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划

作者：（美）安妮·伯迪克（Anne Burdick）等

译者：马林青 韩若画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1-01

ISBN：9787300252339

价格：39.00元

目录

CONTENTS

序

前言

第一章　人文到数字人文

从人文主义到人文学

数字化的开端

跨媒介论证方法

设计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中的计算工作

保管、分析、编辑、建模

原型设计和版本更新：面向生产性的人文学

生产性人文学作为新核心

第二章　人文知识曾有着可辨识的形式

强化的批判性集展

增强版本和文本流动性

规模：大数定律

远距离与近距离，宏观与微观，表面与深层

文化分析、聚合与数据挖掘

可视化与数据设计

本地考察与深层制图

活态档案馆

分布式知识生产与演绎性获取利用

人文游戏

代码、软件和平台研究

数据库式纪录片

可转变用途性内容和再混合文化

通用基础架构

泛在学术

第三章　数字人文的社会生活

开源知识经济

社会转型与技术

外延和相关性

著述模式的转变

合作中的创作

发表成为一种社会行为

出版发表和获取利用的变革

新兴的话语圈体系

塑造新常规

知识的“去殖民化”

振兴文化记录

公共和反公共

电子出版社和泛在图书馆

培养“刺猬狐”

第四章　风起云涌

第五章　“数字-人文”简明指南

常见问题解答1　数字人文的基础

常见问题解答2　以项目为基本单位

常见问题解答3　机构和实际操作

特别说明1　如何评估数字学术研究

特别说明2　基于项目的学术研究

特别说明3　研究过程与方法所需的核心技能

特别说明4　数字人文教育的学习成果

特别说明5　拓展对数字人文的倡议和宣传

附录1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1　在新的世界相遇中绘制差异地形图

案例研究2　来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纸莎草残片及文本语料库的扩展出版

案例研究3　扩展的物品和空间：犹太人大流散中的仪式物品

案例研究4　阿富汗难民营文化记忆的虚拟重建

案例研究5　对泽农公司（Zenon）档案的多作者本地考察

附录2　参考资源网络

研究工具、技术和平台

组织和机构

专集、系列丛书、期刊、论坛

参考文献

后记：创作说明

序

我看着桌上玻璃杯中的花茶，清水慢慢地渗进内含桃花、樱花、玫瑰的花瓣的茶包，茶包中丝丝缕缕地渗出淡粉色，像烟雾般氤氲开来直到整杯水变成粉红色，水与花瓣的汁液在看似自然而然的过程中完成了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这让我联想起几天来从本书稿中看到的这场旷世姻缘——历史悠久、品性高雅、深奥莫测的人文学术和横空出世、武艺高强、追求确定性的计算机科学技术走到一起，各自把天资本色丝丝缕缕地渗入对方，融成“数字人文”的混合体。

马林青博士告诉我，这部书稿的翻译难度超出她的预想，其中许多新思想、新概念和深层思维的中文表达颇费思量，但她被这种“折磨”所吸引，和远在美国留学的博士生韩若画一起最终完成了译本。起初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个领域的自我界说和理论动态，没想到展卷之后也被其内容抓住了，不由得跟着它一起思考和品味，带着不时的共鸣、遐想和激动。除了和我本人职业、专业相关的诸如数字环境中人文学术的生产与评价，高等教育目标和手段的变革，档案馆、图书馆的新功能及新存在等问题之外，最近几年和一群同仁倾力投入的数字记忆探索——包括开设课程、构建北京记忆、古村落记忆数字平台等——也与本书所述多有相通，不少议题本已缠绕心中，或轻轻掠过，或思虑未果，或有所心得，如今都被本书触碰、唤起、点破和激活了。

计算机生来的使命就是应用，70多年来，它在人类社会各领域的应用难以悉数，而以计算机科学技术命名的数字科技与人文学科的结缘所引发的学术讨论和研究也格外深入，波澜起伏，引人注目。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此为题的学术研讨会、论著、专题项目日渐扩展和升温，“数字人文”从一个极为专门的领域成为一种学术时尚，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学术背景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正在探究这个新兴领域的内涵、功用、特点和价值，拥抱者、观望者、质疑者用不同的眼光和态度关注和参与其中。本书的作者们是数字人文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们将各自多年的探索和思考加以凝练，又在相互碰撞中予以提升，对这个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给出独到、有深度、有延展的理论解析，其中很多富有哲理的论点一定会给读者带来思维的乐趣和启发。

数字人文是什么？现有的定义和诠释林林总总，并无共识。有人把它看作一种方法论和交叉学科，而本书把它界定为一种新型学术模式和组织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模型，表现为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与人文知识开展的合作性、跨学科的研究、教学和出版等活动。人文学术与计算机科技原本具有截然不同的属性，前者充满了主观、模糊、情景、情感和偶然，故而以质性研究为基调；后者立足于标准化、结构化、规律性和消除不确定性，长于量化处理。二者的相遇产生了许多奇妙的化学反应，从浅表到深处，从基于文本的人文计算到网络时代的多媒介表达，年轻的数字人文在迭代中不断改写着自己的边界和功能。

人文学术和数字科技的结合意味着什么？不少人看到，这是人文研究方法和数字科技应用范围的扩展，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对接与合拢，而本书作者却抱有更宏观、开阔、多维的视角，他们认为，二者的结合可以媲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伟大文化转型，例如从卷轴书到翻页书的演进，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等，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超越历史和媒介的创建知识和意义的路径”，为当代复兴人文主义学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二者的结合推动了多种意义上对话，包括“跨越既有学科界限的对话，跨越纯理论与应用、定性与定量及理论与实际界限的对话”等。

对于传统人文学术而言，数字人文“可以有效地解决学术原子化和无关联问题”，借助新媒介所拥有的多样性和可扩展性，通过设计、计算、分析、可视化等手段重塑和改造人文知识，为学者提供更多差异化、规律性、宏观性、趋势性研究的可能和线索，从而扩展学术疆域和潜力，使学术领域实现“轮廓重绘”。对于数字技术而言，在注入人文主义价值观和方法后，其功能更加多元和强大，更符合人文学术的本质特征，“可以处理跨越媒介、语言、地点、历史的不同问题”，数字技术工具不仅是承载和处理内容的“形式”，其本身就承担了认知界面、内容表达、知识导航与传播的实质性功能，可以引导、扩展甚至改变学者的研究习惯。如书中所言，“我们在塑造平台、工具和技术的同时，这些平台、工具和技术也在塑造着我们”。对于人文教育而言，数字人文倡导大学成为灵活可变的、可渗透的智力空间的一个节点，促使学生参与知识的过滤、挖掘、解释、关联和再演绎，在多维知识版图的游历中增强批判性、推测性、创意性思维和设计能力，培养既能广博也能深究的“刺猬狐”。对于出版和学术评价而言，作者最看重数字人文所带来的迭代式版本与合作机制，以数字手段出版和发表的作品不再是最终版本，而是处于不断迭代过程中的更新版，新的知识和发现可以随时补充进来，而数字人文成果的大部分作者将从个人转变为由跨领域学者组成的合作团队，随之而来的成果形成过程、署名方式、著作权、评价标准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知识生产和评价规则、人文学术生态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超越这些具体领域，作者认为数字人文将波及人类的社会生活，它所携带的开源文化和知识共享理念将推动大众的知识创造参与度，孕育更多、更开放的知识共享公共平台，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文化形态、价值体系和个体生活产生影响。

接下来的问题是，数字科技和人文学术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走到一起？各自扮演什么角色？这场联姻未来的走向、性质和生命力会是怎样的？质疑者的忧虑正在于此，他们担心“某些数字人文倡导者的极端立场形成对传统人文核心价值的挑战乃至颠覆，如轻文字、重图像，轻思想、重制作，轻创作、重编码”，架空思维体验和文字表达等人文研究与教育的精髓，最终消弭人文精神和人际交流。面对这个关涉本质的问题，本书作者不惜笔墨，几乎在每个章节的不同议题上都有所议论，基本思想大致有三个层面：一是强调二者的一体化成长，数字人文不是在数量祭坛上牺牲质量，而是质量与数量的融合。数字技术与人文方法必须展开对话而不是互相反对或排斥，数字人文工作者需要在数字与模拟的分水岭之间灵活切换，将“二元对立”的实践逐渐融合为连续、无缝衔接的工作流程，因为数字人文的收益“无法仅从数字技术或传统方法的单一途径中获得”。二是主张以人文主义为指导和灵魂，用数字技术积极吸纳和体现人文主义的价值观、研究目标和方法，将这些人文研究的本质性特点引入数字环境，“创造和使用聚焦于人文学传统关注点的工具”，设计开发能够突出人文核心概念的工具，形成“人文感性”，才有可能在本体论和社会性层面塑造知识，完成数字与人文的实质性、有效性连接。三是建议双方在结合的过程中放弃自我固守，欣赏和吸收彼此的长处，在相互接近中适当改变自己，获得理解和互补。事实上，如今的数字人文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如作者观察，人文主义者已经“迁就”接受了计算的流程方法，数字计算也被人文主义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将模糊、解释、偶然、关系结构及不同路径嵌入计算中。

眼下，跨界之事遍及四处，得到越来越多的接受、认可和赞扬，但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数字人文孕育、萌芽、出土、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上述三个层面的问题乃至更多的争议和未知，至今仍见仁见智，没有准确答案，其他领域的跨界项目也大都逃不出、跳不过这些问题和状况。因此，本书给予我们的启发可能会超越今天，超越主题，超越结论。书中跳跃着的那些有趣的、开放的、富有内涵的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以及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哲学思维皆可供我们思索。就像两情相悦的恋人结为连理也需要理解与沟通、尊重与磨合一样，跨界，需要确定的目标，穿透事物本质的眼光，审时度势的理性，处理相斥相容相加的智慧，还要有超越既往的抱负和勇气。

2017年中秋

前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在人文科学领域拥有难得机遇的时代，这个时代甚至可以媲美那些伟大的文化历史转型期，从卷轴书到翻页书的演进、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新大陆的发现及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这些时期。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人文科学能够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极其广泛的创造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即数字人文时代。数字人文探究成为网络信息时代的人意味着什么？参与流动性社群的实践意味着什么？并考察一些无法简化至单一类型、单一媒介、单一学科或单一机构的研究问题。数字人文将价值观、表现性和解释性的实践、意义创建策略、复杂性，以及人性的模棱两可引入到世界的每个经验和知识领域之中，从而为人文科学打开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它是一种全球性的、超越历史并跨越媒介的创建知识及意义的路径。

然而，当代仍然有声音在哀叹：这是人文主义文化的“决定性”危机，这是在“纯粹”数量的祭坛上牺牲质量。我们对此的回应是，本书不仅表明数字人文是对质量和数量的融合，还提供了一种文化模型。我们不认为人文科学将处于永恒的危机之中，也不认为它会在与科学关于合法性的战争中被损害。相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对人类核心创意活动认知有了根本性转变的标志性时代，人文科学的价值观和知识对于塑造文化和社会的每个领域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创建的模型是实验性的。这个模型将设计——信息设计、制图、印刷、形式和修辞模式——置于研究问题的中心。该模型认为，数字形式和实体形式的制作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这个模型是合作性的，对公共知识领域有贡献的。为了满足不同受众的多样甚至矛盾的兴趣和需求，该模型就像一个多功能的构造：它是解惑的指南，是领域现状的报告，是关于未来的愿景陈述，是对参与的鼓动，是对当代社会的学术新形式进行批判性定位的工具。

你正在阅读的书是一本合作完成的成果。每个作者都在写作、编辑、修改及最终组稿的过程中都付出了努力。每个人的理论和概念贡献都基于其个人经验，其对实验形式学术的投入，及其在媒体、数字平台建设及参与设计实践等方面的专业能力。

本书前三章从总体上描述了数字人文领域、其新兴的方法及其社会特征。第一章：人文到数字人文，探索了跨媒体研究的新形式，讨论了在当代人文学术中日益重要的原型法、实验以及工具和平台建设。第二章：人文知识曾有着可辨识的形式，展示了做事情的新方法——使用数字工具和平台扩展传统的学术实践或设计全新的学术实践（无论是在新的调查领域，还是传播和实践的新模式上），体现为学术知识在数字环境中呈现出的形式，逐渐普及的实践模型，以及组成它们的论证单元。第三章：数字人文的社会生活，分析了数字人文项目在当今社会中的现实及潜在角色、项目的目标、项目的参与群体、项目宣扬的价值观。第四章：风起云涌，提出了可能符合未来的数字人文及更广范围的人文科学发展趋势的一系列命题。本书的结论是推测性的，提出了现有知识范围内难以解答的尖锐问题。

除了以上主要章节，本书还有两部分内容。在全书末尾，我们提供了案例研究组合以帮助数字人文项目的启动。为了避免在无意中形成固化标准，我们并没有挑选那些已存在的、有长期影响的重要数字人文项目。相反，我们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是虚构的，基于现有能力水平呈现那些尚处于形成之中的方法和类型，并从过去几十年的开创性工作中汲取经验。此处和本书其他内容的目的都是为创建富有生产性的学术提供具体框架。案例研究为构建团队、配置必要的技术资源，以及在跨学科和跨机构环境中开展项目提供了模型。

在第四章之后（即第五章），我们提供了一个“数字-人文”简明指南。该指南把书中的论点浓缩成三个问题和答案的集合，以便于初学者掌握。该指南概述了数字人文的基础，回答了为什么项目是数字人文学术的基本单元，并描述了数字人文工作涉及的各机构之间的关系。了解如何以及依据哪些标准对机构合作方式进行评价已成为机构的当务之急。为此，该指南确定了正在开展并评估数字人文工作的五个领域，并为每个领域制作了包含清单项目的说明书。这些说明书为参与数字项目生产、监督或审查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行政人员、教师委员会等提供了道德规范、价值观和最佳实践方法。说明书能够为那些对设计和培育基于项目的学术，确定核心能力和方法，采用数字工作评估标准、测评成果，倡导数字人文等感兴趣的人提供指南。我们在网络及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布了这个指南，以期帮助同行和学生了解最新情况，并为那些在现有机构框架内负责评估新兴数字人文工作的人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网络将本书与这个动态变化领域里的研究和实践连接了起来。后记则详细介绍了本书撰写和设计的过程，并向有志于探索知识形成新模式的人分享了经验。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本书不是一本标准形式的学术著作。它不是将独著的学术论文或关于数字人文历史及进展的研究报告汇编成集。本书既不是一本讲解数字人文科学基础的教科书，也不是一本技术规范手册，更不是一本对该领域进行面面俱到的讨论，同时分析先驱者的成就与失败及关键时期的书。另外，本书提供了“参考文献网络”和引用作品列表以代替参考书目。

这是因为数字人文的核心在于深入合作。在过去几十年里，多样的参与者、项目和机构共同建立了现今的数字人文领域。我们在本书中引用了一些先驱者和同行的观点，然而，实际上有更多的人为我们提供了启发。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努力不对数字人文中的任何派系有所偏颇，而是寻找具有包容性和辨证性的来自学术之墙内外的声音。相应地，我们的案例研究是虚构的，我们很少引用特定人物和理论家的话，我们直接用自己的语言表述。

这本书由一群来自多个人文学科领域及设计领域的从业者紧密合作完成。尽管作者们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坚持一个贯穿本书始末的核心理念。这个核心理念体现在本书的标题中——《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

我们衷心感谢Andrew W.Mellon基金和UCLA Andrew W.Mellon基金对由Ali Behdad及Timothy Stowell领导的人文科学的支持，我们也同样感谢2008—2009年“数字人文（不）是什么？”研讨会的参与者。

本书早期版本的一些观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白皮书《数字人文的前景》中有所表达，这一白皮书由Todd Presner和Chris Johanson合著。这些观点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数字人文硕士学位点建议书》中有所表达，该建议书是由Johanna Drucker，Diane Favro，Chris Johanson，Todd Presner，Janice Reiff和Willeke Wendrich合著完成的。我们还要感谢David Shepard和Miriam Posner的重要反馈。

《如何评估数字学术》说明书包含了John Dagenais，Diane Favro和Willeke Wendrich的贡献。

我们感谢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的媒体设计实践研究生项目为我们提供了空间和资源，尤其感谢研究生研究助理Brooklyn Brown，Bora Shin，Matthew Manos和Jayne Vidheecharoen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的观点。

Orli Low的文本编辑不仅修饰了本书的词句，她提出的问题还使我们的思想更加明晰。也感谢Doug Sery，他是本书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编辑，他长期倡导交叉学术研究和富有生产性的实践。

第一章　人文到数字人文

当传统人文遇上计算技术，数字人文诞生了。

随着文化资料迁移到网络上，资料的生产、可用性、有效性及管理问题为人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与绝大多数传统形式的学术相比，即便数字路径仍植根于传统的人文研究，其合作性和生产性的特征也是十分显著的。这不仅改变了人文工作的文化，也改变了构成人文语料库的资料和对象的提问方式。

面对数字时代知识、社会和文化的巨变，本书反思了这个新时代，也预测了数字人文的未来发展。以早期基于计算路径的人文研究为起点——强调文化记录的产生、保存和解释，数字人文已大大拓展了人文领域的潜力和范围，这种拓展既发生在学术领域，也发生在学术之墙外。

尽管我们承认“数字的”这个形容词所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但本章依然将焦点聚集于“人文”。当构成现代人文学的一些领域（文学、哲学、古典文学、修辞学、历史学、艺术、音乐与设计研究）从古典及近代早期的形式发展而来时，它们力图界定文化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经验。就知识的严谨性和自由探索而言，人文学是科学的姊妹。尽管人文学不回避经验式方法，但它们很难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在人文学内里，对价值、文化的重要性和深层意义等问题的探索始终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人文主义者探索价值观和诠释上的问题，重视修辞，也看重逻辑，在关注可证实事实的同时，也强调主观判断。人文思想的光谱，像科学研究一样，覆盖了关于知识本质、世界及理解不确定性的全部信念。数字化对人文主义者提出了挑战，要求将其思想的前提假设外显化，以实现在计算机环境中的运作。

本章开头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讨论了人文学是什么，接下来介绍了将人文研究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最早尝试。讨论了第一代数字人文实践之后，我们转而论述了设计的影响，尤其是用于跨媒介论证的设计，它是当代的工作模型。设计的重要性依赖于支持跨媒介显示的强大的技术环境，所以接下来，我们讨论了计算和数据处理基础如何影响数字人文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这些项目涉及不同的方法和路径，但我们只聚焦于其中四项，即作为当代人文研究核心的保管、分析、编辑和建模。数字化的学术方法、运算能力和知识生成的新模式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从而使我们所提出的“生产性人文”成为可能。生产性人文是一种依赖于快速循环的原型设计和测试的实践模式；生产性人文意味着乐于接受建设性的失败，认识到任何产生于数字人文的“解决方案”都将诱发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有益的。最后，我们总结了本章内容，提出，数字人文有望成为21世纪的核心课程。

从人文主义到人文学

尽管西方人文研究和人文学的基础可以追溯至中世纪的三大科[1]和四大科[2]，但现代人文学的根源在文艺复兴——从中世纪教会统治的神权世界观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文艺复兴思想的哲学体系，就像单筒望远镜呈现的图形结构，人类主体正处于其核心。早期人文主义逐渐发展出今日人文领域的学科，大大得益于古典时期作品语料恢复工作中的编辑实践，这些语料的大部分保存在拜占庭和伊斯兰学习中心的希腊文和阿拉伯文手稿之中。另外，随着中世纪中期第一批大学的建立，大学缮写商店和宫廷缮写室开始出现，并与修道院缮写室并存；出版行业开始兴起，并培养了对科学、文学以及世俗感兴趣的大批读者。俗语及文学形式的发展也进一步扩大了人文表达的范围，但丁、彼特拉克和乔叟的诗歌，以及来自拉丁语、希腊语、古英语、挪威语、法语、德语和其他语言的翻译文本也在古典教规之旁找到了自身的位置。虽然人文主义受到多种来源的滋养，但一丝不苟的（有时也不那么一丝不苟）文本抄写、翻译、编辑和注释确系其发展的重要源头。印刷术推动了人文主义文化资料的标准化和传播，同时促进了编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与其他许多学者一样，我们认为文化资料向数字媒体的迁移，与文艺复兴时期及后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文化的兴盛非常相似。

人文主义向当今受机构制约的人文学实践和规程转变，对其最好的描述是此乃细分和专业化的过程。中世纪大学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了16、17世纪君主学院的兴起及18、19世纪学术团体和国家学院的兴起的巨大影响。这些学院都有自己的知识专长、专业仪规、会议并进行着出版实践。到了19世纪下半叶，在欧洲和美国，随着工业化全面展开、公立学校体系建立及公立大学的起步，人文学开始呈现出其当代形象。这是文学、哲学和古典文学从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中分离出来的时代，甚至“历史学”和历史学科也被理解为是拥有处理文化记录专门工具的科学[3]——双重意义上的“科学”[4]和学科。

在大千世界里，人文学的大厦深深植根于古典语文学的相关领域，例如考古学、艺术史和逐渐脱胎于文本研究的语言学。20世纪初，在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地理范围内，文学院起初是关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学院，后来变成是关于现代语文学的学院。由于主要聚焦于语言和修辞，这些学院很快就按照不同国别的文学和不同的媒介类型进行了分类组织。尽管比较文学学院的起源可追溯至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及19世纪的比较语文学学院，但它们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政治剧变、民族主义复苏和极权主义威胁的大背景下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在这段历史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移民群体中有一批经受传统训练的语文学家，如埃里克·奥巴赫、里奥·斯皮茨和雷内·威莱克，穿越大西洋到美国的一流大学谋职。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文本的学科和研究（古典文学、文学、哲学和思想史）一开始就构成了人文学及创立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伟大著作课程的核心（鉴于其对于历史文明的重要性有限，“伟大的舞蹈表演”或“伟大的建筑”从未成为文科课程的基础）。换句话说，人文主义知识的现代概念是建立在创作、叙述和印刷媒介组成的文本模型之上的，而专著也逐渐取代评论报道和评论版，成为评判学术知识和成就的不容置疑的试金石。这些模型曾经且现在依然被用来提供修辞和分析方面的基本技能，对于培养专业的律师、牧师、军人和政治家而言，这些技能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到了20世纪中期，现代研究型大学开始呈现出现今的状态，即细分的人文学院从自然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学院中脱离出来，亦从职业和专业学校中脱离出来。然而，数字工作挑战了这些“脱离”，它不仅大大推动了跨越既有学科界限的对话，也推动了跨越纯理论与应用、定性与定量及理论与实际界限的对话。

但是，为了论证“为什么人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我们必须超越仅仅赞扬文化传统内在价值或既有成就的陈词滥调。尽管被职业教育论、成本削减或来自内部的互相倾轧所危及，但为了保持其独特的知识产生方式和知识模型，人文学必须坚持生存下去。我们拒绝认为人文学处于“危机”中，部分原因在于这种所谓的危机言论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而实际上人文学已经经历了许多次变异。一直以来，对教育水平下降、学生和教师未真正怀抱人文主义理想及传统消亡等的哀叹，很可能本就是教育过程所固有的。“数字人文”采用了不同的视角：将当前时代视为复兴人文主义学术的难得机遇，试图通过建立数字网络环境中知识产生的新方式，以彰显当代人文主义学术的贡献。

注释

[1]三大科目由文法、逻辑和修辞学组成。

[2]四大科目由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组成。

[3]原词是wissenschaft。

[4]原词是science。

数字化的开端

在人文学应用网络和计算技术的第一波浪潮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先驱工作，以及牛津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建造的对日后档案项目有启发性的模型。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人文学继续将数字化视为一种扩展传统学术的工具，并向更多用户开放档案及数据库。这些工作通常集中在语料库建设、为文本编码创建标准、建立人文语料数据库等领域，而图书馆员和信息专家研制的机读文件、文件格式和系统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第一波数字人文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获得了迅猛发展，对人文数据与计算技术有效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发展、批判及传播。数据库工具为第一批数字人文项目提供了基础。虽然数据库工作的具体应用各不相同，但它们拥有显著的共性特点：关注文本分析和编目、研究语言特征、强调教学支持和学习环境、研究结构化数据分析的影响。得益于自动化技术的促进，资料的数字化及传统编辑和分析方法扩展得以实现。其中重要的项目有：珀尔修斯项目，将古典文学语料库转换成数字形式；女性作家项目，创建了拥有特定功能的档案库，可以展现作家作品之间的交叉引用及文本语言借用关系，从而使声名显赫的作家和默默无闻的作家共存一库；暗影之谷项目[1]，提出了文献在文化历史学家工作中的角色问题。随后，学者们拓展了已有的研究，开始针对其专长领域的主题开展合作式的、多作者的、跨平台的工作，并逐步涉足新出现的数字文化形式。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就像妙用计算程序制作新作品的当代艺术家、诗人和音乐家一样，利用通信网络开展远程信息处理项目或制作跨媒介形式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初，网络的出现加速了数字学术从加工处理到网络协作的转变。这时，对标准和规则的需求非常迫切，就如铺设铁轨需要统一的度量衡、铸造金属需要磅值系统、电信技术发展早期需要统一的电报编码一样。图形用户界面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期望。游戏、娱乐和身临其境的虚拟环境都迁移到了网上。随着网络带宽的扩展，人们对图形质量的期望也日益增强。数字环境下人文研究的创新式多媒介表达，必须随着这些技术进步而不断发展成熟。新的工具和方法、新的思维和工作方式——也许可称为“实践中的理论”——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超越传统的、基于文本的模型，并逐渐适应多维的网络世界。面对大众媒体艺术、合作平台和娱乐的方法技术，学者们纠结着，思考着是应该忽略它们、利用它们还是抵制它们。迄今，这种挣扎仍然在继续。

在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项目开始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可视化、地理空间展示、模拟空间以及复杂系统的网络分析。以知识库大规模发展为例。例如，欧洲数字图书馆项目，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旨在使文化遗产可被有不同需求的公众获取和利用。但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些路径的技术基础中融入人文主义方法和价值观。挑战无处不在，与挑战并存的是再次彰显人文主义研究、思维及创造力的价值。古代卷轴的设计史及中世纪后期页面的布局会如何重塑数字滚动或数字页面单元的表现力？数字计算环境可以被设计用来捕获流散人群之间跨文化对话的流动性吗？成功的互动媒介经验有哪些可以被用于教学领域或用于研究性及历史知识的大众传播？音频记录的重要版本可以呈现什么样的媒介形式和参与形态？我们将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随之而来的问题视为人文学更新的先兆，预示着一个光辉的时代即将到来——人文主义者参与发明、设计和使用新工具；开拓在前数字环境中不可想象的、新的研究方式；通过拥有巨大潜能的数字平台，寻找创新的、多元化模式的途径来解决传统问题（关于著述、影响力和传播模式的问题）。

注释

[1]此处的“山谷”指的是雪伦多亚河谷，它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是一处重要的军事地带，交战双方为了控制弗吉尼亚州在此进行过多次战役。“暗影之谷”是一个对雪伦多亚河谷战役的原始史料进行数字化的项目，选取了当时位于雪伦多亚河谷区域内分别代表南方和北方的两个县，对两地居民的书信、日记、回忆录、统计年鉴、政府文件、战争报告、演讲、报纸等进行了数字化，目的是从微观历史的角度探索南北战争。在项目网站上，用户可以自由探索两地各种数字化后的档案，以加深对南北战争的认识。

跨媒介论证方法

印刷书籍和人文学术拥有共同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人文主义者工作中使用的是本质上没有变化的格式——印刷页面、装订成册。但是，数字环境中的交流，要求发明新形式、新工具和新图式。数字媒介不受规则约束，而且能够展现出完全不同于传统印刷的形式，这不仅引起了人们对社会文化构造的思考，进而使人们意识到标准印刷形式造成的认知影响，也凸显了设计在交流中的角色。数字环境中建模知识的产生，需要人文主义者、设计师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参与。

与之前的线性文本相比，我们在21世纪使用的交流媒介拥有巨大的多样性、可扩展性及可增加性。从可扩展的数据库到信息可视化，从视频讲座到多用户虚拟平台，严肃的内容和严谨的论证在多平台上以多媒介形式不断地产生。最好的数字人文教育和研究项目培养学生“阅读”和“书写”这些新兴修辞方式的能力，帮助学生理解它们是如何重塑和改造人文主义知识的。这意味着读写能力的范畴将被大大扩展，包括平面设计、视觉叙事、基于时间的媒介和界面开发（而不是对现成产品生搬硬套）。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种读写能力断断续续地发展起来。现在，它们移动到了学术舞台中心的位置，这是因为数字人文将人文学重新诠释为生产性事业：学生和老师在学习和研究中都是在进行生产，不仅（以分析、评论、叙述、批判的形式）生产文本，而且生产图像、跨媒介语料库、软件和平台。

由于数字人文是一种生产性实践，它要求有一种与其相适应的教学法。学生仍然需要被训练如何灵活地使用语言，如何自如地撰写长句，但是他们也需要掌握古罗马修辞学家所称的映射——将长句、复杂句子凝练为简短的格言。这不仅是为了应对当代人注意力持续时间短的问题（这一点可能是虚假的）——历史上曾有过观众全神贯注且拥有无限耐心的黄金时代吗？古典时代的修辞学论文显示没有——也是为了应对互联网世界的现实。在这个互联网世界里，提供文本和图片的“不动产”是不断变化的，论证必须能够伸缩自如，从而对这种变化进行约束并提供技术支持。在古罗马修辞学教师的眼里，理解这种挑战可能毫无困难，但他们可能不理解的是，我们为何不重视古老艺术中口头表达的价值。实际上，在现在个人展示无处不在的时代，必须重新认识演讲艺术的价值。在充当了印刷长达五百年的配角之后，数字网络和媒介使口头表达重新成为论证的主流。YouTube演讲、播客、有声读物和数字人文所称的无处不在的“演示文化”，都促进了声音、姿态、即兴演讲和辩论表演的复苏。但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些表演可以被记录、传播、再混合，从而成为多形态交换和富有生产性的、变异的单元。

数字人文参与并为21世纪的“屏幕文化”做出了贡献。从静止的电脑显示器到移动平板，从通信设备上邮票大小的液晶显示屏到与整栋建筑物一般大小的动态屏幕，电子屏幕已经在当代生活中无处不在。这意味着图像在数字人文中变得尤为重要，它补充并强化文本效果，但有时也会和文本表现形式产生矛盾。实际上，二者没有非此即彼，没有语言和图像之间的简单替换，也没有一方绝对附属于另一方。语言本身也是形象化的，只是其他类型的形象化构件发挥的是不同作用。问题是如何使这些形象化构件达到最佳效果，并使用西奥多·斯特金[1]的有趣新词设计有意义的交叉。形象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比文本能力更高级。它只是一种用于思考、沟通和工作的独特媒介，有其自身的严密性和发展历史，有其自身的一套技巧和语言以及自由和约束。

表达形式主要有声音、动态影像、动画、屏幕截图、视频、音频，以及游戏引擎内部的代码借用和混合。随着沟通工具范围的扩大，从事数字人文工作的人必须要熟悉设计领域（尤其是熟悉沟通和交互设计领域）的问题、讨论和争论。与印刷品前辈们一样，屏幕环境中的格式规范很快就会变得自然而然，而其背后的设计理念对用户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文本、图像、声音和动态影像不是“自然”交织在一起的，而需要借助一系列可用的模型将其进行组织，这些模型有的来自数字领域独有的实验，有的来自先前印刷和影片经验中的习惯做法。数字设计通过媒介分层、信息结构、导航策略等多种方式来表达概念。需要强调的是，定制的方法或平台不是每个项目所必需的，但对论证设计的看重却是数字人文研究的一个共同特征。

注释

[1]美国作家。

设计数字人文

如“写作”一词一样，“设计”一词包含了从日常应用到高度专业化应用的一系列活动。高度专业化的设计内涵丰富，除了包括属于“硬科学”的商业计划和系统中的“设计思维”，包括工程设计和人机交互在内的“设计科学”，以及属于“软科学”的文化批判中的“批判性设计”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专门职业领域和学术领域夹在这两端之间。沟通设计师、图形设计师和视觉设计师参与数字人文项目的程度最深，他们关注语言的符号化表达、概念的图形化表达以及风格和身份的问题。交互/用户体验设计师关注接口、行为和数字系统，媒体设计师将沟通和交互相结合，他们的专业技能对于设计产出想法的环境至关重要。

这些设计师以生产性的方式，构造结构式逻辑、修辞图式、信息层次体系、体验性品质、文化定位和叙事策略。通过分析，他们用可视化手段进行解释、重绘或再组织、揭示规律、解构、重建、布局和批判。

设计新的论证结构完全不同于在已编码的既有结构中展开论证。设计新结构时，所有形式的设计都可以借由提问被推进，即先提出“如果……怎么样”，再提出“当……时，会发生什么”。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只要人文学者、设计师和技术人员通力协作，就可以超越手头工具的局限，进而做到“我们能想象出来，虽然现在还不可能实现”。

对于数字人文主义者来说，设计是一种利用文化、社会、经济和技术约束而进行的创造性实践。对研究而言，设计只是一项技术而已，但当被用于提出和形成关于知识的问题时，设计便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在设计作为一种自觉实践存在的一百多年间，该领域已经成功地将技术运用于文化生产，要么创造有用的设计技术，要么塑造文化的技术想象。当数字人文塑造并解释这种想象时，设计作为一种实践思维方式，变得不可或缺。在数字人文这一生产性工作中，理论问题在对实施的设计中得到检验，并借由实施得到反思和深化。

除了要建置数字项目依托的平台、工具、数据库和其他信息结构，设计师还应了解每种特定媒体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数字人文主义者需要从沟通和媒体设计中学习很多，主要是关于如何将文字和图片进行并列和整合，创建阅读的层次结构，建立理解的路径，将网格和模板部署到最佳效果，以及开发能引导有意义的、交互的导航模式。并不是每个数字人文主义者都要成为设计师，但每一个好的数字人文主义者都应当能够“阅读”和鉴别设计，从而建立有效合作所需的共同术语并互相尊重。理解设计的修辞及其说服力，并理解其在论证中的核心作用，对于所有领域中的数字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人文主义者的独特技能，修辞在数字环境下脱胎换骨，成为21世纪的人文主义者需要掌握的重要技能。

20世纪，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介文化实验将图像与语言相结合，让我们看到了设计和人文之间合作的可能性。由马绍尔·麦克卢汉的语言与昆廷·费奥里的图像和书籍设计融合而成的《媒介即按摩》（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一书，可谓是当代数字人文工作的先驱，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论证形式，还因为它是合作的产物，而这一点得益于出版商杰瑞米·安赫尔的精心策划。同样，约翰·伯格的书《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既可被观看也可被阅读，它来自一个跨媒介的原型项目——这本书最初是BBC的一部电视系列片。而漫画小说和连环画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其是文字和图片的结合，斯科特·麦克劳的《理解漫画》（Understanding Comics）是一本备受关注的非小说漫画随笔，它通过使用文本和图像进行空间、时间叙述，分析了文本和图像在时空叙述中的相互作用。

这些项目都在尝试赋予静态页面新的论证形式。不过，数字人文的屏幕文化通常是动态的、基于时间的，这得益于其借鉴了多种媒介实践传统，尤其是电影、电视的美学和技术。屏蔽顺序和动作、设计光线和镜头、编辑感觉和节奏、谱曲及制作音乐和声音——这些还有其他很多共同构成了动态图像制作的基础。编辑镜头以创建场景、故事或情感效果的技术，以及混合声音、虚拟仿真和其他特效的技术是“后期制作”的精髓。只需要考虑一下电影中文字、声音和图像之间巧妙而严密的交互作用，如克里斯·马克尔的《日月无光》（Sans Soleil）或埃罗·莫里斯的《又快又贱又失控》（Fast Cheap & Out of Control），就可以理解技术——和设计一样——并不仅仅可用于制作，它们也是发现并表达想法的方式。

在数字人文论证中，添加图表、图形和动画等其他图形支持通常是很必要的，它们使论证过程超越了电影和电视美学的经典结构，实现了混合式的动态影像或信息可视化。这种混合的一个早期例子是查理和雷·埃莫斯的短片《十的次方》（Powers of Ten），他们综合运用电影的第一人称视角、说教叙述以及信息图形，创作了一个完整的作品。总和大于部分——设计师将其称为格式塔。现在，分布式的数字系统使实时数据流和交互系统的结合成为可能，实时输入可以显示于地图、投影系统和沉浸式3D环境中，并通过运用多种“原生数字”视觉特效而被转变成动画。对嵌入式传感器信息或社交媒体信息的处理，挑战了传统的档案概念，该概念现在已涵盖实时的、不断发展的事件领域。对动态的设计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显示或界面“问题”——就像《十的次方》一样，它体现了项目的论证和方法论。

数字媒介已成为最卓越的元媒介，能在流动的环境中吸收和调和之前所有的媒介形式，混合和文化多元是此环境众所周知的特点。在数字人文实践领域，设计文化记录是一种思考行为，使设计过程变得多元化。数字媒介具有开放、迭代生长、（几乎）无限变化和扩展的特性，截然不同于更新缓慢的“写作”“图画制作”“印刷”。但是，如果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将文本视为“媒介脚本”，那么实例化这种脚本的特定媒介会使之发生改变、演化、变异，甚至抛弃其自身。数字媒介的可重写性使得迭代更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恰当描述学术生产单元，“版本”这一软件术语被引入数字人文领域。

数字人文领域可能会出现无所不能的博学之人，他们会研究、写作、拍摄、编辑、编码、建模、设计、建立关系以及与用户对话，但是依然有专业化及合作的足够空间。被贴上“数字土著”标签的一代人，终究会成为能力全面的数字人文主义者。无论何种规模的数字项目都能从团队合作中获益，实际上，团队合作往往是数字项目所必需的开展方式，这对人文领域传统的著述概念造成了困扰。总的来说，传统概念依然是基于独立完成的成就之上的。尽管学术界已经在科学领域发展出了精细（尽管不完美）的方式来认可多位作者的成就，但高校现在依然需要开发新的方式承认数字人文主义者在团队环境中的智力贡献，这种智力贡献正是信誉经济以及在学术界可行的资本形式。在数字人文项目中，技术想象力和专业技能与专门领域的知识相结合：每个贡献者都在研究议程的设置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些贡献者共同构建了一幅超越特定领域技能和专门知识碎片的大型组图。

有一点是需要警惕的，若积极扩展技能成为加速新自由主义的学术代名词，那么它将对学术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新自由主义理念倾向使用更多量化指标迫使“教育工人”获取技术能力并对其技能负责，然而却不提供与之相称的薪酬。与此类似的是，高等教育机构始终拒绝将数字人文工作与历史悠久的学术研究相提并论，由此将导致一种趋势，即一些致力于当代研究的学科（如媒介和视觉研究）发展成为数字人文体系，却全然不顾数字人文领域最有前景的研究问题能否被置于此框架之中。事实上，数字人文并不必然与现代和当代文化语料库相关；相反，它并不在乎其研究对象是20世纪60年代的表演视频还是公元前2000年的迈锡尼文明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数字人文是传统知识技能和方法的延伸，而不是替代者。它的卓越贡献非但不会抹去以往的知识，反倒强化并补充了人文学长期以来秉持的一些理念，如学术性解释、严谨研究、结构化论证、实践对话。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研究环境中，有必要承认知识生产的新形式，设定关于实验和创新的合理且灵活的期望值，并为团队合作设计一个承认每位参与者价值和技能的奖励机制。现在，旧有“基于服务”的人员模型由于与学者的身份格格不入，已受到挑战，这是好事。实际上，学术机构的文化也已经在发生转变，但我们还是要特别强调学术研究有可能产出意料之外的结果。如果把可交付成果作为衡量项目成功的唯一指标，很可能就违背了支持创新、想象力及冒险的研究使命。对数字人文来说，智识挑战而不是技术挑战或准时交付的挑战，始终并将继续是其发展的强大动力。

数字人文中的计算工作

数字人文项目的结构有多个层次，从基本的计算（编程、处理、协议）开始，到组织层，再到构成大多数用户体验基础（界面、设备、网络）的输出层。从表面上看，基础层（即计算）所依赖的原则与人文主义方法是相互矛盾的。具体来说，计算依赖于从编码到信息结构化的每个步骤程序都明确而无歧义，明确的步骤程序构成了计算活动的基础。然而，对人文学来说，模糊和隐含假设则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两个领域交叉的过程中，人文主义者已经迁就接受了计算的这种流程特征。只是，不常被注意到的是，计算的方法也被人文主义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实际上，这正是数字人文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即如何将模糊、解释、偶然、关系结构及不同路径嵌入到计算中。

第二个层次涉及如何以符合计算能力的方式进行处理，这是第一代数字学术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文体学、整合和索引。所谓处理，指的是利用计算机将某些任务自动化，以解答人文学者最初提出的一些研究问题。在数字活动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对文本和数据进行排序、搜索、计算和匹配等基本操作。而结构化数据分析和标记语言展示则为处理活动增加了新的维度，从而将解释引入键盘字符的数字流中。这些“标签”的插入，意味着可以对解释的内容和展现方式进行操作。

计算基础和处理活动还在延续，与此同时，其他平台、工具和基础设施也已逐渐发展，进而能够发挥支持保管、分析、编辑和建模的作用。这些都依赖于数字活动的基本构件：数字化、分类、描述及元数据、组织和导航。数字化项目的设计和构建，离不开这些基础，也离不开对项目所处网络环境的细致入微的了解。

保管、分析、编辑、建模

保管、分析、编辑和建模是数字人文核心的基础活动。保管的范围涵盖了档案、馆藏、资源库和其他材料的集合，指的是在解释性框架、论证或展览中对材料进行选择和组织。数字媒介可以创造出先进的保管形式，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人文主义价值观，而这些方式是传统的博物馆或图书馆难以实现的。实际上，展品本身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相反，它们由多股历史力量塑造而成，处于一个包含了影响、生产、传播和接收在内的复杂网络之中。

分析指的是对文本或数据的处理：利用统计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将对文本的仔细阅读（文本学分析、类型分析、校对、为确定作者或使用模式而进行的版本比较）与泛泛阅读（对文本数据或其元数据的语料库进行快速的、大规模的信息处理）相结合。分析通常与可视化联合应用，从而使分析结果形象易读。目前的许多可视化工具主要来自于商业制图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但随着数据可视化在数字人文学术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举例来说，数字人文主义者近期对制图的热情高涨，这就是一种趋势，反映出他们已经认识到实现地理、时间可视化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地图平台以分析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动态的重要性。

随着数字媒介和网络的出现，编辑得以重生，它依然是文本格式及基于时间的格式所必需的一项工作。对文化记录进行原真性、来源、传播或生产等问题的分析是其他所有解释工作的基础，是人文主义研究的基石，自然很重要。作为完成工作的一套修辞方法，编辑也很重要，它本身就是具有生产性的。编辑是一项创造性的、富有想象力的活动，从这个角度来说，设计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编辑：它是塑造了论证的一种方式。自19世纪科学哲学兴起以来，创制一部文学作品的“前文本”版本——即将作品形成过程中的各种不同版本、修改情况等进行整合展示或串成证据链——一直是文学学者的梦想。实现这种梦想的工具正在迅速得到更新和改进。这种梦想甚至超越了文本记录的界限，梦想的实现将振兴历史悠久的人文工作传统，并使人文主义者通过新的研究问题和工具创新性地重现这些传统。

建模强调的是内容模型的概念——用信息结构及其设计来表达论证形式。一个数字项目通常是关于知识假设的表达：特定领域的知识通过模型以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分析著名艺术家通信的项目可以编年的形式来展现，此乃人生的一种模型。信件也可以按照通信者及其关系来建立联系，这是另一种对数据加权的方式。信件还可以按照来源地和接收地来建立联系，构建出一个地理空间网络。数字工作的每一个构件都将按照知识模型的用途进行建模。甚至关于文件格式、图像分辨率、元数据和数字材料的分类方案等基本问题，都与这里所说的由“内容模型”构建的论证体系紧密相连。“内容模型”的含义正如其字面上所示，是对一组给定的文化内容的形态进行塑造的模型。举例来说，我们是按照播放列表还是按照艺术家来组织音乐文件？按照演奏者还是按照作曲者？播放列表模型将文件按顺序固定，使得寻找一个特定的艺术家变得困难，而古典音乐按照作曲者组织可能比按照演奏者组织更符合逻辑。每一种组织方式都代表一个独特的信息模型，它为内容的某个特征设定了优先级。

文件或数据系统内的信息组织不必与界面上显示的一致。在界面层次，可以根据终端用户的行为进行设计，使用户以为是在直接对信息进行操作。他们是想搜索（寻找特定信息）还是想浏览（在信息中发现感兴趣的话题）？这种区别是开展交互设计的基础。实施这些设计的知识来自于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图形和媒体设计、人机交互以及认知科学。但是，知识在数字环境中的表现形式及论证方式还应当充分吸纳人文主义价值观，当然，前提是人文主义者积极参与其中。如果仅仅是将设计丢给技术人员、官员或商业公司，人文学术和教育的很多基本理念将遗失殆尽。中世纪手稿和古籍的空白处被读者手写了大量批注，这让一些糊涂的收藏家十分恼火，他们决定将其去除，这导致包括著名人物和无名之辈在内的所有人的评论都被永久性地消除了。在数字世界中，关于保留什么，消除什么，使什么可获取，如何获取，以及以何种形式获取的选择，一如既往地存在着，只是有可能更具建设性或破坏性。

另外，建模在创造模拟和仿真环境上有独特的意义。在数字环境中，为历史遗址、考古项目、文化古迹、多维空间的想象世界建立拟真模型是完全可能的。多人游戏世界也是如此，游戏参与者在游戏中的居住地建设虚拟不动产，创建价值体系、社会关系并获得生活体验。在这些环境中，人文主义工作允许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和内嵌于游戏之中的分析。通过借助数字媒介的力量，推测在对集合零碎证据进行虚拟重建中的作用被放大了。数字人文主义者积极投身于这些环境，不仅是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价值观使然，还因为抵挡无缝展现的诱惑需要人文感性，在被视为“自然化的”非自然建设中注入批判和质疑也需要人文感性。

图形用户界面广泛存在于分布式和嵌入式的计算平台上，给这一代学者和教师带来了巨大压力，他们需要适应复杂的图像认知文化。即便是整天埋头于文本的学者也会承认视觉修辞的存在，只是他们阅读界面、数据库和其他内容模型的能力不足而已。人们对数据关系组织方式的理解，对用户输入和获取信息方式的理解，以及对这些系统物理和概念设计的理解，常常流于抽象。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图形界面一直都是人文学的核心。如果索引、目录、脚注和尾注不算是信息存储与检索策略，那还能算是什么？学者们和图书馆员们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改善分类体系，而分类体系与实体书的整理有直接关系，这些都是信息设计及信息获取是人文学核心问题的明证。但是，有了电脑和网络之后，这些关于信息和获取的问题却被视为纯粹的技术问题，人文主义视角的价值被忽略了。导航和组织是相互关联的；创建数字环境中的寻找路径（就如路标一样），需要将人文理解和设计技能相结合。

每一个活动领域——保管、分析、编辑、建模——都由数字活动的基本构件所支撑。但它们也依赖于网络以及文化上、机构上和技术上的基础设施。服务器、软件和系统管理是所有项目设计的核心要素。兼容性和互操作性是可持续工作的关键。而且，基础设施的文化维度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和其他机构各有自己的议程、传统和惯例。合作机构之间以及不同国家的参与者之间都可能存在文化差异。数字工作是在现实世界中开展的，过去习惯于独立工作模式的人文主义者，现在必须学会应对复杂的伙伴关系，并确保他们的学术生命力得以延续。

原型设计和版本更新：面向生产性的人文学

数字人文项目快速生产、测试和修改的能力与灵活、可变、可扩展的数字媒介共同发展成熟。但是随着更多数字人文项目的开展，逐渐出现了一种标准化的操作方式。保管、收集和数据处理有了共享的标准，学院里也开始出现关于数字人文生产和部署方法的具体原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规范化意味着数字人文的成熟。然而，数字人文领域的最强大之处在于，数字项目迭代式的版本更新促进了实验的开展，包容了冒险、重新定义以及失败。在这个实验过程中，我们不应走捷径，不应急于将实践和方法规范化，不应急于确定评价指标，这一点很重要。

尽管第一代数字人文倾向专注于孤立的、一次性的工作，然而，借助网络及互操作文件共享标准和协议，数字人文主义者现在已经可以在以前无法想象的时空范围内，与分散的用户和开发者一同测试新方法了。数字人文的基础设施鼓励开展原型制造，生成新项目，与持赞同或怀疑态度的观众一起进行β测试，然后观察实际结果。以设计创新为基础的数字人文项目必须容忍甚至鼓励失败。除了核心规范应当遵循之外，数字人文项目有足够的空间留给迭代和测试，以及投机式的、玩笑式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实验。毫无疑问，研究可以受益于失败——正是对金属和其他材料进行的压力测试才造就了不坍塌的桥梁和坚挺的建筑物——同样，教学活动也可以受益于鼓励经常（生产性）失败的学术文化。正是因为数字人文将恒久的教育价值观融入了基于设计的创造性、生产性和实验性的研究过程，其方法论才是稳健的。过程比产品更受青睐，版本更新和可扩展性比最终版本更受青睐。数字人文拥有探究、设计和塑造新研究问题的能力，为那些愿意冒险的人创造了新的可能性。然而，在已有的文化语境中，实验往往是缺失的或者被草草地去掉，在这种环境里，新方法充其量只是渐进式地增加而已。但如果不允许失败，实验又怎能称之为实验呢？

数字人文许多最有前景的领域都支持这些高风险的工作。关键是要创造一个不把失败看作失败的环境。例如在硅谷的创业文化中，失败不仅是被容忍的，而且还被大规模地资助——因为冒险是值得的。行业领导者认识到需要开展结果不确定的实验，将失败成本视为与劳动力、资源、人才和投资同样的因素，将其作为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以比尔·科曼为例，几十年来他在高科技行业有过多次成功，但也有过更多的失败，他指出：“你不只是从失败中学习如何使事情成功，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应对失败。”

接受失败心理学是创新的一部分。然而，当同行评议和晋升的学术文化遇到预算现实和资源短缺时，学者就会对失败产生紧张情绪。数字人文工作鼓励迭代，在其中，实验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可以不断调整。设计已不再是为寻找问题答案的解决方法。每一个新设计都会带来新的（建设性的）麻烦并提出新的问题。数字人文主义者将这些视为核心要义，深知这个领域依然在初始阶段，受到计算技术的推动和制约。我们在技术的推动下开拓进取；当人文主义方法融入计算方法时，我们就到达了下一个阶段。

生产性人文学作为新核心

对数字工具和平台的应用并不能“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问题，仅仅提供了类似工程师所说的“工作区”，在此，整个系统向前推进而不要求每一部分都完美。数字人文的迭代特性造就了一个复兴本科生核心课程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些课程使他们在文化资料的生成和保存中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数字人文主义者何必要搅入看起来永无休止的学术文化战争？尤其是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确定哪些是一个受教育者应该知道的“基本”内容，以及这些知识如何转而造就民主所需的有知识的公民。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传统的课程方案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原因被认为在于种族、阶级、性别和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的第一世界的偏见等问题。然而，当“婴儿潮一代”遇上20世纪60年代正在扩张的高等教育机构，对开放和扩展的呼声正好与人文学知识的孤岛化相吻合。学生要求相关性；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要求包容；学者开放了他们的教学大纲作为回应，同时窄化教学以反映并维持自己的专业性。以前被忽视的“边缘”人物和运动成为了新的研究对象。也许更重要的影响在于，这些曾经被排除在外的对象带有不同的方法论和价值体系，而这打破了人文思想对单一信仰体系的倚赖。

关于核心课程的论争有两个意想不到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是，局限性的知识体系非但没有被更具扩展性的知识体系所取代，关于分享共同参考文献或方法的观点反倒被削弱了。有关人文学核心课程的论争造成学术界士气低落，人文学被普遍认为是“缺乏价值的”，缺乏商业、法律或医学的实用性。另一个影响是，它为旨在减少美国平民大学教育的势力提供了弹药，去大学化意味着，为了将高等教育留给精英，需要将尽可能多的学生分流到职业教育领域。然而，事实上，只要民主制度想安然度过这个高度网络化、全球化、移动化和生态岌岌可危的世纪，任何学历水平的毕业生都需要接受比职业培训更多、更好的教育。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批判性见解、创意设计、推测性想象和历史性的比较研究方法，而这些正是人文探索特有的。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使人不迷信绝对权威。数字的、多种声音的表达可以塑造一个真正的多元宇宙，没有任何一种观点能声称其是中心。植根于历史理解的知识相对性原则，依然是（数字）人文主义的基础。

数字人文这个短语不仅能描述单数的人文学，也能描述复数的人文学，可以处理跨越媒介、语言、地点和历史的各种不同问题。尽管其内容多种多样，但是数字人文因为对制作、连接、理解和合作的强调而成为一个统一体。对过程和方法的关注也许正好有助于创建核心课程，而这一过程目前正面对零和博弈的困境。一位加勒比黑人女性小说家进入教学体系意味着一位英语玄学派男性诗人的退出。假设学生的大学生涯有八个学期，那么就只有这么多节课。但网络学院的即时性——即马绍尔·麦克卢汉所称的同时性和连通性——提供了更具弹性的课程概念，超越了学院围墙和学制时限。伴随娱乐业和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关于核心课程的论争持续升温。源自修道院和研讨室的教学法与大众文化相脱节，已是事实。数字人文主义者需要努力弥合这一间隙。

数字环境为知识探索和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这意味着8页的文章和25页的研究论文将不得不为新形式的教学方式让出空间，游戏设计、多人叙事、视频混搭、网上展览等得以进行。好玩的、富有想象力的、参与式的工作不是教育的敌人，而是使其充满活力的重要引擎。随着技能变化，新的评估标准成为必需。相比对事实的记忆，我们在对从哪里寻找信息，如何寻找信息以及如何评价信息的有效性上，花费了更多的精力。

正是由于对记忆的外包，无处不在的网络已经并将继续引领教育的发展。写作改变了口语训练的传统方式；印刷技术把包括从拼写到界定“合适的”文本副本在内的一切进行了标准化。如果我们认为，巨量的、持续增长的、何时何地都可获取的数字资源不会影响我们学习的方式，那我们就是完全无视先例。最好的核心课程——不论是否基于古典模型——致力于培养学生乃至公民，使他们敢于想象，用创意行动表现他们的思想，并能够进行虽不确定但别出心裁的分析与综合。这些正是数字驱动的生产性人文追求的目标。

数字转型在技术方面尚不够规范，以至于我们不能忽视目前的工具、界面、硬件、软件和湿件（wetware）。生产性人文的目标并不是为市场做培训。相反，像之前所有伟大的教育学一样，生产性人文的目标是为环境做教育。21世纪的社会、政治和生态挑战提出的要求远非文本分析或背诵传统内容能够解决的。这些问题（和机会）需要人们创造具有丰富意义和目的的综合应对方式，并能够运用不局限于印刷媒介的各种媒介进行沟通。生产性人文的核心课程内容始终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它也应该如此，因为核心课程远比那些争论者们所认为的更具有变动性。一些传统主义者对于将人文主义精神（而不是人文文本）作为生产性人文课程的“核心”抱怨不已，但在这个世纪产生的深刻、丰富而有意义的数字文化已经证明他们错了。正如本章所述，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由包容思想的相对性和多样性，认可经验规则以及基本价值观的方法和内容构成。

因此，数字人文的生产性可以有效地解决一直被诟病的学术原子化和无关联问题——其影响是全方位的——例如，教学与科研不相协调，学术变成学者永无休止地追逐职业晋升的工具，沦落到只能在不断萎缩的小圈子里得到认可。与传统人文学术不同的是，数字人文学术可以扩大学术的范围，并与普通大众产生交集。即使是在不断更新的专业知识领域，数字人文也可采用最好的众包技术去处理、分析并发布记载了多样人类文化记录的材料。数字人文为业余学术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人文研究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可参与、相关联的新的多人在线游戏。通过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数字人文以分散的形式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对公共纪念碑或文化遗产进行解释，并将丰富的学术知识引向大众。在这个政治和文化新事件层出不穷的世界里，数字平台上的快速沟通改变了看法、观点、价值观和结果。

尽管世界知识的数字化还不彻底，其在全球网络上的流动也不完全自由，但这已改变了我们对21世纪人文学的理解及研究方式。我们不断创造新的方式以获取和评估这一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借助于数字形式的跨媒介方法和流派，这种新的文化生产为探索人类的文化遗产和想象未来的可能性不断开创新的重要空间。我们接下来谈谈这些方法和流派。

第二章　人文知识曾有着可辨识的形式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我们一眼就可以辨认出哪些是人文知识，因为它们看起来是一样的：以文章或图书的形式出版，内容是作者线性的行文以及参考书目。尽管从印刷材料到排版设计的形式变化多端，但这些设计方面的决定往往不是由创造内容的学者作出的。通常情况下，人文领域采用同质化的方式生产学术研究。然而，数字环境中采用数字技术制作的作品与印刷世界的作品有很大不同，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材料构成、著述方式、意义创造方式、流通、阅读、观看、导览、展现、交互和表达等方面。

数字媒介并不比印刷媒介“演化”得更超前，纸质书也没有被淘汰，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媒介的多样性、文化知识的形成，以及人文研究中多样化的调解和矫正过程。我们确信，之前用于研究印刷文化的特定媒介分析以及社会、文化和经济分析，同样需要被用于理解数字文化的特性和功能，用于探究知识状态、文化概念，并在全球信息时代重新定义社会。我们同样相信，人文学者需要积极参与、设计、创造、批判并最终把握环境和技术，从而促进研究开展和知识生产，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生活及生活的意义。

本章旨在提供一份描绘数字人文的实验形式和各种“知识模型”的地图。本章并没有列出一个详尽而明确的新方法和类型清单，而是对学术研究的新兴实践进行概念性的、理论性的介绍。我们考察了技术对传统人文实践（即分析文本构成及其变式）的影响，提出依托数字环境的各种技术，通过加强对文本的批判性集展，版本迭代和文本流动将得以实现。文本的流动性使数字人文在数据获取及建立模型方面有充分的发挥空间。远近切换、宏观与微观切换、表面与深层切换，成为常规。在此，我们关注的是可视化对于数字人文的重要性，暂不涉及其他相关的类型和方法，例如：本地考察、深层制图、活态档案、数据库式纪录片、平台研究，以及文化分析、数据挖掘和人文游戏等新兴实践方法。上述方法构成了一个技术矩阵，将引发文化内容的再利用和再混合。我们以乌托邦式的前景展望结束此章，即共享知识经由网络的大规模传播会导致一个“泛在学术”的世界，这将是一个互联性更强、开放性更高、公众参与更广泛的世界。

对于人文学而言，这是一个异常激动人心的时期，与过去相比，知识不仅看上去、听上去完全不同，而且也让人有了不同的体验。这是因为知识处于新的语境和环境之中，产生于由多群体参与的协作空间，而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章按照实验中出现的新兴领域进行布局，如下面索引所示。其后是一套案例研究，为这些新兴类型和方法的应用提供实例。这两部分结合起来，对数字人文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进行了生动而实用的说明。

[1]

注释

[1]thick mapping（深层制图）一词参考了社会学、人类学中的thick description（深层描述）一词，后者强调理解行为必须将其置于其所在的丰富具体的背景中，描述行为不能离开对这些背景的细致说明，thick mapping继承了这一思想。

强化的批判性集展

数字馆藏　多媒介评述版　基于对象的论证

出版扩张　经验与空间　实体与数字的混合

文献收藏和集展往往决定了人文学习，以至于即便在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中，运用列表、编目和登记手段都是其诗歌语言交流的显著特征。在赫西奥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诗人的作品中常会出现目录。讽刺派诗人卡利马科斯用120页的藏书目录对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全部馆藏进行了编号。罗兹的阿波罗尼奥斯列出了阿尔戈的全部作品作为其《阿尔戈英雄纪》（Argonautica）的首篇。《荷马史诗》（the Homeric Epics）表明了编目可以成为一种生动的展现方式，它既不是逐条列举的细目清单，也不是详尽无遗的、带有说教性质的目录，而是一件兼顾语言和视觉表现的、简洁明了的作品。这是诗歌中的诗歌，是名字、行为和事件的凝结。这种编目是记忆的艺术，也是数据压缩和表达的艺术。简而言之，katalégein［英语中“编目”（catalog）一词的希腊语源］将诗歌创作视为一种“压缩算法”，而读者的阅读理解即可成为对应的“解压工具”。这种类似数字时代的“压缩”和“解压”的理念，早在尚未有二进制码的2600前就出现了。

从遥远的古代到近代早期的法院，再到巴洛克时代的学院，直至19世纪晚期将教席与研究馆藏联系起来的大学，文献收藏和集展始终是人文知识生产的关键要素，而了解上文所谈的历史背景对于理解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领域在印刷时代后期逐渐与主流学术实践分离，但现在又再次成为数字人文实践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数据匮乏的古典时期、前现代及现代早期的管理体制中，知识的积累和看护是最重要的。在那些时代，一点点信息都被视作天生具有价值的，从而被保存、转述或重复使用，而不论它们是否可以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信仰结构或体系中。在这种环境下，博学和抄写都被认为是天然的优点，收藏是为了服务于聚集、保管和检索。随着印刷术的广泛运用和现代记忆机构的兴起（开展系统性收藏和保管），新的体制出现了，历史信息和文化材料极大丰富，关于过去的信息不再被假定具有先天价值。这些信息支持知识的生产，被视为知识的前提条件，而不是知识本身。

相较于单纯的馆藏积累，对原件和复制件的关系、藏品的权威性及其意义等的批判性认识显得更为重要。追随着近代早期严苛的赞助人与收藏家的脚步，新的职业人员在19世纪末开始出现，被赋予了历史守护者的角色，并拥有了科学分析技术。这些职业人员是档案保管员、博物馆管理员、编目人员和图书馆工作人员。这些职业人员和专业学者之间的界限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但两个并行的体系同时存在。而在变化的环境中，数字革命正在重新构建二者之间的联结。

这种重新联结有多种形式：数字文献收藏和集展方面的学术实践，由学者个人开展，依托于或独立于已有的数字仓库；面向对象而非论述本身的多媒介论证方式；在体验式展览空间中，将视觉或听觉数字媒介与物理实体相结合；以档案文献和数据集作为支持，不断出现的解释性研究结果；以地理空间组织起来的大规模学术协作；媒介作品的评述版，即一个主对象由多媒介对象环绕。这种重新联结由多种因素促成：研究创新的驱动力；由记忆机构、个人和公司制作、搜集的文化材料在急剧增长；得益于网络上数字形式的文件，藏品可以被专业人员或非专业人员轻松获得；基于印刷的学术出版出现了危机，而印刷+模式和后印刷模式迸发出传统印刷体制中无法想象的巨大潜能（参见案例研究2、案例研究3、案例研究5）。

据说亚历山大图书馆拥有近五十万卷藏书，代表着数以万计的作品。时隔两千多年，存储在世界各地图书馆的纸本书总量预计有1.3亿册，而谷歌图书迄今为止扫描了其中的1400万册左右。这意味着当代的学者不需要去访问第二个数据库或大型研究图书馆，只需轻触指尖，即可从谷歌图书数据库中获得500倍于古代知识总量的知识。当我们把关注点从“图书”或“作品”转移到其他类别（如印刷品、信件、声音记录、图画、照片、实物、电报、网页、电子邮件、博客、推文等）上时，这个数字会以指数级增长。

“馆藏”的规模和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传统记忆机构的负载能力，更不用说当下急速增加的多媒体文档以及海量备份这一常规的科学保管方法所带来的挑战了。尽管这些机构时有雄心勃勃的保管野心，但信息超载导致了未加工或无法利用的资料逐渐增多，垃圾数据在迅速增加，在大型数据集里进行筛选和导航成为一种必需。在印刷+和后印刷时代，批判性集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实践。

集展一词源自神学领域，指的是教堂里助理牧师帮助超度亡魂。但现在它通常指的是对保存或展览的实物进行监管和组织。这个术语在当代舞台上爆红，甚至侵入到商业领域：例如“我们进入了集展时代”或“为什么自称集展者是一个新的有力行动”等口号在商业博客和评论中堂而皇之地出现。它们同样道出了激活数字人文工作的推动力，即海量的数据、作品或产品始终在增加，然而它们的影响或质量却无法保障。集展，即是对无限数量的传说、遗迹和声音进行过滤、组织，从中制作出故事并最终对故事进行保护。在数字人文领域，集展指的是为了创造价值、影响和质量，对人类文化记录进行组织和再现的一系列广泛的实践。

增强版本和文本流动性

结构标记　自然语言处理　关联修辞

文本分析　变体与版本　易变性

评述版——准确且可靠度高的文本版本，配合展现并分析证据及其来源资料的工具，可以重建并解释文本的来源——在几百年来都是人文学的中心。最早的评述版是为《圣经》制作的，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权威版本。随着不同流派的出现及文本批评的成熟，评述版在版本重建过程中试图突出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为注释和评论、文本变体的校对、谱系分析，以及编辑、抄写和翻译实践研究提供了巨大空间。

数字环境得以将一份作品的多个版本汇聚一起，追溯其发展，注释其变体，并展现所有的比照证据。将文本迁移至数字环境的基础性工具非常适合完成这些编辑工作。使用结构化或标签的方法来识别人物、主题、地点或文本特征，为文本调查和呈现文本阐释提供了途径。随着标记（对抄本进行标记）标准的扩展和改进，许多文本分析中的细微差别都成了阐释要素。我们不仅可以辨别出某样东西是什么，我们还能考察出它与其他要素或实体间的关系（是……的一部分，来源于……；是……的支系，是……的一个版本；等等）。在数字环境下，这些相同的程序可以被扩展、应用到其他类型的文化对象上，如音频、视频和电影（参见案例研究2）。

文本流动性指的是文本变体和版本的易变性，无论变化是来自作者修改、编辑、抄写、翻译或是印刷。从根本上说，文本总是流动的和模块化的。但文字处理软件的出现使人们更加重视文本的这一特性。撰写者欣喜于可以将整个文本复制粘贴而不需重新输入；敲击几下键盘就可以改变文本形式和字体，这激发了人们的创意和想象力。当超文本第一次出现时，它还只是一个陌生而吸引人的概念，通过使用节点、链接和交叉路径结构就可以创造出多层文本，新媒介使这一切显得新奇而富有希望。

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和其他文本分析工具，文本要素可由机器处理，从而为其流动性创造了新的空间。通过电脑命令，即可将文本作为一个对象进行改变、搜索、替换、计算、罗列、重排等操作，这与传统阅读大不相同。在极端流动的情况下，一个文本文件可以用来生成一个非文字的产物。ASCII字符串或文字文本，可以转化成音频或视频形式，或者成为3D打印品，或者成为用于其他项目的完全不同于传统语言媒介的一种设计。为了不同的结果和观众，文本持续不断地流动，被再利用、被重新加工。

随着文本流动性的增强，我们发现著作者身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们正在从个人话语的时代转向流动文本代表的合作的、集体的和增强的话语的时代。在数字媒介环境中，作品由纵横交错的各种工作共同完成，使“文本性”这个词与其原本的“纹理”“纺织品”的含义再次关联。

随着增强版本的出现，分析编辑领域得以发展，这迫切需要人们掌握创作学术版本的技能。包含人类思想和文化的文本库和其他人工作品正在从印刷品和手稿的形式转换成数字形式，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对编辑和批评分析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我们可将屏幕表层想象成最外层空间，最先显示的文本页面背后是大量的嵌套层，每一层都呈现出论证的不同侧面或一份作品的制作历史。读者或观众在上下层之间任意游走，例如，可以在一个文本、一个语料库或特定年份出版的一本书中查找某个词的用法（参见案例研究2）。

发展至增强版本的编辑实践还有其他方面的应用：将一份作品放置在文化生产的更大领域中去理解；将一份作品与其他产品或出版物汇聚一起；将其置于一个时代的记录事件之中。增强版本支持系列论证，可以将材料进行整理以呈现对不同观点或想法的理解。数字空间中的论证组织，创造出了与修辞相关的新内容模式。增强版本的特点有：顺序排列、并列、定序、导航和分析（参见案例研究1、案例研究3）。

规模：大数定律

定量分析　文本挖掘　机器阅读

数字文化记录　算法分析

尽管互联网（指在分散的计算机网络中传递数据的技术基础设施）只有约半个世纪的历史，而万维网（指浏览器可显示的超链接、超文本）在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但它们所“产生”的数据量十分惊人。各种来源的统计数据各不相同。一些数据表明，有超过210亿个的索引网页，但谷歌索引的资源定位符（URL）数量已超过10000亿；谷歌扫描并编目了1400多万本书，并使其可被搜索；根据Technorati的年报，Technorati自2002年起收录了超过1亿条博客记录；JSTOR有来自1000多个出版商的700多万篇文章；脸书的资源库每周新增50亿条内容，其中包括图片、视频、新故事和博客帖子；据推特联合创始人比兹·斯通说，推特用户每周产生推文10亿条。这些统计数据并不包括网络上产生和分享的其他内容，例如电子邮件，更不用说论坛、聊天室、即时通信、多玩家游戏等混合现实环境中产生的互动内容。我们正在生产、分享、消费和存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文化材料，包括文本、图像、音频和基于时间的数据，这些材料正呈指数递增。我们产生数据的速度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存储能力，也超出了我们用有意义的方式对其进行编目、分析和存档的能力。

在历史上，人文学一直对有限的数据集进行精细分析，例如，关于一部小说或诗歌的文学研究，或是关于一位画家作品的艺术专著，或是对秘鲁人村庄建筑风格的建筑学评论。长期以来，这就形成了对一系列主题的历史性的、一般性的和风格上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文学对主题的研究方式与定量研究有显著差异。在科学领域，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是大数定律，即在特定的实验中，研究者重复实验的次数越多，就越接近实验结果的平均值。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确立信心的方式，即更大的数据集可以提供更易被验证的结论。一些物理科学使用极大的数据量，例如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或生物学的基因序列等。然而，一直到现在，这类研究在人文学中还很少见。

当数字技术有能力存储并分析数百万本图书、数十亿条推文及数兆的交互数据时，我们查询并理解这些文化记录的方式也在迅速增多。我们得以在宏观层次上理解概念、趋势、行动和人类沟通规律。举例来说，当机器可以解析巨量的相关图像，而这些图像自带大量元数据时，我们就可以探究我们和这个视觉世界的关系。市场如何确定图像的价值？免费流通的图像与有价格标签的图像有什么区别？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分析社会吸收并再造视觉文化的方式，来发现全球模式和地域差异？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设计并使用新的工具，对数字时代如洪水般泛滥的数据和文化材料进行深入且有意义的筛选、分析、映射和评估，这些任务要求人文学者能够使用文本挖掘工具、机器阅读和各式各样的算法分析。开展这些任务的一种方式是远距阅读，这是一种关注更大单元和更少元素，并通过形状、关系、模型和结构揭示模式和相关性的分析形式。远距阅读是一种不同于近距离、微观阅读文本以诠释并提炼意义的方式。除了远距阅读，机器阅读也表现出相当大的潜力，可以通过算法找出趋势、相关性和关联。由于信息量已远远超过了人们的理解能力，不借助数字工具和方法，人们就无法阅读、理解和分析数字文化记录（参见案例研究1）。

举一个道德风险很高的例子：如果把美国国会大屠杀基金会档案馆的52000份大屠杀视频证据进行机器阅读和算法分析，会发生什么？平均每份视频长约2小时，假设一个人每天看12个小时，需要24年才能看完全部视频。如果不依靠计算机来处理、挑选和分类数据，我们根本无法处理如此大量的文化数据（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传统的印刷材料）。但是把大屠杀证据变成数据单元，进行统计分析和可视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定量分析是否可能或者说必然会导致受害者被进一步物化，再一次被非人对待？是否有“算法伦理”来平衡倾听每一份大屠杀证据与经统计分析在宏观上呈现的整个事件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数字人文工作者将技术分析工具与人文学的价值、批判技巧和历史知识整合在一起。

远距离与近距离，宏观与微观，表面与深层

大范围模式精细分析　近距阅读

远距阅读　地理分异

在人文学中，近距阅读一直是核心，它要求我们仔细理解文本的特点以及文本的变体、历史、传播、可能的含义和细微差别。近距阅读源于人文学的语言学传统，但百余年来，人们总是将其等同于深度诠释与注释，将其视作一项通过仔细审阅文本证据、参考文献、词语选择、语义来“发掘”文本含义的技术。当今，数据库体量不断增长且可方便访问，同时，文本挖掘及列夫·曼诺维奇所称的文化分析学也在不断发展，这些都大大拓展了远距阅读创造意义的新方式。在数字人文中，远距阅读并不关注单个文本的具体特点，而是通过文本语料库考察更大的趋势和模式。因此，远距阅读并不是传统人文方法论的“数字化”或“快捷化”。它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通过运用计算方法，提出关于思想历史、语言使用、文化价值和宣传以及文化生成过程等创新问题。远距阅读甚至根本不是阅读，而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能力，从大量文本中抽取要旨并对其进行总结，从而使研究者发现大范围趋势、模式和关系，而这些是无法从单个文本或细节分析中发现的（参见案例研究2）。

我们并不是在比较远距阅读和近距阅读的优劣，而是想说明一种新的联结出现了，即联结宏观与微观、联结表面趋势与深层解释、联结自上的全球视角和自下的本地视角。数字人文工作者能够把握关于数据的不同视角，搜寻大范围模式，并进行细粒度分析。有了计算技术参与筛选、组织和数据可视化，远距阅读看似一种“新”方式，但我们不应忘记，人文学者早就在两种方式之间徘徊，有时甚至将其结合起来。就像人口普查数据可以提供一幅人口统计的全景图，但却无法描绘住在特定普查区的单个个体的情况；对个体进行深入钻研成了口述历史、传记和心理分析的工作。同样，借助谷歌地图的视角，研究人员可以快速查看地球的大面积区域，以辨识地表建筑构造和自然环境，也可以解读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拍摄的被风暴影响地区的卫星照片数据，以及与人口统计资料、交通趋势数据相关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等。但只有与真实生活在那里的人的故事相结合，这些数据才会更有意义，使研究人员不仅可以“浏览”地球表面，还可以“钻进”由每一个小区、街道和房屋的历史构成的微观层面。

数字人文工作者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制图方式，探索地理分异和异质地理空间表现，而不仅仅是在常规地图中记录空间的表象。而如何构思、设计和实施此类平台仍旧是一个挑战（参见案例研究1、案例研究2）。

文化分析、聚合与数据挖掘

参数　文化混搭　计算过程

综合分析　算法设计

文化分析领域在过去几年内萌芽并发展，利用高端计算分析和数据可视化来解析大规模文化数据集。这些数据集可以是数字化的历史数据，如维尔托夫或艾森斯坦的电影中的每一个镜头、美国20世纪出版的每本杂志的封面和目录、米尔顿的作品集，以及当代的实时数据流，如推文、手机短信或搜索趋势。文本的含义、论证和解释并不局限于文本内部甚至并不必然要求“精细”阅读，基于这一假设，文化分析学提出，计算工具可以应用于并促进文学和历史学研究。然而，对于人力难以阅读或理解的大规模数据，为其建立模型、可视化、映射和语义网也带来了一些其他问题。例如，如何设置参数才能将文化对象纳入数据集？基于这些技术得到的任何结论都是受初始选择影响甚至决定的。（例如，如果人口普查的性别分类仅仅是男和女，那么如何评估跨性别人口的百分比呢？）文化分析并不直接分析文化对象，而是要在集合层面上对文化对象的数字模型进行操作。需要重申的是，我们并不是要比较“精细”解释性阅读与“远程”数据映射之间的优劣，而是要探讨过度局限化的深入分析和宏观视角相协同的可能性以及其间的张力。

文化分析也拓宽了人文学者研究的对象和文化材料的范畴：传统上文化研究的对象现在被数字化并被标记，可以在多种平台上以多种格式被获取和分享，而那些原生数字对象，如推文、博客、视频、网页、音乐、地图、照片和多媒体产品，不仅提供了可供分析的数据，还促生了知识创造和集展的新方式。可用于文化分析的“数据”在体量、数据类型、生产和接收平台及分析策略方面呈指数级增长，对人文工作者来说，如何在设计算法、挖掘工具、可视化工具及存档技术时凸显价值、解释和意义变得更加重要。

大规模信息的聚集使数据或文件聚合在一起，并以数据点、集群和趋势等方式将其显著特点表现出来。结构化数据适用于这种处理方式，因为可以很容易地从文件集中抽取日期、地点、定量信息、姓名或者其他要素，并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在集合层面，可以有效地追踪网络流量、现金流、资源消耗、经济形势等。在文本处理中，查看词频和词语使用（元语法）是聚合信息和数据的一种常用方式。聚合是从总体中抽取信息，而忽略个案。文化混搭常常采用新奇的方式将材料聚合在一起，对其进行数字化再利用。

综合分析将单个元素保存下来，但实际上是通过元素之间的组合来展现由离散元素组成的集合的特点。信息和数据依然与个案相关联，而不是被抽取出来构成一个更大的整体。能够显示并存取成千上万张图片或人工产品的大规模显示技术创造出了一种综合环境。尽管只有了解数据由什么构成及数据如何组织，才能提出这些技术可以实现的特定目标或可以解答的研究问题，但是使用计算方法来发现大型语料库的模式仍非常重要。

总结一下，数据挖掘是一个涵盖了众多数字材料分析技术的术语，技术核心即用“参数”表示信息的一些特征并将其提炼出来。这意味着只要文件的元素或文件集合可以被赋予特定的说明或参数，就可以将其提取出来进行分析。对这些数据的“挖掘”结果一般依靠统计、文本或信息图形（即数据可视化）的方式来展现。因此，在处理大规模信息和数据时，理解图形修辞是一项基本能力。到目前为止，很多人文学的数据挖掘还仅仅只是计算。人文学需要吸收社会科学领域更多复杂的统计方法（参见案例研究2）。

可视化与数据设计

数据可视化　映射　信息设计　仿真环境

空间论证　建模知识　视觉理解

近年来，人文学界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视觉转向”的趋势，这一转向与重视映射的“空间转向”相关。随着数字化工具的普遍使用，人们的兴趣逐渐从“阅读”图像拓展至“制作”图像，即用图像方式传达抽象概念。例如，虚拟论证意味着什么？通过图像方式表现概念意味着什么？

目前，人文学使用的可视化技术大部分都来自于社会科学、商业应用和自然科学，这些技术需要被有意识地批判应用。包括图表在内的视觉呈现，应实现客观乃至原真的表现，而不是进行修辞性建构。我们可以从视觉语言、艺术符号评论、建筑学和设计中学到很多。为了呈现壮观景象而增加辨识性的视觉特效是不可信的，缺乏专业设计的信息图形常会在无意间造成误导。同样，人文学者只有积极参与可视化设计，才能将可视化用于人文研究。

此处所谈的可视化主要是指图形或视觉解读，而不是指有独特历史和修辞特性的照片或电影。可视化在本质上不同于插图，后者是用图片、照片、地图或其他表现方式来说明、解释或展现文本中的内容。在后者的情形中，文本是优先的，插图用于总结论证、提供参照点或证实文本。而可视化是通过聚合和提取来展示数据。数字人文中的可视化有几种不同形式，每种形式本身就是论证，需从信息设计和其呈现的修辞角度对其进行评估。

图形、表格、图表及其他可视化技术的使用通常和数据可视化结合在一起，后者指用图形形式表达定量信息。统计表达的模型（如条形图和饼状图等）源自于18世纪的“政治算法”，扩展了图形、表格和树状图等更古老的视觉形式，使视觉表达丰富而成熟。商业公司、政府机构和行政组织都使用这些易读的形式来表达定量分析。信息和统计可视化具有清晰、精确和真实等特点，构成了解释的一部分。若运用得当，它们可以做出富有说服力的视觉论证，促生新的内容，甚至产生诗意的效果。

由计算产生的可视化数据通常来源于大规模的数据集，如社交网络、数字化语料库和人口统计数据。无论是定制的（如互联网分析图表）还是为线上环境创作的，可视化都可以作为分析和解释工具，来揭示模式、反常现象或并发事件；可视化也可用于显示新发现，或作为论证的总结。当然，数据结构和对数据提出的问题必然会决定可视化的结果和其获得的答案。尽管我们正沉浸于一个尚未完全实现的充满图像可能性的世界，但或许，并不让人惊讶的是，数据可视化使用的是前文提到的已存在的形式（图形、表格或树状图）（参见案例研究3）。

制图是可视化的一种独特形式，其建立的基础是：制图学历史、关于探索、所有权和控制的意识形态、抽象层次、规模、事实与呈现的关系、符号学、视觉指示、透视和坐标系统等。制图在人文学中应用范围很广，有“时间层”历史制图、记忆地图、概念制图、基于社区的地图，以及旨在使制图学非本体化的反制图形式。20世纪50年代，实验情境画家小组的成员开发了一种体验城市空间的新方法，他们将其命名为“心理地理学”。这种提倡沉浸式和体验式漫游的方法产生了少量地图，通过在空间进行嬉戏式、探索式的练习来表现流动和移动，从而对城市环境产生新的批判看法。类似地，推测性、认知性地图被用来模拟大量人类生活领域的体验，视觉形式为其性质赋予了维度和值，而不需要以任何定量信息为基础（参见案例研究1）。

人生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体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感影响了智力认识，知识在头脑中表现为具有尺寸、规模、比例、位置、方向或具象的图形。地图、动画和来自人们无穷想象空间的视觉图像，为当代学者重新思考他们的智力论证概念提供了便利。视觉呈现的形象化可以有不同的用途，正如当我们用一种更开阔的方式去理解我们如何生产并表现智力论证和知识模型后，古玩柜、古老的图书馆、个人学习空间、摘录簿或者其他记忆、论证和修辞工具都具有了新的含义。

三维世界中的时空运动是体验可视化的主要方式。历史模拟环境可以将人们带入沉浸式环境中（或至少是虚拟环境），制造一种在其中行走的体验，如漫步在中国汉朝的乡村，或是在古典时代晚期的古罗马城市广场闲逛。历史模拟环境并不是对过去的事实重现，而是强调解释、分析和体验，允许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并用许多不同的变量对假设进行检验。例如，一个人可以用时间滑块显现某一座建筑是何时何地出现的，或是在时空环境中观察事件（如游行、出殡、演讲和抗议）的活跃度。体验可视化既不是简单的模拟或真实历史的实证主义重建，也不是对真实世界的简单放大，而是对知识状态的考察（参见案例研究4）。

可视化还有其他许多应用方式，例如，概述论点、描绘论证的构成，甚至模拟论证的最初构想。可视化拥有释放想象力和概念潜力的能力。通过识别系统元素并思考元素间是顺序关系、等级关系，还是相关关系，人文学者对知识建模的方法展开探索，这些是他们之前接受的文本训练中所没有的。面对数字作品，当这些技术与传统方法展开对话而不是相互排斥时，技术的优势才能被进一步放大。例如，可视化或远距阅读的应用与单个的文本阅读相结合，聚合技术与极端值和异常现象研究相结合，可以对意义生产的讨论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而这是无法仅从数字技术或传统方法的单一途径中获得的。了解阅读什么和可视化什么，以及如何阅读和如何可视化，是数字读写能力的基础，也是评估这些新形式的意义的基础（参见案例研究5）。

本地考察与深层制图

空间人文学　数字文化制图　地点互联

体验式导航　地理信息系统　叠加数据

传统人文学术在几个特定的地点开展研究和教学：图书馆、档案馆和教室。过去，图书馆的“馆藏”主要提供给拥有获取和利用特权的开创者使用。学者们则如同朝圣般去特色馆藏处亲见藏品或阅读珍本，而它们往往处于限制利用的看护状态，以此保护原件的安全和“光环”。知识传播大多是在研讨室或大讲堂中以单向传播的方式进行：教授讲授知识，学生吸收知识。

现今，图书馆、档案馆和教室的界限逐渐消融，它们之间相互联结，在世界范围内拓展。无数新地点成为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场所，学界与社群相互交融。图书馆将数百万册图书进行数字化，并且通过网络服务向数字环境中的公众开放。一些档案馆也紧随其后，逐步解除限制使用的物理墙和虚拟墙。而教室作为传统学习空间，也在重新考虑如何构建促进互动、探索和共同创造的新方式，采用虚实结合的社交技术来实现实时反馈。例如，课程讲授可以在虚拟世界中进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以远程方式参与课堂，把教室的物理空间与无限扩展和流动的网络空间相连接。网络直播或网络连接教学现在已十分普遍。

但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网络世界是复杂的，存在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取和参与到网络世界之中。不同地区受到不同的文化财产态度、许可态度和可持续性的压力的制约。即使在精英云集的行业也存在成本回收问题，许多个人和社群之间的连接性有限。就像在传统实体教育领域里，也存在许多不公平现象。多样性和竞争之间会持续争夺控制权。

学术领域正在经历一场由合作导致的彻底的轮廓重绘，通过合作，研究人员可以组织、叙述、注释并拓展物理景观，学术的内外边界开始松动。在内部空间里，保管者曾经在标签、墙文本和安装架构的支持下小心翼翼地移动实体物品，而现在，媒介技术将外部世界引入从而大大丰富了内部空间。同样，通过借助传统的规划物理世界路线的管理技能，可以将参观者的游览线路拓展至周围环境。例如，通过将景观数据应用到城市实体环境中，当漫步在人行道上时，用户可以使用带有全球定位系统的移动设备收听与地理位置相匹配的音乐人收编的声音，或是跟随先人脚步听几代移民者讲述这个区域的故事。这种本地考察将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工具、时空数据库的构造查询功能与带有全球定位系统的移动设备接口集成在一起（参见案例研究5）。

对位置的关注促生了一个重要的数字人文分支领域，即“数字文化制图”，或曰“空间人文学”。在此分支领域里，地理分析、数字制图平台和解释性历史实践相集成，形成丰富而多维的位置探索。常规的制图方法往往是实证的或模拟的，与其不同的是，数字人文的深层制图实践将体验导航、认知表达和视觉修辞放在首位。归根结底，地图是表现知识状态的一组关系（及结构化假设）的可视化或呈现。地图在“现实世界”中可能有对映，也可能没有，但它可以作为一种论点，而且可以成为数字世界中知识创造、呈现和导航的互动场所。数字制图是可视化空间数据的重要导航层，这些空间数据包括人口统计普查资料、特定地点的视频历史、推特数据流和历史图层等。

制作这些地图并不是为了静态地或准确地反映真实世界，而是为了堆积呈现，每一层呈现都与其他呈现相连或相挂钩。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环境中，新的数据集会被覆盖，注释也在不断添加，地图间的新关系也不断被发现，而最重要的是借助“写作艺术”记忆项目（Web2.0的参与式架构应用）找回特定地点遗失的声音。深层制图使无限多样的参与式故事讲述模式和反制图成为可能。在反制图中，用户可以创造累积图层并钻研其含义。深层制图远非阿波罗俯视的先验之眼，它暴露了视觉偶然性和观点的有根性，以及本地考察中固有的关联呈现（参见案例研究1）。

活态档案馆

用户社群　渗透壁面　积极参与

自下而上的集展　多渠道获取　参与式内容创造

英语单词archive来源于古希腊词áρχεïου（政府）和拉丁语词archivum，这个派生词现在不仅指公共行政文件，也指从过去（无论远近）保留至今的所有材料的语料库，这些材料有作品、书籍、艺术品、个人文件等。这个词还可以指储藏并保护这些材料的机构。在所有的这些含义中，archive都意味着过去与现在分离，进入了历史的地窖，重见天日要受到层层的利用限制。

数字人文为记忆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提出了新的挑战与可能性：关于当下的基于流程的“活的”档案概念；基于多渠道利用（而不是控制利用）的历史遗留物的保护和保存途径；内容制造、研究和集展的参与式模型将专家和公民学者以项目团队的形式聚集在一起，他们将文化财产视为公共物品；越来越多的项目和非正式教育可以传递给传统图书馆、博物馆的到访者，并把学术带给公众；加强使过去和现在生机勃勃并使更多人参与其中的方法。当然，过去从来都不是真的过去了，它已经成了现在的一部分。数据工具包和不断扩展的人文学术提供了一些独特手段，可以考察现在对过去的影响，它们使档案活化成为可能。

馆藏量上的积累已经不足以保证文化遗产的延续了。在库藏里保存的藏品即使未来有可能重见天日，实际上也已经消失在不断增加的文化遗产积累里了，被废弃与丢失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档案“活化”是从档案处理阶段即开始的一系列策略。它意味着以用户为中心的档案建构方法，在档案架构中建立大量的应用场景；打破藏品与实体机构之间的界限（比如通过开放应用程序接口实现）从一开始就让实际或潜在的用户群体加入进来（参与加工、标记和元数据建设）以及将集展和内容制造工具与接口相集成（参见案例研究3）。

图书馆和博物馆在现代的角色变化是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伴随着社会技术对传统所有权理念、利用限制、存储和展览、内容创造和集展控制等带来的挑战，内外结合、学者与民众的合作、集展人和观众的融合都在慢慢出现。随着关注焦点从数据检索（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介绍）上移开，转而关注自上而下的内容加工与再加工（无论是以文本形式，还是以静止或动态图像、音频或其他媒介的形式），每个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变得趋近于公共空间。这也标志着反转的开始，一些人会欢迎它，而另一些人则会对之进行责难。过去，虚拟从属于现实世界并对其起辅助支撑的作用，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新的组合方式，机构的虚拟建设可能超过了其实体建设，它服务的对象遍布全世界，仅仅有一小部分与实体环境中的潜在或实际参观者/用户相重叠。这是数字人文开创的巨大的发展空间，为档案馆工作者、图书馆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不再仅仅想方设法地扩大他们的参访人数，而是重新定位其受众和使命。每一个公共机构都已经转型成为全球化机构，它们既是本地的，也是全球的。全球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将迅速发展（参见案例研究4）。

总而言之，21世纪的记忆宫殿比19世纪和20世纪的记忆宫殿有更多的渗透壁面。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它们覆盖的物理疆域还是它们拥有的信息语料库，都比以往的记忆宫殿大得多。数字人文利用谷歌地图和三维虚拟环境等的表达力，借助便利的无线带宽与配备了GPS技术的泛在计算设备实现互动。这就是知识的未来，虚拟将被嵌入到现实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实践中，物理景观将被设计处理得像是艺术馆，我们将会被物理世界的各种协作而分散的标签、表现层等环绕包围着。学术界和机构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利用虚拟和现实相结合的技术搭建平台、扩充馆藏，不仅要加强利用和服务，还要建立起关于想象、质量和精确的新模型。

分布式知识生产与演绎性获取利用

全球网络　环境数据　合作性著述

跨学科团队　演绎性利用　众包

关于人文学有这样一种“传说”：人文学是孤独天才的领地；这些天才孤身一人为了一项创作而默默奋斗，而他们的成果（如一本哲学著作、一项权威性历史研究、一份撼动学界思维范式的文学评论）则因其非凡超群的价值而令人惊叹。当然，这样的“传说”确实只能说是传说。天才固然存在，但是知识的生产与获取利用从古至今在本质上都是分布式的，当然这一点在今天更加突出。数十人一起完成一个数字人文研究项目的情况并不罕见，每个人都能为研究问题的界定、解答、再界定、再解答提供特定领域的专门知识。由数据库开发者和数据管理专家组成的团队可能主要具备信息科学的学科背景，界面设计者或许有艺术学科背景，内容开发者可能多来自历史学科，程序员则主要来自计算机学科。项目的技术指导和总负责人需要合作确定项目在技术与功能方面的具体要求，而每个项目成员也需要与他们合作。最终，在项目完成时，对项目开发有贡献的“作者”可能会有数十个，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大学教授、图书馆员、程序员、实习生、职员、社群成员等。某些长期开展的项目是几代学生和学者的劳动成果。分布式知识生产意味着一个人无法独立设计并完成某一个项目的所有方面。

同理，分布式的获取利用意味着项目的受众也可以通过多种接口和平台与项目的内容进行互动。事实上，每一次互动都是对知识的演绎性表现。随着移动通信设备和分布式计算的迅速发展，网络环境为信息获取和知识互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尽管我们通过自己的设备屏幕来获取大部分数字信息，但实际上，信息是分散在有线和无线网络中循环流动的，数据则在云端与本地设备之间的流通中实现无缝衔接。虽然我们能感知到的数据仅位于眼前的显示屏，但是我们身边的空间充满了数据流。它们的存在已经成为人们生存的物理环境的一部分，因此，将它们直接整合到人们的生活体验中也已成为可能。文化知识将会与我们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以越来越高的饱和度互相渗透。对解读性材料、文化历史、地理和地质知识、历史维度、叙述性事实、传记类信息以及人们在同一空间内共同经历的故事等信息的获取利用将会增强人们与真实世界的互动。或者，在其他情况下，这些信息也能为人们提供一种基于互动交流的慰藉、安抚、陪伴或友情。可以确定的是，在多种层次无缝衔接的高速移动网络中，知识的生产、获取利用和传播正日益成为更具分布式特点的过程（参见案例研究4、案例研究5）。

当知识以迭代变化的形式存在于全球性网络和本地存取接口时，当不同版本和表现形式的文化信息在持续的生命周期循环中不断成形时，任何对知识的获取和利用都是一种演绎、一次具现。人们阅读一本书或一个剧本，观看一部电影或演奏一首乐曲等都是对一部作品的一次演绎，获取利用数字作品也是同样的道理。事实上，我们对计算机文件的每一次存取都是不同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两份完全相同的计算机文件，打开并显示一份文件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已有作品的一次演绎，是在特定历史空间和社会空间内对作品的一次独特具现。在数字世界和模拟世界对作品进行演绎性阅读存在一定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数字世界中的阅读行为与著述行为之间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如果说物理介质能够记录每一次具现的演绎形式，那么阅读或观看行为则将在实质意义上改变作品。这些行为痕迹将在何时被记录及被如何记录目前仍然是未知数，这一课题将成为数字人文领域研究和出版的一片沃土。不过，通过众包对作品进行编辑、校对、翻译和批判性评估的种种可能性正在逐步揭开这一领域的面纱（参见案例研究3）。

人文游戏

用户参与　基于规则的游戏　丰富互动

虚拟学习环境　沉浸与模拟　叙事复杂性

请想象你正站在南非一个小镇的街道上。此时，种族隔离时期的政府刚刚将官方教育语言从英语改成了南非语，而你所在的街道因此爆发了暴力抗议事件。这正是美国汉密尔顿学院的学生玩沉浸式游戏“索韦托’76”（Soweto’76）时所体验的情境，这一游戏能够使学生对事件产生更强的共鸣，并且能够丰富对种族、权力和教育的课堂讨论。在达特茅斯学院，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对网上的数字档案材料添加描述性标签。他们参与的是一个叫“元数据游戏”（Metadata Games）的项目，这是一个利用游戏所能提供的独特性来建设更加强健的档案数据系统的开源项目。伦敦国王学院的学生在第二人生网络平台（Second Life）上创建虚拟人物，对各种历史剧场（如经典的庞贝剧场、伦敦的莎士比亚环球剧场）进行再现重构。杜克大学等学校的学生参与了“虚拟和平”（Virtual Peace）项目，这是一款合作性模拟游戏，需要玩家针对国际危机引发的各种复杂问题进行分析，学习如何进行有效决策。数字人文游戏正在逐步与历史模拟、积极竞争循环、建设虚拟学习环境等产生联系。

然而，无论何种游戏在学术界一直都不曾有很好的声誉。游戏或被归入单纯的竞技比赛而推给与体育运动有关的部门，或被当作放松身体的娱乐活动；游戏在近期才开始被视为一种研究对象以及一种需要专业训练的行业。游戏具备可以转变数字人文教育的潜力。这种潜力基于许多不同的因素，但是其中有两个因素尤为突出。第一是其异常强大的处理能力和连接性。游戏世界中的各种模拟情境不仅在视觉上非常真实生动，而且能够支持世界各地多名玩家的实时参与。处理速度的不断推进、网络的广泛普及以及移动设备日益强大的连接能力使游戏创造者能够实现游戏性能与普及度的同时拓展，从而创造出各种具有高度互动性的沉浸形式与模拟形式。这种丰富的互动性可以被灵活运用到任何内容中，无论是像《光晕》（Halo）这种惊险刺激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还是如《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这种设定精密的另类实景游戏（alternate reality games，ARGs）。鉴于游戏内容的可替换性以及优秀游戏保持用户持续参与的能力，紧跟技术发展来设计“人道的”“严肃的”游戏是有可能的。第二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当前玩游戏长大的一代学生对游戏本身的文化适应性。他们很重视既能够吸引注意力，又能够深化对各种重要话题的理解的互动性游戏项目。

但是，这些学生对游戏的具体预期是怎样的？什么样的教育性游戏才算是成功的？游戏本身基于各种规则，能够提供大量反馈信息，同时在本质上依托于玩家的自愿参与，因此需要依靠玩家的热情并吸引玩家与之互动。同时，游戏又是刻意延迟参与者获得满足感的典型代表——如果玩家以最快、最理性的方式达成目标，玩家将会迅速丧失满足感。正是不断克服阻碍和逐步攻关、完成任务获得奖励、持续遵循特定规则等要素才能给玩家带来满足感。

近期，新媒体研究和叙事学的发展已经开始逐步消除学术界对游戏的偏见，但是依然有许多人文学者认为数字游戏不“正经”（且非常暴力）。不过，随着叙事复杂性、游戏策略以及游戏的“感觉”（开发者称之为玩家—游戏互动关系的完形心理学）变得更加成熟，更具显著的文化意义，甚至游戏还能使我们所在的世界更加丰富，上述对游戏的负面观点将很难维持。正如我们所见，数字人文领域已经有一批游戏正在探索互动式的教学模型，摸索如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批判地把握人类的经历体验。未来的挑战主要是如何使人文研究的制胜绝招（包括其目标追求、娱乐性、竞争性动力和充满吸引力的互动性）成为学术游戏的基础（参见案例研究4）。

代码、软件和平台研究

叙事结构　代码作为文本　计算性过程

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软件　编码实践

代码研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软件与平台研究）能够开启一场人文学传统精读实践与计算机操作方法之间的对话。计算机媒体的各项操作是通过软件与硬件的互动完成的，而这些互动是依据编入软硬件组织结构中的代码进行的。代码研究的出发点是揭示出不同的限制如何使某些操作成为可能，又同时排除了其他操作实现的可能。但是，代码是否算是一种文本？如果是，它属于什么样的文本？我们需要像评估其他艺术作品的价值一样，也评估代码的美学属性吗？还是说，我们应该将代码归入单纯的技能或技巧？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很热烈，各方都有观点鲜明的支持者。其实，我们天天使用的字母数字系统本身就是一种代码，所以将代码研究视为一个“新”领域似乎有点夸大其词。

代码和软件学者的研究始于各种编码实践的发展历史，特别是那些实现某项操作的手段与方法，例如用来设定提花编织机编制图案的穿孔卡、早期计算机使用的用来阻断或接通回路的打孔卡等。虽然数字媒体最基本的二进制语言是所有编程代码的基础，但是不同的软件和计算机语言都有它们自己的历史，也拥有自己的语法和语义规则。软件的历史可以回溯到20世纪大型计算机的开关设置，直至发展到今天许多常见脚本语言和面向对象的软件的基础性汇编语言、编译语言等——这些都是软件研究的对象。机器的各项操作之间的层层软件加上操作员的指令可以为软件历史研究提供丰富有趣的研究课题，而对其中文化惯例影响的思考应该与对技术优势的思考并重。

商业、军事、传播等产业一直在推动尖端复杂的编码技术开发，对构成软件语言的各种编码规则和指令感兴趣的学者也需要审视这些产业进行技术研发的文化背景。一套实施指令的具体步骤（即算法）是软件程序的核心，但是这些指令必须被转换成计算机硬件能够理解的二进制语言。处理单元的组织方式、通过各个回路与晶体管组成的工作流循环、活跃缓冲区和并行处理器的使用……所有这些硬件组件都与软件以特定的方式进行互动，这些方式都有自己能够实现与不能实现的功能，且这些特性还会随具体平台的变化而变化。批判性的思考方式帮助我们将这些要素视为研究对象，像解读文本一样认识它们。

人们对游戏引擎及其叙事结构的浓厚兴趣带动着代码研究领域的发展。如果想要对环环相套、相互依赖的一组复杂互动中的叙事结构及多玩家活动进行分析，就需要在关键节点或决策点对各种相关的游戏元素进行分组。实现这样的分组又是一个复杂的、像游戏一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叙事技巧与概率论在一个排列组合的世界中相互交织，而这个世界最终需要把游戏里一个个充满幻想的瞬间无缝衔接起来。这种工程设计的魅力与任何时代的艺术作品（如小说和戏剧）的魅力其实很相似。与此同时，已有规模不小的文学研究者群体对代码自身的“诗歌性”开展了积极研究，他们出版的一系列批判性成果将编程的美学视为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所有这些研究分析视角都将种种计算过程视为编制作品的不同形式，通过仔细阅读、开展建构、关注结构等方式揭示出它们的复杂性（参见案例研究5）。

数据库式纪录片

可变体验　用户启动　多媒体散文

模块化与可组性　多线性

数字人文涉及的各种体裁形式包括：多媒体评述版本，诠释性作品（成果使用的拓展性数据集往往与诠释结果一同出版），将数字与模拟、案头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作品，以及对知识自身的拓展性定义（理解“知识”需要使用的并不仅仅是视觉，而是人的整个感官系统）等。在这些逐渐萌生的新形式中，数据库式纪录片处于核心地位。它是一种随着互动性媒体科技的变化而不断进化的体裁形式。

传统的电影纪录片使用的是影像和声音素材。无论这些素材通过多少层中介、经过多少次调整才出现在我们眼前，它们都与我们的现实世界存在着指示关系（indexical relation）。换言之，电影纪录片使用的是“真实世界”的材料，这些材料被捕获、筛选、编制成线性叙事并借助电影这种媒体形式呈现出来。想要创作这样的线性叙事，就需要在研究与开发的过程中拍摄大量的影像素材。不过，大部分素材最后必然会被废弃，只有很小一批经过精挑细选的素材会被采用，这是因为塑造故事的主干仅需要依靠少量的核心素材。人们一次只能讲好一个故事，即便是他们试图创作“单一”故事线，最后事实上也是由若干个相互密集交织、重叠的故事组成的。

数据库式纪录片使用的也是具有记录性质和价值的材料，只是使用的材料在数量和规模上大为拓展。数据库式纪录片具备模块化、可组合、多分支、超文本等特性，它们的结构往往更像多媒体散文作品而非传统电影作品。这种纪录片由实际或虚拟的数据库中的一系列“轨道”（类似音乐的“音轨”）组成，素材可以来自范围很广的媒体类型。除了影像和视频外，还可以使用音频、静态图像、文本、动画、文档（或其数字化版本）甚至是来自万维网的实时或动态数据。数据库式纪录片是多线性的（multilinear）。它们并不是被观众被动“观看”的，而是通过向观者或读者提供一系列引导性道路，由观者或读者自己主动“演绎”的。同时，和电影纪录片的独立存在性不同的是，数据库式纪录片可以建构在多个互相重叠的数据库之上；它们甚至可以只由能够发出指令的指针构成，借助开源应用程序接口（APIs）直接获取存储在外部的材料。每一条路径都是可逆的，可以引向每个文档的来源和外部资源。被纳入和未被纳入的内容都清晰可见，为观者或读者创造一种动态的、积极主动的、以用户为中心的独特体验。无论是时间顺序、时长、声音调节还是在核心工具中包含或不包含某种要素，都完全由观者或读者掌控（参见案例研究4）。

与传统电影纪录片相比，数据库式纪录片的多线性特征带来了一系列不同的机遇与挑战。

由于数据库式纪录片中存在多条由用户启动的交互性故事线，其创作者必须考虑到各种动作和节奏的流动变化性很强，就像参观展览的人们灵活多变的观展路线一样。因此，无论是在这种多变体验的设计上达成一致，还是构建完整且有内聚力的故事线，都具有一定难度。话虽如此，这种利用相互交织的数据集来讲述相互交织的故事线的可能性，为学术论证及艺术表达提供了强有力的新形式。数据库式纪录片目前依然是最受尊敬的新媒体形式之一。早期的案例有20世纪80年代末麻省理工学院的“互动电影工作组”（Interactive Cinema Group）的有关作品、南加州大学的迷宫计划（Labyrinth Project），以及英国的爆炸理论（Blast Theory）工作组对他们称为“实况”纪录片（“live” documentaries）的开创性研究。

可转变用途性内容和再混合文化

参与性网络　读/写/再写　平台迁移

取样与拼贴　元媒介　互文性

人们可以轻松地改变数字内容的用途，这种便利性拓展了这种媒介作为一种“元媒介”（meta-medium）的功能。照相技术拥有类似的属性，因为它具有可以记录并复制绘画作品、印刷作品及其他视觉作品形式的能力。现在，数字环境成为人们对其他作品形式进行再创造和模仿的“模拟制造机”。它同时也允许作品内容在各种平台之间迁移，用于多种不同的输出结果之中，并为多样的读者和讨论服务。如何以模块化的方式撰写文本，使文本能够依据不同层次的阅读兴趣与读者群体、针对人们对内容的细致程度及论证的精细程度的不同需求而被重新组合，目前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实现输出与显示设备的可重组性更是充满挑战性），也是值得数字人文工作者探索的一片研究沃土。当前，无论是出版界还是读者与著者，都已经充分认识到，按需印刷和在线网络阅读是与传统纸质出版相辅相成而非相互竞争的形式。当前，艺术家们也在积极尝试运用不同的场所与形式来呈现自己的作品。因此，他们可能会在展览馆展出独一无二的原作，然后为推广的目的而推出作品的印刷版，最后面向其他受众在网上进行作品展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作品”不再是这个呈现连续体内的一个独立对象，而是这一连续体的每个部分与环节的综合效果（参见案例研究5）。

再混合文化（remix culture）是具有可参与性、可编写性的互联网的重要特点。“读/写/再写”已经取代“只读”成为了当今网络的精神特质。就像早期文本研究使用标引、注释等增强复制手稿的权威性，再混合文化使用数字取样和拼贴技术来创作衍生性原创作品，这些作品附带着一系列联系、互文性引用和批判性过程。作品的传播通过网络进行，在此过程中其他人会不断地对作品进行添加、引用、再混合、再出版。所以，作品的著述者是不断倍增的。再混合文化在音乐界最为出名，已经延伸到了摄影、电影、平面设计、软件开发、数据集展及其他众多领域。本质上，当生产和消费的工具都把握在公众的手中，设计与筛选整理的空间能够不断得到自由拓展，各种数据和知识产品得以更为顺畅地流动，并以创造性的方式被再混合（参见案例研究4）。

然而，大学目前依然执着于学术原创的独一性及界限分明的著述。事实上，负责知识的生产、评估与合法化的各种机构几乎尚未开始接受可转变用途的、可再混合的学术文化。或许，这是因为知识生产与评估的机构框架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学术作品能够像数字音乐样本一样被轻松地再混合，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如果课程像软件一样拥有生命周期会如何？一个“开源”的人文学部门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可以确认的是，学科、部门及其他行政结构都会被盖上日期戳，需要为了继续生存而做出创造性的改变。

对此加以反对的声音也很好理解：如果学术部门失去了长期稳定性，我们该如何去培养一个特定领域的学生？我们如何确保学生已经掌握了一个特定学科的“内容”？如果学生所在的学术部门在几年内就可能不复存在，我们又该如何授予学生学位呢？我们相信，这些反对的声音是基于一种更加重视“是什么”而非“怎么样”的传统思维。其中，“是什么”关注的是早已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套知识元素或权威标准作品，而“怎么样”关注的是注重设计、实验、冒险、创新的一种灵活的（甚至是机敏的）思维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领域的知识是无关紧要的——事实正好相反。我们的意思是，大学如果想以最佳的方式服务于学生，就应该认证能够创造性地界定并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各种技能。这些技能包括基于制作与实验的知识基础，以及崇尚与多种多样的合作伙伴进行协作的合群性格。这一点正是人文学的核心价值与数字的生产性潜力在世界创造中相结合的最佳体现。

通用基础架构

可拓展框架　异质数据流

多形态浏览　云计算

随着遵从标准的网络服务和动态云计算的出现，通过互联网可以共享并获取海量数据集。网络服务本质上是机器间的通信，通过特定的方式访问各种形式的数据。例如，地图网站服务允许用户通过任何一台电脑向服务器发送相应的查询要求，以获取人口普查资料或历史地图。用户并不会收到“真实”的地图或者整个的数据复本，而是通过向服务提供者发出请求来访问地图和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用不同的界面提取并查看，如一个网页、一个地理浏览器，或是其他视觉应用。云计算为海量数据集存储、访问和检索提供了一个（几乎是无限的）可拓展框架。云喻指看上去缥缈的数据可以在天空中推送、获取，但实际上是通过无数的数据中心、存储系统和互联的网站架构来完成数据交换。

这对数字人文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意味着向学术圈和公众共享整个研究数据集成为可能。在人类学、考古学和古典文学等学科中，研究者在项目进程中可能产生数百万个离散数据点，包括测量数据、挖掘数据，以及通过集成地理信息系统生成的田野调查记录等。除了总结项目结果并得出结论，研究者还可以将整个数据集放到网上，其他用户可以对假设进行测试，甚至对原始数据集及其元数据进行补充和编辑。开放有诸多好处，但也需要对数据有效性、隐私、数据滥用和其他道德问题多加注意。其次，通过多形态浏览，用户可以访问、操作和分析大型异构数据流。在实践上，这意味着搜索和发现工具能够对从档案馆、图书馆和资源库中找到的完全分散的数据进行识别、汇聚和整合，并根据研究者的需要提供适合的呈现方式。无论信息存于何处，人们都可以经由入口对全世界的信息进行扩展和压缩。例如，对文学学者而言，这意味着他可以访问已出版的每本书的每个版本中的每个词，还能够为了解答研究问题而专门定制搜索，而这次搜索也会以递归方式成为系统数据的一部分（参见案例研究3、案例研究4）。

泛在学术

增强现实　物联网　无处不在的监督和跟踪

泛在计算　人文主义实践的去疆界化

随着这些新种类和新方法的逐渐应用，知识的形式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人文学研究的工具变得和研究实验对象一样拥有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统计方法挤压着人类科学质性研究的一面；图形和信息设计挤压着另一面。实时的大规模参与式角色扮演游戏开创了另一个受到艺术和游戏世界影响的新领域。实验室呈现出协作式的团队气质，随着其与研究、教育、出版和生产性实践相融合，实验室也开始接纳艺术实践、评论和外展服务。当学问不再局限于印刷物和大讲堂之中，而是在书库和街道间来回传播时，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教室之间曾经不可逾越的界限也开始消融。

可定位的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在人文实践的去疆界化中起到重要作用。由于这些移动设备无处不在，基于网络的知识资源与物理位置相联结成为可能，而这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这意味着基于大量的网络档案资源，诸如历史学、城市研究、建筑学、艺术、设计和文学等学术领域可以对物理空间进行组织、叙述、注释和论证。这样的学术可以面向更广泛的受众，也可以引导更丰富的生活。一个网站可以像电子出版物那样再混合，以供可定位的移动设备使用，也可以在以后变成一件印刷作品。能随时随地嵌入数据景观的终端用户，可以对网站及其移动“版本”进行进一步的组织和扩展。增强现实应用使移动设备将定位信息与强化版意象结合起来，分层、定点地展现事件。想象一下，一个时光机应用以快进的方式向你展示附近街区从侏罗纪时代到现代的样貌变迁；或者自然环境中的传感器向你显示眼前所见之景的地质演变和工业化进程；或者同步翻译应用消除了外文手稿中标识和信息的语言障碍；或者“物联网”的出现，在这里所有的实体（从你手上的书到你的手）都是相互联结的，都是一个深层递归信息网络的一部分。电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激进主义、抗议游行、社群创建和与公共空间建立关联的策略，也改变了我们认知世界、与人互动以及知识生产的方式。越来越密集的技术系统和数据景观使自然、社会和文化世界相互渗透。我们深深地沉浸于媒介世界之中（参见案例研究5）。

正如施乐帕克研究中心（Xerox PARC）富有远见的研究员马克·维瑟所言，泛在计算本质上是“无形的”，因为计算机已被嵌入“无处不在”的各种事物中。泛在计算是指随时随地对任何事物的计算，只有当数据中心、电脑、移动设备、实体和人之间存在高速网络容量和相互协调的标准时，同时允许稳定、无缝和无限的深层信息共享，泛在计算才有可能实现。任何东西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处于日益密集的互联网络中的。当然，泛在计算也有其黑暗的一面：无处不在的监控和跟踪、信息科技对每一天生活的侵扰、生物政治空间的量化正在渗透至更小单元的分析和监视，这些科技无法“去联系”或“选择退出”。

但是泛在计算也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流和实践团体实现学术事业的大规模拓展。这些实践团体生产并分享着知识和文化，为参与、冲突和自由提供了机会。协作和互联是泛在学术的特征。泛在学术可以在全球和本地、图书馆和公共空间、笔和智能手机、人类的千年历史和当下的实时反馈等层面（毫不费力地）实现。

第三章　数字人文的社会生活

数字人文正在与世界上各种相互交织的生活体验产生积极互动。

网络因其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特性而属于社交技术。当学术从图书馆和讲堂移向数字通信网络时，它在承担着更加丰富的社交角色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数字人文中全新的知识生产机制与各个社群动态相连，与学术圈惯于打交道的传统社群相比，这些社群规模更大、性质更加多元。上述社群日益渴求并日渐享受互动友好的学术探讨。在这样的互动中，层层叠加的学术批判以“版本更新”的形式出现；思考、创造与实践形成了交互性的反馈循环。

人文知识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分化：一条分支侧重于研究与分析，另一条则强调实践与应用。前者以批判、解释学和文本细读为特征，往往由一名作者全权负责对特定学科中一个精密定义的问题进行阐释。后者则以设计、合作和表现为根基，常常横跨不同的媒介并包含若干名作用者、制造者和作者。因此，人文艺术的创造力逐渐被看作与“严肃的”批判、分析、理论和史学研究截然不同的东西。换言之，人文知识形成的过程（“怎样形成”）与其具体内容（“形成的结果”）是相互分离的。

这样的分化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原本多元的人文知识常常被千篇一律地（但也不无道理）看作一套枯燥的、清高的、经典化的事物、学科实践或者是媒体形态。人文知识的形成过程（“怎样形成”）要求考虑设计、格式、媒介、物质形态、平台、传播、著作权和观众。对于向大学出版社投稿的学者而言，这些要素常常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不言自明的、价值中立的、次要的、无关紧要的因素。然而，一本书的格式、一页内容占据的空间、纸张的材料、出版社的规则绝不是价值中立的、客观的或必须如何的。事实上，人文知识本身作为一种知识形成过程的结果，是形成过程以一种深度循环往复、过程主导的方式塑造而成的。当印刷品不再是人文学知识生产的主要媒介时，人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准则开始发生变化，而知识形成过程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将会凸显，成为每一个新知识形成结果的核心。接受这样的转变后，数字人文不仅将承担起一套全新的学科任务和技术任务，还将支撑起世界上各种带有群体特色和认知导向的相互交织的生活体验。

本章内容将重点探讨数字人文的社会性和社会影响。这一章将以历史上人文知识生产的经济活动为起点。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讨论开源模型、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如何重新塑造当代实践，并推进有利于拓展人文学影响力和实用性的社会转型。其中，一个影响是合作型著作权的蓬勃发展以及重要性日趋显著的，被称之为“知识保管”的活动。出版活动向来是一项社会性行为，在数字人文中更是如此，这对既要提供优质服务又要向更广阔的公众拓展服务的学术性出版社和大学图书馆提出了挑战。本章的结尾将描述数字人文教育可能并且应该培养的新的学生类型——“刺猬狐”（hedgefox）。

开源知识经济

为了更好地理解数字人文中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的转变，我们可以对两种不同的经济进行对比：第一种是由工业革命创造的经济，即奠定和塑造了西方大学中的现代人文学和学院的经济；第二种是网络信息时代的全球化经济，即数字人文的经济。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辨别出两种知识生产经济之间的显著区别，一种偏向于稀缺、集中控制、等级层次、劳动分工、财产和所有权系统，另一种则偏向于充裕、去中心化、同等创造和知识共享。

数字人文拥有同时包含学术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天性，这一事实决定了对数字人文的有关讨论必将被拓展至技术因素之外。21世纪各种变化的核心是从封闭文化生产转向开源文化生产。开源文化理念有众多构面和定义，而它们由许多我们先前讨论过的属性构成，这些属性有：合作性创作、多版本、对知识产权的灵活态度、同行贡献、与大量不断增加的社群建立联系的机会，以及知识生产、审核、利用的整体分布规律等。开源文化理念在数十年前发源于软件开发领域。当时，一批独立程序员向销售闭源（即无法修改、改进或适应不同用户需求的源代码）软件的计算机生产商发起了挑战。这一提倡自由和开源的运动开始孕育出用户可自主添加、改进并推广给开发者和用户群体的新的操作系统和程序。带领开源软件运动的先驱之一理查德·斯托曼将开源项目形容为“用来达到社会性目的的技术性手段”。

网络的发展推进并加速了开源生产的成长，使代码能够在全球互联的不同开发者之间自由传送，并实现新版本的上传、缺陷检查和软件性能的提高。开源生产的一个成功案例是备受欢迎的开源Linux操作系统。它原本由一名芬兰大学生李纳斯·托沃兹开发，后来被世界上才华横溢的广大程序员群体不断拓展。开源软件开发者有一句格言：“只要有足够多的眼球，就可让所有错误浮现。”这是一种新颖的思维方式，认为具有活力的、稳定的系统可以由许多双自主的“手”共同创造而成，而并非一定是中心化的、自上而下的、遵从专有开发模型的开发模式的产物。

正如斯托曼所料，起源于技术领域的开源运动逐步变成了社会运动，自由、开放的文化生产理念开始渗透整个社会。用户希望能够在网络和系统中挖掘“零件”甚至是完整的“产品”，然后根据自己的想法和需要将它们自由地重新设计、混合、再造。时至今日，这种理念依然是一种理想，主要是因为开源理念与传统的知识产权理念、价值观和规则相悖。如果代码或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可以产生于一个由未知创作者组成的分散网络，它应该如何被管理？谁对它负责？谁拥有它？开源理念被各种权力中心攻击，正是因为它挑战了全球化经济中支持强者地位的知识产权。开源理念同时也受到了一些群体和机构的反对，他们致力于维护加以限制的、经过校准的、区分层次等级的文化知识。的确，对开源理念乌托邦式的普遍主义的批判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有的知识或文化资料无法被完全平等地共享。追溯保存在某一文化机构内的资料的来源，可能会揭示出暴力、掠夺、屠杀的历史，也可能会展示拯救和保护的英勇行为。因此，以深思熟虑的、批判的态度对待开源资源是当代人文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任何一种单一的或死板的处理方式都无法满足文化资产的需要。数字时代的多元性，意味着我们需要承认技术平台之间和不同资料用途之间可能存在着本质性的意见分歧。

为了充分认识社会此时此刻的具体状态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工业时代——一个稀缺性决定价值的时代——信息的社会状态。人们拼命地保护着商业机密；各种生产方式的利用都受到了控制（媒体和信息技术更是如此）参与生产的权利受到了等级职能和劳动分工的明确限制；在一个注重供需关系的经济环境中，财产被拥有、被保护、被变卖。尽管这个以稀缺性为中心的模型中存在着值得注意的例外（例如，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的公共教育体系的建立、了不起的慈善组织倡议、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建成），我们的法律和经济系统依旧主要被稀缺性和狭隘的所有权定义所驱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信息经济孕育了开放、共享和用于信息交互的各种公共平台。信息经济极大地开放了对信息生产的参与权利，参与生产的门槛下降至几乎所有接入互联网的用户都被允许参与。点对点共享和开源生产模型将“财产”转化成一种由日益壮大的公众创造、编辑、监督但最终并不属于任何人的事物。网络信息经济的许多决定性特征都是以数字拷贝的大量存在为基础的，而这得益于网络早期发展时具有的合作性与开放性。

这两种经济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它们自身也存在复杂性与矛盾性。但是，各种势力必定继续在这个以（看似）无缝衔接的网络、开放平台和全球性交互为特征的时代争夺控制权。杜克大学法学院的詹姆斯·博伊尔认为，“思维的共享空间”面临的真正危机并不是未授权的文件共享，而是“失败的共享”。博伊尔坚持我们应该关注知识共享世界中的限制与约束条件，而不是陷入站在机构立场的对知识产权侵犯的恐慌。万维网、全球网络互融、互动性科技和数字文化生产解放了智力资产，人们将会发起一场对规范、保护和货币化的长久的司法和文化斗争，与企业大亨的货币资产相抗衡。这场斗争对数字人文学者的智慧的需求将日益强烈。

社会转型与技术

正如我们所见，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塑造生产典型和定义社会关系的存续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工业经济被改变，其发展成以尤查·本科勒所称的“财富网络”为特征的去中心化的、开放的信息经济。随着参与式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技术（许多人称之为“Web 2.0”）的发展，我们见证了一个由社会结构、生产模式和文化构成定义的经济的形成，这种经济改变了信息生产和交互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分散式共享、合作和传播的全球化、网络化世界，但是也创造了暴力反击的条件和对于新形态的监控。

是什么使社交技术有别于单向的广播式传播技术呢？首先，使用当代社交技术的门槛非常低。一旦能够接入互联网（当然，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任何人都能够发布推特、上传图片或视频、发表博客并下载一系列丰富广泛的媒体内容。其次，社交技术确实非常“社交”，即它们是公共的，由社群进行生产，并促进新的社群产生。社交即为跟进、参与、结交——这是一种认识技术的新方式，它与为了“去做”某事的实用性用途（即个人计算机使用革命的原始模型）的认识视角，或为了“限制”使用的私密性用途（如商业领域对知识产权的热衷）的认识视角都不同。社交技术能够孕育出跨越地理、年龄、阶层、民族、性别等边界的社交群体和公共文化，同时也使这些群体和文化更加复杂化。最后，社交技术的发展与历史呼应、影响并塑造着人类社会和社会结构的发展：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一种社交技术；邮政系统是一种社交技术；电话、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都是社交技术。这是因为，它们都创造了交流、对话和互动的关系与网络，而这些正是一个社会建立起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所必需的条件。

当下，虽然社交技术在民主化和去中心化方面的潜力备受赞誉，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像对待所有技术一样，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待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使用几无门槛，可以支持非常广泛的人群积极参与。它的信息传播是全球性的，并且常常是通过一些不稳定的渠道使有些原本可能完全泯灭的声音得到关注。如果没有手机、推特和脸书的普及，埃及塔里尔广场的游行可能不会为人所知。然而，社交技术也同时受到政治利益和企业利益的钳制，被用于大规模采集人们的各种行为数据，由此创建逼真的消费者形象描绘、追踪身份、造就更高形式的人群监视和民众控制。

全世界的独裁政体如其操纵传统媒体一样，也在操控社交媒体。通过窃听信息发布和密码，要求用户同意使用各种新安全证书和其他强制性技术，将政治宣传伪装成用户“自愿自发”发布的内容，政府或利益集团可以搜集大量数据来鉴别异议者，它们滥用权力，或用障眼法迷惑舆论走向。我们在讨论数字人文时提出这些相关问题是为了强调社交媒体可以用于实现民主，但也可以用于实现支配和征服。所以，在欢呼网络互联在全球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支持民主和促进社群建设并非是网络技术固有的性质。它同样可以为暴力冲突、公众监管，甚至种族灭绝创造条件。毕竟，作为19世纪网络和社会性技术范例的铁路系统虽然带来了跨国迁徙和全球工业化经济，但其在20世纪也为强力驱逐整个种族甚至使其惨遭屠戮提供了技术手段。

源源不断的信息交流所产生的私人生活的社会化和个体主观意识的重构，可能会使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安全与隐私、身份认同和社群等概念发生持久性改变。人们的群聚性行为和对实时活动的共同着迷已经产生一些迅速组建群体、沟通群体的新模型。将私人生活纳入网络互联环境的诉求史无前例，个体表达的命运安危未定。如果从科幻的角度大胆推测，集体性思想“物质化”似乎已经离我们不远。

外延和相关性

上文所述对于数字人文意味着什么？当我们需要理解、分析、评价任何技术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说明其价值、危害和发展潜力时，我们自然会将视野投向人文学。我们主张这一点使得人文学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新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文化形态、价值体系和个体生活的不断显现，正切实地使“人类”变得更有活力，更为分散和多元，甚至更加脆弱。广义来说，因为数字人文致力于研究并解释在网络信息时代做一名“人类”意味着什么，它可以将人文学的外延和相关性大大扩展，远远超出小众专家的封闭式讨论的范畴。数字人文的范围和规模涵盖了广阔的专门化技术和专业学术交流，但同时也为打破象牙塔壁垒，开启大学与文化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及社区组织等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广阔前景。

事实上，将大学理解为象牙塔的思维早已不适用于当下——它甚至从来就不符合现实。反之，我们的愿景是：大学应该是一个灵活可变的、可渗透的、动态且充满活力的智力空间中的一个节点（即便是中世纪的大学，也拥有随之兴起的社交生活网络与出版网络，虽然它们的规模不同，而且以手抄稿和演讲作为其决定性的传播媒介）。数字人文的社会生活在此智力空间的基础上，使以下几点成为可能：建立以合作性著述和设计为特色的网络信息经济，知识的社会生产和传播，发展基于多样化和版本持续更新的著述模式，在拓展的公共领域中的积极参与，由正式机构和非正式机构建立设计、分享、评论、批判的平台，以及与知识的积极互动——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

著述模式的转变

人文学的学术探讨中长期存在一个核心问题：“作者是什么？”关于这一点，传统的认识是：作者是独立撰写内容的个体，但是这种撰写需要与同行群体存在一定的交流互动，并且符合已达成共识的某些传统。作者（诗人、哲学家、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等）通过书面文字创造出无数个世界。亚里士多德的区分方式是：我们读史以认识世界，了解过往之事；我们读诗以想象世界，激发孕育出新世界。数字人文学者同时具有史学家和诗人的特质——我们既积极研究“过往的世界”，也积极思考尚未诞生的新世界。然而，数字人文学者利用新的工具、技术和设计策略，采用将诗人和史学家的传统创作实践方式彻底改变的新认识方式，来思考过去和未来。对于数字人文学者，著述根植于设计流程以及实验性、社会性、社群性的创作。我们不再认为著述是一种独立自主性的工作或是一个人单独思想的结晶（这种单一著述观点已被批判理论学家们反对多年）。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著述理解为一个不断拓展的、几无边界的实践者社群的集体创造力的表达与利用。问题不再是“作者是什么”，而是在多元性创意设计、公开创作实践以及版本持续更新的现状下，作者的职能是什么。

在学术上，我们正在从基于个体著述“杰作”的时代转入基于合作创作“好项目”的时代。因为我们正处于信息的物质性和媒体通信技术的转型期，以往一些单纯被看作是支持系统、传播媒介和读取设备的东西现在已经与创造活动密不可分。“杰作”不仅是重要见解的简单“包装”，而且是记述和字母化的科技—社会装置的一部分。学者们可以将书页视为一种进行顺序空间记录的单位来研究其历史，可以研究纸张、墨迹、雕版印刷和印刷出版商的物质性的历史，也可以研究人们对物体的认识理解如何受到人的肢体引导和介入的影响。维持了数个世纪的稳定的印刷文化，削弱了人文学者“看出”他们的各种实践中自然嵌入的物质性的能力——书籍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透明的”的媒介。而数字人文学者则不同：他们高度重视人们对事物含义的解读与物质性、媒体介质及肢体性认知之间存在的不可分割的深刻联系。这是我们强调著述就是设计、设计也是著述的原因。

在数字人文中，知识平台不能再被简单随意地留给编辑、技术人员、出版商和图书馆管理人员，否则，倒显得将信息通过物理性和数字性手段进行论证，再通过多元媒体组合进行传播的工作似乎不是人文学者的负责领域。在纸质印刷出版模式中，学者典型的工作方式是将其手稿的内容全权移交给出版商，由后者进行编辑、设计、排版、印制及传播。然而，现在这些工作已经转移到数字人文的最前线，这正是因为涉及交互界面、互动性、数据库设计、标记、导航、开放利用权限、传播和归档的各种选择现在都已成为数字世界中论证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这类选择在《矢量》（Vectors，一本多媒体、多元模式的人文期刊）中就非常明显：每一篇“文章”都是一个探讨形式与内容之间复杂交互性的项目，都强调“跨媒体平台的新兴民间学术的实验性和融入性”。学者与设计师、技术专家和《矢量》编辑团队密切合作，开发设计适宜的交互界面、数据库方案、浏览导航特点和内容形式，整合呈现出论证。在坚持同行评审权威性的同时，出版平台不仅突出合作性著述的结果本身，而且强调通过论坛的留言讨论和添加批注功能凸显出公众的反馈。

面对这类学术交流形式对读者参与、探索、探讨、互动并贡献知识和观点的高度需求，数字人文的挑战之一是为这种学术的合法性和有关资质的确定设计出评价方法。在《矢量》上发表的项目可能有多个“作者”，每个人都对论证有所贡献：界面设计者创作Flash动画的前端页面，数据库设计者创作MySQL/PHP后台，程序员编写代码以处理解析用户对数据库的访问查询，理论研究者为数据库提供数据并设计访问浏览论证过程的互动式基础构建，地理信息系统专家对数据进行结构化和其他处理，建模者创造可导航探索的立体实体环境模型，服务器管理人员维护操作软件的正常运转以确保项目的持续运行等。与理科论文有多个共同作者相类似，在数字人文出版物上发表的项目列出一大批作者也已是常见现象，而这一状况在涉及平台开发时更是明显。以“我”为核心的单一著述模式已经转变为以“我们”为中心的合作性著述模式。

合作中的创作

被我们称之为“数字人文的社会生活”的东西正在受到上述这些调整和改变的影响。即便是在看似仍然以单一作者撰写著作为主流的学术圈内，我们也正在见证人们对学界长期形成的套路、行为和具体实践进行创造性革命的第一波浪潮。一些学者和艺术家已经开始在网上使用可以分段发布内容的博客平台或其他能够进行合作性评论及注释的工具来出版他们的著作。这种方式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以版权保护和专属授权限制为中心的著作权理念，而且使作者们可以在大学出版社将他们的作品发给同领域的数名权威专家进行评审之前，提前且迅速地获得数以百计的自主同行评审者的反馈意见。对学术争论的众包式评估，以及学术内容的众包式生成和编辑模式，都在改变着作者的职能和传统的知识平台。一本书不再是被简单地“完成”和“出版”，而是成为一个基于版本更新、众包式同行评审与互动、开源知识和开源出版平台而建立的更加充满动态活力、循环更新、积极交流互动的环境的一部分。

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维基百科更具有代表性。作为一个革命性的知识生产和编辑平台，虽然维基百科受到了学术界许多人的排斥，被视为业余、缺乏可靠性和学术严谨性（尤其是在其建立早期）的代名词，但是我们认为，维基百科为数字人文及整个学界提供了合作性研究和知识传播的新模型。维基百科代表着一种真正创新的、全球性的、多语言的、合作性的知识生成社群，也是一个对知识进行创造、编辑、分发和版本管理的平台。迄今为止，维基百科已经拥有近400万篇文章、超过4.5亿次编辑和1500万以上的注册用户，有大量不同语言的词条。对于一个项目的第一个十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维基百科呈现出一个动态、灵活、开放的知识创造和传播网络，用新的编辑和版本管理模式凸显了过程、合作、访问利用、互动和创造性，能够记录每一个知识贡献者所做出的每一项具体决定。维基百科尚且年轻，但它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出的最丰富全面、最具代表性、得到公众最普遍参与的知识生产平台。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

值得关注的是，维基百科并不是在大学里被发明的。虽然它的创建者之一拥有人文学的博士学位，但是它完全运行于学界之外。为什么会如此呢？也许是由于人文学总体上仍然被禁锢在作者独立发文、同行内小范围讨论、使用单一媒体传播信息的传统工作模式中。在一个领域内按照特定的理论、方法、物质性和学术规范等范式创造新知识是一回事；设想一个新的知识平台，一种新的知识设计方式，或者是一种新的吸引广泛的社群参与知识生产的途径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上述这些的实践意义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在塑造平台、工具和技术的同时，这些平台、工具和技术也在塑造着我们。这些双向强化系统形成了数字人文的社会生活。它们双向互构、互相循环反馈的特性，鼓励我们对以下问题产生新的认识：作为一个能够认识和感知事物、能够创造知识，并且同样能够成为我们研究对象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发表成为一种社会行为

“发表”是指使某些观点公开化，使这些观点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让社群积极参加与之相关的批判性探讨和争论。在传统意义上，发表意味着寻找一家期刊或出版社，使学术讨论、观点和研究结果公开化，但是这种“公开”主要——甚至专门——面向在某个特定学科领域内学习发展并受到该领域各种传统习惯深刻塑造的读者。今天，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发表任何内容（在“使之公开”这个层面上）。前文已提及，创立博客，发布推特信息，上传照片或视频，创建网站，或者评论他人的博客、推文、上传信息和网站的门槛都非常低。一段视频的“病毒性传播”，在数天甚至数小时内达到全球数千万次观看的现象已不再罕见。显而易见，随着信息本身与创作者具体身份的彻底分离，我们正见证着另一种时空压缩。

仅仅要求学术研究积极应对这种变化，就会在人文学中引发严重的问题，更不用说直接让学术论证与作者脱钩会带来多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人文学一直以来的传统观念是：“正经”的学术发表应该经过同行专家评审并审核通过，援引并遵从特定学科惯例，代表着经由一系列“测试”而获取专业讨论资格的权威作者的观点。这些作者一般都隶属于某种机构，而这些机构通过各种接纳和排除规则（例如晋升和终身职位授予制度、书籍和期刊的出版许可体系、项目资金或基金支持性产业等）来为作者的观点赋予权威性。像期刊和大学出版社这样的发表载体或机构，凭借着同行专家评审、学术审核和机构声誉等经由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建立起来的严格运行机制，将自己树立为知识的权威来源。当任何人都可以发表和发言时会发生什么？当知识的授权认证不再仅仅由高等教育学府控制时会发生什么？这些都是在数字人文的社会生活中运行，并维持这种社会生活的机构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出版发表和获取利用的变革

人文学者已经习惯了知识形成和传播的传统社会规则。在他们的世界里，似乎没有什么比学者撰稿、出版社将稿件出版成书、图书馆再收集这些书提供给读者使用并提供其他阅读和研究服务更加自然合理的了。被继承下来的惯例规则是：出版商收集已有的或者直接委托作者创作的他们认为值得发表的智力成果。他们来审查稿件的内容和论证，检查稿件的原创性和合法性。一部学术性出版物还会经过同行专家评审。核实事实，进行逐行编辑，获取插图使用权，完成版面布局，开展设计，以及处理印刷及宣传工作都需要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图书管理者的工作也与之相似，也是专业化的。虽然每个图书馆各有不同，面向的用户也多种多样，任何一个图书馆的特定需求都因它的具体背景和其所提供的具体服务而异，但是传统的图书馆一般都需要进行采购、编目、保存、保护、公共服务、宣传拓展和提供利用等工作。然而，数字出版模式正在对这些存在已久的规则和机构间的界限发起挑战。

随着图书馆和出版社面临的情况发生变化，有一种紧张感在当前的大背景下产生。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技术如何影响各种社会建构，这些机构的某些责任和义务对于人文研究依然至关重要。近年来，预算紧缩一直在迫使学术出版社对其在印刷时代形成的商业模式进行重新思考。同行评审的形式虽然在改变，但是其地位依然十分关键，而且这种理念已经逐步扩展到了更广泛的公共领域。信息的时间轴和生命周期正在改变，但是人们依然需要切实可靠的参考性信息，而且这一需要较以往更为迫切。授权协议以及用户对长期获取利用的期望都需要学者们进行研究。同时，必须认识到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型，这种模型要能够严肃对待知识产权、开源文化、版权保护和著佐权[1]等问题的进化发展。一些基于印刷模式的概念，例如美国版权法中的“首次销售原则”（购买了一本书的消费者拥有再次出售此书的权利）在数字环境中将问题重重，因为数字文本和著作极易被复制和传播。作者和出版社的权利是什么？社会如何在这些权利与读者、学者、图书馆以及广大公众的需求之间寻求平衡？

注释

[1]著佐权是补足或辅佐著作权不足的版权授权。著佐权作品是有版权的，但它们加入了法律层面的发布条款，保障任何人都拥有对该作品及其衍生品的使用、修改和重新发布的权利，其前提是这些发布条款不能被改变。

新兴的话语圈体系

长期以来，大学与其他文化机构（如实验室、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及有关商业机构）共同承担着知识的生产、保管、监督和存储的职能。但是，大学在认定知识的“合法性”方面享有特权，监管并控制着话语体系的相关规则。并非随便什么人的观点都带有权威性；他需要首先经历漫长且等级森严的认定过程，而其传达的知识主要是在封闭的知识分子社会圈内循环。这即为福柯所定义的“话语圈”。在各种学科性和机构性控制手段的限制下，知识被不断重复并循环传播，这些控制手段决定了什么是一个学科的“真理”。福柯反复强调，任何被允许进入学科讨论的表述，都首先必须符合该学科的“真理范畴”。所谓符合“真理范畴”，即指一种表述不仅要引用学科内的规范性真理，且必须在方法论、传播载体和传播方式等方面符合该学术圈的规则。不难理解，维基条目不属于科研论文，虚拟世界中的展览不算专著，学术讲座不能在非严肃场所举办。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其中的关键是知识的合法性问题。谁能够创造知识？谁能够监管？谁能够授权？谁能够传播？谁会被影响到何种程度？当然，合法性始终与权力相关联，由法律系统、政府、军队、董事会、信息管理系统、终身职务授予与晋升系统、图书出版业、专业团体或是任何监管部门掌握的权力。不仅话语论述的合法性需要由特定学科的发展历史和从业人员建立的标准加以认定，用来形成、准确表达和传播这些论述的媒介也同样受到这些标准的限制。

在数字人文中，作者的职能更加具有协作性特征，他们包括设计师、程序员、信息构建人员及服务器管理员，当然还有学科领域内外的学者。“著作”的概念呈现出更明显的多向渗透性和过程导向性，因此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标准去评价其质量。在过去，使用解读性分析就已足够，这是因为同行评审专家拥有“决定”文章“内容”的特权，即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掌控着对文章讲了什么、论证的过程和方法是什么、表达了什么观点的解释权。一个新观点可以推动学术领域的前沿性发展，但是它仍然需要在它所属领域的理论范式、学科范式和媒介范式内运行。承载这些观点的媒介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了“透明的”、中立的。人们长期以来常援引比阿特丽斯·瓦德的表述来形容这种“透明性”：精心设计的书就像一个“水晶杯”。

数字人文能够打破印刷文化的“透明性”和“理所当然”的地位，让我们意识到被N.凯瑟琳·海勒称为“媒介特定性分析”的概念重要性，使人们更加关注记录技术、载体材料、书写表达系统（如弗里德里希·凯特勒所说的“话语网络”）、浏览导航模式（无论是翻页还是用手划屏幕）、著述形式和创造性（不仅是内容，而且包括字体字号、排版工艺、页面布局和设计）。在这一转折性时刻，意识到媒介的特有性和针对性是大势所趋，这给这些媒介的社会生活也带来了影响。

塑造新常规

随着新的著述平台和协作环境的兴起，“支持性”工具的“非透明性”和“非价值中立性”已被充分揭示。这些工具不仅决定着认知导航和互动模式，而且引导并控制着知识及其意义的生产。出版发表不再是研究的终点或顶峰，而是一件明显更加具有过程导向性、不确定性、实验性、体验性的事项。因此，我们需要提出一系列评估方面的新问题。以下问题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评估人文学学术的新的常规性问题（它们不仅适用于对数字人文学术进行评价，而且对人文学整体也同样适用）：

·研究成果是如何呈现并推进一个原创性观点的？又是如何体现出观点本身与其呈现媒介和其物质性之间的紧密联系的？换言之，物质性和媒介对论证有何作用和意义？

·研究成果的作者是谁？他们各自的贡献如何明确地说明和计算？

·界面设计、数据结构和数据库如何传达意义？它们作为论证的一部分是如何运作的？读者如何与研究结果互动？作者如何将互动界面、数据结构和数据库背后的逻辑修辞公开化？探索导航的模式和动态标志是否适用于论证？

·项目的参考文献体系是否完整？读者如何获取该项研究成果的数据及其所引用的资源？

·研究成果在新的背景和新的数字化环境中，是否可以与其他项目互动提升？

·项目成果是否具有扩展性和反复更新性？换言之，它是否能随着作者或其他人员的进一步研究而不断成长？

·如何界定研究成果的共享参与性？换言之，论证是否需要更多的读者参与？

·学术研究成果是否支持采用联合或合作性（非信息孤岛式的）方式进行学术出版？

·最重要的是，研究成果如何表明学者符合传统学术研究的质量标准，并由此用学者的经验启示来激发和鼓励广泛的社群？

这类问题一方面为人文学术引入了一套不同的评价测量尺度，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数字背景下研究成果的质量要求门槛。目前，人们对这些新兴知识形式的理解认识和合法化处理仍然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我们并不希望丢弃评价学术的各种核心价值标准，同时我们也要确保能够应对认为数字人文只是外在技巧而缺乏实际内涵的质疑。

这样的平衡兼顾不仅要求从根本上反思知识是如何被设计和创造的，也强调从根本上反思知识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听起来是什么样的，到底谁可以创造知识并与知识互动，知识何时被创造和认识，知识如何被认证和评价，以及如何让更广泛的（甚至是全球范围的）受众获取、利用知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整体上讨论数字人文的社会生活，而不是采用碎片化的、实用工具主义的方式去认识它的原因所在。在21世纪，历史久远的大学及出版机构具有以全新模式生产、认定并传播知识的潜力，而且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此过程中，在全球层面的知识创造中，很少甚至从未被使用过的科技及很少参与的群体都可以积极融入其中。当下我们才刚刚开始认识和利用这种潜力；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一带有实验性和风险性的重要过程能够可持续发展。

知识的“去殖民化”

到此，我们对数字人文的社会生活的讨论重点强调了技术转型对学术的影响。但是，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也同样重要，尽管有时不那么显而易见。人文主义思考、创造和批判的各项原则可以为计算机科学的方法体系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数字环境设计可以挑战甚至颠覆那些暗藏在操作性功能之中的意识形态偏见，这些偏见往往被人们视为惯例。尽管“效率”和“公开”已经成为交互界面设计者的格言，但是数字人文学者可以对解读分析所面临的复杂环境进行建模，使人们得以形成从根本上不同的想法与认识，或者向人们展示对阅读、观看、导航等认知过程的参与如何影响对事物意义的解读。创造文化资料的参与式环境，要求对各个思想圈及其观点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分析和呈现。我们目前还未能有效地参与真正支持文化差异的建模环境的探索，这完全不同于以静态的，甚至是“死板一块”的单一方式，在由主流厂商开发的标准平台上敷衍地承认文化差异。如果这些平台决定了文化产生的规则，那么它们代表着谁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又将把谁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理念融入知识创造的体系当中？例如，与其将土著人群对宇宙的信仰生搬硬套进史隆数字化巡天（Sloan Digital Sky Survey）项目所绘制的宇宙天图，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其他的方案，将天图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下重新进行绘制？这些界面和功能并非会真正“改变”天空，但是能够拓展我们认知的深度和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人们认识天空的方式并非只有一种。只有当公众可以通过真正意义上社交互动的、参与性的文化创造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另类、不同和自我时，知识的“去殖民化”才能被真正彻底地实现。

如果信息的组织和导航以静态的方式进行建构，那么我们虽然能够浏览海量的资料，却不能改变嵌套在系统内支配知识储存、使用和呈现的本体论（即决定我们认知方法的根本语义网络）。人文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互动界面既是社交性的又是技术性的，因此可以发生变化与变异，可以根据用户对交互模式、指令解读、语言和文化差异的不同偏好对知识进行重构组织。目前，我们尚不能全面研究和揭示出分类系统、认识论以及知识表征的历史性维度，这些历史性维度塑造并呈现出它们在不同文化、历史时期和个体认识中的不可互通性。我们需要审视的内容包括：在一个特定时间点内可以被算作知识的内容是在什么样的空间环境里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生产的模式及相关话语圈的组织制度；将知识按照特定的体系、分类方案、表征形式、排序原则进行配置的可能条件是什么。

将这些人文学研究的本质性特点引入数字环境也是数字人文的核心工作。创造和使用聚焦于人文学传统关注点（例如主观性、模糊性、在知识生产中受观测者影响的变量、偶然性）的工具，将使我们能够在本体论层面和社会性层面塑造知识及创造性工作。只有当新一代的数字人文工作能够展示出如何运用数字模式思考而并非只是如何使用数字工具时，才算是做出了真正的理论贡献。原生土著的、地方的、独立的、真正不同于以往的人文平台仍然停留在推测性设想的阶段，或许正潜伏在萌发的边缘。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如何去展望这些可能性，想象它们将如何以尚未被想到、未曾被描绘、未曾被表述的方式改变未来的知识生产。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坚信人文学拥有独特的方法论的观点。这些方法并非基于计算、自动化或者概率统计，而是基于模糊性、分析解读以及具体的、具有特定背景的知识模型和认知模式。

振兴文化记录

通过将学术设想为由社群合作伙伴、文化机构、私营机构、非营利机构或政府机构共同参与的活动，数字人文能够扩展人们对“学术”和“公共领域”的概念的理解，从而创造新的互动空间和互动节点。基于这种拓展的“学术”定义，数字人文学者能够做到的事情之一是将社会公正和公民参与问题推到最前线。他们可以采用一些将公民纳入学术事业、引领学界走向拓展的公共领域的方式来振兴文化记录。基于这种理念的学术将会从根本上变得富有应用性：它利用人文学的知识与方法来提出新的问题，设计新的发展可能性，培养重视人类文化记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的公民学者。

通过强调人文学的核心价值观，这样的学术项目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被压制的声音、各种文化差异、语言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历史视角得以共存，从而加深并拓展人们对“公众”和“公共领域”的认识。纳入了社交媒体技术的社会记录式项目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它揭示了推特等类似技术如何向原本被压制的人们赋予话语权。自社交网络兴起以来，我们已经看到，核心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以依据一组随机且可靠的信息提供者发出的消息加以高度本地化、精确化的还原。这些消息的形式非常多样，例如，实时同步摄像或文字消息发布，其内容还常常会包含音频和其他媒体报道，从而帮助全世界“看到”并“听到”现场实况。实际上，数字门户已成为一个与精准定位事件相连接的全球性公共领域空间，同时也成了一个网上档案馆和“活的”纪念馆。

2009年，推特在摩尔多瓦反政府抗议事件中被推崇为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同年夏天，YouTube成为记录德黑兰选举抗议游行的“档案馆”。自此以后，社交媒体在煽动、计划和支持革命方面扮演的角色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毋庸置疑的是，媒体看起来正在发生某种变化，这些变化也改变了各种事件的发展方式。至少，目前人们已经能够对事件本身（一个具体的、限定地点的现象）、事件的表征（推特消息、手机视频和手机照片等）以及事件的传播（通过基于互联网的社交网络和信息通道）所代表的三个构面进行汇聚浓缩和迅速同步化。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弹性、全球性同时变得更加短暂易逝的公共领域（这样的公共领域可能同时存在于多个分散的地点）。

公共和反公共

当实体存在性（在物理上实际存在而非虚拟的性质）在构成“公共”方面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弱时，值得被记住的是，媒体和通信技术在创造所谓的“公共领域”方面一直具有根本性作用。德国哲学家约尔根·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研究广受认可，他认为，公共领域是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初期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发明，随报纸、小说的兴盛以及鼓励讨论、辩论的社交形式的兴起而出现。印刷技术和读写能力的普及对于“公共”的形成以及现代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而前者是专门对抗国家的权力集中的。康德认为，对理性的“公共利用”的含义是“学者面向读者世界的全体公众”公布观点。这一定义表述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康德所称的公共是由受教育的人群（往往是男性）构成的，而这些人群能够接受教育正是因为他们属于特定的社会经济阶层。

“反公共”是与“公共”同时出现的一种平行现象。“反公共”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其中的一部分是杰出的女性作家们，她们常常在家中组织沙龙，这些沙龙通常与公共舆论之间关系紧张，且往往与公共舆论相违背，但是仍然与公共舆论具有密切联系。就这一点而言，“公共”和“反公共”的概念虽然是相互排斥的，但二者都可以被视为精英组织，因为加入他们话语圈的成员都来自特定的社会和经济阶层。在离我们更近的时期，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底层”的话语圈。底层人民的阶层、种族、性别使他们从根本上被排除在“公共”和“反公共”的讨论之外，他们的话语很少被承认是“公共话语”，因为他们不属于福柯所称的“真理范畴”。

既然如此，也许数字人文蕴含的理想主义冲动是向所有人彻底开放话语圈。无条件的参与会是什么样的？假如人们的话语不再基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种族、民族、语言、地理位置、国籍、阶层和对技术的获取利用状况而获得认可或遭到否定，会发生什么？我们并非认为在数字世界中人们在这些事实上的区别不再重要。反之，我们认为，数字人文乌托邦的一面至少可以让我们设想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参与话语表达的未来（即使它无法完全实现这样的未来）。朝着无人会被排斥在外的公共领域的理想方向奋斗，是数字人文的核心人文主义价值。

电子出版社和泛在图书馆

在过去几个世纪，大学出版社在建立人文学的专业交流模式与具体实践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专著、论文集、校注版学术作品和学术期刊是科研和专业发展的基本元素，人们的学术职业生涯建立在经过审核和同行专家评审的论文和书籍等文献的基础之上。出版社拥有制作营销规划、评估读者市场以及在图书馆及学者间建立发行网络的专业技能。例如，策划编辑能够以非常专业的眼光跟进他们所负责的领域的发展。他们参加学术会议，跟踪学科前沿，并且通过出版他们所认可的作品来共同塑造某个特定领域。尽管学术出版的社会经济背景在数字时代已经开始改变，业界依然需要通过提供带薪工作、维系体制机构框架等方式继续支持上述人才发挥基础专长，并对学科和话语的塑造做出专业贡献。

随着数字人文的社会生活的进化，很多大学图书馆也在重新考虑它们的责任义务。例如，它们是否还能支付得起订购定期出版的学术期刊的费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订购这些期刊是在购买传播学校自己的教师的研究成果的权利）？这是学术期刊价格飞涨形势下又一个严重的问题。又如，一旦服务提供商或公司破产，之前由它们授权发行的文献该如何处理，已出版作品与出版商之间的联系中断该如何解决？在这里，我们还面对着数据损坏、技术失效和新技术投资风险等问题，因此，众多考量因素交织在一起。文献副本是否存储在图书馆本地的服务器上？指向数据仓储的链接是否是我们获取、利用智力成果的唯一途径？其实，许多棘手的问题是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当人们将知识孤立保护起来，使之仅对有限的学术专家群体开放，这些少量的学者将大为获益。但是，这样的知识封锁是与人们希望将最优秀的前沿研究推向最广泛受众的基本意愿相违背的。

为新的电子出版研究成果寻找一个能够被公开承认的、具有足够受众数量的出版平台，又是一个新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当电子文稿的信息颗粒度发生变化时（如当注释、代码、数据集或大规模计算机处理等元素都被视为学术论证的子单元时），这些具体“颗粒”的创作者又该在何时何处被承认与认可？如果（在博客或其他社交网站上）发帖逐渐变得等同于出版发表，那么我们对学术发表的再定义，以及对文献进行长期保存、编目和提供利用的传统义务都会推动我们从根本上重新认识图书馆和出版者的社会角色。出版发行机制需要发展进化，从而鉴别出大众作品和专业化的学术作品之间的界限，并解决在知识产权、许可和利用、同行评审以及专业人士在出版、保存和提供利用中的角色等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在市场力量和产业发展动机的驱动下，获取和呈现信息的软件和硬件会不断地进行版本迭代更新，不断挑战人们已经习惯了数个世纪的纸质出版形式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因此，维护发布平台本身及其发布内容所面临的挑战将会使整个情势更为复杂。

对避免冗余而优化资源配置的需求无疑将会推动数字出版业的更新。但是，一些理论问题仍然存在：什么是出版物？谁将认可论证、研究项目、数据仓储、档案和其他人类记录材料的公开，创造性表达与解读？当前，一些新的概念认识已经在改变人们对出版、宣传和公众的理解。学术的数字化正在带来早期媒体无法想象的新表达形式。与此同时，图书馆和出版商将会联合起来，承担他们在模拟记录时代从未想象过的新责任和新的工作形式，将传统任务按照新的规则进行重组。

培养“刺猬狐”

数字人文有诸多目标。有些涉及学术研究，有些关注拓展更广泛的公众联系，有些则以教育为本。数字人文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它的方法论将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果学术界和社会支持数字人文，又将会培养出什么类型的学生？这些学生又将如何改变世界？换一种思考方式，我们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倒推出有益于培养这样的学生的教育环境应该是怎样的。对学生进行人格塑造的想象，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关于拓展人文教育内涵和影响的各种长久以来的讨论，并将这些问题与数字人文的核心基础课程联系起来。大学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将会影响这些学生未来会成为怎样的公民，以及会成为怎样的独立个体，又会如何融入社会。

我们可以借鉴历史来思考这些问题。距今两千五百年前，希腊诗人阿尔齐洛科斯将知识界分为两个阵营，分别由不同类型的动物来代表：“狐狸懂得很多伎俩，而刺猬则有一技之长”。距今五百年前，以赛亚·伯林将这一比喻稍加调整，用来描述两类思想家：“一类人将一切都归入一个单一的中心，他们的中心系统有着不同程度的完整性和清晰性；另一类人则同时追逐若干个互不相连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思维线索，这些线索之间可能只是有些现实意义上的关联。”伯林并没有宣称是狐狸型还是刺猬型的思考方式更为优越，不过他就列夫·托尔斯泰富有矛盾性的多产文学生涯发表了文章，认为托尔斯泰是“一只认为自己是刺猬的狐狸”。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与希腊诗人、俄国小说家和英国绅士生活的年代截然不同。毫无疑问的是，推动数字人文学兴起的技术正促使我们——包括学者、学生和公民——变得更像狐狸。网络内话语讨论的性质、多媒体环境下研究学习的现实情况、大量信息渠道导致的不可阻挡的注意力分散等问题都会引导人们追逐分散的思想线索。对人们日益“一心多用”、注意力集中的时间逐步缩短的趋势，批评者众，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所有对你有害的事都对你有益”。但是，数字人文学能够以脚踏实地却不乏灵活多变的方式面对这一现实；它既不会怀念从未存在过的“读者的天堂”，也不会像商业领域那样对科技的发展大呼小叫。数字人文可以通过多种方法驾驭新的网络一代的思维习惯和潜力，培养出更优秀、更善于求知的“狐狸”。

然而，刺猬又如何呢？正是因为其坚忍不拔，甘愿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数年如一日地追求一个“中心大局”的品性，刺猬精神才与人文学的实践紧密相连。在一个崇尚商业、即时访问和“机器时间”的社会，提供给愿意进行长久深度付出的人的机会可能相对更少。但是，人文学的传统是积极接纳历时性活动的。它能够接受那些将花费数年才能完成的研究，能够理解有些想法（更不用提结论）需要经过长期思考才能成型。人文学研究以篇幅浩瀚的研究和为特定问题皓首穷经为标志。数字人文不会愚蠢地抛弃它内心的“刺猬”。

数字人文如何能够在狐狸式思维占据优势的时代保留刺猬式思维？如何能够在自由无边的网络化学术中注入深度钻研？刺猬的深度因其严谨性而激励人心，狐狸的好奇心因其活力而令人惊喜。这并非是二选一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结合二者，创造出既能够广博也能够深究的“刺猬狐”。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实现从创造、欣赏、理解“刺猬狐”的美学价值到成为负责任的21世纪公民的成功转变。这需要数字人文学生认识到社交网络推进社会和反社会进程的双重性，培养出政治敏感度，并充分运用他们在学习阶段体会到的合作精神，将之推广到更广阔的社会文化之中。

第四章　风起云涌

数字人文的时代刚刚开启，但是其结束之日可能也即将到来。

二十年前，数字文档的使用只是个别情况，而今却已经是稀松平常——数字环境已经成为研究、教学和阅读理所当然的“自然”环境。孤立封闭的、离线的教学已经被网络世界抛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如果数字人文的新奇之处早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它还能凭借什么宣称自己可以为更加广阔的人文学引入新的视角或研究方法？数字人文的具体实践绝不能简单等同于“以数字的方式开展人文学”；数字人文的未来发展必须以对它进行的批判性思考和实验探索为基础。

人们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构建了数字资源库，确立了获取和利用的规则，还开发设计了人文学者信息共享与传播所依赖的通信、呈现和发表的工具。其中，每一项工作的开展都是一个解读的过程，每一次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迁移所呈现出的都是一种特定的在网络中体验某种对象的方式。其他的新发展将会不断出现，在创造出新的操作可能性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制约、缺失和盲点。

当新的常规被建立，且新的规程和技术变成常态时，一些与之相关的前提性假设可能会变得难以洞察，开展批评性思考的动力和对已经建立的实践习惯加以创新和变革的压力也都会变弱。数字人文现在还处于萌芽初期，但是它驱动创新的能力可能会随着“以数字的方式开展人文学”的思想成为主流而受到威胁。数字人文的时代是否会突然终止？可能会。又或者，如果“以数字的方式开展人文学”能够融入当年驱动第一代数字工作蓬勃发展的创新精神，它也可能像凤凰涅槃一般，带动一种新的实验精神的成长。实现这一点需要创造性和实验性的思维。

今天的人文学者在数字与模拟的分水岭之间灵活地切换，曾经广受争议的“二元对立”的实践已经逐渐融合为愈发连续、无缝衔接的工作流程。尽管数字原住民能够认识到拿在手里的原稿与屏幕上看到的文件有所不同，但是种种跨媒体实践所创造出的互动空间让模拟和数字的区别变得模糊，并制造出二者可以无缝互换的错觉。我们常常坐着阅读放在我们面前的书本，一边往电脑里输入电子笔记，一边用其他的设备观看视频，并通过笔记本电脑上开启的若干个窗口使用搜索引擎检索参考文献。我们都算是数字人文学者吗？并非如此。我们是在以数字的方式开展人文学工作吗？从实践惯例上看，确实如此。

但是，构建起这些实践惯例的新常规也有可能变得同印刷时代那些规则一样缺乏生机，并被视为理所当然。如若这样，数字人文作为一项具有批判主义精神和实验性创造的实践工作，其丧钟也将就此敲响。数字人文怎样才能持续不断地为构建新知识所需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提供创新性思维？

随着数字工具变得稀松平常，数字人文需要愈加努力地保持其批评性和实验性精神。

保持批评性和实验性精神意味着挑战已被接受的传统，甚至是（或许尤其是）那些界定了最初几代数字人文工作核心特征的传统。创新性的公众参与形式、全新的出版发表模式、富有创造性的人文研究工作方式以及新的论证单元，这些最终都会获得与第一代数字人文研究的开拓性成果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积极接受一些传统人文学所不具备的技能，例如设计、编程、统计分析、数据可视化和数据挖掘。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开发出数字环境下人文学独特的知识构建与解读的各种新方式。此外，我们还需要向人们揭示出，任何解读都是以对人们与计算机式工作模式的互动进行重新思考为基础的，而任何计算机式工作模式都是基于人们与人文式认知模式互动的重新思考。

人文学需要为其各子学科建立具有针对性的计算机技术运用发展路线。

但是，如若这样，它们所使用的工具和探索的话题，既有可能与当代社会学术探讨紧密关联，也有可能与之分道扬镳，正如当今批判理论的语言与文化批判的关系一样。人文学者虽然已开始使用各种已有的编程语言，但他们还没有创造出自己的编程语言。语言的微妙区别、语调、暗示、讽刺、矛盾等既是文化交流中的根本特性，又是人文学的传统审视对象；能够应对这些细节的编程语言就可能是人文学“自己的”一种编程语言。

计算机工作是否注定会被锁定在可量化、可重复化的工作领域之中？我们如何对特定社群或传统习惯中通过阅读、观察和娱乐生成文化内涵的过程进行建模，或是对复杂的解读机制进行建模？概率建模、解读映射、主观可视化和自定义导航等技术会如何改变我们对数字领域的认知体验？又会如何改变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的种种特征？

尽管对信息的认知探索是一种动态性的体验，然而，信息导航至今却仍然在以静态的方式建构。用户很少能够与决定信息存储和呈现的语义规则进行交互或是改变这些规则——他们的操作并不能改变原本的信息构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信息的“内容”。然而，对人类文化记录的研究表明，任何信息构建都并非是一开始就自然产生的，而是建立在不同的分类系统和知识表征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会随着文化差异、历史变迁甚至是同一文化内个人不同的世界观而有所不同。

上述种种，使得如何将人文主义的知行方法运用于知识检索、保管和利用等领域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例如，想象我们能够设计出一个赫拉克利特式的界面，它是最老和最新的混合体，建立在持续变化的思想及人类体验之上。这样的界面可能会灵活变化或变异，在动态过程中随时转变语义规则，根据用户提交的检索问题及对检索结果的反馈不断变换知识的组织方式。它可能会成为某些研究项目梦寐以求的工作界面（例如用于分析人们的梦境），而对其他研究项目而言，它也许更像是一个“噩梦”（例如用于证明一个观点）。

设计开发能够突出人文学核心概念（例如，知识生产中的主观性、模糊性、偶然性，以及随观察者变化的变量）的各种工具，在拓展当前的知识生产模式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这样，下一代的数字研究者们可以通过打造这些能够直接体现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工具，而为人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工具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工具”——它们也是认知界面，这些界面拥有预先设定好的概念上和物理上的组织和规则。通过根据代码编写出的操作，它们能够生产和传递知识，由此实现对世界的某种“建模”。一个以土著认知观为基础的数字人文工具箱对世界的“建模”可能与那些监测沃尔玛超市库存情况的服务器群对世界的“建模”不同，也与那些监管太平洋上空的航班交通状况的系统的“建模”不同，与那些针对Gmail用户的兴趣定向投放电子广告的系统的“建模”也不同。但是，尽管这种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计算机环境系统具有可观的潜力，它还是有可能导致人文工作疏离于主流数字社会之外。这既有可能是因为这些系统具有太强的专门性或是太高的推测性，也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基础建构所依据的理念与主流工作是相悖的，后者推崇的是标准化、定量测量分析和消除不确定性的思想。

随着人类和机器在文化实践、社会体验和人文研究中逐步变成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人文学可能会变得不再像传统的“人文学”。

对于“什么可以算作是人类的认知体验”或者“哪些人类的认知体验可以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这样的课题，人们的观点会发生变化。由于这些都是人文学探索的对象，不难理解，人文学研究的内容本身也会随之变化。

机器对数据的处理既能够基于大量的文本、数据和图像得出极为宏观的结论，也能够针对单个文档或对象开展微观分析，并且能够在两种分析层面之间进行灵活变换。机器的数据处理能力已经大大扩展了数字研究者的眼界和认知方式。人们对计算机的数据集成、整合甚至是筛选能力的信任程度，必将随着新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虽然机器获得独立思考或者是主观情感的景象仍然像是科幻小说中的幻想，但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很可能会在未来出现。

对于机器对标记文本、结构化数据和自然语言处理的分析和总结结果，我们阅读起来是否会觉得像是在与一个技能娴熟的人类伙伴交谈，并且，不禁会将之想象成是我们自身认知能力的一种自然拓展？这个伙伴不仅能够提供信息，而且还能通过提供多种方案和若干种反思的建议狡猾地避免直接回答我们的每一个提问。也许，我们会日益受到认知光谱的极大端和极小端的诱惑，变得越来越专注于“极大”和“极小”的数据。对介于中间的区域，我们可能会日渐忽略，然而，事实上，千年以来人类的经历恰恰主要集中在这一中间区域。在一个以放大分析及缩小分析的能力为王的世界，线性解读可能会显得像乘古老马车一般过时。如果在完整的认知光谱上进行解读在未来会成为常规，那么现在这些崇尚机器的思维到时候也许会像旧时代的古董一样古旧怪异。

实际上，机器能够提供各种认知“框架”和“过滤器”，影响我们对历史记录的利用、思考。例如，如果对十个世纪以来海洋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进行资料分析，人们可以生成生态学、生物学、化学、政治学、文学、艺术或者地质学的认知“过滤器”。在每一种不同的认知框架下都能够得出不同的综合分析结果，这些结果可以指向更高程度或更低程度的整合性结论，同时也能够指向分析结果所根据的具体文档、资料、观点、模型或是其他证据。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提出，人们对社会系统中知识生产的理解认识方式是可拓展的，但是可用认知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拓展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可能会逐步认识到，社群内和通信网络中发生的种种现象是集体活动规律的体现，而不仅仅是个人活动的简单集合。在这一更高层次上，网络系统中的信息交换能够形成一种思考效应（无论它是一种抽象类比还是现实存在），生成一种在系统层面上形成知识的感觉。比如，当我们不把某晚从甲地拨往乙地的电话的总次数看作是一个个独立对话的集合，而是把它看作整个通信网络内的规律的体现时，这样的总数将会具有怎样的含义？这些规律在社会“常规化”力量的强制促使下会怎样影响具体个人的活动和认知？人类思想是怎样“存储”进理性领域当中的，又存储在哪里？集体思维的载体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被识别、理解、具象化、分析和掌握？

在人文学社群中，只需要有一小部分人为回答这类问题所需要的项目设计和规则设定而感到兴奋即可，大多数人还是会乐于仅做数字领域内的普通用户。未来，或许“远程阅读”“内容建模”“知识表征”等短语会日益成为如“社交媒体”“网络交互”般的热词，为大众所熟悉。

当代数字人文内部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一派强烈推崇定量研究方法，另一派则继续坚守人文学领域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

定量的一派逐步被吸纳到社会科学中，定性的一派则为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努力斗争。

这意味着前方的发展道路上，二者既有可能紧密合作，也有可能分道扬镳。

无论是被应用在汽车展厅、学术图书馆还是古老的莎草纸残片的数据分析之中，计算机惊人的大型数据集处理能力都会导致数字人文社群内部的分化，然而，实际上这一分化的形成历史可以追溯至数字人文的起源。

大数据分析的倡导者希望运用计算机的这种能力来处理超过常规人文学研究规模的任务，其主张数字人文应该向定量社会科学研究靠拢。他们的目光超越了传统人文学研究惯用的定性或解读性研究方法，并青睐于社会科学运用的统计学方法，且更偏爱在宏观层面研究不同文化形态的分布规律、文学市场的态势及人们的阅读习惯、审美对象的物理属性和其他外部属性的变化等问题。

然而，大数据研究的优势受到了一部分数字人文学者的否定。他们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基于幼稚的认识论，由此获得的结论通常是无关痛痒的、不言而喻的或是有瑕疵的。同时，他们提出，实证研究的工具（如统计图表、网格图、地图等）之所以令人信服，是因为这些研究的前提是：信息独立于观察者之外，并且具有确定性。这批学者虽然承认研究技术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价值和潜力，但又坚持认为上述工具难以捕捉人文现象的复杂性。例如，它们难以塑造复杂的创新型人物性格，也无法通过追踪记录了政客日常工作和文件处理的工作档案来捕捉其逐渐变化的语气语调，以此推测他推行的政策的转变。这些学者认为，追踪难以捉摸的宏观规律给人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传统定性判断与借用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得出的定量结论出现了偏差。这些威胁挑战的是：人文学在应对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复杂性上的独特贡献，对不可调和的各种时间维度和本体论的建模，对“心理地理学”而非单纯的“自然地理学”的坚持探索，对“自我”深藏不露的部分的深入探究，以及对不可重复和非标准化现象的关注。上述这些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与现代人文学在当代社会中的核心功能紧密相关，这些核心功能包括：维护多元差异和非主流观点、抨击固化陈腐的社会行为和准则、运用历史性的和独立客观的视角审视已形成的社会制度等。

这两派之间斗争激烈，其中还卷入了一批在双方阵营间来回灵活穿梭的数字人文学者。这批学者在两个派系之间来回移动，综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试图由此激发灵感，碰撞思想的火花，或是得到一个宏大绝妙的整合结论或解析。随着人们能够日益便捷地获取、利用大规模文化数据，两派之间既可能渐行渐远，也可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整合。随着组合使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平台工具的不断涌现，其他意想不到的结果也有可能出现。

数字人文的另一个危机，将会随着数字人文成为最权威且核心的“人文学”而出现。

随着“后数字时代”反抗力量的出现，一派新的文化脉络将逐渐兴起，它推崇物理实体优于虚拟存在、触觉优于视觉和听觉、朴素单一的媒介优于丰富复杂的媒介等理念。

实体手工制作（包括那些有意识“倒退”到手工阶段的作业和手艺）与数字文化共同存在，并且时有交叉。这类一度仅局限于旧金山和伦敦这样城市的现象（如手工编织亚文化的重新兴起、家庭手工书籍制作产业的再次出现，蒸汽朋克制作、手工制造者集会，甚至是慢食运动），而今却在发生病毒式的传播蔓延。

在网络普遍存在的时代，手工制作成为反抗“屏幕文化”的中心，然而，商业网络和数字人文之间尚无明确的界限。人文学者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置身事外，将这种现象视为对当代社会的批判，而把融合了手工和数字两种背景的任务留给了他们的同行，让同行们去探索手工与虚拟、宏观与微观、学术与手工艺术实践之间的结合。

无论我们对数字人文中的社会因素和技术水平抱有多高的热情，不被打扰的专注阅读与反思的空间会永远存在，并且必须永远存在。然而，这样的思维习惯与崇尚一心多用和对注意力进行分割化管理的当代文化有所背离。但是在精神价值上，人文主义对单一对象、文本或手头任务的“经典的”执着而专注的探索，很有可能变得与当前手工制作领域对艺术和技艺的专注非常相似。

随着著述、文档、论证、来源和参考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流动的、迭代的、分布式的且带有更弱“权威性”的新概念正在逐步取代先前的旧概念。

但是，对信息进行验证、追踪和交叉核对也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

在数字人文研究中，著述的概念已经变得趋近于流动的、迭代的、分散的模型。无论使用何种媒体出版，著述已经被看作是一个越来越具有合作性的过程。每个个体在一个创作团队的背景下创造内容，他们的独立身份被融为一个集体身份（如实验室、技术沙箱、研究小组）。在这种融合的集体身份中，权威等级的痕迹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使用能够追踪微观“著述单元”的工具对这些痕迹进行挖掘。如同使用同位素可以判定形成时间一样，这些工具就像是知识产权的“同位素”，能够在复杂的学术话语圈中识别并判定个体著述的“指纹”痕迹。

当人文学者习惯与灵活的、模块式的学术“著述单元”打交道，甚至是积极地接受组合式的写作风格时，这些“指纹”本身会具有可变性。生产性的写作方式和演算法批判将很快变得十分普遍，这会带来由模块、单元、节点和链接构成的旧超文本模型的回归，不过这一模型将不再需要复杂的、由菜单主导的导航系统。对于那些以用户为中心进行构建的合作性创作，读者和著者面对的将不再是一组不断分岔的路径，而是一种组合矩阵，此矩阵中的关联路径和论证结构借由语义网的各种功能来实现生产。

在此背景下，文档的概念将会被相应改变。作为由多名作者多次处理积累形成的产品，文档在不同媒介、不同平台之间不断迁移，在此过程中它作为一个话语对象的边界也在不断被重塑。模块式论证可以拆分为组块被重新应用，正如小的注释单元可以将一组相关的对象、话题和事件编织成一张严密的修辞网络。也正因如此，各种学术探讨的参考文献网络将受到更多关注。在此背景下，学术探讨不仅从相互关联的论证和观点交流之中产生，各种副文本还将对它起到离心机一般的作用，使整组论证被“甩入”无限多已经生成的旧文本中。创造能够真正实现巴赫汀所谓的“众声喧哗”的文本将会是未来技术介入和人文介入的一个重点。当学术作品变成一组由过去与未来的写作结果交织形成、相互连通的路径网络时，“众声喧哗”的新文本将能够清新呈现出此网络中的条条大道和小路。

人们对专业权威性的认识将会变得更少地依赖于大学这样的认证平台，而会更多地依赖于公共领域的表现。因此，学者、专家、人文主义者和充满想象力的说书人共同成为历史和文化的传递者。合作性的著述模型、群体写作和集体生产为实现将若干个创作部分实时整合为一个整体作品提供了可能。但是，当作者们在写作过程中将自己嵌入社会性网络时，群体性思维的表达也可能会毁灭独立思想的重要根基。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预测性模型会引发冲突性的交互，这些交互则具有难以预测的生产性和迭代性。

在这个与数字世界的每一次互动都会留下数据痕迹和元数据痕迹的时代，遗忘、有意的视线转移、忽略、释怀甚至是消除等关键性事项将会变得更加重要。将来源与其他可靠性特征区别对待的这一带有偏见的实践操作需要所有人——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学者——加以重视与应对。目前，社交媒体及其为文化领域内的群聚行为和群聚政治提供空间的能力，仍然具有难以预测性。它的这种能力既有可能减弱，也有可能强化以致淹没个体的声音或才华。

政府、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之间的战略性合作有可能会促进一个巨大的数字文化共享空间的形成，以支持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人文学研究。

文化遗产的保管、保护和解读中将融入更广泛的公众参与。

然而，这种文化共享空间所能提供的资源仍将仅限于已经存在了75年以上的资料。对于当前时代文化遗产的开放，支持限制利用的一派将与支持开放利用的一派相互争斗。其中，数字人文学者是支持开放利用运动的先锋。

数字人文的前沿研究或者选择以早于当代的文化资料为研究对象，或者选择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岌岌可危地生存。

尽管频繁地被作为讨论和辩论的话题，数字时代的大公共工程并未完全建成；相当于工业时代宏大的道路修建、普及用电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类大规模基础工程在数字时代还没有实现。卡内基图书馆、安置房等了不起的慈善事业能够促进全社会权利自由的进步，但是人们对这样的事业的“网络版”的投资在哪里？我们何时才能改变教育的优先点和重点，又将怎样去改变它？大学是会对基于协同合作而非追逐名利或互相争斗的学习和研究方式进行制度化，还是会继续纵容那些利益驱动者来主导对数字时代所依托的网络互通环境的塑造？将会出现的是一个世界上所有的公民都能够通过笔记本电脑展开个人利用的文化共享空间，还是若干个各自决定获取内部利用规则与实践的文化空间？

创造全球文化共享空间具有提高人文学研究的质量、深度和影响力的潜力，也为人文学在当代公共生活发展的十字路口重新定位提供了广阔前景。此外，它也可能会赋予数字人文学者全新的社会公众角色，为文化研究创造新的受众，并将专业历史学家与业余历史学家的工作联系起来。目前，一些采用众包模式的档案项目正逐步吸引着一些热情高涨的公民学者积极参与。学生和教师可以在教学中使用第一手原始材料来寻找新发现，就像业余天文学爱好者可以直接观测星空探索新知一样。不同的社群可以生成并保管自己的档案资源，由此提高人们的文化意识并加深公民对文化遗产具有所有权的现实感受。

此愿景多元而包容，但其实现面临着许多障碍。其中，最棘手的是对过去75年内文化资料的自由流通的诸多限制。其中，著作权限制已经促使许多数字人文主义者要么将研究聚焦在古老的文化材料上（如对19世纪的文化资料进行数据挖掘），要么为合理地使用新资料的权利而勇敢斗争。后者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无法寄希望于自己所在的大学支持自己的立场，而要求他们撤回涉及新资料的研究成果的指令早晚都会到来。因为各种版权限制，文化共享空间的建造通常不得不放弃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即便是通过网络数据库获取的新资料也不能被收录。对文化资产的“非消耗性”使用目前仍存在争议，这也是需要与数字资源库的所有者进行协商的问题。对于某些研究领域来说，整个领域的内容都无法被收录（如当代艺术研究、关于某些作者的研究、对流行文化的研究、需要使用企业手中的原始资料的研究等），或者只能在严密监控下被使用，或者需要支付不合理的高额费用才能使用。即便最优秀高尚的学者，也只能抱着对所有权、许可和其他权利互相矛盾的认识，在这潭“孤儿著作”（著作权不明的作品）和受保护著作的“浑水”中盲目摸索。

我们的版权制度体系早已漏洞百出，并且已经严重制约了各方面的创新。数字人文学者只能为了开放利用、版权制度改革和全球文化共享空间的发展继续努力、冲破重重阻碍。人文学的未来以及全球的“智慧共享空间”将取决于知识生产和交换的各种公共空间是否可以成功构建。

人文学的工作将依赖于新的评估模式与教育培训模式，也会依托于人们对学者、公民和业余爱好者的知识贡献的价值评价。

公民学者和大人文项目的兴起会将学术界和社会联系起来，但同时也会加深关于公共人文项目应承担何种社会角色的争议。

尽管大学在很久以前就建立了评估源于印刷时代的人文科研、教学和行政管理的标准规范，但数字人文的学术带头人面临的是新境况。目前的事实是：大多数的数字项目都是基于团队完成的；许多项目需要依托于基金资助（和理工科研究一样）项目需要涉及众多的校外合作；项目内部的研究成分、教学成分和服务成分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项目往往具有迭代性并可能需要延长研究时间。上述数字项目的每一个本质特征都会带来一些额外的社会方面和学科方面的复杂性。在这些复杂性的基础上，我们还得加上对与传统形式的论证不完全相同的智力输出成果进行评估的客观需求。应该由谁来评估这些成果？哪些是同行群体？专业评审群体又该由谁组成？专业评审中应如何纳入对设计创新性和技术创新性的考虑？谁能够对数字人文学者进行资格认证？数字人文是一个专业还是仅仅是一套附属的能力？

伴随着这些与数字人文作为一个“专业”相关的严肃问题，纳入非大学合作伙伴以及拓展社会影响也会带来其他问题。开展大型合作项目意味着项目负责人的控制力会减弱，而他们还不得不承受迎合“他人”以争取持续合作的压力。如果一个项目负责人在与当地靠自发的热情运营的历史协会进行合作时还采用极为严格的评判标准，来自历史协会的支持肯定会减弱。反之，如果项目负责人更加灵活，历史协会作为合作伙伴会满意，但是该项目可能会被专业的历史学家视为“为扩大社会支持和影响”开展的项目而被轻视。在此背景下，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应该在何种程度上被视为衡量成功的标准？

数字人文机构化和制度化的一面在未来会面临诸多挑战。除了争取紧张的资源之外，数字人文还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建立一套能够确切描述数字项目的语言，以及一套能够对原生数字项目和平台的动画、导航、信息构建及其他要素进行评估的通用（且富有弹性的）标准。

对历史材料进行分层保护的理念和手段将会取代19世纪以来无差别保护的意识和方法论。

对于人文工作的前沿拓展，消除和遗忘将会变得同保存和铭记一样重要。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集中化收集、处理和保护的种种实践确保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复原与史料获取利用的成功实现。然而，这些实践也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困境：收集到的材料的广度和深度急剧扩展、需要收集和保存的潜在对象持续增多、当代档案资源中普遍存在大量冗余等现象，创造出远远超出社会记忆机构处理能力的资源总量，造成这些机构永远都有处理不完的材料在积压。

解决此问题包含两方面的要素。首先，我们必须开发出敏捷的保存、保护和处理模型，将研究者、档案学者、图书馆员、其他信息资源管理者以及公众联合起来。这些模型必须将“简单粗暴”的自动化处理设置为默认规则，且仅对选定的个别资源进行完整全面的处理和保管。为了让资源能够更加迅速地被用户群体利用，我们需要充分运用元数据的自动生成、用户标记、众包等技术手段。总之，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档案库——而不是以文档或对象为中心的档案库——必须成为准则。档案库作为封闭保护基地的时代已经过去。

其次，我们需要认识到总体保护与保存已不再可能，尽管它从未实现过。从建立初始，社会记忆机构就在对历史记录积极地进行筛选和过滤，而这些操作主要都是封闭进行的。在数字时代，这一选择的过程正趋于民主化，数字人文学者被要求在历史记录的存档和保管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就保存策略做出决策，并对文化遗忘与丢失在社会中起到的影响进行批判性反思。

数字档案极其脆弱，只能依靠冗余和备份手段来缓解这种脆弱。数据衰变会出现；每一次传输都是一次转变；没有一个案卷是从不发生变化的。认识到文化记忆的任务并不是保留全部而是选择性保存，并且意识到保留下来的东西和未被保留的东西对于我们的身份塑造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一直是人文主义学术的根本原则，也是强调所有知识都有情境性的原则。面对历史文化资源建设的核心任务，这些原则将会受到挑战。历史文化资料消除的研究，历史文化资源的建设、保管、解读、注释，以及历史语料库的研究都会在未来的数字人文中扮演核心角色。

一种新型的数字人文学者正在崭露头角：他们既接受了某个人文学分支领域的纵深性专业培训，又具备来自设计、计算机科学、媒体工作、信息保管和图书馆学等方面的综合技能。

在研究生教育中，“折线型”培养模型将取代“直线型”培养模型。

学者将不再按照学科分成不同的社群，而是依据实践领域重新组成新社群。

综合知识模型（即便是存在于特定学科内部）必将瓦解。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人文学研究生教育所采用的各种综合式培训模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自然科学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各学科的分支学科爆炸式增长，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种新的跨学科领域兴起。这种现象导致，即便在一个单个学科内，开展真正的综合教育培训也只能局限于纸上谈兵。实践中，博士生往往先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度专门化领域的专家，然后再将自己的领域与其上级学科内或其他学科内的微观领域进行结合，并常常用所谓的“理论”作为自己参与整个人文学或者社会中更广泛的探讨的“桥梁”。

数字人文突飞猛进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在当前的博士生教育中仍被采用的“直线型”教育模型已经逐渐被“折线型”模型所取代。“折线型”教育意味着培养学生在应用研究与纯理论研究、实践创作与思考、将工作经历作为研究和将研究经历作为工作等构面之间来回穿梭。学科“外部”的技能（如来自设计、计算机科学、媒体应用、信息保管、图书馆学等领域的技能）在任何一个人文学专业中的重要性都在不断增加，与学科内的核心培训逐步变得平起平坐，而且这些“外部”技能与核心培训以一种务实（尽管往往是专门适用于本领域而没有考虑更广的拓展应用）的方式进行结合。其结果是，新一代人文学者的专业技能具有更显著的多元丰富性，面对就业市场的要求也具有更强的灵活适应性。他们不再仅仅具备做学术科研工作的能力，而是在理论知识和具体实践两方面都得心应手，同时也能在各个社会记忆机构、产业和学界之间更加灵活地流动。数字人文改变了我们对“学者”这一概念的认识：学者不再仅仅是坐在迷宫般的办公楼里获得了终身职位的智者，而是涵盖了更广泛的人群，包括研究培训者、社群档案管理者、文化资源的保管者、参与人文项目的设计者、专门从事跨学科工具开发的程序员等。我们对“开展学术”的内涵在认识上的拓展，常常伴随着对大学教师终身职位的削减以及更多兼职教师和不稳定人员被吸纳进学术领域，而这带有一定的风险。如同在其他学科中一样，最好或最坏的意图都可能顶着“数字人文”的名号。因此，愿意被称为数字人文学者的人需要在看到机遇的同时，警惕它可能带来的风险。

数字人文的研究文化会变得更具有“创业”性，就像是设计领域和当代理工科的某些领域一样。职业发展将会以回答各种问题为中心，如：“最有意思的机会在哪里？”“资源最丰富的档案资源库在哪里？”“什么样的项目能够得到资助？”“哪一个实验室正在做最令人兴奋的研究？”数字人文学者的身份认同将会更多地源于共同开展实践的社群（在此社群内使用的工具和方法是最重要的，具体研究对象是次要的），而不是根植于某一个学科或者专门领域。

设计将成为知识定义和知识生产的新基础。

设计方法将会影响人文实践的各个方面，就像是修辞曾经既是人文学的基本写作技巧，又是维系人文学各分支之间紧密联系的黏合剂。

在当代，好口才、影响力和说服力的形成，需要将传统的语言表达、论证技巧与对多媒体的熟练应用结合起来，并且需要融入对设计原理的理解。

当运转良好的印刷文化发现自身变得难以应对数字时代灵活多变的混合媒体时，我们无法再理所当然地判定知识的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知识生产与知识设计紧密交织，以至于数字人文学者发现自己需要与设计人员不断合作，甚至承担设计者的角色。

设计的含义是塑造知识并赋予其形态。设计这一领域本身就包含了论证的结构。我们已经讨论了“设计”这个含义丰富的“伞概念”包括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项目设计、数据库构建设计、元数据方案设计、图形与文字设计、用户界面设计、数据可视化设计、信息构建设计、互动性设计以及在多种媒体中对不同的叙事结构和议论结构的设计。

数字人文学者不可能精通上述所有工作，但每一个数字人文学者都必须熟悉上述工作。原因很简单——任何规模的数字项目从设计开发到实施的各个阶段，都需要由团队而不是个人完成。理解一个项目中的技术组件如何配合，与掌握具体的技术同样重要。

设计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意味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新挑战主要在于灵活的设计需要专门技能，但这些技能并不在传统人文学者的基础知识范围之内。许多早期的数字人文实验项目都遭遇了业余设计带来的困扰，这成为其过早夭折的原因之一。未来的学术项目如果不追求最高的设计标准，很难造成公众影响或获得持久的效果。这也正是我们专注于设计能带来新机遇的原因：精良的设计能够孕育出丰富而强大的数字工具和资源，并且能够把专门化的知识和问题变得更容易被广泛的受众与用户群体所理解。

对于网络化资源库、通信系统和新媒体环境的设计与创造，数字人文学者仍然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运用数字工具与平台对知识进行建模能够提供一个强大的新视角，用来对语言修辞的力量及其模式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实践和理论在创造的过程中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没有生产，理论就失去了牵引力；没有理论，实践也会失去关键的驱动力。

早期的数字人文从业者常常乐意与技术打交道，并在学习技术的过程中渡过种种难关。虽然基于数字的学术已经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创新的实现必须依托人文学者真正走进技术，深入平台和网络协议的内部运作，对它们的了解至少要达到能对自己所用的工具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创造性设想的程度。技术工具与研究问题并非无关。编程可以是非常机械的，知道如何操作并不代表有深刻的见解。但是，如果没有对底层技术或多或少的理解，人们对媒介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批判性研究就会受到限制。

图解思维的时代已经到来。为了进行多角度和多媒体的创作，我们需要图形化的界面，而这些界面要充分运用计算机在多维度上集合、整合、组织论点的能力。著述和呈现需要被整合起来，这种整合方式既要确保论证清楚明晰，又要保证论证能以图形化和空间化的形式进行表达。在此过程中，可见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思维的语言单元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易处理。通过并列、层级、等价和其他的空间关系概念来描述关系、构建可视化论证，不仅引入了新的解读维度，而且能丰富我们对信息设计过程的认识。

在未来，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的“玻璃屏”必须变得更加“灵活可塑”。综合运用以各种媒介进行论证的操作，必须变得如同在纸上用水彩笔画画一样灵活顺手。

如果人文学希望走向繁荣而不是仅仅蜷缩于特权领域的墙角，它必须能够明确展示出其在数字时代为知识与社会做出的贡献。

这意味着我们要塑造所在时代的语言，而不是对其进行机械模仿或简单使用。

无论我们在总结部分描述的这些情景是多么的矛盾和多元，可能或不可能，在数字人文建设的当下和未来，它们都能引发我们对可能塑造数字人文发展前景的根本性要素的思考。如果我们不希望人文学退化成研究型大学中的“装饰性”学科，那么就必须对数字人文的愿景进行大胆设想。人文学不能止步于熟练运用我们这个时代已有的核心语言——它还必须证明自己能够为这些语言的发展做出贡献。

正是对日益成熟的数字人文能够承担这项重任拥有信心，我们才撰写了本书。数字人文被认为是在文化共享空间的公共实验室进行的一项重要的实验性实践；它既是一项进展中的工作，又是一个对未来的承诺，通过设计、调查和探索人类文化记录的具体内容而推动数字工具和数字平台的发展。

在传统人文主义学术发现自己已经被嘈杂的商业、24小时循环的快节奏新闻播报和经济主义、职业主义的凶猛浪潮所淹没的年代，数字人文能否拯救人文学？时间将告诉我们答案。但是，值得思考的是，消费主义和持续性信息超载的现象，其实只是专家和普通民众都能对信息进行前所未有的获取的时代的另一侧面而已。人们的读写能力已经延伸出多种形态，文化产业正在以20世纪无法想象的速度繁荣发展。这些不同方面的拓展延伸给文化价值传统和权威经典带来了挑战。至少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人文学的未来发展将取决于我们如何与塑造我们的时代、社群甚至是我们自身的历史力量进行深入而又富有想象力的积极互动。

本书的最后一章可以视为对前面几章内容的再思考，也可以作为数字人文领域的简要概述。随着数字领域的方法论、工具和技能在人文学工作中变得愈加核心，关于学科基础、项目成果、评估和设计等方面的各种问题也变得愈加突出。第五章能够为数字人文工作者以及评估、资助数字人文学者、项目或倡议等的相关工作者提供一份简明指南。

第五章　“数字-人文”简明指南

常见问题解答1　数字人文的基础

什么是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指的是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的合作性、跨学科的研究、教学与出版的新型学术模式和组织形式。

数字人文不是一个统一的领域，而是更像一组互相交织的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探索在不以印刷品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媒介的新时代出现的各种问题。

数字工具、技术和媒介的出现拓展了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对“知识”的传统理解。但是，数字人文关注的不是简单的“数字”（因为它并非将视角局限在数字文化上的研究上），也不是简单的“人文”（因为它认为人文学的传统实践需要重新梳理）。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人文的内涵是“数字”与“人文”有机结合形成的新的独立研究对象及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这种结合带来的机遇包括：人文学、社会科学、艺术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界限的重新划分；拓展人文学术的受众，扩大人文学术的社会影响力；探索新的研究方式及知识生产模式，并研究如何更新那些已不再是核心的旧方式或旧模式，使之重新焕发活力；采用以实际操作为核心，基于项目的培训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培养未来的人文学者；开发能够拓展人文学研究的外延，提升人文学研究质量，提高人文学研究“能见度”的各种实践。

这种结合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例如：如何对人文学研究采用的传统技能进行多媒体时代的重新塑造？谁能够界定数字时代的文化和历史记忆？怎样去界定？一些诸如“数字故事”的新实践与传统的基于口头或印刷的故事讲述方式有何异同？在一个网络化世界中，“人”到底处于什么位置？

当下数字人文的核心特征是什么？

虽然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生活在计算机时代，但是在个人计算机技术、万维网和移动通信出现以后，数字革命才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一个大规模拓展的、全球化的公共领域已经出现，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各种可能性也发生了变化。

在第一代基于计算机的人文工作的基础上，相对更为近期的数字人文工作寻求如何在颇受“电子/数字”因素影响的21世纪话语体系中重振人文学的各种传统。这一话语体系所使用的语言已经脱离了传统纸质载体，其“文本”越来越多地与静态图像、动态图像、声音等元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其支持性工具也变得愈加具有开放性、可移动性和可扩展性。

与此同时，文本本身的首要性地位也正在受到挑战。先前基于计算机计算的人文学研究热潮主要将视线聚焦在词频研究、文本分析（分类系统、标记、编码）、超文本编辑和文本数据库建设上。相较之下，当代数字人文标志着文本的核心地位开始逐步受到撼动。它强调视图化的知识生产与组织模式，将设计视为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重视跨媒介交叉，并且对人文知识“感知范围”的理解更加广阔。数字人文同时还具有关注研发用于合作性学术工作的可迁移工具、环境和平台的特征，并强调管理在学术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什么不是数字人文？

单纯地使用数字工具进行人文学研究与交流并不能算是数字人文。像之前指出的那样，仅仅将数字人文理解为研究取代了物理对象、旧媒介和历史性文化的数字对象、新媒介和当代文化的学科是不正确的。

相反，数字人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从史前到当下的整个人类历史记录。这正是我们认为典籍研究、考古学等领域在数字人文发展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媒介研究等学科的原因所在。数字人文某些主要领域的研究冲破人文学的传统核心，积极接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以及艺术学的技巧和思维模式，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数字人文源自何处？

在人文学中运用计算机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49年。当时，耶稣会学者罗贝托·博萨与IBM合作，使用自动化技术编制《托马斯著作索引》，创造了由计算机生成的托马斯·阿奎那作品索引。类似地，通过使用大型计算机进行文字检索、分类、计数、词表生成等自动化操作，学者们能够处理分析超乎想象的大量文本信息，规模远远超出之前依赖手写或打字机打出的索引卡处理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其他早期的重要事件还有1966年《计算机和人文学》（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该领域的第一本专业期刊）问世。七年之后，文学与语言学计算协会成立；1978年，计算机与人文学协会建立。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运用计算机方法进行语言分析已经相当普及，人们也意识到了有必要开发标记数字文本的规范协议。文本编码倡议（TEI）应运而生，重新塑造了电子文本学术领域，并且将之后的数字编辑带入了使用可扩展标记语言（XML）的时代（TEI是它的一个专门子集）。最早基于链和节点（而非文本的传统“线性”结构）构建的数据库结构和超文本编辑的人文学实验，以及由美国国家人文学基金会和其他部门、组织、基金会资助的计算机人文试点项目都始于这一时期。

万维网和其他网络如何影响数字人文？

在这场规范协议的革新发生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个人计算机的使用呈爆炸式增长。这一现象与十年后万维网的问世交织在一起，孕育了新一代的数字人文工作：它削弱了文本的核心地位，增强了设计要素的导向性。计算机桌面环境具备了图像化的用户界面、实时的“所见即所得”的工具包以及取代了命令行的图标与视窗结构框架。这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原生电子文件的数量，而且带动了音频、视频、图形与纯文本的融合。

这种融合在过去的几十年已经发展成熟，并赋予了网络文化多媒体烙印。它还为共享、共同创造、出版、社群建设的种种模式改进提供了有利环境，这些模式将万维网推向了当代社会辩论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中心。当然，人们能逐渐将网络视为公共领域的虚拟延伸，也受益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无所不在的计算机和媒体设备的迅速普及。

数字人文的前景如何？

当代数字人文并非与过去相对立，而是站在过去的肩膀上。尽管它寻求超越简单的数据仓储建设和编辑从而走向新的整合性实践，它仍然以近七十余年以来的开拓性研究为基础和骄傲，包括开展统计处理（计算机语言学）、运用链接（超文本）、建模（包含结构构建与视觉呈现）、创造结构化数据（可扩展标记语言）、开展循环反复编辑并采用版本控制等。激励当代数字人文发展的核心信念，无论与早期计算机人文研究时代还是第一代数字人文研究时代相比都从未改变，即坚定地相信计算机工具具有转变人文学探索内容、边界、研究方法和受众的巨大潜能。

常见问题解答2　以项目为基本单位

为何以项目为基本单位？

英语中的“项目”（project）一词既是名词也是动词（用作动词时有“投射”“展望”“规划”之意），在此，也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理解。首先，项目是一种需要设计、管理、谈判调解和协作的学术；其次，项目也是一种需要规划和“投射”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学术，暗含一种“将来”的意味。项目往往需要依靠团队合作开展——合作者可以带来互补的技能、目的和兴趣点，共同对研究问题进行抽象化处理并设计解决研究问题的可能路径。因此，项目具有展望性和投射性，涉及多个循环反复的流程以及多维度上的协调、实验和生产。

哪些人参与数字人文项目？

数字人文项目通常需要纳入来自多个学术圈的研究人员：从教师、工作人员、学生到社群合作伙伴。项目的复杂性和规模通常意味着需要从学术机构内外吸纳若干不同层次的参与者。

项目的合作伙伴可以包括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也可加入社群成员和校友，以及收藏家、业余历史学家等对此话题感兴趣的虚拟网络上的成员等。

项目还有可能与企业，特别是媒体和技术企业进行合作，但是应注意企业文化和学术文化的目标和价值观也许不同。

如何组织数字人文项目？

项目一般由大学教师、工作人员或学生发起，通常围绕一个研究问题展开，或者是围绕高校馆藏或档案库进行，也可以同时围绕问题和某种资源库进行设计。不少项目是在教学之外展开的，当然也有一些项目会包含与教学相结合的课题，这些课题一般已经嵌入大学提供的周期性课程。

项目的主要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PI）、共同负责人（co-PI）、咨询顾问、雇员、实习生、学生等共同组成项目的研究团队。项目主要负责人的职责是组织项目团队的工作，制订交付各项成果的时间计划，并且在每一发展阶段对项目进行评估。

数字人文项目和大人文项目有何区别？

数字人文项目规模不一，有大型、中型和小型项目。不过，在决定了早期数字人文项目核心特征的项目以及比较突出的当代项目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大人文项目”的形态出现的。这些大型项目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实现，在各个发展阶段都需要大量的参与者、开发者和投资者。大人文项目是沿着“大科学”的路线构思的：它们采用规模大、时间长、依托团队的研究计划，希望将专家多样化的知识碎片拼贴成一幅幅宏大美丽的画面。项目成员和研究者可能包括了从历史学家、科学家到设计师的各种人员，数量上可达几百人之多。

小型或一般的数字人文项目则通常由个人或小型团队在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指导下协作开展。随着标准化平台和规范协议的形成，编辑、策展、网络分析和资源库开发等步骤已经较少需要项目进行一次性投资。

大部分数字人文项目的规模都处于大型和小型之间。

数字人文如何延续传统的人文研究与教学形式？

和传统的人文研究和教学一样，数字人文工作也需要开展分析、批判和解释，并涉及编辑和注释以及史学研究和情境化。数字人文探究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历史属性，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思想史和物质文化史；它考量人类经历中的种种定性和非量化特征，如复杂性、模糊性、载体媒介专有性和主观性；它建立在对文化资料研究、保存和分类的传统方式方法之上。

虽然数字人文研究的媒介范围已经延伸至传统文本之外，它的核心使命与长期以来人文学传统的价值观相一致，即追求开展敏锐清晰的分析，提出有效的论点，严谨地使用证据并生动有效地表达观点。这样，数字人文将手工操作与大为扩展的数据集相结合，将不同媒介相融合，将数字与模拟以创新的方式相组合，从而拓展人们对知识的定义及与知识的互动方式，使之延伸至人类整个感知范围的广阔空间。

传统的课堂教学和个体学习仍然是数字人文教学的重要特征。但是，在学术性社群和知识网络中开展合作性工作已有不少先例。当前，基于项目、注重动手实践的学习机会很多，这一背景加上数字平台的使用大大推进了合作性工作的开展。自古以来，人文学的主流研究模式一直倾向于将智力劳动看作是孤立与注重深思的，认为它与手工劳动和动手实践创造的领域是脱离的，甚至是优于后者的。数字人文重新向这些模式植入了一种已被改进的教学模型；这一新模型注重在个体及团队层面上动手实践学习。

数字人文与传统的人文研究和教学形式有何脱节之处？

近六百年来，纸质印刷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主要媒介深深地影响了人文学种种知识模型的形态。数字人文并不拒绝印刷文化，也不支持简单地将纸媒印刷的模型生硬地移植到数字平台中，而是致力于积极开发“印刷+”时代和“后印刷”时代的知识模型。二者反映的不仅是知识生产传递系统的更新，而且也带来了人们从认知上和认识论角度对人文学的重新理解，这种理解的重塑其实也是数字环境（在与印刷环境的对比下）自身能够提供的种种新条件的一种反映和后果。此外，二者也更加尊重人文研究与培训中团队合作的地位。

在“印刷+”时代，数字人文如何运作？

纸质印刷品通常只能提供单一的阅读视角和线性的组织结构；印刷出版的研究结果带有“终止性”（即研究“已经完成”）和稳定性的特征；同时，出版的信息量和论证规模会受到书作为载体本身的各种物理特性的限制。与之相反，数字“印刷+”时代能够实现从不同的视图阅读同一材料，还可以在各视图之间自由切换。信息的“大小/规模”可以灵活变换，在宏观到微观之间自由“变焦”，同时可以在研究结果呈现中插入各种数据集（例如来源资料、笔记注释、书面交流结果）。“印刷+”时代的阅读屏幕和空间让人们可以对信息进行分类组织、筛选和版本更新，可以在一个信息库内实现若干组织、检索、浏览路径的同时共存，可以通过非线性的方式呈现论证。它具有两种层面上的可拓展性：第一种，它似乎可以打破任何规模的限制；第二种，它是基于过程而非基于成品的。一本书被印刷出来之后，它就被固定成了当前的版本，要进行修订就不得不再版；数字对象则不同，它能在一个可反复重写、支持频繁刷新的载体上不断被修改和修订。同一个数字对象可以有多个作者，并且在多个平台上以多种形式存在。数字对象可以在被制作完成之前、之中和之后的任何时间被他人再次加以创造。

数字人文项目如何得到资助并维持自身的运转？

由于数字人文项目往往跨越了学科边界、理论知识和应用知识边界，以及人文学、图书馆学、信息技术和设计等领域间的边界，它们通常需要跨越大学内传统部门和组织结构的资助支持系统。私人基金会、公共资助机构和企业合作伙伴为各种规模的项目提供了资金。

人文学研究的资助经费与理工科相比明显受到了更多限制，但是数字人文的灵活外延和创新特色使许多项目都成功地获得了外部资助。事实证明，为了吸引并继续维持外部资金来源，项目在发展初期先争取到内部资助非常关键，因为它们需要依靠内部资金在早期顺利完成一组初始目标来证明项目的价值。

项目的持续运转离不开大学对承担项目领导职位的教师和学生的支持与认可：他们的项目工作应当被认为是研究、教学和服务的综合性贡献。

数字人文项目中的主流贡献认证规则和著述模式是什么？

人文学中传统的著述方式和贡献认证实践都是基于单一作者模式的。虽然数字人文群体中的贡献与署名认证方式尚不固定，但目前逐步显现出的主流模式是：许多甚至是大多数数字人文项目采用的作者署名方式或者与自然科学中实验室项目的署名方式类似，或者与表演艺术中使用的合作署名方式类似。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套能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化认证系统，能够用对数字人文项目人员的不同工作职能进行认证。不过，当前的主流趋势是将工作职能分为项目负责人、研究员、设计师、程序员、建模师、编辑员等。

常见问题解答3　机构和实际操作

数字人文项目如何将课堂与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相联系？

大多数高等院校为研究和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在完成支持核心研究、教学和培训任务之外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当代数字人文则通过将课堂拓展至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各种资源库来深入挖掘可用资源，将这些机构定位为与学习伙伴一起进行动手实践研究的核心培训场所。

正如在自然科学实验室中一样，加入数字人文项目的学生可以在上述被扩展的课堂中接受专业信息管理者、档案学家、研究员的指导，与学习伙伴一起通过动手实践来学习。传统的人文学培训模式将技能培养和学科专业知识学习视为逐步参与原创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数字人文工作的不同之处是加速了这种学徒式学习的进程，从一开始就让学生进入各个研究社群。

数字人文项目怎样牵动大学间的合作？

许多数字人文项目的研究规模较大、外延较宽，加上它们与实体信息资源和IT基础设施建设有着紧密联系，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们是大学之间开展合作的理想平台。多个大学合作伙伴可以根据各自的优势承担项目的各项任务，科学合理地分配工作量，共享研究成果所带来的收获，并建立跨机构的合作桥梁。

这样做的优势是共同分担成本并提高获得外部资助的可能性。其实，优势不仅仅是实际操作层面上的，因为这种合作支持了“大人文”的研究模式，其研究结果可能引起广泛跨学科的、非专业的受众的兴趣。通过纳入多个机构，这样的项目协助了一种共同身份的创造，建立了一种成为更广阔研究社群的一员的归属感。它们也有助于缓解人文学学生常见的对人文知识和研究实际应用价值的忧虑。

数字人文项目如何纳入学术界之外的专家？

虽然许多数字人文项目的开发完全由某所大学或学院独立完成，但是有些项目的完成需要依靠学术圈之外或者学术圈内弱势的、边缘性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在一个设计合理的数字人文项目中完美实现院校内外专业知识的结合，往往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实现方式包括与收藏家社群、历史协会共同合作，以及对档案文献的处理、转录和注释工作进行众包等。

这些合作关系不仅能拓展人文研究的边界、提升研究品质，而且能帮助社会将消极的学术消费公民变成一批新的公民学者。

校外合作伙伴如何在数字人文项目的设计开发、支持和维系中发挥作用？

推广公共知识是数字人文学的核心价值之一。与各种专业社群、历史协会、非正式教育学习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企业、其他公共机构等大学校外伙伴的合作可以拓展人文研究在当代社会的影响范围与影响力。最成功的合作关系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合作研究成果能够处理各方共有的关键性问题，并且，这些成果在保证最高标准的学术严谨性的基础上，还能以合作伙伴各自圈内惯用的“语言”加以多种方式的表达，通过展览、表演、图书、网络出版物等形式实现在多个媒体平台上的有效传播利用。

建立合作关系还可以拓展项目所有参与者整体能力的深度和多样性，扩大项目的潜在受众与影响力，帮助巩固长期或短期的财政上的可持续性（这一点和大学校际间合作的优势类似）。

教育机构如何支持数字人文研究？

数字人文研究项目要求学术部门和机构单位之间的界限不能过于固定。这些项目常常是基于团队的，同时也呈现出采用理论知识和应用知识相融合，打破传统上相互独立的“研究”“教学”和“服务”三个领域间界限的工作模式。因此，设计工具、信息系统、多媒体制作、IT工作及基于信息资源库的研究等要素不再是简单的项目“支撑”，而是项目设计和实施不可或缺的突出要素。

各机构除了营造“打破边界、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还必须积极接纳作为新人文学普遍特征之一的合作型教学（co-teaching），而不应将它视为减少工作量的机会。共同创造（co-creation）的成果也必须作为教师和学生的智力劳动得到承认，与传统形式的成果输出相辅相成。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的特殊馆藏的获取利用限制在逐步减少，这一现象为创立具有扩展性的、可以动手实践的课堂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支持了将扩大利用视为“保存”的开放获取利用模型，反对施加利用限制和控制。

高等院校处理法律事务的机构应该注意的是，不能因为不愿调解可能出现的风险而过于狭窄地解读版权法限制。对“合理利用”（fair use）的理解应该尽可能宽松，才能防止对数字人文研究施加束缚。学院的、大学的馆藏资源需要尽可能地与研究群体共享。

最终，高等院校需要在人文学中推动并培养一种不过分规避风险的文化。就像在自然科学中一样，在开展创新性、推测性的研究时，在这种文化下“失败”应当看作一种建设性成果。为了推进以创新为核心价值的研究群体的发展，有效区分具有建设性的失败和低水平的研究非常关键。

如何依托组织机构为数字人文项目提供最好的支持？

与依托单一部门、学院或机构的其他内部单位相比，横跨若干上述机构的数字人文项目通常更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即使是吸纳和支持个体学者研究的人文学研究所也未必是开展研究的理想机构（尽管这样的研究所已经有很多都成功改进了它们的政策、资助模式和基础设施以更好地支持合作性的数字人文工作）。

更典型的情况是，数字人文在独立的、自主的实验室或研究中心发展得非常迅速。这些机构拥有由学者（不仅限于人文学者）、工作人员、集展人和学生组成的社群；探索创新性学术模型的共同的浓厚兴趣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我们可以将他们所处的工作环境设想成是把创造、思考和娱乐融合在一起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将计算机设备、数字音像与影视生产设备以及会议和展览空间相结合的环境。

机构如何评估数字人文项目的投资规模和研究预期？

项目的规模可大可小，非常灵活。一个大型项目未必非要由大型机构承担，小型项目也未必限于小型机构开展。同理，个体学者未尝不能参与多个院校间的大型合作项目。

所以，我们认为一个项目的成功无定式可循。数字人文项目最终的规模与形式必须基于深思熟虑的项目设计，这一过程需要将研究问题、研究目标和预期成果与可用的后勤、人力与财政资源结合起来认真考虑。正如基于实验室研究的自然科学一样，这种设计最后是守成与开拓之间的平衡。

学术同行和学术带头人如何评估数字人文项目？

评估数字人文项目的质量与影响的指标体系，应该是传统人文学评估方法与新要素的结合体。虽然同行评审依然是评估的基础，但“同行”现在不仅应包括数字人文学术群体的领军人物，也应包括在基层开展相关实践的人员。为了进一步推动以创新和实验为驱动力的数字人文研究模式的形成与巩固，我们需要培养一个更勇于承担风险的文化氛围。

除了传统的同行评审标准之外，一些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被长期运用的其他评估工具也可能适用于人文领域，如引用次数、基金申请成功率、公众影响力等。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各个领域的规模大小不同，运用定量评估工具时需要非常谨慎，不然它们可能会提供非常粗糙且具有潜在误导性的评估结果。学术的原创性及严谨性依然应当是数字人文工作的本质核心。

基于印刷文化的传统“学术生产力”衡量指标体系已经受到了“印刷+”与数字出版潮流的冲击。因此，对“学术生产力”的预期需要结合如下事实：人们的知识贡献可以跨越多种媒体、多种形式和多种规模。换言之，将学术作品“具象化”的载体与技术应该与作品内容同等重要。这意味着学术作品不仅是它所传达的思想内容，而且是它的“一切”：为它的呈现与发表而设计的环境、前端用户界面与数据结构、后端数据库以及实现多种用户交互方式的程序代码。所有这些要素在学术作品的质量与严谨性评估中都很重要。

特别说明1　如何评估数字学术研究

本节提供了一套用于评估在人文学、社会科学、艺术及其他相关学科开展的数字学术研究的指导规则。这套规则旨在为学术评审委员会会员、委员会主席、院长及教务长等提供衡量与评估数字学术研究成果的有关指导，以协助他们开展学术人员招聘和晋升等工作。这些条目也可以为支持与评估学术研究和创作的机构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提供一套既尊重传统价值又融入对新平台与格式的具体理解的评价基础。

初步审核的基本原则

学术作品必须在其被创造与发表的原始环境中加以评审。例如，如果作品是一个网站，那么评审人员必须使用安装了相应必要插件的浏览器加以浏览，确保网站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再如，如果作品是一个虚拟仿真模型，那么评审人员可能需要前往配有必要软件与投影系统的实验室去查看模型。具有历时性特征的作品（比如视频）往往会以静态截屏的形式加以呈现，但评审人员也应拿出一定时间与精力去观看视频片段才能全面地评估这些作品。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用户界面开发类的作品，因为静止截图并不能完全展示用户界面研究的交互性特点。因此，数字学术作品的作者需要提供一套审核作品所必需的系统，包含软件和硬件，如具体浏览器、各软件的版本、插件等。学术人力部门有义务核实评审者用来浏览作品的系统已经成功安装各种必需的技术应用。

贡献度认证

数字人文项目通常涉及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所共同工作的学者团队，需要合作开展。数字学术作品的各个作者需要提供一份说明，清晰地描述他们在构想设计、开发及执行数字项目中所起到的作用。诚然，由于数字项目往往具有协同性、循环更新性和试验性，甚至是随着持续性合作而动态形成的，将团队成员的每一个微观贡献区分开来是不现实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作者们还是应该尽可能地指出他们在项目开展各个阶段所起到的作用及付出的时间。例如，谁提出了项目的基本设想并设计了最初的研究路线（功能上和技术上）？谁进行了初步建模？谁撰写了项目申请书或为项目找到了支持资金？在项目的开发和执行中，各个贡献者分别起了何种作用？谁撰写了作品的具体内容？谁决定了作品内容将如何被获取和利用、呈现和存储？项目的“公共形象”是怎样的？又是谁通过怎样的方式为项目代言？

学术严谨性

数字人文项目非常多样化，可能看起来不像传统的学术研究作品。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通过分析学术作品对各相关领域知识发展的推动作用和贡献来评估该作品的学术严谨性。作品生产出的新知识的性质是怎样的？这些新知识是基于何种方法论被研究得出的？评审委员会需要注意，新知识不仅包括新内容，而且包括新组织形式、新分类方式和与内容进行互动的新方法等。数字项目的界面、数据库和代码设计即属于这种性质的学术贡献，这些要素都对内容的呈现具有支配性作用。开展数字研究的学者不仅能够开展针对学术内容的原创性研究，而且可以发明创造全新的学术平台。印刷文化的悠久历史让人们对知识“应该的样貌”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因此一些评审者可能很难完全理解一些全新形式的学术作品及其开发过程中所需付出的艰辛的智力劳动。这是在数字领域进行创新所必须承受的负担，但同时也是难得的机遇。

跨越研究、教学和服务的界限

几乎所有的数字研究项目在科研、教学和服务三个领域都具有多层应用价值和用途。数字研究项目可以为课堂教学做出革新性贡献，有时甚至能影响到广大公众。这种连锁效应不应该被忽略。一些同行专家傲慢地认为数字研究的贡献仅仅是提供用于教学或服务的简单“工具”，评审委员会对此应加以注意。事实上，工具与知识之间存在相互塑造的互动关系。此外，评审委员会还应通过回答以下问题来评估数字作品的研究贡献：这项研究如何应对和处理了一个特定学术领域或一组学术领域内的具体问题？研究是否运用了新的理解框架来界定这一问题，或是提出了认识这一问题的新角度？研究如何通过它的具体内容及内容的呈现方式共同推进了对论点的论证？平台的设计本身又是怎样的一个“论点”？为了得出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评审委员会可以要求作者阐述平台或软件的设计与开发过程，比如数据库关系模型、界面设计文件、代码模块（包括对其功能的解释）以及数据类型的样本。如果项目主要用于教学，那么它的成果如何改变了学习环境？对于学习的过程有何贡献？这些贡献又是如何被评估的？

同行评审

数字研究项目应该由那些能够评估项目的知识贡献、将之在相关学科背景下进行准确定位的学者予以评审。这类同行评审可以通过正式的传统步骤进行，但是其他一些本质上相当于同行评审的要素也可以成为评估的基础。例如，项目在网络论坛及其他学术性场所被讨论的情况及引用情况，项目获得基金会或其他资助机构的支持的情况，以及项目在学术会议和论坛上进行公开展示的情况等。项目的成果是否已经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项目是否获得了相关专业组织颁发的奖项？与同一领域内使用类似技术或类似数据的其他项目相比，此项目的质量如何？项目获得了何种级别的基金资助往往是项目水平与质量的重要表征。因此，委员会评审者需要熟悉各个学校和学科的资助机构的基本情况，需要广泛涵盖人文学、社会科学、艺术、图书馆与信息科学、自然科学，因为获得的基金资助代表具有一定学术声誉和影响力。

影响力

数字研究项目的影响力既可以体现在学术圈内，也可以是跨机构的，甚至可以影响到普通公众。它们常常以创新的方式跨越科研、教育和服务等领域的边界。影响力可以有多种衡量方式，包括以下几种：基金会和其他机构的资助情况、项目网站的访问情况或是参与者的贡献情况、在传统文献及网络文献（博客、社交媒体、链接、引用通知）中的引用状况、项目成果是否被其他学者和机构采用、项目是否在学术会议和论坛上进行过核心发言或展示、在公众和社群（如博物馆展览、纳入课程等）中的反响。

等价评估

我们可能会问，一个数字研究项目是否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论文集或科研论文具有同等的学术价值？其实，这种问题的提出并非十分恰当，原因不仅在于这是在对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知识成果进行对比，而且在于这是基于一种将纸质印刷品视为衡量所有学术工作的常规标准的思维方式。评审者应该基于以下因素评估数字研究工作的价值：开展项目所需研究工作的质和量；研究的时长与主要作者和参与者的智力投入；内容的范围、深度、形式、呈现方式；著述与出版过程的性质特点。有高额资助、多方合作者及多样学术成果的大型项目应该在评审过程中获得比与小型或短期项目更大的价值权重。

研究周期、可持续性和学术伦理

评审委员会必须认识到数字研究项目具有迭代性特点，随着项目的发展、变化与成熟，评审者可能需要对同一项目进行多次、多个周期的评审。考虑到每次科研评审之间一般有数年时间间隔（数字研究进展的推进往往更为迅速），评审者需要将每一个项目置于其各自的特定背景下进行评估。被审核的研究项目当前的进展处于研究的何种阶段？作者认为项目已经最终完成，还是认为项目会继续进行迭代更新，或是认为可能会有新的衍生项目或新发展？项目是否在数据收集、内容生成、标准运用、文档记录等方面遵循了领域内的最佳实践？项目将以何种形式持续“生存”并实现长期利用？长期利用又需要何种基础设施予以支撑？在此，项目自身的具体需求和项目对其所在机构需履行的责任义务将会高度交织，因此需要与相关的学院院长与教务长、图书馆和网络技术人员、项目负责人共同讨论。最后，数字研究项目可能会在文化保护的性质与价值、公共历史、参与性文化与可利用性、数字多样性、馆藏保管等方面引发关键的学术伦理问题，因此也需要项目负责人和评审委会予以全面考虑。

勇于实验和承担风险

人文学、社会科学和艺术学领域的数字研究项目和自然科学的实验性工作一样，都应以坦诚开放的态度对待迭代性尝试和负面结果。因此，人们必须认识到反复实验和不断试错是数字研究的固有组成部分。对各种实验过程加以记录将会对一个项目或想法的长期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项目经常也会生成基于实验过程的各种白皮书、最佳实践、新设计环境及其他出版物等，而评审者在评审过程中也应对这类成果加以考虑。在科研中勇于实验和承担风险是大学及众多学科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好体现。将勇于冒险和实验的学术研究工作视为晋升和职业发展中的次要活动甚至无价值活动，只会造成削弱创新、鼓励平庸、阻碍研究发展的不良后果。

特别说明2　基于项目的学术研究

基于项目的学术研究是当代数字人文研究原则的核心体现。它与传统学术出版不同，具有基于团队、研究过程与成果较为分散、依托技术性或管理性资源网络、研究成果具有持续性和迭代性（非固定或完全终止）的特征。它自然需要涉及诸多层面上的构想、设计、组织协调、资源利用，因此会比传统人文研究方式更加复杂。本部分将介绍一些对撰写基于项目的学术研究的基金申请书或研究计划具有参考价值的因素。这些因素来自目前已有的最佳实践（这些实践尚存争议）。

知识贡献

项目对所在学科或领域的知识贡献应该符合正常的学术工作标准。项目的研究内容如何对学科或领域内的问题或话题进行积极探索？又如何以创新的方式推动了对该问题或话题的学术探讨？这个项目能否对它所属的一个或多个领域内的知识积累有所贡献和推动？

知识模型

项目是以何种形式对知识加以塑造和建模的：论证、演示或展览？项目是否有其他学者（包括非数字人文研究学者）能够学习参考的理论原则、研究方法或其他有用的信息？项目是否可以作为新知识的一种呈现形式和模型，如何具体理解这样的表现形式和建模方式？

研究问题和数字媒体

在数字环境中，学者能对研究材料以多种方式进行关联和处理，这些具体方式应在研究计划中有所体现。仅仅将研究内容简单地放到互联网上不能被称为数字研究。数字研究的基本标准应是这种研究涉及印刷背景下或传统学术中无法实现的东西。所以，需要考虑研究项目是如何根据数字研究方法特有的可能性进行设计的。

工具和内容

许多数字研究项目会在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中对现有的工具进行创新性组合和重构。因此，需要考虑项目的性质是工具驱动的还是内容驱动的，二者如何交叉？如何对设计开发工具付出的智力劳动和研究内容本身进行综合评估？二者在何种程度上相互交融？为何不可分离？

研究方法

项目是否有想要论证的论点或是否应遵循某种方法原则？数字平台如何实现对这一论点或方法的探索、测试、论证、演示或者否定？

原生数字对象和数字化对象

数字研究项目经常需要将已被数字化的模拟信号材料和原生数字对象（例如，在数字环境下的分析、研究、处理等过程中产生的新文件）加以结合。信息结构的各种元素往往也是原生数字对象。因此，需要考虑如何理解这些元素，以及它们在整个项目中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馆藏共享与授权问题

人文学术的未来发展及社会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对文化历史机构馆藏的自由获取利用。因此，限制程度最低的共享与授权模式应该成为主流。项目将会涉及何种授权许可和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学术界和广大公众将如何利用项目的成果？

呈现界面：知识表征和内容构建的窗口

项目呈现界面的设计也是项目观点的一种表达。界面是提供项目内容的简要介绍，还是一套引导用户进行各种具体操作的入口？因此，需要理解界面的构建方式以及这些方式是如何体现项目的各种思想并支持用户与项目的互动的。

项目团队合作与项目管理

明确的责任分工对数字项目的开发设计至关重要。每一名项目参与者所承担的具体工作应该被清晰地记录在各种项目文档中。可能的工作类型有项目设计、研究计划撰写、技术分析、基础网络开发、界面设计、内容研发、数据库设计等。项目也应该能以某种形式描述参与者对整个项目贡献的百分比。

明确智力贡献和著述者

项目团队必须协同工作，研究活动是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逐步展开的，因此不能将智力研究与执行过程完全分开。但是，每个参与者承担的研究问题及相关智力贡献都应该在项目文档中被明确说明。这种说明应该包括项目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具体设计、学科专门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影响。

信息构建、机构网络基础设施、系统管理

信息构建与设计方面的有关决策对项目非常关键。明确研究成果将存储在哪里，在什么样的服务器环境中运行，需要获得何种技术和管理支持，如何选择内容开发所需要的软件及平台等问题是项目的基础保障。同时，也需要了解服务器基础设施的配置、系统管理、软件安装与更新、数据备份等将由谁来承担。

开源软件和技术迁移

工具和平台的开发是数字人文项目的基石之一。软件只有成为开源的群体共享资源，才能更好地得到整个用户群体的支持和持续开发，这一点与促进教学的目标也是一致的。虽然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设计的“一次性”项目也时常会出现，但综合来看，项目的设计应该着眼于促进通用解决方案的形成和共享平台的建设。因此，需要考虑项目如何支持代码、工具、平台、应用等的记录与迁移。

项目文档

对项目的基本架构和设计以项目文档的形式进行记录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但是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项目文档既是保证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对学科领域的一种知识贡献，还是他人进行相关的再次设计的基础。项目的各种研发过程、功能上和技术上的具体设置、项目的系统需求（例如，哪些浏览器及版本能支持项目的网络呈现、需要哪些插件）、数据库中的实体及关系设置等都需要进行文档记录。项目中使用的各种代码也应加以保存（包括使用或参考的开源代码资源），还应保留相关的许可协定或用户协议（如果使用了应用程序接口更需注意这一点），记录各个模块将用于何种具体操作，并注意写明代码的来源和作者。

考虑受众和用户

即使项目的主要驱动力是学者的好奇心，明确项目的受众及其与项目研发过程的互动方式依然很重要。没有受众和用户的项目就像一个孤岛，投入的资源和努力无法得到更广泛的回报。为了改进项目的界面及其导航功能，用户测试往往是必要且关键的一步。

遵守法律法规

数字人文项目必须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在美国，项目设计必须符合《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中的标准，并且需要遵守知识产权和版权方面的规定。特别是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应该在清楚地理解合理使用的概念、明确人文研究普遍的非营利性质、考虑项目能够为人们认知与认可文化资源与文化遗产做出的贡献的基础上，根据项目的情况进行具体思考和应用。

出版/传播模式

学者想让一个数字研究项目受到关注与重视，需要将它放到互联网上，让项目接受评审，并且要做到使项目在学界、潜在用户和未来合作者群体中能够吸引眼球。因此，项目需要有一个传播和出版计划。与单个学者设立的项目相比，基于社群建立开发的项目往往会有更多的认同者。数字研究项目应避免重复劳动，采用尽可能充分利用已有的软件解决方案、平台和其他工具的整体策略。在传播方面，人文学术的未来发展和社会影响力都需要依靠学术知识的自由传播，所以限制程度最低的共享与授权模式应该成为主流。

评估标准

衡量项目成功或失败的具体指标应该非常明确。项目的目标可以是证明一个概念或演示呈现一个设计原理，也可以是对特定数量的材料进行数字化和标引，或者是与某个特定社群对一些问题进行网上讨论——范围可以非常广泛，但是标准需要事先确定。设定清晰的目标是评估资源利用情况的有效方法。

多领域交流

项目是否与本领域内的其他研究（包括传统出版的研究及基于数字媒体的研究）有互动和联系？项目研究者是否对其他相关的研究有了解和参考借鉴？项目如何定位其对一个或多个领域知识的拓展情况？

可持续发展

无论项目采用何种尖端前沿的技术，设计实施保存策略是所有优秀项目的共同特征。数字资产具有“脆弱”的天性，这种脆弱性需要从一开始就以中长期的保存策略加以应对。因此，数字项目需要考虑保存计划。项目成果将在哪里进行存储和维护？资源如何加以保障？持续开发项目的成本如何？如果要进行长期持续开发，可能的资助来源有哪些？工作人员、学生及顾问的劳动，硬件、软件和其他材料的成本，以及主要研究人员和其他相关贡献者的智力投入都需要考虑在内。

公开透明

数字项目所有的资助来源，无论是资金还是实物捐赠，都应该在各种项目成果中公开。

特别说明3　研究过程与方法所需的核心技能

开展数字人文研究需要的基本技能有哪些？数字研究项目如何在学术或机构环境中获得支持？这部分的特别说明将列出开展数字研究项目所需的基础要素。值得注意的是，更加具体的技能将因学科或领域的需求而异，而且并非所有项目都必须满足所有的要求。

任何数字项目的开展都需要涉及技术、管理、知识三方面的要素。随着专门为数字人文领域设计的工具和平台的数量的增加，为项目量身定制工具的必要性将逐步降低。除非项目确实具备一些特殊要素需要进行“一次性”专门工具或平台的研制，或者新工具或平台的研发本来就是项目的一部分，不然很难找到充分的理由来定制工具或平台。

技术性要素

技术性要素包括网络开发、基础设施、服务器环境、界面设计，以及工具、平台、软件、硬件的选择。

熟悉数据类型和文件格式

要熟知选择文件格式和数据类型的依据是什么？

数据库知识

如果数据库是项目信息架构的一部分，那么需要什么类型的数据库？它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需要它？数据库中有哪些实体？实体的属性和实体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查询和分类是怎样处理的？数据库是开源的还是商业的？是否是授权许可的？项目中将使用哪些数据集？数据集由谁来控制？需要什么样的权限管理措施？

XML结构化数据

项目使用了什么版本的XML？为什么选择此版本？XML被用于标记还是只被用于元数据？

元数据标准

元数据选择的过程是怎样的？元数据标准是否适用于项目本身、项目所属的学科领域及项目所在机构环境？选择的元数据标准是否遵循领域内已有的相关标准？

编程语言

项目中编程语言的使用情况如何？这些语言是否适用于项目的服务器环境、管理环境及所需实现的具体操作等？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和空间数据

不少空间映射与分析工具是为地理相关学科的专业使用而开发的，但是也有一些使用门槛更低的类似工具（如谷歌地球）。数字研究项目的数据有哪些空间（和时间）特征？如何对这些数据特征进行标记和分析？它们在空间映射工具或地理信息系统中将如何被呈现？这些系统和工具可以用来探索什么样的研究问题？项目数据是否在产生时就是空间性的？如果不是，使数据具备空间特征的过程是自动化的，还是需要对各种材料（如地图、历史照片、视频、口述历史等）进行人工地理校正？这些操作将如何进行？由谁进行？又将着眼于何种水平的可视化呈现标准和何种程度的地理类浏览器/应用间的互通共享？

虚拟仿真工具

虚拟世界和三维建模工具可以为历史研究与演示呈现创造出逼真的体验环境。为此，项目需要使用哪些工具、软件和系统？具体使用目的是什么？需要遵从哪些标准？用户群体将怎样与这些模型、模拟情景及虚拟世界进行互动？模型将会存放在哪些已有的平台上？这些平台有哪些限制因素？

现有的和新兴的内容管理和著述平台

项目将如何管理已有的信息并支持新信息的产生？这些信息的作者是谁？他们又该如何输入新信息？项目需要他们对技术有很高的接受度，还是只需要他们会使用浏览器界面就可以顺利参与内容创作？项目的基础设施或信息库需要使用哪些内容管理系统？这些内容管理系统能否实现数据的跨平台、跨库共享？

作为一种知识建模方式的界面设计

内容如何在项目的界面中被呈现？界面如何实现导航功能？界面设计基于的理念模型是什么？这种设计又如何体现项目本身的知识模型理念并支持项目使命的达成？

游戏引擎

游戏经济在学术工作和娱乐中能够发挥独特的价值。使用游戏引擎支持用户参与的相关知识在某些项目中会有用武之地。

注重移动性和多样性的设计

项目是否有相关设计使其内容能够通过移动设备进行访问？或是允许用户对其内容在不同的背景下进行重新利用？是否能够实现跨平台访问？是否能够跨越文化、语言、社会分层的界限？项目是符合《美国残疾人法案》的标准，还是残疾人的使用依然会受到一定限制？

专门定制与“成品”

设计并制作一个工具或平台是否是项目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如果是，这种专门定制的成果是否能被重新利用或以其他方式服务更广泛的受众？如果项目使用的是各种“成品”，即现成的解决方案或一般的软件系统，具体的选择过程是怎样的？多数情况下，数字人文项目需要将定制与成品相结合，例如对已有的应用程序接口、常见的内容管理系统或博客工具等进行不同程度的个性化配置和拓展，以满足项目的具体需求。

知识性要素

虽然项目最明显的知识性要素即项目的内容，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数字人文项目能够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呈现论证过程和各种试验，并常常通过复杂的互动性活动、视图化呈现甚至是代码的形式创造新知识。数字人文项目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内容（虽然内容一般是主要贡献），还在于其用于呈现知识、表达论点的多层次设计，这些设计包含从后端数据库操作到前端用户界面入口设置等各个环节。

跨文化交流能力

项目设计是否考虑了如何实现跨文化交流？允许多种语言、多样文化的社群与项目开展积极互动是否是项目的目标？

生产性想象

项目是具有一定的生产性，能够持续支持新的内容、对话、辩论和互动参与的开展，还是更像一个整理、包装好的内容库，目的是让用户浏览并使用内容而非贡献和拓展内容？上述两种形式各有其价值，服务于不同的需求、受众和知识目标。

迭代思维和横向思维

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发生哪些变化？如何针对项目的种种局限进行迭代性改进？项目能否与其他项目相辅相成，通过网络服务框架共享数据或是代码共享库分享代码模块？

管理性要素

资源分配、汇报层级、清晰的工作说明、明确的目标和确定所有参与者的责任，对项目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上述内容最起码需要在项目协议中被清晰说明。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方面的权利和版权许可信息是否得到了有效管理与记录？项目内容的使用规则应该在项目网站上进行明确说明，咨询知识产权问题的联系方式也需清晰注明。

机构制度环境

项目属于什么机构，由谁负责项目完成后的长期维护？对人力、物力资源的成本应当进行评估。

可持续发展、项目资助、长期保存

支持项目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计划可以选择将项目迁入机构性资源库，也可以借助付费服务供应商归档或在服务器上归档，还可以创建资金流和商业模型对项目进行持续支持和维护。

为了实现对数字人文项目数据的长期保存，项目方与其他机构（特别是图书馆和数据库）开展合作非常必要。项目是否能轻松地导出其数据，并以普遍可读取的标准格式对数据进行归档？项目提出了什么样的数据管理计划并将如何实施计划？是否有需要解决的隐私或安全问题？

特别说明4　数字人文教育的学习成果

虽然数字人文教育的核心评估标准与传统课堂人文教育相同，但是数字人文在此基础上还认识到了通过亲自动手、亲身体验、基于项目的实践性学习所带来的附加学习成果的重要性。数字人文教育强调团队合作，因此自然更加重视合作伙伴间的相互评估。同时，数字人文还注重基于文本的批判性思考和沟通这两种能力之外的更广博的技能。数字人文的学习成果强调运用基于数字方法的批判性思维来设计以人文问题为核心的研究项目。在众多数字人文教育的学习成果中，我们优先强调以下几方面：

将数字驱动的研究目标、方法和媒体与特定的学科问题相结合的能力

学生应能够熟练运用多种信息平台并在不同平台之间灵活切换，从而设计和开展特定学科的研究。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将传统的人文思考工具（解释与批判，历史视角，文化、社会比较分析，情境化，档案研究）与计算机式思维工具（信息设计、统计分析、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创建、计算机图形学）进行有效结合，以此提出、解读、分析一个基于人文学的研究问题。

理解、分析、使用数据的能力

学生应展示出能够从多种来源集成数据并娴熟地使用多模式技术、多媒体技术进行数字论证的能力。同时，要具备提出可用计算机思维视角来进行探索的研究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将数字方法应用到人文类数据分析上的能力，并使之能够以批判的、有见解的方式来解读数字分析结论和计算机输出的结果。

培养以批判性眼光综合评估数据及其来源的能力

判断在数字环境中的信息和知识的可靠性，需要具备辨别数字材料的来源、权威性、合法性的技能。针对数据，这意味要审视数据是如何被获取、标记、存储并面向各种终端用户开放的。

以批判性眼光进行设计的能力

学生应理解知识的设计在交流传播、项目开发、数字数据长期保存等方面能够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这种理解必须比仅仅批判地认识各种工具的作用和局限要更加全面深入。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式设计思维进行多形式论证、多方式解读的能力。

以批判性眼光评估信息和信息技术的能力

学生应对用作论据的数字的、视觉的、多模式的信息进行审视，并对其形成过程和有效性进行批判性思考。从学术相关性和价值、是否符合最佳实践（例如网络在线批注和征引、公开有关数据及其来源）、是否诚实引用他人成果、权威性、论证严谨性等方面谨慎评估出版物中的数字研究内容。此外，还应该以批判眼光认识到各种数字平台、科技、可视化呈现甚至计算机程序语言背后的认识论、世界观、结构性假设等。

协同工作能力

在多人合作完成研究项目、项目申请书、报告及面向不同受众的研究展示时，要能够进行跨学科、跨媒体、跨方法论的思考。应该在团队中开展工作，并积极参与对团队伙伴的评估反馈。此外，需理解数字人文项目的发展生命周期，掌握每个阶段的具体需求和优先任务；能够严格保障工作进度，保质保量地开发出各种完整的、功能完备的数字原型、产品、研究工具和出版物。对于合作项目，为了同行评审和确定作者署名的需要，还需要评估并核定项目中各方的具体贡献和他们所承担的角色。

特别说明5　拓展对数字人文的倡议和宣传

在数字学术的各种活动中，改进消费者和文化生产者之间关系的可能性应该受到重视。这一部分的说明将列出强调人文工作的文化意义、指导个体消费者成为对数字平台的内部工作机理有批判性认识的产消者（prosumer）时需要考虑的一套因素。此外，此说明还将介绍对数字人文研究领域进行倡议和宣传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关键点。

文化记录的价值

人文学术与文化记录的生产、保存和解读息息相关。评估历史材料的价值与确定当代文化贡献的价值，二者缺一不可。项目从哪些方面对文化记录做出了贡献（例如保存文化资料、促进贡献者之间的交流、拓展公众参与等）？

人文价值观或文化意义与合法性

在倡议宣传中，展示基础人文价值观和诠释性研究的重要价值，使之与效率优先的文化形成对比是核心的一环。人文学的价值和视角如何成为项目核心贡献的一部分？项目对文化记录的贡献是什么？上述文化记录的合法性应怎样认定、由谁认定？

拓展对“社群”和“参与”的理解

这个项目对谁有价值？如何使他们融入项目的完成过程、成果接收和长期保存？项目对“社群”和“参与”的核心理解是怎样的？如何开放、管理并促进参与？谁能参与、谁能被包容或排斥由谁决定？又是怎样决定的？如果是不受限制的参与，它的极限、问题和挑战又有哪些？

分析组织模式和呈现模式的能力

在任何环境中，充分理解媒介如何组织并呈现论证的方式都是有效利用信息的基础。数字媒介的具体特点往往是多样的、混合的、重叠的，因此，需要运用符合其特征的评估体系来进行分析。

对强制性具备反身性思考意识

任何媒介都会依据一定的规则包容或排除某些类型的表达。这些规则往往是隐蔽的，但是这种隐蔽性同时也具有揭露性。在任何一个数字空间或项目中，什么是可能的，什么又是不可能的呢？我们一定要具备反身性、辩证性思考的能力，意识到任何“解决方案”都给它能够解决的问题赋予了更高、更优先的地位，并在此过程中掩盖或压制了其他的问题。所有的科技都有“强制”的一面，而大量的科技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以至于我们已不易清楚认识到其强制性，而是将它们视为应当且必要的。去除这些科技的“中立性”和“自然性”并为新的、富有想象力的可能性创造机遇，是数字人文学者的任务。

进行超越意识形态框架和结构性论述的思考

在结构化、分层化的空间和过程中，我们如何解读权力关系及其动态性？数字环境下的意识形态表达体现在其图形化界面、数据类型、数据库关系及每个项目的具体内容之中。现代批判性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即认识论的“陌生化”——使固有的认识论重新变得陌生。面对创新的发明，我们体会到的喜悦、惊奇甚至是距离感和排斥感都是现代创造性思维中能启发新思考的元素。什么可以把我们从被动消费中唤醒？新的认知、参与和设计的方法如何成为激发探索、孕育思想、深化价值的手段，并对人类的文化记录有所贡献？

从被动消费者到主动产消者

从盲目消费呈现给自己的文化资料的被动消费者，到能够以批判性眼光对待文化资料的主动产消者，不同的读者和观众可能会在上述两极之间处于不同的位置。项目如何积极促进有效的、批判性的参与，而不是单纯的被动消费？

公民学者和学者公民的创造

许多项目支持“业余爱好者”的充分参与。他们虽然不是专业学者，但是对某个领域具备高深、全面的理解认识和研究热情。项目以何种方式集成并评估丰富多彩的视角和多种多样的知识创造者？传统意义上的学者如何与更广泛的公民群体进行互动？公民又如何更好地以学者身份参与到知识创造当中？

附录1　案例研究

下面这些虚构的案例研究虽然来源于现实存在的项目，但它们都是想象出来的，旨在为团队构建、必要资源的汇集以及数字人文项目的启动提供一个描述性（而非规范性）模型。这些案例研究为探索人文实践的新领域提供了一个框架。

案例研究1　在新的世界相遇中绘制差异地形图

在这个制图项目中，深层制图技术与文本分析、数据挖掘和大型语料库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结合使用。该项目采用参与式架构，支持对地图呈现和文本可视化的注释、讨论和再利用。该项目从宏观视角理解地理区域的形状和边界，对微观视角下的不同地理特征的命名进行了有力补充。

由于后殖民理论的影响，过去二十多年里，学界对空间和地理这类本土概念的态度发生了巨大改变。对“发现”的传统叙述已经被质疑和限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原住民的视角开始在文献中出现，但他们的绘图技术、世界观和认识论却很鲜见。许多美洲原住民对地理的理解以口头描述、（关于土地来源和所有权的）传说等方式代代相传。制图方法在过去几十年里也在发生变化，已逐渐远离历史学家约翰·伦尼·肖特描述的“渐增的科学理性”，而转变为一种“社会建构，以有意抹除和沉默为标志的表达”。

现在，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描绘原住民和欧洲人的相遇，调查差异地形图，阐述对土地、空间和地点这些概念的截然不同的观点。这种“绘图”需要对记载原住民和欧洲人交往的关键文件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它也需要采用特定的方法制作差异地形图的仿真模型，这可能会从对两个群体观点的相互比较中产生。例如，对于原住民，河流和道路是一个连续的交通网，而欧洲人认为它们是地貌特征。欧洲人关注边界、海岸线、港口、海湾，以及进入未知疆域的方法。而原住民想到土地时考虑的是扩张和活动，以及季节性的部落迁徙，他们认为土地边界是由社会秩序和优先权而不是物理标志决定的。

该项目始于用贫乏的证据构建原住民和欧洲人最初接触时各自的绘图概念的对比模型。在没有西方视角、认识论及坐标系统作为规范的情况下，数字化方法可以创建出关于地理、土地及空间体验的新视角吗？文本分析和比较的、批判的制图方法将用于探索差异地形图的概念——一种可以显示不一致观点的空间绘图方法，也将用于构建关于发现“新世界”的历史观点的变化模型。

该项目聚焦于与欧洲地图相连的大发现的几个关键叙述，其中的一些严重依赖本土信息来源。使用的文字材料包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信件，16世纪30年代雅克·卡地亚圣劳伦斯海湾的旅程记录，沃尔特·雷利爵士从1595年开始绘制的圭亚那地区地图和记录描述，约翰·史密斯对其在1607年获得战利品的记录和其在1612年制作的弗吉尼亚地图，纳托尔手抄本，菲利普·布歇绘制的印于1754年的《加拿大西部Terreins地图》（Carte Physique de Terreins les plus élevés de la Partie Occidentale du Canada），阿伦·亚伦史密斯于1802年绘制的北美地图，这幅地图非常依赖美洲原住民提供的信息。

这些原始文本将被用于分析原住民记录和术语。我们将创建一个可用关键术语进行文本分析的可搜索语料库，关键术语的使用和意义可通过这些文本的历史来跟踪。虽然许多文本已经数字化，但它们尚没有出于上述目的被分析过。我们打算围绕一组核心概念（如空间、土地、绘图、发现、联系、本土性等）跟踪命名法的变化，以了解原住民对空间的理解与欧洲人的不同之处。我们发现，反映原住民真实声音的材料是缺失的，而几乎所有的信息都被记录在欧洲人的文本和文件中。但这不是一个旨在恢复失去的史实的项目，而是分析话语形成的过程。

方法

对术语进行结构化标记，尤其是将其置于上下文之中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对原住民和欧洲人从第一次接触至今的历史进程中命名法的变化进行研究。雷利和纳托尔的文本将被用于案例研究，对其进行文学批评，分析其接受历史、引用、再利用的情况，这是针对跨越几个世纪时间的有关使用和讨论的长期的、纵向的研究。我们也将对一个核心文档语料库进行横向分析，跟踪民族词汇的使用和变化特征。

该项目提出了一系列技术上和概念上的挑战。虽然有一些原始材料已经被转化为数字形式了，但还有一些手稿的转录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仔细检查不标准的拼写、语言使用的变化和在光学字符转录中产生的错误。在应用自然语言处理（以下简称NLP）与结构化标记的分析方法时，应当注意，上下文是决定词汇意义的关键因素。NLP方法将被用于识别与上下文相关的写作特征，而标记将主要采用受控词表和可识别的术语。上述两种操作都可以实现半自动化，并将辅以其他数字文本分析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在大型二手材料的语料库中运行以跟踪变化的术语和命名的接受历史。文本处理的第一阶段解决了使项目设计者的判断显性化的数字技术要求，而文本分析第二阶段的规模使得难以使用模拟阅读方法。数据挖掘、远距阅读和近距阅读都会在该项目中被使用。

差异化制图将对欧洲地图、口头描述和从本土资源中提取的术语、存在于记录中的本土制图（语言上的或视觉上的）（例如纳托尔手抄本是诺曼人征服英国前的地图）进行比照。项目的任务是创建一种不参考欧洲地理空间系统的另一种制图方式——一种建立在本土经验上的方法，然后把这种方法与现有的发现“新世界”的制图记录相对比。深层制图技术将历史材料分层呈现，形成对比鲜明的制图表现，可以展现出关于新世界的不同观点，作为跨文化碰撞的文字的、隐喻的空间。我们感兴趣的是植根于世界观的差异化空间系统和可视化，以及与本土制图相关的邻近与遥远、记忆与社群、持续与扩张等概念。它们与标准绘图方法中惯用的投影和坐标系统完全不一样。

工作计划

·识别文本和地图的来源

·获得使用权限和数字版本

·测试自然语言处理分析

·为原住民词汇、命名法和欧洲地理术语创建XMI方案

·标记文本并将搜索结果与NLP分析进行对比

·接受历史语料库中搜索术语和词汇的使用变化

·从原住民视角创建一个关于制图基础的列表

·从这些基础中创建模拟

·将其与有关原住民和欧洲人相遇的欧洲地图相比照

·分析两者在地理和时间态度上的“差别”，并使用地理—时间数据库来绘制这种差别，用图表方式展示空间概念转变时的态度变化。

传播和参与

国家级专业会议上的小组会议，文化地理学网站上的帖子，文化地理和历史绘图领域资深人物的访谈，作为课堂活动的虚拟圆桌会议，这些都有利于扩大项目的影响力。正在进行的项目将由参与式架构支撑，这种架构允许人们对绘图进行注释并重用地图。仿真模拟虽然是在这些材料基础上构建的，但会扩展到更大的数字化地名辞典和制图集合之中，强调地名和地理特征的文化差异。最后，将嵌入原住民世界观的差异地形图进行概念化和结构化，开发地理空间可视化引擎的原型。

评估

对数据结构的同行评估、仿真模拟的可信度评价、学生对课堂上比较文学学者方法及分析工具易用性的课程评价；参与规模；有能力揭示现有地理空间数据库和其他地理浏览器互操作性的局限和潜力。

案例研究2　来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纸莎草残片及文本语料库的扩展出版

该文本语料库项目将建立一个链接现有资源库的集合，利用特定的基于文本的注释平台来讨论文本变体，执行概率性的自然语言处理，使用校对工具研究变体，并生成一个关于纸莎草残片的评述。在此过程中，将用到几种不同的、传统的和扩展的出版模型，从而使不同背景和专长的学者以适当的方式展示其研究成果。

一个新的纸莎草文稿残片储存地被发现于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些残片虽然由于受到忽视和磨损而遭受了相当程度的损害，但它们有望解答一些由来已久的问题，例如，关于腓尼基字母的传播和整个北非尤其是西部沿海地区采用它的时间，以及它沿着贸易路线传播到印度的可能性。这些纸莎草残片令人惊讶的特点是，它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被多次循环利用，有许多是重写本，有些还有着若干层辨识度不同的手迹。

目前，有不少可用的成像技术和可整合纸莎草数据的数字平台。本项目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重用已成功用于西闪米特人碑文研究的一些技术。然而，这些纸莎草文稿中的语言不只有闪米特人语言，令参与考古的图书馆员惊讶的是，这些文稿很好地记录了目前尚未被识别的几种语言的使用和传播情况。一位学者提出，这些语言的结构组织特征似乎植根于印欧语系，这意味着欧洲与印度次大陆接触的历史比已知更早，并且有比先前人们所认为的更显著的文化影响。在使用任何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之前，这些文本首先需要被破译（这是由于它们自身状况欠佳）。处理古代语言尤其是文本残片的NLP技术尚在实验阶段。此外，一些推测性和概率性阅读的方法也将被用于分析这些纸莎草文稿。

该研究的问题是识别这些纸莎草文稿中出现的语言组，利用已知的闪米特人碑文语料库匹配书写形式，利用支持跨越版本、翻译及书写形式进行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的数据库跟踪变体。这项工作产生的一个附带好处是建立了一个纸莎草文稿的数字化语料库。这项工作面临的其中一项困难是，研究早期印欧语的一位主要学者年迈多病，不能长途跋涉，他的工作必须完全依靠数字代理完成。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可以注释和跟踪其贡献的平台，或者对现有的平台进行改造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有助于激励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学者和年轻学者加入团队，他们对语言的变化和传播问题的构想至关重要。他们需要一种扩展的出版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快速公布工作成果，同行评审周期短，承认不同程度的知识贡献，也还可以链接到其他现有的语料库和资源库，且可以鼓励竞争精神。

方法

为有效地开展项目，利用众包方式进行翻译、解释和编辑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对大型语料库的分析和对比而言，采用统计方法也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在对文本、手工制品和手稿的研究中，近距阅读技术和远距阅读技术都会被用到。该项目的第一阶段将对成像和数字化进行充分整合，所有不确定的符号或图形元素都将被标注出来，使该项目凭猜测所做的部分工作可以有所体现。通过使用可显示大量对象的文化分析平台和图形识别软件，书写形式的相似性将被用于寻找语言的相似性。文本翻译会尽量做到顺畅，其中变体和有争议的元素将被显著标记出来。众包工作中的零散成果将被定期出版。资深学者的解读将在网上被分层展示，以便于他的工作能保持独立，从而在之后以纸本的形式出版。

工作计划

·确定图形技术和设备来源

·为共享访问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创建图形文件并测试整合和对比技术

·测试用于碎片化数据集合的概率文本分析方法

·确定在需要时对来源文本进行翻译

·链接到现有资源库和在线翻译

·测试注释和版本控制平台

·测试文化分析和模式识别软件

·为短周期贡献引入同行评审系统

·为翻译、编辑和解读工作创建出版和众包平台

·进行成像、翻译和解读的迭代过程

·以扩展版的形式连续发布成果，包含链接、与现有语料库的比较，以及文本的其他版本

传播和参与

创建推特订阅和RSS订阅宣传该项目并吸引更多人参与；以在线印刷+模式发布一个该项目的测试版，并建立工作流重新组合这些内容以使之符合传统出版的要求；将翻译、比较和解释工作进行众包；基于此领域学者指出的与其他现有纸莎草文稿、文本或古代手稿和语言碎片之间的关联或比较，持续扩展纸莎草文稿版本。该项目将通过聚合引擎链接到近东、中东、欧洲和美国的主要资源库，以建立用于调查和比较的更大规模的统计样本。通过分布式知识生产方式建立传统与新型学术参与模式之间的桥梁，使资深学者可以与年轻学者有效合作，并方便众包输入。

评估

学术的技术、知识和文化/制度等各个方面相互依存。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译解完成的程度、各图层的易读性，以及成像和文本分析技术的可信度。成功的另一个衡量标准是：可链接在一起的数字化片段的数量和/或古代手稿的翻译情况。

案例研究3　扩展的物品和空间：犹太人大流散中的仪式物品

该项目将通过多模式综合法采集犹太人大流散中跨越时空的仪式实践，以批判集展和扩展物品的方式重新定位宗教物品。这个项目由博物馆牵头，其目标是生成文化资料的活态档案，解决宗教物品的来源、使用和学术解释等问题。

一个大学博物馆收集了大量的服装、仪式物品和波兰犹太家庭的仪式录音。这些藏品的收集历经几代人，有些没有完备的来源记录。其中一些是20世纪早期人类学家的成果，他们从田野考察中带回了一些照片和手工制品。还有一些藏品来自中世纪时期的一位校友，该校友将其藏品的一部分捐赠给博物馆，指定将这些藏品用于犹太艺术和文化的教学和公共教育。其他藏品有些是通过一个旨在促进犹太人大流散研究的基金会获得的，还有一些是博物馆馆长通过拍卖或从有信誉的商人那里购买得到的。但还有些藏品来源不明，一直颇受争议，因为它们可能是由于纳粹掠夺而从藏品的原属国走私而来的。该博物馆已经发起一个重要倡议：利用其拥有的犹太宗教物品馆藏，创建一系列的公共项目、研究机会和课程计划，并举办一些永久性的展览。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项目负责人提出，基于多层面的信息展示是展现这一文化遗产的伦理和知识价值的最有效途径。

尽管这些材料中有大部分已经被编目，但并不是所有的描述信息都是数字形式的。有些最早的材料是以手写形式登记入册的，而大多数近期的元数据都符合Getty[1]的文化对象编目规则。尽管博物馆工作人员出于管理藏品的目的希望对元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但他们并不想失去早期的关于藏品分类法的重要记录。在更大的整体内展示不同子集这一想法，使得可以对大流散人类学的发展和宗教物品的文化研究进行有趣的历史叙事。因此，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呈现不同的解释路径很关键。

藏品的尺寸、规模各异——从小型的门柱圣卷、经文护符匣、祈祷披肩到完全重制的古老约柜、诵经台。为了进行数字展示而开展的作品拍摄面临一些挑战。如何通过图像的组织呈现不同的视角？如何促进对藏品的细节研究和整体性研究？如何满足研究和解释性展览（科普展览）的需求？这些都需要认真地构建和设计资源库。集展人不希望粗制滥造，不希望采用特效，也不希望在虚拟空间展示这些实实在在的藏品。

这些藏品的一部分来自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的波兰犹太教堂。人们对教堂遗址进行了发掘，留有与藏品相补充的大量野外记录和场地图片。这些藏品可以通过对挖掘过程的叙述重新定位，还可以辅以挖掘故事。其他一些藏品来历不明，需要由学者考证其历史价值。有相当数量的藏品已知是纳粹抢夺而来的，因此，找到能认领它们的幸存者的后代是很重要的，这将是分散式藏品利用所支持的藏品服务的一部分内容。幸存者的后代需要出具相应的凭证且审核通过后，才能对档案和资源库进行搜索并添加注释。这些材料的展示可能需要被限制，但是最适合做此项探索工作的学者会被允许以数字方式访问藏品以开展研究。博物馆将与赔偿组织合作，这些赔偿组织会提供司法鉴定并为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庭辩护。

或许藏品中最具挑战性的材料是从来就不打算公开展示的仪式活动的录音，其中一些是偷偷录制的。其他的录音则是在非常小心地达成了隐私权和知识产权协议的前提下获得的。因此形成一种尊重这些协议的环境，或进一步利用博物馆环境教育公众了解参观限制，在当今的批判性框架下显得很有必要。

此项目专注于藏品的数字化和为公共项目、教育和研究举办展览。它的目的是举办展览，并以知识、评论、伦理和政治维度对藏品进行扩展。将展品与大流散的时空历史结合起来，是展览的一项工作。但社群的证词和提供人口统计数据的档案材料的展示也很重要。展览的最终目的是呈现大流散的历史，这些历史是通过物品的转移和围绕其使用的仪式来讲述的。展示的目标之一是创建网络分析和信息可视化；另一目标则是尝试把所有的物品都置于实践环境中。因此展品将永远不会作为单个物件进行展示，也不会仅有一个文字标签对其进行说明。相反，所有物品都将拥有一个数字模型，以介绍其来源、使用群体、历史信息和获取传播的信息。换句话说，我们将通过对活态档案材料的学术性、批判性应用来展示扩展的物品，以反映对其多层次的探索和解读。

工作计划

·编制物品和手工制品的清单

·评估元数据和编目方案

·创建对象描述的对照表和方案

·考虑现有藏品及通过拍照或扫描产生的藏品的多种展示方式

·确定一个适合博物馆管理的内容管理系统

·测试各种网络分析工具，以及呈现物品的可视化工具

·修改系统以符合此项目的工作流程和利用需求

·考虑数字材料的许可、访问和使用等管理性问题

·就这些材料的法律与伦理问题咨询相应的学者和专家

·创建一个学术和社群咨询委员会对伦理实践进行持续审查

·创建一个包含多种观点和历史的扩展物品展示的概念验证演示

·开发一个合适的权限系统，为不同的用户设置不同的访问和利用权限

·设计一个能够处理专家和业余学者贡献的方式

·考虑让与文化所有权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法

传播和评估

创建文本标签、评论和带有作者特点的争论；设计一个基于作者的搜索和索引系统；记录和展示围绕藏品的相关争论轨迹；建立一个公共论坛使这些争论可以被编辑或被呈现以用于研究；为移动设备设计一个应用程序，允许当代人将自己的贡献加入进去。

注释

[1]指Getty Vocabulary，即盖蒂词汇，它包含四个词表：艺术和建筑类词表（the Art & Architecture Thesaurus，AAT）、盖蒂地理名称表（the Getty Thesaurus of Geographic Names，TGN）、盖蒂联盟艺术家名称表（the Union List of Artist Names，ULAN）和文物名称规范（the Cultural Objects Name Authority，CONA）。

案例研究4　阿富汗难民营文化记忆的虚拟重建

该项目对多人在线游戏技术进行再利用，以期创建一个包含证词、证人、创伤恢复和社会纽带的虚拟社区。这个共享记忆资源库包含照片、视频资料、录音带、信件、日记、旅行笔记和其他材料。该资源库正被年轻一代用来创造一个共享的历史，他们通过数据库纪录片和合成故事的方式将核心家庭的历史混搭为扩展的“家庭”，这一过程充满了喜悦和社区建设的精神。这种共享的历史可能会推动政治激进主义，也有可能导致参与者无意中成为被监视的对象。因此，使用虚拟形象或虚假身份是通常的做法。另外，敏感信息也有可能成为这个资源库的一部分。

一位政治学教授、一位建筑史教授和一位行为研究学教授一直在为一个合作研究项目搜集资料，他们为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出现的一个最大规模难民营创建了虚拟模型。近期的一些事件（如美军撤出），引发了人们对这个难民营及其居住者的关注。这个难民营里出生的许多孩子是在阿富汗以外的地方长大的，如巴基斯坦、伊朗、印度或者其他更遥远的地方。一个对“虚拟归还”感兴趣的国际组织正在关注有关流散、同化和文化记忆的模式。将虚拟重建的难民营作为共享体验点的想法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尽管这个难民营现在仍然存在，但因其处于敏感地区而难以被访问，不过一位美国士兵拍摄的照片已被秘密提供给了美国的学术团队。一个手机应用利用这些照片对原址进行了虚拟重建，该应用便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这一难民营的确可以被虚拟重建，但重建应尽可能准确，以尊重难民营的原貌。项目团队和一个难民社群组织合作，该组织一直与一个难民全球流散网络保持联系。该社群组织迫切希望尽可能多地参与虚拟环境的搭建，使之成为和解、证词提供、记忆重建和纪念的场所。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曾协助遣返行动，而巴基斯坦曾为其境内生活的所有阿富汗人发放身份证。然而，由于政治原因，很多人有意避开了这些官方项目。

该项目已经完成了许多研究工作，并记录了数百小时的访谈。描述难民营的第一手资料、照片以及绘画被广泛收集。在仿真实验室，专家们通过虚拟形式重现昔日难民营的日常生活。下一个研究阶段，该项目将着重整合相关故事和目击者记录，创建一个完全沉浸式的环境。围绕平台使用及准游戏式的虚拟环境等产生的相关问题，引起了一些大学和社会群体的关注。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鼓励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并为这个项目做出贡献，同时避免再次刺痛难民营亲历者。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防止出现虚假和恶意内容。而如何保护各种信息的来源也是一个问题。然而，所有参与者都对以戏剧和行为艺术的方式参与近代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仅将难民营视为一个历史重现，而是将其视为一种需要通过富有想象力的体验直接参与其中的鲜活记忆重现。年轻一代已经开始基于资源库的资料进行故事创作和角色扮演游戏了。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沉浸式仿真系统，在此环境中以可控或不可控的方式再现难民营的情况。该系统建立了一些仿真和预测模型（尤其是使用了复杂自适应系统建模技术），它们将被用于与真实用户进行对话以监测环境中的新趋势。然而，这项仿真需要对所有参与者完全透明，任何监视或者控制的蛛丝马迹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行为研究学教授与界面设计师展开合作，创作一些虚拟形象和剧本小样，以展现可能出现在真实参与者之间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创建一个多用户活跃参与并利用历史材料和文献的多人场景界面，需要非常细致的脚本和指南。一个能够根据用户参数呈现不同材料的多形态浏览器正在测试之中。

研究方法

需要确定可用的软件以创建带有社交媒体和参与式功能的虚拟场景，或者考虑在“第二人生”或其他虚拟世界应用程序中创建这个场景。如使用第三方平台，则要解决安全和隐私方面的问题。由于许多参与者没有有线连接，需要确保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应用程序登录该平台，通过手机来访问这些材料。

工作计划

·与相关国际组织建立联系

·与难民团体及其领导人建立合作

·创建虚拟难民营测试版

·邀请少量用户进行测试

·基于初始结果进行迭代用户测试

·开发虚拟环境

·创建公共论坛获取公众的建议

·根据需要创建虚拟形象以保护隐私与身份

·记录用户的使用和参与情况

·创建交叉引用工具以跟踪信息和记忆的分享

宣传和参与

联合国难民署的参与，与加洛扎难民营的领导人对话，以及获得项目所在大学的持续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计划在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组织工作小组会面，以加强与学术团队成员的直接联系；YouTube上的展示、虚拟接触，以及在虚拟环境中的一系列展示也在计划中。这些都将会在虚拟空间得到宣传。研究成果的学术出版将采用多种形式，不限于传统会议展示和出版，还包括以数字馆藏和档案馆的方式展现项目。

评估

评估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监测参与者的参与度和反馈，这对于隐私保护、调节舒适度，以及保证争论、对话和记录的有效性都是至关重要的；获取来自用户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

案例研究5　对泽农公司（Zenon）档案的多作者本地考察

该项目旨在设计一个供平板电脑使用的应用原型，此原型由解释性研究的协作开发主体、档案及建筑遗产地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组件构成。项目团队将会开发一个在线生成多作者文章的内容管理系统，以及一个嵌入建筑遗产地物理结构之中的数字档案馆。用户（即参观者）可以通过多入口和多路径导航系统进行线上线下访问，还可以“阅读”这份被“发表”的作品。这个原型将被用来测试在现实和虚拟空间中获取信息、交流知识、体验数据和研究的新方式。

泽农公司的总部位于一座路易斯·沙利文设计的历史建筑之中，在最近的修复工作中，工作者发现了一批档案。这批档案被安全地储藏在该历史建筑的地下室，现在已被送到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它们在那里成了跨学科研究的焦点。这些档案包含商业信函、内部便函、会议记录、草稿、备忘录、议程表和个人信函。一些是手写的，包括用速记法记下的和手工编辑的草稿。另一些是机打文件。很多文件在信头处印有这栋建筑的原始外观形象，上面还保留有20世纪70年代拆掉的雨水管和装饰物。这些文件产生于1945—1960年的15年间，当时泽农公司与伊利诺伊大学签订了合同，为美国军方完成一项旨在建立分布式计算防御系统的秘密课题。该系统被许多文化历史学家视为早期网络计算机的雏形。

泽农公司当时的董事长是一位接受过哈佛教育的老派芝加哥家族的成员，沙利文楼原本是为其祖父的保险公司所建造的家族产业。这些文件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可以一窥那些年企业和研究性大学的文化，以及由当时的书写技术（纸笔、速记机器、打字机）。

一个跨学科的学术团队正在“未来的历史”框架下着手进行泽农项目的重建。该团队试图围绕一组核心档案文件——一位高管和其秘书间的往来通信——发表一篇“多维文章”，以探索一种跨越媒介及数字/物理分界线的新型出版模型。团队成员中有一位文化历史学家和一位网络架构史专家。还有一位对在公司建筑内“生成”空间感兴趣的成员，她致力于开发一个增强现实应用以重建泽农公司的原貌。她的工作受到芝加哥建筑协会及商会的资助，这两个组织都希望将学术研究成果整合到城市景点旅游的移动应用中。她提议将已开展的解释性工作和泽农档案结构化，以其开发出关于建筑布局和空间组织的一个功能，使线上访问者可以在设定好的地点“目睹”事件的发生，比如入口、大厅、电梯和走廊。这个项目的设计也必须考虑到线下访问者的需求，使他们可以充分体验档案材料、解释性研究和建筑特点之间的相互影响。

与学术团队一起开展工作的是一个技术团队，该团队由四个人组成：一位专门研究数字语料库的界面设计师，一位以信息结构和知识模型为研究方向的计算机学博士生，一位精通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建模和建筑渲染的设计师，以及一位花了半辈子做平板应用技术开发的兼职教授，他们是新应用开发的领导者。这个新应用具有以下功能：（1）在线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和旋转平板设备来观看沙利文楼的3D模型，这个模型以文本、注释、评论和档案文件为框架并实现动态化；（2）离线用户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平板设备上以清晰而有意义的方式获得同样的体验。这个原型可以让人文领域的学者测试将多维格式作为发表平台的可行性。

开发这个应用面临三个挑战：第一，要开发一个能让三位学者协作生成文本、元数据、注释和图像的内容管理系统，将这些内容与泽农档案建立关联，同时将这些内容嵌入建筑模型中。第二，创建一个直观的、用户可控的导航界面，通过整合建筑的空间结构、文本的语义特征、用户的优先导航选择以及有关数据层与帧密度的用户设置，支持线上与线下使用。第三，构建一个充分呈现沙利文楼内外空间的数字展示，并将其恰当地嵌入项目的多个数据层。

工作计划

·整个团队合作开发信息架构和内容方案

·开发人员定制或创建一个适合的内容管理系统用于交织的“文章”写作

·学者们撰写文章，生成注释、图表、图像、其他内容及元数据和链接

·技术团队为一部分精选的泽农档案设计一个数据库架构，使之能与内容管理系统、增强现实应用和建筑模型无缝连接

·设计者和开发者对界面设计、用户互动和线上线下访问的导航进行迭代测试

·生成内容的学者和开发应用的设计人员反复沟通协作，直到创建出一个可进行用户测试的初始版本

·进行用户初始测试，既要测试应用的性能，也要测试其对内容的解释

·为用户反馈和参与建立一个网站

·以用户测试的反馈为基础，对应用进行迭代改进并最终公开发布

宣传和参与

这个应用可以从网上商店免费下载。开发者将通过社交媒体和支持机构宣传推广该应用的通用版。项目网站将作为一个持续的交流平台，希望其他学者团队能够与技术组签约来继续推进这个项目以开发新版本、扩展版本。这个项目的成果（包括用户反馈），将通过会议和期刊等传统渠道进行记录、分析和共享。

评估

评估将基于三个方面。第一，从人机交互的角度展开线上线下的用户测试，这将是开发流程的一部分。第二，用户评价，可以从社交媒体排名、在线商店排名、下载数量和用户的直接反馈中得到。第三，请评论家和学者评价该应用的如下价值：作为学术出版及认可三位贡献者学术成就的模型。

附录2　参考资源网络

我们提供了以下参考文献和资源作为不断扩展的数字人文领域的切入点。本书的观点受到了广泛的相关个体、项目和机构的研究的影响——是它们造就了如今的数字人文领域。但受篇幅限制，只有一部分成果能够在正文中被直接引用。我们没有选择提供视图或参考文献列表来显示这一资源网络（或者是任何使人文学变得“数字化”的网络），而是在此提供一个“活”的资源清单（因为它们随时在发展变化）。

为保持这种理念，我们也没有列出一些机构、实验室、研究中心和项目。这是因为目前网络上已存在众多相关汇编。

研究工具、技术和平台

下列网址不仅包含了数字工具和图书馆，还包括了研究新兴技术和最佳实践的有关项目：

www.artstor.org

Bamboo DiRT（Digital Research Tools）提供了相对全面的数字研究工具，并且进行了分类（从数据分析、文本挖掘到可视化呈现等）。它是Project Bamboo的核心组成部分：dirt.projectbamboo.org。

creativecommons.org

www.europeana.eu

faircite.wordpress.com

www.fedora-commons.org

www.hathitrust.org

www.mukurtu.org

oad.simmons.edu

www.gutenberg.org

pkp.sfu.ca

spatial.scholarslab.org

www.tei-c.org

voyant-tools.org

组织和机构

以下列举的网址由遍布世界的众多学者和研究中心开设，它们引领学科发展、促进学术群体的塑造，并提供技术和基础设施支持。一些基金会和学术组织，如MLA，AHA和ACLS也投资支持数字人文的研究、教学和机构组织。

www.digitalhumanities.org

www.arts-humanities.net

www.ach.org

www.allc.org

www.clir.org

www.diglib.org

www.dariah.eu

eliterature.org

www.hastac.org

www.futureofthebook.org

www.imls.gov

mediacommons.futureofthebook.org

www.neh.gov/odh

thatcamp.org

专集、系列丛书、期刊、论坛

网上有众多参考文献目录可以满足学者的研究和教学需求，其中不少是由上部分中列举的组织机构创建并维护的。一些专集类图书也能提供很好的入口。部分近期出版物包括：

David Berry，ed.，Understanding Digital Humanitie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

Matthew Gold，ed.，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2）.

The MacArthur Foundation，Reports on Digital Media and Learning，（Cambridge，MA：MIT Press，2009-11），available online at：www.scribd.com/collections/2346520/John-D-and-Catherine-T-MacArthur-Foundation-Reports-on-Digital-Media-and-Learning.

Susan Schreibman，John Unsworth，and Ray Siemens，eds.，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Oxford：Blackwell，2004），available online at：www.digitalhumanities.org/companion.

一些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相关的系列出版物，也有一些着眼于建设数字出版平台的大学出版社与基金会建立了合作关系。以下仅列举数量日益增长的数字人文专门期刊、论坛和讨论组中的一小部分：

digitalhumanities.org/answers

digitalhumanitiesnow.org

www.digitalstudies.org

www.digitalhumanities.org/humanist

llc.oxfordjournals.org

mediacommons.futureofthebook.org/mcpress

vectors.usc.edu

参考文献

Aristotle，The Poetics，introduced by Francis Fergusson（New York：Hill and Wang，1961），section IX.

Yochai Benkler，The Wealth of Networks：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John Berger，Ways of Seeing［orig.1972］（New York：Viking Press，1995）.

Isaiah Berlin，“The Divorce between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orig.1974］（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7），326-58.

James Boyle，The Public Domain：Enclosing the Commons of the Min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182.

John Seely Brown and Paul Duguid，The Social Life of Information（Cambridge，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0）.

Bill Coleman，“Thought Leader：Valley Veteran.Bill Coleman On Failure And the Guild of Entrepreneurs，”interview by Tom Foremski，March 5，2009，archived at：www.siliconvalleywatcher.com/mt/archives/2009/03/thought_leader_7.php.

Kathleen Fitzpatrick，Planned Obsolescence：Publishing，Technology，and the Future of the Academy （New York：NYU Press，2011）.Earlier versions available online：www.plannedobsolescence.net.

Michel Foucault，“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in：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trans.A.M.Sheridan Smith（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224.

Jü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trans.Thomas Burger，with Frederick Lawrence（Cambridge，MA：MIT Press，1991）.

N.Katherine Hayles，design by Anne Burdick，Writing Machines，（Cambridge，MA：MIT Press，2002）.

Immanuel Kant，“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What is Enlightenment?’”in：Kant：Political Writings，ed.H.S.Reis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54-60.

Friedrich Kittler，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trans.Chris Metteer with Chris Cullen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Lev Manovich，“Cultural Analytics：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of Large Cultural Data Sets，”CALIT2 White Paper，2007，archived at：www.manovich.net/cultural_analytics.pdf.

Scott McCloud，Understanding Comics：The Invisible Art （New York：HarperCollins，1994）.

Marshall McLuhan and Quentin Fiore，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orig.1967］ （Berkeley：Gingko Press，2005）.

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New Left Review，1 （Jan-Feb.2000）：54-68.

Theodor Nelson，Computer Lib/Dream Machines ［orig.1974］（Redmont，WA：Tempus Books，1987）.

Richard Stallman，from a transcription of a 1986 lecture at the Swedis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86，archived at：www.gnu.org/philosophy/stallman-kth.html.

Vectors：Journal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 in a Dynamic Vernacular（About）：www.vectorsjournal.org/journal/index.php?page=Introduction.

Beatrice Warde，“The Crystal Goblet，”first delivered in 1930 as “Printing Should be Invisible，”in：The Crystal Goblet：Sixteen Essays on Typography（London：Sylvan Press，1955）.

Mark Weiser，“Ubiquitous Computing”（1988 at the Computer Science Lab at Xerox PARC）.www.ubiq.com/ubicomp.

Wikipedia Statistics，accessed online at：en.wikipedia.org/wiki/Special：Statistics.

后记：创作说明

这部书是一次“元对话”（metalogue）：其形态本身就是其探讨内容的一次思想交流的体现。当前，合作是一个关键的主题，因此，我们在开启本书创作时就带着不断变化的“元问题”（meta-issues）。我们已经提到，不希望本书成为由独立分散的文章组成的论文集，而一部由大家独立完成各章节的专著也无法令我们满意。因此，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发出了协调一致的声音。我们也希望本书的设计能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体现其形式和内容的不可分割性。从第一次工作会议开始，每个人都对这本书的呈现形式做出了贡献，因而我们被列为共同作者。这也发出了一个信号：多类型知识的创造需要多样化的著述模式。

创作的第一步，当然是组建著述团队，这一过程水到渠成。我们每个人至少与这个团队的一名成员有过工作关系，而且由于一系列探讨科技对学术界的影响的联合动议，我们之间的接触日益增加。在2008—2009学年，杰弗里从斯坦福大学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托德合作讲授了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的研讨课，这成为推进我们合作的契机。研讨课主题为“什么是（或不是）数字人文”，由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资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起了一项支持革新性人文研究的动议，此动议由梅隆基金会资助，而这项研讨课是动议的一部分。在此期间，他们在Commentpress平台上共同撰写了《数字人文宣言》（Digital Humanities Manifesto）的初稿。起初，稿件只向一小批学者公开，其中包括彼得和约翰娜。后来，稿件又面向研讨课参与者公开，随后直接向全世界公开，我们收到了来源广泛的新内容贡献、评阅意见甚至是批评。

在接下来的学年里，由于受到加州大学人文学研究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umanities Research Institute）的支持，彼得组织了以“即时预报：设计理论与数字人文”为主题的会议。本书的五位作者都参与了会议，整个团队第一次相聚在一起。那一年，杰弗里正从斯坦福大学转至哈佛大学供职；托德、约翰娜、彼得正在通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术评议会带头组建新的数字人文本科辅修专业项目和研究生认证项目；安妮则在和霍利·威利斯合作撰写《数字学习、数字学术和设计思维》（Digital Learning，Digital Scholarship and Design Thinking）一书。在次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项目成功建立，哈佛大学的metaLAB顺利启动，我们五人一起到剑桥参加了题为“数字人文2.0：关于信息时代艺术与人文学新范式的对话”的会议。那天晚上，我们在统一的框架下展示了各自的工作。换言之，我们一边检验自己的想法，一边发展彼此间的友好关系，一边还在争取来自基金会和机构的支持，发起从学院到全校的各种相关动议。

在会议开始前的两天，我们举办了一系列专家研讨会中的第一场。这一点我们需要简单解释一下。在19世纪，巴黎的法国美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的建筑学教授因开展一种名为charrette[1]的工作室练习法而出名。在一场charrette中，学生需要组成小组，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一份设计方案。在临近截止时间时，会有推车（即charrette）巡回收集各小组的设计成果。据说，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们带着设计方案自己也跳进车中，即便推车在巴黎的街道上不停地颠簸，他们依然充满热情地对其设计进行最后的润色。我们认为，采用至今仍在建筑和设计培训中使用的charrette形式，与我们撰写一本强调设计对于数字人文的核心重要性的书籍的想法不谋而合。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我们的想法在概念和视觉上通过设计表现出来。

为此，我们在哈佛设计研究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使用白板、笔记本电脑和投影仪工作。投影仪的连接线被我们扔来扔去，谁需要投影内容就随时扔给谁。我们首先界定了领域，然后组成小组，轮流确定大标题，将大标题分解成列表，再将列表组织成章节。我们将这些成果贴到白板上，然后又开始轮流拓展书的主线。安妮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一直非常关注我们论证的“形态”以及按主题和形式组织文本的方式，设计的基本架构由此逐步显现。到了第三天，即会议当晚，当我们来到了哈佛人文中心的讲台上，我们感到大家已经集体进入了一种集中且有动力的状态，用社会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提出的“心流”（flow）概念形容非常恰当。

为了保持“心流”的良好状态，我们考虑了若干种创作模式。我们想到了通过众包创作的书籍，例如麦肯齐·沃克携手图书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of the Book）在2006年实行了“GAM3R 7H30RY”网络动议，其成果最后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以《游戏玩家理论》（Gamer Theory）为题出版成书。再如，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的《计划性报废：出版、科技与学术界的未来》（Planned Obsolescence：Publishing，Technology，and the Future of the Academy）是在MediaCommons平台上经过了公开的同行评审过程后，最终由纽约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虽然本书的一些早期想法已经以精简的形式出现在《数字人文宣言》中，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与之保持“面对面”的思维碰撞，因此我们尝试使用各种私人文件共享平台，并且定期进行面对面讨论或网络会面。

我们曾经认为能共享访问和修改的电子稿件应该和我们面对面共同创作的形式最为接近，但后来发现，现有的主流平台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好用。更关键的是，平台带来的写作过程透明公开的积极作用已经难以抵消版本迅速增加带来的负面作用。我们一开始使用的是谷歌文档（Google Docs），最后改为使用电子邮件，将在审阅模式下进行了修改的word文稿附在邮件上来回发送，形成了一个循环写作和编辑的回路。当一个人完成一章或一节的起草，他会将其传给另一个人，由后者进行编辑和修改，依此类推。在这种工作模式下，本书以一种令我们惊喜的速度和统一风格逐步成型。

当我们完成了全书的第二稿时，团队成员又对全稿进行了新一轮的编辑修改。一个人修改后，将新的版本传给“队列”中的下一个人，修改痕迹面向所有人公开。下一个人直接将这一版视为新版本，只简单浏览一下前面的修改就立即开始新的迭代写作过程。这个过程之中最神奇的一点是，你会发现之前自己写的语句、段落甚至章节已经经过了微妙的修改，或是出现在了其他语境下。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派对上重新见到了已和平分手的旧情人，既有熟悉和亲密，也有一种距离感。

当书稿还在创作时，安妮于2011年夏天开展了一个名为“微观+宏大+元”（MICRO MEGA META）的研究项目。此项目通过构建预测原型和虚构设计，探索学术出版的未来。约翰娜和彼得参与了此项目，探讨了项目的核心问题及其与本书的关系。他们又通过阅读本书的草稿，设计了基于人文价值观的数字环境平台。这种互动启发我们进行了第二次charrette，集中思考了本书的文本结构，以及如何通过书的设计体现这种结构。

当书稿从文本处理软件中的线性、纵向、连续形态转变为具有空间性和左右对称两页的实体书形态时，文本的节奏和组织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我们从读者阅读的角度进行考虑，重新进行了几轮修改，移动或删除了一部分内容。最后，安妮和彼得用了两天时间“顺着设计进行写作”，即通过编辑和修饰最大限度地发挥由换行、信息层级重组、导航策略、空间关系等方面的改变带来的语义上的变化。虽然是安妮创作了最终的页面布局，但事实上，本书的设计从我们在哈佛的第一次会面时就开始了。

你手中的这本书是我们多年协同创作、设计和写作的结果。它会跨越媒介，化身为多种多样的数字形式，并催生新的学术成果——因此，它在未来会经历多次轮回，体验多种新的生命。我们将这本书视为一个起点：以“数字人文”这两个词的深刻联系为基础进行创造与再创造的开端。

注释

[1]charrette，源自法语，意为推车或战车。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人文到数字人文

从人文主义到人文学

数字化的开端

跨媒介论证方法

设计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中的计算工作

保管、分析、编辑、建模

原型设计和版本更新：面向生产性的人文学

生产性人文学作为新核心

第二章　人文知识曾有着可辨识的形式

强化的批判性集展

增强版本和文本流动性

规模：大数定律

远距离与近距离，宏观与微观，表面与深层

文化分析、聚合与数据挖掘

可视化与数据设计

本地考察与深层制图

活态档案馆

分布式知识生产与演绎性获取利用

人文游戏

代码、软件和平台研究

数据库式纪录片

可转变用途性内容和再混合文化

通用基础架构

泛在学术

第三章　数字人文的社会生活

开源知识经济

社会转型与技术

外延和相关性

著述模式的转变

合作中的创作

发表成为一种社会行为

出版发表和获取利用的变革

新兴的话语圈体系

塑造新常规

知识的“去殖民化”

振兴文化记录

公共和反公共

电子出版社和泛在图书馆

培养“刺猬狐”

第四章　风起云涌

第五章　“数字-人文”简明指南

常见问题解答1　数字人文的基础

常见问题解答2　以项目为基本单位

常见问题解答3　机构和实际操作

特别说明1　如何评估数字学术研究

特别说明2　基于项目的学术研究

特别说明3　研究过程与方法所需的核心技能

特别说明4　数字人文教育的学习成果

特别说明5　拓展对数字人文的倡议和宣传

附录1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1　在新的世界相遇中绘制差异地形图

案例研究2　来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纸莎草残片及文本语料库的扩展出版

案例研究3　扩展的物品和空间：犹太人大流散中的仪式物品

案例研究4　阿富汗难民营文化记忆的虚拟重建

案例研究5　对泽农公司（Zenon）档案的多作者本地考察

附录2　参考资源网络

研究工具、技术和平台

组织和机构

专集、系列丛书、期刊、论坛

参考文献

后记：创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