用艺术的精神对待生命，则能使生命之法程与归宿结合而为一。”这足以表明他们的对人生的态度及美的功用；他们不只是在文艺上表现美，而是要象古代希腊人的生在美的空气中。但是，这个世界不能美好，因为太机械了，所以这唯美派的人们要把文艺作成纯美的，不受机械压制的；文艺不是为教训，而是使人的思想能暂时离开机械的生活。这种追求美好的精神很容易走到享乐主义上去，王尔德（OscarWilde）便是个好证据。据他看，艺术家的生命观是唯一的，清教徒是有趣的，因为他们的服装有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怎样。这样的生命观，是不能不以享乐为主。因此，他们便把社会视为怪物，而往往受着压迫。在文艺上，因为他的人生态度是如此，也就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而嫌与现实的生活相距太远了。

理想主义：这在文艺上根本不成立，因为无论是在古典派，浪漫派，写实派，唯美派，都不能没有理想；除了写侦探小说的大概是满意现代，不问事的对不对，只描写事的因果，几乎没有文艺作品是满意于目前一切的。乌托邦的写实者自然是具体的表示：对现世不满，而想另建理想国；但是那浪漫派的与唯美派的作品又何尝不是想脱离现代呢？所以，这个主义便不能成立（在文艺上），或者说它在文艺上太重要了，短了它文艺便不能成立，所以不应使它另成一个主义。我们且引几句话作证：

“有人说，文艺的社会使命有两方面。其一是那时代和社会的诚实的反映，别一方面是对于那未来的预言底使命。前者大抵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后者是理想主义或罗曼主义的作品。但是从我的《创作论》的立脚地说，则这样的区别几乎不足以成问题。文艺只要能够对于那时代那社会尽量地极深地穿掘进去，描写出来，连潜伏在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里的无意识心理都把握住，则这里自然会暗示着对于未来的要求和欲望。离了现在，未来是不存在的。如果能描写现在，深深的彻到仁核，达到了常人凡俗的目所不及的深处，这同时也就是对于未来的大启示、的预言……我想，倘说单写现实，然而不尽他过于未来的预言底使命的作品，毕竟是证明这作品为艺术品是并不伟大的，也未必是过分的话。”（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

这很足以说明理想的重要，也暗示着理想不必成为理想主义，而是应在一切文艺之中；那么，我们无须再加什么多余的解释了。

这两讲是抱定不只说派别的历史，而是以文艺倾向的思想背景，来说明文学主义上的变迁的所以然。这样，我们可以明白文艺是有机的，是社会时代的命脉，因而它必不能停止生长发展。设若我们抱定了派别的口号，而去从事摹拟，那就是错认了文学，足以使文学死亡的。

普罗文学的鼓吹是今日文艺的一大思潮，但是它的理论的好坏，因为是发现在今日，很难以公平的判断，所以这里不便讲它。我们现在已觉到一些新的风向，我们应当注意；这个风到底能把文艺吹到何处去，我们还无从预告。

第十二讲　文学的批评

所谓文学批评者，就是文学讨论它自身。普通的人读书，只说我爱这本书，不爱那本书，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对我是有趣的，那本书没有趣。但是，为什么有趣呢？普通的人便不深究了。另有一些人，他们不但是读书，而且要真明白它；于是他们便要找出个主旨来，用以说明他们为什么爱这本书，不爱那本书。这样，研究文学的人也必须是文学批评者，他不只说我爱这本书，而且也要问：为什么它可爱？它是应当可爱吗？为回答这个问题，他必须从许多文学作品中，找出个主旨来，好帮助他批评某个文艺作品——文学批评便于此形成了。

文学批评有许多种，我们为省事起见，就用莫尔顿（R．R．Moulton）的方法，把文学批评分为四大类——理论的批评，归纳的批评，判断的批评，与主观的批评。在我们说明这四类以前，应当对中国的文艺批评家，如刘勰、袁枚等致歉，因为他们的批评理论虽有相当的价值，但是没有多少人去应和他们。所以在中国，文学批评并没有在文学中成为很显明的一枝，对于批评这个词也没有确切的说明。因此，我们还是用西洋的理论较为清晰。现在我们依次说明这四大类：一、理论的批评：理论的批评好似文学中的哲学，它是讲文学原理的。在最初的两个批评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便有显然相反的学说，因为他们对文学的基本原理的假设是不同的。柏拉图是以文学应为哲学的，他把哲理放在文学以上。亚里士多德是以文学为艺术的，他把文学的怎样表现放在真理以上。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十卷里，梭格拉底说：

“……以诗表现的艺术对于听者是极有害的……自我幼时，我对荷马即极敬爱，至今犹不愿畅所欲言，因为他是那美的悲剧作者们的大首领与教师；但是，我还得说出来，因为人不应受超过真理的尊崇。”

梭格拉底开始证明艺术是摹仿，离真理甚远，因此他问：“哥老肯，你想一想，假如荷马真能教训与改善人类——假如他有真识而不只是个摹仿者——你能想到，我说，他能没有许多门徒，而被他们尊爱吗？”这样，他证明荷马不是个人类的大师，因为他不明真理。因他不明真理，所以他描写些不应当说给人们听的东西；有这样的诗人是国家的不幸，而应当驱逐出境的！这里，我们看出来柏拉图是要使文学家成为哲学家，而文艺的构成必依着理想国的理想。

亚里士多德便不这样了。他说，历史与诗的分别：“一个是叙说已过去的事实，一个是叙说或者有过的事实。所以诗比历史是更哲学的，更超越的。因为诗是要说普遍的，历史是特别的。”（《诗学》九章）

这里，我们看见正与柏拉图相反的论调。他们的不同是：“柏拉图是个理想者，他的批评是在以研究人生所得的原理来考验文学与艺术。亚里士多德是个实际者，他的批评是立于他面前所有的文学材料的考虑上。柏拉图以为艺术与文学之产生，以批评的目的看，是纯为传达哲学真理的工具。批评的意义他以为是从事于检定诗与艺术所传达的合于哲学所传达的到了什么程度……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在另一方面，对任何伦理的动机是独立的；在他的计划之下，批评是另一种探讨。艺术，他在《伦理学》中说，是“创造机能与理智的联合”的产品。在《诗学》里，他看到：创造机能的本源是表现的最初动力，他也指明：这样解释艺术所得的结果，一定与任何专凭理智的努力所得到的结果不同。”（Worsfold，ThePrinciplesofCriticism）

于此，我们看明这两位大圣人的批评的不同源于他们的主旨不同。后世有许多这样的批评理论，有的用心理去说明想象，而以想象说明文学，象英国的爱迪森（Addison）。有的以表现所用的工具不同，由美学说到文学，象德国的莱辛（Lessing）与法国的果桑（ViotorCousin）。他们所要说明的，都是文学上的问题，如诗与别种艺术是用不同的工具表现真实，如诗与艺术是自然的经过选择、洗炼，而后成为艺术等等学说。这些学说自然未必尽善，而且有时候离开了文学，但是它们对于文学的了解极有帮助。中国所以缺乏文学批评的文艺当然不止一个原因，但是因为缺乏美学的讨论，与用心理作用说明文学的功能与构成，至少可以算一个重大的原因。

这理论的批评往往是文学革命的宣传者。这种宣传足以打倒固定的爱好，而唤起新的欣赏。文学批评自然是要先有文艺作品，而后才有寄托的；但是，只有新的文艺作品而没有理论来辅佐，革命的进展与成功是很慢的，而且有时候完全被旧的标准给压服下去。中国的词，小说，与戏曲的发展，都是文艺革命的产品，但是没有理论来辅助，终不能使革命完全成功。文学理论陈旧了便成了一种锁镣，限制住文艺自由的发展。但是，当它是崭新的时候，它实足以指导人们，使人们用新眼光看新作品。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便是很得力于华兹华斯的理论，他是主张“天才是把新分子介绍理智的宇宙”的；他的作品是新创造的，他便需要新的欣赏；新的作品与新的欣赏全要创造出来的。

二、归纳的批评：这个是从很多的材料归纳成一个批评的标准，它是要分析文学，看文学到底是什么，因观察而到解释上去。它是用科学方法来观察文学的。有的批评家这样作，只是仔细研究分析作品的内容，而不去判定价值；有的是研究作品与其环境，好与其他的作品比较，而断定它的位置。这二者都极有趣，但都容易发生错误。那细细分析内容的便是要替作品作个解释，这样很容易把作品中原来没有的东西作为解释的线索，象中古的猜测《圣经》，和中国的《西游记》的评注等都是如此。还有呢，这种分析法本来是要科学的，但是批评家的思想设若比作者的聪明，他便以他自己的思想来解释作品，象中国学者的解释《诗经》——本来是男女相悦之歌，倒成了规讽的文章了。那以环境时代来解释文学的，往往太注重作者，而忽略了文学的本身。总之，这样细细分析文学总免不了太机械的毛病，因为创造机能是带些神秘性的，是整个的；除了作者自己是不容易说得周到的；这种批评往往是很聪明的，而很少是完全的；它能增高欣赏，但有时是错误的；它的目的是公道的指出文艺是什么，但是，它有时候便失了这公平的态度。

对于归纳批评的好处，我们引莫尔顿——他以归纳批评为解释的批评——几句话：“解释的批评是极清楚的去规定，它是与判断批评相反的。心智在检讨与解释有结果之前，不能开首就去评判；‘应当怎样’的意见是检验东西的真象的一大障碍；心中有固定的爱好对于扩大的爱好是不利的；我们不能同时维持标准以反抗革新，又能留心于新文学的进行；我们不能同时使文学趋就我们的思想，又能使我们的思想趋就文学：总之，我们不能同时是判断的，又是归纳的。好象油与水，这两种批评各有价值；象油与水，这两样不能搀合……如批评，依着遗传下来的看法，是与判断相同，则文学史当是文艺胜过批评的。现代对文学的态度并不把估量与判断除外。但是它承认判断的批评必须有极自由的归纳的检查为先驱；若是，归纳的批评实为批评的基本要件。”（Moulton，TheModernStudyofLiterature）

这一段话里指明：归纳批评，假如能作得好，是极公正的，没有阻止文学发展的毛玻同时也暗示出（在末一句里）：理论的批评也是由归纳的手续提出原理；那就是说，批评必基于分析观察以便解释，而后才能有文学理论的形成。三、判断的批评：判断的批评便是批评者自居于审官的地位而给作品下的评判。要这样作，批评者必须有一个估量价值的标准。因此，在历史上，理论批评便往往变成文学的法典，批评者用这个法典去裁判一切。理论的批评原是由观察文学而提出原理，这种原理是为解释文学的，不是为指点毛病的。以亚里士多德说，他从古代希腊文艺中找出原理，是极大的贡献；他并没叫后人都从着他。假如他生在后代，所见的不只是希腊文艺，他的文学原理一定不会那样狭窄。不幸，在文艺复兴后，文士拿这一时代的原理，一种文艺的现象，作为是给一切时代、一切文艺所下的规法。于是文艺批评便只在估定价值上用力，而其范围便缩小到指点好坏与合规则与否，这是文艺批评的一个厄运。

指点毛病是很容易的事，越是没有经验的人越敢下断语，这在事实上确是如此。指点毛病必须对同情加以限制，但是，了解文学不能只以狠心的判断为手段；对文学的了解似乎应由同情起，应对它有友谊的喜爱，而后才能欣赏。自然，在文学批评中“客气”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没有坏处也显不出好处来，就是极伟大的作品也不能完全——世界上哪有一本完全的作品呢？但是，这指点毛病，就是公平，也不是批评的正轨；因为这样的批评者是以一种规法为准，而不能充分的尽批评的责任：对欣赏上，他不能由成见改为是否他自己——不管规法标准——爱某个文艺作品。对学理上，他限制住文学创作的自由。

指出判断批评的缺欠正足以证明理论的与归纳的批评之优越。塞因司布瑞在论新古典派与浪漫派交替时代的文学批评指出来：美学的研究与观察历史为浪漫派胜过古典派的两点。对美学的研究，他说：“以更宽广的更抽象的美学探讨来重新组织批评，其利益与重要是很显然的……。美学普通理论之组成——对各种艺术及一种艺术的枝别的探讨无论如何偏畸，或如何奇幻——它不能不（无论如何间接的，无论怎样与本意相反）把已成的意见及理论给动摇了，有时候且打碎了。‘为什么’和‘为什么不’一定会不断的来找这样的研究者；已经说过两三次了，这‘为什么’与‘为什么不’是攻击一切成见的批评的利器……”

对于历史的研究，他说：“文学史的研究大体的是，比较文学史的研究绝对的是，一个新东西……历史是批评的——和几乎是一切的——材料的根源。要评判必先要知道——不但必须知道所谓想过的、做过的、写过的之最好的（假如你不知道其余的，怎能知它是最好的？），而要把那活动的变化的动物，所谓人者的所写过的、做过的、想过的全取过来，或全部的一样取一些。他的活动和他的变化还要与你耍坏招数，因你永不能知道极广；但是，你越知道广些，那错误的区域越狭窄一些。我们所知的最完善的批评作品——亚里士多德的和郎吉纳司的——其好处是由于作者对他们所见到的作品有精详的知识；其实有缺欠也不能完全是由于他们未能看见一切。”（Saintsbury，AHistoryofEnglishCriticism，Int－erchapterIV．）

理论的批评的理论必须由归纳法而来，它的目的不是在规定法则，而是陈述研究的结果，从事于指导。归纳的批评是公平的检查，为理论的批评的基矗这二者是与时间俱进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他们是要看得多，知道得广，随着历史进行的。判断的批评只是在批评史上有讲述的必要，实在不是批评应有的态度。判断的批评不接受新的作品，不看新的学说，也没有历史观，所以它是极褊狭的，而且很有碍于文学发展的。

四、主观的批评：判断的批评是指出对不对多于爱不爱，对不对是以一定的法则衡量作品的自然结果，爱不爱是个人的，不管法则标准。爱不爱是批评中的事实，而主观的批评便基于此。这种批评是以批评者为主，于是批评者成了一个作家，他的批评作品成为文艺作品。这种作品纵在批评上没有什么贡献，但是它的文字是美好的，使人不因它的内容而藐视它的文学价值。

因近代好自由的精神，这种批评颇风行一时。严格的说起来它并不是批评，而是个人借着批评来发表心中所蕴。佛朗士（AnatoleFrance）说得很有趣：“批评，据我看，正如哲学与历史，是一种小说，借以表现精细与好奇的心智。凡小说，正确的明白了，都是自传。好的批评家是个借杰作以述说他心灵的探险者。

“客观的批评，没有这么一回事，正如没有客观的艺术。那夸示将自己置于作品之外的是最虚假的欺人。真理是这样：人不能离开他自己。这是我们的最大烦恼……。要打算真诚爽直，批评家应当说：‘先生们，我要说我自己对于莎士比亚，或阿辛（Racine），或巴司克尔（Pascal），或歌德——这些题目供给我很美的机会。’”（TheAdventureoftheSoul）

克尔（AlfredKerr）说：“作一个批评者，假如只限于此，是个笨营业。演义的道理比早晨的烧饼还陈腐得快。我相信，那有价值的是批评的自身也成为艺术，就是当它的内容已经陈腐，还能使人爱读。批评应当视为与创造同类……。什么是生产的批评？批评者还没有生过一个诗人！生产的批评在批评中创造出一艺术品。别的一切解释全是空的。只有批评家中的诗人才有评论诗人的权利……。将来的批评者必均坚持此理：去建设一个系统只能引起迷惘；能持久的必是叙说得好的。”（DasNeueDrama）这种印象派或欣赏派的主张是有趣的，刺激的，而且含有只有艺术家才能明白艺术，和爱文学而不爱文学的规法的意思。但是，这种批评不是全无危险的：从批评者说，批评者应当拿什么作他的主旨？自然还是归之于多读多看，而后才能提出主旨。假如批评者完全自主，以产生文艺为目的，而以批评作为次要的，批评的自身便极危险了；因为这样主张的人可以不下工夫多读多看，而一任兴之所至发为文章，这岂不是把批评的原旨失了么？批评必须比较，设若只以爱与不爱立言，便无须比较，因为爱这个便不爱那个，用不着比较了。这主观的批评是自己承认不是科学的，可是不用科学方法怎能公平精到呢？再从读者方面说：“这样的批评有三个危险：但不是主观批评的，是现代读者对于这种批评的态度的。第一是容易以这种批评与别种批评相混。读批评文字，不注意讨论，而专看它的结论怎样出来。这是两重的不公道。对文学本身不公道，因为不看它的诚实的解释，而易以现成的宣言——纵使是出于最大的注释家的。对于如约翰孙、剖蒲，爱迪森等人也是不公道的，以他们的文学意见估量他们——他们的文学意见一部分是他们的时代产物——而不看他们使那意见立得住的力量……；第二是多量的批评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通病是应该负责的，因为人们只读关于文学的作品，而不去读文学本身……；第三是带点理论性质的。据我看，注重主观的批评使文学研究从对诗的艺术的要点移到细小之点上去了……现在的普通批评文学很少注意于考拉瑞芝所谓诗的‘全部的欣赏’，而多注意于‘组成部分的美好’。”

从上面的四种批评的短长，我们看出来，批评有两个原素：哲学的与历史的。我们还是引莫尔顿的话吧。哲学的与历史的是：

“一个是打算得到文学的原理；一个是批评文学的继续。哲学的批评是有基本的重要；批评史的重要首先在能帮助文学的哲学。”

由这两句话我们看到，文学的哲理是把部分和全体联络起来；那么，批评的任务必是由检考文学、由特别的而达到普遍的。这样，批评史所记载的批评意见只是历史上的演进，把这些进行的方向分划出来，也是文学的哲学的一部分工作；那就是说，用历代的批评学说作我们的哲学的参考；专研究一时代的批评作品的历史是不很重要的。它们的重要只是因为它是文学原理的一枝，借着它们可以看到理论的全体。这样，我们明白了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史的分别，批评史对文学批评的重要，不在乎历史，而是在文学方面。文学批评，那么，是解释文学的，是理论的。由此我们可以提到文学批评的功能的另一方面了。

因为文学批评是解释文学的，所以它也可以由解释文艺到解释生命上去。这并不是说以道德的标准去批评文艺，而是以文艺和文艺时代的生活相印证。这是阿瑙德（MatthewArno－ld）的主旨。他不但批评文学，也批评生命；他批评文艺，也批评批评者。他以为文化的意义便借求知而进于完善，求知便能分辨好坏善恶，这便是批评。因此批评的事务是“要知道世界上所知所想过的最好的，然后介绍出去，以创出一个真的新的思潮。”批评的根本性是要公平无私。这样，批评家是有所为的：社会有了好的知识与文化，才能欣赏文艺而帮助文艺发展，批评家必须给文艺造一个环境与空气。批评者是制造这空气的，也就是社会改造者。我们看多数的批评作品是解析文学的，于此我们又看见一个解析批评者的。批评者，据他看，好象是施洗的约翰，给一个更大的人物预备道路。在这里，我们晓得文学批评的功能，在它本身是要作成文学的哲理，在它的宣传是要指导文学与社会；它并不是指点错误和挑毛病的意思。中国的文学很吃没有用这整个的理论来批评和指导的亏，而养成公平无私的批评尤为今日之急需。

“唯有批评，不承认有不易的定理，不肯为任何教门派别的肤浅陈腐之谈所束缚，能养成那沉静哲学心境，能为真理而爱真理，虽明知真理不易达到，也一样的爱她。”（王尔德《批评家即艺术家》，林语堂译。）

谁是批评者呢？在批评史上我们看见许多创造者也是批评家，也有许多批评家不是创造者。我们也常听到批评家指摘创作家的短处，和创造者的诟骂批评家。到底谁应当作批评者呢？这几乎永远不能规定，我们只能就事实上说。那就是说，在事实上，艺术家自己明白自家艺术的底细，自然，他假如乐意，会写出最有价值的批评来，因为他是内行。但是，艺术是广泛的，创造家不易多才多艺，他所会的他自然可以说明了，但是他不能都会，不能件件精通；于是他便不能不把批评的事业让给一些专门的批评家。况且，一个文艺作品创造出来，是要交给别人读的，而读者是要对它说话的人。自然，一个公平的科学的批评者是要从文艺本身下手，设身处地的为那创造者设想，但是他所见的设若是很广，他一定会指出创造品的缺欠，或是发表与创造者相反的意见；要使创造者与批评者完全气味相投，毫无抵触，是极难的事；创作家的自傲，与批评者的示威，往往是不易调处的。但是，无论怎说，艺术家既不能全兼作批评家，批评家还是很重要的。况且，批评家的成功，不单在他的意见上，而是须有文学天才的帮助；他的批评文字假如也是文艺，这是无疑的文艺界的幸运。

谁是批评者似乎是在艺术家与批评家的争执中不易解决的；我们只能说，艺术家而能作批评的事业是极好的；但事实上不能人人如此，那么，批评家便产生了，这在事实上是必然的，而且是很好的事。我们现在说怎样成为批评家，和批评家当有的态度：

要成个批评家必须有天才和象王尔德所谓的“一种有锐敏感觉美及美所给予我们的印象的性情”，是无须多说的；他也必须有相当的训练，塞因司布瑞对于爱迪森的批评作品说：“……真的，他的三四十篇文章里，继续增加对于何为批评的了解……。批评是，从一方面说，一种艺术，其中很少见到可靠的简单节要——它比一切的创作艺术都需要更多的读书与知识——而且头一件是在作对过以前，必须有许多错误，也许没有一个有地位的批评家，不是在作完了比初作时更好的。”这是个很显然的事实，不必多说。至于他应有的态度，他第一应当站在创造者的地位去观察：“艺术家可以比作一个探看荒林的探险者，自家去开出一条路。批评者象第一个检查者去考察这条路。他看见这条路在丛荒之中开过去；他判断这筑路的材料如何坚实，和作的时候费了多少力。他也许愿意有些地方应当改换方向，指出如何可避免某个险坡，某个急转，某个不必要而没道理的桥。但是，这并无关紧要，这路已这样修好，他只好随着它走；他必须估定的路的价值，在它已成为通衢大道，四围的榛莽已被剪除，已成为繁华的、普通的以前。假如他来得太晚了，这路已成了通用的大路，他必须把后来加添的东西除去，用心眼去设想它的原形，想出那荒林还在路的两旁时的光景。”（Scott－James，TheMakingofLiterature，Chapter29．）

这样，便合了以我就文艺的道理，而不至于武断。这种态度才能真实的去看文艺，而把文艺所带着的注解和陈腐无谓的东西都放在一边。这种态度能叫批评者对新的旧的作品都一视同仁，不拿成见硬下判断。这样，他不但只是了解文艺，他也一定要明白文艺中所含的生命是怎样，那就是说，他必明了人生，才能明白文艺所表现的是什么。这样，批评家所具的天才，所忍受的苦，所有的道德，才能与艺术家媲美，而批评便成了一种艺术，而是“诗只能被诗人摩抚”。艺术家是比批评家多一些自由的，批评家的难能可贵也就是因为他能真了解艺术家；他决不是随便批评几句便可成功的。

批评家也必须对创造家表同情；批评不只是挑毛玻没有同情，便不会真诚，因为他以批评为对作家示威的举动。“对于青年人我须这样说，以缺点判断任何作品永远是不智慧的：第一个尝试应当是去发现良美之点。”（Coleridge）这是句极有意思的话。

天才，审美心，训练，知识，公平，精细，忍耐，同情，真诚……这么些个条件才能作成个批评家！

第十三讲　诗

在第六讲与第九讲里，我们谈过诗是文艺各枝的母亲。在第八讲里，我们看清了诗与散文的分别。现在应讲：（一）诗与其他文艺的区别，这是补充第八讲。（二）诗的分类。（三）诗的用语。

一、诗与其他文艺的区别：在第八讲里，我们看到诗与散文的所以不同。因为这么一划分，往往引起一些误会：诗的内容是否应与戏剧小说等根本两样呢？现代的文艺差不多是以小说为主帅；诗好象只是为一些老人，或受过特种教育的有闲阶级预备着的。一提到诗，人们好似觉得有些迷惘：诗的形式是那么整齐，诗的内容也必定是一种不可了解的东西。可是，我们试掀开一本诗集，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便立刻看到一些极不一致的题目：游仙曲，酒后，马，村舍；假如是近代的，还能看到：爱，运动场，洋车夫，汽车……；这又是怎回事呢？游仙曲与汽车似乎相距太远了，而且据一般不常与诗亲近的人推测，汽车必不能入诗。及至我们读一读汽车这首诗，我们所希冀的也许是象小说中的一段形容，或舞台上的布景；可是，诗中的汽车并不是这样，十之八九它是使我们莫名其妙。这真是个难题：诗与戏剧小说或别种文艺在内容上根本须不同吧，这诗集里分明有“汽车”这么一首；说它应与别种文艺相同吧，这首汽车诗又显然这么神秘！怎么办呢？

诗的内容与别种文艺的并没有分别，凡是散文里可以用的材料，都可以用在诗里。诗不必非有高大的题目不可。那么，诗与散文的区别在哪里呢？在第八讲里说过，那是心理的不同。诗是感情的激发，是感情激动到了最高点。戏剧与小说里自然也有感情，可是，戏剧小说里不必处处是感情的狂驰。戏剧小说里有许多别的分子应加以注意，人物，故事，地点，时间，等等都在写家的眼前等调遣，所以，戏剧家小说家必须比诗人更实际一些，更清醒一些。他们有求于诗，而不能处处是诗。“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红楼梦》的作者是可以写首长诗补救散文之不足的。至于诗人呢，他必须有点疯狂：“诗要求一个有特别天才的人，或有点疯狂的人；前者自易于具备那必要的心情，后者真能因情感而忘形。”（亚里士多德《诗学》十七）诗人的感情使他忘形，他便走入另一世界，难怪那重实际的现代的侦探小说读者对诗有些茫然。诗是以感情为起点，从而找到一种文字，一种象征，来表现他的感情。他不象戏剧家小说家那样清楚的述说，而是要把文字或象征炼在感情一处，成了一种幻象。只有诗才配称字字是血，字字是泪。

诗人的思想也是如此，他能在一粒沙中看见整个的宇宙，一秒钟里理会了永生。他的思想使他“别有世界非人间”，正如他的感情能被一朵小花、一滴露水而忘形。“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无题》）他的思想也许是不科学的，但“神女生涯原是梦”是诗的真实；诗自有诗的逻辑。况且诗是不容把感情，思想，与文字分开来化验的。诗人的象征便是诗人的感情与思想的果实，他所要传达出的思想是在象征里活着，如灵魂之于肉体，不能一切两半的。他的象征即是一个世界，不需什么注解。诗也许有些道德的目的，但是诗不都如此，诗是多注意于怎样传达表现一个感情或一思想，目的何在是不十分重要的；诗人第一是要写一首“诗”。诗多注重怎么说出，而别种文艺便不能不注意于说些什么。

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诗能使我们狂喜，因为它是感情找到了思想，而思想找到了文字。它说什么是没有大关系的，马，汽车，游仙曲，都是题目；只要它真是由感情为起点，而能用精美的文字表现出，便能成功。因此，我们也可以看清楚了，为什么诗是生命与自然的解释者，因为它是诗人由宇宙一切中，在狂悦的一刹那间所窥透的真实。诗人把真理提到、放在一个象征中，便给宇宙添增了一个新生命。坡说：诗是与科学相反的。诗的立竿见影的目的是在愉快，不在真实。诗与浪漫故事是相反的。诗的目标在无限的愉快，而故事是有限的。音乐与愉快的思想相联结，便是诗。我们不是要提出诗的定义，我们只就这几句话来证明为什么诗能使生命调和。因为诗的欣悦是无限的，是在自然与生命与美中讨生活的，这是诗之所以为生命的必需品。“诗的力量是它那解释的力量；这不是说它能黑白分明的写出宇宙之谜的说明，而是说它能处置事物，因而唤醒我们与事物之间奇妙、美满、新颖的感觉，与物我之间的关系。物我间这样的感觉一经提醒，我们便觉得我们自己与万物的根性相接触，不再觉得纷乱与苦闷了，而洞晓物的秘密，并与它们调和起来；没有别的感觉能这样使我们安静与满足。”（MatthewArnold）醒着，我们是在永生里活着；睡倒，我们是住在时间里。诗便是在永生里活着的仙粮与甘露。雪莱赠给云、叶、风与草木永生的心性；他们那不自觉的美变为清醒的可知的，从而与我们人类调和起来。在诗人的宇宙中没有一件东西不带着感情，没有一件东西没有思想，没有一件东西单独的为自己而存在。“二年鱼鸟浑相识，三月莺花付与公。”（苏轼）这是诗人的世界，这是唯有诗人才能拿得出的一份礼物。

我们不愿提出诗的定义，也不愿提出诗的功用，但是，在前边的一段话中，或者可以体会出什么是诗，与诗的功用在哪里了。

二、诗的分类：这是个形式的问题。在西洋，提到诗的分类，大概是以抒情诗，史诗，诗剧为标准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差不多只是讨论诗剧，因为谈到诗剧便也包括了抒情诗与史诗。史诗，抒情诗，诗剧是古代希腊诗艺发展的自然界划。这三种在古代希腊是三种公众的娱乐品。在近代呢，这三种已失去古代的社会作用，这种分类法成为历史的、书本上的，所以也就没有多少意义。就是以这三种为诗艺的单位，它们的区划也不十分严密。史诗是要有对话的，可是好的史诗中能否缺乏戏剧的局势？抒情诗有时候也叙事。诗剧里也有抒情的部分。这样看，这三种的区别只是大体上的，不能极严密。

对于诗的分类还有一种看法，诗的格式。这对于中国人是特别有趣的。中国人对于史诗，抒情诗，戏剧的分别，向来未加以注意。伟大的史诗在中国是没有的。戏剧呢，虽然昌盛一时，可是没有人将它与诗合在一处讨论。抒情诗是一切。因此提起诗的分类，中国人立刻想到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五古、七古、乐府与一些词曲的调子来。就是对于戏剧也是免不了以它为一些曲子的联结而中间加上些对话，有的人就直接的减去对话，专作散曲。大概的说起来呢，五古、七古是多用于叙述的，五绝、七绝是多用于抒情的；律诗与词里便多是以抒情兼叙事了。诗的格式本是足以帮助表现的。有相当的格式更足以把思想感情故事表现得完美一些。但是，专看格式，往往把格式看成一种死的形式，而忘了艺术的单位这一观念。中国人心中没有抒情诗与叙事诗之别，所以在诗中，特别是在律诗里，往往是东一句西一句的拼凑；一气呵成的律诗是很少见的，因为作诗的人的眼中只有一些格式，而没有想到他是要把这格式中所说的成个艺术的单位。这个缺点就是伟大诗人也不能永远避免。试看陆游的“利欲驱人万火牛，江湖浪迹一沙鸥，日长似岁闲方觉，事大如山醉亦休。”是多么自然，多么畅快，一点对仗的痕迹也看不出，因为他的思想是一个整的，是顺流而下一泻千里的。但是，再看这首的下一半：“衣杵相望深巷月，井桐摇落故园秋。欲舒老眼无高处，安得元龙百尺楼？”这便与前四句截然两事了：前四句是一个思想，一个感情，虽然是放在一定的格式中，而觉不出丝毫的拘束。这后四句呢，两句是由感情而变为平凡的叙述，两句是无聊的感慨。这样，这首《秋思》的前半是诗，而后半是韵语——只为凑成七言八句，并没有其他的作用。这并不是说，一首七律中不许由抒情而叙述，而是说只看格式的毛病足以使人忽略了艺术单位的希企：只顾填满格式，而不能将感情与文字打成一片，因而露出格式的原形，把诗弄成一种几何图解似的东西了。

再说，把诗看成格式的寄生物，诗人便往往失去作诗的真诚。而随手填上一些文字便称之为诗。看苏轼的《祥符寺九曲观灯》：“纱笼擎烛迎门入，银叶烧香见客邀。金鼎转丹光吐夜，宝珠穿蚁闹连朝。波翻焰里元相激，鱼舞汤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象，清吟半逐梦魂销。”这是诗么？这是任何人所能说出的，不过是常人述说灯景不用韵语而已。诗不仅是韵语。可见，把格式看成诗的构成原素，便可以把一些没感情，没思想的东西放在格式里而美其名曰诗。灯景不是个坏题目，但是诗人不能给灯景一个奇妙的观感，便根本无须作诗。

由上面的两段看出，以诗艺单位而分类的，不能把诗分得很清楚。但是有种好处，这样分类可以使诗人心中有个理想的形式，他是要作一首什么，一首抒情的，还是一首叙事的；他可以因此而去设法安排他的材料。以诗的格式分类的容易把格式看成一切，只顾格式而忘了诗之所以为诗。研究格式是有用的，因为它能使我们认识诗艺中的技巧，但是，以诗而言诗，格式的技巧不是诗的最要紧的部分。

再进一步说，诗形的研究是先有了作品而后发生的。诗的活力能产生新格式，格式的研究不能限制住诗的发展。自然，诗的格式对于写家永远有种诱惑力，次韵与摹古是不易避免的引诱，但是，记住五六百词调的人未必是个词家。这样，我们可以不必把诗的格式一一写在这里，虽然研究诗形也是种有趣的工作。研究诗形能帮助我们明白一些诗的变迁与形式内容相互的关系，但这是偏于历史方面的；就是以历史的观点看诗艺，它的发展也不只是机械的形体变迁；时代的感情，思想，与事实或者是诗艺变迁更大的原动力。

三、诗的用语：刘禹锡作诗不敢用“糕”字，因它不典雅。现代一位文人把“尿”字用在诗中，而自夸为创见。诗的用语到底有没有标准呢？这是个许久未能解决的问题。在大诗人中，但丁是主张用字须精美，Wordsworth是主张宜就日常生活的言语用字。欧·亨利幽默的提出这个问题，而未能加以判断（看ProofofThePuddin g）。我们应怎样解决呢？

由文字的本身看，文字都是一样有用的，文字自己并没有天然的就分为两类：诗的字与非诗的字。文字正象色，会用色的人才会画图，颜色本身并不是图画。文字自己并没有诗意，是在诗人手里才成为诗的组成分子。这样看，诗人用字应当精细的选择。他必须选择出正好足以传达他的思想与感情的字——美的是艰苦的。这是无可推翻的道理。专顾典雅与否是看字的历史而规定去取，这与自我创造的精神相背，难免受“刘郎不肯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代豪”的讥诮。主张随便用字的人，象Wordsworth以为好诗是有力的情感之自然流泻，只有感情是重要的，文字可以随便一些。只雕饰文字而没有真挚的感情是个大错误。但是，有了感情而能呕尽心血去找出最适当的、最有力的字，岂不更好？这样，我们便由用什么字的问题变为怎样用字的问题了。用什么字是无关重要的，字本来都是一样的，典雅的也好，俗浅的也好，只要用的适当而富有表现力。作诗一定要选字；不是以俗雅为标准，而是对诗的思想与感情而言。诗是言语的结晶，文字不好便把诗毁了一半；创造是兼心思与文字而言的。空浮的一片言语，不管典雅还是俗浅，都不能算作诗。中国的旧诗人太好用典了；用典未必不足以传达思想，但是，以用典为表示学识便是错误。有许多杰作是没有一个典故的。中国的新诗人主张不用典，这是为矫正旧诗人的毛病，可是他们又太随便了，他们以为随便联串上一些字便可以成诗。诗不是那么容易的东西。白话是种有力的表现工具，但是，诗人得抓住白话那“有力”之点；能捉住言语的精华不是一般人所能作到的，就是诗人也要几许工夫而后才能完全把言语克服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字，都是俗字，可是这两个俗字要比用两个典故难得多了。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绿”字原是“到”字，后改为“过”字，又觉不好而改为“入”字，最后定为“绿”字。这些字全是俗字，为何要改了又改，而且最后改定的确比别的字好？天才的自然流露是确有其事，但是，“自昔词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穷岁月，十年成一赋者。白乐天诗词疑皆冲口而成，及见今人所藏遗稿，涂窜甚多。”（《春渚纪闻》）这足以给新诗人一些警戒。用白话写的与用典故写的都不能算诗，假如写的人只是写了一段白话，或写了一堆典故；美的是艰苦的。

诗的体裁也与用字有关系：“诗庄词媚，其体元别。”自非确当的话，但是一首七古与一首词间所表现的自然有些不同。《琵琶行》不能改入《虞美人》和《玉阶怨》，因为体裁不同，所表现的内容也便不同。因此，找到适当的格式，还要找相当的文字，才能作足这形式之美。自然，一个格式也可以容纳许多不同的思想感情，但有的格式是只能表现某一些思感的，绝句与多数的词调的容纳量是比律诗窄狭得多。诗虽未必都“庄”，而许多小令是必须“媚”的。新诗的发展还正在徘徊歧路的时期，在形式上有许多人试用西洋诗体，这个尝试是应小心一点的：专拿来一种格式，而不管它适于表现什么，和它应当用什么文字，当然会出毛病的。

第十四讲　戏剧

孔尚任在《桃花扇传奇》的序言里说：“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于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文化，最近且切。今之乐，犹古之乐，岂不信哉？”

这段话对于戏剧的解释，在结构上只看了文学方面，在宗旨上是本于“文以载道”，而忽略了艺术上的功能。戏剧之与别种文艺不同，不仅限于它在文体上的完备，而是在它必须在舞台上表现。因为它必须表演于大众目前，所以它差不多利用一切艺术来完成它的美；同时，它的表现成功与否，便不在乎道德的涵义与教训怎样，而在乎能感动人心与否。所以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指出：“因为人类有摹仿的本能，所以产生了艺术。戏剧便是用行为来摹仿。依了诗人自己的性格的严肃与轻佻，他可以摹仿高尚的人物和其行为，或是卑低的人物与其行为。前者便是悲剧的作者，后者是喜剧的作者。悲剧中有六个要素：结构，性格，措辞，情感，场面，音乐。悲剧的目的在唤起怜悯与恐惧以发散心中的情感。这样，亚里士多德把戏剧的起源与功能全放在艺术之下，而且指出它是个更复杂和必须表演的艺术。它不是要印出来给人念的，而是要在舞台上给人们看生命的真实。因此，戏剧是文艺中最难的。世界上一整个世纪也许不产生一个戏剧家，因为戏剧家的天才，不仅限于明白人生和文艺，而且还须明白舞台上的诀窍。一出戏放在舞台上，必须有多方面的联合：布景与音乐的陪衬，导演者的指导，演员的解释，最后是观众的判断。它的效力是当时的，当时不引起观众的趣味，便是失败。读一本剧和看一本剧的表演是不同的：看书时的想象可以多方的逐渐的集合，而看戏时的想象是集中在目前，不容游移的。

“假如在文艺中内部的分子是重要的，在戏剧里，外部的分子也该同样的注意。戏剧有他种文艺没有的舞台上的表演；这一点——以真的表现真的——使戏剧成为艺术的另一枝。但是这以真的表现真的并不与日常生活完全相同……。真实，并非实现，是戏剧的命脉，是以集中把实现提高和加深，使之不少于，而是多于实现。”（Worsfold The Drama）戏剧是多于生命的。

拿这个道理方可判断与解释戏剧。古代与近代的戏剧不同，西洋与中国的戏剧不同，但是，它们的同与不同并不重要，我们应首先注意它们合于这个原理与否。拿这个原理去衡量戏剧能使我们看出它们为何不同，因为既要表演，时代与环境的不同便叫表演的方法不一样，希腊古代的戏剧是那样的古怪，然而在当时是非那样表演不可的。元曲的一人唱，旁人只答几句话，是不足以充分表现真实的，虽然它们的抒情诗部分是非常的美好；抒情诗在古代希腊戏剧中也有，但不象元曲中那样多，也不那么重要；况且舞台上的表演是不能专依靠抒情的。明清的戏剧，人物穿插较比火炽了，可是唱的部分还是很多，而且多是以歌来道出行动和事实，不是表现给观众；至于象《长生殿》中的《弹词》与《闻玲》那类的东西，是史诗与抒情诗的吟唱，不是戏剧的表现，可以算作好诗，而非戏剧。多数的中国戏是诗与音乐的成分超过戏剧的。

拿古代希腊和中国的戏剧与现代的比较，我们看出来它们的不同是在表现真实的程度不一样。无论什么戏，只要它是戏，便须表现生活的真实，因为刺激情感是它的起源。但是，这表现真实的方法是越来越真切的，所以古代希腊与中国的旧剧便不能与西洋现代的戏剧比了。古代希腊的戏剧是由民间的歌唱，进而为有音乐的表现，而后又加入故事。有这样的进展程序，所以它的诗的分子很重要。表演的时候，是在极大的露天戏园，能容纳两三万人，于是，演员必须穿着五六寸高的厚鞋，戴着面具，表演只能用手式与受过训练的声音慢诵戏文，以使听众全能看得见听得见。这个方法在事实上能给观众一些感动，假如观众是在那个场面之前。中国戏剧是显然由歌唱故事而来，所以，它的组成分子是诗与音乐多于行动的，它的趋向是述说的，如角色的自道姓名和环境，和吟唱眼中所见景色与人物，和一件事反复的陈说；在武剧中事实总是很简单的，它的表现全在歌舞与杂技上。毛西河《词话》里说：

“古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即舞曲中词，亦不必与舞者搬演照应，……宋末，有安定郡王赵令畴者，始作‘商调鼓子词’，谱《西厢》传奇，则纯以事实谱词曲间，然犹无演白也。至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实作‘西厢"o弹词’，则有白有曲，专以一人"o弹并念唱之。“嗣后金作清乐，仿辽时大乐之制，有所谓‘连厢词’者，则带唱带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词；而复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儿者，并杂色人等入勾栏扮演，随唱词作举止，如‘参了菩萨’，则末泥揖；‘只将花笑祇’，则旦儿捻花类，北人至今谓之连厢，曰‘打连厢’，‘唱连厢’，又曰‘连厢搬演’……“至元人造曲，则歌者舞者合作一人……然其时司唱犹属一人，仿连厢之法，不能遽变。”

有这样的来源，所以，就是到了后来的昆曲与皮黄戏，还是以唱舞为重要分子，而不能充分的表现。观众，在古代希腊，是一面看剧，一面敬神，因为演剧是一种宗教行为；在中国，这宗教成分不多，而是去听一种歌，看一种舞，歌舞的形式是已熟知的，不过是看看专门演员对这歌舞的技术如何，从而得点愉快。依着这歌舞的发展，一切神奇的事全可以设法加入，可能的与不可能的全用方法象征或代表出来，于是，中国戏剧便日甚一日的成为讲歌舞技术的东西，而不问表现真实到了什么程度。有的剧本实在很好，但是被规则与成法拘束住，还是不能充分的表现。这样，希腊剧被环境与设施上限制住，发展到“一种”歌舞剧上去。设若我们拿西洋现代戏剧和他们比较，我们立刻发现了现代戏剧的发展是在表现真实方面。

先从结构上说：亚里士多德说：“每个悲剧有两部分，进展与结局。重要行为之外的，和有时在其中的，穿插，作成进展部分；此外的是结局。”这样看起来，希腊古代戏剧的结构与西洋的五幕剧的，和中国的四折或多于四折剧的，并没有多少差别；因为五幕剧的进行与中国四折剧的进行，也是依着起始、发展与结果的次序。不过希腊剧受表演设备的限制，角色只有三人，而西洋与中国剧的角色便没有数目上的限制。这样希腊剧的重点就不能不在于给整个的印象而忽略了细小的节目，而后代的戏剧，因为穿插复杂，角色无定数，便注意到细小节目；于是它的重点便移到部分上去，而更显着真切。中国剧的幕数划分虽甚整齐，而在一折之中，人物的出来进去很多，不能在极恰当的时候换场，而且就是换场的时候，也没有开幕闭幕的举动，可是对于细节的注意也有显然的进步。在许多由昆曲改造的京戏中可以看得出对于穿插的改善，使事实的表演更近于真实。这趋进写真的倾向——因为戏剧是要表现真实的——是剧本进步的一个动力。

古代戏剧多取材于伟人的故事，而且把结局看成顶要紧的东西。近代戏剧的结构的取材多是平凡的事实，而结构的重要似乎移到性格的表现上去。古代是以结构中的穿插来管着角色，近代是以性格的表现带领着行为。中国的戏剧差不多是取材于历史的，可是历史人物的表现儿乎永远与平凡人物相似；在元曲中结构很有些象古代希腊的，是以结构为主，而人物个性有时不能充分发展。近代的中国剧，虽然结构的重要还在人物性格之上，可是在穿插上显然的较比活泼，而且有的时候给次要的人物以很好机会来表现个性：假如《西厢记》按着古代希腊结构的组成，它的重要人物一定只是莺莺、张生与老夫人；可是王实甫的作品中，红娘成为极活泼而重要的角色，差不多把莺莺们完全压倒了。这注重人物的趋向，也是受了求真的影响。事实人物不厌其平凡，其要点全在怎样表现他们，这似乎是近代戏剧的趋势，虽然有人，象阿瑙德，以为事实必须伟大高尚，但是依着文学进展的趋向看起来，文学日甚一日的注意在怎样表现，这是不能强为矫正的。据我看，结构与人物的高尚与否似乎不成问题，所当注意的是结构与人物的如何处理。尤瑞皮底司已经把历史人物作为真人物似的而充分表现他们的个性与讨论他们的问题，时代精神是往往叫历史的人物与事实改变颜色的。结构在古人手里是定形的，把些人物放在这结构下活动着；现代是以结构为戏剧发展的自然程序，我们引莫尔顿一段话看看：“假如结构为对于人生范围中的扩大设计，为经验之丝所织成规则的图案，正如许多色的线之织入一匹布，则此观念之表现必带出它的真正尊严。此外还有何种象这样秩序的排列为科学与艺术的会合点？科学是检讨那美丽而混杂的天体的律动，或将那自然表面的幻变复杂，列成有系统的类别与良好的生命秩序。同样，艺术继续着创造的工作，从事物的混乱实况中作出理想的排列。这样，那生命的迷网，带着许多相反的企图，错综与曲折的相反心意，和全人类的争斗或合作，在这里，没有两个人完全相同，也没有一个对别人能完全独立——这个曾经多少的劳力，被科学的历史家研究而作成一调和的方式，名曰‘天演’。但是，历史家看出来，戏剧家早已看到这一步。戏剧家曾经检讨罪恶，并且看出来它与‘报应’相联，曾把欲望改为深情，曾接受真实中没有定形的事实而使成为有秩序的经济的图形。这个把定形加于生命之上就是结构……。”（Moulton Shakespeareasa Dramatic Artist．）

这样，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结构，它是极经济的从人生的混乱中捉住真实。它即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重要便多在于表现真实，而真实是多于生命的。那希腊古代戏剧的特重结构，与结构的事实必须是高贵尊严的，便不能限制住后代戏剧的注重人物与行为的细微处，也不能限制住把人物的表现改为一个主义或问题的表现，因为无论注重哪点，结构的形成是根本含有哲学性的。这哲学性便使时代的心神加入戏剧里边去，从而戏剧总是表现人生的真实的，而不是只表现一些日常的事实。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想到戏剧创造的困难在何处。它第一要在进展上使节目与全部相合，一点冗弱与无关的情节也不能要，这样，才能成为一有系统、有目的之计划，才能使观者的思想集中而受感动。第二，它要由进展而达到一个顶点。这比第一层又难多了，而且是多数戏剧失败的原因。叔本华说：

“第一步，也是最普通的一步，戏剧不过是有趣味……。第二步，戏剧变为情感的。戏剧的人物激起我们的同情，即间接的与我们自己同情……。第三步，到了顶点，这是难的地方。在这里，戏剧的目的是要成为悲剧的。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生活的大痛苦与风波；其结局是指示出一切人类努力的虚幻。

“常言，开首是难的。在戏剧中恰得其反；它的难关永在结局，……这个困难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把事物纳入阵网之中是比怎样再把它提出来容易的；一部分是在开首的时候，我们许多著者完全随便去作，及至到了最后，我们要和他要求一定的结果。”（Schopenhauer on Some Forms of Literalure．）

这个困难是事实中的，因为结构的意义既如上述，它的结局必须要满足观众的要求，那就是说由看事实而归到明白人生的真实，由表现人生走到解释人生。希腊古代的戏剧多数是依着当时的宗教与人生观，使命运的难逃结束一切。中国的戏剧多数是依着诗的正义而以赏善罚恶为结局。这两种对生命的看法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是，人生的哲学及观感是不限于这两种的，因而戏剧中所表现的精神也便不同。近代的思想与信仰是差不多极难统一的，这足以使戏剧家由给一定的解释与哲学，改为只是客观的表现，或表现一个问题而不下结论；这样，近代的戏剧结构便较比古代的散漫一些，但在真实上更亲切一些；可是，它的结局决不能象古代的所给的印象与刺激那样的一致。近代的戏剧差不多是由解释真实而变为使观者再解释戏剧，这是很危险的，但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再从言语上说，戏剧中言语的演变也是以表现真实为主。古代的希腊戏剧是用韵文的——诗剧。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他差不多完全是讨论悲剧，因为史诗与抒情诗是包括在悲剧中的，悲剧是诗的演进到极完美的东西。但是，尤瑞皮底司已然大胆的用日常的言语去表现：“日常生活与事情”。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是韵语与散文并用的；大概是在打趣与平凡的思想上他便用散文。这便足以证明散文是比韵语更能表现真实。于是，后代便连无韵诗也不用，而完全用散文；因为人是不用韵语讲话的。中国戏剧的言语，除了最近的新剧，总是歌曲与宾白相兼，但是，近代的皮黄戏中歌曲的词句，虽然勉强着用韵，而事实上实在不能算是诗，或者连韵语也够不上；而且演员有自由改定词句的权利，所改正的有时远不及原文，但是，在声调上更悦耳，听者也便不去管它象话不象话，而专以好听为主。今日的新剧提倡者，对于戏剧应用何种言语还在讨论，其实，这是无须多讨论的——表现什么便应用什么言语，一个学者与一个车夫的言语是不相同的，便应当用学者与车夫所用的言语去表现，这便能真确有趣。京腔大戏中的言语是已经成形，不管它是好是坏，它对于国语的推广确是极有力的。新剧的言语自然应该利用国语，但是为提倡新剧，就是全用方言，也无所不可。旧剧中的尖团字是一成不变的，是伶人的一种很重要的训练，尖团颠倒便遭“怯口”之诮，其实伶人自己也并不晓得为何必须如是。新剧的演员未必都能说国语，而且没有遵守尖团字的必要，所以在各地方演剧——除非是为国语运动——满可以用方言，以免去那不自然的背诵官话；——不自然便损坏真实。

至于舞台的布景与行动，中国旧剧中的实在有改革的必要。那自道姓名，与向台下的听众讲话，是极不合表现真实的原理。自然，在西洋古代戏剧中也有与这类似的举动，但是已经改掉了，而把舞台视成另一世界，以幕界为一堵厚壁，完全与台下隔开。这并不难改掉，只要有好剧本，而且演员能忠于剧本，这些毛病自然能免去。这个问题系于皮黄剧的是否有成立的价值，或是否能改善。这是个大问题。假如我们承认皮黄戏是“一种”歌舞剧，有保存的价值——以现在民众的观剧程度说，它确有保存的必要——那么去改善它，把它的音乐与歌舞更美化一些，把剧本修改得更近于情理，便真可把它看成“一种”歌舞剧，而与真正的新剧分途前进，也未不可。这样，旧戏的改善便可专从美的方面下手改善，而把真实的表现让给新剧去从事工作，因为在旧剧的壳壳中决不能完全适用真正戏剧的原理。在新剧中呢，那舞台上的不近情理的举动，与自道姓名等，自然会在写剧本时便除去；那文明剧中的由旧戏得来的毛病是该一律扫清的。至于布景，在改善的旧戏与创作的新剧有同样的困难。戏剧是表现真实的，也是艺术的，它的布景是必须利用各种艺术而完成一个美的总集。在旧戏中，以手作推势便算开门，以鞭虚指，便又是一村，这自然是太不近于真实，但是，这也比那文明戏中的七拚八凑的弄几张油画来敷衍强得多；这虽不真实，究竟手势比破油画在强烈的煤油灯光下还少一些丑恶。在这里，新剧感着同样困难。舞台上布置的各项人材是极感缺乏的。旧戏的改善在一方面，在今日的情形之下，或只能消极的去避除那丑恶之点，如在舞台上表现杀人洒血等，在美的表现上，似乎得等着新剧的设施有成绩之后，它才能想起采用，采用的得当与否，要视旧剧改善者的审美的程度而定。这样，新剧家的只努力于剧本——现在的情形是如此——是决不足以使新剧推展得圆满的，他们必须注意到这全体之美的设施，不然，他们的剧本在舞台上一定比旧戏还更丑劣。自然，舞台上的真实永远不能避免人为的气味，所以，现代西洋戏剧有灭除这种不自然的表现之趋势；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戏剧到底是要含有教育的目的，我们不能不拿较比真实的打倒无理取闹。对于观众有了相当美的训练，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去减除这不自然的布景等。

至于演员与戏剧的关系，设若戏剧能达到以艺术表现真实的地步，是最有趣的。那就是说，演员在忠实于剧本之中，而将身心融化在剧旨里去解释它，去表演它。这样，演员决不仅是背过了剧本到台上去背诵，或是随意参加自己意见与言语，而是演员本人也是个艺术家，用他的人格与剧本中的人格的联合而使戏剧表演得格外生动有力。有许多人以为表演不算是艺术，这是错误的。一个演员的天才、经验与真诚，是不能比别的艺术家少的。诚然，他的职务是表演，不是创作，但是，设若他没有艺术的天才与经验，他决不会真能明白艺术作品而表演到好处。戏剧的进展既依表现真实为准，演员的困难便日见增加。中国或古代希腊的伶人决不会把近代的剧本能演到好处，因为他们的舞台经验是极有限的，极死板的，极不自然的；近代戏剧是赤裸裸的表现人生，不假一切假作的事情，如画脸，如台步等等来帮助他们作成伶人，而是用自己的天才与人格来使剧中人物充分表现出来。他们不是由脸谱与台步等作成自己的名誉，而是替创造家来解释来表演真实。他的一切举动都要恰合真实，这不是件容易作到的事。中国戏剧的改良，要打算成功，对于培养这样的演员是极当注意的，这样的演员除了自己的天才外，必须受过很好的教育。

第十五讲　小说

好听故事是人类天性之一，可是小说是文艺的后起之秀。不但中国的学者，象纪昀那样的以为：“班固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是西洋的大文学家，如阿瑙德（MatthewArnold）也以为托尔斯泰的AnnaKarenina不能算个艺术作品，而是生命的一片断。自然，这种否认小说为艺术品有许多理由，而它是后起的文艺，大概是造成这个成见很有力的原因。当英国的菲尔丁（Fielding）写小说的时候，他说“实际上，我是文艺的新省分的建设者，所以我有立法的自由。”这分明是自觉的以小说为一种新尝试，故须争取自由权以抵抗成见。

那么，小说究竟算得了艺术作品么？我们先拿一段话看看：

“近代小说将抽象的思想变为有生命的模型；它给予思想，它增加信仰的能力，它传布比实在世界中所见的更高之道德；它管领怜悯、钦仰与恐怖的深感；它引起并继持同情；它是普遍的教师；它是读众所愿读的唯一书籍；它是人们能晓得别的男女的情形唯一的途径；它能慰人寂寥，给人心以思想、欲望、知识，甚至于志愿；它教给人们言谈，供给妙句、故事、事例，以使谈料丰富。它是亿万人的欣喜之活泉，幸而人们不太吹毛求疵。为此，从公众图书馆书架上取下的，五分之四是小说，而所买入的书籍，十分之九是小说。”（Sir Walter Besant，Artof Fiction）

这一段话没有过火的地方：小说是文艺的后起之秀，现在它已压倒一切别的艺术了。但是，这一段只说了小说的功能，而并未能指出由艺术上看小说是否有价值。依上面所说的，我们颇可引叔本华（Schopenhauer）的话，而轻看小说了——“小说家的事业不是述说重大事实，而是使小事有趣。”（On Some Forms of Literature）但是，小说决不限于缕述琐事，更不是因为日常琐事而使人喜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一些历史小说可以作证。那么，小说究竟算艺术品不算？和为什么可以算艺术品呢？我们的回答，第一，小说是艺术。因为，第二，有下列的种种理由：有人把小说唤作“袖珍戏园”，这真是有趣的名词。但是小说的长处，不仅是放在口袋里面拿着方便，而是它能补戏剧与诗中的缺欠。戏剧的进展显然是日求真实，但是，无论怎样求实，它既要在舞台上表现，它便有作不到的事。亚里士多德已经提到：如若在戏剧中表现荷马诗中的阿奇力（Achilleus）追赶海克特（Hector）便极不合宜。再说，戏剧仗着对话发表思想，而所发表的思想是依着故事而规定好了的；戏台上不能表现单独的思想，除非是用自白或旁语，这些自然是不合于真实的；戏台上更不能表现怎样思想。诗自然能补这个短处，但是，近代的诗又太偏于描写风景与心象，而没有什么动作。小说呢，它既能象史诗似的陈说一个故事，同时，又能象抒情诗似的有诗意，又能象戏剧那样活现，而且，凡戏剧所不能作的它都能作到；此外，它还能象希腊古代戏剧中的合唱，道出内容的真意或陈述一点意见。这样，小说是诗与史的合体，它在运用上实在比剧方便得多。小说的兴盛是近代社会自觉的表示，这个自觉是不能在戏剧与诗中充分表现出来的。社会自觉是含有重视个人的意义；个人之所以能引起兴趣，在乎他的生命内部的活动；这个内部生活的表现不是戏剧所能办到的。诗虽比戏剧方便，可是限于用语，还是不如小说那样能随便选择适当的言语去表现各样的事物。这个社会自觉是人类历史的演进，而小说的兴起正是时代的需要。这就表现的限制上说，由人类历史的演进上说，都显然的看出小说的优越；艺术既是无定形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优越之点果能用艺术的手段利用，小说便是新的艺术，不能因为它的新颖而被摒斥。

在形式上说，它似乎没有戏剧那样完整，没有诗艺那样规矩，所以，有些人便不承认它有艺术的形式。诚然，它的形式是没有一定的，但是，这正是它的优越之点；它可以千变万化的用种种形式来组成，而批评者便应看这些形式的怎样组成，不应当拿一定的形式来限制。设若我们就个个形式去看，我们可以在近代小说中，特别是短篇的，如柴霍甫，莫泊桑等的作品，看到极完美的形式，就是只看它们的形式也足以给我们一种喜悦。短篇小说的始祖爱兰坡便是极力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这个主张对与不对是另一问题，但它证明小说决不是全不顾及形式的。不错，在长篇中往往有不匀调的地方，但是这个缺点决不能掩蔽它们的伟大。总之，我们宜就个个小说去看它的形式，这才能发现新的欣赏，而且这样看，几乎在任何有价值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一种艺术的形式，它可以没有精细的结构，但是形式是必定有的；而且有时候越是因为它的结构简单，它的形式越可喜，它有时候象散文诗或小品文字，有种毫无技巧的朴美，这在诗艺中是很少见的。什么是小说的形式，永不能有圆满的回答；小说有形式，而且形式是极自由的，是较好的看法。小说的形式是自由的，它差不多可以取一切文艺的形式来运用：传记，日记，笔记，忏悔录，游记，通信，报告，什么也可以。它在内容上也是如此；它在情态上，可以浪漫，写实，神秘；它在材料上，可以叙述一切生命与自然中的事物。它可以叙述一件极小的事，也可以陈说许多重要的事；它可描写多少人的遭遇，也可以只说一个心象的境界，它能采取一切形式，因而它打破了一切形式。

那么，小说之所以能为艺术品者，只仗着这些优越之点吗？当然不是。小说的发达是社会自觉的表示，上面已经提到。社会自觉含有极大的哲学意味。每个有价值的小说一定含有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暗示出，如梅瑞地兹（Meredith）所谓：哲学告诉我们，我们并不美如玫瑰之红艳，亦非丑如污浊之灰暗；反之，哲学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是美好，下得去的，有结果的，因而最后得到欣悦。又如杜司妥亦夫司基所谓：大概说，人们，即使是恶劣的，是比我们所设想的更天真更简单一些。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这样的暗示，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因为一个没有哲学的故事是没有骨头的模特儿。但是，有哲学是应当的，哲理的形成也不算极难的事，小说之所以为艺术，是使读者自己看见，而并不告诉他怎样去看；它从一开首便使人看清其中的人物，使他们活现于读者的面前，然后一步一步使读者完全认识他们，由认识他们而同情于他们，由同情于他们而体认人生；这是用立得起来的人物来说明人生，来解释人生；这是哲学而带着音乐与图画样的感动；能作到这一步，便是艺术，小说的目的便在此。

戏剧与诗也能如此，但是，上面所指出的小说的优越之点，使小说在此处比戏剧与诗更周到更生动。戏剧中如过重思想，人物便易成为观念的代表，而失其个性；若欲保持个性，无论如何也不如小说那样能刻骨入微的描画。诗艺中是能以一语之妙而深入人心，但是，它不能永远用合适的言语传达一切，它的美好的保持往往限制住它的畅所欲言；而高深的哲理往往出自凡夫俗子之口，小说于此处便胜过了诗艺。这样，小说必须有它的哲学，而且是用艺术手段来具体的表现它，假若能达到此点，它便不能不算艺术。

从哪里得到哲学？要观察人生与自然。怎能具体的表现出这个哲学？要观察人生与自然。观察人生与自然，从而以相当的工具去表现人生与自然，不是一切艺术的根本条件么？小说家既也须懂得人生与自然，小说家便不是容易作到的。阿瑙德以为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一片真实，不错，小说几乎都是真实的一片段，但是，这一片段真实从何而来？不是由生命的观察与体认么？这一段的组成，不是许多不同的心象的织成么？这分明是说：这些是生命，容我以艺术表现之。就是那极端写实的写家，随便拾起任何人物，随便拾起任何事实，随便拾起任何时间，似乎无所求于艺术了；但是，敢这样大胆的取材的人，必是对于人生与自然有极深的了解与心得，他根本的必须是个艺术家。俄国的写实作家有时只给我们一些报告似的东西，没有多少含义，没有什么最后的印象，然而这究竟不是报告，而是艺术家眼中的一片真实，也照原样使我们看一看；能使别人看到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便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样写作的态度是怎样看到便怎样写出，而在一写的时候，写家已经象那些事物的上帝似的那样明白它们。况且，他们所要写的多是人类的心感；托尔斯泰以为能传达感情是艺术唯一的目的。由观察人生，认识人生，从而使人生的内部活现于一切人的面前，应以小说是最合适的工具，因此，小说根本是艺术的。乔治·伊利亚特（GeorgeEliot）说：“我真愿意再多看人类生命；人在世上只有这么几年，怎能看够了呢？但是，我是说，现在我正在用诗艺的自由与深刻的意味检讨我最远的过去，有许多步骤必须走过，然后，我才能艺术的运用我现在所得的任何材料。”（GeorgeEliot'sLife，J．W．Cross）

这是一个有名的写家的自述，这里指给我们：生命的观察是一件事，观察以后能艺术的应用又是一件事；那就是说，经验与想象是艺术组成的两端。设若一个人不能设身处地的，象被别人的灵魂附了体的样子，他必不会给他的一切人物以生命及个性。这个外物与内心的联合是产生艺术的仙火。人生与自然经过想象，人生与自然才能属于作者；作品的特色便是想象的颜色。假如戏剧与诗艺是以思想装入形式，小说是以想象变化形式；戏剧与诗艺也要想象，但在形式上远不及小说能充分自由。Worsfold说：“以想象的运用而解释自然，是小说的本色——提出目前生活的一个理想的表现——决无缺欠。它完全凭着字的力量，而不需韵文的音乐，也不要戏剧的实现，而是以自由与完整来补这两个缺乏。与一旁的创造文艺相比较，小说对于这个工具，言语，有绝对的支配权能，而言语是艺术能影响于想象的最有力的工具。”（Thenovel）

这样，小说家的想象天才辅以善于打动想象的工具，小说之能感动人心是自然结果；同时，想象天才与打动想象是艺术的基本条件。

由上面的几段我们看出，小说的长处和在思想上艺术上的基础，我们不能不承认小说在艺术上占有很高的地位。自然，因为小说的发达而有许多作品确是很坏，这是无可掩饰的事实，但这决不能用以判断小说的本身，也不能用以限制小说的发展。小说的将来是否也能象诗与戏剧那样有衰颓之一日是难说的，但是，就它的特点来看，它在表现真实与解释人生上是和诗与戏剧相同的，而在表现的方法上它比诗与戏剧更少限制，更能自由变化，更多一些弹性，恐怕它的发展还是正在青春时期，一时还不能见到它衰老的气象。小说一名词在外国有许多字，如英语的Tale，Story，Novel，fiction及Shortstory等。法语的Roman，Nouvelle Conte等。此处略将此数字加以解释：Tale与Story二字相近，二者都是故事的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广泛着说，凡是小说都须有个故事；但是，故事的意思显然的与小说略有不同，那就是说，凡是一个故事，不论有小说的艺术结构与否，也是个故事；小说的内容必是个故事，而故事不必是小说。我们读过一个小说，往往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故事；但这不过信口一说，其实，读小说的兴趣与听说个没有艺术结构的故事的兴趣，至少也有程度上的不同。由习惯上说，Tale似乎比Story更简单一些，形式上更随便一些，所以由戏剧与诗艺中抽绎出来的故事，往往称为Tale，如Tales from Shakespeare与Tales from Chaucer等。自然，TaleofTwoCities是个长篇小说而也用此字，此字在此处的意思是与Story相近的。至于坡用Tale代表法语Conte是显然不合适的，因为后者是短篇小说的意思，而短篇小说实与随便一个故事大不相同。此点容后面细说。Novel与fiction二字好似Novel近于中国史的稗史，既含新奇之意，又有非正史的暗示，此字似极适当于解释近代的小说Fiction的意思比Novel又广泛一些，它是泛指一切想象的创作，而指明出一类文艺，在这一类文艺下的不必一定是小说；自然由习惯上，戏剧与诗艺是自成一类的，其实以性质言，它们也似乎应在fiction之下。

以篇幅长短言，英国的Novel似等于法国的Roman，是长篇小说。英国的Noveletle等于法国的Nouvelle，是中篇小说。所谓长篇与中篇者不过是指篇幅的短长而言，并没有一定的界限。在小说初发达的时候，差不多小说都是很长的，近代的则较短，可是最近又有写长篇的趋向。以艺术观点看，这篇幅稍长稍短并没有什么重要；不过篇幅有时较短在印刷上与定价上有关系，所以不能不区分一下。

近代的短篇小说确是另成一格，而决非篇幅简短的作品便是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是文艺上的术语，不是字少篇短的意思。短小的故事来源甚古，而短篇小说的成形与发展是近代的事。有许多人想给短篇小说下个定义，自然，给艺术品下定义是不容易圆满的，不过，这很足以表示人们的重视短篇小说，和它的自成一体而不是随便可以改成长篇，或由长篇随便缩短的。长篇小说既没有什么定义，而长篇与短篇的艺术条件又有相同之处，那么，单给短篇下个定义也不甚妥当。我们顶好把它的特点说一下，借以看出它与长篇的不同处。至于它与长篇艺术上相同条件（为解释人生，用想象表现真实等）便不用再说了。

一、短篇小说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在时间上、空间上、事实上是完好的一片断，由这一片断的真实的表现，反映出人生和艺术上的解释与运用。它不是个Tale，Tale是可长可短，而没有艺术的结构的。

二、因为它是一个单位，所以须用最经济的手段写出，要在这简短的篇幅中，写得极简截，极精采，极美好，用不着的事自然是不能放在里面，就是用不着的一语一字也不能容纳。比长篇还要难写的多，因为长篇在不得已的时候可以敷衍一笔，或材料多可以从容布置。而短篇是要极紧凑的象行云流水那样美好，不容稍微的敷衍一下。

三、长篇小说自然是有个主要之点，从而建设起一切的穿插，但是究以材料多，领域广，可以任意发挥，而往往以副笔引起兴趣。短篇则不然，它必须自始至终朝着一点走，全篇没有一处不是向着这一点走来，而到篇终能给一个单独的印象；这由事实上说，是件极不容易的事，因为这样给一个单独的印象，必须把思想、事实、艺术、感情，完全打成一片，而后才能使人用几分钟的功夫得到一个事实、一个哲理、一个感情、一个美。长篇是可以用穿插衬起联合的，而短篇的难处便在用联合限制住穿插；这是非有极好的天才与极丰富的经验不能做到的。

老牛破车

序

书名《老牛破车》，在第一段开头有简单说明，即不再叨唠。从（一）到（九）都是照原来计划，自评作品——打《老张的哲学》说到《牛天赐传》。作品只有此数，本当就此打住，哪知还得出书，相应凑些字儿。所以又写了（十）至（十四）。不能预评将来的书，勉强谈点作小说的技巧。对否，不敢说，有用不呢，您瞧着办。是为序。

老舍

一九三六年秋，青岛。

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七月七刚过去，老牛破车的故事不知又被说过多少次；小儿女们似睡非睡的听着；也许还没有听完，已经在梦里飞上天河去了；第二天晚上再听，自然还是怪美的。但是我这个老牛破车，却与“天河配”没什么关系，至多也不过是迎时当令的取个题目而已；即便说我贴“谎报”，我也犯不上生气。最合适的标题似乎应当是“创作的经验”，或是“创作十本”，因为我要说的都是关系过去几年中写作的经验，而截至今日，我恰恰发表过十本作品。是的，这俩题目都好。可是，比上老牛破车，它们显然的缺乏点儿诗意。再一说呢，所谓创作，经验，等等都比老牛多着一些“吹”；谦虚是不必要的，但好吹也总得算个毛病。那末，咱们还是老牛破车吧。

除了在学校里练习作文作诗，直到我发表《老张的哲学》以前，我没写过什么预备去发表的东西，也没有那份儿愿望。不错，我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曾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小说；可是那不过是为充个数儿，连“国文教员当然会写一气”的骄傲也没有。我一向爱文学，要不然也当不上国文教员；但凭良心说，我教国文只为吃饭；教国文不过是且战且走，骑马找马；我的志愿是在作事——那时候我颇自信有些作事的能力，有机会也许能作作国务总理什么的。我爱文学，正如我爱小猫小狗，并没有什么精到的研究，也不希望成为专家。设若我继续着教国文，说不定二年以后也许被学校辞退；这虽然不足使我伤心，可是万一当时补不上国务总理的缺，总该有点不方便。无论怎说吧，一直到我活了二十七岁的时候，我作梦也没想到我可以写点东西去发表。这也就是我到如今还不自居为“写家”的原因，现在我还希望去作事，哪怕先作几年部长呢，也能将就。

二十七岁出国。为学英文，所以念小说，可是还没想起来写作。到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半年后开始感觉寂寞，也就常常想家。从十四岁就不住在家里，此处所谓“想家”实在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过去的，想起来便象一些图画，大概那色彩不甚浓厚的根本就想不起来了。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

但是，在拿笔以前，我总得有些画稿子呀。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世上有小说作法这类的书，怎办呢？对中国的小说我读过唐人小说和《儒林外史》什么的，对外国小说我才念了不多，而且是东一本西一本，有的是名家的著作，有的是女招待嫁皇太子的梦话。后来居上，新读过的自然有更大的势力，我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可是对外国小说我知道的并不多，想选择也无从选择起。好吧，随便写吧，管它象样不象样，反正我又不想发表。况且呢，我刚读了Nicholas Nickleby（《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PickwickPapers（《匹克·威克外传》）等杂乱无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写就好，管它什么。这就决定了那想起便使我害羞的《老张的哲学》的形式。

形式是这样决定的；内容呢，在人物与事实上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简直没有个中心；这是初买来摄影机的办法，到处照像，热闹就好，谁管它歪七扭八，哪叫作取光选景！浮在记忆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与事都随手取来，没等把它们安置好，又去另拉一批，人挤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过气来。

这一本中的人与事，假如搁在今天写，实在够写十本的。

在思想上，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高明，所以毫不客气的叫作“哲学”。哲学！现在我认明白了自己：假如我有点长处的话，必定不在思想上。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个热心的朋友，而不能给人以高明的建议。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因而不加思索便把最普通的、浮浅的见解拿过来，作为我判断一切的准则。在一方面，这使我的笔下常常带些感情；在另一方面，我的见解总是平凡。自然，有许多人以为文艺中感情比理智更重要，可是感情不会给人以远见；它能使人落泪，眼泪可有时候是非常不值钱的。故意引人落泪只足招人讨厌。凭着一点浮浅的感情而大发议论，和醉鬼借着点酒力瞎叨叨大概差不很多。我吃了这个亏，但在十年前我并不这么想。

假若我专靠着感情，也许我能写出有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是我不澈底；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爱憎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我个人的性格与环境。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

有人说，《老张的哲学》并不幽默，而是讨厌。我不完全承认，也不完全否认，这个。有的人天生的不懂幽默；一个人一个脾气，无须再说什么。有的人急于救世救国救文学，痛恨幽默；这是师出有名，除了太专制一些，尚无大毛病。不过这两种人说我讨厌，我不便为自己辩护，可也不便马上抽自己几个嘴巴。有的人理会得幽默，而觉得我太过火，以至于讨厌。我承认这个。前面说过了，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玩，并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讨厌？当然的。

大概最讨厌的地方是那半白半文的文字。以文字要俏本来是最容易流于要贫嘴的，可是这个诱惑不易躲避；一个局面成事实可笑，自然而然在描写的时候便顺手加上了招笑的文字，以助成那夸张的陈述。适可而止，好不容易。在发表过两三本小说后，我才明白了真正有力的文字——即使是幽默的——并不在乎多说废话。虽然如此，在实际上我可是还不能完全除掉那个老毛病。写作是多么难的事呢，我只能说我还在练习；过勿惮改，或者能有些进益；拍着胸膛说，“我这是杰作呀！”我永远不敢，连想一想也不敢。“努力”不过足以使自己少红两次脸而已。

够了，关于《老张的哲学》怎样成形的不要再说了。

写成此书，大概费了一年的工夫。闲着就写点，有事便把它放在一旁，所以漓漓拉拉的延长到一年；若是一气写下，本来不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写的时候是用三个便士一本的作文簿，钢笔横书，写得不甚整齐。这些小事足以证明我没有大吹大擂的通电全国——我在著作；还是那句话，我只是写着玩。写完了，许地山兄来到伦敦；一块儿谈得没有什么好题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给他念两段。他没给我什么批评，只顾了笑。后来，他说寄到国内去吧。我倒还没有这个勇气；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可是他既不告诉我哪点应当改正，我自然闻不见自己的脚臭；于是马马虎虎就寄给了郑西谛兄——并没挂号，就那么卷了一卷扔在邮局。两三个月后，《小说月报》居然把它登载出来，我到中国饭馆吃了顿“杂碎”，作为犒赏三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怎样写《赵子曰》

我只知道《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和登完之后由文学研究会出单行本。至于它得了什么样的批评，是好是坏，怎么好和怎么坏，我可是一点不晓得。朋友们来信有时提到它，只是提到而已，并非批评；就是有批评，也不过三言两语。写信问他们，见到什么批评没有，有的忘记回答这一点，有的说看到了一眼而未能把所见到的保存起来，更不要说给我寄来了。我完全是在黑暗中。

不过呢，自己的作品用铅字印出来总是件快事，我自然也觉得高兴。《赵子曰》便是这点高兴的结果，也可以说《赵子曰》是“老张”的尾巴。自然，这两本东西在结构上，人物上，事实上，都有显然的不同；可是在精神上实在是一贯的。没有“老张”，绝不会有“老赵”。“老张”给“老赵”开出了路子来。在当时，我既没有多少写作经验；又没有什么指导批评，我还没见到“老张”的许多短处。它既被印出来了，一定是很不错，我想。怎么不错呢？这很容易找出；找自己的好处还不容易么！我知道“老张”很可笑，很生动；好了，照样再写一本就是了。于是我就开始写《赵子曰》。

材料自然得换一换：“老张”是讲些中年人们，那么这次该换些年轻的了。写法可是不用改，把心中记得的人与事编排到一处就行。“老张”是揭发社会上那些我所知道的人与事，“老赵”是描写一群学生。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一回吃出甜头，当然想再吃；所以这两本东西是同窝的一对小动物。

可是，这并不完全正确。怎么说呢？“老张”中的人多半是我亲眼看见的，其中的事多半是我亲身参加过的；因此，书中的人与事才那么拥挤纷乱；专凭想象是不会来得这么方便的。这自然不是说，此书中的人物都可以一一的指出，“老张”是谁谁，“老李”是某某。不，绝不是！所谓“真”，不过是大致的说，人与事都有个影子，而不是与我所写的完全一样。它是我记忆中的一个百货店，换了东家与字号，即使还卖那些旧货，也另经摆列过了。其中顶坏的角色也许长得象我所最敬爱的人；就是叫我自己去分析，恐怕也没法作到一个萝卜一个坑儿。不论怎样吧，为省事起见，我们暂且笼统的说“老张”中的人与事多半是真实的。赶到写《赵子曰》的时节，本想还照方抓一剂，可是材料并不这么方便了。所以只换换材料的话不完全正确。这就是说：在动机上相同，而在执行时因事实的困难使它们不一样了。

在写“老张”以前，我已作过六年事，接触的多半是与我年岁相同和中年人。我虽没想到去写小说，可是时机一到，这六年中的经验自然是极有用的。这成全了“老张”，但委屈了《赵子曰》，因为我在一方面离开学生生活已六七年，而在另一方面这六七年中的学生已和我作学生时候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即使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学校生活也无补于事。“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看戏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戏的，所以《赵子曰》之所以为《赵子曰》，一半是因为我立意要幽默，一半是因为我是个看戏的。我在“招待学员”的公寓里住过，我也极同情于学生们的热烈与活动，可是我不能完全把自己当作个学生，于是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今天想起来，我之立在五四运动外面使我的思想吃了极大的亏，《赵子曰》便是个明证，它不鼓舞，而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

有了这点说明，就晓得这两本书的所以不同了。“老张”中事实多，想象少；《赵子曰》中想象多，事实少。“老张”中纵有极讨厌的地方，究竟是与真实相距不远；有时候把一件很好的事描写得不堪，那多半是文字的毛病；文字把我拉了走，我收不住脚。至于《赵子曰》，简直没多少事实，而只有些可笑的体态，象些滑稽舞。小学生看了能跳着脚笑，它的长处止于此！我并不是幽默完又后悔；真的，真正的幽默确不是这样，现在我知道了，虽然还是眼高手低。

此中的人物只有一两位有个真的影子，多数的是临时想起来的；好的坏的都是理想的，而且是个中年人的理想，虽然我那时候还未到三十岁。我自幼贫穷，作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贫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明乎此，才能明白我为什么有说有笑，好讽刺而并没有绝高的见解。因为穷，所以作事早；作事早，碰的钉子就特别的多；不久，就成了中年人的样子。不应当如此，但事实上已经如此，除了酸笑还有什么办法呢？！

前面已经提过，在立意上，《赵子曰》与“老张”是鲁卫之政，所以《赵子曰》的文字还是——往好里说——很挺拔利落。往坏里说呢，“老张”所有的讨厌，“老赵”一点也没减少。可是，在结构上，从《赵子曰》起，一步一步的确是有了进步，因为我读的东西多了。《赵子曰》已比“老张”显着紧凑了许多。

这本书里只有一个女角，而且始终没露面。我怕写女人；平常日子见着女人也老觉得拘束。在我读书的时候，男女还不能同校；在我作事的时候，终日与些中年人在一处，自然要假装出稳重。我没机会交女友，也似乎以此为荣。在后来的作品中虽然有女角，大概都是我心中想出来的，而加上一些我所看到的女人的举动与姿态；设若有人问我：女子真是这样么？我没法不摇头，假如我不愿撒谎的话。《赵子曰》中的女子没露面，是我最诚实的地方。

这本书仍然是用极贱的“练习簿”写的，也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工夫。写完，我交给宁恩承兄先读一遍，看看有什么错儿；他笑得把盐当作了糖，放到茶里，在吃早饭的时候。

我怎样写《二马》

《二马》中的细腻处是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里找不到的，“张”与“赵”中的泼辣恣肆处从《二马》以后可是也不多见了。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随着年纪而往稳健里走，可是文字的风格差不多是“晚节渐于诗律细”的。读与作的经验增多，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不管个人愿意这样与否。《二马》是我在国外的末一部作品：从“作”的方面说，已经有了些经验；从“读”的方面说，我不但读得多了，而且认识了英国当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与描写工细是当代文艺的特色；读了它们，不会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开始决定往“细”里写。

《二马》在一开首便把故事最后的一幕提出来，就是这“求细”的证明：先有了结局，自然是对故事的全盘设计已有了个大概，不能再信口开河。可是这还不十分正确；我不仅打算细写，而且要非常的细，要象康拉德那样把故事看成一个球，从任何地方起始它总会滚动的。我本打算把故事的中段放在最前面，而后倒转回来补讲前文，而后再由这里接下去讲——讲马威逃走以后的事。这样，篇首的两节，现在看起来是象尾巴，在原来的计画中本是“腰眼儿”。为什么把腰眼儿变成了尾巴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到底不能完全把幽默放下，而另换一个风格，于是由心理的分析又走入了姿态上的取笑，笑出以后便没法再使文章萦回逗宕；无论是尾巴吧，还是腰眼吧，放在前面乃全无意义！第二个是时间上的关系：我应在一九二九年的六月离开英国，在动身以前必须把这本书写完寄出去，以免心中老存着块病。时候到了，我只写了那么多，马威逃走以后的事无论如何也赶不出来了，于是一狠心，就把腰眼当作了尾巴，硬行结束。那么，《二马》只是比较的“细”，并非和我的理想一致；到如今我还是没写出一部真正细腻的东西，这或者是天才的限制，没法勉强吧。

在文字上可是稍稍有了些变动。这不能不感激亡友白涤洲——他死去快一年了！已经说过，我在“老张”与《赵子曰》里往往把文言与白话夹裹在一处；文字不一致多少能帮助一些矛盾气，好使人发笑。涤洲是头一个指出这一个毛病，而且劝我不要这样讨巧。我当时还不以为然，我写信给他，说我这是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话里，以提高白话，使白话成为雅俗共赏的东西。可是不久我就明白过来，利用文言多少是有点偷懒；把文言与白话中容易用的，现成的，都拿过来，而毫不费力的作成公众讲演稿子一类的东西，不是偷懒么？所谓文艺创作不是兼思想与文字二者而言么？那么，在文字方面就必须努力，作出一种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才算本事。在《二马》中我开始试验这个。请看看那些风景的描写就可以明白了。《红楼梦》的言语是多么漂亮，可是一提到风景便立刻改腔换调而有诗为证了；我试试看：一个洋车夫用自己的言语能否形容一个晚晴或雪景呢？假如他不能的话，让我代他来试试。什么“潺湲”咧，“凄凉”咧，“幽径”咧，“萧条”咧……我都不用，而用顶俗浅的字另想主意。设若我能这样形容得出呢，那就是本事，反之则宁可不去描写。这样描写出来，才是真觉得了物境之美而由心中说出；用文言拼凑只是修辞而已。论味道，英国菜——就是所谓英法大菜的菜——可以算天下最难吃的了；什么几乎都是白水煮或楞烧。可是英国人有个说法——记得好象GeorgeGissing（乔治·吉辛）也这么说过——英国人烹调术的王旨是不假其他材料的帮助，而是把肉与蔬菜的原味，真正的香味，烧出来。我以为，用白话著作倒须用这个方法，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文言中的现成字与辞虽一时无法一概弃斥，可是用在白话文里究竟是有些象酱油与味之素什么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儿。

在材料方面，不用说，是我在国外四五年中慢慢积蓄下来的。可是象故事中那些人与事全是想象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曾在伦敦见过或发生过。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因此，《二马》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其中的人与事是对我所要比较的那点负责，而比较根本是种类似报告的东西。自然，报告能够新颖可喜，假若读者不晓得这些事；但它的取巧处只是这一点，它缺乏文艺的伟大与永久性，至好也不过是一种还不讨厌的报章文学而已。比较是件容易作的事，连个小孩也能看出洋人鼻子高，头发黄；因此也就很难不浮浅。注意在比较，便不能不多取些表面上的差异作资料，而由这些资料里提出判断。脸黄的就是野蛮，与头发卷着的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说出而且说着怪高兴的；越是在北平住过一半天的越敢给北平下考语，许多污辱中国的电影，戏剧，与小说，差不多都是仅就表面的观察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二马》虽然没这样坏，可是究竟也算上了这个当。

老马代表老一派的中国人，小马代表晚一辈的，谁也能看出这个来。老马的描写有相当的成功：虽然他只代表了一种中国人，可是到底他是我所最熟识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辈的中国人，但我最熟识的老人确是他那个样子。他不好，也不怎么坏；他对过去的文化负责，所以自尊自傲，对将来他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与有所依靠；若没有自己的子孙，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个儿子。他不大爱思想，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这使他很可爱，也很可恨；很安详，也很无聊。至于小马，我又失败了。前者我已经说过，五四运动对我是个旁观者；在写《二马》的时节，正赶上革命军北伐，我又远远的立在一旁，没机会参加。这两个大运动，我都立在外面，实在没有资格去描写比我小十岁的青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虽然如此，我们的消息只来自新闻报，我们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更不明白的是国内青年们的思想。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作个好国民，好象一个中国人能象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这就是马威所要代表的。比这再高一点的理想，我还没想到过。先不用管这个理想高明不高明吧，马威反正是这个理想的产儿。他是个空的，一点也不象个活人。他还有缺点，不尽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所以李子荣更没劲！

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他们的褊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自然，猛一看过去，他们确是有这种讨厌而不自觉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细看一看，他们到底还不这么狭小。我专注意了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而忽略了他们其他的部分。幸而我是用幽默的口气述说他们，不然他们简直是群可怜的半疯子了。幽默宽恕了他们，正如宽恕了马家父子，把褊狭与浮浅消解在笑声中，万幸！

最危险的地方是那些恋爱的穿插，它们极容易使《二马》成为《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可是我在一动笔时就留着神，设法使这些地方都成为揭露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见的机会，不准恋爱情节自由的展动。这是我很会办的事，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恋爱作为副笔，而把另一些东西摆在正面。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把我从三角四角恋爱小说中救出来，它的坏处是使我老不敢放胆写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两性间的问题。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凡，另一方面又在题材上不敢摸这个禁果，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结构上文字上有可观，可是总走不上那伟大之路。三角恋爱永不失为好题目，写得好还是好。象我这样一碰即走，对打八卦拳倒许是好办法，对写小说它使我轻浮，激不起心灵的震颤。

这本书的写成也差不多费了一年的工夫。写几段，我便对朋友们去朗读，请他们批评，最多的时候是找祝仲谨兄去，他是北平人，自然更能听出句子的顺当与否，和字眼的是否妥当。全篇写完，我又托郦堃厚兄给看了一遍，他很细心的把错字都给挑出来。把它寄出去以后——仍是寄给《小说月报》——我便向伦敦说了“再见”。

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离开伦敦，我到大陆上玩了三个月，多半的时间是在巴黎。在巴黎，我很想把马威调过来，以巴黎为背景续成《二马》的后半。只是想了想，可是：凭着几十天的经验而动笔写象巴黎那样复杂的一个城，我没那个胆气。我希望在那里找点事作，找不到；马威只好老在逃亡吧，我既没法在巴黎久住，他还能在那里立住脚么！

离开欧洲，两件事决定了我的去处：第一，钱只够到新加坡的；第二，我久想看看南洋。于是我就坐了三等舱到新加坡下船。为什么我想看看南洋呢？因为想找写小说的材料，像康拉德的小说中那些材料。不管康拉德有什么民族高下的偏见没有，他的著作中的主角多是白人；东方人是些配角，有时候只在那儿作点缀，以便增多一些颜色——景物的斑斓还不够，他还要各色的脸与服装，作成个“花花世界”。我也想写这样的小说，可是以中国人为主角，康拉德有时候把南洋写成白人的毒物——征服不了自然便被自然吞噬，我要写的恰与此相反，事实在那儿摆着呢：南洋的开发设若没有中国人行么？中国人能忍受最大的苦处，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盘据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菜蔬。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环境，怎样活着。中国人不悲观，因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气。他坐着多么破的船也敢冲风破浪往海外去，赤着脚，空着拳，只凭那口气与那点天赋的聪明，若能再有点好运，他便能在几年之间成个财主。自然，他也有好多毛病与缺欠，可是南洋之所以为南洋，显然的大部分是中国人的成绩。国内人只知道在南洋容易挣钱，而华侨都是胖胖的财主，所以凡有点势力的人就派个代表在那儿募捐。只知道要钱，不晓得华侨所受的困苦，更想不到怎样去帮忙。另有一些人以为华侨是些在国内无法生存而到国外碰运气的，一伸手也许摸着个金矿，马上便成百万之富。这样的人是因为轻视自己所以也忽略了中国人能力的伟大。还有些人以为华侨漫无组织，所以今天暴富而富得不得其道，明天忽然失败又正自理当如此；说这样现成话的人是只看见了华侨的短处，而忘了国家对这些在海外冒险的人可曾有过帮助与指导没有。华侨的失败也就是国家的失败。无论怎样吧，我想写南洋，写中国人的伟大；即使仅能写成个罗曼司，南洋的颜色也正是艳丽无匹的。

可是，这有三件必须预备的事：第一，得在城市中研究经济的情形。第二，到内地观察老华侨的生活，并探听他们的历史。第三，得学会广东话，福建话，与马来话。哎呀，这至少须花费几年的工夫呀！我恰巧花费不起这么多的工夫。我找不到相当的事作。只能在中学里去教书，而教书就把我拴在了一个地方，时间与金钱都不许我到各处去观察。我的心慢慢凉起来。我是在新加坡教书，假若我想到别的地方去看看，除非是我能在别处找到教书的机会，机会哪能那么容易得呢。即使有机会，还不是仍得教书，钱不够花而时间不属于我？我没办法。我的梦想眼看着将永成为梦想了。打了个大大的折扣，我开始写《小坡的生日》。我爱小孩，我注意小孩子们的行动。在新加坡，我虽没工夫去看成人的活动，可是街上跑来跑去的小孩，各种各色的小孩，是有意思的，可以随时看到的。下课之后，立在门口，就可以看到一两个中国的或马来的小儿在林边或路畔玩耍。好吧，我以小人儿们作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吧——恐怕是最小最小的那个南洋吧！

上半天完全消费在上课与改卷子上。下半天太热。非四点以后不能作什么。我只能在晚饭后写一点。一边写一边得驱逐蚊子，而老鼠与壁虎的捣乱也使我心中不甚太平，况且在热带的晚间独抱一灯，低着头写字，更仿佛有点说不过去：屋外的虫声，林中吹来的湿而微甜的晚风，道路上印度人的歌声，妇女们木板鞋的轻响，都使人觉得应到外边草地上去，卧看星天，永远不动一动。这地方的情调是热与软，它使人从心中觉到不应当作什么。我呢，一气写出一千字已极不容易，得把外间的一切都忘了才能把笔放在纸上。这需要极大的注意与努力，结果，写一千来字已是筋疲力尽，好似打过一次交手仗。朋友们稍微点点头，我就放下笔，随他们去到林边的一间门面的茶馆去喝咖啡了。从开始写直到离开此地，至少有四个整月，我一共才写成四万字，没法儿再快。这本东西通体有六万字，那末后两万是在上海郑西谛兄家中补成的。

以小孩为主人翁，不能算作童话。可是这本书的后半又全是描写小孩的梦境，让猫狗们也会说话，仿佛又是个童话。此书的形式因此极不完整：非大加删改不可。前半虽然是描写小孩，可是把许多不必要的实景加进去；后半虽是梦境，但也时时对南洋的事情作小小的讽刺。总而言之，这是幻想与写实夹杂在一处，而成了个四不像了。这个毛病是因为我是脚踩两只船：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又舍不得我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我愿与小孩们一同玩耍，又忘不了我是大人。这就糟了。所谓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是什么呢？是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此书中有中国小孩，马来小孩，印度小孩，而没有一个白色民族的小孩。在事实上，真的，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始终没见过一回白人的小孩与东方小孩在一块玩耍。这给我很大的刺激，所以我愿把东方小孩全拉到一处去玩，将来也许立在同一战线上去争战！同时，我也很明白广东与福建人中间的冲突与不合作，马来与印度人间的愚昧与散漫。这些实际上的缺欠，我都在小孩们一块玩耍时随手儿讽刺出。可是，写着写着我又似乎把这个忘掉，而沈醉在小孩的世界里，大概此书中最可喜的一些地方就是这当我忘了我是成人的时候。现在看来，我后悔那时候我是那么拿不定主意；可是我对这本小书仍然最满意，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深喜自己还未全失赤子之心——那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最使我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浅明简确。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真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我敢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我没有算过，《小坡的生日》中一共到底用了多少字；可是它给我一点信心，就是用平民千字课的一千个字也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我相信这个，因而越来越恨“迷惘而苍凉的沙漠般的故城哟”这种句子。有人批评我，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

在上海写完了，就手儿便把它交给了西谛，还在《小说月报》发表。登完，单行本已打好底版，被“一二八”的大火烧掉；所以在去年才又交给生活书店印出来。

希望还能再写一两本这样的小书，写这样的书使我觉得年轻，使我快活；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对过去的一切，我不十分敬重；历史中没有比我们正在创造的这一段更有价值的。我爱孩子，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印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的了，那里是希望。

得补上一些。在到新加坡以前我还写过一本东西呢。在大陆上写了些，在由马赛到新加坡的船上写了些，一共写了四万多字。到了新加坡，我决定抛弃了它，书名是“大概如此”。

为什么中止了呢？慢慢的讲吧。这本书和《二马》差不多，也是写在伦敦的中国人。内容可是没有《二马》那么复杂，只有一男一女。男的穷而好学，女的富而遭了难。穷男人救了富女的，自然喽跟着就得恋爱。男的是真落于情海中，女的只拿爱作为一种应酬与报答，结果把男的毁了。文字写得并不错，可是我不满意这个题旨。设若我还住在欧洲，这本书一定能写完。可是我来到新加坡，新加坡使我看不起这本书了。在新加坡，我是在一个中学里教几点钟国文。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们。他们所说的，和他们在作文时所写的，使我惊异。他们在思想上的激进，和所要知道的问题，是我在国外的学校五年中所未遇到过的。不错，他们是很浮浅；但是他们的言语行动都使我不敢笑他们，而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在英国，我听过最激烈的讲演，也知道有专门售卖所谓带危险性书籍的铺子。但是大概的说来，这些激烈的言论与文字只是宣传，而且对普通人很少影响。学校里简直听不到这个。大学里特设讲座，讲授政治上经济上的最新学说与设施；可是这只限于讲授与研究，并没成为什么运动与主义；大多数的将来的硕士博士还是叼着烟袋谈“学生生活”，几乎不晓得世界上有什么毛病与缺欠。新加坡的中学生设若与伦敦大学的学生谈一谈，满可以把大学生说得瞪了眼，自然大学生可别刨根问底的细问。

有件小事很可以帮助说明我的意思：有一天，我到图书馆里去找本小说念，找到了本梅。辛克来（MaySinclair）的Arnold Waterlow（阿诺德。沃特洛）。别的书都带着“图书馆气”，污七八黑的；只有这本是白白的，显然的没人借读过。我很纳闷，馆中为什么买这么一本书呢？我问了问，才晓得馆中原是去买大家所知道的那个辛克来（UptonSinclair）的著作，而错把这位女写家的作品买来，所以谁也不注意它。我明白了！以文笔来讲，男辛克来的是低等的新闻文学，女辛克来的是热情与机智兼具的文艺。以内容言，男辛克来的是作有目的的宣传，而女辛克来只是空洞的反抗与破坏。女辛克来在西方很有个名声，而男辛克来在东方是圣人。东方人无暇管文艺，他们要炸弹与狂呼。西方的激烈思想似乎是些好玩的东西，东方才真以它为宝贝。新加坡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家中很有几个钱的，可是他们想打倒父兄，他们捉住一些新思想就不再松手，甚至于写这样的句子：“自从母亲流产我以后”——他爱“流产”，而不惜用之于己身，虽然他已活了十六七岁。

在今日而想明白什么叫作革命，只有到东方来，因为东方民族是受着人类所有的一切压迫；从哪儿想，他都应当革命。这就无怪乎英国中等阶级的儿女根本不想天下大事，而新加坡中等阶级的儿女除了天下大事什么也不想了。虽然光想天下大事，而永远不肯交作文与算术演草簿的小人儿们也未必真有什么用处，可是这种现象到底是应该注意的。我一遇见他们，就没法不中止写“大概如此”了。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不能再写爱情小说了！这个，也就使我决定赶快回国来看看了。

我怎样写《大明湖》

在上海把《小坡的生日》交出，就跑回北平；住了三四个月；什么也没写。

被约到济南去教书。到校后，忙着预备功课，也没工夫写什么。可是我每走在街上，看见西门与南门的炮眼，我便自然的想起“五三”惨案；我开始打听关于这件事的详情；不是那些报纸登载过的大事，而是实际上的屠杀与恐怖的情形。有好多人能供给我材料，有的人还保存着许多像片，也借给我看。半年以后，济南既被走熟，而“五三”的情形也知道了个大概，我就想写《大明湖》了。

《大明湖》里没有一句幽默的话，因为想着“五三”。可是“五三”并不是正题，而是个副笔。设若全书都是描写那次的屠杀，我便不易把别的事项插进去了，而我深怕笔力与材料都不够写那么硬的东西。我需要个别的故事，而把战争与流血到相当的时机加进去，既不干枯，又显着越写越火炽。我很费了些时间去安置那些人物与事实：前半的本身已象个故事，而这故事里已暗示出济南的危险。后半还继续写故事，可是遇上了“五三”，故事与这惨案一同紧张起来。在形式上，这本书有些可取的地方。

故事的进展还是以爱情为联系，这里所谓爱情可并不是三角恋爱那一套。痛快着一点来说，我写的是性欲问题。在女子方面，重要的人物是很穷的母女两个。母亲受着性欲与穷困的两重压迫，而扔下了女儿不再管。她交结过好几个男人，全没有所谓浪漫故事中的追求与迷恋，而是直截了当的讲肉与钱的获得。读书的青年男女好说自己如何苦闷，如何因失恋而想自杀，好像别人都没有这种问题，而只有他们自己的委屈很值钱似的。所以我故意的提出几个穷男女，说说他们的苦处与需求。在她所交结的几个男人中，有一个是非常精明而有思想的人。他虽不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可是由他口中说出许多现在应当用××画出来的话语。这个女的最后跳了大明湖。她的女儿呢，没有人保护着，而且没有一个钱，也就走上她母亲所走的路——在《樱海集》所载的《月牙儿》便是这件事的变形。可是在《大明湖》里，这个孤苦的女儿到了也要跳湖的时候，被人救出而结了婚。救她的人是兄弟三个，老大老二是对双生的弟兄，也就是故事中的男主角。

在这一对男主角身上，爱情的穿插没有多少重要，主要的是在描写他俩的心理上的变动。他们是双生子，长得一样，而且极相爱，可是他们的性格极不相同。他们想尽方法去彼此明白与谅解，可是不能随心如意；他们到底有个自己，这个自己不会因爱心与努力而溶解在另一个自己里。他俩在外表上是一模一样，而在内心上是背道而驰。老大表现着理智的能力，老二表现着感情的热烈。一冷一热，而又不肯公然冲突。这象征着“学问呢，还是革命呢？”的不易决定。老大是理智的，可是被疾病征服的时候，在梦里似的与那个孤女发生了关系，结果非要她不可——大团圆。

可是这个大团圆是个悲剧的——假如这句话可以说得通——“五三”事件发生了，老三被杀。剩下老大老二，一个用脑，一个用心，领略着国破家亡的滋味。

由这点简要的述说可以看出来《大明湖》里实在包含着许多问题，在思想上似乎是有些进步。可是我并不满意这本作品，因为文字太老实。前面说过了：此书中没有一句幽默的话，而文字极其平淡无奇，念着很容易使人打盹儿。我是个爽快的人，当说起笑话来，我的想象便能充分的活动，随笔所至自自然然的就有趣味。教我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

在暑假后把它写成，交给张西山兄看了一遍，还是寄给《小说月报》。因为刚登完了《小坡的生日》，所以西谛兄说留到过了年再登吧。过了年，稿子交到印工手里去，“一二八”的火把它烧成了灰。没留副稿。我向来不留副稿。想好就写，写完一大段，看看，如要不得，便扯了另写；如能要，便只略修改几个字，不作更大的更动。所以我的稿子多数是写得很清楚。我雇不起书记给另钞一遍，也不愿旁人代写。稿子既须自己写，所以无论故事多么长，总是全篇写完才敢寄出去，没胆子写一点发表一点。全篇寄出去，所以要烧也就都烧完；好在还痛快！

有好几位朋友劝我再写《大明湖》，我打不起精神来。创作的那点快乐不能在默写中找到。再说呢，我实在不甚满意它，何必再写。况且现在写出，必须用许多××与……，更犯不着了。

到济南后，自己印了稿纸，张大格大，一张可写九百多字。用新稿纸写的第一部小说就遭了火劫，总算走“红”运！

我怎样写《猫城记》

自《老张的哲学》到《大明湖》，都是交《小说月报》发表，而后由商务印书馆印单行本。《大明湖》的稿子烧掉，《小坡的生日》的底版也殉了难；后者，经过许多日子，转让给生活书店承印。《小说月报》停刊。施蛰存兄主编的《现代》杂志为沪战后唯一的有起色的文艺月刊，他约我写个“长篇”，我答应下来；这是我给别的刊物——不是《小说月报》了——写稿子的开始。这次写的是《猫城记》。登完以后，由现代书局出书，这是我在别家书店——不是“商务”了——印书的开始。

《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地揭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写到了一半，我就想收兵，可是事实不允许我这样作，硬把它凑完了！有人说，这本书不幽默，所以值得叫好，正如梅兰芳反串小生那样值得叫好。其实这只是因为讨厌了我的幽默，而不是这本书有何好处。吃厌了馒头，偶尔来碗粗米饭也觉得很香，并非是真香。说真的，《猫城记》根本应当幽默，因为它是篇讽刺文章：讽刺与幽默在分析时有显然的不同，但在应用上永远不能严格的分隔开。越是毒辣的讽刺，越当写得活动有趣，把假托的人与事全要精细的描写出，有声有色，有骨有肉，看起来头头是道，活象有此等人与此等事；把讽刺埋伏在这个底下，而后才文情并懋，骂人才骂到家。它不怕是写三寸丁的小人国，还是写酸臭的君子之邦，它得先把所凭借的寓言写活，而后才能仿佛把人与事玩之股掌之上，细细的创造出，而后捏着骨缝儿狠狠的骂，使人哭不得笑不得。它得活跃，灵动，玲珑，和幽默。必须幽默。不要幽默也成，那得有更厉害的文笔，与极聪明的脑子，一个巴掌一个红印，一个闪一个雷。我没有这样厉害的手与脑，而又舍去我较有把握的幽默，《猫城记》就没法不爬在地上，象只折了翅的鸟儿。

在思想上，我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这大概是多数讽刺文字的弱点，不过好的讽刺文字是能一刀见血，指出人间的毛病的：虽然缺乏对思想的领导，究竟能找出病根，而使热心治病的人知道该下什么药。我呢，既不能有积极的领导，又不能精到的搜出病根，所以只有讽刺的弱点，而没得到它的正当效用。我所思虑的就是普通一般人所思虑的，本用不着我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眼前的坏现象是我最关切的；为什么有这种恶劣现象呢？我回答不出。跟一般人相同，我拿“人心不古”——虽然没用这四个字——来敷衍。这只是对人与事的一种惋惜，一种规劝；惋惜与规劝，是“阴骘文”的正当效用——其效用等于说废话。这连讽刺也够不上了。似是而非的主张，即使无补于事，也还能显出点讽刺家的聪明。我老老实实的谈常识，而美其名为讽刺，未免太荒唐了。把讽刺改为说教，越说便越腻得慌：敢去说教的人不是绝顶聪明的，便是傻瓜。我知道我不是顶聪明，也不肯承认是地道傻瓜；不过我既写了《猫城记》，也就没法不叫自己傻瓜了。

自然，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不高明的东西也有些外来的原因。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象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失望之后，这样的人想规劝，而规劝总是妇人之仁的。一个完全没有思想的人，能在粪堆上找到粮食；一个真有思想的人根本不将就这堆粪。只有半瓶子醋的人想维持这堆粪而去劝告苍蝇：“这儿不卫生！”我吃了亏，因为任着外来的刺激去支配我的“心”，而一时忘了我还有块“脑子”。我居然去劝告苍蝇了！

不错，一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人，满能写出很不错的文章来；文学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可是，这样的专家，得有极大的写实本领，或是极大的情绪感诉能力。前者能将浮面的观感详实的写下来，虽然不象显微镜那么厉害，到底不失为好好的一面玻璃镜，映出个真的世界。后者能将普通的感触，强有力的道出，使人感动。可是我呢，我是写了篇讽刺。讽刺必须高超，而我不高超。讽刺要冷静，于是我不能大吹大擂，而扭扭捏捏。既未能悬起一面镜子，又不能向人心掷去炸弹，这就很可怜了。

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其实也还不错。讽刺与幽默虽然是不同的心态，可是都得有点聪明。运用这点聪明，即使不能高明，究竟能见出些性灵，至少是在文字上。我故意的禁止幽默，于是《猫城记》就一无可取了。《大明湖》失败在前，《猫城记》紧跟着又来了个第二次。朋友们常常劝我不要幽默了，我感谢，我也知道自己常因幽默而流于讨厌。可是经过这两次的失败，我才明白一条狗很难变成一只猫。我有时候很想努力改过，偶尔也能因努力而写出篇郑重、有点模样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总缺乏自然的情趣，象描眉擦粉的小脚娘。让我信口开河，我的讨厌是无可否认的，可是我的天真可爱处也在里边，Aristophanes（阿里斯多芬）的撒野正自不可及；我不想高攀，但也不必因谦虚而抹杀事实。

自然，这两篇东西——《大明湖》与《猫城记》——也并非对我全无好处：它们给我以练习的机会，练习怎样老老实实的写述，怎样瞪着眼说谎而说得怪起劲。虽然它们的本身是失败了，可是经过一番失败总多少增长些经验。

《猫城记》的体裁，不用说，是讽刺文章最容易用而曾经被文人们用熟了的。用个猫或人去冒险或游历，看见什么写什么就好了。冒险者到月球上去，或到地狱里去，都没什么关系。他是个批评家，也许是个伤感的新闻记者。《猫城记》的探险者分明是后一流的，他不善于批评，而有不少浮浅的感慨；他的报告于是显着象赴宴而没吃饱的老太婆那样回到家中瞎唠叨。

我早就知道这个体裁。说也可笑，我所以必用猫城，而不用狗城者，倒完全出于一件家庭间的小事实——我刚刚抱来个黄白花的小猫。威尔思的The first man in themoon（《月亮上的第一个人》），把月亮上的社会生活与蚂蚁的分工合作相较，显然是有意的指出人类文明的另一途径。我的猫人之所以为猫人却出于偶然。设若那天我是抱来一只兔，大概猫人就变成兔人了；虽然猫人与兔人必是同样糟糕的。

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可惜我没给他们想出办法来。我也糟糕！可是，我必须说出来：即使我给猫人出了最高明的主意，他们一定会把这个主意弄成个五光十色的大笑话；猫人的糊涂与聪明是相等的。我爱他们，惭愧！我到底只能讽刺他们了！况且呢；我和猫人相处了那么些日子，我深知道我若是直言无隐的攻击他们，而后再给他们出好主意，他们很会把我偷偷的弄死。我的怯懦正足以暗示出猫人的勇敢，何等的勇敢！算了吧，不必再说什么了！

我怎样写《离婚》

也许这是个常有的经验吧：一个写家把他久想写的文章撂在心里，撂着，甚至于撂一辈子，而他所写出的那些倒是偶然想到的。有好几个故事在我心里已存放了六七年，而始终没能写出来；我一点也不晓得它们有没有能够出世的那一天。反之，我临时想到的倒多半在白纸上落了黑字。在写《离婚》以前，心中并没有过任何可以发展到这样一个故事的“心核”，它几乎是忽然来到而马上成了个“样儿”的。在事前，我本来没打算写个长篇，当然用不着去想什么。邀我写个长篇与我临阵磨刀去想主意正是同样的仓促。是这么回事：《猫城记》在《现代》杂志登完，说好了是由良友公司放入《良友文学丛书》里。我自己知道这本书没有什么好处，觉得它还没资格入这个《丛书》。可是朋友们既愿意这么办，便随它去吧，我就答应了照办。及至事到临期，现代书局又愿意印它了，而良友扑了个空。于是良友的“十万火急”来到，立索一本代替《猫城记》的。我冒了汗！可是我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知道拼命与灵感是一样有劲的。

这我才开始打主意。在没想起任何事情之前，我先决定了：这次要“返归幽默”。《大明湖》与《猫城记》的双双失败使我不得不这么办。附带的也决定了，这回还得求救于北平。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啊！我看见了北平，马上有了个“人”。我不认识他，可是在我廿岁至廿五岁之间我几乎天天看见他。他永远使我羡慕他的气度与服装，而且时时发现他的小小变化：这一天他提着条很讲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骑上自行车——稳稳的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得几乎象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我不放手他了。这个便是“张大哥”。

叫他作什么呢？想来想去总在“人”的上面，我想出许多的人来。我得使“张大哥”统领着这一群人，这样才能走不了板，才不至于杂乱无章。他一定是个好媒人，我想；假如那些人又恰恰的害着通行的“苦闷病”呢？那就有了一切，而且是以各色人等揭显一件事的各种花样，我知道我捉住了个不错的东西。这与《猫城记》恰相反：《猫城记》是但丁的游“地狱”，看见什么说什么，不过是既没有但丁那样的诗人，又没有但丁那样的诗。《离婚》在决定人物时已打好主意：闹离婚的人才有资格入选。一向我写东西总是冒险式的，随写随着发现新事实；即使有时候有个中心思想，也往往因人物或事实的趣味而唱荒了腔。这回我下了决心要把人物都拴在一个木桩上。

这样想好，写便容易了。从暑假前大考的时候写起，到七月十五，我写得了十二万字。原定在八月十五交卷，居然能早了一个月，这是生平最痛快的一件事。天气非常的热——济南的热法是至少可以和南京比一比的——我每天早晨七点动手，写到九点；九点以后便连喘气也很费事了。平均每日写两千字。所余的大后半天是一部分用在睡觉上，一部分用在思索第二天该写的二千来字上。这样，到如今想起来，那个热天实在是最可喜的。能写入了迷是一种幸福，即使所写的一点也不高明。

在下笔之前，我已有了整个计划；写起来又能一气到底，没有间断，我的眼睛始终没离开我的手，当然写出来的能够整齐一致，不至于大嘟噜小块的。匀净是《离婚》的好处，假如没有别的可说的。我立意要它幽默，可是我这回把幽默看住了，不准它把我带了走。饶这么样，到底还有“滑”下去的地方，幽默这个东西——假如它是个东西——实在不易拿得稳，它似乎知道你不能老瞪着眼盯住它，它有机会就跑出去。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呢，多数的幽默写家是免不了顺流而下以至野调无腔的。那么，要紧的似乎是这个：文艺，特别是幽默的，自要“底气”坚实，粗野一些倒不算什么。Dostoevsky（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还有许多这样伟大写家的作品——是很欠完整的，可是他的伟大处永不被这些缺欠遮蔽住。以今日中国文艺的情形来说，我倒希望有些顶硬顶粗莽顶不易消化的作品出来，粗野是一种力量，而精巧往往是种毛病。小脚是纤巧的美，也是种文化病，有了病的文化才承认这种不自然的现象，而且称之为美。文艺或者也如此。这么一想，我对《离婚》似乎又不能满意了，它太小巧，笑得带着点酸味！受过教育的与在生活上处处有些小讲究的人，因为生活安适平静，而且以为自己是风流蕴藉，往往提到幽默便立刻说：幽默是含着泪的微笑。其实据我看呢，微笑而且得含着泪正是“装蒜”之一种。哭就大哭，笑就狂笑，不但显出一点真挚的天性，就是在文学里也是很健康的。唯其不敢真哭真笑，所以才含泪微笑；也许这是件很难作到与很难表现的事，但不必就是非此不可。我真希望我能写出些震天响的笑声，使人们真痛快一番，虽然我一点也不反对哭声震天的东西。说真的，哭与笑原是一事的两头儿；而含泪微笑却两头儿都不站。《离婚》的笑声太弱了。写过了六七本十万字左右的东西，我才明白了一点何谓技巧与控制。可是技巧与控制不见得就会使文艺伟大。《离婚》有了技巧，有了控制；伟大，还差得远呢！文艺真不是容易作的东西。我说这个，一半是恨自己的藐小，一半也是自励。

我怎样写短篇小说

我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说还是在南开中学教书时写的；纯为敷衍学校刊物的编辑者，没有别的用意。这是十二三年前的事了。这篇东西当然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在我的写作经验里也没有一点重要，因为它并没引起我的写作兴趣。我的那一点点创作历史应由《老张的哲学》算起。

这可就有了文章：合起来，我在写长篇之前并没有写短篇的经验。我吃了亏。短篇想要见好，非拚命去作不可。长篇有偷手。写长篇，全篇中有几段好的，每段中有几句精彩的，便可以立得住。这自然不是理应如此，但事实上往往是这样；连读者仿佛对长篇——因为是长篇——也每每格外的原谅。世上允许很不完整的长篇存在，对短篇便不很客气。这样，我没有一点写短篇的经验，而硬写成五六本长的作品；从技巧上说，我的进步的迟慢是必然的。短篇小说是后起的文艺，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着技巧而成为独立的一个体裁。可是我一上手便用长篇练习，很有点象练武的不习“弹腿”而开始便举“双石头”，不被石头压坏便算好事；而且就是能够力举千斤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笨劲。这点领悟是我在写了些短篇后才得到的。

上段末一句里的“些”字是有作用的。《赶集》与《樱海集》里所收的二十五篇，和最近所写的几篇——如《断魂枪》与《新时代的旧悲剧》等——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是《赶集》里的前四篇和后边的《马裤先生》与《抱孙》。第二组是自《大悲寺外》以后，《月牙儿》以前的那些篇。第三组是《月牙儿》，《断魂枪》，与《新时代的旧悲剧》等。第一组里那五六篇是我写着玩的：《五九》最早，是为给《齐大月刊》凑字数的。《热包子》是写给《益世报》的《语林》，因为不准写长，所以故意写了那么短。写这两篇的时候，心中还一点没有想到我是要练习短篇：“凑字儿”是它们唯一的功用。赶到“一二八”以后，我才觉得非写短篇不可了，因为新起的刊物多了，大家都要稿子，短篇自然方便一些。是的，“方便”一些，只是“方便”一些；这时候我还有点看不起短篇，以为短篇不值得一写，所以就写了《抱孙》等笑话。随便写些笑话就是短篇，我心里这么想。随便写笑话，有了工夫还是写长篇；这是我当时的计划。可是，工夫不容易找到，而索要短篇的越来越多；我这才收起“写着玩”，不能老写笑话啊！《大悲寺外》与《微神》开始了第二组。

第二组里的《微神》与《黑白李》等篇都经过三次的修正；既不想再闹着玩，当然就得好好的干了。可是还有好些篇是一挥而就，乱七八糟的，因为真没工夫去修改。报酬少，少写不如多写；怕得罪朋友，有时候就得硬挤；这两桩决定了我的——也许还有别人——少而好不如多而坏的大批发卖。这不是政策，而是不得不如此。自己觉得很对不起文艺，可是钱与朋友也是不可得罪的。有一次有位姓王的编辑跟我要一篇东西，我随写随放弃，一共写了三万多字而始终没能成篇。为怕他不信，我把那些零块儿都给他寄去了。这并不是表明我对写作是怎样郑重，而是说有过这么一回，而且只能有这么“一”回。假如每回这样，不累死也早饿死了。累死还倒干脆而光荣，饿死可难受而不体面。每写五千字，设若，必扔掉三万字；而五千字只得二十元钱或更少一些，不饿死等什么呢？不过，这个说得太多了。

第二组里十几篇东西的材料来源大概有四个：第一，我自己的经验或亲眼看见的人与事。第二，听人家说的故事。第三，摹仿别人的作品。第四，先有了个观念而后去撰构人与事。列个表吧：

第一类：《大悲寺外》《微神》《柳家大院》《眼镜》《牺牲》《毛毛虫》《邻居们》第二类：《也是三角》《上任》《柳屯的》《老年的浪漫》第三类：《歪毛儿》

第四类：《黑白李》《铁牛和病鸭》《末一块钱》《善人》第三类——摹仿别人的作品——的最少，所以先说它。《歪毛儿》是摹仿J.D.Beresford的TheHermit。因为给学生讲小说，我把这篇奇幻的故事翻译出来，讲给他们听。经过好久，我老忘不了它，也老想写这样的一篇。可是我始终想不出旁的路儿来，结果是照样摹了一篇；虽然材料是我自己的，但在意思上全是钞袭的。

第一类里的七篇，多数是亲眼看见的事实，只有一两篇是自己作过的事。这本没有什么可说的，假若不是《牺牲》那篇得到那么坏的批评。《牺牲》里的人与事是千真万确的，可凡是批评过我的短篇小说的全拿它开刀，甚至有的说这篇是非现实的。乍一看这种批评，我与一般人一样的拿这句话反抗：“这是真事呀！”及至我再去细看它，我明白了：它确是不好。它摇动，后边所描写的不完全帮助前面所立下的主意。它破碎，随写随补充，象用旧棉花作褥子似的，东补一块西补一块。真事原来靠不住，因为事实本身不就是小说，得看你怎么写。太信任材料就容易忽略了艺术。反之，在第二类中的几篇倒都平稳，虽然其中的事实都是我听朋友们讲的。正因为是听来的，所以我才分外的留神，小心是没有什么坏处的。同样，第四类中的几篇也有很象样子的，其实其中的人与事全是想象的，全是一个观念的子女。《黑白李》与《铁牛和病鸭》都是极清楚的由两个不同的人代表两个不同的意思。先想到意思，而后造人，所以人物的一切都有了范围与轨道；他们闹不出圈儿去。这比乱七八糟一大团好，我以为。经验丰富想象，想象确定经验。

这些篇的文字都比我长篇中的老实，有的是因为屡屡修改，有的是因为要赶快交卷；前者把火气扇（用“删”字也许行吧）去，后者根本就没劲。可是大致地说，我还始终保持着我的“俗”与“白”。对于修辞，我总是第一要清楚，而后再说别的。假若清楚是思想的结果，那么清楚也就是力量。我不知道自己的文字是否清楚而有力量，不过我想这么作就是了。

该说第三组的了。这一组里的几篇——如《月牙儿》，《阳光》，《断魂枪》，与《新时代的旧悲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一个事实，一点觉悟，使我把它们另作一组来说说。前面说过了，第一组的是写着玩的，坏是当然的，好也是碰巧劲。第二组的虽然是当回事儿似的写，可还有点轻视短篇，以为自己的才力是在写长篇。到了第三组，我的态度变了。事实逼得我不能不把长篇的材料写作短篇了，这是事实，因为索稿子的日多，而材料不那么方便了，于是把心中留着的长篇材料拿出来救急。不用说，这么由批发而改为零卖是有点难过。可是及至把十万字的材料写成五千字的一个短篇——象《断魂枪》——难过反倒变成了觉悟。经验真是可宝贵的东西！觉悟是这个：用长材料写短篇并不吃亏，因为要从够写十几万字的事实中提出一段来，当然是提出那最好的一段。这就是楞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了。再说呢，长篇虽也有个中心思想，但因事实的复杂与人物的繁多，究竟在描写与穿插上是多方面的。假如由这许多方面之中挑选出一方面来写，当然显着紧凑精到。长篇的各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都能成个很好的短篇，而这各方面散布在长篇中就不易显出任何一方面的精彩。长篇要匀调，短篇要集中。拿《月牙儿》说吧，它本是《大明湖》中的一片段。《大明湖》被焚之后，我把其他的情节都毫不可惜的忘弃，可是忘不了这一段。这一段是，不用说，《大明湖》中最有意思的一段。但是，它在《大明湖》里并不象《月牙儿》这样整齐，因为它是夹在别的一堆事情里，不许它独当一面。由现在看来，我楞愿要《月牙儿》而不要《大明湖》了。不是因它是何等了不得的短篇，而是因它比在《大明湖》里“窝”着强。

《断魂枪》也是如此。它本是我所要写的“二拳师”中的一小块。“二拳师”是个——假如能写出来——武侠小说。我久想写它，可是谁知道写出来是什么样呢？写出来才算数，创作是不敢“预约”的。在《断魂枪》里，我表现了三个人，一桩事。这三个人与这一桩事是我由一大堆材料中选出来的，他们的一切都在我心中想过了许多回，所以他们都能立得住。那件事是我所要在长篇中表现的许多事实中之一，所以它很利落。拿这么一件小小的事，联系上三个人，所以全篇是从从容容的，不多不少正合适。这样，材料受了损失，而艺术占了便宜；五千字也许比十万字更好。文艺并非肥猪，块儿越大越好。不过呢，十万字可以得到三五百元，而这五千字只得了十九块钱，这恐怕也就是不敢老和艺术亲热的原因吧。为艺术而牺牲是很好听的，可是饿死谁也是不应当的，为什么一定先叫作家饿死呢？我就不明白！

设若没有《月牙儿》，《阳光》也许显着怪不错。有人说，《阳光》的失败在于题材。在我自己看，《阳光》所以被《月牙儿》比下去的原因是这个：《月牙儿》是由《大明湖》中抽出来而加以修改，所以一气到底，没有什么生硬勉强的地方；《阳光》呢，本也是写长篇的材料，可是没在心中储蓄过多久，所以虽然是在写短篇，而事实上是把临时想起的事全加进去，结果便显着生硬而不自然了。有长时间的培养，把一件复杂的事翻过来掉过去的调动，人也熟了，事也熟了，而后抽出一节来写个短篇，就必定成功，因为一下笔就是地方，准确产出调匀之美。写完《月牙儿》与《阳光》我得到这么点觉悟。附带着要说的，就是创作得有时间。这也就是说，写家得有敢尽量花费时间的准备，才能写出好东西。这个准备就是最伟大的一个字——“饭”。我常听见人家喊：没有伟大的作品啊！每次听见这个呼声，我就想到在这样呼喊的人的心中，写家大概是只喝点露水的什么小生物吧？我知道自己没有多么高的才力，这一世恐怕没有写出伟大作品的希望了。但是我相信，给我时间与饭，我确能够写出较好的东西，不信咱们就试试！

《新时代的旧悲剧》有许多的缺点。最大的缺点是有许多人物都见首不见尾，没有“下回分解”。毛病是在“中篇”。我本来是想拿它写长篇的，一经改成中篇，我没法不把精神集注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又不能不把次要的人物搬运出来，因为我得凑上三万多字。设若我把它改成短篇，也许倒没有这点毛病了。我的原来长篇计划是把陈家父子三个与宋龙云都看成重要人物；陈老先生代表过去，廉伯代表七成旧三成新，廉仲代表半旧半新，龙云代表新时代。既改成中篇，我就减去了四分之三，而专去描写陈老先生一个人，别人就都成了影物，只帮着支起故事的架子，没有别的作用。这种办法是危险的，当然没有什么好结果。不过呢，陈老先生确是有个劲头；假如我真是写了长篇，我真不敢保他能这么硬梆。因此，我还是不后悔把长篇材料这样零卖出去，而反觉得武戏文唱是需要更大的本事的，其成就也绝非乱打乱闹可比。

这点小小的觉悟是以三十来个短篇的劳力换来的。不过，觉悟是一件事，能否实际改进是另一件事，将来的作品如何使我想到便有点害怕。也许呢“老牛破车”是越走越起劲的，谁晓得。

在抗战中，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很难写出长篇小说来。连短篇也不大写了，这是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之外，还有稍稍练习写话剧及诗等的缘故。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只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收入《火车集》与《贫血集》。《贫血集》这个名字起得很恰当，从一九四○年冬到现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始终患着贫血病。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劳累，我便头昏；若不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晕，一抬头便天旋地转。天气暖和一点，我的头昏也减轻一点，于是就又拿起笔来写作。按理说，我应当拿出一年半载的时间，作个较长的休息。可是，在学习上，我不肯长期偷懒；在经济上，我又不敢以借债度日。因此，病好了一点，便写一点；病倒了，只好“高卧”。于是，身体越来越坏，作品也越写越不象话！在《火车》与《贫血》两集中，惭愧，简直找不出一篇象样子的东西！

既写不成样子，为什么还发表呢？这很容易回答。我一病倒，就连坏东西也写不出来哇！作品虽坏，到底是我的心血啊！病倒即停止工作；病稍好时所写的坏东西再不拿去换钱，我怎么生活下去呢？《火车》与《贫血》两集应作如是观。

我怎样写《牛天赐传》

《牛天赐传》，就是和我自己的其他作品比较起来，也没有什么可吹的地方。一篇东西的好坏，有许多使它好或使它坏的原因。在这许多原因里，作家当时的生活情形是很要紧的。《牛天赐传》吃亏在这个上不少。我记得，这本东西是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廿三日动笔的，可是直到七月四日才写成两万多字。三个多月的工夫只写了这么点点，原因是在学校到六月尾才能放暑假，没有充足的工夫天天接着写。在我的经验里，我觉得今天写十来个字，明天再写十来个字，碰巧了隔一个星期再写十来个字，是最要命的事。这是向诗神伸手乞要小钱，不是创作。

七月四日以后，写得快了；七月十九日已有了五万多字。忽然快起来，因为已放了暑假。八月十号，我的日记上记着：“《牛天赐传》写完，匆匆赶出，无一是处！”

单是快，也还好。还有别的不得劲的事呢：自从一入七月门，济南就热起，那年简直热得出奇；那就是我“避暑床下”的那一回。早晨一睁眼，屋里——是屋里——就九十多度！小孩拒绝吃奶，专门哭号；大人不肯吃饭，立志喝水！可是我得赶文章，昏昏忽忽，半睡半醒，左手挥扇与打苍蝇，右手握笔疾写，汗顺着指背流到纸上。写累了，想走一走，可不敢出去，院里的墙能把人身炙得象叉烧肉——那廿多天里，每天街上都热死行人！屋里到底强得多，忍着吧。自然，要是有个电扇，再有个冰箱，一定也能稍好一些。可是我的财力还离设置电扇与冰箱太远。一连十五天，我没敢出街门。要说在这个样的暑天里，能写出怪象回事儿的文章，我就有点不信。

天气是那么热，心里还有不痛快的事呢。我在老早就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到这一年我得到了辞职的机会。六月廿九日我下了决心，就不再管学校里的事。不久，朋友们知道了我这点决定，信来了不少。在上海的朋友劝我到上海去，爽性以写作为业。在别处教书的朋友呢，劝我还是多少教点书，并且热心的给介绍事。我心中有点乱，乱就不痛快。辞事容易找事难，机会似乎不可都错过了。另一方面呢，且硬试试职业写家的味儿，倒也合脾味。生活，创作，二者在心中大战三百几十回合。寸心已成战场，可还要假装没事似的写《牛天赐传》，动中有静，好不容易。结果，我拒绝了好几位朋友的善意，决定到上海去看看。八月十九日动了身。在动身以前，必须写完《牛天赐传》，不然心中就老存着块病。这又是非快写不可的促动力。

热，乱，谎，是我写《牛天赐传》时生活情形的最合适的三个形容字。这三个字似乎都与创作时所需要的条件不大相合。“牛天赐”产生的时候不对，八字根本不够格局！

此外，还另有些使它不高明的原因。第一个是文字上的限制。它是《论语》半月刊的特约长篇，所以必须幽默一些。幽默与伟大不是不能相容的，我不必为幽默而感到不安；《吉诃德先生传》等名著译成中文也并没招出什么“打倒”来。我的困难是每一期只要四五千字，既要顾到故事的连续，又须处处轻松招笑。为达到此目的，我只好抱住幽默死啃；不用说，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病。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是一样的。

每期只要四五千字，所以书中每个人，每件事，都不许信其自然的发展。设若一段之中我只详细的描写一个景或一个人，无疑的便会失去故事的趣味。我得使每期不落空，处处有些玩艺。因此，一期一期的读，它倒也怪热闹；及至把全书一气读完，它可就显出紧促慌乱，缺乏深厚的味道了。

书中的主人公——按老话儿说，应当叫作“书胆”——是个小孩儿。一点点的小孩儿没有什么思想，意志，与行为。这样的英雄全仗着别人来捧场，所以在最前的几章里我几乎有点和个小孩子开玩笑的嫌疑了。其实呢，我对小孩子是非常感觉趣味，而且最有同情心的。我的脾气是这样：不轻易交朋友，但是只要我看谁够个朋友，便完全以朋友相待。至于对小孩子，我就一律的看待，小孩子都可爱。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受压迫的人，其中的每一个都值得我们替他呼冤，代他想方法。可是小孩子就更可怜，不但是无衣无食的，就是那打扮得马褂帽头象小老头的也可怜。牛天赐是属于后者的，因为我要写得幽默，就不能拿个顶穷苦的孩子作书胆——那样便成了悲剧。自然，我也明知道照我那么写一定会有危险的——幽默一放手便会成为瞎胡闹与开玩笑。于此，我至今还觉得怪对不起牛天赐的！

就在这儿附带声明一下吧。前些日子，我与赵少侯兄商议好，合写“天书代存”——用书信体写《牛天赐续传》。可是，这个暑假里，我俩的事情大概要有些变动，说不定也许不能再在一块儿了。合写一个长篇而不能常常见面商议就未免太困难了，所以我俩打了退堂鼓，虽然每人已经写了几千字。事实所迫，我们俩只好向牛天赐与喜爱他的人们道歉了！以后也许由我，也许由少侯兄，单独地去写；不过这是后话，顶好不提了。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从何月何日起，我开始写《骆驼祥子》？已经想不起来了。我的抗战前的日记已随同我的书籍全在济南失落，此事恐永无对证矣。

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写它以前，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从《老张的哲学》起到《牛天赐传》止，一直是如此。这就是说，在学校开课的时候，我便专心教书，等到学校放寒暑假，我才从事写作。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因为它使我既不能专心一志的写作，而又终年无一日休息，有损于健康。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去作职业写家的心意；经好友们的谆谆劝告，我才就了齐鲁大学的教职。在齐大辞职后，我跑到上海去，主要的目的是在看看有没有作职业写家的可能。那时候，正是“一二八”以后，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沪上的朋友告诉我不要冒险。于是，我就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我不喜欢教书，一来是我没有渊博的学识，时时感到不安；二来是即使我能胜任，教书也不能给我象写作那样的愉快。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的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可是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

事有凑巧，在“山大”教过两年书之后，学校闹了风潮，我便随着许多位同事辞了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这是“七七”抗战的前一年。《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的作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所以我说，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

记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吧，“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闲谈，随便的谈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听了这几句简单的叙述，我当时就说：“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紧跟着，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转祸为福，他乘着军队移动之际，偷偷的牵回三匹骆驼回来。

这两个车夫都姓什么？哪里的人？我都没问过。我只记住了车夫与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核心。

从春到夏，我心里老在盘算，怎样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成为一篇十多万字的小说。

不管用得着与否？我首先向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齐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许多家养骆驼的。得到他的回信，我看出来，我须以车夫为主，骆驼不过是一点陪衬，因为假若以骆驼为主，恐怕我就须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若以车夫为主呢，我就无须到口外去，而随时随处可以观察。这样，我便把骆驼与祥子结合到一处，而骆驼只负引出祥子的责任。

怎么写祥子呢？我先细想车夫有多少种，好给他一个确定的地位。把他的地位确定了，我便可以把其余的各种车夫顺手儿叙述出来；以他为主，以他们为宾，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会环境，他就可以活起来了。换言之，我的眼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祥子；写别的人正可以烘托他。

车夫们而外，我又去想，祥子应该租赁哪一车主的车，和拉过什么样的人。这样，我便把他的车夫社会扩大了，而把比他的地位高的人也能介绍进来。可是，这些比他高的人物，也还是因祥子而存在故事里，我决定不许任何人夺去祥子的主角地位。

有了人，事情是不难想到的。人既以祥子为主，事情当然也以拉车为主。只要我教一切的人都和车发生关系，我便能把祥子拴住，象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树下那样。

可是，人与人，事与事，虽以车为联系，我还感觉着不易写出车夫的全部生活来。于是，我还再去想：刮风云，车夫怎样？下雨天，车夫怎样？假若我能把这些细琐的遭遇写出来，我的主角便必定能成为一个最真确的人，不但吃的苦，喝的苦，连一阵风，一场雨，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

由这里，我又想到，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问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这样一想，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

由一九三六年春天到夏天，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把祥子的生活与相貌变换过不知多少次——材料变了，人也就随着变。

到了夏天，我辞去了“山大”的教职，开始把祥子写在纸上。因为酝酿的时期相当的长，搜集的材料相当的多，拿起笔来的时候我并没感到多少阻碍。一九三七年一月，“祥子”开始在《宇宙风》上出现，作为长篇连载。当发表第一段的时候，全部还没有写完，可是通篇的故事与字数已大概的有了准谱儿，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假若没有这个把握，我是不敢一边写一边发表的。刚刚入夏，我将它写完，共二十四段，恰合《宇宙风》每月要两段，连载一年之用。

当我刚刚把它写完的时候，我就告诉了《宇宙风》的编辑：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后来，刊印单行本的时候，书店即以此语嵌入广告中。它使我满意的地方大概是：（一）故事在我心中酝酿得相当的长久，收集的材料也相当的多，所以一落笔便准确，不蔓不枝，没有什么敷衍的地方。（二）我开始专以写作为业，一天到晚心中老想着写作这一回事，所以虽然每天落在纸上的不过是一二千字，可是在我放下笔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休息，依然是在思索；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三）在这故事刚一开头的时候，我就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时候，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言语，勉强的使它带上点幽默味道。这，往好里说，足以使文字活泼有趣；往坏里说，就往往招人讨厌。《祥子》里没有这个毛病。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这一决定，使我的作风略有改变，教我知道了只要材料丰富，心中有话可说，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四）既决定了不利用幽默，也就自然的决定了文字要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因为要求平易，我就注意到如何在平易中而不死板。恰好，在这时候，好友顾石君先生供给了我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和词。在平日，我总以为这些词汇是有音无字的，所以往往因写不出而割爱。现在，有了顾先生的帮助，我的笔下就丰富了许多，而可以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因此，《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

《祥子》自然也有许多缺点。使我自己最不满意的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因为连载的关系，我必须整整齐齐的写成二十四段；事实上，我应当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的刹住。这，可是没法补救了，因为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

《祥子》的运气不算很好：在《宇宙风》上登刊到一半就遇上“七七”抗战。《宇宙风》何时在沪停刊，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祥子》全部登完过没有。后来，《宇宙风》社迁到广州，首先把《祥子》印成单行本。可是，据说刚刚印好，广州就沦陷了，《祥子》便落在敌人的手中。《宇宙风》又迁到桂林，《祥子》也又得到出版的机会，但因邮递不便，在渝蓉各地就很少见到它。后来，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纸型买过来，它才在大后方稍稍活动开。

近来，《祥子》好象转了运，据友人报告，它已被译成俄文、日文与英文。

闲话我的七个话剧

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并不明白什么是小说，同样的，当我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我也并不晓得什么是戏剧。文艺这东西，从一方面说，好象是最神秘的，因为到今天为止，我已写过十好几本小说和七个剧本，可是还没有一本象样子的，而且我还不敢说已经懂得了何为小说，哪是剧本。从另一方面说呢，它又象毫不神秘——在我还一点也不明白何为小说与剧本的时节，我已经开始去写作了！近乎情理的解释恐怕应当是这样吧：文艺并不是神秘的，而是很难作得好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写家似乎都该记住：自满自足是文艺生命的自杀！只吹腾自己有十年，廿年，或卅年的写作经验，并不足以保障果然能写出好东西来！在另一方面，毫无写作经验的人，也并无须气短，把文艺看成无可捉摸的什么魔怪，只要有了通顺的文字，与一些人生经验，谁都可以拿起笔来试一试。有些青年连普通的书信还写不通，连人生的常识还没有多少，便去练习创作，就未免又把文艺看得过低，转而因毫无所获，掉过头来复谓这过低的东西实在太神秘了！

是的，在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虽不知何谓小说，可是文字已相当的清顺，大致的能表达我所要说出的情感与思想。论年纪呢，我已廿七岁，在社会上已作过六年的事，多少有了一点生活经验，尝着了一些人间的酸甜苦辣。所以，我用不着开口“呐喊”，闭口“怒吼”的去支持我的文字。我只须说自己的话，说自己的生活经验就够了。

到写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岁了。在文字上，经过十多年的练习，多少熟练了一些；在生活经验上，也当然比从前更富裕了许多。仗着这两件工具——文字与生活经验——我就大胆地去尝试。我知道一定写不好，可是也知道害怕只足泄气，别无好处。同时，跟我初写小说一样，我并没有写成必须发表的野心，这就可以放胆去玩玩看了！不知对不对，我总以为“玩玩看”的态度比必定发表，必定成为杰作的态度来得更有趣一点，更谦恭一点，更有伸缩一点。一篇东西，在我手里，也许修改三遍五遍，此之谓“尽其在我”。及至拿去发表，我总是保留着——“不发表也没关系呀”！这样，我心里可以安适一点，因为我并没“强人所难”啊！发表之后，我还是以为这一篇不过是合了这一位编辑的心意，够上了这一刊物的水准；若以文艺的标准尺度来量一量，也许是不及格呀——发表了不就是立得住了。有此认识，乃能时时自策自励；虽然不一定第二篇比第一篇好得那么层层上升，可是心向往之，总可以免除狂傲；狂傲的自信原是自欺！

我的第一个剧本，《残雾》，只写了半个月。不会煮饭的人能煮得很快，因为饭还没熟就捞出来了！在那时候，我以为分幕就等于小说的分章；所以，写够一万字左右，我就闭幕，完全不考虑别的。我以为剧本就是长篇对话，只要有的说便说下去，而且在说话之中，我要带手儿表现人物的心理。这是小说的办法，而我并不知道小说与戏剧的分别。我的眼睛完全注视着笔尖，丝毫也没感到还有舞台那么个东西。对故事的发展，我也没有顾虑到剧本与舞台的结合；我愿意有某件事，就发生某件事；我愿意教某人出来，就教他上场。假使我心中也有点警觉——现在是写剧本呀！——我心目中的戏剧多半儿是旧剧。旧剧中的人物可以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并可以一道出来五六个，而只有一人开口，其余的全愣着。《残雾》里的人物出入，总而言之，是很自由的；上来就上来，下去就下去，用不着什么理由与说明。在用大场面的时候，我把许多人一下子都搬上台来，有的滔滔不绝的说着，有的一声不响的愣着。写戏是我的责任，把戏搬到舞台上去是导演者的责任，仿佛是。

听说戏剧中须有动作，我根本不懂动作是何物。我看过电影。恐怕那把瓶子砸在人家头上，或说着好好的话便忽然掏出手枪来，便是动作吧？好，赶到我要动作的时候，马上教剧中人掏手枪就是了！这就是《残雾》啊！

写完，我离开陪都六个月。临走的时候，我把剧稿交给了一位朋友，代为保有。当我又回到重庆的时节，它已被发表了，并且演出了，还有三百元的上演税在等着我。我管这点钱叫作“不义之财”，于是就拿它请了客，把剧团的全班人马请来，喝了一次酒：别人醉了与否，我不晓得，因为我自己已醉得不成样子了。这是我与戏剧界朋友有来往的开始。

剧本既能被演出，而且并没惨败，想必是于乱七八糟之中也多少有点好处。想来想去，想出两点来，以为敝帚千金的根据：（一）对话中有些地方颇具文艺性——不是板板的只支持故事的进行，而是时时露出一点机智来。（二）人物的性格相当的明显，因为我写过小说，对人物创造略知一二。

到今天，还有人劝我，把《残雾》好好的改正一遍，或者能成为一个相当好的剧本。可是我懒得动手，作品如出嫁的女儿，随它去吧。再说，原样不动，也许能保留着一点学习进程中的痕迹；到我八、九十岁的时节若再拿起它来，或者能引起我狂笑一番吧？

因为《戏雾》的演出，天真的马宗融兄封我为剧作家了。他一定教我给回教救国协会写一本宣传剧。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因为自己知道《残雾》的未遭惨败完全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说来说去，情不可却，我就拉出宋之的兄来合作。我们俩就写了《国家至上》。在宣传剧中，这是一本成功的东西，它有人物，有情节，有效果，又简单易演。这出戏在重庆演过两次，在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安、桂林、香港，甚至于西康，也都上演过。在重庆上演，由张瑞芳女士担任女主角；回敬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甚至把她唤作“我们的张瑞芳”了！

此剧的成功，当然应归功于宋之的兄，他有写剧的经验，我不过是个“小学生”。可是，我也很得意——不是欣喜剧本的成功，而是觉得抗战文艺能有这么一点成绩，的确可以堵住那些说文艺不应与抗战结合者的嘴，这真应浮之大白！去年，我到大理，一位八十多岁的回教老人，一定要看看《国家至上》的作者，而且求我给他写几个字，留作纪念。回汉一向隔膜，有了这么一出戏，就能发生这样的好感，谁说文艺不应当负起宣传的任务呢？

张自忠将军殉国后，军界的朋友托我写一本《张自忠》。这回，我卖了很大的力气，全体改正过五次。可是，并没能写好。我还是不大明白舞台那个神秘东西。尽管我口中说：“要想着舞台呀，要立体的去思想呀。”可是我的本事还是不够。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而舞台上需要的是“打架”。我能创造性格，而老忘了“打架”。我能把小的穿插写得很动人（还是写小说的办法），而主要的事体却未能整出整入的掀动，冲突。结果呢，小的波痕颇有动荡之致，而主潮倒不能惊心动魄的巨浪接天。

这本剧，改过五次，吴组缃兄给我看过五次。也许是他读了五次，与戏本有了感情吧，他说这是一本好戏。他还有一套议论：“政府所办的剧团，应当不考虑生意经，而去大胆的试演抗战戏。这并不是说，抗战戏就一定赔钱，不抗战戏就一定赚钱；而是说，抗战戏若赔了钱，那些主张宣传与文艺分家的人便振振有辞，特别有劲地来破坏抗战文艺，而剧团乃加倍小心，硬演《茶花女》，也不消精忠报国的英雄！”好，我就把他的话不参加意见放在这里。

《面子问题》还是吃了不管舞台的亏，虽然改正过三次，而且是依着有舞台经验的朋友们的意见修改的，可是还未作到“有戏”的地步。我自己觉得它的对话很可爱，可是事情太简单，动作很少，那些好的对话绝不够支持起一本戏的。偶若放在一个小舞台上，演员们从容的说，听众们细细的听，也许还相当的有趣，不幸而被摆在一个大戏院里，演员们扯着嗓子喊，而听众们既听不到，又看不见动作，就根本不象戏了。在重庆排演的时候，应云卫兄曾再三的问我，要排成喜剧，还是闹剧？我要前者。这是我的错误。剧情本来就单薄，又要郑重其事的板起面孔来演，结果是应有效果的好台词都温柔的溜出去，什么效果也没有。假若按着闹剧去演，以人物的相貌服装举动及设景的有趣去烘托，或者还能补救故事的薄弱。在人物方面，我极用力的描写心理的变化，这也使演出的时候只能闻其声而不见其动。我忘了舞台上的夸大，夸大到十成，台下或仅感受到三成，而我故意使人物收敛，想要求听众象北平听二簧戏的老人那样，闭目静听，回味着一字一腔的滋味。这办不到。这本戏只能在客厅里朗诵，不宜搬上舞台。可是，各处都排演它，其原因或者在于人物少，服装道具简单，不费钱耳。在抗战中，人难财难，我以为戏剧应当写简单一点，以收广为扮演之效。若用人过多，用费太大，则一剧写成仅供三二大都市之用，剧本荒恐难解除矣。这是闲话，不信也罢。

《大地龙蛇》中的思想，颇费了我一些心血去思索。其结构则至为幼稚。这是东方文化协会托我写的，我可不盼着演出，因花钱太多，而无卖钱的把握也。最大的缺点是第三幕——既没有戏，又未能道出抗战后建设之艰苦；我的乐观未免过于幼稚。把它当作案头上的一本小书，读起来也许相当的有趣，放在舞台上，十之八九是要失败。我懒得去修改它，因而也只能消极的盼望它老在案头上。

以人物来讲，这本剧不如前面已讲过的那几本。在那几本中，我的人物是由故事中生长出来的，他们负着一些使故事发展的责任，但并不是傀儡。此剧中表现的都是抽象的东西——文化呀，伦理呀，等等——所以人物就差不多是为代表此种观念而设的傀儡了。简言之，这本戏不大高明。

最近写了两本戏，不妨在此作自我宣传，以便招些讥诟。一本定名为《归去来兮》——原来想叫作《新罕默列特》，因恐被误认为阿司匹灵之类的东西，故换了一个与万应锭一样不着边际的《归去来兮》。再说呢，与《罕默列特》而不象，必定出丑，不如老实一些为妥。还有，剧中主角本应是新“罕默列特”，可是写来写去，却把别人写得比他更有劲，他倒退居副位了。那么，以他名剧，未免不大对题，《归去来兮》这名儿便无此弊。

按着原来的计划说，我失败了。原来既想写《罕默列特》，显然的应写出一个有头脑，多考虑，多怀疑，略带悲观而无行动的人。但是，神圣的抗战是不容许考虑与怀疑的。假若在今天而有人自居理想主义者，因爱和平而反对抗战，或怀疑抗战，从而发出悲观的论调，便是汉奸。我不能使剧中的青年主角成为这样的人物，尽管他的结局是死亡，也不大得体。有了这个考虑，我的计划便破灭了。是的，我还是教他有所顾虑，行动迟缓，可是他根本不是个怀疑抗战者；他不过是因看不上别人的行动，而略悲观颓丧而已。这个颓丧可也没有妨碍他去抗战。这样一变动，他的戏就少了许多，而且他的人格也似乎有点模糊不清了。写东西真不容易，尽管你先定好最完密的计划，及至你一动笔，不定在哪里你就离开了原路，而走到别处去。假若是写小说，这样的开岔道或者还容易绕个弯儿再走回来，而且还许不大露痕迹；写剧本可没有这么方便，一犹豫便出毛病，因为舞台上都是单摆浮搁的东西，不许你拿不定主意啊！

除了上述的毛病而外，这个剧本，在我自己看，是相当完整的，谁知道放在舞台上，它是什么样儿呢，单以一篇文艺作品说，我觉得它是我最好的东西。第一，这里的讽刺都是由人与人、事与事的对照而来的，不是象我以往的作品那样专由言语上讨俏；这就似乎比较深刻了一些。第二，我写出一位可爱的老画家，和一位代替《罕默列特》里的鬼魂的疯妇人，我很喜欢他们两个。老画师的可爱是在其本人，疯妇的可爱是因它在此剧中的作用。前者，在我的小说里已经有过；后者，还是第一次的运用，在我的小说与剧本中都没有用过。它是个活人，而说着作者所要说的话，并且很自然，因为她有神经病。第三，文字相当的美丽，在末一幕还有几只短歌。将来有机会放在舞台上，它的成败如何，我不敢预言；不过，拿它当作一本案头剧去读着玩，我敢说它是颇有趣的。

《谁先到了重庆》是我最近写完的四幕剧。

这本剧与我从前写的那几本都不同。假若要分类的话，我可以把上述的六本东西，分作三类：第一类是《残雾》与《张自忠》——不管舞台上需要的是什么，我只按照小说的写法写我的。我的写小说的一点本领，都在这二剧中显露出来，虽然不是好戏，而有些好的文章。它们几乎完全没有技巧。第二类是《面子问题》与《大地龙蛇》。它们都是小玩艺儿。我丝毫不顾及舞台，而只凭着一时的高兴把它们写成。第三类是《国家至上》与《归去来兮》。《国家至上》演出过了，已证明它颇完整，每一闭幕，都有点效果，每人下场都多少有点交待；它的确象一出戏。《归去来兮》还没有演出过，可是我自己觉得它是四平八稳，没有专顾文字而遗忘了技巧，虽然我也没太重视技巧。

总起来说，这六本戏中，技巧都不成为重要的东西。原因是：（一）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要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二）跟我写小说一样，我向来不跟着别人跑，我的好处与坏处总是我自己的。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我一向没有采用过“祖国”和“原野”这类的字；我有意的躲着它们。这倒不是好奇立异，而是想但分能不摹仿，即不摹仿。对于戏剧，理当研究技巧，因为没有技巧便不足以使故事与舞台有巧妙的结合。可是，我以为，过重技巧则文字容易枯窘，把文字视为故事发展的支持物，如砌墙之砖，都平平正正，而无独立之美。我不愿摹仿别人，而失去自己的长处。而且，过重技巧，也足使效果纷来，而并不深刻，如旧戏中的“硬里子”，处处有板有眼，而无精彩之处。我不甚懂技巧，也就不重视技巧，为得为失，我也不大关心。

不过，《谁先到了重庆》这本戏，仿佛可拿出一点技巧来。是否技巧，我不敢说，反正我用了复壁，用了许多只手枪，要教舞台上热闹。这一回，我的眼睛是常常注意到舞台的，将来有机会演出的时候，果否能照预期的这样热闹，我不敢代它保险。我可是觉得，在人物方面，在对话方面，它都吃了点亏。我不懂技巧，而强耍技巧，多半是弄巧成拙，反把我的一点点长处丢失了，摹仿之弊大矣哉！剧本是多么难写的东西啊！动作少，失之呆滞；动作多，失之芜乱。文字好，话剧不真；文字劣，又不甘心。顾舞台，失了文艺性；顾文艺，丢了舞台。我看哪，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自然，我也并不后悔把时间与心血花在了几个不成剧本的剧本上，吃苦原来就是文艺修养中当然的条件啊！

我怎样写通俗文艺

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怎样，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的。抗战改变了一切。我的生活与我的文章也都随着战斗的急潮而不能不变动了。“七。七”抗战以后，济南失陷以前，我就已经注意到如何利用鼓词等宣传抗战这个问题。记得，我曾和好几位热心宣传工作的青年去见大鼓名手白云鹏与张小轩先生，向他们讨教鼓词的写法。后来，济南失陷，我逃到武汉，正赶上台儿庄大捷，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口号既被文艺协会提出，而教育部，中宣部，政治部也都向文人们索要可以下乡入伍的文章。这时候，我遇到了田汉先生。他是极热心改革旧剧的，也鼓励我马上去试写。对于旧剧的形式与歌唱，我懂得一些，所以用不着去请导师。对于鼓词等，我可完全是外行，不能不去请教。于是，我就去找富少舫和董莲枝女士，讨教北平的大鼓书与山东大鼓书。同时，冯焕章将军收容了三四位由河南逃来唱坠子的，我也朝夕与他们在一道，学习一点坠子的唱法。冯将军还邀了几位画家，绘画抗战的“西湖景”，托我编歌词，以便一边现映画片，一边歌唱。同时，老向与何容先生正在编印《抗到底》月刊，专收浅易通俗的文字，我被邀为经常的撰稿者。

以上所述，就是我对通俗文艺发生兴趣与怎样学习的经过。

我写了不少篇这类的东西，可是汇印起来的只有《三四一》——三篇鼓词，四出旧形式新内容的戏，与一篇小说。这以外的，全随写随弃，无从汇印，也不想汇印了。《三四一》有一篇小序，抄在这里：

“我这本小书里只有三篇大鼓书词，四出二簧戏，和一篇旧型的小说，故名之曰《三四一》。

三篇鼓词里，我自己觉得《王小赶驴》还下得去。《张忠定计》不很实在。《打小日本》既无故事，段又太长，恐怕不能演唱，只能当小唱本念念而已。

四出戏的好歹，全不晓得；非经演唱不能知道好在哪里，坏在何处。印出来权当参考，若要上演，必须大家修改；有愿排演者，请勿客气。

旧型小说一篇，因忙，写得不十分象样儿。

这八篇东西，都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写成的。‘旧瓶新酒’这问题的讨论已有不少，我不想再说什么。我只愿作出几篇，看看到底有无好处。不动手制作而专事讨论，恐怕问题就老悬在那里，而且也许还越说离题越远了。“

这篇小序太小了，未能道出个中甘苦，故再节录四十一年一月一日出版的《抗战文艺》中我的《三年写作自述》的一段，用作补充：

“我写了旧形式新内容的戏剧，写了大鼓书，写了河南坠子，甚至于写了‘数来宝’。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是避重就轻——舍弃了创作，而去描红模子。就是那些肯接受这种东西的编辑者也大概取了聊备一格的态度，并不十分看得起他们；设若一经质问，编辑者多半是皱一皱眉头，而答以‘为了抗战’，是不得已也。但是从我学习的经验上看，这种东西并不容易作。第一是要写得对；要作得对，就必须先去学习。把旧的一套先学会，然后才能推陈出新。无论是旧戏，还是鼓词，虽然都是陈旧的东西，可是它们也还都活着。我们来写，就是要给这些活着的东西一些新的血液，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对抗战发生作用。这就难了。你须先学会那些套数，否则大海茫茫，无从落笔。然后，你须斟酌著旧的情形而加入新的成分。你须把它写得象个样子，而留神着你自己别迷陷在里面。你须把新的成分逐渐添进去，而使新旧谐调，无论从字汇上，还是技巧上，都不显出挂着辫子而戴大礼帽的蠢样子。为了抗战，你须教训；为了文艺，你须要美好。可是，在这里，你须用别人定好了的形式与言语去教训，去设法使之美好。你越研究，你越觉得有趣；那些别人规定的形式，用的语言，是那么精巧生动，恰好足以支持它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你自己一用这形式，这语言，你就感觉到喘不过气来。你若不割解开它，从新配置，你便丢失了你自己；你若剖析了它，而自出心裁地想把它整理好，啊！你根本就没法收拾它了！新的是新的，旧的是旧的，妥协就是投降！因此，在试验了不少篇鼓词之类的东西以后，我把它们放弃了。

显然，我放弃了旧瓶装新酒这一套，可是我并不后悔；功夫是不欺人的。它教我明白了什么是民间的语言，什么是中国语言的自然的韵律。不错，它有许多已经陈腐了的东西，可是唯其明白了哪是陈腐的，才能明白什么是我们必须马上送给民众的。明乎此，知乎彼，庶几可以说民族形式矣：我感谢这个使我能学习的机会。

就成绩而论，我写的那些旧剧与鼓词并不甚佳。毛病是因为我是在都市里学习来的，写出来的一则是模范所在，不肯离格，二则是循艺人的要求，生意相关，不能伤雅。于是，就离真正的民间文艺还很远很远。写这种东西，应当写家与演员相处一处，随写随演随改，在某地则用某地的形式与语言，或者可以收效；在都市里闭门造车，必难合辙。“

以上所引，是四一年初的话。从那以后，除有人特约，我很少自动地去写通俗的东西了，因为：“对于抗战的现实，我看今天无论哪一部门的作家都显着更熟悉了。”换言之，就是大家已习惯了战时的生活。举个例说，在武汉的时候，有不少作家去写鼓词、唱本等通俗读物；到今天，已由个人或机关专去作这类的东西，而曾经努力于此道的许多作家中，有不少仍折回头去作新的小说，诗，戏剧等等。这因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在抗战初期，大家既不甚明白抗战的实际，又不肯不努力于抗战的宣传，于是就拾起旧的形式，空洞的，而不无相当宣传效果的，作出些救急的宣传品。渐渐的，大家对于战时生活更习惯了，对于抗战的一切更清楚了，就自然会放弃那种空洞的宣传，而因更关切抗战的缘故，乃更关切文艺。那些以宣传为主，文艺为副的通俗读物，自然还有它的效用，就由专家或机关去做好了。至于抗战文艺的主流，便应跟着抗战的艰苦，生活的困难，而更加深刻，定非几句空洞的口号标语所能支持的了。我说，抗战的持久必加强了文艺的深度。

我怎样写《剑北篇》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但对文艺的各种形式都愿试一试。小说，试过了，没有什么惊人的成绩。话剧，在抗战中才敢试一试，全无是处。通俗的鼓词与剧本，也试写过一些，感到十分的难写，除了得到“俗更难”一点真经验与教训外，别无可述。现在，我又搬起分量最重的东西来了——诗！我作过旧诗，不怎么高明，可是觉得怪有趣，而且格式管束着，也并不很难凑起那么一首两首的。志在多多学习，现在我要作的是新诗。新诗可真难：没有格式管着，我写着写着便失去自信，不由的向自己发问，这是诗吗？其次，我要写得俗，而没有地方去找到那么多有诗意的俗字，于是一来二去就变成“旧诗新写”或“中菜西吃”了。还有，一方面我找不到够用的有诗意的俗字，另一方面在描写风景事物的时候我又不能把自幼儿种下的审美观念一扫而光；我不能强迫自己变成洋人，不但眼珠是绿的，而且把红花也看成绿花！最后，新诗要韵不要，本不成为问题；我自己这回可是决定要韵（事实上是“辙”），而且仿照比较严整的鼓词用韵的办法，每行都用韵，以求读诵时响亮好听。这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韵不难找，贵在自然，也不是怎么越要自然，便越费力气！

有上述的困难，本来已当知难而退；却偏不！不但不退，而且想写成一万行！扯下脸硬干并不算勇敢；再说，文艺贵精不贵多，臭的东西越多就越臭，我晓得。不过，我所要写的是游记，断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故须长到万行。这里，倒没有什么中国长诗甚少，故宜试作；或按照什么理论，非长不可；而纯粹出于要把长途旅行的见闻作成“有诗为证”。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用散文写呢？回答是：行旅匆匆，未能作到每事必问，所以不敢一板一眼地细写。我所得的只是一些印象，以诗写出，或者较为合适。

是这么一回事：一九三九年夏天，我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会派遣参加北路慰问团，到西北去慰劳抗战将士。由夏而冬，整整走了五个多月，共二万里。路线是由渝而蓉，北出剑阁；到西安；而后入潼关到河南及湖北；再折回西安，到兰州，青海，绥远，榆林和宁夏。这些地方几乎都是我没有到过的，所以很想写出一点东西来，以作纪念。到处忙于看与走，事事未能详问，乃决定写长诗。

一九四○年二月中动笔，至七月初，才得廿段，约二千五百行。七、八两月写《张自忠》剧本，诗暂停。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因此，个人的决心往往被社会关系给打个很大的折扣。九、十两月复得七段，可是十一月由乡入城，事忙心乱，把诗又放在了一旁。时写时停，一年的功夫仅成廿七段，共三千行。所以余的材料，仅足再写十余段的，或可共得六千行。因句句有韵的关系，六千行中颇有长句，若拆散了从新排列，亦可足万行之数。

一九四一年春初，因贫血，患头昏病，一切工作都停顿下来。在专心写诗的时候，平均每天只能凑成一二十句。这一二十句中，我自己觉得，还必有几句根本不象诗的。几次，我想停笔，不再受洋罪，可是又怕落个没有恒心毅力，对不起自己；虽然继续写下去也许更对不起新诗！头昏病好了以后，本想继续写诗，可是身体亏弱，写诗又极费力气，于是就含着泪把稿子放在一旁，不敢再正眼去看。停搁得久了心气越发壮不起来，乃终于落了个没有恒心毅力——一个写家须有象蚕一般的巧妙，吐出可以织成绸缎的丝来，同时，还须有和牛一样壮实的身体呀！到一九四一年年底，眼看把全诗写成是无望了，遂含羞带愧的把已成的廿八段交文奖会刊印成册。何时能将全诗补成，简直不敢说了！

草此诗时，文艺界对“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甚烈，故用韵设词，多取法旧规，为新旧相融的试验。诗中的音节，或有可取之处，词汇则嫌陈语过多，失去了不少新诗的气味。行行用韵，最为笨拙：为了韵，每每不能畅所欲言，时有呆滞之处；为了韵，乃写得很慢，费力而不讨好。句句行韵，弊已如此，而每段又一韵到底，更足使读者透不过气来；变化既少，自乏跌宕之致。

我怎样写《火葬》

在“七七”抗战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时写两篇长篇小说。这两篇是两家刊物的“长篇连载”的特约稿，约定：每月各登万字，稿酬十元千字。这样，我每月就能有二百元的固定收入，可以作职业写家矣。两篇各得三万余字，暴敌即诡袭芦沟桥，遂不续写。两稿与书籍俱存在济南的齐鲁大学内，今已全失。十一月，我从济南逃出，直到去年夏天，始终没有想过长篇。为稍稍尽力于抗战的宣传，人家给我出什么题，我便写什么；好坏不管，只求尽力；于是，时间与精力零售，长篇不可得矣。还有，在抗战前写作，选定题旨，可以从容搜集材料，而后再从容的排列，从容的修改。抗战中，一天有一天的特有的生活，难得从容，乃不敢轻率从事长篇。再说，全面抗战，包罗万象，小题不屑于写，大题又写不上来，只好等等看。去年夏天到北碚，决定写个中篇小说。原因：（一）天气极热，不敢回渝；北碚亦暑，但较渝清静，故决留碚写作。（二）抗战中曾屡屡试写剧本，全不象样，友好多劝舍剧而返归小说。（三）荣誉军人萧君亦五在碚服务，关于军事者可随时打听。

天奇暑，乃五时起床，写至八时即止，每日可得千余字。本拟写中篇，但已得五六万字，仍难收笔，遂改作长篇。九月尾，已获八万余字，决于双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肠，一切停顿。廿日出院，仍须卧床静养。时家属已由北平至宝鸡；心急而身不能动，心乃更急。赖友好多方协助，家属于十一月中旬抵碚。廿三日起缓缓补写小说；伤口平复，又患腹疾，日或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写完全篇，约十一万字，是为《火葬》。

写完，从头读阅一遍，自下判语：要不得，有种种原因使此书失败：（一）五年多未写长篇，执笔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二）天气奇暑，又多病痛，非极勉强的把自己机械化了，便没法写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机械化了，是否能写出好作品呢？我不敢说。我的写作生活一向是有规律的，这就是说，我永远不昼夜不分的赶活，而天天把早半天划作写作的时间，写多写少都不管，反正过午即不再作，夜晚连信也不写。不过，这细水长流的办法也须在身体好，心境好的时候才能行得通。在身心全不舒服的时节，象去年夏天，就没法不过度的勉强，而过度的勉强每每使写作变成苦刑。我吸烟，喝茶，愣着，擦眼镜，在屋里乱转，着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强得到几句，绝对不是由笔中流出来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来的破砖乱瓦是没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纸撕掉另写。另写么？我早已精疲力尽！只好勉强的留下那些破烂儿吧。这不是文艺创作，而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三）故事的地方背景文城。文城是地图上找不出的一个地方，这就是说，它并不存在，而是由我心里钻出来的。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战数年来，我并没有在任何沦陷区住过。只好瞎说吧。这样一来，我的“地方”便失去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我写了文城，可是写完再看，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了它！这个方法要不得！

不过，上述的一些还不是致命伤。最要命的是我写任何一点都没有入骨。我要写的方面很多，可是我对任何一方面都不敢深入，因为我没有足以深入的知识与经验。我只画了个轮廓，而没能丝丝入扣的把里面填满。

抗战文艺，谈何容易！

有人说：战争是没有什么好写的，因为战争是丑恶的，破坏的。我以为这个意见未免太偏。假若社会上的一切都可以作为文艺材料，我不知道为何应当单单把战争除外。假若文艺是含有奖善惩恶的目的，那么战争正是善与恶的交锋，为什么不可以写呢？而且，今日的战争是全面的，无分前方后方，无分老少男女，处处全都受着战争的影响。历史，在这一节段，便以战争为主音。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过日子，假充糊涂。不错，战争是丑恶的，破坏的；可是，只有我们能分析它，关心它，表现它，我们才能知道，而且使大家也知道，去如何消灭战争与建立和平，假使我们因厌恶战争而即闭口无言，那便是丢失了去面对现实与真理的勇气，而只好祷告菩萨赐给我们和平了。

今天的世界已极显明的分为两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道的，一半是民主的。在侵略的那一半，他们也有强词夺理的一片道理好讲。因此，在抵抗暴力与建设民主政治的这一半，不但是须用全力赴战，打倒侵略，他们也必须阐扬他们的作战的目的，而压倒侵略者的愚弄与谎言。我们的笔也须作战，不是为提倡战争，颂扬战争，而是为从战争中掘出真理，以消灭战争。我们即不能因冷淡战争，忽视战争，而就得到和平，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握住现实，从战争中取得胜利；只有“我们”取得胜利，世界才有和平的曙光。我们要从丑恶中把美丽夺回，从破坏中再行建设。这是民主同盟中每一个公民应负起的责任，为什么作家单不喜欢这个调调儿呢？

这可就给作家们找来麻烦。战争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呀！教作家们从何处说起呢？他们不知道战术与军队的生活，不认识攻击和防守的方法与武器，不晓得运输与统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后方一切准备与设施。他写什么呢？怎么写呢？于是，连博学的萧伯纳老人也皱了眉，而说战争是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我记得他似乎这么说过。于是，战时的出版物反倒让一个政治家或官吏的报告——象威尔基的《天下一家》与克鲁的《东京归来》——或一位新闻记者的冒险的经历，与一个战士的日记，风行一时了。不错，一本讲恋爱故事的剧本，或是有十个嫌疑犯的杀人案的侦探小说，也能风行一时，销售百万，可是无奈读者们的心中却有个分寸，他们会辨别哪个是天下大事，哪个是无聊的闲书。等到事过境迁，人们若想看看反映时代的东西，他们会翻阅《天下一家》，而不找藏在后花园里的福尔摩司！而且他们会耻笑战时的文人是多么无聊，多么浅薄，多么懦弱！

从这一点来看，《火葬》是不可厚非的。它要关心战争，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可是，它的愿望并不能挽救它的失败。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得太少。我的一点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我没能给人们揭开一点什么新的东西。我想多方面地去写战争，可是我到处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详。战争不是不可写，而是不好写。

我晓得，我应当写自己的确知道的人与事。但是，我不能因此而便把抗战放在一旁，而只写我知道的猫儿狗儿。失败，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试写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永远不想知道它了。什么比战争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亩变成荒地，使黄河改了道，使城市变为废墟，使弱女子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为战士，使肉体与钢铁相抗。最要紧的，它使理想与妄想成为死敌。我们不从这里学习，认识，我们算干吗的呢？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艺作品的目的专是为给人娱乐，那么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便根本不应存在。我们似乎应当“取法乎上”吧？

有人说我写东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坏，就坏，因为我写的有时候相当的好，有时候极坏。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坏，但否认瞎碰。文艺不是能瞎碰出来的东西。作家以为好的，读者未必以为好，见仁见智，正自不易一致。不过，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却知道得很清楚。象《火葬》这样的作品，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现在，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这部十万多字的小说，一共用了四个多月的光阴。光阴即便是白用，可是饭食并不白来。十行纸——连写钞副本——用了四刀，约计一百元。墨一锭，一百廿元——有便宜一点的，但磨到底还是白的。笔每枝只能写一万上下字，十枝至少须用二百元。求人钞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请问：下了这么大的本钱，我敢轻于去丢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没法子不厚颜去发表。我并没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这一点声明，我并不为求人原谅我自己，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点作家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假若社会上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也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抗战是艰苦的，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费比纸笔之费还要少的情形下，他们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谈幽默

“幽默”这个字在字典上有十来个不同的定义。还是把字典放下，让咱们随便谈吧。据我看，它首要的是一种心态。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是神经过敏的，每每以过度的感情看事，而不肯容人。这样人假若是文艺作家，他的作品中必含着强烈的刺激性，或牢骚，或伤感；他老看别人不顺眼，而愿使大家都随着他自己走，或是对自己的遭遇不满，而伤感的自怜。反之，幽默的人便不这样，他既不呼号叫骂，看别人都不是东西，也不顾影自怜，看自己如一活宝贝。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所以Thackeray（萨克莱）说：“幽默的写家是要唤醒与指导你的爱心，怜悯，善意——你的恨恶不实在，假装，作伪——你的同情与弱者，穷者，被压迫者，不快乐者。”

Walpole（沃波尔）说：“幽默者‘看’事，悲剧家‘觉’之。”这句话更能补证上面的一段。我们细心“看”事物，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及至钉着坑儿去咂摸，便要悲观了。

我们应再进一步的问，除了上面这点说明，能不能再清楚一些的认识幽默呢？好吧，我们先拿出几个与它相近，而且往往与它相关的几个字，与它比一比，或者可以稍微使我们痛楚一点。反语（irony），讽刺（satire），机智（wit），滑稽剧（farce），奇趣（whimsicality），这几个字都和幽默有相当的关系。我们先说那个最难讲的——奇趣。这个字在应用上是很松泛的，无论什么样子的打趣与奇想都可以用这个字来表示，《西游记》的奇事，《镜花缘》中的冒险，《庄子》的寓言，都可以叫作奇趣。可是，在分析文艺品类的时候，往往以奇趣与幽默放在一处，如《现代小说的研究》的著者Marble（马布尔）便把Whimsicality and humour（奇趣和幽默）作为一类。这大概是因为奇趣的范围很广，为方便起见，就把幽默也加了进去。一般地说，幻想的作品——即使是别有目的——不能不利用幽默，以便使文字生动有趣；所以这二者——奇趣与幽默——就往往成了一家人。这个，简直不但不能帮忙我们看明何为幽默，反倒使我更糊涂了。不过，有一点可是很清楚：就是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在这里，我们没弄清幽默是什么，可是明白幽默很重要的一个效用。假若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文艺的因素之一的缘故吧。

至于反语，便和幽默有些不同了；虽然它俩还是可以联合在一处的东西。反语是暗示出一种冲突。这就是说，一句中有两个相反的意思，所要说的真意却不在话内，而是暗示出来的。《史记》上载着这么回事：秦始皇要修个大园子，优旃对他说：“好哇，多多搜集飞禽走兽，等敌人从东方来的时候，就叫麋鹿去挡一阵，满好！”这个话，在表面上，是顺着始皇的意思说的。可是咱们和始皇都能听出其中的真意；不管咱们怎样吧，反正始皇就没再提造园的事。优旃的话便是反语。它比幽默要轻妙冷静一些。它也能引起我们的笑，可是得明白了它的真意以后才能笑。它在文艺中，特别是小品文中，是风格轻妙，引人微笑的助成者。据会古希腊语的说：这个字原意便是“说”，以别于“意”。因此，这个字还有个较实在的用处——在文艺中描写人生的矛盾与冲突，直以此字的含意用之人生上，而不只在文字上声东击西。在悲剧中，或小说中，聪明的人每每落在自己的陷阱里，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和与此相类的矛盾，普遍被称为Sophoclcanirony（索福克里斯的反语）。不过，这与幽默是没什么关系的。

现在说讽刺。讽刺必须幽默，但它比幽默厉害。它必须用极锐利的口吻说出来，给人一种极强烈的冷嘲；它不使我们痛快的笑，而是使我们淡淡的一笑，笑完因反省而面红过耳。讽刺家故意的使我们不同情于他所描写的人或事。在它的领域里，反语的应用似乎较多于幽默，因为反语也是冷静的。讽刺家的心态好似是看透了这个世界，而去极巧妙的攻击人类的短处，如《海外轩渠录》，如《镜花缘》中的一部分，都是这种心态的表现。幽默者的心是热的，讽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讽刺多是破坏的。马克。吐温（Mark Twain）可以被人形容作：“粗壮，心宽，有天赋的用字之才，使我们一齐发笑。他以草原的野火与西方的泥土建设起他的真实的罗曼司，指示给我们，在一切重要之点上我们都是一样的。”这是个幽默者。让咱们来看看讽刺家是什么样子吧。好，看看Swirt（斯威夫特）这个家伙；当他赞美自己的作品时，他这么说：“好上帝。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我是何等的一个天才呀！”在他廿六岁的时候，他希望他的诗能够：“每一行会刺，会炸，象短刃与火。”是的，幽默与讽刺二者常常在一块儿露面，不易分划开；可是，幽默者与讽刺家的心态，大体上是有很清楚的区别的。幽默者有个热心肠儿，讽刺家则时常由婉刺而进为笑骂与嘲弄。在文艺的形式上也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来：作品可以整个的叫作讽刺，一出戏或一部小说都可以在书名下注明asatire.幽默不能这样。“幽默的”至多不过是形容作品的可笑，并不足以说明内容的含意如何。“一个讽刺”——asatire——则分明是有计划的，整本大套的讥讽或嘲骂。一本讽刺的戏剧或小说，必有个道德的目的，以笑来矫正或诛伐。幽默的作品也能有道德的目的，但不必一定如此。讽刺因道德目的而必须毒辣不留情，幽默则宽泛一些，也就宽厚一些，它可以讽刺，也可以不讽刺，一高兴还可以什么也不为而只求和大家笑一场。

机智是什么呢？它是用极聪明的，极锐利的言语，来道出象格言似的东西，使人读了心跳。中国的老子庄子都有这种聪明。讽刺已经很厉害了，可到底要设法从旁面攻击；至于机智则是劈面一刀，登时见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才够味儿。不论这个道理如何，它的说法的锐敏就够使人跳起来的了。有机智的人大概是看出一条真理，便毫不含忽的写出来；幽默的人是看出可笑的事而技巧的写出来；前者纯用理智，后者则赖想象来帮忙。Chesterlon（切斯特顿）说：“在事物中看出一贯的，是有机智的。在事物中看出不一贯的，是个幽默者。”这样，机智的应用，自然在讽刺中比在幽默中多，因为幽默者的心态较为温厚，而讽刺与机智则要显出个人思想的优越。

滑稽戏——farce——在中国的老话儿里应叫作“闹戏”，如《瞎子逛灯》之类。这种东西没有多少意思，不过是充分的作出可笑的局面，引人发笑。在影戏的短片中，什么把一套碟子都摔在头上，什么把汽车开进墙里去，就是这种东西。这是幽默发了疯；它抓住幽默的一点原理与技巧而充分的去发展，不管别的，只管逗笑，假若机智是感诉理智的，闹戏则仗着身体的摔打乱闹。喜剧批评生命，闹戏是故意招笑。假若幽默也可以分等的话，这是最下级的幽默。因为它要摔打乱闹的行动，所以在舞台上较易表现；在小说与诗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不过，在近代幽默短篇小说里往往只为逗笑，而忽略了——或根本缺乏——那“笑的哲人”的态度。这种作品使我们笑得肚痛，但是除了对读者的身体也许有点益处——笑为化食糖呀——而外，恐怕任什么也没有了。

有上面这一点粗略的分析，我们现在或者清楚一些了：反语是似是而非，借此说彼；幽默有时候也有弦外之音，但不必老这个样子。讽刺是文艺的一格，诗，戏剧，小说，都可以整篇的被呼为asatire；幽默在态度上没有讽刺这样厉害，在文体上也不这样严整。机智是将世事人心放在X光线下照透，幽默则不带这种超越的态度，而似乎把人都看成兄弟，大家都有短处。闹戏是幽默的一种，但不甚高明。拿几句话作例子，也许就更能清楚一些：今天贴了标语，明天中国就强起来——反语。

君子国的标语：“之乎者也”——讽刺。

标语是弱者的广告——机智。

张三把“提倡国货”的标语贴在祖坟上——滑稽；再加上些贴标语时怎样摔跟头等等招笑的行动，就成了闹戏。

张三把“打倒帝国主义走狗”贴成“走狗打倒帝国主义”——幽默；这个张三贴一天的标语也许才挣三毛小洋，贴错了当然要受罚；我们笑这种贴法，可是很可怜张三。

这几个例子摆在纸面上也许能帮助我们分别的认清它们，但在事实上是不易这样分划开的。从性质上说，机智与讽刺不易分开，讽刺也有时候要利用闹戏；至于幽默，就更难独立。从一篇文章上说，一篇幽默的文字也许利用各种方法，很难纯粹。我们简直可以把这些都包括在幽默之内，而把它们看成各种手法与情调。我们这样分析它们与其说是为从形式上分别得清楚，还不如说是为表明幽默——大概的说——有它特具的心态。

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有这种心态的人虽不必是个艺术家，他还是能在行为上言语上思想上表现出这个幽默态度。这种态度是人生里很可宝贵的，因为它表现着心怀宽大。一个会笑，而且能笑自己的人，决不会为件小事而急躁怀恨。往小了说，他决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挨了邻儿一拳，而去打邻儿的爸爸。往大了说，他决不会因为战胜政敌而去请清兵。褊狭，自是，是“四海兄弟”这个理想的大障碍；幽默专治此病。嬉皮笑脸并非幽默；和颜悦色，心宽气朗，才是幽默。一个幽默写家对于世事，如入异国观光，事事有趣。他指出世人的愚笨可怜，也指出那可爱的小古怪地点。世上最伟大的人，最有理想的人，也许正是最愚而可笑的人，吉珂德先生即一好例。幽默的写家会同情于一个满街追帽子的大胖子，也同情——因为他明白——那攻打风磨的愚人的真诚与伟大。

景物的描写

在民间故事里，往往拿“有那么一回”起首，没有特定的景物。这类故事多数是纯朴可爱的，但显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把故事中的人名地点与时间已全磨了去。近代小说就不同了，故事中的人物固然是独立的，它的背景也是特定的。背景的重要不只是写一些风景或东西，使故事更鲜明确定一点，而是它与人物故事都分不开，好似天然长在一处的。背景的范围也很广：社会，家庭，阶级，职业，时间等等都可以算在里边。把这些放在一个主题之下，便形成了特有的色彩。有了这个色彩，故事才能有骨有肉。到今日而仍写些某地某生者，就是没有明白这一点。

这不仅是随手描写一下而已，有时候也是写小说的动机。我没有详明的统计为证，只就读书的经验来说，回忆你的作品可真见到过不少。这种作品里也许是对于一人或一事的回忆，可是地方景况的追念至少也得算写作动机之一。“我们最美好的希望是我们最美好的记忆。”我们幼时所熟习的地方景物，即一木一石，当追想起来，都足以引起热烈的情感。正如莫泊桑在《回忆》中所言：“你们记得那些在巴黎附近一带的浪游日子吗？我们的穷快活吗，我们在各处森林的新绿下面的散步吗，我们在塞因河边的小酒店里的晴光沈醉吗，和我们那些极平凡而极隽美的爱情上的奇遇吗？”

许多好小说是由这种追忆而写成的；假若这里似乎缺乏一二实例来证明，那正是因为例子太容易找到的缘故。我们所最熟习的社会与地方，不管是多么平凡，总是最亲切的。亲切，所以能产生好的作品。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很能得一些印象，得到一些能写成很好的旅记的材料。但印象终归是印象，至好不过能表现出我们观察力的精确与敏锐；而不能作到信笔写来，头头是道。至于我们所熟习的地点，特别是自幼生长在那里的地方，就不止于给我们一些印象了，而是它的一切都深印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对于它能象对于自己分析得那么详细，连那里空气中所含的一点特别味道都能一闭眼还想象的闻到。所以，就是那富于想象力的迭更司与威尔斯，也时常在作品中写出他们少年时代的经历，因为只有这种追忆是准确的，特定的，亲切的，真能供给一种特别的境界。这个境界使全个故事带出独有的色彩，而不能用别的任何景物来代替。在有这种境界的作品里，换了背景，就几乎没了故事；哈代与康拉得都足以证明这个。在这二人的作品中，景物与人物的相关，是一种心理的，生理的，与哲理的解析，在某种地方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不可；人始终逃不出景物的毒手，正如蝇的不能逃出蛛网。这种悲观主义是否合理，暂且不去管；这样写法无疑的是可效法的。这就是说，他们对于所要描写的景物是那么熟悉，简直的把它当作个有心灵的东西看待，处处是活的，处处是特定的，没有一点是空泛的。读了这样的作品，我们才能明白怎样去利用背景；即使我们不愿以背景辖束人生，至少我们知道了怎样去把景物与人生密切的联成一片。

至于神秘的故事，便更重视地点了，因为背景是神秘之所由来。这种背景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但没有此背景便没有此故事。Algernon Blackwooa（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是离不开山，水，风，火的，坡便喜欢由想象中创构出象The HouseofUsher（厄谢尔的房子）那样的景物。在他们的作品中，背景的特质比人物的个性更重要得多。这是近代才有的写法，是整个的把故事容纳在艺术的布景中。

有了这种写法，就是那不专重背景的作品也会知道在描写人的动作之前，先去写些景物，并不为写景而写景，而是有意的这样布置，使感情加厚。象劳伦司的《白孔雀》中的描写出殡，就是先以鸟啼引起妇人的哭声：“小山顶上又起啼声。”而后，一具白棺材，后面随着个高大不象样的妇人，高声的哭叫。小孩扯着她的裙，也哭。人的哭声吓飞了鸟儿。何等的凄凉！

康拉得就更厉害，使我们读了之后，不知是人力大，还是自然的力量更大。正如他说：“青春与海！好而壮的海，苦咸的海，能向你耳语，能向你吼叫，能把你打得不能呼吸。”是的，能耳语，近代描写的功夫能使景物对人耳语。写家不但使我们感觉到他所描写的，而且使我们领会到宇宙的秘密。他不仅是精详的去观察，也仿佛捉住天地间无所不在的一种灵气，从而给我们一点启示与解释。哈代的一阵风可以是：“一极大的悲苦的灵魂之叹息，与宇宙同阔，与历史同久。”

这样看来，我们写景不要以景物为静止的；不要前面有人，后面加上一些不相干的田园山水，作为装饰，象西洋中古的画像那样。我们在设想一个故事的全局时，便应打算好要什么背景。我们须想好要这背景干什么，否则不用去写。人物如花草的子粒，背景是园地，把这颗子粒种在这个园里，它便长成这个园里的一棵花。所谓特定的色彩，便是使故事有了园地。

有人说，古希腊与罗马文艺中，表现自然多注意它的实用的价值，而缺乏纯粹的审美。浪漫运动无疑的是在这个缺陷上予以很有力的矫正，把诗歌和自然的崇高与奥旨联结起来，在诗歌的节奏里感到宇宙的脉息。我们当然不便去摹拟古典文艺的只看加了人工的田园之美，可是不妨把“实用价值”换个说法，就是无论我们要写什么样的风景，人工的园林也好，荒山野海也好，我们必须预定好景物对作品的功用如何。真实的地方色彩，必须与人物的性格或地方的事实有关系，以助成故事的完美与真实，反之，主观的，想象的，背景，是为引起某种趣味与效果，如温室中的热气，专为培养出某种人与事，人与事只是为作足这背景的力量而设的。Pitkin（皮特金）说：“在司悌芬孙，自然常是那主要的女角；在康拉得，哈代，和多数以景物为主体的写家，自然是书中的恶人；在霍桑，它有时候是主角的黑影。”这是值得玩味的话。

写景在浪漫的作品中足以增高美的分量，真的，差不多没有再比写景能使文字充分表现出美来的了。我们读了这种作品，其中有许多美好的诗意的描写，使我们欣喜，可是谁也有这个经验吧——读完了一本小说，只记得些散碎的事情，对于景物几乎一点也不记得。这个毛病就在于写得太空泛，只是些点缀，而与故事没有顶亲密的关系。天然之美是绝对的，不是比较的。一个风景有一个特别的美，永远独立。假若在作品中随便的写些风景，即使写得很美，也不能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还有，即使把特定的景物写得很美妙，而与故事没有多少关系，仍然不会有多少艺术的感诉力。我们永忘不了《块肉余生》里Ham（汉姆）下海救人那段描写，为什么？写得好自然是一个原因，可是主要的还是因为这段描写恰好足以增高故事中的戏剧的力量；时候，事情，全是特异的，再遇上这特异的景物，所以便永不会被人忘记。设若景阳岗上来的不是武二，而是武大，就是有一百条老虎也不会有什么惊人的地方。

为增高故事中的美的效力，当然要设法把景物写得美好了，但写景的目的不完全在审美上。美不美是次要的问题，最要紧的是在写出一个“景”来。我们一提到“景”这个字，仿佛就联想到“美景良辰”。其实写家的本事不完全在能把普通的地点美化了，而在乎他把任何地点都能整理得成一个独立的景。这个也许美，也许丑。假如我们要写下等妓女所居留的窄巷中，除非我们是“恶之花”的颓废人物，大概总不会发疯似的以臭为香。我们必须把这窄巷中的丑恶写出来，才能把它对人生的影响揭显得清楚。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怎样使这丑恶成为一景。这就是说，我们当把这丑陋的景物扼要的，经济的，净炼的，提出，使它浮现在纸面上，以最有力的图像去感诉。把田园木石写美了是比较容易的，任何一个平凡的文人也会编造些“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这类的句子。把任何景物都能恰当的，简要的，准确的，写成一景，使人读到马上能似身入其境，就不大容易了。这也就是我们所应当注意的地方。

写景不必一定用很生的字眼去雕饰，但须简单的暗示出一种境地。诗的妙处不在它的用字生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是诗境的暗示，不用生字，更用不着细细的描画。小说中写景也可以取用此法。贪用生字与修辞是想以文字讨好，心中也许一无所有，而要专凭文字去骗人；许多写景的“赋”恐怕就是这种冤人的玩艺。真本事是在用几句浅显的话，写成一个景——不是以文字来敷衍，而是心中有物，且找到了最适当的文字。看莫泊桑的《归来》：“海水用它那单调和轻短的浪花，拂着海岸。那些被大风推送的白云，飞鸟一般在蔚蓝的天空斜刺里跑也似的经过；那村子在向着大洋的山坡里，负着日光。”

一句话便把村子的位置说明白了，而且是多么雄厚有力：那村子在向着大洋的山坡里，负着日光。这是一整个的景，山，海，村，连太阳都在里边。我们最怕心中没有一种境地，而硬要配上几句，纵然用上许多漂亮的字眼，也无济于事。心中有了一种境地，而不会捉住要点，枝节的去叙述，也不能讨好。这是写实的作家常爱犯的毛病。因为力求细腻，所以逐一描写，适足以招人厌烦——象巴尔扎克的《乡医》的开首那种描写。我们观察要详尽，不错；但是观察之后面找不出一些意义来，便没有什么用处。一个地方的邮差比谁知道的街道与住户也详细吧，可是他未必明白那个地方。详细的观察，而后精确的写述，只是一种报告而已。文艺中的描绘，须使读者身入其境的去“觉到”。我们不能只拿读者当作旁观者，有时候也应请读者分担故事中人物的感觉；这样，读者才能深受感动，才能领会到人在景物中的动作与感情。

“比拟”是足以给人以鲜明印象的。普通的比拟，可是适足以惹人讨厌，还不如简单的直说。要用比拟，便须惊人；不然，就干脆不用。空洞的修辞是最要不得的。在这里，我们应当提出“观察”这个字，加以解释。一般的总以为观察便是要写山就去观山，要写海便去看海。这自然是该有的事，可是这还不够，我们须更进一步，时时刻刻的留心，对什么也感到趣味；然后到写作的时候，才能把不相干的东西联想到一处，而创出顶好的比喻。夜间火山的一明一灭，与吕宋烟的烧燃，毫无关系。可是以烟头的燃烧，比拟夜间火山口的明灭，便非常的出色。吕宋烟头之小，火山之大，都在我们心中，才能到时候发生妙用。所谓观察便是无时无地不在留心，而到描写的时候，随时的有美妙的联想，把一切东西都写得活泼泼的，就好象一个健壮的人，全身的血脉都那么鲜净流畅。小说家的本事就在这里。辛克莱与其他的热心揭发人世黑暗的写家们，都犯了一个毛病：真下功夫去观察所要揭发的事实，可是忘记了怎样去把它们写成文艺作品。他们的叙述是力求正确详细，可是只限于这一点，他们没能随手的表现出人生更大更广的经验。他们的好处是对于某一地一事的精确，他们的缺点是局面太小。设若托尔司太生在现时，也写《屠场》那类的东西，他一定不仅写成怪好的报告，而也能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真实与广大。《战争与和平》的伟大不在乎人多事多，穿插复杂，而在乎处处亲切活现，使人真想拿托尔司太当个会创造世界的一位神仙。最伟大的作家都是这样，他们在一个主题下贯串起来全部的人生经验。这并不是说，他们总是乌烟瘴气的把所知道的都写进去，不是！他们是在描写一景一事的时候，随时随地的运用着一切经验，使全部故事没有落空的地方。中国电影，因为资本小，人才少，所以总是那么简陋没劲。美国的电影，即使是瞎胡闹一回，每个镜头总有些花样，有些特别的布置，绝不空空洞洞。写小说也是如此，得每个镜头都不空。精确的比拟是最有力的小花样，处处有这种小花样，故事便会不单调，不空洞。写一件事需要一千件事作底子，因为一个人的鼻子可以象一头蒜，林中的小果在叶儿一动光儿一闪之际可以象个猛兽的眼睛，作家得上自绸缎，下至葱蒜，都预备好呀！

可是，有的人根本不会写景，怎办呢？有一个办法，不写。狄福在《鲁滨逊飘流记》中自然是景物逼真了，可是他的别的作品往往是一直的说下去，并不细说景物，而故事也还很真切。他有个本事，能借人物的活动暗示出环境来，因而可以不大去管景物的描述。这个，说真的，可实在不易学。我们只须记住这个，不善写景就不必勉强，而应当多注意到人物与事实上去；千万别拉扯上一些不相干的柳暗花明，或菊花时节什么的。

时间的利用，也和景物一样，因时间的不同，故事的气味也便不同了。有个确定的时间，故事一开首便有了特异的味道。在短篇小说里，这几乎比写景还重要。

故事中所需用的时间，长短是不拘的，一天也可以，十年也可以；这全依故事中的人物与事实而定。不过，时间越长，越须注意到季节描写的正确。据我个人的经验，想利用一个地点作背景，作者至少须在那里住过一年；我觉得把一地的四时冷暖都领略过，对于此地才能算有了相当的认识。地方的气候季节如个人的喜怒哀乐，知道了它的冷暖阴晴才摸到它的脾气。

对于一个特别的时间，也很好利用，如大跳舞会，赶集，庙会等。假使我们描写有钱有闲的社会，开首就利用大跳舞会，便很有力量。同样，描写农村而利用赶集，庙会，也是有不少便宜的。依此类推，一件事必当有个特别时间，唯有在此时间内事实能格外鲜明，如雨后的山景。还有，最好利用的是人们所忽视的时间，如天快亮了的时候。这时候，跳舞会完了，妇女们已疲倦得不得了，而仍狂吸着香烟。这时候，打牌的人们脸上已发绿，可把眼还瞪着那些小长方块。这时候，穷人们为避免巡警的监视，睡眼巴睁的去拾煤核儿。简单的说，这可以叫作时间的隙缝，在隙缝之间，人们把真形才显露出来。时间所给的感情，正如景物，夜间与白天不同，春天与秋天不同，雨天与晴天不同；这个不难利用。在这个之外，我们还须去找缝子，学校闹风潮，或绅士家里半夜三更的妻妾哭吵，是特别有价值的一刻。

人物的描写

按照旧说法，创作的中心是人物。凭空给世界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作创造。因此，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此所以十续《施公案》，反不如一个武松的价值也。

可是近代文艺受了两个无可避免的影响——科学与社会自觉。受着科学的影响，不要说文艺作品中的事实须精确详细了，就是人物也须合乎生理学心理学等等的原则。于是佳人才子与英雄巨人全渐次失去地盘，人物个性的表现成了人物个性的分析。这一方面使人物更真实更复杂，另一方面使创造受了些损失，因为分析不就是创造。至于社会自觉，因为文艺想多尽些社会的责任，简直的就顾不得人物的创造，而力求罗列事实以揭发社会的黑暗与指导大家对改进社会的责任。社会是整个的，复杂的，从其中要整理出一件事的系统，找出此事的意义，并提出改革的意见，已属不易；作者当然顾不得注意人物，而且觉得个人的志愿与命运似乎太轻微，远不及社会革命的重大了。报告式的揭发可以算作文艺；努力于人物的创造反被视为个人主义的余孽了。说到将来呢，人类显然的是朝着普遍的平均的发展走去；英雄主义在此刻已到了末一站，将来的历史中恐怕不是为英雄们预备的了。人类这样发展下去，必会有那么一天，各人有各人的工作，谁也不比谁高，谁也不比谁低，大家只是各尽所长，为全体的生存努力。到了这一天，志愿是没了用；人与人的冲突改为全人类对自然界的冲突。没争斗没戏剧，文艺大概就灭绝了。人物失去趣味，事情也用不着文艺来报告——电话电报电影等等不定发展到多么方便与巧妙呢。

我们既不能以过去的办法为金科玉律，而对将来的推测又如上述，那么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似乎只好等着受淘汰，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却又不尽然。第一，从现在到文艺灭绝的时期一定还有好多好多日子，我们似乎不必因此而马上搁笔。第二，现在的文艺虽然重事实而轻人物，但把人物的创造多留点意也并非是吃亏的事，假若我们现在对荷马与莎士比亚等的人物还感觉趣味，那也就足以证明人物的感诉力确是比事实还厚大一些。说真的，假若不是为荷马与莎士比亚等那些人物，谁肯还去读那些野蛮荒唐的事儿呢？第三，文艺是具体的表现。真想不出怎样可以没有人物而能具体的表现出！文艺所要揭发的事实必须是人的事实，《封神榜》虽很热闹，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好汉被迫上梁山的亲切有味。再说呢，文艺去揭发事实，无非是为提醒我们，指导我们；我们是人，所以文艺也得用人来感动我们。单有葬花，而无黛玉；或有黛玉而她是“世运”的得奖的女运动员，都似乎不能感人。赞谀个人的伟大与成功，于今似觉落伍；但茫茫一片事实，而寂无人在，似乎也差点劲儿。

那么，老话当作新话来说，对人物的描写还可以说上几句。

描写人物最难的地方是使人物能立得起来。我们都知道利用职业，阶级，民族等特色，帮助形成个特有的人格；可是，这些个东西并不一定能使人物活跃。反之，有的时候反因详细的介绍，而使人物更死板。我们应记住，要描写一个人必须知道此人的一切，但不要作相面式的全写在一处；我们须随时的用动作表现出他来。每一个动作中清楚的有力的表现出他一点来，他便越来越活泼，越实在。我们虽然详知他所代表的职业与地方等特色，可是我们仿佛更注意到他是个活人，并不专为代表一点什么而存在。这样，人物的感诉力才能深厚广大。比如说吧，对于一本俄国的名著，一个明白俄国情形的读者当然比一个还不晓得俄国在哪里的更能亲切的领略与欣赏。但是这本作品的伟大，并不在乎只供少数明白俄国情形的人欣赏，而是在乎它能使不明白俄国事的人也明白了俄国人也是人。再看《圣经》中那些出色的故事，和莎士比亚所借用的人物，差不多都不大管人物的背景，而也足以使千百年后的全人类受感动。反之，我们看Anne DouglasSedgwick（安妮。道格拉斯。塞奇威克）的The Little French Girl（《法国小姑娘》）的描写法国女子与英国女子之不同；或“Elizabeth”（伊丽莎白）的Caravaners（《队商》）之以德人比较英人；或MargaretKennedy（马格雷特·肯尼迪）的TheConstantNymph《恒久的宁芙》之描写艺术家与普通人的差别；都是注意在揭发人物的某种特质。这些书都有相当的趣味与成功，但都够不上伟大。主旨既在表现人物的特色，于是人物便受他所要代表的那点东西的管辖。这样，人物与事实似乎由生命的中心移到生命的表面上去。这是揭发人的不同处，不是表现人类共同具有的欲望与理想；这是关于人的一些知识，不是人生中的根本问题。这种写法是想从枝节上了解人生，而忘了人类的可以共同奋斗的根源。这种写法假若对所描写的人没有深刻的了解，便很容易从社会上习俗上抓取一点特有的色彩去敷衍，而根本把人生忘掉。近年来西洋有许多描写中国人的小说，十之八九是要凭借一点知识来比较东西民族的不同；结果，中国人成为一种奇怪好笑的动物，好象不大是人似的。设若一个西洋写家忠诚的以描写人生的态度来描写中国人，即使背景上有些错误也不至于完全失败吧。

与此相反的，是不管风土人情，而写出一种超空间与时间的故事，只注意艺术的情调，不管现实的生活。这样的作品，在一个过着梦的生活的天才手里，的确也另有风味。可是它无论怎好，也缺乏着伟大真挚的感动力。至于才力不够，而专赖小小一些技巧，创制此等小玩艺，就更无可观了。在浪漫派与唯美派的小说里，分明的是以散文侵入诗的领域。但是我们须认清，小说在近代之所以战胜了诗艺，不仅是在它能以散文表现诗境，而是在它根本足以补充诗的短处——小说能写诗所不能与不方便写的。SirWalterRale（i）gh（沃尔特。雷利爵士）说过：“一个大小说家根本须是个幽默家，正如一个大罗曼司家根本必须是诗人。”这里所谓的幽默家，倒不必一定是写幽默文字的人，而是说他必洞悉世情，能捉住现实，成为文章。这里所谓的诗人，就是有幻想的，能于平凡的人世中建造起浪漫的空想的一个小世界。我们所应注意的是“大小说家”必须能捉住现实。

人物的职业阶级等之外，相貌自然是要描写的，这需要充分的观察，且须精妙的道出，如某人的下巴光如脚踵，或某人的脖子如一根鸡腿……这种形容是一句便够，马上使人物从纸上跳出，而永存于读者记忆中。反之，若拖泥带水的形容一大片，而所以形容的可以应用到许多人身上去，则费力不讨好。人物的外表要处，足以烘托出一个单独的人格，不可泛泛的由帽子一直形容到鞋底；没有用的东西往往是人物的累赘：读者每因某项叙述而希冀一定的发展，设若只贪形容得周到，而一切并无用处，便使读者失望。我们不必一口气把一个人形容净尽，先有个大概，而后逐渐补充，使读者越来越知道得多些，如交友然，由生疏而亲密，倒觉有趣。也不必每逢介绍一人，力求有声有色，以便发生戏剧的效果，如大喝一声，闪出一员虎将……此等形容，虽刺激力大，可是在艺术上不如用一种浅淡的颜色，在此不十分明显的颜色中却包蕴着些能次第发展的人格与生命。

以言语，面貌，举动来烘托出人格，也不要过火的利用一点，如迭更司的次要人物全有一种固定的习惯与口头语——Bleak House（《阴暗的房子》）里的Bagnet （巴格内特）永远用军队中的言语说话，而且脊背永远挺得笔直，即许多例子中的一个。这容易流于浮浅，有时候还显着讨厌。这在迭更司手中还可原谅，因为他是幽默的写家，翻来覆去的利用一语或一动作都足以招笑；设若我们不是要得幽默的效果，便不宜用这个方法。只凭一两句口头语或一二习惯作人物描写的主力，我们的人物便都有成为疯子的危险。我们应把此法扩大，使人物的一切都与职业的家庭的等等习惯相合；不过，这可就非有极深刻的了解与极细密的观察不可了。这个教训是要紧的：不冒险去写我们所不深知的人物！

还有个方法，与此不同，可也是偷手，似应避免：形容一男或一女，不指出固定的容貌来，而含糊其词的使读者去猜，比如描写一个女郎，便说：正在青春，健康的脸色，金黄的发丝，带出金发女子所有的活泼与热烈……这种写法和没写一样：到底她是什么样子呢？谁知道！

在短篇小说中，须用简净的手段，给人物一个精妥的固定不移的面貌体格。在长篇里宜先有个轮廓，而后顺手的以种种行动来使外貌活动起来；此种活动适足以揭显人格，随手点染，使个性充实。譬如已形容过二人的口是一大一小，一厚一薄，及至述说二人同桌吃饭，便宜利用此机会写出二人口的动作之不同。这样，二人的相貌再现于读者眼前，而且是活动的再现，能于此动作中表现出二人个性的不同。每个小的动作都能显露出个性的一部分，这是应该注意的。

景物，事实，动作，都须与人打成一片。无论形容什么，总把人放在里面，才能显出火炽。形容二人谈话，应顺手提到二人喝茶，及出汗——假若是在夏天。如此，则谈话而外，又用吃茶补充了二人的举动不同，且极自然的把天气写在里面。此种写法是十二分的用力，而恰好不露出用力的痕迹。

最足以帮忙揭显个性的恐怕是对话了。一个人有一个说话方法，一个人的话是随着他的思路而道出的。我们切不可因为有一段精彩的议论而整篇的放在人物口中，小说不是留声机片。我们须使人物自己说话。他的思路决不会象讲演稿子那么清楚有条理；我们须依着他心中的变动去写他的话语。

言谈不但应合他的身分，且应合乎他当时的心态与环境。

以上的种种都是应用来以彰显人物的个性。有了个性，我们应随时给他机会与事实接触。人与事相遇，他才有用武之地。我们说一个人怎好或怎坏，不如给他一件事作作看。在应付事情的时节，我们不但能揭露他的个性，而且足以反映出人类的普遍性。每人都有一点特性，但在普遍的人情上大家是差不多的。当看一出悲剧的时候，大概大家都要受些感动，不过有的落泪，有的不落泪。那不落泪的未必不比别人受的感动更深。落泪与否是个性使然，而必受感动乃人之常情；怪人与傻子除外；自然我们不愿把人物都写成怪人与傻子。我们不要太着急，想一口气把人物作成顶合自己理想的；为我们的理想而牺牲了人情，是大不上算的事。比如说革命吧，青年们只要有点知识，有点血气，哪个甘于落后？可是，把一位革命青年写成一举一动全为革命，没有丝毫弱点，为革命而来，为革命而去，象一座雕像那么完美；好是好了，怎奈天下并没有这么完全的！艺术的描写容许夸大，但把一个人写成天使一般，一点都看不出他是由猴子变来的，便过于骗人了。我们必须首先把个性建树起来，使人物立得牢稳；而后再设法使之在普遍人情中立得住。个性引起对此人的趣味，普遍性引起普遍的同情。哭有多种，笑也不同，应依个人的特性与情形而定如何哭，如何笑；但此特有的哭笑须在人类的哭笑圈内。用张王李赵去代表几个抽象的观念是写寓言的方法，小说则首应注意把他们写活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不是一些完全听人家调动的傀儡。

事实的运用

小说中的人与事是相互为用的。人物领导着事实前进是偏重人格与心理的描写，事实操纵着人物是注重故事的惊奇与趣味。因灵感而设计，重人或重事，必先决定，以免忽此忽彼。中心既定，若以人物为主，须知人物之所思所作均由个人身世而决定；反之，以事实为主，须注意人心在事实下如何反应。前者使事实由人心辐射出，后者使事实压迫着个人。若是，故事才会是心灵与事实的循环运动。事实是死的，没有人在里面不会有生气。最怕事实层出不穷，而全无联络，没有中心。一些零乱的事实不能成为小说。

大概我们平常看事，总以为它们是平面的，看过去就算了，此乃读新闻纸的习惯与态度。欲作个小说家，须把事实看成有宽广厚的东西，如律师之辩护，要把犯人在作案时的一切情感与刺激都引为免罪或减罪的证据。一点风一点雨也是与人物有关系的，即使此风此雨不足帮助事实的发展，亦至少对人物的心感有关。事实无所谓好坏，我们应拿它作人格的试金石。没有事情，人格不能显明；说一人勇敢，须在放炸弹时试试他。抓住人物与事实相关的那点趣味与意义，即见人生的哲理。在平凡的事中看出意义，是最要紧的。把事实只当作事实看，那么见了妓女便只见了争风吃醋，或虚情假义，如蝴蝶鸳鸯派作品中所报告者。由妓女的虚情假义而看到社会的罪恶，便深进了一层；妓女的狡猾应由整个社会负责任，这便有了些意义。事实的新奇要在其次，第一须看出个中的深义。

我们若能这样看事实并找事实，就不怕事实不集中，因为我们已捉到事实的真义，自然会去合适的裁剪或补充。我们也不怕事实虚空了，因为这些事实有人在其中。不集中与空虚是两大弊病，必须避免。

小说，我们要记住了，是感情的纪录，不是事实的重述。我们应先看出事实中的真意义，这是我们所要传达的思想；而后，把在此意义下的人与事都赋与一些感情，使事实成为爱，恶，仇恨，等等的结果或引导物；小说中的思想是要带着感情说出的。“快乐”，巴尔扎克说，“是没有历史的，‘他们很快乐’一语是爱情小说的收结。”

在古代与中古的故事里，对于感情的表现是比较微弱的，设若HenryJames（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而放在古人们手里，也许只用“过了十年”一语便都包括了；他的作品总是在特别的一点感情下看一些小事实，不厌其细琐与平凡，只要写出由某件事所激起的感情如何。康拉德的小说中有许多新奇的事实，但是他决不为新奇而表现它们，他是要述说由事实所引起的感情，所以那些事实不止新奇，也使人感到亲切有趣。小说，十之八九，是到了后半便松懈了。为什么？多半是因为事实已不能再是感情的刺激与产物。一旦失去这个，故事便失去活跃的力量，而露出勉强堆砌的痕迹来。一下笔时不十分用力，以便有余力贯彻全体，不过是消极的办法；设若始终拿事实为感情起落的刺激物，便不怕有松懈的毛病了。康拉德之所以能忽前忽后的述说，就是因为他先决定好了所要传达的感情为何，故事的秩序虽颠倒杂陈亦不显着混乱了。

所谓事实发展的关键，逗宕与顶点者，便是感情的冲突、波浪与结束。这是个自然的步骤。假若我们没有深厚的感情，而空泛的逗宕，适足以惹人讨厌，如八股文之起承转合然。ArloBates（阿洛·贝茨）说：“我不相信小说构成的死规则。工作的方法必随个人的性情而异。我自己的办法据我看是最逻辑的，可是我知道这是每一写家自决的问题。以我自己说，我以为小说的大体有定好的必要，而且在未动手之前就知道结局是更要紧的。”

这段话使我们放胆去运用事实。实事是事实，是死的，怎样运用它是我们自己的事。Arnold Bennett（阿诺尔特·贝内特）在巴黎的一个饭馆里，看见一老妇，她的举止非常的可笑。他就设想她曾经有过美好的青春，由少艾而肥老，其间经过许多细小的不停的变化。于是他便决定写那《老妇们的故事》。但这本书当开始动笔的时候，主角可已不是那个老妇，因为她太老了，不足以惹起同情。杜思妥益夫斯基的《罪与罚》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但把故事放在都市里，因为都市生活的不安与犯罪空气的浓厚，更适宜于此题旨的表现。这样看，我们得到事实是随时的事，我们用什么事实是判断了许多事实之后的结果。真人真事不过是个起点，是个跳板。我们不仗着事实本身的好坏，而是仗着我们怎样去判断事实。这就是说，小说一开首的某件事实，已经是我们判断过的；在小说中，大家所见到的是事实的逐渐的发展，其实在作者心中，小说中的第一件事与第末一件事同样是预先决定好了的。自然，谁也不会把一部小说的每一段都预先想好，只等动笔一写，象填表格似的，不会。写出来才是作品，想得怎样高明不算一回事。但是，我们确能在写第一件事的时候，已经预备好末一件事，而且并不很难，因为即使我们不准知道那件是什么事，我们总会知道那是件什么样的事——我们所要传达的与激起的情绪是什么便替我们决定，替我们判断，所需要的是什么事。明乎此，在下笔的时候便能准确；我们要的是“怒”，便不会上手就去打哈哈。及至写完了，想改正，我们也知道了怎去改正——加强我们所要激起的感情，删削那阻碍或破坏此种情绪的激发的。

由事实中求得意义，予以解释，而后把此意义与解释在情绪的激动下写出来；这样，我们才敢以事实为生材料，不论是极平凡的，还是极惊奇的，都有经过锻炼的必要。我们最怕教事实给管束住：看见或听见一件奇事，我们想这必是好材料，而愿把它写出来。这有两个危险，第一是写了一堆东西，而毫无意义；第二是只顾了写事而忘记了去创造人。反之，我们知道材料是需要我们去锻炼炮制的，我们才敢大胆的自由的去运用它们，使它们成为我们手中的东西。小说中的事实所以能使人感到艺术的味道就是因为每一事实所给的效果与感力都是整个作品所要给的效果与感力的一部分，仿佛每一件事都是完全由作者调动好了的，什么事在他手下都能活动起来。硬插入一段事实，不管它本身是多么有趣，必定妨碍全体的整美。平匀是最不易作到的。要平匀，我们必须依着所要激动的情绪制造出一种空气，把一切材料都包围起来。我们所要的是“怒”，那么便可以利用声音、光线、味道，种种去包围那些材料，使它们都在这种声音、光线、味道中有了活力，有了作用，有了感力。这样，我们才能使作品各部分平匀的供给刺激，全体象一气呵成的，在最后达到“怒”的高潮。所谓小说中的逗宕便是在物质上为逻辑的排列，在精神上是情绪的盘旋回荡。小说是些图画，都用感情联串起来。图画的鲜明或暗淡，或一明一暗，都凭所要激起的情感而决定。千峰万壑，色彩各异，有明有暗，有远有近，有高有低，但是在秋天，它们便都有秋的景色，连花草也是秋花秋草。小说的事实如千峰万壑，其中主要的感情便是季节的景色。

但是，我们千万莫取巧，去用小巧的手段引起虚浮的感情。电影片中每每用雷声闪光引起恐怖，可是我们并不受多少感动，而有时反觉得可笑可厌。暗示是个好方法，它能调剂写法，使不至处处都是强烈的描画，通体只有色而无影。它也能使描写显着细腻，比直接述说还更有力。一个小孩，当故意恐吓人的时候，也会想到一种比直陈事实更有力的方法——不说出什么事，而给一点暗示。他不说屋中有鬼，而说有两只红眼睛。小说中的暗示，给人一些希冀，使人动心。说屋中有些血迹，比直说那里杀了人更多些声势；说某人的衣服上有油污，比直说他不干净强。暗示既使人希冀，又使人与作者共同去猜想，分担了些故事发展的预测。但是这不可用得过火了，虚张声势而使读者受骗是不应该的。

言语与风格

小说是用散文写的，所以应当力求自然。诗中的装饰用在散文里不一定有好结果，因为诗中的文字和思想同是创造的，而散文的责任则在运用现成的言语把意思正确的传达出来。诗中的言语也是创造的，有时候把一个字放在那里，并无多少意思，而有些说不出来的美妙。散文不能这样，也不必这样。自然，假若我们高兴的话，我们很可以把小说中的每一段都写成一首散文诗。但是，文字之美不是小说的唯一的责任。专在修辞上讨好，有时倒误了正事。本此理，我们来讨论下面的几点：

（一）用字：佛罗贝说，每个字只有一个恰当的形容词。这在一方面是说选字须极谨慎，在另一方面似乎是说散文不能象诗中那样创造言语，所以我们须去找到那最自然最恰当最现成的字。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这样说，用字与其俏皮，不如正确；与其正确，不如生动。小说是要绘色绘声的写出来，故必须生动。借用一些诗中的装饰，适足以显出小气呆死，如蒙旦所言：“在衣冠上，如以一些特别的，异常的，式样以自别，是小气的表示。言语也如是，假若出于一种学究的或儿气的志愿而专去找那新词与奇字。”青年人穿戴起古代衣冠，适见其丑。我们应以佛罗贝的话当作找字的应有的努力，而以蒙旦的话为原则——努力去找现成的活字。在活字中求变化，求生动，文字自会活跃。

（二）比喻：约翰孙博士说：“司微夫特这个家伙永远不随便用个比喻。”这是句赞美的话。散文要清楚利落的叙述，不仗着多少“我好比”叫好。比喻在诗中是很重要的，但在散文中用得过多便失了叙述的力量与自然。看《红楼梦》中描写黛玉：“两湾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段形容犯了两个毛病：第一是用诗语破坏了描写的能力；念起来确有诗意，但是到底有肯定的描写没有？在诗中，象“泪光点点”，与“闲静似娇花照水”一路的句子是有效力的，因为诗中可以抽出一时间的印象为长时间的形容：有的时候她泪光点点，便可以用之来表现她一生的状态。在小说中，这种办法似欠妥当，因为我们要真实的表现，便非从一个人的各方面与各种情态下表现不可。她没有不泪光点点的时候么？她没有闹气而不闲静的时候么？第二，这一段全是修辞，未能由现成的言语中找出恰能形容出黛玉的字来。一个字只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应再给补充上：找不到这个形容词便不用也好。假若不适当的形容词应当省去，比喻就更不用说了。没有比一个精到的比喻更能给予深刻的印象的，也没有比一个可有可无的比喻更累赘的。我们不要去费力而不讨好。

比喻由表现的能力上说，可以分为表露的与装饰的。散文中宜用表露的——用个具体的比方，或者说得能更明白一些。庄子最善用这个方法，象庖丁以解牛喻见道便是一例，把抽象的哲理作成具体的比拟，深入浅出的把道理讲明。小说原是以具体的事实表现一些哲理，这自然是应有的手段。凡是可以拿事实或行动表现出的，便不宜整本大套的去讲道说教。至于装饰的比喻，在小说中是可以免去便免去的。散文并不能因为有些诗的装饰便有诗意。能直写，便直写，不必用比喻。比喻是不得已的办法。不错，比喻能把印象扩大增深，用两样东西的力量来揭发一件东西的形态或性质，使读者心中多了一些图像：人的闲静如娇花照水，我们心中便于人之外，又加了池畔娇花的一个可爱的景色。但是，真正有描写能力的不完全靠着这个，他能找到很好的比喻，也能直接的捉到事物的精髓，一语道破，不假装饰。比如说形容一个癞蛤蟆，而说它“谦卑的工作着”，便道尽了它的生活姿态，很足以使我们落下泪来：一个益虫，只因面貌丑陋，总被人看不起。这个，用不着什么比喻，更用不着装饰。我们本可以用勤苦的丑妇来形容它，但是用不着；这种直写法比什么也来得大方，有力量。至于说它丑若无盐，毫无曲线美，就更用不着了。

（三）句：短句足以表现迅速的动作，长句则善表现缠绵的情调。那最短的以一二字作成的句子足以助成戏剧的效果。自然，独立的一语有时不足以传达一完整的意念，但此一语的构成与所欲给予的效果是完全的，造句时应注意此点；设若句子的构造不能独立，即是失败。以律动言，没有单句的音节不响而能使全段的律动美好的。每句应有它独立的价值，为造句的第一步。及至写成一段，当看那全段的律动如何，而增减各句的长短。说一件动作多而急速的事，句子必须多半短悍，一句完成一个动作，而后才能见出继续不断而又变化多端的情形。试看《水浒传》里的“血溅鸳鸯楼”：“武松道：”一不作，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提了刀，下楼来。夫人问道：“楼上怎地大惊小怪？’武松抢到房前。夫人见条大汉入来，兀自问道：”是谁？‘武松的刀早飞起，劈面门剁着，倒在房前声唤。武松按住，将去割头时，刀切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时，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头来！’便抽身去厨房下拿取朴刀。丢了缺刀。翻身再入楼下来……”

这一段有多少动作？动作与动作之间相隔多少时间？设若都用长句，怎能表现得这样急速火炽呢！短句的效用如是，长句的效用自会想得出的。造句和选字一样，不是依着它们的本身的好坏定去取，而是应当就着所要表现的动作去决定。在一般的叙述中，长短相间总是有意思的，因它们足以使音节有变化，且使读者有缓一缓气的地方。短句太多，设无相当的事实与动作，便嫌紧促；长句太多，无论是说什么，总使人的注意力太吃苦，而且声调也缺乏抑扬之致。

在我们的言语中，既没有关系代名词，自然很难造出平匀美好的复句来。我们须记住这个，否则一味的把有关系代名词的短句全变成很长很长的形容词，一句中不知有多少个“的”，使人没法读下去了。在作翻译的时候，或者不得不如此；创作既是要尽量的发挥本国语言之美，便不应借用外国句法而把文字弄得不自然了。“自然”是最要紧的。写出来而不能读的便是不自然。打算要自然，第一要维持言语本来的美点，不作无谓的革新；第二不要多说废话及用套话，这是不作无聊的装饰。

写完几句，高声的读一遍，是最有益处的事。

（四）节段：一节是一句的扩大。在散文中，有时非一气读下七八句去不能得个清楚的观念。分节的功用，那么，就是在叙述程序中指明思路的变化。思想设若能有形体，节段便是那个形体。分段清楚、合适，对于思想的明晰是大有帮助的。

在小说里，分节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既是叙述事实与行动，事实与行动本身便有起落首尾。难处是在一节的律动能否帮助这一段事实与行动，恰当的，生动的，使文字与所叙述的相得益彰，如有声电影中的配乐。严重的一段事实，而用了轻飘的一段文字，便是失败。一段文字的律动音节是能代事实道出感情的，如音乐然。

（五）对话：对话是小说中最自然的部分。在描写风景人物时，我们还可以有时候用些生字或造些复杂的句子；对话用不着这些。对话必须用日常生活中的言语；这是个怎样说的问题，要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我们应当与小说中的人物十分熟识，要说什么必与时机相合，怎样说必与人格相合。顶聪明的句子用在不适当的时节，或出于不相合的人物口中，便是作者自己说话。顶普通的句子用在合适的地方，便足以显露出人格来。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是最应注意的。老看着你的人物，记住他们的性格，好使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话。学生说学生的话，先生说先生的话，什么样的学生与先生又说什么样的话。看着他的环境与动作，他在哪里和干些什么，好使他在某时某地说什么。对话是小说中许多图像的联接物，不是演说。对话不只是小说中应有这么一项而已，而是要在谈话里发出文学的效果；不仅要过得去，还要真实，对典型真实，对个人真实。

一般的说，对话须简短。一个人滔滔不绝的说，总缺乏戏剧的力量。即使非长篇大论的独唱不可，亦须以说话的神气，手势，及听者的神色等来调剂，使不至冗长沉闷。一个人说话，即使是很长，另一人时时插话或发问，也足以使人感到真象听着二人谈话，不至于象听留声机片。答话不必一定直答所问，或旁引，或反诘，都能使谈话略有变化。心中有事的人往往所答非所问，急于道出自己的忧虑，或不及说完一语而为感情所阻断。总之，对话须力求象日常谈话，于谈话中露出感情，不可一问一答，平板如文明戏的对口。

善于运用对话的，能将不必要的事在谈话中附带说出，不必另行叙述。这样往往比另作详细陈述更有力量，而且经济。形容一段事，能一半叙述，一半用对话说出，就显着有变化。譬若甲托乙去办一件事，乙办了之后，来对甲报告，反比另写乙办事的经过较为有力。事情由口中说出，能给事实一些强烈的感情与色彩。能利用这个，则可以免去许多无意味的描写，而且老教谈话有事实上的根据——要不说空话，必须使事实成为对话资料的一部分。

风格：风格是什么？暂且不提。小说当具怎样的风格？也很难规定。我们只提出几点，作为一般的参考：

（一）无论说什么，必须真诚，不许为炫弄学问而说。典故与学识往往是文字的累赘。

（二）晦涩是致命伤，小说的文字须于清浅中取得描写的力量。Meredith（梅雷迪思）每每写出使人难解的句子，虽然他的天才在别的方面足以补救这个毛病，但究竟不是最好的办法。

（三）风格不是由字句的堆砌而来的，它是心灵的音乐。叔本华说：“形容词是名词的仇敌。”是的，好的文字是由心中炼制出来的；多用些泛泛的形容字或生僻字去敷衍，不会有美好的风格。

（四）风格的有无是绝对的，所以不应去摹仿别人。风格与其说是文字的特异，还不如说是思想的力量。思想清楚，才能有清楚的文字。逐字逐句的去摹写，只学了文字，而没有思想作基础，当然不会讨好。先求清楚，想得周密，写得明白；能清楚而天才不足以创出特异的风格，仍不失为清楚；不能清楚，便一切无望。

出口成章

序

这里所集印的一些篇不大像样子的文章，有的是给文艺刊物或报纸写过的稿子，有的是在各处讲话的底稿或纪录——有几篇虽是这种纪录，却忘了讲话的地点，故未注明。给报刊写的稿子，看起来文字比较顺当；讲话纪录就差一些，可也找不出时间去润色，十分抱歉！

这些篇的内容大致都是讲文学语言问题的，一部分题目也是近几年来各报刊约稿与各处约讲话时所指定的。这样，在当时，我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没有考虑怎么避免重复，往往旧话重提；在讲话时更是如此，经验不多，只好顺口说些老话。现在，把它们搜集到一处，要印成一本小书，可就发现许多重复之处，说了再说，令人生厌。这本小书确有此病。不过呢，这篇与那篇虽然差不多，每篇可也总有那么一点特有的东西，弃之未免可惜，从新写过又没有时间，只好将就着保留下来。虽然说了再说，容易记住，可是我所说的到底正确与否，值得记住不值得，还是个问题。

书名《出口成章》，这并不是说我自己有此本领，而是对读者的一点祝愿。这也并非说，一读这本小书即获得这个本领，而是说谁肯努力学习，谁就能够成功。是的，我切盼咱们都肯勤学苦练，有那么一天，大家（包括我自己）都能够作到文通字顺，出口成章！

老舍于北京1963年10月

人、物、语言

在文学修养中，语言学习是很重要的。没有运用语言的本事，即无从表达思想、感情；即使敷衍成篇，也不会有多少说服力。

语言的学习是从事写作的基本功夫。

学习语言须连人带话一齐来、连东西带话一齐来。这怎么讲呢？这是说，孤立地去记下来一些名词与话语，语言便是死的，没有多大的用处。鹦鹉学舌就是那样，只会死记，不会灵活运用。孤立地记住些什么“这不结啦”、“说干脆的”、“包了圆儿”……并不就能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北京人来。

我们记住语言，还须注意它的思想感情，注意说话人的性格、阶级、文化程度，和说话时的神情与音调等等。这就是说，必须注意一个人为什么说那句话，和他怎么说那句话的。通过一些话，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生活与性格来。这就叫连人带话一齐来。这样，我们在写作时，才会由人物的生活与性格出发，什么人说什么话，张三与李四的话是不大一样的。即使他俩说同一事件，用同样的字句，也各有各的说法。

语言是与人物的生活、性格等等分不开的。光记住一些话，而不注意说话的人，便摸不到根儿。我们必须摸到那个根儿——为什么这个人说这样的话，那个人说那样的话，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必须随时留心，仔细观察，并加以揣摩。先由话知人，而后才能用话表现人，使语言性格化。

不仅对人物如此，就是对不会说话的草木泉石等等，我们也要抓住它们的特点特质，精辟地描写出来。它们不会说话，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替它们说话。杜甫写过这么一句：“塞水不成河”。这确是塞外的水，不是江南的水。塞外荒沙野水，往往流不成河。这是经过诗人仔细观察，提出特点，成为诗句的。

塞水没有自己的语言。“塞水不成河”这几个字是诗人自己的语言。这几个字都很普通。不过，经过诗人这么一运用，便成为一景，非常鲜明。可见只要仔细观察，抓到不说话的东西的特点特质，就可以替它们说话。没有见过塞水的，写不出这句诗来。我们对一草一木，一泉一石，都须下功夫观察。找到了它们的特点特质，我们就可以用普通的话写出诗来。光记住一些“柳暗花明”、“桃红柳绿”等泛泛的话，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泛泛的词藻总是人云亦云，见不出创造本领来。用我们自己的话道出东西的特质，便出语惊人，富有诗意。这就是连东西带话一齐来的意思。

杜甫还有这么一句：“月是故乡明”。这并不是月的特质。月不会特意照顾诗人的故乡，分外明亮一些。这是诗人见景生情，因怀念故乡，而把这个特点加给了月亮。我们并不因此而反对这句诗。不，我们反倒觉得它颇有些感染力。这是另一种连人带话一齐来。“塞水不成河”是客观的观察，“月是故乡明”是主观的情感。诗人不直接说出思乡之苦，而说故乡的月色更明，更亲切，更可爱。我们若不去揣摩诗人的感情，而专看字面儿，这句诗便有些不通了。

是的，我们学习语言，不要忘了观察人，观察事物。有时候，见景生情，还可以把自己的感情加到东西上去。我们了解了人，才能了解他的话，从而学会以性格化的话去表现人。我们了解了事物，找出特点与本质，便可以一针见血地状物绘景，生动精到。人与话，物与话，须一齐学习，一齐创造。

语言、人物、戏剧

——与青年剧作者的一次谈话

要我来谈谈创作经验，我没有什么可谈的。说几句关于戏剧语言的话吧。创作经验，还是留给曹禺同志来谈。

写剧本，语言是一个要紧的部分。首先，语言性格化，很难掌握。我写的很快，但事先想得很多、很久。人物什么模样，说话的语气，以及他的思想、感情、环境，我都想得差不多了才动笔，写起来也就快了。剧中人的对话应该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这就是性格化。对一个快人快语的人，要知道他是怎样快法，这就要考虑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剧情等几个方面，然后再写对话。在特定时间、地点、情节下，人物说话快，思想也快，这是甲的性格。假如只是口齿快，而思想并不快，就不是甲，而是乙，另一个人了。有些人是快人而不快语，有些人是快语而不是快人，这要区别开。《水浒》中的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人物，都是农民革命英雄，性格有相近之处，却又各不相同，这在他们的说话中也可区别开。写现代戏，读读《水浒》，对我们有好处。尤其是写内部矛盾的戏，人物不能太坏，不能写成敌人。那么，语言性格化就要在相差不多而确有差度上注意了。这很不容易，必须事先把人物都先想好，以便甲说甲的话，乙说乙的话。

脾气古怪，好说怪话的人物，个性容易突出。这种人物作为次要角色，在一个戏里有一个两个，会使戏显得生动。不过，古怪人物是比较容易写的。要写出正常人物的思想、感情等等是不容易的；但作者的注意力却是应该放在这里。

写人物要有“留有余地”，不要一下笔就全倾倒出来。要使人物有发展。我们的建设发展得极快，人人应有发展，否则跟不上去。这点是我写戏的一个大毛病。我总把力气都放在第一幕，痛快淋漓，而后难为继。因此，第一幕戏很好，值五毛钱，后面几幕就一钱不值了。这有时候也证明我的人物确是从各方面都想好了的，故能一下笔就有声有色。可是，后面却声嘶力竭了。曹禺同志的戏却是一幕比一幕精彩，好戏在后面，最后一幕是高峰，这才是引人入胜的好戏。

再谈谈语言的地方化。先让我引《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刘姥姥进大观园和贾母的一段对话：贾母通：“老亲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刘姥姥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

贾母向众人道：“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硬朗！比我大好几岁呢！我要到这个年纪，还不知怎么动不得呢！”

刘姥姥笑道：“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我们要也这么着，那些庄家活也没人做了。”

贾母道：“眼睛牙齿还好？”

刘姥姥道：“还都好，就是今年左边的槽牙活动了。”贾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聋，记性也没了。你们这些老亲戚，我都记不得了。亲戚们来了，我怕人笑话，我都不会。不过嚼的动的吃两口，睡一觉，闷了时，和这些孙子孙女儿玩笑会子就完了。”

刘姥姥笑道：“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们想这么着不能。”贾母道：“什么福？不过是老废物罢咧！”说的大家都笑了。贾母又笑道：“我才听见凤哥儿说，你带了好些瓜菜来，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里现结的瓜儿菜儿吃，外头买的不像你们地里的好吃。”

刘姥姥笑道：“这是野意儿，不过吃个新鲜；依我们倒想鱼肉吃，只是吃不起。”……

这里是两个老太太的对话。以语言的地方性而言，二人说的都是道地北京话。她们的话没有雕琢，没有棱角，但在表面平易之中，却语语针锋相对，两人的思想、性格、阶级都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贾母的话是假谦虚，倚老卖老；刘姥姥的话则是表面奉承，内藏讽刺。“依我们倒想鱼肉吃，只是吃不起”，这句话是多么厉害！作者没有把贾母和刘姥姥的话写得一雅一俗，说的是同样的语言，却表现了尖锐的阶级对立。这是高度的语言技巧。所谓语言的地方性，我以为就是对语言熟悉，要熟悉地方上的一切事物，熟悉各阶层人物的语言，才能得心应手，用语精当。同时，也只有熟悉人物性格，才能通过对话准确地表现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物性格特征。

戏剧语言还要富于哲理。含有哲理的语言，往往是作者的思想通过人物的口说出来的。当然，不能每句话都如此。但在一幕戏中有那么三五句，这幕戏就会有些光彩。若不然，人物尽说一些平平常常的话，听众便昏昏欲睡。就是儿童剧也需要这种语言。当然写出一两句至理名言，不是轻而易举的。离开人物、情节，孤立地说出来，不行。我们对人物要想得多想得深，要从人物、情节出发去想。离开人物与情节，虽有好话而搁不到戏里来。这种闪烁着真理光芒的语言，并非只是文化水平高的人才能说的。一般人都能说。读读《水浒》、《红楼梦》，很有好处。特别是《水浒》，许多人物是没有文化的，但说出的一些语言却富有哲理。这种语言一定是作者想了又想，改了又改的。一句话想了又想，改了又改，使其鲜明，既富有哲理，又表现性格，人物也就站起来了。一个平常的人说了一句看来是平常的话，而道出了一个真理，这个人物便会给观众留下个难忘的印象。

以上说的语言性格化、地方性、哲理性，三者是统一的，都是为了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平易近人的语言，往往是作家费了心血写出来的。如刚才谈的《红楼梦》中那段对话，自然平易，抹去棱角，表面没有剑拔弩张的斗争，只是写一个想吃鲜菜，一个想吃肉食的两位老太太的话，但内中却表现了阶级的对立。这种语言看着平易，而是用尽力气写出来的。杜甫、白居易、陆放翁的诗也有时如此，看来越似乎是信手拈来，越见功夫。写一句剧词，要像写诗那样，千锤百炼。当然，小说中的语言还可以容人去细细揣摸、体会，而舞台上的语言是要立竿见影，发生效果，就更不容易。所以戏剧语言要既俗（通俗易懂）而又富于诗意，才是好语言。

儿童剧的语言也要富于诗意。因为在孩子们的眼里，什么都是诗。一个小瓜子皮放在水杯中，孩子们就会想到船行万里，乘风破浪。我在《宝船》中写到，孩子们不知道“驸马”是什么，因而猜想是“驴”。这是符合儿童心理的。这当中寓有作者的讽刺。如果在清朝末年我这样写，就要挨四十大板。儿童剧要写出孩子们心里的诗意，且含有作家对事物的褒贬。

要多想，创造性地想；还要多学，各方面都学。见多识广，知识丰富，写起来就从容。学习不是生搬硬套，生活中的语言也不能原封不动地运用，需要提炼。如今天写刘胡兰、黄继光这些英雄人物，他们生活中说了些什么，我们知道的不太多，这需要作家创造性地去想象，写出符合英雄性格的语言。

语言要准确、生动、鲜明，即使像“的、了、吗、呢……”这些词的运用也不能忽视。日本朋友已拟用我的《宝船》作为汉语课本，要求我在语法上作一些注解。其中摘出“开船喽！”这句话，问我为什么不用“啦”，而用“喽”。我写的时候只是觉得要用“喽”，道理却说不清，这就整得我够受。我朗读的时候，发现大概“喽”字是对大伙说的，如一个人喊“开船喽！”是表示招呼大家。如果说“开船啦”便只是对一个人说的，没有许多人在场。区别也许就在这里。

语言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反映，要把人物说话时的神色都表现出来，需要给语言以音乐和色彩，才能使其美丽、活泼、生动。

我的话说完了，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对不起！

（有一位青年作家递条子要求老舍同志谈谈《全家福》的创作）

《全家福》的材料是北京市公安局供给的。当时正在大跃进运动中，北京市公安局有一万多找人的案件要处理。我首先被这些材料所感动。我看了些材料，有些案件的当事人不在北京，不能进一步了解，无法选用。后来选用了三个材料，当事人都在北京。当然，原材料是三个各不相关的故事：一个是儿子找妈，一个是妈妈找女儿，一个是丈夫找老婆。前两件事大体如剧本中写的那样，而后面丈夫找老婆的事例和剧本中写的很不相同。

我想文艺不是照抄真人真事，而是要运用想象的，因此我就把这三个各不相关的故事拼在一起。我把他们三人想象成一家人，互有联系，这样，情节既显得丰富，又能集中、概括。

我写这个戏是为了表扬今天的人民警察。但我对今天人民警察的生活不大熟悉，他们又都很忙，我也不好意思去多打搅他们。所以在这个戏里，人民警察没有写好。戏里那个母亲、姐姐的生活我是了解的，她们的痛苦我也有所体会，写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

我也访问过当事人。剧院有一次把那个找妈妈的姑娘请了来。她来到，一想起从前的遭遇，虽已相隔五六年，却伤心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她愣了一刻钟，只落泪，说不出话。后来我请剧院的同志送她回去，而由她的母亲把她的遭遇介绍了一下。那位姑娘一语未发，却比开口还更感人，我深受了感动，产生一股强烈的写作冲动，欲罢不能。我体会到，光有材料还不行，还要受感动，产生写作激情。不动感情，写不出带感情的作品。

写戏，还不能怕有时候出废品，不能像母鸡下蛋那样一下一个。要勇敢地写出来，不成功，就勇敢地扔掉。我扔掉过不少稿子。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写过一个戏叫《人民代表》，化了许多劳动，后来扔掉了，我没感到可惜。废品并不是完全没有用的，劳动不会完全白费。后来我写的《茶馆》中的第一幕，就是用了《人民代表》中的一场戏，虽然不完全一样，但因为相似的场面写过一次了，所以再写就感到熟练，有人说《茶馆》第一幕戏好，也许就是出过一次废品的功劳。在我的经验中，写过一次的事物，再写一次，可能完全不一样，但总是更成熟、更精炼。

写作需要有生活。《全家福》中的人物，是我在旧社会的生活中常常见到的，较比熟悉，所以写出来就有生活味道。《女店员》就写得差些。这个题材是我到妇女商店里得到的。但是，我对新做店员的姑娘们的生活还不十分熟悉，所以戏里面就感到缺少生活。我们得到一个题材，还需要安排生活情节，才能把思想烘托出来，也才能出“戏”。没有生活怎能表现时代精神呢？今天人与人的关系变了，是从生活各方面反映出来的。如最近看了电影《李双双》（据说剧本比电影还要好，可惜我没有看），就感到戏里的生活很丰富。甚至从一个老太太拿点劈柴这样小事，也反映了个人与集体间关系的变化；生活丰富才能做到以小见大。赵树理同志的农村生活丰富，所以写来总是很从容，丝丝入扣。

随便地扯，请原谅，指教！

人物、语言及其他

短篇小说很容易同通讯报道混淆。写短篇小说时，就像画画一样，要色彩鲜明，要刻划出人物形象。所谓刻划，并非指花红柳绿地作冗长的描写，而是说，要三言两语勾画出人物的性格，树立起鲜明的人物形象来。

一般的说，作品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人物太多，故事性不强。《林海雪原》之所以吸引人，就是故事性极强烈。当然，短篇小说不可能有许多故事情节，因此，必须选择了又选择，选出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把精华写出来。写人更要这样，作者可以虚构、想象，把很多人物事件集中写到一两个人物身上，塑造典型的人物。短篇中的人物一定要集中，集中力量写好一两个主要人物，以一当十，其他人物是围绕主人公的配角，适当描画几笔就行了。无论人物和事件都要集中，因为短篇短，容量小。

有些作品为什么见物不见人呢？这原因在于作者。不少作者常常有一肚子故事，他急于把这些动人的故事写出来，直到动笔的时候，才想到与事件有关的人物，于是，人物只好随着事件走，而人物形象往往模糊、不完整、不够鲜明。世界上的著名的作品大都是这样：反映了这个时代人物的面貌，不是写事件的过程，不是按事件的发展来写人，而是让事件为人物服务。还有一些名著，情节很多，读过后往往记不得，记不全，但是，人物却都被记住，所以成为名著。

我们写作时，首先要想到人物，然后再安排故事，想想让主人公代表什么，反映什么，用谁来陪衬，以便突出这个人物。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写人呢？还是写事？我觉得，应该是表现足以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而不是为了别的。一定要根据人物的需要来安排事件，事随着人走；不要叫事件控制着人物。譬如，关于洋车夫的生活，我很熟悉，因为我小时候很穷，接触过不少车夫，知道不少车夫的故事，但那时我并没有写《骆驼祥子》的意图。有一天，一个朋友和我聊天，说有一个车夫买了三次车，丢了三次车，以至悲惨地死去。这给我不少启发，使我联想起我所见到的车夫，于是，我决定写旧社会里一个车夫的命运和遭遇，把事件打乱，根据人物发展的需要来写，写成了《骆驼祥子》。

写作时一定要多想人物，常想人物。选定一个特点去描画人物，如说话结巴，这是肤浅的表现方法，主要的是应赋予人物性格特征。先想他会干出什么来，怎么个干法，有什么样胆识，而后用突出的事件来表现人物，展示人物性格。要始终看定一两个主要人物，不要使他们写着写着走了样子。贪多，往往会叫人物走样子的。《三国演义》看上去情节很多，但事事都从人物出发。诸葛亮死了还吓了司马懿一大跳，这当然是作者有意安排上去的，目的就是为了丰富诸葛亮这个人物。《红日》中大多数人物写的好。但有些人就没有写好，这原因是人物太多了，有些人物作者不够熟悉，掌握不住。《林海雪原》里的白茹也没写得十分好，这恐怕是曲波同志对女同志还了解得不多的缘故。因此不必要的、不熟悉的就不写，不足以表现人物性格的不写。贪图表现自己知识丰富，力求故事多，那就容易坏事。

写小说和写戏一样，要善于支配人物，支配环境（写出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如要表现炊事员，光把他放在厨房里烧锅煮饭，就不易出戏，很难写出吸引人的场面；如果写部队在大沙漠里铺轨，或者在激战中同志们正需要喝水吃饭、非常困难的时候，把炊事员安排进去，作用就大了。

无论什么文学形式，一写事情的或运动的过程就不易写好，如有个作品写高射炮兵作战，又是讲炮的性能、炮的口径，又是红绿信号灯如何调炮……就很难使人家爱看。文学作品主要是写人，写人的思想活动，遇到什么困难，怎样克服，怎样斗争……写写技术也可以，但不能贪多，因为这不是文学主要的任务。学技术，那有技术教科书嘛！

刻划人物要注意从多方面来写人物性格。如写地主，不要光写他凶残的一面，把他写得像个野兽，也要写他伪善的一面。写他的生活、嗜好、习惯、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态度……多方面写人物的性格，不要小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

当你写到戏剧性强的地方，最好不要写他的心理活动，而叫他用行动说话，来表现他的精神面貌。如果在这时候加上心理描写，故事的紧张就马上弛缓下来。《水浒》上的鲁智深、石秀、李逵、武松等人物的形象，往往用行动说话来表现他们的性格和精神面貌，这个写法是很高明的。《水浒》上武松打虎的一段，写武松见虎时心里是怕的，但王少堂先生说评书又作了一番加工：武松看见了老虎，便说：“啊！我不打死它，它会伤人哟！好！打！”这样一说，把武松这个英雄人物的性格表现得更有声色了。这种艺术的夸张，是有助于塑造英雄人物的形象的！我们写新英雄人物，要大胆些，对英雄人物的行动，为什么不可以作适当的艺术夸张呢？

为了写好人物，可以把五十万字的材料只写二十万字；心要狠一些。过去日本鬼子烧了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把我一部十万多字的小说原稿也烧掉了。后来，我把这十万字的材料写成了一个中篇《月牙儿》。当然，这是其中的精华。这好比割肉一样，肉皮肉膘全不要，光要肉核（最好的肉）。鲁迅的作品，文字十分精炼，人物都非常成功，而有些作家就不然，写到事往往就无节制地大写特写，把人盖住了。最近，我看到一幅描绘密云水库上的人们干劲冲天的画，画中把山画得很高很大很雄伟，人呢？却小得很，这怎能表现出人们的干劲呢？看都看不到啊！事件的详细描写总在其次；人，才是主要的。因为有永存价值的是人，而不是事。

语言的运用对文学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作品文字色彩不浓，首先是逻辑性的问题。我写作中有一个窍门，一个东西写完了，一定要再念再念再念，念给别人听（听不听在他），看念得顺不顺？准确不？别扭不？逻辑性强不？……看看句子是否有不够妥当之处。我们不能为了文字简练而简略。简练不是简略、意思含糊，而是看逻辑性强不强，准确不准确。只有逻辑性强而又简单的语言才是真正的简练。

运用文字，首先是准确，然后才是出奇。文字修辞、比喻、联想假如并不出奇，用了反而使人感到庸俗。讲究修辞并不是滥用形容词，而是要求语言准确而生动。文字鲜明不鲜明，不在于用一些有颜色的字句。一千字的文章，我往往写三天，第一天可能就写成，第二天、第三天加工修改，把那些陈词滥调和废话都删掉。这样做是否会使色彩不鲜明呢？不，可能更鲜明些。文字不怕朴实，朴实也会生动，也会有色彩。齐白石先生画的小鸡，虽只那么几笔，但墨分五彩，能使人看出来许多颜色。写作对堆砌形容词不好。语言的创造，是用普通的文字巧妙地安排起来的，不要硬造字句，如“他们在思谋……”，“思谋”不常用，不如用“思索”倒好些，既现成也易懂。宁可写得老实些，也别生造。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是语言的运用者，要想办法把“话”说好，不光是要注意“说什么”，而且要注意“怎么说”。注意“怎么说”才能表现出自己的语言风格。各人的“说法”不同，各人的风格也就不一样。“怎么说”是思考的结果，侯宝林的相声之所以逗人笑，并不只因他的嘴有功夫，而是因为他的想法合乎笑的规律。写东西一定要善于运用文字，苦苦思索，要让人家看见你的思想风貌。

用什么语言好呢？过去我很喜欢用方言，《龙须沟》里就有许多北京方言。在北京演出还好，观众能懂，但到了广州就不行了，广州没有这种方言。连翻译也没法翻译。这次写《女店员》我就注意用普遍话。推广普遍话，文学工作者都有责任。用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方言，加强乡土气息，不是不可以，但不要贪多；没多少意义的，不易看懂的方言，干脆去掉为是。

小说中人物对话很重要。对话是人物性格的索隐，也就是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一个人物的性格掌握住了，再看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就可以琢磨出他将会说什么与怎么说。写对话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物性格更鲜明，而不只是为了交代情节。《红楼梦》的对话写得很好，通过对话可以使人看见活生生的人物。

关于文字表现技巧，不要光从一方面来练习，一棵树吊死人，要多方面练习。一篇小说写完后，可试着再把它写成话剧（当然不一定发表），这会有好处的。话剧主要是以对话来表达故事情节，展示人物性格，每句话都要求很精炼，很有作用。我们也应当学学写诗，旧体诗也可以学学，不摸摸旧体诗，就没法摸到中国语言的特点和奥妙。这当然不是要大家去写旧体诗词，而是说要学习我们民族语言的特色，学会表现、运用语言的本领，使作品中的文字千锤百炼。这是要下一番苦功夫的。

写东西一定要求精炼，含蓄。俗语说：“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这话是很值得深思的。不要使人家读了作品以后，有“吃腻了”的感觉，要给人留出回味的余地，让人看了觉得：这两口还不错呀！我们现在有不少作品不太含蓄，直来直去，什么都说尽了，没有余味可嚼。过去我接触过很多拳师，也曾跟他们学过两手，材料很多。可是不能把这些都写上。我就捡最精彩的一段来写：有一个老先生枪法很好，最拿手的是“断魂枪”，这是几辈祖传的。外地有个老人学的枪法不少，就不会他这一套，于是千里迢迢来求教枪法，可是他不教，说了很多好话，还是不行。老人就走了，他见那老人走后，就把门锁起来，把自己关在院内，一个人练他那套枪法。写到这里，我只写了两个字：“不传”，就结束了。还有很多东西没说，让读者去想。想什么呢？就让他们想想小说的“底”——许多好技术，就因个人的保守，而失传了。

小说的“底”，在写之前你就要找到。有些作者还没想好了“底”就写，往往写到一半就写不下去，结果只好放弃了。光想开头，不想结尾，不知道“底”落在哪里，是很难写好的。“底”往往在结尾时才表现出来，“底”也可以说是你写这小说的目的。如果你一上来把什么都讲了，那就是漏了“底”。比如，前面所说的学枪法的故事，就是叫你想想由于这类的“不传”，我们祖国从古到今有多少宝贵的遗产都被埋葬掉啦！写相声最怕没有“底”，没有“底”就下不了台，有了“底”，就知道前面怎么安排了。

小说所要表达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当前着重于写建设，这是正确的。当然，也可以写其他方面的生活。在写作时，若只凭有过这么回事，凑合着写下来，就不容易写好；光知道一个故事，而不知道与这故事有关的社会生活，也很难写好。

小说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书信体，日记体，还有……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作品，思想性并不强，可是写得那么抒情，那么有色彩，能给人以艺术上的欣赏。这种作品虽然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我们不一定去学，但多看一看，也有好处。现在我们讲百花齐放，我看放得不够的原因之一，就是知道得不多，特别是世界名著和我国的优秀传统知道得不多。

生活知识也是一样，越博越好，了解得越深越透彻越好。因此，对生活要多体验、多观察，培养多方面的兴趣，尽可能去多接触一些事物。就是花木鸟兽、油盐酱醋也都应注意一下，什么时候用着它很难预料，但知道多了，用起来就很方便。在生活中看到的，随时记下来，看一点，记一点，日积月累，日后大有用处。

在表现形式上不要落旧套，要大胆创造，因为生活是千变万化的，不能按老套子来写。任何一种文学艺术形式一旦一成不变，便会衰落下去。因此，我们要想各种各样的法子冲破旧的套子，这就要敢想、敢说、敢干。“五四”时期打破了旧体诗、文言文的格式，这是个了不起的文化革命！文学艺术，要不断革新，一定要创造出新东西，新的样式。如果大家都写得一样，那还互相交流什么？正因为各有不同，才互相观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新创造的东西，可能有些人看着不大习惯，但大家可以辩论呀！希望大家在文学形式上能有所突破，有新的创造！

对话浅论

怎样写好电影剧本的对话，我回答不出，我没有写过电影剧本。仅就习写话剧的一点经验，和看电影的体会，来谈谈这个问题，供参考而已。

在写话剧对话的时候，我总期望能够实现“话到人到”。这就是说，我要求自己始终把眼睛盯在人物的性格与生活上，以期开口就响，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五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随着剧情的发展，对话若能始终紧紧拴在人物的性格与生活上，人物的塑造便有了成功的希望。这样，对话本身似乎也有了性格，既可避免“一道汤”的毛病，也不至于有事无人。张三的话不能移植到李四的口中来，他们各有个性，他们的话也各具特点。因此，对于我所熟识的人物，我的对话就写得好一些。对于我不大了解的人物，对话就写得很差。难处不在大家都说什么，而在于他们都怎么说。摸不到人物性格与生活的底，对话也就没有底，说什么也难得精采。想啊，想啊，日夜在想张三和李四究竟是何等人物。一旦他们都像是我的老朋友了，他们就会说自己的话，张口就对，“话到人到”。反之，话到而人不到，对话就会软弱无力。若是始终想不好，人物总是似有若无，摇摇摆摆，那就应该再去深入生活。

一旦人物性格确定了，我们就较比容易想出他们的语声、腔调，和习惯用哪些语汇了。于是，我们就可以出着声儿去写对话。是，我总是一面出着声儿，念念有词，一面落笔。比如说：我设想张三是个心眼爽直的胖子，我即假拟着他的宽嗓门，放炮似的说直话。同样地，我设想李四是个尖嗓门的瘦子，专爱说刻薄话，挖苦人，我就提高了调门儿，细声细气地绕着弯子找厉害话说。这一胖一瘦若是争辩起来，胖子便越来越起急，话也就越短而有力。瘦子呢，调门儿大概会越来越高，话也越来越尖酸。说来说去，胖子是面红耳赤，呼呼地喘气，而瘦子则脸上发白，话里添加了冷笑……。是的，我的对话并不比别人写的高明，可是我的确是这么出着声儿写的，期望把话写活了。写完，我还要朗读许多遍，进行修改。修改的时候，我是一人班，独自分扮许多人物，手舞足蹈，忽男忽女。我知道，对话是要放在舞台上去说的，不能专凭写在纸上便算完成了任务。剧作者给演员们预备下较好的对话，演员们才能更好地去发挥对话中的含蕴。

我并不想在这里推销我的办法。创作方法，各有不同。我只想说明我的办法对我有好处，所以愿意再多说几句：因为我动笔的时候，口中念念有词，所以我连一个虚字，“了”、“啊”、“吗”等等，都不轻易放过。我的耳朵监督着我的口。

耳朵通不过的，我就得修改。话剧不是为叫大家听的么？

还有：这个办法可以叫我节省许多话语。一个“呕！”或一个“啊？”有时候可以代替一两句话。同样，一句有力的话，可以代替好几句话。口与耳帮助了我的脑子实行语言节约。

对于我不大熟识的人物，我没法子扮演他。我就只好用词藻去敷衍，掩饰自己的空虚。这样写出的对话，一念就使我脸红！不由人物性格与生活出发，而专凭词藻支持门面，必定成为“八股对话”。离开人物而孤立地去找对话，很少有成功的希望！

我的办法并没有使我成为了不起的语言运用的艺术家。不过，它却使我明白了语言必须全面地去运用。剧作者有责任去挖掘语言的全部奥秘，不但在思想性上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雄心，而且在语言之美上也不甘居诗人之下。在古代，中外的剧作者都讲究写诗剧。不管他们的创作成就如何，他们在语言上可的确下了极大的功夫。他们写的是戏剧，也是诗篇。诗剧的时代已成过去，今天我们是用白话散文写戏。但是，我们不该因此而草草了了，不去精益求精。

所谓全面运用语言者，就是说在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时候，不忘了语言的简练，明确，生动，也不忘了语言的节奏，声音等等方面。这并非说，我们的对话每句都该是诗，而是说在写对话的时候，应该像作诗那么认真，那么苦心经营。比如说，一句话里有很高的思想，或很深的感情，而说的很笨，既无节奏，又无声音之美，它就不能算作精美的戏剧语言。观众要求我们的话既有思想感情，又铿锵悦耳，既有深刻的含义，又有音乐性，既受到启发，又得到艺术的享受。剧作者不该只满足于把情节交代清楚了。假若是那样，大家看看说明书也就够了，何必一幕一幕地看戏呢？

我丝毫没有轻视思想性，而专重语言的意思。我是说，把语言写好也是剧作者的责任之一，因为他是语言运用的艺术家。明乎此，我们才好说下去，不致发生误会。

好吧，让我们说得更具体些吧：在汉语中，字分平仄。调动平仄，在我们的诗词形式发展上起过不小的作用。我们今天既用散文写戏，自然就容易忽略了这一端，只顾写话，而忘了注意声调之美。其实，即使是散文，平仄的排列也还该考究。是，“张三李四”好听，“张三王八”就不好听。前者是二平二仄，有起有落；后者是四字（接京音读）皆平，缺乏扬抑。四个字尚且如此，那么连说几句就更该好好安排一下了。“张三去了，李四也去了，老王也去了，会开成了，”这样一顺边的句子大概不如“张三、李四、老王都去参加，会开成了，”简单好听。前者有一顺边的四个“了”，后者“加”是平声，“了”是仄声，扬抑有致。

一注意到字音的安排，也就必然涉及字眼儿的选择。字虽同义，而音声不同，我们就须选用那个音义俱美的。对话是用在舞台上的，必须义既正确，音又好听。“警惕”、“留神”、“小心”等的意思不完全相同，而颇接近，我们须就全句的意思，和全句字音的安排，选择一个最合适的。这样，也会叫用字多些变化；重复使用同一字眼儿会使听众感到语言贫乏。不朗读自己的对话，往往不易发现这个毛病。

书面上美好的字，不一定在口中也美好。我们必须为演员设想。“老李，说说，切莫冗长！”大概不如说“老李，说说，简单点！”后者现成，容易说，容易懂，虽然“冗长”是书面上常用的字。

有些人，包括演员，往往把一句话的最后部分念得不够响亮。声音一塌，台下便听不清楚。戏曲与曲艺有个好办法，把下句的尾巴安上平声字，如“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等等。句尾用平声字，如上面的“兵”与“光”，演员就必会念响，不易塌下去。因此，有时候，在句尾用“心细”就不如“细心”，“主意”不如“主张”。

当然，我们没法子给每句句尾都安上平声字，而且也不该那样；每句都翘起尾巴，便失去句与句之间平仄互相呼应的好处——如“今天你去，明天他来”。或“你叫他来，不如自己去”。“来”与“去”在尾句平仄互相呼应，相当好听。这就告诉了我们，把句子造短些，留下“气口”，是个好办法。只要留好了气口儿，即使句子稍长，演员也不致把句尾念塌了。以“心齐，不怕人少；心不齐，人越多越乱。”这句说吧，共有十四个字，不算很短。可是，其中有三个气口儿，演员只要量准了这些气口儿，就能念得节奏分明，十分悦耳。尽管“少”与“乱”都是仄声，也不会念塌了。反之，句子既长，又没有气口儿，势必念到下半句就垮下去。

以上所言，不过是为说明我们应当如何从语言的各方面去考虑与调动，以期情文并茂，音义兼美。这些办法并不是什么条规。

假若这些办法可以适用于话剧的对话，大概用于电影的对话里也无所不可吧？我觉得话剧的对话既须简练，那么电影对话就更应如此。有声电影里有歌唱，有音乐，还有许多别的声响，若是对话冗长，没结没完，就会把琴声笛韵什么的给挤掉，未免可惜。话剧的布景与服装等无论如何出色，究竟是较比固定的，有限的。在电影里，一会儿春云含笑，嫩柳轻舞；一会儿又如花霜叶，秋色多娇；千变万化，汇为诗篇。那么，话剧的对话应当美妙，电影中不就更该这样么？在这图画、乐章、诗歌、戏剧交织成的作品里，对话若是糟糕啊，实在大煞风景！我们有责任用最简练精美的对话配合上去，使整部片子处处诗情画意，无懈可击！

从我看到的一些影片来说，它们的对话似乎还须更考究一些。有的片子里，正是那句简单而具有关键性的句子恰好使我听不明白。原因何在呢？我想这不应完全归罪于演员。句子原来就没写好，恐怕也是失败的原因。在纸面上，那一句也许很不错，可是字音的安排很欠妥当，像绕口令似的那么难说，谁也说不好！台词须出着声儿写，也许有点道理。

更多遇到的是：本来三言两语就够了，可是说上没完，令人扫兴。本来可以用一两个字就能解决问题的，却偏要多说。还有呢，对话既长，句子又没板没眼，气口儿不匀，于是后半句就叫演员“嚼”了，使人气闷。我们要全面地运用语言，因而须多方面去学习。比如说，在通俗韵文里，分上下句。我们的对话虽用散文，也可以运用此法。上下句的句尾若能平仄相应，上句的末字就能把下句“叫”出来，使人听着舒服、自然、生动。在适当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运用四六文的写法，用点排偶，使较长的对话挺脱有力。比如说：在散文对话之中插上“你是心广体胖，我是马瘦毛长”之类的白话对仗，必能减少冗长无力之弊。为写好对话，我们须向许多文体学习，取其精华，善为运用。旧体诗词、四六文、通俗韵文、戏曲，都有值得学习之处。这可不是照抄，而是运用。

是，是要善为运用！有一次，我听到电影中的一句歇后语。听过了半天，我才明白原来是一句逗笑的歇后语，要笑也来不及了。为什么这样呢？原来是作者选用了一句最绕嘴的歇后语，难怪演员说不利落，失去效果。这就是作者不从多方面考虑，而一心一意只想用上这么一句。结果，失败了！不要孤立地去断定哪句话是非用不可的！要“统筹全局”，从多方面考虑。

总之，对话在电影中，不但要起交代情节的作用，而且要负起塑造人物的责任，“话到人到”。在语言上，必须全面运用，不但使观众听得明白，而且得到语言艺术的享受，从而热爱我们的语言。写对话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为演员与观众设想。在全面运用上，我只提到字音等问题，也没有讲透彻，至于如何使语言简练，用字如何现成等等，就不多说了。再声明一下，我的办法不是条规，仅供参考而已。

话剧的语言

文学语言不仅负有描绘人物、风景，表达思想、感情，说明事实等等的责任。它还须在尽责之外，使人爱读，不忍释卷。它必须美。环肥燕瘦，各有各的美，文笔亦然：有的简劲，有的豪放，有的淡远，有的滟艳……。美虽不同，但必须美。

创作的乐趣至少有两个：一个是资料丰富，左右逢源，便于选择与调遣，长袖善舞，不会捉襟见肘。一个是文字考究，行云流水，心旷神怡。有文无物，即成八股；有物无文，行之不远。最好是二者兼备，既有内容，又有文笔，作者情文并茂，读者悦目畅怀，皆大欢喜！

以言话剧，更须情文并茂，因为对话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我们的话剧有很好的成就，无可否认。可是，其中也有一些剧本，只顾情节安排，而文字颇欠推敲，亦是美中不足。这类作品的执笔者似乎竭尽全力去排列人物，调动剧情，而在文笔上没有得到创作的乐趣与享受。人物出场的先后既定，情节的转折也有了个大概，作者似乎便把自己要说的话分别交给人物去说，张三李四原来不过是作者的化身。这样写出的对话是报告式的，平平静静，不见波澜。（当然，好的报告也并不是一汪死水。）至于文字呢，似乎只顾了说什么，而没考虑怎么说。要知对话是人物性格的“声音”，性格各殊，谈吐亦异。作者必须苦思熟虑：如此人物，如此情节，如此地点，如此时机，应该说什么，应该怎么说。一声哀叹或胜于滔滔不绝；吞吐一语或沉吟半晌，也许强于一泻无余。说什么固然要紧，怎么说却更重要。说什么可以泛泛地交代，怎么说却必须洞悉人物性格，说出掏心窝子的话来。说什么可以不考虑出奇制胜，怎么说却要求妙语惊人。不论说什么，若总先想一想怎么去说，才能逐渐与文学语言挂上钩，才能写出自己的风格来。

为写剧本，我们须找到一个好故事，但不宜满足于此。一个故事有多种说法，要争取自己的说法最出色。在动笔写剧本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求自己是在作“诗”，一字不苟。在作诗的时候，不管本领大小，我们总是罄其所有，不遗余力，一个字要琢磨推敲多少次。为什么写话剧不应如此呢？一首诗也许得不到当众朗诵的机会，而话剧本来是要演给大家听的呀。大家去听评书，并不一定是为听故事，因为也许已经听过多少遍，特别是那些最热闹的节目，如《挑帘杀嫂》、《连环套》等等。我们是去听评书先生怎么说。语言之美足以使人百闻不厌。话剧是由几位或更多的演员同演一个故事，此扮张三，彼饰李四，活生活现，比评书更直接，更有力。那么，若是张三李四的话都平平常常，可有可无，谁还爱听呢？

文学语言，无论是在思想性上，还是在艺术性上，都须比日常生活语言高出一头。作者须既有高深的思想，又有高度的语言艺术修养。他既能够从生活中吸取语言，又善于加工提炼，像勤劳的蜂儿似的来往百花之间，酿成香蜜。

再说一次，免生误会：我不喜欢有文无物的八股。我不是说，话剧应只讲究文笔，不顾其他。我是说，话剧既是文学作品，就理当有文学语言。这不是苛求，而是理之当然。看吧，古往今来的有名文人，不是不但诗文俱佳，而且连写张字条或一封家信也写的优美吗？那么，为什么写话剧可以不讲究文字呢？这说不通！

我们讲思想性，故事性；应当讲！但是，思想性越高，便越需要精辟的语言，否则夹七夹八，词难达意，把高深的思想说得胡里胡涂。多么高深的思想，需要多么精到的语言。故事性越强，也越需要生动鲜明的语言。精采的语言，特别是在故事性强的剧本里，能够提高格调，增加文艺韵味。故事性强的戏，容易使人感到作者卖弄舞台技巧，热闹一时，而缺乏回味。好的语言会把诗情画意带到舞台上来，减少粗俗，提高格调。不注意及此，则戏越热闹，越容易降入平庸。

格调欲高，固不专赖语言，但语言乏味，即难获得较高的格调。提高格调亦不端赖词藻。用的得当，极俗的词句也会有珠光宝色。为修词而修词，纵字字典雅，亦未必有力。不要以为多掉书袋，酸溜溜的，便是好文章。字的俗雅，全看我们怎么运用；不善运用，雅的会变成俗的，而且比俗的多着点别扭。为善于运用语言，我们必须丰富生活经验，和多习书史，既须掌握活的语言，又略习旧体诗文。好的戏剧语言不全凭习写剧本而来，我们须习写各种文体，好好地下一番工夫。缺乏此种工夫的，应当补课。

有的剧本，语言并不十分好，而演出很成功。是，确有此事。可是，这剧本若有更好的语言不就更好吗？有的剧本，文字上乘，而演出不大成功。是，也确有此事。这该去找出失败的原因，不该因此而断定：成功的剧本不应有优美的文字。况且，这样的作品虽在舞台上失败，可是因为文字可取，在图书馆中仍能得到地位。有许多古代剧本已多年不上演，我们可还阅读它们，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语言精致，值得学习。

我自己的语言并无何特色，上边所说的不仅为规劝别人，也为鞭策自己。

儿童剧的语言

儿童剧的语言不容易写好：既要简明易懂，又要用字不多，还要生动活泼，很不好办。

孩子们识字不多，掌握的语汇也不丰富，可是他们会以较少的语汇，来回调动，说出很有趣的话来。孩子们有此本领，儿童剧作者须学会此本领——用不多的词儿，短短的句子，而把事物巧妙地、有趣地述说出来，恰足以使孩子们爱听。

孩子们善于想象。他们能够从一个洋娃娃身上想象出多少多少事情来，而且一边玩一边说。儿童剧作者的特长之一恐怕就是能保持那颗童心，跟儿童一样天真活泼，能够写出浅显而生动的语言来。不论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都爱听、看《西游记》。孙悟空会变。这正合乎儿童们的要求。在儿童心中，真实与想象没有一定的界限，玩耍与作真事也没有一定的界限。孙悟空会作多少事，而又多么爱玩耍呀！儿童剧作者若是急于正面地去教育儿童，用老老实实的话，板着面孔说大道理，恐怕就效果不大。反之，他们若还有一片童心，用孩子们的办法去启发儿童，儿童们就更容易受到教育。想叫儿童们欢迎我们的剧本，作者与儿童必须打成一片。看，孩子们为什么爱和外公或外婆玩耍呢？大概是因为外公或外婆总是随着孩子们走，一问一答，有说有笑，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孩子们的洋娃娃，慢慢地也成为外公或外婆的“亲人”，问饥问渴，无微不至。因此，孩子们忙起来，便把洋娃娃托付给外公或外婆看管。儿童剧的作者应当首先体验儿童的心理状态，而后才能创作出浅明而有教育性的语言来。这种语言须合乎儿童生活上的要求，从而因势利导使儿童受到教育。

孩子们有幽默感，不愿听干巴巴的话。假若我们能够深入浅出，孩子们是会听出弦外之音的。孩子们爱听笑话与相声，爱猜谜语。孩子们肯用脑子去想他们所听到的。我们不要小看孩子们，我们应当向孩子们学习。在我小时候，我入的是私塾。私塾的老夫子总是一团正气，连笑也不轻易笑一下。他开口是诗云，闭口是子曰。我背不上书来，他就罚我跪着，或用烟袋锅子敲我的头。可是，到今天，我所记得的不是他的那一套，而是母亲或大姐给我说的小故事！是的，瞪着眼教训孩子，效果不大。母亲和大姐并没有许多故事，可是会把一个故事有枝添叶地变成另一个故事。这正合乎我的要求。我也学会怎么使一个故事有所发展，大故事生产小故事。到私塾里，我的脑子冻结起来，回到家里，我的脑子活跃起来！那么，儿童剧作者应当使儿童的脑子冻结呢，还是活跃起来呢？

前几天，有一个六岁的小姑娘忽然诗兴大发，作了一篇好几十句的诗。其中有一句是：“一个白蝴蝶，落下一片雪。”真是好诗！孩子们会用简单的话，作出诗来。我们成人有时候只求用我们所掌握的语汇，一说就说一大片，而忽略了从简单的语言中找出诗情画意。我们或者以为给孩子们写东西，可以不必往深里钻。这不对。孩子会作诗。孩子们善于联想。我们必须学会充分利用联想，作出为儿童们所喜爱的诗来。这不简单！泛泛的语言不能满足孩子们的要求。

语言与生活

在这里，我简单地提点有关文学语言的意见。

（一）亲切。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因而我们用的语言必定要使工农兵感到亲切。怎样才能够亲切呢？有没有一种使语言亲切的技巧呢？

我在这里加入个小插曲：前几天，关山月与沈柔坚二友到我家来，看看我存着的几幅齐白石大师的作品。看罢，我们一致认为：大师不仅热爱绘画，而且热爱他所画的花鸟山川。大师原是农村中的木匠，对水牛、鸡雏、芋头、辣椒，和许多乡村中日常使用的东西，如竹筐、锄头等等，都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他画起它们来不仅在技巧上求其形似，而且从感情上得其神似。他不惜呕尽心血把自己热爱的、也就是一般农民所热爱的东西画了出来，引起别人的热爱。他的热爱迫使他去苦心经营，找到独创的技巧，画出不容易画的，和一些前人所未曾画过的东西来；不但画了出来，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使我们既爱他的画，也爱他所画的东西。这些创作都有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叫我们总想把画中的鸡雏和苹果什么的摘取下来，珍重地捧在手心上！在某一些技巧上，他也许有某一些局限；在表达一位农民对农具与鸡、牛等的热爱上，他的确前无古人。

假若我们三个人的这点意见有些可取之处，我就容易回答前面的问题了，虽然绘画与写作的工具与技巧是不相同的。绘画也好，写作也好，首先要看有无对事物的热爱。有此热爱，就能逐渐找到技巧。无此热爱，有现成的技巧也是徒然。有的画家，技巧也许不低于白石大师，可是他们只爱画儿，而不爱所画的东西，或且以锄头、耙子等物有欠文雅，不该入画，也就避而不画。绘画如此，写作也是如此，热爱工农兵，就会写的亲切；不热爱他们，有技巧也没有很大用处。亲切是热情的流露，不单纯是技巧的产物。即使非有技巧不可，它也是由热爱到苦心经营的过程中慢慢找到的；作家协会里并没珍藏着一本“语言亲切秘诀”！

（二）向人民学习。大家都愿听自己所熟悉的话，不高兴听带洋味儿的话，和不大好懂的话。这么说来，我们写作就该首先想想为谁服务了。给咱们同行的友人写张字，不妨写一首旧体诗，还许越深奥越好，好叫友人佩服我们才高八斗。给人民写呢，我们就必须用人民的语言，连作诗也非例外。假若有人主张谁也念不懂的才能算作诗，我们也无权干涉。不过，这样的诗最好留给他自己看，省得叫大家去猜谜，大家都忙啊。

是，我们应当热爱工农兵，也该热爱他们的语言。工农兵喜爱他们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但是，我相信他们会很容易接受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新形式。只要听得懂，他们便愿意看既不打锣，也不歌唱的话剧。

向工农兵学习语言不应单纯地只学语言，而不去参加他们的斗争与劳动。语言脱离了生活就是死的。语言是生命与生活的声音。老实不客气地说，别以为我们知识分子的语言非常丰富。拿掉那些书本上的话和一些新名词，我们的语言还剩下多少呢？我们说个故事或进行辩论，准说得过工农兵吗？我们的生活底子比他们的薄得多。他们的生活底子厚，所以说话具体。难道有生活基础的具体语言，经过提炼，不是好的文学语言吗？难道文学语言应当越空洞抽象越好吗？难道具体的语言不是有骨有肉的语言吗？

不知道可否这么说，人民大众的语言里富于生活的气息与色彩，正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语言里所缺乏的。一位农民对于二十四节气，马牛羊，稻梁黍，都有一套说词。我们呢，有时候连节气都不记得。真的，我们真该到农村去，学些活泼生动的语言。我们的话剧里的语言往往欠结实，欠生动，话里没有色彩，没有形象，一句只是那一句，使人不能联想到生活的各方面，不能使听众听到话就看见图象。这恐怕又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有了生活，学习了有生活气息的语言，才好谈技巧——怎么运用。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有个谬见，主张用书本上的话给人民的语言加工，使之雅洁。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书本上的成语在适当的地方也可以用，但不能完全仗着他们美化语言。在叙述中，“适可而止”这句成语是可以用的，不必改用北京的俗语“该得就得”。可是，在写两个北京劳动人民讲话的时候，也许用“该得就得”更合适一些。何去何取，决定于生活。把“适可而止”放在一位教授嘴里，把“该得就得”放在一位三轮车工人的口中，也许是各得其所。这一雅一俗的两句成语并无什么高低之分，全看用在哪里。用生活给语言加工，一定比用语言给语言加工更有好处。到生活里去，那里有语言的宝库。

拿京戏和地方戏来比较，我觉得地方戏的语言略胜一筹。在不少的京戏里，一部分语言是不精辟而还通顺，如“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之类，另一部分是不大通顺的水词儿。在地方戏里，虽然也有水词儿，可是大体上还富有民间语言的生活气息，较比朴实可喜。我说的很笼统，因为没有时间去用几本京戏与几本地方戏作具体的分析与比较。假若我说的不完全错，那就又足证明民间语言的确有不小的力量，足以作将来修改京剧剧本的参考。

戏曲有个好条件，尽管是水词儿，只要唱腔儿好，便能遮掩住语言的疮疤，使大家爱听爱唱。话剧无此条件，话剧语言因此也就必须十分考究，精益求精。写话剧台词儿，我们不仅应当在意思上字字斟酌，务期妥顺，还须把语言的音乐性发挥出来，听着悦耳，使人容易记住，像诗歌那样。话剧作家应多在这一点上卖卖力气。是呀，一些疙里疙疸的台词儿，不管多么有本领的演员，也不会念得珠圆玉润，有节奏，有感情。

（三）简练。从古典作品中固然可以学习到一些使词句简练的方法，可别忘了，从民间的语言中也能学到。我们必须留心去听。句子短，用字活，这是一。还有第二，是我们不大留意的。这就是他们能够在一句中安上一两个字，就能当好几句用。我举个例：在旧社会里，饭馆的服务员（那时候叫做跑堂的）为多拉生意，对客人总是不熟假充熟。客人坐下，他就笑着说：“今天您吃点什么？”“今天”这两个字就包括着：您是老主顾，常在这儿吃饭等等。假若他把这一大套都照直的说出来，也许会引起一个爽直客人的反感，马上告诉他：我这是头一次到这儿吃饭，用不着假充熟。这必然使双方都下不来台。只用“今天”两个字呢，意思都有了，而又不会引起反感。从前商店的售货员也是这样，顾客一问价钱，他便回答：“还是老价钱，一块二。”这句话的前半便是说，您是老主顾，老在我们这儿买东西，我们决不会欺骗您。“还是老价钱”一语巧妙地包括了好几句的意思。至于“一块二”究竟可靠与否，就不大好说了。

上面举的例子来自旧社会，思想性不强。可是，这种说法的确有很好的技巧，今天的劳动人民还会用这个说法表达新思想感情。写文艺作品不是在作报告，必须详尽无遗。我们须学会抄近路，使之简练。想起一组话，先别逐句写下来，而去想想能否找出一句，代表全组，这就可以既省话，又巧妙。是的，我们应当学习人民的语言，也别忘了学习他们的说法。人民语言的说法还有许多，我只举此一例。

我是在说文学语言问题，推而广之，有一些话也可以用在艺术各部门的问题上去。为了支援农业，画家、音乐家、戏剧家、作家都有不少已下了乡的，还有不少位即将下去。我希望大家都带着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与对农民与农业的热爱，认真向人民学习，写出人民所喜爱的诗歌、戏剧、小说、戏曲、曲艺、儿童文学；画出人民所喜爱的图画；作出人民所喜爱的歌曲与音乐，使广大农村革命的歌声不绝于耳，战斗的故事与画图一直散播到烟村四五家，使六亿五千万人民欢欣鼓舞，意气风发，携手向社会主义迈进；这一代好，下一代更好；风流文彩，江山万古多娇！

自序

论篇数，此集只选了旧作小说五篇，为是教集子短小精悍，也就是“愣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的意思。

论体裁，这里只选了小说，而没有选剧本，诗歌与杂文，因为杂文随写随发表，向不留底稿，也不汇存印之成件；剧本与诗歌虽然写过，可都不高明，故放弃之。通俗文艺则在抗日战争中开始学习，写得不大像样子，所以也不去管它。

论时期，这五篇都在何年何月写起与写成，和在何年何月在哪里发表，都已记不清楚；就是哪篇写成在前，哪篇在后，也记得不完全。我的写作的态度是：在下笔的时候，永远很用心，不肯敷衍了事；除万不得已（如在索稿太急，或身体不好等情形下）我不肯将太坏的东西拿出去。可是，作品一经发表，即似“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我不再注意它们，所以很容易忘了它们的生年日月，大致的说，这五篇都是在一九三○年与一九三七年之间写成的。这就是说，写这几篇的时候，我已有了一些写作的经验；我的写作生活是由一九二四年开始的。在写《黑白李》之前，我已发表过四部长篇小说了。

论技巧，《黑白李》是不很成熟的，因为它产生在我初学乍练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是先发表过几部长篇，而后才试写短篇的。《断魂枪》，《上任》和《月牙儿》三篇，技巧都相当的有些进步；《月牙儿》是有以散文诗写小说的企图的。至于《骆驼祥子》，则根本谈不上什么技巧，而只是朴实的叙述。它的好处也许就在此：朴素，简劲有力。

论语言，在这几篇里，除了《月牙儿》有些故意修饰的地方，其余的都力求收敛，不多说，不要花样，尽可能的减少油腔滑调——油腔滑调是我的风格的一大毛病。我很会运用北京的方言，发为文章。可是，长处与短处往往是一母所生。我时常因为贪功，力求俏皮，而忘了控制，以至必不可免的落入贫嘴恶舌，油腔滑调。到四十岁左右，读书稍多，青年时期的淘气劲儿也渐减，始知语言之美并不是耍贫嘴。

论内容，这五篇作品中，倒有四篇是讲到所谓江湖上的事的：《骆驼祥子》是讲洋车夫的，《月牙儿》是讲暗娼的，《上任》是讲强盗的，《断魂枪》是讲拳师的。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职业虽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与苦人们来往，我并不只和他们坐坐茶馆，偷偷的把他们的动作与谈论用小本儿记下来。我没作过那样的事。反之，在我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处心积虑”的要观察什么的念头，而只是要交朋友。他们帮我的忙，我也帮他们的忙；他们来给我祝寿，我也去给他们贺喜，当他们生娃娃或娶媳妇的时节。这样，我理会了他们的心态，而不是仅仅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我所写的并不是他们里的任何一位，而是从他们之中，通过我的想象与组织，产生的某一件新事或某一个新人。举个例说：在我的朋友里，有许多是职业的拳师，太极门的，形意门的，查拳门的，扑虎门的，都有。但是，他们没有一位像《断魂枪》中的那几位拳师的，而且也根本没有那么个故事。其中的人与事是我自己由多少拳师朋友里淘洗出来，加工加料炮制成的。

在这里附带的说，《断魂枪》的材料原本够写一部长篇的，因索稿火急，就放弃了原来计划，而写成了一个短篇。我相信，这个短篇，虽然那么短，或者要比一部长篇更精彩一些。写小说，我以为，不怕馅大皮薄，而怕空洞无物。《月牙儿》那篇，也是长篇改造的。它原名《大明湖》，有十几万字。“一。二八”，日寇放火，烧了东方图书馆，《大明湖》原稿也烧在里面。我之所以敢大胆的试用近似散文诗的笔法写《月牙儿》者，正因为我对故事人物因已写过一遍而非常的熟悉，可以从容不迫地在文字上多下功夫。

论思想，在我的初期的作品里所表现的是兴之所至，写出我自己的一点点社会经验。兴之所至的“兴”从何而来呢？是来自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以前，我虽然很年轻，可是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学兴起，我不由得狂喜。假若那时候，凡能写几个字的都想一跃而成为文学家，我就也是一个。我开始偷偷的写小说。我并没想去投稿，也没投过稿。可是，用白话写，而且字句中间要放上新的标点符号，那是多么痛快有趣的事啊！再有一百个吴梅村，也拦不住我去试写新东西！这文字解放（以白话代文言）的狂悦，在当时，使我与千千万万的青年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纸笔！

这种狂悦可并不一定使人搞清楚思想，反之，它倒许令人迷惘，伤感，沉醉在一种什么地方都是诗，而又不易捉摸到明朗的诗句的境界。我就是那样。我想象着月色可能是蓝的，石头是有感觉的，而又没有胆子把蓝月与活石写出来。新诗既不能得心应手，有时候我就在深夜朗读《离骚》。

不过，五四运动到底是反帝反封建的。不管一个青年怎样发疯，要去摘天边的小月，他也不会完全忘记了国家大事。再加上那时节所能听到的见到的俄国大革命的消息与马克思学说，他就不单忘不了国家大事，而且也忘不了世界革命。这个伟大的理想与启示否定了月亮是蓝的。况且，拿我自己来说，自幼儿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该如此”的看法，现在也听到阶级斗争这一名词，怎能不动心呢？

一九二四年到伦敦的东方学院去教华文，我开始写小说。有了前边的一点叙述，我能写出什么样子的小说是很容易猜测到的。一方面，在文字上，我拚命的利用白话所给我的便利，横冲直撞，哪管什么控制与选择。另一方面，我多少写出点反帝反封建的意思来。我说“意思”，那就是说我并没能下功夫有系统的研读革命理论的书籍，也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方法。我只借着自己一点点社会经验，和心中自幼儿积累下的委屈，反抗那压迫人的个人或国家。《老张的哲学》与《二马》都足以证明我确有这点“意思”。

一九三○年回国，思想比在留英的时候稍稍进步了些。在归途中，因缺少旅费，在人种汇聚的新加坡住了半年。在那里，中学生的思想却比我还前进。他们生长在真正的殖民地，恨不能马上把帝国主义者一脚踢了走。据他们看，我的作品，即使有那么一点“意思”，都是游戏笔墨，未曾搔到痒处。这使我不安，因不安而想改进自己。

回到国内，文艺论战已放弃文学的革命，进而为革命的文学。配备着理论，在创造上有普罗文学的兴起。我是不敢轻易谈理论的，所以还继续创作，没有参加论战。可是，对当时的普罗文艺作品的长短，我心中却有个数儿。我以为它们的方针是对的，而内容与技巧都未尽满人意。一来二去，我开始试写《黑白李》那样的东西。我之所以这次选用《黑白李》者，并非因它比别的短篇好，而是拿它来说明我怎么受了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

在今天看起来，《黑白李》是篇可笑的，甚至于是荒唐的作品。可是在当时，那确足以证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些变动。诚然，在内容上，我没敢形容的白李怎样的加入组织，怎样的指导劳苦大众，和怎样的去领导斗争，而只用传奇的笔法，去描写黑李的死；可是，我到底看明白了，黑李该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不管怎么说吧，我总比当时那诬蔑前进的战士的人，说他们虽然帮助洋车夫造反，却在车夫跑得不快的时候踢他两脚的，稍微强一点了。而且，当时的文字检查也使我不愿露骨地形容，免得既未参加革命，而又戴上一顶“红帽子”。

到了《上任》与《月牙儿》，我的态度已由消极的否定黑李，改为积极的描写受压迫的人了。在《月牙儿》的前身《大明湖》里，我居然描写了一位共产党员，他是《月牙儿》中的女主角的继父。《大明湖》原稿只有徐调孚先生看过，不知他还替我记得此节否？虽然如此，我却没给《月牙儿》中的女人，或《上任》中的“英雄”们，找到出路。我只代他们伸冤诉苦，也描写了他们的好品质，可是我没敢说他们应当如何革命。为什么呢？第一是，我看见在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往往内容并不充实，人物并不生动，而有不少激烈的口号，像：几个拣煤核的孩子，拣着拣着煤核儿，便忽然喊起：我们必须革命。我不愿也这么写。第二是，我只模糊的由书本上知道一点革命的理论，不敢用这一点理论去写革命的实际。第三，我的一点文艺修养到底是来自阅读西洋古典文学，所以我总忘不了重视人物，语言，思想，结构，写景等各方面，而不专注意或偏重思想。这样，我在一方面，能够相当巧妙地，深入浅出地，用人物语言等掩护思想，使作品偷渡过检查的税卡子；在另一方面，我的作品，在思想上，和在由思想而发生的行动上，便缺乏了积极性，与文艺应有的煽动力。这必不可免的使能猜透我的潜伏在故事下面的真义的人觉得不痛快，不过瘾。讥我为“要吃又怕烫嘴”；使看不到这么深的人觉得莫名其妙。因此，我自己也必须承认：我是个善于说故事的，而不是个第一流的小说家。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默冲淡了正义感。最糟的，是我，因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写了《猫城记》，在其中，我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所以只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们的热诚与理想。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

《骆驼祥子》因为是长篇，又比《上任》与《月牙儿》，无论在思想上与描写上，都更明确细致了些。可是，我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们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说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几句在节录本中，随着被删去的一大段删去。）我管他叫“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对答。

以上，是我乘印行这本选集的机会，作个简单的自我检讨。人是很难完全看清楚自己的，我说得对与不对，还成问题。不过，我的确知道，假若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没有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明确的指示，这篇序便无从产生，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懂什么叫自我检讨，与检讨什么。我希望，以后我还不偷懒，还继续学习创作，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那么去创作。

载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现成”与“深入浅出”

根据我自己学习写作通俗韵文——鼓词、单弦、太平歌词等的经验，来谈“现成”与“深入浅出”的关系。

在我的一点点经验里，我觉得写通俗韵文最难得字字现成。我学过旧诗，知道些调动文字与用典故的方法。这点训练对写通俗韵文颇有帮助，但是旧诗和通俗韵文毕竟是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写旧诗须力求典雅工整；相反的，通俗韵文既以俗语为工具，就该走另一条路，力求现成。

连我自己算在内，通俗韵文的作者们都往往犯不现成的毛病，一句里文言白话夹杂，念起来一嘟噜一块，唱起来费力不讨好。

在我们学外国语的时候，我们往往下死工夫念文法，咬字音。可是及至把文法念好，字音咬正以后，跟外国人一字一板谈话的时候，人家还是不懂我们的话。这是怎回事呢？原来在文法与字音之外，请注意，还有一句话中的自然的腔调。一句话原来并不是单摆浮搁的几个字拼凑成的，而是哪个字必与哪个字紧紧相随，或必略微隔开，这个音必重读，那个音必轻读，像有腔有调的一句歌词似的东西。不信，让我们去和一位乡亲用家乡话低声谈谈心吧。我们的声音既低，说得又快，并没咬音咂字地一字一字由口中往外蹦，而彼此越说越畅意，越快活。事实上，我们并不见得把对方每一个字都听清楚，而是因为对方的音节腔调是我们所熟悉的，听到一两个要紧的字就明白了全句，听到“岂有”就猜到下面的“此理”，于是不费力地就全明白了。

因此，我们写通俗韵文就须特别注意，教句子顺溜，用字现成。我说特别注意，因为歌唱又与口语不尽相同；口语的自然节奏是地方上人人自幼儿不知不觉学会的，而歌唱却配上了人为的音乐，这人为的腔调不能尽人皆知；所以我们应特别注意用现成的字汇词汇，造出极顺溜的句子，好减少音乐给歌词加上的困难。

举个例子说吧。在京音大鼓中，下句的末一字虽用平声（中啊，人啊，前啊），可是往往因音乐的关系而出音很低。气足嗓宽的人固然能把它唱出来，遇到没有低音的男人或多数的女人可就感到十分困难，唱不出，或唱不清楚。听众呢，接连着听不清这么一两次，就会因不高兴而不再往下听了。假若我们留神，我们就能在歌词里预防一下，减少歌唱上的累赘。比如说，我们把“太阳红”三字用在下句句尾，大家就很容易听出“太阳”，从而联想到“红”；即使“红”字落低腔，不易圆满唱出，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反之，我们若用了“日色红”，则“日色”既不现成，不易听清楚，“红”字也就很难猜测到了。

以一句说，文白夹杂便使听众感到不舒服，或干脆听不懂，因文言与白话中有个距离，听众们须心中紧翻筋斗才能忽东忽西地去应付；我想，他们是多数不会或不喜翻这种筋斗的。再举个例吧，好比有这么两句：二妞操作不休息，利用时间洗衣裳。

我们一看就看出：“二妞”与“操作”、“利用时间”与“洗衣裳”都离得相当的远，念起来生硬，唱起来就许不易听懂。即使唱出来，能够听懂，恐怕也不会发生文艺性的愉快效果。假若我们把这两句改成：二妞干活儿卖力气，一盆一盆地洗衣裳。

则不单读起来顺嘴，就是唱起来也很好听。“一盆一盆地”不单具体、现成，而且很有力量。

我们不单要注意避免文言白话杂用，就是白话与白话之间也须下心去选择。文艺的语言必须经过选择，并不因为既是白话就一律好用。比如说，“卖力气”与“卖劲”本是一个意思，可是“卖劲”就不现成，不易唱出，不易听懂。要知道，通俗韵文写出来是为歌唱的，而且唱出来能使大家听的懂。因此，在字汇与词汇上，我们必须精心选择，不能摸摸脑袋就算一个。其次，我们要精心地去安排哪个字、哪个调，应当与哪个字、哪个词相连，好教现成的字与词联系起来，成为现成的句子。

用现成的句子活生生地写出人物故事，借着那人物故事具体地表现出思想，据我看，便是做到了深入浅出。这可实在不容易。严格地说，好多城市中的民间文艺已然忘了深入浅出这个道理，转而附庸文雅，离开了群众。最现成的例子是北京的单弦牌子曲中的岔曲。让我们抄一段看看：秋色凄凄，衰草离离，一望河桥景物稀，斜岩涧下水流迟，碧天云外鸿雁高飞，秋山化作黄，黄花地，你看那采莲船上一女子，走上东原去赏菊。

我们且不管描写这闲情逸致是何居心，单就言语来说，这已完全投降于旧诗词，跳到群众文艺圈子外去。这种小市民的高攀文雅的倾向，一来二去就把通俗韵文引入迷途，失去了本色。通俗韵文主要地是必得通俗，我们也必须记得：越俗就越难写。只有俗了再俗，我们才能写出字字现成的东西，成为民间文艺的杰作。因此，我们须打倒“深入深出”，而回身走向“深入浅出”。

旧的《白帝城》鼓词一开篇是这么写的：壮怀无可与天争，泪洒重衾病枕红，江左仇深空切齿，桃园义重苦伤情，几根傲骨支床瘦，一点雄心至死明，闲消遣酒后茶余谈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

我们一看就能看出，这几句词儿必是极用心写出的、很好的旧体诗。可是，演唱出来有谁能听懂呢？我是个读书人，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八句的时候，我只听懂了那末一句。让我们分析它一下吧：

壮怀（太文）无可（极不现成，谁也听不懂）与天争（欠现成），泪洒（将就着能懂）重衾（太文）病枕红（不懂），江左（哪儿？）仇深（可将就）空切齿（文），桃园（能懂）义重（不大好懂）苦伤情（可以懂），几根（行）傲骨（听不出）支床瘦（三个字勉强凑到一处，不现成），一点（行）雄心（将就）至死明（太文），闲逍遣酒后茶余谈今古（也许不太难懂），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不错的句子，现成）。

写这几句的人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他明明说是为了“闲逍遣”。既为了“闲逍遣”，他就摆弄自己由旧诗得来的技巧，而忘了听众是谁，和歌词是为了一唱大家就能懂的。于是，他的方法是深入深出，恰与深入浅出相反，劳而无功。他以为越深越文越唬得住人，而忘了越浅越俗才是真本领。在他写的这八句里，拿我们现在写通俗韵文的方法与目的来看，是既因字汇词汇的不现成教听众无从听懂，又因听不懂而失去他所预期的感动效果。他以为一用上“泪洒”、“病枕红”、“傲骨”、“至死明”等等，就必会令人动心。事实上，听众们只忽而听见个“泪”字，又忽然听见个“红”字，光觉着乱七八糟，不知所云。句子不顺溜不现成，空安上几个漂亮的字是毫无用处的。

在上边引用的同一鼓词里，作者形容到刘备为要静静地休息，嘱咐侍者出去；恍恍惚惚地他看见两个人影，还以为是侍者未曾走呢，便怒叱他们。这一段描写却对了我们的劲儿。作者不说出刘备因思念死去的关张，见神见鬼，却用很现成的语言描画出病人与病室的情景。

刷拉拉忽听得风沙扑窗纸，惨凄凄灯影儿摇摇灭又明。孤伶伶御体难支混身冷，颤微微四肢无力心内惊。恍惚惚在灯光之下见二人侍立，先主怒，喝连声，喝，我的心绪，不安宁，你何敢前来扰乱，欺朕的病无能，你们未免也太薄情。

这一段除了还有几个太文的字，几乎无懈可击。字汇词汇都现成，于是句子也现成；用现成的句子一气呵成，而又委婉地道出刘备的苦痛与身心的衰弱，既现成又细腻，既具体又动人，可算真作到深入浅出了。

在“深入深出”之外，我们还可杜撰出个“浅入浅出”来。这就是说，作者还没有把写作资料消化好，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摆出一大堆口号，用未经过锻炼的白话罗哩罗嗦地拼凑到一块儿。这虽是用白话写的，不求救于文言，可是并非精选过的现成的白话，结果还是不易唱，不易听懂。深入深出者病在看不起白话，浅入浅出者坏在知道白话的可贵，而没下工夫用白话作成精美的白话文艺。

作到深入浅出并不专仗着字现成，词现成，句子现成；不过，此文所论却只限于现成与深入浅出的关系。

载一九五零年四月十日《文艺报》第二卷第二期

《骆驼祥子》序

这本书是在七七抗战那一年写成的，在《宇宙风》上连载。连载还未登完，战事即起。后来，此书在广州印成单行本，或者还在桂林印过，我都没有看到，因为广州桂林也相继陷落敌手，大概此书也被敌人毁灭了。我看到的“初版”是在四川印的土纸本。

据说，在抗战中，此书被译成日文，我没见到。战后，另有个日译本，却是征得我的同意才翻译的。

一九四五年，此书在美国被译成英文。译笔不错，但将末段删去，把悲剧的下场改为大团圆，以便迎合美国读者的心理。译本的结局是祥子与小福子都没有死，而是由祥子把小福子从白房子中抢出来，皆大欢喜。译者既在事先未征求我的同意，在我到美国的时候，此书又已成为畅销书，就无法再照原文改正了。

后来，别种文字的译本都根据英译本；版权因中美没有国际版权的协定而为译者所有，我无法干涉。这种译本现在已有德，法，意，捷克，瑞士，及西班牙六种文字的，末一种是节译。

好莱坞一家中国电影公司曾决定采用此书，制为电影片，但未成功，而且或者永远没有实现的希望。

此书原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今改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我感谢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肯于转让。

老舍序于北京。

一九五零年四月。

载一九五零年五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骆驼祥子》校正本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开幕词

我代表主席团，首先来欢迎诸位代表、诸位来宾，并感谢首长们到会指导。其次，我请诸位原谅筹备委员会一切筹备得不周到的地方，筹备委员会由产生到今天，才一共不过有两个星期；时间短促，工作就难免因紧张而有所疏忽。在用钱上，筹备委员会是力求节约的；那么，在招待与布置上就难免简陋。不过，我相信，诸位先生一定会由体谅而原谅的。

北京文联的成立，由各方面看，都是必要的。从北京市人民政府看，因为政府是人民的，就理当有个群众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团体，好帮助政府与党，在文艺上为人民服务。从全国文联来看，全国文联若没有各地的文联作基础，便不易推动工作。从北京的特殊情形来看，文联的成立也有它迫切的需要：

一、北京有二百万人民。这是个相当大的数目字。比起欧洲那几个小国来，这个城，在人口上，比一两个国还大。专从人口数字上看，我们就知道；除非把北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总动员起来，是无法把大量的精神食粮供献给这么多的人民的。

这二百万人民都被解放不久。可是，我们已经看见了国家的新主人翁，工人同志们，在各种生产上所表现的良好成绩，而且也看见了他们在业余所产生的文艺作品。这真使我们兴奋，并感觉到一个新时代的确已来到这古老的都城了。在另一方面，北京虽是个大都市，可是离城不远，便有农村与田地。我们不单看见郊区农民的翻身，并且看见不少教授学生和知识份子去参加土改，写出来他们的感想与由农民间得来的知识与智慧。这又是史无前例的事。可是，正因为我们对工农大众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才应当热诚的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去描画他们的高尚品质，鼓励他们前进，并在文化上帮助他们学习。

同时，这二百万人民之中，可也有不少是久住在皇帝脚底下的，所以他们需要一些泻药，去洗刷干净肠胃中的封建的余毒积滞。同时，他们也需要一点补药，去补心健脑，使他们壮实起来，好作人民政府的健全公民。这种灵药，只有文学艺术工作者会泡治，泡治得既不猛泻，也不乱补，而且是以娱乐、说服、感动、美丽，作药引子的。

二、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首都的许多设施是自然而然的对全国有带头作用的。专拿文学与艺术来说，作品即使是就本地风光而创作出的，只要作得好，他们便会不翼而飞，比什么东西都飞得更快更远。因此，北京文联不仅是照顾着北京的二百万兄弟姐妹，它也必能间接的给全国以好的影响。而且，我们的确有发生这带头作用的条件，看吧。

三、北京的戏曲在百年来，便已自成一派，受到各处的欢迎。北京戏曲界的名家，也是全国的，甚至是国际的名角儿。今天，全国各地普遍的展开戏曲改进运动；那么，以北京过去的在这一方面的供献与成就，再加上现有的人才与他们的努力，我确信北京的戏曲改进的成绩要比别处作得更出色，因而发生带头作用。还有：四、不单戏曲如是，在新文学与新艺术的各部门也都如是，因为北京是人才荟萃的地方。这些人才，而且，是多少保有五四运动的传统的，是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的。这传统，虽然遭受了日本侵略者与国内反动派的暴力破坏，可是暴力并没有使文学家们、艺术家们，完全屈服。今天我们有了新的政府，与贤明的领袖，五四运动的精神得以复活，而且加上了更新的革命理论与人民的鼓励，于是当年曾被比作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的北京，今天要成为中国的莫斯科了。这一希冀，大概是在每一个在北京的文艺工作者的心中都想起过的。那么，就教咱们团结起来，齐心努力的实现这理想，与莫斯科的文学家艺术家们看齐吧。

不过，这里还有个很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新文艺怎样与民间文艺相结合？如何把新血液灌输到旧形式里去？如何采取民间文艺遗产的精华，去使新文艺成为结实的土生土长的东西，不再像先前那样“狗长犄角，充羊（洋）！”这是个极难解决的问题，正需要新旧的人才团结到一处，经常的交换意见与合作，才会不偏不倚，共同找出创作民族文艺的道路来。

五、我们也不缺乏年青的干部，北京是一座学校之城啊。文联的活动，必能与文艺教授教员们取得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就也必加强学生们对社会上文艺活动的了解与参加，这，不久就会练出一枝精强文艺人马，而后分散在各省各地，高悬起文艺工作的旗帜。就专凭这一点，北京文联也有成立的必要。

我想，我在这上面所说的，并没有什么夸大的地方。我面前坐着的，正是我所提到的北京戏曲界、文艺界的名人和工人与学生们的代表。他们会证明我没有夸大，因为他们都愿意顺应着今日的需要，组织起北京市文联；否则他们就根本不会到这里来。

不过，说着容易，作起来难。这就看我们能不能真正好好的团结，努力搞好我们的工作了。更要看我们是否能虚心的向别人学习，以补自己之所短；热诚的拿出自己所擅长的，教给别人；好作到“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似的团结。困难是有的，但团结必会克服困难。

最后，我们感谢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主持人，借给我们会场，并给我们一切便利。北京市文联能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成立大会，真是“出门见喜”。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方向的指示，不是说文艺须给工农兵大众服务么？

载一九五零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比喻

旧体诗有个严重的毛病：爱用典故。从一个意义来说，用典故也是一种比喻。寿比南山是比喻，寿如彭祖也是比喻——用彭祖活了八百岁的典故，祝人长寿。典故用恰当了，能使形象鲜明，想象丰富。可是，典故用多了便招人讨厌，而且用多了就难免生拉硬扯，晦涩难懂。有许多旧体诗是用典故凑起来的，并没多少诗意，所以既难懂，又讨厌。

白话诗大致矫正了贪用典故的毛病，这很好。可是，既是诗，就不能不用比喻。所以新诗虽用典渐少，可是比喻还很多，以便作到诗中有画。于是，就又出了新毛病：比喻往往太多，太多也就难免不恰当。

贪用比喻，往往会养成一种习惯——不一针见血的说话，而每言一物一事必是像什么，如什么。这就容易使诗句冗长，缺乏真带劲头的句子。一来二去，甚至以为诗就是扩大的“好比”，一切都须好比一下，用不着干干净净地说真话。这是个毛病。

比喻很难恰当。不恰当的不如不用。把长江大桥比作一张古琴，定难尽职。古琴的尺寸很短，古琴也不是摆在水上的东西，火车汽车来往的响声不成曲调，并且不像琴声那么微弱……。这差点事儿。把汽车火车的声音比作交响乐，也同样差点事儿。

比喻很难精采。所以好用比喻的人往往不能不抄袭前人的意思，以至本是有创造性的设喻逐渐变成了陈词滥调。“芙蓉为面柳为腰”本来不坏，后来被蝴蝶鸳鸯派诗人用滥了，便令人难过。至于用这个来形容今天乘风破浪的女同志们就更不对头了。

不恰当的比喻，不要。恰当的比喻应更进一步，力求精采。就是精采的也不如直接地把话说出来。陆放翁是咱们的大诗人。他有个好用“如”、“似”的毛病。什么“读书似走名场日，许国如骑战马时”呀，什么“生计似蛛聊补网，敝庐如燕旋添泥”呀，很多很多。这些比喻叫他的作品有时候显着纤弱。他的名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便不同了。这是爱国有真情，虽死难忘。这是真的诗，千载之后还使我们感动。那些带有“如”、“似”的句子并没有这股子劲头。

比喻不是完全不可以用，但首先宜求恰当，还要再求精采。诗要求形象。比喻本是利用联想（以南山比长寿）使形象更为突出。但形象与形象的联系必须合理，巧妙。否则乱比一气，成了笑话。南山大概除了忽然遇到地震，的确可以长期存在，以喻长寿，危险不大。以古琴比长江大桥就有危险，一块石头便能把古琴（越古越糟）打碎。谁能希望长江大桥不久就垮架呢！

再随手举一两个例子：那柔弱的兰草，怎能比你们刚强！

兰草本来柔弱，比它作甚呢？

川陕公路像一个稀烂的泥塘，公路很长，泥塘是“塘”，不是看不到头的公路。两个形象不一致。

萧萧落木是她啜泣的声音。

“萧萧”——相当的响。啜泣——无声为泣。自相矛盾。

也许这近于吹毛求疵吧？不是的。诗是语言的结晶，必须一丝不苟。诗中的比喻必须精到，这是诗人的责任。找不到好的比喻就不比喻，也还不失为慎重。若是随便一想，即写出来，便容易使人以为诗很容易作，可以不必推敲再推敲。这不利于诗的发展。

别怕动笔

有不少初学写作的人感到苦恼：写不出来！

我的看法是：加紧学习，先别苦恼。

怎么学习呢？我看哪，第一步顶好是心中有什么就写什么，有多少就写多少。

永远不敢动笔，就永远摸不着门儿。不敢下水，还学得会游泳么？自己动了笔，再去读书，或看刊物上登载的作品，就会明白一些写作的方法了。只有自己动过笔，才会更深入地了解别人的作品，学会一些窍门。好吧，就再写吧，还是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又写完了一篇或半篇，就再去阅读别人的作品，也就得到更大的好处。

千万别着急，别刚一拿笔就想发表不发表。先想发表，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假若有个人告诉我们：他刚下过两次水，可是决定马上去参加国际游泳比赛，我们会相信他能得胜而归吗？不会！我们必定这么鼓舞他：你的志愿很好，可是要拚命练习，不成功不拉倒。这样，你会有朝一日去参加国际比赛的。我看，写作也是这样。谁肯下功夫学习，谁就会成功，可不能希望初次动笔就名扬天下。我说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正是为了练习，假若我们忽略了这个练习过程，而想马上去发表，那就不好办了。是呀，只写了半篇，再也写不下去，可怎么去发表呢？先不要为发表不发表着急，这么着急会使我们灰心丧气，不肯再学习。若是由学习观点来看呢，写了半篇就很不错啊，在这以前，不是连半篇也写不上来吗？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总以为初学写作不宜先决定要写五十万字的一本小说或一部多幕剧。也许有人那么干过，而且的确一箭成功。但这究竟不是常见的事，我们不便自视过高，看不起基本练习。那个一箭成功的人，想必是文字已经写得很通顺，生活经验也丰富，而且懂得一些小说或剧本的写法。他下过苦功，可是山沟里练把式，我们不知道。我们应当知道自己的底。我们的文字的基础若还不十分好，生活经验也还有限，又不晓得小说或剧本的技巧，我们顶好是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为的是练习，给创作预备条件。

首先是要把文字写通顺了。我说的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正是为逐渐充实我们的文字表达能力。还是那句话：不是为发表。想想看，我们若是有了想起什么、看见什么，和听见什么就写得下来的能力，那该是多么可喜的事啊！即使我们一辈子不写一篇小说或一部剧本，可是我们的书信、报告、杂感等等，都能写得简练而生动，难道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吗？

当然，到了我们的文字能够得心应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试写小说或剧本了。文学的工具是语言文字呀。

这可不是说：文学创作专靠文字，用不着别的东西。不是这样！政治思想、生活经验、文学修养……都是要紧的。我们不应只管文字，不顾其他。我在前面说的有什么写什么，和有多少就写多少，是指文字学习而言。这样能够叫我们敢于拿起笔来，不怕困难。在与动笔杆的同时，我们应当努力于政治学习，热情地参加各种活动，丰富生活经验，还要看戏，看电影，看文学作品。这样双管齐下，既常动笔，又关心政治与生活，我们的文字与思想就会得到进步，生活经验也逐渐丰富起来。我们就会既有值得写的资料，又有会写的本事了。

要学习写作，须先摸摸自己的底。自己的文字若还很差，就请按照我的建议去试试——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同时，连写封家信或记点日记，都郑重其事地去干，当作练习写作的一种日课。文字的学习应当是随时随地的，不专限于写文章的时候。一个会写小说的当然也会写信，而一封出色的信也是文学作品——好的日记也是！

文字有了点根底，可还是写不出文章来，又怎么办呢？应当去看看，自己想写的是什么，是小说，还是剧本？假若是小说或剧本，那就难怪写不出来。首先是：我们往往觉得自己的某些生活经验足够写一篇小说或一部三幕剧的。事实上，那点经验并不够支持这么一篇作品的。我们的那些生活经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仿佛是好大一堆，可以用之不竭。及至把它写在纸上的时候就并不是那么一大堆了，因为写在纸上的必是最值得写下来的，无关重要的都用不上，就好象一个大笋，看起来很粗很长，及至把外边的吃不得的皮子都剥去，就只剩下不大的一块了。我们没法子用这点笋炒出一大盘子菜来！

这样，假若我们一下手就先把那点生活经验记下来，写一千字也好，二千字也好，我们倒能得到好处。一来是，我们会由此体会出来，原来值得写在纸上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的生活经验还并不丰富。假若我们要写长篇的东西，就必须去积累更多的经验，以便选择。对了，写下来的事情必是经过选择的；随便把鸡毛蒜皮都写下来，不能成为文学作品。即须经过选择，那么用不着说，我们的生活经验越多，才越便于选择。是呀，手里只有一个苹果，怎么去选择呢？

二来是，用所谓的一大堆生活经验而写成的一千或二千字，可能是很好的一篇文章。这就使我们有了信心，敢再去拿起笔来。反之，我们非用那所谓的一大堆生活经验去写长篇小说或剧本不可，我们就可能始终不能成篇交卷，因而灰心丧气，不敢再写。不要贪大！能把小的写好，才有把大的写好的希望。况且，文章的好坏，不决定于字数的多少。一首千锤百炼的民歌，虽然只有四句或八句，也可以传诵全国。

还有：即使我们的那一段生活经验的确结结实实，只要写下来便是好东西，也还会碰到困难——写得干巴巴的，没有味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看大概是这样：我们只知道这几个人，这一些事，而不知道更多的人与事，所以没法子运用更多的人与事来丰富那几个人与那一些事。是呀，一本小说或一本戏剧就是一个小世界，只有我们知道的真多，我们才能随时地写人、写事、写景、写对话，都活泼生动，写晴天就使读者感到天朗气清，心情舒畅，写一棵花就使人闻到了香味！我们必须深入生活，不断动笔！我们不妨今天描写一棵花，明天又试验描写一个人，今天记述一段事，明天试写一首抒情诗，去充实表达能力。生活越丰富，心里越宽绰；写的越勤，就会有得心应手的那么一天。是的，得下些功夫，把根底打好。别着急，别先考虑发表不发表。谁肯用功，谁就会写文章。

这么说，不就很难作到写作的跃进吗？不是！写作的跃进也和别种工作的跃进一样，必须下工夫，勤学苦练。不能把勤学苦练放在一边，而去空谈跃进。看吧，原本不敢动笔，现在拿起笔来了，这还不是跃进的劲头吗？然后，写不出大的，就写小的；写不好诗，就写散文；这样高高兴兴地，不图名不图利地往下干，一定会有成功那一天。难道这还不是跃进么？好吧，让咱们都兴高采烈地干吧！放开胆子，先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咱们就会逐渐提高，写出像样子的东西来。不怕动笔，笔就会听咱们的话，不是吗？

大众文艺怎样写

今天我要讲的不是为什么要写大众文艺，和什么是大众文艺的问题；而是怎样写大众文艺的问题。

首先我愿就写大众文艺应取什么态度，来谈一谈。至至诚诚的去写，与吊儿啷噹地写，分明是两个不同的态度，也就必得到不同的结果。以我自己来说吧，在我回到北京来的将近三个月的工夫，我写了四篇鼓词，改编了三篇相声，还写了两篇关于鼓词与相声如何编制与改编的小文，一共是九篇。

有人可就说了：“哈，看老舍这家伙，真写的快呀，想必是那些东西容易写，东一笤帚西一扫帚的就凑成一篇。”

我不能承认那个说法。在我的经验中，我写长篇小说是大约一天能写一千字到两千字。写鼓词呢，长的二百多句一篇，短的一百多句；就以长的来说，以七字一句去算，也不过一千五百字左右。可是，这一千多字须写六七天。你看，这是容易写呢？还是不容易写呢？

又有人说了：“老舍这家伙，连外国都翻译他的作品，也多少总算有点地位的人了，怎么回国之后，单单的去写鼓词和相声什么的呢？唉，可惜呀，可惜！”

对上边的那大材小用的惋惜，我并不感谢。我知道我干的是什么。我知道写一部小说与写一段鼓词是同样的不容易，我也知道在今天一段鼓词的功用也许比一部小说的功用还要大的多。一篇小说因版权的关系，篇幅的关系，不易转载，就流传不广。一段鼓词可以得到全国各地报纸刊物的转载，而后一个人念或唱，便可以教多少多少不识字的人也听到，而且听得懂。今天的文艺作品已不是文人与文人之间互相标榜与欣赏的东西，而是必须向人民大众服务的东西了。你若是不知道这一点哪，我也就回敬一个“可惜呀，可惜！”

我们若是以为大众文艺容易写，所以才去写它，就大错而特错。态度不真诚，干什么也不会干好。要去写它，就必须认清楚，它是人民大众的精神食粮，其重要或仅次于小米儿和高粱。也要认清楚，它不是文艺的垃圾，扫巴扫巴就是一大堆。知道了它的重要与难写，我们的态度就变成了严肃，真诚，真拿它当作一件事去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它搞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大众。

让我们先看看，大众文艺怎么会难写吧。先提这一点，绝对不是为自高声价，自居为通俗文艺专家；我自己对于大众文艺的认识还小得可怜。我也绝对不是先吓唬你，教你知难而退，我好独霸一方。反之，我诚心的愿意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也希望你也礼尚往来，把你所知道的告诉我。咱们若能照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那么在一块儿好好的干，咱们才能克服困难，教大众文艺打个大大的胜仗。

“大众”二字就很要命。不说别的，先说识字的程度吧，大众里面有的能认许多字，有的能认几个字，有的一字不识，而以一字不识的为最多。这一下可把咱们喝过墨水的人给撅了。咱们善于转文，也许还会转洋文，可是赶到面对大众，咱们就转不灵了。咱们说，“把眼光向大众投了个弧线”，大众摇头不懂；咱们说，“那女人有克丽奥拍特拉一般的诱惑力”，大众却不晓得克丽奥拍特拉是什么妖精怪物。这语言问题就够咱们懊丧老大半天的。

语言而外，还有到底民众怎样用脑筋，动感情呢？大众是不是也有想像力呢？这些便比言语更进一步，深入了人民的心灵活动的问题，我们怎能知道呢？

因为人民不懂得谁是克丽奥拍特拉，我们可以拿“老百姓的文化低呀”来开脱自己。可是，假若我们不是装聋卖傻，我们一定会看到民间原来有自己的文艺，用民众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想像，和自己的形式，一年到头的说着唱着。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说我们的文化高，学贯中西，出口成章，可是我们的作品若卖五千本，人家民间的小唱本却一销就是多少万本。我们说我们的剧本是与莎士比亚的差不多，在城里一演就是七八天，可是人家的《铡美案》已经演过几十年或一两个世纪，而且是自都市到乡村都晓得“左眉高，右眉低，必有前妻。”

这么一想啊，我们就别小看大众文艺了。我们得马上赶上前去，把我们的本领也向大众露一露，而且必须承认这是艰苦的工作，不是大笔一挥就会成功的。

一感觉到搞通俗文艺不是件容易事，我们立刻就要去学习了；是学习，不是只傲慢的轻瞟一眼，便摇头而去。应该学习的事很多，可是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恐怕是语言了。我们一旦和民众的语言接触，便立刻发现了原来“徘徊歧路”就是“打不定主意”，“心长力绌”就是“武大郎捉奸，有心无力”。这个发现使我们登时感到我们的真正有用的字汇与词典就是人民的嘴。人民口中的语言是活的。因为它是活的，所以才有劲，才巧妙。除非我们能把握住这巧妙的，活生生的语言，我们就没法子使人民接受我们的作品。

在民间文艺里，无论是说，无论是唱，都有一个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语言之美。看吧，在北方的旧戏里，差不多谁中了进士都是第八名，其原因是八字念起来响亮悦耳，而且容易用手指比画。假若我们有工夫把各种不同的戏本比较一下，我们必能发现同一剧本，老一点的本子里的词句本来很通顺，而新一点的本子里反将词句改得不通了。赶到我们再细看一番，就能发现改过的地方虽然在意思上不通，可是念或唱起来比老词好听的多了。民间的艺人为获得言语之美，是肯牺牲了文法与字义的。我们不必去学此方法，但是要记得民间文艺是怎样注重言语之美。

在大众文艺里，其形式虽有多种，但总不外乎说书式的叙述。以各种鼓词来说吧，它们的文字虽是韵文，须有腔有调的唱出，可是主要的还是述说一个故事。有些故事本来平平无奇，可是一用合辙押韵的整齐的文字唱起来，故事便借着语言之美脱胎换骨，变成颇不错的一段东西了。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叫作“唱着说”。

再看那说的呢，它虽不唱，可是每到适当的地方必加入整齐的韵语，振起声势。即使不用韵语，也必将文字排成四六句儿，以期悦耳。说到这种地方，说书的人也必改换音调，用近似朗诵的调子叙述。不信，就去听听评书吧。每逢大将上阵，或英雄们来到一座高山，或遇到狂风暴雨，说书的都必有滋有味的用韵语或排列整齐的句子作介绍。有时候，这种句子并不很通俗，听众未必字字都懂，可是他们都留心的听着，因为那语言之美的本身就有一种魔力。

不单在大场面如此，就是顺口说来的时候，说书的也永远不忘利用精简有力的话儿叙述，像：晓行夜宿，饥餐渴饮，不在话下。像：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刀刀不离后脑勺；只杀得敌人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啪啪啪往后倒退！我们可以管这个叫作“说着唱”。

旧戏的形式比说书唱曲复杂多了，可是，要细一看哪，它也没完全能脱掉说书式的叙述。人物登场必先念引子，而后念定场诗，而后自道姓名。这不都和说书一样么？不过是将第三身的述说改教第一身去作罢了。因此，旧戏往往按照说书的方法往前发展，而缺乏戏剧性。可是，不管多么“温”的戏，其中总会利用言语的简劲与美好，硬教言语产生戏剧的效果。比如说：“这先下手的为强（锣鼓），后下手的（锣鼓）遭殃！”本没有任何出奇之处，可是因为它是人人知道的两句韵语，简练有力，再一加上锣鼓，就能教全场精神一振，好像怎么了不起似的。

按照上面所举的例子，倒好像我是说大众文艺完全仗着言语去支持着。请不要误会，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说，语言在通俗文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不可不多多注意。这一提醒，也正针对着两个事实：（一）自五四以来，新文艺作品的一个严重缺点就是没有把言语搞好，以至文艺与民众脱节，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大家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心血，去创作，而结果是大众并未得到多少好处，实在可惜。语言文字是文艺的工具，不将工具弄好，怎能写出家传户诵的作品呢？（二）近来文艺工作者感到了写作大众文艺的重要，可是又似乎觉得一段鼓词只是七八个字一句，分行写出的事儿，并没能去充分学习，充分利用，民间的活语言，和怎么把它放在人民所习惯的形式中成为大众“文艺”。因此，我在这一点上多说几句，或者也是可原谅的。

连我自己也算在内，写家们往往以为民间的语言太简单，有的地方没有文法，所以写作的时候就造出生硬的，冗长的句子——虽然不干脆利嗖，可是能说出复杂的意思，也合乎文法。其实，这是个错误。大众的语言，在字汇词汇方面并不简单，而是很丰富。大众的口中有多少俏皮话，歇后语，成语呀，这都是宝贝。不信，让咱们和一位住在大杂院里的妇人拌一回嘴试试，咱们三个也说不过她一个，她能把咱们骂得眼冒金星，而无词以答；赶到咱们大败而归，她独自还在骂，又骂了三个钟头，越来花样越多。

那么，再加上五行八作的术语行话，大众的字汇词汇就丰富的了不得。我们应当搜集这些术语行话，去丰富自己的形容词名词动词等等。这活的词汇要比我们常用的辞源不知好上多少倍。

假若我们是说，大众语的句法太简单，那也是一偏之见。我们的古代的诗歌词曲的句法也都是那么简单，为什么到如今我们还摇头晃脑的去读诵它们呢？假若杜甫能以五个字一句，作出意味深长的一首诗来，我们怎不该以简单的句子作出最精彩的东西来呢？能用我们自己的语言，作出最精美的东西，才算我们的本事呀。鼓词里的《草船借箭》，《乌龙院》，没有用一个“然而”，也没有拉不断扯不断的句子，这是相当好的作品呀。不下一番工夫，而死抱怨我们的言语太简单，就是拉不出屎怨茅房。

至于说俗话有的地方没有文法，更是瞎说。大家怎么说，就是文法。文法就是这么来的。以前，大家总以“斗争”当作名词用；现在，大家都说：“斗争他”；这就成了文法。明天，也许大家都说，“斗他一个争”，也就成为文法。大众创造文法，文法家不过是记录者。

有了上面的理由，我们便应勇敢的，真诚的，去学习大众语言，然后运用它作为大众文艺的工具。可是，我们不能偷油儿，不能依然用我们的半文半白的，拖泥带水的句子，却隔不远加上个“他妈的”，或“哎哟”，便算了事。这个尾巴主义要不得。我们也不可把大众原有的文艺拿来，照猫画虎的去写，那是旧帽子刷新，而不是创造新帽子。我们的责任是以今天的大众语创造新的大众文艺，所以必须有辨别的眼力，看清旧的大众文艺中什么是该学的，什么是该去掉的。像那些“马能行”，“马走战”，“马走龙”等等的庸俗字样，是民间艺人偷懒，敷衍了事的结果，我们不能再偷懒，敷衍了事。像以前文人们偶尔高兴起来，所作的那些通俗韵文，我们也不要去学。他们把鼓词作成了文言诗，看起来颇整齐雅致，其实是庸俗不堪。要知道多用陈腐的文言即是投降给死言语；能充分的利用白话，用白话写成生龙活虎般的东西才算真本事。我们更不可以把老套子里的色情的描写，拿来歪曲新的故事与人物；我们若用“二八的俏佳人呀，杨柳腰儿摆，脸蛋儿白又红……”去描写女孩子扭秧歌，便该罚扫街三天。

我们必须真诚，用最大的努力，去用新的活的大众语，创造出新的大众文艺。记住，这是件很艰难的工作，不全心全力去作，不会作得好。在今天，我们还没法不利用大众文艺的旧形式去写，以便容易普及。但是，我们的志愿可不能就是这一点点。说真的，假若我们今天能精巧的运用大众语，写成美好的话剧，能普遍的被大众接受，欣赏，它还不就变成了大众文艺么？大众文艺并不该是另一种文艺，而是所有的文艺都该是大众的。因此，在今天，为了急于普及新文化，我们没法不照着旧形式去写，可是我们万不可就心满意足，以为能写成一段鼓词便已经了不起。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这里写鼓词，原为是明天还要写比鼓词更新鲜的东西；普及了，即当提高，不是很明显的么？

就是就事论事，以写鼓词什么的说吧：鼓词有辙，我们晓得吗？鼓词要上下句，分平仄，我们辨得清平仄吗？鼓词须能唱，我们晓得句子的音节吗？这些都是问题，都应当学习。对这些，我不预备多说什么，因为在本月七号的《人民日报》上有我的一篇小文可作参考。在这里，我的忠告是要学习，多学习，多多学习。你看，我们有那么多位文艺家，有谁创造过一篇相声？有谁写成了与《打渔杀家》一样好的一出京戏呢？这真难！我们不应知难而退，而须以热诚去冲破困难。把握住语言，把握住形式，是咱们今天必不可少的功夫。

以下，我们要说点关于大众文艺的内容方面的问题了。为使这讲话前后一致，我们还是从技巧上谈，谈谈我们应如何处理内容，而不谈什么是大众文艺应有的内容。

我想，我们最好先去听听评书。听过了评书，我们就晓得了他们说的故事是多么充实，我们写的多么枯窘。说书的艺人们的文化水准并不高，认字也有限，可是他们能尽情尽理的说故事，教听众们舍不得走开；再看我们呢，我们的文化水准比他们高，也能读能写，可是连一小段鼓词都写得那么瘦小枯干，像一条晒干了的小鱼。这里的原因，一来是艺人们生长在民间，我们却离开了大众；二来是艺人们会以极细腻生动的叙事证明一点道理，我们却急于说出那点道理，只喊了口号，而忘了编制好故事。这样，我们就输给了说书的艺人。

大概的说，说评书的有两派。一派是“给书听”的，一派是旁征博引的。前者是长江大河的往前说书，不扯闲话，打了《连环套》，再打《凤凰山》，一节比一节热闹，一节比一节惊奇。后者是《挑帘杀嫂》可以说半个月，《武松打虎》可以说五六天。前者是真有故事可讲，后者是真有东西可说。虽然在评书界里以老实说书的为正宗，可是在我们听来却不能不钦佩那能把《武松打虎》说了五六天的。表面上，他是信口开河；事实上，他却水到渠成，把什么小事都描写得逼真，体贴入微。他说武松喝酒，便把怎么喝，怎么猜拳，怎么说醉话，怎么东摇西摆的走路，都说得淋漓尽致。他要说武松怎么拿虱子，你便立刻觉得脊背上发痒。山东的二狗熊就更厉害了，他能专说武松，一说一两个月。他的方法是把他自己所想起来的事都教武松去作，编出多少多少小段子去唱。他唱武松走路，武松打狗，武松住店，武松看见的一切。他专凭想像去编歌唱，而他所想像到的正也是大众所要想像出来的。所以，他每到一处，学校即贴出布告，禁止学生出去，因为他的玩艺中有些不干净的地方。可是，布告虽然贴出，到晚间连校长带先生也出去听他了。真正好的大众文艺，在知识分子中也一样的吃得开。

这告诉了我们大众文艺必须有充实的内容，也教我们知道，民间的艺人是从大众中的生活中搜集材料，所以尽管说着武松而忽然岔到耪地上去，大家也还爱听，因为那说得有根有据，有滋有味。再看我们呢，我们往往是由朋友的口中，或新闻纸上的记载，得到一个小故事，便根据这故事去写一段短的小说，或鼓儿词。结果是，为了几十句便再也没的可说，只好多喊几句口号，充充数儿了。我们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们并没从大众的生活里去找资料，而偏要替大众写东西；第二，我们以为从友人口中或报纸上得到的资料虽然很短，却正好去写一段鼓词，因为鼓词有一百句左右便可成章啊。殊不知，在文艺创作里，为写一件事须知道十件事，为写一个人须认识许多人，才能左右逢源，笔下生花。若只见过一个茶盘，而想去写茶盘问题，便永远写不出。从多少多少经验中，用心的去组织，把它们炼成一小段文字，才能见出精彩。不错，鼓词可以写得很短，但句句言之有物，入情入理，就不是一点点资料所能支持住的了。我们为写一百行鼓词，须预备下写一万行的材料才好。文艺写作是由一大堆资料中取精去粕的事，不是好歹一齐收，熬一锅稀粥的事。你若以为大众只配吃稀粥，便是污辱了大众，而且你自己也不会有出息。

在旧有的民间文艺里，说的唱的是老年间的故事，而寓意多半是提倡忠孝节义等等的老道德，替封建势力作宣传。我们现在写新的大众文艺首先应向这方面斗争。可是，我们不能只扯着脖子喊口号。我们得用有内容的新东西斗争那些有内容的旧东西。旧东西有趣味，我们的新东西得更有趣味；旧东西有的很幽默，我们也有幽默；这样，我们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得到胜利。这是以文艺斗争文艺，不是拿标语口号斗争文艺，要是标语口号能有那份儿能力，我们还搞文艺干什么呢？

文艺作品是要发生一定的效果的，它教人哭就哭，教人笑就笑。技巧与内容二者兼而有之，才能发生这样的效果。内容不充实，对人情世故揣磨的不深，便无此作用。吹胡子瞪眼的去宣传，其效果必远不及从容不迫的，入情入理的，以具体的充实的故事去劝导与说服。故事必须有情节，不能像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情节如何得来？它来自人生的体验。比如我们要描写一个人听到他的爸爸死了，我们便不应像旧戏中那样，叫了一声哎呀，顺手倒在椅子上，昏过去。有的人，忽然听到那恶消息，便愣住了；愣了一会儿，眼泪一串串的流下来；而后，放声大哭。有的人，假若他和他父亲平日感情很坏，也许先糊糊涂涂的笑一下，可是紧跟着泪就在眼眶里转，而后哭起来；父亲到底是父亲，没法儿不哭。有的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情景，我们若能认真的去体会，便有了不同的情节，既不千篇一律，而且委婉动人。一个较长的故事，其中有许多情节，我们也须先从人生经验中去体会，而后依着人情真理去排列先后，使故事处处动人，而看不出穿插安排的痕迹。最庸俗的办法是依照侦探小说的套子，故作惊奇，把人物像些傀儡似的牵来牵去。旧戏旧小说中往往因把情节弄得太离奇了，无法再写下去，就搬来了天兵天将或琉璃鬼代为解决问题。这要不得！我们要晓得，情节的离奇远不及情节的入情入理。情节离奇不过是技巧上的一些小把戏，使故事近情近理的发展才是专家的真本事。

在旧有的大众文艺里，所说与所唱的多数是老年间的故事。大众为什么那样爱替古人担忧呢？事实上，艺人们虽然说唱远年的老事，在人情上他们却把古人当作了现在的人。大众深恨那作了高官便抛弃了共过患难的老婆，另娶宦门之女的人，于是《铡美案》便连驸马爷也要铡成两半了。在乡间，包公不单决定铡死驸马爷，而且撩胡子挽袖子亲自下手去铡，大众看着非常的过瘾。他们不问以包公的身分是否应该变成刽子手，而只管这样办才泄恨解气。把古人的举动与感情都大众化了，大众才爱听那些老故事，而大众文艺也就尽到将古比今的责任。现在我们若写老年间的故事，是否也应袭用此法呢？这不是今天所能讲的，即不在话下。我们今天所应注意的是要写大众文艺必须接近大众，极仔细的观察，体验；不单学习了大众的语言，也要揣磨出语言后面的感情与心思。假若我们能明白了在思想上，感情上，行动上，大众对事对人的反应，我们可就算能替大家写东西了。

现在，我们结束这个小报告：在现阶段中，为了普及，我们应当由学习而把握住大众文艺的语言与形式，了解大众的生活与心理去写作大众文艺。我们学习，试作，我们也要鉴别旧有大众文艺中什么可取，什么该去掉，以便不完全教旧东西拖住，失去向前进步的力气。这叫作在普及中渐次提高。我们一面学习，试作大众文艺，另一方面也要关心一切文艺的理论，学习在现今所有的大众文艺以外的文艺技巧与形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把现在所谓的大众文艺与非大众文艺的界限抹去，而使所有的文艺都成为大众的。那便是达到了提高的日子。

我们不可钻在牛犄角里，抱着一篇短短的自己写的鼓词，翻来覆去的告诉自己：我成功了！我们必须知道先求普及、由普及逐渐提高，以便达到真正普遍的提高，是我们必经之路。我们不可小看今天的工作，也不可忘了明天重大的发展。我们今天，打个比喻说，是学习给人民盖茅草房。为什么盖茅草房？因为大家还没地方住。为什么要学习？因为我们根本不会，只好按照老草房的样式去盖。盖过两三间之后，我们有了自信心，就该开始去设计改进，教屋中如何更多得阳光空气，地上如何不潮湿。然后，我们更去学习盖造瓦房，以便日新月异，使民众都有瓦房住。赶到大家都有了瓦房住，我们就更进一步计划花园、游戏场、游泳池，使每个小村都像一座小公园似的美丽。那时候，茅草房完全不见了，全中国成为地上的乐园。那时候，旧草房时期的旧鼓词，新草房时期的半新半旧的鼓词，和瓦房时期的新鼓词，或者都不见了，而是大家在地上的乐园里，读或听世界上最伟大最美妙的诗歌。它们既是大众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载一九五零年三月二十六日《新建设》第二卷第三期

多练基本功

——对石景山钢铁公司初学写作者的讲话摘要

很高兴和同志们见面。我来讲话，是为互相学习。因为忙，没来得及预备完整的讲稿，想起什么说什么，意见未必正确，请同志们指正。

我觉得：练习基本功，对初学写作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就拿这作为讲题吧。（一）先练习写一人一事：有些人往往以写小说、剧本等作为初步练习，我看这不大合适。似乎应该先练习写一个人、一件事。有些人常常说：“我有一肚子故事，就是写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你若追问他：那些故事中的人都有什么性格？有哪些特点？他就回答不上来了。他告诉你的尽是一些新闻，一些事情，而没有什么人物。我说，他并没有一肚子故事。尽管他生活在工厂里、农村里，身边有许多激动人心的新人新事，可是他没有仔细观察，人与事都从他的身边溜走了；他只记下了一些破碎不全的事实。要想把小说、剧本等写好，要先从练习写一个完完整整的人、一件完完整整的事做起。你要仔细观察身旁的老王或老李是什么性格，有哪些特点，随时注意，随时记录下来。这样的记录很重要，它能锻炼你的文字表达能力。不能熟练地驾驭文字，写作时就不能得心应手。有些书法家年老目昏，也还能写得很整齐漂亮。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就是因为他们天天练习，熟能生巧。如果不随时注意观察，随时记下来，哪怕你走遍天下，还是什么也记不真确、详细，什么东西也写不出来。

刚才，我站在此地小坡上的小白楼前，看见工厂的夜景非常美丽；想来同志们都曾经站在那里看过好多次了，你们就应该把它记下来。在这夜景里，灯光是什么样子，近处如何，远处如何，雨中如何，雪后如何，都仔细地观察观察，把它记在笔记本上。

要天天记，养成一种习惯。刮一阵风，你记下来；下一阵雨，你也记下来，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你的作品里就需要描写一阵风或一阵雨，你如果没有这种积累，就写不丰富。经常生活，经常积累，养成观察研究生活的习惯。习惯养成之后，虽不记，也能抓住要点了。这样，日积月累，你肚子里的东西就多了起来。写作品不仅仗着临时观察，更需要随时留心，随时积累。

不要看轻这个工作，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人，有他的思想、感情、面貌、行动……，一件事物，有它的秩序、层次、始末……，能把它逼真地记下来并不容易。观察事物必须从头至尾，寻根追底，把他看全，找到他的“底”，因为做文章必须有头有尾，一开头就要想到它的“底”。不知全貌，不会概括。

有些年轻同志不注意这种基本功练习，一开始就写小说、剧本；这种情况好比没练习过骑车的人，就去参加骑车竞赛。（二）把语言练习通顺：下功夫把语言写通顺了，也是基本功，也是很重要的基本功。它和戏曲演员练嗓子、翻跟斗一样。演员不练嗓子，怎么唱戏呢？武生不会翻跟斗，怎么演武戏呢？文学创作也是一样，语言不通顺，不可能写出好文章。有些人，确实有一肚子生动的人物和故事，他向人谈讲时，谈得很热闹；可一写出来，就不那么动人了，这就是因为在语言方面缺乏训练，没有足够的表达能力。

有些人专以写小说、写剧本练习文字，这不妥当，文字要从多方面来练习，记日记，写笔记，写信……都是锻炼文字的机会；哪怕写一个便条，都应该一字不苟。

写文章，用一字、造一句，都要仔细推敲。写完一句，要看看全句站得住否，每个字都用得恰当与否，是不是换上哪一个字，意思就更明显，声音就更响亮，应知一个字要起一个字的作用，就像下棋使棋子那样。一句，一段写完之后，要看看前后呼应吗，联贯吗？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都必须前后呼应，互相关联。慢慢地，你就学会更多的技巧，能够若断若续，有波澜，有起伏，读起来通畅而又有曲折。写小说的人，也不妨练习写写诗；写写诗，文字就可以更加精炼，因为诗的语言必须很精炼，一句要表达好几句的意思。文章写完之后，可以念给别人听听。念一念，哪些不恰当的字句，不顺口的地方，就都显露出来了，才可以一一修改。文章叫人念着舒服顺口，要花很多心思和功夫。有人看我的文章明白易解，也许觉得我写时很轻松，其实不然。从哪儿开头，在哪儿收束，我要想多少遍。有时，开了许多头都觉得不合适，费了不少稿纸。

字的本身没有好或坏，要看用在什么地方。用得恰当，就生动有力。

文字要写得简练。什么叫做简练呢？简练就是话说得少，而意思包含得多。举一两句做例：“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只不过十四个字，可是包含多少情和景呀！

简练须要概括，须要多知多懂。知道一百个人，而写一个人；知道一百件事，而写一件事，才能写得简练。心有余力，有所选择，才能简练。譬如歌剧演员，他若扯着嗓子喊叫，就不好听；他必须天天练嗓子，练得运用自如，游刃有余，就好听了。

我建议大家多多练习基本功，哪怕再忙，每天也要挤出点时间写几百个字。要知道，练基本功的功夫，应该比创作的功夫多许多许多倍！

鼓词与新诗

这里所谓的鼓词是包括着北方的各种鼓词，连快书，牌子曲，数来宝等也在内。

这里所谈的是根据着我自己实际习作鼓词与新诗的经验，不是空泛的议论。

据我看，鼓词里产不出新诗来。原因是：一、鼓词是有固定的形式的，而五四以来的新诗的主要倾向是要突破固定的形式的。诚然，最自由的新诗，因为没有比较有规律的形式，就忽略了字句的音节之美，韵律之美等等，而脱离了大众；可是，设若回过头来，想用鼓词代替新诗，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二、鼓词的形式往往拘束住思想，不能充分自由的以言语直接传达思想，而须兜着圈子去设词遣字，以求合于格律。比如说，假若我不顾形式，我可以写出：“我愿把一腔子的热血，为保卫祖国去洒净！”

这两句，且先不论好不好，是依照我的心思，感情，直入公堂的写出的。可是，假若我是要把这两句写在鼓词里面，我便首先要考虑到鼓词句子的音节，而去兜个圈子。可能的，经我翻来覆去的推敲，勉强的作成不失原意，而仍有合适的音节的句子：

“保卫，祖国，须拼命，一腔，热血，愿流完。”

但是，这并不如原句那么活泼自然。原句是由心到笔毫无阻碍的说出，其中的“一腔子热血”与“为保卫祖国”是完全依照口语，未加变动与雕琢的。在鼓词中，“一腔子热血”与“为保卫祖国”是很难照原样写进去的。

为了唱，“保卫祖国须拼命，一腔热血愿流完”，比原句好，因为它有音节，能上口入弦。为了念，原句好，因为它有口语的自然音节。假若将来人民都识字了，或识字的增多了，念的虽然还代替不了唱的（读书人也喜欢听歌唱），可是唱的就不像今日那么威风了（今天的文盲只能用耳，而不能用目），而能念的新诗就大有可为。

可能的，我把那原来的两行并成了一行：“为祖国，我愿洒，一腔热血。”

这么一来，因为这是鼓词，我就得去给它配上个下句儿。也许，我能找出相当好的一句，帮助上句，使意思加倍的显明——这是写鼓词常用的方法。可是，也许我想不出那么一句（这也是常有的事），于是我只好无可如何的用“嘀咕嘀咕嘀嘀咕”去敷衍了。谈到“嘀咕嘀咕嘀嘀咕”，我们就不妨另列一条：

三、鼓词中的油腔滑调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新诗是要以最精炼的言语传达最好的思想与最崇高的感情，所以它不能受形式的拘束。没有形式的拘束，它才能真诚的有一句说一句，有两句说两句。在诗里，有多少思想与感情便有多少句诗；一万行也成，一两行也成，不许拖泥带水非凑成若干句不可。鼓词可不然，它必须成篇，否则不能拿去演唱。不管我们有多少材料，我们得去弄出够唱半个钟头左右的一篇。本事不高的作者就常常不能把那么多句都写得精彩出色。于是，什么“有话长来无话短”：“不提老大去挑水，再把老二表一番”，就都来了。虽然有的写家自己也感到这种“垫句”的稀松，无聊，可是到时候还非用不可；用过之后，头疼半天！

篇如此，句子也如此。第一，句子必须成双（上下句儿）。不管意思够写五句的还是七句的，我们必须去凑成六句与八句；瘸着腿儿不成。这一“凑”有时候就容易变成油腔滑调。第二，论到一句的句法，多数的鼓词中是要七字句的。这又须去凑。于是，“你往东，我往西”，就往往变成“你往东来我往西”：“天长，又热”，就往往变成“日又长来天又热”。这样的句子是多么没劲！

不错，牌子曲里可以容纳四字句，六字句等。可是，这种句子须按照牌子的格式去填，并不能自由运用。对我，这种强迫的“照计而行”，是很大的痛苦。曲牌子逼着我写六字句，我就得写六字句，于是在必不得已时只能敷衍成章；写作成了被动的，写出来的东西也就失去活泼清新。

句子如此，用字也如此。新诗可以自由用字，鼓词没有这么大的自由。原因是：第一，新诗可以运用语言的自然音节，而鼓词须按照人为的音节排列词汇字汇，以便歌唱。在新诗里，我可以写出：“蒋介石，你还不知道吗，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鼓词里，“美国帝国主义的”这一长词便无法安插。我须费许多心思，说不定须用好几句话才能说明这点意思。而且，第二，鼓词的重要责任是须唱得出，听得懂。那么“帝国主义”是个较新的名词，我就既不能再用个更新的字去辅助它，以免大家听不懂；也不能用太旧的字，以免新旧夹杂，使人莫名其妙。于是，新诗可以完全自由的以崭新的语言写出崭新的事物，而鼓词无论怎么费心，也只能达到“半新不旧”而已。第三，新诗可以按照口语的语气，自由的用虚字：吗，呢，呀，啊，用得好就行。鼓词因求句子的整齐，便不能充分的利用虚字。譬如说，“去不去”三字可能的是含怒的质问，“去不去呀”便是和缓的商量，而“去不去哟”则是跺着脚的催促。虚字不同，口吻即异，在新诗里可以充分的运用它们，传达各种不同的感情；在鼓词里因求句子的整齐，因上下句末一字平仄不相同的关系，便须将很传神的虚字删去。这样，鼓词中的用字遣词便远不及新诗中的那么自由与灵活。

四、新诗可以有韵，可以没韵。鼓词则必须有“辙”。找辙是使人头皮疼的事。它曾经把老年间的许多民间文艺的写家们逼得眼冒金星，而造出“地流平”，“两分张”，“马走战”等等不通的词儿来；现在，它也还逼着许多新曲艺的写家们到时候非用“说端详”，“面前存”不可。没辙不成为鼓词，有辙又真困难，使人啼笑皆非。

五、细考究起来，鼓词中的文艺价值与音乐价值至少是平分秋色的。假若我们把京韵大鼓之王刘宝全所唱的段子细读一番，我们便发现了其中有许多不通的句子。可是，经他一唱，这些不通的句子也能博得满堂彩。听众只顾欣赏他的行腔与喉音，而忘了字句的不通。这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各处的艺人都能以并不精美的词句吸引住听众。因此，一段好听的鼓词并不见得准有好词句，而好的词句若无有妥适的音乐配合着，也未必能叫好。在我的经验里，我每每把一段鼓书只写得平顺，只合乎规矩，而毫无精彩之处。可是交给艺人一唱，艺人却能把它唱得相当的美好。这使我感到，纸上的鼓词与艺人口中的鼓词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了。我若作新诗便不能这么只求平易，然后去求救于音乐，而必须在文艺价值上使自己满意。我并非是说，新诗可以完全不管音乐价值，而是说新诗不能像鼓词那样去用音乐掩护文艺。“刘二摔倒在地流平”，在鼓词里可能因行腔用韵而博得彩声，或虽不叫好而仍站得住；在新诗里，它必不能存在。

总结起来，我觉得鼓词产生不了新诗，也不能代替新诗。可是，请注意，我没有一点轻看鼓词的心意，因为我是最热心写鼓词的一个。为向人民服务，它是一种有用的利器，谁也不该小看它。

同时，我也没有分别高低，把新诗看高，鼓词看低的意思。

我只是说，这两种文艺不好混为一谈，而当分头发展。鼓词应当也有新诗的勇气，去突破旧的形式，使文艺性提高，使音乐性更丰富。新诗也该看看鼓词的优点，把自己充实起来。它不必去摩仿鼓词的音节，而须注意音节；它不必学鼓词的油腔滑调，而须注意怎样去接近大众。我盼望鼓词有那么一天会变成词句好，音乐好的新歌曲；也盼望新诗因求接近人民，因注意音节韵律，而能负起写大歌剧，诗剧与史诗的责任；即使写小诗也能高读朗诵，为人民所喜。分头发展，不必是各自为政；彼此观摩，取长去短，必有好处。反之，鼓词若立定不动，且自比史诗；新诗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自命不凡，可就一齐误了大事。

载一九五零年六月《人民文学》第二卷第二期

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我想谈一谈文学语言的问题。

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相当普遍地存着一个缺点，就是语言不很好。

语言是文学创作的工具，我们应该掌握这个工具。我并不是技术主义者，主张只要语言写好，一切就都不成问题了。要是那么把语言孤立起来看，我们的作品岂不都变成八股文了么？过去的学究们写八股文就是只求文字好，而不大关心别的。我们不是那样。我是说：我们既然搞写作，就必须掌握语言技术。这并非偏重，而是应当的。一个画家而不会用颜色，一个木匠而不会用刨子，都是不可想像的。

我们看一部小说、一个剧本或一部电影片子，我们是把它的语言好坏，算在整个作品的评价中的。就整个作品来讲，它应该有好的，而不是有坏的，语言。语言不好，就妨碍了读者接受这个作品。读者会说：罗哩罗嗦的，说些什么呀？这就减少了作品的感染力，作品就吃了亏！

在世界文学名著中，也有语言不大好的，但是不多。一般地来说，我们总是一提到作品，也就想到它的美丽的语言。我们几乎没法子赞美杜甫与莎士比亚而不引用他们的原文为证。所以，语言是我们作品好坏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有责任把语言写好！

我们的最好的思想，最深厚的感情，只能被最美妙的语言表达出来。若是表达不出，谁能知道那思想与感情怎样的好呢？这是无可分离的、统一的东西。

要把语言写好，不只是“说什么”的问题，而也是“怎么说”的问题。创作是个人的工作，“怎么说”就表现了个人的风格与语言创造力。我这么说，说的与众不同，特别好，就表现了我的独特风格与语言创造力。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十个画家给我画像，画出来的都是我，但又各有不同。每一个里都有画家自己的风格与创造。他们各个人从各个不同的风格与创造把我表现出来。写文章也如此，尽管是写同一题材，可也十个人写十个样。从语言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作家们的不同的性格，一看就知道是谁写的。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但丁是但丁。文学作品不能用机器制造，每篇都一样，尺寸相同。翻开《红楼梦》看看，那绝对是《红楼梦》，绝对不能和《儒林外史》调换调换。不像我们，大家的写法都差不多，看来都像报纸上的通讯报导。甚至于写一篇讲演稿子，也不说自己的话，看不出是谁说的。看看爱伦堡的政论是有好处的。他谈论政治问题，还保持着他的独特风格，教人一看就看出那是一位文学家的手笔。他谈什么都有他独特的风格，不“人云亦云”，正像我们所说：“文如其人”。

不幸，有的人写了一辈子东西，而始终没有自己的风格。这就吃了亏。也许他写的事情很重要，但是因为语言不好，没有风格，大家不喜欢看；或者当时大家看他的东西，而不久便被忘掉，不能为文学事业积累财富。传之久远的作品，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好的思想内容，一方面也因为它有好的风格和语言。

这么说，是不是我们都须标奇立异，放下现成的语言不用，而专找些奇怪的，以便显出自己的风格呢？不是的！我们的本领就在用现成的、普通的语言，写出风格来。不是标奇立异，写的使人不懂。“啊，这文章写的深，没人能懂！”并不是称赞！没人能懂有什么好处呢？那难道不是胡涂文章么？有人把“白日依山尽……更上一层楼”改成“……更上一层板”，因为楼必有楼板。大家都说“楼”，这位先生非说“板”不可，难道就算独特的风格么？

同是用普通的语言，怎么有人写的好，有人写的坏呢？这是因为有的人的普通言语不是泛泛地写出来的，而是用很深的思想、感情写出来的，是从心里掏出来的，所以就写的好。别人说不出，他说出来了，这就显出他的本领。为什么好文章不能改，只改几个字就不像样子了呢？就是因为它是那么有骨有肉，思想、感情、文字三者全分不开，结成了有机的整体；动哪里，哪里就会受伤。所以说，好文章不能增减一字。特别是诗，必须照原样念出来，不能略述大意，（若说：那首诗好极了，说的是木兰从军，原句子我可忘了！这便等于废话！）也不能把“楼”改成“板”。好的散文也是如此。

运用语言不单纯地是语言问题。你要描写一个好人，就须热爱他，钻到他心里去，和他同感受，同呼吸，然后你就能够替他说话了。这样写出的语言，才能是真实的，生动的。普通的话，在适当的时间、地点、情景中说出来，就能变成有文艺性的话了。不要只在语言上打圈子，而忘了与语言血肉相关的东西——生活。字典上有一切的字。但是，只抱着一本字典是写不出东西来的。

我劝大家写东西不要贪多。大家写东西往往喜贪长，没经过很好的思索，没有对人与事发生感情就去写，结果写得又臭又长，自己还觉得挺美——“我又写了八万字！”八万字又怎么样呢？假若都是废话，还远不如写八百个有用的字好。好多古诗，都是十几二十个字，而流传到现在，那不比八万字好么？世界上最好的文字，就是最亲切的文字。所谓亲切，就是普通的话，大家这么说，我也这么说，不是用了一大车大家不了解的词汇字汇。世界上最好的文字，也是最精练的文字，哪怕只几个字，别人可是说不出来。简单、经济、亲切的文字，才是有生命的文字。

下面我谈一些办法，是针对青年同志最爱犯的毛病说的。

第一，写东西，要一句是一句。这个问题看来是很幼稚的，怎么会一句不是一句呢？我们现在写文章，往往一直写下去，半篇还没一个句点。这样一直写下去，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写到哪里去了，结果一定是胡涂文章。要先想好了句子，看站得稳否，一句站住了再往下写第二句。必须一句是一句，结结实实的不摇摇摆摆。我自己写文章，总希望七八个字一句，或十个字一句，不要太长的句子。每写一句时，我都想好了，这一句到底说明什么，表现什么感情，我希望每一句话都站得住。当我写了一个较长的句子，我就想法子把它分成几段，断开了就好念了，别人愿意念下去；断开了也好听了，别人也容易懂。读者是很厉害的，你稍微写得难懂，他就不答应你。

同时，一句与一句之间的联系应该是逻辑的、有机的联系，就眼咱们周身的血脉一样，是一贯相通的。我们有些人写东西，不大注意这一点。一句一句不清楚，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句与句之间没有逻辑的联系，上下不相照应。读者的心里是这样的，你上一句用了这么一个字，他就希望你下一句说什么。例如你说“今天天阴了”，大家看了，就希望你顺着阴天往下说。你的下句要是说“大家都高兴极了”，这就联不上。阴天了还高兴什么呢？你要说“今天阴天了，我心里更难过了。”这就联上了。大家都喜欢晴天，阴天当然就容易不高兴。当然，农民需要雨的时候一定喜欢阴天。我们写文章要一句是一句，上下联贯，切不可错用一个字。每逢用一个字，你就要考虑到它会起什么作用，人家会往哪里想。写文章的难处，就在这里。

我的文章写的那样白，那样俗，好象毫不费力。实际上，那不定改了多少遍！有时候一千多字要写两三天。看有些青年同志们写的东西，往往吓我一跳。他下笔万言，一笔到底，很少句点，不知道到哪里才算完，看起来让人喘不过气来。

第二，写东西时，用字，造句必须先要求清楚明白。用字造句不清楚、不明白、不正确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那个长得像驴脸的人”，这个句子就不清楚、不明确。这是说那个人的整个身子长得像驴脸呢，还是怎么的？难道那个人没胳膊没腿，全身长得像一张驴脸吗，要是这样，怎么还像人呢？当然，本意是说：那个人的脸长得像驴脸。

所以我的意见是：要老老实实先把话写清楚了，然后再求生动。要少用修辞，非到不用不可的时候才用。在一篇文章里你用了一个“伟大的”，如“伟大的毛主席”，就对了；要是这个也伟大，那个也伟大，那就没有力量，不发生作用了。乱用比喻，那个人的耳朵像什么，眼睛像什么……就使文章单调无力。要知道：不用任何形容，只是清清楚楚写下来的文章，而且写的好，就是最大的本事，真正的工夫。如果你真正明白了你所要写的东西，你就可以不用那些无聊的修辞与形容，而能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写出来。我们拿几句古诗来看看吧。像王维的“隔牖风惊竹”吧，就是说早上起来，听到窗子外面竹子响了。听到竹子响后，当然要打开门看看，嗐！这一看，下一句就惊人了，“开门雪满山”！这没有任何形容，就那么直接说出来了。没有形容雪，可使我们看到了雪的全景。若是写他打开门就“哟！伟大的雪呀！”“多白的雪呀！”便不会惊人。我们再看看韩愈写雪的诗吧。他是一个大文学家，但是他写雪就没有王维写的有气魄。他这么写：“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他是说车子在雪地里走，雪随着车轮的转动翻起两条白带子；马蹄踏到雪上，留了一个一个的银杯子。这是很用心写的，用心形容的。但是形容的好不好呢？不好！王维是一语把整个的自然景象都写出来，成为名句。而韩愈的这一联，只是琐碎的刻画，没有多少诗意。再如我们常念的诗句“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么说就够了，用不着什么形容。像“满城风雨近重阳”这一句诗，是抄着总根来的，没有枝节琐碎的形容，而把整个“重阳”季节的形色都写了出来。所以我以为：在你写东西的时候，要要求清楚，少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修辞。你要是真看明白了一件事，你就能一针见血地把它写出来，写得简练有力！

我还有个意见：就是要少用“然而”、“所以”、“但是”，不要老用这些字转来转去。你要是一会儿“然而”，一会儿“但是”，一会儿“所以”，老那么绕湾子，不但减弱了文章的力量，读者还要问你：“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能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话！？”不是有这样一个故事吗？我们的大文学家王勃写了两句最得意的话：“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传说，后来他在水里淹死了，死后还不忘这两句，天天在水上闹鬼，反复念着这两句。后来有一个人由此经过，听见了就说：“你这两句话还不算太好。要把‘与’字和‘共’字删去，改成‘落霞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不是更挺拔更好吗？”据说，从此就不闹鬼了。这把鬼说服了。所以文章里的虚字，只要能去的尽量把它去了，要不然死后想闹鬼也闹不成，总有人会指出你的毛病来的。

第三，我们应向人民学习。人民的语言是那样简练、干脆。我们写东西呢，仿佛总是要表现自己：我是知识分子呀，必得用点不常用的修辞，让人吓一跳啊。所以人家说我们写的是学生腔。我劝大家有空的时候找几首古诗念念，学习他们那种简练清楚，很有好处。你别看一首诗只有几句，甚至只有十几个字，说不定作者想了多少天才写成那么一首。我写文章总是改了又改，只要写出一句话不现成，不响亮，不像口头说的那样，我就换一句更明白、更俗的、务期接近人民口语中的话。所以在我的文章中，很少看到“愤怒的葡萄”、“原野”、“熊熊的火光”……这类的东西。而且我还不是仅就着字面改，像把“土”字换成“地”字，把“母亲”改成“娘”，而是要从整个的句子和句与句之间总的意思上来考虑。所以我写一句话要想半天。比方写一个长辈看到自己的一个晚辈有出息，当了干部回家来了，他拍着晚辈的肩说：“小伙子，‘搞’的不错呀！”这地方我就用“搞”，若不相信，你试用“做”，用“干”，准保没有用“搞”字恰当、亲切。假如是一个长辈夸奖他的子侄说：“这小伙子，做事认真。”在这里我就用“做”字，你总不能说，“这小伙子，‘搞’事认真。”要是看见一个小伙子在那里劳动的非常卖力气，我就写：“这小伙子，真认真干。”这就用上了“干”字。像这三个字：“搞”、“干”、“做”都是现成的，并不谁比谁更通俗，只看你把它搁在哪里最恰当、最合适就是了。

第四，我写文章，不仅要考虑每一个字的意义，还要考虑到每个字的声音。不仅写文章是这样，写报告也是这样。我总希望我的报告可以一字不改地拿来念，大家都能听得明白。虽然我的报告作的不好，但是念起来很好听，句子现成。比方我的报告当中，上句末一个字用了一个仄声字，如“他去了”。下句我就要用个平声字。如“你也去吗？”让句子念起来叮当地响。好文章让人家愿意念，也愿意听。

好文章不仅让人愿意念，还要让人念了，觉得口腔是舒服的。随便你拿李白或杜甫的诗来念，你都会觉得口腔是舒服的，因为在用哪一个字时，他们便抓住了那个字的声音之美。以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来说吧，“连三”两字，舌头不用更换位置就念下去了，很舒服。在“家书抵万金”里，假如你把“抵”字换成“值”字，那就别扭了。字有平仄——也许将来没有了，但那是将来的事，我们是谈现在。像北京话，现在至少有四声，这就有关于我们的语言之美。为什么不该把平仄调配的好一些呢？当然，散文不是诗，但是要能写得让人听、念、看都舒服，不更好吗？有些同志不注意这些，以为既是白话文，一写就是好几万字，用不着细细推敲，他们吃亏也就在这里。

第五，我们写话剧、写电影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写的语言，往往是干巴巴地交代问题。譬如：惟恐怕台下听不懂，上句是“你走吗？”下句一定是“我走啦！”既然是为交代问题，就可以不用真感情，不用最美的语言。所以我很怕听电影上的对话，不现成，不美。

我们写文章，应当连一个标点也不放松。文学家嘛，写文艺作品怎么能把标点搞错了呢？所以写东西不容易，不是马马虎虎就能写出来的。所以我们写东西第一要要求能念。我写完了，总是先自己念念看，然后再念给朋友听。文章要完全用口语，是不易作到的，但要努力接近口语化。

第六，中国的语言，是最简练的语言。你看我们的诗吧，就用四言、五言、七言，最长的是九言。当然我说的是老诗，新诗不同一些。但是哪怕是新诗，大概一百二十个字一行也不行。为什么中国古诗只发展到九个字一句呢？这就是我们文字的本质决定下来的。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语言文字的本质。要真掌握了它，我们说话就不会绕湾子了。我们现在似乎爱说绕湾子的话，如“对他这种说法，我不同意！”为什么不说：“我不同意他的话”呢？为什么要白添那么些字？又如“他所说的，那是废话。”咱们一般地都说：“他说的是废话。”为什么不这样说呢？到底是哪一种说法有劲呢？

这种绕湾子说话，当然是受了“五四”以来欧化语法的影响。弄的好嘛，当然可以。像说理的文章，往往是要改换一下中国语法。至于一般的话语为什么不按我们自己的习惯说呢？

第七，说到这里，我就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深入浅出的问题。提到深入，我们总以为要用深奥的、不好懂的语言才能说出很深的道理。其实，文艺工作者的本事就是用浅显的话，说出很深的道理来。这就得想办法。必定把一个问题想得透彻了，然后才能用普通的、浅显的话说出很深的道理。我们开国时，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经过了多少年艰苦的革命过程，现在人民才真正当家作主。这一句说出了真理，而且说得那么简单、明了、深入浅出。

第八，我们要说明一下，口语不是照抄的，而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举一个例子：唐诗有这么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都没有一个生字。可是仔细一想，真了不起，它把大沙漠上的景致真实地概括地写出来了。沙漠上的空气干燥，气压高，所以烟一直往上升。住的人家少，所以是孤烟。大河上，落日显得特别大，特别圆。作者用极简单的现成的语言，把沙漠全景都表现出来了。没有看过大沙漠，没有观察力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语言就是这样提炼的。有的人到工厂，每天拿个小本记工人的语言，这是很笨的办法。照抄别人的语言是笨事，我们不要拼凑语言，而是从生活中提炼语言。

语言须配合内容：我们要描写一个个性强的人，就用强烈的文字写，不是写什么都是那一套，没有一点变化，也就不能感动人。《红楼梦》中写到什么情景就用什么文字。文字是工具，要它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老是那一套。《水浒》中武松大闹鸳鸯楼那一场，都用很强烈的短句，使人感到那种英雄气概与敏捷的动作。要像画家那样，用暗淡的颜色表现阴暗的气氛，用鲜明的色彩表现明朗的景色。

其次，谈谈对话。对话很重要，是文学创作中最有艺术性的部分。对话不只是交代情节用的，而要看是什么人说的，为什么说的，在什么环境中说的，怎么说的。这样，对话才能表现人物的性格、思想、感情。想对话时要全面的、“立体”的去想，看见一个人在那儿斗争，就想这人该怎么说话。有时只说一个字就够了，有时要说一大段话。你要深入人物心中去，找到生活中必定如此说的那些话。沉默也有效果，有时比说话更有力量。譬如一个人在办公室接到电话，知道自己的小孩死了，当时是说不出话来的。又譬如一个人老远地回家，看到父亲死了，他只能喊出一声“爹”，就哭起来。他决不会说：“伟大的爸爸，你怎么今天死了！”没有人会这样说，通常是喊一声就哭，说多了就不对。无论写什么，没有彻底了解，就写不出。不同那人共同生活，共同哭笑，共同呼吸，就描写不好那个人。

我们常常谈到民族风格。我认为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上。除了语言，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表现它呢？你说短文章是我们的民族风格吗？外国也有。你说长文章是我们民族风格吗？外国也有。主要是表现在语言上，外国人不说中国话。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表现的东西有民族风格，一本中国书译成外文就变了样，只能把内容翻译出来，语言的神情很难全盘译出。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上，希望大家多用工夫学习语言文字。

第二部分：回答问题。

我不想用专家的身份回答问题，我不是语言学家。对我们语言发展上的很多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我只能以一个写过一点东西的人的资格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怎样从群众语言中提炼出文学语言？这我刚才已大致说过，学习群众的语言不是照抄，我们要根据创作中写什么人，写什么事，去运用从群众中学来的语言。一件事情也许普通人嘴里要说十句，我们要设法精简到三四句。这是作家应尽的责任，把语言精华拿出来。连造句也是一样，按一般人的习惯要二十个字，我们应设法用十个字就说明白。这是可能的。有时一个字两个字都能表达不少的意思。你得设法调动语言。你描述一个情节的发展，若是能够选用文字，比一般的话更简练、更生动，就是本事。有时候你用一个“看”字或“来”字就能省下一句话，那就比一般人嘴里的话精简多了。要调动你的语言，把一个字放在前边或放在后边，就可以省很多字。两句改成一长一短，又可以省很多字。要按照人物的性格，用很少的话把他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而不要照抄群众语言。先要学习群众语言，掌握群众语言，然后创作性地运用它。

第二个问题：南方朋友提出，不会说北方话怎么办呢？这的确是个问题！有的南方人学了一点北方话就用上，什么都用“压根儿”，以为这就是北方话。这不行！还是要集中思考你所写的人物要干什么，说什么。从这一点出发，尽管语言不纯粹，仍可以写出相当清顺的文字。不要卖弄刚学会的几句北方话！有意卖弄，你的话会成为四不像了。如果顺着人物的思想感情写，即使语言不漂亮，也能把人物的心情写出来。

我看是这样，没有掌握北方话，可以一面揣摩人情事理，一面学话，这么学比死记词汇强。要从活人活事里学话，不要死背“压根儿”、“真棒”……。南方人写北方话当然有困难，但这问题并非不能解决，否则沈雁冰先生、叶圣陶先生就写不出东西了。他们是南方人，但他们的语言不仅顺畅，而且有风格。

第三个问题：词汇贫乏怎么办？我希望大家多写短文，用最普通的文字写。是不是这样就会词汇贫乏，写不生动呢？这样写当然词汇用的少，但是还能写出好文章来。我在写作时，拚命想这个人物是怎么思想的，他有什么感情，他该说什么话，这样，我就可以少用词汇。我主要是表达思想感情，不孤立地贪图多用词汇。我们平时嘴里的词汇并不多，在三反五反时，斗争多么激烈，谁也没顾得去找词汇，可是斗争仍是那么激烈，可见人人都会说话，都想一句话把对方说低了头。这些话未见得会有丰富的词汇，但是能深刻地表达思想感情。

我写东西总是尽量少用字，不乱形容，不乱用修辞，从现成话里掏东西。一般人的社会接触面小，词汇当然贫乏。我觉得很奇怪，许多写作者连普通花名都不知道，都不注意，这就损失了很多词汇。我们的生活若是局限于小圈子里，对生活的各方面不感趣味，当然词汇少。作家若以为音乐、图画、雕塑、养花等等与自己无关，是不对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哪里来的词汇？你接触了画家，他就会告诉你很多东西，那就丰富了词汇。我不懂音乐，我就只好不说；对养花、鸟、鱼，我感觉兴趣，就多得了一些词汇。丰富生活，就能丰富词汇。这需要慢慢积蓄。你接触到一些京戏演员，就多听到一些行话，如“马前”“马后”等。这不一定马上有用，可是当你写一篇文章，形容到一个演员的时候，就用上了。每一行业的行话都有很好的东西，我们接触多了就会知道。不管什么时候用，总得预备下，像百货公司一样，什么东西都预备下，从留声机到钢笔头。我们的毛病就是整天在图书馆中抱着书本。要对生活各方面都有兴趣；买一盆花，和卖花的人聊聊，就会得到许多好处。

第四个问题：地方土语如何运用？

语言发展的趋势总是日渐统一的。现在的广播，教科书都以官话为主。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即“一般化的语言”不那么生动，比较死板。所以，有生动的方言，也可以用。如果怕读者不懂，可以加一个注解。我同情广东、福建朋友，他们说官话是有困难，但大势所趋，没有办法，只好学习。方言中名词不同，还不要紧，北京叫白薯，山东叫地瓜，四川叫红苕，没什么关系；现在可以互注一下，以后总会有个标准名词。动词就难了，地方话和北方话相差很多，动词又很重要，只好用“一般语”，不用地方话了。形容词也好办，北方形容浅绿色说“绿阴阴”的，也许广东人另有说法，不过反正有一个“绿”字，读者大致会猜到。主要在动词，动词不明白，行动就都乱了。我在一本小说中写一个人“从凳子上‘出溜’下去了”，意思是这人突然病了，从凳上滑了下去，一位广东读者来信问：“这人溜出去了，怎么还在屋子里？”我现在逐渐少用北京土语，偶尔用一个也加上注解。这问题牵涉到文字的改革，我就不多谈了。

第五个问题：写对话用口语还容易，描写时用口语就困难了。

我想情况是这样，对话用口语，因为没有办法不用。但描写时也可以试一试用口语，下笔以前先出声地念一念再写。比如描写一个人“身量很高，脸红扑扑的”，还是可以用口语的。别认为描写必须另用一套文字，可以试试嘴里怎么说就怎么写。

第六个问题：“五四”运动以后的作品——包括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在内——一般工农看不懂、不习惯，这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五四”运动对语言问题上是有偏差的。那时有些人以为中国语言不够细致。他们都会一种或几种外国语；念惯了西洋书，爱慕外国语言，有些瞧不起中国话，认为中国话简陋。其实中国话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很明显，有些外国话中的“桌子椅子”还有阴性、阳性之别，这没什么道理。中国话就没有这些罗里罗嗦的东西。

但“五四”传统有它好的一面，它吸收了外国的语法，丰富了我们语法，使语言结构上复杂一些，使说理的文字更精密一些。如今天的报纸的社论和一般的政治报告，就多少采用了这种语法。

我们写作，不能不用人民的语言。“五四”传统好的一面，在写理论文字时，可以采用。创作还是应该以老百姓的话为主。我们应该重视自己的语言，从人民口头中，学习简练、干净的语言，不应当多用欧化的语法。

有人说农民不懂“五四”以来的文学，这说法不一定正确。以前农民不认识字，怎么能懂呢？可是也有虽然识字而仍不懂，连今天的作品也还看不懂。从前中国作家协会开会请工人提意见，他们就提出某些作品的语言不好，看不懂，这是值得警惕的，这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更好地学习人民的语言。

第七个问题：应当如何用文学语言影响和丰富人民语言？

我在三十年前也这样想过：要用我的语言来影响人民的语言，用白话文言夹七夹八的合在一起，可是问题并未解决。现在，我看还是老老实实让人民语言丰富我们的语言，先别贪图用自己的语言影响人民的语言吧。

第八个问题：如何用歇后语。

我看用得好就可以用。歇后语、俗语，都可以用，但用得太多就没意思。《春风吹到诺敏河》中，每人都说歇后语，好像一个村子都是歇后语专家，那就过火了。

看宽一点

六七十年前，京剧三大须生（汪、孙、谭）鼎立，各有千秋。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三大艺人俱入晚境，他们的歌腔却仍脍炙人口，余韵未歇。街头巷尾，老少争鸣，这里高歌“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汪派的《文昭关》）；那里力吼“小东人，闯下了，滔天大祸”（孙派的《教子》）；连妇女与小儿也时时咏叹着“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谭派的《卖马》）。稍后，则刘鸿升的《斩黄袍》、汪笑侬的《马前泼水》中的一部分戏词，正如今日周信芳的《追韩信》、马连良的《甘露寺》的某些部分，到处摹拟，力求逼肖。

曲艺中，特别是单弦与京韵大鼓，也有同样的情况，而且由票友们写出了大量的作品。

这个风气，今天不但还存在，而且更加热闹了：京剧而外，工厂与农村里也摹唱各种地方戏、各样鼓词，外加新的歌剧；百花齐放，各取所喜。

稍加留意，就听得出来，大家所唱的都是戏曲与曲艺中的韵语。原来，戏曲与曲艺的唱词是与诗歌分不开的。古代戏曲，除了一些俗语话白，都是精心撰制的诗词。后来，产自民间的戏曲，虽然唱词不能都达到诗的水平，却仍力求节奏分明，合辙押韵。所以，我刚才用了“韵语”二字。这就是说：唱词虽袭取了某些诗词的格式，而在质量上未能珠光宝气，都成为美妙的诗篇。是的，“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是仗着谭腔传世，并无多少诗意。有的唱词，如“人来带过马走战”等等，不但全乏诗意，而且欠通。这不能怪艺人。在旧时代里，诗人骚客往往不屑于给民间的创作加工，而艺人文化水平又不都很高，于是东拼西凑，马马虎虎。有些唱词本来通顺，而艺人口传心受，以讹传讹，乃至越来越不像话。现在，各剧种都在表演时打字幕，有时唱腔本可博得彩声，可是抬头一看字幕，便悄然而止，颇为伤心。有些词句的确欠通啊！这个毛病，甚至在新编的戏曲与曲艺节目中也未完全清除。

这是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首先是：戏曲与曲艺是广大人民所喜爱的。人民不但爱去听它们，而且高兴学会几句，供自己消遣。虽然没有统计过，我们却可以相信，会哼几句京剧或地方戏的一定要比爱朗诵诗歌的多着许多。从时间上说，“过了一天又一天”等等，已在我的耳朵里响了五六十年！当时的那些骚人墨客万没想到，他们自己所写的诗词也许一句也没传下来，而“过了一天又一天”却仍活在人的口中。他们若生在今天，我想他们会恍然大悟，会给戏曲与曲艺帮帮忙的。说到这里，我就想起当今的诗人，好不好自告奋勇，伸伸手帮点忙呢？是自告奋勇，绝对不许勉强！我知道，有一些诗人已经帮过忙或正在帮忙，但是还很不够。我们有四百多个剧种，而每一剧种又都有多少多少传统剧目，且需写新戏。即使我们所有的诗人都去帮忙，也还是不够用。那么，一位也不去帮忙，不更糟了么？有的青年，请原谅我的嘴直，把诗的领域划得太小了。他们以为只有新诗是诗，别的都不算数。事实上，戏曲与曲艺中虽然有不少不怎样的韵语，可也的确有不少好的诗。有一天，一位工人同志听完一段传统的鼓词，对我说：“这是诗呀！咱们为什么不多写这类的诗，既是诗，又能表演，多么好啊！”对了，青年朋友们，这位同志说的有点意思，请想想吧！别从门缝里看诗，把它看扁；诗的领域可览的很咧！“小东人”、“店主东”等等还可以传唱几十年或几百年，何况比它们更好的词句呢？人民既喜唱“小东人”等，干吗不爱真正的诗句呢？若是人人都唱着一些字句美，腔调美，思想美的唱词，不是更能陶冶性情，提高政治觉悟与文艺欣赏么？还有，艺人们既能给“店主东”安上那么好的腔儿，若遇到情文并茂的唱词，他们怎能不更精心地安腔遣字，充分发挥创造的才能呢？

写惯了新诗，忽然去写戏曲或曲艺的唱词，并不能马上成功。须下一番工夫。学习什么不要下苦功呢？下些工夫，既帮助了戏曲与曲艺的发展与提高，又无碍于写新诗，只是添了些本事，有什么坏处呢？要写新诗就写新诗，该写戏曲或曲艺，也不推辞；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路，难道不好吗？我们的戏曲与曲艺需要大家帮忙：传统节目有待整理与加工，新的节目急须创作。设若总是没有多少人会写唱词，提高唱词，可怎么办呢？我不劝告任何一位新诗人放弃新诗，去专写剧本或鼓词。各人有各人的嗜爱与兴趣，不可强同。我是说，来帮帮忙，学点新本领，谁也不会吃亏。我们曾经有过不少伟大的诗人，创作了不朽的诗剧。那么，我们怎么就不可以为戏曲与曲艺劳动劳动呢？假若通过我们的劳动，而人民都高歌着最美丽的唱词，代替了“小东人，闯下了，滔天大祸”，不也很好吗？戏曲与曲艺的唱词本该是雅俗共赏的诗，与诗人大有关系。我们不应因看到一些俗俚欠通的老词儿就鄙视戏曲与曲艺，老词儿中也有很好的诗。我们应当学习那些好的，而给不好的去加工，并创作更好的新词儿。雅俗共赏的唱词并不容易写，我们去学习学习，或者还有益于新诗的创作呢。把诗看宽一些，从而丰富我们的写作本领，一定有益无损。

是的，雅俗共赏实在不容易作到。太雅，难免脱离群众。太俗，又难于精炼。俗而不通，固然是个毛病；雅而不通，就更莫名其妙，不知所云。雅与俗能够很好地结合，词达理畅，可真不容易。这值得我们学习。

我真希望诗人们把他们的热情带到戏曲与曲艺中来，给戏曲与曲艺以有力的支持，使它们得到新的血液，推陈出新，雅俗共赏，好一番峥嵘气象！

勤有功

《戏剧报》编辑部嘱谈十年来写剧经验。这不容易谈。经验有好有坏。我的经验好的很少，坏的很多，十年来并没写出过优秀的作品即是明证。

现在谈谈我那很少很少的好经验。至于那些坏经验，当另文述之。

（一）我写的不好，但写的很勤。勤是好习惯。十年来，我发表的作品比我写的少；我扔掉过好几部剧本。我认为在学习过程中，出废品是很难免的。但是，废品也是花了些心血写出来的。所以，出废品并不完全是坏事。失败一次，即长一番经验。我发表过的那些剧本中，从今天看起来，还有应该扔掉的，我很后悔当初没下狠心扔掉了它们。勤是必要的，但勤也还不能保证不出废品。我们应该勤了更勤。若不能勤，即连废品也写不出，虽然省事，但亦难以积累经验，定要吃亏。

勤于习作，就必然勤于观察，对新人新事经常关心。因此，这一本写失败了，即去另写一本。新事物是取之不竭的，何必一棵树吊死人？

即使是废品，其中也会有一二可取之处。不知何时，这一二可取之处还会有用，功夫没有完全白费。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工作方法。有的人须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写成一部剧本的初稿，而后又用很长时间去修改、加工。曹禺同志便是这样。他大约须用二年的时间写成一部作品。他写的很好。我性急，难取此法。我恨不能同时写三部作品，好的留着，坏的扔了。

对于已经成名的剧作家，我看曹禺同志的办法好（虽然我自己学不了他），不慌不忙地写，极其细致地加工，写出一本是一本，质量不致太差。我的勇于落笔，不怕扔掉的办法可能有益于初习写剧的人。每见青年剧作者，抱定一部剧稿，死不放手，改来改去，始终难以成功。于是力竭气衰，灰心丧胆。这样，也许就消沉下去，不敢再动笔。假若他敢写敢扔，这部不行，就去另写一部，或者倒会生气勃勃，再接再厉。既要学习，就该勤苦。一战成功的愿望一遭到失败，即往往一蹶不起。我们要受得住失败，屡败屡战。在我们写的多了之后，有胜有败，经验丰富了，再去学曹禺同志的办法似较妥当。

只有勤于动笔，才逐渐明白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得到提高。有的青年剧作者，在发表了一部相当好的作品之后，即长期歇笔。他还非常喜爱戏剧，而且随时收集写作资料。可是，资料积蓄了不少，只谈而不写，只虑而不作。要知道，笔墨不落在纸上，谁也不知道资料到底应当如何处理，如何找戏。跟别人谈论，大有好处。但是归根结蒂还是要自己动手去写才能知其究竟。熟才能生巧。写过一遍，尽管不像样子，也会带来不少好处。不断地写作才会逐渐摸到文艺创作的底。字纸篓子是我的密友，常往它里面扔弃废稿，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业精于勤”，信非虚语。

（二）我没有创造出典型的人物，可是我总把人物放在心上。我不大会安排情节，这是我的很大的缺点。我可是向来没有忽略过人物，尽管我笔下的人物并不都突出。

如何创造人物？人各一词，难求总结。从我的经验来看，首先是作者关心人。“目中无人”，虽有情节，亦难臻上乘。我不能说我彻底熟悉曾经描绘过的人物，但是，只要我遇到一个可喜的人物，我就那么热爱他（或她），总设法把他写得比本人更可喜可爱，连他的缺点也是可爱的。作者对人物有深厚的感情，人物就会精神饱满，气象堂堂。对于可憎的人物，我也由他的可憎之处，找出他自己生活得也怪有滋味的理由，以便使他振振有词，并不觉得自己讨厌该死。

我并不照抄人物，而是抓住人物的可爱或可憎之点，从新塑造，这就使想象得到活动的机会。我心中有了整个的一个人，才动笔写他。这样，他的举止言谈才会表里一致，不会自相矛盾。有时候，我的一出戏里用了许多角色，而大体上还都有个性格，其原因在此。大的小的人物都先在我心里成了形，所以不管他们有很多还是很少的台词，他们便一张嘴就差不多，虽三言两语也足以表现他们的性格。

观察人物要随时随地、经常留心的。观察的多了，即能把本来毫不相干的人们拉到一出戏里，形形色色，不至于单调。妇女商店里并没有八十岁的卖茶翁，也没有举人的女儿。我若为写《女店员》而只去参观妇女商店，那么我就只能看见许多年轻的女售货员。不，平日我也注意到街上的卖茶老翁，和邻居某大娘。把这老翁与大娘同女售货员们拉上关系，人物就多起来，显着热闹。临时去观察一个人总不如随时注意一切的人更为重要。自己心里没有一个小的人海，创作起来就感到困难。

（三）有人说我的剧中对话写的还不坏，我不敢这么承认。我只是在写对话上用了点心而已。首先是：我要求对话要随人而发，恰合身分。我力求人物不为我说话，而我为人物说话。这样，听众或者得以因话知人，看到人物的性格。我不怕写招笑的废话，假若说话的是个幽默的人。反之，我心目中的人本极严肃，而我使他忽然开起玩笑来，便是罪过！

其次，我要求话里有话，稍有含蓄。因此，有时候我只写了几句简单的话，而希望导演与演员把那未尽之意用神情或动作补足了。这使导演与演员时常感到不好办。可是，他们的确有时候想出好办法，能够不增加词句而把作者的企图圆满地传达出来。这就叫听众听出弦外之音，更有意思。

我用的是普通话，没有什么奇文怪字。可是，我总想用普通话写出一些诗意来，比普通话多着一些东西，高出一块来。我未能句句都这么作到，但是我所作到了的那些就叫人听着有点滋味——既是大白话，又不大像日常习用的大白话。是不是这可以叫作加过工的大白话呢？若是可以，我就愿再多说几句：人物讲话必与理智、感情、性格三者相联系。从这三者去思索，我们就会找到适当的话语，适当的话语不至于空泛无力。找到适当的话语之后，还应再去加工，希望它由适当而精采。这样，虽然是大白话，可是不至于老老实实地爬行了。它能一针见血，打动人心。说真的，假若话剧中的对话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毫无分别，絮絮叨叨，罗里罗唆，谁还去听话剧呢？

我没有写诗剧的打算。可是，我总想话剧中的对话应有诗的成分。这并不是说应当抛弃了现成的语言，而句句都是青山绿水，柳暗花明。不是的。我所谓的诗，是用现成的白话，经过加工，表达出人格之美、生活之美，与革命斗争的壮丽。泛泛的词句一定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所要的语言不是由草拟得来的。我们应当自树风格。曾见青年剧作者摹仿一位四川的老作家的文字，四川人口中的“哪”、“啦”不分，所以这位老作家总是把“天哪”写成“天啦”。那位青年呢，是北方人，而也“天啦”起来。这个例子说明有的人是从书本上学习语言的。不错，书本上的语言的确应当学习，但是自己的文字风格绝对不能由摹仿得来。我要求自己连一个虚字也不随便使用，必然几经揣摩，口中念念有词，才决定是用“呢”，还是用“啦”。尽管这样，我还时常写出拙笨的句子，既不顺口，也不悦耳。我还须多多用功。

只说这三点吧，我的那些缺点即暂不谈，留作另一篇小文的材料。

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

——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发言

培养作家队伍的新生力量是我们今天迫不及待的要事。前几天，茅盾同志已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上作了有关这个重大问题的报告。在这里，我不想重复他的恳切的详尽的指示。我只说些关于青年作家本身的问题。

我从事文艺写作已有三十年。不管成就如何，我的确知道些作家的甘苦。经验告诉我，文艺创作的确是极其艰苦的工作。好吧，就让我们以此为题，开始我们的报告吧：一勤学苦练，始终不懈文艺创作也和别种工作一样，是要全力以赴，干一辈子的，活到老学到老的。不过，致力于别种工作的也许学到了一定年限，就能掌握技术，成为专家；从事文艺创作的可不一定能够这样顺利。文艺创作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作家的生活又各有不同。这就使《小说作法》和《话剧入门》等等往往不起作用，使阅读它们的人大失所望。它们也许精辟地说明了何谓结构，什么叫风格，但是它们无法使人明白什么叫创造，怎么创造，和认识人生。作家必须自己去深入生活，去认识人们的精神面貌，从而创造出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来。作家必须读书，但是他还必须苦读那本未曾编辑过的活书——人生。他所要描绘的对象是人，他所要教育的对象也是人，所以他一旦成功，才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样的工程师的学习过程与创作过程一定非常艰苦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假若有人以写作为敲门砖，以期轻而易举，名利双收，那就只是实践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人民的文艺创作事业必然风马牛不相及。

在文学史中，一本书的作家的例子并不难找到。他们之中有的只写了那么一本著作，有的写了并不少，可是好的只有一本。而且，这本好书也许是那本处女作，他们后来所写的那些，没有一本能够超过最初的水平的。这原因何在呢？

我想谈谈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在青年文艺作者之中已经有这样的事实：第一篇写得很不错，可是第二篇第三篇就每况愈下了。也有的人在发表了一两篇作品以后，就停笔不再写。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想想看，一个青年在语言文字上，在生活上，都有了足以写成一篇作品的基础，为什么不继续努力前进，而甘于越写越不好，或竟自退伍了呢？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从事文艺创作必须勤学苦练，始终不懈。同时，我们也必须尖锐地指出：骄傲自满就是勤学苦练、始终不懈的死敌。一本书（或即使只是一篇短文）的作者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开端，为什么把开端变作结束呢？当然，一本真正优秀的作品的确是个有价值的贡献，尽管一生只写过这么一本，功绩也无可抹杀。但是，作家自己却不该因此而抱定“一本书主义”，沾沾自喜。古今许多伟大的作家是著作等身，死而后已的。他们不止喜爱文艺，而是拿创作当作一种神圣的使命，终身的事业。所以我们也该向他们看齐，写了一篇好作品，就该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再写，写得更好；不该适可而止，在已得到的荣誉里隐藏起自己来。

况且，一本书的作家的那一本书未必是优秀的作品呢。这就更不该引以自满，堵住自己前进的路径。我的确知道，青年们看见自己的作品在报纸或刊物上发表出来是多么兴奋的事。可是，这应该是投入文艺创作事业的开始，而不该是骄傲自满的开端。骄傲自满是作家们、特别是青年作家们，最容易犯的毛病。这个毛病不加克服，任其发展，会是文艺事业的致命伤。

骄傲自满若任其发展，便会产生狂妄无知。这就成了道德品质的问题了。“文人无行”这句相传已久的谴责，到今天还没被我们洗刷干净，而文人之所以无行，或者主要地发端于骄傲自满，因为骄傲自满会发展到目空一切，无所不为的。在历史上，在目前，我们都能找出这样的实例来。这是多么可怕呢！这不但可能结束了一个作家的文艺生活，而且可能毁灭了作家自己的生命。同志们，骄傲自满是我们的一座可怕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是我们自己亲手挖掘的。

后写的作品比不上第一篇的原因，我的确知道，并不都因为骄傲自满。我知道：第一篇是集中所有的精力与生活经验写出来的，所以值得发表而被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发表以后，约稿者闻名而至，纷纷邀请撰稿。于是，作者的准备时间既不充足，生活经验也欠充实，而勉强成篇，无暇多改，所以第二篇就不如第一篇好。即使勇于改正，屡屡加工，怎奈内容原欠充实，先天不足，改来改去也终无大用。我自己就犯过，而且还在犯这个毛病。我们必须更加严肃，不要以为第一篇既已成功，第二篇就可以一挥而就，于是对约稿者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不，不该这样。我们必须更严肃认真，不轻易答应约稿者的要求。我们须看清楚，一篇作品的成功并不能保证第二篇也照样美好。顺便地说，约稿者也该更严肃些，不要为夸示拉稿的能力而把新作家搞垮。为鼓舞青年们创作，我们应当以量求质，不宜要求太严。但是由青年作家自己来说，文艺的增产似乎不应包括“降低成本”。不，我们应该要求自己每篇作品都不惜工本，保证质量。一般地来说，老作家或者比青年作家更容易犯有求必应、随便发表作品的毛病，犯这个毛病最多的就是我自己。我指出这个毛病，为是我们互相批评劝勉，一齐提高质量。

那么，是不是写了一篇就矜持起来，不再写了呢？也不是。我们的笔是我们的武器。武器永远不该离手。我们必须经常练习。练习与发表是两回事。什么体裁都该练习，但不必篇篇发表。保持这个态度，我们就会避免粗制滥造，又足以养成良好的劳动纪律。我们的劳动纪律既要严格，发表作品的态度又要严肃。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作家应有的修养。这样坚持多少年，以至终生，我们是会有很好的成绩的：即使我们还不能成为伟大的作家，至少我们会作个勤劳端正的、具有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文艺战士。

我们必须勤学苦练，坚持不懈。我们必须戒骄戒躁，克服自满。我们的修养不仅在有渊博的文艺知识，它也包括端好的道德品质。我们坚决反对“文人无行”！

二多学多练，逐步提高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学过写旧体诗。在那时期，我写过许多首五言诗和七言诗。可是，至今我还没有成为诗人。那些功夫岂不是白费了么？不是！我虽然到如今还没写好旧诗，可是那些平仄、韵律的练习却使我写散文的时候得到好处，使我写通俗韵文的时候得到好处。它使我的散文写得相当紧炼。我每每把旧诗的逐字推敲和平仄相衬的方法运用到散文里去。通俗韵文是与旧体诗有血统关系的，因而我写的通俗韵文在文字上还大致合乎格律。

上边举的例子说明一个事实：在写作技巧上，我们应当孳孳不息地学习。掌握的技巧越多种多样，我们的笔才越得心应手。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成为全能的作家，作到“文武昆乱不挡”。但是各种体裁的练习是对我们很有益处的。诗的语言比散文的更精炼，更有创造性。那么，练习写诗必能有利于写散文。戏剧需要最精密的结构和精彩的对话；那么，练习编剧必有利于写小说。就是练习旧体诗词，也不无好处。习作不一定能成为作品，但为习作所花费的时间并非浪费。多学多练不会叫我们吃亏。

这可并不是说我们应当见异思迁，看哪门发财就换到哪门去。我们长于写小说就写小说，不要看戏剧发财就改写剧本。发财致富与投机取巧的思想与我们的事业实在无法结合在一起，也不该结合在一起。我们要学的多，写的专。学的多了，十八般武艺件件都通了，我们的确可以既写小说，也写剧本；既写诗歌，也写童话。多才多艺是我们应有的愿望。这个望愿的实现仗着多学多练，下苦工夫。以名利观点去决定体裁的选择，结果是名不必成，利不必至，反会遭受失败。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文艺事业是商业化了的。作品介绍所和书店编辑会告诉作家，什么题材与形式最有市场。于是，刊物上的文艺作品在一个时期内都写同一事物。假若《我与鸡蛋》这本小说有了很大的销路，接踵而起的便是《我与鸭蛋》、《我与鹅蛋》……。这种辗转摹仿，目的完全在营利。这就葬送了文艺。

根据调查，我们的青年文艺爱好者也往往把别人的一篇好作品当作蓝本，照猫画虎地进行写作。这是摹仿。用彩纸剪成的花朵，不管色彩怎样鲜艳，总不会有生命。摹仿的作品也是这样。在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摹仿或者是不可免的，而且是不无好处的。可是，这只是习作的一个过程，正像我们幼年练习写字先描红模子那样。我们不该把这种习作看成作品。作品必须是个人自己的创作。因为青年们的写作经验还欠丰富，我们对他们的作品不应求全责备，但是我们也看得出，越敢大胆创造的青年作家才越有出息。一个青年作家的出现须带来一些清新的气息。创作必须含有突破陈规、出奇制胜的企图。在我面前的青年朋友们，在不同的程度上，的确都给文坛带来一些清新的气息，都多少写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人新事，我祝贺你们的成功！和你们在一起，使我感到骄傲！朋友们，保持住这清新的气息，继续不断地加强创造精神，你们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那么，一鸣惊人理当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愿望喽。不过，一鸣惊人并不只仗着有此愿望，而是仗着勤学苦练，多学多练。我们下多少工夫，便得多少成绩。没练习过游泳的而忽然成为全国选手，只能是作梦。我们若是一开始就想写出一部《神曲》或《战争与和平》，一定会使自己失望。《神曲》差不多写了一辈子！多少成名的作家，到了老年还修改他最初写的作品，或把最初的作品从全集中删去。我们多活一天，便多积累一些知识、技巧、思想和生活经验。它们不能忽然一齐自天而降，使我们忽然豁然贯通，忽然一鸣惊人。“业精于勤”，始终不懈，逐步提高，才是可靠的办法。创作是极其艰苦的工作。一鸣惊人的幻想是来自不要付出多少代价，就那么轻而易举地享了大名的虚荣心。

作品的价值并不决定于字数的多少。世界上有不少和《红楼梦》一般长，或更长的作品，可是有几部的价值和《红楼梦》的相等呢？很少！显然地，字数多只在计算稿费的时候占些便宜，而并不一定真有什么艺术价值。杜甫和李白的短诗，字数很少，却传诵至今，公认为民族的珍宝。

我们首先应当考虑的不是字数的多少与篇幅的短长，而是怎样把一篇作品写好，不管它是一首短诗，还是一段相声。一首短诗和一段相声都是非常难以写得好的。我们要求的是生活的和艺术的深度，不是面积。万顷荒沙还不如良田五亩。我们的生活经验也许不够支持一部长篇小说的，但是就着我们所有的那一点生活经验，我们的确能够写出具有深度的短诗或短篇小说。这在出席这次大会代表们的作品中已经证实了。生活经验须慢慢积累，我们须按照各人的经验限度量力而为，不该勉强铺张，随便敷衍。艺术提炼生活，而不是冗长地琐碎地散漫地叙述生活。

我们要求写出自己的风格来。这必须多写、多读。个人的风格，正如个人的生命，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在经常不断的劳动中，我们才有希望创出自己的风格来。一曝十寒，必不会作到得心应手。文艺作品不是泛泛的、人云亦云的叙述，而是以作家自己的特殊风格去歌颂或批评。没有个人的独特风格，便没有文艺作品所应有的光彩与力量。我们说的什么，可能别人也知道；我们怎么说，却一定是自己独有的。这独立不倚的说法便是风格。通过这风格，读者认识了作家，喜爱作家，看出作家处理人物与故事的艺术方法与严肃态度。

我们要用自己的风格去发扬民族风格。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古典文艺，继承我们的优良传统。所谓民族风格，主要地是表现在语言文字上。我们的语言文字之美是我们特有的，无可代替的。我们有责任保持并发扬这特有的语言之美；通过语言之美使人看到思想与感情之美。文艺继续不断地发展，但是前后承接，绵绵不已。它不会忽然完全离开传统，另起炉灶。青年是勇敢的，所以往往以为文艺创作可以自我作古，平地凸起一座山来。这作不到！我们应该多学多练，学习古典文艺应当列入学习计划之中。

有的青年文艺爱好者喜欢学习世界文艺名著，而轻视自己民族的遗产，甚至连“五四”以来的作品也不大看。是的，世界文艺名著是必须学习的，但是因此而轻视自己民族的遗产便是偏差。我们应当吸收世界上一切的好东西，以便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可是，一谈到创作，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首先是为我们自己的人民服务；那么，继承我们自己的文学遗产必是责无旁贷的。我们的创作热情与爱国热情应当是分不开的。热爱我们自己的遗产并不排斥从世界各国文学吸收营养，但是偏爱外国的而轻视自己的文学遗产便有损于我们的创作。没有民族风格的作品是没有根的花草，它不但在本乡本土活不下去，而且无论在哪里也活不下去。

这么说，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不是太多了么？的确是不少！要不然，作家为什么那么不容易作呢？想想看，哪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学问渊博、积极劳动的人呢？伟大的鲁迅就是我们的光辉典范。

写剧本的而完全不懂舞台技术，写诗歌的而一点不懂音乐，写电影剧本的而不懂些电影技术，写说唱文学的而不懂说唱形式的说法唱法，必定使他们的创作吃亏。这难道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么？我学习写剧本已有好几年，但是我始终不懂舞台是怎么一回事。且不谈我在生活与思想等等上的贫乏，只就舞台技术这一项说，我已经吃亏不少。我们要掌握语言，独创风格，我们还需要许多许多本事，才能使我们的歌词能唱，话剧能演，电影剧本能摄制，通俗文艺能说能唱。为提高写作技巧，这些本领都是必要的。

当然，我们没法子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学会一切。我们应当按照个人所需制订计划，先学什么，后学什么，逐渐充实自己，稳步前进。若只满足于一技之长，满意于一篇作品的成就，“敝帚千金”这句老话便还是对我们的很恰当的讽刺！

多学就必须多所接触，多接触是最可宝贵的。我们去学舞台技术、说唱方法，必然而然地会多接触一些人与事，丰富自己对人与事的认识与了解。这难道不是可贵的么？作个作家最怕关起门来，六亲不认！古代文人往往以“孤高自赏”表示处世的态度。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或者不得不那么作。可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应当没有避世绝俗的隐士。今天的作家应该向大家学习，好去写出内容丰富的作品交给大家，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纯粹由技术观点来理解文艺是不对的。可是，技巧还是必需的。一位还不会设色的人而能画出彩色鲜丽的图画来，一位不懂怎么去安排矛盾与冲突的人而能写出结构精密的剧本来，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不该轻视技巧。

专靠技巧去进行创作当然是不行的，那么，就让我们换个题目来谈吧。

三深入生活，了解全面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是无须多加解释的。

在青年作家中，许多是在业余时间从事创作的。这似乎就有了问题。他们是不是应该及速转业，去专心进行写作呢？这个要求首先是由于在工作岗位上所见不多，所闻不广，不易丰富生活经验。我以为不该这样理解问题。事实证明：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们大多数是有工作岗位的业余作家。他们的作品内容多数是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接触到的，吸收来的。他们一方面是各种工作岗位上很好的工作者，另一方面又在业余时间写出来作品。这说明：在工作岗位上的确能够深入那一单位的生活。而且这样的生活是比偶尔下乡三月或入厂半年更扎实可靠的。一位小学教师写儿童文学总比只到小学参观几次的作家写得好的可能更大些。他和儿童们生活在一起，去参观的作家只是走马观花。况且，我们今天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工作岗位必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岗位。我们热情地工作，就必须遇到随时出现的矛盾与困难，随时参加斗争。这就是写作的好材料。

我们的一位店员所知道的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或者和一位作家所知道的一边多，但是他比一位作家更熟悉店员们的生活。假若这位店员能够执笔，他会比作家写得更亲切生动。我们的文艺高潮的到来不能专靠着现有的作家们去到各处生活，写出几部作品来，而是靠着所有的工作岗位上的青年业余作家们各尽其才，各就所知，大量地写出多种多样的作品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青年业余作家们都集中到一处，深造三年五载。即使可能，那也不见得一定妥当。我们的社会就是个大学校，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青年都在尽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参加革命斗争。有了相当的文艺修养之后，他们是会以各种文艺形式，写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活课本来的。我们的各守岗位，深入生活，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正是极其艰苦的锻炼——革命的锻炼，写作革命文学的锻炼。

反之，我们若在发表了一两篇作品之后，即离弃工作岗位，去作职业作家，就不一定能够成功。离开工作岗位即是离开深入生活的据点。这已经是个损失。同时，我们去到生疏的地方，从新生活，困难既多，也旷费时日。假若我们东走走西看看，而无所得，便始而丧气，终于一事无成。这样，我们就既耽误了文艺创作，又半途而废地抛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任务，真是一举两失。作个写不出作品的有名无实的作家，是最痛苦的事！以我自己来说，我承认自己的劳动纪律相当强。可是，我写出什么好作品没有呢？没有！这时时使我心痛。一个职业作家是不容易作的！

那么，是不是我们终身都作业余作家，永无专业的希望呢？我们的希望很大，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不埋没任何人才的，是重视文艺工作的。事实证明，今天出席的代表们便是经过党、团，或文艺团体，或刊物编辑部，或组织上的鼓励与培养，才有今天的成就的。在旧社会里，我们这种大会是无从开起的。今后，培养文艺新军的社会力量必然日益加强，图书的获得日益方便，文艺创作的空气日益浓厚，发表作品的机会日益加多，这都给我们创造下更好的条件，只要我们肯努力钻研与实践，我们的成就必会无可限量。我相信，在座的青年，在十年八年后，会有不少成为有名的作家的。我预祝你们的成功！

深入生活好比挖井，虽然直径不大，可是能够穿透许多层土壤。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坚持工作的好处就是在一个地方钻探下去，正像打井，一直到发现了水源。这些源源而来的活水使我们终生享受不尽。在文学史上，许多有才能的作家总是写他亲手掘成的那口“井”，并不好高骛远地去写他们没见过的海与大洋。同时，我们在一个岗位上越久，我们接触到的这一部门的人物与事情也越多。假若我们能够全面地了解一个银行，或一个农业合作社，我们所接触到的该有多少人，多少事啊！因此，我们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坚持下去，我们就会全面地去了解这一个单位的一切，就有用不完的写作资料。请细细考虑一下吧，是这么深入了解一个单位的全面生活好呢，还是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浮光掠影地去体验生活好呢？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永远死守据点，不离家门一步。绝对不是！我们需要看看祖国的高山大川，祖国百废俱兴的建设，领导祖国建设的伟大人物，使我们更认识祖国，更热爱祖国，以期把我们所写的一个地方的事物和祖国建设的整体联系起来，从一个地方的一个人物或一件事情看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幸福远景。深入一种生活并非与世离绝，孤立起来，像鲁宾逊那样。事实上，鲁宾逊的孤立不倚，克服困难，正是那一时期的侵略征服、称王称霸的那种野心的正确反映。参观、游览等等，在我们的社会里是没有多大困难的。我们的日益增多的出版物，随时布置的政治、学术和时事的报告等等，也都给我们许多吸收知识的方便与机会。我们应当尽量利用这些方便与机会。我们一方面要固守据点，深入生活；另一方面也要博闻广见，知道世界大势，了解时代精神。我们所写的一段小故事，不但足以教育中国人民，而且也能启发世界人民，教他们看出我们的生活改变是符合真理与人民利益的。

政治热情是文艺创作的最大的鼓舞力量。我们必须时刻关心国事，用我们的笔配合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发展。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关心政治的人必然会落后。进步的应当表扬，落后的应当批判。假若我们自己不关心政治，不参加革命斗争，我们就无从歌颂，也无从批判，我们的作品便可有可无。我们不需要可有可无的作品。政治与艺术的结合，只有在我们的社会里才极其密切。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一个特征。这种密切结合很难从古典主义作品里找到最好的范本。这须由我们去创造。这是我们的光荣！在今天还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是没有创造勇气、设法逃避现实的懦夫。

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热爱生活，才能使我们的笔端迸出生命的火花，燃起革命的火焰。生活是五光十色，万紫千红的。设若我们只了解某一方面的生活，而不把它与时代潮流结合起来，我们的作品就必然不会光芒四射。不热爱生活，生活便受了局限，作品内容也便受了局限。就是专从文学技巧上说，也只有热爱生活，我们才能够使语言不至于干巴巴的，令人难过。语言的丰富源于生活的丰富。尽管我们要写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们也需要多少多少生活知识；这才能够作到：虽然花样不多，而朵朵都是玫瑰！在适当的地方，我们的文字中需要精辟的比喻，不能长篇大套都是干巴巴的叙述。比喻是生活知识的精巧的联想。在生活中没有仔细的观察，广泛的注意，这种联想便无从得来。“云想衣裳花想容”和“露似珍珠月似弓”等等比喻，虽然已不新颖，可是至今还留在我们的口中，这便证明我们喜爱这种联想。它证实了作家有很高的观察力与想象力，它使我们看见了永难忘记的形象。因此，一个作家而对美术、音乐、舞蹈、足球和“草木之名”等等发生兴趣，绝不是多此一举。我们应当生龙活虎地活着，不该呆如木鸡。热爱生活，多才多艺，我们才能有丰富的生活知识，使我们的作品内容，以及文字，都充实生动，不至于显出声嘶力竭的窘态来。

四提高思想，注意理论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人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作家们需要比别人学习的更多，因为一来是：假若我们没有这个思想基础，我们就不会科学地去分析眼前的错综复杂的现象，找不到真理；二来是假若我们找不到真理，我们便没法通过具体的形象和生动的故事，传播真理。追求真理与传播真理是作家责无旁贷的任务。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我们的光荣！

假若我们放弃追求真理、传播真理的责任，而只以技巧支持着文艺，尽管呕尽心血，我们也不过只能写出有技巧的八股而已——读起来很好听，里边却没有任何思想内容。技巧与思想相得益彰，而不是对立的。

思想不是我们自己生活上的点缀，也不是我们作品中的点缀。学习一点就差不多了的想法是自欺欺人的。过去编写民间戏曲的有个“窍门”：“戏不够，神仙凑。”公子落难实在无法救出来，便忽然来一阵仙风，把他救走。我们今天难道也还那么偷懒取巧么？即使我们利用的不是神仙，而是掌握原则的老干部也不行啊！可是，这个现象的确存在。看吧，颇有一些话剧，到正面人物一出来，观众们便戴上帽子了。观众们知道，老干部一出来，说几句有原则的话语，一切问题便都解决了。这样的点缀点缀一定算不了有思想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坚定我们自己，与敌人作斗争的武器！

上述的例子还可以说明：言行必须一致。我们应当怎么认识，怎么行动。革命思想的实践成为革命行动。没有这种实践，思想便只是点缀，而“戏不够”就须“干部凑”了。我们学习到的思想若是无补于我们的行动，那些思想便不能化为血液，贯串全身，使崇高的思想变为崇高的品质。这样，我们学习到的思想便永远是点缀，无益于我们自己，也无益于我们的作品。反之，思想由实践而表现到行动上去，我们才能有高度的政治热情，的确以追求真理，传播真理为己任，才能创造出具有高度思想性的作品。我们应该是拥护真理，从斗争中寻求真理的百折不挠的战士，以文艺作品鼓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而不是为个人的名利，仗着一些技巧，写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在日常行动上若是敌我分清，有憎有爱，我们才能写出划清敌我界限，明辨是非的作品。

谈到文艺理论，它也不是和创作对立的。理论指导创作，使我们提高。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看不起文艺理论。我以为只要写出作品，便尽到作家的责任，理论与我有什么相干呢？结果，我写了不少，可是都立不住脚，都相差无几，没有显然的进步。我盲目生产！创作应该是最清醒的，闭着眼乱写怎能成功呢？

我既不注意理论，也就不大知道时代的文艺趋向。随便拿到一本古典作品便视如珍宝，也想照样写那么一本。我心里说，只要我写出可以媲美古人的东西，就可以传之不朽。这样心理便使我盲目崇拜古人，而忘了我是生在今天，我的作品应当为今天服务。我落在了现实的后边。时代是前进的，而我的作品，因为忽略了当前的文艺方向，却往往扯住时代的腿。在思想上，作家应当是先知先觉，我却有些不知不觉，麻木不仁了。

因为对文艺理论不感兴趣，我也不大接受批评。我的最厉害的法宝是：“我写的不好啊？你来写！”事实上呢，批评者并没因此而败下阵去，吃亏的反倒是我自己。一个严肃的，以传达真理为己任的作家，一定乐于接受批评，鞭策自己不断进步。

今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给一切进步作家指出明确的方向与创作方法。在这理论的指导与鼓舞下，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看到了一种新兴文艺，使他们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英雄人物，与倡导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平等自由的诗歌与其他作品。这些作品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指出并证实：社会主义的确是人类的良心。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连文艺体裁也须焕然一新。我们今天的抒情诗、讽刺剧与传记等体裁，都须有别于古典的写法。这使我们多么兴奋啊！我们须创造新的形式与新的技巧，前无古人。我们向古典文艺学习的是如何深入生活，洞察世态，是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大胆地揭发丑恶，热情地歌颂光明。至于形式，因为我们有了社会主义的内容就不便机械地因循摹仿。我们继承民族传统，不是因袭，而是使它发展。

我们不但连文艺形式都须有所创造，我们还该大胆地树立自己的风格手法，自成流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在内容上，在形式与风格上，都是要丰富多采的。

同志们，能在这里作这个报告，使我感到骄傲！在我面前的是几百位文艺青年生力军，这证明作家队伍的壮大已是事实。继续努力吧，同志们，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以最多的劳动，最艰苦的学习，最谦诚的态度，去创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丰富建设社会主义的六亿人民的文化生活吧！让我们的老作家与青年作家亲密地携手前进，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批评，使我们的文艺战线日益坚强，一齐创作出无愧于毛泽东时代的作品来！

人物不打折扣

常有人问：有了一个很不错的故事，为什么写不好或写不出人物？

据我看，毛病恐怕是在只知道人物在这一故事里作了什么，而不知道他在这故事外还作了什么。这就是说，我们只知道了一件事，而对其中的人物并没有深刻的全面的了解，因而也就无从创造出有骨有肉的人物来。不论是中篇或短篇小说，还是一出独幕剧或多幕剧，总要有个故事。人物出现在这个故事里。因为篇幅有限，故事当然不能很长，也不能很复杂。于是，出现在故事里的人物，只能够作某一些事，不会很多。这一些事只是人物生活中的一片段，不是他的全部生活。描写全部生活须写很长的长篇小说。这样，只仗着一个不很长的故事而要表现出一个或几个生龙活虎般的人物来，的确是不很容易。

怎么办呢？须从人物身上打主意。我们得到了一个故事，就要马上问问自己：对其中的人物熟悉不熟悉呢？假若很熟悉，那就可能写出人物来。假若全无所知，那就一定写不出人物来。

在一篇短篇小说里或一篇短剧里，没法子装下一个很复杂的故事。人物只能作有限的事，说有限的话。为什么作那点事、说那点话呢？怎样作那点事、说那点话呢？这可就涉及人物的全部生活了。只有我们熟悉人物的全部生活，我们才能够形象地、生动地、恰如其份地写出人物在这个小故事里作了什么和怎么作的，说了什么和怎么说的。通过这一件事，我们表现出一个或几个形象完整的人物来。只有这样的人物才会作出这样的一点事，说出这样的一点话。我们必须去深刻地了解人。知道他的十件事，而只写一件事，容易成功。只知道一件，就写一件，很难写出人物来。

在我的几篇较好的短篇小说里，我都用的是预备写长篇的资料。因为没有时间写长篇，我往往从预备好足够写一二十万字的小说里抽出某一件事，写成只有几千字的短篇。这样的短篇，虽然故事简单，人物不多；可是，对人物的一切，我已想过多少次。于是，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能够表现他们的不同的性格与生活经验。我认识他们。我本来是想用一二十万字从生活各方面描写他们的。

篇幅虽短，人物可不能折扣！在长篇小说里，我们可以从容地、有头有尾地叙述一个人物的全部生活。在短篇里，我们是借着一个简单的故事，生活中的一片段，表现出人物。我们若是知道一个人物的生活全部，就必能写好他的生活的一片段，使人看了相信：只有这样一个人，才会作出这样的一些事。虽然写的是一件事，可是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全貌。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说一说。在我把剧本交给剧院之后，演员们总是顺着我写的台词，分别给所有的人物去作小传。即使某一人物的台词只有几句，预备扮演他（或她）的演员也照着这几句话，加以想象，去写出一篇人物小传来。这是个很好的方法。这么作了之后，演员便摸到剧中人物的底。不管人物在台上说多说少，演员们总能设身处地，从人物的性格与生活出发，去说或多或少的台词。某一人物的台词虽然只有那么几句，演员却有代他说千言万语的准备。因此，演员才能把那几句话说好——只有这样的一个角色，才会这么说那几句话。假若演员不去拟写人物小传，而只记住那几句台词，他必定不能获得闻声知人的效果。人物的全部生活决定他在舞台上怎么说那几句话。是的，得到一个故事，最好是去细细琢磨其中的人物。假若对人物全无所知，就请不要执笔，而须先去生活，去认识人。故事不怕短，人物可必须立得起来。人物的形象不应因故事简短而打折扣。只知道一个故事，而不洞悉其中人物，无法进行创作。人是故事的主人。

暑中写剧记

今夏，我放下了别的活儿，专心写话剧。原因是：

（一）全国普遍的闹剧本荒，戏剧界的朋友们见面总是说：写写剧本吧，写写剧本吧！其实，我并不会写剧本。可是，友人们紧劝，我就活了心；诚试看吧。反正写什么都是学习，何必把剧本除外？好，写剧本！

（二）剧本虽难写，可究竟在字数上有人限制，不像长篇小说那么长江大河的费功夫——在万忙之中，是不能不在字数与时间上打一打算盘的。

写什么呢？这可很难办！我理应写工农兵的生活，但是对他们的生活我毫无所知；闭着眼乱写是万不行的。假若我的腿能照以前那样支持我，我就早下了厂，或到农村与部队里去学习，去找材料；对这种事，我是不肯落后的。可是，我的腿疾有增无减，寸步难行，而我又不甘心四肢齐用，去爬。我只好就我所知道的事情去写了，别无良策。

不过，这可也有点好处。我看见友人们往往下厂两三个月，便想写工人问题的剧本或小说。我以为这不够。依我的经验来看，不是我极熟习的人与事，便很难描写得好；三五个月的外形观察，是不够帮助创作的。外形的观察不等于体贴入微，不能体贴入微便不易写得头头是道，而三五个月的功夫是得不到体贴入微的。

我决定写我所熟悉的人与事。

我决定写个以北京曲艺界艺人翻身为内容的剧本，因为我跟某些艺人交过十年以上的朋友，我知道些他们的生活。决定了内容以后，就和朋友商量怎样写。消极的，我们决定：（一）这出戏里尽可能的避免洒狗血。比如：剧中的虐待养女等场面就不在台上动手责打，因为描写内心的痛苦也许比受体罚还更深刻一些。（二）力避喊口号。（三）我虽知道艺人们惯用的行话和黑话，而在台词中并不多利用，以免台下不懂，添加了麻烦。（四）主要的角色不多，以免我掌握不好，反落个大而无当。（五）不多换景，好省些人力财力。（六）我知道从前的艺人们彼此摩擦多半是耍心眼，暗中斗法，而表面上还呼兄唤弟的怪亲热。为了舞台上的效果，我不敢多使他们斗心机，而取直接的行动。

积极的：（一）我要充分利用自己所惯用的语言，北京话，期望台上所说的是活的言语，而不是泛泛的台词。（二）在现阶段，北京的艺人们经过学习，的确在思想上与团结上都有了进步，值得佩服；可是在为民族服务这一点上，因为贫、忙、文化低和其他种种困难，他们还没有突飞猛进的表现。因此，我不单要描写他们的进步，也假想出一个不很远的远景，希望他们能再进一步。（三）在结构上，此剧未能脱俗，还是用解放前与解放后的情景作对照，从而解释何谓翻身。因为用了这俗套，我才特别注意人物的创造，希望以生动的人物掩护结构上的公式化。（四）本拟只写四幕，前三幕讲解放前，末一幕讲解放后。友人们说：应当写五幕，为是多写点解放后的光明。我采用了这个办法。

以上就是写《方珍珠》事前的准备。

用两个月的功夫写完。

写完，约了曲艺界和话剧界的友人们听我朗读，提供意见。曲艺界友人们说：（一）关于过去虐待养女的情形，像这剧中所描写的也就够了，不必再添什么。

（二）也应给方太太一点希望，不要教她始终是顽固堡垒——在剧本初稿中，她顽固到底。这样的妇人，现在还有，所以大家希望她们也能够因鼓励而改进。

（三）对于剧中艺人的利害冲突，太明显；事实上，大家闹意见往往是暗中斗智，而避免正面冲突。

我照建议，把方太太在末幕中改好。对于艺人们的明争应改为暗斗则原封未动，怕损失了舞台上的效果。戏剧界的友人们给了下列的意见：

（一）描写解放前的情形的三幕比最后两幕（描写解放后的）好得多，应设法加强后边，以免虎头蛇尾。

（二）向三元（特务）应在台上受到惩罚，以快人心。我照改。

（三）剧中的思想领导不明确，应补充。

我没法办。建议者的意思大概是剧中应添一个党员，或与曲艺界有关的行政人员。我不愿那么办。怎么描写一个党员？我没把握。添一位行政人员呢，或者反倒显出事由官办，不大民主。据我想，艺人们之能有今天的地位与表现，还不是共产党领导之功？何必再把这人所共知的事通过一个舞台上的人物来说明呢？有了这么一个人，我就得设法给他找戏，像：领导得不尽善尽美，或……。那么一来，全剧剧情，就要变个样子了——也许变好，可也许变坏。我没敢动。我只在对话中增加了点关于思想领导的，与艺人们感激领导的字句。

（四）虽然力避喊口号，却还有口号。

照删。

（五）剧中李将军只出来一场，应删去。

我没有把他删去。排演此剧时，导演愿意要他与否，请随便。

以上是说《方珍珠》剧本初稿写成，怎么修改的。

青年艺术剧院把稿子要去，开始排戏。（这剧本的写成，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和其他负责人给了我很多鼓励与帮助，应在此致谢！）在排演中，导演与演员又发现了剧中有许多小的漏洞，我随时补葺。到今天，全剧大致可以算作定稿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即此稿。

在排演中，演员们的最大困难是：（一）对艺人们的举止动作把握不好。他们可是已开始和艺人们交朋友，艺人们也热心的帮忙，有问必答。我想，这个办法是最妥当的。（二）台词，因为全是北京话，很难念好。这是因为大家念惯了用蓝青官话所写的剧本，南腔北调搀在一处，并无一定的念法；及至遇到活的北京话，音调节奏都须自然生动，大家倒念不上来了。不过，我想，大家既在北京，这点困难是一定可以由勤于学习而克服了的。

写完《方珍珠》就准备写《龙须沟》。

龙须沟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沟。沟的两岸住满了勤苦安分的人民。多少年来，反动的官府视人民如草芥，不管沟水多么臭，多么脏，多么有害，向来没人过问。不单如此，贪官们还把人民修挖臭沟的捐款吞吃了。今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称颂的。友人劝我把修沟的经过写为剧本，并且给我借来参考文件。

题材是好的。可是怎么写呢？阅读了文件，我亲自到龙须沟去领略滋味。那儿是真臭！

我没法把臭沟搬到舞台上去。即使可能，那也不是叫座儿的好办法。想了一个星期，毫无办法。

在什么还没想起来，我就决定了：这必须是个短剧，至多三幕，因为越长越难写。

我也想起来：这个戏不必是个戏，因为戏中必须有个好故事，而好故事未必能与臭沟相结合。以龙须沟为名，而以故事为实，是不能尽到反映首都建设的责任的。我必须写那条沟。那么，写一些印象也许是好的办法。由这个设想，我进一步的去思索：假若我能写出几个人来，他们都与沟有关系，像沟的一些小支流，不就由人物的口中与行动中把沟烘托出来了么？他们的言语与动作不必是一个完整故事的联系者，而是臭沟的说明者。

我开始想人物。戏既小，人物也得少。少，可是要包括到男女老少——我心中看到一个小杂院，紧挨着臭沟的一个小杂院。人住在这小院里，事情发生在这小院里，好，这个小院就是臭沟上的一块碑，说明臭沟的一切。

这样想好，写起来就很快了。龙须沟的居民必定在生活上有许多许多问题，我不去管。我的眼睛老看着那条沟。下雨，沟水涨到屋中来；下雨，车没法拉，小摊子没法摆，大家挨饿；有沟，就有苍蝇蚊子，传播疾病，增多死亡；沟臭，甚至可以使人发疯；……。这些就是剧中的穿插；它们不能构成一个完好的故事，可是每一情节都使人想到了臭沟。有了沟，我就有了我所要的戏。沟是危害及人民的健康与生计的，所以必须修浚。人民政府真去修沟了，我的末一幕便必然的是光明与歌颂；歌颂人民的好政府是我的责任。

我可是并没忽略了刻画人物。有几个人物创造得相当的好。这出戏一定很难排演。它有沟，有人，而没有故事。弄得好，它可能由不同的印象使人看见一点什么，或且得到感动。弄不好，它便一嘟噜一块的，什么也不是。

人民艺术剧院已将剧稿要去，准备排演；我很怕白耽误了大家的功夫，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出不像戏的戏。在排演中，导演与演员必遭遇到许多困难，我希望能随排随修改，同心协力的使它成为个看得下去的戏。怎么修改，现在还说不上来，因为大家才刚刚念词。

写此二剧，我得到向来没有过的创作上的愉快与兴奋。在解放前，文艺创作几乎是件犯罪的行为；现在，我在动笔之前即得到各方面的鼓励，使我觉得我是生活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里，大家重视文艺，尊敬文艺工作者。我要参考资料，政府机关便赶快给我拿来；我去看龙须沟，地方上的派出所所长便亲自出马，领导着我到处去看，并给我说明一切；工程处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等到我开始动笔，青年艺术剧院与人民艺术剧院都派来人照顾我，因为他们知道我的腿有毛病，不良于行。这种种鼓励与照顾都给我减少了许多麻烦与困难，于是我就能写得很快，很顺利。特别使我高兴的是各方面知道我在每日上午写作，便原谅了我上午不去开会，甚至不给我打电话，以免分散了我的精神。这种体谅增加了我的自尊心，大家对我好，我便也要对得起人，绝不偷懒。

暑天已过，我愿再来个秋季创作的突击。写不好有什么关系呢，大家不是都肯帮忙吗？一个人写，大家帮忙提意见，作品就会由多加修改而像样子了。

载一九五零年八月一日《人民戏剧》

谈读书

我有个很大的毛病：读书不求甚解。

从前看过的书，十之八九都不记得；我每每归过于记忆力不强，其实是因为阅读时马马虎虎，自然随看随忘。这叫我吃了亏——光翻动了书页，而没吸收到应得的营养，好似把好食品用凉水冲下去，没有细细咀嚼。因此，有人问我读过某部好书没有，我虽读过，也不敢点头，怕人家追问下去，无辞以答。这是个毛病，应当矫正！丢脸倒是小事，白费了时光实在可惜！

矫正之法有二：一曰随读随作笔记。这不仅大有助于记忆，而且是自己考试自己，看看到底有何心得。我曾这么办过，确有好处。不管自己的了解正确与否，意见成熟与否，反正写过笔记必得到较深的印象。及至日子长了，读书多了，再翻翻旧笔记看一看，就能发现昔非而今是，看法不同，有了进步。可惜，我没有坚持下去，所以有许多读过的著作都忘得一干二净。既然忘掉，当然说不上什么心得与收获，浪费了时间！

第二个办法是：读了一本文艺作品，或同一作家的几本作品，最好找些有关于这些作品的研究、评论等著述来读。也应读一读这个作家的传记。这实在有好处。这会使我们把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结合起来，把作品与作家结合起来，引起研究兴趣，尽管我们并不想作专家。有了这点兴趣，用不着说，会使我们对那些作品与那个作家得到更深刻的了解，吸取更多的营养。孤立地读一本作品，我们多半是凭个人的喜恶去评断，自己所喜则捧入云霄，自己所恶则弃如粪土。事实上，这未必正确。及至读了有关这本作品的一些著述，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错误。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采取人云亦云的态度，不便自作主张。不是的。这是说，我们看了别人的意见，会重新去想一想。这么再想一想便大有好处。至少它会使我们不完全凭感情去判断，减少了偏见。去掉偏见，我们才能够吸取营养，扔掉糟粕——个人感情上所喜爱的那些未必不正是糟粕。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极喜读英国大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爱不释手。我初习写作，也有些效仿他。他的伟大究竟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只学来些耍字眼儿，故意逗笑等等“窍门”，扬扬得意。后来，读了些狄更斯研究之类的著作，我才晓得原来我所摹拟的正是那个大作家的短处。他之所以不朽并不在乎他会故意逗笑——假若他能够控制自己，减少些绕着弯子逗笑儿，他会更伟大！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近几年来看到些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写成的评论。这些评论是以科学的分析方法把狄更斯和别的名家安放在文学史中最合适的地位，既说明他们的所以伟大，也指出他们的局限与缺点。他们仍然是些了不起的巨人，但不再是完美无缺的神像。这使我不再迷信，多么好啊！是的，有关于大作家的著作有很多，我们读不过来，其中某些旧作读了也不见得有好处。读那些新的吧。

真的，假若（还暂以狄更斯为例）我们选读了他的两三本代表作，又去读一本或两本他的传记，又去读几篇近年来发表的对他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一定会得到些正确的了解，从而取精去粕地吸收营养。这样，我们的学习便较比深入、细致，逐渐丰富我们的文学修养。这当然需要时间，可是细嚼烂咽总比囫囵吞枣强得多。

此外，我想因地制宜，各处都成立几个人的读书小组，约定时间举行座谈，交换意见，必有好处。我们必须多读书，可是工作又很忙，不易博览群书。假若有读书小组呢，就可以各将所得，告诉别人；或同读一书，各抒己见；或一人读《红楼梦》，另一人读《曹雪芹传》，另一人读《红楼梦研究》，而后座谈，献宝取经。我想这该是个不错的方法，何妨试试呢。

谈简练

——答友书

多谢来信！

您问文字如何写得简洁有力，这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远古至今，中国文学一向以精约见胜。“韩潮苏海”是指文章气势而言，二家文字并不泛滥成灾。从汉语本质上看，它也是言短而意长的，每每凌空遣字，求弦外之音。这个特质在汉语诗歌中更为明显。五言与七言诗中的一联，虽只用了十个字或十四个字，却能绘成一段最美丽的图景或道出极其深刻而复杂的感情，既简洁又有力。

从心理上说，一个知识丰富，经验丰富的人，口讲问题或发为文章，总愿意一语道破，说到事物的根儿上，解决问题。反之，一个对事物仅略知一二的人，就很容易屡屡“然而”，时时“所以”，敷衍成篇，以多为胜。是的，心中没有底者往往喜欢多说。胸有成竹者必对竹有全面的认识，故能落墨不多，而雨态风姿，各得其妙。

知道的多才会有所取舍，找到重点。只知道那么一点，便难割爱，只好全盘托出，而且也许故意虚张声势，添上些不必要的闲言废语，以便在字数上显出下笔万言。

这么看来，文字简练与否不完全是文字技巧的问题。言之有物极为重要。毛主席告诉我们：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看，“多快好省”有多么现成，多么简单，又多么有力！的确有力：照这四字而行，六亿多人民便能及早地脱离贫困，幸福日增。背这四字而行，那就拖拖拉拉，难以跃进。这四个字是每个人都能懂的，也就成为六亿多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语言。可是，这四个字不会是毛主席随便想起来的。随便想起来的字恐怕不会有顶天立地的力量。这四个字是毛主席洞察全局，剖析万象的结果。它们不仅是四个字，而是六亿多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四条架海金梁。

对了，文字本身没有什么头等二等的分别，全看我们如何调遣它们。我们心里要先有值得说的东西，而后下功夫找到适当的文字，文字便有了力量。反之，只在文字上探宝寻金，而心中空空洞洞，那就容易写出“夫天地者宇宙之乾坤”一类的妙句来，虽然字皆涉及星际，声音也颇响亮，可是什么也没说出，地道废话。

您可以完全放心，我并没有轻看学习文字的意思。我的职业与文字运用是分不得家的呀。我还愿意告诉您点实话，您的诗文似乎只是词汇的堆砌，既乏生活经验，又无深刻的思想。请您不要难堪，我也是那样。在解放前，我总以为文学作品不过是耍耍字眼的玩艺儿，不必管内容如何，或有无内容。假若必须找出原谅自己的理由，我当然也会说：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不兴工，二不奖农，建设全无，国家空虚，所以我的文章也只好空空如也，反映空虚时代。后来，我读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也看到了革命现实与新的文学作品。我看出来，文风变了。作品差不多都是言之有物，力避空洞的。这是极好的转变。这些结实的作品是与革命现实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确写出了时代的精神面貌。我的以耍字眼为创作能事的看法，没法子再站得住了。

可是，那些作品在文字上不一定都纯美无疵。这的确是个缺点。不过，无论怎么说，我们也不该只从文字上挑毛病，而否定了新作品的价值。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是的。可是言之无物，尽管笔墨漂亮，也不过是虚有其表，绣花枕头。两相比较，我倒宁愿写出文笔稍差，而内容结结实实的作品。可惜，我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生活经验不是一天就能积累够了的，对革命的认识也不能一觉醒来，豁然贯通。于是，我就力求速成，想找个偏方儿来救急。

这个偏方儿跟您得到的一个样。我们都热爱新社会，时刻想用我们的笔墨去歌颂。可是我们又没有足够的实际体验帮助我们，于是就搜集了一堆流行的词汇，用以表达我们的热情。结果呢，您放了许多热气，我也放了许多热气，可都没能成为气候。这个偏方不灵，因为它的主药还是文字，以我来说，不过是把诗云子曰改上些新字眼而已。

您比我年轻的多。我该多从生活中去学习，您更须如是。假若咱们俩只死死地抓住文字，而不顾其他，咱们就永远戴不上革命文学的桂冠。您看，十年来我不算不辛苦，天天要动动笔。我的文字可能在某些地方比您的稍好，可是我没写出一部杰出的作品来。这难道不值得咱们去深思么？

您也许问：是不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应该永远是内容丰富而缺乏文字技巧之美的呢？一定不是！我们的文学是日益发展的，不会停滞不前。我们不要华而不实的作品，也不满足于缺乏词藻的作品。文情并茂，内明外润的作品才足以与我们的时代相映生辉。我们需要杰作，而杰作既不专靠文字支持，也不允许文字拙劣。

谈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讲讲文字问题而不至于出毛病了，因为前面已交代清楚：片面地强调文字的重要是有把文学作品变成八股文的危险的。

欲求文字简洁有力必须言之有物，前边已经说过，不再重复。可是，有的人知道的事情很多，而不会说得干净利落，甚至于说不出什么道理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这恐怕是因为他只纪录事实，而没去考虑问题。一个作家应当同时也是思想家。他博闻广见，而且能够提出问题来。即使他不能解决问题，他也会养成思想集中，深思默虑的习惯，从而提出具体的意见来。这可以叫作思想上的言之有物。思想不精辟，无从写出简洁有力的文字。

在这里，您很容易难倒我，假若您问我是个思想家不是。我不是！正因为我不是思想家，所以我说不出格言式的名言至论来。不错，有时候我能够写出相当简洁的文字，可是其中并没有哲理的宝气珠光。请您相信我吧，就是我那缺乏哲理而相当简洁的字句也还是费过一番思索才写出来的。

在思想之外，文学的语言还需要感情。没有感情，语言无从有力。您也许会说：这好办！谁没有感情呢？

事情恰好不那么简单，您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感情：“与世浮沉，吊儿郎当”也是一种感情。前者崇高，照耀千古；后者无聊，轻视一切。我们应有哪种感情呢？我没有研究过心理学，说不清思想和感情从何处分界。照我的粗浅的想法来说，恐忙这二者并不对立，而是紧密相依的。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了一些认识，所以才会爱它，认识的越多，也就越发爱它。这样看来，我们的感情也似乎应当培养，使它越来越崇高。您应当从精神上，工作上，时时刻刻表现出您是个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样，您想的是社会主义，作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身心一致，不尚空谈，您的革命感情就会愈加深厚，您的文字也就有了真的感情，不再仗着一些好听的字眼儿支持您的创作。生活、思想、感情是文字的养料。没有这些养料，不管在文字上用多少工夫，文字也还要害贫血病。

当然，在文字上我们也要下一番苦工夫。我没有什么窍门与秘方赠献给您，叫您马上作到文字简洁有力，一字千金。我只能提些意见，供您参考。

您的文字，恕我直言，看起来很费力。某些含有深刻思想的文字，的确须用心阅读，甚至读几遍才能明白。您的文字并不属于这一种。您贪用形容字，以至形容得太多了，使人很难得到个完整鲜明的形象。这使人着急。我建议：能够直接说出来的地方，不必去形容；到了非形容不可的地方，要努力找到生动有力的形容字。这样，就有彩有素，简洁有力了。形容得多而不恰当，易令人生厌。形容字一多，句子就会冗长，读起来费力。您试试看，设法把句子中的“的”字多去掉几个，也许有些好处。

文字需要修改。简洁的字句往往不是摇笔即来的。我自己有这么一点经验：已经写了几十句长的一段，我放下笔去想想。嗯，原来这几十句是可以用两三句话就说明白的。于是，我抹去这一大段，而代以刚想好的两三句。这两三句必定比较简洁有力，因为原来那一段是我随想随写下来的，我的思想好象没渗入文字里去；及至重新想过了，我就把几十句的意思凝炼成两三句话，不但字句缩减很多，而且意思也更明确了。不多思索，文字不易简洁。详加思索，我们才知道准要说什么，而且能够说得简洁有力。别嫌麻烦，要多修改——不，要重新写过，写好几遍！有了这个习惯，日久天长，您就会一动笔便对准箭靶子的红圈，不再乱射。您也会逐渐认识文字贵精不贵多的道理了。

欲求文字简洁，须找到最合适的字与词，这是当然的。不过在这之外，您还须注意字与字的关系，句与句的关系。名棋手每出一子必考虑全局。我们运用文字也要如此。这才能用字虽少，而管事甚多。文字互相呼应极为重要。因为“烽火‘连’三月”，所以才“家书‘抵’万金”。这个“连”字说明了紧张的程度，因而“抵”字也就有了根据。“连”与“抵”相互呼应，就不言而喻，人们是多么切盼家信，而家信又是如何不易来到。这就叫简洁有力，字少而管的事很多。作诗用此法，写散文也可以用此法。散文若能写得字与字、句与句前后呼应，就可以言简意赅，也就有了诗意。

信已够长了，请您先在这三项事上留点心吧：不滥用修辞，不随便形容；多想少说，由繁而简；遣字如布棋，互为呼应。改日再谈，今天就不再说别的了。

祝您健康！

老舍

谈相声的改造

在民间的杂耍里，相声是最难创作与改编的。在抗战中，有几位北京艺人逃到重庆，凑成一个杂耍班子。为宣传持久抗战，他们需要新词，我曾替他们编制了好几段歌曲，都被采用。我也试写相声。可是，费了不少的力气，我只写成了一段，而且是很坏的一段。以后，我就知难而退了。就我所理解得到的，编与改编相声的困难是：

（一）资料：在现有的那些相声段子里，不管形式与寓意如何，它们的资料总是很丰富的，艺人或民间文人创制一段相声，必是费了许多工夫，去搜集在一个题材下所需要的材料。他们接近民众或生活在民众里，所以观察与调查都很方便，从而得到一应俱全的参考。他们开一张菜单子，便把一个地方所有的菜名，上自山珍海味，下至咸菜佐料，都毫无遗漏的调查了来。同样的，他们对于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也都细心的观察，所以写木匠就有木匠的一切工具、行话、姿态、行规；写医生，道士……亦然。因此，相声中的事实与人物多半是精确生动，说出来使人爱听，而且相信。

一段相声编好之后，便慢慢的成为艺人们公有的，于是今天由一位艺人充实一下，明天又由另一位充实一下，一来二去便变成极结实的一段活儿。

这样，我们若要创造一篇相声，我们就必须到活图书馆——民间——去观察，去搜集资料。否则一定碰壁。我们若能幸运的写成一段，必须交给艺人们去试演，演一回修改一回；艺人和听众都是我们的最好的批评者。这工作是忙不得的。

若是改造旧相声呢，我们必须珍惜那些老材料，不可大刀阔斧的乱删。要知道，旧相声段子缺欠的不是资料，而是思想的方向。只要我们能给一段活找出个路子，使那些老材料得到新的气脉，它就会有了新的生命。

（二）逗哏：相声以逗哏招笑为主。它是曲艺中的丑角。这可也就是它的致命伤，因为：讽刺是招笑的，而相声中也的确毫不客气的讽刺过各种人物与各种世态；可是，慢慢的，艺人们只图招笑，而忘了讽刺；或是讽刺的对象不是贪官恶霸，而是贫苦的民众；这可就麻烦了。忘了讽刺，相声便失去了威严，而一味贫嘴恶舌。搞错讽刺的对象，便黑白不分，很难成为宣传的工具。

要改编相声，我们必须替那些老段子恢复了讽刺，同时要把讽刺的对象弄清楚，好教相声也担起点宣传的，教育的责任。

相声是要招笑的。因为要招笑，所以应用了重复，对比，矛盾，等笑的原理中的定律。在这些定律中，被运用最多的是矛盾律。这个定律是说着说着正面，冷不防来个反面，非常好笑。可是，这就使相声很难尽由正面宣传的责任，也就是相声极难改编的主因。去了哏吧，不成其为相声；保留着吧，又只是泄气。在抗日战争中，某君写了一段投笔从戎的相声，其目的在宣传青年从军。可是，因为它要招笑，结果是未尽到宣传之责，反而泄了从军人的气。我记得，其中的一节是这样：

甲：你真有爱国心！

乙：当然！喝，我就穿上军衣，戴上钢盔，防毒面具，拿起手提机关枪，大枪，戴上盒子炮，刺刀，拉着过山炮。甲：你干吗哪？

乙：我给军队搬家哪！（包袱一）

甲：你就上了阵？

乙：没有。

甲：怎么？

乙：我吓得忘了穿裤子！（包袱二）

这么几句话里倒有两个包袱（使听众发笑），按着老规矩说，这的确是段好玩艺儿。可是，从它所要尽的责任上说，它不单没有使听众感动，想去从军，而且把大家的气都泄净，而把从军大事一笑置之了。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几乎在每一段老相声里都可遇到。

那么，在我们改编相声的时候，应当怎办呢？牺牲了宣传？不对！不要逗笑？也不对！据我看，假若我们能调动，把反动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拉来作挖苦的对象，则包袱仍可保留，也还能有宣传的效果。还以前面引用的一段为例，假若我们把“乙”口中的“我”，变为陈诚或白崇禧，岂不大快人心么？反之，假若我们不能这么调动一下，那就只好牺牲了逗笑；我们不能为了逗笑，而作反宣传。

老相声中还有个中国人特有的笑料，即从父子的辈数与关系上开玩笑。这可以删去。

（三）言语：旧相声中有两种言语，文话和俗话。大概的说，用文言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引用四书句儿，古文句儿，或一首诗，一节韵文，以表示艺人的有学问，使听众佩服。说评书的艺人也常用此法。偶尔也有艺人自己编一段通体文言的玩艺（即使不是纯粹文言，也排列成四六句儿，怪好听），去唬高人雅士。第二个目的是利用之乎者也逗笑，暗含看不起读书人的意思。逗哏的每一用，比如说：“真乃酒囊饭袋也。”或“不亦乐乎？”必把“也”与“乎”重读，拉出长声。捧哏的也必报以“别转文啦，又酸又臭！”

相声的言语既有可利用文言的传统，我们现在改编相声就可以放胆放入新名词去代替文言。我们也可以利用相声输灌新知识新道理，但是我们得把语言排列得很好，使听众感到语言之美。我们也可以讲演，但须讲得有腔有调，俏皮好听。让我们随便编几句作个例子吧：“人是铁，饭是钢。大人没饭活不了，小孩没奶活不长。吃不必山珍海味，喝不必玉液琼浆，海参鱼翅，论起营养，还不如菠菜豆腐汤。”这几句人人能懂，而且因为排列的相当齐整，听众们便不会感到我们是在讲演营养常识。

相声中的白话部分，用的是纯粹的地方话，并随时加以歇后语，俏皮话，最为生动好听。在改编相声时，我们须学习怎么运用这种活生生的语言。

旧相声中也有村野淫秽的词句，应删除或改换，以期幽默而不骂街。

根据上面的资料，逗哏，与言语三者的分析，我想出个改编相声的具体办法。

首先，我把自己所听过的相声段子分为四类：贯活类，即一口气说完的长段，如《逛隆福寺》，《菜单子》，《戏迷》等。

口技类，即表现艺人的口技的段子，像《绕口令》，《大上寿》（通体是歌唱各种民间小调）等。

书史类，即利用书史的段子，如批讲《三字经》、《百家姓》、《三国志》等。

逗笑类，即纯粹逗笑的段子，听起来很可笑，可是内容很空虚，如《羊上树》，《干枝儿》等。

这四类包括不了一切旧有的相声，不过是姑且这样分划一下，好说明如何改造而已。这是个建议，而不是精密的计划书。若能经我这么一提醒，由别人制出包罗一切的计划，便真是抛砖引玉了。

这四类里，据我看，以贯活类为最易仿作及改编。这里的活儿都是由一人一口气说下去，不需要处处逗哏，所以仿制及改编都比较的容易。《逛隆福寺》一段是以指错了路逗哏，而顺手儿介绍北京的，京外的，及世界的许多地名儿。最后一大节是一口气说出世界上多少地名，因为洋地名不好念，不易记，所以听众必报以彩声。我即参照原本，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新民主主义的与英美帝国主义的），然后把各国地名按这两系统介绍出来。这么一来，这一段活便有了新的主题，而且给听众们一点点地理知识。

《菜单子》也是贯活，一口气讲出几百种菜名。我想，还保留一部分原文，而加入营养常识，如菠菜有什么维他命，豆腐有什么维他命，仍是一口气说出，可是添了新东西——替豆腐菠菜吐气，打倒山珍海味，既可提倡节约，又能介绍正当营养。

《戏迷》和与它类似的段子，都是一口气讲出多少戏名，只讲趣味，别无意义。这类老套子不易改编，可不难模仿。举例说：《戏迷》一开篇便是：“庄叫太平庄，护庄四道河：秦淮河，渡银河，阴阳河，孟津河，通着芦花荡，落马湖，有金雁桥，洛阳桥，当阳桥，庄南有武家坡，白马坡，十字坡。”这很不易改，因为一改便失去它原有的趣味。可是照猫画虎，我们满可以利用这形式，有趣味的介绍新书新剧和新事物，比如说，为介绍新文艺作品吧，我们就颇可以这么办：“李有才在英雄的十月，遇见了白毛女，刘胡兰，王秀鸾，去三打祝家庄……。”

这么写，意义固然没有多少，可是材料的新颖，编串的巧妙，也不无可取。要知道，我们是搞相声，不是写毕业论文。

口技类的段子也不难改。绕口令加上些新的绕口令，给《大上寿》添上一些新歌，即能改头换面，气象一新。

书史类的不好改，因为三本小书，四书五经等已不是大家的必读书。听众们不知道人之初与人之伦是什么，那么说到人之初与人之伦是老哥儿俩也就不会招笑。因此，这个形式只好作为创制相声的一种参考罢了。假若我们能找到今天大家所熟习的书籍，我们就可以加以批讲，介绍某种知识或道理，或给史事以新的解释。

逗笑类的既是专为逗笑，没有什么内容，即可暂且搁在一边，不必费力不讨好。

有了这抛砖引玉的拟议，我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编的编，改的改，给相声一些新内容，使它成为既轻松可喜，又能担起点宣传责任的东西。

载一九五零年二月二十六日《新建设》第二卷第一期

谈叙述与描写

——对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讲话摘要

写文章须善于叙述。不论文章大小，在动笔之前，须先决定给人家的总印象是什么。这就是说，一篇文章里以什么为主导，以便妥善安排。定好何者为主，何者为副，便不会东一句西一句，杂乱无章。比如以西山为题，即须先决定，是写西山的地质，还是植物，或是专写风景。写地质即以地质为主导，写植物即以植物为主导，在适当的地方，略道岩石或花木之美，但不使喧宾夺主。这样，既能给人家以清晰的印象，又能显出文笔，不至全篇干巴巴的。这样，也就容易安排资料和陈述的层次了。要不然，西山可写的东西很多，从何落笔呢？

若是写风景，则与前面所说的相反，应以写景为主，写出诗情画意，而不妨于适当的地方写点实物，如岩石与植物，以免过于空洞。

是的，写实物，即以实物为主，而略加抒情的描写，使文章生动空灵一些。写诗情画意呢，要略加实物，以期虚中有实。

作文章有如绘画，要先安排好，以什么为主体，以什么烘托，使它有实有虚，实而不板，虚而不空。叙述必先设计，而如何设计即看要给人家的主要印象是什么。

叙述一事一景，须知其全貌。心中无数，便写不下去。知其全貌，便写几句之后即能总结一下，使人极清楚地看到事物的本质。比如说我们叙述北京春天的大风，在写了几句如何刮法之后，便说出：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要把春天吹跑。这个小的总结便容易使人记住，知道了北京的春风的特点。这样的句子是知其全貌才能写出来的。若无此种的结论式的句子，则说的很多，而不着边际，使人厌烦。又比如：《赤壁赋》中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八个字，便是完整地画出一幅画来，有许多画家以此为题去作画。有了这八个字，我们便看到某一地方的全景，也正是因为作者对这一地方知其全貌。这才能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才能够写得简练精采。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八个字，连小学生也认识。可是，它们又是那么了不起的八个字。这是作者真认识了山川全貌的结果。我们在动笔之前，应当全盘想过，到底对我们所要写的知道多少，提得出提不出一些带总结性的句子来。若是知道的太少，心中无数，我们便叙述不好。叙述不是枝枝节节地随便说，而是把事物的本质说出来，使人得到确实的知识。

或问：叙述宜细，还是宜简？细写不算不对。但容易流于冗长。为矫此弊，细写须要命得起，推得开。古人说，写文章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作者观察事物，无微不入，而后在叙述的时候，又善于调配，使小事大事都能联系到一处，一笔写下狂风由沙漠而来，天昏地暗，一笔又写到连屋中熬着的豆汁也当中翻着白浪，而锅边上浮动着一圈黑沫。大开大合，大起大落，便不至于冗细拖拉。这就是说，叙述不怕细致，而怕不生动。在细致处，要显出才华。文笔如放风筝，要飞起来，不可爬伏在地上。要自己有想象，而且使读者的想象也活跃起来。

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亦足左右内容。同一内容，用此形式去写就得此效果，用另一形式去写则效果即异。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敬悼郝寿臣老先生》短文。我所用的那点资料，和写郝老先生生平事迹的相同。可是，我是要写一篇悼文，所以我就通过群众的眼睛来看老先生的一生。这便亲切。从群众眼中看出他如何认真严肃地演剧，如何成名之后，还孜孜不息，排演新戏。这就写出了他是人民的演员。因为是写悼文，我就不必用写生平事迹所必用的某些资料，而选用了与群众有关的那一些。这就加强了悼文的效果。形式不同，资料的选取与安排便也不同，而效果亦异。

叙述与描写本不易分开。现在我把它们分开，为了说着方便。下面谈描写。

描写也首先决定于要求什么效果，是喜剧的，还是正面的？假若是要喜剧效果，就应放手描写，夸张一些。比如介绍老张，头一句就说老张的鼻子天下第一。若是正面描写，就不该用此法。我们往往描写的不生动，不明确，原因之一即由于事先没有决定要什么效果，所以选材不合适，安排欠妥当。描写的方法是依效果而定。决定要喜剧效果，则利用夸张等手法，取得此效果。反之，要介绍一位正面人物或严肃的事体，则须取严肃的描写方法。语言文字是要配合文章情调的，使人发笑或肃然起敬。

在一篇小说中，有不少的人，不少的事。都要先想好：哪个人滑稽，哪个人严肃，哪件事可笑，哪件事可悲，而后依此决定，进行描写。还要看主导是什么，是喜剧，则少写悲的；是悲剧，则少写喜的。

一篇作品中若有好几个人，描写他们的方法要各有不同，不要都先介绍履历，而后模样，而后衣冠。有的人可以先介绍模样，有的人可以先介绍他正在作些什么，把他的性格烘托出来——此法在剧本中更适用，在短篇小说中也常见，因为舞台上的人物一出来已打扮停妥，用不着描写，那么叫他先作点什么，便能显露他的性格；短篇小说篇幅有限，不能详细介绍衣冠相貌，那么，就先叫他作点事情，顺手儿简单地描写他的形象，有那么几句就差不多了。

练习描写人物，似应先用写小说的办法，音容衣帽与精神面貌可以双管齐下，都写下来。这么练习了之后，要再学习戏剧中的人物描写方法，即用动作、语言，表现出人物的特点与性格来。这比写小说中人物要难的多了。我们不妨这么练习：先把人物的内心与外貌都详细地写出来，像写小说那样；而后，再写一段对话，要凭着这段对话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来，像写剧本那样。这么练习，对写小说与剧本都有益处。

这也是知其全貌的办法。我们先知道了这个人的一生，而后在描写时，才能由小见大，用一句话或一个动作，表现出他的性格来。一个老实人，在划火柴点烟而没点燃的时节，便会说：“唉！真没用，连根烟也点不着！”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呢，就不是这样，而也许高叫：“他妈的！”这样，知其全貌，我们就能用三言五语写出个人物来。

写景的方法很多，可以从古今的诗句散文中学习，描写人物较难，故不多谈写景。

描写人物要注意他的四围，把时间地点等跟人物合在一处。要有人，还有画面。《水浒传》中的林冲去沽酒，既有人物，又有雪景，非常出色。武松打虎也有景阳冈作背景。《红楼梦》中的公子小姐们，连居住的地方，如潇湘馆等，都暗示出人物的性格。一切须为人物服务，使人物突出。

一篇小说中有好多人物，要分别主宾，有的细写，有的简写。虽然是简写，也要活生活现，这须用剧本中塑造人物的方法，三言五语就描画出个人物来。我们平时要经常仔细观察人，且不断地把他们记下来。

在描写时，不能不设喻。但设喻必须精到。不精到，不必设喻。要切忌泛泛的比喻。生活经验不丰富，知识不广博，不易写出精采的比喻来。

以上所说的，都不大具体，因为要具体地说，就很难不讲些修辞学中的道理。而同学们的修辞学知识比我还更丰富，故无须我再说。我所说的这一些，也并不都正确，请批评指正！

文病

有些人本来很会说话，而且认识不少的字，可是一拿起笔来写点什么就感到困难，好大半天写不出一个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面大概有许多原因，而且人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现在，我只提一个较比普遍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与文风有关系的。

近年来，似乎有那么一股文风：不痛痛快快地有什么说什么，该怎说就怎说，而力求语法别扭，语言生硬，说了许许多多，可是使人莫名其妙。久而久之，成了一种风气，以为只有这些似通不通，难念难懂的东西才是文章正宗。这可就害了不少人。有不少人受了传染，一拿起笔来就把现成的语言与通用的语法全放在一边，而苦心焦思地去找不现成的怪字，“创造”非驴非马的语法，以便写出废话大全。这样，写文章就非常困难了。本来嘛，有现成的字不用，而钻天觅缝去找不现成的，有通用的语法不用，而费尽心机去“创造”，怎能不困难呢？于是，大家一拿笔就害起怕来，哎呀，怎么办呢？怎么能够写得高深莫测，使人不懂呢？有的人因为害怕就不敢拿笔，有的人硬着头皮死干，可是写完了连自己也看不懂了。大家相对叹气，齐说文章不好写呀。这种文风就这么束缚住了写作能力。

我说的是实话，并不太夸张。我看见过一些文稿。在这些文稿中，躲开现成的字与通用的语法，而去硬造怪字怪句，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可见这种文风已经成为文病。此病不除，写作能力即不易得到解放。所以，改变文风是今天的一件要事。

写文章和日常说话确是有个距离，因为文章须比日常说话更明确、简练、生动。所以写文章必须动脑筋。可是，这样动脑筋是为给日常语言加工，而不是要和日常语言脱节。跟日常语言脱了节，文章就慢慢变成天书，不好懂了。比如说：大家都说“消灭”，而我偏说“消没”，便是脱离群众，自讨无趣，一个写作者的本领是在于把现成的“消灭”用得恰当，正确，而不在于硬造一个“消没”。硬造词，别人不懂。我们说“消灭四害”就恰当。我们若说：“晓雾消灭了”就不恰当，因为我们通常都说“雾散了”不说“消灭了”——事实上，我们今天还没有消灭雾的办法。今天的雾散了，明天保不住还下雾。

对语法也是如此：我们虽用的是通用的语法，可是因动过脑筋，所以说得非常生动有力，这就是本领。假若不这么看问题，而想别开生面，硬造奇句，是会出毛病的。请看这一句吧：“一瓢水泼出你山沟”。这说的是什么呢？我问过好几个朋友，大家都不懂。这一句的确出奇，突破了语法的成规。可是谁也不懂，怎么办呢？要是看不懂的就是好文章，那么要文章干吗呢？我们应当鄙视看不懂的文章，因为它不能为人民服务。“把一瓢水泼在山沟里”，或是“你把山沟里的水泼出一瓢来”，都像话，大家都能说得出，认识些字的也都能写得出。就这么写吧，这是我们的话，很清楚，人人懂，有什么不好呢？实话实说是个好办法。虽然头一两次也许说的不太好，可是一次生，两次熟，只要知道写文章原来不必绕出十万八千里去找怪物，就会有了胆子。然后，继续努力练习，由说明白话进一步说生动而深刻的话，就摸到门儿了。即使始终不能写精采了，可是明白话就有用处，就不丢人。反之，我们若是每逢一拿笔，就装腔作势，高叫一声：现成的话，都闪开，我要出奇制胜，作文章啦，恐怕就会写出“一瓢水泼出你山沟”了！这一句实在不易写出，因为胡涂得出奇。别人一看，也就惊心：可了不得，得用多少工夫，才会写出这么“奇妙”的句子啊！大家都胆小起来，不敢轻易动笔，怕写出来的不这么“高深”啊。这都不对！我们说话，是为叫别人明白我们的意思。我们写文章，是为叫别人更好地明白我们的意思。话必须说明白，文章必须写得更明白。这么认清问题，我们就不害怕了，就敢拿笔了；有什么说什么，有多少说多少，不装腔作势，不乌烟瘴气。这么一来，我们就不会再把作文章看成神秘的事，而一种健康爽朗的新文风也就会慢慢地建树起来。

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验

根据我自己习作通俗曲艺的经验，提出下列应该注意的几点，供大家参考：

（一）把握形式：在民间进行的曲艺里，不要说是唱的，就是说的也有一定的技巧与形式。我们的新诗须改成鼓词或小曲才能唱，我们的新小说须改成评书才能说。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利用民间曲艺的技巧与形式，才能把我们的作品说给或唱给人民听。所以，要为人民制作曲艺，我们就必须先把握住曲艺的形式。

当然，我们可以创造新形式。但这问题不是我在这里所要说的。

最妥当的办法是要写鼓词，就要去和艺人学一两段鼓词；要写金钱板就先学会一两段金钱板。我们自己，即使是粗枝大叶的，若能说或唱一两段老玩艺儿，赶到写制这路东西的时候，就方便的多了。

在抗日战争中，我认识了唱京音大鼓的富少舫先生和唱犁铧大鼓的董莲枝女士。他们请求我给写新词，我要求他们先教我唱一两段。他们真的教给了我两段最长最难学的鼓书。这点工夫没白费。等到我提笔试写的时节，我心中对故事的起落结构及腔调音节的运用已大致的都有个谱儿，写起来较比顺利。写完，经艺人们再增添或改动几句或几个字便可以安腔入弦了。这是个很不错的办法。我希望曲艺研究机关能立个讲习班，请几位艺人教给我们说说唱唱，而使我们再写说说唱唱的作品。

（二）句子要切得开，学习了之后，我们很容易的理会到：故事怎样布局，腔调如何运用。最难的恐怕是造句了，我们在这一点上要下很大很大的工夫才能弄得差不离。“说”的比较容易，不在话下，“唱”的可有点麻烦。我们首先要知道：唱的须是韵文，不是随便信口开河，说家常话儿，因此：“小狗子和他的哥哥小牛儿，在院子里的雪地上正扭秧歌。”

这么一句，虽然分开写出，可并不是韵文，不能够唱——除非找音乐家另作新谱，那可就出了咱们现在正谈的范围。让咱们把前边的两句改造一下吧。看：

“牛儿狗子小哥俩，院中雪地扭秧歌。”

这么一来，可就能唱了——尽管不是很好的句子。原来，民间曲艺的词句虽然是用土语白话造成的，可是它却受了旧诗——不是新诗——的影响。在一句的平仄排列上，它不像旧诗那样的严格，可是为了能唱，它的每一句都象旧诗似的那么出声儿。切得开就会出声。看：

“牛儿狗子小哥俩

院中　雪地　扭秧歌。”

每句都能切成三段，这就有了音节，说也好听，唱也好唱。把三段切法扩大，可以有：

“大牛儿二狗儿兄弟俩个

院子里　雪地上　去扭秧歌。”

或：

“笨大牛儿傻二狗儿小哥俩

院子里头　雪地上面　扭秧歌。”

或……

总而言之，切得开即有办法唱，切不开没办法——像：“蒋介石呀跑到台湾就能保住脑袋吗！”

前面说过，一句中的平仄排列不必像旧诗那么严格，可是若能顾到这一点就更好。看：

“鸡鸭鱼肉摆满案，山珍海味样样全。”

唱是一样能唱，可就不如：

“鸡鸭鱼肉桩桩有，海味山珍样样全。”

虽然“山珍海味”在口语中比“海味山珍”更现成一点。自然，有人一定非用“山珍海味”不可，也没有多大关系。

（三）拼命押韵：押韵（辙）是最使人头疼的事。它往往教我们因顾得合辙押韵，不能不牺牲了很好的白字眼和意思。可是，辙若用得俏皮，它的效果就远非散文所能及。况且，大鼓，快书，单弦，以及数唱，根本非有辙不可，我们也就只好照办，责无旁贷了。

消极的，我们应当避免那些并不活在口语中，而只寄生在民间文艺的词汇，像“娘”，“马能行”，“马走战”，“快些云”等。

消极的，我们不该用半个词，像“歼灭”，而只用“歼”：“棺材”，而只用“棺”。“歼灭战”是个新名词，可是用此全词，民众能够接受——民众学习能力并不很小。反之，若单用一个“歼”字押韵，像“大军南下把敌歼”便嫌太文，而且没有力量。要知道，我们选择韵脚越响亮明显越好。字音字义稍一晦涩，唱的人便感到困难，听的人便不易理会。在我的《过新年》太平歌词里，我原有这么一句：“活埋省下一口棺。”“棺材”是通用的一词，我却只用了它的一半。韵有了，而是个瘸子。于是，我就改上：“不是活埋，就是铡成两半边。”

消极的，不是民众所熟悉的词汇，不能因押韵的困难而勉强去用。举例说：我轻易不用“然”字。必不得已，我只拣大戏与曲子里惯用的“枉然”，“不然”，和“惨然”，而不是“凄然”，“悠然”，和“徒然”。在《过新年》中，我这么写：

“大年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新年。

古往今来多少不平的事，一到新年更显然。“

头两句是许多鼓词中惯用的两句话，没有什么可挑剔。为转入正文，我必须用两句话垫上，以便承上启下。可是，第四句越看越别扭，越看越不对劲。“显然”生硬，不很通俗。我改了再改，而始终换不掉它。于是，另生一计，把全句改成“越过新年越显然。”一句有两个“越”字，近于口语，足以减轻“显然”的罪过。可是，到今天我还对它不满。

韵脚也怕硬凑。韵押得好，是水到渠成；押得不好，是鸭子上树。初学者往往重复句子的末一字，使之成韵，不管通不通。像：王二上了山巅巅，李四摸着须尖尖……。这不好。遇到这种句子，顶好是从新写过，不可偷懒。这种用字法，即使用得不错；也难得叫好：因为两个同音字相连，不易立得牢稳。韵脚既是脚，就必须立得住，不东摇西摆。看：“电车铃儿响噹噹”好？

还是“电车铃儿响叮噹”好？

赶到唱起来的时候，“叮噹”就取得绝对的优势。

以上是消极的指出我们应避免什么；现在，我们说些积极的应作些什么。

是的，我们应当拼命去押韵，因为韵脚是韵文中画龙点睛的地方。韵押得漂亮，现成，则全句的精神为之一振。韵押得不响亮，不现成，则唱无技可施，听者感到闷气。对押韵，我们不该取照例公式，随便敷衍的态度，而是要煞费苦心，出奇致胜。记得在重庆的时候，我给富少舫先生写过一段《新拴娃娃》。每逢他使这段活的时候，第一个摔板必得满堂彩，第二个摔板永远若无其事。第一个摔板是：

“二姐另有一宗病，见了情人先说头疼，又恰好忘带了阿司匹灵。”

阿司匹灵，在近二十年来，差不多已代替了万应锭。可是，它还没入过鼓词。经过这么一用，它就即新颖，又现成，唱者脱口而出，毫无勉强，听者不由得叫出“好”来。

第二个摔板是刘二姐去参观图画展览会，假充行家，发表了意见：

“哎呀你们来看哪，这一枝梅花画得多么红！”

我原来是要俏皮刘二姐的浅薄无知——梅花的好坏，不在乎画得红不红。而且“红”在中东辙里又是个有分量的字。我想，这一句一唱出来，必能得到喝彩。可是，台下没有一个叫好的。这个“红”字没能负起它应尽的责任，因为它不像阿司匹灵的“灵”那么现成，听者得想半天才能悟出道理来。这一想呀，可就耽误了喝彩哟！

十三套辙里有宽有窄，为保险一点，我们应先挑选宽的用，如中东，人辰，汪洋，言前等辙。不过，即使用了宽辙，我们若不努力去找字，不努力去调换句子，还是（以用中东辙说吧）三句一个“在其中”，两句一个“美英雄”，翻来覆去，老是那么几个字。假若我们肯下心去搜寻民间的俏皮话，歇后语，成语，我们（还以中东辙来说）就会连“宠”，“坑”，等不易用的字也搬运出来，像：“照旧（舅）穷来照旧苦，真是外甥打灯笼。”和“一个萝卜一个坑。”

韵押不好，往往是因为要一气写成，不肯细心推敲。推敲的办法最好不要只在一个字上着想，而须改动句子。是“香”好呢，还是“芳”好呢，只是一个字的问题。若是句子根本不行，把“芳”换成“香”仍然没用，虽然大致的说，“香”比“芳”更现成，更响亮一些。比如说，我们写到：“二嫂正作炒豆腐，厨房里面喷喷香。”

我们就立刻发现“喷喷香”不现成，因为我们平常总说“香喷喷的”而不大说“喷喷香”。假若我们就盯住香字打主意，我们就毫无办法；把“香”换成了“芳”就更糟。假若我们调动调动句子呢，我们就可以得到：“香喷喷的豆腐锅里炒，笑咪咪的二嫂在厨房。”

照这样，我们还可以得到好几样不同的句子，任我们选择。改了再改，四面八方的调动，我们才能把鼓词和一切上韵的东西写成为通俗的“诗”。我们必须自居为民间诗人，而不要以为七八个字一句，分开行写，就诸事大吉了。

一般的鼓词（单弦等不都这样）都是上下句儿，上句末一字用仄声的字，下句的平声。有的人很能写，但不辨平仄，于是写出来不能唱，慢工出巧匠，多翻翻国语字典（假若用京语写作）就行了，别怕麻烦，写成而不能唱就更麻烦。

（四）要努力描写：鼓书单弦等是一个人的戏剧。唱者一个人要把人，事，景，情，都唱出来，忽而战鼓咚咚，忽而虫声唧唧，忽而高，忽而低，忽而英雄气短，忽而儿女情长。可是，他必须有好本子，然后才能这样作。写好本子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把人物，情景，描写得好，艺人才能施展本事，独自有声有色的唱一出戏。没有描写，即无形象，也就空洞无物。

描写要消极的不落俗套。民间文艺之所以有时显出庸凡，就因为自周朝到现在的小姐们都是柳叶眉，杏核眼；大将都是虎背熊腰；在服装上，赵云代表银袍勇将，张飞代表黑脸将军，于是多少多少勇将都和赵云、张飞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我们今天的小姐即不以柳叶眉杏眼为美，我们的大将也不穿戴金甲金盗；我们得用自己的笔描画新的人物。同样的，我们今天的人既不身高丈二，也不能力举千斤。我们不妨科学一点，勿过于夸大。

夸大，可是，不是完全要不得的。为使人物突出，我们不妨夸大一点，可就是别太过火了。

描写人物风景要简单而能生动，这是很不容易作到的。在下笔之前，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把人物依着观察的结果在心中通过多少多少遍；写完，要改了再改。写景最好配备着故事，《草船借箭》的雾，《御碑亭》的雨是非写不可的。泛泛的写景，如青山绿水，柳暗花明，大可不必。描写是为了引人入胜，如见其人，如临其境，而不是为显露文才，搬来一大堆修词的东西。

没有故事的鼓词等最难写，而不是绝对不能写。只要语言真能通俗，真能深入浅出，真能自然现成，就是说教讲理还能成功。

以上所述，都是关于技巧的；至于思想如何正确，应当宣传什么，是另一问题，恕不多赘。

载一九五零年三月七日《人民日报》

戏剧语言

——在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这次我来参加会议，实在是为向青年剧作家们学习。这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向老剧作家们学习。事实是这样：对老剧作家们和他们的作品，我已略知一二，得到过教益与启发；今后还应当继续向他们学习。对青年剧作家呢，或相识较晚，或请益乏缘，理应乘此机会取经学艺。是呀，近几年来的剧坛上主要是仗着他们的努力而活跃，深入工农兵生活的多半是他们，接触创作问题较多的也是他们。不向他们学习，便不易摸清楚问题所在，也就难以学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我是抱着这种学习热情而来的。那么，叫我也作个报告，我就不能不感到惶恐！不过，礼尚往来，不容推却。好吧，既来取经，理应献曝，就谈一谈戏剧语言上的一知半解吧。

我没有入过大学，文化水平不高，对经典文学没有作过有系统的钻研。因此，执笔为文，我无从作到出经入史，典雅富丽。可是，我也有一个长处：我的爱好是多方面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学疏才浅，所以我要学习旧体诗歌，也要学习鼓词。我没有什么成见，不偏重这个，轻视那个。这与其说是学习方法问题，还不如说是学习态度问题。心中若先有成见，只要这个，不要那个，便把学习的范围缩小，也许是一种损失。

我没有诗才，既没有写成惊人的诗歌，也没有生产过出色的鼓词。可是，诗歌的格律限制叫我懂了一些造句遣词应如何严谨，这就大有助于我在写散文的时候也试求精简，不厌推敲。我没有写出好的诗歌，可是学会一点把写诗的方法运用到写散文中来。我不是为学诗而学诗，我把学诗看成文字练习的一种基本功夫。习写散文，文字须在我脑中转一个圈儿或几个圈儿；习写诗歌，每个字都须转十个圈儿或几十个圈儿。并不因为多转圈儿就生产绝妙好诗，但是学会多转圈儿的确有好处。一位文人起码应当学会脑子多转圈儿。习惯了脑子多转圈儿，笔下便会精致一些。

习写鼓词，也给我不少好处。鼓词既有韵语的形式限制，在文字上又须雅俗共赏，文俚结合。白话的散文并不排斥文言中的用语，但必须巧为运用，善于结合，天衣无缝。习写鼓词，会教给我们这种善于结合的方法。习写戏曲的唱词，也有同样的益处。

我也习写相声。一段出色的相声须至少写两三个月。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因此，我没有写出过一段反复加工，值得保留下来的相声。但是，作为语言运用的练习，这给了我不少好处。相声的语言非极精炼、极生动不可。它的每一句都须起承前启后的作用，以便发生前后呼应的效果。不这样，便会前言不搭后语，枝冗罗唆，不能成为相声。写别的文章，可以从容不迫地叙述，到适当的地方拿出一二警句，振动全段，画龙点睛。相声不满足于此。它是遍体长满了大大小小眼睛的龙，要求每一句都有些风趣。这样，尽管没写出过完美的相声段子，我可是得到一个写文章的好方法：句句要打埋伏。这就是说：我要求自己用字造句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单纯地、孤立地去用一字、造一句，而是力求前呼后应，血脉流通，字与字，句与句全挂上钩，如下棋之布子。这样，我就能够写得较比简练。意思贯串，前后呼应，就能说的少，而包括的多。这样，前面所说的，是为后面打埋伏，到时候就必有效果，使人发笑。是的，写相声的时候，往往是先想好一个包袱，而用一些话把它引出来，这就是好比先有了第五句，而后去想前四句，巧妙地把第五句逗出来。这样写，前后便必定联贯，叫人家到什么时候发笑，就得发笑。写相声，说笑话，以至写喜剧，都用得着这个办法。先想好包袱，而后设法用几句话把它引逗出来，便能有效果。反之，先把底亮了出来，而后再解释：您听明白没有？这句非常可笑啊！怎么？您不笑？好吧，我再给您细讲讲！恐怕呀，越讲越不会招笑了！喜剧不就是相声，但在语言的运用上不无相通之处。

明白了作文要前呼后应，脉络相通，才不厌修改，不怕删减。狠心地修改、删减，正是为叫部分服从全体。假若有那么一句，单独地看起来非常精美，而对全段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就该删掉它，切莫心疼。我自己是有这个狠心的。倒是有时候因朋友的劝阻，而耳软起来，把删去的又添上，费不少的事叫上下贯串，结果还是不大妥当。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删去！

我并非在这里推销旧体诗、鼓词，或相声。我是想说明一个问题：语言练习不专仗着写剧本或某一种文体，而是需要全面学习。在写戏写小说之外，还须练基本功，诗词歌赋都拿得起来。郭老、田汉老的散文好，诗歌好，所以戏剧台词也好。他们的基本功结实，所以在语言文字上无往不利。相反的，某剧作家或小说家，既富生活经验，又有创作天才，可是缺乏语言的基本功，他的作品便只能在内容上充实，而在表达上缺少文艺性，不能情文并茂，使人爱不释手。代秀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内容既充实，语言又精美，缺一不可。缺乏基本功的，理应设法补课。

说到这里，我必须郑重声明：我不提倡专考究语言，而允许言之无物。

我们须从两方面来看问题：一方面是，近几年来，我们似乎有些不大重视文学语言的偏向，力求思想正确，而默认语言可以差不多就行。这不大妥当。高深的思想与精辟的语言应当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假若我们把关汉卿与曹雪芹的语言都扔掉，我们还怎么去了解他们呢？在文学作品里，思想内容与语言是血之与肉，分割不开的。没有高度的语言艺术，表达不出高深的思想。

在另一方面，过于偏重语言，以至专以语言支持作品，也是不对的。我自己就往往犯这个毛病，特别是在写喜剧的时候。这是因为我的生活经验贫乏，不能不求救于语言，而作品势必轻飘飘的，有时候不过是游戏文章而已。不错，写写游戏文章，乃至于编写灯谜与诗钟，也是一种语言练习；不过，把喜剧的分量减轻到只有笔墨，全无内容，便是个很大的偏差。我应当在新的生活方面去补课。轻视语言，正如轻视思想内容，都是不对的。

这样交代清楚，我才敢往下说，而不至于心中老藏着个小鬼了。

我没有写出过出色的小说，但是我写过小说。这对于我创造（请原谅我的言过其实！）戏剧中的人物大有帮助。从写小说的经验中，我得到两条有用的办法：第一是作者的眼睛要老盯住书中人物，不因事而忘了人；事无大小，都是为人物服务的。第二是到了适当的地方必须叫人物开口说话；对话是人物性格最有力的说明书。

我把这两条办法运用到剧本写作中来。当然，小说与剧本有不同之处：在小说中，介绍人物较比方便，可以从服装、面貌、职业、阶级各方面描写。戏剧无此方便。假若小说中人物可以逐渐渲染烘托，戏剧中的人物就一出来已经打扮停妥，五官俱全，用不着再介绍。我们的任务是要看住他。这一点却与写小说相同，从始至终，不许人物离开我们的眼睛，包括着他不在台上的时候。能够紧紧地盯住人物，我们便不会受情节的引诱，而忘了主持情节的人。故事重情节，小说与戏剧既要故事，更重人物。

前面提到，在小说中，应在适当的时机利用对话，揭示人物性格。这是作者一边叙述，一边加上人物的对话，双管齐下，容易叫好。剧本通体是对话，没有作者插口的地方。这就比写小说多些困难了。假若小说家须老盯住人物，使人物的性格越来越鲜明，剧作者则须在人物头一次开口，便显出他的性格来。这很不容易。剧作者必须知道他的人物的全部生活，才能三言五语便使人物站立起来，闻其声，知其人。不错，小说家在动笔之前也顶好是已知人物的全貌，但是，既是小说，作者总可以从容叙述，前面没写足，后面可再补充。戏剧的篇幅既较短，而且要在短短的表演时间内看出人物的发展，故不能不在人物一露面便性格鲜明，以便给他留有发展的余地。假若一个人物出现了好大半天还没有确定不移的性格，他可怎么发展变化呢？有的人物须隐藏起真面貌，说假话。这很不易写。我们似乎应当适时地给他机会，叫他说出庐山真面目来，否则很容易始终被情节所驱使，而看不清他是何许人也。在以情节见胜的剧本里，往往有此毛病。

我们几乎无从避免借着对话说明问题或交代情节。可是，正是这种地方，我们才应设尽方法写好对话，使说明与交代具有足以表现人物性格的能力。这个人物必须有这个独特的说明问题与交代情节的办法与说法。这样，尽管他说的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也能开口就响，说明他的性格。根据剧情，他说的虽是一时一地的话，我们可是从他的生活全貌考虑这点话的。在《茶馆》的第一幕里，我一下子介绍出二十几个人。这一幕并不长，不许每个人说很多的话。可是据说在上演时，这一幕的效果相当好。相反地，在我的最失败的戏《青年突击队》里，我叫男女工人都说了不少的话，可是似乎一共没有几句足以感动听众的。人物都说了不少话，听众可是没见到一个工人。原因所在，就是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好象我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因此，他们在《茶馆》里那几十分钟里所说的那几句话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反之，在《青年突击队》里，人物所说的差不多都是我临时在工地上借来的，我并没给他们批过“八字儿”。那些话只是话，没有生命的话，没有性格的话。以这种话拼凑成的话剧大概是“话锯”——话是由干木头上锯下来的，而后用以锯听众的耳朵！听众是聪明而和善的，在听到我由工地上借来的话语便轻声地说：老舍有两下子，准到工地去过两三次！是的，正因为是借来的语言，我们才越爱卖弄它们，结果呢，我们的作品就肉少而香菜、胡椒等等很多。孤立地去搜集语言分明是不大妥当的。这样得到的语言里，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些杂质，若不加以提炼，一定有害于语言的纯洁。文字的口语化不等于怎么听来的就怎么使，用不着再加工。

对话不能性格化，人物便变成剧作者的广播员。萧伯纳就是突出的一例。

那么，萧伯纳为什么还成为一代名家呢？这使我们更看清楚语言的重要性。以我个人来说，我是喜爱有人物、有性格化语言的剧作的。虽然如此，我可也无法否认萧伯纳的语言的魅力。不错，他的人物似乎是他的化身，都替他传播他的见解。可是，每个人物口中都是那么喜怒笑骂皆成文章，就使我无法不因佩服萧伯纳而也承认他的化身的存在了。不管我们赞成他的意见与否，我们几乎无法否认他的才华。我们不一定看重他的哲理，但是不能不佩服他的说法。一般地说来，我们的戏剧中的语言似乎有些平庸，仿佛不敢露出我们的才华。我们的语言往往既少含蓄，又无锋芒。

为什么少含蓄呢？据我看，也许有两个原因吧：第一，我们不用写诗的态度来写剧本的对话。莎士比亚是善于塑造人物的。可是，他写的是诗。他的确使人物按照自己的性格去说话，可是那些诗的对话总是莎士比亚写出来的。在日常生活中，那些人物并不出口成章，一天到晚老吟诗。莎士比亚是依据人物的性格，使他们说出提炼过的语言，呕尽心血的诗句。直到今天，英国人写文章、说话，还常常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妙语。我们写出不少的相当好的剧本，可惜没有留下多少足以传诵的名句。我们不必勉强去写诗剧（当然，试一试也没有什么坏处），可是应以写诗的态度去写对话。我们的剧本往往是结结实实，而看起来缺少些空灵之感，叫人觉得好象是逛了北海公园，而没有看见那矗立晴空的白塔。这与剧情、导演、演员都有关系，可是语言缺乏诗意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带有诗意的语言能够给听众以弦外之音，好象给舞台上留出一些空隙，耐人寻味。戏曲中的开打，若始终打的风雨不透，而没有美妙的亮相儿，便见不出武松或穆桂英的气概与风度。亮相儿时演员立定不动。这个静止给舞台上一些空隙，使听众更深刻地看到英雄形象。我想，话剧对话在一定的时候能够提出惊人的词句，也会发生亮相儿的效果，使听众深思默虑，想到些舞台以外的东西。我管这个叫“空灵”，不知妥当与否。

缺少含蓄的第二个原因，恐怕是我们以为人民的语言必是直言无隐，一泄无余的。不错，人民的语言若是和学生腔比一比，的确是干脆嘹亮，不别别扭扭。可是，我们还没忘记在五八年大跃进中，人民写的那些民歌吧？那也是人民的语言，可并不只是干脆直爽。那些语言里有很高的想象与诗情画意。那些民歌使我们的一些诗人吓了一大跳，而且愿意向它们学习。可惜，戏剧语言却似乎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即使受了些影响，也只在干脆痛快这一方面，而没有充分注意到人民的想象力与诗才如何丰富，从而使戏剧语言提高一步，不只纪录人民的语言，而且要创造性地运用。

所谓锋芒，即是显露才华。在我们的剧本中，我们似乎只求平平妥妥，不敢出奇制胜。我们只求说的对，而不要求说的既正确又精采。这若是因为我们的本领不够，我们就应该下苦功夫，使自己得心应手，能够以精辟的语言道出深湛的思想和真挚深厚的感情。若是因为有什么顾虑呢，我们便该去多读毛主席的诗词与散文。看，毛主席的文笔何等光彩，何等豪迈，真是光芒万丈，横扫千军！我们为什么不向毛主席学呢？怕有人说我们锋芒太外露吗？我们应当告诉他：剧本是文学作品，它的语言应当铿锵作金石声。写剧本不是打报告。毛主席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风流人物怎可以语言乏味，不见才华与智慧呢？是的，的确有人对我说过：“老哥，你的语言太夸张了，一般人不那样说话。”是呀，一般人可也并不写喜剧！剧本的语言应是语言的精华，不是日常生活中你一言我一语的录音。一点不错，我们应当学习人民的语言，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但是，我们知道，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大师只纪录人民语言，而不给它加工的。

朋友们，我们多么幸福，能够作毛泽东时代的剧作家！我们有责任提高语言，以今日的关汉卿、王实甫自许，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使语言艺术发出异彩！

我们缺乏喜剧。也和别种剧作一样，喜剧并不专靠着语言文持。可也不能想象，没有精采的语言，而能成为优秀的喜剧。据我个人的体会，逗笑的语言已不易写，既逗笑而又“有味儿”就更难了。

亲切充实会使语言有些味道。在适当的地方利用一二歇后语或谚语，能够发生亲切之感。但是，这是利用现成的话，用的过多就反而可厌。我们应当向评书与相声学习，不是学习它们的现成的话，而是学习它们的深入生活，无所不知的办法。在评书和相声里，状物绘声无不力求细致。艺人们知道的事情真多。多知多懂，语汇自然丰富，说起来便丝丝入扣，使人感到亲切充实。我们写的喜剧，往往是搭起个不错的架子，而没有足够的语言把它充实起来，叫人一看就看出我们的生活知识不多，语汇贫乏。别人没看到的，我们看到了，一说就会引人入胜。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实在太少。于是，我们就不能不以泛泛的语言，勉强逗笑，效果定难圆满。我们必须扩大生活体验的范围，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所不知，像评书及相声演员那样，我们才能够应付裕如，有什么情节，就有什么语言来支持。没有一套现成的喜剧语言在图书馆里存放着，等待我们去借阅。喜剧作者自己须有极其渊博的生活知识，创造自己的喜剧语言。我们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一件事，我们的语言资料却须从各方面得来，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包罗万象。当然，写别的戏也须有此准备，不过喜剧特别要如此。假若别种剧的语言像单响的爆竹，喜剧的语言就必须是双响的“二踢脚”，地上响过，又飞起来响入云霄。作者的想象必须能将山南联系到海北，才能出语惊人。生活知识不丰富，便很难运用想象。没有想象，语言都爬伏在地，老老实实，死死板板，恐怕难以发生喜剧效果。

喜剧的语言必须有味道，令人越咂摸越有意思，越有趣。这样的语言在我们的喜剧中似乎还不很多。我们须再加一把力！怎么才能有味道呢？我回答不出。我自己就还没写出这样的语言来。我只能在这里说说我的一些想法，不知有用处没有。我们应当设想自己是个哲学家，尽我们的思想水平之所能及，去思索我们的话语。聪明俏皮的话不是俯拾即是的，我们要苦心焦思把它们想出来。得到一句有些道理的话，而不俏皮漂亮，就须从新想过，如何使之深入浅出。作到了深入浅出，才能够既容易得到笑的效果，而又耐人寻味。喜剧语言之难，就难在这里。我们先设想自己是哲学家，而后还得变成幽默的语言艺术家，我们才能够找到有味道的喜剧语言——想的深而说得俏。想的不深，则语言泛泛，可有可无。想的深而说得不俏，则语言笨拙，无从得到幽默与讽刺的效果。喜剧的语言若是钢，这个钢便是由含有哲理、幽默与讽刺的才能等等的铁提炼出来的。

在京戏里，有不少丑角的小戏。其中有一部分只能叫作闹戏，不能算作喜剧。这些闹戏里的语言往往是起哄瞎吵，分明是为招笑而招笑。因此，这些戏能够引起哄堂大笑，可是笑完就完，没有回味。在我自己写的喜剧里，虽然在语言上也许比那些闹戏文明一些，可是也常常犯为招笑而招笑的毛病。我知道滑稽幽默不应是目的，可是因为思想的贫乏，不能不乱耍贫嘴，往往使人生厌。我们要避免为招笑而招笑，而以幽默的哲人与艺术家自期，在谈笑之中，道出深刻的道理，叫幽默的语言发出智慧与真理的火花来。这很不容易作到，但是取法乎上，还怕仅得其中，难道我们还该甘居下游吗？

语言，特别在喜剧里，是不大容易调动的。语言的来历不同，就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从地域上说，一句山东的俏皮话，山西人听了也许根本不懂。从时间上说，二十年前的一段相声，今天已经不那么招笑了，因为那些曾经流行一时的话已经死去。从行业上说，某一句话会叫木匠师傅哈哈大笑，而厨师傅听了莫名其妙。我是北京人。六十年来，北京话有很大很大的变化。老的词儿不断死去，新的词儿不断产生。最近，小学生们很喜欢用“根本”。问他们什么，他们光答以“根本”，不知是根本肯定，还是根本否定。这类的例子恐怕到处都有，过些日子就又被放弃，另发明新的。我们怎么办呢？

据我看，为了使喜剧的语言生动活泼，我们几乎无法完全不用具有地方性与时间性限制的语汇与说法。不过，更要紧的是我们怎样作语言的主人。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假若具有地方性或时间性限制的语言而确能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笔下增加一些色彩与味道，我们就不妨采用一些；二是最有味道的词句应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可以用普通话作为基础。普通话是大家都知道的，用它来创造出最精采的词句，便具有更多的光彩，不受地方与时间的限制。我是喜用地方土语的，但在推广普通话运动展开之后，我就开始尽量少用土语，而以普通话去写喜剧。这个尝试并没有因为不用土语而减少了幽默感与表现力。我觉得，具有创造性的语言，带着智慧与艺术的光彩，是要比借用些一时一地一行的俏皮话儿高超的多的。看看“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几句吧，里边没有用任何土语与当时流行的俏皮话，而全是到今天还人人能懂的普通话，可是多么幽默，多么生动，多么简练！只是这么四句，便刻画出一位诗仙来了。这叫创造，这叫语言的主人！不借助于典故，也不倚赖土语、行话，而只凭那么一些人人都懂的俗字，经过锤炼琢磨，便成为精金美玉。这虽然是诗，可是颇足以使我们明白些创造喜剧语言的道理。所谓语言的创造并不是自己闭门造车，硬造出只有自己能懂的一套语言，而是用普通的话，经过千锤百炼，使语言得到新的生命，新的光芒。就像人造丝那样，用的是极为平常的材料，而出来的是光泽柔美的丝。我们应当有点石成金的愿望，叫语言一经过我们的手就变了样儿，谁都能懂，谁又都感到惊异，拍案叫绝。特别是喜剧语言，它必须深刻，同时又要轻松明快，使大家容易明白，而又不忍忘掉，听的时候发笑，日后还咂着滋味发笑。喜剧的语言万不可成为听众的负担，有的地方听不懂，有的地方虽然听懂，而觉得别扭。听完喜剧而闹一肚子别扭，才不上算！喜剧语言必须馅儿多而皮薄，一咬即破，而味道无穷。相声演员懂得这个道理，应当跟他们多讨教。附带着说，相声演员在近几年来，也抛弃了不少地方土语，而力求以普通话逗哏。这不仅使更多的人能够欣赏相声，而且使演员不再专倚赖土语。这就使他们非多想不可，用尽方法使普通话成为可笑可爱的语言，给一般的语言加多思想性与艺术性。

现在，让我们谈谈语言的音乐性。

用文言写的散文讲究经得起朗诵。四五十年前，学生学习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都是唱着念，唱着背诵的。我们写的白话散文，往往不能琅琅上口，这是个缺点。一般的散文不能上口，问题或者还不太大。话剧中的对话是要拿到舞台上，通过演员的口，送到听众的耳中去的。由口到耳，必涉及语言的音乐性。古体诗文的作者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他们都摇头晃脑地吟诗、作文章。他们用一个字，造一句，既考虑文字的意象，又顾到声音之美。他们把每个方块儿字都解剖得极为细致。意思合适而声音不美，不行，必须另换一个。旧体诗文之所以难写，就因为作者唯恐对不起“文字解剖学”。到了咱们这一代，似乎又嫌过于笼统了，用字有些平均主义，拍拍脑袋就算一个。我们往往似乎忘了方块儿字是有四声或更多的声的。字声的安排不妥，不幸，句子就听起来不大顺耳，有时候甚至念不出。解剖文字是知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知识。怎样利用这点知识是实践，我们应当经常动笔，于写小说、剧本之外，还要写写诗，编编对联等等。我们要从语言学习中找出乐趣来。不要以为郭老编对联，田汉老作诗，是他们的爱好，与咱们无关。咱们都是同行，都是语言艺术的学习者与运用者。他们的乐趣也该成为咱们的乐趣。慢慢的，熟能生巧，我们也就习惯于将文字的意、形、音三者联合运用，一齐考虑，增长本领。我们应当全面利用语言，把语言的潜力都挖掘出来，听候使用。这样，文字才能既有意思，又有响声，还有光彩。

朗读自己的文稿，有很大的好处。词达意确，可以看出来。音调美好与否，必须念出来才晓得。朗读给自己听，不如朗读给别人听。文章是自己的好，自念自听容易给打五分。念给别人听，即使听者是最客气的人，也会在不易懂、不悦耳的地方皱皱眉。这大概也就是该加工的地方。当然，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写作方法，我们并不强迫人人练习朗诵。有的人也许越不出声，越能写的声调铿锵，即不在话下。

我们的语汇似乎也有些贫乏。以我自己来说，病源有三：一个是写作虽勤，而往往把读书时间挤掉。这是很大的损失。久而久之，心中只剩下自己最熟识的那么一小撮语汇，像受了旱灾的庄稼那么枯窘可怜。在这种时候，我若是拿起一本伟大的古典作品读一读，就好似大早之遇甘霖，胸中开扩了许多。即使我记不住那些文章中的词藻，我也会得到一些启发，要求自己要露出些才华，时而万马奔腾，时而幽琴独奏，别老翻过来调过去耍弄那一小撮儿语汇。这么一来，说也奇怪，那些忘掉的字眼儿就又回来一些，叫笔下富裕了一些。特别是在心里干枯得像烧干了的锅的时候，字找不到，句子造不成，我就拿起古诗来朗读一番。这往往有奇效。诗中的警句使我狂悦。好，尽管我写的是散文，我也要写出有总结性的句子来，一针见血，像诗那样一说就说到家。所谓总结性的句子就是像“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那样用八个字就画出一幅山水来，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样用字不多，而道出要立得高，看得远的愿望来。这样的句子不是泛泛的叙述，而是叫大家以最少的代价，得到最珍贵的和最多的享受。我们不能叫剧本中的每一句话都是这样的明珠，但是应当在适当的地方这么献一献宝。

我的语汇不丰富的第二个原因是近几年来经常习写剧本，而没有写小说。写小说，我须描绘一切，人的相貌、服装，屋中的陈设，以及山川的景色等等。用不着说，描写什么就需要什么语汇。相反的，剧本只需要对话，即使交代地点与人物的景色与衣冠，也不过是三言五语。于是，我的语汇就越来越少，越贫乏了。近来，我正在写小说，受罪不小，要什么字都须想好久。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别人也许并不这样。不过，假若有人也有此情况，我愿建议：别老写剧本，也该练习练习别的文体，以写剧为主，而以写别种文体为副，也许不无好处。

第三，我的生活知识与艺术知识都太少，所以笔下枯涩。思想起来，好不伤心：音乐，不懂；绘画，不懂；芭蕾舞，不懂；对日常生活中不懂的事就更多了，没法在这儿报账。于是，形容个悦耳的声音，只能说“音乐似的”。什么音乐？不敢说具体了啊！万一说错了呢？只举此一例，已足见笔墨之枯窘，不须多说，以免泪如雨下！作一个剧作家，必须多知多懂。语言的丰富来自生活经验和知识的丰富。

朋友们，我的话已说了不少，不愿再多耽误大家的时间。请大家指教！

学生腔

何谓学生腔？尚无一定的说法。

在这里，我并不想给它下个定义。

不管怎么说，学生腔总是个贬词。那么，就我所能见到的来谈一谈，或不无好处。

最容易看出来的是学生腔里爱转文，有意或无意地表示作者是秀才。古时的秀才爱转诗云、子曰，与之乎者也。戏曲里、旧小说里，往往讽刺秀才们的这个酸溜溜的劲儿。今之“秀才”爱用“众所周知”、“愤怒的葡萄”等等书本上的话语。

不过，这还不算大毛病，因为转文若转对了，就对文章有利。问题就在转得对不对。若是只贪转文，有现成、生动的话不用，偏找些陈词滥调来敷衍，便成了毛病。

为避免此病，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们必须多想。想每个字合适与否，万不可信笔一挥，开特别快车。写文章是极细致的工作。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全看用的恰当与否。连着用几个“伟大”，并不足使文章伟大。一个很俗的字，正如一个很雅的字，用在恰当的地方便起好作用。不要以为“众所周知”是每篇文章不可缺少的，非用不可的。每一篇的内容不同，它所需要的话语也就不同；生活不同，用语亦异；若是以一套固定的话语应付一切，便篇篇如此，一道汤了。要想，多想，字字想，句句想。想过了，便有了选择；经过选择，才能恰当。

多想，便能去掉学生腔的另一毛病——松懈。文章最忌不疼不痒，可有可无。文章不是信口开河，随便瞎扯，而是事先想好，要说什么，无须说什么，什么多说点，什么一语带过，无须多说。文章是妥善安排，细心组织成的。说值得说的，不说那可有可无的。学生腔总是不经心的泛泛叙述，说的多，而不着边际。这种文字对谁也没有好处。写文章要对读者负责，必须有层次，清清楚楚，必须叫读者有所得。

幼稚，也是学生腔的一病。这有两样：一样是不肯割舍人云亦云的东西。举例说：形容一个爱修饰的人，往往说他的头发光滑得连苍蝇都落不住。这是人人知道的一个说法，顶好省去不用。用上，不算错误；但是不新颖，没力量，人云亦云。第二样是故弄聪明，而不合逻辑，也该删去或修改。举例说：有一篇游记里，开篇就说：“这一回，总算到了西北，到了古代人生活过的环境里了。”这一句也许是用心写的，可是心还没用够，不合逻辑，因为古人生活过的地方不止西北。写文章应出奇制胜，所以要避免泛泛的陈述。不能出奇，则规规矩矩地述说，把事情说明白了，犹胜于东借一句，西抄一句。头一个说头发光滑得连苍蝇都落不住的是有独创能力的，第二个人借用此语，便不新鲜了，及至大家全晓得了此语，我们还把它当作新鲜话儿来用，就会招人摇头了。要出奇，可也得留神是否合乎逻辑。逻辑性是治幼稚病的好药。所谓学生腔者，并不一定是学生写的。有的中学生、大学生，能够写出很好的文字。一位四五十岁的人，拿起笔来就写，不好好地去想，也会写出学生腔来。写文章是费脑子的事。

用学生腔写成的文章往往冗长，因为作者信口开河，不知剪裁。文章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长要精，短也要精。长不等于拖泥带水，扯上没完。有的文章，写了一二百字，还找不着一个句号。这必是学生腔。好的文章一句是一句，所以全篇尽管共有几百字，却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越长越糟，白耽误了读者的许多时间。人都是慢慢地成长起来的。年轻，意见当然往往不成熟，不容易一写就写出解决问题的文章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青年才该养成多思索的习惯。不管思索的结果如何，思索总比不思索强的多。养成这个好习惯，不管思想水平如何，总会写出清清楚楚、有条有理的文字来。这很重要。赶到年岁大了些，生活经验多起来，思想水平也提高了，便能叫文字既清楚又深刻。反之，不及早抛弃学生腔，或者就会叫我们积重难返，总甩不掉它，吃亏不小。思路清楚，说的明白，须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勤学苦练是必不可少的。

说到此为止，不一定都对。

越短越难

怎么写短篇小说，的确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自己就没写出来过像样子的短篇小说。这并不是说我的长篇小说都写得很好，不是的。不过，根据我的写作经验来看：只要我有足够的资料，我就能够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它也许相当的好，也许无一是处。可是，好吧坏吧，我总把它写出来了。至于短篇小说，我有多少多少次想写而写不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仔细想过了，找出一些原因：先从结构上说吧：一部文学作品须有严整的结构，不能像一盘散沙。可是，长篇小说因为篇幅长，即使有的地方不够严密，也还可以将就。短篇呢，只有几千字的地方，绝对不许这里太长，那里太短，不集中，不停匀，不严紧。

这样看来，短篇小说并不因篇幅短就容易写。反之，正因为它短，才很难写。

从文字上看也是如此。长篇小说多写几句，少写几句，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短篇只有几千字，多写几句和少写几句就大有关系，叫人一眼就会看出：这里太多，那里不够！写短篇必须作到字斟句酌，一点不能含糊。当然，写长篇也不该马马虎虎，信笔一挥。不过，长篇中有些不合适的地方，究竟容易被精采的地方给遮掩过去，而短篇无此便利。短篇应是一小块精金美玉，没有一句废话。我自己喜写长篇，因为我的幽默感使我会说废话。我会抓住一些可笑的事，不管它和故事的发展有无密切关系，就痛痛快快发挥一阵。按道理说，这大不应该。可是，只要写的够幽默，我便舍不得删去它（这是我的毛病），读者也往往不事苛责。当我写短篇的时候，我就不敢那么办。于是，我总感到束手束脚，不能畅所欲言。信口开河可能写成长篇（文学史上有例可查），而绝对不能写成短篇。短篇需要最高度的艺术控制。浩浩荡荡的文字，用之于长篇，可能成为一种风格。短篇里浩荡不开。

同时，若是为了控制，而写得干干巴巴，就又使读者难过。好的短篇，虽仅三五千字，叫人看来却感到从从容容，舒舒服服。这是真本领。哪里去找这种本领呢？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最要紧的是知道的多，写的少。有够写十万字的资料，而去写一万字，我们就会从容选择，只要精华，尽去糟粕。资料多才易于调动。反之，只有够写五千字的资料，也就想去写五千字，那就非弄到声嘶力竭不可。

我常常接到文艺爱好者的信，说：我有许多小说资料，但是写不出来。

其中，有的人连信还写不明白。对这样的朋友，我答以先努力进修语文，把文字写通顺了，有了表现能力，再谈创作。

有的来信写的很明白，但是信中所说的未必正确。所谓小说资料是不是一大堆事情呢？一大堆事情不等于小说资料。所谓小说资料者，据我看，是我们把一件事已经咂摸透，看出其中的深刻意义——借着这点事情可以说明生活中的和时代中的某一问题。这样摸着了底，我们就会把类似的事情收揽进来，补我们原有的资料的不足。这样，一件小说资料可能一来二去地包括着许多类似的事情。也只有这样，当我们写作的时候，才能左右逢源，从容不迫，不会写了一点就无话可说了。反之，记忆中只有一堆事情，而找不出一条线索，看不出有何意义，这堆事情便始终是一堆事情而已。即使我们记得它们发生的次序，循序写来，写来写去也就会写不下去了——写这些干什么呢！所谓一堆事情，乍一看起来，仿佛是五光十色，的确不少。及至一摸底，才知道值得写下来的东西并不多。本来嘛，上茅房也值得写吗？值不得！可是，在生活中的确有上茅房这类的事。把一大堆事情剥一剥皮，即把上茅房这类的事都剥去，剩下的核儿可就很小很小了。所以，我奉劝心中只有一堆事情的朋友们别再以为那就是小说资料，应当先想一想，给事情剥剥皮，看看核儿究竟有多么大。要不然，您总以为心中有一写就能写五十万言的积蓄，及至一落笔便又有空空如也之感。同时，我也愿意奉劝：别以为有了一件似有若无的很单薄的故事，便是有了写短篇小说的内容。那不行。短篇小说并不因为篇幅短，即应先天不足！恰相反，正是因为它短，它才需要又深又厚。您所知道的必须比要写的多得多。

是的，上面所说的也适用于人物的描写。在长篇小说里，我们可以从容介绍人物，详细描写他们的性格、模样与服装等等。短篇小说里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容纳这些形容。短篇小说介绍人物的手法似乎与话剧中所用的手法相近——一些动作，几句话，人物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当然，短篇小说并不禁止人物的形容。可是，形容一多，就必然显着冗长无力。我以为：用话剧的手法介绍人物，而在必要时点染上一点色彩，是短篇小说描绘人物的好办法。

除非我们对一个人物极为熟悉，我们没法子用三言两语把他形容出来。在短篇小说里，我们只能叫他作一两件事，可是我们必须作到：只有这样的一个人才会作这一两件事，而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偶然地作了这一两件事，更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作这一两件事。即使我们故意叫他偶然地作了一件事，那也必须是只有这个人才会遇到这件偶然的事，只有这个人才会那么处理这件偶然的事。还是那句话：知道的多，写的少。短篇小说的篇幅小，我们不能叫人物作过多的事。我们叫他作一件事也好，两件事也好，可是这点事必是人物全部生活与性格的有力说明，不是他一辈子只作了这么一点点事。只有知道了孔明和司马懿的终生，才能写出《空城计》。假若事出偶然，恐怕孔明就会束手被擒，万一司马懿闯进空城去呢！

风景的描写也可应用上述的道理。人物的形容和风景的描写都不应是点缀。没有必要，不写；话很多，找最要紧的写，少写。

这样，即使我们还不能把短篇小说写好，可也不会一写就写成长的短篇小说，废话太多的短篇小说了。

以上，是我这两天想起来的话，也许对，也许不对；前面不是说过吗，我不大会写短篇小说呀。

其他

希望

作者：老舍

二哥，大彩是五十万！

得了，自在逍遥什么也不用干。

到巴黎去看看姑娘，

上伦敦吃顿中国饭，

千金之子未便乘飞机，

其实火轮车船也不慢。

莫到无时盼有时，

顶好存着一半带一半。

带着的随便花，

花天酒地多么浪漫；

存着的年年把利生，

比营商种地都少危险。

什么白色恐怖，什么绿色恐慌，

袋里有钱什么也不必管。

只是那么十块作本钱，

得了？嘿！不买彩票是傻蛋！

买了一条，嗳，再来一条，

两个号码总比单钓机会高。

还不开彩，还不开彩，

黄金之梦夜夜来几遭。

假如得了，一定能得，

一步登天抱着大皮包！

假如不得，怎能不得？

照镜子看看喜上眉梢。

鞋也不擦，衣也不洗，

专等焕然一新，旧的全烧。

头奖，二奖，三奖，登出来了，

越看心中越把凉气冒；

再看四奖与五奖吧，

少得一些总比空了好。

哼，一声哼罢把头摇，

二十元的亏空向谁去要？

二哥，您也没得吗？

二哥不言，微微一笑。

选自1933年8月9日《申报·自由谈》

报告

八月十日报告

第二年的第一次常务理事会是在四月十八日开的，决定了：

（1）关于人事的：

请陈布雷、陈铭枢两先生为本会名誉理事，在开大会的时候通过请吴稚晖先生为本会名誉理事。三件聘函一同发出。

研究部请罗锋先生为干事，负责办理座谈会及编撰宣传品等事宜。

推定王礼锡先生为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在王先生离渝时，由戈宝权、陆晶清、安娥三先生分担工作。

推定华林、王平陵、安娥，往见战地党政委员会当局，接洽战地访问团事。

（2）关于分会的：

函刘白羽先生，请他详细答复，再行决定可否成立延安分会。

函高兰、王余杞、李石锋三先生，详述分会组织手续；俟复函来到，再行决定可否成立自流井分会。

（3）关于研究部的：拟定代《武汉日报》征求小说计划。

与出版部商定青年习作指导办法。

（4）关于出版部的：改组会刊编辑委员会。

为《前线增刊》筹款。

（5）关于总务部的：

以后关于对外一切事宜，不及开会决定者，由总务部斟酌办理。

对国外发函，由总务主任及国际文艺宣传会主任委员签字。

本会加入反侵略会为团体会员。

上列决议，会后即分头办理。办理的结果，和临时发生的事件，当然须在第二次会报报告和讨论。第二次会原拟在五月三日下午开会。通知已发出，可是五三午时，暴敌狂炸重庆，解除警报响过，还有五六位领事急忙赶来开会。胡风先生已拟好代征小说的计划与广告，华林先生说已去过党政委员会。可是理事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解决一切，遂改为五号晚间再开会，四号又狂炸，乃又流会，文协的各种会议，向来没有流会过，暴敌的狂炸使得我们有了这不幸的记录。

五三、五四，狂炸，文协会所距灾区甚近，幸免于火。同人等或受虚惊，或受物质上的损失，但没有伤亡。市面稍为恢复，我们就马上又工作起来。函信迟滞，通信很难及时递到，而有家眷的同人又不能不把家小送到较为安全的地带，所以开会很不容易。无可如何，我们就尽可能的互捎口信，约定时间地点开会：理事也好，会员也好，凡能来的都欢迎。

第一件事是给还没能见面的同志们去信慰问，和给各地分会去函报告狂炸的情形。

该办的事，大家商议了就办：（一）代《武汉日报》征求小说的广告，除登重庆各报联合版外（四月十五日），并函各分会与各报纸刊物代为宣传。

（二）由华林先生到中宣部接洽，拨给经费，举办会刊英文版。这原是香港的同志们的提议，要每月出八开本十二至十六页的英文版会刊一期，经费约四百元，与中宣部接洽，尚无立时得到经费的可能，现正向其他方面进行。向国外介绍抗战文艺是件极要紧的事，理应有专刊，同人等都非常注意此事，期能于最近解决了经费问题。

（三）党政委吴会批准了战地访问团的举办。因通信之不易，因急须组织起来以便赶快出发，乃理事与会员们的临时会议决定就在渝会员之（1）有暇能去，（2）身体好可去，（3）有兴趣愿去者十五人为团员，并推定王礼锡先生为团长，宋之的副之。王礼锡先生本当北上调查，现在愿与访问团同行，就便领导，最为相宜。访问团定于六月初出发。其人选与规章仍须交常务理事会通过——常务理事会即将开会。

（四）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因主任委员王礼锡将领访问团出发，故约定王安娜与罗德薇二女士（均精通数国文字）帮忙，选译作品。同时函告香港同人仍当预备译品，并函会员中精通外文者参与翻译工作，以便经费筹到即出会刊英文版。

（五）全国慰劳总会函本会，请派作家四人，参加慰劳团，决定以四部主任：胡风、蓬子、平陵、老舍，为代表，以示郑重。

（六）给国际宣传处作的宣传小册子，虽在暴敌狂炸之下，并未停期；约于月底可完成三本。

（七）暹罗《华侨日报》委托本会代征小说，以条件不合，已登报谢绝。

（八）会刊千册及《前线增刊》五百册已送中宣部包销。（九）五四下午，成都分会代表周文先生来渝，商谈会务，适暴敌炸渝，周文先生乃急返蓉，未竟所谈，只好通信商酌一切了。周文先生刻已平安抵蓉，本会同人以未能招待畅谈，咸引为憾！

再谈。

载一九三九年八月十日《抗战文艺》第三十九一四十期

二月二十五日报告

（一）通俗读物委员会，因委员穆木天等不在渝市，经理事会议决，推定黄芝冈、马祖武、向林冰、阎折吾、李一非、谢冰莹、罗荪、老向、欧阳山、何容、杨骚、陈白尘、郑际生、胡绍轩、郑伯奇、老舍等十六人为委员，由老舍召集会议。

（二）美国《新政治家》杂志，有悠久的历史，立论亦称严正，本会已电约该杂志主持人KingsleyMartinDorothyWoodman来华，以明我国抗战实况，借便宣传。本会并电约VictorRuthGollancz出版家来华，其所主持之书店对关于我国抗战之著作，已刊行数种，在欧洲销售甚利，如能来华，当可与文化界接洽如何印行关于抗战之作品，以利宣传。

（三）本会小说座谈会已召开第一次会，到徐盈、胡风、郑伯奇、王平陵、欧阳山、草明、崔万秋、梅林、谢冰莹、蓬子诸人。

（四）本会诗歌座谈会，已举行第六次座谈会，审查抗战诗歌稿子，并决定于三月十日齐稿。

（五）本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已开始工作。

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抗战文艺》第三十五期附：总务部帐目公布（二月二十五日）

七、八月份——

收入部门：上月结存八百零八元七角四分，教育部六、七、八三个月补助费及中宣部六月份补助费一千一百元，会费十六元。共计一千九百二十四元七角四分。

支出部门：付招待费三十七元七角九分，付出版部四百元，付稿费一百二十三元，付房租十五元二角八分，付文具四元五角七分，付纸张十四元九角九分，付印刷十七元三角，付邮电三十四元二角一分，付购置二十一元五角九分，付杂支四十元五角二分，付煤电六元二角，付船票五十元，付津贴及工资八十一元。共计付出八百四十五元四角五分。结存一千零七十九元二角九分。

九、十月份——

收入部门：上月结存一千零七十九元二角九分，收会费五十二元，收鲁迅纪念会还电报费一元五角二分，中宣部七、八月份补助一千元。共计二千一百三十二元八角一分。

支出部门：付出版部七百十元，付稿费一百二十一元，付鲁迅纪念会拟款二十元，付房租四十九元六角，付木器七十二元五角四分，付油印机四十元，付文具八元五角四分，付纸张十七元五角五分，付购置四十一元另七角，付邮电一十五元二角四分，付津贴及工资七十九元，付水电七

元三角七分，付杂支三十一元四角四分。共计付出一千二百二十三元三角五分，结存九百另九元四角六分。

十一、十二月份——

收入部门：上月结存九百零九元四角六分，中宣部九、十、十一月份补助费及教育部九、十、十一月份补助费二千一百元，会费十六元。共计三千零二十五元四角六分。

支出部门：付出版部七百元，付稿费四十五元，付房租九十元，付木器四十三元二角五分，付文具十三元八角五分，付纸张二十一元七角七分，付邮电四十元零一角六分，付水电十七元二角八分，付购置三十元九角五分，付杂支三十七元四角九分，付津贴及工资一百三十元，付印刷二

十九元四角五分。共计一千一百九十九元一角五分。

结存一千八百二十六元三角一分。

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抗战文艺》第三十五期附：总务部报告（一丸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职员：

主任：老舍，华林。

干事：吴漱予、沙雁、胡绍轩、萧伯青、梅林、吴组缃。

职员们不能住在会所里，而金钱的出入与函件的往来，非随时有人管理不可，故由理事会决定，请萧伯青为住会干事，月赠薄酬。这位干事事实上兼任着文牍庶务会计三职。去年十二月中，以抄写的东西过多，就添聘书记一人。至于工友，则始终只是一位。萧伯青以本年三月初赴万县任事，乃聘请梅林为住会干事。

（二）会所：

本会成立后，即商租中国文艺社的一部分房屋作为会所，在汉口永康里四十二号。不久，永康里二十号的房子空出，即与中国文艺社一同迁入。去年七月间，中国文艺社奉命迁渝，本会不愿独租全部房屋，亦作迁移的打算。房子还未找到，会所即已驻军，乃暂迁至大董家巷一弄二号。

理事会旋即决议，本会迁往重庆，当由萧伯青、老向、老舍、何容，携带会中文件印章等西行，以八月十二月抵渝。萧伯青暂住青年会，开始办公。两月后始由会员郭有守、蒋碧薇，杨云慧之介绍，租得临江门横街三十三号三楼房屋四间，即现在的会所。

因会所的屡迁及狭小，出版部总是在该部负责人的住居办公；希望以后能得到较宽敞的会所，大家能在一处办公，当更方便。

本会迁渝时，武汉留有办事处，即借用孔罗荪的寓所。在这以前，会员们开晚会，也每每借用他的地方——汉口三教街九号。

（三）经费：

（1）会费：会费有种种原因不易收齐。会员散处各地，已有困难，再加上交通不便，邮递阻滞，就无法征收了。

（2）捐款：本会成立后，会费收入无多，请款尚未批示，而会务进行，事事需钱，故不得已向名誉理事及理事捎募，得冯焕章理事三百七十五元，于右任名誉理事三百元，邵力子理事二百元，张道藩理事一百元，陈真如理事三十元；筹备会欠账赖以清偿，急需之件赖购备。

（3）补助：自一九三八年四月起，教育部补助本会每月二百元；中宣部每月五百元——于六月间始行领到。九月起，政治部批准每月补助本会五百元，于本年一月领到。本会举办通俗文艺讲习会，教育部特予补助三百元。

（4）经费之支出：会所租金、水电、职员薪资、邮电等，为每月必要的开支。会所不求美好，薪资复极微薄，故每月开销约在二百元以内。

出版部需款较多，因会刊在创刊之时，不能马上收账，必须垫款，而陷落区域复无从索欠，即认损失。本会迁渝后，以通邮区域减少，销路随之低落，而印工纸张又涨价数倍，遂致赔欠甚巨。（详细帐目由出版部报告。）

分会成立，经费无着，本会量力补助，以推动各处工作。

研究部除购买图书外，各项座谈会亦略有开支。组织部用款，概为邮电之用。

茶会晚会及聚餐等用费，均由参与者出钱，本会概不开支。

帐目随时在会刊上披露。会中存有杂支帐及总帐。一切收费均交银行活存。一切开支均有收据贴存备查。

结至今日，稍有存余，若刊行前线增刊，及举办讲习会等，即无余裕。

（四）会议：

自去年四月四日起，至本年三月八日止，共开理事会十四次。在最初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是分开来的。一到武汉疏散人口，理事和常务理事已有迁到别处去的，于是每次开常务理事会就也通知别的理事，以便开得成会。从这以后，两会即不分开，因为分别开会，无从够法定人数。十来个月的工夫，一共开了十四次会，似嫌太少，可是这也有个原因：本会迁来重庆，在路上就耽误了半个月；抵达重庆后，理事只有六七人，不能开会，所以凡该商议的事，就提到茶会里去征求意见。参加茶会的人自然不都是理事，可是事情是大家的，这样取得大家的意见，似乎也更合于民治精神。一直到今年年初，理事们才陆续的来渝，所以就又恢复了理事会，还是理事和常务理事同时开会；分开举行，仍难作到。

在武汉时，对于会员们的联络，有两种会——茶会及晚会。茶会差不多纯是为联络感情，每人出一点茶资，到公园中谈一谈；可是总务部也总利用这机会报告些重要的会务，引起大家的注意。至于晚会，则偏重讨论问题，差不多就象座谈会的样子。到重庆后，茶会更显出它的重要，因为理事会既然不易开成，故不能不在茶会中征求大家的意见。晚会则因地方太难找，总没能恢复，可是这困难总不是不能克服的。在汉口，茶会开过两次；在重庆，开过七次；每次到三十人至六十人。晚会则自七月间一直到退出武汉，每星期六晚上举行，没有间断过；平均每次到十五人。

近中，茶会由华林、王平陵负责召集；晚会则由安娥、蒋碧薇、方令孺等筹备。各项座谈会由研究部主持，另有报告。

欢迎会：四月中，本会派代表参加欢迎世界反侵略代表色斯大会及欢迎前线归来之外国记者大会，并参与筹备。五月，参加欢迎世界学生代表团筹备会及大会。七月二十九日，本会假留法比瑞同学会欢迎英国女作家阿德莱。

慰劳：四月，本会派代表向空军献旗。五月，本会派代表赴徐州慰劳将士。

参与会议：政府机关与民众团体邀请本会参加的会议，均派代表出席，如政治部扩大宣传周筹备会，援救沪上八百壮士大会……。或摊供费用，或担任工作，均量力为之。政治部举办之扩大宣传周，第一日为文字宣传，本会代撰小册子传单，并主编各大报纸之特刊。为反侵略会之宣传，本会亦代编制特刊，供给各报纸。最近，本会加入反侵略会，为团体会员之一。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已推定本会为宣慰组副组长。至各机关团体委托本会办理事项，亦均随时交与会员，限期完成。如代中宣部拟制民众读物，民众游艺指导法等。

通俗文艺讲习会：此项讲习会本当由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主持，但因委员多不在渝，乃由总务部办理。共办两班，学员五十二人；讲习后复成立同学会，以便继续研讨。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近已补充人员，期于最近刊行前线增刊。

分会及各学校之文艺会：由组织部报告，即不赘述。近中成立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工作在进行中。

（五）函电：

最繁重之工作，为向各机关请求立案备案；全部规章及名册俱须钞呈。本会已在社会部立案，并在中宣部，内政部，教育部备案。

其他函文之收发，为数亦巨，兹以去年五月份（并不因为这个月的函文特别多）收发记录为例：收本会赴前方慰劳代表来信报告。发会务报告给会刊。发函通知全体会员。发函给郑伯奇理事。致汉口市政府公函。致汉口市党部公函。收徐州文化抗敌协会来电。发复徐州文化抗协电。发致盛成理事电。收外交协会通知致汉口市政府函。发名誉理事聘函一件。发中央通信社新闻稿。发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聘书五件。发基金委员会聘书九件。发新闻稿九件。发会刊一百二十份（出版部不另聘书记，故会刊之寄发，稿费及定户纳款，均由总务部代办）。收军事委员会交际处函及调查表。收各界追悼阵亡将士法会函。收李季伟函。发武汉全体会员通知及会刊六十三份。发广州文艺界阿人函并附会刊。收教育部训令。收汉口市政府批文。发长沙文艺同大各项印刷物二十份。收国际反侵略会函。发致郑伯奇理事函。发呈请书五份致市政府。发催交会费函百份。收国际宣传处公函。寄发会刊百七十份。收世界学生代表团招待委员会通知。制呈报教育部表册。收市政府批文。收外交协会英文刊物。填具警察局调查表二份。填具军委会办公处调查表。收菲律宾华侨文化界救亡协会函。发教育部出纳课函。发常务理事会通知十五件。收政治部第三厅函。发寄第四期会刊。发中国制片厂函。收教育部批文。发新闻稿十件。发会员茶会通知一百九十二份。发政治部公函。发寄五期会刊二百四十份。这一个月中就发出八百来件信！

由上边这点记录看来，可知文牍工作的繁重，可是会中并没有聘设专人司管。函电公文的稿子是由大家拟制，交由总务部缮发。每月的邮电费自然也很可观。

重要文件，不论是发出的，还是接到的，都入登记簿摘由编号。

（六）杂务：

有一件事，便许有多出几倍的杂务，无法报告。会中没有专任担任庶务，所以理事也有时候得管送信买东西；这点精神似乎值得写下来。一切购置，都有收据，设簿贴存，并编定号数。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总务部报告。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抗战文艺》第三十七期

附：总务部报告

（三月二十日）

总务部的事务本来是随着别的部分的紧张与否而忽多忽少，忽忙忽闲的，所以很可以不用单独的报告。至于日常的油盐酱醋那些小事儿，就更值不得多费笔墨，只须看看账簿就能明白个大概了。

不过，每逢年会必须报告一番；四部俱全，各显神通，已成惯例，似乎未便三缺一，凑不成局也。

二十九年四月七日，总务部筹备好了在渝全体会员大会。开会时，由主席报告因调整会员登记，手续相当的繁多，可否将改选延期。当场一致通过。会后，总务部即协同组织部办理会员登记事宜，也就可以算作这一年事务的开始。

不幸，在四月后半月，暴敌即开始狂炸陪都，而临江门的会所不久即被波及。从这以后，整个的夏季总务部是在忙着怎样使会务不至于中断，怎样使会员互通消息，怎样使会员还能到会里来住，来帮忙。这差不多是救急的工作，让我们分条来说：（一）关于会所者：临江门的会所炸毁了多一半房屋，幸而重要的文件与应征的小说全被抢救出来。剩下的勉强可以住的屋子只有一间半，而总务部的干事与二三会员还恋恋不舍的住在那里，并且还设法约集尚未疏散开的会员们举行开会。

可是，暴敌的轰炸继续不断，且一次比一次厉害。到六月十九与二十两日，重庆变成了火海。总务部无法不退出城去。幸而，我们在春初即在南温泉预备下了几间房——这几间房就发生了很大的作用。总务部把重要的文件都运到南温泉，干事与有家眷的会员们也都移到那里去。这样南泉便成了文协的第二个家。干事往来于重庆南泉之间，信函消息得以不至完全失落断绝。初来渝的会员，多数到那里去住，而因职务不能离渝的会员，也时常到那里看看。于是，房子虽小，而热闹非常，一间屋里有时候要睡上好几个人，亦感不以为苦——在危患中大家更彼此相爱，也更爱他们的团体。

不久，林语堂先生来到北碚，总务部负责人即在北温泉约集会员开会欢迎他，和新来渝的田汉先生与艾青先生。在碚的会员比在南温泉的还要多，大家都以为有设会所的必要，并推老向、以群、萧伯青等几位先生负责租房。虽然没有明白的说出，可是由客观的条件的决定，大家都似乎看出来：南泉距重庆较近，交通亦便，总务部应在那里，使文协的对外关系不至中断。北碚呢，距重庆较远，可是会员很多，就不妨作为研究部的“势力范围”，作出点事情来。到六月中，林语堂先生奉命出国，即将北碚寓所的大部分房屋让与文协，作为北碚会所。林语堂先生所有的木器都未带走，他声明借给文协使用，这样，没有费什么事，北碚的会所便成立了。

虽然有了北碚与南泉作文协的两翼，可是我们并没有忽略了重庆会所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把城内的会所重新建立起来。临江门的房子将来怎样？不得而知。这时候，恰好一虹与之的二先生发现了四间房，虽被震坏，而略加修葺，仍可住用，且租价甚为合适。他们赶快通知了总务部，总务部即马上去把它租过来——这就是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我们的新会所。

由会所谈到经费，似乎是最自然的，让我们来报告吧。

（二）关于经费者：

在春天，我们的收入是仰仗着中宣部、政治部，与教育部的补助。可是，政治部的补助因手续的关系，往往不能按月领到。好在，那时候，物价还低，我们花钱又极谨慎，所以他强还能支持。赶到轰炸期间，物价渐高，而我们又增添了北碚、南泉两个据点，总务部的开销可就增加了两三倍。我们的一贯作风是绝对不把钱花费在吃咖啡、买沙发上；我们连吃一杯茶，即使是在开会，也由大家自己掏钱；我们的客厅只有木凳竹桌与铁壶粗碗而已。这办法，使我们省下钱，用到有用的地方去，而会中赖以未发生严重的经济恐慌。可是，轰炸期间，情形便不同了。我们没法不在北碚，南泉添置会所，而且会员之专靠写作收入吃饭者，因轰炸关系，又分外窘迫。所以，我们尽管还是尽力节约，可是不能不多尽心招待会员一些，这是人情。因此，单是总务部的开销，几乎就非五六百元不办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努力向政治部恳请，得蒙请发未领之款，且允以后按月发给补助。我们又向社会部申请予以补助，亦蒙批准每月补助三百元。这样，我们每月的收入比从前多了三百元。可是物价的高涨和开支的增多，还使我们不能不十分的节俭。北碚的会所，入秋以后，已没有多少人住宿，即将工友辞退，并停止生火，每月的花费——在冬季——只不过一二十元便够了。现在必须花钱的是重庆与南泉两处的开销和房租了。总务部能省一点钱，即可在出版方面和研究工作上多花一些。以前，我们的节约方法是绝无错误的，以后，我们还是本此原则，力求没有浪费。

我们的收入不多，所以能勉强支持而未至亏钱者，端在向来不肯虚费一文。但节流并不等于开源，以现在会务发展的程度而言，除了力求节省以外，我们还急需更多的收入才敷开支。

（三）关于职员者：

我们现在只有一位干事，连书记还没法请到，因为我们出不起相当离的薪资。因此，这一位干事就忙得要命，而且往往不能把事情全部按时办好。所幸者，出版部研究部和组织部都有几位会员经常的来帮忙，减少了总务部的麻烦，可是总务部自己所有的琐碎是没法请会员来帮助的，因为那都是跑路和购置或抄写的事，没人帮得上手，我们仿佛也不大好意思劳动大家。合理的解决，自然是多添聘职员，可是我们又拿不出那么多的津贴来！

（四）关于联络者：

象从前一样，凡是政府机关或民众团体召集的或发起的聚会，我们都热心的去参加。入秋以后，我们自己的会员渐次集合到陪都来，别的团体也和我们一样都积极发动工作，于是我们自己的会，和别人发起的会就不知有多少，而总务部之忙也就大有可观了。我们的各项晚会是每星期必有的，理事会是差不多每半月开一次，对新到渝的会员，我们也必须开个茶会欢迎。此外，被邀请参加的集会还有许多许多，我们都必尽到出钱出力的责任。最使我们头疼的，是春季所收到的会员登记表，到现在又靠不住了，又须改正，因为轰炸前所填具的通信处已又起了很大的变动——这差不多是永远也办不清的事，可是不把它弄清楚，就没法子开大会！

（五）关于账目者：

在万忙之中，我们算是把账目全算清，登入账簿，以便在开大会时请求会员推人查账。

好了，不必再往下写了吧。假若再写下去，我们的材料越多，或者就越使人头疼，因为收发多少件公文，怎样修理会所的屋顶，和每次开会到了多少人……都似乎不是什么有诗意的事呀！请去看研究部出版部和组织部的报告吧。假如他们都振振有词，就可以知道总务部是颇为忙碌，因为总务部是追随着大家之后，大家要开会，我们就先去收抬屋子；人家开完会，我们就得打扫地板啊。

载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抗战文艺》第五十四—五十五期

六月十八日报告

D前在政治部第三厅招待世界学联代表的时候，当场径组织“艺联”——全国音乐电影、戏剧、美术、文艺，各抗敌协会的联合会，并指定老舍代表本会。“艺联”的筹备会已开过一次，本会由老舍代表出席。

D“艺联”的组织，在筹备会这么决定：每团体指派代表三人，作“艺联”的理事会的常务理事会刚开过会，不便再召集会议，推定三位代表，就假三十一日游园会之便，众常务理事商议了一番，推定适夷、平陵、老舍三人为代表。“艺联”大概在本月十二日开成立大会。

D西安有非本会会员，在未得本会核准前成立本会分会已由组织部令其补行一切手续，并委托郑伯奇、丁玲就近处理此事。

D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开临时理事会，这个会是为讨论：值此军事紧张之际，在武汉召会员，有许多要到前方去服务，有许多要随着供职的机关而迁移，就是常务理事中也有奉命到别处去工作的，那么我们的会务将怎样进行呢？

在讨论这个重大问题之前，先决定了几件事：一、关于长沙、成都分会立案的事，由王平陵先生先去与有关系的机关接头，而后由组织部处理。

二、会所本与中国文艺社合租，假若文艺社迁走，我们便还住下去。自然这要看经费的情形，设若会中付不起房租，也只好另租个地方。

三、总务部副主任请假赴香港，所有职务暂由萧伯青代理。

这件事有了定规，开始讨论那个重大问题。先不讲别的，且以会刊来说，万不能随便停刊。第一，会刊是大家千辛万苦创办成的，就该当不怕任何的困难作下去。第二，保卫武汉，人同此心，我们的会刊也当尽它的力量，只须向前，不准退后。是的，我们没有钱。想法子去弄！不错，我们人数减少了，自有告奋勇的留守在这里！会刊出下去，它将随时报告着各地文艺工作者的消息，它等待着登载日本军队在大河与长江间总崩溃的消息。

好，先去弄钱。推定胡风、老舍去到政治部接洽；篷子、平陵、沙雁、老舍，去见张道藩先生；陈纪滢向中宣部催请发给补助费，并且，各理事应去向爱护本会者劝捐。

有钱，事就好办，出版部自有人负责编辑会刊，不成问题。

会刊有了办法，其他的会务也就照方来个；在武汉干下去！

我们不但自己要勇敢，要努力，要自信，而且得教别人也这样；于是，推定胡秋原起草告同胞书；指明武汉疏散人口，是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是为保护妇孺，是为减少人与财的损失。并说明日本必败的理由，与我们必胜的把握。

此外，推定适夷起草：为广州惨被轰炸告世界人士书。推定胡风草拟本会响应世界作家在伦敦开会电文。

时已六点，便欢欢喜喜的散会，大家分头去进行刚才议决的事情。

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八日《抗战文艺》第九期

六月五日报告

（一）五月廿七，在本会，所开第三次常务理事会，商议定了的事：（1）会员间太少联络，有些人也许在纳闷，到底会里都办了些什么。其实呢，会里久想举行个联欢会，报告会务，并交换意见。怎奈在武汉的会员约有百位，会场不易借到，而点心茶水也须用几个钱。这就不易办到？

开过这次茶会后，当分组举行座谈会。座谈会不宜人数过多，故须分组，在武昌汉口分别举行。（3）一俟各机关补助费领到，各部都须制定预算，且添聘干事，每日到会办公。（4）金钱出入统须由总务部经手，以期总账清楚。（5）通俗读物的审查，由通俗文艺委员会？

长沙文协分会成立会，指定郁达夫、王平陵、适夷、胡风、穆木天、老舍，篷子前去参加；假若会里找不出钱来，一切用费应各自去想办法。（7）指定适夷、盛成、王平陵、老舍到政治部催请批补助费。

（二）政治部第三厅在二十六日招待世界学联代表，请会员们四十人去参加。四十封信都寄到会中，赶紧转寄，可究竟太晚了，所以只去了几个人，由冯乃超代表本会致词。

（三）研究部主任郁达夫最近就到东线去调查，已决定再添请几位干事，帮助副主任胡风办理一切。

（四）会中既依然两袖清风，就不能添聘书记员，近来各机关纷纷来要各项表单，干事一人，顾此失彼，于是第五期会刊就发不出去，请大家原谅。会员中有肯自动前来帮忙的，万分欢迎！

载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抗战文艺》第七期

七月二日报告

（一）会所问题：因中国文艺社搬了走，本想另租小房，省些房租。可是武昌、汉口的房子都不易找，暂时还不能迁移。

（二）通俗读物：以前写的几种，已逐次发表了。现在又由胡绍轩、老向、何容、老舍四人编了五种：街头剧一，大鼓词一，儿童读物一，通俗小说一，军歌民歌一。这五种读物，将由会里送给中宣部去印发。

（三）演戏：会员们集体创作了一本话剧，拟“联合剧协”，出演正在接洽中。一俟接洽好，便定期公演——会员们都应参加，能上台的最好都上台，哪怕是跑龙套呢。

（四）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开第四次常务理事会，决议案将在本刊披露。

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抗战文艺》第十一期

七月九日报告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开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决事项如下：（一）通过通俗读物五种，交胡绍轩送至中宣部。

（二）协同戏剧界抗敌协会，演剧宣传，推老舍、冯乃超代表本会，接洽一切。

（三）会所暂不移动，但须与重庆、长沙之理事函商筹备办事处，并由胡绍轩接洽借用汉口公立学校房屋一二间。

（四）武汉各界抗战周年纪念筹备会，推蓬子代表本会参加。

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抗战文艺》第十二期

七月十六日报告

（一）上次会务报告里说：会所暂不迁动。可是我们到底得搬家。房主不愿继续租给，而正在交涉中，又来了军队借房为营。为救急，总务部便暂时迁到汉口大董家巷一弄二号。老向住在这里，我们准知道他可以匀出一两间屋子来，故急急搬去。出版部移到三教街九号。

（二）三教街九号，正应了电影院广告的说法，是地点适中，设备完美。这里除了作出版部外，也作集会的会议厅，并于本星期六日开始，每星期六晚七时在此开晚会。凡是会员都可以来参加，商议会务，联络感情，讨论文艺问题，并喝喝茶——如愿吃点心成水果，请自己带来，最好多带一些，免得使别人眼馋。

（三）演剧的事未能如愿。在一发动的时候，本来是预备与王莹小姐等的救亡演剧第二队和另一个剧团合作。赶到剧本写成，王莹小姐们已要出发，而那剧团也回到前方去。专凭我们几个人演戏、赁戏园、售票，是绝对忙不过来的。戏剧协会愿意帮助我们一些钱，可是因忙着自己的宣传工作，不能派人来帮忙。我们很感激剧协愿替我们出钱的热心，可是更怕拿了钱而出演的成绩欠佳，对不起人，于是决定把剧本——《总动员》——送给剧协，看他们能否找人上演；我们自己就另等机会吧。

（四）本会已电嘱王平陵理事，接洽成都、重庆等处成立分会的事，他已到重庆。

（五）本月十日在汉口公园举行茶话会，到了四十人，由总务部报告会务及账目，出版部报告会刊的一切及账目，这两份账一俟缮清，即载入会刊。是日来宾有马彬和先生。

（六）出版部印的成立大会纪念册，已印了一半，可是书局预备迁移，后一半不再给印。我们自己既无印刷机器，只好人家怎说怎是了。哼，我们真应当有自己的机器与书局！

载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抗战文艺》第十三期附：总务部账目公布（七月三十日）

〔收项〕收教育部、中宣部补助费一千四百元，收会费（六十人）一百五十元，收陈真如先生特别捐助二十五元，收冯焕章先生特别捐助一百七十五元，收邵力子先生特别捐助二百元，收于右任先生特别捐助三百元，收白岫先生特别捐助五元，收张道藩先生特别捐助一百元，收冯焕章借款二百元，总计收入二千五百五十五元。

〔支项〕付还筹备会旧欠（内有普海春餐费三百七十一元五角八分），付出版部（详目另由出版部报告）七百十四元三角，付赴徐州前方慰劳代表旅费四十一元二角四分，付欢迎反侵略会代表色斯会摊款十三元七角四分，付园会茶资二十一元零九分，付修缮摊款（中国文艺社经手）九十八元八角八分，付油印机三十元，付津贴及工资（三个月）一百三十五元，付房租二月九十二元三角，付木器租金三十五元二角三分，付印刷十五元，付邮电三十四元二角八分，付纸张簿册信封信纸三十一元九角三分，付文具二十四元六角九分，付购置四十六元，付薪炭三元五角五分，付杂项二十二元四角五分，付稿费十五元。总计付出一千七百四十六元二角六分。（注：以上帐目，系截至六月份止，七月份以后他日再行公布。出版部帐目，收入支出均截至七月底止，故总务部付给款项为八百零四元三角，因七月份又付给出版部九十元）

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日《抗战文艺》第十五期

十一月二十六日报告

（一）理事会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四时在本会会所开理事会，决议事件：（1）各地分会宜积极成立，由本会通知各分会筹备会呈请地方最高党政机关准予备案。关于昆明分会之会员中有非文艺工作者，应在其他（如音乐，绘画）抗敌协会未成立前，暂在支协会工作，一俟各协会成立，通俗文艺讲习会继续办理，并将讲师讲义设法出版。出版费除由会中补助外，得将讲义在各刊物发表，以所得积金补足之。（3）添办文艺讲习会，先设小说与戏剧两组，由魏孟克方殷担任筹备工作。（4）各部联合办公时间定为每星期一日下午四时半。

（二）渝市青年团体所组织之文艺组，已由老舍参加指导五次，现本会既筹开文艺讲习会，此项组织理应并入。但文艺组请求本会继续派人到会指导，即仍暂由老舍担任，唯时间则改为每星期一次，每次两小时，指导文艺读阅及组员习作。

（三）本会呈请社会部立案已获批准，现正赶制各项表册，呈交教育部内政部及中宣部。在大会成立时，业经分头呈请各机关备案，但未及附呈表册，故须补送。

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十一、十二合刊

十一月十二日报告

（一）本会主办之通俗文艺讲习会，已于十月三十一日开班。学员二十二人，多系各机关职员。讲习共十二小时，无缺课者。毕会时，学员请求延长讲习时间，以经费关系，未能照办。第二次讲习会之办法在拟议中。

（二）本市青年团体请求本会派员指导文艺，每周举行座谈会两次。已由老舍参加四次，讨论小说写作方法。

（三）本月六日本会在永年春举行茶话会，招待通俗文艺讲习会学员及本会新近来渝之理事与会员并报告会务。出席者五十余人。除由张道藩、徐旭生两先生对讲习会学员致词外，并讨论会务之进展方法。五时余始散会；每次茶会，会员须自出茶资，此次则由张道藩先生请客；已交茶资，留备下次开用。

（四）出版部召集了一次临时座谈会，地点就在会所。到会者有魏猛克、王平陵、端木蕻良、老舍、胡绍轩、宋之的、葛一虹、金满成、陈风兮、戈宝权、方殷、梅林、蓬子诸人。讨论题目为“如何建立敌人后方的抗战文艺工作”。情形至为热烈，由下午一时起，至五时后才散会。记录整理完毕后，当在下一期会报上发表。

（五）纸张已成严重问题。白报纸不必说了，每令涨到五十元以上，还是没有货色。土报纸也供不应求。出版部正在设法从各方面多买一点土纸放在会所里，现在已经搜罗的，大约可支持会报三个月的样子。

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抗战文艺》第二十二期

十一月五日报告

（一）本会到渝后，补请社会部准予立案，并报告过去会务。对于立案，社会部已批示，会章字句尚宜略加改动。修正后得准立案。原有图章不合法定式样，亦宜另制，报部启用。对于工作报告，已接到嘉勉令，并指示会务进行应注意之点。

（二）本市青年团体，由自强图书社文艺组约请组织扩大的文艺组，于每星期一、四两日午后六时半，借青年会少年部研究文艺，并请本会派员指导。本会已指定魏猛克主办此项事务。十月二十四日为第一次集会，由老舍担任指导。

（三）通俗文艺讲习会已组织就绪，除呈请教育部发给补助费外，即日通报招生。计划如下：1.主办：本会。

2.课程及讲员：理论及方法：赵纪彬、王泽民（均系通俗读物编刊社社员）。

音韵：何容。文艺宣传：老向。

音乐：萧伯青。技巧：老向。

3.人数：十人以上，三十人以下为一班。

4.时间：自十月三十一日起，每日晚七时半至九时半讲演二小时，共十二小时。

5.费用：不收，唯于报名时缴纳保证金三元，以示限制；每缺课一小时扣洋二角，以减少随便缺席之弊，不缺课者于毕会时凭证取回保证金。

6.地点：下大子朝阳街开智小学内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抗战文艺》第二十一期

十月八日报告

武汉疏散人口，本会理事会决议，总会迁往重庆，理由：（一）中央政府在渝，本会既为全国性的组织，理宜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进行一切会务，故有迁渝的必要。（二）书局与印刷所多数移往重庆，为会务与其他印刷品印行的便利，亦以迁渝为宜。（三）会中负责办事人多系无职业者，既无联系，到时候恐难得到各方面的帮忙，欲行而不得矣，故宜早日迁出。（四）武汉还有些同人，暂不迁移，可继续办理会务，并联络在前方工作的会员，组织武汉办事处。

有这些理由，遂得通过，并推派老舍代表总务部，蓬子代表出版部，到重庆去。组织部主任王平陵已在重庆，即不另委，研究部主任郁达夫、胡风都不能走，须就在渝的理事中推任。

老舍、蓬子在八月中旬前后到渝。总务部常任干事萧伯青同老向一路来，带着会中的图章文件及零用的东西。除萧君的船票是由会中购定的，其余的人都自掏腰包。人都平安，物件可损失了一点，下船时丢了一个网篮，里面有萧君自己的衣服器具和会中的油印机，登报寻失，没有结果，只好认背运了。

在八月中还有些理事与会员也前后都到渝：胡秋原、孟十还、老向、何容、冰莹、魏孟克、宋之的、葛一虹、萧红、卢冀野、罗烽、白朗、梅林、端木蕻良、赵清阁，都来了。大家遇到在渝的朋友：圣陶、起予、沙雁、储安平、潘孑农、宗白华、陈子展、徐仲年、余上沅、郭子杰、方令孺、王平陵等位，真是他乡遇故知，皆大欢喜。老友而外，还遇到已入会而未曾见过面的，和久想入会而还没得机会的，许多朋友，更是痛快的事。

天气是真热，房子极难找。大汗满身，先各自找住处，闹到八月底才稍为安定下来，于是在九月八号才开了茶话会，谈谈会务应如何进行。开会时到了四十多位，由老舍报告总务部的，蓬子报告出版部的，平陵报告组织部的，过去工作与将来的计划。报告完了，紧跟着便催交会费，机会不可失也。

交完会费，大家交换意见，一直到九点多才散。

这样，会务不是中断了一个多月么？并不。武汉办事处的朋友们并没闲着。当该走的人预备起身的时候，武汉的同人已把会务接了过去。七月底，会中还有八百来块钱。总会迁移，当然把帐还清，所欠都是零星小笔的，一共不过是几十元。帐还清，就还稿金，大家给会报寄稿，本是不要报酬的。现在既预备搬家，而会中又不能给大家预备车船，还不让一下，来取几块钱的稿费吗？就是连这么劝让，也才只有十来位领取的，一共有一百多元。这两笔债之外，别无外欠，那么就该拿出来办事了。留下二百五十元，作为出三期会刊之用。这就是说，在总会未到重庆之前，会报仍在武汉编印，等重庆有人负责，再由重庆出版。钱交给了孔罗荪，因为他一向为出版部管帐，而且管得极清楚。编辑由冯乃超负责，陈纪滢、胡风等协助。其余的钱由总会带走，好到重庆办事，虽然少，究比赤手强些。

留在武汉的同人不但继续办会报，也还继续开晚会，和办理别的事。现在会报是在重庆出了，武汉办事处计划着出武汉特刊，寄往前方去，他们也预备到前线去看看，多得一些战地的真情实况。

在渝的工作，等下期再报告。现在先说怎样的忙乱：第一件事当然是找会所了。这就忙折了人的腿！全体动员，四处乱跑，到如今才稍有眉目。出版部旧人几乎全部分散，适夷、锡金走广州，以群跑到军队里去，孔罗荪留汉，老向又每天要办公，事实上只剩蓬子光杆一个，于是到重庆后首先补充工作人员，新加入的有圣陶、起予、冰莹、梅林、沙雁几位，其次找印刷所，汗出得更多。印刷所忙，纸张缺乏，发行困难。有此三者，希望乃极微，跑路出汗，着急亦出汗也。差不多经过三个星期的奔波，才算稍有眉目。纸头本来不成问题，但白报纸每令卖到三十四元，印不起；土纸种类不一，其中比较白净点的，每天产量已全为生活书店包去，经过不知多少次数的商量，现在总算买到了几令，且一面印一面再续想办法。其次，印刷本来也还没问题，但重庆的印刷所排工印工，实在价钱高得骇人，也印不起，要在人地生疏的重庆出一个比较价钱便宜字也清楚的印刷所，就够你两条腿倒霉。至于发行，书业同人今天大都感到有书无路运之痛苦，不仅《抗战文艺》一个杂志碰壁也。现在决定分重庆、广州两地印刷，重庆出版者，销四川、武汉、贵州及西北一带，西南方面等重庆出版后，航寄广州重印，仍用白报纸，价廉物美，真宜人手一册也。

发行问题总算如此勉强解决，此路是否通行，再等实际答复。最后，新到的地方，理当向各机关报到，于是文函成堆，呈文、工作报告、会员名单，全得寄！只靠萧君一人缮寄，忙而乱，一天到晚无闲，而并看不出办了什么。受累而窝心，谁说事情好办呢。不过，会所一布置好，大家有了办公的地方，或者能不再跋徨终日了。再谈。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八日《抗战文艺》第十七期

十月二十九日报告

1.中央图书杂志审查会召集各刊物编辑茶话会，蓬子代表抗战文艺出席。

2.在渝各抗敌协会开会，组织座谈会，老舍代表本会出席。

3.民众教育推行会，召集各文化团体协助扫除文盲运动，萧伯青代表本会出席。会议决定：委托本会制定标语，已由何容、老向、萧伯青制好交送。

4.青年生活社茶话会，蓬子、老舍代表本会出席，并致词。

5.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本会为发起人之一，由老舍代表本会出席两次筹备会。筹备会委托本会之工作：（一）征集并分配纪念文字，以备各报纸出特刊之用。（二）函请台静农来渝，担任大会报告鲁迅先生事迹。（三）写纪念文字，并印成小册，备大会分送到会人士之用。

6.本会拟开办通俗文艺讲习会，由老向、何容、李华飞、宋之的、魏猛克、胡秋原、萧伯青，拟定计划，并约通俗读物编刊社合作。

7.本会会员所制通俗文艺，交与艺人试唱，以使作者与表演者共同研究改善。老向新作之《募寒衣》鼓词，已交给平音大鼓名手山药旦，经几度修正，在本会会所试唱，成绩甚佳。试唱时，张道藩，顾颉刚、张默生诸先生，及梨花大鼓名手董莲枝等，均来参加。

8.叶楚伧先生为制撰军歌事，约请本会会员多人，共同讨论军歌作法，并嘱托试写。

9.大会会所已略加整理，自十月十五日起，每星期六晚七时至十时，继续举行晚会。住在城外者，可到国府路光第郭子杰先生处聚谈，以免奔驰之苦，两地同时举行，请各会员自由参加。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抗战文艺》第二十期

十月十五日报告

（一）会所，大家跑了一个来月，找房子真和打秋千一样了，刚来到（这）边，他又飘到那边去了。找不到，着急简直是多此一举。

这件功劳到底被蒋碧薇女士、杨云慧女士与郭有守先生夺了去。跑了几天，她们给会中找到三间房，租金很低。会中不但感谢这三位的热心与出力，也感谢让给我们房子，和肯低价租给我们房子的先生们，因为他们是为帮忙文协才肯这么办的。

三间还没都空出来，现在我们只有两间好用；再等几天，那第三间才能归我们，萧伯青干事已搬了进去，他住一间；这一间也就是办公室。另一间作客厅与会议室。已买了桌椅，现在正在购买茶杯什么的！在汉口置买的那些东西，都留给武汉办事处用了，并没带来。那第三间，俟空出之后，拟请出版部负责人去住，为是总务部与出版部联合办公，办事方便，而且人多就热闹，大家可以常到会所里来了。我们希望能于三间之外，再得到一间，为会员们住！

会所是在临江门横街三三号楼上，地点不错，开窗面江，清风徐来。屋里也还干净。我们打算朴素而美丽的布置一下，教它既好看，又不费钱。

（二）茶会：九月二十五日在国府路郭宅开茶话会，到了四十多人。主人预备了茶水与点心，大家又带来花生与糖果。闲谈之中，各部报告了工作近况，并讨论了一些文艺问题。以后茶会，定为一次在城里，一次在城外，轮班举行，以便大家都有省车钱的机会。

（三）立案：大会成立在社会部成立之前，故须补行呈请立案。我们该备办的是呈文、计划书、理事履历表、职员履历表、工作报告、会员名册、会章。这可真够办的。连夜赶办，已于前几天呈送上去了。总会立案批准，分会的许可证才能发给。我们希望早日批下来，各地分会也就可以及早成立了。

（四）编制民众游艺指导法：这是中宣部委托的工作，编一本为民间宣传用的游艺材料。宋之的、葛一虹、何容与老舍，破了五天的功夫把它编好。书中分六部：（一）歌曲，（二）戏剧，（三）鼓词，（四）游戏，（五）故事，（六）附录。歌曲分两组，一组是新歌，一组是民歌。新歌中包括党歌及抗战歌等；所谓“新”者，就是词与谱都是专家撰制的，并非利用民间通行的曲谱与歌谣的。因此，所谓“民歌”者，就是利用民间小调的谱子，能填入通俗的抗战歌调的。前者宜于宣传员及学生们唱，后者宜于民众大家唱。戏剧也分两组：话剧与新写的旧剧，其用意亦如歌曲之分两组。鼓词本可归入歌曲中，但它有独立的体裁，且材料不少，故另立一部。故事分两组，一组是积极的——述说抗战中我军民可歌可泣的壮烈实事；一组是消极的——述说敌人的残暴行为。附录中有游击战术、防空与救护等应用的知识，以备游艺后略事教导也。游戏一项因找不到专家，就请中宣部另托人去作。全书因急于交卷，未能多找些同人商议，恐怕材料还有不妥当的；又因参考书不全，有许多好材料倒没能收进去。下次再谈。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抗战文艺》第十八期

五月十四日报告

本会已移至汉口中山路永康里二十号。这里房子较宽敞，而且邻居是好邻居：中国文艺社与戏剧协会。以后开会，可以不至那么共坐斗室，使人透不出来气了。

本会赴徐慰劳代表盛成已于五月六日返汉。本会将召集会员座谈会，由盛君报告前方实况。

各方面工作都开展了，组织部是全会的灵魂，自然得加紧工作。大会成立纪念册，决定由以群编辑，内容包括大会成立以前一切文件及筹备经过到成立大会结束为止的纪录。

从各处寄来的会员调查表，正如雪片一般，也交由谢守恒君编订登记。

会徽及会员证，请新近由长沙到汉的会员丰子恺设计。

西安的分会由组织部聘请理事郑伯奇，就近出席指导。

成都方面也在积极进行成立分会，由总会具函该地主管机关，请予协助，并指定负责人周文、朱光潜、马宗融、沙汀、罗念生负责筹备。

广州分会，因夏衍来汉之便，即由王平陵、楼适夷负责和他接洽，并指定钟天心、胡春冰、祝秀侠、夏衍等为筹备委员。

长沙方面分会筹备事，张天翼来函报告，即拟发动，总会组织部并拟派专人出席。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抗战文艺》第四期

一月二十八日报告

（一）本会备案批准。本会前在社会部立案，既经批准，照章应再向教育部及内政部备案，现已接到批示，准予备案。

（二）请求补助。本会入款有限，而工作日繁，曾请求社会部予以补助金。社会部批示，本会须拟定助款用途，经理事会决议，会刊增印战地特刊，并创设文艺讲习会。此两项工作，俱需相当经费，即请社会部酌予以补助，以利进行。

（三）襄樊、宜昌两分会成立，本会已先后快函，指示会务进行方针。

（四）昆明分会进行顺利，本会除分函杨今甫、朱佩弦、沈从文、施蛰存、穆木天诸先生指导会务外，并随时通信，期得密切联络。

（五）本会拟举行会员作品义卖，在筹备中。

（六）本会于本月二十五日举行茶话会，欢迎王礼锡、郑伯奇、阳翰笙三君。王君报告英国出版界及文化界对我抗战之同情及活动，郑君报告西北文化界动态，阳君报告东南文艺界情形，均翔实动听，引起会员对国外宣传之注意，并讨论如何与各地文艺团体有更密切之联络。

（七）成都分会成立：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早已筹备就绪，可是直到今年一月十四号才正式成立。是这么回事：当文协总会还未成立，成都的文人已团结起来，发起抗敌协会，并且在地方政府备案。后来，他们听说武汉有了抗敌协会，在中央党政机关备了案，他们就自动的愿把协会改为分会，以利合作。这么一来，可倒费了事。呈请改协会为分会的呈文递上去，地方政府以为总会既在中央备案，则分会自当通过总会，得到中宣部的许可；中央允准，地方政府自然准予备案。于是，成都分会便照着这办法请求总会办理，以便及早成立。不幸，总会刚接到分会的文函，便已经离开汉口，搬到重庆来，事遂搁浅。及至总会迁到重庆，总会本身还须到社会部立案。这样，分会的登记便更提不到了。总会顺利的在社会部立了案，便赶快办理分会登记的事。可是，社会部指示总会：分会成立，须呈报地方政府，无须部中许可。总会于是又急将此意通知分会，促其进行。分会急将呈文递上，而党部声明，民众团体登记尚无确定机关管理；成立会就又开不成了。

本年一月中旬，本会理事冯焕章先生与老舍先生同路赴蓉，总会乃委托二理事指导分会成立事宜。分会筹备委员周文、李劼人等五人早经总会指定，冯理事等抵蓉后，乃与筹备委员措商，函请市政府与市党部派员指导，于十四日开成立大会。是日下午三时半开会，因天气关系，先行摄影。摄影后，在青年会礼堂开会如仪。周文报告筹备经过，冯焕章先生代表总会致词，老舍先生报告总会情况，而后举行选举，当场检票，李劼人、周文、萧军等当选为理事；并通过重要提案数则，时已六时，即散会。基本会员约四十人，来宾百余位，济济一堂，诚盛事也。

（八）纪念一二八。各团体开会讨论纪念一二八宣传，本会派胡绍轩君，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宣传文字由本会负责拟制，当由会员二十人赶写，于二十七日早七时前交齐。

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抗战文艺》第三十一期二月四日报告二月二日理事会决议事项：（一）内江等处请设分会，按章有会员十人以上，方得成立分会。会员不足十人者应暂设通信处。由组织部函复。

（二）组织部应函知陈西滢理事，推动嘉定文艺工作。

（三）组织部应函知楼适夷理事，设立本会香港办事处。

（四）以后本会会刊，须寄送各分会三份至五份即不另寄给分会会员，因分会亦有会刊，双方送阅，赔钱过多也。分会会员如愿定阅总会会刊，限每人一份，按价七扣。

（五）会员住址不明者，在会刊上登广告，期于月内函告本会。

（六）会员登记表格即当付印。

（七）分会会员资格，于月内须开理事会审查。

（八）组织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指定王礼锡、戈宝权、徐仲年、胡风，为筹备员，由王礼锡召集会议。

（九）研究部加聘郑伯奇君负责推动工作。

（十）推定蒋碧薇，方令孺、安娥、黛丽莎、华林、孔罗荪六君，办理晚会事宜。

（十一）决定增加《抗战文艺战地特刊》，俟社会部批准补助金，即行刊发。

（十二）筹备《抗战文艺年鉴》由出版部负责计划。

（十三）由出版部定期邀请本市出版界及各报副刊编辑，商讨扩大抗战文艺运动办法。

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抗战文艺》第三十二期

一月二十日报告

（一）朋友们逐渐的返回重庆了，人多好办事，大家都想把会务调整一下，赶快作出些事来。除篷子理事于十一月返渝外，老舍理事亦于十二月九日随北路慰劳团返渝，宋之的理事和作家访问团团员也于十二日回来，不少文协的友人们去车站欢迎，并于十六日晚间开了欢迎会。欢迎会到七十多人，连伍蠡甫、陈子展、马宗融、胡绍轩诸位，都由北碚赶来；北碚的老向、蒋碧薇、方令孺、赵清阁，与萧伯青几位，因公务不能分身，可是发来一通贺电。邵先生主席，蓬子、之的、老舍，先后报告各处文艺工作的情形；罗果夫先生也到会，与大家畅谈。二十三日下午，在青年会礼堂举行茶会，招待各界：一来是向各界对本会远征的会员的帮忙与关切表示感谢，二来是报告劳军与访问的观感。到会九十多人，由郭沫若理事主席，并请中宣部代表训话——可惜时间已晚，不及请各界代表都给予指示了。

（二）罗果夫先生将要回国，本会已托他带信给《国际文学》编委会，是否可由本会编辑《中国抗战文艺专号》？《国际文学》一向同情于我们的奋斗，屡屡选译我们的抗战作品。此次的建议，想可接受。理事会已请胡风、戈宝权、姚蓬子三位预为选稿，以备应用。

（三）出版部拟将会刊——《抗战文艺》——改为月刊，每期容纳十五万字以上，从严选稿，以期成为足以代表文协的刊物。不过，会中经费向欠充裕，用什么方法能使会刊充实，又不多赔钱，在考虑中。

（四）桂林分会的工作日有起色。本会于暂行给予一点补助费外，并代向地方当局请求经常补助，以便发展工作。成都分会的两个刊物——《通俗文艺》与《笔阵》——也都因经费不足，不能按时出版。本会已函商成都市政府及教育厅——杨市长和郭厅长一向热心文艺宣传工作，而且是蓉分会的经常指导者——设法助款。

（五）各处文艺工作友人，因散处各地，交通不便，深感得不到新书读之苦。本会拟与青记学会和其他民众团体，想法供给大家一些新的书报，在接洽商酌中。本会经费窘迫，而书价邮费又都很高，恐怕一时难以大量的供应；假若各处友人能汇点款来，托本会代为选采寄送，当极欢迎。

（六）本会已函知各分会及通讯处，及早编制二十八年度工作报告，寄交本会。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本会成立二周年纪念日，须汇集各地报告。分给全体会员，故当赶早预备，以免临时着慌。

（七）晋省有许多热心文艺的青年，在军队中与民间担任宣传工作，愿和文协取得联络，本会已允他们成立通信站，互通消息，并讨论文艺问题。

（八）除夕举行辞岁晚会，由华林先生筹备一切。

（九）回教救国协会委托本会理事马宗融征稿，并编辑回教救国专刊；本会会员均乐为帮助。回教救国协会委托本会理事宋之的及老舍编制回教救国话剧，已见于二十九年一月底交稿，由阳翰笙先生担任演出责任。

（十）组织部大忙，已请徐霞村和沙雁二君为该部干事。

（十一）访问团团员正忙着写作，预备出丛书。访问报告在赶制中，脱稿后即当呈递党政委员会。

载一九四○年一月二十日《抗战文艺》四十六—四十七期

一月九日略报

三十年春，会员在渝者甚夥，会务因此旺盛；集会之多，事务之繁，应号空前。入夏，会员多疏入乡，集会匪易；驻会职员虽仍照常办公，而会务无从积极推进。秋间，会友逐渐返渝，虽人数远逊春初，而会务赖以调整。此一年间会务兴落之迹也，宜分款述之：一、经费：本年收入，仍如去岁；而物价腾涨多倍，工作之发展遂感困难。会中职员津贴，灯火房租等，虽在极度缩减中，每月已由二百元增至六七百元。《抗战文艺》稿金，每期约需三四百元。仅此两项，已将入不敷出；后半年中，印刷困难，会刊脱期，支出较少，收支遂得勉强相抵。夏间，城内会所及北碚会所多处破漏，修葺费达千元。

二、会刊：《抗战文艺》五、六月合刊，由《新蜀报》承印。不幸，《新蜀报》印刷厂失火，稿件及印成之件俱遭焚毁。《新蜀报》复刊后，以工人减少，无法代印会刊，乃归别家承办。七月交稿，直至年底，始行印成。此后，应尽力克服困难，不再脱期。会刊稿费，盖在六元至十二元千字之谱。会中每月仅能出三四百元，不足之数，由文艺奖助金委员会补助，深为感激！

三、研究：会中经费支绌，会所复甚狭小，无法购存大量图书，研究工作，因受影响。本年间研究工作之表现，除会员私人发表之著述外，厥为诗歌戏剧，及小说等晚会。此种晚会之任务，已非联络情感，如二、三年前所举行者，而为（一）共同讨论一问题，或批评一作品；讨论结果或刊入会刊，或发表于报端；（二）指定一人，预备专题，向会中报告，而后，听取批评意见。前者如民族形式、诗歌如何朗诵等问题，皆引起热烈的讨论；后者，如抗战（以）来诗歌、戏剧、小说及报告文艺之批评，皆有精到之见解。讨论或报告而外，佐以朗诵等节目，作实际之试验。

春间，此种晚会之举行，非会员参加者每次百人以上。入秋，以宽大会场不易租借，故暂停招待来宾。

秋来，主持研究部工作者为孙伏园、郑伯奇。晚会主持人，诗歌为陈纪滢、臧云远；戏剧为潘孑农、陈鲤庭；小说为徐盈、梅林。

四、分会：因经费欠裕及距离过远，总会与分会间之联络素欠密切，最称憾事。各地分会会务，一年来皆有进展，专就刊物而言，成都分会之《笔阵》，昆明之《西南文艺》，桂林之《抗战文艺》，香港之《中国作家》，曲江之《文坛》，延安之《中国文艺》，贵阳之《文协》，均能于艰苦中刊行，至堪钦佩。总会方面既无余款资助，复以夏间在渝人数甚少，虽稿件亦无力供应，深感歉歉！

五、捐输：春间在渝会员售字献金，得四千五百元，尽数献交政府。年终慰劳抗属，献毛巾百条，捐送杂志一万二千册，运散前方。

六、服务：凡政府召集，或民众团体邀约之集会，本会皆派代表参加；应尽之义务，亦必努力为之。五月、十二月之陪都文化界国民月会，皆由本会主办——十二月系与美术协会合办。三十一年各报纸之元旦特刊，亦于去岁岁末受社会部之委托由本会编辑。高尔基、鲁迅等纪念大会，泰戈尔与沈西苓之追悼，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年纪念，本会皆分担工作或献礼品。端阳日曾举办诗人节大会。

七、救济：日寇突袭香港，消息传来，本会立即派人向政府请求营救，并急电桂林分会设法招待过境文友。政府允拨款十万为救济费，并发官电至港（本会致港分会电报两通，均被退回），指示营救办法。政府顾念文人，至为可感，即两广各处党政机关亦皆电知，妥为招待逃难之文艺作家。但事出仓促，变化复剧，至今仍音信隔绝。今香港已陷敌手，唯切盼在港友人早离险境，逐渐归来耳！在沪会员，或亦遭敌寇压迫；一俟函电到渝，当揭露报端以慰同人。

（会刊脱期，故托《蜀道》代为发表。）

载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新蜀报》

作者：老舍

第一章　不怕，不慌

第二章　多改多念

第三章　怎样运用口语

第四章　写透一件事

第五章　突出主题，安排材料

第六章　谈人物的刻画

第七章　怎样写快板

第一章　不怕，不慌

先说“不怕”。有的人学习写稿子，拿起笔来就害了怕。他以为写稿子一向是文人的事，所以写起来必须多转文，多要笔调；要是光写大白话，一定教人家看不起。于是，他就皱起眉来，本来要写“今天天气很好”，却怕不够味儿；想来想去，写成了“满心兴奋的我，觉得今天天气是伟大无比的”；反倒不像话了。

沉住了气，不要怕，写大白话就好。大白话是咱们嘴里的活语言呵！学习别人的作品是有好处的，但不要专从别人的文章里去搜集漂亮的字眼，硬来装饰自己的文字。那样，一不留神，反倒弄得词不达意了。我们都会说话，就让我们说自己的话吧。说得明白正确，比乱用一些修词好的多；说得简单有力，比说得啰苏累赘好的多。简单明确的文学是好文学，乱用修词的文字不是好文学。不要怕自己掌握的词汇少，写出来的字句不文雅，就放下笔不写。我们要自信能用自己的话，明白清楚地写出文章来。真话、明白话，比什么都好。不必要的形容，不但不能教文字美丽，反倒破坏了文学的简单朴实。我们说，“我们热爱伟大的祖国”，因为我们的确热爱祖国，我们的祖国也的确是伟大。假若我们说，“我们热爱伟大的苹果”，就不大对头了。乱用字是个毛病。我们的窍门是要凭我们自己的言语，写出干干净净的好文章来。

现在说“不慌”。写下来的大白话跟嘴里的大白话不能完全一样。我们说话的时候，可以随时地补充、改正、重复，所以虽然说得不完全联贯、顺当、干脆，可是也能对付着把事情说明白了。写文章可没有这样的便利。写下来的话必须顺当、干脆、贯通一气。因此，我们写稿子千万不要慌。我们必须要先好好地想一想。想一想要写什么，和怎样写。比如说，我们要写一篇东西，报道在“五反”运动之后，工人们怎样积极地搞生产。我们就不必多写“五反”运动里的经过情形；那些情形已是人所共知的，不必再说一遍；我们主要地是报告今天怎么搞生产。这样，我们就可以三言两语地介绍一下，像：“五反运动结束了，我们的厂里有了新气象，”即可转入正文，不拖泥带水。

这样决定好，我们还要想是借着一个积极分子的模范事迹说明搞生产的热情呢？还是把全厂所有的新气象全说出来呢？我们必须先有个决定。有了决定，才能布置这篇报道的全局。要不然，就会东一句西一句地随便扯，不能成为好文章。尽管我们要只写二三千字，也须先写出个提纲，安排好头一段说什么，第二段说什么……。有了提纲，心里有了底，写起来就能顺理成章；先麻烦点，后来可省事。

按照提纲要写第一段了，还是别慌。先要想想这一段都说什么，把要说的都在心中盘算过，然后再动笔。练习写稿子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有了上句，没有下句。那是因为想一句就写一句，不晓得盘算全段儿。想起一句说一句不是好办法，那很容易写得前言不搭后语，勉强凑成一篇也会是胡涂文章。

盘算好了一段，就按着我们自己的语言写下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这一段话写得清楚明白，既不东一句西一句那么随便扯，又不绕着弯子去找我们自己不完全了解的字眼。呵，我们要是能用自己的话写出一段清顺的文字来，那真够快活的！

第二章　多改多念

文章必须修改，谁也不能一下子就写成一大篇，又快又好。怎么修改呢？我们应当先把不必要的话，不必要的字，狠狠地测去，像农人锄草那样。不要心疼一句好句子，或一个漂亮字，假若那一句那一字在全段全句中并不起什么好的作用。文章正像一个活东西，全体都匀称调谐就美，孤零仃的只有一处美，可是跟全体不调谐，就不美。比方说，一个人长得并不俊，服装也不整齐，可是戴了一顶极漂亮的帽子，那能教他变成美人吗？不能！文章也是这样。“愤怒的葡萄”呵，“潺潺的流水”呵，单看起来也许不错，要是放错了地方就不中用；删去它，别心疼！若是整段可有可无，整段就都可以删去。文章必须简练经济，不要以多为胜。一句话说到家，比十句八句还更顶事。不着边际的话一概要删去。

这样“锄”一两遍，看一看全篇已经都联贯清楚了，再细细修改字句。首先，要把不现成的字，换上现成的字，把不近情理的字，换上近情理的字。比方说，我们的小猫在屋中撒了一泡尿，我们便写“这使我异常愤怒”，便似乎不大近情理；不如说“我有点生气”。一个爱洁净的人是可能因小猫这个举动生气的，可不见得就“异常愤怒”。反之，我们听到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滥炸平壤，而只“生了一点气”，并不“愤怒”，就不近情理。要打算教文章带感情，能感动人，我们必须揣摩我们的话语近不近情理。

文章通体都顺当了，我们须再加工，起码教重要的句子有力量，带感情。由心里说出的真情实话必定有力量。文字的力量来自我们的思想与感情，不来自从字典辞源找来的字汇词汇。我们的思想好，感情厚，我们就一定能教普通的话变成很有力量的话。在我们和人争辩的时候，我们不是也说普通话么？可是往往很带感情。写文章也能够这样。我们要相信自己，确是能用大白话说得一针见血，我们就敢放胆地下笔了。我们写稿子要有斗争地主、奸商，或贪污分子那样的勇气，一句话把对方说得低下头去。我们会说这样的话吗？会！好，为什么不把这样的话放在文章里呢？心里的真话——有思想有感情的话——是文艺作品的话。

为多修改就须多念自己的文章。这里所说的“念”是朗读的意思。文字写在了纸上，我们不容易知道它们的声音好不好，音节好不好，用字现成不现成。非出着声儿念不可。嘴里念，耳朵听，我们会立刻听出文字的毛病来：有的句子太长了，应当改短；有的句子念着绕嘴，必是音节或字眼安排得不对劲，要设法调换修正；有的句子意思好，可是念起来不嘹亮，不干脆，听着不起劲，这必是句子的结构还欠妥当，或某几个字不大现成，应当再加工。一个好句子念起来嘴舒服，耳朵舒服，心里也舒服。我们拉胡琴必须先定定弦。我们朗读文章，正好像拉拉胡琴，试试弦，声音不对就马上调整。

念给自己听是个好办法，可还不如念给别人听。别人的耳朵有时候比咱自己的更可靠。特别是诗和话剧，一个字用的不好不对，听者马上就会感到别扭。我们必须要求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先能教别人听得明白，然后更进一步教别人听了挺过瘾。可千万别把自己的文章藏在口袋里，不敢念给朋友们听；也别怕朋友们听了提意见。说到归齐，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听的呵！

我们还要多念别人的作品，这里的“念”是阅读的意思。光自己写，而不多念别人的作品，不容易进步。顶好是写和读并进；自己常常练习写作，也不断地阅读好作品。自己老不写，就不能充分得到阅读作品的好处；光自己写而不阅读作品，就不能吸收经验，丰富自己。作品是写作经验最具体的表现。我们从一篇作品里，可以看出作家怎样运用文字语言，怎样描写风景，刻画人物，怎样布置全局，怎样安排各处的情节。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细心体会的。这样学习了一篇作品，我们就会明白：原来一篇好作品是一个艺术品，处处都是事前布置好了的，所以那么有层次，有发展，有起有落，有头有尾，不是随便一写，顾前不顾后，或这儿太多，那儿太少，一疙瘩一块的。

怎么去写一件事，应该由作者自己决定——怎么写的最经济，最有效果。这就是说，我们不必去摹仿别人。我们念别人的作品是为丰富自己的经验，而不是为照猫画虎地去套别人的套子。这一点很要紧。比如说，念了别人的作品，我们看明白人家能用三言五语刻画出一个人物，好，我们便应当学这个方法，也设法去用三言五语描画出个人物，可不是人家的人物姓王，咱们自己的人物也得姓王，人家的人物爱唱戏，咱们的也得爱唱戏。我们要从别人的作品中学来写作的方法，而后运用这方法去自己创作，若是照着葫芦画瓢，人家怎么写我也怎么写就不对了。况且，即使一部好作品，其中也难免有薄弱的地方。有的作家很会刻画人物，而不会安排情节，有的很会描写风景，而文字不大利落。在我们念作品的时候，须“睁开眼睛”，看到好处，也看到坏处，从而学那优点，不学那缺点。要不然，把别人的缺点都学来，就越学越坏了。

第三章　怎样运用口语

在第一段里，咱们说过，大白话是咱们嘴里的活言语。大白话就是口语。用口语写出来的东西容易生动活泼，因为它是活言语。活言语必然念起来顺口，听起来好懂，使人感到亲切有味。

让咱们还先从用字用词上说起吧。

（一）要现成。作文章应当用现成的字和词，在前面已经略略交代过。现在，不妨再说一说，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您看，我时常遇到这样的事：某同志已在工厂或部队生活过好几年，很想写出他所熟习的生活，可是写不出来，据他们自己说，是因为缺乏字汇词汇。有的同志还给我来过信，问缺乏字汇词汇怎么办。这使我很纳闷。难道在工厂或部队生活过好久，就不知道各种机器和各种武器的名称吗？就不知道工厂里部队里的日常用语吗？“迫击炮”就是“迫击炮”，并没有别的词汇可以代替呵。“计件工资”就是“计件工资”，也没有别的词汇可以代替呵。再说，既在工厂或部队里生活，每天都要劳动，办许多事情，难道不说话吗？至少，大家也得跟别人一样，有吃喝起居等等事情吧！那么，“吃饭”就是“吃饭”，难道因为作文章就须改为“进馔”么？

我看哪，这是犯了咱们在第一段说过的毛病，就是他们总以为一拿笔写文章就得放下日常生活的言语，而另换上一套。这个想法不正确。您看，作家们不是时常下厂下部队去学习工人和战士的语言吗？假若工人和战士没有丰富的言语，作家们干什么去向他们讨教呢？毛病呵大概是在这儿——有的工人和战士有点轻看自己的语言。的确，一位工人或战士说不上来一位教授的话，可是工人或战士一时并不会去描写一位教授的生活。况且，一位大学教授也并不对学生们说：“上课矣，尔辈其静听予言！”同志们，文字越现成越有力量，不要考虑什么文雅不文雅。“小三儿把衣裳弄脏了”比“小三儿将衣裳玷污了”要有劲的多。“汗流如浆”远不及“汗珠儿掉在地上裂八瓣”那么生动深刻。躲着生活中现成的词汇不用，而另换一套，是劳而无功的。

（二）要选择。看了上边的一段话，我们就知道写文章须用现成的字与词。可是，这并不是说，凡是现成的字与词都可以拍拍脑袋算一个。我们须细心地选择一下，看哪个最合适。

比如说，“上学”和“入学”两个词本来是差不多的，可是它们并不完全一样，我们就不好随便地用。“小三儿上学去”是说小三儿到学校去；“小三儿入了学”是说他考中了，入了学校。这样，一个“上”字和一个“入”字就不能乱用；一乱用，意思就不明确了。再比如说，“行”跟“走”本是一个意思，可是我们不说“我行到东安市场”；在这里，“走”字现成。赶到我们说“行军”的时候，又必说“行”，不说“走”；“行军”现成，“走军”不像话。现成不现成就是通大路不通大路，大家都那么说就现成；只有我们自己那么说就不现成，我们应当留点心。

再看，“作”“干”“搞”三个字不都是一样的么？可是，我们要先选择一下，看看哪个最合适。在“他作事很认真”这一句里，“作”字最恰当。我们不能说“他干事很认真”，或“搞事很认真”。在“你要好好地干”里，“干”就比“作”和“搞”都更有劲。“他把事情搞垮了”，“搞”又比“作”和“干”都更恰当。

这么一看，我们就可以看明白：那些发愁字汇词汇不够用的同志们也许并不缺乏字汇词汇，而是不会选择与调动自己知道的字眼儿。用现成的字眼儿作文章，必须注意怎么选择，怎么调动。这就是说，我们须给我们平时用的语言加点工。平时，我们用错一两个字，也许没有太大的关系，写文章可不许用错一个字。用错一个字，话就不明确，成了胡涂文章。我们学习写作，先别光发愁字眼儿不够用，到处去找什么“潺潺”呵，“熊熊”呵，“涟漪”呵，有了这些半死不活的词汇并不能教咱们写出好文章；没有它们，我们还是能写出好文章来。最要紧的是把咱们知道的字眼都用得恰当合适。作文所以是费脑筋的事，就在这里——写在纸上的字要个个明确，个个合适，我们要想了再想，不许马马虎虎。为了“作”“干”“搞”这类人人知道的字也要用脑筋细想细选。这就叫作“推敲”。有一个古人作了一句诗：“僧推月下门。”后来一想，“推”字不如“敲”字好，因为“推”字的动作太“瘟”，不如“敲”字的动作既有动作，又能出声儿。您看，同是现成的字，有响声的就比哑叭字好得多。当然，推门也可能出声儿，可是推门的声儿不像敲门的声那么响亮，那么好听。我们作文或作诗，也得下些“推敲”的工夫。想了再想，一点也不随便。这是我们必须下的一番工夫。不下达番工夫，而只想大笔一挥就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没有那回事。我们作文既不要先害怕，也别着急。作什么也是一样，都是功到自然成。

（三）新字新词。照着前边所说的，我们是不是应当吸收新的词汇呢？一定要吸收。“抗美援朝”，“爱国卫生运动”，都是几年前所没有的，而现在已成为尽人皆知的，我们怎能不用呢。它们已经成为大家口头上的，而且没有别的词汇可以代替它们，它们也就都现成。

可是要当心，要用一个新的词汇，必须先十分明白了它，千万别似懂不懂就乱用。“检查”是“检查”，“检讨”是“检讨”，不能随便将就。自己不明白一个字一个词，就赶紧去向别人讨教，千万别不懂假充懂，那最误事！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那些发愁词汇缺乏的同志们。我看哪，他们心中也许有许多词汇，可是一到用的时候就抓了瞎，到底这个词怎么讲呢？不用它吧，不行；用吧，心里没底！所以他们发了愁。假若他们平日有“不明白就问”的习惯，他们一定用不着这样发愁。把平日口头上说的词汇都重新检查一下，看看到底真明白了多少，也许是个好办法。不明白的赶紧去问。我们要运用口语，就不能不用口头上的新名词，要用它们就须先明白它们。不这么办，我们不易丰富自己的语言。

以上是由用字用词上讲怎么运用口语。以下另说两件事：（一）应否用土话。口语里有许多土话；土话在一个地方现成，在另一个地方就不现成，或甚至完全不懂，所以我们用土话的时候得考虑一下。我们顶好用普通话写文章，少用或不用土话。我们全国都正在进行推广普通话的运动，所以我们写文章也该用普通话。这是我们的一个政治任务。不会说普通话怎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学。

（二）造句。从造句上说，我们也要遵照口语的句法。一般的说，中国话在口头上是简单干脆的，不多用老长老长的句子。我们往往爱犯造长句的毛病，不但念起来不自然，不悦耳，不易懂，而且有把自己也绕胡涂了的危险——自己已绕胡涂，读者就更胡涂了。按照我的经验，我总是先把一句话的意思想全，要是按照这点意思去造句呢，我也许需要一句很长很长的话；于是，我就用口语的句法重新去想，看看用口头上的话能不能说出那点意思，和口头上的话怎样说出那点意思。我往往把一个长句子分成好几个短句来说，既能把意思说明白，而且说得很自然，挺带劲，不拖泥带水。用这个方法造句，写出来的一篇东西虽不能完全是口语，可是大致都能接近口语了。思想尽管深，能用普通的句法说出来，思想就变成谁都能明白的事儿了。

第四章　写透一件事

关于这一项，分三段来说吧：（一）写自己真知道的事，不写自己不十分知道的事。一个学生不写学生的生活，而在报纸上找些婚姻法宣传资料去写，一定写不出什么名堂来。写东西非有生活不可。不管文字多么好，技巧多么高，也写不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是工人，就写工人的生活。

这样，写作范围不就太小了么？只要写得深刻，范围小点没有什么关系。一位伟大的作家的确能够写出许多不同的人物，好多不同的事情，可是咱们现在的目的是先写好一件事，还不能希望马上成为伟大的作家。咱们今天若能好好地写出一篇反映真实的报道，诚诚实实地宣传咱们厂里新找到的窍门，从而传布到全国，推行到全国，咱们的功劳可就真不小！咱们若能就着咱们所知道的一件事，写成个独幕剧，使全厂的或几个厂子的同志们看了戏，都受到感动，增加了生产，咱们也就立了功。不怕写的少，就怕写不好。写出十几句话的一首好歌子，风行全国，到处起很大的鼓舞作用，功劳也不小呵！

（二）抱定一个题目写，不要一会儿一换。初学写作的人往往有这个困难：很高兴地看中了一件事，打算用它写成一篇小说或戏剧。可是，及至一动笔，才写了几句就写不下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其中最常遇见的一个是我们只看见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见它的根儿，所以写了几句就搁下笔，怪扫兴的。我们不应当这么容易动摇，而应当深入地去挖那件事的根儿，养成我们对事事物物要刨根问底的习惯。我们的责任就是遇见事必去刨根问底。假如我们老满足于事情的表面，看见一件热闹的事，不求甚解，动笔就写，写不出就扫兴，一来二去我们就丢了信心，不想再拿笔了。反之，我们若是抱定刨根问底的态度，我们就会慢慢地体会出来，不管事情多么热闹或多么简单，不过都是表面的现象。赶到咱们挖到事情的根儿上，热闹的事也许原来很简单，简单的事儿也许并不那么简单。事情的根儿就是问题所在。

找到问题，咱们心里可就透亮多了。呵，原来这件热闹的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很简单哪；原来那件简单的事倒并不应当轻视，问题不小呵。这样，咱们就不再被表面的现象迷惑住，也就容易判断出哪个值得写和哪个值不得写，不再冒冒失失地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笔就写，也就减少了因写不出而扫兴灰心的毛病。

一旦找到问题就死不放手，加劲儿挖掘它的根儿，越挖越深，咱们也就越有的写了。呵，昨天老张闹脾气，原来不是因为肝火盛，而是他有个思想问题。什么思想问题呢？他呀不明白“计件工资”的好处。哪一点他不明白呢？他呀不明白工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您看，当作一个问题看，咱们就能由老张个人闹脾气看到国家利益上去，这不就有好多话可说了么？抱住这个题目挖吧，别放手！

还有，看到了问题就得解决问题。这么一来呀，咱们的文章可就有头有尾，是个整的了。要是只形容了老张闹脾气，当然没有多大意思。光加上两位弟兄拉着他去吃一顿饺子，老张才有了笑容，问题也还没有解决。我们得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可就热闹了。光劝说还不行呀，得一面说服，还一面教他看到积极分子的实际行动呵。老张的为人虽然怪好的，可是个性很强呵，这就得用种种方法感动他，教他心服口服地打通了思想。要是能四面八方使劲，具体地写出老张怎么改变了态度，变成热烈拥护计件工资制度的，这篇作品必能发生很大很好的影响。我们看问题，挖问题，而后解决问题，我们就能写出相当好的作品来。不抱住一个问题挖到底，而随便今天试试这个，明天试试那个，必至一无所成。

（三）能抓住问题就不至于千篇一律了。一个问题怎么来的和怎么解决的，必与别的问题的来龙去脉不同。同一样的问题又因为人物的性格不同，工地不同，时间不同，而有特点。我们要细心地看，看问题，看人物，看地点，看时间，把有关的事物都看了，自然会写出一篇与众不同的东西来。

工人同志们一写到解放后的生活提高，往往就描写家里吃饺子。不错，吃饺子的确是好现象；可是，千篇一律都说包饺子就不新鲜了。难道不许吃炸酱面么？再说，真要是看出问题，不提包饺子也不要紧。要写透一件事必须钻到事情里边去，可千万别不管是写什么问题老先预备下一个套子——老拿包饺子开始！钻到问题里面去就必定有话可说，用不着套套子。

也许有的工人同志要问：我们能那么细心，钻到问题里面去吗？我说：能！一定！您是工人，您能掌握那么复杂的机器，能找窍门，能发明创造，怎么就不会钻到一个问题里边去，写透一件事呢？您多半是有点害怕，以为没有现成的套子，就怕写出的东西不像样子。您不必胆小，那些套子不是给您预备的，只要您肯用心，肯下工夫，您会创作！

第五章　突出主题，安排材料

突出主题与安排材料，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干什么要安排材料？就为的是突出主题。

不管是写什么，小说也好，戏剧也好，咱们得先打定主意——要表现什么一个道理。

道理不要多，初学写作的顶好是抱定一个道理来说，切勿贪多。贪多必会顾此失彼，越写越乱。

还拿老张闹脾气那件事来说吧。一个有本事的作家会巧妙地调动材料，照顾到计件工资运动的全面。他会写出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怎么起带头作用，影响了别人，也写出保守分子的多种多样的顾虑。同时，他也写出领导上怎么布置工作，使运动稳步发展，不急躁冒进。他也会写出干部中间有什么思想情况，领导上如何鼓励积极分子，如何教育落后分子。这样，他把这个运动的全面都照顾到，随时用具体的事情说明许多道理，而这许多道理又能都碰上那个总道理，有力地帮助发挥那个总道理——只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国家建设才能迅速发展，工人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国家建设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可能用这些事儿写出个五幕的大戏，或是十多万字的一部小说。

可是，我们初学写作的就不易一下子写出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小道理，而后又汇成个大道理。我们顶好抱定一个道理来说，比如只说老张一个人怎么由想不通而想通，怎么由闹情绪变为热烈拥护这件事。这就是咱们这一篇东西的主题——老张在建立计件工资制度中的转变。这个主题的道理就是国家利益和工人利益是一致的。

规定了主题，咱们就该安排材料了。一个人有一个人安排材料的方法，所以同一主题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写法。咱们现在只提出几条办法作参考，至于实际上您怎么安排材料，还是由您自己决定；要不然，岂不又犯了按照格式往上填材料的毛病了么？

咱们应当先介绍老张，他是这篇东西的主人呵。怎么介绍呢？咱们知道他正闹情绪，是不是就大撒巴掌没结没完地写他怎么闹脾气呢？不是！咱们的任务不是专形容老张怎么闹脾气。假若咱们把他形容成摔家伙，打板凳，见着人就瞪眼吵嘴，那还像个可爱的好工人么？他要是任性地无理取闹，他还能转变么？尽管您确是看见过老张大发脾气，您也不必都写上，多写不要紧的事没有好处。写作得知道哪里该使劲，哪里不必多使劲，这就叫艺术的手腕。假若您把老张闹气写得生龙活虎，赶到写他自己作思想斗争的时候可能倒没有声色了。思想斗争不是比闹脾气更重要么？您搬五块砖不会用搬十块的力气吧？作文也是那样。

该少写的就不多写，换句话说，就是“该收敛的就不铺张”。您看演员们唱戏，不是把力量用在必须叫好的地方吗？

该把力量留在后边用，别一出来就满头大汗地使劲，还拿唱戏作比方：演员一出来就冒着调唱，恐怕后来就不易唱下去了。

劲儿要慢慢地使，一步比一步紧，越来越使劲；您要是参加五千米竞走的时候，一放枪就把力量都拿出来，就怕后力不佳，得不了第一。

关于老张的闹脾气无须多写，有几句就行了。这不过是为介绍出个人物，和他的思想情况；不必多铺张。

他怎样生气，要根据他的性格来决定。性子暴的和性子温的人，连闹情绪也各有不同。老张是哪路人呢？要先想好，为的是好借着闹情绪就表现出他的性格来。吹胡子瞪眼睛的必是暴性子，低着头生闷气的必是个软性子。我们若一下笔就决定了人物的性格，后面就好布置了。暴性人痛快，说怒就怒，说喜就喜。他的转变过程可能快一些。反之，软性子人嘴中不多说多道，可是心里有数儿，转变就许慢一些。我们要注意这些，以便人物性格的发展和事情的发展相辅而行，近情近理。

把老张介绍完了，又怎么办呢？我想，您必定知道许多有关于他的事情。那么，就挑选一下吧，看哪个事情最能打动老张，使他转变。您知道的虽多，可不必都写上，请您挑选挑选，用那最有劲儿的事情。写东西得会抄近，不要绕远。您知道十件事，都有关于老张；那么就找一两件最生动有力的用上，别把十件事都拼上。厨师傅的手艺要表现在作一盘糖醋鱼上。他把糖、盐、醋、油都配合得那么好，作出来的鱼又嫩又美，既不太甜，又不太酸，咸淡也正合适，这是本事。他的手艺不表现在拼盘上，本来嘛，都是现成癋味，拼在一块儿，多一样少一样都无所不可，算什么本事呢！知道的多，写的少，您心里就老有底，处处有话可说。知道的少，偏要写的多，必定捉襟见肘。写的少而合适，必定比写的多而不发生作用强的多。

也许，老张的转变是由于开大会的时候，听了领导上的大报告，受了感动。尽管这是事实，您可别那么写。假若您是写一出戏，您怎好用开大会去解决问题呢？您看，舞台上，大家静坐，一个人讲一个钟头的话，而后老张立起来说，我明白了！这算什么戏呢？这不行！就是写小说，这么办也不行！好家伙，您把大报告都抄上，怎能算是小说呢？您得把大报告里最适于说服老张的道理，借着一件事情，对症下药地教老张知道了，教老张开始动摇一下。然后再找一件具体的事，再动摇他一下。而后，慢慢地他才想明白了。不管是戏，还是小说，您得找矛盾，找冲突。俗话说：不巧不成书。这可不正确。我们应当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不能成书。

可能老张自己就有许多矛盾。他是爱劳动的人，平日干活相当积极。可是，他也许不愿意教一种新制度管束着，以为那是领导上看不起他，不信任他。也许是他自己愿意干，而顾虑小组里的别人的能力差，万一把事情弄砸了，他也受连累。也许他……您须选择哪个是老张的主要的心理矛盾，哪是次要的，好去布置到后来怎么扭转他的思想，用什么具体的事实说服了他。

他跟别人也有矛盾。这，我们就须选择一两个正面的人物，来批评他，规劝他，感动他。

这样，利用活的人和具体的事，始终围绕着主题进攻，一步比一步紧，一直攻到高潮，而后解决了问题。咱们的眼睛始终要盯住了主题，安置一个人和一件事都要与主题有关，不扯一句闲盘儿和废话——自然，当您练习多了，有了经验，您是可以放松一点，多安插上一两个小情节，使文章更活泼一些。这可是后话，现在咱们正在学习，顶好是死死地抓紧主题，别耍俏皮。

照咱们这么说，写个作品可真不容易。您先别怕，练习过几回，您就慢慢地摸着门了。请您记住下边这些意见吧：先搜集材料，越多越好。

最好的材料是您亲身经历的事情。从别人嘴里听来的，只能作补充材料，别把它放在最要紧的地方。

有了许多材料，就开始决定主题是什么。

决定了主题，心里就盘算：该用哪几件事和哪几个人呢？别贪多，两三个人，一两件或两三件事就能写成一篇东西。人物一出来就是一大群，非闹迷了头不可！

决定了人和事，您再盘算，该先说什么，后说什么。盘算过几次，您心中就大概有个谱儿了——这就是说，当您还没动笔，您已经想好了全篇的布局，从哪儿起，到哪里收。一眼看到底是最保险的办法。假若您还没想好一篇故事中的收尾，就先别动笔写头一句。

当您盘算的时候，您须认清，要拿人和人的冲突，事和事的矛盾，编成一个故事。您可别这么想：一开头我用《人民日报》的某一篇社论的哪几句话，然后隔不远再用大报告里的哪几句话；然后再教某个人物背一段什么文件。您以为这么处处“有诗为证”就可能使主题突出了，其实不然，咱们不是作“八股”文章。咱们是用活生生的人与生动的事表现出主题，教读者看见这些人这些事不但明白其中的道理，而且受了感动。对了，是教读者受感动；这才是文艺作品的力量。咱们教读者看见老李老王，而且看见他们的生活与思想，教读者喜爱老李而不喜爱老王，教读者佩服老李的所作所为，而批评老王的行为。咱们就是这样用活人活事表现主题，使读者不但明白了一件事，而且从心里愿意随着咱们的意思去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受到教育。拿李逵来说吧，《水浒传》里并不细细说明他每一举动都有什么革命意义，可是通过他的真杀真砍的行动，咱们看出来他确是农民造反的一位好汉。咱们也须这么写东西。为突出主题，咱们顺着主题思想，像一根线似的，串起人物和事件，使读者看见这些人和事不但明白了主题，而且接受咱们的思想——真好，这说的对！

还须记住：人物和事情不但须串在一条线上，还得逐步地发展，像一朵花似的今天吐了蕊，明天就开开了，放出香味。因此，我们得把事情排列好，准备下发展的条件。还拿老张来说吧，假若咱们一开头就说，老张是个顽固透顶的家伙。这可就坏了，咱们把门堵死了，没法再发展。反之，咱们一开头就说，老张的个性很强，可是很爱思索事儿。这就好办了，因为他好思索事儿，他就可以转变；因为他个性很强，所以虽能转变，而需要相当长的过程。这么着，咱们可就给他预备下了发展的条件。好吧，咱们就布置吧：先说他闹情绪，而后再说他怎么和老马冲突起来，而后又说他怎么看见老刘爱惜国家财物，在雨地里拣碎麻绳儿，剁成麻刀用，他受了点感动，而后……就这样一层一层地发展，一直到他转变。

发展要自然，活像那么回事儿。在旧日的戏曲里，往往犯这个毛病——“戏不够，神仙凑”。戏弄不转了，怎么办呢？来个神仙吧。一阵狂风，神仙来了，把被困的英雄救了出去。这不叫戏，而应当叫作变戏法儿。咱们可别变戏法儿！咱们得就着真人真事从新安排，教咱们的故事层层发展，发展得自然，近情近理，可不能无中生有，忽然来一阵狂风！前面交代过的，后面加以发展，千万别在半中腰忽然钻出个新情节来。

所谓把真人真事从新安排，就是教咱们所写的人，所写的事，比真人真事更突出。比方说，老张是个不坏的人，可是说话有点结巴。我们若是照实描画，也得教他结巴，那就容易招笑，破坏了一个严肃的故事。不必提他结巴。反之，我们形容一个坏主意很多的人，原来的“模特儿”并不结巴，而咱们教他结巴也好，因为他有时候假装结巴，好匀出工夫想坏主意。对于真事也应考虑，我们若是写报道呢，就该绝对照实事去写，不可随便乱写，以假报真；我们若是写小说或剧本呢，就不妨以真事作底，而把它的前后次序和拐弯抹角的地方变动一些，教它更集中，更有劲，更能帮忙突出主题。我们不妨把老张的鼻子安在老李的脸上，也不妨把老李的事放在老张的身上，反正怎么合适，怎么更有劲，就怎么办。我们要知道的多，而写的少，就是为了这个——越知道的多，越便于调动。真人真事不过是材料，我们要把他们和它们调动得更突出有力。我们是在创作，不是给老张老李照像。

第六章　谈人物的刻画

人物最难写。可是，在小说和戏剧里一定得有人物。就是在一段故事性的鼓词里，也非写出人物不可。小说和戏剧这类的作品的目的就是用人教育人。小孩子念童话，看到小狗熊早晨起来先刷牙漱口，就也不再等妈妈催促，自动地去刷牙漱口，向小狗熊看齐。在小孩子的心里，小狗熊跟人一个样，所以童话里就用动物当作人去教育小人儿们。对小孩子讲一片刷牙的好处，也许不如用小狗熊作榜样的效果那么既快又好。成人也是如此，跟他讲道理，他可能毫不动心，用几个活生生的人给他作榜样，他就会受到感动。

我们必须重视人物的创造。人物，在文艺作品里，占最大的分量。文字与结构等等也要紧，人物可是特别要紧。假若一本小说或戏剧里的文字很美，事情也好，可是没有人物，就很难成为一本好小说或好戏剧。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样子。我们写作品必须先教读者看见人物的样子。咱们念过《水浒传》以后，一闭眼就能看见李逵和武松，因为《水浒传》里把他们的样子都生动地介绍给咱们了。作品里的每一个人必须有一定的样子，为的是教读者认识他们，而后决定喜爱哪个讨厌哪个，跟哪个作朋友，拿哪个作敌人。我们喜爱英雄，英雄必有英雄的面貌；我们憎恶坏人，坏人也有坏人的嘴脸，都活生活现。读者就从这不同的人物形象中得到教育，学英雄，不学坏人。咱们是先用人物吸住人，哎呀，林冲多么好，高俅多么坏；而后教读者得到教育，同情林冲，憎恨高俅！

一个人的样子的形成，一来是靠着天生来的长像，二来是靠着环境和职业。一个人的眼睛大是天生来的，可是因为环境不好，或长期收拾钟表或作校对工作，他的大眼睛就容易变成了近视。我们须把这两样结合起来，教人一看就看清他是什么样子，和他是作什么的。一位大眼睛的教师就跟一位大眼睛的壮士不大相同。一位工人和一位农民也不相同，尽管二人的身量与模样都差不多。这须经常地留心观察，而且千万别写您不知道的人。

可是一个人物不能专靠样子支持着，他还必须有自己的性格。性格比样子更重要。李逵长得并不怎么好看，可是我们喜爱他，因为他有个好性格。我们爱他的性格，也就爱他的样子了。一个漂亮的人而没有好性格并不见得可爱。一个人的举止行动多半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

怎样使性格与样子配合起来呢？一个人的样子不一定跟他的性格表里一致。一个豹头虎眼的汉子可能胆子并不很大，一个白面书生可能浑身是胆。不过，初学写作的人顶好教人物里外一样，简单一些就容易写一些。虽然这么写有时候使人物不够深厚，可是保险不会写乱了。形容一个笑里藏刀的人，模样满漂亮，脸上老带着笑容，可是嘴里说好话，脚底下使绊儿，的确比形容直筒子脾气的心口一致的人更有意思，可是假若技巧不高，就不容易写到好处，反会令人莫名其妙。一个人的外形与性格一致呢，我们就不会写走了样子。一个人的性格复杂还是简单，我们也要量力而为，不可一上来就找个性格顶复杂的人来写，那很容易把咱们自己绕胡涂了。写外形最好三言五语就交代清楚，不要拖泥带水地说上没完。读者希望很快地看见一个人物的面貌，而且容易记住。我们也就应当满足读者这样的要求，不可只抓住人物的耳朵形容上一大车话，那会使读者感到厌烦。我们须把一个人物的外形特点看透了，而后用最简单有力的形容写出来，教读者一下子记住。比如说，有那么一个奸商，他的外形特点是脖子很细很长，我们就抓住这特点，说他的脖子像一根鸡腿，而后略略道及他的眉眼，读者便容易记住他。

同样地，写性格也要干脆，不要拉不断扯不断地多扯。更要紧的是前面怎么交代，后面怎么发展。这就是说，写东西要不错眼珠地老盯住人物。介绍的时候已说过，某某的细长脖子像鸡腿，隔不远就再顺手儿提一下，使读者再看见这特点，就加深了印象。对于性格也是这样，介绍之后，人物不是要作点什么吗？好，老顺着他的性格去写，他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正和他的性格相合。一个性格强的人遇到困难必不肯轻易低头，一个性格软弱的人遇到困难就马上皱眉。光说他性格强或弱，空口无凭，我们必须教他遇见点事情，看他到底是强还是弱，怎么强和怎么弱。所以，故事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发展是结合在一块儿的，而不是人干人的，事干事的。包公的性格正好配合上铡美案的事情，假若咱们教秦香莲没遇见包公，而遇见一个软弱无能的官儿，可是结果也把陈士美铡死，那就不能令人信服了。眼睛盯住您的人物，教事情一次再一次地考验他的性格，人物的性格就越来越明显，越突出。

您得老惦记着您的人物，想着他，看着他，直到他成为您的最熟识的人。一闭眼，他就能立在您的面前。他怎么说笑，怎么思想，怎么行动，您都知道。这样，您就会随时地用行动、举止、言笑烘托他的性格，越来越明显。他说的话一定是他说的，不会是第二个人说的；他作的事一定是他作的，不是第二个人作的，这才能教读者看着对劲儿，不住地点头称赞：写的真对！

假若您写的是个假貌为善的伪君子，您会教他的手心上老出着凉汗，跟人家握手的时候，使人感到像摸住一条又凉又湿又滑的鱼似的那么不好受。他这么一伸手呵，就露了点原形——他心虚呵，所以手心上老出凉汗。而后，您教他说话了。他的话总是那么过度的谦卑，一会儿一个：请您批评！请您提意见！或是：您看，我还有什么缺点？其实呀，他一点也不喜欢人家批评他！而后，他作事了——只顾自己的利益，绝对自私，甚至于盗窃国家资财，可是嘴里不住地说“为人民服务”。您看，读者能够不记住这位伪君子，不恨他吗？谁能愿意跟他握手、交谈、共事呢？读者愿意把他送交法院呵！您也真那么办了，在故事的结尾，您确是因为他盗窃国家资财，把他送到法院去，这怎能不大快人心呢！

写反面人物是这样，写正面人物也是这样，都是先简单明确地介绍了人物，而后用事情考验他，使他的性格越来越突出。情节进展了一步，人物性格也更显明了一些，故事才会合情合理的发展。光说人，而不给他事作，一定摸不着边儿。您看，我们记得武松，因为我们记得他杀嫂和打虎那些事。若是《水浒传》中只泛泛地说了武松的身量多么高，力气多么大，而没有具体的事情表现他的身大力不亏，我们一定不会记得这位好汉。我们不大记得关胜，因为他没作过多少事情，性格也就无从充分显露出来。光说事，而忘了人，也一定不行。那是事实的报道，不是小说或戏剧。假若您决定写一篇关于一件事的报道，您可以源源本本地写事情，不必多管人。您若是想写小说或剧本，就不能只管事，不管人。写出人物才算好的创作。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就会写出不同的人物，不至于大家都是一样，不至于人物可以彼此替代，叫他张三也好，李四也好。不，张三就是张三，一定不是李四。只有张三一定是张三，李四一定是李四，我们才能使读者特别注意这个人物，同情或憎恶这个人物。这就是说，咱们的作品才有了感动力。反之，咱们的人物若只是“有那么一个人”，姓什么都可以，作什么都可以，读者便不会对他发生兴趣，而且把咱们的作品扔到一边去了。抓住性格，我们就抓住生活的根儿——一个人的性格是由他的阶级、教育、经历、环境等等培养成的。我们必须多知多懂，把一个人物的生活咂摸透了，才能创造出有突出性格的一个张三，或一个李四。

我们无须在这里多分析性格与思想的关系，因为那或者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帮助。我们只须这么交代一下：假若一个人对一件事的作法是由他的性格来决定，我们就可以说，一个人对一件事的看法是由他的思想来决定。因此，我们必须经常留心观察，不但看大家怎么行动，也要找到支配着行动的思想。设若我们只看行动，我们就不易找到根儿，摸不着思想问题。比如说，这儿有两位工人同志同时作了干部，为说着方便，咱们就叫他们老冯和老丁吧。老冯作了干部，还舍不得从原住的工人宿舍搬走。老丁呢，刚作了干部，就端起架子，坐在办公室里不肯出来。为什么呢？这一定不是无缘无故的。假若咱们追究追究，咱们就会明白：原来老冯一向热爱弟兄们，心里没有一点升了官儿的思想，虽作了干部，还愿意和弟兄们在一块儿。老丁就不然了，他有把干部看成官儿的思想，所以一作了干部就端起架子来。而且，他以前的积极可能并非单纯地出于为人民服务的真心，而是一种手段——好赶快地受到提拔，去作干部。您看，一个人说什么话，作什么事，不都是他的思想情况的具体表现么？我们若是摸到人的思想情况，就摸到他的底，然后才能设法解决思想问题。我们若能摸着人物的底，我们就能抓到矛盾，看出为什么一件好事会变成坏事，一件不太难办的事为什么出了大岔子。抓住思想问题就抓住一件事的根儿，不至于东碰一头西捞一把地乱抓了。俗语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咱们描写人物可别光知面，不知心。咱们必须把人物的心翻出来，弄清他的思想，然后咱们才能说到事情的根儿上。

以上所提出的六项，不过只供工人同志们的参考，我决不敢说我说的都对。一个人的经验有限，我以为对的，放到别人手里也许不合用。文学创作本没有一成不变的规矩。再说，我自己写过的东西还没有一本顶好的，到如今我不过还是个小学生，也须天天学习。那么，我的话就不可能都说的对，请您顶好听一半，不听一半，免得老跟着我走，而走错了路儿。

第七章　怎样写快板

从“快板”这两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一）既是“快”板，就得干脆、有劲；一句跟着一句，顺嘴往外溜。怎么能够作到顺着嘴往外溜呢？回答是：必须好好地运用大白话。请看这两句吧：“秋老虎，好热天！

满身大汗嘴发干！”

这不能算是多么了不起的句子，可是比起：“秋老虎，日炎炎！

汗出如浆透衣衫！”

就好得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前两句是口语，能够顺口溜；后两句夹杂着文言，就一疙瘩一块的不能顺口溜。能够顺口溜的就合乎快板的规格。

所以，写快板的窍门之一就是用字要通俗、现成，念起来顺口，听起来好懂。快板的特质就是“出口成章”，漂亮干脆。快板要从大白话里找出文艺性。这就是说，要把白话运用得滴溜溜地转，既不向文言求救，也不随便乱凑。好的快板令人不由地赞叹：这些白话多么美，多么悦耳呵！

旧体诗里讲究用典故，讲究字字有来历。写快板不必费这些事。我们不必管舅舅叫“渭阳”，也不必管老百姓叫“布衣”。我们可以利用口头上的成语、俏皮话等等丰富我们的语言。在适当的地方可以用“歇后语”。这些东西是人民口头上的，我们若能很好地去运用，就能教我们的语言生动、亲切。譬如：

“大家一齐想窍门，

三个皮匠凑个诸葛亮！”

又如：

“讲原则，不放松，

一个萝卜一个坑！

睁一眼，闭一眼，

出了毛病就危险！”

且不必管这几句好不好吧，它们可是都很现成、亲切，多少有些语言的美，也还有点思想性。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快板虽用的是大白话，却可以写出有思想性、艺术性的东西来。

有一种想法，据我看，是不大对的：有的人以为既是写快板，就可以手到擒来，用不着多思索，所以“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先写上“牡丹花，红又红”。这不大对。这是看不起快板。既看不起它，就用不着好好地去写，结果是写不好。要知道，快板是通俗的诗。它应当有，也可以有相当高的文艺性和思想性。不要以为通俗的就是低级的；相反的，我们应当尊重我们的大白话，用大白话的精华写出诗来。把大白话运用好了，我们一定能表达人民的真实感情和高深思想。人人都会说大白话，那么我们用大白话写的快板，若是既漂亮又深刻，岂不就能够感动一切人么？宣传教育的效果不就很大很大么？

看这个：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两行也是快板的形式，也用的是大白话，可是气魄多么大，感情多么深厚，语言多么雄伟呀！我们应当希望写出这样的快板来，不要什么还都没想好，就先写上“牡丹花，红又红”！

有的人以为快板容易写，可以闹着玩似地就写成一篇，结果往往写了三句五句就写不下去了。其实，快板也和利用别种文艺形式写东西一样，都须事前想好，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有条不紊，层次分明。内容有了提纲，然后再去一段一段地写。写完，要多多修改。快板是韵文，不是散文所以比散文更细致，更需要修改。有一句绕嘴、不顺溜，就必须修改。快板不止是用白话写的，而且是用最好的白话写的。这就是说，写快板须用心思，不能东一句西一句随便拼凑。它虽然是顺口溜，可是溜得有道理，有层次，有力量。就拿我个人不大喜爱的“牡丹花，红又红”来说吧：假若我们是写牡丹花开的时候的一件事，还可以勉强用它开头，说明季节，像：

“牡丹花，红又红，

王同志来到北京城。”

这说明了王同志是在春天来到北京的。假若这件事出在北海公园里，我们就可以写：“公园里，牡丹红，

王同志来到了五龙亭。”

这样，就连地点带时间都说明了。这里就不必又用“牡丹花，红又红”了。“红又红”不是什么好的白话。真的，细想想，“红又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不过是一个例子，以此类推，我们可以认识清楚：上下句儿须有机地联在一起，不可东拉西扯。假若我这么说：“牡丹花，红又红，

王同志像个大英雄！”这就莫名其妙了。牡丹开了，跟王同志像个英雄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写快板，总写得干巴巴的，没有文艺味道。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我们应当试验着描写人物，描写风景，教人们能从我们的快板里看到好多形象。快板很能负起述说一个故事的责任。一个故事里必有人物、地点、时间和事情。这些，我们都须照顾到，特别要照顾到人物、风景等等。这才是写快板的本事。假若我们在动笔之前，就已经这么算计过，要写人物、风景等等，我们就不会先写下“牡丹花，红又红”，而后凭运气去碰了。无论什么，凭运气去碰不会有好结果，写快板也是如此。

现在说：

（二）快板有“板”。这就是说，它有节拍。用不着说，没有节拍的就不能算作快板。所以：“打竹板，迈大步，

一来来在切面铺。”

是快板。因为“打竹板”是一拍，“迈大步”又是一拍。“一来来在切面铺”可以切开——“一来，来在，切面铺”这么三节。假若我们把它变个样，写成：“像这，打竹板的，

他能算得了诗人吗？”

就没法成为快板了。这是散文。散文用不着一定的节拍，也就没法像快板那样能够唱出来。

快板的唱法，到现在为止，是属于数唱一类的。“数唱”就是干板垛字地朗诵，不用嗽叭或胡琴伴奏，所以没有长腔。因为要干板垛字地数唱，所以它的节拍必须分明。这就是说，它的一句里得能切成几节，留下气口，而且切得很硬，见棱见角的。比如：

“张大嫂，李大嫂，

去到，南洼，摘豆角。”

这两行都能爽爽快快地分节，该分节的地方像刀儿切的似的。

这就好唱，也容易懂。下面这两行可就不对头：“小二，品质不强，

还有的人更够呛！”

这两行里，头一行的两节一短一长，很难合拍。第二行的毛病是大家常犯的毛病——分节的地方不易下刀切开。把它这样分开吧，“还有，的人，更够呛”，什么叫作“的人”呢？不好讲。把它分为“还有的，人，更够呛”吧，可怎么唱呢，气口不够停匀呵。坏就坏在那个“的”字。它软，没法一刀切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定一条规则：在分节的节骨眼上，用字必须结实硬棒，不可用虚软没劲的字——像上边说过的那个“的”字。

快板大体上以七字句为主，七字句的音节已有很久的传统。拿几句古诗看看是很有用的。看吧：“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分开来看，就是：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看，这些分开的地方是多么挺脱硬棒，难怪念起来那么好听。再看：

“小楼一夜听春雨，——（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深巷，明朝，卖杏花。）

这两句也是那么气口分明，既容易朗诵，又悦耳。

在民间的成语里，也有许多采取这种音节的，像：“有钱难买五月旱，——（有钱，难买，五月旱，）

六月连阴吃饱饭。”——（六月，连阴，吃饱饭。）

足见这种分成三个音节的七字句（有钱，难买，五月旱）是我们韵语（韵语不是散文）里最常见的，传流得久，也传流得广。我们写快板要掌握这三个音节的七字句，因为它是快板中的主要句法。

这种三个音节的七字句，并不限于七个字，我们可以把它变为八个字，九个字，十个字，十一个字，或更多的字。字数可以多于七个，但是必须有音节，而且以保持三个音节为是；音节太多，句子就太长，不容易数唱。举几个例：八字句：“告诉他，明天，必定来。”

九字句：“明天，上午，他们必定来。”或“告诉他，他们来，我们去。”

十字句：“这就叫，人心都在，人心上。”或“礼尚往来，你们来，我们去。”

十一字句：“都别送，你们要送，我就不走。”

一句的字数还可以多于十一个字，这可以自己去揣摩，就不举例了。要紧的是：怎样支配这些字——既有音节，又不绕嘴。以八字句来说吧，“告诉他，明天，必定来”就比“明天，告诉他，必定来”好念。九字句呢，“明天，上午，他们必定来”不能改为“他们必定来，明天，上午”。以此类推，音节的长短应当细心安排，怎么念着顺口怎么办，念着不顺口就改变一下。

七字句（包括扩大的七字句，如八字句九字句等）之外，还有三字句，五字句——不一定是一句，不过这么说方便些，如“张大嫂，李大嫂”都不成句，咱们就管它叫“句”，省得费事去另找个名字。

按照一般的习惯，快板开头都用三字句，而后用七字句，如：

“张大嫂，李大嫂，

去到南洼摘豆角。”

三字句也可用四句，如：“张大嫂，李大嫂，

上南洼，摘豆角。”

下面开始用七字句。

用几句七字句后，还可以翻回头来，再用三字句，两句或四句。这凭作者的选择，没有一定的规矩。我想，在改换口气，在故事情节转弯的地方，都可以用三字句，表示另起一段。遇到需要特别加重口气，引人注意的地方，也可以用三字句。

一般地说，五字句用的较比少。在适当的地方用这么两句，可以使语气有些变化，不单调。如有成语，用上最易醒目，如：

“一遭经蛇咬，

三年怕井绳！”或：

“好事不出门，

坏事行千里！”

快板是很活泼的形式，三字句，五字句，七字句，和七字句的扩大句都可以灵活运用，怎么生动活泼怎么办。下边说：

（三）押韵：快板的每句要有音节。此外还有件要事，就是快板得押韵。“打竹板，迈大步，一来来到切面铺”里的“步”“铺”是同音同声，就叫押韵。不押韵，即使音节都对，能够顺口溜，也溜不出劲儿来。不信，就念念：“打竹板，迈大步，

一来来到天桥儿。”

这怎念怎不对劲。

特别是一开篇的时候，必须前后两行押韵。写到后边，两行都押韵更好，前行不押韵，只押后行也可以。比如开篇是：“打竹板，迈大步，

一来来到切面铺。”

两行的末一个字必须押韵。紧跟着的第三行和第四行两行都押韵呢，像：

“柜房先生本姓杜，

姓杜名森字大树。”

当然可以。可是第三行不押韵也可以，像：“柜房先生很年轻，

姓杜名森字大树。”

这里应当注意：“姓杜名森字大树”押的是“树”字，“树”字是个仄声。它既是仄声字，前面的一行（柜房先生很年轻）的末一个字最好用平声，这样念起来好听。这就是说：“柜房先生很年轻，

姓杜名森字大树。”

这么两行，因为前行末一个字（轻）是平声，搭上后行末一字（树）是仄声，一起一落，一高一低，就好听。若是写成：

“柜房先生身体胖，

姓杜名森字大树。”

就不那么好听。把全段念念就更明白：

“打竹板，迈大步，

一来来到切面铺。

柜房先生很年轻，

姓杜名森字大树。”

比：

“打竹板，迈大步，

一来来到切面铺。

柜房先生身体胖，

姓杜名森字大树。”

好听一些。

我们可以定这么一条规则：两行都押韵呢，就一平一仄，两平或两仄都可以。若是前一行不押韵，顶好是看后一行末一个字是平还是仄。若是平呢，前边一行的末一字就用仄；若是仄呢，就用平。举例说明：两行都押韵的，可以用一平一仄：“说你不行就不行，（“行”平声）

我的活儿你别动！”（“动”仄声）

当然，前行用仄，后行用平也行：“叫你别动就别动，（“动”仄声）

说你不行就不行。”（“行”平声）

也可以用两平：

“说你不行就不行，（“行”平声）

你有错误我批评。”（“评”平声）

这可以用两仄：

“说你不行你不信，（“信”仄声）

咱俩比比谁有劲。”（“劲”仄声）

一行押韵，一行不押韵的呢，最好是一平一仄，较比好听。这已在“柜房先生很年轻”的例子里说明过，即不重复。这一平一仄的办法，为的是字音有高有低，数唱起来好听。初学的分不清平仄，不能严守这规矩，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多少行才换一次韵呢？随便，每两行一换，可以。每四行一换，可以。两行一韵，然后又八行或十行一韵，也可以。全篇一气，始终不换韵，还是可以。快板是流口辙（俗话管“韵”叫“辙”），怎么变换都可以。只须留神：两行必押一次韵，不可以三条腿儿。什么叫三条腿呢？就像：“张大嫂，李大嫂，

还有张哥和李哥，

都上南洼摘豆角。”

这不像快板，唱着唱着就找不到辙了！

问题来了，怎么辨别平仄呢？

有个很容易的办法：凡是能够拉着长声念的就是平声字，像“王”、“唐”、“狼”、“风”、“书”、“秋”……拉着长声念这些字吧，您有多长的气，它们就有多么长的音儿，像火车的汽笛似的，能够一气响好久。这些是平声字。反之，凡是不能够拉长声的，像“作”、“小”、“热”、“半”、“硬”等字，不管你怎么使劲，也拉不长；这些便是仄声字。

找几个字念念看，就用“我，去，参，观”吧。“我”、“去”两字，一念就完，拉不开，一定是仄声。“参”、“观”两字要多长有多长，一定是平声字。

辨别清楚字的平仄声有些用处。一句话里的平声字太多或仄声字太多，或平仄调配得不好，念起来就绕嘴，不好听。快板绕嘴非变成慢板不可！旧诗里用平仄有一定的格式，就是为了克服绕嘴，使诗能吟唱的办法。四句的七言诗（名叫“七言绝句”）里有这么一种格式：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举个实例：

天门中断楚江南（“中”是平声，不犯规矩，句中第一第三第五三个字可以平仄随便。）

碧水东流向北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出本是仄声，北方人把它念成平声了）

孤帆一片日边来

这是咱们大诗人李白的“望天门山”。看，写得多么美，声音多么好听！这里平仄字的安排是按照上列的格式那么办的。

我们写快板不必严守七言旧诗的规矩，可是得留点神，别教一句里平声字或仄声字太多了。看：“老李老宋不想去”

这一句吧，七个字都是仄声，念起来没劲。要是一气儿有这么好几句，听的人就快睡着了。若换上两个平声字，把它改成：

“老李老王（平声）都（平声）想去”

可就响亮的多了。

一句全用平声字，也不好，像：“三千军人登高山”

这么一句，念着可真费劲儿！若换上两三个仄声字，改成：“三千战（仄）士（仄）上（仄）高山”

可就容易念，而且好听了。

快板的一句里应有几个平声字或几个仄声字，没有一定的规矩，只须注意调动，有平也有仄，教句子有些音乐性。本来嘛，数唱快板既没有复杂的腔调，若再不把平仄调动好些，怎能教人爱听呢？平仄字的安排和句子的音乐性有很大的关系。语言的音乐性应在快板里尽量发挥。

押韵的时候也顶好用点心思：把同音同声的字用在一起就好听，随便凑字就不好听。看吧：“张大嫂，李大嫂，

都上南洼摘豆角。”（“角”京音读如“脚”）

很对劲，因为“嫂”和“角”是同一个音，同一个声——都是第三声。（北京人嘴里，一字只有四声，像：汪、王、往、望。）

咱们若是把它改成：

“张大嫂，李大嫂，

都上南洼去割草。”

也还对劲。因为“嫂”和“草”又是同音同声——第三声。若把它这么一改：

“张大嫂，李大嫂，

都上南洼去逛庙。”

可就不那么好了。因为“嫂”是第三声，而“庙”是第四声。这虽然也勉强说得下去，可是究竟不如“摘豆角”和“去割草”那么自然顺嘴。所以，押韵的时候，顶好把同音同声的字放在一块，以便真能作到顺口溜。咱们想起个“王”字，就顶好把“长”、“娘”、“房”、“洋”、“常”、“羊”、“妨”、“强”、“忙”……放在一起。同样的，用了一个“巧”字，顶好就把“鸟”、“小”、“找”、“老”、“考”、“跑”、“倒”、“岛”、“草”、“脚”、“吵”……放在一起。

“小二哥，你别忙，

等我告诉你的娘。”

一定比：

“小二哥，你别忙，

等我告诉马大方。”

要好听的多。

这么说，写快板不是很麻烦么？我说：既要写，就别怕麻烦；只有不怕麻烦，才能把它写好。再说，这并不太麻烦。咱们说话的时候，本来“忙”和“娘”是一个音一个声，为什么写快板的时候不设法把它们俩放在一起，教句子叮叮当当地有劲又好听呢？只要多想想就是了——天下哪有不假思索就能写出好东西的事呢？我提到的这些办法都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技巧，而是我们人人会作的。我不愿增加谁的负担，教人为难。反之，我倒要求您尽量运用您本来知道的东西。您知道：

“你就说，巧不巧，

三哥踩了二哥的脚。”

是最通俗的话，“巧”跟“脚”押在一起是最自然的事，那么干什么不这样去写呢？人人说“满头大汗”，您干嘛单说“全头大汗”呢？难道您故意躲着现成的话吗？那有什么好处呢？快板的言语，快板的韵，和它的平仄，都在您的心中与口中，好好地想想，仔细地安排，您就能写出好的快板来。写完了，大声地念两遍，您自己就能找出缺点来，加以修改。不要教我说的格式呀、韵呀、平仄呀，把您吓住。这些东西您本来都知道，我不过提醒您一声罢了。

好吧，就说到这里为止吧，至于快板里应写什么思想，什么事情，您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就不多说；我在这里只说了点技巧上的事儿，希望能够帮助您把您的好思想，好事情，更好地用快板形式表达出来就是了。

励友人书

作者：老舍

××仁兄：

在咱们的社会里没有“大”事休。东北四省丢去谁曾落一个泪来？赤俄的五年计划还不是说说而已？你可能告诉我一件“大”事？高明而憧憬的你！不能：本来没大事，从那里说起呢？自然，包了一把三翻是天大的事，可是和旁家打起来而终于没包，那么，说它作甚？昨天咱的肚子疼了一阵，恐怕是要生小孩：怎奈咱不是女性。是故天下原无大事，为人何不马马虎虎？天地者万物之逆旅；欠下旅馆费，虽秦二 爷亦舍不得卖黄骠马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是为上策。夫中华亦大国呀，失了四省，则较小矣，是谓大事化小，省去许多麻烦。全国亡了，不过小事化无而已，何足虑哉。生今之世，最宜不要脸：脸之全部有多大面积，就说和东三省比比吧？骑着脖子大便，任凭于他，到底是他的粪落在咱哥儿们的脖子上啊，大小总是个便宜。哀莫大于心死——胡说！心怎会死，设若身上各部活活泼泼？你若不抓弄俩钱，因而没有饭吃，没有女性一同就寝，身上怎能活活泼泼，眉眼怎能乱动？手足眉眼僵硬不动，心会活着？连这个都不懂，白活！

狗本食肉之兽，不得已乃改而吃粪，意识不能决定生活状态，而生活状态实决定意识的形式：虽马克司复生，不易吾言哟！

我们的字典上没有“耻”字。耻是抽象的，面包与女子是具体的。不信，你要为国难发愁而七日不食，耻则耻矣，可是你那个“象”即被阎王抽去，这是玩的吗？反之，你舒舒服服吃点喝点恋点，身胖因而心广，人说你是亡国奴，你正自肥头大耳朵，哪个更近于生命的真实？在生命上，小事是一 切：大事根本没有一件。记住了这个，高明的你。以脸说吧，它是为有人说你的大衫不漂亮而红的；难道日本人打了南京几炮也值得红脸？南京又不是你的私产——自然你若在那儿有处小房便另一个说法了。就是别着急，瞎混着比什么也强。

今天就和你谈到这儿吧。祝吉！

舍 九月二日

原载1933年9月15日《申报·自由谈》

老舍自传

序诗

昔年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童年习冻饿，壮岁饱酸辛。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倘无共产党，荒野鬼为邻！今日晚年逢盛世，日夕百无忧；

儿女竞劳动，工农共戚休。诗吟新事物，笔扫旧风流，莫笑行扶杖，昂昂争上游。

第一章　童年习冻饿

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

第一节　“庆春”

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

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

在我降生的时候，父亲正在皇城的什么角落值班。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自古为然。

姑母是寡妇，母亲与二姐也是妇女，我虽是男的，可还不堪重任。

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大姐把我揣在怀里，一边为母亲的昏迷不醒而落泪，一边又为小弟弟的诞生而高兴。二姐独自立在外间屋，低声地哭起来。天很冷，若不是大姐把我揣起来，不管我的生命力有多么强，恐怕也有不小的危险。

在生我的第二天，虽然母亲是那么疲倦虚弱，嘴唇还是白的，她可还是不肯不操心。

她知道：平常她对别人家的红白事一向不缺礼，不管自己怎么发愁为难。现在，她得了“老”儿子，亲友怎能不来贺喜呢？大家来到，拿什么招待呢？

父亲还没下班儿，正月的钱粮还没发放。向姑母求援吧，不好意思。跟二姐商议吧，一个小姑娘可有什么主意呢。看一眼身旁的瘦弱的、几乎要了她的命的“老”儿子，她无可如何地落了泪。

第二天早上，二哥福海搀着大舅妈来到。他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您放心，全交给我啦！明天洗三，七姥姥八姨的总得来十口八口儿的，这儿二妹妹管装烟倒茶，我当厨子，两杯水酒，一碟炒蚕豆，然后是羊肉酸菜热汤儿面，有味儿没味儿，吃个热乎劲儿。好不好？有爱玩小牌儿的，四吊钱一锅。您一丁点心都别操，全有我呢！完了事，您听我一笔帐，决不叫您为难！”

他的确有些本领，使我的洗三办得既经济，又不完全违背“老妈妈论”的原则。

正十二点，晴美的阳光与尖溜溜的小风把白姥姥和她的满腹吉祥话儿，送进我们的屋中。

白姥姥在炕上盘腿坐好，宽沿的大铜盆（二哥带来的）里倒上了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冒着热气。参加典礼的老太太们、媳妇们，都先“添盆”，把一些铜钱放入盆中，并说着吉祥话儿。几个花生，几个红、白鸡蛋，也随着“连生贵子”等祝词放入水中。

这些钱与东西，在最后，都归“姥姥”拿走。虽然没有去数，我可是知道落水的铜钱并不很多。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能不感谢白姥姥的降格相从，亲自出马，同时也足证明白姥姥惹的祸大概并不小。

边洗边说，白姥姥把说过不知多少遍的祝词又一句不减地说出来：“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大家听了，更加佩服白姥姥——她明知盆内的铜钱不多，而仍把吉祥话说得完完全全，不偷工减料，实在不易多得！虽然我后来既没作知县，也没作知州，我可也不能不感谢她把我的全身都洗得干干净净，可能比知县、知州更干净一些。

洗完，白姥姥又用姜片艾团灸了我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因此，我一直到年过花甲都没闹过关节炎。她还用一块新青布，沾了些清茶，用力擦我的牙床。我就在这时节哭了起来；误投误撞，这一哭原是大吉之兆！在老妈妈们的词典中，这叫作“响盆”。

有无始终坚持不哭、放弃吉利的孩子，我就不知道了。最后，白姥姥拾起一根大葱打了我三下，口中念念有词：“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到后来也应验了，我有时候的确和大葱一样聪明。

这棵葱应当由父亲扔到房上去。就在这紧要关头，我父亲回来了。屋中的活跃是无法形容的！他一进来，大家便一齐向他道喜。他不知请了多少安，说了多少声：“道谢啦！”可是眼睛始终瞭着炕中间。我是经得起父亲的鉴定的，浑身一尘不染，满是槐枝与艾叶的苦味与香气，头发虽然不多不长，却也刚刚梳过。我的啼声也很雄壮。父亲很满意，于是把搭裢中两吊多钱也给了白姥姥。

第二节　父亲

父亲舒永寿，属正红旗，皇城护军，月薪三两饷银。我一点不能自立：是活下去好呢？还是死了好呢？我还不如那么一只小黄绒鸡。它从蛋壳里一钻出来便会在阳光下抖一抖小翅膀，而后在地上与墙角，寻些可以咽下去的小颗粒。我什么也不会，我生我死须完全听着别人的；饿了，我只知道啼哭，最具体的办法不过是流泪！我只求一饱，可是母亲没有奶给我吃。她的乳房软软的贴在胸前，乳头只是两个不体面而抽抽着的黑葡萄，没有一点浆汁。怎样呢，我饿呀！母亲和小姐姐只去用个小砂锅熬一点浆糊，加上些糕干面，填在我的小红嘴里。代乳粉与鲜牛乳，在那不大文明的时代还都不时兴；就是容易找到，家中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为我花。浆糊的力量只足以消极的使我一时不至断气，它不能教我身上那一层红软的皮儿离开骨头。我连哭都哭不出壮烈的声儿来。

假如我能自主，我一定不愿意长久这么敷衍下去，虽然有点对不起母亲，可是这样的苟且偷生怎能对得起生命呢？

自然母亲是不亏心的。她想尽了方法使我饱暖。至于我到底还是不饱不暖，她比任何人，甚至于比我自己，都更关心着急，可是她想不出好的方法来。她只能偎着我的瘦脸，含着泪向我说：“你不会投生到个好地方去吗？”然后她用力的连连吻我，吻得我出不来气，母子的瘦脸上都显出一点很难见到的血色。

“七坐八爬”。但是我到七个月不会坐，八个月也不会爬。我很老实，仿佛是我活到七八月之间已经领略透了生命的滋味，已经晓得忍耐与敷衍。除了小姐姐把我扯起来趔趄着的时候，我轻易也不笑一笑。我的青黄的小脸上几乎是带出由隐忍而傲慢的神气，所以也难怪姑母总说我是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小东西”。

我猜想着，我那个时候一定不会很体面。虽然母亲总是说我小时候怎么俊，怎么白净，可是我始终不敢深信。母亲眼中要是有了丑儿女，人类即使不灭绝，大概也得减少去好多好多吧。当我七八岁的时候，每逢大姐丈来看我们，他必定要看看我的“小蚕”。

看完了，他仿佛很放心了似的，咬着舌儿说——他是个很漂亮的人，可惜就是有点咬舌儿——“哼，老二行了；当初，也就是豌豆那么点儿！”

我很不爱听这个，就是小一点吧，也不至于与豌豆为伍啊！可是，恐怕这倒比母亲的夸赞更真实一些，我的瘦弱丑陋是无可否认的。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父亲的模样，我说不上来，因为还没到我能记清楚他的模样的时候，他就逝世了。这是后话，不用在此多说。我只能说，他是个“面黄无须”的旗兵，因为在我八九岁时，我偶然发现了他出入皇城的那面腰牌，上面烫着“面黄无须”四个大字。义和团起义的那一年，我还不满两岁，当然无从记得当时的风狂火烈、杀声震天的声势和光景。可是，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对于集合到北京来的各路团民的形象，她述说的不多，因为她，正像当日的一般妇女那样，是不敢轻易走出街门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

我不记得父亲的音容，他是在哪一年与联军巷战时阵亡的。他是每月关三两饷银的护军，任务是保卫皇城。联军攻入了地安门，父亲死在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

那时候，母亲与姐姐既不敢出门，哥哥刚九岁，我又大部分时间睡在炕上，我们实在无从得到父亲的消息——多少团民、士兵，与无辜的人民就那么失了踪！

多亏舅父家的二哥前来报信。二哥也是旗兵，在皇城内当差。败下阵来，他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点水喝。那正是热天。店中职工都已逃走，只有我的父亲躺在那里，全身烧肿，已不能说话。他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来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一语未发。父亲到什么时候才受尽苦痛而身亡，没人晓得。

父亲的武器是老式的抬枪，随放随装火药。几杆抬枪列在一处，不少的火药就撒落在地上。洋兵的子弹把火药打燃，而父亲身上又带有火药，于是着了火。

在那大混乱中，二哥自顾不暇，没法儿把半死的姑父背负回来，找车没车，找人没人，连皇上和太后不是都跑了吗？

进了门，二哥放声大哭，把那双袜子交给了我的母亲。许多年后，二哥每提起此事就难过，自谴。可是我们全家都没有责难过他一句。我们恨八国联军！

母亲当时的苦痛与困难，不难想象。城里到处火光烛天，枪炮齐响，有钱的人纷纷逃难，穷苦的人民水断粮绝。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活着，我们全家有点老米吃；他死去，我们须自谋生计。母亲要强，没有因为悲伤而听天由命。她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在精神状态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这点痛苦并不是什么突出的例子。那年月，有多少儿童被卖出去或因饥寒而夭折了啊！

联军攻入北京，他们究竟杀了多少人，劫走多少财宝，没法统计。这是一笔永远算不清的债！以言杀戮，确是鸡犬不留。北京家家户户的鸡都被洋兵捉走。敢出声的狗，立被刺死——我家的大黄狗就死于刺刀之下。偷鸡杀狗表现了占领者的勇敢与威风。以言劫夺，占领者的确“文明”。他们不像绿林好汉那么粗野，劫获财宝，呼啸而去。不！他们都有高度的盗窃技巧，他们耐心地，细致地挨家挨户去搜索，剔刮，像姑娘篦发那么从容、细腻。我们住的小胡同，连轿车也进不来，一向不见经传。那里的住户都是赤贫的劳动人民，最贵重的东西不过是张大妈的结婚戒指（也许是白铜的），或李二嫂的一根银头簪，可是，洋兵以老鼠般的聪明找到这条小胡同，三五成群，一天不知来几批。我们的门户须终日敞开，妇女们把剪子藏在怀里，默默地坐在墙根，等待着文明强盗——刽子手兼明火、小偷。他们来到，先去搜鸡，而后到屋中翻箱倒柜，从容不迫地、无孔不入地把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拿走。第一批若有所遗漏，自有第二批、第三批前来加意精选。

我们的炕上有两只年深日久的破木箱。我正睡在箱子附近。文明强盗又来了。我们的黄狗已被前一批强盗刺死，血还未干。他们把箱底儿朝上，倒出所有的破东西。强盗走后母亲进来，我还被箱子扣着。我一定是睡得很熟，要不然，他们找不到好东西，而听到孩子的啼声，十之八九也会给我一刺刀。一个中国人的性命，在那时节，算得了什么呢！况且，我又是那么瘦小，不体面的一个孩子呢！

第三节　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我不知道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但是，从我一记事儿起，直到她去世，我总以为她在二三十岁的时节，必定和我大姐同样俊秀。是，她到了五十岁左右还是那么干净体面，倒仿佛她一点苦也没受过似的。她的身量不高，可是因为举止大方，并显不出矮小。她的脸虽黄黄的，但不论是发着点光，还是暗淡一些，总是非常恬静。有这个脸色，再配上小而端正的鼻子，和很黑很亮永不乱看的眼珠儿，谁都可以看出她有一股正气，不会有一点坏心眼儿。乍一看，她仿佛没有什么力气，及至看到她一气就洗出一大堆衣裳，就不难断定：尽管她时常发愁，可决不肯推卸责任。

母亲除了去参加婚丧大典，不大出门。她喜爱有条有理地在家里干活儿。她能洗能作，还会给孩子剃头，给小媳妇们绞脸——用丝线轻轻地勒去脸上的细毛儿，为是化装后，脸上显着特别光润。可是，赶巧了，父亲正去值班，而衙门放银子，母亲就须亲自去领取。我家离衙门不很远，母亲可还是显出紧张，好像要到海南岛去似的。领了银子（越来分两越小），她就手儿在街上兑换了现钱。那时候，山西人开的烟铺，回教人开的蜡烛店，和银号钱庄一样，也兑换银两。母亲是不喜欢算计一两文钱的人，但是这点银子关系着家中的“一月大计”，所以她也既腼腆又坚决地多问几家，希望多换几百钱。

有时候，在她问了两家之后，恰好银盘儿落了，她绕白跑了腿，还少换了几百钱。

拿着现钱回到家，她开始发愁。二姐赶紧给她倒上一碗茶——小砂壶沏的茶叶末儿，老放在炉口旁边保暖，茶汁很浓，有时候也有点香味。二姐可不敢说话，怕搅乱了母亲的思路。她轻轻地出去，到门外去数墙垛上的鸡爪图案，详细地记住，以备作母亲制造预算的参考材料。母亲喝了茶，脱了刚才上街穿的袍罩，盘腿坐在炕上。她抓些铜钱当算盘用，大点儿的代表一吊，小点的代表一百。她先核计该还多少债，口中念念有词，手里掂动着几个铜钱，而后摆在左方。左方摆好，一看右方（过日子的钱）太少，就又轻轻地从左方撤下几个钱，心想：对油盐店多说几句好话，也许可以少还几个。

想着想着，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钱补还原位。不，她不喜欢低三下四地向债主求情；还！还清！剩多剩少，就是一个不剩，也比叫

掌柜的大徒弟高声申斥好的多。

即使她和我的父亲商议，他——负有保卫皇城重大责任的旗兵，也只会惨笑一下，低声地说：先还债吧！

左方的钱码比右方的多着许多！母亲的鬓角也有了汗珠！她坐着发愣，左右为难。

看着炕上那一小堆儿钱，不知道怎么花用，才能对付过这一个月去。父亲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

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

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

他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止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

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

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从那以后，我们一家人怎么活了过来，连我们自己也难以说清楚，只说一件事吧：每逢伏天夜里下暴雨的时节，我们就都要坐到天明，以免屋顶忽然塌了下来，同归于尽。

是的，我们都每日只进两餐，每餐只有一样菜——冬天主要的是白菜、萝卜；夏天是茄子、扁豆。饺子和打卤面是节日的饭食。在老京剧里，丑角往往以打卤面逗笑，足证并不常吃。至于贫苦的人家，像我家，夏天佐饭的 “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家里很穷，所以母亲在一入冬季就必积极劳动，给人家浆洗大堆大堆的衣服，或代人赶作新大衫等，以便挣到一些钱，作过年之用。姐姐和我也不能闲着。她帮助母亲洗、作；我在一旁打下手儿——递烙铁、添火，送热水与凉水等等。我也兼管喂狗、扫地，和给灶王爷上香。我必须这么作，以便母亲和姐姐多赶出点活计来，增加收入，好在除夕与元旦吃得上包饺子！

快到年底，活计都交出去，我们就忙着筹备过年。我们的收入有限，当然不能过个肥年。可是，我们也有非办不可的事：灶王龛上总得贴上新对联，屋子总得大扫除一次，破桌子上已经不齐全的铜活总得擦亮，猪肉与白菜什么的也总得多少买一些。由大户人家看来，我们这点筹办工作的确简单的可怜。我们自己却非常兴奋。

我们当然兴奋。首先是我们过年的那一点费用是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来得硬正。每逢我向母亲报告：当铺刘家宰了两口大猪，或放债的孙家请来三堂供佛的、像些小塔似的头号“蜜供”，母亲总会说：咱们的饺子里菜多肉少，可是最好吃！刘家和孙家的饺子必是油多肉满，非常可口，但是我们的饺子会使我们的胃里和心里一齐舒服。

劳动使我们穷人骨头硬，有自信心。她使儿女们相信：只要手脚不闲着，便不会走到绝路，而且会走得噔噔的响。

虽然母亲也迷信，天天给灶王上三炷香，可是赶到实在没钱请香的时节，她会告诉灶王；对不起，今天饿一顿，明天我挣来钱再补上吧！是的，她自信能够挣来钱，使神仙不至于长期挨饿。我看哪，神佛似乎倒应当向她致谢、致敬！

长大了些，记得有一年除夕，大概是光绪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亲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烧起，雪片由漆黑的空中落下，落到火光的圈里，非常的白，紧接着飞到火苗的附近，舞出些金光，即行消灭；先下来的灭了，上面又紧跟着下来许多，像一把“太平花”倒放。我还记着这个。我也的确感觉到，那年的神仙一定是真由天上回到世间。

第四节　入学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叫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怕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

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

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是去作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作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受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和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定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叫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产，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我记得很清楚：我从私塾转入学堂，即编入初小三年级，与莘田同班。

我们的学校是西直门大街路南的两等小学堂。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出钱总是他替我付。不久，这个小学堂改办女学。我就转入南草厂的第十四小学。

刘大叔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叫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

不过，在这时候，假若他肯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叫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作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不顾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

（1924年，）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

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作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逐出来。他是要作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

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作方丈。

他自己既没有钱，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念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功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会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1939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

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极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

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考入了祖家街的第三中学，在“三中”没有好久，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饮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圆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

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

中学的时期是最忧郁的，四五个新年中只记得一个，最凄凉的一个。那是头一次改用阳历，旧历的除夕必须回学校去，不准请假。姑母刚死两个多月，她和我们同住了三十年的样子。她有时候很厉害，但大体上说，她很爱我。哥哥当差，不能回来。家中只剩母亲一人。

新年最热闹，也最没劲，我对它老是冷淡的。自从一记事儿起，家中就似乎很穷。

爆竹总是听别人放，我们自己是静寂无哗。记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张“王羲之换鹅”图。

每逢除夕，母亲必把它从个神秘的地方找出来，挂在堂屋里。我在四点多钟回到家中，母亲并没有把“王羲之”找出来。吃过晚饭，我不能不告诉母亲了——我还得回校。她愣了半天，没说什么。我慢慢的走出去，她跟着走到街门。摸着袋中的几个铜子，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才走到了学校。路上必是很热闹，可是我并没看见，我似乎失了感觉。到了学校，学监先生正在学监室门口站着。他先问我：“回来了？”我行了个礼。

他点了点头，笑着叫了我一声：“你还回去吧。”这一笑，永远印在我心中。假如我将来死后能入天堂，我必把这一笑带给上帝去看。

我好像没走就又到了家，母亲正对着一枝红烛坐着呢。她的泪不轻易落，她又慈善又刚强。见我回来了，她脸上有了笑容，拿出一个细草纸包儿来：“给你买的杂拌儿，刚才一忙，也忘了给你。”母子好像有千言万语，只是没精神说。早早的就睡了。母亲也没精神。

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方唯一先生。方先生的字与文造诣都极深，我十六七岁练习古文旧诗受益于他老先生者最大。在五四运动以前，我虽然很年轻，可是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他给我一副对子。这一副对子是他临死以前给我写的，用笔运墨之妙，可以算他老人家的杰作。在抗战前，无论我在哪里住家，我总把它悬在最显眼的地方。我还记得它的文字：“四世传经是谓通德，一门训善惟以永年。”

第五节　没有故事

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晓露；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里暗丑恶，盼明天干吗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甜美。无论怎说吧，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实在，所以可靠；明天的渺茫全仗昨天的实在撑持着，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

对了，我记得她的眼。她死了好多年了，她的眼还活着，在我的心里。这对眼睛替我看守着爱情。当我忙得忘了许多事。甚至于忙忘了她，这两只眼会忽然在一朵云中，或一汪水里，或一瓣花上，或一线光中，轻轻的一闪，像归燕的翅儿，只须一闪，我便感到无限的春光。我立刻就回到那梦境中，哪一件小事都凄凉，甜美，如同独自在春月下踏着落花。

这双眼所引的一点爱火，只是极纯的一个小火苗，像心中的一点晚霞，晚霞的结晶。

它可以照明了流水远山。照明了春花秋叶，给海浪一些金光，可是它恰好的也能在我心中，照明了我的泪珠。

它们只有两个神情：一个是凝视，极短极快，可是千真万确的凝视。只微微的一看，就看到我的灵魂，把一切都无声的告诉了给我。凝视，一点也不错，我知道她只须极短极快的一看，看的动作过去了，极快的过去了，可是，她心里看着我呢，不定看多么久呢；我到底得管这叫作凝视，不论它是多么快，多么短。一切的诗文都用不着，这一眼道尽了“爱”所会说的与所会作的。另一个是眼珠横着一移动，由微笑移动到微笑里去，在处女的尊严中笑出一点点被爱逗出的轻佻，由热情中笑出一点点无法抑止的高兴。

我没和她说过一句话，没握过一次手，见面连点头都不点。可是我的一切，她知道；她的一切，我知道。我们用不着看彼此的服装，用不着打听彼此的身世，我们一眼看到一粒珍珠，藏在彼此的心里；这一点点便是我们的一切，那些七零八碎的东西都是配搭，都无须注意。看我一眼，她低着头轻快的走过去，把一点微笑留在她身后的空气中，像太阳落后还留下一些明霞。

我们彼此躲避着，同时彼此愿马上搂抱在一处。我们轻轻的哀叹；忽然遇见了，那么凝视一下，登时欢喜起来，身上像减了分量，每一步都走得轻快有力，像要跳起来的样子。

我们极愿意过一句话，可是我们很怕交谈，说什么呢？哪一个日常的俗字能道出我们的心事呢？让我们不开口，永不开口吧！我们的对视与微笑是永生的，是完全的，其余的一切都是破碎微弱，不值得一作的。

我们分离有许多年了，她还是那么秀美，那么多情，在我的心里。她将永远不老，永远只向我一个人微笑。在我的梦中，我常常看见她，一个甜美的梦是最真实，最纯洁，最完美的，多少多少人生中的小困苦小折磨使我丧气，使我轻看生命。可是，那个微笑与眼神忽然的从哪儿飞来，我想起唯有“人面桃花相映红”差可托拟的一点心情与境界，我忘了困苦，我不再丧气，我恢复了青春；无疑的，我在她的洁白的梦中，必定还是个美少年呀。

春在燕的翅上，把春光颤得更明了一些，同样，我的青春在她的眼里，永远使我的血温暖，像土中的一颗子粒，永远想发出一个小小的绿芽。一粒小豆那么小的一点爱情，眼珠一移，嘴唇一动，日月都没有了作用，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是一对刚开开的春花。

不要再说什么，不要再说什么！我的烦恼也是香甜的呀，因为她那么看过我！

第二章　餬口四方

及壮，餬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

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

第一节　“五四”

因家贫，我在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去挣钱养家，不能升学。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正作一个小学校的校长。

“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

以我这么一个中学毕业生（那时候，中学是四年毕业，初级师范是五年毕业）既没有什么学识，又须挣钱养家，怎么能够一来二去地变成作家呢？

这就不能不感谢“五四”运动了！

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对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

这并不是说，作家比小学校校长的地位更高，任务更重；一定不是！我是说，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

“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首先是：我的思想变了。“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这样，以前我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我幼年入私塾，第一天就先给孔圣人的木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后来，每天上学下学都要向那牌位作揖。到了“五四”，孔圣人的地位大为动摇。既可以否定孔圣人，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否定的呢？他是大成至圣先师啊！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二千年来的老规矩。这可真不简单！我还是我，可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这还了得！

假若没有这一招，不管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

其次是：“五四”运动是反抗帝国主义的。自从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国耻。可是，直到“五四”，我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和反抗什么。以前，我常常听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类的泄气话，而且觉得不足为怪。

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虽然我写的并不深刻，可是若没有“五四”运动给了我这点基本东西，我便什么也写不出了。这点基本东西迫使我非写不可，也就是非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所给我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这就是我的灵感，一个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

最后，“五四”运动也是个文艺运动。白话已成为文学的工具。这就打断了文人腕上的锁铐——文言。不过，只运用白话并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新思想，新感情，用白话也可以写出非常陈腐的东西。新的心灵得到新的表现工具，才能产生内容与形式一致新颖的作品。“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学兴起，我不由得狂喜。假若那时候，凡能写几个字的都想一跃而成为文学家，我就也是一个。我开始偷偷的写小说。我并没想去投稿，也没投过稿。可是，用白话写，而且字句中间要放上新的标点符号，那是多么痛快有趣的事啊！再有一百个吴梅村，也拦不住我去试写新东西！这文字解放（以白话代文言）的狂悦，在当时，使我与千千万万的青年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纸笔！

这种狂悦可并不一定使人搞清楚思想，反之，它倒许令人迷惘，伤感，沉醉在一种什么地方都是诗，而又不易捉摸到明朗的诗句的境界。我就是那样。我想象着月色可能是蓝的，石头是有感觉的，而又没有胆子把蓝月与活石写出来。新诗既不能得心应手，有时候我就在深夜朗读《离骚》。

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作家。

第二节　小型的复活

“二十三，罗成关。”二十三岁那一年的确是我的一关，几乎没有闯过去。从生理上，心理上，和什么什么理上看，这句俗语确是个值得注意的警告。据一位学病理学的朋友告诉我：从十八到二十五岁这一段，最应当注意抵抗肺痨。事实上，不少人在二十三岁左右正忙着大学毕业考试，同时眼睛溜着毕业即失业那个鬼影儿；两气夹攻，身体上精神上都难悠悠自得，肺病自不会不乘虚而入。

放下大学生不提，一般的来说，过了二十一岁，自然要开始收起小孩子气而想变成个大人了；有好些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留下小胡子玩玩，过一两星期再剃了去，即是一证。在这期间，事情得意呢，便免不得要尝尝一向认为是禁果的那些玩艺儿；既不再自居为小孩子，就该老声老气的干些老人们所玩的风流事儿了。钱是自己挣的，不花出去岂不心中闹得慌。吃烟喝酒，与穿上绸子裤褂，还都是小事；嫖嫖赌赌，才真够得上大人味儿。要是事情不得意呢，抑郁牢骚，此其时也，亦能损及健康。老实一点的人儿，即使事情得意，而又不肯瞎闹，也总会想到找个女郎，过过恋爱生活，虽然老实，到底年轻沉不住气，遇上以恋爱为游戏的女子，结婚是一堆痛苦，失恋便许自杀。反之，天下有欠太平，顾不及来想自己，杀身成仁不甘落后，战场上的血多是这般人身上的。

可惜没有一套统计表来帮忙，我只好说就我个人的观察，这个“罗成关论”是可以立得住的。就近取譬，我至少可以抬出自己作证，虽说不上什么“科学的”，但到底也不失“有这么一回”的价值。

二十三岁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报酬来讲，不算十分的坏。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那时候还能花十五个小铜子就吃顿饱饭。我记得：一份肉丝炒三个油撕火烧，一碗馄钝带沃两个鸡子，不过是十一二个铜子就可以开付；要是预备好十五枚作饭费，那就颇可以弄一壶白干儿喝喝了。

自然那时候的中交钞票是一块当作几角用的，而月月的薪水永远不能一次拿到，于是化整为零与化圆为角的办法使我往往须当一两票当才能过得去。若是痛痛快快的发钱，而钱又是一律现洋，我想我或者早已成个“阔老”了。

无论怎么说吧，一百多圆的薪水总没教我遇到极大的困难；当了当再赎出来，正合“裕民富国”之道，我也就不悦不怨。每逢拿到几成薪水，我便回家给母亲送一点钱去。

由家里出来，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己快乐的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我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吃。因为看戏有了瘾，我更进一步去和友人们学几句，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酒量不大，而颇好喝，凑上二三知己，便要上几斤；喝到大家都舌短的时候，才正爱说话，说得爽快亲热，真露出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气概来。这的确值得记住的。

喝醉归来，有时候把钱包手绢一齐交给洋车夫给保存着，第二日醒过来，于伤心中仍略有豪放不羁之感。一次，我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里。好友卢嵩庵从柳泉居运来一坛子“竹叶青”。又约来两位朋友——内中有一位是不会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来。坛子虽大，架不住茶碗一个劲进攻；月亮还没上来，坛子已空。干什么去呢？打牌玩吧。各拿出铜元百枚，约合大洋七角多，因这是古时候的事了。第一把牌将立起来，不晓得——至今还不晓得——我怎么上了床。牌必是没打成，因为我一睁眼已经红日东升了。也学会了打牌。到如今我醒悟过来，我永远成不了牌油子。我不肯费

心去算计，而完全浪漫的把胜负交与运气。我不看“地”上的牌，也不看上下家放的张儿，我只想象的希望来了好张子便成了清一色或是大三元。结果是回回一败涂地。认识了这一个缺欠以后，对牌便没有多大瘾了，打不打都可以；可是，在那时候我决不承认自己的牌臭，只要有人张罗，我便坐下了。

我想不起一件事比打牌更有害处的。喝多了酒可以受伤，但是刚醉过了，谁都不会马上再去饮，除非是借酒自杀的。打牌可就不然了，明知有害，还要往下干，有一个人说“再接着来”，谁便也舍不得走。在这时候，人好像已被那些小块块们给迷住，冷热饥饱都不去管，把一切卫生常识全抛在一边。越打越多吃烟喝茶，越输越往上撞火。鸡鸣了，手心发热，脑子发晕，可是谁也不肯不舍命陪君子。打一通夜的麻雀，我深信，比害一场小病的损失还要大得多。但是，年轻气盛，谁管这一套呢！我只是不嫖。无论是多么好的朋友拉我去，我没有答应过一回。我好像是保留着这么一点，以便自解自慰；什么我都可以点头，就是不能再往“那里”去；只有这样，当清夜扪心自问的时候才不至于把自己整个的放在荒唐鬼之群里边去。

可是，烟，酒，麻雀，已足使我瘦弱，痰中往往带着点血！那时候，婚姻自由的理论刚刚被青年们认为是救世的福音，而母亲暗中给我定了亲事。为退婚，我着了很大的急。既要非作个新人物不可，又恐太伤了母亲的心，左右为难，心就绕成了一个小疙疸。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婚约到底是废除了，可是我得到了很重的病。

病的初起，我只觉得混身发僵。洗澡，不出汗；满街去跑，不出汗。我知道要不妙。

两三天下去，我服了一些成药，无效。夜间，我作了个怪梦，梦见我仿佛是已死去，可是清清楚楚的听见大家的哭声。第二天清晨，我回了家，到家便起不来了。

“先生”是位太医院的，给我下得什么药，我不晓得，我已昏迷不醒，不晓得要药方来看。等我又能下了地，我的头发已全体与我脱离关系，头光得像个磁球。半年以后，我还不敢对人脱帽，帽下空空如也。经过这一场病，我开始检讨自己：那些嗜好必须戒除，从此要格外小心，这不是玩的！可是，到底为什么要学这些恶嗜好呢？啊，原来是因为月间有百十块的进项，而工作又十分清闲。那么，打算要不去胡闹，必定先有些正经事作；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

恰巧，这时候我的上司申斥了我一顿。我便辞了差。有的人说我太负气，有的人说我被迫不能不辞职，我都不去管。我去找了个教书的地方，一月挣五十块钱。在金钱上，不用说，我受了很大的损失；在劳力上自然也要多受好多的累。可是，我很快活：我又摸着了书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可爱的学生们。除了还吸烟，我把别的嗜好全自自然然的放下了。挣的钱少，作的事多，不肯花钱，也没闲工夫去花。一气便是半年，我没吃醉过一回，没摸过一次牌。累了，在校园转一转，或到运动场外看学生们打球，我的活动完全在学校里，心整，生活有规律；设若再能把烟卷扔下，而多上几次礼拜堂，我颇可以成个清教徒了。

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曾在校中国庆纪念会上说过：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而且生活老多少有些规律，差不多全是那一“关”的功劳；自然，那回要是没能走过来，可就似乎有些不妥了。“二十三，罗成关”，是个值得注意的警告！

第三节　英国

二十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一、头一天

那时候（一晃几十年了），我的英语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像英语，也不像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

的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英国人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我可也把他们说得直眨眼；他们说的他们明白，我说的我明白，也就很过得去了。

……

给它个死不下船，还有错儿么？！反正船得把我运到伦敦去，心里有底！

果然一来二去的到了伦敦。船停住不动，大家都往下搬行李，我看出来了，我也得下去。什么码头？顾不得看；也不顾问，省得又招人们眨眼。

检验护照，我是末一个——英国人不像咱们这样客气，外国人得等着。等了一个多钟头，该我了。两个小官审了我一大套，我把我心里明白的都说了，他俩大概没明白。他们在护照上盖了个戳儿，我“看”明白了：“准停留一月Only”（后来由学校宴请内务部把这个给注销了，不在话下）。管它Only还是“哼来”，快下船哪，别人都走了，敢情还得检查行李呢。这回很干脆： “烟？”我说“no”；“丝？”又一个“no”。皮箱上画了一道符，完事。我的英语很有根了，心里说。看别人买车票，我也买了张；大家走，我也走；反正他们知道上哪儿。他们要是走丢了，我还能不陪着么？上了火车。火车非常的清洁舒服。越走，四外越绿，高高低低全是绿汪汪的。太阳有时出来，有时进去，绿地的深浅时时变动。

远处的绿坡托着黑云，绿色特别的深厚。看不见庄稼，处处是短草，有时看见一两只摇尾食草的牛。这不是个农业国。

……

车停在CannonStreet。大家都下来，站台上不少接客的男女，接吻的声音与姿势各有不同，我也慢条斯理的下来；上哪儿呢？啊，来了救兵，易文思教授向我招手呢。

他的中国话比我的英语应多得着九十多分。他与我一人一件行李，走向地道车站去；有了他，上地狱也不怕了。坐地道火车到了Liverpool Street。这是个大车站。把行李交给了转运处，他们自会给送到家去。然后我们喝了杯啤酒，吃了块点心。车站上，地道里，转运处，咖啡馆，给我这么个印象：外面都是乌黑不起眼，可是里面非常的清洁有秩序。后来我慢慢看到，英国人也是这样。脸板得要哭似的，心中可是很幽默，很会讲话。他们慢，可是有准。易教授早一分钟也不来，车进了站，他也到了。他想带我上学校去，就在车站的外边。想了想，又不去了，因为这天正是礼拜。他告诉我，已给我找好了房，而且是和许地山在一块。我更痛快了，见了许地山还有什么事作呢，除了说笑话？

……

易教授住在Barnet，所以他也在那里给我找了房。这虽在“大伦敦”之内，实在是属Hertfordshire，离伦敦有十一哩，坐快车得走半点多钟。

我们就在原车站上了车，赶到车快到目的地，又看见大片的绿草地了。下了车，易先生笑了。说我给带来了阳光。

果然，树上还挂着水珠，大概是刚下过雨去。

……

正是九月初的天气，地上潮阴阴的，树和草都绿得鲜灵灵的。由车站到住处还要走十分种。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行人，汽车电车上也空空的。礼拜天。街道很宽，铺户可不大，都是些小而明洁的，此处已没有伦敦那种乌黑色。铺户都关着门，路右边有一大块草场，远处有一片树林，使人心中安静。

……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一进了胡同：CarnarvonStreet。这是条不大不小的胡同。路是柏油碎石子的，路边上还有些流水，因刚下过雨去。两旁都是小房，多数是两层的，瓦多是红色。走道上有小树，多像冬青，结着红豆。房外二尺多的空地全种着花草，我看见了英国的晚玫瑰。窗都下着帘，绿蔓有的爬满了窗沿。路上几乎没人，也就有十点钟吧，易教授的大皮鞋响声占满了这胡同，没有别的声。那些房子实在不是很体面，可是被静寂，清洁，花草，红绿的颜色，雨后的空气与阳光，给了一种特别的味道。它是城市，也是村庄，它本是在伦敦作事的中等人的居住区所。房屋表现着小市民气，可是有一股清香的气味，和一点安适太平的景象。

……

将要作我的寓所的也是所两层的小房，门外也种着一些花，虽然没有什么好的，倒还自然；窗沿上悬着一两枝灰粉的豆花。房东是两位老姑娘，姐已白了头，胖胖的很傻，说不出什么来。妹妹作过教师，说话很快，可是很清晰，她也有四十上下了。妹妹很尊敬易教授，并且感谢他给介绍两位中国朋友。许地山在屋里写小说呢，用的是一本油盐店的账本，笔可是钢笔，时时把笔尖插入账本里去，似乎表示着力透纸背。

……

房子很小：楼下是一间客厅，一间饭室，一间厨房。楼上是三个卧室，一个浴室。

由厨房出去，有个小院，院里也有几棵玫瑰，不怪英国史上有玫瑰战争，到处有玫瑰，而且种类很多。院墙只是点矮矮的木树，左右邻家也有不少花草，左手里的院中还有几株梨树，挂了不少果子。我说“左右”，因自从在海上便转了方向，太阳天天不定从哪边出来呢！

……

这所小房子里处处整洁，据地山说，都是妹妹一个人收拾的；姐姐本来就傻，对于工作更会“装”傻。他告诉我，她们的父亲是开面包房的，死时把买卖给了儿子，把两所小房给了二女。姐妹俩卖出去一所，把钱存起吃利；住一所，租两个单身客，也就可以维持生活。哥哥不管她们，她们也不求哥哥。妹妹很累，她操持一切；她不肯叫住客把硬领与袜子等交洗衣房：她自己给洗并烫平。在相当的范围内，她没完全商业化了。

易先生走后，姐姐戴起大而多花的帽子，去作礼拜。妹妹得作饭，只好等晚上再到教堂去。她们很虔诚；同时，教堂也是她们唯一的交际所在。

姐姐并听不懂牧师讲的是什么，地山告诉我。路上慢慢有了人声，多数是老太婆与小孩子，都是去礼拜的。偶尔也跟着个男人，打扮得非常庄重，走路很响，是英国小绅士的味儿。邻家有弹琴的声音。

……

饭好了，姐姐才回来，傻笑着。地山故意的问她，讲道的内容是什么？她说牧师讲的很深，都是哲学。饭是大块牛肉。由这天起，我看见牛肉就发晕。英国普通人家的饭食，好处是在干净；茶是真热。口味怎样，我不敢批评，说着伤心。

……

饭后，又没了声音。看着屋外的阳光出没，我希望点蝉声，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

连地山也不讲话了。寂静使我想起家来，开始写信。地山又拿出帐本来，写他的小说。

……

伦敦边上的小而静的礼拜天。

二、艾支顿

在那里住过一冬，我搬到伦敦的西部去。这回是与一个叫艾支顿的合租一层楼。所以事实上我所要说的是这个艾支顿——称他为二房东都勉强一些——而不是真正的房东。

我与他一气在那里住了三年。这个人的父亲是牧师，他自己可不信宗教。当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和一个女子由家中逃出来，在伦敦结了婚，生了三四个小孩。他有相当的聪明，好读书。专就文字方面上说，他会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坏。英文，他写得非常的漂亮。他作过一两本讲教育的书，即使内容上不怎样，他的文字之美是公认的事实。我愿意同他住在一处，差不多是为学些地道好英文。在大战时，他去投军。因为心脏弱，报不上名。

他硬挤了进去。见到了军官，凭他的谈吐与学识，自然不会被叉去帐外。一来二去，他升到中校，差不多等于中国的旅长了。

战后，他拿了一笔不小的遣散费，回到伦敦，重整旧业，他又去教书。为充实学识，还到过维也纳听弗洛依德的心理学。后来就在牛津的补习学校教书。这个学校是为工人们预备的，仿佛有点像国内的暑期学校，不过目的不在补习升学的功课。作这种学校的教员，自然没有什么地位，可是实利上并不坏：一年只作半年的事，薪水也并不很低。

这个，大概是他的黄金“时代”。以身份言，中校；以学识言，有著作；以生活言，有个清闲舒服的事情。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和一位美国女子发生了恋爱。她出自名家，有硕士的学位，来伦敦游玩，遇上了他。她的学识正好补足他的，她是学经济的；他在补习学校演讲关于经济的问题，她就给他预备稿子。

他的夫人告了。离婚案刚一提到法庭，补习学校便免了他的职。这种案子在牛津与剑桥还是闹不得的！离婚案成立，他得到自由，但须按月供给夫人一些钱。

在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正极狼狈。自己没有事，除了夫妇的花消，还得供给原配。

幸而硕士找到了事，两份儿家都由她支持着。他空有学问，找不到事。可是两家的感情渐渐的改善，两位夫人见了面，他每月给第一位夫人送钱也是亲自去，他的女儿也肯来找他。这个，可救不了穷。穷，他还很会花钱，作过几年军官，他挥霍惯了。钱一到他手里便不会老实。他爱买书，爱吸好烟，有时候还得喝一盅。我在东方学院见了他，他到那里学华语；不知他怎么弄到手里几镑钱，便出了这个主意。见到我，他说彼此交换知识，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岂不甚好？为学习的方便，顶好是住在一处，假若我出房钱，他就供给我饭食。我点了头，他便找了房。

艾支顿夫人真可怜。她早晨起来，便得作好早饭。吃完，她急忙去作工，拚命的追公共汽车；永远不等车站稳就跳上去，有时把腿碰得紫里蒿青。

五点下工，又得给我们作晚饭。她的烹调本事不算高明，我俩一有点不爱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泪在眼眶里转。

有时候，艾支顿卖了一本旧书或一张画，手中摸着点钱，笑着请我们出去吃一顿。有时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请他俩吃顿中国饭。在这种时节，她喜欢得像小孩子似的。

他的朋友多数和他的情形差不多。我还记得几位：有一位是个年轻的工人，谈吐很好，可是时常失业，一点也不是他的错儿，怎奈工厂时开时闭。

他自然的是个社会主义者，每逢来看艾支顿，他俩便粗着脖子红着脸的争辩。艾支顿也很有口才，不过与其说他是为政治主张而争辩，还不如说是为争辩而争辩。还有一位小老头也常来，他顶可爱。

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他都能读能写能讲，但是找不到事作；闲着没事，他只为一家磁砖厂吆喝买卖，拿一点扣头。另一位老者，常上我们这一带来给人家擦玻璃，也是我们的朋友。这个老头是位博士。赶上我们在家，他便一边擦着玻璃，一边和我们讨论文学与哲学。孔子的哲学，泰戈尔的诗，他都读过，不用说西方的作家了。

只提这么三位吧，在他们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崩溃与罪恶。他们都有知识，有能力，可是被那个社会制度捆住了手，使他们抓不到面包。成千论万的人是这样，而且有远不及他们三个的！找个事情真比登天还难！

艾支顿一直闲了三年。我们那层楼的租约是三年为限。住满了，房东要加租，我们就分离开，因为再找那样便宜和恰好够三个人住的房子，是大不容易的。虽然不在一块儿住了，可是还时常见面。艾支顿只要手里有够看电影的钱，便立刻打电话请我去看电影。即使一个礼拜，他的手中彻底的空空如也，他也会约我到家里去吃一顿饭。自然，我去的时候也老给他们买些东西。这一点上，他不像普通的英国人，他好请朋友，也很坦然的接受朋友的约请与馈赠。有许多地方，他都带出点浪漫劲儿，但他到底是个英国人，不能完全放弃绅士的气派。

直到我回国的时际，他才找到了事——在一家大书局里作顾问，荐举大陆上与美国的书籍，经书局核准，他再找人去翻译或——若是美国的书——出英国版。我离开英国后，听说他已被那个书局聘为编辑员。

三、达尔曼一家

离开他们夫妇，我住了半年的公寓，不便细说；房东与房客除了交租金时见一面，没有一点别的关系。在公寓里，晚饭得出去吃，既费钱，又麻烦，所以我又去找房间。

这回是在伦敦南部找到一间房子，房东是老夫妇，带着个女儿。这个老头儿——达尔曼先生——是干什么的，至今我还不清楚。一来我只在那儿住了半年，二来英国人不喜欢谈私事，三来达尔曼先生不爱说话，所以我始终没得机会打听。偶尔由老夫妇谈话中听到一两句，仿佛他是木器行的，专给人家设计作家具。他身边常带着尺。但是我不敢说肯定的话。

这个老头儿是地道英国的小市民，有什么说的，便是重述《晨报》上的消息与意见。

凡是《晨报》所说的都对！他有房，有点积蓄，勤苦，干净，什么也不知道，只晓得自己的工作是神圣的，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达尔曼太太是女性的达尔曼先生，她的意见不但得自《晨报》，而且是由达尔曼先生口中念出的那几段《晨报》，她没工夫自己去看报。

达尔曼姑娘只看《晨报》上的广告。有一回，或者是因为看我老拿着本书，她向我借一本小说。随手的我给了她一本威尔思的幽默故事。念了一段，她的脸都气紫了！我赶紧出去在报摊上给她找了本六个便士的罗曼司，内容大概是一个女招待嫁了个男招待，后来才发现这个男招待是位伯爵的承继人。这本小书使她对我又有了笑脸。

她没事作，所以在分类广告上登了一小段广告——教授跳舞。她的技术如何，我不晓得，不过她声明愿减收半费教给我的时候，我没出声。把知识变成金钱，是她，和一切小市民的格言。

她有点苦闷，没有男朋友约她出去玩耍，往往吃完晚饭便假装头疼，跑到楼上去睡觉。婚姻问题在那经济不景气的国度里，真是个没法办的问题。

我看她恐怕要窝在家里！

“房东太太的女儿”往往成为留学生的夫人，这是留什么外史一类小说的好材料；其实，里面的意义并不止是留学生的荒唐呀。

四、东方学院

从1924年的秋天，到1929年的夏天，我一直的在伦敦住了五年。除了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时候离开伦敦几天，到乡间或别的城市去游玩，其余的时间都消磨在这个大城里。我的工作不许我到别处去，就是在假期里，我还有时候得到学校去。我的钱也不许我随意的去到各处跑，英国的旅馆与火车票价都不很便宜。

我工作的地方是东方学院，伦敦大学的各学院之一。这里，教授远东近东和非洲的一切语言文字。重要的语言都成为独立的学系，如中国语，阿拉伯语等；在语言之外还讲授文学哲学什么的。次要的语言，就只设一个固定的讲师，不成学系，如日本语；假如有人要特意的请求讲授日本的文学或哲学等，也就由这个讲师包办。不甚重要的语言，便连固定的讲师也不设，而是有了学生再临时去请教员，按钟点计算报酬。譬如有人要学蒙古语文或非洲的非英属的某地语文，便是这么办。自然，这里所谓的重要与不重要，是多少与英国的政治，军事，商业等相关联的。

在学系里，大概的都是有一位教授，和两位讲师。教授差不多全是英国人；两位讲师总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外国人——这就是说，中国语文系有一位中国讲师，阿拉伯语文系有一位阿拉伯人作讲师。这是三位固定的教员，其余的多是临时请来的，比如中国语文系里，有时候于固定的讲师外，还有好几位临时的教员，假若赶到有学生要学中国某一种方言的话；这系里的教授与固定讲师都是说官话的，那么要是有人想学厦门话或绍兴话，就非去临时请人来教不可。

这里的教授也就是伦敦大学的教授。这里的讲师可不都是伦敦大学的讲师。以我自己说，我的聘书是东方学院发的，所以我只算学院里的讲师，和大学不发生关系。那些英国讲师多数的是大学的讲师，这倒不一定是因为英国讲师的学问怎样的好，而是一种资格问题：有了大学讲师的资格，他们好有升格的希望，由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教授既全是英国人，如前面所说过的，那么外国人得到了大学的讲师资格也没有多大用处。

况且有许多部分，根本不成为学系，没有教授，自然得到大学讲师的资格也不会有什么发展。在这里，看出英国人的偏见来。以梵文，古希伯来文，阿拉伯文等说，英国的人才并不弱于大陆上的各国；至于远东语文与学术的研究，英国显然的追不上德国或法国。

设若英国人愿意，他们很可以用较低的薪水去到德法等国聘请较好的教授。可是他们不肯。他们的教授必须是英国人，不管学问怎样。就我所知道的，这个学院里的中国语文学系的教授，还没有一位真正有点学问的。这在学术上是吃了亏，可是英国人自有英国人的办法，决不会听别人的。幸而呢，别的学系真有几位好的教授与讲师，好歹一背拉，这个学院的教员大致的还算说得过去。况且，于各系的主任教授而外，还有几位学者来讲专门的学问，像印度的古代律法，巴比仑的古代美术等等，把这学院的声价也提高了不少。在这些教员之外，另有位音韵学专家，教给一切学生以发音与辨音的训练与技巧，以增加学习语言的效率。这倒是个很好的办法。

大概的说，此处的教授们并不像牛津或剑桥的教授们那样只每年给学生们一个有系统的讲演，而是每天与讲师们一样的教功课。这就必须说一说此处的学生了。到这里来的学生，几乎没有任何的限制。以年龄说，有的是七十岁的老夫或老太婆，有的是十几岁的小男孩或女孩。只要交上学费，便能入学。于是，一人学一样，很少有两个学生恰巧学一样东西的。拿中国语文系说吧，当我在那儿的时候，学生中就有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一位老人是专学中国字，不大管它们都念作什么，所以他指定要英国的讲师教他。另一位老人指定要跟我学，因为他非常注重发音；他对语言很有研究，古希腊，拉丁，希伯来，他都会，到七十多岁了，他要听听华语是什么味儿；学了些日子华语，他又选上了日语。这两个老人都很用功，头发虽白，心却不笨。这一对老人而外，还有许多学生：有的学言语，有的念书，有的要在伦敦大学得学位而来预备论文，有的念元曲，有的念《汉书》，有的是要往中国去，所以先来学几句话，有的是已在中国住过十年八年而想深造总而言之，他们学的功课不同，程度不同，上课的时间不同，所要的教师也不同。

这样，一个人一班，教授与两个讲师便一天忙到晚了。这些学生中最小的一个才十二岁。

我很佩服教授这点对付劲儿；我也准知道，假若他不肯敷衍这个医生，大概院长那儿就更难对付。由这一点来说，我很喜欢这个学院的办法，来者不拒，一人一班，完全听学生的。不过，要这样办，教员可得真多，一系里只有两三个人，而想使个个学生满意，是作不到的。

成班上课的也有：军人与银行里的练习生。军人有时候一来就是一拨儿，这一拨儿分成几组，三个学中文，两个学日文，四个学土耳其文既是同时来的，所以可以成班。这是最好的学生。他们都是小军官，又差不多都是世家出身，所以很有规矩，而且很用功。他们学会了一种语言，不管用得着与否，只要考试及格，在饷银上就有好处。

据说会一种语言的可以每年多关一百镑钱。他们在英国学一年中文，然后就可以派到中国来。到了中国，他们继续用功，而后回到英国受试验，试验及格便加薪俸了。我帮助考过他们，考题很不容易，言语，要能和中国人说话；文字，要能读大报纸上的社会论与新闻，和能将中国的操典与公文译成英文。学中文的如是，学别种语文的也如是。厉害！英国的秘密侦探是著名的，军队中就有这么多，这么好的人才呀：和哪一国交战，他们就有会哪一国言语文字的军官。我认得一个年轻的军官，他已考及格过四种言语的初级试验，才二十三岁！想打倒帝国主义么，啊，得先充实自己的学问与知识，否则喊哑了嗓子只有自己难受而已。

最坏的学生是银行的练习生们。这些都是中等人家的子弟——不然也进不到银行去——可是没有军人那样的规矩与纪律，他们来学语言，只为马马虎虎混个资格，考试一过，马上就把“你有钱，我吃饭”忘掉。考试及格，他们就有被调用到东方来的希望，只是希望，并不保准。即使真被派遣到东方来，如新加坡，香港，上海等处，他们早知道满可以不说一句东方语言而把事全办了。他们是来到这个学院预备资格，不是预备言语，所以不好好的学习。教员们都不喜欢教他们，他们也看不起教员，特别是外国教员。

没有比英国中等人家的二十上下岁的少年再讨厌的了，他们有英国人一切的讨厌，而英国人所有的好处他们还没有学到，因为他们是正在刚要由孩子变成大人的时候，所以比大人更讨厌。

班次这么多，功课这么复杂，不能不算是累活了。可是有一样好处；他们排功课表总设法使每个教员空闲半天。星期六下午照例没有课，再加上每周当中休息半天，合起来每一星期就有两天的休息。再说呢，一年分为三学期，每学期只上十个星期的课，一年倒可以有五个月的假日，还算不坏。

不过，假期中可还有学生愿意上课；学生愿意，先生自然也得愿意，所以我不能在假期中一气离开伦敦许多天。这可也有好处，假期中上课，学费便归先生要。

学院里有个很不错的图书馆，专藏关于东方学术的书籍，楼上还有些中国书。学生在上课前，下课后，不是在休息室里，便是到图书馆去，因为此外别无去处。这里没有运动场等等的设备，学生们只好到图书馆去看书，或在休息室里吸烟，没别的事可作。

学生既多数的是一人一班，而且上课的时间不同，所以不会有什么团体与运动。每一学期至多也不过有一次茶话会而已。这个会总是在图书馆里开，全校的人都被约请。没有演说，没有任何仪式，只有茶点，随意的吃。在开这个会的时候，学生才有彼此接谈的机会，老幼男女聚在一处，一边吃茶一边谈话。这才看出来，学生并不少；平日一个人一班，此刻才看到成群的学生。

假期内，学院里清静极了，只有图书馆还开着，读书的人可也并不甚多。我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与《二马》，大部分是在这里写的，因为这里清静啊。那时候，学院是在伦敦城里。四外有好几个火车站，按说必定很乱，可是在学院里并听不到什么声音。图书馆靠街，可是正对着一块空地，有些花木，像个小公园。读完了书，到这个小公园去坐一下，倒也方便。现在，据说这个学院已搬到大学里去，图书馆与课室——一个友人来信这么说——相距很远，所以馆里更清静了。哼，希望多咱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这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

五、写小说

二十七岁出国。为学英文，所以念小说，可是还没想起来写作。到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半年后开始感觉寂寞，也就常常想家。从十四岁就不住在家里，此处所谓“想家”实在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过去的，想起来便象一些图画，大概那色彩不甚浓厚的根本就想不起来了。

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

《老张的哲学》

但是，在拿笔以前，我总得有些画稿子呀。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世上有小说作法这类的书，怎办呢？对中国的小说我读过唐人小说和《儒林外史》什么的，对外国小说我才念了不多，而且是东一本西一本，有的是名家的著作，有的是女招待嫁皇太子的梦话。

后来居上，新读过的自然有更大的势力，我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可是对外国小说我知道的并不多，想选择也无从选择起。好吧，随便写吧，管它像样不像样，反正我又不想发表。况且呢，我刚读了NicholasNickleby（《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Pick－wickPapers（《匹克威克外传》）等杂乱无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写就好，管它什么。这就决定了那想起便使我害羞的《老张的哲学》的形式。

形式是这样决定的；内容呢，在人物与事实上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简直没有个中心；浮在记忆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与事都随手取来，没等把它们安置好，又去另拉一批，人挤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过气来。这一本中的人与事，假如搁在今天写，实在够写十本的。

在思想上，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高明，所以毫不客气的叫作“哲学”。哲学！现在我认明白了自己；假如我有点长处的话，必定不在思想上。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个热心的朋友，而不能给人以高明的建议。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因而不加思索便把最普通的、浮浅的见解拿过来，作为我判断一切的准则。在一方面，这使我的笔下常常带些感情；在另一方面，我的见解总是平凡。假若我专靠着感情，也许我能写出有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是我不彻底；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爱憎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我个人的性格与环境。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楞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

有人说，《老张的哲学》并不幽默，而是讨厌。我不完全承认，也不完全否认这个。

有的人天生的不懂幽默；一个人一个脾气，无须再说什么。有的人急于救世救国救文学，痛恨幽默；这是师出有名，除了太专制一些，尚无大毛病。不过这两种人说我讨厌，我不便为自己辩护，可也不便马上抽自己几个嘴巴。有的人理会得幽默，而觉得我太过火，以至于讨厌。我承认这个。前面说过了，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玩，并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讨厌？当然的。

大概最讨厌的地方是那半白半文的文字。以文字耍俏本来是最容易流于耍贫嘴的，可是这个诱惑不易躲避；一个局面或事实可笑，自然而然在描写的时候便顺手加上了招笑的文字，以助成那夸张的陈述。适可而止；好不容易。

写成此书，大概费了一年的工夫。闲着就写点，有事便把它放在一旁，所以漓漓拉拉的延长到一年；若是一气写下，本来不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写的时候是用三个便士一本的作文簿，钢笔横书，写得不甚整齐。这些小事足以证明我没有大吹大擂的通电全国——我在著作；还是那句话，我只是写着玩。写完了，许地山兄来到伦敦；一块儿谈得没有什么好题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给他念两段。他没给我什么批评，只顾了笑。后来，他说寄到国内去吧。

我倒还没有这个勇气；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可是他既不告诉我哪点应当改正，我自然闻不见自己的脚臭；于是马马虎虎就寄给了郑西谛兄——并没挂号，就那么卷了一卷扔在邮局。两三个月后，《小说月报》居然把它登载出来。我到中国饭馆吃了顿“杂碎”，作为犒赏三军。

《赵子曰》

我只知道《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和登完之后由文学研究会出单行本。自己的作品用铅字印出来总是件快事，我自然也觉得高兴。《赵子曰》便是这点高兴的结果。我知道“老张”很可笑，很生动；好了，照样再写一本就是了。于是我就开始写《赵子曰》。

材料自然得换一换：“老张”是讲些中年人们，那么这次该换些年轻的了。写法可是不用改，把心中记得的人与事编排到一处就行。“老张”是揭发社会上那些我所知道的人与事，“老赵”是描写一群学生。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一回吃出甜头，当然想再吃；所以这两本东西是同窝的一对小动物。

可是，这并不完全正确。怎么说呢？“老张”中的人多半是我亲眼看见的，其中的事多半是我亲身参加过的；因此，书中的人与事才那么拥挤纷乱；专凭想象是不会来得这么方便的。这自然不是说，此书中的人物都可以——的指出，“老张”是谁谁，“老李”是某某。不，绝不是！所谓“真”，不过是大致的说，人与事都有个影子，而不是与我所写的完全一样。它是我记忆中的一个百货店，换了东家与字号，即使还卖那些旧货，也另经摆列过了。其中顶坏的角色也许长得像我所最敬爱的人；就是叫我自己去分析，恐怕也没法作到一个萝卜一个坑儿。不论怎样吧，为省事起见，我们暂且笼统的说“老张”中的人与事多半是真实的。赶到写《赵子曰》的时节，本想还照方抓一剂，可是材料并不这么方便了。所以只换换材料的话不完全正确。这就是说：在动机上相同，而在执行时因事实的困难使它们不一样了。

在写“老张”以前，我已作过六年事，接触的多半是与我年岁相同的中年人。我虽没想到去写小说，可是时机一到，这六年中的经验自然是极有用的。这成全了“老张”，但委屈了《赵子曰》，因为我在一方面离开学生生活已六七年，而在另一方面这六七年中的学生已和我作学生时候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即使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学校生活也无补于事。我在“招待学员”的公寓里住过，我也极同情于学生们的热烈与活动，可是我不能完全把自己当作个学生，于是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今天想起来，我之立在“五四”运动外面使我的思想吃了极大的亏，《赵子曰》便是个明证，它不鼓舞，而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

有了这点说明，就晓得这两本书的所以不同了。“老张”中事实多，想象少；《赵子曰》中想象多，事实少。“老张”中纵有极讨厌的地方，究竟是与真实相距不远；有时候把一件很好的事描写得不堪，那多半是文字的毛病；文字把我拉了走，我收不住脚。

至于《赵子曰》，简直没多少事实，而只有些可笑的体态，像些滑稽舞。小学生看了能跳着脚笑，它的长处止于此！我并不是幽默完又后悔；真的，真正的幽默确不是这样，现在我知道了，虽然还是眼高手低。

此中的人物只有一两位有个真的影子，多数的是临时想起来的；好的坏的都是理想的，而且是个中年人的理想，虽然我那时候还未到三十岁，我自幼贫穷，作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

穷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

明乎此，才能明白我为什么有说有笑，好讽刺而并没有绝高的见解。因为穷，所以作事早；作事早，碰的钉子就特别的多；不久，就成了中年人的样子。不应当如此，但事实上已经如此，除了酸笑还有什么办法呢？！

前面已经提过，在立意上，《赵子曰》与“老张”是鲁卫之政，所以《赵子曰》的文字还是——往好里说——很挺拔利落。往坏里说呢，“老张”所有的讨厌，“老赵”一点也没减少。可是，在结构上，从《赵子曰》起，一步一步的确是有了进步，因为我读的东西多了。《赵子曰》已比“老张”显着紧凑了许多。

这本书里只有一个女角，而且始终没露面。我怕写女人；平常日子见着女人也老觉得拘束。在我读书的时候，男女还不能同校；在我作事的时候，终日与些中年人在一处，自然要假装出稳重。我没机会交女友，也似乎以此为荣。在后来的作品中虽然有女角，大概都是我心中想出来的，而加上一些我所看到的女人的举动与姿态；设若有人问我：女子真是这样么？我没法不摇头，假如我不愿撒谎的话。《赵子曰》中的女子没露面，是我最诚实的地方。

这本书仍然是用极贱的“练习簿”写的，也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工夫。写完，我交给宁恩承兄先读一遍，看看有什么错儿；他笑得把盐当作了糖，放到茶里，在吃早饭的时候。

《二马》

《二马》是我在国外的末一部作品：从“作”的方面说，已经有了些经验；从“读”的方面说，我不但读得多了，而且认识了英国当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与描写工细是当代文艺的特色；读了它们，不会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开始决定往“细”里写。

《二马》中的细腻处是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里找不到的，“张”与“赵”中的泼辣恣肆处从《二马》以后可是也不多见了。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随着年纪而往稳健里走，可是文字的风格差不多是“晚节渐于诗律细”的。读与作的经验增多，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不管个人愿意这样与否。

《二马》在一开首便把故事最后的一幕提出来，就是这“求细”的证明：先有了结局，自然是对故事的全盘设计已有了个大概，不能再信口开河。

可是这还不十分正确；我不仅打算细写，而且要非常的细，要像康拉德那样把故事看成一个球，从任何地方起始它总会滚动的。我本打算把故事的中段放在最前面，而后倒转回来补讲前文，而后再由这里接下去讲——讲马威逃走以后的事。这样，篇首的两节，现在看起来是像尾巴，在原来的计划中本是“腰眼儿”。为什么把腰眼儿变成了尾巴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到底不能完全把幽默放下，而另换一个风格，于是由心理的分析又走入姿态上的取笑，笑出以后便没法再使文章萦回跌宕；无论是尾巴吧，还是腰眼吧，放在前面乃全无意义！第二个是时间上的关系：我应在一九二九年的六月离开英国，在动身以前必须把这本书写完寄出来，以免心中老存着块病。时候到了，我只写了那么多，马威逃走以后的事无论如何也赶不出来了，于是一狠心，就把腰眼当作了尾巴，硬行结束。那么，《二马》只是比较的“细”，并非和我的理想一致；到如今我还是没写出一部真正细腻的东西，这或者是天才的限制，没法勉强吧。

在文字上可是稍稍有了些变动。这不能不感激亡友白涤洲——他死去快一年了！已经说过，我在“老张”与《赵子曰》里往往把文言与白话夹裹在一处；文字不一致多少能帮助一些矛盾气，好使人发笑。涤洲是头一个指出这一个毛病，而且劝我不要这样讨巧。我当时还不以为然，我写信给他，说我这是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话里，以提高白话，使白话成为雅俗共赏的东西。可是不久我就明白过来，利用文言多少是有点偷懒；把文言与白话中容易用的，现成的，都拿过来，而毫不费力的作成公众讲演稿子一类的东西，不是偷懒么？所谓文艺创作不是兼思想与文字二者而言么？那么，在文字方面就必须努力，作出一种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才算本事。

在《二马》中我开始试验这个。请看看那些风景的描写就可以明白了。《红楼梦》的言语是多么漂亮，可是一提到风景便立刻改腔换调而有诗为证了；我试试看；一个洋车夫用自己的言语能否形容一个晚晴或雪景呢？假如他不能的话，让我代他来试试。什么“潺浮”咧，“凄凉”咧，“幽径”咧，“萧条”咧我都不用，而用顶俗浅的字另想主意。设若我能这样形容得出呢，那就是本事，反之则宁可不去描写。这样描写出来，才是真觉得了物境之美而由心中说出；用文言拼凑只是修辞而已。论味道，英国菜——就是所谓英法大菜的菜——可以算天下最难吃的了；什么几乎都是白水煮或楞烧。可是英国人有个说法——记得好像GeorgeGissing（乔治·吉辛）也这么说过——英国人烹调术的主旨是不假其他材料的帮助，而是把肉与蔬菜的原味，真正的香味，烧出来。我以为，用白话著作倒须用这个方法，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文言中的现成字与辞虽一时无法一概弃斥，可是用在白话文里究竟是有些像酱油与味之素什么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儿。

在材料方面，不用说，是我在国外四五年中慢慢积蓄下来的。可是像故事中那些人与事全是想象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曾在伦敦见过或发生过。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因此，《二马》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其中的人与事是对我所要比较的那点负责，而比较根本是种类似报告的东西。自然，报告能够新颖可喜，假若读者不晓得这些事；但它的取巧处只是这一点，它缺乏文艺的伟大与永久性，至好也不过是一种还不讨厌的报章文学而已。比较是件容易作的事，连个小孩也能看出洋人鼻子高，头发黄；因此也就很难不浮浅。注意在比较，便不能不多取些表面上的差异作资料，而由这些资料里提出判断。脸黄的就是野蛮，与头发卷着的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说出而且说着怪高兴的；越是在北平住过一半天的越敢给北平下考话，许多污辱中国的电影，戏剧，与小说，差不多都是仅就表面的观察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二马》虽然没这样坏，可是究竟也算上了这个当。

老马代表老一派的中国人，小马代表晚一辈的，谁也能看出这个来。老马的描写有相当的成功：虽然他只代表了一种中国人，可是到底他是我所最熟识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辈的中国人，但我最熟识的老人确是他那个样子。他不好，也不怎么坏；他对过去的文化负责，所以自尊自傲，对将来他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与有所依靠；若没有自己的子孙，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个儿子。他不大爱思想，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这使他很可爱，也很可恨；很安详，也很无聊。至于小马，我又失败了。前者我已经说过，五四运动时我是个旁观者；在写《二马》的时节，正赶上革命军北伐，我又远远的立在一旁，没机会参加。这两个大运动，我都立在外面，实在没有资格去描写比我小十岁的青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虽然如此，我们的消息只来自新闻报，我们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更不明白的是国内青年们的思想。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作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这就是马威所要代表的。比这再高一点的理想，我还没想到过。先不用管这个理想高明不高明吧，马威反正是这个理想的产儿。他是个空的，一点也不像个活人。他还有缺点，不尽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所以李子荣更没劲！

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他们的褊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自然，猛一看过去，他们确是有这种讨厌而不自觉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细看一看，他们到底还不这么狭小。我专注意了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而忽略了他们其他的部分。幸而我是用幽默的口气述说他们，不然他们简直是群可怜的半疯子了。幽默宽恕了他们，正如宽恕了马家父子，把褊狭与浮浅消解在笑声中，万幸！

最危险的地方是那些恋爱的穿插，它们极容易使《二马》成为《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可是我在一动笔时就留着神，设法使这些地方都成为揭露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见的机会，不准恋爱情节自由的展动。这是我很会办的事，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恋爱作为副笔，而把另一些东西摆在正面。

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把我从三角四角恋爱小说中救出来，它的坏处是使我老不敢放胆写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两性间的问题。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凡，另一方面又在题材上不敢摸这个禁果，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结构上文字上有可观，可是总走不上那伟大之路。三角恋爱永不失为好题目，写得好还是好。像我这样一碰即走，对打八卦拳倒许是好办法，对写小说它使我轻浮，激不起心灵的震颤。这本书的写成也差不多费了一年的工夫。写几段，我便对朋友们去朗读，请他们批评，最多的时候是找祝仲谨兄去。他是北平人，自然更能听出句子的顺当与否，和字眼的是否妥当。全篇写完，我又托郦堃厚兄给看了一遍，他很细心的把错字都给挑出来。

把它寄出去以后——仍是寄给《小说月报》——我便向伦敦说了“再见”。

第四节　新加坡

一、巴黎与三等舱离开伦敦，我到大陆上玩了三个月，多半的时间是在巴黎。钱在我手里，也不怎么，不会生根。我并不胡花，可是钱老出去的很快。据相面的说，我的指缝太宽，不易存财；到如今我还没法打倒这个讲章。在德法意等国跑了一圈，心里很舒服了，因为钱已花光。钱花光就不再计划什么事儿，所以心里舒服。幸而巴黎的朋友还拿着我几个钱，要不然哪，就离不了法国。这几个钱仅够买三等票到新加坡的。

那也无法，到新加坡再讲吧。反正新加坡比马赛离家近些，就是这个主意。上了船，袋里还剩了十几个佛郎，合华币大洋一元有余；多少不提，到底是现款。船上遇见了几位留法回家的“国留”——复杂着一点说，就是留法的中国学生。大家一见如故，不大会儿的工夫，大家都彼此明白了经济状况：最阔气的是位姓李的，有二十七个佛郎，比我阔着块把来钱。大家把钱凑在一处，很可以买瓶香槟酒，或两支不错的吕宋烟。我们既不想喝香槟或吸吕宋，连头发都决定不去剪剪，那么，我们到底不是赤手空拳，干吗不快活呢？

大家很高兴，说得也投缘。有人提议：到上海可以组织个银行。

他是学财政的。我没表示什么，因为我的船票只到新加坡；上海的事先不必操心。

船上还有两位印度学生，两位美国华侨少年，也都挺和气。两位印度学生穿得满讲究，也关心中国的事。在开船的第三天早晨，他俩打起来：一个弄了个黑眼圈，一个脸上挨了一鞋底。打架的原因，他俩分头向我们诉冤，是为一双袜子，也不知谁卖给谁，穿了（或者没穿）一天又不要了，于是打起架来。黑眼圈的除用湿手绢捂着眼，一天到晚嘟囔着：“在国里，我吐痰都不屑于吐在他身上！他脏了我的鞋底！”吃了鞋底的那位就对我们讲：“上了岸再说，揍他，勒死，用小刀子捅！”他俩不再和我们讨论中国的问题，我们也不问甘地怎样了。

那两位华侨少年中的一位是出来游历：由美国到欧洲大陆，而后到上海，再回家。

他在柏林住了一天，在巴黎住了一天，他告诉我，都是停在旅馆里，没有出门。他怕引诱。柏林巴黎都是坏地方，没意思，他说。到了马赛，他丢了一只皮箱。那一位少年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一天到晚想家。想家之外，便看法国姑娘，尔后告诉那位出来游历的：“她们都钓我呢！”

所谓“她们”，是七八个到安南或上海的法国舞女，最年轻的不过才三十多岁。三等舱的食堂永远被她们占据着。她们吸烟，吃饭，抡大腿，练习唱，都在这儿。领导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小干老头儿。脸像个干橘子。她们没事的时候也还光着大腿，有俩小军官时常和她们弄牌玩。可是那位少年老说她们关心着他。

三等舱里不能算不热闹，舞女们一唱就唱两个多钟头。那个小干老头似乎没有夸奖她们的时候，差不多老对她们喊叫。可是她们也不在乎。她们唱或抡腿，我们就瞎扯，扯腻了便到甲板上过过风。我们的茶房是中国人，永远蹲在暗处，不留神便踩了他的脚。

他卖一种黑玩艺，五个佛郎一小包，舞女们也有买的。廿多天就这样过去：听唱，看大腿，瞎扯，吃饭。舱中老是这些人，外边老是那些水。没有一件新鲜事，大家的脸上眼看着往起长肉，好像一船受填时期的鸭子。坐船是件苦事，明知光阴怪可惜，可是没法不白白扔弃。

书读不下去，海是看腻了，话也慢慢的少起来。我的心里还想着：到新加坡怎办呢？

二、国文教员

就在那么心里悬虚的一天，到了新加坡。再想在船上吃，是不可能了，只好下去。

雇上洋车，不，不应当说雇上，是坐上；此处的洋车夫是多数不识路的，即使识路，也听不懂我的话。坐上，用手一指，车夫便跑下去。我是想上商务印书馆。不记得街名，可是记得它是在条热闹街上；上欧洲去的时候曾经在此处玩过一天。洋车一直路下去，我心里说：商务印书馆要是在这条街上等着我，便是开门见喜；它若不在这条街上，我便玩完。事情真凑巧，商务馆果然等着我呢。说不定还许是临时搬过来的。

这就好办了。进门就找经理。道过姓字名谁，马上问有什么工作没有。经理是包先生，人很客气，可是说事情不大易找。他叫我去看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黄曼士先生——在地面上很熟，而且好交朋友。我去见黄先生，自然是先在商务馆吃了顿饭。黄先生也一时想不到事情，可是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在新加坡，后来，常到他家去吃饭，也常一同出去玩。他是个很可爱的人。他家给他寄茶，总是龙井与香片两样，他不喜喝香片，便都归了我；所以在南洋我还有香片茶吃。不过，这都是后话。我还得去找事。

不远就是中华书局，好，就是中华书局吧。经理徐采明先生至今还是我的好朋友。倒不在乎他给找着个事作，他的人可爱。见了他，我说明来意。

他说有办法。马上领我到华侨中学去。这个中学离街市至少有十多里，好在公众汽车（都是小而红的车，跑得飞快）方便，一会儿就到了。徐先生替我去吆喝。行了，他们正短个国文教员。马上搬来行李，上任大吉。有了事作，心才落了实，花两毛钱买了个大柚子吃吃。然后支了点钱，买了条毯子，因为夜间必须盖上的。买了身白衣裳，中不中，西不西，自有南洋风味。赊了部《辞源》；教书不同自己读书，字总得认清了——有好些好些字，我总以为认识而实在念不出。一夜睡得怪舒服；新《辞源》摆在桌上被老鼠啃坏，是美中不足。预备用皮鞋打老鼠，及至见了面，又不想多事了，老鼠的身量至少比《辞源》长，说不定还许是仙鼠呢，随它去吧。老鼠虽大，可并不多。许多是壁虎。到处是它们：棚上墙上玻璃杯里——敢情它们喜甜味，盛过汽水的杯子总有它们来照顾一下。它们还会唱，吱吱的，没什么好听，可也不十分讨厌。

天气是好的。早半天教书，很可以自自然然的，除非在堂上被学生问住，还不至于四脖子汗流的。吃过午饭就睡大觉，热便在暗中度过去。六点钟落太阳，晚饭后还可以作点工，壁虎在墙上唱着。夜间必须盖条毯子，可见是不热；比起南京的夏夜，这里简直是仙境了。我很得意，有薪水可拿，而夜间还可以盖毯子，美！况且还得冲凉呢，早午晚三次，在自来水龙头下，灌顶浇脊背，也是痛快事。

可是，住了不到几天，我发烧，身上起了小红点。平日我是很勇敢的，一病可就有点怕死。身上有小红点哟，这玩艺，痧疹归心，不死才怪！把校医请来了，他给了我两包金鸡纳霜，告诉我离死还很远。吃了金鸡纳霜，睡在床上，既然离死很远，死我也不怕了，于是依旧勇敢起来。早晚在床上听着户外行人的足声，“心眼”里制构着美的图画：路的两旁杂生着椰树槟榔；海蓝的天空；穿白或黑的女郎，赤着脚，趿拉着木板，嗒嗒的走，也许看一眼树丛中那怒红的花。有诗意呀。矮而黑的锡兰人，头缠着花布，一边走一边唱。躺了二天，颇能领略这种浓绿的浪漫味儿，病也就好了。

一下雨就更好了。雨来得快，止得快，沙沙的一阵，天又响晴。路上湿了，树木绿到不能再绿。空气里有些凉而浓厚的树林子味儿，马上可以穿上夹衣。喝碗热咖啡顶那个。

学校也很好。学生们都会听国语，大多数也能讲得很好。他们差不多都很活泼，因为下课后便不大穿衣，身上就黑黑的，健康色儿。他们都很爱中国，愿意听激烈的主张与言语。他们是资本家（大小不同，反正非有俩钱不能入学读书）的子弟，可是他们愿打倒资本家。对于文学，他们也爱最新的，自己也办文艺刊物的，他们对先生们不大有礼貌，可不是故意的；他们爽直。先生们若能和他们以诚相见，他们便很听话。可惜有的先生爱耍些小花样！学生们不奢华。一身白衣便解决了衣的问题；穿西服受洋罪的倒是先生们，因为先生们多是江浙与华北的人，多少习染了上海的派头儿。吃也简单，除了爱吃刨冰，他们并不多花钱。天气使衣食住都简单化了。以住说吧，有个床，有条毯子，便可以过去。没毯子，盖点报纸，其实也可以将就。再有个自来水管，作冲凉之用，便万事亨通。还有呢，社会是个工商社会，大家不讲究穿，不讲究排场，也不讲究什么作诗买书，所以学生自然能俭朴。

从一方面说，这个地方没有上海或北平那样的文化；从另一方面说，它也没有酸味的文化病。此地不能产生《儒林外史》。自然，大烟窑子等是有的，可是学生还不至于干这些事儿。倒是由内地来的先生们觉得苦闷，没有社会。事业都在广东福建人手里，当教员的没有地位，也打不进广东或福建人的圈里去。教员似乎是一些高等工人，雇来的；出钱办学的人们没有把他们放在心里。玩的地方也没有，除了电影，没有可看的。所以住到三个月，我就有点厌烦了。别人也这么说。还拿天气说吧，老那么好，老那么好，没有变化，没有春夏秋冬，这就使人生厌。况且别的事儿也是死板板的没变化呢。学生们爱玩球，爱音乐，倒能有事可作。先生们在休息的时候，只能弄点汽水闲谈。我开始写《小坡的生日》。

三、《小坡的生日》

本来我想写部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我要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垦的，房是我们盖的，路是我们修的，矿是我们开的。都是我们作的。毒蛇猛兽，荒林恶瘴，我们都不怕。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我要写这个。我们伟大。是的，现在西洋人立在我们头上。可是，事业还仗着我们。我们在西人之下，其他民族之上。假如南洋是个糖烧饼，我们是那个糖馅。我们可上可下。自要努力使劲，我们只有往上，不会退下。没有了我们，便没有了南洋，这是事实，自自然然的事实。马来人什么也不干，只会懒。印度人也干不过我们。西洋人住上三四年就得回家休息，不然便支持不住。干活是我们，作买卖是我们，行医当律师也是我们。住十年，百年，一千年，都可以，什么样的天气我们也受得住，什么样的苦我们也能吃，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有能力去干。说手有手，说脑子有脑子。我要写这么一本小说。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所谓民族崇拜，不是说某某先生会穿西装，讲外国话，和懂得怎样给太太提着小伞。我是要说这几百年来，光脚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汉。没钱，没国家保护，什么也没有。硬去干，而且真干出玩艺来。我要写这些真正的中国人，真有劲的中国人。

中国是他们的，南洋也是他们的。那些会提小伞的先生们，屁！连我也算在里面。

可是，我写不出。打算写，得到各处去游历。我没钱，没工夫。广东话，福建话，马来话，我都不会。不懂的事还很多很多。不敢动笔。黄曼士先生没事就带我去看各种事儿，为是供给我点材料。可是以几个月的工夫打算抓住一个地方的味儿，不会。再说呢，我必须描写海，和中国人怎样在海上冒险。对于海的知识太少了；我生在北方，到二十多岁才看见了轮船。

得补上一些。在到新加坡以前我还写过一本东西呢。在大陆上写了些，在由马赛到新加坡的船上写了些，一共写了四万多字。到了新加坡，我决定

抛弃了它，书名是《大概如此》。

为什么中止了呢？慢慢的讲吧。这本书和《二马》差不多，也是写在伦敦的中国人。

内容可是没有《二马》那么复杂，只有一男一女。男的穷而好学，女的富而遭了难。穷男人救了富女的，自然喽跟着就得恋爱。男的是真落于情

海中，女的只拿爱作为一种应酬与报答，结果把男的毁了。文字写得并不错，可是我不满意这个题旨。设若我还住在欧洲，这本书一定能写完。

打了个大大的折扣，我开始写《小坡的生日》。我爱小孩，我注意小孩子们的行动。

在新加坡，我虽没工夫去看成人的活动，可是街上跑来跑去的小孩，各种各色的小孩，是有意思的，可以随时看到的。下课之后，立在门口，就可以看到一两个中国的或马来的小儿在林边或路畔玩耍。好吧，我以小人儿们作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吧——恐怕是最小最小的那个南洋吧！

上半天完全消费在上课与改卷子上。下半天太热，非四点以后不能作什么。我只能在晚饭后写一点。一边写一边得驱逐蚊子，而老鼠与壁虎的捣乱也使我心中不甚太平，况且在热带的晚间独抱一灯，低着头写字，更仿佛有点说不过去：屋外的虫声，林中吹来的湿而微甜的晚风，道路上印度人的歌声，妇女们木板鞋的轻响，都使人觉得应到外边草地上去，卧看星天，永远不动一动。这地方的情调是热与软，它使人从心中觉到不应当作什么。我

呢，一气写出一千字已极不容易，得把外间的一切都忘了才能把笔放在纸上。这需要极大的注意与努力，结果，写一千来字已是筋疲力尽，好似打过一次交手仗。朋友们稍微点点头，我就放下笔，随他们去到林边的一间门面的茶馆去喝咖啡了。

从开始写直到离开此地，至少有四个整月，我一共才写成四万字，没法儿再快。

写《小坡的生日》的动机是：表面的写点新加坡的风景什么的。还有：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这是个理想，在事实上大家并不联合，单说广东与福建人中间的成见与争斗便很厉害。这本书没有一个白小孩，故意的落掉。写了三个多月吧，得到五万来字；到上海又补了一万。

这本书中好的地方，据我自己看，是言语的简单与那些像童话的部分。它不完全是童话，因为前半截有好些写实处——本来是要描写点真事。这么一来，实的地方太实，虚的地方又很虚，结果是既不像童话，又非以儿童为主的故事，有点四不像了。设若有工夫删改，把写实的部分去掉，或者还能成个东西。可是我没有这个工夫。顶可笑的是在南洋各色小孩都讲着漂亮（确是漂亮）的北平话。

《小坡的生日》写到五万来字，放年假了。我很不愿离开新加坡，可是要走这是个好时候，学期之末，正好结束。在这个时节，又有去作别的事情的机会。若是这些事情中有能成功的，我自然可以辞去教职而仍不离开此地，为是可以多得些经验。可是这些事都没成功，因为有人从中破坏。这么一来，我就决定离开。我不愿意自己的事和别人捣乱争吵。我已离家六年，老母已七十多岁，常有信催我回家。在阳历二月底，我又上了船。

在上海写完了，就手儿便把它交给了西谛，还在《小说月板》发表。登完，单行本已打好底版，被“一二八”的大火烧掉；所以才又交给生活书店印出来。

第三章　壮岁饱酸辛

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第一节　济南

一、第二故乡

在上海把《小坡的生日》交出，就跑回北平；住了三四个月，什么也没写。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去作职业写家的心意；经好友们的谆谆劝告，我才就了齐鲁大学的教职。

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去，那里总有人惦念着我。在那里，我写成了《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和收在《赶集》里的那十几个短篇。

在那里，我努力地创作，快活地休息四年虽短，但是一气住下来，于是事与事的联系，人与人的交往，快乐与悲苦的代换，便显明地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地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美丽与败陋

它介乎北平与青岛之间。北平是我的故乡，可是这七年来，我不是住济南，便是住在青岛。在济南住呢，时常想念北平；及至到了北平的老家，便又不放心济南的新家。

好在道路不远，来来往往，两地都有亲爱的人，熟悉的地方；它们都使我依依不舍，几乎分不出谁重谁轻。在青岛住呢，无论是由青去平，还是自平返青，中途总得经过济南。

车到那里，不由的我便要停留一两天。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等名胜，闭了眼也曾想出来，可是重游一番总是高兴的：每一角落，似乎都存着一些生命的痕迹；每一小小的变迁，都引起一些感触；就是一风一雨也仿佛含着无限的情意似的。讲富丽堂皇，济南远不及北平；讲山海之胜，也跟不上青岛。可是除了北平青岛，要在华北找个有山有水，交通方便，既不十分闭塞，而生活程度又不过高的城市，恐怕就得属济南了。况且，它虽是个大都市，可是还能看到朴素的乡民，一群群的来此卖货或买东西，不像上海与汉口那样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稳立在中国的文化上，城墙并不足拦阻住城与乡的交往；以善作洋奴自夸的人物与神情，在这里是不易找到的。这使人心里觉得舒服一些。一个不以跳舞开香槟为理想的生活的人，到了这里自自然然会感到一些平淡而可爱的滋味。

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还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绕郭。可惜这样的天然美景，和那座城市结合到一处，不但没得到人工的帮助而相得益彰，反而因市设的敷衍而淹没了丽质。大路上灰尘飞扬，小巷里污秽杂乱，虽然天色是那么清明，泉水是那么方便，可是到处老使人憋得慌。近来虽修成几条柏油路，也仍旧显不出怎么清洁来。至于那些名胜，趵突泉左右前后的建筑破烂不堪，大明湖的湖面已化作水田，只剩下几道水沟。有人说，这种种的败陋，并非因为当局不肯努力建设，而是因为他们爱民如子，不肯把老百姓的钱都化费在美化城市上。假若这是可靠的话，我们便应当看见老百姓的钱另有出路，在国防与民生上有所建设。这个，我们却没有看见。这笔账该当怎么算呢？况且，我们所要求的并不是高楼大厦，池园庭馆，而是城市应有的卫生与便利。假若在城市卫生上有相当的设施，到处注意秩序与清洁，这座城既有现成的山水取胜，自然就会美如画图，用不着浪费人工财力。

这倒并非专为山水喊冤，而是借以说明许多别的事。济南的多少事情都与此相似，本来可以略加调整便有可观，可是事实上竟废弛委弃，以至一切的事物上都罩着一层灰土。这层灰土下蠕蠕微动着一群可好可坏的人，隐覆着一些似有若无的事；不死不生，一切灰色。此处没有崭新的东西，也没有彻底旧的东西，本来可以令人爱护，可是又使人无法不伤心。什么事都在动作，什么可也没照着一定的计划作成。无所拒绝，也不甘心接受，不易见到有何主张的人，可也不易见到很讨厌的人，大家都那么和气一团，敷敷衍衍，不易捉摸，也没什么大了不起。有电灯而无光，有马路而拥挤不堪，什么都有，什么也都没有，恰似暮色微茫，灰灰的一片。

按理说，这层灰色是不应当存到今日的，因为五卅惨案的血还鲜红的在马路上，城根下，假若有记性的人会闭目想一会儿。我初到济南那年，那被敌人击破的城楼还挂着“勿忘国耻”的破布条在那儿含羞的立着。不久，城楼拆去，国耻布条也被撤去，同被忘掉。拆去城楼本无不可，但是别无建设或者就是表示着忘去烦恼是为简便；结果呢，敌人今日就又在那里唱凯歌了。

在我写《大明湖》的时候，就写过一段：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可是市声隐隐，尘雾微茫，房贴着房，巷联着巷。全城笼罩在灰色之中。敌人已经在山巅投过重炮，轰过几昼夜了，以后还可以随时地重演一次；第一次的炮火既没能打破那灰色的大梦，那么总会有一天全城化为灰烬，冲天的红焰赶走了灰色，烧完了梦中人灰色的城，灰色的人，一切是统制，也就是因循，自己不干，不会干，而反倒把要干与会干的人的手捆起来；这是死城！此书的原稿已在上海随着一二八的毒火殉了难，不过这一段有大意还没有忘掉，因为每次由市里到山上去，总会把市内所见的灰色景象带在心中，而后登高一望，自然会起了忧思。湖山是多么美呢，却始终被灰色笼罩着，谁能不由爱而畏，由失望而颤抖呢？

再说，破碎的城楼可以拆去，而敌人并未退出；眼不见心不烦，可是小鬼们就在眼前，怎能疏忽过去，视而不见呢？敌人的医院，公司，铺户，旅馆，分散在商埠各处。

那一个买卖也带“白面”，即使不是专售，也多少要预备一些，余利作为妇女与小孩子们的零钱。大批的劣货垄断着市场，零整批发的吗啡白面毒化着市民，此外还不时的暗放传染病的毒菌，甚至于把他们国内穿残的破裤烂袄也整船的运来销卖。这够多么可怕呢？可是我们有目无睹，仍旧逍遥自在；等因奉此是唯一的公事，奉命唯谨落个好官，我自为之，别无可虑。人家以经济吸尽我们的血，我们只会加捐添税再抽断老百姓的筋。

对外讲亲善，故无抵制；对内讲爱民，而以大家不出声为感戴。敌人的炮火是厉害的，敌人的经济侵略是毒辣的，可是我们的捆束百姓的政策就更可怕。济南是久已死去，美丽的湖山只好默然蒙羞了！

平日对敌人的经济侵略不加防范，还可以用有心无力或事关全国为词。及至敌军已深入河北，而大家依旧安闲自在，就太可怪了。山东的富力为江北各省之冠，人民既善于经营，又强壮耐苦。有这样的才力与人力，假若稍有准备，即使不能把全省防御得如铜墙铁壁至少也得教敌人吃很大的苦头，方能攻入。可是，济南是省会，既系灰色，别处就更无可说的了。济南为全省的脑府，而实际上只是空空的一个壳儿，并无脑子。这个空壳子响一响便是政治，四面低低的回应便算办了事情。计划、科学、文化、人才，都是些可疑的名词，因为它们不是那空壳子所能了解的。反之，随便响一响，从心所欲正好见出权威。济南是必须死的，而且必不可免的累及全省。

这里一点无意去攻击任何人；追悔不如更新，我们且揭过这一页去吧。济南的秋冬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流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儿。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请你在秋天来。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终年给你预备着的。

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

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上帝不愿意把它忽然唤醒，所以作个整人情，连秋带冬全给了济南。

诗的境界中必须有山有水。那末，请看济南吧。那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山，在秋色中便越发的不同了。以颜色说吧，山腰中的松树是青黑的，加上秋阳的斜射，那片青黑便多出些比灰色深，比黑色浅的颜色，把旁边的黄草盖成一层灰中诱黄的阴影。山脚是镶着各色条子的，一层层的，有的黄，有的灰，有的绿，有的似乎是藕荷色儿。山顶上的色儿也随着太阳的转移而不同。山顶的颜色不同还不重要，山腰中的颜色不同才真叫人想作几句诗。山腰中的颜色是永远在那儿变动，特别是在秋天，那阳光能够忽然清凉一会儿，忽然又温暖一会儿，这个变动并不激烈，可是山上的颜色觉得出这个变化，而立刻随着变换。忽然黄色更真了一些，忽然又暗了一些，忽然像有层看不见的薄雾在那儿流动，忽然像有股细风替“自然”调合着彩色，轻轻的抹上一层各色俱全而全是淡美的色道儿。有这样的山，再配上那蓝的天，晴暖的阳光；蓝得像要由蓝变绿了，可又没完全绿了；晴暖得要发燥了，可是有点凉风，正像诗一样的温柔；这便是济南的秋。况且因为颜色的不同，那山的高低也更显然了。高的更高了些，低的更低了些，山的棱角曲线在晴空中更真了，更分明了，更瘦硬了。看山顶上那个塔！

再看水。以量说，以质说，以形式说，哪儿的水能比济南？有泉——到处是泉——有河，有湖，这是由形式上分。不管是泉是河是湖，全是那么清，全是那么甜，哎呀，济南是“自然”的Sweet heart吧？大明湖夏日的莲花，城河的绿柳，自然是美好的了。可是看水，是要看秋水的。济南有秋山，又有秋水，这个秋才算个秋，因为秋神是在济南住家的。先不用说别的，只说水中的绿藻吧。那份儿绿色，除了上帝心中的绿色，恐怕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拟的。这种鲜绿全借着水的清澄显露出来，好像美人借着镜子鉴赏自己的美。是的，这些绿藻是自己享受那水的甜美呢，不是为谁看的。它们知道它们那点绿的心事，它们终年在那儿吻着水皮，做着绿色的香梦。淘气的鸭于，用黄金的脚掌碰它们一两下。浣女的影儿，吻它们的绿叶一两下。

只有这个，是它们的香甜的烦恼。

羡慕死诗人呀！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山影儿也更真了。秋山秋水虚幻的吻着。

山儿不动，水儿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诗。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大风，便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

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晴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天下很暖和安适的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

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它们全安静不动的低声的说：

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觉的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的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像些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

古老的济南，城内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或者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

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反倒在绿藻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冰上；况且那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树虽然没有叶儿，鸟儿可并不偷懒，看在日光下张着翅叫的百灵们。

山东人是百灵鸟的崇拜者，济南是百灵的国。家家处处听得到它们的歌唱；自然，小黄鸟儿也不少，而且在百灵国内也很努力的唱。还有山喜鹊呢，成群的在树上啼，扯着浅蓝的尾巴飞。

树上虽没有叶，有这些羽翎装饰着，也倒有点像西洋美女。坐在河岸上，看着它们在空中飞，听着溪水活活的流，要睡了，这是有催眠力的；不信你就试试；睡吧，决冻不着你。

齐鲁大学

齐大在济南的南关外，空气自然比城里的新鲜，这已得到成个公园的最要条件。花木多，又有了成个公园的资格。确是有许多人到那里玩，意思是拿它当作——非正式的公园。

逛这个非正式的公园以夏天为最好。春天花多，秋天树叶美，但是只在夏天才有“景”，冬天没有什么特色。

当夏天，进了校门便看见一座绿楼，楼前一大片绿草地，楼的四围全是绿树，绿树的尖上浮着一两个山峰，因为绿树太密了，所以看不见树后的房子与山腰，使你猜不到绿荫后边还有什么；深密伟大，你不由的深吸一口气。绿楼？真的，“爬山虎”的深绿肥大的叶一层一层的把楼盖满，只露着几个白边的窗户；每阵小风，使那层层的绿叶掀动，横着竖着都动得有规律，一片竖立的绿浪。

往里走吧，沿着草地——草地边上不少的小蓝花呢——到了那绿荫深处。这里都是枫树，树下四条洁白的石凳，围着一片花池。花池里虽没有珍花异草，可是也有可观；况且往北有一条花径，全是小红玫瑰。花径的北端有两大片洋葵，深绿叶，浅红花；这两片花的后面又有一座楼，门前的白石阶栏像享受这片鲜花的神龛。楼的高处，从绿槐的密叶的间隙里看到，有一个大时辰钟。

往东西看，西边是一进校门便看见的那座楼的侧面与后面，与这座楼平行，花池东边还有一座；这两座楼的侧面山墙，也都是绿的。花径的南端是白石的礼堂，堂前开满了百日红，壁上也被绿蔓爬匀。那两座楼后，两大片草地，平坦，深绿，像张绿毯。这两块草地的南端，又有两座楼，四周围蔷薇作成短墙。设若你坐在石凳上，无论往哪边看，视线所及不是红花，便是绿叶；就是往上下看吧：下面是绿草，红花，与树影；上面是绿枫树叶，往平里看，有时从树隙花间看见女郎的一两把小白伞，有时看男人的白大衫。伞上衫上时时落上些绿的叶影。人不多。因为放暑假了。

拐过礼堂，你看见南面的群山，绿的。山前的田，绿的。一个绿海，山是那些高的绿浪。礼堂的左右，东西两条绿径，树荫很密，几乎见不着阳光。顺着这绿径走，不论往西往东，你看见些小的楼房，每处有个小花园。园墙都是矮松做的。

春天的花多，特别是丁香和玫瑰，但是绿得不到家。秋天的红叶美，可是草变黄了。

冬天树叶落净，在园中便看见了山的大部分，又欠深远的意味。只有夏天，一切颜色消沉在绿的中间，由地上一直绿到树上浮着的绿山峰，成功以绿为主色的一景。

到了齐大，暑假还未曾完。除了太阳要落的时候，校园里不见一个人影。那几条白石凳，上面有枫树给张着伞，便成了我的临时书房。手里拿着本书，并不见得念；念地上的树影，比读书还有趣。我看着：细碎的绿影，夹着些小黄圈，不定都是圆的，叶儿稀的地方，光也有时候透出七棱八角的一小块。小黑驴似的蚂蚁，单喜欢在这些光圈上慌手忙脚的来往过。那边的白石凳上，也印着细碎的绿影，还落着个小蓝蝴蝶，抿着翅儿，好像要睡。

一点风儿，把绿影儿吹醉，散乱起来；小蓝蝶醒了懒懒的飞，似乎是作着梦飞呢；飞了不远，落下了，抱住黄蜀菊的蕊儿。看着，老大半天，小蝶儿又飞了，来了个楞头磕脑的马蜂。

真静。往南看，千佛山懒懒的倚着一些白云，一声不出。往北看，围子墙根有时过一两个小驴，微微有点铃声。往东西看，只看见楼墙上的爬山虎。叶儿微动，像竖起的两面绿浪。往下看，四下都是绿草。往上看，看见几个红的楼尖。全不动。绿的，红的，上上下下的，像一张画，颜色固定，可是越看越好看。只有办公处的大钟的针儿，偷偷的移动，好似唯恐怕叫光阴知道似的，那么偷偷的动，从树隙里偶尔看见一个小女孩，花衣裳特别花哨，突然把这一片静的景物全刺激了一下；花儿也是更红，叶儿也更绿了似的；好像她的花衣裳要带这一群颜色跳舞起来。小女孩看不见了，又安静起来。槐树上轻轻落下个豆瓣绿的小虫，在空中悬着，其余的全不动了。

园中就是缺少一点水呀！连小麻雀也似乎很关心这个，时常用小眼睛往四下找，假如园中，就是有一道小溪吧，那要多么出色，溪里再有些各色的鱼，有些荷花！那怕是有个喷水池呢，水声，和着枫叶的轻响，在石台上睡一刻钟，要作出什么有声有色有香味的梦！花木够了，只缺一点水。

短松墙觉得有点死板，好在发着一些松香；若是上面绕着些密罗松，开着些血红的小花，也许能减少一些死板气儿，园外的几行洋槐很体面，似乎缺少一些小白石凳。可是继而一想，没有石凳也好，校园的全景，就妙在只有花木，没有多少人工作的点缀，砖砌的花池咧，绿竹篱咧，全没有；这样，没有人的时候，才真像没有人，连一点人工经营的痕迹也看不出来；换句话说这才不俗气。

二、《大明湖》

到校后，忙着预备功课，也没工夫写什么。可是我每走在街上，看见西门与南门的炮眼，我便自然的想起“五三”惨案；我开始打听关于这件事的详情；不是那些报纸登载过的大事，而是实际上的屠杀与恐怖的情形。有好多人能供给我材料，有的人还保存着许多像片，也借给我看。半年以后，济南既被走熟，而“五三”的情形也知道了个大概，我就想写《大明湖》了。

《大明湖》里没有一句幽默的话，因为想着“五三”。可是“五三”并不是正题，而是个副笔。设若全书都是描写那次的屠杀，我便不易把别的事项插进去了，而我深怕笔力与材料都不够写那么硬的东西。我需要个别的故事，而把战争与流血到相当的时机加进去，既不干枯，又显着越写越火炽。

我很费了些时间去安置那些人物与事实：前半的本身已像个故事，而这故事里已暗示出济南的危险。后半还继续写故事，可是遇上了“五三”，故事与这惨案一同紧张起来。在形式上，这本书有些可取的地方。

故事的进展还是以爱情为联系，这里所谓爱情可并不是三角恋爱那一套。痛快着一点来说，我写的是性欲问题。在女子方面，重要的人物是很穷的母女两个。母亲受着性欲与穷困的两重压迫，而扔下了女儿不再管。她交结过好几个男人，全没有所谓浪漫故事中的追求与迷恋，而是直截了当的讲肉与钱的获得。读书的青年男女好说自己如何苦闷，如何因失恋而想自杀，好像别人都没有这种问题，而只有他们自己的委屈很值钱似的。所以我故意的提出几个穷男女，说说他们的苦处与需求。在她所交结的几个男人中，有一个是非常精明而有思想的人。他虽不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可是由他口中说出许多现在应当用××画出来的话语。这个女的最后跳了大明湖。她的女儿呢，没有人保护着，而且没有一个钱，也就走上她母亲所走的路——在《樱海集》所载的《月牙儿》便是这件事的变形。可是在《大明湖》里，这个孤苦的女儿到了也要跳湖的时候，被人救出而结了婚。救她的人是兄弟三个，老大老二是对双生的弟兄，也就是故事中的男主角。

在这一对男主角身上，爱情的穿插没有多少重要，主要的是在描写他俩的心理上的变动。他们是双生子，长得一样，而且极相爱，可是他们的性格极不相同，他们想尽方法去彼此明白与谅解，可是不能随心如意；他们到底有个自己，这个自己不会因爱心与努力而溶解在另一个自己里。他俩在外表上是一模一样，而在内心上是背道而驰。老大表现着理智的能力，老二表现着感情的热烈。一冷一热，而又不肯公然冲突。这象征着“学问呢，还是革命呢？”的不易决定。老大是理智的，可是被疾病征服的时候，在梦里似的与那个孤女发生了关系，结果非要她不可——大团圆。

可是这个大团圆是个悲剧的——假如这句话可以说得通——“五三”事件发生了，老三被杀。剩下老大老二，一个用脑，一个用心，领略着国破家亡的滋味。

由这点简要的述说可以看出来《大明湖》里实在包含着许多问题，在思想上似乎是有些进步。可是我并不满意这本作品，因为文字太老实。前面说过了：此书中没有一句幽默的话，而文字极其平淡无奇，念着很容易使人打盹儿。我是个爽快的人，当说起笑话来，我的想象便能充分的活动，随笔所至自自然然的就有趣味。教我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

在暑假后把它写成，交给张西山兄看了一遍，还是寄给《小说月报》。

因为刚登完了《小坡的生日》，所以西谛兄说留到过了年再登吧。过了年，稿子交到印工手里去，“一二八”的火把它烧成了灰。没留副稿。我向来不留副稿。想好就写，写完一大段，看看，如要不得，便扯了另写；如能要，便只略修改几个字，不作更大的更动。所以我的稿子多数是写得很清楚。我雇不起书记给另抄一遍，也不愿旁人代写。稿子既须自己写，所以无论故事多么长，总是全篇写完才敢寄出去，没胆子写一点发表一点。全篇寄出去，所以要烧也就都烧完；好在还痛快！

有好几位朋友劝我再写《大明湖》，我打不起精神来。创作的那点快乐不能在默写中找到。再说呢，我实在不甚满意它，何必再写。况且现在写出，必须用许多××与，更犯不着了。

到济南后，自己印了稿纸，张大格大，一张可写九百多字。用新稿纸写的第一部小说就遭了火劫，总算走“红”运！

三、暑　假

我与学界的人们一同分润寒假暑假的“寒”与“暑”，“假”字与我老不发生关系似的。寒与暑并不因此而特别的留点情；可是，一想及拉车的，当巡警的，卖苦力气的，我还抱怨什么？而且假期到底是假期，晚起个三两分钟到底不会耽误了上堂；暂时不作铜铃的奴隶也总得算偌大的自由！况且没有粉笔面子的“双”薰——对不起，一对鼻孔总是一齐吸气，还没练成“单吸”的功夫，虽然作了不少年的教员。

整理已讲过的讲义，预备下学期的新教材，这把“念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的功夫已作足。此外，还要写小说呢。教员兼写家，或写家兼教员，无论怎样排列吧，这是最时行的事。单干哪一行也不够养家的，况且我还养着一只小猫！幸而教员兼车夫，或写家兼屠户，还没大行开，这在像中国这么文明的国家里，还不该念佛？

闹钟的铃自一放学就停止了工作，可是没在六点后起来过，小说的人物总是在天亮左右便在脑中开了战事；设若不乘着打得正欢的时候把他们捉住，这一天，也许是两三天，不用打算顺当的调动他们，不管你吸多少支香烟，他们总是在面前耍鬼脸，及至你一伸手，他们全跑得连个影儿也看不见。

早起的鸟捉住虫儿，写小说的也如此。这决不是说早起可以少出一点汗。在济南的初伏以前而打算不出汗，除非离开济南。早晨，晌午，晚间，夜里，毛孔永远川流不息；只要你一眨巴眼，或叫声球——那只小猫——得，遍体生津。早起决不为少出汗，而是为拿起笔来把汗吓回去。出汗的工作是人人怕的，连汗的本身也怕。一边写，一边流汗；越流汗越写得起劲；汗知道你是与它拚个你死我活，它便不流了。这个道理或者可以从《易经》里找出来，但是我还没有工夫去检查。

自六点至九点，也许写成五百字，也许写成三千字，假如没有客人来的话。五百字也好，三千字也好，早晨的工作算是结束了。值得一说的是：

写五百字比写三千的时候要多吸至少七八支香烟，吸烟能助文思不永远灵验，是不是还应当多给文曲星烧股高香？

九点以后，写信——写信！老得写信！希望邮差再大罢工一年！——浇浇院中的草花，和小猫在地上滚一回，然后读欧·亨利。这一闹哄就快十二点了。吃午饭，也许只是闻一闻；夏天闻闻菜饭便可以饱了的。饭后，睡大觉，这一觉非遇见非常的事件是不能醒的。打大雷，邻居小夫妇吵架，把水缸从墙头掷过来，只是不希望地震，虽然它准是最有效的。醒了，该弄讲义了，多少不拘，天天总弄出一点来。六点，又吃饭。

饭后，到齐大的花园去走半点钟，这是一天中挺直脊骨的特许期间，二十四点钟内挺两刻钟的脊骨好像有什么卫生神术在其中似的。不过，挺着胸膛走到底是壮观的；究竟挺直了没有自然是另一问题，未便深究。

挺背运动完毕，回家，屋子里比烤面包的炉子的热度高着多少？无从知道，因为没有寒暑表。屋内的蚊子还没都被烤死呢，我放心了。洗个澡，在院中坐一会儿，听着街上卖汽水，冰激凌的吆喝。心静自然凉，我永远不喝汽水，不吃冰激凌；香片茶是我一年到头的唯一饮料，多咱香片茶是由外洋贩来我便不喝了。九点钟前后就去睡，不管多热，我永远的躺下（有时还没有十分躺好）便能入梦。身体弱多睡觉，是我的格言。一气睡到天明，又该起来拿笔吓走汗了。

四、《猫城记》自《老张的哲学》到《大明湖》，都是交《小说月报》发表，而后由商务印书馆印单行本。《大明湖》的稿子烧掉，《小坡的生日》的底版也殉了难；后者，经过许多日子，转让给生活书店承印。《小说月报》停刊。施蛰存兄主编的《现代》杂志为沪战后唯一的有起色的文艺月刊，他约我写个“长篇”，我答应下来；这是我给别的刊物——不是《小说月报》了——写稿子的开始。这次写的是《猫城记》。登完以后，由现代书局出书，这是我在别家书店——不是“商务”了——印书的开始。

《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地揭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写到了一半，我就想收兵，可是事实不允许我这样作，硬把它凑完了！有人说，这本书不幽默，所以值得叫好，正如梅兰芳反串小生那样值得叫好。其实这只是因为讨厌了我的幽默，而不是这本书有何好处。

吃厌了馒头，偶尔来碗粗米饭也觉得很香，并非是真香。说真的，《猫城记》根本应当幽默，因为它是篇讽刺文章；讽刺与幽默在分析时有显然的不同，但在应用上永远不能严格的分隔开。越是毒辣的讽刺，越当写得活动有趣，把假托的人与事全要精细的描写出，有声有色，有骨有肉，看起来头头是道，活像有此等人与此等事；把讽刺埋伏在这个底下，而后才文情并茂，骂人才骂到家。它不怕是写三寸丁的小人国，还是写酸臭的君子之邦，它得先把所凭借的寓言写活，而后才能仿佛把人与事玩之股掌之上，细细的创造出，而后捏着骨缝儿狠狠的骂，使人哭不得笑不得。它得活跃，灵动，玲珑，和幽默。必须幽默。不要幽默也成，那得有更厉害的文笔，与极聪明的脑子，一个巴掌一个红印，一个闪一个雷。我没有这样厉害的手与脑，而又舍去我较有把握的幽默，《猫城记》就没法不爬在地上，像只折了翅的鸟儿。

在思想上，我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这大概是多数讽刺文字的弱点，不过好的讽刺文字是能一刀见血，指出人间的毛病的：虽然缺乏对思想的领导，究竟能找出病根，而使热心治病的人知道该下什么药。我呢，既不能有积极的领导，又不能精到的搜出病根，所以只有讽刺的弱点，而没得到它的正当效用。我所思虑的就是普通一般人所思虑的，本用不着我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眼前的坏现象是我最关切的；为什么有这种恶劣现象呢？我回答不出。跟一般人相同，我拿“人心不古”——虽然没用这四个字——来敷衍。这只是对人与事的一种惋惜，一种规劝；惋惜与规劝，是“阴骘文”的正当效用——其效用等于说废话。这连讽刺也够不上了。似是而非的主张，即使无补于事，也还能显出点讽刺家的聪明。我老老实实的谈常识，而美其名为讽刺，未免太荒唐了。把讽刺改为说教，越说便越腻得慌；敢去说教的人不是绝顶聪明的，便是傻瓜。我知道我不是顶聪明，也不肯承认是地道傻瓜；不过我既写了《猫城记》，也就没法不叫自己傻瓜了。

自然，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不高明的东西也有些外来的原因。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失望之后，这样的人想规劝，而规劝总是妇人之仁的。一个完全没有思想的人，能在粪堆上找到粮食；一个真有思想的人根本不将就这堆粪。只有半瓶子醋的人想维持这堆粪而去劝告苍蝇：“这儿不卫生！”我吃了亏，因为任着外来的刺激去支配我的“心”，而一时忘了我还有块“脑子”。我居然去劝告苍蝇了！

不错，一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人，满能写出很不错的文章来；文学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可是，这样的专家，得有极大的写实本领，或是极大的情绪感诉能力。前者能将浮面的观感详实的写下来，虽然不像显微镜那么厉害，到底不失为好好的一面玻璃镜，映出个真的世界。后者能将普通的感触，强有力的道出，使人感动。可是我呢，我是写了篇讽刺。讽刺必须高超，而我不高超。讽刺要冷静，于是我不能大吹大擂，而扭扭捏捏。既未能悬起一面镜子，又不能向人心掷去炸弹，这就很可怜了。

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其实也还不错。讽刺与幽默虽然是不同的心态，可是都得有点聪明。运用这点聪明，即使不能高明，究竟能见出些性灵，至少是在文字上。我故意的禁止幽默，于是《猫城记》就一无可取了。《大明湖》失败在前，《猫城记》紧跟着又来了个第二次。朋友们常常劝我不要幽默了，我感谢，我也知道自己常因幽默而流于讨厌。可是经过这两次的失败，我才明白一条狗很难变成一只猫。我有时候很想努力改过，偶尔也能因努力而写出篇郑重、有点模样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总缺乏自然的情趣，像描眉擦粉的小脚娘。让我信口开河，我的讨厌是无可否认的，可是我的天真可爱处也在里边，Aristophanes（阿里斯多芬）的撒野正自不可及；我不想高攀，但也不必因谦虚而抹杀事实。

自然，这两篇东西——《大明湖》与《猫城记》——也并非对我全无好处：它们给我以练习的机会，练习怎样老老实实的写述，怎样瞪着眼说谎而说得怪起劲。虽然它们的本身是失败了，可是经过一番失败总多少增长些经验。

《猫城记》的体裁，不用说，是讽刺文章最容易用而曾经被文人们用熟了的。用个猫或人去冒险或游历，看见什么写什么就好了。冒险者到月球上去，或到地狱里去，都没什么关系。他是个批评家，也许是个伤感的新闻记者。《猫城记》的探险者分明是后一流的，他不善于批评，而有不少浮浅的感慨；他的报告于是显着像赴宴而没吃饱的老太婆那样回到家中瞎唠叨。我早就知道这个体裁。说也可笑，我所以必用猫城，而不用狗城者，倒完全出于一件家庭间的小事实——我刚刚抱来个黄白花的小猫。威尔思的The first msn in the moon（《月亮上的第一个人》），把月亮上的社会生活与蚂蚁的分工合作相较，显然是有意的指出人类文明的另一途径。我的猫人之所以为猫人却出于偶然。设若那天我是抱来一只兔，大概猫人就变成兔人了；虽然猫人与兔人必是同样糟糕的。

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

可惜我没给他们想出办法来。我也糟糕！可是，我必须说出来：即使我给猫人出了最高明的主意，他们一定会把这个主意弄成个五光十色的大笑话；猫人的糊涂与聪明是相等的。我爱他们，惭愧！我到底只能讽刺他们了！况且呢，我和猫人相处了那么些日子，我深知道我若是直言无隐的攻击他们，而后再给他们出好主意，他们很会把我偷偷的弄死。我的怯懦正足以暗示出猫人的勇敢，何等的勇敢！算了吧，不必再说什么了！

五、《离婚》

也许这是个常有的经验吧：一个写家把他久想写的文章撂在心里，撑着，甚至于撂一辈子，而他所写出的那些便是偶然想到的。有好几个故事在我心里已存放了六七年，而始终没能写出来；我一点也不晓得它们有没有能够出世的那一天。反之，我临时想到的倒多半在白纸上落了黑字。在写《离婚》以前，心中并没有过任何可以发展到这样一个故事的“心核”，它几乎是忽然来到而马上成了个“样儿”的。在事前，我本来没打算写个长篇，当然用不着去想什么。邀我写个长篇与我临阵磨刀去想主意正是同样的仓促。是这么回事：《猫城记》在《现代》杂志登完，说好了是由良友公司放入《良友文学丛书》里。我自己知道这本书没有什么好处，觉得它还没资格入这个《丛书》。可是朋友们既愿意这么办，便随它去吧，我就答应了照办。及至事到临期，现代书局又愿意印它了，而良友扑了个空。于是良友的“十万火急”来到，立索一本代替《猫城记》的。

我冒了汗！可是我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知道拚命与灵感是一样有劲的。这我才开始打主意。在没想起任何事情之前，我先决定了：这次要“返归幽默”。

《大明湖》与《猫城记》的双双失败使我不得不这么办。附带的也决定了，这回还得求救于北平。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

啊！我看见了北平，马上有了个“人”。我不认识他，可是在我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我几乎天天看见他。他永远使我羡慕他的气度与服装，而且时时发现他的小小变化：这一天他提着条很讲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骑上自行车——稳稳的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得几乎像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我不放手他了。这个便是“张大哥”。

叫他作什么呢？想来想去总在“人”的上面，我想出许多的人来。我得使“张大哥”统领着这一群人，这样才能走不了板，才不至于杂乱无章。

他一定是个好媒人，我想；假如那些人又恰恰的害着通行的“苦闷病”呢？那就有了一切，而且是以各色人等揭显一件事的各种花样，我知道我捉住了个不错的东西。这与《猫城记》恰相反：《猫城记》是但丁的游“地狱”，看见什么说什么，不过是既没有但丁那样的诗人，又没有但丁那样的诗。《离婚》在决定人物时已打好主意：闹离婚的人才有资格入选。一向我写东西总是冒险式的，随写随着发现新事实；即使有时候有个中心思想，也往往因人物或事实的趣味而唱荒了腔。这回我下了决心要把人物都拴在一个木桩上。

这样想好，写便容易了。从暑假前大考的时候写起，到七月十五，我写得了十二万字。原定在八月十五交卷，居然能早了一个月，这是生平最痛快的一件事。天气非常的热——济南的热法是至少可以和南京比一比的——我每天早晨七点动手，写到九点；九点以后便连喘气也很费事了。平均每日写两千字。所余的大后半天是一部分用在睡觉上，一部分用在思索第二天该写的二千来字上。这样，到如今想起来，那个热天实在是最可喜的。能写入了迷是一种幸福，即使所写的一点也不高明。在下笔之前，我已有了整个计划；写起来又能一气到底，没有间断，我的眼睛始终没离开我的手，当然写出来的能够整齐一致，不至于大嘟噜小块的。匀净是《离婚》的好处，假如没有别的可说的。我立意要它幽默，可是我这回把幽默看住了，不准它把我带了走。饶这么样，到底还有“滑”下去的地方，幽默这个东西——假如它是个东西——实在不易拿得稳，它似乎知道你不能老瞪着眼盯住它，它有机会就跑出去。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呢，多数的幽默写家是免不了顺流而下以至野调无腔的。那么，要紧的似乎是这个：

文艺，特别是幽默的，自要“底气”坚实，粗野一些倒不算什么。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还有许多这样伟大写家的作品——是很欠完整的，可是他的伟大处永不被这些缺欠遮蔽住。以今日中国文艺的情形来说，我倒希望有些顶硬顶粗莽顶不易消化的作品出来，粗野是一种力量，而精巧往往是种毛病。小脚是纤巧的美，也是种文化病，有了病的文化才承认这种不自然的现象，而且称之为美。文艺或者也如此。这么一想，我对《离婚》似乎又不能满意了，它太小巧，笑得带着点酸味！受过教育的与在生活上处处有些小讲究的人，因为生活安适平静，而且以为自己是风流蕴藉，往往提到幽默便立刻说：幽默是含着泪的微笑。其实据我看呢，微笑而且得含着泪正是“装蒜”之一种。哭就大哭，笑就狂笑，不但显出一点真挚的天性，就是在文学里也是很健康的。唯其不敢真哭真笑，所以才含泪微笑；也许这是件很难作到与很难表现的事，但不必就是非此不可。我真希望我能写出些震天响的笑声，使人们真痛快一番，虽然我一点也不反对哭声震天的东西。说真的，哭与笑原是一事的两头儿；而含泪微笑却两头儿都不站。《离婚》的笑声太弱了。写过了六七本十万字左右的东西，我才明白了一点何谓技巧与控制，可是技巧与控制不见得就会使文艺伟大。《离婚》有了技巧，有了控制；伟大，还差得远呢！文艺真不是容易作的东西。我说这个，一半是恨自己的藐小，一半也是自励。

六、写短篇

我本来不大写短篇小说，因为不会。可是自从沪战后，刊物增多，各处找我写文章；既蒙赏脸，怎好不捧场？同时写几个长篇，自然是作不到的，于是由靠背戏改唱短打。

这么一来，快信便接得更多：“既肯写短篇了，还有什么说的？写吧，伙计！三天的工夫还赶不出五千字来？少点也行啊！无论怎么着吧，赶一篇，要快！”话说得很“自己”，我也就不好意思，于是天昏地暗，胡扯一番；明知写得不成东西，还没法不硬着头皮干。

我在写长篇之前并没有写短篇的经验。我吃了亏。短篇想要见好，非拚命去作不可。

长篇有偷手。写长篇，全篇中有几段好的，每段中有几句精彩的，便可以立得住。这自然不是理应如此，但事实上往往是这样；连读者仿佛对长篇——因为是长篇——也每每格外的原谅。世上允许很不完整的长篇存在，对短篇便不很客气。这样，我没有一点写短篇的经验，而硬写成五六本长的作品；从技巧上说，我的进步的迟慢是必然的。短篇小说是后起的文艺，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着技巧而成为独立的一个体裁。可是我一上手便用长篇练习，很有点像练武的不习“弹腿”而开始便举“双石头”，不被石头压坏便算好事；而且就是能够力举千斤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笨劲。这点领悟是我在写了些短篇后才得到的。大家都要稿子，短篇自然方便一些。是的，“方便”一些，只是“方便”一些；这时候我还有点看不起短篇，以为短篇不值得一写，所以就写了《抱孙》等笑话。随便写些笑话就是短篇，我心里这么想。随便写笑话，有了工夫还是写长篇；这是我当时的计划。

《微神》与《黑白李》等篇都经过三次的修正；既不想再闹着玩，当然就得好好的干了。可是还有好些篇是一挥而就，乱七八糟的，因为真没工夫去修改。报酬少，少写不如多写；怕得罪朋友，有时候就得硬挤；这两桩决定了我的——也许还有别人——少而好不如多而坏的大批发卖。这不是政策，而是不得不如此。自己觉得很对不起文艺，可是钱与朋友也是不可得罪的。有一次有位姓王的编辑跟我要一篇东西，我随写随放弃，一共写了三万多字而始终没能成篇。为怕他不信，我把那些零块儿都给他寄去了。这并不是表明我对写作是怎样郑重，而是说有过这么一回，而且只能有这么“一”回。假如每回这样，不累死也早饿死了。累死还倒干脆而光荣，饿死可难受而不体面。每写五千字，设若，必扔掉三万字；而五千字只得二十元钱或更少一些，不饿死等什么呢？《月牙儿》，《阳光》，《断魂枪》，与《新时代的旧悲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可我的态度变了。事实逼得我不能不把长篇的材料写作短篇了，这是事实，因为索稿子的日多，而材料不那么方便了，于是把心中留着的长篇材料拿出来救急。不用说，这么由批发而改为零卖是有点难过。可是及至把十万字的材料写成五千字的一个短篇——像《断魂枪》——难过反倒变成了觉悟。经验真是可宝贵的东西！觉悟是这个：用长材料写短篇并不吃亏，因为要从够写十几万字的事实中提出一段来，当然是提出那最好的一段。这就是楞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了。再说呢，长篇虽也有个中心思想，但因事实的复杂与人物的繁多，究竟在描写与穿插上是多方面的。假如由这许多方面之中挑选出一方面来写，当然显着紧凑精到。长篇的各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都能成个很好的短篇，而这各方面散布在长篇中就不易显出任何一方面的精彩。长篇要匀调，短篇要集中。拿《月牙儿》说吧，它本是《大明湖》中的一片段。《大明湖》被焚之后，我把其他的情节都毫不可惜的忘弃，可是忘不了这一段。这一段是，不用说，《大明湖》中最有意思的一段。但是，它在《大明湖》里并不像《月牙儿》这样整齐，因为它是夹在别的一堆事情里，不许它独当一面。由现在看来，我楞愿要《月牙儿》而不要《大明湖》了。不是因它是何等了不得的短篇，而是因它比在《大明湖》里“窝”着强。

《断魂枪》也是如此。它本是我所要写的“二拳师”中的一小块。“二拳师”是个——假如能写出来——武侠小说。我久想写它，可是谁知道写出来是什么样呢？写出来才算数，创作是不敢“预约”的。在《断魂枪》里，我表现了三个人，一桩事。这三个人与这一桩事是我由一大堆材料中选出来的，他们的一切都在我心中想过了许多回，所以他们都能立得住。那件事是我所要在长篇中表现的许多事实中之一，所以它很利落。

拿这么一件小小的事，联系上三个人，所以全篇是从从容容的，不多不少正合适。这样，材料受了损失，而艺术占了便宜；五千字也许比十万字更好。文艺并非肥猪，块儿越大越好。有长时间的培养，把一件复杂的事翻过来掉过去的调动，人也熟了，事也熟了，而后抽出一节来写个短篇，就必定成功，因为一下笔就是地方，准确产出调匀之美。不过呢，十万字可以得到三五百元，而这五千字只得了十九块钱，这恐怕也就是不敢老和艺术亲热的原因吧。为艺术而牺牲是很好听的，可是饿死谁也是不应当的，为什么一定先叫作家饿死呢？我就不明白！

《新时代的旧悲剧》有许多的缺点。最大的缺点是有许多人物都见首不见尾，没有“下回分解”。毛病是在“中篇”。我本来是想拿它写长篇的，一经改成中篇，我没法不把精神集注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又不能不把次要的人物搬运出来，因为我得凑上三万多字。设若我把它改成短篇，也许倒没有这点毛病了。不过呢，陈老先生确是有个劲头；假如我真是写了长篇，我真不敢保他能这么硬梆。因此，我还是不后悔把长篇材料这样零卖出去，而反觉得武戏文唱是需要更大的本事的，其成就也绝非乱打乱闹可比。

七、一九三四年计划

没有职业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计划——找到事再说。找到了事作，生活比较的稳定了，野心与奢望又自减缩——混着吧，走到哪儿是哪儿；于是又忘了计划。过去的几年总是这样，自己也闹不清是怎么过来的。至于写小说，那更提不到计划。有朋友来信说“作”，我就作；信来得太多了呢，便把后到的辞退，说上几声“请原谅”。有时候自己想写一篇，可是一搁便许搁到永远。一边作事，一边写作，简直不是回事儿！

一九三四年了，恐怕又是马虎的过去。不过，我有个心愿：希望能在暑后不再教书，而专心写文章，这个不是容易实现的。自己的负担太重，而写文章的收入又太薄；我是不能不管老母的，虽然知道创作的要紧。假如这能实现，我愿意暑后到南方去住些日子；杭州就不错，那里也有朋友。

不论怎样吧，这是后半年的话。前半年呢，大概还是一边教书，一边写点东西。现在已经欠下了几个刊物的债，都该在新年后还上，每月至少须写一短篇。至于长篇，那要看暑假后还教书与否；如能辞退教职，自然可以从容的乱写了。不能呢，长篇即没希望。我从前写的那几本小说都成于暑假与年假中，因除此再找不出较长的时间来。这么一来，可就终年苦干，一天不歇。明年暑假决不再这么干，我的身体实在不能说是很强壮。春假想去跑泰山，暑假要到非避暑的地方去避暑——真正避暑的地方不是为我预备的。我只求有个地点休息一下，暑一点也没关系。能一个月不拿笔，就是死上一回也甘心！

提到身体，我在四月里忽患背痛，痛得翻不了身，许多日子也不能“鲤鱼打挺”。缺乏运动啊。篮球足球，我干不了，除非有意结束这一辈子。于是想起了练拳。原先我就会不少刀枪剑戟——自然只是摆样子，并不能去厮杀一阵。从五月十四开始又练拳，虽不免近似义和团，可是真能运动运动。因为打拳，所以起得很早；起得早，就要睡得早；这半年来，精神确是不坏，现在已能一气练下四五趟拳来。这个我要继续下去，一定！

自从我练习拳术，舍猫小球也胖了许多，因我一跳，她就扑我的腿，以为我是和她玩耍呢。她已一岁多了，尚未生小猫。扑我的腿和有时候高声咪喵，或系性欲的压迫，我在来年必须为她定婚，这也在计划之中。

至于钱财，我向无计划。钱到手不知怎么就全另找了去处。来年呢，打算要小心一些。书，当然是要买的。饭，也不能不吃。要是俭省，得由零花上设法。袋中至多只带一块钱是个好办法；不然，手一痒则钞票全飞。就这样吧，袋中只带一元，想进铺子而不敢，则得之矣。

这像个计划与否，我自己不知道。不过，无论怎样，我是有志向善，想把生活“计划化”了。“计划化”惯了，生命就能变成个计划。将来不幸一命身亡，会有人给立一小块石碑，题曰“舒计划葬于此”。新年不宜说丧气话，那么，取消这条。

八、《牛天赐传》

一九三四年，自从一入七月门，济南就热起，那年简直热得出奇；那就是我“避暑床下”的那一回。早晨一睁眼，屋里——是屋里——就九十多度！小孩拒绝吃奶，专门哭号；大人不肯吃饭，立志喝水！可是我得赶文章，昏昏忽忽，半睡半醒，左手挥扇与打苍蝇，右手握笔疾写，汗顺着指背流到纸上。写累了，想走一走，可不敢出去，院里的墙能把人身炙得像叉烧肉——那二十多天里，每天街上都热死行人！屋里到底强得多，忍着吧。自然，要是有个电扇，再有个冰箱，一定也能稍好一些。可是我的财力还离设置电扇与冰箱太远。一连十五天，我没敢出街门。要说在这个样的暑天里，能写出怪像回事儿的文章，我就有点不信。

《牛天赐传》是三月二十三日动笔的，可是直到七月四日才写成两万多字。三个多月的工夫只写了这么点点，原因是在学校到六月尾才能放暑假，没有充足的工夫天天接着写。在我的经验里，我觉得今天写十来个字，明天再写十来个字，碰巧了隔一个星期再写十来个字，是最要命的事。这是向诗神伸手乞要小钱，不是创作。

七月四日以后，写得快了；七月十九日已有了五万多字。忽然快起来，因为已放了暑假。八月十号，我的日记上记着：

“《牛天赐传》写完，匆匆赶出，无一是处！”天气是那么热，心里还有不痛快的事呢。我在老早就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到这一年我得到了辞职的机会。六月二十九日我下了决心，就不再管学校里的事。不久，朋友们知道了我这点决定，信来了不少。在上海的朋友劝我到上海去，爽性以写作为业。在别处教书的朋友呢，劝我还是多少教点书，并且热心的给介绍事。我心中有点乱，乱就不痛快。辞事容易找事难，机会似乎不可都错过了。另一方面呢，且硬试试职业写家的味儿，倒也合脾味。生活，创作，二者在心中大战三百几十回合。寸心已成战场，可还要假装没事似的写《牛天赐传》，动中有静，好不容易。结果，我拒绝了好几位朋友的善意，决定到上海去看看。八月十九日动了身。在动身以前，必须写完《牛天赐传》，不然心中就老存着块病。这又是非快写不可的促动力。

热，乱，慌，是我写《牛天赐传》时生活情形的最合适的三个形容字。这三个字似乎都与创作时所需要的条件不大相合。“牛天赐”产生的时候不对，八字根本不够格局！

此外，还另有些使它不高明的原因。第一个是文字上的限制。它是《论语》半月刊的特约长篇，所以必须幽默一些。幽默与伟大不是不能相容的，我不必为幽默而感到不安；《吉诃德先生传》等名著译成中文也并没招出什么“打倒”来。我的困难是每一期只要四五千字，既要顾到故事的连续，又须处处轻松招笑。为达到此目的，我只好抱住幽默死啃；不用说，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病。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是一样的。

每期只要四五千字，所以书中每个人，每件事，都不许信其自然的发展。设若一段之中我只详细的描写一个景或一个人，无疑的便会失去故事的趣味。我得使每期不落空，处处有些玩艺。因此，一期一期的读，它倒也怪热闹；及至把全书一气读完，它可就显出紧促慌乱，缺乏深厚的味道了。

书中的主人公——按老话儿说，应当叫作“书胆”——是个小孩儿。一点点的小孩儿没有什么思想，意志，与行为。这样的英雄全仗着别人来捧场，所以在最前的几章里我几乎有点和个小孩子开玩笑的嫌疑了。其实呢，我对小孩子是非常感觉趣味，而且最有同情心的。我的脾气是这样：不轻易交朋友，但是只要我看谁够个朋友，便完全以朋友相待。至于对小孩子，我就一律的看待，小孩子都可爱。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受压迫的人，其中的每一个都值得我们替他们呼冤，代他想方法。可是小孩子就更可怜，不但是无衣无食的，就是那打扮得马褂帽头像小老头的也可怜。牛天赐是属于后者的，因为我要写得幽默，就不能拿个顶穷苦的孩子作书胆——那样便成了悲剧。自然，我也明知道照我那么写一定会有危险的——幽默一放手便会成为瞎胡闹与开玩笑。于此，我至今还觉得怪对不起牛天赐的！

第二节　青　岛

一、山大

我在三四年七月中辞去齐大的教职，八月跑到上海。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我早就想不再教书。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那时正是“一二八”以后，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沪上的朋友告诉我不要冒险。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第二步棋很好决定，还得去教书。于是我就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来到青岛。到了青岛不久，至友白涤洲死去；我跑回北平哭了一场。

这两件事——不能去专心写作，与好友的死——使我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愿意干的事不准干，应当活着的人反倒死。是呀，我知道活一天便须欢蹦乱跳一天，我照常的作事写文章，但是心中堵着一块什么，它老在那儿！写得不好？因为心里堵得慌！我是个爱笑的人，笑不出了！我一向写东西写得很快，快与好虽非一回事，但刷刷的写一阵到底是件痛快事；哼，自去年秋天起，刷刷不上来了。我不信什么“江郎才尽”那一套，更不信将近四十岁便得算老人；我愿老努力的写，几时入棺材，几时不再买稿纸。

可是，环境也得允许我去写，我才能写，才能写得好。整天的瞎忙，在应休息的时间而拿起笔来写东西，想要好，真不大容易！我并不愿把一切的罪过都推出去，只说自己高明。不，我永远没说过自己高明；不过外面的压迫也真的使我“更”不高明。这是非说出不可的，我自己的不高明，与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东西，至少要各担一半责任。

一个大学或者正像一个人，他的特色总多少与它所在的地方有些关系。山大虽然成立了不多年，但是它既在青岛，就不能不带些青岛味儿。这也就是常常引起人家误解的地方。一般的说，人们大概会这样想：山大立在青岛恐怕不大合适吧？舞场、咖啡馆、电影院、浴场在花花世界里能安心读书吗？这种因爱护而担忧的猜想，正是我们所愿解答的。青岛之有夏，正如青岛之有冬；可是一般人似乎只知其夏，不知其冬，猜测多半由此而来。

说真的，山大所表现的精神是青岛的冬。是呀，青岛忙的时候也是山大忙的时候，学会咧，参观团咧，讲习会咧，有时候同时借用山大作会场或宿舍，热忙非常。但这总是在夏天，夏天我们也放假呀。当我们上课的期间，自秋至冬，自冬至初夏，青岛差不多老是静寂的。春山上的野花，秋海上的晴霞，是我们的，避暑的人们大概连想也没想到过。至于冬日寒风恶月里的寂苦，或者也只有我们的读书声与足球场上的欢笑可与相抗；稍微贪点热闹的人恐怕连一个星期也住不下去。我常说，能在青岛住过一冬的，就有修仙的资格。我们的学生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冬啊！他们不会在毕业时候都成为神仙——大概也没人这样期望他们——可是他们的静肃态度已经养成了。一个没到过山大的人，也许容易想到，青岛既是富有洋味的地方，当然山大的学生也得洋服啷噹的，像些华侨子弟似的。根本没有这一回事。山大的校舍是昔年的德国兵营，虽然在改作学校之后，院中铺满短草，道旁也种上了玫瑰，可是它总脱不了营房的严肃气象。

学校的后面左面都是小山，挺立着一些青松，我们每天早晨一抬头就看见山石与松林之美，但不是柔媚的那一种。学校里我们设若打扮得怪漂亮的，即使没人多看两眼，也觉得仿佛有些不得劲儿。整个的严肃空气不许我们漂亮，到学校外去，依然用不着修饰。

六七月之间，此处固然是万紫千红，士女如云，好一片摩登景象了。可是过了暑期，海边上连个人影也没有；我们大概用不着花花绿绿的去请白鸥与远帆来看吧？因此，山大虽在青岛，而很少洋味儿，制服以外，蓝布大衫是第二制服。就是在六七月最热闹的时候，我们还是如此，因为朴素成了风气，蓝布大衫一穿大有“众人摩登我独古”的气概。

还有呢，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了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满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所以山大——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不但是个北方大学，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一个。我们常到崂山去玩，可是我们的眼却望着泰山，仿佛是。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能吃苦，使我们静默。往好里说，我们是有一种强毅的精神；往坏里讲，我们有点乡下气。不过，即使我们真有乡下气，我们也会自傲的说，我们是在这儿矫正那有钱有闲来此避暑的那种奢华与虚浮的摩登，因为我们是一群“山东儿”——虽然是在青岛，而所表现的是青岛之冬。

二、习惯

不管别位，以我自己说，思想是比习惯容易变动的。每读一本书，听一套议论，甚至看一回电影，都能使我的脑子转一下。脑子的转法像螺丝钉，虽然是转，却也往前进。

所以，每转一回，思想不仅变动，而且多少有点进步。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

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及至后来读了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就是看了杨小楼扮演的“黄天霸”，也不会再扔醋瓶了。你看，这不仅是思想老在变动，而好歹的还高了一二分呢。

习惯可不能这样。拿吸烟说吧，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都吸着烟。图书馆里不准吸烟，干脆就不去。书里告诉我，吸烟有害，于是想戒烟，可是想完了，照样点上一支。医院里陈列着“烟肺”也看见过，颇觉恐慌，我也是有肺动物啊！这点嗜好都去不掉，连肺也对不起呀，怎能成为英雄呢？！

思想很高伟了；乃至吃过饭，高伟的思想又随着蓝烟上了天。有的时候确是坚决，半天儿不动些小白纸卷儿，而且自号为理智的人——对面是习惯的人。

后来也不是怎么一股劲，连吸三支，合着并未吃亏。肺也许又黑了许多，可是心还跳着，大概一时还不至于死，这很足自慰。什么都这样。按说一个自居“摩登”的人，总该常常携着夫人在街上走走了。我也这么想过，可是做不到。大家一看，我就毛咕，“你慢慢走着，咱们家里见吧！”把夫人落在后边，我自己迈开了大步。什么“尖头曼”“方头曼”的，不管这一套。虽然这么说，到底觉得差一点，从此再不双双走街。

明知电影比京戏文明一些，明知京戏的锣鼓专会供给头疼，可是嘉宝或红发女郎总胜不过杨小楼去。锣鼓使人头疼的舒服，仿佛是吧。同样，冰激凌，咖啡，青岛洗海澡，美国桔子，都使我摇头。酸梅汤，香片茶，裕德池，肥城桃，老有种知己的好感。这与提倡国货无关，而是自幼儿养成的习惯。年纪虽然不大，可是我的幼年还赶上了野蛮时代。那时候连皇上都不坐汽车，可想见那是多么野蛮了。

跳舞是多么文明的事呢，我也没份儿。人家印度青年与日本青年，在巴黎或伦敦看见跳舞，都讲究馋得咽唾沫。有一次，在艾丁堡，跳舞场拒绝印度学生进去，有几位差点上了吊。还有一次在海船上举行跳舞会，一个日本青年气得直哭，因为没人招呼他去跳。有人管这种好热闹叫作猴子摹仿，我倒并不这么想。在我的脑子里，我看这并不成什么问题，跳不能叫印度登时独立。也不能叫日本灭亡。不跳呢，更不会就怎样了不得。

可是我不跳。一个人吃饱了没事，独自跳跳，还倒怪好。叫我和位女郎来回的拉扯，无论说什么也来不得。看着就是不顺眼，不用说真去跳了。

这和吃冰激凌一样，我没有这个胃口。舌头一凉，马上联想到泻肚，其实心里准知道没有危险。

还有吃西餐呢。干净，有一定份量，好消化，这些我全知道。不过吃完西餐要不补充上一碗馄饨两个烧饼，总觉得怪委屈的。吃了带血的牛肉，喝凉水，我一定跑肚。想象的作用。这就没有办法了，想象真会叫肚子山响！对于朋友，我永远爱交老粗儿。长发的诗人，洋装的女郎，打微高尔夫的男性女性，咬言咂字的学者，满跟我没缘。看不惯。老粗儿的言谈举止是咱自幼听惯看惯的。一看见长发诗人，我老是要告诉他先去理发；即使我十二分佩服他的诗才，他那些长发使我堵的慌。家兄永远到“推剃两从便”的地方去“剃”，亮堂堂的很悦目。女子也剪发，在理论上我极同意，可是看着别扭。问我女子该梳什么“头”，我也答不出，我总以为女性应留着头发。我的母亲，我的大姐，不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么？她们都没剪发。行难知易，有如是者。

三、小孩

独人一身，自己吃饱便天下太平，每逢困于油盐酱醋的灾难中，就感觉到家庭的累赘。

家庭之累，大半由儿女造成。先不用提教养的花费，只就淘气哭闹而言，已足使人心慌意乱。小女三岁，专会等我不在屋中，在我的稿子上画圆拉扛，且美其名曰“小济会写字”！把人要气没了脉，她到底还是有理！再不然，我刚想起一句好的，在脑中盘旋，自信足以愧死莎士比亚，假若能写出来的话。当是时也，小济拉拉我的肘，低声说：“上公园看猴？”于是我至今还未成莎士比亚。小儿一岁正，还不会“写字”，也不晓得去看猴，但善亲亲，闭眼，张口展览上下四个小牙。我若没事，请求他闭眼，露牙，小胖子总会东指西指的打岔。赶到我拿起笔来，他那一套全来了，不但亲脸，闭眼，还“指”令我也得表演这几招。有什么办法呢？！

这还算好的。赶到小济午后不睡，按着也不睡，那才难办。到这么四点来钟吧，她的困闹开始，到五点钟我已没有人味。什么也不对，连公园的猴都变成了臭的，而且猴之所以臭，也应当由我负责。小胖子也有这种困而不睡的时候，大概多数是与小济同时发难。两位小醉鬼一齐找毛病，我就是诸葛亮恐怕也得唱空城计，一点办法没有！在这种干等束手被擒的时候，偏偏会来一两封快信——催稿子！我也只好闹脾气了。不大一会儿，把太太也闹急了，一家大小四口，都成了醉鬼，其热闹至为惊人。大人声言离婚，小孩怎说怎不是，于离婚的争辩中瞎打混。一直到七点后，二位小天使已困得动不的，离婚的宣言才无形的撤销。这还算好的。遇上小胖子出牙，那才真教厉害，不但白天没有情理，夜里还得上夜班。一会儿一醒，若被针扎了似的惊啼，他出牙，谁也不用打算睡。他的牙出利落了，大家全成了红眼虎。在没有小孩的时候，一个人的世界还是未曾发现美洲的时候的。小孩是科仑布，把人带到新大陆去。这个新大陆并不很远，就在熟习的街道上和家里。你看，街市上给我预备的，在没有小孩的时候，似乎只有理发馆，饭铺，书店，邮政局等。我想不出婴儿医院，糖食店，玩具铺等等的意义。连药房里的许许多多婴儿用的药和粉，报纸上婴儿自己药片的广告，百货店里的小袜子小鞋，都显着多此一举，劳而无功。及至小天使自天飞降，我的眼睛似乎戴上了一双放大镜，街市依然那样，跟我有关系的东西可是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婴儿医院不但挂着牌子，敢情里边还有医生呢。不但有医生，还是挺神气，一点也得罪不得。拿着医生所给的神符，到药房去，敢情那些小瓶子小罐都有作用。

不但要买瓶子里的白汁黄面和各色的药饼，还得买瓶子罐子，轧粉的钵，量奶的漏斗，乳头，卫生尿布，玩艺多多了！百货店里那些小衣帽，小家具，也都有了意义；原先以为多此一举的东西，如今都成了非它不行；有时候铺中缺乏了我所要的那一件小物品，我还大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既是百货店，怎能不预备这件东西呢？！慢慢的，全街上的铺子，除了金店与古玩铺，都有了我的足迹；连当铺也走得怪熟。铺中人也渐渐熟识了，甚至可以随便闲谈，以小孩为中心，谈得颇有味儿。伙计们，掌柜们，原来不仅是站柜作买卖，家中还有小孩呢！有的铺子，竟自敢允许我欠账，仿佛一有了小孩，我的人格也好了些，能被人信任。三节的帐条来得很踊跃，使我明白了过节过年的时候怎样出汗。

小孩使世界扩大，使隐藏着的东西都显露出来。非有小孩不能明白这个。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肥肥胖胖，整整齐齐，你总觉得小孩们理应如此，一生下来就戴着小帽，穿着小袄，好像小雏鸡生下来就披着一身黄绒似的。赶到自己有了小孩，才能晓得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一个小娃娃身上穿戴着全世界的工商业所能供给的，给全家人以一切啼笑爱怨的经验，小孩的确是位小活神仙！

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窗台上，我一向认为是摆花的地方。夏天呢，开着窗，风儿轻轻吹动花与叶，屋中一阵阵的清香。冬天呢，阳光射到花上，使全屋中有些颜色与生气。后来，有了小孩，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见了，窗台上满是瓶子罐子，数不清有多少。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大扫除才有了意义，是的，到时候非痛痛快快的收拾一顿不可了，要不然东西就有把人埋起来的危险。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不知道这老家伙干吗在那里藏着玩呢！

人的数目也增多了，而且有很多问题。在没有小孩的时候，用一个仆人就够了，现在至少得用俩。以前，仆人“拿糖”，满可以暂时不用；没人作饭，就外边去吃，谁也不用拿捏谁。有了小孩，这点豪气乘早收起去。三天没人洗尿布，屋里就不要再进来人。

牛奶等项是非有人管理不可，有儿方知卫生难，奶瓶子一天就得烫五六次；没仆人简直不行！有仆人就得捣乱，没办法！

好多没办法的事都得马上有办法，小孩子不会等着“国联”慢慢解决儿童问题。这就长了经验。半夜里去买药，药铺的门上原来有个小口，可以交钱拿药，早先我就不晓得这一招。西药房里敢情也打价钱，不等他开口，我就提出：“还是四毛五？”这个“还是”使我省五分钱，而且落个行家。

这又是一招。找老妈子有作坊，当票儿到期还可以入利延期，也都被我学会。没工夫细想，大概自从有了儿女以后，我所得的经验至少比一张大学文凭所能给我的多着许多。大学文凭是由课本里掏出来的，现在我却念着一本活书，没有头儿。

连我自己的身体现在都会变形，经小孩们的指挥，我得去装马装牛，还须装得像个样儿。不但装牛像牛，我也学会牛的忍性，小胖子觉得“开步走”有意思，我就得百走不厌；只作一回，绝对不行。多咱他改了主意，多咱我才能“立正”。在这里，我体验出母性的伟大，觉得打老婆的人们满该下狱。

中秋节前来了个老道，不要米，不要钱，只问有小孩没有？看见了小胖子，老道高了兴，说十四那天早晨须给小胖子左腕上系一根红线。备清水一碗，烧高香三炷，必能消灾除难。右邻家的老太太也出来看，老道问她有小孩没有，她惨淡的摇了摇头。到了十四那天，倒是这位老太太的提醒，小胖子的左腕上才拴了一圈红线。小孩子征服了老道与邻家老太太。一看胖手腕的红线，我觉得比写完一本伟大的作品还骄傲，于是上街买了两尊兔子王，感到老道，红线，兔子王，都有绝大的意义！

四、《骆驼祥子》

在写《骆驼祥子》以前，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从《老张的哲学》起到《牛天赐传》止，一直是如此。这就是说，在学校开课的时候，我便专心教书，等到学校放寒暑假，我才从事写作。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因为它使我既不能专心一志的写作，而又终年无一日休息，有损于健康。

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的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可是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

事有凑巧，在“山大”教过两年书之后，学校闹了风潮，我便随着许多位同事辞了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这是“七七”抗战的前一年。

《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的作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

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所以我说，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

记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吧，“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闲谈，随便的谈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

听了这几句简单的叙述，我当时就说：“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紧跟着，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转祸为福，他乘着军队移动之际，偷偷的牵回三匹骆驼回来。

这两个车夫都姓什么？哪里的人？我都没问过。我只记住了车夫与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核心。

从春到夏，我心里老在盘算，怎样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成为一篇十多万字的小说。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把祥子的生活与相貌变换过不知多少次——材料变了，人也就随着变。

不管用得着与否？我首先向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齐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许多家养骆驼的。得到他的回信，我看出来，我须以车夫为主，骆驼不过是一点陪衬，因为假若以骆驼为主，恐怕我就须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若以车夫为主呢，我就无须到口外去，而随时随处可以观察。这样，我便把骆驼与祥子结合到一处，而骆驼只负引出祥子的责任。

怎么写祥子呢？我先细想车夫有多少种，好给他一个确定的地位。把他的地位确定了，我便可以把其余的各种车夫顺手儿叙述出来；以他为主，以他们为宾，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会环境，他就可以活起来了。换言之，我的眼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祥子；写别的人正可以烘托他。

车夫们而外，我又去想，祥子应该租赁哪一车主的车，和拉过什么样的人。这样，我便把他的车夫社会扩大了，而把比他的地位高的人也能介绍进来。可是，这些比他高的人物，也还是因祥子而存在故事里，我决定不许任何人夺去祥子的主角地位。

有了人，事情是不难想到的。人既以祥子为主，事情当然也以拉车为主。只要我教一切的人都和车发生关系，我便能把祥子拴住，像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树下那样。

可是，人与人，事与事，虽以车为联系，我还感觉着不易写出车夫的全部生活来。

于是，我还再去想：刮风天，车夫怎样？下雨天，车夫怎样？假若我能把这些细琐的遭遇写出来，我的主角便必定能成为一个最真确的人，不但吃的苦，喝的苦，连一阵风，一场雨，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

由这里，我又想到，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问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这样一想，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

到了夏天，我辞去了“山大”的教职，开始把祥子写在纸上。一九三七年一月，“祥子”开始在《宇宙风》上出现，作为长篇连载。

当发表第一段的时候，全部还没有写完，可是通篇的故事与字数已大概的有了准谱儿，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假若没有这个把握，我是不敢一边写一边发表的。刚刚入夏，我将它写完，共二十四段，恰合《宇宙风》每月要两段，连载一年之用。

当我刚刚把它写完的时候，我就告诉了《宇宙风》的编辑；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后来，刊印单行本的时候，书店即以此语嵌入广告中。它使我满意的地方大概是：（一）故事在我心中酝酿得相当的长久，收集的材料也相当的多，所以一落笔便准确，不蔓不枝，没有什么敷衍的地方。

（二）我开始专以写作为业，一天到晚心中老想着写作这一回事，所以虽然每天落在纸上的不过是一二千字，可是在我放下笔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休息，依然是在思索；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三）在这故事刚一开头的时候，我就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时候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言语，勉强的使它带上点幽默味道。这，往好里说，足以使文字活泼有趣；往坏里说，就往往招人讨厌。“祥子”里没有这个毛病。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这一决定，使我的作风略有改变，教我知道了只要材料丰富，心中有话可说，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四）既决定了不利用幽默，也就自然的决定了文字要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因为要求平易，我就注意到如何在平易中而不死板。恰好，在这时候，好友顾石君先生供给了我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和词。在平日，我总以为这些词汇是有音无字的，所以往往因写不出而割爱。现在，有了顾先生的帮助，我的笔下就丰富了许多，而可以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

因此。“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

“祥子”自然也有许多缺点。使我自己最不满意的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因为连载的关系，我必须整整齐齐的写成二十四段；事实上，我应当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的刹住。这，可是没法补救了，因为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

五、职业写家的生活

辞职后，一直住在青岛，压根儿就没动窝。青岛自秋至春都非常的安静，绝不像只在夏天来过的人所说的那么热闹。

安静，所以适于写作，这就是我舍不得离开此地的原因。除了星期日或有点病的时候，我天天总写一点，有时少至几百字，有时多过三千；平均的算，每天可得二千来字。细水长流，架不住老写，日子一多，自有成绩，可是，从发表过的来看，似乎凑不上这个数儿，那是因为长稿即使写完，也不能一口气登出，每月只能发表一两段。还有写好又扔掉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有伤耗。

地方安静，个人的生活也就有了规律。我每天差不多总是七点起床，梳洗过后便到院中去打拳，自一刻钟到半点钟，要看高兴不高兴。不过，即使高兴，也必打上一刻钟，求其不间断。遇上雨或雪，就在屋中练练小拳。这种运动不一定比别种运动好，而且耍刀弄棒，大有义和拳上体的嫌疑。不过它的好处是方便：用不着去找伴儿，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活动；可长可短，可软可硬，由慢而速，亦可由速而慢，缺乏纪律，可是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练上几趟就多少能见点汗儿；背上微微见汗，脸色微红，最为舒服。打完拳，我便去浇花，喜花而不会养，只有天天浇水，以求不亏心。

有的花不知好歹，水多就死；有的花，勉强的到时开几朵小花。不管它们怎样吧，反正我尽了责任。

这么磨蹭十多分钟，才去吃早饭，看报。这差不多就快九点钟了。吃过早饭，看看有应回答的信没有；若有，就先写信，溜一溜脑子；若没有，就试着写点文章。在这时候写文，不易成功，脑子总是东一头西一脚的乱闹哄。勉强的写一点，多数是得扔到纸篓去。不过，这么闹哄一阵，虽白纸上未落多少黑字，可是这一天所要写的，多少有了个谱儿，到下午便有辙可循，不致再拿起笔来发怔了。简直可以这么说，早半天的工作是抛自己的砖，以便引出自家的玉来。

十一时左右，外埠的报纸与信件来到，看报看信；也许有个朋友来谈一会儿，一早晨就这么无为而治的过去了。遇到天气特别晴美的时候，少不得就带小孩到公园去看猴，或到海边拾蛤壳。住在青岛，看海很方便：潮退后，每携小女到海边上去；沙滩上有的是蛤壳与断藻，便与她拾着玩。拾来的蛤壳很不少了。但是很少出奇的。至于海藻，更不便往家中拿，往往是拾起来再送到水中去。这得九点多就出发，十二时才能回来，我们是能将一里路当作十里走的；看见地上一颗特别亮的砂子，我们也能研究老大半天。

十二点吃午饭。吃完饭，我抢先去睡午觉，给孩子们示范。等孩子都决定去学我的好榜样，而闭上了眼，我便起来了；我只需一刻钟左右的休息，不必睡那伟大的觉。孩子睡了，我便可以安心拿起笔来写一阵。等到他们醒来，我就把墨水瓶盖好，一直到晚八点再打开。大概的说吧，写文的主要时间是午后两点到三点半，和晚上八点到九点半。

这两个时间，我可以不受小孩们的欺侮。九点半必定停止工作。按说，青岛的夜里最适于写文，因为各处静得连狗仿佛都懒得吠一声，可是，我不敢多写，身体钉不住；一咬牙，我便整夜的睡不好；若是早睡呢，我便能睡得像块木头，有人把我搬了走我也不知道，我可也不去睡的太早了，因为末一次的信是九点后才能送到，我得等着；还有呢，花猫每晚必出去活动，到九点后才回来，把猫收入，我才好锁上门。

有时候躺下而睡不着，便读些书，直到困了为止。读书能引起倦意，写文可不能；读书是把别人的思想装入自己的脑子里，写文是把自己的思想挤出来，这两样不是一回事，写文更累得慌。

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整天，该热闹了。看朋友，约吃饭，理发，偶尔也看看电影，都在这两天。一到星期一，便又安静起来，鸦雀无声，除了和孩子们说废话，几乎连唇齿舌喉都没有了用处似的。说真的，青岛确是过于安静了。可是，只要熬过一两个月，习惯了，可也就舍不得它了。

按说，我既爱安静，而又能在这极安静的地方写点东西，岂不是很抖的事吗？唉（必得先叹一口气）！都好哇，就是写文章吃不了饭啊！

我的身体不算很强，多写字总不能算是对我有益处的事。但是，我不在乎，多活几年，少活几年，有什么关系呢？死，我不怕；死不了而天天吃个半饱，远不如死了呢。

我爱写作，可就是得挨饿，怎办呢？连版税带稿费，一共还不抵教书的收入的一半，而青岛的生活程度又是那么高，买葱要论一分钱的，坐车起码是一毛钱！怎样活下去呢？

常常接到青年朋友们的著作，教我给看，改；如有可能，给介绍到各杂志上去。每接到一份，我就要落泪，我没有工夫给详细的改，但是总抓着工夫给看一遍，尽我所能见到的给批注一下，客气的给寄回去。有好一点的呢。我当然找个相当的刊物，给介绍一下；选用与否，我不能管，尽到我的心算了。这点义务工作，不算什么；我要落泪，因为这些青年们都是想要指着投稿吃饭的呀！——这里没有饭吃！

六、芦沟桥事变

芦沟桥事变初起，我还在青岛，正赶写两部长篇小说。

七月底，平津失陷，两篇共得十万字，一篇三万，一篇七万。再有十几万字，两篇就都完成了，我停了笔。一个刊物，随平津失陷而停刊，自然用不着供给稿子；另一个却还在上海继续刊行，而且还直催预定货件。可是，我不愿写下去。初一下笔的时候，还没有战争的影子，作品内容也就没往这方面想。

及至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街巷中喊卖号外，自午及夜半，而所载电讯，仅三言两语，至为恼人！一闻呼唤，小儿女争来扯手：“爸！号外！”平均每日写两千字，每因买号外打断思路。

至七月十五日，号外不可再见，往往步行七八里，遍索卖报童子而无所得；日侨尚在青，疑市府已禁号外，免生是非。日人报纸则号外频发，且于铺户外揭贴，加以朱圈；消息均不利于我方。我弱彼强，处处惭忍，有如是者！

老母尚在北平，久无信示；内人又病，心绪极劣。时在青朋友纷纷送眷属至远方，每来辞行，必嘱早作离青之计；盖一旦有事，则敌舰定封锁海口，我方必拆毁胶济路，青岛成死地矣。家在故乡，已无可归，内人身重，又难行旅，乃力自镇定，以写作摈扰，文字之劣，在意料中。自十五至廿五，天热，消息沉闷，每深夜至友家听广播，全无收获。归来，海寂天空，但闻远处犬吠，辄不成寐。

廿六日又有号外，廊坊有战事，友朋来辞行者倍于前。写文过苦，乃强读杂书。廿八号外，收复廊坊与丰台，不敢深信，但当随众欢笑。廿九日消息恶转，号外又停。卅一日送内人入医院。在家看管儿女；客来数起，均谓大难将临。是日仍勉强写二千字给《民众日报》。

八月一日得小女，大小俱平安。久旱，饮水每断，忽得大雨，即以“雨”名女——原拟名“乱”，妻嫌过于现实。电平报告老人；复访友人，告以妻小无恙；夜间又写千字。次日，携儿女往视妈妈与小妹，路过旅行社，购车票者列阵，约数百人。四日，李友入京，良乡有战事；此地大风，海水激卷，马路成河。乘帆船逃难者，多沉溺。每午，待儿女睡去，即往医院探视；街上卖布小贩已绝，车马群趋码头与车站；偶遇迁逃友人，匆匆数语即别，至为难堪。九日，《民众日报》停刊，末一号仍载有我小文一篇。王剑三以七号携眷去沪，臧克家、杨枫、孟超诸友，亦均有南下之意。我无法走。十一日，妻出院，实之自沪来电，促南下。商之内人，她决定不动。以常识判断，青岛日人产业值数万万，必不敢立时暴动，我方军队虽少，破坏计划则早已筹妥。是家小尚可暂留，俟雨满月后再定去向，至于我自己，市中报纸既已停刊，我无用武之地，救亡工作复无详妥计划，亦无人参加，不如南下，或能有些用处。遂收拾书籍，藏于他处，即电亢德，准备南下。十二日，已去托友买船票，得亢德复电：“沪紧缓来”，南去之计既不能行，乃决去济南。

前月已与齐大约定，秋初开学，任国文系课两门，故决先去，以便在校内找房，再接家小。别时，小女啼泣甚悲，妻亦落泪。十三早到济，沪战发。心极不安：沪战突然爆发，青岛或亦难免风波，家中无男人，若遭遇事变果然，十四日敌陆战队上岸。急电至友，送眷来济。妻小以十五日晨来，车上至为拥挤。下车后，大雨；妻疲极，急送入医院。复冒雨送儿女至敬环处暂住。小儿频呼“回家”，甚惨。大雨连日，小女受凉亦病，送入小儿科。自此，每日赴医院分看妻女，而后到友宅看小儿，焦急万状。《病夫》已有七万字，无法续写，复以题旨距目前情形过远，即决放弃。十日间，雨愈下愈大。行李未到，家具全无，日行泥水中，买置应用物品。自青来济者日多，友朋相见，只有惨笑。留济者找房甚难，迁逃者匆匆上路，忙乱中无一是处，真如恶梦。

廿八日，妻女出院，觅小房，暂成家。复电在青至友，托送器物。七月事变，济南居民迁走甚多，至此又渐热闹，物价亦涨。家小既团圆，我始得匀出工夫，看访故人；多数友人已将妻女送往乡间，家家有男无女，颇有谈笑，但欠自然。沪战激烈，我的稿费停止，搬家买物看病雇车等又费去三百元，遂决定不再迁动。深盼学校能开课，有些事作，免生闲愁，果能如此，还足以傲友辈也。

学校于九月十五日开课，学生到及半数。十六日大同失陷；十九日中秋节，街上生意不多，几不见提筐肩盒送礼者。《小实报》在济复刊，约写稿。平津流亡员生渐多来此，或办刊物，或筹救亡工作，我又忙起来。廿一日，敌机过市空，投一弹，伤数人，群感不安。此后时有警报。廿五六日，伤兵过济者极多，无衣无食无药物，省政府似不甚热心照料。到站慰劳与看护者均是学界中人。卅日，敌军入鲁境，学生有请假回家者。

时中央派大员来指挥，军事应有好转，但本省军事长官嫌客军在鲁，设法避战，战事遂告失利。德州危，学校停课。师生相继迁逃，市民亦多东去，来自胶东者又复搬回，车上拥挤，全无秩序。我决不走。远行无力，近迁无益，不如死守济南，几每日有空袭警报，仍不断写作。笔为我唯一武器，不忍藏起。

入十月，我方不反攻，敌军不再进，至为沉闷。校内寂无人，猫狗被弃，群来啼饥。

秋高气爽，树渐有红叶，正是读书时候，而校园中全无青年笑语声矣。每日小女助母折纱布揉棉球，备救护伤兵之用，小儿高呼到街上买木枪，好打飞机，我低首构思，全室有紧张之象。流亡者日增，时来贷金求衣，量力购助，不忍拒绝。写文之外，多读传记及小说，并录佳句于册。十四日，市保安队枪械被收缴，市面不安，但无暴动。青年学子，爱国心切，时约赴会讨论工作计划。但政府多虑，不准活动，相对悲叹。下半月，各线失利，而济市沉寂如常，虽仍未停写作，亦难自信果有何用处矣。

十一月中，敌南侵，我方退守黄河。友人力劝出走，以免白白牺牲，但：

一、车极难上，沿途且有轰炸之险。二、儿女辈俱幼弱，天气复渐寒，遇险或受病，同是危难。三、存款无多，仅足略购柴米，用之行旅，则成难民。版税稿费俱绝，找事非易，有出无入，何以支持？独逃可仅顾三餐，同来则无法尽避饥寒。有此数因，故妻决留守，在济多友，亦愿为照料。不过，说着容易，实行则难，于心有所不忍，遂迟迟不敢行。

第四章　八方风雨

所谓，“八方风雨”者，并不是说我曾东讨西征，威风凛凛，也非私下港沪，或飞到缅甸，去弄些奇珍异宝，而后潜入后方，待价而沽。没有，这些事我都没有作过。在抗战前，我是平凡的人，抗战后，仍然是个平凡的人。那也就可见，我并没有乘着能够混水摸鱼的时候，发点财，或作了官；不，我不单没有摸到鱼，连小虾也未曾捞住一个。

我只有一枝笔。这枝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敌的武器。我不肯，也不应该，放弃了它，而去另找出路。于是，我由青岛跑到济南，由济南跑到武汉，而后跑到重庆。由重庆，我曾到洛阳，西安，兰州，青海，绥远去游荡，到川东川西和昆明大理去观光。到处，我老拿着我的笔。风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湿了我的瘦小的铺盖卷儿；比风雨更厉害的是多少次敌人的炸弹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这，是流亡，是酸苦，是贫寒，是兴奋，是抗敌，也就是“八方风雨”。

第一节 开始流亡

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还没有离开济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罗网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又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动”。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第三，我独自逃亡吧，把家属留在济南，于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烦又危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那么大的院子，只剩下我们几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报：上午八点开始，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解除。院里静寂得可怕：卖青菜，卖果子的都已不再来，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猫狗都跑来乞饭吃。

我着急，而毫无办法。战事的消息越来越坏，我怕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我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

几次我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我又把它打开。看一看痴儿弱女，我实不忍独自逃走。这情形，在我到了武汉的时候，我还不能忘记，而且写出一首诗来：

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话因伤别潸应泪，血若停流定是灰。已见乡关沧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可是，我终于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门。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黄昏。

在将要吃晚饭的时候，天上起了一道红闪，紧接着是一声震动天地的爆炸。三个红闪，爆炸了三声。

这是——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军队破坏黄河铁桥。铁桥距我的住处有十多里路，可是我的院中的树木都被震得叶如雨下。

立刻，全市的铺户都上了门，街上几乎断绝了行人。大家以为敌人已到了城外。我抚摸了两下孩子们的头，提起小箱极快的走出去。我不能再迟疑，不能不下狠心：稍一踟蹰，我就会放下箱子，不能迈步了。

同时，我也知道不一定能走，所以我的临别的末一句话是：“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在我的心里，我切盼有车，宁愿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敌人捉去我。同时我也愿车已不通，好折回来跟家人共患难。这两个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战，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张不了什么，走与不走全凭火车替我决定。

在路上，我找到一位朋友，请他陪我到车站去，假若我能走，好托他照应着家中。

车站上居然还卖票。路上很静，车站上却人山人海。挤到票房，我买了一张到徐州的车票。八点，车入了站，连车顶上已坐满了人。我有票，而上不去车。

生平不善争夺抢挤。不管是名，利，减价的货物，还是车位，船位，还有电影票，我都不会把别人推开而伸出自己的手去。看看车子看看手中的票，我对友人说：“算了吧，明天再说吧！”

友人主张再等一等。等来等去，已经快十一点了，车子还不开，我也上不去。我又要回家。友人代我打定了主意：“假若能走，你还是走了好！”

他去敲了敲末一间车的窗。窗子打开，一个茶役问了声：“干什么？”友人递过去两块钱，只说了一句话：“一个人，一个小箱。”茶役点了头，先接过去箱子，然后拉我的肩。友人托了我一把，我钻入了车中，我的脚还没落稳，车里的人——都是士兵——便连喊：“出去！出去！

没有地方。”好容易立稳了脚，我说了声：我已买了票。大家看着我，也不怎么没再说什么。我告诉窗外的友人：“请回吧！明天早晨请告诉我家里一声，我已上了车！”友人向我招了招手。

没有地方坐，我把小箱竖立在一辆自行车的旁边，然后用脚，用身子，用客气，用全身的感觉，扩充我的地盘。最后，我蹲在小箱旁边。又待了一会儿，我由蹲而坐，坐在了地上，下颏恰好放在自行车的坐垫上——那个三角形的，皮的东西。我只能这么坐着，不能改换姿式，因为四面八方都挤满了东西与人，恰好把我镶嵌在那里。

车中有不少军火，我心里说：“一有警报，才热闹！只要一个枪弹打进来，车里就会爆炸；我，箱子，自行车，全会飞到天上去。”

同时，我猜想着，三个小孩大概都已睡去，妻独自还没睡，等着我也许回去！这个猜想可是不很正确。后来得到家信，才知道两个大孩子都不肯睡，他们知道爸走了，一会儿一问妈：爸上哪儿去了呢？

夜里一点才开车，天亮到了泰安。我仍维持着原来的姿式坐着，看不见外边。我问了声：“同志，外边是阴天，还是晴天？”回答是：“阴天。”

感谢上帝！北方的初冬轻易不阴天下雨，我赶的真巧！由泰安再开车，下起细雨来。

晚七点到了徐州。一天一夜没有吃什么，见着石头仿佛都愿意去啃两口。头一眼，我看见了个卖干饼子的，拿过来就是一口。我差点儿噎死。一边打着嗝儿，我一边去买郑州的票。我上了绿钢车，安闲的，漂亮的，停在那里，好像“战地之花”似的。

到郑州，我给家中与汉口朋友打了电报，而后歇了一夜。到了汉口，我的朋友白君刚刚接到我的电报。他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去。

这是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从这一天起，我开始过流亡的生活。

第二节　在武汉

离开家里，我手里拿了五十块钱。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五十元钱有多么大的用处呀！

它使我由济南走到汉口，而还有余钱送给白太太一件衣料——白君新结的婚。

白君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在武汉，还另有两位同学，朱君与蔡君。不久，我就看到了他们。蔡君还送给我一件大衣。住处有了，衣服有了，朋友有了：“我将干些什么呢？”这好决定。我既敢只拿着五十元钱出来，我就必是相信自己有挣饭吃的本领。我的资本就是我自己。只要我不偷懒，勤动着我的笔，我就有饭吃。

把个小一点的南京，和一个小一点的上海，搬拢在一处，放在江的两岸，便是武汉。

武昌很静，而且容易认识——有那条像城的脊背似的蛇山，很难迷失了方向。汉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样的嘈杂混乱，而没有上海的忙中有静，和上海的那点文化事业与气氛。它纯粹的是个商埠，在北平，济南，青岛住惯了，我连上海都不大喜欢，更不用说汉口了。

在今天想起来，汉口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虽然武昌的黄鹤楼是那么奇丑的东西，虽然武昌也没有多少美丽的地方，可是我到底还没完全忘记了它。在蛇山的梅林外吃茶，在珞珈山下荡船，在华中大学的校园里散步，都使我感到舒适高兴。

特别值得留恋的是武昌的老天成酒店。这是老字号。掌柜与多数的伙计都是河北人。

我们认了乡亲。每次路过那里，我都得到最亲热的招呼，而他们的驰名的二锅头与碧醇是永远管我喝够的。

汉阳虽然又小又脏，却有古迹：归元寺、鹦鹉洲、琴台、鲁肃墓，都在那里。这些古迹，除了归元寺还整齐，其他的都破烂不堪，使人看了伤心。

汉阳的兵工厂是有历史的。它给武汉三镇招来不少次的空袭，它自己也受了很多的炸弹。武汉的天气也不令人喜爱。冬天很冷，有时候下很厚的雪。夏天极热，使人无处躲藏。武昌，因为空旷一些，还有时候来一阵风。汉口，整个的像个大火炉子。树木很少，屋子紧接着屋子，除了街道没有空地。毒花花的阳光射在光光的柏油路上，令人望而生畏。

越热，蚊子越多。在千家街的一间屋子里，我曾在傍晚的时候，守着一大扇玻璃窗。

在窗上，我打碎了三本刊物，击落了几百架小飞机。蜈蚣也很多，很可怕。在褥下，箱子下，枕下，我都洒了雄黄；虽然不准知道，这是否确能避除毒虫，可是有了这点设施，我到底能睡得安稳一些。有一天，一撕一个的小的邮卷，哼，里面跳出一条蜈蚣来！

提到饮食，武汉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除了珍珠丸子一类的几种燕茶而外，烹调的风格都近似江苏馆子的——什么菜都加点烩粉与糖，既不特别的好吃，也不太难吃。

至于烧卖里面放糯米，真是与北方老粗故意为难了！在汉口，我第一篇文章是给《大公报》写的。紧紧跟着，又有好几位朋友约我写稿。好啦，我的生活可以不成问题了。

倒是继续住在汉口呢？还是另到别处去呢？使我拿不定主意。二十一日，国府明令移都重庆。二十二日，苏州失守。武汉的人心极度不安。大家的不安，也自然的影响到我。我的行李简单，“货物”轻巧，而且喜欢多看些新的地方，所以我愿意再走。

我打电报给赵水澄兄，他回电欢迎我到长沙去。可是武汉的友人们都不愿我刚刚来到，就又离开他们；我是善交友的人，也就犹豫不决。

在武昌的华中大学，还有我一位好友，游泽丞教授。他不单不准我走，而且把自己的屋子与床铺都让给我，教我去住。他的寓所是在云架桥——多么美的地名！——地方安静，饭食也好，还有不少的书籍。以武昌与汉口相较，我本来就欢喜武昌，因为武昌像个静静的中国城市，而汉口是不中不西的乌烟瘴气的码头。云架桥呢，又是武昌最清静的所在，所以我决定搬了去。

游先生还另有打算。假若时局不太坏，学校还不至于停课，他很愿意约我在华中教几点钟书。

可是，我第一次到华中参观去，便遇上了空袭，这时候，武汉的防空设备都极简陋。

汉口的巷子里多数架起木头，上堆沙包。一个轻量的炸弹也会把木架打垮，而沙包足以压死人。比这更简单的是往租界里跑。租界里连木架沙包也没有，可是大家猜测着日本人还不至于轰炸租界——这是心理的防空法。武昌呢，有些地方挖了地洞，里边用木头撑住，上覆沙袋，这和汉口的办法一样不安全。有的人呢，一有警报便往蛇山上跑，藏在树林里边。这，只须机枪一扫射，便要损失许多人。

华中更好了，什么也没有。我和朋友们便藏在图书馆的地窖里。摩仿，使日本人吃了大亏。假若日本人不必等德国的猛袭波兰与伦敦，就已想到一下子把军事或政治或工业的中心炸得一干二净，我与我的许多朋友或者早已都死在武汉了。可是，日本人那时候只派几架，至多不过二三十架飞机来。

他们不猛袭，我们也就把空袭不放在心上。在地窖里，我们还觉得怪安全呢。

不久，何容，老向与望云诸兄也都来到武昌千家街福音堂。冯先生和朋友们都欢迎我们到千家街去。那里，地方也很清静，而且有个相当大的院子。何容与老向打算编个通俗的刊物；我去呢，也好帮他们一点忙。于是我就由云架桥搬到千家街，而慢慢忘了到长沙去的事。流亡中，本来是到处为家，有朋友的地方便可以小住；我就这么在武昌住下去。

第三节　写通俗文艺

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怎样，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的。抗战改变了一切。我的生活与我的文章也都随着战斗的急潮而不能不变动了。“七七”抗战以后，济南失陷以前，我就已经注意到如何利用鼓词等宣传抗战这个问题。记得，我曾和好几位热心宣传工作的青年去见大鼓名手白云鹏与张小轩先生，向他们讨教鼓词的写法。后来，济南失陷，我逃到武汉，正赶上台儿庄大捷，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口号既被文艺协会提出，而教育部，中宣部，政治部也都向文人们索要可以下乡入伍的文章。这时候，我遇到了田汉先生。他是极热心改革旧剧的，也鼓励我马上去试写。对于旧剧的形式与歌唱，我懂得一些，所以用不着去请导师。对于鼓词等，我可完全是外行，不能不去请教。于是，我就去找富少航和董莲枝女士，讨教北平的大鼓书与山东大鼓书。同时，冯焕章将军收容了三四位由河南逃来唱坠子的，我也朝夕与他们在一道，学习一点坠子的唱法。他们都是在河南乡间的集市上唱书的，所以他们需要长的歌词，一段至少也得够唱半天的。我向他们领教了坠子的句法，就开始写一大段抗战的故事，一共写了三千多句。这三千多句长的一段韵文，可惜，已找不到了底稿。可是，我确知道那三位唱坠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诵得飞熟，并且上了弦板。说不定，他们会真在民间去唱过呢——他们在武汉危急的时候，返回了故乡。冯将军还邀了几位画家，绘画抗战的“西湖景”，托我编歌词，以便一边现映画片，一边歌唱。同时，老向与何容先生正在编印《抗到底》月刊，专收浅易通俗的文字，我被邀为经常的撰稿者。

我写了不少篇这类的东西，可是汇印起来的只有《三四一》——三篇鼓词，四出旧形式新内容的戏，与一篇小说。这以外的，全随写随弃，无从汇印，也不想汇印了。

《三四一》有三篇大鼓书词，四出二簧戏，和一篇旧型的小说。三篇鼓词里，我自己觉得《王小赶驴》还下得去。《张忠定计》不很实在。《打小日本》既无故事，段又太长，恐怕不能演唱，只能当小唱本念念而已。四出戏的好歹，全不晓得；非经演唱不能知道好在哪里，坏在何处。

印出来权当参考，若要上演，必须大家修改；有愿排演者，请勿客气。旧型小说一篇，因忙，写得不十分像样儿。

这八篇东西，都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写成的。功夫是不欺人的。

它教我明白了什么是民间的语言，什么是中国语言的自然的韵律。不错，它有许多已经陈腐了的东西，可是唯其明白了哪是陈腐的，才能明白什么是我们必须马上送给民众的。明乎此，知乎彼，庶几可以说民族形式矣。我感谢这个使我能学习的机会。

四一年以后，除有人特约，我很少自动地去写通俗的东西了。一天，见到一位伤兵，他念过我的鼓词。他已割下一条腿。他是谁？没人知道。他死，入无名英雄墓。他活，一个无名的跛子。他读过我的书词，而且还读给别的兄弟们听，这就够了，只求多有些无名英雄们能读到我的作品，能给他们一些安慰，好；一些激励，也好。我设若因此而被拦在艺术之神的寺外，而老去伺候无名英雄们，我就满意，因为我的笔并未落空。

第四节　文协与会刊

一、文协

文人们仿佛忽然集合到武汉。我天天可以遇到新的文友。我一向住在北方，又不爱到上海去，所以我认识的文艺界的朋友并不很多，戏剧界的名家，我简直一个也不熟识。

现在，我有机会和他们见面了。郭沫若，茅盾，胡风，冯乃超，艾芜，鲁彦，郁达夫，诸位先生，都遇到了。此外，还遇到戏剧界的阳翰笙，宋之的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导演与名艺员。

朋友们见面，不约而同的都想组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团结到一处，共同努力于抗战的文艺。我不是好事喜动的人，可是大家既约我参加，我也不便辞谢。于是，我就参加了筹备工作。

筹备得相当的快。到转过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会便开成了。文人，在平日似乎有点吊儿郎当，赶到遇到要事正事，他们会干得很起劲，很紧张。

文艺协会的筹备期间并没有一个钱，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车马自备。就凭着这一点齐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会开成，而且开得很体面。

“文协”成立大会

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开成立大会。

我是筹备委员之一，本当在二十六晚过江（我住在武昌）预备次日的事情。天雨路脏，且必须赶出一篇小文，就偷懒没去；自然已知事情是都筹备得差不离了。

武汉的天气是阴晴无定，冷暖诡变的。今日的风雨定难据以测想明日的阴，还是晴。

二十七日早五点我就睡不安了。

“坏天气是好天气”，已是从空袭的恐怖中造成的俗语；我深盼天气坏——也就是好。假如晴天大日头，而敌机结队早来，赴会者全无法前去，岂不很糟？至于会已开了，再有警报，倒还好办；前方后方，既已无从分别，谁还怕死么？

六点，我再也躺不住。起看，红日一轮正在武汉大学的白石建筑上。洗洗脸，便往外走。心想，即便有空袭，能到了江那边便有办法，就怕截在江这边，干着急而上不去轮渡。急走，至江岸，雾甚重，水声帆影，龟山隐隐，甚是好看，亦渐放心。到汉口，雾稍敛，才八点钟。

先到三户印刷所找老向与何容二位。他们已都起来，大概都因开大会兴奋。睡不着也，何容兄平日最善晚起。坐了一会儿，大家的眼都瞅着由窗子射进来的阳光，感到不安。“这天儿可不保险”，到底被说出来；紧跟着：

“咱们走吧！”总商会大门前扎着彩牌，一条白布横过宽大的马路，写着雄大的黑字。

楼适夷先生已在门内立着，手里拿着各色的缎条，预备分给到会者佩戴；据说，他是在七点钟就来了。礼堂里还没有多少人，白布标语与台上的鲜花就特别显着鲜明清楚。那条写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白布条，因为字写得挺秀，就更明爽醒眼。除了这三四条白布，没有别的标语，倒颇严肃大方。

最先见到的是王平陵与华林两先生，他们为布置会场都受了很大的累；平陵先生笑着说：“我六点钟就来了！”

人越来越多了，签到处挤成一团！签完字便都高兴的带起缎条和白布条——缎条上印着成立大会字样，布条上写着人名，以便彼此一握手时便知道谁是谁了。入了会场，大家三五成组，有的立，有的坐，都谈得怪快活。又进来人了，识与不识，拦路握手，谁也不感到生疏或拘束。慢慢的，坐着的那些小组联成大一点的组，或竟联成一整排；立着的仿佛是表示服从多数，也都坐下去。摄影者来了不少，看还没有开会，便各自分别约请作家，到屋外怕照。这时候，会员中作刊物编辑的先生们，都抱着自己的刊物，分发给大家。印好的大会宣言，告世界作家书，会章草案，告日本文艺作家书，本已在每个人的手中，现在又添上几种刊物，手里差不多已拿不了，只好放在怀中，立起或坐下都感到点不甚方便的喜悦。

啊，我看见了丰子恺先生！久想见见他而没有机会，又绝没想到他会来到汉口，今天居然在这里遇到，真是惊喜若狂了。他的胡子，我认得，见过他的像片。他的脸色（在像片上是看不出来的）原来是暗中有光，不像我理想的那么白皙。他的眼，正好配他的脸，一团正气，光而不浮，秀而诚朴。

他的话，他的举动，也都这样可喜而可畏。

他显出不知如何是好的亲热，而并不慌急。他的官话似乎不甚流利，可是他的眼流露出沉着诚恳的感情。

在他旁边坐着的是宋云彬先生，也是初次会面。说了几句话，他便教我写点稿子，预备为儿童节出特刊用的。我赶紧答应下来。在武汉，谁来约稿都得答应；编辑者当面索要，少一迟疑，必会被他拉去吃饭；吃完朋友的饭，而稿子却写得欠佳，岂不多一层惭愧么？

跟他们二位刚谈了几句，钟天心先生就过来了。刚才已遇到他，八年未见，话当然是多的；好吧，我只好舍了丰宋二位而又找了天心兄去；况且，他还等着我给他介绍朋友啊。他这次是由广州赶来的。胖了许多，态度还是那么稳而不滞。我俩又谈了会儿；提起许多老朋友，都已难得相见；可是目前有这么多文艺界朋友，聚在一堂，多么不容易呢！

人更多了。女宾开始求大家签字。我很羡慕她们，能得到这样的好机会；同时，又很惭愧，自己的字写得是那么坏，一页一页的专给人家糟蹋纸——而且是那么讲究的纸！快开会，一眼看见了郁达夫先生。久就听说，他为人最磊落光明，可惜没机会见他一面。赶上去和他握手，果然他是个豪爽的汉子。他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大方，不故意的亲热，而确是亲热。正跟他谈话，郭沫若先生来到，也是初次见面。只和郭先生说了一句话，大会秘书处的朋友便催大家就位，以备振铃开会。党政机关的官长，名誉主席团，和主席团，都坐在台上。

名誉主席团中最惹人注意的，是日本名写家鹿地亘先生，身量不算太矮，细瘦；苍白的脸，厚厚的头发，他不很像个日本人。胡风先生陪着他，给他向大家介绍。他的背挺着，而腰与手都预备好向人鞠躬握手，态度在稍微拘谨之中露出恳挚，谦虚之中显出沉毅。他的小小的身体，好像负着大于他几千几万倍的重担。

他的脸上显着忧郁，可是很勇敢，挺着身子，来向真正爱和平的朋友们握手，齐往艰苦而可以达到正义的路上走。他的妻坐在台下，样子颇像个广东女人。

振铃了，全体肃立。全堂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邵力子先生宣告开会，王平陵先生报告筹备经过，并读各处的贺电。

两位先生一共用了十分钟的工夫，这给予训话和演讲的人一个很好的暗示——要短而精。方治先生和陈部长的代表训话，果然都很简短而精到。鹿地亘先生讲演！全场的空气紧张到极度，由台上往下看，几乎每个人的头都向前伸着。胡风先生作了简单的介绍，而后鹿地亘先生的柔韧有劲的话，像用小石投水似的，达到每个人的心里去。几乎是每说完一段，掌声就雷动；跟着就又是静寂。这一动一静之际，使人感到正义与和平尚在人间，不过只有心雄识远的人才能见到，才肯不顾世俗而向卑污黑暗进攻，给人类以光明。文艺家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呀！

周恩来先生与郭沫若先生相继演说，都简劲有力。末了，上来两位大将，冯玉祥先生与陈铭枢先生。这两位都是会员，他们不仅爱好文艺，而且对文艺运动与文化事业都非常的关心与爱护。历史上——正像周恩来先生所说的——很难找到这样的大团结，因为文人相轻啊。可是，今天不但文人们和和气气的坐在一堂，连抗日的大将也是我们的会员呀。

已到晌午，没法再多请人演讲；其实该请的人还很多呢。邵力子先生（主席）便求老向先生向大家报告：（一）请到门外去照像。（二）照完像，到普海春吃饭，来宾和会员都务请过去。（三）午餐后，会员就在普海春继续开会，省得再往回跑。

照像真热闹，拿着像匣的你挡着我，我挡着你，后面的干着急，前面的连连的照。

照了好大半天，才大家有份的都“满载而归”。晴暖的春光，射在大家的笑脸上，大家携手向饭馆进行。老的小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高的矮的，文的武的，洋装的华服的，都说着笑着，走了一街。街上的人围拢进来，大概觉得很奇怪——哪里来这么多酸溜溜的人呢？

普海春楼上已摆好十几席。大家顾不得入席，有的去找久想晤谈的友人谈话，有的忙着给小姐们签字——冯玉祥先生已被包围得风雨不透。这时候，我看见了卢冀野先生。

他更胖了，诗也作得更好——他已即席吟成七律一首；还说要和我的那首文协成立会的贺诗呢。我俩正交换住址，前面喊起入席呀，入席呀！

我赶到前面，找着个空位就坐下了。多么巧，这一桌都是诗人！左旁是穆木天先生，右旁是锡金先生，再过去是宋元女士彭玲女士和蒋山青先生。一盘橘子已被抢完，我只好把酒壶夺过来。刚吃了两个菜，主席宣告，由我朗读大会宣言。王平陵先生不知上哪里去了。我就登了他的椅子，朗诵起来。没想到这么累得慌，读到一半，我已出了汗。幸而喝过两杯酒，还没落个后力不佳。读完归座，菜已吃空，未免伤心。

盛成先生朗读致全世界作家书的法文译文，读得真有工夫，博得几次的满堂彩。

一位难民不知怎的也坐在那里，他立起来自动的唱了个流亡曲，大家也报以掌声。

他唱完，冯玉祥先生唱了个吃饭歌，词句好，声音大，大家更是高兴。

老将军唱完，还敬大家一杯酒，他自己却不喝，烟酒是与他无缘的。紧跟着，我又去宣读告全世界作家的原稿，孙师毅先生朗读胡风先生起草的告日本文艺作家书，老向先生宣读慰劳最高领袖暨前线将士的电文。饭已吃完。

空袭警报！早晨到会来时的那点不安，已因会场上与餐厅间的欢悦而忘掉。可是，到底未出所料，敌机果然来了。好像是暴敌必要在这群以笔为武器的战士们团集的时候，给予威吓，好使他们更坚决的抗日。日本军阀是那么愚蠢的东西呢？炮火屠杀只足以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与齐心呀！他们多放一个炸弹，我们便加强一份抗战的决心。感谢小鬼们！

紧急警报！桌上的杯盘撤下去，大家又按原位坐好。主席上了椅子，讨论会章。

正在讨论中，敌机到了上空，高射炮响成一片，震得窗子哗啦哗啦的响。还是讨论会章！

会章通过，适夷先生宣读提议案，一一通过，警报还未解除。进行选举。选举票收齐，主席宣布委托筹备委员检票，选举结果在次日报纸上披露。

警报解除，散会。晚报上登出大会的盛况，也载着敌机轰炸徐家棚，死伤平民二百多！

报仇吧！文艺界同人们怒吼吧！中华民族不得到解放，世界上便没有和平；成立大会是极圆满的开完了，努力进行该作的事吧！

总务组长

第一次理事会是在冯先生那里开的。会里没有钱，无法预备茶饭，所以大家硬派冯先生请客。冯先生非常的高兴，给大家预备了顶丰富，顶实惠的饮食。理事都到会，没有请假的。开会的时候，张善子画师“闻风而至”，愿作会员。大家告诉他：“这是文艺界协会，不是美术协会。”可是，他却另有个解释：“文艺就是文与艺术。”虽然这是个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绝他，他就作了“文协”的会员。

后来，善子先生给我画了一张顶精致的扇面——秋山上立着一只工笔的黑虎。为这个扇面，我特意过江到荣宝斋，花了五元钱，配了一副扇骨。

荣宝斋的人们也承认那是杰作。那一面，我求丰子恺给写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丢失在洋车上，使我心中难过了好几天。

我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并须担任总务组组长。我愿作常务理事，而力辞总务组组长。

“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我不愿负起这个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艺界的资望既不够，而且没有办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无论如何不准我推辞，甚至有人声明，假若我辞总务，他们也就不干了。

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点了头。这一来不要紧，我可就年年的连任，整整作了七年。上长沙或别处的计划，连想也不再想了。“文协”的事务把我困在了武汉。

“文协”七岁

在我的眼睛里，“文协”有时候睡一会儿觉，而没有死过一回。当“文协”在武汉的时候，几乎每一位会员都详详细细的知道会中工作的日记，因为座谈会与茶会是那么多，人人都能听到会中昨天作了什么，和明天要作什么。那时候，会款差不多没有超出三百元过，可是工作的紧张倒好像我们开着一家银行似的。那时候，大家初次尝到团结的快乐，自然要各显身手，把精神、时间，与钱力，献出一些给团体。

那时候，政府与民众团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大家喜欢作事，政府也愿给我们事作。那是些愉快的日子。

赶到“文协”迁来重庆，大家在精神上还是愉快的，可是工作就赶不上在武汉时节那么多了。一来是山城的交通不便，不像在武汉时彼此捎个口信便可以开会；二是物价渐渐的高涨，大家的口袋里不再像从前那么宽裕；于是，会务日记仿佛就只有理事们才知道，而会员们便不大关心它了。慢慢的，物价越来越高，会中越来越穷，而在团体的活动上又不能不抱着一动不如一静的态度，“文协”就每每打个小盹了。可是它并没有死。它的会刊时常脱期，而没有停刊。它还组织了前线访问团，并派代表参加前线慰劳团。每到“七七”，它必去献金——不管钱数多少，我们总愿尽心力而为之。它举行各样的座谈会，参加国民月会和种种的集会。它的会所依然是会员们的“娘家”。它没有死，所以得到社会上的信任。它永远不故意惹是非，所以政府对它也愿时时予以提携援助。去年，它发动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的征募，没有怎样费力，它便得到了好几百万元。社会上看得起它。这笔钱有了极大的用处。有许多害病的会员，因得到助金而可以安心养病，有许多由湘桂流亡出来的会员，在半路上得到接济得以及早的来到四川或云南。

有的会员来到重庆，“文协”因有了基金，所以能招待他们，给他们一些安慰。“文协”或者可以不再打盹儿了。

“文协”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降生，到如今已经整整的活了七年。它的会刊，《抗战文艺》，自二十七年五月四日降生，到今天也整整的活了七年。七年虽短，可是以一个团体来说，以在抗战中种种的艰苦来说，这实在不能算是很容易的事，在这七年中，它听见过多少次炸弹的爆炸声音哪！“文协”总会的穷而乐，睡而不死，也就影响到它的分会。虽然香港的、桂林的、曲江的、襄樊的分会都因军事的关系而结束，可是贵阳的，成都的，昆明的分会反而因此而更见活跃。以昆明分会来说，它曾有一个时期也打了盹。可是在近二年来，它又复兴起来，去年为贫病作家募集基金，它的成绩比重庆总会还好。于此，我不能不喊一声：“文协万岁”了！

二、《抗战文艺》

“文协”的“打炮”工作是刊行会刊。这又作得很快。大家凑了点钱，凑了点文章，就在五月四日发刊了《抗战文艺》。这个日子选得好。“五四”是新文艺的生日，现在又变成了《抗战文艺》的生日。新文艺假若是社会革命的武器，现在它变成了民族革命，抵御侵略的武器。

《抗战文艺》最初是三日刊。不行，这太紧促。于是，出到五期就改了周刊。最热心的是姚蓬子，适夷，孔罗荪，与锡金几位先生：他们昼夜的为它操作，奔忙。

会刊虽不很大，它却给文艺刊物开了个新纪元——它是全国写家的，而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积极的，它要在抗战的大前题下，容纳全体会员的作品，成为“文协”的一面鲜明的旗帜。消极的，它要尽量避免像战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与近乎恶意的批评。它要稳健，又要活泼；它要集思广益，还要不失了抗战的，一定的目标；它要抱定了抗战宣传的目的，还要维持住相当高的文艺水准。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了它的本来面目。始终没有一篇专为发泄自己感情，而不顾及大体的文章。

《抗战文艺》在武汉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庆复刊。这个变动的痕迹是可以由纸张上看出来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报纸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换用土纸了。

重庆的印刷条件不及武汉那么良好，纸张——虽然是土纸——也极缺乏。因此，在“文协”的周年纪念日起，会刊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后来，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为月刊之后，它还有时候脱期。会中经费支绌与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脱期的两个重要原因。

但是，无论怎么困难，它始终没有停刊。它是“文协”的旗帜，会员们决不允许它倒了下去。

到了日本投降时，会刊出到了七十期。我不惮繁琐的这么叙述“文协”会刊的历史，因为它实在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献。它不单刊露了战时的文艺创作，也发表了战时文艺的一切意见与讨论，并且报告了许多文艺者的活动。它是文，也是史。它将成为将来文学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料。同时它也表现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读者看到作家们是怎样的在抗战中团结到一起，始终不懈的打着他们的大旗，向暴敌进攻。

在忙着办会刊而外，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座谈会联谊会。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识与不相识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块儿讨论抗战文艺的许多问题。开茶会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资；会中穷得连“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会后，刚刚得到了稿费的人，总是自动的请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饭食。在会所，在公园，在美的咖啡馆，在友人家里，在旅馆中，我们都开过会。假若遇到夜间空袭，我们便灭了灯，摸着黑儿谈下去。

这时候大家所谈的差不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如何教文艺下乡与入伍，一个是怎么使文艺效劳于抗战。前者是使大家开始注意到民间通俗文艺的原因；后者是在使大家于诗，小说，戏剧而外，更注意到朗诵诗，街头剧，及报告文学等新体裁。

但是，这种文艺通俗运动的结果，与其说是文艺真深入了民间与军队，倒不如说是文艺本身得到新的力量，并且产生了新的风格。文艺工作者只能负讨论，试作，与倡导的责任，而无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间与军队中去。这需要很大的经费与政治力量，而文艺家自己既找不到经费，又没有政治力量。

这样，文艺家想到民间去，军队中去，都无从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写出民众读物，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发表而已。这是很可惜，与无可如何的事。

虽然我的一篇《抗战一年》鼓词，在“七七”周年纪念日，散发了一万多份；虽然何容与老向先生编的《抗到底》是专登载通俗文艺作品的刊物；虽然有人试将新写的通俗文艺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与《叹五更》什么的放在一处去卖；虽然不久教育部也设立了通俗读物编刊处；可是这个运动，在实施方面，总是枝枝节节没有风起云涌的现象。我知道，这些作品始终没有能到乡间与军队中去——谁出大量的金钱，一印就印五百万份？谁给它们运走？和准否大量的印，准否送到军民中间去？都没有解决。

没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后边，它只能成为一种文艺运动，一种没有什么实效的运动而已。

会员郁达夫与盛成先生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归来，他们报告给大家：前线上连报纸都看不到，不要说文艺书籍了。士兵们无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里去借《三国演义》，与《施公案》一类的闲书。听到了这个，大家更愿意马上写出一些通俗的读物，先印一二百万份送到前线去。我们确是愿意写，可是印刷的经费，与输送的办法呢？没有人能回答。于是，大家只好干着急，而想不出办法来。

第五节　入川

一、空　袭

在武汉，我们都不大知道怕空袭。遇到夜袭，我们必定“登高一望”。探照灯把黑暗划开，几条银光在天上寻找。找到了，它们交叉在一处，照住那银亮的，几乎是透明的敌机。而后，红的黄的曳光弹打上去，高射炮紧跟着开了火。有声有色，真是壮观。四月二十九与五月三十一日的两次大空战，我们都在高处看望。看着敌机被我机打伤，曳着黑烟逃窜，走着走着，一团红光，敌机打几个翻身，落了下去；有多么兴奋，痛快呀！一架敌机差不多就在我们的头上，被我们两架驱逐机截住，它就好像要孵窝的母鸡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动那样，老老实实的被击落。

可是，一进七月，空袭更凶了，而且没有了空战。在我的住处，有一个地洞，横着竖着，上下与四壁都用木柱密密的撑住，顶上堆着沙包。有一天，也就是下午两三点钟吧，空袭，我们入了这个地洞。敌机到了。一阵风，我们听到了飞沙走石；紧跟着，我们的洞就像一只小盒子被个巨人提起来，紧紧的乱摇似的，使我们眩晕。离洞有三丈吧，落了颗五百磅的炸弹，碎片打过来，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我们门外的一排贫民住房都被打垮，马路上还有两个大的弹坑。

我们没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再有空袭，我们就跑过铁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天热，草厚，没有风，等空袭解除了，我的袜子都被汗湿透。

不久，冯先生把我们送到汉口去。武昌已经被炸得不像样子了。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两次弹。蛇山的山坡与山脚死了许多人。

二、别武汉

因为我是“文协”的总务主任，我想非到万不得已不离开汉口。我们还时常在友人家里开晚会，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袭，我们煮一壶茶，灭去灯光，在黑暗中一直谈到空袭解除。邵先生劝我们快走，他的理由是：“到了最紧急的时候，你们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脱了！”

这样，在七月三十日，我，何容，老向，与肖伯青（“文协”的干事），便带着“文协”的印鉴与零碎东西，辞别了武汉。只有友人白君和冯先生派来的副官，来送行。

船是一家中国的公司的，可插着意大利旗子。这是条设备齐全，而一切设备都不负责任的船。舱门有门轴，而关不上门；电扇不会转；衣钩掉了半截；什么东西都有，而全无用处。开水是在大木桶里。我亲眼看见一位江北娘姨把洗脚水用完，又倒在开水桶里！我开始拉痢。

一位军人，带着紧要公文，要在城陵矶下船。船上不答应在那里停泊。他耽误了军机，就碰死在绕锚绳的铁柱上！

船只到宜昌。我们下了旅馆。我继续拉痢。天天有空袭。在这里，等船的人很多，所以很热闹——是热闹，不是紧张。中国人仿佛不会紧张。这也许就是日本人侵华失败的原因之一吧？日本人不懂得中国人的“从容不迫”的道理。

我们求一位黄老翁给我们买票。他是一位极诚实坦白的人，在民生公司作事多年。

他极愿帮我们的忙，可是连他也不住的抓脑袋。人多船少，他没法子临时给我们赶造出一只船来。等了一个星期，他算是给我们买了铺位——在甲板上。

我们不挑剔地方，只要不叫我们浮着水走就好。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下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开饭，昼夜的开饭。茶役端着饭穿梭似的走，把脚上的泥垢全印在我们的被上枕上。我必须到厕所去，但是在夜间三点钟，厕所外边还站着一排候补员呢！

三峡有多么值得看哪。可是，看不见。人太多了，若是都拥到船头上去观景，船必会插在江里，永远不再抬头。我只能侧目看下面，看到人头——头发很黑——在水里打旋儿。

三、重庆

八月十四，我们到了重庆。上了岸，我们一直奔了青年会去。会中的黄次咸与宋杰人两先生都欢迎我们，可是怎奈宿舍已告客满。这时候重庆已经来了许多公务人员和避难的人，旅馆都有人满之患。青年会宿舍呢，地方清静，床铺上没有臭虫，房价便宜，而且有已经打好了的地下防空洞，所以永远客满。我们下决心不去另找住处。我们知道，在会里——那怕是地板呢——作候补，是最牢靠的办法。黄先生们想出来了一个办法，教我们暂住在机器房内。这是个收拾会中的器具的小机器房，很黑，响声很大。

天气还很热。重庆的热是出名的。我永远没睡过凉席，现在我没法不去买一张了。

睡在凉席上，照旧汗出如雨。墙，桌椅，到处是烫的；人仿佛是在炉里。只有在一早四五点钟的时候，稍微凉一下，其余的时间全是在热气团里。

城中树少而坡多，顶着毒花花的太阳，一会儿一爬坡，实在不是好玩的。四川的东西可真便宜，一角钱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一个铜板买一束鲜桂圆。好吧，天虽热，而物价低，生活容易，我们的心中凉爽了一点。在青年会的小食堂里，我们花一二十个铜板就可以吃饱一顿。

“文协”的会友慢慢的都来到，我们在临江门租到了会所，开始办公。我们的计划对了。不久，我们便由机器房里移到楼下一间光线不很好的屋里去。过些日子，又移到对门光线较好的一间屋中。最后，我们升到楼上去，屋子宽，光线好，开窗便看见大江与南山。何容先生与我各据一床。

他编《抗到底》，我写我的文章。他每天是午前十一点左右才起来。我呢，到十一点左右已写完我一天该写的一二千字。写完，我去吃午饭。等我吃过午饭回来，他也出去吃东西，我正好睡午觉。晚饭，我们俩在一块儿吃。晚间，我睡得很早，他开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我们，这样，虽分住一间屋子，可是谁也不妨碍谁。赶到我们偶然都喝醉了的时候，才忘了这互不侵犯协定，而一齐吵嚷一回。

我开始正式的去和富少舫先生学大鼓书。好几个月，才学会了一段《白帝城》，腔调都摹拟刘（宝全）派。学会了这么几句，写鼓词就略有把握了。

几年中，我写了许多段，可是只有几段被富先生们采用了：

《新拴娃娃》（内容是救济难童），富先生唱。

《文盲自叹》（内容是扫除文盲），富先生唱。

《陪都巡礼》（内容是赞美重庆），富贵花小姐唱。

《王小赶驴》（内容是乡民抗敌），董莲枝女士唱。以上四段，时常在陪都演唱。我也开始写旧剧剧本——用旧剧的形式写抗战的故事。这时候，我还为《抗到底》写长篇小说——《蜕》。这篇东西没能写完。

《抗到底》后来停刊了，我就没再往下写。转过年来，二十八年之春，我开始学写话剧剧本。对戏剧，我是十成十的外行，根本不晓得小说与剧本有什么分别。不过，和戏剧界的朋友有了来往，看他们写剧，导剧，演剧，很好玩，我也就见猎心喜，决定瞎碰一碰。

好在，什么事情莫不是由试验而走到成功呢。我开始写《残雾》。

五三、五四敌机狂炸重庆。投的是燃烧弹——不为炸军事目标，而是蓄意要毁灭重庆、造成恐怖。

前几天，我在公共防空洞里几乎憋死。人多，天热，空袭的时间长，洞中的空气不够用了。五三、五四我可是都在青年会里，所以没受到什么委屈。五四最糟，警报器因发生障碍，不十分响；没有人准知道是否有了空袭，所以敌机到了头上，人们还在街上游逛呢。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我在夜里跑到冯先生那里去，因为青年会附近全是火场，我怕被火围住。彻夜，人们像流水一般，往城外搬。

经过这个大难，“文协”会所暂时移到南温泉去，和张恨水先生为邻。我也去住了几天。

四、友人与作家书屋

吴组缃先生的猪

从青木关到歌乐山一带，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最为阔绰。他养着一口小花猪。据说，这小动物的身价，值六百元。

每次我去访组缃先生，必附带的向小花猪致敬，因为我与组缃先生核计过了：假苦他与我共同登广告卖身，大概也不会有人出六百元来买！

有一天，我又到吴宅去。给小江——组缃先生的少爷——买了几个比醋还酸的桃子。

拿着点东西，好搭讪着骗顿饭吃，否则就太不好意思了。一进门，我看见吴太太的脸比晚日还红。我心里一想，便想到了小花猪。假若小花猪丢了，或是出了别的毛病，组缃先生的阔绰便马上不存在了！一打听，果然是为了小花猪：它已绝食一天了。我很着急，急中生智，主张给它点奎宁吃，恐怕是打摆子。大家都不赞同我的主张。我又建议把它抱到床上盖上被子睡一觉，出点汗也许就好了；焉知道不是感冒呢？这年月的猪比人还娇贵呀！

大家还是不赞成。后来，把猪医生请来了，我颇兴奋，要看看猪怎么吃药。猪医生把一些草药包在竹筒的大厚皮儿里，使小花猪横衔着，两头向后束在脖子上：这样，药味与药汁便慢慢走入里边去。把药包儿束好，小花猪的口中好像生了两个翅膀，倒并不难看。

虽然吴宅有些骚动，我还是在那里吃了午饭——自然稍微的有点不得劲儿！

过了两天，我又去看小花猪——这回是专程探病，绝不为看别人；我知道现在猪的价值有多大——小花猪口中已无那个药包，而且也吃点东西了。大家都很高兴，我就又就棍打腿的骗了顿饭吃，并且提出声明：到冬天，得分给我几斤腊肉。组缃先生与太太没加任何考虑便答应了。吴太太说：“几斤？十斤也行！想想看，那天它要是一病不起”大家听罢，都出了冷汗！

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

马宗融先生的表大概是、我想是一个装饰品。无论约他开会，还是吃饭，他总迟到一个多钟头，他的表并不慢。

来重庆，他多半是住在白象街的作家书屋。有的说也罢，没的说也罢，他总要谈到夜里两三点钟。假苦不是别人都困得不出一声了，他还想不起上床去。有人陪着他谈，他能一直坐到第二天夜里两点钟。表、月亮、太阳，都不能引起他注意到时间。

比如说吧，下午三点他须到观音岩去开会，到两点半他还毫无动静。“宗融兄，不是三点，有会吗？该走了吧？”有人这样提醒他，他马上去戴上帽子，提起那有茶碗口粗的木棒，向外走。“七点吃饭。早回来呀！”大家告诉他。他回答声“一定回来”，便匆匆地走出去。

到三点的时候，你若出去，你会看见马宗融先生在门口与一位老太婆，或是两个小学生，谈话儿呢！即使不是这样，他在五点以前也不会走到观音岩。路上每遇到一位熟人，便要谈，至少有十分钟的话。若遇上打架吵嘴的，他得过去解劝，还许把别人劝开，而他与另一位劝架的打起来！遇上某处起火，他得帮着去救。有人追赶扒手，他必然得加入，非捉到不可。看见某种新东西，他得过去问问价钱，不管买与不买。看到戏报子，马上他去借电话，问还有票没有这样，他从白象街到观音岩，可以走一天，幸而他记得开会那件事，所以只走两三个钟头，到了开会的地方，即使大家已经散了会，他也得坐两点钟，他跟谁都谈得来，都谈得有趣，很亲切，很细腻。有人刚买一条绳子，他马上拿过来练习跳绳——五十岁了啊！

七点，他想起来回白象街吃饭，归路上，又照样的劝架，救火，追贼，问物价，打电话至早，他在八点半左右走到目的地。满头大汗，三步当作两步走的。他走了进来，饭早已开过了。

所以，我们与友人定约会的时候，若说随便什么时间，早晨也好，晚上也好，反正我一天不出门，你哪时来也可以，我们便说“马宗融的时间吧”！

姚蓬子先生的砚台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索回，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

讲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层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

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的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尊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由裤袋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

单说蓬子先生的那块砚台，也足够惊人了！那是块是无法形容的石砚。不圆不方，有许多角儿，有任何角度。有一点沿儿，豁口甚多，底子最奇，四周翘起，中间的一点凸出，如元宝之背，它会像陀螺似的在桌子上乱转，还会一头高一头低地倾斜，如浪中之船。我老以为孙悟空就是由这块石头跳出去的！

到磨墨的时候，它会由桌子这一端滚到那一端，而且响如快跑的马车。我每晚十时必就寝，而对门儿书屋的主人要办事办到天亮。从十时到天亮，他至少有十次，一次比一次响——到夜最静的时候，大概连南岸都感到一点震动。从我到白象街起，我没做过一个好梦，刚一入梦，砚台来了一阵雷雨，梦为之断。在夏天，砚一响，我就起来拿臭虫。冬天可就不好办，只好咳嗽几声，使之闻之。

现在，我已交给作家书屋一本书，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费几十元，送给书屋主人一块平底的，不出声的砚台！

何容先生的戒烟首先要声明：这里所说的烟是香烟，不是鸦片。从武汉到重庆，我老同何容先生在一间屋子里，一直到前年八月间。

在武汉的时候，我们都吸“大前门”或“使馆”牌；小大“英”似乎都不够味儿。到了重庆，小大“英”似乎变了质，越来越“够”味儿了，“前门”与“使馆”倒仿佛没了什么意思。慢慢的，“刀”牌与“哈德门”又变成我们的朋友，而与小大“英”，不管是谁的主动吧，好像冷淡得日悬一日，不久，“刀”牌与“哈德门”又与我们发生了意见，差不多要绝交的样子。何容先生就决心戒烟！

在他戒烟之前，我已声明过：“先上吊。后戒烟！”本来吗，“弃妇抛雏”的流亡在外，吃不敢进大三元，喝么也不过是清一色（黄酒贵，只好吃点白干），女友不敢去交，男友一律是穷光蛋，住是二人一室，睡是臭虫满床，再不吸两枝香烟，还活着干吗？可是，一看何容先生戒烟，我到底受了感动，既觉自己无勇，又钦佩他的伟大；所以，他在屋里，我几乎不敢动手取烟！以免动摇他的坚决！

何容先生那天睡了十六个钟头，一枝烟没吸！醒来，已是黄昏，他便独自走出去。

我没敢陪他出去，怕不留神递给他一枝烟，破了戒！掌灯之后，他回来了，满面红光，含着笑，从口袋中掏出一包土产卷烟来。“你尝尝这个，”

他客气地让我，“才一个铜板一枝！有这个，似乎就不必戒烟了！没有必要！”把烟接过来，我没敢说什么，怕伤了他的尊严。面对面的，把烟燃上，我俩细细地欣赏。头一口就惊人，冒的是黄烟，我以为他误把爆竹买来了！听了一会儿，还好，并没有爆炸，就放胆继续地吸。吸了不到四五口，我看见蚊子都争着向外边飞，我很高兴。既吸烟，又驱蚊，太可贵了！再吸几口之后，墙上又发现了臭虫，大概也要搬家，我更高兴了！吸到了半枝，何容先生与我也跑出去了，他低声地说：“看样子，还得戒烟！”

何容先生二次戒烟，有半天之久。当天的下午，他买来了烟斗与烟叶。

“几毛钱的烟叶，够吃三四天的，何必一定戒烟呢！”他说。吸了几天的烟斗，他发现了：（一）不便携带；（二）不用力，抽不到；用力，烟油射在舌头上；（三）费洋火；（四）须天天收拾，麻烦！有此四弊，他就戒烟斗，而又吸上香烟了。“始作卷烟者。其无后乎！”他说。

最近二年，何容先生不知戒了多少次烟了，而指头上始终是黄的。五、《残雾》与剑北行三九年初夏，“文协”得到战地党政工作委员会的资助，派出去战地访问团，以王礼锡先生为团长，宋之的先生为副团长，率领罗烽，白朗，葛一虹等十来位先生，到华北战地去访问抗战将士。同时，慰劳总会组织南北两慰劳团，函请“文协”派员参加。理事会决议：推举姚蓬子，陆晶清两先生参加南团，我自己参加北团。

“文协”为筹点款而想演戏。大家说，这次写个讽刺剧吧，换换口味。谁写呢？大家看我。并不是因为我会写剧本，而是因为或者我会讽刺。我觉得，第一，义不容辞；第二，拼命试写一次也不无好处。不晓得一位作家须要几分天才，几分功力。我只晓得努力必定没错。于是，我答应了半个月交出一本四幕剧来。虽然没写过剧本，可是听说过一个完好的剧本须要花两年的工夫写成。我要只用半个月，太不知好歹。不过，也有原因，“文协”愿将此剧在五月里演出，故非快不可。再说，有写剧与演戏经验的朋友们，如应云卫、章泯、宋之的、赵清阁、周伯勋诸先生都答应给我出主意，并改正。我就放大了胆，每天平均要写出三千多字来。“五四”大轰炸那天，我把它写完。

人心慢慢的安定了，我回渝筹备慰劳团与访问团出发的事情。我买了两身灰布的中山装，准备远行。

“文协”当然不会给我盘缠钱，我便提了个小铺盖卷，带了自己的几块钱，北去远征。

在起身以前，《残雾》没加修改，便交王平陵先生去发表。我走了半年。等我回来，《残雾》已上演过了，很成功。导演是马彦祥先生，演员有舒绣文，吴茵，孙坚白，周伯勋诸位先生。可惜，我没有看见。

慰劳团先到西安，而后绕过潼关，到洛阳。由洛阳到襄樊老河口，而后出武关再到西安。由西安奔兰州，由兰州到榆林，而后到青海，绥远，宁夏，兴集，一共走了五个多月，两万多里。

这次长征的所见所闻，都记在《剑北篇》里——一部没有写完，而且不大像样的，长诗。在陕州，我几乎被炸死。在兴集，我差一点被山洪冲了走。这些危险与兴奋，都记在《剑北篇》里。

六、《剑北篇》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这三年，日本费尽心机，用各种花样来轰炸。我在夏天可必须离开重庆，因为在防空洞里我没法子写作。于是，一到雾季过去，我就须预备下乡，而冯先生总派人来迎接：“上我这儿来吧，城里没法子写东西呀！”二十九年夏天，我住在陈家桥冯公馆的花园里。园里只有两间茅屋，归我独住。屋外有很多的树木，树上时时有各种的鸟儿为我——也许为它们自己——唱歌。我在这里写《剑北篇》。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但对文艺的各种形式都愿试一试。小说，试过了，没有什么惊人的成绩。话剧，在抗战中才敢试一试，全无是处。通俗的鼓词与剧本，也试写过一些，感到十分的难写，除了得到“俗更难”一点真经验与教训外，别无可述。现在，我又搬起分量最重的东西来了——诗！

我作过旧诗，不怎么高明，可是觉得怪有趣，而且格式管束着，也并不很难凑起那么一首两首的。志在多多学习，现在我要作的是新诗。

新诗可真难：没有格式管着，我写着写着便失去自信，不由的向自己发问，这是诗吗？其次，我要写得俗，而没有地方去找到那么多有诗意的俗字，于是一来二去就变成“旧诗新写”或“中菜西吃”了。还有，一方面我找不到够用的有诗意的俗字，另一方面在描写风景事物的时候我又不能把自幼儿种下的审美观念一扫而光；我不能强迫自己变成洋人，不但眼珠是绿的，而且把红花也看成绿花！最后，新诗要韵不要，本不成为问题；我自己这回可是决定要韵（事实上是“辙”），而且仿照比较严整的鼓词用韵的办法，每行都用韵，以求读诵时响亮好听。这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韵不难找，贵在自然，也不知怎么越要自然，便越费力气！

有上述的困难，本来已当知难而退；却偏不！不但不退，而且想写成一万行！扯下脸硬干并不算勇敢；再说，文艺贵精不贵多，臭的东西越多就越臭，我晓得。不过，我所要写的是游记，断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故须长到万行。这里，倒没有什么中国长诗甚少，故宜试作；或按照什么理论，非长不可；而纯粹出于要把长途旅行的见闻作成“有诗为证”。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用散文写呢？回答是：行旅匆匆，未能作到每事必问，所以不敢一板一眼地细写。我所得的只是一些印象，以诗写出，或者较为合适。时写时停，一年的工夫仅成二十七段，共三千行。所以余的材料，仅足再写十余段的，或可共得六千行。因句句有韵的关系，六千行中颇有长句，若拆散了从新排列，亦可足万行之数。一九四一年春初，因贫血，患头昏病，一切工作都停顿下来。

头昏病好了以后，本想继续写诗，可是身体亏弱，写诗又极费力气，于是就含着泪把稿子放在一旁，不敢再正眼去看。停搁得久了心气越发壮不起来，乃终于落了个没有恒心毅力——一个写家须有像蚕一般的巧妙，吐出可以织成绸缎的丝来，同时，还须有和牛一样壮实的身体呀！到一九四一年年底，眼看把全诗写成是无望了，遂含羞带愧的把已成的二十八段交文奖会刊印成册。何时能将全诗补成，简直不敢说了！

第六节　滇行与青蓉行

一、滇　行

三十年夏，罗莘田先生来到重庆。因他的介绍，我认识了清华大学校 长梅贻琦先生，梅先生听到我的病与生活状况，决定约我到昆明去住些日子。

昆明的天气好，又有我许多老友，我很愿意去。在八月下旬，我同莘田搭机，三个钟头便到了昆明。我很喜爱成都，因为它有许多地方像北平。不过，论天气，论风景，论建筑，昆明比成都还更好。我喜欢那比什刹海更美丽的翠湖，更喜欢昆明 湖——那真是湖，不是小小的一汪水，像北平万寿山下的人造的那个。土是红的，松是绿的，天是蓝的，昆明的城外到处像油画。

更使我高兴的，是遇见那么多的老朋友。杨今甫大哥的背有点驼了，却还是那样风流儒雅。他请不起我吃饭，可是也还烤几罐土茶，围着炭盆，一谈就和我谈几点钟。罗膺中兄也显着老，而且极穷，但是也还给我包饺子，煮俄国菜汤吃。郑毅生，陈雪屏，冯友兰，冯至，陈梦家，沈从文，章川岛，段喆人，闻一多，萧涤非，彭啸咸，查良钊，徐旭生，钱端升诸先生都见到，或约我吃饭，或陪我游山逛景。这真是快乐的日子。在城中，我讲演了六次；虽然没有什么好听，听众倒还不少。在城中住腻，便同莘田下乡。

提着小包，顺着河堤慢慢的走，风景既像江南，又非江南；有点像北 方，又不完全像北方；使人快活，仿佛是置身于一种晴朗的梦境，江南与北方混在一起而还很调谐的，只有在梦中才会偶尔看到的境界。

在乡下，我写完了《大地龙蛇》剧本。这是受东方文化协会的委托，而始终未曾演出过的，不怎么高明的一本剧本。

认识一位新朋友——查阜西先生。这是个最爽真，热情，多才多艺的 朋友。他听我有愿看看大理的意思，就马上决定陪我去。几天的工夫，他便交涉好，我们作两部运货到畹町的卡车的高等黄鱼。所谓高等黄鱼者，就是 第一不要出钱，第二坐司机台，第三司机师倒还请我们吃酒吃烟——这当然不在协定之内，而是在路上他们自动这样作的。

两位司机师都是北方人。在开车之前他们就请我们吃了一桌酒席！后 来，有一位摔死在澜沧江上，我写了一篇小文悼念他。

到大理，我们没有停住，马上奔了喜洲镇去。大理没有什么可看的，不过有一条长街，许多卖大理石的铺子而已。它的城外，有苍山洱海，才是 值得看的地方。到喜洲镇去的路上，左是高山，右是洱海，真是置身图画中。

喜洲镇，虽然是个小镇子，却有宫殿似的建筑，小街左右都流着清清的活水。华中大学由武昌移到这里来，我又找到游泽丞教授。他和包漠庄教授，李何林教授，陪着我们游山泛水。这真是个美丽的地方，而且在赶集的时候，能 看到许多夷民。

极高兴的玩了几天，吃了不知多少条鱼，喝了许多的酒，看了些古迹，并对学生们讲演了两三次，我们依依不舍的道谢告辞。在回程中，我们住在了下关等车。在等车之际，有好几位回教朋友来看我，因为他们演过《国家 至上》。查阜西先生这回大显身手，居然借到了小汽车，一天便可以赶到昆明。

在昆明过了八月节，我飞回了重庆来。

二、青蓉行

一九四二年八月初，陈家桥一带的土井已都干得滴水皆无。要水，须到小河湾里去“挖”。天既奇暑，又没水喝，不免有些着慌了。很想上缙云山上去“避难”，可是据说山上也缺水。正在这样计无从出的时候，冯焕章先生来约同去灌县与青城。这真是福自天来了！八月九日晨出发。同行者还有赖亚力与王冶秋二先生，都是老友，路上颇不寂寞。在来凤驿遇见一阵暴雨，把行李打湿了一点，临时买了一张席子遮在车上。打过尖，雨已晴，一路平安的到了内江。内江比二三年前热闹得多了，银行和饭馆都新增了许多家。

傍晚，街上挤满了人和车。次晨七时又出发，在简阳吃午饭。下午四时便到了成都。天热，又因明晨即赴灌县，所以没有出去游玩。夜间下了一阵雨。

十一日早六时向灌县出发，车行甚缓，因为路上有许多小渠。路的两旁都有浅渠，流着清水；渠旁便是稻田：田埂上往往种着薏米，一穗穗的垂着绿珠。往西望，可以看见雪山。近处的山峰碧绿，远处的山峰雪白，在晨光下，绿的变为明翠，白的略带些玫瑰色，使人想一下子飞到那高远的地方去。还不到八时，便到了灌县。城不大，而处处是水，像一位身小而多乳的母亲，滋养着川西坝子的十好几县。住在任觉五先生的家中。

孤零零的一所小洋房，两面都是雪浪激流的河，把房子围住，门前终日几乎没有一个行人，除了水声也没有别的声音。门外有些静静的稻田，稻子都有一人来高。远望便见到大面青城雪山，都是绿的。院中有一小盆兰花，时时放出香味。

青年团正在此举行夏令营，一共有千名以上的男女学生，所以街上特别显着风光。

学生和职员都穿汗衫短裤（女的穿短裙），赤脚着草鞋，背负大草帽，非常的精神。张文白将军与易君左先生都来看我们，也都是“短打扮”，也就都显得年轻了好多。夏令营本部在公园内，新盖的礼堂，新修的游泳池；原有一块不小的空场，即作为运动和练习骑马的地方。女学生也练习马术，结队穿过街市的时候，使居民们都吐吐舌头。

灌县的水利是世界闻名的。在公园后面的一座大桥上，便可以看到滚滚的雪水从离堆流进来。在古代，山上的大量雪水流下来，非河身所能容纳，故时有水患。后来，李冰父子把小山硬凿开一块，水乃分流——离堆便在凿开的那个缝子的旁边。从此双江分灌，到处划渠，遂使川西平原的十四五县成为最富庶的区域——只要灌县的都江堰一放水，这十几县便都不下雨也有用不完的水了。城外小山上有二王庙，供养的便是李冰父子。在庙中高处可以看见都江堰的全景。在两江未分的地方，有驰名的竹索桥。距桥不远，设有鱼嘴，使流水分家，而后一江外行，一江入离堆，是为内外江。到冬天，在鱼嘴下设阻碍，把水截住，则内江干涸，可以淘滩。春来，撤去阻碍，又复成河。据说，每到春季开水的时候，有多少万人来看热闹。在二王庙的墙上，刻着古来治水的格言，如深淘滩，低作堰等。细细玩味这些格言，再看着江堰上那些实际的设施，便可以看出来，治水的决窍只有一个字——“软”。水本力猛，遇阻则激而决溃，所以应低作堰，使之轻轻漫过，不至出险。水本急流而下，波涛汹涌，故中设鱼嘴，使分为二，以减其力；分而又分，江乃成渠，力量分散，就有益而无损了。作堰的东西只是用竹编的篮子，盛上大石卵。竹有弹性，而石卵是活动的，都可以用“四两破千斤”的劲儿对付那惊涛骇浪。用分化与软化对付无情的急流，水便老实起来，乖乖的为人们灌田了。

竹索桥最有趣。两排木柱，柱上有四五道竹索子，形成一条窄胡同儿。下面再用竹索把木板编在一处，便成了一座悬空的，随风摇动的，大桥。我在桥上走了走，虽然桥身有点动摇，虽然木板没有编紧，还看得到下面的急流，——看久了当然发晕——可是绝无危险，并不十分难走。

治水和修构竹索桥的方法，我想，不定是经过多少年代的试验与失败，而后才得到成功的。而所谓文明者，我想，也不过就是能用尽心智去解决切身的问题而已。假苦不去下一番功夫，而任着水去泛滥，或任着某种自然势力兴灾作祸，则人类必始终是穴居野处，自生自灭，以至灭亡。看到都江堰的水利与竹索桥，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确有不甘屈服而苦心焦虑的去克服困难的精神。可是，在今天，我们还时时听到看到各处不是闹旱便是闹水，甚至于一些蝗虫也能教我们去吃树皮草根。可怜，也可耻呀！我们连切身的衣食问题都不去设法解决，还谈什么文明与文化呢？

灌县城不大，可是东西很多。在街上，随处可以看到各种的水果，都好看好吃。在此处，我看到最大的鸡卵与大蒜大豆。鸡蛋虽然已卖到一元二角一个，可是这一个实在比别处的大着一倍呀。雪山的大豆要比胡豆还大。雪白发光，看着便可爱！药材很多，在随便的一家小药店里，便可以看到雷震子，贝母，虫草，熊胆，麝香，和多少说不上名儿来的药物。看到这些东西，使人想到西边的山地与草原里去看一看。啊，要能到山中去割几脐麝香，打几匹大熊，够多威武而有趣呀！

物产虽多，此地的物价可也很高。只有吃茶便宜，城里五角一碗，城外三角，再远一点就卖二角了。青城山出茶，而遍地是水，故应如此。等我练好辟谷的功夫，我一定要搬到这一带来住，不吃什么，只喝两碗茶，或者每天只写二百字就够生活的了。

在灌县住了十天。才到青城山去。山在县城西南，约四十里。一路上，渠溪很多，有的浑黄，有的清碧：浑黄的大概是上流刚下了大雨。溪岸上往往有些野花，在树荫下幽闲的开着。山口外有长生观，今为荫堂中学校舍；秋后，黄碧野先生即在此教书。入了山，头一座庙是建福宫，没有什么可看的。由此拾阶而前，行五里，为天师洞——我们即住于此。由天师洞再往上走，约三四里，即到上清宫。天师洞上清宫是山中两大寺院，都招待游客，食宿概有定价，且甚公道。

从我自己的一点点旅行经验中，我得到一个游山玩水的诀窍：“风景好的地方，虽然古迹，也值得来，风景不好的地方，纵有古迹，大可以不去。”

古迹，十之八九，是会使人失望的。以上清宫和天师洞两大道院来说吧，它们都有些古迹，而一无足观。上清宫里有鸳鸯井，也不过是一井而有二口，一方一圆，一干一湿；看它不看，毫无关系。

还有麻姑池，不过是一小方池浊水而已。天师洞里也有这类的东西，比如洗心池吧，不过是很小的一个水池；降魔石呢，原是由山崖裂开的一块石头，而硬说是被张天师用剑劈开的。假若没有这些古迹，这两座庙子的优美自然一点也不减少。上清宫在山头，可以东望平原，青碧千顷；山是青的，地也是青的，好像山上的滴翠慢慢流到人间去了的样子。在此，早晨可以看日出，晚间可以看圣灯；就是白天没有什么特景可观的时候，登高远眺，也足以使人心旷神怡。天师洞，与上清宫相反，是藏在山腰里，四面都被青山环抱着，掩护着，我想把它叫作“抱翠洞”，也许比原名更好一些。

不过，不管庙宇如何，假若山林无可观，就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庙以庄严整齐为主，成不了什么很好的景致。青城之值得一游，正在乎山的本身也好；即使它无一古迹，无大寺，它还是值得一看的名山。山的东面倾斜，所以长满了树木，这占了一个“青”字。

山的西面，全是峭壁千丈，如城垣，这占了一个“城”字。山不厚，由“青”的这一头转到“城”的那一面，只须走几里路便够了。山也不算高。

山脚至顶不过十里路。既不厚，又不高，按说就必平平无奇了。但是不然。它“青”，青得出奇，它不像深山老峪中那种老松凝碧的深绿，也不像北方山上的那种东一块西一块的绿，它的青色是包住了全山，没有露着山骨的地方；而且，这个笼罩全山的青色是竹叶，楠叶的嫩绿，是一种要滴落的，有些光泽的，要浮动的，淡绿。这个青色使人心中轻快，可是不敢高声呼唤，仿佛怕把那似滴未滴，欲动未动的青翠惊坏了似的。这个青色是使人吸到心中去的，而不是只看一眼，夸赞一声便完事的。当这个青色在你周围，你便觉出一种恬静，一种说不出，也无须说出的舒适。假若你非去形容一下不可呢，你自然的只会找到一个字——幽。所以吴稚晖先生说：“青城天下幽”。幽得太厉害了，便使人生畏；青城山却正好不太高，不太深，而恰恰不大不小的使人既不畏其旷，也不嫌它窄；它令人能体会到“悠然见南山”的那个“悠然”。

山中有报更鸟，每到晚间，即梆梆的呼叫，和柝声极相似，据道人说，此鸟不多，且永不出山。那天，寺中来了一队人，拿着好几枝猎枪，我很为那几只会击柝的小鸟儿担心，这种鸟儿有个缺欠，即只能打三更——梆，梆梆——无论是傍晚还是深夜，它们老这么叫三下。假若能给它们一点训练，教它们能从一更报到五更，有多么好玩呢！

白日游山，夜晚听报更鸟，“悠悠”的就过了十几天。寺中的桂花开始放香，我们恋恋不舍的离别了道人们。

返灌县城，只留一夜，即回成都。过郫县，我们去看了看望丛祠；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可是很清幽，王法勤委员即葬于此。

成都的地方大，人又多，若把半个多月的旅记都抄写下来，未免太麻烦了。拣几项来随便谈谈吧。

（一）成都“文协”分会：自从川大迁开，成都“文协”分会因短少了不少会员，会务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不大旺炽。此次过蓉，分会全体会员举行茶会招待，到会的也还有四十多人，并不太少。会刊——《笔阵》——也由几小页扩充到好几十页的月刊，虽然月间经费不过才有百元钱。这样的努力，不能不令人钦佩！可惜，开会时没有见到李劼人先生，他上了乐山。《笔阵》所用的纸张，据说，是李先生设法给捐来的；大家都很感激他；有了纸，别的就容易办得多了。会上，也没见到圣陶先生，可是过了两天，在开明分店见到。他的精神很好，只是白发已满了头。他的少爷们，他告诉我，已写了许多篇小品文，预备出个集子，想找我作序，多么有趣的事啊！郭子杰先生陶雄先生都约我吃饭，牧野先生陪着我游看各处，还有陈翔鹤，车瘦舟诸先生约我聚餐——当然不准我出钱——都在此致谢。瞿冰森先生和中央日报的同仁约我吃真正的成都味的酒席，更是感激不尽。

（二）看戏：吴先忧先生请我看了川剧，及贾瞎子的竹琴，德娃子的洋琴，这是此次过蓉最快意的事。成都的川剧比重庆的好得多，况且我们又看的是贾佩之，肖楷成，周慕莲，周企何几位名手，就更觉得出色了。不过，最使我满意的，倒还是贾瞎子的竹琴。乐器只有一鼓一板，腔调又是那么简单，可是他唱起来仿佛每一个字都有些魔力，他越收敛，听者越注意静听，及至他一放音，台下便没法不喝彩了。他的每一个字像一个轻打梨花的雨点，圆润轻柔；每一句是有声有色的一小单位；真是字字有力，句句含情。故事中有多少人，他要学多少人，忽而大嗓，忽而细嗓，而且不只变嗓，还要咬音吐字各尽其情；这真是点本领！希望再有上成都去的机会。多听他几次！

（三）看书：在蓉，住在老友侯宝璋大夫家里。虽是大夫，他却极喜爱字画，有几块闲钱，他便去买破的字画；这样，慢慢的他已收集了不少四川先贤的手迹。这样，他也就与西玉龙街一带的古玩铺及旧书店都熟识了。他带我去游玩，总是到这些旧纸堆中来。成都比重庆有趣就在这里——有旧书摊儿可逛。买不买的且不去管，就是多摸一摸旧纸陈篇也是快事啊。真的，我什么也没买，书价太高。可是，饱了眼福也就不虚此行。

一般的说，成都的日用品比重庆的便宜一点，因为成都的手工业相当的发达，出品既多，同业的又多在同一条街上售货，价格当然稳定一些。鞋、袜、牙刷、纸张什么的，我看出来，都比重庆的相因着不少。旧书虽贵，大概也比重庆的便宜，假若能来往贩卖，也许是个赚钱的生意。不过，我既没发财的志愿，也就不便多此一举，虽然贩卖旧书之举也许是俗不伤雅的吧。

（四）归来：因下雨，过至中秋前一日才动身返渝。中秋日下午五时到陈家桥，天还阴着。夜间没有月光，马马虎虎的也就忘了过节。这样也好，省得看月思乡，又是一番难过！

第七节　多鼠斋与贫血

一、多鼠斋杂谈

戒　酒

并没有好大的量，我可是喜欢喝两杯儿。因吃酒，我交下许多朋友——这是酒的最可爱处。大概在有些酒意之际，说话作事都要比平时豪爽真诚一些，于是就容易心心相印，成为莫逆。人或者只在“喝了”之后，才会把专为敷衍人用的一套生活八股抛开，而敢露一点锋芒或“谬论”——这就减少了我脸上的俗气，看着红扑扑的，人有点样子！

自从在社会上作事至今的廿五六年中，虽不记得一共醉过多少次，不过，随便的一想，便颇可想起“不少”次丢脸的事来。所谓丢脸者，或者正是给脸上增光的事，所以我并不后悔。酒的坏处并不在撒酒疯，得罪了正人君子——在酒后还无此胆量，未免就太可怜了！酒的真正的坏处是它伤害脑于。

“李白斗酒诗百篇”是一位诗人赠另一位诗人的夸大的谀赞。据我的经验，酒使脑子麻木、迟钝、并不能增加思想产物的产量。即使有人非喝醉不能作诗，那也是例外，而非正常。在我患贫血病的时候，每喝一次酒，病便加重一些；未喝的时候若患头“昏”，喝过之后便改为“晕”了，那妨碍我写作！

对肠胃病更是死敌。去年，因医治肠胃病，医生严嘱我戒酒。从去岁十月到如今，我滴酒未入口。

不喝酒，我觉得自己像哑吧了：不会嚷叫，不会狂笑，不会说话！啊，甚至于不会活着了！可是，不喝也有好处，肠胃舒服，脑袋昏而不晕，我便能天天写一二千字！虽然不能一口气吐出百篇诗来，可是细水长流的写小说倒也保险；还是暂且不破戒吧！

戒　烟

戒酒是奉了医生之命，戒烟是奉了法弊的命令。什么？劣如“长刀”也卖百元一包？老子只好咬咬牙，不吸了！

从廿二岁起吸烟，至今已有一世纪的四分之一。这廿五年养成的习惯，一旦戒除可真不容易。

吸烟有害并不是戒烟的理由。而且，有一切理由，不戒烟是不成。戒烟凭一点“火儿”。那天，我只剩了一支“华丽”。一打听，它又长了十块！

三天了，它每天长十块！

我把这一支吸完，把烟灰碟擦干净，把洋火放在抽屉里。我“火儿”啦，戒烟！

没有烟，我写不出文章来。廿多年的习惯如此。这几天，我硬撑！我的舌头是木的，嘴里冒着各种滋味的水，嗓门子发痒，太阳穴微微的抽着疼！

——顶要命的是脑子里空了一块！不过，我比烟要更厉害些：尽管你小子给我以各样的毒刑，老子要挺一挺给你看看！

毒刑夹攻之后，它派来会花言巧语的小鬼来劝导：“算了吧，也总算是个作家了，何必自苦太甚！况且天气是这么热；要戒，等天秋凉，总比较的要好受一点呀！”

“去吧！魔鬼！咱老子的一百元就是不再买又霉、又臭、又硬、又伤天害理的纸烟！”

今天已是第六天了，我还撑着呢！长篇小说没法子继续写下去；谁管它！除非有人来说：“我每天送你一包‘骆驼’，或廿支‘华福’，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我想我大概不会向“人头狗”和“长刀”什么的投降的！

戒　茶

我既已戒了烟酒而半死不活，因思莫若多加几种，爽性快快的死了倒也干脆。

谈再戒什么呢？戒荤吗？根本用不着戒，与鱼不见面者已整整二年，而猪羊肉近来也颇疏远。还敢说戒？平价之米，偶而有点油肉相佐，使我绝对相信肉食者“不鄙”！若只此而戒除之，则腹中全是平价米，而人也决变为平价人，可谓“鄙”矣！不能戒荤！

必不得已，只好戒茶。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蔻蔻、汽水、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

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烟酒虽然也是我的好友，但它们都是男性的——粗莽，热烈，有思想，可也有火气——未若茶之温柔，雅洁，轻轻的刺戟，淡淡的相依；茶是女性的。

我不知道戒了茶还怎样活着，和干吗活着。但是，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近来茶价的增高已教我常常起一身小鸡皮疙瘩！

茶本来应该是香的，可是现在卅元一两的香片不但不香，而且有一股子咸味！为什么不把咸蛋的皮泡泡来喝，而单去买咸茶呢？六十元一两的可以不出咸味，可也不怎么出香味，六十元一两啊！谁知道明天不就又长一倍呢！

恐怕呀，茶也得戒！我想，在戒了茶以后，我大概就有资格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要去就抓早儿，别把罪受够了再去！想想看，茶也须戒！

猫的早餐

多鼠斋的老鼠并不见得比别家的更多，不过也不比别处的少就是了。前些天，柳条包内，棉袍之上，毛衣之下，又生了一窝。

没法不养只猫子了，虽然明知道一买又要一笔钱，“养”也至少须费些平价米。

花了二百六十元买了只很小很丑的小猫来。我很不放心。单从身长与体重说，厨房中的老一辈的老鼠会一日咬两只这样的小猫的。我们用麻绳把咪咪拴好，不光是怕它跑了，而是怕它不留神碰上老鼠。我们很怕咪咪会活不成的，它是那么瘦小，而且终日那么团着身哆哩哆嗦的。人是最没办法的动物，而他偏偏爱看不起别的动物，替它们担忧。

吃了几天平价米和煮包谷，咪咪不但没有死，而且欢蹦乱跳的了。它是个乡下猫，在来到我们这里以前，它连米粒与包谷粒大概也没吃过。

我们只觉得有点对不起咪咪——没有鱼或肉给它吃，没有牛奶给它喝。猫是食肉动物，不应当吃素！

可是，这两天，咪咪比我们都要阔绰了；人才真是可怜虫呢！昨天，我起来相当的早，一开门咪咪骄傲的向我叫了一声，右爪按着个已半死的小老鼠。咪咪的旁边，还放着一大一小的两个死蛙——也是咪咪咬死的，而不屑于去吃，大概死蛙的味道不如老鼠的那么香美。

我怔住了，我须戒酒、戒烟、戒茶、甚至要戒荤，而咪咪——会有两只蛙，一只老鼠作早餐！说不定，它还许已先吃过两三个蚱蜢了呢！

最难写的文章

或问：什么文章难写？答：自己不愿意写的文章最难写。比如说：邻居二大爷年七十，无疾而终。二大爷一辈子吃饭穿衣，喝两杯酒，与常人无异。他没立过功，没立过言。他少年时是个连模样也并不惊人的少年，到老年也还是个平平常常的老人，至多，我只能说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可是，文人的灾难来了！二大爷的儿子——大学毕业，现在官居某机关科员——送过来讣文，并且诚恳的请赐挽词。我本来有两句可以赠给一切二大爷的挽词：“你死了不能再见，想起来好不伤心！”可是我不敢用它来搪塞二大爷的科员少爷，怕他说我有意侮辱他的老人。我必须另想几句——近邻，天天要见面，假若我决定不写，科员少爷会恼我一辈子的。可是，老天爷，我写什么呢？

在这很为难之际，我真佩服了从前那些专凭作挽诗寿序挣饭吃的老文人了！你看，还以二大爷这件事为例吧，差不多除了扯谎，我简直没法写出一个字。我得说二大爷天生的聪明绝顶，可是还“别”说他虽聪明绝顶，而并没著过书，没发明过什么东西，和他在算钱的时候总是脱了袜子的。是的，我得把别人的长处硬派给二大爷，而把二大爷的短处一字不题。这不是作诗或写散文，而是替死人来骗活人！我写不好这种文章，因为我不喜欢扯谎。

在挽诗与寿序等而外，就得算“九一八”，“双十”与“元旦”什么的最难写了。年年有个元旦，年年要写元旦，有什么好写呢？每逢接到报馆为元旦增刊征文的通知，我就想这样回复：“死去吧！省得年年教我吃苦！”可是又一想，它死了岂不又须作挽联啊？于是只好按住心头之火，给它拼凑几句——这不是我作文章，而是文章作我！说到这里，相应提出：“救救文人！”的口号，并且希望科员少爷与报馆编辑先生网开一面，叫小子多活两天！

最可怕的人

我最怕两种人：第一种是这样的——凡是他所不会的，别人若会，便是罪过。比如说：他自己写不出幽默的文字来，所以他把幽默文学叫作文艺的脓汁，而一切有幽默感的文人都该加以破坏抗战的罪过。他不下一番工夫去考查考查他所攻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而只因为他自己不会，便以为那东西该死。这是最要不得的态度，我怕有这种态度的人，因为他只会破坏，对人对已都全无好处。假若他作公务员，他便只有忌妒，甚至因忌妒别人而自己去作汉奸；假若他是文人，他便也只会忌妒，而一天到晚浪费笔墨，攻击别人，且自鸣得意，说自己颇会批评——其实是扯淡！这种人乱骂别人，而自己永不求进步；他污秽了批评，且使自己的心里堆满了尘垢。

第二种是无聊的人。他的心比一个小酒盅还浅，而面皮比墙还厚。他无所知，而自信无所不知。他没有不会干的事，而一切都莫名其妙。他的谈话只是运动运动唇齿舌喉，说不说与听不听都没有多大关系。他还在你正在工作的时候来“拜访”。看你正忙着，他赶快就说，不耽误你的工夫。可是，说罢便安然坐下了——两个钟头以后，他还在那儿坐着呢！他必须谈天气，谈空袭，谈物价，而且随时给你教训：“有警报还是躲一躲好！”或是“到八月节物价还要涨！”他的这些话无可反驳，所以他会百说不厌，视为真理。我真怕这种人，他耽误了我的时间，而自杀了他的生命！

衣

对于英国人，我真佩服他们的穿衣服的本领。一个有钱的或善交际的英国人，每天也许要换三四次衣服。开会，看赛马，打球，跳舞。都须换衣服。据说：有人曾因穿衣脱衣的麻烦而自杀。我想这个自杀者并不是英国人。英国人的忍耐性使他们不会厌烦“穿”和“脱”，更不会使他们因此而自杀。

我并不反对穿衣要整洁，甚至不反对衣服要漂亮美观。可是，假若教我一天换几次衣服，我是也会自杀的。想想看，系钮扣解钮扣，是多么无聊的事！而钮扣又是那么多，那么不灵敏，那么不起好感，假若一天之中解了又系，系了再解，至数次之多，谁能不感到厌世呢！

在抗战数年中，生活是越来越苦了。既要抗战，就必须受苦，我决不怨天尤人。再进一步，若能从苦中求乐，则不但可以不出怨言，而且可以得到一些兴趣，岂不更好呢！

在衣食住行人生四大麻烦中，食最不易由苦中求乐，菜根香一定香不过红烧蹄膀！菜根使我贫血；“狮子头”却使我壮如雄狮！

住和行虽然不像食那样一点不能将就，可是也不会怎样苦中生乐。三伏天住在火炉子似的屋内，或金鸡独立的在汽车里挤着，我都想掉泪，一点也找不出乐趣。

只有穿的方面，一个人确乎能由苦中找到快活。七七抗战后，由家中逃出，我只带着一件旧夹袍和一件破皮袍，身上穿着一件旧棉袍。这三袍不够四季用的，也不够几年用的。所以，到了重庆，我就添置衣裳。主要的是灰布制服。这是一种“自来旧”的布作成的一下水就一蹶不振，永远难看。

吴组缃先生名之为斯文扫地的衣服。可是，这种衣服给我许多方便——简直可以称之为享受！我可以穿着裤子睡觉，而不必担心裤缝直与不直；它反正永远不会直立。我可以不必先看看座位，再去坐下；我的宝裤不怕泥土污秽，它原是自来旧。雨天走路，我不怕汽车。晴天有空袭，我的衣服的老鼠皮色便是伪装。这种衣服给我舒适，因而有亲切之感。它和我好像多年的老夫妻，彼此有完全的了解，没有一点隔膜。

我希望抗战胜利之后，还老穿着这种困难衣，倒不是为省钱，而是为舒服。

行

朋友们屡屡函约进城，始终不敢动。“行”在今日，不是什么好玩的事。看吧，从北碚到重庆第一就得出“挨挤费”一千四百四十元。所谓挨挤费者就是你须到车站去“等”，等多少时间？没人能告诉你。幸而把车等来，你还得去挤着买票，假若你挤不上去，那是你自己的无能，只好再等。幸而票也挤到手，你就该到车上去挨挤。这一挤可厉害！你第一要证明了你的确是脊椎动物，无论如何你都能挺挺的立着。第二，你须证明在进化论中，你确是猴子变的，所以现在你才嘴手脚并用，全身紧张而灵活，以免被挤成像四喜丸子似的一堆肉。第三，你须有“保护皮”，足以使你全身不怕伞柄、胳臂肘、脚尖、车窗，等等的戳、碰、刺、钩、；否则你会遍体鳞伤。第四，你须有不中暑发痧的把握，要有不怕把鼻子伸在有狐臭的腋下而不能动的本事你须备有的条件太多了，都是因为你喜欢交那一千四百多元的挨挤费！

我头昏，一挤就有变成爬虫的可能，所以，我不敢动。再说，在重庆住一星期，至少花五六千元；同时，还得耽误一星期的写作；两面一算，使我胆寒！以前，我一个人在流亡，一人吃饱便天下太平，所以东跑西跑，一点也不怕赔钱。现在，家小在身边，一张嘴便是五六个嘴一齐来，于是嘴与胆子乃适成反比，嘴越多，胆子越小！重庆的人们哪，设法派小汽车来接呀，否则我是不会去看你们的。你们还得每天给我们一千元零花。烟、酒都无须供给，我已戒了。啊，笑话是笑话，说真的，我是多么想念你们，多么渴望见面畅谈呀！

狗

中国狗恐怕是世界上最可怜最难看的狗。此处之“难看。并不指狗种而言，而是与“可怜”密切相关。无论狗的模样身材如何，只要喂养得好，它便会长得肥肥胖胖的，看着顺眼。中国人穷。人且吃不饱，狗就更提不到了。因此，中国狗最难看；不是因为它长得不体面，而是因为它骨瘦如柴，终年夹着尾巴。

每逢我看见被遗弃的小野狗在街上寻找粪吃，我便要落泪。我并非是爱作伤感的人，动不动就要哭一鼻子。我看见小狗的可怜，也就是感到人民的贫穷。民富而后猫狗肥。

中国人动不动就说：我们地大物博。那也就是说，我们不用着急呀，我们有的是东西，永远吃不完喝不尽哪！哼，请看看你们的狗吧！

还有：狗虽那么摸不着吃，（外国狗吃肉，中国狗吃粪；在动物学上，据说狗本是食肉兽。）那么随便就被人踢两脚，打两棍，可是它们还照旧的替人们服务。尽管它们饿成皮包着骨，尽管它们刚被主人踹了两脚，它们还是极忠诚的去尽看门守夜的责任。狗永远不嫌主人穷。这样的动物理应得到人们的赞美，而忠诚、义气、安贫、勇敢，等等好字眼都该归之于狗。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中国人不分黑白的把汉奸与小人叫作走狗，倒仿佛狗是不忠诚不义气的动物。我为狗喊冤叫屈！

猫才是好吃懒作，有肉即来，无食即去的东西。洋奴与小人理应被叫作“走猫”。

或者是因为狗的脾气好，不像猫那样傲慢，所以中国人不说“走猫”而说“走狗”？假若真是那样，我就又觉得人们未免有点“软的欺，硬的怕”了！

不过，也许有一种狗，学名叫作“走狗”；那我还不大清楚。

帽

在七七抗战后，从家中跑出来的时候，我的衣服虽都是旧的，而一顶呢帽却是新的。

那是秋天在济南花了四元钱买的。廿八年随慰劳团到华北去，在沙漠中，一阵狂风把那顶呢帽刮去，我变成了无帽之人。假若我是在四川，我便不忙于再去买一顶——那时候物价已开始要张开翅膀。可是，我是在北方，天已常常下雪，我不可一日无帽。

于是，在宁夏，我花了六元钱买了一顶呢帽。在战前它公公道道的值六角钱。这是一顶很顽皮的帽子。它没有一定的颜色，似灰非灰，似紫非紫，似赭非赭，在阳光下，它仿佛有点发红，在暗处又好似有点绿意。

我只能用“五光十色”去形容它，才略为近似。它是呢帽，可是全无呢意。我记得呢子是柔软的，这顶帽可是非常的坚硬，用指一弹，它噹噹的响。这种不知何处制造的硬呢会把我的脑门儿勒出一道小沟，使我很不舒服；我须时时摘下帽来，教脑袋休息一下！

赶到淋了雨的时候，它就完全失去呢性，而变成铁筋洋灰了的。因此，回到重庆以后，我就是能不戴它就不戴；一看见它我就有点害怕。

因为怕它，所以我在白象街茶馆与友摆龙门阵之际，我又买了一顶毛织的帽子。这一顶的确是软的，软得可以折起来，我很高兴。

不幸，这高兴又是短命的。只戴了半个钟头，我的头就好像发了火，痒得很。原来它是用野牛毛织成的。它使脑门热得出汗，而后用那很硬的毛儿刺那张开的毛孔！这不是戴帽，而是上刑！

把这顶野牛毛帽放下，我还是得戴那顶铁筋洋灰的呢帽。经雨淋、汗沤、风吹、日晒，到了今年，这顶硬呢帽不但没有一定的颜色，也没有一定的样子了——可是永远不美观。每逢戴上它，我就躲着镜子；我知道我一看见它就必有斯文扫地之感！

前几天，花了一百五十元把呢帽翻了一下。它的颜色竟自有了固定的倾向，全体都发了红。它的式样也因更硬了一些而暂时有了归宿，它的确有点帽子样儿了！它可是更硬了，不留神，帽沿碰在门上或硬东西上，硬碰硬，我的眼中就冒了火花！等着吧，等到抗战胜利的那天，我首先把它用剪子铰碎，看它还硬不硬！

昨　天

昨天一整天不快活。老下雨，老下雨，把人心都好像要下湿了！有人来问往哪儿跑？答以：嘉陵江没有盖儿。邻家聘女。姑娘有二十二三岁，不难看。来了一顶轿子，她被人从屋中掏出来，放进轿中；轿夫抬起就走。她大声的哭。没有锣鼓。轿子就那么哭着走了。看罢，我想起幼时在鸟市上买鸟。贩子从大笼中抓出鸟来，放在我的小笼中，鸟尖锐的叫。

黄狼夜间将花母鸡叼去。今午，孩子们在山坡后把母鸡找到。脖子上咬烂，别处都还好。他们主张还炖一炖吃了。我没拦阻他们。乱世，鸡也该死两遭的！

头总是昏。一友来，又问：“何以不去打补针？”我笑而不答，心中很生气。

正写稿子，友来。我不好让他坐。他不好意思坐下，又不好意思马上就走。中国人总是过度的客气。

友人函告某人如何，某事如何，即答以：“大家肯把心眼放大一些，不因事情不尽合己意而即指为恶事，则人世纠纷可减半矣！”发信后，心中仍在不快。

长篇小说越写越不像话，而索短稿者且多，颇郁郁！晚间屋冷话少，又戒了烟，呆坐无聊，八时即睡。这是值得记下来的一天——没有一件痛快事！在这样的日子，连一句漂亮的话也写不出！为什么我们没有伟大的作品哪？哼，谁知道！

二、旧诗与贫血

雾季又到，回教协会邀我和宋之的先生合写以回教为主题的话剧。我们就写了《国家至上》。这剧本，在重庆，成都，昆明，大理，香港，桂林，兰州，恩施，都上演过。它是抗战文艺中一个成功的作品。因写这剧本，我结识了许多回教的朋友。有朋友，就不怕穷。我穷，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并不寂寞。二十九年冬，因赶写《面子问题》剧本，我开始患头晕。生活苦了，营养不足，又加上爱喝两怀酒，遂患贫血。贫血遇上努力工作，就害头晕——一低头就天旋地转，只好静卧。这个病，至今还没好，每年必犯一两次。病一到，即须卧倒，工作完全停顿！

着急，但毫无办法。有人说，我的作品没有战前的那样好了。我不否认。想想看，抗战中，我是到处流浪，没有一定的住处，没有适当的饭食，而且时时有晕倒的危险，我怎能写出字字珠玑的东西来呢？

在过去的二年里，有两桩事仿佛已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地位：一桩是夏天必作几首旧诗，另一桩是冬天必患头晕。

对于旧诗，我并没有下过多少工夫，所以非到极闲在的时节，决不动它。所谓“极闲在”者，是把游山玩水的时候也除外，因为在山水之间游耍，腿脚要动，眼睛要看，心中要欣赏，虽然没有冗屑缠绕，到底不像北窗高卧那样连梦也懒得作。况且，名山大川与古迹名胜，已经被古人谀赞过不知多少次，添上自己一首半首不甚像样子的诗，只是献丑而已，大可以不必多此一举。赶到心中真有所感而诗兴大发了，我也是去诌几行白话诗，即使不能道前人之所未道，到底在形式上言语上还可以不落旧套，写在纸上或野店的泥壁上多少另有点味道。这样的连在山水之间都不大作旧诗，手与心便无法不越来越钝涩，渐渐的仿佛把平仄也分不清楚了似的。

可是，在过去的二年中，我似乎添了个“旧诗季节”。这是在夏天。两年来，身体总是时常出毛病，不知哪时就抛了锚；所以一入夏便到乡间去住，以避城市的忙乱，庶几可以养心。四川的乡间，不像北方的村庄那样二三百户住在一处，而只是三五人家，连个卖酒的小铺也找不到。要去赶场，才能买到花生米，而场之所在往往是十里以外。

要看朋友，也往往须走十里八里。农家男女都有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可是外人插不进手去：看他们插秧，放牛，拔草，种菜，说笑，只是“看”着而已。有时候，从朝至夕没地方去说一句话！按说，在这个环境下，就应当埋头写作，足不出户了。但是不行。

我是来养心，不是来拚命。即使天天要干活，也必须有个一定的限制，一天只写，比如说，一千字；不敢贪多。这样，写完了这一千字或五百字，便心无一事，只等日落就寝。

到晚间，连个鬼也看不见。在这时节，我的确是“极”闲在了。人是奇怪的东西，太忙了不好，太闲了也不好。当我完全无事作的时候，身体虽然闲在，脑子却不能像石头那样安静。眼前的山水竹树与草舍茅亭都好像逼着我说些什么；在我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表示的时候，我的口中已然哼哼起来。哼的不是歌曲或文章，而是一种有腔无字的诗。我不能停止在这里，哼着哼着便不由的去想些词字，把那空的腔调填补起来；结果，便成了诗，旧诗。去夏我作了十几首，有相当好的，也有完全要不得的。今年夏天，又作了十几首，差不多没有一首像样儿的。我只是那么哼，哼出字来便写在纸上，并不拧着眉毛去推敲，因为这本是一时的兴之所至，够自己哼哼着玩的使己满意，故无须死下工夫也。兹将村居四首写录出来，并无“此为样本”的意思，不过是多少也算生活上的一点微痕而已：

茅屋风来夏似秋，日长竹影引清幽。山前林木层层隐，雨后溪沟处处流。偶得新诗书细字，每赊村酒润闲秋；中年喜静非全懒，坐待鹃声午夜收。

半老无官诚快事，文章为命酒为魂。深情每视花长好，浅醉唯知诗至尊！送雨风来吟柳岸，借书人去掩柴门。庄生蝴蝶原游戏，茅屋孤灯照梦痕。

中年无望返青春，且作江湖流浪人；贫未亏心眉不锁，钱多买酒友相亲。文惊俗子千铢贵，诗写幽情半日新，若许太平鱼米贱，乾坤为宅置闲身。

历世于今五九年，愿尝死味懒修仙。一张苦脸唾犹笑，半老白痴醉且眠。每到艰危诗入蜀，略知离乱命由天；若应啼泪须加罪，敢盼来生代杜鹃！

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　《述怀》辛酸步步向西来，不到河清眉不开。身后声名留气节，眼前风物愧诗才；论人莫逊春秋笔，入世方知圣哲哀；四海飘零余一死；青天尚在敢心灰！

夏天，能够住在有竹林的乡间，喝两杯白干，诹几句旧诗，不论怎么说，总算说得过来。一到冬天，在过去的两年里，可就不这么乐观了。冬天，我总住在城里。人多，空气坏，饮食欠佳，一面要写文卖钱，一面还要办理大家委托的事情；于是，由忙而疲，由疲而病；平价米的一些养份显然是不够支持这部原本不强健的躯体的。一病倒，诸事搁浅；以吃药与静卧代替了写作与奔走。用不着招急生气呀，病魔是立意要折磨人的，并不怕我们向它恫吓与示威啊。病，客观的来说，会使人多一些养气的工夫。它用折磨，苦痛，挑动你，压迫你；你可千万别生气，别动肝火，那样一来，病便由小而大，由大而重，甚至带着你的生命凯歌而归。顶好，不抵抗，逆来顺受，使它无可如何。多咱它含羞而退，你便胜利了。就是这样，我总是慢慢的把病魔敷衍走；大半已是春天了。春残夏到，我便又下了乡，留着神，试着步，天天写一点点文章；闲来无事便哼一半首诗。

三、四大皆空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

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若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

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几天，我不能工作。因为我要作写家，所以苦了老母，她可是永没有说过一句怨言。

她不识字，每当我回家的时候，她可是总含笑的问：“又写书哪？”这是最伟大的鼓励，她情愿受苦，决不拦阻儿子写书！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

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我到成都，见到齐大的老友们。他们说：齐大在济南的校舍已完全被敌人占据，大家的一切东西都被劫一空，连校园内的青草也被敌马啮光了。好，除了我、妻、儿女，五条命以外，什么也没有了！而这五条命能否有足够维持的衣食，不至于饿死，还不敢肯定的说。她们的命短呢，她们死；我该归阴呢，我死。反正不能因为穷困死亡而失了气节！因爱国，因爱气节，而稍微狠点心，恐怕是有可原谅的吧？器物现金算得了什么呢？将来再买再挣就是了！呕，恐怕经了这次教训，就永不购置像样儿的东西，以免患得患失，也不会再攒钱，即使是子女的教育费。我想，在抗战胜利以后，有了钱便去旅行，多认识认识国内名山大川，或者比买了东西更有意义。至于书籍，虽然是最喜爱的东西，也不应再自己收藏，而是理应放在公众图书馆里的。

第八节　“文牛”与“愚人”

一、文牛

这时候，我已移住白象街新蜀报馆。青年会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再办。

夏天，我下乡，或去流荡；冬天便回到新蜀报馆，一面写文章，一面办理“文协”的事。“文协”也找到了新会所，在张家花园。

物价像发疯似的往上涨。文人们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难。我们已不能时常在一处吃饭喝酒了，因为大家的口袋里都是空空的。“文协”呢有许多会员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钱少，也就显着冷落。可是，在重庆的几个人照常的热心办事，不肯教它寂寂的死去。

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坏，本来就贫血，又加上时常“打摆子”（川语，管疟疾叫打摆子），所以头晕病更加重了。不留神，猛一抬头，或猛一低头，眼前就黑那么一下，老使人有“又要停电”之感！每天早上，总盼着头不大昏，幸而真的比较清爽，我就赶快的高高兴兴去研墨，期望今天一下子能写出两三千字来。墨研好了，笔也拿在手中，也不知怎么的，头中轰的一下，生命成了空白，什么也没有了，除了一点轻微的嗡嗡的响声。这一阵好容易过去了，脑中开始抽着疼，心中烦躁得要狂喊几声！只好把笔放下——文人缴械！一天如此，两天如此，忍心的，耐性的敷衍自己：“明天会好些的！”

第三天还是如此，我开始觉得：“我完了！”放下笔，我不会干别的！是的，我晓得我应当休息，并且应当吃点补血的东西——豆腐、猪肝、猪脑、菠菜、红萝卜等。但是，这年月谁休息得起呢？紧写慢写还写不出香烟钱怎敢休息呢？至于补品，猪肝岂是好惹的东西，而豆腐又一见双眉紧皱，就是菠菜也不便宜啊。如此说来，理应赶快服点药，使身体从速好起来。可是西药贵如金，而中药又无特效。怎办呢？到了这般地步，我不能不后悔当初为什么单单选择这一门职业了！唱须生的倒了嗓子，唱花旦的损了面容，大概都会明白我的苦痛：这苦痛是来自希望与失望的相触，天天希望，天天失望，而生命就那么一天天的白白的摆过去，摆向绝望与毁灭！

最痛苦是接到朋友征稿的函信的时节。朋友不仅拿你当作个友人，而且是认为你是会写点什么的人。可是，你须向友人们道歉；你还是你，你也已经不是你——你已不能够作了！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可是，文人的身体并不和牛一样壮，怎办呢？不过，头晕并没完全阻止了我的写作。只要能挣扎着起床，我便拿起笔来，等头晕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就是在这么挣扎的情形下，八年中我写了：

鼓词，十来段。旧剧，四五出。话剧，八本。短篇小说，六七篇。长篇小说，三部。

长诗，一部。此外还有许多篇杂文。这点成绩，由质上量上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把病痛，困苦，与生活不安定，都加在里面，即使其中并无佳作，到底可以见出一点努力的痕迹来了。

二、愚人

书虽出了不少，而钱并没拿到几个。战前的著作大致情形是这样的：商务的三本（《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因沪馆与渝馆的失去联系，版税完全停付；直到三十二年才在渝重排。《骆驼祥子》，《樱海集》，《牛天赐传》，《老牛破车》四书，因人间书屋已倒全无消息。到三十一年，我才把《骆驼祥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排。《牛天赐传》到最近才在渝出版。《樱海集》与《老牛破车》都无机会在渝付印。其余的书的情形大略与此相同，所以版税收入老那么似有若无。在抗战中写的东西呢，像鼓词，旧剧等，本是为宣传抗战而写的，自然根本没想到收入。话剧与鼓词，目的在学习，也谈不到生意经。只有小说能卖，可是因为学写别的体裁，小说未能大量生产，收入就不多。

我的资本很小，纸笔墨砚而已。我的生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白天睡，夜里醒着也好，昼夜不睡也可以；一日三餐也好，八餐也好！反正我是在我自己的屋里操作，别人也不能敲门进来，禁止我把脚放在桌子上。专凭这一点自由，我就不能不满意我的职业。况且，写得好吧歹吧，大致都能卖出去，喝粥不成问题，倒也逍遥自在；虽然因此而把妒忌我的先生们鼻子气歪，我也没法子代他们去搬正！

可是，在近几个月来，也不知怎么我也失去了自信，时时不满意我的职业了。这是吉是凶，且不去管，我只觉得“不大是味儿”！心里很不好过！

我的职业是“写”。只要能写，就万事亨通。可是，近来我写不上来了！

问题严重得很，我不晓得生了娃娃而没有奶的母亲怎样痛苦，我可是晓得我比她还更痛苦。没有奶，她可以雇乳娘，或买代乳粉，我没有这些便利。写不出就是写不出，找不到代替品与代替的人。

天天能写一点，确实能觉得很自由自在，赶到了一点也写不出的时节呀，哈哈，你便变成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你的自由，闲在，正是你的刑罚；你一分钟一分钟无结果的度过，也就每一分钟都如坐针毡！你不但失去工作与报酬，你简直失去了你自己！

夏天除了阴雨，我的卧室兼客厅兼饭堂兼浴室兼书房的书房，热得老像一只大火炉。

夜间一点钟以后，我才能勉强的进去睡。睡不到四个小时，我就必须起来，好乘早凉儿工作一会儿；一过午，屋内即又放烤炉。一夏天，我没有睡足。睡不足，写的也就不多，一拿笔就觉得困啊。我很着急，但是想不出办法。缙云山上必定凉快，谁去得起呢！

不过，写作的成绩虽不好，收入也虽欠佳，可是我到底学习了一点新的技巧与本事。

这就“不虚此写”！一个文人本来不是商人，我又何必一定老死盯着钱呢？没有饿死，便是老天爷的保佑；若专算计金钱，而忘记了多学习，多尝试，则未免挂羊头而卖狗肉矣。我承认八年来的成绩欠佳，而不后悔我的努力学习。我承认不计较金钱，有点愚蠢，我可也高兴我肯这样愚蠢；天下的大事往往是愚人干出来的。

有许多去教书的机会，我都没肯去：一来是，我的书籍，存在了济南，已全部丢光；没有书自然没法教书。二来是，一去教书，势必就耽误了乱写，我不肯为一点固定的收入而随便搁下笔。笔是我的武器，我的资本，也是我的命。

三、文艺与木匠

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作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

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

同时，他须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作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

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作文艺写家，我决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作木匠、瓦匠、或作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假若我的一个小孩决定作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外，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须多说废话。

假若他决定去作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虽然未必正确的，向他建议：你先要把中文写通顺了。所谓通顺者，即字字妥当，句句清楚。假若你还不能作到通顺，请你先去练习文字吧，不要开口文艺，闭口文艺。文字写通顺了，你要“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给自己多添上一双眼睛。这样，中文能写通顺，外国书能念，你还须去生活。我看，你到三十岁左右再写东西，绝不算晚。

第二，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家高贵，木匠卑贱，所以才舍木工而取文艺呢？假若你存着这个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气的说：你的头脑还是科举时代的，根本要不得！

况且，去学木工手艺，即使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木匠，也还可以成为一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不失规矩的仿制；即使供献不多，也还不至于糟踏东西。至于文艺呢，假若你弄不好的话，你便糟践不知多少纸笔，多少时间——你自己的，印刷人的，和读者的；罪莫大焉！你看我，已经写作了快二十年，可有什么成绩？我只感到愧悔，没有给人盖成过一间小屋，作成过一张茶几，而只是浪费了多少纸笔，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

高贵吗？啊，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吗？第三，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写家比作别的更轻而易举呢？比如说，作木匠，须学好几年的徒，出师以后，即使技艺出众，也还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匠人；治文艺呢，你可以用一首诗，一篇小说，而成名呢？我告诉你，你这是有意取巧，避重就轻。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没有什么东西，而轻巧的以一诗一文成了名，名适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傲，狂傲即近于自弃。名使你轻浮、虚伪。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你若想借它的光得点虚名，它会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近它的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不上算。

第四，我要问他：你若干文艺，是不是要干一辈子呢？假若你只干一年半载，得点虚名便闪躲开，借着虚名去另谋高就，你便根本是骗子！我宁愿你死了，也不忍看你作骗子！你须认定：干文艺并不比作木匠高贵，可是比作木匠还更艰苦。

在文艺里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错了地方！第五，我要告诉他：你别以为我干这一行，所以你也必须来个“家传”。

世上有用的事多得很，你有择取的自由。我并不轻看文艺，正如同我不轻看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

我不后悔干了这些年的笔墨生涯，而只恨我没能成为好的写家。作官教书都可以辞职，我可不能向文艺递辞呈，因为除了写作，我不会干别的；已到中年，又极难另学会些别的。这是我的痛苦，我希望你别再来一回。不过，你一定非作写家不可呢，你便须按着前面的话去准备，我也不便绝对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认真的去准备啊！

第九节　在北碚

一、北　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子，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这原是个很平常的小镇市；但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们的经营，它变成了一个“试验区”。

在抗战中，因有许多学校与机关迁到此处，它又成了文化区。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荣起来。它有整洁的旅舍，相当大的饭馆，浴室，和金店银行。它也有公园，体育场，戏馆，电灯，和自来水。它已不是个小镇，而是个小城。它的市外还有北温泉公园，可供游览及游泳；有山，山上住着太虚大师与法尊法师，他们在缙云寺中设立了汉藏理学院，教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两年，此地遭受了轰炸，炸去许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随炸随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齐美丽了。这是个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体而微的，凡是大都市应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庆，百货可以源源而来。它的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比。它还有自己的小小的报纸呢。

林语堂先生在这里买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国的时候，他把这所房交给老向先生与“文协”看管着。因此，一来这里有许多朋友，二来又有住处，我就常常来此玩玩。在复旦，有陈望道，陈子展，章靳以，马宗融，洪深，赵松庆，伍蠡甫，方令孺诸位先生；在编译馆，有李长之，梁实秋，隋树森，阎金锷，老向诸位先生；在礼乐馆，有杨仲子，杨荫浏，卢前，张充和诸位先生；此处还有许多河北的同乡；所以我喜欢来到此处。虽然他们都穷，但是轮流着每家吃一顿饭，还不至于教他们破产。

二、《火葬》

在抗战中，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很难写出长篇小说来。连短篇也不大写了，这是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之外，还有稍稍练习写话剧及诗等的缘故。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只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收入《火车集》与《贫血集》。《贫血集》这个名字起得很恰当，从一九四○年冬到现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始终患着贫血病。

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劳累，我便头昏；若不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晕，一抬头便天旋地转。天气暖和一点，我的头昏也减轻一点，于是就又拿起笔来写作。按理说，我应当拿出一年半载的时间，作个较长的休息。可是，在学习上，我不肯长期偷懒；在经济上，我又不敢以借债度日。因此，病好了一点，便写一点；病倒了，只好“高卧”。于是，身体越来越坏，作品也越写越不像话！在《火车》与《贫血》两集中，惭愧，简直找不出一篇像样子的东西！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来到北碚，写长篇小说《火葬》，从这一年春天，空袭就很少了；即使偶尔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庆那样跑许多路。

天奇暑，乃五时起床，写至八时即止，每日可得千余字。本拟写中篇，但已得五六万字，仍难收笔，遂改作长篇。九月尾，已获八万余字，决于双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肠，一切停顿。二十日出院，仍须卧床静养。时家属已由北平至宝鸡；心急而身不能动，心乃更急。赖友好多方协助，家属于十一月中旬抵碚。二十三日起缓缓补写小说；伤口平复，又患腹疾，日或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写完全篇，约十一万字，是为《火葬》。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

五年多未写长篇，执笔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天气奇暑，又多病痛，非极勉强的把自己机械化了，便没法写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机械化了，是否能写出好作品呢？过度的勉强，使写作变成苦刑。我吸烟，喝茶，愣着，擦眼镜，在屋里乱转，着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

勉强得到几句，绝对不是由笔中流出来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来的破砖乱瓦，是没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纸撕掉另写。另写么？我早已精疲力尽！

只好勉强的留下那些破烂儿吧。这不是文艺创作，而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故事的地方背景是由我心里钻出来的。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战数年来，我并没有在任何沦陷区住过。只好瞎说吧。这样一来，我的“地方”便失去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我想多方面地去写战争，可是我到处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详。

我没有足以深入的知识与经验。我只画了个轮廓，而没能丝丝入扣的把里面填满。

有人说我写东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坏，就坏，因为我写的有时候相当的好，有时候极坏。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坏，但否认瞎碰。文艺不是能瞎碰出来的东西。作家以为好的，读者未必以为好，见仁见智，正自不易一致。不过，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却知道得很清楚。像《火葬》这样的作品，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现在，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这部十万多字的小说，一共用了四个多月的光阴。

光阴即便是白用，可是饭食并不白来，十行纸——连写抄副本——用了四刀，约计一百元。墨一锭，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点的，但磨到底还是白的。笔每枝只能写一万上下字，十枝至少须用二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请问：下了这么大的本钱，我敢轻于去丢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没法子不厚颜去发表。我并没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这一点声明，我并不为求人原谅我自己，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点作家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假若社会上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也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抗战是艰苦的，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费比纸笔之费还要少的情形下，他们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三、盲肠与家计

十月初，我得了盲肠炎，这个病与疟疾，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价米，里边有许多稗子与稻子。一不留神把它们咽下去，入了盲肠，便会出毛病。空袭又多，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器响了；只好很快的抓着吞咽一碗饭或粥，顾不得细细的挑拣；于是盲肠炎就应运而生。

我入了江苏医院。外科主任刘玄三先生亲自动手。他是北方人，技术好，又有个热心肠。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个钟头才找到盲肠。我的胃有点下垂，盲肠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来似的。经过还算不错，只是外边的缝线稍粗（战时，器材缺乏），创口有点出水，所以多住了几天院。

我还没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庆。只好教他们上北碚来。我还不能动。多亏史叔虎，李效阉两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学——设法给他们找车，他们算是连人带行李都来到北碚。

从这时起，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交通越来越困难，物价越来越高；进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除了“文协”有最要紧的事，我很少进城。

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歹的对付着过日子。

按说，为了家计，我应去找点事作。但是，一个闲散惯了的文人会作什么呢？不要说别的，假若从武汉撤退的时候，我若只带二三百元（这并不十分难筹）的东西，然后一把捣一把的去经营，总不定我就会成为百万之富的人。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发了财的。但是，一个人只有一个脑子，要写文章就顾不得作买卖，要作生意就不用写文章。

脑子之外，还有志愿呢。我不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写作的志愿。那么，去作公务人员吧？也不行！公务人员虽无发国难财之嫌，可是我坐不惯公事房。去教书呢，我也不甘心。

教我放下毛笔，去拿粉笔，我不情愿。我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往好里说，这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往坏里说，是文人本即废物。随便怎么说吧，我的老主意。我戒了酒。在省钱而外，也是为了身体。酒，到此时才看明白，并不帮忙写作，而是使脑子昏乱迟钝。我也戒烟。这却专为省钱。

四、习作二十年——我的话剧

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并不明白什么是小说。同样的，当我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我也并不晓得什么是戏剧。

到写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岁了。在文字上，经过十多年的练习，多少熟练了一些；在生活经验上，也当然比从前更富裕了许多。仗着这两件工具——文字与生活经验——

我就大胆地去尝试。我的第一个剧本，《残雾》，只写了半个月。

剧本既能被演出，而且并没惨败，想必是于乱七八糟之中也多少有点好处。想来想去，想出两点来，以为敝帚千金的根据：（一）对话中有些地方颇具文艺性——不是板板的只支持故事的进行，而是时时露出一点机智来。（二）人物的性格相当的明显。

因为《残雾》的演出，天真的马宗融兄封我为剧作家了。他一定教我给回教救国协会写一本宣传剧。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因为自己知道《残雾》的未遭惨败完全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说来说去，情不可却，我就拉出宋之的兄来合作。我们俩就写了《国家至上》。在宣传剧中，这是一本成功的东西，它有人物，有情节，有效果，又简单易演。

这出戏在重庆演过两次，在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安、桂林、香港，甚至于西康，也都上演过。在重庆上演，由张瑞芳女士担任女主角；回教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甚至把她唤作“我们的张瑞芳”了！

此剧的成功，当然应归功于宋之的兄，他有写剧的经验，我不过是个“小学生”。可是，我也很得意——不是欣喜剧本的成功，而是觉得抗战文艺能有这么一点成绩，的确可以堵住那些说文艺不应与抗战结合者的嘴，这真应浮之大白！去年，我到大理，一位八十多岁的回教老人，一定要看看《国家至上》的作者，而且求我给他写几个字，留作纪念。回汉一向隔膜，有了这么一出戏，就能发生这样的好感，谁说文艺不应当负起宣传的任务呢？

张自忠将军殉国后，军界的朋友托我写一本《张自忠》。这回，我卖了很大的力气，全体改正过五次，可是，并没能写好。

《面子问题》还是吃了不管舞台的亏。

《大地龙蛇》中的思想，颇费了我一些心血去思索。其结构则至为幼稚。

《归去来兮》四平八稳，没有专顾文字而遗忘了技巧，虽然我也没太重视技巧。

《谁先到了重庆》这本戏，仿佛可拿出一点技巧来。

《桃李春风》虽然得过奖，里面缺欠可实在不少。此剧系与赵清阁先生合写的，上演时的修正，都是由他执笔的，那时节我正卧病北碚。

剧本是多么难写的东西啊！动作少，失之呆滞；动作多，失之芜乱。

文字好，话剧不真；文字劣，又不甘心。顾舞台，失了文艺性；顾文艺，丢了舞台。我看哪，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自然，我也并不后悔把时间与心血花在了几个不成剧本的剧本上：吃苦原来就是文艺修养中当然的条件啊！

五、二十年纪念会

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文协”开年会。第二天，朋友们给我开了写作二十年纪念会，到会人很多，而且有朗诵，大鼓，武技，相声，魔术等游艺节目。有许多朋友给写了文章，并且送给我礼物。到大家教我说话的时候，我已泣不成声。我感激大家对我的爱护，又痛心社会上对文人的冷淡，同时想到自己的年龄加长，而碌碌无成，不禁百感交集，无法说出话来。

这却给我以很大的鼓励。我知道我写作成绩并不怎么好；友人们的鼓励我，正像鼓励一个拉了二十年车的洋车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邮差，虽然成绩欠佳，可是始终尽责不懈。那么，为酬答友人的高情厚谊，我就该更坚定的守住岗位，专心一志的去写作，而且要写得用心一些。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六、《四世同堂》

我开始计划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一百万字，我想，能在两年中写完；假若每天能照准写一千五百字的话。三十三年元月，我开始写这长篇——就是《四世同堂》。可是，头昏与疟疾时常来捣乱。到三十三年年底，我才只写了三十万字。这篇东西大概非三年写不完了。北碚虽然比重庆清静，可是夏天也一样的热。我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的屋子，三面受阳光的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墙上还可以烤面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影响到头昏。屋中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挥，它们还会乘机而入，把疟虫注射在人身上。

“打摆子”使贫血的人更加贫血。三十三年这一年又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中原，广西，我们屡败；敌人一直攻进了贵州。这使我忧虑，也极不放心由桂林逃出来的文友的安全。忧虑与关切也减低了我写作的效率。我可是还天天写作。除了头昏不能起床，我总不肯偷懒。

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年初，因为生了个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头晕。春初，又打摆子。以前，头晕总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这病。秋间，患痔，拉痢。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工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第十节　望北平

抗战胜利了，我进了一次城。按我的心意，“文协”既是抗敌协会，理当以抗战始，以胜利终。进城，我想结束结束会务，宣布解散。朋友们可是一致的不肯使它关门。他们都愿意把“抗敌”取销，成为永久的文艺协会。于是，大家开始筹备改组事宜，不久便得社会部的许可，发下许可证。

关于复员，我并不着急。一不营商，二不求官，我没有忙着走的必要。八年流浪，到处为家；反正到哪里，我也还是写作，干吗去挤车挤船的受罪呢？我很想念家乡，这是当然的。可是，我既没钱去买黑票，又没有衣锦还乡的光荣，那么就教北平先等一等我吧。写了一首“乡思”的七律，就拿它结束这段“八方风雨”吧：

茫茫何处话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年心愿半庭花！西风碧海珊瑚冷，北岳霜天羚角斜；无限乡思秋日晚，夕阳白发待归鸦！

第五章　旅美译介

我们必须要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化。

老舍到美国是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讲学，计

划为时一年。同时受邀请的有曹禺。二人同行。曹禺先老舍归。老舍在美国三年半，全力完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的撰写及《离婚》的翻译。老舍于1946年3月4日离开上海赴美。1945年11月底，因《骆驼祥子》英译本（伊万·金译）在美国畅销并博得好评，美使馆文化专员曾亲访老舍。可以说，老舍是作为美国人眼中最出色的中国作家之一而受邀请的。本章选材大多根据老舍给代理人的书信。所述不外乎他与译者、出版商、代理人之间的关系。

这些信件中记载了他在美的主要活动经历，只是太简略了些。因为是书信，故文字的风格与其它几章就有较大的区别，这似乎与“自传”文体有点不合，但却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关于这段生活，老舍几乎没有文章谈及。

第一节 旅美观感

一、美国“人”与“剧”

与曹禺兄从三月二十日抵西雅图，至今未得闲散，我是第一次来到美国，到现在止，我只到过四个美国的大城市：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

在芝加哥停留四天，我感到美国人非常热情，和蔼，活泼，可爱。有一天在华盛顿的街上，我向一位妇女问路，她立刻很清楚地告诉我，当我坐进汽车，关上车门，快要开车的时候，她还极恳切地嘱咐司机，要司机好好替我开到目的地。

我也遇见曾经到过中国的美国教授，士兵和商人，这些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都很好，他们都说喜欢中国人，仍然想回到中国。我们不要听到这种话就“受宠若惊”，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自己也是世界人，我们也是世界的一环，我们必须要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化。在今天，许多美国人所了解的不是今日的中国人，而是千百年前的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他们对于唐诗，宋词都很欣赏。但是我也曾看见一位研究中国古画的画家，在他的作品中，有一幅画，他把中国的长城画到黄河以南来了，实在令人可笑。

中美两国都有爱好和平的精神，中美两国实在应该联合起来。不过，要请各位注意的，我所说的联合起来是没有政治意义的，只是说中美两国的文化要联合起来，发扬两国人民爱好和平的精神。

我们对外的宣传，只是着重于政治的介绍，而没有一个文化的介绍，我觉得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不亚于一篇政治论文。过去我们曾经向美国介绍我国宋词、康熙瓷瓶，这最多只是使美国人知道我们古代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但却不能使他们了解今日中国文化情形。我觉得中国话剧在抗战期间实在有成就，并不是拿不出的东西，这些话剧介绍给美国，相信一定会比宋词、康熙瓷瓶更有价值，更受欢迎。

不要以为美国人的生活是十分圆满的，在美国全国也有许多困难的问题，比如劳资纠纷，社会不安。我们也要研究他们社会不安的原因，作为改进我们自己社会不景现象的参考。我们不要过分重视别人，轻视自己，也不要过分重视自己，轻视别人。

由西雅图，到华盛顿，再到纽约，一路走马看花，已共看了两次舞剧，三次广播剧，两次音乐剧和八次话剧。曹禺兄看得更多一些。在我看，美国的戏剧，在演技与设备上，是百老汇胜于他处；但在思想上和尝试上，各处却胜于百老汇。百老汇太看重了钱。至于演技与剧本，虽然水平相当的高，可并无惊人之处。老实说，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具有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许多缺陷，但是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到美国之前，即决定以“杀车法”应付一切，。以免开足马力，致身心交败；美人生活以“忙”著名，而弟等身体如重庆之旧汽车，必有吃不消者。

但双脚一践美土，“杀车”即不大灵；如小鱼落急流中身不由己，欲慢而不能；遂亦随遇而安，且战且走，每每头昏眼花。

二、“大杂楼”

在此一年半了。去年同曹禺到各处跑跑，开开眼界。今年，剩下我一个人，打不起精神再去乱跑，于是就闷坐斗室，天天多吧少吧写一点——《四世同堂》的第三部。洋饭吃不惯，每日三餐只当作吃药似的去吞咽。住处难找，而且我又不肯多出租钱，于是又住在大杂院里——不，似应说大杂“楼”里。不过，一想起抗战中所受的苦处，一想起国内友人们现在的窘迫，也就不肯再呼冤；有个床能睡觉，还不好吗？最坏的是心情。

假如我是个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钱，我大可去天天吃点喝点好的，而后汽车兜风，舞场扭腚，乐不思蜀。但是，我是我，我讨厌广播的嘈杂，大腿戏的恶劣，与霓虹灯爵士乐的刺目灼耳。没有享受，没有朋友闲谈，没有茶喝。于是也就没有诗兴与文思。写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万字！这是地道受洋罪！

我的肚子还时时跟我捣乱；懒得去诊治，在这里，去见个医生比见希特勒还难；呕，原谅我，我以为那个恶魔还活着呢！痔疮也不减轻，虽然天天坐洋椅子！头还是常常发昏。谁管它呢，这年月，活着死去好像都没有多少区别。假若一旦死去，胃，头，痔不就一下子都好了么？

多想写一点旅美杂感，可是什么事都非三天两天能看明白的，总写些美国月亮如何的光明，有什么意思呢？写杂感也须读许多书，我的头昏，读不下书去。

酒可不大吃了。吃一点，因为头昏，就会醉；爽兴不吃。没有醇酒，似乎也就没有妇人；也好，这样可以少生是非。

百老汇的戏，有时候有一两出好的，看看还过瘾。至于电影，纽约所有的好片子，全是英国的，法国的，与意大利的。好莱坞是有人才，而不作好片子，连我都替他们着急。最近纽约一城，即有四五部英国片子，都是连映好几个星期！

物价不得了！比起去年来，大概现在的一元只当去年的半元了！什么都涨价，天天涨；看得过去的皮鞋已经十五元一双了。在重庆时，我就穿不起皮鞋，难道在美国也得光脚么？北平谚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好，这倒也有个意义，请捉摸捉摸看！

第二节　写与译

一、雅　斗

一九四六年九月里，我在雅斗（YADDO）。雅斗是美国纽约省的一所大花园，有一万多亩地。园内有松林、小湖、玫瑰圃、楼馆，与散在松荫下的单间书房。此园原为私产。

园主是财主，而喜艺术。他死后，继承人们组织了委员会，把园子作为招待艺术家创作的地方。这是由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到现在已招待过五百多位艺术家。招待期间，客人食宿由园中供给。

园林极美，地方幽静。这的确是安心创作的好地点。当我被约去住一个月的时候，史沫特莱正在那里撰写朱德总司令传。

客人们吃过早饭，即到林荫中的小书房去工作。游园的人们不得到书房附近来，客人们也不得凑到一处聊天。下午四点，工作停止，客人们才到一处，或打球，或散步，或划船。晚饭后，大家在一处或闲谈，或下棋，或跳舞，或喝一点酒。这样，一个月里，我差不多都能见到史沫特莱。

有一次，我们到市里去吃饭，（雅斗园距市里有二英里，可以慢慢走去）看见邻桌坐着一男一女两位黑人。坐了二十分钟，没有人招呼他们。女的极感不安，想要走出去，男的不肯。史沫特莱过去把他们让到我们桌上来，同时叫过跑堂的质问为什么不伺候黑人。那天，有某进步的工会正在市里开年会，她准备好，假若跑堂的出口不逊，她会马上去找开会的工人代表们，来兴师问罪。幸而，跑堂的见她声色俱厉，在她面前低了头；否则，那天会出些事故的。

在雅斗的时候，我跟她谈到那时候国内文艺作家的贫困。她马上教我起草一封信，由她打出多少份，由她寄给美国的前进作家们。结果，我收到了大家的献金一千四百多元，存入银行。我没法子汇寄美金，又由她写信给一位住在上海的友人，教她把美金交给那时候的“文协”负责人。她的热心、肯受累、肯负责，令人感动、感激。

二、迟　归

（1948年2月4日致高克毅）纽约多雪，一冬极寒，今晨又正落雪！

“四世”已快写完，因心情欠佳，殊不满意。定于三月中回国，是否能按时回去，当不可知。

（1948年3月4日致高克毅）我又申请延展留美六个月，尚无回音；假若得不到允许，即将回国了。

三、代理人

这里提到的沃尔什夫人即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她帮老舍联系了新的代理大卫·劳埃得。赛珍珠在致劳埃得的信中详细交代了老舍作品翻译出版的各种问题，信文如下：

亲爱的劳埃得先生：舒舍予先生（即老舍，《骆驼祥子》的作者）正在寻找新的代理人。眼下休伊特·赫茨是他的代理人，但她由于家务繁重，可能要减少委托工作量，甚至可能要放弃这一工作。舒先生请我们给他推荐一位代理人，我认为你是很理想的人选。舒先生人很文静、十分腼腆，还很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目前，他正在翻译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叫《四世同堂》。由于下面一些原因，他的事情正处于混乱状态。或许，我最好先给你简单谈一下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的作品的译者伊文·金（笔名），在没和他打招呼的情况下，翻译了《骆驼祥子》。该书经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出版后，你可能也知道，入选为“每月佳书”。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舒先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我猜想，当时他可能不知道那本书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后来，还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才分享到百分之五十的版权税。

去年，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想翻译舒先生早期的一本小说《离婚》，因为约翰德不知道他们此举和舒先生与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的出版计划相冲突，结果这一设想就流产了。与此同时，伊文·金返回中国后生了一场大病，在住院恢复期间，他着手翻译了《离婚》。开始的时候，翻译工作似乎进行得还顺利，他好像也很为舒先生着想。但后来，使舒先生十分不安的是，他发现伊文·金的译文在许多重要方面大大偏离了原著，结尾则和原著完全不同。事实上，他对伊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时擅自进行改动本来就十分不满。因此，当他发现伊文·金又故技重演时，他感到无法容忍这件事，并且拒绝承认伊文·金的工作。伊文·金先生变得极为粗暴，他告诉舒先生他（伊文·金）有权获得全部版权收入。他还说，照他看来，要不是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做了进一步完善，舒先生的著作根本一文不值。他还通过律师恫吓过舒先生。金先生眼下大概在佛罗里达，或在其他什么地方疗养，但我看他再也不会恢复成一个好人了。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曾向舒先生施加过很大的压力，坚持要出版《离婚》一书，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可能继续出版该书。他们也试图另外找人重译，但未能成功。在这期间，既然《离婚》成了一起悬察，舒先生便和艾达·浦爱德小姐一起，着手翻译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他们给人看了这本书前十章的译稿。据我所知，正在气头上的尤金·雷诺先生说，当《离婚》还在悬而未决时，他不愿意再惹麻烦。因此，舒先生问过我是否还要继续翻译下去，我看过他们的译稿，我认为翻得不错，书的前景应当很好。

可能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舒先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所以我建议他和艾达·浦爱德小姐继续翻译下去，事实上，他们取得了很不错的进展。

另外，为了让他能完成这一工作，我还帮助舒先生延长了他的签证。他现在回国也很不安全，因为他是个著名的民主人士，回去后不是被杀，至少也得被捕进监狱。

我建议，如果你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接受舒先生作为你的委托人的话，你们应该就他的事好好谈一谈。我们也应该见一见约翰德先生，我觉得他应该得到周到的照料，他有些神经过敏，而且不善于辞令。虽然尤金·雷诺先生一点也不了解他，但约翰德先生本人仍会坚持出版界的一些最强硬的职业道德观念。任何变动都应当征求舒先生的意见，并经过他同意。

以上大致包括了一些主要问题，你和舒先生谈过之后，会详细地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你真诚的 理查德·沃尔什夫人

（1948年4月6日致劳埃得）收到沃尔什夫人的信，她说要代我给您写信。是否能给我打个电话，安排个见面时间。

四、译《四世同堂》

（1948年5月4日致劳埃得）休伊特·赫茨已辞去《离婚》出版代理人一职。我已经指定大卫·劳埃得先生作为出版代理人，并委托他处理一切有关这部书的版权问题。这部书的版权不属于雷诺和希契科克出版公司。

（1948年4月22日致劳埃得）关于继续出版我小说的英译本的问题，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目前我正和浦爱德小姐合译的一部长篇。这是一部长达一百万汉字的小说，前两部分已在上海出版，第三部分还在写，希望能在两个月内赶出来。书中讲的是八年抗战时期北京的事。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

至于出英文版，我觉得很有必要作一些删节，至少去掉二十万字。虽然有一次阿穆森先生让我和雷诺先生签个合同，但到目前为止，我尚未和任何人为出版此书达成协议。如果我们能找到其他人出版，我当然也很高兴。

浦爱德小姐出生在中国。她出版过两本拥有版权的关于中国的书。她看不懂中文，但听得懂。我把小说一段一段地念给她听，她可以马上译成英文，这是我很愿意与她一起工作的原因。

然而，她也有不足之处。比如，为了尽可能多地保持中国味儿，她常把英文弄得很不连贯。我给赫茨小姐看翻译稿的前十章时，她告诉我最好立刻停止和浦爱德小姐一起干。她认为浦爱德小姐的英文很怪，她说如果我继续和浦爱德小姐一起翻译下去，就有必要请第三者对文字再进行润色。如果真是那样，事情就复杂了。这恐怕也是雷诺先生认为签约还为时过早的理由。为了这件事，我征求过沃尔什夫人的意见。她看完前十章后，认为我还可以继续同浦爱德小姐一起工作。她还说她很喜欢这个故事，文字上的问题可以交给一位称职的编辑去处理。

（1948年7月16日致劳埃得）我要到乡下去住几天，大概七月二十四日返回。从乡下回来后，再有两周的时间，我就能和浦爱德小姐一起翻译完我的那部长篇小说。您能在我去乡下的期间和浦爱德小姐谈谈吗？我要在场的话，恐怕她有许多不便开口之处。如果她不同意百分之十五的分成比例，我们可以给她百分之二十，尊意如何？至于那篇短篇小说，我看我们先别去管它，因为琼小姐已收到过三次了。但假如我们把它送给哈珀杂志（Harper）或是其他您知道的杂志，您看怎么样？

（1948年7月21日致劳埃得）雷诺和希契科克出版公司的阿穆森先生刚从乡下回来。他在那里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看完了《离婚》，并做了些小小的修改。昨天他来电话说这部书的出版工作可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就绪。

我认为浦爱德小姐的观点有道理：一部翻译作品如果被译者以外的人再插手，那么这部作品就很难保持其完整性。我同意她自己把工作做到底，并按她的意见给她百分之二十五的分成作为报酬。

我水平有限，无法评论她的文风好坏，现在完全依赖她是有点冒险。但如果再找第三者介入，这无疑会刺伤她的自尊心，对于一个朋友，我是决不会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下去吧，也许我们对她的信任会使她获得更多的自信心。

她现在出去度假了，大概十天左右。我希望我们能签订那份您起草并修改的协议。

我是上星期一从乡下回来的，八月四日以后再去乡下住些日子。城里简直热得没法干活。

五、《离婚》译事

（1948年7月30日）有一天，我和郭小姐、阿穆森先生一起谈了《离婚》的问题，按着阿穆森先生的建议，我用了两天的时间又做了必要的修改。郭小姐很欣赏这些改动，答应一定尽快将其译成英文，也许下个月就可以把译稿交给阿穆森先生。

我相信这部小说经过修改以后就相当不错了。希望阿穆森先生尽快看完修改以后的稿子，能在近日内交给出版公司。

我想，如果这部书能尽快地出版，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住沃得的一派胡言，如果能赶在沃得的“珍本”上市之前问世，那我们就都得救了。

在我们的书出版以后，他绝对不敢用他篡改过的“珍本”和我们挑战。

（1948年8月3日）明天我要去沃尔什夫人的农场住上四、五天。

我已给我在上海的出版人去信了，向他说明了重新登记我所有书的版权的重要性。

我还和阿穆森先生通了电话，告诉他我已收到郭小姐寄来的《离婚》修改稿的英译稿，阿穆森先生正忙着出版事宜的最后扫尾工作。在这场和沃得较量的丑恶的奥林匹克赛里，我真希望能战胜他。

（1948年8月25日）您关于我的作品的中国版权问题会很棘手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在上海的代理人刚刚给我寄来《离婚》在中国的版权登记号码，不知是否有所帮助。我看，金的论点主要建立在两个事实上：一是中美之间没有有关保护版权的法律协议；二是在我来美之前，《骆驼祥子》的版权在他手理。如果他有《骆驼祥子》的版权，他同样也能有《离婚》的版权。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找到《骆驼祥子》的合同，看看是否真是如此。如果版权登记是由出版公司办理的，那对咱们就有利多了。

六、好莱坞之行

（1948年8月10日）我明天飞洛杉矶商量《骆驼祥子》电影脚本的定稿事宜。

（1948年8月19日）明天晚上才回来。离开好莱坞的时候，我没提要报酬的事，因为对方给我买了往返机票，付了旅馆账单，加在一起要四百美元。他们是想了解我对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的看法。

好莱坞职业编剧改编的剧本实在是糟糕之极。我说了我的看法以后，他们正在考虑是不是再请一位剧作家或我本人来改编这部小说。

如果他们要我来改编，我很愿意和他们签个合同，当然，我一定会征求您的意见；但如果他们去找剧作家来改编，那咱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1948年9月8日）王浩干的事真是糟透了。本来我该被邀请去帮他改编第一个电影剧本，可王却偏偏找了个好莱坞的剧作家。把一万五千块的剧本费都花完了之后，才想到了我。这次该请我了吧，他又另找了一个人。问题就在于所有为建立独立制片公司筹集的钱都不是他的，他这么大把大把地花钱只是想证明他是老板。我想，等他把钱都花完了以后，就会一走了之，到某个大公司去谋个好差事。

除非他们再来找我，我看咱们再也犯不上为那部电影操心了。假如他们再要我去看第二个电影剧本，我得找他们要每周七百五十元的报酬。

七、《鼓书艺人》写与译

（1949年2月9日致楼适夷）

《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译。这就是为什么还未回国的原因。此书甚长，而译手又不十分高明，故颇需时日。如能完成，我想：出来一趟，若能有几本书译出，总算不虚此行；并不是因为美国舒服，才不回去——此地，对我，并不舒服！

《离婚》译本已出版了，评者十之八九予以赞美，可是销路很差！不管怎说吧，《骆驼祥子》、《离婚》，及《四世同堂》三书在美出版；“牛天赐”在英（熊式一译）出版，有四书在国外印行，也总算是有了点交代。若不为等“四世”译完，我早就回国了。

（1948年11月30日致高志毅）半年来极忙，而且苦闷！

《离婚》已出版，居然得到好评，很奇怪！日内将奉寄一本，作为圣诞礼，并祈惠正！电影事搁浅，nothing　doing！

现在又在写一新小说，一时不会离开纽约。写完时，颇想去走一走。

（1948年10月21日）那本新小说，我已经完成了四章，其中三章已交给郭小姐去翻译。

如果您能为我们准备一份四六分成的合同，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我能保持每天两千字的速度（这几天就是这样），预计到新年时，我就能写完。

（1948年11月15日）郭小姐已将她译好的“大鼓”的前三章拿给她的代理人看了。看过之后，会把它送给您，请您将稿子交给阿穆森先生。在给阿穆森先生之前，希望您叫人用打字机打一份清楚的底稿，那样看起来更正规一点儿。

关于我和郭小姐为新书签订合同一事，除去合同规定的她的稿酬和享有的权利之外，我想我们就不再让步了，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意见了。

（1948年11月19日）我今天给阿穆森先生的信是这么写的：

“十分抱歉，我要放弃《鼓书艺人》的全部工作了。写完了十二章以后（约占全书的一半），我发现它既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有意思。我想我最好还是别写了。我身体疲乏极了，要彻底休息一下。

“郭小姐的代理人曾告诉劳埃得先生，说她似乎不是一个很合适的翻译人。我能想象得出对像郭小姐那样一位有创造性的作家来说，去翻译别人的作品该有多困难。

“事情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我十分抱歉。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也很高兴能有几天休息的时间。”

我给他写信的原因是，既然郭小姐的代理人向阿穆森先生搬弄是非，我们就不该老是保持沉默。我写信的真意是好意地表明我对郭小姐并无恶意。倘若郭小姐能碰巧看到或听到这封信的内容，她一定会感动的，因为她总以为我们一直在和她讨价还价，但在信里我对此却只字未提。如果阿穆森先生认为她有权分享我们的成果，我在信里也暗示了，不管她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译者，一旦我停止了写作，那么她将一事无成。

假如您有机会和阿穆森先生谈谈，或者他还坚持郭小姐应和我们分享稿酬的话，那么请您告诉他：如果她想要得到高达百分之四十的稿酬的话，她的一切都将失去。

（1948年11月26日）我刚和郭小姐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话，我们两人都同意她分享包括外文版权在内的百分之四十的稿酬。电影及其他（戏剧等）版权归我所有。她建议我们尽快地签订合同。我希望她的代理人能很快地就这事和您进行磋商，以便尽快达成协议。至于我写信告诉阿穆森先生说我停止写作的事，她说很容易解决，我们可以选一些章节的译稿先给阿穆森先生看。她希望尽快签订作者和译者之间，以及出版者之间的合同，这样她才能定下心来好好工作，否则她心里总不踏实。

（1948年12月4日）据郭小姐讲，我的新小说的三章译稿已送给阿穆森先生。她已经和阿穆森先生讲好，她要预支一千美元，每次二百五十元，分四次支付。钱直接交给她的代理人，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四个月内付清，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预付给我的稿酬，请按您认为最合适的办法办，一千五百美元是一次付还是分期付，我全无所谓。

（1948年12月30日）我和出版公司之间在关于我新书的合同里，还有几条条款没谈好，我想您会为我解决这一切的，不幸的是，那三章小说的译稿是郭小姐的代理人直接交给阿穆森先生的，同样，郭小姐预支一千美元的事，也是这位代理人一手安排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郭小姐告诉我以后，我才知道的。实际上，郭小姐的代理人应当把那三章的译稿先送给您，应当把郭小姐要预支稿酬一事通知您，但他没有这么做。这样一来，您可能会有一种印象，似乎我应该对此负责。我给您写这封信就是为了澄清这一事实。如果当时我把原因告诉您，您一定会生郭小姐和沃特金斯的气。

事实上，我一向都很慎重，尽量不和阿穆森先生与雷诺先生两人打交道，就是为了使您在为我和他们谈判时，不会觉得我在中间干扰了您。可是我无法阻止郭或者沃特金斯直接与出版公司打交道。不过，我过去从来没有同时和两头打过交道，希望这一点能使您满意。

眼下在出版公司手里的那三章译稿的底稿是唯一一份干净的底稿。我实在不好意思让郭小姐再打一份，因为所有的稿子都是她一人打的，您知道，和一个女人打交道是多么微妙的事。

我希望我们的合同能尽早地签妥，因为如果郭小姐看不见签好的合同，收不到预付的钱，她就无法继续工作下去。

（1949年1月31日）郭海伦小姐真是个好司机。我们到迈阿密用了三天半的时间。最糟糕的一段路是在乔治亚州的公路上，站在路中间的不是警察而是牛群，而郭小姐竟然一头也没轧死！

郭小姐到离迈阿密七英里的乡下干她自己的活去了。我住在福拉格勒饭店，这是一家小而干净的旅馆，价钱也适中。

这里也很暖和，但愿对我的腿有好处。

（1949年2月9日）我在迈阿密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现在已回到纽约。很不幸的是，我的腿还没好，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行动不便，您能给我寄张支票来吗？

（1949年4月18日）谢谢您寄来的一百一十二点五美元的支票。

一两天之内我大概就要去巴瑟·埃斯乐医院住院，可能要动手术。戴得里奇大夫看过几次之后，腿病一天比一天重。今天早晨他说要送我去巴瑟·埃斯乐医院住院，到了那以后，我再告诉您是否要动手术。

《鼓书艺人》的初译稿已寄给我了，我想在住院之前看完。阿穆森先生手里也有一份，他看完以后，我再和他一起商量一下需要修改的地方，然后就算定稿了。

咱们答应给哈帕的短篇您是否已寄到英国去了？

（1949年8月18日）阿穆森先生已去度假，我想他一定在看《鼓书艺人》呢。下星期一上午十一点，我想带着《四世同堂》第三部的稿子去见您。

明天我再和浦爱德小姐最后商量一次。

（1949年9月12日）我和浦爱德小姐在费城她哥哥的家里过了一个周末。和她一起在树林里散步时，我突然给《四世同堂》的英文版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书名——《黄色风暴》，您觉得怎么样？星期四上午我要去见阿穆森先生。我会把有关《鼓书艺人》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您的。

第三节　启　程

周恩来说，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铲除了障碍，南北两路文艺队伍大会师了，就是缺少我们的老朋友老舍，已经邀请他回来了。10月，老舍接到受周恩来嘱托的冯乃超、夏衍先后写来的邀请回国的信，扶病归国。

（1949年9月21日）和您在电话里谈过之后，我觉得最好还是把我在香港的地址留给您：香港　香港大学病理系 侯宝璋先生转

“S．Y．SHU”是我英文签名“SHEH—YU　SHU”

（舒舍予）的简写。

第六章　晚年逢盛世

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

第一节 由三藩市到天津

一、旧金山

到三藩市（旧金山）恰好在双十节之前，中国城正悬灯结彩，预备庆贺。在我们的侨胞心里，双十节是与农历新年有同等重要的。

常听人言：华侨们往往为利害的，家庭的，等等冲突，去打群架，械斗。事实上，这已是往日的事了；为寻金而来的侨胞是远在一八五○年左右；现在，三藩市的中国城是建设在几条最体面，最冲要的大街上，侨胞们是最守法的公民；械斗久已不多见。

可是，在双十的前夕，这里发生了斗争，打伤了人。这次的起打，不是为了家族的，或私人间利害的冲突，而是政治的。

青年们和工人们，在双十前夕，集聚在一堂，挂起金星红旗，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这可招恼了守旧的，反动的人们，就派人来捣乱。红旗被扯下，继以斗殴。

双十日晚七时，中国城有很热闹的游行。因为怕再出事，五时左右街上已布满警察。

可惜，我因有个约会，没能看到游行。事后听说，游行平安无事；队伍到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致敬，并由代表们献剑给蒋介石与李宗仁，由总领事代收。

全世界已分为两大营阵，美国的华侨也非例外：一方面悬起红旗，另一方面献剑给祸国殃民的匪酋。

在这里，我们应当矫正大家常犯的一个错误——华侨们都守旧，落后。不，连三藩和纽约，都有高悬红旗，为新中国欢呼的青年与工人。

就是在那些随着队伍，去献剑的人们里，也有不少明知蒋匪昏暴，而看在孙中山先生的面上，不好不去凑凑热闹的。另有一些，虽具有爱国的高度热诚，可是被美国的反共宣传所惑，于是就很怕“共产”。

老一辈的侨胞，能读书的并不多。晚辈们虽受过教育，而读不到关于中国的英文与华文书籍。英文书很少，华文书来不到。报纸呢（华文的）又多被二陈所控制，信意的造谣。这也就难怪他们对国事不十分清楚了。

纽约的华侨日报是华文报纸中唯一能报导正确消息的。我们应多供给它资料——特别是文艺与新政府行政的纲领与实施的办法。此外，也应当把文艺图书，刊物，多寄去一些。

二、太平洋上

十月十三号开船。船上有二十二位回国的留学生。他们每天举行讨论会，讨论回到祖国应如何服务，并报告自己专修过的课程，以便交换知识。

同时，船上另有不少位回国的人，却终日赌钱，打麻将。船上有好几位财主，都是菲律宾人。他们的服饰，比美国阔少的更华丽。他们的浅薄无知，好玩好笑，比美国商人更俗鄙。他们看不起中国人。十八日到檀香山。论花草，天气，风景，这真是人间的福地。到处都是花。街上，隔不了几步，便有个卖花人，将栀子，虞美人等香花织成花圈出售；因此，街上也是香的。这里百分之四十八是日本人，中国人只占百分之二十以上。这里的经济命脉却在英美人手里。这里，早有改为美国的第四十九州之议，可是因为东方民族太多了，至今未能实现。好家伙，若选出日本人或中国人作议员，岂不给美国丢人。

二十七日到横滨。由美国军部组织了参观团，船上搭客可买票参加，去看东京。

只有四五个钟头，没有看见什么。自横滨到东京，一路上原来都是工业区。现在，只见败瓦残屋，并无烟筒；工厂们都被轰炸光了。

路上，有的人穿着没有一块整布的破衣，等候电车。许多妇女，已不穿那花狸狐哨的长衣，代替的是长裤短袄。

在东京，人们的服装显着稍微整齐，而仍掩蔽不住寒伧。女人们仍有穿西服的，可是鞋袜都很破旧。男人们有许多还穿着战时的军衣，戴着那最可恨的军帽——抗战中，中国的话剧中与图画中最习见的那凶暴的象征。

日本的小孩儿们，在战前，不是脸蛋儿红扑扑的好看么？现在，他们是面黄肌瘦。

被绞死的战犯只获一死而已；他们的遗毒余祸却殃及后代啊！由参观团的男女领导员（日本人）口中，听到他们没有糖和香蕉吃——因为他们丢失了台湾！其实，他们所缺乏的并不止糖与香蕉。他们之所以对中国人单单提到此二者，倒许是为了不忘情台湾吧？

三十一日到马尼拉。这地方真热。

大战中打沉了的船还在海里卧着，四围安着标帜，以免行船不慎，撞了上去。

岸上的西班牙时代所建筑的教堂，及其他建筑物，还是一片瓦砾。有城墙的老城完全打光。新城正在建设，还很空旷，看来有点大而无当。

本不想下船，因为第一，船上有冷气设备，比岸上舒服。第二，听说菲律宾人不喜欢中国人；税吏们对下船的华人要搜检每一个衣袋，以防走私。

第三，菲律宾正要选举总统，到处有械斗，受点误伤，才不上算。

可是，我终于下了船。在城中与郊外转了一圈，我听到一些值得记下来的事：前两天由台湾运来的大批的金银。这消息使我理会到，蒋介石虽在表面上要死守台湾，可是依然不肯把他的金银分给士兵，而运到国外来。据说，菲律宾并没有什么工业；那么，蒋自己的与他的走狗的财富，便可以投资在菲律宾，到台湾不能站脚的时候，便到菲律宾来作财阀了。依最近的消息，我这猜测是相当正确的。可是，我在前面说过，菲律宾人并不喜欢中国人。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的经营能力强，招起菲律宾人的忌妒。那么，假若蒋匪与他的匪帮都到菲律宾去投资，剥削菲人，大概菲人会起来反抗的。一旦菲人起来反抗，那些在菲的侨胞便会吃挂误官司。蒋匪真是不祥之物啊！

舟离日本，遇上台风。离马尼拉，再遇台风。两次台风，把我的腿又搞坏。到香港——十一月四日——我已寸步难行。

三、香　港

下船好几天了，我还觉得床像是在摇晃。海上的颠簸使我的坐骨神经痛复发了，到现在几乎还无法行走。香港大学又在山上，每次出门都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

我在此地已呆了十天，仍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北京。此地有许多人等船北上，所以很难搞到船票。看来，我还得再呆上一段时间，我没法从这里游回家去。

两个多星期了，可我仍搞不到去北方的船票。在这期间，病痛却一天天加剧，我已根本无法行走。一位英国朋友正努力帮我搞一张到天津的船票，但我实在怀疑他是否能行，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离开香港。

等船，一等就是二十四天。在这二十四天里，我看见了天津帮，山东帮，广东帮的商人们，在抢购抢卖抢运各色的货物。室内室外，连街上，入耳的言语都是生意经。他们庆幸虽然离弃了上海天津青岛，而在香港又找到了投机者的乐园。

遇见了两三位英国人，他们都稳稳当当的说：非承认新中国不可了。谈到香港的将来，他们便微笑不言了。

一位美国商人告诉我：“我并不愁暂时没有生意；可虑的倒是将来中外贸易的路线！

假若路线是‘北’路，我可就真完了！”我可也看见了到广州去慰劳解放军的青年男女们。他们都告诉我：“他们的确有纪律，有本事，有新的气象！我们还想再去！”好容易，我得到一张船票！不像是上船，而像一群猪入圈。码头上的大门不开，而只在大门中的小门开了一道缝。于是，旅客，脚行，千百件行李，都要由这缝子里钻进去。嚷啊，挤啊，查票啊，乱成一团。“乐园”吗？哼，这才真露出殖民地的本色。花钱买票，而须变成猪！这是英国轮船公司的船啊！

挤进了门，印度巡警检查行李。给钱，放行。不出钱，等着吧，那黑大的手把一切东西都翻乱，连箱子再也关不上。

一上船，税关再检查。还得递包袱！呸！好腐臭的“香”港！

四、天　津

二十八日夜里开船。船小（二千多吨），浪急，许多人晕船。为避免遭遇蒋家的炮舰，船绕行台湾外边，不敢直入海峡。过了上海，风越来越冷，空中飞着雪花。许多旅客是睡在甲板上，其苦可知。

十二月六日到仁川，旅客一律不准登岸，怕携有共产党宣传品，到岸上去散放。美国防共的潮浪走得好远啊，从三藩市一直走到朝鲜！

九日晨船到大沽口。海河中有许多冰块，空中落着雪。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

因为潮水不够，行了一程，船便停在河中，直到下午一点才又开动；到天津码头已是掌灯的时候了。税关上的人们来了。一点也不像菲律宾和香港的税吏们，他们连船上的一碗茶也不肯喝。我心里说：中国的确革新了！我的腿不方便，又有几件行李，怎么下船呢？幸而马耳先生也在船上，他奋勇当先的先下去，告诉我：“你在这里等我，我有办法！”还有一位上海的商人，和一位原在复旦，现在要入革大的女青年，也过来打招呼：“你在这里等，我们先下去看看。”

茶房却比我还急：“没有人来接吗？你的腿能走吗？我看，你还是先下去，先下去！

我给你搬行李！”经过这么三劝五劝，我把行李交给他，独自慢慢扭下来；还好，在人群中，我只跌了“一”跤。

检查行李是在大仓房里，因为满地积雪，不便露天行事。行李，一行行的摆齐，丝毫不乱；税务人员依次检查。检查得极认真。换钱——旅客带着的外钞必须在此换兑人民券——也是依次而进，秩序井然。谁说中国人不会守秩序！有了新社会，才会有新社会的秩序呀！

又遇上了马耳和那两位青年。他们扶我坐在衣箱上，然后去找市政府的交际员。找到了，两位壮实，温和，满脸笑容的青年。他们领我去换钱，而后代我布置一切。同时，他们把我介绍给在场的工作人员，大家轮流着抽空儿过来和我握手，并问几句美国的情形。啊，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在抗战中，不论我在哪里，“招待”我的总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给我的是恐怖与压迫，他们使我觉得我是个小贼。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

检查完，交际员们替我招呼脚行，搬运行李，一同到交际处的招待所去。到那里，已是夜间十点半钟；可是，滚热的菜饭还等着我呢。

没能细看天津，一来是腿不能走，二来是急于上北京。

但是，在短短的两天里，我已感觉到天津已非旧时的天津；因为中国已非旧时的中国。更有滋味的是未到新中国的新天津之前，我看见了那渐次变为法西斯的美国，徬徨歧路的菲律宾，被军事占领的日本，与殖民地的香港。从三藩市到天津，即是从法西斯到新民主主义，中间夹着这二者所激起的潮浪与冲突。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

第二节　致劳埃得

这几封信倒是给了我们不少活生生的“传”的材料，故单编为一节。老舍为何不如以前那样愿意写自己的生活了呢？大概原因有三：一是觉得个人生活与社会比起来不足道，“个人的”是资产阶级的；二是太忙，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写各种形式的作品：有艺术的，有宣传的；三是将回忆变作了“反省”，生活表现转变为“思想改造”。本节对所选信件仍只取其有“传”的价值的部分，并弃其书信格式，只标明日期。

（1950年2月27日）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忙于读书和写作。本想到各处多走走，多看看，好为写作搜集些素材，但坐骨神经一直疼得厉害，结果我只好呆在家里，在阅读中获得新知识。

虽然经过十五年的分离，我的三个姐姐（七十三岁、七十岁和六十四岁）还都住在北京，身体也都尚好。我大哥也住在这里。他们看见最小的弟弟终于回来了，都非常高兴。两年前，我哥哥差点饿死。现在他的孩子全有了工作，他自己也恢复了健康。他们全都非常喜欢这个对人民真好的新政府。

我的家眷将要从重庆回到北京，我得给他们准备房子。北京现在又成了首都，想要找一处合适的房子既贵又困难。如果您能给我寄五百美元到香港，再由侯先生（香港大学病理系侯宝璋大夫）转寄给我，我将非常高兴。那部长篇小说进行得怎么样了？我听说阿穆森先生不再为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工作了，是真的吗？

（1950年7月7日）非常抱歉，这么长时间没给您写信了。我正忙于筹建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工作和写作。刚刚完成一部五幕话剧剧本的写作工作，不久就能公演了。

侯先生已转寄给我。我很高兴你告诉我

《四世同堂》的译稿仍保存得很好。请您转告浦爱德小姐，我太忙了，实在找不出给她写信的时间。

还请您告诉她，现在北京的湖和河全都重新治理过了，水都变得干净了。今年的小麦收成比去年要好，饥荒就要过去了。

（1950年8月26日）那个五幕话剧现已交给一位导演，估计九月就能公演了。我的另一部短剧也可望于今年十二月公演。北京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已经成立，我担任主席。我现在要干的事太多，实在是太忙了。

今年夏天天气很热，不过最近两天凉快了一点。市场上梨、苹果、桃子很多。我的小女儿（小立）除了苹果什么都不吃，她晚上还要在床上藏几个苹果。

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也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

关于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提出的共同分享额外编辑费的问题，我看我们应该同意，他们支出得太多了，我们要帮助他们。

请将随信寄去的短信和十五美元寄给罗伯特·兰得先生。地址如下：作家协会东三十九街三号纽约十六

（1950年11月17日）我的工作十分忙，所以一直没给您写信。

除了坐骨神经疼之外，我很健康。我想方设法治疗，可全都无济于事。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才能去掉这烦人的痛苦。

（1951年5月3日）作为北京文联的主席，我要干的事太多，简直找不出时间来处理我自己的私事。北京现有二百万人口。有许多艺术家住在这里，我必须努力帮助他们。

我很想看到《黄色风暴》的样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收到您寄给我的样书。我希望您能寄两本样书给瞿同祖先生（纽约一二三西街，五十二公寓四三五号），一本给他，一本给我，他会通过香港把样书寄给我的。您也可以通过他把东西或钱寄给我。

浦爱德小姐已给我几份有关《黄色风暴》的评论文章。看来他们都很喜欢这部小说。

（1951年5月21日）听说您寄给我的样书（《黄色风暴》）已到了香港，我的朋友侯先生会设法转寄给我的。瞿同祖先生住在纽约一二三西街的五十二公寓四三五号，他也会帮您把书和钱寄给我，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可以在您给我的信的信封上写中文。

这段日子我一直很忙，坐骨神经痛也一直没停，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可全都无效。

我家的白猫生了三只小猫——一只白的，两只黄白花的。可我家的小鸟死了，这下可给了我小女儿一个大哭一场的机会。

（1951年7月23日）今年北京的夏天很热。我每天只能在大清早写一会，下午就热得没法工作了。北京有许多美丽的公园，在那里我可以休息，吸到新鲜空气。可坐骨神经痛使我没法走到公园。过去三个月里，我只完成了一个短的电影剧本，其他别无建树。对于新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说，总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政府好。中国人民弄不清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反对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台湾的坏政府。

十分感激您告诉我《黄色风暴》将在英国出版，我很高兴。请给瞿同祖先生五百美元。他的家眷在北京，他们会把钱交给我的。

（1952年4月1日）我现在仍忙于写那部话剧。不知何时才能完成。新社会激励全国的作家奋发写作，每一位作家都在辛勤耕耘。冬天就要过去了，北京的春天很美。我养了许多花，侍弄这些花为我在写作的间隙提供了一个休息的机会。

坐骨神经痛稍稍好了一点。我也该做些轻微的运动了，浇花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轻微的运动。

众人贡献意见，老舍写了十稿。

（1952年5月14日）感谢您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的来信。两天前我收到两本《鼓书艺人》

的样书，售价那么高，而书本身又不是太好，我怀疑是否能有好销路。您如果能给我寄些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文章，我将不胜感激。对《黄色风暴》的评论大都是称赞的，但我怀疑《鼓书艺人》是否还会获得同样的好评。

我一直很忙，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坐骨神经痛好了一点，这要感谢维生素B针剂。

（1952年10月1日）对不起，这只能是一个短短的便条，我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牛天赐传》是我的一部不重要的作品，不值得译成英文。我对柯林先生本人及其用意一无所知。请告诉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这部书不好。如果其他出版商想出版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要经过您，在美国您是我一切书籍的出版代理人。

这可以说是老舍的一种矛盾。从信的语气看来，老舍是在有意淡化中断这种联系。

第三节　“歌德”

老舍对新社会的认识与早年由基督教得来的人类大同的理想是一致的，他的热情有宗教般的特点。而对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等，他并没有多深的认识。歌德的写作态度，决定了老舍除了借客观事实歌颂外，就是主观抒发。所以，建国后的文章传“心”多而传“行”少。

纵使我有司马迁和班固的文才与知识，我也说不全，说不好，我爱，我热爱，这个新社会啊！

一、作个学生

在天坛举行了控诉恶霸的大会。本来，我的腿病警告我：不要去吧，万一又累垮了！可是，我没接受这警告。我这么想：要搞通思想，非参加社会活动不可；光靠书本是容易发生偏差的。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往四下看了看，我看到好些个熟识的脸。工人，农人，市民们，教授，学生，公务人员，艺人，作家，全坐在一处。我心里说：这是个民主的国家了，大家坐在一处解决有关于大家的问题。

解放前，教授们哪有和市民们亲热的坐在一处的机会呢。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像一片海潮。

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

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

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他自己的父亲！除了在这年月，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我的泪要落下来。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今天，父子的关系并隐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一个人的责任，在今天，是要对得起社会；社会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敌人；敌人都该消灭。这使我的心与眼都光亮起来。跪着的那几个是敌人，坐着的这几万人是“我们”，像刀切的那么分明。什么“马马虎虎”，“将就将就”，“别太叫真”这些常在我心中转来转去的字眼，全一股脑儿飞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没有第二句话。这么一来，我心里清楚了。也坚定了；我心中有了劲！

这不仅是控诉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告诉我曾受过恶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再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复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在我们眼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

一位卖油饼的敦厚老实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三十年！控诉完了，他转过身去，向毛主席的像规规矩矩的鞠了一躬。这一鞠躬的含义是千言万语也解释不过来的。我也要立起来，也鞠那么一躬！人民是由心里头感激毛主席。不是仅在嘴皮子上说说的！

这样，我上了一课，惊心动魄的一课。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这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旧有的习惯，感情，和对人对事的看法。我要割弃它们像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我要以社会的整体权衡个人的利害与爱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儿里找道理，真的，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我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

二、文艺新生命

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国外回来，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集》。头一篇我读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样去服务的。可是，狂喜之后，我发了愁。

我怎么办呢？是继续搞文艺呢，还是放弃它呢？对着毛主席给我的这面镜子，我的文艺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为是十足的一个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艺形式之外，我什么也没有！毛主席指示：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我怎么办呢？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我最远的“远见”是人民大众应当受教育，有享受文艺的能力与权利。享受什么样的文艺呢？很简单：我写，大家念。我写什么呢？随便！我写什么，大家念什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确是可以这样狂傲无知的。这种狂傲使我对于工农兵，恰如毛主席所说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

我真发了愁。毛主席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道理。这又使我手足失措。我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经都慢慢地瘫痪了。我每每觉得我可以不吸收任何新思想，还是照旧可以写东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个文人所应有的，不必改变。作品呢，不管有无内容，反正写得光滑通顺，也就过得去了。这样的瘫痪已久，使我没法子不承认：文艺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应当分家；分了家日子好过！我以为，仗着一点小聪明和长时间的写作经验，我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吃文艺饭。可是，毛主席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

我怎么办呢？首先，我决定了态度：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听从毛主席的话是光荣的！假若我不求进步，还以老作家自居，连毛主席的话也不肯听，就是自暴自弃！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

态度决定了，我该从哪里下手去实践呢？我不敢随便地去找一点新事物，就动手写小说或剧本；我既没有革命锻炼，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造学习和新社会生活的体验，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写大部头的作品，必会错误百出。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头学起。

这样，我决定先写通俗文艺，这并不是说，通俗文艺容易写，思想性与艺术性可以打折扣，而是说通俗文艺，像快板与相声，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长，较比容易掌握。

在从前，我写一篇一百句左右的鼓词，大概有两三天就可以交卷；现在须用七八天的工夫，我须写了再写，改了再改。在文字上，我须尽力控制，既不要浮词滥调，又须把新的思想用通俗语言明确地传达出来，这很不容易。在思想上，困难就更多了。当我决定写某件事物的时候，对那件事物我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是，赶到一动笔，那点了解还是不够用，因为一篇作品，不管多么短小，必须处处结实、具体。我的了解只是大致不差，于是字里行间就不能不显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贫乏与毛病。有时候，正笔写得不错，而副笔违反了政策。有时候，思想写对了，可是文字贫弱无力，没有感情——只把政治思想翻译一下，而没有对政治思想所应有的热情，就一定不会有感动的力量。有时候。困难很多！可是我决定：第一不要急躁，第二不要怕求别人。我既决定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须彻底，也就必是长时间的事；我就不能急躁。我必须经常不断地学习，以求彻底解决。

以前，我可以凭“灵感”，信笔一挥，只求自己快意一时，对读者却不负责任。现在，我要对政治思想负责，对读者负责，急于成功会使我由失望而自弃。另一方面，我须时时请教别人。时常，我的客人，共产党员或是有新思想的人，就变成我的批评者；我要求他们多坐一会儿，听我朗读文稿；一篇稿子不知要朗读多少回，读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够用，大家的思想会教我充实起来；当他们给我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错处，而且也讲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为什么写错了的病根。这样，写一小段，我就得到一些好处。虽然我从书本上学来的新思想不很多（到今天我还是有些怕读理论书籍），可是因为不断地习作，不断地请教，我逐渐地明白了我应当怎样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而不许像从前那样得到一二漂亮的句子便沾沾自喜。虽然我因有严重的腿疾，不能马上到工厂、农村、或部队里去体验生活，可是因为不断地习写通俗文艺，我已经知道了向工农兵学习的重要；只要腿疾好些，我就会向他们学习去。虽然二年来我所写过的通俗文艺作品并非都没有毛病，可是这已给了我不少鼓励：放下老作家的包袱，不怕辛苦，乐于接受批评，就像是我这样学问没什么根底，思想颇落后的作家，也还有改造自己的可能，有去为人民服务的希望。

不管我写多么小的一个故事，我也必须去接触新的社会生活；关起门来写作，在今天，准连一句也写不出。为写一小段鼓词，我须去调查许多资料，去问明白有什么样政治思想上的要求。这样，我就知道了一些新社会是怎样在发展，和依照着什么领导思想而发展的。一来二去，接触的多了，我就热爱这个天天都在发展进步的新社会了。是的，我必须再说一遍，我缺乏有系统的学习政治理论与文艺理论。可是，赶到因为写作的需要，看到了新社会的新气象新事物，我就不能不动心了。我要歌颂这新社会的新事物，我有了向来没有的爱社会国家的热情。自然，有人说我这样先看见，后歌颂，是被动的，不会写出有很高思想性与创造性的作品来。可是，我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假若我自诩能够一下子就变成为今天的思想家，就是自欺欺人。

我只能热情地去认识新社会，认识多少，就歌颂多少；我不应该因我的声音微弱而放弃歌颂。写不了大部头的小说，我就用几十句快板去歌颂。以我的小小的才力，我不该幻想一写就写出一鸣惊人的作品来；若因不能一鸣惊人，就连快板也不写，我便完全丧失了文艺生命，变成废物。我不再想用作品证明我是个了不起的文人，我要证明我是新文艺部队里的一名小兵，虽腿脚不利落，也还咬着牙随着大家往前跑。

慢慢地，我开始写剧本。《方珍珠》与《龙须沟》的背景都是北京；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热爱北京，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我一向以生在北京自傲，现在我更骄傲了，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与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与进步，我怎能不写出我的与北京人的对毛主席的感谢呢！

这两个剧本（虽然《龙须沟》里描写了劳动人民）都不是写工农兵的；我还不敢写工农兵，不是不想写，我必须加紧学习，加紧矫正小资产阶级的偏爱与成见，去参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以期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这两个剧本本身也有个共同的缺点，对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描写得好，对新社会新生的人物描写得不那么好。我了解“老”人，不十分了解新人物。这是个很大的教训——我虽努力往前跑，可是到底背着包袱太重，跑不快！新人物已经前进了十里，我才向前挪动了半里！这也警告了我：要写工农兵非下极大的工夫不可，万不可轻率冒失！只凭一点表面上的观察便动笔描写他们，一定会歪曲了他们的！

解放前，我的写作方法是自写自改，一切不求人；发表了以后，得到好批评就欢喜，得到坏批评就一笑置之。我现在的写作方法是：一动手写就准备着修改，决不幻想一挥而就。初稿不过是“砍个荒子”，根本不希望它能站得住。初稿写完，就朗读给文艺团体或临时约集的朋友们听。大家以为有可取之处，我就去从新另写；大家以为一无可取，就扔掉。假若是前者，我就那么再写一遍，两遍，到七八遍。有人说：大家帮忙，我怎能算作自己的作品呢？我说：我和朋友们都不那么小气！我感谢大家的帮忙，大家也愿意帮忙；文艺团体给我提意见总是经过集体的详密地讨论了的。敝帚千金，不肯求教人家，不肯更改一字，才正是我以前的坏毛病。改了七遍八遍之后，假若思想性还不很强，我还是扔掉它。我不怕白受累，而且也不会白受累——写七八遍就得到七八遍的好处，不必非发表了才算得到好处。我很后悔，我有时候还是沉不住气，轻易地发表了不很好的东西。这样，我终年是在拚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这似乎近于自夸了。可是，为什么在毛主席的光荣里，得到改造自己的机会，得到了新的文艺生命，而不敢骄傲呢？毛主席告诉了我应当写什么，怎么写，和为谁写，我还不感谢么，还不拚命追随么？是的，我知道，我离着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作家还很远很远。但是，我一定要按着毛主席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决不停止。在思想上，生活上，我还有不少的毛病，我要一一的矫正，好减轻负担，向前走得快一些。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今后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叫“老作家”的包袱阻挡住我的进步，才能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

三、《龙须沟》

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不错，在执笔以前，我阅读了一些参考资料，并且亲临其境去观察；可是，那都并没有帮助我满膛满馅的了解了龙须沟。

不过冒险有时候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不顾成败而勇往直前。我的冒险写《龙须沟》就是如此。看吧！龙须沟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沟。沟的两岸住满了勤劳安分的人民，多少年来，反动政府视人民如草芥，不管沟水（其实，不是水，而是稠嘟嘟的泥浆）多么臭，多么脏，多么有害，向来没人过问。不单如此，贪官们还把人民捐献的修沟款项吞吃过不止一次。一九五○年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歌颂的。因为第一，政府经济上并不宽裕，可是还决心为人民除污去害。第二，政府不像先前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只管给达官贵人修路盖楼房，也不那么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饰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情作。尽管龙须沟是在偏僻的地方。

政府并不因它偏僻而忽视它。这是人民政府，所以真给人民服务。这样，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应当在内啊！

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

在写这本剧之前，我阅读了修建龙须沟的一些文件，还亲自看修建工程的进行，并请托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同志随时到龙须沟打听我所要了解的事——我有腿疾，不能多跑路。大致的明白了龙须沟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我开始想怎样去写它。

可是，怎么写呢？我没法把臭沟搬到舞台上去；即使可能，那也不是叫座儿的好办法。我还得非写臭沟不可！假若我随便编造一个故事，并不与臭沟密切结合，便是只图剧情热闹，而很容易忘掉反映首都建设的责任；我不能那么办，我必须写那条沟。想来想去，我决定了：第一，这须是一本短剧，至多三幕，因为越长越难写；第二，它不一定有个故事，写一些印象就行。依着这些决定，我去思索，假如我能写出几个人物来，他们都与沟有关系，像沟的一些小支流，我不就可以由人物的口中与行动中把沟烘托出来了么？他们的语言与动作不必是一个故事的联系者，而是臭沟的说明者。

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这个剧本没有任何组织过的故事，没有精巧的穿插，而专凭几个人物支持着全剧。没有那几个人就没有那出戏。戏既小，人物就不要多。我心中看到一个小杂院，紧挨着臭沟沿儿。几位老幼男女住在这个杂院里，一些事情发生在这小院里。好，这个小院就是臭沟沿上的一块小碑，说明臭沟的罪恶。是的，他们必定另有许多生活上的困难，我可是不能都管到。我的眼睛老看着他们与臭沟的关系。这样，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达到我对人民政府为人民修沟的歌颂。至于其中缺乏故事性，和缺乏对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描写，就没法去兼顾了。

这本戏很难写。多亏了人民艺术戏剧的领导者与工作者给了许多鼓励与帮助，才能写成。他们要去初稿，并决定试排。我和他们又讨论了多次，把初稿加以补充与修改。

在排演期间，演员们不断地到龙须沟——那里奇臭——去体验生活。剧院敢冒险的采用这不像戏的戏，和演员们的不避暑热，不怕脏臭，大概也都为了：有这样的好政府而我们吝于歌颂，就是放弃了我们的责任。

焦菊隐先生抱着病来担任导演，并且代作者一字一句的推敲剧本，提供改善意见，极当感谢。

第四节　在朝鲜

一、梅大师

一九五三年十月，我随同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去到朝鲜。我与梅兰芳大师一同出国。

在行旅中，我们行则同车，宿则同室。在同车时，他总是把下铺让给我，他睡上铺。

他知道我的腰腿有病。同时，他虽年过花甲，但因幼工结实，仍矫健如青年人。他的手不会闲着。他在行旅中，正如在舞台上，都一丝不苟地处理一切。他到哪里，哪里就得清清爽爽，有条有理，开辟个生活纪律发着光彩的境地。

在闲谈的时候，他知道的便源源本本地告诉我；他不知道的就又追问到底。他诲人不倦，又肯广问求知。他不叫已有的成就限制住明日的发展。

每逢他有演出任务的时候，在登台前好几小时就去静坐或静卧不语。

我赶紧躲开他。在朝鲜时，我们饭后散步，听见一间小屋里有琴声与笑语，我们便走了进去。一位志愿军的炊事员正在拉胡琴，几位战士在休息谈笑。他就烦炊事员同志操琴，唱了一段。

唱罢，我向大家介绍他，屋中忽然静寂下来。待了好一会儿，那位炊事员上前拉住他的双手，久久不放，口中连说：梅兰芳同志！梅兰芳同志！

这位同志想不起别的话来！

二、美丽难忘

慰问工作结束，我得到总团长贺龙将军的允许，继续留朝数月，到志愿军部队去体验生活。

朝鲜真美丽，山美、水美、花木美。朝鲜的美丽永难忘却。我的院后有一座小山，长满了树木。由我的小屋出来，我可以看到小山的一角。在那一角里，就有金黛莱花。

为什么这样爱那些花木、山水呢？因为朝鲜有最美丽的人民。我住过的小村是三面有山的。因为三山怀抱，所以才没被万恶的美帝给炸掉。村里除了老弱，便是妇女。妇女操作一切：种田、修路、织布、教书。她们穿的轻便，可是色彩漂亮。她们好像和山上的金黛莱花争美。金黛莱不畏风雪。她们也好像跟花儿比赛谁更坚强。我没有见过这么美丽而坚强的妇女。我不懂她们的话，但是由她们的眼神，由她们的风度，我会看出：她们绝对不许美帝侵占她们的美丽河山与家园，不管美帝多么横暴。我也经常听见她们的歌声，虽然不懂歌词，可是我知道在极端困苦中还高声歌唱的是不会向困难低头的。

美丽的人保卫住美丽的江山。朝鲜的男人也是坚强英勇的，我见过许多位抗敌立功的英雄。好战成性的杜勒斯时常吹牛，说美帝空军如何厉害，甚至极端无耻地夸口已把朝鲜炸光——杜勒斯所信奉的上帝不会饶恕他的狼心与毒嘴恶舌！可是，我见过朝鲜的英雄男女。他们保卫了美丽的河山，并在战后以忘我的劳动重建城市与农村，叫朝鲜比战前更美丽。朝鲜人民的美丽是杜勒斯之流不能理解的。

呵，一个大资本家的奴仆怎能了解受过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民有怎样美丽与崇高的品质。

我永远忘不了朝鲜风物的美丽，因为我永远忘不了那保卫美丽山河的美丽人民。我走过的每座桥，住过的每间小屋，现在一闭眼就再现出来。同时，我也再看见修桥的英雄男女，和热情招待我的小屋主人。这些人与事教育了我。在别处，我也许只看见了美丽的风景。在朝鲜，我受了美的教育，每一个英雄气概的男女都是我的先生，叫我具体地看见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崇高与美丽的品质。

三、《无名高地有了名》

我在志愿军某军住了五个来月，访问了不少位强攻与坚守“老秃山”的英雄，阅读了不少有关的文件。我决定写一部小说。

可是，我写不出来。五个来月的时间不够充分了解部队生活的。我写不出人物来。

我可也不甘心交白卷。我不甘放弃歌颂最可爱的人们的光荣责任。尽管只能写点报道也比交白卷好。

于是，我把听到的和看到的资料组织了下，写成《无名高地有了名》只能算作一篇报道。

我要对志愿军某军的军、师、团、营与连的首长们、干部们和战士们作衷心的感谢！

没有他们的鼓励、照顾和帮助，尽管是一篇报道，我也不会写成！篇中的人物姓名都不是真的，因为“老秃山”一役出现了许多英雄功臣，不可能都写进去，挂一漏万也不好。

第五节　十年笔墨与生活

《正红旗下》很重要，写于1961—1962 年，未能完成，生前未发表，他也未公开向人提起。六十年代初的政治气候已让老舍有点无从把握。

一、 创作生活

十年来，我主要的是写剧本与杂文。是，我并没有写出来优秀的作品。可是，我的笔墨生活却同社会生活的步伐是一致的。这就使我生活得高兴。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我的才力有限，经验有限，没能更深刻地了解目前的一切。

可是，我所能理解到的那一点，就及时地反映在作品中，多少尽到些鼓舞人民前进的责任，报答人民对我的鼓舞。我惭愧，没能写得更好一些，可是我也高兴没叫时代远远地抛弃在后边。时代的急流是不大照顾懒汉的。写那些通俗文艺的小段子，用具体的小故事宣传卫生，解释婚姻法，或破除迷信等等。文章小，文章通俗，并不损失作者的身份，只要文章能到人民的手中去，发生好的作用。我也帮忙编辑《说说唱唱》——一个全国性的通俗文艺刊物。

因编辑这个刊物，我接触到有关于民间文艺的种种问题，丰富了我对继承民间文艺传统和发扬文艺的民族风格等等的知识。从实际工作中得到了知识，也就得到了快乐。于此，我体会出“自觉的劳动”的意味。

因为接触到继承民族文艺传统等问题，我的那一点古典文艺知识就有了用处。我给《说说唱唱》的编辑部的和其他的青年朋友们时时讲解一下，帮助他们多了解一些古典文艺的好处，并就我所能理解的告诉他们怎样学习和怎样运用古典文艺遗产。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指示是正确而美丽的。我们的创作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粗卤地割断历史，既要有现实主义的内容，又要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我本来不大会写剧本。十年来，我一共写了十多本话剧与戏曲。其中有的被剧院演用，有的扔掉。我是在学习。出废品正是学习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一次就长一次经验。因此，即使失败了，也不无乐趣。不怕失败，就会长本事。我的确觉得越多写便越写得好一些，功夫是不亏负人的。写完一本戏，当然要去找导演与演员们讨论讨论。他们是内行。跟内行人谈谈，自然而然地就会长见识。就是这样，我慢慢地理解了一些舞台技巧。这又是一种乐趣。在新社会里，人人愿把本领传给别人。只要肯学习，机会就很多。我把我的作品叫做“民主剧本”。这就是说，我欢迎大家提意见，以便修改得更好一些。当然，修改是相当麻烦的。可是，只要不怕麻烦，麻烦便带来乐趣。况且，导演与演员并不只诚恳地提意见，他们也热诚地帮助我。我有相当严重的腿病。为打听一件事，他们会替我跑许多路；为深入地了解一件事，他们会替我下乡或下工厂，住在那里，进行体验。这十年来，我交了多少朋友啊！我的民主剧本得到多少导演与演员的支持啊！这难道不是乐事么？大家协作是新社会里的一种好风气。剧本演出后，观众们也热情地提意见，这又是一种协作。

人与人的关系变了。这就是我笔下的主要内容。我写了艺人，特别是女艺人，在从前怎样受着剥削与虐待，而在解放后他们却被视为艺术家，不但不再受剥削与虐待，而且得到政治地位——是呀，现在全国有不少男女艺人做了地方的和全国的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我在解放前就与他们为友，但是除了有时候给他们写点唱词，无法帮助他们解决其它的问题。现在，不但他们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有不少人也有了文化，会自己编写唱词了。

我也写了一般的贫苦劳动人民如何改善了环境，既不再受恶霸们的欺压凌辱，又得到了不脏不臭的地方进行劳动。这就是我的《龙须沟》的主题。

在我的剧本中，我写出许多妇女的形象。在旧社会里，一般的人民都很苦，妇女特别苦。在新社会里，首先叫我受到极大感动的就是妇女的地位提高。从一个欢欢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妇或姑娘身上，我看见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变化。男女平等了。我不能不歌颂这个大变化！妇女跟男人一样地创造着新时代的历史。去年我写的《红大院》，和今年的《女店员》与《全家福》都涉及妇女解放这个振奋人心的主题。戏也许没有写好，但是我的喜悦是无法扼止的。是的，我写了许多方面的事实与问题，因为这些事实与问题就都在我的眼前。看见了，我就要写。而且我不能作为旁观者去写，我要立在剧中人物中间，希望我是他们中的一个。这样，我才能成为群众的学生，有了非写不可的热情。假若我的作品缺乏艺术性，不能成为杰作，那只是因为我向人民学习得还太不够，脱离了群众。哪里去找创作的源泉呢？难道只凭我个人的想象，就能找到新时代的人与人的关系，新颖的艺术形式，与活生生的语言么？我不敢那么狂妄！

十年来，我写了一些作品，应当感谢人民！是人民给了我值得写的人物与事实，给了我简练有力的语言。我要继续向他们学习，以期得到更好一些的创作成就。

二、鼓舞与启示

我也必须提到，无论我写大作品也好，小作品也好，我总受到领导上的无微不至的帮助。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我是经常住在“沙漠”里。这就是说：我工作不工作，没人过问；我活着还是死去，没人过问。国民党只过问一件事——审查图书原稿。不，他们还管禁书和逮捕作家！今天，为写一点东西，我可以调阅多少文件，可以要求给我临时助手，可以得到参观与旅行的便利，可以要求首长们参加意见——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我的《春华秋实》话剧的时候，北京市三位市长都在万忙中应邀来看过两三次，跟我们商议如何使剧本更多一点艺术性与思想性。当我的《龙须沟》（并非怎么了不起的一本话剧）上演后，市长便依照市民的意见，给了我奖状。党与政府重视文艺，人民重视文艺，文艺工作者难道能够不高兴不努力么？我已有三十年的写作生活，可是只有在最近的新社会里我才得到一个作家应得的尊重。

在精神上我得到尊重与鼓舞，在物质上我也得到照顾与报酬。写稿有稿费，出书有版税，我不但不像解放前那样愁吃愁喝，而且有余钱去珍藏几张大画师齐白石老先生的小画，或买一两件残破而色彩仍然鲜丽可爱的康熙或乾隆时代的小瓶或小碗。在我的小屋里，我老有绘画与各色的磁器供我欣赏。在我的小院中，我有各种容易培植的花草。

我有腿病，不能作激烈的运动，浇花种花就正合适。我现在已不住在“沙漠”里了！我一年到头老不断地工作。除了生病，我不肯休息。我已经写了不少东西，可是还嫌写的太少。新社会里有多少新人新事可写啊！只要我肯去深入生活，无论是工、是农、还是兵，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料。每一工厂，每一农村，每一部队单位，都像一座宝山，奇珍异宝俯拾即是。

要写工农兵，是给作家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多么现实，多么丰富，多么美丽的新世界啊！要为工农兵写，是给作家一个新的光荣任务。

现在，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过的作品。那些作品的内容多半是个人的一些小感触，不痛不痒，可有可无。它们所反映的生活，乍看确是五花八门；细一看却无关宏旨。那时候，我不晓得应当写什么，所以抓住一粒砂子就幻想要看出一个世界；我不晓得为谁写，所以把自己的一点感触看成天大的事情。这样，我就没法不在文字技巧上绕圈子，想用文字技巧遮掩起内容的空虚与生活的贫乏。今天，我有了明确的创作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我须去深入生活；难道深入生活是使作家吃亏的事么？只有从生活中掏出真东西来，我才真能自由地创作。在解放前，我为该写什么时常发愁，即使没有那个最厉害的图书审查制度，我也发愁——没有东西可写啊！今天，我可以自由地去体验生活；生活丰富了，我才能够自由地写作。假若我闭上眼不看现实的生活，而凭着幻想写点虚无缥缈的东西，那是浪费笔墨，不是自由——人民不看虚无缥缈的东西，人民愿意从作品中得到教育与娱乐，看到怎么过更美好幸福的日子的启示！

三、《茶馆》与文学规律

《茶馆》这出戏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要单单写一个茶馆呢？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多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这样，我就决定了去写《茶馆》。

人物多，年代长，不易找到个中心故事。我采用了四个办法：（一）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这样，故事虽然松散，而中心人物有些着落，就不至于说来说去，离题太远，不知所云了。此剧的写法是以人物带动故事，近似活报剧，又不是活报剧。此剧以人为主，而一般的活报剧往往以事为主。

（二）次要的人物父子相承，父子都由同一演员扮演。这样也会帮助故事的联续。这是一种手法，不是在理论上有何根据。在生活中，儿子不必继承父业；可是在舞台上，父子由同一演员扮演，就容易使观众看出故事是联贯下来的，虽然一幕与一幕之间相隔许多年。

（三）我设法使每个角色都说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又与时代发生关系。这么一来，厨子就像厨子，说书的就像说书的了，因为他们说的是自己的事。同时，把他们自己的事又和时代结合起来，像名厨而落得去包办监狱的伙食，顺口说出这年月就是监狱里人多；说书的先生抱怨生意不好，也顺口说出这年头就是邪年头，真玩艺儿要失传因此，人物虽各说各的，可是又都能帮助反映时代，就使观众既看见了各色的人，也顺带着看见了一点儿那个时代的面貌。这样的人物虽然也许只说了三五句话，可是的确交代了他们的命运。（四）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

这样安排了人物，剧情就好办了。有了人还怕无事可说吗？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像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

我热诚地接受别人的意见，修改剧本，这很好。但是，这也证明因为没有多考虑思想上的问题，我只好从枝节上删删补补，而提来的意见往往又正是从枝节上着眼的。我心中既没有高深的思想打底，也就无从判断哪些意见可以采纳，哪些意见可以不必听从。

没有思想上的深厚基础，我的勤于修改恰好表明了自己的举棋不定。我的较好的作品，也不过仅足起一时的影响，事过境迁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是的，起一时的影响就好。但，那究竟不如今天有影响，明天还有影响。禁不住岁月考验的不能算做伟大的作品，而我们的伟大时代是应该产生伟大作品的。一个作家理当同时也是思想家。

大家动手，改话剧剧本、电影剧本。老舍描述一些人：“因为他不懂业务，他可能没有对业务的热爱。

这样，他就只觉得非改不可，甚至不惜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描述了这样的现象：对作家们“写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个个显出优越。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原稿不论如何单薄，但出自一家之手，总有些好处；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好处即连根拔掉；原来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由这种修改大会而来的定本是四大皆空：语言之美、情节之美、独特的风格、结构的完整，一概没有。用这种定本拍制出来的影片当然也是四大皆空，观众一齐摇头。”他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不想加罪于任何人，不想追究责任。但一想起来啊，我就好不伤心！”

四、山南海北、儿女、花草

国外的，如去苏联、日本的经历或不易选，或与传记文字相去太远，故付阙如。

十年来，我始终没治好我的腿病。腿不利落，就剥夺了我深入工农兵生活的权利。

我不肯去给他们添麻烦。我甚至连旅行、参观也不敢多去。我喜欢旅行、参观；但是一不留神，腿病即大发，须入医院。这样，我只能在北京城里绕圈圈，找些写作资料。

我多么盼望腿疾速愈，健步如飞，能够跟青年男女一同到山南海北去生活，去写作啊！

新疆半月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去祝贺新疆作家协会分会的成立。这是我第一次到新疆去。我渴望能够在开会前后，看看天山南北，开开眼界。可是，除了乌鲁木齐，我只抓紧了时间，走马观花地看了看石河子军垦区，别的什么也没能去看。

主要的原因是内地的作家到新疆去的太少了，所以听说我来到，大家都要求见见面。看清楚了这个情形，我马上决定：先见人，后游览。参加大会的苏联作家们用两天的时间，去游吐鲁番；我没有去——我利用这两天开了四个座谈会，会见了中学语文教师、兵团文艺工作者、《天山》编辑部，和一部分业余作家。我是这么想：假若时间不够，无从去看吐鲁番和其他的地方，反正我会见了朋友，总算“尽职”。反之，我若把时间都花费在游览上，来不及会见友人，便悔之晚矣。朋友比高山大川更重要。

在半月之间，我作了十次“座谈报告”——这是我新造的词汇。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体不太好，所以不便约我作长篇大论的报告，而邀我座谈。事实上，座谈会上不是递条子，便是发问，我只好作大段独白，等于作报告。除了前段提到的，我还向语文学院的教授与学生、八一农学院的大部分学员、石油管理局的野战队队员、广播电台的文艺干部与石河子的文艺爱好者作了座谈报告，并在屈原纪念会上和乌鲁木齐市的青年写作者见了面。

座谈报告而外，还接到了八十多封信，我都作了简单的答复。信中有的还附着文稿，实在找不到时间阅读，只好道歉退还。

在乌鲁木齐而外，我只看见了石河子。好，就以石河子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奇迹么？原来的石河子只有几间卖茶水的小屋，立在乌鲁木齐——伊犁的大道道旁，等待着行人在此休息、打尖、饮马。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今天呢，这里建起了一座新的城，有银行、邮局、百货店、食堂、电影院、学校、医院、榨油厂、拖拉机修配厂和体面而舒适的招待所。城外，原来只有苇塘万顷，今天变成了产小麦与棉花的广阔绿洲。看，天山在南，沙漠在北，中间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麦田与棉田。每一块田的四周都整整齐齐地种上了防风矮树，树荫下便是灌田的水渠。这是几年来。四个师（现编为两师）的战士的创造，完全从无到有，把荒原变成沃野。据说，在刚一动手开荒的时候，战士们都须用泥把脸与身上涂严，否则牛虻和蚊子会把他们咬坏。

那时候，连首长也得住地窝子——地下挖个洞，上面盖些苇棍儿。那时候，狼与野兽白天也会向他们袭击。英雄的本质便是不向困难低头：他们不但开了地，而且盖起来宿舍、学校与医院等等。他们没有工程师，但是房子盖得不但质量好，而且朴雅可爱。他们会自己烧砖，也会自己安电灯。他们有手，有脑，有决心，他们就创造了一切，给世界地图上添了一座新城，一座从来没有过人剥削人的新城。在参观医院的时候，我听到刚生下来的娃娃的啼声。

幸福的娃娃们，生在一个万事全新的城市里！

在这个垦区里原有些兄弟民族的农户，散居各处。他们热情地和垦荒部队合作，迁到几处，聚族而居。这样就有了办农业合作社的条件，也就马上利用了这个条件，组织起来。从公路上，我看到了一两处新村：房子，学校，全是新的。当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也都是新的。

军垦区之外，还有多少多少建设值得写啊！我和石油管理局野战队的青年男女座谈了一次，他们赠给我一小玻璃管克拉玛依的原油，还有几小块云母与玛瑙。他们拾到了这些宝物，也收集了最宝贵的人生经验。他们不但认识了新疆的山河与宝藏，也认识了他们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青年勇士！

沙漠上的狂风，天山上的积雪，都使他们有时痛苦，又有时狂喜。痛苦啊，狂喜啊，有青年的地方就是有诗料的地方！

内蒙风光

一九六一年夏天，我们——作家、画家、音乐家、舞蹈家、歌唱家等共二十来人，应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同志的邀请，由中央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文联进行组织，到内蒙古东部和西部参观访问了八个星期。陪同我们的是内蒙古文化局的布赫同志。

他给我们安排了很好的参观程序，使我们在不甚长的时间内看到林区、牧区、农区、渔场、风景区和工业基地；也看到了一些古迹、学校和展览馆；并且参加了各处的文艺活动，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这回，有机会看到大兴安岭，并且进到原始森林里边去。目之所及，哪里都是绿的。

的确是林海。群岭起伏是林海的波浪。多少种绿颜色呀：深的，浅的，明的，暗的，绿得难以形容，绿得无以名之。谁进入岭中，看到那数不尽的青松白桦，能够不马上向四面八方望一望呢？有多少省份用过这里的木材呀！它的美丽与建设结为一体，不仅使我们拍掌称奇，而且叫心中感到温暖，因而亲切、舒服。

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天比别处的天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的愉快。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人畜两旺，这是个翡翠的世界。连江南也未必有这样的景色啊！达赉湖的水有多么深，鱼有多么厚。我们吃到湖中的鱼，非常肥美。

水好，所以鱼肥。有三条河流入湖中，而三条河都经过草原，所以湖水一碧千顷——草原青未了，又到绿波前。湖上飞翔着许多白鸥。在碧岸、翠湖、青天、白鸥之间游荡着渔船，何等迷人的美景！札兰屯真无愧是塞上的一颗珍珠。多么幽美呀！它不像苏杭那么明媚，也没有天山万古积雪的气势，可是它独具风格，幽美得迷人。它几乎没有什么人工的雕饰，只是纯系自然的那么一些山川草木。

南游

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我没能写出什么东西来。不是因为生病，也不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出游。

二月里，我到广州去参加戏剧创作会议。在北方，天气还很冷，上火车时，我还穿着皮大衣。一进广东界，百花盛开，我的皮大衣没了用处。于是就动了春游之念。在会议进行中，我利用周末，游览了从化、佛山、新会、高要等名城。广东的公路真好，我们的车子又新又快，幸福非浅。会议闭幕后，游兴犹浓，及同阳翰笙、曹禺诸友，经惠阳、海丰、普宁、海门等处，到汕头小住，并到澄海、潮安参观。再由潮汕去福建，游览了漳州、厦门、泉州与福州，然后从上海回北京。

在各地游览中，总是先逛公园。从前，我不敢多到公园去，讨厌那些饱食终日，言不及义的闲人们。现在，一进公园，看到花木的繁茂，亭池的美丽，精神已为之一振。

及至看到游人，心里便更加高兴。看，劳动人民扶老携幼，来过星期日或别的假日，说着笑着，或三五友人聚餐，或全家品茗休息，多么美丽呀！

公园美，人健康，生活有所改善，不是最足令人高兴的事么？

今天，凡是值得保存的文物都加以保护，并进行研究，使我们感到自豪。不但广州、福州的古寺名园或修茸一新，或加意保护，就是佛山的祖祠，高要的七星岩，也都是古迹重光，辉煌灿烂。

在广东、福建各地游览，几乎每晚都有好戏看。粤剧、潮剧、话剧、闽剧、高甲戏、莆仙戏没法看完，而且都多么精彩啊！最令人高兴的是每个剧种都有了传人，老师傅们把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男女学徒。那些小学生有出息，前途不可限量。师傅教的得法，学生学的勤恳，所以学得快，也学的好。看到这么多剧种争奇斗妍，才真明白了什么叫百花齐放，而且是多么鲜美的花呀！我爱好文艺，见此光景，自然高兴；我想，别人也会高兴，谁不爱看好戏呢？

儿女们

近来呀，每到星期日，我就又高兴，又有点寂寞。高兴的是：儿女们都从学校、机关回家来看看，还带着他们的男女朋友，真是热闹。听吧，各屋里的笑声，辩论声，都连续不断，声震屋瓦，连我们的大猫都找不到安睡懒觉的地方，只好跑到房上去呆坐。

虽然这么热闹，我却很寂寞。他们所讨论的，我插不上嘴；默坐旁听，又听不懂！

我的文艺知识不很丰富，可是几十年来总以写作为业，按说对儿女们应该有些影响。事实并不如此。他们都不学文艺，虽然他们也爱看小说、话剧、电影什么的。他们，连他们带来的男女朋友，都学科学。我家最小的那个梳两条小辫的娃娃，刚考入大学，又是学物理！这群小科学家们凑到一处，连说笑似乎都带点什么科学味道，我听不懂。

他们也并不光说笑、争辩。有时候，他们安静下来：哥哥帮助妹妹算数学上的难题，或几个人都默默地思索着一个什么科学上的道理。在这种时候，我看得出来，他们的深思苦虑和诗人的呕尽心血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可也看到，当诗人实在找不到最好的字的时候，他也只好暂且将就用个次好的字，而小科学家们可不能这么办，他们必须找到那个最正确的答案，差一点点也不行。当他们得到了答案的时候，他们便高兴得又跳又唱，觉得已拿到打开宇宙秘密的一把小钥匙。

我看到了一种新的精神。是，从他们决定投考哪个学校，要选修哪门科学的时候起，我就不断地听到“尖端”、“发明”和“革新”等等悦耳的字眼儿。因此，我没有参加意见，更不肯阻拦他们。他们是那么热烈地讨论着，那么努力预备考试，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看出来，是那个新精神支配着他们，鼓舞着他们，我无权阻拦他们。

他们的选择不是为名为利，而是要下决心去埋头苦干。是，从他们怎么预备功课和怎么制订工作计划，我就看出：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容易走的。他们有勇气与决心去翻山越岭，攀登高峰。他们的选择不仅出于个人的嗜爱，而也是政治热情的表现——现在是原子时代，而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有些落后，必须急起直追。想建设一个有现代工业、农业与文化的国家，非有现代科学技术不可！我不能因为自己喜爱文艺而阻拦儿女们去学科学。建设伟大的祖国，自力更生，必须闯过科学技术关口。儿女们，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不但看明此理，而且决心去作闯关的人。这是多么可喜的事啊！是呀，且不说别的，只说改良一个麦种，或制造一种尼龙袜子，就需要多少科学研究与试验啊！科学不发达，现代化就无从说起。

我们的老农有很多宝贵的农业知识与经验，但专凭这些知识与经验而无现代的科学技术，便难以应付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我们的手工业有悠久的传统和许多世代相传的窍门，但也须进一步提高到科学理论上去，才能发展、提高。重工业和新兴的工业更用不着说，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寸步难行。

小科学家们，你们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呀！于是，我的星期日的寂寞便是可喜的了。我不能摹仿大猫，听不懂就跑上房去。我默默地听着小将们的谈论，而且想到：我若是也懂点科学，够多么好！写些科学小品，或以发明创造为内容的小说，够多么新颖，多么富有教育性啊。若是能把青年一代这种热爱科学的新精神写出来，不就更好吗？是呀，我们大概还缺乏这样的作品。我希望这样的作品不久就会出现。这应当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题材。

花　草

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工夫去作研究与试验。

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

在我的小院中，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儿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

冬天冷，院里无法摆花，只好都搬到屋里来。每到冬季，我的屋里总是花比人多。形势逼人！屋中养花，有如笼中养鸟，即使用心调护，也养不出个样子来。除非特建花室，实在无法解决问题。我的小院里，又无隙地可建花室！

花虽多，但无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件难过的事。我不愿时时落泪。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

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

春天到来，我的花草还是不易安排：早些移出吧，怕风霜侵犯；不搬出去吧，又都发出细条嫩叶，很不健康。这种细条子不会长出花来。看着真令人焦心！

好容易盼到夏天，花盆都运至院中，可还不完全顺利。院小，不透风，许多花儿便生了病。特别由南方来的那些，如白玉兰、栀子、茉莉、小金桔、茶花也不怎么就叶落枝枯，悄悄死去。因此，我打定主意，在买来这些比较娇贵的花儿之时，就认为它们不能长寿，尽到我的心，而又不作幻想，以免枯死的时候落泪伤神。同时，也多种些叫它死也不肯死的花草，如夹竹桃之类，以期老有些花儿看。

夏天，北京的阳光过暴，而且不下雨则已，一下就是倾盆倒海而来，势不可当，也不利于花草的生长。

秋天较好。可是忽然一阵冷风，无法预防，娇嫩些的花儿就受了重伤。

于是，全家动员，七手八脚，往屋里搬呀！各屋里都挤满了花盆，人们出来进去都须留神，以免绊倒！

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喜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喜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个乐趣，摸住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得些知识，一定不是坏事。

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它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哪，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儿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

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儿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么？

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赶到昙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气——昙花总在夜里放蕊。花儿分根了，一棵分为数棵，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友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喜欢。

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夏天就有那么一回。三百株菊秧还在地上（没到移入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者约三十多种，一百多棵！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

第六节　改造思想

这是一代人痛苦、曲折的心灵历史。本节正是老舍复杂痛苦的心灵历史的真实记录，从建国初到老舍生命终结止。为了反映这个过程，本节不按时序安排。老舍从满腔热情地真诚改造始，到最终明白自己仍是个“资产阶级老人”，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他内心的无奈与焦急溢于言表，“改变思维方法”的思想改造运动令他难堪，令他不知所从，这正是他的痛苦与悲哀之所在。

解放后，我才明白了文艺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也就按照这个方针去进行写作。这是个很大的收获。有此理解，我才不但改变了写作的态度，而且改变了做人的态度。这就是说，我须站在人民里边，而不该高高在上，站在人民的上边，像从前那样——从前，虽然对人民也有同情，也想为他们说话，但总以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比他们的高，见识比他们的广，我须帮助他们，他们帮助不了我。到解放后，才慢慢明白过来，这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是狂妄的。事实证明：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创造才有新社会的一切。作家除了接受党的领导，和向人民学习，便很难写出像样子的作品。作家不应是替人民说话，而是应该向人民学习，说人民的话。看清楚这一点，人民与我自己的关系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应该是作家的良师益友，作家不该自高自大。替人民说话的态度，也就是旧小说里侠客偶然替人民打抱不平的态度。一旦侠客而投靠“清官”，便变成了统治者的爪牙，如黄天霸了。说人民的话，可就不是这样“玩票”的态度；必须在思想与感情上和人民一致，站在同一的立场上。

一、向人民学习

以我自己来说，我虽没有什么专门学问，可是究竟读过一些书，而且会编写一些故事。于是就觉得自己必定有些天才，也就不由地骄傲起来。一骄傲，就看不起人民，脱离群众。越重视书本，就越轻看现实生活；越自居天才，就越轻视人民的智慧。一来二去，把自己的知识和人民的知识隔离开来，以为自己的知识是一般人民所不易得到的，而自己更无须去了解人民，从人民中吸收知识。这样，自己的知识本极有限，而又不肯拜人民为师，去丰富知识，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知识，所以作家便非狂傲不可了；不到狂傲无知的程度，便不易维持住自己的优越感了。我在解放后，才有了这点认识。

是嘛，看一看全国各处的从无到有的建设，就马上会明白，每一项建设都需要多少知识呵，我们自己的那一点点知识真是沧海之一粟啊！再就革命来说，人民的斗争经验是多么丰富，党的领导是多么英明，我们在作品中反映了多少呢，反映得怎样呢？这么一想，就不该骄傲，并且应下决心向人民学习了。

二、为人民服务

我生长在寒家，自幼儿即懂得吃苦耐劳。可是，我所受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教育。

因此，即使我不曾拼命地去争名夺利，可是也不肯完全放弃名利。这就是说，在旧社会里，我虽没有无耻地往高处爬，可是也不大明确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写作是为了什么呢？想来想去，似乎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很难找到别的解释。直到解放后，我才找到了正确的答案，知道了我应当为人民服务。有了这个答案，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不该再在名利圈子里绕来绕去了。

这样，我就拼命去写作了。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我对各种文艺形式都一视同仁，没有值得写和不值得写的分别。我写话剧，也写戏曲；我写论文，也写相声。

在我看，米麦和杂粮各有各的用处，就都值得耕种；笔耕也是如此。在写作而外，我也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和文艺团体的工作。有一次，一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善意地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那些活动和工作呢？你是作家，你应当专心写作！当时，我没有答辩，怕得罪了客人。可是，我心里有数儿，知道自己是新社会的作家。我不能专顾个人的名利，去埋头写作；（那恐怕也写不出什么！）我必须到社会需要我的地方去。这要是搁在解放前，我必定感谢那位客人，而觉得忙于社会活动等等是不必要的。可是，这发生在不久以前，所以我感到心安理得，应该参加那些活动。

这个事例或者也足以帮助说明，把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思想放在第一位，则个人与新社会的关系没法摆正，处处别扭。反之，若把为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水乳交融，亲切愉快。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文艺界抗美援朝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分会副主席。北京盲艺人讲习所顾问。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印友好协会理事。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顾问。北京市选举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副主席。中朝友协副会长。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团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协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北京市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文艺》主编。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与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联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老舍曾对兼职过多表示过看法，“少叫我开会，多鼓励我写作”。对频繁的社会活动，他其实内心是很苦恼的。

三、政治与艺术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里，有的自居清高，不问政治；有的关心政治，而以个人名利为出发点，想升官发财。我大概应属于前一类。不问政治使我感到清高，这也是一种优越感。在作人上我们都耻于巴结人，又不怕自己吃点亏。这样，在那污浊的旧社会里，就能够独立不倚，不至被恶势力拉去作走狗。我们愿意自食其力，哪怕清苦一些。

独立不倚的精神，在旧社会里有一定的好处。它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趟混水。

可是它也有毛病，即孤高自赏，轻视政治。莘田的这个缺点也正是我的缺点。我们因不关心政治，便只知恨恶反动势力，而看不明白革命运动。

我们武断地以为二者既都是搞政治，就都不清高。在革命时代里，我们犯了错误——只有些爱国心，而不认识革命道路。细想起来，我们的独立不倚不过是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而已。我们的四面不靠，来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我们总想远远躲开黑暗势力，而躲不开，可又不敢亲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们才明白救了我们的是革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独立不倚！从而都愿随着共产党走，积极为人民服务，关心政治，改造思想。

正因为我一向不关心政治，所以今天我写不出政治性强烈的作品来。不错，看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我的确有了政治热情。可是，政治热情只能是创作的鼓动力量，而不能代替政治斗争经验，也不能代替对政策方针的正确认识。政治热情促使我欲罢不能地去写作，可是写什么呢？这就成了问题。

要描写今天的社会，而不知道今天的政治，就连一个人物也写不出来。这是我的经验之谈。看吧，以前的沿街打小鼓、收买旧货的，不是讲究买死人、卖死人吗？今天他们怎样了？他们有的已改为沿街代废品公司收货、公平交易的服务员了！他们怎么变的？是自发的？不是！在他们的改变过程中有许多许多政治工作。好啦。想想看，作家而不关心政治，找不到打小鼓的如何改造的来龙去脉，怎么去创造这类的人物呢？打小鼓的如是，理发师也如是！一切人都如是！光提艺术性怎能解决问题呢？这个人进步，那个人落后，拿什么作标准？还不是政治觉悟？这样，今天要谈艺术性，就首先应该谈政治性。艺术应该为政治服务，而且非此不可。除非我们看明白新社会的政治力量与影响，我们就无法明白每个人与社会的正确关系，也就写不出人物来。写不出人物就没有艺术性。我们不能再用旧眼光看何谓艺术。每个人，在今天，都受了程度不同的政治思想教育，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按照老一套的创作方法，怎能够写出反映出今天的现实的作品呢？政治是理解新社会生活的钥匙。

我想：一个作家若能够克服知识分子的狂傲的优越感而诚诚恳恳地去向人民学习；丢掉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且勤恳地学习政治，改造自己，或者才可以逐渐进步，写出一些像样子的作品来。

四、找到自己位置

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

是他对自己一生思想、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总结。这里有老舍深刻的历史反思，有一丝几乎从未有过的对自己的信心不足。

我写过《骆驼祥子》。那是因为，那时的世界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位置的世界。那时人与人的关系很明显，界线划分得十分清晰，有人一贫如洗，有人富甲天下；有人被剥削，有人剥削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作家可以描写这些现象，就像一个人可以用相机把它们照下来一样。祥子不一定真的像我写的那样感觉和思想，但当我创造这个人物时，我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如果我在祥子的位置上，我会怎样做。

这种经验是读者也可以分享的，读者可以想见自己拉着洋车，而不是坐在洋车上。任何没到过北京的外国人也可以想象自己在同样处境下的感觉。

从写作角度看，那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情景，贫富差距十分明显，饥饿和疾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而那些应该负责的人却对此漠不关心。在中国，一个被接受的现实是千百万人生存的价值就像一群牲畜，他们存在的理由仅仅在于为少数人服务，他们是消耗品，他们的性命一文不值。一些外国人也不把中国人当做和他们自己有一样情感，一样痛苦或悲伤的人类看待。在那种时代，你要么和那些认为社会现实是自然秩序的人同流合污，要么就站在他们的对立面。这就是革命的实质。如果你相信普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你也就没什么别的选择了。你就是一个革命者了，你就会支持那些有勇气、有决心改变社会现状的人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了，我们也不是科学的改革家。当年参加五·四运动时，毛泽东并不是共产党人，他也不可能是。当时，中国没有人知道共产主义。但对毛泽东和我们大家来说，当时的状况已经发展到让人无法忍受了。革命开始唤起了大众对自身处境的认识，他们被外国列强踢进了苦难深渊。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以来，他们第一次看到，外国列强并不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敌人，而是他们的同盟。

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我们必需先赶走那些剥削和欺辱中国人的外国人，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那些依仗洋枪洋炮、做着同样坏事的中国人。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爱国主义的。第二阶段是爱国主义和要取得推翻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胜利。所有人都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连没有文化的祥子都能明白。现在，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重点是要改变思维方法，而不是改变生活条件了。

我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希望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无法描写这一斗争。我也无法和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学生一样思维或感受世界，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世界的。

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们这些老人不必再为我们的行为道歉，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那些寻找自己未来的青年人扬手送行。我们把描写新社会的任务也移交给青年一代，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改造社会。

第七章　滚滚横流水

“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

“我这些天，身体不好。气管的一个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的吐血。遵医生的命令，我烟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传部长告诉我不要去学习了，在家休养休养。

前些天，我去参加了一次批判大会，其中有我们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

“是谁给他们的权力？”

“历史上，外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

……

“又要死人了！”

……

“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

“我没有说违心的话，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是理解我的，人民是理解我的。”

第八章　茫茫末世人

“再见！”

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太平湖边坐了一整天。25日清晨，人们发现他死在了水里。

Table of Contents

杂文集（一）

一些印象

非正式的公园

趵突泉的欣赏

抬头见喜

小麻雀

头一天

还想着它

哭白涤洲

又是一年芳草绿

春风

小动物们

小动物们（鸽）续

何容何许人也

青岛与山大

想北平

英国人

我的几个房东

大明湖之春

东方学院

这几个月的生活

无题（因为没有故事）

五月的青岛

五天的日记

吊济南

南来以前

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

快活得要飞了

入会誓词

致台儿庄战士的慰劳书

记“文协”成立大会

会务报告

这一年的笔

轰炸

我为什么离开武汉

怀友

生日

五四之夜

独白

宗月大师

又一封信

向王礼锡先生遗像致敬

未成熟的谷粒

行都通讯

诗人

自述

敬悼许地山先生

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年纪念会感言

滇行短记

悼赵玉三司机师

家书一封

母鸡

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

答客问

文艺与木匠

第一届诗人节

可爱的成都

青蓉略记

旧诗与贫血

我的母亲

“四大皆空”

我有一个志愿

割盲肠记

一点点认识

双十

文牛

大智若愚

文协七岁

给茅盾兄祝寿

痴人

八方风雨

纽约书简

我热爱新北京

北京的春节

大地的女儿

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

北京

生活，学习，工作

要热爱你的胡同

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

养花

“五四”给了我什么

新疆半月记

白石夫子千古

百花齐放的春天

贺年

悼念罗常培先生

猫

宝地

勤俭持家

梅兰芳同志千古

内蒙风光（节选）

渔场

敬悼郝寿臣老先生

南游杂感

公园

戏剧

记忆犹新

春来忆广州

可喜的寂寞

下乡简记

致陈逸飞先生信

到了济南

讨论

药集

给黎烈文先生的信

夏之一周间

一天

昼寝的风潮

当幽默变成油抹

给赵景深的一封信

不远千里而来

吃莲花的

辞工

买彩票

写信

有声电影

科学救命

自传难写

一九三四年计划

新年的二重性格

新年醉话

特大的新年

观画记

大发议论

考而不死是为神

小病

神的游戏

《牛天赐传》广告

避暑

习惯

暑中杂谈二则

取钱

画像

写字

读书

落花生

有钱最好

谈教育

西红柿

再谈西红柿

暑避

檀香扇

青岛与我

立秋后

等暑

钢笔与粉笔

《天书代存》序

鬼与狐

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

婆婆话

我的理想家庭

有了小孩以后

搬家

文艺副产品——孩子们的事情

理想的文学月刊

兔儿爷

话剧观众须知二十则

四位先生

多鼠斋杂谈

梦想的文艺

“住”的梦

悼于非閛的画

杂文集（二）

走向真理之路

AB与C

哀莫大于心死

芭蕉集序

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

北京俗曲百种摘韵序一

本刊半年来的回顾

储蓄思想

大时代与写家

读巴金的-电

读画小记

读-鸭嘴涝

对三十二年文艺界的希望

对约瑟·康拉得

傅抱石先生的画

关友声画集序

关于大鼓书词

关于文协

关于文协的工作----致周扬

关于文艺诸问题

观画偶感

国内文人的团结——致郁达夫

滑稽小说

话剧中的表情

记写-残雾

教育与文艺

敬悼许地山先生

看画

抗战诗歌集二辑序

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

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

老舍幽默诗文集序

连环图画

灵的文学与佛教

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

略谈抗战文艺

略谈人物描写

论创作

论新诗

漫画

没有“戏”

青年与文艺

如何接受文学遗产

三年来的文艺运动

三年写作自述

三言两语

桑子中画集序

神曲

诗人节献词

泰山石刻-序

谈通俗文艺

谈中国现代木刻

唐代的爱情小说

通俗文艺的技巧

通俗文艺五讲-序

文协的过去与将来

文协第二年

文艺的工具——言语

文与贫

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我的“话”

我的创作经验（讲演稿）

五年来的文协

习作二十年

献曝

小报告一则

小引

写与读

形式·内容·文字

血点

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

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

幽默的危险

臧克家的《烙印》

怎样读小说

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

怎样写小说

怎样学诗

战时的艺术家

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

忠烈图-小引

杂文集（三）

祝贺

“厚今薄古”及其他

《北京话语汇》序

《北京文艺》发刊词

《郝寿臣脸谱集》序

《红楼梦》并不是梦

《老舍短篇小说选》后记

《老舍选集》俄文译本序

《离婚》新序

《龙须沟》（修正本）序

《龙须沟》的人物

《龙须沟》写作经过

《骆驼祥子》后记

《马连良演出剧本选集》序

《十五贯》改编说明

《西望长安》作者的话

《新生》简评

把红旗插到评书界

北京的“曲剧”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工作总结报告

本固枝荣

充实我们的学识

创作的繁荣与提高

从盖老的《打店》说起

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大家合作

大力推广普通话

读《套不住的手》

读了《娥并与桑洛》

对曲剧的发展说几句话

多编好相声

多写小小说

风格与局限

古为今用

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语言问题

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关于业余曲艺创作的几个问题

关于语言规范化

关于阅读文学作品

观戏简记

好戏真多

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

纪念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

简评演技

健康的笑声

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

救救电影

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

老百姓的创造力是惊人的

论悲剧

民间文艺的语言

请多注意通俗文艺

热爱今天

人物、生活和语言

三多

散文并不“散”

散文重要

深入生活，大胆创作

诗与快板

十年笔墨

什么是幽默

说好新书

谈“粗暴”和“保守”

谈《茶馆》

谈《方珍珠》剧本

谈《将相和》

谈《林则徐》

谈《武松》

谈《阴阳五行》

谈翻译

谈讽刺

谈快板

谈诗

谈谈文艺创作的提高问题

谈文艺通俗化

谈文字简练

谈用字

题材与生活

土话与普通话

文学创作和语言

文学修养

文学语言问题

文章别怕改

我的几句话

我的经验

我为什么写《全家福》

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

我怎样学习语言

舞台花甲

习写喜剧增本领

喜剧的语言

喜剧点滴

戏剧漫谈

先学习语文

相声语言的革新

新《王宝钏》

新文艺工作者对戏曲改进的一些意见

选择与鉴别

学习民间文艺

学一点诗词歌赋

要真钻，也要大胆创造

一点小经验

一点印象

银幕上的《一百个放心》

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

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

怎样写通俗文艺

文艺概论讲义

第一讲 引言

第二讲 中国历代文说（上）

第三讲 中国历代文说（下）

第四讲 文学的特质

第五讲 文学的创造

第六讲 文学的起源

第七讲 文学的风格

第八讲 诗与散文的分别

第九讲 文学的形式

第十讲 文学的倾向（上）

第十一讲 文学的倾向（下）

第十二讲 文学的批评

第十三讲 诗

第十四讲 戏剧

第十五讲 小说

老牛破车

序

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我怎样写《赵子曰》

我怎样写《二马》

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我怎样写《大明湖》

我怎样写《猫城记》

我怎样写《离婚》

我怎样写短篇小说

我怎样写《牛天赐传》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闲话我的七个话剧

我怎样写通俗文艺

我怎样写《剑北篇》

我怎样写《火葬》

谈幽默

景物的描写

人物的描写

事实的运用

言语与风格

出口成章

序

人、物、语言

语言、人物、戏剧

人物、语言及其他

对话浅论

话剧的语言

儿童剧的语言

语言与生活

自序

“现成”与“深入浅出”

《骆驼祥子》序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开幕词

比喻

别怕动笔

大众文艺怎样写

多练基本功

鼓词与新诗

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看宽一点

勤有功

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

人物不打折扣

暑中写剧记

谈读书

谈简练

谈相声的改造

谈叙述与描写

文病

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验

戏剧语言

学生腔

越短越难

其他

希望

报告

励友人书

老舍自传

序诗

第一章 童年习冻饿

第一节 “庆春”

第二节 父亲

第三节 母亲

第四节 入学

第五节 没有故事

第二章 餬口四方

第一节 “五四”

第二节 小型的复活

第三节 英国

第四节 新加坡

第三章 壮岁饱酸辛

第一节 济南

第二节 青 岛

第四章 八方风雨

第二节 在武汉

第三节 写通俗文艺

第四节 文协与会刊

第五节 入川

第六节 滇行与青蓉行

第七节 多鼠斋与贫血

第八节 “文牛”与“愚人”

第九节 在北碚

第十节 望北平

第五章 旅美译介

第二节 写与译

第三节 启 程

第六章 晚年逢盛世

第二节 致劳埃得

第三节 “歌德”

第四节 在朝鲜

第五节 十年笔墨与生活

第六节 改造思想

第七章 滚滚横流水

第八章 茫茫末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