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黄征宇
Date: 2017-07-30T16:00:00+00:00

征途美国

[美] 黄征宇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言 赴美三十年

前言 我在海地地震救援现场

第一章 多元社会：从民族融合到帮派斗争
中美两国在彼此眼中的认知偏差

不同种族在美国的命运变迁
在哈佛和上海遇到美国百年家族
民主与自由的意义所在

第二章 政治博弈：亲历总统与政客们的游戏
在白宫经手对外援助项目

美国政治的“生态系统”
一个黑人总统的美国梦
为什么做正确的事情也举步维艰
政界与商界领袖的思维差异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

第三章 跨入名校：精英式教育的独特之处
踏入美国社会的第一关

中美的基础教育各有优劣
在美国接受天才教育
进入常春藤名校的重要关卡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名校
美国顶尖大学的招生秘密

第四章 顶级资源：名校里最应该抓住的重点
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堂课

中国留学生最易忽视的名校资源
名校教授的魅力
大学是最佳的创新平台
成功企业家们的聚会
顶级商学院对成功的定义

第五章 跻身名企：让人成就卓越的熔炉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来自顶级企业的面试
在职场中脱颖而出
美国顶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成功者应有的职场价值观

第六章 华人崛起：加强在美国政坛的力量
华人的自我认知与身份冲突

顶级企业里的华人众生相

华人在美国的政治地位

第七章 海外投资：跨国发展路在何方
向最优秀的华尔街投资人取经

中国资本在美国的挑战和机遇

成为中美之间的桥梁

谨将本书献给我亲爱的妈妈，感谢你给予我的一切！

序言
赴美三十年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把中美关系称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这种关系充斥着不信任和误判，发生严重冲突也不无可能。在这些共同点和分歧点上，许多学者曾经以某些单一的角度阐述过其复杂的构成原因，但他们都遗漏了在这一个重要问题上其实存在4个基础角度：美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人，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人。如果不能充分把握这4个既对立又相关的角度，以及了解历史过往和当前的相互影响，恐怕我们不能真正地看到那些现存的和潜在的机遇与危机。

我出生在中国，10岁的时候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之后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接受了高等教育。我曾经为英特尔这样的美国大公司工作。在英特尔的7年，我负责过“迅驰”（英特尔划时代的首款整体移动计算解决方案）这个项目的跨国团队工作，之后一路晋升到英特尔最年轻的华人董事总经理，并代表英特尔主导和中国信息产业部的通信合作项目，也曾和中国信息产业部洽谈知识产权的合作。2009年，我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授权下进入白宫，出任国际开发署署长的特别助理。2010年参与海地大地震救援，全面负责美国对海地的通信重建工作。离开白宫后，我回到中国创立了自己的事业。我早期建立的跨国金融服务公司的目标是帮助国际投资机构在新兴市场上发掘并把握投资机会，现在业务规模已达到数亿元。我现在建立的宇沃资本则致力于帮助中国资本国际化，尤其为那些有志跨国发展的中国家庭和孩子提供最好的基金管理及跨国金融服务。我周游过70多个国家，在5个国家居住和工作过。近年来，我有一半的时间在美国生活和工作，而另一半时间则在中国。

经历以上种种，我其实一直在寻找一个定义——我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这让我觉察到之前所述的4个角度能贯穿每一个与中美有关的话题。例如，美国到底是维持国际秩序的世界警察，还是像中国人所说的，是一个在抑制中国和平崛起的霸权国家？到底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只是想恢复自己在世界上的历史地位，还是会打破亚洲平静而让很多美国人加以提防？

这4个角度的定义也随着我的成长而逐步得到完善。在美国，我的言行举止像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我是一个黄皮肤、说汉语的中国人。在美国读高中的时候，我阅读了约翰·霍华德·格里芬关于如何把皮肤涂黑扮成一个美国黑种人，然后用了6个星期的时间到处旅行和工作的故事。他的书《像我这样的黑人》点燃了美国黑种人的民权运动。这本书的核心就是格里芬情感上的声音：“如果我们站在别人的立场去看看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就可能发现种族歧视的可怕和可憎。”今天，这些种族歧视的行为已经减少，但对异类的恐惧还在分裂着我们。让–雅克·卢梭也曾经写道：“我可能忽略、颠倒事实，或者记错日子，但我不会搞错自己的感觉和让自己这样做事的感觉，这些就是我的故事的主题。”这样来看的话，我对自己的定义就是对的：我不是完全的中国人或美国人，而是在国际化背景下连接两者的桥梁。

现代中国的高速发展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可以称为第一个阶段。那时候，国人“走出去”的愿望十分强烈，出国发展往往意味着获得更为优越的生活条件。我父亲就属于当时国内第一批留学生，他们中很多人后来留在国外发展，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移民。这群人的孩子现在也已经人到中年了。

之后，中国进入高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候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更快，机遇与挑战并存。很多留学生学成之后相继选择回国发展，国内很多发展良好的企业的创始人都曾有一定的海外留学经历或工作经验，同时在国内也有一批土生土长的企业家，他们的异军突起为中国创造了很多财富。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逐渐步入经济发展的平稳时期，这就是第三阶段。放眼世界，中国的企业和资本必然积极进军国际领域，走向国际化。伴随着这轮国际化趋势，很多家长，尤其是近20年来国内事业比较成功的家长，纷纷想把孩子送往国外进修深造，希望他们学成归来后能在事业上帮助家族更长远地发展。

可以预见下一个阶段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国内取得成功的同时，在国外也会大有斩获。这些企业不仅能主导国内市场，在国外先进市场上也会真正获得一定的市场地位。典型的成功案例如联想、华为这两家曾靠低成本在海外市场竞争的企业，如今已经成为高知名度的国际高价值品牌了。

然而，无论是企业还是机构，如果想在海外竞争中生存下来，一定要有一批具有真正国际视野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不仅仅要熟悉海外市场，更要对国内市场了如指掌。因此对于有远见的家长来说，他们对孩子的最大期望是想让他们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化领导者。孩子能在国外接受最好的教育，有不错的工作经历，又具备相应的能力将这些知识与经验带回国内，使自己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同时，也因为这些孩子有了这样的领导能力，他们就非常可能成为下一代领导中国走向真正国际化的领袖，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这是我认为中国经济在今后必须要走的一条路，也是中国家长最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功走上的一条路。

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快速发展后，放眼全球，真正值得中国深入学习的国家可能也就是美国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中有的虽然在创新层面较中国有一定领先，但已经大大放慢了脚步，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基于对所谓“历史悠久”的传统领域进行的创新，而如今全球范围内下一轮经济浪潮强调的是建立在真正高科技上的创新，是技术的创新与思维的创新，在这一方面，美国毫无疑问依然具有领先地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往往成为中国家长送孩子出国读书的首选之地。

当年，父亲移民去美国，我也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跟随父母去美国读书的孩子。通过自身的努力，我在美国上最好的大学，进最好的企业，接触到美国最前沿的高科技理念和创新思维，还曾在美国白宫工作，回国后又能成功创立跨国公司，有机会成为连接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与文化的桥梁。这是我所走过的路，其中有挫折与失败，也有很多的成功经验。每年中国有400万人去美国，其中去美国留学的就有40万人，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和总结可能对其中很多人会有帮助，所以我希望对所有想要或将要成为国际化领袖的人分享这一切，更希望帮助他们接触和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圈子。在这本书中我也会结合个人的经历，分享每个家长和孩子都会感兴趣和关心的事情。以下是我想与大家分享的内容。

第一点，我想谈谈什么才是美国的主流社会。多年来，我看到太多的中国留学生或移民因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而逐渐被边缘化。他们常常抱怨说，美国人排外，种族歧视现象严重或中西方文化差异太大。但这是事实的全部吗？显然不是。中国有句俗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充分了解美国的历史，了解其文化根源以及核心价值观的由来，才能更好地认识美国的主流社会。

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多种族相互融入的历史。美国的主流文化正是在吸收了多种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这个层面来看，新移民给美国带来的并不仅仅只是融合，更多时候美国主流文化还一直在改变新的文化。所以很多中国家长认为孩子到美国一定要学习美国文化，一定要融合它，这是片面的，在这方面，我会和大家进行深入探讨。

第二点，我想分享一下我在美国白宫的工作经验。提到美国白宫，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权力核心，甚至是世界权力的核心所在。我在这里接触到了世界上最顶尖的领袖人物，了解了他们积累了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和成功之道。

第三点，作为哈佛大学的校友面试官，我最想谈谈如何让自己成为美国顶尖大学想要的人才。也许很多人写过“如何考进名校”这类攻略，而我想要研究的是这些大学到底想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它们又如何去全方面地培养这些人才。在美国，很多大学都以培养国际化的领袖为自己的“使命”。以此为前提，这些美国顶尖大学希望培养的学生具备怎样的个性和能力呢？这一点很重要。很少有书从这个层面深入探讨，仅仅只是围绕进入这些学校需要的成绩、写作水平、课外活动与经历等硬性要求来展开，对于其实质的内容却谈得并不够透彻。在这方面我可以与大家很好地分享我的经验。

第四点，我想谈谈在大学期间如何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优质资源，尤其是创新资源。我还会谈到我在商学院期间从世界顶尖教授那儿学到的独到思维和观点。我了解到很多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还只是局限在中国留学生的圈子中，4年学习下来，英语说得不够地道，对美国社会文化也不是很了解，完全没有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几乎没有利用到顶级大学里众多的优秀资源。因此从这一层面出发，我想谈谈如何在顶级学府中更好地利用资源来提升自己，让自己在4年后成为一个有视野、有想法、有立场、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

第五点，我想谈谈在美国的就业和个人发展。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人，他从大学毕业几年之后对于自己在学校学过的知识还记得多少，答案可能是：基本上忘光了。因为在学校学习的理论知识与工作上的实践经验相比，差异还是很大的。不论你在学校的学习有多优秀，进入社会后工作便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就业问题真的只需要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才开始考虑吗？未来的职业发展又有多少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呢？

踏入社会以后，我们不仅仅要进入最好的企业或机构，更深层次的是要了解企业需要怎样的人才。进入企业之后又该如何充分利用丰富的企业资源不断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六点，我想谈谈华人。在美国有句名言：硅谷是在中国人和印度人的肩膀上建立起来的。近年来，印度裔人才辈出，无论在世界500强企业高层还是在美国政界，常常能看到印度人的身影。而华人在美国却是一盘散沙，无法凝聚自己的力量，很多优秀的华人靠自身的实力走在了前端，却又如昙花一现，瞬间归于平淡，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曾接触很多不同的华人，对此感触颇深。

第七点，我想谈谈美国那些最成功的投资人。当我在哈佛商学院学习和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到华尔街顶级的投资人，我惊讶于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质疑精神，更敬佩他们对自己的绝对信心。如何引导中国资本去做正确的境外投资，尤其是在美国的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真正成功的人，往往不会仅局限在单一的视角，而是要进行多方视角的思考与结合后的创新，他们不会生搬硬套中国或美国一方的成功模式，而是吸取两方的精华来进一步创新。这就需要我们更好地结合不同制度与思维方式的优点，避开缺点。很多创新领域的想法与公司模式最先是在美国开创的，但经过中国本土化的发展，却做得比美国更好。比如微信，微信最早的雏形是美国一个叫WhatsApp的软件，但现在的微信不论从功能上还是模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WhatsApp。所以说，知己知彼、积极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我希望能通过这本书，帮助中产阶级以及他们的孩子放眼全球，根据自身特点，结合当今世界多元化的价值体系，通过融合与创新不断提升自己，成为真正的下一代国际化精英。

前言
我在海地地震救援现场

美国国际开发署灯火通明，办公室里坐满了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凝重的神情。

当地时间2010年1月12日16点53分，美国的近邻、加勒比海岛国家海地爆发了里氏7.0级的强烈大地震（中国地震台测定为里氏7.3级）。这次地震震中位置离海地首都太子港只有15公里，是该国自177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地震。因地震而导致的海啸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破坏性灾难。这个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新辟出来的“海地地震救援临时指挥所”里，我作为通信救援方面的总负责人，和各部门代表就震后通信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也是整个救援工作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召开几个小时之前，经过海地政府的同意，美国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FEMA）派出的第一批救援部队已经抵达海地，并发回了非常具有价值的最新受灾情况报告。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也在第一时间驶往海地，投入到救灾援助工作中。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临时决定取消原定14—19日访问大洋洲三国的行程，立刻返回华盛顿协调救援工作。总统奥巴马也于13日发表讲话，承诺将迅速对海地实施援助，尽一切努力帮助受灾百姓。

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美国都在关注海地！美国对海地投入的救援力量是史上罕见的，也是其他国家无法达到的。这是因为美国和海地之间有着一段特殊的历史渊源。从地理上看，海地与美国隔海相望，海地在中美洲占据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从历史上看，1915年前的海地政变频繁，美国曾在1915—1935年这20年期间对海地有过军事介入。在此之后，美国逐步将政权交还给海地，时至今日，海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仍然深受美国影响。在这次大地震中，海地政府整个国家行政系统已濒临瘫痪，所以海地决定向美国敞开国门，接受全开放式的国际援助，这在世界救援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我当时从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发来的报告中看到，太子港的大部分房屋和设施都被摧毁，由地震引起的地表断裂令人触目惊心。据海地当局保守估计，地震发生后海地伤亡人数超过10万，仅太子港就有好几万人被埋于废墟之下。海地全国陷入瘫痪状态，通信全线中断。先遣救援队在随后的实时报告中讲述，他们不断地捕获到废墟中发出的生命迹象。灾难发生后的72小时是黄金救援时间，一分一秒都耽误不起。所以救援队必须要尽快组织力量进行通信的恢复工作。

在会议室内环座的同事都是来自白宫各个行政部门的代表，他们为了此次救援被临时召集到这里，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我。而在几个小时前，我的身份还是国际开发署署长的特别助理。现在，我被临时委派负责整个通信救援的工作。

老实说，在第一次召集各部门就通信问题进行会议的时候，我心里是没有底的。虽然在成为白宫学者之前，我在英特尔总部工作了7年，对通信行业有着一定的专业认知，但说到救援和重建，我几乎一无所知。这次救援工作对我来说，绝对是一项全新的挑战，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我曾经做过产品经理，深知一个产品在从零到一的过程中，未必需要产品经理熟悉每个环节，重要的是知道如何沟通和协调，如何将各部门的优势顺利融合到整个项目中来，我相信这次应该也一样。同时，哈佛商学院也教会我如何快速学习一切知识，所以我相信，这次一定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于是我和同事们说：“那开始吧，时间紧迫，我们先做一个信息汇总，请大家各抒己见，商讨接下来应该如何推进。”

大家开始纷纷提出各自的建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代表说，我们可以先派一队人过去，查看当地通信方面的基础建设的损毁情况。商务部的代表说，我们这边可以马上联系美国本土的通信运营商，让他们尽快提供恢复通信所必需的仪器和设备；国防部的代表表示，他们可以派出军队，保障救援设备和救援人员的运输工作。由于大家在这方面的看法和建议基本一致，所以没过多久，一份清晰的通信救援保障计划迅速成型。

两个小时后，一架军用飞机腾空而起飞向海地，飞机上搭载了第一批美国通信技术人员。紧接着，通过商务部的协调，美国前几大通信运营商也很快组织了一批通信物资运到了机场。

很快，到达海地的通信技术人员发来了实地勘测报告。勘测报告让我们感到非常棘手。虽然我们事先准备了恢复电力和通信网络的技术和设备，但是我们却没有预料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当地无法提供修复通信基站所必需的能源动力，也就是缺油；第二件事情是极度缺乏人手，能协助恢复通信的当地人员大部分都失去了联系，受伤或受困于灾区而无法行动的人很多，少数可以投入工作的人员又忙于自家的救援。当然，除了缺油缺人之外，没水没吃的也是最突出的问题。虽然美国支援的临时通信设备已经运送到位，但却陷入了无法安装的窘境。

地震后的太子港治安变得非常差，大规模哄抢时有发生。为了把油安全地运到当地，我获得了可以调用一支美国军队的权力，让美国军队保驾护航确保救援能源能安全送到目的地。同样，我们还保障了水和粮食的供应。在这些条件都到位的情况下，美国专家和海地本土技术人员开始陆续投入到通信网络及各个基站的抢修中。至此，紧急救援及通信恢复工作终于紧张而有序地走上轨道。

2010年1月20日，地震后的第7天。

几天来高强度的工作令我每时每刻都神经紧绷和满脸倦容，但我从来没有松懈过，哪怕是一分一秒。我深知通信恢复得越早，就能为救援工作抢得更多的宝贵时间，让更多的失散家庭更快团圆。这种使命感和自豪感犹如两针“兴奋剂”，让我每天都不知疲惫地坚持下去。在那既短暂又漫长的一周里，我没有一天是凌晨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的，我深感肩头责任的重大，很清楚这份责任的背后承载着的是一条条生命。

我清楚地记得最后的一天晚上，当我走出办公大楼时，一股凛冽的寒风吹来，我抬头望着天空，静谧的夜空中布满了闪烁的星星，我的内心感慨了很久……

第一章
多元社会：从民族融合到帮派斗争

中美两国在彼此眼中的认知偏差

亲身参与2010年史无前例的海地地震救援，我作为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白宫学者的经历变得更为特别。海地救援结束后，因为表现出色，我获得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发来的官方表扬信，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政府的事务，因而对白宫里更深层次的情况也就了解得更多，这让我有机会完整地看到中美之间的关系。

我受邀参加了白宫制定未来全球发展的长期目标的研讨会。这是一个系列研讨会，为期一年，每两周举行一次。当时的会议主持人是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她曾经是战地记者，获得过普利策纪实文学奖，后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而其他与会者也大多是白宫行政系统里高级别的官员，他们都是美国政府的精英。会上，大家讨论了国际发展的未来趋势、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以及援助对当地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影响等议题。

话题一旦扩大到国际社会及全世界的发展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谈到中国。从世界援助与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短短十几年中，不论在拉丁美洲还是在非洲，中国政府及企业的身影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而且也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美国官员在涉及中国的话题时所表现出的偏见与主观性却让我非常惊讶。记得一位女性官员在谈论自己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印象时说道：“我有一次坐飞机时，身旁坐了一位中国工人，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重的体味，以至每次谈到中国，我就想起了这股臭味。”她说得非常认真，一点儿也不像在开玩笑。

还有一些官员甚至提到：“从国际援助的角度来看，中国在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援助是带有侵略性和掠夺性的……他们在当地修路、造桥，其实是以此为交换来掠夺自然资源，并没有为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相反还将很多中国人输送到那里，霸占着就业机会和自然资源……”当我看到台下很多官员认真聆听并且貌似认可这种观点时，我觉得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我很清楚，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尽管人们对中国的认知有所差异，但很多人提到中国时都肯定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尤其在国际援助层面。很多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十足的能力来发展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则通过国际援助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修建公路、铁路、码头以及大桥等，不断帮助当地政府完善基础设施，充分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反，很少有西方国家会在基础建设方面对这些国家实施那么大的援助。

以美国来说，它主要的对外援助方式就是提供教育资源或疾病控制手段，比如投入资金帮助培养当地的政府或公益组织的人才，美国的目标是让当地人未来能够具备一定技能，自己去解决问题。但不知道是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时间太久，还是实施方式不得当，一直以来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所以，帮助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到底什么方式和做法是最好的？是基础设施建设重要，还是培养本地人才重要？如何衡量政府或公益组织的援助是否成功？政府跟企业之间的最佳合作模式到底是怎样的？这些议题一直争论至今，从来就没有定论。

除了那次研讨会让我“记忆深刻”之外，与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一次聊天更让我陷入深思。

我是2009—2010届的白宫学者，1964年至今的50多年里，白宫学者项目已经培养了几百位白宫学者，他们大多数在项目结束后成为美国各个领域的翘楚，其中最知名的政界精英非鲍威尔莫属。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种人国务卿，曾以白宫学者为起点走上了从政之路，所以他对我们这群“同门”的态度非常亲切和蔼。

鲍威尔跟我谈到过有关亚洲和中国方面的话题。他说他个人觉得美国在中东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现在看来已经不能简单抽身，反而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上面。但对美国来说，亚洲更具有战略意义。而亚洲最重要的国家是中国，所以中美关系才是未来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然而中美关系到底是敌是友其实还无法定义。十几年来美国一直把精力放在中东，却疏忽了亚洲这么一个极其重要的地区。我就马上接着话题问他：“那你对中国的观点是什么？你觉得应该和中国发展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回答，这其实也是他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中国会不断成长，中国的发展是美国不可忽视的，但到现在美国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到底以什么样的战略性方式跟中国进行互动。当鲍威尔说这番话时，我注意到他没有用cooperate（合作），而是用了engage（互动）这个词，要知道这两个词的内涵有非常大的差异。

鲍威尔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这透露出了能够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高级官员们在中美关系上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定位。换句话说，美国的白宫官员在处理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奥巴马在他的第二届任期里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有相当多的人对这个战略的评价比较负面，但我个人觉得长远来说，中美关系是机遇远大于分歧。未来两个国家的关系到底会如何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相互了解的意愿和程度。

总而言之，在白宫看到和听到的这些事让我意识到，绝大多数美国人，包括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大约30年前。一方面，美国社会并没有太多真正了解中国的渠道，另一方面中美两国之间也没有找到一个顺畅的渠道进行沟通和交流。因此，美国自上而下对中国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很多看法实际上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

认知上的差异产生了沟通与合作的阻碍，甚至导致了误解和矛盾。但在我看来，这不应该是放弃或退缩的理由。基于长时间的观察和判断，我觉得“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如何相互认知”这个问题上存在太多的角度。我们首先必须把最基础的两个角度理清楚，那就是“美国人如何看待自己”，“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去分析另外的两个角度，“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人”，“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人”。很多美国人所认识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而中国人所认识的美国也有很多偏差。如果不从上述4个角度全面而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就很难阐述清楚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那些最核心的问题，进而获得真正的共赢。

不同种族在美国的命运变迁

探讨“真正的美国人”，关注点毫无疑问首先会落在“种族”上。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每天在我周围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从肤色上看是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从出身上看则是亚裔、非洲裔、拉美裔……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在语言、饮食、宗教等各方面都大相径庭。

作为一个在中国出生的黄皮肤的汉族人，来到美国后我却成了彻彻底底的少数民族，所谓的“弱势群体”。我不可避免地开始关心美国的种族问题，美国的主流社会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为什么他们和我不一样，他们是怎么看我的……

美国的历史几乎是一部种族之间的斗争史。最早是移民来的白种人与当地印第安人的斗争，后来有了白种人与黑种人的斗争，甚至还有白种人之间的种族斗争。

美国建国之初的《独立宣言》里的确声明“人人平等”，但在宪法里，黑奴却被定义为“3/4的人”。当时南方的一些州实行的是奴隶制，黑种人备受歧视，但由于众议员选举是根据每个州的人口比例来计算的，所以在计算人口的时候，还是得把黑种人加进去，而宪法的制定者又不愿意把黑种人和白种人真正地平等对待，所以只能把每个黑种人算作“3/4的人”。这是个很特别甚至很滑稽的妥协。它清楚地表明了美国这么一个为民主自由而创立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有种族矛盾。

任何对美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美国历史上只打过一场内战，就是发生在1860年的南北战争，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黑奴制应该废除还是予以保留。虽然，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北方联军最终战胜了南方奴隶主，黑奴得到了解放，但整个社会对黑种人的种族歧视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对黑种人的社会成见和潜规则仍然不难寻觅。那些被称为“separate but equal”（隔离但平等）的法律条款或规则直到南北战争胜利后的100年，也就是1965年以后才逐渐被取消。

我也曾亲身经历过因对黑种人的种族歧视而引发社会动荡的时期。1992年洛杉矶黑种人暴动时我在读初中，我清晰地记得不少超市和商店被洗劫一空，街上的呼喊声与枪声此起彼伏。这场暴动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城市暴乱。

暴动的起因是1991年3月3日洛杉矶的一名黑种人假释犯罗德尼·金（Rodney Glen King）酗酒后超速驾驶，在警察执法时他还拒捕。当时4名白种人警察使用警棍打了罗德尼·金一共56下。

这个执法场景被住在附近公寓内的一名摄影爱好者录了下来，全程共81秒。这盘录像带随后被交给了洛杉矶当地一家名叫KTLA的电视台。KTLA当晚就把它剪辑成一个68秒的视频在新闻里播出。4位白种人警察在新闻播出后随即因过度暴力执法而被起诉，罗德尼·金则趁势以刑事罪起诉洛杉矶市警察局，并在随后的民事赔偿诉讼中要求总金额为5 600万美元的人身伤害赔偿。

最后大陪审团于1992年4月29日做出对4名警察无罪的判定。就在结果公布后的2个小时，洛杉矶发生暴动。成百上千的黑种人聚集在洛杉矶街头，几千家店铺被打砸烧抢，53人被打死，数千人受伤。

暴动整整持续了3天，造成超过10亿美元的损失。当时我家离事发地只有几公里，那几天学校全部停课，我们不得不在家中躲避，耳边不时呼啸的警笛声和救护车的声音让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这场暴动给我留下的余悸多年后仍然历历在目。

种族歧视当然不只发生在黑种人身上，亚裔、犹太裔、拉美裔等少数种族对此都会有一定的感受。作为华人，我也必须说说美国人的排华问题。

1823年，美国曾制定出一系列禁止华人入境的法案。那时华工大量参与通往大西洋海岸的铁路建设，为美国建立南部与西部交通枢纽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中国人吃苦耐劳，又不计较工种，工作效率还比白种人高，所以这样难得的廉价优质劳动力受到了美国大资本家的欢迎。然而，美国底层社会中的白种人却认为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于是全美很多工会组织开始发起和参与排华运动。

《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针对某一特定民族的移民的排斥法案。该法案连同其他相关的歧视性法案一道禁止华人在美国拥有房产，禁止华人与白种人通婚，等等，这个法案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在华裔参议员赵美心的大力推动下，众议院全票表决通过，美国政府正式就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一事向公众道歉。

另一个典型的华裔遭歧视的案件是“陈果仁案”，1982年6月，华裔男青年陈果仁（Vincent Chan）在酒吧遭两名白种人男子搭话，几句言语不和，这两名白种人手持棒球棍将陈果仁殴打致死。当时日本企业在美国迅猛发展，导致很多当地人失业。两名凶手误将陈果仁当作日本人发泄失业后的怒气，虽然他们对罪行供认不讳，但最终只被轻判，几乎没在监狱中待过一天。这件明显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不公判决在美国也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一直以来，很多在美国的华人只知道勤劳诚实地靠自己去打拼。其实在一个多元化的移民社会里，一个种族想要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仅靠个人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看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里有黑种人本·卡尔森（Ben Carson）、犹太裔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拉美裔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却鲜有华裔的身影。华人在美国一直缺少具有号召力的领袖级人物。客观地说，人是群居动物，每个种族维护自身存在的意义是非常现实的。

同是少数种族，犹太裔在美国的历史也不得不提。犹太人刚到美国的时候也很受歧视，同样拥有千年历史文化的犹太人和中国人的价值观是类似的，非常重视学习和教育。可书读得再好，分数考得再高，在那个年代能跻身常春藤名校的犹太孩子却寥寥无几。20世纪20年代，哈佛当时的校长劳伦斯·洛威尔（A. Lawrence Lowell）还制订了针对犹太裔学生的限招计划，规定只能招收一定比例的犹太裔学生，这个限制直到30年后才被取消。

美国很多著名的大学包括常春藤名校都是基督教传教士创立的，上千年来，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水火不容造成了很多的矛盾。美国上层统治阶层当然不希望看到勤奋好学的犹太孩子通过学习改变命运，进而撼动整个社会体系。然而，犹太人只用了大半个世纪就在美国崛起了。犹太人的数量不足美国总人口的2%，但是在一流名校中犹太裔学生的比例常年保持在20%以上。这样的结果与犹太人对美国教育制度的深刻理解和自身逐渐增强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犹太人深深地把握住了美国社会的本质以及美国人的本性，他们使自己的思想、表达和行为更符合美国的社会理念，并且在争取本民族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狭隘的诉求。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华人反思、参考和学习。

少数种族备受歧视，但白种人之间也并非一团和气，因为白种人群体内部也有民族问题，甚至问题更复杂，里面还牵涉了宗教信仰问题。

最先移民到美国的白种人是以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为主的英国人，他们也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长期以来统治美国的白种人。但是这群人在很多领域被其他新移民所影响，权力逐渐被分化。比如白种人里的其他种族在这一两百年来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争夺还是很激烈的，只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歧视由来已久。历史上著名的爱尔兰大饥荒就发生在爱尔兰人和英国人身上。1845年爱尔兰发生了马铃薯饥荒，虽然英国作为爱尔兰的实际控制国完全有能力予以救助，但它的袖手旁观却使得短短5年之内有近100万的爱尔兰人活活饿死。因此，移民到美国的爱尔兰人和移民到美国的英国人之间的长期仇恨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宗教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历史上英国人很早就脱离了天主教，有了自己的宗教——新教。美国第一代移民便是信奉新教的基督徒，所以美国是一个以新教为宗教基础的国家。于是白种人中的天主教徒就备受歧视，而这些天主教徒主要来自爱尔兰、意大利等国家。

但在近代，爱尔兰人在美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已经很不一样了，比如约翰·肯尼迪是第一个爱尔兰裔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乔·拜登也是爱尔兰裔。当肯尼迪作为天主教徒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在竞选初期就受到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都质疑他是否能公正地履行总统职责，而不被个人宗教信仰所影响。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公开演讲上，有人专门向肯尼迪提问：“如果你当选，你是忠于美国还是忠于教皇？”当时肯尼迪的回答非常精彩，他说：“我不是天主教的总统候选人，我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只是恰好我还是个天主教徒。在公共事务上，我不代表我的教派，而教派也不代表我。”聪明的肯尼迪还趁势强调，相比宗教信仰的矛盾，美国当下还有更多、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战争、饥饿和对生活的绝望是没有宗教界线的。

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届总统竞选中肯尼迪是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战胜尼克松的，比尼克松多出的11万张选票在6 800多万张选票中只占千分之一，其中少数种族和天主教徒的选票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肯尼迪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

除了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也是美国白种人的一个组成部分。曾经还没有统一的意大利在欧洲是比较落后的国家，意大利人来到美国也只能挤进纽约的贫民窟。然而长期以来意大利裔一直在争取自己的权益，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比如纽约市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就是意大利裔美国人。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美国之间都有战争，德国人在美国自然受到敌视，很多德裔美国人没有办法保留自己的德国文化，因此他们在文化保留方面是做得最差的。可是我们也看到第45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是德国移民的后裔，说明德裔美国人也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拥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从上述的故事中不难看出，美国的种族歧视与差别待遇几乎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它们有着复杂的政治和宗教背景，对美国社会发展的影响非常巨大。而且种族问题还延伸出了帮派文化及其独特的问题。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一天晚上，母亲带着我走过洛杉矶的希尔顿切克斯酒店。这家酒店历史悠久，在洛杉矶很有名。我看到酒店的玻璃转门里走出一对穿着讲究的情侣，看上去他们好像刚刚参加完一场舞会。他们就在我们前面一边说话，一边走着。一辆汽车突然呼啸着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一阵噼里啪啦像鞭炮一样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顿时，我和母亲一动不动地呆住了。车子开走之后，我才发现刚才走在前面的那个女子已经倒在地上，浑身是血。旁边的男子拼命地喊着“救命”。这时我这才意识到那根本不是什么鞭炮声，而是枪声！是有人被枪打中了！此时母亲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拉起我的手往汽车的反方向拔脚就跑，一直跑到气都喘不过来时才停下来。在国内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见到这种场景。那种混杂在枪声、呼叫声里的惊慌和恐惧，甚至弥漫在空气中淡淡的血腥味，至今我都记忆犹新！

当我慢慢熟悉了洛杉矶，了解了美国的社会文化之后，我才知道那一晚的枪击并不是小概率事件，而极有可能是美国某个帮派“入伙仪式”的一部分。

美国的帮派文化几乎无处不在。在洛杉矶，为什么汽车在半夜会特意停在马路中间，不远处有人像巡逻一样来回走动察看着马路两边的情况？对初来乍到的游客来说，这样的画面可能非常蹊跷甚至诡异，其实那乱停的汽车正是帮派划分地盘的标志。

枪支、暴力、毒品、色情……每一个美国社会阴暗面的背后都离不开帮派的影子。帮派对渴望加入的新成员往往会设定一个“凭证”，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投名状”。投名状所表示的是忠诚，其所谓“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水浒传》中林冲想要投奔梁山入伙，却被王伦和朱贵要求他“下山去杀一个人，将头献纳”。帮派社会和普通人所处的文明社会犹如黑夜与白天，为了表明自己与之前的社会割裂的决心，就要交给帮派认定的“投名状”。美国黑帮“投名状”的一种，便是这样夜里开着飞车，突然对某个素不相识的行人进行射击。这种暴力血腥的“入伙仪式”让不少无辜的路人丧命，但对帮派而言，这只是一种表明决心和忠诚的简单仪式而已。

帮派要的是你在犯罪之后就不能那么轻易脱离帮派，尤其是杀人，那是一种心灵上的束缚，就像断了后路一样，让你自己都觉得无法再回到文明社会中，一辈子都脱离不了帮派圈子。所以很多帮派中都有这么一句话，“blood in，blood out”，意思是如果加入帮派，你要放别人的血，这是入门的资格；如果想离开帮派，你就要放自己的血，这是离开的代价。

帮派最明显的特点是其成员以少数种族为主，比如很多成员来自黑种人和拉美裔。不同的种族衍生出不同的帮派，也代表着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很多人看到过媒体报道的关于帮派的负面新闻，例如游行示威、集体抗议、流血冲突等，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人是群居动物，聚集在一起维护自身存在的意义是非常现实的，他们也在争取自身利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我能够站在不同种族的角度去观察美国的时候，我发现我反复追寻和探讨着的问题“谁才是真正的主流美国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所谓的主流就像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死水池，主流可以不断演变，主流的构成和特点也在变化。我们应该认识到，主流是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不同家族或个人在融入美国社会，在维护自身利益，在不断创新和尝试影响他人的产物。在很多中国人眼里，美国的主流社会人群就是白种人，但在美国社会中白种人也有很大的分化，而且美国的人口构成也在慢慢改变，据官方数据预估，到2050年白种人还是美国最大的种族，但数量将低于50%，大约30%的美国人会是拉美裔，不到20%的会是黑种人。不同种族人口数量的此消彼长势必也影响主流群体的构成。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决定了它多元化的特性。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宗教、思想、文化和习惯，他们都希望在美国占有一席之地，于是我们看到了美国文化中蕴含了各个种族的特点。比如比萨其实是意大利人带来的；圣帕特里克节是来自爱尔兰的一个纪念圣人的节日，虽说这个节日的宗教意义已经被削弱，但是也说明爱尔兰人对美国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每一个新移民来的种族对美国文化都有一些影响。美国人自己也一直在找寻“谁是真正的美国人”这个问题的答案。美国的主流文化一直有传承，也一直在吐故纳新，它应该被看作一个不断演变的、与时俱进的产物。我们不只要看到新移民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融合程度，更要看到他们在美国主流社会里到底能扮演多重要的角色。华人作为少数种族其实也有权利来为此赋予新的定义，也就是说，华人不仅仅可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还有机会去定义美国的主流社会。

所以，很多中国家长认为孩子去美国就一定要学习美国文化，一定要融合进去，这个观点其实并不完整。中国人还应该在美国主流社会里争取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美国主流社会施加自己的影响力，把自己的文化灌输进去，使之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我非常庆幸刚到美国的时候就能近距离看到和感受到各种事件，这让我很快地认识到美国人的价值观、种族问题和宗教信仰等深层次的东西，我也非常庆幸之后能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交圈里，更有机会竭尽所能把华人文化渗透到美国主流社会中。

身在美国却总是在自己的种族圈子里兜兜转转的人无疑是画地为牢，永远没有机会真正认识美国。所以当看到中国留学生或新移民只在华人中交朋结友时，我感到十分惋惜。此外，正如我之前所说，白种人群体里也存在差异、歧视、竞争和融合，所以盲目跟着白种人走也是行不通的。再进一步说，有个别中国人挤进了美国主流阶层，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但单独个体的成功对整个种族来说并不具有代表性意义，只有一个人上去了，却没有后继者以及可持续性发展最终只会如昙花一现。正所谓“独木不成林”，在这方面我们更应该向犹太裔、印度裔美国人学习，只有一个种族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

在哈佛和上海遇到美国百年家族

上述的“种族问题”是观察美国主流社会的角度之一，而在美国立国后的200多年历史里，已经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家族，从“家族”这个相对微观的群体角度去探讨美国主流社会又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在斯坦福上大学时，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同学。后来到哈佛商学院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后，我对“优秀”这两个字又有了新的认识。很多美国人会开玩笑地说，“斯坦福是美国西部的哈佛”。在斯坦福大学我们也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斯坦福的学生们都像鸭子，浮在水面上时看似平静无波，但在水下面他正拼命地摆动着蹼脚往前游，人人都憋着劲儿争第一。而在哈佛大学就不同了，大家都像一只只天鹅，彼此公开地、优美地竞争，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最后能成为那只最美的天鹅。

在哈佛商学院学习与生活也让我有机会认识了一些之前接触不多的群体。众所周知，在美国西部，尤其是斯坦福，这里背靠硅谷，是著名的创业之城，它吸引了很多外国人来这里创业；而美国东部却是截然不同的风格，这里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存在着很多历史悠久的大家族，一代代的累积和传承使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深深镌刻着家族的烙印。

刚到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周，我就认识了一个同学，他姓福格（Fogg）。福格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在海军服役过一段时间，之后考入哈佛商学院继续深造。有一次我们闲聊中谈到“为什么选择来哈佛商学院”时，他告诉我：“因为福格家族好几代人都是哈佛的毕业生，所以我也选择来这儿。”我觉得挺新奇的，就问他：“那你对这个学校一定有很深的感情吧？”他说：“是啊，下次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看看，它是我曾祖父捐给学校的。”

后来，我才知道福格博物馆就是哈佛艺术博物馆
[1] 的一部分，全名叫“威廉·海斯·福格艺术博物馆”。这是一座收藏了西方中世纪绘画、雕刻等诸多艺术珍品的博物馆，始建于1895年，里面的各种艺术品都是由福格家族捐赠给哈佛的。100多年前，他们家族就已经有那么雄厚的实力向学校做这样的捐赠，更重要的是他们家族还传承并强盛至今，实在让我敬佩。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认识到一个拥有百年传承历史的家族传人，他正循着自己祖先的足迹来到哈佛商学院继续深造。

从哈佛商学院开始，我对美国所谓0.01%的精英家族产生了非常大的好奇。中国有句俗话叫“富不过三代”。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一个家族财富的传承往往延续不了百年。而美国这些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家族又是怎么能很好地累积财富，并不断培养出一代代优秀的继承人的呢？

和福格聊天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非常谦和。当他邀请我去他祖先捐赠的博物馆参观时，也并没有丝毫的骄傲自大或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他只是很客气地邀请我，就像邀请一个朋友回家做客那样自然平和。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才能教出他这样的孩子，而且世代相传，保持了家族中最优秀的特质？他们又是如何发展家族产业的呢？这是令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也成为后来我创业的一个很大的动机。

我慢慢发现，这些0.01%精英家族的传承人身上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深刻的家族意识，他们对于家族的传承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到哈佛商学院第一天就认识的一个朋友桑切斯（Sanchez）也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他的家族在得克萨斯州经营石油生意，家族企业就是有名的桑切斯能源公司（Sanchez Oil & Gas）。在和桑切斯的交谈中，我发现他有几个特点和福格完全一样，而且背后的原因也一样。

第一，他们很谦和，完全看不出一丝炫耀或高人一等的心态。当和我谈到有关家族和企业的话题时，他们只是告诉我，这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或许他们家族生意已经做到了很大规模，家族财富已经积累到了很高的程度，但他们从小就接受很严格的教育，要求他们不要骄傲狂妄，不要看不起别人。家族的确会为他们提供很好的教育机会，他们也的确比别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优质资源，但这些机会是否能把握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去努力，家族也从来不会告诉后代“这是你应得的资源”。

第二，他们很有家族使命感。桑切斯说：“我很庆幸我是这个家族中的一分子，我的责任和使命是确保家族荣誉和家族业务的延续，同时使家族财富不断壮大。”培养家族使命感的最重要方式就是靠之前所说的父母的引导，好的文化教养也包括家族理念的传承，而从来不是靠父母的一面之词或僵硬说教。家族长辈认为，做到比说到更重要，就好比福格家族希望回馈哈佛，他们100多年前就付诸行动，捐献了博物馆，这使他们的后代都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家族的言行合一。

第三，他们很有独立与创新精神。与很多中国人的认知不同，他们认为延续家族荣誉和个人独立发展并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家族的框架自己做一些事情，反而能产生很好的创新结果，甚至还能促进和延续家族业务。

拥有独立与创新精神是我最感兴趣的，也是我在桑切斯这位校友的身上看得最清楚的。他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并没有回家族公司任职，而是向父亲借了一笔钱，自己创立了一家用水力压裂技术开发页岩气的公司。2006年页岩气在全美的产量还微不足道，但没过几年，技术的突破使页岩气的产量剧增，尤其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前总统奥巴马全力发展页岩气这个非传统性能源，开启了点石成金的传奇，使美国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大大减少，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当初独到的眼光和对创业的不懈努力，桑切斯的公司后来也成为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能源公司，与家族传统企业比起来也毫不逊色。

但凡和美国人谈论美国的百年家族，就一定要谈到赫赫有名的罗斯福家族。罗斯福家族在美国有超过300年的历史，17世纪中期，罗斯福家族从荷兰来到美国，并最终在纽约扎根。这是一个卓越的政治世家，曾出过两位美国总统。一位是西奥多·罗斯福，另一位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一般人称前者为老罗斯福，后者为小罗斯福，两者是叔侄关系。

老罗斯福最为人熟知的是其坚强的意志和果敢的作风，他曾经在美西战争中带领美国军队在古巴战胜西班牙人，也曾在反垄断方面获得“托拉斯爆破手”的美誉。1909年，在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以后，他去非洲探险。他还在巴西发现了一条河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他还是著名的环保人士，他所提议设立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比其所有前任所设的总和还多，举世闻名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

老罗斯福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对其家族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是上海罗斯福公馆私人俱乐部的会员，曾在上海多次见到目前罗斯福家族基金的掌门人德尔·罗斯福（Tweed Roosevelt），并和他有过深谈。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德尔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位个子小小的、可爱的美国老头，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罗斯福家族基金的主席，管理着旗下几十亿美元的资产。德尔说他很早就来过中国，对中国也很感兴趣。而罗斯福家族跟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跟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罗斯福家族非常低调，即使在美国也很少看到他们的品牌。

德尔为人随和，一点架子都没有。如果不是亲自交流，我很难想象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到现在依然拥有巨大名望的家族的掌门人会这么亲切。相比之下，在中国我经常看到一些稍微有点地位的人喜欢摆出领导者或高人一等的姿态，并习惯用一些高消费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身价。

或许有人会说，罗斯福家族的后人当然不需要再向别人证明什么，因为连美国的航空母舰都会以罗斯福的名字来命名，美国总统在航空母舰的启动仪式上也会邀请他们的家族成员出席，他们已经不需要靠炫耀来体现身价了。但事实上，罗斯福家族引以为傲的并不是身份，而是他们内在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始终如一的奋斗精神。做好家族传承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除了要谨言慎行，珍惜自己的家族声誉，还要注意不能背上沉重的包袱，甚至不被它压垮。美国也有一些家族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

肯尼迪家族也是美国一个赫赫有名的家族，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时非常年轻，他的父亲曾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两个弟弟分别做过参议员和司法部部长，但是他们之后的下一代就出了一些问题，有吸毒的，也有患精神病的。毫无疑问，所有名门望族都要习惯于聚光灯下的生活，如果不能承受相应的关注和无形的压力，问题便会接踵而至。

这样的平衡确实很难做到，但不乏做得很好的例子，罗斯福家族就几乎没有任何丑闻。德尔在跟我谈及家族历史和祖辈故事的时候总是津津乐道，他觉得罗斯福家族最优秀的地方就是具有探险精神，他还举例说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家族刚来到中国的时候甚至进过深山老林里打猎。当谈到该如何继续发展壮大自己家族事业的时候，他既谦虚又满怀信心地表示他需要比前人做得更好，而前提则是不断创新和探索。

这些优秀的精英家族在美国不是少数，他们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和很高的名望，传承了好多代人，打破了中国人常说的“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其传承的关键点是优秀的家族文化和财富观念。家族里的这些继承人很有使命感，不愿意“躺在家族的功劳簿上”，不会被名望的压力压垮，也不会一味复制或守旧。他们崇尚独立思考和钻研创新，更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想这就是延续家族百年发展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最能体现美国主流文化的特色之一。

民主与自由的意义所在

探讨了种族、家族这两个角度，接下来再讲讲个人，因为这也是美国主流文化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差异之一。

美国人非常崇尚individual initiative，即“个人的主动性”。我们知道几乎每一个国家或者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神话，比如中国人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是龙的传人，而美国人的神话就是他们认为成功是通过个人的积极拼搏和努力奋斗得来的。

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美国的西部牛仔，这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历史渊源。绝大多数第一代的美国移民都是欧洲比较穷困的人，或因宗教问题在欧洲受到迫害而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以及契约劳工（indentured servants）。后者签了7年的合同坐船来到美国，因为他们在欧洲听说到美国工作7年以后可以免费或者以很便宜的价格分到土地，所以怀着改变自己及后人命运的梦想，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早期的美国人都居住在东部靠海岸的地方，也就是美国宣布独立之前的13个州，西部地区由于环境恶劣几乎人迹罕至，所以就需要大量的人前去开拓。政府就对人们许诺，如果你去那里耕地拓荒，那块地就属于你了。所以当时也有很多美国人拖家带口，驾着牛车或者马车去中部、西部开垦荒地，那里就慢慢地形成了新的城市、新的州。

所以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有这么一个观念：我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因为当年在开拓荒地的时候，地是自己开垦，房子要自己建，所有食物都要自给自足，同时还要时刻当心印第安人的突然袭击，谁来保护你？还是你自己。荒地那么大，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骑着马可能都要走半天，根本就指望不了互帮互助。这种西部牛仔式的拓荒生活在20世纪初就慢慢不存在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神话几乎存在于每一个美国人的脑海里，而且代代相传，即使现在的新移民也知道并接受这样的观念，那就是在美国只要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创造一切。

因此，美国人的惯性思维常常是向前看。在这一点上中美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很多时候中国人还是偏向于追溯过去，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5 000年历史的国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传承了一代又一代，所以中国人的漫画、故事和小说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古代的，比如武林高手、各个朝代的历史名人的故事等；而美国人感兴趣的故事，几乎都把背景设定在未来，钢铁侠、美国队长等都是存在于未来世界的人物，他们的故事很少发生在过去。当然，这和美国历史相对较短有直接的关系，但也说明了美国人已经养成了向前看的习惯。而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一开始来到美国这片大陆上的人基本都是一无所有的，他们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家庭、事业和财富。

这种崇尚个人主动性，尊重和鼓励个人奋斗，从而实现成功的信念，也直接导致了美国人从一开始就对政府不那么信任，这是美国跟中国的另一个巨大差异。

中国人对政府是非常信任的，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中国人会倾向于让政府来帮助解决，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美国人对政府的看法不是这样。当年美国的开国元勋认为政府是所谓的“必要之恶”（necessary evil）。因为美国人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个人，而政府是一个集权的存在，往往约束着个人，所以政府是“罪恶”的。但国家总要有人治理，所以它又必须存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监管及平衡”（check and balance）来防止政府“作恶”，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执行三权分立，根本目的是让政府最终不能限制个人的发展动力。因为个人的动力是推动美国整个社会的核心力量。

可是大家都知道市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20世纪初，美国曾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步主义运动”，它的起因就是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造成市场垄断，使经济发展出现巨大的弊端。这也是个人力量难以抗衡市场力量的一个体现。假如你是一个农民，原本以为靠自身的勤劳可以致富。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农作物的价格并非个人所能左右。当价格下跌时，你的努力很可能化为乌有。而且这并非天灾，一定层面是人为操控的结果。由此很多人就认识到，个人能力在很多时候也是没用的。如果说以前一名牛仔靠单枪匹马就能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天地，那么到了20世纪，这样的事情就越来越成为传奇，因为有太多的因素会使个人与集体、社会甚至国际挂钩，个人的力量越来越有限。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美国在这方面的最大争议就是：政府如何去帮助人民。

而到了21世纪，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在总统竞选时就提出，当代社会里的个人只有通过高等教育才能打破阶层的局限，预防市场经济的不足，所以他倡议应给予每位公民免费上大学的机会。而刚刚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的共和党人特朗普则提出，动用政府力量，抗衡全球化，保护美国人民的个人利益。由此可见，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对个人力量的尊敬、鼓励和保护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即使是在市场力量那么强大的现代社会。

另外，美国西部拓荒历史中的“保护自己”跟美国的“枪支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当年作为一个拓荒者，在茫茫荒野里面对印第安人和野生动物的威胁，根本就没有警察或政府来保护你，你能做的只有自我保护；即使在现代社会，围绕枪支问题产生很多争论时，人们总会听到某一派人士的响亮声音：“枪支能保护我们对抗暴力和专政，能保护我们的个人自由，我们不能放弃这样的自我保护。”

有一个例子可能让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如果一个人已经上了美国政府的恐怖分子观察名单（terrorist watch list），他就不能上飞机，但是他还是可以买枪。这就是美国人对枪支的态度。美国很多小朋友都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包括使用枪支震慑对方。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放学，我在图书馆门口和一个朋友站在一起，遇到了另一个小朋友，他与我的朋友之前有过节，很快就发生了口角。突然那个小朋友拔出一把枪，指着我同学的额头说：“怎么样？你想怎么样？”

那时候我觉得时间都凝固了，我该怎么办？难道我真的看着这个人开枪打我的朋友？假设他只是恐吓一下，我是什么也不做，还是也去跟他打？万一他真的开枪射我的朋友，那他会不会接着朝我开枪？

那时候只是一念而过，但真像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拔枪的小孩看我朋友呆住了，或许他觉得已经起到震慑效果了，就把枪收起来，轻蔑地对我朋友说，“看来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接着就跑了。这是我第一次直面枪支的威胁。

其实在世界其他国家，例如在以色列，政府也是允许公民持有和使用枪支的，但这跟周边地区存在战争危机有关系，和美国的情况确实不太一样。千万不要以为枪支文化只存在于美国的少数人或中下阶层中，其实美国主流社会的很多精英家庭都拥护枪支文化。

著名的惠普公司是由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两人创立的。我在斯坦福有个同学，他就是休利特的孙子。有一次他请我们去他家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农场，在那里他给我们看了他收藏的枪支。他首先展示了一把非常精致小巧的手枪，这是他爷爷在意大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从纳粹那里缴获的。然后我们跑到附近森林里射击，那是我第一次拿枪射击，有几把老式枪射击起来的震动还是挺大的，发出“砰砰”巨响。他还给我们展示了一把冲锋枪，他说一定要架在胸和脖子上，因为在射击时会产生很大的后坐力，如果不紧贴身体，很有可能会伤到自己。

我在创立第一家公司时的一个投资者迈克·马普莱斯（Mike Maples）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在美国投资界非常有名，是Twitter（推特）的天使投资人，在美国的天使投资人榜单排名前十。我们经常交流公司的管理和发展，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父亲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他父亲曾经是微软的总裁，退休后在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买了一个农场，饲养了很多鹿，鹿在农场没有天敌，繁殖越来越快，他们就每年邀请朋友过来打猎，因此农场仓库里摆放了很多枪支。他父亲向我们展示了猎枪，还有冲锋枪。

这些美国精英，包括他们的家族成员，喜欢玩枪的文化延续了好几代，普通得就像美国人玩棒球一样，爸爸还会带着儿子一起练习射击。而且枪支本身也是一门学问，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

综合来看，美国人不是单纯在保护枪支的使用权，而是在保护个人的自由，因为他们深信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来自个人，而保护个人自由是天经地义的。在现代社会，当遇到一些国家性的、全球性的问题，比如金融危机爆发，大家还是要看政府的举措，但是美国倡导个人主动性的神话一直没有破，哪怕在2008年因为次贷危机引发美国经济问题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美国人站出来说，不能让政府的权力扩张得太厉害，它会威胁人民的自由和个人的动力。

因为信仰个人主动性，美国人对个人成功的看法和定义也与中国人大不相同。在中国，科举制度从隋朝到清朝末期一直延续了1 000多年，它的好处是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士族对权力的垄断，让一些中下层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但后来科举制度也固化了所谓的“成功模式”，让很多人都以为成功之路只有一条，近30年来又被很多人片面地以财富论英雄。

在美国，成功原因和成功模式真是各式各样。就像之前探讨的那样，很多当时去西部开发的人其实受教育程度很低，甚至很多人都不识字，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就是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著名的“钢铁大王”。在那个年代他与“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金融巨头”摩根一起掌控了美国的经济命脉，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但卡内基出生于苏格兰一个纺织工人家庭，因为饥荒和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他们在苏格兰实在混不下去了，举家搬迁到了匹兹堡这样一个工业城市，卡内基连高中都没读完就进入社会谋生了。

从一开始，这些所谓的美国第一代成功人士都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水平。美国人不是不看重知识和学历，而是更看重“个性化”，也就是个人的独特性，你不需要面面俱到，但如果你某一个方面很突出，或许就足够了。

比如世界最大的电脑制造商之一戴尔公司的创始人及董事会主席迈克尔·戴尔，从出身和学历来看，他一点儿都称不上成功，他读的是得克萨斯州的公立大学，还没毕业就退学去创立戴尔公司，如果放在中国，这是一个学习成绩平平或者离经叛道的典型，离“成功模式”差得很远。但迈克尔·戴尔就是敏锐地观察到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所有的大企业都选择通过经销商来销售电脑，而他想凭借直接销售这种更有效率的方式为顾客提供更好的价值及服务，这种从骨子里就追求差异化，并因此干出一番事业的美国人绝对不在少数。

因此，美国家庭在孩子的培养上也尤其注重保护他们的个人主动性。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予孩子多样化的选择。在中国，很多父母对孩子说你长大要做这个做那个，留给孩子自己选择的余地很少。但在美国，你会发现选择特别多，你可以从事任何职业，可以做医生，可以做教授，也可以做一个饶舌歌手，没什么人来限制你的选择。

当然，既然有好的选择，也存在着不好的选择。毒品显然就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就连前总统奥巴马都承认自己吸食过大麻。很多美国人还是深信，孩子们有“必要”犯一些错误，然后从错误中去学习和成长。他们有个概念叫“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意思是人的成长一定要经过几个步骤，其中一个步骤就是犯错，比如吸食大麻。所以很多美国家长对大麻抱有一定的宽容度，他们的解释就是，这是一个“通过仪式”，孩子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事等他们长大之后自然就过去了。

美国的精英家庭会给孩子分析利弊，但不帮孩子做决定。父母并没有要求孩子一定读某个学校或是某个专业，也没有指定要读到某个学位，他们的孩子也会面临各种错误的选择，那他们是怎么引导孩子做出正确的选择呢？秘诀就是父母会尽量去培养孩子们的各种爱好，让他们有机会听一些过来人分享经验，父母会把好的选择放在孩子的面前，让他们去选，希望做到优中选优。孩子既培养了爱好，又获得了经验，还得到了选择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精英教育”的最大特点。

所以，主动性让美国人习惯朝前看，他们也不畏惧失败；对成功的定义和成功模式的不拘一格又让美国人热衷创新和体验，强调选择的自由。不过美国人也因此在枪支、毒品和帮派问题上受到很大的争议。以上种种有精华，也有糟粕，但都是美国主流社会的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环境和教育下成长的美国人，不管最初来自哪个国家，不管属于哪个种族，不管居住在哪里，不管从事哪个行业，都传承了美国最主流的思想和文化。对中国人而言，认识“真正的美国人”是一个认识美国社会的开始，这个认识的意义不在于如何成为美国人，而是从美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更好地观察到它的优点，同时更清楚地知道它的缺点。只有充分地认识和了解它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更好地成为国际化精英，尤其对那些想送孩子去美国学习的家长来说，这正是他们最希望达成的结果。

[1] 哈佛艺术博物馆（Harvard Art Museums）由福格博物馆、布什–瑞辛格博物馆（Busch-Reisinger Museum）和赛克勒·姆·亚瑟博物馆（Arthur M. Sackler Museum）三部分组成。

第二章
政治博弈：亲历总统与政客们的游戏

在白宫经手对外援助项目

2008年我去申请“白宫学者”（White House Fellow），这一年也是奥巴马入主白宫的第一年。

白宫学者项目是由美国总统发起，并对总统负责。它创立于1964年，当时正值越南战争时期，美国也处于一个思潮涌动的时代，很多年轻人因为越战而对政府非常反感，他们觉得政府欺骗了人民，从而使他们卷入了一场不该被卷入的战争。当时，美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政府的不信任跌到了历史的低谷。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当时的总统林登·约翰逊采纳了各方建议，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人才甄选机制，让美国最优秀的人才通过亲身体验联邦政府的高层运作，提高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意识。所以，约翰逊总统说：“设立这一项目的宗旨是为有天赋和充满活力的年轻的美国领袖创造条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关怀公共事务的未来领袖。”

于是从那时候开始，美国政府每年就从全美各地选拔各行各业中最优秀的大约15个年轻人直接参与白宫核心行政事务。从1964年至今的50多年里，白宫学者项目已经诞生了800多位白宫学者。一年之后这些学者或选择留在白宫，踏上从政之路，或走出白宫后成为其他领域中的精英。其中比较知名的白宫学者有：

•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罗伯特·乔斯（Robert L. Joss）

•纽约证交所前主席马歇尔·卡特（Marshall Carter）

•李维斯服饰（Levi Strauss）前CEO（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哈斯（Robert D. Haas）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前董事长汤姆·约翰逊（Tom Johnson）

•美国陆军上将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

•获普利策奖的作家多丽丝·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

•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

在这么多白宫学者当中，最为中国人熟知的是赵小兰女士，她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白宫学者。赵小兰于1983年成功入选白宫学者后，成为罗纳德·里根总统顾问艾德温·米斯的特别助理，负责交通运输及贸易领域的行政管理工作。据我所知，1983年报名申请白宫学者的共有5.5万人，经过多轮筛选，最后录取的仅有13人，录取率是万分之二，而赵小兰是其中最年轻的，也是唯一一位华裔女性。踏上了从政之路的赵小兰一路发展顺利。2001年1月11日，当选总统后的乔治·W. 布什提名赵小兰出任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裔女性，也是第一位亚裔女性。

白宫学者的入选流程非常严格，申请者必须是美国公民，有双重国籍者一旦被选中，必须放弃非美国国籍。年龄一般在28—36岁，除了受过高等教育，在自己所在领域要有优异的表现，具备杰出的领导才能，至少要有5位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的推荐，还要经过长达9个月共6个阶段的考验，包括开放申请阶段、区域筛选阶段、全国公示阶段、“筛选周末”阶段、总统筛选阶段、确定岗位阶段，其中有很多的笔试、面试和严格的社会安全背景调查。

白宫学者的选拔流程是我经历过的最漫长的选拔，面试也是最多的。白宫要看申请人的学历背景、企业背景和个人成就，但更看重申请人在“公众服务”上的意识和表现，说白了就是“你能否真正服务别人”。这点很特别，因为成功的人很多，成为领袖的人也不少，但是有想服务别人这种心态的人其实并不多。所以白宫学者的核心挑选标准就是：你是否内心认可并真正愿意为美国社会造福；你能不能成为一个能带动别人的领袖；你能不能和别人合作。

成功入选之后，每个白宫学者都会收到将近10个行政部门的邀请。一方面，每个部门都知道白宫学者是从各个行业的精英中挑选出来的，是非常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白宫学者的所有费用都由白宫统一支付，并不会影响到各部门的支出和预算。而更重要的一点是，白宫学者的日常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需要和白宫高层有直接交流的，所以这些行政部门也想通过白宫学者向白宫高层传递一些信息。因此，很多部长级的官员非常喜欢白宫学者来做自己的特别助理。

在确定岗位的那一周，我总共参加了8个部门的面试。当时我比较心仪的三个部门是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外交部。

在NASA接见我的是NASA的局长查尔斯·博尔登（Charles Bolden），他是NASA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局长，也是一名退役宇航员。他告诉我，美国在登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没有明确的探测太空的计划和方向了，所以他对NASA今后的发展做了一些大胆的设想。在他的设想中，美国今后将鼓励各类私人公司建造和发射航天器。NASA甚至有意租用私人飞船将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NASA称其为“民用太空计划”。这个计划后来也促使了目前已经闻名全球的SpaceX（太空技术探索公司）的快速发展。SpaceX是由PayPal（贝宝）早期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2002年创立的一家美国民用太空运输公司，这家公司最有名的就是开发了可部分重复使用的猎鹰1号和猎鹰9号运载火箭，为美国提供太空探索的发射运输任务。现在马斯克是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SpaceX的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官。美国航天飞机以及后续项目退役之后，NASA一直支持商业上的太空计划，SpaceX就承担起了发射火箭为国际空间站提供补给的重任。

这位黑人局长任期内的第二点规划就是重新设定人类对于外太空探索的目标，让人类有机会前往火星探索。当时听到这些航天规划之后我十分兴奋，但也意识到这些规划在我做白宫学者的这一年时间内是无法全部实现的，所以我不会选择去NASA工作。

我也去美国商务部面试了。当时的商务部部长是骆家辉。不巧的是我去面试时他恰好去了中国洽谈商务，所以我并没有见到他本人。但我最终也没有选择去商务部。

在美国外交部面试时，我见到了希拉里的总参谋长谢丽尔·米尔斯（Cheryl Mills），这位黑人幕僚在克林顿入主白宫时就一直跟随他，后来克林顿因为莱温斯基丑闻上法庭辩论时，她也是克林顿的辩护律师。我和她聊了很多深入的问题后她建议说，“在外交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立部门叫国际开发署，我觉得以你在英特尔的工作经验非常适合去那里工作”。于是她邀请我去国际开发署做进一步沟通。

美国国际开发署是美国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承担着美国绝大部分对外非军事援助项目。国际开发署署长向我介绍说，美国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援助提供国。但是近几年来，他们逐渐发现长久以来实施的国际援助的方式和方法存在很多缺陷。他们觉得目前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如何做好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PPP”），即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的合作，通俗地讲就是政府和企业力量的合作，他们认为，如果将PPP模式引入国际援助项目可能会弥补之前的缺陷并取得巨大的成效。

基于我的企业经验以及曾主导过政府与企业的合作项目，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加入国际开发署，成为国际开发署署长的特别助理。在国际开发署，我的其中一项重大工作是担任海地地震救援中心通信方面的总指挥。在这一场可以称为“救援突击战”的事件中，我深刻认识到美国政府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和庞大的资源，它可以瞬间发动一场战争，也可以快速地派出强大的救援部队。然而，美国的对外援助却总是难以令人满意。

就海地地震来说，灾难援助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叫救援，一个叫重建，前者是临时和紧急的，后者则是长期的。海地地震后的前两周，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接下去就是灾后的重建，但在实地考察中，我发现救援固然困难，但重建更难，因为这需要依靠当地政府自身的力量。然而当我跟当时海地的一些政府官员见面后，却发现他们存在根本上的问题。比如当你要对这个城市进行重建的时候，谁来帮你建，这个领导班子里有没有这样的人才？重建的钱从哪里来？他们对此并没有清晰的规划。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建议方案，然而遗憾的是，当我将通信方面的重建方案提交给海地政府以后，他们也一直没有执行。因为他们既没有钱，也没有能力。于是我们跟当地最大的一个通信运营商联系，说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重建本身也能让他们的企业获得发展。但公司总裁告诉我们，他们也很想促成这件事，但当地政府太腐败了，每次投入的大量金钱绝大多数都进了官员的腰包，能用于通信网络建设的资金很少，长此以往他们就没有了动力。三个月后我又一次去了海地，发现情况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海地地震救援经历使我深入思考美国的对外援助。在国际开发署内部大家对这个工作如何开展下去也有着很大的争议。争议的一个焦点是援助的方向和重点应该是什么。

就美国而言，传统的援助方式就是提供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等方面的援助，比如投入资金控制传染病或帮助培养当地的教育人才或医疗人才。它的本意是让当地人可以具备技能，自己去解决问题。但不知道是所需时间太久，还是实施方式不对，一直以来并未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国际开发署内部大家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模式也有过很多的讨论，一方面，很多参加过基层援助的同事觉得中国的做法很值得研究和学习。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大多都是走政府加企业的模式，政府提供了充足的援助资金，企业获得介入的机会，使得中国在当地推进项目既快速又有效。

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如何准确地评判那些政府支援的公益组织的作用，并且如何改革现行的援助模式。

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非常孱弱甚至管理混乱，在灾难发生时就尤其需要国际公益组织去承担这个援助的工作。在美国，人们衡量公益组织的工作是否成功的标准是看它最终能否功成身退，如果这个公益组织哪一天解散了，也就证明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顺利完成了。

而参照这个标准，很多专家就发现有几点不太对劲：第一，以非洲为例，30多年来非洲获得很多援助，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很大的进步，援助的效果很不理想，甚至还要扩大援助；第二，那些公益组织在几十年里人越来越多，每年的预算也越来越大，每年国际开发署要为此付出更多的金钱。但是这好像不是公益组织原本的出发点，反而变成了公益组织希望这个援助能一直延续下去，因为如果问题被解决了，公益组织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第三，很多时候，一些公益组织会花高薪请外国专家到当地指挥援助工作，反而没有花经费去培养当地人才。这就让那些国家更加依靠国外的援助，而不是最终靠自己的人才去解决问题。

更令人担心的是，很多受援助国家慢慢开始把这些国外援助放入他们每年的财政预算中，这使援助好像不再是意外的惊喜，而变成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另外，一些被援助国家也产生了抵触情绪，越来越有半殖民地的感觉，认为外国的组织正在进入自己国家干涉本国内政。

所以，在我进入国际开发署的时候，国际开发署已经意识到是时候进行一些改革了，他们开始讨论PPP，帮助被援助国家解决之前的问题，再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为什么看上去强势的政府会需要寻求与企业的合作呢？我想先举一个例子。整个非洲拥有最好物流基础的不是当地政府，也不是各类公益组织，而是可口可乐公司！它强大的物流系统可以把产品从美国运输到非洲最遥远的村庄，这是当地任何一个政府或公益组织都做不到的。于是我设想，如果把资金拨给当地企业，尤其是能够服务当地的企业，会不会更有效？

当时我带着这个设想去“聪明基金”（Acumen Fund）进行调研和求证。它是美国最早的公益投资基金，主要投资那些有社会服务意向的营利性企业，这些企业包括生产净水器的企业、制造太阳能发电设备的企业等。聪明基金发现这种公司做得好的话，不但能够自力更生，不再需要长期援助，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还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并且这样的基金的优势是可以向下延伸，发现那些优秀的企业，而这样的企业的劣势是缺乏资金。

所以，我们建立了一支母基金，通过这个母基金，将资金投入到10—20只公益投资基金中，然后每只基金再投到30—50家公司中，这相当于我们一下子帮助了一千家左右的公司，如果每家公司有一百名以上的员工，我们相当于创造了10万个就业机会，而这些就业机会的背后是更多的家庭。这个在PPP模式上创建的母基金代表了两个新的方向，一个是通过投资当地企业去改变现状；一个是通过培训当地企业领袖去加强援助效果。

后来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资金到位了，可是当地人的企业管理能力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提高。于是我们又考察了另一个机构——阿育王组织（Ashoka Foundation）。这家组织主要致力于下一代公益组织领袖的培养。该组织创始人是比尔·德雷顿（Bill Drayton）。他认识到很多公益组织的创始人都非常有爱心，他们看到了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但运营一个公益组织并不简单，很多创始人没读过商学院，也没有运营的经验，对资金的统筹和运作也不是很有把握，所以就导致这些公益组织运作效率不高，甚至管理混乱。

阿育王组织将运营和领导理念带到这些公益组织里面。用德雷顿的话来说就是“要培养一批领袖，只有靠这些领袖才能改变这个社会”。我也很赞同这个观点，你没有办法改变所有的一切，没有办法帮助所有的人，但你可以做到的是培养一批当地的领袖，让他们去影响更多的人，从而改变整个社会。

可以说，那些提供直接的物资包括药物等的援助是比较容易看得到成效的，针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也是比较好展开和实现的，然而发展不应只是局限在硬件的提升和经济的增长上，其核心应该是当地社会的制度体系的完善和人民基本素质的提高。所以，最好的援助方式不是单向的，也不仅仅是从外而内的，应该是多方围绕这个共同目标体系的群体参与，尤其要发动当地的企业和个人，因为只有受援助对象拥有自力更生的意识、信心和能力，外部的指导和帮助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美国政治的“生态系统”

很多人都知道美国政治体系是三权分立，也知道总统、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些赫赫有名的政治角色，但包括美国人自己在内，很少有人了解整个政府其实就像一个原始森林一样，拥有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各个角色各司其职，各有所长，互相关联，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可以大致分成五类角色：舞台上的政客（politician）、中流砥柱的公务员（civil servant）、辅助大腕的职业幕僚（political staff）、游离在政府架构之外的智囊团（think tank）和游说团（lobby）。

第一类是政客，通常指在美国参加竞选的那些人，例如总统、副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等等。他们会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选民的捐款和选票，为了竞争“上岗”，他们往往很注意突显自己的特色和吸引别人的注意，就像在政治舞台上出场的演员一样。

与这些政客相关联的还有那些受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他们一般都是部长级别，例如国务卿、财政部部长、司法部部长等。总统在任命这些人的时候往往存在着强烈的党派倾向，俗语有云，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指这群人。换届之后如果是另一个党派的总统上台，那么前一届的“大臣”基本都要换掉，所以这些“大臣”们也是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露脸的重要角色。

第二类是政府公务员，他们是处理政府日常实际事务的中流砥柱。与政客是被票选出来的不一样，公务员一般要通过公开报名和统一考试后被选用，然后按照级别逐级晋升，而且与政客在政界、商界、社会团体中拥有多重身份的情况不同，他们基本上大半辈子都在一个政府部门里工作，而且级别通常也不会超过部长。这些人头上的“大臣”换了一茬又一茬，而他们则兢兢业业、年复一年地为国家效力。

很多政客本身就是企业家或富豪，然后投身政治舞台，例如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在59岁从政之前，已经位列美国富豪榜前十名，在纽约市市长任期内只是象征性地拿一美元的薪水。公务员则不同，不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市政府里的公务员，他们的收入主要就是工资、补贴和少量的绩效奖金，不能随意调整。

由于公务员的流动性比较低，他们对所在部门的运行特别熟悉，绝大多数政客都需要依靠这些公务员来执政，所以称这些公务员为政府里的中流砥柱一点儿也不夸张。美国政府也一直很注意保持这些中流砥柱的稳定性和战斗力。

第三类是职业幕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国会助理”（congressional staff），他们的“老板”往往是国会里的参议员或众议员，这些人的工作是不稳定的。如果“老板”离开了政府，那么这些人也会“良禽择木而栖”。比如说加州某个区的众议员当选之后，很多议案根本没有时间看，也不可能全都看懂，他就可能会聘用之前曾经担任过某个众议员助理的人进入他的团队来协助他工作。因为众议院每两年改选一次，不少人基本上只做两年，其中的流动性还是很大的，所以新上任的众议员非常依靠这些职业幕僚来为他们提供各种事务上的帮助。而大多数情况下，政客只是了解一个大概框架，然后在更高层面上提炼政治观点，他们的更多时间要花费在发表演讲、派系沟通和社会公关上。后来我发现，起草和修改议案的工作也基本由这些职业幕僚和政客团队内外部的智囊团来完成的。

第四类是智囊团。我在白宫工作的时候也有机会接触到政府之外的一些智囊团，他们游离在政府架构之外，却又在政府的决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说起智囊团，中国人可能知道最多的是美国兰德公司，这是一个比较中立的、非营利性的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这点在美国比较特别。因为大多数智囊团都带有一些党派性的政治观点或者说和某一个党派走得比较近，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等。我当时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智囊团，比如我和兰德公司的总裁聊过天，也有机会同他们的中国专员进行沟通。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政府的一些政策规划和法案法规的初稿都由智囊团提供，然后参议员或众议员对这个初稿再做一些修改。

不仅如此，这些智囊团也在美国政治活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时候一些政府官员可能就出自智囊团，他们在政府里的任期结束后又会回到智囊团，所以智囊团和政府之间的人员流动也很频繁。智囊团往往会规划一些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家战略，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非常有话语权，同时又比任何公司或营利组织更权威。这些智囊团在外部看来比较中立，但是内部其实有很多利益集团或机构在影响他们的观点。

第五类是游说团。说到游说团就必须要提到著名的美国步枪协会，作为美国最大的枪械拥有者组织，它是反对枪支限制的主要力量和强大的利益集团，尽管它的基本性质只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无党派民间组织。除了拥有的400万个会员可以在投票上发挥作用外，美国步枪协会还握有大量的资金，足以对选举产生影响。

美国步枪协会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等媒体中支持那些反对枪支管制的总统或总统候选人。受此“恩惠”的总统不在少数，例如老罗斯福、肯尼迪、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小布什。这些总统都反对枪支管制或不支持枪支管制立法。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总统绝大多数都是共和党人，共和党在其政治纲领中明确指出：“我们支持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利。我们反对枪支管制。”在每一届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步枪协会都会为其支持的政党候选人捐赠大量的资金。

在立法层面，美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美国步枪协会认为拥有枪支的权利是受“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民权，这是保护他们协会利益的法律基础，所以在每一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中常常见到美国步枪协会的身影，它希望通过其在国会的代言者来保护有利于公民拥有枪支的立法或者阻挠反枪支的立法。

即使在民间不断出现枪支杀人案件后，美国枪支管制立法进展依然相当缓慢。中国人常常会问，美国政客是不是受利益集团控制或主导？答案是肯定的，但美国的开国元勋在设计政治架构的时候，他们希望影响政客的不是单一的利益集团而是多个利益集团，这样才能达到互相牵制的目的，他们认为这才是民主最好的体现。所以很多政客为了募资，绝大多数时候是要满足多个利益集团的诉求，而不只是为一个利益集团服务。

因此，不论是对外的国际关系发展还是对内的政治利益争夺，受利益集团影响、帮助政客处理实际事务的这些智囊团和职业幕僚往往能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政客对中国的看法有局限性，因为他们接收到的政治信息可能都来自智囊团和职业幕僚，而一旦他们的认知很陈旧或太主观和太片面，美国政客就很容易对中国产生偏见。

在白宫，亚洲人的面孔本来就不多，绝大多数在白宫工作的亚裔都出生在美国，会讲中文并在中国有工作经验的华人几乎没有。

我在白宫里的朋友和同事有不少就是政府公务员、政客们的职业幕僚和智囊团，当他们听到我的成长过程和工作经历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此感到惊讶。他们还会问我很多问题，和我探讨中国的经济走势，问我为什么中国人会做某些事情，怎么跟中国人更好地沟通和合作。在这样的交流中，我发现这些在白宫工作的同事原来对中国这么感兴趣，他们很想有途径能真实地了解中国，只是当前的环境导致他们只能听到一个观点、一种声音，从而影响了对中国的判断。不只是在白宫里，其实在美国各地，大多数人对中国的了解都和中国人对自身的认知有着很大的差异。

这也是因为在美国主流社会和美国核心群体中，中国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渠道去表达观点和诉求，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关键决策人。不少中国人甚至认为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投放宣传片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其实那只是一个商业广告场所，美国政治核心人物不会去关注，美国民众也不重视，反而是很多中国企业或个人采取这样的形式提升自己的形象。

了解美国政府完整的“生态系统”不仅是一种知识和信息层面的学习，更应该通过把握这个系统中的关键环节，学会使用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从而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一个黑人总统的美国梦

白宫学者在正式进入白宫工作以后，总统都会为此召开专门的欢迎会。我们这届正值前总统奥巴马上任，我对他早就充满了好奇，尤其是他的多元化经历。当时的会议是被安排在白宫西翼的罗斯福会议室里，当我们一行十多个人进入会议室时，瞬间被这座既充满历史故事又富有现代气息的办公室所震撼。这是一间方形的办公室，深褐色的办公桌和椅子与白色的门窗形成鲜明的对比，米黄色的墙壁上挂着几幅年代略显久远的油画，其中包括一幅罗斯福总统的画像。

奥巴马面带微笑地走进了会议室，跟我们一一握手，之后他招呼我们坐下来，开始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当提问环节开始时，我是第一个向奥巴马提问的人，我问道：“总统先生，我们都知道2008年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现在，我很想知道您在总统这个位置上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奥巴马非常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向我点了点头，之后他就沉默了好一会儿，可能足足超过10秒钟，这10秒钟漫长得像过了几个小时，我不由得有一丝紧张。他终于开口说话了：“我最大的心得就是，作为总统，其实递到我这里的问题都是不能解决的。因为能够被解决的就不会送到我面前，所以我作为总统的绝大部分任务就是——解决那些没有被解决的问题。”

说到这里，奥巴马摊开双手，做了一个左右平衡的手势说：“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不能被解决的问题，左边和右边都有它的道理。”他继续说下去：“在很多会议当中，我都知道我不是所有人中最聪明的，往往情况是这样的：我对面坐着能源部部长，他获得过诺贝尔奖，另一边坐着有30多年经验的国防部部长，当然也有大家都熟知的那位有着丰富从政经验的前总统夫人、国务卿希拉里，所以我很清楚自己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有经验的。”奥巴马又停顿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出一句话，“但我的特点不是比他们聪明，而是我能虚心理解他们说的话，我能总结所有人的观点，并且勇敢地做出我觉得对的决定”。

短短的几句话让我认识到，原来总统不是我们之前想象的那样拥有极大权力，能改变自己想改变的一切，反而很多时候总统所要面对的是改变一些很难改变甚至没办法改变的事情，但他仍然需要做出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使命就是尽可能地去凝聚一些最有智慧的人，再勇敢地做出决定，然后解决一个个别人眼中“无法解决的难题”。

他的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在后来创业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作为公司的一名创立者或者CEO，你并不是要做公司里最聪明、最有智慧的那个人，你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样样精通，你只有尽可能地凝聚各个方面最专业的人才，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打造出最好的产品或服务。

后来有不少朋友问我，在白宫见到总统，和他一起开会，会不会紧张。一开始我的确很紧张，怕万一说错话，显得很丢脸。但我会和很多人分享这个经验：越是紧张，越需要锻炼。如果你慢慢熟悉了这个环境和这个人，你就不会有这种压力了。后来我们和奥巴马第三次、第四次开会的时候，我就完全是一种自然放松的状态了。

很多人都知道奥巴马的出身非常普通，他不是传统的美国黑种人，他的父亲来自非洲的肯尼亚，母亲是美国的白种人，两人在夏威夷认识和结婚。奥巴马出生没多久，他的父亲就离开了夏威夷，回到了非洲，再之后就和妻子离婚了。之后奥巴马的母亲因为改嫁，带着奥巴马去印尼生活了几年，最后又回到了夏威夷，于是奥巴马在夏威夷长大。夏威夷虽然也属于美国领土，但和美国大陆在文化上有很大差异，而且夏威夷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亚裔移民或原住民。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如果奥巴马最后能顺顺利利变成一个美国中产阶层人士已经很不错了，要是那时候有人告诉你这人以后会是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那你一定会觉得他在开一个天大的玩笑。要知道在美国政界可是出了不少“总统世家”，一个黑种人要想实现“命运的逆袭”谈何容易。

奥巴马前一届总统是小布什，布什父子都当过美国总统，他们父子在竞选上获得成功很大程度归功于卡尔·罗夫（Karl Rove）。罗夫有个外号叫“共和党的选举之神”。同样，奥巴马身边也有这么一个人，那就是时任奥巴马竞选团队的首席策略师戴维·艾克斯罗德（David Axelrod）。他对奥巴马两次竞选成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在白宫时曾与艾克斯罗德有过长谈。他说，当初奥巴马找他时，他就觉得眼前这个年轻黑人身上有种使命感，他被这种使命感深深打动了，决定帮助奥巴马参加竞选。后来艾克斯罗德帮助他战胜了希拉里、麦凯恩还有罗姆尼，而胜利的法宝就是科技创新。

希拉里对自己在2008年民主党党内选举输给奥巴马的印象非常深刻，当希拉里团队娴熟地运用着传统竞选手段——在电视辩论中指点江山，挨家挨户敲门联络选民，打一通通电话去筹款，举办一个个竞选集会的时候，奥巴马已经早早通过新兴的网络社交媒体覆盖了更多的选民，用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募集到了庞大的资金。

2012年，大数据分析帮助奥巴马及其竞选团队更好地掌握了战局。以前，很多竞选的准备都是比较单向的，例如制定口号、方案和准备演讲稿等等，但通过对选民、媒体和竞争对手的大数据分析，竞选团队可以建立更加准确的模型和行动计划。和上一次总统竞选相比，竞选团队已经能够把掌握的选民信息和其在线的个人信息进行捆绑，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民主党知道你是党员，但并不知道你在Twitter和Facebook（脸谱网）上长什么样。所以在2012年，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可以分析来自各个途径的非结构化数据，包括网站、手机和传统渠道等，从而更加准确地揣摩选民对各种话题的态度，做出以前无法想象的快速响应。

时任奥巴马竞选团队的科技顾问亚力克·罗斯
[1] （Alec Ross）曾经对我说过这么一段话：“科技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竞选的运作机制。过去那种两个抽着雪茄的政治大佬靠着本能和经验，喊出自己心仪的竞选口号，并在麦迪逊大道上投放一些广告，企图引起选民共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期，罗斯曾出任她的首席创新官，并且在希拉里参加2016年总统竞选时成为她团队中的首席创新顾问，他告诉我：“忘记2004年在小布什和约翰·克里之间展开的那场传统的总统竞选吧！在奥巴马和希拉里各自的总统竞选过程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数据，科技开始无处不在……甚至每一封电子邮件里的竞选用词，竞选标识的外观、颜色和大小都能够使用到海量的数据分析，这在过去简直令人难以想象。2012年奥巴马竞选就是这方面的先驱，他聘请了100多位世界上最优秀的数据科学家帮助他树立在竞选上的科技竞争力，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候选人这么干过。”而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特朗普通过Twitter，直接和他的支持者互动。

回顾过去，从美国有总统竞选那一年开始，竞选这个故事就一直在演变，从最原始的线下活动时代，到电台时代、电视时代，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今已经彻底告别了单向和被动。罗斯强调说：“结合了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的竞选机器就像一台电子显微镜，也像一台天文望远镜，它足以让我们检查到非常微小的细节，但也让我们看到貌似混沌的事情之间的相关性，它使管理总统竞选这样的海量事务变得更加科学和高效。”

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土地，工业时代的基础是钢铁，而信息时代则靠科技和数据。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是幸运的，奥巴马正是抓住了信息时代的机遇，利用科技创新成就了一个黑人总统的“美国梦”。

2008年的总统大选之后，很多人都觉得奥巴马代表了一个崭新的美国，一个可以超越种族、超越传统并且真正体现多元化的美国，所以大家都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然而，如今回望这8年，很多美国人明显感受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尽管他们对奥巴马个人还是非常喜欢，但是对他的政绩（特别是内政）却是失望的。所谓失败的最突出一点无疑是他选择了全力推进对医疗保险的改革，而错失了其他更重要的改革机会。

奥巴马执政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动用他所有的政治资本去改革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医疗保险与国家卫生服务制度的国家。然而在2008年那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家最需要的其实是对金融制度的改革，以确保同样的危机不再发生。但是因为他把所有资源都放在对医疗保险的改革上，因此，在国家急需对金融架构和相关法律做出调整的时候，政府并没有投入足够多的精力，这也使得危机过后，国家金融层面调整不够彻底，体系不够完善，根基不够稳固，风险依然存在，这也为今后经济危机的再度爆发埋下了隐患，美国将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与全球经济萧条的抗争中，美国虽已走出金融危机的最低谷并在逐步复苏，但中产阶层仍受到了沉重打击。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中产阶层的收入几乎没有增加，曾为美国技术工人提供薪资保证的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也大都流向了新兴经济体。美国民众还认为维持家庭生计比以前更难了，包括房产、汽车和教育等在内的生活主要成本也让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不堪重负。很多美国人认为我们只要管好自己的国家就可以了，没必要花费过多成本去插手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务。

2016年，对美国而言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特朗普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他的当选是“沉默的大多数”站出来把票投给了他。这些美国最底层的民众对目前情况有很大的不满，想打破现在的局面，也用投票表达了他们对奥巴马政府过去几年执政成绩的失望。

为什么奥巴马会犯下这样一些错误？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奥巴马的个人经历所决定的。虽然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缺少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丰富的从政经验，这也使他对美国的判断和认知可能还停留在理想化的一面。

这让我想起在英特尔工作时我的指导恩师、英特尔二把手肖恩·马洛尼（Sean Maloney）曾和我分享的经验。他觉得年轻人的优势就在于不怕犯错，因为年轻的时候犯错的成本很低。等成为一名管理者的时候，你犯的任何错误都会对公司和员工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这时候就必须很小心，不要轻易犯错。这个道理放在总统身上也是一样，总统身在高位，犯的任何错误都会被放大无数倍，并且承受影响的不只是总统身边的人，还有整个国家和人民。

为什么做正确的事情也举步维艰

在白宫我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前第一夫人米歇尔。米歇尔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考入哈佛法学院，取得法律博士学位。在成为第一夫人之前，她已在法律界小有名气。

有一次，她与我们聊起她和奥巴马的爱情故事，当时她还在芝加哥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奥巴马恰好来这里实习，米歇尔就被派去指导他的工作。当时奥巴马对法务工作兴趣不大，倒是对米歇尔这位“前辈”很感兴趣，很快他就对米歇尔展开了追求。米歇尔说，当时觉得这个男人长得很有特点，又高又瘦，耳朵特别大。米歇尔来自芝加哥，她的家庭算是芝加哥黑种人圈子里比较有影响力的。而奥巴马是个混血儿，来自夏威夷，年轻时还一度是个“迷途的叛逆少年”。她说：“一开始我就无情地拒绝了他，但是奥巴马就是不放弃，死缠烂打，还一天到晚地追求我！”后来她经不住奥巴马的软磨硬泡，终于同意和他约会。

在约会时她才发现，奥巴马有着和别人都不一样的经历，他和美国传统黑种人的想法完全不同，之后她就对奥巴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发现奥巴马其实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对自己在美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并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黑种人，当然也不会把自己定义为白种人，而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让这个国家甚至这个世界团结起来的人。米歇尔告诉我们，正是到那个时候，她才深深地爱上奥巴马，并和他结了婚。我对米歇尔讲到的奥巴马的多元化的身份深有感触，我既是一个华人，也是一个美国人，我很希望把中国独有的东方智慧和思想传递给美国主流社会，还很希望把美国最先进的思维和文化带给中国人。

与米歇尔的多次接触中我发现，她并不满足于只是做奥巴马背后的女人，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她是个很会管老公的女人，而且个性独立又有思想。美国的第一夫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关注妇女和儿童的问题，米歇尔常常和我们分享她近年来一直关注的美国人的肥胖问题。她认为，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儿童从小养成的不良饮食习惯。

在美国，公立学校的食物绝大部分都是靠政府免费提供的资金来购买，一般来说学校会和一些大型的食品公司长期合作，由它们提供孩子们的食物。通常这些公司提供的食物就是汉堡包，肉类主要是炸鸡，素菜一般是土豆泥，饮料基本是牛奶，而小吃可能就是一包土豆片。试想一下，长期吃这些食品的孩子们能不肥胖吗？我从小就是吃这些长大的，但从来没想过其实可以在这方面有所改变。

不过，即使米歇尔是第一夫人，在落实推动“美国公立学校反肥胖营养午餐计划”的时候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首先，各个食品供应商表示不满，因为这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一些食品公司甚至联合起来反对，还雇用游说团来抵制这一改革。他们的理由是：联邦政府现在连食品都要指手画脚了。其次每所学校认为它们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权去决定给孩子们吃什么，而孩子们也应该有权选择喜欢的食物。当把蔬菜给孩子们时，他们会偷偷倒掉，还是情愿吃炸鸡。你这位第一夫人来做这个是越权了。

米歇尔很坚定也很有条理地回应：很多学校长期让孩子吃炸鸡，已经让孩子养成了不好的饮食习惯，所以让他们吃蔬菜时，如果做的质量和口味都很差，他们当然会倒掉，而选择吃炸鸡。但是如果能不断改进蔬菜的做法和口味，还是有很大可能去改变孩子不良的饮食习惯的，让孩子们逐渐喜欢上吃蔬菜。

终于，在米歇尔和相关支持人士及团体的努力下，美国在2012年1月推出《儿童健康零饥饿法案》。根据新标准，食物中所含的热量、盐量要严格控制，谷物和肉类的量也要精确规定。

然而，这个法案却引来了孩子和家长们的反对，30多个州的学生和家长在网络上传午餐照片，狠批分量少、味道差、吃不饱。在美国政府相关审计报告中可以看到，超过100万学生罢吃营养午餐，令“全美学校午餐计划”的参加率连续上升近10年后首度暴跌。

虽然米歇尔提出的改革措施在美国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但米歇尔一直没有放弃，坚持致力于推动这项校园食物改革，甚至还把改革范围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例如在她的推动下，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食品标示规范做了一系列改革，包括以粗体字标示热量、添加糖分及真实含量等标准，新规范致力于食品标示能让消费者“一看就懂”，米歇尔也希望这个改革有助于对抗美国民众的肥胖问题。

米歇尔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那不屈不挠的性格，从不会轻易退缩。为降低儿童肥胖率，她还发起了“让我们运动”的活动，号召美国人注重健康饮食，加强身体锻炼。奥巴马和前副总统拜登在2014年还为“让我们运动”拍过一则公益广告。米歇尔自己在美剧《公园与游憩》中客串过一个角色，她与蔬菜超级英雄们一同运动和跳舞，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此外，她在万圣节期间向孩子们分发干果，还邀请儿童到白宫厨房的菜园参加蔬菜种植活动，不断敦促美国年轻人多运动，多喝水，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直到今天她还一直在为这个理念而继续努力。

在白宫里，做事情总是遭遇困难和阻碍的女性不止米歇尔一个人，最著名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要数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如果说米歇尔的举步维艰是因为要和人们的坏习惯作对，那么希拉里则是因为不断出现的争议事件和丑闻而被贴上的“两极化、工于心计、虚伪、不真诚、野心勃勃”等标签，虽然她的确全身心投入了公共服务之中，不管是作为儿童保障的倡导者，还是作为妇女权益的斗争者。

我在白宫任职期间所在的国际开发署就是希拉里管辖的外交部下设的一个机构，我常常会在工作中碰到她，也曾和她开过会，进行过面对面的沟通和汇报。希拉里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她特别注重孩子教育和妇女平等发展的问题，而且和米歇尔一样，她也遭遇了很多困难、阻力和非议。

那年我有幸见证希拉里启动了一个很大的项目，这个项目叫作“全球清洁炉灶联盟”。这是一个致力于解决全球炉灶和燃料引起的重大安全和环境问题的半官方组织，由希拉里与联合国基金会共同发起，于2010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成立。这个组织帮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和妇女避免受到燃煤产生的有害气体的毒害。目前已经为世界上超过一亿人的生活和健康带来好处。

无论是性格、经验还是学识，希拉里毫无疑问是一个高智商的精英人物。1969年她从韦尔斯利学院毕业，作为学生会主席的她成为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的学生。1979年，她成为罗斯律师事务所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合伙人，在1988年和1991年被评为“全美100位最具影响力律师”之一。1993年，希拉里跟随克林顿入住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第一夫人。2000年，希拉里当选美国参议院议员，成为第一位获得公职的第一夫人和纽约州第一位女性参议员。2008年，她第一次参与总统竞选。2016年，她成为美国首位获得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光鲜亮丽的履历让希拉里成为政治精英的代表。

可是很多美国人讨厌希拉里，除了那些丑闻的确让她惹上麻烦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拉里给人一种完全职业化的感觉，她永远着装得体、用词严谨、勤勉用功、观点犀利、深思熟虑、性格强硬和以目标为导向，至少她的公众形象就是如此。

但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有自己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对于希拉里来说也一样，我在白宫所看到的希拉里其实非常亲切、温和，也常常微笑着和别人闲话家常，很多工作人员见到她就像见到家人一样熟悉，这与她在公众场合及新闻媒体里的那个严肃冷峻的形象几乎截然相反。

美国人似乎并不信任那些没有展示真实自我的政治领袖。但是再成功的人也需要有个人生活，这样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在白宫，我有机会看到每一个人不同于公众场合的形象，我觉得这一点或许是希拉里今后政治生涯中的一项最大的挑战，她能否让美国人真正认识她，认识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又有人情味的希拉里。

政界与商界领袖的思维差异

在白宫工作的这段时间，我也认识到政界领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表现，这和商界领袖有很多截然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把蛋糕做大”和“分配蛋糕”的差异。

企业界的领袖都在想怎么把企业做得更大。像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R. Immelt）来白宫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就讲道，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当时的年收入是1 200亿美元。如果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有一个产品能每年有10亿美元的收入，那么或许用这10亿美元单独创立一个公司在世界上也能排得上不错的名次，但对伊梅尔特来说，他根本不愿意为此花费太多时间。因为在他的计划中，整个公司每年的营收增长率需要达到10%—15%。1 200亿美元的15%就是接近200亿，所以价值10亿美元的产品对他来说还是远远不够。

那什么是他看重的呢？比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能帮助全球改变能源结构，让新能源能更加普及。因为全世界新能源消耗只占总能源的3%—4%，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只要每年能在这个百分比上增加1%，那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依然可以维持高速成长。

然而白宫里的政治领袖们的思路却是另一个方向。时任副总统的约瑟夫·拜登对我们说：“商界的人常常习惯于把企业中的工作模式带到政府中来，在处理政府事务时往往也会像在企业中工作一样，讲求效率最大化，在企业里这可能是一个优点，但如果照搬到政府中来，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因为在企业里，大家的目标是如何将这块蛋糕越做越大；而政府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把蛋糕做大，而是如何去分配这块蛋糕，也就是管理和协调。在短期内，蛋糕的量是有限的，如果给你的这份儿大了，那给别人的就小了，而政治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协调这块蛋糕的分配。”

当时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彼得·奥斯泽格（Peter Orszag）跟我们开过一次会议，说到这个“分配蛋糕”的话题。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负责美国每年的行政预算，当时的年度数字是4.3万亿美元。他说，预算案里任何一组数据如果后面没有一个billion（10亿美元），我们这个办公室里的高层人员根本不会花时间去讨论，就算有1个billion，我本人可能也没有时间看，因为我负责的“盘子”是4.3万亿美元，讨论一些太小的数字是没有意义的。而他工作的重点是怎么让这个“盘子”平衡，因为每年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会跑来问他要更多的预算，但是他没有办法不停地把预算数字往上涨，所以只有尽可能地平衡。这样的利益分配小到行政预算，大到社会群体收入，近到短期支出，远到长期投入，都是政府需要认真对待的头等大事。

州长竞选、国会议员竞选、总统竞选其实也是跟利益分配息息相关的。从某个角度看，候选人的政治纲领和施政方针其实就是在谈更应该帮助和扶持谁，应该怎么打破已有的利益格局并进行再分配。如果改革方案的具体操作者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改革自然难以跳出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但如果这方案倾向于弱势群体，削弱了既得利益阶层，具有强势话语权的后者又肯定会充分运用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向决策者和决策体系施加压力，对政策进行变通和勾兑，继续捍卫自身的利益。

拜登的一番话其实蕴含了他在政界闯荡几十年的深厚见识，深层次思考政府体系的运作也最能考验政治领袖的智慧和勇气。

第二个是在承认对错上的差异。美国的上市企业每个季度都要公布自己的业绩和财务情况，如果做得很差，CEO就要承担责任，承认错误，绝不能推卸给别人，在企业里也有一句经典的话叫“责任到此，不能再推”（The buck stops here）。但在华盛顿特区，我从来没听到一个政客说：“对不起，我犯错了！”面对错误时，他们可能说这是其他党派的问题，或者说受了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前总统小布什、前国务卿鲍威尔、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和前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都跟伊拉克战争有莫大的关系，他们的政治生涯都背负着伊拉克战争的烙印，但他们都没有对伊拉克战争明确地承认犯过错。

这点在前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是一位德裔美国人，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两次出任国防部部长的人。时任国防部部长，他其实是发动伊拉克战争很关键的执行官员。尽管后来证实，伊拉克并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也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当年宣称伊拉克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错误陈述”。但他拒绝承认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个“错误”。另外，美国民众还指责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解散了伊拉克所有的军队，导致到现在伊拉克仍然深陷内战的泥潭，恐怖袭击不断发生。那些当年被解散的军队，在无钱无权无组织的情况下，成了一个很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当时他还下令解除萨达姆执政党内的所有党员的工作，这也使得那些原本是伊拉克的精英阶层、伊拉克未来发展中坚力量的人群逐渐成为社会边缘人，很多人还成了美国的敌对势力，又引发了更多社会矛盾。

当时我在白宫问他对当年这些错误决定是怎么看的，他非常从容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就是用他曾在记者会上说过的一段经典的“知道论”绕口令：我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他画了一个大的圆圈，然后在里面画了一个小的扇形，指着里面的区域对我们说：“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东西。”然后他又在这个扇形的旁边画了一个稍大一点的扇形，告诉我们：“这一块代表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之后他又指着大圆圈中剩下的区域说：“剩下的全部都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最后他总结说：“当初我所做的决定只是根据我所知道的和我知道我不知道的做了一个我认为正确的决定。也许你们并不同意我的想法，甚至在将来，你们还是觉得我的决定是错误的，但是当时我做了我认为最正确的决定，我对此并不遗憾。”看到他这么从容的表达以及依然不认错的态度，我感到很惊讶。

前国务卿鲍威尔曾站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告诉世界每一个国家：美国的情报表明，伊拉克有核武器！但最后却被事实证明他们判断有误。我也曾问过鲍威尔对此怎么看，他当时的回答跟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很类似，“这是情报部门提供给我的情报，可惜情报最后出现了偏差”。不过鲍威尔也说，“我作为美国在这件事情上的代言人，我对我当时所做的事情负责”。很多时候，政治人物往往会把责任推给其他人，说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鲍威尔虽然也没直接承认错误，但他却说，我来代表美国负我应负的责任，这体现了他作为一名政治人物的担当。

我们都知道埋怨别人容易，责怪自己难。政治家尤其如此，除了智慧，更需要勇气。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

美国时间2016年11月8日，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获得了276张选举人票，一举击败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在投票结束的当天，奥巴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无论明天发生什么，太阳都会升起。”

但其实在太阳升起之前，美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向来中立的美国主流媒体已清晰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

传统的主流媒体在美国的社会体系中通常扮演两种角色：第一，向社会各界传达民意，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代表了民意；第二，帮助民众解读社会和政治，特别在选举时期发挥重要的影响。第二点尤为重要，它意味着主流媒体可以扶持一个明星政客，也有能力将一些政客拉下马。所以，美国主流媒体对自身有一个自豪而明确的定位：我们是第四种权力。这指的是三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它同样起到了监督和制衡的作用。

但是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这场美国政治最高层面的对决中，多数主流媒体已经早早将票投给了希拉里，在相关的报道中抛弃了一贯坚守中立的立场，倾尽全力地炮制支持希拉里的言论，不断追踪和报道特朗普的负面新闻。最突出的是《纽约时报》。这份全球发行、长期以来有良好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国家级报刊也罕见地抛弃了一贯以来的中立立场，其每天头版滚动公布的竞选民调数字上，希拉里一直保持着80%以上的胜算。

但同时，主流媒体也感受到了民众在以实际行动进行“反击”。当媒体试图引导民众选择它们所选择的候选人时，不仅没有获得成功，反而使百年来积累的威信受到重创。另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于，当主流媒体在积极营造一片“希拉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氛围时，特朗普却利用新媒体把战局搅得天翻地覆，并且最终胜出了。

这至少说明两点：第一，主流媒体并没有真正了解民意，或者从某个角度来说，它们摒弃了民意，只说了自己想说的话；第二，主流媒体以往强大的舆论导向作用降低了，大部分民众对其“公信力”产生了很大的质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新媒体上获取他们想要的新闻和信息。

2016年11月，我应邀参加为期一年的萨尔茨堡学者项目。这个项目每年会从全美挑选20个左右的顶尖媒体人参与交流和培训。大选期间，特朗普曾说过：我不需要主流媒体，但主流媒体需要我。而我与这些资深媒体人深入讨论后也发现，他们大都非常厌恶特朗普。他们有这样的情绪其实不难理解。在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的近百年发展历史中，它们的“声音”影响了每一届总统选举。按照历史惯性，特朗普虽然“特立独行”，但也只是众多候选人中的一个，假如他没有当选，他就很快会被公众淡忘。而不管谁当选，主流媒体的名字和影响力仍然会延续下去。但是特朗普在竞选中却并不指定一家主流媒体对其采访，而是通过Twitter等新媒体来发表言论，事实上竞选期间他在Twitter上的“粉丝”已接近1 600万。于是，主流媒体也只能和普通粉丝一样，在网络上等待他更新内容，然后再就此做出评论。

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传统媒体的优势和话语权正一步步被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所蚕食。传统媒体是一种相对单向的传播机制，信息源被少数人所掌控。以开一场发布会为例，总统或白宫发言人一般会事先通知各方到达现场，然后站在台上接受提问，台下坐的都是各主流媒体的记者或代表，然后通过后者的平台和渠道把信息传递给广大的民众。

但特朗普却打破了这样一个惯例，比如，他可以选择直接在Facebook或YouTube上直播新闻发布会，直面美国民众。在提问环节，他也可以从这些新媒体社交平台上随机挑选民众的问题进行回答，这样的方式会让人感觉更直接。

第二个变化就是美国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分化正在加大。

2016年的美国大选结果是很多人都始料未及的，尤其对美国的精英阶层而言更是如此。在大选揭晓前，他们几乎从未认真考虑过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甚至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曾表示，他原本预料希拉里会赢。

然而，剧情的逆转让美国的精英们集体震惊。我所生活的加州是传统的左派州，也是民主党最重要的票仓。尤其在旧金山，可以说是左派中的左派。大选结果揭晓后，我的很多朋友都对我说：“特朗普怎么可能赢了？他的支持者可都是些‘redneck’（字面意义‘红脖子’，意指美国南部农民）和极端种族主义者，是一帮‘deplorables’（糟透了的人）。”这番话体现了很多美国精英阶层的普遍认知。从后来陆续公布的选举数据可以看出，在一些摇摆州，投票给特朗普的白种人女性也比投票给希拉里的多。在竞选后的街头采访中，很多白种人女性表示，同为女人，她们并非不希望看到第一位女性总统的诞生，但是希拉里总让她们觉得不可信任；而另一方面，她们非常希望看到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比第一位女性总统来得更重要！

在竞选的投票环节中，除了东西部几个州的主要选票被希拉里拿下以外，中部绝大部分州的选票都被特朗普收入囊中，这意味着在中部的大部分美国人都选择支持特朗普，这也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她同时也是在硅谷工作得非常出色的投资人，她告诉我，这次大选让她感觉到原来自己是生活在泡沫里，真实的情况和自己的认知有着很大的反差。

毫无疑问，这场总统选举会被载入史册，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激烈程度超出以往，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美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分化日益严重，他们犹如两条平行线，没有任何相交点。

美国的精英阶层大多居住在大城市里，拥有良好的教育水平，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有更密切的国际化互动，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眼里的美国，对美国未来做出了他们的一票选择，但美国的普通民众和前者的特点很不一样，但相同的一点是，他们也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了选择。可能两者都没有错，只是这次选举结果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已。而这大多数人并不是美国精英阶层。

第三个变化是科技正在改变美国社会乃至人类的未来。

特朗普的当选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选民们认同他“让美国再一次伟大”的想法，尤其是希望他为美国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情况可能没有那么简单，硅谷科技界的很多人都对未来抱有不同程度的担忧。

很多年来，硅谷的投资者和创业家们普遍认为，技术不但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而且可以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比如汽车的出现让大量马车夫失业，但同时在司机岗位上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互联网的兴起虽然造成实体经营的日渐式微，但更多和电子商务有关的新兴就业机会却纷至沓来。

然而，从2016年开始，创业者、投资者、大学教授中很少有人再坚持之前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现在很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人工智能技术如果投入实际运用中，真的会让相当多的人失业，更重要的是，就现阶段而言，新时代来临之际他们却看不到有新的岗位或就业机会产生。

制造业更是如此。当特斯拉的全自动生产工厂的内部情况被曝光时，很多人都大吃一惊。在这个号称全球最智能的全自动化生产车间里，几乎都是机器人。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组装，整个生产过程都已经实现高度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在不同工序之间，机器人已经可以实现无缝连接，不再需要人的介入。

我有一位朋友在硅谷拥有一家名叫Automation Everywhere（智能无处不在）的公司，致力于智能雇员的开发和运用。他告诉我，他们公司开发的智能机器人可以逐渐取代处理基础文案的文员。可以想象，这个市场一旦打开，每个公司必然会相应减少文员的职位。而我这位朋友的豪言就是：在未来5年之内，“智能雇员”将替代500万个文员。所以我们即将而且必然会看到这样一个未来——越来越多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在这种大环境下，只有具备创新思维的人才能适应社会并取得成功。

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一次伟大”言犹在耳，他希望美国能恢复到里根时代的辉煌。可是，现在的时代因为高科技的日新月异而正在发生巨变。当特朗普正计划着让更多的工作机会回到美国的时候，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将让更多的工作机会消失于无形，这跟谁做美国总统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它是美国乃至全球的未来都将面临的挑战。

[1] 亚力克·罗斯的最新著作《新一轮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如何改变商业世界》已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16年8月出版。——编者注

第三章
跨入名校：精英式教育的独特之处

踏入美国社会的第一关

中国人进入美国社会，不管是移民、留学还是工作，所要面对的第一个关卡就是“投入”。为什么是“投入”，而不是“适应”呢？因为适应是比较被动的，一旦适应不了，怕改变，怕冲突，就容易缩回到自己的“舒适区”里，把出国搞得跟待在国内没什么区别。而投入强调的是主动，是拥有良好的心态，对自己充满自信，不害怕犯错，能够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主动和别人互动。

很多人会说“去到美国，能做到适应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点我非常理解。我是10岁随父母来到美国定居的，在此之前，我生活在上海一个三代同堂的传统中国家庭里，备受呵护。初到美国，我有着各种的不适应，小到饮食上因为吃蔬菜色拉而闹肚子，大到语言不通和难以适应文化差异，等等。

其中“语言关”是中国人去美国必定要跨过的一道关卡。而我初到美国的那段时间几乎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为此没少受同学的排斥甚至欺负。父母将我送到家附近的一所公立小学学习，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一天的课程下来脑子晕乎乎的，心情自然不会好，也无法和同学建立正常的社交关系。再加上亚洲孩子一般都长得比较瘦弱，出现误解的时候，有些同学便会时不时跑过来推搡我一下，打架也就随之而来，甚至成了家常便饭。

曾做过老师的父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白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语言不通。他就马上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给我买来了入门级的英语故事书，要我每天坚持背诵一个英语小故事。除了背诵，我还努力学习纯正发音的技巧，扎到人堆里不停地“磨耳朵”，听周围的人怎么说话，怎么表达。另外，还特别敢说。每个人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时候，一开始表达总是怪怪的，主谓宾也容易颠三倒四，但如果因此就不敢说出口，那是没有办法取得真正进步的。

我的父母也常常对我说，你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这个新环境，你没有其他选择。所以现在想来，没有退路反而是件好事，不会觉得学英语是件很吃力和痛苦的事情。我那时心里很清楚，在我的周围都是美国人，他们讲的都是地道的英语，如果我的语言表达不够好，那我就不可能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差不多在美国待了一年之后，我和当地人的交流就已经很顺畅了。我的父母在最初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让我没有太多的退路，唯有通过全身心地投入才能解决问题，才能真正认识美国社会。

非常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还是看到很多中国学生在美国校园里因为克服不了一开始的困难和挑战，无法接受美国与中国环境的差异，“自然而然”地喜欢和自己的同胞待在一起，失去了和美国老师、同学、邻居们在语言文化上的交流机会。归根结底，在“投入”这件事情上，很多中国家长和孩子可能因为有太多的选择、太多的退路，往往不能逼自己使出全部能量，也因为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脸皮太薄，始终迈不出第一步。这样遗憾的故事有很多，例如在同等条件下，他们选择去华人学生比例更高的学校；在学校里只参加华人的组织，例如华人学生会；在平时的聚餐、运动、舞会等社交场合，习惯和华人学生扎堆；在有机会选课时，没有选择美国历史、美国政治等能帮助自己深入了解美国社会的课程进行学习。

其实在美国，课外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有一项活动特别能够锻炼口语能力，那就是辩论赛。辩论赛“逼着”选手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陈述支持自己观点的案例。选手们必须事先做很多的功课，不仅要研究自己的课题，也要研究对手的课题。不少辩论题目都非常美国化，例如“核武器”、“社会安全”、“种族差异”都是常见的话题。有时候为了了解同性恋婚姻问题的来龙去脉，学生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翻阅各种资料；有时候为了搞懂美国政治中的投票选举问题，学生还需要请教学校老师、协会组织甚至直接调研民众。对于华人学生来说，能积极参与其中既可以直接接触美国同学和老师，又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让对方更好地了解你。一旦了解你了，他们就会开始和你深入地交流。

除了校内的辩论赛，去当地社区和机构做志愿者（也称义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我自己就曾在洛杉矶的亚太博物馆做过三年的志愿者，主要负责向游客讲解博物馆的收藏品和亚太地区的文化。由于讲解的内容比较专业，事先就需要花时间做好功课。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既锻炼了英语沟通能力，又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

主动表达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交朋友。在美国的学校，如果你有几个友善的高年级朋友，将会受益匪浅。他们会告诉你哪些老师的课程很值得去上，学校哪些组织很有参与价值；他们会乐于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经验教训，包括校园生活中应该注意的方方面面。这些对于校园“新人”而言，都是无价之宝。如果这样的朋友关系能够延续下去，他们无疑会成为你在美国社会的良好人脉。

中美的基础教育各有优劣

说到美国的基础教育，中国很多家长简单地认为，相比国内浓重的应试教育氛围，美国中小学教育相对宽松，对孩子来说压力小很多，更能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我10岁才到美国，既读过中国的小学，也上过美国的公立小学、公立中学，对中美基础教育尤其是公立学校之间的差异比较熟悉。

美国的基础教育，也就是常说的K12教育一直在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是全球第一，美国的教育水平也居全球之冠。但近二三十年来，K12教育一直在走下坡路，其中私立教育还是不错的，但公立教育的水平下滑比较严重。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美40%的八年级学生（相当于国内的初二学生）在阅读能力方面都不符合划定的标准。如果标准没问题，那就一定是教育没抓紧。

关于美国K12教育走下坡路有以下三个争议：一是老师应不应该被进行绩效考核；二是联邦政府应不应该建立统一的教育标准；三是公立学校在学习程度和管理程度上的尺度把握。

在美国，在公立学校做老师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几乎不会被辞退，薪水是随着年资逐渐累积上升的。这一方面确保了老师团队的稳定，但也造成很多老师没有压力，不是很关心学生的成绩。比尔·盖茨建立了一个教育方面的公益基金，其中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关于改进美国K12教育的，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尝试，例如将老师的薪水、是否留任和学生的成绩进行合理的挂钩。可是，如果过分地跟成绩挂钩，又有不少美国人担心教育出现“唯成绩论”。

一般来说，去私立学校读书的学生经济条件比较好。公立学校是免费的，就读哪一家就是看学生所在的学区。与中国差不多，不同学区之间的差异很大，所以能进好的学区很重要。而公立学校一般都靠所在区域的地产税来补贴，这就造成高地产税学区的学校获得更多经济支持，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然后又会吸引更多人入住这个学区，地产价格又会上涨，进而形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学区格局。于是很多人觉得联邦政府应该建立统一的教育标准，让不同地区的差异不会太大，可是对于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又不希望联邦政府插手太多。

中美基础教育在学习程度和管理程度上的尺度把握，是我觉得差异最大也最值得进行比较的地方。

可能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美国人过分注重孩子的心理素质培养，但学生在数学方面的水平则相对较为落后，比中国孩子弱很多，很多美国学生报考大学的时候都不愿意选择理工科。但要知道，那些造福人类未来的高科技产业都是需要从业者拥有扎实的理工学科基础，这岂不是意味着很多美国下一代正在放弃未来？美国的基础教育水平在最近一期的全球排名上已经滑落到第13名了。同时，也有统计显示，美国在每个学生身上所投入的金钱之多还是世界第一的。这也说明，花钱最多，但结果也未必比别人好。

相比学习上的“偏科”，更大的问题还是在教育的管理上。有相当多的美国人承认，美国基础教育过于宽松，导致了很多问题。

足够宽松的环境对于那些极其优秀且自律的人来说无疑是天堂，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水平和进度安排学习；而对于那些自控能力弱、家庭教育抓得不紧的孩子来说，他们很容易因为过于宽松的环境而无所事事，渐渐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至被帮派文化入侵，成为误入歧途的问题少年。

相较而言，中国的基础教育则抓得比较紧，往往能够培养出更多中等水平以上的人才，但也可能因为压力较大，留给孩子的自主选择较少，不利于孩子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如果孩子在学习上没形成自己的兴趣和动力，就很容易变成“为父母而学习”的被动学习者。

我们不妨先从学习时间的长短来做个比较。在中国，除了常规的课堂时间，放学后还会有课外辅导，晚上回家常常还有做不完的家庭作业。而在美国的中小学里，课堂学习时间都比较短。我当时入读的公立小学，每天上午8点半开始上课，下午3点半就放学了。放学之后，学校也不会硬性安排一些课外活动。所以很多美国孩子放学以后都出去玩了。相比一些亚洲国家每年260多天的上课天数来说，美国学生的上学时间只有大约180天，连中国学生的70%都达不到。

美国近二三十年来的K12教育质量的滑坡也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实现“凭自己的双手可以创造美好未来”的美国梦。因为如果孩子在基础教育上达不到一定的水平，上不了大学，就会降低他们往社会更上层走的可能性。美国人很注重社会流动性，所谓的美国梦和中国古代所说的“寒门出贵子”有点类似，而实现社会流动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教育。为了改善现状，美国开始逐渐尝试对教育模式进行改革，“Charter School”就是其中的一项尝试，它意思是“改良后的公立学校”。

“Charter School”的教育路线很接近中式教育模式。比如，课外活动大幅度增加，上课时长由180天延长到230天。同时，狠抓学生在学校里的纪律，要知道，很多美国学生常常会迟到、早退或者中途逃学，上课期间也经常随意玩耍，而这些在中国的中小学里是很少见的。在课外，校方也不再是早早让学生“放羊”，而是安排了很多活动，将放学后的时间填满。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中国家长抱怨国内的教育体制僵化，觉得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教育特别注重乐趣和自由，国内很多专家也提倡向西方学习素质教育的时候，美国却有意识地向东方的教育模式靠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以前是美国一家知名企业的总裁，事业发展得很好，他和他的太太也都很注重让孩子接受优质的学校教育。但是，由于夫妻俩都非常忙，对家庭教育有些顾不上。他儿子曾私下跟我说，他小时候常常和一群同样出身富裕家庭的孩子们混在一起，一同参加社交活动并且吸毒，年纪轻轻就进出戒毒中心很多次。他现在28岁了，但人生已经走上了正轨。他是如何改变的呢？一开始，他尝试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但约束力都不够，常常没干多久就辞职了。后来他跑去参军，在军队里真正体验到了严明的纪律和约束。

我的朋友其实意识到了自己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松懈，有一次跟我说，他非常后悔，当时买房子是选在富裕的白种人区而没有把房子买在亚裔比较多的社区。其实亚裔孩子都很上进，很有自控力。

我们可以发现，中美两国的基础教育各有千秋，如果能够取长补短，对孩子来说将会是最好的方案。也就是说，第一，让孩子拥有选择权，让他们看到不同的选择机会；第二，保护孩子的创造力，激发他的个人主动性；第三，对孩子要有适当的约束和压力。

在美国接受天才教育

虽然美国公立教育的基础阶段看起来有点不理想，但私立学校还是相当不错的，而公立学校里的天才班则更有特色，也比较领先。

我就读的高中是美国洛杉矶的北好莱坞高中（North Hollywood High School），这是一所位于加州洛杉矶圣费尔南多谷的公立学校，隶属于加州洛杉矶联合校区。这所高中设有中国人常说的“尖子班”，美国人称为“天才教育”（Highly Gifted Magnet）。

早在20世纪初，美国就开始试行“天才教育”，到了20世纪60年代，天才教育在全美已经非常普及，基本每个州都会按学区为符合条件的“天才学生”设立这样的尖子班。“天才教育”的最大不同，是会针对这些高智商学生设立更富有挑战性的课程，比如在我就读的这所学校里，高中阶段就会开设具有一定学术挑战性的大学预备课程，为学生高中毕业后进入顶尖的大学做准备。

所谓天才学生，首先是智商要高，可以被挑选接受天才教育的学生，他的智商不会低于145。一般来说，天才学生大约会占学生总人数的2%—4%。学生进了这样的尖子班后并不代表着在升学上就高枕无忧了，因为这个班级里的学生还是会不停地遭遇淘汰。所以很多美国家长对此并不是很看重，甚至会认为这给孩子增加了额外的负担。中国家长对此可能会感到奇怪，但这就是在美国真实发生的情况，和国内挤破头都要进尖子班的情况完全相反。美国的教育理念是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只是有的孩子学得快，学校有义务为其提供帮助，仅此而已。

我就读的北好莱坞高中的天才班规模很小，总共只有50多名学生，分四个年级，一个年级也就十几个人，属于小班制教学模式。因为规模太小，无法配备齐全的教学设备与资源，只能依附周围的大型公立学校，最大化地实现教学设备与资源的共享。

在课堂上，老师也会跟我们提到“先天”和“后天”的差别。我们的物理老师曾很风趣地打过一个比方。他说，在物理学上有两种能量，一种叫潜能，一种叫动能。你将一块石头放在山顶上，因为石头相对于水平面有一定高度，石头就具有潜能，但是潜能自身是无法发动的，只有当外力推动石头时，石头开始滚动才能将潜能变成动能。人也是如此。潜能再高如果没有动力那潜能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将潜能转变成动能，才会发挥最大的优势。

后来有人问我，拥有相对较高的智商，是否在学习中会体现出与众不同的优势？说实话我没有这种感觉，因为身边的人智商都很高，大家的起点都差不多，在这群人里，我没有显现出任何高人一等的才能。然而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那就是班里的同学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常自信，他们觉得自己能轻松掌握任何知识。老师也在不断向我们灌输这个观点：我教你们的知识不管有多难，你们都一定能掌握。尖子班的老师也着重教学生使用不同的思考方法，培养他们解决难题的能力，挑战固有思维的能力，帮助他们拓宽思路，从而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在平时训练中老师们会不停地用各种项目来挑战学生，不断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几乎每个中国孩子都被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也不例外。我那时想了很久后回答说：“不知道。”这个答案令我的母亲非常沮丧。到现在她仍会时不时地念叨。她觉得我就应该回答想做科学家、医生或者教授才对。然而我当时的想法其实是，将来可能会做很多事，但到底想做什么，自己还不清楚。在美国，孩子们同样也会被问到“长大想做什么”的问题，但和中国不同的是，家长和老师并不介意孩子说出怎样的答案，父母和老师也不会帮你回答。既然都是孩子自己思考之后做出的决定，那他们也更容易认可这样的选择和决定，并为之不断付出努力。这就无形中做了一个自然筛选，进入天才班的学生基本上都不是被家长逼迫的，相反他们很有学习热情和进取心，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想清楚后的选择。于是，天才班就形成了很好的学习氛围。

在美国很多个州，天才教育都是得到法律支持的，还能获得一定的经费支持。美国人认为人的天分必须得到认可和培养，而不是被埋没。当天才少年们遇到了和他们智力相当或者更优秀的同类，他们就可以非常直接地就感兴趣的话题自由交谈和合作研究，这些经历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将来，这些有潜力的孩子在大学里的表现会更为出色。独特、宽阔、有深度的教育也将伴随孩子终身。

进入常春藤名校的重要关卡

在美国申请大学尤其是常春藤名校有一个很特别的环节叫“提早申请”（Early Action/Early Decision）。“提早申请”是和“常规录取”（Regular Decision）相对而言的，通常比后者要早一点递交申请，也相应地更早知道录取结果，例如10月递交，12月底就能收到结果通知。

“提早申请”是没有捆绑承诺的，在申请时不需要签订任何协议，也不需要学生做保证。学生被录取后，也并非一定要去，但要提前给予学校回复。因此学生在提早申请时也可以同时申请其他学校。在提早申请阶段没有成功的学生，大可以继续常规申请。所以，提早申请是一个很好的“保底”选择。另外，就录取情况来看，提早申请的人数更少，但录取的比例更高。但总的来说，由于顶尖大学的录取名额非常有限，而且在提早申请时往往已经锁定了名额的40%，因此到了常规申请阶段，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学校也希望接触并招收更多优秀的学生，它们都很重视提早申请。和中国一样，美国名校为了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彼此之间也有竞争。很多大学的暑期班是向高中生开放的，其实就是这些大学物色优秀高中生的一种方法。我那一届天才班里获得哈佛大学优先录取的就有三位同学。

现在那些准备申请美国名校的中国孩子都很幸运，他们比以前的人有更多信息、更多支持和更充分的准备。回想我高中毕业前的情形，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因为从来没人告诉过我，要进一个好的大学是得提早规划和提早做申请的。

我只是短暂经历过美国的小学教育，而父亲在我刚考入高中没多久就去世了，母亲需要独自支撑家庭，平时非常辛劳。所以，我只能靠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申请大学时，我只在可以申报的常规时间段向排名前八位的大学递交了申请。现在回想起来真为自己捏把汗，因为这八所顶尖大学无一例外都有Early Decision，也就是说，我要去竞争的是那60%的名额。

相反，我有很多同学的父母在他们读小学时就开始帮他们规划了。因为好的大学在招生时不只是看学生的考试成绩，更要考量学生的整体素质，而素质的提高不是靠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相信很多中国学生跟从前的我一样，以为考大学和自己一直以来的升学经历类似，也是一件“一试定乾坤”的事情。但在美国，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远不是靠一场考试就能闯进名校的。因为越是顶尖的大学，对学生的挑选就越严格，如果没有一个长期、完整的规划，学生就很难获得优异表现。从机遇角度看，这将是孩子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少孩子（包括当时的我）常常认为，只要做好当下就可以了，未来怎样并不完全由我决定。但其实如果积极地去规划自己的人生，很多时候是有机会主导自己的命运的。入读什么样的大学，毫无疑问就是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总的来说，在美国申请顶尖大学要做好5个方面的准备。

第一，要有一个好的GPA（平均分数）成绩以及排名。因为这个成绩可以反映你在高中时期的整体学习水平。有些大学还将高中时期的成绩排名作为必要参考，虽说排名制度可能会给学生带来不必要的压力，但成绩高低和排名先后的确是最直接的证据，使大学的招生官能更直观地评价学生的学术能力。

美国多数大学对申请人的GPA成绩都有最低规定，成绩达不到最低要求的学生是不予考虑的。GPA的计算一般是将每门课程的成绩乘以这门课程的学分，加起来的总和再除以总的学分。GPA成绩最低是0分，满分是4.0。

提高GPA成绩的窍门就是选择参加AP（美国大学预修课程）课程。包括像哈佛、耶鲁这样的著名大学在内的40个国家的3 000多所大学都承认AP课程成绩，参加AP考试科目多、考分高的学生往往还被这些名校另眼相看。一方面AP成绩是学生对自己学习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最好证明。因为选择参加AP课程的学生首先必须通过普通课程，因此，能参加AP课程学习本身已经能体现学生具有充分的学习能力。另一方面，这是美国名校确信学生敢于挑战学术难度、明确学术发展方向的最重要指标。由于AP课程是美国大学一年级的内容，较之中学内容难度很大。因此名校能够轻易地从学生在中学期间是否选修AP、选修多少门当中判断学生挑战困难的信心和能力。

选修AP的好处不只是提高GPA成绩，学生入读大学后还能用它抵扣相应课程的学分。一般来说，AP取得3分就可以抵扣普通大学的1个学分，顶尖大学通常会要求4分或5分才能抵扣1个学分。我在高中上的15个AP课程让我最终获得了15个大学学分，这几乎相当于大学两年学分的总和。这也是我后来在斯坦福大学可以同时获得三个学位的重要原因。因为提早获得那么多学分，我在大学的起点就更高，可以比别人有更多时间去学习其他课程，也可以比别人提前一到两年毕业。对学习该课程的中国学生而言，它还可以提前解决初入美国大学适应难的问题。

2016年，普林斯顿大学录取的学生里有94.5%在高中阶段班级排名前十，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同类数字分别是95%和90%。成绩排名不是大学申请时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但不能否认其重要性。GPA成绩好的学生还有更多获得大学奖学金的机会，有些学校的奖学金申请甚至直接要求学生达到某种程度的班级排名。

由于教育体系和政策不同，中国高中生的平时考试成绩并不存档，所以中国学生在申请美国大学时不太能够提供与美国GPA相应的成绩，相对吃亏一些。但入读美国高中，学习AP、IB
[1] 这些在国际范围比较通行的课程会让申请美国大学的中国孩子在平时成绩方面更有说服力。

第二，申请好大学要有一个好的SAT成绩。说到SAT，现在的中国学生都不陌生，近年来，SAT考试几乎成了中国的第二高考。海外学生申请去美国读大学，必须要通过SAT考试，这是美国的大学考察国外学生是否符合入学标准的必备条件之一。SAT成绩的重要意义在于让大学从学术成绩上公平地评价所有申请者。

在美国，普通学生一般都是十五六岁“正式”报考SAT，我就是在16岁的时候参加考试的。当时我的考试成绩是1 520分（满分1 600），这也让我后来在填报大学的时候很有“底气”。但美国SAT考试对考生的年龄是没有限制的，我后来才知道，我的很多同学早在八九岁就开始参加SAT考试了，而且还会考好几次，想象一下这有多么恐怖吧，美国的尖子生从小学开始就参加“高考”！

也许有人会问，美国不是倡导“快乐教育”和“素质教育”吗，为什么也有类似“赢在起跑线”的情况？事实就是：这的的确确就是美国“精英教育”的一部分。让小学生去参加SAT考试的好处有很多。首先，在考试中锻炼心理素质。有了这个经历，不管最后分数如何，经过几次实战，学生的临阵心理素质会得到提高。其次，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你完全有能力做得到！”家长们喜欢鼓励孩子去试着完成那些貌似不能完成的任务。试想一下，如果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取得不错的SAT成绩，那么在学习的路上是不是做什么事情都会充满信心呢？SAT成绩也会成为进入顶尖夏令营的敲门砖，还能提前得到顶尖大学的青睐。美国的一些顶尖名校会在暑期推出针对不同年龄层的“精英夏令营”，这些夏令营一般不收取费用，但甄选的标准非常严格，SAT成绩就是必备的条件之一。在那里，学生们可以很早就切身感受到顶尖大学的校园文化，结识很多优秀的学生。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只是中国父母可能更偏重孩子基础知识的学习；而美国父母则更侧重于自信心或自主能力的培养。

第三，各类竞赛、社会实践和体育活动等也能体现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美国名校比较青睐参加过各类具有含金量的竞赛的申请者，尤其那些拥有国际性竞赛或者美国国内顶尖竞赛经历的孩子。这些竞赛包括奥林匹克各科竞赛（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国际级的科技大赛（例如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美国国内官方认可的高级别竞赛（例如全国中学生学科竞赛、美国数学邀请赛），也包括一些机构和学校自己举办的著名竞赛（例如卡内基–梅隆青少年机器人大赛、斯坦福大学全球数学邀请赛等）。有资格参加这些竞赛的孩子都是比较优秀的，美国名校也会看孩子在竞赛中获得什么样的名次或成绩。

对于美国国内的学生来说，在课外的兴趣培养和竞赛成绩的提高方面，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直接申请去大学里参加一些兴趣班和提高班。我一个高中同学就申请并被麻省理工学院选中，进入它的暑期数学班学习。当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也马上找到了我的数学老师，然后申请进了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一个针对高中生的数学班。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数学软件。这次学习引发了我对电脑及高科技产品的浓厚兴趣，也成为我日后选择进入高科技行业的重要启蒙。

除了参加各类竞赛和特色课程，学生的综合表现还包括社会实践。美国大学认为学习成绩和竞赛成绩只能说明学术能力强，并不足以反映成功所需具备的其他要素。很多顶尖名校在其招生简章上就明确提出它们最欢迎那些综合表现优异的申请者。哈佛大学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有不同背景、才能和兴趣的学生”，耶鲁大学提到“被录取的绝大多数学生是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斯坦福大学则表示“只有在一个充满生机的、多样化的群体中，教育才能发展”。

现在拥有优异学习成绩的中国孩子已经越来越多，但顶尖大学的招生数量并没有怎么增加，所以如何优中选优，孩子就需要在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上更好地证明自己。如果只是普通的社会实践，是很难脱颖而出的。我从中学开始，父母就经常鼓励我利用假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到暑假，我就选择去一些餐厅打工，既能赚到一点钱，又可以积累社会经验，自己也感到很充实。但后来发现，这跟我的同学们相比一点都不出彩，他们会做一些更有意义的工作，比如去一些不发达国家帮助那里的人做一些基础教育工作，为一些缺水的国家或地区募集资金建立水窖，自己建立或发展一个有意义的组织，成为这些组织中的核心人物。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其实不需要一味跟随或效仿别人，在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上也一样，只要这个申请能更好地体现你的自身价值，那就是应该尝试和坚持的方向。明白这一点后，我后来有了三年博物馆志愿者的经历，并且把它写进了我的大学申请里。

此外，在学生申请美国大学时的综合表现中，体育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一项。

NBA（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中有一个华裔球星叫林书豪，他的一夜成名也让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在体育领域扬眉吐气，而其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斯坦福大学都错失了这位篮球明星，因为它们在林书豪申请篮球奖学金时并没有给他很满意的答复，所以林书豪最后被哈佛大学招入麾下。有人开玩笑说，在哈佛大学想进NBA比进白宫还要难，因为哈佛大学历史上只出过三名NBA球员，但至今已经出过八位总统。

为什么说体育好的学生在申请美国名校时很有优势呢？在美国的大学中，篮球和橄榄球运动是很有影响力的，很多学生喜欢这所大学，也是因为最早喜欢了这所学校的球队，这点在中国几乎是看不到的。在美国，校园体育是一门很大的生意，比如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所组织的男篮锦标赛里就有一个经典的名词，叫“三月疯狂”（March Madness），它的由来就是这个比赛都在3月举行，全美上千所大学都会在这个时候为之疯狂，美国各个重要媒体都会争相报道赛事情况，各种广告赞助蜂拥而至。有钱的校友也会支持校队，除了买票看球，每年还会不断捐钱给学校，支持母校的体育事业，学校的人气和精神也随之上扬。这就是体育带给校园、商业和社会的巨大魅力。

除此之外，美国人也认为体育能锻炼人格和意志，不仅仅是能强身健体。

在美国，从幼儿园开始，父母总是很乐意并且永远抽得出时间做孩子的足球或棒球教练。大多数美国家长认为，体育能锻炼孩子在团队活动中的合作能力和领导能力，也为孩子创造了吃苦和体验失败的机会。所以，美国孩子大多选择团队体育项目，而不是个人项目。

我的很多同学从小学开始，父母就会为他们精心挑选一个合适的体育项目。我的一些亚裔同学都选择了网球，因为在这项运动上，亚裔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身体灵活，反应快，同时还能避免亚裔在人与人身体直接对抗方面的劣势。有的同学甚至经过几年努力后还参加了正式的比赛。

由于我觉醒得比较晚，所以在体育学习上发生了“没得选”和“不得不选”的尴尬故事。本来读高中时，我想选报最感兴趣的篮球。那时我的体育老师既负责田径队，又负责篮球队。他对我说：“篮球队招满了，不需要人了。要不你就来田径队吧！”我一脸懵懂地说：“那练什么项目呢？”他回答我：“铅球还没人来练习，你就丢铅球吧……”于是，我就正式加入了高中田径队，开始掷铅球。

当时我16岁，身高1.76米，体重58公斤。我在操场上很吃力地掷着铅球。这个项目一般很少有亚裔学生参加，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亚洲人投铅球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可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不但参加了，还很努力地练习。一年以后，我竟然有机会参加城市锦标赛。本来非常兴奋，但是当我站在赛场上，看见旁边站着的竞争对手都是身高1.9米以上、体重90公斤以上的壮汉时，我才发觉，虽然我很努力，但在这个项目上我真的是毫无优势可言。

不过这个经历在我申请大学的面试中倒成了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当面试官和我谈到有关运动话题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惊讶，问我怎么会选择这项田径运动。还问我是不是有些什么过人之处，我很认真地做了回答：“很多人觉得掷铅球是一项考验力量的运动，但如果纯靠力量，你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甚至可能让自己受伤。这项运动从持球方法到滑步移动，再到发力支撑和出手角度都有一系列的专业技巧。与别人相比，我的确没有身体优势，但拥有毅力和对技巧的熟练掌握却是我的独有优势。”没想到我的这番回答展现了迎难而上的精神，给面试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后来总结了一下身边进入顶尖名校的同学在申请时的综合情况，发现他们不仅课内成绩优异，课外表现也十分出色。其中很多人从小就参加各种类型的课外活动，比如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物理竞赛，演讲比赛、作文比赛等等。他们也会自己组织一些有趣的校外活动小组，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同时，他们还都有一两项自己很擅长的体育项目，通过体育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这种优势也一直延续到他们后来的工作和事业中。

第四，准备一篇让人印象深刻的个人文书。与可以量化的GPA成绩、SAT成绩不同，个人文书、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都属于很主观的个人表现，加上录取标准的不透明，很多中国学生都觉得其中套路很难掌握。有数据显示，斯坦福大学连续5年的申请人里有超过60%的人拥有全A的GPA成绩和满分的SAT成绩，但最终录取人数却不足申请人的10%。所以在可量化的考试成绩上，学生们已经拼到了极致，似乎个人文书就变成了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但实际上，跟中国高考语文中的作文一样，招生官在每份申请材料上的审阅时间都不会太长，在短短数十分钟内就要浏览完所有的申请文件，包括成绩单、个人文书和推荐信。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个人文书才能脱颖而出，在有限的时间里赢得招生官的青睐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讲述你的独特，深挖一两项优势，而不必面面俱到。

我观察到很多同学在个人文书方面都围绕“做了什么”而写，而我有些地方跟他们不一样。我10岁就漂洋过海来到美国，面对截然不同的中美文化和它们之间巨大的差异，如果能把这样的心路历程思考得很深入，讲解得很清楚，描写得很生动，那我肯定也可以与众不同。

招生官想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并为之投入大量精力和热情的人；招生官也想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一个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和过去，并不断思索自己未来的人。于是我就按照这样的思路写出了一篇个人文书，成功使自己脱颖而出。另外，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抽象地说理也很难给招生官留下深刻的印象。说理固然能体现逻辑思维和思辨能力，但也容易让人感到乏味，所以相对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反而能令人印象深刻。在文书撰写中也不需要一味堆砌华丽的辞藻，而应该注意让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第五，要有人写推荐信。推荐信在申请大学时起到的作用是让学校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你的，尤其是别人如何评价你的性格、品德、团队精神、社会价值和未来潜力。如果一个很知名的人为你写了封入学推荐信，那效果一定是很好的。但大部分学生都出生在普通家庭，不可能人人都拿得出名人的推荐信。那该怎么办呢？我当时所能做到的就是让我的老师为我写了封推荐信，而其他同学在这方面却很能“另辟蹊径”。

在美国有一种大学叫社区大学（community college），一般来说社区大学不是很好的大学，有点类似国内的大专。这些大学允许高中生去进修，如果能通过里面的考试，还可以拿到学分，这些学分在今后的四年制大学中也是可以累计的。

我的很多高中同学会抽空去社区学校进修，提前拿大学学分，这使他们在大学申请上有很大的竞争力。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进修期间他们会积极地跟社区大学的老师和教授建立良好的关系，平时或者暑假期间他们还会参与或协助教授们做一些实验和材料整理的工作。在正式申请大学的时候，他们拿出的推荐信就非常有竞争力，因为不单单有高中老师写的，还有大学教授写的，甚至还是一些著名社区组织的领导人写的。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名校

之前讲的五个方面是有志考入顶尖名校的学生需要好好准备的，但这还不是全部。

经过一年多的奋起直追，在最终正式申请大学的时候，我的申请简历虽然不完美，但也过得去了：GPA成绩属于优秀；SAT考了1 520分；综合表现方面相对较弱，只参加过一次加州州立大学的数学班，加入过学校组织的一个电脑俱乐部；体育项目选的是亚裔学生很不擅长的田径，虽然最后进入了城市锦标赛，但没有获得任何名次；社会实践方面也欠缺很多，只在洛杉矶亚太博物馆做过志愿者；个人文书写了自己独特的中美经历和心路历程；再加上三封高中老师写的推荐信。我的这份简历和一般学生相比也算“光彩照人”，但要和“天才班”上的同班同学比起来就逊色很多，如果放在今天跟中国的“学霸”们相比，也是有一定差距的。我跟母亲商量了一下，向当时排名前八名的学校提交了申请。

但是直到有一天，一个同学跟我说这个假期他和父母一起去看了一些大学，我才知道，原来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在申请大学之前，要去感受一下哪个类型的大学最适合自己。而我竟然还不知道几乎所有的常春藤大学都是需要面试的。

在美国，由于身份的差异而引起的文化上的认同感一直是不同阶层争论的话题。美国的文化是多元文化经过接触、冲突、融合等过程最终形成的一个复杂综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的身份也不是单一的、静态的和封闭的，而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和开放的身份。我出生在中国，来到美国学习生活后，对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已经非常了解。在面试时，我也准备跟他们分享很多自己的故事和真实的感悟。

有了这些准备，我和哈佛大学的面试官相谈甚欢。虽然最终我去了斯坦福大学，但是仍然对在哈佛经历的那次面试印象深刻。面试那天，我很顺畅地讲述了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以及我希望做些什么事情来融合两种文化并创造自己特有的价值。结束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竟然直接告诉我：“你是我今年碰到的最喜欢的学生，我肯定要推举你进入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有不同背景、才能、兴趣的学生”，所以当我以“Identity”（身份）作为面试切入点的时候，我和哈佛大学的招生官擦出了火花。其他几所常春藤学校也有自己的特点，例如耶鲁大学就是出了名的培养律师、法官和政治人才的地方，曾经它有这么一段宣传语：“来到这里，你能追寻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的步伐，我们会告诉你怎么去治理一个国家”；而爱因斯坦曾执教于此的普林斯顿大学就显得更偏重教学和学术研究，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设置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而这三个学院恰恰是美国高等教育中最具经济价值和影响力的学院，这反倒将普林斯顿大学与一般的大学区别开来，和金钱划出了一定的界限，从而进行最纯粹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所以普林斯顿大学拥有着严谨、庄重和纯正的学术气氛。中国学生在申请美国名校时一定要花些时间去了解它们背后的历史和特点，才能知道自己更适合哪所学校。

我没有想到我和哈佛擦出的火花很快就熄灭了，面试结束的几个星期之后，那位哈佛大学的面试官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实在不好意思，虽然我非常喜欢你，想把你招进来，但是哈佛在Early Decision阶段已经确定了你那所高中的招生名额，而且这些名额已经用完了，因此你只能被排在等候名单上了……”

什么叫等候名单？原来是指只有确定被录取的学生自己放弃了，你才有机会顶替这个名额。这就是之前介绍的Early Action重要性的原因。

除了被哈佛列入等候名单，我也陆续收到了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宾州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正式录取通知书。我对这几所大学都不是很了解，同学们建议我应该自己去这些学校看看，只有亲自去感受，才能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我先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因为它离家最近。距离我做志愿者的亚太博物馆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步行路程！我花了一天时间参观了整个校园，但它给我的感觉是太“专业”了！如果你是纯理工科的狂热爱好者，加州理工学院绝对适合你，你不仅会碰到志同道合的人，还能学到最前沿的专业知识。加州理工学院附近还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个实验室，叫作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是美国无人飞行器探索太阳系的一个研究中心。据说该中心参与研制的无人飞行器已经到过太阳系全部已知的行星。这个实验室和加州理工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着非常好的学术互动。虽然我很喜欢理工科，可是对人文、历史和艺术等方面也很感兴趣，如果选择加州理工学院的话，可能就没有太多机会去了解人文学科了，因此我放弃了去那里读书的想法。

我考察的第二所学校是耶鲁大学。当时我参加了耶鲁大学的新生欢迎会。这个欢迎会是我的一位高中女同学的父亲举办的，他是耶鲁大学南加州校友会的会长。通过和我的这位同学的交谈我了解到，原来这些顶尖大学都有一个传承（Legacy）的概念，如果你的祖辈、父辈或是其他亲友曾经在这所学校学习过，那么你进这所学校的机会就会比其他人大得多。我的这位同学就是如此，她的学业成绩并不是很出彩，但是她在社会实践和综合能力方面发展得很不错，加上她父亲的推荐，所以也获得了耶鲁大学的青睐。

欢迎会上放了一段介绍耶鲁大学的短片。这个短片大概是四月份拍的，很多学生还在滑雪。作为一个在温暖的加州住习惯了的人，而且对纯文科不是最感兴趣的我，当时就决定了放弃耶鲁。然后，就只剩下位于北加州的斯坦福大学了。本来我还很担心这所学校万一也不喜欢，可就难办了。可是一来到这所学校，我就真正爱上它了。

斯坦福大学为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新生专门安排一个周末作为开放日，让每个新生有机会充分了解这所学校，包括学校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校园环境和师资力量等等。斯坦福大学校园环境特别美，有着明媚的加州阳光和清爽舒适的宜人气候。学校不仅有最好的理工系，也有很棒的文学系，像这种在各个专业上都具有优势的学校是很少见的。斯坦福的校园文化是“推崇自由与创新，追求科学与进步”，这也是我选择斯坦福最重要的原因。

美国历史悠久的几所常春藤名校都有自己的校徽，校徽上大都写有拉丁文，代表着这所学校的悠久历史，也反映着独特的校园文化。例如哈佛的校徽上就写有“Vveritas”，意为“真理”。斯坦福大学非常特别，它的校训是用德文写的“Die Luft der Freiheit we”（自由之风劲吹）。因为在19世纪学校初创时期，德国科技发达，自由与创新之风席卷世界，德文被普遍视为代表科学的语言。于是在1891年斯坦福大学建校时，校徽上就用德文写下这句话。

斯坦福大学也是一个创新圣地，针对创新有着一系列的激励措施。

首先，它提出了非常具有突破性的理念，那就是要把学术和企业进行融合。之前教育界一致认为，学校应该和企业保持一段距离，教育就是教育，不能受到商业的“污染”；而企业就是企业，和教育不应有关联；企业是实践和应用，学校是纯粹的研究，两者的差异很大。但是斯坦福大学却在这方面完全打破了固有的传统模式。学校认为，大学就应该积极地去考虑如何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成商业上的实践和运用，企业也应该将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放在学校研究的平台上来共同探讨，通过这样的结合发挥两者的优势，创造最大价值。今天大家都能接受这个理念，但在当时这是非常超前的理念，也非常具有争议性。

其次，斯坦福大学为了鼓励创新，在教育体制上也做了很多尝试。比如，美国很多大学并不希望老师在教学的同时参与企业的经营中。但斯坦福大学很早就鼓励老师走出校园，去企业做顾问，甚至允许教授可以暂时离开学校，在外面创业一段时间再回来教书。而学生如果愿意休学一段时间去创业，学校也非常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帮助学生将创业成本降到了最低。

最后，斯坦福大学还开设了各种有关创新与创业的课程，而与创新创业相关的学生组织也能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因为斯坦福大学很早就认识到创业和创新需要多方面的结合，就好比硬件和软件的结合、技术和设计的结合等等，所以他们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打破专业隔阂，将不同学科的教授聚在一起，建立一些跨学科的课程，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和融合机会。比如当时学校有个Symbolic Systems的学位，有点类似计算机专业和哲学专业的结合，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一般国内的大学，你选定自己想读的专业，你的课程也就被确定了。而在美国的大学，你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自己想上的课程，跨专业的课程也可以，甚至还可以定制自己想读的学位，这叫作“独立专业”（Independent Major）。

斯坦福大学有个设计学院，就叫“Design School”，简称为“D School”。这个学院的创始人是戴维·凯利（David Kelley）教授，他也是美国著名创新设计咨询公司IDEO的创始人。当年，他曾帮乔布斯设计了苹果公司的第一款鼠标，之后还设计了很多里程碑式的产品。戴维·凯利教授认为那些高科技产品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可以有温度、有生命地融入人们的生活中，比如我们所使用的电脑，它不仅仅只是一台电脑，还可以成为我们的装饰品，甚至是我们的奢侈品。这些高科技产品表达了购买者的个人想法和生活态度。因此它们的设计过程一定不是枯燥的。于是，斯坦福就邀请戴维·凯利来学校设立了“D School”，后来D School培养了很多著名的人才。

提到斯坦福大学，也就不能不提“硅谷”。人们可以用脚步来丈量斯坦福与硅谷创业者或者科技公司的距离有多近。从学校四方形广场向外走，首先会到达Facebook以前设立的全球总部。再往外走一点就到达了Google（谷歌）总部，如果要去拜访特斯拉也很方便，开车不久就能到达。当初硅谷的建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依托斯坦福大学的学术以及人才优势，斯坦福的学生从一开始就在硅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斯坦福大学也一直在向硅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

在硅谷发展的早期，最成功的一家公司是惠普。惠普的创始人是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惠普品牌的商标“HP”就是以他们名字的首字母命名的。这两位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当初他们从斯坦福毕业之后准备创立公司，但苦于缺乏资金，于是就找当时的理工部主任借了500美元。在那个年代，500美元可是一笔不小的钱，但这位斯坦福的理工部主任却很欣赏他们的创业想法，毫不犹豫就借了。凭借着这笔资金，两人在1939年创建了惠普公司，最终使其成为全球著名品牌。

开放日的活动结束后，我真正了解到斯坦福大学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加上离家不远，气候宜人，环境优美，不论是理工学科还是人文学科都十分优秀，而且自身又有成熟的同企业相结合的发展经历，注重自由与创新的结合，这些都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学的标准。所以我已十分确信，就去斯坦福吧！

美国顶尖大学的招生秘密

我特别想分享一下我对美国顶尖大学招生的了解。在斯坦福大学，我完成了四年半的本科和硕士学习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得了MBA的学位。通过自己读书择校的历程，以及与学校招生部的交谈，我逐渐了解到很多人尤其是我们中国学生在申请大学时，都一门心思地考虑和强调“自己有多么优秀”。但优秀其实不是美国顶尖大学最看中的，它往往只是门槛。

以2015年的数据为例，美国传统的8所常春藤大学再加上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这10所顶尖大学一共录取学生26 331名，其中大概20%是国际学生，也就是大约5 200名。按照中国学生通常要占国际学生30%的比例，这5 200名国际学生中大约有1 500名来自中国。这1 500名学生中还包括那些身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国家读书的中国籍学生。这样算下来，分到中国大陆的名额是极其有限的。

我相信在申请中失败的那些学生也是非常优秀的，但最终落败的原因，我觉得除了美国名校的确只留了很少的名额给国际学生之外，就是这些申请人并不清楚美国的顶尖大学到底要招什么样的学生。

在美国，第一个成立的知名高等学校是创建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取哈佛这个名字是为了感谢以及纪念约翰·哈佛牧师在创立初期对学院的慷慨捐助。其他大学也都类似，因此这些学校在创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领导者都由神职人员担任，培养出来的人不是牧师就是律师。所以，美国的大学一般都非常强调自由、价值等哲学以及宗教方面的意义。那个时候的大学是非常保守的，曾经有人提出不学拉丁文和希腊文，只学英文，但是被校方坚决地拒绝了。在随后的200年里，尤其是南北战争之后，这些名校里逐渐扩展出应用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同时也提出了“Liberal Arts Education”，即通识教育，学校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培养人文素质，也就是说，学校不只是教你一门学问，而是让你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出了一个新的政策，美国人只要服兵役，读大学就可以减免费用，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增加了很多穷人子弟上大学的机会，也刺激了他们上大学的积极性，从而使美国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高了很多。在最近的数十年里，由于全球化浪潮，美国顶尖名校的培养方向已经转变成为希望学生成长为世界级的领导人（wellrounded world class leader）。基于这个理念，美国顶尖名校想找到并培养的学生已经不再停留在审核考试成绩上，而是更希望看到学生能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创造性思维，最重要的是要勇于承担领袖的责任并对他人产生价值。

它们都很清楚，学生的学习成绩是最基本的，每个人的分数都不会低，但它们并不希望学生千篇一律，而是希望他们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是思想上的、技能上的、文化上的，这些有特点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可以帮助整个团体和学校的社区更多元化。

为什么要强调对别人产生价值？这里要讲到美国名校对“获取”（taking）和“给予”（giving）的看法。学校认为每个人成为优秀的个体很重要，而能够为别人提供什么价值，为学校、组织、社会做出什么贡献更为重要。美国人认为领袖不应该只有领导和管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能对大众提供好的服务。在美国，现在有一句话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活着就是给予”（Living is giving），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地付出，不断地贡献。

当你拿别人的东西时，你是没有自豪感的；而当你帮助和给予别人更多时，感觉就会很不同。所以巴菲特、比尔·盖茨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美国富豪都会设立慈善基金会，把基金会的收益拿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而对于学生来说，衡量“给予”的标准并不是捐款多少，而是他们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为身边的人提供了哪些帮助，带来了什么价值。对别人帮助越大的学生越能够得到美国名校的青睐。

培养孩子成为这样的优秀人才，光靠孩子自己的学习也是不够的，还需要家长一起努力。虽然美国人不知道中国“未雨绸缪”、“凡事预则立”的古话，但他们在对孩子未来的规划和引导这件事上，往往比很多中国家长做得更好。

有一次我回国，在出租车上和司机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当谈到国内经济发展和孩子教育现状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家里因为拆迁分到了7套房，所以，他并不苛求孩子能有很好的成绩。他笑呵呵地说：“我儿子就算考最后一名也没关系，反正家里的钱够我们花一辈子了。我现在兼职开车也是为了体验新事物，打发时间。”

听到他这么说，我沉默了很久。金钱不是生活的全部，拥有多少金钱和是否学习进取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金钱也不会是永恒的，而精神和文化才能传承千百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最近10多年房地产的高速发展，也让不少普通人享受到了巨大的增值红利，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居民个人资产的几何级增长。按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中产阶层（指拥有5万—50万美元财富）的人数已增至1.09亿，其总财富达到了7.3万亿美元。然而在家庭财富增长的同时，很多人显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眼界和规划也需要相应地提高。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去发达国家旅游、留学、工作甚至定居，然而我们常常看到的却是负面新闻，例如中国游客在当地把奢侈品抢购一空，留下各种不文明的行为。我在美国也经常看到一些华人“富二代”甚至“富三代”在当地留学或居住多年，却没能讲上一口流利的英语，对美国的主流文化知之甚少，反而对吃喝玩乐等消费却十分精通，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遗憾和惋惜。

把“拥有7套房，孩子读书好坏无所谓”的案例拿到美国主流人群中最精英的家庭里，他们又会怎么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呢？

在美国白手起家的“富一代”是最重视子女教育的一群人。我一直居住在美国西部，之前是洛杉矶，后来在母校斯坦福大学附近，这里背靠硅谷，是著名的创业之城，它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创业。我很多大学同学的父母都是白手起家，不断创新，一路将公司发展壮大起来。他们经历过“从0到1”的艰难，体验过创业的痛苦和挫折，所以尤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们觉得，留给子女最好的财富并不是金钱，而是精英文化的传承。

“名校世袭”的例子在美国比比皆是，可以说是美国精英文化中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受父辈的影响，精英阶层的子女往往在很小的时候就走上了“名校之路”。在付出努力和汗水之前，父母会先给孩子“埋下”一颗种子。父母会在假期里带他们去参观各类名校，让他们了解这些学校的历史和传统，逐渐熟悉并喜欢上这些大学。每一个精英家庭的父母都会很重视做这样的引导，成功的引导能让孩子的学习不再是为了完成父母的期望，而是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想要的。

在我就读的天才班里，和我同一届的学生中有三个进了哈佛大学，四个进了普林斯顿大学，八个进了耶鲁大学，十一个进了斯坦福大学，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考入了顶尖名校。这些同学里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父母从小就对他们有很好的规划。

过去大家总是认为，美国家长会给孩子很多选择，而中国家长则相对简单粗暴地对孩子说，你去把这些都做好，但真实的情况可能没那么简单。

我的很多美国同学的父母对他们都有一些很好的规划，但是这种规划和中国家长的规划有点不一样。中国的家长通常会告诉孩子，我知道哪些方法是对的，你就往这边走就可以了。但美国家长会想办法激发孩子对一些东西的热爱，并给他们提供一些具体的资源。比如说美国父母会让孩子从小就有机会见到某一行业里的资深人士，并与他们互动，甚至辩论。美国著名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精英式教育”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他发现一些精英家庭的孩子能一代代持续地接受最顶尖学校的优质教育，就是因为这些家长从小就教导孩子要经常跟成年人，或者说成功的成年人沟通。慢慢地，这些孩子就觉得和这些人沟通和分享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他还发现，一些很聪明但是来自穷人家庭的孩子虽然成绩很好，但他们面临的一个很大障碍是不敢分享自己的想法。当他们跟一些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沟通时会紧张，担心自己说错什么和做错什么。

毫无疑问，美国精英家庭的家长在这方面是很有优势的，他们知道应该怎样规划准备并正确地引导孩子，而这对移民家庭来说却是件不容易的事。以我的家庭为例，一方面父母比较传统，他们认为学习成绩好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事情按部就班就可以了；另一方面父母作为第一代移民，并没有机会真正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中，也不太了解美国教育文化的特点，再加上后来家中出现变故，我不得不独自完成整个申请大学的过程。

所以，如果有机会再来一次或者将来我做了家长，我会告诉自己和我的孩子，首先你应该去了解那些大学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到底是怎样的，当你真正了解了，你才会发自内心地喜欢其中的一所或几所大学，然后这份“喜爱”便能转化成你内心的强大动力，让你不畏艰辛，一直前行。

当然，并不是所有从小规划得很好的同学都能成功，有些时候恰恰是规划得太到位了，父母插手得太多了，替代了孩子的自主性，反而让孩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也有一些这样的同学，他们从小就被家长规划得非常好，但这一切并一定是他自己想做的，所以当他终于顺利进入大学后就卸下了所有压力，什么也不想做了，因此他们在大学里的成绩也不是很好，大多数时间都在无所事事。所以家长要有好的规划，而这个规划也是孩子自己想要、想做、想争取的，这样的学生在大学里是最成功的，走向社会之后也是最成功的。

最后，我还想特别对中国学生强调，一定要格外珍惜那么好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如今，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稀缺，获得优质教育的成本也越来越高，甚至在美国这个情况还更明显。在中国，学费在家庭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还不是很高，而且很多好的大学是公立的；而美国不一样，美国大部分名校都是私立的，对学生来说，他付不起这个学费就意味着上不了好的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家境不好的孩子根本就付不起钱去读好的大学，甚至读普通私立大学的钱都没有，所以很多人就选公立大学。但公立大学近年来也在不断地提高学费以应付日益增加的支出，我记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1995年针对加州州内学生的学费是4 000—5 000美元，但20年后的今天，学费已经接近2万美元，对平民来说，这笔学费非常高昂。

而且美国家长倡导独立，一般在孩子18岁成年后就让其自行承担经济责任，所以美国学生经常背负沉重的学生贷款，毕业后再慢慢还款，经常有美国学生在毕业很多年以后都还不清自己的大学贷款。出身寒微的前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的一场演讲中就告诉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学生，他对学生的贷款负担有亲身体会，因为他在8年之前，也就是43岁的时候才想方设法还清了学生贷款。奥巴马谈到自己和太太米歇尔时说：“我们都不是来自富裕家庭。我们毕业的时候债务如山。我们结婚时依然还是穷人。我们把两人的财产加起来，但发现没有财产。我们把两人的债务加起来，发现有很多债务——主要是学生贷款。”

奥巴马和米歇尔曾分别就读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美国“寒门出贵子”的典型例子，但现在的“奥巴马们”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对中国孩子来说也一样，应该格外珍惜入读美国名校的机会。出国求学，不应该被看作混个文凭的游戏，而应该是个开阔眼界、独立发展、提高能力的机会。一个人要拥有一种在任何陌生地方都能很好地发展下去的强大能力，也要拥有一种不被物质困缚梦想的平淡心态。

对于有志成为国际化领袖的中国学生来说，赴美进入常春藤名校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不应该把心态放在获取上，把眼光停留在自己身上，而是在不断地付出和贡献中追寻生命的意义。

[1] IB是国际文凭组织IBO（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为全球学生开设从幼儿园到大学预科的课程，如果获得IB成绩，不仅可以申请英国大学，还同样可以申请如美国、澳洲、加拿大等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上千所大学。

第四章
顶级资源：名校里最应该抓住的重点

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堂课

美国名校招收了全世界那么多优秀的学生，那他们到底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又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好奇，这也是我自己在求学的时候不断在寻找的答案。

哈佛商学院位于美国东部的波士顿，刚到的时候，我特别抵受不住那里的寒冷。但比第一天的寒冷更让我惊讶的是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堂课。我原本以为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教学方式差不多，来这里我就可以马上学习到各种先进的管理方式，但开学后的第一周，我的想法就被彻底颠覆了。

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教授是克莱·克里斯坦森（Clay Christensen），他在哈佛大学非常出名。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便凭借《创新者的窘境》一书奠定了在创新技术管理领域的权威地位。英特尔的CEO安迪·格鲁夫都曾经慕名邀请他去英特尔讲课。

他进教室后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你们来哈佛商学院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同学们纷纷举手回答。第一个同学说：“我们来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方式。”我暗自点头，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但克里斯坦森教授却说：“不对！”另一个同学接着回答：“我是来跟像您这样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学习最好的思维方式的。”教授冲他笑了笑说：“不错，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接着还有同学说：“我来是因为在这里可以有机会认识下一代领袖，认识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商业巨头！”当他说完这句话时，全班同学都笑了，坐在他旁边的同学还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教授也朝他笑了笑说：“好的，但是这也不是最重要的。”

经过几轮发言，大家的手逐渐放了下来，课堂也变得安静了。因为每个人都在想究竟什么才是这两年的学习里最为重要的事。最后，教授说道：“这个问题每年我都会问新来的学生。其实在这两年里，哈佛能教给你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帮助你们问‘为什么’！如果这两年里你们学会了问‘对’的问题，那你在哈佛的学习就非常有价值了。”每个人生来就会问问题，为什么还要学习问问题呢？教授接着说，只有当你问出“对”的问题才有机会找到“对”的答案，如果连问题都没有问对，那就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解答方法，当然也就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管理者，面对问题你该怎样做决定？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要知道很多时候没有所谓的对或错，只有如何去抉择，而商学院就是教你怎样更全面地解读和分析问题，然后根据现实情况做出一个合适的决定。这样的一个模式对我来说，尤其是对很多中国学生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在大学里学习，哪怕是在斯坦福大学，最主要的学习方式还是老师在台上说，学生在台下听，你有问题可以向老师提问，老师那里一定会有标准答案。

但哈佛商学院完全打破了这个思维定式，在这里，对任何问题老师都没有标准答案，即便有答案，他也会告诉你这未必是最好的答案。老师能做的是尽可能地将你放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和挑战中，让你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地学习，打破既有的思维定式，培养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并尝试凝聚大家的智慧来提出一些可取的方案，从而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最佳思路。这就是哈佛商学院闻名于世的“案例教学法”（case method）。

刚开始我对这种教学方法特别不适应。在案例课上，我总是觉得这个同学讲得不对，那个同学讲的也没有道理，但是随着课程的深入，我逐渐认识到，其实到最后需要评判的不是一个方案的对错，而是不同的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选择标准。

为什么他会做这个决定？他的观点是什么？他的出发点又是什么？通过对一个个问题的探究，你能充分认识到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所形成的结论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由此才能更客观、更多维度地去思考和解决眼前的问题。

我后来慢慢适应了这种教学方式，可以说这是我在哈佛商学院最大的收获。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容易急急忙忙地去行动，但如果缺乏足够的思考和提问，可能会让事情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关于克里斯坦森教授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就是他对“幸福”这个课题的提问和钻研。他得过癌症，康复后便开始花时间思考很多人生问题，研究“幸福”，思考怎样才能给他和哈佛大学的学生们带来真正的幸福，此后，他写了很多关于“幸福”的著作。这在哈佛商学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这里，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成功，例如如何让自己走向成功，如何让你的企业赚更多的钱，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像克里斯坦森教授这样在创新管理领域早已经赫赫有名的人却勇于转变思维，去尝试另一个全新领域的研究，这也是非常令人景仰的。

在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周，我也认识了很多持有不同观点、不同想法的老师和同学。没过几天，我又上了一堂印象特别深的课，这门课叫“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主要讲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其中讲到了美国、日本和德国。

这些国家我都不陌生，老师讲到德国的时候说：“‘一战’之后，德国在希特勒执政时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时有个女同学举手说：“我不同意，德国是个疯狂的国家，它当时是被一个疯子统治的，哪里有什么好的发展！”

因为之前在德国住过一段时期，和很多德国人聊过这个话题，所以我的观点和想法跟她很不一样，我说：“也许我们不应该片面地将希特勒当成一个疯子，尤其不该因此就抹杀他对德国的贡献。当时德国的人口大约有6 000万，其中很大一部分德国人很热爱希特勒。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前几年我住在德国的那段时间，仍然听到不少德国人会提起哪条高速公路是希特勒时期修建的，哪些经济基础是当时打下的。一些年长的德国人还说到，“一战”后，德国的失业率高达25%，但希特勒给了他们工作机会，降低了失业率。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应该了解一下德国人是怎么想的，他们的观点也很重要。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只讨论希特勒一个人，他的存在、他的所作所为要从多个方面去解读。”

这个女孩听完我的讲话后非常生气，她说：“你怎么能为希特勒辩护呢？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你知道吗，我的祖辈就是在波兰被德国纳粹打死的！”

我回答说：“听到你亲人的遭遇，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不是在为希特勒辩护，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了解当时那些德国人的观点，因为如果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我们的认知就会很片面，很可能在未来造成历史悲剧的重演。”

我在德国的时候去过一个纳粹集中营博物馆参观。在那里，我看到一个德国人的留言，上面写了一段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写道：“我以前住在柏林，是一名医生，作为德国人我在当时遇到很大困难，因为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被犹太人占据了，我们德国人根本竞争不过他们。希特勒来了以后，他把这些犹太人从医生群体里赶走了，我才有机会继续从事医生的工作。我心里充满了歉意，我知道这对犹太人来说是极端不公平的，但是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继续生存所需要的机会。”

先不论这段话的对和错，但的确很真实地反映出部分德国人的视角和观点，所以我们只有多角度地看待问题，充分了解与我们不同的观点，才能知道为什么当年会有那么多德国人支持希特勒，也只有了解他们支持的原因，才能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从而避免历史悲剧的再次上演。

当我表达完我的观点，很多同学都站起来纷纷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那堂课之后，有两拨同学围在我的座位周围和我探讨这个问题，一拨人对我说：“你真是不了解希特勒的罪恶，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简直是在给罪恶做辩护！”而另一拨人就说：“你说出了很多我也想说的话，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学术上就这件事有一个自由的争论，我也觉得如果只听到一种声音，那是不对的！”

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话题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同时，这也让我感觉到，在商学院的课堂上不一定要有所谓的标准答案，而是首先要能独立思考，敢于把不同的观点说出来，然后大家自由探讨。

每当有人问我，在哈佛商学院里学到的和在斯坦福大学里学到的到底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我通常会这么说，“在斯坦福，很多时候学习的目的是你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尤其是理工科，你编一个程序，如果当中出了错，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执行这个程序，直到你把程序编对了。考试也是这样，答案很分明，有正确的，就有错误的。但哈佛商学院最有名的，也是全世界商学院目前都通用的一个教学模式，就是每一节课都讲一个案例，要求你了解和分析一个实际存在的公司的真实情况，然后提出各种问题。老师扮演的角色不是告诉你正确答案的那个人，而是一个领路人，他将凝聚一个班上几十个同学的智慧，来探讨案例中的实际问题该如何解决”。

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太多人被海量的、碎片化的信息所包围，很多人常常看到一些“貌似合理”的新闻、证据和推测就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这其实是被根深蒂固的观念所绑架，想当然地淹没在所谓的常识中，这对于企业家、管理者和创新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陷阱。

中国留学生最易忽视的名校资源

在任何一个同学聚会上去问那些从大学毕业了几年的人：“之前学的专业知识你还能记得多少？”相信90%的人都会回答：“不记得什么了。”我也一样。

我在斯坦福大学选择了三个专业，经济学、工业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并获得了两个学士学位，一个硕士学位。选择这三个专业是因为我一直觉得需要用微观和宏观这两个视角去看世界。“微观”的着眼点可以是一家公司，因为企业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工业工程专业可以告诉我如何去管理一个企业；而推动企业成长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科技，科技在现代社会最突出的分支就是计算机，所以从微观角度我选择了工业工程和计算机这两个专业。另外，我非常想了解企业之间是怎么互动和竞争的，在宏观角度这些互动和竞争是怎么推动社会发展的，这些都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但到现在，我已经记不清这些专业知识的细节了。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花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去学习，尤其是到顶尖大学去学习呢？

我认为，在名校就读的经历留给我最珍贵的东西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和名校资源的积累。之前我已经讲过思维方式，在这里想重点讲讲资源。美国的顶尖大学里有这几个资源是90%的中国留学生容易忽视和没有很好利用到的——教授的资源、海外的资源和社交的资源。

第一，美国的顶尖大学汇聚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教授资源，除了在学术上向他们讨教之外，其实更应该在课业之外跟他们进行积极互动，让教授们了解你的个人情况和特点，这样才有机会为自己争取到未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这些教授不仅仅教书育人，他们在社会上还有着极为丰富的人脉关系，不论是和企业还是和政府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这才是教授资源中最为核心的价值。因此，学生与教授建立良好的关系，尤其是私人关系，就相当于获得了潜在的巨大人脉资源。

最好的例子就是当时我们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赖斯，她后来成为小布什总统执政时期的国务卿。我在白宫任职的时候，对外事务委员会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小布什总统会听取副总统切尼的意见，对国务卿鲍威尔的提议也给予重视，但总是在和赖斯（当时她任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随后接替鲍威尔成为新一届国务卿）商量后，才做出最后决定。

赖斯26岁时获得了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并被斯坦福大学聘为助理教授，成为斯坦福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之一。1993年，也就是在赖斯39岁的时候，她被任命为教务长，地位仅次于校长，她是斯坦福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务长，也是第一位黑人教务长。

赖斯是外交事务尤其是俄罗斯问题的专家，她在斯坦福时期教授的一门课是“外交关系”。而我的一个同学选修了这门课，并且学得还很不错，由此结识了赖斯，而赖斯也很喜欢我的这位同学。后来赖斯重返白宫的时候把他也一同带去了，毫不夸张地说，赖斯影响了他整个人生轨迹。

特别有意思的是，赖斯第一次进入白宫也和斯坦福大学有不解之缘。她最初闯入老布什的圈子是在1987年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晚宴上，当时赖斯几句简短而有特色的致辞引起了曾担任福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兴趣。从赖斯的讲话中，斯考克罗夫特发现赖斯对苏联的看法与他的不谋而合。1988年大选之后，斯考克罗夫特又成为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随后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事务司司长，并很快成为老布什总统和其夫人芭芭拉的私人朋友。

在美国，大学的教授一般都有固定的“Office Hour”（办公室时间）。学生可以在这个时间去办公室找教授，问自己想问的问题，哪怕只是闲聊。

我的很多美国同学都会充分利用每一个“Office Hour”去和教授们建立非常好的关系。在逐渐轻松的交流中，很多教授会成为这些学生一辈子的良师益友，在学生今后的职业乃至生活中也许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遗憾的是，我发现很多中国留学生好像从来不会去利用这个时间，这也是中美文化中一个很大的差异。

在中国，我们提倡“尊师重道”，老师是长辈，所以学生从没有想过和老师成为朋友。但在美国人看来，老师和学生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所以能成为朋友也是很平常的事。那些诺贝尔奖得主、政府高官、世界500强的企业家，他们可能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成为你的教授或朋友，错过他们该多么可惜！要知道，往往他们的一封电邮就能改变你的未来。

第二，美国名校有着很好的海外资源，不要只把学习范围局限在美国，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海外的资源，帮助自己拓展经历，增长见闻。近二三十年来，美国顶尖大学的目标就是培养世界级的领导人才，差不多所有一流大学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很好的海外资源平台。以斯坦福大学为例，我在那里读大学时它在海外建有8所分校，遍布亚欧多个国家。

这让我如鱼得水。除了第一年，我每个暑假会都会选择去一个国家实习。比如大二的时候，我回到中国，在惠普中国上海分公司实习；第三年，我去了斯坦福大学日本分校，暑假在日立公司实习了一段时间；第四年，我去了斯坦福大学在德国的分校，其间在博世公司实习。如果说，回中国实习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一个选择，那后来去德国和日本是因为当时美国模式是世界公认的比较领先的一个模式，除此之外，欧洲最好的模式就是德国模式，而亚洲发展得最成功的则是日本模式，我希望了解世界最先进模式里有哪些共性或差异。

在日立公司实习令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无处不在的“工匠精神”。“二战”结束后的1950年，日本还只能生产廉价而简单的商品。此后的20年，日本政府将传统手工业者的匠人精神传承到规模化制造中，极大提升了“日本制造”的品质。日本政府也注重对民间手工业的保护，1955年设立了“人间国宝”制度，用以保护匠人和小型企业，并在全社会持续倡导工匠精神。很多研究者认为这是日本能够在战后迅速恢复并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时，我在日立公司的生产线上做工程师。有一次，一位资深的日本籍同事教我如何使用激光仪器刻字。我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刻了自己的名字。刻完之后仔细看了下，觉得还挺成功的。但就在我快下班的时候，这位同事看了我刻的字后对我说：“我再帮你重新刻一个吧……”

其实那天我是晚上10点半左右下班的，而他在我下班以后花了三四个小时又帮我重新刻了一个，而他刻字的水平无疑远远高出我数倍，成果相当漂亮！我当时觉得，他花那么长的时间重新刻字，无非想向我展示激光仪器的强大功能和他的精湛技艺。但后来，我看到他并不只是帮我一个人重刻，而是对于那些他接触到的新人，不管是不是他的徒弟或下属，都会给予耐心的辅导和细心的纠正，帮助他们尽可能地掌握正确的技艺，并且尽量减少瑕疵，做出让更多人满意的产品。

这件小事已经足以让我充分认识到日本人对完美细节的重视，对品质的坚守也达到了令人敬畏的程度。他们会不断地对细节进行修正，在一步步不断改善的过程中逐步向完美靠近。

这种“细节完美主义”在日立的工厂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比如，在某个生产区域，设计师可以规划出最合适的行进路线，准确丈量出员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具体需要走多少步，并在地上印出一个个脚印，引导员工走这条最合适的线路；再比如，车间里的每个门所在的地面都会画上一个半圆，这是门打开以后的一个半弧形范围，这么做是为了让你留意，不要走在这个半圆当中，不然就有可能被门撞到。诸如此类的细节我看到过很多，可以说日立公司是“工匠精神”在企业方面的杰出代表。“工匠精神”也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和国家特征深植在每个日本人的心里。

尽管拥有“工匠精神”，但日本不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民族，我一个日本同事认为，日本人很怕创新带来的失败，因为失败对个人发展以及家庭幸福的影响都太大了。很多日本人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考入京都大学或东京大学。从这些大学毕业的学生，如果选择进政府工作，生活会很稳定，只要自己努力一些，就会有很好的前途；如果选择进大公司，也会有不错的发展空间。但他们很少会选择去创业，因为一旦创业失败，他的履历上将会留下失败的记录，无论政府机构还是大企业就很难再接受他们，所以创业对日本人来说，失败成本非常大。

我与很多京都大学的学生交流时，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对创业感兴趣，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而言，进入一家大公司，有一个好的、稳定的未来是最重要的。

在世界上能与日本相提并论的国家中，德国是其中之一。德国人极致的严谨常常被很多人调侃成刻板。但是全世界都承认，德国制造最值得信赖。他们对细节的固执早已成为习惯，除了奔驰、宝马、奥迪这些知名的汽车企业，闻名于世的还有莱卡相机、万宝龙钢笔、日默瓦行李箱，无一不彰显着细腻的心思、独到的创意和恒久的品质。我从日本归来之后的第二年，选择去德国实习，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种模式的“工匠精神”。

在德国的博世公司实习的时候，我所在的业务板块是以生产汽车刹车器为主，主要合作方是宝马公司，所以我也有机会经常去宝马的工厂考察。我发现，德国人没有日本人那么细致，但是他们非常系统化。每一个德国工程师或者汽修师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这些资深的师父们都会带一些徒弟，据我所知，徒弟跟师父要学习至少7年以上，才会通过认证成为正式的汽修师，这种师徒传承制度在德国已经存续了上百年。在精益求精和一丝不苟上，德国人的传承不只是简单地言传身教，而是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用数据忠实地记录下来，并整理成数据库用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工匠精神一时兴起或开始被重视并不难，难的是能坚持下去，更难的是如何有系统、有组织地传承下去。在系统化传承方面，德国无疑是做得最出色的。

现在中国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去一个国家学习和工作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有着天壤之别。而这种学习和工作机会其实在真正进入社会时都很难有，在这方面很多中国留学生没有真正抓住机会。在顶尖大学就读，学习专业课程是最基本的一方面，你还需要尽可能地去拓展自己的眼界，了解自己感兴趣的是什么，然后充分利用大学的国际化资源。

第三，除了教授资源、海外资源，美国名校很重要的另一个资源是社交资源，也就是同学之间的朋友圈。

我们都知道大学里有很多学生组织，最传统的就是以国家或种族划分的团体，我就曾参加过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一个学生会，这个学生会在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上相对传统，一般是迎接新生、节日聚会、毕业换届等，平时凑在一起也只是娱乐为主，很有局限性。而好的学生组织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平台，它是邀请、认识和聚集顶尖人才的最好方式。

美国白种人的学生组织是Greek System，一般叫作兄弟会（或者姐妹会）。在一些大学的校园里，兄弟会的历史甚至长达200多年，各个学校都有它的分会。兄弟会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一种典型体现，学生入会是需要被挑选的，符合条件的成员将经过一系列的考验，通过所有环节的人才能成为其中一员。作为兄弟会的成员，大家很可能同吃、同住、同学习，由此产生深厚的友谊。经过这样的洗礼，哪怕毕业之后几十年，他们也会永远是兄弟。

当小布什与约翰·克里激烈地竞争美国总统宝座时，美国人惊讶地发现，尽管这两位总统竞选人来自不同党派，拥有不同的政见，但却不约而同地来自一个秘密的组织——骷髅会（Skulls and Bones）。这个神秘的组织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浮出水面，它是美国最有名的兄弟会，于17世纪在耶鲁大学创立。从这个骷髅会里走出了三位美国总统、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有无数美国议员以及内阁高官。经过近200年的发展，从白宫、国会到最高法院等美国最高权力部门，骷髅会的成员几乎无所不在。在这样一个巨型的人脉圈里，成员们可以获得外人难以想象的帮助和支持。

2010年10月的一个晚上，著名图片应用网站Instagram上线后的几小时后，由于太受欢迎，以至接收照片的服务器不断崩溃。两个创始人凯文·斯特罗姆（Kevin Systrom）和迈克·克里格尔（Mike Krieger）都没见过这种场面，只好找人求救。斯特罗姆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他当时马上打开手机通讯录翻查能够帮忙的人，他觉得亚当·德安杰罗（Adam D’Angelo）是他能找到的人中最聪明的，于是就拨通了他的电话。德安杰罗教他们对数据备份以应对系统的崩溃，半个小时就解决了问题。

亚当·德安杰罗是Facebook的第一任CTO（首席技术官），也是美国著名问答网站Quora的创始人，曾被《财富》杂志评为“科技界最聪明的人”之一。斯特罗姆是怎么认识德安杰罗的呢？他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这样说道：“在拨通那个电话的7年前，我们两人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兄弟会的聚会上认识，那时候我们用红色塑料杯子一起喝了点啤酒。”此后，德安杰罗一直给予斯特罗姆帮助，还投资了图片分享网站Instagram。2012年4月Instagram被Facebook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那个时候这家公司创立551天，仅有13名员工，却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发展得最好的图片滤镜服务提供商之一。所以，好的社交资源无疑是很强大的互助力量。

教授资源、海外资源和社交资源是顶尖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最大的差别，而充分利用这些优质资源，也是入读名校最大的意义所在。

名校教授的魅力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美国名校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师资。越是顶尖的大学，教授资源也越丰富。与本科相比，商学院的教授与政界、商界的结合也更为密切，他们既善于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又在不断探索，推动着知识的应用和创新，然后在实际应用这些理论的过程中，收获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又能帮助他们去修正自己的学术和理论。他们仿佛走在一个螺旋上升的楼梯上。

在斯坦福大学有两位校长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们既是校长，也是教授，而且机缘巧合，我创立学生组织的时候也请教过他们两位，多次和他们交流过不同的问题。

第一位教授叫格哈德·卡斯帕尔（Gerhard Casper），他是德国人，在斯坦福法学院教“宪法学”，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教授。我创立学生组织的时候，就是发邮件给这位校长。起初，我只是抱着一个汇报的目的，压根儿没想过校长会回信，没想到他不但回了邮件，而且还约我见面。我和他一共见过三次，每次和他聊的时候都能深深感受到他的学院派风格。

后来，我有机会问他：“校长，您好像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之前我认为校长应该是管理者，但是跟您聊了以后，我发现您还是很有名的学者，那您认为校长主要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说，其实校长本身就应该是一名优秀的学者，当管理学校的时候，面对众多的终身制教授，如果他们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又不能像在企业里那样解雇他们，所以很多时候更需要做的就是去说服和影响他们。

卡斯帕尔在斯坦福大学做了8年校长后离任，又重新执教法学院，之后校长一职由约翰·亨尼斯继任。亨尼斯在硅谷很有传奇性。他很年轻时就做了教授，并且提出了MIPS
[1] （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现在大型计算机使用的技术平台就是在他一系列研究发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也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就叫MIPS。在运营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以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这家公司，然后又返回斯坦福大学教书。

所以他的经历很传奇，既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又是成绩斐然的企业家。而且他还有出色的管理才能。在他担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15年中，斯坦福大学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015年，亨尼斯宣布离任并重返教学岗位，我参加了斯坦福大学特别为他举办的一场欢送活动。在活动中，他提到最多的就是他非常高兴看到下一任校长是非常优秀的人选。这一幕让人印象深刻。不管是卡斯帕尔，还是亨尼斯，他们都非常谦虚平和，一点架子都没有。

校长可以是学者，也可以是政府官员。我就读哈佛商学院时，哈佛大学的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美国的财政部部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他又成为奥巴马政府里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主管金融工作。所以，萨默斯既是哈佛大学的校长，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制定国家财政政策的权威人士，居然会来到我们的课堂上和我们讨论政府的金融产品，而且整堂课他都微笑着听我们发表自己的看法。当我问他：“萨默斯校长，当初政府在发行TIPS（通货膨胀保值债券）的时候，是怎么决定它的发行量的？”他笑着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当时我们做了很多研究，也预测了市场需求，但最后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了发行量。”萨默斯校长的回答“轻描淡写”——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原来我们在大学、商学院和企业里学到很多理论和公式，但在最后的实际操作中，做出的决策依然是要在客观的基础上做出主观的判断。

我在哈佛商学院还有一位非常敬佩的教授，他就是戴维·约菲（David Yoffie）。他在哈佛大学非常出名，在商业战略和技术方面的研究有着丰硕的成果。他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叫《柔道战略：小公司战胜大公司的秘密》。为此，他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柔道和相扑这两项很有名的日本功夫。这本书里大多数的案例也都取材于高科技产业，约菲教授不断地把自己的理论研究与实例进行对比分析，逐渐将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约菲教授很年轻的时候就出任了英特尔的首席独立董事。这个过程颇有戏剧性。那是1989年，他刚刚在斯坦福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来哈佛商学院教课，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教授。当时，他写了一篇关于高科技未来发展的文章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有一天，他接到英特尔CEO安迪·格鲁夫的电话，邀请他去英特尔总部聊聊他的想法。那时安迪·格鲁夫已经非常有名了。

见面后约菲教授很兴奋地和英特尔的最高管理层分享他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观点。但是没讲多久，安迪就突然打断了他，说：“胡说八道！这对我们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约菲教授有些震惊，没想到安迪并不认同他的观点。但是，他依旧告诉安迪：“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然后他就将具体原因罗列了出来。安迪很耐心地听他讲。但直到他讲完了，也没有再发表什么意见。

没想到两周后，约菲教授突然收到安迪写来的邮件，安迪写道：“你讲的观点还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决定采纳你的观点。同时，我还有一个小问题：你愿不愿意成为英特尔的独立董事？”一位年轻的哈佛教授面对英特尔最高管理层，出现分歧时仍据理力争，最后得到英特尔CEO的认可和邀请，从而成为英特尔史上最年轻的首席独立董事。

当然，约菲教授在这个事情上的坚持还是源于对自己的研究的自信和对新事物坚持探索的精神。在美国，教授是很受人尊敬的职业，美国人认为大学是强大的国家资产，是美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引擎”，而教授则是美国创新的“坚实脊梁”，他们会不断探索知识和真理，不盲从他人观点，不受媒体、金钱和政治的影响，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研究结果。

约菲教授在学术界声名远扬还因为他在课堂上非常擅长追问，提出的问题既犀利又刁钻，有时候甚至会把同学问哭。

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很会引导你去思考“为什么”的人，而且不只是问一个“为什么”，是连续地问好几个“为什么”。比如，被问到“为什么会下雨”这个问题时，我们通常会说，那是因为有云，所以才会下雨。但是，教授会继续问，那为什么会有云？这时，我们可能会说，那是因为有大气的流动，热空气上升把地面上的水蒸气带到了天上，冷却过后形成了云。教授再接着这个问题追问下去，你就会对这件事情越来越了解，直到对雨有了一个系统化的认识。

不要以为这样的思维方式只出现在校园里，股神沃伦·巴菲特在投资界的实践也是如此。

巴菲特在哈佛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上，我见他拿着一瓶樱桃味的可乐站在讲台上，穿着很随意，根本感觉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完全不像我在华尔街见到的那些锋芒毕露的投资人，反而更像一位和善的祖父。他的语言也简洁风趣。别人问他：“你为什么投资这么成功，能成为投资之神？”他说：“我只投资我知道的东西。这听起来非常简单，对不对？但其实一点儿都不简单，因为我们对很多东西都不是真正了解，而是要问很多个为什么才知道。”他继续说：“我会针对一件事情不停地问为什么，直到我觉得我已经没有问题可问了。我还会去找很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观点的人，让他们给我解释这件事情。我会不停地挑战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观点，直到我已经问了所有能问的人，他们给了我所有能给的观点，而且我也真正思考过和考察过，并跟内心中的自己说：我了解了这件事情和这家公司。到这个时候我才会认为我该投资了。”看！这与约菲教授的追问习惯惊人一致。

美国名校的教授还非常重视企业的道德伦理和精神品质。讲到道德伦理，一定要提到哈佛商学院非常著名的林·佩恩（Lynn Paine）教授。佩恩教授的“企业道德课”很特别，2005年，哈佛商学院第一次将这门课程列为必修课。因为有数据表明，哈佛商学院培养出的《财富》500强企业的CEO是美国所有商学院中数量最多的。但是，出过大问题的美国企业的CEO中，在哈佛商学院读过MBA的也是最多的。

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华尔街那些出问题的投行里的高层管理人，几乎都是哈佛商学院的校友。2001年的安然公司破产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一例，当时安然公司被曝出精心策划多年的财务造假丑闻，随即公司申请了破产保护。这在当时震惊了整个美国，也轰动了世界。要知道，安然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商品和服务公司之一，名列《财富》“美国500强”企业的第7名，“安然破产案”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大企业破产案，重挫了美国经济，重创了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信心，也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高度重视。而安然公司当时的CEO杰弗里·斯基林正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在公司破产前，他还曾受邀在哈佛商学院做过公开演讲，并获得了哈佛商学院颁发的“卓越管理人奖”。安然事件引起哈佛商学院的反思，如果想要培养世界级的管理人，那他不仅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和卓越的管理才能，更要有基本的道德。

在佩恩教授的课程里，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滑坡理论”（slippery slope）。简单来说，就是很少有人无缘无故地去做那些不该做的错事，而是很多情况下的身不由己，甚至自己都不知道犯了错。这就像在斜坡上缓缓滑落一样，最初只是稍微往下滑了一点，但就因为滑了一点，所以觉得再往下滑一点也没什么问题。这样一点点地下滑，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回看，就会发现当下状态已经和最初坚持的那个价值观相差很远了，再想回去已经来不及了。

她说：“杰弗里·斯基林真的是一个坏人吗？未必，他可能一开始发展得很好，但是后来有一两个项目投资失败之后，比如当时他在印度的投资就失败了，而这时候周围的人告诉他，这些失败事件虽然小，但曝光后可能会损害他的形象。他衡量了一下，觉得这只是小事，那就稍微隐瞒一下吧。这的确是件小事，但是小事被隐瞒了之后，又会有稍微大一点的事发生，他觉得既然前面的小事都被隐瞒了，那这件事更要隐瞒了。直到最后他发现已经回不去了，于是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系统地做假了。”

佩恩教授提醒我们要常常回想自己当初设的底线在哪里，不要轻易越过底线，也不要自欺欺人地说，我就只越过这一次，以后再也不会了。就是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所以要保证一次也没有。

当时在课堂上，很多同学马上开始讨论“我的底线是什么，我怎么制定我的底线”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以后会经营不同的企业，显然没有一个通行的标准来规定大家的底线具体是什么，所以讨论就显得相当有意义，也很有趣。

有人说，宗教信仰也会影响我的底线，我们要把这个因素也考虑进去。还有人说，底线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不断地调整。

那堂课除了强调企业道德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即“成功不是对企业或企业家唯一的考量维度”。公司的收入可以通过数字来衡量，但是公司运营发展的对错、好坏以及给社会创造的无形价值却是很难用数字来表现的。开设这门企业道德课，就是哈佛商学院在这方面做的一个突破和创新。

不管是萨默斯校长在财政部推出新政，约菲教授在英特尔的据理力争，还是佩恩教授在企业道德伦理上的研究，这些都是美国名校教授们在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道德文化上的一种探索和推动。他们不仅仅是拥有丰富知识的学者，也是当仁不让的领路先锋，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推动了美国甚至世界的进步。

大学是最佳的创新平台

什么是创新，什么是创业？为什么要在学校里大胆创新？在学校的时候该不该创业？毕业后是马上去创业，还是到企业里就业？创业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别的目的？美国学生也会考虑这些问题。

我的一些同学在大学时期就开始创立模拟的投资机构，进行各种各样的虚拟投资，他们还会去找那些在金融投资和企业管理方面的顶尖教授，帮忙分析这些投资，所以到大学毕业时，他们已经成为一个个投资高手。也有些同学从大学就开始创业，硅谷最优秀的一些企业家中，很多都是大学没读完就开始创业，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就不用说了，拉里·埃里森大学没读完就创立了甲骨文公司，马克·扎克伯格也是大学没读完就创建了Facebook。

当然，我并不是提倡辍学去创业。我只是想说在大学期间，创业几乎是没有失败成本的，或者说失败成本特别低。与此同时，还能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快速地成长。快速失败、快速学习、快速调整，这样的良性循环和从中收获的宝贵经验对于以后创立自己的企业是非常有帮助的。

戴尔是一家在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脑公司，它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在14岁生日那天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了一台苹果电脑。拿回家后，戴尔把它拆得乱七八糟，但他不是为了学技术，而是为了寻找商机。后来，戴尔又继续拆了一台IBM的个人电脑。拆了很多机器之后，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IBM电脑的零件一共才值600—700美元，但它们的市场价却高达3 000美元。于是，戴尔到批发商那里将积压的电脑以批发价买回，再将这些机器进行升级，然后以低于市场零售价10%—15%的价格在校园里出售。几次尝试之后，戴尔尝到了甜头，他决定中止自己的大学生涯，那年他才19岁，刚刚入读大学一年级。对戴尔来说，大学里的学生可能都是自己的客户，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尝试的机会，退一步来说如果当时创业失败，也只是损失了之前投入的成本，并没有什么别的大损失。

美国名校是一个实验和创新的基地，它允许学生犯错，更鼓励学生犯错后迅速成长起来，同时名校也是积累人脉关系、学习社交技巧和开拓国际化视野的最好平台。这也是那些顶尖大学真正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社会责任。

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一开始就很好地利用了校园资源，找到了哈佛大学这么一个“试验田”，建立了一个面向学生的社交网络。后来，他还把这个产品推广到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名校，通过校园这个创新平台给予的机会，Facebook几乎是以疯狂的速度在美国各大校园铺开，最后蔓延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要知道，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先有一个开始，只有开始了，才有下一步的机会。而美国名校充分给予学生开始的机会和资源，即使失败，也不会失去太多。真正的失败是你怕冒险，不敢在大学里创新，或者说创新速度太慢，执行力太差。所以如果再次选择，我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创新，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才是入读美国一流大学真正的意义。

我曾在斯坦福大学创立过一个全球范围的学生组织，是得到了一位惠普高管的大力支持；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的工作是商学院教授介绍的，他现在也成为我最好的精神导师；我后来归国创业，合作的伙伴中有两个是哈佛大学的校友，有一个是斯坦福大学的校友。所以，这些资源和关系是在校园里获得的，也将一辈子伴随着我。我也从不担心会打扰或者麻烦到他们，那些教授其实是非常希望能够帮助学生，提供资源给学生的，而不仅限于去教室上课这样的状态。

我在斯坦福大学创办的学生组织叫作ASES（Asia-Pacific Student Entrepreneurship Society，亚太地区学生企业家协会）。创办这个组织的初衷是，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各种学生会组织会定期在某个区域进行集中展示，方便学生们了解各个组织的职能和方向。我到那里溜达时发现了不少有趣的学生组织，但是在那么多学生组织中，竟然没有一个是针对理工科的亚裔学生的。而我知道在理工科，至少有接近1/3的学生是亚裔。

当时我就想，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以亚裔学生为主要成员的学生会呢？我立即写了一封邮件给学校校长和我们理工系的主任。很快，我就得到了他们非常肯定的答复和支持，我第一次认识到，如果你有一个想法，就应该把它付诸实施。所以，我就马上着手创立了ASES并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和尝试。

第一年暑假，我们去了北京，跟当地一所重点中学合作，教授高中生如何创新，整个活动持续了两个月左右，收到学校很好的反馈。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项目虽然对中国学生很有帮助，但对于斯坦福大学学生来说受益有限。于是第二年我们决定转变思路，考虑是不是可以组织亚裔学生去亚洲的企业实习。我们从最初的可行性探讨到后期的实施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等到付诸实践时，面对资金问题，大家又犯了难。这时候，我在大学期间建立起的人脉关系网发挥了重要作用，我通过与我关系不错的一位教授找到了当时惠普公司的全球销售高级副总裁，也是当时惠普公司亚裔员工中职位最高的一位高管，他叫李挺（音译）。与他的交谈十分愉快，我成功地拉到了这次项目的赞助经费，顺利解决了资金问题，后来惠普也成了ASES最大的赞助商，我和李挺的友谊也从此建立起来。

完成了这一次的交流项目之后，我们又发现，这样的活动概念固然很好，但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会让我们变成一个负责安排实习工作的机构，缺乏同学之间的有效互动和创新交流，这与我最初设想的定位不太相符，因此，我们根据当时硅谷的资源优势和行业形势，做了一个有关科技创新论坛的方案。首先，我们去亚洲联系并筛选了很多优秀大学里对创新话题颇感兴趣的学生组织的领袖，邀请他们来斯坦福大学，与这里最优秀、最有创新精神的学生组织一起分享和交流。接着，我们邀请了硅谷最优秀、最成功的创新者和投资者以及一些学校里的教授，让他们和这些学生做互动和沟通。那次的论坛活动做得非常成功，也奠定了ASES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今，ASES已经和亚洲十多个顶级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主要职责就是在当地举办类似的创新交流和经验分享的论坛，同时，每年也会邀请一批最优秀的学生领袖来斯坦福大学做一个星期的交流和互动。

创办ASES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也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创业经历，从最初产生想法，到获得市场认证；从自己设计项目，到通过人脉寻找资金；从产品投入市场，到得到反馈后再不断进行调整，直到最后找准自己的定位和模式，形成一个市场可以接受的产品，为自己也为别人创造价值。

扎克伯格曾说过，“人们不该担心自己会犯错，因为你在一生中总会犯一些错误。你应该克服困难，勇往直前，而不是垂头丧气”。扎克伯格犯的错误肯定比别人多，但是他认为他在大学时期的创新和创业的成本真的是很低，以至这些错误要么很快被改正，要么造成的损失并不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绝对是人生最佳的创新平台。

成功企业家们的聚会

听说前几年国内出了一本很畅销的书叫《哈佛凌晨四点半》，很多人向我求证，哈佛商学院的学霸们真的是受到墙上那一条条励志校训的激励，狂啃书本后就成了社会精英吗？

事实上，在哈佛商学院读MBA的那两年里，我一次都没有在凌晨四点半去过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而哈佛本科学院的所有图书馆里，好像也只有一两个是24小时全天候开放，我想要是那么多学生都挤进去通宵达旦地读书，图书馆也很难容纳吧。

所以哈佛大学的学生们是不熬夜的吗？不那么勤奋还能在社会上出类拔萃的话，真的个个都靠天赋？其实我想说，哈佛大学的学生们也熬夜，但熬夜不是为了啃那些纯理论的东西，而是为了钻研和实现更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哈佛大学本科生，包括我所熟悉的斯坦福大学本科生而言，更多的熬夜是他们有些在做超前的自学，有些在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有些在参加社会实践和课外活动，还有极少数人甚至已经启动创业项目，正在没日没夜地打磨自己的产品雏形。

美国的大学生往往和社会接轨得不错，而且很快就能把自己的技能用到社会和企业中去，因为靠死记硬背是无法找到好工作的，孤军奋战也不可能解决大问题，更不能靠一张满分的答卷就改变世界。成功之路上需要的是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不盲从别人的观点，甚至敢于挑战权威；还需要杰出的领导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往往要跟别人辩论、碰撞和磨合才能获得这些能力，并让它们真正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而对于哈佛商学院的学生而言，如果凌晨四点半还没睡觉，可能只是参加了一场商学院的社交活动，跟相逢恨晚的知己促膝长谈到了凌晨。在美国，社交活动中小酌一杯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也是一种社交礼仪。

美国的大学里有很多的社交平台会定期举办各类聚会，大家都是刚满18周岁的年轻人，很多人在进入大学校园之前，还没有真正地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所以有机会就聚在一起摸索和探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商学院是截然不同的情况。绝大部分人心里已经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不管是想做一名政客，成为下一个华尔街巨头，或者担任《财富》500强公司的下一个CEO，很多人都已经对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和人生有了很清晰的规划和想法。所以在哈佛商学院的学习，从获取知识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一种补充和加强。虽然可以从这里学到很多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但更重要的还是和那些有着丰富阅历和创新想法的同学们分享各自的经验，充分拓展朋友圈，为接下来的人生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那一届有个非常有名的组织叫“寿司联盟”。这个组织是由两位同学创立的，一位叫迈克·加福瑞（Mike Ghaffary），另一位叫纳迪姆·梅盖吉（Nadeem Meghji）。他们是我们那一届中年纪最小的两位同学。两人都同时攻读法学院和商学院的双学位，会在哈佛大学学习四年。他们俩还是寿司的狂热爱好者，所以当时由他们牵头，一群喜欢吃寿司的同学就组成了“寿司联盟”。每周总有那么一天，大家会聚在一起去各种地方寻找好吃的寿司。

有一次，我们和往常一样在一家寿司店聚会，有几位同学起哄说搞一场“吃芥末比赛”，让两位“创始人”比赛吃芥末，看谁吃得多！比赛规则是一口气吃完一大碗芥末，中途不能喝水，不能吃别的东西，吃完芥末一小时内不能吐，谁赢了奖金就归谁。迈克和纳迪姆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这个比赛。拼命地吃起来，但没过两分钟就慢了下来。这两个大男生看上去表情非常痛苦，想哭但又不好意思哭出来。最终纳迪姆更胜一筹，惨烈地赢得了比赛。

如今，两位“吃芥末比赛”的同学已经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迈克·加福瑞后来成为美国最大的点评网YELP全球市场开发副总裁，纳迪姆·梅盖吉现在是黑石房地产高级董事总经理，也是黑石全球不动产投资委员会委员。每当我在媒体上看到他们的新闻报道，就会想起那两个为了赢得吃芥末比赛而满脸通红、眼睛里面泛着泪水的大男孩。

当然，能忍耐吃芥末跟他们后来的成就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哈佛商学院的社交生活也绝不仅限于吃吃喝喝，但这样的活动和场合确实能让大家都放松下来，慢慢培养起感情来。在这点上中国顶尖商学院跟美国的是一样的。

在中国，我曾参加过长江商学院的资本班，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大量的中国企业家，他们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统行业的企业家，平均年龄比较大，有着很丰富的创业和管理经验，对国内的行业领域及市场行情了解得非常透彻。尽管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很高的学历，但都非常聪明，对于自己所在行业的形势抓得非常精准，同时也深谙挖掘及巩固商业人脉资源的重要性。第二类同学也是企业家，所占比例和平均年龄都相对小一点，主要来自新兴产业，例如信息科技等产业。第三类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看上去几乎没有任何管理经验，可能是他们的父母派他们来上课的。

在长江商学院一年的课程里，我们会去不同的城市上课。一般当地都有同学或同学的企业，每次课程结束后，总有人会尽地主之谊，款待一下大家。这个时候，班长和班委会帮忙组织，通常是先安排一个饭局，大家互相敬酒，一个班30多个人，敬完一圈后每个人就差不多喝了一瓶半的酒。饭局结束之后进入下一场唱歌环节，唱歌的时候也会喝点酒。

在资本班这一年让我逐渐了解到，可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多企业家尤其是男士平时比较难放下自己的面子和身份，往往到了一个比较放松的聚会场合，酒过三巡后，大家才会随意一些，所以这也可以看作一种比较柔和的、拉近彼此距离的沟通方式。其实中国式酒桌文化和之前讲到的吃芥末比赛在一定程度上是类似的，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需要寻找一个非正式场合来建立关系和加深感情。

我也发现，中国人更注重资源的整合，而美国人更注重想法的整合。在长江商学院的活动上，大家推杯换盏之间谈论的往往是你有这个资源，我有那个资源，我们两人整合到一起就能实现资源共享或者资源整合了。而在美国商学院的活动上，大家更多的是分享彼此的行业经验和不同经历，探讨如何将不同想法进行融合后可以衍生出哪些创新点和商业机会。

探讨不同的想法，再整合彼此的想法，这点在美国商学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哈佛商学院，我曾和一位热衷时尚的女同学詹妮弗·海曼（Jennifer Hyman）畅谈彼此对时尚的一些看法，她是一个思维敏捷、思路开阔的人。那次聚会上，我在想移动互联网将如何改变消费方式，而她则在想如何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解决资源整合的问题。

海曼发现有很多模特儿拥有满满一屋子的漂亮衣服，而且由于是定制款，很多衣服只穿一次就被处理掉了。还有很多女孩买下一大堆高贵奢侈的衣服，可能只有少数场合才可以穿，而且穿过之后就不再喜欢，或者无法忍受反复穿同样一件衣服，于是把它们都束之高阁。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把这些衣服拿来出租呢？隆重的婚纱都可以租借，各式各样的漂亮衣服也可以出租。让互联网和大数据帮助女生快速找到合适自己的衣服。

于是海曼将时尚和互联网结合，开设了一家出租时尚衣服给女性的网站Rent the Runway，迅速风靡一时。Rent the Runway现在在全美已经有几百万名会员，每日网站及其软件算法需要处理并向成员寄出近10万件服装和配饰。同一天里，还有4万件衣物会被会员装在回收袋里，通过快递寄回。

Rent the Runway有望迈过美国创业圈里人人都翘首期待的10亿美元估值门槛，在硅谷这个成功圈子里充斥着男性的时代，一家由女性创办的企业能达到这个高度实属罕见。毫无疑问，把时尚、分享经济、互联网科技三者挂钩的想法是这家公司的创新基础。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商学院的学生会很乐意跟不同行业不同经历的人交流和分享自己的想法，他们会细心聆听别人对这个想法的反馈，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你的切入点或者做法跟别人一样，那你的结果和成绩最多也就和别人一样，不会有多大的突破，所以勇于尝试特别的方式和做法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收获。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也不断地成长和壮大起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想走向国际市场，寻求国外上市及融资的机会。国内的职业经理人也频繁地来哈佛商学院进修，学习世界级的管理理念。哈佛商学院也有面向跨国企业领导人开设的总裁班，学制通常是一年。我和总裁班的学生有过几次交流。对这些企业领袖来说，入读总裁班很有帮助，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以一个国际化领袖的视野来审视自己公司的架构和管理。

我们班里基本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而总裁班里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并且清一色都是大型企业的高管。在总裁班里所学的知识以及老师教授知识的方法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他们的讨论和发言跟我们有着很大的差异。因为他们都是大企业的领导人，所以他们谈论的都是自己几十年经验积累的心得，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案例。比如，他们会说，收购一个价值几亿美元的公司要经过哪些实际的操作过程，结果会发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们的案例翔实，发言有声有色。而我们在课上所讲的东西则基本都是凭空想象。很多时候他们在讨论意见中的差异比我们的更大，这么多经验丰富的优秀企业家和管理人员聚在一起，各有各的说法，而且因为在各自领域都有自己的一番成就，所以他们更加不会轻易改变看法。而哈佛商学院的教授更多的工作就是引导，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还需要懂得更多知识，去摸索更多解决方案，而不是故步自封。因为在他们那个位置上，视野和眼光更为重要。

我觉得总裁班这个系列课程的开设对中国当代企业家也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中国经济要做到长期健康发展，不仅要考虑短期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速，更要注重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基业长青需要坚守道德底线，不能因为短期利益而粗制滥造，不能图一时之快而急功近利，每一个企业管理人都要考虑如何为企业打造工匠精神，帮助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快速占领市场或是追求业务扩张，而是需要有一个好的公司文化的内部传承。因为文化和理念的建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像书面知识可以生搬硬套过来，而是需要耐心地系统化培养。

顶级商学院对成功的定义

在哈佛商学院、白宫、华尔街，我碰到过各行各业的很多“成功人士”，随着和他们交流的深入，我慢慢发现，无论他们有什么背景，身处什么行业，做什么样的工作，作为一名成功者，他们往往都具备同样的特质。

2015年，我回到哈佛商学院参加10年校友聚会。10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足以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变化。哈佛商学院自身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很多都源自新任院长，他叫尼廷·罗利亚（Nitin Nohria），是个印度裔美国人。

这位新任院长很有全球发展眼光，首先，他将哈佛商学院课堂上的案例进行了大幅调整，原先美国以外的企业案例只占5%，现在被大幅提升到30%以上，这一点在全球化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其次，他规定所有的商学院学生一定要在两年里至少去一个美国以外的国家的企业深入调研，帮助当地企业发现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最后，商学院附近新设立了一个“哈佛创新实验室”（Harvard Innovation Lab），帮助学生在校期间进行创业实践。

他把哈佛商学院从一个培养“美国模式”的企业领袖的基地变成了一个“国际化模式”的企业领袖的基地，最后还把创业直接和学校挂钩，这是我毕业10年回到母校后感受到的最大惊喜。

除此之外，校友们在聚会上还有一个更为关注的话题，那就是，为什么有的同学会比其他同学更成功。

以前我总认为聪明是成功的重要前提，但入读商学院后才发现，聪明只是成功的一个小小因素。那是勤奋吗？是机遇吗？还是别的因素？聊到后来我们大家一致认为，是良好的心态。

以创业为例，很多人在创业的最初阶段总是处于一个“匮乏心态”中，总是说，我缺钱啊，缺人才啊，缺客户啊，可以罗列出一大堆缺的东西，甚至有一些人因为看到缺乏的东西太多就早早放弃了。但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一开始做事情你肯定大部分东西都是缺乏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要去打赤壁之战，他从来没问刘备“为什么我们的箭那么少”，于是才有了经典的“草船借箭”；张飞在长坂坡一人迎战10万曹兵，也从来没问刘备“为什么我们的兵那么少”，于是有了传颂千古的“喝断长坂坡”。放到今时今日，还有一句话叫作“如若万事俱备，你的价值何在”。

真正优秀的创业者具备的是“丰盛心态”（abundance mindset），他相信所有的资源都可以拿到，只是暂时没有想到拿到它的最好的办法而已。我对产品很自信，相信这是大部分人都喜欢的，只是我还没想到最好的办法去告诉消费者，让他们来用我的产品。优秀的创业者甚至认为，正因为匮乏、限制和约束的存在，才有机会打造出有趣的故事。丰盛心态会激励创业者不断向前摸索，也决定了一开始就不抱怨外界，只会想着怎样去获取资源和解决问题。

我还发现，成功者往往具有“无尽心态”，他们总是会说：“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我还需要怎么做……”他们心中通常会有一个很大的目标，而现在已经做到的东西只是这个目标的很小一部分，未来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所以，当一个人具有无尽心态的时候，目标和使命会不停地推动他向前走。反过来，如果有人说，这个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这样已经很令人满意了，只要保持这样就可以。往往这时候他就已经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当年我在斯坦福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正值互联网泡沫时期，很多IT（信息技术）公司拿着聘用合同向我们承诺：“你就加入我们吧，我给你的是10万美元的基本年薪和哪怕你退休也足够你过一辈子的股份。你就为我们工作4年，然后就计划30岁退休之后做什么吧！”那时候，我们一群同学还真的讨论过30岁后退休的具体计划。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这群人当中后来到底有没有人30岁就退休的呢？其实一个也没有。很多人得到第一桶金之后就享受到了财务的相对自由，不再担心受生活所迫而做一些自己不擅长或不感兴趣的事情，但没有人选择退休。他们在获得第一次成功后，很快就设定了下一个目标，从不会因为小有成就而轻易止步。他们现在积累的财富只是给了他们更好的基础，更多的自由，让他们未来可以去做自己更想做的事。看看1928年出生的李嘉诚、1930年出生的巴菲特，他们进入耄耋之年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他们是为了拥有更多的财富吗？显然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是没有真正的退休的，他只是把下一个目标设得更大，从而为那个更大的目标去拼搏。

这次哈佛商学院10年校友会也令我想起了哈佛大学5年校友会，当时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课堂上，教授和平时一样给我们上课，但这次不是上案例课，而是和我们一起分享5年、10年、20年校友回校之前写的日记。我们看到，毕业5年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校友都会写：我又升职了；我在工作中又碰到了哪些挑战；我正在想到底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再看10年的时候，一些人说，我的工作很顺利，这让我很开心，但更开心的是我有了两个孩子；另一些人说，我非常高兴跟太太一起学习了一门新的烹饪技术。而20年的时候，基本上很少听到有人提事业了，绝大多数人都会说到家庭，说到健康，说到与朋友、家人的相处。

老实说，当时我并不太在意，心里想：哦，是不是这些人老了，他们才慢慢变得雄心不再。但是，当10年校友会我们再聚在一起谈论成功的话题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到，我之前对成功的定义太狭隘了。当时我只认为一个人事业做得很大，影响力很大，那就是成功，而忽略了成功的定义其实还包括其他内容。比如，同学们会说，我每周有5天都可以陪孩子和太太一起吃饭；每次孩子有棒球比赛、篮球比赛，我都可以到场助威；我为自己和家人制订的健康计划、旅游计划现在已经顺利地执行了几年。

我现在知道，不是这些校友老了，而是他们更成熟了，更深刻地认识到成功的全面定义。真正的成长和成功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也包括了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健康的身心，这也是顶尖商学院对真正成功的定义。

[1] MIPS，代表每秒处理的百万级的机器语言指令数，这是衡量CPU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五章
跻身名企：让人成就卓越的熔炉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每年，美国都有100多万名大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其中包括很多中国留学生和华裔学生，他们会面临各种就业问题。大学毕业时，绝大多数年轻人也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而老一辈的人会从他们的经验出发，告诉年轻人从事某些职业是非常保险的，比如当医生、律师、工程师或是去华尔街从事金融工作。可是，这些曾经被公认的最好的就业选择现在却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归根结底是因为世界在变。

比如，以前律师是按小时收费的，但现在很多美国公司都不愿意常年付钱请律师，这就造成了普通法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很多都找不到工作；如果你是从顶尖法学院毕业的，就业情况要好一些，刚起步差不多能有16万美元的年薪，但做到合伙人也可能只有35万美元的年薪。一个律师要坐到合伙人这个位置，一般都需要从顶尖大学毕业，然后至少打拼5—8年。还有一个挑战在于不少律师事务所为了节省成本，常常把工作外包或分包到美国以外的地方，例如将一些简单的法律文件传到印度，让那里的律师解决一部分基本的文案工作，然后再转回美国由本土律师进行深入处理。

医学院的毕业生状况相对好一些，但也有两大挑战。一方面是比别人承担更重的学业贷款压力，在美国，一名医学院的学生通常要在大学毕业后再读4年的医学院，实习2—4年后才能正式进入医院工作，所以他们所背负的学业贷款也往往比别的学生多。另一方面是医疗行业格局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过去，很多医生都会开一些私人诊所，赚钱不少，而现在医院联盟建立起来后并购了很多中小型医院，与私人诊所形成了强烈的竞争，而绝大多数医生都成了受雇者，一名有经验的医生年薪能达到20万—30万美元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收入了。

IT工程师所面临的行业压力更大。首先，科技行业本身就变化很快，IT工程师要面临技术的不断更新；其次，他们会面临来自更多同行的更残酷竞争，在硅谷，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优秀工程师比比皆是。即使你是一名从顶尖大学毕业的IT工程师，年薪也就10万—15万美元，有的较低的只有7.5万美元。

现在由于社会变化速度加快，行业交叉结合的机会增多，在中国，以前一个人在一个单位一干就是一辈子，美国之前也是如此，在一家大型企业连续工作10年以上的人比比皆是，但现在很少有人会在一个企业干一辈子了，而未来的话，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会有机会从事很多不同专业的工作，而且这会成为大多数人的常态。他可能做几年工程师，再做几年作家，接着再从事其他不同的工作，在美国，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多。

这意味着我们在大学里学到的硬知识会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而那些软性的技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在大学如果只局限于一个专业的学习，忽视了与之相关的其他知识，我们就很难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

因此，求职之前，学生对工作机会要有充分了解，这样才不容易错失一些好机会。我是学计算机的，在毕业之前收到过一家叫D. E. Shaw的基金公司的录用通知，当时用计算机技术运作基金的公司特别少，这家公司可能是最早也是最成功的一家，现在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以复杂的数学模型及数据分析方式做投资的对冲基金之一。当时如果我选择D. E. Shaw，成了它的员工，那我有可能早已是亿万富翁了。比较遗憾的是，我当时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这家公司，导致我和机会擦肩而过。

大学毕业也是试着去找寻自己理想的工作的最好时候。很多人认为到大四再开始找工作也来得及，但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更早就开始规划。顶尖大学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或事业。

史蒂夫·乔布斯去世前在斯坦福大学的最后一场演讲广为人知，他在那场演讲中提到，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所爱，并跟随所爱。因为发自内心的热爱会陪伴你一辈子，支持你一辈子，能让你积极迎接挑战，坦然面对挫折和失败，成功之时也将获得特别的成就感。

但是，其实真正的热爱是非常难找的，人的爱好往往有很多，但未必知道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很多学生找工作的传统做法无非两种，一种是受父母的影响，跟着父母的建议走；另一种就是看朋友正在做什么，就选择做什么。

跳出这两种传统的思维，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大学里多读一些课程，可以是跟自己专业没什么关联的课程。美国的大学比国内的大学更多元化，鼓励学生多选修一些课程。乔布斯在那次演讲中也提到这两点，一是不断地尝试，找到你的所爱；二是多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点会连在一起。很多人都知道乔布斯大学辍学，但是并不知道他在大学辍学后也选修了很多门课，其中有一门是“字体形状”。他一开始也不知道这门课对他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选修了之后才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门课，后来用在苹果产品上的字体就是他自己开发的，和其他字体完全不一样，这让苹果产品推向市场后在字体上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亮点。而这些事情他都归功于当时选修了这样一门课。

还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巴菲特，大家现在都觉得他是一个神话，但其实他8岁时就喜欢看股票，13岁就喜欢看上市公司年报，上大学就开始炒股票，大学毕业时，他已经有近10年的股票投资经验了。这么早就发现自己的爱好，并且比别人早投入更多的时间，其实是股神巴菲特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寻找自己的所爱之外，在大学里还要主动出击，加入一些学生团体，寻找自己的“贵人”，而不是被动等待机会。很多学生都是毕业之后才会想起联系校友会，但其实在学校时就应该经常与校友互动。

你读了自己很喜欢的课程后可以和教授聊聊，问问他们对职业发展的建议。当他们给予了一些建议之后，你还可以找一些行业内的校友，问问他们每天的工作细节，以及对工作的感想。在美国有个词叫“信息性面试”，就是指学弟学妹向校友们请教职场信息，就像我现在也会接到很多这样的电话，比如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会问我：“我对跨国创业很感兴趣，能不能和你聊聊，听听你的一些经历？”不用担心你会打搅校友们，他们一般都会非常愿意跟你分享自己的经验。

大学里还有很多兴趣协会非常值得参与。如果你对时尚很感兴趣，你可以加入关于时尚的协会，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时尚方面的一些名人，请他们来学校演讲。很多时候就是“一回生，二回熟”，甚至由此可以为自己获得一份实习的机会。

美国名校都有专门做投资的协会组织，有一些学校甚至还有校友捐赠的基金去支持这些协会组织的发展，这笔基金可以对投资俱乐部的成员进行真正的投资。比如你想做股票分析员，你可以针对一只股票做一份分析报告，然后发给俱乐部的投资委员会，委员会将决定是否吸收你成为会员，包括是否接受你的建议买入这只股票。而且这个买入不是模拟性质的，是从基金里拿出来的真金白银。

巴菲特的成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找到了比尔·格雷厄姆这位名师。巴菲特很钦佩这位老师，甚至跑到他那里请求为其免费工作，但老师拒绝了他。虽然如此，巴菲特仍然坚持上格雷厄姆的课，直至格雷厄姆最后录用他。当时格雷厄姆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在学校外也有一个基金公司，这家公司也提供机会让大学生学习和锻炼。

“找贵人”很重要，因为贵人能帮你打开更广阔的天地，如果按照一般的面试流程，你的老板是谁完全不由你选择，你只是选择了公司，选择了工作，选择了职位。跟的人对不对，你在一开始是完全不知道的，如果在此之前有了解情况的人能提点你几句，你会更清楚你将要入职的公司。

找圈子、找贵人、找机会、问信息这些事情都不是等到找工作时才去做的，而是越早开始越好，越主动越好。对毕业生而言，好的工作都是靠自己找出来的。现在很多学生都是等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才去求职，那已经晚了，因为绝大多数名企最终录用的人都是大三就已经进入这些公司实习的人，它们尤其青睐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学生。

在职业上获得成功，有人归功于勤奋，有人归功于有想法，有人归功于幸运，但不管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做足准备可以让你成功的概率最大化。人生能否成功就是看一些机会来临时你能否抓住，为了有能力去抓住机会，你要下意识地提前做好准备，而这些基础都是在上大学期间就可以打好的。

来自顶级企业的面试

在求职的一系列环节中，面试可谓是重中之重，这一点和申请大学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处。美国企业认为学术成绩和专业知识是硬技能，个人简历也只是文字描述，而一个人的性格特点、逻辑思维、沟通能力、管理能力、团队精神这些软技能都需要通过面试交流来做出判断。往往越是优秀的美国企业，越重视面试，所以如果要进入顶级企业，面试是必须认真准备和好好对待的。面试者首先要思考以下几点：

•我是否真的适合这份工作？

•我是否了解这家企业？

•我是否了解这份工作？

•我为什么想要这份工作？

•我为什么能胜任这份工作？

•我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在美国，行业可谓五花八门，但最受中国学生关注的是金融、咨询和科技这三个行业，它们也是美国在世界上比较领先的三个领域。

在金融行业里华尔街的“投行”最受求职者追捧，例如高盛、摩根大通。“投行”是投资银行的简称，它是和商业银行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开展证券发行、承销、交易，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投资分析、风险投资、项目融资等一系列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简单说它就是资本市场上的金融中介。由于属于金融投资范畴，又从事巨额资本运作，每分每秒都面对瞬息万变的全球资本市场，所以很多名校毕业生都对它趋之若鹜。

投行的面试问题通常是分析一家公司的业务发展或者股票趋势，比如我就曾被问道：“你觉得哪一家公司的业绩/股票是你看好的，为什么？”我此前对著名的宠物服务公司Petco进行了研究和准备，因此在回答中既提供了很多数据上的分析推理，也从对用户的感性认知上做了回答。我有一些同学很喜欢也很合适去投行工作，面对那些问题很得心应手，但当我仔细了解后，我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行业。首先，它高负荷的工作量是出了名的，对新员工而言，每周工作累计超过100小时的情况相当普遍。其次，我从那些投身投行的学长和朋友那里了解到，哪怕你是一个名校毕业生，每天60%—70%的工作时间也都是在做一些很琐碎的事情。比如统计和核对数据、优化表格、起草或修改各种演示文稿等等。而对于新晋的分析师来说，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融资演讲稿”（pitch deck），简单来说，就是帮助各式各样的公司做募资引资、债券发行、投融资并购一类的投资建议。这个过程很烦琐，很多时候也未必体现真正的价值。只有当客户最终认可了你的想法和计划，你才有机会跟进整个项目，之后就会比较有趣，但更多的是无功而返。

就咨询公司来说，在美国最有名的咨询公司就是麦肯锡。很多人都说咨询公司有点像一个迷你的MBA，你会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公司，也有机会跟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在一起探讨和解决一些战略上的问题。

我曾在麦肯锡一路通关，进入最后一轮面试。他们的面试流程特别长，候选人一般要见六七个不同的公司合伙人，其中会穿插很多不同的综合测验，在智力、逻辑、判断等方面对候选人进行考察。“案例面试”（case interview）是麦肯锡最经典的考察套路，他们会设定很多情境，问你怎么去解决情景中的问题。在某一个测试中，他们问我：“你觉得美国每年会卖出多少个高尔夫球？”然后我只有5分钟左右的时间去估测这样一个市场。

在这样的面试中，测试并没有任何标准答案，而且问题随时可以从“美国市场”切换成“印度市场”，它主要考核申请者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你的逻辑推理是否合理、严谨和紧密是最重要的。这反映出一个特点，就是企业想聘用什么样的员工，就会去考察什么样的关键点。学生在这样的面试中很容易犯的错误是太在意最后的答案是否正确，而轻视了对过程的周密推理。

每一次面试经历对求职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学习过程，有的时候“适不适合很重要”，但也有的时候“热不热爱更重要”。知道哪些工作不适合，判断哪些工作不是最热爱的，需要做排除法，通过面试，一路排除下来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企业也一样，面对着那么多优秀的候选者，他们会在当中挑选最愿意和对方共事的人，而候选者如何跟面试官进行互动就是决定面试成败的关键。

面试结束后，我有机会和麦肯锡的一位合伙人一起吃饭。我们从麦肯锡一直聊到各自的爱好，然后发现，高科技和创新是我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当时这位合伙人看着我说：“你是不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直接加入这些高科技类型的公司呢？毫无疑问，麦肯锡是个很棒的平台，但与其加入麦肯锡为这些高科技公司提供咨询，还不如直接加入这类高科技公司，那样可能更能符合你的兴趣。”

这位合伙人对我的仔细观察和犀利分析让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内心的需求：我应该能胜任咨询行业的工作，但我更希望在企业里直接从事一些针对性强、实操性强的工作。所以，我也想提醒所有求职者，不管求职结果如何，要在求职过程中跟一些“过来人”多沟通，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发掘自己内心真正热爱的东西。

从麦肯锡面试回到加州后没多久，有一天我和一位同学闲聊，他跟我分享了他在英特尔的经历，然后问我是否想去英特尔看看，他可以推荐我。这位同学曾经是“英特尔天才科学奖”的获奖人。美国高中生能获得这个奖项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这项竞赛始于1942年，英特尔从1998年开始对其赞助并冠名。迄今为止，有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人生履历中曾提到在高中时期获得过这一奖项，所以这个奖项有“小诺贝尔奖”之称。因此，它也经常受到全美媒体的关注，每一年有众多的中学生会申请参加这项竞赛，但只有40人能入围决赛，来到华盛顿与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会面。这位同学帮我向英特尔发了推荐信，我很快就收到了英特尔的面试通知。

和麦肯锡一样，英特尔也有6轮的面试，差不多需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颇费脑力和体力。这些面试大致分两个类别，一类是关于技术的，一类是关于候选者本人的，两者也会有所交叉，而领导力又是面试重点中的重点。所以我当时就在思考如何与面试官在这方面进行很好的互动，这些面试官也是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爱好和个人生活。他们也会想，这个人入职后与包括我在内的同事们可不可以愉快地一起工作呢。

于是我和那位面试官从技术问题一路聊到个人爱好，然后发现我们都喜欢打篮球。我就介绍说我喜欢打篮球除了锻炼身体之外，还有就是培养领导力。在美国，去球场打篮球的一般都是陌生人，要想赢球必须短时间之内组建好队伍，并且快速地熟悉和协调组员。我作为控球后卫有更多的机会去掌控队伍，把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快速打造成一支成功的团队。面试官非常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英特尔公司有上万名员工，平时内部打球的时候也往往互相不熟悉，但好的领导者就是能起到我说的那个效果，快速磨合和打造一支优秀的团队。

所以找到和面试官的共同点，让他觉得和你这样的人成为同事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那么你就很有机会从一群优秀的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

在职场中脱颖而出

谷歌员工人数接近5万，微软和英特尔在全球都有10万多名员工，传统行业里像沃尔玛这样的顶级企业就拥有更多员工了。所以进入顶级企业只是第一步，在这样的企业中如何抓住机会从众多员工中脱颖而出是一个更有挑战性的难题。

解决这个难题首先需要合理规划，做好选择。美国大企业里的员工一般会有两种发展路线，一种是专业路线，另一种是管理路线。企业往往不会强制员工立刻做出选择，而是在员工的职业生涯起步阶段就对这两种岗位都有所接触。不管走哪一条路线，员工都有最大机会取得好的发展。

专业路线在高科技公司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谷歌，你可以选择成为软件开发专家、网络专家、数据分析专家、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工程专家等，可以从初级的技术人员成长为高级技术人员，除了收入不菲，也很受人尊敬。同样的，英特尔为了激励员工在专业上的发展及技术创新，在戈登·摩尔（Gordon Moore）任首席执行官的时代专门设立了一个“英特尔学者”（Intel fellow，也称英特尔院士）的荣誉奖项，这是英特尔公司技术人员在内部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英特尔公司还专门为技术人才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系统完善的技术职业发展体系和制度，旨在激发员工的创新激情，并保持其创造力长盛不衰。这个奖项和相应的员工职业发展制度极具特色，为英特尔技术人员提供了一条与管理人员并行的职业发展道路，让他们可以将产品技术研发视作终身事业，不必为了晋升而从研发岗位转向非技术岗位。

针对应届生员工，大公司往往会有一个叫“管理培训生”的计划，为还没有工作经验的员工提供很好的培训体系，安排不同的轮岗机会，最后择其长处，并与公司的需求相结合，帮助他们快速得到发展机会，晋升到更高层。参加类似计划的员工能从宏观上看到公司对几个部门或几样产品进行的整体业务推进，这些就是公司长远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精英管理者培养员工战略意识的很好机会。

我入职英特尔后加入了英特尔管理人培训项目（Intel Rotation Program）。入职第一年就可以自己选择去三个不同的部门工作。在短短的一年半中我做过软件工程师，也在投资部待过，后来去了创新部，最后在无线部还做了几个月的产品经理。

关于岗位轮转项目，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机制，但在轮岗结束后，一般都是员工等待公司进一步的分配。但是在美国企业，公司不会主动帮你分配。公司认为，既然你有机会去接触不同的部门，你就应该有能力和公司内部多个部门的同事建立关系，了解他们的需求，也明确自己的长处，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位，最终“接收”你的部门应该是热情邀请并欢迎你，而你也是真的想去那个部门，这是一种双向选择。

但是总的来说，没有一条发展路线是完美的，走专业路线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还需要在自己的领域不断钻研和创新，而管理路线则需要快速学习和综合统筹的能力，会面对很多方面层出不穷的挑战。但不管选择了哪条路线，都需要抓住发展机会。

不断地尝试，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够真正抓住机会。有人总说“我觉得机会很少”，其实不然，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我们每天都有新的机会。比如每天都有股票会涨，同样也有很多股票会跌，不论涨跌这些都是机会，最重要的是看你在机会来临之前有没有培养自己的能力。

有一次我和一位英特尔高管聊起来，他就告诉我说，职业生涯并不是每天都很精彩，你可能有一段时间非常平淡，然后突然有一个机会可以突破现状，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那个机会就稍纵即逝，但如果你做好了充分准备，你很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更上一层楼。

一开始不懂不要紧，一回生二回熟，只要勇于接受自己的不足，就能迎头赶上。在美国有一句话叫“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意思就是“假装到你真的搞定它为止”。这个“假装”不代表你不够诚恳，而是很多时候情况变化很快，公司或市场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用过往的成功经验也很难保证一定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而在新问题、新任务的面前，首先需要体现的是你的勇气和担当。美国人认为如果连解决问题的决心也没有，那最终成功的机会也大不到哪里去。

我进入英特尔仅一年半之后，就被派到一个有1 000多人参与的大型创新项目中，并成为其中一位负责人。这个项目当时的市场价值大约有几十亿美元，我负责的这块业务市值虽然是最小的，但也值好几亿美元以上。

这个产品名叫“迅驰”，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无线网络技术，它可以说决定了英特尔的未来，因为当时笔记本只有不到5%的市场占有率，笔记本一定代表着个人电脑发展的未来，所以如何打开笔记本市场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想让迅驰项目获得成功，不仅仅是要在笔记本电脑里植入无线网络芯片，还要保证有足够高的无线网络覆盖率。而当时美国市场的无线网络覆盖率还很低，因此英特尔之后又投入了一亿美元与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合作，加强建设美国的无线网络基础设施。当然，英特尔也知道，一亿美元对于提高全美的无线网络覆盖率简直是杯水车薪，可能就是个启动工程而已，要实现真正的全覆盖，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的人力、资金和资源，所以，说这个项目对公司未来发展是一场豪赌也并不过分。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每样东西都新鲜而充满挑战。第一次开电话会议大概有三四十人，都是英特尔在世界各地的项目团队的代表，几乎所有人都比我经验丰富，也比我年纪大，绝大多数人我都不认识。我是新手，第一句开场白的声音都有点发抖。同时，我也有太多的“不知道”需要去快速地学习。所以，那时候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装”——要装得很懂的样子，直到我真的懂了；或者装着很会做的样子，直到我真的能做了。很多时候我表面上都很镇定，心里其实直打鼓。当我慢慢习惯了这样的情况之后，我发现我本来就不可能是一个天生的“熟手”，现实只能是第一次我可能什么都不知道，第二次就会好很多，第三次就发现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了，第四次我就能给别人提建议了，到了第五次，别人就会主动来问我的意见了，我甚至成了一个专家。这样一次次螺旋式循环上升中，自己的声望就建立起来了。

这其中真正面临的最大难题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和沟通。作为一个年轻的产品经理，我也没有直接权力去指挥那些比我经验丰富的人和职位比我高很多的人，甚至有些时候即使我有绝对权力也未必就能让他们完全认同我。这一点中美差异很大，中国有句话叫“官大一级压死人”，级别在美国也很重要，但光靠级别的压力也很难获得绝对权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和同事们沟通。最后我发现找准定位很重要，我需要快速地理解他们的优点和难处，帮助他们做到他们想做的。只有诚心合作，才能做出一个足以影响世界的伟大产品。

如果把建立共同目标这件事情放到整个企业层面上，它就变成了建立企业愿景。在美国，很多优秀的企业领袖都是这方面的高手，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乔布斯。就是靠伟大的愿景，他树立了做这个伟大的新产品的愿景，并带领整个公司都相信了这个目标，从而互相协作并共同完成了历史性的创举。

美国顶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翻开近代经济发展史，尤其在有《财富》500强企业的排名以后，很多人会发现美国企业几乎占据了500强企业中的一半以上。就算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经济大环境下，美国企业还是保持着世界领先的企业竞争力。很多人已经总结过美国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包括企业文化、管理体系、创新机制、品牌价值等等。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两点莫过于优秀的企业文化和持之以恒的创新。

说起文化，可能很多人都觉得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其实工作中的点点滴滴都是企业文化的直观表现，更深入的表现是存在于每个员工的思想里，进而又转化成他们平时的一言一行。良好的企业文化在你进入这家公司的第一天就可以感受到了。我在英特尔工作了7年，对它的企业文化感受极深，我想，优秀的企业文化莫过于此。

我在英特尔参加第一个会议的时候，便充分感受到了英特尔人的创新精神。会上，同事们各抒己见，时不时蹦出的英文单词让我懵了，这些单词都是我从来都没听过的，于是一场会开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不属于这个星球。明明大家都在讲英文，但为什么他们讲的我都听不懂呢？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使用的都是英特尔的“专有名词”，一般是几个单词组合在一起，代表了某种特定的含义，然后这些单词的首字母组合在一起产生一个缩写，而大家已经约定俗成地只会念这个缩写。比如，同事们把“你要做的事”也就是Action Required说成AR，如果想表达“你的任务是什么”，他们会说“你的AR是什么”。类似这样的专有名词在英特尔非常多，以至有一个同事花了大量的业余时间把这些专有名词做成了一本“字典”放到网上共享。不过这本字典很快就过时了，因为会有新鲜的词不断冒出来，而他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去不停更新。在英特尔这样的大公司，很多东西有书面规定，但文化其实更多地体现在言行举止上，尤其是那些口口相传的语句。

如果你问这样的企业文化是怎么来的，几乎每个员工回答时都会提到英特尔最著名的CEO安迪·格鲁夫，可以说，领导者的风格直接影响了公司的风格。

格鲁夫是一名犹太人，小时候生活在匈牙利，20世纪50年代匈牙利爆发革命，他便逃到了美国。在英特尔，大家都会说他是一个细致严谨、很有远见但又很偏执的人。在英特尔，也随处可见具有他鲜明特色的印记。

他曾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名叫《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Paranoid”这个单词其实有过分猜疑和焦虑的意思，而在这本书中，格鲁夫也讲到了他自己的经历和每一段经历中的焦虑。高科技行业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每天都在更新换代，不管企业在初创期还是成熟期都要不断去突破自己，因为一旦懈怠下来，觉得安全了，很可能就会被别人超越，或者遭到市场的残酷淘汰。他的这种焦虑反而帮助他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英特尔独特的企业文化“建设性对抗”（Constructive Confrontation）就是格鲁夫提出的。格鲁夫强调，不同的人因为所处的环境和所持的立场不同，产生不同的意见很正常。在会议上，任何级别的员工都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且相互之间可以就事论事地辩论，这就是所谓的带着“建设性”的对抗。

在英特尔参加会议，经常遇到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同事为了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而且级别的高低差异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在表达意愿上的强弱。这也让我学习到了这种企业文化的优点，在讨论阶段，你的级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有的放矢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充分地说服对方。但是无论讨论期间存在多大的差异，多激烈的争辩，只要公司最终做出了决定，员工必须要服从，这就有点像我们所说的“民主讨论，集中执行”的概念。

在中国，可能因为很多公司的历史还不是很久，所以企业文化其实就是老板文化，老板是怎样的就有怎样的文化，或者嘴巴说有一套所谓的文化，其实最后还是对老板唯命是从的。但是在美国，包括英特尔在内的很多大企业几乎都不是由创始人来管理公司了，而且不少创始人还在世的时候就逐渐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这些职业经理人能让企业持续发展下去，把最初的理念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很重要的就是靠企业文化。

比如，强生公司制定了“强生信条”，创始人把对公司最重要的那些价值观都写下来，放在每个会议室里。其实光写下来是没用的，因为每个公司都可以把这些写得很漂亮，但强生公司与其他公司的最大差异就是，他们会照着信条去做。

除了优秀的企业文化，美国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体现在重视创新和坚持创新上，它们用不断的创新来保持自己的优势，这不仅体现在高科技行业，即使在传统行业中，也不乏鲜活的例子。

3M公司出品的胶带、保护膜、报事贴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可能你并不了解3M其实是一家成立于1902年、拥有超过100多年历史的老牌加工制造公司，它的企业全称是明尼苏达矿业及机器制造公司（Minnesota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作为一个从生产砂纸、砂轮这种研磨产品起家的小作坊，3M的创新能力并不逊色于苹果和谷歌这种高科技企业，公司100多年来共开发出6万种创新产品，平均每两天3个。而且这个创新机器的生命力依然非常旺盛，它拥有将近10万名员工，年收入高达320亿美元。

大量资金的投入可能是3M重视创新的最好证明之一，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占到收益的6%以上。对于一个加工制造企业来说，这样的投入无疑是一个巨额数字。而且在研发资金的分配上，相当一部分用在了基础研究上，甚至包括一些在近期并无直接应用的研究上面。

从高层管理者到最基层员工，整个3M公司都致力于创新，不轻易扼杀任何一个设想。传奇领袖威廉·麦克奈特（William McKnight）早在1948年就规定：如果一个设想在3M各部门暂时找不到归宿，设想者可以利用15%的工作时间来证明自己的设想是正确的。所以允许员工用一定的工作时间来发展个人感兴趣的项目并不是谷歌的首创，谷歌的学习样板就是3M公司。

3M公司还认为失败可能是孵化创新的机会，所以它可以容忍失败。“只有容忍错误，才能进行革新。过于苛求，只会扼杀人们的创造性。”这些是3M公司的座右铭。成功者将得到奖励，失败者也不会受罚。而且跟英特尔一样，3M公司设置了职业升迁的双轨制，那些在专业上有所成就的员工可以获得很好的职业发展，即使不进入管理层也能拿到很高的薪水。

3M公司也一直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不断倾听市场声音。不是所有的好点子都产生于实验室，客户的抱怨、麻烦和苦恼也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3M公司历史上最成功的产品报事贴的开发者亚瑟尔·福莱（Arthur Fry）是教堂唱诗班的成员，唱诗班里的人一直为快速标识乐谱的有效方法而烦恼，直到他研发出一款胶水可以让小纸片容易粘上去又容易取下来，最终打造出这款3M最广为人知也是最畅销的产品。3M公司另一款明星产品遮蔽胶带的灵感来自一个员工到一家油漆店送货时，听到店员抱怨报纸上的胶水损坏了油漆颜色。另外，了解到医生和护士长期以来不满意从其他机器上扫描下来的影像，3M生产了医用激光影像机，为医护人员提供了非常清晰的画面质量，打破了原来只能用低效摄影机拍摄而得到数字影像的旧例。

一个大企业有庞大的组织架构和众多员工，同时还要兼顾效率和创新就非常不容易，这是一个管理上的悖论。因为实现高效率要求纪律、精确、稳定和重复，而实现创新要求自由、含糊、变异和随机。有些人认为公司越强调效率和质量，就越扼杀创新的激情，但也有些人说过于自由的文化又会带来缓慢和低效。3M公司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它不断在自由和纪律、创新和效率之间游走，寻找属于自己最好的节奏。

创新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鼓励员工内部创新，另一种是投资或收购外部公司。互联网行业崛起后，美国一些大企业如谷歌、Facebook都把外部投资做得非常好，成立了自己的风投部门或公司，投资了各式各样的新技术。谷歌在智能手机上的操作系统安卓就是谷歌收购的一家公司开发的。类似的例子还有苹果的语音操作系统Siri，它也是由苹果收购的一家公司开发的，而不是苹果自己内部研发的。

在硅谷，很多人认为在外部投资这方面做得非常好的是思科（Cisco），它一直靠收购来实现创新。收购说起来很容易，但操作起来非常难。一个小企业被大企业收购后很容易就被“杀死”了，因为一个公司最重要的还是人才，而那些人才在公司被收购的时候往往很容易流失掉。所以思科公司在收购上有一个规定叫“金手铐”（golden handcuff），具体是规定被收购公司的核心员工在一定期限内不能离职。为此，思科成立了一个部门叫“整合团队”（integration team），专门负责公司收购以后的整合问题，这也是思科在“收购创新”这方面的秘密武器。

所以美国名企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文化和创新。它们都不是靠短期的投入就能快速见效的，它们是企业的基因，需要长期关注、重视和建设。这恰恰也是值得中国的企业家们学习的。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企业也变得越来越强势，以前是把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请进国门做投资和合作，现在更多考虑到的是去国外收购企业，去获得那些最好的技术。但是除了做硬件方面的改进，更重要的还是彼此文化上的尊重和相互借鉴。还要想办法把人才留住，建设好企业文化和创新机制，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成功者应有的职场价值观

中国人有一种传统思维就是：只要埋头苦干，到时候肯定会有人赏识我，主动认可我。然而，在美国，埋头苦干未必保证你会被发掘和重视，而升职加薪的原因也不仅仅出于你的勤劳能干。别人的确会敬佩你工作勤奋，但如果你想获得良好的声誉，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并且表达出来影响到了周围的人。当你能和大家分享好的经验、独特的看法以及对某个产品或某个项目很好的规划，让别人能真正受到你的影响和启发的时候，你的上司就会为你搭建更大的发展空间。

曾经有人和我讲过一则故事，对我的启发很大。印度的很多大象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驯象师训练。驯象师会在幼象脖子上套一根很粗的绳子，绳子另一端系在一个很长的铁钉上，然后将钉子钉在地面上。小象喜欢到处玩儿，但被拴住之后左右晃动怎么都挣脱不开，时间久了也就适应了被拴住的命运，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不再挣扎了。等到小象长大之后，驯象师就不需要再真的把钉子钉在地上，只需把绳子套在大象的脖子上，大象就会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回到职业规划上，很多人对自己在企业里扮演的角色早早就下了定义，认为自己只能做这件事情，其实就像被驯化的大象一样，用“惯性思维”这根绳子把自己给框住了。

哈佛商学院的一位教授，在谈到如何规划职业生涯时，说到了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你会怎么看待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会怎么做这件事？如果你的最终目标是做老板，你为什么现在只把自己定义为一名普通员工？要知道，注册一家公司成为一个老板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如果等到你成为老板的那一天才正儿八经地去想怎么解决问题，那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不管你现在处于企业里的哪个位置，你都应该像老板那样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二，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你自己的上司，你会怎样工作。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上司也有自己的压力和烦恼，如果你都能理解，你会更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帮助上司承担更多的责任，把整件事情做得更好，这样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你都是受欢迎的人，也可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机会。

第三，既然你已经接受前面两点了，那么你能不能现在就自主规划你的岗位？既然你有老板一样的眼光，也能从上司的角度去管理团队和工作，你就能想清楚自己的工作，知道自己哪里有欠缺，进而不断去改进；你还会知道怎么做才能帮助公司和团队实现目标。

其实，普通员工很多时候只看到上级手中的权力或他的优缺点，很少能看到他们的另一面。领导的职级越高，他要处理的问题就越棘手。与上司的真正沟通取决于你是否了解到他们最大的痛处，那么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他们去解决问题呢？恐怕很少有员工会想到这点。所以如果你能顺着这个思路与他沟通，不论他们级别多高，都会非常愿意听取你的意见，因为你能真正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事实上绝大多数员工从未想过自己的上司关心的是哪些事情，也没有想过“如果我是他，我会觉得什么事情是最难处理的，是最需要帮助的”这些问题。因而他们在和上司沟通的时候，总是不断地诉说自己碰到的问题，自己需要哪些帮助，而没有真正触摸到高层管理者的需求和难题。

说得通俗一点，很多人都抱有“先谈回报，再谈付出”的思想：没有我认可的回报，那就别谈我的付出。这种想法当然对公司有害，但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

这就好比打篮球，你幻想自己是迈克尔·乔丹，会思考该怎样在球场上进攻，怎么灌篮得分。我相信没有人会幻想自己是个三流球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偶像，而那个人一定是有一流技术的人。就算你成不了乔丹，只要这样想，也能提升打球的乐趣，并提高球技。但可悲的是，我们长大以后反而失去了这个很重要的思维角度。在公司里，我们总是盯着自己的职位，然后决定自己只做什么，不做什么。如果我现在是个小职员，那做小职员该做的事情就好了，我们不会把自己当成企业里的“乔丹”去考虑问题，不会去想怎么带领其他球员进步，不会去想怎么打出更好的战术，不会去想怎么破解对手的招数，不会去冲击更多的奖项和纪录。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用“小职员”这根“大象的绳子”把自己死死地钉在了地上。

第六章
华人崛起：加强在美国政坛的力量

华人的自我认知与身份冲突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就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华裔美国人，他们常自嘲为“香蕉人”。这个比喻非常形象，他们外表是黄皮肤的华人，但是思想已经美国化了。

我在斯坦福大学看到的黄皮肤的华人学生，基本上都是ABC。我有5位这样的朋友，他们小时候都学过中文，但都非常不喜欢学中文。长大以后唯一唱得很好的一首中文歌就是《两只老虎》。除了基本不说中文之外，他们的思维方式也非常的本土化，甚至会刻意表现得更美国化，因为他们认为更加美国化就代表着更加融入美国社会。有一次，我和一位ABC朋友在课堂上产生了争论，他突然说了一句：“嘿！你这个观点是错的，因为你是中国人，你不懂美国人的观点。”我错愕很久，只是一道理工科练习题，跟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有什么关系！

近年来，我在ABC的身上也发现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很多ABC朋友都会抱怨说：“为什么当初我的父母没有坚持让我学中文，你看，现在中文多么重要！”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也有了很多改变，有的人还会以自己是个华人而感到自豪。越来越多的ABC朋友对我说：“我也想去中国学习和工作一段时间，去中国寻找我的根。”

在华人的自我认知方面，美国前商务部部长骆家辉的观点非常值得尊敬。他是华人移民家庭的第三代，祖父曾在一位白种人家里做佣人，父亲曾经参军，退役后经营餐馆和杂货店。骆家辉出生在美国，童年时期和家人挤在为“二战”退役军人而建的低收入公共房屋里。他靠着自己的努力从一名佣人的后代起步，最终成为华盛顿州州长。近距离接触后，我发现骆家辉从不回避自己的华裔身份，但也会很自豪地告诉别人，他是一个美国人，会为美国的利益而奋斗。

我10岁之后才到美国，到了美国以后还继续接受中式教育，因而我的中文水平保持得不错。作为新移民，我父母认为文化融合很重要，既要积极进入美国主流圈，不能只待在华人圈子里，又绝对不能放弃中国文化。然而，我的一个朋友却与我经历的截然不同。

他叫凯文，是我在北好莱坞高中“天才班”里的好朋友。凯文也是小时候随父母移民到了洛杉矶。凯文的父母是典型的中国式家长，在家里常常对他进行各种约束；而在学校里，我们讲的是英语，接受的又是美国文化。

美国文化传递给我们的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做自己的选择；而中国文化所传递出来的是听从父母和师长，背负各种责任和义务。所以当两种文化碰撞在一起时，凯文似乎越来越不能将它们融合。

他常常和父母因为各种矛盾而吵架，在某天大吵一架以后，他离家出走了，终日和附近其他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混在一起。最后发展成去偷窃财物，直到锒铛入狱。表面来看，这是家庭内部矛盾造成的严重后果，然而很显然，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中西方文化相互冲突而造成的。在华人移民家庭中，这种因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冲撞比比皆是。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家长习惯于要求孩子好好学习，乖乖听话；而美国的主流思想则是强调在不违法和不妨碍别人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好好学习，也可以选择不学习，只要你做出了选择，我就尊重你的决定。换句话说，那就是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父母并不会替你选择，替你承担。

虽然，美国家长也知道孩子肯定会犯错，这些错误会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但只要不涉及生命安全或损害身体，家长一般都不干预。而且很多美国人觉得孩子们有“必要”犯一些错误，然后从错误中去学习和成长。但在这点上，很多中国家长是难以接受的。

然而像凯文那样和一些帮派朋友混在一起，或是将美国文化中的“糟粕”视为精华的人不在少数。我碰到过很多留学生，他们在美国读书多年，英语依然不流利，也没什么美国朋友，对美国主流文化知之甚少。相反，他们对吃喝玩乐等消费文化却十分精通。

要知道，就像一个硬币有着正反两面一样，多元化是美国文化的优势和主流，但它也包括了极端和分化。比如在洛杉矶，开十几分钟的车就能从一个非常富裕的、像天堂一样的街区，开到康普顿这样危险落后的街区。康普顿主要是黑种人聚集区，治安很糟糕。在美国你常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社区治安混乱的报道，比如有个小男孩穿着一双新球鞋走在街上，却被人开枪打死了，打死他的人只是为了抢他脚上的鞋而已。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你不是黑种人，不住在那个区，大多数人都会告诉你千万别去那里。乍听到这些话的外国人还以为是在开玩笑，但这就是美国的现实。很多美国人很少从一个区跨入另一个区，因为不同区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在美国人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就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在面对美国自由而开放的多元社会价值观时，如何接触到不同的机遇，分辨美国社会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制订一个完善的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顶级企业里的华人众生相

顶级企业里的华人比例并不低，尤其是在加州硅谷，但高比例并不代表华裔有很高的地位。相反，顶级企业里的华人因为一方面只注重个体优秀，缺乏组织性和互助精神，另一方面不习惯为自己的利益站出来发声和抗争，整体表现远远落后于其他少数族裔。

英特尔的华人前高层主管虞有澄（Albert Yu）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曾是英特尔里职位最高的华人，深得CEO格鲁夫的青睐，负责管理所有的处理器事业部，要知道处理器可是英特尔最核心的业务，可见他当时在公司里的地位，简直可以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来形容。华人能做到这个位置是非常难得的。但有一次，英特尔的奔腾芯片出现了严重缺陷，造成了“奔腾处理器浮点除错误”（Pentium FDIV bug），这个错误导致奔腾芯片一度遭到了IBM的全线弃用。虽然当时格鲁夫果断地召回了所有芯片并重新设计，但也为此付出了5亿美元的代价。经过这件事，虞有澄作为主要负责人，他的权力便被迅速架空了，英特尔把他从处理器事业部的位置上调离，转到并不受重视的光纤业务部，直到虞有澄退休。

我曾问过他：“你对华人员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当时他回答我：“这个啊，你自己好好工作就是了。”听到他那么说我有些惊讶，显然他并没有打算和一个新人分享他的经验或给予任何意见。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很多华人员工个人能力很强，他能发展起来正是依靠这个优势，所以他们升职了，进入了管理层，会认为那完全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很少会想到去帮一下其他的华人同事。不但如此，有些人甚至还会忌惮那些和他一样有能力的华人，故意不让他们升迁。然而每个人总有犯错的时候，如果平时没有注意建立一个很好的互助网络，在危难之时有人能施以援手，那么很快就会跌下舞台。

我接触过很多华人，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是，我们的中华文化就是比较内敛，我们不太会为自己争取利益。而在美国，近些年为自己争取利益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黑种人和女性。黑种人和女性在高科技从业人员中占据的比例很小，所以近些年围绕这一问题有着很大的争论。相关的组织不停地在媒体或各种公众场合发声，抱怨高科技企业的歧视和不公。客观来说，在理工科方面，黑种人或女性并不占据先天优势，然而由于他们长期地、大声地为自己争取权益，近年来，很多企业不得不做出调整，按一定比例招收女性或黑人员工。所以你会看到，美国一些大型企业的董事会上一定会有一名黑人董事，也总会有一名女性董事。这就是他们不断为自己争取权益的结果。

硅谷有句名言：硅谷是在印度人和中国人的背上建立起来的。在硅谷，华人IT工程师所占的比例远远超出华人作为少数种族在美国的比例。但问题是，除了杨致远作为创始人创办的雅虎外，美国大型高科技企业里没有一名华人CEO。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微软的CEO是印度人，Adobe的CEO是印度人，除此之外百事可乐的CEO也是一位印度女性。这是为什么呢？

美国公司里的华人员工在社交时会划分很小的派系，比如台湾人是一派，香港人是一派；北方人是一派，南方人是一派；老移民是一派，新移民是一派。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华人在美国本来就是“少数派”，这么小的圈子里，还要人为地去分成这么多派系，各个派系之间还没有太多往来。

这很可能是华人在海外企业中成为精英领袖的一个障碍。毫无疑问，每个人需要培养自己的个人专业能力和业务能力，但单打独斗的理念在哪里都是行不通的。

相比之下，印度人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们非常团结，而且喜欢互帮互助，很有凝聚力。如果在一个公司有一个印度高管，几乎可以肯定，他下面一定有几个同为印度人的心腹。同时，印度人也非常善于在企业内部将信息流转起来，比如，公司一有好的职位被发布，很多印度人便会互相转告，让自己的同胞在第一时间知道，公司内部如果有一些新的变化，他们也会马上互通信息。所以英特尔内部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如果你请了一位印度管理人，他可能会把整个村子都带来。”

我后来也有机会去印度居住和工作，我发现印度的每个州就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种族或信仰，派别非常多且杂乱，也会经常发生冲突，但神奇的是，这些印度人到了国外之后却变得非常团结，一群人的表现就像一个人一样，这让我非常敬佩。

在为自己争取利益时，印度人通常会说：第一，我们印度以前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理念非常熟悉，能更容易地融入美国；第二，我们会带来一些东方理念，这对公司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公司里有那么多的印度籍工程师，那就一定会需要一名印度籍的高层。

作为在硅谷高科技从业人员中占比非常大的群体，华人其实可以列举更多的理由为自己发声。但可惜的是，华人目前没有做到这一点，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华人能意识到这个差距，用最有力的方法在美国大企业里崛起。

华人在美国的政治地位

有一次我和一位黑人众议员格林（Al Green）说到种族歧视的话题。在美国历史上，黑种人一直是长期受到种族歧视的群体，但是他们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在政治上越来越有一席之地，直到出现第一任的黑人总统奥巴马，更是把黑种人在美国所能达到的政治高度推到了顶峰。格林对我说：“如果不能占有一席之地，那你就只能一直留在菜单上了。”

所以，华人能在美国发挥多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要看华人有多团结，在美国的核心政权里有什么样的地位。就像格林所说的那样，如果在决策方面没有一席之地，可能中国的事就只有靠边站的份儿。在这一点上，犹太人和印度人无疑做得更出色。

历史上，犹太人曾长期受到歧视。“二战”时期，欧洲很多犹太人逃难到美国，仍然很受当地白种人的歧视。犹太人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决定在政治上一定要获得发言权。那时，很多犹太人团结起来建立了一系列权益组织，比如美国非常著名的犹太人游说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简称AIPAC）的势力就非常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它有能力影响美国两党的政治主张，无论双方持何种立场，都会一致赞同支持以色列。

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曾经提到的，他认为美国根本不应该过多地卷入中东的纠纷，而且很多高层官员私下也谈到，卷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矛盾对美国而言几乎没有任何利益。然而在公开场合，很少有官员会旗帜鲜明地主张这一观点。事实上，以色列作为发展不错的一个国家，每年美国还要拨款援助它，当时我在白宫对此非常惊讶，我的同事就苦笑着说，这笔钱当然应该给更贫穷的国家，但谁敢说取消它呢？没有一个政客敢说这话，因为这会激怒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而激怒它的后果就是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结。

所以，到底一个少数民族能在美国扮演怎样的角色？很显然，这和人数多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团结内部力量，集中最大的资源去建立一个能代表自身种族利益的组织，让这个组织成为和美国政治高层沟通的桥梁。就像犹太人所做的那样，美国一定要支持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如果有政客不同意这一点，这就是和美国的犹太人作对，这样犹太人也会想尽办法在选举中击败你。这一潜规则在美国政客中人人皆知，已经成为每一个政客都不敢轻易跨越的雷池。

相比犹太人，印度人近年来的表现是很典型的后起之秀。印度人在海外非常团结，虽然印度裔人数很少，但是他们把资金和资源都凝聚到了一起。在美国，印度人也有自己的组织和利益团体，只要你是印度裔，你就可以从组织中得到足够的资金参与竞选。然后我们看到，在美国南方居然出过两个印度裔州长。一个是刚刚下任，曾经竞选过总统的鲍比·金达尔（Bobby Jindal）；另一个是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妮基·哈蕾（Nikki Haley）。在众议院方面，也陆续有很多印度裔美国人参与竞选。

此外，印度裔美国人也积极地利用不同方式试图影响并改变美国对巴基斯坦的观点。参考犹太人的成功模式，近些年来印度裔政客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亚洲的以色列”。一方面，他们宣称印度是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宣称印度可以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最好的盟友。通过种种手段，印度裔美国人逐渐影响了美国政界高层的一些观点。

在华盛顿特区工作的一年间，我也曾和一些参议员交流了关于游说团的看法，他们认为游说团能很好地表达其受益人的需求和观点，不论他们的受益人是企业、利益团体，还是国家。我看到过印度裔和犹太裔的游说团，但从来没看到过华裔的。

在奥巴马的政府团队里出现了华裔大人物，前商务部部长、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在中国，我常听到人们评价骆家辉时说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只考虑美国人的利益。其实这在美国人看来是很正常的。因为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每个人都被要求对国家忠诚，对一名美国政府高官来说更是如此。你首先要证明的就是对美国的忠诚度。

美国政府在“双重忠诚”问题上的顾虑和担心在华人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比如近年发生的华人水文学家陈霞芬案和华人物理学家郗小星案。2014年，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任职的陈霞芬回中国探亲，与老同学聚会时恰巧同学中有人在中国水利部供职。陈霞芬返回美国后，被联邦调查局探员逮捕，怀疑她利用盗取的密码非法获取美国水坝敏感信息。2015年，美国司法部指控身为美国天普大学物理教授、世界知名超导专家的郗小星，称他策划并实施从美国企业骗取超导技术“秘密”，协助中国进一步发掘和使用这种技术，以牟取经济利益。

这两个案件在当时都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大家都在观察政府部门是否会基于种族、民族、宗教或性别等原因来针对联邦雇员。虽然这两起案件最终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向中国泄露美国国家机密，因而获得撤诉，但这也说明了美国政府对华人还是存在一定的戒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人要想担任美国政府的高级别官员，首先就需要绝对的忠诚。但是对政府忠诚，不代表不可以为自己的种族发声。因此，华人要在美国崛起，做到以下五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在美国政治竞选这个游戏里，华人选民手上的选票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筹码。一直以来，美国华人都“重商轻政”，很多人既不愿意从政，也不会主动去投票。就算投也是非常分散。其他种族是怎么做的呢？爱尔兰裔美国人通常只投票给爱尔兰裔，肯尼迪当年会以微弱的优势战胜尼克松，原因之一就是几乎所有的爱尔兰裔都投票给他。黑种人也是如此，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总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黑种人都将手中的选票投给了他。但华人并不是这样的。

第二，政治捐款非常重要，有钱不一定能赢，但没钱基本赢不了。

在美国民主党老牌参议员芭芭拉·博克瑟（Barbara Boxer）竞选连任加州联邦参议员的过程中，我曾经参加过她的竞选团队。当时博克瑟的竞选对手是赫赫有名的共和党人、惠普前CEO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菲奥莉娜在资金方面有更大的优势，而博克瑟只是一名长期从事公共事业方面的政治人物，募资对她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美国法律规定，个人捐款的最高数额只能是2 700美元。从传统意义上来看，联系个人捐款是很低效的。所以政治竞选团队通常会着重联络各类组织，希望获得它们的捐款。不同政党背后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集团，民主党的主要是工会，共和党的主要是商会。竞选团队会先通过跟各类组织达成合作关系后，让这些组织去联络一个个会员捐款。当时我就负责亚裔组织中的募资活动。

金钱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众议员的竞选往往需要投入上百万美元，竞选参议员可能就需要上千万美元了，而总统级别的竞选可能需要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赞助。如果一个华裔政客本身没有钱，那么竞选期间花时间最多的事情就是去募资，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要钱”，这个时候他是非常需要华裔群体提供金钱上的帮助的。

第三，华人要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增强向心力，彼此之间互相帮助。

华人在美国发展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最早到美国的华人主要来自广东、福建沿海一带，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基本上是修铁路和做苦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美国的华人主要是台湾人和香港人，这两拨人之间交集很少。80年代从大陆地区去美国的华人以留学读书为主。近年来，美国的华人数量增加得很快，很多是直接到美国来读书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到美国则是在跨国公司工作、做生意或投资。这期间还诞生了很多华人后代，他们可能连中文都不会说。

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华人的组成比较多样化，要团结起来很有难度，但是从根本上说，华人的崛起需要互相扶持。我曾见过一名华裔女性众议员，她就体现出很强的利己性。如果你对她很有帮助，她会对你非常热情，而如果你对她没有任何帮助，反而需要她来帮助你的话，她马上就走开了。这样的华裔在政坛出现得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任何国家和政治体系里，你需要结成一个团体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之前讲到犹太裔有著名的犹太人游说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印度裔也有他们的游说团，游说团的理事们还在很多大企业里担任重要职位；美国国会还有一个“黑种人核心小组”（Black Caucus），只要你是黑种人就可以参加这个小组，为黑种人争取最大的权利出谋划策。

2016年2月11日，华裔警察梁彼得（Peter Liang）因涉及2014年11月在布鲁克林一栋公寓楼道内误杀非裔男子格雷（Akai Gurley）一案，被大陪审团裁定包括二级过失杀人罪等5项罪名成立，面临最高可达15年的监禁。这件事引发全美华人群体的强烈反应。大批华人自发组织声援梁彼得的同盟，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发动了全美多地12多万名华人在白宫请愿网站上进行联署签名，呼吁检方撤销起诉。此事件在全美各地持续发酵，超过45个城市和地区的华人纷纷策划并实施声援梁彼得的游行。

我所住的加州硅谷一带有很多华人在讨论此事，也有不少人响应声援行动。有人非常愤慨，说这是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华人歧视所造成的恶果；也有人很冷静地分析了案件和庭审中的诸多疑点，认为还有上诉争取的机会。

抛开这个案子本身，其实这次大规模华人游行就是华人的团结意识的一次重要体现。一直以来，很多在美华人都是“秉承传统美德”，只知道勤劳、诚实，靠自己打拼。其实在一个多元化的尤其是由移民组成的社会里，这是远远不够的。

第四，华人要学会并推动主流媒体为自己发声。

20世纪60年代，黑种人饱受歧视，被限制投票，于是他们就到处抗议、静坐；著名黑种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最著名的一次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而华人在美国给人的印象就是“埋头干活的模范少数种族”，很少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发声。

2016年10月15日，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费城，一场2 000名华人持枪大游行在当地街头掀起一股浪潮。此次华人游行主要是为了抗议美国黑人说唱歌手YG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里包含了歧视华人的内容。这起事件一时之间被中国媒体争相报道。但非常遗憾的是，美国主流媒体对这件事几乎没有报道。我所居住的城市是在美国华人比例最高的旧金山，华人占到总人口的30%，而且这里还有我们的第一位华裔市长。但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我既没有看到大规模的游行，也没有看到美国主流的几大电视台的报道。这次的游行本身肯定是一件好事，背后有华人商会组织的支持，但这样轰动的新闻事件却没有得到主流媒体的报道，没有让更多的美国人看到，非常可惜。

目前为止很多美国主流媒体对华人的态度都是不重视。福克斯电视台（Fox）曾经有一档节目是在纽约中国城采访华人对希拉里、特朗普以及中美关系的看法，在整个节目过程中没有询问任何关于竞选的问题，而是带着许多偏见来嘲讽美国华人。比如问街边小贩卖的手表是不是偷来的。在采访一位老人时，对方不懂英文无法回答问题，电视台剪辑人员用某电影中一个女人的大吼作为画外音：“你说话呀！你倒是说呀！”试图以此达到搞笑的目的。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华人当时都很愤怒。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犹太人上，这个主持人有可能当天就会被开除，福克斯电视台这个“歧视性采访”事情发生之后，这位主持人没有正式地道歉，电视台对他也没有做任何制裁。美国历史上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白种人把脸涂黑，化装成黑种人，然后表演滑稽节目来嘲笑黑种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开始之后，这样的现象才逐渐消失。如果这样的歧视性内容一直出现在美国主流媒体上，改变华人软弱可欺的形象要从何谈起呢？

第五，华人要学会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争取利益。

通过诉诸法律的手段对抗社会的不公平，这是所有美国人都可以运用的手段，华人也是这样，而且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是华人动用法律手段才使得所有在美国的外国人都获得了如今的公民权利。

1868年，《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获得通过。该修正案的第一款便写道：“任何人，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加入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均为合众国及所居住之州的公民。”依据这一条款，在美国出生的人自动成为美国公民。

1871年，来自中国广东台山的一对夫妇在美国旧金山生下了儿子黄金德，1890年，黄金德的父母回中国广东定居。同年，黄金德回到台山探视父母。返美入境时移民官同意黄金德进入美国，理由就来自《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1894年，黄金德再度回台山探视父母。可返美入境时却被移民局拒绝且被扣留，这位移民官的理由是：黄金德的父母不是美国人，即使他在美国出生亦不是美国人，要受1882年《排华法案》限制。

到底是按照联邦宪法来，还是按照《排华法案》来？黄金德当然认为是前者，于是他不服美国移民局的决定，开始了漫长的法律诉讼。最后在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他的案件做出以下判定：任何在美国出生的人，无论父母是否是外国人，都拥有美国公民权。美国最高法院对《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做出了明确的澄清。

除了黄金德案，还有一个案子非常著名。19世纪末，美国华人主要的谋生行当之一是开设洗衣店，华人在商业上的成就威胁到了当地白种人的洗衣店，因此旧金山市政府从中阻挠，规定开设洗衣店一定要有执照，而执照并不发给华人，只给了白种人。那时华人的商人组织、著名的六宗亲团（The Six Company）自己捐钱，还发动募捐，请了旧金山最厉害的白种人律师霍尔·麦卡利斯特（Hall McAllister）上诉，华人在短短的几年间向法院递交了两万个案子，最后有十多个案子被递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最后这些案子由加州联邦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如果一个法案在制定的时候就倾向于一个种族的话，那这个法案也就不符合宪法。和黄金德案一样，这个洗衣店案件对现在的美国移民和少数种族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麦卡利斯特也因为这个著名的案子而更加声名远扬，人们后来还在旧金山市政大厅外树立了一座他的铜像来表示对他的敬意。

虽然提起诉讼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既需要付出高昂的金钱代价，又要付出漫长的等待时间，还对当事人的精神和情绪带来很大的压力，往往还需要更多类似的诉讼才能引起更大的社会重视，但在美国这个注重法治的国家，一旦通过法律做了判决或有了最终的司法解释，大家就都会遵守和服从。

所以，华人要在美国真正崛起一定要懂得使用好手里的选票，要舍得为自己种族的利益进行金钱上的投入，成立真正有号召力的全国性组织，让自己的声音不断出现在主流媒体上，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令人振奋的是在美国已经有华人这样去做了。在旧金山有一位刚去世的华裔女性，她叫白兰（Rose Pak），年轻时曾担任《旧金山纪事报》的记者，之后开始参与旧金山中国城的社会工作，逐渐成为旧金山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华裔女性。她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的规则非常了解，很多做法非常美国化，因此效果也特别好。

首先，她在政治上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尤其捐款方面。比如，她会向市政府申请在中国城建立医院或社区中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地政府拨的钱要由她来分配给不同的开发商。而她也因此和开发商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以至在后来的竞选中他们都愿意为她或她所支持的政客捐钱。当时很多在旧金山的政客都知道，如果你要募集捐款，就去中国城找白兰，她一定不会让你空手而回。其次，她懂得让群体发声。一些社区中心往往是低收入者的聚集地，也是最愿意发声的群体。每当有社会问题出现，她会动员一些社区中心尤其是她赞助的社区中心的很多人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不断找各种媒体去表达自己的声音。再次，她非常愿意帮助其他的华裔政客。旧金山市市长李孟贤（Ed Lee）的当选，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她的大力支持。

在美国政治历史中，党魁（political boss）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美国我很少看到华人里有这样的角色，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白兰就有点像党魁。尽管她没有一个正式的党派职位，外界唯一可查询到的她的职务只是旧金山中华总商会资深顾问，但她在旧金山的影响力依然很大。华人如果要在美国政坛有一定的发展，那必须有一批像白兰这样的人，使用非常地道的美国方法来实现华人的崛起，促进中美的合作。

第七章
海外投资：跨国发展路在何方

向最优秀的华尔街投资人取经

有人说，客户就是你的老师，尤其是那些优秀的客户。当我有机会和最优秀的投资人一起工作，为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时候，也是我向他们学习的好机会。在我创立跨国金融服务公司的过程中，我有机会遇见300多位华尔街的精英投资人。我发现一个优秀的投资人，他们虽然不直接管理公司，但对公司的了解、分析和判断一点都不比这家公司的CEO差。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比CEO更具有独立的观点，更广阔的视野，也能做出最优的判断。他们常常会抱着中立的态度去考察一家公司，而为了解和认识一家公司所花费的精力也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华尔街很有名的小老虎基金群（Tiger Cubs）的创始人朱利安·罗伯森（Julian Robertson）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投资人，他首先创办了老虎基金，退休之后就专门投资给他认为特别优秀的一些基金管理人，这些基金管理人后来都成了“小老虎”。

小老虎基金群由40多家基金公司整合而成，管理基金的总额超过4 000亿美元。其中最大一个专门面向亚洲市场的基金叫老虎亚洲基金（Tiger Asia），创始人是韩国人比尔·黄（Bill Hwang），他管理着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还有一个叫老虎环球基金（Tiger Global）的也特别有名，曾经投资过Twitter、Facebook和Uber（优步）等公司。近年来很多成功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投资中都有老虎环球基金的身影，包括阿里巴巴、京东、滴滴，当时它负责中国业务投资人叫斯科特·施莱弗（Scott Shleifer）。

在中国有那么多投资，然而施莱弗的主要办公室却是在纽约。我曾问了施莱弗一个问题：“你常年在纽约，也不会说中文，只是时不时去中国考察，为什么你能有这么大的把握敢在中国投资上亿美元，而且这些投资又精准又成功呢？”

他回答我说：“第一，你要盯着你关心的行业里这些公司，想出所有你能想到的问题，穷尽一切地去问为什么；第二，获得一些答案之后，你要能够独立思考，有自己看事情的观点和角度；第三，我非常看好中国，而且也知道中国正在发展的互联网热潮是美国曾经经历过的，甚至某些地方（像移动互联网行业）比美国走得更快，而中国很多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在参照了美国的成功案例后，进行了很好的本土化，从而赢得中国市场。因此，我要做的就是挑选最好的“融合者”，看这些公司能否把美国的成功案例和本土化的改良融合到最好。”

我认为这就是老虎环球基金持续成功的重要原因。同时，这也再次印证了我所坚持的理念，中国的很多行业是可以吸取美国的成功经验的，尤其是我们所从事的金融服务业和投资行业。而施莱弗的回答也给了我这个正在中国创业的人一个很好的启发，那就是中国的这条道路并不会走得与美国完全一致，在美国的很多经验并不适合直接生搬硬套到中国，而是要按照中国的环境和需求来做调整。

后来，我有机会跟老虎基金创办人罗伯森老先生见面。他看起来非常苍老，就像一棵百年老树一样坐在那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连眼睛都不睁一下，好像在打瞌睡。但是等我说完，他立刻回了我一句：“你们知道中国的某某公司吗？”他列举了三个中国很著名的电子商务公司的名字。我说我听过，它们在国内很出名。然后他问我对这三家公司的看法，并就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发展和我交流了很多心得。

这使我非常惊讶，这位远在纽约已经快90岁的老人，虽然已经退休，但是竟然对万里之外的中国这么熟悉，对新兴行业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真的很令人钦佩。而他能做到这样，就和之前施莱弗所说的一样——不断地追问，不断地求证，直到发掘问题背后的真相。

巴菲特与罗伯森同样是年近90岁的老人，但也同样是一个很懂得追问和求证的投资人，他在哈佛商学院的演讲上还特别谈到了“疯子”。他说：“我很有耐心，因为我知道这个市场像一个疯子，它有时候会疯狂地来跑过对你说，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你要高价地买，但过了一段时间，同样的这个东西，一点都没有改变，它会疯狂地去把它丢掉，说这个东西太差了，不管什么价钱都要丢给你。针对这样的疯子很简单，当它疯狂地要丢掉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买进的最好时机，而我所做的，就是花时间去了解和真正地去认识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等这个疯子先生拼命地要卖的时候，我就买那些我已经知道的好公司或者好行业里的股票，我赚钱的方式就是这么简单。”

在2016年巴菲特的公司股东年会上我再一次接触到了巴菲特。这年的股东大会有两点和往年不同，第一是这一年的大会首次进行了现场网络直播；第二是直播全程配有中文同声传译。粗略估算，那次参加年会的中国人有3 000多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基金经理。这让我明显感到，中国正越来越快地向国际市场靠拢。2008年我第一次在中国创业，很多中国的基金经理对我说，价值投资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投资人往往着眼于短期暴利，搜集信息的渠道很多时候是通过所谓的“内幕”消息，所以你们在这里要像在美国那样正儿八经地做投资服务是行不通的。但是现在，来朝拜巴菲特这位“价值投资”鼻祖的很大一部分人就是当年我所认识的那些中国基金经理或企业家。所以我很欣喜地发现，中国的投资市场正在慢慢走向成熟，理性的投资最终要回归到对行业、企业、产品和管理人才的深度评估这条路上。

我还和我的哈佛同学本·特拉克（Ben Truck）共事过一段时间。他是一位很优秀的投资人，曾经是众多“小老虎基金”之一Millgate Capital的合伙人。这是一家管理20亿美元的基金公司。特拉克一毕业就在那里工作，从一名普通职员一步步做到合伙人的位置。

某一天，Millgate Capital的老板突然决定退休。这对特拉克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特拉克最后决定创业，当时他的老板对他的决定也很支持，承诺会先提供给他一笔资金，然而，这笔资金却迟迟没有到位。特拉克那时有点茫然，因为拿不到这笔启动资金就无法推进他的创业计划。特拉克找了很多投资者，可是他们都说：“你的经验不错，但规模太小了，等你做出了一些成绩再来找我吧。”

特拉克决定无论资金是否到位都要先做起来。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加上朋友提供的资金一共凑了200万美元。在华尔街这样的地方，种子基金最少要1 000万美元以上，用200万美元起家做基金，那简直就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因为一般来说，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的收费模式是“2-20”，“2”是指公司收取基金规模的2%作为管理费，“20”是将收益部分的20%作为佣金收入。所以如果是1 000万美元的一个基金，管理费在20万美元左右，你才可以勉强应付一个公司的日常运作成本。但是特拉克就决定租一个小的办公室，自己不拿薪水，从200万美金开始慢慢做。

虽然我和他当时都是创业者，但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失败概率比我更大。如果一开始的半年没有找到很好的投资机会，那他就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当时我就问他：“情况这么不乐观，你怎么保持心态的？”他很平静地回答：“如果我坚信自己的观点和理念，那为什么不坚持做下去？我本身也是一名投资者，我有我自己的钱，为什么不拿自己的钱来投资？”一年以后，他有了非常好的投资成绩，一下子从200万美元做到了5 000万美元。第二年，他管理的资金达到了2亿美元的规模。

和那么多优秀的投资人深度交流之后，我发现并总结了他们有这么几个优点。

第一，非常有质疑精神，不轻易相信任何东西。他们会追问很多问题，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之后又会转身向其他不同的人提出同样的问题。一开始这让我很不习惯，感觉好像你的回答并不被信任。但我逐渐认识到，原来这是他们的一种独特行事方式，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反复求证，抽丝剥茧，不断地验证自己的想法和假设，才能不断地获得事实的真相。

第二，有独特的投资理念。罗伯森和巴菲特都说过，当他们决定买入投资产品时往往是大家都很悲观的时候，他要卖出投资产品时应该是大家很兴奋的时候。就像施莱弗所说的那样，他在中国要找的是“最好的融合者”。

第三，有绝对的信心。就像老虎亚洲基金的比尔·黄，他就告诉我，如果他买了一只股票，股票还在跌时，他一定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并且能够坚持下来。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难做到的事，很多人往往观点是对的，搜集的数据也是对的，但是遇到一些挫折和干扰就没有办法坚持到底，而很多事情如果不能坚持到底，是不会获得成功的。

这些顶级投资人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埋怨外部市场，也从来不会讲其他基金是怎么运作的，他们对自己获取的信息从来不满足，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他们总是会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前行，对自己做的决定有绝对的信心，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独特之处。

中国资本在美国的挑战和机遇

美国在金融投资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稳稳占据着全球领先位置，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深度决定了中国完全有潜力实现更大的跨越，如果将两者相结合，迸发出来的机会将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后来鼓舞着我跨国创业的最大力量。

我对中国投资趋势的演变和发展做过比较全面的观察和了解，我觉得它可以简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大量引进国外技术与资本；第二阶段是中国资本在国内市场兴起并快速发展；第三阶段则是中国资本进军国际市场。如今，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已经放慢了节奏，中国资本在国内的发展今后也将逐渐饱和，毫无疑问中国资本接下来的发展机会将是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资本走向海外的具体路径将会是逐步地、区域性地展开，未来美国这个世界经济舞台必定是中国资本的首选之地。

中国资本目前在美国的投资组成主要有三块：政府、企业、个人。前两块投资在美国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相关服务也比较成熟。但作为个人投资者而言，他们数量虽然非常庞大，也有投资的实力、意识和需求，但却最缺乏指引、教育和帮助。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用自己惯常的角度去看待美国的投资机会，用他们熟悉的中国方式做美国市场，用最简单的中介方式去筛选投资项目，但并没有掌握好与当地政策、投资环境、商业运营、操作流程等有关的“游戏规则”，也没有找到真正立足于中国个人投资者利益且能帮助他们在美国本土进行专业化投资的机构，于是中国投资者经常付出沉重的学费，甚至不少人在美国折戟沉沙。

在美国，投资机会非常多，但也存在风险，中国个人投资者需要认识清楚中美投资上的差异。这里主要有5个方面的差异。

（一）个人控制决策与专业机构管理

中国投资者更喜欢由自己来决定如何做投资，他们更信任自己的能力、经验和眼光，投资行为往往带有非常浓重的个人偏好和主观色彩。由于投资者本身往往不是专业人士，无论在宏观局面的把控上还是具体问题的决策上都有明显的局限和偏差。例如个人投资者更容易有“羊群心理”，经常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听信小道消息，容易头脑发热在市场已经高涨的时候进入，一旦泡沫破裂或拐点出现，就容易遭受巨大的损失。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在2013年的报告，美国最富有的人的收入占美国全部收入的20.1%，这些富人包括沃尔顿家族（沃尔玛公司创始人的家族）、摩根家族（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创始人的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他们无一例外地使用了专业机构对他们的家族财富提供的规划建议进行具体管理。这些专业机构的形式比较多样化，资产在一亿美元以上的家族一般采用设立家族基金会（也称家族办公室）的形式，由独立的团队为其进行完整的管理；资产相对少一点的富人会寻找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包括资产管理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获得金融投资、资产管理和财富传承等服务。

专业机构为什么受到美国富人投资者的青睐？首先，它们拥有一个专业的、完整的、稳定的管理团队，能够把投资所需要的方方面面都覆盖到；其次，好的机构不单单是给客户提供买卖交易的机会和服务，还向客户提供一份完整的金融理财规划方案，内容从个人风险管理、投资规划、保险规划、退休规划、个人税务一直到遗产处置和家族信托；最后，这些专业人士对投资领域具有非常深厚的经验和极其专业的运作能力，他们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钻研投资市场，对金融历史、投资规则、行业周期了如指掌。

真正在华尔街赚到钱的很少是单独的个人，而是非常厉害的基金。巴菲特就讲得很清楚，如果你是一个普通投资者，想赚点小钱很容易，你就去买指数基金，这不需要你管理，只要美国经济一直上升或者说在较长周期里保持上升，你一定会赚钱。但如果你想赚到超出平均值的钱，那就需要去找一些特别好的投资经理来帮你，只是普通人一般接触不到这些特别厉害的投资经理。

（二）短期激进冒险与长期稳健复利

中国个人投资者以及服务于他们的国内理财机构往往倾向于用短期投资回报的数据来衡量投资项目和方案的好坏，哪个项目回报高就选哪一个。虽然这是人之常情，但是高回报往往意味着高风险，既要收益率高，又要保障安全，这么两全其美的事情在哪里都很难做到，可是很多中国个人投资者偏偏认为这是应该做到的。

根据长期研究发现，在每一次投资当中，控制亏损和下行保护的重要性远胜于争取获利。如果资产出现下行了，不仅财富总量会受到损失，对之后的财富保护和财富增长都会产生影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前一年投资如果发生50%的损失，这就意味着第二年投资者需要有100%的回报率才能恢复元气。但谁都知道这种翻倍的投资目标将带来更大的风险，这会让投资者心态进入一个负循环，甚至近似于赌徒的状态。相反，如果财富有长期稳定的增长，哪怕在短期内看似很有限，经过一段时期的指数效应，往往能给财富增长带来质的变化。

关于复利增长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巴菲特，巴菲特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成功秘诀：“人生就像滚雪球，重要的是发现很湿的雪和很长的坡。”雪很湿，比喻年收益率不错；坡很长，比喻复利增值的时间很长，所以他是通过这个形象的比喻说明通过复利的长期作用一定能够实现巨大财富的积累。早在1963年，他就在写给合伙人的信中说过：“我们的合伙基金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要以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率复利增长，而且长期资本损失的风险比主要的投资公司更低。”

巴菲特还举了一个关于曼哈顿岛的经典案例来进一步说明复利有着人们无法想象的投资威力。在1626年，纽约曼哈顿岛的印第安人把这座小岛卖给了荷属美洲新尼德兰省总督彼得·米纽伊特（Peter Minuit），印第安人从这笔交易中拿到的钱约合24美元，米纽伊特得到了曼哈顿岛上22.3平方英里
[1] 的所有土地。巴菲特根据当时的政策及市场情况进行合理推算，得知整个曼哈顿岛的土地总价值在337年后已经涨到125亿美元。对于那些投资新手来说，这个数据听起来会让人感觉米纽伊特总督做的这笔交易赚大了。但巴菲特说，印第安人只需要拿着卖岛得到的24美元去取得每年6.5%的投资收益率，就可以轻松地笑到最后。按照6.5%的年复利收益率，24美元经过337年会累计增值到约420亿美元，而且只要他们努力争取每年多赚上半个百分点让年收益率达到7%，337年后的现在就能增值到2 050亿美元。

但很显然，如果投资者在某一年或某一次投资中做了冒险激进的选择并遭受了严重的亏损，那就前功尽弃，所以那些聪明的、在财富排行榜名列前茅的美国富豪家族们都会选择长期稳健的投资策略。

（三）选择单一与全面布局

投资选择单一化一直是中国投资者面临的问题。国内最常见的投资理财方式是房地产（住宅为主）、股票、固定收益类产品；而美国投资者除了这三种还有更加多元化的选择，包括股权投资、政府/企业债券、商品期货、商业地产投资、保险、金融衍生品投资等。这也是那些帮他们打理财富的专业机构所一直秉承的投资理念，更是很多富豪家族历经多次美国经济危机依然屹立不倒的秘密。

投资选择单一化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以本国货币资产投资为主，境外资产配置比重较低。据统计，中国人目前在境外的投资仅为可投资总额的3%，而韩国人是16%，美国人是20%，日本人则更高。另外，中国人在境外资产配置上仍以房产为主，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境外客户。

据悉，有超过30%的中国高净值人士已经持有境外投资，在目前没有境外投资的高净值人士中有超过一半表示计划开始境外投资，他们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随着国际信息交流的增加，对境外投资市场逐步了解，受到境外市场多样化的投资产品和方法的吸引，希望更多捕捉投资机会；二是由于世界不同区域经济和主要投资市场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通过跨区域的多元化配置能够达到一定的分散风险、对冲风险的效果；三是由于子女出国接受教育和移民生活的需要，部分高净值人士未来一部分时间会在国外，因此增加境外资产配置成为必然需求。

另外，“全面布局”不代表“绝对分散”，“海外配置”也不代表“多国撒网”。巴菲特就很注意自己的投资范围，他提出的“能力圈”概念深受投资者广泛关注和认同，他是这么说的：“投资人真正需要具备的是对所选择的投资进行正确评估的能力，请特别注意‘所选择’这个词，你并不需要成为一个通晓每一个投资的专家，你只需要能够评估在你能力圈范围之内的几个就足够了。能力圈范围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圈范围。”

为了避免投资选择上的单一、被动和低效，美国投资者往往去咨询和委托美国资产管理公司里的独立财务顾问来实现投资上的全面布局。资深的独立财务顾问会主动为每一个高净值家庭量身定制方案，在每一年度的计划实施前，他们会和投资者“促膝长谈”，深入了解投资者在投资回报、风险承受、投资偏好、家庭储蓄、子女成长、养老风险、日常消费等方面的想法，然后结合全球金融市场为客户进行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多元化金融手段，帮助客户实现财富的长期稳定增长。

（四）中国人迷信住宅地产与美国精英重视商业地产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通过接近20年的大牛市，让几乎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中国人都获得了财富的增值。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中，房地产行业得到了充分的支撑，房产对于格外重视家庭安全感的中国人来说又是一个必需品。种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认同并且坚信一个观点，就是“买房子一定是对的”，更确切地说是“买住房一定是对的”。

中国人在国内掀起的购房狂潮一路席卷至美国，使中国一举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房产的最大海外买家，不管是房屋交易数量、交易总金额还是交易单价都是如此，这让人着实惊讶。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人并不热衷于买房，很多美国人宁愿租房也不买房，即使他们拥有非常低的房贷利率和良好的经济实力。

首先，在美国，房客租房的安全感比贷款买房高。美国租房法规齐全、严格，租户可以受到很好的法律保护，合同一签好，这房子就是你的家，没什么让人担心的变数。而许多美国人认为买房子实际上是向银行租房子，贷款还清之前，房子都是银行的，只要几个月不交月贷，银行就会把房子收回。

其次，美国人的租房手续和流程很简单方便。美国有很多网站都可以实现搜索、查询和预定的功能，还可以看到第三方对房屋所在小区的硬件和软件的分值评价。看好房子、谈定租约、预交第1个月的房租后，按规定时间即可入住。如果父母想送孩子去比较好的学校读书，租住在所谓的“学区房”里也是被学校认可的，所以不一定需要买入一套“学区房”。

再次，美国房屋持有成本相对比较高，既要每年缴纳房产税、房屋维修费，又要花人力物力去养护房子。美国政府还对低收入的租户提供人性化的福利，例如在租住公寓的人中，年人均收入低于美国政府规定的家庭可以申请享受最高达70%的政府租金补贴。两相比较，不少人就只愿意租房不愿意买房，尤其是美国的穷人们。

最后，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国民喜欢迁徙。与中国人喜欢长期待在一座城市、一个社区和一家公司不同，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一生中如果没在好几个地方居住和生活过，这简直就是一个无聊乏味的人生。因此，很多美国人即使有经济能力都不一定买房。因为买了房，一旦要搬家，处理房子买卖比较麻烦，租房和退房就方便多了。

真正在美国能够赚钱的地产投资，首选不会是住宅，而是商业地产。尤其前面讲到的那些富豪家族和百年家族，大多数都不怎么投资住宅，他们主要投资黄金地段的写字楼或其他类别的商业地产。

在哈佛商学院10年校友聚会时，院里专门邀请了一位校友来为我们致辞。这个校友的祖辈大约150年前在曼哈顿用100万美元买下了一栋黄金地段的商用写字楼，2年前有人愿意出价4亿美元来收购这栋楼。

这位校友跟我们分享说，这100多年来，他们整个家族每年很大的一块收入就是来自这幢写字楼的租金。这是精英家族最好的投资模式之一，像这种优质的房地产投资项目，由于地段很好，入驻的企业都非常优质，租约一般都是十几年甚至更久，因此每年的租金特别稳定，房东基本不用担心现金流的问题；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不管是租金还是这个房地产本身的价值都在不断升高，当初的100万美元投资，到今时今日已经变成4亿美元，又高又稳定的商业地产投资回报是帮助家族财富传承百年的重要手段。

当前的美国依然存在类似的投资机会。例如在硅谷，这里经济发展速度很快，远高于美国其他地区，涌现了很多高科技公司，而且纷纷上市，使得这里的房地产价值不断上升。以苹果公司为首的很多高科技公司，它们的资产评分和投资评级甚至比美国国债还要高。很多这样的优秀公司陆续在硅谷租用更多的写字楼作为它们新的办公场所，而且一旦租下往往就是10年以上，其间一般不会有什么大变化。于是，很多好的投资基金会把这些写字楼买下来，再租给类似苹果公司这样的优质租户。

这样的项目非常诱人，但也非常抢手，往往一出现在市场上就被顶级的投资机构或者美国精英家族的基金所看中并锁定，中国的投资者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优质项目的。除非通过在美国本土很好的合作关系和人脉资源，能够第一时间发掘到这些项目，并且说服投资圈子里的关键人让中国投资者有机会参与这样的投资。

（五）中国人信任的“强势政府”与美国人质疑的“弱势政府”

回顾中国的发展历程，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推动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制订了宏观经济计划，培育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若干要素。因此，中国投资者对于政府主导的、参与的、支持的各种投资项目都趋之若鹜，也的确在投资收益上获得了很好的回报。

但是在美国，情况恰恰相反。美国人民不相信政府，对政府满怀戒心，唯恐政府变得过于强大，这是美国社会很特别的一点，在投资上也不例外。很多中国朋友曾经就一些美国的投资项目向我咨询，其中不乏打着政府旗号进行宣传的投资移民项目。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美国在这方面没有真正的政府项目。

在中国，可能为了快速发展一些战略性的行业或者保证一些行业与国家利益一致，政府会选定一些企业或项目作为重点目标进行扶持，不仅给予政策、资金与技术的支持，还会提供一些政府资源。但在美国却不太一样，我在国际开发署推进PPP项目时，政府的立场和行为表现也充分说明了一点，就是“政府提倡公平竞争，不愿直接介入市场”。例如，当政府机构去选择一家合作商的时候，我们明明清楚这家企业是最好的，可没有办法马上跟他们开展合作，政府必须保持中立性，要通过一些公平的方式进行征集和选择，不能让任何企业感觉美国政府只重视这家企业而轻视其他家，最后导致政府跟哪家企业关系都不太紧密。

除了意愿上的顾虑，美国政府在制度上也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时常为启动重大项目而捉襟见肘，美国迟迟不能完成跨州的高速铁路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无论佛罗里达州还是加利福尼亚州，从很久之前就开始研究高速铁路的可行性，但至今也很难看到高铁赢利的前景，甚至把奥巴马拨付的数十亿美元退还给联邦政府。在美国的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居民、环保组织都有很大的话语权，对高铁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约束作用，他们纷纷向政府提出了建设资金来源不合理、财务开支过高、商业计划不周全、周边治安下降、噪声污染及生态破坏等种种质疑。

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中国民间投资力量的全面崛起，这个力量将来足以改变世界投资格局。如何引导中国资本去做正确的境外尤其美国投资，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美国有着巨大的投资机会、良好的投资环境，但中美两国体制和经济环境有别、对投资的理解和做法有差异、法律制度和监管体制不同，这些都造成了投资上很多的信息不对称。

成为中美之间的桥梁

现在我看到很多中国人去美国学习、移民或投资，他们将要经历的和我过去所经历的十分相像，我希望我可以在很多地方帮助到他们，让他们更加深入地认识美国。

回看这30年，我能逐渐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当初我在上大学期间第一次回国时，我能明显感觉到中国社会对美国的关注。人们开始关心如何将美国好的东西带到中国来，不论是资金、技术、商品还是文化。当我2005年回国开展英特尔与中国政府的合作时，我发现中国与美国之间不仅是模仿和学习的关系，而且还存在一定的竞争与合作。2010年我又感受到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中国人认识到自己不仅可以同美国竞争与合作，还能去美国本土有一番作为，例如中国企业可以在美国进行兼并和收购，中国人已经有能力将美国最好的东西买下来，再引进到中国了。当时我在长江商学院读书时，很多中国本土企业家谈论得最多的就是美国都有哪些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它买下来，并引进到中国。

中国人从最初拼命想去美国留学，想留在美国，到看到美国有什么好东西都要带回中国，让它在中国发展，到基于中国本土广阔的市场同美国展开竞争与合作，再到如今去美国投资和长期发展，让自己更加国际化，这让我感觉到中国这些年发展真的很快，而且这条道路也越走越宽，越走越有未来。

中国人在有些领域对自己更加自信了，尤其在经济规模和资本实力上；而在有些领域中国人仍然不够自信，例如在创新思维、金融投资和文化教育方面，中国和美国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仍然需要从美国获取更多的知识和经验。

当初我在英特尔工作时一直想的是，我要完成总部派给我的任务，然后回美国。后来我申请了白宫学者，在华盛顿工作了一年，最终决定回国创业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我心里深深地热爱着我的家乡，在我心里永远抹不去的是我从小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骨子里的血脉传承。

在上海，很多街道的名字没有改变，很多房子的外观也没有改变，但是这里的一切却又的确和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每次我走过这里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穿梭在两个世界，一个是我现在看得到、摸得着的世界，另一个是我脑海中永远抹不去的回忆中的世界。我其实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但不仅是我，今后越来越多的人会活在过去和未来两个世界，活在越来越密切联系的世界村落里。

[1] 1英里=1.609 344千米。——编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征途美国/（美）黄征宇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086-7420-9

I. ①征… II. ①黄… III. ①文化－介绍－美国 IV. ① G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4441号

征途美国
著者：[ 美] 黄征宇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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