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子：河南光山人，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83—1988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1988年秋自费赴美留学，入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英语系研究生院研读英美文学。长期居住纽约，在中文报纸工作，历任编译、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业余写作，以散文、随笔、书评及影评为主，并有翻译作品发表，包括当代美国诗歌和散文。已经出版的作品有：《垂钓于时间之河》《书时光》《空杯》《开花般的瞻望》《一池疏影落寒花》《不存在的贝克特》《梦境烟尘》以及《花屿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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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书记／张宗子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

ISBN 978-7-108-05317-6

Ⅰ．①往…　Ⅱ．①张…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4574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王振峰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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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月北京第1版

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　　数　251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38.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录

序

辑一

世说新语

樊川文集

郁离子

魏叔子

梦溪笔谈

通志堂集

輶轩语

古诗源

曹操的诗

东坡跋陶渊明“饮酒诗”

崔信明

王维

高适不救李白

元载夫人诗

王荆文公诗笺注

缟夜炫昼

九言律

钱谦益与柳如是

九华真妃

地仙

蚩尤之胃

好玩的朱批奏折

柳弧

刺青

吃梦

石涛画语录

古泉丛话

释德清《庄子内篇注》

五灯会元

十牛图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

我的《聊斋》

蒲松龄和悍妇

五女兴唐传

红楼梦

品花宝鉴

特殊缘分的《孽海花》

太平广记

龙城录

括异志

睽车志

阅微草堂笔记

辑二

画梦录

鲁迅：译文序跋集

故事新编

眉间尺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鲁迅的故家

回忆鲁迅先生

鲁迅的书单

书房一角

管锥编

钱锺书批评陆游

国史大纲

文学江湖

书衣文录

寂寞中的愉悦

吴冠中

珠还记幸

爱玛与张兆和

女神

雕虫纪历

长诗《西沙之战》

大闹天宫

猪八戒新传

书剑恩仇录

金庸小说的人名

《鬼吹灯》和《盗墓笔记》

孔老二

姚雪垠的《李自成》

小兵闯大山

并非虚构的故事

黄金时代

木心

辑三

茵梦湖

约翰·克里斯朵夫

一九八四

简·爱

老人与海

侦探波罗

劳伦斯·布洛克

毛姆和格林

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

儿子和情人

马丁·伊登

玫瑰的名字

希区柯克杂志作品选

巴别塔之犬

伏脱冷

罗生门

村上春树笔下的女性

梦枕貘

入唐求法巡礼行纪

我的名字叫红

白痴

地下室手记

意大利童话

看不见的城市

火星编年史

变化的位面

魔戒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破解古埃及

夏洛特姑娘

钱译海涅《诗歌集》

叶芝

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奥顿诗选

序

往书记，顾名思义，是对过往之书的回忆。古乐府有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书无新旧之分，凡是投缘的，都是好书。这里说“往”，好比对人。所谓故旧，含有对在时间中流逝之事物的珍重惋惜之意。同样一本书，二十岁时读到，和四十岁时才读到，意义不一样。年轻时读到的书，影响思想，塑造人格，决定道路的选择，积偶然为必然，变不确定为确定。这方面的错失，有些是难以弥补的。或者可以弥补，却使我们走了弯路，虚掷了太多时光。还有很多书，几十年里手不释卷，温故知新，它是过去经验里最可贵的部分，还将继续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

我读书而不藏书。自来美国，二十多年里，搬过六七次家。每次搬家，总得送掉或扔掉一些书。有些书阴错阳差地误买了，因为获奖和行家推荐，因为铺天盖地的宣传——现在连所谓“口碑”也可以大规模机械制造了。或者虽然好，读过一遍，觉得已足够，不值得留存。有些书是希望随身携带，以供不时翻检的，但囿于条件，没有留住。三年前最后一次搬家，从租住了十多年的房子搬到新买的公寓，堆放在壁橱里的历年积攒，又一次成为累赘，不得不大刀阔斧地处理。过后念及，觉得很对不起那些曾经在身边、给人无穷快乐和教益的书。再想想自中学以来，零零星星，渐有所得，大学时代，节衣缩食买书，有的书是起早排队，或跑遍武汉三镇苦寻，甚至邮购才得到的。当时视若掌珠，读时不忍以汗手触摸，裹上书皮保护。不料多年辗转，天涯散失，虽思重觅，岂复可得。因此新居初定，便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往书记》，记下一些清理藏书的细事。后来忽发一想：何不为那些刚刚丢弃和即将丢弃的书，留下几行回忆文字呢？得书的经过，散失的因由，读后的感想，以及书籍本身的风貌，还有与书相关的琐事，不是很有意思吗？纵无经过可记，无感想可谈，缓缓说些题外话，也是好的。

结果就断断续续地写下去，从2010年秋天写到2013年春天。起初果真是丛残小语，大多三五百字。后来意气渐平，能够静下来，从容书写，篇幅便逐渐长起来，体裁也越来越像随笔或书话了。原来的意思，所记限于曾经有过而终于失散的书，继而推及仍幸运地保留在身边的书，再后来，所有过去曾经读过、喜爱过、对自己产生过影响的书，都在目标之内。要一一写尽，当然不可能。我的取舍标准，是没有标准，只看自己想写哪一本，和能不能写出来。

大体上，一篇文章写一本书，也有写某个作家或写一组作家的，更细微的，只写到一本书的某个片段，或一个作家的某个侧面，但前贤书话中经常涉及的书的出版和流传等掌故，我却很少提到，因为不熟悉。如有叙事性的段落，则多是讲述觅书和得书的故事。论说性的内容，算不得严格的评论，只是个人在特定时期、特定心情下的阅读感想。这些感想，有些是很早以前的。当年的惊喜，至今记忆犹新。当年的称扬，由于情绪因素和识见浅陋而难免夸张失真。今天的看法，或已改变。不过，对书的认知，包括对过去认知的追忆，肯定是以现在为出发点的，毕竟回忆并不可靠，而写作也是在目前。

由于阅历所限，涉及的只有文学书，偶有其他类别，着眼点也在文学上。这些书绝大部分是古今中外的名著，也有出于机缘和个人喜好而接触到的并不著名的作品，甚至是平庸的作品。我的阅读兴趣，从年轻时到现在，基本没有变化。中国文学，以古典为主，喜爱从先秦到宋的作品；以类别论，是先秦诸子，魏晋南北朝诗歌和散文，唐宋诗词，唐人小说，历代笔记和明清的白话小说；近代文学，偏好周氏兄弟、沈从文，以及何其芳、卞之琳、穆旦、王辛迪等诗人；1949年以后的作家，读得较多的是钱锺书夫妇和汪曾祺。西方文学，则主要是19世纪以来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歌和小说，其中小说的阅读数量巨大。我的人生经验本极单纯，也可以说一贫如洗，西方小说给了我对这个无比繁复的世界的另一种认知，虽非亲身所历，但至少洗脱了一点傻气，可以看明白一些事，可以略微懂得别人和自己了。假如年龄能使人增加睿智，假如每个人都能随着年龄而增加睿智，那么，我主要是靠读书，而不是靠现实来获得这有限的一点睿智的。

先秦子书、唐以前的史籍和历代笔记，还有像钱锺书这样的学者的著作，中年后方能领略其好处，年轻时走马观花，得其皮毛而已。所以，在《往书记》里，对这些书，以及西方哲学书，不管是已经深得其味的，还是初窥门径的，都尽量避开了。

《往书记》不是一份完整的个人阅读书目，一些最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如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的诗，中国古典小说和笔记，西方作家如博尔赫斯、卡夫卡、普鲁斯特和里尔克等，已经写过文章，这里不再重复。还有一些，它们同样重要，但一时不能写出来，只好寄望于将来。事实上，在书稿快要完成的时候，曾经列出一个补遗目录，其中的几十本书，是特别喜爱，读过不止一遍的，原不应当遗漏，它们包括：

戴望舒的译诗，特别是他译的洛尔迦诗，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散文及小说，穆旦和何其芳的诗，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钱锺书的《管锥编》，徐梵澄译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布兰姆·斯笃克的吸血鬼小说《德古拉》，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郭沫若译的《鲁拜集》，庾信的赋与诗，《搜神记》《山海经》《列子》《五灯会元》《金刚经》，两部科幻小说——阿西莫夫的《基地》和斯台普尔顿的《最初和最后的人》，阿兰·罗布-格里耶的小说。另外，还有小说《红岩》——不是说这书有多好，我70年代初读到，通过它，知道世上有一本书，叫做《唐诗三百首》。

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卷出版于1980年，当年一读，真是石破天惊，它把我之前被灌输的文学观念，几乎彻底颠覆。书中选收的作家，多数成为未来几十年重要的阅读目标。对这套书，真不知道该怎么写才对得起它。

名单上的书，后来写出来的只有《管锥编》和《五灯会元》。《一千零一夜》写了一个不坏的开头后，觉得应当把全书重读一遍，便搁下了。

太爱的东西，往往无话可说，或者三番五次忍不住要说，说出来，却是那么笨拙甚至浅薄。从前写《西游补》的读书随笔，费尽心力而不能遂心，至为怅然。最爱的《庄子》，以及李白、杜甫和李商隐的诗，也拿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岂不是用情过深而难以为人吗？那么，要静下来，要拉开距离，要暂时忘掉，要视若等闲，如此才能客观，才能旁观，才能作壁上观，才能写出千古妙文，岂不是过于荒唐吗？

书名虽然称作《往书记》，这一百多篇短文谈到的阅读，偶有几处是很晚近的事，如《真诰》和《破解古埃及》，前者因为太艰深，后者则本来就是新书。有些书提到了，但并未通读或读熟，如《太平广记》。有些读完了，却不敢说彻底读懂或精通了，如《管锥编》。

有两篇文章，《千家诗》和《歌德谈话录》，本属于这个系列，而且是很有代表性的，因已收入先前的集子，只得割弃。

我写《往书记》，得力于鲁迅先生和知堂甚多，也从孙犁先生那里受到启发。周氏兄弟学养深厚，孙犁先生爱书如命，均极令人感佩。

2015年2月4日

辑一

世说新语

鲁迅论《世说新语》，其中有两点，以前不太留意，现在则感受较深。第一，《世说新语》记人间事，与古不同。《韩非子》《列子》诸书，“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世说新语》则为“赏心而作”，“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第二，《世说新语》中谬误颇多，但“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因为这两点，它的史料价值虽高，却不能把书中的每件事都当真。涉及著名历史人物的，一件小事便引出一个大结论，上纲上线，可笑的同时也很可怕。

清人尝嘲讥不读书的人，把《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当作历史掌故。有些地方，《世说新语》的影响不亚于《三国演义》。关于曹操，《世说新语》中有“杀匈奴使”一条，学者已经证实，这是根据司马彪《续后汉书》中承宫的故事移植的。曹操觉得自己形象不好，让美男子崔琰代替自己见匈奴使者，本人则床头捉刀，假作侍卫。等到发现匈奴使者看穿了这个小把戏，又派人追杀使者。这样的事情，荒唐无稽，刘知几已在《史通》中做了批驳，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也说：“近于儿戏，颇类委巷之言。”

晋代魏，行事很不光彩，编造曹家的坏话，可以为自家篡位添置点理由。捉刀故事很能表现曹操的奸诈和忌才，崔琰后来正是被曹操赐死的。这和小说中编造曹操杀吕伯奢全家的情节以见曹操之狠毒，手法一样。曹操杀杨修，杀崔琰，杀孔融，本是历史事实，都不如杀吕伯奢和匈奴使来得出名。就是今天，要说服人人都相信这两件事都是虚构，也不容易。

余嘉锡在其《世说新语笺疏》中，对“德行”部分华歆、王朗乘船避难的故事评价说：“自后汉之末，以至六朝，士人往往饰容止、盛言谈，小廉曲谨，以邀声誉。逮至闻望既高，四方宗仰，虽卖国求荣，犹翕然以名德推之。华歆、王朗、陈群之徒，其作俑者也。观《吴志》孙策传注引《献帝春秋》，朗对孙策诘问，自称降虏，稽颡乞命。《蜀志》许靖传注引《魏略》，朗与靖书，自喜目睹圣主受终，如处唐虞之世。其顽钝无耻，亦已甚矣。特作恶不如歆之甚耳，此其优劣，无足深论也。”

“德行”卷华歆的故事有四则，其中两则是关于华王二人的。如果只看原文，不知该对他们，还有锄金故事中的管宁，多么钦佩。余嘉锡的《笺疏》，让读者看到了这些诗意逸事之外不那么诗意的大节。“蜡日”条讲到“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余嘉锡引李慈铭的话评说此事：“案华守豫章，兵至即迎；王守会稽，犹知拒战。华党曹氏，发壁牵后；王被操征，积年乃至。此盖所谓‘学之形骸之外，去之更远’者也。二人优劣，不问可知。晋人清谈如此。”

推尚言谈和容止，眼中便只有言谈和容止；推尚文字和一点小聪明，眼中便只有文字和那点小聪明。哪怕他卖国求荣，照样群言纷纷，竞相尊崇。一叶障目便不见泰山，然而抱琴挥麈之际，亦俨然饱学高识之士，风情张日，霜气横秋，全世界都不在话下。其实不过一个“顽钝”。李慈铭一句“如此”，余先生一句“无足深论”，也就打发了。

樊川文集

杜牧在致人信中反复讲到自己的生活习惯：嗜酒，贪睡，好读书。好读书是贯彻他一生的，前面两项，特别是贪睡，大约是中年后的写照。他年轻时候，酒肯定也常喝，但不至于喝了就大睡。睡多，固然是因为体力不如以前了，更重要的，应该是心灰意懒的缘故。有说他早年生活不检点，喜欢狭邪之游的，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他的文集里留下了几首自供状一般的诗倒是真的。但诗容易夸张，也有为了赌气或炫耀，自己不是那种人却故意把自己说成是那种人的。杜牧读书多，见识高，诗风能做到放荡而不卑下。他在写给刑部崔尚书的信中，把“书不得日读，文不得专心”提升到很高的层次，说这就是他自己“百不逮人”的具体表现：“所尚业，复不能尺寸铢两自强自进，乃庸人辈也。”

沉湎于酒乡睡乡，杜牧虽然自陈积习难改，但从后来的多处表白来看，显然是为了给自己不愿应酬找个理由。果真如此的话，他和阮籍的好酒就属于同样的性质，区别仅在于，阮籍图自保，杜牧求心安。他在会昌二年写的《上李中丞书》中说：“某入仕十五年间，凡四年在京，其间卧疾乞假，复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闭户，便经旬日，市庆参请，多亦废阙。至于俯仰进趋，随意所在，希时徇势，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间，比之辈流，亦多困踬。自顾自念，守道不病，独处思省，亦不自悔。”在另一封《上池州李使君书》中，也有类似的话：“知邪柔利己，偷苟谗谄，可以进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复见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之交语。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违己者。”

小杜出身世家，多才多艺，以风流名世，不料混在官场，竟然落到求人怜助的地步。看来，他为人确有清高倔强的一面，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固执。读他的诗，我们多看到他的秀丽，尤其是那些山水册页一样的七绝，历代的很多画家在画中追求的，尽力往高，也就是小杜诗的境界吧。然而秀丽不等于没风骨，正如粗俗不一定表示刚勇一样。杜牧的诗也藏不住他的个性，比如他极其仰慕硬骨头的朱云：“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华白日悬。”在《商山富水驿》里，他说：“奸佞每思当面唾。”他有一首《自贻》，说得更明白：

杜陵萧次君，迁少去官频。寂寞怜吾道，依稀似古人。
饰心无彩绘，到骨是风尘。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

他在《出守吴兴》诗中说“且免材为累，何妨拙有机。宋株聊自守，鲁酒怕旁围。”我看到守株待兔的典故被这样用，不禁大笑，恨不得立即附庸风雅，取个什么“守株”或“待兔”的斋名。他还有一句诗：“鸡犬图书共一船。”说得何等有趣。不管其他，只要这一句，每次想起都乐不可支。

“十年为幕府吏，每促束于簿书宴游间。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经营衣食，复有一州赋讼，私以贫苦焦虑，公以愚恐败悔。”日子困苦，他不得不写了一封封干谒的信，但也奇怪，即使是向大官们谋求衣食的文字，从中也看不出卑格，往简单了说，他身上肯定还保留着大家贵公子的高傲，但也和他的才气——不仅是文学的，还有经世致用的——和品格分不开。他在给弟弟送行的诗里说：“直道事人男子业。”有多少人可以做到一辈子直道事人？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论及传说杜牧批评元白诗歌的问题时说：“平心而论，牧诗冶荡甚于元、白，其风骨则实出元、白上。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罪言》一篇，朱祁作《新唐书藩镇传论》实全录之。费衮《梁溪漫志》载：欧阳修使子棐读《新唐书》列传，卧而听之。至《藩镇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笔力亦不可及。’识曲听真，殆非偶尔。即以散体而论，亦远胜元、白。观其集中有读韩、杜集诗。又《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曰：‘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熏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则牧于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长庆’体矣。”

郁离子

大学期间购藏的书，保存到今天的，所剩无几。刘基这个人，自小听熟了他的故事。民间传说意在神化他，却因传说者的见识，神化造成的效果没有向上而是向下，结果是江湖郎中气，以为神机妙算，大不过又是一个智多星吴用。真实的刘基自然不会这么浅陋，据说他在元朝做小官，就为政严峻，朱元璋打天下，他是主要谋士。朱元璋夸奖他为“朕之张良”，想来差不多吧。最不济，也能如姚广孝之于明成祖。留侯据今时代远，容易给人留下美好印象。刘伯温的史实多而具体，读后就觉得还是凡人，而且苦恼也不少。再奇异，也升级不到神仙。《郁离子》慕名买回，读过多遍，不完全懂，也不很喜欢。大约觉得他的文字过分简峻，硬得不好消化，和印象中的明文大相径庭。由元入明的文人，和后来流行的公安派、竟陵派，迥若两朝。二十多年后重读，发现刘基的文字其实还不错，但其中讲用人治国的道理，仍旧不感兴趣，盖离生活太远，而一切权谋，平生避之唯恐不及，不如风花雪月愉快。

“狙公”一条，讲到众狙的反叛，小狙的三句问话，振聋发聩，早开湘潭风气于六百年前，言辞与道理，如出一口。大概和三大纪律一样，也有明确的前后继承的关系。“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棰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知”二字，近来廖名春先生有不同的解释，这里且从旧义）。圣人之言，千古真理，谁说会过时呢？

“自瞽自聩”条曰：“自瞽者乐言己之长，自聩者乐言人之短。乐言己之长者不知己，乐言人之短者不知人。不知己者无所见，不知人者无所闻。无见者谓之瞽，无闻者谓之聩。”虽是老生常谈，却说得简单明白。读者不必照单全收，时时提醒一下自己，总是好的。

此书1982年8月14日购于武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印数两万三，定价四毛二。

魏叔子

读法式善《陶庐杂录》，内有魏禧逸事一则，读后颇觉惊奇：

“南昌彭文勤公云：魏叔子成室，越日即与其妻谢孺人异寝，终身不同居处。叔子辞征聘，以庚申十一月十有七日卒于仪征。讣至，孺人呼号连日，不食死。故叔子无后。叔子尝曰：‘吾有三男，左传经世为长男，日录为中男，集为三男。’”

魏禧所说的“三男”，是指他留下的三部著作，《清史稿·文苑传》说他“著有文集二十二卷、日录三卷、诗八卷、左传经世十卷”。

魏禧的夫人谢秀荪，字季兰，号湘芷，是有名的才女，与魏禧同年。魏禧十五岁结婚，五十七岁去世时，谢秀荪绝食以殉。他们结婚四十余年，感情很好。彭元瑞的话如果不是误传，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据说他除了妻子，还有婢妾，终身无子，所以有夫妻“异寝”的传说，这也可以理解。道学家中确有言行悖逆常理的怪物，记得在明清人的笔记中曾读到，某公自言其与妻妾行闺房之事，非为淫欲，纯为延嗣，那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无后为大”的圣训，他是不需要和女人“敦伦”的。

《清史稿》说魏禧为人，“性仁厚，宽以接物，不记人过。与人以诚，虽见欺，怡如也。”更兼他识民族大义，“多奇气，论事每纵横排奡，倒注不穷”。给人印象是很可钦敬的人物。元瑞之言，未可轻信。《啁啾漫记》又有一则魏叔子逸事：

魏叔子先生自言生平未尝蹈邪淫事，而淫念触地而发。又数有天幸，不使成就。其客吴门时，曾青藜昵一娼，其兄庭闻未之知也，叔子偶与娼笑语，颇欲狎之。既以为不可，而念不能绝。翌日晨起，庭闻使仆来请速往，至则迎门而嗄曰：“吾得奇梦，梦君与吾弟共与一猪淫之，岂君近有遗行耶？”叔子闻之汗下。后每举以戒子弟，其不自欺如此。

这里所说的“客吴门时”，据《清史稿》，“年四十，乃出游。于苏州交徐枋、金俊明，杭州交汪沨，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顾祖禹，常州交恽日初、杨瑀，方外交药地、槁木，皆遗民也。”这是他中年以后的事了，可见他并不是一个终身戒欲，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

他四十一岁生日时，太太谢秀荪作《奉寿勺庭外君四十初度》诗，真情流露，可见他们夫妻感情之好：

与君同年生，相隔三千里。先人重旧好，媒妁成佳礼。我生仲夏初，荷花正清美。君辰占早春，寒梅向桃蕊。梅花比君节，桃花比君才。不同众草谢，能并群芳开。忆我十五时，结褵升东阶。相为影与形，琴瑟静以谐。所嗟身薄祜，负疾重为灾。感君用意厚，辄复一开怀。我身如秋草，君恩如春台。虽非霜雪姿，感时自葳蕤。唯君忠孝心，坚贞如金石。唯君仁义行，蔼蔼如春日。知君四海人，劝君事远适。大江南北间，奉君如圭璧。君俯念微诚，谢友归山室。愧我雪藕丝，牵系鲲鹏翼。君素爱诞辰，况当四十一。浣手治尊酒，饮君之嘉客。愧无兰芳赋，佐君花下席。

梦溪笔谈

乌台诗案，传说沈括做卧底，骗取苏轼诗稿，作为陷害他的证据。对这件事，我一直将信将疑，实在是内心不愿相信，因为沈括也是我佩服的人物。一本《梦溪笔谈》，前后买过多次。爱其博学，爱其考辨精密，也爱他文字的清通。忽一日，突然想到，沈括和东坡虽然政见不同，毕竟是朋友，假如做了那样不光彩的事，差点断送朋友的性命，若非十足小人，心里一定愧疚的。那么《梦溪笔谈》里，会不会谈到苏轼呢？假如是我，肯定不好意思谈。其时正要出门，念头一起，情不自禁，拿了书，塞进提着的购物袋里，大步如飞，直奔地铁站。车子开动，出了隧道，坐稳，准备拿书看，这才发现袋底裂开一道缝，《梦溪笔谈》已经不见。想想肯定是走路飞快，手臂摆动幅度大，书便撞破袋子，掉落街上了。

过了很久，才趁暑假回国，在洛阳另买了一本，这至少是我买的第三本《梦溪笔谈》，每一本版本都不同。这一本，是上海书店版，纸硬而厚，字特别大。回去匆匆翻一遍，没找到一条关于苏轼的，正和以前的印象相合。后来想起书后有索引，一查，居然查到一条，在卷九“人事一”，讲朝士刘庭式不肯因未婚妻贫病而悔婚，结尾提到苏轼，共有十一个字：“苏子瞻爱其义，为文以美之。”

《梦溪笔谈》没有一条以东坡为主角，黄庭坚更是连名字都没提到。他也没提司马光和秦观。其他人倒也罢了，在宋代，东坡是同时人和后人笔记中最常见的题目，沈括不谈他，可能有各种原因，比如没兴趣，或纯属偶然。但我先有成见，难免觉得奇怪。

沈括书的内容，除了乐律和象数自己一窍不通，其他部分，都觉得不错。艺文算是本行，可以放胆谈点看法，可惜此类记载不多，而且相对而言，不算最精彩。沈括似不能诗，所以他谈诗，注意技术细节，说不出多少个人感受。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记沈括吕惠卿等人谈韩诗，沈括的论点就很迂腐：

“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父、王存正仲、李常公择，治平中，同在馆中谈诗。存中曰：‘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尔，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吉父曰：‘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甫，四人交相诘难，久而不决。公择忽正色谓正仲曰：‘君子群而不党，公何党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见如是，顾岂党邪？以我偶同存中，遂谓之党，然则君非吉父之党乎？’一坐大笑。”

他说杜甫的武侯庙诗“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又卷十四“富贵诗之陋”记唐人韦楚老的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说“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念念不忘计算直径周长，真是科学家本色。

他的“辩证”以及相关的“谬误”和“讥谑”部分，也有涉及文艺的内容，有趣且精辟，如考证世传韩愈画像实是韩熙载，李白《蜀道难》“非刺严武”等。我很喜欢的一条是补编中的“襄王未梦神女”：

自古言楚襄王与神女遇，以《楚辞》考之，似未然。《高唐赋序》云：“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故立庙号为朝云。”其曰“先王尝游高唐”，则梦神女者怀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赋序》曰：“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对曰：‘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熹，见一妇人，状甚奇异。’玉曰：‘状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环姿玮态，不可胜赞。’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胜赞”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称叹之可也，不当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与其臣语，不当称白。又其赋曰：“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若宋玉代王赋之若玉之自言者，则不当自云“他人莫睹，玉览其状”。即称“玉览其状”，即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称余者谁也。以此考之，则“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与“玉”字误书之耳。前日梦神女者，怀王也；其夜梦神女者，宋玉也，襄王无预焉，从来枉受其名耳。

《高唐赋序》的意思很明白，不会产生误解。《神女赋序》中的“王曰”“玉曰”，确实容易把人绕糊涂。沈括的梳理，逻辑清楚，有说服力。这是博尔赫斯式的思辨，其中妙趣无穷。

通志堂集

纳兰性德的《通志堂集》，包括赋一卷，诗四卷，词四卷，经解序跋三卷，序、记、书一卷，杂文一卷，《渌水亭杂识》四卷。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清人别集丛刊”，精选十八种，影印出版。我在报上看到消息，托书店定购了三种，便是金农的《冬心先生集》，朱彝尊的《腾笑集》，以及《通志堂集》。

影印的古籍，不标点，没注释，以那时的水平，是读不懂的。所以《冬心先生集》和《腾笑集》，只是打开翻翻，把前言读过，便不知扔到哪里去了。但《通志堂集》不然，纳兰的词因已有过接触，加上以抒情为主，用典不多，特别投合年轻人的心思，能很有兴趣地一首首揣摩，此外还有一个喜人之处，便是它康熙三十年的原刻特别漂亮，上海古籍的影印不仅保存了原味，连纸张的质感也让人觉得舒服。由于字大，展读之间，每一句话在心中的停留，都是那么持久而清晰，词句的优美，由于字体的清秀而益显。

诗词读过，到经解部分，完全不明所以，下册便也搁下。事实上，书信杂文里头，有些是可以读进去的，但由于经解的阻吓，一搁便是三十年。

我有个朋友，喜欢书法和园艺，见了这套书，爱里头的字，借走一册。另外一册，我带到大学，毕业之后，随我到北京。在北京，有了工资，买书多起来，80年代初的出版，又是一个小小的黄金时代，新书之多，目不暇接。我的注意力，大都放在翻译作品上，诗歌、小说、艺术、宗教和哲学著作，不管读懂读不懂，闻风而动，一套套地往家里搬。《通志堂集》收进纸箱子，纸箱子几只一排，靠墙摆齐，铺上床垫和毛巾被，成了集体宿舍的沙发，遇上来人，还可以凑合睡觉。

来美多年后，兴趣转变，古籍又成了情感的良好寄托。想起最早有的寥寥几本视若珍宝的古典文学书：《唐诗三百首详析》《李白诗选》《聊斋志异选注》，半本线装的《聊斋志异》，五七言并收的线装《千家诗》，以及影印的金农和朱彝尊，都风流云散，连散失的经过也毫无记忆。只有《古诗源》《杜牧传》、七言本《千家诗》，辗转漂流到纽约，和我朝夕相伴。《通志堂集》还在北京，没有丢失，这我可以肯定，是很可欣慰的，然而缺了下册，终是美中不足。我在网上搜出书影，往日的印象顿时复活，因此越发忆念。

北京的书一次几十本上百本往纽约带，不断清点，不断丢弃，终于到所剩不多，于是一股脑儿装箱，全部海运过来。

忽一日，拆箱整理，赫然看见完好无损的一套《通志堂集》，两册俱全，淡绿色的封面，轻轻软软，打开来，书页丝毫没有发黄变脆，大概因为常年不见天日的缘故。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过去多年的记忆，居然是一个虚构？

翻来翻去，在封底发现一个小小的红戳，两个字：特价。不用说，这是在北京的“中国书店”买的。北京五年，我跑遍了全城所有的中国书店，去的最多是宣武门、琉璃厂和王府井东风市场这三家。有一阵子，新街口那一家也跑得勤，为的是配齐手中几套书：《乐府诗集》和阿拉贡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共产党人》。我何时，又在何地，另买了一套《通志堂集》？记忆里没有一丝痕迹。扉页没有签名，不知购买日期。《通志堂集》如此使我梦萦魂绕，怎么会把有关的记忆全部抹去，抹得这么干净？假如这套书也因为雨淋虫咬，书页发霉，封面发黑，破烂扭曲，大失从前面目而不被认出，杂入其他误买和毁损的书中被扔掉，那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购书这件事的存在，因为就连最持久同时又最不可靠的证据——记忆，也没有了。

花了几天时间把书读一遍，仍然跳过经解，也跳过四卷词。赋和书信杂文不多，剩下的，就是几百首诗和同样四卷《渌水亭杂识》。《渌水亭杂识》最后一卷有几十条诗话和词话，和他的诗词创作对应，有助于理解他的学习和创作历程。纳兰早逝，享年只三十一岁，比李贺略长。他在《书昌谷集后》中说：“尝读吕汲公杜诗年谱，少陵诗首见于冬日谒老子庙，时为开元辛巳，杜年已三十，盖晚成者也。李长吉未及三十，已应玉楼之召，若比少陵，则毕生无一诗矣。然破锦囊中，石破天惊，卒于少陵同寿，千百年大名之垂，彭殇一也。优昙之花，刹那一现；灵椿之树，八千岁为春秋。岂计修短哉。”不幸成为自己的写照。

李贺开一代诗风，纳兰词卓立于人才辈出的清朝三百年词坛，这两位都性情敏感，天分又高，早熟之作，亦足傲世。纳兰诗大多是习作，五古部分，基本是模拟，七律不多，看不出特色，七绝一百多首，但觉清新明快而已。

纳兰用心在词，他有一首《填词》诗，便是专门为词辩护的：“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芒鞋心事杜陵知，只今惟赏杜陵诗。古人且失风人旨，何怪俗眼轻填词。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不见句读参差三百篇，已自换头兼转韵。”他爱花间词，推崇李后主：“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唐诗非不整齐工丽，然置之红牙银拨间，未免病其板槢矣。”（《与梁药亭书》）王国维评价纳兰词极高，将他比作后主，其实正是他自己的说法。

纳兰论诗，强调性情，认为才学固不可或缺，但不能逞才逞学，诗不免学古，终须自立。他还说，“唐人诗意不在题中，亦有不在诗中者，故高远有味。虽作咏物诗，亦必意有寄托，不作死句。今人论诗，唯恐一字走却题目，时文也，非诗也”。这些道理都很对，但涉及具体作家，他有些话说得轻率了，如说“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又说“苏诗伤学，词伤才”。说欧阳修“一事不用，故遂至于淡薄空疏，了无意味”，都是所读不够博，所思不够深的结果。

理论归理论，纳兰自己作诗，喜欢李贺温庭筠那一路，意象秾丽，讲究声色。闺阁生活是他熟悉的，富贵在他更丝毫不用硬装，所以他“效金荃体”，“和李昌谷恼公诗原韵”，才情在握，触手生春。李贺《恼公》诗五言排律，五十韵一气直下，纳兰之作虽不敢说堪与原作比肩，从中也可看出他纵横腾跃的才气。

輶轩语

香港三联出过一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封面标示：主编钱锺书，执行主编朱维铮。这套书精装精印，开本较寻常三十二开略高，纸质莹白，文字清晰。图书馆得人捐赠，入藏数种。大概借阅者不多，一直置于书架高处。十几年来，借回看过几次，其中最感兴趣的，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二种》，收《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另有三种附录。

《书目答问》对我来说，过于深远。经部的书，大部分云里雾里。几次翻查，仅限于集部和子部里的周秦诸子和小说家。何况他列的书，在我们今天如何能得，充其量按图索骥，等待出版社重新排印罢了。孙犁先生说他照《书目答问》和《鲁迅日记》买书，在他那时候，也不算豪奢，只见出他是真正爱书如命的人，是闹哄哄的浊世的素心人。换了今天，则无异痴人说梦。孙犁不是藏书家，他买书，是用来读的。《輶轩语》则简单多了，相当于读书做学问和应试的入门手册。张之洞自谦是“告示公牍一例物事”，“故举当为诸生言者，条分约说。笔之于书，以代喉舌，分为三篇，上篇语行，中篇语学，下篇语文。”虽然“其间颇甚浅近”，但也“间及精深”。

上篇讲德行风气，谈到为学的基本精神，倒数第二条“戒自居才子名士”云：“文学之道，先贵诚笃。世有聪明浮薄之人，能作浅薄诗数首，略记僻冷书数语，便兀傲放荡，乖僻不情，自命为才子名士。不惟见笑大方，一染此种气习，终身不可入道。”自我炫耀的手段，数这个“记僻冷书数语”最管用。我就曾戏对人说，写文章，若要显得特别有学问，引用古文古诗，切记半生半熟。半熟，是说一半的引用和提及，必须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半生，是说另一半务必偏僻。没有半熟，读者不耐烦；没有半生，读者不佩服。比较好使的一招，是引用一位大诗人，如杜甫、苏轼之类，但引用的是选本上没有的诗，这就最好，表示你读熟了二公的全集。自居才子名士，张之洞举了四个例子：“如明之桑悦、徐渭，乃病狂人。陈继儒、金人瑞，乃俗陋人。所为不足效也。”徐渭，我有保留；说金圣叹，不算太冤枉，看看他批的“杜诗”就知道了。

语学部分概论读书，有原则，有分类举例，开书单。书单不比《书目答问》的两千两百种，是一个提纲的提纲。对于今天的读者，足够了。

读书贵在精博，这是常识，张氏重申，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他说得特别亲切而已：

“读书宜博。先博后约，《语》《孟》通义。无论何种学问，先须多见多闻，再言心得。若株守坊本讲章一部、兔园册子数帙，而云致知穷理、好学能文，世无其理。博之为道将如何？曰：在有要而已。古书不可不解，有用之书不可不见，专门之书不可不详考贯通。如是，则有涯涘可穷矣。”

“读书贵博，贵精，尤贵通。该贯六艺，斟酌百家，既不少见而多怪，亦不非今而泥古，从善弃瑕，是之谓通。若夫偏袒一家，得此失彼，所谓是丹非素、一孔之论者也。然必先求博，则不至以臆说俗见为通；先须求精，则不至以混乱无主为通。”

他还说，读书宜有门径，这个门径便是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具体到各科，“《汉学师承记》为经学之门径。《史通》为史学之门径。《古今伪书考》为读诸子之门径。《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为诗文之门径。国朝赵执信《声调谱》、沈德潜《说诗晬语》、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孙梅《四六丛话》、近人《历代赋话》为初学诗赋四六之门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群书之门径，这个道理，我四十岁后才晓得。当然，放在三十年前，即使有人揪着我耳朵对我说，我也未必能理解。

张之洞强调读书择要，说经书是首要，是时势也是政治，这且不去管它。他说读书宜多读古书：“除史传外，唐以前书宜多读，为其少空言耳。大约秦以上书，一字千金。由汉至隋，往往见宝，与其过也，无亦存之。唐至北宋，去半留半。南宋迄明，择善而从。”其中精神，是读经典。因为经典都是经过岁月淘汰、去粗取精、万中存一的。

张之洞憎恶明人轻浮的陋习，在读史部分，就特别指出：“读史忌批评文章。明人恶习，不惟《史》《汉》但论其文，即《周礼》《三传》《孟子》，亦以评点时文之法批之。鄙陋侮经，莫甚于此。切宜痛戒。”有人欣赏金圣叹的批评小说戏剧，我则一向不甚恭维。一方面，是以油滑为聪明的媚俗手段，另一方面，便是张之洞在这里一语点破的，是以评点八股文的方法评点他所谓的“才子书”。后面一点，幸得张之洞指出，我是不曾想到的。

钱锺书学问大，卷帙浩繁的笔记陆续整理出版，使我们看到，他一生做读书笔记是何等勤奋。读杨绛先生的回忆，还只是一个初步印象，在这些笔记面前，长城两个字变成绵延千里的巨大实物，不由人不感到震惊。《輶轩语》有一条讲到这个问题，叫做“读书勿诿记性不好”。张之洞说：“每见今人不好读书者，辄以此借口。此欺人也。日记一叶，月记一卷，十年之内，可记百余卷矣。非不能，实不为耳。朱竹垞有言：‘世岂有一览不忘、一字不遗者，但须择出切要处记之耳。’竹垞为本朝第一博雅人，其说如此，以告学者。”

港版《书目答问二种》，缺点是错字触目即是。《淮海集》的作者误为“奏观”，岳珂写了《程史》，这倒罢了，有的错得实在不是地方，如附录“辑评”里有一段话，是张之洞写给王懿荣的一封信，其中说，《书目答问》“舛漏必多，请为补正”。“此物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盖不得已也。”后面又说：“《輶轩语》一本，说更浅陋。”因为“辑评”的文字，出处和题目置于文后，书里注明的是“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录张滴致王懿荣函”。我初一看，惊讶得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心想这张滴是何许人，说话这么狂横。再看才明白，大概是“之洞”二字误成了“滴”。

古诗源

我最早得到的四本古典诗歌的书，是《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李白诗选》和《古诗源》。前两种是旧书，后两种为“文革”结束后最早发行的一批古典文学书籍。《古诗源》是中华书局出的，1963年6月新一版，1977年7月第二次印刷。前后两刷，隔了十四年，这十四年便是文化上的一段空白。书的封面极淡雅，微带绿意的浅黄色，除了黑色的书名和编选者姓名，就用稍微比底色重一点的颜色，加了一小枝菊花。大花两朵，相依如并蒂，小花两朵，分在上下两枝，不细看，以为是叶子。看其简朴的风格，大概是从笺谱上借来的。大三十二开本的书，连目录及序例，超过四百页，定价一元四角。

喻守真的《唐诗三百首详注》，复旦大学编选的《李白诗选》，还有同时买的《聊斋志异选注》，都已不在手上。《千家诗》，五七言兼收的，没了，七言的还在。《古诗源》，曾经以为丢了，却喜故人无恙。

高考之后，入学之前的几个月，家居无事，日以读书为乐。可读的书，区区三五本，故能一心一意，不管能否理解，强读，硬读，反复读。《古诗源》没有现代人的注解，读得最粗略。比如引自《风俗通》中的“狐欲渡河，无奈尾何”，虽觉有趣，不明白狐狸过河为什么担心尾巴，就是打湿了又有什么要紧。一半以上的诗，读过，不懂，再读，还是不懂，但总算混熟了面孔，到学中国文学史时，就是老友重逢了，觉得非常亲切。还有一些，喜欢是说不上的，但和过去的零星所知对上号，便觉得很得意。如《卿云歌》，在写北伐战争的小说《前驱》中，看过遗老遗少们大唱“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似乎是国歌的样子，还曾想，复旦大学的名称，原来是从这里来的。《越谣歌》里：“君乘车，我戴笠。”读过几本父亲所藏的旧书，其中有沈醉著《我所知道的戴笠》，不料在这里看到戴笠名字的由来。我完全读懂，因读懂而喜欢，最典型的就是孔绍安的小诗：“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南北朝后期，这样近似五绝的小诗逐渐多起来，语言也简朴。

《古诗源》先前包了书皮，而且不止一次，故封面封底仍然干干净净，纸张却已被揉得发软，书脊上下两端，还裂了小口子。《古诗源》比别的书读得更狠，不是因为偏爱。如说偏爱，肯定是李白、杜牧、零散的宋诗、宋词以及《聊斋》。花工夫，是因为生字太多。越认得，越是好奇，因此没少查字典，书页上满是红圆珠笔标注的字音和字义，其中一半是换繁体字为简体。其他不认识的字，现在的小学生可能都不陌生，如羁、濯、秽。最过分的是连司马懿的“懿”也不认识。谢灵运的诗显然让我头疼，《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一首，就为泫、陉、岘、渚、隈等字抄录了注解。我能背下来的谢诗，基本都是写景的前半首，直到大学里还是如此。高考内容虽然已有古文的译解，为此突击曾抢背了一些古文，但总括起来，在中小学之所学，实在有限。

陶渊明有名，谢灵运写景秀丽，《古诗源》中，他们两人当然是重点。此外是汉乐府。南朝的诗比较清新，但晋诗有点隔膜。陆机、张华，没有什么感觉，刘宋的颜延之也一样。延之的《五君咏》和《秋胡诗》九首，后来是极赞赏的。还有杨素赠薛道衡的十四首五言诗，我以为是在阮籍《咏怀》和陈子昂张九龄之《感遇》之间最了不起的组诗，格调之高不在陈张之下，其后更有李白，皆从此中而来。然而那时一扫而过，视若无睹，大概一读到“在昔天地闭，品物属屯蒙”，人就傻了。

曹操的诗

曹操的诗，古往今来，论说大致不出钟嵘和敖陶孙的两句话，一个说他“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一个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气韵沉雄说得不错，但前面那个比喻很落俗套。因为曹操的沉雄，与其他人的沉雄不同，是有高迈的气格在里头的，他的悲凉亦然。钟嵘距曹氏时代近，比较起来，他的话更贴近曹公的内心世界。

沉雄和悲凉之外，沈德潜补充了一点：霸气。他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又说，曹操诗“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按照沈德潜的说法，曹操和曹丕的诗，不同处有二，一在身份，二在风格：“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史家常说魏晋之际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自觉的标志之一，是曹丕在《典论》中把文章抬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他是有意做文人，这一点，和他父亲不同。比如说，曹操的诗都是自言己志的，曹丕却有一些作品，是纯粹的文学创作，比如他有一首寡妇诗，“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寡居，为作是诗。”他的《燕歌行》也是借女子口气来抒情的。

汉诗基本上是朴素的，与汉赋不同。东汉的赋已经趋于华丽了，东汉的诗依然简朴。诗趋于缠绵华丽，曹丕多少开了风气。他的语言虽然不像曹植和陆机那么讲究，但他的抒情诗中，女性的气质已经很浓，而女性气质正是晋到南朝早期的文人的一个特色。

曹操的诗古直中有俊爽，说明他对语言并非毫不讲究，只是不斤斤于雕琢。他戎马一生，读书赋诗多在军旅，养成这种通脱简峻的风气。《嵩里行》《苦寒行》《薤露》，借乐府旧题写时事，从大处落笔，和他的文章一样简捷畅快。而遇到适当的机会，对景言志，信笔一扫，言辞自然可观。《短歌行》已经如此，《观沧海》更是千古绝唱。“水何澹澹，山岛耸峙”，以及“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沈德潜誉为“有吞吐宇宙气象”，良非虚言。可怜木华一篇《海赋》，殚思竭虑，还没写出这样的壮阔。

说到悲凉，自然想起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的词句：“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长筭屈于短日，远迹顿于促路。”还有“纡广念于履组，尘清虑于余香，结遗情之婉娈，何命促而意长？”曹操现存的二十多首诗中，游仙诗占了七首，不可谓不多。他的游仙诗和后代，特别是唐人的游仙诗差别很大，不在渲染神仙生活的高妙，表达羡慕追求之意，而流露着人生苦短的遗憾。“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对此怀忧，他的心愿如何呢？“思想昆仑居”，“志意在蓬莱”（《精列》），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曹操也知道求仙的虚妄，《秋胡行》就委婉地表达了这个意思。第一首虚构了入山求道的故事，第二首却说：“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可见感叹四时更逝，是因为功业未遂，这就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因由。《秋胡行》之二还写道：“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壮盛智惠，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这是哀时叹世之外的另一重悲凉。

曹丕在《典论》自序里说他父亲：“上雅好诗书文籍，虽任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

呜呼，如曹公者，今世乃至后世，尚复能见否？

东坡跋陶渊明“饮酒诗”

东坡特别不能饮酒，一杯辄昏昏然。然而爱朋友，喜热闹，不能饮而当饮不让。为此的说辞很可解颐，大意是，我看别人醉态可掬，本性毕露，言语痛快，觉得人生不妨如此，酣醉中的人，无一个不可爱，那么别人看我醉，情形也是差不多的。我常奇怪，东坡能吃五花肉，酷嗜蜂蜜，胃口好，饭量大，随心所欲，从不节食，吃得太撑，饭后不得不出去散步，一手拄竹杖，一手摩挲肚皮，顺便看风景，觅诗句，他这样的体格，怎么说酒量也不会太小，偏偏就不是一般的小，这岂不是造化故意拿他开玩笑呢。

有些人记不得醉后的事，醒后担心，到处打听，是否说过不恰当的话，是否不小心暴露了内心的秘密。有些人记得，尽管当时不一定能控制住自己。后一种人，会被怀疑为没醉装醉。为什么装醉，我还是想不通，难道是为了探听情报，或者引诱人家上当，如京戏里周瑜装醉糊弄老同学蒋干？

很多古人醉后题诗，照我想，那是没醉透。醉透了，只能躺在地上打呼噜，说梦话，睡得石头一样沉，搬都搬不动。说醉题，到底是真醉了，还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凡有几分酒意，便可称醉，恐怕很难查清楚了，原因就在我们说的是古人。今人似乎不再醉后题诗了，不知是诗的式微，还是醉的变节。

陶渊明写了那么多“饮酒诗”，但说实话，我捧着陶集反复读，没能查明陶先生的酒量，而且大多数时候他是独饮，那就更说不清，如果较真到法庭上，是死无对证的。

渊明的“饮酒诗”有一首：“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是发牢骚的。酒后这么想，很正常。但苏东坡有疑问：“正饮酒中，不知何缘记得此许多事。”这则题跋后面说：“元丰五年三月三日，子瞻与客饮酒，客令书此诗，因题其后。”不知道东坡自己是不是也喝多了。

同样的意思，还有一则，可见东坡的发问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陶诗云：‘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此未醉时说也，若已醉，何暇忧误哉！然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此最名言。张安道饮酒初不言盏数，少时与刘潜、石曼卿饮，但言当饮几日而已。欧公盛年时，能饮百盏，然常为安道所困。圣俞亦能饮百许盏，然醉后高叉手而语弥温谨。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饮者。善饮者，澹然与平时无少异也。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饮，饮一盏而醉，醉中味与数君无异，亦所羡尔。”

东坡喜欢书写渊明诗，题跋多妙趣。因是信手写来，透露的全是一个人的心性。这种几十字、上百字的小玩意儿，晶莹玲珑，人文实一，是最自然的表达。如果不是这个人，你读什么？

《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绍圣二年二月十一日，东坡居士饮醉食饱，默坐思无邪斋，兀然如睡，既觉，写渊明诗一首，示儿子过。”

东坡这样的小题跋我是写不出来的。或者也能写出来，也可以看，如此而已，难得如此可爱的风姿。但东坡的破酒量我倒可以与之媲美，而且态度相似。酒后，即使是微醺，次日一整天，浑身无气力，头晕难受，应是最深切的感受，却很少见人提起。东坡无量而喜饮，他的头晕难受，次数岂会少，但也不见他说。这时候，他也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了，变成“一说便没劲”了。

饮醉食饱，兀然如睡，活脱庄生笔下隐几而坐的南郭先生，但庄子和思无邪八竿子打不着，东坡呢，大概又在偷笑。

坐在思无邪斋，年年月月，永远思无邪。要对得起这个伟大的时代，别无歧途。

崔信明

崔信明在《全唐诗》中只留下一首《送金竟陵入蜀》，外加一句著名的“枫落吴江冷”。这句诗的好处，在于通过写意画似的淡淡几笔，渲染出别人数十严都营造不出的气氛，一如宋人潘大临也是一句千古的“满城风雨近重阳”。崔潘两位的诗句都是有来历的，崔诗源于《九歌·湘夫人》中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潘诗则和贾岛的“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有点关联。诗写景容易，情景交融难，简单的描写能引起丰富的联想，尤为难得。

关于这句诗，《旧唐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

郑世翼，郑州荥阳人也，世为著姓。祖敬德，周仪同大将军。父机，司武中士。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历万年丞、扬州录事参军。数以言辞忤物，称为轻薄。时崔信明自谓文章独步，多所凌轹；世翼遇诸江中，谓之曰：“尝闻‘枫落吴江冷。’”信明欣然示百余篇。世翼览之未终，曰：“所见不如所闻。”投之于江，信明不能对，拥楫而去。世翼贞观中坐怨谤，配流巂州，卒。文集多遗失，撰《交游传》，颇行于时。

郑世翼看不上崔信明的诗，稿子没读完就扔到江中。郑自己的文集遗失殆尽，很可能和晚年遭流放有关。编刻文集要有地位，也要有钱。崔的诗集没能传下来，不知是否和郑世翼此次的讥讽有关。或者百余首诗并无抄本，也有可能崔信明受此羞辱，从此不写或少写诗了。

《唐才子传》引了这个故事，说崔诗不得流传，和他过于张扬的性格有关系：“信明恃才蹇亢，尝自矜其文。”郑崔都狂傲，狂傲的人偏偏最不能忍受别人的狂傲，而崔信明显然没打赢和郑世翼的嘴巴仗，悻悻而去。此史与《三国演义》中曹操兵书的故事类似，如真，是相当令人惋惜的。据《唐才子传》，崔信明是个大有骨气的人，他是青州人，“少英敏，及长，强记，美文章。高孝基语人曰：‘崔生才冠一时，但恨位不到耳。’隋大业中，为尧城令。窦建德僭号，信明弟仕贼，劝信明降节，当得美官。不肯从，遂逾城去，隐太行山中。唐贞观六年，诏即家拜兴势丞，迁秦川令，卒。”

崔郑都以才子著称，郑世翼出身世族，年轻时即得大名，性情傲慢，后来因此吃了大亏。他的诗今尚存五首，却无一句广为流传。他在《登北邙还往京洛》中形容自己：“伊余孤且直，生平独沦丧。”大概是实话。他的《巫山高》与别家不同，只字不提楚王神女。朝云暮雨的艳异，被他轻描淡写为“霏霏暮雨合，霭霭朝云生”，由此也可以看出他诗风的一斑。

王维

二十岁前，我喜爱的古代诗人有三位：李白、杜牧、王维。李白，我有一本复旦大学中文系编注的诗选；杜牧，有一本薄薄的缪钺著《杜牧传》；然而王维，除了《唐诗三百首》中的选录，什么也没有。在生物系念书的时候，有空就跑文科图书馆，翻卡片找书。查到一本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兴冲冲地去借，却被告知不在架上。此后每星期都去问，那本赵殿成一直没回来。

读杂志上的论文，读古诗选本，遇到王维，随手摘抄，慢慢积攒下来，也有四十多首。翻藏书卡片的时候，注意到唐代的大诗人，差不多都有诗选，大部分是“文革”前出版的，唯独王维没有。我想，居然没人给王维编一本诗选。我为何不编一本呢？于是发狂一般，把猜想可能收有王维诗的书尽量借回，一一翻查，折腾许久，找到的诗依然不过五六十首。终于放弃了。

到中文系，学唐代文学史，讲到王维，还是那几首诗。中文系的藏书室，仍然找不到一本关于王维的书。出版业解冻后，古籍和翻译小说纷纷涌出，书店的新书，迟迟不见王维。我读到了杜甫、李贺、李商隐，还有唐代之外的诗人，喜爱其中的很多，但王维在我心中，地位在李杜之后，名列第三，他人不能逾越。理由我说不出，也许只是直觉地爱他的幽静，他的与世无争，他对草木和山水的情意，也爱他晚年优游山林的日子。他受母亲影响，一辈子敬奉佛事，色色空空，羚羊挂角，辋川一带的景致，被他淘洗得无比洁净，蓝宝石一般的玲珑和空明。我逃课的时候，持一本书去山上，一路分花拂柳，穿行于“日影金琐碎”之中。到得山坡临湖处，斜躺在柔软的深草上，倚着光滑的青石，在暖洋洋的太阳和微风中，读古诗，也读西洋小说。

唐代的山水田园诗，一说便是王孟韦柳。我觉得孟浩然和他们三人不太一样，是很情绪化的，大约早年的功名心或进取心一直没有完全消隐，闲静得有点别扭。柳宗元的境界萧疏枯寂，背后有几分凄凉，就像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听者识其欢快和清新，勃拉姆斯自己却说，“我从没写过这么哀伤的音乐。”韦应物至为纯净，但他的纯净是峻峭的，或者你可以说他其实很严肃，是那种慎独的人，能够克制。王、孟相对而言随和近人，和个人的性情有关。当孟浩然还有点拖泥带水的时候，王维是彻底放下了包袱。他的安详还因为生活的优裕。处于贫困之中的诗人难免激烈，放达之中透着愤惋。王维不是这样，他是玉一样的温文。其实，还在年轻时代，当他随兴走后门取功名，以诗歌绘画和音乐上的高深造诣周旋在王公贵族之间之际，似乎就是个有些害羞的人。他写游侠，虽然神采飞扬，却看不见自许，他只是写一种精神，系马高楼垂柳边，羡慕，赞扬，却始终没有化身其中。

王维的七律显示了他身上的另一种气度：无比的阔大和高贵。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作诗的四位，王贾之外，还有杜甫和岑参。王维的气魄，至少这一次，是把小他十一岁的杜甫压倒了。

读王维的五言诗，难以想象他的七律会这样。而他一辈子，并没有写多少七律，每一首仿佛都是信手拈来，没有着力的痕迹，就是那些不成功之作，也格局开张，天然的盛唐气象。

由此我想，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他作品的体裁、长短、内容，胸怀和气度才是更重要的。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广博，另一方面，是天性。

大学毕业，选论文的题目，李杜太大，不敢选，我有意于王维。但五年过去，图书馆里的《王右丞集笺注》还只是一张卡片。没办法，选了李贺。王琦的《李贺诗歌集注》一册在手，陪我度过了在珞珈山的最后大半年时光。十年后我在纽约的旧书店见到一本从国内某单位图书馆流出来的“文革”前的《王右丞集笺注》，书脊上还贴着馆藏编号，书页已发黄。我从架上抽出来，发现封面右下缺了一角，没有买。后来的王维诗全部，是借助《全唐诗》读完的。

高适不救李白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痛恨高适不救李白。“安史之乱”混战方殷，李白忧国心切，投奔永王李璘的部队，不料肃宗李亨以叛乱罪处置了手握重兵的亲兄弟，李白“从逆”，被捕入狱。当时境况危险，以至于杜甫诗里说，“世人皆欲杀”。李白给能攀得上的多位大人物写求救信和诗，后来出力帮助诗人的，主要是江南宣慰史崔涣、御史中丞宋若思以及宰相张镐。宋若思不仅把李白从狱中解放，而且还收归幕府。

肃宗方面，高适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兼采访使，兵权在握，极得宠信。李白和高适，同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又是老朋友。他们早年，加上杜甫，曾有亲密同游梁宋的经历。但李白在最危急的关头，却没有得到高适的帮助。现今李白集中，没有留下一首向高适求救和事后感谢的诗文。相反，致张镐和宋若思的诗却有多首。

郭沫若认为，高适因为和李白站在两个不同的阵营，早已不拿李白当朋友。为了个人政治前途，不会为了李白甘冒风险。

《全唐诗》高适小传说，高适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大诗人中，官阶混得最高的一个。他功名心极强，有政治头脑，这和李杜很不相同，和同为盛唐大诗人的王维和王昌龄等也不同。杜甫晚年漂泊西南，生活困苦，多得镇蜀的老朋友严武接济。严武在四十出头的英年因病去世，杜甫只好离开四川，买舟东下，前往湖南投亲，终于死在途中。

郭沫若说，高适对杜甫，也不够意思。高适在四川，先担任蜀、彭二州刺史，后来又代剑南西川节度使，对杜甫不肯接济。高适集中现有《人日寄杜二拾遗》一诗，写得情深意长。郭沫若的话，不知准确与否。

按郭沫若的看法，高适势利寡情。但《唐语林》中提到，高适曾帮助过王昌龄。具体情由，未找到资料。高适发迹很晚，早年沉沦下僚，心情悲苦，诗歌内容颇能“同情劳动人民”。晚年官做大了，志得意满，很少写诗，心里的想法，后人无从得知。

再说王昌龄，他在战乱之际回老家，不料竟为濠州刺史闾丘晓所杀。至于为什么杀他，《唐才子传》只说“所忌”，但忌他什么，不是很明白，可能是忌才。后来，曾救过李白的张镐按军河南，闾丘晓带兵赴召，延误了日期，张镐就毫不客气，将他杀掉。临刑之前，闾丘晓以家有老小求情。张镐说，你固然有亲人，王昌龄的亲人，却由谁来供养？闾丘晓无话可说。由此可见，闾丘晓杀害王昌龄，是引起了公愤的，所以张镐才会找个借口，杀之以为诗人报仇。

李白诗集里有《赠张相镐二首》，有《狱中上崔相涣》多首，有《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独无一语涉及高适。不管实际情形如何，也许高适有自己的难处，也许高适背后出了力，我们不知道，也许他想帮忙时，李白已经脱出苦海，但以李白的性情，如果还当他为朋友，绝不会从此只字不提他。

元载夫人诗

《全唐诗》卷七百七十九“名媛”，收元载夫人王韫秀诗三首。第一首《同夫游秦》，注解说：韫秀嫁给元载，夫家很穷，被娘家人看不起，因同丈夫一起入秦求举。诗云：“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零离别泪，携手入西秦。”第二首《夫入相寄姨妹》：“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鸣机妇，耻见苏秦富贵时。”注曰：载拜相，韫秀衔宿恨，寄姨妹。这可以看作承接第一首而来，本意不过出一口胸中怨气而已，与聊斋故事《镜听》中“侬也凉凉去”，有异曲同工之妙，未必表示了王韫秀的轻薄。第三首是《喻夫阻客》。元载在肃代两朝为相，贵盛无比，宾客盈门。相府门深，不少想攀附或求助的人被拒之门外，王夫人大概想到自己夫妻当初的困窘，特写此诗规劝丈夫：“楚竹燕歌动画梁，春兰重换舞衣裳。公孙开阁招嘉客，知道浮荣不久长。”可惜元载不如夫人有眼光。贫穷出身的人，因为日子苦，饱受他人冷眼，奋进意识特别强。其中多有走极端的，往上爬不择手段。而一旦身居高位，贪渎往往剧烈。史载抄元载家，仅胡椒就抄出八百石，也算是贪官史上的佳话了。

王韫秀出身名门，是开元年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女儿。元姓本出元魏皇族拓跋氏，但《旧唐书·元载传》里说，他母亲是带着他嫁给元景升的，是“冒姓元氏”。王韫秀作劝阻丈夫的诗，或许是在元载拜相不久。从小为地方大员的千金，再做上几年宰相夫人，大概很难不飞扬跋扈吧。史书上说王韫秀“素以凶戾闻，恣其子伯和等为虐”。元载败，她也被赐死。

赐死的原因，《刘宾客嘉话录》这样记载：“元载将败之时，妻王氏曰：‘某四道节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为舂婢，不如死也。’主司上闻，俄亦赐死。”

元载有《别妻王韫秀》诗，应是早年求取功名时作，可与王诗参看：“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

《旧唐书》本传里没说一句元载的好话，但大诗人杜牧却很欣赏和同情他，在《河湟》诗里赞扬元载留心边事，反复筹划收复被吐番侵占的河湟地区：“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用“衣冠东市”的典故，是把元载比做有意削藩，却遭人诬陷而冤死的晁错。

今读到陈尚君教授《唐女诗人甄辨》一文，其中谈到王韫秀诗，认为《全唐诗》所录这几首或为后人杜撰：“其诗最早见《云溪友议》卷下《窥衣帷》，云韫秀为大历丞相元载妻，‘王缙相公之女，维右承之侄’，并称王缙镇北京时‘以韫秀嫁元载’。后叙载从微至显事及韫秀诗事。及载败，韫秀自称‘王家十三娘子，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检两《唐书》本传及其他史籍，元载妻王氏为天宝间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女，忠嗣未镇河东，王缙镇河东在大历三年，时载任相已久。《唐诗纪事》卷二九为弥缝传误，改王缙为王忠嗣，《全唐诗》卷七九九沿之，仍错误迭出。大致可以认为此为唐人依据元载败亡史实所杜撰的小说，其诗出于王氏本人所作之可能很小。”

欧阳修使子2013年12月补记

王荆文公诗笺注

2011年夏天，从北京带回上海古籍的三卷本《王荆文公诗笺注》。秋深以后，渐有余暇，每天打开读几页。因为喜欢，不想读太快，囫囵吞枣，再说读多了也记不住，很难深入。因此每次只读几首，顶多十几首，视长短而定。读到卷二，有《新花》诗，当即夹了纸条，并用淡色彩笔画了圈，以备重温。诗如下：

老年少忻豫，况复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以流芳。
流芳在须臾，吾亦岂久长。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

有说此诗是荆公绝笔的，不知有何根据。如无根据，可能是从“吾亦岂久长”一句推想出来的。首句说老年。古人的老，未必很老。杜甫从三十多岁就开始自称老夫了，老是宽泛的概念。但诗是荆公罢相之后退居金陵时作，则是无疑的。病中卧床，房间里摆了鲜花，日长无事，对花自遣，今天的习惯，也还是如此。

李壁注引田昼的话，为“少忻豫”三字作注脚。田昼说，他曾担任金陵酒官，荆公不时会派一名老兵来买酒。每次来，就向老兵打听荆公的情况。老兵说：“相公每日只在书院中读书，时时以手抚床而叹，人莫测其意也。”

莫测其意只是老兵的感觉，其实荆公的心事，大家都知道。司马光执政，新法尽废。王安石每得消息，痛在心头。宋人笔记中这方面的记载很多，李壁诗注中就转引了不少。

新花虽芬芳四溢，插在床头瓶中，持续不了几天。忘和不忘，它都要萎谢。忘却新花，只当它不在眼前，这是显然的道理，谁都不难做到。忘掉过去的自己，却需要异乎寻常的决绝，背后的力量不是豁达或超脱，而是无可奈何。如果不到无望的时候，谁有必要抛弃故我呢。从头再来，不仅不容易，大多数时候，简直是不可能，尤其是年岁已高。

如果一个人觉得可以从头再来，可以做新人，说明他痛苦虽深，还隐约抱着别种希望，比如奇迹发生，光阴逆转，上天对自己格外垂青。这样的假想从此成了继续生活的勇气，甚至使他间歇性地产生一分乐观，让他一如既往地前行，直到某一天，把希望和无望彻底淡忘。

两忘之后，还会有新的我，还会有过去的影子重现，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即使不在眼前，闭上眼，它依然在；即使不在清醒中，也会萦绕在梦里。这是新的业，只得继续努力，扫叶一样，为遗忘而奋斗。业和忘，如波随风，不能怨风，也不能只怨水。抹平了，再起来，除非水波干涸。而风是外物，永远不会停息的。

人是要说服自己，扭转自己到老的。一只手挥舞着昂首直前，另一只手拽着那只胳膊往回扳，扳转来了，退回去。再不济，先在路边坐下，想一会儿。然后路就拉长了，变了。时辰也跟着变。未来结出一个果实，叫做过去。世上还没有达观到完全糊涂的人。因此，怎么可能没有矛盾，没有犹豫不决，没有遗憾，没有说不完的丧失。

荆公晚年好出游，却不大搞排场，只是一个人骑驴，静悄悄的，在钟山一带闲走闲坐，与寺里的和尚聊聊天，去朋友家小憩。人不认识他，在他面前大言，他也只是微笑而已。他晚年的诗，五律和七绝，宋人无人可出其右。这是大政治家的胸襟，大学者的修养，沉静深入的观察和感受，与天才诗人的精纯相结合的产物。读王诗的人都注意到他写景诗的一个特点：他喜欢驻足凝视水中的倒影，尤其是水中的花影。他的心空明澄净，他所爱的妍丽是纤尘不染的。

缟夜炫昼

荆公《寄蔡氏女子二首》之一：“建业东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绕溜。青遥遥兮纚属，绿宛宛兮横逗。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兰馥兮众植，竹娟兮常茂。柳荐绵兮含姿，松偃蹇兮献秀。鸟跂兮下上，鱼跳兮左右。顾我兮适我，有斑兮伏兽。感时物兮念汝，迟汝归兮携幼。”据《西清诗话》：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说。又在蒋山时，以近制示东坡，东坡云：“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自屈宋没世，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荆公曰：“非子瞻见谀，自负亦如此，然未尝为俗子道也。”

炫昼缟夜，系从韩愈写李花的诗句熔铸而成。韩诗说，“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见桃惟见李。风揉雨练雪羞比，波涛翻空杳无涘。君知此处花何似？白花倒烛天夜明，群鸡惊鸣官吏起。”杨万里《读退之李花诗》小序云：“桃李岁岁同时并开，而退之有‘花不见桃惟见李’之句，殊不可解。因晚登碧落堂，望隔江桃李，桃皆暗而李独明，乃悟其妙。盖‘炫昼缟夜’云。”

诗用离骚句法，第二首亦同。发端四句，甚为奇特，不是诗法，乃是文的作法，具体而言，是铭的作法。这里正好又有一个与苏轼相关的故事，见洪迈《容斋随笔》：“唐小说薛用弱《集异记》载蔡少霞梦人召去，令书碑，题云《苍龙溪新宫铭》，紫阳真人山玄卿撰。其词三十八句。玄卿之文，严整高妙，非神仙中人嵇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纪于此，云：‘良常西麓，源泽东泄。新宫宏宏，崇轩。雕珉盘础，镂檀竦楶。碧瓦鳞差，瑶阶肪截。阁凝瑞雾，楼横祥霓。’”不难看出，荆公的诗句与《苍龙溪新宫铭》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尤其是开头两句。东坡游罗浮山，作诗示儿子叔党，引用了《集异记》的这一典故，并在自注中特别标出宫铭的前四句。唐人传奇中多有一流的诗文，如沈亚之的诗差不多都出自他的小说，这一篇显然也是东坡为之倾心的。不知为何他在称赞桃李之句时，没有顺便提及，也许是时人漏记了吧。

清人如袁枚等论诗，说到王安石，不是骂他“性情刻酷”，就是说他没有感情。荆公二女，一嫁吴安持，一嫁蔡卞，集中多有写给两个女儿的诗，读来均极感人。他的弟妹众多，寄赠之作也很不少，寄大妹长安君的那首七律，“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为人熟知。《送和甫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荒烟凉雨助人悲，泪染衣襟不自知。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看汝过江时。”写父亲惦念和怜惜女儿，读来令人感动，古诗中亦不多见。还有悼念王逢原的几首，是选本不会遗漏的。论者说宋人诗歌大体矜持，个人情感轻易不表露，或表露也很节制。相比之下，王诗和苏诗还是特重情感的。王安石为国家重臣，自负极高，晚年之作，有不说破的孤傲在里头，这不是缺点，乃是品格。说王安石“若论诗，则终身在门外”，岂不可笑。

（此文前两节，后读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内有一则，所引材料，大致相同，这也是读书常有的情景。）

九言律

《西游补》的作者董说，天性好奇，曾自称“发明”了四言律诗。据刘复先生《董若雨传》，他的诗集里有一首《隔年历创四言律体，限一东》：“葬笔冢里，同秋梦中。祭思旧腊，式改新枫。往日无短，寒山转空。谁能剪烛，快读一通。”刘复说，算不上创造新体，“因为四言诗的中两联相对，在古人诗中并不是没有见过”，举陶渊明《时运》末一节：“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陶诗对仗，平仄却不合律，和董诗不同。刘复先生说诗不能算不好，是客气话。董说这首诗没什么好，连对联都没对好。

六言诗作者不多，王维和王安石，各有名篇。四句说足，意思恰好。若要成律，凑成八句，句式单调，势必令人难忍。九字句多见于词，如“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和十一字句一样，偶尔一句还行，多则不堪。《升庵诗话》讲到九字诗，举了三例，并明言是九律：“元天目山释明本中峰有《九字梅花》诗云：‘昨夜西风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滚入沙滩坳。野树古梅独卧寒屋角，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半枯半活几个擫蓓蕾，欲开未开数点含香苞。纵使画工奇妙也缩手，我爱清香故把新诗嘲。’池南唐文荐锜谓余曰：‘此诗不佳，影不可言敲。又后四句有斋饭酸馅气。’属予作一首，乃品占云：‘玄冬小春十月微阳回，绿萼梅蕊早傍南枝开。折赠未寄陆凯陇头去，相思忽到卢仝窗下来。歌残水调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风台。错恨高楼三弄叫云笛，无奈二十四番花信催。’近观卢赞元《酴醿花》诗云：‘天将花王国艳殿春色，酴醿洗妆素颊相追陪。绝胜浓英缀枝不韵李，堪友横斜照水搀先梅。瑶池董双成浴香肌露，竹林嵇叔夜醉玉山颓。风流何事不入锦囊句，清和天气直拘青阳回。’亦九字律也。诗亦有思致，以李花为不韵，甚切体物，前人亦未道破者。”

杨慎博学多才，喜欢拿文字开玩笑，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为后人所喜，流传甚广。在民间传说中，差不多是解缙唐寅纪晓岚一类人物。但他正经所作的诗，却看不出多大才力，唯一的好处，是似乎不太费劲，仿佛一挥而就的。十几岁时读他的《春兴八首》，很佩服，也对他太太的“其雨其雨怨朝阳”印象深刻。这对夫妇，在文学史上，和赵子昂那一对，情形相似。杨慎玩游戏的诗，就像那些药名诗，人名诗，藏头诗，数字诗，五行诗，好奇的人叫好，觉得聪明机巧，其实是没法读的。《升庵诗话》中的三首九律，杨慎自己的一首相对好一些，其余两首都很俗气。杨诗虽中归中式，句子也实在烦冗，只有末尾“无奈二十四番花信催”一句稍显自然。

尤侗在《艮斋杂说》里说九言诗少见，举出杨慎的一首，说“句法拖沓，诵之不甚上口。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也”。其实，连“不可无一”也可以免了。尤侗论诗，本非当行，而词学精深的况周颐，在《续眉庐丛话》里，居然对这首诗称道不已，不免令人奇怪。况先生说：“九言诗，昔人间有作者。长句劲气，于古体为宜。若作九言律体，亦如七言律之妥帖易施，则求之名人集中，殆亦仅见。”又说：“是诗余旧喜诵之。”他承认九言律不容易妥帖，至于九言古，又哪里去找一首杰作呢。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专论各种诗体的由来和变迁，谈到九言体时说：

挚虞以《洞酌篇》为九言，颜延之则谓诗体本无九言者，挚虞之论未可为据。《怀麓堂诗话》又谓九言起于高贵乡公，鲍明远、沈休文亦有之。唐则李白《蜀道难》“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湍”，《杜集》中“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置在迎风露寒之玉壶”是也。杨升庵又引杜工部“男儿生不成名死已老”为九言之始，顾宁人则引“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九言之始，然非通首皆九言也。《珊瑚网》载：元时天目山僧明本有《梅花诗》云……此则通首皆九言也。至升庵亦有《梅花诗》云……此则又创为九言律矣。

杨尤况赵四人论九言诗，都不出这三首，可见通首九言的诗，确实罕见。九律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钱谦益与柳如是

晨起读孙之梅《钱谦益诗选》。《合欢诗四首》注云：钱以匹嫡之礼往松江迎娶柳如是，有违社会风习和礼教制度，引起松江士绅哗然。《蘼芜记闻》引沈虬《河东君传》云：“辛巳六月，虞山于茸城舟中与如是结缡。学士冠带皤发，合卺花烛，仪礼备具，赋《催妆》诗，前后八首。云间缙绅，哗然攻讨，以为亵朝廷名器，伤士大夫之体统，几不免老拳，满船载瓦砾而归，虞山怡然自得也。”《牧斋遗事》的记载大同小异：“以柳才色无双，小星不足以相辱，乃行结缡礼于芙蓉舫中。箫鼓遏云，兰麝袭岸，齐牢合卺，九十其仪。于是琴川绅士沸焉腾议，至有轻薄子掷砖彩鹢、投砾香车者。牧翁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

钱谦益为人有城府，此事却是做得痛快，不愧名士作风。历来风月佳人，其上者，能以容貌、气质、才艺悦人，虽然难得，品格境界，终亦有限。似柳如是这样的，三者之外，又能有见识，且行事洒脱，不作女儿态，牧斋视为玉界仙姬，正是恰如其分。《有美一百韵》不惜用上千字形容柳如是的人品、态度、衣饰、学问、诗文、书画、歌舞，乃至蹴鞠和秋千等游戏：“余曲回风后，新妆落月前。兰膏灯烛继，翠羽百床悬。”“画夺丹青妙，琴知断续弦。细腰宜蹴鞠，弱骨称秋千。”“向月衣方空，当风带旋穿。行尘常寂寂，屐齿自姗姗。”古来称颂女子，表达情爱之作，牧斋的优美兼渊博，令人叹为观止，较之他效仿的元稹《会真诗》，更是青出于蓝。

《绛云楼上梁》诗第三首：“三年一笑有前期，病起浑如乍嫁时。风月重窥新柳眼，海山未老旧花枝。争先石鼎搜联句，薄怒银灯算劫棋。见说秦楼夫妇好，乘龙骑凤也参差。”写得情真意切。第五首：“绛云楼阁榜齐牢，知有真妃降玉宵。匏爵因缘看墨会，苕华名字记灵箫。珠林有鸟皆同命，碧树无花不后凋。携手双台揽人世，巫阳云气自昏朝。”匏爵灵箫句，钱谦益自注，是引用紫清真妃之语：“真妃名郁嫔，字灵箫，并见《真诰》。”孙注引《真诰·运题象》，真妃语杨曦：“自因宿命相与，乃有墨会定名，素契玉乡，齐理二庆，携雁而行，匏爵分味，醮衾结裳，顾俦中馈，内藏真方也。”钱谦益用此典，非唯以己与柳如是之姻缘，乃仙人之合，更有“如陈寅恪先生所云‘女侠名姝，文宗国士’志意才学、高文华彩的相互敬慕、赏知”的意思。其中雅趣，亦如《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中所写：“洞房清夜秋灯里，共检庄周说剑篇。”

《牧斋遗事》又有一则：“牧翁披吟之好，晚而益笃。图史校雠，惟河东君是职，临文或有探讨，柳辄上楼翻阅。虽缥箱盈栋，而某书某卷，随手抽拈，百不失一。或用事微讹，旋为辨正。牧斋悦其慧解，益加怜重。”钱锺书、杨绛夫妇日常闲居，也有类似故事。

九华真妃

道教的末流，对女性的态度很不健康，民间淫邪之辈的阴阳采补，尤为不堪。唐朝皇帝召道士入朝，和汉武帝一样，不过服丹求长生。明朝道士进奉皇帝的，则一堕落而为采红铅，炼秋石。朱元璋的子孙们，大约知道神仙的虚妄，对道教感兴趣的地方，只有一点房中术。我们看民间传说，秦皇汉武乃至唐明皇，生前求仙热切，死后都成了神异人物，连身边的东方朔、张果、叶法善，也位列仙班。而明朝的皇帝呢，最脍炙人口的，却是正德调戏李凤姐。

南北朝时期，至少在上清派那里，女人的地位还是尊崇的。这也是女仙最风光的时期。但那尊崇里头，外面散射着天界的紫霞，内里还是强烈的凡世烟火气。道士们喜谈神女下降，似乎这是道成飞升最简捷的路径，既是一种奢华无比的仪式，象征着被仙界认可和接受——女神们自是来自灵霄的接引使者；还有美学的愉悦，因为这些女仙无不年轻美丽，衣饰容貌和仪态，都非人间所能有。

从《搜神记》直到数不清的唐人小说，女仙下降是说不厌的话题。奇妙的是，很多受到女仙青睐的男子，和道教本来毫无瓜葛。喜事天降，要么因为他们有宿缘，或有亲戚在天上，位高权重，托渡人以积功德的晚辈顺便照顾一下；要么他们骨骼清奇，天生当神仙的料。在《真诰》里，陶弘景一上来就讲了杨曦的故事。杨曦得到女仙的光降，是多年虔心修道的“自然”结果，然而太清真妃和他，也要讲宿缘，否则，杨曦如何能说服自己，也就是说，陶弘景如何能说服他的读者，世上真可能有这样的好事。

按《真诰·运题象》等篇，据陶弘景说，乃是汇集杨曦等人的记录手稿。描写女仙，同时代的小说，包括著名的刘阮天台故事，直至唐人的遇仙小说，都不如这里的华美和细致。杨曦的意思，是要营造逼真的现场感，如此才有说服力。否则，一句“容色姝丽”，谁人不会编造。

紫清上宫九华真妃，名郁嫔，字灵箫，在杨曦或陶先生笔下，她的形象是这样的：

神女着云锦襡，上丹下青，文彩光鲜，腰中有绿绣带，带系十余小铃，铃青色黄色更相参差；左带玉佩，佩亦如世间佩，但几小耳。衣服儵儵有光，照朗室内如日中映视云母形也。云发鬒鬓，整顿绝伦，作髻乃在顶中。又垂余发至腰许，指着金环，白珠约臂，视之年可十三四许。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许，整饰非常。神女及侍者颜容莹朗，鲜彻如玉，五香馥芬，如烧香婴气者也。

这一段描写，假如但丁有缘得见，《神曲》里或许能多几十行美妙的诗句吧。而腰间挂一串小铃铛的设想，更说明作者颇有童心。

得宠遇者受宠若惊，然而施恩者却有一套言辞，让他受之坦然。真妃对杨曦说：“非不能采择上室，访搜紫童，求王宫之良俦，偶高灵而为双。接玄引奇，友于帝郎矣。直是我推机任会，应度历数，俯景尘沫，参龙下迈。招冥求之雄，追得匹之党耳。自因宿命相与，乃有墨会定名，素契玉乡，齐理二庆，携雁而行，匏爵分味，醮衾结裳，顾俦中馈，内藏真方也。推此而往，已定分冥简，青书上元。是故善鄙之心，亦已齐矣。对景之好，亦已域矣。得愿而游，欢兼昔旨，岂不冥乎自然？”又说：“盖是妾求氏族于明君耳，非有邪也。今可谓得志怀真，情已如一。方当相与，结驷玉虚，偶行北玄。同掇绛实于玉圃，并采丹华于阆园。分饮于紫川之水，齐濯于碧河之滨。紫华毛帔，日冕蓉冠。逍遥上清，俱朝三元，八景出落，凤扉云关。仰漱金髓，咏歌玉玄，浮空寝晏，高会太晨。四钧朗唱，香母奏烟。齐首偶观，携带交裙，不亦乐乎？不亦得志乎！明君其顺运随会，妾必无辞。且亦自不得背实反冥，苟任胸怀矣！”

所以这一段话，准备娶柳如是的钱谦益，读了就特别会心。“不是我不能采择上室，访搜紫童，而是和你有天定的良缘”，因此，年龄、地位一切差别都不存在了。《绛云楼上梁以诗代文八首》之五：“绛云楼阁榜齐牢，知有真妃降玉宵。”就大用此典，以真妃比柳如是。绛云楼上梁诗是老钱的精心之作，其中自有真情实感，使读者既佩服，又感动：“风飘花露频开卷，月照香婴对校书”，“琴繁山应春弦响，月白香飘夜诵声”，“风月重窥新柳眼，海山未老旧花枝”，“与君无复论荣观，燕处超然意有余”。所谓理想生活，神仙岁月，不过如此。

钱谦益学问深厚，能领略《真诰》的旨趣。龚自珍狂逸，《己亥杂诗》里写到他爱的妓女，名字恰好也叫灵箫，不知有没有攀比之意。唐人似乎太老实，一说人神姻缘，便想到穷书生娶得宰相家的小姐，豪宅两栋，嫁妆几牛车，而这小姐还难得的漂亮。如此奇遇，他们也形容为一步登天。真的登天和比喻的登天，文字无别，事情就这样闹混了。

地仙

周作人《书房一角》“列仙传”一条，引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卷三：“《列仙传》云：马明生从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华阴山合金液，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此语真堪绝倒。”周作人说：“以我所知列仙中却要算马明生为最有风趣，其只愿为地仙，不乐升天，也与鄙意颇相合，鄙人设想地仙之乐自儿时至今不少变，惜不能信有金液可内服耳。”又说：“看《列仙传》中七十名仙人的履历，除自然神异之外，不出服食补导二途，以云高明殆不可矣。惟鄙人窃有取者，以其颠来倒去只是服补脑汁的办法，以行迹近于隐逸，以视后来厕身天阙，星冠羽衣，趋跄拜舞，比出家的和尚更忙者，毕竟清浊迥殊。”

金液服半剂为地仙，关于此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讲到李少君死后棺中无尸的情形时说：“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地仙虽只位列中等，在葛洪心中，似是最好的选择，理由非常简单：人世的享乐本是众所追求的，若成仙意味着放弃这一切，未免美中不足，成仙之后，无忧生死，来日久长，正可作为纵情享受的大好本钱，地仙便能达成这个目的：“不死之事已定，无复奄忽之虑。正复且游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复忧乎？”“笃而论之，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

葛洪认为，成仙亦有不足之处，其一是“非人道”：“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失人之本，更受异形，有似雀之为蛤，雉之为蜃，非人道也。”那么，如何才是人道？“食甘旨，服轻暖，通阴阳，处官秩，耳目聪明，骨节坚强，颜色悦怿，者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忧喜毁誉不为累，乃为贵耳。”有一种神仙的生活，伏处深山，隔离人世，与隐士或苦修者无异，对此，葛洪甚不以为然，他说：“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

其次，便是周作人提到的“趋跄拜舞”：“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劳苦，故不足役役于登天，而止人间八百余年也。”这一很煞风景的现象，历代读道书的人都注意到了，明人胡应麟就说：“道经所载玄天五城之上，仙圣阶秩高下森如。信若所言，其莅事举职劳不啻于人间，王元泽所谓千岁何益。白石先生宁为地仙，不乐飞升，有以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三）《太平广记》卷八记淮南王刘安事，可作一个极好的例证。刘安飞升成仙之后，由于在凡间做王侯做惯了，不知谦卑，冒犯其他资格更老的神仙，结果被罚看管厕所：“安未得上天，遇诸仙伯，安少习尊贵，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应斥遣去。八公为之谢过，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后为散仙人，不得处职，但得不死而已。”“未得上天”一句，《齐东野语》引《刘安别传》，作“安既上天”，意思更胜。

服半剂仙药的方法，《抱朴子》说得很明确：“若且欲留在世间者，但服半剂而录其半。若后求升天，便尽服之。”是留了后路的。《列仙传》中，马明生选择做地仙，《抱朴子》里，马明生的老师安期先生以及“龙眉宁公修羊公阴长生，皆服金液半剂者也”。但他们并非永远停留于做地仙，“其止世问，或近千年，然后去耳”，大概追求进步总是必须的，不管对于这居间的“中士”能说出多少好处。那么马明生呢，最后也应该走了吧？

蚩尤之胃

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批珍贵的帛书，其中有四篇，专家认定，就是黄老学派久已失传的重要典籍《黄帝四经》。四经中的《十大经》，内有《正乱》一篇，叙述了黄帝与蚩尤大战的全部过程，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历史传闻的最翔实的资料。

《正乱》篇说：黄帝大败蚩尤，将其生擒，剥下他的皮做成箭靶让人射，射中多的人有赏，剪下他的头发装饰旗子，称为蚩尤旗，把他的骨肉剁碎，混入加了苦菜的肉酱，让天下人都来尝。最让后人感兴趣的是，黄帝还把蚩尤的胃挑出来，里面掏空，塞进毛发，做成一只球，让大家来踢，进球得分最多的人，也有奖赏：“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这里的“执”，陈鼓应先生说，读为蹋，蹋就是踢的意思。

2004年，世界足联正式认可，足球运动发源于中国。踢足球，古人叫蹴鞠。鞠字从革，说明球是兽皮缝成的。缝好的球，塞进毛发使它鼓起来，比赛的时候，将球踢进坑里。坑相当于现在的球门。

书上说，蹴鞠是黄帝发明的。这个说法难以证实，但蹴鞠的由来很早，是毫无问题的，至晚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了。

唐朝以后，球内填充毛发改为充气，这是一大进步。不久，又发明了打气的工具，代替过去的用嘴吹。充气的鞠，当时也称为气球，明人小说中多有描写。

帛书四经的发现，是很晚近的事。如果《正乱》篇的记载可靠，那么，叛乱者蚩尤先生的胃，便是人类的第一只足球，一只血腥的球。

帛书之前，有关黄帝战蚩尤的记载多为神话。比如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蚩尤兴风作雨，黄帝请来旱魃相助；蚩尤戴的枷锁，在他死后化为枫树，等等。反观帛书的记叙，并无神怪成分，更像是实录。至于黄帝杀蚩尤，拿他的身体玩种种花样，并不表明黄帝残酷到变态：一方面，涉及当时的忌讳，不把蚩尤这样的恶人的身躯毁坏，他会变为厉鬼继续为害；另一方面，胜利的一方，要借此宣示天下，耀武扬威。

周武王是孔子赞扬的圣人，但我们看《逸周书》，纣王兵败自焚，武王进宫，看见纣王的尸身，先连射三箭，再“击之以轻吕（剑名），斩之以黄钺”，把头挂在旗杆上。纣的两位夫人，已经自缢而死，也受到同样待遇，只不过砍头的斧子由黄的换成了黑的，因为他们地位不一样。

再联想到后世英雄们对待敌人的种种匪夷所思的手段，黄帝的这一套仪式实在算不上多么耸人听闻。尽管现在看来，不管有多少理由，它确实是野蛮和残酷的。然而，当今死囚被杀前的公判和游街，甚至刑场上的围观，和那时相比，又进步了多少呢？

好玩的朱批奏折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出版物，一向喜欢，那些为大展特展而出的专辑和图录尤其好，常能从中知道一些平日不太会注意或别处无法知道的事。台北故宫的清宫档案多达四十万件，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一大奇观。武侠和历史小说里常听说奏折、密折、朱批、圣旨、国书，所以每逢在图册里遇到，总是看得兴致盎然。看大臣对皇上讲话的语气，虽然官样文章，也能窥见人物的性情。至于皇帝的朱批，不仅看文辞，也看笔迹，和平时零星得来的印象作对比，好比读到一位近在咫尺、交往了多年却从无书信来往的朋友的第一次来信，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品味。

这次读到的，是台北故宫2005年出版的《知道了：朱批奏折展》。

有一封湖广总督杨宗仁雍正元年三月初九日的请安折，没有事情要汇报，就是单纯的请安。雍正皇帝批了“朕安”，却把原折中的“奴才”二字涂掉，改为“臣”，并且批示：“向后称臣得体。”清朝满汉有别，满族人对皇上称奴才，汉人想自称奴才，还没资格。汉军旗的人，是汉人又算满人，不知此处的规矩究竟如何。

史景迁在《曹寅与康熙》说，同为皇家包衣的曹寅和李熙，奏章的措辞，“曹寅更多地视自己为汉人，称‘臣’；而他的两个儿子更多自视为满人，因而自称‘奴才’。李熙似乎在两者之间挣扎，1715年之前他自称‘臣’，1715年至1716年夏天他要么是‘臣’，要么是‘奴才’，在那之后就一直是‘奴才’了。”

由此想到，慈禧当年放话，说什么“宁赠友邦，勿与家奴”，要么是我们理解有误，要么就是她老人家也不太清楚奴才的确切意思。

曹家虽是汉人，和康熙的关系实非一般，史景迁前书的第六章，题为“曹寅：康熙的密探”中，专讲密折的故事。印象比较深的是，康熙让曹寅当包打听，通过这一比较私密的渠道，讲一些当地官僚的家庭私事，平日的言谈以及民间传闻。在一封奏折里，曹寅报告了苏杭织造捐资平抑米价和洪武陵墓塌陷两件事，康熙的朱批说：“知道了，此事奏明的是，尔再打听还有什么闲话，写折来奏。”

闲话不闲，通过熟悉而信任的人获得的小道消息，是通过官僚途径很难得到的，既能满足皇帝作为普通人的好奇心，对于康熙和雍正这样的聪明君主，闲话还意味着“好的统治管理”不可或缺的准确信息。

大学士熊赐履退休后住在江宁，曹寅进京时曾受命“存问”他的有关情况。一年后，曹寅的奏折这样汇报：“打听得熊赐履在家，不曾远出。其同城各官有司往拜者，并不接见。近日与江宁一二秀才陈武循、张纯及鸡鸣寺，看花做诗，又《小桃园杂咏》二十四首，此其刊刻流布在外者，谨呈御览。因其不与交游，不能知其底蕴。谨据所得实奏。”

后来熊赐履病故，熊在病中吃什么药，临终有何言语，儿子如何，康熙都一一吩咐曹寅打探明白。

看了这些，想想朱元璋无孔不入的特务系统，实在笨得可以。

1710年，康熙在给李熙的朱批中嘱咐：“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生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道，尔即招祸矣。”

以后为雍正发扬光大的密折制度，就是这样来的。曹家是正白旗包衣，所谓上三旗包衣，皇帝的家奴。因为这种特殊关系，“皇帝可以自由任命他们去完成很多在其他朝代由太监来做的秘密或有利可图的任务”。

康熙三十五年，曹寅上折恭贺朝廷荡平噶尔丹叛乱。康熙对亲自领兵这件事非常得意，忍不住写了很长一段朱批：“朕亲统六军，过少（沙）漠瀚海，北征噶尔丹。皆赖上天之眷佑，旬有三日内，将厄鲁特杀尽灭绝，北方如无烽火，天下再不言兵矣。”

很多人以为一旦做了皇帝，万事都该满足，其实不然。做皇帝是一种职业，一种工作，尽管非常特殊。既然是职业，不管多好，不可能十全十美。忘了明朝哪位皇帝，老想过将军瘾，不断封自己的官，还不断升迁。

也许有人会说，明朝皇帝，尽出些神经病糊涂虫，不足为训。唐朝有位皇帝，唐宣宗，痴迷文学，喜欢白居易。唐朝人最重进士出身，李德裕做了宰相，还为自己不是进士出身而遗憾。唐宣宗大概觉得，当皇帝，那是凭出身，算不得本事，不来劲。进士凭真功夫，那才是人中龙凤。宣宗没法子去应试考进士，实现梦想，只好在内廷自己玩，题名为“乡贡进士李道龙”。他的真名叫李忱。

康熙英明，性情算是平和。雍正也英明，为人极严厉。读他的朱批，浑身紧张。想李卫、田文镜那些人，善始善终，真不容易。

台北故宫所藏的清廷朱批奏折十五万八千多件，我虽对清史一窍不通，还是无限神往，无他，好玩！

柳弧

从前有人看烂片子，看过之后感叹：片子烂是意料中事，但绝没想到是如此烂法，烂到匪夷所思，烂到完全无法理解他怎么可以拍成这个样子，结果一路看下去，处处惊奇，处处笑料，开心程度，不亚于看了一部上乘的喜剧。因此不免猜想，难不成这导演老兄其实是个真正的高人，大智若愚，故意从反面说话，实则步步都有埋伏？

我曾有一阵子因为读了一本关于B片的书，费了不知多少力气，找B片来看，想知道其中奥秘，上述情景，真的遇到过，可惜少有完璧，顶多一两个片段而已。

读清人丁柔克的笔记《柳弧》，读到几封他抄来的“拙劣”书信，妙处类似，真是十分好玩的东西。且看第一封，一个进城赶考的文学小愤青的家书：

“男到省后，饭量大长。饭量长则精神佳，精神佳则文章好，今科必能中也。然而秋风拂拂，旗杆宜短不宜长。同寓王老三，吃烘糕数条，不与男吃，头场贴出，可见天理昭彰，报应不爽。父亲可改口称老太爷，母亲可改口呼老太太，相公可呼少爷。再，门前毛缸可卖与老太太当点心吃。”

“秋风拂拂，旗杆宜短不宜长”，信中插入此句，妙趣横生。至于改称呼，俗话说，一阔脸就变，这里是未阔先学变脸。信中最后一句不明其意。

第二封，出自一个小官僚之手：

“公事甚忙，更无暇说闲话。惟间壁李大娘，常打小孩。予细问其故，云：‘小孩吃奶不已，又要吃糖，吃桂元，又每日要钱数文，故常常打之。’我劝伊：‘小孩尚小，不要多打。’伊全不听，反打得甚重，奈何！又，去年八月中，天气甚好。我常到街上走走，见街上之物，无一物不好，无一物家中无用。惟皮刀一把，无甚用处。然今日细细想之，亦可在水瓢里切菜。再刘三大人之刘字，系从俗省写，因无工夫写大刘字，故以此小刘字代之，切勿认做九二码子。”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位公务员先生相当可爱。他既有知堂老人最赞赏的“嘉妇人而哀孺子”的胸襟，又跟得上当今文学界“关注底层，关注弱势群体”的口号，放到西方，还能体现对儿童特别保护的人文精神。此外，他做事认真，人生态度乐观，较之第一位的小肚鸡肠，不可同日而语。

而关于“皮刀一把”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式的意识流思维，亲切平实，令人赞叹不已。

作者丁柔克，号燮甫，江苏泰州人，生于1840年。早年颠沛流离，科场失意后，捐候补道员，曾在湖北省城担任总查官。他的笔记稿本，近年才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光绪七年，丁柔克主持湖北沔阳厘局，“公事之余，秋灯黄叶，因取生平见见闻闻，奇奇怪怪，与夫一切一知半解拉杂笔之于书”。他抄的另外几封信，色了点，酒后饭桌上可以当段子讲，这里就不具引了。

丁先生可能是最早的郑板桥粉丝。板桥字克柔，他就叫柔克；板桥名燮，他就叫燮甫。他在书中对此作了解释，说不是故意和板桥先生对着干，后面又说，对郑板桥，他个人并不欣赏。我估计，要么年纪大了，他不再追星了，要么那位郑板桥的粉丝，其实不是他，而是他的“家大人”丁楚玉。

刺青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专门列出“黥”类，讲唐朝人的刺青故事。从书中的记载来看，当时刺青的，多是街头恶少或武士、军人。论地区，首都长安最为风行。恶少的标准打扮，除了纹身，还剃光头。他们成群结队，打架斗殴，敲诈商户，因此总是成为政府打击的对象。遇到强悍的京兆尹（清官或酷吏），往往下场悲惨。晚唐一位姓薛的担任此职的时候，一次杖杀三千多人。其中有两位，作者印象很深。一位王某，花五千钱，在肚皮上纹了一幅山水画，亭院池树，草木鸟兽，无所不有。看书中的形容，不是大写意，而是工笔或细密画。另一位张某，左胳膊刺上“生不怕京兆尹”，右胳膊刺上“死不怕阎罗王”，够牛。可是他不曾想，不把阎罗王当回事，关系还不大，敢向首都警备司令叫板，那真是活腻味了。

唐人刺青，和今天一样，要么文字，要么图案。图案中最普通的，一是狼虫虎豹，二是神灵仙佛，后者之中，尤以佛教的天王受欢迎。选择天王作刺青图案，有今人意想不到的作用。四川有个闲汉叫赵高，进出监狱是家常便饭。他满背上纹着天王，狱吏每次要打他板子，看到天王的圣像，不敢下手，怕亵渎神明。另一位大力士，坚信自己正是由于背上刺了天王，才有一身神力，所以定期让老婆孩子对着他的背焚香跪拜。

做小偷的赵武建，大概是纹身最多的人，身上总共刺了一百六十处，有鸟，有外国文字，还有整首的诗。排第二的，刺了七十一处。他虽然图案不如赵武建多，却有创意。右臂上刺一只葫芦，葫芦口伸出一个人头。抓他的官员看不懂，问他是什么，他说那是葫芦精。这葫芦精，可是唐人传奇里都没有的新鲜事物！

刺青以文字为主的，似乎文化程度更高一些。荆州人葛清，是大诗人白居易的粉丝，他的身上，自脖子以下，全部刺上白诗，多达三十余首，还配了诗意图，弄得“体无完肤”。作者段成式不仅亲自看过，还当面考过葛清，背上刺的都是什么诗，懂不懂意思。结果，葛清全都能一一道明。

白居易的这位粉丝，只是一街头混混。另外一位诗迷，却是一位军官。他的玩法更巧妙。胸前刺一棵树，树梢落了几十只鸟，鸟下的树枝上挂着一面镜子，镜上系绳，绳头牵在一人手中。这么复杂的图案，他叔叔不明其意。他解释说，这是根据大诗人张说的诗句创作的，所谓“挽镜寒鸦集”嘛，叔叔难道没读过？

满腹经纶的叔叔当场晕倒。

吃梦

晚清上海《点石斋画报》有一则：

“金陵俗例，士子秋闺后向有‘吃梦’之说，盖发榜之前预纠同志数人，赴酒家宴饮，别邀一前科孝廉为佐证，名曰梦神，所该酒资俟揭晓后由中试者归偿。本届庆榜宏开，有士子六人邀某孝廉为梦神，至某酒肆宴饮。酒保闻系吃梦而来，勃然变色，谓孝廉曰：‘诸君之梦固有醒日，小店之项则无还期。姑请他顾，莫再负累。’盖去年孝廉曾为梦神，后因众皆康了，还款无人，故有此语。孝廉未及答，六人者以为不祥，勃然大怒，毁其器，拘其人，送请保甲局惩办。不期官员非个中人，莫名其妙，谓士子曰：‘仆观诸公皆系清醒白醒，何必故梦作梦耶？如诸公真要作梦，何妨早早安眠，待至三更熟睡，自能领略黑甜风味。’众知其不解，莫可如何，哄然而散。”

文中“康了”是落第的意思，《聊斋志异》之《叶生》有一段控诉科举制度的沉痛议论，其中有句：“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作《品花宝鉴》的陈森，在小说自序中也不无苦涩地谈到自己，“试事毕，康了如故，年且四十余矣”。这个“康了”，是有出典的，见宋陈正敏《遯斋闲览》：

“柳冕秀才性多忌讳，应举时同辈与之语，有犯‘落’字者，则忿然见于词色，仆夫误犯辄加杖。楚常语‘安乐’为‘安康’。忽闻榜出，亟遣仆视之，须臾仆还，冕即迎问曰：‘我得否乎？’仆应曰：‘秀才康了也。’”盖乐与落同音，仆人怕挨打，只好以康代乐。故事很有名，“康了”以此成为落第的隐语。

从古至今，中国人的忌讳一向特别多，弄不好就要坐牢掉脑袋。柳秀才这点小小的私人讲究，真算不上什么。科举这事，唐宋时代似乎还好，到明清变本加厉，全社会为此都有点疯疯癫癫。乾隆时代，为科场作弊案，每每兴起大狱。这是在朝廷方面。至于个人，能否中举及第，关乎一生命运，《儒林外史》已经写得淋漓尽致了。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特地选入一首王维的《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不是偶然的。王诗写这种题目的雍容平和，似不多见。“既至金门远，孰云吾道非”，让落第的人听了，心里感到舒服。王安石有一首送李璋下第的七律，中间四句是：“学如吾子何忧失，命属天公不可猜。意气未宜轻感慨，文章尤忌数悲哀。”满怀自信，蓬勃向上。与王维性格不同，但同样大度。

冯梦龙《笑府》讲了一位带仆人赶考的书生的故事，不让柳冕专美于前：

“一仆随主人应试，巾箱偶坠，呼曰：‘头巾落地矣！’主人曰：‘落地（落第）非佳话，宜呼为及地（及第）。’仆应之。既拴好，因复曰：‘今后不再及地了。’”

明清小说讽刺科举不遗余力，但其中也有偏激之处。及第者做了大官，自然无暇做小说。做小说的，都是屡试不第、怀才不遇的。凡制度必有弊端，英明的人只是在各种可行的制度中，选取弊端较少的一种。通过考试选取文官，这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功劳的。拜科举之赐，平民知识分子才能进入权力上层，这在唐以前难以想象。鲍照如果生在唐宋，他会为科举高唱赞歌的。不管怎么说，考试比起什么“四世三公”或“世袭罔替”的门阀承袭，比起当权者一己之私的“推荐”和“选拔”，乃至说起来好听的“察举”，都要进步得多。考试的方法和内容，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石涛画语录

苦瓜和尚《画语录·变化章第三》：“又曰：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经，必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功于化。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一画章第一》：“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太朴散而法立，则所谓法者，亦是道之体用。法立于一画，一画为法之根基。法之根基者，道也。然则石涛和尚之所谓一画，便同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一”，故曰众有之本，万象之根。法为器，用而已，故可无，因无本身亦是用。一画为本体，化生万法。然而形而上者不可说，可说者，体用也。故《画语录》下列各章，分论笔墨变化、山川林木、皴法境界等。

关于无法而法，题画有一则云：“古人立一法非空闲者，公闲时拈一个虚灵只字，莫作真识想，如镜中取影。山水真趣，须是入野看山时，见他或真或幻，皆是我笔头灵气。下手时他人寻起止不可得，此真大家也，不必论古今矣。”“寻起止不可得”，便是知其妙，而无痕迹可寻。故学古人，不在揣摩其法，而在师其心：“古人未立法之前，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之人，不能出一头地也。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古人之心，宜其不能出一头地也，冤哉！”师心在涵养气质：“画法关通书法津，苍苍茫茫率天真。不然试问张颠老，解处何观舞剑人？”

郑燮说：“石涛善画，善有万种，兰竹其余事也。板桥专画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即使如此，石涛画竹，仍让他叹服：“石涛画竹好野战，略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燮为江君颖长作此大幅，极力仿之，横涂竖抹要自笔笔在法中，未能一笔逾于法外，甚矣石公之不可及也。”不可及之处，还是在法度上。要知法之极致，羚羊挂角，若有若无，明明法度森严，却又澄澈空明。“无法而法”四句话，年轻时牢记在心，受益终生。法度，在彼或为束缚，为牢笼；在我则为工具，为利器。物物而不物于物，是也。

古泉丛话

中国的古泉著作，论文字趣味，论见识和态度，以戴熙的《古泉丛话》为第一。刘喜海《嘉荫簃论泉截句》，鲍康《观古阁泉说》，初尚龄《吉金所见录》，高焕文《癖泉臆说》，近人方若《言钱别录》，都不能及。戴熙是著名画家，死于太平天国之乱。这本书的手稿，据潘祖荫说，其中泉图“皆手自棰拓，案语以瘦金体小行书录之，精甚”。戴熙善书法，咸丰钱中，有一种户部宝泉局铸造，文字特别精美而存世罕见的，藏家传为戴熙所书，称为“戴书咸丰”。就像一种元丰钱传为苏轼所书，得名“东坡元丰”，都是钱币收藏的一段佳话。

戴熙说，钱币收藏是他毕生的癖好，在这种小事上耗费精力，颇有不能务远大之讥。他引张岱那段关于人之癖与疵的著名的话，引申说：“问世有无癖者乎？必应之曰：至人矣。有无疵者乎？必又应之曰：圣人矣。然而世无至人圣人而常有无癖无疵者，何也？曰彼非无癖也，彼非无疵也，与人同癖者也，自讳其疵者也。夫癖至于同人，疵至于自讳，则有有癖有疵者，不犹愈于无癖无疵者耶。”

丛话在考证之余，谈掌故，忆旧事，风度潇洒，可见《世说新语》的韵致。故自问世以来，虽在学术上不能与翁树培、李佐贤、倪模等集大成的著作相比，却是仅有的一部把古钱的赏玩提升到艺术境界的书。如他写宋徽宗亲书瘦金体的崇宁和大观钱：“余见石刻瘦金书数种，神气皆不及此钱，岂赝本耶？抑钱文尤其用意者耶？”

“余尝谓作书有三难：印篆难，榜书难，钱文难。非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不成书道。论章法，印以方，榜以横，钱以圆。三者之中，钱尤难矣。因难见巧，其徽宗乎？”

对于北朝常平五铢、太和五铢等钱的书法，他也是推崇备至：“古今书法，未变，不足观；已变，不足观；将变，最可观。汉唐人碑版，不过汉唐人面目，实惟六朝为最可观，盖汉将变为唐也，是以异境百出，钱文亦然。北朝钱上承秦相（李斯），下启少温（李阳冰），正篆法之将变。余节尝集北钱如上所述各种以摩挲之，意固自有在也。”

他记收藏故事，风致翩然者如：“大历、建中，唐钱之极少者。余夙闻陈南叔癖嗜古泉，一日赴公宴，遇南叔，有座客曰：‘市上竞观开元钱，云是新出土者。’南叔跃起曰：‘有开元，必有大历，必有建中，子少坐，我去矣。’顷之，挟数十枚来，出不精者以与友人，余后见南叔问之，而信分一大历，而建中则不能得也。”

元末徐寿辉曾建号天启，戴熙说，明代的大臣不读书，居然又拟用天启年号。“明天启建元时，钱局中出一天启古钱，廷臣皆不知所以来，以为瑞。”不知乃是非正统的“盗寇”钱。徐寿辉铸天启钱，存世不多，为区别于明朝的天启，称为“徐天启”。很多人不知徐天启之珍贵，遂有拱手相让的故事：

“马爱林与姜怡亭遇于途，彼此问所得，姜出一唐镜，甚精，马出一天启钱，不甚惜者。姜请易，马欣然从之。既而知为徐贞一物，乃大悔曰：怡亭绐我。”

戴熙的藏钱，最著名的，莫过于大齐通宝。此钱史书不载，戴熙考证，定为黄巢钱。大齐为创见品，经戴熙宣扬，名声大振。戴藏的这一枚，钱体有残缺，人称“缺角大齐”。戴熙死后，钱商买下他的故宅，挖地三尺，挖出的土过筛子，想找出大齐钱，未能如愿。从此，这枚失传的钱成为中国钱币史上名气最大的钱币。直到上世纪30年代，戴葆庭在江西鄱阳再发现一枚，卖给南通富商张叔驯，又被张叔驯带到美国。此后几十年，再无出土，言钱者望图兴叹，又或考证为南唐钱。近年大齐通宝接二连三发现，世人终能一睹其真面目，然而事实令许多梦想借此钱发财的人失望。大齐钱从整体风格上来看，很可能是安南铸造的。戴熙的一枚品相不好，文字制作的判断，多凭感觉，这也许是他考证失误的原因。

大齐的故事是一个喜剧，其趣味，大可借《古泉丛话》中明武宗正德钱的传奇来领略：“《西清古鉴》钱文独不摹正德，而世人有天下只有两个半之说，于是竞起而伪焉。至今虽有真钱，亦无从辨矣。于是又竞言真钱则鸡见之而不啼。试问谁竭天下之钱货而检点之，又谁尽取天下之正德钱而一一试之。此所谓齐东野人之语，然而缙绅学士无不知之，或且信之。”

明朝通行纸钞，铸钱不多，好几个年号没铸过钱，如建文、成化、景泰、正统。正德也没铸过铜钱。偶尔若有仿造，少见多怪，便有离奇的故事出来。传言纷纷，越发引起民众的兴趣，于是群起效法，正德在明以后，成为民间借以铸造各种玩钱的最流行的年号之一。正德钱的迷信不止公鸡不啼这一条。传说正德皇帝是游龙，所以民间相信，佩戴正德钱过河，无虞风涛。还有人说，一枚正德在身，保管赌钱不输。清朝忌讳明朝年号，独对正德网开一面。正德钱的戏铸品蔚为大观，背面多配龙凤图案，也配吉语，品类数以百计，连日本也凑热闹，仿铸了很多，成为收藏的一大门类。我不收藏正德，信手捡拾，也有多种。

释德清《庄子内篇注》

感恩节在肖慧家聚餐，见桌上放着一本林云铭的书，因和潘泓兄聊起庄子。曾经说起民间称老虎为大虫，可能由来已久。我们家小孩子，小名叫“老虫”，闻者觉得奇怪，其实“老虫”便是老虎的意思，忘了是什么地方的方言了。庄子《至乐》篇有一段，讲万物互化：“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这里提到的“程”，发音与“虫”近似。注家释程为豹。豹与老虎，都是大猫，引申一下或许是可以的吧。《梦溪笔谈》有一条，则直接说程也可指虎：“《庄子》云：‘程生马。’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余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也。”潘泓兄近来大量购买国学及中国古典文学书籍，看他的书目，一千四百余册，洋洋大观。随他去书房看购书网站和存在电脑里的书目时，又见桌上有《庄子内篇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浅棕黄色封面，薄薄一小册。纸质稍硬，翻阅不便，但如不是太厚，也还可以忍受。当代人注译《庄子》，最喜征引的人物，如宣颖和陆西星，林云铭和释德清，主要看中他们对《庄子》文意的串讲，而且语言也较通俗。所以这本《内篇注》，虽未读过，却不陌生。

周末去书店，见架上有一册，想是以前就在的，但因书薄，开本又小，竖插架上，不易注意到。封面有绳索捆扎痕迹，不甚明显。带回家后读完《逍遥游》篇，感觉他说得晓畅易懂，但牵强附会处实在不少，如说“海中之鲲，以喻大道体中，养成大圣之胚胎”，“南溟，犹南明，谓阳明之方，乃人君南面之喻。谓圣人应运出世，则为圣帝明王，即可南面以临莅天下也”。佛门中人解庄，他以本门的深厚学问为基础，转入另一领域，即此一点，就是很令人期待的。譬如一量子物理学家谈《易经》，或一生物学家谈《汉书》，果然遇到了，应视为绝好的缘分。佛道儒三家，互相渗透而又时常攻讦，或求合一，或大力排斥，总之必须深入对方，了解透彻。此类书的好处在或可贯通，不好处在六经注我。德清是僧人而颇有儒家思想，或可称为儒僧。大鹏北溟图南，象数派早就说过，象征由阴入阳。但鲲鹏等等，皆非漆园理想所托。北溟南溟，有何差别，真是北方僻寒而南方温暖吗？治国之道，无为胜有为，至多去其害群之马罢了。人君南面，岂是庄子兴趣所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年出了不少古典书籍，《老子》《庄子》，都是成系列的。这套书没有其他好处，因连基本的整理工作也没有，就一点可取，如同辽宁教育出版社当年的丛书，简朴，便宜，小开本，好携带。不打算精读的书，不妨买这一套，翻过，可存亦可弃。对于《庄子》，有了中华书局诸子集成系列里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和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加上一本现代人有注音的、比较认真的本子，大致够了。其他的，如喜欢，买精本，不太喜欢的，买出版社看在不用支付版税分上新印的本子。要求只一点，没错字。不过这一条，似乎也不容易。

时为2010年11月27日，儿子生日，午饭后顺道去书店。此为搬家后买的第一本书，同时买了《隋唐演义》。

五灯会元

鲁迅说，戴了不同的眼镜看《红楼梦》，各各看出不同的东西。我一直改不掉戴文学眼镜看所有书的习惯，结果，新闻、植物志、宗教经典、巫术记录，甚至钱谱、考古报告都按照文学的趣味来赏玩。来纽约，《五灯会元》不在身边，对灯录一类的书热情不减，最初买台湾版的书，买的就有《祖堂集》和《碧岩录》。书如其名，《碧岩录》就是比《祖堂集》文采斐然些。西方诗人爱寒山和拾得，我觉得《五灯会元》里的诗随便挑几首就比他俩好。《十牛图》的配诗也好，以口语入诗，有说不出来的韵味——这个，后来在《朱子语类》里也遇到了，更不用说宋人话本。何谓好诗，那时我的标准是有水光山色，有花鸟虫鱼，要有节令，要有颜色。至于意思，你让读者自己琢磨。硬说，直说，就不好了。

很长一段时间，颇爱江西马祖道一，觉得他性情开张，既潇洒又豪迈，身为高僧，亚似才子。他的几则公案，借助通俗的禅学小册子，流播甚广，如“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之类。有一则说：“僧问，如何得合道？祖曰：我早不合道。问：如何是西来意？祖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磨砖做镜的故事本是比喻，民间坐实到李白头上，说不定源头正是马大师这里。“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怀让启发马祖的话，放到读书和写作上，是一样的道理。然而简单的事，往往最难参透。人的一生千山万水都能闯过来，心头的一层薄纸，只是捅不破。不是捅不破，是从来没想到可以这么轻易地捅破。

我读到诗人和禅师的交往，如药山惟俨告诉李翱，云在青天水在瓶，还有白居易的故事，曾经认真想过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无论作为思考还是作为表达的工具，语言既是有局限的，同时又是无限的。老庄谈到语言的限制，颇有无可奈何之叹，其实语言可以突破既定规范的限制，关键是你怎么使用它。常道之外，另有坦途。寓言和重言，仍然落实在文字上。文字的缝隙之间，还可以大做文章。这方面，禅宗很得风气之先。

诗和禅，语言和领悟，这样的问题，如果在中年之后才读《五灯会元》，大概不会很当回事地去想。年轻时候读它，把禅当成题外之旨，远缘嫁接，种桃得瓜，其中的好处，一辈子受用，尽管说来微不足道。

《五灯会元》里的和尚，很多玩世不恭，到后来，说话里头禅机越来越少，比喻越来越难听。呵佛骂祖是觉悟的表现，表面上打破权威，实际上进了一层，破执齐物，否定之否定。但读到这些故事的人未必有这么高的道行，未必想到这么深，他们觉得敢骂本身很神气，蔑视一切，痛快。据说喜欢禅的美国年轻诗人多是存叛逆之心的，有的还被归入“垮掉的一代”。他们一面禅这禅那的，一面乱七八糟地耍闹、吸毒、“流浪”、性解放，似乎不相干，却一脉相“承”，承的那一面是一知半解的变奏。典籍的误读，不管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文化差异，结果常常出人意料，产生出一个进化意义的好的变种，也是可能的。

我对禅宗突然有所知，突然想去读禅宗的书，就是因为一个美国诗人加里·施耐德。中文系有个年轻老师，开讲座，谈西方思潮，谈禅与诗，提到寒山在西方多么受宠。于是，《五灯会元》和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一样，成了我心中最时尚的书。

十牛图

《西游记》第十九回，唐僧在浮屠山遇乌巢禅师，受《波罗蜜多心经》。他又再三追问前路还有多远，禅师回答：“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却只是魔障难消。”路不重要，心态重要。这便是传经的本意。修心第一，取经不过一个象征，一个机缘。如此一来，取了多少卷经书，那经是否有字，无关宏旨。得之在心，则风既不能吹散，水也难以湮灭。所以《心经》说：“无受想行识，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前文乃有棒杀六贼的情节，唐僧当时不明白，还抱怨悟空行凶。

第二十回开始，唐僧悟彻《心经》，做了一篇偈子：“既然皆己心，何用别人说？只须下苦功，扭出铁中血。绒绳着鼻穿，挽定虚空结。拴在无为树，不使他颠劣。莫认贼为子，心法都忘绝。休教他瞒我，一拳先打彻。现心亦无心，现法法也辍。人牛不见时，碧天光皎洁。秋月一般圆，彼此难分别。”收放心，是《西游记》通篇的主意。悟空的经历，便是心由无控到有控再到无心的圆通境界的具体说明。以牧牛比喻收放心，借用了宋朝廓庵师远《十牛图颂》的说法。

《十牛图》将禅者“初从渐白显力量之未充，次至纯真表根机之渐照，乃至人牛不见”的历程，画为十幅图，从“寻牛，见迹，见牛”，到“得牛，牧牛，骑牛归家，忘牛存人”，直至“人牛俱忘，返本还源，入廛垂手”。每图配一首七言四句的短诗，加上几句话的说明。佛典中的偈子，本是便于记诵的说理韵文，到了禅宗大师手里，逐渐演变为形象鲜明、韵味深长的禅诗。这是诗人和禅师相互影响的产物，其中重叠交汇之处，既是宗教文献，又是文学作品。很多人最初对佛教感兴趣，便是因为文学的因缘。便如我自己，因看严羽“诗话”以禅喻诗，顺藤摸瓜，去找《五灯会元》之类的灯录，随手翻阅，一味留心于类似诗词的片段。从前读谢灵运，乃至更早的玄言诗，常恨其不纯粹，言情写景的句子，只是局部，往往开头读得高兴，后头不知所云。灯录中的诗，多半也是如此。

我至今记得很多四句诗的前两句，总是风花雪月之类。若全诗都是意象，无异此中白眉。像船子德诚和尚的“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爱不释手，铭刻在心，几十年里，随时变化，做了各种各样此情此景的梦，形诸文字，似乎不能摆脱。《十牛图》早忘了是在何种情况下读到，先见了图，就十二分喜爱，那十首小偈子，大白话，平易亲切，《千家诗》一般的优美，说理也是可以领会的——因为能领会，就觉得可行，觉得好。太高深的东西，望而生畏，敬而远之，这也许就是禅宗后来大大比佛教其他各宗更普及的原因吧。

第一首“寻牛”：“忙忙拨草去追寻，水阔山遥路更深。力尽神疲无处觅，但闻枫树晚蝉吟。”虽然意思是“家山渐远，歧路依差；得失炽然，是非蜂起”，但枫树晚蝉，给人的却是愉快之感。又想起姜夔的词：“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第三首“见牛”：“黄鹂枝上一声声，日暖风和岸柳青。只此更无回避处，森森头角画难成。”完全可以收入《千家诗》的春景部分。竖着两只尖尖头角的水牛，又宛然在童话故事中。第六首的“骑牛迤逦欲还家，羌笛声声送晚霞”，不是和“牧童归来骑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异曲同工吗。全然说理的“庵中不见庵前物，水自茫茫花自红”，也是一读便会心的，没有寒山和尚那样的老婆心切。后来读到《西游补》中唐僧就牡丹花的颜色问题教育悟空：牡丹不红，徒弟心红；牡丹花落尽，正如未开同。不禁莞尔。廓庵师远说花自红，董若雨说花不红，王维诗则说“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虽然发了红萼，却无人见，等于红，也等于不红。一样花，三种说法，红还是不红，有分教，最后的归结，并无二致。

二十多岁，初来纽约，随身所带的中文书，除了不可缺的字典，寥寥数种，其中便有《唐诗别裁集》和在洛阳白马寺请来的《金刚经》。读《金刚经》，找不同译本，无意读到一种，附有大约是明代僧人在每一小节后作的偈子，也是七言四句，风格类似《十牛图》。想起《十牛图》，就想起这位僧人的好诗，书店里却是找不到了。

类似七绝的偈子，因此因缘，曾经仿作过一组，浅陋可笑，故无留存，不过记着这形式，总是过去的一个影子。直到在纽约市大上学，选诗歌写作课，还利用洋教授不熟悉，自以为是，不时写一组短诗，号称禅诗，赚取学分。其中有一首，译回中文，首句便是“未开花的海棠枝头的宁静”，意思确实是从禅诗里学来的。年轻时候，爱做自己似懂非懂的事，以为是上进，得风气之先。虽然幼稚，好在无轻薄之意，也没有哗众取宠之心。凡事由着性子，只要自己高兴。如今行事还是由着性子，人未变，只是方法和角度变了。然而这也只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尽管在文字上看起来大有不同。

《十牛图颂》最后一首“入廛垂手”的“著语”说：“提瓢入市，策杖还家。”说的是随意，自在，了无拘束。人是该活到这个境界的。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与《西游记》有关的资料，虽不曾尽力搜罗，但只要遇到，都会看一看。考证自然不敢，不过想多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杜德桥（Glen Dudbridge）的英文著作让我觉得惭愧，曾起意翻译，但文献方面的难关，觉得迈不过。《大唐西域记》固不待言，就连《长春真人西游记》，明知与猴子无关，想到它既出元朝，那么明人说不定会读到，从中取材，获得一些灵感，也不无可能。那些书自然是好书，若无《西游记》这层缘分，也许不会涉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古拙可爱，可惜全文太短，纵然句句反复咀嚼，也当不得一整天的享受。随手记下值得注意的几点，很可作将来比较阅读的提示：

猴行者以白衣秀士形象出现，来历如何？有何意义？猴子自言闹过天宫，受过惩罚，棒伤至今犹疼。但他为何自愿助三藏取经，却没明说，只说若无他相助，西行注定失败。

从战国的越女白猿故事，到唐初传奇中的《补江总白猿传》，成精的白猿化为人物，与自身的颜色相呼应，总是一袭白衣的形象。如《白猿传》中的老猿，就是“美髯丈夫，长六尺余，白衣曳杖”。老猿夺人妻妾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既久且广，大概说书人一说到兴妖作怪的猿猴，便联想到白衣人。猴行者变化现身，自然而然，便成了白衣秀士。宋人最重读书人，儒生的地位，即使在民间故事里，地位也高过和尚和道士。如彭乘的《郴连秀才》，其中说到杀人祭神，就有“儒生为上祀，僧为次，余为下”的说法。

三藏的性格和后来大不相同，不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而是相当机灵，而且很有些顽皮。猴行者说大梵天王正在水晶宫设斋，他就要猴子带他去；到王母池，也是他撺掇猴子偷桃吃。

护法大神的角色不是观音，是大梵天王。

《心经》的神妙得到特别强调，这里是定光佛亲自送来，身份比《西游记》中的乌巢禅师还要高。在《西游记》里，《心经》贯穿始终，唐僧每遇疑难，乃至心生恐怖，都靠这两百余字压惊，悟空则一直是他读《心经》的导师。《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记述：“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能令去，及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现在流传的《心经》，正是玄奘所译。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第一节缺失，内容当为取经缘起和送别，然而三藏的出身，并无一个完整的故事。后文有两处交代：一是猴行者告诉三藏，他前世两次取经，均为深沙神所害；二是梵天透露，“此人三生出世”，显为后来三藏前生为金禅子的说法之所本。《西游记》里，沙僧杀害过好几位取经人，头骨不沉，后来结为渡河之筏，帮助三藏渡过流沙河。《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玄奘旅途最危险的一段，也正是在沙漠里：“从是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时行百余里失道，觅野马泉不得。下水欲饮，袋重，失手覆之，千里行资一朝斯罄。又失路盘回，不知所趣。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渧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不复能进。”此处的沙漠，后来演变为流沙河。

小师买菜被变为驴一事，与唐人传奇《板桥三娘子》中的情节相似。这类带西域幻术色彩的故事，系典型的唐人风格。到黄袍怪变唐僧为老虎，则纯然神妖的变化，再无中亚巫风。

白虎精的形象，一变而为白骨精，二变而为罗刹。

“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疑为两节，即到京为另一节。一则这是明显的两个内容，二则王长者故事结尾，又有人物赋诗，这是一节结束的标志。王长者故事，也是唐人风格。故事本身有南朝味，然表述方法则纯为唐人的。

猴行者被封为铜筋铁骨大圣。上古传说中，蚩尤铜筋铁骨。《西游记》第七回，孙悟空被镇压在五行山下，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引《龙鱼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可见悟空形象与蚩尤也关系密切，说明这个形象有多种比佛经传入更早的中国本土来源。

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

第一次见到《水浒》，还是住在名叫“余湖”的小岛上的时候，上小学，不是十岁便是十一岁。繁体竖排本，七十回，只有下册。封面两个字，只认识一个。古人笑话里说，“读过一本书，叫水许，里头有条好汉，唤做季达，手持两把大爹，有万夫不当之男。”我当时脱口而出的书名，大概也是水许。不然，不会引出那个笑话。

书不能全看懂，故事可以跟下去。下册一开始就是宋江逃亡，乱糟糟的。到了江州，安定下来，和戴宗、李逵交朋友，闲来饮酒作诗，我也才读出味道。黄文炳解析反诗，像抓特务故事一样引人入胜，而且使我油然想起听过的许多诗词和标语的小道消息。戴宗的甲马那么神妙，尽管知道不是马，总想着有看不见的小马，驮着不会法术的李逵飞跑。读得费解又紧张的，还有法场杀人的讲究：“胶水刷了头发，绾个鹅梨角儿，各插上一朵红绫子纸花。”这装扮，像对付小女孩儿。书中的刽子手蔡庆什么的，也喜欢鬓边插朵大红花。现在想，该是为了避邪。

金圣叹腰斩《水浒》，把我读到全书的时间推迟了三四年。1975年，毛泽东发动评《水浒》运动，他说《水浒》的要害是投降，要架空晁盖，我们的作文也要写这个。写不出，抄报纸。架空的分析，抄了一遍又一遍，就算不懂，也印象不灭。如今想一想，搞政治的人果然非同一般，架空就是夺权，看得真透。有一天，父亲回家，高兴地对我说，弄到了全套《水浒》，一百二十回本，三册。封面墨绿色，无图案装饰，书名几个大黑字，忘了是《水浒传》还是《水浒全传》。“王言如纶”，各机关团体皆须学习讨论，写文章，出墙报，人人发言，没书不行，总不能看武松打虎的连环画了事——那和投降招安也没关系啊。于是从上面，把《水浒》作为文件，逐级发放。

后几十回里自相残杀，实在读得气闷，好在还有不少精彩段子，如李逵寿张乔坐衙，燕青打擂，宋江柴进游东京，到李师师家通关节。征王庆田虎，毫发无伤。征方腊，一个个英雄好汉糊里糊涂地死去。然而没有这一次大幻灭，又怎见得宋江一意孤行卖身投靠的残忍。反对招安的几位，和跟着宋江巴望封妻荫子的，结果并无不同。都是做了人家的鹰犬，却连一块骨头也没啃着。幸好李俊三兄弟结交费保，功成身退，远走海外，创出一番事业，给读者一个慰藉。金圣叹究竟有什么眼光，让小说止于排座次或惊噩梦？留下希望，还是明知无善果，干脆尽早了断？

金氏批评才子书，市井眼光，村塾师的水平，一味油滑，寻乖卖巧，简单几句话，翻来覆去地聒噪，三十年来，对他厌憎不减。他的“美学”极致，不过一个《西厢记》里的“惊艳”。广为讨好的，又有所谓“三十二不亦快哉”，招来无数江湖后辈仿效。这是趣味批评，还是超低的媚俗？

十岁读《水浒》，最不耐烦揭阳镇那几回。地方恶霸加劫匪的一连串胡闹，打小已经见惯。李俊、二张、童氏兄弟，又都形象模糊。但李俊既重义气，大事情上却有主见，不盲目跟着别人走，这是以前没想到的。这一点，连林冲也比不了。试想林冲有什么做官的野心，宋江对他没有恩，他对宋江有恩，梁山的基业，是他成就晁盖的，然后才有宋江白捡一个头把交椅坐。他对招安心寒，知事情不可逆转，不像武松那样直性子，吵嚷一通了事，顾全脸面，说是不坏兄弟间的义气。假如都去随大流，一路厮杀到生命的终点，多冤呢。

我的《聊斋》

前后有过四种版本的《聊斋志异》。

第一种是初中时在乡下的同学家得到的，晚清或民国的线装书，只有下半部，书名大概是《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书又脏又破，纸质发黄，卷前的木刻插图却让我爱不释手。仍然记得《念秧》的一幅，画人马行李在路上，题诗说，前车已覆后车催，云云。这是讲骗子的故事，类似的故事还有《局诈》。大名鼎鼎的《画皮》不在其中，显然收在上半部里。曾在新出的聊斋里见过《画皮》的插图，印象很深，是一个乱发獠牙的男鬼对镜画美女的头面。后来知道是仿照“图咏”上的原刻。

一直觉得，读《聊斋》最好是在阁楼上，没人，却还能听到下面的市声，光线不那么明亮，却能看见近处屋顶上的太阳。阁楼我是没有了，但我有稍次一等的环境，也很可以满足了。夏夜在大院子里纳凉，地上泼了水，小草小花都咝咝地缓过气来，从池塘边吹过一阵阵细风，人斜伸在竹躺椅上，借着楼里泻出的灯光费力地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课本上学过一篇《狼》，我则读齐了《狼三则》。除了《狼》，这里还有上百篇，无数奇怪的妖怪。有人走过，好奇地接过去看，一边大声念：崔猛，字勿猛。然后递回书，哈哈一笑，走了。

他不知道，我能读完全篇的不多，尽挑几行字几小段就结束的小品：《骂鸭》《尸变》《荞中怪》。《崔猛》很长，既然别人念出来了，怎么忍着也要读完。果然读完了，意思不很明白，又像懂得一点。

第二种，是一本《聊斋志异选注》，选得不错，都是名篇，也是篇幅较长的。一辈子不忘的那些故事，都出自这本书，包括《婴宁》《聂小倩》《娇娜》和《画皮》，还有《胭脂》和《崂山道士》，反反复复，读得烂熟。高考之后，闲着没事，挑喜欢的十几篇，翻译成白话——那是中学做惯了的语文练习，也是高考的科目——抄在有格的稿纸上，钉成一本，传给人看。要说，也算是我最早的“创作”吧。

再以后，在大学，买了排印的铸雪斋抄本，淡绿色封面，小三十二开，清清爽爽的上下两册。拿牛皮纸包了封面，日不离身地翻阅。聊斋五百篇的全貌，至此方得一窥。

第四种，在纽约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基本读本”丛书中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三册。山东大学朱其铠主编的这套新注，真是下了死功夫，注释极为详赡。寻常词汇和典故倒也罢了，那是工具书上一查就得的，难得的是明末清初的地方人物，特别是山东的人物，多从地方志中挖掘出来，对读者而言，极为便利。

人文版的新注本是90年代初买的，搁置案头床头，已经十多年，可说形影不离。往往收进壁橱不久，又会取出，读过几篇，觉得太熟悉，再抛下，等下一次。《聊斋》不像古代诗文，也不像先秦诸子和西方小说名著，其中微言大义，每读必有新悟。《聊斋》不以深刻取胜，妙在故事的趣味。辗转重读，无数细节像涧谷的幽花，各个展示它的色彩和姿容。相传蒲公作书，摆茶听人闲聊，书中的一些故事，便是这么记录下来的。这当然只是传说。《聊斋》中的杰作，叙事章法严谨，一读而知为创作。但豆棚瓜架雨如丝的情调，令人悠然神往。前年夏天在洛阳，某日午后闲坐无事，不知怎么牵起的话头，父亲和新光弟讲起老家流传的鬼故事，或长或短，或喜或悲，人物和地名都是身边的。缓缓一个下午，在空调的嗡嗡声中，窗外的酷暑似乎无限遥远了。

选注本和铸雪斋抄本久已不存，半部线装本还在，但不知存于何处。铸雪斋本和人文的详注本皆无插图，是个缺憾。曾见书店有上海新印的线装《聊斋》图谱，因是所谓“巾箱本”，嫌开本小，图不清，几次去都翻开看看，终觉不如人意。从前的木刻，还是尺幅大些好。

蒲松龄和悍妇

听说有批评家套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蒲松龄，说他对女人怀有幻想，《聊斋》中的狐鬼故事，大有白日梦的味道。我读过霭理斯的《性心理学》，觉得蒲氏乐于写明快的性场面，又每每强调初夜的落红，都属正常范围，没有太出格。他对现实失望是可以肯定的，不仅在科举上面，家庭生活可能也不太美满。他笔下的好女人，年轻美貌，通情理，会持家，性格上各有可爱之处，如婴宁的娇憨，小谢的顽皮，娇娜的清纯，西湖主的高贵，都非凡间之人。除了鬼狐，就是神仙。有些是凡人，说起来还是不凡：要么是空灵的侠女，要么是出泥不染的青楼中人，普通女性绝对不在其列。

变态的性生活在明清极普遍，有些还蔚然成风，比如同性恋。在清朝，玩娈童在上流社会，可以说是时髦事，不需遮掩，或可炫耀。最初读《阅微草堂笔记》，对这类描写之多很觉得惊奇，以后也就司空见惯了。蒲松龄笔下只有几则同性恋故事，短，没有详细的情节，确实像是记下的传闻。

从女人那里应该得到的幸福和安慰，蒲松龄得不到，耽于幻想顺理成章。书生获得狐鬼美女的青睐，故事各异，原型难得的千篇一律，可见蒲老先生的心思并不复杂，他想的、他要求的就是那么多：不那么困窘的生活，一个对他的功名事业能够理解的妻子，当然，如果能够给予他帮助，免其后顾之忧，就更理想。

有人猜测蒲氏家庭生活不美满，目前只能是个猜测。尚未听说有人猜测蒲氏也有河东狮吼的问题。《聊斋》中写悍妇的有好几篇，而且写得极为传神，尤其是《马介甫》和《江城》。《马介甫》后的“异史氏曰”，历数各代的怕老婆典故，据此很可敷衍出一篇专题文章。这么看，蒲松龄对这个另类婚姻喜剧是有相当研究或感受的。《马介甫》中的议论不是空泛之言，说得极为沉痛。在这一点上，只有关于科举的几篇超过它。

胡适后来根据《江城》等篇，认为《醒世姻缘传》出自蒲公之手。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学术界认为《醒世姻缘传》是明末作品。假如我们抛开其他史料，仅从小说本身来仔细对比，发现蒲松龄对悍妇的处理和《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还是不同的。蒲松龄比较心软，对悍妇也不肯不留余地，仍然希望她们改过自新。《醒世姻缘传》不是这样。薛寄姐遭报应，先被猴子抓瞎眼睛，抓掉鼻子，变成一个丑陋的怪物，后来得病早死。她虐待丈夫，自己受辱次数也不少，如被恶少当众剥光衣服。这里可以看出两位作者对女人的态度，其实很不一样。

按照蒲松龄的心理，《醒世姻缘传》这样长达一百万字的生活小说，一定会安排一个理想女性，作为对男主人公的补偿。《醒世姻缘传》解决问题不也是靠神仙吗？为什么不可以出来一个女性的救星，既解除恶妇虐待之苦，又自我献身，成就一场好姻缘？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差不多都是这样营造他的小乌托邦的。《醒世姻缘传》要醒世，所以把恶写得彻底，不容逆转，不留希望。而蒲老先生呢，在他，重要的还不是警醒大众，他首先要自救。他必须给自己一点希望，靠着这点希望，靠着梦中的快乐，他觉得生活总算有了意义，一切从此找到一个立足点。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的从容，在蒲松龄那里是难以想象的奢侈。

五女兴唐传

乡间仍然有说书人的年代，想来是在我入小学之前。只记得听过那些民间传说，或者说，只记得有听故事这回事，故事本身，多无记忆。朦胧想起来的情景，是在村头的打谷场上——叫稻场——摆了矮桌，像是很隆重的演出，邻村还有人赶过来。夏天月光亮堂，不需扯电灯。月光照在人脸上，和日光不同，有遥远和恍惚的意味，而说古道今正需要这样的气氛。但我又似乎记得，说书并不需要如此排场，在村中间面对池塘的树下，或者在谁家比较大的堂屋，是几个人东倒西歪地一坐，就能一直讲下去。乡下演戏难得一次，也有其他曲艺，带乐器伴奏的，以唱为主，不知道算什么。规模稍大，演员多，有时要接电灯。说唱内容肯定还是帝王将相，但开场前的小段，是宣讲时事的，计划生育，批林批孔。有位表哥，大我几岁，我们不能去的地方，他能。他去听说书，听完回来，在我们面前炫耀，但要让他细讲，他又不肯。有一阵子，天天晚上回家，总是兴奋莫名地大谈响马。响马是什么，我们全不知道。问他，他说：“响马？嘿哟，不得了啊，比梁山泊上的好汉厉害多了。杀人放火，骑着马，腾云驾雾，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马不是在路上跑，是在云彩上飞。要不，怎么叫响马呢？”

还是不明白，在云彩上飞，为什么是“响”马。

山东响马，这也是听他说的。又听过几个名字：程咬金、秦琼、单雄信、李元霸。由此可见，表哥听的，大概是《说唐》。

此外，还有《五女兴唐传》和《薛仁贵征西》。都说古代重男轻女，可是民间传说里，女英雄多，比男英雄更出彩。杨宗保打不过穆桂英，是被人家擒住了才喜滋滋地“被迫”招亲的。上至佘太君，下到杨排风，杨家后来全靠女人报效国家。杨业和杨六郎，赫赫沙场老将，死的关头，要么凄惨，要么悲凉。但你看穆桂英挂帅，舞台上全无颓丧之气。民间故事为自己的理想，渲染起来从无拘束，一切理论家的金科玉律，都不过一阵耳旁风。那么主旋律的爱国史诗，人家就敢把堂堂天波府整成满台的未亡人，英姿飒爽，奇气逼人。薛家的传说里，樊梨花也是处处占丈夫的上风。至于《五女兴唐传》，看书名就知道，男人只好做配角。就连《白蛇传》那样比较软性的故事，扶不起来的也不是白娘子，而是既没本事又没立场的许仙。

乡下人谈到水漫金山，谈到盗仙草，忘不了她们眼神和语气中的敬佩和向往。小说中每每写到，女人们脱下战袍，从闺房里出来，淡妆素服，环佩叮咚，又是一番动人的光景。从《木兰辞》到现代武侠小说，男人笔下套路不变，都忘不了这个细节。我还是小孩子，对衣装敏感。出发点是顾及面子，却归结到好看与否。所以对于小人书和旧画上的古装，大为喜爱，恨不得为了那服装，就干脆生到古代去。理所当然的，心中最早“崇拜”的女性，就是这些头插雉尾、身披战袍的女将们。

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在我充满渴望和幻想的年龄，在我希望认识世界的年龄，我们身边，一无所有，除了政治运动，除了没完没了的大批判，除了单调的食物和服装，除了看了几十遍的老电影和广播喇叭里敲钢砸铁的歌声。没有书，没有艺术，没有娱乐，没有知识。对于很多天性也许并不坏的机关员工和普通百姓，游斗和侮辱他人，抄别人的家，截拆他人的信件，听别人的墙脚，跟踪别人的男女幽会，乃至于几年一遇的看枪毙人，都成了可耻可笑复可怜的狂欢。

红楼梦

上小学时，在乡下亲戚家，看过一本线装《红楼梦》残本，有绣像。读了半天，似懂非懂，没有兴趣。书前的绣像，黛玉宝玉，都像和尚，所以印象深刻，但同样不喜欢。我喜欢的是连环画上男子顶盔披甲、女人长裙环佩的形象。凭记忆，我现在知道那是改琦的手笔，在《红楼梦》插图中相当有名。但还是不喜欢。如果照实画，我觉得雍正十二妃的汉装像，看上去更漂亮。

此后到中学，爱看的是战争、间谍、探险、神怪等故事，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一部《红楼梦》。进大学，先读了图书馆里的一套程甲本，竖排三册。出版解禁，各种《红楼梦》纷纷上市。我没有版本知识，买了一套地方出版社的，还是程本。前后读过两遍，几无感觉。我那时的兴趣又变了，一在唐诗、二在欧美近现代诗、三在西方现代小说、四在禅宗美学这一类正时髦的东西。古代文学史学到明清，我只是背了些基本知识，读了些非读不可的名著，不再多花一点工夫。

到纽约后，带着一套启功等整理的本子，反复读，从此爱不释手。程本那些文字上的修改，至此也被扭转过来。

这一套，一读就是二十年，书里夹过无数次纸条，文章写出后再一一抽掉。画的红线、批语，不计其数。书已经很破了，几次想丢掉，重新买一套，要书边阔一点的，纸质厚一点的，最好是布面精装，经得起未来几十年的折腾，然而一直找不到。旧书上那些批语和记号，没有过录到新书上，扔掉就可惜了。

十年前在唐人街书店看到一部影印线装的脂批本，开本很大，非常漂亮。四十元，我觉得贵，决定等等，减价再买。不料两个月后去，书店唯一的一部，已经卖掉了。

法拉盛图书馆有一套王希廉等三家汇评本的《红楼梦》，借来几次，摘抄了一些材料，觉得以后还可参考。托书店代订，没有订到。几年后，图书馆清理藏书，这套书——虽然略旧，但品质完好——却被不懂中文的馆员淘汰掉了。他们淘汰书的标准，是看出借率。往往丢掉的，都是古典文学方面的好书。

毕业刚工作时，大概是沈阳的一家出版社，出了一系列的“红楼”续书，印制得相当精美。我买过其中几种。找遍藏书，毫无踪影，不知道送给谁了。续红楼的代不乏人，这些书，读来解颐，最好的顶多可当饭后的谈资。

总体上来说，《红楼梦》的两个主要人物，宝玉和黛玉性格懦弱，多愁善感，很不投合我的口味。只有湘云，仿佛历代我喜欢的文人，爽利豪迈，最让人开心。即使在我二十多岁最想谈恋爱的年纪，黛玉这样的人物，也没让我动过心。我听一位远房表哥说到他单位一个女孩，自比黛玉，又自比林道静，经常一身白衣，长街独行，自怨自怜的，当时觉得好笑，如今想来，或许心中别有一番苦衷吧。

品花宝鉴

清人的狭邪小说，偏爱显弄才学。作者多为不得意的文士，故书中人物当然是文士，而且几无例外，全都得意得甚嚣尘上，继而一塌糊涂。具体到得意的形式，略可分为两类：一类，如鲁迅评论过的《野叟曝言》，主人公文武全才，所向无敌，虽小有挫折，最终自然功成名就，娇妻美妾一大堆；另一类，作者心中明白，戏文上的中状元娶皇帝女儿做老婆，既很不可能，也并不好耍，做封疆大吏虽然威风，真要遇上外夷入寇或蛮民内叛，脑袋可就掖在裤腰上了。于是，他们的理想顺理成章地精简为在情色里头翻跟头，有那么一些红粉知己，乃至“半红粉”知己，耳鬓厮磨在一起，弹琴赋诗，斗牌投壶，惺惺相惜——绿窗红楼之外的世界，管它江湖还是魏阙，一概不污耳目。

鲁迅说《品花宝鉴》描写细腻，“温情软语，累牍不休”，抄了杜琴言往梅子玉家问病一大节，后来的文学史书，也都以此处为例。写男同性恋，西方现代作品，似都不及《品花宝鉴》的极端女性化。然而这一节的情意绵绵，读来一点儿也不舒服。假设人物都是女性，都未免卿卿我我得过了头，何况是两个男人。此外，这一段还是从《红楼梦》中宝钗探宝玉伤病一节模仿来的。宝钗探病是书中的大关节，一向矜持的宝钗居然大胆示爱，岂不惊人。杜琴言探病则除了缠绵，更无他意。

《品花宝鉴》中的各种文字游戏，死心塌地地照《红楼梦》画瓢，不能求神似，便在量度上加码，好比侯白战胜郭璞的“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第四回的“雪窗分咏”，搞什么“雪意”“雪色”“雪影”“雪罗汉”“雪美人”的题目，全部套用《红楼梦》中的菊花诗会，然而一雅一俗，相映成趣；第四十六回的“众英才分题联集锦”，干脆把贾宝玉的“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搬来了，只不过把宝玉的独唱变成了群咏。

“不过借书中人物卖弄自己的几首歪诗”，此中情由，连贾母这样非专业兼不著名的评论家都看出来了。可是我们见识了《品花宝鉴》的作者陈森这些人笔下的珠玉，会不由得想到，过去说科举荒唐，试官瞎眼，也不尽然。陈森们的屡屡折翼，未必不说明试官们还能尽责，还有相当的鉴赏力。

年轻时候读《品花宝鉴》，以及其他才子佳人小说，不耐烦其中的故事，倒是对那些卖弄文才之处有兴趣，知道文字游戏还有那么多种玩法，可以玩得那么巧妙。我喜欢对联，喜欢酒令，喜欢像“无边落木萧萧下”打一“东”字那样高明的谜语，《红楼梦》最早迷住我的，就是这些情节。大观园题对额尤为集中和传神，不知读了多少遍。至于《品花宝鉴》，印象深的在两处，一是琼华和佩秋等谈论《唐诗三百首》，二是众名士游怡园，到处集句做对联。琼华谈唐诗，若是谈全唐诗，或是谈什么七律杜样，很可能是对牛弹琴，但她一首一首地说某诗好某诗不好，这是我熟悉的，就能津津有味地看下去。此刻摊开书，把这一段看完，说句高攀的话，也是不禁“莞尔”。琼华说杜诗有似太白处，举了《寄韩谏议注》（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为例，还有点意思，大概“美人”一句很容易叫人联想到李白的“美人如花隔云端”吧。但她说韩愈的《谒衡岳庙》和《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绝似少陵”，就是痴人说梦了。

陈森读“三百首”，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没什么道理，却很可解颐：读书正有这一种乐趣，遇到最匪夷所思的想法，如观谐剧，又可以扩展我们的思路。琼华批评杜甫的《梦李白》，说“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塞黑”两句，梦的是死太白，该删，直接“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到此打住。最后的“水深波浪阔，无使皎龙得”也不要。又说皎然的《寻陆鸿渐不遇》“古不像古，律不像律，毫无意味”，而且“来去”二字都重复，“断不可以学”。陈森不学是对的，因为这确实是他学不来的。

怡园那一回的对联，有几组集句的，过去惊为天成，如“风草月松，缘庭绮合；日华云实，旁沼星罗”，“逸翮独翔，孤风绝侣；真花暂落，画树长春”，“大雅扶轮，小山承盖；落花入领，微风动裾”，“零雨送秋，轻寒迎节；狂花满屋，落叶半床”。除了庾信的两句，都没见过，六朝人给我的印象，越发有高不可攀的感觉。因此，对陈森还有点佩服。后来知道，这里的句子，一概抄自《六朝文絜》。

年轻时读的书，印象多半变了。对六朝文的感觉，基本还是老样子。这可能就是我的局限吧。

特殊缘分的《孽海花》

看过许多谈论赛金花的文章后，再读《孽海花》，对傅彩云的角色，便生出厌恶。二八佳人玲珑机巧如清水芙蓉之类描写，但觉低俗之至。赛金花荒唐离谱的传说，固然因为她自己舌头上跑火车，吹嘘起来没边没际，也与文人爱去凑热闹有关。清末民初的报人及所谓名士，炫耀一点狭邪经历为风流，以为弄堂里的长三幺二，便是唐诗里的薛涛、李冶，可惜没有现成的浣花笺来托付那几首艳诗。书中一众名人，李慈铭、张之洞、张佩纶最好一册人物考索在手，对照来读，才有意思。

齐鲁书社有一种硬封面小字版古典小说丛书，价格低廉，携带方便。鬼画符似的彩图封面，人物如鬼魅，但笔墨简单，粗看亦不失清秀。平整爽利一小册在手，感觉不坏。更有两个好处，便宜、结实。唯书脊作黑色，昏天黑地不见天日，单本无碍，若收集了多本，并列案上，便觉颇不悦目。但便宜就可随便买、随便丢，结实就可以带着满世界跑，在各种环境里读。不好看没关系，绝大多数的书是用来读而不是用来收藏的。

图书馆曾有这样一册《孽海花》，架子上搁几年，已被人翻得稀烂。内页有缺不说，硬壳的封面还折了一角。借回细读，原是想完成任务，为《万象》杂志写古典小说系列随笔的。可是一查资料，不得了，书中人物的本事，已有专著在前，企图挖出点新鲜话题，比考证《红楼梦》还难。我又不会发明曹雪芹的情人和雍正皇帝的间谍之类，对着《孽海花》，顿觉无用武之地。冒广生的《〈孽海花〉闲话》无处找，皇后区图书馆六十多家分馆，只找到香港中华书局版薄薄一本《闲话〈孽海花〉》，片刻读完，又如蜻蜓点水，觉得很不过瘾，还想找更多书来读。最好是墙上贴着人物索引表，满屋清代野史笔记，一个人物一个人物清理，好像内务部做政审。狂想一通，写文章的念头只得作罢。然而书还是爱看，分为小段，权当一本《今世说》。

后来终于在书店发现同样版本，五块钱买回一册，塞进纸箱，虽未再读，心里到底踏实了。

图书馆的残本在手里搁置良久，续借多次，买到新书后才还掉。不久图书馆处理旧书，按常规，重复的书，借阅很少乃至没人借的书，比较破旧的书，象征性地收点钱处理掉，好腾出空间给新书。价钱，精装一元，平装五毛，不分厚薄，不分新旧。我就五毛钱买过李泽厚签名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余英时教授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这两本书我都有，但五毛钱，还不够四分之一只冰棍，买回送人也好啊。黑背版《孽海花》那么破，理所当然地淘汰，作价一元。我去挑书时看见，忍不住拿起来，抚摸了一番。后来书不知被谁买走，假如没人买，就当垃圾处理了。不料一个多月后，忽接图书馆通知单，说借书已过期，续借了三次，不可再续，催还此书。这才知道办理还书手续的工作人员没有为我销号。不通过柜台还书，直接扔进还书孔洞，这种事经常发生。我去书架上找了几次，确定没有，反复解释，说书已在处理旧书时处理掉了，不能取信。这本《孽海花》便一直挂在我的户头，有争议，不罚款，旁加一行小字：自称已归还。这条标注，好几年后方才除去。

人和书，这也是缘分啊。

太平广记

古代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最早进入我的世界。感谢70年代初的小学课本，居然收入《狼三则》中的一则，说是表现了阶级敌人的“狡猾”，而狡猾并不能使他们免于灭亡。追寻《聊斋》，从此成为一个梦想。《聊斋》之后，轮到《阅微草堂笔记》，那已经是大学期间了。瞿佑的《剪灯新话》以及李昌祺等人的仿作，也曾喜欢过一阵子，但不久即感腻味，原因在于他们的过分缠绵，故事因而拖沓，言语不够爽利。读苏曼殊《断鸿零雁记》，觉得存斋的衣钵，又被人捡起来了。

此后拜鲁迅之赐，读到南北朝人的变异和报应故事，读到唐人的传奇。《聊斋》已经烂熟，宋人小说所知不多，《夷坚志》纵有所闻，也无处可觅，鲁迅的选本，数量有限，于是一心一意，想找《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当然不可能有，却盼到了忘了是哪家出版社的《太平广记选》。80年代初的书，印刷粗劣，书的封面大约就是棕色纸上光秃秃的印着书名，正文前十几幅彩色插图，人物面目歪斜，衣冠不伦不类。可是得了这书，仍然如获至宝，毕竟是《太平广记》，比《唐宋传奇集》多出很多篇目。书好像是上下册，也可能是三册。唐代传奇的作家和后期有名的专集，借助这套书，牢记在心。一方面，它使我对唐人小说的喜爱终生不渝，另一方面，它使我对五百卷的《太平广记》，更加“必欲得之”而甘心。

唐人小说有后世难及的潇洒，这倒不是说故事多么登峰造极，思想多么深刻，而是说作者的态度。唐人固然是食人间烟火的，七情六欲一点不比我们少，他们脚踏实地，功名富贵之心如天日昭昭，他们杀人放火，不择手段往上爬，也有奸相，也有高士，有佛学大师，也有宗教骗子，可是他们洒脱的时候真是洒脱，唐诗如此，唐文如此，游戏小道的传奇，也是如此。又因为传奇不像诗文和历史那样，需自觉担负着某种使命，它就更无所顾忌。作者恣意挥洒个人才华，施展无穷的想象力，为文采而文采，为炫奇而炫奇，就连阴谋家企图构陷他人的“影射文学”，也闪耀着逞才使气的光芒。

唐人的瑰丽和空灵，空前绝后。《西游记》和《西游补》那么富于趣味，这两个形容词，它们都摊不上，当然它们另有好处，在另外的天地里登峰造极。

唐人从不把一件事看得太高，高到让自己沦落到二流的、屈从的、自卑的、非主体的地位。神仙可羡，但顶多和人间的功名利禄等量齐观。如此一来，神仙便和凡人在人格上平等。就像希腊神话里表现的，凡人的毛病，神仙都有，一样不少。人愿意，可以做神仙，神仙愿意，也可以做人。喜欢，崇敬，羡慕，但不膜拜。这是何等的豁达呢。再往前，汉魏六朝人的故事，诸神也不那么高高在上。比如《搜神记》里保存的好几则故事，仙女下降凡世，与人婚配，担心被拒绝，开门见山，都要先威胁人家一番：不从就有灾祸。那么，男主人们到底喜不喜欢那些永远年轻、富贵美丽的仙女，我们读完小说，一点也不知道。

《太平广记》分类编排，查阅便利，倘若有人在报上开专栏，卖文为生，此书不可不备。譬如蛇年，去蛇部翻一翻，摭拾几个故事，草成一篇《蛇年说蛇》。任何人事，动物植物，甚至对象，都可依法炮制。

中华书局排印《太平广记》，已是90年代，全套十册。我咬咬牙，买了一套（定价二十六元多一点），贴墙搁在床铺上很长一段时间，以便睡前翻读——这是我对喜爱之书的最高待遇。但《太平广记》我至今没有通读，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我希望这套书永远保留着一些神秘，保留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这样，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永远不会变，对它的喜爱永远不会褪色。我从前说，万一哪一天，找不到称心如意的书读了，有《太平广记》在，便可高枕无忧，就像《西游记》那些深谋远虑的妖怪常说的，吃不完的猪八戒的肉，不妨腌起来，以备天阴。这话听起来夸张，实是一句大实话。

2013年3月18日早晨一路听勃拉姆斯《女中音狂想曲》，结尾合唱部分感人至深。冬日已尽，春寒犹在。高风振林，孤云何依。

龙城录

赵师雄夜宿罗浮山而在梅花树下遇仙的故事，出自传为柳宗元所作的《龙城录》。《龙城录》中的故事，篇幅多短小，能以意境和趣味取胜，语言则甚圆润清丽。柳氏的古文，峻峭幽深，风格相去甚远；梅花梦故事透露的情愫，也不似他的为人。宗元以古文体作传奇，如《李赤》《河间》二传，文字皆简捷刚厉，不掺杂丽语，又往往借人事发议论，义正词严。以此感觉，似乎很容易便能断定《龙城录》非出宗元之手。故事结尾：“久之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与袁郊小说《红线》中红线夜归一段的描写，文字风格神似：“既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而漳水东注，晨飚动野，斜月在林。”

实际上，以文字风格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出于某人之手，极不可靠。且不说一个作家的前后期创作会非常不同，大作家本身思想和风格都丰富多彩，很多人还故意模仿他人，而模仿到神似，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并不很难。此外，作家在不同类别的创作中，会故意拉开文字的风格。在创作作为正统体裁的文和不那么正统的小说时，尤其如此。

《搜神后记》传为陶潜所作，元好问留下一本《续夷坚志》，听起来都有些奇怪，其实一点也不。文学史和作品精选把一个人扁平化了，甚至点线化了。我们以为李白天天浪漫，什么事都不干，但他也有抱着闺女在门口摇拨浪鼓的日子。我们以为杜甫天天皱着眉头眺望宫墙，但他青蛾皓齿在楼船的时候，也是很狂放的。

《龙城录》开头说：“柳先生谪居龙城，因次所闻于中朝士大夫，摭其实者为录。”这话是靠不住的。《龙城录》里的记载，多为荒诞不经的传说，这正是唐人的喜好，比宋人活泼。《龙城录》显得独异之处，是对文字特别关心，有关写作的条目特别多，如王远知作《易总》，上帝认为泄露天地秘密太多，派人追回。还有韩仲卿梦曹子建求序，以及裴武公夜得鬼诗等等。这对理解作者的身份，不无帮助。

东坡“梅花诗”中有“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叩门”之句，如果认定《龙城录》是宗元所作，则苏轼用此典，理所当然。但认为《龙城录》是宋人所作的学者，则说赵师雄的故事是根据苏诗衍化出来的。这在理论上也是可能的。举个例子，我一直觉得崔护的人面桃花就是这么来的：先有诗，好事者据诗敷衍出一个优美感人却不无漏洞的故事。所以，争论谁先谁后，几同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辩论。没有证据，哪一方都是推测。

至于文字，前人里头，朱熹看文字，眼光极为毒辣。《朱子语类》说：“柳文后《龙城录》杂记，王铚性之所为也。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笔力。此记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诗文中不可晓知底于其中，似暗影出。伪书皆然。”但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以前引的“罗浮梦”为例，可看出《龙城录》的文字并不“衰弱”，再如“魏征嗜醋芹”一条：

“魏左相忠言谠论，替襄万几，诚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谓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遗何好而能动其情？侍臣曰：魏征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称快，此见其真态也。明日召赐食，有醋芹三杯，公见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尽。太宗笑曰：卿谓无所好，今朕见之矣。公拜谢曰：君无为，故无所好，臣执作从事，独僻此收敛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叹之。”

应当说，叙事既简洁，也不乏趣味。《龙城录》多称韩退之，如“退之尝言”，“退之常说”，给人的印象，作者和韩愈很熟，这当然无助于说明作者一定是宗元。似此小技，作伪者也能想到，但“夜坐谈鬼而怪至”一条，讲作者和韩愈等三人的一件事，显有为韩柳的遭际鸣不平的意思，我倒宁愿这真是宗元自己写的：

“君诲尝夜坐与退之余三人谈鬼神变化，时风雪寒甚，窗外点点微明若流萤，须臾千万点，不可数度，顷入室中，或为圆镜，飞度往来，乍离乍合，变为大声去，而三人虽退之刚直亦为之动颜，君诲与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谚曰：‘白日无谈人，谈人则害生；昏夜无说鬼，说鬼则怪至。’亦至言也。余三人后皆不利。”

括异志

昨夜读《括异志》，卷一卷二各见一条有关家乡光山的记载，因一气读完全书，结果误了网上一枚咸丰大钱的拍卖截止时间。又因此书和魏泰相关，睡前倚枕再读。今早想起古钱的事，觉得可惜。上网查，结标价只有五十七元，在意料之中。不贵，更觉得可惜。这枚咸丰钱不是稀罕物，只是品相好，经过长期流通，磨损自然，光滑温润。虽然未曾流通过的钱价值更高，我却一直喜欢被人把握了几十年或几百年的传世品，只要不脏，没有大的残损。我有一枚大元通宝，得于潘家园一老者。估计被人穿绳挂在身上或系于杖头，钱面磨得绸缎一般光滑，穿孔四角则磨圆了，手指伸进缓缓旋转，亲切友好如微风拂水。这样的自然磨损，没有几十年的贴身携带，是不可能的。网上的咸丰大钱紧盯了一个多星期，错失于最后一小时，误于读书，亦可发一笑。

张师正做了四十年官，据说终不得志，于是“推变怪之理，参见闻之事”，写了这本志怪小说集。《括异志》共十卷，与《稽神录》合于一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定价十五元。早前的小开本笔记小说丛书，价多不超过一元。十五元，不是嫌贵，是惊讶书的不够早。张师正主要讲灵异故事，多以名臣为故事主角，特别相信预言和因果报应。他的文字不错，故事也较曲折，和《稽神录》比，还更可读，虽然名气不如后者，也许是因为他人不如徐铉出名的缘故。《稽神录》文字简淡，以前不喜欢，现在读，也能读出些好处来。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在光山做县令，司马光便出生于光山。和光山有关的两条也都和司马池有关。第一条说：“故天章阁待制司马公池，乾兴中以职官知光山县，秩满，考绩于吏部。时章圣临御，一夕，梦引对于便殿，仰视黼座，状甚幼冲，即觉，窃语交亲，以谓改官之期方远。铨司既质成课，将取旨，会真宗不豫，神文以皇太子监国，引见资善堂，仰视睿姿，一如所梦。”

第二条是司马池的侄子讲的，说到一个会烧药银的老卒：“太常少卿司马公里自言：未冠时，侍仲父待制光山县。门下客张某者亦年少，同舍肄业，常苦资用不足。张忽叹曰：‘愿得乾汞法，以快吾欲。’旁有黥卒执汛扫之役者，笑曰：‘秀才年少，安知世间有此事耶？’张曰：‘神仙之术，不可妄求，岂不知之乎？’卒曰：‘某尝得此术，愿试之。’张大喜，脱衣质钱，市汞及炭。初夜，以水银一两纳鼎中，出小瓢，取药一粒如芥子投之；又以小瓦覆鼎口，泥封甚密。炽炭围之，急扇良久，鼎中如风声，倾之成白金矣。翌日，召金工视之，曰：‘此汞银也。比闻有黥卒得此术，间或鬻之，岂非此人所为乎？’张亦秘而不言。张谓司马曰：‘斯人而有斯术也，图之固易；然缓而取之，善也。’自此，屡以美言抚存之。一日，请浣衣于江滨，去遂不复，竟不知所适。”

司马池能诗，他有一首《行色》，相当有名，宋人言谈多提到，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宋诗大观》收录其中：

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
赖是丹青不能画，画成应遣一生愁。

诗的后两句意思不错，曾得张耒称赞。

又：《括异志》记一嗜酒道士，名张酒酒，与元之赵闲闲，恰好一对。

睽车志

鬼怪故事人人喜欢，但又觉得不能登大雅之堂。东坡强人说鬼，固极通达，一句“姑妄言之”，却成为后人自我调侃的话头。心痒手痒而有闲暇著书的，命名多从典籍中取义，如齐谐、夷坚、子不语之类，表示谈鬼亦其来有自。唐人洒脱，在此一大事上便漫不经心，书名多面目雷同，如《玄怪录》《广异记》《异闻集》等等，仿佛只要有个异字或怪字，读者作者便皆大欢喜。以古典命名，《宣室志》过于一本正经，宋人郭彖的《睽车志》却别具童趣。“睽车”一词取自《易经》睽卦：“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这本是大有趣味的描写，高亨注《易》，非要揭开那层纸，说路上遇到的一车鬼其实不是鬼，是来人涂了脸面扮成鬼怪。郭彖的名和字都得于《易经》，和《易经》自然大有缘分，作《睽车志》，显然不相信高先生后来的解释。鬼嘛，当然就是鬼，不是鬼还能是什么。

都说宋人记事质朴，缺少玩心，纵是谈狐说怪，也端着史家的架子。干巴巴的叙事之外，不肯添油加醋。小说娱人，无油无醋怎么行。徐铉的《稽神录》便有此毛病。说他开了风气可以，但宋人不全是这么做的。《睽车志》就很有情趣。郭彖的文笔最像谁？说来有意思，和他的唐人前辈关系不大，他最像的，是蒲松龄。当然这话得反过来说，蒲松龄最像郭彖。《聊斋志异》不是横空出世的，它的先驱，有长长一串名单。但如果只挑几本书谈对蒲松龄的影响，《睽车志》是必不可少的一本。“汴河岸卖粥妪”，“牛心道人”和“许式”各篇，纯然蒲留仙先生的风格，不仅文字像，故事也像，故事中透露的情愫，也像。这几篇如置之《聊斋》里，寻常是分辨不出的。

“刘先生不为物累”一篇，是谈人生的好材料，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已经抄引过。林灵素是徽宗宠信的道士，《睽车志》里有两个关于他的故事，其中之一说，灵素见李师师，斥为妖魅，“怒目攘袂亟起，取御炉火箸逐而击之，内侍救护得免。灵素曰：‘若杀此人，其尸无狐尾者，臣甘罔上之诛。’上笑而不从。”灵素认出李师师是狐狸精，敢以性命打赌，徽宗看来也相信，然而美人当前，于心不忍，和唐明皇一样，是多情好男儿。另一条说，灵素年轻时很穷，欠人家酒钱不还。主人催债，灵素“即举手自扪其面，则左颊已成枯骨髑髅，而余半面如故”。耍赖皮说：再催，那半拉脸也变。把人家吓坏了，将欠账一笔勾销。当今有“变脸”一技，妙用多多，大人小民，全用得上。比如刘邦杀功臣，昨日亲兄弟，今日如待寇仇，没有变脸的功夫怎么行。聊斋中的《画皮》，更是“原教旨主义”的本本色色的变脸。灵素用此上乘功法，不过为省掉几个小钱，用小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张端义《贵耳集》曰：宪圣在南内，爱神怪幻诞等书，郭彖《睽车志》始出，洪景卢《夷坚志》继之。似此书尝经进御矣。”皇帝日理万机，闲下来，也要听人说鬼。《睽车志》受命而作，不敢掺水，难怪写得这么好。

阅微草堂笔记

1991年夏天，在没有提前拿到回美证的情况下，惴惴不安地赶回北京。中途绕道多伦多，希望能在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办好入境签证，后来排队半日，终未如愿。从纽约至多伦多，坐灰狗巴士，夜车，途中十个小时。乘客很少，独自沉埋在高背软椅座位上，无心读书，戴上耳机听音乐。大减价时二十九元的艾瓦牌随身听，记得还是借钱买的。自己转录的盒带上，只录了一首曲子，贝多芬的《激情奏鸣曲》。一路反复听，不知听了多少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再听此曲，因为过于熟悉，到了几乎厌烦的程度。

此后在北京，第一次感受到切切实实的恐惧和焦虑。深夜骑车从西城到东城，街道荒寂得听得见通通的心跳。朋友嘱咐我千万小心，遇事不慌，千万别乱跑。

《激情奏鸣曲》和我一生中的几件大事相联系，它一直是我特别爱但以后再也很少听的曲子，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的神奇演奏也未能把我从过度的熟悉中解救出来。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与此并无多大关系。但想起这段往事，却自然而然地想起这本书，那么，就由它去吧。

纪昀此书，我有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小三十二开本，绿色封面，干干净净。内文小字，没有乱七八糟的注释和解说。90年代初，纽约的公共图书馆里，中文书几乎空白，所有的极少数，都是港台出版物。港台出版物自有佳品，然而图书馆所藏，只以流行小说、报刊专栏的结集和浅俗妄人的胡言乱语为主。无奈，除了做工途中的地铁上，一目十行地翻看那些科幻和言情小说，只好反复读手头有的几本书。夹纸条，红笔勾画，分类汇聚材料，好给报纸写文章。《阅微草堂笔记》的狐鬼故事司空见惯，情节简单，少有波澜，况且作者意不在此，不过借事说理，又不落人话柄。印象深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男同性恋在清朝的普遍，包括官僚的狎弄娈童，相沿成风，以为韵事。我曾在霭理斯《性心理学》潘光旦先生的附注里读到大量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事实，前所未知，以为奇观。尽管如此，《阅微草堂笔记》的描写，还是让我大开眼界，因为细节更具体，更丰富了。《聊斋》中也有这类故事，不过较少而已。其次是他写新疆的见闻，鬼怪传奇中又带鲜明的异域色彩，备觉迷人。关于新疆的故事，很少寓言动机的虚构，都是亲身见闻。我对于流放犯人的生活和昌吉的回民之乱，感受最深，前者使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后者很可对应蒲松龄笔下的“于七之乱”，一些极哀婉的故事，便借此背景展开。

书在手上展玩多年，封皮破裂，装订的细白线也要散开。于是用透明胶条前后粘贴，勉强保持完整。其后有朋友来，极爱此书，不嫌其旧，携归外州。我虽然可惜自己在书中到处留下的标记，但在读了太多遍后，情形一如贝多芬的奏鸣曲，估计很久都不会再捡起，也就割爱。十几年后，朝夕与《聊斋》相伴，有一天，忽然想起纪晓岚，去书店寻找，见到各种白话翻译本、注释本、赏析本、插图本，以及开本怪异的珍藏本，认真可靠而又洁净的版本，一种也没有。

还是从图书馆找了没有错字的本子读。这一遍，觉得好玩的正是纪公堂堂正正、不乏幽默、有时又过于一板一眼的议论。比如他说做学问：“汉儒之学务实，宋儒则近名，不出新义，则不能耸听；不排旧说，则不能出新义。”“相去数千里，以燕赵之人，谈滇黔之俗，而谓居是土者，不如吾所知之确。然耶否耶？晚出数十年，以髫龀之子，论耆旧之事，而曰见其人者，不如吾所知之确。然耶否耶？”想到如今盛行的戏说和胡说，后来还在微博上有感而发，写了这么几句话：“一个人走在街上，边走边吃冰棍，大概没人看；若是啃一条又长又臭又斑斓的死蛇，就能吸引眼光。如果他再头顶一只甲鱼，光了膀子，骑头老山羊，看的人必然更多。现在做学问的，多取这一路。红豆生南国，你若说红豆是王维早年情人的名字，就出新意了，报上抢着登。”

再过几年，南京的凤凰出版社出了纸面精装的版本，正是我想要的干干净净的本子，字体微扁，看上去怪可爱的。接连几个夜晚，倚床闲览，不勾画，也不夹纸条，设想秋冬之晨，天色未明，庭外无风而寒意侵体，仿佛蛇行，一群老学究坐等上朝，也许允许喝茶吧，若时间尚早，还能抽烟，大家为了解闷，随意闲谈，于是纪晓岚的声音悠悠浮出炉香和呼出的白汽，故事讲完，眼神在众人脸上扫视一过，时而嗤嗤低笑，复又凛然若不可犯，时而自我解嘲，如同赵南星说笑话。读得自己暗喜或发笑的时候，就会想，编四库全书和写笔记，哪一件事他觉得更开心呢。

辑二

画梦录

朋友有一见如故的，书也如此。所谓投缘，就是气息相通，先天里有共同的东西。有人说投缘者必定性情相近，也不尽然。我喜欢卢梭和尼采，然而他们的性格，有我觉得不可思议之处。李白和苏东坡，甚至韩愈，我都羡慕不已，但说羡慕，可见他们的境界我不能达到，他们的际遇我也不能得到。李商隐有点相似，可我哪有那么多化不开的情愁呢。

读《画梦录》的时候，还读着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读着波特莱尔。陆蠡、唐弢以及梁遇春，都有过兴趣。对了，还有希梅内斯写他那只小毛驴的《小银和我》。可是，唯有薄薄的一本《画梦录》，像镶了金边的云彩，不由分说地遮盖了一半天空。转到中文系的头一年，可能还不止一年，我写的那些散文，全是何其芳的简单模仿。不过，年龄相近，感情相似，虽是模仿，并不虚伪。那些文章我不知道是否还在人世，只记得其中一篇，题为《萤火》，一段段的抒情和描写，又引了宋人的词句。何其芳曾经提示过，他那路文章，晚唐诗是必不可少的插部。我进一步，加上南宋的咏物词。我同时还在写诗，古诗词里觉得最容易和欧美现代诗融会的，就是咏物的篇什。王沂孙的朦胧和吴文英的恍幻，正是现代诗隐喻和象征的古典版。

我的画梦体散文参加系里的比赛，拿了第一名，奖品是一本米黄色塑料软皮的笔记本。发奖会上，一个低年级女生朗诵获奖文章，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文字变成明亮的普通话，如一串珍珠从讲台飞过头顶。我从不念诵自己的文字，包括诗词，但从一个女孩的嘴里吐出来，感觉很陌生，很奇怪，但很喜欢。

散会后在教室外遇到一个大约是评委的高年级学生，他说，你这是读了何其芳吧。我点头，同时觉得惭愧，因为被人一眼看穿了。

何其芳最初进入我的视野，是和李广田、卞之琳在一起，他们合出了一本《汉园集》。李广田的散文至今我仍然认为很好，质朴而抒情，胜过徐志摩和梁遇春。卞之琳则和何其芳一样，是民国诗人中屈指可数的值得欣赏的几位。

毕业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何其芳选集》，我一本一本地买，到出国前，买到第三册。选集里散文和文学评论都收，还有他早年写着玩的很短的历史小说。散文和小说，后来没有继续下去，真是可惜。他那么好的天赋。

和《画梦录》有同样情绪的是他的诗，我一直忘不了他的句子：“燃在静寂中的白蜡烛，是我从胸间压出的叹息，这是一个送葬的时代。我听见坏脾气的拜伦爵士，响着冰冷的声音：‘金钱。冰冷的金钱。但可以它换得欢快。’”这是1936年的诗。到1937年，抗战军兴，他也自觉投入到爱国的洪流中去，他宣称：“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到了延安之后，他的作品就彻底变了。再以后，他转行写评论，参加《红楼梦》的大讨论，奉命编《不怕鬼的故事》。作为作家，他消失了。

多年之后在美国，我写《记忆之群》，在三段童年的故事之后，还特意加了一段没有故事的《雨前》，以此向何其芳先生致敬，尽管我已经不再沉醉于少年的梦想了。

鲁迅：译文序跋集

周氏兄弟皆热心于译介外国文学，与此相关的文字，随见于文集中，读后便忘不了作者的一片苦心。鲁迅说他译介外国文学的动因：“我也不愿意别人劝我去吃他所爱吃的东西，然而我所爱吃的，却往往不自觉地劝人吃。看的东西也一样”，“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也看的书，于是不知不觉，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鲁迅全集》第十卷收《译文序跋集》，多为简短的译者附记，此前并未全部认真读过，入秋以来，自图书馆借回，放在卧室两个月，常在睡前翻阅。如此读了多遍，仍觉意犹未尽。几篇精心结撰的长文，如《域外小说集序》《小约翰引言》《出了象牙之塔后记》，本来就属于鲁迅最重要的文字，我特别喜爱的，还有两篇非常细致地谈论植物和动物名称的小记，一篇是为童话剧《桃色的云》所作的《记剧中人物的译名》，这些剧中人物都是花草和虫兽；另一篇是为《小约翰》而作的《动植物译名小记》，两篇谈及的花草互有重复。中日文对同一种植物的叫法，各有特色。有些常见的草木，中文名并无趣味的，日文名却能令人耳目一新。这样的名字，因为爱其精雅，虽有现成的本国称谓，却不舍得变译。鲁迅说：“中国虽有名称而仍用日本名的。这因为美丑太相悬殊，一翻便损了作品的美。如女郎花就是败酱，铃兰就是鹿蹄草，都不翻。还有朝颜是早上开花的，昼颜日里开，夕颜晚开，若改作牵牛花，旋花，匏，便索然无味了，也不翻。至于福寿草之为侧金盏花或元日草，樱草之为莲馨花，本来也还可译，但因为太累坠及一样的偏僻，所以竟也不翻了。”类似的名字还可举出君影草和月见草。鲁迅对细物兴致浓厚，多读相关书籍，并以收藏为乐，其中自有情感寄托。心爱细物之人，不仅情感细腻丰富，亦多有同情心。于此一节上，或可看出一个人的品性。辛亥之年，鲁迅在绍兴，课余经常外出采集植物标本，1912年发表的《辛亥游录》两则，名为记游，写的却是观察到的植物和小鱼。这两篇译名记之所记，不能一一抄录，不妨留待以后，去植物园或在图册上去对照辨认吧。

随手所记的短文里，也时有妙语。《〈海纳与革命〉译者附记》（海纳即诗人海涅）中说：“由这样地简短的文字，自然不足以深知道诗人的生平，但我以为至少可以明白（一）一向被我们看作恋爱诗人的海纳，还有革命底一面；（二）德国对于文学的压迫，向来就没有放松过，寇尔兹和希特拉，只是末期的变本加厉的人；（三）但海纳还是永久存在，而且更加灿烂，而那时官准的一群‘作者’却连姓名也‘在没有记起之前，就已忘却了。’这对于读者，或者还可以说是有些意义的罢。”苏联六十年，当年获斯大林文学奖，做过作协主席书记，享受国家特殊待遇的，不知凡几，如今尘埃落定，回头再看，那些马屁文学、跟风文学、歌颂文学，大都化为烟尘，流传至今还为人纪念的，差不多全是被官方压制和批判的，如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巴别尔、索尔仁尼琴和茨维塔耶娃等。尽管如此，即使是苏联作家的跟风文学，其成就，也是同时期的中国作家不好比的。

《〈面包店时代〉译者附记》讲到巴罗哈，说他“同伊本涅支一样，也是西班牙现代的伟大作家，但他的不为中国人所知，我相信，大半是由于他的著作没有被美国商人‘花美金一百万元’，制成影片到上海开演。自然，我们不知道他是并无坏处的，但知道一点也好，就如听到过宇宙间有一种哈黎彗星一般，总算一种知识。倘以为于饥饱寒温大有关系，那是求之太深了”。

前几年美国经济尚没露出疲态，好莱坞还财大气粗的时候，国人似乎也有以“大作被好莱坞巨万美金买去版权”来吹嘘的，后来大片不见问世，读者也就淡忘了——然而书终究多卖了几本，人也被热心的报刊作了访问。巴罗哈的书美商不肯青睐，鲁迅说它的价值，说得实在。这话到今天乃至百年之后——假如还有严肃文学的书——都能成立：文学，确实是与饥饱寒温没有关系的。

鲁迅曾据日译本重译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辨言”论及这部小说的好处，说了一段极风趣的话：“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此书独借三雄（书中三位男性探险者），自成组织，绝无一女子厕足其间，而仍光怪陆离，不感寂寞，尤为超俗。”70年代初，我上小学，读时尚小说，不知浪漫为何物，就知道打仗抓特务。一本书中，如果只有生产丰收，没有特务捣乱的，一律不看。向人打听书，一句话：里面有坏蛋否。

鲁迅懂画，他的语言色彩感特别强，好像是对着调色板写出来的。如说安特来夫，“是颜色黯淡的铅一般的滑稽”。不仅色调灰暗，还有浓稠得不能流动的沉重。

故事新编

追根寻源，我知道先秦诸子，一要感谢批林批孔运动，二要感谢鲁迅。

批林批孔使我知道了孔子、韩非子、邓析、商鞅和李斯，鲁迅的《故事新编》使我知道了庄子、墨子、老子和公输般。

1977年以前，出版的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书籍中，鲁迅著作是屈指可数的几种。御用文人的时尚作品，真话不多而以自我标榜为主的回忆文章，虽然数量不少，一些还被选入中小学课本，说来幸运，给我的影响很小。不受影响，不说明我有多高的鉴赏能力。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十年里，连认识的字和词汇都有限，古今中外的文化世界，顶多隔墙捡起两片树叶，墙太高，什么都望不见，哪里知道世上还有树，还有树林。凡是登报的文字，都使我仰望，印成书的，何啻云端的神仙。不受影响，记忆力比人要聪明，择善而从，可能出于天意，让好东西留下，不好的东西，哪怕死逼硬灌，一觉睡罢，顶多记得昨夜曾经头疼过一阵。这种机制，好比人体对于疾病的天然免疫力。或者借用柏拉图的话，我们头脑里，先天带着对美好时代的记忆，我们知道什么是美好。

鲁迅的书，家里颇有几种，杂文书信选，单本的集子，还有巴掌大的《鲁迅语录》，逐年翻看，没觉得读懂多少，更谈不上满心欢喜。杂文书信选，选的都是与政治有关的，又加了各种曲解，虽然潜移默化也学了一点文章的作法，大致的感觉还是沉闷。小说和散文相对好些。《药》和《祝福》，还有《伤逝》，通篇弥漫着绝望的调子，十三四岁的年龄，又不能理解文中的深意，这些篇目就不如《风波》吸引人。《故乡》里的豆腐西施，稍可发人一粲，《风波》却是从头到尾都俏皮。“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一直到“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现在都还能背诵。同学之间，也惯会学着赵七爷的话：“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你能抵挡他么！”然后作势往别人胸前捅过去。回想起来略感奇怪，其时论作文，不论老师还是同学，心中认定的就是一个描写，描写景物，描写草木，描写人的形貌动作，不少人都在小本子上抄摘这类段落，不像现在，关注的是所谓哲理名言，结果是，一些惯于在哲学和文学之间游走，在哲学家中以文学自称，在文学家中以哲学自称的人，便占了天时，饱享大名。《朝花夕拾》中有第一流的描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我们这一代人学习纯正散文的无上典范。不仅在文辞，还在心地的光明洁净，在宽容自由的态度，在对微物的爱怜。因为鲁迅的纯正，时世语言的污染基本上被屏蔽了。

毫无章法但却形影不离地接触鲁迅，天长日久，自然受了影响。老师评讲作文，说我笔下有些比较活泼的或用词略带文言味的句子，是学了鲁迅的。同学闻言大笑，我则窘迫莫名。老师应无讽刺之意，我却有点害怕作文课。说真的，那时读过的鲁迅，留在心里，只是一颗种子，要在很多年后才发芽生长。一句话一个词的模仿，连皮相都谈不上。昔日幼童开蒙，背熟《论语》《诗经》，当时囫囵吞枣，到后终生受用。我读鲁迅书的情形，与此绝似。

初中读《阿Q正传》，喜欢其幽默。再读《故事新编》，是真的满心欢喜。我把它和西游三国、民间故事以及各种传奇性的小说当作一类，以为消遣。很自然的，其中最爱的一篇，是《眉间尺》。其次是《奔月》《补天》《起死》。《非攻》太沉闷，因为墨子的形象距离现实太近，自小在乡下见到的农民们，差不多全是这副模样。《理水》我觉得不知所云，而大禹的外形又是另一个墨子。我想看到现实之外的事物，距离越远，越觉得美丽，神话和古典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回头看，我当然有理由说，我少年时的生活贫瘠而枯燥，那是时代的原因，生活提供的能够支撑憧憬的事物不多，我们只好求助于个人的想象。

《眉间尺》即使不理解故事背后的寓意，也为其庄严所震慑。《奔月》却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乌鸦炸酱面，嫦娥吃腻了，说起来恨恨的，我一想起来，却垂涎三尺。乌鸦可以做炸酱面，喜鹊鹭鸶乃至麻雀，应该也可以的。总比白菜下面条，浇上一勺葱花油来劲。

我时时还会翻翻《故事新编》，读得最多的，正是《补天》以及当初不感兴趣的《理水》。我又想起高中的那位语文老师，从心底感激他，他其实是鼓励了我。

眉间尺

初读《故事新编》，相信很多人最爱的，一定是《铸剑》。《铸剑》发表时，题为《眉间尺》。后来编定集子，为整齐，篇名一律两个字，才改为《铸剑》。同样，《不周山》也改为《理水》。说来还是《眉间尺》好，很独特，还有悬疑色彩。试想一个孩子，怎么会叫眉间尺？《搜神记》说：“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就是说，干将的儿子生有异相，左右眉毛之间，宽达一尺。那么，他的脸有多宽，也就可想而知，恐怕三尺都不止。生就这么一张超级大扁脸，想潜入京城刺杀楚王，简直不可能。楚王梦见有人将来行刺，还梦见了刺客的长相，悬赏千金要他人头。眉间尺别说进城了，连家里也待不住，只好逃到山里。没有无名侠客帮忙，报仇想也不要想。

干将莫邪的故事流传广、版本多，就连故事中的暴君，也有楚王和晋君的不同说法。楚与晋，相去很远。现在占上风的，是楚国说。但几种民间传说的文本，都没提到眉间尺进京。鲁迅改写为小说，当然需要添加细节：十六岁的眉间尺混入都城，招摇过市，挤在人群里看国王的仪仗，还和干瘪脸少年发生争执。若按《搜神记》的说法，考虑到他非比寻常的长相，他这么做，等于找死。所以后面的情节，眉间尺、黑衣侠客、楚王，三个人的头在鼎里煮烂了，分不清，只好全部入葬，逻辑上就有矛盾，因为楚王和黑衣人的头可以差不多，眉间尺的头是绝不至于混淆的。

《搜神记》凭什么说眉间尺“眉间广尺”呢？我想是由于辗转传抄造成的错误。《搜神记》里还说，干将之子名叫赤比，赤比的意思，不好理解，有人便在赤字后面断句，变成名字叫赤。《列异传》作“赤鼻”，就清楚了：红鼻子。古人以身体特征为名，是常事，没忌讳，大人物亦不能免，如周公有叫黑肩的，晋成公的胎记鲜明，取名黑臀。后面说国王梦到他，“眉广三寸”，这和一尺比，是正常多了，但脸还是相当宽，除非赤鼻的眉间距就是比常人宽得多。“眉广三寸”也许是编书者鉴于一尺太离谱，作了修正。

晋伏滔《北征记》有一条，说魏惠王（这又是一种说法。大概故事传到某地，国王就因地制宜，本土化）“为眉间赤、任敬所杀”。这给我们一个启发，眉间尺三个字，很可能是同音的眉间赤的讹传。两眉间发红，如果稍稍往下，或上下连起来，就成了鼻子发红。这样理解，各种传说中的异辞，都可以统一了。帮助眉间尺的无名怪客，说不定也有姓名，就叫任敬。

鲁迅当然知道眉间尺名叫赤鼻，但他偏偏不说。他的小说里写到红鼻子，例子很多，以前曾经让我十分奇怪，现在大家都知道是有所指的。在《铸剑》里，眉间尺的鼻子不红，却故意安排一只老鼠，掉入水瓮里，“眼睛也淹在水里面，单露出一点尖尖的通红的小鼻子”。后面写道：眉间尺“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

在《搜神记》和鲁迅辑佚的《列异传》里，报仇的孩子，名字都不叫眉间尺。眉间尺不过形容其异相。鲁迅正好反过来，借来作人名，却没有一句话描写他的长相，更没有说他“眉间广尺”。所以眉间尺在大街上走，死后头骨和别人不能分别，故事在逻辑上就没有毛病了。

张端义《贵耳集》有一则：

‘

寿皇圣明，亦为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辞，有宦者奏知：“来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寿皇问：“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语云：‘裹上幞头西字脸’，恐官家见了笑，只得先奏。”所谓知州者，面大而横阔，故有此语。来日上殿，寿皇一见，忆得先语，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读，容朕宫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来天颜甚悦，以某奏札称旨。”殊不知西字脸先入之言，所以动寿皇之笑也。

此人脸阔，竟然到了人见必笑的程度，也算难得了。但较之四尺宽（假如真有）的大扁脸，还是小巫见大巫。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周作人心细，不仅记忆好，也善于读书和使用材料。此书加上《鲁迅的故家》，断非他人所能写出。朱正先生多次著文谈有关鲁迅的史料，取舍标准极严，对周作人的为人虽然不喜欢，提到这两本书，说不因人废文。对比一下许广平，就知道周作人提供的材料的可贵。以许广平的身份，是应当留下更多和质量更高的回忆文字的。

止庵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订周氏自编文集，说到史料的珍贵，称赞周氏是真正懂小说的人，书中重点不在文学评论，但偶有涉及，见解甚为高明。我前后读此书两遍，趣味还是在周作人提供的鲁迅早年生活的环境和细节，包括乡土风俗和人物。知堂记事，同辈人多不能及，如他在《回想录》中描写绍兴会馆，不见丝毫为文痕迹，语言简朴而有韵致。无数人写过绍兴会馆，都不如周作人的简洁传神。但周作人既和鲁迅反目成仇，鲁迅死后却要靠回忆鲁迅来“体现自我价值”，想来内心是非常别扭的。在这种情况下，行文犹能雍容自如，不起微澜，让人觉得其矫情镇物，仿佛深不可测。《回想录》中感激鲁迅在其五十自寿诗遭到批评时，说出理解和态度持平的话，倒是知堂晚年文字中难得的见性情的部分。他说《伤逝》是借爱情故事喻兄弟之情，这在外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我年轻时读鲁迅小说，不太喜欢的一篇，正是《伤逝》，觉得他抒情太稠太浓，下笔不克制，而且写爱情，味道不太对，也许原因正在这里：兄弟之情和男女之情，毕竟是有分别的。

孙犁先生在《书衣文录》里也提到此书，感叹“（鲁迅）先生一世，惟热惟光，光明照人，作烛自焚。而因缘日妇，投靠敌人之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孙犁先生快人快语，也许会惹崇拜知堂老人的后生辈的不悦。他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残酷和艰难的，知晓民族大义。历史渐远，有些人是不愿意正视，有些人是故意歪曲，有些人爱屋及乌，假如那房子是刷白的，便一定坚持房顶的乌鸦也是雪白的。其实把人和文分开的说法，有道理，也能做到，但其中分不明白的地方，也正多着呢。

我知道历史上有些人物心细，如胡适，写日记，注意保存资料；傅雷的家信，发出前让太太抄一份留下；还有的，回忆当年，认真如历史学家，查阅各种资料。周作人大概不是这样，他的文稿全都保存得很好，但他对于细节，尤其是早年生活的细节，有不寻常的记忆力，所以他的回忆文章，一件很小的事，也能写出大段文字。

且说知堂的细。鲁迅小说写到阿Q偷尼姑庵的萝卜，经他查明，于季节不合。读罢大笑。适才有友人来信说，“凌晨睡醒，忽然想起小说里有个细节弄错了季节，再也睡不着。”更笑不止。

鲁迅的故家

买菜途中购得盗版电视剧影碟《旗袍》。谍战题材，如果拍得不是太差，很可以散心。以前高明主演的几部，都看得欲罢不能，结果天天熬夜，弄得面如菜色。心是放松了，撒欢了，脑袋跟着受罪。过去人说，美味佳肴，最好适可而止。过于好，不能节制，徒然伤身。放在其他事情上，大概道理也可相通吧。《旗袍》以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的故事敷衍成篇，其中的两个核心情节，收藏旗袍和借假死骗过日本人，很拿常识开了一次玩笑。王志文精于表演，眼神足够恋物癖。马苏则一憨姑娘，做卧底，令人替她捏一把汗。想着还有李幼斌，速进了一些段落，总算坚持着看完了。

睡眠不好，神思恍惚，倚在床头读《鲁迅的故家》。想知道一些鲁迅的家世背景，少年时代的情况，读过知堂的回忆，觉得够了。日本时期，虽然相关资料不少，仍觉欠缺。比如读书，我们对鲁迅的了解，便不如对知堂的了解丰富。知堂谈自己的杂学，谈日本文化，留下大量文字。鲁迅死得早，来不及细谈。虽有博物馆里的大量收藏，可供管窥，毕竟不如一册在手方便。他人的推究，终是隔了一层。我对他们兄弟在日本的一切都好奇：读什么书，认识哪些朋友，受谁的影响，为什么和日本人交往，和日本女人的接触，等等。知堂娶了日本女人，鲁迅如果家里没有包办婚姻，会不会也有机会娶一个。早期兄弟合作，译介域外小说，做了大量工作。鲁迅提携弟弟，不遗余力。弟弟的文章，他修改。自己起草的文章，有时直接署弟弟的名字。这方面的细节，有许寿裳等人的回忆提供一些，比全听周作人一个人讲，总是更全面，更多几种色彩。

周作人的文章，大家都说好，他自己也知道。平淡的话语之间，不时会流露出自负和自信。后来处境不顺，说话谨慎，凭高对远的态度依然在。偏偏他一生多遇尴尬事，其实不妨直说，倒也简单。人心中若存太多难言之隐，无处可说，无可言说，便要千方百计，颠倒扭转，指桑夸槐，正话反说，拉大旗作虎皮，顾左右而言他，一口气出了，有用无用全无所谓，总要一吐为快。这样便觉得，知堂这老头子也挺可怜。他的回忆文字，向以朴素著称，但平淡中有深味，可以一读再读。他说话的口气都一样，形成句子，句式简单，不怕重复。但那絮絮叨叨中有坚持的力量，让读的人知道他“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写鲁迅，他是不轻易说一句褒贬臧否的话的，但他内心的冷暖寒热，读者感同身受，不过你不能说那是他的皮里阳秋，因为他什么都没有说，是你自己的感觉。

知堂的记忆力，细微到蚁足蚊睫，而且他记在心里的，不仅是事和言，还有过去日子的暮色苍茫的气氛。这不能不说是难得的异秉。写这样的文字，时间要从容，仿佛非得在一间燃着线香的光线有点暗淡的小屋，而且心事要重，放不下，每一粒飘浮的埃尘上都沉甸甸地挂着感叹。所谓不动声色，常常是动到极处，返归于无了吧。也许？

忽忆某年回国，饭罢返回的路上，听一长辈之言，感悟一生，只淡淡说一句：也许一辈子就不应该如何如何的呀。半晌无语。

回忆鲁迅先生

买过一本同时代人回忆鲁迅文章的选集，书在柜子深处的纸箱子里，找不出来，忘了书名。如果挑一篇最喜欢的，不用想，是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

写鲁迅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许寿裳、郁达夫、曹聚仁、孙伏园，更不用说和鲁迅关系最亲密的周作人和许广平，还有其他人，都有上好的文字。萧红的长文如小儿女话家常，把一个个亲切诗意的片段连缀在一起，初看都是琐碎的细节，细味才能明白，那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子，从记忆中挑选出来的，对于一位敬爱的长辈最珍贵的怀念。萧红的文字与《世说新语》不似，但颊上三毫、睛中一点之妙，神韵仿佛。

萧红一生遇到的男性，都不配她的爱，无论才华、气度和心地的纯洁。唯有在鲁迅面前，她是快乐的，无拘束的，天使和孩子一样的轻灵和顽皮。鲁迅可以细评她新买的衣裳，说好看，说不好看。她也可以在鲁迅面前像女儿一样提出种种要求，甚至撒娇一般。譬如这样的文字：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鲁迅先生就问我：

“有什么事吗？”

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了。”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

有些生活上的小事，日常来往时的细节，别人疏略了，萧红记下来，在今天就成为难得的资料。“有一天鲁迅先生的背后那茶座里边坐着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黄衣裳、头戴花帽子。那女子临走时，鲁迅先生一看她，用眼瞪着她，很生气地看了她半天。而后说：‘是做什么的呢？’鲁迅先生对于穿着紫裙子黄衣裳、花帽子的人就是这样看法的。”还有鲁迅看电影：“《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也常介绍给人的。鲁迅先生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这话和孔子说读诗多识鸟兽虫鱼之名是一样的。鲁迅看《夏伯阳》《复仇艳遇》，自然也是消遣和休息。

萧红的长文里，最令人难忘的是这样一件事：“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

萧红自问：“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没人知道答案。也许萧红后来是知道的，但她没有说。我觉得我大概也知道，因为此事悬于心，我花过工夫查考。

萧红的照片，有一幅是1935年在上海鲁迅家照的，梳辫子，坐着，双手抱腿。这是她最美的一张照片，不笑，没有姿态，全然放松，安宁祥和，有一种在家的感觉。和鲁迅来往的日子，我以为，是萧红短短一生中短暂的温馨时光。她有过激情，有过梦想，有过挣扎和奋斗，但更多的是忧虑、痛苦和失望，甚至屈辱。在别处，这个心比天高的女子，不得不扮演着传统中国社会里一个女性最不幸的角色。

《呼兰河传》里，萧红写她和祖父在一起的快乐日子，在后园里玩耍，祖父给她烤小猪和鸭子，教她念诗。祖父是她最亲的人。鲁迅比萧红年长三十岁，在萧红心里，鲁迅是亲切的导师，是疼爱她的父亲，而两心相映、亲密无间，又仿佛她的祖父。鲁迅喜欢萧红，萧红热爱鲁迅，这是无可置疑的。

萧红在爱情上是失败者，但不要把她和别人相提并论。这样比，对萧红不公平，是把别人的俗套强安在她身上。民国女作家中，不要拿任何人和萧红并列，更别提那些交际花和官太太。不要对比，哪怕是说萧红比谁更了不起。回忆萧红的文字，大多不很好看。我坚持读完那些文字，只为了多知道一点萧红的故事。只有戴望舒写了一首四行的诗，《萧红墓畔口占》，算是难得：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当别人在津津有味地回忆追念那些琐碎的甚至很不堪的人物时，萧红带给我们的，是鲁迅先生。

在萧红这里，鲁迅比在任何地方都更真实，更亲切。从来没有一个人和鲁迅在一起时间那么短，却靠得那么近。别人看到鲁迅的学问、鲁迅的思想、鲁迅的文笔、鲁迅的批判精神，看到鲁迅的傲骨、鲁迅的悲悯，也有人对鲁迅的所谓尖刻甚有微辞，萧红看到鲁迅这个人，看进他心里，看到他的喜悦、他的忧郁，看到他的意气风发，也看到他的无限不如意。鲁迅友朋无数，其中不乏名流，只有她是第一个知音。

鲁迅的书单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记录鲁迅为他儿子许世瑛改读中国文学系而开列的书单，并附简要说明：

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世说新语》（晋人清谈之状）；王定保《唐摭言》（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葛洪《抱朴子外篇》（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王充《论衡》（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王晫《今世说》（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十二本书中，吴荣光的书没听说过。鲁迅的介绍，不很吸引人。他说这本书为“表格之式”，更不想读了。严可均和丁福保编的两部总集，诗不妨读一遍，文，虽然工程浩巨，还是值得读。唐以前的诗文，流传下来的不多，故每一篇每一残句均极珍贵。欲了解一个时代的所有方面，读诗文总集不亚于读通史和断代史。若说细致和趣味，史书或远远不及。史书是带总结性质的，有详略，有遗漏，诗文总集却是原始材料。每个学科都认为不足道的内容，里面也会有——谁知道一个活在那时候的人，会在给朋友的书信里说些什么呢。比如全唐诗，如果大略翻过一遍，再听专家谈那时的饮食、婚俗乃至男人心目中何等样的女人最漂亮，只要说错了，你立刻会知道。这样得来的知识虽然零散，不能结为学术成果，但你的了解是感性的、骨肉丰盈的，逼真的程度，好比你真的在唐代生活过一样。有人来总结你周围的一切，你当然知道他总结的是否亲切，是否合理。这两部全集，有人或以为用《文选》代替更好——可是他们忘了鲁迅与施蛰存的《文选》之争。另外，《文选》是选本，读选本固然简便，但也有危险，那就是被选家牵了鼻子走。

其他各书，问题不大。在《论衡》和《抱朴子外篇》之后，按照鲁迅的思路，或可加上《颜氏家训》，北朝社会的风气，此书很多有意思的记录。知堂老人对《颜氏家训》推崇备至，自有其道理。

对于严可均编的上古到六朝的文章总集，鲁迅在1925年1月6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法稍有不同：“《全上古……文》，北京前四年市价，是连史纸印，一百元。今官堆纸而又蛀过（虽然将来会收拾好），价又六十五，其实已经不廉，我以为大可不必买。况且兄若不想统系底研究中国文学史，无需此物（倘要研究实又不够）。内中大半是小作家，是断片文字，多不合用，倒不如花十来块钱，拾一部丁福保辑的《汉魏六朝名家集》，随便翻翻为合算。倘要比较的大举，则《史》《汉》《三国》；《蔡中郎集》，嵇，阮，二陆机云，陶潜，庾开府，鲍参军（如不想摆学者架子，不如看清人注本），何水部，都尚有专集（有些在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中，每部不到一元也），于是到唐宋类书：《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再去找寻。要看为和尚帮忙的六朝唐人辩论，则有《弘明集》《广弘明集》也。要而言之，《全上古……文》实在是大而无当的书，可供陈列而不适于实用的。”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共收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共七百四十六卷。《汉魏六朝名家集》，收各家文集四十种，共一百七十六卷。

书房一角

知堂《书房一角》收读书短文近两百篇，分“旧书回想记”、“桑下丛谈”、“看书偶记”和“看书余记”四部分。“桑下丛谈”多涉及故乡风物，因为不熟悉，稍觉隔膜，其他都好。这本书前前后后借回三四遍，每次读若干篇，随意跳跃。下次再读，有重复读的，也有一翻而过的。印象逐渐深起来，若机缘凑巧，遇到提及的书，忽然发生兴趣，也就读一读，或者更好奇的，去网上搜寻，也能略窥一斑。

短文章不过几百字，不像做长篇大论那样经营，但有识见在那里，无论小事还是复杂的问题，轻轻点出，亦有妙理和趣味。《儿女英雄传》以及《古诗里的女人》等则，识者不以其简短而忽略，视为名篇，采入选本。这就不去说了。此外有几则，个人特别喜欢，如论海瑞。《论印绝句》有一条注，说海瑞有印，文曰“司风化之官”，“观之觉忠介严气正性，肃然于前”。知堂说：“余生平最不喜海瑞，以其非人情也。此辈实即是酷吏，而因缘以为名，可畏更甚。观印语，其肝肺如见。我不知道风化如何司，岂不将如戴东原所云以理杀人乎。姚叔祥《见只编》卷上云，‘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谓非忠介不生此女。’……余读之而毛戴。”

清官多是酷吏，《老残游记》言之甚详。我读《汉书》，觉得汉朝的几位，打击豪奸不遗余力，手段也毒辣，但为人还有情理。所以班固感叹张汤杜周之辈，因为大节立得住，以后子孙繁衍，能有善果：“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为声，然都抗直，引是非，争大体。张汤以知阿邑人主，与俱上下，时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张汤死后，罔密事丛，浸以耗废，九卿奉职，救过不给，何暇论绳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众多，然莫足数，此其知名见纪者也。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道，一切禁奸，亦质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汤、周子孙贵盛，故别传。”唐代的大酷吏，有些已经堕落为残忍的工具，没有什么是非正义可论了。到明清两朝，多有走极端的道学家，拿人命贯彻自认为绝对正确的那点理论，不近人情如海瑞，较之历代酷吏之冷酷，有过之而无不及，“殆皆虎豹不若者也”。理论——纸面上的小小一点文字——常常是危险的。道学家的端正思想，灭除杂念，禁绝私欲，何尝不是好道理，但被无心肝者和刚愎自用及迂腐的人一落实，处处都是戕残百姓的借口。

知堂在论《香祖笔记》时曾说过，“鄙人最不喜史论及咏史诗，不特千百年前事不能详知，未便武断下褒贬语，且更怕养成文人习气，轻易裁判别人，以刻薄为能”。很能点出文人的通病，足以引起为文者的警惕。但也有例外：如对于海瑞这种人的残忍，以及吕惠卿等人的那种无耻阴毒，毫不犹豫，正当疾恶如仇，是非分明。

《看书偶记》有“秃头”一则：“《翟晴江先生传》末云：‘尝自言童子时读书塾中，有僧过其门，适塾师外出，率众童子持棓往击僧，僧跄踉走避。封公见而挞之，先生曰，吾恶其秃也。’梁君文固有风趣，而其事亦正妙，可知翟晴江是解人也。佛本不必排，自来道学家只自心虚耳，其稍可恶者就是那秃头，鄙人昔曾有此意，不图翟氏已先我发之矣。鄙人最不喜一切残毁，落叶枯株固尚不妨，断瓦残垣则只在诗画中差可观，若是人物便不能如是，即病理与变态，但可哀矜，亦不乐见也。”读了很觉得痛快。信佛没什么不好，只要是自由的选择。信是精神层面的事，出家，剃度，受戒，“袍子换袈裟”，不过一形式，并非决定是否的要素。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秃发有残毁的意思。杨苕华劝未婚夫——后来的晋朝高僧竺僧度——放弃出家，就引用了儒家之言，“谓发肤不可伤毁，宗祀不可顿废”。发肤伤毁，纵然可以不必太过拘泥，落发实在会使有些人的形象不好看，尤其对于女人。所以历来在电影和电视剧中，见到尼姑，颇觉不忍。基督教重视仪式，不亚于佛教，但在男女装束上，似更通融。佛教与时俱进，何妨废除若干戒条。头发不是烦恼丝，眼耳鼻舌身意俱在，还怕头发变成第七根么？

管锥编

真正好的书，经得起一遍遍反复看，而且每看必有所得。反复看，还要加上一条：时间跨度。要经得起在几十年时间里反复看。年轻人富于激情，很寻常的一本书，因为触动了某种心思，于是一读再读，神为之迷，泪为之下，直到书页散乱。这样的书，当然未必是好书。即使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出自歌德之手，又影响了无数人，就小说本身而言，终嫌浅显。经得起看的书，古代经典不必说了，很多是要随身一辈子的。现代作家里，只有两位，或者说，两个半，能够让我从学生时代读到今天，仍然可以学到东西，这就是鲁迅和钱锺书。钱锺书，严格地说，不是以他的文学创作，而是以他的学问，满足了我的要求。

另外半个，是周作人。周作人文章的好处，集日本随笔和清代笔记之长，似淡而腴，余味深长。但读到今天，一半的乐趣不再是他的文章本身，而是他大量摘抄的古代笔记。随着个人阅读越来越杂多，那些摘录的魅力在不断减退。此中情形，和读《越缦堂读书记》乃至《复堂日记》差不多。继续往前，越发觉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真是好。尽管知堂文章的趣味，是《提要》难以弥补的，李慈铭和谭献也万万不能及。

《鲁迅全集》务必置于手头，以便随时翻阅。钱先生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亦复如是。周作人可以不必齐全，挑最重要的十几种就好。这样朝夕不能离的书，顶多摆满两个一人多高的书架。

《谈艺录》算是读得很熟了，《管锥编》也读过好几遍。这两种书，尤其是《管锥编》，初读一遍，好比摊开一幅城市的地图，留下一个笼统的、全面的印象，知道钱先生在书里大致都说了什么，书的体例，和他做学问的方法。但你不能说，浏览了巴黎地图，就等于玩遍了巴黎城，更别说在那里脚踏实地地住了十年二十年。别人我不知道，自己的情形是，以后每读它们，很难一次全部通读，因为内容太密集，太深，太精博，读得稍多，便觉得消化不动，勉强读下去，只好流于囫囵吞枣。

熟悉之后，《管锥编》和《谈艺录》是可以当工具书来使用的，遇到什么问题，读到古代某人的著作，都不妨在书里查查，看看钱先生怎么说，看他几无遗漏地征引的历代学者怎么说。南昌段晓华教授说，古诗词中的问题，钱先生如果谈到，材料挖掘一空，探讨殆无剩义。这个“殆无剩义”，我感受至深。有很多次，读完一部书，觉得颇有些感想，记下一二三四条，稍加连缀，便可成文。待到查过钱书，嗒焉似丧其偶，做文章的念头烟消云散——殆无剩义，你还有什么可言。

比如说，《谈艺录》第二十四则“陶渊明诗显晦”，谈陶诗的接受史，不足六页纸，说尽一本专著的内容，而且比一本专著，内容只有更多，只有更深。钱先生早就说过，看似体系严整的专著，真正属于作者之创见的，顶多只有几页，几行，几句话，更别提大多数的专著，一丝一毫的个人独见也没有。所以他更愿意采用札记的方式，以躲开学术专著的繁杂体例。

《越缦堂读书记》可以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以查，《书目答问》可以查，《朱子语类》可以查，《鲁迅全集》，编了索引，也可以查。不是工具书的个人著作，可以当工具书使用，自然是因为作者见解高明，任何题目，只要他说了，你就不能放过。

每过些年，古代的典籍，读了从前没读过的，已经读过的，理解有所加深，回头再读钱先生的书，自然又有新的认知，从前茫然不解或觉得隔膜的，如今心有所会，简直要眉开眼笑起来。

钱书是学问渊薮，却绝不枯燥。无论今人还是古人的纰漏，既然难逃其法眼，免不了被奚落讥笑。事实是，我们怨不得钱先生“刻薄”，因为事情本身确是那样的。如他说苏曼殊谬引拜伦为知己：

“曼殊尚有《本事诗》十章，绮怀之作也。其三云：‘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语谁？’又《题拜伦集》云：‘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窃谓‘命如丝’只可揣称工愁薄命之才子如黄仲则辈，施诸柳子厚、秦少游或纳兰若容其人，尚嫌品目失当，何况但丁、拜伦。拜伦自放‘异域’，侈奢淫逸，自言在威尼斯两年，挥霍五千镑，寝处良家妇女二百余人；‘词客飘蓬’，‘孤愤酸情’，其然岂然。曼殊悯刚毅杰士，以为柔脆，怜豪华公子，以为寒酸，以但丁言情与拜伦言情等类齐观，而已于二家一若师承相接，身世同悲。不免道听途说，而谬引心照神交。盖于西方诗家，只如卖花担头看桃李耳。”

又说：“苏曼殊数以拜伦比太白仙才，雪莱当长吉鬼才。拜伦之入世践实，而谓之‘仙’，雪莱之凌虚蹈空，而谓之‘鬼’，亦见此僧于文字海中飘零，未尝得筏登岸也。”

钱先生还有大量笔记正在整理出版中，这是值得期待的事。

我从周振甫的《诗词例话》里知道《管锥编》，无限向往。大学毕业在北京，配齐了中华书局的第一版，全套四册，没有后来增加的第五册。这四册并非一次买到，其中两本，是在中国书店淘到的，原价一元多，新书特价，只要两毛五。

钱锺书批评陆游

钱锺书在《谈艺录》里批评陆游“词意复出，议论违牾”，“句法稠叠，令人生憎”。这种情形，可以理解。古代大诗人中，语意多重复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李白那样的，不假思索，直抒胸臆。很多套话，其实也是平时念念在心的，逮到机会，脱口而出。比如李诗结尾最爱说归卧山中之类的话，尤其爱说“挂帆”“挂席”，可见他要走远，“誓将去汝，适彼乐土”。去乐土，如托尔金教授在《魔戒》里所写，只能坐船，不能骑马乘车。车马不仅行程有限，而且跑来跑去，跑不出同一块大陆。不管东西方，人们的观念是一样的：论神仙，海上肯定比山里多。

第二种情况，就是陆游那样的，一辈子写个没完，非常自觉地创作，什么题材都写。一轮月亮，春夏秋冬，风雨阴晴，廊庙江湖，各种时间地点和情绪，力求道前人所未道，赵翼称赞他“遣词用事，少有重复”，似乎与钱锺书的说法相抵牾，其实正是就此而言，不能说赵翼没道理。赵氏论诗，要害只一点，就是“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讲究求新，没人搞到他这么绝对。陆游享年既长，诗以万计，处处求新，哪里顾得过来？

写文章久了的人都有经验，你写了十几二十年，长长短短的写了几百篇，有些话，硬是忘了以前曾说过，遇到合适的情景，一下子又冒出来了。大家不妨看看周作人的集子，看他有些话，几十年里，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不过他自己解释过：某些观点，一辈子不变，从前已经写过，新文章涉及这个话题，那就不如直接引用旧文。《亦报随笔》有直接炒冷饭的内容，据说是不得不卖文为生的缘故。《知堂回想录》几乎把旧文里相关的回忆文字全部网罗一尽，难得他高超的组织能力，补补缀缀，成就一部名著。人的生活经验无论多丰富，总归有限。笔头勤谨的写作者，把某段经历写成小说，写成散文，写成自传，即使注意到减少重复，终难如愿。

像钱锺书那样记性好的人，世上本来不多。一般人没把握，编定文集时，最好还是从严，多加删汰，或许可以少招些讥讽。

钱锺书说赵孟頫作诗，欲求雄浑境界，好比“龙女参禅，欲证男身”。这比说陆游语气要重多了。幸亏松雪道人在钱书问世时已经作古，否则不知脸往哪儿搁。然而人也说了，能入钱先生法眼，得其一骂，借钱先生大名而曲里拐弯地不朽一下，诚一生之极大幸事也——不是谁都有机会和资格被钱先生骂的。

关于陆游，有一点，钱先生说得好玩：陆游太爱谈“恢复”，谈得读者都受不了啦。要说知兵能战，辛弃疾是真能，但辛弃疾反而不这么整天挂在嘴上。

国史大纲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说这话要小心，不是人人读史，也不是读任何“史”都可以明智的。欲得明智，先有前提。第一，真能读明白；第二，读本可靠。人的天性与生俱来，毕生不移。有些人看问题专往漆黑的乱泥地里走，旁人奈何不了他。读书，有些人举一反三，温故知新，有些人则知一而想当然地推十乃至推百，弄到最后，满嘴胡说，这也奈何不了他。至于读本，世上尽有不可靠者，那就比伪科学还糟糕。种族优越论，狭隘的“民族”自尊心，政治和宗教派别偏见，以至小小的面子问题，都使历史成了一盆孙二娘想以酒的名义送给武松喝的浑浊的洗脚水。其中政治和宗教的偏见，最为害人：在这里，历史堕落为宣传。

我一直对但丁在《神曲》中把公历纪元前的希腊罗马贤士打入地狱不满意。即使在但丁自己的规定中，那理由也是奇怪的：他们生在公历纪元前，尚无机会做基督徒，而不做基督徒就是最大的罪过。几十年前的历史书上说，历代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正确的领导。这和但丁的逻辑一模一样。且不管是不是都算农民起义，造反成功的，也有先例，如刘邦和朱元璋。黄巢失败了，他的部将朱温不也做了皇帝吗？但因为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便不算农民起义。否则，正确领导的说法就有了漏洞。

事实上，老百姓是不在乎谁做皇帝的。老百姓看的是谁能让他们安居乐业。洪秀全要在地上建天国，结果他的天国不过是一个破破烂烂、花花绿绿、摇摇晃晃的玲珑小地狱。可见说法不重要，貌似完善的理论也不重要。名者，实之宾也。名义一点也不重要，更不能顾名思义。

我喜欢中国史，从前读的通史，一套范文澜，一套郭沫若。范文澜是在北京的旧书店配起来的，纸面精装，每一本都不薄；郭沫若的没见到卖旧书，正价的买不起，只能一本本借来看。这两位风格略似，讲到朝代的更替，有打仗，有杀人，有忠诚和背叛，便如通俗演义，我基本上是专挑这些地方读。讲制度，只有朦胧的印象。更早，有中学历史课，条条点点，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今天回想，历史课如果还有意义的话，便是记住了那些人名和朝代，和一个大致的时间框架。每个朝代，换一家不同姓的人做皇帝，其余毫无变化。朝代之间，用农民起义隔开，闹腾几十年，然后被剿灭。朝代换了，便证明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前进，唐宋元明清，终于进步到今天。

很晚才读到钱穆的《国史大纲》，眼界一开，颇感惊奇。此前读黄仁宇，也是新奇，难怪他的书能畅销。不过钱穆和黄仁宇不同。黄仁宇是新方法、新观念，钱穆做学问，走传统路子。论先秦学术和关于孔子的书，好处在有真情实感，缺点是不够通达。粗读的感觉，是他立场太鲜明而难免偏颇。遵奉儒学，有如宗教，以此来谈老庄墨及其他派别，便不能客观。

但《国史大纲》不同。这本书作于抗战时期，用情之深，类似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钱锺书自言《管锥编》为“忧患之作”，移用此处，还更贴切。我读后印象最深，深为感动的，是他论述南北朝时期，北方士族忍辱负重，在异族的野蛮统治下，不仅努力求生存，为汉民族文化保留火种，而且进一步，以合作促融合，逐步同化诸胡。从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到杨坚代周，建立隋朝，汉文化水到渠成，取得最后胜利，南北汇为一炉，迎来大唐盛世。这些感想，我在《被鲜花遮蔽的黑暗》里，已经写过。

我在图书馆翻阅这本书，爱不释手，有一次说给登刚兄听，他听者有意，后来在世界书局买书时，就顺手买了一套送我。商务印书馆的版本，旧版影印，上下两册，其中一册的扉页装订颠倒，成为难得的“错版”。事后言及，相对大笑。

文学江湖

和文字打交道的人，最怕犯忌，尤其是政治上的犯忌。清朝的文字狱有多恐怖，稍有常识就知道。20世纪以来，也有说不完的痛史。当初那些惊心动魄的案由，如今再看，只觉得荒唐，奇怪在上者的神经为何那么敏感又脆弱。杯弓蛇影，至少还有似蛇的影子，又是在醉眼蒙眬之中。而文字，哪里那么大的魔力？动辄几百人被杀头和流放的大背景逐渐淡远，留下索隐派挖黑幕似的罗织罪名的奇思妙想，常常被人当笑话说。

读王鼎钧先生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读到台湾地区的故事，虽说大原则是一样的，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里抄出几例，以见大概：

50年代，台湾地区的重大庆典，多在10月，包括“双十节”，“光复节”（25日）和蒋介石诞辰（31日），可是大陆选定10月1日为国庆，无意中占了先机，弄得岛上很被动，结果处处忌讳。“十一”这天，媒体不能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广播节目不可祝寿庆生，店铺不可开张剪彩，欢快的歌曲一律抽换，“连气象报告播出‘长江下游天气晴朗，台湾海峡乌云密布’，治安机关也要查究”。

到蒋介石生日那天，忌讳更多，凡是涉及“衰老、死亡、病危、破产、高楼倒塌、孤岛漂流、王朝覆灭、大家庭专制腐化”的题材，一律不准刊出或播出。连载的小说如有任何可供穿凿附会的情节，要么删，要么暂停刊登。

“副刊插图不许出现弧形和直线相交”，因为它像是镰刀斧头；“插图也不许出现圆脸光头的人像”，因为易被看作中共领袖的造型。

王鼎钧先生在广播公司工作，对此感受深，积累了很多他自谦为“无用”的经验。他曾总结出两条时政新闻的撰稿经验：一是避用长句，二是切忌在“总统”之前有任何动词。前一条的教训是：某电台播会议消息，有一句话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句子太长，播音时换气，说成“悬挂着‘总统’”；后一条：曾有一篇新闻稿，原文中的“全体同胞跟着‘总统’走”，排版拣字时同部首的字拣错，印出来，成了“全体同胞踢着‘总统’走”。

制造文字狱的人，必得有比索隐派强十倍的考据本事，才能在字缝里找出或发明出“秘密”，才能“千里姻缘一线牵”地联想、粘合、拼凑。王先生参加小说研讨班，有幸听红学家潘重规讲课。潘重规讲红楼，强调索隐，将《红楼梦》定性为“用隐语写成的一部隐书”，借儿女之情寓亡国之痛。不要小看这一“借”一“寓”，一切文字狱的制造，都借重这个法宝。从文学到现实，潘重规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国共内战末期，福建尚在“国军”手上，一家剧院上演京戏，贴出海报，上面四出戏，分别是“女起解，捉放曹，黄金台，汾河湾”。潘先生说，这里暗藏着解放军的标语，“解放台湾”。

习惯索隐的人这样去索别人的隐，他自己做宣传，也喜欢藏“隐”，供人去发掘，觉得意味深长。姜贵写“反共小说”《重阳》，结尾是两个人，“一个矮胖女人紧靠着一个细高的男人走，远远看去像个英文的d字”。姜贵告诉王先生，这样安排，为的是暗示两人已走上死路，d就是die（死）。

王鼎钧先生说：“1951年前后，台湾治安机关患了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好像苍颉造字的时候就通共了。”文化特务聪明，写作的人不可迟钝，王先生说，他训练自己，养成习惯，文章写好，先冷藏，“然后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歧义一一杀死，反复肃清，这才放心交稿”。

多年前，和王鼎钧先生在“青叶”餐馆吃饭，听他讲台湾地区文网密布时代的故事，前所未闻，大开眼界。记得他很感慨地说，对文化特务，真是又爱又怕。怕是不用说了，为什么爱？鼎公说，哎呀，你想想，世上哪有读者像他们那样读你的书，读得那么认真，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你的情绪，你的思想，你的思路，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找你谈话，谈到你的每一篇文章，谈到具体的段落，一个句子，一个用词，问你是什么意思，常常问得你理屈词穷。“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什么是知音？这就是知音。在这样既专业又能敬业的“知音”面前，你只能连声喟叹：“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书衣文录

孙犁先生此书，久闻而不得一见，所读为网上搜出，未知是否全本。二十多岁以前，凡有新书，也像孙犁一样，找牛皮纸包书皮，会三种包法。后来书多，印制越来越讲究，觉得包上书皮，原书的风采沦没，从此不再包。遇到特别珍视的书，取随便找到的干净纸张裹上，读完去掉。我的手无论冬夏，容易出汗，手指接触纸面稍久，书页便被沾湿变形，常常是一个大拇指形的凹陷。拿着书走路，时间稍久，书的封面封底，也会染上汗迹。读书时，自己注意，翻开书页，尽量以指背轻压，不使书合上。古人焚香净手的讲究，对我没有用。所以，特别喜欢有一定厚度，纸张偏软，可以直接翻开摊在桌上或膝头的书。

我喜欢书，却不能藏书。书到处乱塞，好似土豆、红薯一般，读时拿起，读后弃置一边。书面不平，有折角，有卷边，不能忍受，办法便是用一叠字典之类的较重的书，压上一段时间，果然会好很多。我手指粗笨，像孙犁先生或其他爱书人那样就灯修补粘贴，是做不到的。

《书衣文录》动人处，不在评论所读的书，而在所记一个爱书人的生活。一些小细节，小故事，小议论，小感慨，感时论事，胜过许多堂皇的官面文章，如《释迦如来应化事迹》条：“余不忆当时为何购置此等书，或因鲁迅书账中有此目，然不甚确也。久欲弃之而未果。今又为之包装，则以余之无聊赖，日深一日，四顾茫茫，即西天亦不愿去。困守一室，不啻划地为牢。裁纸装书，亦无异梦中所为。”

《使西日记》条：“因炊事忙，此事遂废。此数日间，亦不得安静，何处可求镇静之术，余不惜刀山火海求之。”

读书的感想，孙犁先生写有《耕堂读书记》，我也是在网上和杂志上，读过大部分篇章。《书衣文录》其实就是题跋。说题跋，自然想起苏轼和黄庭坚。这两位的题跋最好看。东坡的，多是题在为人抄写的诗上。抄他人的，偶有一两句议论，言简意赅，或者并不评说，说一句闲话，后人读了，有说不出的妙趣。抄自己所作，感慨和自嘲的意味多一些，但自嘲之中有自得，有安心甚或得意之处，似乎不足为外人道，只写给被题赠者看，然而千百年后，我等凡人亦有眼福，看了，读了，时时想起了，咂摸出酸咸甜苦，暗自一笑，觉得自己不是别人，就是当年那个在一旁看着他挥毫的人，墨迹未干，快手收起，深怕被他人夺了爱。

东坡题跋有一则，记所作诗，文曰：“吾有诗云：‘日日出东门，步寻东城游。城门抱关卒，怪我此何求。吾亦无所求，驾言写我忧。’章子厚谓参寥曰：‘前步而后驾，何其上下纷纷也？’仆闻之曰：‘吾以尻为轮，以神为马，何曾上下乎？’参寥曰：‘子瞻文过有理似孙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参廖本是滑稽和尚，入《宋史·奸臣传》的章惇，傲慢，心眼也够狠，但做事确实有叫人喜欢的地方，是个很性情的人，自然，也有才气。

孙犁的题跋，记事亦多，记特定时代，也记当时人物。今人喜称以小说为史，过去杜甫以诗为史，孙犁先生则以题跋为史，如题《六十种曲》：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于灯下重修，时年六十有二矣。节遇清明，今晨黎明起，种葫芦豆角于窗下，院中多顽儿，不能望其收成也。前日王林倩人送玻璃翠一小盆，放置廊中向阳处，甚新鲜。

“又记：时杨花已落，种豆未出，院中儿童追逐投掷，时有外处流氓，手摇大弹弓，漫步庭院，顾盼自雄，喧嚣奇异，宇宙大乱。闭户修书，以忘虎狼之屯于阶前也。

“又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记：书之为物，古人喻为云烟，而概其危厄为：水火兵虫。然纸帛之寿，实视人之生命为无极矣，幸而得存，可至千载，亦非必藏之金匮石室也。佳书必得永传，虽经水火，亦能不胫而走，劣书必定短命，以其虽多印而无人爱惜之也。此六十种曲，系开明印本，购自旧书店，经此风雨多残破，今日为之整修，亦证明人之积习难改，有似余者。”

1972年，我已经懂事了，嘴馋，想肉吃，想瓜果吃，一本旧连环画可以让人把不亲的人当亲人，就为了翻看几分钟；到1974年，已经知道各处旮旯角儿找劫后残书读了，然而古书之罕见，如刘阮在天台山无意尝到的琼实，别说亲得，有所耳闻就是福气，那么我能找的，无非十几或几十年前的小玩意儿，里面总还有些人话。孙犁此则较长，记事跨了三年。寥寥数言的，如题《诗品注》，也能见微知著：

“地大震，屋未塌，书亦未损，余现亦安，能于灯下修书，可知命立身矣。”作于1976年9月11日。同作于此年，但时间更早的一则，题《左传》：“余每于夤夜醒来，所思甚为明断。然至白昼，则为诸情困扰，犹豫不决，甚至反其正而行之，以致言动时有错误，临险履危，不能自返，甚可叹也。余如能坚持夜间之明，消除白昼之暗，则得失或可稍减欤。”

乱世之时，阴阳颠倒，白昼鬼舞。独自躲进暗夜，成一统，得光明。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演了又演。时代进步，进步究竟在何处？一代代人留下的记录，似乎全是一个道理，告诫后来者万勿轻易乐观，做你自己的事，不要随波逐流，不要飞蛾扑火。火自然明亮，自然温暖，但火杀飞蛾，与刀枪无异。读书当于此等细微处体会作者心思。我最敬佩孙犁先生的，爱书如命之外，是他不求闻达。1949年后，作家分为两类，“会师”于同一杆旗下，一类来自“解放区”，一类来自“国统区”，前者得势而居高位，后者挨批，坐冷板凳。孙犁先生来自“解放区”，本来容易飞黄腾达，却甘于寂寞，把自己划入另类，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和学识、才气都无关。

寂寞中的愉悦

杜诗有句：负米夕葵外，读书秋树根。前句写清贫，后句情景可以入画。

金梅著《寂寞中的愉悦：嗜书一生的孙犁》，第三章最后一节，专讲孙犁的“野味读书”。解放战争期间，孙犁在河间冀中区党委工作，河间县城大街的尽头，“有一片小树林子，每逢集日，卖旧纸的小贩，常常把独轮车停靠在一棵大柳树上，坐在地上吸烟。纸堆里有些破旧书”。有一次，他廉价买到一本《孽海花》，当即坐在树下读起来。孙犁说，“直到现在，还感到其味无穷”。

战争年代游击式的阅读，孙犁称之为“野味读书”，他在同名文章里说：

“我对野味的读书，印象特深，乐趣也最大。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大富大贵，说穿了，意思并不大。山林高卧，一卷在手，只要惠风和畅，没有雷阵雨，那滋味倒是不错的。”

画上常见牧童找一片风和日暖的草地，任牛去自由吃草，自己躺在草坡上，或靠着大石头，或倚着老树读书。这虽然是文人理想的境界，就像“牧童归来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一样，生活中未必实有，即使《儒林外史》中王冕的故事，也像是虚构，但我对其中传达的精神，能够认同。武大五年，春秋之日，常带一本书上山，躺在细草上，或坐在临湖的高崖上，一直读到食堂开饭，然后匆匆往回跑，情形也颇可回忆。

楼居几十年，不时做梦一般，设想在乡间夏日的广阔田野上，烈日高照，暑气逼人，路上没有行人，大路口的老树下，还有瓜田的草棚底下，一条长凳，一桶井水，短衣短衫，读狐鬼故事或乡野传奇。热浪使远处的景物扭曲摇动如荡漾在水中，一阵一阵的风，好比书中精妙的片段，令人心旷神怡。

几次带了书到附近公园，读十几页，便困意顿生，一些可能很好的书，读得心中厌烦，如卡佛的《大教堂》，以为他浪得虚名，从此不再读。我想大概是有些累，琐事太多，一放松，晒着太阳，呼吸着草木香味的空气，就想畅快地睡上一大觉，睡到棋罢柯烂，宿虑全消。

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求其实是不高的，譬如孙犁，还有沈从文，不过希望一个宽松的环境，读想读的书，写想写的文章。他们不会造反，不会结党营私，不想荣华富贵，只求好端端的，别人不要来迫害和骚扰。然而形势还是放不过他们，同类而志在青云的读书人，不知是为了紧跟，为了变着法儿立功，还是因为嫉妒，凌辱和压制他们不仅不遗余力，而且变本加厉。他们的细致和周到，大概还是颇能让九重之上感觉到一点诧异的。

吴冠中

读吴冠中先生著作四种，摘录三段：

打入死牢的女囚苏三被提审出场，虽戴着枷锁，却是一个楚楚动人的美貌女子，大红上衣、素白裙子，黑发垂挂，头上更扎有一条鲜明绿带与红衣相衬托。那监犯老头崇公道，一身灰调，满脸皱纹，白须白眉。两个角色，包容了一男一女，一老一少，一彩一素，搭配成极完整、丰富而又简洁的造型效果。

——戏曲的困惑

京剧《苏三起解》一折，俗雅共赏。人多注意唱腔，吴先生注意的是画面。论及“起解”的文字何其多，都不及吴先生此处说得明快，说得亲切。吴先生后文还说：“同样的手法见于《武家坡》中，衣锦还乡的薛平贵鲜艳华装，苦守寒窑的王宝钏青衣素裹，一彩一素两个形象在舞台上相周全，穿插，熔戏剧、绘画、音乐、舞蹈于一炉。”又说，“传统经典剧目中的形和色已经千锤百炼，容不得半点杂质，就像一幅无须渲染天地的传统人物画杰作”。

由吴先生的话，我梦想一场特别好“看”的“起解”：言慧珠的苏三，崇公道么，自然还是萧长华。

古人写树叶苔色，有深墨浓墨，成分字，个字，一字、品字、厶字，以至攒三聚五，梧叶、松叶、柏叶、柳叶等垂头、斜头诸叶，而形容树木、山色，风神态度。吾则不然。点有风雪雨晴四时得宜点，有反正阴阳亲贴点，有夹水夹墨一气混杂点，有含苞藻丝缨络连牵点，有空空阔阔干燥没味点，有有墨无墨飞白如烟点，有焦似邋遢透明点。更有两点，未肯向学人道破。有没天没地当头劈面点，有千岩万壑明净无一点。噫！法无定相，气概成章耳。

——关于《石涛画语录》

吴先生从《石涛画语录》中摘引如上一段，认为画家们应以此作为座右铭。

法无定相，还是“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意思。这段话说得痛快，叫人读过，有抓耳挠腮，喜不自禁的感觉。石涛数说笔下种种的点，在我眼里，何尝不是说文章的种种句子。记得当初读张仃的书，他讲到各种皴法，什么大斧劈皴，小斧劈皴，披麻皴，雨点皴，对我领悟文章的句法帮助很大。表达的精准，不仅在词的选用，也在句法的恰当。句子的语法结构，句子的长短，还有音韵，自然地形成文章的节奏，形成语气，形成文章的调子和风格。石涛这里论“点”，道理是一样的。最后未肯向人道破的那两点，自是他最为得意的：“没天没地当头劈面点，千岩万壑明净无一点”，都是文字的极高境界，万不可轻易放过。没天没地，千岩万壑，痛快痛快。

他怕人，他逃奔到荒山野地，遇暴雨，恰巧碰上一个小小的土地庙，庙门口写着“保佑一方”，便进去躲雨，却见里面有一行歪歪斜斜的字：莫看我庙小神微，不烧香试试。他害怕了，又逃出来，匆忙间忘记那菩萨是红脸还是白脸。

——《狂人杂记》

这土地庙果然神气，端的不凡。吴先生的文字一贯平淡从容，此文却是压抑太久后的喷发。无处不在的地头蛇派小官僚小衙门的写照。

珠还记幸

三联2006年版的《珠还记幸》，为黄裳书中最精美的一本，淡雅而弥漫着女性气息，与孟晖的《花间十六声》、扬之水的《终朝采蓝》，风格近似。黄裳在序言中表达了对那些粗俗不堪、泛滥成灾的“图文本”图书的愤慨，深获我心。但有图如此：一、不是随处可见的几张老图；二、印制清晰，尺寸够大，出版社和编辑很花了心思，这就不是寻常作者能享受的待遇，因此羡慕不已。黄裳文字老到得紧，不像他自称为“少作”的《旧戏新谈》之类，若读者细心，还能看出笔下的性情和脾气。修炼几十年，所有皱褶都熨平了，只要不沾水，不受热，就一直妥妥帖帖的。《珠还记幸》的题目大概来自《浮生六记》，内容一半是忆旧，一半像是自藏珍物的谱录。杜甫的诗，“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意思扯不到一块儿，字面都扣上了，我也就没来由地想起来。书从图书馆借回过好几次，着实看着愉快，但从没想过自己买一本。一方面，贵，三十多美元；另一方面，书幅太宽，搁置书架上，或者迁移时装箱，都不便利。

黄裳的书，以前买过若干种，谈藏书的，读得较早，因而印象最深的是《榆下说书》。还留在身边的，仅剩这一本。封面朴素，印制不像后来那么讲究。读黄裳的书，记住了一大堆明末清初的书名和作者。唐宋以前的书，他很少谈及，收藏之外，不知喜不喜欢读。想想很有趣吧，好些个作家，都只对这一时期的人物感兴趣，有关心反清复明的，也有关心才子佳人的。关心反清复明之志士的，文笔朴拙有力；关心秦淮艳事的，文笔轻柔绮丽。无论哪一头，都离不了诗。志士以诗抒怀，佳人以诗增媚。谈诗者多，知诗者鲜。然而风流一体，众亦难分。钱谦益的百首七律，抵不上梅村的一首长庆体，也抵不上如夫人柳堤花岸的向来风月。

爱玛与张兆和

不知道为什么，对福楼拜和莫泊桑，始终兴趣不大。莫泊桑这里，可以找到理由，是因为契诃夫。读过契诃夫，对他就淡了。我想了多年，等着买一套品质好的契诃夫小说全集，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选就在手边，却无意重读。契诃夫小说全集已经出来，不喜欢书的设计，否则早就背回来了。至于福楼拜，他的小说是读得比较齐全的，而且多是大学时读的。关于他的精雕细琢，有一些《读者文摘》体的传说，也不知是真是假。我确实是因为那些故事和教导把他的书一本本读下来了，就像喜欢海明威是因为他关于冰山和男子汉不会被打败的名言。

很多年后，听人谈论《包法利夫人》，条分缕析，从细节里挖出微言大义，比如爱玛的死，辗转反侧，死得缓慢又痛苦，作者不让她死个痛快，其中暗喻着对她的道德批判，等等，不免觉得惭愧。说实话，细节早就忘干净了，只记得简单的故事线，女人不安于室，追求浪漫，命运乖舛，遇人不淑，陷于困局而不能自拔，最后唯有一死了事——这听起来，怎么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差不多呢？然而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彼此甚少关联，可见同样的故事，换了人写，就是天上人间的差别。我只记故事，足以应付作业和考试，和我在淮南遇到的图懒的学生，去街边小摊租小人书看，代替阅读莎士比亚的原著，有什么不同。

当年不太喜欢《包法利夫人》，确是因为以那时的年纪，没兴趣听太平淡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又都不叫人痛快。后面一条，如今再看，还是如此，唯觉爱玛的爸爸爽直。

不过细细想来，世界可不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些普通的人，照世俗的习惯和生存的本能行事，逃不出生活的逻辑，缺乏想象力，不敢异想天开。年轻的时候，被别人压制，长大了，自我压制，又去压制别人。所有的人，同时都被社会压制。表面上，没有人愿意被压制，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互相压制，都是压制他人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社会。爱玛漂亮可爱，但不聪明，也谈不上有多高的修养；查理善良，性格太古板，没有情趣；莱昂和罗道尔夫，加上郝麦和罗勒，都是无耻小人。充斥着这样的人的世界不可能不让人觉得闷气。但是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世界。看到一个出格的人，一个异类，哪怕有大的缺陷，仍然觉得欣喜，恨不得结为知己，因为他们太珍罕了。

读完《包法利夫人》后的某一天，午餐休息，看张兆和写给沈从文的信，其中有一段：

“你走了两天，便像过了许多日子似的。天气不好。你走后，大风也刮起来了，像是欺负人，发了狂似的到处粗暴地吼。这时候，夜间十点钟，听着树枝间的怪声，想到你也许正下车，也许正过江，也许正紧随着一个挑行李的脚夫，默默地走那必须走的三里路。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片冰？为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我告诉你我很发愁，那一点也不假，白日里，因为念着你，我用心用意地看了一堆稿子。到晚来，因为这鬼风，就什么也做不下去了。”

情真意切而文字温柔，当今之世，大概很难见到了吧。读完这一段，不想再读下去，合卷之余，忽然生出一点想法。其实爱玛这样的女子，本性不坏，亦不乏柔情，有点多愁善感，有点好高骛远，这都是浪漫情怀不得满足的结果。贵介人家的小姐，有条件任性，大胆妄为，轰轰烈烈地玩出格，都没问题；社会底层的女子，实际距离理想太远，所以理想等于不存在，长久习惯，但求遇到好人，结婚生子，过上饱暖的生活，也就罢了。最尴尬的就是爱玛这样的小家碧玉，高不成低不就，好比《红楼梦》里所说，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她要的生活是不能得的，偏偏又能想到，说不能，偏偏又有那么一点希望。这自然是痛苦，容易滋生降格以求、用似是而非却糅合了幻想的替代物自我欺骗的念头。似是而非，终究不是；自我麻醉，终究破灭，结果便是大大小小的悲剧。倘若遇到机会和好人，爱玛是有资质成为最可爱的女人的。可惜在一个矛盾的环境里，她的长处全部成了缺点：浪漫，对生活诗意的追求，对激情的向往。想想看，如果爱玛生在普鲁斯特的小说里，肯定比奥黛特更高贵，风度也许稍逊于奥丽亚娜即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却绝对比她更纯真善良。当然，安娜·卡列尼娜的阴影也不会轻易消散。

女神

在我大学同寝室的八位兄弟中，有两位音乐爱好者。一位喜欢弹吉他唱歌，另一位，喜欢捧着歌曲集照谱哼唱。弹吉他的，最爱唱《红河谷》，其次是一首我不记得名字的歌，好听，歌词也好玩：“把我引到井底下，割断了绳索你就走啦，你呀啊啊你呀啊啊你呀。”看歌谱的这位，做事有耐心。每一句哼出来，起先不成调，几番反复，慢慢调整，连我这样的乐盲也听出来，他终于找到正调了。

有一次他哼《湘累》：“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我们心中的愁云呀，我们心中的流水呀，永远不能消，永远只是潮。”幽婉曲折的曲调，通过他那夹杂着不断的清喉咙声的哑嗓子唱出来，顿时打动了我：不曾想郭沫若还有这样的缠绵。我从他那里学会了这首歌，走路或看书的时候，也哼哼两句。

这《湘累》，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里的一首。

《女神》从头到尾，其实是洋溢着《湘累》一般的悠远歌声的，只不过不曾读过全书的人，以为《凤凰涅槃》那样的战叫就是早期郭沫若的风格，那是大错特错了。郭沫若固然豪放，爱喊口号，几个简单的句子，不厌其烦地重复。但作为一位抒情诗人，真正杰出的地方，在于他的高格。即使是诗剧中女人怨诉的哀歌，也能哀而不伤。非但不伤，在悲哀之上，还有神灵一般的轻盈。这是他得力于《楚辞》，具体地说，就是得力于《九歌》的地方。同辈诗人中，少有他这般凭天分就精确把握住屈原精神的人。《女神》中短小的诗剧，尤其是作为书名的《女神》一首，能看出歌德《浮士德》的显著影响。歌德的气质，与中国诗人比，情怀婉转的一面，近乎屈原；豪迈潇洒的一面，又有几许李白的色彩。而郭沫若自己，在他一鸣惊人的处女作里，正是糅合了三家的好处，形成他与同时代人迥然不同的风格。

郭沫若后期专注于学术，继而投身政治，新诗仍然不少，但基本没法看。偶尔一两次，他的天性从世俗姿态中突围出来，就有一些虽然不太精致但洋溢着空灵之气的可喜之作产生，如曾被选入小学课本的《天上的市街》。童话一般的小诗，看似简单，但如果没有对汉乐府的心领神会，是写不出来或写不好的。

《女神》里的群众合唱，连歌德的幽默都学得不走样，也很难能可贵。

1958年，“百花齐放”方针浮云一现的当口，他老人家起了点童心，倚马千言，写了一百零一首咏花诗。十几年后，我在小学读到此书，佩服得不得了：一些花我连名字都没听过。《百花齐放》虽然尽是吴梅所说的“叫嚣”，只读花名，在那个年代，也是美不胜收的。

郭沫若的抒情天赋在抗战时期以及以后的话剧里还曾鳞爪一现，但在1949年后的作品里，他似乎已经忘了，艺术在于适度。适度的优雅，一过，就成了粗野。这还不仅是题材的选择和政治上趋炎附势的问题。

雕虫纪历

卞之琳称自己的诗集为《雕虫纪历》，他确实是精雕细琢的。他的精雕细琢和闻一多一路，和戴望舒不同。刚从旧诗里走出来，大家有明确的意识，要和古典文学拉开距离，觉得白话最简便的途径之一，便是锤炼口语。最早的胡适、康白情、周作人、沈尹默等，都直接搬用口语，不过很少锤炼罢了。到闻一多这些人，注意到诗歌语言的韵律。闻一多做得比较极端，一方面，大用对白，同时，又用音尺把对白裁减得整整齐齐。实际的效果是，合乎理论标准，念诵起来则感觉古怪。此外，闻先生有些诗，大概全部精神都放在截长续短上，诗的意思完全莫名其妙，如著名的“老头儿挑着担子跌一跤，满地儿红杏白樱桃”。他自己很得意，说节奏韵味很够。他大概从民间艺人那里得到启发，讲究开口闭口，讲究声音亮，还要“儿化音”，念出来，沙瓤西瓜一般的脆。《西厢记》著名的一段词：“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问晓来谁染得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唱京剧，嫌“地”呀“飞”呀不够亮，改韵脚，变成“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翔。问晓来谁染得霜林绛，总是离人泪千行”。卞之琳早年的一些诗，有同样毛病，好在他始终注意意境的营造，虽说为了“精致的口语”而不免损失，却能保持诗意。

卞之琳的杰作在“口语对话体”之外，技巧是现代英语诗的，情绪和调子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他的基调是悠远和孤寂，像晚唐，也像元人，是晚唐和元人调子里的西域。悠远中带着荒凉，孤寂里饱含着情意。这里的情既有友情，也有爱情。卞之琳重情而惜墨如金，情愈深则出语愈枯淡。如《雨同我》：

“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
“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
两地友人雨，我乐意负责。
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

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
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
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
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

怀人的诗，卞之琳写得空灵潇洒。细节都是日常的，妙在他由生活细节产生的设想，还有他组织细节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距离的组织”。距离既是空间，也是时间。

卞先生大约是个温文尔雅而略带羞怯的人，所以他的爱情诗更加含蓄：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于水的线条。
你真象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我特别喜欢他那些关于古城和游客的诗，如《距离的组织》《西长安街》《秋窗》《归》《半岛》，还有《候鸟问题》。每一首都使人想起马致远的《天净沙》：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事实上，“古道”一直是《雕虫纪历》中的一个关键词。

他的《无题一》，两段八句，每一段都是前三句写人，末一句斜飞到景物上：

三日前山中的一道小水，
掠过你一丝笑影而去的，
今朝你重见了，揉揉眼睛看
屋前屋后好一片春潮。

百转千回都不跟你讲，
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
你的船呢？船呢？下楼去！
南村外一夜里开齐了杏花。

这种章法我着迷甚久，仿造无数，至今写散文，还会变换着来这么一招。其实这章法是从唐人绝句，特别是七绝里来的。再往前追，是从《诗经》里的“兴”来的。《诗经》之兴在起，唐人绝句用为收。兴，似比喻而非比喻，似象征而非象征，似有联系，又似信手抓来。不沾不离，可收可放，文字间的结构，以这种有意味的漫不经心为上乘。

卞之琳的爱情诗常常不直接写人而写人身边的细物，如衣襟、镜子、窗户、手帕，显示他特别细腻的一面。从南朝的宫体诗，到从宫体诗中学到了不少看家本领的李义山那里，以物写人的技巧玩到炉火纯青。古人以物写人，物是人的外延，人的精神世界投射到物上，物如其人。“可喜娘的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缟素衣裳”，写衣服就写出了人。卞之琳的不同在于，他是借物怀人，物是你我共有的，牵扯着你我，睹物思人，物不仅是对方，也是己方的精神世界的投射。物的重要，在于它是过去的亲密关系的见证和象征。

不管卞之琳诗的手法多么现代，多么西方，意象以理趣为支撑，有玄学诗的风度，但归根结底，他骨子里是属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方，他委婉而不雄辩。

长诗《西沙之战》

鱼群在遨游，三两飞出波涛间。
马蹄螺，梅花参，恍惚如在镜中闪。

这是张永枚的长诗《西沙之战》中的句子，当时好像是临时编入了我们的初中语文课本，有几节要求背诵，其中就包括歌颂西沙风光秀丽、物产丰饶的第一节。相对于课本中大部分的篇目，我很喜欢《西沙之战》，除了内容振奋人心——关于打仗和英雄，文字也真好，又朗朗上口，别说几节，就是全文背下来，也不费力。事实上，诗中的段落，好几处，至今还能脱口而出。

自小学时候起，就迷于景物的描写，很多学生都有抄写范文名段名句的小本子，大概是老师提倡和鼓励的。我不爱抄人生哲理什么的，只爱风景和花草。《西沙之战》的第一节，在我看来无比迷人，因为从没见过海，遇到与海有关的文章，不免另眼相看。马蹄螺、梅花参，那是什么样子，我无法想象，总归如神话中的宝物，有朝一日得见，便等于实现了人生的理想。此外如：

汉字碑，先辈坟，
永乐古钱，蓝花瓷盘。

恰好我已经开始收集古钱，而且恰好手中没有永乐。报上说，西沙沉船上挖出的永乐钱，数以万计，但我手中所玩，却只有顺治、康熙。

老师和我的兴趣不同，他推崇的句子是：

艇首剪开万朵梨花，
艇尾抛出千条白练。

他说，你看这里多好的比喻，两个动词多么有力，看看那个“剪”字，人家是怎么选择动词的。

确实，那个“剪”字让我心折。我没读过“二月春风似剪刀”，不知道“剪取吴淞半江水”，我连“剪水双瞳”都没听说过。韩愈和岑参的梨花，王安石完全一样的诗句“剪水作梨花”，也是很多年后才读到的。张永枚替我提前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知道世上还有比20世纪70年代漂亮得多的时代，有那些人，那些文字，知道文字不仅仅可以用来批判他人和自我检讨。

《西沙之战》的意义在其自身之外。任何一件事，如果意义仅限于自身，将是微不足道的。在1974年的课堂上，我不可能意识到这首长诗对于我的文字之外的意义，因为那是在偶然中，而且只取微小的一端。

到大学时修当代文学课，教授讲到某位“著名的”军中诗人，总结他的诗的“艺术成就”，在所谓“以小见大，尺水兴波”。例子是，诗人写海滩上的贝壳，说贝壳的形状好似耳朵，拿起来放在耳边，就听到了大海汹涌澎湃的涛声。

原来以小见大就是这么回事。我想，这还不如张永枚呢，比张永枚差远了。

对我，《西沙之战》值得纪念，还在于他的领土主题，这和以后读闻一多的《七子之歌》感情是一样的。二十岁的时候，无论对身边还是古代的事，我都满腔热情。我写了一首《海参崴》，还写了一首《郑成功》，哀痛美丽港口之城的丧失，惋惜草莽英雄伟业的失败，要说影响，张永枚是最直接的影响——读《七子之歌》是在其后，否则，我不会去写海参崴，而会去写其他的题目，比如傲蕾一兰。

大闹天宫

孙猴子身上很有传统狂士的味道，或者按特定时代的理解，很有名士风度。他当然不是美姿容、善清谈的一类，虽然时出妙语，却和八戒没有分别，大约世故人情看得通透，每把语言和礼节的面幕扯掉，把事情的老底翻出来。他笑话人家，也讥刺，但多半还是善意的，不想置人于恼羞成怒难于圜转之地。悟空潇洒，不拘小节，眼中无古今，无大小，无尊卑贵贱，性情相投的，便是朋友，在一起，也不过一个玩耍，求其酣畅而已。蟠桃会前，诸仙被骗，要“先至通明殿下演礼”。这个玩笑，猴子开得好。明明一场酒山肉海的狂欢，演礼却是何为。

不为权威拘束，行事全出己心，齐物，或者齐物论，只有猴子做得到。他服了观音，在观音面前仍是口无遮拦，但观音不生气，显见觉得这样至情至性之人，天上人间少见，是难得的宝贝。唐僧果然伟大，但观音若与他相对终日，怕也要肃穆枯燥得不老也老了。

名教中自有乐地，这话是不错的。但孔子之乐，颜回之乐，不是一般人所能领受的。孔颜过于庄敬，添点诙谐，便稍许更圆满了。悟空者，怕是庄列的传人吧。

60年代，猴王被视为童话版的造反者，屈尊和历代的盗寇及邪教首脑并列。造反的本意若是追求自由，那是绝大的光明澄澈。历代的造反者结果如何呢？成者为王败者贼。靠造反成王的，对付他自己的造反者，比不是造反出身的，手段要毒辣得多。至于失败者，运气好的被招安，运气不好的被杀头，总之都是颇令人难为情的。猴子“造反”，最终也失败了，败于东西方三教的联手镇压。但玉帝的气度究竟胜过人间天子，孙猴败而不亡，大逆不道的匪号“齐天大圣”居然被容许保留。革命的批评家顺应圣意为孙悟空唱赞歌，悟空被迫皈依佛教、做取经人的徒弟，这一事实就不好解释。毕竟和梁山泊好汉一样，被招安了嘛。伤透脑筋之余，到底有心思活络的，发明一个说法，为猴子打圆场：做徒弟，表面上是投降了，其实不然，不过换了一种斗争方式。而统治势力也换了一种面目出现：西行路上大大小小的妖怪，多是天神下凡，或是天神豢养的奴仆和禽兽。悟空降妖，正是革命斗争的继续，所谓特殊形势下的特殊斗争方式，性质不变。何况这些妖精平时没唐僧肉可吃，吃的都是广大的贫苦农民，抢的都是贫苦农民的女儿，早已死有余辜。

但上述理论也有牵强的地方：不少妖怪原本是悟空的阶级兄弟，如牛魔王，虽然讨了有钱的太太，却并无欺压良善的恶行，悟空把他弄得“妻离子散”，有点说不过去。动画片《大闹天宫》应运而生，故事只拍前七回，悟空大战天兵，战无不胜。结尾是托塔天王丢盔弃甲，花果山上，齐天大圣的旗帜高高飘扬，群猴欢呼，悟空昂首大笑。痛快，真的痛快。

《大闹天宫》当年上映，看一遍不尽兴，几天后又去看了一场。悟空服输并被扣上金箍一直是心中的隐痛，《大闹天宫》把这片阴云吹散了。取经之旅是一个人收放心的过程，自由的前提是学会自我约束。《西游记》的作者大旨在此，但读者未必相信。

孙猴，加上《水浒》群英，印证了人心里对“秩序”的永远不满，所以叛逆是愉快的，至少在美学上。我生长在特殊的时代，中“毒”太深，读《三侠五义》，看见南侠展昭在金銮殿里耍把戏一般讨好表演，皇上信口说了句“倒像朕的御猫”，他就赶紧拜服谢恩，以“御猫”为敕封的爵号，从此看不起他。其实展昭自打进了开封府，并没有为虎作伥，残害同类，只是缺点骨气。到黄三太黄天霸之流，父子纯乎奴才，再说什么草莽英雄，就只能令人齿冷了。

猪八戒新传

迷《西游记》，爱屋及乌，凡是和它有关的书，只要知道，一定千方百计找来看。从八九岁到今天，数十年来，热情不减。《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历代志怪传奇中所有和猴子有关的故事，以及《西游记》的各种续书，《西游补》《后西游记》《西游后记》，全都读得津津有味。史料性质的书，包括现代人的评论集和研究资料汇编，也买了多种，像读小说一样读。即使并没有发现破解小说作者之谜的材料，种瓜得豆的收获也满盆满钵。《三藏法师传》和《大唐西域记》，还有唐太宗的一篇《圣教序》，本身就是好文章，丘处机的行记，其中颇多有趣的见闻。若无孙猴子萦绕在心，这些书未必肯去翻来覆去地读。

从《西游记》衍生出来的小说，当代也有。我至少读过两种相当不错的，一是发表在《今天》杂志上的中篇小说《另一种生活》，作者的名字想不起来了。写孙悟空取经回来之后在当代的生活，其中固有讽世的内容，但主题是悟空对于个人身份和存在意义的追寻。另一种是海诚六十多万字的《新西游记》，是对取经故事的颠覆性重写。书中添加了唐僧的爱情故事，沙僧变成一个阴险的岳不群式的伪君子，天宫出现一个企图推翻玉帝取而代之的野心家帝释天尊。至于网络上的各种戏说，包括中长篇的，如“今何在”的《悟空传》，这就不去说了。

我念念不忘的，倒还不是这些书，而是一本薄薄的儿童故事书，包蕾的《猪八戒新传》。

包蕾的名字，是现在才知道，从网上搜出来的。其他信息，也是如此。《猪八戒新传》出版于1962年，我读到的时候，从年龄推想，该是70年代初。书经多人之手，已经破旧不堪，难得没散架，没缺页——书还有没有封面，就不记得了。书中四个故事：猪八戒吃西瓜，猪八戒探山，猪八戒学本领，最后，是猪八戒回家。篇目和各篇的情节，不用翻查，记忆如新。《吃西瓜》不过一个笑话：瞒着师父和师兄弟，一人独享大西瓜，吃得匆忙，乱扔瓜皮，结果每块瓜皮都让他结结实实摔一跤。《回家》那一篇，后来总是联想到“革命不彻底，不坚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革命队伍”什么的。中小学的上课内容，以及流行的小说和电影里，这是老生常谈，说不定包蕾确有这个意思。四篇中最爱的，是《猪八戒探山》。一直记得里面的儿歌“古奇洞，真奇怪，出不去，进不来，石门石锁打不开。若问锁钥何处去，青青石箱山里埋”。钻山洞，找打开石门的钥匙，带有神秘色彩，虽是儿童故事，也算探险小说吧。

手头的“西游”续书，只有《西游补》还在，快被我翻烂了。《后西游记》和《西游后记》，80年代的书，不知后来有新版否。几次回国去书店，都没找到。这两种续书，小行者那一种比较有意思，一路遇到的魔障，多非吃人肉的妖怪，而是功名利禄种种俗念的形象化。听起来像西方《天路历程》那样的寓意小说，其实不然，它写得比《天路历程》生动多了，而且一点也没有图解概念的弊端。元人杂剧里，取经题材的也不少，以前不太留心，因为一直对元杂剧兴趣很小。在纽约，还买了几种《西游记》的早期和改编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杨致和的《西游记传》，但杂剧一类，书店始终没有。《万象》杂志2010年第4期刊载朱邈先生文，介绍题为吴昌龄撰、杨东来批评的《杂剧西游记》，长达六本，其中提到悟空曾娶金鼎国女子为妻，还有到了西天，徒弟三人圆寂，八戒说，“圆寂时砍下头来，连尾巴则卖五贯”。这么多前所未闻的情节，令人悠然神往。

小孩子看别人吃糖，目不转睛，流口水，吮指头，我们不会觉得讨厌，更不会说他多么贪婪。爱好发自天性，眼馋则是贫乏所致。见到他人的东西，朝思暮想，必欲得之而后甘心，却又没本事巧取豪夺，借回来，延宕手中，一日权作三秋，归还之时，好似生离死别，这样的经历，在孩童时代，记得清楚的，至少有两次。一次是残本带插图的杨宗保穆桂英故事，不知书名，再一次，就是包蕾的《猪八戒新传》，这本书也有插图。

书剑恩仇录

朋友间传看一本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还会交流书的信息，互相推荐好书，但不会排队等着一本书传到自己这里来。笑话里，韩复榘看人打篮球，感叹十个人争抢一只球，许诺他们每人一个。书，不用许诺，遍地皆是，看不完。看完，大多数时候，无话可说。

我第一次读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在大学里。同寝室的一位，四川来的钟桂良，从小练武，订了一份创刊不久的《武林》杂志，上面连载《射雕英雄传》。每期送到，群起争抢。然而是月刊，一期寥寥数千字。看了很长时间，只从江南七怪，看到黑风双煞。金庸近百万字的大长篇，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看到头。

80年代初，国内一些难得的书，往往从香港流进来。也是同屋的周达兄，有一天悄悄塞给我两本厚厚的书，一瞥书名，赫然一套竖排繁体字的《书剑恩仇录》，嘱咐我偷偷地尽快看，千万不能让别人瞧见，否则，一传再传，就还不回去了。夜晚十一点，宿舍统一熄灯。爬上双人床的上层，合上帐子，钻进棉被，身体半躬，撑起两尺高的小空间，四角压严实，以免漏光，用手电筒照着读。那姿势别提多难受了，脖子拧着，胳膊拄得酸疼，还有点气闷。扭来扭去，别人当然知道你没睡，在看书。不过那时熬夜苦读的大有人在，都见怪不怪了。

其后不久，又读了一本《萍踪侠影》。

毕业到北京，仍旧住集体宿舍，在西便门的地下小旅馆，一屋四人。除了我和另一武大校友，还有两位广播学院毕业的，包括一位身材壮硕的回族兄弟，会写小说，发表过作品。一个月过去，彼此还不很熟，因为旅馆设备简陋，大家下了班，吃饭在食堂，饭后要么同学约聚，要么留在办公室，有电视，有录放机，回宿舍，纯粹睡觉。有一天回旅馆较早，进屋，看到桌上一套《射雕英雄传》，厚厚四大本。一问，是回族兄弟借来看的，看完，从办公室带回来，准备归还。不消说，赶紧央求，转借一读。他说不行，已经答应别人晚上归还，最迟明天一早。怎么办呢？只好挑灯夜战。决心一下，一刻也不浪费，立即开读。从晚上七点多，读到早晨七点。一边读，一边数页码，看闹钟，务必保证在天亮时分读完全书。进度慢了，就加把劲，跳过一些段落。到上班前，好歹读完，早饭也没时间吃。八点上班，又困又饿。坚持了两个小时，实在撑不下去，于是，装病请假，回家补觉。

这是我一辈子最发疯的读书经历。神神秘秘地私底下传书读，以后只有《金瓶梅》，也是同事出差从香港带回的。标着真本全本的这些印刷粗陋的港版书，都是毫无价值的坊间盗印本。翻过了，知道大概而已。记得那朋友得了禁书，本来很觉得自豪。我告诉他是节本，他大为泄气，同时又不信，质问我：没读过全本，如何知道是节本。我说，我知道某回有几首咏物的歪诗，某回有大段的描写，如今都没有，自然是残本了。

中国任何时候总有禁书，很多书，本来微不足道，一经查禁，反而洛阳纸贵，等于替那些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书作了免费广告。对于喜欢读书的人，则是一曲悲喜剧。可悲者，一些好书要过很多年才能见到，时过境迁，损失永远不能弥补。比如旧体诗词，假如十几岁时有缘广泛涉猎，过去的几十年，境况会大有不同。可笑者，由于禁，真相不明，读了不少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一钱不值的烂书，枉费了那么多日子的期盼。

最后一次追风，是来纽约不久。江湖上哄传一本政治幻想小说《黄祸》，很多人读得热血沸腾。它不仅紧扣时事，还是悬念重重的惊险小说，确能抓住人心。

青春年华早已远去，如今在我眼里，世上已经不再有非看不可的书。相反，一本无数人追捧的书，对我不仅没有吸引力，还会使我躲开。道理很简单：伟大的书都不是为了一时的狂热，更不可能像大白菜一样，深入千家万户。

金庸小说的人名

金庸喜欢玩小把戏，很多作家都喜欢玩小把戏，乐在其中，无伤大雅。戴舫兄作小说《哥伦比亚河谷》，男女人物五位，以赵钱孙李周为姓，以一二三四五为名，分别唤作赵壹，钱佴，孙叁，李驷，周午。其中孙周二位为女士。孙叁不太像样，周午之名最好。

金庸《碧血剑》中有温家五兄弟，所谓温家五老，名字分别是温方达，温方义，温方山，温方施，温方悟。看似文雅，第一个谐音“大”，后面四个，也不过是数字的土音。五老之外，还有一个温方禄。

高级一点的玩笑或能暗示更多。读《笑傲江湖》，一开始是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对小师妹岳灵珊一往情深地痴爱，但自洛阳绿竹巷起，另一位姑娘出现，身份高，本事大，救助令狐冲，好比观音下世。待到这位神秘女子的芳名揭出，你立马明白，岳灵珊这姑娘再好，她没戏了，人家任大小姐才是令狐冲的真命天子。即使不借助让碍事人物突然死掉的俗套，岳灵珊也肯定玩完。要说玄机，却很简单。金庸先生用《老子》的文句给人物取名，令狐冲和任盈盈，出自第四章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和盈，一虚一实，本是一体：人家是天生的两口子。《笑傲江湖》的这个大悬念，算是给我一早破了。

金庸命名人物，有两个常用手段。一是把现成的古代人名换个姓，听上去就非常典雅。比如《倚天屠龙记》中的殷野王，用野王为名，绝不是一般人想得出来的。顾野王是南朝著名的文字学家，《玉篇》的作者。同理，《侠客行》里有个武功很高的怪人谢烟客，烟客是清初大画家王时敏的号。芥川龙之介改写中国故事《秋山图》，一开头就是“王烟客”。张无忌的“无忌”二字大名鼎鼎，先有魏国公子无忌，后有唐朝的长孙无忌。古人的人名对联说：“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魏无忌，长孙无忌，你无忌，我也无忌。”金庸先生当然是百无禁忌的。《神雕侠侣》里还有一个李莫愁，情形类似。莫愁作为女孩的名字，历来为文人所喜欢，林语堂的小说里，就有一位姚莫愁。更为人所知的是杨过，借用了南宋词人刘过之名。刘过字改之，“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也是《圣经》里的金言。《射雕英雄传》里郭靖给杨过取名的时候，就娓娓动听地讲了一番改过的道理。

至于大名鼎鼎的黄药师，不用说，是借用了唐朝开国名将李靖的字。就连小龙女，洪迈的《夷坚志》里也有一位，是一位会作词的容貌极美丽的女鬼，人称“吴城小龙女”。这个故事在宋代流传很广，记载其事的书也很多，其中梦到小龙女的男性，竟然附会到大诗人黄庭坚。金大侠显然也曾读到这个故事。

换姓是最简单又绝对讨好的方法，近现代的人物，但凡名字比较讲究的，多半能在古代找到同名同姓的。最近的一个发现，是宋代有个男子，叫凌叔华。钱锺书学问渊博，《围城》两大男主角，名字也是这么来的。方鸿渐，唐朝有茶圣陆鸿渐（《聊斋》里有《张鸿渐》）；赵辛楣，清代有大学者钱辛楣（大昕）。

第二种情形是名字虽普通，故意用少见的复姓，也能造成古色古香的效果。公孙谷主叫公孙止，女儿叫公孙绿萼。换为常见的姓，唤做张止、刘绿萼，光彩顿时消失。当然，《射雕英雄传》等书中很多少数民族人物，他们用复姓理所当然。而且金庸的小说并不靠这个立脚，不过添些助兴的小道具罢了。不像末流的武侠小说，人物竟然全都是这种怪姓，这真是“姓不惊人死不休”了，也可见如何的黔驴技穷。

金庸早期的小说，手法略显生涩，人名也不那么讲究。《碧血剑》的男主角叫袁承志，女主角叫青青，太普通，太像今天的人名。《连城诀》初学乍练，情节老套，金庸先生自己也说，还在模仿西方冒险小说，比如砌墙的桥段，便是从爱伦·坡的恐怖故事里搬来的，其中人名一个比一个枯闷：丁典、狄云、戚芳、水笙。“四大侠”硬凑成“落花流水”，更是恶俗之极：姓花姓水的本来很少见，陆代替“落”，刘代替“流”，未免牵强。金庸后来的书，便绝不犯这种错误。蛮夷女子一直是金庸喜欢拿来添加奇情异景的道具，从《碧血剑》中的何铁手到《笑傲江湖》里的蓝凤凰，越写越生动。蓝凤凰的名字，有声有色，闻名如见其人。但何铁手不好，过于直白，不像女人名字。后来袁承志嫌它不雅，改为谐音的何惕守，更加迂腐，难看又难听。

《天龙八部》中的人名都简单清爽，段誉萧峰，一文弱一刚勇，名字的音调亦然。钟灵和钟万仇，钟是专注汇集之意。钟氏父女的名字可就好玩了：钟灵，集灵秀于一身；钟万仇，所有倒霉事都让他摊上了。阿碧、阿朱、阿紫，信手拈来，恰到好处，是地道的江南风味，而且是南朝乐府中的江南风味，清秀无匹。木婉清“有美一人，清扬婉兮”，但因为姓木，脾气有点怪（书中段誉初闻其名，称赞道：“水木清华，婉兮清扬”。为了扯上“木”字，杂凑出两句，其实上下句了不相干）；王语嫣是“嫣然一笑”变成了“语笑嫣然”，她虽然漂亮，却不苟言笑，反而像个老学究。《笑傲江湖》中的人名无一字无来历：岳不群用《论语》典故，向问天直接搬用屈原的篇名；任我行含赞赏之意，左冷禅则全是讽刺：又左又冷，偏说是禅。左冷禅送到华山派卧底的劳德诺，人既不堪，名字也古怪得很，念之绕口，像翻译过来的洋名。

不过，《笑傲江湖》的人名还是出了一个小小的疏漏。武当派的掌门，叫做冲虚道长。冲虚二字，自然还是出自《道德经》，出在令狐冲、任盈盈得名的同一章。冲的意思就是虚。俞樾解释说：“‘道盅而用之’，盅训虚，与‘盈’正相对，作‘冲’者，假字也。”道教人物，用冲虚为名，可以说再好不过了。但有一个问题，冲虚这个好名字，已经被征用了。占有它的人，是道家的大人物，列子。唐朝崇尚道教，认老子为祖宗。天宝元年，唐玄宗追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后代的道士，便有天大胆子，也不好冒用祖师的尊号。金庸先生好像特别喜欢这两个字，《侠客行》里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石清夫妇的同门，上清观一个脾气暴躁的小道士，也叫冲虚。

这个问题，就像宋人吃辣椒一样，金庸先生大概忽略了。

《鬼吹灯》和《盗墓笔记》

迁入新居，一时之间很有些不习惯。半夜醒来，朦胧中看房间的格局和摆设，窗户的位置，投射在墙上的灯影，听下面街上的声音，总觉得陌生，好像在出游中，睡在汽车旅馆里。电话、电视和上网服务，用同一家公司，尚未接上，因此吃过晚饭，便无事可干。幸好图书馆新买了《盗墓笔记》，下班路上，回到家里，全力以赴地看。

知道我喜好这类小说的朋友，不免笑问，整天墓啊鬼的，到底有什么好？

我说，可提升人生境界呢。读了盗墓小说，你才知道，人是一定要有追求的。

追求？还不是偷点古董，大发横财？

那你就错了，我说，有理想的盗墓人，不干那种没出息的俗事。他是探寻世间的真相，人类的终极秘密，就像美国电影中的暑期大片，看似小儿科的故事，说起来就是人类的由来和可能的灭绝。顺几样东西卖钱，那都是小说中次要人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一套，常被主人公讽刺挖苦的。

还有这么一说？

可不是！读了盗墓小说，最大的感受是：瞧瞧人家是怎么活的？天天五湖四海，天天奇人异事。人家那日子！一比，上班可就太没意思了。

此话一出，自己都笑：书上的事，哪一件不比上班有意思？

说到这儿，想起一段旧事。当初来美，补了一年英语后，找学校读研，近水楼台，先去纽约大学，直奔人类学系，申请考古专业。看课程设置，并不理想，主要是美国原居民考古，再就是到中东一带，美索不达米亚什么的，与中国八竿子打不着。约见系主任大谈理想，主任是位五十多岁的白人太太，听我讲完，一瓢水泼过来：你可是毫无考古甚至历史的背景啊——按你的情况，应该申请他们文学系。

老太太硬是不懂爱因斯坦的名言：爱好是最大的动力。没有爱好，天才也抓瞎。不信，让爱因斯坦玩玩甲骨文试试。若不是这不开通的女士作梗，我现在不定正在哪儿钻土洞呢。

北京我有个老朋友，正经北大考古专业的，实习的时候，跟着人家刨过几座战国墓和汉墓。我每听他说起，无限羡慕。可惜他毕业后一时糊涂，进了行政部门。他对老本行的唯一纪念，就是隔三差五去潘家园转转。他住南城，离那儿也近。

他家里有个小博物架，摆着淘换来的东西：汉代的陶鸭子，没颜色的；明清的民窑瓷器，有只大盘，图案极好，可惜裂了；唐代的陶俑，还剩点红色的痕迹——都是几块钱几十块钱买来的，貌不惊人，藏家不屑，没人造假。老百姓的日用物件，看着亲切，不像皇家重器，只能高山仰止。有一年回国，他让我随意拿走几件玩，我不敢拿，怕海关说走私。只取了个小小的铜铃，一寸来高，山西出的，战国之物。没花纹（俗称没“工”），不值钱，但北方坑口，锈薄铜好，声音清脆。放在抽屉最外边，开抽屉时看见，拿起摇几下，风铃似的叮当响。心说，那老兄不知此刻在干什么呢。

上了几十年班，厌烦了，也慢慢老了，然而饭还得吃。如有失业之虞，还会惶惶不安。从这个角度想，生活其实多是被安排的，并没有太多意义，随波逐流罢了。那些只占用了零散时间所做的闲事，反而成了珍贵的纪念。

附　记

天下霸唱的《鬼吹灯》，两部八本，前后追看多年。作者没出名的时候，已经在读了。其时我在编报纸缺稿子的时候，网上顺手搂一点。忘了是“文学城”还是“幻剑书盟”网站，《鬼吹灯》正在连载，看见点击率狂高，凑上去读了几回，一读就不忍罢休。觉得作者不仅会讲故事，文字也不错，比如“众人发一声喊”，明明是从古代小说上挪用的，好久不见这样简劲的形容，顿时耳目一新。这样慢慢读，直到某一天，作者声明，书已被出版社索去，要出实体书了，限于合约，不得不终止更新。也好，之后就一本本读书了。两百多万字的故事，要在网上读完，实在不容易。

其后南派三叔出来，写《盗墓笔记》，也是两部八本，也是拖了好几年。想必是受了天下霸唱的影响吧，盗墓的术语一概搬用，就连人物，《鬼吹灯》里幽默可爱的王胖子，也直接搬用到他的书里，好吃好色满嘴跑火车而又武艺高强的特点一样不少。王胖子这样的角色，好比中药里的甘草，搁哪儿都好使，一定讨人喜欢。这样的宝贝人物，古今中外，登峰造极的有两位，一个是《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另一个是《堂·吉诃德》里的桑丘·潘沙。

又：盗墓小说里称僵尸为“粽子”，将来汉语里，粽子搞不好从此多了一个词义。直观上来看，尸体缠裹如粽子，非古埃及的木乃伊莫属。作者是从此受了启发么？还有，金庸小说《侠客行》，男主角被裹在被子里动弹不得，被丁珰称为“大粽子”。天下霸唱该是读过《侠客行》的。

孔老二

据网上资料，此书为上海市卢湾区教师进修学院《孔老二》编写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初版，插图为张乐平和吴儆芦，装帧署名詹同渲，据说即漫画家詹同。

《孔老二》出版时，我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一本。书不厚，土灰色的封面上，抠出一块，画上一个哭天抢地、满脸悲戚的老头，虽极端丑化而亦传神。读来想必是很喜欢吧，不久还买了它的“续书”，《孔家店二老板孟轲》，基本没留下印象。《孔老二》作为一本辱骂性地介绍孔子生平和思想的通俗读物，编写水平还不错，文字好，故事生动。尽管政治倾向鲜明，讲孔子的事迹，却都有出处，处处歪曲，却非瞎编。显见执笔者的学问和文学功底，还有做学问的认真劲儿。今之名流多不能及。

想来书是给儿童读的，文字引人入胜，插图精彩，字体大，纸是厚而软的新闻纸，摸着舒服，不那么白，不会反光照花眼睛，字也不会透到背面去，而且好翻。一百多页，几万字，教给人简明的关于中国历史、先秦思想、孔子及其周围的人物，乃至春秋时期社会生活和习俗的知识，这都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杀少正卯，子路之死，和孔子最后的老病孤独，是记忆最深的几个片段。我在网上找到原文，孔子之死的描写，今天读来，觉得悲凉。不知道十二岁时的反复阅读，对此是什么样的感觉：

过了几天，孔老二勉强挣扎着起床，拄了一根拐杖，昏昏沉沉地倚在门口。

太阳落山了，一群乌鸦呱呱呱地乱噪。子贡来看他了。

“子贡啊，你怎么来得这样迟？”

“我有点事，你近来怎样？”子贡说。

“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那一定梦见周公了。”

“不，我梦见自己坐在大厅当中、两柱之间，按照殷族的礼节，这是死后停放棺材的地方。我是殷人的后代呀。”子贡听了，赶忙扯开：“老师总是念念不忘自己高贵的出身。”

孔老二没有理会子贡的话：“我今年七十三岁了，这几天毛病更重了，我一生追求的周公之道完了，唉，完了。”

说完，长叹一声，呜呜咽咽地哼起了自己的“挽歌”：

泰山就要倒了，梁柱快要断了。

我啊，也要象草木一样枯萎了！

七天以后，孔老二走完了他“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穷途末路，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去见周公了。

梦奠两楹，见《礼记·檀弓上》：“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殁。”唐玄宗诗：“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即咏此事。言简意赅，字字发自肺腑。

“文革”期间，据说巴金以萧甘为笔名，奉命撰写《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关于孔子之死，文字如下：

“公元前479年春天，在孔家店的阴暗角落里，七十三岁的孔老二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这天清晨，他挣扎着起床，昏昏沉沉地拄着拐杖倚在门口。大地阳光普照，他却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七天以后，孔老二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进了棺材。”

较之前书，文字干枯，显有应付差事之嫌。

姚雪垠的《李自成》

每次在图书馆看到全套的新版《李自成》，都有借回重读的冲动。从架上取下任何一册，打开读上几行，读的念头便渐渐消失了。80年代读这套书，读得相当入迷，但直到毕业，中青社好像只出到第二部，后来的悲剧大结局便无缘得见，但基本的故事是知道的。李自成的生死本来没什么悬念，不知谁人多事，“考证”出李自成没有死在九宫山，却是隐居做了和尚。找了某处无名和尚的墓志和流传的“记得当年草上飞”的诗句来作证据。在20世纪60、70年代，李自成，以及其他历代的造反者和邪教叛乱者，都被拔高到农民起义的高度，差不多成了现代革命的先驱。其实这些人多半是做大了的草寇，和毫无识见却因为愚昧信众的哄抬而利令智昏的小丑。起事虽然也有出于压迫的，比如大灾之年，无可求生，只好揭竿而起。但一旦有了势力，因此有了权力，便为所欲为，穷极嗜欲，拿他人的生死当玩笑，除了满足核心集团一小部分人的私利，并无远大的理想。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故事是最好的例证。好像特意为了满足革命文学上的“典型”要求，张献忠的作为不仅集独裁、残暴和荒唐之大成，还处处标新立异，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使得后来的预言家们，不管假设的世界是未来还是殊方异域，是人的国度还是猿猴猫狗各类怪物的王土，都不能超出这位八大王的脑袋里一时的灵感。

姚雪垠的路子和当时顺应时势的一般作家无异，都是一味拔高人物，使人想到浩然或梁斌以及柳青等。在他笔下，知识分子常有一点呆气，姚雪垠明知是在写一群社会底层的流民，从前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人物，下笔之时，也许真是无意地，或忍不住，要把知识分子的色彩投抹到他们身上，就像诗人出身的侦探小说家裘小龙，所著书中的神探少不得也是一位诗人，在血气扑鼻的凶案现场，也忘不了念几首唐诗。比如《李自成》里，闯王身边一位可爱的小将，就名叫张鼐，何其古色古香。但姚雪垠胜过他人之处，在于他把李自成以及他手下的将领们——特别是刘宗敏，纯粹阳刚，理想的革命副统帅——写得那么英明神武，似乎不可战胜，然而又失败得那么惨，突如其来有如闹剧，他是有营造大悲剧气氛的企图的。我记得“慧梅出嫁”借喜事写出大筵将散的预兆，这一点，也许是得力于《红楼梦》吧。

据说姚雪垠在明史上用力甚勤，对史料的掌握，超过很多专家。也因此，他写崇祯的宫廷，写明朝官员和将领，在故事的稍带浮夸之外，给读者极强的历史真实感。他写崇祯，写杨嗣昌和熊廷弼，还有卢象升，都有精彩之处，至少在我心里，时隔三十年而印象不灭。

说来有意思，不少小说都是在一些和主线无关的细节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郑证因的《鹰爪王》，唯一还记得的情节是女侠柳研青的出嫁，写得民俗意味浓厚，又处处透着善意的幽默。柳研青的娇憨和单纯，每令人忍俊不禁。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一笔一画地模仿，写了周绮和小诸葛徐天宏的婚事，居然不能与之一争短长。还有白羽的《十二金钱镖》，主人公的姓名都忘了，但忘不了那位有点小自私小狡猾、外号叫“九股烟”的乔茂。《李自成》里，若说作者得意的章节，肯定是李自成张献忠的谷城会，写得精神饱满，充满张力。后来拍成电影，记得是杨在葆和许还山主演的，很红火了一阵子。而在我看来，最脍炙人口的情节，却是庄妃劝降洪承畴。这段野史中的传闻，被姚先生写得绘声绘色。小女子的嫣然一笑，就把一位国之干城的大明将帅的名节和矜持轻轻化解了。都说美女倾国，倾国不过以色艺媚惑而已，顺人性情，自如骄阳化雪，何难之有。庄妃无需牺牲奉献，便使敌手甘心为己所用，岂不远胜迷倒一位糊涂的皇帝？我有时不无戏谑之意地想，小时候读了众多严刑逼降革命者的故事，当事者如何那么死心眼，但知用粗而不会雅劝，不然，很多事的结局会是不同的呀。

小兵闯大山

初中时代读过的儿童和青少年小说，不多几种还可以喜欢的，都是探险小说，如《三探红鱼洞》《黄金洞》，虽然没有宝藏，只有所谓的“阶级敌人”或特务，花猫代替老虎，胜过望屠门而大嚼。记得有一本薄薄的小书，忘了名字，也和鱼有关，写到几个孩子在乡下，夏天天旱，池塘枯竭，把一个不大的池子里的水戽干，池底无数小鱼小虾。这个情节也让我读得口水直流，恨不得暑假赶紧到来，下乡，找同样的小水池，过过捕鱼捉虾的瘾。后来真的赶上一个干旱的盛夏，浇灌庄稼，池塘水被抽干。到只剩塘底两三尺深的浊水时，满村男女争先奔跳而入，用簸箕，用木盆，专业点的带了小网，抢残余的几条不到半尺长的大鱼。水面上寸许的鱼秧子密密麻麻，死的活的漂了一层。我忽然觉得很沮丧，书里的那点诗意和野趣顿时荡然无存。

2011年夏天回国前，上孔夫子旧书网找旧书，预备托弟弟买了，好带回纽约，美梦重温。70年代的书，不曾想有那么多，容易找，也不贵。最后选了两本最想看的，其中一本便是莫应丰的《小兵闯大山》。记得这本书挺厚的，还有插图。七成品相，只需数元。过了两个月，回到洛阳，却没见到书。原来那网上的店主收了钱，不知何故没把书寄过来。我大为失望。此书当年读得入迷，几十年里一直留着美好的印象。重读，好比等着见一位多年失去联系的朋友。

过了半年，一次在电话里和冰青兄闲聊，说起小时候读的书，其中颇有重叠交汇的地方，比如一本关于考古和失落的民族的奇异故事，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写的，书名叫什么。冰青兄说，那是童恩正的《古峡迷雾》。这真是意外的惊喜。有了书名，就可以按图索骥了啊。果然，很快在网上找到，一气读完。虽然已经没有当初阅读时的感觉，毕竟了却了一桩心事。《小兵闯大山》也有消息。冰青兄说，他们那边，新泽西的图书馆就有一本。我喜出望外，立即拜托他帮我借。不久见面，书已拿到。图书馆加了绿色硬板封面，书页略微发黄，品相甚佳。次日正好不上班，闭门不出，一气读完。近六百页，仿佛不费力气。书中的政治痕迹，丝毫不影响阅读的乐趣。入夜，听着暖气管嘶嘶的声音，沉入山林奇境。寻常之极的一味中药黄连，一熬夜就不免要借它的去火之力，现在珍贵胜过一窝子殷商的青铜器。

我工作的皇后区公共图书馆，服务社区，购书而不藏书。寻常采购，照顾大众口味，侦探、武侠、言情、烹饪和旅游书，蔚为大观，真正的好书不多。稍许几册有意思的书，过不了几年，又因出借率不高，多被淘汰。1976年的中国小说，在我们馆里难以想象。询问之下，方知书是罗特格斯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怪不得。

莫应丰后来以写《将军吟》获奖，算是名作家了。《小兵闯大山》写于“文革”末期，还是能看出作者的功力。故事的高潮是一场大山洪，穷途末路的反派人物逃入绝境，与小英雄在暗夜的涧壑中斗智，最后跌下深谷，死于自己引发的野火。这几章写得情景交融，很有气势。山洪初发，莫应丰有一段描写，用的是正宗赋的手法。赋的句法是讲韵律的，莫应丰便用了很多七字句，加连串的比喻，如“踢倒大树当足球”之类。这种句式近似当时流行的打油诗，格调不高，然而给我印象极深，有几句随时可以念出来，但不知就是出自此书。

探险小说可算我一生的提神咖啡，虽庸凡之作，也能寻出乐趣。武侠、科幻、侦探、冒险、神鬼，这些不同的类别，在我只看到它们身上共同的部分：深入异域奇境，见识一切神妙的事物，在路上，永远变换着风景。一句话，告别无聊和年复一年的重复。我最渴望了解世界的70年代前期，真是一个贫瘠到“口中淡出鸟来”的时代。

《小兵闯大山》写寻找神秘的黄连产地，但也涉及两代人的恩怨，涉及秘方和藏宝线路图。也有奇才异能的“江湖人物”，如带猎狗的罗四箩。我本来就对中草药充满理想主义的好奇，莫应丰写鸡爪黄连，使我恍然如入列仙传，拄杖持镜的采药人，是连皇帝都要羡慕的五岳散人。

并非虚构的故事

如果追溯最早的记忆，小人书和课本之外，我能想起来的第一本书是《并非虚构的故事》。那是回长葛老家时见到的，不知是爷爷还是二叔正在读的。我跌跌撞撞读完，只记得那是一本“惊险反特小说”，否则，以我的识字水平，不可能有兴趣读完这么厚的一本书，而且是竖排繁体的。现在猜想，我大概在小学三年级，也许是四年级。那次旅程留下不少令人兴奋的记忆，包括在信阳火车站的广场上苦等几小时，深夜到达长葛，最早的班车要到天亮之后，于是困倦之中，在候车室的昏黄灯光下，一分一秒地数时间。我记得一个穿淡黄色灯芯绒外套的小姑娘，梳着两条小辫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觉得她那么清秀可爱。说读这本书很早，还有一个原因。我不知道书名的“虚构”二字是什么意思，而且一直把“构”念做“勾”。以后和同学说起，书如何如何好看，可是提到书名，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常常想起这本书，努力拼凑关于它的记忆，以为是一本短篇故事集。我把《双铃马蹄表》《国庆十点钟》《秘密图纸》甚至《徐秋影案件》都归于其中，这本书就成了那个时代最精彩的反特小说大全。事实上，上面这四个故事，我的记忆是从电影里来的。在十一二岁的年纪，我还读过一些不太好懂的苏联反特小说，这些小说也被不自觉地糅进那本书。

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毕业，跟着父亲在县文化馆借书看，不知读了多少长篇小说，在千篇一律的“抓革命，促生产”主题中，唯一能给我带来一点乐趣的，是“抓坏人”，不管这坏人是地主资本家，是“蜕化变质分子”，还是潜伏的特务。因为有“坏人”，就有密谋，就有密谋的发现和挫败。作为小说的反角，特务的技术含量最高，故事相对更精彩。特务之中，海外潜入的又比自“解放前”潜伏下来的更有水平，而且叙事的触角能伸到我们一无所知的神秘外部世界。父亲每发现新出的小说，借回家，我的第一句话总是问：“有特务吗？”尽管没有特务也舍不得不看，但有总给人探骊得珠的兴奋。父亲肯定也是喜欢抓特务的，70年代末开始出版外国侦探小说，他闻风而动，弄到好几种，让我也跟着稍得风气之先。所以，遇到像《海岛女民兵》和《霞岛》这样的，他也乐呵呵地，很有成就感地推荐给我看。

所有古籍都是禁书，除了苏联之外的所有西方文学都是禁书，音乐书只有《革命歌曲大家唱》和《战地新歌》，关于植物的书只有《实用中草药图谱》。除了鲁迅和高尔基，除了郭沫若等人的诗词注释，无书可读。特务，无论是文质彬彬、阴险狡猾的男特务，还是貌如娇花、心似蛇蝎的女特务，便成了茫茫荒野中的一丝苍翠。像《虹南作战史》这样“三结合”创作的三四十万字的厚厚一本书，现在能记得的，只是其中一个情节：“坏人”装鬼吓人，遭到围捕，口衔空心芦管潜入水中。

直到70年代末，有新出的反特小说，著名的《宙斯计划》，其中特务的通信暗号，十分幽默，也是永久难忘的：他们使用水果罐头，梨表示离开，桃表示逃跑。故事发展到高潮，由于侦察人员的机智，特务的困境，梨和桃都不足以表示其危急，于是用上两种果子：枣和桃——及“早”“逃”跑。

我在网上搜索《并非虚构的故事》，只搜到一条，是一篇论文，总结中国“公安法制文学”的发展，在1949年至1957年的“第一阶段发轫生长期”部分，文章提到了这本书：“这一阶段的小说作者大都是部队作家、公安作家，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从现实斗争中开发题材，在侦破、反特、剿匪斗争故事框架中展示我公安保卫战士和敌特内奸的较量和斗争。虽然这一时期围绕同一主题的创作较繁盛，但佳作不多。代表作主要有陆石、文达的《双铃马蹄表》、文达的《奇怪的数目字》、俞林的《并非虚构的故事》、木林、寒星的《407号图纸》、张志民的《空山不见人》、尾山的《第四者》、马琰的《于改秀》等。”

不管怎么说，我由此知道，《并非虚构的故事》确实存在，而不是我童年的臆想。

黄金时代

知道王小波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关于他，当时有一些离奇的说法，包括他的死因，现在证明纯属无稽之谈。他的小说初看有点怪异，加入了很多他太太李银河说的“亚文化”的要素。所以对于他本人，产生一些猜想，也算事出有因。照片上的王小波，与他的文风一致，随和，开通，善于调侃，骨子里是一个崇尚自由、不拿任何权威当回事的人。他的杂文不多，但那文字一看就是典型王家的，别人学不来，包括那句他最爱说的“众所周知”，还有“罗素如何如何的”。因为他，我几乎想去把罗素的书全部找来读一遍。

王小波的小说，我先读《黄金时代》，大概不习惯，觉得不如他的杂文正宗。《青铜时代》看介绍是改写唐人传奇，立刻兴致盎然：改写唐人传奇，是我心里一直暗暗打着的主意啊。但王小波的改写显然走过了头，他玩入其中，乐不思归。在《黄金时代》里，性成了对那个荒谬时代的怪异却不失有力的反抗，王小波用表面上的荒诞消解了极端的思想禁锢。可是，薛嵩和红线们体贴入微的自虐游戏，除了当事者的一点感官愉悦，能有什么微言大义呢。

其实王小波是可以分为两个人的，一个是作家王小波，他有责任，有使命感，他谈思想，宣扬自由思想；另一个是游戏者王小波，《青铜时代》和《白银时代》便是游戏的产物。当然，要严格区分两者是困难的，游戏中偶尔也有意义，而《黄金时代》里不能说毫无游戏作乐的成分。

这里说的《黄金时代》，是收在《黄金时代》这本书里名为《黄金时代》的一组三个中篇小说中的第一篇，名叫《黄金时代》。《黄金时代》里就只有这几万字的一篇最好。其他的，什么《革命时期的爱情》，什么《我的阴阳两界》，都不算好，尽管也是写实的。

王小波的小说才能，他对性这个话题的自由揉捏，他故意重复的叙事习惯，他的无所不在的调侃，都在这个中篇《黄金时代》里尽情展示出来了。不管这一篇是最先写的还是最后写的，在你阅读了此篇之后，其他各篇都变成了它的前驱或拙劣的模仿。甚至故事也都差不多：在性关系中，男人总是心甘情愿的被动者，女人则生机勃勃、咄咄逼人，在最险恶的环境里游刃有余。比如在应付出“斗争差”而被捆绑这件事上，陈清扬通过自带更柔软的晒衣绳，通过对捆绑者软语相求，便不像叙事者王二那样被整得皮肤青肿。在小舅和小舅妈这一对中，男女关系的倒置被夸张到小舅妈是警官，小舅则是被她监管的囚犯，西方另类小说中典型的控制和被控制者。性的关系、爱情的关系，变成了权力的关系——也是西方某些学者如福柯挂在嘴边的话，又为情色电影的导演和情色小说家所钟爱，其源盖出于臭名昭著的萨德侯爵。《黄金时代》虽有偏斜的倾向，但止于调侃的界限之内。《白银时代》里小舅小舅妈的故事，则蜕化为以另类娱乐为目的的游戏小说，假如说它不无社会意义，也仅限于作为小说背景的“文革”时代，但和《黄金时代》不同的是，“文革”在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替代物的背景，而非小说的有机成分。这个背景上最鲜明的一笔莫过于：小舅为自己因画了一幅画而被劳教叫冤，小舅妈回答说：这里还有只写了一首诗的呢。

《黄金时代》对时代的“控诉”，轻描淡写到充满诗意，虽然谈不上深刻，却绝不缺乏力度。在他一贯的反讽里，批斗甚至成就了王二和陈清扬最浪漫最值得怀念的私通，以至于陈清扬称那段日子为她的“黄金时代”，这正是小说题目的由来。十多年后，王二和陈清扬重逢。回忆往事，“陈清扬说，虽然被人称做破鞋，但是她清白无辜。她到现在还是无辜的”。“因为她像苏格拉底，对一切都一无所知。虽然活了四十多岁，眼前还是奇妙的新世界。她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把她发到云南那个荒凉的地方，也不知为什么又放她回来。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把她押上台去斗争，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说她不是破鞋，把写好的材料又抽出来。这些事有过各种解释，但没有一种她能听懂。她是如此无知，所以她无罪”，“陈清扬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想明了这一点，一切都能泰然处之”。

王小波的叙事用了最粗俗的词，写的是最容易落于窠臼的细节，但却给人不那么混浊甚至纯洁无瑕的印象，这是不能不令人惊奇的：

“我和陈清扬在章风山上做爱，有一只老水牛在一边看。后来它哞了一声跑开了，只剩我们两人。过了很长时间，天渐渐亮了。雾从天顶消散。陈清扬的身体沾了露水，闪起光来。我把她放开，站起来，看见离寨子很近，就说：走。于是离开了那个地方，再没回去过。”

这一段再充分不过地显示了王小波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比日常生活还亲切和舒适的悖谬”。而在下面一段，王小波极为难得地把他“斑驳陆离的复杂外衣下的纯情”展示给了读者：

“陈清扬说她真实的罪孽，是指在清平山上。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头发低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际。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全部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木心

读木心的《即兴判断》和《哥伦比亚的倒影》。木心的文字有脱俗处，有拙劣的专业作家学不会的自由潇洒，有想象力，还有相当不坏的趣味。杂七杂八的书他读了不少，然而尚不能贯通，所以他的思想有画面似的热闹，然而见解零散。毕竟他的本行是画画，文字不过余兴。以时代论，他是自觉的“遗民”，始终窝在民国时代的沪上不肯出来；以地域论，他人在海外，是很满足的游离。因此之故，他以《诗经》和《楚辞》接古希腊罗马，自然而然。中间虽缺少必要的过渡和衔接，然而也能成立。总之他在精神上与当今的中国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他最大的好处便是，身上没有这个时代的烟火气，在此意义上，他几乎是纯洁的。此外，木心还洒脱，至少他愿以30年代上海滩的面目示人。每个集子前面精心挑选的本人照片，是作品的构成部分，万万不可忽略，因为那也宣示了他的立场，他的态度。木心自恋，这是可以肯定的。他爱他自身的一切，包括文章。也许世上有太多东西，他无法接受，他的“遗世独立”总归无奈。

以前零星读过他几篇散文，草草翻过他整本的诗集。90年代初在报社做翻译的时候，一位台湾（地区）来的同事见我看书写作，推荐读木心。木心的书他没有，给我的，只是一篇从报纸上剪下的文章，题目叫《明天不散步了》。我读过，颇觉诧异。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我没读过别人像这样写文章。他文字的密度大，字句的延伸模式是，从一点出发，无限跳跃——我喜欢的形态。此后就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写这样的散文。我也知道他是个老画家，身上残留些上海“老克拉”的味道，纵在最落魄的时候也死抱着一些穷讲究不放。若干年后我听说了他在动乱年代的非人遭遇，他在台湾拥有不多但坚定的粉丝，还有其他传闻。他的《上海赋》，很多人叹为观止，我读了，甚不以为然。繁复的文字，似难实易，扬雄说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但木心身上有使我感动的地方：他和时代格格不入，痴迷于文字，几十年里，文学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他爱文学，爱艺术，希望智慧而优雅地生活，在这方面，他无比真诚。

时隔十几年，才有缘读完他两本散文集，知道他也有懒散的时候，那也是一种风度。

得知木心去世的消息后的周末，去了书店，买了他四本书：《哥伦比亚的倒影》《素履之往》《我缤纷的情欲》《即兴判断》。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一套木心作品，书店当初都有，几年下来，陆续被人买走，仅剩此四种。我拿走四册之后，便只剩两种了。他的集子，只有一册是小说：《温莎墓园》，已经卖掉。

等到下一个周末，去图书馆借回《温莎墓园》，这样，他的诗、散文、札记和小说，每一门类都接触到了。《美国喜剧》篇里有句话：“文明”是“愚蠢的复杂化”。不知道是他自己说的，还是转引他人的，总之很可解颐。福柯引他同胞的名言：在我们这个时代，不疯癫只是疯癫的另一种形式。木心喜造格言隽语，猛一看像披了一件古希腊罗马的长袍，或者哲学家笔下悠悠漂浮在贵妇人沙龙里的那些漂亮缎子。王尔德的一些话，未必有多深的道理在里头，只是说得聪明尖巧，不由人不佩服。道理之外，看见作者的态度，这比道理更重要。

木心称许鲁迅，就像弟子陈丹青后来称许鲁迅，不是虚言。他对鲁迅作品确实熟悉，短篇小说有完全模仿鲁迅的，尤其是语言和结构。《完美的女友》里说那位女雕塑家：“关于她自己呢——已复婚。有了儿子和女儿，很可爱的。事业顺利，雕塑件数倒不太多。”最后那句话，很典型的迅翁口气。轻轻一转，也未必意在讽刺，仿佛对亲近的朋友开玩笑，戏谑之中不无怜爱。小说末尾提及：“中国的京城，除了风沙袭人的春天，夏秋冬，都是极可爱的。”这自然是模仿《祝福》的做法。

一个人活到八十岁，读书学问是一方面，人生经验是另一方面。世事看多看透，本身就是智慧。有了智慧，大多数人缺的，是个漂亮的包装盒子，这盒子就是文字。木心有文才，上天还是眷顾他的。

辑三

茵梦湖

浪漫派如果清清爽爽到《茵梦湖》的程度，没有太多情感负担，不满篇问号和惊叹号，其中的上流，或能有几分南朝民歌的风致。《茵梦湖》和《少年维特之烦恼》并肩风行一时，尽管后者名头要响得多，歌德和译者郭沫若又都是我佩服的人物，但两书相比，还是更爱前书。维特懦弱，绿蒂矜持，不如莱茵哈特和伊丽莎白两小无猜，那么淡淡地爱起来，虽执迷而不放纵，最后波澜不兴地永隔，怅惘悠悠，如云在天。浓墨重彩何尝不是一种态度，然而有时候，内心深处的一点思绪，欲说不能，笔触在空阔无边的纸面上轻轻一扫，那就够了。

学英文的读物，小说有一种简写本，除了删去冗长的描写和抒情议论，文字也经过整理，注意控制词汇量。我早年读的西方小说，有名著，也有通俗读物，很多是简写本，故事脉络清晰，推展自然，觉得亲切，大有好感，不认为比起原作有多大损失。读当今一些名家之作，遇到有些比较好的，手头痒痒，恨不得亲自操刀，替他弄成个简本、节本，风格顿时就出来了。《茵梦湖》篇幅本来不大，分为小节，加标题，好比儿童故事。一直怀疑读过的版本是经过改写了的，因为外文的名著简写本，便有直接翻译过来，当做原著的。搜罗各处收录的译文，没有找到更详细的版本。大概施笃姆的原作确是如此。

莱茵哈特虽然行为始终像小孩子，却爱写诗，写在小本子上自己看。性格内向而感情细腻的人，多以这种不需要听众的方式倾诉，而且他觉得爱的情感如此纯洁，仅仅倾诉给他人，就已经是亵渎。这样的“不可倾诉”加重了他的孤独，同时使他的爱愈觉神圣。

书中的小诗一概直抒胸臆，即情即景，浑然不见技巧，然而情真意切，自然动人。如要比方，便是《子夜四时歌》。区别仅在于，《子夜四时歌》是活泼泼的女子口吻，这里说话的，却是一个害羞的大男孩。

《茵梦湖》译本无数，不断重印，从图书馆的书架旁走过，心念微动，随即一笑作罢。每次看到陶醉在期望中的中年妇人抱了一叠十几本成系列的港台言情小说，不嫌沉重，匆匆往楼下走，也是忍不住这样笑一笑。追逝，或者心有不甘什么的，皆是人之常情。而我很多书不愿重读，是担心破坏了早年的记忆，但同时越来越对记忆里的种种美好感到忐忑：那些“确定的存在”果真存在吗？我们所有的记忆难道不都是为此刻的生活寻找理由，或者说，寻找快乐吗？然而记忆不确定，无从证明，亲身经历的，只要时间够长，终将与读书所得无异。

伊丽莎白没有嫁给莱茵哈特，原因只在“阿娘严命不可违”。如果没有这句诗，我可能会想到，《茵梦湖》之所以是个悲剧故事，也许伊丽莎白后来像无数电视剧里的主人公那样，早早病死了。死亡总是悲剧最懒惰的构成手段，可是照样感人。借助同情征服读者，事半功倍，屡试不爽。大学同寝室的一位，酷嗜童话，他说某些抒情小说如《茵梦湖》，还有巴金从世界语翻译过来的《春天里的秋天》，不妨当作童话看。落实到《茵梦湖》，我深以为然，《春天里的秋天》则过于感伤。至于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好像收在同一套“外国抒情小说选”里——还有纪德的《田园交响曲》，就像文人的拟作之于乐府原作，或者还更精巧，却非旧时月色。

喜欢童话的同学坐在他靠窗的上铺，不分白天和夜晚，放下蚊帐，读书写字。他喜欢大声朗读，自顾自地，完全忽略周遭事物的存在。三年时间里，不止一次听到他念《茵梦湖》中的诗，声音平静，没有抑扬：

浪迹他乡入歧途，
迷离恍惚似神游，
路旁少女亭亭立，
唤我异地勿长留。

约翰·克里斯朵夫

《约翰·克里斯朵夫》在中国的成功，一半归功于傅雷的译文，一半归功于年轻读者对奋斗的崇信和对成功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作为一本励志小说被阅读的。罗曼·罗兰过于热情的，充满了不必要的诗意和哲理的语言，对于人生阅历尚浅却满怀理想的人，是一杯浓烈的白酒。我在大学期间读这本书，是一口气不停地读完的，它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影响着我，而这种影响，虽然我已极大地改变了对它所宣示的理念的看法，仍然是积极的。

在写作方法上，除去繁复的外饰，罗曼·罗兰是一个图解理念的人。《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每个章节都可以对应历史上无数贤哲的“人生论”中的题旨：逆境，个人奋斗，友情，爱情，家庭和事业，奉献，天才的孤独，对世俗的反抗，政治和艺术，成功和被社会接受，等等。一般说来，法国作家善于冗繁，不管这冗繁是作为优点还是作为缺点。但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极端。另一头，是普鲁斯特。德国的托马斯·曼介于罗曼·罗兰和普鲁斯特之间。《魔山》如果稍微简洁一点，《绿蒂在魏玛》如果写成《道连·格雷的画像》那样的风格和长度，也许会好一些吧。雨果也喜欢议论，如著名的《海上劳工》的开头，但雨果是有社会眼光和博大胸怀的，而不仅仅是个人情感——在罗曼·罗兰这里，奋斗之苦，包括个人对社会的反抗，变成了和爱情一样的纯粹强烈情感的痛苦。

罗曼·罗兰当然没有错，错的是他在这里就停止了，人物也停留在这里。小说中的克里斯朵夫虽然最终成为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但他的伟大因罗曼·罗兰的夸饰而简单化了。

文学史上大多数的书是因为不足而未臻完美，也有一些书是走过头了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除了思想上的局限，在写法上，它远远不够节制。

当年读完《约翰·克里斯朵夫》，意犹未尽，等到他的《母与子》出来，立刻买回。但《母与子》未能终卷，它和《约翰·克里斯朵夫》太像了。无休止的抒情终于让我失去了耐心，以至于后来对所有“抒情小说”和“哲理小说”都很警惕。

读《母与子》也有收获，就是一个名字：安乃德。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大有儒家的谦和之美，但怎么也看不出一点女性的气质。我到了纽约，入学读英文，班上一位欧洲女孩，就叫这个名字，听他们的发音，才知道这个安乃德，听起来真是妩媚之至。

一九八四

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在中国，早有董乐山先生的名译。早在1979年，就已在《国外作品选译》上分期刊出，1985年出了单行本。我手里有的是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万有文库本，1998年3月的一版一刷。但我买到它，是在很多年后。所以，我读到中译的《一九八四》是很晚的，尽管久闻其名。

在哥大学英语的时候，买了一本英文原版，勉强读完，充其量算半懂。同时还在阿姆斯特丹大道哥大后门的旧书店，买了一本奥威尔的散文集，书名大概是《射象》。我不知道董先生的中译已经面世，还以为这本书和《动物农庄》一样，仍在封禁之列。带着对“禁书”的好奇，连《动物农庄》一起读完，不如想象的那么喜欢，也没有觉得震撼，只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除了英文不好，理解不深，也许还有阅历不够的原因吧。二十年后再读，这次读的是董译，一气读罢，故事不动声色，仍是满纸绝望，然而已经习惯了。因为习惯，《一九八四》不再张牙舞爪，而是羔羊一般温驯。事实上，所有的反乌托邦小说，都不再使人惊奇：现实毕竟强于一切。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提到人类历史上的最臭名昭著的清洗和迫害，分别是：中世纪的宗教迫害，20世纪的纳粹德国和苏联。书中人物奥勃良说，就效果而言，宗教裁判所完全是一场失败，因为其目的本在根除异端邪说，实际上却巩固了异端邪说，他们每烧死一个异端分子，就同时制造出几千个新的异端分子。原因在于，宗教裁判所在敌人还没有悔改的情况下杀掉他们，结果是成全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殉道者。俄国人懂得这个道理，绝不让敌人修炼成烈士。他们用尽一切方法，严刑拷打，单独监禁，摧毁对方的人格，直到把他们变成民众不齿的匍匐求饶的可怜虫。可是若干年后，死者仍然成了烈士。原因何在？那是因为俄国人忘了消灭历史。《一九八四》中虚构的大洋国的“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精神上彻底击败敌人，从而改造他们，他们严刑之后的忏悔必是“真心的”忏悔；其次，关于异见者的记录全部清除，当他们在肉体上被消灭以后，在历史上也被消灭了，他们从来不存在，因此，永远不会有沉冤昭雪。

在一个人被彻底改造之前，统治大洋国的“英社”不会杀掉他，因为那意味着失败。异端思想的存在，无须化为反叛的行动，本身就造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不纯洁”。因此，在肉体上消灭敌人不算什么，彻底消灭一切异端思想，才是统治的根本。小说结尾，温斯顿经过了地狱般的折磨，经历了背叛和被背叛，出卖他人和自我出卖，终于满眼流泪，“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他承认这个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正常和合理，尽管这正常和合理是用不寻常的方式灌输和维系的。事实上，温斯顿在报社的工作，就是按照后来发生的事来修正历史，以保证在此时和未来的人眼里，导师和领袖“老大哥”过去的所有决定和预言从一开始都是正确的。温斯顿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他对精美旧物的迷恋，对爱情的索求，企图在微不足道的程度上获知真相，都在老大哥“完全没有黑暗”的残酷光明中烟消云散。于是，在长长的走廊上，“等待已久的子弹穿进了他的脑袋”，他在忏悔的幸福中毫无意识地死去。

奥威尔设定的1984年的世界，三个大国并存：大洋国，即美国及其征服的南美和英国；欧亚国，即苏联及其征服的欧洲大陆；东亚国，即中国及其征服的日本和东南亚。三国的意识形态，在大洋国是英社，在欧亚国是新布尔什维主义，在东亚国是中文的“崇死”或“无我”。

书中还有一处提到中国。奥勃良使出最严厉的酷刑对付温斯顿，即用笼子紧扣人的脑袋，笼中的老鼠会发疯一般啮咬人脸。奥勃良解释说，这是古代中华帝国的常用刑罚。

事实不是这样。很多人，包括鲁迅先生，都以为中国古代的酷刑是最惨无人道的。中国人在很多不好的方面，确实有伟大的建树，但在酷刑一事上，西方显然不甘让中华帝国专美于前。单是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刑罚，就足以让最有想象力的虐待狂叹为观止。

奥威尔说的“消灭历史”，不是专制智慧的极致，也不是大洋国的首创，顶多是阶段性的集大成。博尔赫斯曾提到，秦始皇焚毁在他之前的历史，以便让历史从他那里开始。鲁迅在奥威尔之前，也已经指出过了。在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谈到“自首”问题时说：

“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圣’字了。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

基督教先前遭受迫害，耶稣钉十字架，圣塞巴斯蒂安被乱箭穿胸。等到宗教裁判大权在握，照样迫害杀人。他们杀人，以烧为主。相应的酷刑和刑具，有锯刑、轮刑、浸河、钉楔子、车裂（不同于中国的五马分尸，它是四马分尸）、吊笼、铁鞋、刀凳（胜过中国的木驴）、碎头机、铁娘子等等，奇巧淫技，匪夷所思。相形之下，钉十字架和乱箭射杀，就像中国皇帝改凌迟为斩首，已是一极大的恩惠了。鲁迅没举宗教迫害的例子，他又不及见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盛况，才会说“残虐实不及中国”。但这话也不能算错，因为还有将来，还有过去中我们不知道的部分，包括尚未被毁的秘档。

自“五四”以来，直到现在，翻译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作用，似乎是别的国家难以比拟的。我们缺乏的太多，所以需要借鉴。翻译家以身心融贯于他翻译的著作中时，就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家，而是一个强有力的言说者。这样的翻译家不多，而董先生是其中之一。

简·爱

勃朗特姐妹俩都是把哥特小说写成了文学名著的。虽然我一直很欣赏毛姆，但毛姆对《呼啸山庄》的高度推崇却没怎么影响我，我还是觉得《简·爱》更好。《呼啸山庄》的叙述松散凌乱，不像《简·爱》那样借助自传的形式一路不紧不慢地往前推。罗切斯特和希斯克利夫都是哥特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怪异，病态，值得同情。虽然都有过心灵的创伤，区别在于，罗切斯特善良而正派，希斯克利夫的乖戾和残酷，虽然事出有因，却与善良不沾边。《呼啸山庄》中的女性是命运的玩物，简·爱则不然，她始终是独立的。简·爱不是一个只会或只能等待被拯救的弱女子，除了翘首等爱，什么也不会。她自救，而且救助她爱的男人：从实际上的救一命，到精神上的慰藉。

除了独立坚强，简·爱和大多数小说中的女主角不同的是，她一点也不漂亮。女主角不漂亮的爱情小说很难吸引人，尤其对于年轻的读者。但《简·爱》做到了。读到后来，读者心中只有一个年轻女子的形象，却完全忘记了是否漂亮这回事。大学里时常放映英语教学片，有配音的，有不配音的。放映这类片子，等于英语系女生的节日，因为她们可以听懂别人听不懂的念白，可以模仿别人模仿不了的片中的俏皮话。我记得看过《简·爱》之后的几天，在打开水的地方排队时，常能听到英语系女生不无得意地交换着电影对白，大概总是和爱情有关的吧，念完，相对大笑。

我能听懂的都是罗切斯特先生的那一句：“爱小姐！”

那个《简·爱》版本不太出名，大概是一部电视影片。其中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就是简·爱确实不漂亮，而且发型和衣饰都故意弄得很刻板。

后来我看到了好莱坞1943年的著名版本，编剧之一是小说家阿尔多斯·赫胥黎，导演是罗伯特·斯蒂文森，由奥森·威尔斯和琼·芳登主演，非常豪华的阵容。除了外景有点假——也许是为了突出景物的诡异，过去的小说和电影最爱这么干——其他都好，而且是太好了，好得过分。威尔斯是个天才儿童，长相有点怪，但极富个性。芳登是我喜欢的女星，一贯扮演小鸟依人的角色。她演简·爱，一下子就把夏洛蒂·勃朗特苦心经营的人物原型颠覆了一大半。芳登的简·爱还是刚强的，但时不时的，她的温柔如朝暾四射，统治了一切。芳登眼神柔和，带点哀婉，在罗切斯特面前，她基本上是顺从的，而且顺从得让人觉得非如此不可，因为她是简，不是别人。其次，更要命的，芳登很美。这样的女人，罗切斯特想不爱上都不行。当芳登满面哀戚地倾诉：“如果我有财富和美貌……”，观众会忍不住跳起来：你还嫌不够美貌啊！勃朗特一直希望，男人爱简，是爱她的坚强和善良，诚实和正直，爱她的知性，可是这些，在芳登天使般的面容之下，瞬间土崩瓦解。

威尔斯的气质和劳伦斯·奥利弗颇为近似，电影《呼啸山庄》里奥利弗扮演了希斯克利夫，和梅尔·奥伯隆配戏。结果，奥利弗把希斯克利夫的邪恶消解了百分之八十，就像芳登消解简·爱的不漂亮一样。所以，在我这里，电影《呼啸山庄》比小说可亲。它柔和了，更近世俗，所以它好。我受不了神经病，受不了野蛮，受不了极端的如洪水猛兽一样专事毁灭的爱，受不了虐待女人，受不了不管什么人拼命高攀，往上爬，像《红与黑》里的于连那样。司汤达也许会郁闷吧，我不喜欢他的《红与黑》，我喜欢《巴马修道院》。

老人与海

海明威属于被严重商业化的作家，从他身上衍生的某些性质，是世俗的虚构，基于可怜的一点表象：大胡子，狩猎，战地记者，迷惘的巴黎时代，南美小镇的隐居，英雄主义，厌世主义。最后一项最接近真实，然而即使有这么回事，也是被夸大了的。海明威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借用这个名词，不过要说明，第一，海明威的厌倦是从对一种精神时尚的随波逐流开始的；其次，他受到《传道书》的影响，所取在《传道书》为了肯定绝对的“唯一”而对万事万物之意义的彻底否定。这两个因素都源于误解，前者由于过深而后者由于过浅。海明威从来不是一个富有哲思的作家，他到不了那个层面。对于世俗，他试图提升到哲学高度，这使他显得很像一个大作家，而且成功地培养出自己的崇拜者；对于哲学，他有不算很深入的理解，并尽力在著作中贯彻他的理解，这使他作品中的所谓思想深度经不起推敲。尽管如此，叙事的有力，依托丰富的个人经验自然流出的情感沉迷，加上《传道书》的一抹晚霞似的色彩，使他的书至少可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脱俗的。尤其是《老人与海》。

没有《传道书》，《老人与海》充其量是一部狩猎冒险小说，当然，是最好的狩猎冒险小说，就像福克纳的《熊》，甚至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后面两个故事也是贯彻着思想的，杰克·伦敦几乎像是用针头向西瓜里注射糖水一样那么明显地把他崇信的哲学观念注入作品中，而不是像伟大的作家那样，态度和思想是从作品的每一行每一段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的。海明威对《传道书》的认知虽然有局限，但他确实是浸染在《传道书》里的，《老人与海》的幻灭气质如同天生。愈是坚强，失败愈是彻底，愈是不可挽回，因此也愈有悲剧气氛。从一个佛教徒的立场来看，海明威笔下人物的坚强，以及从前的强大，就像“执”，不是美德，而是一个弊病。

桑地亚哥年轻时与人掰手腕，垂暮之年只能梦见狮子。狮子是海明威渴望长留的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自信，但狮子远在非洲，在雪山之下，距离此时的渔村，无限遥远。

梦见狮子远远不是末路，因为梦见本身还是一种能力，意味着自身价值的依然存在。如果连狮子也无复梦见，死亡就成为仅剩的选择。梦的意义是怎么都不会高估的。想想孔子，他老人家最后的哀伤，一部分就来自他没有能力再梦见周公了，而周公是伟大事业的象征。

读《老人与海》是当英语学习的范本。英汉对照，读了太多遍，每一字每一句都熟悉。如果不是学英语，很少会这么反复读一本书。海观先生的译文经得起这么折磨。我那时读完英文，合上书，想一想，再去对照中译，对海观先生佩服不已。后来对海明威的兴趣，全部出自这部中篇，而其他书的影响都不能盖过它。一些我喜爱的短篇，如《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白象似的群山》，还有《弗兰西斯·麦康伯先生短暂的快乐生活》，也永远笼罩在它的阴影下。

侦探波罗

一口气读了五本阿加莎·克里斯蒂。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版，小开本，黑色封面，每一本都不厚。我读过两遍克里斯蒂的全集，先是台湾版，后来是大陆的。说全集，都不全，缺的几种，从别的系列里补齐了。小说之外，话剧《捕鼠器》号称戏剧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一部，楼下就有上海译文的中译本。好几次，已经把书抽出来，却不想读。

当代的侦探小说，特别是日本的，过于追求诡计的设置，技术至上。人物薄弱不说，社会背景和文化习俗，也都没了。想想福尔摩斯和华生冬夜炉边无言对坐，是什么样的境界。马普尔小姐在安静的小村庄里，一边织毛衣，一边和阿婆阿姨们拉家常，慢悠悠地把案子破了，气氛也很迷人。

侦探在不同的侦探小说家笔下各有妙趣，相似的只有一点：他们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福尔摩斯是19世纪初科学怪人的变体，智力超常，但有轻微的毒瘾。爱伦·坡的迪潘，不喜欢白天，只爱黑夜。书呆子和酒鬼也是大侦探的常见类型。而克里斯蒂在书里，则着意写出大侦探波罗形象的可笑：蛋形头，五短身材，头发白了胡子却是黑的，矫揉造作的修饰，尤其是两头翘的胡子。好吹牛，他那句总也说不厌的“灰色小细胞”，以及必不可少的故弄玄虚，别说身边的警察和朋友，就连我们读者，也觉得厌烦而只能苦笑了。一句话，波罗是一个小丑的形象。每一个初次见到他的人，对他的外貌和做派，都会忍俊不禁。

对比来看，福尔摩斯却是标准的英国人：身材高瘦，鹰钩鼻，深目。他性情怪异，形象却是庄严的。

书中人物在对波罗的形象表示惊异之后，常常放松似的感叹一句：哦，一个外国人。言外之意，果然不是英国人。不仅是外国人，而且还是不容易搞清国籍的外国：比利时。由于说法语，波罗常被误以为是法国人，这使他颇为气恼。

作为弥补，克里斯蒂为波罗安排了一位华生式的忠实朋友海斯汀斯，一个标准的英国军人兼绅士，身材修长，面貌英俊，为人正直，待友忠诚，严谨而略乏幽默感。在外形和经历上，海斯汀斯兼有福尔摩斯和华生两人的特点。

波罗的破案方法，与迪潘和福尔摩斯比，并没有新东西。但他更借重于谈话，从纷纭混乱的夹带着各种谎言和错误的话语里窥探真相。福尔摩斯的推理清晰而直接，情节推展快，言语少而动作较多，带有冒险小说的特点。这一风格，为后来创造了特工007形象的伊恩·弗莱明所继承。陶醉在滔滔不绝的谈话里，彰显了女性作者的气质。在这一点上，克里斯蒂和珍·奥斯汀有一定的联系。

个人的情感特性，即使在侦探小说这样纯粹为取乐的文学样式里也随时浮现。在《ABC谋杀案》的结尾，波罗对连杀多人、并企图嫁祸于一个孤独老者的乡绅弗兰克林极为气愤，因为弗兰克林一向仇视外国人，“充满岛国的优越感”，更可耻的是，他的罪行“根本不像英国人干的，不光明磊落，没有运动精神——”

呵呵，杀人也要光明磊落，也要有运动精神。这就是克里斯蒂可爱的地方。这也是一种民族情结？

克里斯蒂谦逊。她本来没有必要，但仍然谨守了侦探小说两位伟大前辈（坡和柯南·道尔）立下的规矩：大侦探不结婚，独身终老。

劳伦斯·布洛克

很奇怪的，纽约作家劳伦斯·布洛克的小说常带伤感情绪，特别是私家侦探马修·斯卡德系列。布洛克营造的伤感气氛与死亡和爱情无关，却是酒精引发的。私家侦探容易酗酒，大概是工作压力太大的缘故。又因为业务的性质，窥见的多是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天天和死亡打交道，看惯他人的愤怒和悲伤，想不成哲学家都难。然而没有哲学家的天分却做了哲学家，积郁难解，和酒交朋友或是最简单的救赎之路，假如大醉也算是一种救赎的话。硬汉派侦探小说家的头号大将雷蒙·钱德勒本人就是酒鬼，他笔下的侦探菲利普·马洛也爱酒，所以小说中的场景少不了酒吧。马洛爱喝一种叫螺丝起子的鸡尾酒，是用青柠汁勾兑琴酒。钱德勒看多了，有机会，别人一问喝什么，脱口就是螺丝起子，结果还真喜欢上了。布洛克也被归为硬汉派，马洛爱酒而不沉溺，斯卡德则明确无疑地酗酒。小说里，他一直在接受戒酒辅导。我说伤感，是读过《酒店关门之后》留下的印象。那部小说又是写曼哈顿的，印象就更深。

《每个人都死了》（Everybody Dies）还是属于斯卡德系列，在这个故事里，斯卡德最不能释怀的死亡，是他的戒酒辅导员，他的亲密好友，佛教徒吉姆·费伯，在餐馆和他相约时被枪杀。杀手的目标本是斯卡德，偏偏那天费伯穿了和斯卡德相似的衣服，凶手进来时斯卡德又正好去了卫生间，结果费伯被当作斯卡德而遭难。

斯卡德系列连读数册，你可能会为书中每隔几十页就少不了的嗜酒描写感到不耐烦。布洛克要么是情不自禁，要么他觉得，这是塑造人物的有力手段。在一个和酒有着安全距离的读者看来，布洛克若有病态。我好奇的是，布洛克写酗酒者经过酒店时的心理矛盾和难忍的痛苦，那么自然逼真，难不成他自己也是个酒乡异客？

故事结尾，斯卡德一改往日温情作风，痛下杀手，尽歼匪徒，其原因，便是费伯之死。这仍然归结到酒精上。费伯是斯卡德唯一的获救希望。戒酒协会如果没有费伯，徒增忧伤而已。《每个人都死了》描写斯卡德的伤心和追悔，引了波斯大诗人奥玛尔·海亚姆的一首四行诗：

挥动的手指书写，而且在书写完成后
仍继续挥动。你的虔敬和机智
都不能让它更改半行
你流尽泪水也难洗去一字

最后那一行，在全书临终时还出现过一次。

斯卡德的朋友，后来放下屠刀，真的立地成佛的黑帮老大米克，就人生和死亡的话题，和斯卡德有过深入的对谈。他总结一生，说了这样一段话：

“有哪个人想到我会活这么久，一直活到现在呢？仔细想想，你会认为我一定早被哪个家伙给宰了，或早就死在自己的冲动鲁莽之下。是的，我有过一段还不错的旧日时光。有些事我做了，但很后悔，希望自己没做；也有些事我没能做，但也很懊恼，希望自己做了。但总而言之，就算可以改变这一生，我也不要。更何况，话说回来，也不可能，不是吗？”

“我很走运，拥有我所有的这一切，但如果这一切必须告终，那就让它告终。我看过太多的人死去，不会再惧怕死亡的过程。如果说会疼，嗨，生活里会疼的事可多了，我不怕这些。”

你看，这怎么也不像出自一部侦探小说。

斯卡德喜欢的那首诗，郭沫若在《鲁拜集》里是这么翻译的：

指动字成，字成指动；
任你如何至诚，如何机智，
难叫他收回成命消去半行，
任你眼泪流完也难洗掉一字。

也许是因为太求古奥，郭译的这首诗变得柔和多了。《鲁拜集》是年轻时熟读的书，这一首却没有印象，显然觉得它平易。而读《每个人都死了》中唐诺先生的直译，反而觉得惊心动魄。我不知道这是单纯文字的关系，还是一首诗恰巧被幸运地放置在了最适合它的语境里。

毛姆和格林

在北京那几年，买书的一大专题，是20世纪西方小说。英国作家里头，弗吉尼亚·伍尔夫、毛姆和格雷厄姆·格林都曾让我着迷。这三位的书，截止到出国之前，所有新出的译本都配齐了。有的没出书，收在杂志上，如伍尔夫的《海浪》，那杂志也收着。格林的作品，先在《世界文学》上读到《永久占有》等短篇小说，继而买到《问题的核心》；毛姆的则是《月亮和六便士》，还有英语读本上配以周熙良先生译文的《刀锋》第一章。《刀锋》稍晚才读到全文，周先生在译序里认为，主人公拉里的原型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那时我对以作家和艺术家为原型的小说特别感兴趣，大概是好奇心太强。闭关太久，对近百年来的西方文化几乎没有了解，点点滴滴接触，自然激起难以遏止的贪欲。读这种沾点传记影子的现代小说，可谓一举两得。《月亮和六便士》是以画家高更为原型的，《寻欢作乐》据说写的是哈代。《刀锋》里讲了些印度哲学，和维特根斯坦关系不大，但周先生兴致勃勃的考证本身便是一篇妙文，何况他还提到对侦探小说的喜爱，译文又那么漂亮。对一个作家的认知，读的第一本书至关重要，如果不喜欢，很可能再也不会去读他的书了。而读外国作品，通过译文读，译文的优劣，便影响读者的好恶，尽管译文和原来的作者无关。《刀锋》幸运，遇到周熙良这样的译者。《月亮和六便士》还有《问题的核心》，也幸运，两本书的译者都是傅惟慈。傅先生还译了格林的《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

毛姆善于讽刺，格林喜欢探讨道德问题。但他俩都写消遣小说，特别是格林，写了不少间谍小说。20世纪80年代初，武汉江汉路有一家外文书店，二楼专卖影印的外文原著，装帧简陋，封面没有图案，只有书名和作者，卖的也便宜。我好高骛远，买了格林的《斯坦布尔列车》，带到北京，从头读一遍，似懂非懂，隐约感觉是一个逃亡和追杀的故事。就花了不少时间，抱着字典翻译，大概翻出了不到四分之一。如果没有离开北京，说不定也能翻完。我的英语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很急功近利地往前学的。

印象里先有一本北京版的《毛姆短篇小说选》，小三十二开，蓝灰或浅绿色的封面，干干净净的，可是后来从没找见。哪怕丢了，也该有点记忆呀，偏偏没有，以至于现在分不清是不是真有这本书。现在身边另有一本湖南版的，大三十二开，淡紫色封面，收了四十多篇故事，很厚的一册。几年前还翻出来读，读一个贪吃的女人敲诈穷作家的《午餐》，读关于一个富有心计却又柔顺如水的好女人的《宝贝儿》，还有大名鼎鼎的讽刺小品《无所不知先生》。有一篇讲一位男子全世界乱跑，只求甩掉急着结婚的女友。毛姆挖苦起人来真是不费力气，大概他确实见多识广，而那些被挖苦的人也不见得有多坏。心理是正常的心理，所求是正常的所求。欲望、虚荣心、自尊心、嫉妒、卖弄、伪善、势利，哪个人身上没有一丁点儿呢？毛姆犀利而不刻薄，他笔下的女人多是优雅而有点多愁善感的，尤其是那些流落到太平洋的小岛上的，遇到的男人很多是粗坯，不能理解她们，然而他们的粗野和怪异却又能满足她们对于浪漫的幻想。缺点是势利和自私，如《刀锋》中的伊莎贝尔。

格林《问题的核心》里谈到怜悯和责任，他有一段关于怜悯和爱的文字曾经让我大受感动，尽管我那时并无恋爱的经验，却一直想着，有了怜悯的爱，才能满足男人的自大感和自尊心，因为怜悯的前提在女性的弱，甚至是逆境。男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救助者。

现在看来，这样的理解是荒唐的，现实也和这种理解格格不入。也许格林的问题在于，那些虔诚的男人终生背负着道德的负担、道德约束的结果，是他们连起码的行为能力也快要丧失了。情感显然是危险的，因为它总是和道德背道而驰。当情感一时占了上风，道德的报复在未来的所有岁月，如檐水滴石，直到把一个人击垮。他们死于罪恶感，罪恶感是他们最终的认知。到这个阶段，行为已经超越了道德，即使罪恶感也是无关道德的。

毛姆和格林在小说的主题上大相径庭，但在我这里，这两个同时进入我视野的作家，写作的风格是近似的：他们是最正统的叙事者，按部就班，舒缓从容地讲给我们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按说这样的作家是很多的，但他们给人简单轻快的感觉，好像在说，小说嘛，就像一个白衬衫牛仔裤的年轻人，神清气爽，而且一点也不复杂。

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

每个人身上都有善恶二重性，每个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双重人格，人类灵魂的二元性来自原初，而且毫无例外。善恶在不同的人身上，好比混合成溶液的两种化合物，只有配比的不同。杰克尔博士就认为，在他身上，善恶之比是九比一。正因为恶只占十分之一，纯粹的恶化身的海德先生，体型就比杰克尔博士小得多。

有人或者认为，借助书中角色杰克尔表达的善恶二重性的观点，不代表罗伯特·斯蒂文森本人的看法。这是不对的。斯蒂文森从小说一开始就强调了二重性这个问题。好人典范的律师阿特森——故事基本上是以他的视角叙述的——以自我克制著名，对于他人，有非凡的忍耐力。克制和忍耐，表明他身上有他不以为然、不愿意表现和不愿为人所知的一面。尽管作者用调侃的语气说他“用喝杜松子酒的方式克制对酒的欲望”，但背后的事情还很多，因此阿特森才成为一个“沉闷阴郁”的老单身汉。

书的最后一章是杰克尔博士的自供。在这一章里，杰克尔博士所有思索性的文字都是关于双重人格的。正像溶液的比喻所暗示的，杰克尔博士相信他能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互为牵制因此也是造成人痛苦根源的性质分离。纯粹的善和纯粹的恶在获得自由之后，带来的是无比的快乐，尽管后者在道德上是痛苦的。

杰克尔博士的冒险除了科学上的追求，或者更简单地说，出于好奇心，出于长久的沉闷生活激发的异想天开，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分离带来的自由，分离是对一切束缚和权威的废弃，善恶各自摆脱对方的期望和折磨，从此可以为所欲为。杰克尔认为，把两种“道德指向南辕北辙”的事物捆绑在一起，是痛苦的根源，因此是一个大祸根。

事实上也是：当杰克尔博士服下配置的药物，完成化身过程，第一次在镜中看见另一个自己——海德先生——时，尽管海德先生满脸邪恶，丑陋而畸形，以至于其他人看见时，只有厌恶和恐惧，杰克尔博士看见的却是矮小和年轻：“当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那丑陋的影像时，出乎意料，我心中涌起的不是强烈的反感，而是突然想张开手臂欢迎他的到来。这也是我，比我更自然，更人性化，他是我更加生气勃勃的化身。”

堕落是快乐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忍受不了堕落的诱惑的原因。堕落之所以快乐，因为它总是和感官的欲望相联系，而道德是纯粹精神的，纯粹精神的事物不乏庄严，但基本上是枯燥烦闷的。我们可以从一个反面的例子来论证这一点：以道德自命的人物常常是暴虐的独裁者和酷吏。到后来，当道德需要操持道德的人继续自我克制，付出更多的牺牲时，他们不得不放弃，同样沉湎于俗世的快乐，于是，道德彻底变成了伪善，同时成为迫害他人更现成的借口。

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样，杰克尔说，他不能克服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之枯燥的厌倦，他的生活中固然有快乐，而且是容易得来的快乐，但这种在“伪装中匆忙寻来的快乐是有损尊严的”。这种“容易的快乐”是什么？作者没有明说，我猜是狎妓。好莱坞改编的电影就直接添加了一个妓女，其中一个版本，妓女由英格丽·褒曼扮演。

堕落止于狎妓，那也不算什么。海德的快乐很快“转向骇人听闻的罪恶”。

首先，他从犯罪中得到享受，一切行动和思想为了自我，外在世界只不过是他享乐的工具，或者说，他享乐的牺牲品。为了个人的快乐，或者仅仅是为了一个偶然的、奇怪的念头的满足，他人可以供他为所欲为。海德说，他从对别人的折磨中获得快乐，就像痛饮杯中的琼浆。他不仅是彻底的自我中心者，而且欲望无穷，像野兽一般贪婪。

其次，快乐还在于，罪恶无虞惩罚。杰克尔博士通过海德犯罪，而海德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他说：“只要让我溜进实验室，给我一两秒时间，配好原料早已准备在那里的药，一口吞下，无论海德做了什么，他都会像呼在镜子上的水汽一样消逝无踪。静静地坐在家里，在午夜书房的灯下，面对别人的猜疑尽情嘲笑的，将是学者亨利·杰克尔。”

人们雇凶作恶，自己藏身背后，抱着侥幸之心转移罪恶，企图逃避惩罚。为了利益而犯罪，为了掩盖真相而犯罪，总之，大部分的罪恶多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犯罪的过程充满焦虑，充满恐惧，带着矛盾和犹豫，因此不免痛苦纠结。杰克尔说，他的犯罪全然不同，他是第一个为了快乐而这么做的人，也是第一个能够这么做的人。超越犯罪本身的快乐在于，当其他人在社会上因为名誉和地位而戴着沉重的假面艰难行走之时，他却能够在一瞬间把负担全部甩脱，进入自由的天地。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一如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地方，杰克尔不过是一个微小的人物，他没有想到国王、王后、首相、大臣、将军、市长等等所有人，他们能够做的事比他不知容易多少倍。休说那些借助伪装得来的快乐，就是再骇人的罪行，也易如反掌。权力和法律操之己手，怎么会担心惩罚？当然，杰克尔在他的地位，只能想到这么多，他的洋洋自得不无理由。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曾经痛切表示，他最恨的，就是那些知法犯法、知道自己可以犯法而不受惩罚，又因为知道而以此自得、以此炫耀、以此为特权、为地位的标志，因而乐在其中，甚至为了乐趣和炫耀而超出实际需要地故意犯罪的人。

在性质上，杰克尔和刘鹗指控的人并无不同，区别仅在于规模和档次。也许正是规模和档次上的限制，使杰克尔在罪恶的道路上只行走了有限的距离。在快乐之外，他有孤独，对于海德逐渐失控感到恐惧。这样，选择自杀是唯一的道路，他在杀死自己的同时也除掉了海德，否则，他最终将百分之百地成为海德，而谦谦君子杰克尔将不复存在。

没有权力的人相对而言更容易自我拯救，因为他只需要和自己做斗争，而无须面对权力的庞大网络。

在《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里，斯蒂文森的主要人物全是单身汉，包括杰克尔博士，他的同行林恩博士，他的好友阿特森律师。阿特森的远房亲戚兼好友恩菲尔德，将海德的故事最先讲给他听的人，书中也无只字提到他的家人，很可能也是一个单身汉。不消说，他们的个人生活一塌糊涂。杰克尔的悲剧之所以发生，个人生活的枯燥也许是一个重要原因。

全单身汉的安排显然与我们理解的生活格格不入，因此，在好莱坞最著名的电影版本，即1941年由史宾塞·屈赛和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版本中，杰克尔变年轻了，有一位上流社会的未婚妻，正是原著中被海德杀害的议员凯鲁的女儿。还有一位妓女，曾为杰克尔所救，却是海德欺凌的对象。好莱坞一贯喜欢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在同样著名的1931年由鲁本·马摩连恩导演的版本中，杰克尔没有自杀，是被警察开枪击毙的。杰克尔的自我救赎之路，至此被彻底杜绝。

儿子和情人

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翻译出版，有人称之为洋《金瓶梅》。比拟不伦，莫此为甚。后来传出好事者欲做当代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引得一些对劳伦斯毫无兴趣的人，也想一睹为快，或者都是因为这个比喻引起的联想。劳伦斯自有佳作，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不太入流。西方人媚俗从众，与国人无异，电影拍了又拍，同样平庸得很。80年代，引介欧美文学，劳伦斯的评价高得很，高到超过毛姆，超过福斯特，与格林平起平坐。但在我心中，他有所不如。福斯特我不管，毛姆和格林我都喜欢，劳伦斯怎么和格林比？毛姆尽管通俗，但他幽默风趣，又会讲故事，我当然更愿意读毛姆。

北京期间，劳伦斯的小说，读了不少。《世界文学》或《外国文艺》杂志上选登过他的几个中短篇，觉得比长篇更好，像《马贩子的女儿》，有一股怜香惜玉的情怀，写得细腻动人。著名的《儿子和情人》，我有“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本，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套丛书，装帧设计大气漂亮。有几种为人借去不还，特别是如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念念不已，而今也买不到了。另有一些，选题不好，如《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和《恰巴耶夫》（夏伯阳），不想为凑数而买。起初曾有集齐全套之心，但因当时的情势，入选的垃圾之作太多，野心勃勃的计划只得放弃。多年以后，存下的大部分，如《侏儒》《雪国》《莱尼和他们》，因霉烂而丢弃，剩下的就更少了。所幸毛姆的《刀锋》还在，还有梅特林克的《青鸟》和《艾特玛托夫小说选》（其中收有《白轮船》）。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浸了水，所幸只败坏了几十页，至今也收存着。

《儿子和情人》有自传色彩。女人因丈夫粗暴饱受欺凌而把满腔柔情灌注到儿子身上，形成扭曲的爱，导致儿子一生的悲剧，这种故事，现实中很多，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劳伦斯写亲身经历，细微处有单凭想象不能到的婉曲，加上风格细腻，有写诗的经验，语言感性而优美，这书给人的感觉，就有故事之外的韵味。我一直觉得《儿子和情人》和毛姆的《人性的枷锁》颇多相似之处，不仅是自传小说，不仅是个人的成长，而是偏重于情感的成长，或者说，性的情感的成长。英国的大小说家多有一部书追怀个人的早年经历，狄更斯也写了《大卫·科波菲尔》，但狄更斯离劳伦斯就远了。

大学英文读本上，学过书中第一章中的一节：怀孕中的女主角格特鲁德（莫雷尔太太）与酗酒的矿工丈夫吵架，被丈夫关在门外，无处可去，走进花园。其时月色澄明，花香袭人，很有知识女性气质的格特鲁德沉思前事，哀怨自伤，对腹中躁动的小生命充满怜意。这段文字极富抒情性，充分显示了劳伦斯的诗人气质：

“高高的白百合花在月光下摇曳，空气中充满了清香。仿佛有精灵鬼怪在侧似的，莫雷尔太太提心吊胆地轻轻喘了口气。她摸摸白色的大朵百合的花瓣，又哆嗦起来。月光下的花儿似乎正在伸展开来。她把手指戳进白花蕊里，映着月光，手指上简直看不出金黄的颜色。她弯下腰来看看花蕊上的黄色花粉，可是花粉看上去却是黑糊糊的。她深深吸了一口香味，香得脑袋也晕了。

“莫雷尔太太靠在花园门上向外眺望，一时竟出了神。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除了感到有点恶心，还意识到胎儿的存在，她就像这股香味一样，完全溶化在晴朗苍白的夜空中了。过了一会儿，连胎儿也跟她一起溶化在月光这熔炉里。她和群山房子百合花静静栖息在一起，一切都仿佛共同沉浸在一场昏睡之中。”

初学英文，接触到这样的文字，久久难忘。对劳伦斯不多的好感，差不多全是由此而来。

然而此刻抄录这段译文，已无当初阅读时的沉醉，甚至觉得当年的感动未免太夸张。我已经没有能力享受单纯带来的快乐了。很多作家不再读，偶有重读亦觉索然无味，当真是由奢入简难吗？

马丁·伊登

《马丁·伊登》是个人奋斗或曰向上爬小说中最简单也最朴素的一部。马丁·伊登的梦想如果完美实现，包括娶美丽的富家小姐，现实中就有一个样板，斯各特·费茨杰拉德。但费茨杰拉德的梦归于幻灭，不知是由于失望，还是由于幸福太强烈，以至于他不能消受。我记得在大学宿舍读英汉对照本《马丁·伊登》时曾经很激动，就像听过一场英模报告，或以青年导师自居的励志派演讲家的现场表演。马丁投稿，几十个大信封轮流转，每寄必退，退回再寄，很给刚学写作的学生树立了典范。我就听过某同学转述这个细节，并以此自励。我下狠心投稿数次，难说不是拿马丁作了壮胆的白酒。

小说里，马丁·伊登照例有一个心仪的上流社会的女子，漂亮，活泼，具有反叛性格，喜欢他的粗犷，捎带着佩服一下他的才气。我想杰克·伦敦也是有真实经历为底本的，假如他只是臆想，那就太不地道了：我们的文学里，还缺少白日梦吗？何况这样的故事，已经多到成为俗套。西方社会近三百年，人文气息浓得像沥青，防风挡雨，而且一沾上身就很难洗干净。穷艺术家，还有哲学家，不乏豪门闺秀青睐。至于她们是不是像吃腻了猪马牛羊肉之后，想来一盘野菜，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在马丁这里，露丝的那点“捎带的佩服”使他感觉到双重的满足：精神的，以及身体的。他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和露丝心心相印。其实不然，他被爱的，只是强健的身体和掩盖不住的臭脾气。人家无意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人家只是好奇，因为他是来自另一个社会的人，因此新鲜。好奇占主导地位，说爱就牵强了。因为爱按照规定，是应当涉及心灵的。杰克·伦敦虽然有点天真，还没有天真到傻的程度，马丁终于还是“幻灭”了。呜呼，他不用自杀了，也无须借酒浇愁。

正因为杰克·伦敦还能幻灭，他就还是个野孩子。他写不出《富家少爷》（F．Scott Fitzgerald：Rich Boy），写不出《一颗像里茨饭店那样大的钻石》，他的夜色不温柔，但是，他也不会像杰伊·盖茨比那样，被人一枪送命。

玫瑰的名字

中世纪修道院的迷人之处，在其神秘的读书气氛。一方面，皓首穷经是很多修士的唯一事业，另一方面，在印刷术尚未传入西方的年代，书因其珍贵而带有神圣的性质。在当代，藏书顶多可以拿来炫耀，或炫耀学问，或炫耀财力。在中世纪，书不仅代表知识，而且代表权力。真正的权力，远在世俗的王公贵族之上，在财富和刀兵之上。他们相信，那些存世唯一的手抄本、手稿本里，隐藏着世界的秘密，神的秘密，人类灭亡和再生的秘密。自然，对于好奇的人和野心家，书里有威力无边的符咒，有往世帝王的藏宝图，有通往世外仙境的指南，有长寿秘方，有杀人于无形的利器，有阴谋的汇聚，有一切实用的智慧。等而下之，炼金术，房中术，哲人之石，毒药，引导人的灵魂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灵药，控制他人的力量，更无不深埋其中。

就负面而言，书像权力一样，有些内幕是永远不可以让人知道的。秘密一旦揭开，天地为之颠覆，头戴皇冠者将人头落地，《启示录》中的场面将瞬间成为现实。所以，为了保守秘密，有些人甘愿牺牲，杀人如麻也在所不惜。他们甚至相信，古代的哲人以隐秘的语言藏在书的文字之后的智能的极致，能使一个普通的人在拥有之后为神为魔，从此打开天堂或地狱之门。艾柯的小说《玫瑰的名字》，在阅读二十年后，留给我如此印象。而在一本名叫《中世纪的修道院》的书里，特别提到了修道院抄书人的日常生活，和佛教僧侣的读经和抄经生活迥异。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下，佛教传说的死囚在临刑时刻，念诵《金刚经》而枷锁自脱，就像小孩子捉住一只蜻蜓一样稀松平常。

我来美国之前，《玫瑰的名字》，还有美国流行小说家汤姆·克兰西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幻想小说《红色风暴在兴起》，正风靡一时。两本书我都追看。《玫瑰的名字》草草读过，书就留在别人家里了。我觉得没太读明白，想再读一遍，时时留意，若干年之后，终于在法拉盛一家台湾书店里找到，是皇冠出版社深红色封底翻译小说系列中的一册。艾柯热已经过去，新作《傅科摆》问世，盛况已经不再。我买了英译本，胡乱翻翻，就随便送人了。

艾柯是符号学家，他营造中世纪的神秘气氛，所用材料货真价实，写《达·芬奇密码》的丹·布朗，根本不能比。

希区柯克杂志作品选

姚姮翻译的《希区柯克侦探小说杂志》作品选，很早就零散地读过多种，那是台湾地区1977年出版的，每一册都很薄，至少有二十几种。书的开本小，纸张发暗，字也小，如果内容不是惊险故事，而是哲学或文艺理论，我大概一本都难以读完。书名选取其中一篇的题目，很吸引人，如《星期五吃肉》《步步惊魂》《蓝色时间》《惹祸的第三只手》。特别是“星期五吃肉”，不仅书名忘不了，连那篇故事也记得清清楚楚。封面上的署名是“希区柯克（Hitchcock，Alfred Joseph）撰；姚姮译”，当时让我十分惊奇。希区柯克是大导演，他怎么还写了这么多侦探小说，足足几百篇？而介绍希氏的文章，只字未提？赶紧查资料，这才弄明白，希氏拍惊悚片出名，派生产品不断，有电视节目，系列悬疑短片，还有一本《希区柯克侦探小说杂志》，姚姮翻译的，正是这本杂志上发表的小说，说希区柯克撰，当然不对。美国还有一种《艾勒里·奎恩推理小说杂志》，至今犹在，而那对推理小说奇才的表兄弟，早已人归道山了。《艾勒里·奎恩推理小说杂志》的作品结集，情况与此类似，也有人以为均出奎恩之手，好在中译本各篇标明了作者，读者不致误会。问题是，自姚姮初译希区柯克系列，直到今天，国内新版的各种选编本，还有题着希区柯克著的，或者不明说他著，但书名既然称作“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内收各篇又不标明作者，自然给人以希氏著作的误导。

姚译在台湾地区显然是很受欢迎的，到1993年，水牛出版社还在出新版，而此前的60年代末，水牛的版本名称不一，有叫“希区柯克紧张小说”的，有叫“奇情小说”“离奇小说”“诡异小说”以及“恐怖小说”的。未曾见过的版本，大概还有很多。直到最近，图书馆进了全套台湾地区出版的2010版，统称为《希区柯克小说精选》，每册另有四个字的书名，如《移花接木》《玩蝎女郎》《狗洞奇案》《索命骷髅》《冬日幽灵》《荒原鬼屋》，全是抓人眼球的字眼。

时代在进步，书，至少在外表上，是越来越漂亮了。2010年的新版，大三十二开，封面在黑色的背景上，叠印希区柯克著名的大胖脑袋，和紧扣书名的画面，比如《玩蝎女郎》，就有一只大蝎子的剪影，旁边是一位接电话的漂亮女郎的面孔。

这套选集二十册，每册二十多篇，全部加起来，近五百个故事。置于书架上，足够打发很多日子。尤其是，短篇侦探小说如果数量够大，又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人物彼此无关联，看到后来，故事容易弄串，因此，同一篇故事，可以反复看，即使到结尾的时候，想起从前曾看过，也不影响阅读的乐趣。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的一套，叫《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不知道一共出版了几集，我读了八集。这一套，注明是编译，不叫小说而叫故事，倒是很老实的话。编译故事，只要语言通顺，情节衔接得上，没有明显的纰漏，读者就该满意了。电影出版社的版本，前面几册还不错，到后来，译文渐粗糙，每读一篇，像吃一碗掺了沙子的饭，为了果腹，牙齿受罪。

姚姮译了几百篇故事，功德无量，可是她的文字，实在叫人不敢恭维。我从图书馆借回的新版，只读了五本，已经见到一个闲来无事的读者，在上面批改中文，所批都正确，估计这位是小学语文老师出身。丛书的第十册，名叫《长空浩劫》，顾名思义，该和空难有关，可它偏偏不是。所谓“长空”，是一片藏着毒蛇的沼泽。不过姚姮有个本事，她确实把故事基本顺溜地讲下来了，至于有没有人物的说话意思正好弄反了，只要结合上下文认真读，相信你能猜出来——这无疑增添了推理的乐趣。

读杂志选集的好处是明摆着的：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生活世界，笔下有不同类型的人物，有不同习惯下的情节营造，即使不完美，其丰富多彩，绝非单单一个作者，哪怕是柯南·道尔或克里斯蒂那样的作者，能够编造出来的。想想看，你连续读完福尔摩斯探案的几个短篇集，那是什么感觉。阴沉沉的伦敦，贝克街冬夜温暖的炉火，福尔摩斯永远让华生惊奇的现身和突破。这些，亲切之处在熟悉，单调之处亦然。在一份老牌杂志的作者群中，有名家，也有业余写手，而那些业余写手之所以拿起笔，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独特经历，他们遇到了生活中最不可思议又最精彩的事，他们不用加工虚构，只需略加剪裁，就是一篇巧夺天工的侦探或悬疑故事。

有心人是可以从这些故事里学到许多虚无缥缈的生活经验的，比如跟踪、监视、窥探、考验、设局、诈骗、恐吓、逃跑、躲藏，等等。我说的不一定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被动式，也就是说，你可以学会一点防范的常识。那么，也许有一天，当某个人用你从某个故事里读到过的语言引诱你时，你一下子就会笑出声：兄弟，这一招太老了，不灵了。您瞧！

二十年里断续读，从没读全过一套，但总的算来，《希区柯克杂志》的经典故事，至少读过二十本了，而且很多不止一遍。如今读台湾地区的新版，每本书中的故事，读过而且记忆犹新的，大约三分之一。《希区柯克杂志》从创刊至今，总共发表过多少篇，精选又可以选出多少，我永远不想知道。知道了，悬念就塌了。

巴别塔之犬

在卡罗琳·帕克斯特的《巴别塔之犬》中，读到一段关于刺青的故事。

大学教授保罗离婚后，以闲逛家庭旧货市场破愁解闷，认识了做面具的露西。两人一见投缘，随即约会同居，度过了九个月的快乐时光。海边小旅馆过周末的晚上，保罗觉得时机已成熟，便向露西求婚，不料得到的回答是“不”。露西虽然拒绝了求婚，却要保罗留着这个请求，希望彼此了解得更深入后再作决定。保罗热情难抑，一再坚持，露西只好让一步，说如果保罗能回答她一个问题，就嫁给他。

问题和身体有关。露西问：我的身上有刺青吗？

保罗和露西朝夕相处，自以为熟悉她身上每一寸皮肤。听到这个问题，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没有，你身上没有刺青。

但保罗错了，露西身上有刺青。刺青在头上。拨开头发，还能看见头皮上一块黑色的墨痕。那就是露西的刺青：蛇发妖女。十七岁时一段痛苦岁月的纪念。

那时露西的父母在离婚，她在学校也不开心。压力太大，无法排解，使她差点自杀。后来她得了一种怪病：每每控制不住，拔自己的头发。父母带她到处求医，完全无济于事。她自己釜底抽薪，干脆把头发剃光，然后刺青。

没有头发，自然不能拔头发；头皮上刺了女妖的形象，她觉得安全。留了一年光头，她的病真的好了。事后她想，那刺青等于一个护身符，保佑她度过了那段最痛苦的岁月。

五个月后，露西答应了保罗的求婚。

《巴别塔之犬》中颇多感人的细节，非常诗意，充满童话色彩。这种远离现实的细节，在通俗小说中本是惯技，但在此书中，似乎带着将现实本真化和个人化的意味。这种幼稚中不无高贵的努力，使人想起村上春树。

看惯了街头粗壮汉子纹满上身的涂鸦一般的刺青，很多人以为刺青似乎是黑社会的专利，即使不抱偏见，也觉得不文雅。其实有的刺青秀气得要命，刺青的人没准儿正是古典意义的才子佳人。刺青也不一定是反叛的标志，只是一种自我肯定或认同，一种自我珍惜的姿态，或者纯粹的，只是好玩。

但露西的刺青故事使人觉得哀伤。她受伤太深，内心太孤独。可世上就有那样一种人，向他人敞开自己的世界太困难。一方面是热切的渴望，一方面却不断后退，不断拒绝。只有愿望而没有能力是最可悲哀的事，很多时候，在很多人身上，都是如此。刺青护持她一时，不能护持她一辈子。她的现实太脆弱，保罗的爱不能改变她，也不能挽留她。

露西讲过一首苏格兰古诗的故事：有一位魔法无边的仙后，百事顺遂，却始终找不到真正令她心仪的男人。后来她爱上一位骑士，把他从人间带走，留在自己身边。骑士的朋友们历尽艰难，将他从灵界救回。仙后苦候了一辈子得到的爱情，最终仍然破灭，因为她和所爱的人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她的得到，意味着骑士的死。她和骑士之间，便如生死相隔。

在诗里，她只能一遍遍哀诉：你们带走的是我最好的骑士！

在露西和现实之间，正像在仙后和人世之间，也有这样一道鸿沟。

露西甚至还不如仙后：她不单受不了自己最好的骑士被夺走，她连这种预感都受不了。保罗有一天会离她而去吗？也许会，也许永远不。露西最终爬上苹果树，展开双臂，在一秒钟的飞翔，一秒钟的超出烦恼而同时生活着，一秒钟的无思无虑之后，摔死在自家的庭院。

伏脱冷

“这个社会有财便是德，凡是浑身污泥而坐在车上的都是正人君子，浑身污泥而搬着两腿走路的，都是小人流氓。扒窃一件随便什么东西，你就得到法院广场上展览。大家拿你当把戏看。偷上一百万，交际场中就说你是大贤大德。”

“你知道巴黎人是怎样打天下的？不是靠钱财的光芒，就是靠腐蚀的本领。在这个人堆里，不像炮弹一样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诚实正派毫无用处。”

“要弄大钱就得大刀阔斧地干，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跟厨房一样腥臭。要捞油水就不要怕弄脏手。只消事后洗干净。今日所谓的道德，不过是这一点。”

这些话，年轻时候读《高老头》，只觉得惊心动魄。现在看多了，虽然伏脱冷雄辩的光芒丝毫没有减弱，伏脱冷的人格魅力依然美丽，我们仍旧能够像喜欢歌德笔下火焰般机智善变的靡菲斯特一样喜欢他，这些话的色彩却已无复当年的娇艳：现实超越了预言，曾经神圣一样崇高的先知，崩塌在平地上，无异于幼儿园稚嫩的孩子。

当初，伏脱冷靠这样的认知成为人杰，在巴黎社会呼风唤雨，如鱼得水，从底层崛起，一败涂地却能败而复活。他亲手指点的后进外省青年拉斯蒂涅，终于攀上上流社会的塔尖。我们不妨想想，在市长夫人小小的闺房绕圈子的于连，如果得遇伏脱冷这样的名师，他难道不能成为第二个拉斯蒂涅吗？

三十年前是什么样的世界？世界变得更好了吗，或曾经有过更好？

那时候，我们无比简单。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夜不闭户。因为一无所知，所以充满理想。

那时候，我们毫无理由地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伏脱冷的话被界定为“坏人的哲学”。如今我们知道一些事情了，立足之处便日益退让，滑到平地，或比平地更低洼的地方，看待一切，平视角，以及仰望。伏脱冷的话，自然而然，变成了“上流社会的哲学”。我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是坏人；活到中年，也没进入上流社会。因此，“坏人的哲学”也好，“上流社会的哲学”也好，都和我无关，我始终能以冷静的态度看待他的话。我知道他说得对。一个如此坦率的坏蛋和野心家是值得钦佩的。对于他的时运不济，多少感到可惜，就像曾经为《远大前程》里海上出逃被捕的马格韦契感到可惜一样。当然这些都是在小说的虚拟世界。在现实中如何呢，我没法设想，我不认为我会在现实中遇到一个伏脱冷似的人物。你知道，时代变了，连杀人都比以前更卑鄙了。从前被俘的强盗在正义凛然的官吏面前是会发抖的，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堪。现在，强盗是看不起官员的，他有道德上的优越感。他承认他是祸害，但觉得至少在两个方面，他比官员更好。第一，他奋斗得更艰难；第二，他承认自己是强盗，名副其实。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所著《全球通史》里讲古希腊戏剧，提到阿里斯托芬在《骑士》一剧里，“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的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嘲讽当时的官场：

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像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理。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头头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

确实太夸张了。但你只要想想同样是两千多年前，中国智者“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慨叹，你就知道，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发展的其实有限得可怜。

你可以说，世界基本上没有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好。

罗生门

大学最后一学期，同学分别在即，同寝室的八位，提议为每人庆祝一次生日。毕业离校的时间是七月，下半年过生日的，便没有机会。我出了个主意，把月份提前半年，日子不变。这样，我有了平生仅有的一次，在初夏五月过生日。做主人的，必要有所表示，我去街道口书店，买了八本楼适夷先生翻译的《罗生门》，每人一本。那时的零花钱，也只够买这样的纪念物。

《罗生门》小小一册，收入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十一篇。这是湖南文艺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的。后来知道，此书1980年5月初印，书名就叫《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再版时，不知为什么改为现名。芥川的小说与中国关系密切，或许也是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因此译者众多。楼适夷的译文不温不火，有散淡从容的气质，读后觉得，芥川的风格，就是这样。芥川虽然享年不高，他的小说却特别适合老年人来翻译。年轻人气势足，句子稍长，形容词过于鲜明，意思就变了。像芥川那样，小说如果没有迫切感，无论情节是否起伏，始终不紧不慢，保持节制，是很难得的品性。这样的小说读时不会热血沸腾，但历久弥新，余味绵长，适合怡情养性。最初喜欢川端康成，出于同样的理由，尤其是《山之音》和《古都》，完全是随笔的笔法。现在人多喜称小说散文化，以为散文化就是抒情，就是闲散。其实有时候，散文笔调还嫌它太浓，要古淡，非随笔不可。

川端康成一贯的中老年男人的细腻情感，分寸不宜把握。稍稍一过，便令人讨厌——事实上，有些篇目，过的情形是有的。这就不如芥川总是清清爽爽。譬如他写《秋》，并没什么故事情节，一个年轻女人的淡淡寂寞，清茶一样柔和无痕，却有苦有甘。

芥川好的故事，都有俳句的味道，也有中国笔记的味道。他的性子大概是散淡的，所以，如果故事太富有戏剧性，紧张，有高潮，他的处理未必尽如人意。芥川的名作里有两篇是根据中国故事改编的。《杜子春》改编自唐人传奇，《秋山图》是清人笔记里盛谈的。前者除了语言的平淡，看不出太多芥川的风格，后者叙事不疾不徐，非常耐读。

庆生纪念的《罗生门》，后来不知留在哪里，大概在北京丢失了，而且是在很早的时候就丢失了。现在身边的，另有一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由文洁若、吕元明、吴树文等人翻译的《芥川龙之介小说选》，属于“日本文学丛书”系列，收录四十五篇作品。楼先生没翻译的几篇较长的故事，如《河童》，书中都收了。译文也很好，但味道较之楼译，还是有所区别。

村上春树笔下的女性

村上春树在小说里写过一些清爽的女孩子，予人印象最深的，是《舞舞舞》中海豚旅馆的服务员由美吉，其次是短篇故事《泥土中她的小狗》中，主人公一个雨天在旅馆餐厅遇到的无名女孩。

由美吉的性情是柔和单纯那一类，清莹如水。村上小说中并非所有女主角都如此，比如说，《舞舞舞》里有个顽皮而又聪明得不可思议的小姑娘雪，《发条鸟纪事》里有个精灵古怪的笠原May，《1Q84》里有青豆那样身份和性格都极为特殊的女性。但即使是青豆，一个出身邪教领袖家庭的女杀手，自由性生活的爱好者，村上还是试图把她写成一个纯真、明明很坚强却似乎刻意要让人怜惜的女性。也许村上最爱的就是这一类女孩吧。

但我说清爽，基本上是在说打扮，也就是衣装。毕竟小说中的角色、性情等等，都是虚构，不想一一分析。虽然外貌和衣着也是虚构的，但感官印象就像我们看路边的花草，看博物馆的画，看自然风景，无须深知，只要一点浅显的愉快就可以了。

要说故事，《发条鸟纪事》最好。《舞舞舞》中，海豚旅馆和由美吉这条线比较简单，也比较迷人，其他几条线，则过于杂乱了。《泥土中她的小狗》更多的是气氛，而不是故事。由美吉柔弱的外表下有坚强的个性，养过小狗的女孩连性格都没写出来，我们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那样的外貌，以及这外貌投射的气质。《泥土中她的小狗》这样描写女孩的出场：

“当我从咖啡壶往杯子里倒第二杯咖啡时，有一个年轻女孩子走进餐厅里来。白色衬衫的肩上披了一件蓝色的薄毛衣，穿着长及膝盖的清爽深蓝色裙子。她一移步就发出咯吱咯吱舒服的声音，上等高跟鞋敲在上等木质地板的声音。由于她的出现，饭店餐厅才终于有了饭店餐厅的样子，服务生也好像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有同样的感觉。”

至于由美吉，虽然身份不同，却是同样风格。村上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在不同的故事里写出的不同人物，至少在衣装上，是同一个人：

“我走至服务台前报出姓名。一律罩有天蓝色坎肩的女孩子们如同做牙刷广告一样迎着我粲然而笑。她们全都身穿初雪一般洁白的白衬衫，发式整整齐齐。女孩儿有三个，只有来到我跟前的女孩儿戴着一副眼镜。她很适合戴眼镜，看上去很舒服。三人之中她长得最漂亮，第一眼我就对她产生了好感。她的笑容之中似有一种让我动心的东西。她就像是集宾馆应有形象于一身的宾馆精灵，仿佛只要轻轻一挥手中小小的金手杖，便会像迪士尼电影那样飞出有魔力的金粉，从中掉出一枚房间钥匙来。”

第一次约会，作者这样写走进咖啡店的由美吉：

“她拉下皮手套，摘去花格围巾，脱掉灰大衣，露出黄色的薄毛衣和暗绿色的毛料裙。只剩下毛衣后，她的胸部看上去比预想的丰满得多。耳朵上坠一副别致的金耳环。”

把村上春树和美国30年代的小说家雷蒙·钱德勒做个对比是很有意思的。事实上，钱德勒正是村上特别喜欢的美国作家之一，村上亲手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钱德勒描写那些美丽性感、富有诱惑力却十足危险的女人（femme fatale），同时代的作家无出其右。钱德勒着重描写女人的外貌和动作在男性心中唤起的感觉和联想，带着高度的警惕，带着反思和反讽，如《宝贝再见》里非常经典的一句：她抛给我一个我在裤袋里都能感觉到的微笑（She gave me a smile I could feel in my hip pocket）。对这个金发美女，钱德勒如此形容：“这是一个金发美女，一个可以让神父一脚把窗户玻璃踢开一个大洞的金发美女。她穿一套出门的黑白套装，戴着相配的帽子。她有点傲慢，但不过分。在她身上，你喜欢什么，她都有。”原文的俏皮译文难传神韵，大意而已。

村上的女性相对而言都是善良的，而且骨子里是传统的、古典的，就连最异类的青豆，出场时独自走在堵车的高速公路上，为众目所注，也是一身都市白领的优雅装扮。

主人公和由美吉一次次在旅馆房间见面，村上每一次都要写到她在深夜不寻常的时刻安静地溜进房间：

“我缩回床，背靠床头注视她的背影。全然不见皱纹的雪白衬衫，藏青色的紧身西装裙，套一层长筒丝袜的苗条匀称的双腿。她也被染成灰色，仿佛一张旧照片里的肖像。”

“仿佛旧照片”明确暗示了“过去”，也就是说，不是当下，不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村上小说中无所不在的旧唱片，那些十年乃至几十年前的流行音乐，都表明了他对过去的依恋。尽管并非所有过去都是他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也并非所有过去都有过那样的美好。未曾经历过的过去，连回忆也谈不上。

村上笔下的女性大多和旅馆有关，包括青豆。旅馆提供了与现实世界的安全隔离，就像蒲松龄以午夜的荒凉庭院作为与现实世界的隔离一样。村上春树和蒲松龄，他们都在理想的女性身上找到了所求的安慰。婚姻微不足道，甚至性爱本身。重要的只是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却体现在精心选择的衣装上。服装是女性自我意识的投射，也是主体意识的表现。服装甚至可以当作女性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宣言。常被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复杂和深刻，原来可以如此简单。

梦枕貘

小泉八云的《怪谈》，有人誉为日本的《聊斋》。其中的故事，本非原创，更有若干篇目，本来就出自中国，比为《聊斋》，不过明其谈狐说鬼罢了。如今又有一位梦枕貘，他的《阴阳师》系列，糅侦探小说和鬼怪故事为一炉，却以一种徐缓抒情的散文笔调写出，也被称为扶桑的蒲松龄。和英国人归化的小泉八云不同，梦枕貘熟悉中国掌故，书中提到大唐，总是满怀敬意。据介绍，他在1986年至1988年还去了中国，沿着《西游记》的路途，从西安一路到新疆。他的故事里时时唐风畅然，尽管是吹拂在紫式部的园林背景上。

梦枕貘是笔名，这个笔名取得好，一见难忘。作者自云，貘是吃掉噩梦的怪兽，他想“写出梦一般的故事”，故以此为名。他的早期作品题材妖异，复多色情，构想很足，处理简单，我不喜欢。到《阴阳师》，因为叙事上的复古，又比以前色彩清淡，就觉得可读了。《阴阳师》仿效侦探小说中福尔摩斯和华生的组合，法术高强的阴阳师安倍晴明降妖解难，血统高贵的武士源博雅是他的忠实伙伴。一文一武，一静一躁，相映成趣。故事总是从博雅访问晴明开始，作者不慌不忙地写博雅到达晴明住处时的庭园景色，写晴明的日常生活，然后是两人海阔天空又漫不经心的愉快对话。进入第二段，博雅才交代他来的目的，某处某人，遇到什么奇怪的事，然后和晴明一起奔赴现场，破解疑案。

梦枕貘的故事虽然离奇，却不复杂，这和日本推理小说重在设计谜局的路子大不相同。他的长处，在通过从容缓慢的节奏，制造出诡异而又抒情的气氛，这从他特别喜欢借用和歌也能看得出来。他的好故事都基于一个新颖的小念头，但这个构思他并不恣意扩展，只是淡淡地写出来，让人觉得微有不足而很可能恰到好处。

日本随笔特别清淡，日本小说也有这一派。即如冈本绮堂，他的“捕物帐”系列，表面上类似公案小说，但推理和侦查的成分相当薄弱，叙事节奏缓慢，作为侦探小说读，读惯了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人会觉得很不够味。但如果你把它作为江户风俗小说来读，日长无事，细细品赏，滋味是颇绵长的。比起冈本，梦枕貘的故事不乏较剧烈和惊悚的章节，但大体是悠然的。

清淡和悠然，是日本文学最迷人的特色之一。芥川龙之介和川端康成，都带有这种气质。

举我特别喜欢的《栀子花之女》为例吧。故事说一个做了和尚的武士，为去世的双亲抄写《心经》，晚上僧房独眠，被一个妖物侵扰。妖物是一个白衣女人，坐在走廊上，满脸哀戚，举起衣袖，遮着嘴巴。和尚走近询问，女人无语，只把袖子轻轻放下，露出脸的下部，一下子把和尚吓得半死：原来女人脸上无嘴。随后，女人雾一般消失。如此持续多日，和尚快要被逼疯了。到第七天，女人给他一张纸，上面抄着一首和歌：

耳成山之花，只盼摘得栀子花，解我心中事。
染出黄底添红蓝，得我意中颜与色。

耳成山以栀子花出名，又被称为栀子山。耳成和栀子，据译者解释，日语发音与“无耳”“无口”相同，作者借此一语双关。晴明通过解读这首《古今和歌集》中的佚名之作，联想到和尚正连日抄写《心经》，推断出事情的真相。那女妖竟然是抄写的经文中的一个字所化。那个字就是“如”。《心经》有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这里的“如”。和尚抄经时，一不小心，把如字弄脏了：滴下的墨汁遮没了女旁的口，所以那夜夜来诉苦的女人没有嘴巴。

查书，“如”字从女从口，《说文解字》段注：从随也。女子从人者也。

还真是和女人有关。

我觉得《栀子花之女》可能受到《冷斋夜话》所记的一则苏东坡逸事的影响，或者就是据此改编的。那则逸事是：“东坡夜宿曹溪，读《传灯录》，灯花堕卷上，烧一僧字，即以笔记于窗间曰：‘山堂夜岑寂，灯下读《传灯》。不觉灯花落，荼毗一个僧。’”

入唐求法巡礼行纪

唐武宗会昌灭佛，毁寺四千六百余所，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毁招提（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山台野邑为兰若）四万余所，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王仲荦《隋唐五代史》说，时间虽不到一年，但对佛教寺院经济打击严重，造成佛典的散失也很严重，天台宗和华严宗的著作，有些中土失传，只能从新罗和日本转抄回来。灭佛的详细记载，王著引用的资料大半出自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纪》。

圆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的高僧，唐文宗开成三年，圆仁四十五岁，随遣唐使藤原常嗣一行渡海入唐，先后在扬州五台山和长安等地巡礼求法，历时九年七个月，于唐宣宗大中元年，携带所求佛书五百八十五部，七百九十四卷，返回故土。他在即将回国时，赶上武宗灭佛，《入唐求法巡礼行纪》之第四卷，记录当时亲身见闻，较之中国史书，更加详细而生动。如会昌二年十月十三日记：

“十月九日，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炼，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功，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僧眩玄奏：‘自作剑轮，自领兵打回鹘国。’敕令彼僧试作剑轮，不成。又准宰相李绅奏，因起此条流，其僧眩玄，当诳敕罪。准敕斩首迄。”

会昌灭佛，所谓三夷教的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跟着受冲击，《行纪》记载会昌三年四月中旬，“敕下，令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着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

造成灭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寺院经济过度发展，分割了两税户口，剥夺了天下大半财富”。男子大量出家，地方政府损失男丁，或到不堪承受的程度。但宗教之间的斗争往往起了导火线的作用。武宗宠信道士，他自己后来就是服金丹死的，死时才三十三岁。道士攻击佛教，“曾经奏云：‘孔子云：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穷惟黑衣者是僧人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意云：‘李字十八子，为今上当第十八代，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欤。’”武宗最信任的道士赵归真，也在武宗面前说：“佛生西戎，教说不生。夫不生者，只是死也。化人令归涅槃。涅槃者，死也。盛谈无常苦空，殊是妖怪，未涉无为长生之理。”建议在内禁修建仙台，高百五十尺，“练身登霞，逍遥九天”。武宗准奏，派神策军士三千人，搬土赶筑。武宗求仙心切，“每日有敕催筑”。《行纪》记载了一个细节：“两军都虞候把棒检校，皇帝因行见，问内长官曰：‘把棒者何人？’长官奏曰：‘护军都虞候勾当筑台’。皇帝宣曰：‘不要你把棒勾当，须自担土。便交搬土。’”

筑仙台，同时炼仙丹。赵归真大概怕露馅，说所需药物国内没有，只有土番国有，须自己亲自去求。结果宦官不同意，说赵是求仙行动总指挥，派人也只能派别人去。皇帝问药方，道士开列如下：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等。皇帝派人找，当然找不到。

仙台筑成，令道士七人于台上飞练求仙。神仙不来，皇帝不高兴，说：“朕两度登台，卿等未有一人登仙者，何意？”道士说：“缘国中释教与道教并行，黑气越著，碍于仙道，所以登仙不得。”《行纪》说，“数日后，敕下：天下僧尼以下，尽勒还俗。”

因为突然还俗的僧尼太多，造成了社会问题，一些生活无着落的，干脆结伙作了强盗：“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着，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

圆仁一行在途中，还遇到这样一个人：“到照应县宿，同行中有一僧，生年廿，是长安城里人，父母兄弟姊妹今见在。从少年入佛法，在大荐福寺侍奉新罗僧为师匠，因僧难，承接新罗僧名字，得住寺。管家随其公验，递向新罗国去。在府之时，百方作计申诉，不免递过。亲情啼哭，街中相别，遂被逮到照应县同宿。大家五更发，其僧暗走脱而去，同行尽不觉。”

圆仁记述的事情，也有很多是传闻，未知确否。如卷四有一段：“有断天下独车，条流后，有人将独车行者，当处决杀。缘天子信道士教，独车碾破道中心，恐道士心不安欤。有断天下黑狗黑驴牛等，此乃道士黄，恐多黑色厌黄令灭欤。令近海州县进活獭儿，未知其由。近有，令诸道进年十五岁童男童女心胆，亦是被道士诳惑也。”这几件事，都近乎儿戏，最后一项，差不多就是《西游记》中车迟国、灭法国故事的原型了。

关于武宗造仙台，也有一段，说武宗看见造台取土，挖出大坑，竟然要砍杀僧尼，用他们的脑袋来填。武宗说：“搬土之坑极深，令人恐畏不安，朕欲得填之。事须祭台之日，假道设斋庆台，总追两街僧尼集左军里，斩其头，用填坑者。”幸得有人密奏：“僧尼本是国家百姓，若令还俗，各自营生，于国有利，请不用追入。请仰本司尽勒还俗，递归本贯，充入色役者。”皇帝点头同意。“诸寺僧尼亦闻斯事，魂魄失守，不知所向。”武宗纵然昏庸，大概还不至于残暴到如此地步。

我爱读古代行纪，连范成大只如一篇短文的《揽辔录》，也不轻易放过。唐朝本是最迷人的时代，唐人笔记虽多，涉及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但一个外国人的见闻，总归不同，他会关注到本国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细节，即使是同样一件事，他的理解和评价也不同。这正是《入唐求法巡礼行纪》最吸引人的地方。久在身边的一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的竖排本，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可惜没有注释。以前读过，最关心涉及唐人生活习俗的只言片语，即如他说南方蚊子众多，临水人家，家家白鸭白鹅，竹林无处不有，亦觉趣味盎然。做和尚的，沿途借宿化缘，和社会各色人等打交道，饱尝冷暖，虽早已学会不计较，还是免不了月旦一二。返国途中行经山东一带，日程紧迫，记载简略，下面这几行，作者无心，并列来看，却觉幽默之至：

廿日，发。山野行，草木高深，希逢人。终日上山入谷，蹋泥水，辛苦无极。

廿一日，到莒县，管在密州县司。百姓心粗恶。

廿六日，到密州。人心猛恶，温柔者稀。

八月二日，到高密县。人心和软。

六日，到即墨县，管在莱州。人心孝顺，能安存客。

十日，到昌阳县，莱州管。人心好。

我的名字叫红

有人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之所以好读，是因为它骨子里是个侦探故事——这当然是偷懒的说法。实际上，《卡拉玛佐夫兄弟》绝对不好读，耗时间，更耗神，但它的故事架子是一桩儿子杀父案，这也不容否认。狄更斯的小说俗雅共赏，除了《艾德温·德鲁德疑案》是地道的侦探小说，还有好几部，其中多有侦探小说的元素，如《远大前程》、《荒凉山庄》和《雾都孤儿》。儿子十五六岁时，推荐他看博尔赫斯，怕他不喜欢，先让他读《交叉小径的花园》，读《死亡与罗盘》，告诉他，没什么邪乎的，不过是写得更深刻的、带玄学味道的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富于哲理，甚至是很形而上学的哲理，这不奇怪。他更早的时候，已经读过《布朗神父的丑闻》，即属此类。博尔赫斯对切斯特顿甚为推崇，也就理所当然。

土耳其作家帕穆克最有名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也可以说是一本侦探小说。论写作观念和其中的神学、道德和艺术寓意，令人想起翁贝托·艾柯教授的《玫瑰的名字》。之所以有那么多大作家对侦探小说情有独钟，道理说起来却也简单。因为世上的所有学问，无非是对真相或某种神秘的最高原则的探求。一桩案件的侦破，就是一个探求过程，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小到中学生的解方程，大到爱因斯坦想用一个简洁的数学公式指明宇宙的本质，都是破解迷案。

和艾柯一样，在帕穆克这里，寻求真相，找出杀人者，只是象征的外壳，重要的是，揭开的谜底，是人物透过假象对世界更深刻的认知。所以在《我的名字叫红》里，凶手的线索不像在传统侦探小说里那样，留在凶器、指纹、作案动机、不在现场证明等之中，而是隐藏在对绘画艺术的理解和凶手自己的作品里。

小说读过，几年之后，奇怪的是，故事结局忘掉了，凶手是谁忘掉了，哈桑砍掉橄榄的头然后逃走的细节，忘掉了。男主角黑受伤，晚年对爱情和艺术失望，也记不得。一直清晰在心的，倒是书中的绘画言论，如关于中国画家对细密画的影响，还有绘画必须消除个人风格的说法。书中人物认为，保存风格就像在画上签名一样，是对安拉的不敬。画马，马非一般的马，是一个抽象的、原始形式的、安拉眼中马应该有的样子。

小说里的三个宫廷画家，绰号分别叫“橄榄”、“蝴蝶”和“鹳鸟”。他们都能画一幅好马，但各有其法。橄榄画马，全神贯注，想象马在跟前，人马融为一体，从马蹄开始，直到最后添加上马鞍。他说，“当我画一匹马时，我就变成了那匹马。”蝴蝶画马，他想到的是，这匹马必须能够取悦苏丹和评判画作的奥斯曼大师，必须活泼又严肃，像奥斯曼十年前画的一样，马的姿势必须扬蹄而立，因为苏丹喜欢这样。他说，“当我画一匹马时，我就变成了画它的伟大的前辈大师。”鹳鸟不相信存在着世界上最美丽的马，他画出的是真正的马，具体的马，但这样的马，他知道，不会赢得奖赏，因此，画的时候，他抛开个人习惯，从前人粉本中挑出最好的一批，把它摹印下来。他说，“当我画一匹马时，我就是我，仅此而已。”

仅从个人的宣言来看，鹳鸟的说法最有道理，因为在艺术作品里没有纯粹客观可言，一切都是外物在艺术家心中的投影。按照个人的理解和喜好去表现，自然而然，没有谁愿意抛弃个性，成为他人的附庸。但在小说里，鹳鸟却为了得奖，成了简单的模仿者。橄榄的物我同一，在艺术家身上常见，但这种习惯本身，却是一个局限，它使得艺术家可以传形，甚至可以传神，却不能凌驾于对象之上，实现某种超越。因为即使传神，还是没有离开表现的对象。蝴蝶的做法最没道理，他甘于做一个学生，没有独创，没有自我。他是以技巧立世的，因此是个画匠，而不是画家。

在把艺术观念与宗教联系起来之后，主客观问题就不再仅仅是主客观问题，是与非也不再仅仅是艺术的是与非。细微到一种颜色的使用，都有了神圣的意义，而且攸关生死，正像《玫瑰的名字》里的书。帕穆克、艾柯和切斯特顿一样，都把侦探故事写成纯粹的智力游戏，这是博尔赫斯最赞赏的。他说，在这个文学混乱的时代，只有侦探小说仍然保持了经典著作的优美，它有头有尾，逻辑分明。

当初想买《我的名字叫红》，书店没有，借图书馆的读过。四年后重读一遍，书店里也有书了，就想买一本留着。反复翻看，却嫌书印得不够漂亮，开本小，书页四边留白太窄，还是没买。也许将来重版，会做得好一些吧。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这套帕穆克，《红》不够好，《黑书》就不错。

白痴

我读书多率性，不容易受人影响，好恶全凭兴趣。一些众人以为必读的书，内容已成为常识的书，偏偏读不下去。我没有读过《静静的顿河》，没有读完《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时候让我受不了，福克纳则敬而远之。《战争与和平》借回过好几次，最多一次，第一册快读完了，其他几次，都是到一百多页两百页就搁下。《金瓶梅》每次找来都兴致勃勃，但从来没有一次是从头到尾读完的。一次读几十回，下次再读几十回，多年累积，重复交错，读过不止一遍。要说也算喜欢的，但喜欢的是细节，不是故事。没有同情心，对书中人物没有好感。《金瓶梅》里确实没有一个可爱的人物，作者不树榜样，不寄托理想，只写世俗。细节，比如王婆帮闲遇雨，“帮闲遇雨”四个字意味无穷。我想鲁迅先生读到此处，定会掀髯大笑吧。儿子上课读《愤怒的葡萄》，后来竟然“爱不释手”，过一阵子就借回重温。我开始奇怪，继而“愤怒”：一个斯坦贝克，有什么好看的？可见各人的口味是如何不同。《白鲸记》，大学时读得不耐烦，十多年后，就咂出点味道，尽管还谈不上着迷。

我屡有“补课”的想法，故意去读从前畏惧的书，但直到如今，显然效果不佳。补课的理由是，我想跨越深涧到对面去。跨越无路，只有一座独木桥。走独木桥不是愉快的事，但如果咬牙过去了，也许能饱览异境风光，或发现一个桃花源也说不定。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个学哲学的朋友热情推荐买了，他说：这本书，你一定得看！好，去找来看。看不到十页，犯困，打瞌睡。成绩最辉煌的一次，看到五十多页。书带到美国，插在书架显眼之处，提醒自己知耻：怎么，也有你读不懂、读不完的书啊。然而知耻之后，未必有“勇”，《存在与时间》终于收进壁橱深处，从此“侯门深深深几许”了。

再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就像福克纳，虽然敬而远之，毕竟是小说，还是读了不少。《白夜》浪漫，《别人的妻子，床下的丈夫》幽默，又都篇幅短小，年轻时容易喜欢。此外，《死屋手记》，如同《萨哈林岛旅行记》，也读得津津有味。8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逐卷面世，买的第一种，就是他的中短篇小说，好像是上下两册。然后是尚未读过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罪与罚》是上课必读的，读后觉得乏味，不明白拉斯柯尔尼科夫从杀人到投案自首，为什么需要折腾十几万字，也不明白从《复活》到《罪与罚》，忏悔和救赎为什么那么重要。到读《群魔》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已经很不耐烦。

耿济之译《卡拉玛佐夫兄弟》，似是此书中译唯一的选择，那时觉得译文有点死板，想找别的译本，多年不见有，虽然纸张很粗，还是带到了纽约。《中短篇小说集》下落不明。《地下室手记》因为薄，又是借的，反而多读了两遍。在这本书里，他和卡夫卡前所未有的接近。区别只在细节：如果是卡夫卡，主人公的外在行为，还要更多，更匪夷所思。

《白痴》另当别论。因为上学时看过苏联的电影，印象极深，以后总觉得，已经读过这本书，不仅读了，而且读得很熟。前些年想起来，去图书馆找，没有。译林出版社出了新版，忘了是谁翻译的，那么厚的书，书价只要六块多美金，实在太便宜。买回，很快读过。书用剧照作封面，花里胡哨，不是我喜欢的风格。字小，装订得紧巴巴的。就像以前说过的，估计不会再读了，于是拿到图书馆门外台阶上，送人了。

日记里写读后感，只说了一点：《白痴》的开头几章，介绍人物，推动情节，环环相扣，结构严密，好比听交响乐，一个乐句接着一个乐句，一个乐句生出一个乐句，令人欲罢不能，只能随波逐流，一直往前。就强大的推动力而言，小说的这几章，和音乐一样，成了时间艺术。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都是病人，代表的不同性格，无论善恶，都是这个性格的极致，只有病人才能达到这样的深度，只有病人在这样的不自然面前才能显得自然。假如梅诗金公爵是白痴，阿辽莎难道不是？

地下室手记

写小人物的痛苦和心灵扭曲，果戈里和早年的契诃夫是纵情恣意的讽刺，同情藏在喜剧乃至闹剧的面具之后。读者一不小心，便只开怀于荒唐的故事和妙趣横生的谐谑，而忘记了落魄者的无奈。《钉子》写一个戴绿帽子的丈夫，妻子陪上司们寻欢作乐，无须到外头开房，直把他的家当作随时的花街柳巷。然而丈夫不仅没权力生气，还得小心应对，免得搅了人家的好事。回家进门，如果看到衣帽钩上挂着来客的帽子，他得立即退出，去外面闲逛消磨时间，直到欢会收场，家中风定人闲。

多少年来，我都是乐呵呵地想起这个故事，和读网上的段子差不多，契诃夫的仁爱只是在费劲去想时才想得起来。幽默小品他后来渐渐不写了，世事看多，心中唯余哀悯，笔下的人物走出漫画，过平凡的日常生活，成为我们身边的亲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一开始就是毫不留情地解剖。和后来的卡夫卡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犀利显得残酷，疯狂，歇斯底里。鲁迅爱说解剖，他深刻的时候，冷静无比。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残酷在于，他的解剖是不打麻药的，他自己痛，也要读者跟着痛。痛在他是解脱，是发泄，是转移，因为在他身上，有比痛更难忍受的折磨。但痛让每一个读者刻骨铭心。他用第一人称来写卑琐的小人物，那就不仅是不打麻药的解剖，而且是在自己的肚皮上开口子。《地下室手记》以“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满怀恶意的人，我是一个丑陋的人”开始，好像在手术之前，脱光衣服、洗尽粉饰、赤裸裸地一下子跳出来，暴露在聚光灯下。小说中四处飞溅着咒骂、呓语、呼喊、自责、祈求，还有呻吟和自欺一般的吟唱。所有关于社会、宗教、爱情和人性的哲思，被这些简单的语句贯穿，好似鲜艳的标记。故事本身不乏笑料，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可以写成契诃夫和果戈里那样的讽刺小说，但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我”花了两年时间企图报复一位在酒店无视其存在而“轻蔑”地把他推到一边的军官，为此作种种酣畅淋漓的设想，决斗，写信，不一而足，最后决定在大街上故意和他狭路相逢，坚决不给他让路，让他丢人。这样简单的报复在尚未行动之前就已代价高昂：他不得不为了穿得稍稍体面一点而借钱置办新衣，“用漂亮的海獭皮替换了那件俗气的浣熊领”大衣。结果，在迎面“仇人”遭逢的一瞬间，他彻底崩溃，跌倒在对方脚下，而军官“若无其事地从我身上跨过去，我则像皮球一样滚到路边”。

此后，地下室小人物为了所谓的个人尊严，展开了他的堂·吉诃德之旅——一次一次的挑战，一次一次的冲杀。惨败成为笑柄，诱使他反思，然而反思的结果不是清醒，而是更深地走向迷乱和疯狂。堂·吉诃德的愚行是一种反讽。相对于他的疯癫，是整个世界的无理性，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他的疯癫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理想主义和英雄气概。战风车，戮群羊，是老单身汉骑士小说迷的异想天开吗？当然不是。那是理想主义历来令人哭笑不得的困境。因为没有厮杀的对象，因为找不着厮杀的对象，因为厮杀的对象无所不在，就是存在本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我”，即使想仰观堂·吉诃德亦不可得，遑论效仿。他只能在形式上一路明知无望还要继续走下去，制造一个个险境，希望借此激发行动的勇气。他强行插入同事的欢送聚会，受尽奚落，借酒寻衅，之后深自痛悔。他在比自己更低下的人身上找到一点优越感，痛骂赶雪橇的人，拖欠男仆的工薪而不断嘲讽戏弄，正像别人对待他自己。故事的高潮是他坐雪橇追赶把他甩开而去继续玩乐的那群同事，结果闯入夜晚另有业务的“女帽店”，遇到一位来自里加的小妓女丽莎。在与丽莎共度一宵之后，他仿佛死后复活，脱胎换骨，充满灵感和力量，作为救世者，作为哲学家，作为道德的捍卫者，舌灿莲花，言辞滔滔，训诫和劝导丽莎弃恶从良，重新做人。稚气未脱的丽莎果然被他打动，连过夜费都忘了收。

他留下地址，让丽莎来看他。丽莎来时，正赶上他欺凌仆人，也看到他的贫穷——后者让他怒不可遏。小说结尾，被骂的丽莎跑走，他追到街上。一个寂静的雪夜，街灯昏黄，不见行人。道路和天空，同样空旷，只有大雪垂直飘落，给地面铺上厚厚的一层遮羞布。“我”回到屋里，“想用空幻的梦想窒息心中起伏难平的痛苦”，他说：“这样岂不是更好？从此以后她永远保持被侮辱的怨恨不是更好吗？怨恨——当然，它是一种净化，是一种最恶毒最痛苦的意识。明天我可能玷污她的灵魂，但现在，她心中被侮辱的感觉却将永不磨灭，不管多么肮脏多么可厌的东西在等着她，被侮辱的感觉会使她净化——由于恨，也可能由于宽恕——”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手记的主人公是一个反英雄。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在于行动；同理，反英雄之所以为反英雄，在于无力行动，或者说，只有对行动的背叛。然而“我”用一个“无聊的”问题，就轻易把对比中的意义消解了：

“廉价的痛苦与昂贵的幸福，究竟哪一种更好？”

意大利童话

卡尔维诺是从一开始就欣赏的，尽管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到了纽约以后才从英文读到，但《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再加上几个短篇故事，已足够领略其风致。对了，还有《阿根廷蚂蚁》，和一篇叫做《在空墓周围》的选段——出自《冬夜旅人》。

我买齐了白色封面、书名字母细如柳腰的卡尔维诺小说英译本。除了《冬夜旅人》，大半是薄薄的一本。读《宇宙奇趣》（Cosmicomics，按字义，该是宇宙漫画），惊讶其中两只恐龙的爱情故事，更忘不了一群人划着小船趁涨潮时攀上月亮，抢舀满地的牛奶——谁让月光乳白像是给地球泼了一层牛奶呢？想不到他可以天真到这个程度。我一边读，脑子里把读到的英文转化为中文，这样我才可以尽情品味，可以大笑出声。想到中文的卡尔维诺，里头的人名让人犯愁：那位讲故事的老头儿，Qfwfq，怎么念？怎么写成中文？若干年后，看到中译本出版的消息，Qfwfq的译名，是老夸父！捧腹半晌，不得不叹服。

《宇宙奇趣》说是科幻或玄幻背景的童话也行。而童话在大学期间，我算是读得多的，受了一位同学的影响。从本土的张天翼，到当代意大利的罗大里。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也可归于这一类。读多了，咂出点滋味，在看似幼稚的故事里，发现大智慧的内容——也许是因为暗示，也许是因为联想。

后现代主义的卡尔维诺居然亲自执笔，整理出厚厚两册本国童话。没见到书之前，我自由畅想：民间流传了几百年几千年的类型丰富的故事，加上大作家结构主义和寓言指向的意义重输，会是什么结果？像梅特林克重新解释蓝胡子？还有格林童话里那些险恶阴暗的深层含义。

事实上，《意大利童话》一点也不是这样。它是本分的记录，保持着民间的质朴。质朴还在，一个民族的心理，以及来自神话原型的看似简单实际古老的内蕴，就不会因艺术加工而丧失。卡尔维诺给了我们无比纯净的语言，这是寻常记录者不易达到的境界。如果说书中打上了大作家的印记，就是这几乎看不见的纯净。

一口气读完全书，收进箱子。半年，也许是一年之后，送给了一位老师家的小女孩。我不知道她是否会喜欢这本书，我希望她至少曾经喜欢过。书不在了，我仍然怀念，而卡尔维诺是早已死了。

看不见的城市

1992年离开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后，专心在《侨报》做编译。每周六天，每天六小时。大夜班，晚上十点上班，凌晨四点下班，公司有车接送。同事之间关系平和，工资不多却足够吃穿，很过了几年舒心没压力的日子。《看不见的城市》便是那时候翻译出来的。原文分小段，一个城市一段，翻译起来不觉得累。译稿写在活页笔记本上，写坏了就撕掉。后来输入电脑，修改润色后，投寄给国内的杂志。编辑回信说，译文文字还不错，可惜北师大已经出了单行本，用不着了。

我学英文没有毅力，因为不喜欢，总是借翻译增加坚持的信心。《看不见的城市》的英译出自威廉·韦弗之手，质量是有口皆碑的。卡尔维诺此篇既然写中世纪故事，叙事语气刻意拟古，这从韦弗译文的用词和句式均可感觉得出来。批评家一致赞好，这是一条主要的理由。文风拟古，读懂对我略显困难，因有太多不认识的字。一旦觉得读懂了，转化为中文，营造几百年前的古典气息，则是我的拿手好戏，其中乐趣无穷。

卡尔维诺的书，那一套白色封面、字母纤长如铁丝的英译本，买了六种，读完的不过三种，《看不见的城市》始终是最爱的一本。卡尔维诺喜欢别出心裁，对他这一点极其佩服。《看不见的城市》列举各种如梦似幻的异国城市，几百字的描写令人回思多日仍然意犹未尽，这样的创制，简直是自天而降的。不料多年后读冯承钧本《马可·波罗行纪》，才知道其来有自。《马可·波罗行纪》中的一些段落，如果稍加改写插入卡尔维诺书中，读者或许不能区分。而马可·波罗，想来不可能读过《山海经》或《佛国记》，但段落之间的转换，口气绝似。难道古代写行旅的，脑子里真有柏拉图所说的先天的范本，大家能够根据个人天分，按照回忆的多少，依样画葫芦，而弄出异曲同工的结果？绝世的天才在人类历史上毕竟有限，一般人只要态度认真，有学养，有想象力，写得深，写得有趣，足称伟大。北师大版《看不见的城市》，没有见过。以后回国，见过其他版本，好像是译林出版社的，不仅没买，连翻都不想翻开，哪怕只看看开篇的一行字。当年身入其中，自在遨游，这本薄薄的小书，一字一句铭刻在心，看别人转化的中文，于心不忍。

译林的卡尔维诺，买了两种，《冬夜旅人》和《命运交叉的城堡》（记得《看不见的城市》就收在这本书里，前些日子想找出看看，没找到），喜欢前者而不喜欢后者。不知是作品本身的缘故，还是译文的缘故。之前在纽约书店看到黄灿然、李桂蜜译的《为什么读经典》，印得非常漂亮，毫不犹豫地买回。但读过几次，每次读两三篇，没觉得如想象的那么好。大概我总是下意识地和博尔赫斯比，谈书，卡尔维诺当然不是博尔赫斯的对手。尽管有些篇目，如《奥德赛里的多个奥德赛》，写得非常可爱。

火星编年史

纽约每年有无数的作者在书店签售，政界名流的新书上市，一早在书店外排队的人似乎特别多。在纽约这么多年，假如说有哪位作者叫我心动，希望得到他一本签名书的话，那就是雷·布莱德伯里（Ray Bradbury）了。2013年的奥斯卡颁奖仪式上，纪念过去一年故世的对于电影有贡献的人物，雷的大名赫然在列。布莱德伯里是科幻小说家，好莱坞纪念他，是因为他的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的很多，他本人也为名导演如约翰·休斯敦做过编剧，把梅尔维尔的《白鲸记》搬上银幕。布莱德伯里的书拍成影片，最有名的便是讲未来世界禁止读书，藏书即犯罪，见书必焚毁的反乌托邦小说《华氏451度》，由法国大导演特吕弗执导，英国女星朱丽·克里斯蒂主演。

大学二年级，在英语阅读教材上读到他的一个短篇《2002年：夜会》，大为着迷，从此记住了他的名字。两个人，一个地球人，一个火星人，在深夜悄无一人的山间公路上相遇。地球人感叹火星如今的荒凉，城市成为废墟，运河干涸，空谷无人。火星人反驳他：不对，火星正处在它的极盛时期，运河里绿波荡漾，灯火如昼，画船笙歌，花酒芬芳，盛大的狂欢通宵达旦，天空上还残留着礼花的残影。两个人就这样各自描述眼前看到的景色，互相驳诘，同时又隐隐开始对自己的怀疑。地球人清楚地知道，在人类登陆和移民火星之后，火星文化早已灭绝了。作为征服者的人类，在这个日渐空虚的星球上，已被寂寞和厌倦掏空了。地球人想，也许火星人并未消亡，他们只是退隐到历史深处，一个与我们不重叠，无关联，却同样真实的时空，我和任何人讲起今晚的奇遇，他们都不会相信，那个可怜的火星人，他的故事也一样。

科幻小说首重故事。在想象力丰富的基础上，好的科幻小说要有类型小说的一切优点：情节离奇复杂，有悬念，藏包袱，气氛紧张，节奏明快。这几年好莱坞爱拍科幻背景的大片，菲利普·迪克大行其道。偏重于抒情意味的布莱德伯里，他的小故事更适合一个人坐在自家后院慢悠悠地阅读。他的语言——尤其是对于我这样英语始终是外语的人——最为难得，不仅优美，而且异乎寻常的简洁：句子简单，词汇不多。科幻小说作家里另一位语言漂亮的，英国的阿瑟·克拉克，就比布莱德伯里复杂得多。

来到美国，首先找的那些心仪已久的书，就有雷·布莱德伯里的《火星编年史》——《夜会》就收在这本书里。《火星编年史》按年份讲故事，每一篇的题目之前，都有设定的年代。人类登陆火星，在1999年，前面四个故事，都发生在此年。最后一个故事，《一百万年的野餐》，发生在2026年。《火星编年史》非常畅销，精装本后，有机会出简装的口袋书，售价低廉，但纸质劣，字体小。90年代初，通常一本小说，不过几块钱，稍薄的，三四元而已。《火星编年史》是红色封面，那是火星的标志色。读者很难想到，一本科幻小说，会以一个异常缠绵的爱情故事开场。一个叫耶拉的寂寞的火星少妇，在梦中爱上来自地球的宇航员。她当然不知道那是一位宇航员，只是惊奇于他的英俊和彬彬有礼，看他从天而降，以为不是神仙就是天使。事情为丈夫发现，宇航员被害死。情人在梦中与女人永别，留给她无尽的思念和一段感人的音乐。

布莱德伯里的书二十年来从未使我失望，尽管他早期的《乡村十月》不那么空灵，带有哥特小说的影子，少数篇章差一点就迈进了恐怖小说的门槛。幸亏他及时止步，否则又是一位斯蒂芬·金。金在美国当代恐怖小说作家中排名第一，但我不喜欢他的书。他叙事啰唆，有故事，但缺乏情调和机智。布莱德伯里的短篇小说数量多，耐读，像是异国的蒲松龄。精选的布莱德伯里短篇故事就有一百篇，厚厚重重的一本。从书里罗列的书目来看，他有一些小说集，我至今未曾寓目。这是好事，为将来留了余地。我追索一个作者，历来浅尝辄止，书店和图书馆没有，心里想一阵子，慢慢也就罢了。这是因为精力有限，个性又疏散，凡事早已习惯了随缘。

布莱德伯里的几本小书一直放在茶几下面，儿子很小的时候就推荐给他读了，他几乎像我一样喜欢。区别在于，我最喜欢《火星编年史》，他最喜欢《纹身人》。搬到新家，大部分书收进纸箱子，藏在壁橱里，布莱德伯里的几本被他翻出来，置于他房间的案头。上大学后，他大概没有兴趣重读布莱德伯里了，我也好多年没读他的书，不过书还是在老地方，我也懒得收走。

变化的位面

先是《马可·波罗行纪》，然后有了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再之后，女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Le Guin）写了《变化的位面》（Changing Planes）。

所谓位面，在勒奎恩的小说里，是指一个和我们的世界平行存在的时空。它们的数目多到无穷，到达的方式有难有易，它们是一个本质上和我们并无区别的国度，只不过有着千奇百怪的自然环境、政治体系、社会制度、宗教习俗，以及语言和生活方式。位面的发现出于偶然：一位困于机场的女人，在万般无聊的漫长等待中，因为一个简单的手势，发现自己到达了另外一个世界，度过一段时间，轻松返回。可以想象，位面旅行很快成为在机场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事实上，也只有在机场，位面旅行才可能。而且，希望穿越位面的人，“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紧张、悲哀、消化不良以及厌倦情绪才可以”。

由这句话，读者可以想见，勒奎恩的灵感一定是在机场错过转机而不得不苦等几个小时，或在她称为“漫长、紧张而悲惨”的飞行过程中产生的。《马可·波罗行纪》是一部由于记忆不可靠或有意惊骇世人而掺杂着传说和想象的旅行记录，《看不见的城市》是一部为了娱乐的寓言小说，借用了马可·波罗和忽必烈这一对人物，有着数学一般的单纯和优美，《变化的位面》——书名也可以译作《换飞机》——则以科幻小说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一部讽刺作品，所以，所有评论都没有忘记把它和《格列佛游记》联系起来。书中的近二十个位面，是勒奎恩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和想象的幽默观察的结果，有一些，指向一目了然，如《大快乐》中的圣诞节岛，就是对节日购物狂热开的一个小小玩笑，但也有一些，触及人类的理想或野心。《永醒者之岛》写科学家认为消除睡眠可以使人类都成为天才，因为睡眠是无谓的浪费，“失眠是天才的表现”。他们培养出几乎不需要睡眠的超智儿童，结果他们成为智力和猿猴差不多的一个特殊族群。还有不朽和飞翔，实现的代价是人们当初远远没有想到的。关于不朽，勒奎恩的故事（从博尔赫斯那里获得的灵感）残酷到恶心，尽管她的笔调始终保持着轻松。

我最喜欢的两个故事，一个是《海根的王室成员》，一个是《玛西古的悲哀故事》。前者写了一个小国海根，它和相邻的几个小国，都以对血统的重视闻名。海根历史悠久，同时小到只比一个村庄大不了多少，结果，每个人都和其他人有着各式各样的亲戚关系，它“又是一个君主国，或者不如说是一系列小的君主国”，每个人都是一位君主或君主的后裔，所有人都是王室的成员。海根人最重要的活动，是每年对家谱的修订，这样，大家据此可以比较和夸耀谁的血统更高贵。同是某一个国王的后代，出于嫡子和庶子的，高贵程度自然不一样。海根的通婚严格按照血统，勒奎恩说，这好像种马交配，尽管交配的双方并不在意，但社会和家庭在意，“从这个角度上看，海根就像一个大型种马养殖场”。

人人都是国王、王子、公主、公爵、伯爵，结果，海根唯一的平民家庭，便成为全国的关注对象，这个家庭的一举一动，“大女儿切基的迷你裙有多短，塔格妈妈多久洗一次内衣，阿格比叔叔到底长的是瘤还是疔子，博德叔叔和婶子这个夏天会不会去海边度假，或这个秋天会不会到维格玛茨山旅游”，都成了重大社会新闻。流言被人热火朝天地传播着，小女儿希西戴着野花编成的王冠的照片，成为各处宫殿成千房间里的装饰品。

作者来到海根时，曾赶上希西的葬礼，那真是举国的空前大事，所有贵族都如丧考妣。作者离开时，全国正关注着切基即将来临的生产。

作为一个美国人，勒奎恩显然对英国不够恭敬。海根的故事，处处有英国的影子。当然，她可能不知道中国南北朝和唐朝时对门第的崇拜，在门第面前，连皇权也要失色。

《玛西古的悲哀故事》包含四个故事，我要挑出来的是第一个故事，《“无数者”达沃窦》。达沃窦顽童似的夜游和恶作剧，立刻让我想起明朝中后期的几位皇帝，而他的嗜杀，又近似明朝开国的朱元璋和朱棣父子。血统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东西，现代科学证明了血统论并非无稽。怪癖是可以编码在基因上，留传后代的。

达沃窦是玛西古第四王朝的第五十五位皇帝，这个王朝以崇拜偶像著称，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林立着历代皇帝的石像。到达沃窦即位，变了规矩。他把父亲和爷爷的雕像全部推倒，改塑自己，还重新采石新雕了更多石像。这就是“无数者”称号的由来。由于雕像数目过多，底座配不起，只好直接安放在街道上。再往后，不光城市有雕像，乡村也有，而且雕像不再是单独一尊放在那里，而是一群一群地站满全国每个城镇的街头巷尾。达沃窦自己呢，喜欢夜间微服出游，穿过大街小巷，在每一座自己的雕像面前驻足观看，对着它们咒骂，用尽恶毒的名词：懦夫、白痴、乌龟王八蛋。他还吐痰，对着雕像撒尿，在上面涂抹尿泥。

第二天，有人报告，皇帝的雕像受到了侮辱。侍卫们就任意逮捕一些人当作罪犯，有时为了方便，干脆把报案者抓起来。然后是审判，自然，那些受到拷打的人无一不招认自己有罪，于是达沃窦亲自判决，把他们处死。皇帝带着教士和大臣兴致勃勃地观看每一次盛大的行刑仪式。直到某一天，达沃窦在厕所被他的侄孙勒死。

严格地说，勒奎恩和斯威夫特不是同一类型的作家。勒奎恩即使有意于政治，那些认为她具有悯世思想的人也显然把她拔高了。她也不是像卡尔维诺那样对形而上学感兴趣的人。勒奎恩更像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她的世界是由巫师和异兽组成的，其中少不了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幽默基本上是无逻辑的，比如下面这一段，选自《永醒者之岛》：

“意识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巨大的恩惠吗？一只正在晒太阳的蜥蜴和一个正在晒太阳的哲学家，哪个是更好的？为什么我们说他或它更好？究竟是怎么个好法？蜥蜴存在的时间可比哲学家长多了。蜥蜴从不洗澡，从不把它们的死者埋葬起来，也不搞什么科学实验。蜥蜴的数量也比哲学家多得多。那么，是否可以说蜥蜴是比哲学家更为成功的种群呢？”

魔戒

彼得·杰克森的电影《魔戒》三部曲，每一部都在三个小时左右，先在电影院看一遍，影碟出来，再看一遍。后来无意发现，电影院上映的版本和随后的影碟，皆非全本。有线电视播出的完整版，多出大约两个小时的戏来。难怪有些情节，始终接不起来，如白袍法师萨茹曼的下落，就没有交代。树人摧毁他的基地艾森加德，他被困在塔上，没说他是死是活。完整版保有他被葛瑞莫刺杀的情景。还有罗翰国公主伊欧纹，原本一心爱着游侠阿拉贡，知道阿拉贡心有所属，最终和刚铎的法拉米尔结缘。小说里有她和法拉米尔同住医院，逐渐了解而产生爱情的描写，剧院版把这些全部删掉，只在阿拉贡加冕刚铎国王时，给他们一个手拉手的镜头，而完整版里这也有交代。

完整版等于第三次看这套影片。之后，找来托尔金的原著，也是厚厚的三部，很快读完。小说的细节比起电影，自然是丰富多了，尤其是回顾往事的部分。每一个地名，每一个族群，每一种物产，都有方志和博物志式的介绍，这些在电影里不易表现，但作为长夜昏灯下恣意神游的读物，幻想小说《魔戒》的魅力，除了最容易讨好读者的旅程冒险故事——《奥德修记》、《西游记》和《堂·吉诃德》，甚至《水浒》，都是如此——就在无数以模拟历史记录的语调叙述出来的繁缛的细节中。

托尔金是研究中古文学的，满脑子的骑士、巫师、魔法、异兽、预言和咒语。看得出来，他熟悉且喜欢中世纪的叙事谣曲，结果，书中多半的重要人物，只要有机会、有闲，便大展诗才和歌才，唱抒情和叙事的谣曲。假如挑毛病，《魔戒》的毛病就在这里。

电影基本跟着小说走，大的关节只有一处，电影把它改了。小说里萨茹曼逃出黑塔，居然逃到霍比特人的家乡，世外桃源般的夏尔，在那里建立了小小的专制体系。在第三部的结尾，四位霍比特英雄衣锦还乡，和萨茹曼短兵相接，轻松大获全胜，邪恶的黑巫师到此才走到他的末日。

就这一情节的处理而言，电影显然更高明。托尔金虽然把萨茹曼的最后下场拖到小说结束，但中间漫长的篇幅，故事发展和萨茹曼没有一点关联，而夏尔的最后决战又是那么简单可笑，完全漫画风格，和小说整体的史实气氛并不和谐。

欧洲以中世纪为背景的，具有宏大史实风格的传奇和幻想之作，《魔戒》令人想起的，是瓦格纳演出时间长达十五个多小时的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无独有偶，故事的核心，都是象征权力的指环。《魔戒》是知识分子的游戏自娱之作，因此不妨保留理想，留给世界一个完美结局，尽管这种理想在今天看来是可爱得无异于天真了。权力永远和堕落紧密相关，谁能摆脱魔咒？瓦格纳的神都不能够，阿拉贡，还有精灵世界的贤王和贤后，又怎么能够？拿《魔戒》和《尼伯龙根的指环》比肯定比拟不伦，但纯为个人喜好，我也别无选择。《尼伯龙根的指环》结束于众神的末日，《魔戒》却把人和精灵以及霍比特人的历史一直写下去。他们都有道理：毁灭之后是新生，而历史不管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都是要继续往前的。

小说读罢，把电影光盘借回，按着字幕慢慢再看一遍。这是第四遍观看了。时间的跨度，是整整十三年。而《魔戒》的前传《霍比特人》的电影三部曲，才刚刚推出第一部。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肖斯塔科维奇的口述回忆录《见证》，是花城出版社“流亡者文丛”中的一种。这套书，因在海外，所见不多，三四种而已。如果能搜罗齐全，我是很有兴趣全部读一遍的。

肖著名的《第七交响曲》，又叫《列宁格勒交响曲》，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围城之时。作品中气势汹汹的代表黑暗势力的德军主题，作者后来解释说，其实也是指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肖的新说法，曾经是一条大新闻，起源就是他的这本回忆录。

在图书馆看到这本久已闻名的书，如获至宝，当即借回，一气读完。

书是新书，读完，但装订有问题，胶粘得不结实，不待读完，已经散架。还书时，忐忑不安，生怕被图书馆追究，要求赔偿。因为这样的无妄之灾，已经遭遇过，忘了是《我的前半生》，还是《梅纽因回忆录》。

书店有《见证》，看过几次，不敢买，怕它破散。几年后，想起此书，有意再读一遍，去图书馆找，原来那本已被清理掉了。残损的书，图书馆一向是立即丢弃的。于是下定决心，把已经成为“老书”的《见证》买回。

尽管小心翼翼，书读到三分之一，书页就开始脱落。等到读完，全散，散得更彻底，因为这一次，读得更细，还用红笔勾画了很多处。

虽然散了，放在桌子上蹾一蹾，书页还能归位，看上去还是整整齐齐的。精心收好，搁入纸箱。

再过几年，第三遍读，好像读《中华活页文选》。读完，书页还能合拢，但已不像以前那么整齐了。这时候，肖斯塔科维奇的十五首交响曲我已全部听过，他的弦乐四重奏，他的所有协奏曲，全都听过，再读他的书，感觉近多了。然而肖的回忆录的好处，和音乐关系不大。他讲故事，不谈艺术。他讲苏联文艺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正好印证从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里得来的印象。

印象最深的几处，一是关于斯大林和女钢琴家尤金娜的，其次是老肖对官方第一号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尽情嘲讽。尤金娜的故事流传极广，我已专门抄出。这里且说马雅科夫斯基。《见证》有一条注解说，马雅科夫斯基以极富才华的、有创造性的诗歌，歌颂苏维埃统治下的一切，包括“国营贸易，秘密警察和第一批审判”。写《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说：“推广马雅科夫斯基，就像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土豆一样，是强制的。”马雅科夫斯基楼梯式的朗诵诗在中国也有众多的私淑弟子，他们和马本人一样，因为毫无廉耻地赞颂而名利双收。区别只在于，马雅科夫斯基也许出于羞愧而自杀了，他们没有。“文革”中他们有人受了“委屈”，到了“新时期”，平反了，官复原职，仍然捧着靠从前的颂歌获得的金饭碗。

肖斯塔科维奇说：“病态的藐视是病态的谄媚的另一面。在一个人的灵魂中，藐视和谄媚是并存的。马雅科夫斯基是典型的例子。在他的诗中，他藐视巴黎和美国，但是他却喜欢去巴黎买衬衫。如果爬到桌子底下才能捡到一支美国钢笔，他会愿意爬的。”

斯大林喜欢文艺，他会像喜欢自己豢养的小宠物一样喜欢某个艺术家。但他的宠爱似乎毫无逻辑，这就使得那些期望得宠的艺术家感到为难。他们不知如何去讨伟大领袖的欢心。斯大林不一定以顺从为施恩的标准，也不一定政治至上，他甚至喜欢一些敢于冒犯他的人，比如尤金娜。同是他看不惯的，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处决，有的则平安无事。这里头没有道理好讲，也没有规律可循。爱伦堡因为斯大林的突然死亡而捡了一条命。马雅科夫斯基的自杀是幸运的。

《见证》讲了斯大林看电影的故事。斯大林爱好文艺，小说、话剧、交响乐、歌剧，无所不爱。他讲政治，但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讲。如果他喜欢，或者为了搞个恶作剧，明明无所谓而故意说喜欢，政治不正确的他也能容忍，乐趣在于让那些自以为能准确把握领袖意旨的官吏们大吃一惊，甚至吓掉半条性命。这里面也不排除借文艺搞政治斗争的因素。不管事情的动机如何，结果是一样的：你永远搞不清斯大林会怎么想。这叫天威莫测。

在斯大林，不过一时的喜怒；在他人，则攸关生死荣辱。斯大林可以潇洒自如，他人难免不尿湿了裤子。肖斯塔科维奇说，有一次斯大林看电影，忽然灵机一动：为何不把导演也叫来，一起看他的作品呢。于是导演被叫来，坐在前排。斯大林喜欢坐在别人后面，这样，别人看不到他，他可以看到别人。

电影开始，导演眼盯着银幕，竖起耳朵，听身后的动静。斯大林的一句话、一个字，发出的任何声音，都可以把他送上天堂或打下地狱。终于，他听到伟大领袖很不耐烦地说：“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导演一口气喘不过来，当场晕倒。

后来得知，斯大林不是说他的电影。观影途中，有人给斯大林送来一份文件，灯光暗，斯大林看不清，便咕哝了这么一句。意外发生后，斯大林很不满意地说，这些导演太神经过敏了。从此再也不召导演来恭陪御览了。

如果你怀疑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编的段子，蓝英年《“彼得大帝”彩排记》讲的故事比这还离奇，更有戏剧性。

阿·托尔斯泰写了话剧《彼得大帝》，剧院准备上演，之前需经审查。他们决定彩排时邀请领导人和评论家观看，然后由他们讨论决定是否公演。“彩排安排在193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莅场，还有红色教授学院的一批教授，此外便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领导人和教授们分别坐在楼上包厢和楼下池座，保安人员则挤满楼道和出入口。”

“大幕拉开后，观众与其说观看话剧不如说观看斯大林。台上台下的目光都对准他，捕捉他脸上每个细微变化。然而斯大林坐在包厢里端然不动，面无表情，未鼓过一次掌。离剧终还有一刻钟的时候，斯大林突然站起来离开包厢，向出口处走去。（剧院经理）布列森涅夫吓得魂飞魄散，一路小跑赶过去送斯大林。斯大林兴致很好，走到休息厅停住，同他谈了一会，并肯定了话剧《彼得大帝》。布列森涅夫顿时心花怒放，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回到剧场，“舞台上的道具已经撤掉，上面摆着长桌和讲台。长桌后面坐着彩排审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个个面带杀气。有四十人登记发言，一个个走到讲台前发表自己对彩排的看法。他们从斯大林冷漠的表情和提前退场的举动中嗅出自己应持的观点。前十位发言的人都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他们一致彻底否定这出话剧。要求追究导演和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人员的政治责任，最后两位为了表现自己的高度觉悟，干脆要求追究剧本作者托尔斯泰的责任。”

“布列森涅夫返回剧场时，第十一位发言人正提着皮公文包向讲台走去。他长得矮小，把皮公文包垫在脚下，以显魁伟。他厉声喊道：‘同志们，我完全赞同前面几位同志的发言，我甚至找不出语言表达心中的怒火，来抨击这出极端恶劣的反革命话剧，作者竟把彼得大帝写得如此具有英雄气概，明目张胆地宣扬君主制……’”

“这时，布列森涅夫走上舞台，请求主席允许他打断矮小同志的发言，说几句话。”他说：“我很高兴十位发过言的人和第十一位正在发言的人一致严厉谴责这个剧本，因为我相信下面发言的人将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起码我已经知道有一个人持这种观点。一小时前斯大林同志同我谈话时，对彩排发表了如下看法：‘剧本写得很好。遗憾的是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表现得不够。’我完全相信后面发言的人，如果不是全体，起码也是大多数，将会赞同斯大林同志的看法。大家继续发表高见吧。”

“布列森涅夫说完，大厅里一片死寂，接着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斯大林同志万岁’的口号声。站在皮公文包上的矮小教授仿佛被一场地震震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皮公文包了。第十二位发言的人仍来自红色教授学院，他是这样开始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述我对前十一位发言人的愤慨，他们竟然敢否定我们刚刚看过的演出，竟敢诋毁如此优秀的话剧。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剧本写得很好！作者和导演的唯一错误，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是彼得大帝表现得还缺乏英雄气概！’下面发言的人完全赞同第十二位发言人的观点，同时严厉谴责前十一位的言论。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立即批准《彼得大帝》的公演。布列森涅夫把矮小教授落下的皮公文包带回办公室，等他来领取，可他一直没来。”

之所以大段抄录蓝英年先生的文章，是因为这故事太精彩。西方读者对此，或许还有隔膜，顶多觉得荒唐甚至有趣，但我们不然。

肖斯塔科维奇性格里有调皮的一面，这从他的音乐里能看得出来。他成名早，名气大，才华横溢而桀骜不驯，内心孤傲，看不起人。他的回忆录是口述，非常凌乱，谈到同时代的音乐家，少有好话，如对普洛科菲耶夫、哈恰图良、斯特拉文斯基，以至指挥家托斯卡尼尼，都肆意挖苦。看法是他的，这是主观的东西。但他说的事，给人的感觉似乎也有夸张。谈到苏联社会和文艺界，他谨慎些，不那么离谱。假如有让人觉得离谱的地方，要么是我们自己毫无想象力，要么是那个特定时代的荒唐本来就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作国歌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不过这里就不抄了。有兴趣的人，不妨自己去读。

破解古埃及

历史学家说，1798年，拿破仑率大军远征埃及，是突发奇想，意在与亚历山大大帝争辉于青史。亚历山大进军波斯，曾携带学者同行。他在东方建立亚历山大城，那里的图书馆一直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传奇。拿破仑的大军，四百艘舰只，三万八千人马，随行的学者一百五十余名，囊括了法国学术和艺术界的精英——法国国家研究院的院士也不过一百六十多人。拿破仑的野心，无论在军事还是在文化上，显然不仅在媲美亚历山大，更想超越他。

由于英国海军的强大，也由于法国国内局势的牵制，拿破仑的远征以失败告终，不仅东方帝国之梦成了泡影，还被迫放弃了埃及。但这次远征却是科学和艺术的辉煌胜利。法国学者对埃及古迹的考察，他们带回的考察记录和搜集的大量文物，引发了西方对埃及历史和文化的深入研究。象形文字的破解，正是其中一项伟大成就。

《破解古埃及》（The Keys of Egypt：the race to read Hieroglyphs，by Lesley & Roy Ankins，黄中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是一本讲述商博良与英国的托马斯·杨竞赛，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通俗读物，但第一章里法国学者在埃及的故事，却比以后各章更引人入胜。此书最大的不足是，叙事太简单。在对商博良破译过程的描述上，尤其如此。另外，作者的写法也有问题，按照时间顺序的叙事，不应造成对悬念丛生的文化破解过程的描述间断。商博良的智慧，在几十年里是从未停顿的河水一样地流淌。但在书里，它成了一个个散裂的碎片。

拿破仑的学者队伍中，有一个叫德农的，时已五十一岁，他的专长在艺术和文学，善于素描，也能写作。起初拿破仑看他年长，不让他参加远征，因拿破仑妻子约瑟芬的说项才得以成行。在埃及，德农把所见的事物尽量画下来，行军途中，“抓住每个瞬间即逝的机会，查看古迹，再做速写”。他自言，速写通常“于膝上，或站着，或在马背上完成，至今还没有哪一幅合我的意，因为整整一年我都还没找到桌子，好让我稳稳当当地用尺子来画”。

神庙的浮雕、绘画和象形文字的铭刻，让德农目不暇接，他写道：“我拿着铅笔，走过一处又一处……觉得眼睛和手都不够用，头也不够大，无法将令我震惊的所有东西尽数看过、画下、分类。想到自己竟以不够格的素描来画下如此壮美之物，心中顿觉羞愧。”一路埋头猛画的德农，曾经差点掉队，幸亏他的朋友贝利亚尔将军一直等着他、保护他，带他在天黑前追上部队。

登德拉神庙是一处大型遗址，让很多法军士兵深受感动。一名下级军官这样告诉德农：“来到埃及，觉得完全受骗，心情一直低沉，人也不舒服，但登德拉让我不药而愈。今日所见的景象，抚慰了一路而来的疲累。不管这趟远征未来还会碰上什么事情，我都会一辈子庆幸自己曾踏进这里。”在德农速写时，有士兵替他撑着画板，遮挡阳光。

从拿破仑到热情而不畏艰辛和死亡的学者，到那些普通的法军士兵和军官，他们对文化和科学的态度令人钦佩和感动。这是发生在18世纪末的事。一百年后，同样是法国人——还有英军等——他们火烧圆明园，搜刮抢劫，当年的那份文明精神哪里去了呢？短短一百年，人类从文明到野蛮的堕落，可以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吗？还有哪怕一个德农，面对着圆明园的精美建筑，激动和感动，羞愧于自己“不够高明的”画艺，担心难以再现它的美丽吗？

德农积累了大量素描，也搜集拿得动的小物件，他最自豪的是一份木乃伊手中紧握的纸莎草象形文字纸卷，而他在墓穴找到的一只木乃伊女人脚，后来曾激发戈蒂埃的灵感，写下小说《木乃伊的脚》。

素描太多，铅笔供不应求。发明石墨铅笔的孔泰在开罗设立工场，制造铅笔等必需品，但当德农随军远行之后，补给跟不上来，德农只好自己熔化铅弹制造铅笔。书中稍后讲到工程师们没有铅笔绘图，“不得不自行熔化铅弹，将铅液倒入中空的芦苇管中，以自制铅笔”。想来德农也是这么做的。

1799年8月，拿破仑抛下部队，匆忙离开埃及，德农是随之返法的少数学者之一。他将自己的笔记和素描整理成书，名为《上埃及与下埃及之旅》，于1802年出版。这本书大受欢迎，“19世纪期间再版超过四十次”。

读罢此书的周末，我去中央公园，再访那座被称作“克丽奥帕特拉之针”的埃及方尖碑。在商博良的破译过程中，辨识出克丽奥帕特拉的名字，曾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方尖碑上有一些字，我也算认识了，包括椭圆框围起来的国王的名字，和像三角旗一样的“神”字。

夏洛特姑娘

我在淮南一年，讲中国古代文学史于教育学院，住在洞山一条宽阔洁净的大道上。房间不大，住两个人，两张书桌对置。我的座位面窗背墙，墙上挂了一本约一尺长、大半尺宽的年历。年历是从北京带去的，十二个月，十二幅西洋名画，都是流行的题材，不外乎《读书的少女》、《破水罐》和《音乐课》之类，人物笔触工丽，色彩轻快明媚。其中有一幅，画一白衣女子坐在船上，岸上树林浓密，前景水草丛生。女子右手握住细铁链，左手轻搁腹部。头微微上仰，表情似带哀怨。她的头发是棕红色的，浓密而长，一直垂到腰带上方。凑近了细细看，两边船舷披了厚厚的彩织画毯，船头立着三支白蜡烛，两支已经熄灭，一支亮着。船首挂着风灯，隐约可见灯罩内一点红色火苗。树林疏处一小块天空，显见是白天，不知为何秉烛和掌灯。不仅如此，一个贵族少女怎么会独处于荒僻岸边的船上？这幅画怎么看都有一股神秘的气氛。

美如果没有秘密，一切豁然开朗，魅力终究是有限的。就像伟大的人物，了解愈多，包围着他的烟雾逐渐散去，绝大多数都会失去原有的光彩。神秘的船上少女陪伴我整整一年，我在淮南留下的最值得纪念的一张照片，是和杨亮兄在房间下围棋，桌上乱糟糟地堆放着正在读的书，门后挂着毛巾。那幅画就在照片的右上角。

90年代初，我在纽约，流连于书店和各大博物馆，在大都会艺术馆和现代艺术馆看油画。身入宝山，瞠目结舌。拊掌赞叹之余，大感对西方艺术的无知，于是到图书馆，一本本读绘画史图册，从通史到国别，从国别到流派，最后集中于个人喜欢的画家。拉斐尔前派曾经很吸引过我一阵子，伯恩-琼斯、罗塞蒂、莱顿、威廉·亨特、米莱斯，经常挂在嘴边。就在拉斐尔前派的画册里，萦绕心头多年的船上少女，终于揭开了面纱：那是约翰·威廉·沃特豪斯（J．W．Waterhouse）作于1888年的一幅画，题为《夏洛特姑娘》（The Lady of Shalott）。

拉斐尔前派的绘画唯美而神秘，多取材于古代神话和传说，也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灵感。沃特豪斯严格地说，不属于拉斐尔前派，但他确实继承了拉斐尔前派的画风，所以很多书中，称他为拉斐尔前派第三期画家。拉斐尔前派最爱描绘神话传说中的神秘女子，特别是悲剧性的女子，沃特豪斯也是这样。

《夏洛特姑娘》源于维多利亚诗人丁尼生的一首诗，取材于中世纪亚瑟王的传说。在亚瑟王宫廷所在地卡姆洛的上游，河中小岛夏洛特的古堡里住着一位女子，没人知道她的来历和身份，只能从窗口瞥见她的身影，听到她的歌声，她被称为“夏洛特姑娘”。夏洛特姑娘受到仙人的诅咒，不能直接观看窗外的现实世界，只能透过镜中反映，把看到的情景织成图案。

有一天，亚瑟王手下最英俊的骑士兰斯洛特-加龙省骑马走过，夏洛特姑娘在镜中看见，立刻爱上了他。她停止纺织，走到窗前下望。镜子顿时破裂，咒语立即应验，夏洛特姑娘面临死亡的命运。痛哭之后，她离开古堡，在河边找到一只小船，把多年编织的挂毯挂在船边，在船头刻下自己的名字，解开船缆，放舟直下，漂向亚瑟王的宫廷，希望在死前能见到所爱的骑士一面。但她未能如愿，死在途中。

小船到达卡姆洛，骑士和贵妇人们纷纷围观，兰斯洛特-加龙省也在人群中。他看到夏洛特姑娘的面容，惊叹其优雅美丽，但没有人，包括兰斯洛特-加龙省，知道这姑娘的悲惨故事。

沃特豪斯的原画宽两米，高一米五三，其中丰富的细节，在挂历宽不及半尺的画幅上看不到。有些即使有迹可寻，由于细微，由于印刷的粗劣，也彻底失去了。彼得·特里皮（Peter Trippi）在Phaidon公司出版的关于沃特豪斯的专著中写道：

“丁尼生的诗并没有具体形容夏洛特姑娘的相貌，只说她‘一身白衣’，于是，沃特豪斯按照自己的理解，以无比精细的笔触，画出她因为哭泣而发红的眼睛，微微鼓起的双唇，‘唱着最后的歌’。一个双乳丰满的女人，腰带的弧线显出一点微凸的腹部，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常有这样的形象，以强调女性的丰满多产。腰带虽然早已在其作品《魔环》中出现过，却是到目前为止最意味深长的使用，意在强调，内心情欲使她不由自主地走向窗口，对这情欲她却丝毫无能为力。夏洛特女子透过窗口，‘看见睡莲开放’，睡莲是性觉醒的比喻。一片秋叶飘落膝头，既是她丧失了纯真的象征，也暗示即将到来的死亡。为了表明对丁尼生的诗多么熟悉，沃特豪斯特地从丁尼生另外的诗作《垂死的天鹅》里借用了燕子的形象，在画的最左边，画上两只燕子，伴随着夏洛特姑娘歌唱。在丁尼生的诗里，燕子在一年一度的春天重临，象征着复活。”

除此之外，在画面上还可以看到，蜡烛旁边，有一只小小的男性人偶，挂毯上的画面，完整的两幅，一幅是骑马的四名骑士，另一幅是骑马的妇人。这些，都是她内心世界的反映，正像已灭和将灭的蜡烛象征生命的结束，而风灯的一点鲜红，象征爱情的光明一样。

沃特豪斯前后画过三幅有关夏洛特姑娘的画，船上少女是最早的一幅。此后，1894年，他画了第二幅：夏洛特姑娘看见兰斯洛特-加龙省后，起身奔向窗口，双腿被画毯上的丝线缠住。在这幅画上，夏洛特姑娘双目闪亮，脸上充满渴望。1915年，第三幅，题目是“夏洛特姑娘说：我厌倦了这投影的世界”，夏洛特姑娘一身红衣，从织布机上挺起身子，双手抱在脑后，眼光向上，若有所思，窗外，一对相恋的男女正要走过。在后两幅画中，和第一幅不同，夏洛特姑娘的头发是深色的。

丁尼生的诗寓意何在？夏洛特姑娘令人叹息的哀婉故事，究竟要说明什么？丁尼生自己曾有过解释：“从天而降的，对长期与自己隔绝的外部广大世界中的一个人的爱，引导她走出影子的国度，走进现实。”特里皮进一步引申道：“夏洛特姑娘就像一位艺术家，无名无姓，与世隔绝，年复一年地记录着他人的故事。当她带着自己的杰作来到现实世界，却发现这世界是那么沉闷乏味，甚至还不如禁锢她的古堡。”也就是说，艺术和现实的关系是最难把握的，与现实隔绝不行，直接踏入现实也不行，因为代价将异常惨重。夏洛特姑娘以死为代价，都未能获得爱的回报。更可悲的是，她的身份也未获认同，她到死都是神秘的，也是无名的。

因为沃特豪斯的一幅画，拉斐尔前派的唯美主义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连带着，整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都成了一个亲切的名词。尽管像沃特豪斯，威廉·弗里斯，威廉·莫里斯，这些画家都谈不上多么伟大，但至今仍给我带来快乐，我从他们的画里看到自己一如既往的幼稚梦想。作为最新的发现，詹姆斯·蒂索表现英国风俗的画集而今正摆在我的案头。

钱译海涅《诗歌集》

上大学之前，我读到的新诗，就是报纸副刊上的那些。大概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知道高高在上的有一种杂志叫《诗刊》，立即去邮局订阅。其时《诗刊》还是小开本，读了几期，大为失望，因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我觉得北京来的杂志总该比郑州的报纸强，结果却差不多。其中的诗，让我感到佩服的，一首也没有，甚至不如我在报纸副刊上偶尔读到的经过思想改造的旧体诗词，比如有一首忘了谁做的《摸鱼儿·锄再举》，就视若珍宝，剪下来夹在书页里，保存了很久。倒是那些七言四句的顺口溜，却激起我的功名之心。心想，诗，如果是这样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写过了。假如能在大刊物上发表，在学校是很可以牛一牛的。于是很快炮制了一组，工整抄写，投寄过去。冉冉半年，并无音信，对《诗刊》也就彻底失望了。

进大学，我在生物系，算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西方的诗人，仅仅知道拜伦、雪莱、歌德、海涅。去图书馆找书，虽然目录卡片上很多，最后能找出来的，只有几本，其中有海涅的《诗歌集》和《罗曼采罗》。“文革”前的老版，很厚很实在的两本。书旧而不破，纸张柔软，虽有些发黄，还结结实实，经得起翻看。我携了书，漫山遍野闲逛闲读。读着的时候就想，新诗原来是这样的。全是爱情，全是小夜曲，好花好鸟，体态轻盈的女子，生活的意义也就在花前月下，和异性隔着花丛和月光相望，或在人家窗户底下弹琴，或整天等一封信。《诗歌集》和《罗曼采罗》足有好几百首诗，多是短短的，四行一节，隔句押韵，一律的清婉柔美。钱春绮先生译海涅这类小诗，肯定比后来翻译歌德拿手。中国人心目中的海涅，其风韵是钱先生一手打造的。

等到后来读到更多诗人，超出19世纪浪漫派的小圈子，方始明白，其实当初对海涅，在喜欢之余，是有些遗憾和保留的，原因就在于他的简单。几百首诗，几乎完全一样的风格，区别只在于这一首里他比较高兴些，因为所爱的女子应允了他的要求；那一首里他比较伤心，因为担心失去所爱，或久久不见对方的面孔。钱先生译文的圆熟加剧了这种感觉，或许海涅确乎是如此圆熟而简单的。虽然鲁迅举了海涅善谐谑的例子，但海涅的抒情诗，确乎是爱情当家。

以后我写押韵分行的文字，有一点觉悟：要尽量与别人，也与自己从前不同。怎么不同法呢？我想到一个简单的办法：诗中免不了花花草草，凡是别人用滥了的，如玫瑰、丁香、紫罗兰等，一律避开，多看些种花养草的书，多了解些异国风情，找些名字动听、他人又很少用过的品种，比如茑萝、荼蘼、紫云英之类。诗即使不出色，猛一看，琳琅满目，唔，很有特色，很别致，很新巧。

海涅的诗一夜之间把我自小在报刊上读过的无数政治口号诗击打得粉碎，那些诗的影响不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相反，它使我朝另一个极端不必要地多迈了好几步。相信强制灌输能影响他人思想的人，以此为例来看，实在过于天真，过于一厢情愿。结沙为绳，人尽知其为徒劳。莫非结绳者自己，实在只是以此为乐吗？

叶芝

在武大老斋舍顶上的大图书馆，借到精装的厚厚的《牛津英国诗选》，也可能是《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翻到叶芝，就看见了莫德·岗（Maud Gonne）的整页照片，黑白全身照，一个严肃而高贵的女人。20世纪初的女装啰里啰唆，不见得好看，莫德·岗就裹在这样烦琐的衣饰里，连她的发型也是不自然的，过于蓬松，开张得咄咄逼人。莫德·岗的美使人肃然起敬，她坚强果决，是一个圣者，一个战士，不是可以手拉手悠闲地去看天鹅的人。叶芝在照片上文质彬彬，衣着几乎和艾略特一样考究，但眼睛里没有艾略特逻辑分明的机智。叶芝是经常不由自主地沉溺于情感和幻梦的人，但他愿意沉溺，什么都相信，而且要造出什么给别人看。创造之目的何在？无非是让自己信任的世界更完善。诗人是填补缝隙的人，补漏的人，补房子，也补一柄鲜艳的油纸伞。

我最早只读到十几首叶芝的诗，是从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分册中知道他的。叶芝的那几首，正是袁先生亲手所译，选择极为精当。后期几首代表作，更是所有英文选本不会遗漏的。《当你老了》是关于莫德·岗的，《一九一六年的复活节》也提到她，感觉很矛盾。什么是叶芝诗中“可怕的美”？如果是说革命本身，说任何暴力革命，任何不暴力却招致暴力结果的革命，这个矛盾的修饰无往而不正确，但革命仍然有可能只是一个外壳，叶芝所指，或有更深的意思。也就是说，革命即使是必然的，是正确的，但革命本身的性质，迫使我们不得不接受以一种不那么正当的方式对另外的美好事物的涤荡。

《一九一六年的复活节》彻底把我感动了，我大概在不少地方引用过其中的句子，包括很幼稚的“太长久的牺牲，能把心变成岩石”，也有同样幼稚却不失精辟的“我们知道他们的梦，知道他们梦想过而且已经死去，这就足够，何必管过多的爱，在死前使他们迷乱？”叶芝大概觉得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对莫德·岗的爱，也必将是如此结果。他确实天真善良到不可救药，就连爱尔兰的神话也不足以形成一个恰如其分的背景，使他与身处的环境水乳交融。

我很少有耐心去读作家的传记，如果作品吸引了我，我宁可自己想象作品外的部分，注释和导言里的一点线索就够用了。多少年后，当记忆一直定格在那里，而我的生活已经容不下当初的一厢情愿，问题就来了：我的理解，由于这不完全的理解造成的影响，使内心的自我和此时此刻不得不现实的自我，距离越来越远，而且每有所思，每有所言，则漏洞百出。

叶芝是如此情致款款地说出“我梦见一个丽达似的形体”（I dream of a Ledaean body），然而在《丽达和天鹅》里，创造出希腊最美丽的女人海伦的宙斯袭击丽达的事件，丝毫不绮艳，相反，却充满了暴力，这不能不说是将心爱的女人卷入惨重牺牲的爱尔兰革命给叶芝留下的阴影：

身体，翻倒在雪白的灯心草里，
感到的唯有其中那奇异的心跳！
腰股内一阵颤栗。竟从中生出
断垣残壁、城楼上的浓烟烈焰
和阿伽门农之死。（飞白译）

假如美诞生于暴力，那么暴力是不是美的必然代价？诞生于暴力中的美，拥有致命的力量，随之必然而然的，是更多的牺牲和毁灭，那么牺牲是不是对美的迷恋的必然代价？如果爱情真以倾国倾城为代价，叶芝最好还是像生着羊蹄的牧神潘那样，在阳光灿烂的午后，做一场无伤大雅的美梦。

晚年叶芝有一张照片，神态颇为落拓：头发白了，散乱，领结半歪，紧扣的西装外套，可能是姿势的缘故，皱巴巴的，他紧闭嘴唇，表情是茫然而不得已的，连背景也凌乱不堪，家具的线条轻微歪斜——没有查到照片的年份和出处。

重新看莫德·岗。维基百科上的莫德·岗词条在“政治活动”一栏配发了一张照片，岗女士全身裹在厚实的黑衣里，头饰有若两只羊角，一手悬垂，一手叉腰，像极了歌剧《女武神》一张早期剧照上大神沃旦最英武的女儿布伦希尔德的形象。在《一九一六年的复活节》里，叶芝这样写莫德·岗：

那个女人的白天花在
天真无知的善意中，
她的夜晚却花在争论上，
直争得她声嘶脸红。
她年轻、秀丽，哪有声音
比她的声音更美好，
当她追逐着兔子行猎？（查良铮译）

由于自觉的牺牲，莫德·岗在叶芝眼里成为一位圣徒。他对莫德·岗的爱，洒上了仰望和崇拜的光辉。这里主动和被动的因素俱在。主动是由于莫德·岗自身的英雄形象，被动则由于不能追攀。无论主动和被动，个人的情绪仍是主导的，对前者，可以无限放大，对后面的情况，可以自我安慰——因为爱的对象的神圣，得失皆为荣耀。这样的转换，在历史上几乎是毫无例外的。批评家说，几乎没有诗人像叶芝这样，在关于岗的诗里，将女性的美颂扬到如此高度。在他笔下，莫德·岗既是丽达，又是海伦，是爱尔兰神话中的黛尔德蕾，又是智慧女神阿西娜。

神化女性，本是文人惯技，事出有因，亦属自然。但叶芝被如此突出出来，除了诗艺，他的情感果然有非同常人之处吗？要说把所爱女子的地位抬到天上，抬到比天还高，但丁早已有前例了，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前例。不过在但丁那里，贝亚特丽丝实际上被宗教化，被形而上学化了，成为神学意义的某种美德的化身。但丁对于贝亚特丽丝的爱慕，不及于肉体而限于精神。这是但丁对未如愿之爱情的自我赎救。批评家说叶芝前所未有，在于他对女性美的倾慕，这是精神的，也是形体的，而且主要是形体的。虽然叶芝表白过：“多少人爱慕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但在叶芝那里，爱的出发点毕竟是形体：一个丽达似的形体，诞生于人和天鹅的结合。他哀叹人的衰老，哀叹的正是老人形体的猥琐不堪——“衰颓的老人只是个废物，是件破外衣支在一根木棍上”。美和青春的国度，“不是为老人而设”（No country for old man，前几年成为一部恐怖的西部片的片名）。

叶芝喜欢爱尔兰的民间神话和传说，原因在于其中凡世所缺乏的空灵和自由，他爱的女人，无异穿行在芦苇丛中，逍遥于林间草地的仙女，遥远，神秘，是随时在轻盈飘飞的，随时在花枝和湖水上洒下梦幻般的影子。叶芝还痴迷于灵学，汉武帝招李夫人之魂，丽姿倩影，惊鸿一瞥，“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大概是可以让他会心的。他觉得在自己和所爱的女人之间，有超乎言语和一切感觉的更高层次的交汇和沟通。莫德·岗是一个政治领袖，一个战士，而非叶芝理想中温柔的情人和妻子，事实上，莫德·岗很有些看不上叶芝这样软弱的纯粹文人，以为他无用。但在叶芝诗里出现的莫德·岗，还是一个古典形象。政治色彩被叶芝刻意忽略了，即使提到，尊敬感佩之余，文字背后的，更多是惋惜甚至不以为然：毕竟对于这样一尊女神，英国人的牢狱岂是安放其美貌和青春的地方，正如古代城堡的高塔，凭什么要禁锢一位命运多难的公主。

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最初迷上雪莱，是因为《沫若译诗集》里他的几首抒情诗，特别是《西风颂》。有一首关于欢乐精灵的歌，郭译的第一句非常奇怪，是“罕哉，罕哉，汝之来！”令人过目不忘。难以想象原文是什么样子，可以译成这样的中文。后来借得英文版一查，原文是：Rarely，rarely comest thou，Spirit of Delight！郭译还真没走歪。其次是因为一本翻译过来的《雪莱传》或《拜伦传》。两位诗人的肖像都美得惊人，又似乎无比纯洁，精印在扉页，就是要让读者崇拜的。

武大图书馆所藏“文革”前的出版物，英国诗人的中译诗选略有三四种，有梁真的《拜伦抒情诗选》，有薄薄一小册威廉·布莱克，可能还有彭斯——“我的爱人是一朵红红的玫瑰”之类。雪莱连卡片也没有。这更激起我的渴望。等到学完许国璋英语第三册，自觉有能力了，就去借英文版，抱着词典逐字啃。啃的结果，读懂了几十首短诗，而对他的诗剧《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似懂非懂的，爱不释手。这里头的爱，诗只是一部分，另外的部分，在神话故事。

再后来，对诗剧和长诗这样的形式也着迷了，很讶异民国的作家，除了极少数如冯至，写了一首并不太长的《蚕马》，几乎没人写诗剧和长诗，而欧洲19世纪的大诗人，无不留下这方面的杰作。我哪里知道形式是跟着时代走的，今天自然不会有人去写《荷马史诗》。结果，有一年多时间，我依照“雪莱、拜伦们最伟大的诗歌体裁”埋头炮制，写了一千多行的诗剧，写满一个笔记本；一部两千行的长诗，到毕业时仍未写完。

大二的时候，新译的雪莱诗选出版，好像是江枫版吧，学校的书店买不到，坐车去街道口的新华书店，还是没有。于是在周末一个大雨天，坐轮渡去了汉口的江汉路，终于买到。回宿舍后，兴奋不止，还为此写了一首诗。

传记里说，雪莱其人至为纯洁，与天使无异，但实际他在爱情上，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他的太太玛丽，写了一部关于人造人的哥特小说《弗兰肯斯坦》，影响可能大过雪莱所有作品的总和。这不仅是玛丽，也是雪莱做梦都想不到的。雪莱之死富于诗意，日本人所写的传记中，海滩葬礼的描述，很可鼓荡人心，因此破格买了一本——零花钱有限，买书一向精打细算，坚持一个原则，尽量买原著，不买传记等相关资料，这个习惯成为积习乃至陋习，至今难改，使得我的读书前锋甚锐，而缺少宽广的两翼。这一切，加上拜伦的诗早早读了厚厚的几百页，已无新奇感，使得雪莱在我十九岁、二十岁的年纪，一直是心目中最了不起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书没有，济慈的书没有，柯勒律治的书没有，更别提较早的诗人了，浪漫派之后，丁尼生、白朗宁、史文朋，直到20世纪的诗人，全都没有。雪莱一枝独秀，不算奇怪。他运气好。

在雪莱的诗剧里，普罗米修斯是硬汉，是革命的象征。他被缚在高加索山上，每日有饿鹰来啄食他的肝，这和《西游记》中沙和尚遭受的惩罚相似。沙和尚是每过七日便有飞剑来穿心。好汉忍苦，可以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变成永恒，不存希望，有夜无日，硬汉也要水滴石穿，所以沙和尚便跟着唐僧走了。普罗米修斯同样不傻，后来和大神宙斯也妥协了。雪莱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位泰坦英雄的高傲和坚强，没有提到他的识时务为俊杰。诗里的真相究竟不是现实。读者被激励，同时也被欺骗。

雪莱那么年轻，他懂什么呢？雪莱一点也不深刻。同样只活了二十多岁，他没有济慈走得远，想象力也不如李贺。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拜伦的书中，时时还能想起来的，是《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大学二三年级，读欧洲诗歌，图书馆里，中译有限，除了海涅和拜伦，阴错阳差，居然有“文革”前的老版本。雪莱、雨果，都没有中译本，更别提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济慈了。饥不择食，只好放胆去读英文原著。像小时候读《聊斋》一样，挑篇幅短的读，挑词汇和句子简单的读，读懂多少是多少。纵有误读，胜似一无所知。雪莱的集子就是这么读下来的，还有一些大厚本的诗选。华兹华斯一直没感觉，就是因为那时候读他的诗，觉得英文很难。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还翻译出来，投给杂志。

英文本《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布面精装，小开本，很旧了，有插图，和当时印刷简陋的中文书迥然不同。仅仅拿在手里，就已喜爱不置。其实我抱着字典能读懂什么呢。天气好的日子，从山顶的大图书馆出来，一溜烟从高而陡的台阶蹦跳而下，到山脚的林子里，背对着一蓬榆叶梅坐在草地上，看图，看字，看每一章起始的字母花饰，透过一组词，而不是完整的句子和段落，感受另一个年轻人的心思。那时我读《楚辞》，喜欢《远游》，想象毕业之后，有了工作，挣了钱，要满足两个愿望：一间自己的屋子，书架，台灯，一杯茶，自由看书写作，而不必受限于统一的作息时间；去远方乱跑，见识殊方风景和人物。拿哈罗尔德来应证自己的梦想，当他是个理想的预演。爱屋及乌，连游记也喜欢读。爱徐霞客那样的游记，爱凡尔纳科幻小说里的丛林探险，而三袁之类朝出暮归的畅游，却让我倒了点胃口，觉得太轻易。说来很巧，中西两部伟大的小说，《西游记》和《堂·吉诃德》，正是不折不扣的行旅小说。我嗜爱各类消遣小说，科幻和探险作品中的名作，阿瑟·克拉克的《2001年太空历险记》，以及近来风行的盗墓小说，也可归于此类。

大学时始终没读懂《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直到远赴异域，中译本犹不见面世。但没读懂的快乐，不亚于中英对照连看几遍。将来也许还会重读，但不是现在。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这样评说《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拜伦“长游堪勃力俱（剑桥）大学不成，渐决去英国，作汗漫游，始于波陀牙，东至希腊突厥及小亚细亚，历审其天物之美，民俗之异，成《哈洛尔特游草》二卷，波谲云诡，世为之惊绝。”

仿佛也有跃跃欲试的兴奋之情。

奥顿诗选

出哥伦比亚大学后门，在阿姆斯特丹大道上，有一家很小的旧书店，兼卖胶木唱片。放学后，时常顺路进去看看，买过几张莫扎特，一张亨德尔。I.A.理查德兹的文学批评文选，只因在国内一本西方文论选里读过他，当作宝贝买回，后来只字不曾读，搬离曼哈顿时顺手一扔了之。还买过几本小说随笔，有赫胥黎，也有奥威尔。诗，只买过这本“巾箱本”的奥顿。

象牙色的素白封面，书名是草叶般的绿色。

90年代初，像上列各书，简装软皮本，新书一般十元左右，旧书只需二三元。英文书，如果是经典名著，是不需要发愁的，公共图书馆应有尽有，比家藏还方便。所以，每次搬家时，像上课时不得不买的各种单行本莎士比亚，便毫不犹豫地扔掉。奥顿挑出来，小小一本，扔不扔无所谓，反正不占地方。站在垃圾桶边信手翻，有些犹豫，不料一用劲，书居然从中被掰开，大概因为年久，胶水不粘了。这下可好，不用留了。

老友张晨兄甚迷奥顿，发起几次“译诗作坊”活动，其中一次译奥顿，选了两首名作，The Unknown Citizen（《无名公民》）和Musée des Beaux Arts（《美术馆》）。《美术馆》译文众多，早已读熟，个人重译，不觉新鲜。但《无名公民》一首，经他详加解读，诸友各谈理解和感想，眼前罗列七八种译文，再对照原文，知道某字译得准确，某字译出了言外之味，而句子的拆解，途径众多，他人妙手天成的，自己搜索枯肠，未必想得出来，这样一路推敲，当真趣味无穷。对我这样英文未受过正规训练的，得益尤多。因此深知这类文字如口语，暗含讽刺，充满机智的诗，几乎不可译。容易译的，反倒是那些艺术上很讲究、有象征、多寓意、炼字炼句、格律严谨的诗。十四行诗，如果不亦步亦趋地步原来的韵式，也不难。

奥顿的诗，查良铮先生译的几首，最为脍炙人口。也是因为这几次练习，发现查先生的译文，偶有背离原意之处，特别是《悼念叶芝》中的几句。

《美术馆》中信手拈来的懒洋洋的描写，对照奥顿看过的那几幅画，意思顿时显豁起来。诗人以具体场景的描写为载体，好搁放他的感慨，下笔之时，常会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沉吟。望向窗外，假如窗外正对着一片田野或一条林荫路，其中某一景物碎片，便容易进入诗中，经过折叠、改变、补充、放大、扭曲，成为诗景。而画的品类无穷，是窗外有限的实境难以媲美的。奥顿的诗得灵感于布鲁盖尔的画，里尔克《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第一部的第一首，野兽奔出黑暗丛林的描写，也是比照着明信片上的油画写出来的。不过，写什么从来不是事情之重要性的唯一方面，怎么写才更重要。因此，尽管是对着一张画，描述的方式就是艺术，也是思想。

奥顿影响中国现代诗人甚大，其中之一就是译诗时署名查良铮或梁真的穆旦。我觉得卞之琳多多少少也和他有关联，尽管两人风格相差很远。

抗战时期，奥顿携密友衣修午德到中国，写下著名的十四行组诗《战时》，他的书信中也有关于战时中国的珍贵记录。精研奥顿的张晨兄，一直想集《战时》和相关文字于一册，我翘首多年，希望他的愿望尽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