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第一部 追寻世界史的新面貌

- 1 蒙古及其时代

- 2 蒙古是中国文明的破坏者吗？

- 3 中亚、伊朗被破坏了吗？

- 4 俄罗斯的不幸是真的吗？

- 5 元代中国是悲惨的吗？

- 6 责难与称赞

- 7 世界史与蒙古时代

- 第二部 世界史的大转向

- 8 改变世界史的那一年

- 9 忽必烈营帐

- 10 忽必烈与他的策士

- 11 夺权的过程

- 第三部 忽必烈的军事与通商帝国

- 12 大建设的时代

- 13 系统化的战争

- 14 一跃成为海上帝国

- 15 重商主义与自由经济

- 16 为何未尽全功？

- 后记

- 学术文库版后记

第一部 追寻世界史的新面貌

1 蒙古及其时代

蒙古的出现

十三世纪初，在日后被称作蒙古高原的大草原东北隅，有一支小小的游牧集团正急速地壮大势力。他们的首领名叫铁木真。他所领导的名为“蒙古”的集团，只花了三年便一举整合了割据戈壁以北的突厥蒙古系大大小小各个游牧集团其后，在铁木真子孙于伊朗一带所建立的蒙古政权之一、属于游牧民联合体的“旭烈兀汗国”（Hülegü ulus）[1]——俗称“伊儿汗国”（Il-khanate），帝国历史是以波斯文来书写的，当时的宰相兼历史学家拉施特·哀丁（Rashid-al-Din）在担任编纂长官时，就曾以“得天时”来形容铁木真的称霸。

一二○六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Onon youl）上游美丽又辽阔的草原上举行即位仪式，自称“成吉思汗”（Činggis Qayan）。然后，他以蒙古语“大蒙古兀鲁思”（Yeke Mongɣol Ulus）即“大蒙古国”，来命名这个新的游牧国家。

这位新兴国家的领导者，针对周边区域陆续制订了远征计划。聚集在成吉思汗旗下的牧民们认为，他们只要能够集结自身的力量，在政治、军事上就能形成强大的势力。并且，远征的成功，也意味着能够得到丰富的物资及财富。因此，这也符合牧民们的期望。

此外，成吉思汗也非常清楚，如果不立即规划一场举国一致的对外征服，这个游牧民联合体可能很快就会瓦解。因为以中国北部金朝为首的周边诸国，由于最为担忧蒙古高原上的牧民们被统一起来，所以长期采取令游牧民集团彼此敌对的政策。因此，若仅止于满足高原的统一而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内部的反叛或敌人安插的卧底就会出现。对外战争正是令各路牧民团结一致最快速的方法。

因此，成吉思汗率领游牧民们走上了对外征伐的旅程。这一旅程，跨越世代一直持续了数十年。这个原本只不过是各色人等聚集的政治军事集团，通过这样的对外征伐与扩张，彼此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一体感，开始共同认识到自己是“蒙古人”。

视线所及的欧亚世界

他们以成吉思汗及其血胤为共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疾速扩张至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然后，在十三世纪末，形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版图。蒙古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一直处在世界与时代的中心。在为欧亚历史的发展确定大方向之后，它就在长时间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快速倾颓，退出了世界史的舞台。

此间，在蒙古的支配下，欧亚的东西以及南北彼此发生联系，它们不得不受到来自蒙古的强烈影响。因此，从十三世纪初到十四世纪后半叶，正可谓“蒙古的时代”。

就目前所知，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发生这样的状况。在西欧列强的影响下，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合而为一，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后的事。但是，早在六个世纪以前，虽然还不是全球意义上的世界观，但“欧亚世界”就已作为一个“世界”被联结起来。如西欧人或西洋史家所认为的，就算将西欧进军“世界”回溯到自哥伦布开始的“大航海时代”，蒙古的征服也比它早了两个世纪。

虽然在“蒙古的时代”之前，中国、印度、中东、地中海地区等几个“文明圈”彼此之间多少已有些联系，但总体来说仍处于各自独立的状态。随着蒙古的出现，任何“文明圈”都不能再对其他“世界”或“文明”全然无知了。在此，“世界史”终于第一次具有了名副其实的整体面貌。

成吉思汗以前的欧亚（十二世纪）

世人对蒙古时代的印象

迄今为止，有关蒙古及其支配的所有历史，都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指责与辱骂，如暴力、破坏、杀戮、压制、榨取、强夺、强制、无知、蒙昧、粗野、野蛮、粗暴、狠辣、奸佞、邪恶、无耻、放纵、不宽容与非文明等，其中许多都有明显的中伤意图。

关于蒙古的评价，一般都是恶评。尤其是很早以前人们就将蒙古视作“文明破坏者”。例如，当人们讨论伊朗乃至伊斯兰等中东地区的落后时，往往都将其归咎于“蒙古的破坏”。此外，俄罗斯也是一样，从沙俄时代到苏联时代，甚至到最近，都喜欢用“鞑靼的桎梏”来形容蒙古的支配对俄罗斯而言是多么残酷与苦涩。

特别是在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鞑靼的桎梏”一词就被收录在小学教科书中。这种观念被认为是一种跨越世代不能被遗忘的“民族”记忆，被持续宣传。

俄罗斯人对突厥系或蒙古系人的某种独特情感，现在仍旧根深蒂固。这种憎恶与蔑视交织而成的情感，当然也会在对象一方引来独特的情感，然后沉淀、堆积在心底深处。这成为受种种因素影响的俄罗斯及其周边形势之中不能忽视的一个直接因素。

但是一般而言，蒙古的恶劣形象在中国史中最为根深蒂固。尤其在日本，这种观点在高中的世界史教科书，乃至大学入学考试用的参考书中都普遍存在，其相关内容如下：

在蒙古时代的中国，身为支配者的蒙古族蒙昧无知，不能理解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因此，一直以来支持中原文化的传统文人与知识分子就陷入怀才不遇的处境。对于曾被称作“士大夫”或“读书人”的他们而言，通过高等文官选拔测验即“科举”、参与王朝政治才是人生目标，也是希望所在。但是，蒙古族统治时长期以来未举办科举，他们通往高级官僚的路被阻挡了。科举到了元代中期终于再度开办，但是规模极小。

此外，一般认为在蒙古族统治下的中国，依据人种或地区规定的四阶层身份制度非常残酷。其中，第一阶层为身为统治者的蒙古人。第二阶层是被称作“色目人”的异邦人，他们以畏兀儿为主，并包括被称为党项（Tangut）的西夏族、自中亚来的康里人（Kangly）和阿尔根人（Arghln）、欧亚西北草原的克普恰克人（Qipchaq）、高加索山地（Caucasus）北麓的阿苏特人（Asud，即现奥赛提亚人/Ossetic），还有中亚、西亚的穆斯林，远至欧洲人。第三阶层被总称为“汉人”，所指的是过去相当于金朝疆域内的中国北方居民，在所谓的“汉族”之外，还包括辽朝契丹帝国后裔的契丹族及金朝居支配阶级地位的女真族。最后的第四阶层是过去为南宋国居民的中国南方人，被称作“南人”。

在这四个阶层中，层级越低，则人数越多。作为少数支配者的蒙古人，巧妙地利用人种或语言，生活习惯或文化传统等差异，将自身的支配引导到有利的方向。其中的南人不得不忍受歧视及虐待，处境十分悲惨。尤其最可怜的，就是儒者。在传统中国王朝必受重视的儒者们，当时被认为只会耍嘴皮子而不中用，甚至有“九儒十丐”这句话流传，意思就是如果将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儒者排名第九，只比乞丐好一些。而排名在儒者上头的第八名，则是卖春妇。

因此，失去宦途，被阻断了出仕之路的士大夫，只好将所压抑的不满及能量，宣泄到过去不曾顾盼的庶民文化领域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元曲”，一种融入口语体曲乐的舞台戏剧，除此之外，也有其他许多各式各样的庶民文化普及。这原本应该作为蒙古统治下之中国光明的一面来给予评价，却被形容为“总之是因为处在压抑环境下才出现的事态，是一种抑郁日久的能量流泻出来的产物”。但即便以常识来思考，也会觉得这是歪理邪说。

一言以蔽之，一直以来的“常识”都认为蒙古时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其惯用的三个理由就是科举的停止、四阶级制的确立、负面能量流露所造成的庶民文化兴盛。

蒙古时代对中国及其民众而言，就象征着混乱、压抑和榨取。在南宋时代完成举世瞩目的发展，在社会、经济、文化、技术方面都达到世界最高水准的中国，在此尝到了可以说是致命伤的绝大重创和挫折……

这样的一种印象，其实在中国史专门研究者里头也相当普遍。但是，下文将要讨论的十三世纪的中国南方城市杭州，却正是在蒙古时代才成为欧亚世界中顶尖的拥有百万人口的巨大型城市，以下将对此稍做说明。

[1] ulus为蒙古语，原意为部众，后有国家之意。汉字多意译为“汗国”，亦可以音译为“兀鲁思”。——译者注

2 蒙古是中国文明的破坏者吗？

耐人寻味的解读

法国向来以其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学”著称。作为当代法国汉学家代表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描写落入蒙古军手中之前的南宋首都杭州繁荣景象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1250-1276）一书“导言”中，有如下叙述：

一二七六年，杭州遭蒙古人侵占，而整个中国也在其历史中首次全境失陷。对于汉人来说，看到中原完全屈从于反抗一切文化、坚持其好战的部落传统的蛮夷民族，乃是一番五内俱焚的经历。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游牧民族令人惊讶的征服也使得大家瞠目结舌。蒙古人入主中原沉重打击伟大的中华帝国，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这一历史性事件却让中国历史遭遇了巨大挫折。

这段描述鲜明地反映出将中国与西方世界作为文明国度，将蒙古等游牧民族定位为蛮族的荒唐意识。

不过，是否真如谢和耐所言，蒙古入主中原给中国带来了沉重打击呢？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将蒙古视作一个逆所有文化而行，只为战争而生的“蛮族”呢？并且，谢和耐书中的杭州是否真的被蒙古夺去了史上罕见的高度繁荣呢？

谢和耐这本出版于一九五九年的著作，以一座在中国史甚至世界史上皆以高度精致闻名的文化城市——杭州为题材，精彩且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杭州百姓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此书目前已有英文及中文的翻译版本，享有极高的声誉，至今也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日本也由栗本一男于一九九○年以『中国近世の百万都市—モンゴル袭来前夜の杭州』为题翻译出版。方才的引文即出自栗本一男的译著。

然而，只要通读该书，就会留意到几个奇特之处。那就是他在引用谈论南宋时代杭州的繁荣的史料时，除了中国文献外，还使用了马可·波罗（Marco Polo）、鄂多立克（Odorico）及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等人的游记。

特别是马可·波罗的叙述，因为其坦率的描写总是被当作最有价值的资料来使用。例如在“都市生活的愉悦”一节中，谢和耐首先就引用了马可·波罗如下的一段话：“行在（即杭州）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顶级城市。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各种乐趣，甚至令人幻想自己身处天堂。”

这样的引文处处可见。每次读到类似的文字，都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无法言喻的奇异之感。谁都知道，马可·波罗来到的是蒙古统治下的东方。他所目睹并留下印象的杭州也是蒙古统治下的杭州，不可能是南宋时代的杭州。

有关这一点，谢和耐在序文最后做了附带说明：马可·波罗于杭州落入蒙古手中的一二七六年到一二九二年为止都生活在当地，“当时的城市与南宋时代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将马可·波罗的记述解读为南宋时代杭州的见闻亦无妨。

笔者对于这位名唤马可·波罗并闻名于世的旅行者抱有根本性的疑问：他是不是一位确实存在于世界上的人物呢？

之所以有此疑问，是因为现无确证指出马可·波罗这位在威尼斯档案馆留下文件的人物，是否与我们通称为《东方见闻录》的一系列游记抄本的主人公是同一人物。更何况，能否将所谓的《东方见闻录》视作一部书，也是一个疑问。虽然它有一系列的抄本，但这些抄本的内容与时期都各不相同，要设想最早的“祖本”都很困难。

在此，姑且将之搁下不谈，若以其游记《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亦可译作《百万之书》）为据，他的确是在一二七六年来到东方的。正是杭州在蒙古军前不战而降的那一年。

只是，他并非马上就来到杭州。有一段时间，他是跟随大汗忽必烈，待在夏季的首都上都与冬季的首都大都（现在北京的前身）的。“马可·波罗逗留中国期间，一直待在杭州”的这种说法纯粹是一种误解。

问题在于一般认为马可·波罗停留在东方的一二七六年到一二九二年的这段时间，杭州与南宋时代“没有太大变化”这一点上。

若是单纯来想，蒙古统治下的杭州必须一直和极尽繁华的南宋时代“没有太大变化”才行。也就是说，蒙古的入侵几乎没有对杭州造成任何影响。如果说杭州因蒙古而失去了繁荣，那么要引用马可·波罗的叙述来讨论南宋时代的繁华，很明显就是自我矛盾的。那么，要引用较马可·波罗更晚的伊本·巴图塔在蒙古军进驻杭州已经半世纪以后的记述就更不合理了。

即使在蒙古到来以后，杭州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繁荣。这是极为简单的事实。越是引用《马可·波罗游记》等蒙古时代的文献来描绘杭州的繁荣，就越是反证了所谓“蒙古的打击”这个想法只不过是一种虚构。

其实，就算不使用马可·波罗等异邦人的记录，所有一切同时代的汉文典籍史料，都显示杭州自南宋时代至元代始终是罕见的繁荣的大城市。就前文所引用的激烈语气来责难蒙古，悲愤慷慨地指称他们给中国文明带来了沉重打击，其实都是无法用历史事实来加以证明的。

这样的误解其实不限于谢和耐，在日本或中国以及欧美研究者的著述中也时常可见。倒不如说这才是一般的见解。

谢和耐只不过是直率地表明了不问东洋西洋，从研究者到一般人士都往往会有的“深信不疑”的倾向。撇开上述不谈，谢和耐的著作在生动地描写了贯穿南宋及蒙古时代的“中国近世”大型城市杭州的繁荣这一点上，的确是一部非常杰出的著作，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深信不疑”是否可信。在历史研究中，没有比这个还要麻烦的了。

而且更恼人的是，结论一旦形成，就颇难加以订正。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形成的学说与结论，总是会擅自开始流行，许多人都会听从于此。但是，那只会造成重大的结构性误解，成为“定论”或“通说”，被人们广泛接受。这么一来，在许多人的认知里，当然就会存在“蒙古血腥大征服”的印象。

蒙古大军进入杭州城的实际情况

一二七六年初，曾为南宋首都的杭州，在伯颜（Bayan）所率的蒙古军队前不战而降。灭亡的南宋当时的年号为德祐二年，用使其灭亡的蒙古忽必烈政权的年号来说则是至元十三年。

和一般的印象不同，蒙古军队实际上完全没有掠夺杭州市街。其中少数的流血，是南宋士兵造成的。在杭州城内外，有总计达四十万人的军队驻守，面对南宋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方针，一部分担心日后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南宋将士引发了暴动。他们对于蒙古军进驻一事既软弱又无能，对南宋政府却态度强势。暴动的主力是下级士兵。军中将领和赞成尽快投降的高层官僚一样，热衷于保全自身性命。而在“征服者”蒙古兵临城下之际，想尽办法要在和平中献城的那些人，与对此主张抱持不满的人之间产生了冲突，也就是发生了内讧。

反叛的一方遭到镇压，另一方带着被称为少帝及恭宗的南宋幼主赵昺兄弟——两位幼童——逃出杭州，企图前往南方东山再起。在这场混乱当中，南宋士兵中有某些人擅自闯入杭州市内的民宅，放肆地进行强抢、掠夺等暴行。

本应是征服者的蒙古军队，反而是纪律井然地入城的。蒙古军为了维持治安，令杭州市内家家户户在门前贴上家族全部成员的姓名，并禁止夜间外出。

有中国史研究者认为，蒙古军队的行为更让人记恨。但是，我们不难想象，若蒙古军队不慎重地维护秩序，管理杭州内外，局势究竟会如何发展。南宋成立已有一百五十年，若自北宋建国起算的话则已逾三百年，这样的国家与政权消失毁灭，却几乎什么暴动都没有发生，这或许才真的令人吃惊。

当时蒙古军队如此漂亮地控制住了局势，即使在历史上几个类似事例中也是相当突出的。虽然这是因为有大汗忽必烈的严格指示，但从此事也可窥知蒙古进驻军中以伯颜为首的将官们的能力非比寻常。

在中国史上，这样的和平过渡是非常特殊的案例。一般来说，中国史上的政权更替若是以某个王朝或政权以武力消灭另一个的形式进行，一定会演变成非常惨烈的事态。我们虽然很容易误以为前近代的中国史是以士大夫或读书人为中心、软实力占优势地位的，但若与日本列岛或朝鲜半岛的历史比较即可知，在中国史上治乱兴亡异常激烈，硬实力才是至高无上的。

与此点相关，谢和耐在前引书中指出：“与一般所相信的相反，中国历史在人类历史中是其他国家或区域无可比拟的冲击性事件之连续，是最沾染血腥的历史。”这是难以否定的。与此不同，一二七六年蒙古对杭州的占领，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近似于“接收”的这种温和的印象。并且，在此前后，蒙古极为和平地收服了南宋旧领江南（中国本土长江以南之地）全境，情况也可以说是大致一样的。

但是，这样一来千篇一律的“历史”就不成立了。因为蒙古是“蛮族”，所以不破坏“文明”的话就于理不合。因此游牧民从一开始就被视作恶徒。

或许读者们无法相信，但一二七六年蒙古军来临之后，杭州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什么变了，又有什么没有变？确切的情况几乎不清楚。首都杭州既然如此，那么其他江南各地的情况也可以由此推知。

就目前而言，除去几个特殊的话题及事件外，专门研究者从事的有关蒙古治下的杭州与中国南方的确切的实证研究极少。这是今后务必要持续进行的课题之一。

然而，明明没有根据，“杭州遭受蒙古打击”这种说法却被大肆宣扬。这就是“结论先行”“信者不疑”等心理在作祟。

没有“政治”的繁荣

那么，杭州有什么改变呢？由于蒙古的接收，南宋宫廷及中央政府从杭州消失，杭州不再是首都了。这是谁都不得不承认的、毋庸置疑的事实。

从秦汉帝国开始到近代，在中国只有首都是大型城市。历代中华王朝，在人口极端集中于首都及中央机构这一点上，具有与世界其他区域相当不同的特殊政治制度传统。与其他城市相比，中国的首都大得极不自然。

如果是支配广大区域的王朝或政权，首都就会有数千人的“正式中央官僚”和作为其接班梯队的“太学”学生，外加至少三十万到四十万的首都军队防卫京畿。

所谓的正式官僚，是指具有正一品到从九品官阶的“流内官”。其下还有不具官阶，负责种种实际事务的数量庞大的下级官吏。这些人一般被称作“胥吏”。其确切数量虽不清楚，但应该有“流内官”的三四倍。

光看官僚、太学生和胥吏，保守估计也有两三万人。加上还有首都驻军，再考虑到他们各自的家族，数量就会更惊人（不过，胥吏或一般士兵是否都有余力娶妻成家、养育孩子，则另当别论。据说在传统中华王朝中，军人尤其遭到蔑视以及恶劣待遇，因此终生单身者也相当多）。

此外，最重要的是，首都中还有天子及皇族。然后，还有后宫佳丽及宦官、奉仕贵族的各种宫廷仆婢等。其数量也不容忽视。

光是合计以上的人群集团，人口就超过了五十万。这些人单单因为首都这样的理由而存在。而且与这些人的衣食住相关的人群集团也必须考虑在内。想想这些必然的附带人口，其数量就变得相当庞大。

不管在哪一个时代，中华帝国的首都都必定是人口达到一百万左右的巨型城市，这在前近代世界中是极为特殊的情况。即使是在只拥有“半壁天下”的南宋，情况也没有太大差别。

在蒙古完成接收后，皇室、宫廷、中央政府从杭州消失了。首都失去了聚集人群与物资的源头。

当然，要是所有的官僚与吏员都失去工作，那么想必他们的家人与随从也只能流落街头。因此，蒙古将主要着眼点放在沿用南宋原有机能，极尽可能地避免人心动摇或人口流动上，借由制定安定化政策，让大多数南宋旧臣官复原职，能够再度就职于各种军事、行政、经济、宗教等部门。

另外，驻屯于首都内外的士兵之中往南方逃亡者，几乎都顺势向蒙古投降。可以想见，这些以前靠薪饷生活的人们失业后若无人管制，势必成为社会不安的因素。因此，蒙古在考量士兵优劣与本人期望的前提下，将他们派往亚洲各地的战线。在远征日本的第二次“弘安之役”中，据称从中国南方乘船出发的人数达到十万，其中大部分都是这些人。

军人们在蒙古到来后急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作为新的驻屯军被派到杭州来的蒙古士兵，其数量达一两万人。

如果单就以上条件来考量，杭州人口的确是减少了。

总而言之，由于有相当数量的纯粹消费的人口在一时之间消失，经济活动理应衰退。

实际上，在九十二年后的一三六八年，在蒙古舍弃中原退回北方、明军取而代之进驻的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也正是如此。曾为蒙古首都的大都被改名为北平，再加上明军的掠夺、破坏与焚烧，转瞬间就变得冷清寂寥。其后，一直到永乐帝迁都至此、改称北京、进行重建的五十多年间，除了永乐帝夺取政权前的住处“燕王府”，其余皆是焚毁后的巨型遗迹留下的乌黑凄惨的面貌，道尽沧桑。

然而，蒙古治下的杭州却保持了繁荣。在世界帝国蒙古的背景之下，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人群、事物、文化聚集于杭州，为其带来了远胜于南宋时期的繁荣。这实在是令人吃惊。这种情况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一切的关键恐怕就在于——蒙古时代的杭州，就算没有了南宋宫廷、中央政府，也毫无障碍地迎来了另一种繁荣。这才是马可·波罗和伊本·巴图塔所要传达的、元代杭州充满自由与开阔的面貌。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除却政治的经济繁荣。在政治直接因素较弱的条件之下，仍存在拥有百万人口的巨型城市。这在中国史上固然不必说，恐怕在世界史上也是空前的。而使之成为可能的蒙古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3 中亚、伊朗被破坏了吗？

成吉思汗的西征与“破坏”

下文将再度确认在不同地区一些至今为止被视作“常识”和“定论”的关于蒙古的评价。

回溯原典史料就会发现，有些所谓“定论”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支持，甚至还有被恶意扭曲的情况。

首先，成吉思汗自一二一九年到一二二五年为止，前后历时大约七年的中亚远征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将花剌子模王国沙王朝（Khwārazm Shāh）逼上崩坏之路的这趟远征中，蒙古军队从锡尔河（Syr）与阿姆河（Amu）间的肥沃绿洲地带“中亚河中地区”（阿拉伯语，有“河川对岸之地”之意）等地，一直到伊朗本土，在广大区域内大肆屠杀居民，将各座繁荣的绿洲城市悉数破坏的故事，自古以来就很有名。蒙古被视作破坏者的印象的形成，可以说大致能追溯到这趟远征。

但是，冷静来看，此时蒙古的军事活动，大致上局限在伊朗东部的呼罗珊（Khorasan），而伊朗本土的大半部分并未遭到蒙古进攻。

在几乎是极端干燥区域的伊朗高原上，本来就点状分布着被称作“坎儿井”的竖穴，底下有自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以来就很发达的横穴式贯穿地下水路的独特水道、灌溉设备。坎儿井的开凿并不容易，再加上又得留意横穴式的地下水路是否因土沙的崩落等原因而毁坏，因此开凿、维持所耗的人力与费用都很庞大。

所以，一旦坎儿井遭到破坏，耕地确实会立刻化为原来的荒野与沙漠、半沙漠，居民生活也会土崩瓦解，城镇成为废墟。要再使之复苏为原先的人工绿地，并非易事。一般认为，当时的这种坎儿井的普及范围是从阿富汗到中亚河中地区一带。

过去人们一直都认定是蒙古破坏了坎儿井，令伊朗本土的土地一举荒废。

但是，在以波斯语编年史为中心的相关原典史料中，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未见讲述蒙古破坏坎儿井的记载。并且，就算不从文献而是遗物或遗迹方面来寻找证据，也见不到能够显示蒙古入侵导致坎儿井被破坏，乃至于明确指出确切年份和执行者的实际事例。也有部分历史学者已经对此稍有察觉。这些人虽然并未明确表示蒙古直接破坏了坎儿井，却巧妙地解释成蒙古的入侵令感到恐怖的居民离开土地，使得坎儿井的修补变得困难，结果导致其崩坏。也就是说，无论证据有无，他们都想要得到一个“蒙古的破坏”的结论。

中亚的“大屠杀”

同伊朗一带的土地“破坏”相比，更加深化蒙古暴虐形象的，是成吉思汗西征军在中亚对居民的“大屠杀”。

根据当时伊斯兰史家亲撰的文献记载，在尼沙普尔（Nishapur）有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被杀，在赫拉特（Herāt）则有一百六十万人，或根据另外的书籍，据说有二百四十万居民遭到杀戮。

以此记录为根据，自古以来蒙古就被认为是残忍的杀戮者，就算是最近的史家也是如此认为的。

但是，原本在当时的中亚城市里就没有这么庞大的人口。例如，关于赫拉特，近年的调查认为，城市中顶多只容纳了十万人。

实际在赫拉特，在成吉思汗远征后就立刻有名为卡尔提德（Kartids）家族的当地势力在蒙古承认下成立了一个地方政权，终蒙古一代获得极大繁荣。如果有一百六十万人，甚至是二百四十万人被杀的话，那么不仅是赫拉特及其周边地区，大概包括赫拉特在内的呼罗珊地区整体应该都会人烟绝迹。历史上，并没有看到赫拉特在卡尔提德家族崛起的时候有大规模时代断绝的迹象。

另外，谈到蒙古的“大屠杀”，时常被引作例证的尼沙普尔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这座城镇自古代伊朗以来就是文化名城，一般都笃定认为此处的破坏正是蒙古罪行中罪孽最深重的地方，也因此更加证明了他们正是“文明的破坏者”。

但是，这里在蒙古统治下仍然欣欣向荣。在蒙古时代之后的帖木儿（Tēmōr）王朝时代，这里设有帖木儿王室的官营工场，诞生于蒙古时代并成为东西文化融合绝佳例证的青花瓷杰作，也如蒙古时代般地继续产生。

过去以来为数众多的著述中，就算表现方式多少有些差异，但都重复着“伊朗文化的泉源尼沙普尔，在蒙古的杀戮和破坏中消失殆尽，从此就再也没有复兴过”这种论调。事实上，至少一直到帖木儿王朝时代为止，尼沙普尔都是持续发展的。如果说“伊朗文化的泉源”失落了，那应该是在更后来的时代，或者是出于别的原因。刚才所述的，以伊朗方面为中心的坎儿井破坏，或是赫拉特、尼沙普尔等地极端的大量杀戮，或许皆是伊斯兰史家一种感情的发泄。“白发三千丈”的这种夸张手法显然不限于汉文世界。

“破坏”和“大屠杀”都可以说是人们以一种“希望它如此”的心情所创造出的“历史事实”。当然，这并不是说蒙古就完全没有搞过破坏及杀戮。

首先，蒙古彻彻底底地攻占、破坏了花剌子模王国沙王朝作为国防第一线而固守的锡尔河沿岸要塞城市。至于中亚河中地区或呼罗珊地区的主要城市，在开城以后，其中以波斯语或阿拉伯语来说称作“阿路库”及“卡路亚”的内城及城寨、城壁等防御设施大致都被销毁殆尽。蒙古想解除城市防御能力的意图甚是明显。

其次就是杀人，尤其是对敌方的将士，皆无所宽容。例如在著名的布哈拉（Buxoro），有两万康里军以为可以被整合进蒙古军队而安心投降，结果在毫无武器抵抗的情况下遭到杀害。但是，蒙古军队几乎没有伤害一般民众。

这个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中被称为“哈夏尔”的战术是，动员既已开城归顺的城市居民及村民们，令他们站在下一个攻击目标的城市或要塞前面。若是前有护城河，就驱使他们负责填河。至于其目的，第一是要让摆出交战阵仗的守城一方，看看投降的亲属及友人的身影，削弱他们的战斗意愿，第二是为了让蒙古军队减少损耗。

近现代的欧美史家都批评这个“哈夏尔”战术是违背人道的。不过，对蒙古而言，让最新的归顺者站在战斗的最前线是非常正常的。这些新归顺者也会让其后归顺的人站到最前线，前者则依序在后方待命。

而且，驱使已攻下的城市或地方居民们从事搬运、设营、攻城等工作，本来就不只限于蒙古。历史上，在中国、中亚、中东、欧洲，这也是很理所当然的事。

蒙古在战争中进行了破坏与杀戮。此罪固然不能免，但也未到那些历史学家们通过夸张的想象，轻易地就扯上“蒙古大屠杀”这个过于简单的印象那般极端。

中亚并未荒废

如果说中亚真的遭受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破坏与大杀戮的话，照理说他们很难重新崛起。但是，在历史上轻易就能找到历历在目的“并非如此”的反证。

中亚在紧接着蒙古时代而来的帖木儿王朝时代，迎来了其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时代。有关于此，间野英二的研究甚为详细。

帖木儿王朝统治下完成的建筑物、绘画、抄本、陶器等种种成就，都令人叹为观止。在蒙古时代，中国文化的精华与伊朗伊斯兰文化的偏好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工艺。这些工艺到了帖木儿王朝时代，特别是在中亚绽放了灿烂的花朵。

甚至可以认为，同一时期在日本、朝鲜、中国、东南亚、印度、中东等地创造出来的文化遗产，比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美术品还要优秀。最近开始被使用的“帖木儿王朝文艺复兴”一词，姑且不论它作为用语是否适当，但帖木儿王朝的文化的确是有前所未有的东西文化融合的光辉，因此如此形容也不奇怪。

中亚在帖木儿王朝统治下处于繁荣顶点的十五世纪，正是东方的明朝处于中国史上罕见的低落与黑暗中的时期。另外，奥斯曼帝国（Osmanll Ímparatorluğu）虽然攻陷了君士坦丁堡（Kōnstantinoupolis），但仍处于发展之中，真正的繁荣要等到其后的十六世纪苏莱曼大帝（Muhteüem Süleyman）时期。就如同其昵称“壮丽者”一般，他以强大的国力为背景，华丽地点缀了帝都伊斯坦布尔（Ístanbul），甚至是帝国整体。

此时的俄罗斯，距“文明”还有很远的距离。而欧洲还无法从黑死病的冲击中站起来。因此，十五世纪，只有中亚闪闪发光。

在十五世纪末期，向西方航海的哥伦布，让欧洲人得到了几乎未经人类文明染指的丰饶、广阔的大陆。西欧很是幸运。

如果我们硬是要将中亚的“衰落”归因于什么的话，既不会是一般认知的蒙古时代，也不会是帖木儿王朝时代，而应该是更后来的时代。伊朗也是如此，因为印象中蒙古时代较其前后的种种时期都要好得多了。

4 俄罗斯的不幸是真的吗？

“鞑靼的桎梏”

一二三六年，以成吉思汗长子术赤（Jöci）之子拔都（Batu）为司令官的蒙古军队，席卷了位于窝瓦（Volga）、保加尔（Bulgar）与现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Basqortostan Respublikas）的大匈奴王国，翌年（一二三七年），向当时被称作罗斯（Rus）的俄罗斯进军。这是世界史上有名的“俄罗斯·东欧远征”。

据说，那时俄罗斯全境几成废墟。此后，俄罗斯处在蒙古统治下，度过了漫长的苦难时代。一般认为俄罗斯的不幸大半都是蒙古造成的。“鞑靼的桎梏”之语就是其象征。

所谓的“鞑靼”（Tatarlar），指的是被成吉思汗吸收、合并的强大的蒙古系游牧部落，汉字“鞑靼”就是其音译。

在成吉思汗成为高原霸主之前，蒙古部族不过是一个极小的集团。所以，就算他们适逢政治上的好运，一举实现了游牧联合体，但“蒙古”之名也不见得就立刻在周边区域被使用。

也就是说，比起不太为人所知的“蒙古”之名，自古以来就驰名近邻的“鞑靼”之名，有时也会被用来称呼这个新兴政治势力。总而言之，对蒙古而言，“鞑靼”不是自称而是他称。

此外，一二二三年，成吉思汗西征军的特遣队在迦勒迦河（Kalka）畔攻破罗斯诸王公军队时，蒙古军队首次在俄罗斯出现。

这支蒙古特遣队，为了与撤回蒙古本土的成吉思汗主力部队会合，就这样消失在东方草原的彼方。但是，这一突然现身袭击格鲁吉亚（Georgia）、亚美尼亚（Armenia），以及俄罗斯，然后又再度像是消失般地往东方远去的不可思议的可怕集团的冲击，震惊了俄罗斯甚至是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

这时，大诺夫哥罗德（Novgorod）的编年史作者将这支蛮族定名为“塔塔儿”（Tartare）。于是，“塔塔儿”这个词，就伴随着恐怖和惊惶而广为流传。

所谓的“塔塔儿”就是“鞑靼”。但是，若以“Tartare”来发音，这个词又与希腊语、拉丁语的“塔耳塔罗斯”（Tartaros），即“地狱”的发音相似，因而给基督教世界的人们留下了强烈印象。尤其是在东正教，也就是所谓俄罗斯正教支配着人心与生活的俄罗斯更是如此。

以“鞑靼”为名，再加上“地狱之民”的印象，使得“鞑靼的桎梏”而非“蒙古的桎梏”的这个形容由此而生。“鞑靼”与“塔耳塔罗斯”的双重印象更是搭配巧妙。

那么，“鞑靼的桎梏”真有其事吗？自一二三七年到一二四○年为止，蒙古大侵略的实际状态与“一般定论”有所不同。的确，罗斯城市中有几座城市被蒙古攻略，其中也有遭受破坏的。但是，许多城市其实没有受损。

九世纪以来的古都，并且常被视作欧洲文明圈一员的基辅（Kyiv），被认为是遭受蒙古攻击而荒废的。象征古代罗斯的基辅遭到破坏一事，作为蒙古的恶行之一闻名于世。但是，至少在同时代东北俄的古代编年史中，并未记载在基辅的破坏与杀戮。而且，当时基辅罗斯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基辅罗斯这个统一体并不存在。罗斯分裂后的中心，正转移到东北俄方面的弗拉基米尔（Vladmir）。

此时，蒙古大军首先是攻击了东北俄，然后，再进军历史悠久的罗斯基辅。但其中蒙受灾难的，只有蒙古军进攻路线上的城市里没有听从开城劝告的极少数城镇。而且，这些遭受损害或破坏的城市，也迅速地被修复、重建。要以“定论”或“常识”说俄罗斯全境因为众所周知的这场“拔都西征”而几近毁灭的话，是非常缺乏根据的。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评价

此后漫长的“蒙古支配”中，发生了什么事？在回答此问题前，必须将当时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政治地图置于脑海中才行。

以术赤一门为直接首领的蒙古人及其政治集团，被称作“钦察汗国”（Jūchī ulus）。汉语意译为“汗国”的“兀鲁思”在蒙古语里原指“人群、部众、人类集团”，也以“国家”的意义来使用。他们的牧地东起发源于阿尔泰山（Altai）西麓的额尔齐斯河（Irtysh）流域，经过哈萨克（Kazakhs）草原，覆盖黑海北岸沃野，西面远至多瑙河（Danube）流域广阔的西北亚大草原全境。

其政治中心是以窝瓦河一带为根据地的拔都家系。在惯例上历代的族长也兼任术赤一门全体的代表者，作为领袖在帐篷上饰以黄金，以俄语来说就是“Золотая Орда”，意即“黄金斡尔朵”（ordo，意为宫帐）。

“黄金斡尔朵”简单来说就是“黄金帐篷”之意。在日本也时常使用“金帐汗国”的俗称来指称它，原因就在于此。日后，罗斯诸公国拥戴“黄金斡尔朵”为主人。

结果就是，西北欧亚的世界中，形成了新的政治结构。首先，南部一带向东西扩展，雨水不多但土壤肥沃的广阔大草原上点状分布着术赤家的游牧集团。其次，在北方雨量虽然较多但土地贫瘠的森林地带，并且在相当于乌拉尔河（Ural）西侧的西北地区，又有罗斯农民的小世界，有为数众多的诸公国相争。

包含罗斯诸公国在内，这一整体形成了一个大的体系。处在这个多层结构顶点的，是“黄金斡尔朵”的主人——拔都家的族长。

罗斯诸公应对蒙古的方式各式各样。其中较热衷于与蒙古联系的著名人物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ksandr Nevskiy），他的选择决定了俄罗斯往后的命运。作为苏兹达尔（Suzdal）的雅罗斯拉夫二世·弗谢沃洛多维奇（Yaroslav Ⅱ of Vladimir）大公之子诞生世间的他，从一开始的诺夫哥罗德公（knyaz novgorodskii）最后爬上了代表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Velikiy Knyaz Vladmir）这个权力的顶点。

令他一举成名的，是一二四○年在涅瓦河（Neva）畔战胜瑞典军队的战役。所谓的“涅夫斯基”（Nevskiy）是“涅瓦（Neva）的”之意，其后“涅瓦的亚历山大”就成为他的通称。

一般认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一二四二年击败条顿骑士团（Deutscher Orden），阻挡了其侵略。他作为制伏外敌的名将在当时享有盛名，其后也被视作俄罗斯的救国英雄。特别是在斯大林的时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更被视作俄罗斯的民族英雄。其时正当对德战争，这位被认为“曾击败条顿骑士团”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绝佳的存在。当时出现了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为主角的电影，其形象被夸大到简直可与古代英雄亚历山大匹敌。

但是，一二四○年也好，一二四二年也好，这两个年份皆是拔都所率的蒙古军队从俄罗斯席卷波兰、匈牙利之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对这位最强最难以对付的对手丝毫未露敌意。此事也正说明了罗斯诸公国并未因“拔都西征”而遭到毁灭。

一直以来，世人在颂赞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以其“英雄行为”拯救俄罗斯的同时，又对同一时期俄罗斯因蒙古大侵略而溃亡感叹万分。这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正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这两场战役所象征的，在那之前蒙古侵略军不过是试探性地攻击俄罗斯以观察情势而已。罗斯诸公方面也由于在表示归附意愿之后蒙古军就立刻离开，未遭受什么实际损害。

对罗斯而言，实际上的威胁来自瑞典和条顿骑士团。所以，他们才表明抵抗态度，以自己的力量迎战。只不过，这个时候的条顿骑士团等，顶多是一百人到两百人的“侵入军”尔尔。

说不定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此时已经得到蒙古方面的谅解，甚或是与其协商来应对这两场战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般认为在相当于这两场战役间的一二四一年四月九日，进攻了波兰的察合台（Chagatai）次子拜答儿（Baidar）所率领的蒙古特遣队，在莱格尼察（Legnica）郊外的平原上，击溃了以西里西亚公（knyaz Slaskie）亨利克（Henryk）为主将的波兰军与条顿骑士团联合军。只不过，也有一种说法是莱格尼察战役等并未发生。有关莱格尼察的战役，从同一时代的史料来看，仍然不甚清楚。就算是有，恐怕也只是很小规模的。

一般认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在翌年的四月五日，于结冰的楚德湖（Peipus）上击败条顿骑士团的。如果说莱格尼察战役真正发生过，那么条顿骑士团就在同一年之内两度遭遇大败。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与罗斯诸公也许看起来像是一体的。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不只热衷于与蒙古联手，也亲自打压罗斯人针对蒙古的抵抗活动，实在称不上是斯大林所塑造的那种“民族英雄”。因此，杰出的俄罗斯史家芬奈尔（J.Fennel）指出，“鞑靼的桎梏”始于一二五二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背叛自己同胞弟兄们的那一刻。

的确，说不定正是如此。他在这一年借着蒙古的势力成功成为弗拉基米尔大公。弗拉基米尔逐渐成为罗斯的中心。并且，大公之位更君临罗斯诸公之上。

他主动臣服于蒙古，在明里暗里借使其力强化自己作为大公的权力。从“黄金斡尔朵”归来途中，一直到一二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逝世为止，可以说他将作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政治手腕发挥到了极致。

日后，他的做法成为一种范例。也就是说若欲成为俄罗斯的掌权者，与蒙古的协调与亲密是关键。

罗斯诸公争相前往“黄金斡尔朵”。如果说“鞑靼的桎梏”状态真的存在于俄罗斯，所指的应该就是此一状态。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对俄罗斯而言究竟是一位救国英雄，还是卖国贼？这中间或许有争议之处。不过，他的确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可以说，他是一位如果必要且可能的话就会正面迎击来敌，反之若知不可为则屈膝与对方“协商”，或者可以说他就是这样一位“很普通”的人物罢了。

迈向俄罗斯帝国的道路

俄罗斯这片大地，在蒙古到来之前，除了联结北方波罗的海与南方黑海的通商、交易以外，几乎为周边世界所忽略。

就算是罗斯的城市，大多只以土垒和木栅围起。城市规模与景观都微不足道。环顾当时的欧亚世界，它们确实无法与中国或中亚、中东的城市相比。

即使是理应一口咬住、使劲榨取它的蒙古也不重视俄罗斯，由此便可窥知当时俄罗斯的状况。

钦察汗国与隔着高加索山脉（Caucasus）控制伊朗南方的旭烈兀汗国持续对立，其原因是钦察汗国想要获得自高加索山南麓至阿塞拜疆（Azerbaijan）的肥沃牧地与丰饶富庶，以南下政策为首要国策。

与此相反，蒙古并没有直接统治罗斯诸公国的意图。当然，俄罗斯以税赋进贡，但对于“黄金斡尔朵”的主人而言，俄罗斯的税赋恐怕无法与散布于黑海或亚速海（Sea of Azov）沿岸的塔奈斯（Tanais）、苏达克（Sudak）等意大利殖民交易城市缴纳的上纳金相提并论。

对罗斯诸公而言，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蒙古都是最重要的存在，但就蒙古来说，罗斯诸公则不是其重视的对象。直率地说，关于此时俄罗斯方面的情况，一直以来的历史学者都有一种以罗斯地方为“主”，克普恰克草原的蒙古为“从”的思考倾向，尤其是以欧洲史立场出发的史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事实是相反的。

俄罗斯不如说是借由受到蒙古的支配，被编入了世界帝国蒙古的经济、文化、流通体系中。蒙古的驿传、运输、交通网“站赤”（蒙古语音译，即驿站之意。突厥语发音作“亚姆”，波斯文史料中的记载发音亦近于此。汉字的“站”是转写蒙古语发音，以字形来显示其意。于语尾添加表“人”之意的接尾语“赤”的蒙语“站赤”，本来是“从事驿传者”之意，一般而言多用来指称驿传及其系统整体）的范围也远至俄罗斯。这个交通网不只连接起了欧洲与亚洲的陆上交通，也为通往波罗的海、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波斯湾的海上交通带来了便利。此外，更重要的是，它也为以拔都家为主的蒙古带来了富庶。

罗斯地方是在蒙古到来之后，才开始活络起来的。

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的俄罗斯，各方面都有来自蒙古的深刻影响。俄罗斯正教之所以能够普及罗斯全境，在某种层面上也是因为明里暗里借用了蒙古的力量。但更重要的影响是莫斯科的崛起。

蒙古到来时，莫斯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城镇。然而，由于蒙古的到来与支配，机会降临到莫斯科头上。历代的莫斯科王公都成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所制定的政略的忠实继承者。通过联姻与纳贡，其与蒙古的关系日益亲密，一三二八年“黄金斡尔朵”终于承认莫斯科王公为大公，将俄罗斯全境的征税委任于他。

如此，莫斯科以蒙古势力为背景缓缓地增强权力。其间，在十四世纪完成民族统一的立陶宛（Lithuania）逐渐强大。以南方草原地带为势力范围的蒙古与势力范围从北方波罗的海方面伸展到第聂伯河（Dnieper）水系的立陶宛，在罗斯形成了一种拔河角力的状态。钦察汗国在各地的蒙古政权中算是特别“长寿”的，但自十四世纪后半叶开始就有较强的分立倾向，在十五世纪中叶反复分裂成数个政权势力。但是，即便如此还是保持了松散和缓的权力集团，莫斯科亦为其一员。

这样的状态又持续百年之后，十六世纪中叶伊凡雷帝（Ivan IV Vasilyevich，俗称“恐怖伊凡”）出现，击垮了窝瓦河流域的喀山（Kazan）、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汗国，莫斯科大公国开始蜕变为俄罗斯帝国。

可是，就连这样的伊凡雷帝，也是采取了“先让位给名叫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Simeon Bekbulatovich）的蒙古王侯，然后再即位”这样一种迂回的形式，可见蒙古是王权保有者的观念在当时还很强。这意味着俄罗斯帝国本身没有蒙古确实是无法成立的。

俄罗斯帝国在控制住曾为钦察汗国中心地区的窝瓦一带之后，就急速地扩张，特别是在东方与西伯利亚方面。在扩张过程中成为主要旗手的，是喀山以及过去钦察汗国中突厥系人的一部分。

作为欧亚大帝国之俄罗斯帝国的大版图，是以蒙古支配为内部基础、逐渐外化而成的。据此有一种看法认为，俄罗斯帝国是蒙古帝国的继承者之一。

“鞑靼的桎梏”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相当于俄罗斯皇帝的“沙皇”，被当作将长时间压抑下的俄罗斯民众从“地狱之民”“鞑靼”手中拯救出来的“神圣功勋”。沙皇不是专制君主，而是一位服侍于神的使命的世间解放者。

在此，“鞑靼”这个坏人是必要的，再加上又有俄罗斯正教的装饰，喀山、巴什基尔（Bashkir）、克里米亚等地的突厥系居民就被刻意强加“鞑靼”之名。

对俄罗斯而言，“鞑靼的桎梏”在漫长历史中是追求权力者自我正当化与激发民族意识的手段。

5 元代中国是悲惨的吗？

压抑、榨取、人种歧视存在吗？

前面，我们已经先谈过几个关于元代中国的已成为“常识”的负面印象。但是，原本蒙古就对在地支配没有太大兴趣。

在地支配依循了当地固有的做法与惯例。叛乱者虽是另当别论，但蒙古基本上不会针对特定的人群或集团进行打压或镇压。租税方面也是按照其土地方式来征收，额度也并不特别高。只是，唯有一项例外。

这是金朝灭亡了一段时间后在华北发生的事情。当时引进了以银来纳税的这种新做法。畏兀儿与穆斯林的商业、金融业者看准时机，向对银有需求的华北农民们以年利复利计算百分之百的高利贷款。如此一来，与本金同样额度的利息会变本加厉逐年增为两倍、四倍、八倍、十六倍……膨胀程度之高，因此被称为“羊羔利”，即“小羊的利息”。

一提到蒙古的中国支配，此事往往被引为例证。但是，“羊羔利”的极致猖獗，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起顶多到四十年代末为止，而且范围仅限于华北极小部分的地区，是在所谓王朝灭亡后的兵荒马乱的时代。有一种批评的倾向认为，元代中国一直处于无法无天的掠夺中，但这其实是一种诡辩。

而且，除了蒙古民族成为支配阶层以外，元朝并未特别制定什么身份差别或阶级制度。关于被认为是处于最下层的“南人”，并未发现其遭受到什么特别残酷虐待的事实。处于最上层的蒙古人，王族与族长级姑且不论，一般蒙古人穷困潦倒、卖妻求生，自己主动到征募日雇工市场求生的事例也是有的。

原本，蒙古人这个概念是极为含混不清的。成吉思汗统一高原时聚集起来的牧民及其子孙当然是“蒙古人”，除此之外，其他人也有可能成为“蒙古人”。作为蒙古政权一部分的各地王侯、军阀、强大的地方统治者，以及官僚、军人等，只要有能力，无论是何人种或民族，都被视为“蒙古人”。

克普恰克人、阿速人、康里人，甚至俄罗斯人，都有被中国人称为“蒙古人”的时候。就连在元代中国“通称”的“汉人”被视为“蒙古人”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更有甚者，在“南人”中也出现了被认定为“蒙古人”的人物。

由此一来，只能说“蒙古人”是以成吉思汗建国以来的牧民贵族子孙为核心，由参与蒙古政权的各色人种所组成的为政者一方，且自我认知或被他人认知为“蒙古人”的群体。从理论上来讲，就算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人种或语言及五官相异，只要有运气、能力或是功绩，便有机会成为“蒙古人”。

有名的“元代社会四阶级”其实几乎是一种极端误解。“四阶级”在实际上产生意义，应该顶多是始于一三一四年科举再度开办之际，进行了按照四集团的区分和录取名额制定时。蒙古几乎未对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的相异有过什么拘泥。换句话说，他们并未对什么特定价值观或体系有特别的深入考量。

科举与能力主义的夹缝

在蒙古的统治之下，只要与蒙古政权有裙带关系或是有实力，谁都能被起用。这是一种能力主义、实务主义的人才选拔方式。

这一点会让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大夫、读书人感到被排斥了，或许也是无可奈何的。在中国，士大夫与占压倒性多数的农民及庶民相比较，本来就只是一小撮的文化精英阶层。

他们只要参加科举考试并能顺利地突破种种考试关卡，就能出仕成为官僚，然后为王朝国家的支配与统治服务，并同时作为支配者一方，享有政治精英的地位。他们是在与此种国家权力的双务契约为惯例的前提中生存发展的，因此，当然也会自以为是地深信此一前提会超脱王朝、政权的更迭受到保证，会无条件地持续下去。

其实现的渠道就是科举。但是，在蒙古政权统治下，过去以来中华王朝视作人才选拔第一标准的古典知识和文学素养等不再被视作是万能的。人才的第一要件，是要有对现实有助益的能力、有进行实务的执行力。

当然会有人觉得愤慨，这些不满就留在记录或文献中。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现实的元代中国就算没有科举，也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官僚为蒙古政权服务。既有相当数量的高级官僚，升至宰相、大臣等级者也绝不在少数。他们几乎都是以“推荐制”来获得起用的。

在“一般见解”中，蒙古无知蒙昧，无法理解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但事实上只要是具有中华文化之素养的人士，他们皆以三顾之礼来造访厚遇。即便是旧南宋国的学者、文化人，只要是优秀人才几乎都受到聘请。蒙古对于人才选拔其实相当敏感且热心。这一点一直以来都被误解。

表露出不满者，都是那些通过科举跻身王朝及社会文化精英阶层从而出人头地、实现自我的士大夫与读书人。

但是，好好想想，就算是在被赞美为科举全盛时代的宋代，实际上有一半以上的官僚是通过科举以外的手段及路径出仕的。如果祖先是高阶官员，利用被赋予的特权“恩荫”者也颇多。通过军事功绩的“武功”与献上现金及物资，也就是用钱求名的“买官”现象也相当多。一直以来，与实际作用相比，“科举”得到了过高的评价。

当然，科举在中国文化传统及文明意识中所拥有的象征意义是不能轻视的。但就算如此，我们成为“中华意识”的俘虏，把科举的停止及衰落视作中国文明的不幸来感叹或是过度强调也是很奇怪的。

元曲述说的故事

关于支撑元代社会负面印象的另一个庶民文化，又有怎样的评价呢？

在“一般说法”中，“元曲”是直接源自蒙古对士大夫冷遇的代表事例。但是，根据最近的研究，元曲的首次出现并非在元代，而是早在元代以前。也就是说，元曲正是因为蒙古统治下汉族士大夫、文化人受到压抑的特殊状况才产生的这种奇怪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当然，将之解释成士大夫、读书人抑郁的能量产物也没有道理。

不仅是出现的时期，在其实际状况方面，是否能够单纯下结论说元曲是个只以庶民为对象，有些低级与鄙俗的面向大众的艺能？这也是一个疑问。中国文学在长时间的书面语的流行之中，以口语来书写脚本并演出的文学的出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单纯的感动。但是研究者为了表示“异民族王朝”蒙古统治下传统汉族文化人士所感受到的踌躇彷徨，才绞尽脑汁想出解释来迎合他们的理解。这是研究发展的一个阶段，无可奈何。但是，这个设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如果能够对于元曲的相关状况不持先入为主的观念，平心静气来看的话，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在那以前已经存在的口语体舞台戏剧，经过了蒙古时代，变得更加活泼且灿烂，并在社会各阶层受到欢迎、流行起来。事实就是如此而已。

只要不戴有色眼镜来看蒙古时代的中国，应该都会发现其经济、文化、社会整体的活跃是很显著的。围绕着中国的国境之壁完全消失，长期以来使中国本土南北之间产生隔阂的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紧张也已经消失。

拘束、制约人们活动与意识的种种“框架”被除去了。人们沉浸在解放感中，较以前更能接触到自由、阔达的风气。作为其结果，社会全体应该可以不问上下，享受一样的娱乐，兴趣的范围也更加扩大。本来兴盛于中国北方，在蒙古接收江南后，也以杭州为中心在南方疾速流行，因而被称为“南曲”者，也正是因为南北的围篱被除去才形成的。《水浒传》亦根源于此。日后成为《三国演义》底本的《三国平话》，也在此时大大流行。文学和艺术岂能说是衰退？反而是随着质量的提升，更加活跃了。

6 责难与称赞

以文明为名的偏见

不知何时开始，蒙古的形象被创造且在人们的心中固定下来。其形象过于强烈，真正的样貌反而被视而不见。

要清清楚楚厘清“历史责任”的所在，真的非常困难。那些被视作“恶行”者，在历史的现实场面中，究竟是否真是如此？要做到谁皆无疑问且坚定的确知，不是寻常之事。

就这一点来讲，蒙古是不幸的。正因为他们拥有超越古今的巨大活动范围，因此要让后世了解其实际状态，又将更加困难。因为其疆域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又未做什么？就算是极为简单的事，也不太容易了解，更何况是要将之搜集整理，与前后的时代相比较，做出适当正确的判断等。

对于蒙古的种种负面印象，与所谓的“文明”相纠葛，很难不让人想到这是由人们的意识与情绪所造成的。

以中国为例，将蒙古视作野蛮与非文明的批判，早在蒙古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蒙古统治时代初期就可以看到了。但是，责难者只限于一部分读书人。

对此，蒙古政府方面并未采取明确的措施。我们并未看见镇压，以及进行言论控制等事实。就此点而言，不知为何几乎从来都未被提起。

令人瞩目并感意外的是，在明代直到前半期为止，竟然存在认可元代社会的论调。例如，阅读叶盛的《水东日记》可以发现，该书从各种方面来讨论元代的整体情势，直率地接受事实，谦虚地认为该学的就要学，称赞元代的部分也相当多。

明朝政府，特别是因为洪武帝朱元璋为了成为中国的王者，将蒙古政权驱逐至北方，倡导中华主义，做出反蒙古的姿态。但是，这是一种表面上的态度，还是近似于政治上的宣传呢？固然，这种阿谀当权者场面话的文章有很多，但也仅止于“胡元”这种表达方式的程度尔尔。这种程度的谄媚与奉承，在中国史中是很平常的。

然而，明代过了中期以后样貌有所改变，对前王朝的责难开始高涨。其背景是缺乏根据与内涵的空洞哲学论风潮的兴起。当然，部分原因也是内蒙古土默特部（Tümed）的俺答汗（Altan Khan）包围北京，明朝认真考虑南迁等，所谓“北虏”威胁加深的影响。

但是，对蒙古的恶劣评价是在清代确立的。以满族为核心的清朝，极度厌恶自己被中国士大夫及读书人称为“夷狄”。他们焦虑地在意这个评价，就连每一个文字都很拘泥，只要有人稍说出一点像是批判的话或坏话，就立刻将其投狱、处刑，甚至累及一家眷属，这就是所谓的“文字狱”。

作为其结果，对清朝的批判和冷语就销声匿迹了。相对于此，同为“夷狄”的蒙古元朝则成为抨击对象。清代的士大夫与读书人将因为个人著作或文书、书简都容易受到审查而产生的对清朝政权之责难全转移到对元朝的痛骂上。

清代的考据学来自“文字狱”的反动，有好细微议论之癖，另一个共同的习性就是嫌恶蒙古，异口同声地认为元代的文字与学术是野鄙与低俗的。

其源流应该就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以明朝遗臣自命的他，掩饰对清朝的轻视，以一种明显意图，在表面上指责、嘲讽蒙元。这成为其后考据学的流行的根源。

另外，也有如钱大昕那般，直率地认同蒙古时代的重要性，在完整如初地汲取中国历史与文化之余，终生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投注在研究蒙古时代的人物上。但是，像他那样货真价实的大学者是罕见的。拥有那般见识与能力以及气力者，纵观古今皆不存在。一旦俄罗斯的威胁渐成现实，所谓的“西北学”受到重视，蒙古时代研究也作为其一环而展开，但对于蒙古及其时代的偏见与蔑视已经无法改变了。也就是说，蒙古在中国的恶评，是清朝二百多年间的结果。

反作用下的“极端美化”

相反地，也有一种一谈到蒙古就使劲赞美的现象。此一倾向在最近尤为明显。

本来，就算是热衷于诽谤蒙古的近现代史家，也无法否定自十三世纪后半叶开始，前所未有的活跃的东西方交流。

欧洲的历史学家们热衷于使用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o di Carpine）、鲁不鲁乞（William Ruysbroeck）、洗满·圣康坦（Simon de Saint-Quentin）、孟德高维（Giovanni da Montecorvino）等基督教传教士，或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旅行者”的记述，大肆地对此加以宣传。

并且，在十四世纪前半叶，相较于尚有许多疑点的马可·波罗，确实有穆斯林进行过前所未有的世界旅行，而且其旅行范围也更大。例如诞生于摩洛哥丹吉尔（Tangier）的伊本·巴图塔，他的游记就很受伊斯兰历史研究者喜欢。

甚至，中国的学者们也强调中国的文物、美术、工艺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很大影响。他们主张：在元代中国，欧亚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聚集而来，赞美中国。

这种印象，又与交织误解、偏见或有意憎恶而成的“蒙古大破坏”片面命题太过不同。

上述心理导致“鞑靼治世”（Pax Tatarica）或“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等新的名词形成。这一名词源自奥古斯都（Augustus）时代开始后约两个世纪间古代罗马帝国凭借军事实力支配地中海，带来了安定秩序——当时赞美其支配的诗人与后世的历史学家以拉丁语“Pax Romana”名之，意即“罗马治世”，此后这一用语在欧洲史的领域风靡一时。

“Pax Tatarica”是“鞑靼治世”，“Pax Mongolica”是“蒙古治世”之意。有关“Pax Tatarica”一词，由于“鞑靼”与“地狱”的双重印象，此语将会变成意指“地狱之民”所带来的“和平”这样一个矛盾的讽刺。

但是，说是“鞑靼治世”或“蒙古治世”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实际上，蒙古帝国的历史被描写为在前半部分所进行的是给人类史带来灾难的蒙古侵略，在后半部分所带来的是欧亚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交流。我们对此又该如何下判断呢？

预先在脑海中准备好带有结论意味的评价，强行推销造语和印象，那是误解之源，只是扩大了混乱而已。

在历史上，不当的过低评价或曲解，抑或不尽于理的责难与定罪皆不妥。但是，虽说如此，过分的好评与美化，莫名其妙的赞美与颂扬也很可怕。因为那皆是过度深信，有其目的，有时也是一种明知故犯的谎言。

将现代的价值观或印象过度套用在过去，即使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解释，也只能让我们离真实存在的历史越来越远。

7 世界史与蒙古时代

不确切的体系论

最近，有某种观点席卷历史学领域，那就是名为“世界体系”的概念。

众所周知，这是美国的社会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起，并在其大著《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中详述的概念。在日本，这个概念由西洋史研究者川北稔引入并译成日文。

简要言之，此观点认为，十六世纪以降，直至世界完全成为一体的现代为止，地球上各地以西欧为中心逐渐被纳入一个“世界体系”，尽管这并非有意为之的结果，但世界确实是以一个整体来发挥作用的。

此观点的重点在于生产与流通。例如，在地球上各个地方，即使是农奴制或奴隶制大庄园，虽然其阶段或形式古老陈旧，但也应被视作资本主义世界体制中的“边境”，是基于欧洲分工体制“欧洲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来发挥作用的。那里提供了以生产为目的的种种原材料，这些物资被运送到欧洲，在当地被生产为制成品，其制成品进一步被运到各地销售。总而言之，以西欧的生产为顶点，地球上各地有看不见的手各自发挥作用，整个世界形成一体，环环相扣。

沃勒斯坦将其发端推至十五世纪末以来的“大航海时代”，将其至现代为止的“近代”视作这个体系形成、发展的过程。特别是认为在此过程中，西欧核心国家在十七世纪中叶有荷兰，十九世纪中叶有英国，然后至越战为止则是美国等为“霸权”所支撑的“霸权国家”出现。然后，在美国“霸权”衰退的现在，历时五百年的这个体系则呈现混乱状态。

这真是波澜壮阔的历史论述。将大量生产社会的出现置于进程中，以生产活动为纵线，将地球“世界化”，尽可能地使用所有历史资料，集其大成加以彻底阐述的魄力，对读者而言真的是有不容招架的压倒性魅力。

为沃勒斯坦此说而着迷的人有很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此无意对其加以反击，只是仍有几个察觉到的问题点。

他虽然以生产与流通为关键词，但相反若以消费为中心也还有别的体系存在，不是吗？

例如，根据其见解，十八世纪后半叶以降，对于宛如被定位在“欧洲世界经济”“边境”的清代中国而言，其实西欧制品不过是被从周边各地带过来的“粗劣物品”之一。财富与霸权，这种集中在生产与流通一方的西欧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在此未必是有效的。从亚洲角度来看，西欧中心的立场未免太过于武断。

而且，他所使用的资料在品质与可信度上也有问题。各领域的历史研究者，都是在各自的研究状况及阶段中从事工作的，因此资料不可能是均质的。特别是在亚洲史方面，令人遗憾的是，他的根据与理解相当缺乏，因此，论点一旦出了欧美就会变得相当混乱。

关于他的想法中最重要的地方，在此只举一个事例来论。他认为，“欧洲世界经济”出现以前，已存在数个“世界体系”，以此布下预防线；又说它们一定会从“世界经济”过渡到“世界帝国”，未演变成为“帝国”的“世界经济”，只有他所称颂的“欧洲世界经济”，他主张那里存在“近代世界体系”的优越性。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未经慎重考虑的见解。在他作为既有的事例所举出的中国，是首先有“世界帝国”（此一用语是否妥当，另当别论）存在，“经济”则一直是落后的。连超越小地区的中型规模的流通或经济状况，若无“帝国”的强制力，其实都没什么太大进展。“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秦汉帝国以来的政治权力是其最主要的原因，这是常识。更何况要形成“世界经济”这种规模，“世界经济”要先于“世界帝国”而存在，这实在是不可能的。

就其立论整体而言虽然可以这么说，但太过于形式主义了。对于一个个局面中历史的洞察，失之浅薄。特别是他连对东亚与中亚，甚至是对中东伊斯兰世界及俄罗斯方面，都欠缺基本的历史知识与认识。直率地说，亚洲史研究者从他的观点中只看到了生搬硬套的欧美型构想而已。这令人深切感到，历史研究中东方与西方的“裂缝”，果然在构想阶段就难以填补吗？要得到一个具有“世界”整体说服力的结论，仍是不易。

要想掌握亚洲史的全貌，本来今后就仍需要庞大的基础研究，恐怕连一百年也还不够。在目前的时间点上，欧洲姑且不论，要以全球的视野来总括亚洲全体，还是太过大胆。所以，就算是用电脑来收集整理，资料本身不充足还是会沦于模棱两可而无计可施的境地。而且，要直接采信并非亲眼所见原始出处的资料，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需要非常注意小心。

虽说如此，沃勒斯坦的想法无疑给欧美人士及站在西欧中心主义立场上的人带来勇气。他那宏大的整合化作业一出现，就有许多人为其所触发。其中的一个倾向，就是将类似“近代世界体系”那般的全球化“世界体系”视作更早以前就存在的主张。

以亚洲史而言，也有些人将伊斯兰的出现与隋唐帝国的形成联系起来，欲将之与欧洲史串联。从旁支撑这种想法的就是“丝绸之路”。对这些人来说，不存在“丝绸之路”究竟是否真正存在的问题。

无论由谁来看，最具有说服力的都会是蒙古时代。因为相当一大部分的欧亚大陆在当时被置于同一政权的统治下。“蒙古治世”是蒙古时代“世界体系论”“霸权国家论”的先驱者。当然，也有许多人开始主张十三到十四世纪才有“世界体系”存在。

沃勒斯坦也许会因此种主张感到困扰。在他的视野里头没有蒙古。就算是要从现在开始学习，有关蒙古时代应该使用的史料经典就达二十多国的语言，并且更重要的是，东西方专门研究者都想要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图像。再者，一旦蒙古时代已经有了全球性的“世界体系”，以西欧为优势的前提与目标就会瓦解。

有关最近这个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已经存在“世界体系”的主张，在此不打算深入讨论。只是，有关代表此种动向的某些欧美人的著作，笔者只能赞同美国的蒙古史专门研究者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的评价：“尽是一些虽然有趣，但只是搜集了充满扭曲事实与误解且毫无根据的材料，极为简单草率的作品。”

历史的假设怎么提出都无妨。那随时会被修正，再出现其他新的假说。

但是，最近的现成“世界体系论”，仍没有超出“随想”之境。责任与根据全推给专门的历史研究者，罗萨比的这一评价是很适当的。

一直以来有关蒙古时代史的研究，分有东与西两个集团。这是因为，虽然有关蒙古帝国及其时代的文献史料达二十多国语言，但其中尤以汉文与波斯文为双璧的两大史料群为大宗。

大致上，一方面欧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西方”研究者是以波斯文为中心的，主要处理了拉丁文等“西方史料”。另一方面，日本、中国的“东方”研究者，则以作为“东方史料”支柱的汉文史料为主。如此一种状况，可以说是“东”“西”的研究者，各自以其擅长的文献为据，长期进行的一种“国际分工”。

但是，其实两个集团的目标大不相同。因此，两者的差异之大，就算说是两个历史图像并立也不为过。这并不是说结合两者就能顺利了事的。

“东方”的研究，长期下来以极端地往“东方”，尤其是往中国倾斜的形式来进行。例如，以成吉思汗为中国史上人物的构想，亦属此类。他们将蒙古帝国史视作与中国史无太大差别的历史。

另外，“西方”的研究重视蒙古帝国往东西方的扩张。伊朗方面的“旭烈兀汗国”、西北欧亚的“钦察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等自不待言，尤其是与欧洲及埃及马木留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等的“国际关系”更容易成为话题。

照理说应该要以“东西大交流”将两者联结起来，但无论如何汉文史料与波斯文史料的隔阂真的是太大了。现在欧美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专家如英国的德·摩根（D.Morgan）说，要研究这个领域，“一定得先决定要基于哪一边写成的史料来进行研究”。这不单是语言或文字的问题，还由于两个文献群各自背负的巨大文化传统完全不同。

只不过，在日本方面，根据蒙古时代史与伊斯兰史研究泰斗本田实信所言，在以传统的东方史料为中心的基础上，自波斯文原典着手的历史研究也有所展开，两者间的史料鸿沟逐渐得到跨越。虽说如此，仍然存在以多种语言写成的庞大史料，它们分散于世界各地。可以充分想象得到，其中应还有许多未被发现者。

关于蒙古时代的研究，在全世界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积淀，在亚洲史研究里的质量是首屈一指的。然而即使如此，现在已经探明的事实仍只有一小部分。要翻越的有史料之墙与语言之墙，以及说不定远较前两者为大的意识之墙。事实的探求才刚要开始。

展望世界史的视角

沃勒斯坦将“近代世界体系”设定为自十五世纪末开始。那是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西欧以“大航海时代”为开端，开始走向大海，而“世界”由此才成为“世界”。

新大陆确实是主要借助欧洲势力才开始与欧亚及非洲联结起来的，这在“人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只是，如果欧亚之间也要以这种看法来简单下定论的话，当然会出现异议。例如，有一种意见认为，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发现”印度洋航路，只不过是利用了阿拉伯海上势力所开辟出来的航路。此外，有关欧洲的海上支配也是如此，在虽然未经特别的组织化，但已经有相当多既有竞争对手的亚洲方面，葡萄牙也好，日斯巴尼亚（España，即西班牙以拉丁语发音的音译名称）也好，甚至是荷兰、英国也好，一直到十八世纪为止，其实都没有像他们所自夸的那般，有什么太大的突破。就算如此，“大航海时代”在“人类史”上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这是没有疑问的。

那么，接下来人们当然会问：不仅限于沃勒斯坦，一直以来所有的西欧中心史观对于在事实上叫人束手无策的“大航海时代”以前的漫长历史，究竟有何评价？

先前所述的七至八世纪的“世界体系”说或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论，姑且不论其是否恰当及有无根据，它之所以会被歌颂，在心理因素及历史背景上都是有相当理由的。

一直以来，西欧中心主义的“世界史”似乎都断言世界在“大航海时代”前分有几个“文明圈”，彼此之间虽然多少有过交流，但基础上是几近孤立的。

的确，就算在某个“文明圈”发生的历史现象实际上与其他“文明圈”是有交流的，或者说完全就是在相互的连锁效应下发生的，但因为现实中难以形成跨越多个“文明圈”的文献与视点，这成为一道阻隔的壁垒，最终在结论上就不得不停留在各自的“文明圈”框架中处理。

作为其结果，我们就很难确定什么情况是共通的，或是特殊的。

然而，在长期以来作为人类活动主要舞台的欧亚历史上，作为一个极为罕见的例外，有一朵覆盖欧亚中央区域的史料之云可以化晴，可以让人们从文献上以一个整合性视野来眺望东西方世界的时代。那就是蒙古时代。

只要愿意寻求，就可以得到确切的证据。并且，一个可以跨越想追求的史料及语言壁垒的状况，目前正要逐渐出现。当此成就之时，我们就能够在真正的意义上得到一个与西欧中心史观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史”的真实面貌。

不过，这条路本来就很漫长。这趟旅程必须跨越世代与国界长期持续，恐怕会成为一趟以文献为主要线索，几乎要闭关于书房的跨越时空回到过去的内在之旅。

本书不过是个人在遥远旅途的入口前徘徊、踌躇的一个小小尝试。这本来就完全是一个假设的提出，并非要性急地提出结论——那本来就是不可能的。

本书想提出的是有关蒙古时代这个在“世界史”“人类史”上具有显著及特别意义的“时代”，一些既非责难亦非称赞，而“至少是不得不这么想”的事项。本书之所以要在截至目前的部分中，针对一直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多数以“定论”“常识”为名的误解稍微提出一点点的异议，也是基于这个理由。

在接下来的部分里，本书想要谈论的是，在有关蒙古想要创造的这个国家与经济体系的问题上，一些小小的己见。这是关于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所构想的世界国家“大元汗国”，以及以其为中心，为前所未有的世界通商圈所包覆的欧亚世界的假说。

＊日文原文版凡例说明

在欧亚中央地带营生的游牧民及其社会、国家里，其集团的首长以突厥蒙古语称作“汗”（Qan/カン），至于众多君长之上的至高存在则称为“可汗”（Qa’an/カガン、カアン）。蒙古帝国的领导者自第二代皇帝窝阔台（Ögödei）起就自称“可汗”，至于帝国结构中其他汗国的君长则仅称“汗”。要言之，蒙古帝国是由一位可汗下属的多位汗率领的双重结构多元复合体。

此外，过去常有研究者对“可汗”（Qa’an）与“汗”（Qan）的差异与使用方式未能充分理解的现象，就将之全以“汗”（Han/ハン）等来记载。并且，“カ”（Q）与“ハ”（H）的不同主要是来自日文记载的局限。真正的原音是介于“Q”与“H”之间，因时代与地区而异，但一般认为在蒙古时代其发音较近于“Q”。本书日文原文版之所以将在日本常记载作“フビライ”（忽必烈）、“ハイドゥ”（海都）的人名，以“クビライ”（忽必烈）、“カイドゥ”（海都）来记载，也是由于认为如此一来较接近当时的发音。

第二部 世界史的大转向

8 改变世界史的那一年

阿音札鲁特战役

一二六○年，是改变了世界史的一年。

自成吉思汗统一高原的一二○六年起，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个成吉思汗孙辈的世代，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被纳入蒙古版图。

此时掌权的是第四代蒙古皇帝蒙哥（Möngke）。他是成吉思汗幺子拖雷（Tului）的长男，在一二四九年及一二五一年为推戴与即位而召开的两次库力台大会中，排除反对派的力量登上帝位。他紧接着下令启动帝国全境的人口调查与户籍再调查；另外，也规划了东西方的两场大型军事作战。

然后，就在一二六○年，欧亚大陆的东西侧，有两件大事几乎同时发生。

在西方，蒙古西征军队击垮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Abbāsīya）哈里发，往叙利亚进攻。主将是皇帝蒙哥的五弟旭烈兀（Hülegü）。他虽说排行第五，但在父亲拖雷的正室——其贤惠聪明享誉帝国全境的唆鲁禾帖尼（Sorkhokhtani Bekhi）所生四名男子中则排行第三。位于其上的胞兄是忽必烈，其下的胞弟则是阿里不哥（Ariq Böke）。

大可汗家族族谱略图

（①～⑤为大可汗继承者）

以蒙哥为首的这四名嫡出兄弟，一致团结地想为帝国干一番新的大事业。阿拔斯王朝第三十七代哈里发穆斯台绥木（Al-Musta’sim）虽然打从心底畏惧旭烈兀所率领的蒙古军到来，但作为这片土地上的伊斯兰教“信徒首领”，他仍要使尽气力虚张声势。他在遭到灭亡前曾几度与旭烈兀交换外交书信，将当时的蒙古形容为“兄弟们”所领导的国家，而“兄弟们”指的就是蒙哥四兄弟。蒙哥之名，在蒙古语中意指“永远、恒久、长寿”。只不过，他却没能获得永恒的权力。

旭烈兀进入北叙利亚，攻下据点城市时，传来了长兄蒙哥驾崩的消息。旭烈兀立刻决定班师回朝。当时出身乃蛮族（Nayman）的怯的不花（Kitbuqa）率领一万二千名先锋部队，和已经纳入蒙古麾下的穆斯林势力及来自“十字军”国家的部队一同包围了大马士革（Dimashq）。旭烈兀命令怯的不花留下，为了返回遥远的蒙古本土，踏上了前往伊朗西北的旅程。一般认为当时旭烈兀胸中怀着争取帝位的雄心。

埃及十年前就成立了马木留克王朝，这是一个由奴隶兵所组成的政权。以开罗为首都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在一二五○年以马木留克军团势力击破了入侵埃及的法兰西圣路易所率领的“十字军”，并且俘虏圣路易。其后，马木留克这一军事集团立刻发动军事政变，掌握了政权。有关马木留克王朝的详细资料，请参考佐藤次高先生的研究。

当时，在开罗的是已即位成为马木留克王朝第四代苏丹的忽秃思（Qu uz）。此外，将成为其后继者的拜巴尔（Baybars），虽然在成功捕获圣路易的行动中是核心人物，但其后反而遭到猜忌，在叙利亚卧薪尝胆了数年后，由于蒙古来袭的这个紧急情势，才得到再度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攻下大马士革后的怯的不花并未休兵，而是顺势继续南下。马木留克军队也为了迎击而北上。其时为一二六○年九月三日。

两军会战之地是巴勒斯坦的伯善（Beisan）与纳布卢斯（Nablus）之间。阿拉伯语将流经此处的小股水流的上游称作“阿音札鲁特”（‘Ayn Jālūt），意为“歌利亚之泉”。

马木留克军队在会战中意外获胜，蒙古军惨遭落败。据说，被认为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中国古代称作“景教”）教徒的蒙军大将怯的不花，或在混战中战死，或在成为俘虏后遭到杀害，无论其是如何牺牲的，他在死前都吐露着自己对主人旭烈兀的忠诚。失去主将的蒙古军全军溃散，就连本已占领的地区也接连失守，终至撤离叙利亚。

战役之后

有种说法是阿音札鲁特一带为淤泥所覆，所以蒙古军无法自如地发挥实力，不得已下马而战。但是，那是否真的成为败因？真伪未明。

蒙古军队被称作“骑马军团”，但也时常下马战斗。长距离移动的机动性即“脚的长度”，与在战场上骑马的效果即“脚的速度”，未必是相同的。在此情况下，马木留克军队也是骑马军团。所以，如果说他们是因淤泥而受到阻碍，那么对马木留克军来说也是一样的。

有一个原因是，怯的不花所率领的蒙古军队已经筋疲力尽。一二五三年，他们比旭烈兀主力军自蒙古本土出发的时间提前一年多，就先行来到当地，且自那时起就持续在前线战斗。他们在移动与战斗中无疑是疲惫困顿的。

而且，怯的不花又犯了很大的错误。既然旭烈兀主力军队已经离开，那么就应该按兵不动，专心致力于保住叙利亚才对。在完全没有后援军队的情况下，进兵至不熟悉的敌阵中，本身就是一大失策。因此，连一度归顺蒙古的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势力都被卷入危机，终于种下无法永远确保叙利亚的祸根。并且，他在战略部署上也过于拙劣。

但是，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埃及的马木留克军团过于强大，这是胜过所有决定因素的第一理由。首先，在双方所留下的文献记录中彼此兵力数量相差了一位数，恐怕马木留克军团还更多。加之马木留克军团的士兵大多数是故乡位于西北欧亚大陆的突厥系人。

要言之，由突厥系骑马战士所组成的马木留克军团，与怯的不花所率领的蒙古军队相当类似。一方是连战连胜后疲惫不堪，战线也拉得过长的蒙古军队；另一方是战备、补给充足，为了保卫埃及与伊斯兰战意十足的马木留克军团。两方在离埃及不远的巴勒斯坦正面冲突，结果是蒙古败北。

这场会战就其本身的规模而言并不大，类似规模的会战还有很多。但是，它在历史上的影响与意义却非常大。

首先，看似已被逼至毁灭深渊的伊斯兰世界，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马木留克在埃及国内是异邦人的军事政权。自掌握实权十年以来，同党间的内讧与权力斗争甚盛，当时世间皆认为此一政权无法长期维持。

但是，此刻马木留克已成为伊斯兰与埃及的救世主。他们在埃及民众的欢呼中胜利回到开罗，其后又成为挡在蒙古前方的强固壁垒，遏制了其西进。

姑且不论其失败的理由及当时的状况，曾被认为是无往不胜的蒙古军队确实在众人眼前溃败了，这对蒙古造成的打击无法估量。蒙古一直以来刻意放出杀戮与破坏的传言，将自身营造成一支极其恐怖的无敌军队。“恐怖战略”已经不再起作用了，人们都了解到了蒙古的实际面貌。

一二○六年蒙古国家出现以来，蒙古所塑造出来的长达半世纪以上的“恐怖时代”，此刻差不多在欧亚大陆的西半边落幕了。自那以来由于蒙古本身的多极化，像此时这样的大西征就再也不可能了。

对蒙古而言，无法借由陆上的路径，将叙利亚、埃及以西的区域置于直接影响下。借由军事力量联结“西方世界”的梦想最终没能实现。但是，这样一个新局势，成了令其后在东方建设新型“大可汗汗国”的忽必烈构思另外一个“世界政策”不可忽视的条件。那就是不只是陆地，也通过海洋，不凭借武力而是借由通商来形成所谓“欧亚交易圈”的构想。

两个蒙古汗国的对立

自阿勒坡（Alab）班师回朝的旭烈兀主力部队，已经折返至阿音札鲁特。就在那时，传来了排行其上的兄长忽必烈即位的消息。旭烈兀决定留在伊朗自行独立。历史上的旭烈兀汗国就在此成立。

其疆域在其后虽然多少有所变动，但基本上是东至阿姆河（Amu）西达安纳托利亚高原（Anatolia）为止。这虽然不及古代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但几可与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的疆域匹敌。伊朗借着蒙古的力量，再度重拾萨珊王朝灭亡以来历经数百年失去的“伊朗之地”（Iran Zamin）的理念与现实。

然而，在此又出现了新的政治问题。旭烈兀拥有西征军的主力，他顺势在伊朗之地自立的态势明朗后，与盘踞高加索山脉北方的钦察汗国对峙的紧张局面骤然加剧。原来在旭烈兀西征时提供一部分军队的钦察一族，将伊朗视作蒙古帝室的共有物，特别想要取得伊朗西北地区。但是，广布着丰沃草原的阿音札鲁特对旭烈兀汗国而言是“要害之地”，也就是心脏地带。两个蒙古汗国的对立是命中注定的。

蒙古同胞内部形成的南北对立，对于在阿音札鲁特之战后杀害忽秃思，成为埃及马木留克王朝新主人的拜巴尔而言，是绝佳的外交环境。他一方面收编自旭烈兀脱逃出来的钦察家军队，另一方面也通过海路，谋求与窝瓦河畔的“黄金斡尔朵”接触。

十三世纪六十年代的欧亚大陆

陆路已被旭烈兀截断，而位置相当于海上路径“咽喉要冲”的君士坦丁堡，在一二○四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成立了拉丁帝国（Latin Empire），它对伊斯兰的马木留克王朝而言则是敌人。然而，这个地方也于一二六一年发生变化，拜占庭帝国的巴列奥略王朝（Palaeologan dynasty）在尼西亚（Nicaea）复活了。其名完完全全就是“罗马帝国”，这个弱小却坚韧的拜占庭国家“皇帝”，一方面提防来自东方旭烈兀汗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不情愿地允许窝瓦河与尼罗河的交涉团通过。那是自钦察汗国君主别儿哥（Berke）处出发的使节船队，他们经过黑海、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爱琴海、地中海抵达埃及，这样以旭烈兀汗国为共同“敌人”的两者形成同盟关系。

这个同盟得以迅速实现的背景，除政治环境之外，还有两个理由。首先，别儿哥作为一位蒙古君主，几乎是第一位热衷于伊斯兰信仰的人物。这使拜巴尔很容易创造出以旭烈兀为“伊斯兰之敌”的大义名分。当时的旭烈兀几乎不带有伊斯兰色彩。旭烈兀汗国明确开始向伊斯兰国家发展，要等到一二九五年合赞（Ghazan qaγan）成为第七代君主以后。

另一个理由是，钦察汗国和马木留克王朝其实很相似。钦察汗国在拔都（Batu）西征后茁壮地发展，囊括了以当时的国际语波斯语来说“Dasht-i Qipchāq”即“克普恰克草原”的西北欧亚大草原以及当地居民突厥系克普恰克族大集团。从实际情况来看，钦察家的蒙古族可以说是被吞进了克普恰克族的大浪里。

钦察汗国在语言及人种方面都急速地突厥化。之所以会将钦察汗国俗称作“克普恰克汗国”，也是源自其主要居住地与居民的名称。

然后，埃及的马木留克一族从广义来讲大多数出身于“克普恰克草原”。原来，拜巴尔自身是出身于库曼族（Cuman）即克普恰克族。他在少年时代被应该是拔都西征军之一的蒙古军队所掳，经由奴隶商人之手，辗转来到大马士革与埃及。要言之，这个窝瓦—尼罗同盟，带着浓厚的伊斯兰色彩与克普恰克色彩。由于此一同盟，被南北夹击的旭烈兀汗国，还要向欧洲基督教世界寻求友好关系，甚至还提出向叙利亚及埃及共同出兵的建议。如果这真的实现，在蒙古时代闭幕的“十字军”历史或许还会再加上几页篇章。

如此，欧亚西半边一举迎来了政治多极化的时代。早自“十字军”全盛期开始，觊觎东方的欧洲君主、王侯就为了自身的财富与权力，更加蠢蠢欲动。威尼斯、热那亚（Genova）等意大利海上商贸城邦国家也巧妙地利用此一形势活跃起来。与此相反，在“蒙古恐怖”的时代，唯一能够团结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罗马教皇，曾通过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使权力达至顶峰，却在此时急速地失去权威，在十四世纪初期迎来了“大分裂时代”。

“国际政治时代”真真正正来临了。如此，以阿音札鲁特之战为界，当地的政局发生大转变，欧亚大陆在其西侧率先进入了新的时代。

蒙哥的猝死

另外一边，一二六○年成为东方一系列大变动的高潮节点，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整个欧亚世界卷入其中。

一二五九年八月，南宋亲征中的蒙古皇帝蒙哥在酷暑中猝死于最前线的四川阵营。根据拉施特·哀丁（Rashid-al-Din）的《史集》所述，那是因为“瓦巴”袭击了蒙哥亲征部队。所谓的“瓦巴”在阿拉伯语、波斯语里指的就是“疾病”“霍乱”等。

此时，蒙哥直属部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瓦巴”而倒下。例如，在王室方面察合台家族的权威人士喀答古赤·薛禅（Qadaqchi Sechen）就是如此。

四川湿气很重，每至夏季便闷热难耐。在蒙哥远征军阵中发生了某种传染病，那应该是事实。只不过，已无法确定那是现在所说的霍乱还是痢疾。

亦有人称那是十四世纪侵袭欧亚大陆西部的所谓“鼠疫”或“黑死病”。自然不能完全否定其可能性，但就目前可以使用的文献而言，尚无可以佐证的史料。

又有一说指蒙哥身负“箭伤”而亡。由于蒙哥太过靠近钓鱼山的要害城塞，故遭到据守的南宋士兵狙击。现在的四川尚留有相传蒙哥疗愈箭伤的场所。不过，中国向来都不乏这种传诵在地因缘的故事。

反正，那都是人所创造、书写的历史。其真伪自然无法分辨。但是，自古以来位于权力顶点者，特别是在最前线突然撒手人寰的异常事态，无论如何都会有我们无法了解的谜团。尤其是蒙哥的猝死，其生后立即发生的变动过于巨大，而且对于其继任者忽必烈而言又过于幸运，因此，其死亡的真正原因当然成为千古之谜而流传。

无论如何，蒙古帝国在“敌营”面前失去了掌握偌大疆域唯一的一名大可汗。蒙哥生前一直致力于通过稍显强制的做法与领导能力，挽回蒙古一度松懈的统治。正因如此，事到如今帝国反而更迎来了可能一举瓦解的危机。

接着，翌年，即一二六○年，成为整个蒙古帝国内部激烈震荡、动乱不断的一年。

在这个动乱中，忽必烈崭露头角，为世界与帝国开启了新的时代，只是其每一步都伴随着战乱动荡。

蒙哥逝世时（一二五九年）的蒙古帝国

最重要的原因是，那时他和兄长蒙哥不和，一度被解除了经略东方的重责大任。其后，两人在表面上达成和解，忽必烈于一二五八年才以东路军的主将身份再度被起用。

两人不和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些实在是根深蒂固，而且使蒙古的走向与世界的命运最终发生了无法挽回的改变。我们在这里必须稍微回溯后再加以讨论。

9 忽必烈营帐

忽必烈的课题

一二五一年兄长的政权正式成立后，忽必烈就被兄长任命负责蒙古本土以南辽阔的东方地区。忽必烈在翌月就立刻在离中原地区不远的内蒙古某草原设置本营。那里被称作“金莲川”，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隅。

对忽必烈而言，蒙古东方的政治课题有些复杂，应该实现的目标有很多。首先是南部的大国南宋，以及云南高原的大理国或其周边被唤为“羌”的几个集团。在云南东侧有一汉字写作罗氏鬼国的高原地带。此地在蒙古语中发音作“奇头叩尔”，意即“鬼之国”，位置相当于现在的贵州省。“鬼”与“贵”，在汉语中发音相同，在明代中国的本土化开展时，被美化改成了“贵州”。

还有越南的大越国，当时为陈朝。另外，云南高原南方相当于现在缅甸北部的缅国与越南南部的占城王国等，或许也已经进入其视野。窝阔台时代置有军队，其后与蒙古若即若离保持暧昧关系的“乌斯藏”即西藏等，当时应该都有厘清其归属的必要。

并且，在这个时间点上，尚不知高丽国是否已被划入忽必烈的管辖范围。更何况，他关于日本国又是如何考虑的，也完全没有线索。

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最大的目标都是南宋国。那是一个光看正式的政府人口登记数字就达两千八百万之多的大国。之所以说“正式”，是因为一般认为还有相当数量的未登记人口。南宋拥有当时称作“临安”的首都杭州，其富庶与文化程度在欧亚大陆上应该都是首屈一指的，城市规模和发展程度也无出其右。关于此时的欧洲对蒙古而言是不是一个无论如何都具有魅力的地方有许多疑问。相反，江南的富庶无疑令蒙古向往不已。至此，蒙古已经几度断断续续地朝南宋国展开攻势。对忽必烈而言，南宋国的征服可说是最重要的任务。

但是，如后所述，南宋所在的江南，遍布大河与湖泊。再加上华北与江南之间又有许多几乎无人居住的“空白壁垒”。因此要从华北堂堂正正地对江南进行正面攻击，是极为困难的。

混沌的东方

将眼光转向“内部”，这里也存在许多课题。首先，忽必烈旗下的东方蒙古人，个个都是有复杂背景的成员。

时值蒙古建国四十五年后，成吉思汗时代金国的中都（位于现在的北京西南）落入蒙古手中已有三十六年。此外，窝阔台时代金朝终亡于黄河南端之地，作为其战后处理的一环而进行的包含黄河以北地区在内的正式户籍的登记与制作也已经过了十六年。

经过了如此几个阶段所累积下来的权威及权益，复杂纠结的人脉与金钱联系，凡此种种，在未经整理、依然混沌的情况下，一股脑儿地扔到了忽必烈的眼前。

自成吉思汗以来，立于蒙古东方顶点的，是成吉思汗三个胞弟所属的王族及其汗国，即以其次弟拙赤·合撒儿（Jo’chi Hasar）、三弟合赤温（Qači’un）以及幺弟铁木哥·斡赤斤（Temüge Odčigin）为始祖的三个王族。

起初，由成吉思汗所赐予的蒙古牧民战士人数为合撒儿家一千名，合赤温家三千名，斡赤斤家八千名。不过，那是汗国创建时的人数，当然会因其后的自然增加与蒙古自身扩大所伴随而来的各汗国的膨胀，各自属民的数量也急速增加。

他们游牧的主要领地限于蒙古高原东边的兴安岭一带。在成吉思汗建国时期，东方也就是面朝南方时的左边，因此，这三位弟弟的汗国合称为左翼诸王或是“东方三王族”。

东方三王族谱系略图

与此相对的右翼诸王，或称“西方三王族”则是成吉思汗的三位嫡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的汗国。他们的所在地起初限于高原以西的阿尔泰山（Altai Mountains）一带，各自拥有四千名牧民骑士。其后版图又往西方大幅拓展。

蒙哥及忽必烈的父亲拖雷，则以蒙古传统上幺子继承的惯例，与成吉思汗一同掌管着统率东西六个汗国的巨大的中央汗国。其所属的牧民战士人数计十万五千名。

其后所有蒙古国家的源头在当时如鹤大大伸展两只翅膀一般，分为左、中、右向东西方向展开。据拉施特·哀丁的《史集》记载，那些牧民战士们合计十二万九千名。这“东方三王族”与西方的三个汗国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征，那就是幺弟斡赤斤的汗国异常地大。因此，这三个汗国以斡赤斤王族为盟主，时常采取一致行动。

将左右两翼各三个汗国的牧民战士分别合计，起初东西两边至少都各自有一万二千名。很显然，这是成吉思汗考虑到蒙古国家东西势力均衡的结果。但是，察看其各自细项，西方的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汗国，每一个都是平等的四千名，东方三王族则有所不同，其全体的三分之二属于斡赤斤家。其势力天平上的不同，大大地改变了东西两边一族汗国的群组在其后的发展，终于也让历史的洪流得以改道。

一二五一年，在蒙古东方要冲的“金莲川”草原上，对于仅带着少数部众及一群策士就进驻当地的忽必烈而言，最重要的内在课题就是与一族汗国中拥有最大势力的东方巨藩斡赤斤家的关系。

别说是“上下归属”关系，就连他们是否会老老实实地与自己合作都不清楚。只要能够发展为合作关系，忽必烈就已经没有怨言了。斡赤斤家的动向应该就意味着整个东方三王族的动向。

当时，东方三王族的势力圈远远跨过兴安岭，几乎覆盖了满洲[1]全境。他们在高丽北境也保有权益，被称为燕京的中都东郊平州一带及山东沿岸区域也为其领有。也就是说，能否成事皆取决于与斡赤斤家的协调。

此外，在东方三王族之下，有一群在蒙古左翼中具有势力、被称作“五投下”的五个军事集团。他们的中心是札剌亦儿（Jǎalayir）国王家族。在成吉思汗西征时，他将中国方面托付予札剌亦儿族的股肱之臣木华黎（Muquli）代管，并于其下配置以“五投下”为主的军团。“五投下”的其余四个，是成吉思汗的正妃孛儿帖（Börte）的老家弘吉剌（Onggirad）驸马家、成吉思汗的妹妹与女儿相继出嫁的亦乞烈（Ikires），然后是成吉思汗在苦战时代，特别是在与克烈族（Kereyid）霸者王汗（Ong Qan）的战争中打前锋的盟友兀鲁兀族（Urud）与忙兀族（Mangγud）。他们在成吉思汗令下，与木华黎的札剌亦儿国王家一同在蒙金战争结束后，移封至蒙古高原的东南、华北正北区域，形成了大型的游牧领地。

甚至，在“五投下”之下，还存在既是蒙古又非蒙古的契丹军团。其首领是曾为成吉思汗最高层的谋士、军事参谋的耶律阿海与耶律秃花兄弟的家系。耶律阿海家掌控撒马尔罕（Samarqand）与中都，耶律秃花家掌控相当于过去的长安的京兆。此外，契丹系的军团也有几支在中国北方拥有根据地与势力圈。其中，以石抹明安与石抹也先为创始者的两个家系也具有一定的势力。

在更下一层，还有在华北各地自然出现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当地武装集团。他们其中有许多与蒙古的分权势力各自保有关系，以蒙古的权力为后盾，具有管理、支配当地人们的“承包人”性质。尤其在金朝灭亡后，他们在蒙古政权的方针下进一步整顿统合。东平的严氏、益都的李氏、济南的张氏、真定的史氏、保定的张氏等，是其代表势力。这些区域势力的军阀化色彩逐渐加重。

如此，蒙古东方掺杂着种种势力，处于最为混沌的时期。环顾整个蒙古疆域，虽说在各地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现象，但东方的混乱尤其严重。忽必烈来到的就是处于这样状态的东方。

为何是金莲川？

忽必烈选择金莲川草原作为经营东方的本营根据地是有原因的。那一带是札剌亦儿国王家族及兀鲁兀部族的游牧地。忽必烈名副其实地凌驾于札剌亦儿国王家族之上。不过，原因不只是如此而已。

回顾历史，在一一一五年以后的金朝时代，那一带有两座城市，名为桓州及抚州。因此，金莲川一带的草原也被称作“桓抚之间”。上述的耶律阿海、耶律秃花兄弟之父，是这个草原城市桓州的长官。石抹明安也是桓州的人。对于金朝时代被部署在内蒙古一带的契丹系诸军团而言，金莲川一带正是处于地势要塞上的草原，而桓州与抚州则是在战略及补给上有重要意义的城市。

然而，“桓抚之间”对金朝自身而言也不只是边境的草原，反而还是最重要的土地。

当夏季来临，金王室就离开酷热的中都及其周边，来到大约相隔三百公里的干燥高地。宫廷、政府中相当数量的人员及兵员甚多的近卫军团，也追随着皇帝大举前来。为此而设的离宫与屯营地，遍布在草原各处。

那里一方面是王室的避暑地，另一方面也是近卫军牧养大量马群，尤其是大型战马的夏季营地。放眼望去，草原一带尽是王室与近卫军的专用官有牧场。

要言之，金朝在冬季巡行中都，夏季巡行“桓抚之间”。在夏季，此一休养地是“首都”。只是，这个首都不是“点”，而是“面”。

不只是金朝如此，再往前回溯，契丹辽朝时也几乎是一样的。在辽代，这片草原也是辽王室重要的巡行地，广布着官有牧场。关于这一点，还需稍加说明。

契丹辽帝国的首都是上京临潢府，位于比这个草原更北方的西拉木伦河（Šira Mören）北畔。所谓的西拉木伦河，意即“黄色之河”，因此，在汉语里也译作“潢水”或“潢河”。该城市面向潢水，故称作临潢府。

但是，上京临潢府大概是名义上的首都，象征意义较大。如果说契丹帝国只停留在纯粹游牧契丹族政权的话，作为草原首都的上京临潢府或许就足够了。因为西拉木伦河一带，对于因耶律阿保机才完成大统合的契丹族而言，是“祖宗发迹之地”。

然而，契丹帝国不是如此。他们连续压制五代、宋等华北政权，领有所谓的“燕云十六州”，又以“岁币”之名，让宋朝每年缴纳银绢，以此作为换取和平的代价。契丹向东吸收渤海国，占领了以肥沃的辽宁平原为主的满洲全境。

契丹辽帝国是当时东亚最强大的国家。组成群体很多，除契丹族外，还有汉族、渤海遗民、渤海以外的女真族、朝鲜族，以及高原的突厥蒙古系的人们。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游牧、畜牧、农耕、狩猎到从事各种商工业，辽帝国是内涵丰富、地域广大的多种族国家。在东方的高丽、南方的宋朝治下，有各种物资、商品，通过以天山与甘州两个畏兀儿通商国家为首的各地商队，从西方分别来到这里。因此，光靠上京临潢府是无法支持一切的。所以辽以区域为单位另置四个副都，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南京析津府，它位于中国本土东北部，也就是所谓的“燕”地。因为它位于契丹帝国统治范围内的最南方，所以称作南京。

南京析津府在事实上承担了大半以上的首都功能，成为契丹帝国的正门玄关。契丹王室也频繁到此，然后一到夏季，就立刻前往北方的草原地带，即当时被称作“旺国崖”“炭山”的地方，那里到了金代就被称作“桓抚之间”。并且，辽朝以降，作为东亚首屈一指的国际都市而崭露头角的南京析津府，正是金朝的中都。

一种印象

反过来说，金朝帝国也并非一开始就将中都视作首都的，起初他们是以“祖宗之地”——满洲北部松花江流域的上京会宁府作为首都的。不过，后来就和契丹帝国的情况一样，有所改变。

起初，金把宋往南驱赶后，在华北之地先拥立名叫张邦昌的人建立楚国，后又支持名为刘予的汉人建立齐国等傀儡国家。但是，在最后击溃它们之后，金朝不得不直接统治北起黑龙江南至淮水的广大区域。

就算是再怎么想要主张女真族的本族主义和本地主义，要从北方偏僻之地上京会宁府统辖所有国土，终究是不可能的。所以，将首都移至位于南北疆域正中位置，自契丹辽帝国以来就具有准首都传统及积累的析津府，并将其改名称作中都大兴府，是很自然的发展。

如此，“燕”地之都“燕京”，也就是中都，虽然时有间隔，但实则已拥有长达三百年以上作为准首都及首都的长久历史。而且，当时中都还和“桓抚之间”的草原一起配合使用，这有很大的意义。

本来，成吉思汗在侵略金国五年之久时，正是将大本营置于“桓抚之间”以及周边地区的。接着，获委任统治东方的木华黎国王家族，在长达四代的时间里也一直驻营于此。此间，成为蒙古经营东方之据点城市者，无非就是燕京中都。

燕京地区和桓抚地区这种合为一体的状况，完全没有改变。只不过，蒙古是将这种基本模式用于“南进”。

忽必烈之所以会进入相当于“桓抚之间”的金莲川，就是因为如此长久的历史背景。他会选择金莲川，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明确意图的。

乍见之下，忽必烈本身及其军团仿佛无法完全离开蒙古高原，卡在其东南端的草原上。但是，其实那里距离东亚数一数二的政治要冲中都很近，两地彼此处于一种密切的关系中。那里是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接壤地区，在地势上是连接两个世界的要地，历史非常悠久。所以，他的构想是，首先将金莲川一带作为游牧军事基地，从那里牵制政治基地中都，进而将两地作为核心地区以支配东方全境。

这是忽必烈对其赴任地即蒙古东方所做的第一个选择。我们不得不说，忽必烈在做出将金莲川作为经营东方作战基地的选择时，其胸中已经有一个清晰的规划。

[1] 指今中国东北，下同。——编者注

10 忽必烈与他的策士

蒙古左翼集团

对于在兄长蒙哥即位典礼及其后接受东方委任命令的翌月就火速赶至金莲川的忽必烈来说，首先必须着手的是“建立组织”。

他与札剌亦儿国王家族之间，或许早就取得默契、达成共识，要不然就无法将军队进驻金莲川这个游牧地。

历史上认为，在这个札剌亦儿国王家中，第四代速浑察的后继者忽林池（Qurmuši）是无能的。原本是由于其弟乃燕（Nayan）的强烈拒绝，蒙哥才放弃了指名有能力的乃燕，以乃燕辅佐为条件，认可由忽林池继位。至少史料上是这么解释的。

忽林池是否真的无能，并不清楚。但是，其后忽林池作为一位札剌亦儿国王非常努力，在稍后发生的帝国大动乱中，也与忽必烈站在一起，在紧急关头必定出面。然而，他从不高调张扬。

比较显眼的是速浑察的弟弟霸都鲁（Ba’atur）。他成了忽必烈的参谋，并且不只是单纯的参谋，而且是最高阶的副将，是股肱之臣。历史上也认为，向忽必烈进言“燕云之地”即中都地区到大同一带的游牧与农耕两个世界相接之处应为帝都地点者，就是霸都鲁。据说这是他对于在哈拉和林（Qaraqorum）的现任皇帝蒙哥将帝都设置在中亚河中地区的构想的批判。

姑且不论他究竟与“燕云”帝都提案是否有关系，但如果没有霸都鲁，就没有进驻金莲川一事。这是因为霸都鲁相当于札剌亦儿王族现任君长的叔父，不只是其监护人，也是忽必烈的姻亲兄弟。

忽必烈的正妻察必（Čabui）是成吉思汗正后孛儿帖出身的弘吉剌驸马家的女儿。她的一位姐姐帖木仑其实就是霸都鲁的夫人。并且，这样的连带关系中还存在另一位更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察必与帖木仑的胞兄，弘吉剌驸马家的现任首领斡陈。也就是说，忽必烈拥有一位代表帝国最高姻亲集团的族长，以及一位在帝国东方占首要位置的系谱集团的事实首领，这两位实力雄厚的人物的支持是忽必烈很大的优势。并且，这或许就是蒙哥将东方委予忽必烈的最大理由。

斡陈所率领的弘吉剌驸马家游牧领有地，位于金莲川草原正北方，以湖水为中心，面积广大。要言之，忽必烈是在霸都鲁与斡陈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内建立起了大本营。

在靠近弘吉剌领地的东南方，是亦乞烈驸马家的游牧领有地。而剩下的忙兀族长家的游牧地位于何处？从目前可以掌握到的史料里无法得出结论。但是，忙兀族和兀鲁兀族集团是成对的，所以其领地恐怕也离金莲川不远。

忽必烈的金莲川营帐是在五投下的全面支持下设立的。在那以后，五投下所有家族的领袖就成为一体，拥戴忽必烈，尽忠献身地奋斗。五投下将未来赌在忽必烈身上，并且几乎完美地成功了。

显然，五投下从一开始就完全和忽必烈一体化，当然是因为代表五投下的两大势力札剌亦儿国王家及弘吉剌驸马家的意向早就确立了。坦白而言，甚至应该说是五投下集团主动地邀请、拉拢忽必烈将营帐设在自身根据地，大大方方地驻扎在最核心的位置上。

当时，身为五投下盟主，自始以来就在蒙古东方有特别权益，处在微妙立场上的札剌亦儿国王家，献上一切向新的权力者忽必烈臣服一事影响很大。这不仅对五投下，而且给其他东方诸多势力带来的影响也是无以估量的。契丹系诸军团也好，汉人军阀也好，由于他们直接效忠的主人是札剌亦儿国王家，所以也等于一齐归顺了忽必烈。几乎没有任何一人不服气，这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没有大量的调整和斡旋，实在是不可能实现的。

札剌亦儿国王家是真正将赌注下在了忽必烈身上，其目的是摆脱本不该有的衰落的命运。而其赌注的王牌就是忽必烈的连襟霸都鲁。

只是，究竟是因为霸都鲁本人在札剌亦儿国王家内部本来就确实拥有实力呢，还是在札剌亦儿国王家的总体意志下，霸都鲁作为集团复兴与家族重振的舵手，被推上台面送到忽必烈身边的呢？这已经超过目前史料能解释的范围了。虽说如此，从结果来看的话，木华黎家族漂亮地达成了复兴。只不过，通过这个复兴，与其说是国王家族，不如说是霸都鲁家族站上了荣华的顶点。

作为其结果，忽必烈的金莲川营帐在运作之初就拥有极为强大的阵容。在军团方面，就算忽必烈自身的实力微弱，但以五投下为主的旧木华黎家组织下的蒙古军团全数被纳入麾下。耶律阿海一系及石抹明安的子孙们持续掌握政权的中都地区，也被收入忽必烈的帐下。当然，其下契丹系诸军队及汉人军阀也进入忽必烈麾下。杂乱无章的诸多势力，经过重新整顿慢慢地开始形成了巨大的金字塔。

如此，忽必烈营帐从一开始就无可否认地带有强烈的“东方”色彩。从蒙古整体的平衡来看，这是一个太过热衷于“东方”的阵容了。与此相对的旭烈兀西征营帐，一方面采取将自过去以来伊朗方面诸势力重整的形式，另一方面以蒙古本土牧民们组成的蒙古汗国的小型版为核心部队，两者完全不同。并且，这也成为后来各政权特征大大相异的原因。

谜一样的忽必烈

其时忽必烈三十七岁，较兄长蒙哥小七岁。然而，这个时候的忽必烈几乎没有什么显著可彰的特质或事迹。

一直以来，世人都认为他从一开始就热心于东方事务，或是说对中国文明怀着理解与憧憬等。不过，此一认识极为可疑。本来，这种认识的根据就是来自忽必烈成为世界帝王之后，那些汉族官僚们想自夸在即位以前就跟随他的传记的记载。若是如此，无论是谁，只要和忽必烈拥有同样立场，应该就会有同样的评价。

忽必烈是一位传奇人物。身为一位蒙古人，却能活到实在是极为罕见的八十岁高寿，本身就很奇异。并且，他明明是一位有如此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但一直到三十七岁作为蒙古东方权力者登场为止，前半生却几不为世人所知，此事也很奇怪。

但是，忽必烈名副其实地成为最高权力者之后，对其他历史人物会做的，诸如妆饰自我的逸闻或造神、圣人化等塑造，完全不关心。他也不屑于那种意识到周遭与后世，耍演技作秀的小聪明。这是一种至他子孙世代似乎都有贯彻的、完美的即物主义[1]。

有关忽必烈，其所有面貌至一二五一年开始清楚浮现。有关他的策士也是如此。其实最清楚的事实，就是忽必烈并不像过去所说的只宠用汉族策士。

忽必烈所拥有的策士其实由许多人种与成员组成，使用的语言也迥然不同。但是，他们似乎都说蒙古语，至于他们是一开始就如此，还是后来才习得的，这里暂且不论。

有关此点，若是我们将语言的壁垒过大视之，就会远离于事实。当时的蒙古政权及其周边，是不亚于现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环节的多语言状态，能通两种或多种语言非常正常。

那是一个想要习得无论是哪一种语言都不是那么困难的环境，汉人策士们也大多通晓蒙古语。

在此举一个反映当时状况的实例，就是皇帝蒙哥。根据波斯文的记录，据说大汗蒙哥本身可以自如地使用数国语言，上至欧几里得几何学，下至古今东西诸学都能广泛了解，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读书人。

顺带一提，一直以来人们都很习以为常地认为蒙哥是一位单纯、质朴的游牧武人，除了战争什么都不懂。但这是一种将忽必烈视作汉文化的理解者，较蒙哥优越的想法的写照，本身毫无根据。

无论是东方一决金朝灭亡的三峰山之战，还是西方拔都西征时讨伐克普恰克，蒙哥都在实际体验中亲眼看到东西两侧的欧亚大陆。彼时的蒙古中本就有不亚于马可·波罗的众多旅行者，更不用说率领这些人群统治多种族世界帝国的人物了。如果他真如一般所认知的单纯、质朴，那恐怕是无法胜任的。例如在语言方面，自己本身具备外语能力，要比通过翻译得到的信息更加准确。

关于忽必烈究竟有没有如蒙哥般的能力，并没有明确的记录。有关忽必烈，不管如何都还是以汉文史料为主。但是，所谓汉文记录虽然令人非常佩服，但也许是因为太过有文化传统，具有一种动辄褒贬，极端倾向某一端的特质，未必能满足直率形容事实的需要。再加上，汉文又有独特的价值观，在有关与自身有同样价值体系的事务上极为饶舌，对于其外的世界则容易变得冷淡。在某些文献中，甚至有几乎放弃去理解外部世界的倾向。

所以，忽必烈个人是否优秀，在史料上是无法得出结论的。只是，他的谥号以蒙古语来说是“secen qayan”，即“薛禅皇帝”，那他无疑是一位聪明的人物。并且，从略微掌握的材料来看，他甚好亲手以畏兀儿文来撰写书简、任命书与指令书。

只要有事，忽必烈就频繁与侧近亲信、策士进行讨论与协商，在绵密的分析、检讨后方下决定。他对侧近亲信与策士极为信赖，一旦决定将何事托于何人，就会托付到底，直至成败见分晓。而且，他对新资讯与新知识也非常敏感，在发掘、任用有能之士方面求贤若渴。

此外，一旦有必要，忽必烈就会立刻亲自带头上阵。他七十三岁还亲征、镇压叛乱军队，就是一例。说他是一位果断的人，是不会错的。

决策集团与实务部属

忽必烈营帐的策士们，大致上可分为决策集团与实务部属两种。此外，从人种与职务分担来说，另可分为五个集团。

首先，组成核心部分的，有以霸都鲁为首的包括乃燕、忽林池的札剌亦儿国王家，弘吉剌的斡陈驸马及其胞弟纳陈驸马（Način-güregen），亦乞烈的德雷给驸马（Derekei-güregen），兀鲁兀的哈达库郡王，忙兀的孛尔康（Balcon）五投下，以及库鲁·不花、塔察儿［这一位塔察儿与前面提及斡赤斤王室或许兀慎族（Hü’üšin）同名者乃不同人物］等蒙古将官。所有事项皆由这些人士所组成的会议来讨论决议。

既是忽必烈的个人参谋，也出席此一首脑会议者，有畏兀儿人廉希宪、燕真，女真人赵炳、赵良弼、粘合南合，汉人刘秉忠、姚枢，等等。这些人物每一位都可以说是忽必烈营帐的首脑班底。当然，他们皆擅长蒙古语。不可思议的是，契丹族的谋臣，至少在这个时期还未见显眼的人物出现。

在征税、财务、兵站、输送方面，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以来的财务官僚马合木·牙剌瓦赤（Mah mūd Yalawāch）也效忠于忽必烈营帐。他被蒙哥正式任命为华北的税务行政首席官僚，派驻于中都，即汉文史料所称的“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忽必烈营帐在秋深时节就会下迁中都一带过冬。当然，我们也没有忘记这一位经历许多蒙古政争仍生存下来的老练穆斯林也成为忽必烈营帐的要人。

负责经济事务的另一位人物，是出身于中亚河中地区的阿合马（Ahmad Fanākatī）。他也是一位伊朗系的穆斯林。此人原来是在察必皇后娘家弘吉剌驸马家中进出的御用商人，其后随着察必的出嫁一同来到忽必烈身边进而得到信赖。阿合马是万能型人才，亦出奇擅长组织方面，其背后有巨大的穆斯林商人团作为支撑。他和作为蒙古人长大的汉族张惠等人，逐步并切实地在忽必烈营帐中组成了经济事务团队。

另外，负责华北行政庶务的团队则以汉族为中心。属于这个团队的成员几乎都来自刘秉忠与姚枢的人脉。从汉族士大夫的角度来看，他们每一位都是太过于偏向实学的人。光是如此，就可以了解他们是多么有能力，并且是多么有经验的人才。

此外，还有一群在广义上可说是负责文化、宗教方面的不可思议的成员。例如，畏兀儿人安藏能通梵语、藏语、畏兀儿语、蒙古语、汉语等，也精通佛典等众多东西方文献，是位令人惊叹的拥有多语言能力的大学者。蒙古的历史编纂亦在他指导下进行。王鹗与王盘则是将中华文明精华传授给忽必烈的耆宿。还有，刘秉忠师从的佛僧海云原来也出身自女真王室，是被皇帝蒙哥指定为华北佛教界领袖的人物，他不吝协助忽必烈，给予他许多智慧与指引。

虽说有这么多的策士，但他们的组织与成员尚不充足，分工亦尚未健全。忽必烈不断追加新的成员。倾听所有的意见，加以取舍选择，发掘、善用人才，令之适得其所，形成庞大的组织力量，这就是忽必烈。

在中国的战略

忽必烈的金莲川营帐，对于东方经略，特别是南宋国的战略，很明显以采取长期战为前提。

首先，必须先巩固华北的根据地。汉人军阀们在表面上表现出对忽必烈营帐服从的态度，但其真实意向并不清楚。要消除窝阔台去世后十年间的无政府统治状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非一件易事。为了重新组织汉人军阀的势力，一定要恢复他们的信赖。因此，在派遣自己账下的实务派部下前往重要地点任职的同时，忽必烈也将各地军阀身边的各色幕僚聚集至自己帐中。

强行突破“空白壁垒”与“水的壁垒”，从正面直接攻击南宋国是危险的。因此，首先要在黄河至南方淮水之间建立军事据点。在淮水下游方面的亳州，支持以顺天府地区军阀张柔为中心的汉人势力。对于汉水流域的襄阳、樊城，以真定军阀史天泽为中心来重新组织当地部队屯田于邓州一带。此外，在黄河下游一带的邳州等各要冲里，则令蒙古方面的军阀旅显、解汝楫及济南军阀张邦直等组织水师。每一支对蒙古而言都是有用的汉人势力。

问题是与东方三王族的关系。有关于此，并无直接叙述的记录。只是，从结果来看，双方很明显是彼此拉拢、互相协调，分别进行作战行动的。

忽必烈花了整整一年才奠定金莲川营帐的基础，翌年（一二五二年）七月，他到哈拉和林近郊的幕营地造访兄长皇帝蒙哥。在此，蒙哥命令他远征云南大理，也就是说忽必烈提出的草案获得了认可。

忽必烈营帐的作战计划是在当下避免正面攻击南宋国，从而形成大规模的包围圈。只要控制云贵高原，就有可能在不虞粮秣匮乏的条件下由侧面直攻南宋国。另外也可经由越南的大越国来进行北攻。

在实施这个云南大理远征计划的同时，蒙哥也下令攻打高丽国，主力是东方三王族。这大概是忽必烈营帐与东方三王族妥协的结果。如此一来，忽必烈就不会侵害到东方三王族的既得权益。而且，东方三王族的部队亦参与了云南大理远征军，还获得了新领土的分配。

从蒙古整体的角度来看，关于东方的两方面作战，是以忽必烈与东方三王族合作的形式进行的。这在逻辑上与旭烈兀的西征有察合台家与术赤家参与策划一事很相符。而忽必烈营帐的战略，甚至是更加巧妙的。

当年八月，忽必烈就这么踏上了远征的旅途。他的步伐异常缓慢优哉。他们渡过黄河，在翌年（一二五三年）的夏天驻营于六盘山。那是二十六年前其祖父成吉思汗撒手西归之处。山麓间广布的关中盆地一带，在重新于帝国全境实施的户口调查后，这一年刚成为忽必烈的私领地。这很明显是为了远征。

忽必烈夏营于高原状似桌台的六盘山期间，想必极为忙碌，因为远征军乃于此进行整顿。另有兀良哈族（Uryangqai）的兀良合台（Uriyanqadai）以副将身份率领精锐的纯蒙古部队而来。他是有名的战斗指挥官速不台（Sübügätäi）之子。

速不台在成吉思汗西征时，翻越高加索山攻进罗斯，在窝阔台对金作战时担任攻陷开封的指挥。拔都西征时，他对克普恰克及罗斯了如指掌，作为副官协助成吉思汗家的公子们立下大功，战绩显赫。就如同成吉思汗麾下“四狗”之一的封号般，他与其家系在成吉思汗一族所至之处，背负着如猛犬一般经常战于最前线的宿命。

其子兀良合台作为直属于拖雷家的耆老，在推戴蒙哥时为了驳倒反对派的滔滔雄辩，于波斯文史料中也有所记载。和蒙哥亲自参与的拔都西征时情况相同，自猛将速不台以来极为强大的战斗集团可以说是作为王牌，与兀良合台一同被借给了忽必烈。事实上，我们或许应该说兀良合台才是主将。

成为忽必烈私领的京兆府（即长安，位于六盘山附近），是耶律秃花家所率之契丹军团的主要根据地。其族长朱哥举旗下诸军团之力誓命效忠。另外，此时也首次吸收了陕西契丹军团。

甚至，在正西方凉州平原的阔端（Köden）王族也派来了使者。阔端是窝阔台次子，他虽曾在原本的西夏之地建立“汗国”，但在参加兄长贵由（Güyük）即位仪式后，就得病逝世。有一说是遭贵由的母亲脱列哥那（即昭慈皇后，Döregene）咒杀而死。他的儿子们与贵由一派断绝关系，协助蒙哥即位。

一二五三年前后的阔端家族长应该是灭里吉歹（Mieli Jipai）。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西郊，有一座与鸠摩罗什具有渊源的草堂寺仍然保持着十三世纪的面貌，附近有这个时期达到全盛的新道教全真教祖寺大重阳万寿宫遗址，仅留下石碑的碑林，等待有缘人的造访。在这个佛教与道教的据点里，现在仍存有蒙古时代的许多碑刻。其中也有刻着阔端与灭里吉歹在长达两代的时间里所颁布的保护这个佛寺与道观令旨的碑文。据此，可以了解到至少到忽必烈被委任东方的一二五一年为止，阔端王族的地位高于以耶律秃花家为首的诸军团，在陕西省一带拥有权威势力。

就阔端家而言，他们必须与被加诸自身之上的新权威者协商。陕西不消说，包括作为自身主要据点的甘肃或自阔端以来屡次派兵的西藏高原在内，究竟要如何处理呢？因为忽必烈远征军是经由西藏东部来进行南征的，是故更应加以考量。

自阔端家派来的使节团中有一位稀客。那是西藏佛教诸派中萨迦派的中心人物萨斯迦班弥。还有一位是旧西夏国大臣之子，担任阔端家政治、文化、宗教顾问的党项人（Tangut）高智耀。

在此可以确认阔端家与忽必烈营帐之间的提携关系。年轻的西藏佛僧八思巴（‘Phags pa）在忽必烈的旗下寻得了在华北、西藏两地区的宗教权威之道。此外，作为带发佛僧兼儒者，又作为旧西夏国人亦知晓蒙古、西藏、中原情况的高智耀也由于与忽必烈这个新的权威者搭上关系，得以在更为宽广的舞台上，展开有如变色龙一般复杂奇异的政治、文化活动。

在已过盛夏时节的九月，已经完成部队编制的忽必烈远征军，途经西藏东部，一鼓作气地进军云南高原。那是一场几度穿过幽深山谷，跨越大山大河的长征。蒙古军很迅速地就在十二月攻下了位于洱海之畔的大理国首都大理。

然而，忽必烈在此将善后事宜托付给兀良合台，自己则火速回朝。翌年（一二五四年），忽必烈在六盘山度过夏天，该年冬季在蒙古本土向蒙哥做完报告之后，一二五五年返回金莲川后就长驻此地不再移动。另外，一二五六年，以汉人参谋刘秉忠的设计为基础的草原城市——开平府，就在金莲川一带开始修建。

自此时开始，他和兄长蒙哥的关系就突然变得奇怪尴尬。此一兄弟对立过程在史上广为人知，但有关其原因则众说纷纭，其真相未有定论。

蒙哥政府对其私领地京兆府进行会计监察，忽必烈营帐派遣过来的汉族实务部属有数人遭到处刑或放逐。有一些看法认为，此事可看出蒙哥不满忽必烈过度吸收中华文明。但是，这里更可疑的是，有记录显示的忽必烈与兀良合台在云南远征途中不和一事。

就如其后亲征南宋作战时一般，蒙哥在此时很明确地盼望速战速决。远征云南也是因为了解到从华北方面正面进攻相当困难，忽必烈早早班师回朝，说不定也可以看作一种放弃了自云南进攻南宋的态度。就兀良合台而言，比起忽必烈，他更必须对蒙哥效忠。

更何况，从云南归来的忽必烈，也完全致力于经营华北，看不出有什么计划全面进攻南宋的迹象。忽必烈营帐的基本战略，是否获得大汗蒙哥的承认？此点大有疑问。忽必烈方面说不定也是想一边了解到蒙哥的意向，一边巧妙地拖延事态，但没想到做得太过头了。

[1] 质朴中肯与注重实际。——译者注

11 夺权的过程

鄂州之役

一二五六年夏天，蒙哥决意亲征南宋，这其实是很果断的抉择。并且，他立即就任命斡赤斤家的塔察儿为主将，令其率领以东方三王族与五投下为核心的左翼军团发兵前往襄阳、樊城。他自己则在翌年率领中央军队，计划由六盘山攻入四川。几乎已经完全攻下云南方面的兀良合台部队，则成为大军的右翼军队，预计由南宋国的侧面或背后进攻。

忽必烈与金莲川营帐的想法完全遭到否定。成为金莲川营帐主力的五投下，与忽必烈被隔离开来。京兆地区一被查抄，忽必烈的权力也几乎被没收，可以说忽必烈被逼得走投无路。

然而，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一二五七年，塔察儿旗下的左翼军队在按照原定计划到达襄阳、樊城后，仅进行为期一周的包围，其后就轻易地放弃攻城为收兵了。

并不清楚其原因究竟为何。然而冷静想想，忽必烈营帐之所以采取慎重的态度，必有其理由。这个撤退，证明忽必烈营帐在当时的决定是对的。再加上，以塔察儿为首，应为帝国顶尖的强力军团的东方三王族与五投下又缺乏战意。

对于排除胞弟忽必烈而御驾亲征的蒙哥而言，自初战开始就遭逢失败，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蒙哥亲征作战计划的关键在于塔察儿的左翼军队。蒙哥原本打算由左翼军队压制汉水流域，进一步从长江中游牵制下游，然后中军再慢慢地往前推进。然而，作战计划事实上瓦解了，这当然令蒙哥震怒。

这次却换成塔察儿被排除掉。正离开蒙古高原在南下途中的蒙哥，此时再次速断速决，也就是再度起用忽必烈，但不是采用忽必烈营帐的基本战略，而是期待忽必烈按照原定的速战速决方针，代替塔察儿发挥作用。

忽必烈采纳了霸都鲁与姚枢建议妥协的意见，前往蒙哥的行营地。据说相隔三年才相会的这两位兄弟，含泪相拥。但是，作战计划并无太大的改变。有关左翼军队的解体，他们提出了修正案。从主将位置被更换下来的塔察儿，领着东方三王族的军队，越过“空白壁垒”朝东南而下，向淮水下游的荆山前进。据说忽必烈竟然是要直线切断北方的“空白壁垒”，前往长江中游的鄂州，那里是与由南方切断南宋领域的兀良合台军队会合的地点。

不论是对塔察儿还是对忽必烈来说，这都是难以执行的修正案。这是明知要在从北边强攻南宋非常困难的前提下仍执意下达的命令。也就是说蒙哥并未反省，他对于作战本身钻牛角尖，完全不打算从根本上重新制订计划。

蒙哥的确太过强势了。就他个人而言虽然很有才能，但作为一位帝王来说，思虑则有欠周详，过于重视自我的面子，也许是因为对自己的才能与手腕太过自信，而且对自身以外的人又太过冷酷刻薄。

在修正案里，塔察儿和忽必烈都可以说是被命令前往“死地”。同时，蒙哥自身则以准备周全的六盘山与京兆为基地，打算前往蒙古已有几度进攻经验的四川。

蒙哥当然有其大义名分。塔察儿的攻击目标是南宋的两淮制置司，忽必烈的目标则是京湖制置司，而蒙哥自己所负责的则是四川制置司。由于南宋国在其北境配置了这三组大军团，所以各自展开攻略的名分是成立的。

但是，蒙哥这个乍见之下看似巧妙的新作战计划，却潜藏着对蒙哥自身而言极大的陷阱。那就是在行动日程上，皇帝蒙哥自身暴露于敌阵最前方。而且，忽必烈与塔察儿既不能立刻出击，也没有这么做。事态演变成只有蒙哥本身必须作战。

忽必烈在会谈后一度回到金莲川，凑合手边现有的兵员就出发了。那是一二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事。蒙哥在这年秋天起就开始进攻四川。塔察儿所率领的东方三王族为了和成为右翼军队主将的忽必烈会合，北上前往忽必烈私领之一的河北邢州。会合在翌年四月完成。

忽必烈将整个军团驻扎在山东西半侧大军阀严忠济势力圈的正中央，距离其中心城市东平很近的“曹濮之间”，也就是曹州和濮州之间，就这样度过了一二五九年的夏季。总而言之，忽必烈闯入了华北一带最危险也是最大军阀的势力范围。他在这里与各股汉人军阀势力谈好条件，得到了他们全面配合的承诺。

如斯，军团编组与粮秣补给得到某种程度保障的忽必烈，在秋日下渡过黄河，开始踏出切断巨大“空白壁垒”的步伐。接着，时当九月，就在忽必烈将要跨过淮水时，正在蒙哥本队从军的异母弟之一，对忽必烈而言则是乳母之子的末哥（Mukha）派来了一位密使。那位密使送来皇帝蒙哥已经逝世的讣报。

拉施特·哀丁的《史集》记载了忽必烈与霸都鲁的密谈。霸都鲁献上的策略是，按照原定作战计划南下。根据忽必烈汉人策士之一的郝经所言，正当他们渡过淮水北方的汝水、驻扎在汝南之地时，传达蒙哥驾崩消息的正式使者抵达。在这里召开了汉人策士们也参加的紧急会议。郝经本身提出“班师之议”，也就是撤军回朝，但会议最后的结论是往鄂州前进。

对于刚与兄长蒙哥消解不和的忽必烈而言，一考虑到即将来临的帝位继承问题，与其北返，不如按作战计划南下，这在名分上也可以表明自己要继承蒙哥遗志的立场。而且，只要渡过蒙古全军皆惧的长江，那立场将更加鲜明。因为，这样一来他就等于是自愿成为牺牲的那颗棋子，成为散落在中原大地上各军队的殿军。而且，也可以将过去不和的兀良合台所率的右翼军队从敌阵中救出。而且，现实是如果马上遣返北方的话，这支特地组成的大军团大概会立即解体四散。如果帝位必须以武力争夺，那么还是将这支大军团握在手中较好。

如此，就形成了史上有名的“鄂州之役”。战斗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个战役所具有的意义很大，那就是在此交会的忽必烈与贾似道这两位双方阵营的主将，皆借此一战役跃升为蒙古与南宋的实权者。

忽必烈之乱

将忽必烈这个率领南征的辅助部队，强渡长江包围鄂州的壮举看在眼里的蒙古方面诸势力，既惊讶又佩服，逐步聚集到忽必烈身边。而且，率领东方三王族大军团的塔察儿也决定要合流。可以说忽必烈与霸都鲁下的赌注押对了。

整个形势开始偏向忽必烈这边。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必要再拘泥于鄂州了。霸都鲁表示自己将留下等待兀良合台军队，催促忽必烈北返。时机正好。忽必烈向以塔察儿为主的诸军队表达了北返之意。如此，忽必烈诸军进行了“大回转”。忽必烈自身也率轻骑，自汉水流域经由襄阳、开封北上。他的目的地是中都。

一二六○年一月十日，到达中都的忽必烈，召集了属于自身一派的诸军。有如雪球一般迅速膨胀的忽必烈派，到了四月就北上开平召开库力台大会。忽必烈在此成为新皇帝，其时四十六岁。

同时，阿里不哥主持蒙哥的葬礼等后事，在首都哈拉和林按正当程序召开库力台大会并即位。帝国的主要人士都参加了这边的会议。忽必烈既没有出席兄长蒙哥的葬礼，而且在对蒙古而言并非首都的开平，集结自身派系而即位。

有一件事可以简单表明谁在当时才被认为是正统的大汗，那就是当时没有直接涉入此一纷争的钦察家的态度。当时的族长别儿哥发行了刻有阿里不哥姓名的钱币，这就是阿里不哥才是第五代大汗的确凿证据。

作为此一纷争的结果，趁时局混乱建立政权的旭烈兀汗国，当然是持必须要视忽必烈为正统的立场。但就算是在当地编纂而成的《史集》里，有关阿里不哥及其血脉，都不得不做特别处理。在一般见解中的“阿里不哥之乱”，在现实上是“忽必烈之乱”。

但是，正统性另当别论，帝位归属是以武力来决定的。团结了以东方三王族与五投下为中心的左翼势力的忽必烈阵营，实力较强。阿里不哥只是一位空权现任皇帝，除了妻子娘家的西北蒙古瓦剌族（Oirad）以外，缺乏可依靠的执政势力。

帝位继承的战争为期四年，结果阿里不哥及其政府走投无路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政权是以帝国东方的左翼势力为基础的军事政变政权。此一背景决定了蒙古帝国及世界命运的走向。

世界史的大转向

在帝位继承战争造成纷乱期间，蒙古帝国内部除了忽必烈的大可汗政权以外，还有欧亚西北的钦察家、中亚的察合台家，以及西亚的旭烈兀家，他们各自都摆出自立的姿态。蒙古帝国史研究者杰克逊（P.Jackson）重视大可汗政权与旭烈兀及与之对抗的钦察汗国和中亚方面窝阔台、察合台联合势力的这个对抗模式，将之解释为蒙古帝国的解体。

但是，将此断然称作解体，是有些过于大胆的。虽说如此，至少一直以来，所谓“帝国的分裂”这种想法是很普遍的。不过，如果按照原本面目来重新审视事实，连上述所谓的“分裂”都很难不让人觉得是对现实的极度夸大。

例如，若是我们将忽必烈时代所发生于蒙古内部的几场“战争”，回到原始史料来重新检讨的话，就会发现与预想相反，几乎没有发生彼此之间的杀戮。那是近乎“战争”之名的论争，并没有流多少血。蒙古不会杀害蒙古，是蒙古帝国这个共同体的特征。

一般来讲，对忽必烈反抗最激烈的，据说是窝阔台家的海都（Qaidu）。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连这位海都，实际上也没有和忽必烈直接对战过。海都并不否定大汗忽必烈。一直以来，宛如理所当然一般，海都也是重要成员之一的一二六九年塔剌思（Talas）会盟，被视作海都被选为大汗的库力台大会。但那完全没有根据。所谓的“海都之乱”或是“中亚四十年战争”，也有很强的先入为主倾向。

实际上，蒙古帝国中的内讧顶多只是争夺主导权而已。例如，就算是被认为最早自立的钦察汗国，要等到它具备可以称为国家的实力和政权形式，也是十四世纪以后的事。一直以来，我们动不动就太过于套用西欧式的那种强固又严密的国家形象。在欧亚大陆上，特别是在内陆地带兴亡更迭的诸多政权，其实际情况更加暧昧模糊，轮廓不定者很多。就算如此，它们也还是政权，是国家。总而言之，我们所谓的“国家观”才是最大问题。我们应该要以诚实且直率的方式，重新对待历史，使之更加接近于诸多现实。

有关蒙古帝国，我们亦太过于将他们这种在同一架构下活动的人类集团所造成的表面上的对立，用一种近现代的感觉整个囫囵吞枣地照样接受，完全当作一种不同国家或民族间的对立与抗争。这是一种过度的想象。如果在蒙古帝国内将吃人或被吃等激烈对立当真，那么像是有名的驿传等联结欧亚东西的交通却还没有断绝，那就奇怪了。就事实来讲，我们看不到那样的迹象。

自成吉思汗建国初期开始，蒙古就是一个联合体。权力的多重结构，是贯穿蒙古帝国的极大特征，并不如过去所言是从忽必烈时代才开始的。

当然，蒙古帝国由于那场以一二六○年为顶点的纷乱，的确是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合帝国整体之力进行大远征。再加上，虽然忽必烈政权保持大可汗的宗主权，但现实上沦为“东方帝国”也是事实。不过，帝国全境的大可汗还是只有忽必烈一人而已。只有他的命令“jarliγ”意即“指示”——和其他君主或诸王以“üge”即“话语”来形容的命令可以很明确地划出清楚的界限——是绝对命令。这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要言之，所谓蒙古帝国这个体系，即使有表面上的不和与对立，但也继续维持下来。

若如杰克逊所说，如果蒙古帝国真的是“解体”了，那么对于十四世纪以后以蒙古为中心的欧亚大交流，究竟又该如何解释是好呢？

以一二六○年前后为界，蒙古帝国开始变身为一个一方面内部存在种种对立，另一方面大可汗的中央政权外有多个政治权力核心的、松散、多元复合的联邦国家。蒙古自身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然后，欧亚世界也被导向一个以多极化的蒙古为中心，各自的区域、国家、集团的自他区别开始觉醒，进而活动并互相提携的新时代。那是人类史上未曾明确经历过的局面，也就是说世界史大大地转向了。

第三部 忽必烈的军事与通商帝国

12 大建设的时代

以何为国家之范

如前所述，蒙古帝国已形成以“大可汗的汗国”忽必烈帝国为中心，再由其他汗国围绕的双重结构。由于各自一族的汗国都拥有可以称作帝国的规模，因此这种结构可以看作在宗主国忽必烈帝国以下有数个帝国集团，其整体构成了蒙古的世界联邦。

忽必烈想要创造的是一个适合作为新时代世界联邦中心的新国家。那么，在企图创造新国家的忽必烈之前，历史上是否存在能够作为模范的国家或政权呢？世界上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可以对应的先例呢？

忽必烈在即位后较过往更加热心且不问人种地召集策士及政治顾问，致力于从所有的国家、地区聚集可以对应于所有“文明圈”的智囊团。因此，忽必烈若是要搜集整理之前的国家与帝国模式的相关资讯及判断材料，理应无太大困难。

例如，有一位侍奉他的汉族官僚名叫王恽。这位在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记录魔人王恽，以日记风格写下有关忽必烈“即位”后政权及其周边的见闻，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记录。根据这本《中堂事记》，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对战的形势混沌未明之时，下令详加比较过去各种国家的制度、典范、机构。

十三世纪六十年代的蒙古帝国

根据王恽的记录，其内容主要是关于“汉唐”国都的计划以及种种政治、行政、经济体系，甚至是国家典范及其理念的。对忽必烈而言，王恽是负责中华文明文化、行政相关工作的一人。是以，他自身所见闻、体验的忽必烈政权种种事务，无可避免地会受限于这些层面。

但是，就算同样是汉文的记录，看看作为蒙古及畏兀儿著名将官及臣僚个人记录的碑志、传状等文献，可知忽必烈自那时起就令蒙古及畏兀儿策士们，举古今东西之例来讨论政权论、婚家论等议题。王恽的证言只不过是在结果上传达了事实的一部分而已。

这里有趣的是，至少在汉文里，几乎都无法确认他与穆斯林官僚做过讨论。但是，从客观形势或其后的事实发展来思考，就可以了解到没有记录不等于没有事实。

一般而言，这个时代的汉文史料，都恶意地没有针对穆斯林官僚及商人们留下记录。对于蒙古支配的怨念与恨意，至少在记录上而言，可以说几乎都集中在穆斯林身上。那可以说是来自“文明意识”与价值观差异的“穆斯林过敏症”。

其实，在现实层面上担负起忽必烈国家建设事业大半部分的是阿合马（Ahmad）、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Ajjal）、阿里别（Ali Beg）等穆斯林经济官僚。忽必烈在与他们钻研种种构想时，要说都未涉及有关伊斯兰国家与社会的议题，那才真的奇怪。而且，蒙古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与伊斯兰世界有很深的联系。因此，在资讯和见识上想必都没有什么不畅之处。

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套用在关于欧洲的见识方面。如果说忽必烈没有涉猎关于发源自古代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或西欧各国的相关资讯和知识，反而才是奇怪的。而且，不只是资讯搜集，各个蒙古汗国在这些资讯的彼此分享及提供上，也极为热心。

本来，有关欧洲的资讯方面，最晚在一二四六年以后，就持续地在蒙古政权下有所累积。一二四六年贵由（Güyük）举行即位大典时，在欧洲拥有绝对权力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ius Ⅳ），就派遣了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以正式使节的身份前往参加仪式。其时，柏郎嘉宾叙述了有关欧洲的种种实际情况。这些来自欧洲的访问者，包括蒙哥时代的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ouck）在内，往后也不绝于途。

甚至，早先于此就展开的拔都西征，应该也是一个搜集欧洲资讯的机会。就忽必烈的侧近而言，姑且不论马可·波罗一家究竟是否真实存在，但有相当数量的曾经有过类似《见闻录》之经历的欧洲人进出忽必烈的宫廷，则是事实。忽必烈应该也从那些人的口中听取了有关欧洲的状况。

可以确认，忽必烈处在一个可以汇集过去以来的古今东西方知识与见闻，并加以检讨吸收的环境。所谓“蒙古”就是这么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政权，蒙古时代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对忽必烈来说，是不是到头来还是没有一个可以依样作为国家理念模范的先例呢？

所谓一系列的“罗马帝国”模式，虽然理应不会就这么产生助益，但在物流体系或经济机构等方面，则十足有作为参考的可能性。

伊斯兰国家的模式也是如此，除非是将伊斯兰本身作为政权来全面引入，否则就没有意义。虽说如此，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任何一个体系上，所谓不太抱持排他性，对异邦人也开放的这一点上，应该是值得参考的。不只不拘泥于人种，在宗教方面，伊斯兰在一个国家、社会中也是即使存在他者，但绝不加以排斥的样貌，想必成为参考的要点。并且，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机构上，可以说是如假包换地将伊斯兰中东的传统与做法引进来了。

中华帝国的模式，姑且不论财务及经济面，对忽必烈而言，远较前两者更有现实性。不管怎么说，中华帝国是拥有作为巨大帝国机构的长远传统与经济累积的。再加上，这个模式对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是宗教，又几乎没有极端的拘泥或偏向。

当然，“华夷思想”或“中华主义”的独特价值观又另当别论了。但是，自蒙古完全地成为中华的主人以后，“华夷思想”在蒙古人眼中大概只是一种汉族士大夫及官僚等的怪癖。另外，“中华主义”本来就具有容易向支配者一方靠拢的特点。

极端来说，中华帝国的本质就是庞大的军队与官僚体制，以及用以支撑其以地方组织为名的征税机构，还有彼等人事的中央管理，此外尚有作为那种种结果的巨大中央机构与首都。这些“硬件”的层面，对忽必烈那个崭新的巨大国家构想而言，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参考案例。

尤其是，那巨大的中央机构及牢固的行政组织，一直以来是包括蒙古在内的诸多草原帝国最为欠缺的一点，而忽必烈大大地将之引进。特别是在有关中国本土的统治上，虽然并非原样照搬，却也在应用与调整中采用了中华帝国模式。作为其结果，忽必烈的国家确实在某一层面披上了中华王朝的外衣。然而，那大多只是外观而已。

回过头来说，另一个游牧帝国的模式当然也会映入忽必烈的眼帘。特别是横亘欧亚中央大陆东西，坐拥相应雄伟版图的契丹帝国，更是其先驱。蒙古时代的中国将中亚的第二契丹帝国称作“西辽”。同时，原来的辽朝则被称为“东辽”（就笔者所知，其证据只有一处，即现存于山东省曲阜孔子庙的《大朝褒崇祖庙之记》的碑阴刻文）。但是，这两个辽朝契丹帝国的模式，对蒙古而言已成为血、化为肉。对忽必烈来说，早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参考前例了。

另外，继承这个“东辽”政权，曾经控制中华北半边的金朝，对新国家构想而言也是相当有益的先例。在接合南北两个世界的这一点上，应该是比契丹帝国还要有更多可供参考的点。忽必烈的汉族策士或部属中，在金朝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人极多，非常了解金朝的文化作风及优缺点。但是，在规模及多样性上，它充其量只是一个“中型帝国”，仍无法作为忽必烈的新世界国家的模范。

因此，我们应该可以说，对忽必烈来讲，几乎不存在可以直接用作模范的先例。他是引据上述种种事例或模式作为参考，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但在根本上，则必须要靠着自己和策士们来做各种新的创造。那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创造。

＊大元汗国是中华王朝吗？

一直以来，世人都理所当然似的将忽必烈政权视作一个完全的中华王朝。他们将之唤作“元朝”，作为历代中华王朝的一个朝代来处理。

如前所述，在这个时期的汉文史料中，终究存在独特的偏向与局限。因此在处理牵涉蒙古的汉文文献时，需要格外的细心，甚至时而需要某种类似“嗅觉”的灵敏。在研究上最重要、最微妙的这一点，过去都没有被注意到。或者说，有时小部分研究者自身由于太过偏向“中华主义”，干脆将眼光从现实移开，而未原原本本地将事态作为事态来接受。

蒙古统治时代的中国本土本来就有中国史范畴中的人群历史生生不息，这自不待言。“作为民众史的中国史”相当重要，不管怎么重视都不嫌多。

不如说，长久以来在大多数描述中忽必烈政权的图像都是既非蒙古史亦非中国史（甚至更非世界史）的模棱两可的奇妙状态。有关“想当然的中国史”的几个面向，几乎皆未加以回顾。那在研究上是极大的问题点，是今后务必要加以解决的课题。不过，对于这个课题的重视，与主张作为一个国家的蒙古政权宛如中华王朝的观点，不可相提并论。当然，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对于忽必烈政权与蒙古帝国而言，中国本土都是重要的。但那也不过只是一个部分而已。

此外，从忽必烈政权国家机构的面向来看，中华帝国的色彩也只是限于涉及中国本土的行政组织，在位于中下层级的位置才较为明显。但是，在大元汗国统治下的其他区域姑且不论，在有关军事、政体、财政等，涉及国家与政权最根本的层次上，不得不说中华色彩极淡。这些事实只要能不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加以审视的话，就自然可以见得。

在这里所谈论的是有关国家与政权的各方面。忽必烈帝国的本质是重新改造的蒙古世界帝国。忽必烈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而是将中华帝国的做法部分引进，用作新型世界国家构想的一根支柱罢了。

第二次创业

对于忽必烈来说，作为一个草原帝国的蒙古联盟及根源于此的军事力是权力的根源，还是得将此放在这个国家构想的根本位置来思考才行。

但是，只有这个是不行的。虽以武力取得了帝国霸权，但旭烈兀、别儿哥（Berke）、察合台之孙阿鲁忽西方三巨头相继死去，使得“统一的库力台”瓦解。要以武力来压制帝国的各个角落，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远在欧亚西北的钦察汗国等，原来是支持蒙哥—阿里不哥阵线的。一二六五年，原想趁着旭烈兀骤逝而南侵的别儿哥，在与迎击的旭烈兀后继者阿八哈（Abaqa）的对阵中离开人世。

在稍早之前，别儿哥已经同意参加统一库力台大会。但那是以旭烈兀需同时参加为条件才勉为其难的承诺，绝非欢喜甘愿的承诺。

对忽必烈而言，要令全蒙古，包括这些在内心深处反对他的势力在内，确实且持续地认同、接受忽必烈政权，还需要一些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要迫其承认，还需要一股力量。

那就是财富。蒙古的大可汗只有给蒙古共同体的人们带来安宁与繁荣，才能被认定是唯一绝对的权力者。只要创造一个持续给他们带来旁人所不能得到的财富即可。如此一来，所有的蒙古成员都会继续将忽必烈及其血脉的权力，作为蒙古大可汗来拥护。

回过头来说，蒙古对于属领的态度，一直到蒙哥时代为止，说到底皆非统治而是掠夺。但是，那在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要有一个机制可以管理财富，然后创造更多的财富，必须要从统治进展到经营才行。

财富的源泉就是巨大的属领，特别是有欧亚大陆上最多财富与人口的中国。要言之，“中华的经济力”是国家构想的第二根支柱。

因此，首先必须将中国全境收入囊中。接着，必须要创造出一个可以联结草原世界与中华世界这两个异质世界的新国家形态与结构。那可以说是军事与经济的共生，也可以说是草原与都市的复合。

只不过，只是单纯将两个世界、两个要素衔接，也是不行的。若是要以草原世界为骨，以中华世界为肉，那么还需要给予其生机的循环血液才行。这里说的血液，就是物流、通商。

那么，担当此一工作的又会是谁呢？那不外乎就是已经与蒙古联结，并掌握内陆通商的穆斯林商业势力。忽必烈要做的是，更系统化地将他们较过往更多地吸纳到国家机构之内，使他们在政治权力与行政组织之下彼此密切相关且一体化。借由国家权力从流通面来诱导以形成巨大、多样社会的形式，更进一步促进有机化与产业化。也就是说，忽必烈国家构想的第三根支柱，就是“穆斯林的商业力”。

在此，忽必烈新国家的基本构想，融合了草原军事力、中华经济力以及穆斯林商业力这三个连贯欧亚的历史传统基础。忽必烈政权一方面将草原军事力的优势作为支配的根源加以保持，另一方面又部分地导入中华帝国的行政模式，以中华世界作为财富的根源来管理。然后，再利用穆斯林的商业网，创造出国家主导的超大规模的通商、物流。

当然，将草原与中华组合在一起的军事、政治体制是必要的，成为政治权力与物流系统枢纽的巨大都市是必要的，将此一巨大城市作为起始点的交通、运输和移动的网状组织也是必要的。

在其上，大可汗要居于统筹所有构成要素的关键地位，掌握军事、政治、行政、经济的要点，对物流、通商课税以使国家财政充实。将这些收入以赏赐形式分配给蒙古人，使之成为维持蒙古联合体的支柱。此一赏赐的大部分恐怕再度透过穆斯林商业资本，投入物流、通商活动，在蒙古全境进一步带来经济活动活性化。这就是忽必烈构想的蓝图。

如此一来，蒙古国家本身及其属领，就算再怎么以各种层次的分权势力来细分而成为马赛克状，物流与通商皆能超越这种分有体制。接着，掌握财富根源与流通系统的大可汗，成为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的所有者，超越帝国的分立。那就是忽必烈及其策士所构想的大统合计划。如果说成吉思汗建国是第一次创业，那么这次根本性的改变，正可以被称作第二次创业。

在此必须要加以关注的是，忽必烈及其策士们似乎是在政权确立还不明的阶段就开始思考这个构想的。而且，几乎是在怀抱此一构想的起初，就将其与海上的联系也一并考虑进来。

换句话说，忽必烈与其侧近策士，构思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甚至是与海洋世界这三个相异世界的相连，并且他还企图以欧亚整体的规模来完成这一构想。

“首都圈”的出现

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在其宏大的国家建设计划下，陆续开始实施种种巨大的工程计划。那几乎是在政权确立后不久就开始进行的，而且在直到忽必烈高寿逝世前后大约三十年间持续地推进。

当然，也有相当程度的计划由于当时种种始料未及的事件或叛乱、突发事件等，而无法如预期般地进行。但就算如此，也几乎是没有中断地推动了一连串巨大的国家建设计划。因此，从一二六四年到一二九四年为止的忽必烈治世期间，成为欧亚史上罕见的大建设时代。

首先，忽必烈为了创造出跨越游牧草原世界与中华农耕世界的政权骨架，于霸权行将确立时，在内外宣示将迁移蒙古帝国的首都。这个迁移是要将首都从位于蒙古本土中央地带的哈拉和林（Qaraqorum）移到两个世界的相接处，也就是自己的根据地——位于内蒙古金莲川草原名为“开平”的城市，以及作为华北据点城市的金朝故都中都，它们分别被正式命名为上都、中都，成为新的帝国首都。新的蒙古帝国，成为拥有两个首都的帝国。

这个两京制，与之前的事例，如唐代长安与洛阳的事例，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为忽必烈是将其宫廷、政府与军团，夏季安置在金莲川的草原，冬季则迁往中都地区，每年各有半期的季节移动。忽必烈王朝成为一个定期移动的政权。

这是一种同时保持游牧军事力，又掌握经济力的，一种乍见之下矛盾的两个命题并立的方式。但若仅止于此，就与辽、金两个前代的帝国没有太大差异。不过，忽必烈帝国并非“dual capital”即“两个首都”的情况。

忽必烈在直径约三百五十公里的长椭圆形移动圈中设置了许多城市与设施。

以各式各样的官营工场城市及宫殿城市、军需城市为首，集中储备谷物及物资的巨大仓库群所聚集的城市、储藏宝物及财货的专用城市、各种负有各类特殊任务的近卫军团之驻扎城市与驻屯基地、管理所有驿传网络的转运中心，还有军马专用的巨大官营牧场群和其管理设施等都鳞次栉比地分布在首都圈内。

例如，在离上都不太远的地方，有一座名称可音译为“锡玛琳”的城市。那是一座令三千户来自撒马尔罕（Samarqand）的纺织专家以家庭为单位集中居住的城镇。在此，最高级的各种织物及服饰布料、衣服，都在官制的保证下制造。那些制品成了不只是忽必烈王朝，也是欧亚各地蒙古王族、贵族的典礼及宴会服装，同时也成为大可汗赠品及赏赐品的重要部分，甚至得到了最高品质保证的口碑，被高价贩卖。

这座城市的名称，用汉字写作“荨麻林”，选用的字有些奇特。汉字的发音是“xun ma lin”。据此法国东洋学的硕学伯希和（Paul Pelliot）认为，这座城镇就是拉施特·哀丁《史集·忽必烈·可汗纪》所提到的“锡玛琳”这座东方特殊工艺城市。这个解释在距今数十年前，堪称卓见。“荨麻林”源自撒马尔罕居民之意的波斯语“锡玛力”。这个词是以惯于在语尾加上“恩”音的蒙古语发音作“锡玛琳”后，又以汉字加以音译的结果。这是东西方文献彼此吻合的罕见事例。这意味着这座城镇不仅誉满东方，在伊朗方面也声名远扬。

另外，这座城镇在明代是以亦具中国风味的音近字“洗马林”来标识的，成为位于明朝北方边境极为平凡的聚落。政权的更迭，改变了一座城镇的命运。这样的案例放眼中国全境，可见许多。

在这座锡玛琳城镇的邻近地带，集中了几座工艺城市及官营工场城市，甚至还有专酿葡萄酒的城镇。葡萄酒是在帝国的仪式、聚会、宴会中享用的非常高档的饮品。除了当时也成为蒙古属国的畏兀儿王族所控制的现今吐鲁番盆地送来的最高级的葡萄酒之外，忽必烈政权也引进了出身中亚者的葡萄栽培及酿酒技术。

另外，在弘州这座具有中华风韵的城市中，住有来自包括撒马尔罕在内的中亚的技术者与工艺家，也住有华北的织工与技术者，也就是说来自东西方的工匠们在同一座城镇中一起生活。这里不只生产织物，还制造出各种技术产品或特制的武器、兵器、战斗工具等，是一座多功能的官营工场城市。

这样一种科学者、技术者、工艺家的聚居化与组织化，甚至是伴随而来的技术、品质的高度化，生产输送的效率化所具有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忽必烈政权一直到接收南宋后也一贯且明显有意识地推进这一模式，也就是说，他实施了一种也能通用于现代的科学技术政策与产业促进政策。

从军事方面来说，这些城市与设施散布于区域的北半边，是忽必烈直属军团的夏营地。然而，南半边则扮演了冬营地的角色。各个军团各自在北方保有夏季专用的牧地与军屯地，在南方则保有附有冬季专用牧舍的过冬驻扎营地。如此，他们随着大可汗作南北向的大移动。

要言之，忽必烈使新帝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诸多机能，集中在横跨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之区域的中间地带。然后，以此为起点广设了覆盖蒙古帝国全境的水陆运输、交通、通信网络。特别是在北方的上都地区，常态性地设置了向帝国各地传达大可汗指令的急使专用的高速骑兵部队。他们为了应对各种状况与紧急程度，整备拥有数骑到数百骑等单位，以无论何时皆可紧急出发的姿态待命。

忽必烈不只是创造出了作为“点”的两个首都，也创造出了作为“面”的首都圈。这个首都圈成为其统治的核心地区。“大元汗国”的大可汗在其中巡历，一举掌握军事、政治、行政、经济、产业、物流及交通。

忽必烈并不满足于亲自创造出首都圈。在忽必烈政权诞生之际，他令作为中心势力的左翼东方三王族、阔端（Köden）王族、五投下、汪古（Öngüd）驸马家等集团的游牧地、根据地，以忽必烈的新首都圈为中央，东起现在的锡林郭勒（sili-yin γoul）草原、热河草原，北及遥远的兴安岭北部，西经阴山并远及甘肃、青海的内蒙古大草原与青海地区，形成巨大的连锁状态。他们也各自在原来所拥有的游牧领地，根据地势高低来做南北乃至于东西向的季节移动。

这些集团与王侯仿效忽必烈的模式，都在各自的夏营地与冬营地，设置了小型的夏都与冬都，也在其区域中设置了各个分布的设施。在一举出现的这些为数众多的夏都与冬都中，可以看到明显共通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几乎拥有同样的大小、形状、规格、配置，特别与上都开平府的内城又极为类似，几乎可以确定是一系列基于同一计划的筑城。从这些遗迹出土的琉璃瓦等，也完全相同。

也就是说，忽必烈令这些构成自己的新帝国最高支配阶层的王侯们，创造出了与自身同样形式的“迷你首都圈”与“迷你首都”。相关费用也似乎由忽必烈政府筹措。这些“首都圈”的种种要素，皆是草原与城市的复合体。然后，众多迷你首都圈与忽必烈自身的大型首都圈串连的带状区块整体，扮演了联系草原世界与农耕世界巨大支架的角色。

此外，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忽必烈三分自身王权并委任三位嫡子管理，自己则立于其上进行统辖。忽必烈与察必生了朵儿只（Tūrjī）、真金（Cinkim）、忙哥剌（Mangyala）、那木罕（Nomokhan）四个皇子。其中朵儿只早逝，剩下的三位嫡子中，事实上的长子真金先后以燕王、皇太子身份，负责管理父亲忽必烈所在的华北。

同时，忙哥剌被赋予安西王的称号，进入曾为父亲旧领的陕西京兆与六盘山，成为陕西、甘肃、西川、云南、西藏西侧区域整体的统辖者。他也是夏季在六盘山，冬季在京兆，进行季节性移动，在六盘山与京兆的东北城外建筑了开成与安西王宫。此外，那木罕被封为北平王，成为蒙古本土的负责人，统辖传统的千户群与成吉思汗以来的斡尔朵。那木罕巡历了旧都哈拉和林与周边的行营地。

在各个王权之下，在所负责区域编入了拥有领地的各种王侯、贵族与当地势力。过去成分复杂的分权势力，在这三个体系中整顿、统合。在除去驿传、物流、通商以外的军事、行政等方面，这三位嫡子以忽必烈的权威为后台，各自分担相应部分。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就是忽必烈的分身。

就如同成吉思汗以来的帝国是以分为左、中、右三大区块为基本形态一般，忽必烈帝国在其直属区域也是采取北、中、西三大分割体制。这三大分割体制在忽必烈时代以后也继续保持，成为忽必烈王朝的基本形态。

早期忽必烈政权的主要王族及首都圈

在这三大王族之外，忽必烈的庶子们也成为小型的王权代理人。奥鲁赤（ūghrūqchī）在西藏方面，忽哥赤（Hūkāchī）则在云南方面拥有特别专管区域。这些由忽必烈一族所主导的分割支配体制，以及上述的“首都圈”群组，形成了忽必烈帝国的骨干。

忽必烈家族族谱略图

（⑤～⒃为大可汗的继承者）

此外，在联结了此等夏营地与冬营地的季节移动圈中，这种令首都或城市散布的多机能集中的“首都圈”做法，也为旭烈兀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所采用，成为蒙古时代一种新的国家模式。

巨大的首都

然后是首都。忽必烈于至元三年（一二六六），下令在冬季首都中都的东北郊外建造新的帝国首都。

这一年本来应该要举行帝国西方三巨头旭烈兀、别儿哥、阿鲁忽（Alghu）也参加的统一库力台大会。这个库力台大会，本来应该是忽必烈名实相副地在帝国全境被承认为仅此一位的大可汗，使内外周知的一大典礼。忽必烈可能是想向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帝室、王侯、领主、使节们展示即将开始的这个巨大帝都的建设。

在五年后的至元八年（一二七一），他亲自将新帝国命名为“大元”。一直以来的“大蒙古国”，换了一个新国号成为“大元大蒙古国”。相应于此，建设中的新帝都被命名为“大都”。国号是“大元”，首都是“大都”，年号是“至元”。很明显，这是一种联动的命名。所谓“大元”之语，据说是取自《易经》的“大哉乾元”之名。在宣布新国号的诏书中，也写明是基于“乾元之义”。所谓“乾元”，是指天或宇宙，或者是其原理［“代翁”（DaiÖn）是“大元”的蒙古语发音。“大央”是到了明代“代翁”讹音而成的。然后“大央”一词到最后具有了“世界”之意］。

那么，忽必烈为何特意挑选“大元”二字当作国号？显然是源自突厥蒙古系的人们所共同崇敬的“腾格里”（Tengri），也就是“天”。

“大元”——“大的源头”，那所指的就是天（腾格里）。忽必烈以含有“天”之意的“大元”为国号，将位于其天下之“地”的中心帝都取名为“大都”，刻画天地运行的“时”取名为“至元”。忽必烈在此加入了受“天”之命，司宰地上及世间运行的意义。所谓的“都”原本就位于联结天与地的宇宙轴上，这样一种观念自古以来在欧亚各地普遍存在。但是，“大都”单从名称的字面意义就可看出，是联结天与地的“巨大都城”，可以说是意图明确的命名。

大都的建设是历时忽必烈整整一代的大事业。它不是在一时间完成的，而是自其中心部分，尤其是具纪念性质的部分开始依序完成的。

首先是宫殿部分的竣工，在主殿的大明殿中，于至元十年（一二七三）三月盛大举行了对皇后察必与皇太子真金的“立后建储”仪式。在其前后，忽必烈在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命国师八思巴（Phags-pa，在翌年成为帝师。此外，这个国师、帝师的建制仿照西夏国）制定具“国字”地位的“蒙古新字”，也就是所谓的“八思巴文字”（或称方形字）。忽必烈对于国家形式、政体的整备也很热衷。

其间，虽然进行了诸如后述的南宋接收作战等各种对外远征，但在新首都内外展开的广泛建设、整备事业也在同时不间断地推行。南宋接收后的战后处理告一段落，在以杭州为主的江南地方作为新版图的一部分也安顿完成的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市街区的骨干显现，主要建筑物也逐渐建成。在原位于中都的官署迁移与富民入住的同时，中都的围墙与城濠被毁弃。其后，相当于大都西南方的旧中都地区，成为庶民层居住的市街以至今日。现在北京的“前门”地区的南侧及其周边一带，原来就是中都。

忽必烈高寿逝世的一年前即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从面向渤海湾的海港直沽起，直至大都城内中央积水潭的湖面，开通了连贯的运河，由此完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运输、交通系统。其后，大都的整备与改造因应必要而有所持续，但投入二十五年莫大人力财力来进行的大都建设，在此暂且告一段落。

大都之名，以当时的汉语称作“Dāydū”，遍传欧亚世界各处；此外，也以突厥语称作“汗八里”（Khān Bālīq），其意为“王者之城”即“帝都”，其后“汗八里”比较普及，因为那正是世界的“帝都”。明清时代，以及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不外乎就是蒙古所建造的大都的后身。

这座按照桌上制订的计划，在完完全全的“空地”上，从零开始规划兴建的纯计划城市大都，从外观来看呈现出纯粹的中华王朝国都形态。

设计上大致的理念，是忽必烈的汉族策士，被称作“黑衣宰相”但满是谜团的人物刘秉忠所拟订的。他早在大都营造开始的十年前，在开平府筑城时，就占卜选址，并奠定了设计的基础。

开平府顺势成为上都，与大都并称两京。以平面计划来说，在这两座蒙古的首都中，的确有一种共通的思想在流动。坐落在草原上的小规模的上都开平府可以说是试作品。在这里所尝试的设计的基本形式在十年后，被套用在规模远远超乎其上者，就是可被称作世界帝都的大都上。

大都被大致沿着东西南北方位，稍呈纵长四角形的外郭所围绕。以面向中央南边的皇城为中心，其南侧有官厅街，北侧有官设四市场，东侧有祭祀帝室祖宗的太庙，西侧有祭祀土地与农业之神的社稷坛。这样一种具有象征意义设施的配置，是忠实地依照汉代出现的伪书《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之条所见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样一个古代中国国都理想形态而建造的。该书虽是伪书，却也是规定中华王朝制度、典范的文献，其后也长期受到尊崇。

在现实中国国都之中，正确地依据此一古代准则而修建者，其实只有大都而已。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等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中华王朝国都的典型，它们也是古代日本的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等城市的修建计划的模型。然而其实并非如此。宫城紧贴于其北壁，其南侧则有左右对称的市区，这种模式是北魏、隋唐等鲜卑拓跋系王朝所建设的一系列帝都的体现。

原本，中国史上从头开始新创国都者，几乎都是非汉族出身的王朝。不知为何，汉族政权从未新创过国都，都是再利用已经存在的前王朝首都，或许将过去的地方城市多少整修一下便作为国都。从这些意义来讲，以古代理想的计划为典范，从几乎全无的阶段开始一举使巨大帝都出现的忽必烈政权，诚然是一个特例。

大都的城壁是由宫城、皇城、外郭三重围郭组成的。外郭的周长为六十里。通过实际的调查可知，周长应是二十八点六公里。市街建有五十座坊，在外郭的东南西设置有三座门，只有北面不知为何设置了两座门，合计十一座门。“六十”为天干地支的一巡，“五十”则是“大衍之数”，也就是易的筮竹之数。每一项在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神圣的数字。这很明显是包含了天地运行与时间轮转的象征意义。

忽必烈时代的大都

各种地方都潜藏着象征意义。在《周礼》里，应该是各面三门，合计十二门者，实际上却只有北面设两门，这一谜团在元末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一种解释，即取自三头六臂两足的“哪吒太子”的形象，也就是说，于北面踏两足，各有三只手腕往东西延伸，三个头在南方并排的这样一种形式。

往后在“神话”中活跃的哪吒太子，从其由来、发音与意义来看，其原为印度教神祇“湿婆”（Śiva）所变身的那塔拉加即“舞蹈之王”的可能性极高。

在大都市街内外，可以看到有以彰显壮大威容的西藏佛教大寺院为主的从西藏、尼泊尔、克什米尔、印度等地直接传入的印度、西藏风的“佛教文化”，可以看见有名的尼泊尔建筑、工艺技术者阿尼哥——其名也可以读作阿尼卡或艾涅卡，尚不确定，但经由他的双手所创造出来的印度、西藏风高层建筑确实在各地高耸入云。此外，湿婆变身的多头多臂的“摩诃迦罗”（Mahakala）也就是“大黑天”等的立像及浮雕，果然到处可见。

总而言之，大都内部较我们现在所想象的还要具有浓厚的印度、西藏色彩，而不只是汉文化的色调而已。

与海相连的都城

尽管如此，乍看之下，大都仍然就像是一座纯粹的中华风格的国都。但那只是外观上的形貌而已。恰好和忽必烈的新国家一样，外观与实质是一种双重结构。

如果仅从形式上来看，大都是借由完美的平面计划与都市计划，以及整齐划一的美观，被视作古代中国以来国都的范例，也可以说是将连一次也未曾实现的国都形式具体化并展示于世。造访大都的人，都为其异样的规律美、黄金与浓绿甍瓦所覆盖出来重重相叠的大屋顶所带来的炫目色彩美，以及种种巨大建筑物所形成的复合美而惊叹、迷醉，异口同声地称赞不已。而且在建筑文化的这一点上，与地中海等西方世界相比，东方世界本来是明显地有所逊色的。忽必烈颠覆了建筑上东西双方的力学关系。

但是，与壮丽的外观不同，看看其现实的都市机能则可以发现，它具有与之前的中国国都完全不同的特征。首先就是在都市中央部所广布的湖水与绿地。

作为大都中心的皇城，围绕着中央的太液池，东侧有大可汗固定斡尔朵的宫城，西侧有皇太子宫的两组建筑群，此外则是一整片草地（兴圣宫是日后修建的）。这里是将原为忽必烈军团冬营地的地点作为忽必烈皇室专用的“神圣空间”围起来的。鸟兽被放养于此，在其一侧甚至还有以“灵囿”这两个汉字来标识的“动物园”。在宫城的一角上，为了显示那里是游牧帝王的“斡尔朵”，特地排列以天幕式的住居即蒙古包，皇城地区的全境成为一个休闲区。

这样的园地或园林用波斯语来说是“巴格”，和其习惯、方式一起，原原本本地被吸收到蒙古语中。这种靠近草地及湖水，或是完整围绕的做法，不只是在构成忽必烈政权核心势力的内蒙古草原地带诸王侯的夏都、冬都而已，在察合台汗国的冬都阿力麻里（Almalik）、旭烈兀汗国的新王都苏丹尼叶（Solt ānīye）、钦察汗国的王都萨莱（Saraj）等处亦普遍可见。这可以说是河川、湖沼水畔的草地与都市所组合成的蒙古型的都城模式。

但是，无论如何大都最大的特征都是它是一座与海相连的都城。大都与现在的北京不同，在市区大约正中央之处有个名为“积水潭”的巨大湖面，那成为城市的内港。以米谷为主，中国南方的丰富物资自不待言，满载着伊斯兰世界或西方物品的船，通过印度洋来到东方，也在此停靠。

在被称作“斜街市”的北岸一带，有买卖上岸物品的官营市集鳞次栉比。在那一带，有负责大都经济活动及首都行政的大都路总管府等，经济、财务相关的官厅及设施林立，成为不亚于《周礼》“后市”的经济专区。

设有闸门式的运河“通惠河”从积水潭开始，穿过大都市内，一直延伸到东方郊外约五十公里远的通州。虽然华北平原大多平坦，但大都到通州一段意外地有三十七米的高低差。以运河来衔接其间，以当时的技术水准而言，有很多难处。

依照忽必烈科学、工学策士郭守敬的设计，有十余处的闸门设置，每道闸门都附设有大型半圆的迂回水路，使得河船的航行成为可能。在每一道闸门处，为了运河的管理、维持及河船拖曳，平时设有超过两千名的人员及大量的马与车。就算是如此，河船在运载量上还是远胜过马与货车的搬运。因此，忽必烈王朝筹集庞大的资金，持续努力要使大都成为一个可以以水运来连接的都城。

以运河串联海运与陆运

在通州，金代曾有一道作为华北内陆水运网枢纽的名为“御河”的运河，但是其后随着金朝南迁所带来的混乱而荒废了。忽必烈政权确立后立刻就使之恢复。以郭守敬为首的工学官员们主要负责重新规划以御河为中心的运河网，使之复苏。

在接收南宋以后，忽必烈投入了莫大的资金与努力，再行开凿自江南纵贯中国大陆的“大运河”，使其可航至通州。“大运河”已经消失了很长时间。历史上“大运河”的复活，从北宋时代算来时隔一百多年。从“大运河”到达中国本土北端的这层意义来说，其实从唐代算来已有三百多年之久。光是在令人吃惊的短时间内完成的两个运河体系的建设、整备，就已经是十分巨大的计划了。

甚至，还有在海港直沽重新装载了海运物资的河船，在天然河流白河的缓缓水流中逆流而上，驶往通州。直沽是一个不只与江南，也与东南亚、印度洋、西亚方面相连的海洋窗口，正是现在天津的前身。北京与其外港天津的这种形式，其实是创始于蒙古时代。

要言之，大都的积水潭是连接河运、海运的“水”的物流的基准点。大都营造计划的重点就在于此。大都建设的目标，不只是大都的营造，而是包括与大都有关的一切系统整体一举进行的项目广泛的建设事业。

此外，这里应该注意的还有另外一点。忽必烈政府为了维持成为都市内港的积水潭的巨大水面，大幅整顿高梁河的水系，创建从远至北方的密云、昌平一带取水的系统，完成将其水源源不绝地引至大都城内的大工程。这样一个积水潭的水源工程，以及方才所述的通惠河极为困难的开凿铺设工程，都是在大都营造事业成形之初就开始筹备的。使帝国新都与海洋连接的想法，自大都建设计划的最初就存在了。这意味着在那时忽必烈政权就以吸收南宋为前提，制订了相关事业的所有计划。与大都建设计划同时进行的南宋作战两者彼此间的联动性，是很清楚的。南宋作战是巨大的国家建设计划中的一环。

另外，陆上交通网的整备也同时进行。经过内陆亚洲的所有路径，都被设计成尽量聚集在“首都圈”北半边的夏都上都。过去以哈拉和林为中心的驿传网，也与上都联结。

在上都与大都之间，以三条干线与一条旁道联结。然后，从大都开始，往东亚区域，都分布有放射状的道路网。根据当时从东西世界来造访的旅行者见闻，忽必烈的“王道”在宽广的公共道路两侧挖掘有水流通的沟渠，在彼处种植白杨或柳树等树木，从两侧打造了覆盖公共道路的凉爽绿荫。

以现在的感觉来说，这样一种道路网的整备，看起来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规模遍及中国全境的公共道路整备，至少是自唐代以来的首次。光是如此就可知此一事业多么壮大。更何况，北起黑龙江及西伯利亚，南至越南、缅甸、西藏等东亚全境道路系统的整备，就目前所确认的范围内，是史上第一次。甚至，它们又和横贯草原与绿洲世界的驿传系统联结，又以陆上交通体系与欧亚全境相连，就这层意义来讲，则是人类史上最早的，说不定到目前为止，或许也可以说只有在那时发生过而已。在忽必烈时代，就达成了这些事业一次性同时进行的目标。

可以说，忽必烈新国家的夏都上都拥有哈拉和林这个“草原陪都”，冬都大都则拥有通州及直沽这两个河运及海运的“物流转运中心”，并通过直沽与世界最大的都市杭州相连。

甚至，令人吃惊的是，忽必烈及其策士们还考虑到了要以运河来直接连接大都与上都。根据郭守敬等人的调查，从高度差达八百米这个令人不得不放弃念头的客观情况来看，就可以知道忽必烈政权的构想能力是多么超乎想象，他们满怀着建设国家的意志。

所有一切建设的枢纽，就是作为巨大帝都，兼具水陆机能的大都。如同已经叙述的，如果说“首都圈”群及大大小小的忽必烈一族“王国”是忽必烈政权的骨干，那么大都就正像是心脏一般。

陆与海两方面的欧亚人流与物流，从一开始就被计划要汇集到大都来。大都是忽必烈与其策士们所主导促成的超大型循环的起始基地。相对于过去作为蒙古首都的哈拉和林是中央欧亚的阶段性世界之都，大都则是以覆盖欧亚世界整体的中心来被创造的。

13 系统化的战争

令人惊叹的襄阳包围战

忽必烈政权的南宋作战，始自下令营造新帝都的两年后——至元五年（一二六八）。在一二六八这一年之前，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就开始进行作战计划的订立与远征军的编组，以及军需物资的筹集与补给网的规划。帝都的建造与南宋作战几乎同时起步。也就是说，忽必烈政权从内外两个方面出发，开始新国家的建设。黄河南岸的开封，成为作战与补给的基地。水陆的补给网以开封为中心，所有的物资都被聚集到这里。

攻击目标是襄阳及其对岸的樊城这两座城市。和窝阔台时代阔出（Kücü）的南征、蒙哥时代的塔察儿南征一样，尽管已经有了两次失败的先例，但忽必烈还是以这里为第一目标。这是为了避开针对“空白壁垒”的直接作战。

忽必烈及其军事参谋们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是，在攻打并占领汉水流域以确保补给路线的同时，南进作战，即要避免太过勉强的前进。

但是，就算攻击目标和进军路线相同，攻击方式和两个前例却是完全不同的。

其实，他们几乎没有进行攻击。蒙古南征军首先做的是土木工程。他们竟然包围襄阳及樊城两城，筑成了连绵的土垒及壕沟。在各个交通要冲里设置了相当于附属小城的堡垒与陷阱。大小城堡总计超过四十座。

这个又长又大的环状城，使设有蒙古军军事司令部的鹿门山及军政部门所在的岘山，以及百丈山、楚山、麾旗山、万山、虎头山等山的山顶相连，有一部分甚至围了两层，总长超过一百公里。组成蒙古南征军各队的本部都设在可俯视襄樊两城的高地上，在各自的城堡里甚至还配有其支队及作为其指挥的镇抚一名。在两岸筑有要塞的同时，在流经两镇的汉水的上游与下游的河中央也造有堡台，并在河中打入了乱桩，遍设铁链，使其完全被隔断。

这支南征军总共动员了超过十万名兵员。但是，其中纯粹的蒙古骑兵只有速不台（Sübügätäi）之孙、兀良哈台（Uriyanqadai）之子阿术（Aju）担任主将直接率领的不到两千人的督战部队而已。虽然也有蒙古与契丹、女真、汉人等的混合部队，但那数量恐怕微不足道。所剩下的大半，是汉族军阀等所组成的华北军队。而且，其中虽有兵员，但严格来讲大多数恐怕连兵都称不上，实际上说是土木工人恐怕也不算太过。

襄樊包围线示意图

巨大的包围网当然不可能全部立刻完成。原来，他们在开战五年前，就向南宋方面总管长江中游到汉水流域的总司令官吕文德要求“互市”，以保护贸易场所“榷场”为名目在鹿门山筑城。以此为据点，在作战开始的同时就从襄阳东边的白河口开始筑造，一口气就完成了襄阳西方万山到南方鹿门山的连接线。

他们大概在投入了很多的人力与物力之后，夜以继日地进行了连通工程。当它大致完成，蒙古军队就很迅速地将兵员带至城墙后方。沿着城墙，所到之处设下屯所，在其处开始生活。其后，他们逐步加强了这条包围线，在襄阳西边及南边形成一条双重包围线（双重包围线中的外侧线并不朝向襄阳，可能是为了防备前来解救襄阳的南宋军队。有关这一点，尚未获得确证）。

在襄樊两市里，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率领精锐的私家军团保卫笼城。对南宋而言，那是相当于国防第一线的要地，他们想要阻挡蒙古军队，战意极盛。军备与食粮也很充足。

以吕文焕为首的笼城士兵与市民们，起初完全摸不透明明以大军压境却不进攻的蒙古军究竟在做什么，只是猛挖地面，尽做一些土木工程。他们或许觉得对方的行动很奇怪。

对于笼城一方而言，这实在是太过出乎意料了。一直以来，蒙古都是迅速到来，然后立刻展开攻击。只要留意不要遭蒙古军引诱而不小心出城，忍过一时的攻击，不具持久力的蒙古军队就会收兵，或是撤退到城外，此乃常态。

就襄樊两市的军人及居民来看，城外的蒙古一方，总之是日夜不分地不停行动，不知道何时会攻击过来。他们心想着“什么时候会来，什么时候会来？”而无法消除紧张。其间才留意到两市及汉水已经全部遭到包围，出现了一道又长又大的土墙。

处在襄樊两市的城壁内侧的是吕文焕的防卫部队与居民们。悄悄将之包围，守在一道城壁外侧者，则是蒙古军。围绕着这两道城壁，内外各自有人群聚集，他们每一边都有充足的粮食。

襄樊地区成了稍有规模的“大城市”。但是，在两个城壁之间并没有谁居住，两种“居民”间也几乎没有交流，实在是甚为奇妙的“城市”。

南宋作战的难处

在忽必烈国家建设事业的巨大计划中，南宋作战虽然明显地作为一环来推动，但其中有几个难处。有关于此，忽必烈与策士们也创造出了几个全新的构想与做法。

那么，南宋作战的难处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是南宋国的自然环境。南宋国北有东西横贯中国的巨流长江为屏障。在当时，长江就几乎等于是一片海洋。此外长江以北还有注入外海的淮水与注入此河十数条几乎是并行的河川。并且，在中国中部，还有从西北蜿蜒向东南流至长江的汉水与依势于此的大大小小各色河川。光是这样就够棘手的。

就算是幸运地渡过长江，也还有不逊于淮水及汉水的大河川成群流动。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大小湖沼亦四处分布。南宋国是大河与湖水之国，被水环绕守护。对蒙古而言，那是与他们目前统治的包含华北在内的干燥地带完全不同的世界。

再者，南宋国东侧全是外洋。姑且不论首都杭州，像宁波、福州、泉州、广州等重要城市，亦皆为港湾城市。而蒙古人如果被迫在海上作战，就不知如何出手了。不只是大河与湖沼，他们也不得不与海洋相争。

何况，南宋国在长江与外海即江海上还有水师与海军，特别是巡视长江上下游的水师更是强劲。那是长年储备黄金的结果，当时的南宋国恐怕是中国史上除去地方政权之外，在具有全国性质的正式政权中，最早保有“常备水师”的政权。

从本来应该是内陆型，且疆域颇具规模的国家保有“常备”大舰队的这层意义来讲，这恐怕是世界史上最早的事例。当然，若是只有常备舰队，那么还有在遥远往昔的萨拉米斯海战（Battle of Salamis）时的希腊雅典或所谓的罗马帝国，甚至是蒙古时代中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城市国家等事例。但是，至少这些国家的基础中本就有位于海洋的部分。

我们动辄以为只要一提到中华帝国的军队，就必然是陆上战斗力，甚至是步兵。但是，最近中华帝国的“sea power”即“海上权力”突然开始在国内外被谈论。只是，其焦点是海洋，其讨论的时代也多为南宋之后。

严格来说，海与河川应该是不同的。从实际情况来看，乘风破浪的船只与以没有波浪为前提的内河船只的结构是不同的。因此，如果将此作为“水力”，意即“江海之力”来考量的话，南宋国“常备舰队”所具有的军事意义也许应该被重新审视。

与此相对，蒙古方面在这个时候连像样的水师都没有。忽必烈必须在这样的状态下赤手空拳迎战世界史上最早的“常备”水上战斗力。

从自然环境来看，江南的湿气与酷暑也是问题。马匹较能适应寒气，却难耐闷热。更何况，要从北方直接令牧民骑兵驱入江南又太过遥远。光是与蒙古高原之间的往返，应该就会费掉一年中的大半时间了。

蒙古马与骑乘于上的骑兵过的是一种夏季分散放牧而冬季集体越冬的游牧民生活模式。若要一边保持牧民生活一边规划远征，就必须在这一年间的规律生活中组织远征活动才行。至少对于中国南方，以蒙古为基准点按季节出击的作战构想是不成立的。可以说，江南位于“有效射程”之外。

理所当然，地球上的移动在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的意义各有不同。如果是东西横向的移动，那么气象与风土的差距并不那么大。但是，若是南北纵向的移动，景观与状况就会逐渐地改变。

就算是史上闻名的蒙古大远征——成吉思汗西征、拔都西征、旭烈兀西征——皆是东西移动。就算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总归是在以干燥为基本特征的地带上进行东西向移动。若是如此，那么保持牧民生活的大远征则是可能的。只要在重要地带的牧地上，让马匹或家畜休息加以牧养即可。这种情况下就算是离开蒙古本土也没有什么阻碍。

但是，南北移动的大远征就无法如此。一旦南下，自然条件就有所改变，途中不见牧草地。就算是有，但小规模的草原很难满足大集团的大规模牧养。东西移动的远征与南北移动的远征，就算距离相同，南北移动也显得更长更远。忽必烈及其策士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不利条件。

甚至还有自然环境以外的问题。那就是从黄河到长江间的区域几乎是荒野。

过去在北宋时代，这个区域原本是运河中有船，陆地上有车，在北宋领内是最富庶繁荣的地带，但在金与南宋长期的南北对立之下，几近荒废。除了南宋方面配置在相当于国界线的淮水一线上的军事设施之外，四处只有军事驻屯地与行政上的城市点状散布。

在忽必烈开始南宋作战三十四年前的一二三四年，南宋国趁着金朝灭亡后的间隙派军北上，意图恢复中原。但这恢复真的只有一瞬间而已。他们无法对抗驻守在黄河南边的少数蒙古单支队伍，南宋的北伐军就放弃了好不容易到手的开封与洛阳而撤退南下。不止如此，他们疲惫得连队形都无法保持，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南宋国境内。南宋国此次损失了很多兵力，与其说他们是因战斗而丧命的，不如说皆是中途倒下的。

在中国史上，此次战役被冠上南宋国的年号称作“端平入洛之役”。该战役以极端的明暗对比——从“异民族”王朝的手中夺回故都的壮举与极尽悲愤的溃走——而闻名于世。

在后世部分以“华夷思想”来理解此役的汉族读书人，将之视作蒙古极尽卑劣毁约与突袭的结果，从而悲愤不已。他们在主张游牧民或蛮族不守信用时，屡屡以此为例证。但是，真正毁约与突袭的却是南宋这一方。此一点已被钱大昕指出，甚至在最近也为中国具代表性的元代史研究者陈高华先生所厘清。

在这个出其不意袭击的作战方案被提出来时，南宋朝廷内部也有异论。大意是说，在歼灭金朝的协同作战中打破与蒙古所确定的新国界线约定，没有胜算的收复故土作战是危险的。若是弄巧成拙，还会重蹈北宋的覆辙。北宋虽然曾与新兴的金朝合力消灭宿敌辽国，却又企图全面收复北境的“燕云十六州”，故招致金朝的反击，从而使国家灭亡。

反对派的根据就是从长江到北方的中原为止，皆是人迹罕至的荒野，所以很难确保粮食的供给，只能携带军粮而行。但是，由于可以携带的量有限，就算军队十分幸运，能够收复失地，也无法长期确保，最终果然如此。

这一事件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现实。要言之，以淮水流域为中心，特别是自其北侧开始，有横亘中国本土中部将近三四百公里辽阔的带状“空白”，形成巨大的壁垒。

蒙古若是要强硬地将之突破，就会重蹈南宋军的覆辙：就算是只以骑兵部队往驰而战，接下来又会面临长江这道水的壁垒；也很有可能被夹在荒野与大河这两个壁垒中间，在长江江畔进退维谷、最终自灭。

面对南宋国，若是由北展开正面攻击，甚为困难。速战速决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江南城市防卫能力很强，尤其是在设施方面更为杰出。

南宋境内的城郭市镇为高厚城墙及深广水濠所包围，就算有好几层的围郭也不稀奇。迄今为止，蒙古已经在华北及中亚等地累积了无数的攻城经验。虽说如此，如此顽强的城郭还真是难以对付。如果要一座一座地攻下这些城郭，不知最终需要花费多少兵力和多长时间。

事实上，在忽必烈在位约三十年前，就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失败案例。那就是配合拔都西征而进行的以窝阔台三子阔出为主将的南征。出征军队包括窝阔台次子阔端所率的西川侵略军在内，战线拉得很长。阔出的中央主队避开“空白壁垒”，想顺汉水南下。但是，在战役一开始主将阔出就不幸遽逝。欠缺统领的蒙古军，各支军队分散不整地围住南宋的城郭城市，不过因为坚固城墙与护城河的阻挡而无计可施，连到达长江一线都无法达成，反而被迫慢慢后退。他们被南宋名将孟珙所指挥的南宋军逼退，连汉水中游的襄阳都失去了。

阔出的南征至少在名分上含有对“端平入洛之役”的报复意味。但就南宋方面而言，有关此时蒙古的侵袭，他们在“端平入洛之役”前所担忧的“重蹈覆辙”很侥幸地并未成真。

另外，就蒙古而言，这次大失败还留下了血腥的记忆。自成吉思汗以来，这是蒙古第一次在远征中投入了大兵团却彻底失败的案例。

而且，十年前蒙哥南征时，塔察儿也失败了。就算是八年前忽必烈本身的南攻，也是在慎重准备之上勉为其难的进兵。其归路不得不使用属于敌方阵地的汉水路线，并且需要快速地渡过。若要大部队南下，除了选择汉水流域外别无他法。

但是，自阔出南征以后，经过塔察儿的失败，蒙古失去以位于中国本土正中央要冲的襄阳为主的汉水流域。忽必烈想要向这片“失地”全面进攻的作战构想，也被一个大大的脚枷束缚住。

经略战争的思想

襄阳围城战一直持续着。当时展开攻击的，与其说是包围一方，不如说是被困一方。被困一方，对包围一方一直不进攻而感到焦虑难耐，又为和外界完全失去联系而感到恐惧，因而为了突破包围圈而展开攻击。如此一来，蒙古方面的军队就躲进又长又大的城壁后方一侧，或是逃入要害的堡垒及城寨中，防备被困一方的攻势。他们几乎无意主动求战，这一光景是违背一般常识的。

蒙古方面的将官们并非总是布兵在包围圈上。主将阿术及军政部门干部哈答库，汉人军阀中心人物中具有主将地位的史天泽等人，时而领着随从，时而领着麾下的直属部队，屡次前往开封及黄河以北或是大都方面。其他军团诸部各自的主队也在遥远的后方屯营，或是适当地因应必要返回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的根据地。其时驻守围城者，在全军中仅为少数，而且也应该是交替驻守的。

蒙古方面设置了直通作为作战与补给基地的开封与包围圈前线的专用路线。在各个宿驿中，有完善的宿泊设施与战争中受伤者用的医疗设施等。在军队每次宿泊时，宿驿都依将官等级来供应羊、米与酒。据说以蒙古指挥官的等级，每住一晚就可以领到三只全羊。

受到城壁与堡垒所保护的蒙古方面士兵，当被困一方攻来，就开始使用各种“发射武器”。它们是最大射程达三百米的蒙古式短箭，以及射程竟有四公里的改良型弩炮。甚至，姑且不论其实际杀伤力，武器中还有因震耳欲聋的大音量与爆裂火粉而极具威慑能力的中国传统大小各式火炮，这是一种加农炮的先驱。至少在这个时间点上，“东方”的枪火器的发达程度远远在西方之上。

蒙古军将这些“发射武器”加以组合运用，不论是军兵的人种，或是兵器的种类，其组织早与散发草根气息的游牧民部队大大不同，是一支在“蒙古”名下充分组织化的多国籍军队。被困一方，就被这种城壁与城的复合体所困，若要直接攻击，就被“发射武器”所击退。

我们其实可以在日本史中发现类似的战役案例。那就是丰臣秀吉的战术。根据日本史家朝尾直弘的研究，丰臣秀吉自织田信长时代的鸟取城攻城战及高松城攻城战开始，特别是在成为天下霸主过程中的竹鼻城攻城战中时常运用如下战法，即总是首先投入大量的人员与物资，制作包围敌城的土垒与附属小城的复合体，然后完全将之封杀。其后敌方攻击过来，就发射炮弹，扼制其攻势。如此，使敌城挨饿无力而加以制伏，使得战争成为一种土木工程。

朝尾将这一连串的做法称作“秀吉的战争”，以“以城攻之，以弹守之”来形容可谓贴切无比。这与忽必烈政权所做的襄阳攻城战在做法上相同。过去有人曾将襄阳包围作战比喻成秀吉的高松城水攻，那只是单就形成完全包围圈这点所做的比喻，实际上就构想的本身而言也可以说完全一样。

但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当然忽必烈和秀吉都有这种经验，是因为物尽其极而得出相同结论与做法，还是因为他们都身处于“发射武器”的时代呢？无论如何，这个历史评价是值得吾辈思量的。

如果是分开看他们各自的做法，会发现其中也有并非独创的成分。但是，统合整体，以一整个系统来进行战争，则是他们的独创。他们不依赖个人手腕或战斗能力，而是尽可能地减少战争中偶然、意外的要素，以组织力与整合力来取胜。他们管理战争，将其当作一个事业来进行。

而且，其过程中几乎没有杀人行为，也没有人被杀。那些人们几乎都没有受伤，可以说是一种“不杀的思想”。

投入的资金与物资也促进了经济活动的活性化。包括长期的军团编组维持与道路网整备等在内的补给系统组织化，带来了借用战争这种形式所达成的职业机会的安定与社会资本的充实。这种方式可以说是“战争的产业化”，在前近代世界里诚属稀有。

蒙古水师的出现

襄阳作战从一开始就是持久战的态势。战斗只是时而突发，大体上仍是缓慢的包围与被困，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但是，蒙古一方也势头猛烈地进行了水上战斗力的建设。华北各地聚集来了大量的水船，指挥舰等主要舰艇也被重新建造。并且，他们命令这些水船行驶到汉水并编成水师，连日进行反复训练。

根据《元史》，这支蒙古水师竟然有五千艘船，有七万之多的兵员。这是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因为如此算来一艘船大约承载十四人，就船而言太小了。但就算如此，如果真如此一数字所示，那么参加襄阳作战兵员的大半就变身成了水师。

忽必烈及其策士们，不得不考量对南宋水师的对策。这是其对策的重要所在。总之，蒙古几乎从一开始就拥有名义上可称作水师的配置。

不管是否真的有五千艘船、七万人员的大船队（这是因为五千、七万这个数字听起来实在是太过整齐刻意了），但大规模水上船队的目标一旦达成，接下来就是与陆上各部联动进行共同的大型军事联合演习。主将阿术所率的纯蒙古骑兵是机动部队。以汉字通称“蒙古汉军”的诸种族混成的华北方面驻屯部队是步骑的混成军。这些部队由出身自札剌亦儿（Jalāyīrīyān）族一支的奥鲁赤、许兀慎（Hü’üšin）族的逊都台、札剌亦儿族另一支的阿拉康、鄂罗那鲁族的海都（Qaidu）等纯蒙古将官率领。此外，西夏王族李恒，从南宋倒戈而来的刘整、保定军阀张弘范、亳州万户史格等所率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部队，则以步兵为主力。

机动力及兵力都各有不同的这些部队，各自负责与其长处相应的角色与地点。而且，以纯蒙古族的铁木儿·不花为首，由张荣实、解汝楫、游显等人所率的水师也成立了。在鹿门山与岘山两个大本营的命令下，水陆两军在围绕着襄阳、樊城巨大环城的外侧，依着设想的模拟作战方针，进行了训练。

一开始是大型的土木作业，接着是水师的大建设，接着是相继进行的大军事演习，这一系列行动耗时三年持续进行，耗费于此的费用与物资数额巨大。被配置到襄阳地区的蒙古方面士兵，较一开始的十万多人还有增加。负责这些补给的后方支援人员，虽然无法确定实际数目，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数万人。

为了得到被投入这里的人员与资金，以商人为首的各色人等从各方面听到传言，聚集到这里。襄阳地区的士兵完完全全是消费人口。襄阳地区的郊外一带因战时景气而沸腾。

在巨大围城的外侧，每日热闹益增，但襄阳、樊城两市城内，粮食的储备则逐渐探底，焦虑与不安蔓延开来。襄樊地区蒙古大兵团久占不去，其所采取的与以往不同的长期战略，连贾似道所领导的南宋政府都不得不留意到。

南宋方面首先在至元六年（一二六九）三月派出张世杰所率的水陆小型部队，在同年七月，令夏贵所率的五万军队与三千艘兵船北上，在抵达包围圈前的汉水流域被击退。因此，他们计划以更大规模的部队出击，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六月，派出王牌范文虎所率领的水陆精锐十万大军团进兵，沿着汉水沿岸朝襄樊两城北上。蒙古军一直等着这一天的到来。耗时三年的布阵与军演，终于可以派上用场。蒙古军的各支部队，依着早就熟练不已的配置与部署，漂亮地展开整齐有序的军事行动。

南宋的机动部队被引诱到蒙古方面所设下的作战阵地中，南宋方面的陆战部队因为阿术直属的蒙古骑马队从侧面袭击而乱了阵脚，在各队彼此联络断绝的状态中，南宋军队跌跌撞撞地北进前往襄樊二城。

但是，蒙古方面在街道的要处，早已布有堡垒和附城，调整好迎击态势的华北兵团已经严阵以待。最终南宋军体无完肤地狼狈惨败而走。在他们逃亡的路上，每一处都有蒙古方面的生力军部队交互待命。即便是侥幸从蒙古手中逃走者，也在“空白壁垒”的荒野中倒下。

同时，南宋水上部队在绝对且完全有利的前提下北上。陆战部队的粮食补给也有赖于水师。他们认为至少还有水师能轻易地进入襄阳、樊阳两城。

但是，溯汉水而上，在接近能远远望见襄樊二城的地标关头的东畔鹿门山处，蒙古早已设下坚固要塞，在与对岸城寨间的河面上，用乱桩与铁锁将河流阻断。并且，蒙古的大船队塞满了汉水河面。光是看到数量庞大的蒙古船队出现，对南宋水师就已是一大冲击。而且，蒙古水师与陆上的要塞群还是联动的。

对水战拥有特别且绝对自信的南宋军，一方面军心激烈动摇与混乱，另一方面又准备决战。但是，他们无法撑过自蒙古方面水陆两面而来的攻击。南宋船队接连为火势所困扰，许多船只驶向汉水下游，脱离战场。

这个时期由拥有殿前副都指挥使头衔的范文虎所率领的南宋水陆两军，以南宋中央军团为核心，在南宋全军里是极为出色的精锐部队。此外，在南宋国内几个地方还有几支军团。但是，这些地方每一处都需镇守要地，很难弃之不顾而出兵，现实中能够作为机动部队来进兵的，就是这支范文虎的军团。

宛若纸老虎的南宋水陆两军，被击溃得几近全军覆没。这场在襄阳南郊展开的水陆决战，其实正是决定了南宋命运的战役。

蒙古军队将最精锐的南宋军队引进“空白壁垒”将之完全击灭。这是战略与作战、组织力与统制力的胜利。

新武器“曼札尼克”

在这次决战以后，南宋中央政府就束手无策了。因为中央首次举全力投入的大规模部队，一举几遭全灭，他们感到恐惧且动弹不得，决定对襄樊二城的情况置若罔闻，结果就演变成了见死不救。

不过，南宋政府其实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勇气面对事态，尽可能采取对策的态度。现在他们面对明显将至的恐怖，却又将目光从那恐怖源头移开，甘于沉浸在每日的安逸中。一种无责任、无力感的氛围，笼罩在南宋的宫廷、政府上头。

身为南宋实际掌权者的贾似道，的确如当时文献所述，或是近现代历史学家们所评价的那般，在某些方面是有能力的人物。众所周知，忽必烈也对贾似道的执行力及经营手腕给予了很高评价。

但是，从这场战役开始到南宋国走向毁灭为止的整整四年间的束手无策和自甘堕落来看，不得不说贾似道或许长于内政，但不是一位可以背负国运的人物。他恐怕是一位“内向”的人物。这对南宋王朝而言虽然不幸，但就南宋国的人民而言，从结果来看也不能断定说是不幸。

与贾似道不同，新任长江中游一带京湖制置使的李庭芝，仍然试图对襄樊进行最后支援。那是一计在襄阳西北方从流入汉水的青泥河送入救援物资的奇策。为此他们雇用了汉水西边的剽悍山岳居民三千名。这支以张顺与张贵为主将的敢死队，乘载有给襄樊二城支援物资的船只从汉水上游突击。

此一奇策最终成功，襄阳在包围后首次获得补给。但是，那是最初的补给也是最后的补给。成功入城的张贵船队，虽然下汉水力图突破南面的包围，但遭蒙古方面歼灭。并且，在入城前的战斗中，主将张顺身中三枪六箭，壮烈而死。其尸体浮在汉水河面上顺流而下流至襄阳，据说引来城中军民的悲恸之泪。在《水浒传》登场的一百零八人的豪杰中，水性极好的“浪里白条张顺”的形象据说就来源于此。

时至今日，襄樊二城完全遭到孤立。然而就算如此，吕文焕仍然善加勉励军民，持续守城与抵抗。我们或许应该说，吕文焕的战斗其实发生在这两年之间。

至此，忽必烈及其军事参谋决定使用新的武器。那是旭烈兀汗国阿八哈（Abaqa）处派来的阿老瓦丁（Al al-Din）、伊斯玛仪（Ismayll）等技师所打造的弹射式巨大抛石机。这在波斯语中被称作“曼札尼克”（manjanīq）。其语源是希腊语的mechanikos，也就是与mechanic或machine等同语源的词。

本来，中国也有小型的抛石机，既有钟摆式发射的形式，也有跷板式发射的形式，发射物也不仅只有石弹，其中也有填塞火药的陶制烟花式弹丸，只是中国原有的规格是小型的。

蒙古每次在欧亚东西征战，都会不断地致力于学习各地的武器、战术，抛石机就是其中之一。并且，他们还礼遇专业技术人士，令之改良、开发更具优越效果的武器。在当时可将最大的石弹抛射至最远距离者，就是旭烈兀汗国所开发的“曼札尼克”。

阿老瓦丁等人认为没有将此一巨大抛石机拆成个别零件，由自己远道带来东方的必要。他们只身前来，在东方就打造了无数台，也就是说只要有头脑与技术即可。这是一个就算某一“器物”没有实际移动，“器物”也能够在东西方传播的绝好事例。

在中国被称作“回回炮”的这个新型的巨大武器，首先在至元十年（一二七三）一月被送到樊城。被架在城濠、外栅北方的曼札尼克不断地射出巨大的石弹，摧毁了樊城的角楼、外郭，外栅也遭到烧毁。因此，蒙古军队一举涌入，张汉英所率的樊城守备兵就投降了。

身在对岸襄阳的吕文焕等人，虽然想马上赶赴救援，但横跨在将两城隔开的汉水主流上的浮桥已经完全断开，河面上又有蒙古的大船队。接着，樊城全城都遭曼札尼克所围。看到那朝着襄阳对岸射去，平稳地在半空中跨汉水而过的巨大炮弹，连吕文焕都脸色发青了。

战火渐渐蔓延到城楼，新式武器横扫城里房屋、士兵、市民的恐怖与威力，使以吕文焕为首的守城兵员们顿时战意全失。紧接着二月，他们举全军、全体居民向蒙古投降。前后长达约六年的守城在此画上句号。

之所以能够让此一长期守城战在两军损伤较少的情况下停止，皆是因为此一新武器带来的冲击。在守城中团结一致的军民在目击这个单以人类力量无法压制的新武器之后，也终于决意放弃。看在主将吕文焕的面子上，他们接受此一安排，听从投降、开城的劝告。

事到如今，无论谁来看，时代都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令人讶异的骨牌效应

忽必烈十分礼遇前来投降的吕文焕及其部下，还有两城的居民们。

忽必烈封主将吕文焕为汉水方面军司令官，即襄汉大都督的职位，至于其部下们则给予意为忽必烈直属部队的侍卫亲军头衔，又决定将这些投降部队照旧委予吕文焕指挥。吕文焕及其部下将士们所处的环境及待遇远较过去更佳，他们都对这些厚遇表示感激。

吕文焕及其将士们，对于对他们采取坐视不管态度的贾似道主政的南宋政府感到十分不满、怨恨。在了解到事情真相后，其怨恨立刻转为激烈的愤怒。

在襄樊攻防战中失去兄长吕文德的吕文焕，对南宋国已无难舍与留恋。吕文德过去与贾似道关系密切亲近，但在兄长死后贾似道所采取的态度，令吕文焕觉得不可原谅。因为吕文焕及其部属的灭亡，看起来似乎如贾似道所愿。吕文焕兴起复仇之意。

忽必烈及其政权既礼遇武人，也对其实力及功绩给予正确的评价，与世人预想相反，亦不存人种歧视之见。在忽必烈身边，有许多“汉族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工作。诸如不当的左迁与心血来潮的处罚，至少比日夜党争、猜忌的南宋国要少。

吕文焕及其将士们确信忽必烈才是自己的主人。吕文焕盼望在对南宋作战中能够全面配合、积极参战。

这两方在襄樊攻防六年中彼此对战的敌人，就这样合而为一。在南宋首屈一指的吕文焕精锐军队，成为蒙古的“伊鲁”（伙伴）。吕文焕活用兄长吕文德所建立起来的人脉，对南宋进行国内的离间及疏通工作，然后进一步担任全面进攻南宋的前锋。

吕文焕的行动大大地改变了局面，使得一切突然变得对蒙古方面有利。不只是军事上的计划，最重要的是南宋对蒙古抵抗最为激烈的名将吕文焕，反而受到礼遇站在最前线进攻南宋一事，成为蒙古并非毫无慈悲的蛮族的最佳证明。

这对南宋几乎成为致命伤。贾似道将富于实战能力的强力伙伴，培养成一位了解内情、足以动摇自身基础之可惧敌人，则是太过大意了。

此刻，由于中亚情势日渐紧迫，忽必烈考虑到要中止南宋作战，但阿术、史天泽、吕文焕等前线将官以及忽必烈身边的汉族参谋、学者策士们一致认为这是一鼓作气吞并南宋的绝佳机会，要求继续作战。召开御前会议听取意见的忽必烈，在深思熟虑后，决意大举进攻南宋国。

南宋作战在这里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历时一年不断推敲的作战，重新形成了一个涉及南宋所有方面的全面进攻的计划。其方案仍是在不太动用蒙古兵的前提下再度编成大军团，然后任命出身八怜族（Baγarin）的年轻左丞相伯颜（Bayan）为全军总司令官。

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蒙古的大进攻在各国界线上一齐展开。伯颜的中央主力部队二十万，在吕文焕军队的前导下，水陆合进沿汉水而下，转眼之间就令鄂州开城。南宋军几乎没有抵抗，其中吕文焕的疏通发挥了很大作用。

由于长江中游最大要冲鄂州的全面投降，这个“长江防线”就失去意义了。“空白壁垒”及“水的壁垒”都消失了。而且，伯颜以降的蒙古军队都令降伏的南宋军人、地方官留任现职，对城市、居民也未予惊动。要言之，情况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蒙古也未加以改变。

如此一来，过去畏惧这个看不见身影号称“蒙古的恐怖”的江南人，皆争相投降、开城。这股浪潮挡也挡不住，在江南全境产生了巨大的骨牌效应。在蒙古军所至之处，各城市及居民皆不战而降、开城欢迎。伯颜主队收编了接连投降的南宋军队，成为可怕的大军团，渡过长江。那已经不是战争，而是行进。

忽必烈的“不战思想”，在伯颜率领下的将士群中贯彻得很是彻底。战斗本身不是目的，组织化才是他们的目标。南宋的旧行政、军事组织，在蒙古军队行进下毫无损伤地再编。作为系统的战争，一直被贯彻到这里来。

贾似道不得已率领十三万南宋中央军队，在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三月为了迎击而出阵到芜湖，全军惨遭瓦解。南宋的气运已尽。

一统中国

伯颜主力部队自离开襄樊二城以来就几乎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进兵。然后，杭州在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正月无血开城。南宋国朝野皆在和平氛围中成为蒙古的领土。南宋治下的人们对南宋王朝皆很冷酷。

其后，来自旧南宋首都的逃亡兵，带着南宋皇室的两位幼主往东南沿海地带奔逃，在三年后的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二月，于广州湾头的崖山投海而死。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许多场合都把这称作南宋国灭亡。也有某些人认为，所谓“元朝”这个“中华政权”是在这一年出现，一直到明军攻击大都造成所谓“元朝灭亡”的一三六八年为止，只不过是一个国祚不到九十年的“短命政权”。

这是古代王朝时代的“正统史观”。这个也可以称作“王朝轮替思想”的古怪想法，现在也令人意外地受到广泛信奉。

一方面，蒙古政权从创立到杭州投降这一年为止已经历时七十年。这个广域的政治权力，就算其核心势力在失去大都之后退回蒙古高原，也并非“灭亡”。另一方面，坦白说，名为南宋的这个国家是在一二七六年消失的。只是，明代以后的观念论者仍无视此一历史上的现实，怜爱这个“中华王朝”并使之拖延到三年后才灭亡。这种意识形态其实就算有许多摆架子的成分，但就情绪而言也不是不能理解的。

如此，中国本土全由蒙古接收了。蒙古在经年累月的几度失败后，到了忽必烈一代，终于得到了中国南方。这个吞并江南的大业，自一二三六年阔出南征起算已经过了四十年。

忽必烈将这个在欧亚大陆坐拥最富庶地区的江南，在几近无损的状态下入手。蒙古皇室的其他成员大体上都没有插手这个接收作战。江南可以说成为忽必烈个人的囊中之物。忽必烈成为一位不只是在历代大可汗中，在人类史上也是最富强的帝王。

回过头来说，自金与南宋对立算起，已大约有一百六十年。若自九○七年，也就是与唐朝的灭亡同一时间，自称“皇帝”的契丹耶律阿保机与后梁朱全忠这“两位皇帝”开始的契丹辽帝国及五代、北宋政权的南北对峙起通算的话，中国暌违三百七十年再度整合。如果追溯到重视“统一”现实面的唐玄宗时代来考虑的话，中国竟然是相隔五百三十年的才有整合了。

四川的南宋军队也投降了。广西、江西、湖南的非汉族地区也是一样，在杭州开城以后蒙古各部队的进攻下，他们几乎不战而降地迎接蒙古统治。结果，包括已纳入蒙古领土的云贵高原在内的长江以南的版图大大扩张，那全是湿润世界的版图。并且，从中国的立场来看，“中国世界”往南方扩大了一圈。

忽必烈及其策士们所进行的新国家“大元汗国”的建设事业，进入下一个阶段。

14 一跃成为海上帝国

南宋的遗产

通过对中国南方的统治，蒙古作为一个出身游牧民的国家，进而开始往海洋世界发展，这在世界史上是头一次。蒙古帝国的历史也好，忽必烈的新国家也好，到了这里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那就是打开通往海上帝国的道路，尤其是开始保有海军力。

在南宋国所培养的海上舰队中，虽然也有往南方出逃而在崖山沉没的舰艇，但剩余的皆成为忽必烈政权，也就是大元汗国的所有物。大元汗国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南宋国一百五十年的遗产。这项演变所具有的意义很大。

本来担忧南宋国在海上发动攻势的忽必烈及其军事参谋们，对于海洋战斗力的获取颇为热衷，他们甚至热烈地招揽拥有海上舰艇的“海盗”们。朱清及张瑄等人就是有代表性的人物。

另外，就算是对表现出鲜明附庸国立场的高丽，蒙古也令之积极地建造海上舰艇。那些船只被用来压制高丽方面反政府势力所占据的珍岛，接着被用在耽罗岛也就是现在的济州岛，其后又原样用作第一次远征日本时的舰艇。日本所说的“文永之役”，很明显以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为期，是第二次南宋作战进行大进攻的一环。

不过，只要窥探一下南宋国的直属舰队就可知道，无论如何要论，最强大的既有海上势力，都是在中国东南沿岸以泉州为中心的各城市进出的贸易船队。尤其是以泉州为地盘的蒲寿庚以及在其命令、管辖下的以穆斯林商人为核心的船队。

其实，早在南宋作战之前，蒙古就已展开和这些穆斯林海上商业势力的接触。在杭州无血开城后，往南方逃亡的微小“流亡宫廷”也对蒲寿庚抱有期待。在丰饶且有安定税收的泉州，有南宋王室的一族代代居住。“流亡宫廷”正图以泉州为安住之地。

只是，他们对待这位伊朗乃至阿拉伯系的海洋商人蒲寿庚，则完全是对待名义上南宋国的“提举市舶”，即管制船舶与通商行政官的态度，非常不谨慎且过度傲慢尊大。当然，在一个没有大人物参加，只以政治手腕令人不安的陈宜中为名义代表，由原本是从中国北方流浪而来，乃无赖汉出身的下级士官张世杰掌握实权的流亡“小宫廷”里，这或许是没办法的事。

他们的态度激怒了蒲寿庚。他独自与“流亡宫廷”作战，与蒙古联手将他们赶出了泉州。忽必烈透过笼络蒲寿庚，使海上通商势力完整到手。蒲寿庚也协助忽必烈政权往海上发展。蒙古政府开始在泉州建造大型船舰。

世界史上最早的海洋舰队

对蒙古而言，尝试在接收南宋后把海上战力组织化的最早机会，就是对日本的第二次远征，也就是“弘安战役”。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即日本年号弘安四年，有一支自江南而来载有十万兵员的大舰队，渡过中国东海来到九州，一般称其为“江南军”。

然而，无论再怎么寻找史料，所得结论似乎都是这支军队几乎没有武装。其成员可以说是搭载着旧南宋国职业军人中志愿者的“移民船队”。一直以来，人们动不动就吃惊于十万这个数字，总先入为主地形成“强大的蒙古暴风”对“弱小的日本国”这种印象。

但是，纯粹的战斗部队恐怕只有由高丽国出发的“东路军”。并且，在那四万东路军之中，真正投入实际战斗的只有蒙古、契丹、女真、汉族混编军队中的六千人左右，以及高丽兵中的四千到五千人。也就是说，一万人上下的战斗力才是真实状态。

那些军队横渡对马海峡而来，并在每一个上陆的地方都建造“石筑地”。从“大陆方面”来看这场“弘安战役”，日本兵占有地利，蒙古远征军队会输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虽说如此，根据某一位治学严谨的日本史学者的说法，从当时社会的现实来讲，日本方面拥有从数万到十万的兵力是毫无道理的。虽然正确的计算很难得到，但从各地纠集过来的人中能够成为实战力的，充其量仅止于五千名。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考量到远征的不利与地利之便，那对两军而言这可能是一场实力相当的战争。若是如此，“飓风”作为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也可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尽管如此，这也只是一种印象论而已，只不过是一直以来“巨大的外在压迫”与“弱小的日本”这种印象太受到喜爱罢了（这是一种自幕末、明治以来出现的“癖好”。笔者认为“元寇”此一历史用语，应该是作为一种中国文献所使用之“倭寇”的对照，在江户时代产生的人造新词）。相较于那些话题，这里更想关注的是自江南出发的大舰队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总之，这支舰队是强渡“外洋”而去的，是一支由航海舰组成的海军；并且，又乘载了十万人这个超乎常理的大集团，其输送能力实在是令人吃惊。而且，那是接收南宋国仅仅五年以后的事。我们不得不说蒙古有超常的组织力与建造力。既存的水船是无法直接转用作海船的。如果不是备有龙骨设备与结构实在的船只，将无法承受海上波涛。

其实，第二次远征日本中的“江南军”，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几乎是最早而且很明显是完成了“外洋航海”的最大舰队。

在那以前，历史上其实没有什么大舰队的事例。如果一定要举出历史上的一些例子的话，可以想到的就是投入“波斯战争”的大流士（Dareios）海军，传说那是一支巨大的舰队。不过，那支舰队只是渡过顶多算是“内海”的爱琴海，而且还是紧紧沿着陆地而行进的。他们就连色雷斯（Trakya）一处的岬角，都因风势过强无法通过，而特地在半岛的根部地段地势较细之处开凿专用的运河。再者，所谓“十字军”这一连串欧洲人的来袭，其大多数也还是渡“内海”地中海而来的，这和遣唐使船只耗尽艰辛渡过的中国东海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蒙古在接收江南后，转眼之间就成为一个拥有巨大海上舰队的帝国。在南宋国一百五十年之间，萌芽状态的造船力与航海技术，在忽必烈帝国这个具有罕见的凝聚力的国家主导型政权影响下，一鼓作气以人类史上最大的航海舰队登场。忽必烈的大元汗国一方面也是南宋国的后继者。内陆型的军事政权与海洋志向型“生产社会”相联结，催生了这个过去未有的新形式。

然而，过去以来人们总将其与远征日本关联起来，认为由于蒙古强迫征用江南人民制造船舰，导致偷工减料严重，其时的舰队才会一遇飓风就惨遭沉没等，说得好像亲眼看过似的。但是，那只是一种“解释”而已。

的确是有征用或迫使普通百姓建造一部分舰艇的事实。不过，有关建造及劳动的费用又如何呢？如果政府都不必支付物资、工资的话，那么被用于造船的人们应该会直接引发大动乱才对。更何况，我们根本没有佐证“偷工减料”等“解释”的证据。

还有，第三次的日本远征之所以未能实现，也有说法偏向解释成是江南的诸多叛乱及越南的“抵抗”所致等。但是，其实证工作是有困难的。由状况来看，要将那些事实联系起来解释，也缺乏说服力。

江南山岳地带的反乱、暴动，自南宋时代起就不曾断绝，在日本远征的前后以及在其中途，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并不是先有日本远征，才发生了叛乱。还有，即便曾经从军参加日本远征的中阶指挥官刘国杰带着不满五千的“征东兵”来平定内陆地带的叛乱，要将之视为中止征日的理由也是很牵强的。

在文献上，仅有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指出江南民众多苦劳，故下诏中止“征东”，这成为上述说法的佐证。策士之一崔彧的进言也与此相对应。

但是，那只是“借口”而已。真正的事实是，过去作为忽必烈政权最大后盾的东方三王族之动向开始变得奇怪可疑，这才使得远征日本无法进行。并且，实际上以斡赤斤王族乃颜（政权建立时忽必烈盟友塔察儿之孙）为中心的大叛乱，造成了七十三岁的忽必烈被迫亲自出击的窘境。

原本用于远征日本，在大都中央政府主导下开始编成的强大部队，以及满洲、辽东半岛、高丽方面的各种部队，也不得不陆续北上。然而，这时的第三次“远征日本”与目前为止的两次不同，是由中央政权直接参与策划的。这是一支在过去满洲方面与高丽王国的军队的基础上，再加上中央政府所属军团与舰船的“最强”远征军队。此事若是细读《元史·世祖本纪》等就马上可以了解，其他还有很多文献证据。笔者认为镰仓幕府在“弘安战役”后也没有松懈九州方面警戒态势的做法是正确的。如果这支远征部队按原定计划派至日本，这个时候日本应该就真的很危险了。

于是，战斗都在东北亚一带展开，高丽国也成为战场。包括原本应派往远征日本的船舰在内，各大船队载着来自江南及华北的兵粮，频繁地巡航辽河河口及辽宁沿岸一带等。由船舰负担大量的物资移动与补给，现在是忽必烈政府军队的强项。前后长达五年的大叛乱，使得远征日本无法达成。这基本是没能进行第三次最大的远征的唯一理由，除此之外可以说不存在其他理由。

事实上，这场叛乱一平息，忽必烈就立刻于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派遣使者到日本。他并没有放弃远征日本的决心。只是，忽必烈在三年后就辞世了。其后，忽必烈帝国的核心部分受到海都的大侵略，政治形势也随之急转而下，结果第三次征日还是无法实现。

越南的“反抗”也几乎与远征日本的中止无关，因为负责的部门完全不同。

说到第二次的“江南军”，在搜集过去从未被使用的碑文资料等史料过程中，笔者意外知道从主要将官到下士官阶层几乎都平安地回到部队阵营的事实。似乎只要他们搭上某种大型船舰的话，这就没有问题。在当时的汉文文献中一个有名的记录是，江南十万军队中，平安回来者仅仅只有“三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汉文的“文饰”，另一方面是谈及此事的《元史·外夷传》日本条目等一直以来时常被引用的记录，其实是基于元代末期的某种特殊状况来写成的一系列文献。其来源存在疑问，实际上是不可能保持原本意义的（《元史》虽说是正史，但那是明代洪武帝基于一种必须将仍在北方健在的大元汗国说成“灭亡”的紧急政治需求而勉强修纂而成的。因此，其中有些部分使用的资料不可轻信。就算是同一部《元史》，也有因章节不同其史料性完全不同的情况。此外也屡有与《元史》基础文献相抵触的情况。在结果上可以相当程度地了解《元史》的正确及杜撰部分各为何。这样一个文献学上的知识，只要稍对《元史》有所接触的人，就能够马上明白）。

“蒙古大舰队”的主力舰艇似乎没有太大程度的受损。比较可怜的应该是搭上“移民船队”专用船只的人们。只是，那其中也有很大程度的想象成分。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沉入海中，或是虽然上岸，但遭到日本军队杀害，或是成为俘虏的呢？其实都不太清楚。

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其后在江南悼念战殁者的活动，不问公私，在记录上都看不到。难道说真正失去生命的人其实没有太多吗？或是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士兵被视作卑下的人群，一般士兵恐怕也没有家庭或妻子，就算是失去生命，也没有谁会为他们追悼呢？

如果是后者的话，就真的令人觉得怜惜。在这一点上，历史上大多数的记录其实只要谈到无名的百姓就实在冷淡。然后，所谓的历史学家对于不为既存的印象或文献的表面所惑，追根究底将究竟何为“真正的事实”查明的努力其实大多是苍白无力的。

海洋与内陆衔接

所谓的“江南军”之中，有一部分大型船舰是蒲寿庚所建造的。他们向东南亚各地派兵，也不能忽视背后有以蒲寿庚为首的穆斯林商业势力的影响存在。

远至越南、占城、爪哇的远征，皆是以“海上进攻”的形式来进行的。进攻军团的班底成员不一。蒙古远征军队是以位于派驻前方的各支部队编组、调整、组织而成的。但是，运送那支远征军的舰队，也有同样的人员参与其中。攸关远征的器物、物资等的筹措调度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借助穆斯林海上商人们的力量完成的。

一般认为，忽必烈政权所主导的向东南亚的“海外派兵”，由于酷暑与疫病，以及当地人们的“反抗”，和远征日本一样以“失败”告终。不过，是否真的能够无条件地就下结论说这些远征是以该地的军事征服及恒久支配为目标的，则大有检讨余地。

至于蒙古时代兀良哈台军队曾由云南出击，并席卷越南的情况则稍微复杂。越南自唐宋以来一直都遭到中国本土的中华政权的“侵略”。或许也因为如此，在忽必烈时代越南也有一种旺盛的对战态势。对于采取此一态势的越南，忽必烈其实并不像过去那般要赶尽杀绝。

更何况相较于那些觊觎越南的国家，蒙古远征军在现实上其实没有什么实战的意愿。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敦促臣属或朝贡的宣传部队一般。海上舰队自身几乎没有受损。

那是因为如果忽必烈中央政府直接计划，认真地以单纯的军事征服为目标的话，应该就会再编成更加强大的远征军队。这从当时的客观状况来说是十分可能的。

然而，实际上不管是哪一支“远征军”，都是由三线、四线级的人员担任“指挥官”。至少就陆战部队而言，其阵容差不多都很薄弱。就蒙古军队或大元汗国来讲，“远征军”的规模是极为微小的，其程度就好似使用几支江南驻屯部队中处于末端的小股部队一般，是无法同远征日本相比的。

若要以“强大的蒙古军队侵略东南亚”来形容，实在是令人感到奇妙费解。从“攻击一侧”的蒙古方来看，这与其说是详加检讨原典史料后得出的见解，还不如说是近乎一种印象论。

整体审视这样的南方远征，经济上的面向远较军事上的还要明显突出，令人留意到这种行为应该是为了敦劝通商或交易，确保海洋的通商路径与其据点港口。舰队也是近似于拥有武装的商船队伍。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他们不是企图以军事征服陆地，而是为了要制伏海域。而且，从“远征”的计划及立案开始，整体的过程中都看得到穆斯林商业势力的影子。

尤其在一二九二年的远征爪哇时，这一点特别明显。他们徒有“远征军”虚名，其实际状态则几乎是穆斯林海洋商人主导的贸易船队，而他们所进行的可以说是国家与拥有特权的海上企业联合发起的贸易振兴事业。身处中央，同意来自南方“前线”申请出兵的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应该是这么设想的。但是，看看爪哇的情况，由于当地的纷争而被要求出动部队，陆战部队不小心翻过山岭介入了他们的国内战争，被内战利用后最终撤退。忽必烈之所以会震怒是当然的，他不是为战败而怒，而是因为前线人员竟在沿岸地带的通商活动预定行程之外，招来没有必要的混乱。此外，搭载一万五千名左右兵员的这支船队，作为由中国南海“航行至”爪哇海的舰队来讲，恐怕是史上最大的。

这样的“海上发展”，在南宋时代就已经是可能的，但那时只停留在民间阶段，只是沿岸地带特定人群的“发展”。国家、政权并没有亲自计划和组织过航海以发展海外交易的构想，南宋与蒙古的政权性质完全不同。

对于与蒙古一体化的穆斯林商业势力而言，政权及其前线机关所计划的“远征”活动本身是一项营利事业。而且，这些“海上远征”也不妨说是一种传达“大元汗国”伟业，企图振兴贸易与经济的展现。稍具规模的“军队”则成为其保镖。

蒙古早自成吉思汗时代起就与从事内陆贸易的穆斯林商人联手，延续着可以说是“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发展至此，其军事与通商的结合也由陆地发展到海洋。

有关从东南亚到印度洋方面，忽必烈政权那种行使武力的政策做法，几乎是以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为界，明显地转换到优先建立以和平通商为基轴的关系的工作上。接着，在忽必烈时代末年，包括击退蒙古“侵略”的各国在内都入朝忽必烈政权，相继缔结了表面上从属，实际上是通商的关系。忽必烈中央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并给予各国优渥的待遇。这一点与做法多少有些粗鲁的前线人员是不同的。忽必烈政权开始在东南亚各主要港湾城市派驻贸易事务官。与大元汗国直接联系的国家自僧伽罗（Simhalauipa，即现在的斯里兰卡）起，甚至遍及印度的西海岸。在此，中国东海不消说，就连从中国南海到印度洋的海域也成为大元汗国舰队的海域。自彼往西的阿拉伯海，则早就处于旭烈兀汗国的势力下。

要言之，在十三世纪末，从中国到伊朗、阿拉伯方面的海域以及所经由的海路整体，就进入了蒙古政权的影响下。那意味着欧亚的内陆世界与海洋世界因蒙古而完全连接在一起。隔绝中国本土南北的“空白壁垒”也以陆路、水路及海路重新联系起来。在单一的主权下，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没有接痕地在陆上及海上两边连接起来了。蒙古成了人类史上首次出现的陆与海的巨大帝国。然后，与此同时，欧亚的循环交通网如今已经清楚地出现在人们眼前。

来自东方的中国戎克船和来自西方的阿拉伯单桅帆船在蒙古所掌握的海路中往来。交通、通商、政治在海上缓缓地系统化。在与世界帝国蒙古合作的蒲寿庚等大型的海洋商业资本集团的推动下，中国东南的沿岸诸城市呈现了史上空前的活跃盛况。特别是泉州，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贸易船聚集。并且，泉州以刺桐（Zaiton）为名，在欧洲也颇负盛名，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贸易港。欧亚最大的江南之经济力及产业力，透过以蒙古力量为背景的穆斯林商人们之双手，被带到了世界各地。

这一“海上之路”，经过庆元（日后为明代的宁波），以及世界最大的城市杭州，一举渡过“北洋”，从直沽经过通州连接到大都。日本九州博多湾一带，可以说是这个“欧亚循环交通网”东端的转运中心。

有趣的是，作为现在上海起源的港埠，在这个时候在历史上显露身影。处在松江管辖下的上海县这座沿海而立的小城镇，之所以会具有其相应的意义，海运乃为其前提，在此也设置了市舶司。

上海之所以在蒙古时代首次具有意义，是因为能够使之具有意义的政权出现了。然后，它在以动力船进行外洋航海成为理所当然的“西力东渐”以后的近代世界，又再度显露锋芒。

顺带一提，名为杭州的城市在蒙古时代其实更加繁荣，明代以后则有所衰落。被称作“刺桐”，在西方世界名震一时的国际贸易港泉州，也是在明代疾速衰落下去的。蒙古时代与明代及明代以后，在城镇方面的盛衰上有很明显的落差。国家及政权，以及其所采取的经济体系，可以影响一个城镇的生死，有关这一点，一直以来人们都没有好好地用率直的眼光对事态加以观察。

无论如何，在蒙古时代的中国，“蛮族”“非文明”“异民族王朝”“征服王朝”等负面印象还是特别强。因此，要将繁荣称作繁荣，事实当作事实，研究者心中或许还是会有一些微妙心理或抗拒感。

15 重商主义与自由经济

忽必烈政权的经营战略

在忽必烈的国家内部，尤其应该注意的特点，是它这样一个原以游牧军事力作为基础的军事政权，最终却不依靠军事力的支配，而是将国家经营的主轴放在经济的掌握上。与此相关者，就是发挥了中华帝国特长的行政机构，是它扮演了联系军事与经济的中介角色。

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很早就抱有经济立国的思想，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创造世界性规模的流通、通商。而接收南宋及海外派兵，则是为了达成其目标的巨大计划。至于利用既存的交通、运输网络，整备驱使水陆海的巨大流通机构之硬件设施，则属于其先行工作。

既然是亲自创造流通经济机构，那就要将其中所得利润课税贡献给国家财政。成为其核心推手的，是伊朗系的穆斯林商人势力及出身于此的经济官僚。

忽必烈活用被称作“斡鲁脱克”（Ortogh）公司组织的这样一个穆斯林商业企业家集团的力量，促进物流与通商，也促进了产业化。然后，又将相关的有力人士任命为财经官僚，以政经一致的方式推进经济政策。

本来，在成吉思汗统一高原之前的蒙古境内，其周边就有穆斯林，特别是伊朗系商人们来来去去。其后，一旦蒙古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外战争，这些中亚、伊朗方面出身的穆斯林的活动就更加频繁。他们以通商团为名，组成商队开赴敌地，展开内情调查、制造混乱和离间活动。在针对城市或国家政权的劝降及交涉调停里，大都有穆斯林参与。

支撑远征军及对外战争的各种物资调度和筹措，以及其输送网的确保等，也多由伊朗系的穆斯林商人、官僚们来负责。蒙古军事远征的两个特征即情报战、补给战，其中的每一项都有穆斯林势力极深程度的参与。极端说来，蒙古只要使劲地往准备好的以穆斯林商人为中心的路径行进即可。

在那之前，凡在中央欧亚各地所到之处，就有伊朗系穆斯林商人们的活动据点。远征的成功在途中就已得到确保。甚至，穆斯林的能力在征服后的统治与运作上得到更大发挥。特别是蒙古大多通过承包形式，将征税几乎完全委任给穆斯林管理。

如此，对于这些穆斯林商业势力来说，蒙古的扩大与他们自身的利益直接联结。对于从伊斯兰世界来到东方，已经个别地展开通商活动的穆斯林商人们来说，这些地区被置于单一主权下，在其庇护下得以安全、自由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是最理想的。

可以说穆斯林商人是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商圈和获得更大的利润而利用了蒙古的军事力、政治力。蒙古也利用了这些穆斯林商人的资本力、情报力、通商网，更圆滑顺畅地推动自己的远征与扩张。就世界帝国蒙古的形成而言，伊朗系的穆斯林商人们是不可缺的要素。

在极短的时间里，蒙古得以达成令人惊讶的扩张，可以明显发现其具有一个军事与通商结合的背景。而且，现在它更向海的世界发展。

忽必烈政权统合、组织陆上与海上各股穆斯林商人的力量，并较过去更有效地发挥他们的力量，让他们成为“世界通商圈”的主要推进力。

忽必烈在政权建立后立刻就以阿合马（Ahmad）为首成立了专管经济、财务的特别中央机关。其机关的名称以汉字写作“制国用使司”。“国用”就是掌管国家出入之用的职称及其机关。就汉字的排列而言，不甚“文雅”。就现代风格来说就是“综合财务厅”之意，可以说是令人感觉到一种直截了当的外来语味道。其构想的源头恐怕是伊斯兰世界的“迪旺”。

这个职务及官署在数年后被提升等级改名为“尚书省”。之所以要改称“尚书省”这个古典文雅的名称，就是表示它是与中国传统中央政府机构中书省同样等级的另一个中央政府机构。

过去的中华王朝里只有统辖行政人事机关的中央政府机构而已（其名因时代而异），统辖经济方面的中央官厅、中央政府机构的构想并不存在。经济、财务专管机关的设置并非没有必要，但他们非常排斥将之凸显于政权的表面上。唐末、五代、北宋之世，虽然有“三司使”这个经济主管部门，但那完全是属于中央行政部门的下辖组织，原则上是不得已才设置的。

本来历代的中华王朝对于商业或相关的事物就很消极。他们设定古代的理想王朝、理想社会时，无法完全从“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农本主义、自然经济原理主义的价值观中脱胎换骨，无法舍弃对商品或商品生产、流通的鄙视立场（虽然有“经济”这个词，但那不是经济的意义，而是“经世济民”之意，要言之，就是政治。同样，“政治”一词是“政事”之意，或者是统治的美称）。

当然，那是一种表面上的大道理，也是一种顽固强烈的大道理。王朝与社会，地主与民众，都受到这个道理制约。道理与真实，就如同月亮的表里一般，一方面作为阴阳两面合于一体，另一方面一到了公开场合就只有大道理才会被推出台面。所谓的中华王朝很明显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存在。其实，商业到了唐宋时代就渐次发展，在南宋治下的江南，特别是城市区域及沿岸港湾的活跃盛况更令人目眩。但是，国家与政权并不采取主动奖励利益追求、积极参与的姿态。因为其政权本质就不是如此。其政权乍看之下很清廉正派，但那只在表面现象，在其里层，其实政权及官僚士大夫都未忘记要彻底地吸噬商业及其相关的利益。要言之，他们是只管榨取的角色，但同时对商业还坚持褊狭、固陋的态度。

蒙古从一开始就无须这样的表面功夫，因而是自由的。他们没有应该标榜的理想与原则，相反的是直视现实，重视经济与商业。特别是忽必烈政权将之推出台面，并且主动地培养以追求利益为本的商业、企业集团。其国家经营的中心机关则是尚书省。

以现在日本国政府的省厅机关来比喻尚书省的管辖与职掌的话，相当于统合了总务、财务、文部科学、农林水产、经济产业和国土交通机构，是过去中华世界里无法想象的存在。尚书省及其相关人士，在汉文史料中不常被提及是理所当然的。在表面原则上，国家政权若是意图“赚钱”，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更何况，尚书省的主要班底皆由伊朗系穆斯林组成，因此人们对于忽必烈政权经济政策的非难，除了价值观、文明观的差异外，又加上了人种的因素。另外，在南宋时代达于一个顶点的“华夷思想”将人类以人种、宗教、文明、文化差异来区别对待的意识，特别在汉族士大夫的助长下不容忽视。

借由国家主导的自由经济活动，国家社会得到发展，借此人类的活动、精神与行动的范围，甚至是生活的方式，也有各式各样的多样化、活性化。这般状态酷似近代以降西欧的国家与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样貌，与我们现在的样态也是共通的。忽必烈帝国的体系，作为它们的先驱，在世界上是极为值得关注的。饶富兴味的是，其很明显地具有抚育至今为止被欧亚陆上、海上经济活动忽略的“周边民”的面向，可以说是借由经济来从事“教化”。总而言之，即使说是经济政策，其真正意义也不仅止于此，在广义上乃是一种帝国统治的战略。

＊斡鲁脱克为“公司”之意

穆斯林商人们创造出被称作“斡鲁脱克”（Ortogh）的共同出资组织，透过大规模的资本及提携活动，进行所有的经济行为。“斡鲁脱克”在突厥语里为“伙伴”“组合”之意。在当时的国际用语波斯语中发音为“斡鲁塔克”，汉字则写作“斡脱”，为“斡鲁脱克”的音译。

要言之，斡鲁脱克就是现在的公司。穆斯林商人势力创造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斡鲁脱克来展开活动。其中也包括了在蒙古领土内与穆斯林商人几乎占据不同地盘的各种畏兀儿商人或汉人商业势力。然而，从资本规模来说，它们则显然不敌“斡鲁脱克商人”。

大型的“斡鲁脱克”发展为从通商、运输、金融到征税、兵站、军需，什么都有所涉猎的企业体。在这个意义上，它接近于“综合公司”。其下又形成中小型的隶属“斡鲁脱克”的系列集团，亦屡与其他大型“斡鲁脱克”缔结合作关系。而且，其活动范围超越一个“文明圈”，遍及蒙古领下的东西方。例如，在可以说是旭烈兀汗国附庸国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鲁姆苏丹国（Saljūqiyān-e Rūm）内部，也有斡鲁脱克频繁活动。其班底除伊朗系穆斯林外，还有畏兀儿、汉人，甚至还有欧洲人，正可说是“多国籍企业”。

国家收入来自商业利润

大元汗国以这些穆斯林经济官僚为中心来推进的财政运作及经济政策，是一种极端的重商主义。中央政府收入的八成以上是透过盐的专卖所得的利润，还有一成到一成五的商税收入，皆是针对商业行为课税所得的收入。将盐的专卖收入与商税收入合并计算，就会变成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五。

中央政府的收入可以说完全没有倚赖农业作物，而农业税收都划归给地方财政。在那块土地收成而得的税收，就使用到那块土地上，这是忽必烈政权的基本立场。该地行政相关的经费不用说，此外如各种经营修缮费用及社会事业费用，还有经由该地的驿传等的维护费也由其支付。这种政策乍见之下像是优待地方。

中央拥有与地方不同的财源。那就是通商与专卖这种超越地方的财源。因此，在流通的要地，中央财务厅的官员就置有与中央官厅头衔相同的派驻机关。阿合马的七个儿子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经济活动较盛的据点城市及港湾、运河陆运的转运中心、码头等都成为中央直辖区域。这是以点与点联系所形成的经济支配。

忽必烈政权所采的商业政策中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过路税的废除。过去只要商人通过重要地点，都被课以过路税。如此就无法培养长距离移动的大型商业及商人。

然而，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却把经由中间地点的过路费取消了；作为其补偿，则让地方取得其土地所有税收作为地方税，无须上缴中央。

商品只要在最终的卖出地缴纳销售税即可。这在蒙古语中称作“塔穆加”即“印章”之意，指在纳税之际，作为领取的证明，接受税务负责人盖印认可。其税率竟然一律定作三十分之一，大约是百分之三。以过往只要通过主要城市及交通上的要处，就会被一一课税来看，税率真的是相当低，这就是商税。

完全取消过路税是历史上划时代的英明决断。远途商人因此变得极为兴奋。而且，水陆海的交通运输网又在蒙古政权的公费下得到彻底的整备、维持、管理。对大商人而言，时代完全改变了。对中国方面来说，是从以“商”为恶，无法完全丢舍意识形态的国家权力，转变成为政权一方主动推动，并保护、培育大商人的时代。且这种转变超越中国本土，从“大元汗国”全境推及蒙古所有疆域。

忽必烈及其策士的目标是，透过优惠远途商业，使得与之相关的中小规模流通、通商也活性化，卷起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物流旋涡。形为这个巨大物流的导火线也是主要推手的就是以阿合马以下的忽必烈的经济官僚及一体化的伊朗系穆斯林为主体的“商业组织”。

忽必烈政权下设管辖多数斡鲁脱克的专门官署，在接受其许可与认可的前提下，各斡鲁脱克展开经济活动。对蒙古来讲，这只是将斡鲁脱克置于国家行政机构的管理之下的行为。

但是，正是这个许可与认可，对斡鲁脱克而言伴随着绝大的威力，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够以蒙古的武力为后盾，也可以拥有优先使用蒙古公权力维持的交通运输之便的重要特权，从而成为所谓的特权公司。

如此，与蒙古政权相结合的斡鲁脱克，使用蒙古的武力与交通网，积极地前往欧亚各地，有时也依情况半强制地进行买卖与贸易。并且，作为其结果，他们也通过蒙古所敷设的交通、输送机关向大都输送物资。

忽必烈政府管理位于大都积水潭北岸一带的官营广场，在此收税。当然，卖出地及纳税地在杭州或泉州等大都市或据点城市也无妨。总而言之，在这些城市也一定会有税务员。只要在中央尚书省网络的所及之处纳税即可。

斡鲁脱克本来是向蒙古王族及诸王侯、贵族等以出资的形式借入资金，以此为资本，进行各种各样的商业行为。他们将其利润的一部分还给作为出资者的蒙古显贵。然而，说到这些蒙古王侯们的资金，其大多数都是以帝王忽必烈的赏赐此一形式来赐予的。

总而言之，这个“物资”与“资金”的两个流通循环，成为相互支援的双重结构。循环的根源就是忽必烈。在此一结构中，忽必烈将纳入的税金作为赏赐来分配，而正是其赏赐成为斡鲁脱克的活动资金。

以赏赐的形式来进行在游牧经济中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到的经济援助，忽必烈借此将蒙古帝室以下的分权势力都团结到自己的权威之下。这使得利用军事政变、未经“统一库力台”这个正式即位程序的忽必烈，以“财富”这另一个武器，确实取得了自己身为蒙古大可汗的地位。因为他以经济力为后盾来经营帝国。

这种做法当然不得不变成一种点对点的支配。忽必烈的新国家，与诸如其后的清朝，只要有稍具规模的城市就会设置“满城”相比，在面的支配上力量较弱。相反，其各地据点城市及要地与中央的关系却是既直接又紧密的。

要言之，忽必烈帝国是以据点支配和控制物流、通商为最大的特征的，借此超越帝国分有支配的原理与实际状态。因为物资的集散和课税财源等问题都能够在不涉及分有支配的情况下解决。

白银流通

那么，蒙古帝室、王族、贵族所得到的赐予，以及斡鲁脱克借入作为经济活动资本的资金，究竟是什么呢？

那是白银。在《元史·食货志》“岁赐”的条目下，记载了散布在欧亚各地的蒙古帝室，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四位嫡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托雷的子孙等，成吉思汗的庶子阔列坚的子孙，三位胞弟合撒儿（Qasar）、合赤温（Qaci’un）、斡赤斤（Odcigin）及异母弟别里古台（Belgutei）的子孙等，以及蒙古高原强大集团的子孙和族内重臣的子孙所得到的白银金额。

若是一级的王室血族，就可无条件获得一百锭。忽必烈在每年正月于大都举行的朝贺帝室仪式之际，皆对各个家系的族长或是其代理人进行“定例赏赐”。总额是一年大约五千锭。一锭至少是两千克，五千锭就有十吨。

与其后的时代相比，这看起来似乎不是太大的金额。但是，在发现新大陆以前的时代，银的数量很少。在那个时代十吨已是巨额。

这个仪式正是“统一库力台”中“臣服誓言”的替代物。只要这个仪式及银的赏赐继续进行，大可汗的权威就会获得保证，横亘欧亚东西的蒙古大帝国就会成为一体、永续发展。

而且，这说到底不过是“定例赏赐”，也就是说每年必定能领到这些白银。实际因应各种状况还会有更多各式各样的临时赏赐。

其总额依年份而有不同，但时常远远超出“定例赏赐”的合计总额，也几乎是以白银赐予的。极端来讲，只要向忽必烈表示部内或领内有天灾或饥馑，就能得到巨额赏赐。

蒙古诸王族、族长家，成为巨额白银的拥有者，他们也向斡鲁脱克出借这些白银。蒙古王族及贵族都变成了白银的资本主。

西北欧亚的钦察家，伊朗的旭烈兀家，中亚方面的察合台、窝阔台等诸系统，也想得到白银，乐于获得白银赏赐。处于蒙古草原者、云南高原者，也是如此。白银到处通用，成为一切价值的基准。

本来，在欧亚世界里白银作为通货的使用就有很长的历史。在蒙古出现的十三世纪，白银就已经在欧亚的几乎全区域，作为对外通商的决算手段发挥了国际通货的作用。然后，蒙古也在全境创造以白银为通用货币的征税、财政体制。如果在巨大版图中没有一个皆能适用的共通价值基准，蒙古将会感到窒碍难行。这个问题只有白银才能解决。因为若要以黄金作为基本通货，未免也太稀少了。

白银成为蒙古帝国的基本通货，这也让使用白银的历史发生很大变化。那就是在蒙古的全境，也就是大半个欧亚地区，交易与生活皆用白银来支付，白银不仅仅是不同国家或人种间的“会计结算手段”而已。

令“支付白银”普及的最大力量就是征税。在蒙古的全疆域中，涉及万人的征税皆以“白银支付”来进行。至今没想过要获得白银的农民、市民等，再也无法维持不知情的状态。无论喜不喜欢，在民众层级，“使用白银”或“支付白银”的经济也开始非常普遍。

最容易了解的事例就在中国本土。中国长期以来皆处于“白银世界”之外。白银用于岁币、赐予、赠送、贡纳等，就算名目不一也都是对外结算之际才被使用。白银在与粟特（Sogd）商人等其他文明的人群为交易对象时也有所使用，但这亦是“对外结算”。不过，岭南地区与广州等港湾城市透过南海路径，从相当早期就有印度以西的贸易商人来航，所以“使用白银”的习惯在民众层级也多少有所普及。但在上述地区以外的中国本土，只在个别场合才看得到白银的使用。

在蒙古到来的同时，首先在华北，其次是江南，“使用白银”和“支付白银”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在历史上是很单纯的事实，与到宋、金为止的时代相比，有极为明显的落差。

一般而言，中国地区能够完全成为“白银世界”，是在新大陆的白银，也就是所谓墨西哥银大量流入的十六世纪，即明代中期以后。当然，那是全球性的现象，不仅仅限于中国。例如，日本也是在十六世纪开始显著地普及白银的使用。白银的大量到来改变了世界。

只是，在这里重要的是，“白银使用”的基础早就在蒙古时代准备好了。因为蒙古时代“使用白银”和“支付白银”的体验就发展到民众层级，所以在大量的墨西哥银涌来时，民众自然就能够顺势接受。这是单纯的事实，但或许因为太过单纯而一直没有获得注意。

蒙古及与其相关的人群，如军人、商人、旅人等，立场各式各样，但他们深入江西、湖南、四川、云南、广西、西藏等深山、谷间以及山的另一端（其实他们时常往深山里去。这些人的子孙现在仍生活的乡村或聚落，有时会突然在意想不到之处被“发现”。例如，在稍早以前，就有在中国、缅甸国境附近发现契丹族聚落等具冲击性的事实被报道。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大都被认为是和周围人有所不同的“怪人”，其语言或民俗受到关注和调查，其结果就成为“具有冲击性的报告”。只不过，坦率来讲，对文献史家而言，很多事情是早就料想得到的。当然，所有这些事例不见得都与蒙古时代有关，但是其中也有大半是不得不做此考量的）。

在这些人群之中，斡鲁脱克尤其如此。在文献上有很早以前就有大型的斡鲁脱克进入越南的明确记载，而且是较蒙古军团进攻稍早的时期。这是经济先行于政治及军事的一例。

透过这些军人与商人，“使用白银”“支付白银”经济，就普及到一直以来被“文明世界”遗忘的人们及村落中去。就这一点而言，蒙古虽然没有传播什么意识形态或思想，但或许可以说是将人们劝诱到“使用白银”的这个经济世界去的“宣教部队”。

这个以忽必烈与大都为中心的巨大“人”与“物”的循环，说它其实是白银的循环也无妨。此一状况，以忽必烈的大元汗国为中心，其间或有程度差异，但都在蒙古境内展开了。可以说，忽必烈透过白银向蒙古帝国全境发挥影响力。回过头说，中东与欧洲很早就是“白银世界”了。印度方面传统上是金银并用，但还是逐渐地往“使用白银”倾斜。

在欧亚世界里扮演国际通货角色的白银，经过了蒙古帝国的出现，以及忽必烈新世界帝国这个掌控、引导以银为媒介的巨大经济循环的政体成立这两个阶段，开始走向通往“世界通货”的道路。接着，由于“大航海时代”以后大量新大陆白银的到来，世界整体一举变成以白银为共通价值的“白银世界”。蒙古时代就具备这样的条件。“白银时代”即“世界共通通货时代”的门扉，在蒙古与忽必烈时期，已经能够并且确实被打开了。

白银以忽必烈及大都为中心开始流通。不只是蒙古帝国，欧亚世界也和流通的白银一齐被看不见的手慢慢地、确实地联结起来。接着，整个世界开始迈向一个被包裹进单一经济结构的遥远的、以近现代为名的后世，巨大历史的步伐静悄悄地迈出。

欧亚通用的重量单位

有一个绝佳的事例，显示白银是蒙古世界共通的“基本通货”。忽必烈向蒙古帝室以下的成员赐予的“定例赏赐”是银锭，是重量大约两千克的银块。其形状有许多，但在东方大致是背部呈圆状，左右与内侧内陷的独特形状。其后这种银锭又被称作马蹄银。

这样一个白银的铸块就是一锭，也就是白银的基本单位。银在中国方面有钱、两、锭三个阶段。钱的十倍为两，两的五十倍是锭。反过来讲，就是一锭等于五十两，等于五百钱。

锭、两、钱是彻彻底底的重量单位，形状如何皆无所谓。银的重点只在于重量，是称重来交易的称量货币。

银锭之所以是马蹄形状的铸块，其实不过是大元汗国的统一形式，因为如果完整的银块的重量足足有五十两，那么高额的赏赐就极为便利。换句话说，再无更重的重量单位。

然而，这里才正隐藏了关键。在蒙古全境中，这个重约两千克、形状独特的银块，就作为表示白银的最大重量单位，成为共通的基准。查证当时的几种文献，忽必烈所赏赐的这个银块，在蒙古语称作“斯给”，也就是“斧头”；同样，在畏兀儿语称作“雅斯脱克”，也就是“枕头”；在波斯语念作“巴利休”，仍是“枕头”之意。

当然，“斧头”或“枕头”不过是形容这个独特铸块形状的比喻，和称作马蹄银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个“斯给”“雅斯脱克”“巴利休”等词，皆超越了形状，也作为显示银本身的重量单位来使用。

也就是说，所谓一斯给、一雅斯脱克、一巴利休，就与一锭是同样意思。例如，在波斯语史料中如果记载“给予一百巴利休的银”，就等于是授予一百个银块，或相当此重量的银。如果是汉文史料的话，就会是“赐予银百锭”。

话说回来，关于白银在当时似乎就没有表示锭以上重量的词了。有枕头、斧头以及马蹄等奇妙形状的这个银块，作为在蒙古统治下显示白银最大重量单位的物品，在欧亚东西方开始流行。

也许因为畏兀儿语是突厥语的一种，所以自中亚至西北欧亚全境都称之为“雅斯脱克”。只是从截至目前的文献中还无法找齐明确证据。另外，波斯语是当时的国际语言。伊朗方面不用说，中亚、西北欧亚、北印度也把波斯语作为书面语广泛使用。同样也是意味“枕头”的词，或许“巴利休”在广泛的范围下较为通用也说不定。

所谓的“斯给”，应该是银在蒙古支配阶层中的称呼。相反，“银锭”是使用汉语与汉字的人们的说法。将这四种语言可能使用的范围标示在地图上，就可以覆盖蒙古帝国全境。总而言之，这种形状的银块与其所代表的重量单位，在蒙古全境是共通的。

回过头来说，作为白银重量单位的钱、两、锭，各自大约是四克、四十克、两千克。根据出土的当时的畏兀儿文献可以了解到，巴克鲁、斯提尔（或塞提尔）、雅斯脱克等重量单位，与钱、两、锭完全对应，被作为重量单位来使用。至少汉语与畏兀儿语这两个世界，超越了语言的差异，使用了同一重量体系。令人遗憾的是，有关剩下的波斯语及蒙古语，是不是有相当于汉语的钱及两的重量单位，目前还未有定论。

只是，在此应该注意的是，在后来为蒙古所灭的金朝统治之下，中国的锭才开始具有五十两之意。在那以前的中国，有几种重量的“银条”被称作“铤”，那在其后变成“锭”了，两者的汉字发音皆为“ding”。一直到金代为止，有各式各样的银锭，重量和形状都有很多种。一锭不一定是五十两。

另外，中亚、中东、欧洲几乎不存在相当于两千克的重量单位。也就是说，蒙古会制造出一锭等于五十两的银锭，是承袭了金代的遗制。然后，与“锭”所对应的“斯给”“雅斯脱克”“巴利休”也正是因为处于蒙古时代才成为可能。

当时银锭的实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日本和其他地区都还有相当数量留存。但是，不只是所谓的枕形、斧形的银锭，平板状的条状在日本，然后鱼板形的细长形状在俄罗斯皆有所流传。每一个银块皆重约两千克。

还有，俄罗斯在一八五一年和一九一四年都有发现银块的报告。其形状与其说是斧头，不如说是压得扁平的东西，面与面的交线都趋近直线，而且切面非常锐利，然后，很明显是在略显细薄的中央部被打碎的。其每个重量大约一千克，每个表面都刻有汉字，单面可以很清楚地读到“银伍拾两”。也就是说，它本来是约两千克的银块。

其中，从收藏于东京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的银块可以看到，上面刻有八思巴文字与汉字的“大元天历年”等文字。那是大元国的天历二年，也就是一三二九年的镌刻，较忽必烈时代要晚得多。

只要重量有两千克，形状如何都是无所谓的。相反，如果在中亚以西发现枕形的银锭，那么当地的王侯从大元宫廷拿到的确实就是这种形状的实物。

与银锭对应的斯给、雅斯脱克、巴利休，也慢慢地变成与其本来所指的形状无关，只是显示重量本身的单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波斯语的史料中，屡屡看得到“以铜□□巴利休”这样的形容。当然，严格地来考虑的话，如此用例的“巴利休”，也可以做别的解释。例如，无涉银、铜等素材的差异，也许是纯粹以所有事物的重量单位来使用的意思；或者是将铜以银的重量来换算显示的数字，也就是说“巴利休”也有可能是只适用于银的重量单位，也完全有作为价值单位的可能性。目前很难下定论。不过，至少可以确定“巴利休”已经不仅止于“枕状的银块”之意。

这里再次强调，大约四克、四十克、两千克这三个阶段的重量单位成为蒙古帝国“基本通货”的白银重量体系。其中的约四克，是因为自古萨珊王朝的硬币等大多数的“银货”“银钱”的重量大抵如此，所以从很久以前就得到广泛使用。其十倍的四十克也是可以与之联动的重量。只有最大重量单位的两千克，是源自蒙古的东西。并且，又加上往昔以来的四克、四十克体系，它们成为一套重量体系。

现在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仍有正本留存的裴哥罗梯（Pegolotti）《商业指南》一书，在当时是作为蒙古时代十四世纪东方贸易的入门手册来书写的。“巴利休”这个词在此作为东方使用的价值基准登场。然后，书里还记载着只要带着白银到东方去，就不会有阻碍。

不只限于裴哥罗梯，意大利的贸易商人们在使用“巴利休”这个词的同时，也了解到枕形的银块，或者至少是“巴利休”一词所表示的白银的独特重量，也就是价值单位。此事就如同单个或多个人物假托“马可·波罗”之名一般，显示了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波斯语是当时蒙古统治下最好使的国际语，同时也告诉后人蒙古的重量单位体系至少也普及到了意大利。总而言之，在忽必烈政权下采用的锭、两、钱等蒙古帝国的重量体系，连通了欧亚。

纸币是万能的吗？

但是，其实白银本身是不够用的。银的绝对量相对于必要的流通量是不足的。盐引和纸币作为其辅助者而出现。不过，上述两者性质不相同。

一般而言，一说到忽必烈政权，马上联想到的就是纸币。宋代被称作会子和交子的一种约定支票，到了金代明确地有了现在纸币的外观并大量发行。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将之吸收，在忽必烈通过“军事政变”即位的中统元年，即一二六○年七月这个极早的时期，就发行了纸币。

该纸币正式来说被称作“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交钞”或“中统钞”，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二贯十种。

所谓的“贯”就是“一串”的意思，将一千枚铜钱以一条“绳索”或“钱绳”穿过串起，要言之，就是一千文。

这些纸币的面额成为铜钱的单位，例如，十文就等于铜钱十枚。实际上，在每张纸币的中央稍向上处，记有显示面额的汉字，亦绘有表示其相当铜钱枚数的图画。

笔者总不得不认为，一直以来对这个总称“交钞”或“钞”的纸币评价都太过了。的确，在这个坐拥巨大国土的大元汗国，而且在十三至十四世纪这个时间点上，要全面实行纸币政策，无疑是人类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页。在大元汗国统治下的主要城市中，设置有负责交钞印刷、管理、运用的官厅，而且由于这个纸币至少在“原则”上是兑换纸币，所以成为纸币发行基础的准备金即“钞本”也有相应的储备。

大元汗国在全国各地设置了负责将过度使用而脏污揉烂无法再用的“昏钞”换成新钞的“交用库”或“倒钞库”，在大都等地也设置了数个倒钞库。有传言称，朝廷在进行昏钞手续之际，强制收取手续费，或是为了收取手续费而故意使用大尺寸、容易揉烂的纸等。不过，多多少少的“运用之妙”是理所当然的，不应该受到非难。

无论如何，他们向全疆域布下规模如此巨大的金字塔式网络。而且，以这些组织、机构为主，涉及纸币政策的一切都置于大都中央综合经济官署尚书省的掌控下，所以说阿合马等忽必烈的经济官僚的能力有令人刮目之处。

在东方，其后纸币政策就被放弃了。明朝的创始者洪武帝模仿蒙古发行纸币，但立刻就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筹措发行准备金，所以才导致此一结果。只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直以来都没什么人谈到洪武帝的失败。在世界史上，直到十九世纪以后与大元汗国匹敌的纸币政策才得以开始展开。大元汗国货币所持的远见性、组织力、运营力，以及规模的庞大，无论强调其在世界史上有多么大的意义，应该都不算过分。

只是，问题是世人一直以来都将大元的纸币想得太过万能了，也就是说，什么都被认为只要有这个以“交钞”为名的纸币就能了事。因此，才出现了例如元末纸币通胀，经济混乱，其结果就是大元“灭亡”这个大历史叙事。不过，其实正如后所述，前面提到的“中统钞”与白银相联结，是至元末为止一贯的基本纸币。另外，例如其后发行的“至元钞”等，在其每个时期的政权下印刷的纸币都会发生极大改变。这个由双重柔性构造外观上的“纸币通胀”，就是大元汗国纸币政策的本质。

其实，当时的社会并未发展到经济与社会会因“纸币通胀”而混乱的程度。产业与经济、生产与消费，也未如现代般成为完全联结的有机体。将当时的社会与高度产业化的生产社会、消费社会进行拙劣的比较是危险的。看起来已经“定论化”的这个“纸币通胀”导致的“元朝”崩坏说，可以说是误解，是太过比拟现代社会的印象论。

之所以会产生有关忽必烈政权纸币政策的这种印象，“马可·波罗”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大可汗以纸创造通货，构筑了莫大财产”的这句名言被四处引用，闻名于世。忽必烈就像“炼金术师”一般的形容的确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这句话虽然不是胡言，但也只是事实的一部分而已。

纸币是小额通货。大元汗国几乎从未发行铜钱。在忽必烈之后，就算有少量的发行，也可以说是近乎一种“纪念币”，发行量少。忽必烈及其策士们事实上放弃了中国传统的“铜钱主义”。

取而代之的是“交钞”，也就是“纸币”。所以，“交钞”才会绘有与其面额相当的铜钱图案（虽说如此，在通行之际，“交钞”也是以银的单位“两”或“钱”来换算的，所以仍然是与银联动的）。他们只是以既轻薄，携带又便利，印刷费也便宜的纸币，来取代既重且铸造又花钱的铜钱。

最高面额不过两贯的“交钞”，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小笔交易之物，不适合大笔的交易。而且，关于它在何时使用，是否到处通用，也存有疑问。

铜钱有实质价值，但交钞充其量只是纸张，正是因为有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及信用才能通用。例如，金朝末期恼于军事费不足的开封金国政府，滥发庞大的纸币，但谁也不相信已经动摇的政权的纸币，其纸币已经成为废纸。

还有，一旦离开都市到广大的农村及山区甚至是穷乡僻壤之地，应该就几乎没有人使用纸币了。铜钱的情况也一样。现实的当地生活依然是以物易物，以小麦或米的“代用货币”为中心。

相反，正是因为白银本身作为本金能够以绝对价值来交易，在大笔交易的场合还可能会被地主或有名望的人物等使用。在前近代世界中，只要除却权力的相应渗透，人群往来交错的城市地带——交通要冲或特别大城市的近郊另当别论——大致都是这种程度。

要言之，纸币能够通用的地方，是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及军事据点的所在之处，换句话说，就是政治、军事、政权的力量确实渗透的安稳地点。尤其是在纳税、俸给、军事调度、赏赐褒奖等领域，只要是政府直接涉及其中，纸币就会作为有意义之物被毫无质疑地通用。

除了大都，以杭州、开封、京兆、扬州、泉州、广州等主要据点城市及官营场为首，纸币也都有很大程度的通用。至少在关于中国本土方面，可以说是大元汗国的行政、司法上的参考书的《元典章》中所记叙的设有纸币相关机关的诸城市，都可以视作对纸币有所使用。还有，吐鲁番盆地的畏兀儿王家的冬都哈拉火州和天山以北的夏都别失八里，或是与额济纳河对望，西夏以来的哈剌契丹等，就算是多么偏远的“边境”，只要在远距离交易中心地及军事驻屯地等处，纸币作为一种“基地经济”反而更加通用。正因如此，在这些地方会有“交钞”出土。这也意味着，并非即便在这样的“边境”也有使用，而是正是在这样的“边境”才会被使用。

从当时的世界情势来看，用纸币可以购物并与银兑换，光是这样就令人吃惊。只是，考虑到纸币流通的地区或场面有限，以及其面额较小，就不得不说不能将纸币过度地视作万能。那么，在大元汗国流通的“高额纸币”究竟是什么呢？

“高面额纸币”是盐引

在事实上扮演“高额纸币”角色的是作为国家专卖盐之兑换券的“盐引”。

在中国，作为汉代以来专卖制的结果，盐是一种高价商品。因此，若有价格稍廉的食盐，就会飞也似的畅销，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黑市盐商横行于世，这当然是专卖制下过分抬高盐价的结果。作为盐的公认兑换证的盐引，是拥有盐这个现实背景的某种有价证券。由于其面额颇高，所以实质上也扮演了和高额纸币同样的角色。

中国自古就有盐引这个制度。阿合马以来的财务官僚们又施加创意，令百姓主要以银购入盐引。对于忽必烈而言，盐引是与银联动的“纸币”，是不太够用的白银的替代品。

中央政府的另一个收入来源商税也以纳银为基础。忽必烈帝国的中央政府财政，是以包括盐的交易在内的全部商业行为所获的白银为支柱的。

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的内蒙古考古研究所，收藏有自西夏时代以来的城市遗迹哈拉浩特（Qaraqota）出土的盐引原物。就目前所知，这是唯一留存的大元汗国时代的遗物，可说颇为贵重。

盐引只有位于大都的尚书省或是设于大区域的派驻机关才能发行。商人们前往这些机关购买盐引。从哈拉浩特出土的盐引中，在“中统钞”的额面上以墨书有“五拾定”（五十锭）的字样。发行时间是至治元年四月，也就是一三二一年，属于忽必烈第四代孙英宗硕德八剌（Sidibala）的时代。日期处则空白没有记载。

只要看看这枚盐引，就可以知道盐引的购入价格被称作买引钱。另外，在时间上，因为印刷有“至治元年”和“□月□日”，因此盐引的“正式用纸”似乎是每年批次印刷的；也因此可以知道承办官厅因应必要，在使用时以墨在上头记载面额、发行月日及处理的负责人和验收人的姓名，并且，要在整个版面盖上朱印才会有效。

中统钞五十锭，是交钞最高面额二贯的二千五百倍，是与交钞无法比较的高面额。那么，它换算成银到底又会是多少呢？这其实很难计算。

交钞与白银的公定换算率，一开始是交钞二贯等于白银一两。但是，那是政府的“期望比率”。实际从相当早的时候开始，换算率就是从十分之一到二十五分之一。其后实质价格也逐渐下降。

因此，到了忽必烈时代开始已发行名为“至元通行宝钞”，简称“至元宝钞”或“至元钞”的新纸币，以中统钞为基准订为五分之一的价值。甚至，在忽必烈辞世后，也发行新的交钞。那个时候中统钞也成为基准。而且，数量虽少，但中统钞皆有持续印刷、发行。

要言之，交钞与可以说是“基础纸币”的中统钞，和当时应时发行的各种“临时纸币”形成了双重结构。然后，如前所述，与白银直接联动的是中统钞。恰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定历史时期，与美元或日元联动的是“外汇兑换券”，也就是所谓“外货券”或“外汇”，相对于此在一般生活中使用的则是“人民币”。方才所述的“纸币通胀说”说的就是这个“临时纸币”暴跌的现象。就算如此，大元汗国的财务当局也不在乎。只要白银以及与银联结的中统钞维持平稳即可。

在元代中期发行的这个盐引实物上以中统钞换算来记载面额一事，也可作为上述的佐证。若是姑且将当时困难时期的实际汇率从诸史料中拾拣出来观察可知，这枚盐引面额的中统钞五十锭相当于白银二点五千克左右，用银锭来算是一个多，仍然是相当高的额度。

在这枚盐引里还藏有更令人吃惊的秘密。本来盐引指定了将之携去即可换盐的制盐地和可以贩卖盐的“行盐地”，就这枚盐引实物来说，则是“两淮”即淮水与长江间区域的“淮东”与“淮西”，意即指定在位于华中沿岸的制盐地领取，在华中地方拍卖的盐引。

然而，这枚盐引竟然在相隔遥远的甘肃及蒙古边境，沙漠中的人工军事城市哈拉浩特出土。这是盐引本身到处皆可销售，与制盐地与行盐地无关的最佳证据。

若是想换盐，去换就好。不过，不去也可以。以能够换盐为前提，这个盐引被交易，甚至来到了沙漠中的军事城市哈拉浩特。

另外，在科兹洛夫（Kozlov）调查队的调查中有名的哈拉浩特遗迹，其实在一般认识上与其说是西夏时代的遗物，不如说是原样留下蒙古时代末期样貌的“时光胶囊”。其遗物不只限于这个盐引，还满是蒙古时代贵重的文献、遗物、遗迹。而且，那盐引也正是“活生生的”蒙古时代的“证明”。

白银二点五千克的大笔金额，皆被容纳在一枚纸制的盐引里。无论何时皆可换成高价国家专卖品盐的盐引在现实上发挥了作为与银直接联结的“高额纸币”的机能。

商人们踊跃收购并频繁地利用以一张纸就具有高额价值的盐引。由盐引卖出所获得的收入，达到中央政府财政的八成以上。国家主导的专卖及纸币政策，以及如前所述的白银与物流，远距离交易与经济社会活性化的促进，都是整合完善的漂亮做法。忽必烈的新国家的确配得上通商帝国的称谓。

＊宋钱招来误解

中华王朝一直以来都在原则上坚持以铜钱为基础。

然而，忽必烈与他的策士们却干脆地放弃这个坚持。在通货的素材上也不再坚持只使用铜。从蒙古全境来看，钦察汗国以及旭烈兀汗国也发行了作为交易通货的黄金。忽必烈政权亦在对帝室进行“定例赏赐”之际，下赐少数的黄金。他们虽以白银作为“基本通货”，但也利用如黄金和纸币等可以利用之物，尽可能地因应了广泛的通货需求。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政权与国家的体制已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只不过，忽必烈与顾问团只是没有采取“铜钱主义”而已，但并没有否定存在于现实中的铜钱。所以，大元汗国是以银为基础，再加以与之联动的盐引和纸币，偶尔使用金，也可以使用通用到宋金时代为止的铜钱。

然而，这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接收南宋的结果是纳入新版图的江南是一个“铜钱主义”的世界。是否要认可南宋时代的铜钱？这个问题在忽必烈政权的中央财务厅尚书省及江南占领军的派驻前线间，似乎发生过些许争议。据说似乎也出现了不认可铜钱，要全面换为交钞的强硬意见。结果，若是突然由铜钱至上的世界转移到银与纸币的世界，一定会引起重大混乱的常识论被采纳，使得铜钱得以继续使用。也就是说，对忽必烈国家来说还是原则论优先，因为若是在好不容易到手的江南引发不必要的混乱，那么一切将会血本无归。

不过，在纳税之际则须使用白银与纸币。这是一种原则与实际，官用与民间的并存、折中方案。在江南的民间买卖或经济生活中，铜钱还是可以如往常般被使用。

这意外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涉及政府以及官用的事业或买卖者，再也没有必要如南宋时代般大量地囤积铜钱。铜钱这个通货，一旦大量使用就变得很麻烦。此时，就发生大量铜钱被抛到市场上的状况。很难想象南宋时代还曾为铜不足或铜钱不足所苦。

虽然也不是不再需要铜钱，但还是出现了铜钱过剩的状况。然而，此时出现了非要铜钱不可的一群人，那就是日本贸易商人。

终北宋及南宋两代，由于屡有日本船前来大量购入铜钱的情况，铜钱不足的状况日趋严重，因而宋代政府曾颁下了禁令。然而忽必烈政权早已不再拘泥于铜钱，社会已经发展到自由经济时代。对江南社会而言，铜钱成为最有利且自由的出口商品。

或许由于蒙古的两度侵袭，日、元关系总被错认为是冷淡的，但现实完全相反。在第二次远征日本之际，日本的贸易船队也频繁造访江南，更何况其后还发生了大交流的浪潮。

在中日交流历史上，稍微晚近的最盛时期其实就是蒙古时代。当时屡屡有一次就是几十人、几百人的留学生或留学僧渡海到大陆的情况；从大陆也有一流的文化人士、工艺家等频繁地来到日本，有时甚至永久居留。两国虽无正式的邦交，但贸易往来非常频繁。

从江南到日本的最大出口商品是铜钱。那当然不是元钱而是宋钱。一九七六年，在韩国木浦的新安海域发现了蒙古时代的贸易船，从在船上所发现的许多木札、木简的记录上可以了解到，此船载有送往京都东福寺与博多的货物，以及其于一三二三年自宁波出发，目的地大概为日本的博多这两项讯息。货物中除青花瓷等物以外，也有大量的宋钱。这是理所当然的。

有关宋钱，在此只能谈到它是在宋代制造的，至于何时被运来的则另当别论。这里有很多未解之谜。

然而，不知为何总有一种武断的见解认为日本的宋钱就是日宋贸易的产物。虽然日宋贸易确实很频繁，但日元贸易应该更频繁。此外，要是谈到铜钱，那么到曾经颁布国家级禁令的南宋时代为止的时期，以及对铜钱没有特别拘泥，反而自由经济还受到国家奖励的蒙古时代，在环境上是完全不同的。

只不过，如新安海域的贸易船般，连运送时间都清楚地发现的事例还是很稀少。若像其他那些无法证明传入时代，只是原样出土，或是摆在路边摊的宋钱，很难让人们知道它们是何时来到日本的。

宋钱会招致误解。但是，这误解是人们自己的武断想法所造成的。

欧亚世界通商圈

忽必烈政权吸纳了拥有当时世界最大经济力和产业力的中国本土，采取了自由经济政策，奖励跨越区域与“文明圈”框架的大型通商。无论是谁，身在何处，都可以做生意。人种或民族皆无所谓。只要支付百分之三点三的商税与关税，就可以自由通行。

只是，忽必烈在世时，由于中亚方面发生帝室一族的反抗，在政治上忽必烈自身未亲眼看到其开花结果。然而，忽必烈与策士们的构想，确实在忽必烈长逝后的十三世纪末实实在在地结出了果实。然后，到了十四世纪前后，就名副其实地出现了横亘欧亚东西的人与物的大交流。

有许多人亲身为这个时期的欧亚大交流做见证。他们既有经由陆路来去的，也有经由海路来去的。

在文献上将往返陆路的史实描述得最清楚者，就是旭烈兀汗国的使节团。那最主要是因为最重视波斯文的蒙古政权留下了其所著的历史书籍。

他们组成以几百人为单位的旅行团，利用敷设在蒙古东西的站赤路线，悠然前来。被称作“答纳”的大珍珠以及名产“大马士革剑”、优良的“阿拉伯马”、中东的优质织金，包括香料在内的种种药材等——他们携带数额巨大的进贡品和礼品前来。此外，属于宝石的一种，又被用在最高级“青花瓷”瓷器图案上的青金石，或是作为代用品的钴颜料等，也可能是由他们带入中国的。

在这些使节团到达之前，处在行经路上的驿传路就较平常准备更多的马匹与骆驼。只要事前通知即将经过，蒙古的驿传负责官员就会奋力地迎接大旅行团。从接到旅行团到送至下一宿驿间的接待费用是很庞大的，为此政府时常划拨特别支出。

这样的使节团逗留在大都的特别宾馆内，此事在汉文史料上留有记录。然而，由于接待过于舒适，所以陆续有使节团不思归去。由于是数百人单位的长期逗留，因此接待方很是忙碌。其中似乎也有不少同一王族分别派遣的使节团彼此撞见的情况。

当然，这样的事例是特别的。然而，不仅只有可和旭烈兀汗国匹敌的大势力，在其组织之下的个别王侯、地方君主以及地方权力者等好像也屡次派遣使节团，因此其数量乃超乎想象。

即使在《元史》里只写到“遣使朝贡”，例如以大约三年一次的频率遣使而来的伏尔加河钦察汗国君长家的情况等，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他们所来自的区域或旅程，其君侯的位阶等不寻常的情况。如果每个使节团都准备了如旭烈兀家的使节团那样的“伴手礼”，就已经不知道政治与通商到底哪一个才是其主要目的了。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当时蒙古治下的每一个政权、每一个地区都曾派遣过通商使节团。

一方面，有关陆路，在民间层次的证言里，刚才已经提到的裴哥罗梯最容易了解。据其所言，从意大利搭船到黑海，经过克里米亚半岛在塔纳（Thana）上陆，接下来再往东方去就是蒙古的世界。那里不会像欧洲那样在路上遇到劫匪或强盗，利用马车可以在借由公权力整备的公共道路上安全又舒适地旅游。在此所描述的状况，坦白说来太过理想幸福，反而令人退缩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接这样解读。在有关旅行便利和安全方面，后面会提到的“蒙古体系”没有公私之分而广泛地提供服务。

另一方面，有关海路，已经有许多人的报告和体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是由东往西航海而归的人们的珍贵记录，从中可以看到最基本的还是通商。到了蒙古时代，远较南宋时期更具有政府直辖的特别高级窑业专门产业城市色彩的景德镇，出产中国区域特产瓷器的最高级品，它们跨过山岭，在泉州及福州的港口装船。一读《岛夷志略》就能够清楚知道，中国的青瓷和白瓷，尤其是“青花”即日本所说的“染付”，对由东往西的商船队而言是最高级的贸易商品。在单色容易令人联想到硬质宝石的中国瓷器的技术上，加上波斯陶器的彩绘习惯与蒙古伊斯兰共通的钴蓝色的品位，上述三个要素结合出现的青花是只有蒙古时代才能看得到的东西方交流的精华，在从印度到伊斯兰的世界，都受到略显异常的热烈欢迎。

史上存有诸多疑点、真相复杂的“马可·波罗”也是在海路上由东向西的人。搭上将蒙古贵妃从大元汗国处送到旭烈兀家的使节团船队便船的波罗一家身影，只在《百万之书》中可以看到。另外，有关这个使节团，波斯文写成的史书《瓦撒夫史》（Vassaf）上有详细的叙述。

曾为旭烈兀官吏的谢拉夫丁（Sharaf al-Dīn）所著的《瓦撒夫史》毫无错误地描绘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那本书上没有提到波罗一家。但是，此史书关于他们一家以外的所有人士，包括正使以及副使的姓名在内，与“马可·波罗”的描述其实颇为一致。

向《百万之书》传达讯息的人物无疑也身在这支船队中，他恐怕是用“马可·波罗”之名来谈论了自己的体验。此外，这两本书无法否认的一致性可以证明，印度洋上的东西航路最晚在十三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是完全掌握在蒙古手里的。

据说在泉州还留有墓石的来自佩鲁贾（Perugia）的方济各派（Francesco）修道士安德鲁（Andrea）是从西到东，即从伊朗到中国的人物。他接受罗马教皇克莱门斯五世（Clemens Ⅴ）的命令，被派到位于汗八里（Khanbalik）也就是大都的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处，完成了任命他为汗八里总主教的使命；其后前往刺桐（即泉州），成为刺桐主教后逝世。

不过，无论怎样，由西往东航海而归的代表要算是伊本·巴图塔。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Tangier）的他，在埃及等中东各地旅行后，逗留在政治上几乎统一印度次大陆的图格鲁克王朝（Tughluq）君主穆罕默德（Muhammad）处。在那里长期逗留后，他又通过海路来到了大元汗国。他的游记是证明蒙古时代欧亚世界是多么自由开放，多么容易旅行的最佳书籍；同时也最清楚地呈现了其时往南方的海路是多么活跃。

针对利用这些海路的海外通商，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决定以销售额百分之三点三为原则（依船商的种类也有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七的情况，不过基本上是三十分之一）。以泉州为主的中国东南沿岸主要港口都市，设置了负责贸易事务以及进出口管理的“市舶司”官署。其名称和宋代以前一样，乍看之下会被认为是同样的体系。然而这个组织在忽必烈帝国时代是较南宋更多由政权主动奖励、推动、管理的，并没有在表面上说因为“蕃商”过来才不得不管理，但又期待进口税收的那种矛盾姿态。大元汗国在航海路径上的停泊港到目的地交易处都设有派驻员，统一管理其出港、停泊、交易及归港；加之政府机关还在泉州等造船业中心地亲自制造贸易船只，连同资本金一起出借给海洋商人，力图促进贸易。据说贸易船跟资本金的出租费用是贸易利润的七成。

大元汗国不只如宋代以前只是一般管理港湾的出入，还企图掌握海路与其所有的通商行为。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忽必烈政权与成为海洋通商中心的穆斯林商人势力联结并将之收纳进来。

这和陆上系统一样是点对点的据点支配。不过，散布在大元汗国领域内的主要港湾以及东南亚沿岸要冲的停泊港、港湾都市，都与大元汗国中央官署或名为“行省”的派驻机关直接联结。

借由全政权之力图振兴贸易的大元汗国力量，海上东西方贸易已经清楚地系统化。对此而言，印度沿岸地带扮演了中转点的角色。然而，从十三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在内陆地带的北印度平原中，图格鲁克王朝等德里苏丹诸政权迎击经常由中亚南下侵略的察合台汗国军。尽管如此，伊本·巴图塔是作为图格鲁克王朝君主穆罕默德的使节而从海路由印度到中国来的。广泛地来看蒙古与印度的关系，内陆与沿岸有不同的因应方式。在历史上，不如说北印度和中亚、内陆亚洲的关系较深，很多事物应该要在其延长线上考虑。有关多元世界印度与大元汗国的关系，还有待今后的研究工作来解释说明。

在西亚和中东，不仅旭烈兀汗国，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也进入了这个通商链条。刚开始是民间的层次，然而之后由于旭烈兀汗国伊斯兰化使得政治对立的壁垒消失，马木留克王朝更积极地参与“东方交易”。其推手是喀里密（Karimi）商人。他们购买经过印度洋到来的东方物品，在中东诸区域贩卖，甚至卖到欧洲诸国。

西欧也自动进入以大元汗国为中心的欧亚通商圈。威尼斯（Venezsia）、热那亚（Genova）、佛罗伦萨（Florence）等以海洋通商作为立国根本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本来就有与东方特别是蒙古接触、通商的历史。蒙古已经由过去的“恐怖时代”明确蜕变成以大元汗国为中心的松散国家联盟主导的“融和时代”，不仅是地中海方面的意大利诸城市，包括阿尔卑斯以北的其他西欧诸势力在内，在政治上面向东方的壁垒都急速消失。以“十字军”为名的“对决世代”已经远去。

威尼斯档案馆内藏有当时与旭烈兀汗国之间交换的通商议定书，里面有许多有趣的内容。关税一律和遥远的大元汗国统治下的东方同样为百分之三点三。在过去来讲，这是极低的税率。另外，档案还记载了各种各样的细节。令人惊讶的是，档案中还有在运送商品的时候，如果发生危害或灾难，蒙古方面将会补偿的一节文字。

经常有意大利商人来往旭烈兀汗国的君主处，甚至也有直接留下成为臣子者。例如，一三○二年第七代君主合赞（Ghazan）向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us Ⅷ）送出使节与书简。其使节是热那亚人布斯卡雷诺·基索卢非。此外，来自比萨（Pisa）的伊索这位人物，是合赞之弟，其后在后继者即第八代旭烈兀汗国君主的完者都（Öljaitü）成为基督教徒时，为其取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Nicolaus Ⅳ）之名作为受洗名尼古拉的命名者。

其中令人最惊讶的是下面的事实。其后成为旭烈兀汗国新首都苏丹尼叶（Soltanieh，这座城市可能是模仿大都而建造的）总主教的威廉·亚当（William Adam）在一三一五年起的十七年间的某个时期，提出了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关旭烈兀汗国与欧洲结盟的提案。根据英国的蒙古帝国史研究者摩根（D.Morgan）的观点，其提案内容竟然是让小舰队航向印度洋，而且是让热那亚人航行，以截断马木留克王朝与东方间活跃的通商生命线。

其提案还只停留在计划阶段而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久以后旭烈兀汗国就和马木留克王朝讲和了。即便如此，还是可以令人理解，埃及与东方的海上通商是多么繁盛，然后此事在欧洲方面，特别是让与旭烈兀汗国交好的意大利商人强烈意识到，要将东方贸易理解为马木留克王朝“生命线”的事实。也就是说，欧洲势力想直接将舰队送进印度洋，与东方直接通商的构想，并不是从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时代以来才开始的。

蒙古时代后半叶的欧亚

如此，整个欧亚，从东到西，由穆斯林斡鲁脱克商人、喀里密商人、拜占庭商人、意大利商人彼此交会错综形成横向联结。虽说如此，但让这个欧亚世界通商圈成立的，是奠基于重商主义与自由经济，施行从未有过的通商振兴政策的巨大、富庶、繁荣的东方，也就是大元汗国。

16 为何未尽全功？

蒙古体系

经过了忽必烈时代的三十余年，大元汗国变成了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同时，欧亚世界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

至少在东起日本海西至多瑙河口、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蒙古领土之内，国境的壁垒都消失了。然后，包括欧亚与北非在内，陆上与海上的通商壁垒也悉被除去。人类主要的生活舞台几乎都透过“人与物”的循环，缓缓地被联结在一起。

那不是借由军事力被强制联结在一起的，而是透过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蒙古举政权之力整备、维持的交通网以及所利用的通商，稳稳地被联结在一起的。

蒙古虽然仍旧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此刻是通过以中国为中心的巨大经济力，领航着世界与时代。虽然时代缓慢地从军事演变到经济，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开始活跃起来。

当然，对于当时生活在欧亚与北非，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大部分人而言，世界的动向还是无法察觉或是眼目所不及的。但是，各地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被卷入以蒙古为中心的世界动向，联结在一起。

例如，日本在这个时期所展开的社会、文化、经济状况，远较一般“常识”所设想的还要广泛普遍地与大陆联动。而且，光是因为在其前后与现在相联系的日本文化基层或价值体系已经基本确立，其所具有的意义就值得进一步探讨。

也有主动利用以蒙古为中心所形成的体系，欲沾其恩惠的人。从整体来看，虽然依然较少，但在过去时代原不可能的行动范围与多样化的活动都成为可能。对这些人而言，特别是在蒙古时代的后半期，环境变得更加自由与便利。

以伊本·巴图塔或“马可·波罗”、孟高维诺（Montecorvino）、鄂多立克（Odorico）、马黎诺里（Marignolli）为代表的，诸如身为汪古贵族之子，担任旭烈兀汗国统治下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基督教团主教（Catholicos）的马尔谷即雅伯拉哈（Yahballaha）三世，以及原为其师，曾遍访罗马教廷及西欧各国，写下某种“西方见闻录”的巴所姆（Barsoumas），乃至曾于少林寺及灵岩寺留下撰文碑刻的日本禅僧邵元等有名人物因为自行留下记录，或是其行动偶尔被世人记载，才成为留名史上的人物。但不只是这样的有名人物，许多不知名的商人、宗教者、政治家、外交官、技术者、艺术家、运输业者等，都以过去未有的规模移动，这也不是强制的结果，而几乎出自他们自身的意志与选择。

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可能移动的距离和见闻的深度大大地拓展和加深了。在过去的时代若不是有特别的地位或是落入设想不到命运的人物就无法体验到的事物，在当时就算不是有特别境遇的人物，只要多多少少有些机会和运气以及之后的兴趣，就有可能在安全环境下充分体验。从各地社会区域的整体来看，那也许还是一小部分，但较之前这些人的数量更多，而且他们确实带来过去看不到的资讯与见闻。诸如此类事迹在人类整体历史上还是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与影响力。

关于国家与政权，以具有强化通商国家、经济立国特点的蒙古为主，各地权力皆不可思议地彼此吸引，冲淡了过去的意识形态色彩，开始显现出向经济、通商的倾斜与关心。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各地的社会与文化状态也和过去明显相异。当然，各个文明圈和各个区域仍然有显著的独立性，但已经产生了超越于此的共通现象与状况。

例如，在蒙古的疆域里，不问区域及政权，各式各样的人种、语言、文化、宗教几乎都在未受国家限制的形式下，形成了并存、共生的状况，可以说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共生”。现在我们看来，有点令人感觉到不可思议的区域纷争、民族对立、宗教战争其实很少。

大元汗国不用说，各地的蒙古国家都令人吃惊地对政治与经济以外的事物不抱关心。就连已经伊斯兰化的旭烈兀汗国，作为政权核心的蒙古及其周边的人们，本身的宗教性都很淡薄。旭烈兀汗国，也不过是出于统治的必要性才披上伊斯兰国家的外衣。

回顾来看，所谓的“近代精神”，无论好坏皆以自宗教脱离为必要条件。蒙古时代后半期的世界，是在“近代”以前非常罕见地，国家及政权都被共通的即物主义、合理主义、重视现实的风潮所笼罩的世界。而且，对于与自我相异的存在、文化、价值观的排他性与攻击性，并不如今日严重。以混血政权蒙古为中心，其政治与经济所带来的异文化共存、多元化社会的状态变得理所当然且一般化。

令人兴味盎然的是，在蒙古统治下死刑案件非常少。例如，在大元汗国所统治的中国方面，其死刑远较自负为“文化国家”的宋代还少。更何况，明朝洪武时期竟然发生了公然杀害中央政府官员及其血族数千人或数万人的事情，这在历史上也难见相似案例。蒙古时代与此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在中国，王朝和作为其支持基础的士大夫们都认为意识形态优于一切。思想与价值体系紧紧地束缚住人的思考与行动。蒙古时代，特别是忽必烈主导的大元汗国成立后，无论好坏，这个精神的桎梏逐渐松开。不过，在南宋治下萌芽的朱子学，在江南为大元汗国所接收之后，在蒙古的开放环境下，反而在全中国发展，甚至也对高丽国与日本国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是，无论如何，时代与世界的环境都变得更加通畅了。欧亚与北非，开始为繁荣与经济活跃状况所包裹。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一直以来都不太可能的，超越既有框架的人物与事物、美术、工艺、科学、技术、思想、哲学一一登场。英国的摩根氏曾说过“蒙古自由主义”，只要眺望这个时代的东西方，就会觉得这句话确实中肯。

国家与国界、民族与人种，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无国界的时代。在人类史上，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二十世纪都是不存在的。

要言之，以国家控制经济与流通的大元汗国为中心，世界开始摸索走向史上首次某种迈向体系化的道路，即便其形式是松散且模糊不清的。在此想借用将之创造出来，又大举展现的蒙古之名，暂时称作“蒙古体系”。从此，世界历史踏进了新的阶段。

过早的时代

因为忽必烈及其策士为国家与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所以大元汗国及蒙古帝国就算没有忽必烈那样的具有个性者可推戴为大可汗，这个体系也能发挥作用，并在安定的状态下运作。

然而，这个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自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蒙古的东西方就开始混乱、动荡，逐渐瓦解。其中一个原因很明显就是自十四世纪初起到十四世纪二十年代止，与以往不同的、长期的规模遍及全球的巨大动荡。

动荡不只发生在蒙古境内。在欧洲，自十四世纪初起，就发生了灾害或异常的气候，农业生产也受到巨大损失。蒙古帝国内部的诸多政权之中，旭烈兀汗国最早开始动摇。一三三五年第九代君主不赛因（Abu Sa’id）逝世后，旭烈兀的后裔断绝，“伊儿汗”的地位虽然转移到其他的蒙古王族身上，但旭烈兀汗国陷入内战与混乱。接着，一三五三年成吉思汗的血脉完全断绝，蒙古失去了整合力量。不过，即使其规模较旭烈兀汗国稍小，位于伊朗内部的蒙古系政权仍持续到十五世纪。在伊朗方面，可以说在一三五三年以后，蒙古的长期支配开始崩溃。

其实各地的蒙古政权都不是一下子就“垮台”的，它们都是以衰落、动荡、自毁、分立，然后逐渐消逝的形式最后“垮台”的。

一旦中央机构衰弱，蒙古帝国也无法避免如游牧联合体过去的模式一般由整合走向解体。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持续的时间长得令人无法置信。地震，洪水，长期的异常气候。欧亚全境皆覆盖在黑暗的阴影中。

接着自一三四六年开始，黑死病侵袭埃及、叙利亚、地中海东部沿岸以及西欧，将国家与社会逼上绝路。在同一时期，中国黄河大泛滥，疫病侵袭华北与华中。超脱了历史研究框架的文明史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将这疫病称作黑死病，但不可否认此说缺乏关键性的史料。

无论如何，以蒙古为中心的欧亚世界光辉，在正要开始发光时，就因长达约七十年的“大天灾”而消失了。

这个“世界性天灾”的猛烈，无论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武宗以后历代大元汗国皇帝及其政府，不是忙于帝位的暗斗和对立，而是苦于这个无比异常的连年天灾。紧急的对策会议日常化，从大臣到大可汗，为自身的不德招来不寻常的灾难而向天地与万民谢罪，下罪己诏。但是，这并不能抑制天地的呼鸣和咆哮。在中国本土，以省为单位持续出现十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受难者。蒙古高原的情景最是惨烈。

无涉于感情好恶，这个时期的历任蒙古皇帝及其当局，不得不说真的是叫人惋惜。当然，民众更是可怜。过去，有关这个异样的大天灾，常被说成是“元朝蒙古”的“混乱政治”招来了悲惨的时代。恶政招来天地之怨的这种“天人感应”说始于中国汉代。如果说近现代的历史学家也是其信奉者，那就太过分了。

中亚、中东、欧洲的历史研究都不会把这个时期的“大天灾”称作“混乱政治”的结果。至少在文献记录的确认范围内，这个“大天灾”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这是事实。它给人类史、世界史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难以估计（如果说这个大天灾侵袭现在的世界，现代社会究竟是否有承受数十年的耐力，是我们不敢轻易地给予保证的）。

至少，笔者认为想尝试讨论“世界史”的人，是不该将目光从这个侵袭十四世纪的黑暗与不幸移开的。其原因究竟为何，若是可能，今后想要加以解明。

一三六八年，大元汗国从中国退出。忽必烈一族的王朝在其后也花了二十多年以蒙古为根据地和明朝展开激烈的攻防战。但是，忽必烈所创造出来的，作为大型整合基础的政治与经济的体系已经丧失了。蒙古帝国急速地分裂为大大小小的诸多势力。

一三八八年，身为忽必烈嫡统的脱古思帖木儿（Tögüs-Temür）被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Yesüder）取代后，不是忽必烈血脉的成吉思汗后裔就自称“大元可汗”开始支配蒙古，但其在根本上已经是和忽必烈所创造出来的“大元汗国”不太有直接关系的政权。蒙古真如其名成为“蒙古高原”上的政权。

那么，就算异常的“大天灾”如何以超越人类理解的程度持续，但为何忽必烈与其策士兢兢业业地创造出来的国家与经济的体系会瓦解到此种地步呢？

用一句话来概括原因，就是太过早熟了。其构想目标非常卓越。忽必烈与其策士以宏大的计划、绝妙的统制力、顽强的意志，陆续地将之实现。这些构想几乎是远远地超越时代的，其中大多数，若没有很久之后的西欧，就是无法实现的。

虽然他们的构想与实现的努力值得称赞，但支撑其体系的技术能力和水平都还太低了。忽必烈与其策士既无大卡车也无动力铲，既无火车也无动力船。此外，他们在通信与联络手段方面只有驿传的特快信和传信鸽而已。要管辖东西超过一万公里的超大版图，当时人类在技术上与产业上还是太过落后了。

技术的薄弱是致命伤。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大天灾”长期袭来，他们却没有承受那可怕打击的耐力。“蒙古体系”不幸地没有获取使自己固定化的方法和机会。

而且，忽必烈与其策士创造出来的国家与经济体系，巧妙地太过完美了。以大都和大可汗为物与人的结点，所有一切都与之相连的结构，一旦在哪里发生了无法作用的事态，就不得不瞬间崩坏。一旦演变至此，蒙古这个联合体和其经济循环体系，都如组合前的积木一般，回到各自孤立的状态。

忽必烈及其策士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可以使用的贫乏的技术力，也将智慧与创意发挥到了极限。只是，当时的状况是头脑转得比时代快。他们时常在现实中碰撞到技术与时代的障碍而被扯后腿。也有一些构想纯粹是由于技术层面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的。

忽必烈的新国家计划，在构想与现实上相冲突，总之在忽必烈的这一代有一种一股劲地横冲直撞的感觉。虽说如此，在前近代所有国家、政权之中，在国家与经济的彻底体系化这一点上，在那规模的巨大程度上，忽必烈及其策士们所创造出来的模式是很出色的。

但是，这所有一切都尚未完成便中止了。如果没有那空前的“大天灾”，不知道会不会还有相应的持续与发展呢？

作为记忆的体系

那么，“蒙古体系”是否全部消失了？其实并非如此。即便蒙古时代结束，其体系仍以各种形式留存在世界上，化为血肉。可以说，作为记忆的体系继续存在，在其后世界史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不可忽视的要素。

例如，看起来抗拒、否定蒙古遗产最激烈的明朝，虽然在表面上鼓吹汉族主义、中华主义，但其实在诸多层面都继承了大元汗国的许多模式。尤其是那巨大的帝国形式就明显是从大元汗国继承下来的。

最容易理解的就是版图。明朝作为“中华统一王朝”几乎是第一次将手伸向满洲即现在的中国东北地区，统治云南与原为鬼国的贵州地区，甚至对西藏一带也想行使影响力。很明显，“中华”以大元汗国为镜，吸收了其国家模式变身为“巨大中华”，以至明清及民国、当代。

并且，身为明朝第三代皇帝，与父亲洪武帝在不同意义上成为明帝国“建设者”的永乐帝，在内陆曾经数度亲征“蒙古高原”；在海上方面，则派遣由郑和领导的大舰队数次经印度洋，驶至伊朗、汉志（Higāz），甚至是非洲东岸。这些若不以大元汗国为前提就无法想象。

永乐以后的首都，是曾为大元汗国帝都的大都。其名虽然唤作北京，但其城市的基本特点几乎都如实地继承大都，也重建了高度相似的建造物。在当代这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即北京。其实，只要将蒙古时代大都的区划放入脑袋，就可以走遍北京旧内城地区的大半了。故宫故不消说，在蒙古时代曾有过主要建筑物的地方，在明代几乎都再度修建了同样的建筑物。

原本，北京这块土地就紧邻蒙古高原。如果只是以所谓的“中国本土”支配为目标的政权，绝对不会将首都置于此处。因为那将会使自身太过暴露在包括蒙古高原在内的东北角“边境”的北方威胁之中。

将首都由南京迁至北京的永乐帝，很明显是以重现大元汗国为目标的。在他死后，虽然明朝因为接连出现“内向”的皇帝而急速地蜷缩下去，但永乐帝自身应该确实曾经打算要创造一个拥有“蒙古高原”的国家。若是如此，那么迁都北京和蒙古亲征就都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说永乐帝尊崇唐太宗，但其实比谁都要尊敬忽必烈，致力于模仿他。他几乎是一位“忽必烈教”的信徒。这也令人可以理解，为什么永乐帝其实是失去中国的元顺帝妥懽帖睦尔（toγan temür）之子的这个“迷信”会深植在汉族和蒙古族间。据说洪武帝将怀了妥懽帖睦尔之子的女性纳入后宫。

在永乐帝之后，明朝一直无法占领蒙古高原，而且一直在北京停滞不前，在国家权力的安全维持方面，其实已经面临甚大的矛盾。因此，十六世纪的明朝担忧在蒙古高原小规模重建的“大元国”牧民军团的侵略，不得不建设巨大坚牢的万里长城。

蒙古时代固不待言，永乐帝时代也没有建设万里长城的必要。中国史上的万里长城其实没有被建造得那么多。就算是少见建造的场合，也不过是挖掘了与人同高的壕沟，将土堆到守卫一方的小规模程度。这在防止骑兵的程度上已经是很充分的城壕与土壁了。

将国土全以石壁围住的构想，无论谁来想象都绝非寻常。留存至今的极度坚固的万里长城，向我们无言地说明了明朝后半期的当权者们是多么“内向”而自命不凡，而明朝的皇帝权力在人类史上又是多么极致地独裁专制（作为一个例子，世界史上的宦官之乱以明代中国最烈。那是明朝皇帝作为异常独裁当权者的必然结果。反观，在深深地带有“蒙古共同体”典型特点的蒙古大可汗的权力等中，皇帝个人可以恣意发挥的范围则极为有限。这一直以来都有很大误解。在明朝帝国中，为何只有皇帝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巍然而立，官僚以下的所有臣民只能唯唯诺诺地如羔羊一般呢？作为终人类史上独裁权力模式的反面教材，笔者认为值得探讨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明朝创始者朱元璋的存在影响很大，这不容否认。他从一位纯粹的暴徒发迹时，在白莲教这个武装信仰集团内部获得地位是幸运的直接因素。白莲教信仰仅一人有如弥赛亚般的光明主“弥勒”会降临救济尘世。名为“明”的国号，即位后强迫人民学习“六谕”，人类史上少有的针对识字阶层的大屠杀……如果说洪武帝将自己看作这个世上唯一的救世主“弥勒”，那么这一切就可以理解了）。

永乐帝固不待言，其实自洪武帝的时代开始，明朝皇帝就被称作“大明可汗”（在非汉文文献中的发音近“岱明可汗”。“岱明”即“大明”，是现代汉语“大明”在非汉语文献中的发音），他对旧蒙古势力、满洲的女真族、半岛的高丽国及其后的李朝朝鲜国，以及以越南为首的东南亚诸国，也作为世界帝王“大元可汗”的后继者，展现施与恩惠的权势。

例如，在以汉字音译的蒙古语原文及其汉文直译所成的甲种本《华夷译语》中，有几份蒙古牧民集团遣使来朝时的“来文”，相反洪武帝赐予的“赐文”则以双语形式来书写。根据这些文献可知，作为蒙古东北的巨大势力，催生忽必烈政权，又以乃颜叛乱使忽必烈政权陷入危机的东方三王族，将洪武帝唤作“大明可汗”，献上少量的贡品，作为回报则获得了莫大的赏赐。而且在明朝的体制中，斡赤斤王族被洪武帝赐予泰宁卫，合撒儿王族则获得福余卫，合赤温（Qači’un）王族的核心部分（合赤温王室虽称作“吴王”，但一三八八年脱古思帖木儿受到明军突袭时被捕杀一事可见于《明实录》。作为其结果，成吉思汗时代以来，构成合赤温王族中心的兀良哈族的千户群，就残留在合赤温旧牧地之一“朵颜山”保持势力）则获得朵颜卫的“卫所”指挥官头衔。

明朝将自身的军队制度单位“卫”或“所”（千户所、百户所。当然，这也是对蒙古时代的模仿）等名称，赐予满洲、蒙古、西藏、云南、贵州、缅甸等区域的“当地权力者”，将这些权力者与集团视作自身帝国的一员。至于获得赏赐的一方，因为可以保证自己获得莫大的赏赐，明朝的表面工作对他们来说皆无所谓。

在明朝体制里头称泰宁卫、福余卫、朵颜卫的东方三王族，在明朝这边以最近的朵颜卫之名总称作“朵颜三卫”（或者由于朵颜卫是兀良哈族，所以总称作“兀良哈三卫”）；但在蒙古的“大元国”体制中，则以蒙古语总称作“鄂杰德”。他们如同蒙古时代一样，继续保持着独立的政治势力。

他们在燕王朱棣，也就是永乐帝推翻南京政府（史称“靖难之变”，即绥靖变难之意）时也成为有力的军事合作力量。甚至，与清朝太宗皇太极缔结攻守同盟，使得大清帝国得以建国的有力同盟者科尔沁部也是这东方三王族的后裔。

以拥有成吉思汗胞弟合撒儿血脉为豪的科尔沁部，终清朝一代都是堪比清朝王室的家世，作为最高等级的军事贵族与爱新觉罗一族一体化。清末镇压太平天国，在“亚罗号”战役中一度击退由天津往北京进军的英法联军的清朝最后王牌僧格林沁（Sengge Rinchen）就是科尔沁军团的亲王将军。就这个意义来讲，东方三王族的血汗是催生大元汗国、永乐政权，以及大清帝国的原动力之一。

“大明可汗”继承蒙古的政治态度，继续维持近似于大元汗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在大元汗国时代，西北欧亚的钦察汗国、西亚的旭烈兀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等，频繁地将使节团送至大可汗跟前，获得了以赏赐为名的巨大经济援助，其中也包含直接、间接所属于各汗国的地方君侯们。

在明代，不只是统治中亚的帖木儿王朝频繁地遣送明使节，奥斯曼王朝竟然也屡屡派送使节团。根据《明实录》，就连苏里曼大帝时代也是如此。甚至在明代前半期有马木留克王朝，后半期有奥斯曼统治下包括麦加、麦地那在内的汉志王国，也在“天方国”这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名称下，或许通过海路向明朝送出了使节团。他们皆以中国的财富为目的，这固不待言。

在政治关系上也是如此，“蒙古体系”多少有些损坏，但在记忆方面还是有所继承的。这不可能是明朝有意而为之的，而是明朝在无意识下继承的，因为早就已经有模型存在了。

甚至，若是将目光转向经由海路的通商关系，“蒙古体系”是毫无改变地继续存在的。如同后述，明朝畏惧倭寇而决定“海禁”，但也不是明朝一立国马上就变成如此的。其后被认定是非法的中国戎克船，在当时是公然且频繁地往东南亚或印度洋方面驶去。阿拉伯的商船在印度洋上活跃地移动。

作为这样一个历史的产物，东南亚急速地成为“华侨”地盘。然后，一半由于中国穆斯林，一半由于印度洋方面的穆斯林商人势力进出发展，伊斯兰化也急速地展开。

在名为“马可·波罗”的某人往西前进的一二九○年前后，东南亚沿岸地带的居民还未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但是，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伊本·巴图塔通过时，港湾城市的土著王侯以及商人们早就几乎都成了穆斯林。东南亚伊斯兰化的浪潮随着“蒙古体系”另一端的穆斯林商人们的到来而开始。

永乐时代的郑和大航海本来就是“蒙古体系”的产物。当时的世界基本上与蒙古时代汪大渊所记的《岛夷志略》的世界没有太大改变。郑和的舰队在东南亚、印度与西亚各地贩卖最多的商品是如上所述的元代后期景德镇在蒙古时期的伊斯兰世界中应需要而大量生产的“青花”，在当时的国际语言波斯语中发音作“拉殊瓦尔第”的瓷器，这一点也没有改变。

就如同在英语中称作“blue and white”一般，那是在白色的瓷胚上绘染钴蓝色的瓷器。中国有一部分研究者主张青花瓷器在南宋末年就已经出现。不过，南宋末年时欧亚大半部分其实已经逐渐进入蒙古时代。并且，成为青花重要材料的“回回青”以及钴蓝颜料是从伊朗方面传来的。再者，问题的核心不是技法是何时产生的，而是在于社会上或产业上具有意义的需求究竟是何时开始的。在白瓷上以钴蓝描青花的构想与需要，始于蒙古时代并在其后期才开始具有意义。正因为处于蒙古体系的时代，它才会以整个欧亚的规模来进行“社会化”“产业化”。

明代大量精巧的优良器物，除了宫廷使用以外，都是输出的，特别是向西方输出的。青花的图案也是应其需要来描绘的。现在最多的青花收藏品是在伊斯坦布尔的托卡比（Topkapi）宫殿博物馆（其中有相当比例被认为是原为马木留克王朝所有，其后由于奥斯曼王朝征服埃及，才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去），并非中国，此事说明一切。那里所收藏的大量青花逸品，皆是海上的“蒙古体系”从蒙古时代到明代依然存在的无双证据。

根据最近发现的家谱得知，郑和是大元汗国时代进行云南开发的赛典赤（Sayyid Ajall）的后裔。如果真是如此，他之所以在伊斯兰世界受到欢迎，而且永乐帝之所以任命他为舰队司令官的理由就很清楚了。因为所谓的“赛”（Sayyid）就意味着他承继了穆罕默德的血脉。此外，若是这样的话，从“太监”就是后宫的管理人这一点来看，从前无条件地将郑和视作“宦官”的看法也很可疑。总之，郑和的存在本身也是“蒙古体系”的遗痕。

如果明朝在永乐帝辞世后也贯彻同样的国家方针，没有极端地转向“内向”，至少在亚非方面，“大航海时代”还未必就会是欧洲人的囊中之物。若是“蒙古体系”永续发展，就不能论定“来自东方的大航海时代”是不存在的。

其实，永乐帝逝世后明朝的方针转换，不正是决定了中国的历史，然后成为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吗？到当时为止，“东方”的技术力、产业力完全地压倒“西方”，而且借由吸收南宋遗产的蒙古与海洋技术联结而组织化。以忽必烈时代蒲寿庚之子蒲子文等人所组织的前往西方的宣教舰队、爪哇远征舰队、“马可·波罗”乘船的使节团舰队为主，经过汪大渊所记载的商船，到了明永乐时代变成了郑和的大航海。社会产业力和国家向海洋发展的意图相结合，一步步地催生了巨大的海运力量。那看起来像是历史的大幅推移。然而，它们一举被放弃了：与郑和有关的记录被刻意地消除，禁止建造航海用的大型船只，甚至还采取不让人住在沿海地带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海禁”。许多事物在萌芽阶段就被摧残了。有关海洋文化的知识与技术，还有更重要的意识都退化了。

“东方”在海洋方面落后，其实是晚近的事。一直持续到最近的关于历代中华政权一贯地抱有“重陆轻海”思想的看法是一个误解，其实是在明代闭关锁国政策以后才变成这样的。“东方”自我限制了本身的发展，又或说那叫作“自灭”。从长期的时间段来看，东西方的力量开始逆转。十五世纪是双方命运走向歧路的世纪。

以明为中心的东亚，逐渐被封闭在自身内部，而让只有微弱力量的葡萄牙、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等“海上帝国”开出历史的“谎花”。

不过，这样的历史是由装备有枪炮火器的舰队所创造的。然而，至少到蒙古时代为止，火药枪和大炮都是“东方的”胜过“西方的”。在襄阳包围战中，我们可以看到枪炮火器被有组织化地使用。可是，自十五世纪中叶开始的一个世纪之间，“西方”令枪火一举进步。“东方”在这里也是“自我设限”，使得舰队和火炮的组合理所应当地成为“西方”之物。

所有变化都发生在十五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中叶为止的仅仅一个世纪间，那是世界史由“陆与弓箭”到“海与枪炮”时代的大变化。“东方”借由蒙古创造出基础要素，然后也透过蒙古教会“西方”这些知识，然而自己却后退了。我们不能不说明朝“内向化”所具有的意义很是重大。

“枪炮传来”日本，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该事件发生在一五四三年，搭乘中国海盗所驾驶船只的葡萄牙人从海路带来枪炮。其后近百年的日本史，伴随着火器重武装化及统一化，发展到“海外进出”的时代。他们也想成为“海与枪炮”的一员，但他们还是在这个阶段“自肃”了。虽说如此，这百年大变动以中国船员所搭乘的葡萄牙航洋船为契机，其意义非常深远。就算说是葡萄牙的“海上支配”，也是以与过去阿拉伯、印度、中国方面的海上势力合作，乘其势力的形式来成立的。以宏观角度来看，在结果上也不是不能说这属于“蒙古体系”的部分应用。

回过头来，在蒙古时代后，欧亚大陆上有东方的明清帝国、中央的帖木儿帝国及第二次帖木儿王朝的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西北俄罗斯帝国，以及西南奥斯曼帝国四大帝国，在此时同时一分为四。它们分别在各自区域及“文明圈”内成为具有蒙古时代以前未曾有过的规模与内涵的大帝国。这些政权与国家每一个都是在蒙古时代起步，而且比蒙古帝国还要长久，一直到近现代的门扉开启为止，代表前近代欧亚的巨大帝国。忽必烈的大元汗国虽然因为偶然或必然而无法永续，但在此拥有相当稳固的军事、经济体系的巨大国家形式还继续留在时代。在西欧列强带来帝国主义的稍早之前，我们或许可以说蒙古带来了“亚洲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时代俄罗斯的扩大是往几乎无人或只有弱小集团存在的东方西伯利亚的扩大，几乎是“亚洲的帝国”）。但是，此事对那些区域的人们是否幸运，从某种层面的事实来看，也必须得视情况而定。

应是回首时

经过蒙古时代，欧洲急速地变得“外向”，不知不觉地重视生产与流通，特别是国家和社会都把通商作为一个当然目的，与“十字军”的时代简直不同。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

所谓的国家，是以通过推动、管理通商及经济行为来为广大“国民”获得利益为第一目的的。社会与国民借此滋润、繁荣。我们都以为这些事是不证自明的。甚至每一个人对于利润获得的努力与苦心，以及伴随而来的对获得劳动报酬的要求，还有将这些商务与劳动视为理所当然的思考方法，都被认为是“近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要件。在此姑且不论人们是否会意识到这些。

但是，被认为是其原型的西欧诸国及其社会，在历史上是何时，以何种理由或经由何种过程变成如此的？那并不清楚。而且，西欧为什么会追求通商与财富，踊跃地向外而去？只从基督教传教的精神或者是宗教上的理由进行说明，本来就太过单一了。

沃勒斯坦（Wallerstein）在有关宏观论说成型的这个重要时期，是以欧洲为中心来思考的，亦即十四至十五世纪是大混乱与危机的时代。但是，当时出问题的并非世界，只是欧洲出现了危机。欧洲在这个危机之中编织出了以国家和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中心的体系，由此脱离危机。一般认为那就是这五百年间席卷地球的“现代体系”。其观点实在可怕。他不了解蒙古，并且，对有关那“混乱与危机”不只存在于欧洲一事也不了解。

国家在和缓的主导下拥有组织力，主动掌控物流，自身也凭借通商利润而存立的这个模式，在世界史上忽必烈的国家恐怕是第一个。笔者不敢断言以经济与通商为立国根本的各国模式，包括西欧近代模式以及日本国模式，其重要的根源都在蒙古时代。那是无法笃定的，至少现在还不能确定。所谓的历史就是这样。只是从十三世纪后半叶到十四世纪，忽必烈所领导的超广域的国家蒙古以横跨东西的规模，以这样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模式的事实的确存在。这样的国家与时代以世界规模存在，是确实有的。

至少在其“开端”的这个时候，就能够看到可以说是以世界规模展开的经济样貌。或者可以说与商业有关的近似于“意识革命”的事物，其实是在蒙古时代以欧亚规模一度发生了。只是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我们还无法证实它。一直以来，我们为了要确证它而准备的资料未免太过单薄，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足够多和质量足够好的史料来证明它。虽说如此，至少可以说若将目光从蒙古时代，特别是从其后半期的欧亚世界的和缓统合化现象中移开，应该就无法谈论“世界史”中的“世界的世界化”。当我们想象以那种程度整合的“世界史”时，并不是以欧洲规模来一举达到的。不管怎么说，都应该以欧亚规模的统合至少在蒙古时代就已出现为前提，认为欧洲的“世界发展”存在于其经验的基础上，那才自然（当然，也不应该忘记在现今的南北美洲大陆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等，当时欧洲人只是乘虚而入的这一点）。

要言之，欧亚在蒙古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蒙古时代之后，欧亚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变身为过去不可能成为的样态。但是，蒙古时代本身除去“马可·波罗”《百万之书》在欧洲的流行（那导致哥伦布的西方航海）等以外，几乎都遭到遗忘。在现实运转的体系中，蒙古时代的记忆虽然仍有余留，但在每一个人的意识中，只单纯成为过去的插曲。

我们倒不如说随着时势变迁，在将自己视作“文明人”的人们看来，蒙古累积了不少“负面观感”。当然，忽必烈国家是否具有前瞻性，其国家、经济、社会的体系如何，又给后来的时代带来多大影响？这些也被人忘却了。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上要再一次重新检视今日世界与欧亚历史时，蒙古时代及忽必烈国家所具有的意义就清晰地浮现出来。现在正应是回顾的时刻。

后记

历史上有许多颇难证明的事物。这不是虚构所致，正因为那是真正发生过的事物，所以反而才很难证明。

微小的事物、老套的模式，或者只在某些时候才稍有不同的事物，这些都是容易证明的。然而，只要时间或空间的规模很大，就很难证明。因为仅凭一人之力很难简单地应对。

对当时人们来讲太大而不易察觉的情况不多。当然，由这些人们记述的文献或著作中，以近乎全体样貌来书写的很稀少。因此，对于要靠这些记录或遗物的“史料”，研究过去发生事物的后世人们而言，要看到实际面貌或规模是非常难的。

然而，只要仔细比较之前与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有明显的不同。那到底是什么？疑问形成旋涡涌上来。于是，当我们看到极为微小事象的一端，那旋涡就越来越大。一个问题的解决会引发更多的谜题。

蒙古和蒙古时代，以及其为世界与人类进程所带来的变化不也是这样吗？

历史研究作为近代学术在欧洲已经有将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其间，以领导了亚洲历史研究的俄国学者巴托尔德（Vasily Bartold）、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为首的，被称为“巨匠”的历史学者们，致力于蒙古帝国与其时代的历史研究。其研究的深厚与传统是出类拔萃的，不过，所获仍然极少。

蒙古时代的研究还处于“少年时代”。许多部分仍飘在梦里。满怀气魄的研究者跨越年龄、世代、国境，埋首庞大的多语言文献堆中。若是可能，希望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有关此一领域，日本的研究成果与贡献在世界上一直是一流的，近年还要迎来新的一波浪潮。不只局限于汉文文献这一个日本东洋史学的“优点”，还出现要迈向更广泛多样的原典史料大海的动向。视野正豁然开朗。作为研究者，生逢这一浪潮，是很幸运的。

很久以前我就受到邀约，被问及要不要写一点关于忽必烈与其国家的东西。那时我曾尽微薄之力参与编辑的NHK特别节目“大蒙古”（大モンゴル）意外受到好评，自己也感觉到在我脑海中部分只是假设的知识透过影像逐渐“常识化”的恐怖。大约在同一时期发行的拙著《大蒙古世界》（大モンゴルの世界，角川选书）也是如此，在后半段有关忽必烈国家的部分，我从友人、知己等诸多人士那里得到写得太过草率而不满意的意见，令我感到很惭愧。因此，我非常感谢此次撰稿的邀约。

但是，我和一般人一样总拿“很忙”等不成借口的借口当理由，一直磨磨蹭蹭没有开始。然而，在这忙碌之间，真的会陆陆续续出现许多该做的事。我还曾有过“今年真的是犯太岁吗”这种不合自己身份的想法。就算是好不容易潦草写完，还是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途中赴美也是其中一件。

在此，谨对朝日报社，更重要的是要对川桥启一、宇佐美贵子两位表示由衷感谢。这本小书可以勉强成形，皆拜两位协助所赐。能够遇到优秀的编辑，是写文章的人的“运气”。就这层意义来讲，太岁年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我给下列人士也同样添了麻烦。处于同样研究领域的松川节、堤一昭两位在校正阶段帮了我很多忙，因为我会对没有确认原始典籍就靠记忆来书写的部分感到不安。用国际电话和他们交谈非常开心。日本与美国真的变得好近。虽说如此，在国外时常深刻感觉到的，是在研究室面对堆积如山的相关基础文献，从一头埋首读到另一头的这种日常幸福，以及自己是需要埋首彼处才有办法动脑发挥功能的。对于百忙之中拨冗亲切解疑的两位，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虽然在最后才提及，但我非常感激日本引以为傲的研究界大前辈——本田实信老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慷慨允许我在这本小书中使用收录在深具历史意义的著作《蒙古时代史研究》（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中的地图。本田老师是日本伊朗伊斯兰史研究的开拓者，也是前文提及的“新一波浪潮”的引导者。在此，连同平常所给予的诸多教诲，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学术文库版后记

本书的基础《忽必烈的挑战——蒙古迈向海上帝国之路》（クビライの挑モンゴル海上帝国への道，朝日选书，一九九五年）大部分是在美停留一年期间写的。当时似乎没能带上什么重要资料，大多是靠记忆来写的。不过，若说要带一套必要的文献过去，那么就蒙古时代史的情况用极端的说法来说，是需要一间研究室的书籍量。坦白说来，虽然不好意思，但哈佛大学似乎没有我不可或缺的原典资料。但是，这样说不定反而比较容易写。这一年就结果来讲我出版了好几本书。说不定在海外，反而可以轻松写作。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

然后，自那时起已经过了十六年。现在，蒙古时代史已经作为世界史上数一数二的研究题目在国内外扎根。本田实信老师在一九九九年逝世，但他首倡的“the Monggol Period”（蒙古时代）的想法，作为日本实际上向世界最早提出的这个历史概念，目前在世界各国的相关研究者间已经相当普及。有志于此一领域的人，通过环顾欧亚乃至于欧亚非东西方的形式，与多语言史料进行格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了。

甚至，有关蒙古时代以后的欧亚，在“后蒙古时代”的构想下，整体把握十五世纪以后历史的研究动向也很明显。从苏联解体开始，中国的崛起、世界全球化等具象征性的变化也发挥作用，在构想地球世界史时，以下认识早已屹立不倒，即“蒙古帝国及其后的时代”是与“现代”联结的一个关键点，即所谓的“大转向时代”。

在重新阅读此书之际，总觉得本书只是在谈一些十分质朴的事物，但这也是照我当时直率的想法来写下的，而且大致上也没有太大的错误。

这回能够被收录在讲谈社学术文库中，我倍感光荣。借由这个机会，我期盼将来可以进一步努力。最后，我要向讲谈社学术图书第一出版部的梶槙一郎先生表达我由衷的谢意。

二○一○年六月

杉山正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201-0618-4

Ⅰ.①忽… Ⅱ.①杉…②周… Ⅲ.①忽必烈（1215-1294）-人物研究②蒙古族-民族历史-中国-元代 Ⅳ.①K827=47②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0855号

忽必烈的挑战

——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著者/〔日〕杉山正明

译者/周俊宇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沈艺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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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8.5 字数：163千字

版次/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0618-4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2882号

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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