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未尽的苦难

[英]帕特里克·金斯利 著

孙文龙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被打断的生日庆祝

第二章 第二个海洋

第三章 灵魂交易

第四章 紧急求救

第五章 海上遭遇

第六章 乐土？

第七章 丛林与河水之间

第八章 到瑞典去吗

第九章 大门轰然关闭

第十章 身份未明

尾声

后记

致谢

版权页

如果有哪位神明预谋让我再次遭遇海难，

我坚强的心足可承受这种打击。

在大海上，在战斗中，什么样的磨难我没有受过！

该来的就让它来吧。

——《奥德赛》

献给

我的父亲和母亲

前言

2015年4月15日，星期三，晚上11点

漆黑的大海深处，哈希姆·阿拉-苏基看不到他身子下面的人，不过能听到她们的喊叫声。她们之所以喊叫，可能也是因他而起。在他身下的是两位非洲妇女——可能来自索马里，不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询问此事有点儿不合时宜，身体大张的哈希姆此时正压在她们身上，三个人的四肢交叉在一起。她们希望哈希姆能挪一下位置，那样的话也许能舒服一些，但哈希姆做不到，因为他自己身上也压着几个人，而且这几个人上面可能还压着一层。几十个人就这样摞在一艘小木船里，如果有谁想换个姿势，蛇头就会一脚将其踢回原位。这些靠帮人偷渡赚钱的家伙可不想让这艘塞满偷渡客的小船失去平衡，沉入海底。

现在大约是晚上11点，不过哈希姆无法确定具体时间。他现在已经搞不清时间和地点了。黄昏时分，他和船上的这些人在埃及最北端的一处海滩上一起被带上了这艘小船。现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中海东南部的海域里，这艘船正颤颤巍巍地逐浪前行，船上的偷渡客们则不断发出喊叫声。

从喊叫声来判断，有些人说的是阿拉伯语，有些则不是。船上的人一部分来自非洲国家，另一部分则来自中东地区。他们中有巴勒斯坦人、苏丹人、索马里人，也有像哈希姆一样的叙利亚人。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瑞典、德国，或者其他任何一处比他们支离破碎的祖国更能给予他们美好前景的地方。为了这么一个渺茫的希望，他们冒险登上这艘船，前往意大利。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他们将在五六天后抵达意大利。不过，眼下哈希姆不敢确定自己是否能熬过去，或者说，他不知道这艘船上是否能有人活过今晚。

一小时后，他们登上了另一艘稍大一点儿的船。后来他们又转到了第三艘船，这艘船比第二艘又大了一点儿。每次换船，蛇头们都像搬运一袋袋土豆一样把他们一个个扔到船边上。现在船上的空间大了一些，但他们全身都已经湿透了。每次换船，他们都要蹚水走到另一艘船上，而且他们坐的第二艘船里面还灌满了水。所有人的衣服都被海水浸湿，冻得直打哆嗦。他们还都因晕船而感到反胃，挤在哈希姆左边的那个人还吐了他一身。哈希姆也没含糊，一口全吐到了右侧那个人的身上。他抬起头来，发现所有人正吐得昏天黑地，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沾着别人刚吐出来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个能呕吐到其他难民身上的机会，他们每个人都支付了2000美元以上的费用。哈希姆心中暗想：“就当是参加了一场呕吐晚会吧。”

这一场景最特别之处也许就是它已变得极为常见。现如今，全世界的人正在目睹一场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移民潮，而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正发生在地中海地区。2014—2015年，大约有120万人搭乘破旧又漏水的小船横穿地中海，抵达欧洲。欧盟认为，由于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连年内战，迫使空前数量的人涌向欧洲，2016—2018年，还将有超过300万人紧随其后。多年来，承受全球难民危机重担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声称86%的难民都集中在这类国家。而现在，欧洲也逐渐意识到了这种危机。

移民欧洲本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很久以前，非洲移民就曾设法经摩洛哥前往西班牙，或者经塞内加尔抵达加那利群岛。多年来，那些想去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人也一直以利比亚、土耳其和埃及为中转站。但之前移民数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庞大。

最初，在2014年，像钉钉子一样一点点儿楔入欧洲的主要是叙利亚人、厄立特里亚人[1]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那时，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经由利比亚（在“阿拉伯之春”的余波中，这个国家已经彻底动荡不堪）前往意大利，只有一小部分人从埃及进入欧洲。2014年，约有17万名难民进入意大利，这一数字几乎是之前的三倍。到了2015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难民依然从利比亚和埃及出发，迁移人数与前一年差不多。但在这一年里，有一个国家改变了游戏规则——希腊迎头赶上了意大利，成为最受难民欢迎的入欧门户。改变叙利亚难民的签证限制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轻松地逃到北非，而由于利比亚内战，他们也不愿意再借道利比亚。因此，难民们开始大规模地从土耳其出发，与来自局势越来越不稳定的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一道前往希腊群岛。几乎在一夜之间，爱琴海上那一连串沉寂无声的度假小岛变成了中东难民危机的“火药桶”。挣扎在经济崩溃边缘的希腊人对此没有丝毫准备。

就这样，之前只有西欧才会遇到的难题突然变成了东欧也需要面对的一大挑战。2015年，超过85万名难民从土耳其沿海出发，踏上了逃难的征程。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穿过巴尔干半岛向北行进，希望前往既安全又稳定的北欧。5年前，只有2400名难民从匈牙利南部边境穿过，而现在匈牙利不得不应对逾百倍的难民。无奈之下，匈牙利政府只好在南部边境一侧建起了一道隔离墙。难民们改变路线，进入克罗地亚，匈牙利政府又在与克罗地亚的边境线上建起了一道隔离墙。

这场危机让欧盟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分化。意大利和希腊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单独应对如此巨大的移民潮，于是便想尽各种办法让其他国家来分担它们身上的重担。起初，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按照现行的《都柏林公约》[2]的规定，只是疏导难民们继续前进，而不是鼓励他们踏入自己国家的领土。后来这两个国家又试图通过谈判协商，劝说邻国主动接收这些难民。然而，持续数月的无休止的谈判与协商收效甚微，欧盟其他大部分国家都不愿分担意大利和希腊身上的重担，只是象征性地接纳了为数不多的难民。2015年秋天，欧洲各国最终达成一项协议，同意从难民集中的一线国家转移12万难民到其他国家。在布鲁塞尔的那些政策制定者看来，这是一个初步的胜利，开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例。但他们的实际做法令人遗憾。被转移的12万名难民，只是2015年抵达意大利和希腊的难民总数的1/9，这一结果也使得欧盟各国达成的协议变成了一张废纸。欧盟组建的一条重要纲领，即成员国之间必须团结一致，似乎也已形同虚设。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边境线上建起隔离墙，用以疏导逃难的人流，有几个国家还威胁要完全封锁边境。它们这是对欧盟的另一条核心准则——在欧陆国家自由通行——视而不见。1985年签署《申根协定》时，倡导者们曾将这一原则奉为信条，大肆鼓吹。难民危机和希腊经济的崩溃成为欧盟成立以来影响其内部凝聚力的两大威胁。

威胁实际上完全可以避免。在某种程度上，“难民危机”这个说法也有点儿用词不当。我们将其称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们对难民问题的认识，而非来自难民本身。85万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很大（回顾一下欧洲移民史，这个数字确实也不小）。但它在欧洲5亿人口中只占不到0.2%，如果操作得当的话（只是如果），这片全世界最富饶的大陆完全可以吸收这股细小的“水流”。因为难民危机，很多国家的社会基本结构遭到了破坏，但欧洲不会发生这种事。最明显的例子是黎巴嫩。这个国家人口只有450万左右，到2015年却接纳了120万名叙利亚难民，几乎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难民——这一比例足以让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感到无地自容。

然而，欧盟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歉疚。相反，它们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貌似想解决海上偷渡问题，却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使其取得理想效果。它们首先终止了在地中海南部的全面救援活动，理由是采取救援行动，只会吸引更多的人从海上冒险偷渡过来。随后它们意识到，即便停止救援，难民们照样渡海前来，于是又恢复了救援行动。接着它们又商定了一个十分牵强的军事战略，承诺出动海军军舰打击利比亚蛇头。这个计划不可避免地归于失败。

在制订一个又一个令人绝望的计划的过程中，这些政策制定者忽略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不管是否受欢迎，难民们仍然源源不断地赶来。结果就是，政策制定者们没有意识到阻止难民偷渡并非易事，唯一应该做的是把这事处理得更好一点儿。如果它们能够在中东地区系统地建立大规模安置区，并尽早做到这一点，且覆盖的救援范围足够大，那么欧洲也许早就能控制住这次危机所带来的混乱局面。这个计划很可能会促使很多难民短时间内留在中东地区，有计划、有组织的安置也会让他们对未来产生信心。反过来，这也会让欧洲更加有条不紊地安置抵达欧洲的难民，并且还有可能说服土耳其采取更多措施，包括允许难民在其本土申请工作[3]、加强边境防御等，以此来阻止难民离开土耳其沿海。然而，整个2015年一直没有类似措施被付诸实践，从而迫使成千上万的人不得不做出他们唯一的选择：渡海前往希腊。这可以说是一场完美风暴：难民们没有理由再留下来，中东各国没有理由阻止他们离开，欧洲国家也无法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

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混乱的难民迁徙陷入低谷。调查显示，9名恐怖分子中有两人于事发前一个月刚刚乘坐某艘运送难民的船只抵达希腊。一些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担心难民们的到来会将欧洲大陆置于危险境地，惊慌之余，他们开始呼吁完全封闭接纳难民的大门。其实，想出如此偏执的做法情有可原，也在预料之中，但最终行不通。首先，这种做法正中恐怖分子下怀：这将成为西方道德衰落的确凿“证据”，并成为“伊斯兰国”招募新人的有力工具。其次，即便欧洲真的想把吊桥拉起来，它过去没能这么做，那么现在再选择这么做，效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欧洲不比澳大利亚，无论如何，澳大利亚有拦住偷渡船只的天然屏障：它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相距数百英里[4]，而欧洲东部边境距离土耳其只有五六英里。

成千上万的难民选择前往希腊，其中显然有着安全方面的考虑。鉴于上面提到的几个原因，唯一能够缓解难民忧虑的，就是让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通过合法渠道有序地进入欧洲。这一举措将能够减少经由爱琴海入欧的难民数量，还可以更容易监控入欧人员的身份。然而，没人能够提前预见这一点，相反，担心造成社会混乱被他们用来当作自己反应迟缓的借口。

就在人们坐立不安之际，难民们继续以创纪录的数量穿越茫茫大海——遇难人数也不断创下新高。为了先到达渡海的船只那里，大部分难民都要经历一场堪称当代“奥德赛”[5]的漫长旅程。在一个旅行已经变得十分惬意的时代，这些难民如同古代埃涅阿斯[6]和奥德修斯等大英雄一样长途跋涉。难民们大多徒步，或是乘坐木制渔船，或是坐在越野车顶上穿越撒哈拉沙漠、巴尔干半岛，或是横穿地中海，进行着一场史诗般的征程。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将其联系起来，尽管如此，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还是显而易见。正如那两位古代英雄为了避开中东地区发生的冲突而横渡爱琴海一样，现如今的许多难民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在现代，扮演海妖角色的是那些口口声声称会确保难民旅途安全的蛇头，而那些粗暴的边防警卫人员则可被称为当代的“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7]。在他们那些名垂青史的先辈创造欧洲大陆神话原型3000年后的今天，现代的旅行者们正在谱写将影响欧洲数年的新的历史篇章，只是不知道这种影响是吉还是凶。

本书给大家介绍了这些旅行者的身份，讲述了他们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来到欧洲，他们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此外，本书还提到了那些在旅途中“帮助”他们的蛇头，在大海的另一边进行救援的海岸警卫队员，给他们提供衣食的志愿者，为他们提供住处的旅店店主，试图将他们拒之门外的边境执勤人员，以及那些让人捉摸不透的政策制定者。

本书是我在跨越三大洲17个国家，经历了无数次采访和现场目击之后写成的。本书的故事包括：难民们如何穿越地中海，怎样穿过被救援人员称为“利比亚第二大洋”的撒哈拉沙漠，随后如何横穿整个欧洲大陆。这些采访的地点各不相同：有的在柏柏尔蛇头的藏身处，也有的在西西里的港口，还有的在西欧各国的铁路线上，甚至有的在巴尔干半岛的乡间小道上。我在沿途一直批评欧洲各国处理难民危机的方式，并探讨如何才能处理得更好。在未来几年里，这场难民危机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里。我在书中记录了整个2015年（这一年，入欧难民的数量史无前例）发生的各种事情，并思考我们从中能学到哪些东西。

我也参与了这场大迁移：2015年年初，在难民问题成为欧洲重大事件之前，我的主编就很有远见地任命我担任《卫报》创刊以来的第一位专门报道难民问题的记者。虽然我俩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难民问题会成为欧洲的大事，但这一职位使我可以从更广、更深的角度来审视这场难民危机，这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这项工作给予我的“特权”甚至让我觉得有点儿荒唐：在令人难忘的一周，我从撒哈拉沙漠赶到地中海深处，然后又去了匈牙利边境。而在接下来的一周，我穿过9个国家的边境区去采访。这期间，每经过一个国家的边境，就会有约1300人葬身鱼腹。在记录这些人迁移过程的同时，我偶尔也会记录一下自己随同他们进行的迁移情况。

总的来说，该书主要讲述的完全是别人的故事：一个叫哈希姆·阿拉-苏基的叙利亚人的故事。以讲述哈希姆如何寻求安全的容身之地为主线，书中把哈希姆的个人讲述与对其身边危机的分析穿插在一起，这样读者既可以了解他的流浪之旅，又能了解他途经的大陆所发生的一切。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哈希姆？他不是自由斗士，也非超级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叙利亚人。这正是我想写他的故事的原因。本书讲述的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在某一天都可能踏上哈希姆当时走过的路。

此时，哈希姆身上沾着身边人的呕吐物，身体在瑟瑟发抖。度过今晚，他就可以结束三年来如同“奥德修斯”般的屈辱征程了。他已经年过四十，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满头白发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他最初离开位于大马士革的家是在2012年4月，如今家中唯一留存下来的东西是那串仍躺在他口袋里的大门钥匙，其他的都被叙利亚军队付诸一炬了。

哈希姆想起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奥萨马、穆罕默德和米拉德，他们都远在埃及。他选择这一征程，是为了让孩子们免受旅途颠簸之苦。如果他能到达地中海彼岸，并最终抵达瑞典，那么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哈雅姆就能够经由合法途径与他团聚。

看到自己的国家已经满目疮痍，哈希姆自知他这辈子是没什么希望了，但孩子们的前途还值得他拿命去赌一把。“我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件事，是因为有更大的目标。”动身之前，哈希姆如此对我说，“如果我失败了，那么只是牺牲我一个人。然而，通过这次冒险，我也许能给三个孩子，也许还有我的孙子们带来希望。”

他最想念的是大儿子奥萨马。也就是2015年4月15日那天，恰好是奥萨马14岁的生日。一大早，他迎来的就是父亲的痛哭声。哈希姆哭着为自己即将离开家人表示道歉，然后就走了。他知道，这一去，父子俩可能在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了。

[1]厄立特里亚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北部，濒临红海。——译者注

[2]《都柏林公约》是一部欧盟法律，它指定了难民在《日内瓦公约》（经过《纽约修正草案》修订）下寻求政治避难的申请流程，目的是厘清哪个欧盟成员国负责特定的寻求避难者，并确保至少一个成员国处理申请。——译者注

[3]2016年1月，土耳其政府最终允许在该国居留期满6个月的叙利亚注册难民申请工作许可。——译者注

[4]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5]《奥德赛》：以奥德修斯在海上的历险故事为中心的长篇史诗，相传是由古希腊诗人荷马所著。——编者注

[6]埃涅阿斯：特洛伊英雄，安基塞斯王子与爱神阿佛洛狄忒的儿子，他在希腊和罗马神话及历史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编者注

[7]库克罗普斯：神话故事中的独眼巨人，只有一只眼睛长在前额正中。他们是神祇的仆人，为各位神祇工作。——编者注

第一章 被打断的生日庆祝

哈希姆全部的行囊（哈希姆摄）

哈希姆逃离叙利亚

2012年4月15日，星期日，下午6点

三年前的今天，哈希姆开始了他的旅程。那天也是奥萨马的生日，那个生日被硬生生地打断了。在叙利亚，星期日是整个工作周的第一天，人们开始上班。大约下午6点，哈希姆回到家中。他先是坐下来和三个儿子一起看了会儿电视。他的妻子哈雅姆是一位教师，比他小两岁，当时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他计划在家里先待一会儿，然后出去给奥萨马买个生日蛋糕。

随后他便听到了敲门声。实际上，那更像是猛击的声音——一种哈希姆从未听过的击打声。

哈希姆对政治并不敏感。他才37岁，是当地水务局的一名公务员。他在计算机部门，主要工作是每月打印大马士革及其周围农村居民的水费单。他专注于水务工作，一心只想着自己负责的事务。

但此时此刻，这一切都毫无意义。政府人员正在挨家挨户搜查，把搜查到的成年男子一律带走。政府这么做，是否因为这些人属于逊尼派，却生活在阿拉维派（什叶派的一个分支）执政的国家里，哈希姆不敢肯定。不过，他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推测：叙利亚内战的战火开始沿着宗派主义的路线燃烧。

哈希姆走过去开门的时候，孩子们都望着他。门外站着20个人，哈希姆并不清楚他们是军人、警察，还是前政府武装人员。这些人是来抓他的，这条街上一半的人也将在这次行动中被抓捕。

在远离大马士革的地方，冲突早就开始了。2010年年末至2011年年初，整个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股反对独裁主义的浪潮，从突尼斯一直延伸到埃及、利比亚、巴林和也门。2011年2月，叙利亚也开始了示威游行。第一次正式抗议活动发生在大马士革的一个市场里，但令人印象最深的是2011年3月中旬发生的一起规模更小的抗议活动。在叙利亚西南部城市德拉，一群男学生在校内墙壁上喷涂亲民主的口号。2000年，眼科医生巴沙尔·阿萨德接替父位，就任总统。在他的独裁统治下，绝不能容忍这种异议的存在。参与活动的学生们被逮捕，遭到严刑拷打。学生的遭遇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抗议活动，巴沙尔政府随后动用了武力，导致数十人死亡。当时在其他阿拉伯国家，民众的抗议活动已经导致4位总统下台。武力镇压发生后，叙利亚的示威游行开始有赶超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势头。在叙利亚全国各地，越来越多怒不可遏而又无所畏惧的示威者开始聚集，要求巴沙尔下台。整个3月，全国各地爆发了成千上万次抗议活动，又有数十人在示威过程中被杀害。

镇压未能阻止起义的发生。从2011年春天到夏天，叙利亚全国反对巴沙尔独裁统治的人数不断上升，从而引发了骇人听闻的残酷镇压。在几处难以平息的城镇，政府军采取了武装包围和大屠杀的方式。惊恐之余，士兵们开始逃离巴沙尔的政府军。到了秋季，大部分叛逃者聚集到叙利亚自由军的旗帜之下，开始采用游击战对抗巴沙尔政府军，起义有升级为内战的趋势。到2012年年初，叙利亚自由军已经控制了叙利亚部分地区。

截至2012年4月，位于大马士革东南数英里处的哈兰·阿拉–阿瓦米德镇一直远离战火。该地围绕一处古罗马建筑废墟而建，环境静谧，居住着约1.5万人，其中许多是政府雇员。这里的居民曾以农业为生，由于近些年气候干旱，再加上附近建了一座机场，当地许多居民都放弃了老本行，到政府部门任职。每到周末，像哈希姆这样的家庭都会到当地的公园游玩，在松树底下烤肉。但最近，气氛越来越紧张。一些巴沙尔政权的拥护者杀死了两个年轻人，把他们的尸体绑在一辆汽车上，绕城示众。大家都敢怒不敢言，但这两个年轻人的亲朋好友忍耐不住了。他们聚集到大街上抗议，并吟唱圣歌悼念死者。

此刻，哈希姆被推搡到一辆厢式货车的后面，三个孩子从房间里注视着他——政府开始报复了。这次报复行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首先，哈希姆和邻居们被带到大马士革机场地下的一所秘密监狱。管理这个监狱的是实力强大的空军情报局。从空中监视到民间监督，该部门的行动所及之范围，远超人们的想象。哈希姆和邻居们被逮捕后，没有公诉人对他们提出公诉，他们也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和审讯，只是不断遭受拷打，然后被关在牢房里，直到政府从附近的村子里抓到足够多的人。三天后，他们被转移到大马士革的空军情报局总部。

在这里，数百人被硬塞进位于地下深处的单人牢房里。每天都有四五个人被拖到刑讯室里。狱警用电棍电击单身男子的生殖器。像哈希姆这样已为人父者有时会免受这种侮辱，但他们会被绑着手腕吊起来。哈希姆曾被吊了12个小时，身上的衣服都勒进了皮肤里。有的人被吊的时间更长，他们的双手后来不得不被截肢。

他们的遭遇并非特例。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还算是幸运者，因为至少他们活了下来。后来的事实表明，2011—2013年，至少1.1万名被扣押者在叙利亚的地牢（就是哈希姆被关押的那种牢房）被折磨致死。一名代号“恺撒”的摄影师受政府之托，负责拍摄受害者的尸体。他把一个存有5.5万张被扣押者尸体照片的电脑硬盘偷偷运出叙利亚。这些照片证实了政府的残酷。据照片显示，很多人在被拘期间惨遭殴打，有的甚至被掐死或者电击致死。一些人的眼珠子都被挖了出来。

哈希姆没有遭受这样的厄运，但他仍然不能回家。大约三个月后，他被转移到一处类似飞机库的地方。当时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后来他才知道，那是阿萨德家族专用的军事基地——马泽机场。那个飞机库空间很大，可以容纳好几架飞机。不过，由于关押的人太多，他们不得不轮流躺下休息。

哪些人晚上休息，哪些人白天休息，没人能搞清楚。刚被捕的时候，他们的手表就被抢走了。外面的自然光线一点儿也透不进来，因此在这个四处回声的空间里根本无法计算时间。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也许是几个季度都过去了，谁知道呢？斋月来了，又结束了，然而，这些被扣押的人并不知道。唯一明确的一点是，狱警逐渐厌倦了暴力，对他们的殴打减少了。当时仍然没人敢问狱警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被释放。他们知道这事不能问，一旦问起的话，很可能又要遭受一顿折磨。

2012年10月下旬的某一天，一位官员前来告诉他们，总统已经签发了对他们的释放令。随后，他们被赶进厢式货车里拉到了大马士革市中心，被直接扔到大街上。他们后来才知道那天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古尔邦节。一下车，明亮的阳光照得他们睁不开眼。在遭受了半年的监禁之后，他们想知道眼前的叙利亚是什么样子。

哈希姆被捕的时候，对抗政府的反叛活动才进行了一年，他所居住的哈兰·阿拉–阿瓦米德镇几乎丝毫没有受到暴力的干扰。然而，在他离开家的这段日子，一切都变了。一位朋友开车送他回家，哈希姆发现他们走的是一条自己不熟悉的路。一路上，车子绕来绕去。哈希姆不禁问道：“我们在躲避什么？”“避开前线。”那位朋友如此回答。到家后，他听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哈雅姆的两个兄弟在一天内被同一位狙击手打死了，她的第二个兄弟是在给第一个兄弟收尸的时候被射杀的。

红十字会早已正式宣布，这场冲突应该被定义为内战。在镇压过程中，巴沙尔政府军使用了桶装炸弹。冲突向着教派之争的方向发展之后，巴沙尔的什叶派盟友——黎巴嫩真主党的游击队也进入叙利亚，到前线增援巴沙尔政府军。少数民族库尔德人逐渐控制了北方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区。在叙利亚全国大部分地区，叙利亚自由军和政府军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在哈希姆看来，前途一片黯淡。

一个月后，也就是2012年最后的几个星期，他居住的小镇局势也变得极不稳定。为了保证安全，哈希姆和哈雅姆开始带着三个孩子搬家。他们首先到了位于大马士革东边的一个叫霍兹洛马的村庄。某天下午，孩子们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数枚炸弹从天而降，落在距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很显然，这个地方也非避难之地。几天后，他们动身去了位于大马士革西边一个叫阿拉–塔拉的村子。

哈希姆一家目睹了他们的国家正在走向崩溃，他们的家园也已不复存在。政府为了在大马士革机场周围建立一片军事缓冲地带，于2013年2月把哈兰·阿拉–阿瓦米德镇上哈希姆和其他几百户人家的房屋全部摧毁了。直到现在，哈希姆还保留着家里的大门钥匙，而它曾经打开过的那扇大门却已经消失了。

哈希姆的家园已变为一片瓦砾，对他们一家人来说，叙利亚越看越不像是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了。他们在阿拉–塔拉坚持到2013年5月，然后搬到大马士革市内。就在这个月，他们终于彻底受够了这一切：叙利亚已经不能再待了。叙利亚自由军逐渐被圣战主义者控制，这与巴沙尔释放数百名逊尼派极端主义分子有部分关系。巴沙尔认为，这些人会加入反对派，使叙利亚自由军的行为更加激进，从而使他们成为中间派眼中的恶徒。这一做法使冲突的宗派主义色彩更浓了——至少像哈希姆这样的旁观者是这么认为的。截至2013年春天，这个路人皆知的计划开始收到回报：那个后来被称为“伊斯兰国”的组织在叙利亚北部取得惊人的发展。

这时候哈希姆一家还在大马士革，与另外三个背井离乡的家庭合住在一所两居室的公寓里。看到局势毫无好转之意，哈希姆一家准备申请护照，离开叙利亚。从那段时间来看，这真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在移民局护照申请办公室，当着孩子们的面，哈希姆被再次抓起来投入大牢。他看到牢里还有老年人和儿童，有的已经被关了几个月，奄奄一息。与上次一样，他又遭受一顿毒打。不过，由于监狱里犯人较少，这一次的遭遇比他第一次的遭遇要好一点儿，至少他可以躺下来睡觉。他第二次在监狱里待的时间也比第一次短很多。哈希姆被关押期间，调查人员到水务局找他以前的同事了解情况，一个阿拉维派的同事竭力说他的好话。几天后，他获得了自由。尽管有点儿惴惴不安，他还是决定再次到移民局申请出国护照。他走到门外一位警察身边，试试运气。哈希姆问道：“抓捕名单上还有我的名字吗？”那位警察很同情他，走到大楼里去帮他查看记录。几分钟后，那个警察出来告诉他：他现在已经是清白之身。于是，哈希姆便只身前往办公大楼，再次提出护照申请。让他吃惊的是，他的申请获得了批准。

好运简直是突如其来，但他没时间庆祝。他需要赶快离开这里，但他们全家能去哪里呢？哈希姆和哈雅姆想到了约旦，那里现在有1/10的人是叙利亚难民。不过他们听说那里难民营的条件极差，还不允许叙利亚人找工作。黎巴嫩是第二选择，当时逃到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有100多万，占该国总人口的1/5强。不过哈希姆担心他们的前往会遭到巴沙尔在黎巴嫩的支持者黎巴嫩真主党的强烈抵制。他们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埃及。2013年6月，埃及政府对叙利亚人仍持欢迎态度。

那就去埃及吧，如果他们有足够的钱的话。由于可售卖的房屋也没了，他们没钱购买前往埃及的机票。除了结婚戒指外，哈雅姆把自己的珠宝首饰都变卖了，但仍买不起机票。不过他们可以坐公共汽车去约旦，然后再从约旦坐船前往埃及。只需花上1.1万叙利亚镑，他们就可以做卧铺客车到达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然后再花上65美元，就可以从那里乘船抵达埃及。

哈希姆一家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不过临行前还需要说服一个人：哈希姆的父亲。对于哈希姆想带着全家去往安全之地一事，他的母亲非常理解，但他的父亲对自己的前景感到焦躁不安。如果哈希姆不在身边，那么将来谁来照顾他呢？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在他们最后几次见面的时候，哈希姆的父亲曾如此问道。

“我很抱歉，爸爸，”哈希姆回答说，“但这里实在没法待了。我必须得走，这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的孩子和妻子。”

2013年6月26日，大约正午时分，哈希姆全家来到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广场。广场上挤满了准备离开的叙利亚人。广场附近有很多家旅行社，内战爆发前，他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外出度假的游客。现在数百名排队上车的乘客却是在准备逃离叙利亚。

哈希姆一家乘坐的那辆车被挤得满满当当。前往约旦的途中，车辆要穿过一个交战地带。他们路过了起义始发地德拉，那里至今仍饱受战争之苦。他们还经过了政府设立的几个检查站，被那里的士兵辱骂戏弄了一番。那些士兵冲他们大喊：“你们为什么要抛弃这个国家？”后来他们又路过了叙利亚自由军检查站，自由军的士兵也用羞辱性的言语辱骂他们：“你们要跑了！”只有叙利亚救国阵线的圣战者们（其中一些人后来建立了“伊斯兰国”）的言辞完全不同，他们这样冲车上的人喊话：“你们这是在放弃圣战，你们不想成为圣战者。”

途中经过的每一个检查站对他们来说都是严酷的考验。每到一个检查站，所有乘客都得把自己的行李从车上拽下来打开，以供检查。每次检查都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检查站的那些人还经常偷他们的行李，哈希姆一家就丢了三个行李箱。在政府设立的一个检查站，士兵们发现车上的一个年轻人在通缉人员名单上，于是抓住他，准备把他揪下车。其他乘客都吓坏了，他们知道这个年轻人此去必定凶多吉少。于是，乘客们转而向司机求助，因为司机每周都要开车路过这里。乘客们问司机是否认识这些士兵，问问他们要多少钱才能放了这个年轻人。司机回来告诉他们一个数字：2000叙利亚镑。大家开始凑钱，车上的每个人都从身上最后那点儿路费里捐了一部分出来。哈希姆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但那个人的命总算是保住了。

最糟糕的也许是最后一个检查站：与约旦交界的纳西布检查站。凌晨3点钟，他们到达该检查站，边防检查人员准备做详细的检查，但检查站的电脑这时候出现了故障，他们不得不在车上等着检查人员把电脑修好。当时哈希姆心里想：也许我们这些人永远也出不了叙利亚了。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电脑依然不能用，直到6个小时以后，他们才通过检查，进入约旦境内。

傍晚时分，他们到达了位于红海边的亚喀巴港。午夜时分，他们乘坐一艘小船从亚喀巴港出发；大约在6月27日凌晨4点，他们抵达了埃及西奈半岛一个不大的旅游城市:努韦巴港。几天后，埃及关闭了边境大门，哈希姆等人是最后一批进入埃及境内的叙利亚人。

到达安全地区，哈希姆百感交集。看到孩子们终于逃离了战争地区，他如释重负，但他也忘不了留在国内的亲朋好友们。也许这辈子他都不能再见到他们，不能再跟他们拥抱了。

第二章 第二个海洋

难民离开尼日尔的阿加德兹，进入无边的撒哈拉沙漠（优素福·萨诺戈摄）

走出撒哈拉沙漠

2015年8月，尼日尔

你用肉眼根本无法看到从阿加德兹到利比亚的道路。你驾车沿着当地一条飞机跑道的边缘前行，然后左转，再从岔路口右转，然后再向前行驶会经过地平线上一座孤零零的房屋——警察局设立的检查站。这就是那条路。这条道路没有铺设柏油，只不过是散落在沙漠之中的几条车辙而已。只有为数不多的当地司机才知道沿着哪些沙丘行进可以穿过撒哈拉沙漠，沿着哪些沙丘前行会进入死亡之地。由于道路不熟，在三天的旅途中，我不知道走了多少冤枉路。

然而，西非地区的大部分难民，只有先通过这条通道，才能穿越利比亚内战区，才有机会冒死横渡地中海。最终，能到达法国加来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许多人都倒在逃亡途中。

造成欧洲难民危机的主要是像哈希姆这样逃避战祸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平复这场危机的重点就在这些人身上。假如中东地区的战争突然结束，那么难民潮也会逐渐衰退。然而，并不存在终结战争的“灵丹妙药”。即便能找到，它也阻止不了成千上万的厄立特里亚人不断地逃往欧洲。此外，在厄立特里亚西部数百英里的地方，尼日利亚人和塞内加尔人也在源源不断地朝着欧洲进发。

因此，要想全面了解这次难民危机，你就必须循着这样一条路线进行考察：尼日尔中部那座传说中的泥砖大城阿加德兹外围的那条“道路”，西非人通往利比亚的那座中转站，越过地中海之后的道路。你还需要考察一下从苏丹首都喀土穆往北延伸的那条类似的小道，这是非洲之角的移民常走的路。我们听过很多关于利比亚和意大利之间的水域有多么凶险的话，大多数海难都发生在这些水域。要想弄明白为什么人们敢于如此涉险，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他们抵达海边前的经历。

“你要知道，利比亚有两个海洋。”在我担任移民问题报道记者最初的那些日子里，一位救援人员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是地中海，另一个是利比亚南部的撒哈拉沙海。”

为了弄清楚此人话中的确切含义，我来到了位于阿加德兹北部沙海之中的那些车辙前，并遇到了一个年轻人。由于只有在匿名的前提下他才愿意跟我交谈，我便隐去了他的真实姓名，称他“西塞”。西塞今年25岁，拿到过地质学专业的大学文凭。西塞性格沉稳，口齿清晰，衣着讲究。他曾在尼日尔北部的一座铀矿工作过，还在撒哈拉沙漠带过几年旅游团。后来，随着区域性战乱的爆发，旅游业陷入了萧条，西塞又转行从事第三份工作：人口走私。

结果，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能够在沙漠中识别通往利比亚之路的人之一。实际上，他比其他人更了解沿途所要经历的各种凶险。西塞每周都要开着皮卡，拉着30名乘客，进行一次艰苦的跋涉。由于沙尘暴不断改变沙漠的面貌，所以他们每次走过的路线似乎都不太一样。西塞对撒哈拉沙漠就像对自家卧室那样熟悉。其他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经常迷失在沙漠之中。有一次，有人迷了路，车没油了，水也喝光了。“如果没有了水，”西塞说，“你在沙漠里活不过三天。”

我在相对安全一些的阿加德兹经历过前面所说的那种沙尘暴。我曾在开罗居住过三年，多次看到沙尘暴的样子，但它们都无法与阿加德兹的沙尘暴相提并论。阿加德兹是一座呈蹲伏状的城市，城区拥挤不堪，大片低矮的黄泥建筑环绕在一座孤零零的、高27米的尖塔四周。这座尖塔隐现在周围的建筑中，就像一座土坯建成的攻城塔。不过，一旦沙尘暴来临，你连大街对面都看不清楚，更不用说这座尖塔了。大团大团的沙子像云一样席卷市内的大街小巷，几秒钟前还在眼前的店铺门面转瞬间便消失了。即便大门紧闭，沙粒也能从门缝里渗进来，房间封闭得再严实，地面也落上了一层粗沙粒。每当沙尘暴来临，一波一波的沙子如同海岸边的惊涛骇浪一般撞击着整座城市。沙子在空中翻滚，把素丹的宫殿淹没在一片黄色的迷雾之中。如果在沙漠里遇到这样的沙尘暴，汽车在一个小时之内就会被沙子淹没。

此外，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匪徒：敌对的蛇头、圣战主义者，或者投机分子——这些人的目的很单纯：偷走你的汽车，然后把你扔在沙漠之中。我到访此地的前一夜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案件，结果一家人死于非命。“如果幸运的话，你可能获救，”西塞说，“如果你没那么幸运，他们会把你连同其他旅客一起杀掉。”

没人知道在这些路上到底有多少人丢掉了性命。2015年，在撒哈拉沙漠发现了至少40具尸体。每发现一具尸体，就意味着另外5—50具尸体可能永远无法找到了。然而，在西塞偷渡过的一位名叫约尔·戈麦斯的乘客看来，答案再清楚不过了。戈麦斯来自喀麦隆，是一位失意的足球运动员。他评论道：“在我看来，撒哈拉比地中海危险多了。”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人仍愿意冒险一试。

我第一次遇到西塞和戈麦斯，是在8月的某个晚上。当时已是深夜，西塞和戈麦斯正在阿加德兹的一个公共汽车站附近转悠。在这个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城市，每晚都有数以百计的移民以合法的方式到来。根据当地官方估计，2015年的移民人数达到10万。阿加德兹位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最北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内各国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那些签署《申根协定》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人们往来于这些国家可以不用签证。这个地区的人们都知道，任何有点儿手段的人都可以坐上公共汽车，从尼日利亚的海边出发，经尼日尔到达撒哈拉沙漠的另一端。公交车司机会在阿加德兹停一下，然后人口走私就从这里开始了。

每天黎明前的几个小时，客车会陆续抵达这里。乘客们蹒跚着走下汽车，经过20个小时的长途颠簸，很多人都恶心地想吐。在车站附近等候的就是像西塞这样的蛇头。大多数人都去寻找专门的蛇头，以前偷渡成功的朋友们会给他们推荐蛇头。一些人没有这样的关系，便在到达这里后自己去找蛇头。随后这些人被用车送到这个城市的一些大院子里。

阿加德兹只有少量多层建筑物，大多数是清真寺。清真寺的隔壁是阿伊尔高原素丹的宫殿，这位素丹仍在当地司法系统里占有一席之地。除了这两种建筑物，其他大多数房屋都是单层的庭院式住宅。每栋房屋都用一道没有窗户的围墙圈绕起来，这就是大院。其中大约有50个大院（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归当地蛇头所有。这就是关键之处：这些大院可以轻松地藏匿100名准备去利比亚的移民。

移民一旦走进大院，讨价还价便开始了。从阿加德兹到利比亚的费用大约是15万西非法郎。有的旅客称自己付了500欧元（约36万西非法郎）。西塞却声称他对自己的30名乘客每人只收5万西非法郎。

收入如此丰厚，这种生意屡禁不止也就不足为奇了。2015年5月，在欧盟的压力下，尼日尔政府下令禁止人口走私。同年8月，我去拜访阿加德兹的警察局长，了解一下政府禁令成效如何。他自豪地说，禁令非常有效，实施得非常好。说完他按了一下闹铃，叫来了手下反走私部门的负责人，让他把逮捕的蛇头数量统计一下。半小时后，那个警官拿了一张小纸条过来。纸条上手写的数字显示，在近三个月里，他的手下抓捕了14名蛇头，还有一名蛇头在他们的劝阻下退出了这个行当。

我又问道：“贪污受贿的情况怎么样？蛇头们为了通过检查站，现在还给那里的警察行贿吗？”“你说的这种情况在两年前是存在的，”警察局长声辩道，“但那件事情之后（他暗示的是两年前一份报告提到的警察定期收受蛇头贿赂的事），所有受贿的警察都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新来的警员都很害怕出事。现在已经没有车辆通过警察检查站了。”

遇到此类情况，你千万要忍住，别笑出声来。走出警察局你就会明白，仍有很多蛇头在警察的保护下从事着旧业，西塞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自从政府颁布禁令以来，他变得小心翼翼。当我要求跟他见第二、第三次面时，他害怕其中有诈。我们第一次在车站谈话后的第二天，他让我在市场里那些用亚麻布搭建的摊位旁等他。他先派了一个人过来，看看有没有陌生人跟我在一起。

然而，事先过来打探的那个家伙实际上是西塞雇来的便衣警察。“不用担心，”这个警察在电话里跟西塞说，“这个家伙没问题。我在警察局长办公室里见过他。”

这绝非唯一一个收受贿赂的警察。在抵达利比亚之前的那三个检查站，为了让乘客安全通过，西塞按人头每人交给警察一万西非法郎。“禁令并没有改变什么，”西塞笑眯眯地说，“只要给警察们一定数量的钱，你就可以继续经营自己的大院生意。”

这个城市的节奏仍然按着蛇头的时间表起伏波动。在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加德兹一片祥和。快到星期一——大多数蛇头一起出动的时候，整个城市突然快速运转起来。蛇头们最喜欢的车是白色的丰田皮卡，他们通常会把窗户封得不透一丝光，车子也不挂车牌。一到周末，这些丰田皮卡就会大量涌进城里，急匆匆地赶到修车工那里去进行紧急维修保养。随后他们便会带上备用油桶和备用水。每跑一次车，西塞都会购买470公升的备用汽油和250公升的备用水。其他十几个蛇头的准备工作也跟他差不多。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人似乎都参与了人口走私。

星期一下午，整个活动达到高潮。蛇头们在大院外将30名乘客集合到一起，然后把他们硬塞进丰田皮卡后面的车斗里。司机有时是从利比亚那边过来的人，他们挣的钱需要跟大院的主人分成，有的司机则是像西塞这样亲自开车的尼日尔蛇头。

不管怎样，蛇头都试图把乘客身上最后一分钱榨干。乘客们在车上拥挤不堪，以致车斗外圈的那些人都脸朝外坐着，双腿从车斗的挡板上耷拉下来。各就各位之后，乘客们会抓住绑在车上的木棍，以防在行进过程中从车上掉下来。

随后，他们便出发了，经过那条飞机跑道，奔向那座孤零零的警察检查站。司机的同伙们正在检查站四周转悠，确保警察能够将他们放行。其中一个人打电话通知大院里的人。“赶快过来，”他说，“道路扫清了。”几分钟后，蛇头们的卡车就从检查站猛冲过去，而值班的警察们则把脸转到另一边。此时他们对我乘坐的汽车比对那些走私犯的汽车更感兴趣。警察局长的话一点儿都不诚实。

对此事视而不见的不仅仅是警察。蛇头们之所以选择在星期一大批出动，是因为他们可以跟着每周出动一次的军车车队进入沙漠。这事儿似乎也没人在意。“军队领着我们出了城，”我之前在路上遇到的一个尼日尔移民对我如是说，“士兵没有阻止任何人。”

正是这些话使我弄明白了移民欧洲的人员规模和促成移民的各派势力，也明白了任何想阻止人口走私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理论上讲，我们可以阻止叙利亚内战的发生，利比亚实现和平也是可能的，这样便可以抑制利比亚沿海的人口走私活动。即便如此，每年仍有10万人从尼日尔境内穿过，因为没人愿意阻止他们。在这个被列为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里，在这个几乎没有实体经济的城市里，人口走私就成了当地许多人（包括各类官员在内）的重要收入来源。看看下面的统计数字就知道了。每运送一次移民，一个蛇头差不多能赚4500万西非法郎。在这个家庭年平均收入不到500英镑[8]的国家里，一个蛇头一年就可以赚25万英镑。阿加德兹所有蛇头一年可以赚1600万—1700万英镑。这些数字没有扣除行贿用的那些钱。据我估算，其中大约100万英镑用于贿赂警察。

对于一个拥有大量旅行社的城市来说，这笔钱的意义非同小可。2007年前，阿加德兹一直是一个旅游城市，那个小型飞机跑道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机场。后来，当地柏柏尔人（又称阿马齐格人）发动叛乱，地方的基地组织也逐渐崛起，旅游业便陷入停滞状态。即便后来形势得以平复，也没有人愿意来这里旅游了。如今这里的酒店大多数都空闲着，逐渐荒废。即便名气最大的、来访的欧盟官员们下榻的奥贝尔杰·得阿兹酒店，也难以维持生计，酒店老板干起了工程建设之类的副业。

我想面见素丹，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但在约好见面的那天，素丹要离城去参加一个葬礼，于是我便与他的首席顾问穆罕默德·图瓦拉见了面。我俩坐在城里那座著名尖塔附近，图瓦拉解释说，要从经济崩溃的角度来看待人口走私盛行的问题。“这只是你看到的一部分，”图瓦拉叹了一口气说，“由于战乱不断，现在已经没有游客来阿加德兹了，手艺人做的工艺品也卖不出去。很多人不得不换工作，一些手艺人改行去做了园丁，另一些人则做了蛇头。”

这种现象并不鲜见。几个世纪以来，阿加德兹一直是那些准备穿过撒哈拉沙漠的游客和商人的重要聚集点。在中世纪，往来于廷巴克图与地中海之间的盐商和黄金商人都经常路过这座城市。到15世纪，阿加德兹有了自己的素丹，建起了壮观的清真寺，蜿蜒曲折的大街小巷一直保留到现在。如今人们从这些大街小巷穿过，不过是重复5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做的事情。现在与以前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城市的规模。近年来，尼日尔的移民数量有多少，没有具体的数据。然而，假设10年前从利比亚偷渡的人口数量是现在的1/3，那么当初沿着最重要的那条路线前往利比亚的人数也比现在少得多。那时候如果想去欧洲，还可以从塞内加尔到加那利群岛，或者从摩洛哥抵达西班牙在非洲西北部的殖民地。由于这三个国家之间加强了安全合作，这两条路现在都被截断了。作为移民路上的中转站，阿加德兹的地位也就变得更为重要了。“形形色色的人不断涌来，”图瓦拉说，“不过以前我们不知道还有‘移民’这个词。在最近四五年的时间里，‘移民’这个词才出现在我们的语言中。”

要想弄清楚撒哈拉沙漠到底有多恐怖，你得沿着从苏丹出发的东部路线去看看。离开阿加德兹后，乘客们经常被蛇头绑架，惨遭折磨。但这些人的遭遇，与那些从喀土穆出发的人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经常走这条路的人们包括那些逃离专制独裁体制的厄立特里亚人、逃离内战的索马里人以及达尔富尔大屠杀的幸存者。大沙漠对他们的严峻考验，比他们想要摆脱的痛苦和折磨要恐怖得多。

同往常一样，为期一周的旅程开始了。难民们在乌姆杜尔曼区（阿加德兹郊外一片低矮的社区，横跨那条流经喀土穆的尼罗河）一个用黄泥筑成的大院里集合。随后，在黎明前的那段时间里，他们被塞上卡车，每辆车上都挤了几百号人。然后，司机驱车数百英里，穿过沙漠，抵达利比亚边境。在那里，乘客们被转交给利比亚蛇头，这些蛇头再把他们分装到那些臭名昭著的丰田皮卡车上——每辆皮卡车的车斗里挤30人。接下来，他们驱车前往利比亚东北部的亚季达比亚省，这段路程比之前的要长一点儿。据我遇到的几批厄立特里亚人讲，这条路比海路凶险多了。

就像在尼日尔一样，人们在苏丹境内的那片沙漠里也容易迷路。最后，燃油和饮用水都耗尽了。人们像沙丁鱼一样紧紧挤在卡车的车斗里，几乎每次旅程都有人因脱水或从车上摔下来而死去。我遇到的一个厄立特里亚人告诉我，他所乘坐的车上有8个人被热死了。还有一些受访者告诉我，由于翻车，他们的腿都摔断了，并且直到数周之后他们在海上获救时，才得到医治。

移民还会遇到土匪、民兵和边防人员，15岁的厄立特里亚小伙子亚当在穿过沙漠时就曾多次遇到他们。这些人是在西西里遇到亚当的。几天后，他在地中海获救。亚当的脸上总挂着充满信心的微笑，他头脑清晰，口齿伶俐，掩饰了在描述自己经历时内心的恐惧，让人看不出他这么小的年纪却有如此不凡的经历。亚当只有5英尺[9]高，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小。从厄立特里亚穿越沙漠的经历给他带来的精神创伤比我们大多数人一生经历的创伤都多。这个孩子身穿T恤，瘦得皮包骨头，经常一整天跟朋友们在外面玩，怪不得可以熬过长达数月的漫长旅程。

亚当当初走的路线靠近苏丹、利比亚和埃及三国边境的交汇点。他所乘坐的由13辆丰田车组成的车队在接近埃及时，遭到埃及警察的枪击。车队只好改变行进方向，绕开埃及人。结果车队迷失了方向，亚当的几位好友渴死了。在利比亚北部，他们遇到了一支民兵武装。由于蛇头事先没给民兵好处费，民兵们立即向他们开枪射击，结果又有几名移民和一个蛇头被打死。

好不容易抵达亚季达比亚省，在地中海海岸，亚当又沦为政治游戏的牺牲品。在中央政府出现真空的时候，控制利比亚局势的地方民兵组织对人口走私行为视而不见，甚至经常采取鼓励态度。

然而，现在无论是亚季达比亚的主要民兵组织还是苏丹政府都想昭告全世界，他们已经准备好对移民问题痛下杀手。作为喀土穆和亚季达比亚当局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包括亚当在内的这些移民又被遣返回苏丹，在一个电视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亮相，可谓倒了大霉。苏丹政府要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你们都看好啦——我们的边境执法已经严起来了。

事情变得再糟糕不过了：亚当一行人被投进监狱，然后被判驱逐回国。就在亚当马上要被遣返回国时（回去后有可能会被判刑），联合国干预了此事，说服苏丹政府维护国际法，把这批难民安置在苏丹，即厄立特里亚边境的一处难民营里。亚当本来就快到达地中海了，然而经过4500公里的返程路途后，几乎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

亚当整个旅途中最残忍的事情发生在他回到亚季达比亚的几个星期后。一些人选择经由西部路线前往利比亚，这样可以摆脱被绑架和遭受敲诈勒索的命运。大部分人选择东翼路线。在这条路线上，被敲诈勒索是家常便饭。这是经营这条路线的蛇头们的主要敛财手段。

“这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一位厄立特里亚难民权益活动家告诉我说，“我们知道难民在哪里会遭受折磨，知道该付出什么。我们早有准备，这很正常。”

这种“常态”的过程是这样的：到达亚季达比亚后，你就被关进一个大院里，等待全家人凑够钱付给蛇头。无论你的亲属身在何处——以色列也好，苏丹也罢，甚至英国——这些蛇头都能跟他们取得联系。你的家人可以亲手把钱交给他们。没有谁会在到达亚季达比亚之前把钱交给蛇头，因为收到钱之后这些家伙可能就不带他们上路了。也没人随身携带现金，一定要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再付钱，因为在路上钱可能被偷。因此，你的家人不得不凑齐1600美元的追溯支付款，以便为你的沙漠之旅埋单。如果你的家人凑不够钱，蛇头就会在折磨你时，让你的家人在电话里听。我采访过的一个索马里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天被人用木棍和枪托殴打，持续了一个月。亚当等待了6个月，他对我说，作为惩罚，他们让他顶着利比亚的炎炎烈日，单脚在外面站着，每天站12个小时。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亚当脸上的笑容不见了，露出痛苦的表情。他的眼睛不再看着我和我的翻译，而是低下头直愣愣地盯着地面，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最后，他还是浑身不停地抖动，抽泣起来。我们中止了采访，这个小伙子把头紧紧地贴在翻译的肩膀上。在西西里阳光明媚的海边小路的长椅上，你很难想象他为了来到这里，到底经历了多少苦难。我想到了我在他这个年龄时可能会做的事情——应该正在争取优异的成绩，准备上大学吧。亚当却只想找个能够活下去的地方。

在亚季达比亚，如果你的家人肯交钱，在交过钱后，你就会被转交给另外一批蛇头。然后，根据蛇头落脚点的不同，移民分别被带到西部的一些城镇。我遇到的几批厄立特里亚人被装在密封的厢体汽车里，被带到一个名为本·瓦利德的地方。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几乎每次运送移民途中都会有人因脱水或窒息而死。他们之所以要把移民装到厢体汽车里，是因为路上会经过“伊斯兰国”的领地。如果“伊斯兰国”士兵发现车里有难民，他们就会把车拦下，把穆斯林放掉，把基督徒抓起来。这就是蛇头使用油罐车之类的有密闭厢体的车辆的原因：士兵们很难看清车里装的是什么。

我曾遇到过9位非常不幸的人。他们坐在敞篷卡车的车斗里，经过“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总部苏尔特时，一下子就被发现了，并被关进“伊斯兰国”的一处集中营里待了好几个星期。直到后来，一次炸弹爆炸造成了大规模的混乱，这些厄立特里亚人才得以逃脱。之前他们中的一个人想逃跑，结果被子弹击中了腿部。

即便最终到达类似本·瓦利德这样的地方，生活比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在那里，你会被关在另一个蛇头的大院里，重复以前的步骤：关起来不停地折磨你，直到你的家人把钱支付给留在老家的蛇头的亲戚。这一次的费用是2000美元，包括渡海旅程的预付款。付过钱后，你会被转移到位于海边的第三处被称为“马兹拉”的大院。你还要继续在肮脏的环境里等待数个星期或者更长一段时间，有时可能是好几个月。这里一天只供应一顿饭，偷渡者照例还会挨揍，妇女们经常遭到强奸。

“人类所能遭受的所有苦难在这里都能体验到。”我跟一位名叫塔德兹的厄立特里亚医生在地中海深处见面，他如此对我说，“当然，没到那里之前我们就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但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么做呢？”

欧洲很多人自认为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些乘船而来的人试图依附并榨取欧洲人优厚的福利体制。《太阳报》的专栏作家凯蒂·霍普金对这种论调做了一个最臭名昭著的总结，她声称，那些渡过地中海的人就像蟑螂一样，“英国的各个城镇到处挤满大群移民和寻求庇护的人，并且像大富翁游戏里那样不断地给他们提供金钱资助，那他们最终会变成一个个溃烂的‘脓包’”。霍普金的这段话遭到广泛诟病，然而这不过是政府官员们较为含蓄的态度的一种不太文明的表达而已。2015年，难民危机达到高峰，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不断地给人们制造这样一种假象，即这些地中海移民抱着一种特殊的目的而来：攫取欧洲的资源，摧毁欧洲文化。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就曾说，难民的流入“将会使欧洲妇女的美貌荡然无存，因为她们也会学着难民的样子，用长袍将身体从头到脚罩起来”。

在中欧和东欧，领导人都同意这样一种言论：90%的移民是冲着他们发达的经济条件而来的。英国政府也持相似论调，但英国人很聪明，没有去捏造那种会被轻易揭穿的统计数字。与霍普金的观点类似，时任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把移民比喻成“蜂群”。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则称他们是下定决心蹂躏欧洲文化的入侵者。时任英国内政大臣特蕾莎·梅经常嘲笑那些认为难民只是为了寻求安全庇护的言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王牌时事栏目《今天》的采访时，特蕾莎·梅说道：“人们到处都在谈论难民问题。但如果你调查一下那些穿过地中海中部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来自尼日利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这样的国家。这些人属于经济移民。”

出现这种论调的原因有三个。第一，2015年地中海中部海域不再是进入欧洲的主要路线，取而代之的是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水路。第二，根据欧盟的统计，在坐船抵达欧洲的人中，84%来自全球十大难民输出国。第三，即使在地中海中部的国家，绝大部分难民都有足够的理由逃离自己的国家。这个原因与本章主题的关系最密切。

特蕾莎·梅的说法没错，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尼日利亚是三个经由利比亚输出难民的主要国家。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正如特蕾莎·梅含蓄地指出的那样，这几个国家的公民不享受1951年签署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各种保护。尼日利亚的部分地区还算安全，但它的北部地区是“伊斯兰国”的盟友“博客圣地组织”发动叛乱的地方，超过100万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索马里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些地区越来越趋于稳定，但在另一些地方，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仍在跟政府军进行战斗，导致上百万人无家可归。

无论是索马里还是尼日利亚，它们向欧洲输出的移民数量都不及厄立特里亚的一半。厄立特里亚是非洲最大的难民输出国。2015年，在横渡地中海的移民中，厄立特里亚人排到了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之后，成为第四大移民群体。厄立特里亚难民人数与其全国人口数量的比例，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高。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每月约有5000人逃离厄立特里亚。在这个拥有600万人口的国家里，约9%的人已经跑掉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个位于非洲之角、面积不大、相对年轻却迫使如此多的人离开家园的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人们离开这个国家，难道真的仅仅是出于利益的考量吗？

到这个国家浮光掠影地看一看，你很难弄清楚真实情况。记者很少能够进入（我本人就没能去成厄立特里亚）。那些凭借强大关系网而去过厄立特里亚的人则发现，他们很难理智地看待该国的形势。厄立特里亚人一再向记者强调政府能让记者进入该国是多么不易。除此之外，他们就是让记者会见政府发言人，然后去参观殖民时代留下来的意大利建筑。记者基本上不被允许离开事先划定的区域，因为这片区域之外的生活条件更差。记者采访的那些居民都因为害怕而不敢说任何出格的话。看到这里，读者们也许会问：难道真的这么糟糕吗？

想更真实地了解发生在厄立特里亚的一切，你必须去采访那些逃离这个国家的人。让我们重新回到亚当的故事。亚当只有15岁，但他年轻的生命中发生的一切足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正在逃离这个国家。14岁时，亚当就成了留在家里的年龄最大的男性，其他的早已应征入伍，应付那无休无止的兵役去了。

由于父亲和兄弟都无法照顾家里的兄弟姐妹，亚当只得退学在家种地。由于他接受教育的时间不长，当局不允许他出现在公众场合。因为没有外出许可证，不久之后他就因离开家门而被逮捕。年仅14岁的亚当被迫当了兵，对厄立特里亚人来讲，年轻人在学习生涯的最后一年才会应征入伍，然后一辈子都留在军队里服兵役。然而，在遭受了6个月的辱骂虐待和近乎奴隶般的劳作之后，亚当逃回了自己的家。后来他在家中再次被捕，没有经过任何审讯，直接被扔进监狱。他在狱中待了三个月后被再次送进部队。

他又一次逃跑，再次被抓入狱，然后又被送去服了一段时间的兵役。在他15岁逃到苏丹时，他已经两次入狱，三次当过娃娃兵。被利比亚蛇头绑架折磨之后，亚当最终于2015年5月到达意大利。

“我到达这里的那一天，是我重生的日子。”亚当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觉得可以继续接受采访了，对我如此说道，“我以前活过的那些年都不算数。在厄立特里亚，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下来。但现在我开始谋划自己的未来了。”

我遇到的十几个厄立特里亚人都把厄立特里亚描绘成一个集权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很多公民都担心自己会随时被捕，不敢同邻居们聊天，不敢扎堆，不敢在外面逗留太久。厄立特里亚没有发生战争，但它的第一任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任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尔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任职至今）不断强调与邻国埃塞俄比亚再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实行无限期兵役制是当下厄立特里亚的典型特色，这也是大批人口逃离该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通过这种体制，无论男女，从十六七岁开始，政府就几乎控制了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实行全民兵役制度，人们的住址、日常活动、与家人见面的次数等都由政府决定。

“我们跟奴隶没什么两样。”一位24岁的移民如此说道。他从成年后就一直当兵，直到2014年年底才成功逃走。“这就是我们要逃走的原因。对我们来说那里就是一个大监狱。”

当兵也能得到一定的报酬，不过不同的移民提到的月薪数目并不一样，大致在500—750纳克法之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当过兵的人都说，薪水这么低，对维持生活来说意义不大。然而，凭借这点儿微薄的薪水，政府几乎剥夺了所有个人选择的机会。政府可以随意调换士兵的岗位。士兵经常在其岗位上一待就是好几个月，其间不准回家。有时一些家庭的父亲由于离家时间太长，孩子们都不认识他们了。我在开罗遇到过一位已经逃出来好几个星期的厄立特里亚妇女，她给我讲述了这方面的亲身经历，我听后感到非常疑惑，都有点儿怀疑她说的是不是真话。她坦诚地对我说：“前段时间我儿子和他的堂兄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看到我丈夫站在家里，他俩问道：‘他是谁？让他滚！’”

我听到的各种故事与我自己的生活体验相距甚远。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厄立特里亚的自由战士们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战斗，最终解放了这个国家。然而，我听到的这些故事与自由战士们当初公开宣称的建国目标大相径庭。于是，我便去寻找一位之前在政府内部工作过的人，以便证实我听到的故事是否属实。在经过一场可以称作历史上最具平等主义意义的解放运动之后，厄立特里亚最终获得独立。厄立特里亚人在反抗过程中最引以为豪的，是其反抗运动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这也意味着这些人建立起来的国家也将延续公平主义的血脉。现在的情况会变得如此糟糕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采访了这个国家知名度最高的自由战士安德布鲁汗·韦尔德·乔治斯。他的回答是：没错，情况就是你听到的那样。乔治斯一度曾是阿费沃尔基总统的重要盟友，他曾担任过厄立特里亚中央银行行长、驻欧盟大使，还一度担任过厄立特里亚唯一一所大学（现在已经停办）的校长。在2006年两人反目之前，他一直与政府高层的小圈子过从甚密。他目睹了这个国家如何一步步滑入专制的泥潭。

乔治斯指出，当时政府的初衷并非如此。实际上，“全民兵役制度被认为是全盘模仿瑞士模式”。这位前政府高层的话听起来有点儿滑稽，不过他指出，当初设想公民服兵役的期限为18个月。其目的有二：一是保护这个新生国家的国家安全；二是国家可以获得短期劳动力，重建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

“这个政策既考虑到军事因素，也考虑到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因素，”乔治斯说，“但当兵役制度改成终身制后，一切都开始被滥用了。1994年该制度刚开始执行时，最初服役的那些人还不到20岁——现在他们都40岁出头了。你让他们怎么养家？”

“这一政策的客观影响就是破坏了人们的基本家庭生活。如果失去了核心家庭，就没有了社区，所谓的社会也就无从谈起。这是现代版的奴隶制。”

士兵们把兵役制度描绘成一个充满屈辱而又枯燥乏味的混合体。“我们在服役期间不光是干活，还要遭受折磨。”一位妇女如此说道。她在得以成功逃脱之前，在军队里服役了4年。移民们经常提到一个称为“8字形”的折磨方式：士兵趴在地上，双手背到身后，脚腕和双手被绑到一起，然后吊到空中。一名被罚者回忆说，有一次因为跟战友打架，他被一连吊了好几天。被放下来后，一直过了好几个星期，双腿才能活动。另一种众所周知的折磨方式是在茶粉里加上糖和水搅匀，然后涂抹在被罚者裸露的皮肤上，以便吸引苍蝇。

全民服兵役制度给政府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另一位移民告诉我说：“有时候他们会说，‘到山上采石头去’，有时候则说，‘去打扫大街去’。政府什么事都让我们干，他们调用士兵就跟使唤奴隶一样。”

除非他们逃出厄立特里亚，不然大多数人将在这个“大监狱”里待一辈子。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在一个相对文明的环境里服兵役。兵役的第一年通常是军事训练和课堂教育相结合，训练结束后，这些厄立特里亚人要参加一场考试。成绩优异的那些人将进入行政机构任职，或是担任教师，或是担任护士，或者在还不成熟的国家电视台里担任新闻广播员。他们的待遇跟在军队里一样低，并且大部分人在其岗位上没有发言权。

一些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人声称，完成白天的工作后，他们在晚上还要执行军事任务。在西西里，我还遇到了22岁的教师梅哈里。“我说自己的身份是教师，我的意思是，在白天我是教师，到了晚上，我还得服从军队的指挥。”梅哈里解释说，“他们随时会安排你去守卫某栋建筑。那活儿非常累人，有时候枪会从肩膀上掉下来。整个晚上你得不时地用水洗脸来保持清醒，不然如果让人看到你在睡觉，那就麻烦了。”

梅哈里说，他所在的学校里弥漫着无政府主义的气氛。大部分有经验的教师早已离开了这个国家，因此大部分教职员工都是年轻的新兵，这些人很难得到学生们的尊重。“学生们来校读书的目的，大部分都是为了能得到在全国通行的许可证。”梅哈里说，“没人愿意待在这里。他们都知道，学习结束后，他们就得去服兵役，所以没人愿意学习。老师们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也不好好教。”另一位流亡的男教师说，在他担任教师的最后一年，由于许多学生离开了这个国家，他的班级从62名学生锐减到7名。

试图逃走是一种危险行为。如果没有书面许可证，公民在两个城区之间活动都不被允许。孩子们要想拿到许可证，只能通过上学来获取。因此，如果有人为了挣钱养家而中途辍学的话，那么他们就有被逮捕的危险，亚当就是如此。

政府布下了广泛的监视网络，这个网络范围如此之广，以致一些厄立特里亚人声称自己跟亲朋好友在一起都不敢谈论政治话题。“人们相互之间极不信任，”有人曾对欧盟厄立特里亚委员会说，“甚至连自己的亲兄弟都不能信，因为他可能是国家安全部门的线人。”我采访过的人中，有人嘲讽这个国家的偏执，而另一些人却说这是一种公正行为。那位儿子不认识自己父亲的家庭主妇对我说：“我跟任何人都不说话。你会害怕任何靠近你的人，连自己的家人也不例外。政府雇用一些人来监视民众。”

直到2000年上半年，厄立特里亚的政治体制似乎都是公正的。但在过去的10多年里，大量报道显示，警察通常不经审讯就把人关起来。我采访过的一位难民告诉我，直到他逃到意大利，才知道世上还有律师这种职业。乔治斯总结了该国的形势：“他们不会把你带到法庭上，也不会允许你进行自我辩护。你的家人没有探视权，他们不知道你被关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如何。一旦你被抓起来，就会有一个人来处理你的事，这个人既充当原告和看守的角色，又担任法官和执行者的角色。”

由于担心突如其来的抓捕，一些厄立特里亚人说他们尽量避免在街上转悠。人们尤其害怕遭到突然袭击，即军队为了搜查逃兵而在某地进行的活动。突袭来临之时，任何人都可能卷入其中：突袭者可以随意在大街上或者人们家里抓人。

“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逮捕你，”另一位于2015年夏天抵达意大利的厄立特里亚人如是说，“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他们来抓我的时候，我正跟老婆躺在床上。他们满屋子搜了一遍，连床底下都没放过。想到他们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地在你的家中胡来，那种感受实在是太糟糕了。”

生活中除了恐惧，还有苦闷。在首都阿斯马拉，一小部分精英分子的存在以及海外亲属寄回的外汇给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丝活力。阿斯马拉人能收到外国卫星电视转播，因此，土耳其肥皂剧和韩国娱乐频道就成了他们不可多得的娱乐来源。市民们也可以定期在市里的那些老旧电影院里观看英超联赛。然而，在首都之外的其他城市，大街上经常是空空如也，公共场合几乎连个人影儿都没有。那里没有私人媒体，人们唯一可以参加的公共集会就是阿费沃尔基的政党召开的会议。能上网的地方少之又少，有几个人对我说，直到离开厄立特里亚后他们才听说“脸谱网”。正在服役的军人不能买手机，其他想买手机的人必须到自己所在省的政府部门去申请。

在乔治斯看来，现如今，普通的厄立特里亚人就像是“无助的牺牲品，这也正是你看到大批厄立特里亚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往国外的原因所在。有很多人在撒哈拉沙漠因为脱水而死，有的则淹死在地中海里，有的则成了西奈半岛那些贩卖人体器官的人的牺牲品。但人们毫不在乎，厄立特里亚已经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是该国公民的‘地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会冒着如此巨大的危险，不惜牺牲生命也要逃离厄立特里亚。那里已经不再适合生存了”。

如上这些都有助于回答本章前半部分那位名叫塔德兹的厄立特里亚医生提出的问题。每一名厄立特里亚人都知道前往利比亚所将面临的危险。他提出一个问题：“但为什么我们还是会选这条路呢？”因为厄立特里亚的情况比利比亚更糟，其他邻国也不比厄立特里亚好多少。比如苏丹，厄立特里亚人在那里几乎不享受任何权利，还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那么，那些经由阿加德兹逃难的人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这些人里面没有厄立特里亚人。除了一部分尼日利亚人外，大部分西非难民并非因为战争才逃离自己的国家。那么他们为什么甘愿置身危险之中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特蕾莎·梅等人的观点是对的。有一小部分移民——不超过2015年移民总数的1/4——是为了金钱、工作和更好的生活而来。在阿加德兹风沙漫天的大街上，在移民行进的道路上，我遇到的很多移民都承认自己之所以要迁移，就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些人中有找不到焊接工作的塞内加尔电焊工，找不到工程设计工作的尼日利亚工程师。此外还有这位工程师的朋友、业余牧师保罗，他现在迫切地想找一份水管工的活儿。根据1951年签署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上述这几个人都无权到欧洲避难。该条约非常重视那些逃避战乱的难民的权利，对因贫穷而来的那些人则不予保护。

因此，特蕾莎·梅等人的观点是对的：这类人不能算是难民。基于同样的原因，带头号召把难民和其他类型的移民区分开来的联合国难民署的做法也非常正确：优先考虑自动申请国际法保护的那些人。在所有移民的身份都遭受普遍怀疑的氛围下，联合国在短期内把注意力集中到最弱势的群体上。即便有时候这么做会牺牲那些值得同情的人的利益，但这一政策是有道理的。

但对论战双方的实用主义者们来说，对经济移民的划分实际上尤为不切实际。第一，那些历尽千难万险、只为寻求一份工作的人并不能被简单地定性为懒惰的唯利是图者。相反，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品质——保守派对每个本土求职者所希望的那种足智多谋——还应得到欧洲本土人的赞赏。考虑到欧洲的人口年龄等原因，如果能够合理有序地处理，完全可以、也有必要给这些勤奋的人一席之地。

第二，像那个寻找水管工工作的牧师保罗那样，他最初从尼日利亚出发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称之为经济移民。但等数周后他到达利比亚之时，他就更像是难民了。更详细的情况在下一章里再讲，这里先简单说一下那里的形势。利比亚内战，以及大部分移民工人在那里遭受的非人折磨，意味着移民们从到达利比亚的那一刻起，就身处危险之中。因此他们必须再次离开。考虑到在以后逃难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伏击、绑架和死亡的威胁，相比撒哈拉沙漠的艰苦跋涉而言，乘船去欧洲价格可能便宜一些，并且更有可能到达安全地区，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儿匪夷所思。

在我看来，第三个，也是最需要注意的一个原因是：不管欧洲人喜不喜欢，这些人会持续不断地来到这里。听听保罗的话就知道了。保罗差点儿死在海里，幸亏被突尼斯海岸警卫队给救了上来。我告诉他，欧盟不会安顿他的，因为他是由于贫穷而逃离本国，而不是由于战争。保罗对此毫不在乎：欧盟可以把他当作经济移民而不予理会，但处于绝境之中的他认为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值得同情。“你们必须得给我们发签证，”他说，“你们应该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会有希望。”并且，如果得不到欧盟保证的话，保罗信誓旦旦地说：“你们是躲不掉我们这些移民的，我们不会停下来的，也不会停止冒险。”

欧洲的右派人士也许希望他们不要再冒险了。那些喜欢区分移民好坏的“左”派人士也许会觉得这些人不该得到与逃离叙利亚的那些难民同样的权利。然而，不管怎样，两派人士迟早都要考虑怎样才能更好地把这些所谓的经济移民融合到我们的社会中。那些经历了大沙漠的恐惧、利比亚内战和地中海死亡之旅的人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我们也不可能轻易地阻止他们。这些人坚信，即便死在前往欧洲的路上，也比待在家里过穷日子强。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的那样，随着气候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北迁移。在这种情况下，事实终将证明，我们的孤立政策根本挡不住他们这种不顾一切的拼命行为。

为了阻止经济移民，作为权宜之计，贫穷国家的经济可能会得到持续发展。有评论指出，加大在非洲的投资、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可能会让更多的非洲人留在家乡。如此一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持续的经济增长会使得移民数量出现净减少。然而，正如社会学家海因·德·哈斯指出的那样，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轻微增长只会相应地增加移民数量，因为经济增长使得更多的人有钱支付蛇头索要的费用。哈斯引用的统计数据显示，只有在发达国家的年均收入增长1/4左右时，这个国家的净移民人口才会开始减少。这种动态平衡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能达到，所以我们应付不了21世纪初期的移民挑战。

一些欧洲国家希望通过边境设防和增加海军巡逻等短期行为控制局面。但这些策略只会把移民人口推向更多国家——如摩洛哥到利比亚——的边境。从经济移民们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要想让他们不再尝试冒险，光靠眼前这点儿小伎俩是不管用的。很多经济移民甚至把前往欧洲看作他们的一种权利。

让我们再回到阿加德兹的公共汽车站，西塞接揽的那个名叫戈麦斯的移民指出，非洲移民只不过是在模仿那些曾经殖民非洲的人的行为。

“以前的白人没有签证就渡海来到了非洲，”这个喀麦隆人说，“我们也从白人那里学会了如何远途跋涉。”

[8]全书所有汇率换算均保留了原书数字。——编者注

[9]1英尺≈0.305米。——编者注

第三章 灵魂交易

一艘从利比亚出发的难民船（马西莫·塞斯提尼摄）

北非沿海的人口走私网络

2015年4月，利比亚

欧盟正式向哈吉这样的蛇头宣战的那天晚上，他根本没当回事儿。看完新闻后，他斜躺下来，光着脚踩在垫子上，吃了两条鲷鱼。之后，他喝了一瓶不含酒精的贝克啤酒，又吃了一碟削成片的苹果、一碗橄榄和一碗奶酪块。

总而言之，他根本就不在乎。身后的电视里正播放着关于如何结束利比亚内战的种种最新尝试的新闻，他没有细看。蛇头把成千上万的人塞进旧渔船里送到欧洲，欧盟为此正式宣布将谋求军事行动打击贩运难民的蛇头，这样的新闻他也不感兴趣。

哈吉的脑子里有其他的事情需要思考。当前，他关注的是他的肚皮。他下垂的大肚皮像一个大袋子一样摊在地毯上，大腹便便的他需要点儿时间把自己的肠胃填满。随后他和几个朋友——当地的一位诗人、一个货运司机和一个燃油商——互相传递着喝装在无毒塑料瓶里的私酿威士忌酒。紧接着又传来了音乐声。哈吉瞥了一眼电视里的新闻公告，公告里正在播放一起难民船只沉没事故。“不是我的船。”哈吉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然后换到了一个娱乐频道，里面正在播放阿拉伯流行音乐视频。随后，那位诗人在室外用汽车音响大声播放他最近听的几首歌，哈吉也跟着唱了起来。

“他们吓不着我。”狂欢结束后，哈吉说道，“多年来他们一直这样，不是空头许诺，就是瞎诈唬。他们以后还会这么干的。”

哈吉本来应该非常关心这一切才对。这是2015年4月20日，星期一，此时已经接近午夜。就在几个小时前，欧洲各国领导人宣布他们计划派出海军打击利比亚蛇头。祖瓦拉是北非沿海一带人口走私的起点，在这里，欧洲人要打击的就是哈吉这样的蛇头。哈吉今年33岁，法律专业毕业。当地人都说，这一沿海地带的人口走私活动中的一大半都被他操纵着。

哈吉和他的朋友们没有被欧洲人的表态吓到，反而觉得很好笑。“他们会怎么做呢？派两艘护卫舰来这里？”哈吉得意地大笑起来，“还是派两艘战舰来？进入利比亚领海？这是侵略。”

他们几个人都挠了挠头。面对一项如此错综复杂的生意，军事行动到底能起到多大的打击作用？人口走私与当地的沿海经济以及非洲大陆北半部的十几个中转站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项生意现在已经不仅仅依赖这些经验丰富的个人。2011年利比亚革命以来，局势一直动荡不安，这里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相互交织的非官方网络。

哈吉的那位货运司机朋友考虑了一会儿，针对欧盟这次反走私行动的潜在目标，问道：“谁？在哪里？”“没有人会在自己胸前写上‘蛇头’两个字。这个地方任何一个没有钱花的人都能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买条船，然后组织一船人偷运出去。等到下次再组织偷运的时候，一半的房钱已经挣回来了。这个模式很简单。”

哈吉在地中海一带从事人口走私活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现在新入行的蛇头都在与他进行价格竞争，也都竞相购买和他一样的船。“去码头看看就知道了，”那个货运司机说，“那些船都在出售。”

那天的黄昏时分，我已经去看过了。我和哈吉的另一位朋友一起站在码头上看了看，此人也是当地的一个蛇头，他答应告诉我人口走私的整个过程。天逐渐暗淡下来，一艘蓝色的木船从祖瓦拉的港口缓缓驶出。停泊在港口四周的都是这类木船，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地发出碰撞声，一般人很难把它们区分开来。它看似一条渔船，从前，渔民们确实用它捕鱼。

然而，这位蛇头却可以轻松地找到它。他跟我说，昨天这条船可能还载着数百斤鱼驶回港口，而今晚它就可能装上几百名移民前往意大利。一天后，900多名移民在附近海域遇难，另一次航程却又紧随其后。

这艘渔船是这个蛇头花钱（8万—16万利比亚第纳尔）从当地渔民手里买的。如果再出2.5万利比亚第纳尔，当地的水警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这条船离开港口。

蛇头们没有独立的码头，他们的船只也没有与其他船只区别开来的显著标志。他们通常在观察一段时间之后，才会从渔民手里把船买下来。想把他们的船炸沉，除非把整个渔港一起炸毁。

“现在鱼价昂贵的原因之一是缺少渔船出海打鱼，”哈吉后来说，“很多渔船都卖给蛇头了。”

利比亚沿海人口走私由来已久。祖瓦拉早就因人口走私而臭名远扬，居住此地的柏柏尔人向来以培养蛇头而闻名。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前的很长时间里，哈吉都是亲自出马，往欧洲运送移民。2006年开始进入这一行时，他刚从法学院毕业一年多。由于找不到当律师的工作，他便转而投身于这一项传统行业，开始进行人口走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哈吉逐渐控制了当地市场。现在的哈吉对这一行业已经非常熟悉，他甚至把大海称为“游泳池”。

2011年前，这个行当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兴旺。在21世纪伊始，利比亚和突尼斯的蛇头们每年往意大利最南端的兰佩杜萨岛和意大利本土偷渡大约4万人。西班牙在其位于非洲西北部的几处飞地建立了三道隔离墙，最终使得摩洛哥不再是移民前往欧洲的最佳选择。由于西班牙、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三国签署了安全协议，从西非到加那利群岛这条线路也变得愈加艰难。因此，移民们逐渐开始选择诸如利比亚这样的国家。不过，利比亚的大独裁者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于2009年与意大利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拦截移民。从那时起，经由利比亚迁移的移民一下子也少了很多。卡扎菲办事效率很高，2009年抵达利比亚的移民人数降到了4500人。

一年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发端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于2011年2月蔓延到利比亚。借着突尼斯总统下台而出现的权力真空，大约3万名突尼斯人借机乘船去了意大利。面对全国数地出现的武装起义和北约的空袭，卡扎菲拼尽全力维护自己的权力。借机，另外约3万名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人为主的移民经由利比亚前往欧洲。蛇头们声称，卡扎菲的做法也部分地刺激了人口走私生意的突然活跃。据说，为了让北约各国明白一个道理，即如果他们想把在南部保护欧洲壁垒的那个人搞下台，北约各国将会面临极大的损失，因此卡扎菲亲自下令让几艘移民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前往欧洲。不管这个说法是真是假，2011年是那些跑意大利线路的蛇头难忘的一年。截至当年12月底，约有6.4万名移民登上了意大利海岸。

2012年又出现了一次低潮，那年蛇头们运送的人数只有1.59万人。蛇头们说这是因为他们跟其他人一样，都在想着使利比亚获得新生，同时也想报答北约和欧盟之前给予这个国家的“恩惠”，正是北约和欧盟加快了卡扎菲的下台。不管是真是假，到2013年，人口走私贸易恢复到了正常水平。那一年抵达意大利的移民约有4万人。

到2014年，利比亚各个城市及海边的人口走私活动形成了循环往复的状态，并逐渐失控。由于不同种族和城市之间、穆斯林与少数世俗人士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利比亚终于全面爆发内战。一个被称为“利比亚黎明”的利比亚伊斯兰派联盟控制了的黎波里及西部的各个人口走私港口。在卡扎菲的老家、位于利比亚海岸线中部的苏尔特，出现了一支“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国际社会认可的合法政权撤离到了利比亚东北部的托布鲁克。

这场在三个不同派系之间进行的内战看起来复杂，实际上却很简单。两个派系由十几支不同的民兵组织构成，其中一些组织有自己的地盘，甚至还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机构。即使在的黎波里和托布鲁克这两个主要的行政辖区，也没有了统一的中央指挥机构。由于这种辖区管理上的混乱，几乎无人有能力或有兴趣去过问人口走私的事，结果移民意大利的人口激增。

2014年，登上意大利海岸的人数达到17万，几乎是之前的三倍。

叙利亚内战与这次史无前例的移民人数增长有着莫大的联系：在2014年的移民人口中，约有1/3是在利比亚的叙利亚人。他们没听说过土耳其和希腊之间那条更好走一点儿的路，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从利比亚上船前往欧洲。其余2/3的人大部分都是因为利比亚内战而逃离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他们趁着战时出现的安保真空前往欧洲。在迁徙过程中，死亡人数也破了纪录，达到3200人，有人认为远不止这个数字。到2015年，虽然经由利比亚迁移的人数略微下降到15万，但死亡人数更多了，达到了3500人。不过这对欧洲的右翼政党来说，也很难说是一种胜利：尽管大批叙利亚人放弃了利比亚这条路线，转而改道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海路，但人口迁移的数量仍保持着相当的规模。

利比亚人口走私数量的增长不仅仅是因为中央政府的缺失，以及随后上台的民兵组织无力控制局面，也是由于各路民兵组织也参与到人口走私这个行当里来。随着利比亚内战的持续，各路民兵组织需要多方筹集经费。据说阿联酋一直在支持托布鲁克一带的民兵联盟，而的黎波里地区的几支民兵组织则受土耳其和卡塔尔的支持。这些国家给予他们的资金远远不够，一些民兵组织领袖似乎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从事人口走私活动来弥补资金上的短缺。如果每年能有17万人渡海，平均每人收取1000美元的费用，那么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

迄今为止，还没人对民兵组织参与人口走私的事儿进行过确切的研究。也许是为了迎合国际社会，一些组织积极对人口走私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根据我和同事们的调查研究，其他一些组织则正好与之相反，一些组织还在人口走私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民兵组织可以允许某个蛇头在他的地盘上从事这项生意，作为交换，这个组织也要分一杯羹。一个蛇头告诉我，控制利比亚东部与埃及交界一带的那个派系允许移民从他的地盘上通过，只要交钱就行；埃及那边的情况也是如此。蛇头们说，他们还贿赂控制各个码头的那些民兵组织。

有时候民兵组织参与人口走私贸易的热情似乎更高一些。我在意大利采访过的一些移民说，他们就是从控制利比亚西北部的民兵组织中离开后来到意大利的，他们还告诉了我那个民兵组织头目的名字。另一些人则把整个迁移的流程告诉了我：操纵利比亚移民集中营的那些民兵组织把他们逮捕，然后扣押在集中营里。那些能在短时间内凑够现金的人可以获得自由；凑不到钱的则被卖给其他地方的另一个民兵组织，然后继续被关在集中营里，最后被卖给蛇头。这些蛇头会通知人质的家人或朋友准备赎金来接他们。

在“利比亚黎明”联盟官员的安排下，我访问了两个这样的集中营，那里面实在是太糟糕了。其中一个集中营设在一所还未建成的学校，当时里面关着450名移民，60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睡在到处是小便的地板上。妇女儿童与男人分开关着，各个房间之间的走廊里不断回响着咳嗽声、吐痰声和婴儿的哭闹声。临近中午时分，这些人光着脚，从房间里鱼贯而出，到铺满沙子的大院里排队领取每天一顿的米饭，还有一个西红柿。这一次在我面前流泪的是那些男人，他们告诉我在大院里发生的事。其中一个人问道：“我们为什么要支付1000利比亚第纳尔才能离开？为什么？”

这也是哈吉不愿意回答的一个问题。他觉得自己最好什么也不说，因为他那硕大的身躯总是让他气喘吁吁。若提到诸如民兵组织之类有争议的话题，他更一言不发。

让他主动开口讲话很难。首先，这里正处于战争当中。祖瓦拉是靠近突尼斯边境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城之一，距离战争前线好几英里，因此战争本身并不会影响到这里。然而，从的黎波里到祖瓦拉的沿海道路却由不同的派系把守。由于这一带的“利比亚黎明”联盟的民兵组织与政府军之间交火不断，所以这条路线经常遭到封锁。我准备离开的黎波里的前一天晚上，我所住的那一带发生了枪战，断断续续的枪声持续了几个小时。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去祖瓦拉是很不明智的。

的黎波里发生的这种武装冲突来得快，去得也快。早上在主干道的十字路口可能会发生激战，而到了下午，这些民兵和他们的皮卡车可能就消失不见了，笨重的公交车会再次出现在大街上。早上激战留下的唯一证据，可能会是几辆被焚毁的汽车。中午时分，我和我的翻译亚辛已经踏上了前往祖瓦拉的路，准备去见哈吉。

问题出在了哈吉身上。按照原计划，我将在到达哈吉所在城镇的当天就采访他。几个星期前，当地第一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就跟我说过，我和哈吉的这次见面已经敲定，但到最后差点儿没有见到哈吉。我到的第一天晚上，哈吉没有露面。第二天也没能见到他，于是我们便去祖瓦拉的海边转了转。海滩上到处都是仓库和尚未完工的房屋，上船前的晚上，移民们通常都住在里面。后来我们又去了港口，在那里，油贩子们公开进行石油走私。他们公然把偷来的石油倒进自己的船，根本不在乎四周有没有人看到。第三天，哈吉还是没来，于是负责接待我的那个油贩子带我和亚辛去城里转了转，这个城市与其他那些人口约为8万的利比亚城市没什么两样。大街上静悄悄的，到处是水泥块和数量众多的越野车。唯一显眼的是，很多建筑上都挂着蓝、绿、黄组成的三色旗，那是柏柏尔族的旗帜。它是在警示来此的访客们，这是柏柏尔人的地盘，不归阿拉伯人管。祖瓦拉的居民们有自己的语言，视自己为利比亚的原住民，多年以来一直觉得自己被篡位夺权的阿拉伯人边缘化了。

到了晚上，哈吉仍然没有出现。于是那个油贩子便开车带我们返回港口，去看看走私人口的船只如何静悄悄地驶离海岸。随后这个油贩子还把我们介绍给一位水警（也是一位中间联系人）。这位水警告诉我们，即便他们想阻止人口走私，也做不到。整个利比亚西海岸的水警只有三艘用来巡逻的汽艇，根本不够用。

这些细节都很有用，但我最关切的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哈吉在哪里？就在我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那个油贩子驾驶着汽车突然在回程的路上拐了一个弯，在城里最大的一栋建筑物前停了下来。一位身穿T恤和短裤、身材硕大的人缓慢地从前门走了出来。他没有说话，等着亚辛从前排座位上下来，然后他砰的一声，一屁股坐了进来，汽车剧烈摇晃了一下。随后我们静悄悄地驶回招待我的房东的家中，一起吃晚饭。

我找了个空隙，问他是不是就是我此行要采访的哈吉，他呼哧呼哧地说：“是的，就是我。”

我和的黎波里的蛇头之间为期两天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通过这次谈话，我勾勒出了整个利比亚人口走私产业的大致状况。

整个过程很难整理成一条主线。一小部分移民经由一条连续的贩运链来到利比亚海岸，比如第二章讲过的厄立特里亚人。然而，哈吉和他在的黎波里的对手们却说他们跟这些人不是一条路上的。他们的客户大都是已经在利比亚住了一段时间的人。在他们当中，有的人在此拼命工作，也许是为了挣钱乘船去欧洲，但也许他们最初来利比亚时，就把这里当作了他们旅途的最后一站（2011年内战爆发前，利比亚局势稳定，工资待遇也高）。然而利比亚内战的爆发却使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这一点需要深入地解释一下。在欧洲，人们经常说利比亚来的移民大部分都是经济移民，因此不必给他们提供庇护。就厄立特里亚人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对西非人来说，欧洲人的看法也不对。只有更深入地了解利比亚人的生活，你才会明白我的说法更有说服力。你只有了解了在利比亚的外国人的生活状况，对此才会心中有数。即便他们没有在枪战或者爆炸中丧生，内战带来的社会动荡也使所有非洲移民每天面临被绑架勒索的危险。为了寻找工作，大部分非洲南部来的移民每天都会聚集到的黎波里一处大家熟知的十字路口，等待富裕的利比亚人来这里寻找短工。许多人说，一旦他们被带到某个大院，就会遭到奴隶一般的对待：他们被锁起来，免费替利比亚人工作。另有报道说，利比亚人对他们的盘剥比这还严重。马里人奥马尔·迪亚瓦拉（我将在本书的后半部分讲到他那惨痛的海上经历）被两个答应给他工作的人绑架了，向他勒索赎金。因为这里没有名副其实的警察，只有一些被称为警察的人在维持治安，移民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所以很容易成为受害者。我遇到的一个移民告诉我，在利比亚某省的一个城市里，他被一个孩子刺伤了，而这个孩子的父亲却在一旁哈哈大笑。

在这种环境下，很多移民意识到，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通过海路离开利比亚。由于没有护照，他们无法到本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寻求庇护，实际上，大使馆的许多工作人员在冲突开始之初就离开了这个国家。他们沿着大沙漠中的来路返回几乎不可能，所需花费和所冒风险与渡海入欧差不多。所以，海路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像哈吉这样的人开始登场，至少是间接地参与。哈吉与来自不同移民族群的中间人都有联系，正是这些中间人把移民转交到蛇头手里。一些蛇头会把一小部分利润分给这些中间人，哈吉则不然，他让中间人从移民那里要钱。不管过程怎样，结果都是一样的：准备渡海前往欧洲的移民持续不断地来找他们。

乘客所要支付的费用根据他们的身份而定，按照哈吉的标准，2015年春，一名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非洲人要支付1000美元，不过也可以少一点儿。那时候在利比亚的叙利亚人非常少，但为数不多的留在此地的叙利亚人需要支付2500美元的费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叙利亚人比非洲人有钱。由于市场饱和，总收入比以前少了一些，蛇头们为了弥补收入减少的损失，就增加每艘船装载的人数。“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哈吉坦诚地说，“一艘长17米的船最多能装300人。然而现在有的船却装上350人、700人，甚至800人。由于收取每个难民的费用减少了，他们开始超载。”

你付的钱越多，路上就会越安全。由于付的钱少，非洲人通常被塞到船舱的最底层。如果船沉了，他们基本上必死无疑。即便船不会沉没，他们也很可能在船舱里因窒息而死。由于支付的钱多，叙利亚人乘坐的船通常人数少一些。如果付再多一些的钱，他们还可以单独出航。哈吉告诉我，为了确保能够到达意大利海域，一家叙利亚人付给他10万美元，于是他便派了一艘充气橡皮艇专程送他们一家过去。

大部分人享受不起这种待遇。因此他们不得不挤在仓库或者民房里，排号等着登船，这可能需要漫长的等待。我在意大利遇到一个叙利亚人，来意大利之前他在祖瓦拉东部一个小镇的民房里足足等了4个月。最初蛇头们不允许他离开，拒绝让他上船。他两次被带到海边，准备登船，两次又被送了回来。第三次他终于到了船边，但太晚了：船上已经没有空位了。直到第4次他才最终成行。“我们在那里待了4个月……”他仍然记忆犹新，“你知道死亡是什么滋味吗？”

我遇到的那些在民房里待过的人的描述都差不多。不管他们是经由祖瓦拉，还是祖瓦拉东部的港口塞卜拉泰、的黎波里或是加拉布里，移民描述的都是如同地狱般的经历。他们谈到了自己如何与其他上百名移民一起被关押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谈到自己经常遭到殴打，居住条件也非常差，还谈到每天供应一顿发霉的面包。妇女们则说，她们经常遭到强奸。由于无聊，那些荷枪实弹的蛇头经常会找妇女来取乐，有时候还会拉上几个男性移民，令其观看蛇头们如何对待这些人的女同胞。“他们想让我们看着他们强奸那些女人，”一个至今想起这事就会痛恨自己的厄立特里亚人如此说，“你会痛恨你自己，恨自己是一个人。”

我不知道哈吉如何对待自己的“顾客”。他不愿意带我去他的仓库看看。他很有可能是利比亚唯一一个尊重移民的蛇头，当然，这些都是他自己说的。跟我遇到的任何一个蛇头一样，哈吉一直强调自己跟其他人不同。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哈吉一声不吭，我都有点儿怀疑他是不是因为脑供血不足晕过去了。后来他的眼睛逐渐缓过神来，最终又开始说话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只不过是想起了在2008年遇到过的一次海难，他承认那次是他的责任，该由他负责。他的潜台词是：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我很在意自己的乘客。这有些表演的意味，不足以令人相信。他还承认在他的仓库里发生过一起强奸案，不过他说那里总体上很安全，也很舒适。哈吉还声称他仓库里的每个人都有一台游戏机，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折磨、殴打移民之类的事。“从道德的角度来讲，这些人都是我的财神爷，因此我不会那样对待他们。”

我很愿意相信哈吉的话，但我做不到；我很愿意看到他在焦急地踱来踱去，在连续抽了5包烟之后会告诉我，他安排的乘客都已经安全抵达了意大利；我也愿意相信他在听到船只遇到麻烦的时候，立刻派出一批人前去营救。但是，我很怀疑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这样说会给一个关注移民问题的记者留下好印象。他费尽心思说了这么多，个中原因与他要求在我的报道里使用哈吉这个名字一模一样。记录某位成功抵达麦加朝圣的人是一种荣誉，哈吉是个蛇头，但他希望人们把他看成是一位有道德感的蛇头。也许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为自己做了太多的辩护。

也就是说，我不认同大部分政府官员和媒体所描述的蛇头的情况。人们普遍认为，蛇头是移民入欧的根本原因所在，正是这些邪恶的家伙使难民进入欧洲。没错，确实有一些移民声称自己是被逼迫上船的，但绝大部分移民是主动提出登船要求的。

那些在媒体上唱反调的政府官员及其代言人的做法完全可以理解。通过夸大蛇头在交易中的作用，政府官员可以削减蛇头的客户代理机构数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可以掩盖难民冒着生命危险渡海的真正原因：战争以及其国内的独裁者们。否认了这些根本原因的存在，政府官员同时也就可以免除自己的责任，不需要为这些逃难而来的人提供庇护。如果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他们的麻烦就大了：这就等于承认由于政府官员没有提前做好接收工作，才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在绝望中转向蛇头们求助，也正因如此，才导致这么多的人葬身鱼腹。这也等于承认，叙利亚人之所以登上蛇头的船，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得到中东各国的庇护；这也等于承认利比亚目前的困境部分是由2011年北约制裁卡扎菲所引起的，并且北约在随后又未能有效地帮助叙利亚人顺利地进行权力交接。

2000年，作家杰里米·哈丁在《伦敦书评》上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认为代理人、人贩子和中间商们是难民问题的罪魁祸首。实际上，难民们在那些比上述这几类人更强大的敌人手里遭受的苦难更大。那些人恐吓难民，铁定了心要将难民们置于他们的掌控之中。相比而言，蛇头、人贩子之流只不过是把那些强权人物的做法从中间人的角度又重复了一遍而已。人贩子们不过是那些寻求庇护者的旅程两端的一个方向标。他们要看两种人的脸色行事：一种是那些军阀和独裁者，另一种是那些已经开始视慷慨相助为恶习的富裕国家的民众。”

人贩子和蛇头也是两个不同的团体。两者的区别非常大，因此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首先，两个概念的含义就不一样。我们所说的蛇头，指的是收取移民费用，并把移民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的人。他们对待客户也许会很粗暴，甚至可以说很残忍，但本质上他们与移民是交易的双方。与其相反的是，人贩子在走私人口时通常是强迫移民，他们的目的是控制移民，然后强迫妇女去当妓女，或者把移民关押起来，逼迫他们付钱赎身。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到处抓人，并通过买卖移民获利，或者扣押移民以获取赎金的利比亚人很显然是在拐卖人口。而那些在粗暴地虐待移民之后又把他们送上船的人才可以被称为蛇头。

蛇头之间的差别也非常大。那些拉着满满一出租车难民在巴尔干半岛各国之间来回穿梭的人，与那些在利比亚海岸的集中营里强奸妇女的人完全不同。在土耳其海边把自己的同胞送上小船的叙利亚人给乘客们带来的风险，比那些在的黎波里海边把年少的塞内加尔移民塞进船舱的利比亚人带来的风险要小得多。

我曾在5个国家采访过十几个蛇头。有一些蛇头很风趣，我喜欢跟他们中的几个人打打拳击。其中一个蛇头尤为可爱，我将在本书的后面章节提到他。不过，我对他们大部分人的印象都不是很好，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不值得信赖：他们要么不能按时赴约，要么就是公然撒谎。与其他信息源接触不同的一点是，你得说服蛇头们，让他们相信这样的采访对他们有利。在埃及和土耳其，我告诉蛇头们我有兴趣在船上买一个名额，前提是我要知道他们是如何运作的。有一位埃及蛇头由于在最近组织的一次航行中出现了事故，觉得接受我的采访也许会给他一个恢复名誉并重新振作的机会。哈吉就认为，我们的谈话能够给柏柏尔人面临的困境带来一丝曙光，从西方国家那里得到更多的经济援助。与蛇头们打交道就是这样，一切都得在金钱、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我跟哈吉在一起的时候，除了谈话，并不能给予他更多的东西，这让我稍微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

但总的来说，大部分蛇头在见我时他们的心情都很矛盾。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通过海路或陆路运送难民而发了财，不过大部分人都表示对自己所从事的行当感到惭愧。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几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如祖瓦拉和阿加德兹这些蛇头居住的地方，要么其地方经济早已崩溃，要么无法提供正式工作。有些蛇头跟那些难民一样，本身也是难民，如果他们不干这一行，那么登上甲板被运走的可能就会是他们自己。

简单来说，利比亚蛇头用的船有三种。最大的船是铁壳船，数量最少。这种船每次大约可以运送1000人。这种船非常罕见，意大利海岸警卫队的人一年也只能见到一两回。第二种是木制单桅渔船，这种船承担了约1/3的偷渡任务，每次可装载300—700人。第三种是小型汽艇，大家都称之为星座船。从利比亚海边出发的船只中，约2/3是这种船。但由于这种船只能装100—150人，因此坐这种船抵达意大利的移民数量还不到总数的一半。本来星座船设计的运载人数是20—30人，而不是5倍于其载重量的乘客。星座船当初的设计是用于短途航行，而不是跨海偷渡。我看到的那些船做工都非常粗糙，船上通常只有一个气囊，这意味着一旦船上有漏水的地方，整条船都会因为漏水而下沉。明白了这种设计上的缺陷后，蛇头们常在船体下面绑上木板，以增加船身的浮力。

蛇头们都不愿意承认星座船潜在的危险性。有人说用这种船来进行偷渡非常危险，但哈吉说星座船是他最中意的船，他认为这种船比小木船要安全一些。平心而论，这两种船的差别也许并没有那么大，它们都像是漂浮在海上的棺材。不过，与这两种船相比，橡皮艇更容易下水，而且你在岸上就可以登船。第一批橡皮艇是从卡扎菲的仓库里抢来的，但现在你可以轻易买到（不过没人会告诉你，它们是从哪里买来的）。相反，木船则需要从当地渔民手里购买，过程更麻烦一些。

星座船的售价基本稳定，约需1.1万利比亚第纳尔。木船则变得越来越贵。几年前，渔民可以从政府那里申请特殊贷款，补贴购船所需的费用。那时候在黑市上，一艘长约17米的小木船约需要8万利比亚第纳尔。现在贷款已经不复存在，并且由于人口走私行业的持续兴旺，木船变得越来越少，因此渔民们便开始坐地起价，索要更高的价钱。结果是，哈吉需要支付相当于以前两倍的费用才能买到船。他告诉我，船是永远不够的，然而，以前的供货商手里的船越来越少了，他不得不从那些之前不愿参与进来的渔民手里购买。要想买到他们的船，你需要给出更有诱惑力的价格才行。“现在需要16万第纳尔，而不是以前的8万第纳尔了。”哈吉估算了一下说，“不过如果我要用船，什么样的价格我都能接受。”

哈吉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向移民要的价格也是高得离谱。我让哈吉和艾哈迈德粗略估算一下他们的收入情况，他俩都不愿意回答。不过，即使他俩不说，我也可以大致推算出其总收入。保守估算，一艘星座船能装100人，每人支付1000美元的话，总数就是10万美元。去掉购船费、燃油费和移民在仓库里生活两个星期的生活费，仍能剩下8万美元，折合5.2万英镑。即便拿出其中的一半用来贿赂当地的民兵组织，他们至少还可以分摊剩下的2.6万英镑，而这只是他们一周的收入。如果用木船的话，收入还要更多一些。去掉购船费、燃油费和其他的费用外，一艘装载400名移民的拖网渔船至少可以净赚18万英镑。

如何将木船驶出港口是个精细活儿，蛇头们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虽然人口走私活动猖獗，但蛇头们仍然尽量做到不惹人注意。有些蛇头会让原来的船主报警，说自己的船不见了。实际上那艘船就停泊在港口，一眼就能看见。随后他们便把船上的名字洗掉，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最后他们还要支付给执勤的海岸警卫队队员2000利比亚第纳尔，让他们在船出海的时候视而不见。

哈吉声称，要想让警卫队员们网开一面，他需要支付2.5万利比亚第纳尔，不过他没有解释个中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在另一个港口出海，也许这笔钱还包括支付给当地一个民兵组织的那一部分。或者也许是因为他走私的方式更为极端：他用不着费劲让渔民去报警渔船失踪，他的团队只是简单地向海岸警卫队申请出海“捕鱼”三天，却不用按期回来。

夜幕降临之后，他们会在深海的某个安全的地方抛锚。趁着夜色，移民从他们暂居的住处鱼贯而出，来到等待在海边的那些渔船前。在祖瓦拉，移民可能住在仓库里，也可能住在海边的小房子里，或者住在尚未建成的别墅里。它们的共同点是在海边或离海边很近。随后移民登上橡皮艇，经过短途航行，登上等候在深海中的渔船。有时蛇头需要往返几趟才能把移民运完。等到所有人都登上了船，每个人还会领到一部卫星电话、一个定位跟踪器、一件救生衣（每件15利比亚第纳尔）以及一些食物和水。然后每个人都被安排一个位置坐下，并被告知整个航程都不得乱动。哈吉声称，他船上装载的人数一直保持在渔船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过，由于船上的人依然很多，哈吉也承认他们在船上坐的姿势非常重要。“我们直接跟他们讲在船上不要总是乱动。”哈吉说，“如果两三个人开始动，那么其他人也会跟着一起动。这样很容易引起混乱，最终导致翻船。”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在到达国际海域之前不要翻船。一旦离开利比亚的管辖区域，船上的乘客们便会用卫星电话大声呼救。等待救援的远不止这些人：那些有几千个移民等在仓库里的蛇头也想趁机放出几条船。这种情况每周大约发生一两次。出于难得的仁慈之心，蛇头们会选择在一周当中天气最好的那天急匆匆地把这些船给放出去。他们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是希望稍微降低一下发生沉船事故的概率，也是因为一排小船比单独的一艘大船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

蛇头本人一般都不跟船出海。充气橡皮艇通常由蛇头指定一名能够稳住船柄的移民来驾驶。如果移民乘坐的是木船，有时会从移民中找一个略微懂点儿航海知识的人来驾船。不过通常情况下，担任船员的都是处于人口走私网络最底层的成员：那些来自埃及、突尼斯或利比亚，希望免费前往欧洲的渔民。抵达意大利后，这些渔民就会被抓起来（在一大群撒哈拉以南非洲人中间，这些阿拉伯人很容易被区分出来），意大利政府把起诉他们看成一个重大成果，进而大肆吹嘘。实际上，这些人不过是人口走私贸易中的小喽啰，他们被派到海上只有一个原因：牺牲了他们也无所谓。夏末，我在一艘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救援船上待了一个星期。救援船上有两个利比亚水手，他们登上了一艘厄立特里亚人的船，然后被无国界医生组织救了下来。他们似乎对整个航程一无所知，在我看来他们好像不是在撒谎。当我告诉他们这艘船需要多久才能到达意大利时，其中一人倒吸了一口冷气：“两天？在利比亚他们告诉我只要几个小时就到了。”

整个2015年的夏天，欧洲政府官员不断提到要“粉碎”这些人口走私活动。从4月份他们刚提出这一论调时的措辞和语气来看，他们最初认为通过海军进行直接打击就可实现这一目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提议在这些渔船出发之前就炸毁它们。正如我那天晚上看到的，像哈吉这样的蛇头对这个观点嗤之以鼻，后来的事实证明哈吉他们是正确的。夏天一天天过去，欧盟内部关于采取军事行动的叫嚣越来越强烈，但实际上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得知这一行动已经从第一阶段进行到了第二阶段，即从计划阶段转到了观察阶段，但整个事情显得有点儿滑稽。2015年6月，欧盟高调地在西西里成立了情报搜集中心，欧盟边防局、欧盟边境管理局、欧洲警政署和欧盟执法队等都参与其中。包括卡梅伦在内的一批政策制定者都将此举看作解决难民问题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通过这个情报搜集中心，情报机关可以从最近抵达欧洲的移民那里获得核心信息，进而制订出可行的计划，“打击”那些运送移民的人。

这个令人可笑的计划似乎可以概括欧洲应对难民危机的整套方案。欧洲政界企图利用其在西西里的有利位置，从移民（而不是蛇头本人）那里全面地（实际没有多大效率）搜集相关情报，希望把利比亚人口走私网络彻底地清理掉。几个星期后，当我前去调研时，发现那里的情况变得更为滑稽。那个曾被大肆吹嘘的所谓的情报搜集中心，孤零零地坐落在一座废弃停车场的一角，4名工作人员坐在一间临时办公室里。在停车场的另一边，西西里本地的蛇头们正在看护着自己的“猎物”，准备把他们向北输送到欧洲。再没有比这种共存现象更具讽刺意味的事了。

利比亚人口走私活动的高峰季节8月来了，又过去了，难民危机的严峻考验向东转移到了希腊沿海。然而，欧盟依然没有在利比亚沿海展开军事行动，一是因为还没有获得利比亚的同意，二是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利比亚两个敌对政权都视欧盟可能进行的海军军事行动为入侵行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几个理事国拒绝向欧盟下达进攻指令。最终，在10月份，即这一设想提出来的6个月之后，利比亚的人口走私旺季过去了，国际社会认可的利比亚政权的态度也缓和了下来。联合国最终下达了进攻指令，但他们把行动限制在国际海域之内。

这种做法使得行动毫无效率。正如几个月前我从哈吉那里获悉的情况一样，大部分船只——充气橡皮艇——由难民自己驾驶着进入国际海域，船上一个蛇头也没有。木船上确实有走私人员跟着，但那些人都属于底层人员，与集团核心人物接触很少，更不了解头目们的行踪。不管是乘坐哪种船只，这些人最终都被欧洲救援人员给拦截下来，船上的所有走私人员在抵达意大利之后也被抓了起来。

联合国这项决议在另一件事上帮了大忙。海岸警卫队截获蛇头们的木制渔船后，船上的难民获准登陆，而渔船则被抛弃，在海面上漂荡。即便这些渔船遭到破坏，其破损程度也不至于让它们沉入海底。因此，蛇头们经常组织人员去国际海域寻找被丢弃的渔船，然后把它们拖回利比亚海岸，修护之后继续使用。祖瓦拉码头上那一排排等着维修的拖网渔船就是最好的证明。哈吉说，他曾用同一艘渔船运送了4批移民。实际上，第一个提出结束这种循环使用办法的也是哈吉。等到船上的难民转移完毕后，哈吉就派人把渔船毁掉，因为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会扰乱人口走私行业的模式。6个月后，联合国最终授权欧盟派出海军去做哈吉想做的事，但他们搜寻渔船的行动仅限于国际海域。

即便这一行动最终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也只是迫使蛇头们更加依赖充气橡皮艇而已。一旦蛇头们发现他们无法安全地取回木制渔船，他们自然而然地会用橡皮艇取而代之。橡皮艇相对来说更便宜，丢掉了也不会太心疼。果然，此次行动从10月开始，三个星期后，副总指挥就承认行动完全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他们连一艘渔船、一个蛇头也没有抓到。行动开始前，我就跟一位外交官预测了此次行动的结果，跟现实情况基本一致。但他很乐观地说，“这没什么，我们迟早会被授权进入利比亚领海”。

从个人角度来看，我觉得他说的这种办法也不会奏效。要想知道其中原因，你得回到祖瓦拉的港口，看看那一长排等待迎风起航的蓝色渔船。如果欧盟企图通过军事行动来结束利比亚的人口走私贸易，他们就必须摧毁这些船只，一个也不能留，因为你根本无从知晓哪一条船是蛇头使用的，哪一条船是渔民们使用的。即便蛇头购买了某条渔船，在交接的时候，除了少数几个知情人之外，其他人根本无从知晓。昨天还出海打鱼的渔船，今天可能就成了走私船。然而，从码头上看过去，停放在那里的走私船和渔船没什么区别。

欧洲情报机构如果通过卫星和雷达来观察利比亚港口进出的渔船，根本无法识别哪一艘渔船出于非法目的而出海。没错，走私船一般都在黄昏时分离开港口，渔民很少在这个时候出海捕鱼。另一个可能让他们露出马脚的迹象是，这些渔船在离海边几英里的深水区抛锚，等待乘坐充气橡皮艇运送移民们上船。但这种情况下，只有看到乘客们开始登船，你才能确定这是一艘走私船。不过在你发现有人登船后，再想派海军前来干涉为时已晚。

进一步讲，在明显可以有更好的办法来控制人口走私贸易的情况下，讨论海军该采取何种行动也许是最糟糕的选择。难民传达出来的信息很明确：给我们找一条更安全的路线。如果你正在逃离本国的独裁统治、国内的饥荒，并且本来以为相对安全的地方——比如利比亚——却依然充满冲突和剥削，那么此时唯一能给你提供安全保障的就只有那些蛇头了。“涉险渡海并不是我们的本意，”一位被关在哈吉家东边50英里处一所羁留营中的厄立特里亚护士对我说，“但是，如果政府帮不了我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不来帮助我们，没人来帮我们，那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去找蛇头。”

让利比亚恢复稳定也非常重要。利比亚内战不但使得地方执法机构自身难保、难以为继，而且一些问题本身就是这些机构制造出来的。一些水警抱怨说，截至2015年4月，他们已经连续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因此，为了吃饱饭，执法者监守自盗也就不足为奇。只有重新统一利比亚，才能使其行政机构恢复正常运转。一些欧盟官员认为，当地50%的经济收入来自人口走私贸易，如果利比亚实现统一，需要一项合适的生意来替代人口走私贸易。不然的话，为了生计，利比亚人还会继续这项贸易。

道德准则总有机会占据上风。8月下旬，祖瓦拉发生了一起海上事故，几十具尸体被冲上了海滩，此事引发了全城人的激烈反应，国际媒体也进行了负面报道。当地的一个民兵组织觉得祖瓦拉遭受的羞辱已经够多了，便下令让蛇头们金盆洗手。大部分蛇头都服从了命令，一个中间人告诉我，连哈吉这种身份的人物也都退出了人口走私贸易。（由于哈吉不愿意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因此我无法确认此事是否属实。）几个外国记者来到这个城市，采访了该地民兵组织的几名成员，然后就发表了几篇报道，声称祖瓦拉现在已经没人从事人口走私了。

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这一点很难预料。在2012年，包括哈吉在内的蛇头们认为他们这个行当只能持续几个月。按照哈吉的说法，他们当时都在观望，看欧盟是否会支持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尤其是祖瓦拉。在他看来，欧盟并没有这么做，所以蛇头们便重操旧业。哈吉说：“因为欧盟支持我们反对暴君，我们本想报答欧盟给我们的恩惠。但我们发现欧盟只不过是顺便带我们玩了一圈而已，于是我们便重新干起了老本行。”

近期暂停的祖瓦拉人口走私贸易很可能会跟以前一样死灰复燃。等到当地财政枯竭，居民意识到他们虽然配合欧盟的行动，但神话般的欧盟实际上无以为报时，反对人口走私的呼声就会再次销声匿迹。“如果你不能保护我，我也不会去保护你了。”4月份，哈吉曾如此警告欧盟，“我是保卫你们外城大门的‘卫兵’。如果你们对我视而不见，那么我就随便放人进去。”

哈吉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争议性，因为他并非欧洲唯一的“门卫”，利比亚也不是欧洲唯一的大门。在向东500英里的埃及，你会发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口走私形式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因不同的原因发展起来，呈现着勃勃生机。我第一次遇到从事这项贸易的主要人物，是在2014年8月某天的深夜，大约是晚上10点30分左右。当时适逢周末，我正跟我的翻译马努在开罗某个角落里的一间小酒吧里喝酒。突然，我俩不知是谁的手机响了起来，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打来电话的是一个名叫尼扎尔·阿拉·巴巴的人，他是埃及一个主要人口走私网络的二把手。他问我们能否到十月六日城[10]（距离我们喝酒的地方约一小时车程）去见见他和他的老板。我们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过去，他回答说：现在。

事情出现如此进展，令人始料未及。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寻找尼扎尔和他的叔叔兼老板阿布·哈马达的行踪。9月份，一艘埃及船只在地中海沉没，300多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淹死了。幸存者说他们的船是被另一艘走私船给撞沉的。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付过钱了，但在准备登船的时候被抓了起来，他们声称是蛇头把他们交给了警察。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见到了哈希姆。哈希姆也是在海滩上被抓捕的，等到他和家人被释放后，埃及当地的一个保护被扣押难民权益的非政府组织介绍我跟他认识。采访过程中，哈希姆和其他幸免于难的人不断提到组织这次航行的蛇头，即一个化名阿布·哈马达的人。他的真名叫福阿德·阿拉·贾马尔，但大家都喜欢喊他的化名，这个昵称的意思是“哈马达的爸爸”。很显然，要想弄清事情的真相，我必须见见这个“哈马达的爸爸”。

尽管我几乎每天都给他们打电话，但哈马达和尼扎尔都不是很热情。尼扎尔在电话里回答了几个问题，但他俩都不愿意接受当面采访。只有一次，尼扎尔同意在埃及重要港口城市亚历山大港的海边与我们见面。我们雇了一辆车，驱车三个小时，提前半小时来到双方事先约定好的地点，即位于古代埃及皇宫旁边的一家饭店。然而，尼扎尔和哈马达都没有赴约。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了他们的音讯，直到刚才的这通电话。

因此，当我们在午夜时分到达十月六日城时，心里还是有点儿不太高兴。需要提一下的是，埃及人喜欢用日期给某些地方命名。1973年埃及军队反攻以色列之后，全国各地有很多城镇和街道都用“赎罪日战争”爆发日期[11]来命名。刚开始他们提出在这个地方见面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奇怪。虽然十月六日城是叙利亚难民的聚集中心，但尼扎尔和哈马达的走私业务主要集中在亚历山大港。由于他俩和其他蛇头一样经常不守信用，我们已经习惯了被人放鸽子，因此感觉他们也许不大可能会来这里。我们来到了约定地点——一家跟其他店铺外观差不多的咖啡店。这家咖啡店位于一条光线昏暗的大街上，街道两边是两排米黄色的公寓楼。这个咖啡店有一个特别醒目之处：店铺前有一座小花园，四周围着一道树篱。在严重缺水的埃及，这种景象极为罕见。在树篱中间，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更为罕见之人：一个按时赴约的蛇头，他就是尼扎尔·阿拉·巴巴。

尼扎尔像老朋友一样跟我们打招呼，好像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一直回避我们的不是他似的。他说话很直爽，也很健谈，我们坐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交谈，一直聊到凌晨1点。我们谈到了上个月发生的那次海难（他说那事跟他们没关系），还谈到了他和哈马达是否是在利用别人的不幸遭遇获利（他认为这完全不符合实际）。这之前哈马达没有露面，或者说，是我个人认为他没有露面。当话题转到哈马达的人品问题的时候，坐在我们身后桌前的一个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此人文质彬彬，身材瘦长，年龄较大，留着山羊胡，一直坐在我们身后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喝茶。“挣钱有什么不对吗？”此人突然开口说，“如果我在帮助自己同胞的同时还能挣到钱，这有什么错吗？我是这一行中人们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他就是阿布·哈马达，他一直在听我们的谈话。

哈马达话语中最特别的地方是称移民为他的“同胞”，这一点将其与利比亚的哈吉和尼日尔的西塞等人区别开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哈马达并非从事人口走私贸易的埃及本土人士。跟他运送出去的很多移民一样，他是叙利亚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叙利亚籍巴勒斯坦人。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他在巴勒斯坦的祖辈逃到了叙利亚。哈马达在离大马士革不远的雅尔穆克长大。这个地方后来遭到严重破坏，这足以证明叙利亚内战造成的后果有多严重。长大成人以后，哈马达在一家发电站任工程师，他的侄子尼扎尔也在那里上班。现如今，在他的祖辈逃离家园数十年后，62岁的哈马达再次成了难民。从2013年起，他逐渐做起了人口走私的行当，帮助叙利亚人从埃及逃到意大利。

像东非的移民一样，数十年来，埃及人一直从亚历山大港起航前往欧洲。位于开罗南部某省的一个村子里，15%的居民现在已经迁到了意大利的都灵。从2013年开始，在埃及政府突然宣布不再欢迎叙利亚人之后，叙利亚难民成了从埃及海边迁移的最大群体之一。哈马达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进入人口走私贸易领域。

“刚开始我只帮自己的朋友，”夜越来越深了，哈马达继续说，“我把几个朋友带到了船主那里。后来我的名声越来越大，因为大家都信任我，我帮过的人也从最初的几个发展到后来的几千个。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开始赢利了。”

哈马达的故事可以与哈吉相媲美。哈吉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向其所在的地区增加更多的投资，更加大力地支持地方行政机构，将有助于减少人口走私。哈马达的事例向我们说明，即便哈吉所说的这些都能够实现，这些策略也有其局限性。哈马达从事人口走私这一行，并不是因为他急需赚钱，也不是因为埃及这个国家已经崩溃。作为一个误打误撞进入人口走私行当的蛇头，他之所以从事这个行当，是因为在2014年当叙利亚人意识到埃及不可能给予他们需要的长期保护时，迁移人数突然大幅增加。如果能够给这些人提供相应的正当工作，那么对化解难民危机或许会有帮助。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哪里有人口走私需求，哪里就会有蛇头。

埃及的人口走私贸易规模比利比亚的要小很多。没人能搞清楚从埃及动身前往意大利的难民的确切人数。但我们从意大利海岸警卫队那里了解到，在2014年，62条从埃及出发的难民船抵达了意大利。每条船上大约可以装载300—500人，这说明埃及蛇头在2014年大约输送了2万—3万名难民，这些难民约占当年抵达意大利难民总数的15%。当然，根据哈马达和尼扎尔的估算，这些难民中大约一半是他们这伙人给送过去的。

这种事儿一个人不可能干得了。像哈马达这样的外籍经纪人，某些环节需要埃及本地的同事来处理，特别是出海之后。不过哈马达仍然是整个走私网络的核心人物，所有的资金都要经过他的手流转。没有他，他的客户不可能到达意大利。

整个人口走私过程在远离大海的地方就已经开始了。先是移民本人在当地的社区里跟哈马达雇用的叙利亚籍经纪人取得联系，谈好价钱。“经纪人很好找，哪个人都认识一两个蛇头。”一位于2014年来到欧洲的叙利亚难民如此说道，“实际上，你根本不需要去找他们，因为他们会来找你。”

哈马达声称，他索要的固定价格是每人1900美元，而事实上这个价格是有所浮动的。有的人需要支付3500美元，而有的则给他1500美元就行了。给的钱越多，就可以越早地登船。这些钱最终会流入哈马达掌控的一项“中央基金”，哈马达用这些钱支付购船费、工人工资、运输费以及其他杂费。移民通常先把钱支付给双方都认可的第三方保管，等到安全抵达意大利后给他们发来通知，第三方才会把钱转给哈马达。“如果船沉了，”尼扎尔说，“我们一分钱也得不到。”

运送移民的方式每月都会有所变化。我最初开始研究他们的整个人口走私程序时，发现移民们必须先来到埃及的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港，这里也是埃及沿海人口走私网络的大本营。哈马达事先告知他的客户们在亚历山大港集合的时间和地点，等他们到了之后，就会被快速转移到这个城市郊外那些阴暗破旧的公寓里。哈马达在这里租下了数十栋这样的公寓，整个夏天都用来供他的客户们居住，直到他们最终登船离开。到了晚上，数辆大巴来到这里。移民们挤上车，然后驱车数小时来到位于地中海边的某个地方。如果一切能按照计划进行——一般情况下都不顺利——这些人会登上停靠在海滩上的小艇，由这些小艇载着他们到另一艘大一点儿的船上去。如果幸运的话，这艘大船会在10天后到达意大利。不过很少有人能在第一次就登上船，天气、警察和海岸警卫队等因素都可能会迫使这些大巴中途返回亚历山大港，等待另一次机会。一位叙利亚受访者说她尝试了30次才最终成功登船，每一次失败后都被带回亚历山大港。

安排大巴的一般都是埃及人。根据对象的不同，车上的人会喊他们“玛拿西克”或者“达利尔”。移民们上车之后，基本上就不归哈马达和尼扎尔管了。他俩都说因为自己是外国人，因此不常跟埃及政府部门打交道。不过他俩又说，要想把好几辆大巴的非法移民运到海边，更不用说是国际海域了，必须得在政府里面有点儿关系才行。这个时候就需要“玛拿西克”介入了。哈马达按照人头，每个移民付给“玛拿西克”约220美元，“玛拿西克”则负责把移民从所住的公寓护送到离海岸数英里的大型走私船上，并负责摆平任何可能找麻烦的政府官员。“我们没法自己运送移民，”尼扎尔说，“因此我们必须找埃及人作为中间人。他们会根据与政府部门协商的结果，把移民带到指定海滩。”

如果你问他们的话，大部分埃及中间人和船主都会矢口否认自己与警察或海岸警卫队有任何关系。埃及内政部自然也不会承认这种情况的存在。在一次措辞激烈的电话采访中，内政部的发言人声称，如果蛇头们说人口走私过程中政府部门存在腐败行为，那他们肯定是在撒谎。尼扎尔承认，至少在他的人口走私网络中，“玛拿西克”的任务就是去搞定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摆平政府部门。”尼扎尔说，蛇头们要想获准从某个地点出海，每次需要给事先串通好的官员们10万埃及镑。警察则与蛇头们提前说好，等大部分移民成功离开海滩后再赶到现场。这时他们会把还没有来得及离开的移民抓起来，在警局里关押几天，以便制造出埃及政府在制止人口走私贸易的行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假象。“通常情况下，如果我要偷渡300名移民，”尼扎尔说，“当局会抓捕50人，放走剩下的250人。目的是为了让意大利人看到他们也不是什么事都没做。”

那些没有被抓的移民则乘坐小艇登上停在离海边数英里的铁壳船。这船归哈马达所有，每出海一次，他都付钱给一些埃及渔民（这些渔民的绰号大多是“鲸鱼”和“大夫”）让他们去找船。由于哈马达和尼扎尔是叙利亚人，买来的船不能转到他俩的名下，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条船仍属于原来的船主。哈马达连这条船的面都没见过，他也不负责挑选水手（一般都由失业的渔民来担任），更不管何时从哪里起航之类的事。在与“玛拿西克”商谈过后，由原来的船主决定具体的出发地点。“叙利亚人只要付钱买船就行了，剩下的事都由我来办。”一位与叙利亚人口走私团伙打交道的埃及船老板如此说，“我负责找船长，负责找船，船只登记资料上写的也是我的名字。”

这意味着依靠压榨移民为生的哈马达有时也要遭受别人的盘剥。这位船主可以跟哈马达讲他买了一艘崭新的渔船，而实际上却用一条又破又旧的木船来载客。有时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好船落到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手里，还会强迫移民中途换船。据说就是这样一次换船行为导致了那起300多人死亡的沉船事故。也正是因为这起海难，促使我在第一时间去寻找哈马达。哈马达说他不负责海上的事，但在那些从来没听说过“鲸鱼”或者“大夫”的难民家属眼里，该谴责的就应该是哈马达。也正是因为这种尖锐的批评，才促使他最终愿意接受这次深夜访谈：他觉得在西方媒体露一下面，有助于澄清他与此事的关系。然而这并没有多大用处，他早已声名狼藉。第二年春天，人口走私旺季开始后，有传言说哈马达已经金盆洗手了。在他销声匿迹的同时，另一位绰号乌姆·胡萨姆（意为“胡萨姆的妈妈”）的叙利亚蛇头登上了这个舞台。奇妙的是，她的得力干将正是我面前的这位尼扎尔·阿拉·巴巴。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聊到很晚，过了凌晨2点后，哈马达哀叹一声，说道：“为什么大家都来攻击我？他们应该谴责那些船主才对。如果你觉得他们之间进行的是一场灵魂交易，那也没错。”

这些埃及船主中，一个绰号为“阿布·阿拉”（意为“阿拉的爸爸”）的人干得最出色。要想联系上阿布·阿拉非常容易，他在脸谱网上有自己的网页，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挂在上面。只要你有耐心等到晚上11点后，阿布·阿拉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接你的电话。他似乎是在自己亲自驾船出航的同时也给其他经纪人采购船只，因此他要保证任何人随时都能打通他的电话。有一段时间，我和马努常给他打电话。为了让他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通过半正式的方式跟他接触。多次通话之后，我们和他慢慢熟了起来。他称我为小“罗伯特·费斯克”[12]，在中东地区，这个名字仍然是对人的一种尊称。他还跟我讲，他曾经看过我写的一些文章，其中包括采访哈马达的那篇报道，让他的内心触动很大。在阿布·阿拉眼里，他本人比哈马达更值得在媒体上大书特书。于是我顺着他的话问道：“我们为什么不能见见面呢？”他回答说：“因为我不能让你知道我的真实面目。”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见面。但通过他的脸谱网，我对他的情况有了一定的掌握。因为他脸谱网上的内容有助于让我们了解一个走私人口的蛇头如何推销自己，在此特引用其中的某些内容。在脸谱网上开网页的蛇头并不多。由于利比亚的3G网络费用昂贵，因此在社交媒体上推销自己的走私生意还没有流行起来。然而，在埃及和土耳其，几十个蛇头已经在脸谱网上建立了很多用来招揽生意的群。曾几何时，只有通过可靠的第三方才能联系上这些人。而现在，为了吸引顾客，他们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索要的价格和计划安排都公布出来。一些人网页上的文字简直就像是旅游公司的宣传广告。一位蛇头的脸谱网页面上挂着一幅豪华远航轮船照片，下面写着：“一艘大型快艇将在下周前往意大利。双层船舱，带空调，整装待发。特别适合全家出行。”

阿布·阿拉将自己的人口走私团伙命名为“欧洲之路”，还在页面上配了一幅摩西将红海分开的图片。可能觉得这么做还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阿布·阿拉还上传了其他一些图片来吸引顾客。最主要的那几张照片中，有一张拍的是他的一艘船，船体上印上了几个大字：非常非常安全。那艘船看起来十分破旧，船身锈迹斑斑，但这正是阿布·阿拉引以为傲之处。“你别看它看起来破，但乘坐它来渡海再合适不过了。”他接着说，“它就像一套你可以穿着参加婚礼的西装。它的每一个部位都是钢铁做成的。”然而，一些想坐船的人并不相信他的鬼话。脸谱网上一位名叫阿扎的妇女这样写道：“我的兄弟啊，为啥还有人会坐这样的船渡海？”

阿布·阿拉并不在乎她的话，他只热衷于自己的目标。他在网页上挂了一幅豪华游艇的照片，试图告诉人们，看起来漂亮的船并不代表坐起来一定会舒服。他在这幅照片下面写道：“它看起来确实漂亮，也很豪华壮观。但不幸的是，它跑远途并不安全……它经受不起海浪的冲击。所以说，外表并不重要啊！我的兄弟，实用才是关键。”

为了进一步提高其可信度，阿布·阿拉的网页上还时不时地跳出几句赞美上帝的话。在一处地方，他这样写道：“我依赖上帝……上帝是我们的救助者。”除了写上自己对船只的个人评价，他还把不同式样的船的图片及其船票价格等挂到网上去。他还发布天气信息，以及成功抵达意大利的航行次数等。他还揶揄道：“那些没有坐我船的傻瓜真的是太不幸了。”还有一些实用性的建议。有的建议讲的是在船上该如何去做：不要把饮用水用作其他用途，不要把妇女儿童长时间置于阳光之下。有的建议讲的是收容程序：不管难民是来自叙利亚、索马里、伊拉克，还是来自厄立特里亚，意大利和欧盟其他各国都不会把他们驱逐出境。你甚至还可以要求到梵蒂冈去拜见教皇。

阿布·阿拉的脸谱网并不仅仅用来做广告宣传。一旦船只起航，他便在网页上实时更新他们的行程，那些忧心忡忡的家属便从网页上不断浏览他们家人的最新信息。2015年4月，阿布·阿拉甚至好像记下了哈希姆乘坐的那艘船的出航情况。这暗示他就是最终送哈希姆去意大利的那个蛇头。在哈希姆乘船去欧洲的那天，阿布·阿拉在脸谱网上写道：“一艘船正在前往意大利的途中。现在它已经离开了埃及海域，船上所有人员状态良好。”

两天后，阿布·阿拉说这艘船已经完成了整个900英里航程的1/3。“此时的地中海气候宜人，”他写道，“除了在班加西和米苏拉塔中心一带的海域之外，其他地方风平浪静。”他没有告诉大家，因某些未知原因，这艘船已经掉头行驶。然而，流言还是逐渐传播开来，其他人的脸谱网页面都声称阿布·阿拉的船遇到了麻烦，船上的海员们已经弃船而去。船上移民的家属涌入阿布·阿拉的脸谱网页面，试图获得确凿信息。阿布·阿拉愤怒地予以回应，还上传了其与船上人员最近的短信聊天记录，猛烈地抨击四处传播的流言。但几乎没人相信他的话。一个人这样写道：“阿布·阿拉，他们说船上的发动机不转了。你是在耍我们，得有人出来告诉我们真相。”随后另一个人问了一句不吉利的话：“请告诉我们，听说有很多船都沉了，这是不是真的？”

看到这里，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哈希姆。

[10]十月六日城，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西南方向约30公里。——编者注

[11]1967年，以色列通过“六日战争”击垮了与之为敌的埃及等国。1973年10月6日，埃及军队展开反攻，史称“赎罪日战争”，最终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打成平局告终。——译者注

[12]罗伯特·费斯克，英国《独立报》驻中东特派员，长期驻守贝鲁特，是唯一一位两次采访过本·拉登的西方记者。——译者注

第四章 紧急求救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总部的指挥现场（帕特里克·金斯利摄）

从埃及启程前往意大利

2015年4月20日，星期一，中午12点

地中海中部海域，目光所及之处看不到海岸，也见不到其他任何船只。船上的一个人拿起卫星电话放到耳朵上，开始打电话。这大约是他能听到的唯一的声音。这艘船的引擎已经不转了。甲板上其他数百人乱糟糟地围在打电话那个人的四周，焦急地看着他在那里打电话。哈希姆也在人群当中。

铃声停止了。一位妇女、住在西西里的艺术家接听了他的电话，那个叙利亚人不假思索地对着电话说道：“我们现在位于地中海中部海域，大约有600人，其中包括200名妇女、100个孩子。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喝水了。”

那位艺术家一直很平静。她叫纳瓦勒·苏菲，是一位出生于摩洛哥的意大利人，她现在已经成了那些准备乘船去意大利的叙利亚人的联络员，每周都会接到好几通这样的电话。那些难民船一旦进入意大利领海，船上的乘客们就会给苏菲打电话，苏菲就会把他们的情况电话告知意大利海岸警卫队。

那个叙利亚人接着说道：“带我们来的船长丢下我们自己跑了。”

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一旦船只获救，船上的船员可以免于惩罚。不过现在可不是卖关子的好时候，就在这群难民离开埃及当天，有400名移民在意大利南部海域遇难。4月19日，又有800人丧生，这成为近年来地中海最大的一场海难。下一艘沉没的很可能就是这艘船。

“看在上帝的分上，”那个叙利亚人说道，“船上还有妇女和孩子。我们不知道该怎样保护他们才好。”

苏菲开始接过话，说道：“现在你要仔细地听我说。”苏菲告诉打电话的叙利亚人，不要跟她讲船员们让他告诉苏菲的坐标，那些坐标经常都是错的。苏菲让他在挂了电话后，进入到手机的设置程序里，把GPS定位的坐标短信发给她。她接到短信后就会打电话给海岸警卫队。

“我要你确认一件事，”她说道，“我希望你能保证船上的每个人都穿上了救生衣。有谁没有救生衣的话，把其他人的救生衣解开，两人套一件。不要觉得海上安全了、不会有什么事，即便这条船获救之后，也随时都可能发生翻船事故。”

对这些拥挤在甲板上的人来说，这是决定他们命运的关键时刻。他们离开埃及是在5天前，但他们的征程早就开始了。其中一些人，比如哈希姆，已经在外漂泊了数年，现在意大利就在他们的眼前，这个电话将决定哈希姆和同船的人所付出的一切是否有意义。

哈希姆刚到埃及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乘船离开。在叙利亚人眼里，埃及是个安全的地方——至少在2013年6月底，也就是他最初来到埃及的时候，这里是安全的。叙利亚人可以轻松地进入公立学校上学，到公立医院看病。埃及政府根本不在乎他们是否拥有护照之类的证明。许多叙利亚人都是非法入境的，但没有哪个政府官员会在乎这些。

但在哈希姆来到这里不久之后，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2013年6月3日，经过一个星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埃及第一位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被军方赶下了台。埃及政府对待叙利亚人的态度也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

所有叙利亚人，没有签证的话一律不准进入埃及。埃及政府开始在各地设立检查站，那些没有证件的叙利亚人（这样的人有很多）都被抓了起来。政府官员及其媒体开始称叙利亚人为恐怖分子，或者是穆尔西的支持者。叙利亚圣战危机愈演愈烈，远在埃及的叙利亚人也受到这一事件的冲击。

电视主持人优素福·埃尔–胡瑟妮警告叙利亚人：“如果你们干预了埃及事务，就会挨30下鞋底的抽打。”另一位名叫塔菲克·欧卡夏的记者则对埃及人说，如果在公众场合看到叙利亚人，就把他们抓起来。刚脱离一场内战的哈希姆一家发现，他们来到的这个国家又处在另一场内战的边缘。

事情从一开始就不顺利。一家人经过48小时的艰苦跋涉，从叙利亚穿过约旦和红海，于6月27日清晨到达埃及。等他们来到埃及的港口城市努韦巴时，哈希姆的口袋里只剩下100美元了。旅途中花了一部分，在检查站为了救那个年轻人又花了一些。他们的行李也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因为上船的时候他们不允许随身携带行李。寻找行李又花了好几个小时。趁着这个时间，哈希姆把剩下的美元换成了当地货币，大约是650埃及镑。等他急匆匆地赶回来后，发现他那几个精疲力竭的儿子已经躺在人行道的石板上睡着了。

哈希姆要去一个名字很奇怪的城市。那个地方叫“斋月十日城”，他根本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的朋友蒙齐尔住在那里，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没有比那里更好的去处了。然而，每当他跟司机讲到自己要去这个地方时，那些司机要么嗤之以鼻，要么开出他付不起的价钱。斋月十日城这个城市好像在开罗东部数十英里之外的地方。

最终有个司机说他可以把他们一家人带到苏伊士，那里的一条运河还是用这个港口城市的名字命名的。苏伊士距离斋月十日城还要大约一小时的车程，但能到那里也比待在努韦巴好点儿。其他的司机向他索要1500埃及镑，而这位司机只要400埃及镑，条件是他还要沿途乘载别的人。他们一家人跟其他一些不认识的人挤在车里，一路颠簸地来到了苏伊士。

在苏伊士，另一位司机把他们带到了斋月十日城的市郊，哈希姆剩下的钱全给他了。然而那个司机却不愿意把他们送进城去，哈希姆生气地说：“上帝会审判你的。”那个司机耸了耸肩，就把哈希姆一家连同他们剩下的那点儿行李丢在了一个车马喧嚣的十字路口，然后开车走了。他们现在已经身无分文，无处安身。

斋月十日城这个名字源自1973年埃及与以色列开战的日子。他们一家人到达这里最初的那几个月没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事。因为没钱交房租，一家人在一个小缝纫厂的库房里住了4个月。这个厂的厂长让他们免费住在这里。不过在白天，一些缝纫女工还要在里面工作。

即便后来他们搬出来了，住的也只是一间没有家具的狭小公寓。他们租不起更好的了。如果有客人来则要坐在地板上喝茶，不过也没有什么人来这里看望他们。

这真是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在斋月十日城，哈雅姆找不到教师的工作，这里也没有什么计算机之类的工作适合哈希姆做。他只好到附近镇上的食品厂里包装蔬菜，后来又到一家巧克力加工厂工作。哈希姆每月能挣100美元。他很怀念以前的工作，想念坐在办公室里用电脑发邮件的那种感觉。偶尔听到一段黎巴嫩著名女歌唱家菲胡斯的歌声时，他就会想起以前在叙利亚每天早上上班的路上，他总是一边开车一边听她的歌。他怀念以前的生活，那些与哈雅姆在一起的幸福时光。那时，每到星期五，他们一家人总会跟朋友们在当地的杏树林中野餐。那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他们一起喝茶、吃饭，一起纵声大笑。随后战争爆发了，他们来到埃及，这里没有杏树林，没法在杏树下面坐下来休息。哈雅姆想念那片杏树林，哈希姆则思念他在叙利亚的家人，思念他的朋友：易卜拉欣、萨默尔、穆罕默德、马赫、马尔迈，等等，他们都与哈希姆失去了联系。这些朋友的电话号码都换了，也许他们都离开了叙利亚，具体情况哈希姆也不清楚。现在唯一还与哈希姆有联系的是他的父母。最初离家的那几个月里，只要一有机会，哈希姆就给父母打电话。每次通话，他们都会泣不成声。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3年初秋他父亲去世。

那段时间，无论从自身还是从政治角度来看，都是一段令人绝望的时期。在哈希姆父亲去世前后的那段时间里，美国和英国正在谋划是否出兵攻打巴沙尔政权。他们商讨过设立禁飞区的问题，这个举措最终没有施行，否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挡巴沙尔政府的轰炸行动。由于对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行动仍心有余悸，西方国家决定不进行直接干预，而是任其自由发展。哈希姆感觉自己被遗弃了。在他看来，世人似乎对巴沙尔政府所做的一切持宽容态度，对破坏他家乡的行为，对落在孩子们身边的那些炸弹都太宽容了。随着战争的进行，他认为正是国际社会那令人绝望的态度才导致了“伊斯兰国”的出现。哈希姆最同情的组织就是叙利亚自由军，类似这样的组织没有得到有效支援，出现了权力真空，所以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才能得逞。即便远在埃及，这个组织也给哈希姆带来了伤害。这个组织出现后，埃及本地的超市老板便开始责骂哈希姆，好像出现这样的恐怖组织都是他的错。他冲哈希姆大喊道：“你会把‘伊斯兰国’的那些家伙带到这里来的，你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人。”政府官员们也不闲着：“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哈雅姆去当地政府办理证明身份的手续时，接待她的那个官员似乎对她这个叙利亚人非常反感，看到她竟然敢站到自己的办公桌旁，他用命令的口气说道：“站到那边去跟我说话。”

有时候这种侮辱还会通过另一种更为凶险的方式出现。一天下班后，哈希姆正在大街上走着，一个人在他身边停下。

“身份证。”那人说道。

“我没有身份证。”哈希姆回答，“我是叙利亚人。”

“我是国家安全局的。”

哈希姆打了一个寒战。很多埃及人都知道，臭名昭著的埃及国家安全局是政府镇压百姓的帮凶，大家都谈虎色变，并对之深恶痛绝。2011年的起义让它收敛了不少，2013年政变后，它又恢复了以前的全部权力，它的攻击目标很多都是那些没有登记在册的叙利亚人。不过哈希姆遇到的这个家伙也有可能是个想浑水摸鱼的平民，于是哈希姆反问道：“你的身份证在哪儿？”

那人没有拿出身份证。这时候一辆车开了过来，车上又下来一个人。两个人拽着他，把他按在驾驶室旁边的玻璃上。从驾驶室下来的那个家伙亮出自己的证件：证件显示他是名警察：赛义德·阿卜杜勒阿提上校。紧接着哈希姆被塞进了后排座位上，随后这辆车便呼啸着消失在黑暗之中。

这时那位上校开始捏造一个荒唐的故事。他说，他的小组正在调查当地的一桩抢劫凶杀案。凶手从受害人身上抢走了很多钱和其他物品。哈希姆会不会是凶手呢？

很显然这些人是想敲诈哈希姆，即便以后哈希姆能把他们告上法庭，他也不过是一个无助的叙利亚人而已。不幸的是，这些人碰上了哈希姆，他身无分文，这一点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坐在车子后排的两个人把哈希姆夹在中间，开始搜他身上的东西。他们一边搜身，汽车一边往前开，一直开到城外的沙漠里。哈希姆越来越绝望。那几个人继续搜他的身。最终他们放弃了，因为只找到了一张10埃及镑面额的纸币。

看到汽车继续在沙丘上行驶，哈希姆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干什么。开枪打他？这时候那辆车猛地停了下来，那位上校冲他吼道：“滚出去。”

哈希姆钻出汽车。他们现在会开枪打死他吗？那几个人没有这么做，直接开车离开了，把他一个人留在黑暗之中。

时间转眼到了2014年夏天，哈希姆时来运转。德国的一位朋友愿意出钱资助他们一家人坐船前往欧洲，他们一家五口人需要支付大约7000英镑。之前他们曾憧憬借着联合国重新安置计划的机会，到美国安家。但他们没有接到联合国难民署的任何音讯，甚至没人来看望他们一下，所以他们对去美国这件事儿也不抱什么希望了。此去欧洲道路凶险，他们一家也不是很情愿接受这一点，但这似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如果不能去美国，那么瑞典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2013年年底，瑞典政府公开承诺给予任何一位在瑞典申请庇护的叙利亚人永久居住权。不过，首先你得到达瑞典才行。

他们电话联系上了一个蛇头。在叙利亚人的圈子里，很容易找到蛇头的电话号码，哈希姆与哈马达的助理取得了联系，然后达成协议。8月20日，在蛇头的安排下，哈希姆一家来到了埃及在地中海沿岸的主要港口城市亚历山大港。

亚力克斯（亚历山大港的绰号）是一座衰落的古城，古老的港口周围到处是废墟和别墅。较为贫困的市民大都生活在高楼耸立的郊区：那里到处是高楼，美其名曰“迈阿密”或者“棕榈滩”，但实际情况跟它们的名字一点儿也不相符。哈希姆和哈雅姆带着三个儿子奥萨马、穆罕默德和米拉德来到了“迈阿密”。哈马达的手下把他们与其他数百人一起塞进了一栋阴暗的公寓里。

然后他们就在这里等待着。这里如同监狱般痛苦难熬，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骗了，怀疑是不是真的能在这里等到可以去往欧洲的船只。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四天，最终到了第五天，蛇头们又回到了这里，开始做一些送他们上船的准备工作。黄昏时分，数百人坐上了四五辆遮着帘子的汽车，然后向西出发，去往指定的起航地点。戴着面罩的蛇头有的在前面开车，有的在后面负责护送。汽车开了好几个小时，快到海滩的时候，蛇头们突然说天气太差，登船计划取消了，一行人不得不回到亚历山大港，然后被带到另一个地方的几栋新公寓里。

一连好几天，他们的计划都流产了。计划取消有时是因为发现有警察出现，有时是因为天气太差。还有一次，竟然是因为被一个流浪汉给挡住去路而耽误了。有时也有人能到达海滩，那是因为车上的人贿赂了蛇头，从而得到了特别关照。剩余的人则被带回亚历山大港，坐在车上等着下一次机会，等待非常熬人，又充满变数。一些人甚至会被警察抓走。

2014年9月6日，星期六，在亚历山大港等待了两个多星期以后，哈希姆一家人终于到达了海边。这一次的出海地点位于亚历山大港东边很远的地方，在一个名叫“伽玛萨”的小镇附近。跟往常一样，此行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在亚历山大港南面的一个汽车修理厂停了一会儿，换了一辆车，然后又在黑暗中继续向东行驶。后来两个蛇头吵了起来，车速又慢了下来。那两个人开始大吼大叫，负责护送的车停了下来，开了两枪，那两个家伙立刻停止了争吵，车队继续向前行驶。

后来，车队在路边的一个咖啡店旁停了两个小时。最终他们被带到海边，从一个篱笆的缺口处来到海滩上。由于带着三个孩子，哈希姆一家直到最后才挤过那个缺口到了海滩上。

等他们一家人来到海边，其他几十个难民早已蹚着海水，吃力地向停靠在离海边几米远的两艘小船那边走去。海水已经淹没到了他们的肩膀，岸上有几个人犹豫了起来。站在旁边类似蛇头模样的两个人有点儿不耐烦了，看到有谁停下来，就在后面使劲猛推他们一下。

等到哈希姆一家人来到小船旁边时，两艘小船都已经坐满了人，正拉着他们往大海深处的一艘稍大的船上驶去。一家人只好在那里等着它们回来。

那两艘小船一直没有出现，反而，他们却听到远处传来了叫喊声：“警察！警察！”不一会儿，一群身穿警服的人便出现在海滩上，不断鸣枪示警。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时候海滩上的那两个蛇头开始帮着警察们把停留在岸上的人聚拢到一起。有几个人想跑，结果被身后射来的子弹撂倒了。哈希姆一家停在原地没有动，他们一家在拘留所里待了8天。在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非常奇怪。当警察问他们找的蛇头是谁时，哈希姆提到了哈马达的名字，审讯他的那个人写下来的却是另一个名字。那天深夜，尼扎尔通过网络电话对哈希姆说：“我们知道你在警察那里把我们给供出来了。如果再这么做，我们就杀了你和你的老婆孩子。跑到天边我们都能找到你。”

在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件事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们原本要乘坐的那艘船后来出了事故，船上500人不幸遇难。哈希姆后来说：“在整整一个月里经历的各种不幸，终于随着这个悲剧的发生而结束了。”

哈希姆再次尝试重新开始他的冒险征程。“如果你是一名难民，又生活在这种地方，那么让你冒10次险你都愿意。”他如此说道。他穿了一件救生衣，这是一位朋友送他的礼物。后背上还背了一个黑色的小背包，里面只装着一些必需品：一块奶酪、一件蓝色工作服、一个笔记本。他的身份证明材料和人权监察站出具的关于其家乡已被焚毁的证明书则装在一个防水袋里，挂在脖子上。

负责运送他们的还是2014年那帮蛇头，不过令人感到可笑的是，他们尽力装成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拨人。据说这次策划整个行动的是一个名叫乌姆·胡萨姆的女人，而不是哈马达。在交付偷渡费用之前，哈希姆还亲自去见了她一面。胡萨姆向他保证，她一次就可以把他们全家都送到欧洲去。但上路之后，哈希姆发现这正是2014年9月运送他的那伙人。他认出了尼扎尔，也就是哈马达的侄子，还认出了其他几名司机。2014年的“公关危机”发生后，他们把自己重新包装了一下。

这次哈希姆准备只身前往欧洲。他可不敢让全家人都去冒险了，虽然按照索德定律来看，今年的偷渡可能会比往年更容易一些。哈希姆和其他难民被用车从开罗拉到伽玛萨，他们没有被送到公寓里关着，也没有反复几天来回在住所和海边之间奔波。他们第一次就幸运地来到海边，还是去年那个海滩，他们一次就幸运地登上了等候在那里的小船。

在最初的一个小时里，哈希姆一直在想是不是真的值得这么做。他的全身已经湿透，来来回回换了好几艘船，还被吐出来的东西沾了一身。等到他换到第三艘船，也就是将带着他们到达意大利的那艘船的时候，他甚至觉得这个夜晚也许永远不会有尽头。

他们的船不停地摆动，他的世界也在不停地旋转。船上装了好几百人，应该说是塞了好几百人。这艘船已经航行了好几个小时，行程漫长而冰冷，船上的人都吐了，所有人都冻得瑟瑟发抖，他面前的几个孩子脸都冻紫了。

太阳终于出来了。周围开始暖和起来，有了热气，他们身上的衣服也慢慢地干了。船上的人终于能够相互看清彼此的面貌。为了止吐，他们一起分享晕船药和柠檬。船员们拿来一天中唯一的一顿饭：每人一片黑面包，一小勺自制的肉酱。到了下午，大家还是感到饥饿难耐。哈希姆拿出身上带的那块奶酪，这本来是他一个星期的辅食，现在他却把它分给了身边的那几个孩子。大人们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们开始聊天。这一船人终于上路了。

太阳即将没入地平线的时候，他们又换到另一艘船上。蛇头们明白，到达意大利领海后，他们的船会被没收，于是他们想给难民们换一艘被没收了也不会觉得可惜的船。那艘船比他们现在坐的要旧一点儿，速度也更慢。大家心里都很不高兴，但抱怨也毫无意义。2014年哈希姆侥幸躲过的那条船之所以沉没，据说就是因为难民们拒绝换船造成的。当时蛇头们看到难民们不想换船，就强行把两艘船并在一起，试图迫使乘客们换船，结果导致难民们乘坐的那条船翻了。

哈希姆利用这次换船的机会，在驾驶室旁边找了一个位置，这里至少暖和些。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那些非洲人大部分被塞进船舱的底层，如果翻船的话，最先被淹死的就是他们。

夜幕降临了，哈希姆试图睡一会儿，但想在船上睡上一觉非常困难，船上根本没有躺下的空儿，人们只好坐在那里，趴在膝盖上睡一会儿，或者大家轮流躺下。但不管怎么调换姿势，他们都很难入睡。耳边萦绕着旁边孩子们的哭叫声，根本就睡不着。

星期五过去了，人们慢慢习惯了船上的节奏。他们终于能够排队洗个澡，人们开始相互交谈，大家慢慢熟了起来。哈希姆遇到了另一个从大马士革逃出来的叙利亚人伊马德。伊马德本来想在埃及开一家商店，但没有开起来，于是他便踏上了逃亡欧洲的旅程。

星期六，也就是他们登船的第三天，这是他们上船以来最晴朗最暖和的一天。这预示着今天有个好兆头。天气非常暖和，人们把身上的冬衣都脱了下来。他们凝视着海面。正在这时，远处海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还不止一个。人们兴奋不已，一大群人都跑到船边观看。大家都眯着眼睛仔细观看，然后便一起欢呼起来。原来是4只海豚正在远处的海浪里来回穿梭。

船员们催促大家回到原位，他们可不想让这条船失去平衡。此时的人们都面带微笑，某种东西在激励着他们。哈希姆开始跟一个男孩聊了起来。他名叫瓦利德，今年12岁，来自地球上最专制的国家之一——厄立特里亚。瓦利德想到欧洲学习驾驶飞机的技术，想以后当个飞行员。瓦利德的这个梦想在哈希姆心灵深处引起了巨大共鸣。

“瓦利德让我想起了我的几个孩子，”在日记里，哈希姆如此写道，“我想念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梦想成真。”

他身边的人们此时的心情都非常好。他们已经在船上待了三天，船员们似乎觉得他们很快就能到达意大利。船员们让后来给那位西西里艺术家打电话的叙利亚人大声宣布一系列指令。那个叙利亚人喊道，如果海岸警卫队来了，大家一定要待在原地不动，不能指认船员。大家的思绪都转到了欧洲，那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此时哈希姆的心情非常矛盾。他仍然想念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他知道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家都兴高采烈，而我的心情却很复杂。”太阳快落下去的时候，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思念我的家人，我已经离开他们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有些事情也让我感到欣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正在实现孩子们的梦想。”如果他能到达瑞典，就可以申请家人去跟他团聚，他们一家人就有希望了。

夕阳很美，哈希姆在日记里写道：“大海上除了我们、大海和落日，什么都没有。”哈希姆拿出手机，准备把这一美景拍下来。但当他透过手机摄像头看着太阳的时候，总感觉有点儿奇怪。难道他们不是在向西行驶吗？太阳不是应该西落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艘船怎么在往相反的方向开呢？

哈希姆转头与身边的人说起了此事。他说道，看看太阳，我们是不是在返回埃及？

周围的人开始明白过来，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条船。突然间，人们一片哗然，船已经驶出很远了，不能再往回开了，大家都恼怒异常。这时船长出现在桥楼上，他让大家再坚持一下，他的老板们想再往船上装30个人。再装30个人？“是的，”船长说道，“那可是6万美元啊。”

真是个糟糕的消息，大家一下子泄了气，不过事情并不像他们最初听到时那样糟。另外要上船的那30个人现在已经乘船上路了，最终两艘船中途在国际海域相遇。新来的人带来了一些补给，给男士们带来了香烟，给孩子们带来了尿布。船上人们的情绪平静了下来，人们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星期日到了。人们开始谈起到达欧洲之后的安排。一位叙利亚妇女希望这次航程能结束自己近50年的流浪生涯。1967年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后，还是孩子的她就开始了逃亡之路。“现如今我又带着我的女儿们逃往欧洲。只有上帝才会知道我的外孙们会不会再次流亡。”她对刚认识的新朋友们说，“我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了。我们这辈子就是不停地到处跑来跑去。”

在露天甲板上，大家相处得越来越融洽。“这艘船看起来就像一个由各个家庭和个人组成的大社区，里面有年轻人，也有老人，有黑人，也有白人。”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一个小型的混合社区，大家相互帮忙，和谐相处。”

又一夜过去了，星期一清晨，船员们再次承诺，他们已经靠近意大利海域。他们向船上的乘客们重申遇到海岸警卫队该怎么做。老实待着，不要把蛇头们供出来，不要在船上乱走。

快到中午的时候，船长关闭了发动机。船上的乘客也停止了聊天。嗓门最大的那个叙利亚人拿到了一部卫星电话，里面存着那位西西里艺术家的电话号码。一旦确定了他们的准确位置，那位艺术家就会打电话给海岸警卫队。

电话铃响了，苏菲接通了电话。她通过紧急求救电话专线跟这个叙利亚人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挂了。事情搞定了，全船的人都坐下来等待。一小时后，也许是两小时，船员们从驾驶台上下来，散落到乘客们中间。哈希姆心想，终于办妥了，旅途该结束了。

所有人也都这样认为，但随后来了一架飞机，从他们头顶低空飞过，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就飞走了。船长抬头看了看，然后说道，那是一架希腊侦察机，不是意大利飞机。

船上的人们开始交头接耳。希腊飞机？难道他们还在希腊领海吗？这真的又是一个令人失落的消息。如果现在他们还在希腊领海，这就意味着来救他们的将是希腊海岸警卫队，这船上可没人愿意到希腊去。想到在随之而来的当年夏天，数以千计的难民转道来到了希腊，这事回顾起来真是荒唐，当时叙利亚人对这条路线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在他们眼里，希腊充满了各种未知的危险。从希腊转道去德国意味着要徒步穿过两个非欧盟国家（马其顿和塞尔维亚），还要经过一个名义上加入了欧盟，而实际上一点儿也没有欧盟国家做事风范的国家（匈牙利）。

船上的乘客们开始大声抗议。他们付钱是为了去意大利，而不是去希腊，他们要船长发动船只。船长表示他无能为力，已经打电话叫过海岸警卫队了，此时一切都已成定局，无法更改。但船上的人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船长最终让步了。他重新发动引擎，这艘船以比之前更快的速度向意大利方向开去。

夜幕降临了，船上的人们忧心忡忡。海上的风浪越来越大，照这个速度，这艘船可能招架不住。但大家都害怕希腊海岸警卫队在他们到达意大利领海前把他们拦住，都不想减速，所以船坚定地往前行驶，但就在这时，发动机颤动了几下停了下来。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人们异常紧张。趁着希腊人还没有赶来，船员们试图把船修好。

因为失去了动力，这艘船在汹涌的海浪中上下起伏。人们高声尖叫起来，从登上这条船的那个晚上算起，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产生了一种可能被淹死的恐惧。哈希姆筋疲力尽，也无暇顾及这些了。为了给其他人腾出地方来睡觉，他已经单腿站立了4个小时。到后来船终于修好了。凌晨4点的时候，另一位乘客把自己睡觉的地方让给了哈希姆。哈希姆全身骨头架子都快散了，一下子躺倒在甲板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不知谁把他摇醒了，告诉他一个等待了好几个星期的消息：他们已经到达意大利领海。他揉了揉眼睛，眯着眼往外看了看。没错，4艘巨大的红色充气橡皮艇围绕在他们乘坐的那艘船周围，每艘充汽艇上都用意大利语写着“海岸警卫队”几个字。哈希姆笑了。他们还需要一天的航程才能到意大利，但总算快到了。一切都结束了。他的征程就要结束了。

两艘意大利充汽艇靠近他们，开始把船上的难民转移到一艘更大一些的钢壳船上。妇女和孩子们先上，整个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但没人抱怨。四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大家都鼓起了掌，满怀感激地纵声歌唱。“意大利，”他们兴奋地用意大利语喊道，“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第五章 海上遭遇

难民登陆希腊海滩（肖恩·史密斯摄）

又一艘船遇难了

2015年4月，地中海中部海域

2015年4月18日，星期六深夜，在哈希姆所在位置西南数百英里的海域，另一艘船正在吱吱嘎嘎地缓慢向北朝着意大利方向航行。数百人挤在甲板下面的船舱里，他们大部分都是非洲人，易卜拉欣·姆巴洛就是其中一位。18个小时前，易卜拉欣和他的同伴们离开了利比亚。登船后，他们被发动机冒出的烟呛得不停地咳嗽，闷热的船舱也让他们大汗淋漓。现在，出发将近一天之后，易卜拉欣觉得这场严酷的考验也许很快就要结束了：就在刚才，那位突尼斯船长冲进船舱，告诉大家准备接受救援。

然而就在此时，船突然发生了一次碰撞。随后是一阵寂静，数秒后又发生了第二次碰撞。最终这艘船开始向一边倾斜。在距离利比亚海岸17英里的地方，易卜拉欣和数百名难民被困在甲板下面的船舱里，开始慢慢沉向海底。

苦咸的海水逐渐涌入船中，船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水箱。此时船舱里的人们都已经浑身湿透，气喘吁吁。他们不断地挣扎，慌不择路。20岁的冈比亚人易卜拉欣会游泳，但其他大部分人都不会。其中一个人紧紧抓住他的裤脚，把他拖向船底。易卜拉欣被困住了。

“我会死吗？”在被往下拖的时候，他这样想道，“我能活下去吗？”

现代以来地中海最惨烈的一次海难就这样发生了。在接下来的数分钟内，多达900余人因偷渡船只翻船而遇难。其中大部分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整艘船只有28名幸存者，我后来在西西里的一个收容所里见到了其中的3个人。

从他的家乡班珠尔出发，历经6个月的艰辛旅程之后，易卜拉欣于2014年9月到达的黎波里。以前生活稍好点儿的时候，每到周末，他都会到海边游泳。但当他父亲不再上班，无法支付他的学费后，易卜拉欣只好辍学，去利比亚打工挣钱。

我遇到的另两位幸存者都受到过利比亚雇主的虐待。其中一位被他的雇主绑架，关押起来索要赎金，他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另一位则是给雇主干了好几个月的活儿，到最后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拿到。相比而言，易卜拉欣算是非常幸运的。他找了一份工作，那人按天给他支付工资，对他也相当客气。即便如此，易卜拉欣发现到利比亚来简直是一场噩梦：这个国家正深陷内战的深渊。因此，干了几个月后，他便跟老板讲自己准备走了。如果他愿意的话，本可以返回自己的家乡。但在经历了穿越大沙漠的痛苦之后，易卜拉欣不想再遭一次罪了。“如果你想回冈比亚的话，蛇头们也许会把你带到沙漠里，然后把你丢在那里等死。”易卜拉欣如此说道，“这就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回去的原因。”

易卜拉欣的老板穆萨没有打发他回老家，而是开车把他带到了位于的黎波里东部沿海一个众所周知的人口走私中心——加拉布里。在那里，穆萨给了一个蛇头700利比亚第纳尔，这算是给易卜拉欣支付了船费。随后，跟其他人一样，易卜拉欣也被带到一处住所，跟其他早已到达的难民一起挤在一个房间里。在此他偶遇了他的朋友哈龙。他俩曾一起从冈比亚向北逃亡。两个星期后的某天晚上，他们最终坐上了汽车，走了没多远的路程就来到了海边，易卜拉欣称之为“那条河”。

到了海滩后，他发现那里已经有几百人正在黑暗中等待着。他们有的来自西非，其中包括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马里等国的难民，还有一部分难民来自东非，如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有的难民甚至来自遥远的孟加拉国。荷枪实弹的蛇头们把难民们分成8—9组，每组100多人。不一会儿，一大群充气橡皮艇就来到岸边。

易卜拉欣吓得要命。他记得自己当时认为：“我要么会死在半路，要么会到达意大利。或者也可能会被利比亚海岸警卫队逮回去坐牢，那样的话我会再交500利比亚第纳尔，让他们把我放了。”

蛇头们把每组人都带上单独的一艘船，然后告诉他们一定要坐好了别动，违反命令者会被扔进大海。据一位意大利检察官讲，确实有一个人因为站起来而被蛇头给扔进大海里淹死了。每条充汽艇都需要航行大约20分钟的航程，到达停在距海边一英里左右的一艘稍大一些的船边。从利比亚前往意大利的船绝大部分都是木制单桅渔船或充气橡皮艇，而这艘船却是一艘巨大的铁壳商用船。

登船花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手拿武器的蛇头指挥着人们在专门留出的位置上坐下来，这样可以跟船上的货物保持平衡。幸存者对这条船上布局的描述并不一致。根据他们的回忆，船上至少有三层人：一层在船的底部、发动机的旁边，二层是中间带窗户的那一层，三层则位于露天的甲板上。易卜拉欣被塞在最底下那层。

在上层，晕船的那些人互相吐得满身都是脏东西。然而在易卜拉欣看来，船下的情况更为糟糕。发动机散发出的热量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然而负责安置难民的蛇头们却不让易卜拉欣乱动。“我不能出去。”他后来说道，“如果我出去的话，他们会杀了我。”

最后，在黎明前，大部分蛇头都离开了这艘船。据意大利检察官们讲，他们只留下一位突尼斯人掌舵和一位叙利亚人做他的副手。后来在意大利被捕后，这位突尼斯人被控犯有大规模谋杀罪，而他的律师却辩护说，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乘客而已。

这条船继续向前行进，易卜拉欣现在可以自由活动了。他从其他人身边挤着走过，来到中间那一层，跟他的朋友哈龙坐在一起。正是这个举动使得他在后来得以死里逃生。

在之后大约18个小时的时间里，这条船一直向西航行，一路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那个叙利亚副手依然会定时从驾驶室下来，到发动机舱查看一下发动机是否正常运转。这条船行驶得很慢，到4月18日晚上11点左右，才离开利比亚海岸大约17英里，距离意大利最南部的兰佩杜萨岛还有130英里的路程。

不过，向北前往意大利的船只并不一定非要到达意大利海域。有时他们只需到达国际海域，然后给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打电话求救，等待距离他们最近的欧洲船只来救他们。这次他们就是这么干的。那个突尼斯人用卫星电话联系罗马的海岸警卫队。罗马的海岸警卫队转而联系离难民船最近的一艘名叫“贾各巴王”号的马德拉货船，这是一艘146米长的货轮。这艘船上的水手们后来说，在距离难民船100米的时候，“贾各巴王”号货轮减速停了下来。

坐在小船上的易卜拉欣记得，船上的那两位船员中的一个来到下面两层船舱。“来了一条大船，”他向难民们通报了这个消息，然后提醒他们不要乱动，以免船只失去平衡。“大家都坐好了，待会儿上大船时要挨个儿上。”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没人能准确地描述出来。易卜拉欣当时在甲板下面一层，透过窗户，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遇到的另一位幸存者，因为晕船当时正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连救援船只到了都不知道。第三位幸存者当时坐在上面，头脑很清醒，但他跟别人一样，根本看不到船长在驾驶室里干什么。

有一点似乎很明确，这条难民船在靠近“贾各巴王”号的时候突然加速。原因到底为何，又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条船突然提速的，恐怕只有驾驶室里的那个人知道了。据一位幸存者讲，难民船撞上了货轮的侧面，船头向左倾斜了90度。当两条船平行的时候，难民船慢慢翻了。

易卜拉欣被困在船舱里，他感觉到了船只的撞击，感觉到这条船正在慢慢翻倒，他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挤在他身边的数百人也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大家都想逃出船舱。这么多人一下子挤在仅有的几个出口处，只有少数人能跑出去。这条船沉到海面下、海水开始涌入的时候，大部分人仍没从船舱里逃出去。很多人不会游泳，因此他们就拼命地抓住任何能抓到的东西。其中一个人抓住了易卜拉欣的裤腿，使劲把他往下拽。

“我会死吗？”易卜拉欣心中自忖道，“我能活下去吗？”

冈比亚的苦难生活把易卜拉欣逼上了逃难这条路，但当他在水面下挣扎的时候，正是在冈比亚学到的技能救了他一命。在班珠尔海边度过的那些周末让他练就了一身游泳的本领。身体强壮、肺活量极大的易卜拉欣早已习惯长时间憋气在水下游泳。因此，当他旁边的那个人抓住他的裤腿，让他动弹不得的时候，易卜拉欣没有惊慌。他说，他当时解开腰带，慢慢脱掉裤子，然后又脱掉衬衣，从一群在水中乱抓的人中间挤过去，浮到船舱顶部，从一扇敞开的窗户里钻了出去，奋力冲出水面。然后他开始大口喘气。他的朋友哈龙已被淹死，与哈龙一起遇难的还有900多人。淹在水下三四分钟后，易卜拉欣活了下来。

然而，磨难还没有结束。这时“贾各巴王”号货轮已经撤离到更远的地方，每次易卜拉欣试图猛冲到它跟前的时候，总感觉海浪在使劲把他推向更远的地方。“我游啊游啊，随后我看到了另一艘船，”易卜拉欣后来说道，“我跟在那条船后面，一直在它后面游。后来他们看到我了。”

船员们丢下一根救生绳，易卜拉欣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抓住绳子，被船员们拖上甲板。易卜拉欣站起身来，然后一下子瘫倒在甲板上。

仍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可以阻止这些人口走私行动。2014年秋，意大利中止了在地中海地区的救援行动。在这一年里，名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的海军救援行动共使10万多人幸免于难。这并非一个冷酷无情的决定，意大利政府也不想这样做，但其找不到单枪匹马执行救援行动的理由：从利比亚渡海而来的人们的目的地是整个欧洲，而不单单是意大利。因此，意大利希望欧洲其他各国能出手相助，一起执行救援任务。

然而欧洲其他国家却不愿帮忙。欧洲政策制定者们认为，持续的救援行为只能让情况变得更糟，这是在鼓励更多的难民冒险渡海。英国国务大臣安奈利男爵夫人的看法代表了这种流行观点。她认为在2014年年底，意大利人执行的这项任务“无意中变成了一种‘推动因素’，它鼓励更多的移民尝试冒险渡海，从而导致了更多的悲剧和无谓的死亡”。

可悲的是，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我们的海”行动停止后的第二年春天，与2014年同期（这一年本身就已经创纪录了）相比，更多的人试图从利比亚横渡地中海。大约18倍于前一年人数的难民葬身大海。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统计，2014年1月至4月期间，28028人试图从利比亚前往意大利，其中遇难人数只有96人；而在2015年的前4个月里，从利比亚前往意大利的难民人数是26740人，其中有1800多人遇难。在易卜拉欣和哈希姆得以幸免于难的那个星期里，就有1300人丧生。让难民在地中海自生自灭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使他们停止步伐，反而使更多的人葬身鱼腹。

真正做过点儿调查的外交官都不难意识到这一点。只要跟大部分蛇头和移民聊一聊，你就会发现，他们要么根本没听说过有“我们的海”行动，要么即便知道，也不太在意它是否存在。蛇头们了解各类海洋法，并把它们用到了极致。他们知道，只要自己的船进入国际海域，如果船上的人寻求救援，那么根据国际海洋法的规定，任何过往此地的船只都必须对难民展开救援行动。

不管有没有“我们的海”这项行动，这一招都很管用，所以蛇头们根本不关心这项行动是否终止。几个蛇头甚至说不出该行动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行动，”我与一位利比亚蛇头（他之前曾是一名油井技术员）在的黎波里的海边喝咖啡的时候，他对我说，“从2009年就开始的这项行动是个啥玩意儿？”

对做出渡海决定的难民们来说，“我们的海”行动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在易卜拉欣乘坐的那艘船沉没的几天前（这次海难发生的第二天，又有400人在另一次事故中遇难），我在的黎波里市郊遇到了一位来自加纳的难民。他叫阿卜杜，32岁，他对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了如指掌。他告诉我，不管有没有“我们的海”行动，大部分人仍然愿意冒险偷渡，因为这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我们一直看非洲电视台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我们知道都发生了什么事，”阿卜杜如是说道，“我们会互相打电话，问对方说：‘喂，老兄，看到刚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不过你要知道，法国人有一句话：死羊不怕宰羊刀。”

在埃及，你照样可以发现持同样观点的人。一天下午，在开罗西部的一座城市里，一个35岁的叙利亚人对我说：“即便欧洲人决定弄翻运送移民的船只，人们照样会坐船渡海，因为在这些人眼里，自己早已经是死过的人了。现如今叙利亚人都觉得自己已经是死人了。这种说法也许指的并不是身体，而是指在心理和社会层面，叙利亚人已经是一个被摧毁的种族了，他们已经濒临死亡。因此我觉得，人们并不会因为欧洲人要炸毁移民船而改变自己的决定。”

这个叙利亚人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人们为什么宁愿相信大海，也不愿意相信他们所在的土地。他曾是一名叙利亚军官，2011年年初的起义爆发后，他便逃到埃及，因此他现在仍在被通缉人员的名单里。到达开罗不久，曾有杀手试图刺杀他。在叙利亚国内，由于他的背叛行为，政府不给他那身患癌症的母亲提供必要的治疗。因此，他要求在本书里只能提他的绰号：阿布·亚纳，意为“亚纳的爸爸”。

穆尔西被赶下台后，叙利亚人突然被要求必须拥有正式证明材料才能在埃及居住。那些没有合法居住权的人开始凑到一起想办法。要想申请居住权，你必须得有合法的叙利亚护照，然而很多叙利亚人的护照早已过期。要想得到新的护照，就得去开罗的叙利亚大使馆申请。但如果你仍身在军籍，或者已经通过联合国难民署申请庇护，又或者像阿布·亚纳这样在大马士革被列为通缉犯，使馆工作人员不可能给你发护照。

因此，在2013年埃及政变发生后，阿布·亚纳跟其他很多人一样，陷入了是否能在埃及合法居住的困境之中。有一段时期，他确实有正式证明材料，那是在之前申请流程还不太严格的时候办理的。但到2014年秋天，这份证明材料就过期了。因为无法更换护照，他无法重新获得在埃及的居住权。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2014年9月的一天深夜。阿布·亚纳住在郊区一条不太显眼的街道中一栋没有窗户的公寓里。我跟我的翻译马努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这里，因此当我们找到阿布·亚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30分左右了。我们先谈了他近期准备乘船去意大利的事，大约20分钟后，我们的话题又转移到他为什么要离开埃及的问题。原因很简单：这是他在埃及合法居住的最后一天。“10分钟后，我就不能在这里待了，”阿布·亚纳说，“如果我在任何一个检查站被查到，就会被遣送回叙利亚。”

说完，他低头看了一下手表，然后说道：“现在还剩9分钟了。这就像灰姑娘的故事一样：午夜来临，美梦就结束了。”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阿布·亚纳那次去意大利的失败经历。当时他和家人已经到达海滩，准备登上等候在那里的小艇，然后被送到人口走私船上去。这时，埃及警察赶来把他们抓了起来，阿布·亚纳一家人在拘留所里关了很多天才被放出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等春天天气好转之后再试一次。

午夜过后，阿布·亚纳的命运似乎变得更加清晰了。他现在面临着被驱逐出境回国受死的危险。“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断尝试渡海吗？”阿布·亚纳自问自答道，“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怜悯，而不相信埃及人的仁慈。”

第二年春天，即2015年4月，我们再次相遇，当时阿布·亚纳正在为第二次渡海做准备。在这段时间里，他成功地躲过了审查，不过这漫长的等待对一个人的灵魂来说是一种煎熬。他似乎变得更不爱说话，同时也似乎变得比以前更易冲动。他的妻子不想让他接受采访，他耸了耸肩，表现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情况还能变得更糟糕吗？

阿布·亚纳一直躲在他居住的公寓里才得以活到现在，但这种日子已经称不上是“生活”了。由于在埃及没有居住证，他既不能合法地外出旅行，也不能去找工作，更不能上大学。这还意味着他无法签订合法的租赁合同。生活在这种非人的官僚体制中的还不止阿布·亚纳自己：他的两个年幼的女儿也生活在灰色地带。因为没有有效证件，阿布·亚纳无法给她俩申请出生证，因此从法律角度来讲，他的两个女儿是不存在的。她们长大后，也很难得到上学的机会。

“因为这一系列原因，我最终还是决定离开这里。”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阿布·亚纳如是对我说，“我准备乘船过去。”

我俩一边说着话，阿布·亚纳一边收拾自己的行李。他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往行囊里塞，小到激光笔这样的东西也被装了进去。他的包里塞了几个柠檬，这说明他担心自己会晕船。他的妻子觉得不管晕船有多厉害，柠檬那苦涩的汁水都能够起作用。他还带了塑料袋和一卷胶带，他可以用这两样东西做个防水袋，保护自己携带的文件资料。

那支激光笔也说明了阿布·亚纳知道自己面临落水的危险。深夜里漂浮在海面上时，他希望过往的船只能够看到他，在这种情况下，一束绿色的激光也许能派上用场。“也许有人能看到激光，然后赶来帮助我们。”他说道。

阿布·亚纳当然明白从海路入欧的危险性。2014年他的一位朋友就在偷渡时被淹死了。不过，阿布·亚纳一点儿也不在乎意大利有没有“我们的海”行动。

“我觉得这类救援行动对我和其他人是否选择渡海入欧影响不大。”阿布·亚纳对我说，“我们重点考虑的是风险问题。因此，即便增加10%的风险，我们乘船渡海的决心也不会改变。”

这一点正是欧洲主要边防人员拒绝承认的。法布里斯·莱杰里现任负责巡防欧盟各国边境的欧盟边防局局长。欧盟边防局的主要任务是向一些国家的大陆边境派遣巡防人员，向海洋边界派遣巡逻艇。这位下巴方正的前法国边防警察负责人是这项任务的理想人选。

2014年10月，欧盟决定停止“我们的海”救援行动时曾宣布，因为欧盟边防局正在执行代号为“特里托”的行动，莱杰里的团队堵住南地中海上的缺口可谓绰绰有余。这种说法显然是在官方授意下的刻意粉饰。与“我们的海”行动不同的是，“特里托”行动的任务不是搜救难民，它的任务只是在欧洲大陆的海域边界进行巡逻。这些海域在意大利开展“我们的海”行动的海域北面很远的地方，可供他们使用的船只比意大利人的少，预算也只有后者的1/3。欧洲人的想法是，进行小范围的边界巡逻可以间接地拯救更多的生命。

一个周末，我在利比亚跟莱杰里通了电话。就在那一周，在利比亚北面不远的海域淹死了1300人，此时采访莱杰里可谓恰逢其时。我想问问莱杰里，欧盟采取援救行动的设想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6个月了，这个设想现在是否还能成立。我通过信号不太好的网络电话暗示莱杰里，过去几天里发生的事情已经说明了问题。不但从利比亚登船入欧的人员越来越多，死亡的人数也不断创新高。难道除了在边界进行巡逻之外，欧盟边防局就不能再做点儿别的事情吗？

刚开始的20分钟里，莱杰里一直在回避我的问题，他声称欧盟领导人正在讨论此事。然而，在我单刀直入地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后，他也直接跟我摊牌了。他的回答跟欧盟的那些政策制定者在2014年10月结束营救行动后所说的如出一辙。

“我们不能支持和助力人口走私生意，”莱杰里说，“过去发生的一切说明，如果人口走私犯确定欧洲船只在靠近利比亚沿海的地区巡逻，他们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对那些想非法入欧的移民说：‘你肯定能到达欧洲海岸。这很简单，欧洲的船只正在距离利比亚海边不远的地方巡逻，所以只要你跳到海里，就会有欧洲船只前来搭救。’”

最后他说道：“‘特里托’巡逻行动不能变成搜救行动。”

在地中海海域发生现代史上最惨烈的海难之后，听到这样的言论实在令我震惊。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的欧洲政要都与莱杰里持相同观点。大量的遇难人数很快在欧洲引起了强烈抗议，迫使政策制定者至少在口头上不得不做出救援的承诺。虽然莱杰里本人并不十分热心，几位欧洲政策制定者又把几艘军舰交付给他，不过“我们的海”行动依然没有重启，这几艘军舰的主要使命也并非进行海上搜救。不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从把这些军舰借给欧盟边防局这个事实来看，它们暗地里还是在执行搜救任务。

我们在2015年4月通话的几周之后，为了了解这个新体系的运作情况，我访问了位于罗马的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总部。无论在什么时间对移民船进行救援，整个行动都由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进行调度。有时他们并不直接参与救援行动，而是通知海军、欧盟边防局、过往的商船，或者类似于“无国界医生组织”等慈善机构下属的船只前去营救。不过，确定求救电话的是海岸警卫队队员，决定安排哪艘船实施营救行动的也是他们。正因如此，他们的办公机构被称为“海上救援协调中心”。

从外表来看，这些办公室一点儿也不像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救援行动的协调指挥机构。海岸警卫队位于罗马南区，那是一片平淡无奇的行政区，自20世纪30年代墨索里尼执政时期就开始使用了。那栋大楼距离海边很远，跟其他普普通通的办公大楼没什么两样。

然而，那些在楼内位于高层的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工作的人，却决定着成百上千人的生命。即便进入房间，你也很难看出这里是做什么的。要不是看到墙角处挂着的那个从一艘老式帆船上卸下来的木制船舵，以及投射在墙上的地中海地区的数字地图，单从摆放在那里的一排排电话来看，你也许会把这里当成一个呼叫中心。

这些电话也确实管用。我到访的前一年，这些电话一共接通了827次，这也是2014年海岸警卫队组织的营救次数。而截至2015年我到访的时候，这里仅接听了257次电话。

我在两位海军上校的带领下四处参观了一下——莱奥波尔多·曼纳海军上校身材瘦高，而保罗·卡法罗海军上校则是五短身材。曼纳负责指挥室的日常工作，卡法罗则负责制订行动计划。他俩的外表和声音都不相同：曼纳的英语带有意大利口音，卡法罗则像来自美国南方腹地的人那样慢吞吞地说话，他说“但是”这个词的时候声音细长，总是说成“但……是……”，经常让人忍俊不禁。就是这样一对极不协调的搭档凑在一起，负责调度地中海南部海域成百上千移民的救援工作。

一切工作都从接到的那个电话开始。有时这个电话是像纳瓦勒·苏菲那样的艺术家打来的，有时是摩西·泽雷神父打来的。泽雷神父来自厄立特里亚，是其国家爱国者的主要联络人。接到求救电话后，苏菲和泽雷会给曼纳的团队打电话，把求救船只的坐标告诉他们。

极少数情况下，移民会用蛇头给他们的卫星电话直接打给曼纳，谈话过程通常是杂乱无章的。曼纳的属下会先询问移民所在位置的坐标。很多情况下，移民说出来的位置在指挥室的屏幕上找不到，有时这些意大利人则听不懂移民说的是什么。

“他们通常语无伦次、思维不清。”卡法罗说道，“他们的英语说不好，他们的话很难懂。他们会说：‘我们有危险。船进水了。孩子、妇女、孕妇。请帮助我们。’我们很难让他们说清楚他们的准确位置。”个别情况下，海岸警卫队的队员不得不给电话运营商打电话，让他们追踪来电电话的坐标。

确定坐标之后，海岸警卫队便开始展开救援。指挥室的一整面墙上是一幅巨大的地中海地区数字地图。除了那些关掉船上跟踪装置的船只之外，这幅地图上可以显示出地中海上所有正在航行的船只位置。“如果你了解那些蛇头，如果你了解那些运送移民的橡皮艇和木船，你应该知道这些船根本就没有自动识别系统，”曼纳叹了一口气说，“只有接到他们的电话，我们才会知道他们在哪儿。”

幸运的是，曼纳只需要知道那些合法船只所在的位置即可。他要寻找的是那些商船、非政府组织的救援船以及位于失事船只附近的军舰。一旦定下某艘船后，他便电话通知它前去救援。根据国际海洋法规定，这艘船必须执行命令。

曼纳和卡法罗身处罗马，利用指挥每一次救援行动的机会，可以纵览利比亚和意大利之间海域上发生的一切。凭借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曼纳和卡法罗对这种危机的认识比任何人都深刻：他们可以告诉你蛇头们使用木船和橡皮艇的比例（2015年，木制渔船被用完之后，蛇头们开始使用橡皮艇）；他们可以制止伊斯兰激进分子用船只从利比亚往欧洲输送人员的流言。卡法罗说，从去年（2014年）夏天开始，已经没有船只从激进分子的大本营班加西离岸了。“伊斯兰国”在利比亚东部的据点德尔纳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没有船从那里来。”“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首都苏尔特的情况呢？“也没有任何船只从那里来。”他们可能派遣个别激进分子混在移民中，就像2015年11月制造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那两个肇事者一样。但激进分子自己几乎没有可能亲自上阵。据称在2015年12月，“伊斯兰国”的战士曾短时间入侵位于西部的人口走私据点塞卜拉泰，但在我写本书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控制那些运送难民的港口。

2015年5月我采访卡法罗的时候，轰炸蛇头走私船的想法正盛极一时，对此卡法罗也有自己的看法。“移民问题，这些绝望的人遇到的问题，不是军事行动所能解决得了的。他们还会借助其他的办法、寻找其他途径。”结束救援行动并不能把他们赶走。他接着说道：“众所周知的推动因素？我们面临的是深陷绝境的人。我们面对的是那些来自发生内战国家的人。他们走投无路，孤注一掷。不管有没有‘我们的海’行动，他们都会设法离开自己的国家。”

卡法罗继续说道，自从“我们的海”救援行动结束后，海岸警卫队一直“深受其害”。即便在相对来说不太繁忙的冬季，他们也需要更多的船只以供调遣。4月那两次因救援失败致使1300人遇难的事件发生后，欧洲各国政府又派了一些船供欧盟边防局指挥。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曼纳和卡法罗就可以调遣这些船只。类似卡梅伦这样的政策制定者曾说，这一举措足以说明欧洲已经兑现了救援难民的承诺。但在海岸警卫队队员看来，这一做法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曼纳告诉我，由于只能在接到紧急求救电话之后才能调用新派来的军舰，因此通常这些军舰并不停留在有效地点。在指挥室里，曼纳指了指一幅地中海天气图，图上显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暴风雪气候之后，太阳似乎又回到了利比亚沿海。经验告诉他，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波新的移民浪潮就要涌来了。蛇头们可能会一次放出20条移民船，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零零星星地发船。

理想的情况是，曼纳可以未雨绸缪，提前把一艘船，如英国的“堡垒”号，派到可能需要救援的海域。然而，此时的“堡垒”号并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它却正在返回巴勒莫的途中。一艘正好位于可能发生事故海域的德国船只也不得不离开那里去补给船上用品。

曼纳指着地图，双手在靠近利比亚海域的地方挥舞着说道：“那艘德国船只就在这里，它并不受我指挥。它是自愿停在那里的，它能帮很大的忙，我非常高兴。但我没有能力决定它是去是留。这时候我宁愿它不在那里，在那里它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宁愿说：‘进港去吧，休整一下，补给一些食物和水，然后再在那里待两天。’”

结果就是，在风浪骤起之时，曼纳找不到需要的船只去阻止船难的发生。几个月后，我将目睹这一情况。

在利比亚北部海域约30英里的一艘商船上，戈迪·哈特快步走上通往舰桥的楼梯，他那一头白色的长发在脑后扎了一个马尾辫。“人都到哪儿去了？”这位63岁的加拿大人突然在楼梯上大声喊道，“只有我和阿马尼可以到下面去。我们还有1000人等着找地方睡觉呢。”

哈特说得很有道理。他们在“波旁·阿哥斯”号轮船的舰桥上。欧洲全面停止搜救行动以来，无国界医生组织雇用了三艘船，在利比亚北部海域开展搜救行动，“波旁·阿哥斯”号就是其中之一。正值2015年8月，一大早，船员们就接连开展了两次营救行动。在两次营救行动中，共有1001位难民登上了“波旁·阿哥斯”号，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厄立特里亚人。这艘船按计划只能搭载500人，所以哈特需要尽可能多的帮助。

但他不知道的是，在这艘船前面的海域里有更大的问题正等待解决，船员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上面去了。在地中海南部的这片海域里，包括无国界医生组织、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和欧洲各国派来的几艘军舰在内的救援队伍正在同时展开9次救援行动。但这还远远不够。站在舰桥上，哈特的同事们可以看到海面上还有两艘摇摇欲坠的难民船，其中只有一艘船正在接受救援。曼纳几个月前警告过我的话，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印证：即便在5月又有新船交付欧盟边防局供其调度，位于罗马的海岸警卫队仍然没有足够的船只用来调遣。

“波旁·阿哥斯”号甲板上现在已经装得满满当当，多一个人也挤不下了。因此，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那位挪威籍副指挥站在雷达监测器旁，冷冰冰地说道：“我们不能去救他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看到他们的船开始下沉时，我们才能实施救援。”

当他的老板琳蒂斯·胡鲁姆拿起驾驶室里的电话通知这一区域里的另一艘救援船前来增援时，情况已经变得十分紧急。“你们船上有妇产医生吗？”她问道，“我们这边的船上有个孕妇，24小时内就要生了。”

在2015年人口走私旺季，这种情况非常常见。自5月以来，欧盟加快了在这一地区的搜救行动。但正如远在罗马的海岸警卫队所说的那样，他们的办事效率并不高；也正如本周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参与搜救的人手还不够，并且过度地依赖了非政府组织、离岸移民救助站和无国界医生组织。7月的时候，海上救援协调中心让“波旁·阿哥斯”号到几海里[13]之外去救援一艘陷入困境的难民船。但等他们几个小时后赶到现场的时候，只看到漂浮在海面上的几十件救生衣，那艘船早已沉到了海底。

整个团队祈祷今天可不要再重蹈覆辙。大部分人从早上6点18分就开始行动了，因为胡鲁姆在这个时候准时敲开他们那狭小的四卧铺船舱。作为曾随同无国界医生组织参加过消灭埃博拉疫情行动的老手，胡鲁姆一整夜都在观察着四周海面上的情况。天快亮的时候，她的这种警觉有了收获：海上救援协调中心通过无线电告诉她，距离利比亚海域不远的地方有一艘难民船刚用蛇头给他们的卫星电话打来求救电话。

“你们有30分钟的时间做准备。”喊醒大家之后，胡鲁姆对那10名身强力壮的队员说道。船舱里瞬间一片忙碌，队员们开始忙着穿戴救生衣和头盔，随后他们到下面的餐厅里集合。餐厅里可以听到船上发动机发出的巨大而低沉的轰鸣声，如同远处传来的低音音符的悸动。这些人中嗓门最大的是曾在海军部队里当过技师的哈特，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修理、制作或者设计出这个团队能用得上的装备。最不爱说话的则是厄立特里亚籍翻译阿马尼，13年前，阿马尼曾只身勇闯大海来到这里，现如今他又重返这片海域，帮助救援那些步其后尘的难民。胡鲁姆让队员们做好进行多次救援行动的准备。“海上救援协调中心想弄明白的是，我们能救多少人？”

在无国界医生组织队员的周围，船上的水手们也都已经准备完毕，并且都戴上了防毒面具。有时，这里还会发生一点儿文化冲突。这条船是无国界医生组织从一个名为“波旁”的商船队里租来的，船上的乌克兰籍管理人员和菲律宾籍水手也一起跟了过来。这些人严格遵守时间，等级观念很强，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多国团队则以其适应性强和平等观念而著称。商船上原来的人干的都是搬运油料和拋船锚之类的活儿，没有应付满身疥疮和头虱的难民的经验。

此外，那些乌克兰人还坚持跟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成员分开用餐。那个狭小的食堂里放着两张相距一米的餐桌。在这么小的地方想随便坐是不可能的，但为了遵守航海传统，船上的那些乌克兰籍管理人员不愿意跟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那些属下混坐到一起。

最初，这种空间隔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隔离。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队员们喜欢称难民们为“客人”，并且尽力做出欢迎的姿态。“我们就像是但丁《神曲》中把维吉尔引领到冥河对岸的那个人。”该组织的联络官如是说。为了把自己的比喻说得再具体一些，他接着说道：“我们就像是一个圆括号，两边连接着利比亚和欧洲的乱局。在我们这里，他们能够感受到安全，能够短暂地放松一下，也能够感受到做人的尊严。”

那些乌克兰人一般没有这么高尚的目标。他们更担心那些“客人”会把疾病传染给他们，所以跟难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戴着那些吓人的防毒面具。从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似乎就不完全认可这种救援行为。“胡鲁姆，你不可能拯救整个非洲。”她来这里的第一天，船上的一位管理人员便这样对她说。还有人害怕难民中混杂着“伊斯兰国”派来的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的胸口可能绑着炸药。

但慢慢地，大部分人喜欢上了这份不同寻常的工作。经历过几周的救援工作之后，每当看到难民到达意大利之后被挨个编号，船上的大副便会十分愤怒。一天早上，大副说道：“他们是人，不是数字。”

鲁斯兰·沃兹诺维克船长也是一个重要人物。我第一次登上这条船的时候，就感觉到他对自己执行的这项任务有抵触情绪。沃兹诺维克每天都穿着一件印有“右派”[14]标识的黑色T恤衫。他甚至承认自己不了解移民问题。有一天，在餐厅里吃饭时，碰巧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俩分坐在相距一米远的两张桌子前，场面十分尴尬。为了打破沉默，我便询问他对所做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令我吃惊的是，他说他对自己的任务非常自豪，对船上的救援人员也很有好感。“这项工作必须得做。”他用生硬的英语说道，“海上不能再沉船了。上帝给了人类生命，因此人们必须得活下来。”

在这个特殊的早晨，面对即将到来的救援任务，全体人员紧急行动，准备执行船长的命令。大部分装备都准备好了：用来充当临时医院的便携式小屋带上了，用来装尸体的迷你停尸房也提前进行了冷却，船上的卫生间也都清扫一新。现在只需要把救生艇放下水，然后把绳梯安放到位即可。

前甲板上，胡鲁姆和副手正在用双筒望远镜在海面上搜索船只的踪影。刚开始他们只能看到刚从海平面上冒出来的红彤彤的太阳，随后他们在海天之间发现了一个黑点。那个黑点越来越清晰，慢慢地就可以看到一些橘红色的小点，那是船上的人身上穿的救生衣。

最终那艘船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这是一艘蓝色的木制小帆船，船的侧面挂着一根白色的绳子。那艘船很快就到了眼前，我们能看清船上难民的面部表情。他们大部分都是厄立特里亚人，其中一个人哭了起来，另一些人则笑了，还有一些人兴奋地唱起了歌。人们从通往船舱的那些黑乎乎的出口往外观望。甲板上的人们在吃香蕉，船尾则站着两个利比亚人。“他们看起来很镇定。”翻译阿马尼如释重负地说，“这次救援任务应该比较轻松。”

然而，这样的救援行动从来就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波旁·阿哥斯”号慢慢地在难民船旁边停下来，替这艘小帆船挡住风浪。这时船员们发现船上的厄立特里亚人在用木桶从船舱里往外拉人。这艘船能撑多久还是个未知数，挤压在船舱里的那些乘客的生命是本次救援需要重点关心的问题。由于缺少通风系统，再加上发动机喷出的废气，压在数百人下面的那些人经常会窒息而死，上个月就有50多人因此而丧生。

还有可能发生恐慌。在其他救援行动中，他们就发现有些难民为了确保能够得救而不被抛弃，会把他们乘坐的船弄沉。阿马尼解释说，上星期就有600多位难民无视指挥，没有一个一个地排队登船，而是一哄而上，用尽各种办法涌上了“波旁·阿哥斯”号。

阿马尼的任务就是避免发生类似情况。他举起扬声器喊道：“保持镇定。”他用提格里尼亚语（厄立特里亚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喊道，“待在原地别动。我们的船上有足够的空间，不过大家要一个一个地上船。”随后船员们抛下绳子，放开绳梯，开始了救援行动。

难民们一个个摇摇晃晃地爬上绳梯，登上了“波旁·阿哥斯”号的甲板。由于长时间坐在原地不能动弹，有些人的双腿已经失去了知觉，路都没法走了。另一些人被船舱里的气味呛得直呕吐，满身都沾着呕吐物。难民们登上船舱的时候，哈特伸出手去跟他们打招呼。“真要好好感谢你们，”35岁的厄立特里亚地理教师林戈对他说道，“在看到你们的时候，我们一下子从动物变成了人。”

整个救援行动持续了一个小时。船上大约有350位难民，大部分是厄立特里亚人，此外还有几个索马里人和两个利比亚水手，这些人全部要转移到大船上来。这次大家没有恐慌，所有人都安全登船。对一些人来说可谓喜忧参半：离开利比亚的时候，他们离开了自己的亲属，现在剩下的就只有等待，看他们的丈夫或者兄弟是否也能登上某条船，以及他们乘坐的船只能否获救。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值得庆祝的时刻。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在甲板上整齐地坐了下来。其中一个人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在大家面前，开始唱歌。坐在他面前的数百人也加入了大合唱，他们都知道歌词。一首首基督教赞美诗飘荡在地中海的上空。接受救援数分钟后，这一大群厄立特里亚人正在感谢上帝让他们继续活下去。

不过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队员们还不能放松，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距离他们40分钟航程的地方，还有另一艘船陷入麻烦之中。那是一艘更大一些的钢壳船，上面大约有650人。

停在这样的船只旁边会让你产生无法预知的震撼。之前我曾看过数百张此类的照片，还目睹过一次规模小一些的救援行动。然而，在一艘装有650人的船上，每一寸甲板上、船舱里的每一点儿空间都挤满了人，不管你之前看过多少张照片，这样的场面还是会使你震撼。靠近这艘船的时候，我意识到那些照片无法传达出这史诗般令人震撼的场面：宽阔的海面映衬着这艘摇摆不定的小船，船上的那些生命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我不禁想到，会有多少这样的船只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眼前，会有多少这样的船只不留一丝痕迹地消失在大海里。靠近之后，我发现这艘船还是挺大的。在30分钟前，我们还能从望远镜里看到它。一想到我们在巡航过程中很容易就错过它，任凭它就这样漂浮着走向湮灭，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靠得越近，我们所看到的场景就越让人悲伤。天蓝色的船身早已是锈迹斑斑，由于装载量严重超标，船身吃水很深。船上的面孔也越来越清晰，一些人目瞪口呆，另一些人则在微笑。然而，不管面部表情如何，他们的身体几乎都是一丝不动。如果有谁动一下，整条船可能就会翻掉。即便在如此平静的海面上，这艘船仍然在不停地摇晃。只要天气稍微有一点儿变化，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艘船还算是幸运，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船，比如易卜拉欣乘坐的那条船就早已沉入海底。另外还有一些船没有沉没，但也没有获救，它们就这样在海面上晃晃悠悠地漂荡，直到最后在突尼斯或者利比亚的海滩搁浅，或者被自称海岸警卫队的利比亚人救起。我曾遇到过这样的幸存者，我一直在想，即便不被淹死，海上漂流的经历也令人望而生畏。

我遇到的那两艘船都是充气橡皮艇，每条船装有100多位难民。这也许正是他们没有被发现的原因所在：雷达搜索金属船更容易一些，而只有目光敏锐的水手才能发现橡皮艇，在夜间，橡皮艇更难被发现。因此，那两艘船就这样在海上漂荡了两天。

第一个问题在于船上没有指南针。只要乘坐的船只还有燃料，船上的人就很难就往哪个方向行驶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大家各有各的想法，每个人都想开船。”一位难民这样对我说。正因如此，4月份的时候他曾在海上漂荡了数天。“我们就这样朝着太阳的方向行驶。”

船上的燃料用完后，第二个麻烦就来了（此外还有食物和饮用水的问题）。你就这样在海面上漂荡，完全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唯一可以决定的就是让自己不要乱动。这么多人紧紧地挤在一起，任何多余的动作都可能导致翻船。由于无法动弹，那些坐在船中间的人只能在自己的裤子里大便，小便则会淌到旁边人的身上。“他们的小便都沾到我衣服上了。”一位曾在那艘船上的马里妇女对我说，“那气味让我恶心得想吐。”

坐在船边的两个男人失去平衡，掉到海里淹死了。另外有一个人不知道是因为饥渴，还是无法忍受这种状况，试图把船给毁掉。“于是其他几个小伙子把他给扔下了海。”那位马里妇女说。

几个月后，我从一群尼日利亚人那里也听到了类似的故事。他们在海上漂荡时，迫不得已把船上的一个人扔进了海里。听到他们对此事做出的辩解不禁让人毛骨悚然。其中一个人说，那个被扔进海里淹死的家伙疯了，威胁到船上其他人的生命。他开始乱咬人（船上一位幸存者的腿上还有他的牙印），所以只能杀了他。但其他人似乎不愿意承认他们杀了人，于是便煞费苦心地捏造了另一个理由：那个家伙不但咬人，还被魔鬼附身了，然后他便自杀了。“他变成了一个吸血鬼，开始咬人的大腿。”一个33岁的难民说道，“救援船只来了，但这个吸血鬼施展魔法，挡住了救援人员的视线，让他们看不到我们的船。随后，那个吸血鬼便跳到海里自杀了。”另一个幸存者说那个吸血鬼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他在跳海之前对我们说，他用魔法迷惑了救援人员”。

让我们再回到“波旁·阿哥斯”号救援船上。这条船上有一个人对在地中海上漂荡的滋味有着深刻的体会。这个早上，当救援队靠近那两艘船的时候，对船上的难民来说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但对阿马尼来说，这种体会尤为深刻，因为他曾经也是等待救援的难民中的一位。

13年前，阿马尼因其政治观点过于激进被捕，后来便逃离了厄立特里亚。经过艰苦跋涉，他穿过撒哈拉沙漠到了利比亚，在利比亚，他还曾被蛇头关押了一段时间。最后，在经过两次失败之后，他渡过地中海到达意大利。他乘坐的那条弱不禁风的船跟现在要救援的这条船非常相似。

“我也是这么过来的。”趁着空闲时间，阿马尼对我说，“他们在撒哈拉沙漠和地中海面临的各种危险，以及面对利比亚蛇头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我都很清楚。”现在这份工作让他唤起了“以往痛苦的记忆”。他还记得自己从撒哈拉沙漠里满身沙子地走出来的样子，记得在利比亚等候登船时的情形，也记得被迫观看蛇头们强奸那些想跟他一起逃难的妇女的经历。

“他们经历的那些可怕的事情，我都经历过。我家族里的一些人有的甚至死在逃难的路上。”阿马尼对我说，“所以对我来说，能帮助这些人真的是一种幸福。”

他当时乘坐的船只跟我们眼前的这艘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船上的人们所处的困境仍然令他吃惊不已，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人的情况比他当时的情况更为糟糕。阿马尼对我说，他第一次以救援者的身份来到一艘难民船旁的时候，“看到妇女和孩子们像一群鸡一样被塞在船里，挤得没有一丝缝隙，我惊得目瞪口呆。现在船上装的人几乎是我当年乘坐的那条船上的人数的两倍”。

不过总的来说，阿马尼觉得这些步其后尘的人比以前稍微安全了一些，因为他那时候坐的船要比现在的船走更远的路程才能得到救援。“他们是幸运的，因为现在的救援人员距离他们很近。”阿马尼说，“那时候没人来救我们。如果遇到大船，他们会把我们当成渔民，没人会在意我们。”

10年之后，阿马尼的生活有了改善。他在英国申请了庇护，并获得批准，后来进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当了一名翻译，同时还负责照护老人和自闭症儿童。他现在已经结婚了，有三个孩子，正因如此，他这次来地中海执行任务，其内心情感已经与第一次渡海时完全不同。

他还特别讲述了一个在“波旁·阿哥斯”号赶到现场之前因脱水而跟其他4个人一起去世的年轻母亲的故事。“那是我一生中感触最深的时刻。”他对我说，“我尽力说服自己，他们几个是自然死亡的。但死者中有一位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我则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因此我想，如果死去的是我的妻子，那三个孩子是我的孩子，那将会是多么令人难过。”

身为厄立特里亚人，阿马尼可以轻松地跟这些厄立特里亚人交流。但在见到他时，难民当中有一个人似乎比其他人更如释重负。他就是那个地理教师林戈。“还记得我吗？”等到大家都安全登船之后，林戈问阿马尼。刚开始阿马尼没认出他来。这个家伙看起来太老了，花白的胡子，满脸的皱纹。阿马尼不敢确认他是谁。

不过林戈还记得阿马尼。实际上，他俩同岁，都是35岁。他俩一起上的大学，那时候厄立特里亚还有一所大学。他俩一起在2002年参加了学生抗议活动。因为激进行为被捕后，他俩又被关到了同一个地下监狱。时隔13年之后，他俩又在地中海相遇了。当阿马尼认出林戈后，他激动得眼睛都快鼓出来了。“他看起来老多了。”阿马尼后来对我说，“这都是因为厄立特里亚政府的迫害。”

不过林戈说阿马尼也变了不少。“他有点儿发福了。”林戈大笑着说，“这都是在欧洲大鱼大肉吃的。”

在一片混乱之中，这种不期而遇令人心酸。一早上紧张的忙碌渐渐缓和了下来。那个孕妇已经被转移到意大利海军的一艘军舰上，后来在马耳他生下了孩子。“波旁·阿哥斯”号此时正在去意大利的途中，甲板上的混乱场面已经平静下来。在这个容量不超过500人的空间里容纳了1000多人。船长很不情愿地打开了前甲板，尽管如此，仍然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大家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休息。很多人并不在意这些，这已经是数月来他们待过的最安全的地方了。因此很多人就这样躺在甲板上，闭上眼睛睡着了。

但大部分人都在四处溜达，部分原因是到达安全环境后的兴奋，也是因为他们想知道下一步的情况：他们要到哪里去？还要多久能到意大利？这里有吃的吗？还能再给点儿水吗？有香烟吗？总是有某个方面会出问题，一会儿是厕所堵住了，一会儿甲板又泡水了。

在这个地方进行采访有点儿尴尬。船上几乎没有站的地方，我发现自己正蹲在熟睡的难民中间进行采访。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队员们在甲板上也能帮我一下，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问个没完没了。有几次我也放下手中的笔记本，开始像其他人一样工作：帮助解答那些阿拉伯人提出的问题，还帮助分发金箔片，以便那些厄立特里亚人在夜间围在身上取暖。等到大家把金箔片都围在身上后，那个场面真的非常壮观，他们哪里像难民，更像是一群身穿金光闪闪的礼服去参加狂欢晚会的人。

分发食物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情。船上1000多人很难排好队，阿马尼和同事们尽力想把秩序弄好一点儿，但在如此有限的范围内聚集这么多人，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让难民们自己维持秩序。

在临时医院里，医疗队的工作人员最清楚难民们恐惧的根源所在。整整一天，很多难民都在临时医院的门口排队，等候接受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医疗检查。在利比亚人贩子的大院里，很多人都遭到毒打。有些难民的手脚都被打断了，从他们搭上通往撒哈拉沙漠的汽车后就一直没有接受过治疗。有一个人身上还有枪伤，那是在初夏时节被“伊斯兰国”抓住后留下的。有一个妇女阴道发炎肿胀，因为她把400美元现金藏在了里面。在利比亚，如果你把现金装在钱包之类的地方，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会被偷走。

还有很多妇女的经历比这个更惨。“每次进来的人没有不让我们感到震惊的。”一位护士提醒我说，“你都不知道当进来的妇女告诉我们她曾被强奸后，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除了从事医疗工作，医疗队的工作人员有时还充当牧师的角色。他们把全家都在一起的难民和那些无人陪伴的孩子都安排在靠近临时医院门口的地方，这样他们可以随时照看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在这次不同寻常的旅途中，一共有70个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他们大部分是从厄立特里亚逃出来的未成年的儿童兵。护士们希望给予他们更多的照护，其中一些孩子只有十一二岁。

还有一些是跟着母亲一起逃出来的，不过他们的母亲已经在途中去世了。“有一位父亲带着三个儿子，孩子们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但孩子们还不知道。”一位护士向我讲述了之前遇到的一件事，“但当我们离意大利越来越近时，孩子们也逐渐明白过来了。然后他们就问我：你可以当我们的妈妈吗？”

这次旅程要两天两夜才能到达意大利。大部分人被送到了位于西西里的一处规模最大的难民收容中心。然而，现在是8月末，正值利比亚人口走私的高峰期，西西里的收容中心已经满员，于是“波旁·阿哥斯”号转而前往克罗托内。

救援船驶进港口的那一刻，看到那一大群等候在那里的医生、海岸警卫队员、欧盟边防局的官员以及媒体记者，船上的人们可谓悲喜交加。一方面，人们为他们的到来准备了盛大的庆典。大部分难民艰难地穿过沙漠，在利比亚不断遭受折磨和侮辱，又经历了惊险的海上漂流，抵达这里则预示着这一让人身心饱受摧残的艰难旅程彻底结束了。小孩子们在舷梯旁排成一排，面带兴奋和期待的微笑。在他们身后，一群从厄立特里亚逃到此地的见习牧师走了过来。“真的难以相信，在穿过了撒哈拉沙漠之后，我竟然真的快要到目的地了。”一名见习牧师红着眼圈说，“梦想终于成真，有时当现实如同梦境一样时，你很难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个牧师需要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目前他已经到达欧洲，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然而，冗长烦琐的庇护申请程序才刚刚开始，大部分人还没有做好应对这个程序的准备。“我能在这艘船上工作吗？”舷梯下降到码头上后，一位厄立特里亚难民问道，“能否给我一个电子邮箱？”

没等大家下船，官僚程序便开始了。舷梯刚落到码头上，欧盟边防局的三位官员便跳上船，来到甲板上。根据欧盟制订的企图毁灭人口走私网络的愚蠢方案，这三位官员试图在上千名难民中抓几个蛇头出来。这三人都不会说提格里尼亚语，不过其中一个人会点儿阿拉伯语，因此他们把几个会说阿拉伯语的难民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其他的厄立特里亚人都紧跟在这几个人的后面，他们以为这几个人准备经由快速通道离开这里。他们不知道，这几个人将要去接受长达数小时漫无目的的询问，让他们回答与利比亚人口走私网络有关的各种问题。他们都深受其害，但对这个网络的运行机制一无所知。

胡鲁姆对这种无耻行为气愤不已。享受了几天作为人类的待遇之后，这些人很快又将再次成为简单的统计数字。从下船伊始，他们便被贴上了一个数字标签，然后被带到等候在那里的大巴上，准备送往难民营。我沿着舷梯走了下来，一位等候在那里的官员把我也当成了难民。那是一段短暂的奇怪体验：一个头戴防毒面具的人手拿标签向我走了过来，另一个人则用一个像手枪一样的体温计给我量体温。他俩突然明白过来自己所犯的错误，其他人都跟着大笑起来。对那些真正的难民来说，这事就没有这么好笑了。那些身上有疥疮的人被迫在码头上脱掉自己的衣服，随后他们的衣服就被烧掉了。

“在船上，我们都尽力把他们看成有故事的人，”胡鲁姆一边看着这个场景，面部抽搐着说，“然而在上岸的那一刻，他们只不过被看成一个数字而已，所有人又都被戴上了面具。”

4小时后，难民都离开了救援船，这时胡鲁姆才有机会回忆之前一次令人难忘的“人类的伟大胜利”。就在2014年，她曾带领一个医疗队到西非去消灭埃博拉疫情，那是她人生中最消沉的一段时期。为了防止传染，她和队员们不得不穿上白色的防护服，但这样做的同时也使得他们无法跟病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死掉了。

而在地中海，大部分人都获救了。“这是一项完美的任务，让我从消灭埃博拉疫情的低谷中解脱出来。”胡鲁姆对我说，“这跟消灭埃博拉疫情完全是两个概念。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总共死了5个人，但我们却拯救了数千人，并且我们还可以跟他们互相拥抱。”

[13]1海里=1.852千米。——编者注

[14]右派（The Right Sector）：乌克兰的一个新纳粹政党。该组织的红黑色旗帜原为“二战”期间为纳粹效力和作战的乌克兰傀儡军团的旗帜，该军团当时直接受纳粹指挥。——译者注

第六章 乐土？

在土耳其的伊兹密尔，随处可见出售救生衣的商店（帕特里克·金斯利摄）

初入欧洲

2015年4月26日，星期日，中午11点30分

进入法国境内一公里后，哈希姆不知道此时是不是可以离开卫生间。他躲进卫生间里是为了避开警察，不过那是10分钟之前的事了。他们现在走了吗？如果没走的话，他们会不会过来检查卫生间呢？

哈希姆对此并没有思想准备。他一直认为此行最艰难的那一段应该是在海上，而不是穿越欧洲大陆的漫长旅程。离船5天之后，哈希姆才发现他现在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他是在到达意大利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他现在要面对列车时刻表，需要穿越国界，还要应付警察。

眼下最大的压力来自警察。在进入法国后的第一站芒通，一队法国警察登上了哈希姆乘坐的这趟列车。他们要搜查的正是像哈希姆这样的人，企图离开意大利的难民。就在哈希姆躲进卫生间后不一会儿，这些警察逮捕了跟他同一车厢的两个厄立特里亚人。这两个人就坐在离他不远的位子上。他俩会被遣送到意大利边境，那里的警察会留下他们的指纹。这是例行的程序，意味着他们只能在意大利申请庇护。

而这正是哈希姆力图避开的事情。现在他已经进入欧洲，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申请庇护。按照欧盟签署的《都柏林条约》，他本来应该在自己抵达的第一个欧洲国家意大利申请庇护，然而，如果他这么做的话，那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跟妻子和孩子们团聚。在意大利，申请与家人团聚的程序相当漫长而复杂，法国也快不到哪里去。因此，至少也要到德国，因为德国的申请程序相对顺畅一些，还不需要在警察那里留下指纹。但那时，距离德国宣称他们欢迎任何叙利亚人（不管他是否在欧盟其他国家留下指纹）来德国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因此，对哈希姆来说，最好的目的地就是瑞典，叙利亚人可以在那里获得永久居住权。这对哈希姆来说是终极奖赏，他的孩子们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个可以永远居住的地方。

然而，他首先要穿过法国。目前，如果你在别的国家留下指纹，瑞典仍然会将你遣返回去。因此，如果他在法国被捕，并被迫在那里申请庇护，那么他就无法实现自己向往的目标。而现在，外面的走廊里到处都是法国警察，他甚至连安全踏入法国的领土都做不到。他等着他们结束搜查，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他们离开。他一边等待，一边不停地思索，心中不停地盘算——他们不会挨个检查每一个人的，只会检查那些外表明显不同的人。最终等他们觉得烦了，就会离开了。他们会这样做吗？

哈希姆开始紧张起来。也许这并不是去瑞典的最佳线路。起初，他本想从米兰坐火车直接去慕尼黑，这是去德国最快的路线。但有人提醒他说，经过奥地利的时候，他有可能被奥地利警察抓住。而到法国南部城市尼斯的那趟慢车则没有警察检查。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了。

几分钟过去了，火车还没有开动。那些警察现在还在其他的车厢里吗？他们已经离开了，哈希姆非常肯定这一点。时间已经够长了。于是他伸手抓住门把手，深吸了一口气，打开门，走出了卫生间。他再次孤注一掷，这不仅将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将决定他妻子和三个孩子的前途。

他再次走入车厢，抬头一看，只见在他前面的过道上站着一个法国警察。

5天前，看到政府工作人员的时候，他还非常高兴。那艘意大利护卫舰用了一天的时间才到达位于西西里的卡塔尼亚港。一路上难民不停地向这些拯救他们的人表示感谢。大家都睡得很晚，聚在一起讨论自己的计划：谁想去瑞典，谁想去德国。最终，他们于4月22日，也就是星期三的早上到达了西西里海岸。

还没等大家离开，警察就登上了船。这些警察在人群中边走边查看，寻找埃及船员。那些埃及人好像是被人出卖了一样，警察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随后警察们又询问了几位难民：这些人是蛇头吗？没有人承认，他们声称蛇头在船只获救前就乘坐橡皮艇离开了。不过这些警察似乎并不买账，他们把那几个埃及人押走了。

随后，难民们开始下船。孩子们先下，然后是妇女，男人最后下。最终，哈希姆走下了舷梯，第一次踏上了意大利的领土。哈希姆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首先想到了他那身处远方的家人。不知什么原因，他随即又想到了一个关于鞋底的比喻。如果把他们一家人的未来比喻成一个扎满尖刺的鞋底的话，那么他现在已经把最尖利的那一根刺给拔掉了。

他被带到了红十字会设立的一个帐篷里，那里的医生给他做了体检。他领到了一瓶水、一个苹果和一个三明治。后来，又来了一个巴士车队，他们都被塞上了车。

没人知道他们将被带到哪里，大家都猜测可能是某个专门为申请庇护的人设立的收容中心。然而夜幕降临后，他们乘坐的大巴还在继续前进。有人问司机：“我们要去哪里？”司机回答说：“威尼斯。”

那些有手机的人打开地图查看威尼斯的位置。会是在西西里吗？然而让他们吃惊的是，威尼斯并不在西西里所在的方向，而是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大家都非常高兴，他们都想往北去，现在意大利人正在帮他们的忙。

18个小时之后，星期四的午餐时分，车队驶入了威尼斯主城区。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坐船通过运河，于是，他们在一位志愿者的带领下来到一个收容中心，在那里洗漱了一下，给手机充充电。那位志愿者跟他们讲了一下去米兰的路线，那里是他们前往欧洲的跳板。按照这位志愿者的指引，他们来到了附近一个名叫梅斯特雷的车站，在车站的长椅上睡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乘车前往米兰，九十点钟的时候，他们到达了米兰中央火车站。

米兰中央火车站是一个功能建筑群。车站大楼建于20世纪初期，那是一座巨大的罗马风格的宫殿式建筑，四周是大型露天广场。车站大楼是一个时尚的大型购物中心，诸如服装品牌ZARA和MANGO，以及珠宝品牌施华洛世奇等足足占据了三层楼。在车站的中心广场，身穿燕尾服的老人们坐在咖啡店里一边小口喝着浓咖啡，一边看着头发整洁的商人们静静地穿过玻璃门走向铁路站台。

然而，就在一段石质台阶下面，在火车站那充满回声的中央大庭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在一层石质夹层内，哈希姆跟其他数百名每天都聚集在这里的难民一起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几个月来，他们已经成了火车站里的一道风景，以致当地警察专门划出了一片区域供难民使用。在一群面目不清、对难民毫不在意的意大利人中间围坐着一群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厄立特里亚人和索马里人——有些人在海上的晒伤还没有治愈。每隔几个小时就有一波难民上岸，他们有的从利比亚登船，有的来自埃及。这些人都一起挤在米兰中央火车站这个宏大的中央大庭里。

哈希姆好奇地四处观望。他的四周是各种雕像、华丽的吊灯和大理石瓷砖。最初，他感觉这个火车站就像是一座专门为难民建造的美丽城堡。当地慈善机构派来的志愿者来给他们分发食物和水，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则给他们安排过夜的地方，这跟他们几天前的待遇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个叙利亚人坐在大理石椅子上讲述自己在过去4个月里被关押在利比亚海边时的种种遭遇。米兰中央火车站里还有无线网络可用，哈希姆连上无线网，点开了手机上的瓦次普（Whats App）聊天软件，这是他离开埃及后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一大堆未读信息立刻塞满了收件箱。

尽管哈希姆信心十足，但在这个新的大陆还是遇到了很多新问题。他该如何穿过欧洲大陆抵达瑞典？之前他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本来以为直接坐车过去就行了，然而现在却有很多复杂的选择，他必须做出决定。他需要穿过好几个国家的边境，需要避开警察。他需要钱，但身上的钱已经没有多少了。他得弄清楚铁路线路，却看不懂列车时刻表。他站在中央大庭里抬头看了看显示屏，上面的内容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书。

“还是渡海容易！”哈希姆半真半假地自嘲道，“从海上可以直接到达意大利，不需要换船，没有警察检查，没有站点需要停靠，也没人让你按手印。”

志愿者们建议他们坐车前往维罗纳，从那里坐车去德国，然后往北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哈希姆不敢确定，于是便给一个朋友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此人是叙利亚人，名叫梅耶，他于2014年坐船到达欧洲，现在在德国。哈希姆到底该怎么做呢？

梅耶建议他不要直接前往德国。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火车途中要经过瑞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的警察经常登车检查。相反地，他建议哈希姆绕道从法国海边，经皮埃蒙特山脉前往尼斯。这条路在边境处还没有警察，梅耶走的就是这条路。

不过，明天再做决定吧。哈希姆现在需要睡上10天来的第一个踏实觉。他需要洗漱一下，体会一下干净的感觉。由于10天来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他的身上已经有点儿不太舒服。因此，他便在那里等着米兰当局给他安排一个难民收容所。全家在一起的难民最先得到安置，哈希姆排在最后。转眼到了晚上，米兰中央火车站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由于没地方睡觉，即便这么宽阔的地方也不过再次提醒难民，他们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

自从上次正式就餐之后，他们已经有18个小时没有吃饭了。留在火车站里为数不多的几个难民开始有些焦躁，其中一位使劲用头撞击旁边的护栏。另一个人则绝望地大声喊道：“我们到哪里都被当畜生一样看待，在利比亚、西西里，还有这里，到哪儿都这样对我们。”当地的志愿者一直坚持跟哈希姆和其他几个人待在一起，其中几个整晚都待在这里。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像他们这样热情，一个过路人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你们为什么要帮助这些难民？咱们国家的穷人还不够多吗？”

最后，晚上9点多的时候，当地政府的几位工作人员返回这里，他们在距离此地几英里外给剩下的几位难民找到了休息的地方。这几位难民乘坐一辆小型巴士往西来到郊外一处名为切尔托撒的地方，在一所学校里过夜。数百张床位安放在铺着绿色地板的篮球场里。那些床都是行军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地板上睡了那么久之后，躺在这上面简直就是一种奢侈。

星期六那天，哈希姆跟其他人一起迷迷瞪瞪地穿过这个大都市，又回到了火车站。路程很短，但一路上很混乱。他一直怀疑欧洲那复杂的铁路线是否是前往瑞典的最佳途径。此外，还有更糟糕的消息在等着他：前一天试图前往德国的那些叙利亚人都被抓了回来，还包括那些试图穿过法国的人，只有两个人得以逃脱。这简直是一个灾难性的消息，哈希姆对坐火车离开意大利完全丧失了信心。

另一个选择是乘坐汽车。前一天晚上在收容中心，大家互相传了那些开车向北送人的蛇头的电话号码。这个选择更安全一些：在欧洲各国边境，没人会拦车检查，移民们也不需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铁路线上转来转去。可以雇用的蛇头很多，瑞典马尔姆的一个蛇头说，他可以开车带4个人到瑞典，费用是每人875欧元；也有人愿意开车送他们去哥本哈根，费用是每人750欧元；还有人可以开车送他们去德国南部的乌尔姆。一些蛇头用大篷货车一次可以运送十几个人，其他蛇头开的则是小汽车。

但这条线路也有问题。那个可以把移民运送到马尔姆的小伙子还在马尔姆，他需要先收取一半的费用才能开车到意大利。如果他收了钱后不过来怎么办？那可是一大笔钱，比坐火车贵多了。哥本哈根的那个小伙子的要价也不低，还不能把移民送到终点站。只有移民想去德国，乌尔姆的那个人才能派上用场，可哈希姆不想去德国。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蛇头承诺每个人都有座位，但在上路时，他们会强迫大家挤在那种会因窒息而丢掉性命的密闭车厢里。

迄今为止，这些争论还只是停留在纸上，哈希姆现在没钱支付任何一条线路的路费。他仍在等着他的小舅子伊赫桑（一位去年到瑞典申请避难的经济学家）汇钱来帮他渡过难关。大约午餐时分，钱汇到了。哈希姆在车站的西联公司门前排队等候取钱。他在队伍里看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看来需要帮忙的并非只有他一个人。

这里好像有填不完的表格，玻璃窗后面的那个人说的话，有一半哈希姆都听不懂：拿起笔。什么？拿起笔。什么？拿！起！笔！来！哈希姆拿起了笔，在好几张纸上签了名。那人从玻璃窗口把钱塞给了他：只汇来了500多欧元。

哈希姆本来计划当天出发，现在他可以实现这个愿望了，他手上所有的钱够他坐汽车去丹麦了，但这是最好的选择吗？他一点儿头绪都没有。他已经来到了这里，但如果下一步不小心的话还是会搞砸。随后又有消息称，前一天在法国边境没有人被抓，那些人滞留在了奥地利。似乎突然之间，坐火车变得更安全一些了。于是，他决定当天不走，跟几个朋友回到了市里。第二天早上7点有去尼斯的火车，今晚他会做出是否坐这趟火车的决定。

最终他下定了决心。坐汽车和火车似乎都有风险，但至少坐火车能便宜一点儿。跟他在同一条船上过来的那些朋友仍然摇摆不定，但哈希姆决定就这么干了。越早到达瑞典，他就能越早与家人团聚。他决定就坐早上7点去尼斯的那趟车了，坐这趟火车往西走，要路过皮埃蒙特山脉。他几乎什么都没带，只用防水袋装上了钱和几份重要文件。他把在船上取暖用的那件散发恶臭的蓝色套头衫塞进了一个垃圾箱里。这几乎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他现在已经到了意大利，不需要在海上穿的衣服了。

刚上火车的那几分钟，哈希姆有点儿紧张。列车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说了几句话，他一个字也没听懂，哈希姆愣在了那里。那个列车员又说了一遍，这次的语气似乎更冲一些。他是在要求哈希姆出示护照吗？谢天谢地，这时有人出来打了圆场，原来哈希姆走错车厢了。

他找到自己的座位，火车缓缓驶出了米兰中央火车站。列车轻快地在隧道之间飞驰，哈希姆时不时地能够看到外面五颜六色的街道，以及草木繁茂的陡峭山坡。他看到最多的是大海，那个场景让他心生恐惧，他一直摆脱不了地中海给他留下的阴影。他需要抽支烟来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不过他知道在欧洲是不能在火车上抽烟的。

进入法国境内的第一站芒通后，情况变得糟糕起来。在这里，哈希姆躲在卫生间里，心脏怦怦直跳。正是在芒通车站，他从卫生间里出来后，发现通往座位的过道里还站着一个警察。

哈希姆倒吸了一口凉气。就这样完蛋了？他想转身走掉，但这样做只能引起那位警察的注意。如果他直接奔着自己的座位走过去，也许能够蒙混过关。那位警察并没有检查其他人的证件。如果你不特别注意哈希姆的衣服，不注意他衣领上的头皮屑，或者他脚上那双好久没有洗过的袜子散发出的气味，也许，只是也许，你会把他当成法国人。

至少哈希姆在低头沿着过道朝自己的座位走过去的时候心里是这么想的。那个警察抬头看了看，哈希姆冲他点了点头。那个警察冲他眨了一下眼睛，然后就让他过去了。

这一关哈希姆算是闯过去了，但这次遭遇着实把他吓坏了。中午11点50分火车驶入尼斯车站时，他的脑海里一片混乱。如果在每个边境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么从这条路去瑞典还有希望吗？也许最好的选择是先去加来，然后再从那里做卡车去英国，也许这条路行得通。

更糟糕的是，开往巴黎的火车需要6个小时，现在已经没有余票，所有的座位都已经被预订一空。因此，哈希姆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可以在这个可能结束他旅程的城市里到处逛逛。重新买票可真够折磨人的，他不会用自动售票机，所以不断地取消重来。排在他后面的人不停地发出不耐烦的声音，催促他快点儿。

那台机器终于吱吱地吐出了他想购买的火车票，他足足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但随后他该做什么呢？待在车站里？不行，尤其是车站里还有其他很多叙利亚人。如果他能在50米之外就认出这些人，那么当地的警察也能辨认出他们。但他也不能跑到某家咖啡店里坐着，因为他不想多花一分钱。他想四处逛逛，但他脚上的一个水疱在渡海的时候已经感染发炎，疼得厉害。去海边如何？现在可不行，他看到大海就想吐。他在一条安静的大街上的一家杂货店旁找到一张椅子，但那家杂货店的店主想跟他聊天，于是他便走掉了。此时离出发还有5个小时。

等待很是折磨人。他应该乘坐小汽车吗？现在可以改乘小汽车去吗？或者大巴？到了巴黎后，可以借道比利时吗？每当看到警察，他都会感到非常惊慌，他轻叩着牙齿，神经高度紧张。

他在铁路桥旁边发现了一个小型公园。在一个场地的一边，一群男人正在玩滚球游戏，孩子们则在另一边跑来跑去。他在那里坐了一会儿，这场景让他再次想起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们，”他喃喃自语道，“我的孩子们现在在哪里啊？”

有那么一刻，他仿佛回到了哈兰·阿拉–阿瓦米德。在星期五的下午，他在果树下面烤羊肉串。他想起了如今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园在战争到来之前的模样——环境幽雅，绿树成荫；他想起了家乡的公园以及市中心那三根古代立柱；他想象着孩子们在他身边奔跑的情景，他仿佛看到了表情严肃、热爱宇宙科学的奥萨马，热爱摄影、喜欢耍赖的穆罕默德，以及仍处在贪玩年龄的小米拉德。随后他又想起了与他远隔千山万水的哈雅姆。他俩在一条街上长大，在一个学校里上学。2001年，还没有经过家人的同意，哈希姆就私下向哈雅姆求婚了。这是他离开哈雅姆时间最长、距离最远的一次。

他给哈雅姆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自己现在在法国。哈雅姆有点儿糊涂了，她以为哈希姆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德国，于是给他回了一个愁眉苦脸的表情。他后悔告诉她这些，她的焦虑让他感到压力更大。此时离出发还有三个小时。

哈希姆继续往前走。他想买一张好点儿的手机卡，在全欧洲都可以打电话的那种。他找了一家又一家店，没有哪一家店卖他说的这种卡，于是他放弃了。他找到一个繁华一点儿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游客。他到咖啡店里喝了杯咖啡。夜晚的凉气袭来，他浑身瑟瑟发抖。他看着有轨电车在他面前来回穿梭，有那么一刻，他希望自己能登上其中的一辆。游客们从他面前踱过，看到人们来这里度假，到海边晒太阳，而他自己却为了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而四处避难奔波，想起来真是滑稽。此时离他出发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他走进了一座教堂，在中间位置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终于又找到个能坐的地方。在教堂两边那些彩色玻璃窗下面，人们通常会花上几欧元点上一根蜡烛。这个地方让他想起了叙利亚的一座教堂：位于塞德纳亚陡峭山顶上的一处修道院。哈希姆是一位穆斯林，但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到那个教堂里去点上一根蜡烛，静静地欣赏。现在这一切离他是多么的遥远啊！

晚上7点，距离乘火车去巴黎还有一个小时，哈希姆一瘸一拐地回到车站。三个士兵围成一团，在车站门口转来转去，他一下子又慌了起来。他已经销毁了在意大利期间的所有车票和各类收据，这意味着即便他被抓起来，也不会被遣返意大利，因为他们在哈希姆身上找不到任何能证明他是从意大利逃过来的证据。即便如此，他也不愿意留在法国，他的家人无法在这里与他团聚，因为没有几年的时间，他是无法获得庇护批复的。

他在火车站的报摊上买了一份法语报纸，他可以借此混入周围的人群之中。他选了一份《世界报》，巧合的是，该报记者报道了哈希姆家乡目前的情况。或者说，记者是翻译了《明镜周刊》上的一篇关于“伊斯兰国”起源的文章。另一个版面上则是一张赛格林·罗雅尔的照片，她曾是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女友。哈希姆稍微了解一点儿欧洲政情。

购买这份《世界报》可谓大获成功，站台上的检票员用法语跟他打招呼。哈希姆尴尬地冲他点了点头，然后就匆匆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舒服地倚在座位上，一边不住地点头，一边羡慕地四处打量这辆法国火车，车上的真皮座椅几乎可以平铺起来。他有些困了，太阳落下去了，几个小时后，车厢里响起了轻微的鼾声。旅客中有几个是背包客，他们睡觉的时候把夹克盖在脸上。另外一些人是从意大利来的老年游客，他们事先准备好了眼罩。哈希姆是个例外，由于紧张，他一晚上都非常清醒，满脑子想的都是德国边境的情况。

哈希姆往窗外看了看，他发现自己仍然没有离开大海。他能看到海滩和海浪。这个场景让他感到反胃，但在这辆列车开往马赛的途中，他还得继续忍受这一切。只有到马赛后，他才能离开海边。列车缓慢地蜿蜒前进，首先从东向西开，然后又从西向东开，有点儿像是在机场等候检查的时候排起的蛇形长队，或者至少对哈希姆来说是这样的。不管是谁，稍微有点儿动静，比如座位发出的声响，偶尔发出的咳嗽声或某个乘客的喷嚏声，他都知道。他需要抽根烟，但在火车上禁止吸烟。由于他急着离开，在一处偏僻的站台上也没来得及抽上一根。

天终于亮了，窗外是一片巴黎南部乡村的美丽景象。在离开尼斯12个小时后，这辆列车在4月27日星期一早上7点40分到达法国首都。这是哈希姆离开埃及后的第12个早晨。一辆市内短途列车把他从奥斯特里茨车站带到巴黎东站，现在他只要再坐一趟火车就可以到达德国。事实上，他在第二天一大早就能抵达瑞典。他可以在巴黎购买经由法兰克福去汉堡的火车票，然后在汉堡坐另一趟火车前往哥本哈根。从哥本哈根穿过厄勒大桥，他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瑞典。

他在巴黎东站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能够一览欧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巴黎，确实是一件幸事，不过他只能从车站的窗户往外观看这一切。东站并不是巴黎最大的火车站，但对哈希姆来说，它的规模仍然不小，它更像是一个飞机场，而不是火车站。“他们都是什么人？”看到身边来来去去的那些乘车的人，哈希姆在心里琢磨道，“这些人都是去上班的吗？”与他以前在叙利亚上班时边听歌边开车相比，这些人似乎更忙碌一些。

他到售票处买了一张去汉堡的火车票，票价是250欧元。哈希姆眨了一下眼睛，250欧元？没听错吧？这个价格是他乘坐小汽车从米兰到哥本哈根的费用的1/3。随后他耸了耸肩膀，现如今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等车的时候，哈希姆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部分原因是气温很低，部分原因是从前一天午饭时间到现在他一会儿觉都没睡，也没吃过任何东西。他来到站台旁边的一个小咖啡店前，看着摆在那里的三明治。哪一个是清真食品呢？那一个吗？随后他意识到这些都不是，这些三明治里面夹着猪肉。

早上9点过后，他登上了前往法兰克福的火车。距离边境还有2小时20分钟的路程，他又一次烦躁起来。他不想留在德国，但如果他能途经德国到达瑞典的话，他们一家人才可以团聚。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哈雅姆给他发了一条短信问他现在到哪儿了，哈希姆没有回复，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不想把事情弄糟。

早上9点10分，前往法兰克福的火车静静地驶出巴黎。欧洲的铁路总是不断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乘坐的这辆火车有两层，车上那宽大的座位更像是扶手椅，比哈希姆以往乘坐过的任何一辆车都好。

趁着还有时间，他去刮了一下胡子。他在东站买了一把小刮胡刀，实际上他是买了一整套刮胡子的用具，因为那里的刮胡刀都不单卖。这笔花销是值得的，哈希姆明白，在进入德国后的第一站萨尔布吕肯，如果真的有警察上车检查的话，仪容整洁还是很重要的。

他从盥洗室回到座位上，看到桌子上有本《查理周刊》，便顺手拿了起来。封面图片好像是凯特·温斯莱特从一艘难民船上站起来的画面。上面写着：“每周都发生一次‘泰坦尼克’号上的故事”。哈希姆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尽管不知道答案，他还是笑了起来。这是一个关于像他这样的难民的故事。

中午11点30分，火车飞快地穿过德国边境，在靠近萨尔布吕肯的时候放慢了速度。哈希姆忙着隐蔽自己，他弹去身上的头皮屑，耳朵里塞上耳机，开始读在巴黎购买的一份《南德意志报》。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不过他希望不会有人察觉到这一点。

列车穿过了一座跨河大桥，两边的景色让人心旷神怡，哈希姆一下子忘记了一切。他用叙利亚语高声喊道：“多么美丽的景色啊！”声音盖过了他耳边回响的音乐声。

整个车厢微颤了一下，有几个人转过头来盯着他看。随后，列车在萨尔布吕肯车站停了下来。

第七章 丛林与河水之间

一对父子穿越希腊和马其顿的边境（罗伯特·阿塔纳索夫斯基摄）

偷渡巴尔干

2015年初夏，希腊、土耳其、马其顿、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埃里克·凯普森眯着眼睛扫视着海面，他似乎已经看到了什么东西。他站在高高的石崖上，凝视着他居住的希腊莱斯沃斯岛和远方时隐时现的土耳其大陆之间的那道6英里宽的海峡。“看到了吗？”他边说边把手中的望远镜递给我。我拿起望远镜，睁大眼睛仔细搜寻，但几乎什么也看不到。这是2015年6月的一天，大约早上6点，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远处土耳其的那些黑乎乎的石崖上升起了一抹柚红，天色逐渐亮了起来。但海面上，尤其是土耳其那边的海面，还是一片昏暗，我只能看到在两三英里之外的地方有一个小黑点。

然而，凯普森却是辨别这些黑点的行家里手。每天清晨的这个时候，天未亮时他就跟妻子菲利帕两人一起到这里等待他们的到来。有时海面上会出现五六个小黑点，那天早上则只有一个，凯普森很明白这个黑点是什么。“那是一艘难民船。”他把望远镜从我手里拿回去，说道，“15分钟后就能到这边。”

估算目前还看不清的东西到达海岸的时间似乎有点儿过于乐观。然而，当我和另外两个记者坐在租来的车里沿着蜿蜒的海岸线向海边驶去，在岸边等候那些准备登上欧洲大陆的难民时，我们发现凯普森的判断是对的。那个黑点前进的速度很快，不到10分钟，我们便能看出那是一艘充气橡皮艇。透过车窗，能看到大约有50位难民紧紧地挤在一艘黑色的橡皮艇里。他们也能看到我们，等到他们的船快到海边的时候，我们的车颠簸地沿着悬崖边上的路向他们开去，船上的人也开始向我们招手。他们的面容变得越来越清晰，最初的那个黑点现在变成了一群挤在一起的人和一片橘红色的救生衣。

我们从车里冲出来，抢着从一个有点儿陡峭的乱石坡下去，往海边赶。这期间，那艘难民船又一次离开了我们的视野。等我们到了海边，他们已经上岸了。有几个人正在忙着扯下身上的救生衣，把它们扔到狭长的沙滩上。另一个人用刀子在橡皮艇上扎了很多小孔，把里面的气放出来，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难民之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闻：如果他们乘坐的船还能用，希腊人会把他们再送回去。目前他们面临着另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怎样离开这片海滩。他们的登陆地点不太妙：在他们面前，一道乱石坡挡住了前进的道路。其他几个方向似乎都没有出路，他们分成几拨，分头去看哪个方向有路可走，但很快都无功而返。别无他策，他们开始用手抓着身边的灌木，攀爬面前的石坡。偶尔他们会踩到疏松的鹅卵石，便会有一两块鹅卵石从他们的身后滚下。

出乎意料的是，这群人中只有一家人来自叙利亚。2015年，大部分从土耳其来到希腊的难民都是叙利亚人。然而这条船上的大部分乘客都是阿富汗人，还有几个人是为了躲避内战，从索马里逃出来的。此外还有一些巴基斯坦人，在巴基斯坦，100多万人因内乱而迁移到这个国家的北方。总的来说，他们看起来非常奇怪，有的让人感到眼前一亮，有的则平凡无奇。一些人肯定是把衣服给搞丢了，身上裹着类似布袋之类的东西，套在身上很不合身，看起来也很滑稽。有一个小孩穿着一件超大的西装外套，袖口一直耷拉到脚踝。不过另外几个十几岁的阿富汗小伙子戴着冒牌的雷朋眼镜，身穿斜纹紧身裤，看起来像是要去广场见朋友。一位老年人头上戴着一顶平顶帽，身穿一件棕色的旧夹克，手里拿着一根拐棍。爬上坡顶后，他一瘸一拐地沿着山路行走，那样子就像是一位在午后闲逛的普罗旺斯老农夫。

按照我的想法，进入相对安全一些的欧盟境内是这些旅行者的人生转折点。然而，他们大部分人并没有停下脚步，更不用说庆祝了。在坡顶，一两个穿着讲究的小伙子在用手机自拍，而大部分人则只是停了一下，拿出手机看看能不能收到土耳其那边的信号。如果能收到信号的话，他们可以通过谷歌地图确定一下自己的具体位置。看到无法收到信号，他们只是耸了耸肩，把孩子们扛到肩膀上，确定了一下方向，然后就开始沿着小路往前走。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座岛上，不过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要继续走下去。抵达希腊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之前我曾设想，来到希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现在看来这里也并非什么诱人的终点站。

没错，他们确实是长途跋涉地来到这里。很多阿富汗人逃过塔利班和“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然后沿着伊朗边境走了数天，接着进入土耳其境内，再乘坐长途汽车来到土耳其西海岸。即便到了莱斯沃斯岛，他们仍然需要继续行走数十英里才能休息。由于当地政府拒绝给他们提供交通工具，他们首先要步行40英里到达莱斯沃斯岛上的主要港口。然后他们还要徒步穿过希腊北部，前往马其顿。他们再从马其顿步行前往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最终，他们还需要冒险坐汽车或火车经过更为友好一些的北欧国家。“我，瑞典。”一个名叫纳维德的阿富汗人咧开嘴笑着对我说。然后，他抬起腿，沿着小路走去。

最后登上坡顶的是一家叙利亚人。这一家六口来自大马士革郊外的乡村，两个月前，他们离开叙利亚前往黎巴嫩，两天前又从黎巴嫩去了土耳其。他们身上都穿着救生衣，妈妈脚上还穿着一双不太协调的矮跟皮鞋，她身上那件优雅的灰色大衣已经被海水浸透。眼前他们最不愿做的就是停下来跟人谈话，他们已经身心疲惫，一整晚都没有睡觉，他们留在家里的亲属仍处于危险之中。父亲马赫让最小的儿子骑在自己脖子上，左右手还各牵着一个孩子，一家人一起迎着希腊的朝阳向前行进。

这个场景不止一次让我想起上学时读到的古代英雄故事，尤其是埃涅阿斯的形象。埃涅阿斯逃离了被焚烧的特洛伊城，在地中海上漂泊了数年，最终在意大利定居下来，开创了最终建立罗马帝国的王朝。埃涅阿斯当年离开特洛伊城的时候，身上披着一张狮子皮，背上驮着自己的老父亲安喀塞斯，手上牵着儿子尤洛斯。身材高大挺拔、性格坚韧的马赫就像是当下的埃涅阿斯，不过他的身上没有披着狮子皮，而是穿着一件塑料做的救生衣。与埃涅阿斯不同的另一点是，他有4个孩子。此时，他的一个孩子正脚步蹒跚地跟在他的身后，兴致勃勃地往一个排尽空气的护臂里吹气。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种天真无邪的举动显得极不协调。这个小男孩一个劲儿地往护臂里吹气，只不过是为了“噗”的一声再把里面的空气给猛挤出来。我瞥了一眼身边的同事西玛·迪亚卜。她是一位叙利亚摄影记者，以前曾在开罗成立一个叙利亚难民收容中心。西玛放下相机，我能看到她的双颊留下两抹泪痕。

现在还是6月份，因此媒体将这段时间看成是利比亚沿海更为盛大难民潮的转折点。即便如此，现在就能看出来，土耳其和希腊群岛之间的这片海域正在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新焦点区域。就在前一年，也就是2014年，从土耳其前往希腊的人数约为4万人，而在2015年的同一时段里，选择这条路线的难民人数已经是2014年的两倍，其中2/3以上的难民是叙利亚人。（我们还没有遇到难民迁移的高峰期，也就是7—10月这几个月，这期间的难民人数超过75万人。）从利比亚前往意大利的难民人数与往年持平，但从土耳其前往希腊的难民人数正在以几何式的速度增长。叙利亚人终于发现了爱琴海。

受难民危机影响最大的莱斯沃斯岛已经成为希腊版的兰佩杜萨岛。即便在初夏季节，每天仍有1000多人抵达这里。在这里的各处沙滩上，那些晒太阳浴的人身边到处是被丢弃的救生衣。正苦于应对经济危机的希腊政府无暇顾及难民问题，因此，面对停在家门口的那些难民船，凯普森夫妇试图填补这一地区的人道主义真空。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凯普森还是一位熟知爱琴海一带人口走私网络的权威。他来自温莎，最初做的是照看狒狒和大型猫科动物的工作。16年前，他和之前做护士工作的菲利帕搬到了莱斯沃斯岛北岸，在距离海边100米的地方租了一片地。2015年夏天，凯普森就60岁了，又长又直的头发在脑后扎了一个马尾辫，既像20世纪80年代的摇滚歌手，又带有20世纪70年代“mullet”（一种前面短、侧面短而后面长的发型）的风格。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手工艺人，通过出售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手工木雕来交房租。他的作品包括新世纪风格的手镯、纹饰华丽的造像、阴森恐怖的雕塑等。他在住处旁边的店铺里摆放了一组音响，播放他的儿子、15岁的艾莱尼创作的音乐。在外面花园里的土豆地和橄榄林的外面，他用石头围了一个大圆圈，供自己静坐用。

我第一次遇到凯普森是通过他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开通的一个频道。这年夏天的头两个星期里，这个频道是了解莱斯沃斯岛北岸发生的各种情况的唯一正规渠道。凯普森把他自己关于难民危机的经历录成大量视频，每天都录好几段。这些视频的标题通常比较奇怪，经常在后面还加上几个感叹号，比较有代表性的标题包括“帮宝适专家！！”“章鱼！！！”和“要是他们明白就好了！！”。有时视频的内容也令人难以理解。初夏的时候，凯普森经常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用镜头对准灌木丛中某个昏暗的点，就这样一直持续很长时间。这种风格让我想起了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拍摄的《隐藏摄像机》开头的那一段：导演用摄像机对准几乎静止不动的街景，让机器就这样不停地转动。不过在这里，风格稍微有点儿变化，凯普森用他那明显与哈内克不同的嗓音在镜头外叙述当天发生的事情。当讲到自己眼睁睁地看着一艘船在他面前沉入海底的时候，他哭了。

自从凯普森夫妇在这里定居以来，就有难民零零星星地在这里登陆。但数量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多，也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妇女和孩子。“因此从几个月前开始，我们用车装满了各种物品前来帮助他们。”我俩见面的时候，凯普森说道，“如果你看到只有两个月大的孩子、脚部受伤的难民和好多天没有吃过东西的人，你不可能什么也不做。”

由于没有任何援助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救援活动，凯普森夫妇就成了这里的现场急救员。每天天未亮时，他俩就起床，为黎明时分的登陆做救援准备。6月份的时候，我在这里帮了两天忙。他们先到附近的一座小山顶上去，对岸只要有船出发，从那里就可以看到。凯普森很快就弄清楚了难民船在土耳其那边的出海口，以及他们在希腊这边的登陆点。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天亮之前会有两艘黑色的充气橡皮艇过来，船上大部分都是阿富汗人。天亮之后，会有三艘灰色的船随后赶来，船上通常坐的是叙利亚人。第5艘也就是最后一条船上坐的通常是妇女儿童，凯普森夫妇首先要救的就是这条船。一旦确定了船只之后，他俩就会快步赶到可能的登陆地点，给他们分发饮用水、衣服和食物。需要救援的弱势群体很多，包括孕妇、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其中一个人刚被烧伤，“烧坏的肉皮从手背上耷拉下来，”凯普森说，“我有20年没有哭过了，我是个坚强的人。但在过去的4个月里，我可是哭了个够。”

起初，有关该岛难民危机的报道多聚焦在难民潮是如何跟度假游客抢占海滩等方面。这两类人凑在一起显得非常不和谐。在附近，距离晒日光浴的游客不远的沙滩上，丢着一只某个难民小孩丢弃的印有“愤怒的小鸟”图案的护臂。当然也有人借此火上浇油。一个右翼网站谎报称，穆斯林移民在基督教堂里大便，凯普森本人也因此而成为他人谴责的对象。他的邻居有时也会到海滩上找他，他们担心正是凯普森的好心诱使更多的难民来到莱斯沃斯岛。我们在他的工作室聊天时，凯普森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电话通了之后，对方在那头一言不发，凯普森说这个人是想恐吓他。在希腊的其他岛上，还有一些积极参与救援活动的人受到人身攻击，当地政府官员也跟着煽风点火。著名的科斯岛的市长呼吁希腊各州都不要帮那些难民，连一杯水都不要给他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整个夏天大部分时间里，希腊政府也都是这么做的。政府不为那些从登陆点前往收容中心的难民提供交通工具，让他们冒着酷暑疲惫不堪地走40多英里路。那些同情难民的希腊人开车送他们去收容中心的行为也被认为是非法的。已经有三个希腊人因开车运送难民而被逮捕，凯普森本人也受到当地警察的警告，警告他不要再到海滩上去救援难民了，以免惹上走私人口的罪名。为表示对政府行为的抗议，41名司机在莫利沃斯组织了一个车队前往该州首府米蒂利尼，每辆车上都带着一个难民家庭，故意直接违反法律。其中一位在莱斯沃斯岛南部创建难民收容所的司机说道，这种做法确实是违法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成百上千的人带着孩子四处漂泊，或者在大街上躺着。就这样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死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让人死在大街上也是一种犯罪”。

凯普森夫妇是那些不愿意坐视不管的志愿者救助链条的第一环节。夫妇俩在海滩上接到难民并清点人数后，凯普森就会电话通知在邻村莫利沃斯开餐馆的一个澳大利亚人。由于这个地方没有政府设立的收容中心，澳大利亚人梅勒妮·麦克罗斯蒂在她那个位于码头边的著名餐馆——“船长餐桌”后面腾出一片空地，建立了一个临时难民收容站。凯普森夫妇把当天的难民总数告诉她后，麦克罗斯蒂手下的厨师们便开始为岛上这些新来的客人准备饭菜，食材和其他供给品大都是当地居民和游客们捐赠的。事实上，在这里很难体会到英国各类小报上报道的那种厌烦情绪。几个星期前，《每日邮报》曾发表过一篇在希腊度假的英国游客的文章，声称有难民在他们吃午饭的时候盯着他们看，让他们感觉非常尴尬。然而，我在莱斯沃斯岛遇到的那些游客，要么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毫不在意，要么也加入到救援行动中。一位德国护士结束了日光浴，跑到麦克罗斯蒂的饭店里帮忙；还有一对英国夫妇专程坐飞机赶来帮助凯普森夫妇；一位比利时实验员多日来一直在该岛南部开车把难民往港口送，使他们不必顶着40度的高温步行40多英里的路。“刚开始我也有顾虑，我问自己是否该这么做。”他说，“但当你从他们身边走过，看到那些妇女和孩子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没错，我应该这么做。我必须得做点儿什么。”

我试图找到岛上那些仇视移民的人。我直接去见了一家温泉度假场所的老板，我确信她一定会发表一通很不友好的言论。然而她一直都在说同情的话。我还同一家旅馆的老板聊过，虽然旅馆外面的海滩上到处都是难民船，但她的话还是非常温和，语气之中充满了同情。麦克罗斯蒂的邻居有点儿不满，他担心难民们住在餐馆后面会影响食客们到他新开的烤肉店吃饭。但一位药剂师解释说：“总的来讲，大部分人对难民还是充满了同情。毕竟这些人都遭遇了跟他父辈们同样的命运。”在莱斯沃斯岛和附近其他岛上的居民中，有很多是在1922年逃离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的后代。“我们不生气，也不害怕。”那位药剂师告诉我说，“我们的爷爷那辈人也是被迫逃离土耳其的。”

在海滩上，我看到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希腊人正一本正经地切割橡皮艇，然后把切下来的碎片一点点儿搬到他的皮卡车上。他是在拾荒？也许是当地流言中的那种“秃鹰式”的人，他们喜欢在海滩上到处转悠，从被丢弃的难民船上卸下发动机和其他零件，然后把它们卖到废品收购站。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是这里的村长。”萨纳西斯·安德鲁提斯向我自报家门。他正在为保持海滩的清洁尽一己之力。他叹了一口气说道，以前每周清理一次就行了，2015年以来他每天都要过来清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他会对这些额外的麻烦心存抱怨？答案还是“不”。实际上，安德鲁提斯对岛上新来的这些人非常同情。“他们的政府在抓捕他们，他们四处奔波，只为了避难。”安德鲁提斯一边心怀同情地说着，一边把海滩上最后一块橡皮艇碎片拖起来运到车上。做过警察的安德鲁提斯之前从未想过自己如今的生活会是这样，也没想过自己会成为熟知《都柏林公约》的专家。无论如何，这就是2015年莱斯沃斯岛北部的真实状况。

这些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随着2015年时间一天天地流逝，我对这两个问题越来越感兴趣。答案主要应该在叙利亚。来自其他几个国家（不仅仅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确实占了相当的比例，特别是在冬季来临之时。在他们当中，那些从孟加拉、摩洛哥和塞内加尔等国逃来的“经济难民”的比重很少。在确定了任何人都可以在此畅通无阻地进入之后，移民的人数逐渐多了起来。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在2015年1—10月中，66%的难民是叙利亚人。即便有人怀疑这个统计数字的准确性（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提到），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叙利亚人是这股难民大潮的焦点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有点儿奇怪。叙利亚内战早在2011年就开始了，但4年之后才出现大批难民逃亡欧洲的现象。为什么现在才发生这种事？还有，为什么会选择希腊，而不是意大利？

没有人对此进行过详尽的调查研究，不过在2015年的一年里，我在跟众多叙利亚人谈话时，他们不断重复几个问题，这令我逐渐弄清楚了个中缘由。第一个原因是叙利亚内战至今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即便内战能在几年之内结束，战后的国家重建也将是各派分而治之的局面，届时还是会纷争不断。面对这样的局面，叙利亚人自然而然地会意识到他们需要去寻找一个长久的安全之地。西方媒体上充斥着“伊斯兰国”威胁的各种言论，“伊斯兰国”的崛起确实是众多叙利亚人逃离家园的原因之一，但“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大部分是叙利亚人烟稀少的沙漠地带。对普通人来说，在较为温和的叙利亚自由军控制的人口稠密的地区，更大的威胁来自巴沙尔政府的桶装炸弹和空袭。在那些战斗和空袭还没有变成家常便饭的地区，居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清闲日子持续不了多久了。在巴沙尔政府的控制区，由于担心被强征入伍，很多不想为独裁者腐败的军队卖命的人被迫出逃，当然，叙利亚自由军的导弹袭击也是经常遇到的潜在危险。在战争爆发后的头两三年里，大部分人都觉得早晚能熬出头，很多人都到亲朋好友家中避难。但这种情况持续不了太长时间：如果你的孩子连续好几年不能上学，如果你的家在2012年就被摧毁了，几年后还不能回去重建家园，那你就不得不离开这里了。

2014年，到欧盟各国申请避难的叙利亚人“仅有”12.5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借道利比亚逃到欧洲的。到2015年，去利比亚变得越来越困难。迄今为止，位于利比亚东西两个邻国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早已禁止叙利亚人入境，这意味着叙利亚人想经由这两个国家到达利比亚变得更加困难。此外，由于利比亚也爆发了内战，再加上蛇头们对待移民们行为粗暴、渡海过程危险重重、前往利比亚的费用高昂等原因，叙利亚人逐渐对利比亚失去了兴趣。

与此同时，有消息称，在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之间有一条既好走又便宜的路。数十年来，一直有移民走这条路，乘船往来于伊兹密尔和希腊群岛之间，或者徒步沿着保加利亚和希腊边境前进。近些年来，欧盟各国已经加强了边境戒备，帮助保加利亚和希腊在边境建造隔离墙，并派遣更多的边防人员在边境巡逻。然而，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海上边界很难杜绝偷渡行为。2014年下半年的某个时候，一群叙利亚人发现这里相对来说更容易通过。于是他们放弃借道利比亚，选择从这里冒险横渡187英里的海路前往意大利。从这里，人们可以避开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土耳其海边，然后再从这里乘坐充气橡皮艇，只需一天就可以到达希腊群岛。到希腊之后，人们还需要穿过巴尔干半岛。不过，在手机GPS（全球定位系统）的指引下，人们根本不需要去找蛇头帮忙，自己就可以过去。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条路线，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信息也越来越多，这条线路就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最初成功渡海的人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在脸谱网上发布，并在瓦次普上建立各种群，告诉人们如何沿着他们的行进路线前行。

到2015年4月，脸谱网上到处充斥着这类网页。当时我发现内容最详细的一个群是“叙利亚人申请庇护安全免费路线”，它已经有数千个群成员。群主详细地提供了难民从雅典到匈牙利的具体步骤，从如何买票、该付多少钱，到人们需要怎样准备穿着（建议穿上好点儿的衣服，抹上发胶，身上要喷体香剂）以及随身携带什么东西（建议带着国际通用的手机卡，防过敏软膏和纯棉内衣），可谓面面俱到。9月中旬匈牙利关闭边境大门后，在2015年剩下的时间里，几乎成百上千的难民都在按照这位无名氏讲述的方法进入欧洲。后来，我走过这条路线的大部分路段。按照脸谱网上描述的路线行进是一种奇特的体验。谈到从希腊到马其顿，脸谱网上的网页写道：“凌晨时分离开哈拉酒店，打开GPS，开始出发。你会遇到一条小河。快速穿过河上的那座小桥。再往前走不远，你会发现一条与铁路线并行的小路。这条小路距离大路约有100米，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大约一个小时后，就会到达马其顿的盖夫盖利亚村。”由于那时正值仲夏时节，马其顿边境的这条小路路边景观有些变化。除此之外，这条路线描述得可谓非常精确。当今时代，传统的旅行指南已经很少有人查看了，而我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一本难民时代的“旅行指南”。

我觉得其中一个页面尤为管用。在这篇指南的前言部分，作者给那些犹豫不决的旅行者提供了一些建议，也揭示了一些原因，解释了为什么在2015年突然有那么多人试图前往欧洲。“也许你会问自己：我是应该去找蛇头，还是自己出行？”作者如此写道，“大家都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你首先需要知道的是，并非所有的道路都是安全的，也并不是每一个找到蛇头的人都能安全抵达目的地。在研究了各种情况，并坚信上帝之后……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多努力一些。”这些都是聪明人的肺腑之言，似乎也被大家注意到了。到2015年，叙利亚人意识到他们不必非要借道利比亚前往欧洲了，也不再非得求助于蛇头不可了。他们可以独立完成这段旅程，并且随时可以出发，部分原因就在于有像上文这样的脸谱网“旅行指南”。

此外，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费用问题。叙利亚内战持续时间越长，逃往欧洲的有钱人就越多。几年前，大部分想离开的人都没有攒到足够的钱。几年过去了，他们中大部分人终于把钱攒够了，有的是从朋友那里借钱，有的是从自己的薪水里省下的钱。他们现在也不需要花那么多钱了。如果穿越爱琴海的话，只需要1000美元就够了，这还不到从利比亚前往欧洲费用的一半。这使更多人可以踏上这条旅途，并且使他们可以带上更多的亲属一起上路。前几年，为了省钱，很多叙利亚男子都是独自一人前往欧洲。他们希望到达欧洲后，可以通过申请与家人团聚的方法把老婆孩子给弄过去。现在，更多的人可以支付带着家人一起踏上征程的费用。他们现在有更多的理由这么做，因为有消息称，申请与家人团聚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一些人更愿意带上孩子们选择相对来说危险小一些的爱琴海路线，而不愿让他们在家里等待这么长的时间。

他们为什么选择欧洲？为什么不能留在中东地区？答案是：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已经试过了。大约有400万难民曾试图在中东地区安顿下来。选择土耳其的人最多，约有200万人。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约120万人留在黎巴嫩，这意味着黎巴嫩有将近20%的居民是叙利亚难民，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还有60万难民到了约旦，占约旦总人口的1/10。大约有14万人在埃及登记注册，另外在埃及还有约28万难民没有登记。面对异常巨大的人口流入，这些国家难以应对，几乎把所有难民都推给了联合国。更糟糕的是，联合国的救助行动也开始减少。2014年冬天，由于经费减少了40%，联合国削减了在中东地区避难的叙利亚家庭的食物供应。难民们更加没有理由等待这一地区爆发战争，即便联合国仍然继续进行物资补助，基本上也于事无补。承担难民危机的那4个中东国家，难民们要么受到法律禁止，要么找不到工作，总而言之，大部分叙利亚人无事可做。这些国家还限制他们到公立医院就医，不让他们的孩子到公立学校上学。现在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禁止叙利亚人入境。因此从长远来看，叙利亚人几乎无法在中东地区开始新的生活。结果就是，不管联合国有没有经费继续给叙利亚人提供援助，很多人都计划离开中东。

这种事态是对英国处理难民危机策略的一种嘲弄。卡梅伦经常暗示说，英国没有必要大规模接受叙利亚难民，因为英国给位于约旦和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营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援助。这纯属无稽之谈。首先，在那几个国家里，只有1/5的难民住在难民营里。其次，这些援助基本上没有为这些难民的今后做打算，因此起到的作用极其有限。给难民提供的这些救助只能在短期内让他们安顿下来，面对战争，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长远规划。因此，即便你认为英国捐钱是一种慷慨的行为（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可以使英国的那些政策制定者免于采取一些更加有效的措施），也很难说它是一种成功的策略。如果叙利亚人都认为这种做法能够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在2015年的夏天就不会有如此数量巨大的难民聚集在土耳其海边。

“要救生衣吗？”我漫步在伊兹密尔的一条主干道上，不时会听到这样的询问声。伊兹密尔是土耳其西海岸的一个港口城市，在这里，三四个售货员中就有一个向我推销救生衣。“真正‘雅马哈’牌的。”一个售货员高声喊道，“进来试试吧。”跟以往遇到的情况一样，看我背着双肩包，他们就把我当成难民了。

伊兹密尔是土耳其的人口走私中心，没人会费心思隐瞒这一点。在大街上，路边小摊贩向难民们兜售晚会用的气球，并不是用来庆祝，而是在渡海的时候用来做防水袋。你可以把手机塞进去，然后把口系上。在一些售卖船只的店里，你一转身就能看到一堆橡皮艇。我到访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我看到一家店铺的地板上放着16个装在棕褐色纸箱子里的橡皮艇，上面都印着同样让人费解的编码：SK-800PLY。这些都是刚进的货，如果都能按照店主的意愿卖出去，那么用不了几天这些橡皮艇就会被丢弃在希腊的海滩上。在这个地方，人们可以买到运送难民到欧洲的橡皮艇。橡皮艇每天的销售数量都在12只以上。

现在这条街上大约1/3的商店都在向难民兜售救生衣，至少也是捎带着卖。在一家烤肉店里就摆放着一打救生衣，还有专门给小孩子使用的小号救生衣。有一家店里，店家夫妇甚至还专门出售警服。但真正挣钱的还是那些服装店，一些店家把牛仔裤和衬衣都搬到地下室了，主要出售救生衣。服装店橱窗里的那些人体模型身上穿戴的不再是西装、套裙，而是色彩艳丽的橘红色救生背心。在服装店里，售货员认真地给那些想买救生衣的顾客做介绍，那样子就像是他们准备购买人生中第一套燕尾服。顾客们则不停地估量、调换救生衣，似乎是在选购结婚礼服，而不是在选择渡海用的防护服。刚开始，我认为这种做法非常搞笑。后来，看到儿童区人体模型身上穿的“雅马哈”牌救生衣，我改变了看法：这种生意似乎更令人担心。我发现一些便宜的救生衣里填充的是泡棉，这种材料只会吸水，而不是让人浮在海面上。突然间，我意识到这似乎是一桩黑心的生意。

大部分去希腊的船是从伊兹密尔一带出发的，在希俄斯、萨摩斯和莱斯沃斯等岛屿登陆。还有一些船从博德鲁姆出发，那是位于伊兹密尔南部的一个旅游小镇，因其酒店和海滩而闻名欧洲。从那里出发的人由蛇头负责送到科斯岛、莱罗斯岛和卡林诺斯岛等地（具体送到哪里由蛇头而不是乘客来定）。

伊兹密尔在应对人道主义危机方面很有经验。回溯到1922年，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名字是“士麦那”，这里是希土战争的爆发地，冲突最终导致大批希腊人撤离亚洲。成千上万的希腊居民被迫离开这座以希腊人为主要居民的历史名城，一些人则在土耳其士兵的纵火中被烧死，那场大火整整燃烧了一个星期才熄灭。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向码头，他们就这样滞留在海边，前有大海，后有追兵。美国和英国的军舰等候在码头，由于担心引起混乱，他们最初根本无法进行救援。

90多年后，难民想离开这个城市已经变得很容易，比以前容易了很多。伊兹密尔广场周围那些拥挤的巷子里到处是从事人口走私的中间人。他们很容易地从身上的背包和面部表情识别出谁是难民，然后就悄悄走到他们身边，向他们介绍去希腊的业务。一旦达成协议，难民就会被送到蛇头专为收留难民而租下的简陋旅馆里。深夜时分，难民在附近集合，蛇头会安排卡车和大巴，拉着他们趁着天黑走几个小时的路程，送到约定的海滩。有时这段路程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折磨，难民们经常被塞进用来运送家畜的卡车里。有时这段路程更费劲，他们需要乘坐公共汽车到海滩去。

为了表明这事操作起来并不费劲，一个嘴里叼着牙签的蛇头带着我四处转了转，然后把一栋位于一处难民集合点对面的白色建筑指给我看。他咧嘴一笑，然后告诉我那是这座城市的警察局总部，他急切地想让我明白土耳其政府对难民的偷渡行为几乎不闻不问。后来一位政府发言人否认了此事，他指出，在2015年，警察已经逮捕了8万多名偷渡者。但伊兹密尔的蛇头集中区的西边是警察指挥部，东边几百米的地方则是另一个警察局，这表明土耳其政府并没有积极主动地阻止偷渡事件的发生。

不同的蛇头对其工作的描述并不相同，但每一个走私团伙的套路基本上差不多。像阿布·卡里尔这样的中间人的任务就是给每条船找来四五十个乘客，然后把他们在旅馆里安顿好，直到出发。接着有专门的司机负责把难民送到海边，另外还有5个人负责送来橡皮艇和发动机，并招呼难民们到出发地点集合。如果这个团伙运送的乘客主要是叙利亚人，那么负责干活的主要是叙利亚人，老板通常也来自叙利亚。但老板同时也需要与当地的土耳其人，即那些控制他们出发地点的地头蛇合作。一般情况下，这些地头蛇会同时与数个人口走私团伙合作，从中分得不菲的利润，因为与他们合作对人口走私活动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并不是说你想从哪儿走就能从哪儿走的，所以我说这些土耳其人才是整个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一个蛇头辩解道，“没有他们的存在，海上偷渡根本无法进行。”

2015年夏天某个下午的一次偶遇，让我完全了解了这项贸易的规模以及其间发生的悲剧。我的叙利亚同行兼翻译阿卜杜萨拉姆和我在离伊兹密尔广场不远的一条繁华大街上四处转悠。那里都是推销救生衣的人，让我俩应接不暇。正在此时，阿卜杜萨拉姆好像看到一个熟人。那是穆罕默德吗？是在叙利亚北部发生内战之前经常跟他踢足球的那个家伙吗？穆罕默德站在宽阔的人行道的另一边，也正斜着眼睛往这边看。两人都咧嘴笑了，然后向对方走去，高兴地抱在一起。自从离开叙利亚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而现在，他们在土耳其一条人潮拥挤的大街上再次相遇。他俩看起来不太像一代人。阿卜杜萨拉姆看起来更显老，满脸沧桑感。面色红润的穆罕默德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一头打着发胶的短发。实际上他俩的年龄相仿，都是二十五六岁，还是很好的朋友。他们站在大街上，似乎想在几秒钟内把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都说完。阿卜杜萨拉姆跟他说自己一直在各种救援组织里帮忙，人们也都很喜欢他。穆罕默德说自己曾经做过电工。那他现在做什么呢？他的穿着似乎很光鲜。

“哦，你知道，”穆罕默德说道，“我在这里工作。”

“在伊兹密尔？”

穆罕默德似乎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是的，我在这里工作。”

两人一下子陷入了沉默，然后阿卜杜萨拉姆明白了。

“我是个蛇头。”

这一刻真的令人深思，又让人感慨万千。两个好朋友，以前的玩伴，因为战争而分开，其中的一个受聘帮助采访蛇头，另一个则当上了蛇头。这样的概率会有多大？概率不大，但也不小。由于大部分叙利亚人都找不到合法的工作，人口走私就成了为数不多的可以给叙利亚人提供稳定收入的工作之一。正是由于同一个原因，这一对朋友才能在伊兹密尔重逢，要不然他们现在都已经离开土耳其了。

我在伊兹密尔曾采访过几个蛇头，但没有一个能清楚地告诉我人口走私贸易的利润和运作程序。穆罕默德正好有空，于是，我们便在一家之前出售服装的救生衣店旁边的咖啡店里坐了下来，一边吃着球形的巧克力蛋糕，一边聊着他所从事的生意。

穆罕默德现在过得很好。他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在当前的环境下，这可是个代价昂贵的行为，大部分叙利亚年轻人负担不起。这一切都归功于他们家族从事的人口走私贸易。

穆罕默德向我们列举了这项生意的账目：在旺季，每人收取1200美元的费用，一艘40人的船可以收到4.8万美元。中间人每人抽取300美元，结果剩下3.6万美元的收入。购买船只和发动机的花费不定，不过在每年的旺季，最贵的船需要8500美元，发动机需要4000美元，整个运输过程和雇司机总共需要4000美元，给难民们租住旅店约需500美元。每处海滩的地头蛇需要的费用不等，但他们基本上都是按人头每人抽取15%的费用，这意味着每条船大约抽取6000美元。扣除所有的费用之后，领头的蛇头至少能拿到1.3万美元。如果他克扣中间人的部分费用，再在船上多塞10名难民，那么他的收入就可以翻倍。这么干的人太多了，他们经常在船上塞50人，而不是事先说好的40人，并且还经常不给船上的发动机加满油。有些难民曾对他说，他们是在枪口的威胁下才登船的。当然，穆罕默德这帮人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不管是谁，想走就可以走。”穆罕默德说，“有的人试了七八次才最终成功，我们无法阻止这种事情发生。人们从大马士革冒险而来，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这一切才得以发生。”说完这些，我们也该离开了。穆罕默德坚持要给我买块儿蛋糕，然后用一个塑料食品袋把蛋糕装起来递给我。

难民们倾向于标准低一点儿的待遇。从伊兹密尔坐车到海边有时比在海上航行的条件还要恶劣。乘客们会发现自己被塞进充满动物臭味的卡车，有时还得站在密不透风的车厢里，与其他人紧紧地挤在一起，经过长途跋涉前往渡海出发地点。他们通常会在黎明前东倒西歪地到达海边，然后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登上船。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能够到达海边。他们在路上肯定会遭到警察拦截检查，有人还会被逮捕，还有一些人会遭到匪徒袭击。有一个蛇头就承认他的手下以前经常抢劫自己的客户，后来发现这样做对自己的生意影响很大，就不再这么做了。即便他们能够顺利到达海边，难民们还会发现登船的人数比中间人所说的要多10—15个，这个时候说什么也没有用了。蛇头们会选一个难民负责驾驶船只（只有在冬季，由于需要一定的航海技术，蛇头才会亲自驾船），随后难民们会被塞进橡皮艇，驶离港口。幸运的话，几个小时之后他们会抵达希腊海边。如果他们没那么幸运，可能会遭到土耳其海岸警卫队的阻拦。难民船越来越容易遭到蒙面枪手的劫持，那些蒙面人把难民们随身携带的财物劫掠一空，然后毁掉船上的发动机，让船只在海上四处漂泊。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一直无人知晓。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是人口走私团伙的成员，希望榨干乘客身上的最后一滴油水；另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希腊民族主义者，他们试图用这种方法阻止难民涌入希腊。一些蒙面枪手的船只确实是从希腊海边出海的，但确切情况无人知晓。希腊政府自然不会对此事负责。

有时吞噬这些乘客的则是大海本身。2015年，500多人在试图渡过爱琴海的途中被淹死，最著名的就是那个脸朝下被冲上土耳其海滩的库尔德男童艾兰·库尔迪。与从利比亚出发渡海相比，穿越爱琴海风险要小一些，但这么多人挤在橡皮艇上渡海还是非常危险的。只要风浪稍大一点儿，或者船身烂了一个口子，整条船就会快速积水，甚至倾斜。发动机燃料也经常不够用。喀布尔航空公司接待员纳西玛抵达莱斯沃斯岛不久后，我便见到了她。纳西玛告诉我，那天早些时候她乘坐的船差点儿沉了。发动机不转了，随后船里开始进水。她和同船的人把随身携带的所有物品都扔到海里，试图减轻船身的重量。船上的女士们腾空手提包，用它们从下沉的船里往外舀水。纳西玛有希腊海岸警卫队的电话，由于她所在的位置仍能接通那边的电话信号，希腊海岸警卫队接通了她的电话，不过他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于是她又给自己的家人打电话。“我开始大哭起来，”她回忆说，“我对他们说，我想我就要死了。”随后一位希腊渔民赶来，救了他们的命。几个小时后，她安全到达麦克罗斯蒂那位于莫利沃斯港的餐馆。我俩握了握手，她告诉我，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陌生男人的手。

科斯岛的首府科斯镇上的那个老体育场四周的围墙很难翻越。一个温暖夏日的后半夜，我试图从街边进入大门紧锁的体育场。体育场围墙旁边有一棵树，不过树干底部很粗，又没有树枝可供攀爬。我双脚顶着墙，身体倚在树干上，试图一点点儿地蹭上去，结果把后背的皮都磨破了，衬衣弄脏了，也没能爬进去。后来我看到在不远处有一辆自行车靠在墙上，我正好可以借助一下自行车架子。没用几秒钟我便爬上了墙顶，然后翻身进入了体育场。那辆自行车的轮子已经弯曲，看来踩着它进来的并非只有我一个人。

在2015年，如果有什么能够体现希腊群岛的紧张气氛以及欧洲的失职行为，那就非我在那光秃秃的、没有任何遮拦的看台上所看到的事情莫属了。在这个体育场的沙地上坐着数百名叙利亚人，他们冒着希腊的酷暑被锁在这里已经一天多了，大部分人都没有水喝，也没有地方如厕。几分钟前，也就是他最终获准离开，而我正试图进去的那会儿，一位叙利亚银行家看到我。“水，我唯一想要的就是水。”他告诉我，12个小时前，大家分着喝了一瓶水，“但只有排在前面的人能喝到水。”

我来到莱斯沃斯岛几个星期后，附近各岛的局势变得更加糟糕。与此同时，希腊政府恳求欧盟放松财政紧缩政策，并开始考虑脱离欧盟。希腊政府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希腊群岛另一个日益恶化的危机。现在来到科斯岛和莱斯沃斯岛的难民人数是2014年的4倍，在岛上造成了巨大拥挤。难民潮有所缓和之后，难民们会在数天内领到一张用来兑换钱币和购买通往欧洲大陆船票的临时证明，他们借此能够往马其顿边境转移。由于每天都有数千名难民来到这里，岛上的基础设施已经无法运转。每座岛上只有6名公务人员负责处理难民事务，这意味着难民们往往不得不待上一个多星期才能离开这里。莱斯沃斯岛的市长还为难民们建起了几座临时收容所，即便如此，该岛的情况还是非常糟糕。那些收容所肮脏拥挤，缺衣少食，不过这里好歹还有收容所。在难民们等待拿证明文件期间，科斯岛市长谎称岛上没有市政设施供难民们居住。有钱的难民花钱住旅馆，大部分没钱的难民则睡在大街上和海滩上，还有数百人挤在一栋名叫“伊莱亚斯船长”的废弃旅馆里。

需要强调的是，生活依然在继续。难民们随身带着金银细软，很多人还携带着救生装备。科斯岛市长声称，尽管发生各种骇人听闻的事情，但岛上的旅游业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在体育场旁边的一个露天电影院里，观众们正在观看皮尔斯·布鲁斯南的最新影片，在体育场里可以清楚地听到电影的声音，这与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然而，那位名叫乔戈斯·基雷提西斯的市长仍然试图把大街上的难民清理干净。于是有一天，他让岛上所有的叙利亚人到这个废弃的老体育场里报到。政府官员们在体育场里做出承诺，难民们最终都能拿到通行证。一旦拿到通行证，他们就可以乘坐下一班船离开该岛。从理论上来讲，这么做的动机值得赞许。然而在具体实施时却变成了一场灾难。“他们说：‘来来来，我们会给你们通行证。’”银行家优素福解释道。如果把那辆轮子歪斜的旧自行车当梯子，年轻人仍然可以进出体育场的那堵高墙，但大部分人做不到这一点。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救援人员说，在炎热的中午，每15分钟就会有一个叙利亚人晕倒。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叙利亚人被希腊军警用盾牌、警棍和高压水枪打了回来，这真是可耻的一幕。这些人虽然逃离了战争地区，却在希腊遭到了与作战区同样的待遇。

我翻墙进去的时候，里面的情况已经有所缓和。体育场里仍然关着几百人，但人数正在逐渐减少，人们陆续拿到了政府答应给他们的通行证。凌晨4点钟的时候，我和最后一批人一起离开了体育场。12小时前，基雷提西斯市长命令把所有人锁在里面，这个行为可能引发的灾难性事件最终得以幸免。

仍然留在我心里的一个疑问是，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事件发生的那天下午，我往市长办公室打了几次电话。自然，他一直都没有时间接听我的电话。于是第二天，跟最后一批叙利亚人从体育场里出来后，我到他的办公室找他。他的几个秘书说，市长仍然很忙，没时间见我。我告诉他们，我很乐意在这里等他，趁空闲的时候跟他聊聊，然后就在他办公室唯一的那道门旁边等着。一小时后，他被迫现身，匆匆从我身边走过，答应半小时后回来。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的秘书可能有点儿熬不住了，告诉我可以到体育场附近的一家餐馆找他。我满腹狐疑地来到那家餐馆，问店主基雷提西斯市长坐在哪里。“市长？”那位店主说，“他今天没来过。”

意识到被愚弄了之后，我和几个同行迈着沉重的步子朝体育场那边走着。快到吃饭时间了，我们朝另一家餐馆看了看，发现基雷提西斯市长正在里面跟两位朋友坐在餐桌旁大口吃着一个大个的三明治。这次你可跑不了了。我们一行人来到他们桌旁坐了下来，市长让步了，同意回答几个问题。或者说，他愿意为自己辩护一下。我问道，把2000名叙利亚人锁在体育场里，在不提供饮用水的情况下，让他们顶着烈日晒了一天，这么做是出于何种目的？基雷提西斯开始装聋作哑，他回答说：锁在体育场里？没人待在里面超过两个小时。

“没有必要让他们在里面待更长的时间。”他面无表情地说，“那边的人进出都很顺畅。”

他很善于灵活地应对这种场面。夏初时，一位记者曾建议不该给难民们水喝，当时他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此刻他面带微笑地说道：“我们不得不欢迎难民到来，因为他们正在不断地涌入这里。”他很愿意做更多的事情，但希腊政府没有给他提供援助。

希腊处理难民申请庇护机构级别最高的官员帕纳吉奥蒂斯·尼卡斯表示，并不完全同意基雷提西斯的观点。他后来对我说，由于金融危机，他的部门已经从原来的150人缩减到现在的50人。事实就是如此，但他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提供的帮助，也都被基雷提西斯予以回绝了。“在科斯岛那边，市长根本不配合我们的工作。”尼卡斯从雅典打电话对我说，“他认为如果他不配合我们的工作，难民们就会自行离开那里。但现在他知道了，如果不与我们合作，局势只能变得更糟。”

在这种相互指责、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下，很难弄清楚到底谁对谁错。结果就是没人愿意对此负责。科斯岛体育场里发生的这一幕成了一个最好的诠释，它代表了整个欧洲对此次难民危机的错误态度。没有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的不仅仅是这位市长和联邦政府里的其他同事，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在希腊需要泛欧洲区内国家的合作时，欧盟其他国家没有给希腊提供任何帮助，而是把问题留给其自己处理。它们期望的是，如果它们装作看不到问题的存在，这场危机就会自己消解。无国界医生组织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救援委员会也开始出手相助。但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志愿者和可控资源不足的地方官员在处理。即便不是故意为之，也是由于能力所限，后两者采取的救援行动经常顾此失彼，偶尔还会表现出极度的危险性，渐渐地便很难精诚合作了。这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为了加快叙利亚人离开希腊各岛屿的速度，当地政府给予他们优先照顾，这让前来申请庇护的其他国家的移民非常不满，甚至心生怨恨，由此引发了不同种族之间经常性的打架斗殴。这也促使其他国家的难民冒充叙利亚人。

没人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在使用这种障眼法，但这不可避免地让人怀疑联合国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这些数据可是难民国籍信息的主要来源。如果说联合国的数据主要来自希腊警方的统计，而希腊警方则主要看难民携带的证明材料（有时连材料也不看，只是随口问一问就行了），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确定这么多的难民都是来自叙利亚呢？在希腊大部分岛屿上，难民抵达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都会把他们的证明材料进行扫描以确认其身份，那些没有证明材料的则通过语言测试来看看他们是否会说叙利亚方言。然而，这套体系并不完善，2015年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就清楚地证明人们通过伪造证件混入欧洲是多么容易。很显然，肯定会有各种异常现象出现，然而直到难民最终抵达的那些国家发出越来越多的抱怨，我们才能了解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这一过程需要经过几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在这之前，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公布的信息仍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为可靠的数据。

在希腊和马其顿边境一片尘土飞扬的区域里，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国境线在哪里，不过几位马其顿士兵知道国境线的准确位置。“退后。”夜色中，一位士兵一边把数百名难民从他们守卫的地方往南驱赶，一边高声喊道，“回到希腊那边去。”

人群略微后退了几步，那几个士兵似乎很满意。“求求你们了。”一位怀抱婴儿的叙利亚母亲喊道，“我们一家人都在这里。我们现在能去哪儿呢？”这个地方又脏又乱，到处都是过路者留下的各种垃圾。这里四周都是农田，唯一的光源就是附近的铁路信号灯，唯一能睡觉的地方就是这个妇女脚下踩着的沙地。

“你必须睡在这里。”一位马其顿人回答道。

正值7月初，我来到马其顿的边境，亲自来看看2015年难民们穿过巴尔干半岛的第一个中转站。难民们抵达希腊群岛之后，首先要登记注册，留下指纹，然后才可以前往希腊大陆。他们可以从希腊大陆前往马其顿。2015年的前几个月里，他们可以自由地徒步从我当时站立的那个地方通过。正如那个叙利亚人脸谱网上的“旅行指南”所说的那样：“……再往前走不远，你会发现一条与铁路线并行的小路。这条沙路距离大路约有100米。沿着这条沙路往前走，大约一个小时后，就会到达马其顿的盖夫盖利亚村。”在进入马其顿境内后的第一个村庄——盖夫盖利亚村，难民们不允许乘坐公共汽车，于是他们有的跳上货运火车，有的花费超出正常价格的费用打出租车，或者徒步前往塞尔维亚。

到了6月，通过这条秘密通道迁徙的难民开始不断给马其顿政府带来麻烦。不断有匪徒在该国北部的一些村庄抢劫难民，媒体对斯科普里连篇累牍的报道也让政府抬不起头来。于是，6月底，马其顿议会通过投票，同意给予难民们为期三天的签证。这期间，他们可以合法地通过马其顿国境，还可以乘坐火车前往塞尔维亚。这一举措造成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在盖夫盖利亚村滞留了大量难民，有数千名难民在人手严重不足的警局门前排队，等待领取签证。为了疏散滞留在这里的难民，马其顿政府随后决定临时关闭边境数天，把难民滞留的问题踢给希腊。这是巴尔干半岛各国发出的第一个信号，它表明面对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难民大迁徙时，这些国家并不想无所事事地在一边观望。在这个地方，2000名难民被困在边境线一带，士兵们则不断冲天空放枪，逼迫他们后退。盖夫盖利亚村那长长的队伍清理完毕后，难民们开始一点点儿地通过边境。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并且每到晚上，这条非正式通道就关闭了，于是便出现了我刚才描述的那一幕。

尽管四周到处都是柔和的蛙鸣和熟悉的蟋蟀叫声，但整体氛围依然紧张。每当难民们一点点儿地往前挤，试图把那道看不见的边境线再往北推进几步，就会被一名一手持警棍、一手牵警犬的士兵拦住。那名士兵大声喊道：“退回去。如果不能安静下来，那你们就麻烦大了。”

随着夜色降临，人群安静多了。毕竟，在那位头戴毡帽的律师看来，这算不上是最糟糕的经历。他曾被巴沙尔政府军逮捕过4次，他那满是伤疤、已经变色的手臂就是被巴沙尔政府军的炮弹给炸伤的。在徒步40英里到达马其顿边境后，还要在这里滞留很长一段时间。这与他之前的遭遇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与他们逃离苦海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一位准备在边境过夜的叙利亚人说：“一个失去祖国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希腊政府并不允许难民们前往其北部边境。难民们在岛上拿到的通行证规定他们不能靠近希腊北部边境一带。在我乘坐火车从塞萨洛尼基前往希腊与马其顿边境的途中，我的护照不断受到盘查。我弟弟汤姆也有同样的遭遇，他住在伦敦，我住在开罗，我俩决定在希腊小聚几天。由于我俩都是黑色头发、背着双肩包，那些警察显然把我俩也当成难民了。

火车向北驶向马其顿的途中，我们看到了难民们必经的那条路线。火车离开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沿着瓦尔达尔河行进。从车窗向外看去，每过几分钟就能看到一群难民沿着河岸往前走，他们要徒步走60英里的路去伊多梅尼村，然后从那里离开这个国家。他们最终会来到铁路线旁，顺着铁轨前往盖夫盖利亚。一群坐在河岸休息的人冲我们的火车招手，我也探出身去冲他们摆手，结果被窗外的树叶打到了脸。

在他们彻底离开希腊之前，很多难民都提到一个名叫“哈拉旅店”的奇怪的地方。当地人说，在2014年夏末的时候，这个旅店基本上要关门了。就在这段时间，最初逃难的那批人开始在这里做短暂停留。这个地方只是一栋现代样式的平房，屋顶铺着陶瓦，毫无特别之处。然而，现在哈拉旅店已经成为一个类似欧洲中世纪朝圣路上的修道院的地方，一个对那些腿脚酸疼的旅行者来说至关重要的中转站。有人评价道：“是个好地方。”也有人则说：“那个地方脏极了。”

没人知道这个地方如何成了迁徙路上的“圣地”。它引起我的注意还是在4月份的时候，当时我在脸谱网的几个难民论坛里几次看到它的名字。其他人也是通过这种方式知道了它的存在。哈拉旅店到了，停车场里悬挂的一面大旗上写道：“欢迎来到希腊。”然而对那些过路的旅客而言，这是他们离开这个国家之前能见到的最后一栋建筑。站在加油站旁边的停车场，你可以看到马其顿以及到达那里需要穿过的那段国境线。位于南面不远处的阿斯特罗旅店则没有这么好的地理位置。

我和汤姆深夜才赶到这里，因此只能看到远处马其顿那边一些娱乐场所里隐隐发出的红色灯光。那似乎是盖夫盖利亚边境地区主要的收入来源地——赌场。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但哈拉旅店似乎永不入眠。我们住在这里的那几个晚上，一直有人匆匆忙忙地到来，又匆匆忙忙地离去。一些是赶夜路的难民，也许他们觉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路更安全一些。还有一些人则是乘坐出租车从塞萨洛尼基深夜赶来的。这个停车场就像是一个汽车旋转木马，各种汽车进进出出，日夜不停。旅客们走出大门后，经常会在门廊那里坐一会儿，给手机充充电，讨论一下前方的路该怎么走，然后交流一下路上遇到的各种情况。一群叙利亚人一边小口喝着可乐，一边讲述自己如何在塞萨洛尼基上了一个蛇头的出租车。他们离开市里后，那个司机停下车，用刀指着他们，逼他们交出他们奉为至宝的叙利亚通行证。那些没有充足理由在欧洲申请庇护的阿拉伯人要么支付数千欧元购买假证，要么去偷或抢叙利亚人的通行证。在哈拉旅店那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个名叫瓦西利斯的人是常驻这里的人员之一。他整日游荡在这个地方，给那些需要帮助的难民提供咨询服务。瓦西利斯还记得2014年8月底第一批叙利亚人来到这里时的场景：“我当时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长着一头棕色的长发，眼睛也特别漂亮，有点儿像1999年影片里的加拉格尔兄弟，说起话来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我们进了那栋房子，去前台找一个名叫西莫斯的人。他身后挂着一幅他年轻时的照片，表明他是这栋房屋的主人。同时，照片也表明他年轻时候长得比现在好看多了。年轻时的西莫斯下巴轮廓分明，乌黑的头发垂落下来，眼睛也很漂亮。而现在他下巴上的肉垂到脖子，皮肤灰暗，双眼也没神气。最近几年他的小店起死回生，但并没有使他恢复多少活力。多来两位顾客也提不起他多大的兴趣。看到我们身上的背包，西莫斯叹了一口气：“叙利亚人？30欧元。”我俩拿出英国护照，他又深叹了一口气，给我们开出了一个稍低一点儿的价格，然后便转过身去，不愿意给我们开收据。

第二天早上，当我告诉他我是一名记者时，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听到我提议对他进行采访，西莫斯说：“西莫斯不在这里。西莫斯不在塞萨洛尼基。”

“就5分钟不行吗？”

“我觉得你今天应该离开这里。”西莫斯回答说。

“两分钟怎么样？”

“你今天就走吧。”他更加坚定地说道。

我告诉他，我希望再住一个晚上。

“那要40欧元。”

“昨晚还不到30欧元？”

“昨晚也是40。”

“30吧？”

“40。”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西莫斯躲进了他的办公室。一位表情冷峻的女服务员过来跟我搭话。她并不是想缓和这里的气氛，而是与西莫斯一样，对我十分冷漠。她对我说，西莫斯不想跟我说话。“你以为他希望看到这一切？每天数千名难民路过这里？没人愿意看到这一切。”听了这话，我非常吃惊。他不是靠这个发财了吗？这里除了每晚都客满之外，还通过向过往的难民出售大量食品赚了不少钱。前台那边高高的堆着鱼罐头、肉罐头、各类饼干、薯片、面包和饮用水。“挣大钱了。”瓦西利斯后来曾这样对我说。但从这位女招待身上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她试图让我明白，西莫斯一直是一个差劲的商人。“挣钱？”她说，“在这儿根本挣不到什么钱。没错，他是赚了点儿钱，但他也得拿出更多的钱来养活员工。他选的地方不好，时间也不对，他做得也不好。”要不是我想起来西莫斯不给我开收据这件事，我真的差点儿相信了她的话。

在哈拉旅店前面的停车场里已经聚集了十几位难民。一些人在旅店里过了一夜，另一些人则睡在停车场里。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徒步赶往这里，另外一些则乘坐出租车抵达。他们都将在当天前往马其顿，但出发前他们先要在这里跟其他家庭会合。大家都听说过只身穿越森林的那些人的遭遇，或者至少他们都听说过脸谱网上传播的流言：抢劫犯和匪徒袭击独行的难民，抢走他们的手机和通行证。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流言逐渐变得如同传奇故事一般。瓦西利斯喜欢跟他遇到的人讲，边境一带的建筑物里全是蛇头和数以百计的匪徒。“达伊沙不在叙利亚，它在这里。”他所说的达伊沙（DAESH）是阿拉伯国家对“伊斯兰国”称呼的英文缩写。“几乎每天都有100个叙利亚人在马其顿那边挨揍。”不管是真是假，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因此，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都想多凑些人之后再一起出发。

新来的人中有一对夫妻，男的叫纳赛尔，女的叫法特玛。他俩来自大马士革城郊的亚蒙克，这个地方已经在2012年被战火摧毁。他们年仅一岁的儿子哈莫达的脸上全是蚊子叮的红疙瘩，纳赛尔用一件儿童救生衣做了个双肩背包，把孩子背在身上。那件救生衣是9天前他们横渡爱琴海时穿过的。纳赛尔本来在土耳其买好了一件合适的儿童背带，但最后他不得不选择海路。在去萨摩斯岛的途中，他们乘坐的船没油了。乘客们开始用船桨划船，越往前划，船里进的水越多。距离萨摩斯岛几百米的时候，船几乎就要沉了，于是纳赛尔和船上的其他人开始把除了最贵重的物品之外的其他东西都抛到了海里。等到他们的船快到海边的时候，船里的水已经有几英寸深，纳赛尔只好把哈莫达高高地举过头顶。

哈莫达的状态好多了，爬在父母的身上，兴高采烈地抓来抓去。我把我的钢笔和本子拿给他玩，他饶有兴趣地在本子上胡涂乱抹。纳赛尔对孩子的艺术直觉感到满意，他本人就是一位雕刻家和室内装饰设计师。法特玛则对哈莫达手上和衬衣上沾的红墨水感到很反感。她把钢笔和本子还给我，哈莫达又开始爬来爬去。

停车场里，人们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长长的难民队伍开始离开哈拉旅店向边境行进，这跟脸谱网上描述的一模一样。边境拥堵的消息还没有散布开来，因此大家所知道的还都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前的信息。不断有年轻的冒险者开辟出新的道路。现在很多个家庭已经汇集到一起，大家都愿意依赖群体的智慧。

现在法特玛和纳赛尔却想留下来。他们俩与其他几个一起来到这里的家庭还需要在这里等候后面追上来的朋友。这些掉队的人一大早就从塞萨洛尼基乘坐出租车往这边赶，但好几次都被警察拦了回去。因此比他们早抵达这里的人不得不再等几个小时。由于几乎无事可做，夫妻俩便跟我聊了一些往事。原来他俩几乎是从结婚时候起就不断地东奔西跑。他们本来想在2012年12月12日那天举行婚礼，他们喜欢这个有三个“12”的日子。由于亚蒙克那边有很多人也选择在这天结婚，他俩最终选择了2012年12月10日这个日子。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在他们结婚两天后，也就是他们原本选择结婚的那天，巴沙尔政府军横扫了这一地区。亚蒙克很快就变成了一片废墟，房屋倒塌，大街上到处都是排队领取救济食品的居民。正如纳赛尔说的那样，这个地方从“一个美丽的地方变成了一盘散沙”。小夫妻俩匆忙逃到大马士革的另一个区，到了之后纳赛尔才发现，自己忘带了身份证和几个存有他的设计作品的硬盘。说到这里，他把存在手机里的几张照片拿给我看。那是一个壁画和雕刻的混合体，应该说，是一个水车。为了找回这件作品，他曾不顾一切地潜回亚蒙克，也就是那个充满硝烟的地方。拿到自己的作品倒没费多大的劲儿，但在回来的途中，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交战区。他借以回到安全地带的路被一个喜欢乱开枪的狙击手堵着。他的几位朋友试图穿过这片区域，结果在到达另一边之前就被打死了。为了避免遭遇同样的命运，纳赛尔不停地叫喊了5个小时，告诉他自己是平民百姓，不是士兵，希望安全地通过这里。不过他并不敢肯定那名狙击手是否听到了他的喊话，因此他仍然待在原地不敢动弹。最后，躲在他身边的另一家人决定冒险一试。他们快速跑过去，安全到达了另一边，于是纳赛尔也跟着往对面跑。一步，两步，三步，没有枪声，四周一片寂静。四步，五步。他已经走了一半了，但还是什么都没发生。就在这时，他的袋子散开了，他拿的东西掉了一地。太糟糕了。他应该把这些东西捡起来，使自己更容易成为狙击手的目标，还是为了保命而白跑一趟？冲动之下，他弯下腰开始捡地上的东西。就在这时，那个狙击手开枪了。子弹从他身边穿过时，纳赛尔能看到子弹发出的微光。那位狙击手失手了，纳赛尔得以逃过一劫。

我们再次回到哈拉旅店的停车场。聚集在那里的人群正在逐渐减少。现在已经过了大半个下午，大部分人正在前往马其顿的路上。如果夫妻俩所在的这拨人现在不出发的话，他们就要在边境这边过夜了。然而他们的朋友还是没有到，因此他们不得不再多等一个小时。为了消磨时间，纳赛尔夫妇又开始回忆他们逃离亚蒙克之后的生活。

哈莫达是在他们开始逃难后一年出生的，当时的条件非常差。纳赛尔夫妇不停地从一个朋友家搬到另一个朋友家。他们自己的家已经毁于战火，纳赛尔的父亲和姐姐也去世了。在战祸频仍、房屋不断被毁的大马士革，人们很少建造房屋，室内设计师几乎无事可做。为了养活一家人，纳赛尔最终干起了搬运水泥的活儿，之前这活儿一般是他指挥别人来干的。住在附近的邻居们陆续离开了，时局变得更加艰难。政府及其爪牙经常开着车来抓人，然后把他们送到前线。就是在这个时候，纳赛尔的母亲开始劝他们离开这个国家。于是他们决定出发，这是他们家两代人的第三次逃难。1948年，纳赛尔的父亲逃离了巴勒斯坦。纳赛尔出生在科威特。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全家人再次逃难，来到叙利亚。现在纳赛尔又要开始出逃了。“我们在哪里都待不住。”他如此说道。

正如哈希姆所说的那样，逃离叙利亚是一种劳民伤财的绝望之举。纳赛尔和法特玛想往北前往土耳其，途中要经过一连串政府设立的检查站，每个检查站的士兵都向他们索要贿赂，有时高达1000叙利亚镑。到最后一个检查站时，纳赛尔只剩下450叙利亚镑了，那里的士兵对这个数目也感到很满意。其他钱不够的人被打得牙都掉了。“伊斯兰国”设立的检查站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圣战者们发现有独自出行的妇女，也许会把她们抓起来当作奴隶。2014年11月，纳赛尔一家三口闯过沿途的重重险阻来到土耳其。

土耳其承担接收叙利亚难民的担子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重，不过它并不认可中东地区过来的难民的权利。他们可以在这里待上一年，但大部分人无权在这里找工作。纳赛尔找了一份非法的体力活儿，以远低于最低工资的价格给别人搬运大理石。他试图让老板们知道，他可以给他们做一些更赚钱的活儿。用不了几个小时，他就能把小块的大理石雕刻成小鸭子和鸬鹚。但老板们还是只让他做体力活儿。几个月后，夫妻俩意识到，除了到欧洲碰一下运气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先是过了海，然后在萨摩斯岛上步行了16个小时，寻找收容所。然后等了一个星期，他们拿到了通行证。两天后，他们来到了距离马其顿边境不远的地方。每次到达的地方对他们来说都很新奇，实际上，这片大陆本身就很奇特，在其间穿行的感觉就好像是不戴眼镜参加驾照考试一样。“这一路非常奇特。”纳赛尔说，“但我别无选择。我必须走。我得拯救自己的家人。”

他们的朋友一直没有出现，被再次困在了塞萨洛尼基。于是，下午6点，纳赛尔夫妇所在的这一群叙利亚人在停车场集合，准备出发。他们有40人左右，肩上都背着双肩包。其中一个人跟在他们一家三口的后面。许多人都用皱巴巴的塑料袋装着随身物品，一些人像纳赛尔一样，怀里还抱着孩子，有一家人还推着一辆儿童推车。

人群中的几个人相互点了点头，然后就出发了。他们绕过哈拉旅店外的篱笆，向外走去。他们大部分人都弯腰拎着手里的行李，不过由于他们走得很快，肩膀上的行李并不显得有多重。纳赛尔胸前挂着哈莫达，后面背着一个背包，一脸痛苦的表情。法特玛一手扶着腰，另一只手拎着一个装着尿不湿的蓝色袋子，也是眉头紧锁。天气也是一副喜怒无常的样子，一行人在奇异的天色下往前走着。金色的阳光照亮了灰色的积云，从山谷对面青山的轮廓里射下一道道光芒。但几乎没人去欣赏这道风景，大家紧抓着手里的行李，对前面的道路忧心忡忡。逃离家园并不仅仅是体力上的耗费，纳赛尔对此的感触比任何人都深。这还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除非情不得已，否则没人愿意远走他乡。“我父亲当年逃离了巴勒斯坦，后来我们又不得不离开科威特，现在我们又要离开叙利亚。”纳赛尔说，“每次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我们不得不结交新朋友，寻找新住所，留下新回忆。一切都会改变。我们必须坚强，因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距离哈拉旅店一英里路的地方，一道又陡又深的壕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孩子和老人沿着满是沙子的斜坡慢慢滑了下去。最大的问题是那辆儿童推车：应不应该带着它？值得费那么大的劲儿吗？也许不值得。那家人把孩子从车里抱出来，把那辆推车扔在了沟边。

人群继续前进。目的地在哪里，没人能说得清楚。他们知道最终要到达脸谱网上描述的那个地方，不过首先他们要越过瓦尔达尔河。河上有一条路可走，是这条路吗？一些人看了看手机上的GPS地图，认为往南还有一条更好的路。另一些人指出那里没有能够过河的路，河水也非常深。就在这时，一辆汽车停在了路上，不停地鸣笛，打断了他们的讨论。有人喊道：“警察。”警察从大路和桥上向这边跑过来了。如果警察想抓他们的话，当场就可以把他们拿下了。人们相互点了点头，然后掉头朝来路走去，匆匆忙忙地过了桥。那座桥很高，看起来更像是一道长堤，桥的尽头没有直接通到下面农田的路。这条路的尽头连着地面，但着急的人们已经等不及了。路旁有一道斜坡通到下面的农田里，这道坡很陡，对抱着孩子的大人来说很危险。或者这只是我的个人想法，背着孩子、手拎塞满各种物品的塑料袋的母亲们从我身边冲过去，跳过弯道，摇摇晃晃地从陡坡上走下去了。这些逃离战争、满怀焦虑的人对安全的认识与我们并不相同。

我们继续艰难地往前走，目前仍在边境线南面两英里的地方。在我们的右边，一小片树林隔在我们和河流之间。左边是一片向日葵地，再往那边则是一片甜玉米地。西面很远的地方是一条青色的山脉。一片柔和的白云从山后升起，似乎是在缓慢地向我们招手。我们的头顶上方飘着几片白云，几滴雨水滴落在我们的脸上。景色非常迷人，又略显奇特，与我们要做的事情似乎很协调。更为奇怪的是，我们右边的树林里突然出现了一片空地，几个年老的希腊人坐在一辆厢式货车上。他们都不说话，盯着我们看，就像是送葬的人正在观看葬礼仪式。

这次奇怪的遭遇在难民群里引起了一丝不安，这似乎是在提醒他们，他们随时可能遇到陌生人，这些陌生人并不一定友好。由于这个原因，一路上我很难取得难民们的信任。他们怎会知道我不会歪曲地报道他们的事情呢？他们又怎么能够确定我是记者呢？我用阿拉伯语跟他们交谈，这有助于跟他们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但一些人还是不愿冒险与我谈话。妇女往往比男人们更小心一些，这就是我的书里很少有描写女士的逃难经历的原因。

又走了几百米，大家开始在树林里四处转悠，试图找些木棍之类的东西用来防身。法特玛捡了一根几乎派不上用场的小木棍，她和纳赛尔都笑了起来。他俩微笑着看着对方，法特玛把木棍扔到一边，抓住了纳赛尔的手。不知是谁家的一个小孩摇摇晃晃地走到纳赛尔身边，伸手去抓哈莫达的手。实际上，法特玛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高兴。无国界医生组织和红十字会认为这条路线上有20%的妇女是孕妇。法特玛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是她在穿越农田的时候对我说的。她已经怀孕4个月了，肚子里的孩子让她的肚子和后腰疼痛难忍，步行对她来说非常艰难，她也得不到足够的饮食供应。她发现自己现在很难控制住小便。在萨摩斯岛上徒步走了16个小时之后，她倒下了。后来给她看病的医生说她差点失去了肚子里的孩子。在土耳其的时候，她一直在考虑是否该走上逃亡的路，在试图向我解释她走上这条路的原因时，她哭了。她要么冒着失去肚子里的孩子的风险，勇敢地踏上逃亡之路，要么留在家里。如果待在家里，她肚子里的孩子和哈莫达要么在战火中长大，要么生活在贫穷之中。“我从没想到会怀上这个孩子。” 法特玛后来说，“我当时觉得也许我会失去一个孩子，保住另一个：也就是哈莫达。我当时想：我能给哈莫达提供好的生活条件，所以这么做也是值得的。”

法特玛一边往马其顿走，一边思考自己是否真的值得这么做。她担心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死掉了。

人群继续向前走，在前面又遇到了另一辆奇怪的厢体货车。这些货车停在这里，是为了给田里干活的希腊农民提供伙食，还是为了向沿途的难民兜售食品，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一个人折下一朵向日葵，然后把向日葵秆套在一个空瓶子上。这时候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几个人停下脚步，赞叹这美丽的景象。灰黑色的天空罩在墨绿色的田野上，景色非常美丽。这是希腊留给我们最后的记忆，我们距离国境线只有几百米的路了。这时哈莫达嘴里发出“嗒，嘟，嗒，嘟”的声音，算是对这一时刻的纪念，他父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群人最终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最初他们打算去国境线上有马其顿士兵聚集的地方，脸谱网上说可以从那里进入马其顿，因此他们也打算从那里入境。无论如何，这跟我的关系不大。我了解一些他们并不知道的信息，他们没有太大的兴趣听这些信息。他们宁愿相信朋友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建议，也不愿意听一个外国记者的话。但最终他们走错了地方，通过GPS地图，他们意识到他们来到了士兵东面一英里的地方。带头的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耸了耸肩，然后带领众人从这个地方越过了边境。

用这样的方式穿越边境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地面上没有任何提示国境线准确位置的标志。希腊这边是一片甜玉米地，马其顿那边则是一片葡萄园。两者之间没有任何标识表明你现在跨越的是两个国家的边境，而不是两个农场。在GPS地图上，这个地方标识不清，只有一根细细的黑线，上面显示的一个蓝色小点儿告诉你身处何地。我身后的那位没带手机的老太太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同伴那里了解到自己已经离开了希腊。一个身穿衬衣马裤、胖乎乎的人在她身边冷冰冰地说：“欢迎回家。”

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会发现任意地把土地分成一块块的做法是多么的荒谬。这么说也许有点儿轻率，因为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的未来全依赖于不断穿越这些看不见的国境线，他们的祖国正在被随意瓜分得支离破碎。跟这些人一起穿越欧洲大陆，你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这种轻率的看法。

这些叙利亚人当前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确定进入马其顿境内之后，人们高兴地从葡萄园的黑莓树上摘了一些黑莓以示庆祝。几个人摘了一些葡萄，咬了两口就立刻吐了出来，这里的葡萄还没有成熟。法特玛却不停地大嚼起来，怀孕总是让她想吐，葡萄的酸涩味道能够让她感觉舒服些。

刚刚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他们感到非常兴奋，我也因为避开了西边一英里之外边境关卡处的拥堵而感到如释重负。然而这种感觉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几分钟后，随着一阵刺耳的警报声，一辆军车沿着田间小路朝这些叙利亚人开了过来。他们已经被盯上了。那辆吉普车在人群前面停了下来，5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下了车。他们神情柔和，但态度非常坚定。他们解释说，唯一合法地通过边境的方法就是从我和汤姆前一天通过的那个合法的边境站过去。一行人虽然略感沮丧，但至少受到了些许礼遇，他们缓慢地往西朝着早已在边境站等候的那些人走去。20分钟后，他们到达边境站，看到那里已经有数百号人坐在地上，排队等着过境。“看到了吗？”纳赛尔说道，“现在的叙利亚人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都坐在地上休息。法特玛开始给纳赛尔按摩肩膀。哈莫达则跟汤姆玩捉迷藏。他们已经抵达马其顿，下一站就是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了。

亚马·内亚布来自阿富汗，是一名外科医生。他现在虽然坐在距离喀布尔3500英里之外塞尔维亚的一处灌木丛里，但仍想保持家乡的礼仪。“请喝了这个吧。”亚马递过一杯从附近一口井里打来的脏兮兮的水对我说，“在阿富汗，我们有义务给客人提供饮食。”

亚马这种与生俱来的好客之礼是一个绝佳的讽刺。2015年年初，他被塔利班士兵刺伤了胸口，康复后他便带着妻子和两个刚会走路的孩子逃离了阿富汗。之后他们先是徒步，之后又坐车，一路上经过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来到距离塞尔维亚北部边境不远处的一处荒草丛生的废弃砖瓦厂。为了去北欧，大部分人都朝北经由马其顿来到塞尔维亚。亚马是为数不多的借道保加利亚的人中的一个，他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乡下踏上了入欧的主干道。

“如果我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说道，“一个能接受我、能给我机会的国家，我就会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塞尔维亚的难民庇护政策只是一个空架子，因此亚马不会选择这里。他顺理成章地想到与之相邻的另一个国家：匈牙利。然而，这位好客之人刚刚发现，匈牙利并不欢迎他的到来。在我与亚马相遇之前，匈牙利的那个自忖“吝啬”的政府开始制订计划，以便阻挡像亚马这样进入其国家的人，政府在与塞尔维亚相距约110英里的国境线上筑起了一道隔离墙。在把匈牙利与西方国家隔离开来的那道“铁幕”倒塌25年之后，匈牙利政府试图重建一个类似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中缘由也不难理解：当时每周都有数千名难民从土耳其来到巴尔干半岛，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从匈牙利境内穿过。一旦难民们穿过匈牙利南部边境，他们便进入了欧洲申根区，这意味着从理论上来讲，难民们从此可以在西欧和北欧自由穿行，不需要提供任何证件。据记载，2010年只有不到2400人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匈牙利。到2015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之前的50倍。

“这么做很有必要。”我对匈牙利政府发言人佐尔坦·科瓦奇就建造隔离墙一事进行电话采访时，他如此对我说，“我们需要阻止汹涌而来的人流。”不过“需要”和“必要”这两个词的区别值得深思。那些来到匈牙利的人几乎没人想留在这里，但匈牙利政府把他们抓起来拘留两个星期。如果匈牙利政府能停止这种闹剧，难民们在48小时内就会离开这里。当我向科瓦奇指出这一点时，他却说匈牙利有责任阻止难民流入欧盟其他国家。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有些道理，但实际上是一种略微狡猾的回应。如果匈牙利真的建成了隔离墙，如果这个隔离墙真的能发挥作用，那么难民们只能选择西面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匈牙利的邻国对待难民并没有表现得像1956年那么无情。1956年，苏联军队与匈牙利叛军发生激战，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涌入邻国。

实际上，匈牙利采取的举措并非是为了显示其与欧洲其他各国之间是多么团结，更多的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以总理欧尔班·维克托为首的强硬政府的主要反对者，是一个名为“比克党”的极右党派。为了应对比克党的挑战，维克托想证明他可以做的与对手一样保守。首先，他做了很多名义上针对难民的宣传牌（但上面的标语是用匈牙利文写的），告诉他们不能在当地找工作。后来维克托又强调说难民的到来危及了基督教欧洲的根基。他还下发了一份题为“移民和恐怖分子”的调查问卷，其真实用意并非想了解人们的看法，而是想让他的选民们把这两者联系到一起。调查问卷中的一个引导性的问题如此写道：“错误的移民政策会加速恐怖主义的扩散，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建造隔离墙就是这种“含沙射影”的政治策略的延续，在针对难民的同时，也是做给国内的人们看。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道隔离墙名义上要保护的人比那些名义上要阻止的人更危险。

坐在那道据说即将兴建的隔离墙北面几英里之外的亚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15年年初的时候，他还在阿富汗军队里当医生。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他被一个塔利班士兵拦住。“你为什么要给政府工作？”那人问道，“美国人和异教徒在阿富汗成立了政府，而你在为这个政府工作。”

随后那个人拔出一把尖刀。“然后他就对我下手了。”亚马边说边掀开衬衣，露出心脏周围的四条粉红色刀疤。

在塞尔维亚北部小城苏博蒂察郊外一座废弃的砖瓦厂后面，我在一片荆棘丛中遇到了亚马。这个地方名叫希格拉纳，这是那些想进入匈牙利的难民发现的一个主要隐匿之处。他们可以在正式出发前在这里好好休息一番，清点一下行囊。无意中闯到这里的人很难发现他们的存在。难民们都躲在一个污水处理站和一座垃圾堆之间的一大片长势茂盛的玉米地里。这片玉米地里长满了各种刺草和野花，难民们都称其为“丛林”，个中原因看一眼便知。人们在这里很容易迷路，走在高大茂密的庄稼地里，伴着蟋蟀的叫声，踩着之前难民留下的各种碎屑，你能够听到来自不同种群的难民的说话声。奇怪的是，你几乎看不到他们，即便认真寻找也很难找到。这是一种很有诱惑力、但又极度危险的体验。在一片灌木丛中穿行，除了满眼的绿色，你什么也看不到。然后突然会出现一小片空地，一群胡乱坐在地上的阿富汗人便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他们在这里休息，等到日落之后动身前往匈牙利。

蒂博尔·瓦尔格记得人们第一次来这里时是2011年，当时来巴尔干半岛的移民并不多。这座砖瓦厂关闭之后，那个大烟囱也不再冒黑烟了，之后这里荒废了三年之久。然后，在一个冬天，蒂博尔注意到开始有陌生人到那里去。蒂博尔是当地的牧师，我在这片丛林里漫无目的地转悠时，偶然遇到了他和他的货车。蒂博尔和他的货车是这片荒地里的常客，他身穿运动服，头戴棒球帽，每天都会来这里，向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分发食物。据我所知，他是这一地区唯一定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人。

他对自己动机的描述听起来也很有意思。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他本性善良，二是因为他很满意自己这种逆势而为的行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慷慨大方根源于他秉持的宗教，但他所做的一切也有一种现实政治的意味。“我完全相信的一点是，当你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时，你也是在为上帝做事情。”他靠在货车上对我说，“如果你到银行贷款，你必须得还。如果你贷款给上帝，他会给你更多的好处。这就是我做这些事情的小算盘。”当我问及他如何分发食物时，他的口吻一下子从一个精打细算的人变成了一名先知：“如果人多，我就会采用《圣经》里处理这种情况的方式。当年给5000人分食时，耶稣基督让他们都坐下来，我也是让他们都坐下来。”

蒂博尔通常遇到的都是阿富汗人。在高峰季节，阿富汗人占到乘船去欧洲的总人数的16%，位居第二，入冬之后这个比例更大。由于在进入欧洲途中的大多数国家都给予叙利亚人优先权，阿富汗人的困境变得越来越严峻。在阿富汗政府看来，国内80%的地方都不安全。这是因为包括塔利班和“伊斯兰国”地方机构在内的极端主义组织不断地在很多省份发动叛乱，并不断收复“失地”。平民经常受到双方炮弹的威胁。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在昆都兹设立的一个医院遭到了美军的空袭。他们的人身安全也面临各种威胁：包括亚马在内的很多阿富汗人之所以选择逃难，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在塔利班看来是倾向于西方的；另一些人选择逃难则是因为他们拒绝替这些组织去打仗。丛林里的一个年轻人给我看了他小腿上缠着的纱布。由于他不肯离开学校去与圣战者们一起参加训练，一个塔利班士兵冲他开了一枪。另一名自由搏击运动员对我说，他选择逃亡，是因为塔利班认为他的队友像西方人一样追求享乐，于是便刺杀了他的队友。我遇到的一些阿富汗人起初想在巴基斯坦或伊朗找到容身之所，然而近来，这两个国家都在驱赶阿富汗难民，此举更增加了欧洲的压力。传言，伊朗甚至还把阿富汗人送到叙利亚为巴沙尔政府战斗。

我遇到的那些躲在灌木丛中的阿富汗人大都如惊弓之鸟，之前他们一直担心会被抓起来留下指纹，或者被遣返回国。不过现在他们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坐在这里，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穿着西方牌子的衣服，其中几个人还在贝尔格莱德理了西式发型。他们说他们再也不想穿在阿富汗乡下穿的那种衣服了。其中一个人还记得离开家乡之前，在接过蛇头给他们的T恤衫和牛仔裤时的那种兴奋心情。“我们以前从未穿过这样的衣服。”他拉了拉身上穿着的冒牌“卡尔文”衬衣，笑着说道。

阿富汗人的逃亡之旅稍显与众不同。相比这条路线上的其他种族而言，他们的逃亡之路更长，也更曲折。一些人翻山越岭去了巴基斯坦，然后从那里出发去了伊朗。大部分人直接前往伊朗，这条路非常凶险，需要走两天的时间，一路上经常能看到被戍边士兵打死的难民的尸体。伊朗和巴基斯坦都不愿意让他们久留，于是他们便去了土耳其。这又是一次史诗般的徒步之旅，冗长枯燥，堪比伊朗和阿富汗边境的那条路线。进入土耳其后，他们又乘船去了希腊群岛，或者经陆路进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

至于走哪一条路，这要看蛇头们怎么选。我在丛林里遇到的那些阿富汗人在每人支付了大约一万欧元的费用后，与一个人口走私团伙签署了协议，该团伙负责安排他们前往欧洲的每一步计划。在前往欧洲的路上，每到一个新地方，他们便会给那个人打电话，他随后便会发来一系列新指示。“他们有时给我GPS地图，有时给我发来普通地图，有时给我派来一辆车。”亚马对我说。为了防止受骗，亚马的家人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他每成功抵达一个地方，家人就付给蛇头一笔钱。

这笔钱的数目不小，亚马本来不需要支付这么多的费用。但欧洲每次试图采用非基督主义的策略保护其所谓的基督教体制时，蛇头们都成为最大的赢家。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当我要离开这片丛林时，蒂博尔表达了他对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的看法。他对我说，欧洲担心外国人的流入将会腐蚀欧洲的道德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放弃保护这些比我们更不幸的人的责任，那还有什么道德价值可言呢？如果我们的社会结构已经千疮百孔，那我们又能用什么来激励难民们维护它呢？

“如果欧洲不能给予他们更好的生活，那么他们会觉得我们的道德水平还不及他们。”蒂博尔如此说道。他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声音慈祥和蔼，看起来优雅而沉稳。但在这片荒野丛林之中，在阴暗的天空下，他的话像《旧约全书》中的先知那样振聋发聩。“他们需要看到更为高尚的品德，”他说，“如果达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给我们树立道德标准。”

黑暗中，15名叙利亚难民蜷伏在距离匈牙利边境500米的地方，小声商讨着如何进入欧洲。距离边境几英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关闭了手机，然后拿起木棍防止遭到当地匪徒的袭击。现在他们开始两两结对，为了避免触发他们认为可能布在边境线上的热感应器。就在这时，23岁的药剂师穆罕默德·侯赛因心不在焉地点了一根香烟。

“快灭了它！”其他人一起小声喊道，看得出他们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在被遣返回塞尔维亚之前，这些人中已经有几个人被匈牙利警察抓起来拘留了两个星期。现在他们再次试图过境。“希腊和马其顿之间的边境线很好通过，”来自阿勒颇的销售经理塞利姆小声说道，“匈牙利边境是最难通过的一个。”

此时匈牙利边境上还没有建隔离墙，因此如果他们能穿过那道看不见的边境线，他们就能进入欧盟成员国，也就能进入《申根协定》保护区。从理论上来讲，此后他们就可以前往德国，甚至瑞典，再也不会被拦在边境线上。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抓了起来，然后当局让他们选择是否在匈牙利申请庇护。那些不想在这个欧洲最排外的国家里申请庇护的人将被关押两个星期，然后被遣返回塞尔维亚。塞利姆是那个夏天我遇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曾被关押过三次的人。

这一过程始于卡尼扎以南10英里的地方。尽管这个水城隶属于塞尔维亚，但它的居民主要是匈牙利族。以前这个小城主要以巨型蜉蝣而闻名于世。在初夏的某个星期，数百万蜉蝣同时孵化出来。在水底蛰伏了近一年之后，在6月底的某一天，这种黄色的虫子从提萨河里冒出来，在卡尼扎四处飞翔。随后它们开始交配，数小时后便会死去。它们产下的虫卵则沉入河底，静待第二年的来临。这是一种令人惊诧的奇景，当地人称之为“虫子开花”，每年都吸引大量游客。提萨河的蜉蝣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已经灭绝了，卡尼扎是为数不多的还能看到这种生物的城市了。

现在这个城市已经成了各种游客必经的交通要道。从马其顿和保加利亚进入塞尔维亚之后，我新结识了几位叙利亚朋友，即塞利姆、穆罕默德等人。他们领到了一张为期三天的通行证，他们可以凭此证从这个国家通过。塞尔维亚没有加入欧盟，因此它没有接受难民申请庇护的义务。他们去了贝尔格莱德公共汽车站，从那里乘车来到小城卡尼扎的中心广场。

难民们在这里不会停留太久。在卡尼扎，每天下午你都能看到叙利亚人在中心广场里进进出出。一位年轻的宾馆女招待从车站对面的窗户里看到这一场景，惊讶万分。“我们这个地方太小了。”她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就像在马其顿边境那样，难民们都聚在一起相互保护。他们每20人或30人一组，以便应对任何可能遇到的袭击。他们像远征的士兵那样站成一排，两两并肩行进。这些叙利亚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或者坐在广场周围的小饭馆里，互相讲述着关于沿途可能遇到的各种危险的传言。即便他们不担心匈牙利戍边士兵，他们也害怕在路上遇到匪徒。一个人瞪大眼睛说：“你知道他们有枪吗？”

我发现自己很容易被这种神话般的故事吸引，并不是觉得这里面还有点儿真实的成分。就在前一天晚上，市里的警察还询问三个叙利亚库尔德难民，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几分钟后警察安排的一次罪犯鉴定活动。那三个库尔德人并不想去，很显然担心这是个圈套。于是西玛（摄影记者兼我的同事）和我与他们一起去了警察局，以确保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我们5个人在警察局外面等了一会儿，随后出来一个警察把我们推进一个带有双面镜的房间。

“你，你，还有你，跟我来，”那个塞尔维亚人冲那三个库尔德人喊道，“还有你。”

我不太肯定他说的第4个人指的是谁。随后我发现他正在盯着我。

“我？”我问道。

“是的，就是你。我们需要4个人。”

于是我便加入了这个辨认罗马少年犯的行列当中。我站在队列的最前面，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站在我旁边。我问他为什么被捕，他没有回答。警察跟我说了实情：他打劫了一位叙利亚难民。我不知道警察说的是否属实，但这让我开始相信塞尔维亚北部地区的树林里有匪徒的传言。

怀着一丝恐惧，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西玛和我加入了15名在乌亚兹旅店门外集合的叙利亚人队伍。这一场景既有点儿像文学作品里描述的那种感觉，就像《坎特伯勒故事集》里的那些朝圣者出发前在南华克区集合一样，但又很普通，就像15个人要结伴去看一场足球赛。他们看起来并不像是要穿过欧盟那决定他们命运的国境线，看起来也并不是很着急。他们四处转悠着，开着玩笑，给手机充电，等待还在旅店里没出来的人赶来与他们会合。只有蓄着胡子、满脸灰白的穆罕默德看起来有点儿紧张。他只有一件行李，一盒“宝丝”牌洗衣粉，他紧紧地把它抓在手里。

队伍中年龄最大的是45岁的阿萨德。他长得有点儿像电影演员约翰·古德曼，他身材圆胖，满脸胡子，表情很像喜剧演员，只不过他的话要少得多。他看起来还像是一个游客，背着双肩包在旅店门前照相留念。实际上，这些人中大多数都像是来旅游的，他们穿着短裤和T恤衫，看起来好像是要围着小城散步，而不是要去另一个国家。这样的装扮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是因为在逃离战争的时候，他们不可能随身携带太多东西。事实上，那些来到欧洲的人大多数是叙利亚商人。这些人有足够的积蓄可以支付前往土耳其、然后乘船渡过爱琴海的费用。

比如说，阿萨德之前曾开了三家咖啡店，直到战争开始，它们才关门歇业。尼亚德动作缓慢，最后一个从旅店里出来，他曾有一家手机店。瓦吉赫以前是卖录像机的，还曾在四季酒店工作过，他会说俄语，目前正在学习日语。在那位于叙利亚一座古城旁边的住房被火箭弹炸毁前，塞利姆一直在阿勒颇的一家薯片工厂担任销售经理。其中几个人在叙利亚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与塞利姆一起来的还有他的侄子撒迦利亚。其他人都是在沿途一个个加入进来的。穆哈迈德上身穿着一件时髦的皮夹克，下身穿着一条牛仔裤，后面背着一个黑色小包，看起来像是一位下班回家的美术设计师。此外还有24岁的计算机科学家尼扎姆，以及他的朋友、刺着文身的穆罕默德·侯赛因，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药剂师。穆罕默德于三个星期前抵达莱斯沃斯岛，然后便遇到了刚到达那里的一伙儿人，其中包括凯普森和一位电视台记者。穆罕默德对自己来到这座岛上感到非常抱歉。“来到你们的国家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我们别无他策。”穆罕默德曾对英国独立电视台的记者艾玛·墨菲这样说。

“准备好开始摇滚了吗？”已经耽搁一个小时了，瓦吉赫迫不及待地准备上路。他已经试过一次了，但没有成功，塞利姆试过两次，也都没有成功。因此他俩自然而然地成了这群人的领袖。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那些被匈牙利警方抓捕并遣返回来次数最多的人便是难民心目中的王者。我们缓步向前行进，穿过城里的公园，来到卡尼扎市中心广场。这个广场里还有好几支整装待发的叙利亚难民队伍。与此同时，一支参加婚礼的队伍从附近的教堂里走出来，这些西装革履的塞尔维亚人沿着广场西侧往前走，与位于东侧的叙利亚人队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与这些面带笑容、大步前进的叙利亚人不同的是，那些塞尔维亚人脚步缓慢而沉郁。几个叙利亚人勇敢地拍起了手，向那对新婚夫妇表示祝贺。新郎和新娘白了他们一眼，因为这些难民看起来太寒酸了。

对我们队伍里那些曾在叙利亚各地有头有脸的叙利亚人而言，东欧乡下的这种低沉气氛让他们非常困惑。“太安静了。”瓦吉赫用嘲讽的语气小声说道，“声音可别太大，会把他们吵醒的。”

我们这支队伍里的人情绪都很高涨。之前他们的脑子里全都充斥着关于匪徒和警察的传言，现在大家都试图忘掉这一切。“出发吧。”穆哈迈德对身边的同伴说，“我只想抓紧时间赶路。”于是我们继续前进，往西出了卡尼扎城，朝提萨河走去。我们路过一家不知道名字的小比萨店，经过一家酒吧和一家四星级酒店。对叙利亚人来讲，这家酒店太贵了。酒店门口的一个牌子上用德语写着：有空房。一个人正在前院浇水。一个牌子上用塞尔维亚语写着这样一个名字：霍尔戈什。在下一章里我会详细地讲述这个地方。

一路上，穆罕默德滔滔不绝地说话，似乎没有什么思想压力，他身上唯一的财产是一副“披头士”耳机。“我热爱前卫摇滚！”这是他常说的一句开场白，这话一点儿也不假。“我从这种音乐及其理念中学会了生活，”穆罕默德真诚地说，“我感觉自己像是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我不相信轮回。”随即又转到了有关无神论的讨论。“我希望自己不叫穆罕默德。”他说，“我热爱英格兰，热爱那里的思想家们。达尔文，还有理查德·道金斯，他太伟大了。”随即他又引述了上述两人的话来描述这次旅程：“能够生存下来的，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自然的。这是进化史上的第一法则，也是这里的第一法则。”

我们现在正大步地从城里最后的几栋房屋前面走过。一对晚上出来散步的夫妇朝着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去。一个开着绿色拖拉机的农夫缓慢地赶上我们，他向我们挥了挥手以示鼓励。现在再走几英里的路，穿过农田和树林就到匈牙利边境了，大家的思绪都转到了匪徒和可能等候在边境线上的戍边士兵那儿。不用说，穆罕默德又是特立独行的一个。“我根本就不怕这些。”他说道，“我们可是从‘伊斯兰国’手底下逃出来的人。这些匪徒算得了什么。”但其他人的心情很矛盾，对可能面临的情况忧心忡忡，同时心里也明白，再怎么麻烦，也不会比之前的遭遇更糟糕。穆罕默德的同乡好友尼扎姆则不停地在脑海里盘算着应对各种情况的对策——撒腿就跑，被逮捕，然后再次尝试。尼扎姆还想起了在家乡时的情景——他的父亲被一枚火箭弹炸死了，自己被迫从军，曾路过“伊斯兰国”管治区。

这时提萨河在前面与大路岔开了。河西岸有一小片树林，树林西面有一道防洪堤坝。我们快速跑到树林和堤坝之间的那片空地。提萨河流向匈牙利，因此我们准备沿着河流走向边境。我紧贴着河边，走在穆罕默德的旁边，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大约80年前另一位年轻人来到提萨河边时的场景。那个人名叫帕特里克·雷·法默尔，他后来把他骑着那匹名叫马利克的马穿过提萨河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书名为“丛林与河水之间”。20世纪30年代初期，法默尔曾把他从荷兰到伊斯坦布尔的旅行经历写成了三本书，该书是其中的第二部。他的旅行三部曲后来成了最受读者喜爱的旅行文学之一。读者们很喜欢文中那位年仅18岁、天真纯朴的主人公。他穿越处在动荡不安之中的欧洲大陆，发现了一个人们之前知之甚少的地方。他有时在农夫的谷仓里过夜，有时则住在伯爵的城堡里。这个故事非常吸引人，有人模仿法默尔创作了好几部类似的作品，试图沿着法默尔的足迹重温他在书中传达出来的那种自由的探险精神（尼克·亨特那部迷人的小说《走过千山万水》的风格最接近法默尔的原著）。在我看来，这些书没有一本能达到法默尔的高度。在这个大众旅行的年代，在这个实行欧洲通票、依赖“猫途鹰”等旅游软件、有《申根协定》保护的年代，要想像法默尔那样做还真不太容易。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以法默尔的游记为主题。

法默尔的作品之所以现在仍广受欢迎，并引来众多作家模仿，也许是因为他的读者对下面这个道理深有体会——他们知道现在的人们再也无法复制法默尔的体验，欧洲再也不会出现1933年时的那种神秘、冒险和动荡。有人甚至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已经消亡了，随后对什么是旅游的定义进行了重新审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重新找回对日常生活的热情，找回对家庭的亲密感，我们才能够阻止这种史诗般的旅行体验从生活中消失。

记得我第一次读法默尔的作品时，对书中描写的冒险经历感到异常兴奋，同时也悲观地认为再也无法重温这种感觉了。然而，与穆罕默德走在一起的时候，我意识到这种焦虑来自一种极端的优越感。带着全欧通用的护照和信用卡，法默尔的粉丝们也许要费点劲儿才能在东欧的乡下体验到他的冒险经历。但对这群一边沿着河堤匆匆前进，一边竖着耳朵提防警察和匪徒的叙利亚人来说，这片大陆现在依然充满了各种危险，也相当神秘。他们周游欧洲，靠的不是旅行指南或《孤独星球》，也不是法默尔的书，而是根据在脸谱网和瓦茨普上的各种群里搜集到的道听途说的零星建议。在他们眼里，欧洲是个混乱之地，到处是他们从没听说过的地方和国家。他们对这些地区的了解全依赖时有时无的无线网和3G网络，就像煤矿工人对地下煤层的了解只局限在头顶灯所能照到的范围一样。在他们旅行的过程中，难民们重新构建了欧洲的地理空间。这片大陆不再是地图上那50个概念化的独立国家，而是一条由大同小异的巴尔干半岛国家组成的、最终通往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的黑暗隧道。

这些难民前进的方向与法默尔当年往伊斯坦布尔所走的方向相反，他们不是法默尔的追随者。他们没有这种业余爱好，而是因为生活陷入绝境才不得不离开家园。随着时间的推移，法默尔当年的旅行体验已经变成了一种奢侈行为，而难民们的旅途比他当年的冒险要危险得多。尽管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位年轻的叙利亚人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经历也可以与1933年那位年轻人法默尔的经历做一个横向对比——在一片荒蛮未知的大陆上，在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四处游荡，人们都认为现在再也不可能会有这种体验了。但在当代欧洲的语境下，可能还会有另一种与之相当的情况——不同世界里存在的激进主义、逐渐衰落的欧洲各国之间的团结精神，以及成为替罪羔羊的难民和受迫害的少数族裔，这一切都已经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的映象。在这个叙利亚人大批迁徙的年代里，只有时间能够证明，那种可能把欧洲大陆分裂开来的、1933年法默尔所处时代的政治分化，是否会再次抬头。

“青年党！”更关注眼前情况的塞利姆小声说，“关上手机。”我们现在已经沿着河堤走了一英里，人们越来越担心前面可能遇到的危险。有传言说，如果他们的手机开着，匈牙利警察就能发现他们的踪迹，塞利姆可不想给警察留下任何可乘之机。与此同时，他们也担心会遇到匪徒，于是大家赶快跑到树林里去找棍子。“找到揍他们的东西了。”瓦吉赫手里拿着一根满是疙瘩的树棍从树林里走了出来。突然间，这里一点儿也没有了《坎特伯勒故事集》或法默尔书里描写的那种气氛，而更像戈马克·麦卡锡的小说《长路》。这些叙利亚人前面有几个村民在沿着河堤遛狗，他们看起来都很友善。但在这些疲惫的难民看来，这些人很可能是匪徒派来望风的。

无论真假，恐惧是有传染性的。西玛决定趁着天色未暗、周围还比较安全时，赶快返回卡尼扎城。下午7点45分，太阳快落山了，她不想冒着被抢劫的风险赶夜路。其他人一边继续蹒跚着往前走，一边提防着任何可疑的声响。瓦吉赫指着一片空地说，上次他试图过境的时候，塞尔维亚警察就是埋伏在这里等着，向他们每人索要了10欧元。几分钟后，有人好像看到了什么，这让大家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走在队伍前面的一个人指着树林深处大叫起来：“那里有人。他们是谁？”大家都转头往右边看。树林里露出一张张陌生的脸。

这群叙利亚人都举起了手中的棍子。那些人朝我们走了过来。他们好像在用阿拉伯语说着什么……他们是阿拉伯匪徒吗？随后瓦吉赫意识到弄错了。“你们是叙利亚人吗？”他冲树林里喊道。“是的，我们是叙利亚人。”树林里的人回答道。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为自己的惊慌失措而大笑起来，然后朝从树林里走出来的另一队手拿木棍的叙利亚人点头示意。利用这段时间，他们停下来抽了根烟，阿萨德则匆匆跑进树林里去小便。“他总是这样。”瓦吉赫说道，嘲讽的语气里充满着善意。

随着夜幕降临，恐慌又一次袭来。我们走的路对吗？有人问道。当然对了，另一个人回答说。这里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我们是不是应该用GPS查一查？不行！匈牙利人能搜到我们的信号。“我们再往前走走看。”塞利姆像西恩·潘一样说道，于是我们继续前行。

月亮升起来了，各种蠓虫也到处乱飞。队伍又停了下来，大家开始争论是钻进树林里往前走，还是在树林外面走。阿萨德又去小便了。瓦吉赫走进树林，去看看树林里到底有没有路，几分钟后他便跑了出来，冲大家摇了摇头。“到处都是蜘蛛网。”他微笑着说道。我看了看他的衬衣，上面确实沾满了蜘蛛网。

大家继续趁着夜色前进，人们开始拿道路两旁的树叶撒气。这时路面上出现了很多深深的车痕，走起来非常艰难。不过这群人似乎比早些时候出发的那些人要顺利得多。每过几分钟，我们就能遇到一群又一群坐在树林边休息的叙利亚人。30个人一声不吭地在黑暗中坐着，月光只能照到他们的半边脸，这个景象非常恐怖。他们有时一言不发同时起身，有时则像幽灵一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经常还能听到一两声婴儿的啼哭。

穆罕默德又想起了匈牙利政府最近宣布要在边境上建造隔离墙的事儿，这种做法让他很气愤。“我们是叙利亚人，”他说，“我们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创造了世界上第一种书面文字，因此我们也能穿过封锁线。如果他们拉了电网，我们就戴上手套把它剪断。”

穆罕默德的性格非常坚毅。他的左手腕上文了一个纪念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刺青，上面写着：“西德·巴雷特——我的神！”他的右手腕上文了一艘船。这是为了使自己不要忘记2014年12月从土耳其到意大利时乘坐的那条船：那是一条72米长的货船，完全不同于他今年乘坐的那条细长的充气橡皮艇。元旦那天，那条船沉没了。“当时大家正在庆祝呢。”他大笑着说道，“这时那条船开始下沉。”他被丢在了塞浦路斯附近的海域。但他没有放弃：他继续不断努力，最终到达了意大利。“他们不应该这样解决移民问题，”他说，“他们需要真正解决的问题是把巴沙尔和‘伊斯兰国’除掉。”

但眼前这些叙利亚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他们看到在距离边境数英里的河堤上停着两辆神秘的汽车。这两辆车是他们一直谈论的匪徒的，还是警察的？或者是一群蛇头的？“伙计，我太紧张了。”尼扎姆说道。“小点儿声，”塞利姆打断了他的话，“躲到树林里去。”

大家急匆匆地钻进树林蹲了下来。这时有人放了一个屁，但此时大家只顾斜着眼往河堤上的那两辆车的方向看去。一辆是白色轿车，另一辆是掀背式汽车。“他们可能是警察，”有人小声说道，“他们可能是蛇头，也可能是匪徒。”没人会认为他们是住在河堤另一边的村民，大家越来越紧张了。这时天已经黑了，大家都看不到对方的脸。那会是谁呢？“至少他们不会是来这里野餐的。”穆罕默德说道。这时那两辆车的灯亮了，大家都屏住呼吸。随后它们便开走了，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他们再次从树林里出来，继续赶路。

尼亚德弯下腰。不知道是谁的钱掉了，另一个人捡起来递给了他。也许是为了放松神经，穆罕默德开始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他谈到了英格兰那个日不落帝国，他说自己是一个来自叙利亚的无神论者（他曾为此感到自豪）。他给大家解释人在兴奋时发生的化学反应（从大脑中释放出多巴胺）。他设想在自己成功申请到庇护后如何庆祝——买张票到“明日世界”乐园玩玩，去参加音乐节。

距离边境不到500米的地方，队伍停了下来，穆罕默德的情绪依然很亢奋。他们在城里还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言：国境线上放置了热感应器，而实际上这里只竖着一根杆身带条纹的标识牌。尽管如此，集体意见决定一切，他们决定两两一伙穿过那个标识牌，以防人多了会触发热感应器。依然想着去“明日世界”乐园游玩的穆罕默德并没有把大家的话放在心上。就在这时，他竟然点了一根烟，这让同伴们大惊失色。

当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匈牙利警察并没有神不知鬼不觉地冒出来。穆罕默德把烟熄灭，人们又开始互相小声传话，让大家快跑。“如果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做到这一点。”穆罕默德对从土耳其一直跟他来到这里的尼扎姆说道。随后一行人站起身来，朝着匈牙利人准备建造隔离墙的那条国境线走去。

“这道隔离墙，我们是不会接受的。”穆罕默德一边说着，一边跳过了国境线。

第八章 到瑞典去吗

哈希姆躲在一份《南德意志报》后，此时他乘坐的火车正穿过德国和法国边境（帕特里克·金斯利摄）

斯堪的纳维亚的最后一关

2015年4月27日，星期一，中午11点50分

难道搞砸了吗？列车在德国边境停了下来，突然看到眼前的场景，哈希姆不知道自己是否露出了马脚。如果有警察上车，有人举报他怎么办？如果乘客中有警察该怎么办？

一位老妇人上了车，跟别人商量换了一下座位。随后又上来一个胡子蓬乱的秃顶男人。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但戍边士兵那里的情况会怎样？他们会在站台上检查吗？哈希姆手里端着一份《南德意志报》，从报纸缝里往外看了看，没发现有士兵在那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列车终于开了。列车广播里的女播音员也开始先说德语，再说法语了。这个信号让他释然——哈希姆已经到德国了。这个国家当时还没有成为叙利亚人的首选地（到了夏末，德国政府放宽了条件，叙利亚人来这里更容易了），但仍比欧洲其他国家要友善得多。哈希姆放下手中的《南德意志报》，他还要再过两个边境。

过了萨尔布吕肯之后是曼海姆，过了曼海姆就到了法兰克福，哈希姆在那里下了车。他终于能抽根烟了。他离开火车站，接连抽了两三根烟。路对面有一个叙利亚航空公司的办公室，或者可以说，那里曾经有一个办公室。现在那间办公室里的百叶窗都已经拉上了。

哈希姆返回火车站，在站台上等待去汉堡的火车。头顶上隐约可见一块《法兰克福汇报》的广告牌。他的心怦怦直跳，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将决定他余生的命运。他需要再抽根烟，于是便在站台上找了一块用白漆圈出来的指定吸烟区。对这位外来者来说，这确实有点儿奇怪。他心里想，如果越过这条线就不能抽烟吗？我待在这条线里就可以？为什么那位没站在白线内的女士也在抽烟呢？

三个半小时后，哈希姆到达了汉堡，他也只能粗略地看这个城市一两眼。离发车还有一个小时，他在车站附近的大街上四处闲逛了一下，他对那两座哥特式的钟楼感到非常惊奇。他喜欢这里，一切都井井有条，行人们都站在路边，等绿灯亮了才通过。因为瑞典就近在眼前，哈希姆开始有了一些胃口，他花了几块钱买了一小片披萨。他准备在这里过夜，丹麦边境有时会有边防检查，如果晚上赶路的话更扎眼。但说到底，这些都是哈希姆听说的。他现在孤身一人，也没有护照，因此无法入住任何旅店。

于是他很快便返回自助售票机前，用手指点击着反应迟钝的屏幕，购买前往哥本哈根的车票。他现在操作这个机器已经熟练多了。首先买一张去德国境内最后一站弗伦斯堡的车票，从那里坐车去丹麦的腓特烈西亚，再从腓特烈西亚坐车穿过丹麦的日德兰半岛，最后抵达位于瑞典南部西兰岛的哥本哈根。

前往弗伦斯堡的火车是他坐过的5辆火车中最不舒服的一趟。他坐在自行车停放室里，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士想把折叠式自行车锁上，他不得不侧起身来给她让出空间。这里的乡下一马平川，火车经过之地，到处都是白色的风车。风能，哈希姆心想，这个概念不错。一个身材高大、刺着文身的列车员在他的车票上盖了一个章，什么问题也没问。

到达弗伦斯堡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晚上8点56分前往腓特烈西亚的火车就在对面的站台上，再往南一英里的地方就是丹麦边境站。哈希姆上了车，到离门口最远的地方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这时列车上的广播已经从断断续续的德语变成模糊不清的丹麦语。

哈希姆躲在远离车门的藏身之处，他用列车上摆放的杂志的粉红色封面遮住自己，然后就坐在那里等了起来。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知道自己的运气如何了，5分钟后，他将会抵达丹麦境内的第一站帕德堡。丹麦边境是他要穿过的倒数第二个边境线，那里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他呢？

他首先想到的是不好的事情。在帕德堡车站的站台上，他看到好像有两个穿着制服的丹麦人。哈希姆身子往下沉了沉，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两个穿制服的人上了他所在的那个车厢，但火车随即便开动了。如果他俩检查他的护照，那检查完了，他们不需要下车吗？他又等了一会儿，然后放下手里那本粉红色封面的杂志，装作睡着了。一个穿制服的人走了过来，他身上钥匙发出的声响越来越近，最后他在哈希姆旁边的桌子旁停了下来。哈希姆眯着眼睛偷偷看了他一眼后发现，原来这是来换班的检票员。

晚上10点31分，列车到达了腓特烈西亚。这是哈希姆这辈子到过的最北的地方了，从他不停地打寒战就能看得出来，天气太冷了。他坐在古朴的候车室里，候车室的天花板上挂着保罗·汉宁森牌吊灯。他买了一份《政治报》，这是他最后的伪装工具。在候车室里无法抽烟，于是他便不停地出去进来，一会儿出去抽根烟，一会儿进来暖和一下。晚上11点刚过，他不再出去了，因为前往哥本哈根的列车进站了，很快他便踏上了往东开往丹麦首都的行程。

两个半小时后，也就是星期二凌晨时分，哈希姆登上了丹麦首都火车站的站台。在离开埃及13天、抵达意大利6天之后，他现在距离那座“圣杯”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不过首先他需要买张火车票。

事实证明，这件事还真有点儿难度。他找到的第一个售票机要用信用卡才行，叙利亚难民当中随身携带信用卡的人并不多。第二个售票机则需要现金，这个问题更大了，他现在已经离开欧元区，身上也没有丹麦克朗。现在是凌晨1点30分，他也找不到货币兑换处换钞票。

于是，哈希姆只好绕着空旷的红砖铺成的广场四处转悠，试图找到一家能收欧元、然后找给他丹麦克朗的店铺。麦当劳是他唯一的选择，但询问之后，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这里的麦当劳不收欧元。哈希姆只好再沿路找一家7–11连锁店碰碰运气了。哈希姆离开车站，来到外面空荡荡的大街上，最终找到了一家7–11连锁店。他们会收欧元吗？通过手语和断断续续的英语交流，柜台后面的店员同意了，但只收10元面额的钞票。这可不行，去瑞典的车票需要相当于18—19欧元的丹麦克朗，因此哈希姆需要给他一张20元面额的欧元，然后尽量多找回点儿零钱。那个店员最终让步了，按照哈希姆的意思办了。

哈希姆在店里面四处转悠，寻找最便宜的商品。最后他选了最小的一盒口香糖，以此换来了店员找给他的丹麦克朗。

哈希姆吃力地朝哥特式的火车站走去。入口处的挂钟显示现在是凌晨1点54分，他还有18分钟就可以登上前往瑞典南部的列车。他把手里的克朗投入售票机投币口，这些钱刚好够买一张车票，他终于可以穿过厄勒海峡了。他感到自动售票机在打印这张单程车票时发出的声音从来没有如此动听过。哈希姆坐着电梯来到站台上，他现在只需要坐一次火车，再经过一个边境就可以了。

这一切早就该来了。此时的哈希姆已经筋疲力尽。过去的三年里，他不断地遭受各种折磨和羞辱。过去的两个星期里，他冒着被捕和死亡的危险穿过了地中海和欧洲大陆。他又饥又渴，浑身散发着臭味，睡眠不足，经神也极度紧张。

他的经历是一段奇幻的历险，一段近代荷马史诗般的冒险之旅。而现在，他的感觉非常糟糕，由于寒冷，再加上恐惧，他的膝盖直打哆嗦，上下牙也直往一起磕。他就这样在站台上踱着步子，直到看见远处的隧道里出现两盏白色的灯光：去瑞典的火车来了。再坐这一趟车，再过一个边境就可以了。

列车向东驶出了车站，到达的第一站是欧瑞斯塔，然后是塔阿尔比，这两个地方都在哥本哈根东边。如果这时候有太阳，哈希姆就能看到欧瑞斯塔那些阳台像巨型豪猪身上的刺一样随意突出在外的新式建筑。但现在外面一片漆黑，毕竟哈希姆现在一心想着此行的目的地：瑞典。在不被逮捕的情况下抵达瑞典，哈希姆将有可能获得永久居住权，而不是短期庇护。

时候已经不早了，但车上仍有人在不停地走来走去。哈希姆抬头看去，在他眼里，任何人都可能会是边防警察。现在隔在哈希姆和那片许诺之地之间的只剩下厄勒海峡和上面的那座桥了。他双手紧握在一起，手掌不停地搓来搓去。

坐在离他两个座位之外的一名男士突然醒了，惊慌地起身查看现在到了哪个车站。哈希姆不太情愿地告诉他：离他的终点站还有好几站路呢。他正在考虑前面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

火车开进了桥洞。车窗外面一片漆黑，因此他可能还在隧道里面。只有远处瑞典海边的灯光可以证明，哈希姆现在正在穿过他那为期两个星期的艰难征程中的第五道也是最后一道边境。这座桥因侦探小说《桥》而闻名于世。小说描写的是在丹麦和瑞典的边境线上，人们发现了一具四肢伸展开来的尸体。哈希姆希望今天晚上不要发生什么戏剧性的故事。

瑞典那边的灯光越来越近，直到最后，灯光延展到了他的车窗外面。他终于进入瑞典了。列车放慢了速度，穿过一根又一根灯柱，最后驶进了瑞典的第一站——海利耶车站。哈希姆几乎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常，只有标识牌上的一个字母的细微变化（丹麦字母Ø变成了瑞典字母Ö），这显示哈希姆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家。

在这里会遇到最后的“惊喜”吗？哈希姆把头转向窗外，看空荡荡的站台上会不会出现一个警察，来把他抓走。但没有人上车，站台上连一个乘客都看不见。车门沉闷地关上了，列车继续往前行进。

哈希姆成功了吗？他还不敢确定，在庆祝胜利之前，他需要再次确认一下。“我们现在到瑞典了吗？”由于害怕，他不敢大声说话。

警报解除了，多日以来，他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他试探性地跷起了大拇指，然后狠狠的点了一下。他用手挠了挠右边的耳朵，确认这一切都是真的。2015年4月22日凌晨2点41分，他到达了这个他希望在余生中能将其称之为“家园”的国家。哈希姆闭上了眼睛，扬起了眉毛，然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在瑞典第一个大城市马尔默，他给远在埃及的哈雅姆打了一个电话。“你好，”他开心地说道，“我到了。”

第九章 大门轰然关闭

奥地利人汉斯在2015年夏天开车护送许多难民去了安全的地方（帕特里克·金斯利摄）

欧洲社会的道德危机

2015年9月，匈牙利、奥地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

黑暗中，汉斯·布鲁尔开着汽车在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边境向北一英里的地方逆着卫星导航指示的方向飞驰。卫星导航系统用纯正的德语告诉他应该往西沿着那条最快捷的路回到他那位于奥地利的家中。但在9月初的这个晚上，汉斯另有打算，他沿着卫星导航上没有的一条煤渣路绕道行驶。

在卫星导航那柔和的纠错声中，61岁的汉斯关掉了车头灯，这样就没人会发现他的去向。随后他绕开大路，沿着一条地图上没有标识的田间小路和牧羊人放牧的小道蜿蜒颠簸地朝西开去。20分钟后，他在黑乎乎的农田里停下来，然后转过头看了看后排座上的那条毯子。“行了，”汉斯冲着那条毯子说道，“现在你们可以出来了。”话音刚落，从那条毯子下面探出来三个脑袋，他们是叙利亚库尔德人加尔巴利·阿尔–侯赛因以及她的两个孩子侯赛因和沙赫德。

说到这里，汉斯突然异常兴奋，满面含笑。他大声说道：“为了逃脱纳粹的迫害，我母亲的几个朋友曾冒充党卫军。这个故事我听了一辈子，因此我能应付现在的这种场面。”

目前的这种情况是三个月前汉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般情况下，汉斯不会出现在塞匈边境。实际上，在平时也很难找到他的踪影。他自称是奥地利最后的流浪牧民，有可能也是奥地利最后一位流浪的犹太人。他不在奥地利乡下放羊，或者不跟乐队一起演唱意第绪歌谣时，通常住在奥地利东南部一片森林边上两辆没有供暖设施的木制马车里。只有在他点火烧开水的时候，这里才会有微弱的光亮，并且这里还没通自来水。他和第二任妻子、26岁的明戈刷碗的时候不用洗洁剂，而是用柠檬汁。厕所搭建在院子里，里面堆满了过期的《犹太社会主义者报》，此外还有最新一期的《大地》杂志。这本杂志的内容是关于土地权问题的，土地权给了汉斯无穷的欢乐，但也让他饱受折磨。“我看了将近半年才把它看完。”一天晚上我从厕所回来后，他很认真地跟我说道。他坦承地说，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肠胃有什么问题，而是自己的英语太差了。

在浏览这本杂志的前两页时，我看到上面写着其办刊宗旨：正义、自由、社会安全和民主的根基并不在金钱和投票箱里，而是土地及其资源。这个口号能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吟诵歌手兼牧羊人会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人和田园，离开自己的羊群，跑到300英里外的地方去帮助三个难民躲开匈牙利边防警察的检查。自从穆罕默德·侯赛因在6月份越过匈牙利边境线之后，我便跟他们分开了。现如今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想要弄清楚汉斯为什么会在9月初的这个晚上来到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扼要讲一下在这几个月中巴尔干半岛都发生了什么。

现如今步行穿越巴尔干半岛的难民数量已呈爆炸式增长的趋势。6月份的时候，每天约有1000人登上希腊群岛，这已经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数字。到9月中旬，每月平均达到5000人；到年底，这个数字又增加到了9000人。巴尔干一线包括马其顿、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等几个国家的难民人数基本上也是如此。难民的数量非常惊人，其后果也是悲剧性的。六七月份的时候，科斯岛和莱斯沃斯岛上的混乱局面已经很糟糕了，而现在由于成千上万的移民在潮湿脏乱的环境里排队等着领取通行证，情况比之前糟糕百倍。尽管近乎破纪录的人数滞留在意大利，但哈希姆在4月份的时候选择的西行逃亡线路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巴尔干半岛的危机现在就是这么严重！

媒体已经对此做出反应。2015年上半年，难民危机并没有被人们完全遗忘，不过也不是每天都有相关报道。现在它已经成为全球的年度话题。7月份我曾写过一篇关于马其顿封锁边境的文章，但我所在的报社觉得此事关系不大，没有发表。因此，除了我自己发表在网上的报道外，再也没有人关注此事。8月份边境再次短期关闭时，欧洲几乎所有的媒体人士都赶来采访此事，给人的感觉这是第一次封锁边境。与此同时，在莱斯沃斯岛上的凯普森夫妇理所当然地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英国电视4台对他们的事迹进行了深度剖析，称他们夫妇二人是爱琴海上的天使，《太阳报》和《独立报》还对他们进行了“独家”采访。

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也许是此时正值缺乏新闻热点的仲夏，没有什么新消息能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但最主要原因应该是大家突然意识到这场危机离我们很近，人们是如何成为危机的牺牲品。有两个事件把人们对难民问题的关注推上了巅峰。第一件事发生在8月末，人们发现一辆被蛇头丢弃在奥地利一条大路边的卡车车厢里有71名已经死去的难民，腐臭的尸水顺着车门淌到了地上。第二件事发生在一个星期后，那个名叫艾兰·库尔迪的库尔德男童被发现面部朝下趴在土耳其的一个海滩上，在试图渡海前往科斯岛的途中，艾兰和他的妈妈、哥哥都被淹死了。照片一经传出，整个欧洲突然惊醒了。第二天，艾兰趴在海滩上的照片便出现在数十家（也可能是数百家）报纸杂志的头版头条，其中就包括《太阳报》。就在几个月前，该报的专栏作家卡蒂·霍普金斯还把难民比作蟑螂。“即便把漂在海面上的尸体的照片拿给我看，我也不会在意。”4月份的时候，霍普金斯曾如此写道。进入9月后，该报编辑们都不再坚持这种看法。10月以后，他们又重新回到了指责难民的陈词滥调，但在这之前的那几个星期里，面对一位土耳其摄影记者的大量作品，他们被迫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名专职报道移民问题的记者，我在几个月来的报道没有能够促成他们发生这种改变，这似乎在提醒我，我是多么无关紧要。这一点真是让人尴尬。

伴着强烈的抗议声，人们开始质疑他们在描述这种局势时所使用的语言。一年来，媒体将那些乘船前来的人称之为移民。这基本上算是一个中性词，多年来人们一直用这个词指由于某种原因从一个国家来到另一个国家的那些人。然而，随着夏天逐渐过去，这个词（包括之前使用过的诸如“申请庇护者”和“侨民”等中性词）逐渐被一些人赋予了贬义。在一些文章里，“移民”这个词通常暗指因为经济原因（而不是其他不确定因素）而迁徙的人。到8月份，随着同情移民的人越来越多，在联合国难民署和其他一些诸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之类新兴组织的推动下，人们开始用不太轻蔑的语言来描述这些迁移途中的人。他们选用了“难民”这个词。几乎在一夜之间，自由世界里的人们把这场移民危机重新定义为难民危机，那些对这种称呼提出质疑的人则被视为对陷入困境中的人们缺少同情心。我个人能够理解这种改变的内在逻辑：根据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很多人有资格获得保护，正是这些人造成了这场危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使用能够体现他们有权得到保护的词语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这可以让政策制定者们意识到自己有为移民们提供保护的责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经常使用“难民”这个词，尤其是在描写巴尔干半岛的那一章里。我有时担心“难民”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太高了，便会用“移民”这个词来代替它，不过大部分情况下是出于语言风格的原因才这么做。从中长期来看，这么做并不合适，因此我宁愿看到人们重新开始使用“移民”这个词，并恢复其中性含义和用法。首先是因为“移民”这个词更准确一些。当你在描写一大群自己并不熟悉的人时，最恰当的办法是通过他们在做什么（这一点你很容易确定），而不是根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点你很难确定），来给他们定性。“移民”这个词可以有效地达到这个效果：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指某个正处于迁移状态中的人，没有诽谤、积极或消极的含义去暗指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此外，很多鼓动使用“难民”这个词的人把它与“移民”对立起来。他们声称，难民应该获得相应的权利，而移民则不能。难民有足够的理由离开自己的家园，移民则并非这样。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试图区分这两类人的时候，我们曾暗示两者很好区分。实际上，正如我在前面几章中提到的那样，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两者之间经常有交叉重叠的之处，很多人的经历同时适用于这两种范畴。由于错误的夸大并简化了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面临着丧失这两者合法地位的风险。最后，即便有可能从语言学的角度厘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也不认为这会有多大的用处。描述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迁移人口的关键在于，在那些有权迁移的人和那些无权迁移的人之间划上一条界线，然后再来确定应该阻止哪些人迁移。但实际情况是，历史已经证明，要想挡住他们是不可能的，现在的这场危机也是如此。人们一直以来在不断地迁移，人类史就是一部人类迁移史。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选择迁移；尤其是像一些人预言的那样，气候变化将引发人类空前规模的大迁移。我们越早确定人类迁移是不可避免的，就能越早做出应对之策。

库尔德难民死亡事件发生后，欧洲各国政府面临巨大压力。几个月来，除了象征性地接收部分难民外，欧洲领导人一直拒绝分摊在希腊和意大利登陆的难民（更不用说更多仍滞留在中东那几个小国里的难民了）。他们无情地认为，首当其冲被卷入这场危机的那些国家（德国、希腊、意大利和瑞典）应该自行解决面临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抛弃了欧盟成立时确定的一项约束性原则：成员国之间应该团结一致。由于担心整个欧洲倒向极右主义，加上不愿承认这种情况已经不可避免，同时为了避开国内的民族主义政敌，大部分欧洲政策制定者准备放弃政治家应有的风范。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认为这场危机给欧洲带来的辐射影响比欧元区危机更严重，而一位联合国发言人则对我说，欧洲大陆的团结已经危如累卵。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奥地利的难民死亡事件以及土耳其海滩库尔德男童死亡事件促使争论缓慢向前发展。但这还远远不够，也很不体面：经过一系列面红耳赤的争论之后，欧盟各国最终于9月做出决定，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接收12万名在意大利和希腊上岸的难民，并重新安置4万名仍滞留在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的难民。英国决定退出该项决议，不过承诺在接下来的5年里每年接收4000名难民。考虑到欧盟各国之前不配合的态度，布鲁塞尔的那些所谓的“政策专家”将其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事实上，这完全是一场惨败。现在仅仅一天内在莱斯沃斯岛登陆的难民人数都要比卡梅伦所承诺的英国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所要接收的难民人数多；2015年一个月里在希腊登陆的难民人数，也要比欧盟各国准备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所要接收的难民人数多。此外，还有十倍于这个数目的难民正在黎巴嫩等待安置。2015年冬季，面对成千上万源源不断横穿巴尔干半岛，或在大海中淹死或在雨中瑟瑟发抖的难民，欧洲可谓颜面尽失。

有几个国家表现得与众不同，最突出的是瑞典和德国。面对无法控制的人流，这两个国家最终收回了之前的承诺，在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里，两国接收了远远多于自己该分担的难民人数。瑞典付出的代价尤为惨重，该国的申请庇护系统几近崩溃，国内一个极右的反对党派在民意调查中脱颖而出。德国的情况相对来说要好一些，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中，吸收大量受过良好教育、适龄的移民可谓有益无害。但对德国总理默克尔来说，到一些态度谨慎的选区去兜售这样的政策还是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默克尔承诺，任何一个叙利亚人不管他是否已经在希腊、匈牙利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登记注册甚至留下过指纹，都可以到德国来。德国的这种善良行为无意中加大了问题的严重性：希腊群岛又掀起了一波难民潮。以前每当我问叙利亚人他们想到哪里去时，得到的是一系列不同的答案：荷兰、瑞典、奥地利或是英国。而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同一个答案：德国。

巴尔干半岛各国首脑也变得更加实际。与以前试图围追堵截难民不同的是，现在的马其顿、塞尔维亚和希腊都开始接受现实，并开通了一条通往匈牙利的人道主义通道。2015年夏初我第一次到达希腊北部的哈拉旅店时，难民们还不得不从塞萨洛尼基徒步或租用黑车来到此地。9月份我第二次去那里的时候，发现希腊政府已经允许私人旅行公司的车从雅典把难民运往哈拉旅店，只不过车费高得惊人。就连西莫斯也比之前友好多了，不过他没认出我来，见我知道他的名字，他吓了一跳。

在边境那边，马其顿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之前他们在边境线上部署了大批警察和军队，拦住难民的去路，弄得人心惶惶、一片混乱。现在他们已经在边境上安放了排队发号系统。与我同时来到这里的来自阿勒颇的杂货商一家人，很快就被安排到第106组。这一组共有50名叙利亚人，此时正安心地坐在那里等待过境。第105组此时早已到了国境线那边。一旦进入马其顿，杂货商一家将很快在最近专门为此建起的一个临时营地拿到签证。之后不久，他们就会来到在最近几周专门为难民搭建的一个临时火车站。到了晚上，一辆专列会把他们直接送到塞尔维亚边境。那里的过境程序与这边差不多。那里的官员们现在也意识到了这种无法回避的局面，不再阻止或者不理会来到边境的难民，而是开始进行有序地组织疏导。经巴尔干各国协调，那条之前需要难民们步行的艰辛长路，现在已经配备了旅行汽车和火车。之前只适合年轻人和健壮的人行走的路线，那些拖家带口的人也能走了。面对现实，这种反应令人欣慰，欧盟各国也将纷纷效仿。

现在的情况是，就连匈牙利政府也不再试图拦截这势不可挡的难民洪流。那道远近闻名的隔离墙已经建好了，但到9月初的时候，只摆了几道带刺的铁丝网。这些铁丝网也不过是个摆设而已，难民们发现，只要用睡袋或者大衣把上面的刺裹起来，就可以轻松地穿过去。我用皮鞋踩着铁丝网，只用了27秒就过去了。每隔几米你就能看到几个星期以来成功越过铁丝网的那些难民留下的撕烂的衣服。“哦，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一位匈牙利边防士兵说道。“这边，那边，还有那边。”她指着距离当初我和穆罕默德·侯赛因越境地点不远处的一处低矮的隔离墙说道。

这一结果表明匈牙利已经无能为力。到9月15日，他们还会再建起一道更高更结实的隔离墙。到那时他们还会出台一项新的法律，规定任何非法越境行为都要负刑事责任（目前这只是一种民事上的违法行为）。到那时，他们虽然嘴上说得好听，暗地里却任由难民直接进入匈牙利境内。匈牙利意识到，让难民们从一个固定的地方一个个过去，总比他们偷偷摸摸地从数百个缺口穿过去要更好监管一些，于是他们便在卡尼扎以北数英里的地方留出了一个缺口。那里的边境处有一条废弃的铁路，难民们可以通过这条铁路畅通无阻地从塞尔维亚的霍尔格什村前往匈牙利的勒斯凯村。

我在这个位于欧洲门户的废旧铁路旁待了三四天。我跟穆罕默德·侯赛因之前在晚上偷偷越境的那种行为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成百上千的难民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沿着这条路往前走，警察们也不再试图去拦截他们。人群里有孕妇，也有抱着婴儿的妇女，还有七口之家，几个小孩子沿着铁路上的枕木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事实上，目前这一场景与夏天时最大的区别是儿童、妇女和残疾人的数量大幅增加。有的人坐着轮椅、有的人拄着拐棍，还有一个小男孩气喘吁吁地拄着一根拐杖。这波难民洪流是恐惧外来难民的匈牙利政府无法阻挡的。当他们穿过铁路来到勒斯凯村时，等候在那里的警察们只是微微地一笑。“这里是匈牙利吗？”一个叙利亚人问道。“是的。”一位警官答道，然后挥手示意他继续前进。匈牙利政府现在不再阻挡这股难民洪流，而是试图对其进行疏导。

尽管如此，当难民们踏上匈牙利的领土之后，仍然不能得到人道主义待遇。他们获准可以从匈牙利过境，前往奥地利和德国等向他们敞开怀抱的国家。但在离开之前，他们首先要在这里登记备案，这个过程剥夺了他们做人的尊严。沿着勒斯凯村的那条铁路进入匈牙利后，大部分难民会被带到一片空地上，冒着严寒酷暑等待多日，直到附近的那处登记中心的大门再次打开。进入登记中心后，他们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难民们在等待注册、采集指纹的时候，都被关在笼子里，如同关动物一般。从一段泄露出来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负责看守者把食物朝笼子里的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直接扔过去，好像是在喂动物园里的猴子。同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受益的还是那些蛇头，因为难民们需要另寻办法来避开边防士兵，从而免遭被关进笼子之后的非人待遇。他们希望靠自己的能力前往匈牙利的首府布达佩斯。我亲眼看到一个拄着拐棍的男孩，年仅14岁的哈山，拖着身体走进距离关押难民的笼子只有几分钟路程的一个加油站。果不其然，5个身材矮胖的秃顶男人正坐在收银室的一张木桌前。哈山和他的三个朋友就是来找他们的。

他们几个人走到桌前。哈山的兄弟上前问道：“去布达佩斯吗？4个人行吗？多少钱？”

头发最多、嘴里塞满意大利蒜味香肠的那个蛇头看了他们一眼，说道：“1200欧元，拼车。”

900欧元行不？不行。不过他最后把价钱降到了1000欧元，成交了。这4个叙利亚人匆匆钻进一辆黑色汽车，他们受伤的兄弟则坐在前排座上。随后第5个也是最小的弟弟从大路上跑了过来，跟后排座上的三个人挤在一起。

“钱。”那个蛇头说道，他的手里仍拿着一根香肠。“给。”几个人把钱递了过去。那辆丰田车随后飞快地驶出了停车场。在下一个路口，又上来一家叙利亚人。在拐角处还有另一家叙利亚人在那里等着。正如奥地利发生的死亡事件显示的那样，这些蛇头非常危险，也很不可靠。但是，如果你不想在匈牙利南部的收容所里遭受非人的待遇，这些家伙是你唯一的选择。

这里说蛇头们是唯一的选择，指的是在像汉斯这样的人出现之前。进入匈牙利的难民遭受虐待的消息传出去后，很多普通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来到靠近勒斯凯铁路附近，为了秘密地对那些逃脱匈牙利边防士兵检查的难民家庭展开救援。他们开车把难民从匈牙利南部送到奥地利东部，从那里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逃亡之路。这些志愿者是想帮助难民绕开匈牙利收容所，并不再受制于蛇头。汉斯就是其中之一。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2015年9月13日这天，我和汉斯驾车从他位于奥地利东南部的小屋出发前往勒斯凯铁路。到达目的地之后，他开始冲着一片灌木丛讲话。“我的朋友，”他冲着那些树叶喊道，“我的朋友，你还在里面吗？”

汉斯并非精神异常。边境一带经常有警察巡逻。为了能跟志愿者会合，成功登上他们的汽车，或者能够到加油站找到蛇头，难民们通常不得不躲在灌木丛中。于是便有了灌木丛边的这场问话：汉斯之前让一位叙利亚艺术家在这里等他，这样他们便可以在半公开的场合商讨下一步逃亡的具体细节。“你好？”汉斯把头探到树叶里喊道，“我的朋友？”然而他的朋友却不在这里。

汉斯一下子慌了神。在来的路上，他还一直咋呼着。在路上他还捎了一个名叫拉斯洛的匈牙利人搭便车。汉斯自豪地跟他讲了自己此行的目的。拉斯洛的英语并不好，等他明白过来汉斯说的话后，非常担心汉斯的安全。于是拉斯洛便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让朋友用英语给汉斯解释，如果汉斯被抓到，将会被送进大牢。听完拉斯洛的朋友打来的电话后，汉斯翻了一个白眼，他不耐烦地说道：“告诉他，我很感谢。看来匈牙利人也不都是坏人，这真不错。不过这些我都知道。”

几个小时后，汉斯有点儿灰心丧气了。如果那个叙利亚人在来这里的路上被抓了怎么办？如果刚才过去的那辆警车是在抓我们怎么办？“说话别这么大声。”看到我用阿拉伯语跟几个叙利亚人说话，他小声对我说道，“我们拿不准谁会是奸细。”

遭受了灌木丛事件的打击之后，汉斯决定不再在乡下漫无目的地寻找需要帮助的叙利亚人。相反地，他给几个在农田里干活的、积极参与救援的人打了几个电话。难民们越过边境后，通常都是从他们的农田里穿过，然后被关进在这些人的土地上搭建的收容中心里。这几个人与在他们农田里的难民以及看守难民的警察关系都很好。警察们以为这些人只是来分发食物，而不是秘密地组织营救行动，因此便同意他们在这一片四处溜达，与难民们聊天。

汉斯联系的一个积极参与救援者乘车赶来，于是他便问她那里有没有需要送到奥地利的难民家庭？实际上她确实有：一个库尔德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于是我们便开车前往她们等候的地方。我们好几次走错了路，最终在太阳落山前赶到了那里。汉斯的车里装了几箱水，于是他停好车，开始从后备厢里往外搬水，装作是在往这里运送供给品。他可不想让人看出他是来这里救人的。这时又有另外几个积极参与救援者赶到这里，他们一起帮着汉斯搬水，以便干扰警察的注意力。两个警察很快发现了他们，不过在他们认为弄明白了怎么回事后，又晃晃悠悠地走了。趁着这个空隙，那个库尔德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飞快地钻进车里，汉斯把本章开头提到的那条毯子丢到他们身上。一阵窸窸窣窣声后，毯子下面便没了动静。汉斯发动汽车，果断掉头。那两个警察似乎发现了什么，转身朝他们走了过来。一个匈牙利积极参与救援者赶快采取主动，她开始激动地打着手势，大声指挥着汉斯，这么做是为了让警察不去注意躲在汽车后排毯子下面的人。这一招很管用，那两个警察走过来后，也开始打着手势帮助指挥。这真的有点儿滑稽，我们没再惹上什么麻烦。灯光消失了，几分钟后，那两个警察也走远了。

随后汉斯便开始与车上的卫星导航对着干，他离开主路，进入匈牙利乡间错综复杂的小路。现在他最不想碰到的就是警察检查站，而警察不可能在各个农场之间那些泥泞的单行道上设立检查点。摇摇晃晃地穿过几片农田后，汉斯确信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安全地点。他停下车，冲着那条毯子喊道：“好了，你们现在可以出来了。”

此时的汉斯肾上腺素激增，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好像是在长跑比赛快结束时超过了对手似的。不过他做这一切可绝不是为了让自己高兴。对汉斯来说，这是一场私人的战争。他的父亲，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犹太人，在“二战”开始前不久从奥地利逃亡到了英国。在对比这两个时代的时候，汉斯的眼圈红了。“我父母的朋友，那些犹太人，在‘二战’开始前试图移民到瑞士，但瑞士人把他们送上前线对付纳粹。这两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太相似了：一个发生在70年前，一个就发生在眼下。”

没有哪个地方能比汉斯的车里更能体现这种传承了：在这里，第一次难民危机幸存者的后代拯救了第二次难民危机中的幸存者。随后汉斯开始唱起歌来。之前在送一批叙利亚裔巴勒斯坦人时，汉斯唱了一首意第绪民歌，车上的人都跟他一起唱了起来。这天晚上，他唱了最新创作的歌曲，即一首描述难民困境的意第绪民歌。“在匈牙牙牙牙牙牙利边境，我的两只鞋子都被磨破了。”汉斯用一首犹太婚礼歌曲的调子唱道，“为了维持秩秩秩秩秩秩序，马其顿人向我们发射催泪弹。他们强迫我们留下指纹，还没收了我们的手手手手机。我们不得不睡在地上，硌的我们骨骨骨骨头疼。”

唱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你看，”他笑眯眯地说道，“这首歌还没写完呢。”

坐汉斯的车真是一场丰富的体验。他是一个能够连接欧洲历史上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可以快速找到两者的契合点。汉斯不仅能准确地反映出欧洲对待以前的犹太难民和现在的叙利亚难民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且他仍然记得匈牙利人从边境隔离墙上跳过去而不是建造隔离墙时的场景。那时候汉斯只有两岁，对当时发生的一切没有确切的印象。但从孩提时候起，他的父母就跟他讲1956年匈牙利人逃亡到奥地利以及奥地利人怎样接收他们的故事。“那时候人们虽然一无所有，但都很团结。”他说，“那是战后的传统，那些带着难民穿越边境的人都被看作英雄。”

汉斯还可以把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的兴起与现在欧洲正在兴起的类似的东西（只不过规模更小一些）联系起来。“二战”前的那几年，他的父母一直在反抗奥地利的法西斯，现在如果右翼极端势力继续试图侵入整个欧洲社会，而不仅仅是匈牙利，那么他也会紧随父母的步伐。他轻拍了一下方向盘，冲着前面的小路点了一下头。“这些是为欧洲正在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准备的。”他警告说，“我这么做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在监狱里待上10年的匈牙利人竖起防护墙。我得弄明白怎样去利用这些泥泞的小路。我正在努力适应它们。”

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加尔巴利·阿尔–侯赛因和她的两个孩子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关心。她们不认识车上的这两个陌生的家伙。8天前她们才从自己的国家逃了出来，然后抱着赌一把的心态才上了我们这辆车。她们不是很在乎汉斯唱的啥玩意儿，更关心的是啥时候能到德国。“我们很害怕，我们看到什么都害怕。”黑暗中的加尔巴利说，“求求你继续开车吧。”

汉斯从自己的幻想中回过神来，发动了汽车。“加把劲，汉斯。”他自言自语道，“注意力集中点儿，你还没成功呢。”我们继续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往前走，路两边偶尔隐约可见几家农舍。坐在后排的加尔巴利此时仍没弄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吓坏了。”她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啊？”我便用不太流畅的阿拉伯语给她解释，汉斯有点儿懵，他问道：“你俩在说啥呢？”我告诉他，我正在给她解释我们的身份，告诉她我们要去哪里。汉斯摇了摇头，经验告诉他，这么做并不好：他认为应该在到了奥地利之后再告诉她实情，不然会过早地燃起她们的希望。

要把我们此行的来龙去脉给加尔巴利解释清楚非常困难。她正在跟两个陌生人坐在车里，她需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让她平静下来，我把手机递给她，让她给家里人打个电话。这真是个错误的决定。她立刻在电话里告诉他们自己几个小时后就能到维也纳，今晚就能跟家人团聚。我把她的话告诉汉斯后，他一下子紧张起来，今晚想要到达维也纳是不可能的。他选择的这条隐秘的乡村小路通往奥地利南部，而不是北方的维也纳。明天一大早，他的妻子会开车送她们去维也纳，今晚他太累了，不能亲自开车送她们去那里。“我已经61岁了。”他说，“我需要休息。”

加尔巴利弄不清楚汉斯为什么不把她送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汉斯也不清楚，为什么她不理解沿着有警察巡逻的大路走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就在我们争论期间，汽车又开上一段大路，从一辆警车旁驶过的时候，汉斯心里真有点儿慌乱。那几分钟非常紧张，我夹在他们中间，给一个不太能听得懂我说的英语的男人和一个不太能听得懂我说的阿拉伯语的女人当翻译。最后，当我们重新回到乡间小路时，汉斯把车停了下来，对目前的情况重新进行了解释，终于消除了相互之间的误会。

“我叫汉斯。”汉斯说道，“我是个放羊的，也是一位歌手，犹太人。”

后排座位立刻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

“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都不重要。”加尔巴利回答说，“我们都是人类。”

大家的情绪都平静了下来，汉斯再次发动汽车。加尔巴利一家在后排座位上睡着了。依仗自己40年的放羊经验，汉斯在夜色中继续开车。多年的放羊经历使得他对这些农田的构造和小路的布局烂熟于胸。汉斯知道，几个世纪以来，匈牙利这一带的土地一直是公有土地，这意味着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的田间小路，虽然路程长了点儿，但仍然可以避开大路，顺着这些小路前往奥地利。汉斯解释说，在那些一直为私人拥有的土地上的小路没有出口，只是把私人农场主的地块连起来，所以这些小路到处都是。“这是个好地方。”汉斯赞许道，“所有的路都是通着的。”

尽管如此，他对这片公有土地的赞许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能够给自己提供实际帮助。他喜欢的是这种土地配置隐含的道理，以及农民平均分配土地、人人享有土地的理念。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正是因为这种配置，他才可以成为一个流浪的牧羊人，整天赶着羊群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放牧。你从汉斯身上看到的欧洲，其主人公不是王侯将相，而是像米夏埃尔·盖斯迈尔那样早已被人们遗忘的人物。在16世纪，盖斯迈尔曾控制了现在奥地利的一部分疆域，试图建立一个空想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约400年前，盖斯迈尔不仅提出了土地共有的概念，还提出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的理念。“你能想到在1525年实行的奥巴马医改是什么样子吗？”汉斯问道。

正如汉斯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权利一样，他认为任何人也都有在这里通行的权利。汉斯把帮助难民看成是他个人的一场战斗，也正是基于他的这种理念。“对我来说，我在放羊的时候，最正常、最自然不过的事就是到处游牧。”汉斯说，“人类过去经常迁徙，冬季的时候他们不会待在原来的地方。他们会选择搬家。”汉斯希望他们现在还会这样做，正由于这个原因，汉斯才会在大半夜开着汽车在匈牙利西南部的乡村小道上颠簸。

现在已经快到凌晨一点了，汉斯开始有点儿精神不振。他已经在路上行驶了16个小时。连续不停地开车，再加上一路颠簸，他现在开始有点儿熬不住了。“我不会睡过去的。”汉斯试图打消我的疑虑，“不过有时候我的意识有点儿模糊。我的手还扶着方向盘，但我记不得十分钟前路过的是什么地方了。”后排座位上的加尔巴利遇到的问题和他正好相反。突然之间，她直挺挺地坐了起来，大声尖叫。随后她意识到自己很安全，然后便一下子又睡着了。汉斯同情地点了点头。“我的母亲以前睡眠质量就不好，”汉斯回忆道，“她曾遭受过盖世太保的折磨，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我俩陷入了沉默。那几个叙利亚人继续睡觉。汉斯开车沿着蜿蜒起伏的小路前行，终于驶出了这片土地。在这母子三人上车6个小时之后，汉斯带她们来到了奥地利边境，沿途没被任何人发现，也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他找到了一条跨越奥地利和匈牙利边境的小路（这条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然后开车沿着这条GPS上没有标识的小路越过了边境。我们成功了。

那几个叙利亚人还在后排座位上酣睡，汉斯说道：“牧羊人到家了。”

这是汉斯最后一次干这种冒险的事。这么说并不是说他不愿意干了，而是因为这里很快就无人可救了。在我们这次冒险的两天之后，经历了几个月失败的匈牙利政府成功关闭了其与塞尔维亚交界处的边境大门。他们建起的第一道弱不禁风的隔离墙一个人也挡不住，于是政府便安排士兵和犯人日夜不停地建起了一道更高、更结实的墙。14日，这道加强版的隔离墙最终完工了。随后匈牙利政府宣布从15日凌晨零点起永久关闭边境大门。

14日夜里晚些时候，我来到了塞尔维亚边境。我刚从住在隔离墙另一端的汉斯那里回来，急切地想看看这会儿的情况怎么样。这里是通往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大门，过去的几个月里已经有数万人从这里通过。他们现在该去哪里呢？

我赶到那里的时候，那条铁路已经巧妙地用一辆货运火车给挡住了。因此，在14日剩下的几个小时里，难民们必须得从往西一英里处的那个边防站过境。很多人还不知道这里很快就要关闭了，因此直到深夜仍有数百人正在等着试试运气。午夜逐渐临近，但难民们还在匈牙利边境的那道铁门前排队，队伍足有数十米长。

午夜来到了，又过去了。在最后的几分钟里，黑暗中仍有一些人在等待着。匈牙利人似乎很温和。在最后的期限到来之后，仍在安排剩下的人过境。到了午夜零点10分，仍有不少难民家庭在通往边境大门的道路上奔波。到2015年9月，共有超过20万名难民成功地从这里越过边境，因此没人愿意成为第一个被关在“欧洲壁垒”大门之外的人。

“我一直充满希望，希望，希望。”一位站在队伍后的叙利亚工程师怒气冲冲地说道，“我们需要通过这里。我们在叙利亚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住房、朋友和家人。”

在他的身后，有身背婴儿的母亲，有胸前托着婴儿的父亲，有来自伊拉克的老奶奶，也有来自阿富汗的老爷爷，有从阿勒颇废墟里逃出来的小孩，也有从亚蒙克赶来的巴勒斯坦人——一个世纪前，他们的父辈从以色列逃到了现在已经人烟稀少的大马士革郊区附近的地方。有从菲斯赶来、只为找份工作的摩洛哥人，还有一个坐着轮椅的男士，一个拄着拐杖的伊拉克人——这个22岁、身材矮胖的人来自巴格达，他与最后几个准备过境的人站在一起。

我问道，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能够通过边境，他的心情如何。他趁着缓口气的功夫，气喘吁吁地说：“高兴。”

随着咣当一声响，大门关上了。9月15日凌晨零点20分左右，匈牙利最终封锁了难民们通向欧盟的主要通道，大约有100人被挡在门外。为了防止有不知就里的人硬闯，当天夜里晚些时候，匈牙利警方在边境处的那道隔离墙后面又建起了一道不太结实的隔离墙。

他们也许没有必要这么做。由于无路可走，被挡回的那些心情沮丧的难民只是垂头丧气地在地上坐着。在第一批被拦住的人中，有一家人紧贴着那道铁门，试图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位父亲名叫拉德万，是一名印刷工人，他带着两个婴儿和三个大一些的孩子从亚蒙克来到这里，这是他们家族有史以来第二次逃离家园。他们先是离开巴勒斯坦，然后又离开了叙利亚。现在欧洲也将他们拒之门外。

“我们是巴勒斯坦裔叙利亚人，我们现在该去哪里呢？”拉德万问道，“我们从杀戮中逃了出来。我带着5个孩子一路赶来，不应该被挡在这里。”

筋疲力尽、茫然不知所措的拉德万和妻子玛雅达瘫倒在自己的帆布背包上。拉德万把三岁大的儿子放进摇篮，从两个星期前离开叙利亚起，儿子就一直没有说过话。玛雅达则哄着最小的孩子睡觉。后半夜，他们一家子就这样胡乱地坐在地上。剩下的那100多人也与他们一样，就这样被关在了欧盟之外。

我不禁想，下一步会怎么样呢？一条通往欧盟的道路被关上了，人们需要多久才能找到另一条路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所用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还要长一些。现在，他们只是留在原处不动；现在，没有脸谱网上的指南来告诉他们该去哪里。由于无处可去，第二天，匈牙利边境上又聚集了数千名难民。疲惫不堪的人们群情激奋，这些不知所措、惶恐不安的叙利亚人开始往匈牙利那边扔瓶子。随后奇特的一幕发生了：在几道防护墙的保护下，匈牙利防暴警察动用了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试图镇压发生在另一个主权国家境内的骚乱。混乱中，至少有7名儿童受伤。

最终，在僵持了两天后，人们开始考虑另择他途。记者们正在讨论另一条路线：从位于塞尔维亚西部的邻国进入欧洲。这个国家名叫克罗地亚。

脚穿平底人字拖、身体结实的伊拉克商人艾哈迈德·利亚德是最先尝试走这条路线的人之一。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边境线长达200英里，不过北部是多瑙河。由于河面太宽，人们无法从那里通过。于是利亚德和他的两个朋友便从南部边境一片平坦的农田进入克罗地亚。那里有很多雷区，它们是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战争留下的。利亚德在伊拉克经历过比这更危险的事情，因此他沿着连接塞尔维亚最后一座小镇希德和克罗地亚境内第一个村庄托瓦尔尼克之间的那条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大步越过了边境。

从前他来过克罗地亚，1982年他曾到这里旅游。他告诉我，除了一所建有蓝色大楼的大学外，他基本上什么也记不得了。现如今，33年之后，他以难民的身份再次来到这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站在克罗地亚边境一片农田里的一小队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这些警察是在这里等我们吗？”利亚德问他的朋友，“他们会把我们送遣回去吗？”

带着困惑，他越过了欧洲移民危机的最后一道国境线，进入了克罗地亚。“这太恐怖了。”离开塞尔维亚前，他对我说，“他们一定要接收我们，他们一定得帮助我们。”

正如所料，克罗地亚人很乐意帮忙，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仍记得数年前经历的战争和逃亡的情景。20世纪90年代，在这条路前方的武科瓦尔，塞尔维亚军队曾包围了克罗地亚自由军，并在附近的农田里屠杀了200名战士。当地人都知道逃难的滋味，因此当像利亚德这样的人出现在他们边境上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比匈牙利人更有人情味儿。

这真的很幸运，利亚德穿过边境一天之后，数千名难民紧随其后穿过了那片农田。利亚德当时从这里走过的时候，连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那条满是尘土的小路还不为众人所知。而在一天后，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密密麻麻的脚印，大人的、小孩的，什么样的脚印都有。24小时前，这里的地面还很平整，现在则被大批难民踩得上面一层全是浮土。同往常一样，难民中有很多残疾人。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名叫穆合塔尔的23岁叙利亚小伙子。他步履蹒跚地进入欧洲，随后他掀起衬衣，向我揭示自己走路缓慢的原因：在他两个肩胛骨之间有一条刀疤。2011年，在霍姆斯进行抗议活动期间，一个叙利亚士兵用刺刀刺伤了他的脊椎骨。穆合塔尔昏迷了6个月，4年后的他也仅能缓慢地走路。

一条难民逃亡的主干道是怎样在突然之间改变了方向？这跟脸谱网的关系不大：集体意识发挥作用还是有其局限的，人们只有在连接互联网的情况下才能分享信息。难民们在穿越两国之间的边境时，大多数人连不上网，因此人们过了好久才知道匈牙利边境已经被封锁的消息。

塞尔维亚政府在发现这条新路方面可谓功不可没。在匈牙利政府对重新开放边境大门的要求无动于衷的时候，塞尔维亚则开始用大巴把难民们送往克罗地亚。刚开始坐上大巴的那几批人都不明白塞尔维亚人是什么意思。车上的一位乘客问他们是否需要再渡一次海。“这个国家叫什么？”另一个人问我，“克罗……克罗地亚？”

塞尔维亚政府也是在最初几位走这条路的难民的启发下才迅速采取行动的。当大多数难民还待在匈牙利边境，不知道还可以走克罗地亚这条路的时候，其中几个人没有停下脚步，甚至在塞尔维亚政府之前就开始行动了。他们大都是像利亚德这样不需要拖家带口的伊拉克人，以及像艾哈迈德兄弟三人这样的小伙子。我遇到他们的时候，为了弥补耽误的时间，兄弟三人正快步朝克罗地亚边境走去。被挡在匈牙利边境的隔离墙后，兄弟三人快速浏览了一下塞尔维亚地图，找到了距离克罗地亚边境最近的那个小镇的位置，然后便打车去了那里。下车之后，他们立刻穿过那里的农田朝边境进发。快到边境的时候，刚拿到医师资格证书的大哥坦承地对我说，他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我们只是听说有这么一条路。”他略微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当时我们就觉得应该马上查看一下，看看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

开拓这条通往欧洲新路的是那些单身男子和20多岁的青年。这些人是最迅速的行动者、最大胆的（或者说最蛮干的）决策者，因为他们没有家庭的牵累，或者没有家人来干扰他们的决策。如果不用带着好几个孩子穿过这片大陆，他们可以走得更快一些，也可以做一些更冒险的行动。但对那些携妻带子的男人来说，沿途每做一次决定都非常困难。“如果带着孩子，走起路来就会更慢一些。”已为人父的诺瑞丁对我说，“不光是你自己，你的孩子们也都有行李。你得照顾他们，他们需要更多休息和上厕所的时间。”两个星期前，他们一家就离开了叙利亚，比现在与他一起穿过克罗地亚边境的那群学生整整早了一个星期。现在他们两伙人在同一个地方相遇，并且这一家人很快就会被另一拨人超过。“跟我们同行的人群总是不断地变化，因为我们走得太慢了。”诺瑞丁解释说。

在克罗地亚边境，像诺瑞丁这样的家庭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家庭成员可能彼此分开。克罗地亚人可能比匈牙利人更好客一些，但他们对在如此偏远的乡村地区涌入数量巨大的难民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超过40万人将从这里入境，这比从匈牙利越境的人数要多得多。在最初的几天里，克罗地亚政府不知道该如何把难民们从东部边境的这个小村子里运走。刚开始，难民们被困在几个乡下的小火车站内，等待每天一趟的专列来把他们拉走。我赶到那里的时候，诺瑞丁正与其他1000多人在托瓦尔尼克车站等车，急切地盼望离开这里。即便把走廊都塞满，来这里的火车也只能拉1000人，而现在站台上已经有1500人等候。他们无法一次都登上火车。

因此，午夜过后，火车最终驶入车站，混乱开始了。戴着头盔、手持警棍的克罗地亚警察在每节车厢前排成一道人墙，试图维持秩序。他们表现得非常克制，并未动用警棍。发现这一点后，这些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一拥而上，从警察排成人墙的空隙里钻过去。身体最强壮的那些人先上了车，然后试图把他们的亲人给拉上去。在人群中人们不断挥舞着拳头，互相推搡着。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你在这里跟家人走散了，就可能分别抵达不同的欧洲国家，或者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有很多人在跟家人走散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此外，十几岁的孩子经常无法跟父母和年幼一些的弟妹一起上车，因为他们看起来年龄已经够大，不需要跟家人一起走了。在站台的另一边，我的同事西玛目睹了这一令人肝肠寸断的场面。她看到警察让一家人上车，却把他们最大的儿子拦了下来，警察们不相信他们是一家人。上车后，他的父亲从车窗里伸出头，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四处寻找自己的儿子。随后他掀开手机后盖，把电话卡抠下来用纸包好，然后扔给了那个小伙子。“给我们打电话。”他大声喊道。他的妻子则抱着年幼的女儿坐在车上，泪流满面。西玛后来回忆道：“火车站和汽车站的场面最让人难过。很多家庭都被暂时分开，有时可能还会重新团聚，有时候则不会。孩子们不停地哭喊着。到处都是恐惧，恐惧，恐惧！”

车厢装满人后，骚乱沉寂了下来。然而紧张的气氛并没有结束，火车还要在这里等待一晚上。不久前，大家都嫌弃这辆车为何迟迟不来，而现在人们却又开始嫌它为什么还不赶紧出发。难民们瞪大眼睛，从车窗里往外盯着站台，他们已经筋疲力尽，连问问火车什么时候出发的劲儿都没有了。不过由于太紧张，他们也睡不着。站台上，更多刚从塞尔维亚赶到这里的人还要在这里过夜。他们蜷缩在水泥地面上，一些人已经开始打起了呼噜。我从数英里外最近的一家旅店赶到这里，跟他们待在一起。离我几米远的地方，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孩子躺在一件小行李箱里睡着了，那是他的父母能够给他找到的最暖和的地方。

第二天，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也出现了类似的混乱场面。那些有幸乘火车离开托瓦尔尼克的难民现在正试图从克罗地亚的北部边境离开该国。还有一些人试图重新回到匈牙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强迫难民向西进入克罗地亚后，匈牙利政府发现难民们仍然可以从匈牙利和克罗地亚边境没有隔离墙阻挡的地方进入匈牙利。）另一些人则前往斯洛文尼亚，后来我曾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交界处的一座小桥上遇到过几百名难民。斯洛文尼亚后来的态度有所缓和，但目前它仍在试图阻挡难民入境。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这种反应是不合逻辑的。我在欧洲进行过无数次旅行，有一次一位叙利亚人曾提醒我说，试图阻挡他那些绝望的同胞，以及越来越多紧随其后的其他国家的难民的做法毫无意义。

欧洲有权不让难民们舒舒服服地越过各国之间的边境，也可以让在桥上等待的那位年轻的软件工程师知难而退。但这个叙利亚人认为，如果欧洲不对难民进行疏导的话，最终将会导致两败俱伤。“他们的想法要更实际一些。”他指着身后不断涌来的难民人群说道，“看看人们都在干什么。他们控制不住的。”他认为欧洲应该接受这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给他们发放签证，使他们用一种更有组织性的方式前往欧洲大陆，而不是继续像现在这样乱糟糟地没有章法。这样做至少能控制让哪些人进入欧洲。“为什么要让我们自己去冒这个险呢？”他质问道，“只要组织一下就行了。给人们发放签证，让他们坐飞机来这里。如果你们不组织，人们还是会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

两个月后，当人们怀疑制造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9名嫌疑犯中的两人是混在一艘船中跟着难民一起入欧的时候，我再次想起了这个叙利亚人的话。至少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迫切地需要制订有组织的大规模安置计划了。

不过话说回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与我的想法一样。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很多人的想法正好与我相反：他们呼吁拉起吊桥，不再管难民的事儿。在美国，有31位州长声称，出于各州的安全考虑，他们拒绝接收叙利亚人入境。欧洲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8%的捷克人认为难民就像“伊斯兰国”一样，给欧洲带来了巨大威胁。出于同样的担忧，波兰前任中间派议员曾承诺帮助希腊和意大利分担入境的难民，而现任保守派政府只讨论了几个小时，就收回了他们之前的承诺。反对难民入欧的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扬扬得意地说：“希望某些人现在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

然而，真正应该从幻想中清醒过来的是菲佐之流的人。欧洲的孤立主义者们可能没有想到自己负有保护那些从每天都发生，而不是十年才发生一次巴黎式恐怖袭击的地方逃出来的人们的道德责任。现在是他们重新认识这些现实问题并谋求安全解决之道的时候了。

简单来说，封锁欧洲边境是不可能的。多年以来，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试图这么做，但每次下令封锁之后，人们还是照来不误，不是从原来的路线，就是换一条路线。20世纪90年代，当越来越多的移民试图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领地时，西班牙政府建起了一道隔离墙来阻挡他们，不过并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又建起了一道，但还是没有效果。多年之后，西班牙政府又建起了第三道隔离墙。直到那时，这道防御工事才按照建造者们最初的意愿，起到了拦截的作用。在那之后，人们又换了另一条路线入欧。先是借道利比亚，现在又改道土耳其。然而人们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2011年，希腊沿着本国与土耳其的边境建起了隔离墙。2014年，保加利亚也如法炮制。这两个国家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而已。2015年，仍有数千人徒步穿越保加利亚，更多的人则乘船前往希腊群岛，从而避开了希腊筑起的防线。经历了最初的失败后，匈牙利政府建起的隔离墙最终还是起到了作用。不过只是对他们自己管用，它并不能解决整个欧洲的问题，仍有将近50万人借道克罗地亚进入欧洲。

其他防御措施也没有奏效。欧洲暂停了救援行动，但涌入欧洲的人数仍不断刷新纪录。接下来，他们准备驱逐利比亚蛇头，不过这个计划也没有成功。随后欧洲出钱给土耳其，让它把边境防护得更严密一些，即便如此，每天仍有数千人从土耳其海边偷渡。无法打击蛇头（治安委员会的人早已试过），仅仅依靠以前的老办法，欧洲对如何阻挡这股洪流也是束手无策。即便认为它是道德的（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们也不可能像澳大利亚那样在海上拦截移民乘坐的船只。与澳大利亚不同的是，欧洲的东部沿海距离难民船的出发地只有区区几英里远，而不是像澳大利亚那样远隔数百英里。

这里有两个明显的事实：第一，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人们还会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第二，基于这个事实，欧洲当前对待难民的措施对双方都不利。之所以说对难民没有好处，是因为仍然不断有难民被淹死在爱琴海里，或者在蛇头的货车车厢里窒息而亡。之所以说对欧洲不利，是因为欧洲各国拒绝承认目前这种无可避免的局势，使得形势变得比想象中的更为混乱。

机敏的欧洲移民史编撰者和分析专家丹尼尔·特里林曾在《伦敦书评》中指出，这不是什么欧洲难民危机，而是一场欧洲边境危机。特里林认为，与中东各国相比，进入欧洲的难民数量实际上还算是少的。因此，造成这场危机的实际上并不是难民的到来，而是欧洲那无情又无脑的边境管理策略。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一场庇护申请危机。欧洲各国边境上出现的混乱局面只不过是这个大陆上各种各样的难民庇护系统已经功能失效的症状表现。不管怎样，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这主要是欧洲的问题，与那些试图闯入边境的人无关。

解决方法是什么呢？没有什么解决方法。或者说，至少没有什么能够阻止难民入欧的方法。难民危机已经无可避免，只能缓解。我们也许不希望难民涌入欧洲，但如果像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那样的条约依然有效，我们就无法阻止他们的脚步。

接受现实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曾经数百次地询问接受采访的难民，为什么要冒死来欧洲。最常见的答案是：别无选择。很多人无法返回自己的家乡，或者无法在中东或北非国家开始新的生活。所以他们不计后果地想尽一切办法前往欧洲。这意味着他们还会继续乘坐漏水的船只横渡大海，堵在公路上，在边境线上排起长队，在海峡隧道里造成拥堵，直到找到安全、合法而又切实的途径在欧洲重新安家落户。

对很多欧洲人来说，他们很难接受这一现象隐含的事实。现实非常清楚：唯一理智、合理而又可以长期应对这场危机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可以允许难民大规模安全抵达欧洲的合法机制。这个方案远非完美，但仍算是一个最佳方案。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按照当前的速度，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将会有100万、200万甚至300万难民进入欧洲。这场运动会引起多大混乱，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序地重新安置他们。如果仍然按照目前的方法行事，欧洲各国反对派们所担心的那种社会混乱也许真的会变成现实。即便在移民迁移数量相对较少的时候，多元文化也面临着重大挑战，这从英国布拉德福德骚乱和丹麦漫画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假装认为在短时间内接纳这么多人的情况下不会引发与上述事件类似的问题的想法是幼稚的。只有通过大规模地重新安置相当数量的难民，我们才有可能缓解这种影响。也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控制难民的去向和到来时间。

很显然，这并非唯一的解决之道。像那些在叙利亚挑起内战的西方国家一样，富有的海湾国家在难民问题上同样应该分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其他的西方国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应该鼓励那些接收叙利亚难民人数最多的几个国家，如黎巴嫩和约旦向土耳其学习，因为土耳其最终于2016年年初给予难民在其国内求职的权利。最为重要的是，人们应该商讨一下如何停止叙利亚内战。

话说回来，考虑其他各种选择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过去的5年里，欧洲一直希望这场冲突在自己不得不出手之前自然地平息。这种持续的不作为，即便每月有成百上千的人涌入希腊的时候也是如此，非常符合爱因斯坦对“愚蠢的行为”的描述。当然，战争是这场危机的主因，但现在我们早就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的一点是，如此复杂的冲突是不可能轻易得到解决的。2016年年初曾出现过一次通向和平的萌芽，世界上的几个大国正在推动叙利亚政府与几支温和的反对力量重启和谈。然而，即便和谈取得成功，要想在短时间内控制住难民人数，也是非常幼稚的想法。战后的叙利亚极有可能到处充斥着各种指控和新一轮的权力更迭。欧洲上一次面临这种情况还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直到战争结束之后很长时间，移民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叙利亚应该也不例外。

只给黎巴嫩和约旦一点儿小恩小惠，就指望这两个国家来拯救欧洲，也是一种短视行为。2016年1月，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土耳其最终答应开始采取行动。在欧洲承诺给土耳其政府300万欧元的资助后，土耳其政府允许难民在其国内寻找工作。如果这一规定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由于此举能让更多的难民有理由留在土耳其，将会部分减少前往欧洲的难民数量，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然而，黎巴嫩和约旦比土耳其要小得多，因此要想学习土耳其，光靠金钱的援助，无法让黎巴嫩和约旦那狭小的劳动力市场吸纳如此之多新来的求职者。不管欧洲愿意付多少钱，没有一个理智的政府会冒险让如此大规模地外来人口涌入本国劳动力市场。黎巴嫩已经就此公开表态，约旦表现得稍微委婉一些，2016年年初，约旦曾告诉愿意出钱的西方国家，如果这些国家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援，它愿意让叙利亚人在其国内工作。然而，在其细节表述中却藏着一个陷阱：由约旦政府拟订的就业计划只能给相对少数的叙利亚人提供工作机会。

为了缓和局势，欧洲需要寻求其他更多的途径，在鼓励难民更加坚定对正常安置程序的信心的同时，也要敦促中东其他国家向难民放开劳动力市场。要想在这两方面都达到效果，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在欧洲边境处安置更多的难民。在较短的时间里快速安置大量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和厄立特里亚难民，是能够说服难民留在中东和北非的中转国家的唯一办法。同样，一旦这些中转国家的难民压力有所减轻，他们将更有信心改善留在其国内的难民的生活质量。

到底有多少人需要安置？要想起到一定的作用，至少要安置100万人以上，哪怕再稍微少一点儿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2015年，欧盟答应重新安置4万名在中东地区等待申请庇护的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难民；英国则承诺，到2020年，每年将接收4000名难民。这两个数字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相对于400万背井离乡的叙利亚难民来说，只占到难民总数的1‰。由于人们知道基本上不可能经由正常渠道得到安置，因此这种象征性的保证根本无法打消人们通过非法途径进入欧洲的念头。结论非常明显：想要说服他们在短期内留在原地，我们需要承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接纳更多的难民。我们无法阻止难民的步伐，只能希望他们在有组织的情况下进入欧洲，大规模的重新安置显然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可行之策。

这样的计划不会完全阻止难民船的到来，也不会让像斯洛伐克的罗伯特·菲佐之类的孤立主义者满意。然而这至少提供了一个更现实的机会，比之前那种不切实际的计划更有可能保证欧洲的安全。如果我们真的担心难民危机会引发更多类似巴黎恐怖袭击之类的恐怖事件，就应该摒弃目前这种被证明是无效的政策，转而寻求一种可以使欧洲在难民入欧之前将其安置妥当的机制，先搞清楚他们都是些什么人，来自哪些国家，然后再搞清楚他们准备到哪里去，什么时候能到。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各国政府可以有更有效地筛查出那些潜在的恐怖袭击者。由于减少了200万叙利亚难民，土耳其就会更主动地把边境安全搞得更好一些。难民们也就不需要冒着被淹死的危险横渡地中海了。

这种大规模的安置行动也有先例可循。成立联合国难民署（以及签署《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就是为了应对此类国际灾难性事件。“二战”结束后，大约1200万—1400万欧洲人得到重新安置。移民专家还乐意提及另一个案例：越南战争结束后，西方国家安置了130万来自印度支那周边的难民。如果以前能开展这样的计划，那么现在也可以再组织一次。如果人口只有450万左右的黎巴嫩能够安置那么多人，那么世界上最富有的欧洲大陆（拥有5亿人口）也能做到。

早在2015年4月，联合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克雷波就指出：“我们应该像30年前对待印度支那那样对待叙利亚人。”这是一项全面行动计划，北半球的所有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国家将给相当数量的叙利亚人提供一个机会，这样他们才会在伊斯坦布尔、阿曼和贝鲁特排队等待重新安置，而不会在花了数千欧元之后，带着老婆孩子冒死跑到地中海里去。

在2015年最后的几个月里，一些欧洲官员私下里也最终认同了这一现实的政策。德国总理和另外6位务实的欧洲领导人绕开欧盟，讨论是否可以正式从中东地区安置50万名难民。接下来的数周内，著名的智囊团“欧洲稳定计划”（ESI）给他们提供了一系列崭新且合理的规划。“欧洲堡垒四周的高墙已经坍塌。”该智囊团在10月份的报告中如此写道：“现在迫切需要找到一种可行的方法，在不丢弃怜悯的情况下恢复对局面的控制，并且立刻就能够执行，而不需要以彻底解决叙利亚危机为前提。”

等到本书出版的时候，也许这样一种方法早已付诸实施。只有说服难民留在安置他们的国家中，这一乌托邦式的体制才能够发挥作用。在2015年，这次移民危机之所以从希腊群岛经由奥地利的公路和匈牙利的火车站慢慢地发展到了德国的体育馆，正是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在对待难民方面比其他国家更人性化一些。结果就是，难民们盯准了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给予其舒适条件的地方。比如说，德国比欧洲其他大部分国家都更有吸引力，因为与其邻国不同的是，不管叙利亚难民之前是否在希腊登记注册过，仍可以在德国申请庇护。瑞典也是一个十分吸引难民的地方，因为除了其他方面的待遇之外，它在安排难民家属来瑞典团聚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快一些。

结论就是，只有所有欧盟国家的申请庇护制度都与其邻国坚持同样的高标准，大规模的安置行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为了确保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应该在全欧洲施行统一的庇护政策。正如《欧洲人权公约》给欧洲各国定下的统一法规所要求的那样，在统一的庇护政策下，每个国家都应该给难民们提供同一标准的福利待遇，保证他们拥有相同的居住时限。如果欧盟各成员国都能以同一标准对待前来申请庇护的难民，难民们也就没有理由再在这片大路上四处寻找更好的落脚点了。

能够制定出这样的政策吗？基本上不可能。大多数欧洲领导人都害怕失去国内的政治资本。然而如果他们真的希望减轻难民危机带来的影响，他们就应该认可这些实用的政策。如果他们故意视而不见，如果叙利亚内战继续下去，如果在黎巴嫩等地的难民的生活变得更加难以为继，那么目前的混乱还将继续下去。

我们并不是要在当前的危机和隔离政策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在当前的危机和有序的大规模迁移管理机制之间做出选择。只能在两者中任选其一，没有任何中间路径可寻。

第十章 身份未明

哈希姆与妻子哈雅姆，以及三个儿子奥萨马、穆罕默德和米拉德（西玛·迪亚卜摄）

等待庇护申请

2015年10月23日，星期五，中午12点

在整个逃亡途中，哈希姆很少流泪。然而在那天，坐在欣斯卡特贝里的那座小型公共图书馆里，他真想大哭一场。他来瑞典已经有6个月了，这6个月的生活并不自由。现在他仍在等消息，等待自己的庇护申请被批准。他从春天等到夏天，现在冬天也快到了。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他越来越担心批准其庇护申请的正式手续可能永远也到不了他的手上。他的担心就要被证实了。

这一天的开始与往日没有什么两样。哈希姆登上瑞典移民机构“瑞典移民局”网站上的账户查看。跟往常一样，仍然没有结果。随后他便到自己所在的收容中心楼下吃早饭。“中心”这个词也许有点儿过于正式了，这里更像一个改造过的旅馆，两栋拥有很多个房间的二层建筑。其中一栋楼的一层设有一个公共餐厅，给哈希姆和其他70名住在此地的难民提供一日三餐。

临近中午，哈希姆决定到附近的图书馆去借本瑞典语语法书看看。他转身走出了收容中心，沿着一道斜坡往前走，穿过铁路上面的行人天桥，然后左转，再右转从村里的银行前走过。他的左边是一家超市，右边也是一家超市。走过右边的那家超市前面的一排独栋建筑，就来到了欣斯卡特贝里图书馆。

为了找点儿更有意义的事做，哈希姆每周都要来这里几次。他操着不太标准的英语与图书管理员聊天。他记得这个管理员名叫莉莉，不过他不是很确定。他看了两本瑞典语和阿拉伯语双语版的童书，一本是关于地理方面的，另一本则是鬼故事书《远离魔鬼》。

哈希姆利用图书馆里的互联网，开始浏览脸谱网上的内容。脸谱网上有很多熟悉的帖子，讲述叙利亚目前的情况。随后，哈希姆看到的一个帖子让他差点儿流下泪来。一个人在脸谱网上写道，瑞典的各个党派一致同意，除了那些全家一起来到这里的人之外，不再给予其他叙利亚人永久居住权。这个帖子声称，政府还将限制那些没有带领全家人一起来的人申请与家人团聚的权利。

看到这里，哈希姆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如果这个帖子说的是事实，他在过去6个月里的艰辛努力将一无所获。他自己是安全了，但他那些留在地中海另一边的亲人没有获得安全。现在他们恐怕永远也到不了安全的地方了。

哈希姆匆匆离开图书馆，赶回收容中心去看看其他难民都在讨论什么。如果他们也在讨论此事的话，说明这个消息可能是真的。来到这里有一年之久的瓦西姆一边大喊，一边用拳头砸墙。瓦次普上的一位朋友发信息告诉他，这个决议要到明年才会实施，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争取获得永久居住权，但这给不了哈希姆多大安慰。新来瑞典申请庇护的难民太多，审批程序几近停滞，哈希姆的申请半年内恐怕是批不下来了。独自一人入欧真是一个馊主意，他知道自己没钱让家人先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到希腊，不过他可以借钱，至少能接一个孩子过来。但这么做就要让他们冒着被淹死的风险，他之前没有带他们一起来瑞典，就是为了避免这种风险。

从那天哈希姆发给我的一条信息来看，他非常绝望，他写道：“不幸的是，我的梦想破灭了。”

6个月前，一切似乎还是一片光明。4月29日，也就是哈希姆来到瑞典的那一天，我俩在马尔姆火车站的站台上冻得瑟瑟发抖，等待乘坐第一班车去找他的连襟伊赫桑。那时太阳刚刚升起，哈希姆也是容光焕发。“我在埃及的时候，”他在站台上对我说，“我曾说过，如果坐的船翻了，淹死的只有我一个。但如果我成功了，就有机会把我的三个儿子奥萨马、穆罕默德和米拉德都带过来。哦，感谢上帝，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俩拥抱了一下，相互道别。从意大利开始，多日来我一直跟在他的左右。他虽然筋疲力尽、胆战心惊，却下定决心要给家人提供更安全的生活环境。目睹这位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如何踉跄地穿越这片未知的大陆，这一历程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关于爱、坚韧和奉献的一课。

在列车出发前几秒钟，哈希姆登上了他要乘坐的最后一趟火车。火车缓缓驶出了车站，哈希姆仍在寻找自己的座位，正如同他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自己的归宿一样。看到火车消失在晨曦中，我在心中默默地想，他至少登上了正确的车厢。

5个小时后，哈希姆抵达了位于斯德哥尔摩西北部的阿沃斯塔市。伊赫桑正在上瑞典语课，因此便由法蒂玛来接哈希姆去他们家里。哈希姆吃饱饭，洗了个澡，然后处理了一下已经感染了的脚。不久，他就进入了梦乡。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在床上好好睡觉了。几个小时后，伊赫桑把他叫醒了，这是两年来两人第一次拥抱在一起。哈希姆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现在他已经跟亲属团聚了，伊赫桑和法蒂玛知道该怎样申请庇护。吃晚饭的时候，他俩告诉哈希姆申请庇护时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第二天，伊赫桑把哈希姆送上了火车，前往距离此地最近的设有瑞典移民局办事处的城市——耶夫勒。

哈希姆在耶夫勒车站下了火车，走了不远就来到移民局办事处门前，然后便走了进去。伊赫桑早就告诉过他，他会受到热情的接待。尽管如此，哈希姆还是有些紧张。“你好，”他用英语结结巴巴地对门卫说，“我是叙利亚人，我是个难民。”那个门卫微微一笑：“欢迎。”说完便把哈希姆带到一位接待员面前。接待员详细记录了他的具体情况，然后给了他一把钥匙，示意他到收容中心楼上的房间里去。房间里有被褥、枕头、床单，还有毛巾、牙刷和洗发水。这些东西够他舒舒服服地用上好几天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一个政府拿他当人来对待。上一次，他在叙利亚的一个政府机关办事，结果被他们送进了大牢。在埃及，他曾遭到政府官员的侮辱，还曾被冒充政府官员的人绑架过。而在这里，在瑞典，当地政府让他感受到了尊严。

这个周末，哈希姆就待在耶夫勒。星期一，当地移民局办事处的办事员与他进行了初步谈话。到年底，还会再有一次更深入的谈话，因此现在他们只是对他进行一个初步了解。他的回答还算符合要求，第二天他就登上了一辆大巴，来到了一处可以永久居住的地方。

大巴静静地穿过瑞典的乡下，穿过田野，绕过湖泊，穿过高大茂密的树林。这里车辆稀少，到处绿树如荫，哈希姆被这宁静的环境深深吸引。沿途的风景，还有几个小时后他抵达的那个村庄，与他之前的想象完全不同。

这就是欣斯卡特贝里，位于耶夫勒西南90英里、斯德哥尔摩西北100英里的一个只有4000人的偏远小镇。通常这里很少会安排70名惊慌失措的外国人。但由于涌入瑞典的难民人数太多，政府正四处寻找地方安置那些新来的人。位于欣斯卡特贝里的这个临时收容中心，是他们能找到的用来安置哈希姆一行人的最好的地方。哈希姆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很好，中心外面有一片小草坪，还有几把椅子。中心大楼的后面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中心位于一个和缓的斜坡上，因此如果你出去散步，整个村子和村里那座白色教堂的尖顶便可尽收眼底。

然而，室内的情况却让哈希姆很是吃惊。他被带到自己的房间，让他感到不适的是，这里还有另外4个人跟他合住在一起。这一点他倒并不是特别在意，毕竟两个星期前他还与500人同挤一条船呢。问题在于，经过在巴沙尔政府监狱里的一番折磨，他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症状使得他很难与其他人共处一室。略显惊慌的哈希姆试图向瑞典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解释一下。他用阿拉伯语说，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需要找个医生看看。然而，因为没有翻译，他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哈希姆自己也觉得十分尴尬，无法再继续解释下去。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很快就离开了，他们要等到下个星期才能再来。瑞典移民局的人手非常紧张，他们只能在每个星期二的下午1点到2点之间来这里看一下。其他的时间，住在这里的人就这么自己待着。

不管怎样，他至少有地方住了，至少来到瑞典了，至少这个村子还很不错。这里的教堂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在小镇南边发现了一片湖泊，他喜欢沿着湖边散步。这里的大街上看不到警察或者士兵，也听不到头顶上直升机的轰鸣声，对此他既感到高兴，又感到吃惊。在叙利亚或者埃及，这样的事情他连想都不敢想。

又一个星期二到了，利用这个机会，哈希姆想再次向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讲述自己的问题。约定的时间到了，哈希姆如约来到餐厅。他再一次吃惊地发现这里仍然没有翻译。他再次试图解释自己的情况，还是没人能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哈希姆尴尬而又羞愧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情况还是如此，又过了一周还是这样。现在的情况太糟糕了，哈希姆需要一个医生，需要自己的独立空间，却没法对别人讲。最后，我代表他给瑞典移民局打了个电话。移民局的人解释说，虽然他们不是随时都把翻译带在身边，但哈希姆可以打电话要求找翻译来跟他谈话。这需要哈希姆自己而不是我来提出申请了。

哈希姆可以不经过瑞典移民局自己去看医生，不过这些医生在韦斯特罗斯市，那里距他居住的地方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往返的车票需要100克朗。除了提供食宿之外，瑞典政府每月还给他大约50美元的补贴，这笔车票费算是一笔不小的花销，虽然他有点儿承受不了，但还是去了。现在他至少可以让医生给他看病了。哈希姆如释重负，终于有人懂他的话了，尽管见面的时间很短，但他感到很舒服。不过他还是没有得到单独的房间。

第4个星期，哈希姆把一张用英语写的要求独立房间的条子递给了来访的移民局的工作人员。最后，他们答应了他的请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哈希姆得到了治疗，也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一周后的一天，哈希姆散步回来，发现另一个叙利亚难民搬到了他的房间里，住在了他的上铺。哈希姆心情很差，在餐厅里待了一夜，也没有睡着觉。让他更不顺心的是，由于有一次哈希姆跟一位厄立特里亚女士打了声招呼，结果埋下了隐患，导致收容中心的一位厄立特里亚男士对他非常反感。那个人看到他跟那个女士打招呼，决定跟哈希姆谈一谈，然后揍了他一顿。从那之后，每次那个厄立特里亚人在走廊里遇到他，都会羞辱他一番。哈希姆吓得不敢离开自己的房间，但待在房间里也不舒服。他从叙利亚和埃及的地狱里逃了出来，然而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瑞典给他提供的也是不自由的生活。

让我们再回到埃及。哈雅姆、奥萨马、穆罕默德和米拉德的生活也是异常艰辛，他们现在连最基本的收入来源也没有了。联合国已经取消了他们的食物补贴，哈希姆也无法赚钱养家。哈希姆在欣斯卡特贝里没有工作可做，除此之外，他也不会说瑞典语。哈雅姆在斋月十日城一所为叙利亚儿童开办的学校担任阿拉伯语老师，但每月只有400埃及镑的收入，折合成英镑只有17镑多一点儿，这点儿钱连交一半的房租都不够。利用以前的积蓄，再加上朋友的资助，每个月仅能够勉强交上房租，不过要吃饱肚子却真的很不容易。仲夏时节，快到肉孜节（开斋节）的时候，邻居们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开始准备一年一度的丰盛大餐。由于没钱过节，哈雅姆泪如雨下地给一位朋友打了一个电话。

不过，最难以忍受的不是贫穷，而是遭到社会排斥的那种感觉。叙利亚人在埃及的生活非常糟糕。自2013年的高峰期之后，埃及人的仇外情绪有所缓和，但在这里哈雅姆一家仍觉得他们已经成了社会的弃儿。再加上哈希姆不在身边，她们连最基本的保护都没了。在一个男权社会里，羞辱可谓无处不在，哈雅姆根本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工作。大家都知道她的丈夫不在身边，为了避免引起别人不必要的注意，平常她不得不把自己关在家里，只有上班或者买东西的时候才出门。她一般都允许孩子们出去玩，但有一次奥萨马被一个男孩拿着刀子吓唬了之后，她再也不敢让几个孩子出去了。很快，家里就变得像一所监狱。一天，年龄最小的米拉德在房间里玩球，她楼下的邻居愤怒地要求她们一家人不要再弄出任何声响。“我什么动静都不想听到。”那位邻居倚在门框上说道。

她请求房东帮忙，然而房东却对她说，如果不喜欢这里，可以搬走。随后房东开始额外收她的电费，哈雅姆越来越对他不放心了。她有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感觉。以前她就经历过这种情形：2012年哈希姆被巴沙尔政府的情报部门逮捕后，她有6个月没有他的消息。这一次，至少在网络电话的另一头或者通过瓦次普的信息还能听到哈希姆的声音。但与在叙利亚不同的是，她在埃及没有亲人，也几乎没有能来探望她们的朋友。她必须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她不能在孩子们面前显示出一丝软弱，也不能让哈希姆感受到她内心的孤独。她知道哈希姆也跟她一样不容易。令人唏嘘的是，远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哈希姆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他不能让哈雅姆知道他内心是多么孤独。在彼此最需要对方的时候，这一对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

瑞典移民局再次给哈希姆单独安排了一个房间，他的心情好多了。随后他与那个敌视他的厄立特里亚人也达成了和解，生活似乎又重新变得光明起来。现在他唯一的问题就是无聊和孤独。8月底他又接受了一次申请庇护谈话，从那之后他就开始数日子。湖边有一块岩石，他每天都到那儿散步，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他会在那块石头上坐上几分钟，凝视着平静的湖面，然后再通过网络电话跟哈雅姆聊上几句。为了让生活不再单调，有时他还会去图书馆转转。他什么消息都看，不管是关于叙利亚的、瑞典的还是英国的。他发现了一个名叫杰里米·科尔宾的人，他是英国反对党新任领导人。后来哈希姆一直关注人们对轰炸“伊斯兰国”的争论，觉得这些争论很矛盾。巴沙尔是叙利亚问题的罪魁祸首，哈希姆一直不明白西方国家为什么还能忍受得了他。如果不能把巴沙尔列为打击目标，那么还会有比袭击“伊斯兰国”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毕竟，正是因为有“伊斯兰国”的“圣战者”存在，才使得巴沙尔的存在还有那么一点儿国际合法性。

在收容中心，由于担心冒犯别人，哈希姆避免跟其他申请庇护的人走得太近。尽管如此，一段时间后，他还是与中心里的几个人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他发现叙利亚人并不是唯一逃离恐怖环境的人。他对厄立特里亚和伊拉克有了更多的了解，明白所有申请庇护的人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应该说，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一样的，但有两三个从北非和黎巴嫩来的人似乎是通过虚假手段来到这里的。他们在利用这种制度：在瑞典政府批复他们申请的这6个月里，他们充分享受政府给他们提供的福利，并通过黑市出去打工。一旦他们被抓，就会去另一个欧洲国家寻找非法工作。即便最终被揭穿，他们也不是特别在意，他们只是利用这种短期机会来这里挣点儿钱。

但哈希姆与他们不一样。他是来这里申请庇护的，因此这种等待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残酷的折磨。时间过得真慢。好在有一天几个当地村民在教堂里开了一个瑞典语辅导班。这不是政府项目，而是由6位退休老人自发组织的。头发灰白、天性活泼的古斯塔夫松是负责人，伊娃和谢斯廷两位女士则负责教哈希姆他们这个班。除了哈希姆外，这个班里还有三个厄立特里亚人和一个阿富汗人。因此，大家很难找到一种可以相互交流的共同的语言。谢斯廷和伊娃以前也从来没有教过瑞典语，所以这个辅导班看起来有点儿散乱。我去采访的那天，她俩正在吃力地给学生们解释vilke，vilka，vilken和vilket——“哪一个”这个词的4种不同的含义，哈希姆也是费劲地想弄明白。不过，这个辅导班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语言学习本身。“这是一种交流！”下课后，哈希姆对我说。他跟这几位地道的瑞典人交上了朋友，而这些瑞典人也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很多乐趣。

哈希姆与谢斯廷最为要好。谢斯廷是个寡妇，一个人住在树林里的一栋木屋里。她请哈希姆帮她维修计算机，从此与他交上了朋友，下课后哈希姆经常到她家里喝茶。她的家与众不同，在其中的一个房间，谢斯廷摆了一架很大的织布机。在另一个房间，有一张1623年制成的桌子，一个用马车车轮做成的灯罩，墙上则贴着带有苜薯叶花纹的墙纸。这个家确实与众不同，这是第一个让哈希姆感受到温暖的土生土长的瑞典人的家。

接受最后一轮申请庇护面谈的前一天晚上，哈希姆没有感到紧张，他很兴奋。“这是决定命运的日子。”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冲了个澡，刮了胡子，把闹钟设到了早上6点，并让伊赫桑和哈雅姆给他打电话，以确保自己能够准时起床。事实证明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他起床后，精神亢奋，早早便出门去等早晨6点45分那班前往韦斯特罗斯的公交车。公交车出发后，他利用在车上的这段时间理了理思路，希望能在面谈中给工作人员留下最好的印象。他在脑子里把离开叙利亚的原因、时间以及沿途的经历回忆了一遍，然后又琢磨了一下他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

哈希姆觉得差不多了。从韦斯特罗斯下车后，他沿着空荡荡的大街前往不远处的那片行政办公大楼。他坐着电梯到了7楼，然后在门口等着瑞典移民局的办公室开门。上午9点一到，负责处理他材料的女士叫布赞格，她走过来请哈希姆到自己的办公室接受面谈。哈希姆瞥了她的同事们一眼，然后静静地在她的办公桌前坐下来。在那一瞬间，他想起了自己在叙利亚的办公室。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布赞格问了他一系列问题。他来自叙利亚的什么地方？那个地方怎么样？那里现在的局势如何？战争对他有什么影响？他为什么被抓进大牢？他表述过自己的政治立场了吗？他为什么要选择离开叙利亚？这些问题都很直接，但询问的方式充满了尊重，哈希姆觉得这个程序挺公平。布赞格的态度也很温和，哈希姆感到很轻松。“你看起来就像我妹妹。”谈话期间哈希姆随口说了这么一句。听了这话，布赞格笑了笑。

第二天回到欣斯卡特贝里后，哈希姆开始了新的计划。他开始每天早上都登录瑞典移民局的网站，看看自己的申请是否有了结果。他知道这需要几个星期才行，但总觉得每天查看一下也没啥影响。然而，一个月后，他开始觉得很难熬了。他每次登录后，网站上都显示他的申请没有回复。他不停地查呀查呀，仍然没有结果。9月过去了，进入10月后，他开始有些担心了。有什么问题吗？与他谈话的人不相信自己说的话吗？整个政治环境也越发严峻，随着秋季一天天过去，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欧洲。由于其宽容的政策，瑞典接收的难民数量与其国民人数严重失衡。2015年抵达欧洲的80万难民中，至少有1/7的人进入瑞典。而瑞典这个国家的人口只占整个欧洲总人口的1/50。

至少有12万名难民来到了瑞典，根据瑞典移民局的估算，到2015年年底，来瑞典的难民总数至少会达到17万。现在每周约有1万人来到这里，而在夏天的时候这个数字只有4000。现在到这里最多的是阿富汗人，在2015年最后的几周，其占比已经超过了叙利亚人。然而，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其影响都是一样的。几年前，移民局工作人员两三个月就能审核完一个申请，而现在每个申请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审核完。

政策制定者也变得焦躁不安。极右政党瑞典民主党（其最初的成员与新纳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意调查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主要的反对派瑞典保守党提议不再给叙利亚人提供永久居住权。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中左翼政府也紧张起来，承诺将在几个月内终止向难民提供永久居住权，难民申请与家人团聚的途径也受到限制。哈希姆开始害怕了。他的申请能及时批下来吗？看到庇护申请系统面临着如此大的压力，他的申请也许很难批下来了。

事实上，这里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致瑞典移民局呼吁瑞典军队出面来帮助维持局面。瑞典政府开始与国内的一个临时组织瑞典民事应急局（MSB）开展合作。瑞典民事应急局本来的任务是处理自然灾害善后工作，或者应对海外人道主义危机。截至2015年11月初，他们找不到足够的可供安置难民的房屋，有5个收容中心的人不得不睡在地板上。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尽管有的收容中心增加了4倍的人手，但很多机构的工作人员还是要两班倒，甚至周末也不能休息。哈希姆刚到瑞典时接受的那种初步调查悄无声息地停止了，人们没有时间做这项工作。

这期间，我去了瑞典一次，移民局官员的话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一点儿多余的空间都没有了。”该机构的首席发言人告诉我，“现在我们只是在找能够给这些人提供遮风挡雨的地方的人。”作为一个熟知欧洲另外几条移民路线情况的人，在我看来，瑞典的局势似乎很包容，也很有组织性。相比而言，其他一些地方，如莱斯沃斯岛，就显得非常混乱。现在在莱斯沃斯岛上的难民几乎得不到任何政府方面给予的援助，他们经常冒着大雨步行前进，有时甚至在雨地上睡觉。不过，在瑞典，即便阅历丰富的移民局官员也为自己面临的史无前例的挑战感到震惊。

斯德哥尔摩有两家主要的收容中心。在其中一个收容中心，当我与一位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从在那里排队的难民身边走过时，他对我说道：“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人。瑞典这里似乎没有更多的床位提供给他们，也没有可以安置他们的地方了。”

从中期情况来看，局势也没有这么悲观。瑞典政府在体育馆和其他公共建筑里还能再为6.6万人提供住处。不过短期看来，由于房东、纵火犯和卫生安全法等影响，随时可用的空间已经很难找到了。故意破坏他人财物的那些难民在好几处难民中心纵火，出租私人住房的房东希望得到更多租金。瑞典民事应急局还指责立法机构延误开放瑞典南部一些临时收容中心的时间。

这一切引发了一场瑞典人的身份危机。有人担心如果大量的外来人口继续涌入，瑞典恐怕连本国人都养活不了了。瑞典民主党向在莱斯沃斯岛登陆的难民散发传单，声称由于移民的到来，“我们的社会已经分裂了”，并且警告移民不要再试图前往瑞典。数小时后，瑞典的保守党、著名的温和派呼吁加强边境防卫，阻挡难民进入瑞典。几天后社会民主党政府表示这也是他们的期望。

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在救助难民方面的失职将意味着失去瑞典社会民主的核心原则。“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在等待给新来到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的难民提供法律咨询时，瑞典律师协会秘书长安妮·兰贝尔如此说，“但现在面临的现实是我们连住处都无法给他们提供。”

兰贝尔认为答案并不在于瑞典降低其待遇标准，而是要求这个全世界最富裕的大陆上的其他国家能够提高他们对待难民的标准。兰贝尔认为：“我们面临的危机与难民占全国总人口很大比例的约旦和黎巴嫩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欧盟各国之间能够互相团结，我们是能接纳这么多人口的。我们这个大陆有5亿人，我们当然能做得到。但欧盟各国并不团结，真正努力的只有德国和瑞典。”

在这种骚乱中，哈希姆陷入了深深的忧虑。看到自己的哥哥带着全家到达了德国，他的小姨子全家到了瑞典，这一切都不能让他高兴起来。当然，他替他们高兴，但他一直在想当初自己是否也应该带着家人一起过来。如果哥哥全家能够做到，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呢？当他听说哈雅姆的另一个妹妹在叙利亚被政府抓走了，然后下落不明之后，心情更加沮丧。哈希姆在巴沙尔政府的地牢里待过，他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什么。远在埃及的哈雅姆也是心烦意乱，因无力安慰她，哈希姆心如刀绞。他曾想过返回埃及，如果在家人最需要他的时候却不能跟他们在一起，那他的庇护申请获得了批准又有什么用呢？

随后他又遭受了另一个打击。哈希姆当初决定乘船逃亡的原因，就是他对联合国难民署的重新安置不再抱有任何希望。现在，在最初安置他们的两年之后，联合国最终派人到他们家里来了，当他们发现哈希姆已经去了欧洲之后，便取消了重新安置他们的安排。虽然说，即便这次谈话成功，把他们全家在欧洲重新安置的过程也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但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这对哈希姆来说仍然是又一次残酷的打击。

他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毛病又犯了，他似乎是条件反射似地天天查看瑞典移民局的网站。他从每天查看一次到每小时查看一次，每一个小时都给他带来新的失望。他在早饭前查看这个网站，上面啥都没有，早饭后再看一下，仍然啥都没有。午饭前查看后没有回复，午饭后查看后仍没有回复。

一天，哈希姆去教堂上瑞典语课。上课前，他查看了一下，仍然什么都没有。课间喝咖啡休息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输入自己的账号，浏览了一下网页，发现上面什么都没有……

哈希姆眨了一下眼睛，然后再次浏览了一下页面。上面……有回复了。

不，不，哈希姆心想。他一定是输错页面了。肯定是网络出现问题了。他急匆匆地离开教堂，返回收容中心去使用那里的无线网络。他来到自己的房间，再次登录网站看了看。确实，上面是有……什么东西。他深吸了一口气，仔细查看上面写的是什么。

“申请状态”那一栏里用阿拉伯语写着：已经受理你关于居住、工作、学习、入籍或获得庇护的申请。

哈希姆滚动鼠标，接着看下一段。

“瑞典移民局已经就同意还是拒绝您的请求达成决议。”

然后，下面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解释这个决议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没有说明他的申请是按照政府新的约束政策审核的，还是按照旧的政策审核的。只是告诉他已经有结果了。哈希姆还需要再到位于韦斯特罗斯市的瑞典移民局去一趟，弄清楚自己是该庆祝还是该流泪。于是在第二天早上，他再次乘坐早晨6点45分的那班公交车上路。那时候太阳还没升起，哈希姆在黑暗中暗自思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希望一定是一个肯定性的决议，一定是。叙利亚人的庇护申请从来没有被驳回过。但如果他是个例外该怎么办？如果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话呢？他感觉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来这里。乘坐瑞典移民局大楼内的电梯前往位于7层的办公室时，他已经做好了应对各种可能性的准备。

然而有一种可能性他却没能想到：事情出现了突然的转折。最终的决议还没有准备好。他们告诉他：过一个星期再来。那时候我们就弄好了。下一个星期三一早，哈希姆再次在黑暗中在欣斯卡特贝里的公交车站等车。这一次他有了个伴：我专程乘坐飞机赶来，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早晨6点30分，我俩一起来到了公交车站，再次在寒风中冻得直打哆嗦。哈希姆身上穿的大衣的帽子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大片阴影。然而，15分钟后公交车来到车站时，他的眼睛又变得炯炯有神。我能看出来哈希姆有点儿紧张。一路上他都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祈祷不要再有什么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到达韦斯特罗斯后，离上班还有一小时的时间，但他还是急匆匆地走进了移民局大楼。他希望能排在第一个。他做到了，这里除了他之外，一个人也没有。他四处踱步，在椅子上坐一会儿，然后再站起来，出去抽根烟。他们上周为什么要让他回去呢？他的申请被驳回了吗？还是只是延缓了他申请在此居住的程序？如果是后一种，那他获准的是什么样的居住权呢？永久居住权，还是临时居住权？如果是临时居住权，他就不可能申请与家人团聚。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他从埃及出发，渡过地中海，然后穿过欧洲大陆的努力也将化为泡影。

黑乎乎的走廊里开始聚满了人，于是哈希姆便站在移民局办公室门口。他担心有人占了他的位置。上午9点，开门的时间到了，但那扇门仍然没有打开。他的身后已经挤满了人。哈希姆皱了皱眉头，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几分钟后他就会知道自己是否能在瑞典开始新的生活了。

大门终于打开了。人群一拥而上。哈希姆到机器上取了个号，806号。他是第一批进入办公室的人，也是第一批被叫进去的人。不到一分钟，还没等他从饮料机上取杯咖啡，哈希姆就看到墙上悬挂的显示屏上显示出“806”三个红字。一个箭头指示他进入一个小房间。他穿过等候室，打开一道门。室内一个接待桌的后面，一位神情忧郁的女士跟他打了声招呼。她把一个信封从桌子上推到他的面前。哈希姆把它打开，发现里面有一张卡。

他低头看了看那张卡。这一天是2015年11月10日，星期三。此时距离他走出巴沙尔政府的监狱已经过去了三年，距离他逃出叙利亚已经过去了两年，距离他渡海已经过去了7个月，现在哈希姆终于看到了他一直期待的那几个字。

那张卡上用瑞典语写着：永久居住。

尾声

本书所记录的部分难民的庇护申请仍在处理中，因此我无法把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都写下来。

达尔文的崇拜者穆罕默德·侯赛因最先得到了申请许可。在我随着他们一起前往匈牙利边境的那一群人中，穆罕默德和他的同乡好友尼扎姆是仅有的没有被捕并成功穿过匈牙利边境的人。现在穆罕默德已经到了德国，在巴伐利亚的一所大学攻读语言和文学学士学位。纳赛尔、法特玛以及他们的小儿子哈莫达后来在途中被捕，但他们最终也都到达了安全的地方。他们到达目的地后获悉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那尚未出生的女儿依然活着。圣诞节前不久，艾莱芙来到了人世。

被汉斯·布鲁尔救出来后，加尔巴利·阿尔-侯赛因和她的两个孩子乘坐火车去了德国。她们在边境被拦了下来，不过后来还是获准入境。我在科斯岛体育场遇到的那个工程师阿哈默德跟他的侄子到了比利时，目前正在等待申请庇护的批示。

在莱斯沃斯岛，在2015年剩下的时间里，凯普森夫妇仍然每天到海滩上巡逻。到了秋季，他们不再孤单了：数百名志愿者登上了莱斯沃斯岛北岸，进行有组织的救援工作。这种做法非常有必要。因为即便在12月的上旬，每天在凯普森夫妇所在的海岸线登岸的人数也没有低于2000人。

我在乱糟糟的克罗地亚车站遇到的那个叙利亚同性恋穆罕默德现在已经到了德国，与他的男伴再次聚在了一起。直到此时他们才第一次公开他们的关系。我与那个在地中海海难中幸存下来的冈比亚人易卜拉欣失去了联系。不过我采访过的另一个幸存者奥马尔·迪亚瓦拉却仍留在西西里的一个臭名远扬的收容中心，等待拿到自己的通行证。我俩通过网络电话用法语和阿拉伯语交谈，由于理解有误，很多信息都没能弄清楚。我在撒哈拉沙漠遇到的几个塞内加尔人在利比亚被捕，随后被国际移民组织遣返回国。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人目前仍在考虑再次涉险。

再往北去，在利比亚沿海，据说哈吉已经金盆洗手。这种情况能够坚持多久，我们拭目以待。

在伊兹密尔，从事人口走私已经让穆罕默德成了富翁。他现在已经结了婚，在远离海边的城里有了自己的房子，现在也不再那么热衷于日复一日地组织偷渡活动了。

哈希姆的家人现在终于可以提出到瑞典与他团聚的申请。奥萨马已经连续两年没有与父亲一起庆祝自己的生日了。

来自哈希姆的一封信

2011年开始的反对巴沙尔·阿萨德的起义非常振奋人心。阿萨德家族统治下的叙利亚就像是一座监狱。在其统治40年后，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民主、公正和平等的氛围。我们以为世界已经变了，独裁统治终于结束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从梦中醒了过来，回到了现实之中。我们反对的是一个残暴而又经验丰富的情报机构，它知道如何在国内外同时下手，终结革命。他们成功了。

叙利亚变成了一个无法正常生活的地狱。叙利亚人的生活开始受到严重地影响。为了寻找安全的地方，人们不得不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每次都会发现这座地狱的范围都在不断地拓展，人们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它让人们无家可归，把人们投进大牢，让人们遭受各种折磨。

从这方面来看，为了拯救我们自己和孩子们的性命，最艰难却又是最正确的决定就是离开这个国家。我的几个孩子已经无家可归，无法再接受教育。如果我们留在那里的话，他们可能会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拿起武器参与战争。唯一的选择就是离开。

尽管经历了战争的恐惧；尽管遭受了乘坐破旧的船只横渡大海的创伤；尽管面临着适应新的风俗文化的种种困难；尽管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断担心我的孩子和我的家人；尽管面临如此之多的困难，我仍然学会了很多东西。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总有很多人一直在给你希望和信心，帮助你穿越重重黑暗。

他们当中就包括英国新闻记者帕特里克·金斯利。我第一次遇到他，还是在我们全家乘船前往欧洲失败后，从被关押的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流逝，帕特里克已经成了我们家庭的一部分：他不仅仅是一名记者，或者是一个朋友，他还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当帕特里克问我，他是否可以记录我前往欧洲的整个过程时，我答应了。因为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理解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会冒着生命危险远走他乡。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理解这次难民潮背后的原因。我还想借此机会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使用一下我们在叙利亚已经被剥夺了40年的权利。我希望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从帕特里克那里我了解到，生活中有很多种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思考方式——善恶同时并存。通过帕特里克，我认识了漂亮的摄影记者西玛·迪亚卜，帕特里克的好朋友玛丽·珍妮和她的母亲卡罗尔，他的同事米拉德和马努。在瑞典，我也遇到了很多好人，其中有教我第一个瑞典单词的谢斯廷·韦德尔、伊娃·图兰、伊娃·西德菲尔特、歌诗达·古斯塔夫松、米娅·斯万贝里、奥纳·安德鲁森、英格格德·斯塔贝利和艾琳·约瑟夫松。此外还有那些在收容中心给我们做饭的厨师：莉娜、蒂娜、卡梅拉、米娅和扬尼。我还要感谢负责我的案卷、给我的人生带来如此重大转折的办事员——布赞格。

我还要给那些为了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在幕后付出努力的先生和女士送去我的问候和我的爱。

后记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可以遇到各种各样在通常情况下别人无法遇到的那些激励人心的人物，并有机会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不巧的是，大部分人我只见过一面。哈希姆则是个例外。写完那篇关于他们在2014年9月险些丧命海难的文章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隔几周我都会去他那位于沙漠中的公寓拜访他，逐渐跟他成了好朋友。让我感到震惊的是，2015年年初，哈希姆说他想再次冒险渡海。想起上一次他吃的苦，我对他的这种想法感到很吃惊。不过哈希姆非常执着：在动荡不安的埃及，他的三个儿子没有希望可言。到了欧洲，他们可能还有点儿希望。

记者的本能使我想记录下他这种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惊人之举，哈希姆答应了。因此，在他出发之前，他让我、我的翻译马努以及优秀的摄影记者西玛·迪亚卜更深入地接触他，记录下了他在埃及最后几天的生活。后来，我给了他一个笔记本，以便他能准确地记录船上发生的一切。我还给了他一台照相机，以便给他的笔记做些补充。他到了意大利后，我和西玛放下手上的工作，坐飞机赶过去与他会合。后来在他穿越欧洲大陆前往瑞典的时候，我一直跟着他。之后我还去看望过他两次，去看看他的新生活到底如何。在埃及的时候，我还定期去看望哈雅姆和他的三个孩子。

经常有人问我，从意大利到瑞典的一路上，我既充当了观察者的角色，又亲身参与其中，我是如何把握其中的平衡的。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要想置身事外是非常困难的。然而，作为一个记者，我知道我必须让哈希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这种道德上两难的境地最好的例子发生在哥本哈根，当时哈希姆没有信用卡，也没有丹麦克朗来支付最后一趟火车的车票。凌晨2点的时候，我特别想出手相助，不过最终我还是没有那么做。

后来我也曾想过，是不是因为我的存在，在他过境的时候帮了他的忙。在德国、丹麦和瑞典边境，如果有人上来检查的话，我的存在可能会影响他的遭遇。跟我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我那干净利索的衬衣和小皮包也许能给他提供一些掩护。但事实是，那里根本就没人检查。唯一一次在边境遇到警察是火车停在法国边境的时候。如果当时我们俩坐在一起的话，那么当警察沿着过道挨个检查的时候，我的存在可能会给他提供一些掩护。不过，当时的情况是，当警察检查我们车厢的时候，我俩并没有坐在一起。哈希姆是在从厕所出来之后才遇到边防警察的。因此，真正帮了他忙的是他那略带法国人相貌的外表、他那充满自信的步伐以及并不是十分邋遢的外表。

我有时会在旅途中出现，有时则不在现场，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一点感到很不满意。不过我希望大部分读者能够看到，我已经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一个难民的逃亡历程。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哈希姆让我走进了他的生活。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爱、适应能力、奉献精神、亲子关系和尊严。我将永远感激他给我这个书写他的故事的机会，感激他、哈雅姆和他们的孩子们教会我的一切。我也同样感谢在2015年遇到的数百名其他难民和志愿者。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纪念他们。

没有《卫报》国际部编辑杰米·威尔逊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这本书。早在2015年3月，在还没有人意识到难民问题会成为2015年的焦点之前，杰米就决定派出一名记者专门报道移民问题。由于本书的很多内容都是《卫报》首次研究报道，一部分还节选自发表在《卫报》上的文章，因此可以说，没有杰米的高瞻远瞩，这本书根本就无从谈起。他和我们的总编辑简·汤普森给了我足够的写作时间，后来又慷慨允诺发表这些文章，即便在难民危机还没有退潮到我们期望的程度的时候。

我还要感谢曾在2014年慷慨地资助我调查移民问题的纪念塞西尔国王基金会，没有该基金会的帮助，我的很多研究都无法完成。如果没有该书的编辑劳拉·哈桑，我不可能通过出书的形式把这些故事写出来。我一直非常欣赏劳拉的专业精神、她的观念、耐心和熟练的编辑水平，本书能如此快速地出版就是她的水平的最好证明。我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乔纳森·康韦给我的支持、建议和专业方面的帮助。他从一开始就赞同我的想法，并且一直参与整个过程，这让我非常欣慰。

这项研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些与我合作过的翻译和摄影记者。西玛·迪亚卜不仅给本书提供了大量优秀照片，她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洞察力也大大提高了我在埃及、希腊、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报道质量。马努·阿卜杜的奉献精神、忠诚、勤奋和聪明才智对我在埃及的报道至关重要。在利比亚，没有不知疲倦、头脑灵活的亚辛·卡奴尼的帮助，我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在尼日尔，与则霍·阿齐兹欧一起工作简直是我获得的特殊厚遇。在西西里，能力一流的亚力山德拉·博诺莫洛跟我工作时一直迁就着我，在土耳其跟我一起工作的则是阿卜杜勒-萨拉姆·达拉勒。通过阿卜杜勒-法塔赫·穆罕默德这样杰出的人物，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厄立特里亚难民的逃亡情况。我没有为了写作本书专程前往苏丹，不过喀土穆的阿巴斯替我进行了至关重要的背景研究。在巴尔干跟我合作的两位《卫报》摄影记者安东尼奥·奥尔莫斯和大卫·莱文的工作也非常出色。2013年在开罗跟我一起工作过的莫瓦法克·萨法迪在了解难民生活复杂性方面帮了我很大的忙。自从我被派去担任移民问题记者后，只跟他合作过一次，但他的建议和经验给我带来长久的影响。

在此我还要感谢《卫报》国际部杰米团队的那些人：莉齐·戴维斯、马丁·霍奇森、马克·莱斯-奥克斯利、西蒙·杰弗里、亚力克斯·奥乐肖恩、朱迪斯·索尔、音昭丽·利斯顿、莱雅·贾拉比、马克思·宾度和大卫·蒙克。菲尔丁·凯奇和他的团队做得也很棒，他们把哈希姆早期的生活记录发到了网上。我每次出行都由亚纳·哈里斯、凯伦·普鲁斯和萨拉·休伊特负责，他们是一流的管理者，2015年开飞机带我出行的次数大约有100次，并且经常都是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出发，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抱怨。没有其他部门的同事的指导和信任，我也走不到今天。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激，这些人有艾米丽·威尔逊、克莱尔·玛吉特、珍妮·马丁松、马利克·米尔、马丁·朱洛夫、乔恩·亨利、马克思·沃克、伊恩·布莱克和卡·维纳。此外还有我以前的同事查理·英格里斯、艾伦·拉斯布里吉、斯图亚特·米勒、詹妮·拉塞尔和伊恩·卡兹。伊恩不但熟知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文化，为人还十分慷慨大方。

在难民逃亡路线上，我遇到了很多好人，他们在很多方面都给我提供了帮助，他们中有塔斯黛·雷伊塔诺、彼得·廷蒂、乔安娜·卡基塞丝、阿斯特里斯·玛索拉斯、阿波斯托里斯·福蒂阿迪斯和艾纳尔·波斯特迪特。感谢你们给我出谋划策、帮忙联系、提供信息和给出各种建议。

过去的三年里，开罗一直是我采访报道的大本营。在此我要感谢在那些艰苦岁月里朋友们对我的友爱和帮助，他们是卡罗尔·伯杰、路易莎·洛夫卢克、阿卜杜拉·诺塞尔、米拉德·马迪、鲁特非·萨尔曼、安格斯·布莱尔、杰瑞德·马尔欣、斯蒂芬和劳拉·希基、玛丽安娜·斯特劳德·贾巴尼、穆罕默德·鲁特非、理查德·斯宾塞和萨默尔·阿尔-阿特鲁什。

感谢法贝的唐娜·佩恩给我设计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夹克，感谢负责本书出版的劳伦·尼克尔，负责市场营销的约翰·格林诺德，杰出的文字编辑吉尔·巴罗斯，协助编辑工作的艾米·弗朗西斯和玛莎·斯普莱克兰德，卫报书店的尼克·西德维尔。此外还要感谢版权部的丽莎·贝克和利齐·毕晓普，正是由于她们的杰出工作，才使得本书得以与世界各地的读者见面。由于本书的许多内容引自《卫报》上发表的文章，版权部主任罗伯特·哈恩对本书的出版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我还有幸结识了出版界的丽贝卡·尼克尔森和奥里亚·卡朋特，她们帮助我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实现了如此重大的一个突破。

丹尼尔·柯恩、艾略特·罗斯、罗伯特·麦克法兰、萨拉·伯克、西玛·迪亚卜、莱雅·贾拉比、卡罗尔·伯杰、我的弟弟汤姆、我的父母斯蒂芬和珍妮等人都在很短的时间里阅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感谢他们给我的反馈和鼓励。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汤姆，感谢他每天都给我鼓励。此外还有我的父母，他们在生活中给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

最后，还要感谢玛丽-珍妮·伯杰，感谢你无私的支持、建议和启发。

我未尽的苦难

[英]帕特里克·金斯利　著

孙文龙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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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7年10月第1版

字 数：208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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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7965-5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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