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前言

- 第一章 欧战与中国政局的演变

- 中国对德奥宣战

- 国会问题与南北战争

- 安福国会的成立

- 徐世昌就职与南北停战

- 第二章 巴黎和会与中国的期待

- 中国朝野关于欧战性质的解读

-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

- 陆徵祥赴欧与中国代表团的组成

- 广东军政府对于代表权的争执

- 第三章 山东问题的提出与辩论

- 山东问题的提出与辩论

- 日使施压与中日密约的公布

- 山东问题说帖的递交

- 中国代表团的内部纠纷

- 第四章 山东问题的交涉与失败

- 中国另外三个说帖的递交

- 利益的平衡与美国对日妥协

- 直接归还山东的交涉与失败

- 中国代表团的应对方针

- 第五章 学潮与政潮

- 山东问题责任人的认定与追究

- 五四学运与各方评论

- 学生保释与政潮初起

- 广东方面的介入及其政治意图

- 第六章 南北和会的召开与破裂

- 南北议和与各自盘算

- 南北和会的召开与破裂

- 南北相互攻击与代表辞职

- 各方斡旋

- 第七章 北京政府关于签署对德和约的决定

- 曹陆章辞职、自辩与挽留

- 国会与日使对研究系的责任追究

- 国务院与国会的彼此算计

- 北京政府关于签约的决定

- 第八章 徐世昌辞职、留任与钱能训下台

- 上海的市民运动

- 罢黜曹、陆、章

- 徐世昌辞职、留任与钱能训下台

- 继任总理人选的争执与国会的搅局

- 第九章 几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政治表现

- 英美在华势力对于山东问题的态度

- 特立独行的吴佩孚

- 广东军政府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性格

- 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的冷热两面

- 第十章 拒签对德和约

- 保留签字的交涉与陆徵祥的脱身之计

- 龚心湛的推诿与拖延

- 顾维钧的最后交涉：妥协与原则

- 拒签对德和约

- 第十一章 余波

- 德奥问题的善后

- 芮恩施归去与陆徵祥归来

- 山东问题的继续

- 安福系的孤立与吴佩孚的崛起

- 结束语

- 征引文献

前言

大约是在1983年9、10月间，笔者加入到李新先生主持的《中华民国史》多卷本的写作集体，主撰其中的“五四运动”一章。[1]彼时，有关五四的论著已有多种，文章不计其数，大都侧重于论述思想启蒙、民众运动，仅就方式方法来讲，早已形成一种习惯性的写作定式。此外，关于巴黎和会的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则几乎是空白。

笔者接手之后，开始尝试改变历来的写作方式，从两个方面重新论述这道课题：其一，从国家政治的视角，侧重于研究五四学潮前后，北京政府的各项考虑、主张与措施，尤其是几个主要政派之间的不同的利益关系，以及彼此在多个时政问题上的对立与争执。其二，从国家外交的视角，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全过程，尤其是围绕对德和约签字与否这个核心问题，北京政府的前后考虑，以及中国代表团的具体交涉。总之，笔者在30年前开展的这两项工作，至少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启了全新的研究范式。

略为歉然的是，因篇幅和体例所限，分析与论述未能充分展开，不少材料也未能充分采用，往后，因研究方向的转移，这项工作随之中断。

2012年初，笔者将这项搁置了20多年的研究课题再度捡起，重新编排体例，加上后来这些年陆续积攒的材料，用去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本学术专著的写作。

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邓野

2014年4月

[1] 由笔者撰写的这部分章节，当时编为《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2卷第7章，已于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12卷16册，后于2011年由中华书局出齐。

第一章 欧战与中国政局的演变

1914年夏季，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当时称欧战。

欧战在两个国家集团之间展开，英法一方称协约国，德奥一方称同盟国。袁世凯时任北京政府总统，由于两个战争集团与中国均无直接的利益关系，为此，袁政府选择中立。1914年8月6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现在欧洲奥、塞、俄、德、法、英、比等国不幸失和，中国因皆系友邦，已布令恪守局外中立，以敦睦谊。”[1]

最初，美国亦宣布中立。

随着战争的进程，中国逐渐卷入其中。

中国对德奥宣战

就在袁世凯宣布局外中立之际，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当年11月，日军攻占德国在华殖民地——山东青岛。

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殖民地，事情的由来，因一件小事引起。1897年11月，两名德国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以此为由，1898年3月，德国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自此，胶州湾成为德国租界。1899年，德皇下令，将胶澳租界的新市区，定名青岛。当时，中国舆论有的称青岛，有的称胶州。[2]

日军攻占青岛之后，以对待殖民地的方式，在青岛设置了一批民政署，所谓民政署，实际上具有地方上的第二政府性质。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广泛的权利要求，此即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所谓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有四项条款，第二号有七项条款，第三号有二项条款，第四号为一项条款，第五号则有七项条款，总共二十一项条款，故称“二十一条”。其中，第一号提出：“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3]此项要求的实质，就是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参加谈判的日方代表，为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中方主要人员有，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谈判历经数月周旋，日方取消了第五号。5月7日，日方发出最后通牒；5月25日，陆徵祥与日置益共同签署“中日条约”与“换文”。因该条约签订于民国四年，故称《民四条约》。另外，因第五号已被取消，所签条款实际上不足二十一条，但人们仍习惯性称之“二十一条”。

日军以对德宣战的名义夺取青岛，这是欧战对中国的头一个直接影响。接下来，日本又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迫使袁世凯政府签署《民四条约》（二十一条），这是欧战对中国的间接影响。

袁世凯病逝之后，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

根据国务院的提议，1917年3月10日、11日，众、参两院先后通过对德国绝交案；3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这年4月，美国放弃中立，对德国宣战，为此，欧战的胜负天平开始向协约国倾斜。美国此举在中国引起一场争论：中国应否追随美国，对德宣战。

力主宣战的代表人物是段祺瑞。

从国家的外交利益看问题，驻美公使顾维钧亦力主参战。1917年4月9日，顾维钧致电段祺瑞，就中国的国际关系以及参战问题，全面提出他的看法与建议，顾氏认为：远东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变化，英、法已无力顾及，日本正在构成对中国的最大威胁，“英、法等国遇有中国事，往往先商日本，势若默认日本为东亚霸主”。环顾四周，顾维钧这样指出：“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顾氏之意，以上诸国均对中国存有主权要求，因而不能成为中国外交的依靠对象。相反，美国“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与英、俄、日等国相较，显然，美国对华没有领土要求，基于这一认识，顾维钧提出“赖美为助”的外交方针。既然“赖美为助”，那就应当采取与美国相应的对外政策，为此，顾氏力主中国应当追随美国对德宣战。顾维钓向段祺瑞解释了参战的利益，认为：“若我助美入战，美国谊当还助，且有余力顾我防患未然”。顾氏预计：美国“战后于国际上势力必更见扩充”，“我助彼作战，将来国交上获益实属不浅”。[4]

在这里，顾维钧提出一个重要的，也是贯穿其一生的外交思想：“赖美为助”。顾维钧是着眼于“将来国交上获益实属不浅”，而提出参战问题的，如果纯粹地从外交利益上选择，参战无疑是可取的。

然而，段祺瑞的参战主张，遭到总统黎元洪反对，由此而引发“府院之争”（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同时，孙中山亦强烈反对参战，这样，段祺瑞的参战主张又遭到以国民党人为主体的国会的抵制，参战案未能获得国会通过。

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下令罢免段祺瑞的总理之职，府院矛盾随之激化。

当年6月，应黎元洪之邀，张勋率部进京调停，不料张勋却乘机颠覆国体，复辟帝制。6月12日，在张勋的蛊惑下，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宣布：“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克期另行选举，以维法治。”[5]

7月1日，废帝溥仪下达诏书，宣布临朝听政。

7月2日，自知上当的黎元洪，再度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由于黎元洪自身没有实力，黎的这项任命，就是授意段祺瑞讨伐复辟。

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附近的马厂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

7月6日，副总统冯国璋在南京宣布就任代理总统，冯氏此举也是不承认帝制之意。

段祺瑞领衔讨伐张勋的行动，得到拥护共和政体的广大人士的拥护。7月8日，驻美公使顾维钧致电段祺瑞：“此次内变猝生，中外震骇，幸赖我公率师讨逆，得保共和，以维邦本，莫名庆慰。钧（顾维钧自称，引者注）迭接伪外务部电，嘱将复辟伪诏，告美政府并转知美洲，当以反叛民国，概置不理。”顾电发出之际，讨逆战事尚未分出胜负，表明顾维钧并未驻足观望，而是立场鲜明。

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部迅速解体。

张勋复辟的发生，为段祺瑞清除了两个政治障碍：其一，赶走了不合作的总统黎元洪；其二，解散了不合作的以国民党人为主体的国会。

7月14日，段祺瑞回到北京，立即着手组织新一届内阁。在平息张勋复辟的过程中，段祺瑞在政治上的支持者与合作者，主要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论功行赏，研究系的几个头面人物均被纳入本届内阁，他们是：外交总长汪大燮，内务总长汤化龙，财政总长梁启超，司法总长林长民。[6]至此，研究系发展到其鼎盛时期。

张勋复辟平息之后，对德宣战问题再度提出。此时，黎元洪已经卸任，而国会则又解散，这一回宣战决议没有再遇麻烦，顺利发表。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布告》，宣布：“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7]该布告由国务总理段祺瑞，以及各部总长一道副署。据林长民后来说，该布告由其本人起草。

同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本国政府宣告：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与德奥两国同时入于战争之状态。所有中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无论关于何种事项者，均一律废止。”[8]

宣战命令的发表，对于中国的外交与内政，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国会问题与南北战争

张勋复辟期间，国会被强制解散。由于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国会与段祺瑞尖锐对立，因此，在平息复辟之后，段祺瑞并不恢复原国会，而是准备另行选举，另组一个新国会。在此情况下，孙中山随即发起护法运动与之抗衡。所谓护法，就是拥护约法，具体讲，主要诉求就是恢复旧国会。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原国会议员纷纷南下，聚集广东。1917年8月，到达广东的参众两院议员约150人，因不足法定的开会人数，为此，决定采用“国会非常会议”名义。8月25日，由原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非常国会在广州开幕，150余名议员出席，议决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当选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

随着广东军政府的成立，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其中，北京政府为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

两个对立政府的形成，必然爆发战争，对此，南方称护法战争，北方称南北战争。

对于北京政府来讲，战争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广东，因此，南北交战的主要战场便是湖南。战争前期，北洋军出师不利，遭遇大败，护法军占领湖南全境。鉴于前线战败，段祺瑞于1917年11月22日辞职，研究系的几位内阁总长亦随之卸任。

1918年3月，曹锟部将吴佩孚，率其第三师主力攻克湘北门户岳阳，随即夺取长沙，4月，攻占湘南重镇衡阳。是役，吴佩孚横扫南军，从湘北打到湘南，成为其从军以来，取得的头一个重大的战役胜利。自此，吴氏一战成名，成为北洋军将领当中的一个明星。

就在吴佩孚攻占长沙之际，段祺瑞乘势复职，3月23日，代总统冯国璋再次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3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

由于张敬尧毫无战功，北京的此项任命，立即引起曹锟、吴佩孚强烈不满。为此，吴佩孚攻占衡阳之后，便不再向南推进，而是在衡阳滞留下来。

1918年3月6日，代总统冯国璋发布命令，要求新一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均于6月下旬完成。[9]此时，对于段祺瑞及其皖系集团来讲有两个中心任务：其一，继续对南用兵，实行武力统一。其二，抓紧举办新一届国会选举。

4月4日，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密电张作霖、倪嗣冲等，就整个军政布局通报如下：“昨在京晤日馆（日本公使馆，引者注）斋藤少将，密告：‘日前曹使（曹锟，引者注）曾派人到馆言：岳长（岳阳、长沙，引者注）既下，北军欲和而不便于言，拟乞助于日政府，转告南军，再提和议，以便调停，当经拒回。为贵国计，粤川不定，国事无从下手，惟前敌有此情形，不得不告知阁下，酌达同志，预为准备’等语。”这就是说，曹锟方面希望停战议和，而日本方面不仅将此消息密告徐树铮，并且鼓动皖系继续打，拿下广东、四川。最后，徐树铮表明态度：“鄙意国会选举，为时已不裕。乘讨贼之时，赶紧著手，尚可有十数省好结果之希望，一言和则万事休矣。”[10]

曹锟及其所属吴佩孚部，为北方参战部队主力。在吴佩孚打下岳阳、长沙之后，曹锟之所以提出停战议和，显然含有不愿为皖系打天下之意。由于停战议和不可能与皖系商讨，为此，曹锟私下派人联络日本方面，指望日方出面调停，不料被日方出卖，密告徐树铮。那么，徐树铮为何拒绝停战？其中的关系是这的：南北之间的战与和，核心就是国会问题，一旦停战议和，旧国会的恢复肯定被提出，这样，新国会便难以举办，此即“一言和则万事休矣”。因此必须继续向南作战，乘此机会抓紧举办新国会选举，以期取得一个有利的选举结果，所谓“十数省好结果”，从而控制国会。在这里，徐树铮把对南作战与国会选举的关系说清楚了，一句话，要新国会，不要旧国会。

5月9日，徐树铮电告张作霖：“就时局而论，有战然后芝揆（段祺瑞字芝泉，引者注）可以支持，选举可以赶办。一日不战，则内阁立见崩溃，选举必无从著手，我北系无以自存，国家亦随之沦陷。”[11]5月31日，徐树铮再电张作霖：国会选办事宜，“日来初选已讫，成效甚佳。”“弟曾一再言及：战局不辍，选政即能妥办，大局庶以速定；战局稍弛，选政立败者，即根此而言也。”[12]这里的选举、选政，就是指新国会选举。

综上所述，徐树铮反复强调的就是“战”与“选”的关系，此即：“战局不辍，选政即能妥办”；“战局稍弛，选政立败”。

但是，南北战争是打还是停，很大程度上由直接统兵的吴佩孚说了算。为此，一向胆大妄为的徐树铮，越过曹锟，私下对吴佩孚展开直接拉拢。

5月16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湘局赖兄而定，久为其难……特近今之世，人心不古，往往先私利而后公义。因尝痛自绳检，力矫此习……叨在知好，敢布腹心，鸡鸣风雨，愿共勉之。”[13]这是一份有趣的密电，“人心不古”竟然出自翻云覆雨、两面三刀的徐树铮之口，其言本身就是人心不古。

由于吴佩孚长年在基层领兵作战，因此徐树铮对吴并不熟悉，为直接了解并掌握吴佩孚，1918年5月27日，徐树铮亲赴衡阳，会晤吴佩孚。

关于二人相见的情况，5月28日，徐报告段祺瑞：“昨晨到衡阳，与吴师长披诚接洽，十分稳畅”。[14]5月29日，徐树铮又电段祺瑞，再次称赞吴：“该师长人极朴诚，”“其德量尤令人爱服矣”。[15]看来，徐树铮对吴的头一个印象相当不错——人极朴诚。

徐树铮越过曹锟，私下赴衡阳拉拢吴佩孚，实际上就是挖曹锟的墙脚，因而引起曹锟强烈不满。曹锟当时驻节武汉，但是，当徐树铮由长沙来到武汉时，曹锟称病，北返保定，避而不见。5月29日，徐树铮报告段祺瑞：“树铮午后六点到汉，曹使先于三点称病言归。闻渠曾以树铮赴衡为口实，至有此变，其实毫无理由。树铮本因微观渠之左右颇有异动，恐其被掣有变，故赴衡联吴师长以为之备。幸先已固结，渠纵陡然而去，即再进而另调一二旅北上，亦毫不致牵及前方。”徐电还对曹锟个人有所议论：“仲珊（曹锟字仲珊，引者注）人尚憨厚，惟头脑无识，易为傀儡。”[16]徐树铮的意思是，衡阳之行，与吴佩孚的关系“先已固结”，因此，曹锟不满与北返，不至牵动前方战事。

5月31日，徐树铮致电张作霖，就衡阳之行这样解释：“此次仲帅（曹锟，引者注）称病突归，固诿罪于弟之赴衡，其实弟即不赴衡，彼亦决计停顿。不过弟之赴衡，系专防停顿之险而发，适中其要害，故急急而去。幸先与衡深相结纳，全局得不蒙其影响。”[17]也就是说，由于徐树铮早已获得日本方面的密报，早已获知曹锟希望停战议和，为此，“弟之赴衡，系专防停顿之险而发”。总之，在徐树铮看来，衡阳之行，与吴佩孚“先已固结”，“深相结纳”，因此曹锟的不满与北返无关大局，“渠纵陡然而去……亦毫不致牵及前方。”

徐、吴二人衡阳会晤，不可能仅仅是推杯换盏，把酒言欢。徐树铮既然要求继续向南作战，那么，吴佩孚必然提出具体条件，此即以对南作战的名义，要求徐树铮接济20万军饷。为此，徐树铮抵达武汉之后，立即为吴筹集这笔饷项。5月30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前谈尊需款目，顷已由汉口中、交两行（中国、交通银行，引者注）以敝军饷作保，暂借廿万元……此款由弟向院部（国务院、财政部，引者注）商还，兄可勿庸虑及也。”[18]

吴佩孚军饷拿到手。

在对吴佩孚施以金钱拉拢的同时，徐还有一手，即施以名誉的拉拢。6月2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今午抵京，谒总理，面陈一切，极见嘉慰。我兄擢授将军一节，已允饬院（国务院，引者注）即日公布，称号即用‘孚威’字样，特先驰贺。”[19]6月3日，北京政府发表大总统令：“吴佩孚授为孚威将军”。[20]

吴佩孚名誉拿到手。

拉吴的同时，仍然不忘拉曹。6月20日，北京政府发表命令：“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21]所谓四省经略使，从名义上讲，便拥有四省掌控权，其地位远高于一般的各省督军。曹锟的这项任命，其中的含意不难解读：当时，广东、四川并不在北京政府管辖之下，将川、粤两省划归曹锟，就是指望曹、吴二人出力，拿下西南，从而完成武力统一。

综上所述，经过一番紧密的私下与公开的拉拢，吴佩孚拿到二十万军饷，拿到“孚威将军”称号，曹锟则拿到四省经略使头衔。然而，就在曹、吴二人金钱、名誉、地位到手之际，情况忽变。这一回，一向工于心计的徐树铮，却被那位“人极朴诚”的吴佩孚，结结实实地算计了。

徐树铮由衡阳返京之后不久，随即传出消息：吴佩孚正与南方商谈双方军队划界停战。6月19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询问：“闻仲帅左近人言，兄有划界停战与逆军议和之电，殊觉诧异。日前在衡纵论大势，兄尚谓会当提雄师直下广州，由香港海行北归，万不肯遵陆回兵，豪情壮志，闻之起舞。今方几日，何忽出此，岂传言有误耶？”[22]此时，徐树铮仍然抱有一丝“传言有误”的指望。

不久，消息被证实。6月30日，徐树铮再电吴佩孚：“在衡晤语，兄尚言将来功成后，当由香港振旅登舟，越海北还，不能重践京汉铁路，真觥觥男子之概，私用叹服。曾几何时，壮志讵已消磨耶？”接下来，徐树铮就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向吴佩孚晓之以理：“且即以和平论，不去忿戾何由和，不夷险坎何由平，欲去忿戾夷险坎，不向克伐中致力，何由渐臻允洽。古昔圣王临世，亦不能不以杀止杀……故知杀伐用张，乃和平最要之事”。[23]

吴佩孚所谓由香港振旅北归，不能重践京汉铁路等等表态，就是要拿下广东、打到底之意。徐树铮两次提及，看来，吴佩孚的确说过此番豪言壮语，并给徐留下深刻印象，所谓“真觥觥男子之概”。当初，徐树铮愈是“叹服”，如今便愈是懊悔。至于“以杀止杀”一类道理，这里不作深究。

以上一切的发生，前后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徐、吴二人由“披诚接洽”，一变而反目相向。如此结局，真的是应验了徐树铮那句话：“近今之世，人心不古”。

让徐树铮追悔莫及的事情还在后头。

1918年8月21日，吴佩孚领衔发表马电，公开主张南北罢战议和，电称：“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引起内争，全国纷纭，已逾一载。”法律问题即国会问题。吴电要求：由总统“颁布通国一体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双方军队，留有余力，以备将来一致对外”。此时，新一届国会选举已经完成，而新国会的首要任务，就是选举新一届总统。关于选举总统问题，吴佩孚这样表示：“至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言，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典礼，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24]此言之意，就是要求停止总统选举。

一个师长，不仅公开议论和战大局，并且公开议论总统选举，这在当时来讲，吴氏此举实在有违军人规则。这一回，段祺瑞实在看不下去了，8月24日，段祺瑞亲自出面，直接向吴佩孚发出敬电，严厉斥责道：“该师长军人也，当恪守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然尔将何以驭下”。早年，吴佩孚曾就读于北洋武备学堂，而段祺瑞曾任北洋陆军各学堂督办，段、吴二人之间，有一层名义上的师生关系，为此，段电以老师教训学生的口吻斥责吴：“尔从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25]段电所谓“教育未周”，就是贬低吴，意即吴佩孚没有资格谈论政治。

段电发出之后，徐树铮大受鼓舞，8月25日，徐树铮致电湖南督军张敬尧：“子玉（吴佩孚字子玉，引者注）妄自通电，破坏战局，芝揆（段祺瑞，引者注）已专电严饬，如再不悛，则立罢其职”。[26]这里，徐树铮显然过高估计了段祺瑞的权威，徐称立罢吴佩孚之职，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所谓军阀，其核心就是兵为将有，在吴佩孚手握重兵的条件下，任何人均难以“立罢其职”。

接下来，更为精彩的一幕开场了。段祺瑞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以老师的身份管教学生，然而不幸，吴佩孚偏偏是一位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学生，吴佩孚顺手接过这层师生关系，随即以“学生”的名义，公开与“我师”展开辩论。

8月26日，吴佩孚发表著名的宥电，吴称：“我师为内阁首领，上大夫也，争〔诤〕臣、争〔诤〕友有几人乎？学生不忍见中国沦亡，用敢执争〔诤〕子之议，为我师苦口陈之。”关于服从问题，吴称：“钧电云，军人应尽服从天职以驭下等语。学生直接服从者曹经略使（曹锟，引者注），间接服从者陆海军大元帅（冯国璋，引者注），大元帅希望和平，通国皆知，经略使表示和平，学生即根据实行，谨守服从，无以过之。”关于罢战通电问题，吴称：“学生此举，乃仿效我师在孝感时通电共和之宣布也，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并非额外生枝。”最后，吴电以极为犀利的言辞这样陈述：今日的内阁就是昔日的宰辅，而宰辅之责则是扶助元首，“否则宰辅假人之国，夺人之祀，而秦、而汉、而魏、而晋、而宋，其惟赵高乎！新莽、曹操乎！司马、宋武乎！”[27]

段电的核心，就是斥责吴不服从命令，意即犯上抗命，而作为军人来讲，犯上者则不能驭下。对此，吴电的辩解是，他直接服从曹锟，间接服从冯国璋，曹、冯二人均主张和平，因此，我吴某通电主和，就是服从，并未犯上。

吴电当中最为厉害的是这样一句：通电主和，“学生此举，乃仿效我师在孝感时通电共和之宣布也，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吴电所指是这样一段故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发生后，段祺瑞奉命率北洋军前往武汉镇压，1912年1月26日，在湖北孝感地区，段祺瑞忽然率数十位将领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28]段氏此举成为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吴佩孚引出这段故事，意指犯上抗命者正是段祺瑞自己，“学生此举……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这里的“教育而来”，就是对段祺瑞“教育未周”的反唇相讥。

在中国人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宰辅篡权，夺人之祀，是一种可鄙的行为。吴佩孚将总理（段祺瑞）与总统（冯国璋）的权力之争，比喻为赵高、王莽等人篡权，这种联系恰当与否，姑且不论，但就辩论而言，却是广大民众易于听懂、易于接受的。

一方称教育未周，一方称教育而来，“我师”与“学生”的这场斗嘴，成为民国史的一段趣闻。

8月28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以兄觥觥男子，累战成功，受人之愚见，觍颜作反复之辈，自毁前劳，为兄惜之，尤为我军人羞之。以弟之愚，敢断言兄之后悔必不在远。兄方利令智昏，执迷不悟，兹姑不屑与辩，借留余地，以便台端日后进退狼狈时，尚可乞弟转圜耳。”[29]这是警告，也是无奈。

总之，由于吴佩孚不再进兵，南北战争实际上停顿下来。

安福国会的成立

吴佩孚擅自停战主和，固然是段祺瑞、徐树铮的一个意外失着，但是，在南北政争当中，皖系也并非满盘皆输，其最大的政治收获，就是掌握了新一届国会选举。

1918年2月17日，冯国璋以代总统的名义发布《修正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由此拉开新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序幕。3月8日，王揖唐等人在北京成立安福俱乐部，人称安福系。在徐树铮的直接操作下，安福系强势介入国会选举。

按照北京政府的规定，众议院选举于5月20日举行，6月10日复选，参议院选举定于6月20日。对于政派而论，国会席位占有多少，将直接决定各个政派的实力与发言权；对于政客而言，能否当选议员，则直接涉及个人的切身利益。为此，围绕国会选举，必然引发派系冲突。由于国民党要求恢复旧国会，拒绝参加新国会选举，因此，这一回与安福系正面相撞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

1918年5月31日，徐树铮致电张作霖，内称：“盖国（民）党议员争复旧会，进（步）党议员虽不以新会为非，而不得由彼垄断，即亦随事作梗，故均不愿见政府办成新会。”这里的旧会新会，就是旧国会、新国会。研究系由进步党沿革而来，这里的“进党”即研究系。徐树铮接着说：新国会事宜，“日来初选已讫，成效甚佳。彼辈（研究系，引者注）无从梗阻，又自咎前此之放弃，遂急急以蛊说停战为事。”[30]徐电的意思是，研究系企图控制新国会，因进展并不顺利，便与当局“随事作梗”。

出于派系利益本能的反映，徐树铮暗中指示各地不得选出研究系议员。7月中旬，徐树铮致电湖北督军署参谋长何佩瑢：“顷闻研究拟加入数人，该党野心不死，万不可引虎入室，致坏全局。祈严加注意，勿为所惑是要。”[31]

当年7月底，选举结束，除去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五个脱离北京政府的省份，共选出参议员147名（西南五省21名未选出），众议员325名（西南五省81名未选出），两院共472名。[32]其中，通常的说法是，安福系议员300余名，旧交通系议员100余名，研究系议员则仅20余名。

8月12日，国会开幕，不久，梁士诒当选参议院议长，朱启钤为副议长；王揖唐当选众议院议长，刘恩格为副议长。

以国会选举为标志，研究系与安福系形成尖锐的政派对立，自此，研究系与段祺瑞集团的关系，由盟友变为政敌。

本届国会官方称第二届国会，由于安福系议员居于绝对多数，一般称安福国会。以参众两院议员为主体的所谓“安福系”，成为附属于皖系的一个政治集团。

广东军政府和安福国会相继成立，自此，中国形成南北两个政府、两个国会。

徐世昌就职与南北停战

安福国会成立之后，头等大事就是选举总统。

袁世凯于1913年10月10日正式就任总统，当时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袁病逝之后，黎元洪、冯国璋先后出任总统和代总统，但都算在袁的任期之内。由于五年期限将至，因此新一任总统必须尽快选出，并于1918年10月10日就职。

徐世昌

徐世昌既是一位出自北洋系统的政坛元老，又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得到冯国璋、段祺瑞的支持，于是徐被确定为总统候选人。选举日期定在9月4日。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在其日记中记载：“有电话报到：今日参、众两院开联合会，选举大总统，余得票最多当选。小憩，来客甚众，厅舍皆满，世中堂、段总理、各国务员皆来道贺，并劝届时就任勿固辞。余已拟就函电，辞当选之大总统，明日发出。”[33]世中堂即世续，清末曾任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职，与徐世昌私交甚笃。所谓“拟就函电辞当选之大总统”，就是谦辞电。当选之日，拟辞不就，就是效法古人“禅让天下”之意。

关于投票结果，当日，任职于内务部的许宝蘅记载：“二时到部，知今日总统选举投票已毕，东海（徐世昌号东海，引者注）得四百三十二票，段芝泉五票，王聘卿一票，王一堂一票，倪丹忱一票，张季直一票。”[34]王士珍字聘卿，王揖唐别号逸塘（一堂为笔误），倪嗣冲字丹忱，张謇字季直。选举结果表明，徐世昌几乎获得全票。

按照徐世昌自己的安排，9月5日，徐发表歌电，表示：总统一职“实有非衰老之躯所能称职者，并非谦让，实本真诚”。[35]这个禅让天下的举动，也是徐世昌的意识与做派的反映。其实，果真是衰老之躯难以称职，干脆就不用参选，当选之后方出此言，多少有些言不由衷。在民国时代，禅让之举显然过时了。

9月11日，徐世昌自记：“出门答拜冯华甫（冯国璋字华甫，引者注）、段芝泉，皆久谈。”“前发参、众两院及各省函电（指辞谢电，引者注），皆有复函电，敦劝勿辞，届时就任，以维大局。”[36]冯国璋、段祺瑞是实力派，没有冯、段二人的支持，徐不可能获此职位，登门答谢，也是应尽之礼。徐世昌之所以通电谦辞不就，就是等待各方“敦劝勿辞”，在徐世昌看来，先有敦劝，然后就职，这才符合传统。

不过，从徐世昌日记来看，在各类“敦劝勿辞”的人士当中，徐更为在意的却是这样一位人士的敦劝，此人即前清废帝溥仪。

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后，皇室的反应甚为欣慰，又因徐氏随即发表通电，拟辞不就，引起皇室略为不安，为此，溥仪的生父、前清摄政王载沣，曾亲自前往会见徐，“敦劝担任被选”。9月15日，徐世昌安排了一次特殊的回拜，“出门谒醇王，谈有顷”。醇王即载沣。此次回拜的话题，就是与载沣商讨就任总统一事。当时，徐世昌曾有这样一个考虑：“本拟具折请旨，是否准其担任”。但是，“世中堂以为不必具折，代为面奏。今日见醇王，又再三劝就职，而可维持皇室也。”[37]

这就是说，徐世昌一度考虑由其本人亲自上一道奏折，向溥仪“请旨”，是否准其担任民国总统。但是，由总统具折向皇上请旨，此举不但有失总统身份，并且有失民国体统，考虑到这一点，徐世昌在与世续磋商之后，放弃具折，改为由世续向溥仪“面奏”。尽管不再具折，但面奏仍然是请旨之意。徐世昌之所以在日记中郑重其事地记载“请旨”一事，就是要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其就任民国总统之职，事前经过请旨，因而不同于历史上那些篡权夺位的乱臣贼子。而载沣与世续之所以再三劝徐就职勿辞，因为，由这样一位与皇室关系良好的前朝遗老担任总统，必然对皇室有利，所谓“可维持皇室也”。

9月16日，徐世昌记载：“参、众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来送选举证书，文官来贺喜者甚众。”[38]徐世昌收下总统当选证书，意味着“禅让”一幕到此而止。

现在，世续那边的“请旨”结果如何？9月17日，徐世昌郑重记载：“昨日世中堂代为面奏请旨，皇上准其就总统之职，并令速就任。四位主位亦云：‘均甚盼其得总统，可以维持皇室。’”[39]四位主位，即前清留下的四位皇妃。[40]通过一个并不在位的前清废帝的准奏，徐世昌的就职，也就获得了一层心理上的合法性。

9月19日，徐世昌记载：“因受当选证书，祖宗堂前行礼，合家道喜”。[41]这里的“祖宗堂前行礼”，就是祭祖，因为，当选总统，绝对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

禅让，请旨，祭祖，徐世昌在一一完成这些自设的程序之后，便可安然就职了。这些老派意识与作风，既是一种自娱自乐，又是一种政治文化。

1918年10月10日，这是徐世昌的就职之日，徐氏自记：“黎明即起理发，内务部总长钱能训、大礼官黄开文率诸人来迎，进府行就任礼。与前代办总统冯国璋交接，送前代办总统归。第行宣誓礼，两院议长偕诸议员咸在焉。”[42]

数日之后，徐世昌收到来自紫禁城的贺礼。10月16日，徐记载：“今日蒙大清皇帝赠中华民国大总统御笔福寿字一轴，御笔楹联一副，三镶玉如意一柄，尺头八件。”[43]尺头即衣料。

一位前清逊帝，一位民国总统，二人之间的酬酢往来，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但反映了徐世昌这位前清翰林的政治趣味。

徐世昌就任总统之日，按照事前约定，段祺瑞同时辞去总理一职，以此作为对徐的就职配合，徐世昌随即任命内务总长钱能训为代总理。[44]段祺瑞的卸任，等于去除了一个南北和平统一的障碍。当日，徐世昌发表莅任宣言，表示：“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世昌以救民救国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45]

宣示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统一，这就放弃了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就在徐世昌就任总统前后，持续四年的欧战也临近尾声，协约国的胜利已成定局。上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因旧国会已于当年6月被黎元洪解散，而安福国会又尚未成立，因此，政府的宣战案一直未经国会正式通过。

1918年10月，德国向协约国方面提出停战请求，战争的结束已指日可待。10月27日，徐世昌匆忙向国会提出《对德、奥宣战咨请同意案》。11月2日，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亲至众议院对该案作了说明，随后，众议院经过简短辩论，以244票赞成，全体通过该案。[46]11月5日，参议院又以104票赞成，一致通过该案。[47]6天之后，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方面签署停战协定，持续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借助欧战告终这一有利的国际态势，徐世昌进一步推动南北停战。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命令：“国家政治，审时为先，安内靖外，理无二致。比者天心厌乱，欧战告终，我协商国兵士人民，不惮躬冒艰险，卒以公理敌强权，而获此最后之胜利。吾国力排众难，加入战团，与兹盛举，是堪欣莘。”谈完欧战问题，再谈南北问题，徐说：“顾以西南数省，政论偶有异同，肇于一隅，牵及全局。”“南北各军，莫非袍泽，陡以操戈同室，致使置身锋镝，暴露原野。”“所有前方在事各军队，务当即日罢战，一律退兵。”[48]以欧战告终的名义，要求南北罢战退兵。

北方一再表示和平之意，南方态度如何？

与北京政府相同，广东军政府也是派系林立、内争不断。1918年5月，广东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把军政府原来的大元帅制，改为政务总裁制，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任总裁，其中，桂系实力人物岑春煊担任主席总裁。这项改制的意图，就是削弱孙中山的地位与权力，随后，孙中山脱离广东，远走上海。

徐世昌的罢战退兵命令发表之后，11月19日，驻广东英、美、法、意、日五国领事，联名劝告广东军政府息争，内称：“兹法、英、意、日、美诸国政府，对于中国大总统解决内乱之所设施，深滋冀望，对于南方各要人之态度，亦乐观其有欲和平了结之志趣”。[49]

11月22日，广东军政府通令休战。[50]

这样，至少从现象上讲，南北实现了暂时的停战。

本章小结 欧战告终与南北停战，为此，两个和会亦随之提上议程，一个是将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一个是将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作为欧战胜负的体现，协约国将在巴黎召开一个战胜国的善后会议，与德国签署一项和平条约，以结束战争状态。同时，重新确立规则，构建战后的国际秩序，此即巴黎和会的主旨。另一方面，作为南北停战的政治体现，北京与广东将派出各自的代表，在上海举行双边会谈，以求解决南北统一问题，此即南北和会的主旨。

欧战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主要有三点：

其一，日本以对德宣战的名义出兵青岛，进而在山东扩展势力，为此，中日两国之间形成一个严重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山东问题。

其二，北京政府因对德宣战问题发生严重争议，引起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结果导致南北分裂。

其三，还是因为对德宣战，中国成为战胜国，将有权出席巴黎和会，从而在理论上获得一次改变国家地位的机遇。

南北战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也有三个要点：

其一，形成南北两个政府，两个国会。

其二，在南北交战过程中，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与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形成尖锐的派系对立。

其三，安福系在第二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大获全胜，取得绝对优势，形成一派独大的局面。其结果，必然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自己把其他派系统统树为政敌，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把研究系推到对立面，盟友变为政敌。

在这样一个内外背景之下，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的召开，必然将上述问题统统承接下来，体现于两个和会之中。

[1] 《大总统申令》，1914年8月6日，《政府公报》1914年8月7日。

[2]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第13、14页。

[3]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第74页。

[4] 顾维钧致段祺瑞电，1917年4月9日，《近代史资料》总38号，中华书局，1979，第184、185页。

[5] 《大总统令》，1917年6月12日，《政府公报》1917年6月13日。

[6] 《大总统令》，1917年7月15、17日，《政府公报》1917年7月15、17日。

[7] 《大总统布告》，1917年8月14日，《政府公报》1917年8月14日。

[8] 《外交总长致协约、美国、中立国驻京各公使照会》，1917年8月14日，外交部编《外交文牍·参战案》。

[9] 《大总统令》，1918年3月6日，《政府公报》1918年3月7日。

[10] 徐树铮致张作霖等电，1918年4月4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2，第89、90页。

[11] 徐树铮致张作霖电，1918年5月9日，《徐树铮电稿》，第145页。

[12] 徐树铮致张作霖电，1918年5月31日，《徐树铮电稿》，第192页。

[13] 徐树铮致吴佩孚电，1918年5月16日，《徐树铮电稿》，第163页。

[14] 徐树铮致段祺瑞电，1918年5月28日，《徐树铮电稿》，第185页。

[15] 徐树铮致段祺瑞电，1918年5月29日，《徐树铮电稿》，第188页。

[16] 徐树铮致段祺瑞电，1918年5月29日，《徐树铮电稿》，第189页。

[17] 徐树铮致张作霖电，1918年5月31日，《徐树铮电稿》，第192页。

[18] 徐树铮致吴佩孚电，1918年5月30日，《徐树铮电稿》，第191页。

[19] 徐树铮致吴佩孚电，1918年6月2日，《徐树铮电稿》，第195页。

[20] 《大总统令》，1918年6月3日，《政府公报》1918年6月4日。1922年12月31日，北京政府授予吴佩孚“孚威上将军”称号（《大总统令》，1922年12月31日，《政府公报》1923年1月6日）。

[21] 《大总统令》，1918年6月20日，《政府公报》1918年6月21日。

[22] 徐树铮致吴佩孚电，1918年6月19日，《徐树铮电稿》，第233页。

[23] 徐树铮致吴佩孚电，1918年6月30日，《徐树铮电稿》，第255页。

[24] 《前敌将领之两大主张》，《晨钟》1918年8月25日，第2版。

[2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8年7月—12月）》，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2，第182、183页。

[26] 徐树铮致张敬尧电，1918年8月25日，《徐树铮电稿》，第321页。

[27] 《吴佩孚态度之再接再厉》，《晨钟》1918年8月29日，第2版。

[2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2年1月—6月）》。

[29] 徐树铮致吴佩孚电，1918年8月28日，《徐树铮电稿》，第325页。

[30] 徐树铮致张作霖电，1918年5月31日，《徐树铮电稿》，第192页。

[31] 徐树铮致何佩瑢电，1918年7月17日，《徐树铮电稿》，第277页。

[32] 《政府对于新国会之乐观》，《晨钟》1918年7月28日，第6版。

[33] 《徐世昌日记》，1918年9月4日。未刊稿。徐世昌日记原名《弢养斋日记》，为便于阅读，笔者将其改称《徐世昌日记》。

[34]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1918年9月4日，中华书局，2010。

[35] 《徐东海逊辞当选之文章》，《申报》1918年9月8日，第3版。

[36] 《徐世昌日记》，1918年9月11日。

[37] 《徐世昌日记》，1918年9月15日。

[38] 《徐世昌日记》，1918年9月16日。

[39] 《徐世昌日记》，1918年9月17日。

[40] 四位皇妃分别是：同治皇帝的敬懿皇贵妃、庄和皇贵妃、荣惠皇贵妃。另一人为光绪皇帝的瑾妃。

[41] 《徐世昌日记》，1918年9月19日。

[42] 《徐世昌日记》，1918年10月10日。

[43] 《徐世昌日记》，1918年10月16日。徐世昌在其日记当中，对于军政事务大多不作具体记载，但是，凡与与紫禁城的交往，则不厌其烦，一一记录。例如：“今日蒙上赏腊八粥”（1919年1月9日）。“昨日蒙恩赏御笔匾额一方：荫国受福。对联一副：彩云晴护恒春树，宝露甘凝益寿巵。时新衣料八件。已托世中堂代奏谢恩”（1919年1月27日）。“明日皇上万寿，除由世中堂处代办贡品呈进外，又照例用大总统名义呈送礼物数色。复蒙恩赏磁瓶一对，磁盘二件，御笔福寿字一幅”（1919年2月12日）。等等。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前朝遗老特有的荣耀感。

[44] 《大总统令》，1918年10月10日，《政府公报》1918年10月12日。1918年12月14、18日，国会众、参两院通过钱能训的总理提名，12月20日，徐世昌正式任命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45] 《大总统莅任宣言书》，《政府公报》1918年10月10日。

[46] 《众议院速记录》，1918年11月2日。

[47] 《参议院公报》第12次会议，1918年11月5日。

[48] 《大总统令》，1918年11月16日，《政府公报》1918年11月17日。

[4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8年7月—12月）》。

[5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8年7月—12月）》。

第二章 巴黎和会与中国的期待

当欧战步入后期，战争的胜负基本上已成定局的条件下，1918年1月8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发表14条纲领，作为对战后国际关系的考虑与安排，其中包括：签订公开和约，杜绝秘密外交，恢复罗马尼亚等国领土，并且倡议设立一个国际联合机构（此即后来的国际联盟），等等。现在，威尔逊的这些倡议将提交巴黎和会确认。

欧战宣告终结，南北战争（护法战争）也已停战；法国将召开关于欧战的善后会议——巴黎和会，上海将召开关于南北统一的双边会议——南北和会；威尔逊提出14条宣言，徐世昌颁布罢战退兵命令；这一切似乎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一片光明，中国朝野各界以及社会舆论，对于未来的时局充满着美好的期待。

中国朝野关于欧战性质的解读

威尔逊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是一位学者出身的理想主义者，他所发表的14条宣言，为战后的国际关系提出一系列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自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损失种种权益，遭受种种屈辱，因此，威尔逊的一系列主张，在中国各阶层引起强烈共鸣，人们都庆幸着中国能够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指望在不久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能够把将近80年的屈辱历史洗刷一新。自14条宣言提出之后，威尔逊的观念主导着中国各界对于战后国际关系的认识，为此，中国上下对于巴黎和会的期待是空前的。

1918年11月2日，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在众议院发表演讲，首先，他荣幸地表示：“此次欧战，中国幸能随同最讲公道、最爱和平各友邦，以与专尚武力、凭凌弱小之国角斗，是为我中国最有荣幸之事。”关于战后的国际关系，钱说：“美国威大总统屡次宣言，均抱定主张公理，维持人道。英、法、意诸国，亦均赞成威大总统之主义，而我最邻近之日本，亦曾表示此意……可见威大总统之主张，即为世界人类之主张。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譬如高流之就下，决非人力所能抵御。大势所趋，既已如此，前此吾人所理想之和平世界，不久即将实现。”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钱能训这样表示：“我国所主张，即以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为主张，亦即以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为主张。”最后，钱的结论是：“此次战后外交情形迥异曩昔，凡损人利己之外交，一定失败，且凡阴谋诡秘之外交，亦无良好之结果。”[1]

三天之后，11月5日，钱能训又在参议院发表演讲，其中，关于欧战的性质，他这样认为：“诸君一定都知道，这回的战争与自来历史上的战争不同。自来的战争大概两方面都是为私利，而这回的战争有一方面虽然是为私利，而他一方面却不然。这回的战争是公道同私心的战争，和平主义同强权主义的战争。”钱能训再一次对威尔逊予以高度评价，他说：“一月八日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咨国会文，内中列举的十四个条款，想来诸君都已经看见过。威大总统列举各款，其中如和约必须公开，排除经济障碍，缩减军备，设万国公会（指国际联盟，引者注），国无大小互相保证政治独立、领土完全等项，何等光明正大。这些条款都是世界人类人人良心上主张，人人口内想说的话。威大总统的话，不是威大总统一个人的话，是替世界人类大众说话，这种主张焉有不能得最后胜利的道理。所以现在不但协约方面人人赞成，就是敌人方面也赞成了，我国全体人民，敢说是对于威大总统所主张，没有一个人不赞成的。”[2]

把威尔逊的主张称作“人人口内想说的话”，就是一种获取这些权益的指望。

接下来，中国朝野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欧战胜利的活动。

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命令：“我协商国兵士人民，不惮躬冒艰险，卒以公理敌强权，而获此最后之胜利。吾国力排众难，加入战团，与兹盛举，是堪欣幸。”[3]

11月20日，参众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分别致电美、英、法、意、日等国国会，祝贺胜利。

11月28日，北京政府举行盛大阅兵式，庆祝胜利，为此，国务院特地发出通告：“本月二十八日，庆祝欧战完全胜利，所有各机关应放假一日”。[4]是日，阅兵式在太和殿举行，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黎明起，理发，阅公牍。巳正（11时，引者注）后乘礼车入天安门，阅军队至太和门下车，各国公使、本国官吏迎迓。阅军队至太和殿，行协商各国战胜庆祝礼，协商国军队、国旗均来陈列。宣词，本国官吏行庆贺礼。并约各大埠中外商民、实业、工业、新闻各界同来茶会，学生商民均准参观，共约二万余人。”[5]

段祺瑞

与此同时，内务部发出一道训令，要求各宗教团体按照各自教规，于12月1日举行祈祷仪式，内称：“欧战告终，各协约国教堂皆行祈祷之礼，吾国对德宣战，与各协约国立于同一地位，各省区宗教团体届期亦应一律举行祈祷”。[6]

从始至终宣而不战的北京政府，尽情地分享着战胜国的荣耀和喜悦。

中国在对德奥宣战之后，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督办参战事务处，段祺瑞任督办，徐树铮任参谋长。段在辞去总理一职之后，其主要任职就是参战督办。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战胜国，缘自对德奥宣战，为此，当年力排众议、力主参战的段祺瑞，一时间成为一位功勋人物，其皖系势力在政治上亦发展到巅峰。

在清末民初不太长的时间内，先后发生过三次推倒帝制的重大事件。第一次，是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第二次，是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在云南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第三次，则是1917年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复辟。三者之间的历史地位固然不能等同，但就现象而论，三者却也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基于这个共同点，有人主张三者在政治上应享有同等地位。

1919年1月18日，众议院有人提出一项议案：《请以七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案》。也就是将7月3日定为国家纪念日。提案人这样说明：“马厂誓师，推倒复辟，实可为三次恢复共和之纪念日。如无此日，试问中华民国何能存在于今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期，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倡义之期，均已定为纪念日，马厂誓师，关系尤为重大，岂可即不定为纪念日乎？”

湖南籍众议员罗正纬反对，表示民国纪念日不宜过多，认为民国成立仅七年，已有数个纪念日，“设民国延至六七十年以往，岂非每岁三百六十日将尽为纪念日乎？”罗正纬此言一出，立即有人反驳道：“溯去岁（去岁指旧历，引者注）复辟事起，民国中断，若无马厂誓师之举，延至今日，民国将何堪设想……正因去岁有此一举，将来或可不至再有纪念日之发生，否则将来更不知当有若干纪念日矣。”

另外，还有议员提出这样一个异议：“本席对于此案亦甚赞成，惟案中胪序段前总理之功绩，将来此案成立之后，恐易惹起外间歌功颂德之讥，故本席以为此案可以成立，但不必表扬段前总理之功绩，以避歌功颂德之嫌。”对此，安福骨干克希克图反驳道：“本席以为本案虽胪序段前总理之功绩，但不能即承认为歌功颂德。盖当提议云南起义定为纪念日时，亦曾备述蔡君松坡之功绩（蔡锷字松坡，引者注），而当时并无人谓前国会为歌功颂德也。”

支持者继续发言说：“段前总理马厂誓师，再造共和，与黎前总统（黎元洪，引者注）武昌起义事迹相同……当然应定为纪念日”。还有支持者说：“按规定，纪念日原有国体关系。”“此次复辟事起，首都陷落，若不有段前总理马厂誓师，国体几将变更。是其关系之重大，无异于武昌起义、云南倡义之事。”[7]

当日，众议院以多数赞成通过该案。

2月7日，徐世昌签署命令：“国会议决，以七月三日马厂首义再造共和之日，为民国纪念日，兹公布之。”[8]这样，继武昌起义、云南起义之后，又有了一个“马厂首义”，出现了三个民国纪念日并存的现象。马厂誓师被颁布为国家纪念日，很大程度上是授予段祺瑞的个人荣誉，也是其派系势力达到巅峰状态的一个标志。

当时，无论舆论界还是思想界，对于欧战的胜负及其性质，均作出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定性：公理战胜强权。这个认识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在思想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关于生物的生存关系的学说，被引申到社会生存关系之中，并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一个是达尔文的生物竞争论，一个是克鲁泡特金的生物互助论。欧战的胜负，似乎为这两种学说孰是孰非，提供了全新的论据。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天安门发表演讲，他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接下来，蔡元培批判了弱肉强食的观点，反过来，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蔡说：“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9]蔡元培所说，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思想认同。

梁启超曾经是中国的思想领袖，梁也在一次演讲中说道：昔日达尔文发明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原则，然而，“后之学者，于竞争之理发挥过甚，其流弊遂有德国尼采等一派，崇奉强权之学说。德国甘冒大不韪，以引起世界之大战争，而卒至一败涂地者，即受此等学说之害也。”同样，梁启超也是推崇互助论，认为：“夫人类及他动物之进化，由于互助扶助者，实较竞争为甚”。对此，梁具体举例说明道：“互助之事最伟大者，为今次协约各国及联合国之共为人道正义自由而抵抗德国也。”在此基础上，梁启超作出两个结论，一个是关于世界文化的结论：“互助之精神，将为世界之新精神，世界文化将由此辟一新纪元。”另一个是关于国际关系的结论：“今之协约及联合，非为私利、为权力，而为自由、平等、博爱之协约与联合，为爱和平、重公理之民族之协约与联合，诚人类互助之大进化也。”[10]

至少从文字上理解，“互助”与“协约”，在词意上有相通相近的一面，为此，蔡、梁二人干脆将“互助论”与“协商国”“协约国”直接联系起来。蔡称：“协商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梁称：“互助之事最伟大者，为今次协约各国及联合国之共为人道正义自由而抵抗德国也”。

通过一场世界大战的胜负，从中验证某种理论的对与非，这种方式本身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结论合理与否，那是另一个问题。

围绕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人们极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威尔逊关于设立国际联盟的倡议，并且，将国联与中国古代先贤圣哲的思想学说联系起来。

钱能训曾在众议院的演说中盛赞国联，他说：“我中国国民素爱和平，即如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之国际联合会之组织，其宗旨在弭兵，而弭兵之说，在我国春秋时代业已有人主张，并且曾经实行。此外，先圣先贤之训言，亦莫不屏黜武力，崇奖和平。国际联合会组织之办法，既与我古圣先贤之议论相符，又与我国民之心理相合，我国国民当然极端赞成。”[11]

为响应威尔逊这一倡议，1919年2月，北京成立了一个由一批社会名流组成的“国际联盟同志会”，汪大燮、梁启超、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等任理事，胡适等任干事。该会在发起宣言中这样表示：“中国之政治思想，夙以大同为至善。大同者天下一家，即国际联盟圆满之境也。中国民族好和平、恶战争、盖涵濡，于数千年圣哲教训之所致，尤与国际联盟之精神相符也。”[12]这里所说，就是将国际联盟与大同思想联系起来。

王宠惠既是法学家又是外交家，王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就大同思想与国际联盟的关系，作了更为明确、更为直接的联系，他说：国际联盟“此种名目似觉甚新，然名目虽新，其主义则在中国已觉甚旧。盖世界大同为吾国向来之思想，现在吾国赞成国际同盟，并非赞成威尔逊之主张……乃系赞成吾国孔子之大同主义……中国自数千年以前即有一种大同之思想，今日之国际同盟，乃吾等主张成功耳。”[13]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被边缘化，作为边缘化的逆反心理的表现，部分人士常常把一些国际上的倡议举措，与中国某个圣贤的思想学说联系起来，以此证明中国这一思想学说的国际意义，这是一部分人士寻求心理平衡而时常采用的方式。

当众多的社会名流纷纷发表议论，将国际联盟与大同思想联系起来相提并论之际，内心深处最为激动的莫过于这一位人士——康有为。还在青年时代，康有为便着手撰写了一部《大同书》，是近代大同思想的提出者，但不知基于何种原因，《大同书》当时并未出版，束之高阁。现在，随着国际联盟的提出，垂暮之年、郁郁寡欢的康有为，似乎看到其青年时代的思想将有实现的可能，于是，因参与张勋复辟而一度销声匿迹的康有为，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对国际联盟大加称道。

不久，当外交总长陆徵祥启程赴欧参加巴黎和会之际，康有为发表一封致陆徵祥的长函，他十分感慨地写道：“此次议和，外之为地球大同之渐，内之为中国自由之机，天下古今大事，未有比于此次和议者也。吾昔二十七岁著大同书，期世界大同三十余年矣，不意今美总统威尔逊倡国际大会（国际联盟，引者注），欲令各国平等自由，以致天下太平，竟见实行之一日，欢喜距跃，不能言状。”这里，康之所言是真诚的。

接下来，康有为调转笔头抨击北京政府：“宣而不战，贪人成功以为己力，耻莫甚焉。”这里所指是段祺瑞。康有为是张勋复辟的主谋，而扑灭复辟的则是段祺瑞，因而康有为对段政府出言不逊，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康有为建议，中国应向巴黎和会提出若干要求，包括：废除庚子赔款，收回胶州湾等租借地，废除二十一条，改订关税，收回治外法权等等。关于这些要求的根据，康有为说：“今协约国之战具及人民之被毁败至深且巨，而美总统威尔逊尚不责德（指德国，引者注）以赔偿，而求和平之易久……故执事（指陆徵祥，引者注）应请将庚子条约尽行废除。万一赔偿尚难免，则京师驻兵，津沽不得筑垒，铁路不得调兵三事，必应废除。以去国民之奇耻大辱，以免国民之愤心怒气，然后和平可永久也。”另外，威尔逊在14条宣言中还曾提出，归还俄罗斯被占领土，恢复比利时领土完整，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的领土应予恢复，等等。据此，康有为提出：“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各租借地，皆应归还于我，即澳门虽非同案，以民族根据言之，亦应归还于我焉。若谓以日本费兵而得于俄德（指日军从俄德两国手中夺取旅顺、胶州，引者注），非取之于我也，则我亦协约之一也，英法美以兵力恢复比、塞、罗之土地，何尝以用兵借口分三国之寸土尺地乎。”[14]

尽管康有为在政治上早已落伍，但仍然是一个爱国者。

康有为关于归还中国故土的要求并非个别现象，一些民间人士更为大胆。同样，也是依据威尔逊关于归还若干国家领土的倡议，这些人士上书钱能训，提出归还中国原有领土，其中包括：安南、琉球、缅甸、高丽、香港、澳门、台湾等等。[15]此类要求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但反映了威尔逊的14条宣言，在中国曾经引出过怎样的遐想。

人们既然将国际联盟看作世界大同的到来，那么，这个多少有些怪诞的认识，必然产生相关的反应。例如，参议院就曾有人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北京政府向巴黎和会建议：组织“世界大同政府”。

面对国内外一片大好局面，徐世昌信心满满。1919年新年伊始，徐在中南海举行国会议员与新闻记者招待会，借此机会发表演讲，徐称：“鄙人今日敢竭诚正告于我国民代表之前曰：一千九百十九年者，在世界为和平之新纪元，而即我中华民国之第八年也。”关于对外政策，徐提出：

“不当为破坏的竞争，当为建设的互助……质言之，吾人今日对外，必宜戒纵横，避秘密，而一以诚恳光明为依归，泯除猜见，一视同仁，使列国共知我国民方尽力为世界谋安宁康乐之道。”关于对内方针，徐表示：“一切敷施唯以能谋人民福利者为标准，不必问其派别，不必限以范围。”[16]

综上所述，人们将“协约国”与“互助论”互为联系，这是对欧战性质的解读；将“国际联盟”与“世界大同”互为联系，这是对世界前景的展望。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

随着欧战的结束，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成为中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巴黎和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战胜国与战败国签署一项和平条约，此即对德和约。对德和约具有两种性质：其一，战胜国如何处置战败国。其二，重新制订国际关系规则，安排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

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也在与会国之列。对于中国而言，以战胜国的地位参加处理战败国的国际会议，近代以来，这个先例是没有的。并且，社会舆论又把战争性质定性为公理战胜强权，因此朝野各方都对这个会议充满期待，指望在巴黎和会上，以战胜国的身份，一举改变近代以来不平等的国际地位。

为处理日益繁重的外交事务，1918年12月18日，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设置了一个专门机构——外交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就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为总统提供意见，并处理某些外交事务。该委员会集中了一批政界名流，多为一时之选，他们是：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张国淦、周树模、周自齐、朱启钤、沈瑞麟、靳云鹏、陆宗舆、王宠惠、高而谦、陈箓、张志潭、孙宝琦。随后又加派王揖唐等三人。其中，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任事务主任，叶景莘、梁敬錞等四人任事务员。以上诸人多为挂名，主持日常工作的主要是两位：汪大燮、林长民。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被研究系控制的机构。

在外交委员会成立时，徐世昌发表演说：“欧洲空前之大战争今已告终，万国和平大会议（巴黎和会，引者注）今将开始，凡立国于世界之人民，其视线咸集于是。诚以此次大会议非但结束战局而已，将确定国际间将来之一切局面，解除国际间一切易生危险之要点，是国际间将开一新纪元。”在阐述了巴黎和会的意义之后，徐最后说：“吾国国民深幸有此次之参战，不能不希望于此次和议之结果……诸君子研究有素，阅历较深，务希各竭心力，为我增益。”[17]显然，“为我增益”，此即徐世昌对于巴黎和会的全部着眼点。

为了在对外方针上取得较为自由的发言权，1919年2月16日，张謇等人发起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国民外交协会。张謇、熊希龄、王宠惠、林长民等任理事，这又是一个以研究系为主体的团体。该协会在成立宣言中表示：“中国向无外交政策，亦无所谓国民外交作用，每度交涉发生，政府临事仓皇，不知如何应付。”“吾人追原祸始，误于政府之无外交政策者半，误于国民不解国民外交作用者亦半。”“同人不敏，爰设斯会，一方表示公正民意，一方力为政府后援”。[18]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以国民的名义，争取在外交政策上的发言权。

关于国民外交的意义，林长民在一次演讲中作了更为坦白的解释，林说：“国民外交云者，以一国国民之意思定外交之方针，便是国民外交的真义。”“现在欧战终了，军国主义完全打破……国际关系完全公开。既闻公开，则所谓以一国国民之意思定外交方针者，且不难实现。”最后，林长民表示：“我国民外交协会实为应运而生的团体，既为应运而生的团体，对于今日我国应持外交之方针，自不能不先决定。”[19]林长民这番话绕了一个大圈，其实就是两个意思：其一，“定外交”；其二，“先决定”。这里的“国民”，具体讲，实际上就是研究系。

自从在第二届国会选举中被挤压，研究系成为失意的一方，在政坛上已没有多少发言权。现在，随着外交委员会和国民外交协会的设立，研究系在外交领域获得一席之地。并且，既有官方的外交委员会的身份，又有民间的国民外交协会的身份，这种官民兼具的双重身份，内外相通，角色易于变换。总之，林长民关于“定外交”与“先决定”的发言，表明在政争中败下阵来的研究系，将力争在外交上有所作为。

康有为等人的言论表明，人们对于巴黎和会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在诸多不平等条约当中，最具标志意义的则是领事裁判权。战后不久，司法部急电各省，征求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意见，电称：“欧战业已告终，和局瞬将成立，我国亟宜乘此时机收回领事裁判权。仰传知法界人员，各抒所见，限电到二十日内汇总交部，以备采择。”[20]

另外，国民外交协会曾发表一份通电，就外交问题提出七项要求：赞助国际联盟；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废除不平等条约和秘密缔结的条约；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修改关税；取消庚子赔款；收回租借地。[21]

在人们提出各式要求的同时，山东问题也被提出。参议院十余位议员联名提出一项议案，内称：“德国租借我青岛胶州湾全部地方……妄思雄长亚洲。欧战既起，日本为铲除德国势力，保安东亚起见，兴动大军，围攻青岛，占而守之，至今未有交还……我国应将此案提请大会（巴黎和会，引者注），劝日本为无条件之交还。”“中国参战以后，中日两国地位同等……德国即失青岛胶州湾之租借权，日本直接交还于中国，不待德国之协议；中国向日本直接收回，亦无庸德国之承。”[22]1918年12月21日，参议院以多数票通过该案。[23]

陆徵祥时任外交总长，章宗祥时任驻日公使，考虑到山东问题与巴黎和会有关，陆徵祥多次指示章宗祥，要求就此问题探询日方意见。1918年11月14日，章宗祥会晤日本外相内田康哉，随后，章报告陆徵祥：内田表示，“对于青岛问题，亦谓彼此应先事接洽，借免临时主张相反；但青岛之交还，法律上稍有问题，或须由德先予日本以取得权利，再由日本还诸中国，亦可未知，现在正研究。”[24]这里，内田以“正研究”为名，向中方转告了两点意思：其一，山东问题，双方事先接洽，以免主张相反。其二，山东归还中国的程序分为两步，首先，由德国交给日本，然后，再由日本交还中国。后来的巴黎和会证明，以上两点正是日本对华基本方针。那么，陆徵祥以及北京政府收到章宗祥来电之后，对于日方的两点意见又是如何研究的，目前尚不清楚。

陆徵祥赴欧临行之前，徐世昌曾召集会议商讨与会方针。曹汝霖时任交通总长，参加了这次会议，据曹记载，段祺瑞说：此次参战，宣布过迟，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在中国之治外法权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而政府的基本态度是：“随机应付，没有确定”。[25]段祺瑞关于不应多提要求的意见，表明段看问题较为现实。

后来，外交委员会拟出一个方案，包括：破除势力范围，统一铁路管理，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该方案后由国务院传致中国代表团。[26]外交委员会的方案可以视为政府方案。

显然，无论政府方面还是社会舆论，均提出了山东问题，但均未将其摆在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朝野人士以及社会舆论，都是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于就是把废除中国的半殖民地问题提了出来。而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则出自对战争性质和战后国际关系的认识。因此，正如徐世昌所期待那样：“吾国国民深幸有此次之参战，不能不希望于此次和议之结果”。

陆徵祥赴欧与中国代表团的组成

还在欧战停战在即之际，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人选已经提出。1918年11月1日，中国驻丹麦公使颜惠庆记载：“陆（徵祥）来电，政府意欲在和会中占一席位，由他本人、顾维钧、王正廷、汪荣宝及我担任全权代表。”[27]在这份五人名单当中，陆徵祥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时任驻美公使，王正廷时任广东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汪荣宝时任驻比利时公使。颜惠庆是老资格外交官，原任驻德国公使并兼任驻丹麦公使，中国对德断交之后，专任驻丹麦公使。这份五人名单有两个要点：其一，表明北京政府自始便将全权代表内定为五人；其二，王正廷自始便名列其中。王正廷的提名，显然出于缓和南北关系的考虑，这个安排与徐世昌的和平统一政策是一致的。

不久，名单发生变化。1918年11月22日颜惠庆记载：“陆来长电，全权代表限三人，原计划已作废……另两位全权代表是胡惟德和施肇基？”[28]胡惟德时任驻法公使，施肇基时任驻英公使。这样，原来的陆、顾、王、汪、颜五人，变为陆、胡、施三人。

陆徵祥离京赴欧之前，代表人数又恢复为五人：外交总长陆徵祥，驻法公使胡惟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还有一位是魏宸组。[29]魏不久后被任命为驻比利时公使。三人又变回五人。

然而，陆徵祥起程赴欧之后，名单再次变更，12月7日颜惠庆记载：“北京来电：陆徵祥、顾维钧、施肇基将参加会。”[30]五人再次变为三人。

前后不及一个半月的时间，相继拿出四份名单，其中，除陆徵祥一人之外，其余所有代表均有过更动。这一点表明，由于中国没有出席全球性国际会议的经验，因此在代表人选上随意性较大，北京政府尤其是陆徵祥，考虑问题确实有些轻率。

除此之外，众议院还曾有人提名，由段祺瑞出使巴黎，理由：“段前总理既积极参战，获得今日国际间之光荣，若以之充膺大使列席会议，则对于外交事件应行力争者，必能胜任愉快”。[31]也就是提议段祺瑞以“大使”身份出使巴黎。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较低，因此，在北京政府执政时期，中国的外交代表只有公使，没有大使，这项关于段祺瑞出任大使的提名，未能获得响应。

最终，中国的全权代表确定为五人：陆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当时，中国舆论一般称专使、专使团，并不称代表、代表团。

1918年12月1日，外交总长陆徵祥偕夫人启程赴欧。在陆氏离京期间，外交部暂由次长陈箓主持。陆徵祥的行程安排是，从中国东北经朝鲜到日本，再到美国，最后，由美国转赴法国。

得知陆徵祥将路过日本的消息之后，经驻日公使章宗祥接洽，日本方面准备隆重接待，给予特殊礼遇。多年之后，陆徵祥曾对人谈到此次旅历，陆说：“我由东三省到日本，经过美国往巴黎。魏代表（魏宸组，引者注）和我同路，带有秘书三人。日本政府闻我要过日本，乃预备盛大欢迎。日皇将设茶会，亲授勋章。外务省特派专车，在南满铁路迎接，并命车箱加火，因闻陆使畏寒。登车后，车中热度甚高，热到二十余度，我和太太并魏使等，都因热不能睡。不料管火的车工，加煤后即熟睡，半夜炭尽火息。黎明，车中温度降至零下五度。温度转变过快，被褥冻得好似铁片。我醒来时，欲坐不能伸腰，头痛，腰部有如刀割……车到马关，即电驻东京使馆，通知日政府，我照医嘱，决不能赴茶会。”[32]

12月4日，章宗祥忽接陆徵祥随员来电：“陆总长患痛风，全身甚痛，起动颇觉困难，所有东京各处之会合，不克前往，甚为憾事，应请公使预为辞退。”取消所有预约，的确使章宗祥颜面过不去，接电之后，章随即致电北京，不无情绪地表示：“近日脑病复发，本不能支持，因陆长东来，故暂为其难。刻下兹事骤成如此局面，祥（章宗祥自称，引者注）受此感触，脑痛剧增，万难视事，拟即日请假休息……一面请迅选贤能，来东接替”。[33]所谓接替就是辞职之意。眼见如此局面，陆徵祥只得让步，同意安排一次与日本外相的会晤。

12月6日，陆徵祥抵达横滨，8日前往东京，9日，在章宗祥陪同下，陆徵祥拜会了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以及即将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日方代表牧野伸显。关于与内田的会谈情况，9日晚，陆徵祥致电外交部：青岛问题，内田说，“俟与德国交涉清楚后，按照原议归还中国，请勿听德人或他方之撩拨，致生异议。祥（陆徵祥自称，引者注）答以两国原议自应按照办理，将来两国代表在会（巴黎和会，引者注），仍愿彼此遇事接洽。”[34]

这里，陆电清楚载明：“两国代表在会仍愿彼此遇事接洽”，的确出自陆徵祥本人的提议（“祥答以”）。从当时的谈话来看，此言不过是普通的客套话，并无特别含义，但是，由于双方的理解与着眼点不同，日方则极为认真、极为重视这一表态。结果，陆氏此言后来在巴黎和会引起轩然大波，导致陆徵祥十分被动难堪，为此，陆氏又多次予以否认（详情将在后面叙述）。

有趣的是，陆徵祥发致北京的这份电报，后来亦被《秘笈录存》一书收入，但是，电文却被做了手脚。这一份陆电这样记载，内田说：“青岛问题，自应按照原议办理。将来两国代表在会，仍愿彼此遇事接洽。”[35]在这里，关键的“祥答以”三个字被删除，于是，“遇事接洽”的提出者变为内田。笔者判断，由于此言后来对陆氏十分不利，为此，《秘笈录存》的编辑者特意删除了“祥答以”三字，以便为陆氏开脱。

关于当天的会谈情况，章宗祥亦随即报告北京：“内田颇主张两国步调一致……至青岛问题，内田谓日政府将来必照前定交还中国之精神进行，惟照法律手续，形式上须俟日本向德取得后，再行交还中国……又谓会议时各国不免利用新闻政策，极望中国不用素持反对日本主义之新闻家，以免届时挑拨两国感情云云。”[36]所谓新闻政策，指中国不要利用欧洲媒体，制造对日本不利的舆论。

中日外长东京会晤，核心就是日方提出的两点：其一，归还山东的程序，首先，由德国交日本，然后，由日本交还中国。其二，所谓两国“步调一致”，实际上就是指归还山东的程序上步调一致，其实质就是替中方设限，并排除欧美插手。如前所述，关于日方的两点意见，章宗祥早已报告北京，当时，日方以“正研究”为名，试探中方反应，这一回则是由内田当面向陆徵祥提出，表明这两点已成为日方的正式意见。

就中方而论，无论北京政府还是社会舆论，均未将山东问题视为一个主要问题。而内田康哉、牧野伸显与陆徵祥的会晤则表明，日本方面关注的要点则是山东问题，尤其是山东归还中国的两步程序。但是，面对内田所言，陆徵祥似乎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态度，据章宗祥说：“内田力言中日两国务宜步调一致。陆答甚含糊”。[37]正是由于陆徵祥的含糊，后来，造成中方在巴黎和会一开始就陷入被动。

12月10日，陆徵祥离日赴美。1919年1月11日抵达巴黎。

王正廷，字儒堂，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民国二年在第一届国会中担任参议院副议长。张勋复辟解散国会之后，王正廷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时任广东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欧战结束前后，王奉广东军政府之命，前往美国办理外交事务。如前所述，由王正廷担任全权代表一职，早已列入北京政府考虑之中，以此作为促进南北和平统一的一个姿态。在陆徵祥逗留美国期间，陆、王二人经过私下接洽，王正廷被接纳为中国代表。

1919年1月11日，王正廷与陆徵祥同日抵达巴黎。

施肇基，字植之，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后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洋务文案。民国成立之后，施氏曾任唐绍仪内阁交通总长，1914年出使伦敦，任驻英公使。他于1918年12月11日抵达巴黎。

顾维钧，字少川，191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当年归国，任袁世凯和外交部秘书。1915年，顾氏奉命出使华盛顿，担任驻美公使，年仅27岁。这项任命也反映了袁世凯用人不拘一格，相当大胆。欧战爆发之初，北京政府与美国相同，采取观望政策，并未立即对德宣战。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这样，不仅战争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并且还将对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在此情况下，顾维钧力主北京政府应追随美国参战，以期战后获得一个有利的国际地位，并借以拉近与美国的关系。

1917年4月，顾维钧致电段祺瑞，认为：日本已构成对中国的最大威胁，相反，美国“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为此，顾氏力主中国应追随美国参战，顾之着眼点在于：“若我助美入战，美国谊当还助，且有余力顾我防患未然。”顾氏预计：美国“战后于国际上势力必更见扩充”，“我助彼作战，将来国交上获益实属不浅”。[38]顾维钧对美国的有些预见相当准确，不过，这个联美抑日的外交方针不可能被段祺瑞全盘接受。

北京政府由于更迭频繁，所以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连续的外交政策，加之内争不断，执政当局一般不直接过问具体的涉外事务，因此，北京对于外交官个人的约束较少，换句话，外交代表个人的施展空间较为自由。现在，顾氏正是抱着“赖美为助”思想出使法国，尽管这不一定是北京的意思。

顾维钧于1918年12月10日抵达巴黎，是最早抵法的中国代表。

魏宸组前清时留学法国，民国成立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后任唐绍仪内阁秘书长。魏宸组夫妇及秘书等人于1918年11月26日抵达日本长崎，27日由长崎乘船离日赴法。27日，长崎县知事将此情况报告了日本内务、外务大臣。[39]魏于1919年1月5日被任命为驻比利时公使。北京之所以选择魏宸组担任中国代表，外交部次长陈箓曾在国会作过一个说明，陈箓说：“因去岁冬间，我国设有议和筹备会，会中办事以魏宸组为主任。”[40]也就是说，魏宸组较早地参与了巴黎和会筹备工作，业务较为熟悉，这大概就是选派魏宸组的主要考虑。

陆、王、施、顾、魏五位全权代表之外，中国代表团其他主要成员还有：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以及原驻比利时公使汪荣宝。[41]代表团秘书长为驻法公使馆参赞岳昭燏。此外还有专门委员郭泰祺等。从代表团的整个组成阵容来看，可以说集中了清末民初两代外交人才，确为一时之选。

中国代表团内部分工大致是这样的：魏宸组负责战争损失赔偿问题；施肇基等负责关税和收回天文仪器问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被德军掠去的中国古代天文仪器）；王正廷负责铁路统一和领事裁判权问题；顾维钧负责国际联盟问题；严鹤龄等负责租借地问题。[42]

代表团的分工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工作范围大多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表明代表团本来的主要目标，就是解决半殖民地问题。其二，山东问题并未设为一个专题，也无专人负责，表明山东问题至少在当时尚不是一个重要问题。

巴黎和会开幕前后，国内一批社会名流纷纷会集巴黎，他们当中有：

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张静江、徐谦等；研究系方面的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旧交通系首领叶恭绰等。叶恭绰因不满中日山东换文，愤而辞职，负气出游，被中国代表团聘为顾问。[43]

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因遭安福系排斥，在国内的政治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为此，梁率其一批重要成员远走巴黎。行前，在宪法研究会举办的饯行会上，梁启超说：“欧战和议关系于吾国利害者至钜，由国民分子的义务而言，则凡有利于吾国而为鄙人力之所能逮者，必当竭诚有所贡献。”[44]总之，由于政争的失意，研究系的活动重点转向外交。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一行由上海登轮赴欧，[45]1919年2月18日抵达巴黎。[46]

以上各方名流都是前来窥探巴黎和会进展情况的，都企图对中国代表团施加各自的政治影响，不论他们的派系与政见如何不同，但有一点则高度一致：他们都是皖系与安福系的政敌。

陆徵祥抵法后不久，经过几个大国的磋商，决定各国代表名额如下：英、美、法、意、日五大国各为五名，巴西等国三名，中国二名，而古巴等国则仅一名。

这一规定大大超出陆徵祥的预料，陆立即致电北京，请政府出面向几个大国交涉，要求增加中国代表名额。陆电称：“查民国六年，中国与德、奥宣战时，八月十四驻京英代使复文曾声明：英国政府，因此举动与中国邦交格外亲密，并可竭力帮助使中国得享大国应有之地位云云。其余协商各使馆复文，措词虽有不同，意义无甚出入。现在中国全权人数，与英、美、义（意大利，引者注）、法、日五国显有区别，足见英代使复文要旨尚未履行。希查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协商各使复文，备函声明，请其设法补救，务须与原议相合，方不失国际平等之原则”。[47]

这里，陆徵祥提出的是一件陈年往事。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此举当然是对协约国的支持，为此，协约国方面立即还以许诺。当日，英国驻华公使代表英国政府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特向中国政府确实表明，自必尽力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也。”[48]

所谓“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不过是列强在自身利益一时急需之下，随意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看来，陆徵祥却当了真。此时此刻，陆徵祥旧事重提，就是提醒列强不能自食其言，应给予中国“大国当有之地位”，因此，中国的代表名额应与大国相同，应为五名。陆徵祥显然没有弄懂一个道理：大国地位是不能由他国赐予的。

结果，列强不可能履行这一承诺，中国的代表名额仍为二名。对此，北京舆论立即敏锐地察觉到，巴黎和会并非如同原先设想的那样公平。《晨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两个名额表明，中国“在国际上实居三等国之地位”。[49]接着，《晨报》又在一篇论评中写道：“和议开始以前，国际间自由平等之声，喧腾大地。曰民族之自决也，弱国之解放也，外交之开明也，凡所标榜无非欲尽洗从来之积习，而一新面目。吾人对此，虽逆料其不能完全见诸实行，愿犹怀强半之希望，而今则不然。”“开议以来，国际阶级，显分强弱，代表人数，遂尔悬绝，即此已足令人失望。”结论：和会“将纯为少数强者所专断，弱小国国家，唯有屏息待命而已。”[50]能够认识到“国际阶级显分强弱”，表明中国社会对于战后国际关系的认识，正在从盲目的期待中，慢慢地清醒起来。

其实，列强对于中国的轻视不止于此。

陆徵祥赴欧之前，徐世昌曾委托陆带去一些勋章，预备向各国领袖授勋。所谓授勋，实际上含有地位平等之意。1月30日，陆徵祥在中国代表团第5次会议上报告：“今日上午谒见法总理（克列孟梭，引者注），即向渠表示中国大总统有赠给勋章之意。”那么，结果如何？克列孟梭当即回答道：“向不受各国勋章，只好心领。”[51]克列孟梭对于中国勋章直截了当的拒绝，相当典型地体现了列强对中国的傲视。陆徵祥自取其辱，此后，再也不提授勋之事了。

两个代表名额的限定，不仅打破了中国的“大国地位”的奢望，同时，又引发了中国代表团人际关系的复杂化。

由于内定的五位代表均已到达巴黎，不便安排两名，为此，陆徵祥决定仍将五名代表上报，但每次会议仅由其中两名出席。接下来问题产生了。1月17日，和会主办方法国外交部临时通知，和会于18日开幕，陆徵祥来不及报请北京审批，只得自行决定将五名代表上报和会，而五位代表的顺序是：陆、王、施、顾、魏。这个名单的要点是，将王正廷排在第二位，之所以如此排列，显然是考虑到与广东军政府的关系。同时，陆徵祥亦将这个名单上报北京。

徐世昌收到这个名单之后，随即交给外交委员会审议，委员长汪大燮提出异议，他说：陆总长身体孱弱，“如伊请假，次席代表，将负主持代表团责任，而王正廷本是南方军政府所派，以主团务，在王正廷将有两姑间为妇之难，在政府亦将有指臂不克相使之苦，不如以顾（顾维钧，引者注）居次，以王居三，较为相宜；因顾少川（顾维钧字少川，引者注）系驻美公使，与威尔逊较熟，而此次和会中，我方倚赖美国之助力正多也。”[52]汪大燮之所以不赞成王正廷担任次席代表，说到底，还是出自南北芥蒂，不愿王正廷排位过高。看来，汪大燮这个意见被接受了，1月21日，徐世昌发布命令：“特委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充赴欧参与和会全权委员”。[53]

就资历而论，顾维钧远不及王正廷、施肇基，将顾氏摆在王、施之前，必然引起王、施不满。叶景莘时任外交委员会事务员，叶曾回忆道：“汪先生（汪大燮，引者注）毅然呈请将顾先生提升为次席代表。外交次长陈箓接电稿去拍发时说：‘这是要捣乱’。果然，电令到巴黎，陆专使大窘。”[54]陈箓的预言很快应验，这道命令到达巴黎之后，立即引起王、施二人对顾维钧的不满。同时，也使陆徵祥处于说不清的地位，一方面，南北芥蒂对王正廷不便说清；另一方面，原先的席次名单已经上报巴黎和会，如果更改，又不便向和会解释。在此情况下，2月9日，陆徵祥提出辞职。

为求息事宁人，2月21日，国务院再电陆徵祥，同意维持原席次，表示：“此次全权人数及次序系在临时更定，远道未及接洽，明令致出两歧……应即照送会（巴黎和会，引者注）单开全权次序列席”。也就是仍然维持原来的陆、王、施、顾、魏的顺序。同日，国务院亦专电安慰顾维钧，表示：席次问题，“事关对外，既经在会宣布，自以仍照单开次序为宜。执事为国宣勤，甘苦共喻，关怀大局，当不沾沾小节”。[55]

随着国务院收回命令而维持原席次，陆徵祥的辞职风波暂告一段落。但是，由此却引发了中国代表团内部层出不穷的人际纠纷。

广东军政府对于代表权的争执

巴黎和会对于中国而言，绝对是一个空前重大的国际外交舞台，广东军政府当然不会甘心于被排斥在外，它必须力争参加，一方面，可向国际社会体现它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可对北京政府造成政治破坏。由于广东军政府不被国际承认，因此，如何解决承认问题，这是广东方面需要首先考虑的。

孙洪伊曾任广东军政府内务部长，是一位极具活动能量的南方政客，1918年12月2日，孙洪伊致函广东非常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等，就巴黎和会代表问题向广东方面建议：“可仿照各国委任他国人作代表之先例，由国会代表国民，致电美总统，请其为中国之和平会代表。一切关于中国交涉，由其代为主持。以美总统主张公理，为吾国人所信任也。一面不承认陆氏（陆徵祥，引者注），如此虽不能完全达我目的，而破坏北方之代表，则实有余。”[56]

孙之策划是这样的：由广东非常国会出面，委任美国总统担任中国代表，一旦美方接受，等于就是对广东军政府的承认，其结果必然造成国际社会“不承认陆氏”。尽管由美国担任外交代表，广东自身亦不能出席参会，但是，“破坏北方之代表，则实有余”。这是一个出自职业政客的典型的破坏性计谋。

当年12月14日，孙洪伊再次致函林森、吴景濂，内称：“民国以还，凡袁、段两氏（袁世凯、段祺瑞，引者注）与日人缔结之密约，泰半由陆氏（陆徵祥，引者注）签字，此次欧洲和会关于东方问题，安能以原签出卖字之人与闻此议……我军府及国会于此等事咸缄默不言，殊难索解。前书所陈由军府或国会径电美总统及和平会议，声明陆氏之非法使命不能承认，同时由国会代表全国国民电请威氏（威尔逊，引者注）为欧洲和议之中国代表。如威氏承认，则我目的已达，即或不然，则乘势要求西南派人参与和会。此举不惟增中美两国之感情，且可反促外交之进步，而陆氏之非法使命必可根本推翻，南方乘机派遣代表或可达到目的。”[57]

在这里，孙洪伊再次建议由“威氏”担任中国代表，并着重抨击陆徵祥。自民国建立以来，北京政府内阁更迭十分频繁，但外交总长一职则大都由陆徵祥担任，因此，民国初年的一些重要的涉外条约，不少亦由陆徵祥经办或签署，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签署中日二十一条（民四条约）。从这个意义上讲，由陆徵祥领衔出使巴黎，或许不是最佳人选。但是，孙洪伊的根本意图并不在此，而是以抵制陆徵祥为名，引动美国介入南北政争，“乘势要求西南派人参与和会”。但是，由于北京政府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这个以“威氏”取代“陆氏”的策划，既不可能被美国接受，也不可能被广东军政府接受。

就在孙洪伊指责广东方面对于巴黎和会“缄默不言”之际，军政府实际上已经就此问题与北方展开交涉。此时，国内政局的核心是南北议和，而南北议和的主要斡旋人，则是江苏督军李纯。1918年12月12日，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致电李纯，对北京政府包办赴欧代表表示不满，要求南北共同组团，希望李纯出面斡旋。岑电称：“闻北方已派陆子欣为专使。此间多数主张，以北方事前未来同意，要求驰电反对，以明其非能代表全国。并拟一专由南方推出极有重望之人，赴欧洲列席。并谓南方纵不得独占议席，然欲破坏兹事则有余云云。”这是威胁。然后，岑春煊建议：“由南北会同遣派代表，即为适当。例如北派若干人，南亦派若干人。此双方合派人员，北方一律正式任命发表，同时，南方亦一律正式任命发表。”岑春煊表示：此项办法，对内“彼此体面亦获两全。对外则参与和会，南北确能一致行动，发言自有价值。”[58]

如前所述，北京政府早已有所考虑，将南方人士王正廷加入代表之列，但这个考虑尚未公布。由于对北方单独组团甚为不满，岑春煊首先提出对抗措施，即南方亦可能单独组团赴欧，“破坏兹事则有余”。岑春煊建议南北共同组团参会，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双方代表如何任命。具体讲，南方代表如果由北京任命，等于抹杀了广东政府的地位，为此，岑春煊提议，双方代表，由南北两个政府分别任命，这样，“彼此体面亦获两全”，其实是彰显广东军政府的独立地位。但是，分别任命的方式，又等于抹煞了北京政府国际公认的唯一合法地位，因而不可能被北京接受。李纯在转报岑春煊的要求时，同样认为：“岑电调停之策，拟双方正式任命，殊属不妥。”[59]

南北代表共同任命的方式不可能被北京接受，不过，南北共同组团则是可行的。时任广东军政府总务厅长的伍朝枢，是一位职业外交家，伍曾致电钱能训，表示：“南北时局，尚待统一，此时若纯由北方遣派代表，于事实上不能代表全国……鄙意以为双方会同派遣代表较为适当。”[60]以统一的名义要求共同组团。其实，正是出于南北关系的考虑，陆徵祥此时已在美国与王正廷接洽。

岑春煊曾威胁北京，如不接受南方要求，则将自己组团，“专由南方推出极有重望之人，赴欧洲列席”。果然，军政府在与北京交涉磋商的同时，也在安排自己的组团事宜，其最初的考虑是，指派伍廷芳、孙文、汪精卫、王正廷、伍朝枢五人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61]然而汪精卫坚辞不就，鉴于空出一个名额，为此，广东亦采取北京的办法，改派一位北方人士加入，以体现广东方面的宽容，这位被选中的北方人士，即时任北京外交委员会委员的王宠惠。关于五位代表的身份，军政府最初的安排是，五人均为大使。

至少从名义上讲，广东军政府是一个以约法为基础的政权，而按照约法的规定，对外派遣大使、公使则须经参议院通过。1919年1月14日，广东非常国会召开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其后发表宣言书，表示：“惟据约法第三十四条，外交大使公使之任命须得参议院同意……现代表中国之全权特使出席于巴黎会议，如违反上之手续……国民对之断难与以正当之承认。”[62]以宣言方式强调国会的权力，就是提醒军政府不得越过国会擅自任命。

随后，军政府向参议院提出咨文：“兹拟特任伍廷芳、孙文、王正廷、伍朝枢、王宠惠为中华民国全权大使，赴欧洲和平全议，缔结媾和条件。按照约法第三十四条，应请求国会同意……此咨参议院。”[63]那么，参议院的表决结果如何？1919年1月26日，谢持报告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大使案先是政府提出五人，参议院于礼拜二投票，出席一百三十八人，先生（孙中山，引者注）以百三十三票同意，伍先生（伍廷芳，引者注）以八十票同意，余三人则否决。于是政府设法疏通，乃改余三人为特使，避去约法之拘束”。[64]

这就是说，关于大使的提名，仅孙中山、伍廷芳二人获得通过，而王正廷、伍朝枢、王宠惠三人则遭否决。在此情况下，军政府只得采取变通办法，将王等三人由大使改任特使，以避开参议院的通过程序，从而“避去约法之拘束”。最终，广东军政府的任命是：大使伍廷芳、孙文；特使王正廷、伍朝枢、王宠惠。[65]当然，这项任命只能是一种象征意义，并无实际作用。

当广东方面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自己的外交代表之际，王正廷则在美国与陆徵祥私下接洽，接受了北京政府的安排。王正廷的代表一职，关键在于接受了北京的任命，为此，一度引起南方的强烈不满。广东非常国会一些议员联名致电参议院议长林森，谴责道：“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受军政府委任赴美国，于职务完了后，忽受非法政府之任命，随陆子欣赴欧，不胜骇异。请速咨请军政府，即发电召回，且提议除名”。[66]还有人致电广东参议院：“报载王正廷由非法政府委任以参赞，随伪大使陆徵祥赴欧……一夫失节，全体遗羞，既为护法罪人，即属民国叛逆，应由贵院提议除名，并通电各国，申明王正廷之任务为无效。”[67]所谓除名，就是要将王正廷从参议院开除。此类政治攻击在当时是常见的现象。

王正廷是民国时期著名职业外交家，王正廷之所以不惜“失节”，擅自接受北京的任命，很大程度上出自其本能的职业的兴趣。

尽管广东军政府公开任命了自己的外交代表，但谁都明白，军政府并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其任命实际上是无效的。1919年2月7日，孙中山致函谢持，表示不能担任南方代表，内称：“南方派遣特使，未得国际承认，断然不能代表发言。且文（孙文自称，引者注）亦不能受北方伪政府所委任，此事当然无从进行。若明知其不能代表、不能发言，而贸然前往，亦甚无谓。”[68]孙中山没有“失节”，明确表示“不能受北方伪政府所委任”。3月11日，孙中山又致函林森，再次表示不能担任赴欧代表，孙称：“欧洲和会国民代表一事，文仍未能担任，以此时国际上只认北京政府为民国之代表，只认徐世昌为民国之元首，若我国派往欧洲代表，无论用何种代表名义，若不经徐世昌所委任，当然不能向平和会议取得发言权。”[69]

这里，孙中山把不能担任赴欧代表的道理说清楚了。

尽管孙中山一再谢绝，但广东方面另一位人士则怀有强烈兴趣，此人即伍朝枢。与王正廷相同，伍朝枢也是民国初年的一位著名职业外交家，因此，对于巴黎和会这样重大的国际外交活动，同样怀有本能的职业兴趣。1919年3月，伍朝枢以广东军政府特使的名义抵达巴黎，他的到来及其身份问题，在中国代表团内部引起一场风波。

正如孙中山所说，国际上“只认徐世昌为民国之元首”，“若不经徐世昌所委任，当然不能向平和会议取得发言权”，因此，伍朝枢也只能“失节”，首先寻求北京的任命。3月22日，伍朝枢致电北京国务院，要求加派其为正式的全权代表，内称：“鄙意为今之计，惟有加派一人，此不特对弟个人宜然，即对于南方，亦为至当不易之办法。”首先打出南方旗号，以南方的名义要求加派。但是，加派一名全权代表，中国代表将增至六人，对此，伍朝枢提出的依据是：“葡萄牙亦有占二席派六人之先例。若不列席之全权，非驴非马，腾笑中外，个人关系甚轻，影响南北甚大。”显然，伍朝枢是在充分利用其南方身份，以南北关系的名义，提出其个人地位的要求。对此，陆徵祥一度表示同意，陆亦致电北京，建议：“仿葡萄牙六全权之例，加派一人”。然而，伍、陆二人的意见未被北京接受，国务院回复伍朝枢：“此时全权员名，对外久经宣布，变更增派，实有困难。”为解决伍朝枢的身份问题，3月31日，国务院致电陆徵祥：“奉大总统谕：派伍朝枢参预欧洲和会事宜。除对外全权人数业经派定，应仍由各全权列席外，所有内部讨论，伍朝枢应与胡、汪、颜、王诸使一并列席，加入可决可否之数。”[70]也就是拒绝加派伍朝枢为全权代表，但与胡惟德、颜惠庆等人相同，伍朝枢可以参加代表团的内部会议，并且享有内部表决权。

然而伍朝枢并不接受这一安排。北京政府之所以拒绝加派全权代表，其理由是，五名代表早已宣布，不便增加名额。既然如此，广东方面随即又提出一个方案，要求在现有的五位代表当中，抽换一人，由伍朝枢顶替，这样，五位代表的名额仍不变动。围绕这个抽换方案，南北两方展开新的一轮争论。

此时，上海的南北和会即将召开，北方总代表为朱启钤，南方总代表为唐绍仪，赴欧代表的抽换或加派问题，亦提交南北两位总代表磋商。4月4日，钱能训致电朱启钤，表示：委派伍朝枢加入代表团的内部商讨，“在我已属委曲求全”，而广东方面并不领情，“仍请加派全权，并谓全权中有自愿抽换者，此间已据以上理由复拒。”[71]也就是拒绝抽换。面对北京的态度，广东方面自然不肯罢休，军政府亦致电伍朝枢，表示：“已电少川（唐绍仪字少川，引者注）力争抽换或加派，并托李纯斡旋。如北廷固执，即向和会要求列席，并宣言北派不能代表全国。”就是说，如果北京不接受抽换或加派，便将此项要求直接向巴黎和会提出。所谓“宣言北派不能代表全国”，亦即要将南北争执闹上巴黎和会。与此同时，伍朝枢则向陆徵祥示意，由陆“通知和会径派伍为全权，不必候政府命令”。此言之意，就是建议陆徵祥撇开北京政府，将伍朝枢的全权代表一职，直接上报巴黎和会。眼见这一争执日趋复杂，陆徵祥致电北京哀叹道：“祥（陆自称，引者注）实焦头烂额，穷于应付，不但无余暇以资对外，且恐贻患大局”[72]

总之，中国代表团相当一部分的精力，消耗在这种内部纠纷之中。由于北京拒绝加派或抽换，最终，伍朝枢在名义上也拒绝了北京的委任，即可以参加代表团内部讨论的任命。后来，伍曾致电广东非常国会：“北方来电，委我参预会务，枢（伍自称，引者注）以南方威信所关，未表同意，惟就力之所及，黾勉赞襄。”[73]之所以公开否认，称“未表同意”，无非是便于向南方交代，表示未失立场，保持了“南方威信”。其实，根据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伍朝枢不仅参加了代表团内部会议，并且还发表过重要意见，这一点将在后面论及。

综上所述，广东军政府关于代表权的争执，其实质就是南北政争在外交上的继续。广东方面所关注的主要是自身的地位，其方式方法侧重于纠缠与破坏，正如孙洪伊所说：“如此虽不能完全达我目的，而破坏北方之代表，则实有余。”因此，广东方面对于巴黎和会本身的议题，并不十分在意。

本章小结 即将举行的巴黎和会，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代表头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对战败国的处置。中国朝野之所以高度期待，无非基于两点认识：其一，战胜国；其二，威尔逊的14条宣言。因此，巴黎和会的召开，也把一个半殖民地弱国希望得到、希望解除的多种欲望，充分唤起。尤其是威尔逊关于国际联盟的倡议，中国竟然有相当一批人士将其视为世界大同的到来。可以肯定，过高的期待一旦破灭，其反弹必将是剧烈的。

巴黎和会就其本身而论，只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但是，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特定条件下，外交不可避免地将卷入政争。其中，南北之争肯定不可避免，而真正值得关注的却是研究系。自从国会选举失败，研究系的政治空间急剧萎缩，为此，其活动重点立即转入外交领域。在北京，汪大燮、林长民掌握了外交委员会，在巴黎，则因梁启超的到来，可以直接掌握会议情况，内外相通，这就为其日后掀动政潮，准备了里外两个条件。

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过程中，发生的最具实质意义的一件事，就是陆徵祥路经东京时，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哉的谈话。内田的谈话重点是山东问题，明确提出山东归还中国的两步程序：首先，由德国交日本，然后，由日本交还中国。然而，面对内田谈话，陆徵祥却没有一个明确态度，而是“答甚含糊”。正是陆徵祥的含糊，铸成大错，埋下祸根。

中国之所以能够具有战胜国的地位，直接原因出自对德奥宣战，为此，当年力排众议、力主参战的段祺瑞，成为一位功勋人物。7月3日被颁布为国家纪念日，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段祺瑞个人的褒奖。本来，这的确是应当由段祺瑞集团收获的一份荣耀，问题在于：此时此刻，山东问题尚未暴露，段祺瑞集团的荣耀是暂时的。

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1] 《众议院速记录》，1918年11月2日。

[2] 《参议院速记录》，1918年11月5日。

[3] 《大总统令》，1918年11月16日，《政府公报》1918年11月17日。

[4] 《国务院通告》，《政府公报》1918年11月28日。

[5] 《徐世昌日记》，1918年11月28日。

[6] 北京政府内务部礼俗司档案。

[7] 以上均见《众议院速记录》，1919年1月18日。

[8] 《大总统令》，1919年2月7日，《政府公报》1919年2月8日。

[9] 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北京大学日刊》第260号，1918年11月27日。

[10] 《梁任公在协约国民协会之演说词》，《晨报》1918年12月24日，第2版。

[11] 《众议院速记录》，1918年11月2日。

[12] 《国际联盟同志会缘起》，《晨报》1919年2月7日，第3版。

[13] 《国际同盟之意义与办法》，《晨报》1919年2月16日，第3版。

[14] 康有为：《致陆子欣书》，《晨报》1919年1月9、12、13、14、18日连载。陆徵祥字子欣。

[15] 《皖江浙旅沪公民呈》，1919年1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2000，第27页。

[16] 《大总统新岁公䜩两院议员演说词》，1919年1月6日，《参议院公报》1919年2月。

[17] 《总统在外交委员会之演说》，《晨报》1918年12月20日，第3版。

[18] 《国民外交协会成立纪事》，《晨报》1919年2月17日，第3版。

[19] 《国民外交协会演说录》，《晨报》1919年3月2日，第6版。

[20] 《征集收回领事裁判权意见》，《晨报》1918年12月6日，第6版。

[21] 《国民外交协会之通电》，《晨报》1919年2月23日，第6版。

[22] 《请咨政府将欧战期内中日国际间发生障碍亲善之三案提出议和大会请求公道处分建议案》，1918年12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1962，第63—66页。

[23] 《昨日之参议院》，《晨报》1918年12月22日，第6版。

[24] 章宗祥致陆徵祥电，1918年11月14日，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58页。

[25]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第146页。由徐世昌召集的这个会议是在1918年11月25日，徐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约陆子兴、段芝泉、梁任公、钱幹臣、曹润田、陈箓、吴士湘诸人宴集，为子兴饯行”（《徐世昌日记》，1918年11月25日）。陆徵祥字子欣，亦称子兴。段祺瑞字芝泉，钱能训字幹臣，曹汝霖字润田，这个记载表明，曹汝霖的确参加了这次会议。

[26] 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第145页。

[27] 《颜惠庆日记》第1卷，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第777页。

[28] 《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785页。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主编《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68页。

[30] 《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792页。

[31] 《众议院速记录》，第二届第一期常会。

[32] 罗光：《陆徵祥传》，香港真理学会出版，1949，第110、111页。以上为1939年7月29日陆徵祥对罗光的谈话。另外，多种资料显示，魏宸组并未与陆同赴欧洲，陆对此事的记忆有误。陆于1918年12月6日抵达日本，当日，日本兵库县知事立即将陆徵祥及其随行人员名单上报内务、外务大臣，计有陆夫人、女儿、家庭教师，以及外交部瑞典籍顾问，外交部参事严鹤龄等共15人，其中并无魏宸组（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外务省档案：《巴黎平和会议各国全权委员及动静》）。陆徵祥是由巴黎回国时与魏宸组同行。

[33]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60、61页。

[34] 《收陆总长〔徵祥〕由横滨来电》，1918年12月9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5、6页。

[35] 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1918年12月9日，《秘笈录存》，第63页。

[36]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62、63页。

[37]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62页。

[38] 顾维钧致段祺瑞电，1917年4月9日，《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4、185页。

[39] 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外务省档案：《巴黎平和会议各国全权委员动静》。

[40] 《众议院速记录》，1918年12月26日。

[41] 汪荣宝原任驻比利时公使，此时奉调参加巴黎和会，其驻比公使一职由魏宸组接任，但魏是在巴黎和会结束之后才到职。此后，汪荣宝调任驻瑞士公使。

[42]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4次会议，1919年1月28日。

[43] 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叶遐庵先生年谱》，1946，第68页。叶恭绰号遐庵。

[44] 《宪法研究会之梁任公饯别会》，《晨报》1918年12月21日，第3版。

[4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874页。

[46] 1919年2月19日颜惠庆记载：“梁启超带7名随员昨夜到此”（《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826页）。

[47] 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1月24日，《秘笈录存》，第72页。

[48] 北京政府外交部编《参战案》。

[49] 《请看和会中弱小国之地位》，《晨报》1919年1月29日，第2版。

[50] 《欧洲和议感言》，《晨报》1919年1月30日，第2版。

[51]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5次会议，1919年1月30日。

[52] 梁敬錞：《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名单审定之经过》，《传记文学》第25卷6期，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第5页。梁敬錞时任外交委员会事务员。

[53] 《大总统令》，1919年1月21日，《政府公报》1919年1月22日。

[54] 叶景莘：《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天津《大公报》1948年5月4日，第3版。

[55] 《秘笈录存》，第79、80页。

[56] 孙洪伊致林森等电，1918年12月2日，《近代史资料》总42号，第24页。

[57] 孙洪伊致吴景濂等函，1918年12月14日，《近代史资料》总42号，第34页。

[58] 李纯致钱能训电，1918年12月20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74页。岑春煊该电由李纯转报北京。

[59]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75页。

[60] 《伍朝枢赴法问题》，《晨报》1918年12月14日，第2版。

[61] 陈锡棋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第1146页。

[62] 《旧国会关于派使之宣言》，《晨报》1919年1月17日，第2版。

[63] 《军政府政务会议咨参议院为派赴欧洲讲和全权大使请求国会同意文》，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0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0，第476页。

[64] 《谢持告广州国会选举欧洲和会代表经过上总理函》，1919年1月26日，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48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第319、320页。

[65] 《特任赴欧和平会议全权大使特使姓名录》，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49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第259页。

[66] 《旧议员请召王正廷》，《晨报》1919年1月8日，第3版。

[67] 《崔馨请惩办王正廷之要电》，《民国日报》1919年1月9日，第2版。

[68] 孙中山：《复谢持函》，1919年2月7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1，第18页。

[69] 孙中山：《复林森函》，1919年3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0、31页。

[70] 以上均见《秘笈录存》，第116、117页。

[71] 钱能训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4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15页。

[72] 钱能训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23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48页。陆徵祥电由钱能训转致朱启钤。

[73] 《伍朝枢电告不日归国》，《民国日报》1919年7月1日，第3版。

第三章 山东问题的提出与辩论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外交部举行开幕式，陆徵祥与王正廷代表中国出席。会议选举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为大会主席（当时中国舆论一般称会长或议长），同时选举美国国务卿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冶，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日本代表西园寺公望四人为副主席。巴黎和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各派二人组成，称五国会议或十人会议，他们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交大臣贝尔福；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外长毕勋；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外交大臣索尼诺；日本代表牧野伸显男爵，新田子爵。

巴黎和会的一项主要议程，就是与会各国共同起草并通过一份“对德和约”，一方面结束战争状态，同时，各国的若干要求，以及国际关系的若干规定，亦将载入这项和约。

最初，在中国代表团预备提交巴黎和会的一揽子提案当中，山东问题并不居于重要地位，一次意外的遭遇，将山东问题暴露出来。

山东问题的提出与辩论

在中国代表团的几位全权代表中，较早关注并且深入研究过山东问题的，是那位资历甚浅的青年外交官顾维钧。还在战时，顾维钧就在其驻美公使馆内，设立了一个由其本人主持的研究小组，着重研究战后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问题，包括收回山东主权。[1]

本来，山东问题并不十分复杂。但是，就在徐世昌当选总统，而又尚未就职的空隙之间，1918年9月24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当时的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同时签署两项涉及山东的秘密条约：其一，《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其二，《山东问题换文》。为此，山东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关于济顺（济南—顺德）、高徐（高密—徐州）铁路借款合同，其关键在于，这项铁路合同原先为中国与德国签署。1913年12月31日，中德签署《高密韩庄及济南顺德铁路照会》，中国政府表示，愿委托德国公司修建这两条铁路。其中，韩庄靠近徐州，此即后来所称高徐铁路。简言之，相同的一份铁路合同，由德国换为日本，这一点后来引发极大的争议，成为山东问题的焦点。

关于山东换文，主要规定胶济（青岛一济南）铁路沿线日军，除济南留一小部分外，全部调集青岛；胶济铁路警备由中方担任；撤销日本在山东设置的民政署，等等。

山东原为德国势力范围，北京政府在与日本签约之后，等于承认日本在山东拥有若干权益。那么，山东的若干权益由德国换为日本，其中的麻烦何在？后来，被笼统解释为这样一个关系：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对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拥有继承权。

由于中日关于山东的两个条约，均为密约，除陆徵祥以外，中国代表团绝大部分代表均不知晓，正因为如此，最初，山东问题并未引起特别重视。

1月22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第2次会议，讨论并决定向和会提出六项要求。就范围来看，六项要求仅限于中国与德奥之间的问题，包括废除中国与德奥之间旧有的条约；德奥应赔偿中国的战争损失；德国应将庚子年掠夺的古代天文仪器归还中国等等。六项要求当中并无山东问题。

1月23日，代表团召开第3次会议，这一回，陆徵祥简要介绍了中日两个山东密约的情况，陆说：济顺、高徐两条铁路，“系去年经阁议议决向日本借款建筑，于九月间签定预备合同。其内容，我国政府准日本发行公债，先由日本银行垫款二千万元。当有交换条件，日本允将山东军队调回（现在移驻青岛），民政署撤废，警察归中国自办”等等。[2]交换条件指《山东问题换文》。

在这里，陆徵祥把事情的由来大致上讲清楚了，也就是说，北京政府是以济顺、高徐两条铁路作为“交换条件”，换取日军将其在山东的散布状态，改为集中移驻青岛，并撤废其自设的民政署等等。两个条约同时签署于1918年9月24日，这一点也证明了两者之间的交换关系。

陆徵祥发言之后，顾维钧说：山东问题、铁路问题等等，“均由欧战发生，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现在和会已开，一切由欧战发生之问题，正须求永久之解决，我国山东问题，亦可公诸大会议决。”[3]的确，巴黎和会正是为解决欧战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召开的一个善后会议。顾维钧的意思是，将中日关于山东的各项条约，一概视为“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既然是暂行办法，那么，就可以不受条约本身的约束，可以在巴黎和会重新提出、重新解决。

大会开幕之后，五个大国在如何分配德国殖民地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为此，在1月27日上午的五国会议上，临时决定改换议题，讨论日本代表提出的要求：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于事涉中国，美国建议应听取中国方面的说明，于是会议决定，中国代表当日下午出席五国会议，就山东问题发表意见。

是日中午，同往常一样，几位中国代表在顾维钧的房间共进工作午餐，陆徵祥称病卧床，没有参加。1时许，顾维钧忽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密报，下午3点将由中国代表出席五国会议，并就山东问题作出说明。此时距会议时间仅约2个小时。顾维钧回忆：“这消息对每个就餐的人来说，都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4]这是中国代表头一次出席五国会议，时间紧迫，责任重大，代表团立即开始推选出席会议的代表。由于陆徵祥称病卧床，肯定不能赴会，按照代表席次排列顺序，顾维钧提议，由王正廷、施肇基二人出席，而施肇基则提名王与顾维钧，最后决定，王、顾二人出席。鉴于顾维钧研究过山东问题，决定由顾代表中国发言。以上一切决定之后，王、顾二人“旋即登楼访陆总长于其卧室，报告一切。陆总长亦谓自己卧病势难分劳，嘱鄙人（顾维钧，引者注）为国家计，偏劳前往”。[5]这里，顾维钧记载了两位代表的产生过程，主要原因是陆徵祥“卧病”。

那么，陆徵祥是否真的因病卧床？就在当晚，陆密电北京：“本日午后三钟五国会议，关于青岛问题。先由秘书通知，并密告预备，嘱祥（陆自称，引者注）暂避，先派他员前往，借留余地。法总理一钟始来通知祥，并通知顾、王两使出席。”[6]这就是说，在顾维钧获得美方密报之前，陆徵祥已通过另一渠道获知此一消息，并且，这位密报者“嘱祥暂避，先派他员前往，借留余地。”显然，陆徵祥是接受了这位密报者的劝告，采取暂避措施，于是自导自演了一幕卧床称病。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其他说法。

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有这样一个记载：1月27日下午1时半，接某要人电话告知此事，并且建议：“中国应有操英语者二员到会，当由陆总长告王专使、顾专使出席。”[7]根据这个记载，陆徵祥是因英语问题而未能与会。陆徵祥的第一外语为法语，英语的确欠佳，但这个记载破绽甚多：第一，英语不好可由另外的代表发言，并不是非陆发言不可，如果因英语问题而不能与会，陆徵祥便干脆不用出使巴黎了。第二，英语问题完全可以公开说明，不必以称病的方式回避。这个记载的破绽在于，回避了陆氏称病卧床一事。

另外，《秘笈录存》的编辑者则在一个相关的按语中对此写道：1月27日“及接会中通知，陆专使遂称病，令顾、王两使前往，借留余地”。[8]这个记载证明，陆徵祥的确是在接到通知之后“遂称病”，以此“借留余地”。

现在，问题集中为两点：其一，这位向陆徵祥通报消息的是谁？其二，为什么要“嘱祥暂避”，“借留余地”？

这件事的谜底在熊希龄的一份密电中被揭破。2月5日，熊希龄致电时在上海准备出席南北和会的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其中有这样几句：“前月廿九（应为27日之误，引者注）提出青岛问题，日本大使先期知照陆使暂避，仅由顾、王两使。”[9]熊希龄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而外交委员会就是为巴黎和会而设置的专门机构，熊希龄可以接触到相关的外交机密，因此熊电的这一披露是可靠的。原来，陆徵祥事先得到的密告，来自“日本大使”，并且，是日方向陆提出了暂避的要求。

五国会议将要讨论的是山东问题，日方为何要求陆徵祥暂避？问题出在这里：陆徵祥在途经东京时，日方有言在先：“内田颇主张两国步调一致……至青岛问题，内田谓日政府将来必照前定交还中国之精神进行，惟照法律手续，形式上须俟日本向德取得后，再行交还中国。”也就是说，日方早已明确提出青岛的归还程序，先由德国交日本，再由日本交中国。所谓“步调一致”，就是要求中方接受这一安排。但是，内田提出这一要求之后，当时，陆徵祥既未接受，也未反驳，而是“答甚含糊”。也就是说，日方的这一安排尚未获得中方确认。现在，日方之所以要求陆徵祥暂避，就是因为在“步调一致”尚未获得确认的情况下，陆氏暂避，可以避免双方迎头相撞，留下继续磋商的余地。

下面一个问题：陆氏本人为何又以称病的方式，接受日方暂避的劝告，并且不对其他中国代表说明？原因不难解读。日方关于青岛分两步归还，以及“步调一致”的要求，在中国代表团之内，陆徵祥是唯一的知情者。因此，陆氏如果出席五国会议与日方辩论山东问题，其结果无非两个：一致或者不一致。问题在于：无论一致还是不一致，两者都将招致极大的麻烦。如果一致，将遭到中国其他代表的反对，以及国内舆论的抨击，然而如果不一致，则又将与日方正面冲突。鉴于此事的由来又不便对其他代表说明，为此，陆氏只得称病回避，为日后交涉留出余地。

陆氏称病，证明他向代表团隐瞒了日本外相东京谈话。知情者躲在一旁，让不知情者出面应对，陆氏此举反映了官场上的险恶。而顾维钧的回忆则表明，直至晚年，顾氏最终也未弄懂陆徵祥突然称病卧床的原因。

尽管中国代表团接到通知的时间，距五国会议开始已所剩不多，但王正廷、顾维钧二人仍然采取了一项措施，“赴会之先，往见美外部，力说前次日本要求廿一款之不公允，及当时中国不得已而允从之情形，以期到会时得美协助”。[10]当时，称外长为外部，这里的“美外部”，即美国国务卿兰辛。这个记载反映了两个要点：其一，中国代表团立即将协助的对象锁定为美国。其二，由于王、顾二人对于山东密约均不甚了解，因而所准备的是关于二十一条的答辩。

1月27日下午3时，王、顾二人出席五国会议。日本方面由牧野伸显发言，他提出：“胶州租借地、铁路、及其他德国在山东所享有之各种权利”，以及太平洋赤道以北的德属岛屿等等，“要求德国以无条件之手续，让与日本”。[11]但是，关于山东“交还中国一层，一字不提”。[12]牧野伸显的发言与要求，完全超出中方的预料与准备（二十一条），顾维钧接着发言说：“此项问题，关系中国利益甚大，深望联邦各国，俟中国方面之意见表示后，再行审查定议。”[13]五国会议接受了这一请求，决定翌日听取中国代表对山东问题作说明。

牧野的发言，全面提出对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要求，有两个要点：其一，对于山东的权益要求，大大超出中日铁路合同范围，而是“德国在山东所享有之各种权利”，“德国以无条件之手续让与日本”，包括胶州租借地。其二，对于中国，“交还一层，一字不提”。这就是说，内田外相关于分两步归还的承诺，也被撇开。

情况骤变，中国代表团陷入困境。1月27日晚，顾维钧约见美国远东司司长，密商对策。美方尤其关注山东铁路问题，多次询问中日之间有无秘密协定，中方只得承认。对此美方表示惋惜，认为：“二十一条之签字，为强力所迫，世界共知。至胶济铁路之成议，出于中国自愿，势难更改。”在美方表示难以相助之后，陆徵祥等人继而在顾维钧的房间“讨论对付，苦无善策”。最后，陆徵祥致电北京，建议：“由政府将此合同（指山东铁路合同，引者注）提交议会，与议员接洽，令勿通过，以民意为政府后盾，将来争辩时或易于措词，即某国（指美国，引者注）帮忙，亦较易为力。”[14]

中日山东换文与铁路合同，均为秘密条约，因此均未提交国会通过。陆徵祥的意思是，立即将该条约提交国会，串通议员，“令勿通过”。从法律上讲，如果被国会否决，条约便不能成立，以此为由，“争辩时或易于措词”。陆徵祥的建议能否行得通，姑且不论，问题在于，中国代表翌日即将在五国会议发言，陆的此一建议，已不能解燃眉之急。

1919年1月28日，王正廷、顾维钧第二次出席五国会议。

代表中国发言的仍然是顾维钧。后来，顾曾回忆道：“鄙人虽对山东问题，自参预廿一条之交涉到巴黎和会，数年期间，时时留意研究应付办法，并将意见随时报告政府。然因同时研究我国应在和会提出之其他问题，故对提请和会秉公处理山东问题之说帖，尚未落笔起稿。所以是日到十人会议时（五国会议，引者注），真是赤手空拳，无片纸只字之准备。”[15]顾氏还曾回忆：“记得到了那里以后，才进门，还没有走到我们的位子，就看见主席法国的克里蒙梭木槌一敲说，中国代表团发言。我连坐的机会都没有。我就是这样子说了。”[16]

山东问题的提出与辩论，是中日之间的一场遭遇战，顾维钧果断地采取了一项策略：撇开中日间一切密约的束缚，而是从山东的历史、文化、宗教等等入手，阐述中国对于山东的不容争辩的主权。他沉着镇定，不亢不卑，侃侃陈词：

“中国代表团要求和会归还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大战前所占有的其他一切权利。为了不占用十人会太多的时间，他愿意只讨论某些大的原则问题。至于技术性的细节问题，他在提交大会的备忘录里将有全面的阐述。”这是一段条理清晰的开场致辞，只有将原则与细节加以区别，才能在有限的发言时间内突出重点。

在顾维钧将要阐述的这些原则当中，首先是领土主权完整，对此，他这样论述：胶州租借地“是中国完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是山东的一部分，该省有3600万常住居民，其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都属于中华民族。”“按大会所接受的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中国有权要求山东主权的归还。中国代表团将认为此举符合正义的和平要求。反之，如果大会另眼相看，并把山东主权转交给任何其他一个强国，在中国代表团看来，那将是错上加错。”作为对领土主权完整的补充，接下来，顾维钧就其他几个原则继续阐述中方观点，他说：从文化上讲，“山东省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块圣地。”“就经济而言，该地区人口密集，在只有3.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居住着三千六百万人口。其人口密集导致了竞争的激烈，也使得该地极不适合殖民。”“就战略言之，胶州可谓是华北的重要门户之一，它控制着从海边到北京的最短通道之一，也就是通过胶济铁路，并在济南连接通往天津的铁路而直达首都。为了中国的国防利益——中国终要形成自己的国防——中国代表团不能允许任何列强强求如此重要的地方。”

阐述了山东在文化、经济、国防上的重要性之后，顾维钧将话题再次回到主权完整上来。由于日本出兵山东是为打击德国，并非师出无据，因此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必须正面回答，他说：“中国完全清楚英勇的日本陆海军为把德国势力清除出山东所作出的贡献”，不过，“尽管深怀感激，但是中国代表团认为假如他们通过出卖其同胞的天生权利，借以对协约国表示感恩，这将是对中国和世界的失职行为，并因此播下未来混乱的种子。因此中国代表团相信大会在考虑处理德国在山东租借地及其占有其他权利时，能充分重视中国基本的和天然的权利、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利。”此言之意，就是表明一个原则，对日本的感激，不能以出让国家的天然权利作为交换。

顾之发言至此结束。其核心就是阐述山东与中国主权完整的关系，其中，领土、种族、宗教、文化、经济、国防，都是主权完整的组成部分。顾维钧关于主权完整的表述，为山东直接归还中国的要求，奠定了充实的法理依据。

然后，会议转入辩论。关于山东的处理方式，日本代表牧野伸显提出日方的一个依据，他说：中日“双方关于该问题已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并且日本已经同意一旦日本能自由处置胶州，就尽快将其归还中国。关于胶济铁路问题，也已达成若干协议。”所谓若干协议，就是中日之间尤其是有关山东的若干秘密协议。本来，牧野的意思是，据以表示山东问题不必由巴黎和会裁决，可以按照中日两国已达成的协议处理。然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也就把中日密约问题提了出来。顾维钧敏捷地抓住这个问题，他说：“对中日的这些交涉做个声明，这是值得十人会成员考虑的。”由十人会议来对中日交涉做个声明，表面看，只是要求由十人会议重新审查中日协议，实际上等于暗示：中日密约应向巴黎和会公布。由于威尔逊在其14条宣言中明确反对秘密外交，因此中日密约问题当即被威尔逊抓住，他问道：“牧野男爵是否打算把这些照会提交十人会。”牧野说：“他认为日本政府不会提出任何反对，但是由于该请求是出乎意料的，他必须征得日本政府的许可。”接着，威尔逊又转而向顾维钧问道：“中国是否愿意提交”。顾答：“中国政府对此不表反对”。这时，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加入辩论，要求中日代表团表明态度，是否愿意向十人会议公布。由于顾维钧已经明确表态，克列孟梭的提问实际上是针对日本而言。

一般说，未经北京首肯，顾氏个人无权擅自宣称密约的公布“中国政府对此不表反对”，此举绝对有违正常的程序与规则。然而，恰恰是顾维钧这一违规的大胆表态，成为这场辩论的转折点，因为，与会各国所欣赏、所赞成的，肯定是承诺公布密约的一方，而不是含糊拖延的一方。自此，辩论的态势明显有利于中方。

接下来，牧野将话题重新回到山东的处置方式，就德国向日本移交权利的要求，提出日方法理依据，他说：“日本通过武力从德国手中取得胶州，在把它交给第三方之前，有必要从德国那里获得自由处理胶州的权力。”第三方指中国。牧野所言有两个意思：其一，日军既然是以武力夺得胶州，那么，日本也就获得对胶州的处置权。其二，日军既然是从德国手中夺得，那么，首先而论，胶州只是一个日德之间的问题，而不是日中之间的问题，中国不是直接的当事方，而是第三方，因此，胶州应由德国交给日本。然而，牧野的这个说法，等于将所有其他与会各国均排斥在日德两国之外。对此，威尔逊不能接受，他说：“十人会正在处理德国以前的租借地及转让问题，而且根本没有征询德国的意见。”威尔逊的意思是，德国租借地的处置，应由十人会议裁决，不能撇开与会各国，并且德国是战败国，因此有关其租借地的处置，也无须征求德国的意见，意即无须日德之间磋商转让。牧野坚持其立场，他说：日方“现在着手的这项工作就是准备向德国陈述的。因而胶州的转让在执行前必须征得德国的同意。”这里的转让指转让中国。所谓胶州的转让在执行前必须征得德国的同意，就是坚持山东应分两步归还，首先由德国交日本，再由日本交中国。总括而论，牧野的法理依据集中为一点：日本对于胶州的处置权，出自通过武力从德国手中夺取。

接过牧野的话题，顾维钧再次发言，他说：“在归还胶州问题上，中国与牧野男爵持不同的观点。”“中国完全信任日本对中国和世界的保证，即日本不会占据山东，而且他特别高兴地听到牧野男爵在大会上确认了这些保证。但是在直接和间接归还问题上存在着选择。中国宁愿采取第一个选择，即直接归还。如果两者的目标相同，一步到位总是较容易的。”所谓“完全信任”，既是外交辞令，又是外交智慧。顾维钧的意思是，既然日本保证归还中国，那么，归还的方式，就只是一个直接与间接两种方式的“选择”问题，顾维钧明确选择了一步到位的直接归还。当然，山东是否直接归还，并不取决于中方如何选择。日本的法理依据是“通过武力从德国手中取得”，因此，中方对此必须正面回答。最后，顾维钧着重阐述了中方关于直接归还的法理依据，他说：“中国在对德战争宣言中，已明确声明根据中德战争状态，两国间以往达成的所有条约和协定都视为无效。既然租借协定已被废除，那么作为领土主权完整，胶州租借地以及其他德国在山东享有的类似权利和特权都全部归还给了中国。”顾氏尤其强调：“即使租借条约不因中国的对德宣战而终止，德国也无权替代中国将山东权利转交给其他强国，因为条约里明确规定不得转交给别的强国。”[17]

这里，顾维钧就直接归还胶州（青岛）提出两个法理依据：其一，中国在对德宣战并且废除中德条约之后，根据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在法理上讲，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都全部归还给了中国”。其二，即使中德条约没有废除，德国也无权将胶州转交他国（日本），意即日本在法理上无权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辩论至此结束。

中日两国外交代表的这场辩论，短兵相接，正面交锋。顾维钧在十分有限的时间内所作的这篇发言和辩论，叙述清楚，措词得体，其内容涉及山东的历史、现状、国防、地理、交通、经济、文化、宗教、俗尚等等，以不长的篇幅，充分阐述直接归还山东主权的各项依据。顾维钧少年时代留学美国，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这篇发言和辩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了西方人士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尤其关于民族、文化、宗教的陈述，这些都是西方人士易于听懂、易于接受的。

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学专业是国际法，其与牧野伸显的当场辩论，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充分运用相关的国际法规则，提出直接归还青岛的两个法理依据。

顾维钧的发言与辩论大获成功。据顾氏本人回忆：“那天鄙人虽无片纸底稿，或因鄙人激于愤慨，一本国民爱国天良，随口畅言，意思如泉水之涌涌而起……不料说罢之后，首由美国威尔逊总统、兰辛国务卿自会堂对面走近前来，与鄙人握手道贺。英首相、外长继之而来。最后法主席克来孟梭亦声言道贺。”[18]

除此之外，顾维钧的发言与辩论亦得到徐世昌的欣赏。顾维钧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记载：辩论结束之后，曾收到总统的贺电。[19]由于年代久远，顾氏这个记忆从未获得证实。现在，经笔者查找，证明徐世昌确曾指示嘉奖顾维钧，国务院随即致电陆徵祥，内称：“奉总统谕：山东问题，顾使在会陈述各节，极为扼要，深堪嘉尚。”[20]一篇发言直接获得总统的传令嘉奖，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是不多见的。

顾维钧的发言与辩论产生了以下四个作用：其一，关于归还山东的要求，迫使日本由“一字不提”，转而表示愿意归还，只是在手续上继续坚持两步归还。其二，中日密约的公布，被提上巴黎和会议程，中日两国政府的私下交易即将曝光。其三，为中国争取收回山东主权奠定了法理依据，此后，中国各方关于收回山东的要求，大都以这篇发言的要点作为基础。其四，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这场辩论，山东问题顿时成为中国方面最为突出、最为严重的问题，开始成为中国代表团和中国舆论关注的焦点。2月14日，陆徵祥致电北京，表示：“目前山东问题最为吃紧，故所提问题即以此为限。深恐各项问题同时提出，不免使欧美各国因公共利益偏向于日，在我反有孤立之势。”[21]此言之意，就是中方原先准备的其他提案，现在统统让位于山东问题。

顾氏的发言与辩论，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日使施压与中日密约的公布

顾维钧的发言，尤其是公布中日密约的表态，引起日方强烈不满，东京方面立即指示新任驻华公使小幡酉吉，[22]向北京外交部提出交涉。1月31日，小幡要求拜访陈箓（陆徵祥赴法之后外交部由次长陈箓主持），因当日为中国旧历除夕，外交部放假，陈箓未见。后因小幡多次要求，2月2日，陈箓会见了小幡，二人谈话如下：

小幡说：“顾氏在会议席上并未与日本代表接洽，遽告各国新闻记者谓：关于山东之各项问题，中日两方面所订定之秘密文件，无论何时可以发表。查外交惯例，两国所订之秘密文件，各项发表必须得两方之同意。顾氏此举是漠视日本之体面，且违反外交之惯例，兹奉本国政府之训令，嘱唤起贵国政府之注意，一面并请以此意电知贵国代表。”如果从外交惯例来讲，小幡之言可以成立，即两国订立的密约，一方如欲公布，应征得另一方的同意，但就外交策略而论，则是另一个问题。

陈箓说：“大总统注重两国邦交，已嘱外交部电令该代表等勿得过于激烈。今贵公使既来提及此事，本国政府当更注意。”小幡再次表示对顾维钧的不满，他说：“今顾氏并未得日本方面之同意，竟向新闻记者言明可以发表，日本政府殊不愉快。”陈箓解释道：“本国政府亦未训令两代表（指顾、王，引者注）等言及此事。”

小幡在对顾维钧屡屡表示不满之后，转而说道：顾维钧在辩论中指责二十一条为中国被迫签订，“抑知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中日约定关于会办胶济铁路及该铁路之延长，何尝非出于中国之自由意思……乃顾氏欲假借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殊与日本以不快之感”。在这里，小幡提出了山东问题的一个症结：1918年9月24日签署的山东密约。与二十一条不同，山东密约为中方自愿签署，而非强迫，这是中方的一个软肋。

关于顾维钧的意图，小幡十分清楚，此即：“顾氏欲假借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就是以夷制夷之意。为此，小幡向陈箓说了这样一段话：

“总之，中国代表欲假借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姑无论日本能否受此抑压，而中国代表所持之英国势力，已不可靠。”[23]小幡此言就是暗示陈箓，英日之间签有密约，中国将不能指望获得英国的协助，意即顾氏的以夷制夷之策，并不可靠。

其实，公布中日密约一事，顾维钧只是在五国会议上表明了此意，并未向新闻界宣告，小幡之言是故意将水搅浑，以此作为攻击顾维钧的一个借口。2月5日，陆徵祥致电外交部，对此作了澄清，陆电称：“小幡所称宣告报馆，毫无其事。此次日本未先与我接洽，密于五国会议中商议处置德属问题时，乘机将胶州问题要求各大国同意，为某国（指美国，引者注）坚请该问题解决之先，须邀中国委员到会陈述意见，乃始于一小时前通知我国，我方能到会陈述。陈述之后，列席各员均表赞美，日本始谋不遂，并在会相形见绌，因而向我国内设法恫吓”。[24]

小幡谈话的企图，就是以攻击顾维钧为名，以约束中方公布密约。

日使拜访陈箓一事，立即引起中外各界强烈不满，顾维钧随即向美方作了通报。2月6日，顾维钧在中国代表团第11次会议上通报：“本月五日会晤美国某全权，告以日本驻京公使在外交部谈话，意存恫吓情形。”美方的态度是：“美全权请将事实记出，不拘形式，亦不署名，当持向威总统报告。”[25]报告威尔逊，就是同情中国之意。同时，小幡之举在北京亦引起欧美外交界的不满，周自齐密电朱启钤：此事发生之后，“欧美使馆异常不平，极力推重顾、王，而力劝我政府不可退让。”[26]

当时，社会上一度谣传，小幡曾要求撤换顾、王二人，2月9日，北京外交部发表正式声明，否认将撤换顾、王，并且表示：“各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席上顾本国之利益，为正确之主张，为今日国家独立自存应有之义，他国绝无干涉之理。”[27]

小幡酉吉肯定没有料到，正因他的出面干涉，反而更加引起各方对于中日密约的高度兴趣，纷纷要求公布。2月5日，熊希龄密电唐绍仪：“弟拟请双方各代表（指南北和会双方代表，引者注），目前将内政□□〔暂缓〕商议，以此次外交为第一问题，赶开临时紧急会议，联电政府，速照陆使（陆徵祥，引者注）等所请，概将密约宣布。”[28]熊希龄为研究系重要成员，中日密约由皖系政府签署，熊电之意，就是鼓动南方向北京政府施压，要求公布密约，借以打击政敌——皖系。

当日，唐绍仪致电徐世昌，就小幡一事谴责道：“我国自有主权，岂能受此无理恫喝。四万万国民未死，亦岂能受此屈辱！”唐绍仪要求：“中日一切秘密条约得由我国全权代表随时提出，诉之万国公论”。[29]2月8日，上海的南北和会尚未开幕，南北两位总代表联名致电王正廷、顾维钧表示支持，内称：“闻在和会力争主权，至理名言，举国嘉许……国土存亡，关系甚大，除电致东海（徐世昌号东海，引者注）一致主张外，望勿稍瞻徇，以竟全功。四万万国民自能为君等后盾也。启钤、绍仪同叩。”[30]

中日密约一旦公布，当年与日方签约的皖系政府，必然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密约问题一经发生，立即把一大批对日对皖早就心怀不满的内外利益集团，纷纷调动起来。

在南北分治的条件下，密约问题一开始就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外交问题，必然被导入南北政争，从而成为一个南北话题。

2月13日，唐绍仪密电广东军政府：“闻欧洲和会关于中国问题，咸以对于日本二十一条之承认，系由武力压迫。至上年九月二十四非法政府所订顺济、高徐两路合同，及胶济铁路允许中日合办合同，似出于中国政府之愿意。部有档案，打销较难。”鉴于山东铁路合同出于“自愿”，“打销较难”，为此，唐绍仪建议：“请诸公设法，即与决议，电致欧洲和平会议及吾国代表，声明上项合同未经合法国会同意，应作无效。并通电全国，唤起国民一致反对，以厚声援”。[31]

在这里，唐绍仪表现出一个职业政客所具有的本能的精明。密约问题一经提出，唐绍仪便立即将其锁定为“非法政府”与“合法国会”之间的问题。国会问题是南北争执的核心，所谓“合法国会”，就是指广东的非常国会，表面看，唐绍仪只是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政治策划，建议由广东方面出面，宣布山东密约未经合法国会通过，以此名义否决密约。而其中的深层考虑是，以此为名，唤起国民对“合法国会”的支持，从而将各方废除山东密约的要求，转换为对西南方面“护法”的支持。

有趣的是，关于如何废除济顺、高徐铁路合同，并非只有唐绍仪想到了国会，同样，北方也有人考虑到这一点。2月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陆军代表唐在礼等致电陆军部，认为：山东问题“此事本较易解决，惟因有与日本借款关系，反多周折。礼（唐在礼自称，引者注）等以军事上观察，盖此案中国北部命脉所寄，此时吾国确得多数友邦之协助，日本虽骄横无理，不过出于恫吓一途，可虑决不敢遽冒天下之大不韪。似宜乘此时机为一劳永逸之计。一面退还该合同，一面代商两院（参众两院，引者注），否决为词，推诿日本，即各全权在大会提议，乃易措辞。”[32]这里的“代商两院，否决为词”，就是疏通国会参众两院，否决该条约。当然，唐在礼所说的两院，就是北京的安福国会参、众两院。

围绕如何废除中日密约，唐绍仪提出以广东国会的名义否决，唐在礼则提出以北京国会的名义否决，这种意见本身是否具有可行性，姑且不论，总之，密约问题一开始便扯上国会，从而成为一个南北政争的话题。

在各方敦促之下，中日两国政府同意公布密约，但公布何项密约，双方存在分歧。

2月5日，外交部次长陈箓致电陆徵祥：“日使请发表合办胶济铁路及济顺、高徐铁路合同文件，征求我政府同意。元首及阁议均主张将二十一条款条约换文，同时发表。”[33]2月8日，钱能训亦告知朱启钤：日使“主张将胶济借款条约提出大会（巴黎和会，引者注）。我政府则以中日密约二十一条与此项问题有关，拟同时一并提出……现由院（国务院，引者注）电陆全权相机披露”。[34]日方提出公布山东的两项密约，中方提出公布二十一条及其相关密约，双方的着眼点之所以不同，因为两者的利害关系不同。1918年9月的山东铁路合同，为中方自愿缔结，对日方有利，因此日方提议公布该项密约。反过来，中方之所以要求公布二十一条，因为该条约为强迫签署，公布该条约对中方有利。

最初，密约的公布范围十分有限，不仅限于少数密约，并且仅限于提交巴黎和会。但是，密约问题一经发生，立即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国各界强烈要求公布所有密约，尤其是中日军事密约，并且要求在国内公布。

2月22日，上海的南北和会举行第2次会议，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发言说：“近北京政府有令使赴欧特使，将中日密约随时宣布。既可宣布于外人，自可宣布于全国，毋使切肤之国民，茫然不知本国国权丧失何等程度。此事应由双方代表迅电北京政府，要求将中日军事协约及一切附件宣布于国民，使全国国民得以研究救亡之法。”所谓救亡，等于将北京政府置于卖国的地位。显然，北方如果在密约问题上遮遮掩掩，将难以摆脱被动的局面，面对唐绍仪的动议，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表示：“赞同，即拟电稿拍发。”[35]

实际上北京政府已经决定向国内外公布密约。2月23日，钱能训致电朱启钤：“欧会主张国际公开，我政府亦决将各项密约提出大会（巴黎和会，引者注）……对外如此，对于国内要人，自可据实告知。”[36]随后，北京政府陆续向上海的南北和会送交了各项中日密约。

最后，经徐世昌和外交部批准，各项密约一并向国内新闻媒体公布。3月14日，外交部将各项中日密约的印刷品交付各报馆。

面对小幡施压以及密约问题引起的舆论风波，北京政府方寸未乱。2月10日，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密电朱启钤：“近日英、美舆论对日极恶，路透等电所述小幡恫吓各节，实不免故甚其词。英、美亦屡次暗中表示帮忙，并料定日本目下决不敢有其他举动。现中央方针，对于交涉（指山东问题，引者注），决定坚持；对于英、美，自应极力联络；对于日本，仍与竭力周旋，表示亲善。至空气一节，西人舆论愤激，我可不负责任，中国舆论仍未可过伤日本感情。”[37]看来，北京十分清楚，欧美舆论对小幡施压采取的过度渲染，不过是“故甚其词”。吴笈孙把“中央方针”交代明白了，总之，有英美“帮忙”，北京在对日周旋上，也增添了几分底气。

关于英美在中日密约问题上的意图，2月21日，国务总理钱能训亦致电朱启钤：“在英、美方面，欲推倒日本从前在中国之自由行动”。也就是说，英美之所以对日本不满，缘自欧战期间，日本乘英美无暇东顾之机，在华“自由行动”扩大势力范围，现在，英美力图扭转这一局面。关于南方意图，钱称：“在香山方面（唐绍仪为广东香山人，引者注），则向以美为重心，故欲借外交问题，一方拘束日本，以见好于美，一面攻击合肥（段祺瑞，引者注），以见好于一般政客之心理。”[38]

一句话，中日密约的公布，就国际而言，对日本最为不利，就国内而言，对皖系最为不利。因此对于徐、钱政府来讲，并不是一个棘手问题，反倒是乐观其成。

山东问题说帖的递交

围绕密约问题，小幡在北京施压的同时，中日两国外交代表也在巴黎展开周旋。

2月2日晚，陆徵祥偕中国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拜访了意大利首相和外交大臣。翌日，陆徵祥就会谈情况向代表团作了通报，据载：“陆总长报告：昨夜偕王公使（王广圻，引者注）谒见义首相、义外部，谈次对于顾专使答复胶州问题（指顾维钧1月28日在五国会议的发言，引者注），均极赞美。惟义外部之意，应将条件送交大会。”条件指中日密约。看来，窥探他人秘密之心，人皆有之，因此意大利也对中日密约表示兴趣，同样要求将密约送交和会。对此，陆徵祥“告以正在预备，不日即可交出”。接下来，意大利外交大臣“又询当时与日本所订条件内容，并称个人之意，似以调和为宜，中国对于日本，大概利益殆须稍有让与，盖攻取青岛，日本军队实系主力等语”。此言之意，就是劝告中国对日本应“稍有让与”，不应完全拒绝，日军毕竟在青岛对德军作战。在意方表明态度之后，陆徵祥“答以吾国现拟对德要求直接交还中国，并无对于日本将所有一切从前允许完全取消之意，不过本国土地主权，碍难放弃。盖当订约之时，中国尚在中立时代（指签署二十一条等，引者注），今既加入战团，有对德国直接谈判之权利，自不能反置青岛问题于不论不议之列耳”。[39]

意大利的态度可以归为两点：公布中日密约，中国对日本应稍有让与。2月6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第11次会议。针对小幡干涉一事，王正廷说：“日使在部（外交部，引者注）谈话情形，应设法密嘱新闻机关略露消息，庶使天下人稍知日本野心，或可制其不敢实行动兵。”此议获得通过，“当经议决，请施全权（施肇基，引者注）在伦敦接洽办理。”接下来，施肇基报告：“昨与英国某专门委员〔会晤〕，察其语意，日本似在运动英国，转望中国不将山东问题之秘密文件交出大会。”[40]

还在陆徵祥路经日本时，内田外相曾当面劝告陆：“会议时各国不免利用新闻政策，极望中国不用素持反对日本主义之新闻家，以免届时挑拨两国感情。”就是劝告中方不要利用欧洲的新闻媒体，制造对日本不利的舆论。看来，内田确有先见之明，王正廷所谓“设法密嘱新闻机关略露消息”，正是中方的一种新闻手段，以期在欧洲造成对日本的舆论压力。

鉴于各方面纷纷打听或催促公布中日密约，而日本似乎又在“运动英国”试图加以阻止，于是中国代表团加快了山东问题说帖的起草。该说帖就是关于山东问题由来的一个扼要说明，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各项中日密约将作为该说帖的附件，一并提交和会。

山东问题说帖由顾维钧起草，2月11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第14次会议，听取顾维钧的起草说明。顾说：“关于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德国在山东所享他项权利各问题，已将提交大会节略拟好，其大纲分为四部：（甲）山东省内德国租借地及其他种种权利之原始与范围；（乙）日本以武力占据胶澳租借地之缘起与范围；（丙）中国要求归还之根据；（丁）归还中国应直接为之之理由。”可以看出，四个部分环环相扣，思路清楚，全部问题归结为直接交还青岛。接下来，顾维钧作进一步解释说明：“丙、丁二部，系根据前次出席所说之要端（指1月28日在五国会议上的发言，引者注），详为发挥。甲、乙二部仅叙述历史，其乙部于日本当时占据胶澳及胶济铁路情形，言之虽详，而措词求格外平和，盖该部用意，仅在叙明事实，似不必用争辩之词也，不知诸君以为措词太和平否。”在这个说帖当中，乙部集中陈述日本侵占山东的经过，但日军出兵山东，的确是对德军作战，因此顾氏对此采用平和的言语叙述事实，而不是激烈的争辩，以免引起盟国的负面看法。在这里，顾维钧又一次采用了西方人士易于接受的方式和语言。

在顾维钧解释说明之后，与会人士发表意见。驻法公使胡惟德说：“叙述事实，谁也不能挑剔。”这是赞成之意。王正廷提出不同意见，他说：“其中关于二十一条问题，措词尚觉太轻。”对此，顾维钧解释道：“该说帖专论山东问题，对于二十一条事，先仅伏根，似已足矣，将来于专提二十一款问题时，可详尽言之。”就是说，提出问题应有主次，如此才能突出重点。该说帖的核心是要求直接归还青岛，如果过于强调二十一条，则青岛问题将被削弱。最后，对于顾维钧的这个意见，“众以为然”。[41]

2月7日，日本方面将其预备提交和会的4项密约送至中国代表团。一般说，日方此举可以视为外交惯例，即密约公布之前，事先与缔约方通气，而不是撇开对方，擅自提交。但是，从中方的角度来讲，日方此举也可理解为另一个意思：对中方设限。也就是说，日方仅交4项密约，因此中方亦应与日方相等，仅交4项。

2月13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第16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顾维钧起草的山东问题说帖，并且决定，将说帖及其附件18项中日密约，在送交和会之前，先送美、英、日三国。18项密约送交美、英，没有异议，但是否全部送交日本，顾维钧提出一个问题：“送日本者，究应送全套否。”顾的意思是，日方仅向中方送来4项，因此中方是否应将18项密约全部送交日方。陆徵祥未加深思地说：“送全文亦好。”顾维钧说：“送全文恐生枝节，日本代表见我拟送附件若是之多，如请我将关于中立等件不送，我如何能对付。”意即万一日方不同意送交其中某项密约，中方反倒不好办了。顾之意见是有道理的，最后，陆徵祥决定：“日本仅以四件送我接洽，我亦可挑送数份，不必全送。”[42]

此时此刻，中国代表团之所以加快行动，一个主要原因是，威尔逊将于2月中旬暂时离法返美，处理其国内政务。由于威尔逊被中国方面视为依靠，因此，必须赶在威尔逊离法之前送出说帖及其附件（密约），以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

2月12日，钱能训致电朱启钤：“近日外交情形稍变，缘日人坚主由日归还（指青岛，引者注），欧美亦劝我不必力争，现各代表斟酌办法，拟主张由会（巴黎和会，引者注）代索代还，以为转圜地步，此间已电子兴（陆徵祥字子欣，亦称子兴，引者注）于美总统未回国以前，务将此项密约及济顺借款合同由我提出，以争先着。”[43]当日，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亦致电朱启钤：“昨已电催陆专使，将各密约于美总统动身之前交会，免落人后。”[44]

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致朱启钤电，1919年2月12日。

以争先着，免落人后，此即中方的打算。

与此同时，英国方面也有此类建议。2月14日，吴笈孙再电朱启钤：“美总统准下星期初返国，英外部亦主张，中国拟向德奥要求各事，并与日所订各种密件，均宜于美总统未动身前交会。”[45]英方之所以催促中方尽快送交威尔逊，因为送美必送英，看来，英方也急于获知中日密约。

最后，中国代表团送交巴黎和会的文件共计以下几种：说帖一份；附件19份，即中日之间各项密约（原为18份）；地图2份。说帖由顾维钧撰写，以1月28日在五国会议的发言为基础，略加充实。说帖着重强调两点，其一，收回山东的理由：“山东为中国两大圣贤孔子、孟子所诞生，中国文化所肇始，实人民之圣地。”其二，直接收回山东而不由日本转交的理由：中国“非不知日本将德人驱出青岛时所受之牺牲与其所损失之生命、帑款。”“然感激虽深，中国终不能承认，其领土之权利可因他国之战争……而辄受影响也。”在策略上，顾维钧采用了那个年代的基本策略：以夷制夷。具体讲，就是将山东与欧美列强在华利益联系起来，以此争取欧美支持中国，抵制日本独霸山东。说帖表示：如果巴黎和会“以此地及铁路等权归还中国，则不特德国肆意横行之罪恶借以矫正，且各国在远东之公共利益亦借以维护”。反之，如果山东未能归还中国，“所谓保中国之独立完整，守各国在华商工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以全各国在华之公共利益者，亦不相符合矣”。[46]这里的机会均等、公共利益，就是以夷制夷之意。

2月15日上午11时15分，中国代表团参事严鹤龄，奉陆徵祥之命，将中方准备提交和会的其中三项密约送交日方。三项密约分别是：济顺、高徐铁路合同，满蒙西路铁路合同，山东问题换文。因密约是为提交和会而准备，因此均已译为英文。

日方由驻意大利大使伊集院、驻英国大使珍田二人出面。严鹤龄首先说明来意：“上次承牧野男爵礼貌，将贵国全权将送五国会议之密件，抄送通知陆总长，陆总长深以为感。今陆总长命龄（严鹤龄自称，引者注）前来，亦将同样之礼貌，报答贵国全权。”珍田问：“贵国之密件，今日送乎，明日送乎。”严答：“余尚不知。”由于密件已译为英文，珍田表示：“阁下可否将此译文留在此间，俾与原文一校对，以免日后之争执。校对后，当即派员赴贵馆答复。”日方提出须将英文与原文校对，可以认为是合理的，但是，所谓“答复”，中方则可以这样理解：在日方未答复之前，中方不得单方面送交和会。严鹤龄当即表示：译文“留在此间尽可，惟声明者，今日送此件来，是一种礼貌”。严之意思是，因日方此前已向中方送交密约，中方此次回送，仅仅出于外交上的礼貌，其潜词就是，日方答复与否，均不能约束中方的行动。严鹤龄此言之意，日方当然听懂了，伊集院说：“礼貌二字，不能赞同，此是商量，日中两方如有送密件之时，当互相接洽，此种办法，两方均应受拘束，非独贵国一方然也，阁下知之否。”严答：“贵全权所言，余甚明了，惟所谓商量与拘束二层，余未知何指。”在严鹤龄表示商量与拘束“未知何指”之后，伊集院亮出底牌，他说：“陆总长必知之，可否请回报陆总长。”严答：“余总愿将贵全权之言，回报陆总长。”[47]

日方谈话的核心，具体讲就是强调密约的递交，中日“两方均应受拘束”。对此，日方没有明确提出其依据，而是以暗示的方式提醒严鹤龄：“陆总长必知之”。

所谓“陆总长必知之”，就是陆徵祥在路经日本时，稍不留神而惹下的一个麻烦。在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哉的谈话中，陆徵祥曾不太在意地说了一句话：“将来两国代表在会，仍愿彼此遇事接洽。”[48]当时，陆徵祥脱口而出的一句“彼此遇事接洽”，现在被日方解释为具有约束性的“两方均应受拘束”。总之，日方关于“陆总长必知之”的提醒，把陆徵祥推到了一个说不清的尴尬地位。

严鹤龄回来报告之后，当天中午12时30分，中国代表团召开第18次会议。针对日方所称接洽、拘束、“陆总长必知之”等等，顾维钧向陆徵祥问道：“究竟政府有无与日本约定之事？”“前月英、法报上，载有总长过日本时，曾与日本政府接洽，对于和会之事，中日两国一致进行。此必系日本私嘱报馆登载，用意甚深。”陆徵祥答道：“过日本时，与彼政府往来，全属礼节上之周旋，并无何种接洽。”由于陆徵祥实在难以说清，只得矢口否认，称“并无何种接洽”。

在陆徵祥否认之后，会议继续进行，讨论的议题是，中方说帖及附属密约，是在日方答复之后、还是不待答复立即送出。颜惠庆说：“现在如不送会，譬如下午或明日，日本人来答复，认为同意最好，如有不合之处，可改则改。倘伊指出一二条不赞成提出，彼时将如何办理？”颜惠庆的意思是，如果等候日本的答复，那么，日方如有不同意见便不好办了，等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对此，顾维钧果断地说：“当初送日本之意，本不过为手续上之圆到，并不待其答复。就使政府果有与日本口头预约，交会文件必两相接洽而后行，所谓接洽二字，亦有界限，将文件送彼阅看，即可谓之接洽，不得谓接洽二字，须得其同意也。”顾氏之言，就是将“接洽”与“同意”加以区别，接洽不等于同意，接洽不能成为约束。

最后，陆徵祥决定：“此事横竖不能向日本讨好，现在会中协商各国，均与我极表同情，若我不能坚持，半途软化，是人方欲助我，而我自己束缚，失国际上之自由，将来对于协商（指协约国，引者注），更有何面目请其援助。两害权其轻，总以送去为是。请岳君（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引者注）下午五点钟送去。”[49]

综上所述，鉴于“此事横竖不能向日本讨好”，陆徵祥十分难得地横下一条心，决定于2月15日下午5时，将中方文件送交和会。然而，事情并未就此而止。

2月15日下午4时30分，日本代表牧野伸显的秘书官奉命来到中国代表团，此人即吉田茂。[50]中方由严鹤龄出面会见。吉田茂说：“今晨伊全权（伊集院，引者注）对于阁下礼貌二字不能同意者，伊全权之意，两国订立密约，如有一方欲宣示第三人，当得他方同意，亦理上之事，至少系道德之事。”当日上午，严鹤龄将中方文件送交日方时，严氏强调此举仅仅出于礼貌，意即中方的行动不受日方约束，当时，伊集院就表示反对，现在吉田茂登门回访，再次否定“礼貌”的说法，并明确表示，密约的公布“当得他方同意”。

接下来，针对伊集院在上午的谈话中，反复强调中日两国事先接洽、陆总长必知之，等等，严鹤龄说：“对于此事，余正欲以个人之意告知阁下，余今晨回来回报陆总长，陆总长对于伊全权所谓‘商量’‘拘束’及‘陆总长必知之’之语，颇为诧异。陆总长谓，大约经东京访贵国外部大臣时，谈话中偶及和会中我两国邻邦，遇事终须互相提偕，此种客套，容或有之。至于送文件时，必须互相商量，受有拘束，此决非意中所有也。”在这里，严鹤龄转告了陆徵祥的答复，称陆在东京之言，不过是一种“客套”。关于吉田茂所说，未经他方同意而公布密约“系道德之事”，严鹤龄说：“阁下所云秘密文件一层，无论其是否秘密，在五国会议，牧野男爵及敌国全权均允许将秘密文件送至五国会议矣。”意即公布密约为五国会议所决定，日方自己亦已承诺，因此中方不存在“道德”问题。那么，既然日方自己亦已承诺公布密约，为何又要求约束中方？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日方公布的密约少，而中方公布则多（19件）。

显然，“遇事接洽”已经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陆徵祥关于“客套”的解释，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争议。最后，由顾维钧出面会见吉田茂。吉田说：“我东方两国与欧美之国交际颇多，而日中两国反觉生疏。余个人颇不以为然，甚希望将来两方多交际往来。”顾维钧说：“余极愿与贵国代表往来。”这些话倒是真正的客套。然后，对话转入实质，吉田说：“当日贵全权向五国会议陈述山东问题，若能于未陈述之前，向牧野男爵预为接洽，岂不甚佳？”吉田之意，就是指责顾维钧1月28日的发言，事先未与日方接洽。尽管话题换来换去，但“接洽”二字已然成为日方的一个重要口实，因此中方不能继续采取鸵鸟政策，一再以“客套”之名避之、推之，必须正面回答。接过吉田的话题，顾维钧这样说：“当时牧野男爵向五国会议提出山东问题，余等极不知悉，待临时会议电话通知赴会，始知牧野男爵已将此问题提出矣。当时会中令余陈词，余毫无准备，只得将所知者开诚陈述。阁下所谓接洽，即使欲接洽，何从接洽起？”[51]

谈话至此结束。就外交谈判而论，顾维钧的这次对话具有高超的谈判艺术。

中日代表2月15日的两次交锋，核心就是“遇事接洽”。尽管陆徵祥本人坚称只是客套，问题在于，此类只有少数人在场的秘密谈话，一旦引起争议，是很难解释的，往往是越说越说不清。顾维钧采取的方法是，不去纠缠具体细节，不去争辩陆徵祥到底说过还是未说过“遇事接洽”，而是接过这个话题，正面回答。顾之意思是这样的：山东问题是在中方毫无所知的情况下，由牧野在五国会议上突然提出，既然日方一再宣称遇事接洽，那么，日方事前为何不与中方接洽？在中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中方“即使欲接洽，何从接洽起？”

顾维钧的谈话没有激烈的争辩，但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本来，“遇事接洽”是日方的把柄，是对中方的责问，是指中方自食其言、违背承诺。结果却反过来，变为中方对日方的责问，变为日方自己违背承诺。如此一来，日方用以套向中方的绳索，却把自己套了进去。这是一个不大、但却精彩的谈判案例。

经过上述过程，中方说帖及其附件于2月15日送交和会。

中方说帖的全称是：《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说帖》，附件包括中日密约19项。并且，赶在威尔逊离法之前送交美方。

2月14日，陆徵祥密电外交部：“提出案件，美国方面已于星期四密送一份……美国方面对我所提文件之看法，谓为理由充分，措词得体，语气和平，阅之颇为满意。星期五又直接送美总统一份，以备携至船中阅看，美外部亦送一份。美总统今晚起行，约三月中可回法，胶州问题，闻候回法后，再行讨论解决。”[52]

获知美方的正面反应，北京政府大受鼓舞，2月20日，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致电时在上海的朱启钤：“巴黎电，山东胶岛问题，业于十五日提交大会，计交说帖一件，附十九件……并将说帖等件，先密交美总统一份。据美国看法，谓为理由充分，措词得体，语气和平，颇为满意。”[53]如前所述，顾维钧在起草说帖时，王正廷曾提出意见，认为“措词尚觉太轻”，意即不够强烈。现在，美方对于说帖的称赞，恰恰是“措词得体，语气和平”，证明顾氏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与迎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如何行文措词，充其量只能算作技术问题，中方说帖所采用的主要策略，就是将山东问题国际化，将山东与欧美的“利益均沾”“机会均等”的对华政策联系起来，以期获得欧美的支持，以收“以夷制夷”之效。以夷制夷是近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策略之一，从本质上讲，这是多国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反映。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这一策略也能够解决某个具体问题，例如，前清的“三国干涉还辽”[54]，就是一个典型的以夷制夷的案例。但是，这一策略的提出与运用，说到底，还是自己不能掌握国家命运的体现。这一回在山东问题上，中方又一次祭出这一策略，山东的命运又将如何？

中国代表团的内部纠纷

中国代表团的内部关系，可以说，从始至终纠纷不断，争吵不休。其中，不仅有南北芥蒂，政见分歧，同时，大量的个人恩怨亦夹杂其间。在近代中国出席国际会议的使团当中，这一次的表现最为严重。

发生在代表团的头一个纠纷，如前所述，就是五位代表的席位排列顺序，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王正廷、顾维钧谁排第二位。事情虽获解决，但却引发了王、顾二人的对立情绪。随后，代表团内其他矛盾也陆续表现出来，首先是挑战陆徵祥的地位。

2月17日，在代表团第19次会议上形成一个决议：“议决以后发文，无论为电为函，以及各种文件，凡关于和平会议者，均应由五全权画行后，再行缮发。”并且，施肇基提议：“每议一事，讨论完毕，应由主席〔在〕讨论结果大纲时，向众述一次，以定赞成与不赞成者之多寡。”[55]

所谓发电发函“均应由五全权画行”，意即五位全权代表地位平等，陆徵祥不具超出其他代表的权力，具体所指，就是未经其他代表过目并首肯，陆徵祥不得私自向北京发电。所谓以赞成与不赞成的“多寡”决定问题，意即陆徵祥无权行使个人裁决，也就是说，陆徵祥虽然身为外交总长，但亦仅有一票权。

以上两点，都是旨在限制陆徵祥的权力与地位，如此一来，其他代表的地位自然上升，几乎与陆氏平行。

陆徵祥是一位性格温和、缺少主见、十分谦让、也十分脆弱的旧式官僚，而代表团其他成员则大多个性十足，自视甚高。由于陆徵祥根本无力掌控代表团，因此，陆的应对办法基本上就是一个：稍遇麻烦，随即提出辞职。

2月9日，因王、顾二人的席次风波，陆徵祥首次向北京提出辞职。不料这一风波平息不久，陆氏又一次提出辞职。3月7日，陆徵祥不辞而别，悄然离法，[56]起初，代表团竟然不知其去向。这一回，陆徵祥来到瑞士，随即向北京提出辞职。关于其中的原因，3月16日，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通报朱启钤：“陆子兴至瑞士稍事休养，十日忽来电辞职……据闻系因前过日本与其外部谈话，曾有中日两国在会当亲密爱助，共图进行之语，日人用为话柄，到处传布。又有某某公使等，要求有议事表决权。两事交相逼迫，因思走避。”[57]

吴电表明，导致陆徵祥辞职的原因有两点：其一，途经日本时与其外相的谈话，“日人用为话柄，到处传布”，造成陆下不了台。其二，所谓某某公使要求表决权，事情的由来略为复杂，叙述如下：

在中国代表团当中，除去五位全权代表，还有几位具有相当资历与身份的人士，此即四位驻欧公使：胡惟德、颜惠庆、汪荣宝、王广圻。几位公使奉命齐聚巴黎，就是赞襄代表团之意，但是，由于职权并不明确，因而只有义务，没有权力。为此，有人提出一项要求：在中国代表团内部讨论问题时，四位公使应有表决权。最初，此项动议出自前驻比利时公使汪荣宝。3月3日，颜惠庆记载：“与汪交谈，他和胡（胡惟德，引者注）一致希望组织一个包括全体公使在内的委员会，讨论同和会有关的一切问题，以便制止施（施肇基，引者注）的捣鬼。”[58]

但是，汪荣宝的此项建议有人不赞成。3月4日，在中国代表团会议上，“关于表决问题，汪问道：公使们是否有表决权？王答道：没有。”汪即汪荣宝，王指王正廷。然后，颜惠庆记载：“汪、王（王广圻，引者注）和胡在我房内决定让五位全权代表了解存在的问题，并要求陆致电北京，要求批准我们的计划（公使们应有表决权）。”[59]然而，面对四位公使所要求的表决权，不仅王正廷不赞成，陆徵祥亦不肯接受。3月9日，颜惠庆记载：“增加四位公使的建议，陆不采纳，他宁可选择另一计划：增加两位全权代表，即王广圻与伍朝枢。施反对这个计划。”[60]

陆徵祥、王正廷之所以反对增加四位公使的表决权，恐怕是担心此举将削弱五位全权代表的职权。总之，由于在东京的谈话“日人用为话柄”，以及四位公使的表决权问题，“两事交相逼迫”，陆徵祥出走瑞士。陆徵祥身为外交总长，擅离职守，无论基于何种理由，都是不负责任的。

陆徵祥出走之后，依照惯例，中国代表团将由次席代表王正廷主持。然而，由于王正廷的南方身份，这就使南北芥蒂顿时敏感起来。

3月13日，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军代表唐宝潮，密电北京陆军部并督办参战事务处，内称：“陆使因各国颇难于应付，遽往瑞士，会事多由王使主持。陈友仁、郭泰祺、伍朝枢均在法，南北形势若变，恐南方或利〔用〕王地位有所活动。”陈、郭、伍三人，均为孙中山方面或广东方面人士，因而北方人士担心，在陆徵祥离法期间，南方诸人可能利用“会事多由王使主持”的机会，加强活动。接到唐宝潮的密电之后，督办参战事务处参谋长徐树铮批示：“随时留意，遇事赞襄顾使。”[61]意即赞襄顾维钧，抵制王正廷。

为解决代表团这一纠纷，既要加强陆徵祥的地位，又要授予几位公使应有的权力，3月28日，国务院致电陆徵祥：“奉大总统谕：派陆徵祥为全权委员长，所有和会事宜，即由该委员长主持一切。”是日，国务院同时下令：“著派胡使惟德、汪使荣宝、颜使惠庆、王使广圻均参预和会事宜，在内部讨论时，准其一律列席，发抒意见，加入可决否决之数……讨论事件多关重要，在未经过讨论决定以前，除委员长得便宜行事外，在会人员概不得以个人名义对外擅行发表。”[62]

两道命令就是重新划分代表团各成员的职权。其一，五位代表原来的任命均为“全权委员”，如果仅仅从文字上理解，也可视为五位代表地位相等。现在，给陆徵祥添加了一个“全权委员长”的头衔，从而明确了陆的地位高于其他代表。并且规定，一定情况下，“委员长得便宜行事”，亦即可以独断专行。其二，明确规定，胡惟德、汪荣宝、颜惠庆、王广圻四位公使，均可参加代表团内部讨论，并且具有“可决否决”的表决权。这样，几位公使的地位与全权代表相较，至少在内部基本持平。

3月下旬，陆徵祥回到巴黎。

除此之外，地位之争还曾引出个人恩怨。先前，王正廷与顾维钧因席次问题引发矛盾，接下来，这一矛盾延伸至人身攻击。顾维钧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件事：上海的《字林西报》曾经发表两个整版的文章攻击顾，“说我为求与北京亲日派建立友谊，已和曹汝霖先生之女订婚”。顾维钧怀疑谣言为王正廷所传，向王提出质问，王表示承认。[63]此事确为王正廷所为，当年2月21日，颜惠庆日记载：“和王家一起吃晚饭：听到顾将与曹汝霖的幼女缔姻。”[64]

这些闲言碎语，肯定将削弱代表团的凝聚力。

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代表没有出席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这一回之所以内部纠纷层出不穷，很大程度上是由自身的原因造成。首先，北京政府不是一开始就明确陆徵祥的团长地位（委员长），从而人为地造成他人与陆争地位的情况。其次，北京政府发现、处理问题过于迟缓，往往是在矛盾爆发之后，才姗姗作出处理。结果，问题虽然解决了，纠纷却也结下了。再次，陆徵祥性格过于软弱，并不适宜担任此职，正如颜惠庆所说：“陆的软弱是一切纠纷的根源。”[65]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发生的多起内部风波，为中国组团参加后来的国际会议，提供了诸多经验教训。顾维钧后来在其回忆中多次提及此事。

本章小结 山东问题的提出与辩论，引出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代表在国际会议上的头一次出色的发言与辩论。以顾维钧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外交官，精通外交业务，通晓国际法，尤其熟知西方主要大国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从而十分专业地充分阐述了直接收回山东主权的法理依据。因此，在巴黎和会这样一个重大的国际外交舞台上，为中国臝得一次少有的西方大国的集体喝彩。

顾维钧1月28日在五国会议的发言，是整个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仅有的一次重要的发言。顾维钧以其个人的专业素养与雄辩的口才，赢得西方列强一时的同情与欣赏，反映在中日对峙的态势上，中方暂时居于有利地位。问题在于：外交的最终结果，并不取决于雄辩，而是取决于利益的平衡与交换。

[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第162—164页。

[2]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3次会议，1919年1月23日。

[3]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3次会议，1919年1月23日。

[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183页。

[5] 顾维钧：《巴黎和会的回忆》，《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第7页

[6]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1月27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36页。

[7]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4次会议，1919年1月28日。

[8] 《秘笈录存》，第73页。

[9] 熊希龄致唐绍仪等电，1919年2月5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28页。

[10]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4次会议附录，1919年1月28日。

[11]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4次会议附录，1919年1月28日。

[12]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1月27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36页。

[13]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4次会议附录，1919年1月28日。

[14]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1月27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36页。

[15] 顾维钧：《巴黎和会的回忆》，《传记文学》第7卷第6号，第8页。

[16] 美国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孙中山史料研究室录音专访《顾维钧对民国史几个问题的自述》，《传记文学》第29卷第5期，第105页。

[17] 以上均见顾维钧在五国会议（十人会议）英文发言记录稿，1919年1月28日，金光耀、马建标选编《顾维钧外交演讲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第11—14页。该英文记录稿取自顾维钧私人档案。

[18] 顾维钧：《巴黎和会的回忆》，《传记文学》第7卷第6期。

[19]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186页。

[20] 国务院致陆徵祥电，1919年1月29日。

[21]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2月14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49页。

[22] 小幡酉吉于1918年12月27日就任驻华公使，是日，徐世昌记载：“日本新公使小幡酉吉呈递国书”（《徐世昌日记》，1918年12月27日）。

[23] 《收次长会晤日本小幡公使〔酉吉〕问答》，1919年2月2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40、41页。

[24]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2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43页。

[25]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11次会议，1919年2月6日。

[26]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37页。

[27] 《外交当局对于中日问题之声明》，《晨报》1919年2月10日，第2版。

[28] 熊希龄致唐绍仪等电，1919年2月5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29页。

[29]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1号，第124页。

[30]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1号，第158页。

[31]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1号，第159页。

[32] 唐在礼致陆军部电，1919年2月8日。

[33] 陈箓致陆徵祥电，1919年2月5日，《秘笈录存》，第77、78页。

[34] 朱启钤致吴鼎昌电，1919年2月8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35页。钱电由朱启钤转致吴鼎昌。

[35] 《第二次议事录》，1919年2月22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57、158页。

[36] 钱能训致朱启钤电，1919年2月23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59页。

[37] 吴笈孙致朱启钤电，1919年2月10日。

[38] 钱能训致朱启钤电，1919年2月21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52页。

[39]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8次会议，1919年2月3日。

[40]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11次会议，1919年2月6日。

[41] 以上均见《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14次会议，1919年2月11日。

[42]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16次会议，1919年2月13日。该纪录记载会议时间为2月11日，应为误记。13日中国代表团连续召开15、16两次会议，因此第16次会议应为2月13日。

[43] 钱能训致朱启钤电，1919年2月12日。

[44] 吴笈孙致朱启钤电，1919年2月12日。

[45] 吴笈孙致朱启钤电，1919年2月14日。

[46] 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2月14日，《秘笈录存》，第101、102页。

[47]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18次会议附录《严参事原稿》，1919年2月15日。这是严鹤龄当日整理的谈话记录。

[48] 《收陆总长〔徵祥〕由横滨来电》，1918年12月9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6页。

[49]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18次会议，1919年2月15日。

[50] 吉田茂为牧野伸显的女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出任日本首相。

[51]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18次会议附录《严参事原稿》，1919年2月15日。

[52]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2月14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48、49页。陆氏该电亦为《秘笈录存》一书收入，显然出于外交机密的考虑，有关美方反应的几句话被删除（《秘笈录存》，第93页）。

[53] 吴笈孙致朱启钤电，1919年2月20日。

[54] 日本政府在强迫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的同时，还企图侵占辽东半岛。1895年4月，俄、德、法三国共同出面干涉，劝告日本政府放弃占领，并限期答复，不久，日本声明接受劝告，史称三国干涉还辽。

[55]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19次会议，1919年2月17日。

[56] 顾维钧回忆录称：陆徵祥2月初离法，3月上旬回巴黎（《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191、192页）。显然记忆有误。

[57] 吴笈孙致朱启钤电，1919年3月16日。

[58] 《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832页。

[59] 《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833页。

[60] 《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835页。

[61] 唐宝潮致陆军部并督办参战事务处电，1919年3月13日。

[62] 国务院致陆徵祥电，1919年3月28日，《秘笈录存》，第115页。

[6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192、193页。

[64] 《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827页。

[65] 《颜惠庆日记》第1卷，第827页。

第四章 山东问题的交涉与失败

欧战结束前后，美国开始确立其世界头号大国的地位。作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与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美国需要考虑、需要平衡的国际关系，较之他国广泛得多、复杂得多。所谓平衡，具体讲，就是利益的交换。

随着巴黎和会的进程，意大利与日本两国，先后因各自的一项要求未获满足，故而对和会强烈不满，为此，这就把一个如何平衡的问题摆在美国面前。本来，意、日的两个要求与中国的山东问题毫不相关，然而却在利益平衡的政治需要之下，三者被联系起来。这样，山东问题成为大国之间的一个利益交换的筹码。

中国另外三个说帖的递交

自威尔逊离法返美处理国内政务，巴黎和会基本上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一切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决定，均须等候威尔逊归来。在此期间，中国代表团也从前一阶段繁忙的状态中暂时解脱，陆续将其他一些议案提上议程。

继2月15日提出山东问题说帖之后，中国代表团又陆续递交了三个主要说帖。

3月8日，递交《对德奥提出之要求条件》。其中，对德国共计九项要求，开宗明义，第一项即表示：“中国政府愿助长国际贸易，并推行各国在山东及中国他处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立意于收回胶州租借地之后，立即开放青岛及山东省内他处合宜地方，俾外人贸易居住。”[1]这里，“推行各国在山东……机会均等”，“开放青岛”，就是以夷制夷之意。此外，还提出了归还德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等等要求。

4月15日，递交《废除一九一五年中日协定说帖》，就是废除中日二十一条。说帖指出：二十一条是日本在战争期间强加给中国的，因此，“论其性质，应视为一种单方面之条约”。从原则上讲，巴黎和会仅限于解决欧战期间的问题，说帖强调：二十一条“此条约之全部，自直接发生于战争，研究此案，自当为和会职权内之事。且和会亦有修订其条文之资格也”。此言之意，就是指巴黎和会不能拒绝讨论并解决二十一条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1917年2、3月间，日本与英、法相继签署密约，英、法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意、俄两国也予以承认。为此，中方的理由是，这些情况均发生在中国对德宣战之前，而宣战之后，中国的地位“自与协约国允诺日本之时绝对改变，所处地位亦完全不同。有此理由，则英、法、意三国更无所用其联合赞许日本关于中国事务之要求，而其种种诺言，自当视为破毁矣”。[2]

简言之，英、法、意在与日本达成有关山东问题协议之时，中国尚处于中立地位，而中国对德宣战之后，地位与其他协约国相同，因此，英、法、意与日本之间关于中国山东的协议，应视为自动失效。该说帖之所以仅及英法意而不提俄，因为俄国此时已发生十月革命，苏联被排除于巴黎和会之外。

在此之后，中国代表团还递交了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说帖：《中国希望条件》。

最初，该项议案由范源廉、林长民、张謇、熊希龄、王宠惠等人，以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的名义提出，包括七项条件。然后，由徐世昌批交外交委员会核议。表面而论，国民外交协会属于民间组织，而外交委员会则为官方机构，但是，由于两者均由同一批人士主持（研究系），实际上就是一个整体。遵照徐世昌的批示，4月24日，外交委员会开会核议，结论是：七项条件“考虑至为周详……应请交院、部（国务院、外交部，引者注），即日电令专使查照前令，乘机并案提出”。[3]最后，稍加修改，由陆徵祥于5月初递交巴黎和会。

这份《中国希望条件》，全面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其实质就是希望改变近代以来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说帖在绪言中写道：“自二十世纪之初，中国于政治、行政、经济咸有可称，而自帝制政革，民国肇兴以来，进步尤为卓著，顾犹未能遂其发展之自由者，则苦于国际障碍之多也。”这里的国际障碍，就是指不平等条约。绪言继续写道：“中国代表爰提出说帖，胪列诸问题，冀依主权国所不可少之土地完整、政治独立、经济自由诸原则，而加以纠正，庶障碍消除，而发展得遂其自由幸甚。”

《中国希望条件》提出以下七项要求：

舍弃势力范围。

撤退外国军队、巡警。

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

裁撤领事裁判权。

归还租借地。

归还租界。

关税自由权。

如上所述，原则上讲，巴黎和会仅限于讨论解决欧战期间的问题，而希望条件所涉事项，均发生于欧战之前，因此原则上均不在巴黎和会议事范围之内。那么，提出七项要求的根据是什么？说帖在结论中这样写道：中国方面亦知所提事项，并非发生于欧战期间，“然平和会议之目的，固不仅与敌国订立和约而已，亦将建设新世界，而以公道平等、尊敬主权为基础”。[4]此言之意就是，巴黎和会既然要建立公道平等的新秩序，那么，就必须解除过去的障碍，因此和会有权讨论解决中国的这些要求。

以上三份说帖递交之后，剩下的就是静候答复了。

5月14日，巴黎和会会议主席、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复函陆徵祥，对于中方所提废除二十一条以及希望条件两项说帖，答复如下：“本议长兹代表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上会议声明：再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上会议，允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平和会议权限以内。”[5]所谓“各国最上会议”，就是美英法三国会议（原为五国会议，意大利首相退出和会之后，改为三国会议，此事将在后面叙述）。所谓“不能认为在平和会议权限以内”，就是该两项说帖超出了巴黎和会的议事范围。克列孟梭的复函，就是将该两项说帖驳回，不予开议。

《中国希望条件》虽然被驳回，但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还是留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印记。在中国，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早已有之，尤其在民间。但是，以国家政府的名义、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全面的提出这项要求，则始自巴黎和会，始自这份《中国希望条件》。

利益的平衡与美国对日妥协

3月中旬，威尔逊返回法国，巴黎和会进入下一阶段。

3月25日，顾维钧拜会威尔逊，二人接续上月的话题，磋商山东直接交还中国一事。威尔逊说：“日本全权欲来请见，尚未定期，其来意，日本外务省无非为胶州问题运动，仍由日本交还。是否日本之意，一朝交由日本，彼可与中国直接交涉，将租地交还中国，而铁路则据为己有。”看来，日本代表已先于中国向威尔逊提出会晤请求，但威尔逊仍将会晤中国代表的时间，排在了会见日本代表之前。威尔逊揣测，日本在接收山东权益之后，将把德国租界交还中国，而仅仅据有铁路。对此，顾维钧并不认同，顾说：“恐日本之意尚不止于此，即租地之内亦欲照二十一款之条件，将紧要地段划为日本专管租界，所谓交还云者，有名无实。”对于顾的解释，威尔逊表示明白了，他说：“然则由彼交还，彼不过将无关紧要之地交还一部于中国。”鉴于威尔逊提到租地与铁路两个问题，顾维钧进一步说明：“以租地与铁路比较，铁路尤关重要，因该数铁路皆于地理上占极要之形势，若铁路归日本人掌握，不啻以日本人之手扼中国之喉。”对此解释，威尔逊“颔之”。[6]

威尔逊在与顾氏的交谈中频频“颔之”，至少表明其返法之初，尚未改变先前的同情中国的态度。然而，此时此刻，巴黎和会的整个态势正在发生变化。

3月下旬，陆徵祥自瑞士返回巴黎，发现中国的处境已大不如前，随即报告北京：“国际对我情形，今日更殊畴曩……即如我国全权到时，接待应酬之淡漠，列强领袖在会访问接洽之艰难，各界人物对华议论观察之轻慢，种种情况，江河日下。关于我国山东问题，除某国（美国，引者注）善意维持外，各国要人对我态度虽无不表示同情，然每以种种事实之关系，口吻多欲吐而仍茹。”从江河日下的变化中，陆徵祥看出这样一个道理：“总之，强权利己之见，决非公理正义所能摇。”[7]

所谓“公理战胜强权”，一度是中国社会从上到下的普遍认同，现在，陆徵祥则提出：“强权利己之见，决非公理正义所能摇。”在中国，具有同样认识的人士已有不少，不同的是，他人的这一认识来自于观察，而陆徵祥则来自于“江河日下”的切身感受，因而陆氏此言更为深刻，更为真实。

4月8日，陆徵祥会晤意大利首相奥兰多，着重就山东问题作解释说明，陆说：“中国愿直接交还，收回胶澳，并非含有拒绝日本、摒诸门外之意，不过愿于收回后实行开放门户主义，使欧美各国共享其益，不为日本一国独占。”[8]这里，陆徵祥相当直白地提出“欧美各国共享其益”，“不为日本一国独占”，还是采取“以夷制夷”之策，争取欧美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拉拢欧美制衡日本。

然而，这一回在巴黎，“以夷制夷”之策最终未获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于欧美列国而言，山东权益并非不可或缺。与山东问题相较，列强之间有着更为广泛、更为重要的利益交换。这样，山东权益不仅未能成为中国的“以夷制夷”的筹码，反过来，却成为列强之间平衡利益关系的一件交换品。

早在1917年2月，英国与日本签署密约，其中，英国承诺：“英国帝国政府欣然允许日本政府之请求，保证将来在媾和会议中，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在山东及在赤道以北各岛屿之领土权利。”[9]正因为有此密约，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才底气十足地对外交部次长陈箓说：“中国代表欲假借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姑无论日本能否受此抑压，而中国代表所持之英国势力，已不可靠。”

对于中国而言，英国可靠与否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关键在于美国。

巴黎和会期间，日本代表提出的最为重要的一项要求，并非山东的归属，而是种族平等问题。一直以来，欧美列强对于包括黄种人在内的其他有色人种，长期采取排斥、歧视政策，对此，日本方面强烈不满，力求改变这一状况。围绕种族平等的要求，日本与英美之间发生激烈争执。

巴黎和会的一项主要议程，就是起草并通过国际联盟宪章，准备于会后成立国联。2月13日下午，在英国代表主持下，召开国际联盟宪章起草会议，中国由顾维钧出席。当时，美国方面提出，国联宪草中应列入这样一项条款：禁止歧视宗教之区别。也就是宗教信仰自由之意。美国代表发言说：“美总统对于此条保障宗教自由之原则十分看重，盼诸君一致赞成。”但美方此项提议未能获得一致支持，“天主教各国纷纷议论，谓此种条款颇难实行。”最后，表决的结果是：“中国、罗马尼亚及美国主张赞成，其余各国均未赞成。”[10]

也就在此时，另一个麻烦产生了。鉴于美方提出宗教自由，接下来，日本代表珍田发言，“对于此条（宗教自由，引者注），提出一修正案，欲加种族平等一条，其意盖欲消除黄祸之说。”但是，日本代表关于种族平等的要求，英美方面不能接受。日本代表发言之后，“英国委员起言，略谓如加入此条，恐英美两国人民必有许多之疑虑，于本会（国联，引者注）成立之根本，大有妨碍。”英美之所以抵制此项要求，一方面出自其固有的种族歧视观念，尤其是威尔逊，其本人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并在美国推行种族隔离。另一方面，则出自一个现实情况的考虑，担心此项条款如果成立，将引发国际上对英美的移民潮。

就在这时，出席会议的顾维钧看到一个情况：“日本全权珍田氏，以目视本席（顾维钧，引者注）。”日本代表之所以目视顾维钧，其意思就是：中国与日本同属黄色人种，日本关于种族平等的要求，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的利益，那么，中国代表这一回又将如何表态？是否还是支持美国而反对日本？接下来顾维钧发言，表示：“对于日本全权所提之修正案，中国政府与人民，均极所关心，诸君亦可料及。本席对于日本代表提议修正案之精神，自表同情，惟未奉政府训示以前，请以本席对于此问题发言之权，留待日后。”也就是以未奉政府训令为名，回避了正面表态。

顾维钧之所以采取这样一个中性立场，后来，顾氏在中国代表团会议上这样解释：“本席如此措词，一以此事关系我国最钜，在原则上，不能不为将来留一发言之余地。一以中美感情颇佳，尤不能在目前争论此端。盖日本之意，不特欲消除黄工〔祸〕之说，并欲借此问题，以打击中国与英美两国之感情，故本席发言，不能不四面顾到。”[11]

所谓“四面顾到”，就是既要考虑到黄种人的平等权益，又要考虑到与英美的关系。因此对于种族平等，既不能反对，又不能赞成，而是“对于此问题发言之权，留待日后”。避免在美英与日本之间选边站。

尽管日方此项提议不被英美接受，但日本代表却十分坚持。3月29日，顾维钧在中国代表团会议上报告：“昨日探得日本拟在国际联合会宪法中加入种族平等一条，要求甚力。英美均不赞成……”对此，英方询问中方立场，顾维钧答：“仍以上次在国际联合会所宣言云云”。[12]就是再次声明未奉政府训令，以后再说。

总之，种族平等问题，成为美英与日本之间争议的一个焦点。

抽象而论，日本关于种族平等的要求，代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有色人种的共同利益，而英美的种族歧视政策，照理，则是中国应当与日本一道共同反对的。但是，具体而论，日本这项要求主要针对的是美国，而中国在巴黎和会的主要目标，则是争取美国的支持，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这样，中国关于种族平等的立场，实际上超出了问题本身，因此中国不可能支持日本，反对美国。

顾维钧在种族平等问题上拒绝选边站，再次证明，政治是现实的。

最终，日本关于种族平等的要求，被威尔逊否决。

最后一个问题：种族平等与山东问题的关系。本来，种族平等与山东问题毫无关系，然而在复杂的利益平衡的考虑之下，两者却被联系起来，构成一种交换关系。其中的关系是这样的，对于欧洲、尤其是美国而言，在种族平等被否决之后，似乎欠下日本一个情，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在山东问题上继续否决日本的要求，那么，对于日本似乎有失公允、有失平衡。为此，在山东问题上应当对日本有所让步，以作为对日本的补偿。

种族平等问题，成为美国在山东问题上对日妥协的原因之一。

在巴黎和会的全部进程当中，所遇到的最为严重的一次政治冲击，就是意大利首相退出和会。其原因出自阜姆问题。

阜姆现称里耶卡，现属克罗地亚，历史上与意大利存在领土纠纷。欧战爆发之初，意大利实际上并未参战，英、法为将意大利拉入协约国集团，承诺了意大利的参战条件：战后将阜姆划归意大利。然而在巴黎和会，英、法却自食其言，回绝了意大利这一要求。于是，4月24日，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愤而离法返国，退出巴黎和会。阜姆问题随后在意大利国内引发强烈民族情绪，为其后来法西斯主义的蔓延，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同样，阜姆问题本身，与山东问题毫无关系，仍然是出于利益平衡的考虑，两者被联系起来，再一次构成交换关系。此时，日本因种族平等与山东问题均无所获，对于巴黎和会强烈不满，为此，在意大利首相退出之际，日本方面相当敏捷地抓住这一时机，随即传出消息，日本将有可能跟随意大利之后，退出和会。

4月29日，中国驻日代办庄璟珂致电外交部，报告日本朝野对山东问题的反应，内称：“青岛还附问题，此间论调颇烈……要皆认为国家兴废问题，苟非得已，只得效意何国之例，脱退和会。”[13]5月2日，中国一位外交官在北京会晤日本公使小幡，小幡说：“意大利业已退出和会，日本代表如不能贯彻其主张，国论必将沸腾。彼时日本代表万一步意大利之后尘，则和议之进行甚难。”[14]

有关日本可能退出的消息，把一个难题摆在美国面前。美国的最高目标，就是确保巴黎和会取得成功，在此基础上组建国际联盟。而意大利与日本都是世界强国，如果意、日两国相继退出，巴黎和会肯定破产，国联亦将难以建立。至此，中日两国对于美国的利益关系，开始发生转换。

意大利首相退会，成为美国在山东问题上对日妥协的另一原因。

归纳起来：山东问题到底采取怎样的解决方式，究竟是接受中方的要求，还是日方的要求，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的态度。就通常的道义而论，美国是倾向于同情中国的，就通常的利益而论（机会均等），美国也是倾向于中国的。问题在于：美国与日本之间，同样存在利益交换。尤其当对日利益超出对华利益时，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以利益决定选项。

种族平等被否决以及意大利首相退会，构成美国在山东问题上对日妥协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旦失去美国的相助，中国也就没有多少周旋余地了。

直接归还山东的交涉与失败

4月16日，五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未能应邀出席。

经过前一阶段的争执，现在，山东问题集中为两个主张：中国要求，由德国直接归还中国；日本要求，由德国交给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对此，为表示兼顾两方，美国国务卿兰辛提出一个方案：首先，德国在中国的权益由巴黎和会暂时接管，待山东开作商埠之后，再由和会交还中国。这是一个折中方案，既不是直接归还中国，又不是交给日本，而是由和会暂管。

对于美国此项方案，日本代表牧野伸显起而抗议，称山东问题中日两国已有协约，应由日本转交中国。兰辛说：“如日本亦以为应即交还中国者，可由本会交还之。如以为应暂缓交还者，亦应由本会公同保留，不应一国独占。”这里的“本会”指巴黎和会。所谓“应即交还”，就是直接交还，所谓“暂缓交还”，就是间接交还，但两者都是由巴黎和会交还，而非日本，理由：日本“不应一国独占”。然而，兰辛这个方案未能获得支持，“英、法、义各外部均缄默，美外部遂搁议”。[15]兰辛这个折中方案未能获得通过。

4月17日，美国再提方案，将先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巴黎和会暂管，改为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处置。先前的所谓和会暂管，概念较为模糊，范围也较宽泛，那么，将“和会”改为“五国”，其区别何在？就是限定范围，明确日本在其中的地位。不过，这个方案与先前相较，最为重要的一点区别在于：青岛由五国接管之后，下一步如何处理，是否交还中国，没有提及。这一点决非疏漏，就是以此妥协方式，使日本能够接受。但是，日方并不领情，再次拒绝。为此，美方重申：“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原无单独处置之意，亦不能任他一国独为处置。”结果，美方关于由五国暂管的提议，“嗣经提交五国总长会议，将该条通过。”[16]

尽管五国外长会议通过了美方议案，但日方态度非常勉强，并未真正接受，因此该方案最终能否成立，仍然存在变数。

对于中国而言，五国暂收虽然不是直接归还，但较之由日本接收，已经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但是，由于该方案没有明确规定交还中国，新的问题又产生了。4月21日，陆徵祥致电钱能训：山东问题“现已定由德国声明抛弃，先交五国公同暂收，但五国暂收之后如何办法，尚未确定……除由此间继续设法外，并拟请钧座迅即邀驻京英、美、法、义各使到院（国务院，引者注）面迁，告以该问题不但关系中国前途，抑于欧美各国远东地位非常关系。现拟先令德国声明抛弃，先交五国暂收……惟务必在约内加入为交还中国一层”。[17]

陆徵祥的意思，就是由钱能训出面，迅速约见英、美、法、意驻京公使，当面要求各国：“务必在约内加入为交还中国一层”。

收到五国暂管的议案后，北京的态度是有条件的接受。4月24日，国务院复电巴黎，指示陆徵祥：“关于青岛及路矿各问题，政府仍主直接归还。如一时未即办到，果能将交还中国一层先有确实声明，则由五国暂收，俟开作商埠后实行交还。”“若如日本主张，必由彼经转缴还，不特开国交间接之先例，且难免发生条件问题。故此节在我必须坚持，务望极力设法，以达目的。”[18]在此之后，外交部又于5月初致电陆徵祥：山东问题“此事最后办法，宁听从各国公同处置，另订交还条款，以免日本以青岛为侵略山东全省、扰乱东亚和平之根据地”。[19]

鉴于直接归还阻力过大，北京政府只得后退一步，同意“由五国暂收”，条件是，“俟开作商埠后实行交还”，换句话，就是由五国交还。所谓五国交还，实际上还是间接交还，那么，中方为何宁愿接受五国间接交还，但却坚拒由日本间接交还？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担心如果由日本交还，届时，日方不可能空手相让，必然提出交还条件，即“难免发生条件问题”。那时，将形成中国对日本单独交涉的不利局面。因此，“宁听从各国公同处置”，也不接受由日本交还，反映出中方对于日本的强烈的不信任。

关于陆徵祥提议向四国驻华公使“面讬”一事，4月26日，外交部复电陆：“二十一日号外电悉。经切讬英、法、美、义四使，已电〔其〕政府一致赞助。”[20]

然而，就在陆徵祥与北京就五国暂管一事紧张磋商之际，该方案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4月22日，陆徵祥、顾维钧应邀出席五国会议，这是继1月27、28日之后，中国代表第三次出席最高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就是讨论日本提出的一项要求：在对德和约条款当中，将山东问题单列。所谓单列，其实质就是，将山东问题从有关中国的条款中抽出，使之不从属于中国问题。

威尔逊首先发言，他说：“中国、日本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之条约换文于前（指二十一条，引者注），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之续约于后，而英法等国亦与日本协定条件，有维持其继续德国在山东权利之义务，此次战事，本为维持条约之神圣。”1918年1月，威尔逊发表14条宣言，明确要求条约公开，反对秘密外交。而中日1915年5月签署的二十一条，1918年9月签署的济顺、高徐铁路合同，以及英日、法日条约，恰恰都是秘密条约。现在，威尔逊反过来提出“维护条约之神圣”，就是准备对日妥协之意。

接下来顾维钧发言，顾的解释是：1915年的二十一条为日本强迫所订，1918年9月的山东密约是根据前约而来。这里，顾氏关于后者的解释过于牵强。

1915年5月订立的中日二十一条，是在欧战吃紧，列强无暇东顾之际，日本乘机强迫中国所签，这一点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对于中方而言，最为麻烦的，就是1918年9月签署的山东密约（铁路合同与山东换文）。因为，山东密约是段祺瑞政府为向日本借款而自愿签署，并非根据二十一条而来。问题是，顾维钧对此又不便对外说明，因而只能提出一个牵强的说法。

顾维钧之所以将1915与1918几个条约联系起来，称作前因后果的关系，因为这个解释可以这样理解：山东密约既然根据二十一条而来，因此，山东密约的订立同样具有强迫性，故而与二十一条相同，同样不合法。显然，顾氏这个解释缺乏说服力，威尔逊接过话题反问：“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日之订约？”

这一回，威尔逊的问话抓住了要害。1918年9月中日签署山东密约之际，协约国已临近最后胜利，停战在即，国际秩序正重归美英等国掌控之中，在此条件下，日本已不可能再度强迫中国签约。并且，如果说山东密约为强迫所订，中国政府为何又在密约中表示“欣然同意”？总之，在威尔逊指出“欣然同意”之后，顾维钧关于山东密约的解释，也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关于山东密约的解释，其中的关键在于：日本将其解释为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依据。如果中方的否定不能成立，那么，巴黎和会便可据以裁决，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将由日本继承。

接下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发言，他略为解释了英日密约，承认该条约使日本的代价过高，但强调：“然既有约在先，究不能作为废约”。随后，关于山东问题，劳合-乔治提出两个方案：其一，按照中日条约办理；其二，按照正在起草的对德和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日本；要求中国选择其一。顾维钧表示反对。

这是中国代表最后一次出席最高会议。

当日，陆徵祥报告北京：“查英总理所拟两法，于我均为失望……现拟一方面竭力再与英美法各专家接洽，一方面再竭力托美坚持。必不得已，则以全力设法，使草约内不至将胶州问题专列一条，而仍浑含于德国在本境以外所有一切权利，应交由五国公同暂管之一条，惟均苦毫无把握。”[21]对于中国而言，最为不利的结果，就是在对德和约当中，将山东问题从有关中国的条款中单列出来，形成单独条款，从而造成山东问题与中国互为分割的既成事实。陆徵祥称将全力设法阻止此项办法，并倾向于五国暂管，但在美国转变态度的条件下，“均苦毫无把握”。其实，劳合-乔治的两个方案已经表明，五国暂管已经不再是选项。

美国是中国的唯一依靠，美国一旦掉头转向，中国的防线必然崩溃。以4月22日这次五国会议为标志，山东问题急转直下。

4月24日，中国代表团提出一个妥协方案，由顾维钧、岳昭燏、施肇基三人，分送美、法、英三国（意大利此时正宣称退会，故未送意方）。该方案共四条：一、胶州先交五国暂管；二、对德和约签字之日起，一年之内将胶州归还中国；三、中国给予日本若干酬金，作为日本攻击德军、攻取胶州的军费补偿；四、胶州湾全部开作商埠。施肇基在与英方会晤时特地指出：第一、第二两条，“因英国屡言欲顾日本面子，故完全徇英国之意。我国在会诸同事中，对于如此让步不少反对之人，不过为顾念英国及他国周旋为难，故又为此万分之让步”。[22]就是说中国的此项让步，是为避免英、美等“周旋为难”，意即中方将配合英、美继续对日交涉。

该方案随后得到北京的认可，5月4日，国务院复电陆徵祥：“前据来电，于外界接洽后，参酌意见，拟订提出办法四端，尚属周妥。即望照此切实提议，并望多方设法，毅力坚持。”同时告知：“此次山东问题，国人极为注意，近日山东各界及在京国会议员等，奔走呼吁，群情激切。政府于此项问题，本主由德直接交还，最为让步，亦只能以五国暂收，限期交还中国为止。”[23]

现在，中日双方对峙的态势是：日本要求在对德和约之内，将山东问题从中国条款中单列出来，使之成为一项单独的条款，并且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美国倾向于支持日本，并就“欣然同意”一语向中方提出质问。在此情况下，中方后退一步，不再坚持直接归还，改为五国暂管，然后，在对德和约签字一年之内交还中国。

中国代表团于4月24日提出的这个妥协方案，标志着山东问题的交涉自此发生转折，直接归还变为间接归还（五国暂管）。

然而不幸，就在中国这一修正案提出当日，意大利首相奥兰多离法返国，巴黎和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当日，陆徵祥致电外交部：“自义总理宣告离巴黎之说发表以来（因争执阜姆问题），和会前途非常复杂，于我所提问题亦甚有影响，至为焦虑。报界传载，有日本亦拟于最后之时，趋步义总理之办法等情。”[24]该电表明，引起陆徵祥“焦虑”的原因，并非意大利首相的退会，而是日本亦有“趋步”的消息。

陆电发出之后，奥兰多离法的消息被确认，4月24日当晚，陆徵祥再电北京：“义国五全权中，总理及其他二全权今晚八钟离巴回义……并有日本恐将接踵之谣……我国胶州问题正待解决，而遽有大潮之发生，实非幸事。”[25]

意大利作为巴黎和会五强之一，其全权代表与美、英、法、日相同，共有五名。因阜姆问题的争执，包括其首相在内的三名代表离法返国，造成和会将有破裂之势。本来，意大利首相退会与否，对中国关系不大，关键在于：意大利退出之后，“并有日本恐将接踵之谣”。事实正是如此，日本方面相当敏捷地抓住并充分利用这一突发事件，随后，“接踵之谣”不断传出。

意大利的五位代表走了三位，留下的两位则放出话来，可能也将离法归国。4月25日，陆徵祥致电外交部：“义外交总长及他一全权，亦已定明日离巴。日本亦表示如不允照彼所请，于和约草案内，将胶州问题由德交于日本，任其自由处置，专列一条，则彼亦决计不签字，并不加入国际联盟会。”[26]日方一面在巴黎放风，一面又在北京放风。5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对中方一位外交官说：“意大利业已退出和会，日本代表如不能贯彻其主张，国论必将沸腾，彼时日本代表万一步意大利之后尘，则和议之进行甚难。”[27]

显然，如果意、日两强相继退出，巴黎和会肯定破裂。那么，在意大利首相退会的情况下，如何才能留住日本？答案几乎是现成的：牺牲中国，满足日本对山东的要求。

意大利首相退出之后，巴黎和会最高权力机构——五国会议，改为三国会议（美英法）。为加快起草对德和约，避免节外生枝，三国会议强化了对争议问题的裁决。

4月28日，和会方面约见王正廷、施肇基，就对德和约草案中涉及中国的部分，听取中方意见，例如：德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归还中国之后，由中国开放为公共租界等等。施肇基提出将租界字样删除，对此，英国方面表示：“此次邀请中国全权，并非请来讨论，不过于意见上或有可以交换之处，可于报告时附陈三领袖备采”。[28]这就是说，在对德和约最后的起草阶段，中国实际上已被剥夺讨论权，其意见仅供参考而已。

4月29日，三国会议再次讨论山东问题。此时，日本虽一再表示山东将归还中国，但均为口头承诺，并无字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兰辛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要求日本应有文据声明，将来把山东交还中国。日本代表珍田说：“欲得文据，是明明对于日本为无信用。”兰辛说：“确系不敢相信。”珍田说：“此与日本国家体面有关。”兰辛说：“国际〔间〕予一文据亦寻常事，何与体面有关？”最后，“珍田仍坚持不允而止”。[29]此次会议表明，事情正明显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

4月30日，三国会议作出最终裁决，这就是，在对德和约当中，将山东问题从有关中国的条款中单列出来，使之成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共三条，此即第156、157、158条。其中载明，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30]同时，由于日本的反对，将来是否把山东的各项权益归还中国，三项条款均无载明。至此，中国关于归还山东的交涉，完全失败。

自山东交涉发生以来，其过程大致如下：

中方要求：首先，直接归还；其次，五国暂管，然后归还中国。

美方的态度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同情中方，欣赏顾维钧关于直接归还山东的辩论；其次，和会接管；再次，五国处置；接下来，可以由日本接收，但日本应出具将来归还中国的文据。

最终，所有方案均被日本拒绝，山东问题完全按照日方的意见作出裁决。

中国代表团的应对方针

三国会议的上述裁决，把一个问题摆在中国代表团面前：如何处置对德和约。

5月1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第74次会议，研讨应对措施。会议提出三个方案以供选择：“（一）照义国办法全体离会回国；（二）不签字；（三）签字而将该条款（山东三条款，引者注）声明不能承认。”研讨结论如下：“第一法，我国与义情势种种不同，自难仿办。第二法，胶州事虽不满意，然尚有对德他项关系，如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辛丑赔款，保留关税自由，及赔偿损失等等。且和约一日不签字，则对敌永立于战争地位，日后中德两国直接订约，是否较有利益，殊属疑问。第三法，签字而声明该条款不能承认。查本和约多为对德问题，若列强恐我声明办法，为敌国利用，不能照允，亦为意中之事。”“且三领袖（美英法，引者注）居中周旋，商榷数日，究亦不无善意，我仍不认，于国际感情能否无碍？”[31]

所谓三项选择，其实就是逐一筛选、逐一排除。

第一条，退会。但中国不具意大利那样的地位，不可能效法意大利断然退会，此即“自难仿办”。第二条，拒约。然而对德和约规定，德国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取消辛丑赔款，等等，如果拒约，将损失不少有利条件。不过，引起中方极为不安的则是另一个考虑，一旦拒签和约，从理论上讲，中德仍将处于战争状态，为此，中德两国便必须举行直接的双边谈判，另订和约。而德国虽然战败，但较之中国仍为强国，这种弱对强的双边谈判是否有利，“殊属疑问”。第三条，签约，但声明有关山东的几项条款不予承认。此项方案就是后来所称“保留签字”。

相较而论，第三方案无疑是最为有利、最为稳妥的，既不承认日本对山东的占据，又可拿到对德和约中其他有利条件，并且还可顾及与美英法的关系。但是，最为稳妥的方案，往往也最不具有可行性。因为，与会各国尤其是弱小国，在德约问题上大都持有不满意见，如果中国开创一个先例，不承认其中某几项条款，那么，其他国家必将跟进效法，如此一来，对德和约将是千疮百孔。另外，对德和约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条约，全体战胜国的立场必须统一，如果中国不承认其中某几条，等于将破坏战胜国的统一立场。因此，这一办法一经提出，中国代表团自己也意识到，和会方面“不能照允，亦为意中之事”。

显然，这次研讨没有取得结论。当日，陆徵祥将三条办法一并上报北京，“仰备裁酌电示”。[32]听候北京的裁决。

也是在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约见施肇基、顾维钧，代表三国会议，向中方通报对山东问题的裁决。贝尔福说：“山东问题议决之大致办法，政治权交还中国，经济权给与日本，谅中国必可满意。”[33]将政治与经济两项权力相互分离，根本说不通，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亦不能接受，他指出：“一个外国政府（日本，引者注）取得的对港口设备和一条通向内地的铁路所有权以及独有的商业上的优先权，是一种由政治支持的经济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像在满洲那样的一种没有政治控制名义的政治控制。”[34]芮恩施所言正是问题的实质，英方所谓政经分离，不过是敷衍中国而采取的自欺欺人说法。

还是在5月1日，中国向三国会议提出抗议：“查德人在山东权利，原于一八九七年之侵暴行为，今如是决定，是以暴易暴。日本在满蒙势力已极重大，若再益以山东半岛，则北京咽喉之渤海湾完全为日本所扼，而政治中心之首都，悉为日本势力所包围矣。”“三国会议欲维持和会不生破裂，竟以中国为殉，是中国运命反因参加联合国（协约国，引者注）之故，而为联合国之利益交换品。此种不信不义之处置，实属万难缄默。且三国会议对于意国要求阜姆，断然拒绝，则对于三千七百万人（山东人口，引者注）要求之安危，与东亚和平有极大关系之山东问题，应有拒绝日本要求之理由。”[35]

“以暴易暴”，“利益交换品”等等，中国的抗议指出了问题的实质。

对于中国而言，德约牵涉的关系十分复杂，5月3日，陆徵祥致电北京，就利弊两端提出看法，陆称：“据闻草案（德约草案，引者注）内何以于交还中国一层，不提只字，因日本以信用问题全力争持，一若三国（英美法，引者注）必欲加入此层，即对于日本为无信用。此层于国际关系自更重大，因竟令日本之愿。此次和会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现除再尽力设法外，详加讨论，当然不能签字。”

但是，陆徵祥在提出“当然不能签字”的同时，又指出如不签字将牵涉三种利害关系：其一，对日关系。不签字并不能废除二十一条，如果日本依据二十一条与中国直接谈判签约，届时，中国“威望更逊”，意即条件可能更低。其二，对德关系。不签德约，将来中国便需单独与德国谈判订约，而所得权益，不一定比现在的对德和约更好，意即可能更差。其三，对英法美关系。英法美是主要大国，不签德约，“难免不于彼我感情因此妨碍”，[36]意即可能损害与英法美的国交。

这里的三种关系，就是三个后顾之忧，作为外交代表，凡事必须考虑后果。

5月4日，陆徵祥会晤法国外长毕勋，表示强烈不满：“历告中国到会以来种种失望，似尚不如终归中立，不入战团，不与和会。”这是气话。陆徵祥着重要求：对德和约草案中，在有关山东的条文内，必须加入交还中国一条。毕勋说：“此层势难办到，该条文虽为草案，然业经三国会议决定之件，如欲添加，势须重经三国会议讨论，必办不到。”陆徵祥表示：“我于此层决不能不坚持，务请设法。”[37]

然而，此时此刻，无论中国代表说些什么，和会方面已经听不进去了。

历经数月的讨价还价，对德和约的草约总算起草完毕。和会方面决定，5月6日，向各协约国代表公布，5月7日，交付德国代表。这就是说，协约国一般成员拿到这个草约的时间，仅比德国代表提早一天。

5月6日，巴黎和会召开全体大会，向与会各协约国代表公布对德和约草约。陆徵祥、王正廷二人出席。在拿到条约文本之后，陆徵祥当即发言表示抗议，陆说：“中国代表团对于三国会议所拟关于胶州及山东问题之办法，不得不表示其深切之失望之情。”同时表示：“现中国代表团业已向三国会议提有正式之抗议，反对其所拟之办法，深望得以修正。倘竟不能如愿，则自今以往，本代表团对于上述条款（山东条款，引者注），实有不能不保留之义务。”[38]

在这里，陆徵祥首次以口头方式，对于山东条款提出“保留”。

当日，中国代表团向三国会议提出一份正式的书面抗议：“中国之来列席和会，所倚仗者为威大总统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宣示国会之十四项原则，及嗣后历次宣示之各原则……中国亦倚仗各国以彼此顾全荣誉之精神，辟世界之新时代，而创设万国和会（指国际联盟，引者注）。而中国尤所倚仗者，则以所争之事无不平允公道。今结果如此，实为痛切失望。中国代表职务所在，对于胶州山东问题解决办法，不得不向三国会议正式抗议。”[39]

中国代表团一连提出三个“倚仗”：倚仗美国、倚仗新时代、倚仗公道。反过来，三个倚仗就是三个破灭，自此，中国代表团将面对严酷的现实，不再指望任何“倚仗”。

5月7日，对德和约草约交付德国代表，并且允许德方于15日之内，有权就草约的各项条款，要求和会作出解释。对此，陆徵祥致电北京：“查此次和会办法，种种情形，实堪愤懑……且对于敌国尚有十五天限期，准其质疑问难，而对五国外之各国，定稿以前秘不肯以示人，定稿后并无时期可以讨论，其对我情形，实为可慨。”[40]的确，仅就质疑权这一点而论，盟国一般成员的地位，竟然不及敌国。

对德和约草约的公布，意味着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以失败而告一段落。草约公布之后，距正式签约还有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中国代表团将展开下一步的交涉。

现在，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山东由德国交给日本，已成定局，基本上已没有改动的可能，在此条件下，中方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上面讲过，还在5月1日的第74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已经提出可供选择的三个方案，其中的第三方案是：签字，但声明不承认关于山东的几项条款。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最佳选择。然而提出这一选项的同时，中方亦已意识到，和会方面“不能照允，亦为意中之事”。尽管早知“不能照允”，问题在于：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此，也只能就这个“不能照允”的选项展开交涉。5月6日，陆徵祥向和会口头提出山东条款“实有不能不保留之义务”，此即后来广泛所称“保留签字”。接下来，中国代表团将围绕“保留签字”而展开后续交涉。

面对眼前这个对德和约草约，神经最为敏感者莫过于陆徵祥，因为，作为首席代表，如果北京决定签约，那么，这位签约者将不是别人，必定是陆。由于三国会议早已向中方通报过草约内容，5月2日，不待草约公布，陆徵祥迅即致电北京提出辞职，电称：“祥深愧无状，务祈准先开去全权及委员长重任。至草约（对德和约草约，引者注）如应签字，亦乞另派全权”。[41]这是陆徵祥第三次辞职，而这一回辞职，就是其本人不愿签字之意。那么，陆氏为何不愿签字，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论述。

本章小结 中日关于山东归属的争执，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日本是否有权“继承”德国权益。日方的依据是，济顺、高徐铁路合同，原本由中国与德国签署，然后又转而与日本签署，该项路权由日本继承德国而获得，也就是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中方的依据是，中国对德宣战之后，原先的中德条约一律作废，因此，中日关于山东的铁路合同，是一全新条约，与继承无关。双方各有其据，那么，到底采纳哪一方的论据，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的态度。

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直接原因出自美国的转向，而导致美国转向的直接原因，则又出自意大利在阜姆问题上未获满足，以及日本关于种族平等的要求被否决。作为直接当事人，陆徵祥对此看得十分清楚，5月6日，陆致电北京，就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陈述看法，陆称：“使无义大利之问题决裂于先，美总统坚持之心或可始终一贯。盖美总统尤注意于国际联盟会之成立，乃日本先提种族问题以为抵制该问题，美国大忌。”接下来，陆电进一步指出，山东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情势使然。五大国间各顾其私，惟强是逞，所有各案先尽美国，其次为法，其次义，然后及于日本。不幸义国各问题中，为飞乌满（阜姆的另一译名，引者注）案即先破裂，日本即乘机为种种之表示，美总统究不能为中国问题，再使日本步义之后。”[42]

这里，陆徵祥把美国之所以对日妥协的两个直接原因说清楚了，此即意大利的阜姆问题，与日本的种族问题。陆电当中的一句话，抓住了全部问题的要害：“美总统究不能为中国问题，再使日本步义之后”。为此，美国在中日之间作出选择。

综上所述，完全是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美国选择了日本。接下来的问题是，日本既然要求继承权，那么，支持日本继承，也就必须找出相关的依据。于是，威尔逊十分容易地找到一条中方自己的许诺作为口实，以堵中方之口，此即中方在山东换文中曾有“欣然同意”的表示。其实，“欣然同意”与日本的继承权没有关系（后面将详细论述），然而在概念上稍加混淆，此言则极易与继承权联系起来，解读为“欣然同意”日本“继承”。如此这般混淆与联系之后，中日争执也就变为一个简单的问题：日本的继承权由中国自己许诺，咎由自取，与美国无关。

以需要决定选项，从来就是政治的游戏规则。

中国代表团完全没有料到，因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在国内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五四学潮。

[1] 《秘笈录存》，第110页。

[2] 《秘笈录存》，第196页。

[3] 《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94页。

[4] 《秘笈录存》，第153—181页。

[5] 《平和会议议长复中国全权委员长函》，1919年5月14日，《秘笈录存》，第199页。

[6]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3月27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70页。

[7] 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4月7日，《秘笈录存》，第117页。

[8]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4月8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81页。

[9]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72页。

[10] 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2月13日，《秘笈录存》，第82页。

[11]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18次会议，1919年2月15日。

[12]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57次会议，1919年3月29日。

[13] 《收驻日庄代办〔璟珂〕电》，1919年4月29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22页。

[14] 《收施参事往晤日本小幡公使〔酉吉〕问答》，1919年5月2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25页。

[15]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4月18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90页。

[16]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4月18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90、91页。

[17] 陆徵祥致钱能训电，1919年4月21日。

[18] 国务院致陆徵祥电，1919年4月24日。

[19] 《发陆总长〔徵祥〕电》，《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386页。该电未署日期，但其中写有这样一句：“上三日三十一号两电均悉”，这里的三十一号，指电报的编号。经笔者核查，编号为三十一号的电报发于4月28日（见是书116页），如果“上三日”为28日，那么，外交部该电则应当发出于1919年5月1日。

[20] 《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15页。

[21] 以上均见陆徵祥致外交部电，1919年4月22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6—308页。关于“何以又欣然同意”的质问，是有关巴黎和会的研究中一句著名问话，也是中国外交失败的重要口实。但是，关于此言的质问者，则有不同的记载。《秘笈录存》（第132页）与《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16页），均记载为“英总理”，也就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而《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6页），则记载为“美总统”，也就是威尔逊。究竟是“英总理”还是“美总统”，在未核对原件之前，笔者目前尚难判断。鉴于章宗祥曾就此质问反驳威尔逊（详见本书第七章），笔者现暂采威尔逊一说。另外，关于陆徵祥发出该电的时间，《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17页），记载为4月23日，而《秘笈录存》与《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则记为4月22日，笔者综合其他各电判断，应为4月22日。

[22] 陆徵祥致外交部电，1919年4月24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8、309页。

[23] 国务院致陆徵祥电，1919年5月4日。

[24] 陆徵祥致外交部电，1919年4月24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9页。

[25]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4月24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23、124页。

[26]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4月25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26页。

[27] 《收施参事往晤日本小幡公使〔酉吉〕问答》，1919年5月2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25页。

[28] 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4月28日，《秘笈录存》，第139页。

[29] 《秘笈录存》编辑按，《秘笈录存》，第136、137页。

[30] 三项条款全文如下：

第156条：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条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名义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

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中包含支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场、铁路设备及车辆、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并一切附属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

自青岛至上海及自青岛至烟台之德国国有海底电线，连同一切附属之权利、特权及所有权，亦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157条：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并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158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地契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条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

在同样期间内，德国应将关于以上两条内所指各项权利，所有权名义或特权之一切条约、协议或契约通告日本。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17—192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137页]。

[31]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74次会议，1919年5月1日。此次会议记载时间为1919年4月31日，4月为小月.没有31日，应为5月1日之误。

[32] 《收陆专使〔徵祥〕来电》，1919年5月1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34、135页。

[33] 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5月1日，《秘笈录存》，第136页。将三国会议此一决定向中方的通报者，《秘笈录存》记载为“英外部”，也就是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而《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35页）则记载为“美外部”，也就是美国国务卿兰辛，两者存在出入。笔者综合其他材料判断，应为“英外部”。

[34]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第290页。

[35] 风冈及门弟子谨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册，第39、40页。梁士诒号燕孙，广东三水人。三水今属佛山市。

[36]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5月3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46页。《秘笈录存》亦收入该电（第146、147页），但未全电照录，电后的三种关系被删除。

[37]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5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36、137页。

[38]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5月6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54页。

[39] 陆徵祥致外交部电，1919年5月6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22页。另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亦收入该电（第146、147页），其中，将中国之“来”列席和会，误写为中国之“未”列席和会。

[40] 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5月8日，《秘笈录存》，第204页。

[41] 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5月2日，《秘笈录存》，第145页。

[42]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5月6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57、158页。

第五章 学潮与政潮

自巴黎和会关于山东的争执发生之后，从这个时候起，山东问题引起国内各界高度关注。随着中日密约，尤其关于山东的几项密约公布之后，人们的视线逐渐聚焦于当年签署密约的责任人。其中，最为敏锐的人群，则是一批职业政客，因为，从政争的视角看问题，山东问题极易煽情，极易展开政治动员，极易引发政潮，从而点燃政争的烈火。

五四运动既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时，又是多个敌对政派之间的政治互殴。安福系与皖系的政敌，几乎统统调动起来，借助学运，推波助澜，构成上下结合、内外相通、互为借力的局面。学潮与政潮，两者相互搅和，极大地削弱了北京政府对于时局的掌控。总之，关于山东问题的争执，在巴黎，表现为中日之争；在国内，则既是中日之争，又是政派之争。

山东问题责任人的认定与追究

随着山东问题的发生，必然连带产生一个问题：应当由谁来为山东问题负责。而对责任人的认定与追究，则必然引出另一个问题——政派之间的抹黑与互殴。问题在于：责任人一旦被锁定，便可将该派置于政治上的死地。正因为山东问题具有极佳的政争效应，因此，一大批职业政客，尤其是失意政客，纷纷站出来，加入到追究责任人的行列。

山东交涉失败，至少在名义上是因继承权而失败，所谓责任人的认定与追究，具体讲，集中体现为这样一个问题：山东的铁路合同，是否具有“继承”的性质。也就是说，是否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如果具有继承性质，那么，山东问题将由段祺瑞及其政府负责，并可牵连整个皖系与安福系。反过来，如果认为中国在对德国宣战之后，原有的中德条约一概废除，中日山东条约是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签订的一项全新条约，那么，日本与德国之间也就不存在继承关系，这样，山东的铁路合同就只是一个通常的、单纯的借款合同，与全国各地其他的铁路合同性质相同，段祺瑞集团便无须负责。

两种看法如何认定？政派的不同，决定立场的不同。

因政治空间被安福系严重挤压，本来，此时的研究系正处于一个失意的低潮。然而，自山东争执发生之后，研究系骤然活跃起来。就制造舆论而言，研究系具有四个有利条件：其一，掌握了外交委员会，消息灵通。其二，有一批擅长于舞文弄墨、深文周纳的宣传高手。其三，直接掌握舆论工具——《晨报》。其四，梁启超在外（巴黎），汪大燮、林长民在内（外交委员会），内外相通。有了这四个条件，研究系的造势能量风生水起。

身居巴黎的梁启超，充分利用其多种便利条件，不断向国内通报消息、发表评论。

3月6日，梁启超致电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高徐、顺济路约发表以来，外人哗然，以为中国政府自愿对于二十一条加一保证，授日本以极好口实。美外部兰辛谓，中国弱点惟在此。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根本。去年九月，德军垂败，政府究何用意，乃于此时结此约以自缚。为今计，惟有使订约之人担负，庶可挽回。”[1]

梁启超一开始就抓住了三个要害：铁路密约，继承权，“订约之人”。并且，一开始就提出“使订约之人担负”，就是要追究订约者之责。

与此同时，以研究系为主体的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联名致电巴黎的中国代表，表示：“我等已再电和会，要求青岛等一切权利直接交还，及取消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一九一八年关于山东铁道各密约，请公等尽力主持。倘公等不能尽此职，请勿返国。”[2]此类通电对于巴黎的中国代表，可以说影响有限，其真正的作用在于国内造势，并且引导公众视线，关注铁路问题。

4月3日，安福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暨全体议员，致电巴黎和会美、法、意、英四国领袖，表示：“敝国自对德宣战后，前与德国缔结条约当然废止。此次和会席上，务乞贵总统、总理、首相主持公道，对于敝国要求应由德国将胶澳直接交还之主张，力予赞助，以昭正义，而维公法。”[3]同样，该电对于美、英等国首脑可以说毫无作用，其意图就是告诉国民，山东问题的关键是对德宣战，密约不存在继承问题。

梁启超之所以强调密约，强调继承权，因为，锁定密约便可锁定“订约之人”。而安福国会之所以强调对德宣战，意即宣战之后，“前与德国缔结条约当然废止”，这样，日本与德国之间不具有继承关系，因此山东问题并不出在铁路合同，订约者亦无须负责。

研究系与安福系不同的着眼点，正是两派政争的端倪。

毫无疑问，作为段祺瑞与安福系的另一政敌，山东问题的发生，必然把西南方面调动起来，为此，山东问题又被引入南北问题，成为一个南北政争的话题。3月29日，在上海参加南北和会的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密电广东非常国会暨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唐称：“李石君（李石曾，引者注）由法来电，谓英、法、美三国均欲助吾国废除一切不平等之条约，惟吾国国内舆论之力尚未足自助云云……公等为民意代表，深盼提挈群伦努力进行，并望转商粤省议会，发起通电各省省议会，一致电巴黎会议，拥护陆、顾、王诸使……此电事关重要，绝对宜守秘密，万勿向外发表。”[4]英法美从未表示帮助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唐电的意图，就是以拥护陆、顾、王为名，鼓动各省议会纷纷介入，从而煽动政潮，将北京政府逼入窘境。维护山东主权，本来是光明正大的倡议，由于注入了政争的意图，因此唐绍仪要求“绝对宜守秘密”，这里的秘密，正是政客动机的反映。

问题在于：既然山东争执已经发生，尤其随着巴黎的交涉陷入困境，那么，必须有人为此负责。这样，公众舆论的矛头逐步指向当年签署山东密约的段祺瑞政府，尤其是几个直接的责任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而对曹等三人的指控，必然牵扯出其背后的一连串关系，上海的几个群众团体通过一项决议，表示：“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舆、靳云鹏等种种卖国行为，日益加厉，为全国所不容，应请决议惩办，以除祸根。”[5]此类函电不计其数，表明公众舆论已经将山东问题与整个段祺瑞集团联系起来。

笔者曾经另文指出：“政治的着眼点往往不在问题本身，而在问题的联系。”[6]反映在曹汝霖等人身上的正是这种关系，攻曹意在揪段。

在中国，政治人物一旦被指名“卖国”，极易产生两种效应：其一，目标明确；其二，道理简单。而明确与简单，则又最适于民众的动员与操纵。

山东交涉的转折，始于4月22日的五国会议，这一回，研究系充分利用其特有的便利条件，里应外合，第一时间将消息传递出来。

4月30日，国民外交协会接到梁启超24日来电，梁称：“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7]梁启超既然要求警告政府与国民，也就必须尽快将此消息在北京披露。

林长民接到梁电之后，立即写出一篇极具鼓动性的短文，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随即托人送交《晨报》，或许出于谨慎的考虑，最初，该文并无署名。梁敬錞时任外交委员会干事，梁后来写下一篇回忆：“五月一日傍晚，林长民先生，交来一条新闻，托我便道送到晨报馆发表。我晚上九时左右，走进了丞相胡同晨报馆，找到了陈博生总编辑，请他将这条新闻，明早见报。博生对这条新闻，虽然欢迎，但因虑到报馆，或会受到封禁之厄，坚持必须外交委员会负责人，汪大燮先生，或林长民先生署名，才可发表。我和林先生通过电话，得到他署名许可。”[8]

5月2日，《晨报》在头条位置，采用大号字体，以“代论”的名义，刊载了林长民署名的这篇短文。林文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林文在以高分贝发出警示之后，矛头直指目标：“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廿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最后，林文号召：“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9]

林文不长，简洁明了，有警示、有目标、有号召，极具煽动性。林文发表之后，立即引起各界关注，各方人士纷纷动员起来。林文成为五四学运的直接导火索。

安福国会的反应也是迅速的。5月2日下午，在议长王揖唐主持下，众议院召开会议，安福骨干光云锦发言说：“青岛问题各报登载有五国共同管理之说，宜电致平和会议时，加入直接交还中国字样，方保无虞。”[10]随后，王揖唐将这一动议付表决，多数赞成通过。在山东问题上，安福国会对日本始终保持抵制态度，但并不认同外交失败的原因出在山东密约，并不认为段祺瑞政府应为此负责。

5月3日下午，国民外交协会作出以下决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要求：如果巴黎和会不能伸张我国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当晚，北京大学校园一片沸腾，法科礼堂聚集着千余名校内外学生，商讨行动方案，会议决定：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游行示威。

关于事情的由来，《每周评论》后来追述：“三日的一天，北京市民——政界、商人、学生、还有少数的军人——集了许多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外交会，一个是学界大会。前一个会议，决请政府在外交上取最强硬的态度……更于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开个国民大会。后一个会议，决于次日（四日）专门以上各学校全体学生游街示威，因为等不及五月七日了。”[11]

以上两个会议，一个以上层政界人士为主体，一个以下层在校学生为主体，实际上构成一种上下合力。

五四学运与各方评论

1919年5月4日，起初，它似乎如同往日一样平静，徐世昌在这天日记中这样记载：“晨起，到延庆楼阅公牍，见武官数人。到西园散步，写字，约章仲和诸人宴集。”[12]章宗祥字仲和，刚由日本回国，5月4日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设宴款待，作陪的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就在他们举杯投箸之间，五四运动爆发了。

下午1时许，北京十余所学校三千余学生齐集天安门，人们手执各种标语，上书：“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一面白旗上写着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13]

各校学生在天安门集会之后，决定到各国驻华公使馆请愿。这时，步军统领李长泰来到学生当中，李说：“汝们现在可以解散，今天公使馆是不见客的，汝们就到那里也没有益处，有话可以由我转达。”学生中有人骂李是卖国贼。李长泰说：“汝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么？”学生们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李长泰取下眼镜细看传单，然后说：“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14]说罢，李长泰登车而去，学生们随即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出发。

天安门学生集会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南海，正在总统府聚餐的曹汝霖记载了以下过程：

徐世昌立即吩咐钱能训：“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决，不许学生游行”。吴总监即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席散之后，陆宗舆先行离去，曹汝霖与章宗祥暂留。不久，吴炳湘来电话说：对学生“正在劝说解散之时，香岩（段芝贵字香岩，时任京畿卫戍司令，引者注）忽要出队弹压，如果香岩出队，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于是，钱能训打电话对段芝贵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镜潭（吴炳湘字镜潭，引者注）去办，请你不必过问。”段芝贵说：“照镜潭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但吴炳湘则表示：“香岩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15]段芝贵与吴炳湘都是皖系重要人物，但在处理学运的方式上，二人意见不同。

由于钱能训和吴炳湘的反对，制止了段芝贵出兵。

据《每周评论》记载，游行学生由天安门来到东交民巷西口，“先是打电话给美、英、法三国使署，他们都说很欢迎的，到西口的时节，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要让我们从美兵营和美使馆的里面经过。只有巡捕房坚不让走。大家只好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16]

五四当天为周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到门头沟旅行。游行学生推举罗家伦等四人为代表，向美国公使馆递交了一份说帖，上书：“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17]

随后，游行队伍退出东交民巷，向曹汝霖住宅赵家楼胡同进发。

曹汝霖和章宗祥从中南海出来之后，于下午2时30分左右乘车回到赵家楼曹宅。这时，警察厅估计游行学生将到曹宅示威，派来三四十名警察，警察队长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当学生们来到曹宅后，曹汝霖回忆：“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18]未能找到曹汝霖，愤怒的人群放起一把火，章宗祥见火立即跑出，被学生发现，将其围殴。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警员赶到，逮捕学生32人。

5月13日，京师地方检查厅就五四当天情况，对曹宅的两位佣工作了调查笔录，问答如下：“问：事先你们宅内知道否？答：那天一点多钟时，吴总监给宅内打电话，说有许多学生在天安门前开会，说我们主人怎样，还要游行。我们得了这电话就预备了。后至两点多钟，主人回来也知此事，说关上门就得啦。”“问：章公使先在何处躲避？答：先在地窨，后因起火跑出来的。”“问：学生到你们门首巡警阻拦他们否？答：警厅下令，命他们敷衍，稍微拦拦他们。问：事先你们也知道了罢？答：吴总监给打过电话，说学生开游街会，恐要到那里去辱骂，别的事情总该没有，说不要紧的。”“问：门里边没有警察么？答：有四个巡警，见学生去了也就闪开了，并未拦他们。”[19]曹宅佣工当时的问话笔录，肯定比曹汝霖晚年的回忆更为可靠。

有关五四当日的情况，各类史籍多有记载，不赘。

徐世昌是一位阅历甚为丰富的资深政客。五四学运发生之后，最初，徐世昌的反应相当平静冷漠。5月5日，徐氏日记这样记载：“晨起，到延庆楼阅公牍，见文官二人，幹臣来谈（钱能训字幹臣，引者注）。饭后写字小憩，阅公牍，十弟自津来。到怀仁堂接待各国公使诸人暨本国官员，游园看牡丹，茶会，又阅公牍。”[20]这里，徐记载了其十弟的到来，但对学生事件却一字未记。5月6日，徐氏自记：“到怀仁堂，约两院议员游园看牡丹。”[21]这就是说，在五四学运发生后的头两天，徐世昌竟然一连两天“游园看牡丹”。

与任何日记相同，徐世昌日记的记载方式也具有鲜明的选择性。徐曾记载：“今日蒙上赏腊八粥。”[22]溥仪送来的一碗腊八粥可以记载，但是对于学生游行，包括曹宅被焚、章使被殴，却统统不记一个字。这种选择性记载方式，既是徐的价值观的反映，也是徐的政治经验的反映，或者说处变不惊，或者说静观其变。

与徐世昌的平静冷漠相反，五四学潮立即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纷纷就内外时局发表评论，重新认识欧战之后的世界与中国。

李大钊撰文写道：“威尔逊君！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关于中国代表采取的“以夷制夷”政策，李大钊批判道：“我们历来对外的信条，总是‘以夷制夷’……这都是根本的大错。”他指出：山东问题的失败，便是“群‘夷’相争，一‘夷’得手”。“我们还是没有自立性，没有自决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23]

5月9日，上海《申报》发表时评，标题：《图穷而匕首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欧洲和会之始，所谓公理之战胜也，所谓密约之废弃也，所谓弱小国之权利也，所谓永久和平之同盟也，今和平之草约已宣示矣，其结果如何？所谓中国之主张者，今犹有丝毫存在者？由此可知，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有成，自作其孽者，终不能幸免……若不能自谋自助，而欲望诸人，则终归于空想而已。呜呼！国人其自奋。”[24]

该文将巴黎和会召开前后，中国的期待与会议的结果作了一番对照，总之，过高的期待一旦破灭，其反弹必然是强烈的。

以研究系为主体的国民外交协会，原定于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耻纪念会，因五四学运刚刚发生，行政当局深恐再次引起骚乱，将这个大会停开。总统府致电朱启钤：“国民协会复欲于虞日（7日，引者注）在中央公园开会，以人心浮动，恐再有意外，不得不多方劝告制止。”[25]

由于大会被停开，国民外交协会发表一个长篇宣言，表明政见，内称：“青岛何地也？山东何地也？此邹鲁之名邦也，此孔孟之圣迹也。以我国之耶路撒冷，为数千年民族信仰之中心，文明吐露之源泉……无端而有德国之豪夺于前，有日本之巧取于后，侵犯我文化之发祥地，弥天大辱，九世深仇，凡有血气，谁能忍此！”当然，宣言的矛头肯定要指向山东密约的签约者，表示：“因此换文曾借日本金圆二千万，此则应由当局者设法清还，与我国家何与，与我国民全体又何与也。”最后，宣言转向西方列强：“公等既日以正义人道标榜于众，今乃许野心之国，犹为侵略之举动，然则巴黎之平和会议，直无正义可言耳……若仍以野蛮之举动，而偏悬文明之招牌，竟容受此横暴侵凌之所为，则殊有损文明国家之声价，正义和会之威严，使人觉所谓正义云者，人道云者，其实际不过尔尔。则人类对于大同之理想，将绝望于今后之世界。”[26]严格讲，山东很难说是中国的耶路撒冷，但就宣传而论，这种联系与比喻则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

在中国，凡遇重大时政事件发生，必然引动各类人物卷入，借以展示其存在与影响。

5月6日，康有为迅速通电支持学运，内称：“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举国愤怒，咸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太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希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在今政府或上承从前专制之旧，或以学生擅殴大僚为应有之罪，而忘今之为民国，政府只有奉行民意，而不得专擅也。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27]

公元1126年，金兵初围汴京，宋钦宗罢免李纲，对金求和。陈东率太学生上书，痛斥投降派，要求复用李纲。宋高宗即位后，李纲再度被罢，陈东与进士欧阳澈再次上书，文词激烈，结果被诛。康有为将五四学运与陈东、欧阳澈直接联系起来，反映出康有为认识问题的方式，偏重于历史的传承，而对于时代因素则较为隔膜。并且，“食其肉而寝其皮”一类言词，也过于陈旧。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康有为曾经发动并领导过清末“公车上书”，一定意义上讲，公车上书也可以说是学生运动，因此在思想情感上，康有为与学运具有其本能的相通的一面。

康电中的“从前专制”，指封建王朝。有趣的是，两年前，康有为作为主谋，积极参加张勋复辟，颠覆民国，而现在则反过来，以“今之为民国”的名义，告诫政府不得“上承从前专制之旧”。这里，康有为对民国的高调拥护，很难说出自其保皇观念的转变，恐怕只能这样解读：张勋复辟是被段祺瑞镇压，因此康有为与段祺瑞集团结怨甚深，于是，借助五四学运攻击曹、章，以发泄对段祺瑞集团的愤恨。对于段氏集团，康有为恐怕真的是“咸欲食其肉而寝其皮”。

总之，在康有为晚年的言论当中，这是一篇值得研究的文字。

以上言论均出自段祺瑞集团的敌对势力，反过来，作为段氏集团的安福系，其对学运的看法必然不同。

5月5日，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发表评论，标题：《昨日北京各校学生之大捣乱》。其中表示：“青岛问题关系我国主权，凡属国民均应起而力争，以民意为政府之后盾，庶几达到最终之目的。如昨日北京各校学生之结合，表示民气激昂之态度，固非绝对不可，惟是对于事实宜详加调查，断不容以捕风捉影之谈，遽指政界一二要人曾当外交之冲者为卖国贼，甚至肆意殴打，焚毁住宅。姑无论事实上与外交问题毫无裨补，而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个人权利，似非服膺高等教育之莘莘学子所宜有此。”评论继续写道：“吾人骤闻是种消息，几疑法兰西革命史所记载恐怖时代一般乱民之暴动，及路透电所报告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为之太息不已。当兹社会主义思潮输入，民情易于激动之际，一任血气未定之青年为此无意识之纷扰，教育当局实不能不负相当之责任也。呜呼！曹、章所受之损害固为无妄之灾，而世道人心之变，已有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之势，吾书至此，不觉悲从中来也。”[28]

五四学运带有强烈的暴力行为（纵火伤人），如何看待暴力，往往是执政者与非执政者最为明显的区别之一。一般说，非执政的一方视为正义之举，大都表示支持，而执政的一方则强调法律、强调秩序。《公言报》对“捣乱”的抨击，正是安福系所处地位的反映。不过，《公言报》评论的要点，并非就事论事，仅仅着眼于捣乱与秩序，而是将五四与法国、俄国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与社会主义思潮联系起来，表明安福系当中也不乏看问题相当敏锐的人士。该文发表于五四学潮第二天，这就是说，头一个将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互为联系的，不是陈独秀、李大钊，而是《公言报》这篇由无名氏撰写的评论。

翌日，《公言报》再发评论，谴责暴力，内称：“前日北京学界因山东问题我国外交失败，结合多数学生为示威举动，愤激之余，竟发生打人放火举动，使庄严灿烂之首都，顿呈恐慌愁惨之气象。本报以此种举动不惟于外交毫无影响，且表示吾国人民对于国际重大问题，不能以冷静头脑细密研究对付之策，徒有无当事实之叫嚣跳踉，启外人轻视之心，益陷外交于困难地位，是以略示箴规，俾其悔悟，措词极为中正公平。不意外间发布传单，竟指本报为卖国贼之机关，痛加诋錤。嗟嗟，时至今日，已无是非曲直之可言……惟仍不能不揭橥正义，以敬告于国人曰：山东问题固为势所必争，而暴动行为则决不予以赞成。何则？国家积弱由来已非一日，吾国不能争胜于坛坫之间者，非尽外交当局之阘茸不才，亦由国内并无若何实力足为外交之后援也。”“断非打死一二官吏，焚毁一家住宅，即可使日本闻而让步，欧人出而赞助，不过徒演一种怪剧。”[29]再次否定暴力行为。

五四学运的发生，直接诱因出自外交失败，为此，《公言报》于5月15、16、17三日，连载长篇社论，就外交问题发表意见，标题：《爱国者先自省》。社论从近代历史说起，内称：“甲午一役，李文忠（李鸿章谥号文忠，引者注）初主和议，偿三十万金即可息事。然而清议一流力持战局，遂至赔款割地，一蹶不可复振。然而主战者仍享高名，而李文忠反被汉奸之目。”然后，社论将研究系与“清议一流”联系起来，认为：“世人痛外交之失败，辄思以国民为后盾，梁任公（梁启超号任公，引者注）之电报，外交协会之檄文（指5月7日国民外交协会宣言，引者注），与其一派之机关报（《晨报》，引者注），屡申斯义，以鼓舞国人矣。此次之学生暴行，即鼓舞民气之结果也，亦即国民后盾之成绩也。”

关于民众运动，社论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拳匪初起，清政府亦尝利用，以为排外之具，卒之外不可排，而自身已失其指挥之能力，遂至自戕，赔款九亿，丧权辱国，是则鼓舞民气之成效也。盖民气同于水火，决堤飞火终必自溺自焚，吾愿国人毋妄发舍本齐末之言，以自杀而杀人也。”此言之意，就是将学潮与“拳匪”联系起来，意即操纵五四学运的幕后人物，将如同清政府操纵义和团那样，将招来“自溺自焚”。

最后，社论再次指向梁启超：“又忆六七年前，梁任公尝草说幼稚一文，历举国民幼稚状态而谆谆以保育为言。任公言论，久为中外所崇拜，及门同党（研究系，引者注）更当视为圭臬，不谓曾几何时，忽欲利用幼稚国民以为外交后盾，岂经过数载，以幼稚之国民已长成壮硕乎？抑国事危急，遂不顾其幼稚而教之舞刀弄杖以自杀乎……是又适以证明其为投机之政治家而已。”[30]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欺凌，中国是战还是和，两种选择都有经验教训，这里不作深究。总之，这一回《公言报》公开点了梁启超与国民外交协会之名，半公开点了《晨报》与研究系之名，等于明确将五四学潮归之于研究系的煽动。曹汝霖在其晚年的回忆中仍然坚持这一看法。《公言报》以甲午、庚子之败，作为反驳“清议一流”的论据，这个联系的意思就是，研究系关于山东问题的煽动言论，就是甲午、庚子年间不负责任的“清议一流”。

关于前述康有为的通电，《公言报》则是以算旧账、揭疮疤的方式，立即回击道：“康南海（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引者注）自复辟失败以还，久不闻斯人謦欸，乃静极思动，乘近日山东问题之机会，思露圭角，大发议论于沪上……盖吾国每遇一重大问题发生，必有一群至无聊赖之人，借此大出风头。”[31]康有为对于五四学运的表态，是否出自“静极思动”，恐怕既是、又不完全是。

还有一种观点，站在超政治的立场，以纯粹的法律的观点看问题，代表人物即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梁漱溟。梁氏撰文写道：“我算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人，这一次被捕学生中间，也有我的熟友……但我今天拿我与大家不同的意思来投稿在大家认为学生派的报纸上，贡献于我同人。”这段开场白，首先声明与北大同学的关系，意即梁某并非与同学过不去。然后，梁文表明观点：“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其理由，梁氏指出：“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关于被捕学生最终如何解决，梁文这样认为：“我初想经过审判之后，可以由司法总长呈总统特赦。一方顾全了法律，一方免几个青年受委屈……然我又想，终不如服罪的好。现在中国无所不用其特赦，我们实在羞与为伍，何必受他这特赦。最好我们到检厅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领受，那真是无上荣誉，这好榜样，可以永远纪念的。”[32]

梁漱溟这个超政治的中性立场，在当时颇为别致。

另外，曾经任职于北京大学的严复，则对学运持负面看法。当年6、7月间，严复致函友人，其中写道：“世事纷纭已极。和会（指南北和会，引者注）散后，又益以青岛问题，集矢曹、章，纵火伤人，继以罢学，牵率罢市。政府俯徇群情，已将三金刚（曹、陆、章，引者注）罢职，似可作一停顿矣。”“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33]与梁漱溟相同，严复也是对纵火伤人表示不屑。

学生保释与政潮初起

5月4日，32名学生被捕之后，当日，北大学生领袖段锡朋等三人来到警察厅，为被捕同学送食品，并留下一封信，全文如下：

学生同志诸君均鉴：

吾等今日此种义举，不幸致诸君系留警厅，同学等深为抱歉。兹特派弟等三人前来慰问，并送上食品多色。然食品碍于警厅规则，不得奉尝，殊怏怏！弟等三人今得来厅访问诸君，乃吾辈至光荣之事。警厅京师总所待遇一切，谅能以绅士的资格看待，诸君在厅总望静心养气，勿用燥急。蔡元培先生及王宠惠先生允为即日设法取保释放矣。再见不出一二日，呵呵！

又，诸君倘身有不适者，请通知弟等，当有人来代。

段锡朋 钟巍 刘翰章 同启[34]

所谓“有人来代”，就是代替坐牢之意。

学生被捕之后，最早出面提议保释的，仍然是研究系的几位头面人物。据梁敬錞回忆，5月4日当晚，他来到警察厅司法处长蒲志中家（蒲与梁有亲戚关系），询问学生能否保释，蒲志中说：“如有较为体面之人，出名具保，伊当向总监请予通融。”总监即吴炳湘。然后，梁敬錞就保释一事开始奔走，“我于翌晨分谒汪、林二公（汪大燮、林长民，引者注），他们都愿具保。我访着蔡校长（蔡元培，引者注），校长鼓励我去做，并说：王亮畴（王宠惠字亮畴，引者注）先生也愿出名。我访亮畴先生，持所拟保状与商，亮老因状中有随传随到字样，须加斟酌，后经汪先生亲改，由我善正，在汪宅（东单二条）会签后，已至夜晚，我送到蒲家，面交志中先生，他答应明早即为设法”。[35]

5月6日，《晨报》刊载了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三人署名，致警察总监吴炳湘的保释函，内称：“大燮等特先呈，恳交保释放，以后如须审问，即由大燮等担保送案不悮。群情激动，事变更不可知，为此迫切直陈，即乞准保。”[36]随后，熊希龄、范源濂等也联名上书请求保释。远在法国的梁启超得知消息后亦曾致电徐世昌，要求宽待被捕学生。[37]

在学生的保释问题上，还是研究系走在前列。

在上海参加南北和会的朱启钤于5月6日致电钱能训，为学生说情，朱称：“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思潮所鼓荡，致有逾越常轨之行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尊电中亦有本用和平方法，苦心劝慰，嗣因焚屋伤人，不得已始行逮捕二十余人云云，足见政府对于各学生本有原谅之意。拟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为国家计，为该生计，实为两得之策。”[38]钱能训称“不得已始行逮捕”，这也是实话。

接下来，一些地方实力人物也加入进来。5月8日，淞沪护军使卢永祥致电国务院：“北京大学等各校生，因青岛问题致有意外举动，爱国思潮，其愚诚不可及，其情不无可原，应请迅予释放，以保国魂。”[39]江西督军陈光远致电北京：“都中学生本其忠愤之志，发为激昂之行，竟被政府逮捕，其情实堪深悯，拟恳曲予矜宥，勿过摧残，以保方刚之士气。”[40]卢永祥属皖系，陈光远属直系，但二人对学生的态度基本相同，表明派系之间，也存在超派系的立场。

在提请释放学生的各类人物当中，一位略为特殊的请释者便是章宗祥。5月7日，被殴致伤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章宗祥，嘱咐其夫人书呈国务院，内称：“宗祥此次被学生殴伤一事，其原因总系因宗祥有不满意于国民处所使然。以故，宗祥特请政府下令，将被拘学生即日释放，以赎前愆。”[41]被殴者自己出面请释学生，也是化解对立之意。

从中国历史上讲，凡羁押读书人者，留下的名声都不好。徐世昌、钱能训都是带有浓厚士大夫习气的旧式官僚，因此，本质上并不主张严厉处分学生。但五四学运带有严重的暴力行为，徐、钱作为执政者，又不能完全不顾法律，因而如何处置学生，颇为踌躇。

5月6日，中南海总统府举行游园会，有人向徐世昌提到学生被捕问题，徐说：“四日北京学界之群众肇事一节，政府对于如何处置一层，颇持慎重态度，故对于处置办法目下尚未决定。”徐又说：“学生此种举动，原出于爱国热忱，不惟本大总统对之颇表敬重，即政府方面对之亦极敬重，惟因其事涉及法律，只有按法律办理。”[42]作为总统，强调法律，这也是通常的表态。

总之，“焚屋伤人”，成为徐、钱处置被捕学生的一个难题。

正当徐、钱二人为平衡各种关系而踌躇之际，5月7日，蔡元培、汤尔和等多所学校校长出面要求保释。以此为名，警察厅于7日上午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

当日，京师警察厅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就学生的释放一事通报如下：“连日研讯各该学生等，对于曹总长宅纵火及殴打章公使各节，均不承认，并传原解兵警到厅质讯，亦不能指出谁为在场行殴，谁系在场纵火……据看守官警及医官报告，各该学生等脑热如狂，现天气炎燥，本厅屋宇狭隘，一经传染，势必发生险象。适据北京大学等校校长蔡元培等公同具函来厅，请保学生各回本校随传随到等情，言词恳挚，本厅为时机紧迫、保全公安起见，当即准其交保。”[43]

这是一份有趣的开释公函。对于警察厅而言，羁押大学生本来就是一个麻烦，但是，纵火伤人涉及刑事，如果开释学生，也就必须开脱此项指控。警察厅的公函有两个要点：其一，各学生对于纵火伤人“均不承认”。其二，原解兵警“亦不能指出谁为在场行殴，谁系在场纵火”。既然原解兵警自己都说不清，“焚屋伤人”这项指控也就不能成立了。以此为由，迅即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

5月8日，钱能训复电朱启钤：“麻电悉。学生业于昨日保释，照常上课，案关刑事，仍应由法庭依法办理……所谓保持其爱国精神，告诫其过分行动，期于两得其平也。”[44]同日，总统府亦致电朱启钤：“学生聚众，当时警厅初本和平对待，后竟纵火伤人，始逮捕，以示镇压……现在被捕各生，已由警厅承保释放……府。庚。”[45]

学生释放之后，表面看，这件事到此而止，不料却由此引出一起不大不小的政潮。

善待并尽快释放学生，本来就是钱内阁的主张，问题在于：警厅此举并未经过钱能训批准，而是“擅放”。这一回，警察厅等于将钱能训架空，为此，钱能训于7日当晚提出辞职。

5月7日晚，唐在章致电朱启钤，通报这次政潮的由来，电称：“本日警厅未得钱许，擅放扰事学生。钱即晚提辞呈，请靳（陆军总长靳云鹏，引者注）暂代。又铮（徐树铮字又铮，引者注）自蚌埠回，商定倒阁。吴（吴炳湘，引者注）此次行为似受徐意（徐树铮，引者注）。”[46]该电表明，被捕学生确为吴炳湘“擅放”，并且可能是徐树铮的授意，而架空钱能训的目的，就是乘机推倒钱内阁。

5月8日，时任总统府秘书的许宝蘅密电朱启钤，通报事情经过：“逮捕诸生，揆（指钱能训，引者注）意原主从宽。六日下午会议决定，如七日各校照常上课，学生不再出外，即予赦免，于法律、事实皆可兼顾。乃警厅于七日上午即准保释，事前不先请示，释后又不报告。幹揆（钱能训字幹臣，引者注）本令〔以〕各方暗潮，应付困难，攘有退志，因此拟即辞职，阁亦拟总辞。”[47]

许宝蘅是钱能训的亲属，也是心腹，因此许的说法是可靠的。这就是说，钱能训内阁原本于6日下午决定，待各校复课之后即释放学生，以期“法律、事实皆可兼顾”。但警厅“事前不先请示”，于7日上午擅放学生，并且，“释后又不报告”，警厅此举完全撇开了钱能训。一般说，吴炳湘本人并无如此胆量，不敢如此越权，因此唐在章的消息较为可信，“擅放”之举很可能出自徐树铮的授意，故意架空钱能训。

看来，吴炳湘或者说徐树铮的这个意思，钱能训明白了，鉴于政治暗潮难以应对，5月8日，钱能训内阁提出总辞。

所谓内阁总辞，就是总理连同各部总长一并辞职，由于陆徵祥不在国内，5月9日，外交部次长陈箓立即将此消息通报陆徵祥：“八日总理呈请辞职，全体阁员连带。辞呈由院（国务院，引者注）临拟善，于九日呈递……继任总理拟约段芝老（段祺瑞，引者注），尚未得本人同意。”[48]同日，唐在章再次通报朱启钤：“本日阁议，决用外交名义（指山东交涉失败名义，引者注），全体同辞。昨晚遣人访合肥（段祺瑞为安徽合肥人，引者注），询组阁同意，合肥辞，但又铮口气颇活动。”[49]陈、唐两电表明，段祺瑞拒绝出任国务总理，这样，钱内阁便必须继续维持。

5月9日，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徐世昌决定挽留钱内阁。当日，唐在章通报朱启钤：“内阁辞呈发还，主座召阁员面留。段（段祺瑞，引者注）亦表示意见，谓‘丁此会，不宜易阁。学生宜公判，吴镜潭宜处分，地面秩序宜责成军警，予亦可帮忙。至有人利用外交推翻总统，予当首阻’云云。闻马二〔冯国璋〕聚某派，确有非分运动。”[50]

段祺瑞“不宜易阁”的意见，维护了钱能训的地位。既然钱内阁辞职由警厅擅放学生引起，因此挽留钱内阁，便必须给钱一点面子，段祺瑞称“吴镜潭宜处分”，就是此意。这样，钱内阁挺过一次政潮。

五四学潮发生之后，一时间教育界成为舆论焦点，教育总长傅增湘随即提出辞职。5月15日，徐世昌下令：“傅增湘准免本职”，“教育次长袁希涛著暂行代理部务”。[51]

关于教育总长的继任人选，最初，国务院提名时任参议院副议长的田应璜。[52]此项提名显然是向安福系表示好意。5月16日，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大会，王揖唐就教育总长的人选作说明，他说：“大总统及钱总理亲对鄙人谈及，拟以田君应璜担任之。鄙人询及田君之意思，初不肯就，后以为既是本部（安福俱乐部，引者注）党员，应听同人之公决。好在此举非本部所要求，乃大总统之意思”。[53]王揖唐的这个说明，就是声明此举并非安福系在揽权。大会的结论是：听任政府处置。这就是说，田应璜准备入阁上任了。

但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国民外交协会的张謇通电谴责道：“报载将有安福派继长教育之说。安福何派？派有何人？江海野人，无暇闻此。惟闻前此出钱收买议员，即此派人；则扫荡国人之廉耻者，此派人也；煽播政争之酷毒者，亦此派人也。若以此派人主持教育，岂将夷全国于牛马襟裾之列乎，抑将薰学子以犬豕盲躁之臊也。”[54]

张謇的通电引来安福系反唇相讥，《公言报》发表“某君”的谈话，称张电“对于安福系亦任意诬罔，鄙俗之辞，几同市井，无赖甚矣。”这位匿名某君表示，安福系顾全大局，扶持政府，“此种明白显著之事实，张氏苟不能辨，顽冥弗灵，何异于牛马犬豕”。照例，接下来便是算旧账：“甲午之役，中国本无言战实力，张氏怂恿翁常熟（翁同龢为江苏常熟人，引者注）主战……翁始为所动，便作孤注之掷，中国遂一蹶不可复振。推原祸始，实由张氏迎合社会心理，欲博高名所致。”[55]甲午年，张謇的确鼓动翁同龢对日开战。

最后，慑于舆论，北京政府撤销了田应璜的提名。

学生释放之后，基于多种压力，5月9日晨，蔡元培留下一份辞职声明，离京出走。[56]鉴于蔡元培在教育界的声望，5月14日，徐世昌下令挽蔡，内称：“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57]

蔡元培辞职启事，手迹。

蔡元培辞职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0日。

当然，也有人对蔡元培另眼相视。五四发生后，曾早于蔡元培任职于北京大学的严复，在致友人的一封私函中这样写道：“蔡孑民（蔡元培字孑民，引者注）人格甚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58]这里，严复对于“偏喜新理”的看法略带贬义。其实，早年的严复何尝不是“偏喜新理”，否则便不会翻译《天演论》。严复对蔡元培及新理的看法，反映了严氏早年与晚年巨大的思想变迁。

广东方面的介入及其政治意图

北京学潮的发生，无疑给广东方面提供了一个抹黑政敌的契机，于是，南方对北方发起猛烈的电报战。这场电报战基本围绕三个问题：其一，善待被捕学生。其二，拒签对德和约。其三，竭力推动五四学运扩大化，以期更多地牵扯出曹、陆、章身后的人物。

当时，南北官方展开实际接触的场所，主要就是上海的南北和会。5月6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致电徐世昌，力赞北京学生的义举，唐氏义正词严地表示：“窃意学生纯本爱国热诚，胸无党见，手无寸铁，即有过举，亦可原情。况今兹所争问题，当局能否严惩学生了无愧怍。年来国事败坏，无论对内对外，纯为三五人之所把持，此天下之所积怨蕴怒，譬之堤水，必有大决之一日。自古刑赏失当，则游侠之风起，故欲罪人民之以武犯禁，必先惩官吏之以文卖国。”[59]

广东军政府当然不会坐视，亦曾致电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内称：青年学子，“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轨，要亦情有可原。”同样，该电也是义正词严地正告徐世昌：“倘不求正本之法，但借淫威以杀一二文弱无助之学生，以此立威，威于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60]

非常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则率全体议员通电谴责北京政府，电称：“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甘为外人鹰犬，密与日本勾结，外而阻挠赴欧代表之要求撤消中日密约及交还青岛；内则希图破坏上海和议，以遂卖国阴谋。罪状昭著，天人共愤。京津学生怵于国亡之惨，目击贼党横行，奋不顾身，义愤勃发，焚毁曹宅，痛击章獠，有史以来，无此痛快。”[61]

以上各电，无不大义凛然，掷地有声。

其实，曹、陆、章并未阻挠收回青岛，而南北和会与三人均无直接关系，也并未施以破坏。在中国，人的恶名一旦成立，各种恶行也就可以随意添加，这种千夫所指的一时之快，也是一种文化，至于事实，人们倒并不十分在意。

5月6日，上海的南北和会举行第七次会议。本来，山东问题与南北和会没有直接关系，也未列入会谈议题，但因五四学潮发生之后，外交紧急，因此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山东问题。会后，唐绍仪、朱启钤以南北总代表的身份联名致电陆徵祥，表示：“青岛当然为中国所有，不能任听何国之处分。故吾人对于和会要求退还青岛，实为至当不易之举。近闻和会有不能容纳中国主张之说，人心激昂，举国一致，北京及其他各地人民，连日均有激烈之表示。不知和会情形究竟若何，倘和会承认他国之要求，不容纳中国之主张，我四万万之国民为公理正义计，断无承认之理，应请勿予签字，以伸公道而保全国际之地位。”[62]

云南王唐继尧，时任广东军政府七总裁之一，是西南方面最具实力的人物之一。在此期间，唐继尧多次就内外时局发表通电，是军政府当中表现最为活跃的总裁之一。唐曾通电发表政见，他说：“今海内汹汹，以巴黎和会签字为亡国之绝命书，不知中国垂危，不在此时之签字与否，而在上年换约直承认四年五月之亡国条文（指二十一条，引者注）。故使卖国诸人未能摒弃，则此后卖国之事，将续出而无穷，而国内之和平，亦终无由恢复。当此国势岌岌，应请北京当局惩前毖后，将卖国诸人严行惩办，以谢天下。”[63]关于对德和约，唐继尧也曾通电要求拒签，称青岛若交日本，“此不独山东问题，实国家存亡之关系。现唐总代表（唐绍仪，引者注）已通电巴黎陆专使等，请其力争，勿予签字。尤冀我国上下一致坚持，为议和专使之后盾”。[64]

对于南方而言，北京学潮仅仅将矛头指向曹、陆、章，远远不能满足其政治要求。

5月16日，唐绍仪在上海会晤群众代表，唐说：“此次北京学生怒潮，实为吾国政治史上放一异彩……所可惜者，学生所揭橥之卖国诸人，仅仅指为曹、陆、章等，不知曹等犹为附从，真正祸首，则固另有人在”。[65]这里，唐绍仪是在引导人们将视线延伸至曹等三人身后，引向徐世昌、段祺瑞。

孙洪伊是南方政坛极具活动能量的一位人物，5月18日，孙洪伊致电曹锐、卢永祥、王占元、吴光新、陈光远、吴佩孚、张敬尧、阎锡山等等30余名北洋将领，鼓动他们与徐世昌、段祺瑞决裂。孙称：北方将士与徐、段二人多有袍泽之谊，因此徐、段虽有滔天之罪，而不忍与之决裂。“夫大义可以灭亲，岂私交即可废公……徐、段并非中国皇帝，公等并非徐、段臣子，乃甘举公众托命之国家，徇彼一二人之私图而不悔。”“请速脱离卖国党羁绊，宣布徐世昌、段祺瑞其徒党徐树铮、靳云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诸贼人之罪状，兴师致讨，先除内奸，然后合力对外。[66]所谓“兴师致讨”，等于就是号召起兵倒戈。一句话，推波助澜，尽可能扩大对北京政府的破坏。

上年，西南方面在南北战争中被吴佩孚击败，尔后，一度士气低落，惶恐不安。随着五四学潮的发生，这个本来是偏安一隅、仅求自保的地方政权，顿时缓过气来，其精神状态更是焕然一新，由偏安自保反过来，高调倡议“兴师致讨”。总之，借助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以救国的名义自我标榜，并将政敌置于卖国的地位，加以无情地批判，这对于西南方面来讲，几乎就是一笔现成的无本生意。

当然，西南方面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权，政府、国会、督军、政客也是一盘散沙，各行其是。西南方面并不执掌中央政府，因此，其在外交上的言论可以不负责任，故而敢于放胆讲话表态。西南方面对于五四的支持与鼓动，当然抱有强烈的自身的政治意图，就是利用学潮，尽量扩大对北京政府的杀伤与破坏，因此西南方面的立场与表态，肯定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不久，当五四烈火燃烧到他们自己的辖区时，便再也看不到那些慷慨激昂的通电与谈话，再也不把五四视为“吾国政治史上放一异彩”了。

本章小结 五四学潮爆发之际，恰逢中国政局处于空前严重的分裂状态，因此它的发生，既引发了各阶层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引爆了固有的派系冲突和南北政争。相当一批政界人物卷入进来，或者相互抹黑，或者自我作秀，其中，研究系与安福系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派互殴。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学潮与其他民运相较，一个重大的区别便在于：它从始至终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民众运动，而是下层民运与上层政潮互为渗透、互为借力。学潮的导火索由研究系点燃，就是证明。

就政治而论，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必须有人为此负责，结果，曹、陆、章三人被锁定为卖国贼，随即成为全民公敌。在中国，“卖国贼”是一种很难洗刷的政治标签。对于曹等三人的卖国指控，至少具有三种政治作用：其一，对于民众来讲，目标明确，道理简单，而明确与简单，则最适于展开民众的组织动员。其二，对于政派来讲，锁定曹、陆、章，等于锁定皖系与安福系，可以名正言顺地展开政治攻击。其三，这项指名避开了段祺瑞，或多或少避开了一些障碍与麻烦。

徐、钱政府本来就是一个弱势政府，其对政局的掌控本来就十分有限，警察厅撇开钱能训，擅放被捕学生，正是徐、钱二人弱势地位的验证。总之，一个弱势政府，面对激烈的学潮与强势的政派，接下来的局面，只能是更加失控。

[1] 《收法京梁任公先生电》，1919年3月6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63页。

[2] 《国民外交协会之来往电》，《晨报》1919年3月25日，第3版。

[3] 《新两院致巴黎和会要电》，《晨报》1919年4月8日，第2版。

[4] 《吴景濂函电存稿》，《近代史资料》总42号，第87、88页。

[5] 《七团体和平决议》，《民国日报》1919年4月18日，第10版。

[6] 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自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页。

[7] 《山东竟如是断送耶》，《晨报》1919年5月2日，第2版。

[8] 梁敬錞：《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传记文学》第8卷第5期，第4页。陈博生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社总编辑，中央日报社长兼主笔等职。

[9] 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晨报》1919年5月2日，第2版。

[10] 《昨日之众议院》，《公言报》1919年5月3日。

[11] 《山东问题》，《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2] 《徐世昌日记》，1919年5月4日。

[13] 曹瞒即曹操，这里指曹汝霖。章惇为北宋重臣，支持王安石的改革，但对于不同政见者的清算过于严厉，南宋时期保守人士掌权，章惇被视为奸臣，这里指章宗样。目前学术界对于章惇基本持肯定的评价。

[14] 《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晨报》1919年5月5日，第2版。该报道为《晨报》记者5月4日的现场采访。

[15]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3页。

[16] 《山东问题》，《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7] 《学生团上美公使说帖》，《晨报》1919年5月6日，第3版。

[18]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3页。

[19] 《京师地检厅讯曹宅管事张显亭、燕筱亭笔录》，1919年5月13日，《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2期，第16、18页。

[20] 《徐世昌日记》，1919年5月5日。

[21] 《徐世昌日记》，1919年5月6日。

[22] 《徐世昌日记》，1919年1月9日。

[23] 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24] 《图穷而匕首见》，《申报》1919年5月9日，第3版。

[25] 总统府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8日。

[26] 《国民外交协会宣言》，《晨报》1919年5月7日，第3版。

[27] 《康南海通告北京总统国务院各报馆各界各公民团体电》，《公言报》1919年5月13日。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

[28] 《昨日北京各校学生之大捣乱》，《公言报》1919年5月5日。

[29] 《北京学界大风潮续志》，《公言报》1919年5月6日。

[30] 《爱国者先自省》，《公言报》1919年5月15、16、17日。

[31] 《投机论调之康有为》，《公言报》1919年5月13日。康有为的这个通电，名义上是电报，实际上是将一电稿送交报馆发表，并非真正的通电。因此，《公言报》讥之为“报电”，而非“电报”。

[32] 梁漱溟：《论学生事件》，《每周评论》第22号，特别附录，1919年5月18日。

[33]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文苑》第1页。该函日期不详，笔者判断当作于1919年6、7月间。严复字几道，熊纯如为严复门生熊元锷的从弟，严复晚年与熊纯如通信频繁。

[34] 《北大学生段锡朋等给被捕学生的信》，1919年5月4日，《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2期，第4页。

[35] 梁敬錞：《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传记文学》第8卷第5期，第6页。

[36] 《汪、王、林等请保释》，《晨报》1919年5月6日，第2版。

[37] 《梁任公呈大总统电》，《晨报》1919年5月23日，第2版。

[38] 朱启钤致钱能训电，1919年5月6日。

[39] 《汇纪力争青岛援救学生电》，《申报》1919年5月9日，第10版。

[40] 《赣学界游行警告团经过纪》，《申报》1919年5月17日，第7版。

[41] 《公言报》1919年5月8日。

[42] 《昨日公府之游园会》，《公言报》1919年5月7日。当时称总统府为公府。

[43] 《京师警察厅移交被捕学生案致京师地方检查厅函稿》，1919年5月7日，《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2期，第6页。

[44] 钱能训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8日。

[45] 总统府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8日。

[46] 唐在章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7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55页。唐在章曾在外交部任职，此时身份不详。

[47] 许宝蘅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8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59页。

[48] 陈箓致陆徵祥电，1919年5月9日。

[49] 唐在章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8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0页。

[50] 唐在章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9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0页。

[51] 《大总统令》，1919年5月15日，《政府公报》1919年5月16日。

[52] 参议院副议长原为朱启钤，不久辞职，1918年12月4日，参议院选举田应璜为副议长。

[53] 《昨日安福俱乐部之议员会》，《公言报》1919年5月17日。

[54] 《张謇最近之主张》，《晨报》1919年5月27日，第2版。

[55] 《请看某君对于张季直之批评》，《公言报》1919年6月2日。张謇字季直。

[56] 关于蔡元培的辞职声明，一般均采自刊登于北大日刊的一则启事，与笔者所见蔡之手迹，文字上略有出入。现将两份材料收录如下，以供比较。北大日刊：“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汽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0日，第374号）。手迹：“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少休’，我愿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蔡元培启。”两份材料主要出入是，北大日刊称“我倦矣”、“汽可小休”，而手迹则写作“吾倦矣”、“迄可少休”。

[57] 《大总统令》，1919年5月14日，《政府公报》1919年5月15日。

[58] 《严儿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文苑》第2、3页。王正廷字儒堂，章太炎字枚叔。该函日期不详，笔者判断作于1919年7、8月间。

[59]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1号，第145页。

[60] 《请释讨贼学生之要电》，《民国日报》1919年5月18日，第6版。

[61] 《广东参众两院通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5月18日，第2版。

[62]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1号，第145页。

[63] 唐继尧：请北京惩办卖国贼以谢天下电，《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336、337页。该电时间不详。

[64]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近代史资料》总24号，第220页。

[65] 《唐少川与无锡代表之谈话》，《申报》1919年5月17日，第10版。唐绍仪字少川。

[66] 《孙洪伊请北洋诸将讨贼救亡电》，《民国日报》1919年5月19日，第6版。

第六章 南北和会的召开与破裂

由五四学潮直接引发的头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上海的南北和会宣告破裂。

所谓“南北和会”，其实是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采用的名称，这个会议本身，从始至终并无一个正式的会议名称。

徐世昌上任之初，其着手施政的中心，就是两个和会：法国的巴黎和会与上海的南北和会。力图通过巴黎和会废除不平等条约，通过南北和会实现和平统一，随着两个和会相继揭幕，一度为中国展现出内外两个光明前景。现在，外交在巴黎陷入困境，北京又发生五四学潮，对于北京政府来讲，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在此条件下，上海的南北和会进展如何？

自袁世凯病逝，北京政府不再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政府，派系林立，政潮迭起。外交失败与五四学潮，必然被引入南北和会，从而引起新的一轮南北政争。

南北议和与各自盘算

徐世昌是在段祺瑞及其皖系的推举之下，通过安福国会的选举，由此而获得总统一职。然而就任之初，徐世昌与皖系之间就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徐曾私下对西南方面人士说：“西南诸要人多言我不应就总统职。我亦何尝不知就此总统不甚合法。惟是我不上台，冯华甫（冯国璋字华甫，引者注）即不下台。冯不下台，段芝泉即不肯告退。段不告退，即南北无法议和。此我所以不能不就总统位。”[1]这就是说，徐世昌是把他的上台，看作是促使段祺瑞“告退”的一个方式。徐世昌主张和平统一，而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因此段的去职，为南北议和创造了条件。

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后，接下来的议程便是选举副总统。

本来，徐树铮的安排是，将副总统选为曹锟。曹锟于1918年6月被任命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而经略使与副总统，本来就是联系起来一并考虑、一并安排的。当时就有人向阎锡山密报：“四省经略使专为养曹资望，为副座台阶。”[2]这就是说，曹锟的经略使之职，就是为其向副总统过渡，而专设的一个“台阶”。徐树铮为曹锟所作的两步安排，其意图无非就是拉拢曹锟，从而促使吴佩孚继续对南作战。

但是，曹锟的副总统之议遇到麻烦，其障碍主要来自时任参议院议长的梁士诒。梁士诒的主张是缓选副总统，也就是将副总统一职暂时搁置，梁对人说：“夫主张速选者，本谓选出曹使（曹锟，引者注），则北洋系固结可期。士诒忝厕北洋有年，北洋系之固结，迩年来竭力经营，未尝稍懈。”尽管梁士诒与北洋系统关系深厚，但梁氏主张将副总统一职留给南方，以促南北统一，他说：“副座未选之前，则西南犹怀或归己得之望，此望未绝，则和平统一之机尚存。若一旦选出，则此望遂绝，而彼等必自行选举，若是则南北分立之局以成，而和平统一终于无望……故士诒始终主张缓举为有益于时局也。”[3]

问题清楚了，副总统是速选还是缓选，选举曹锟还是留给南方，其实质就是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

但是，梁士诒关于缓选的意见，不可能被信奉“以杀止杀”的徐树铮接受。1918年10月6日，徐树铮致电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副座已定仲珊。”[4]曹锟字仲珊。由于安福系议员占据国会绝对多数，梁士诒等人在选票上不可能阻止曹锟，为此，梁之办法是，串通部分议员拒不出席选举，使选举不足法定人数，从而造成流选。10月9日，徐树铮致电皖督倪嗣冲：“今日副选，缺到二十八人……昨日预选极妥，一夜之间，燕子（梁士诒号燕孙，引者注）拼命作梗，敝宗（指徐世昌，引者注）左右又与以暗助，遂致垂成而败。”[5]这就是说，曹锟副总统的流选，是梁士诒与徐世昌合谋的结果。10月12日，徐树铮再电倪嗣冲：“昨晚燕（孙）约同人会谈，意在留缺与南。”[6]留缺与南，指副总统留给南方。

由于流选，结果，北京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副总统。

将副总统一职“留缺与南”，反映了徐世昌等人在和平统一问题上与皖系的分歧，这一分歧必然被带入南北和会。

1918年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一道总统令：“南北各军，莫非袍泽，徒以操戈同室，致使置身锋镝，暴露原野。”“所有前方在事各军队，务当即日罢战，一律退兵。”[7]以这道罢战退兵命令为基础，南北和会随之提上议程。对此，南北两方无不怀有各自的盘算。

南北分裂的根源出自国会问题，因此，南北议和的主题实质上就是一个：到底是北京的安福国会合法，还是广州的非常国会合法。围绕这个主题，会谈的核心不外两点：其一，南北两个国会，哪一个保留，哪一个取消。其二，交换条件。

徐世昌上任之后，其在内政上首要的施政方针，就是积极推动南北议和，从而和平统一。徐之意图是，通过南北议和，取消安福国会，而交换条件是，凭借这一妥协，换取南方对其总统的承认。这样，既实现了和平统一，又保住了总统职位。

根据安排，南北和会双方各设一位总代表，北方总代表为朱启钤，南方总代表为唐绍仪。总代表之下，双方各设若干分代表，所谓分代表，就是双方的各个派系的代表。

朱启钤原任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不久辞职。朱启钤手头保存着一份北方议和提纲的手稿，其中有这样几条：“现在北京开会之国会，及在广州开会之国会，应即行解散。”也就是南北两个国会同时取消。然后，“民国六年在北京开会之参议院、众议院，应自行召集”。所谓“民国六年”的国会，就是广州的非常国会。两个国会解散之后，民国六年的国会又“自行召集”，等于就是拐了一个弯，恢复了旧国会，而解散了安福国会。但是，两个国会一消一复，绝对是有条件的，此即：“开宪法会议时，应承认□□□为南北统一大总统。”[8]这空白的三个字，就是徐世昌。换句话，旧国会的恢复，必须以承认徐世昌的总统之职，作为交换条件。

朱启钤本人并非实力人物，由朱启钤保存的这份谈判提纲，无疑为徐世昌的授意，否则，朱氏本人既无此胆量，更无此权限。

在此期间，徐世昌也曾通过多种渠道，打探西南方面对此方案的意见。杨诗浙曾密电广东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通报徐世昌的意图，电称：“据东海亲近人士谈述，徐东海亦深知非恢复旧国会，恐南北不能统一。所虑者，伊能承认恢复旧国会，不知旧国会议员究有多数承认他为大总统否？”[9]这是徐世昌的关注点。

显然，徐世昌的这一政策，必然与皖系尤其是安福国会发生正面冲突。

同样，广东方面也是一个派系林立、政出多门的政权，因此，南方各派对于南北和会也是各有各的盘算。当时，皖系有一位密探名叫马凤池，此人曾将所探得的南方意图报告北京，马称：“西林（岑春煊为广西西林县人，时任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引者注）与唐绍仪、伍廷芳等，早知南北和议万无成理，暗中从事南北划分之计划，已非一日。拟到划分后，再嗾令北派自残，然后徐图由南并北，以统于一。”“并利用长江三督军，以北派与北派捣乱，使北方日臻一塌糊涂地步。”[10]

这就是说，岑春煊与唐绍仪等人的真实意图在于，首先，通过和谈，实现“南北划分”，就是划界停战。由于南方实力远逊于北方，因此首先要求划界停战，以保南方政府偏安一隅。所谓长江三督，指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三人均属冯国璋系统的直系。所谓“北派自残”，就是挑起直皖两派内斗，“以北派与北派捣乱”，而其最终目的则是：“由南并北”，也就是由南方统一北方。这就是说，唐绍仪的近期目标是“南北划分”，而远期目标则是“由南并北”，既然如此，南北和会尚未开幕，唐绍仪等人早已心知肚明，会议“万无成理”。

1919年2月13日，南北和会即将开幕之际，唐绍仪密电西南各省，通报会谈方针：“仪于东日（1日，引者注）正式就职，专候朱总代表到沪，即行开议。将来南北主张固不无歧异，而相同之处亦在所不免。惟最切要之点，一为段氏与日本协同乱国之国防军裁撤问题，一为我国代表在欧洲和平会议争回青岛问题，均涉中日外交。”[11]在这里，唐绍仪展现出一个资深政客特有的精明，他能够从一团乱麻的南北关系当中，找出两个“切要之点”，以此形成南北合作，从而共同对付“段氏”。

与其他几个武装派系相较，段祺瑞的一个明显区别便在于，其皖系势力虽然庞大，但虚有其表，其本人手中并无一支直接掌握的军队。这在那个年代无疑是一个致命弱点。为此，段祺瑞方面的办法是，以对德宣战为名，向日本借款，编练一支由自己直接掌握的武装——参战军。唐绍仪所说国防军，就是参战军。问题在于：所谓国防军，其性质就是中央军，而中央军在本质上讲，就是要削除地方上的派系武装。因此，国防军的存在，对于南北各个地方派系武装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基于本能的自保反应，裁撤国防军的要求，必可成为皖系之外，南北各个地方派系的一个“相同之处”。此时，巴黎和会关于青岛的争执已经发生，而青岛争执则牵涉段祺瑞集团与日本签署的山东密约，为此，要求废除密约，这又将是南北若干派别的一个“相同之处”。唐绍仪关于两个相同之处的预言，意即在共同对付“段氏”的问题上，南北和会也有可能形成几点共识。

不过，唐绍仪想到的，也是段祺瑞算到的。2月18日，唐在章密电朱启钤：“合肥（段祺瑞，引者注）昨见日本访员，述国防军意见：一，予自清末迄今，有志改良军制，历年变乱未遑，将从国防军着手。二，中央必先有优厚军力，方能使各省实行改良或裁减军队，国防军即为中央地步”。[12]这就是说，段祺瑞正是要“从国防军着手”，“改良军制”，进而逼迫各地各派“裁减军队”。一句话，南北和会尚未开幕，裁撤国防军的意见实际上已被段祺瑞否决。

双方的相互算计，预示着南北和会的前景。

南北和会的召开与破裂

1919年2月21日，南北和会在上海开幕。

会议时断时续，总共召开过八次会议。在此期间，双方都提出了一系列对方无法接受的条件。总体而论，南方所提条件较多，居于攻势地位，而北方为换取南方对徐世昌总统地位的承认，加之外交失败与五四学潮，内外堪忧，自顾不暇，因此北方总体被动，基本处于招架之势。

鉴于双方的条件根本无法接近，会议的破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北方的分代表当中，吴鼎昌代表安福系，当会议陷入僵局之际，吴鼎昌返回北京，向总统府、国务院汇报情况。4月8日，吴鼎昌由北京致电朱启钤，通报府院态度，内称：“万不得已时，以代表决裂，为政府留余地一节，昨已陈述府院，均以为然。”同时通报朱：“镜潭（吴炳湘，引者注）、云沛（曾毓隽字云霈，引者注）方面则以会议不可决议，迁延以观其变为是。”[13]

所谓代表决裂、为政府留余地，其意思是这样的，由于会议已陷僵局，无法继续，但又不能宣告破裂，为此，北方代表当中有人提出一个策略：以代表个人的名义与南方决裂，暂停会议。而个人决裂并非政府决裂，从而为北京政府留出下一步斡旋的余地。另外，吴炳湘、曾毓隽均为皖系重要人物，其意见实际上代表皖系，就是不希望会议取得结论，所谓“迁延以观其变”，可以归结为一个字——拖。

同日，吴鼎昌另电朱启钤，表明自己的意见：“昌意同人态度似应强硬，力往决裂一方做去，再以金钱为饵，或可使少川（唐绍仪字少川，引者注）就国会问题之范围，此事或有万一之结果。”[14]一面示以强硬，一面“再以金钱为饵”，一打一拉，典型的政客手段。

当北方代表陷入困境之际，南方代表的处境也不妙。双方在会谈当中曾讨论过善后借款问题，为此，5月4日，孙洪伊致电军政府与非常国会，抨击南方代表卖国，孙称：“北代表吾无问矣，我护法代表所直接受于军政府，间接受于国会之付畀者，何事不务于护法救亡之大义，有所尽力。乃节外生枝，学步卖国党之所为，以益时局之纠纷，而增重国民之负累，岂国人所望于和会之意耶？”[15]孙洪伊对唐绍仪等人的攻击，也是南方代表后来提出辞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南北两方都不是高度统一的政府，其内部都是派系林立、相互倾轧，稍遇不同意见，往往口出恶语，肆意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北和会也是“万无成理”。

随着会谈的进行，徐世昌关于“国会两消”的意图被披露出来。徐世昌的总统一职是由安福国会选举产生，当选之后却反过来企图取消安福国会，此举无异于过河拆桥，皖系与安福系极为震怒。

5月12日，徐树铮致电朱启钤等，徐称：有人说“东海可由两方代表签字承认为总统，而国会则签字两消之云云，不胜骇异。”“目下之不统一，尚仅五省（指西南五省，引者注）。一经公等无病而呻，儿戏从事，必致天下骚然……天无二日，国无二会。国会为东海惟一保障。”[16]所谓“国会为东海惟一保障”，意思就是，徐之总统一职，由安福国会选出，如果安福国会因不合法而取消，那么，徐之总统必然也不合法。因此，徐世昌如欲保全总统，就必须保全安福国会，两者利益是一致的，否则将一损俱损。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会”，就是与南方的国会势不两立。

5月13日，警察总监吴炳湘致电朱启钤，对朱的谈判方针表示严重不满，内称：“昨有人自沪来，极言钧右（指朱启钤，引者注）于北代表会议席上主张国会两废，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引者注）显在取消之列。于是同人群生愤激之论，以为第二届国会为北方大局胜败之枢机，亦即此派同人存亡之关键。北总代表乃秘密出此下策，于利害关系毅然不顾，不解系何用心。”[17]吴电的核心，就是明确指出安福国会与派系利益的关系：“此派同人存亡之关键。”因此安福国会决不取消。

徐树铮、吴炳湘的两个电报表明，徐世昌、朱启钤关于“国会两废”的主张，已经引起皖系与安福系的强烈不满。这样，北方在国会问题上已无让步的可能。此时，五四学潮已经发生，北京政府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同时，南北距离太大，根本无法谈拢，会议的结局只能是破裂。

5月13日，唐绍仪在第八次会议上突然提出八项条件：第一，对于巴黎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款表示不承认。第二，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与签约有关之人。第三，立即裁废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第四，撤换恶迹昭著的督军、省长。第五，由上海和会宣布，黎元洪1917年6月13日的解散国会令无效。第六，设立政务会议，由上海和会推举全国负有重望者组成，以监督议和条件的履行，并重组统一政府。第七，上海和会所有议决审查案，由政务会议审定。第八，北方如承认以上七条，则由上海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时为止。[18]

以上八条，其第五条就是取消安福国会，而将广东的非常国会恢复为合法国会。单独取消一方国会，这就否定了北方的“国会两消”的方案。另外，第六条所谓设立政务会议，重组统一政府，就是设立一个新政府，等于取消了时下的北京政府。八条当中，南方唯一的交换条件即第八条，唐绍仪称之为“最大之牺牲”，但也仅仅是承认徐世昌为临时总统。一条换七条，这个过高的开价，其实就是决裂之意。

收到条件之后，朱启钤表示：第五条“北方万难照办”。唐绍仪当即表示：“贵总代表谓第五条无办法，则其他各案，不必讨论……本席智能薄弱，无济时艰，当本责任问题向军政府辞职。”随后，朱启钤亦当场表示：“本会开会之始，即希望早日解决国会问题，不料开会至今已逾数月，国会问题仍无转圜之方。贵总代表因此坚决辞职，实属失望已极，本席自惭才力不逮，亦惟有引退而已。”[19]

朱启钤称第五条万难照办，其实，北方代表“万难照办”的岂止第五条。第三条裁撤参战军、国防军，第四条撤换督军、省长，无不“万难照办”。

总之，南方八条的提出，实际上宣告了南北和会的破裂。

南北相互攻击与代表辞职

由于取消安福国会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南北和会的核心，必然引起安福系震怒。5月14日，安福系大举反扑，针对南方八条，《公言报》发表评论斥责道：“不幸南代表今日竟根本上不承认大总统，更不承认旧国会为已解散，进一步而欲撤换督军，惩办祸首，是不啻认北方为战败降虏，举北方总统、国会、政府、督军一笔抹杀，呜呼！是欲谋和耶？是欲挑战耶？”“起！起！起！速平内乱，以谋外御，今其时矣。”[20]发出战争威胁。

5月15日，徐树铮致电朱启钤，敦促朱迅速离沪返京，内称：“沪议已无可为。黄粱将熟，梦可醒矣！”“夫以交通、北洋、安福三派实力，戴东海（徐世昌，引者注）之德望，据二十四省区之大地……稍从根本整理，何患不气吞欧亚，若五省（指西南五省，引者注）之就范，直瞬息间事耳！何至低首下心，专向流氓胯下讨生活哉！”[21]徐树铮所说三派，意即交通系掌握财政，北洋系掌握武力，安福系掌握国会，三派联手，解决西南五省只是“瞬息间事耳”。其实，果真如此，也就不会有南北和会了。

5月16日，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议员大会，王揖唐说：“据最近朱总代表电，唐绍仪提出条件八项，除第一项对于青岛问题主张不签字中央早决定如此办理外，其他七项皆不能承认。北方有大总统，有政府，有国会，已经列强所公认，南代表竟谓承认东海为临时总统乃南方最大之牺牲……不啻将中央政府推翻，与俄国临时政务委员会相似。”[22]这里，王揖唐将南方关于临时总统的提案，视为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所产生的临时政府。当南北关系再度激化之际，各自的内部关系也随之激化。

在对外政策上，徐世昌倾向于靠拢欧美，抑制日本。然而，由于列强之间的利益平衡与交换，中国在巴黎和会采取的联美抑日的方针未获成功，对此，皖系方面认为是徐世昌外交方针的失败。5月14日，吴炳湘致电朱启钤：“或谓两消（指国会两消，引者注）之说，为东海所授意，代表不能不实行。顾东海于外交宗旨，偏美英而开罪日本，巴黎会议合而处分中国，此等政策失败，已有明征（证）。如国内和议行其两消政策，失败殆可逆睹。”[23]巴黎和会可以说是美日“合而处分中国”，吴电之意，就是指徐世昌“偏美英而开罪日本”的外交政策已经失败，如再推行国会两消，其内政亦将失败。

与此同时，安福系的攻击目标内外开火，同时指向南北两位总代表。

5月15日，《公言报》发表文章，称南北和会是“唐、朱合串之一出傀儡戏，其目的在通力合作，将北京政府、现在台上之人物，平空抽去跳板，一起踢下水去。盖照昨日南方之八条件，北方政界几乎完全被卖，夫唐、朱两人，何以如是亟亟要卖掉北京政界人物？则实因不将台上人物卖去，台下人物将不耐烦等候之故”。通常，政治攻击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算旧账、揭疮疤，该文继而抨击道：“朱启钤自洪宪失败后，蛰居津门，常有咄咄书空之概，今忽遇此机缘，以为卷土重来，固其时矣。”[24]朱启钤曾经积极参与洪宪帝制活动，担任袁世凯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帝制失败后，朱启钤曾被北京政府列为祸首之一，下令惩办，现在，这笔旧账又被提起。

当北方代表饱受北方政客攻击之际，同样，南方代表也在遭遇南方政客的抨击。

关于唐绍仪为何忽提八条，作为对手，朱启钤在致钱能训的一份密电中这样认为：“国会问题，少川（唐绍仪字少川，引者注）近日受孙伯兰（孙洪伊字伯兰，引者注）派攻击太甚，故决意不敢担当。国会既无让步办法，会议即无成功结果。故趁政府外交失败之际，全国人民愤怒之时，夹杂国会、外交两问题提出八条，投合国民之心理，贯彻民党之主张。明知我方断难承认，彼即借此下台，博名而去”。[25]

关于国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北方的意见是，首先取消南北两个国会，然后再恢复旧国会。由于“两消”包括取消广东非常国会，引起孙洪伊等人不满，对唐绍仪“攻击太甚”。鉴于国会问题实在无法解决，会谈也就不可能有结果，唐看出了这一点，干脆高价提出八条，借此辞职下台，“博名而去”。

另外，南方唯一的交换条件是承认徐世昌为临时总统，这一点立即引起徐世昌方面严重不满。5月15日，钱能训致电朱启钤：“此事层层波折，实因少川（唐绍仪，引者注）畏怯敷衍。即如承认总统，少川认为绝大责任，而所谓承认者，加以临时，更待选举，似此办法，施诸当选已久中外共认之总统，何能赞许？”[26]将徐世昌变为临时总统，这就触犯了徐之根本利益。钱能训是徐之心腹，钱能训的拒绝，代表了徐的意思。

临时总统这一交换条件，北方不予接受，尚可理解，有趣的是，这个本已过高的条件，南方人士亦不接受。5月27日，以章太炎为首的护法后援会发表宣言，内称：南方所提“此八条者，外似秉正，内实弄奸，所谓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者，即图穷而匕首见也。”“诚以徐世昌者，肇乱僭立之贼，而又输诚日本，缔结密约……世昌一日不诛，微独不足以伸国宪。”[27]其实，中日密约均签自徐世昌上任之前，徐本人并未与日本签署密约，此类宣传往往是逞口舌之快，为攻击而攻击，而事实反倒是次要的。

这就是说，唐绍仪关于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一条，既遭北方严拒，又被南方指为“弄奸”，唐绍仪两头碰壁。

南北和会既然因国会问题而破裂，那么，处于对抗中心的南北两个国会，绝对是互不示弱，恶语相向。

此时，五四学潮方兴未艾，这一点必然被利用，正如朱启钤所判断，唐绍仪辞职的意图就是：“趁政府外交失败之际，全国人民愤怒之时，夹杂国会、外交两问题提出八条，投合国民之心理……博名而去。”唐绍仪作为一个资深职业政客，其言其行，必然以自身的政治利益为依归。五四学潮争执的焦点是山东问题，西南方面所从事的是护法运动，而护法的中心则是国会问题。在此条件下，唐绍仪的全部意图可以归结为一点：如何将五四学潮纳入护法运动的范畴。具体讲，如何将山东问题与非常国会联系起来，从而将五四学运变为对非常国会的支持。

5月15日，唐绍仪通电全国，公布其所提八条，关于第五条国会问题，唐绍仪这样强调：“且年来中国外交失败，皆由国会解散而来。如民国二年袁世凯解散国会，而中日密约以成，二十一条款以定。六年黎元洪解散国会，而中日密约陆续缔结，可知恢复国会为救亡最急要之图。且今后所恃以取消一切不平等契约之一线希望，只有以未经正式国会通过为理由。则正式国会恢复非为对内，即对外亦为必要。”“外交失败无可讳言，推厥外交失败之由来，国会恢复愈不容缓。”[28]

这里，唐绍仪是在向国民着重解释一种关系：外交失败与旧国会被解散的关系。唐绍仪是在告诉人们，外交失败的根源，无不出自旧国会的解散，那么，如何挽救山东，如何废除中日密约，唐绍仪给出的答案是，“只有以未经正式国会通过为理由”。按照这个逻辑，救国救亡的前提就必须是恢复旧国会，如果人们承认这个说法，便可将学运变为对非常国会的支持，从而将五四导入护法的轨道。

南方以护法的名义攻击北方，同样，北方也是以违法违规之名攻击南方。

5月24日，广东非常国会由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召开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讨论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问题。6月2日，上海《申报》以《纪旧国会两院联合会》为题，对此次会议作了报道。6月11日，《公言报》载文抨击道：“六月二日上海申报之所载其所谓两院联合会者，不知其根据何种法律。按国会职权，除定宪法，选总统之外，两院不能联合开会……今广东非常国会动以两院联合会之决议，对外发表主张，已属违法。然据申报所载五月二十四日之两院联合会，参众两院均不足法定人数。按旧国会之组织法，两院人数，参议院总数为二百七十四人，三分之二为一百八十三人，过半数为一百三十七人，五月二十四日两院联合会之出席者，为一百零九人。众议院总数为五百九十六人，三分之二为三百九十九人，过半数为二百九十八人，五月二十四日两院联合会之出席者，为二百三十人。两院合计三百三十九人。按法定过半数应四百三十五人，以过半数比较，尚少九十六人，以三分之二比较，尚少二百四十三人。广东非常国会日日言护法，然其本身则事之违及法律……此辈可以言护法，法律真不值半文钱矣。”[29]其实，南方国会正因为人数不足，所以称“非常国会”，此举是否违法，早已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此类斗嘴多不胜数。

5月13日，也就是八项条件提出当日，唐绍仪以及11位南方代表全体辞职。是日晚，朱启钤亦提出辞职。5月15日，钱能训致电朱启钤，批准其辞职，钱称：“此次南代表提出条件八端，此间各界佥以为不可能之事实，既非彼此促进和平之诚意，并失国内想望统一之同情。此项条件既属断难承认，南代表复经一律辞职，公等留驻沪会，无从接洽进行，所请辞职，应即照准。”[30]

5月21日，徐世昌下令停止议和，内称：西南方面“所提条件，外则牵涉邦交，内则动摇国本，法理既多抵触，事实徒益纠纷，显失国人想望统一之同情，殊非彼此促进和平之本旨”。[31]这是公开的姿态，必须显示强硬。

不过，从内心来讲，钱能训并不希望和会彻底破裂，因此，在批准朱启钤辞职的同时，又悄悄派遣人员南下，挽留朱启钤。时任总统府秘书的许宝蘅，既是钱能训亲属，又是心腹，5月20日，许宝蘅日记载：“闻广东军政府慰留南代表，幹揆（钱能训，引者注）嘱余赴宁留桂公”。[32]朱启钤字桂莘，所谓“留桂公”，就是希望将朱启钤留在沪宁一带，就近观察，视情况继续和谈。

5月23日，奉钱能训之命南下的许宝蘅，在南京遇到正在北返途中的朱启钤，据许宝蘅记载：“桂老行意甚决，遂同行。”[33]所谓“行意甚决”，就是辞意甚决，这样，5月23日，朱启钤与许宝蘅一同返回北京。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澐，还有梁士诒、王揖唐等到车站迎接。随后，朱启钤前往中南海与徐世昌长谈，徐记载：“朱桂辛〔莘〕等人自上海归来，久谈，初更始晚饭。”[34]24日，徐世昌、钱能训再次与朱长谈，徐记载：“幹臣、桂辛来久谈，上灯良久始去。”[35]所谈内容不得而知。

5月25日，朱启钤回到天津住地，声明今后致力于实业，不闻政事。

各方斡旋

南北和会不欢而散，这是当时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随后，南北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评论，或者敦促重开和会，或者指斥对方破坏和谈。与此同时，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各方面前：和谈破裂之后，南北是否战端重开。在此情况下，地处南北交界前线，驻防湘南衡阳的吴佩孚，又一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

5月25日，吴佩孚联络谭浩明、谭延闿、张宗昌、冯玉祥等70余名南北将领，联名发表通电，以一种超南北的姿态，向全国呼吁：民国六年，“外则对德宣战，内则南北纷争，年余以来，险益加险，危乎其危。幸值巴黎开和平之会，沪上订统一之谋，佥谓公理伸张，太平可望。讵意领土则应归而未归，和局则将成而未成……累卵积薪，莫可名状。伏念我国兵力，和衷整顿，以之对外，尚不虑其单微。即以在湘所有各军而论，亦尚堪效用于国防。乃以有用之兵，置诸无用之地，玩岁愒日，壮气消磨，岂不可惜”。通电呼吁南北早日实现和平，“俾得从速回防，与各军联络一气，摩厉以须，作外交之后盾，慑某国（指日本，引者注）之野心，庶疆土可以保全，国权免于丧失”。[36]

当安福系宣称“速平内乱”，发出战争威胁之际，吴佩孚则故意打破南北界线，联手南北双方将领共同发表通电，此举等于告诉国民，南北不会重开战端。仅此一点，吴电便足以哗众取宠。吴佩孚是一位具有强烈的领袖欲的人物，喜欢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吴电不去谈论南北双方的具体条件，也不去争论谁是谁非，但明确表示了对南北战争的厌弃：“以有用之兵，置诸无用之地，玩岁愒日，壮气消磨，岂不可惜。”吴电主张把南北军队统统用于“对外”，这个超南北、超党派的高姿态，不仅能够赢得舆论的广泛认同，并且，事实上也把自己摆在了南北之上。

5月28日，吴佩孚密电广东军政府总裁之一、西南实力人物唐继尧，就内战是否再次爆发向其交底，吴称：“决不至再有战事发生。若论段系野心不死，阴谋破坏事，亦在所不免，惟考之各方面论调舆情，企望和平，如出一辙。彼段氏以少数人之异谋，与全国人之心理相争，断乎不能成事。况东海对于大局，苦心经营，兼有曹经略使、张巡略使（张作霖，引者注）近在畿辅，联络一气，拥护东海，监视段系，决不令其再行鸮张。至曹汝霖、章宗祥等，此次受众学生之惩创，当知敛迹，即其他段系亦应胆寒。”[37]

南北之争，一团乱麻。当人们还在热衷于计较具体条件、谁是谁非之际，吴佩孚却不去纠缠那些说不清的是是非非，而是撇开一切蝇头小利，将目标锁定为一个：“监视段系”。任何一位成大事者，放得下，才能提得起，吴佩孚正在展露出直系领袖的素质。

南北战争是打还是不打，实际上由吴佩孚说了算，吴说不打，安福系所谓“速平内乱”，便只能是口诛笔伐。

内战的阴影一度引起北京外交使团的不安。

当时，北京外交使团的领袖人物，一般公认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6月5日，朱尔典代表英、法、日、意、美五国公使，向徐世昌递交了一份说帖，首先转达五国的关切：“对于上海和会停顿，致生中国国内纠葛迟缓解决之情，深系不平之念。”说帖敦促双方重开和会，并且明确表示：“各本公使深望，无论何方面必不以何方法而重开战事。”这些话显然符合徐世昌的意愿，当然乐于接受，徐对朱尔典说：“现在拟托代表二人，先行赴沪谋和会之重开，决无再开战端之意。至于和平会议仅法律问题耳，好在各国法律家及中国法律家已想出许多办法，择一善策行之，便可解决。各友邦忠告之言，甚为感荷。”[38]这里的法律问题，就是国会问题。

朱尔典这个说帖的真正意图之一，就是为徐世昌撑腰。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一段回忆，为这份说帖作了注解，他写道：6月初人们普遍存在悲观情绪，担心段祺瑞会再度上台，在此情况下，几位公使决定支持徐世昌，于是递交了这份说帖。芮恩施认为：“这个友好的忠告，特别是其中所表示的不应再打仗的期望，对自由主义分子起了鼓舞作用，人们感到总统争取和平的力量加强了。”[39]

如前所述，日本方面原本是鼓励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曾将曹锟的议和之意密告徐树铮，并称：“粵川不定，国事无从下手。”这一回，日本公使之所以加入这份五国劝和说帖，主要是因英美两国居于强势地位，日方不能不勉强跟随。

徐世昌称“各友邦忠告之言甚为感荷”，相反，朱尔典的说帖立即引起安福系强烈不满，《公言报》对此抨击道：“一国内政，决非外国人干预之理。吾国和平问题，内政也；国会问题，法律也；一国之内政及法律，岂可任外人干预耶？各公使反躬自省，易地相处，又将如何之？故吾国民对于此等举动，只应目为一种谈话而已，若云劝告，吾国民实在不敢贸然承认也。”[40]

在政派恶斗的特定条件下，外交使团的出面干预，必然触动派系利益，具体讲，就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而朱尔典这份说帖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倾向性，为此，《公言报》以内政的名义予以严拒，表示：“一国内政，决非外国人干预之理”，“各公使反躬自省，易地相处，又将如何之”。孤立地看，《公言报》这些话颇为在理，甚至可以说义正词严，但实际上只是自身利益被触犯的表现。反过来，那些安福系的对立面，对于这种“外人干预”的态度，则是选择性地视而不见，保持沉默。总之，无论“甚为感荷”，还是“不敢贸然承认”，都是自身利益的反映。

南北和会能否重开，说到底还是条件。

5月26日（宥日），钱能训致电广东军政府总裁岑春煊等，内称：“惟此次停顿原因，系由唐君提出之八项条件，不特中央以及各界咸认为不可能之事实，即南中多数稳健分子亦均表示失望。此项八款条件，本非西南当局促进和平之初恉，若仍根据立言，是会议无望续开……以曲徇代表等少数人之论调，而失国内多数人之同情，殊为公等惜之……务望诸公本夙昔爱护国家，尊重和平主义，迅将此八项条件全案撤回，或于八项条件表示切实让步之意，俾可续开会议。”[41]钱电要求“迅将此八项条件全案撤回”，意即重开和会的前提。

接下来，广东方面的岑春煊、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孙文、谭延闿、熊克武等联名通电，表示：“奉宥电，知北方亦有挽留代表，此又国脉民命断而复继之会，如天之福，时局不致破坏，抑又何求？惟继续和议，非有交让之精神，更无接近之机会。”[42]就是要求北方亦须有“交让之精神”。

此后，双方将围绕先决条件而无限期纠缠。

本章小结 南北和会的召开与破裂，其政治后果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安福系又一次四面树敌，又一次孤立了自己。其二，最为严重的是，暴露了徐世昌解散安福国会的企图，从而导致政府与国会的关系急剧恶化。

6月9日，安福俱乐部召开特别大会，针对徐世昌关于“国会两消”而保全其总统的企图，安福骨干光云锦说：“若政府主张两国会同时取消，亦应主张两政府同时取消。若只说取消两个国会而保全总统，维持政府，便是天下极不平之事。”[43]这就是说，政府提出“国会两消”，而国会则报复性地提出“政府两消”。就是威胁取消徐、钱政府，不惜与徐、钱二人同归于尽。

徐、钱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而安福国会则又是一个强势国会，在此条件下，政府与国会关系恶化，其直接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在接下来的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字问题上，徐、钱政府将不能得到安福国会的合作。

[1] 《吴景濂函电存稿》，《近代史资料》总42号，第103页。

[2] 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3册，“国史馆”，2003，第585页。

[3]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432、433页。

[4] 徐树铮致田中玉电，1918年10月6日，《徐树铮电稿》，第336页。

[5] 徐树铮致倪嗣冲电，1918年10月9日，《徐树铮电稿》，第337页。

[6] 徐树铮致倪嗣冲电，1918年10月12日，《徐树铮电稿》，第338页。

[7] 《大总统令》，1918年11月16日，《政府公报》1918年11月17日。

[8] 《关于国会与总统问题》，《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42页。

[9] 《吴景濂函电存稿》，《近代史资料》总42号，第104页。杨诗浙曾任国会众议员。

[10] 《马凤池密报》，1919年1月28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第72页。

[11]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1号，第158、159页。

[12] 唐在章致朱启钤电，1919年2月18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39页。

[13] 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8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29页。

[14] 吴鼎昌致朱启钤电，1919年4月8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30页。

[15] 《孙洪伊反对大借款电》，《民国日报》1919年5月7日，第6版。

[16] 徐树铮致朱启钤等电，1919年5月12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6页。

[17] 吴炳湘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13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7页。吴电中提到的安福国会，该书误记为“第三届国会”，经笔者核对原件，应为“第二届国会”。

[18] 《第八次正式会议》1919年5月13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0、261页。

[19] 《第八次正式会议》1919年5月13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3、264页。

[20] 《公言报》1919年5月14日。

[21] 徐树铮致朱启钤等电，1919年5月15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70页。

[22] 《昨日安福俱乐部之议员会》，《公言报》1919年5月17日。

[23] 吴炳湘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14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9页。

[24] 《揭破上海和会再行停顿之黑幕》，《公言报》1919年5月15日。

[25] 朱启钤致钱能训电，1919年5月15日，《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269、270页。

[26] 钱能训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15日，《南北议和复会后朱启钤与钱能训等往来密电选》，《民国档案》1986年2期，第15页。

[27] 《护法后援会第二次宣言》，1919年5月27日。云南督军署档案。

[28]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1号，第147、148页。

[29] 《非常国会之违法》，《公言报》1919年6月11日。

[30] 钱能训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15日。

[31] 《大总统令》，1919年5月21日，《政府公报》1919年5月22日。

[32]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1919年5月20日，中华书局，2010年。

[33] 《许宝蘅日记》，1919年5月23日。

[34] 《徐世昌日记》，1919年5月23日。

[35] 《徐世昌日记》，1919年5月24日。

[36] 《谭浩明、吴佩孚等来电》，《公言报》1919年5月30日。

[37] 吴佩孚致唐继尧电，1919年5月28日。

[38] 《公言报》1919年6月6日。

[39]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8页。

[40] 《公言报》1919年6月6日。

[41] 钱能训致岑春煊等电，1919年5月26日。

[42] 《南北要人赞成继续和议之表示》，《公言报》1919年6月14日。

[43] 《昨日安福部之特别大会》，《公言报》1919年6月10日。

第七章 北京政府关于签署对德和约的决定

当南北和会在争吵中不欢而散之际，一个更大的麻烦也在日益迫近，此即巴黎和会关于对德和约的签字问题。

5月6日，德约的草案在向与会各国公布之后，下面的程序便是正式签约，因此，北京政府必须就此作出决定。对于北京来讲，德约是否签字，无非取决于两点：其一，是否具有充分的理由；其二，是否具有充分的支持。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对外条约订立与否，大都由中央政府直接决定，局外之人无权过问。但这一次不同，德约是签还是拒，早已变为一个全民讨论、全民参与的事情。任何问题，一旦被摆放在全民的视线之下，必然被无限放大，从而极大地制约中央政府的选择与决断，这在近代以来还是头一回。

曹陆章辞职、自辩与挽留

曹、陆、章三人既然被指为外交失败的罪魁，为此，三人均为自己提出无罪辩护。

5月8日，曹汝霖提出辞呈。曹氏在辞呈中着重解释了山东铁路借款的由来与性质，曹称：“济顺、高徐各路借款，汝霖比时兼长财政（曹时任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引者注），适逢我大总统就职之初，政费军储，罗掘罄尽……而欧美各国战事方酣，无力接济。汝霖仰屋旁皇，点金乏术，因与日本资本家商订济顺等路借款预备合同。”这就是说，山东的铁路密约目的是借款，而借款的目的，则是为解决徐世昌上任之初的经费短缺问题，这就把山东密约与徐世昌联系起来。铁路合同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继承权，对此，曹汝霖明确否定了这项合同与日本的继承关系，他说：“此项合同内亦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果系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则此项铁路，本属德国权利之内，何须另行垫款，始能允此路权？”曹氏认为，日本继承权的提出，完全出自英法与日本的密约，出自英法的庇护，“汝霖决难分过”。[1]

5月10日，曹汝霖发表通电，再次自辩，电称：“中国铁路，除京绥一线外，均系借款修造，管理权自我操。该项合同（指济顺、高徐铁路合同，引者注），亦与现在已成借款各路合同性质相同，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曹还说：“近年财政困难，借款为国家不能免之事实，而外交借款，久为众矢所归。汝霖所自信者，历来经手借款，均无丝毫回扣……不特先例所无，窃恐后来借款未必有此优点。”曹氏强烈申辩：“名誉为第二生命”，“惟是他人嫁祸重诬卖国，实难忍受”。最后，曹还表示：“青年学生不明事实，不辨是非，血气未定，受人煽惑，轶越常轨，其行为虽触犯国法，其心迹亦自可悯。所望嗣后主持教育者，补偏救弊，尽心启牖，不至以学生为党派私人供政争之用……则汝霖今日虽因误会而牺牲身家，章公使因误会而几濒于死，对于青年诸生，尤有厚望于将来也。”[2]在这里，曹汝霖将学潮认作党派政争的结果。

曹汝霖

山东问题的核心，就是日本对德国的继承权，而继承权的核心，则又出自济顺、高徐铁路合同，因此，曹汝霖着重解释该项合同与继承权并无关系。曹的解释是，该项铁路的路权原属德国，而日本则是通过对华借款，以此作为条件，与中国签订合同，而从中国政府手中拿到路权。既然路权的授予出自中国，而非德国，这就不存在日本与德国之间的继承关系。换句话，日本如果拥有对德国的当然的继承权，那么，便无须采取向中方借款的方式，以此作为与中方签约的前提条件。

曹氏申辩的另一要点，就是对铁路借款的性质作说明与解释。曹的意思是，中国的铁路建造，除京绥一条线路之外，所有的铁路均为借款修造，因此山东的铁路借款，“亦与现在已成借款各路合同性质相同”。此言之意可以这样理解：为何其他铁路借款不是卖国，单单山东铁路借款就是卖国？

曹汝霖特地将铁路借款与徐世昌联系起来，称此项借款是为解决徐世昌就任之初的财政困难，咬出徐世昌，至少包含一个意思：徐亦应当共担其责。

5月9日，陆宗舆提出辞职。陆时任制币局总裁，陆的主要涉嫌问题，就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陆时任驻日公使，全程参与了二十一条的交涉谈判，因此，陆在辞呈中着重解释了二十一条的交涉经过。陆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撤销第五号条件已很不容易，既避免了战争，又“俾我国权得以保全”。陆氏认为：“但若使臣只知意气而战祸顿开，抑或听其要求而国权尽丧，虽欲处我误国之罪，而国家已抵危亡，则今日和会（指巴黎和会，引者注）有无列席之资格已属疑问”。由于陆的卖国之名均涉及与日本的关系，为此，陆宗舆调转矛头直指研究系，称自己在币制总裁任内，“惟阪谷顾问一案关系日人，但阪谷系汪大燮上年赴日为专使时所面请，而又为梁启超财政总长任内所约订……论以亲日资格，汪、梁为优，而陆、曹媚日头衔，日人方面或恐未愿容许也。”[3]。

当时，北京政府一度考虑进行币制改革，曾拟聘请日本人阪谷芳郎为顾问，后因美国反对而作罢。陆宗舆、章宗祥均称此事为汪大燮、梁启超所为，[4]以此证明，亲日媚日“汪、梁为优”。

不久，陆宗舆又在另一辞呈中再度自辩，他说：“自通海数十年来，凡当外交之冲者，几悉为众矢之的。其间经历不得已之情形，非至时过境迁，事实渐著，则功罪无由而分，即公论无由而定。”与曹汝霖相同，陆宗舆也是将五四学潮视为“党争”的结果，并且断言：“始则由党争以引重外力，终则因外力以颠覆国家。以名爱国，实为祸国，以此救亡，实为速亡，朝鲜覆辙，痛史具在。”[5]

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经过，相关论著甚多，公认的结论是，为日本强迫所签。陆宗舆作为具体的经办人员之一，应负怎样的责任，这里不作深究。总之，围绕亲日媚日的话题，陆宗舆咬出汪大燮、梁启超，再次反映了与研究系的矛盾。

章宗祥于6月初提出辞呈，内称：“一月以来，伤势虽渐平愈，旧恙日形增剧……惟有恳乞钧座俯念下情，准予免去驻日全权公使本职，俾得侍奉老父，退居田间。”[6]章氏牵涉的主要问题，就是以现任驻日公使的身份，亲手经办了两件事：其一，签署济顺、高徐铁路合同。其二，签署中日山东换文。这两件事，既被舆论指为外交失败的直接原因，又是五四学运的中心话题。为此，章宗祥日后专门写下一部书稿，名为《东京之三年》，着重叙述其担任驻日公使三年期间，中日之间发生的几件主要事情，着重解释铁路合同与山东换文的由来，并为自己辩护。

关于济顺、高徐铁路合同，主要就是该项铁路借款的由来与性质。首先，章宗祥解释了这次借款的背景，章称：“徐东海选任总统，南北罢兵，非巨款无以善后。”为此，中方提出了此项铁路借款。徐世昌于1918年9月4日当选总统，10月10日就职，而铁路借款则签署于9月24日，显然，铁路借款的签约时间，的确是在徐世昌当选之后、就任之前，时间上的确可以前后衔接。章宗祥的这个说明，意即该项借款并非无缘无故，而是为解决徐世昌上任之初的财政困难。

关于借款的性质，说到底，还是归结为日本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也就是如何界定继承权。如前所述，济顺、高徐两条铁路合同，最初，由中国与德国签署于1913年12月31日，然后，中国又转而与日本重签于1918年9月24日。那么，由德国换为日本，关键便在于德日之间是否存在继承关系。章宗祥这样解释：“中国当局以此二线于民国三年（应为民国二年底，引者注）业与德国订立借款之约，自日德宣战后，青岛为日本占领，中国深虑日本有继承德人权利之意，故关于德人在山东之权利问题，始终不与日本开始交涉。”“后中国亦与德宣战，中德间一切契约自归消灭”，“至于高徐、济顺与德人之关系既绝，即借用日资，在中国方面不过昔日借自德国者，今日借自日本，重新订立合同，日本初无所借口。”章的结论是，该项合同“与承继德人权利无涉”。[7]这是对合同性质的解释。

山东的另一密约，即中日山东换文。该项密约则牵涉山东的另一铁路路权，此即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对此，章宗祥的解释是：胶济铁路原为德国控制，现在与日本订约，由中日两国合办，“则中德旧案尽行撇开，完全为中国允许日本合办之新事业，与承继德人权利绝对不同。”章氏尤其强调：山东换文的重点是，日本同意将胶济铁路沿线日军撤出，并撤销日本在青岛一带自设的民政署，因此章氏认为：“综观换文全体，在欧战未停之时，中国当局为补救临时及预防将来起见，与日本协定，实为有利国家之事。”不过，正是在山东换文中，载入了那句著名的“欣然同意”，并成为中国外交失败的重要口实。关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质问“欣然同意”一事，章宗祥反驳道：“在威尔逊之作此言，不过自卸其责，断章取义，初无价值。”[8]

章宗祥特别强调一点，在日本攻占青岛之后，中方正是“深虑日本有继承德人权利之意”，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与日本交涉谈判。中国是在对德宣战、原有的中德条约宣布废除之后，鉴于“高徐、济顺与德人之关系既绝”，这才与日本重开谈判，重新订立条约。所以，先前的中德条约，与后来的中日条约，两者之间没有联系，一句话，“与承继德人权利无涉”。

鉴于曹、陆、章所涉及的几个条约并非个人行为，尤其是铁路借款直接牵涉徐世昌，加之三人背后所牵扯的复杂关系，5月8日，徐世昌下令慰留曹汝霖，内称：“该总长从政有年，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流言诋毁，致酿事端，驯至毁屋殴人，扰害秩序。该总长因公受累，实疚于怀……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共济艰难，所请应毋庸议。”[9]

5月14日，徐世昌又下令挽留陆宗舆，称陆“其于二十一条案件，与前外交次长曹汝霖协力挽救，所全尤大……该总裁（陆时任制币局总裁，引者注）等相从办事有年，勋勤夙著，未可以流言附会，致掩前劳……所请免职之处，著毋庸议。”[10]

章宗祥此时尚未辞职。

与此同时，张作霖致电曹汝霖表示慰问：“我公磊落光明，不但对于交涉无失败之可言，即关于借款亦无丝毫之沾染，公道尤存，天壤是非自在人心。”[11]另外，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湖北督军王占元，山东督军张树元等，也曾致电挽留曹汝霖，表示声援。

综上所述，曹、陆、章三人均为自己提出无罪辩护。

曹、章二人的申辩，着重解释山东密约的签署并不等于承认日本的继承权，两者并不是一个互为联系的问题。的确，由曹、章二人直接经手，与日本签署了两项山东密约，规定了日本在山东的若干权益，但范围有限，仅限条约所涉事项，主要就是铁路的路权。而继承权的性质与后果则严重得多，范围也广泛得多，大大超出铁路合同，包括德国在青岛的租界，以及德国其他的大量的不动产。

由于巴黎和会预设立场，支持日本的继承权，为此，找出山东换文中载有“欣然同意”一语作为依据，混淆概念，故意解释为“欣然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其实，“欣然同意”与继承权没有关系。具体情况叙述如下：

所谓山东问题，核心就是两个条约：其一，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其二，中日山东换文。这两项条约均于1918年9月24日，由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当时的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同时签署。关于铁路合同，首先，由章宗祥照会后藤新平，表示中国政府决定向日本借款，修筑济顺、高徐铁路。然后，后藤新平照会章宗祥，表示：“帝国政府欣然承认中国政府上列之声明。”[12]接下来，关于山东换文，首先，由后藤新平照会章宗祥，提出日方七项承诺：胶济铁路沿线日军，除济南留一小部分外，全部调集青岛；胶济铁路的警备由中方担任；撤废日本在山东的民政署等等。然后，由章宗祥照会后藤新平，表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13]

显然，“欣然同意”一语，仅载于中日山东换文，其本来的意思，就是欣然同意日本撤军、撤废民政署等等，这里并未涉及继承权。

关于“欣然同意”一语，曹汝霖的解释是，因日方同意撤兵等等，因此，“遂有欣然同意之语。此是普通辞令，所谓同意，明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应为七项，曹记忆不确，引者注）……哪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14]章宗祥的解释是：“所谓‘欣然同意’云者，不过外交文书上之套语，安能以别一问题之用语，漫然移置于他种问题之上耶！”[15]

章宗祥的话有一定道理，所谓“欣然”一语，在当时确为一般的外交文书所用套语，中方称“欣然同意”，日方也称“欣然承认”。另外，1917年2月签署的英日密约，其中也写道：英国政府“欣然允许日本政府之请求……”[16]此类套话还有许多。

“欣然同意”一语，因威尔逊的质问，而成为最为著名、也是最具争议的一句话。如前所述，包括“欣然同意”在内的19项中日密约，中方早已于2月15日送交美方，当时，美方不仅没有表示疑义，相反，而是称赞中方：“理由充分，措词得体，语气和平，阅之颇为满意。”[17]时隔两个月之后，威尔逊之所以忽就“欣然同意”提出质问，完全出于对日妥协的政治需要（详情见第四章）。其实，中日关于继承权的争议，双方的论据其本身都不重要，因为，政治的选择并不取决于论据，而是取决于需要。也就是说，在美国需要对日妥协这一前提之下，即使中方没有“欣然同意”这句话，美方仍然可以找到其他的借口。

在中国，所谓“卖国贼”这一概念，通常而论，并不出自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界定，大多出自公众舆论的集体指控，而公众舆论则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亲疏好恶的选择性。例如，两项山东密约，与陆宗舆并无直接关系，但陆亦牵涉其中。如果说陆宗舆之罪名出自二十一条的交涉，那么，二十一条的主要谈判者与签约者都是陆徵祥，但陆徵祥却并不被公众视为“卖国贼”。这是一个典型的选择性的例证。

陆宗舆说：“非时过境迁，事实渐著，则功罪无由而分。”在今天的条件下，完全可以从冷静的、学术的视角，重新厘清这些问题。

国会与日使对研究系的责任追究

梁启超的研究系与段祺瑞的皖系，双方无论是合作还是决裂，时间都不长。两派的合作，主要体现于联合讨伐张勋复辟，而两派的决裂，则主要出自第二届国会选举，其间，皖系暗中指示各省不得选出研究系议员，徐树铮就曾致电湖北督军署参谋长何佩瑢：“顷闻研究拟加入数人，该党野心不死，万不可引虎入室，致坏全局。祈严加注意，勿为所惑是要。”[18]在皖系的操纵与排挤下，一般认为，研究系议员在安福国会中仅获20余席。自此，两派关系急剧恶化。

1918年9月，当时的研究系机关报《晨钟》报，因披露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结果被查封，同年12月，改名《晨报》继续发行。《晨报》在发刊词中愤然表示：“军阀干政，计吏卖国，持权者专恣宰割，而不顾民生民意……此诸病者有一不除，国家亡矣。”[19]这些话带有强烈的压抑情绪。

总之，研究系必将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向皖系以及安福系发起报复。山东问题交涉失败，为他们提供了这一契机，至此，两派冲突骤然升级。

曹、陆、章的卖国之名，无不出自外交失败的责任追究，为此，安福国会亦采取同样的方式，反过来，追究梁启超等人的外交失败责任，力图将卖国之名转嫁于研究系。为此，由安福系掌控的国会，再三宣称要对梁启超等提出弹劾。

光云锦是安福系的一位重要人物，光氏曾拟在国会提出一个惩办案，题为《请惩办妨害外交无责任之官僚政客建议案》。该案表示：外交失败，“政府之措置失当，辱国丧权，固难辞咎。而一般丧心病狂之官僚，自命名流之政客，日假外交问题以行其个人营私卖国之诡计。此则联甲以拒乙，彼则媚丙以排丁，究其用心，无非利用机会，以国家为牺牲。若不明正其罪，依法惩办，则何以谢国民，而警来者？”以上略作铺垫之后，矛头直指研究系的几位要员：“查自欧洲议和以来，大总统为慎重外交起见，于公府（当时称总统府为公府，引者注）特设外交委员会，以为咨询机关，奉派之各委员，宜如何竭成靖献，以冀图补救于万一。乃汪大燮、林长民等，擅用职权，径电欧使，借破除势力范围之名，不惜将全国铁路置于各国共同管理之下。铁路为国家之命脉，汪大燮等宁不知之？乃不惜倒行逆施，倡此亡国之谬说，虽其计划未成，然彼等卖国营利之心，固已昭然若揭矣。又如梁启超者，自命名流，实同妖孽，趁欧洲和会之际，为自身活动之谋。领政府巨金，冒称以个人之资格为议和委员之后盾。梁启超自到巴黎之后，谬话政府委任，遇事干涉，并受外人贿使，不惜卖国求荣……使梁启超稍有天良，早应束身归国，以远嫌疑。仍复怙恶不悛，流连欧土，谓非丧心病狂，何至如此……又煤油督办熊希龄，与汪大燮、林长民、梁启超等，勾通把持，狼狈为奸，其罪尤不可逭。今国事败坏至于今日，可谓极矣，此种卖国求荣之辈，若不严加惩办，则何以彰国法而正人心？应请政府将上列诸人严行查办。”[20]

当时，中国各条铁路的营造，其资金来源甚为复杂，或者由多国分别投资，或者由中国内外举债，由于资金来源不同，因此各路的经营方式也不尽相同，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营管理。为此，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等，曾拟向巴黎和会要求，由中国与外国出资方统一管理。其本意是，破除地方上的内外势力范围，以强化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但是，统一管理的关键在于，有外国出资方加入，因此也称国际共管，于是被反对统一的利益集团，称之为向外国出卖路权，是卖国行为。该案因牵涉关系过于复杂，后来并未向巴黎和会提出。

总之，光云锦等拟提的这个惩办案，就是仿照研究系的方式，反过来，追究汪大燮、林长民、梁启超、熊希龄“卖国求荣”，与其说是议案，不如说是讼文。光云锦把一个并未提出的铁路统一案作为卖国证据而加以追究，表明安福系也实在找不出其他证据了。

与此同时，关于外交责任的追究，还延伸至钱能训政府与巴黎的几位中国代表。

众议员李继桢等人提出一项弹劾案，称政府所任命的赴欧全权代表，未经国会通过，钱能训“违法失职，辱国丧权”。同时指控：“陆徵祥庸碌无能，依庇外国妇人以自重（陆夫人为比利时人，引者注）；顾维钧少年轻躁，略善英语；王正廷卑污龌龊，才可传教；政府不察，乃以此辈为专使。此争名义，彼争坐位，争议未了，而青岛已断送于人。”关于山东交涉失败，弹劾案认为是钱能训政府的对日方针失误所导致，认为：“日本当攻击青岛之时，不曾宣言曰事后当交还中国乎？口血未干，讵能食言？此为维持国际上之信义计，日本不能不交还中国者。中日两国虽时有龃龉，然自立国于世界言之，实有存亡与共之势……假使议和之始，我国政府直接商之日本，据其宣言，请其交还，日本虽强，当不敢于举世高唱公理战胜之时，不顾信义，而悍然以相拒者。”斥责政府“昏庸错乱，轻举妄动，竟演成今日之失败”。[21]该案关于“庸碌无能”、“少年轻躁”、“卑污龌龊”的指控，就是追究政府与陆、顾、王几位外交代表的失败之责。

简言之，围绕外交失败的责任，社会舆论追究曹、陆、章，而安福国会则反过来，指控梁启超、林长民、钱能训、陆徵祥、顾维钧等等。但这个逆向的责任追究，并未获得公众舆论的广泛认同。

这段时间，研究系要员集中任职的官方机构，主要就是设置于中南海总统府的外交委员会，为此，艾庆镛等拟提这样一个议案：《裁撤公府外交委员会建议案》。内称：“自欧洲议和以来，公府设立外交委员会，以为政府之咨询机关，其用意未曾不善。乃奉派之各委员多不能仰体此意，其于世界大事，外交方针，毫无研究，国家设此机关，已同赘疣。而少数不知自爱者，仍复假迁名义，借便私图，利用欧洲议和之机会，为瓜分权利之预备，铁路共同管理一案，即其明证也。该委员会以为大总统特设之咨询机关，可以不受阁议之拘束，可以不听外务部之指挥，直电欧使，发表主张，贻悮外交，莫此为甚。查国家办理外交，自有主管机关，该委员会不过备政府之咨询，即使有所主张，亦应呈候政府采择。乃各委员等，滥用职权，遇事干涉，究竟此项机关应由何人负责，可以听其任事顾为。今青岛失败之警报已见告矣，国民愤激同深，不可遏止。该委员会对于政府之外交方针毫无建白，惟以少数人之私利是图，坐视外交失败至于此极，其罪可胜言哉。应由本院（众议院，引者注）决议，咨请大总统即日裁撤外交委员会”。[22]

在这里，该案对外交委员会提出一系列指控：借便私图，贻误外交，滥用职权，已同赘疣，等等。其实，不待当局下令裁撤，汪大燮、林长民自知情况不妙，5月3日晨，二人赶到外交委员会，指示事务员叶景莘即刻结束会务。是日，外交委员会自行解散。[23]

当然，安福国会也不是铁板一块，罗正纬等少数持不同政见的众议员，也准备对曹汝霖提出弹劾案，内称：“查交通总长曹汝霖，以卖国嫌疑激动学生义愤，都中大震……举国驰杀贼之电，声名恶劣，无可讳言。”“乃报载该总长辞职呈文，无非借事邀功，希图恋栈，倘复任其在位，不独重违民意，而政府与人民之恶感日积月深。”“四年五月七日事（二十一条，引者注），系属国耻，凡有血气，莫不寒心。该总长于辞职呈内，引国耻以言功，是而可忍，卖国奚惜？”“该总长果有爱国心肠，自应提倡民气……乃其辞呈内仅言个人之私，横加学生之罪，无一词片语怜其冒难救国之情。只知有身家，不知有民，不知有国。”“该总长辞呈内，备述借款之功，以为国家筹借外款事项，非我莫属。是欲借外人之势力，挟制政府，盤据要津，情词毕露。”“拟请政府立即免职，并从严查办，以张国纪，而顺舆情。”[24]

此外，罗正纬等还对政府挽留曹汝霖等表示不满，拟提《质问政府曹汝霖辞职何以不予批准案》，追究政府的挽留之责。

罗正纬是湖南籍众议员，与毛泽东相识。[25]

这段时间，北京警方采取了一些对新闻媒体的监控措施。

5月23日，北京《益世报》报馆被警方封闭。事情的起因是，该报曾转载一份由胡龙舒领衔的、山东第五师18000名官兵的通电，反对出卖山东。不料该电发表之后，山东督军兼第五师师长张树元亦发表通电，声明该师并无胡龙舒其人，并否认有此通电。为此，该报被封，总编辑潘智远等被逮捕。

北京《益世报》被封之后，20余名众议院议员表示不服，随即向政府方面提出质询，内称：“日来报载北京益世报、五七杂志、救国周刊均被封禁，并阅警厅布告，准京畿警备总司令部以益世报登载鲁军人通电一则，认为妨害时机。”“查该项新闻，曾首先刊载于上海新闻报、申报，即京内报馆亦多转载，何以独罪益世报？”[26]另外，研究系著名律师刘崇佑，也出面为该报作了辩护，但潘智远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该报总发行人李雪舫，则被判入狱两个月。

与此同时，日本官方也改变了五四以来相对低调的姿态，开始直接出面干预。

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照会，内称：“外交委员会委员、干事长林长民氏，将亲署名《警告书》投寄于五月二日《国民公报》云：‘今果至此，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故意煽动之文章，致酿成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生纵火伤人之暴动，皆为本使深以为遗恨者也。”[27]这里，小幡酉吉弄错了两个基本事实，林文刊载于《晨报》，并非《国民公报》，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并非《警告书》。总之，日使的抗议照会，就是要追究林长民的“暴动”之责，这样，林长民的言行升级为外交事件。

显然与小幡公使的指名抗议直接相关，5月23日晚，京师警察厅采取监控行动，派专人对《晨报》实行新闻检查，这一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直至7月7日解除监视。较之北京《益世报》，《晨报》的言论激烈得多，放肆得多，但北京警方敢于封闭《益世报》，而对《晨报》却并未如此下手，因为《晨报》并非平民所办，其背后牵涉的关系，警方也不能轻易触碰，以免自找麻烦。

5月25日，日本方面的《顺天时报》公布了小幡照会，等于公开对林长民施压。林长民的反应相当敏捷，当日，林向徐世昌提出辞呈，林称：“今者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君，有正式公文致我外部，颇以长民所任之职，与发表之言论，来相诘问。长民愤于外交之败，发其爱国之愚，前者曾经发表论文，有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但无加危害于日本人之据，彼日本人绝无可以抗议之理由。”“若谓职任外交委员，便应结舌于外交失败之下，此何说也。”“务乞大总统准予开去外交委员暨事务主任兼差，俾得束身司法，以全邦交。”[28]

一方公布照会，一方公布辞呈，至此，日本官方与研究系的对立完全公开。林长民的一纸辞呈，本来就是为宣传而作，故而其行文走笔的重点，就是为博取公众舆论的注目与同情。例如，“若谓职任外交委员，便应结舌于外交失败之下，此何说也”，以及“束身司法，以全邦交”等等，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却又毫不示弱地高调辩驳，抑扬兼具，拿捏适度，体现出其老到的宣传技巧。

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一记。

面对日本公使的照会，林长民慷慨陈词：“彼日本人绝无可以抗议之理由。”对此，安福系及其《公言报》却视而不见，保持沉默，并不对日使之举表示义愤。然而两周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向徐世昌提出说帖，要求南北继续和谈，对此，《公言报》慷慨陈词：“一国内政，决非外国人干预之理。”有趣的是，此时的研究系及其《晨报》，同样视而不见，保持沉默，并不就英使之举表示义愤。两位外国公使先后出面，其实质都是干涉中国内政，但是，由于所触及的派系利益不同，因此，安福系与研究系及其所属机关报，必然是有选择地表示义愤，并且又是有选择地保持沉默。也就是说，对于外国干政的立场态度，其实也是视自身利益而转移。这种选择性的反应，无非说明，政治是现实的。

归纳起来，五四学潮的发生，将安福与研究两个派系的旧恨新仇，相当激烈地聚集并展现出来。张作霖曾向北京方面探询学潮真相，6月14日，王揖唐、曾毓隽复电张，其中肯定地说道：“垂询学生闹事真相一节，系研究派暗中唆使，虽无切实凭据，而蛛丝马迹，处处可寻。中央误于以文明对待四字，酿成此变。”[29]并且，曹汝霖在其晚年的回忆中，仍然坚称五四是研究系煽动的结果。

面对公众舆论的批判，安福国会的情绪相当激动，由于国会不负行政责任，因此其言论无所顾忌，任意点名，从钱能训到梁启超、林长民、陆徵祥、顾维钧等等，均遭斥责，并且反过来，追究研究系的外交失败之责。另外，日本公使竟然直接出面，就中国的一篇报载文章及其作者提出外交照会，这种事例极为少见。日使的抗议照会表明，日本官方也是将五四学潮的肇事者认定为研究系。

不过，国会的喧嚣与日使的照会都不是实质，现在，全部争论都将归结为一个问题：对德和约签字与否。

国务院与国会的彼此算计

还在对德和约草案公布之前，其有关山东的决定已为中国代表团探知并上报北京，自此，也就把一个问题摆在北京政府面前：如何处置对德和约。

5月5日，五四学运第二天，国务院致电陆徵祥，就对德和约表明态度：“日本要求于和约草案内专列一条，将胶州问题由德交日自由处置，著著进逼，殊堪痛愤。此事在我国只有坚持，断难承认。如果总约案内加入此条，我国当然不能签字，希照此办理。”[30]这里，国务院相当迅速而明确地表示“断难承认”，并且指示“不能签字”。后来证明，此言不过是一时兴起，并不是深思熟虑的最终决定。

接到北京“不能签字”的来电之后，因责任重大，陆徵祥不敢贸然行事。5月8日，陆致电北京：“国务院五日电悉，谨即照办。六日，祥于大会先经声明保留，即为不签字之地步……惟所谓不签字者，是否全约不签，抑仅不签胶州问题一条。”[31]北京的指示是“当然不能签字”，陆徵祥则反过来向北京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全约”不签，还是仅山东问题“一条”不签。陆电特地提到5月6日在巴黎和会“声明保留”，就是提请北京采纳保留签字，而不是全约拒签。

自袁世凯病逝，历届中央政府不再具有相对统一的强势地位，而中央政府地位的削弱，反过来，必然产生一批强势派系。为此，凡遇重大问题，中央政府在决策之前，往往事先征求各个实力派的意见，以求得支持。然而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一种麻烦，那些并不直接当政的派系，由于并不担负实际责任，遇事往往口出高论，或者博取名誉，或者用于派系之争，现在，对德和约问题亦是如此。

毫无疑问，对于国务院来讲，头一个争取支持的对象就是国会。5月12日，国务院邀请参、众两院议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开茶话会，商讨对德和约签字问题。安福骨干、众议院秘书长王印川发言：“在印川个人之意，与其签字而断送青岛，不如不签字之断送，他日尚可设法，故绝对主张不能签字。”[32]当日，国务院、外交部致电陆徵祥，通报：“本日，全体阁员与两院开谭话会讨论，佥以如条文内不能添加交还中国一层，不能签字……但本日为征求意见，并非正式议决。”[33]

5月13日，国务院再次邀请两院议员会商，与会议员再次主张拒签。随后，国务院密电有关各方：青岛问题，“此事国人甚为注重，既未达最初目的，乃并无交还中国之规定，吾国断难承认。但若竟不签字，则于协商（指协约国，引者注）及国际联盟种种关系亦不无影响。故签字与否，颇难决定。本日招集两院议员开谈话会，佥以权衡利害，断难签字为词。并谓未经签字，尚可谋事后之补救，否则铸成定案，即前此由日交还之宣言，亦恐因此动摇。讨论结果，众论一致。现拟以此问题正式提交国会，一面电嘱陆使暂缓签字。事关外交重要问题，务希卓见所及，迅赐教益，不胜祷致。”[34]

国务院又是“断难承认”，又是“颇难决定”，说了一堆不得要领的废话，其实，该电最具实质性的就是这样一句：“现拟以此问题正式提交国会。”乍看起来，这句话实在是平平淡淡，其实不然，当中深藏着徐、钱政府的一个政治谋略。

徐、钱政府的难题在于，“签字与否，颇难决定”，相反，两院议员却是“众论一致”地反对签字。但是，这种“众论一致”不过是谈话会上的个人发言，说说而已，是可以不负责任的。那么，所谓“正式提交国会”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将签字或不签字的问题，由政府正式提交国会。既然政府是“正式提交”，国会也就必须作出正式决议，如此一来，签字或拒约的责任便将由国会承担，徐、钱政府便可转移责任了。

国务院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同时，又由外交部出面发表一份文件，题为《巴黎和会关于胶澳问题经过情形摘要》。其要点是，将签字与不签字两方面的弊端一一列出，采取比较的方式，为选择提供参考。

该文件认为，签字有两害：其一，对德和约虽然仅仅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经济权利，但难以保证日本不扩张势力。其二，日本在山东的势力，将成为远东的祸根。

然而文件认为不签字则有五害：其一，胶澳已在日本的控制之下，即使不签字也不能改变这一状况。其二，山东问题现在由各国出面调停，如不签字，将来他国不再调停时，我国便要与日本直接交涉（孤立无援之意，引者注）。其三，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作了若干调停，如果将来日本越出范围，便可请各国予以干涉，如不签字，便不能得到各国相助。其四，不能参加国际联盟。其五，不能得到其他一些有利条件（如德国取消对华不平等条约等，引者注）。

该文件最后表示：“如上所陈，是签字则恐无以副全国人民之希望，而不签字或且引起国际之纠纷，而并无善后之策，为害不无轻重之分……是以政府权衡利害，仍以就此签字较少危险。”[35]这里，所谓“就此签字较少危险”，实际上就是由外交部出面，将国务院的这个倾向性的意见向外放风，试探反映。

当时，凡遇两难的问题，中国政界流行一种传统的决断方式：两害相权取其轻。外交部的这份文件，就是引导人们如何选择的一种比较方式。比较的结果是：签字有两害，而不签字则有五害，2∶5。既然不签字的弊害为多，那么，其结论自然具有倾向性，此即：“是以政府权衡利害，仍以就此签字较少危险”。

两害取轻的取舍方式，有其一定的道理，但这一方式也存在一个缺陷：全部问题仅限于“害”与“害”的比较，而不是“利”与“害”的比较。

国务院5月13日的征求意见电发出之后，陆续收到各方回电。

5月15日，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复电：“阮电敬悉，极佩卢怀。窃谓青岛问题，关系国家之存亡甚重。又当此群情激昂之际，倘遽签字，国内或有沸腾之虞。若因此演出别项交涉，则办理将更棘手。故权衡轻重，似以暂不签字，徐图事后补救之说为较善。”[36]

湖南督军张敬尧复电：“日本所谓继承权利，系衔接德国租约而言，殊不知租约已完全失效，则继承之说根本上不能成立……务祈钧座始终俯采民意，毅力坚持，无论外交如何变幻，不达收回目的，决不可迁就签字，自行断送。国权所在，领土所关，尤宜据理力争，不容丝毫退让。”[37]

5月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致电北京：“请速致电欧会陆、王两专使，对于日本要求单独解决青岛领土问题，誓勿签字。”[38]

5月16日，江西督军陈光远致电北京：“我国参加欧战，不惜重大牺牲，舍己从人，殚精竭力，惟期有助，未敢告劳……乃战胜之后，各国皆享克敌之功，我国独蒙削地之辱，揆情论事，夫岂谓平。”“吾国为参加团一份子，并非征服降国可比，青岛为吾领土，关系国家主权，岂能不容我代表主张，和会遂自由处置？是不能施之于敌者，竟施之于我。”“得失直关国家存亡，自当誓死力争，不能丝毫让步。如果抗议无效，惟有严拒签字。”[39]陈电当中有些话言过其实了，中国是宣而不战，谈不上“重大牺牲”。

看来，外交部提出的“就此签字较少危险”的意见，并未获得普遍响应。以上几位分属直皖两系，但一致主张拒绝签字。其中，有些话不无强烈的民族情绪，尤其陈光远所言：“各国皆享克敌之功，我国独蒙削地之辱，揆情论事，夫岂谓平。”这一点再次证明，民族主义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此时此刻，对德和约签字与否，还只是一个纯粹的外交问题，而外交问题对于地方官员来讲，相对超脱，可以不负责任。问题在于：随着形势的发展，当外交选择转换为政治选择之后，政治人物看待问题的视角必然发生变化，必然以政治选择为依归。

这段时间，在拒签德约问题上表现最为活跃的，仍然是安福国会。继5月13日国务院谈话会之后，5月16日，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大会，由王揖唐主持，王说：“自外交紧急，国人同心愤慨，鄙人已屡次与政府接洽……接最近来电（指陆徵祥巴黎来电，引者注），除天文仪器、收没船只等交与中国，青岛则完全归日本，可谓外交上之失败……欧会如此主张，未免藐视公理，袒护强权，无论如何不能签字。”[40]接下来，5月17日，参议院召开会议，由议长李盛铎主持，[41]参议员庄陔兰提议：“请电欧洲和会，否认私订之二十一条协约及顺济、高徐各草约案。”结果，“多数赞成通过”。[42]

如上所述，由于国务院在签字与否问题上“颇难决定”，而国会则又是“众论一致”地反对签约，为此，国务院设计了一个圈套：“现拟以此问题正式提交国会”。以期将这个难题转移至国会，从而将责任转嫁于国会。5月16日，国务院再次致电各省，其中提出：“现经政府熟权利害，决定对于草约大体应行签字，唯山东问题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一俟提交国会同意后，即照此施行。”[43]

该电有两个要点：其一，保留签字；其二，“一俟提交国会同意后即照此施行”。本来，行政权属于政府，对外条约签署与否，事前无须经国会同意。现在，国务院故意放低身段，故意把国会摆在政府之上，称政府将“施行”国会的决议，这个过于造作的低姿态，就是诱使国会上钩，接过政府的这项提案。

数日之后，国务院的这个精心策划果然出台。5月20日，国务院向国会正式提出山东问题咨文，内称：山东问题，“此事自争持以来，始而直接交还，继而五国收管，又继而完全主权与经济权之划分，最后乃为一八九八年条约（指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引者注）权利之继承。”这是事情的经过。然后，咨文提出政府的态度：“现由专使等在会（巴黎和会，引者注）提出抗议，如果无可转圜，政府熟权利害，决定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已电饬陆专使，遵照此旨提出声明”。[44]这里所说，就是陆徵祥此前提出的“保留签字”。

然而，当国务院该项咨文“正式”提交国会之后，其结果如何？不言而喻，同样作为政客，政府的这点转嫁之意，国会的议员们岂能看不懂？立即引起争议。有的议员说：“不愿为政府取决，以专政府责成。”也有人赞成开议，认为国会“责权所在，不容诿卸”。最后，前一种意见获得多数支持，于是当场决定，拒绝将政府该项咨文列入国会的正式议案，也不请内阁成员出席说明。一句话，“不愿为政府取决”。

但是，国务院既然是“正式”提出咨文，那么，国会如果拒绝列入议案，这就需要有一个“正式”的理由，从而将该咨文退还政府。5月26日，众议院召开会议商讨这个问题。郑万瞻提议：“咨达政府，赞成政府提出咨文内所云：‘现由专使在会提出抗议，如果无可转圜，政府熟权利害，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之政策进行。”接下来，郑万瞻又说：“政府所送院（众议院，引者注）者均系电报，并无约文，难于开议，亦无从审查，俟将来约文提出，再行讨论。”[45]随后，郑万瞻的提议付诸表决，多数赞成通过。

郑万瞻的意思是这样的：按照通常的规则与程序，对外条约首先由政府签署，然后再送交国会，国会有同意或否决之权，问题在于：此时，对德和约尚未签署。因此政府提交国会的咨文，均为与陆徵祥的往来电报，“并无约文”。既然不是条约文本，国会便“难于开议，亦无从审查”，只能是“俟将来约文提出，再行讨论”。

这样，众议院理所当然地将该咨文退回政府。

归纳起来，围绕德约签字与否，政府的盘算是：“一俟提交国会同意后即照此施行。”而国会的应对是：“俟将来约文提出再行讨论。”双方都不糊涂。尽管众议院仍然表示赞成“保留签字”，由于并非正式决议，实际上如同前面的谈话会一样，国会又一次给政府开出一张空头支票。

国会对政府之所以如此不合作，其主要原因在于，此时此刻，上海的南北和会已经破裂，徐世昌关于解散安福国会的意图完全暴露，国会与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张，国会不可能挺身而出，与政府通力合作。

政府与国会的彼此算计，正是一场那个年代的标准的政治游戏。

北京政府关于签约的决定

身为外交总长和中国代表团全权委员长，陆徵祥本人在对德和约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是一个极具研究意义的问题。

上面讲过，5月5日，国务院曾经致电陆徵祥，明确指示：如果青岛交给日本，“我国当然不能签字，希照此办理”。一定意义上讲，北京的这道电示，也是对陆徵祥立场态度的一个测试。如果陆氏本人完全赞成“当然不能签字”，那么，陆便不会再提异议，而是遵命执行。但是，陆徵祥却于5月8日复电，提出保留签字，等于就是不主张断然拒约，示意北京另行考虑。

5月14日，陆徵祥致电北京，就德约问题较为深入地提出意见，陆称：“动辄中国单独不签和约，难免不有破坏对德联合之嫌，将来影响所及，非祥所敢揣拟。”所谓“破坏对德联合”，指中国如不签约，将破坏协约国对德国的统一立场，此言之意，就是指拒签德约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陆向北京建议：“隐忍签字，而将山东条款保留。”但是，在提出保留签字的同时，陆徵祥又提示北京：“惟保留一层，现虽声明在案，而签约时能否办到，遍探各处意见，均尚未敢断言，此层实费踌躇。”此言之意就是告诉北京，保留签字实际上办不到。

现在，中国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如果保留不能办到，签字还是拒约。对此，陆徵祥并不直接回答，而是将话题扯开，全面陈述中国的外交处境，陆说：“近来国际对我情形危险，似迫眉睫……法之目的为广西、云南；英之目的为四川、西藏；扬子江流域，拟为英、法、日三国共同势力范围；黄河以北全归日本。”一份研究德约签字与否的电报，却提出列强对华的多种企图，并非走题，意即中国的处境本已十分危险，如果拒签德约，将导致与列强的关系全面恶化。此言实际上就是示意北京，中国的国际环境已不允许拒绝签字。

陆电关于对德和约的利害关系的陈述，仅限于拒签的后果，此即“将来影响所及，非祥所敢揣拟”，“近来国际对我情形危险似迫眉睫”，等等，这种明显带有选择性、倾向性的陈述方式，其潜词就是暗示北京：如果保留不能办到，亦应签字。尽管陆徵祥始终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

但是，当陆徵祥以暗示的方式建议签字之后，则又明确表示其本人将不签字，陆称：“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指签署二十一条，引者注），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历史将来之公论尤可畏。”最后，陆电请示：“倘签约时保留一层亦难如愿，则是否决计不签……万祈迅即裁定，立速电示，俾有遵循。”[46]

这是研究陆徵祥真实思想的最为重要的一份电报。对于北京，陆电以暗示的方式建议签字，对于本人，则又明确声明不签，陆的这个略为难懂的意思应当这样解读：可以签字，但有个条件，只能由他人签，我陆徵祥不签。

陆徵祥本人为什么明确拒绝签约？这里，陆氏作了一个真心实意的交代：我已签署过二十一条，不能再签对德和约了。换句话，两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总不能都由我一个人签吧。所谓“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就是此意。

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代表往往身处内外夹缝之中，稍有不慎，便将惹火烧身，招致恶名。陆电没有一个字提出签字，却又把这个意思传递出来，这个藏头露尾十分隐蔽的表述方式，就是一种自我保护，体现出陆徵祥老到的政治经验。作为资深官僚，陆徵祥肯定懂得一个官场潜规：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则能做不能说。陆电之所以并不明白建议签字，正是因为签约的意见将留下把柄，这个话不能明说。

陆电提到一个问题：“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历史将来之公论尤可畏。”这里的两个“可畏”，同样是北京政府面临的难题。5月14日，外交部次长陈箓致电巴黎，答复陆徵祥5月8日来电，陈称：“尊电所称不签字之害各端，与政府所虑正复相同。十二日两院谈话会，尊电尚未到京，政府已将签字与不签字之害，两相比较，摘要说明。无奈群情愤不可遏，政府遽尔主张签字，势必激成骚动。是为国家前途计，和约不可不签字，而为国家一时安宁计，和约又绝对不能签字。”[47]

签字将“激成骚动”，而不签字则又有碍“国家前途”，既不能签，又不能不签，陆、陈两电，正是迎拒两难的反映。

同样，签字还是拒约，在中国代表团内部也存在两派意见，其中，力主签约的代表人物有两位：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

5月8日，王广圻致电北京外交部，认为：“今胶州于事实上早为日兵占据，而此次和约条文内之当事者为日、德两国，若因地主之中国不肯签字，而使日、德之间可以发生障碍，则不签字之作用斯有关系。所恐我不签字，于日、德间应有之效力毫无变更。”王电的核心就在这里，认为在对德和约当中，山东只是一个日本与德国之间的交接问题，没有中国的地位，在此条件下，中国若拒绝签字，并不能阻止日本对德国的继承权，并不产生作用。另外，考虑到签约的责任人将是几位全权代表，而全权代表或因顾及个人名誉而不愿签约，最后，王广圻提出这样的看法：“全权诸君目前情势，为个人计，自以不签字为宜，若顾国家，岂宜出此。”[48]简言之，如果拒绝签约，全权代表个人可以博取名誉，但从国家利益出发，则应舍身为国，毅然签字。

5月16日，胡惟德致电北京，全面阐述其签约的意见。

胡惟德提出六条签约理由：“（一）不签字则于四年、七年二约仍难废止（指1915年二十一条和1918年山东密约，引者注）。（二）和约载明，经三大国（指美英法，引者注）批准即能实行，故我国之签字与否，于日本无足轻重。（三）国际联盟会于中国国际地位关系綦重，此会列在和约首章，该会办法，国分三种：甲，协约国签字者即为入会之国；乙，和约开列之中立国，由签字国随后邀请入会；丙，德奥等敌国异日入会须俟议决。我不签字，即自屏于甲种，列在乙种……（四）国际会（国联，引者注）乃世界和平之基础，弱国独立之保障……我若自行退出国际团体之外，势成孤立，更使助我者援手莫由。（五）山东问题英、法、美大使非无意助我，奈英法拘于成约，美以坚拒种族平等，不得不徇日本之请……我现在既抗议立案，又为国际联合会矣，将来尚可相机再向国际会提出，如不签字，徒伤三国感情。比照三国沆瀣一气，力能控制全球，义、日之强，尚且委心迁就，我宜保持此感情……（六）此次会约中（德约，引者注），对于敌国除恢复已失权利外，尚可享受协商国公共利益。若世界和议已成，而我国尚处战局，异日单独媾和，恐敌国多方要挟，迎拒两难。”最后，胡惟德表示：“综此六端，足见不签字于山东已失权利仍未收回，于我国应得权利转多抛弃。惟德非不知民气激昂，当轴审慎，然前途关系，一发千钧，再四思维，似只可一面抗议，一面签押，不致因此缺憾，遗悔将来。人则一蹴而侪于五强（指日本，引者注），我则忿而或致不国，诚可寒心。务请钧裁，速电全权。再签字期限近在旬日之间，事机已迫，披沥上陈。”[49]

这里，胡惟德对于签约的理由，作了最为集中、最为透彻的说明。胡电的核心是三点：其一，拒签德约并不能废除二十一条和山东密约，“于日本无足轻重”。其二，德约第一部即国际联盟盟约，如果拒约将不能加入国联，或者以极低的地位加入（乙种，由他国邀请加入）。其三，将严重影响与美英法的关系。德约问题事关国家、民族重大利益，作为外交官，有权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至少是负责的表现。

总之，签字还是拒约，两种意见各有其据，现在，一切取决于北京如何决断了。

对于中国而言，最佳选择无疑是“保留签字”。5月1日，中国代表团第74次会议首次提出保留签字，但在提出的同时，代表团亦心知肚明：

和会方面“不能照允，亦为意中之事。”也就是说，这项方案还在提出的同时，其可能性同时也不存在。或许正因为不具可行性，因此，上述王广圻、胡惟德来电提出多种意见，但却均未提及保留签字。

一句话，对于中国代表团和北京政府来讲，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保留签字，而是保留签字不能办到的情况下，签字还是拒约。

其实，从陆徵祥的多次来电中，北京政府早已明白保留签字不具可行性，只有签字与拒约两种选择，并且，实际上已经倾向于签约。早些时候发表的《巴黎和会关于胶澳问题经过情形摘要》，其两害取轻的结论，就是倾向于签字之意。国务院之所以仍然宣称保留签字，主要是还缺少一个说得过去的无保留签字的理由，以便向公众舆论交代。

不过，既然国务院已先有意向，理由必可找到。

5月20日，也就是国务院将“保留签字”咨文送交众议院的当日，国务院收到驻日代办庄璟珂发来的一份密电。庄电主要是报告一件事，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刚刚发表一个半正式声明，内田表示：“帝国对支（支那，引者注）方针，本以公正共助为义……山东问题当然恪守公法，将山东半岛及完全主权还付中国。”[50]庄璟珂的来电，为北京政府接下来的决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直接的作用。

对德和约签字与否，之所以成为一道难题，主要因其没有载明将山东交还中国。现在，内田声明“将山东半岛及完全主权还付中国”，这样，在国务院看来，山东问题的障碍已经排除，对德和约可以签字了。

这一回北京没有迟疑，收到庄电的当日（20日），国务院、外交部随即起草了一份致陆徵祥的训令，内称：“本日接驻日代办电称，内田外相昨有半公式之声明，略谓，帝国对于山东问题当然恪守公法，将山东半岛及完全主权付还中国……日本政府既有此项正大之声明，我国为顾全国家实利及国际交谊起见，第一步应仍主保留，倘保留难以照办，应即全约签字，以固国本，希即查照办理。”[51]在这里，北京头一次明确训令：“倘保留难以照办，应即全约签字。”自此，国务院的立场发生大角度转变。

国务院在对陆徵祥发出签字训令之后，接下来的后续行动，就是向全国各地实力人物通报此项决定，以寻求各方支持。

5月24日（敬日），国务院致电各省，发出著名的敬电。敬电首先提出几条签字理由：“驻日庄代办来电称，内田外部声明，日本对于山东问题，当然恪守公法，将山东半岛及完全主权付还中国。”“同时驻义王使（王广圻，引者注）亦来电痛陈利害，略谓我不签字，于日德间应有之效力毫不变更，日人于条约所得权利仍可继续完全享受。”等等。敬电文字冗长，关键是这样几句话：“经熟思审处，第一步自应力主保留，以俟后图：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当经征询两院议长及段前总理意见，亦属相同。因时期促迫，已于昨日电复陆专使照行。”接下来，国务院就这一决定作如下解释：“此次青岛交涉，群情愤激，举国骚然。政府初志，本主由欧会直接交还，屡经切实提议，嗣因义国出会（意大利首相退会，引者注），日本于青岛问题抗争甚力，欧会将成破裂，一变而成今日之局。政府如为曲徇舆论计，固不妨拒绝签字，表示决心。而国家利害所在，即政府职任所在，设拒绝签字后，弊害迭见，势必归咎于主谋之不藏。熟权利害，再四思维，如竟不签字，则嗣后挽救惟难；签字后，仍须国会议决，元首批准，尚不乏操纵余地。”[52]

敬电的要点就是一句：“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所谓两院议长及段前总理，就是参议院议长李盛铎，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以及时任参战督办的段祺瑞。所谓李、王、段意见“亦属相同”，就是国务院关于“只能签字”的决定，得到三人的一致赞同。国务院特地提出三人之名，尤其是王、段之名，其意图不难解读：通过王揖唐获得安福国会的支持，至少不要捣乱；通过段祺瑞获得军方及各地实力派的支持，至少不要反对。有了王、段二人出面，国务院这一决策也就具有了权威性。

敬电中的“国会议决，元首批准，尚不乏操纵余地”，则是对签约决定的一个补充说明。按当时的规定，对外条约在由政府签署之后，尚须经过两道程序方可生效，其一，国会通过；其二，总统批准。敬电的意思是，德约签署之后，如有不妥，还可以通过国会与总统两个环节加以阻止，并非不可挽救。其实，那些中日密约均未经过国会与总统的通过批准，所谓“操纵余地”，不过是自欺欺人。

这里，有两个史实上的疑点尚须考证。

关于国务院对陆徵祥的签字训令，敬电称“昨日电复陆专使照行”，按照敬电（24日）的时间推算，昨日就是5月23日。但是，笔者翻阅了大量的陆徵祥与北京的往来电，双方均未提到23日这份电令，但双方却都提到21日的电令，这一点引起笔者深究的兴趣。笔者在翻阅材料的过程中发现：敬电虽然发表于5月24日，但其电稿则拟成于5月22日，因此，敬电中的“昨日”并非指23日，而是21日。笔者这个研判如果能够成立，那么，陆徵祥多次回电称按21日电示办，便是吻合的。

但是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上面讲过，5月20日，国务院和外交部已经有一个致陆徵祥的签字电令，因此，21日没有必要再发，同一内容的电令连发两道，显然多余，不合常理。并且，在陆徵祥与北京的往来电中，均未提到这份20日电令。这样，20日与21日，两者又构成一个疑点。

笔者这样研判：国务院关于“保留签字”的咨文，于5月20日送交国会，而促成国务院转而决定“全约签字”的关键，则出自庄璟珂的来电（5月20日收到）。这就是说，国务院在向国会送交咨文时，尚未收到庄璟珂来电，否则便不会向国会送交保留签字的咨文。正因为国务院送交国会的咨文是“保留签字”，而敬电则又决定“全约签字”，出尔反尔，后来引起国会对政府的强烈抨击（详情见第十章）。可以肯定，庄电应当于20日晚些时候才收到，而庄电在收到之后，尚须抄送部、院首长，然后会商讨论，最后拟成电稿，这样一个程序走下来，时间已晚。因此，前述国务院、外交部20日的签字电令，很可能是电稿拟成于20日，但发出于21日。

如果上述两个考证均能成立，那么，上面两个疑点均能说通。也就是说，20日与23日两个电令，实际上就是21日一个电令。在未获得新的证据之前，笔者现将国务院的这份签字训令电的时间，暂定为5月21日。

以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务院这份5月24日的敬电，一直被各类史籍作为6月24日而引用。其根据，出自王芸生编辑的那部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在收录这份电报的同时，加了几句说明：“凡尔赛和约定于六月二十八日签字，中国政府于二十三日即电令代表相机办理，二十四日国务院通电各省，说明主张签字情形。”[53]经过王芸生此番说明，从此，这份5月24日的电报，变为6月24日。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86年之前。

王芸生的这个说法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其原因不难解读：对德和约的签字日期是6月28日，北京政府的敬电如果发出于6月24日，那么，签字训令与签字日期十分接近。这样，与那个年代的、简单意义上的、“卖国政府”这一概念，十分吻合。因此，人们相当自然地接受了王芸生的这个现成的时间鉴定。

1986年，笔者在一篇学术论文中重新考证了该电的时间，从此推翻了王芸生之说。这里，不妨再一次将笔者当年的考证收录如下：“该电落款为‘院敬’，院即国务院，敬即24日。按当时的惯例，发电仅署某日，不署年月，后来的编著者不知何故将其定为6月24日。笔者首先在6月8日的《公言报》上看到这一电报，落款仍为敬日，这就排除了该电发于6月敬日的可能性，因为6月24日的电报，不可能在6月8日见报。笔者继而在6月8日的《晨报》上又见到该电，该报并且注明，‘上月廿四日国务院发出电报’，证明该电发于5月24日。而直接证据来自长沙《大公报》，该报于5月31日即登载了该电，这就确凿证明，该电发于5月24日。”[54]

现在，笔者的这项考证成果早已被广泛采用。

国务院于5月24日发出敬电，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各方支持。由于敬电在发出之前，其签约的决定已经征得段祺瑞的支持，同日，段祺瑞亲自出面，以个人名向各省发出另一道敬电，配合政府的签约决定，并就山东问题和学生运动表明态度。段称：“欧洲和会事，当局最后主张，业经电达。青岛问题，顾、王两使争执直接交还，国家有力，未尝不是……以英日现在之国力，我欲一笔抹煞得乎？乃以此问题致使一般青年学子为人利用，罢学费时，争执青岛，纵蹈法网，犯国交而不顾，风靡一时，谓之爱国。噫！我国有如此大多数之人民爱护之，而国竟不强，中必有故。”“一般学子有爱国心，诚可喜可嘉，瑞（段祺瑞自称，引者注）更进一言曰：当尽心本学，养为成材，将来鼎新政治、工商、实业，以强国本则可；受人愚弄，徒长嚣张之气，误己误国不可。欧约如不签字，国际联盟不能加入，所得有利条件一切放弃，又恐如外蒙、宣战事（对德宣战，引者注），借爱国以祸国也。瑞不闻政事久矣……然与国家利害有关，未敢缄默。诸公皆封疆大吏，真知灼见，素所佩仰，保持治安，赞襄政府，固不待鄙人之费词也。祺瑞。敬印。”[55]

段祺瑞的敬电，是自五四学潮发生以来，其本人头一次就学生运动与对德和约两个问题出面表态。段电之意，就是敦促各方封疆大吏支持签约，“赞襄政府”。

早些时候，国务院曾于5月13日就德约签字一事征求各方意见，各地大员纷纷复电反对，那时，德约还只是一个相对单纯的外交问题，而外交问题对于地方官员来讲，相对超脱，可以不负责任。但是，当外交选择转换为政治选择之后，政治人物看待问题的视角必然发生变化，必然以政治选择为依归。现在，国务院敬电尤其是段祺瑞敬电发出之后，对于各个封疆大吏来讲，是否赞成敬电，支持签约，性质已然发生变化。自此，外交问题实际上变为对政府尤其是对段祺瑞的态度问题。

5月25日，皖系重要人物、安徽督军倪嗣冲率先复电北京，表态支持签字。倪电称：“自青岛问题发生，嗣冲以邦交重要，尝与僚属切实研究。窃以国力诚强，则直接交还未始不可办到，惟回顾我国，本以积弱相沿……对外之力既属薄弱异常，而坛坫折冲，亦恐非空言所能挽救……至不签字一节，如果于事有益，自系救济之法，惟以环球共同之条约，各国均已履行，即使我国拒绝签字，亦恐难发生效力。今但以青岛之故拒绝签字，若将来争执无效，或反将其他有利益之条件同归消灭，则失败更甚于今日，而挽救亦绝无希望，固不如断之于先之为愈也。”[56]

“积弱相沿”，“失败更甚于今日”等等，倪电所举签字理由，具有一个方面的代表性。

类似倪嗣冲这样明确支持签约的地方大员并不多，相当一批实力人物或者继续沉默，或者含糊其辞。5月26日，河南督军赵倜复电段祺瑞，内称：“展奉敬电，对于青岛问题，切指国家利害，词旨沉痛，实足警动听闻。同时并奉到国务院敬日通电，就悉当局于和约签字最后主张，几经审慎。倜（赵倜自称，引者注）一介武夫，智识短浅，事关国际，唯一听政府之主持。”[57]

赵电堪称另一类典型。从段祺瑞敬电，到国务院敬电，一一提及，最后，“唯一听政府之主持”。什么都说了，又什么都没说，通篇废话。

明确表示反对意见的则是一批激进人士。针对日使小幡对林长民的攻击，以及段祺瑞5月24日的敬电，陈独秀撰文写道：“我们对于二十一日小幡公使责问中国政府严厉的照会，和段督办二十四日主张签字的通电，心中有无限的悲感。”“日本若完全继承德国的权利，再延长北到顺德、南到徐州，再加上他们对于福建的野心，我们中国沿海各省是何等景象！请段君仔细想想，有什么有利的条件，抵得上这宗损失？我思至此，我真无泪可挥。段君！段君！你原来并不是不爱国的人，望你仔细思量，别逞一时的意气呵！”[58]

公开指名批评“段君”，至少在北京并不多见。

国务院在作出签约决定的同时，也对签约的相关事项作出具体安排。

关于对德和约的签字方式，巴黎和会早些时候安排，首先由各协约国代表签字，然后再交由德国代表签字。由于中国的全权代表有五位，而和会规定的名额则仅两位，因此，只能由其中两位参加签约。4月中旬，和会要求中方将签约代表名单上报，北京随后训令，陆徵祥、王正廷为签字全权代表。陆、王二人排在五位代表前两位，这个安排是正常的。

其后，由于和会将山东判归日本，而中国的保留意见尚未获得采纳，为此，王正廷明确表示将拒绝签字。5月19日，陆徵祥致电北京：“王正廷意见，大概保留一层不能办到，则无论如何，彼决不签字，祥亦当然不能独任其责。”[59]陆的意思是，如果王正廷不签，那么，签约代表便仅剩陆氏一人，这样，陆的责任太大，必须有人与其共同承担风险，否则，“祥亦当然不能独任其责”。

当国务院于5月21日训令签约之后，北京亦随即就签约代表作出进一步安排。5月27日，国务院、外交部致电陆徵祥，重申：对德和约“此间拟第一步仍力主保留，如实难办到，只得签字”。关于签约代表，电令这样安排：“草约签字，前已奉派，由公（陆徵祥，引者注）与王全权正廷担任……王全权自必以国家为重，黾勉共济……倘仍坚辞，则派顾使会同签字，若顾使已行，则改派施使，即使执事（陆徵祥，引者注）便宜办理。事关国家大计，政府自当与公等同负其责。”[60]

北京再一次明确发出签约指令，而重点则是签约的具体安排。鉴于签约代表的名单已经上报和会，所以首先仍然指定陆、王二人签约。但是，王正廷毕竟供职于南方，北京的训令对其约束力有限，王可以抗命不从。为此，该电作出一系列后续安排：如果王正廷坚拒，则由顾维钧顶替，如顾已离法，再由施肇基顶替。考虑到签约的责任重大，北京同时安抚陆徵祥：“政府自当与公等同负其责”。

北京的这项安排没有提及魏宸组，表明魏氏实际上不被视为全权代表。陆徵祥之所以在签约问题上顾虑重重、犹豫再三，说到底，无非忌惮于国内舆论。5月31日，外交部致电陆，通报国务院与段祺瑞两个敬电发出之后的各方反映，内称：“草约签字事，院、部迭电计达。此事经政府将保留不能办到，不得不全约签字各理由分电各省，段前总理亦通电痛论利害，各方面意见似较疏通。”[61]所谓疏通，就是告知陆徵祥，签字的决定基本上已为各方接受，可以放心签字了。

本章小结 面对公众舆论的集体指控，曹、陆、章三人均为自己提出无罪辩护，并着重解释日本与德国之间不存在继承关系。表面而论，巴黎和会对于日本继承权的支持，其主要根据出自中方的一句话：“欣然同意。”其实，“欣然同意”与继承权没有关系。政治的抉择并不取决于论据，而是取决于需要。如果需要，正反两种论据都可以找出。“欣然同意”一语，并不是导致外交失败的真正原因。

这段时间，北京政府作出的最为重大的一项决策，就是决定签署对德和约。

一般说，对外条约签字与否，中央政府可以乾纲独断、自行决定，但这一次不同，因为，这一次对德和约问题，一开始便被摆在全民视线之下，成为一个全民参与的问题。外交问题一旦被全民聚焦，成为民族主义问题，必然被无限放大，从而极大地制约执政当局的选择与决断，这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德约签字与否，之所以成为一个难题，主要因其没有载明将山东交还中国。5月17日左右，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发表一个半正式声明：“将山东半岛及完全主权还付中国。”以此为据，国务院迅速作出决定：“倘保留难以照办，应即全约签字。”并于5月21日电令陆徵祥执行。问题在于：按照日方要求，对德和约已将山东问题从有关中国的条款中分离出来，并且拒绝在条约中载入交还中国的规定。既然一份具有约束性的国际公约并未载入交还中国的规定，在此条件下，内田的一份并不具有约束性的个人声明，肯定不可靠，并不能作为中国签约的依据。那么，北京为何要将一个一般性声明（半公式）作为签约依据？说到底，还是出自政治的需要。早些时候，根据“两害取轻”的比较与取舍，签字实际上已经成为北京的选项。既然需要，依据与理由都不难找出，于是，内田康哉的一个半正式声明成为签约的依据。这一点再次证明，政治的抉择取决于需要，而不是依据。

巴黎和会是一个组织松散、议事拖沓、没有明确会期的会议，因此，关于对德和约何时正式签约，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表。不过，自5月6日草约公布之后，随时有正式签约的可能。胡惟德5月16日致电北京称：“签字期限近在旬日之间”，就是对签字时间的一种估计。国务院之所以于5月21日向陆徵祥发出签字指令，就是预备随时可能的正式签约。

但是，对德和约后来的签字日期却是6月28日。这就是说，国务院于5月21日发出的签字令，事实上距最终签约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因此，北京的这个签字令最终能否得到执行，尚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

[1] 《公文》，《政府公报》1919年5月11日。

[2] 《曹汝霖氏声明受害被诬之通电》，《公言报》1919年5月11日。

[3] 陆宗舆辞呈，1919年5月9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29页。

[4] 详情见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13—115页。

[5] 陆宗舆辞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0页。

[6] 章宗祥辞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1页。

[7]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79—81页。

[8] 《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52、53页。

[9] 《大总统令》，1919年5月8日，《政府公报》1919年5月10日。

[10] 《大总统令》，1919年5月14日，《政府公报》1919年5月15日。

[11] 《各省挽留曹润田总长》，《公言报》1919年5月18日。曹汝霖字润田。

[12] 后藤新平致章宗祥照会，1918年9月24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63页。

[13] 章宗祥致后藤新平照会，1918年9月24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67页。

[14]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46页。

[15] 《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54页。

[16] 《英日谅解》，《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72页。

[17]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2月14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48页。

[18] 徐树铮致何佩瑢电，1918年7月17日，《徐树铮电稿》，第277页。

[19] 《发刊词》，《晨报》1918年12月1日，第2版。

[20] 《请惩办妨害外交无责任之官僚政客建议案》，《公言报》1919年5月10日。1914年熊希龄曾任煤油督办。

[21] 《国务员钱能训等弹劾案》，《公言报》1919年5月10日。

[22] 《艾庆镛等裁撤公府外交委员会建议案》，《公言报》1919年5月10日。

[23] 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50页。

[24] 《弹劾交通总长曹汝霖案》，《公言报》1919年5月11日。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罗正纬在生活上曾得到毛泽东的关照。1951年4月，毛泽东致函统战部长李维汉：罗正纬“此人当过北洋政府时代的国会议员，在国民党时代似乎没有做过坏事……生活困难，要求照顾。请你派人找他谈一下，给以生活上的照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411页）

[26] 《众议院议员王文璞等对于政府封禁益世报五七杂志救国周刊等有怀疑之点提出质问书》，北京政府内务部档案。

[27] 小幡酉吉致外交部照会，《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01页。

[28] 《林长民辞职之呈文》，《晨报》1919年5月27日，第2版。

[29] 王揖唐、曾毓隽致张作霖电，1919年6月14日。

[30] 《收国务院抄交致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5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27页。

[31] 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5月8日，《秘笈录存》，第204、205页。

[32] 《千钧一发之青岛问题》，《公言报》1919年5月13日。

[33] 国务院、外交部致陆徵祥电，1919年5月12日。

[34] 国务院致各省区电，1919年5月13日，《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20、321页。

[35] 《巴黎和会关于胶澳问题经过情形摘要》，《晨报》1919年5月15日，第6版。

[36] 田中玉致国务院电，1919年5月15日，《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22页。

[37] 《张督军复国务院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5月18日，第2版。

[38] 《王占元来电内容》，《晨报》1919年5月16日，第3版。

[39] 《陈光远力争青岛电》，《申报》1919年5月27日，第8版。

[40] 《昨日安福俱乐部之议员会》，《公言报》1919年5月17日。

[41] 1918年8月梁士诒出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同年12月21日辞职。1919年1月9日李盛铎当选参议院议长。1919年1月，梁士诒转任外交委员会委员。

[42] 《昨日之参议院》，《公言报》1919年5月18日。

[43] 《发各省电》1919年5月16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56页。

[44] 《山东问题同意案已送众院》，《晨报》1919年5月21日，第2版。

[45] 《对外问题已略决定》，《公言报》1919年5月27日。

[46]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5月14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63页。

[47] 陈箓致陆徵祥电，1919年5月14日。

[48] 《收法京王公使〔广圻〕电》，1919年5月8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59页。

[49] 《补录胡公使力请签字之原电》，《公言报》1919年6月7日。另外，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亦收入胡惟德该电（第7卷第349、350页），但与本书所引电文略有出入。其中，关键一句是：美以“坚拒”种族平等，不得不徇日本之请。而王芸生则记载为：美以“坚持”种族平等之故……这里，“坚拒”与“坚持”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同。关于美国坚拒种族平等问题，本书第四章有详细论述，因此本书所引这段电文应当是正确的，而王芸生所收电文，表明编辑者尚未将事情弄懂。

[50] 《收驻日庄代办电》，《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63页。庄电于1919年5月18日发出，北京于20日收到。

[51] 国务院、外交部致陆徵祥电，1919年5月20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67页。

[52] 《万扰中之和约签字问题》，《公言报》1919年6月8日。

[53]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50页。对德和约因在凡尔赛宫签署，因此也称凡尔赛条约。

[54] 邓野：《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2期。

[55] 《段合肥对于外交问题之表示》，《公言报》1919年5月28日。

[56] 《皖督倪嗣冲通电》，《公言报》1919年6月2日。

[57] 赵倜致段祺瑞电，1919年5月26日，《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22、323页。

[58] 只眼（陈独秀）：《对于日使照会及段督办通电的感言》，《每周评论》第24号，1919年6月1日。

[59] 陆徵祥致外交部电，1919年5月19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9页。

[60] 《发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5月27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89页。

[61] 《发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5月31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00页。

第八章 徐世昌辞职、留任与钱能训下台

在北京政府历任总统当中，自身实力最弱者有两位，一位是黎元洪，另一位便是徐世昌。黎元洪长期在地方上担任中级军职，政治经验尤其是高层政治经验明显欠缺。而徐世昌则不同，其从政阅历，尤其是在高层的从政阅历，相当丰富。面对内外时局骤然激化，徐世昌并未手忙脚乱，仍然以其老到而圆滑的政治经验，应对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徐世昌是继袁世凯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总统（近四年）。一位弱势总统之所以能够长期盘踞中南海，必然有其生存之道，此即平衡。而平衡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在派系的夹缝之中，借力发力，以小博大。

上海的市民运动

国务院敬电发出之后，为加强秩序控制，5月25日，徐世昌下达一道措词强硬的命令，禁止游行示威，徐称：“近日京师及外省各处，辄有集众游行、演说、散布传单情事。始因青岛问题，发为激切言论，继则群言泛滥，多轶范围。而不逞之徒，复借端构煽，淆惑人心……著责成京外该管文武长官剴切晓谕，严密稽察，如再有前项情事，务当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1]

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继续上街演说，警方根据徐世昌上项命令，逮捕170余人。4日，大批学生仍然不顾劝阻，走出校门，继续上街进行宣传鼓动，警方逮捕700余人。5日，为平息势态，当局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然而，在北京持续一月之久的学运，终于波及外地，引发了上海的市民运动。

6月5日，上海的部分工厂、商店、学校，举行罢工、罢市、罢课，由此在中国开创了“三罢”先例。这天，上海许多商店张贴着各式标语或对联：“不诛卖国贼不开市”，“要求政府夺回青岛”，“怕将来子孙奴隶，要今朝万众一心。”另外，也有告诫民众“切勿暴动”，等等。

6日，上海工部局发出布告：“现颇有人凭借抵制日货事，绝不顾及中国或租界居民之幸福，专谋扰乱公安，以图私利，有意妨害安分营业之商民。为此，本局须用严厉办法维持界内公安……现特警告公众知悉：凡散发煽惑人心之传单，及悬挂旗帜有直接激动扰乱公安者，一概禁止。如果故违本局布告，严行惩办不贷。”[2]

但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认为，这仅仅是一场中日纠纷，并不赞同美国卷入，他认为：“假使我们或英国人让自己也卷入这场骚动，那将是极其愚蠢的。因为这个运动是单只反对日本的，幸而与我们无关，也没有排外的意思。”基于“与我们无关”的判断，芮恩施迅速采取一项措施：“我特别指示驻上海的总领事劝告那里的美国侨民既不要鼓励也不要反对这个运动，因为它是中国人的事情。美国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表示根本不希望工部局牵连到这件事中去。我告诉总领事说，除非法的明显的行为以外，在华的外国当局和罢工毫无关系。”[3]也就是指示美国驻上海总领馆保持中立。

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工部局并未采取其布告所称“严厉办法”。在上海，影响最大的是商界罢市。6月9日，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樑对罢市商家说：“尔等各商家聚众罢市已有数天，吃亏谅必不少，本厅长一再侦查，得悉尔等商家系受人愚，致营业上大受影响，今宜急早开市贸易，免受损失。”“尔等如果执迷不悟，本厅长惟有禀准上台，将尔等一家一家的发封钉门。”[4]既是拉拢又是威胁，但收效甚微。

眼见上海的罢市风潮逐渐扩大，《公言报》发表文章这样评论：“北京学生酿成风潮后，上海方面方继以罢市风潮，此二风潮表现后，已将此次骚动全系借对外问题以实行对内之内幕，次第暴露。吾人对于学生、商界之真爱国者，固只有馨香膜拜，而对于黑幕中之唆动人物，与夫一切过激自扰之举动，则良心上实不能赞同。且亦不能效研究派报纸之一味火上浇油。”[5]

无论政治上还是组织上，安福系都是一个十分狭隘的利益集团，因此，总是以派系的立场和目光认识问题。先前，他们把北京的学生运动归之于研究系，现在又将上海的市民运动与研究系联系起来。

《公言报》称研究系报纸一味火上浇油，的确，《晨报》对于上海的“三罢”，尤其对于工界罢工，给予了特殊的高度评价。《晨报》曾为罢工问题专发一篇特约通讯，标题十分醒目：《破天荒之工人总同盟罢工》。其中，该通讯敏锐地指出：“工界罢工实为我国破天荒之事件，又为工人参与政治问题之嚆矢，足见我国工界业已觉醒，且有相当团结力，此诚最近所最可注意、最可特笔之事实也。”[6]在中国，以往也曾有过工人罢工，但基本属于经济性质，而政治性质的罢工则始自这一次。《晨报》如此快速并且准确指出，这是“工人参与政治问题之嚆矢”，可见其目光相当敏锐。

上海的三罢迅速波及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给北京政府和地方当局造成极大压力。为此，北京政府必须重新考虑处理方式，以求平息势态。

罢黜曹、陆、章

五四当天，曹宅被焚，随后，曹汝霖被临时安置于北海团城暂住，据曹回忆：“我住团城数天后，东海（徐世昌，引者注）忽傍晚驾一叶扁舟，由北海登城而上，我适在沁春亭，他直入亭中，时已夕阳西下，清风徐来，他说这里很凉快。又下亭同到前院，经过玉佛殿，说玉佛还是暹罗进贡的。见古栝数十株，他说这俗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有，团城特别多……走到北海边，即乘小舟而去。他谈笑如常，对学生事，一字不提，避开现实，真老于世故者也。”[7]

这是一段有趣的记述。曹汝霖身为内阁交通总长，忽遭焚屋之祸，徐世昌如不看望一下略表慰问，有些说不过去。但曹汝霖一案又牵涉山东问题、对德和约、学生处置等等问题，这些都是非常棘手、不便表态、甚至也不便谈论的问题。为此，徐世昌的办法是，亲往团城看望，表示慰问之意，但仅仅说了些白皮松一类废话之后，即登舟而去。既看望了曹，表示了慰问，又什么也未说，避免了任何麻烦与牵扯。此举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徐世昌老到而圆滑的政治经验，这里，废话也是一种政治艺术。

徐世昌于5月8日下令挽留曹汝霖之后，曹氏曾再度辞职，对此，5月21日，政府发表一道批令：“呈悉。该总长夙共艰难，深资倚畀，据称卒发旧恙，著给假二十日，安心调摄，暂由曾毓隽代理部务，所请辞职之处，仍毋庸议。”[8]再次挽曹。曾毓隽为段祺瑞心腹之一，时任交通部次长。

6月1日，徐世昌发布命令，以总统的身份，公开为山东密约和曹、陆、章三人辩护，内称：“济顺、高徐借款合同与青岛交涉，截然两事。该合同规定线路得以协议变更，又有撤退日军，撤废民政署之互换条件，其非认许继续德国权利，显然可见。曹汝霖迭任外交、财政，陆宗舆、章宗祥等先后任驻日公使，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案牍具在，无难复按。”[9]徐世昌也是强调指出，铁路合同并不涉及继承权，但是，在群情激动、举国痛斥的情况下，这些解释已不可能被民众接受。

面对全民声讨，曹等三人也是如坐针毡，自知不能恋栈了。6月4日，五四学潮一月之际，章宗祥向徐世昌提出辞职，内称：“一月以来，伤势虽渐平愈，旧恙日形增剧。伏思驻日使职殷繁，断非孱病之躯所能胜任，惟有恳乞钧座，俯念下情，准予免去驻日本全权公使本职，俾得侍奉老父，退居田间。”[10]但徐世昌仍然“慰留未允”。

上海的三罢发生之后，各地风潮不断扩大，在此情况下，部分高层人士，尤其是直接面对民情骚动的地方军政官员，感到继续维护曹、陆、章已经得不偿失，为此，陆续出面向北京进言，请求罢免曹等三人，以保辖区平安。

6月7日，湖南督军张敬尧致电徐世昌、钱能训，要求罢免曹等，电称：“自青岛问题发生以来，京外学、商各界莫不归咎曹、章，群相指摘，酿起公愤风潮。而政府对于曹、章迄无责令引退之心，反以温语慰藉……但国家大事，坏于袒护一二私人之手，殊属不值。敬尧生平与曹、章毫无恶感，就见闻之所及，则曹、章数年前亦一学生耳，显达以来，把持政柄，有何成绩？而乃假公济私，阴逞诡谋，欲掩众目……伏愿我大总统、总理宸衷立断，即颁明令斥免曹、章”。[11]

张敬尧的意思就是一条，继续袒护曹、章二人“殊属不值”，这是利益关系正在发生转换的反映。

卢永祥时任淞沪护军使，身处上海三罢运动中心。6月7日，卢永祥召集商、学两界代表开会磋商，卢说：“本使意见，为今之计，最好一面开市，一面由本使将商、学界意见电达政府，请求采纳。”“如诸君担任劝导商、学界即日开市、上课，本使自当电致政府，代达民意，准将曹、陆、章去职。”[12]这一回卢永祥没有食言。

翌日，卢永祥与沪海道尹沈宝昌联名致电徐世昌，报告上海社情，内称：“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初因青岛外交，提倡抵制日货，后即以释放京师被捕学生，并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为要求条件。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处，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所以永祥等昨日召集南北商会，省县两教育会，切实会议开市办法，商界已允劝导开市，学界则坚持电请准将曹、陆、章三人去职，明奉命令，方能开市。永祥等伏查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集，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现上海学界既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商界亦曾有电请求，民心向背，即时局安危，亦不敢壅于上闻。可否查照上海总商会前电所呈，准将三人一并免职，明令宣示，以表示政府委曲求全，力顾大局之意。”[13]

卢、沈之电，着重将曹等的个人地位与上海的稳定作比较，以此敦促北京“力顾大局”，这里的比较，就是利益关系的比较。

卢永祥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实正是如此，南京的形势迅速发展起来。6月8日，江苏督军李纯，出面召开各界会议，要求复课、复市。会中，李纯斥责各界要挟官厅，强硬宣称，罢免曹、陆、章的要求决不转陈北京。然而就在第二天，李纯急电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沪、宁等处纷纷罢课、罢市，形势日非……现在沪埠中、交行（中国、交通银行，引者注）停止营业，内地挤兑风潮乘之而起。任局长（沪宁铁路管理局局长任小山，引者注）急电，沪、宁路车开至本夜为止，其余各大工厂工人渐渐活动，加入要求。似此由罢课而罢市，由罢市而罢工……第念诸君（指曹、陆、章，引者注）辞职在前，似属无伤威信，用敢缕陈左右，希为转陈。”[14]银行挤兑，尤其是沪宁铁路即将停开，这种局面对于地方官员来讲，无疑是极为严重的。

面对举国骚动，继续维护曹等三人地位，的确“殊属不值”，中南海被迫下达免职令。

5月21日，政府曾批准曹汝霖休假20天，6月9日休假到期，当日，《公言报》披露一条消息：“交通总长曹汝霖氏给假二十日现将届满，闻已拟就辞呈，决意引退。政府方面亦有照准消息云。”[15]这是《公言报》特意放风，为罢免曹等做舆论准备。

6月10日，徐世昌发布命令：“交通总长曹汝霖呈请辞职，曹汝霖准免本职。”[16]同日，陆、章二人也被“准免本职”。

当时的通讯尚不十分快捷，因未及时收到免职令，6月10日，卢永祥迫不及待，直接致电曹、陆、章本人，敦促三人主动离职。电称：“自青岛问题发生，国人多未明于事之原起，以致学界激起风潮，蔓延及于商界、工界，罢课之后，罢市、罢工相因而起，几以公为集矢之的……窃惟古人为国任事，往往以国为重，而身次之，但能有益于国，不恤引过于身。今天下嚣嚣，已不靖矣，真是真非已非一时所能剖白……是公此时之蒙谤，不难规雪于将来，而不值以一身之关系，致时局纠纷而莫解也。”[17]

卢永祥要求曹等效法古人，“引过于身”，实际上就是要求三人不要再给他们惹麻烦了。所谓“不值以一身之关系，致时局纠纷而莫解”，再次证明利益关系正在起变化。

是日，恰逢徐世昌下达免职令，陆宗舆接电后立即回复卢永祥：“蒸电承教，甚感。舆（陆宗舆自称，引者注）屡次乞罢，元首迄未允准。至昨复坚请速罢，以挽危局，幸蒙勉允，今日已明发批令照准。请迅即知照商、学、工各界，应即照常各治生业。尚乞婉谢各界，代达歉衷为感。弟宗舆。灰。”[18]陆宗舆的这个高姿态，就是回应卢永祥所说“以国为重，而身次之”。

鉴于天津罢市局面紧张，6月10日夜，国务院特派代表专程赴津，传达免职令。当晚，千余商家聚集商会，曹锟胞弟、直隶省长曹锐讲话：“诸君目的已达，姑念地方治安，人民生计，无论如何明日一律复业。”11日晨，天津商会发出布告：“查此次罢市之举，实因爱国所激，以惩办国贼曹、陆、章及保护学生为最后要求……本日夜三钟，国务院代表曾参议衔命火速奔津，宣布免曹、陆、章官职之令。先由省长莅会，沥陈市面秩序危险万状，痛哭流涕，谆谆劝慰。当时各商民聚会中约千余人，亦随之堕泪……查罢市之目的两条既经达到，当然回复原状，望各商号自今日起，一律照常开市。切切此布。”[19]两条目的，即释放学生，罢免曹、陆、章。

以上表明，曹等三人的免职，与各地三罢有直接关系，尤其是罢市。

曹汝霖早已提出辞呈，但徐世昌当时下令挽留，一般说，挽留之后，原辞呈亦即作废。后来的情况是，在曹汝霖尚未再度提出辞职的情况下，徐世昌下令辞职照准，这就引起曹汝霖、段祺瑞强烈不满。曹汝霖在其晚年的回忆中写道：徐世昌“不等我们上呈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矣”。对此，曹氏揣测：徐上台后，一直企图“抑制合肥势力”，上海的南北和会就是此意。“适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即利用此机以剪除合肥羽翼……不先设法令我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20]

免职令发布当日，段祺瑞来到北海团城，段对曹汝霖说：“没有辞职，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21]有人说：愤怒出诗人。曹等被免职后，平日极少作诗的段祺瑞，愤而写下长篇五言诗一首赠曹，诗曰：

不佞持正义，十稔朝政里。

立意张四维，一往直如矢。

侧目忌惮者，无辞可比儗。

谓左右不善，信口相诟徵。

休怪殃池鱼，亦因城门毁。

欧战我积弱，比邻恰染指。

陆持节扶桑，樽俎费唇齿。

撤回第五条，智力亦足使。

曹迭掌度支，谰言腾薏苡。

贷债乃通例，胡不谅人只。

款皆十足交，丝毫未肥已。

列邦所希有，诬蔑乃复尔。

忠恕固难喻，甘以非为是。

数虽一亿零，案可考终始。

参战所收回，奚啻十倍蓰。[22]

段诗仅仅提及陆宗舆与曹汝霖，而无章宗祥，三缺一，看来，段的确不善作诗。曹汝霖从此退出政坛，自号觉盒，据说，取古人年至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意思。

徐世昌辞职、留任与钱能训下台

徐世昌入主中南海之初，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即将举行，彼时，徐世昌一度也曾踌躇满志，试图以两个和会为契机，全面推行其内外政策，由此奠定任职之基。在年初的招待会上，徐曾这样断言：“一千九百十九年者，在世界为和平之新纪元，而即我中华民国之第八年也。”然而半年以来，两个和会相继失败，徐氏亦随之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现在，有两个难题摆在徐、钱二人面前。

其一：五四学潮的直接目标有两个，就是罢免曹、陆、章和拒签对德和约。这本来就是互为联系的两个目标，因此，曹、陆、章一旦免职，势必牵涉另一个问题：对德和约是否还能签字。

其二：南北和会破裂之后，统一问题如何解决。显然，武力统一不可能是徐世昌的选项，反过来，如果坚持和平统一，就必须重开和会。但是，由于徐世昌与安福国会的关系急剧恶化，重开和会困难重重。

徐世昌本来就是一位弱势总统，两个和会先后陷入困境，更加削弱了他的地位，也更加削弱了他对时局的掌控。在此情况下，徐世昌必须采取一项大胆的行动，以争取各方强有力的支持，扭转颓势，重获主导权，从而有效掌控局势。为此，徐世昌以其总统之职作为赌注，发起一次绝地反击。

6月11日，也就是罢免曹、陆、章的第二天，徐世昌向参、众两院递交一份辞职咨文，宣布引咎辞职。所谓引咎辞职，必然提出辞职的理由，而徐的理由简单明了，就是两条：其一，对德和约签字问题。其二，南北和会问题。

关于对德和约，徐称：“原拟全约签字，惟提出关于胶澳各条声明保留，此项原属不得已之办法，但体察现情，保留一层，已难办到。”“若因保留不能办到而并不签字，不特日、德关系不受牵制，而吾国对于草约全案，先已明示放弃，一切有利条件及国际地位，均有妨碍。故为两害取轻计，仍以签字为宜……内审国情，外观大势，惟有重视英、美、法各国之意见，毅然全约签字，以维持我国际之地位。惟是国内舆论，坚拒签字，如出一辙……而共和国家，民为主体，总统以下，同属公仆……欲以民意为从违，而熟筹利害，又不忍坐视国步之颠踬，此对外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

关于上海的南北和会，徐世昌称：“沪议中辍，群情失望，在南方徒言接近，而未有完全解决之方；在中央欲进和平，而终乏积极进行之效……此皆本大总统德薄才疏无统治国家收拾时局之智能，知难而退，窃慕昔人，此就对内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23]

在这里，徐世昌将其“不能不引咎”的内外两个原因说清楚了。其中，关于德薄才疏一类自责，形式上多少有些模仿昔日的“罪己诏”。

徐世昌的辞职咨文，其实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谋略。

当时，北京政府未设副总统（详情见第六章），因此，徐之忽然辞职，将无人能够顶替，总统一职将出现空缺。由于“国不可一日无主”，这样，徐之辞职势必引发高层震动，势必引来各方竭力挽留，而徐之文章就做在这里。徐世昌之所以将其辞职的两点原因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等于示意：如果挽留其总统之职，就必须支持其内外两点政策。具体讲，必须支持签署对德和约，必须支持重开南北和会。

通过辞职，换来挽留；通过挽留，换来支持；通过支持，换来两项内外决策的贯彻执行。正因为徐之辞职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谋略的考虑，并非真心实意，因此，在其当天的日记中，徐对辞职一事只字未提。[24]

与此同时，钱能训亦提出辞职。

徐世昌没有失算，果然，其辞职之举立即引发高层震动。尽管安福国会与徐的关系极为恶劣，但徐世昌果真拂袖而去，将造成“国中无主”，政局将混乱不堪，难以收拾。因此，当徐的辞职咨文于6月11日送到国会后，当天便由参、众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登门退还。并且，李、王二人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查现行约法，行政之组织系责任内阁制，一切外交、内政，由国务院负其责任，大总统无引咎辞职之规定。且来文未经国务总理副署，在法律上不生效力。当由盛铎、揖唐即日躬赉缴还，吁请大总统照常任职。”[25]当日，段祺瑞亦亲至中南海挽留徐。

接踵而来的便是全国性的挽徐浪潮。

如上所述，徐世昌既然明确宣示其辞职的两个原因，那么，所谓挽徐，也就必须就两个问题表明态度。各地的挽徐电甚多，内容无非三条：其一，挽徐；其二，就对德和约签字问题表明态度；其三，就南北议和表明态度。三条当中，一、三两条不难表态，敷衍几句套话即可，最具实质性的，就是德约签字问题。

6月13日，皖督倪嗣冲通电挽徐，内称：“外交事项，本极纠纷，保留之说，固属众口一词，第樽俎折冲，瞬息万变，如伺察各国情势，必须出于签字之一途，两害从轻，似应当机立断。”在皖系当权时期，倪嗣冲往往扮演打头阵的角色。

同日，察哈尔都统田中玉通电挽徐，表示：“如国有实力，拒绝签字何尝不为正策。今保留一层，既万难办到，则两害取轻，不得已签字，亦无不可。”[26]早些时候，田中玉曾通电反对签约，理由：“权衡轻重，似以暂不签字，徐图事后补救之说为较善。”现在，却反过来赞成签字，理由：“两害取轻，不得已签字，亦无不可。”田中玉的所谓“轻重”，是可以颠来倒去的权衡的。

先前，赣督陈光远也是反对签字，并曾颇为感慨地声称：巴黎和会“各国皆享克敌之功，我国独蒙削地之辱，揆情论事，夫岂谓平”。要求：“如果抗议无效，惟有严拒签字。”6月13日，陈光远发表挽徐通电，内称：“政府不得已签字之苦衷，固为天下所共谅。”[27]刚刚还是“夫岂谓平”，转瞬间已“天下共谅”。

张树元时任山东督军，其挽徐电称：“外交问题，则自以察看各国情形为权衡，两害取轻，理当共谅。”[28]黑龙江督军鲍贵卿致电徐，表示：“若拒绝签字，转失一切有利之条件，而国际地位，因之摇动”。[29]福建督军李厚基则致电段祺瑞，内称：“如遇不得已时，则两害相权，宁取其轻。”[30]数日之前，一再要求罢免曹、陆、章的卢永祥，也在其挽徐电中赞成签字，卢称：“权衡轻重，实以签字为有益，应请我大总统毅然主持，毋稍瞻顾。”[31]四川督军刘存厚亦在其挽徐电中称：“自应权衡两害取轻之义，毅然签字，以图我国际地位之维持。”[32]另外，致电徐世昌支持签字的还有甘肃督军张广建，[33]等等。

这一次各地封疆大吏发出的挽徐通电，至少一部分出自皖系与安福系核心要员的策划与动员。

6月12日，徐树铮、王揖唐联名密电晋督阎锡山，通报徐、钱辞职一事，同时提示：“尊处如何通电，宜首言内阁总理完全负责，总统不应辞职，内阁尤不应听总统辞职为一段。外交应察看各国情形，必不得已，即行签字为一段。南北议和并未破裂，代表辞职，尽可易人，另行续议为一段。”[34]这里，徐、唐二人所拟三段事项，等于替阎锡山代拟了一份电稿。随后，阎锡山通电挽徐，支持签约，明确表示：“两害取轻，全约签字，中央具有苦衷，国人固已共谅，况交还既有宣言可证，而新约有利条件断无自先放弃之理。”[35]

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提示电，也曾照样发致东北王张作霖。段祺瑞的左膀右臂，一位是徐树铮，另一位便是曾毓隽，6月12日，曾毓隽、王揖唐联名密电张作霖：“尊处如有通电，宜首言内阁总理完全负责，总统不应辞职，内阁尤不应听总统辞职为一段；外交应察看各国情形，必不得已即行签字为一段；南北议和，并未破裂，代表辞职，尽可易人，速行续议为一段。事关大计，尊处未便缄默。”[36]这就是说，曾、王二人同样也为张作霖代拟了一份三段事项的通电稿，不过，张作霖并未如同阎锡山那样照单领命。6月16日，张作霖通电挽留徐世昌，内称：“我大总统当代耆英，澹泊明志，本无希恋，有何不可牺牲。唯当此运会所趋，万不能遽萌退志。”[37]张电完全撇开了对德和约，所谓“当代耆英”，纯属废话，等于什么也未说。

徐树铮与曾毓隽的出面，等于代表段祺瑞。笔者估计，此类代拟电稿并非仅此，很可能还有若干发致其他地方大员。

另外，江苏督军李纯的挽徐电，则是另一类典型，电称：“目前紧要问题，在国内外两和会，青岛问题虽国人未能尽谅，而是非历久自明。至沪议虽曰停顿，和平迄未中断，但使觉悟让步，必可继续进行。”[38]表面看，李电没有回避，而是正面提到青岛问题，但“是非历久自明”，既不是签字，又不是不签字，什么都不是。与李纯相类似的挽徐电，还有河南督军赵倜、湖南督军张敬尧、浙江督军杨善德等。

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在中国，凡遇重大政情，必有外国人士卷入，这一次也不例外，至少有两位外国公使加入到挽留徐世昌的行列。6月13日，法国驻华公使卜柏，前往外交部会晤次长陈箓，表示：“当此中国多故之际，深望总统为国留任。”[39]19日，外交使团领袖人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前往国务院会晤代总理龚心湛（钱能训此时已去职，引者注），表示：“声明挽留徐大总统”。[40]两位外国公使的出面，也是那个年代中国政治特有的现象。

在各方人士挽留下，徐世昌当然懂得适可而止，于是乘势收兵，不再坚持引咎了。

6月18日，外交部致电陆徵祥，就此事的由来与结果通报如下：“此次大总统辞职，驻京英、法、美、日本各使探询原因，经大总统宣言：（一）因巴黎和会予主张全约签字；（二）因国内议和，余欲贯彻；如两事均能达到目的，自可不辞职等语。”这里，徐世昌自己将其意图说清楚了，“如两事均能达到目的，自可不辞职”。那么，徐世昌的这个策划其收效如何？外交部继续通报：“连日各省回电，均赞同签字，现内外既晓然政府用意，签字一节，似不应再变方针。”[41]至少在外交部看来，经过徐世昌此番辞职与留任，德约签字大局已定，不会再生反复了。

根据以上不完全记载，除去另立政府的西南几省，北京政府辖区内的各地督军，差不多都发出了挽徐电，并且，依据“两害取轻”的原则，大部分赞成签署对德和约。尽管也有如李纯一类不明确表态的，但至少不再有公开反对签约的意见。这一回，徐世昌充分展现出一个弱势总统长袖善舞的博弈技能，以退为进，借力发力，一举打开困局。

还在各地军政大员竞相通电挽徐之初，安福系早已识破徐之计谋。就在徐世昌提出辞职的第二天，《公言报》发表一位“某君”的谈话，某君以一种鄙夷的口吻说：在当前的局势下，“想大总统亦不忍拂衣而去，以负天下苍生。此种咨文表示（辞职咨文，引者注），只可当一种发牢骚之文字观也。”[42]

的确，徐世昌的辞职与留任，其实就是一幕笑剧，并且，自编、自导、自演，甚至也是自赏。

继任总理人选的争执与国会的搅局

不过，徐世昌可以留任，但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参、众两院议长的挽徐通电明确指出：行政组织系责任内阁制，一切外交内政由国务院负责。此言等于示意：徐世昌可以挽留，但钱能训必须下台。事实上，各地的通电，只有挽徐，没有挽钱，因此钱能训的下台不可避免。6月13日，徐世昌签署命令：“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钱能训，迭呈辞职，情词恳挚，钱能训准免本职。此令。”[43]钱氏就此卸任，成为时局的牺牲品。

徐之胜算在于，以其总统一职作赌注，拿到了他所希望的两个支持。但是，徐之失算在于，钱能训解职之后，却又产生了严重的内阁危机。

当钱能训提出辞职并且照准之后，依照内阁制惯例，全体内阁成员同时提出辞职，由继任总理组成下届内阁。由于钱能训的去职事发忽然，继任总理人选尚待磋商，为此，徐世昌决定，全体阁员一律暂时留任，组成看守内阁，直至继任总理就职。

所谓看守内阁，也就是由一位现任内阁总长临时出任代总理，以维持政府的运转。问题在于：这位代总理将面对的，仍然是对德和约，五四风潮，南北议和等等棘手问题，因此现任内阁总长当中，无人愿意出任代总理一职。在此情况下，徐世昌只得硬性规定，按照现行内阁成员的排列顺序，排列在前者出任代总理。

北京政府时期的内阁成员排列顺序，首为外交总长，但陆徵祥远在法国；次为内务总长，但该职为钱能训兼任，已连同总理一并辞去；再次，为财政总长，于是时任财长的龚心湛被指定为代总理。6月13日，徐世昌发表命令：“特任龚心湛暂兼代理国务总理”。[44]

龚心湛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出掌该职，龚氏随即致电各省，声明：“比者幹揆坚辞引退，心湛迫于主座重委，辞不获已，于本日到院暂任维持，声明十日为期，务希公推贤能继任揆席，斡旋大局，是所至跂。”[45]就职之日，百事不问，首先“声明十日为期”，龚氏此言不难解读。德约签字与否，是一个全民卷入、争议极大的问题，五四学潮与公众舆论强烈反对。尽管各方军政大员在挽徐电中纷纷支持签约，但地方官员对于外交条约的言论，那是可以不负责的，最终，具体的、实际的责任人，只能是他这位责任内阁代总理。

早些时候，陆宗舆在其辞呈中有几句话：“自通海数十年来，凡当外交之冲者，几悉为众矢之的。”此言之意，龚心湛宁不知之。反过来，如果拒绝签字，其中的风险同样难以承担。既不能签字，又不能拒约，两难之下，如何才能两不相犯，全身而退？所谓“十日为期”，就是要抢在对德和约签字之前，挂冠而去，从而将签字或拒约的责任统统甩脱。龚心湛的就职电，更像是卸任电，如此责任内阁，不可能担负任何责任。

关于继任总理人选，有权过问此项人事任命的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拥有提名权的总统徐世昌。其二，拥有通过权的安福国会。为此，双方心照不宣地盘算着各自的人选。

徐世昌在前清担任东三省总督时，幕下有两位颇为倚重的僚属，一位是奉天右参赞钱能训，另一位是奉天左参赞周树模。钱、周二人形同徐之左膀右臂。现在，钱能训被免职之后，徐世昌便有意提名周树模接任总理，这样，徐世昌便于掌握国务院，府院关系亦便于沟通协调。

然而，安福国会的考虑是，徐世昌上台之后，与国会的关系渐行渐远，尤其是南北和会，竟然私下出卖安福系，企图“国会两消”。安福国会之所以处处为难钱能训，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徐世昌。现在，钱能训去职之后，安福国会便决意由本派人士出掌国务院，以便控制内阁，架空徐世昌。安福国会考虑的人选是，时任农商总长的田文烈。田文烈曾长期在袁世凯帐下任职，为北洋系统资深军人，前清时曾任陆军部副大臣，民国建立后，曾任河南都督，陆军上将。

周、田二人之外，第三位人选便是王揖唐。但王揖唐十分清楚，安福系已经掌握国会，如果再掌握政府，必然树大招风，引起各方强烈不满，只能是自找麻烦。为此，王揖唐公开表示：“鄙人忝长议院，报国之道甚多，责任綦重。如有所见，亦可供献于大总统，殊不必登台为总理也。况吾党（安福俱乐部，引者注）自成立以来，以不争政权为宗旨，若贸然登台，未免有负初心。”[46]

不争政权是假话，不愿登台任总理则是真话。总之，王揖唐拒绝之后，总理的候选人便集中为两位：周树模与田文烈。

但是，出乎预料的是，田文烈本人坚拒出任阁揆，而安福国会则又坚拒周树模，由于总统与国会互不相让，继任总理迟迟无法产生。

为尽快结束内阁危机，结束暗斗，徐世昌决定，将周、田二人公开提交安福俱乐部征求意见。为什么送交安福俱乐部而不是直接提交国会？因为安福俱乐部实际上就是国会，一旦安福俱乐部通过，等于国会通过，如遭否决，至少名义上还不是被国会否决，也还可以继续磋商。如果正式提交国会而遭否决，便没有回旋余地了。

6月28日，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议员大会，就周、田二人举行表决。为表示慎重，受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委托，这天，一位显赫人物也来到会场，此人即权倾一时的徐树铮。大会由王揖唐主持，王说：“内阁问题久未解决，丁此内政外交多事之秋，宜促进正式内阁即速成立。大总统开诚布公，现已拟出继任人物征求本部意见，至为钦佩……闻大总统已将详细情形告诸徐又铮君（徐树铮字又铮，引者注），特邀徐君到会报告一切。”看来，徐世昌为郑重起见，特意搬出安福后台徐树铮出面，就总理人选作介绍说明。接下来徐树铮讲话，他说：“树铮军人，且系后进，组阁问题原不敢过问。惟大总统与段督办迭次商议内阁问题，均嘱树铮传话，因此得闻梗概。大总统对于内阁事开诚布公，既尊重国会之意见，且与本部（安福俱乐部，引者注）极表亲爱之忱，因说出三个人来：（一）周少朴先生（周树模字少朴，引者注），（二）田焕庭先生（田文烈字焕庭，引者注），（三）即王议长是也。周先生在前清曾为督抚，在民国曾任平政院长，老诚硕望，品德兼优。田先生为北洋名宿，望重德隆。此两公皆有组阁之资望。至王议长与组阁事，自己既谦让未遑，同人亦多以为不近政权为是，故今日之内阁问题，非田则周。大总统毫无成见，请诸公务早决定，大总统及段督办均希望正式内阁迅速成立，鄙人亦希望正式内阁迅速成立。”[47]

徐树铮对周、田二人的介绍基本持平，并以“不近政权”的名义排除了王揖唐，明确将参选人士限定为两位：“非田则周”。

接下来，大会就周、田二人进行讨论发言。安福骨干克希克图说：“南北议和，北则北洋派为政治中心，南即滇、桂两派是也。内阁总理为解决时局之中坚，自以与北洋派关系较深者为适。田君为北洋名宿，故鄙人赞成田君。”在这里，克希克图为总理人选提出一个资格标准：“与北洋派关系较深者为适。”对此，附和者甚众。显然，这几乎就是一个量身定制的任职标准，按照此项标准，田君肯定优于周君，等于排除了周君。

接着，吴文瀚发言，从另一方面对周树模提出异议，他说：“鄙人亦不赞成周君组阁，其理由，则组阁之人必须与时会相应，周君与时会不相应，犹之王议长与时会不相应也，本部（安福俱乐部，引者注）以王议长之心爱周朴老，均不愿此两公牺牲。”

吴文瀚称周树模“与时会不相应”，实际上就是指周的行政资历有所欠缺。民国建立以来，周树模的主要任职，就是曾任平政院院长。所谓平政院，是北京政府学习西方制度而设立的一个行政诉讼机构。其职能是，对于政府官员在行政上的违规与争议，可以向该院提起诉讼，并由该院裁决。通俗而言，就是一个“民”告“官”的地方。但是，平政院的实际作用十分有限，其院长实际上是个闲职，地位不高，与时政也没有多少关系，所谓“与时会不相应”，就是此意。于是，以“爱周朴老”的名义将周树模排除。

讨论发言完毕之后，王揖唐宣布对周、田二人进行表决，结果，周树模仅得两票，其余全部赞成田文烈。周树模被安福俱乐部否决，等于非正式地被国会否决。由于国会只有通过权，而提名权则在总统，最后，本次大会“遂决定赞成田文烈君组织内阁，并公推两议长及徐又铮君报告大总统，请即日提出。”[48]也就是以表决结.果的名义，公开要求徐世昌提名田文烈。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又大出众人所料。当日（28日），田文烈得知消息后，对于安福俱乐部未经本人同意即付诸大会表决，极为不满，立即上书徐世昌，坚辞不就。田称：“刻间并闻两院多数见属，无取同意，重在责难。”“文烈宣言无论何时不能组阁，不自今日为始，河间（冯国璋为河北河间人，引者注）时代，屡以相促，迭经恳辞。”并且，田文烈还指责安福俱乐部：“矧不征同意，不问能否，强迫施行，堂堂民国，岂宜出此。恐迟延组阁，责不在文烈，而自有负责者也。”最后强烈表示：“文烈赋性直戆，力所不能为者，虽强促亦必难从。”[49]

这样一来，组阁一事陷入僵局。

鉴于田文烈的态度已无回旋余地，于是，又有人禀承徐世昌之意，再度游说周树模组阁。但是，这一回安福国会决心与徐、周二人对抗到底。7月6日，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联名发表通电，宣布组阁暂告停顿，电称：“讵意事变多端，有人觊觎组阁，多方播弄，使田君不肯出山，内阁无由成立。至已经议员多数一致反对之周君，势不能因强迫而复行通过，组阁问题暂告停顿。”同时提议：“现在或应继续敦劝田君勉为其难，抑或请政府与国会和衷商榷，另提相当人物，俾内阁不至久虚。”[50]李、王二人的意思是，人选可以另商，但周君不在考虑之列。

当时，一度盛传徐世昌执意提名周树模，为此，《公言报》采取一贯方式，特地发表一位匿名“某议员”谈话，向徐世昌发出警告。首先，“某议员”回顾了钱能训内阁上台的经过，称当初徐世昌提名钱能训时，既有议员弹劾，又为督军反对（袁世凯帝制活动期间钱能训曾参与劝进），但安福部考虑到是总统信任之人，于是无条件通过。“不幸幹老（钱能训字幹臣，引者注）就任后，数月之间，外交失败，和平破裂，罢市罢学，全国骚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继起内阁，不得不加以审慎。”然后，话题回到安福俱乐部对田、周二人的表决，该议员称：“焕老为军政泰斗，北洋名宿，担当国事，甚合时宜。朴老数年以来，久淡于政治，于各省多不接洽……诚不忍使此老陷于政潮之中。表决结果，多数赞成焕老组阁……不幸焕老只肯做总长，不肯做总理。”最后，这位匿名议员强硬表示：“不料近日之消息，或曰总统已拟定周树模，或曰国务院已准备咨文提出，吾人则极为疑虑，以为大总统既征求意见于先，多数既赞成田而反对周也，何以大总统必欲提出吾等已经表决少数之人，强求同意？要知当议员者，当日之我万不能与昨日之我挑战，既经表决，当然服从党议，头可断，志不可夺……如强迫横来，则吾人牺牲地位，在所不辞矣。”[51]

这位匿名议员的谈话，竟然提出“头可断，志不可夺”，俨然要与徐世昌对抗到底。在此情况下，关于周树模的提名只得彻底打消。总统与国会之间的这场继任总理人选之争，最终，以总统的妥协而暂告一段落。

龚心湛于6月13日就任代总理，声明仅代10天，6月22日，10天到期。当日，龚氏谒见徐世昌，与徐磋商结束任期。由于继任总理尚未向国会提名，龚心湛求去不得，只得答应再代一周。此后，因周树模的酝酿提名被安福俱乐部抵制，继任总理迟迟不能产生，万般无奈，龚心湛只得不定期地继续代理。

本章小结 5月20日，国务院作出签署对德和约的决定，并于21日电令陆徵祥执行。其后，因各地罢课罢市风潮蔓延，曹、陆、章被明令免职，德约问题亦随之升级，再度激化。为此，徐世昌采取以退为进之策，以辞职作赌注，换来各方军政大员的挽留，同时，又通过挽留，换来各方对签约的支持。一时间，两害取轻、全约签字的主张，至少在军政上层已居主导地位。徐世昌的这篇类似于“罪己诏”的辞职咨文，展现了一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弱势总统，借力发力的博弈技能。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肯定出乎徐世昌、段祺瑞、王揖唐、徐树铮等等预料之外。钱能训辞职之后，在继任总理人选上，发生了周、田之争。本来，周、田二人的提名，与德约的签字没有直接关系，然而却在复杂的政治博弈过程之中，意外地被牵扯在一起。其中的关系是这样的：签署对德和约，是钱能训内阁作出的决定。在钱能训解职之后，这项决定只能由后任内阁继续执行。但是，由于在继任总理人选上，国会与总统形成对峙，造成继任内阁迟迟不能产生。问题在于：龚心湛是一个但求无过、终日思去的看守内阁代总理。如果说徐世昌是一位弱势总统，那么，龚心湛则是一位更为弱势的看守内阁代总理。一个“声明十日为期”的看守内阁，在德约签字问题上，根本不能、也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徐世昌以辞职所换来的各方对于签约支持，却又碰上一个毫无执行能力的龚心湛。

这样，对德和约能否签字，再生变数。

[1] 《大总统令》，1919年5月25日，《政府公报》1919年5月26日。

[2] 《英美工部局昨日之布告》，《申报》1919年6月7日，第10版。

[3]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4页。

[4] 《上海商界罢市之第五日》，《申报》1919年6月10日，第11版。

[5] 《学潮市声渐就和稳之昨讯》，《公言报》1919年6月9日。

[6] 《破天荒之工人总同盟罢工》，《晨报》1919年6月12日，第6版。

[7]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5页。

[8] 《公言报》1919年5月22日。

[9] 《大总统令》，1919年6月1日，《政府公报》1919年6月2日。

[1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331页。该辞呈未署日期，《公言报》6月5日报道：“章宗祥氏病势已渐痊，可昨日又呈请辞去驻日公使之职。”（《章宗祥再辞日使》，《公言报》1919年6月5日），据此，章氏辞呈应提出于6月4日（昨日）。

[11] 《张督请罢曹章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6月13日，第7版。

[12] 《昨日南商会中之官民会议》，《申报》1919年6月8日，第11版。

[13] 《护军使、道尹请免曹、陆、章电》，《申报》1919年6月10日，第11版。

[14] 《罢市中之南京军民两长电》，《申报》1919年6月12日，第11版。

[15] 《曹汝霖再辞与政府》，《公言报》1919年6月9日。

[16] 《大总统令》，1919年6月10日，《政府公报》1919年6月11日。

[17] 《卢永祥劝曹、章、陆去职电》，《申报》1919年6月14日，第11版。

[18] 《卢永祥劝曹、章、陆去职电》，《申报》1919年6月14日，第11版。

[19] 《本省要闻》，天津《大公报》1919年6月12日，第10版。

[20]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6页。

[21]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6页。

[22]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陈考威序。

[23] 《总统辞职问题昨闻》，《晨报》1919年6月12日，第2版。

[24] 是日，徐世昌日记这样记载：“晨起，到延庆楼阅公牍，见文武官数人。午刻上供叔父生忌。饭后十弟自津来谈有顷，写字小憩，阅公牍，见文武官，段芝泉暨两院议长先后来久谈。”（《徐世昌日记》，1919年6月11日）。字里行间一切如常，仿佛什么事也未发生。这里的段祺瑞与两院议长先后来久谈，就是劝告徐收回辞职咨文。

[25] 《总统辞职问题昨闻》，《晨报》1919年6月12日，第2版。

[26] 《各处挽留元首电文续志》，《公言报》1919年6月17日。

[27] 《陈光远、戚扬等来电》，《政府公报》1919年6月17日。

[28] 《张树元来电》，《政府公报》1919年6月19日。

[29] 鲍贵卿致徐世昌电，1919年6月14日。

[30] 李厚基致段祺瑞电，1919年6月14日。

[31] 《卢永祥寒电》，《政府公报》1919年6月18日。

[32] 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第343页。

[33] 张广建请签和约电，1919年6月21日，《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24页。

[34] 徐树铮、王揖唐致阎锡山电，1919年6月12日，叶惠芬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4册，“国史馆”，2003，第125页。

[35] 《各处挽留元首电文续志》，《公言报》1919年6月17日。

[36] 曾毓隽、王揖唐致张作霖电，1919年6月12日。

[37] 张作霖致大总统电，1919年6月16日。

[38] 《南京李纯等来电》，《政府公报》1919年6月17日。

[39] 《法使赴部挽留东海》，《晨报》1919年6月15日，第6版。

[40] 《英使正式挽留东海》，《晨报》1919年6月20日，第6版。

[41] 《发巴黎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6月18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20页。

[42] 《安福系某君关于政局之谈话》，《公言报》1919年6月12日。

[43] 《大总统令》1919年6月13日，《政府公报》1919年6月14日。

[44] 《大总统令》1919年6月13日，《政府公报》1919年6月14日。

[45] 《龚兼总理就职后之通电》，《公言报》1919年6月17日。

[46] 《内阁问题昨讯》，《公言报》1919年6月18日。

[47] 《昨日安福部之议员大会》，《公言报》1919年6月29日。

[48] 《昨日安福部之议员大会》，《公言报》1919年6月29日。

[49] 《田文烈呈文照录》，《公言报》1919年6月29日。

[50] 《李王两议长关于内阁问题之通电》，《公言报》1919年7月7日。

[51] 《安福部某议员对于内阁问题之谈话》，《公言报》1919年7月8日。

第九章 几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政治表现

山东问题与五四学潮发生之后，分属于南北内外的几个利益集团亦陆续卷入。这些利益集团形态各异，互不隶属，各行其道，彼此之间不同的利益关系，决定彼此不同的立场与表现。几个利益集团对于时局的走向，都不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其存在与表现主要是验证了这样一个问题：利益的多元，决定政治的多元。

英美在华势力对于山东问题的态度

关于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置，英美在华势力的立场与各自的政府不尽相同，其领袖人物即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其实体则主要是英美在华侨民协会与商会。

芮恩施原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1913年出使中国。在历时6年的驻华公使任内，他忠实地坚守美国对华基本政策，此即：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机会均等。在整个欧战期间，他焦虑地注视着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一再提请美国政府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他始终鼓励美国增强对华投资并提供贷款，以使中国减少对日本的依赖，但收效甚微。

1917年11月，美国国务卿兰辛与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签署《兰辛一石井协定》，其中，美国承认日本在华拥有特殊利益。兰石协定是背着芮恩施签署的，他是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那里获知此一消息，当即感觉：“它好似打了我一记使我昏晕的耳光。”“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协定已经在中国外交部被看作是美国的重要让步，并夸示了日本外交上的胜利。”芮恩施认为：“就我所知道的远东局势来讲，我本人也看不出有什么迫切的理由要发表这个声明。”[1]自此，在对华政策上，芮恩施与美国政府产生较大的意见分歧。

芮恩施曾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日本“利用大战和协约国自顾不暇情况，使中国落入与它缔结秘密军事同盟的圈套。”“我基本上是对日本人友好的，但五年来的经验使我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军阀们所用的这些方法只会导致灾祸与毁灭，只有使他们明确认识这种行为决不能受到宽容，才能制止他们的这些行动，任何公平、正义等观念都不能制止他们。”“只有拒绝承认日本过去四年来在中国秘密操纵的种种结果，特别是日本在山东建立的政治势力和特权地位，才能避免这样一个结果：要末使中国成为一个军事独裁国家的附庸……要末引起列强在华因建立势力范围和地方特权而不可避免地进行军事斗争。”芮恩施强调：“由于中国对德宣战，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就随着中德条约的废止而失败。日本想从德国手中继承条约规定的权利，因此是不可能的。”[2]

芮恩施的上述观点，尤其是对日本继承权的否定，与中国舆论的立场相当一致。

在巴黎和会前期，英、法、美、意四国驻华公使曾一致采取行动，抵制日本继续单方面对华贷款，继续单方面对华提供军火，以防止北京政府进一步倒向日本。正当英美在华势力为抵制日本的扩张而积极采取行动之际，传来了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处置消息。芮恩施十分懊恼，他说：“我觉得，很难相信威尔逊总统会允许日本的要求，因为这种行动会产生什么后果，美国政府已经从我和所有其他美国在华官员那里接到了不断的、详细的报告。”“正如我对美国政府所说的，这个决议使人们丧失了对国际联盟的一切信任，因为它把这样一种丑恶行为作为它的重大决策。”[3]

五四学潮发生之后，芮恩施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几千年来中国舆论第一次被唤起，并组织起来。”[4]日本方面曾企图将五四归类于排外，与义和团相提并论，鼓动英、美共同采取反制行动。但芮恩施并不认同，他曾指示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这个运动是单只反对日本的，幸而与我们无关，也没有排外的意思。”他甚至对五四运动作出这样的评价：“从巴黎和会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5]他对于学生运动也是同情的，认为：“对学生们正在为祖国的自由和复兴而奋斗的目的和理想，没有一个人会不表示同情。我对此也寄于深切的同情。”[6]将巴黎和会关于山东的决议视为“祸害”。

当然，芮恩施所说的民族觉醒，也是“单只”对日本而言，并不包括美英。

5月16日，外交部参事刁作谦会晤芮恩施，就对德和约保留签字问题交换意见。刁说：协约国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如果签字，“中国人民将有政府所不能驾驭之骚动”。芮恩施说：“协约国决定此项条款，谅必受有情势极强之压迫，我等亦只能希望在此项条款之外，英、法、美与日本两方之间，有一日本以主权完全之胶州归还中国之妥定。”刁说：“本参事统观一切消息，似政府已决定不签字，如英文北京日报所举，附有保留之签字者，贵使以为何如。”此言就是征询芮恩施对保留签字的意见，芮恩施明确表示：“本公使以为此系最佳解决之法。”又说：“德国由条约得自中国人之权利，按照国际公法，两国有战争状态后，应归取消。和约（对德和约，引者注）中之条款，使已取消之权利归于复活（指日本对德国的继承权，引者注），中国以为与法律及正义不合，所以中国保留此问题，以俟国际联盟之仲裁。”刁说：“设协约国而不肯承认此项保留权者，则何如。”芮恩施说：“本公使看不出协约国如何能拒绝此项附有保留权之签字。”[7]这里，芮恩施明确表示支持保留签字。

另外，芮恩施还曾上报威尔逊，就山东归还中国的方式提出两个建议，其一，在对德和约之内，加入将青岛交还中国的条文。其二，由英法美三国共同签署一个文件，声明山东须交还中国。5月31日，国务院、外交部致电陆徵祥，通报芮恩施此项意见，内称：“青岛交还中国一节，美芮使谓，可要求日本方面于和约内加入声明，曾经电达威总统。并谓此层如办不到，能由英、法、美方面于文书上为相当之证明，亦足资保障，此意亦已电威总统。”[8]但是，芮恩施的两个意见最终均未收效。

6月6日，北京英美侨民协会召集会议，芮恩施、朱尔典出席。会议通过一项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认为：巴黎和会有关山东的决定将造成严重后果，“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罪恶的后果不但破坏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而且也否定了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如果中国的近邻日本现在代替了德国……那么这种罪恶的后果还将会大大地加重。因此，我们北京英美侨民协会的全体会员决定向英美政府建议，主张凡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应该拟订和贯彻一项不会危及中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公正的解决办法。”[9]

这个决议中所提出的“民族自决的原则”，其实仅限于特定对象——日本，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日本在山东的强势地位，肯定将损害到英美在华利益，为此，决议强调的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直至8月22日，对德和约已经签署将近两个月，天津英国商会还在致电英国外交部，反对日本继承山东权益，表示：“此种情势，对于英、美商务之利益极为危险。”如果日本获取华北深水港和多条铁路，“则中国内地之商务为青岛所吸引者甚巨，势必使津、沪之英、美商务大为减色矣……其惟一方法，惟有将山东完全主权交还中国。”[10]

由于在对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6月7日，芮恩施向威尔逊提出辞呈。他写道：“除非美国政府感觉到本身足够强大，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否则美国将要不可避免地丧失在中国一百四十年来工作的成果。”敦促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否则，“中国人民给我们提供的协助中国发展教育和自由制度的大好机会则将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起的将是一种以东京为中心的、反动军阀政权用无耻的办法控制的罪恶局面，那是趋向专制主义、嘲笑自由政府和人类进步原则的一种局面。”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出现失误，“我们对中国没有支援，就驱使段祺瑞及其追随者投入亲日派的怀抱。我们给中国的不是支援，而是兰辛一石井协定。”[11]

芮恩施这里所提出的“自由制度”，既是外交政策，又是美国价值观。通过外交政策而推行价值观，这也是美国外交的一个传统。

总括而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政策，代表着英美在华势力的切身利益，为此，在山东问题上，英美在华势力与各自的政府存在明显区别，这种区别的形成，正是利益关系的生动体现。

特立独行的吴佩孚

南北战争（护法战争）期间，因吴佩孚在衡阳擅自停兵主和，并以“学生”的名义与段祺瑞公开辩论，直皖两派矛盾随之公开化。再往后，因上海的南北和会吵吵嚷嚷，无果而终，为此，直皖矛盾也在逐步升级。山东问题的发生，皖系遭到责任追究，这无疑为直系提供了一个乱中崛起的时机。这是一个群雄争霸的年代，一个派系能否脱颖而出，占据政治与舆论的制高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人物的目光与胆识。

冯国璋系统的直系，其实体主要由三者构成：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因三地均处长江沿线，故称“长江三督”。1918年10月，冯国璋卸下代总统之职，告老还乡，李纯成为长江三督之首。

白坚武时在李纯帐下做门客，5月25日，白坚武在上海徐家汇顺直同乡会馆发表演说，称山东问题“非仅青岛去留，实为国家存亡问题”。呼吁抵制日货，最后，豪气十足地宣称：“吾直军人居全国军人过半以上……中国若亡国，除非直隶人尽死之……”[12]白氏此言，等于把直系摆到了救国图存的核心地位。不久，上海的三罢发生之后，白坚武立即“电告李督，并修函劝其应时而起”。[13]

白坚武作为李纯的门客，其对直系所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很大程度上就是寄希望于李纯，指望李纯站出来，率领直系“应时而起”。不幸，白坚武投错了门户，选错了主公，李纯不过是一平庸之辈，并无应时而起的才识与胆略。6月8日，白坚武由上海赶回南京，与李纯“晤谈两时，殊失望”。[14]其后，李纯府上又发生一件令白坚武更为失望的事，7月4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许德珩、左学舜来宁，拟进谒督军”。但结果是，李纯“告以有病，约不能见”。[15]将全国学联代表的主动联络拒之门外。

自此，长江三督在政治上趋于没落。

就直系而论，冯国璋系统之外，便是曹锟系统。徐树铮对曹锟颇为轻视，曾私下议论曹：“人尚憨厚，惟头脑无识。”[16]不过，那位见多识广、与多国领袖人物打过交道的顾维钧，则这样评价曹锟：“恢弘大度，襟怀开朗”，“我对曹锟作为一个领袖给予很高的评价”。[17]曹锟到底是头脑无识，还是恢弘大度，这里不作深究，总之，曹氏帐下偏偏有这样一位将领：资历不深不浅，职位不高不低，但却桀骜不驯，敢作敢为，且具有强烈的领袖欲，此人即陆军第三师师长、前清秀才吴佩孚。

吴佩孚

6月9日，吴佩孚于同日发出两份电报。

吴电之一，致电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曾于5月25日下达一道强硬命令，要求对不服劝阻、继续游行演说的青年学生，“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随后，各地依据此项命令，对学生运动实施压制。针对这道命令，吴佩孚致电徐世昌表示：“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民心民气，概同想见。我政府当轴诸公，对于我大总统五月二十五日命令，不注重剀切晓谕，而趋重逮捕，窃恐操之过急。”此言等于公开指名批评徐世昌的这道命令。一个师长批评总统，此种“犯上”之举，在那个年代的现役军人中并不多见。

与康有为相同，吴佩孚也是把五四学运与古人联系起来，表示：“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古之以学生言时事者，汉则有刘陶，宋则有陈东，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这里，汉之刘陶，宋之陈东，成为五四学运合法合理的历史依据。言必称典，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论政方式之一，也反映了吴佩孚在思想意识上的积习。

接下来，吴佩孚为五四学运大唱赞歌，电称：“当此外交失败之秋，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铜驼荆棘，坐视沦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吴氏本人也是秀才出身，早年曾遭豪强压迫，因此对于弱势群体的青年学生“以草击钟”之举，多多少少怀有本能的同情。

最后，吴佩孚告诫：“如必以直言者为罪，讲演者被逮捕，则是扬汤止沸，势必全国骚然……大狱之兴，定招大乱，其祸当不止于罢学、罢市已也。师长等素性憨直，罔知忌讳，忧之深有不觉言之切者。仰恳大总统以国本为念，以民心为怀，一面释放学生，以培养士气；一面促开国民大会，宣示外交得失缘由；共维时艰，俾全国一致力争，收回青岛”。[18]

通观吴电，的确体现了其人“罔知忌讳”的一面。

吴电之二，致电总理钱能训。

吴佩孚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日本可能对华施以威胁，“万恳我总理坚决镇定，勿受其欺。盖以我国陆军虽不尽精良，然分别简选，对日尚能敷用。即以驻湘双方军队论之，官兵屡经战事，实验颇深，以之敌日，纵不敢云券操必胜，亦绝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败，此差堪自信者”。此言等于倡议，停止南北内战，将双方军队一致用于对日卫国之战。仅就舆论效果而言，此类倡议无疑是颇为迎合民心的。

关于对德和约，吴氏认为，日本也存在许多内外矛盾，因此政府应电令中国代表，“趁日本内外不能兼顾之时机，对于山东问题据理力争，以达交还目的。倘中日交涉至万不得已而诉诸武力，两相比较，胜败未知谁属也。师长忝列戎行，对于国家有捍卫之责，届时敢请联合湘、桂、粤、滇、黔各军，力加整顿，备效前驱。”[19]

对德和约签字与否，说到底，就是敢不敢与日本抗衡。对此，段祺瑞在5月24日的敬电中表示：“以英日现在之国力，我欲一笔抹煞得乎？”5月25日，倪嗣冲通电支持签字，电称：“自青岛问题发生，嗣冲以邦交重要，尝与僚属切实研究。窃以国力诚强，则直接交还未始不可办到，惟回顾我国，本以积弱相沿……对外之力既属薄弱异常，而坛坫折冲，亦恐非空言所能挽救。”段、倪两电，等于在日本面前自己认输。此种言论究其根源，无不出自甲午、庚子之败。《公言报》就在其社评中提出这个问题，认为：“甲午一役，李文忠初主和议……然而清议一流力持战局，遂至赔款割地……然而主战者仍享高名，而李文忠反被汉奸之目。”等等。

的确，甲午、庚子之败，是每一个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结，但是，其中的经验教训究应如何记取，认识并不统一。总之，与段、倪以及《公言报》相反，吴佩孚偏偏声称“绝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败”，“胜败未知谁属”，等等。吴氏之言是否“清议一流”，姑且不论，但肯定可以博取“高名”。

吴佩孚于6月9日发出的两个电报，一份致总统，一份致总理，以一个师长的身份，与总统、总理讨论时政，指点国策，仅此做派，至少是自视甚高的表现。

数日之后，徐世昌以总统一职作赌注，通过辞职换来各方挽留，同时换来各方对于签署德约的支持。一时间，“两害取轻”“全约签字”的呼声逆势上扬，一些曾经反对签字的，又转而赞成签约，例如陈光远。还有如张作霖，事不关己，置之不理，既不赞成，也未反对。从整个军政上层来看，基本状况就是追随、动摇、旁观。也就在此时，吴佩孚发出数道措词激烈的通电，从而在衡阳这样一个偏远之地，树起反对签约的大旗。

6月15日，吴佩孚草拟了一份通电稿，以公开发表的方式，征求西南各方意见，建议南北将领联合署名，共同反对签署德约，此即轰动一时的删电。

首先，吴电声明军人的卫国之责，内称：“顷接京电，惊悉青岛问题有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盖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况天下兴亡，匹夫俱与有责，而失地亡国，尤属军人之辜。吾国数百万军人，厚糜饷糈，竟坐视强迫执行（指山东条款，引者注），不能作外交之后盾以丧失领土，是军人无以对国家，而政府亦无以对人民也。”

然后，吴电以质问的方式，转而向各国列强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此次欧洲战争，联合国家（协约国，引者注）以公理战胜强权，兴灭国，继绝世，非为强陵弱，大兼小也。即如波兰、捷克斯罗瓦克，为已灭之国，尚可恢复，而我国固有之青岛，竟不可收回……已亡者可以复兴，而固有者不可复得。他国加入协约，皆获利益，我国加入协约，反受损失，揆诸公理，岂得为平！”

兴灭国、继绝世，是周武王时代采取的一项收复人心的安邦之策。波兰、捷克早已灭亡，欧战之后再度复国。那么，波兰、捷克亡而复国，与中国的“兴灭国、继绝世”的安邦理念，两者之间是否具有某种相通之处，这里不作深究。总之，吴佩孚引用此典，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于国际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此类典故又是中国人易于理解、易于接受的。尤其是这一句：“已亡者可以复兴，而固有者不可复得。”对比强烈，简单易懂，就宣传而论，极易引起民众的共鸣。

徐世昌等等之所以主张签字，其中的一项主要考虑是，拒约将影响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并损失一些有利条件，此即所谓两害取轻。对此，吴佩孚均不认同，认为：“如谓不签字则失英、法、美诸国之感情，亦未闻有牺牲本国绝大之权利，而博友邦一时之欢心者。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此六国之所以亡也（指秦灭六国，引者注如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目前之害较轻，而后祸无穷。丧失要塞、军港、铁路、矿产之大权，与损失区区不可必得之关税、赔款，两害相权，孰轻孰重，当有能辨之者。”

所谓两害取轻，关键是如何认识两害。吴氏所言，就是从当前与长远的视角，提出对问题的认识，如此相权之下，两害的轻重就发生变化了，徐世昌等人的取轻之论，也就成为短视的一方。

最后，吴佩孚以极其犀利的言辞表示：“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雠以敌忾。与其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惟恳我政府以民意为从违，以军心为依据，坚持到底，万勿签字。”[20]

因删电还是征求各方意见的草电，尚未经各方署名，故称“某等”。

删电高亢而激烈的言辞，产生了强烈的震撼。自各方封疆大吏纷纷发表挽徐通电而支持签约以来，拒约的呼声在军政高层一度被严重压制，“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删电的发表，打破了军政上层这一令人窒息的局面。

由于删电言辞过于激烈，对日本的抨击几乎无以复加，引起北京的些许不安，代总理龚心湛立即致电吴佩孚，表示：“青岛问题，中央毅力坚持，以期规复，已切电专使提出抗议，保留签字，苦心维护，当为天下所共见……台端所拟通电，晓谕全国作政府之后援，言出至诚，深堪赞美，但关邦交之际，似稍未合，务请暂留后发，一俟欧会交涉全文达到，再为损益得中，通示全国，较属得体。”[21]因吴电尚在征求各方同意，并非正式发表，为此，龚心湛要求“务请暂留后发”，以免惹是生非。

可想而知，龚心湛的“暂留后发”的劝告，不可能被桀骜不驯的吴佩孚接受。删电在征得各方同意之后，稍作文字修改，由南北61位将领共同签署，于7月1日联名发表。署名者包括谭浩明、谭延闿、赵恒惕、冯玉祥等等。

吴电经过草电与正式通电两次发表，引起公众舆论热烈反响，全国和平联合会致电吴佩孚：“报载我公删电，义正词严，举国钦佩，吾民疾痛惨呼，誓死以从公后……夫军人无分南北，对外本为一致，其甘心丧国者，不过狃于目前权势，不肯轻于牺牲。得公振臂一呼，速发通电，则民族自决之心，由此坚定，亦何患功之不成，敌之不摧也。”[22]显然，吴佩孚的个人声望在急速上升。

必须指出，吴佩孚毕竟不处在中央执政地位，其对外言论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如果从执政当局的地位来讲，“异族腥膻”“淫娃木屐”等等侮辱性言辞，是不宜采用的。

还是在这段时间，吴佩孚在衡阳高调会见了湖南学联代表。据载：“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君，同上海全国学生会派来代表周君，日前往衡阳谒见吴师长。当蒙极力优待，并盛称此次全国学生之举动，谓彼必为学生保障，凡力所能为者，必尽力为之。”

湖南学联由彭璜与毛泽东等共同发起，当年5月下旬成立。

如前所述，全国学联代表许德珩等，曾前往南京要求会见李纯，但被李纯称病拒之。在现役北洋高级将领当中，敢于“极力优待”学生代表者，本已极少；敢于“盛称”五四学运者，则少之又少；而高调表态“必为学生保障”者，恐怕仅吴氏一人。

自此，吴佩孚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其个人身份的重要转型，由一个军事明星，变为政治明星，由一个高级将领，变为直系领袖。

广东军政府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性格

作为北京政府的对立面，广东军政府在五四期间的表现，具有其特殊的一面。

无论政治派别还是政治人物，其认识问题的方式方法或许不同，但是，无不以自身的、具体的政治利益为依归。军政府在五四期间的所作所为，说到底，就是围绕自身利益的盘算与选择。

上海的市民运动发生后，五四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云集上海的各类南方政客，立即看出市民运动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借以打击北方政敌。

6月6日，非常国会众议院议员张瑞萱等，由上海密电广东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建议：“可否由议会通电劝勉全国商会并再声明：订卖国密约，由于国会解散导其由，惩办卖国贼救国，进而主张维持法律救国。”[23]就是把中日密约的签署与旧国会的解散联系起来，所谓法律救国，就是指恢复旧国会。先前，北京学潮发生后，唐绍仪对学界作过如此提示，现在，以商界罢市为主体的市民运动发生后，南方政客又对商界提出相同的声明，也就是力图将市民运动导入护法运动的轨道。

6月8、9两日，张瑞萱连续致电吴景濂，建议：“罢市风潮蔓延甚大，望西南多发电，鼓励全国商、学两界。”“军府、国会宜指派几人密与学、商接洽。”[24]等等。南方政客之所以如此热心鼓动民运，必然有其具体的政治意图。众议员罗家衡曾致电吴景濂：“据近日京讯，段势益张，和议（指南北和会，引者注）决难进行。弟以解决世局，非发生新局面万无可望。发生新局面非达到学、商、工等团体否认北伪政府，而与西南共组新府不为功。”也就是借助学商工三方面力量，“否认北伪”，而与西南联手“共组新府”。基于这一构想，罗家衡以同乡身份，与全国学联主席段锡朋等展开接洽，商谈了几条措施，其中包括：对德和约“如北庭（廷）依然签字，则以此为最大罪状，大为鼓吹。”“如北庭（廷）主不签字，则由各团体要求北庭（廷）速派代表议和（南北议和，引者注），并须照南方八条（唐绍仪八条，引者注）签字”。[25]

这就是说，在德约问题上，无论北京政府签字与否，一概与之捣乱。只论目的，不问是非，此即典型的政客手段。

由于视学运为可以利用的力量，有人不断向吴景濂建议：“对于学界，南方应即暗助经费，若肯收受，事更易办。”“护法者对于此等团体务须极力暗助”，等等。[26]所谓“若肯收受事更易办”，意即学联方面如果收下南方提供的资金，便可操控学联。本来，支持鼓动学生运动，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但因夹杂政争的意图，做起来却是偷偷摸摸，如同行贿，称之“暗助”。这也是政客的通常的行为方式。

西南方面既然是以政客的方式对待五四学运，其对学运的支持必然是有限的。面对北京政府辖区内的学运民运，他们予以怂恿、鼓励，但是，当五四风潮蔓延到自己的辖区内时，广东军政府的压制行动，竟毫不逊于北京政府。

5月下旬，广州市民一再呼吁抵制日货，许多商号接受了学生的检查，不再买卖日货，但先施等几家大型百货公司则予以拒绝。5月30日，广州大批学生走出校门，游行示威，当来到先施公司时，人群高喊“打倒亡国公司”等口号，并冲进公司。随后，大批警察赶到，逮捕多名学生骨干。

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太田喜平，就日货问题向广东督军莫荣新提出抗议，表示：“风闻近日本地各学校学生，因政治问题，遂欲抵制日货，并运动排日。事果属实，恐将来于中日邦交大有影响……兹为防备未然起见，特请贵督军预为遏止，免成事实。”[27]5月31日，莫荣新与广东省长翟汪联名发布布告，内称：“本月三十日晚，惠爱街及长堤等处，聚有多数匪徒，借端滋扰，实属妨害社会康宁。本督军、省长有维持治安之责任，断不容此等乱民扰乱秩序，亟应严行禁止……倘敢仍纠众肆意骚扰，定予严拿。”[28]

将游行民众称为“匪徒”“乱民”，这种诋毁性言词，北京政府尚未采用。

31日，省长翟汪发布另一布告，内称：“查学生当修业时期，自当专心学业，各能养成健全国民之人格，即为学生爱国之方。至政治问题，应听政府解决，断不能有妨碍邦交之举动。校中如有排日问题发生及一切轻举妄动，应由各校长严行遏止，以免酿成事故，牵涉邦交。”[29]

这里的邦交，指军政府与日本的关系。广东政府可以指责北京政府媚日卖国，但在自己的辖区之内，却是竭力制止排日，竭力维护与日本的邦交。

针对莫荣新与翟汪的布告，非常国会参议员陈焕南为此提出质询：“顷阅贵署（督军署，引者注）与省长公署会衔告示，内开有多数匪徒在惠爱街长堤之处借端滋扰情事，不胜骇异。”所谓骇异，就是对处理学潮的方式甚为不满。接下来，陈焕南将南北两个政府联系起来，作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陈称：北京学潮发生后，“当时之焚曹宅、殴章躯，较之惠爱长堤之举动，有过之无不及者。以叛法北廷之暴戾专恣，犹未闻以匪徒目之，且对于负责之大学校长再四挽留（指挽留蔡元培，引者注），可见众怒之不可犯，正谊之犹存。岂护法旗帜之下，不容热血爱国儿有过情之举乎？”[30]

发生在广东的官民对峙，其所产生的一个意外的政治效果，就是为国民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政治参照：以北京对照广东。一个叛法，一个护法，南北两府，政见各异，但两者均处于执政地位，因此对于滋扰秩序的立场态度，则无分南北，天然一致。陈焕南的质询，其实是过高估计了护法的正义与高尚。

7月10日，一批广州市民来到军政府请愿，要求讨伐卖国贼，废除一切密约，并要求由伍廷芳任广东省长（翟汪于6月20日辞职），军政府未置可否。随后，广州总商会散发传单：“痛外交之失败，愤国事之多艰，故我国民请愿军府，出师讨贼，废除密约，问题均未解决。凡我粤各商号，七月十一号即旧历十四日早一律罢市，以救危亡。”[31]7月14日后，商、学各界与广东当局多次发生冲突，军警逮捕大批民众，造成军政府辖区内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有趣的是，两个月前，当北京学潮发生之际，广东军政府曾致电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义正词严地表示：“但借淫威以杀一二文弱无助之学生，以此立威，威于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32]如今，不知“叛法北廷”是否可以反过来质问军政府：“以此立威，威于何有……”

眼见势态扩大，7月19日，唐绍仪从上海致电军政府及莫荣新等：“闻广东军警拘去国民大会学生等代表，并将加以刑罚，未审确否。窃思凡人爱乡出于天性，且以为托庇护法政府之下，谅得以自由发表人民公意……当五月初间北京学界风潮，北京政府对于所捕学生亦随即释放，不复诛求。况广东为护法政府所在之地，文明宽大更应过之，此为内外视线所集，不可不慎。敬请就于此事取宽和之态度，将所拘学生人等即予省释，无俾他人借为口实，是所切盼。”[33]

发生在广州的这件事情，唐绍仪肯定是最为汗颜的一位。当五四学潮发生之初，唐绍仪又是通电，又是谈话，称北京学潮“实为吾国政治史上放一异彩”，实际上是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现在，当同样一幕又发生在唐绍仪所供职的南方政府辖区内时，唐绍仪不仅没有高分贝的谴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电竟以北京政府对于被捕学生“随即释放不复诛求”作为范例，要求广东政府效法。

相对于北京政府，广东军政府处于被压制者的地位，相对于辖区民众，军政府则又处于压制者的地位。军政府在南北之间的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它的双重性格。其对于北京学运的鼓动，以及对于本地学运的压制，正是军政府的这种双重身份与双重性格的体现。

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的冷热两面

1918年5月，因遭桂系排挤，孙中山及其周围的国民党人纷纷脱离广东，聚集上海。五四学潮发生之际，孙中山名义上仍然担任广东军政府的七位总裁之一，但双方关系早已貌合神离。作为中国政坛的一个主要政派，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在五四期间的表现，无疑具有相当的研究意义。

由于广东军政府在五四风潮中的表现相对低调，因此国民党人是不满意的，戴季陶曾撰文批评道：“这一次的‘国民自决运动’最膨胀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人想起广东有一个军政府，并且恐怕没有一个人，纪念着西南的护法人物。”[34]此时，国民党的机关报，就是叶楚伧主持的《民国日报》，叶楚伧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军政府在人民群起救亡的时候，态度非常冷淡，因此狠有人替他可惜。”“护法的最大目的，原是保存发达这中国，要是中国给人卖完了，还有甚么法可护？”[35]戴、叶二人对军政府所说的这些话，至少证明一个问题：军政府及其所倡导的护法运动正在被广大民众边缘化，“没有一个人想起”。

国民党人批评军政府“态度非常冷淡”，那么，他们自己的表现又是如何？

五四运动的全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者以北京的五四学潮为主体，后者则是以上海的六五“三罢”为主体。面对学生罢课与工人罢工，国民党人分别表现出冷热不同的两种态度。

当五四学运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恰逢五七国耻纪念日，叶楚伧特地发表社论，对学运给予高度评价，他写道：“北京原是个染缸，原是个火炉，一进去时，白的会变黑，硬的会变软。独有学界，在万钧压力下，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来，这是五月七日之神，这是中国的恩人，这是山东问题濒危中救命的丹方，这是留得一分两分良心的国民的模范。所以我应该代表国民，向北京学界，伸一百二十分的谢忱，并且誓与被捕的学生，同生共死。”[36]这些话可以说是无保留地支持。

出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人大多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这一次在山东问题上，国民党人的对日态度是明确的。5月8日，张继、戴季陶等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日本驻上海新闻界人士发表《告日本国民书》，谴责日本对山东的要求，表示：“最近欧洲讲和会议开始以来，中国国民因日本坚持其侵略山东之主张，于是对日本之恶感更达沸点。苟日本政府及人民对中国之政策与心理不根本更易，则两国国家与国民将无并存之余地。”[37]

关于巴黎和会对山东的处理方式，国民党人同样表示强烈不满，沈玄庐撰文质问：“现在是战胜了，应该把世界上的强权打消了，何以我中国反把固有主权的青岛，倒受了标榜人道正义的欧洲和会支配与东方的德国呢？”[38]

以上表明，对待学生运动和山东问题，国民党人与公众舆论完全合拍。

但是，当6月5日上海的“三罢”尤其是罢工发生之后，国民党人则立即表现出相当的保留态度，他们所侧重于研讨的问题，就是罢工将引起的各种社会弊端。

6月9日，《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标题：《罢工问题的商榷》。内称：“工人的生计，是狠窘的，今天罢工，明天没有饭吃，这是一件狠重要的问题。”又说：“我们自家办的工厂、工场，如确有振兴国货挽留利益的功效，非但不应该罢工，并且还要加工……因为能多出产许多国货，即所以抵制许多日货。倘使这种工厂的工人，也随便罢工，岂非和抵制日货的主张自相矛盾吗？”社论还说：“中国的工人还没有良好的组织，如大家罢了工，那缺乏智识的，不免有妨害秩序的举动，这是最可忧虑的。”[39]

学运之始，国民党人毫无保留地表示“伸一百二十分的谢忱”，而工运之始，则是以“妨害秩序”的名义，相当保留地表示“商榷”“忧虑”，两种态度具有鲜明的差距。

工界罢工的确牵涉许多实际问题，没有饭吃、国货减产、妨害秩序等等，如果孤立地、仅仅就一个社会问题来讲，或许可以商榷。问题在于：上海罢工是一次政治罢工。关于上海罢工的性质，《晨报》的评论最为准确，指出：“工界罢工实为我国破天荒之事件，又为工人参与政治问题之嚆矢，足见我国工界业已觉醒，且有相当团结力，此诚最近所最可注意、最可特笔之事实也。”[40]全部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既然是政治罢工，那么，就必须着眼于政治利益，算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生计如何，有无饭吃，国货的增减等等，不是衡量政治罢工的标准。显然，国民党人还不太会算政治账，因此，算了一笔小账，而不是大账，提出了几个小道理，而不是大道理。

6月11日，《民国日报》发表叶楚伧署名的社论：《工界救国要有个分别》。再一次以商榷的态度提出若干问题，叶称：“我们既经佩服钦仰了工界诸君，便不许不替工界想个万全的救国方法，要一味附和，昧着自己的知识，眼看热心爱国的工界，走到歧路上去，这便不是人了。”这里，叶楚伧提出一个严重警告，工运可能走上歧路，什么是歧路，叶接着说：“现在正有一种人（指日本，引者注），因为我们一致救国，于他们有大大的不利，特地放出许多谣言来，说是排外哩，过激党哩，拳匪第二哩，他们想这样一来，便可污蔑我们的爱国行动，令英美法各国人民，一齐疑忌起我们来了。这种计划，是非常阴险可怕，我们要竭力表白的。”面对日本放出的排外谣言，叶文表示：“工界诸君，若能分别得清清楚楚，认定何种工作罢了，是于中国有利的，便老老实实的罢了。再认定何种工作罢了，是于友邦旅沪商人有不利的，便万不可罢。”“譬如说自来水厂的工人，只是停工一天，全埠便要入恐怖境界。中国人没有水喝，为救国故，血尚可流，怕甚么没水喝？至于租界上，便不应该因工人救国，渴死了他国商人。”[41]

叶楚伧的意思，就是要求将日本与其他国家加以区别，以免触犯英美法。孤立地就策略而论，叶楚伧的“万全”之策，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然而问题又回到原点：上海罢工是一次政治罢工。政治罢工没有“万全”之策，必须付出牺牲、付出代价。有些事情，区分过于清楚，考虑过于周全，恐怕也就难以付诸行动了。叶楚伧之言，还是算小账而非大账，还是小道理而非大道理。

其实，叶楚伧的顾虑是多余，芮恩施已经看出这个问题，并指示其上海总领事：“这个运动是单只反对日本的，幸而与我们无关，也没有排外的意思。”

作为一个政党，其政治利益必然是具体的，因此，国民党人的言行不可能仅限于一般性的大众化诉求。那么，国民党人的具体利益是什么，还是归结为护法。与唐绍仪等等南方人士相同，国民党人也是把山东问题的根源，归之于旧国会的解散。叶楚伧撰文指出：“卖国之贼，与依法召集之国会，势不两立者也。有国会则贼虽欲卖国，国会得扼其吭，使不吞吐国脉。”“自国会非法解散以来，卖国之贼大行其志，送路、送矿、送主权、送土地之事，不绝发生。国民含一泡眼泪，见其脔割出卖于人，而无可如何。呜呼！假令有国会在，诚何至于此”。[42]

然而，无论是唐绍仪还是国民党，其关于恢复旧国会的呼吁，对于民众而言都不具有号召力，这里倒是可以借用戴季陶的那句话：“没有一个人想起”。

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大规模学生罢课游行，甚至纵火伤人，同样也是牺牲学业、妨害秩序，但国民党人并不劝告学生们返回课堂，至力于学业，而是称之为“中国的恩人”、“国民的模范”，但却偏偏对于工人罢工反复提出严重保留。在这里，表现在国民党人身上的截然不同的冷热两面，也是其自身的双重性格的反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将伟大运动与伟大人物联系起来。在这些人看来，似乎两个伟大叠加在一起，历史的构成这才圆满。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运动，而当时的中国伟人则是孙中山，于是，人们相当自然地提出一道学术命题：“孙中山与五四运动。”

自脱离广东军政府来到上海，由于政治上一再失意，此时的孙中山正处于一段人生低潮，基本上不参加社会活动，而是闭门撰写《建国方略》、《孙文学说》。欧战结束之际，与国内广大舆论相同，孙中山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是：“强权划灭，公理大昌。”[43]巴黎和会召开之后，随着中日争端的发生，孙中山仍然保持信心，认为：“方今公理日伸，即一二军阀国家亦不敢冒世界之大韪以侮我也。”[44]

以上几个一般性论点，表明孙氏也并无所谓先见之明。

五四学潮发生之后，各界人士纷纷动员起来，或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或者要求拒签对德和约，甚至康有为这样的保皇党人，也迅速表态支持学运。但是，在当时的最具影响力的一大批政治人物当中，唯有孙中山保持着惊人的沉默。在5、6两个月期间，孙中山对于各方来函多次批示：“闭门著书，不问外事”。[45]整个5月，甚至很难在公开的报刊上，找到孙中山公开支持五四运动的只言片语。

关于山东问题与对德和约，孙中山的表态不仅迟缓，而且在关键问题上有所回避。

6月24日，《民国日报》发表孙中山答复日本记者的一份书函，内称：“夫中国尚未隶属于日本也，而日本政府竟已对中国擅行其决否之权，而且以行此权而得列强酬偿矣，此非卖中国之行为而何？”最后表示：“是日本今日之承继德国山东权利者，即为他年承继德国败亡之先兆而已。东邻志士，其果有同文同种之谊，宜促日本政府早日猛省”。[46]这里，孙中山谴责了日本侵占山东，但是，孙的这份书函发表于6月24日，而对德和约的签约日期是6月28日，对于全国上下高度关注的对德和约的签字问题，孙却没有涉及。

直至7月6日，《民国日报》才姗姗发表一份南方多位要人拍发致徐世昌的电报，该电由岑春煊领衔，孙中山等多人署名，其中要求：“勿令巴黎专使以无条件签字，即使有碍情形，只能让步至保留山东三款而止”。[47]这是目前所见，孙中山就对德和约问题的唯一表态。该电未署日期，当中有两个关键问题：其一，发表于拒签德约之后，而不是之前，因而不具有实际影响。其二，该电所要求于徐世昌的，就是保留签字。笔者在前面已多次强调，对于中国而言，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保留签字，而是当保留不能办到之时，签字还是拒约。回避了这一点，孙电也就没有任何意义，等于废话。

通常认为，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有两个：罢免曹陆章，拒签对德和约。对此，孙中山实际上均无正面表态。

上面讲到，国民党人对待学运和工运分持两种态度，对学运表示支持，对工运则持保留态度。这种状况或多或少也体现在孙中山身上。

当年6月，各地学生代表汇集上海，成立了全国学联。在此期间，孙曾在其住地会见过学生代表，也曾参加过学联的个别演讲，对学运表示过一般性的支持。[48]然而当上海的罢工发生后，孙的态度至少不是满腔热忱地无条件支持。

6月中旬，孙中山与戴季陶二人之间有过一次谈话，主题即讨论罢工问题。

戴季陶说：“那些工人本身，多数是不曾受过教育，几十人中找不出一个识字的来，所以他们阶级的自觉，是一点也没有的。”首先，这是一个否定。谈到六五罢工，戴季陶说：“当时上海有知识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焦心，大家想法子劝告工界的人，不要罢工。为甚么呢？就是因为这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对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但就这次的现象看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危险的。”

早在上海罢工之初，《晨报》当即指出其政治性质，一个多月之后，戴季陶也认识到这一点：“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然而面对这一历史性事件，戴季陶的头一个反应则是“焦心”与“危险”。上海罢工的政治诉求，与学运一致，就是罢免曹、陆、章，拒签对德和约。按理，戴季陶无须“焦心”，焦心的应该是北京政府。如果是担心社会秩序失控，那么，焦心的则应当是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因为国民党并不居于执政地位，对于社会秩序无须负责，无须焦心。看来，戴季陶的焦心，恐怕与叶楚伧等人相同，也是担心工运走上歧路，引发排外浪潮，“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

听到戴季陶以上谈话，孙中山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异议。接过戴季陶提出的“领导他们”这个话题，孙中山问戴：“你是想要直接去指导他们呢？还是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做社会思想上的指导工夫呢？”戴答：是后者。孙说：“你这个意思很好。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我们要晓得，群众的知识是很低的，要教训群众，指导群众，或者是教训指导知识很低的人。”[49]

正是在1919年5月，孙中山在上海出版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孙文学说》。其中，提出了“知难行易”“先知先觉”的核心思想。而“教训群众”、“教训指导知识很低的人”等等观点，与《孙文学说》的教化思想，恰好吻合。

总之，面对中国工人的政治罢工“已经开了幕”，孙中山提出两种指导方式：直接指导还是思想指导。孙、戴二人一致认同思想指导，而排除直接指导。作为思想家，或许可以这样提出问题，但是，作为政治家，自动放弃直接指导，等于自动放弃对这一部分政治力量的领导权，画地为牢，限制了自己的政治作为。

整个五四期间，在有关时局的主张上，孙中山发表的最为重要的一份文件，就是5月28日在上海发表的《护法宣言》。该宣言所直接针对的，就是南北和会的破裂。内称：“须知国内纷争，皆由大法不立。在法律，国会本不能解散，若不使国会复得完全自由行使其职权，则法律已失其力，根本先摇，枝叶何由救正？”“一切有损主权危及国脉之条约，其订立本未经国会之同意，故亦惟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始能解除之……今日言和平救国之法，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一途。”[50]孙之所言，不过是又一次重复了唐绍仪等等早已说过的那些话。

把救国的“根本”归结为恢复旧国会，《护法宣言》的发表，显然带有为国为民指示方向的意思，指望登高一呼、众山响应，从而将五四导入护法的轨道。结果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并未按照孙中山指示的方向发展，其护法号令的发出，并未获得民众的广泛响应，并未成为“教训群众”的指导纲领。

毛泽东曾说：“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51]毛泽东这个观点与笔者上面的论述，可以相互印证。总之，孙中山在五四期间的表现，并未成为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亮点，伟大人物与伟大运动，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统一。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讲，“孙中山与五四运动”可以继续存在，不过，研究的思路与角度，不妨换一换。

本章小结 形态各异的几个利益集团，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各不相同，因此，各自的表现与诉求也不尽相同。作为政治现象来讲，它主要体现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一场大规模民众运动，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领袖人物，如何将民众运动与自身利益联系起来，从中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吴佩孚是一个典型，由于敢作敢为，他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自我转型，由一个摧城拔寨的作战明星，变为政治明星。

[1]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35、236、239页。

[2]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57、258、259页。

[3]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75页。

[4]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1页。

[5]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5页。

[6]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7页。

[7] 《收刁参事往晤美馆芮公使问答》，1919年5月16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52、153页。

[8] 《收国务院抄交致巴黎陆总长电》，1919年5月31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00页。

[9]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6页。

[10] 《收驻英施公使（肇基）电》，1919年8月30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332页。

[11]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79、280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197页。

[13] 《白坚武日记》第1册，第198页。

[14] 《白坚武日记》第1册，第198页。

[15] 《白坚武日记》第1册，第201页。

[16] 《徐树铮电稿》，第189页。

[1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68、269页。曹锟后来通过贿选当上总统，顾维钧曾出任其外交总长，曹锟放手用人的工作方式，令顾维钧印象深刻。

[18] 吴佩孚等致徐世昌电，1919年6月9日，《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51、352页。

[19] 《衡州吴佩孚电》，《申报》1919年6月20日，第4版。

[20] 《吴佩孚反对签字要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7月2日，第2版。

[21] 《龚代总理复吴师长电照录》，《公言报》1919年6月22日。

[22] 《致衡州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7月6日，第6版。

[23] 《吴景濂函电存稿》，《近代史资料》总42号，第129页。

[24] 《吴景濂函电存稿》，《近代史资料》总42号，第129页。

[25] 《吴景濂函电存稿》，《近代史资料》总42号，第132页。

[26] 《吴景濂函电存稿》，《近代史资料》总42号，第132页。

[27] 《省长公署布告》，1919年5月31日，《广东公报》1919年6月。

[28] 《督军省长布告》，1919年5月31日，《广东公报》1919年6月。

[29] 《省长公署布告》，1919年5月31日，《广东公报》1919年6月。

[30] 《粤参议员质问莫督》，《申报》1919年6月11日，第8版。

[31] 《粤人爱国爱乡之怒潮》，《民国日报》1919年7月18日，第3版。

[32] 《请释讨贼学生之要电》，《民国日报》1919年5月18日，第6版。

[33]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1号，第150页。

[34] 戴季陶：《随便谈》，《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

[35] 《军政府今日的责任》，《民国日报》1919年7月3日，第2版。

[36] 叶楚伧：《五月七日之神》，《民国日报》1919年5月7日，第2版。

[37] 《张继、何天烱、戴传贤告日本国民书》，《民国日报》1919年5月9日，第2版。

[38] 《解决山东问题的真力量》，《民国日报》1919年5月19日，第2版。

[39] 《罢工问题的商榷》，《民国日报》1919年6月9日，第2版。

[40] 《破天荒之工人总同盟罢工》，《晨报》1919年6月12日，第6版。

[41] 叶楚伧：《工界救国要有个分别》，《民国日报》1919年6月11日，第2、3版。

[42] 《和议争点之第五条》，《民国日报》1919年5月16日，第2版。

[43] 孙中山：《复北京蔡元培论国法存废与美赞助书》，1918年12月5日，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5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第99页。

[44] 孙中山：《复广州外交后援会函》，1919年4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1页。

[45] 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6册，第167页。

[46] 孙中山：《复北京蔡元培论国法存废与美赞助书》，1918年12月5日，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5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第99页。

[47] 《军府之外交主张》，《民国日报》1919年7月6日，第3版。该报错印为7月5日。

[48]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第1181页。

[49] 以上均见戴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50] 孙中山：《护法宣言》，1919年5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0、61页。

[51]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5、6页。

第十章 拒签对德和约

当龚心湛取代钱能训之后不久，对德和约的签字日期真的临近了。龚心湛是一个十分脆弱的看守内阁代总理，为此，由钱内阁早些时候作出的签约决定，龚心湛根本无力、也不愿继续执行。龚心湛的全部考虑就是一条：不惹是非，平安卸任。那么，面对签字还是拒约，处在夹缝中的龚心湛，怎样才能在列强与民众之间两面敷衍、两不相犯？在这里，中国官场文化中的一个传统的脱身术，将帮助龚心湛毫发无损、全身而退，此即——拖延。

由于龚心湛的故意拖延，最终，在对德和约问题上作出决断的，不是北京政府，而是巴黎的中国代表团。

保留签字的交涉与陆徵祥的脱身之计

如前所述，中国代表团关于保留签字的要求，还在提出的同时，其可能性同时也不存在，但是，作为交涉谈判来讲，舍此之外，别无选择。5月6日，陆徵祥在向和会口头提出保留签字的要求之后，接下来，中国代表团分别与美、英、法几个大国，展开了一轮毫无希望的交涉谈判。

5月19日，法国外长毕勋对陆徵祥说：保留签字“万办不到”。[1]

5月22日，王正廷、顾维钧一道会晤英国代表，英方称：保留问题“此事关系极大，和约为协商（协约国，引者注）及共事各国对于敌国之约，不但无不签字之理，抑亦无保留办法”。[2]英方的意思，就是强调协约国对于敌国必须采取统一立场，如果载入保留条款，将破坏统一。

5月20日，美国方面一度传来利好消息，国务卿兰辛对陆徵祥表示：“理可保留”。[3]但威尔逊并不认可。美方为何不赞成保留签字？威尔逊的智囊豪斯上校对顾维钧作出解释，他说：“这种保留极难获准，因为这会为其它代表团也提出保留开路。”[4]豪斯所言，正是几个大国共同担心的问题。5月26日，毕勋对陆徵祥说：“中国如开保留之例，义国于飞乌满（阜姆的另一译名，引者注）问题亦欲保留。此外，各国不满意者甚多，倘使纷纷援例办理，岂非和约将不完全乎？”[5]

可以认为，豪斯与毕勋的谈话，把问题的关键说清楚了。一句话，如果中国开创了保留签字的先例，那么，其他对于德约不满意的国家必将跟进效法，纷纷要求保留签字。如此一来，对德和约将成为一个千疮百孔的条约，因此和会绝不接受保留签字。

这样，围绕保留签字的交涉，一开始便遭到美英法三国的共同拒绝。但中国代表团并不轻言放弃，5月26日，陆徵祥致电北京：“现已备就公函正式分致英、美、法三国，将非保留不能签字情形，显明表示，以观其后。总之，无论如何，对于保留一层必再竭力办理，至最后之时而止。”[6]先前，保留签字只是口头提出，现在则是：“备就公函正式分致英、美、法三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公函的方式正式提出保留签字之日，也是美英法连续否决之时。这一回，较之近代以来的对外交涉，中国外交的确增添了几分顽强。

鉴于保留签字只能是一种交涉手段，实际上办不到，中国代表团在交涉的同时，必须作最后的准备。5月28日，代表团召开了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专题会议，主题：保留不能办到之时，签字还是拒约。

王正廷首先发言，他说：“不保留则不签字，各方面决不能来加害……假如不签字，尚可鼓励全国民意，并可促南北统一之速成。中国从前外交，皆主逊让，遂损失种种权利。今则让无可让，不得不改变方针，各国屡欺中国，不可再受其欺……总之，不能保留，则万不能签字。”

王正廷的发言勇气十足，掷地有声，但王氏有一软肋。王正廷虽然位居中国代表团第二代表，但毕竟是南方代表，而南方政府并不居于中央执政地位，因此，其代表的主张是可以不负责任的。所以王正廷的发言尽管高调，但作用有限。

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说：“签字不签字之利害，要有缓急轻重之别。

签字，国内之害在目前，然不签字，则国际之害在将来。至国际之害将来达于何点，则尚不可预测。如不签字，日本想出种种方法扰乱中国，将如何？”“如不签字，则与英、法、美三国脱离，倘日本以武力相加，更无第三国出而相助，将如何？强国外交，孤立尚甚难，而况弱国。”然后，王广圻说了这样一段话：“就今日外交情形言，签字则南方人民责备北方太弱，倘将来国际巨害发生，则北方人民亦将责备南方不审国势。”

王广圻这段关于南方北方的言论，就是说给王正廷的，言外之意，如果拒签德约引起严重后果，承担责任的将是北京，而不是广东。王广圻没有正面提出签字还是拒约，但其中的几个“将如何”，就是主张签约之意。

接下来，伍朝枢发言说：“此次和约草案，应再详细研究，计算中国直接得利益若干，又依赖协约国间接可得利益若干。因此次和约，已收回德、奥租借地、租界，如不签约，则又失此权利。取消德、奥赔款，其数亦不少，以此兴学练兵，中国未尝不可自强，不签字则又失此权利。”

伍朝枢是广东军政府派往巴黎的代表，北京政府任命其可以参加代表团内部会议，其意见与胡惟德、王广圻等相同，“加入可决可否之数”，也就是拥有内部表决权。伍朝枢虽为南方代表，但却是一位职业外交家，其意见具有超南北的立场。伍朝枢发言的核心，就是强调利弊的“计算”，伍的意思是这样的：对德、对奥和约规定，德奥两国放弃在华租界、租借地以及庚子赔款等等，如不签约，将损失这些利益。同样，伍朝枢没有正面提出签字还是拒约，但其计算的结果，就是赞成签字。

顾维钧说：“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夫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明确主张拒约。

驻法公使胡惟德是力主签约的代表人物，胡首先表示：“深赞成伍先生之说（伍朝枢，引者注）”。胡惟德明确说道：“签字一层，苟利于国家，毅然为之，不必为个人毁誉计。”胡惟德也是当日会议中，唯一明确主张签约的人士。

最后，驻英公使施肇基说：“此次和约，各小国均不满意，恐不能永久践行，中国亦可以不签字。”[7]明确主张拒签。

从会议记录来看，陆徵祥与魏宸组没有明确表态。

归纳起来，赞成签约的是：王广圻，伍朝枢，胡惟德。赞成拒约的是：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两种意见相等，但五位全权代表中，有三位明确反对签字。

早些时候，国务院、外交部曾于5月21日向陆徵祥发出电令：倘保留难以照办，应即全约签字。收到训令之后，5月28日，陆徵祥复电北京，就这道签字训令的执行表明态度，同时，因当天刚刚召开过代表团会议，陆电亦将当天的会议情况一并上报。

国务院5月21日的电令分为两点指示，首先仍然主张保留签字，对此，陆电答复道：“二十一日院、部电悉，保留一层，苟能办到，自必竭力……惟所据各方表示之意见，迄无把握。”这就是告诉北京，保留已无可能。国务院的第二个指示是：倘保留难以照办应即全约签字。鉴于签字训令的具体执行，并非仅限于陆徵祥个人，同时还牵涉其他几位全权代表的态度，接下来，陆电报告：“王全权（王正廷，引者注）非保留不签字云云，该全权本主张签字，于保留一层未尝注意，至此程途反忽变其态度，表示决心。顾使（顾维钧，引者注）之意，原在不签字一方为多，施使（施肇基，引者注）向来大致意主签字，现亦改变主张。是五全权中多数之意，现已如此……祥为国牺牲，何敢自怯，既奉训令，自应遵照。”因当天刚刚召开过代表团会议，陆电最后报告：“今日为最后之讨论，伍参议（伍朝枢，引者注）陈述意见，亦以签字为较有利益，王全权亦不以为然。”[8]

根据陆徵祥这个电报，从中可以得知几位全权代表的前后态度。王正廷“本主张签字”，现在忽然改变态度，“非保留不签字”；同样，施肇基“向来大致意主签字”，现亦改变主张，赞成不签字；只有顾维钧的态度前后保持一致，一贯倾向不签字，“原在不签字一方为多”。陆徵祥特地将王、施、顾三人态度上报，就是告诉北京，这三位全权代表将不会执行签字令。在此情况下，陆氏本人态度如何？此即陆电的核心：“祥为国牺牲，何敢自怯，既奉训令，自应遵照”。就是向北京表态，我陆某准备“为国牺牲”，执行签字令。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陆之所言并非实话。

陆电没有提及魏宸组，因为魏在代表团内无足轻重。

正如陆徵祥所说，5月28日的这次会议，是中国代表团最后一次会议（“今日为最后之讨论”）。6月初，施肇基擅离职守，以陪同梁启超访英为名，返回伦敦。颜惠庆则早已于3月中旬返回丹麦。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外部形势严峻，自此，代表团再也没有召开过例行会议。对德和约的签字日期是6月28日，而代表团的最后一次会议却于5月28日结束，这就是说，距德约签字整整一个月之前，中国代表团实际上已经解体。

颜惠庆、施肇基可以走，但陆徵祥却不能走。作为外交总长和中国代表团全权委员长，陆徵祥在巴黎和会的最后阶段，其真实态度到底如何？这一点极具研究意义。

还在5月14日，陆徵祥早已致电北京，表示：“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9]此言之意，就是向北京求情：我陆某已经签署过二十一条，不能再签对德和约了。这是实话。现在，面对国务院的签字令，尽管陆氏复电宣称：“为国牺牲，何敢自怯，既奉训令，自应遵照。”但这主要是一种姿态，对上级的训令表示服从，并非实话。眼下，王、施、顾三人反对签约，而陆徵祥尽管内心亦不愿签字，但作为下属，北京的签字令又不能拒不执行。在此情况下，陆徵祥使出一招金蝉脱壳之计，此即：提名他人签字。如此一来，既可执行签字令，而其本人则又得到解脱。

6月9日，陆徵祥向钱能训发出一道十分重要的密电，就签字一事提出他的建议与安排。陆电首先报告自己的身体病情：“祥自去冬在奉天感发旧病……近日每于行动间觉背后筋络又时复酸痛，据医生云，此病伏根颇深，非力加调养不可。”奉天犯病，指上年在前往日本的火车上，因车内温度时高时低而引发旧病。然后陆电表示：“时事方亟，何敢偷安，惟现在病累不休，万不能恋栈因循，致误国家大事，拟请钧座善体苦衷，速呈主座（徐世昌，引者注），开去外交总长，俾得养病苟全，异日再图报称。”这里，陆电既然要求解除其外交总长之职，那么，由谁继任？接下来，陆徵祥向钱能训提议：“查驻法胡公使惟德，资深望重，中外交摧，以之接任外交，必可收胜任愉快之效。”最后一个问题，由胡惟德继任外交总长，其用意何在？此即陆电的全部落脚点：“祥拟察度情形，先赴适宜之海边延医调治，乞商主座，即以胡使接长外交，用明令发表，请其留欧签字……祥。九日。号外。”[10]

一切都清楚了，陆电绕了一个大圈，其全部落脚点就是最后这一句：“请其留欧签字”。

笔者曾在当年外交部的一份备查抄件上，看到该电的摘要原稿，内称：6月9日，陆徵祥来电，“因病请免外部总长职，并保胡为〔惟〕德继任，留待签字。”在这份摘抄电文之上，抄电者特地注明一行字：“九日号外电”。

陆徵祥于6月9日发出的这个“号外电”，是一份极具研究意义的密电。

在中国代表团之内，就外交地位而论，陆徵祥之外，便是其余四位全权代表，那么，陆氏为何不在全权代表当中提名外长继任人？陆之考虑不难解读。王正廷是南方人士，魏宸组地位不高，因此王、魏二人不可能被提名。那么，陆氏为何并不提名施肇基、顾维钧？这就取决于陆氏这一提名的着眼点。陆之全部着眼点就是：有人来执行北京的签字令。施、顾二人已明确反对签字，为此，也不可能获得提名。

胡惟德是力主签约的代表人物，曾坚定表示：“签字一层，苟利于国家，毅然为之，不必为个人毁誉计。”既然胡惟德态度明确，并且不计“个人毁誉”，陆徵祥便顺水推舟，提名由胡惟德来执行签字。但是，胡惟德不是全权代表，无权签约。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因此陆徵祥提议由胡惟德继任外交总长，并由总统明令发表，这样，胡惟德便自然获得签约之权。如此一来，由胡惟德“留欧签字”，“必可收胜任愉快之效”，而陆徵祥自己，则可“先赴适宜之海边延医调治”，离开巴黎这个是非之地，脱身而去。

还有一个问题，所谓“号外电”是什么意思？当时，由巴黎发回国内的正式电文数量繁多，因此每一电报均按编号发出，排列有序，以便查收，而正式电文的拍发，则须五位全权代表签字。中国代表团第19次会议记载：“议决以后发文，无论为电为函，以及各种文件，凡关和平会议者，均应由五全权画行后，再行缮发。”[11]问题是，陆徵祥6月9日的这份电报，是向北京提名胡惟德继任外交总长，而此项提名必须绝对保密，不可能让其他代表得知，所谓“号外电”，就是编号之外，陆徵祥私下发出的密电。笔者所见，陆之“号外电”并非仅此，还有若干。

然而不幸，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在陆徵祥暗中操作、提名胡惟德之际，恰逢北京政府发生倒阁风波，陆电于6月14日到达北京，此时，距钱能训倒台已过去整整一日，收到陆电的不是钱能训，而是龚心湛。由于龚心湛是一个极为脆弱的看守内阁代总理，因此，更换外交总长，完成签约，这种自找麻烦的事情，龚心湛根本不敢过问，甚至也不愿触碰。6月16日，国务院复电陆徵祥：“九日号外电已转呈……至所称开去外交总长一节，此次钱揆乞休（指钱能训下台，引者注），各阁员联带辞职，业经一致慰留，勉维现状……所请未便照准。”[12]该电所言就是龚心湛的意思。

国务院复电的意思是这样的：钱能训辞职之际，依照内阁制惯例，全体内阁成员连带辞职，为此，徐世昌下令一律留任，以待下一届内阁就职。既然全体阁员一律明令留任，那么，也就不可能单独更换外交总长，此即“所请未便照准”。这个理由也说得过去。另外，陆电曾要求“速呈主座”，国务院复电中的“九日号外电已转呈”，就是回复陆徵祥，该电已经转呈徐世昌。有趣的是，徐世昌本人此时也在辞职之中，根本无心过问陆之辞职了。结果，陆徵祥关于由胡惟德继任外交总长的提名，胎死腹中，不了了之。

关于陆徵祥在签约问题上的真实态度，笔者在前面已经作过分析与论述，此即：可以签字，但有个条件，必须由他人签，我陆某不签。陆对胡惟德的提名，证明笔者的论断是正确的。

更换外长的拟议被北京挡开之后，签约的责任与麻烦又回到陆徵祥身上。

就在钱能训下台前两日，国务院于6月11日再次电令陆徵祥：“欧会草约，为收还青岛计，为参战权利计，为国际地位计，均有全约签字之必要，希照此筹划进行。”[13]现在，陆徵祥面对的情况是：既不能如同施肇基，一走了之；又不能卸下外交总长，以卸责于他人；同时，拿定主意不签德约（“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万般无奈之下，陆徵祥使出最后一招，以“旧病骤发”为由，躲进医院。

6月17日，陆徵祥致电北京：“祥旧病骤发，异常困惫，不得已，十四日赴山克鲁医院治病。据医生云：背后筋络酸痛，系是伏寒……现在不能用心，须将公事一切放下，容著意调治，以观后效等语。”首先，以医生的名义，“将公事一切放下”。此时此刻，所谓将公事放下，实际上就是将签约一事推开了。接下来的问题是，陆徵祥将公事放下之后，对德和约由谁签字？只能在全权代表中选择。按照顺序，陆徵祥之下为王正廷，但王正廷因其南方身份，北京的签字训令可以拒绝执行；王正廷之下为施肇基，而施氏已经离法避走；施肇基之下便是顾维钧，尽管顾维钧一向明确反对签约，但顾氏之外实在已无其他人选（魏宸组实际上并不被视为全权代表）。最后，陆徵祥向北京提议：“届时祥如果不能行动，拟即派顾使在会签约。”[14]也就是由顾维钧执行签约。

6月16日，和会方面决定：对德和约于6月28日签字。

面对签约日期的迫近，陆徵祥的状况如何？后来，陆在向北京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此时，“我国保留签字问题，虽经一再向各方接洽，迄未有相当解决，祥床褥呻吟，万分焦急”。[15]现在，中国代表团的情况如下：陆徵祥躲进医院，“床褥呻吟”，束手无策；施肇基临阵脱逃，避走伦敦；魏宸组在谈判交涉上几乎毫无作用；能够办理交涉事务的全权代表仅两人，王正廷与顾维钧。王氏因其南方身份，不可能得到北京的信任，这样，中国代表团的实际主持者，只能是顾维钧。

在陆徵祥“将公事一切放下”的情况下，在这最为困难的最后时刻，年轻的顾维钧没有躲闪，担负起最后的交涉之责。

龚心湛的推诿与拖延

如前所述，5月20日，国务院曾向众议院送交过一份关于对德和约的咨文，其中表示：“决定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16]此即保留签字，但该咨文随后被众议院退回。也就在当日，国务院收到驻日代办庄璟珂来电，于是又转而作出签约的决定。5月24日，国务院发出敬电，明确宣示：“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当经征询两院议长及段前总理意见，亦属相同。”作为配合，段祺瑞亦于敬日发表通电，要求各方支持签约，“赞襄政府”。有趣的是，尽管段祺瑞明确要求“赞襄政府”，但安福国会并不合作，公开对国务院敬电的签约决定发起抨击。

国务院敬电之所以扯出两院议长，意图无非三点：其一，增强国务院此项决定的权威性。其二，示意国会，不要捣乱。其三，由国会为政府分担责任。然而这一回国务院失算了，两位议长的指名，非但未能套牢国会，反过来，却被国会抓住置疑的话柄。

6月9日，由参议院议长李盛铎主持，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议员大会。安福骨干光云锦发言：先前，政府“对于青岛主张保留，现又通电各省主张签字，而谓两院议长已然同意，意在诿过于同人，万难承认”。此言就是对政府出尔反尔表示不满，但光云锦最为不满的则是两院议长一事。

随后，光云锦拿出一份草拟好的电稿，征求大会通过。内称：“顷阅报载国务院敬电，宣布外交困难情形，对于和约主张签字，并谓征询两院议长，意见相同等语。查日前政府提交众议院请求同意之咨文，对于青岛问题曾经郑重声明，主张暂行保留，以为异日挽救地步。”“今国务院敬电所云，是青岛问题亦在签字之列，与政府提交众议院咨文，全然不符，殊堪骇异。且以征询两院议长为词，尤属误谬。查议会以多数议决为原则，议长不能代表全院意思，且询诸两院议长，对于此层并无若何表示。〔议〕〔员〕等忝为国民代表，对于此国家重大问题，当然服从多数民意。上次众议院开会，对于青岛问题已有明确之表示，今后政府外交计划纵有变更，〔议〕〔员〕等一日在职，绝对不能承认。”[17]

该电经大会表决通过，随后，以安福俱乐部全体国会议员的名义发表。

光云锦的这一电稿有三个要点：其一，政府原先主张保留签字，而敬电则是无保留签字，“与政府提交众议院咨文，全然不符”。其二，两院议长问题。国务院敬电称，签约决定已征得两院议长同意，而光云锦则称：“询诸两院议长，对于此层并无若何表示。”也就是说，李盛铎、王揖唐二人否认了国务院的说法，否认赞成签约。其三，国会的议事规则是，以表决的多数为原则，“议长不能代表全院意思”，意即议长个人不能代表国会。

该电最为厉害的几句话，就是两院议长公开否认国务院的指名，否认赞成签约。那么，国务院与两位议长，究竟是谁在说假话？笔者判断，应当是两位议长。证据，三天之后，6月12日，王揖唐分别密电张作霖、阎锡山，要求张、阎通电挽留徐世昌，其中明确表示：“外交应察看各国情形，必不得已，即行签字。”证明王揖唐的确赞成签字。另外，钱能训是一位弱势总理，果无其事，钱能训不敢杜撰。

一般说，安福国会是一个附属于段祺瑞的政治集团，那么，为什么在段祺瑞通电支持签约，要求“赞襄政府”的情况下，安福国会却公开反对敬电，反对签约？笔者这样解读：国务院之所以扯出两院议长，说到底，就是指望国会分担责任。而国务院的签约决定，实际上就是徐世昌的意思。问题是，自徐世昌企图“国会两消”的消息传出之后，国会与总统结怨甚深。为此，在徐、钱政府十分需要支持的签约问题上，国会故意不合作，双边关系几乎就是互相拆台。对于安福俱乐部来讲，国会取消与否，这才是切身利益所在，而德约签字与否，责任在政府，实际上与国会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既然国会与政府关系恶化，国会也就无须出面为政府分担责任，引火烧身。

6月25日，众议院通过一项致国务院的建议案，内称：山东问题，“夫另行保留，本属万不得已之提议，但能否办到，并无确切把握。”“近来，各界人民为外交失败誓死抗争，士罢学，商罢市，工罢业，群情激昂，全国一致。所争者，吾国原有之利权，所冀者，政府对外之决心，简言之，即国民不签字之主张也。倘政府不顾舆论，冒然签字，势必惹动全国反抗，以对外之心理转而对内，不独山东问题永无补救，即国内秩序亦难维持。”“应请政府即日训令巴黎议和专使，如山东问题不能另行保留时，全约切勿签字，以示决心而顺舆情。”[18]该议案原为决议案，后改为建议案，通过之后于当日咨达政府。

国务院敬电的决定是：“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而国会的建议案则是：“如山东问题不能另行保留时，全约切勿签字。”双方等于公开对立。国会的不合作，将政府置于极为孤立的地位。

6月11日，徐世昌提出辞职，然后，通过各方挽留，换来对签约的支持，表面看，签约的主导权，似乎又重新回到徐世昌的掌控之中。但是，徐世昌的失算在于，没有料到钱能训解职之后，在继任总理人选上，国会与总统互不相让、尖锐对立。由于国会搅局，继任总理迟迟不能产生，而主持国务院日常运转的，则又是一个终日求去的看守内阁代总理，结果，徐世昌以辞职作为赌注，换来一批封疆大吏对于签约的支持，却又碰上一个毫无执行能力的龚心湛。

随着德约签字日期的临近，徐世昌、龚心湛二人的处境十分困难。一方面，国会已公开通电反对无保留签字，另一方面，段祺瑞也不再出面讲话。没有国会与段祺瑞的合作，徐、龚二人再也无力处理签约问题，一度重获掌控的局面，再度失控。

后来，北京政府曾编撰一份文件：《巴黎会议关于胶澳交涉纪要》，其中，关于政府此时的处境，文件这样记载：“政府以民意所在，既不敢轻为签字之主张，而国际地位所关，又不敢轻下不签字之断语，左右掣肘，而地位益臻困难矣。”[19]既然左右掣肘，签与不签均难以决断，为此，龚心湛采取的办法就是：干脆不作任何决断，敷衍到底。

前述吴佩孚曾于6月15日发表删电，反对签约，龚心湛随后致电吴：“青岛问题，中央毅力坚持，以期规复，已切电专使提出抗议，保留签字，苦心维护……”[20]该电表明，龚心湛悄悄地又重新回到保留签字。问题是，正因为保留签字实际上办不到，为此，钱能训政府这才作出全约签字的决定。现在，龚心湛撇开任何前提与条件，孤立地重申保留签字，那就不是签约方案，而是龚氏个人的一个脱身之计。保留签字可以内外敷衍，两面解脱，至于办得到还是办不到，不管。

6月25日，龚心湛接受《华北明星报》记者的采访，报载其谈话如下，龚说：“现今继任总理，究属何人尚未确定，渠（指龚，引者注）对于时局不得不勉为支持。”“龚氏引中国俗语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正渠现今代总理之谓也。”关于对德和约，龚心湛这样说：“巴黎和会，英、法委员暨美大总统威尔逊氏，既担保归还胶州与中国，中国政府对于和约签字问题，则决定按照协约国所建议者办理，故近日政府电饬巴黎各委员，对于和约签字问题，令其审度情形，自酌办理。”[21]

这是一个十分圆滑的谈话。所谓“决定按照协约国所建议者办理”，就是示意英、法、美，我龚心湛将听从建议，不会越轨。英、法、美的建议是什么？就是无保留签字，是否按此办理？不是，而是令中国代表团“审度情形，自酌办理”。所谓自酌办理，换句话：我龚心湛不管了。既敷衍了英、法、美，又敷衍了公众舆论，什么都说了，又什么都没说。龚心湛以自己的这篇谈话，验证了其本人的在位理念：“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作为德约的直接受害者，山东各界情绪激昂。为抵制签约，山东省议会、省商会、省学联等七团体，选派了一个85人的请愿团，于6月19日抵达北京。请愿团提出三条要求：拒签对德和约，废除济顺、高徐铁路合同，惩办卖国贼。当时，各地区在北京大多设有同乡会，会长多由本地在京任职的体面人士担任，北京的山东同乡会会长，即时任军警督察长的马龙标。6月20日，在马龙标陪同下，山东请愿团来到中南海。徐世昌派其秘书出面说：“我国现在系取责任内阁制，此种重大问题皆听阁议解决，余（元首自称）实毫无主张。”[22]请愿团坚持要求见徐本人，最后达成协议：21日由龚心湛接见，23日由徐世昌接见。

其实，北京政府并非严格意义的责任内阁制，至少也是总统、总理双首长制。徐世昌之所以强调责任内阁制，就是将责任推给龚心湛。不久之前，徐世昌还在其辞职书中坚称：“故为两害取轻计，仍以签字为宜”，“惟有重视英、美、法各国之意见，毅然全约签字”等等，现在，则以内阁制的名义，将总统的责任一概推脱。不过，所谓“余实毫无主张”，至少表明徐世昌已不再公开坚持两害取轻、全约签字。

按照协议，6月21日，龚心湛在国务院接见山东请愿团。山东代表发言：“东人此次所以愤激，原因实为总统辞职电中主张签字，并闻政府曾训令专使，不能保留则相机签字，是政府已有主张签字之表示。故东人特举代表等来京，请政府垂怜东人，容纳民意。”面对山东代表关于拒绝签字的要求，显然，无论龚心湛回答“签”或者“不签”，都将卷入争议，承担责任。那么，龚心湛又是如何答复的呢？龚说：“今日为签字之期，不知我专使已否签字。”[23]

当日并非德约签字之期，龚心湛的这个答复滴水不漏，没有任何破绽。山东代表的要求是拒绝签字，而龚心湛则故意以签字之期为由，答以“不知”。所谓“不知”，既不是签字，又不是不签字，什么都不是。本来，作为内阁代总理，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撇清关系、撇开责任的问题，而龚心湛竟然能够甩脱得干干净净。龚之所言，相当典型地代表了中国的一种官场文化，这句答非所问的“不知”，就是一个新版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故事。

6月23日，徐世昌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山东请愿团，仍由马龙标陪同。徐说：“予桑梓之地，与鲁接壤（徐为天津人，引者注），昔年曾经往来，彼都人士多所熟识，具有特别感情，更无放弃山东主权，不思补救，重苦吾民之理。不过办理外交，有不能专持理论之时。从前德据胶澳，人民所感受者视今日何如？时予方在军界参帷幄（徐时为袁世凯幕僚，引者注），曾拟一种计划，思以武力折服之，马督察长（马龙标，引者注）亦预闻其事，卒因国力不充，隐忍未发。”

这是开场白，叙述了与山东的感情和“国力不充”的道理。

接下来，关于山东交涉，徐世昌说：“政府迭电专使抗议，日外部亦有完全交还之表示，从此相机处置，或可达到目的。”“总之，政府以人民为后盾，人民以政府为主脑，此中之委曲维护，政府只能自喻，不能尽告途人。而外交有应守秘密，时尤未便公然宣布，是非真相，久而自明。”最后，徐再一次将一切推之内阁：“内阁既负专责，必有妥善办法，不使人民过形觖望。”[24]

徐世昌的这番谈话，同样，什么都说了，又什么都没说。所谓“从此相机处置”，与龚心湛的“不知”异曲同工，既不是签字，又不是不签字，什么都不是。所谓“只能自喻”，一句话便把一切都打发了。

当日，徐世昌日记这样记载：“晨起，阅公牍，见文官一人，见山东代表数十人，仙舟来谈（龚心湛字仙舟，引者注），作画……”[25]面对群情激动的局面，徐的生活却平静如常，波澜不惊。

然而，无论徐、龚二人如何敷衍推脱，此时此刻，距签约日期已所剩无几。对于北京而言，不论签字还是拒约，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都将承担巨大的责任与风险。表面看，徐、龚二人似乎没有其他选择，非此即彼，两者必居其一，似乎已被逼入死角。其实不然，二人联手，精心策划了一个脱身之计——拖延。

龚心湛于21日接见山东请愿团之后，6月22日，龚致电巴黎中国代表团，首先，转告山东代表的要求：“保留签字，非完全达到归还目的、恢复主权不可。”然后，表示政府立场：“务希鼎力维持，熟权利害，于实际上图补救。”[26]龚氏转告了山东代表的保留签字要求，而保留不能办到则又将如何处置，只字不提。这是拖延。

差不多同一时间，国务院对山东代表提出的三项要求公开作出批复：“政府责任所在，于国家领土主权亟当力为维护，于国际地位关系必慎为保持，总期熟权利害，妥筹因应，保全国土国权，以慰喁喁之望。”[27]空话连篇，毫无实质内容，这还是拖延。对此，山东请愿团一面通电谴责这个批示，要求重批，一面致电王占元、卢永祥、吴佩孚等山东籍将领，请其支持请愿团的要求。

最后，6月27日，也就是对德和约签约的前一天，国务院这才对山东请愿团的要求再一次作出批示，内称：“所有各代表等陈请，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等情，昨亦电达专使遵照在案。国家领土主权，断难丝毫放弃，政府与国民主张，初无二致，无论如何必将胶澳设法收回，此则夙具决心，可为国人正告者也。”[28]

这就是说，北京政府在最后一刻终于明确表态：“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并且，于26日（昨日）“电达专使遵照在案”。

也是在6月27日，山东请愿团、北京学联、京师总商会等七八个社会团体，四五百人来到中南海请愿，提出三项要求：不保留山东，和约决不签字；废除济顺、高徐铁路合同；立即恢复南北议和。请愿民众表示：如无切实答复，誓死不离总统府。徐世昌答应翌日接见，数百人在新华门前露宿一夜。

6月28日，徐世昌在怀仁堂接见请愿代表10人，其中有陕西学联代表屈武。徐说：“不能保留山东则拒绝签字问题，政府已电令陆使，切实保留山东，否则勿签字。”[29]以转告国务院6月26日电令的方式，就德约问题作出明确答复。

就在徐世昌与请愿代表会见时，据载：“有陕人屈武突出发言，言较激烈，言毕即长跪痛哭，以首触地有声，左右护弁争挽不起，在地俯伏，首触墙壁，受擦过伤。”[30]时任总统府秘书的许宝蘅记载：“学生代表十人谒见，内有屈武碰头嗥跳，扶出。”[31]屈武此举，当时有舆论称之为“颈血溅总统之举”。[32]

对德和约的签字之日是6月28日。龚心湛于27日表示：“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徐世昌则于28日表示：“切实保留山东，否则勿签字。”龚、徐二人均选择在最后一刻，明确了拒约的态度。就在22、23日，龚、徐二人还在敷衍塞责，为何最后一刻，二人态度忽然明确？中必有故。

笔者查阅过大量的北京与巴黎的往来电，所需时间，快则3日左右（极少），慢则10日左右，一般正常时间为4—6日。这就是说，国务院于6月26日发出的“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的电令，中国代表团实际上要在6月28日之后才能收到，因此，这道看似明确无误的电令，其实就是一道废电。那么，这道废电的用意何在？这正是徐、龚二人精心设计、精心安排的一个脱身之计。一方面，明确指示代表团：“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如此一来，对于公众舆论也就有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另一方面，又故意不让代表团即时收到，这样，又无须承担拒约之责，从而又可保留与各国列强的回旋余地。作为权术来讲，这道废电之绝妙就在于：它把一个本来是内外两面不讨好的事情，匪夷所思地变成两面讨好。并且，意图隐蔽，事过无痕。

早些时候，龚心湛已经训令中国代表团“自酌办理”，因此，签字还是拒约，最终的决策者不是北京政府，而是巴黎的中国代表团。

顾维钧的最后交涉：妥协与原则

鉴于外交失败已成定局，一度聚集于巴黎的各方名流纷纷抽身离去，梁启超率其研究系一行人转赴伦敦，伍朝枢亦登舟返国。在留下来的人员中，陆徵祥称病住院，胡惟德也不常露面，代表团分崩离析，各自为政。正如顾维钧所说：“最后，他们都打算和巴黎的悲剧局面一刀两断了。当初，中国获胜希望很大，政界要人及名流纷至沓来”，现在，“那些人一个个溜之大吉，哪里还顾得上首尾一致、善始善终呢！”[33]

巴黎的情况是分崩离析，而北京的情况则是徐、龚二人玩弄拖延术，长时间不给代表团明确指令。顾维钧说：“对于巴黎中国代表团来说，直到六月二十八日前夕，北京政府一直在扮演什么角色是耐人寻味的。”又说：“六月二十四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约，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34]顾维钧关于“自行决定”的回忆，与上面提到的“自酌办理”，两者正好相互印证。

在巴黎和会最后阶段，中国代表团的实际主持人是顾维钧。

顾维钧是一位典型的技术型外交官，由于接受过良好的专业学习，其突出的特长是，遇事能够从技术的层面提出多种选择方案，拿得出办法，从而使谈判不至于戛然中断。顾之交涉方针，仍然是保留签字，所谓保留，就具体的方式方法而言，可以有多种方式、多种选择。其中，首选方案即“约内保留”，就是在对德和约的文本之内，正式载入中国的保留意见，除此之外，还有多种选择。顾维钧的策略是，不断地变换方式，提出多种保留方案，以供和会选择，力争最低条件的保留签字。这一回，顾维钧将充分展示其个人在交涉上的技术特长，既有灵活性，又有原则性。

顾维钧

6月24日中午，顾维钧前往法国外交部，会晤和会秘书长吕达斯达。顾说：“兹遵政府训令，愿于德约签字时，将关于山东条款声明保留。”顾之所言，指约内保留。吕达斯达说：“保留条件恐不能行，照订约通例，似惟签字或不签字两件办法。”

24日下午6时，二人再次会晤，吕达斯达说：“贵国所愿将山东条款保留一层，已达会长（指和会主席克列孟梭，引者注），据云，势不能行，只有签字或不签字之办法。”并且，吕达斯达还以评论罗马尼亚的方式，对中国的保留意见表示不满，他说：“约中不满意之处，必有数国，一手承受有益之条款，一手将不满意者声明保留，似亦势所难行。即以罗马尼亚而言，约中条款于彼国边境土地几得加倍，但彼因宗教种族少数问题之保护一层，即生反对，屡多抗议。”吕达斯达之所以对保留略表不屑，缘自一些国家过于苛求，“一手承受有益之条款，一手将不满意者声明保留”，此言之意，就是劝告中国代表勿学罗马尼亚。显然，将中国与罗马尼亚相类比，并不恰当，因为中国的所获实际上十分有限。接过话题，顾维钧说：“罗于土地既得有加倍之大，尚因不满意之款而生抗议，中国于此次欧会中所得何在。”意即中国的保留要求并非贪得无厌，不能罗马尼亚相提并论。吕达斯达承认：“中国所得较诸他国确未为多。”

然后，话题再次回到保留签字。鉴于吕达斯达已明确否定约内保留，当即，顾维钧提出第二种保留方案，顾说：“譬如不在约内注明，而另筹一正式之手续，于开会数分钟前（指对德和约签字仪式举行之前，引者注），备函通告会长，声明保留，一面即分函各国，谅贵见亦以为然。”[35]

顾维钧的这次交涉，头一次提出另外一种保留方式——“不在约内注明”。意即中国的保留意见，可以不列入对德和约文本之内，而改在德约之外，也就是将“约内保留”，改为“约外保留”。具体讲，约外保留就是：在对德和约签字之前，由中国代表向巴黎和会主席（会长），递交一份正式的公函，声明对山东的保留意见，然后，中国代表便可签约。这一方案有两个要点：其一，尽管是约外保留，但却是“正式之手续”，因此，递交的是正式公函，而递交的对象则是会长。其二，递交的时间，必须是在签约之前。这里，“不在约内注明”就是灵活性，而“正式之手续”就是原则性。

吕达斯达同意转告会长。

6月25日下午6时，吕达斯达约见顾维钧，通知顾：“会长嘱告贵使，保留一层实不能行，无论何国均无此举，此项约内只有签字与否两层办法。”不过，会长对于保留条件的否决，是指“约内”还是“约外”，没有提及。顾维钧立即追问：“会长之言，是否专指译文在约中保留者而言。”意即是否并不包括约外保留？吕达斯达说：“系指各种保留。”[36]这个回答，就是拒绝了顾氏24日所提约外保留。

尽管连遭拒绝，顾维钧并不放弃，而是顽强地继续交涉。

6月25日晚8时，顾维钧会晤威尔逊，顾说：“国内人民对于山东问题，主张绝对不能签字，异常愤激。本使等因与协约国对敌一致之关系，所以退而作签字保留之请。”威尔逊说：“此事中国人民不能满意，予所深悉，至于约上保留办法，予亦不主张。然于必不得已之中，似可另筹一转圜之法，中国可备一正式通告或宣言，即声明中国在和会约中关系山东问题，将来于相当之时间、适宜之机会，有请求继续讨论之权。”[37]

一方面，威尔逊明确表示不赞成约内保留，另一面则又替顾维钧出主意、想办法，威尔逊所谓中国方面将来“有请求继续讨论之权”，就是约外保留的另一方式，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论及。早年，顾维钧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期间，威尔逊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二人那时便相识。当然，在国家利益面前，私交并不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但偶尔也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性的作用。

6月26日中午，顾维钧会晤法国外长毕勋。顾说：“中国委员并非不愿签字，惟对于山东条款必须保留。倘不保留而签字，本使可预料国内人民必起而反对政府，暴动横生。”毕勋说：“中国舆论反对亦所深知，贵使所云山东问题解决之不公道，亦可如此说，惟约内保留一层，殊多未便。”毕勋承认关于山东的处理方式“不公道”，但又坚称“约内保留一层殊多未便”。顾说：“如果山东问题不能保留，欲中国全权签字，十分为难。”这时，毕勋主动提议：“贵使如在约外有所声明，并无不可。”

这就是说，毕勋主动表示退让一步，主动提议可以约外保留。不过，顾维钧并未立即接受，反过来，而是提高要价，提出另一个约内保留方案。顾说：“如保留字样实不能于约文内声明，则附于约后亦可勉允。”本来，中国的约内保留，具体指对德和约的正式文本之内，加入中国的保留意见，屡遭拒绝之后，现在，顾氏提议：将保留条件“附于约后”。也就是在对德和约正文之后，作为一个附录载入。那么，正文变附录，其中的关键又是什么？关键在于：作为整个对德和约来讲，附录仍然是德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附于约后”，实际上还是在“约内”，也就是另一种方式的约内保留。

顾氏的此项提议再遭拒绝，毕勋说：“附于约后，仍为条约之一部分，亦万难办到。本外部（当时称外长为外部，引者注）愿闻中国代表究竟是否签字。”谈话至此，中国的两种约内保留方案：载入文本之内，附于文本之后，均遭拒绝。在此情况下，顾维钓只得重新回到约外保留。顾氏以坚定的语气说：“鉴于民意，不能不设法保留……如果约内保留万做不到，则约外保留非做不可。”[38]对此，毕勋表示将把“约外保留”的意见报告几位大国首脑，然后答复。

两个约内保留方案均被排除之后，现在的选择只剩下约外保留。

6月27日，顾维钧再度会晤毕勋。毕勋说：“昨嘱转达备函交会一层，兹会长嘱告中国，当在签约后酌备一函交会。”前面讲过，顾维钧曾于25日提出一个约外保留方案，其要求是，由中国提出一个保留山东条款的正式公函，在德约签字之前递交会长，然后签约。毕勋此言，就是答复中方这项要求。毕勋的意思是，中国可以提出这一保留公函，但是，不能在德约签字之前，而是“当在签约后酌备一函交会”。顾维钧问：为何不能在签字之前递交？毕勋回答：“会长言：未签之前，不能允许有提出保留之事。”这样，中国的该项方案又遭拒绝。听到毕勋的答复后，顾维钧说出中方底线：“中国为顾重和会全局，已一再让步至于极点，会中尚不能承认，深为可惜。准此情形，恐中国委员团未能签约。”[39]此言就是警告和会，中国代表可能拒绝签约。

顾维钧的警告，列强并不十分在意。据顾维钧说，当时，和会方面“普遍产生一种印象：即北京政府已经训令签字，只不过某些中国代表依然在坚持要使中国在和会上得到更好的待遇而已。”[40]这一回几个列强失算了，完全没有料到，脆弱的北京政府已将签约的决定权交给了中国代表团。

现在，将顾维钧上面几次交涉作一个归纳。

中国代表关于保留签字的要求，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是，作为外交谈判来讲，不可能说一不二，必须有妥协，原则并不等于拒绝妥协。然而，无论原则还是妥协，都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具体。没有具体，等于什么也没有。顾维钧的上述交涉，就是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如何将原则与妥协，变为具体。简言之，面对僵局，能够拿得出解套的办法。

经过顾维均的反复交涉，保留签字先后提出以下几种方式：

首先，“约内保留”。而约内保留又有两种方式，其一，作为正文，载入对德和约之内。其二，作为附录，载入对德和约之后。

其次，“约外保留”。具体讲，就是由中国向和会递交一份保留山东条款的正式公函，然后，中国代表可以签字。

6月27日，经过顾维钧与毕勋的交涉，围绕约外保留，也就是中方的公函声明，双方又产生两种意见，此即中方递交公函的时间。中方要求：必须在对德和约签字之前递交。和会要求：签约之后递交。

最后一个问题，约前与约后递交，两者区别何在？其实质在于：约前递交，那么，中国签约便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实质上仍然是保留签字。

反过来，如果签约之后递交，那么，实质上就是无条件、无保留签字。因为，签约之后无论再说什么，均与签约无关了。

6月27日的交涉表明，中方的选择余地已经不多。更为严峻的是，翌日便是签约之期，中方已没有多少周旋时间了。

拒签对德和约

还在6月25日晚，围绕保留签字的话题，威尔逊曾向顾维钧提出一项建议：“中国可备一正式通告或宣言，即声明中国在和会约中关系山东问题，将来于相当之时间、适宜之机会，有请求继续讨论之权。”此言之意是这样的：鉴于和会一再表示不允许保留，为此，威尔逊建议，由中方向和会提交一份声明，而这项声明的要点在于，避开“保留”二字，仅声明将来有权继续讨论山东问题。这样，既满足了和会方面不允许保留的要求，而山东问题又可以“继续讨论”。所谓继续讨论，等于表示山东问题并未了结，在此前提下，中国的签约，实质上仍然含有保留之意。一句话，就是没有保留字样的保留签字。

看来，威尔逊这个意见被顾维钧接受了。

6月27日晚，顾维钧拟定最后一个妥协方案，就是在对德和约签字之前，由中国代表发表一个口头声明，全文如下：

今日在签订对德媾和条约之前，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因该约第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款竟使日本继承在山东省之德国权利，不使中国恢复其领土主权，实不公道，兹特以其政府之名义声明：彼等之签字于条约，并不妨碍将来于适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因对中国不公道之结果，将妨碍远东永久和平之利益也。[41]

这是最低条件。所谓口头声明，就是再次降低条件，不再采用递交公函的方式。并且，考虑到毕勋已明确要求：德约“未签之前，不能允许有提出保留之事”。这个口头声明最为重要的一点让步，就是全篇没有保留二字，仅仅要求“将来于适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这个低规格的口头声明，就是力争和会方面能够接受，从而以最低条件签署德约。但是，条件与规格虽然一再降低，有一点则必须坚持，决不妥协，此即：口头声明发表的时间，必须是在“签订对德媾和条约之前”。

经过反复交涉，现在，中方的全部底线集中在一个问题：无论是怎样的妥协方案，都必须提出于德约签字之前。因为，只要在签约之前提出，实质上就是有条件签字，就是没有保留字样的保留签字。

保留签字接受与否，对于中国与列强而言，双方都是一个难以让步的问题，其交涉必然是反复的，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弱国，也不可能采用意大利那样的强硬方式。顾维钧连日来的反复谈判，充分展现了顾氏的交涉能力，既要顽强，又有办法，可以妥协，但有底线。

随着保留条件一再降低，一个最后的选项，实际上已经摆在中国代表团面前——拒签对德和约。拒签德约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极为严峻的，决不能轻易采用。顾维钧之所以反复交涉、力争最低条件的保留签字，主要基于这样一个研判：“我坚信如果中国在力争保留完全失败之后拒绝签字，将会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支持。”[42]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具有同情弱者的一面，因此，当中国代表在充分展现妥协姿态之后拒绝签约，将能够赢得西方舆论的广泛同情，避免引起过大的反弹，从而将拒约之举在外交上的负作用减至最低。顾维钧的这个研判，又一次体现出他对于西方文化的熟知。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经过半年争论，这天下午3点，将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签字仪式。中国代表签约与否，即将最终揭晓。

是日上午，在陆徵祥所住山克鲁医院发生了这样一幕。为阻止签约，国民党领袖人物汪精卫、徐谦等人来到医院，要求会见陆徵祥。徐谦记载了事情经过：“六月二十八日德约签字的那一天，因为午后三点钟就要签字，我这一天也很不放心，同汪精卫君和两个山东的代表，一大早就离开巴黎，到三克卢去见陆徵祥。谁想他这位先生，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依旧托病不见客。有许多留法的学生，也在那里要见他，他也不肯见。汪精卫气极了，对陆徵祥的秘书说：‘这样重大的事情，当着这样紧急的时候，他就是病得要死，他身上担着这样大的责任，也不能够托病不见客。这样的滑头，可不能怪人家要反对他了。’汪精卫这一气就气走了。”汪精卫的怒斥，多多少少再现了几分当年刺杀摄政王的气概。

接下来，经王正廷、顾维钧等人劝说，陆徵祥同意会见徐谦。徐谦记载：陆徵祥“见了我的第一句话就说：‘请放心，决不能签字的。’”不过，徐谦同时看到：“当时陆向王、顾、魏诸人说：‘须致和平会议一封信，声明保留政府的最后决定。’”由于没有收到北京的确切指令，因此代表团的自行决定，不一定与北京的意见相符，陆徵祥不敢造次，故而在决定不签字的同时，又指示向和会送交一份声明，保留政府的最后决定权。作为下属，陆徵祥的这个指示既有稳妥之意，也有留下余地之意。

听到陆徵祥这个指示，徐谦说：“你的话我明白了。不过要留一个补签的余地，使北京倘若要补签的时候，还可以补签。但是我要再问你，北京如果有电报来，要补签，你究竟怎么办法？”面对这个紧追不放的问话，徐谦记载：“陆在这个时候，露出愧悔的样子说：‘我决意不再签字了，二十一条已经是我签的字，我哪里还可以再签呢！’这时候我不曾留神，后来听见山东代表说：‘陆已经要流下眼泪来了。’陆又说：‘北京如果要签字，除非再派别人，我总是不再签字了！’”[43]

这是一份珍贵的亲历实录，准确而生动地记载了陆徵祥在最后时刻的真实态度。

早在5月14日，陆徵祥就曾致电北京，表示：“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而在与徐谦的谈话中，陆徵祥重申：“我决意不再签字了，二十一条已经是我签的字，我哪里还可以再签呢。”两份材料相互参照，证明5月14日的电报，的确就是陆徵祥的真实思想。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笔者在前面作过分析，关于德约应否签字，陆徵祥的真实意见是两点：其一，可以签字；其二，必须由他人签，我陆徵祥不签。正因为陆徵祥所抵制的并不是签约本身，而是他自己不签，所以他曾提名由胡惟德签字。现在，陆对徐谦说：“北京如果要签字，除非再派别人，我总是不再签字了。”并且，陆在最后时刻仍然指示：向和会“声明保留政府的最后决定”。这个声明的真实含意，就是徐谦所说：“要留一个补签的余地，使北京倘若要补签的时候，还可以补签”。徐谦的记载证明，笔者的两点分析是正确的。

是日上午，中国代表团分头采取两项行动：其一，由顾维钧约见和会秘书长，与之磋商中方的口头声明；其二，因时间紧迫，由驻法公使胡惟德将口头声明带至和会，准备和会一旦接受，便可即刻发表，然后签约。

结果，顾维钧的求见遭到拒绝，而胡惟德这边的情况是：“候至午间，该会秘书长以函稿（口头声明稿，引者注）送还，仍完全拒绝。”顾、胡二人两头落空。事情至此，中国代表团已经没有任何妥协余地，最终，代表团作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公同决定，不往签字。”[44]随即，代表团发表一份声明，表示：“与其承认违悖正义公道之第一百五十六、七、八三条款，莫如不签字。中国全权之此举实出于不得已，惟于联合国团结上有所损失，殊觉遗憾。然舍此而外，实无能保持中国体面之途，故责任不在中国，而在于媾和条款之不公也。”[45]

当日，陆徵祥、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四位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报告未签德约，内称：关于保留签字的交涉，“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这是保留条件被拒经过。接下来陆等报告未签德约，电称：“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不过，在决定不往签字的同时，代表团还作出另一安排：“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等语，姑留余地。”[46]此即徐谦看到的那一幕。

这里，所谓“当时不往签字”，严格讲，其本来的意思并非断然拒绝签字；这里，所谓通知会长保留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姑留余地”，严格讲，其本来的意思就是徐谦所说：要留一个补签的余地。但是，北京后来并未训令签字，结果，“当时不往签字”，事实上成为拒绝签字。

当一切都已结束之后，代表团这才收到北京来电，顾维钧证明：“这一电报实际上是指令代表拒绝签字。”看到这个姗姗来迟的电报，顾维钧感到“实可惊异”。顾维钧回忆：“我们代表团内的某些人也在揣测，或许北京政府并不想由自己来决定。北京很可能是在得知最后会议已经召开之后才发出电谕的。”[47]北京的这个迟到的电报，就是6月26日发出的那份“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的指令。龚心湛故意拖延，故意将该电到达巴黎的时间，拖延至对德和约签字仪式完毕之后，从而避免承担拒约之责。顾维钧关于“或许北京政府并不想由自己来决定”的揣测，与笔者在前面的论证是一致的。

关于钱、龚二人在德约问题上的前后不同主张，后来，《秘笈录存》的编辑者曾在一个按语中这样注明：5月下旬，“是时中央政府及国内要人讨论一致，并向外交团各方面考询结果，议决签字，并通电全国（指5月24日敬电，引者注）。”然而该通电发表之后，“遂致学界发生激烈运动，演成全国罢学、罢市风潮。国务总理钱能训引咎辞职。继任代阁（龚心湛，引者注）以迫于群众，遂电令专使仍非保留不签字，而专使团已于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拒绝签字矣。”[48]这段按语证明了两个问题：其一，钱能训、龚心湛二人，在德约问题上的确存在前后不同主张，前者“议决签字”，后者“非保留不签字”。其二，龚心湛的拒约指令到达巴黎时，代表团“已于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拒绝签字矣”，这就是说，龚电的确是事后才到巴黎。

《秘笈录存》是徐世昌卸任之后，由其本人主持编辑。其编辑按语的两点说明，与笔者前面的研究，可以相互印证。

本章小结 对德和约的全称是：《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因在凡尔赛宫签署，又称凡尔赛条约。德约共分15部，440条。中国问题列在第4部第2编，共7条，其中，规定德国放弃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归还庚子年间掠夺的中国古代天文仪器等等。山东问题列在第4部第8编，共3条，不赘。

对于中国而言，德约签字与否，取决于保留条件。在保留条件实际上难以办到的情况下，中国的选择只有两个：签字或拒约。其中，任何一个选项，都将承担巨大的政治与外交的风险。为此，巴黎与北京的两位主要责任人，分别打起各自的小算盘，不动声色地安排了各自的脱身之计。陆徵祥企图金蝉脱壳，私下提名胡惟德接任外交总长。龚心湛则是采取拖延，故意发出一道指令明确但又不能及时到达的废电。最后的交涉谈判由顾维钧主持。从交涉风格上讲，顾维钧既有灵活性，有妥协，但又有原则，有底线。并且，面对僵局，拿得出办法，充分展现出其个人在外交技术上的特长。

总括而论，拒签德约由三个要素构成：其一，民众强烈反对。其二，龚心湛地位脆弱，没有下达签字指令。其三，出使巴黎的全权代表当中，或者推脱（陆徵祥），或者反对（王、施、顾）。最后，在未奉北京训令的情况下，代表团自行决定“当时不往签字”，结果，事实上成为拒绝签字。

由于中国拒签德约，这样，山东问题成为中日之间的一个悬案，从而为日后在华盛顿会议上，重新提出、重新解决山东问题，准备了条件。

拒签对德和约，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1986年，笔者头一次从学术的视角，就拒签德约的全过程作出较为系统的研究，关于拒签德约的历史意义，笔者这样写道：“它标志着中国外交开始冲破‘始争终让’的惯例，开创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这一先例对于以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明显的、积极的影响。”[49]迄今，这仍然是笔者的基本结论。

[1]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5月19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85页。

[2]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5月22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90页。

[3] 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5月20日，《秘笈录存》，第212页。

[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04页。

[5]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5月26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99页。

[6]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5月26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99页。

[7] 以上均见《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1919年5月28日。

[8]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5月28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03、204页。

[9]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5月14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163页。

[10] 陆徵祥致钱能训电，1919年6月9日。

[11]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纪录》第19次会议，1919年2月17日。

[12] 国务院致陆徵祥电，1919年6月16日。

[13] 《收国务院抄交致陆专使〔徵祥〕电》，1919年6月11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12页。

[14] 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6月17日，《秘笈录存》，第219页。

[15] 《陆专使等参与欧和会报告》。

[16] 《山东问题同意案已送众院》，《晨报》1919年5月21日，第2版。

[17] 《昨日安福部之特别大会》，《公言报》1919年6月10日。电文中的〔〕〔〕符号，原为空白，议员二字为笔者所加。因该电当时尚为征求同意的拟稿，尚未通过，故采用空白方式，以示商讨之意。该电稿随即获得通过，故笔者加上议员二字。

[18] 《山东议员请勿签字》，《晨报》1919年6月26日，第3版。

[19] 《巴黎会议关于胶澳问题交涉纪要》，《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56页。

[20] 《龚代总理复吴师长电照录》，《公言报》1919年6月22日。

[21] 《龚代阁与西报记者谈话》，《申报》1919年6月26日，第6版。

[22] 《请看山东代表之热烈行动》，《晨报》1919年6月21日，第2版。

[23] 《山东代表谒见总理情形》，《晨报》1919年6月22日，第2版。6月25日，龚心湛接见北京学联代表，又以同样的方式说：“据路透电，和约于二十五日签字，我国专使签字与否，今尚未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见总理详情》，《晨报》1919年6月27日，第3版）。

[24] 《鲁省请愿团晋见总统》，《公言报》1919年6月24日。

[25] 《徐世昌日记》，1919年6月23日。

[26] 《政府致巴黎专使电》，天津《大公报》1919年6月25日，第3版。

[27] 《山东代表行动昨闻》，《晨报》1919年6月26日，第2版。

[28] 《政府对鲁代表呈文之批词》，《晨报》1919年6月28日，第2版。

[29] 《昨日各界代表请愿详情》，《晨报》1919年6月29日，第2版。

[30] 《昨日之请愿团》，《公言报》1919年6月29日。

[31] 《许宝蘅日记》，1919年6月28日。

[32] 屈武原本由陕西学联派往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因经费不足来到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屈武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3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10、211页。

[3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06页。

[35]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6月25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33、234页。

[36]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6月25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33、234页。

[37]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6月25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33、234页。

[38]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6月26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39页。

[39] 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6月27日，《秘笈录存》，第222、223页。

[4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06页。

[41] 中国代表声明，1919年6月28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52页。

[4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08页。

[43] 徐谦：致友人书，1919年9月。顾维钧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6月28日那天早晨，我没有见到王正廷博士，不知他在何处”（《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11页）。由于王、顾二人成见甚深，顾氏此言实际上就是暗指王正廷在最后时刻躲避起来。根据徐谦的记载，当日，王、顾二人至少在陆徵祥的病房见过面，王正廷并未躲避，所谓“不知他在何处”，并不确切。

[44] 《陆专使等参与欧和会报告》。

[45]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52、353页。

[46] 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6月28日，《秘笈录存》，第223页。

[4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10页。

[48] 《秘笈录存》，第215页。

[49] 邓野：《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2期。

第十一章 余波

围绕对德和约签字还是拒约，在中国各阶层引发了广泛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此情况下，各类利益集团纷纷卷入，力图借助民众的力量，求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又引发了激烈的政争，导致政局持续震荡。利益关系的重新分化，反过来，又促使利益集团重新组合，为此，在学潮平息之后，而政潮的余波，还将在许多方面持续涌动。这场分化与组合的最终结局，就是安福俱乐部被锁定为全民公敌。

德奥问题的善后

拒签德约之后，中国代表团并未曲终人散。巴黎和会先后制订若干条约，主要有两个，对德和约之外，还有一个对奥地利和约。中国代表团的剩余任务，主要就是签署对奥和约，并处理德约的遗留问题。

由于拒签德约，从理论上讲，中德两国的战争状态仍未解除。6月28日陆徵祥致电北京，建议：“德约我国既未签字，中德战事状态，法律上可认为继续有效。拟请迅咨国会，建议宣布中德战事状态告终。通过后，即用大总统明令发表，愈速愈妙。”[1]也就是建议北京单方面自行宣布终止对德战争状态。

6月28日，陆徵祥先后两次致电北京，前电报告未签德约的原因，同时保留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后电则是建议北京自行宣布终止对德战争状态。收到两电之后，北京随即就拒约与终战两个问题复电陆徵祥：“事势迁变，并声明亦不能办到（指口头声明被和会拒绝，引者注），政府同深愤慨。德约既未签字，所谓保存我政府最后决定之权，保存后究应如何办理？”“至所拟咨由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争状态告终，俟通过后明令发表一节，片面宣布，究竟有无效力？抑或外交有此先例？所有对德国种种关系，将来如何结束？统望速筹详复。再奥约必须签字，务即照办。”[2]

先前，龚心湛之所以要求陆徵祥“自酌办理”，就是其本人不打算办理之意。现在，陆徵祥向巴黎和会声明，保留政府的最后决定权，等于问题又回到北京。不料，面对最后决定权，北京却反过来问陆：“所谓保存我政府最后决定之权，保存后究应如何办理？”这就是说，由陆徵祥推过来的问题，又被北京推了过去。当时的北京政府更迭频繁，因此，在外交政策上没有一个长远的通盘的考虑，也没有连贯的持续的方针政策，很多时候就是临时应付、临时处理。

鉴于奥约与中国没有利益冲突，这一回北京没有迟疑，明令：“奥约必须签字。”

对德和约签字仪式完毕之后，英国国王向徐世昌发来贺电，庆祝胜利。7月2日，徐世昌强作欢颜，复电英王：“大英国大皇帝陛下：接奉来电，祗悉敌国业经最终屈服，世界和平为其肆意破坏者，今得完全恢复，曷胜欣忭，兹本大总统谨代表本国政府暨全国人民，以最恳切之贺忱，敬致贵大皇帝之前。”[3]徐之“曷胜欣忭”，肯定是苦涩的。

7月10日，徐世昌发布命令，宣布未签对德和约，内称：接陆徵祥未签德约来电之后，“披览之余，良深慨惋”，“旷览友邦之大势，返省我国之内情，言之痛心，至为危惧。推究此项问题之由来，诚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今日决定签字与不签字即可作为终结。”[4]这些模糊难解之言，不值推敲，总之，徐的精神状态不再是“曷胜欣忭”。

与任何事情相同，拒签德约之举不可能毫无争议，由此而引起的是是非非的争论，必然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严复就是其中之一。1919年7、8月间，严复致函友人，不赞成拒签，认为：“和约不签字，恐是有害无利。盖拒绝后，于胶济，除排阁日货外，羌无办法，而和约中可得利益，从而抛弃，所伤实多。此事陆专使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终不肯牺牲一己，受国不祥，为国家行一两害择轻之事。”[5]

“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出自老子《道德经》，意为：敢于承受国家的灾祸，才能担任天下的君王。这里，严复引用此典，就是指陆徵祥和北京政府拒签德约，是不敢承担责任的表现。严复的中心意思是，拒约对于山东问题于事无补，“羌无办法”。

另外，与大多数社会舆论的基调相反，严复对于民众运动的看法也是负面的，认为：“所恶于和约不签者，以其不签之后，举国上下，哆口张目，无一继续办法，而齐、鲁、奉、吉，日坠交际漩涡，民情嚣张，日于长官作无理要求，无所不至。”[6]看来，严复是将民众请愿，视为民情嚣张。

北京学潮发生之初，严复随即表示负面看法，称：“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并称蔡元培是神经病。最后，又指责陆徵祥与北京政府缺乏担当，“受国不祥”。严复的几封私函表明，他对于整个事情的看法是连贯的。

顾维钧也对民众运动持有自己的看法。至少从主观上讲，顾维钧把外交视为一项纯粹的外交官的事业，既是超党派的，又是超民众的，因此，他反对签署德约，但并不赞成民众运动。他后来这样写道：“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织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7]顾氏之意，就是指外交不能被民众运动绑架。这个问题略为复杂，暂不深究。

根据陆徵祥的建议，7月23日，徐世昌向众议院递交一份咨文：《对德恢复和平案》。内称：“此次德约未经签字，系因约内关于山东三款未能赞同，其余各款，我国与协约各国始终一致承认。现在协约各国对德战事状态既已告终，中国为协约国之一，对德所处地位当然相同。查各国对德状态和好日期，系以六月二十八日为始，兹拟宣告：自六月二十八日起，中德战事状态终止。”[8]

8月1日，众议院227票赞成，通过该案。8月2日，参议院99票赞成通过。9月15日，徐世昌发布布告：“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应即宣告我中华民国对于德国战事状态一律终止。”[9]

在此之前，广东军政府于7月16日发布通告：“今因我专使提出保留山东问题无效，未签字于和约，此系我国保全主权万不获已之举，对于协约各国，实非常抱歉。而对于德国恢复和平之意，则亦与协约各国相同。”[10]

同样，经广东非常国会通过，10月25日，军政府宣布：“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对德战争状态应即宣告终止。”[11]

至此，北京与广东两个政府，先后完成各自的对德终战程序。

遵照北京训令，1919年9月10日，中国签约代表陆徵祥、王正廷，在圣日尔曼宫签署《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奥地利和约》，又称圣日尔曼条约。该条约共分14部，381条，中国问题列在第4部第4编，共5条。规定，奥地利放弃在华特权。

9月18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对德战争状态终止，业于九月十五日布告在案。兹据专使陆徵祥电称：奥约已于九月十日经我国签字等语。是对德、奥战争状态，业已完全解除。”[12]

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奥宣战，至此，历时两年的战争状态全部告终。

按照程序，1920年5月26、29日，对奥和约经北京众、参两院投票通过，当年6月18日，徐世昌下令批准。

本来，奥约对于中国并不重要，但因拒签德约，为此，至少在一个问题上，奥约对于中国构成直接的、重大的利益关系。当初，北京政府以及一大批军政要员，之所以赞成签署德约，其中一个主要考虑就是，对德和约第一部即国际联盟盟约，因此拒签德约将不能加入国联，从而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而顾维钧等人研究后发现，奥约第一部同样是国际联盟盟约，这样，拒签德约之后，只要签署奥约，同样可以加入国联。事实正是如此，因奥约的签署，中国顺利加入国联。

由于拒签德约，早已中断的中德外交关系未能即时恢复。最后一个对德善后问题，就是两国复交。1921年5月，中国外长颜惠庆与德国特派总领事卜尔熙，在北京签署《中德条约》，自此，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条约规定，德国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等等。一般认为，《中德条约》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签署的头一个形式上的平等条约。

芮恩施归去与陆徵祥归来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因在对华政策上与威尔逊产生严重分歧，1919年6月7日提出辞呈。8月18日，芮恩施接到华盛顿来电，威尔逊批准其辞呈。接下来，北京各界为其举行了一系列送行活动。

9月6日，国民外交协会等六团体为芮恩施饯行，芮恩施作长篇讲话，其后由胡适译成中文发表。他说：“今年中国发生了一种国民舆论的大警觉，即以这事本身而论，已是一大进步。”“这一次有许多少年学生狠出力作事，帮助舆论的发展。他们的爱国心使人对于中国前途狠可乐观。”“这一次中国民意的大觉悟，总括看来，可以使我们断定，中国将来的重要国事必须要先得国民的意见，必须要合于国民的需要……一个政府若没有国民的公意与帮助作一个基础，决不能做一个强有力的政府。”[13]

这是芮恩施对五四学运的评价。

9月8日，徐世昌设午宴为芮恩施饯行，徐说：“中国人都希望您做他们的朋友和指导者，我希望您的行动和影响会延续好几十年。”[14]

行前，芮恩施特地抽出时间，约见北京学联代表。9月9日，学生领袖张国焘、傅斯年等五人应约来到美国公使馆，芮恩施对他们说：“此番学生运动发生后，我实敬佩，中国当此时会，自必有此类之提醒作用。”张国焘代表北京学联，向芮恩施递交了一份《北京学生联合会送别美使书》，其中写道：“敝国现当内忧外患交乘纷逼之秋，将欲借重于先生之明教者，视前尤为恳切。则先生此次离华归国，实令吾人懊丧之情靡有止际。”[15]表达了对这位公使的惜别之情。

一位西方大国的外交公使与中国青年学生之间，能够产生如此真挚的思想感情交流，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9月13日，芮恩施接受聘请，担任北京政府外籍顾问，并于是日签订顾问合同。当晚，芮恩施乘火车离京返国，代总理龚心湛及各界千余人到前门火车站送行。芮恩施后来回忆：“这是一次真正暖人心房的告别。”芮恩施所坚守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美国对华政策，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实际上具有直接抵制日本的作用，为此，芮恩施在中国各界均留下良好印象。他于1923年去世。

陆徵祥自1918年12月离开北京出使欧洲，历时整整一年。1919年12月11日，陆徵祥由马赛登轮归国，王正廷、魏宸组等同行。然后，王正廷返回广东，陆、魏等人于1920年1月22日抵达上海。船靠黄浦码头后，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等，代表各公众团体登轮拜访了陆徵祥。当晚，陆乘火车北上，1月24日晚抵达北京，各界民众约万人前往欢迎，手执标语：“欢迎不签字之陆专使”，等等。

陆徵祥出使欧洲期间，周旋于国内外多种压力之下，的确耗尽了精力，1920年2月13日，陆徵祥提出辞呈。陆氏使欧一年，其间多次辞职，这回总算如愿获准。自此，这位民国外交元老基本脱离仕途。1927年，陆徵祥绝缘尘世，遁入布鲁日圣安德修道院，1949年病逝于布鲁日。

山东问题的继续

拒签德约之后，顾维钧还在欧洲逗留了一段时间。1919年7月19日，顾维钧会晤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贝尔福对于中国代表拒签德约之举颇觉费解，他说：“据本总长所得消息，知贵国政府曾训令中国委员签约，乃竟未签，究因何故？”顾答：“政府曾令委员保留签约，委员以欲办保留，举国一致，既办不到，自难签约，政府与委员所见，若合符契。”[16]顾之所言不过是外交辞令，其背后的故事，也就不便向英国人公开了。

顾维钧曾经预判：“我坚信如果中国在力争保留完全失败之后拒绝签字，将会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事实正是如此，拒签德约不仅没有引起严重的外交后果，相反，却赢得西方舆论，尤其是美国舆论和国会的同情。并且，对于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让步，美国舆论强烈不满。

当时一度传出风声，中国政府可能补签德约。7月，北京政府外籍顾问福开森来电，报告美国舆论对威尔逊的反应，并建议北京坚拒签字，内称：“据美国人之感想，以威总统对于山东问题让步于日本，以期日本加入国际联盟，实属铸成大错。现在群情忿慨，甚为反对。欲图补救，惟有中国绝端拒绝签字之一法而已，若拒绝签字，则较诸保留为尤善，且有助于中国之国际地位甚大也。”[17]

虽然美国政府签署了对德和约，按照程序，德约还必须经过国会参议院通过。然而，德约却遭到共和党参议员的猛烈抨击（威尔逊为民主党），其中一点就是山东问题。一位参议员表示：“中国加入欧战，系因美国劝告，并允在和平大会维持中国权利。今以山东畀日，无异卖友，故宜将德约内关系山东一款删除。”[18]7月15日，美国参议院就对德和约举行辩论，一位参议员发言道：“日本曾以秘密运动得英、法、义、俄四国之保证，允于战后和会将德人在山东所享之一切利益转移于日本……日本此种预备媾和之举动，行同贿赂，实属不顾名誉。”[19]

后来，顾维钧曾向北京提交一份报告，其中写道：“威总统于一九一九年七月自欧返美后，旋将德约提交上议院请求通过，该院共和党议员反对该条约甚烈，而山东问题尤为争执最甚之一端。”“八月二十二日，该院外交审查股会议时，劳具氏（外交审查股股长，引者注）提议，修正德约内山东三款之最简捷办法，即将该三款内之日本字样，均改为中国字样。付表决后，计赞成者九票，反对者八票，遂得通过。”[20]当然，这种修改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反映了美国参议院的情绪与倾向。

对于中国而论，最为不利的情况，就是拒约之举引起列强的反弹，从而导致孤立。以上证明，顾维钧早先的预判是准确的，中国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

可以肯定，中、美、日三方都未料到，舆论的反应竟然是对美、日不利。

由于受到美国舆论和国会的压力，7月，国务卿兰辛曾提出一个调停山东问题的八条措施，其中包括：“山东省内日本无主权。”“日本归还胶澳租权，并除铁路外，凡租借地内日本获得之权利、物权及特权，均向中国放弃之。”等等。[21]7月25日，美方人士会晤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告以美上议院反对德约内山东条款，甚为激烈，如日本不允照兰辛外部所提八款重具宣言，恐全约将为美议院拒不批准。”[22]如果德约未能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意味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将不能获得美国的承认。

为平息美方的情绪，8月2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就山东问题发表正式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无赔偿、无条件引渡之于日本”。另一方面表示：“同时信守一九一五年与中国所结之誓约（指二十一条，引者注），宜将该租借地全部还附中国。俟议和条约批准之后，即当从速实行。”[23]内田此言就是重申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的立场，即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首先交给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所不同的是，对德和约有关山东的三项条款，因日本反对，并未载入归还中国的规定，现在，内田外相正式声明，将“全部还附中国”。但是，归还的依据却是二十一条，因此从中方的角度可以这样理解：内田所谓交还的声明，含有中国必须承认二十一条之意。

内田声明发表之后，美国方面曾征询顾维钧的意见，中国是否可以补签德约。顾维钧认为，内田声明措词空泛，缺乏明确保证。关于内田“信守”二十一条之言，顾维钧指出：“日本似欲以承认二十一款之条约为交换条件，果尔，中国更难与议。”[24]8月14日，顾维钧致电北京，建议：“就目下情形，在我仍以暂不补签为宜。”[25]

8月19日，山东省议会传出消息，北京政府将与日本直接交涉，补签德约。8月21日，吴佩孚致电国务院询问此事，22日，国务院复电吴：“德约现无补签之事，鲁电失寔，希释疑虑。”但是，“现无”不等于今后，可以理解为留有余地之意。为此，吴佩孚抓住“现无”二字，再次致电龚心湛：“德约现无补签之事，已据情答复鲁会……惟细味原电‘现’之一字，似有含蓄未尽之余意……可否由钧院将‘现无’二字易为‘决不补签’一语，宣示全国，而定人心。”[26]此言就是要堵死北京的任何退路。

其后，日方多次敦促，要求与中方直接交涉山东问题。此时，已担任外籍顾问的芮恩施建议北京不予理睬，因为，直接交涉等于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主权。芮恩施建议：“美民以为山东事宜，中国政府现以完全不问为上策。在中国承诺德约以前，日本仅能要索，而不能谓在山东已得有何等权利。”[27]

最后，北京政府既未与日本直接交涉，也未补签德约。

中国代表在巴黎的拒约之举，也引起个别日本人士的思考。1919年9月，牧野伸显返回日本途经上海，曾对居住于上海的日本侨民发表谈话。牧野首先回顾了中日争执的经过，他说：“吾人赴欧之时，我政府鉴于中日关系之密切，深感和会中两国有协共动作之必要，我内田外相特于中国特使陆徵祥赴欧过日本之际，先与接洽。余当出发之前，亦曾面晤陆氏，彼此交换意见，除去隔阂。当时余之印象，以为中国委员已了解日本政府之意向，而能体会其旨趣之所在。不料彼等到巴黎后，其态度乃竟出吾人意想之外，斯诚不能无遗憾也。”此言之意，是指双方均未真正理解对方的意思，发生误判。

误判只是原因之一，牧野的谈话并非仅止于此。关于巴黎这件事的深层原因，牧野这样认为：“世人不察，以为在巴黎之中国委员为血气所驱使，为功名所激发，致有此等行动，而余之观察则不如是。余深信，此种感情早已浸润于中国一般国民，酝酿已数年之久，有触即发，巴黎和会不过其表现之机会耳。”在这里，牧野没有就事论事，没有将拒签德约这件事，孤立地归之于中国代表的个人行为，而是视之为“中国一般国民”的民族感情的触发。这是高见。不过，牧野称中国国民的这种感情酝酿“已数年之久”，大约是从1915年二十一条算起，实际上远不止数年。

关于这件事的后果，牧野带有警示意味地说：“此次中国委员既非激于意气，出于偏爱，而为代表国民全体之活动，则留意中日根本关系而欲图永久亲善者，又乌可漠然视之乎？我国或因中国问题而陷入意外之难境，未可知也。”[28]

牧野的这一警示，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

1920年3月，美国参议院就对德和约（凡尔赛条约）举行表决。主要出于凡尔赛条约未能充分体现美国的利益与地位，结果：赞成57票，反对39票。赞成票未能达到法定的三分之二，未能获得通过，等于被国会否决。[29]

凡尔赛条约的基本架构，就是力求构建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而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没有美国的加入，这一秩序不可能建立。为此，1921—1922年，各国又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以满足美方要求。由于中国拒签凡尔赛条约，山东问题成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为此，华盛顿会议的议程之一，就是在会议的监督之下，中日两国重开谈判，重新解决山东问题。

安福系的孤立与吴佩孚的崛起

德约问题虽然结束，但由此而引发的政潮则还在继续。

南北和会与巴黎和会相继失败，从政治后果来讲，就是安福国会被认为是乱源祸根。从6月下旬起，各民众团体发表大量通电，要求解散安福国会。

6月23日，几个民众团体联名通电：安福系“假新国会为巢穴，玩国事如儿戏，视人民如鱼肉者，安福系之罪，实不在武人之下，欲清乱源，不能不从声讨安福系及解散新国会始”。[30]

6月25日，全国和平联合会致电徐世昌，认为在德约问题上，安福国会“乃竟附和权奸，阴主签字，阳通不同意之电，欺政府，更欺同胞”。“总之，新国会存在一日，安福系即肆扰一日，中华民国亦即危险一日。人民不欲牺牲该会，势必牺牲国家。”[31]

6月26日，全国学联发表通电，称安福系“始则虽拒签约，犹示依违；继则附和权奸段、徐（徐树铮，引者注）辈，主张签字，出尔反尔……嗟乎，安福何派，狐党狼群；派有何人，鸡鸣狗盗。倘令其肆螫不休，必陷国民于水深火烈，邦国覆亡”。[32]

7月3日，湖南省议会发表通电：“自外交失败，内和不成，国民根本觉悟尽归咎于安福派。”“应请大总统将该派俱乐部立即封禁，并将该派所盘踞之新国会令其即时自行解散，以谢天下。”[33]

此类通电多不胜数。

面对各方声讨，安福国会亦发起反击。

如前所述，当年1月，安福国会曾提出一项议案，认为段祺瑞马厂誓师扑灭张勋复辟，再造共和，其意义与黎元洪武昌起义相同，为此要求将马厂誓师的7月3日，定为民国纪念日。该案获得通过，2月7日徐世昌签署命令生效。现在，当7月3日来临之际，当日，《公言报》以极少采用的方式，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套红刊登特别启事：“阳历七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本报于四日停刊一天，以志庆贺。”[34]此时此刻，高调纪念马厂誓师，既是宣扬段祺瑞，更是对各方声讨的回击。

针对全国和平期成会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克希克图、光云锦等30余位议员，联名在国会提出对政府的质问书，内称：“阅报载上海全国平和期成会联合会敬电，蔑视约法，侮辱国会。”“该会竟敢宣言派人赴各省运动取消国会，是不啻一种革命行为，动摇国本，未闻政府有何办法。”[35]对民众团体不满，却拿政府是问，既是情绪的宣泄，又是无奈之举。

由于安福国会事实上成为舆论的被告，7月初，安福俱乐部以全体国会议员的名义发表长篇通电，逐一反驳各方指责。

通电首先列举安福国会成立以来的成绩，内称：“查各国议会政治，无不以多数党意见为从违，本部（安福俱乐部，引者注）在第二届国会虽占多数，惟鉴于历年来党争险恶，危及国本，乃与同人交相敦勉，对于异党则苦心调和，对于政权则力矢退让。一年以来，如选举总统，同意内阁（指通过钱能训的总理提名，引者注），追认参战案，赞助元首平和宗旨……事实具在，无待表襮。”

关于各方对中日密约的谴责，通电这样回答：“查中日密约，及顺济、高徐铁路借款，军事协定等项事，在本届国会开幕以前，其时本部尚未成立，自无从问责于本部。”意即中日密约与安福国会无关。同时，通电着重回答了德约的签字问题，表示：“至胶澳问题发生伊始，本部议员迭次质问政府有无确定方针，政府迫于严责，仅以关于胶澳文电交到众院，声明保留青岛，请国会同意。经本部开会表决，赞成政府保留关于山东一切权利，至全约签字，俟政府交到欧约全文，再行讨论决定。及众议院开会，即按照本部议决之旨，赞成政府保留案，多数通过，咨复政府在案。乃钱内阁对国会声明保留，竟于敬日通电各省，谓签字一层已得两议长赞同。

同人通电否认，一则贯彻保留之宗旨，以无负人民之希望；二则更正钱内阁不实之电报，以维持政府之信用。”这里所说的国会与政府的一段纠葛，前面第七、八两章已作详细叙述。

接下来，通电将矛头直指钱内阁与研究系：“钱内阁就职伊始，同人深望其尽约法上辅弼之责任，以成元首和平统一大猷。乃以麻电之失言，致为唐绍仪八大条件之张本（指唐绍仪在南北和会所提八项条件，引者注）……种种失误，致陷总统于辞职之地位”。“某派利用外交委员地位，鼓动学商风潮，致日使指明向外交部致质问。”日使质问，即小幡酉吉向外交部提出照会，指责林长民煽动学潮一事。

最后，通电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历观各国政党竞争，恒以政治责任攻击政府，从未闻以政治责任攻击国会。近来以少数私人冒充法团之某会（指国民外交协会，引者注），迭次通电，将政府责任概置无论，而以责任归诸本部。”[36]

通常而论，行政权属于政府，不归国会，一般说，国民如果对行政措施有所不满，世界各国的通例是：“恒以政治责任攻击政府，从未闻以政治责任攻击国会。”安福俱乐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质问各方：为什么“将政府责任概置无论”，而是单单攻击并不担负行政之责的国会？这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通电中所提到的几件事，有些的确是事实。例如，中日之间大多数密约签署之时，安福国会尚未成立，并且因为是密约，签约之后也未提交国会通过，如果就事论事，可以说国会对此不负责任。那么，在当时，为什么公众舆论却偏偏撇开政府而攻击国会？因为，安福国会与皖系是一个政治整体，攻击国会，意在皖系。

安福国会的自辩，表明安福系及其身后的皖系，已经处于政治上的被告地位。

德约问题结束之后，社会舆论的中心话题之一，就是强烈要求重开南北和会。对此，北京方面也确曾有过重开的举动，不过，这一回北方总代表一职，换为王揖唐。8月12日，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议员大会，讨论王揖唐是否出任该职。王揖唐说：昨日午间，“龚总理复到舍间，亲身将委任状面交揖唐，此事大总统及段督办各方面皆一致同意，揖唐个人无所容心，请诸君讨论之。”在接下来的大会发言中，吴文瀚说：“两年以来，安福俱乐部即抱平和宗旨，外间不察，致发生许多误会。现在王议长既身膺艰钜，担任和会总代表，正足以为本部谋和之证明也，故议长应慨然担任之，方合本部之宗旨。”[37]最后，经大会表决，一致赞成王揖唐担任北方总代表。当日，王揖唐发表通电，宣布就职。

王揖唐此项任职发表后，立即遭到南方反对，为此，《公言报》采取一贯方式，发表一篇匿名某君谈话，为王辩护。某君称：“王君之人格较之曾为政治犯之朱桂莘为何如耶？岂于朱氏无异辞，于王君竟不可承认耶？”[38]朱启钤曾积极参与袁世凯帝制活动，帝制失败后，曾作为祸首之一，被北京政府下令惩办，所谓“政治犯”就是此意。某君的这个褒王贬朱的谈话，就是向南方示意，不会在王揖唐此项任职上让步。

如前所述，南北和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南北两个国会，哪一个合法，哪一个非法，具体讲，哪一个国会应当取消。在朱启钤担任北方总代表期间，秉承徐世昌旨意，曾试图解散安福国会，以此换取南方对徐世昌的总统的承认，消息泄露之后，激化了安福国会与徐世昌的矛盾。那么，所谓重开南北和会，两个国会孰去孰留，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由于安福国会担心再次被出卖，为此，徐世昌、龚心湛特地提名由王揖唐担任北方总代表，以此消除安福系疑虑。

安福俱乐部是以“本部谋和之证明”的名义，而接受了王揖唐的这项任命，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由王揖唐这位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担任北方总代表，国会问题也就根本无法开谈了。既然国会问题不能谈，也就不可能重开南北和会，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揖唐的此项任职，等于堵死了重开之门。此后，南北和会再也未能举行。

与安福系沦为舆论的被告相反，吴佩孚则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拒签德约之后，一度担心日本报复，中国各方多少有些忐忑不安。7月9日，吴佩孚致电徐世昌，从容表示：“日人对华，向用威吓手段，我政府应镇静以待，勿为所屈……彼如果以兵要挟，则请列强监视，划定战区，不难以相当之兵力，作最后之解决。吾国数百万军人，数百员将领，岂尽皆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敌，充于对内而绌于对外耶？”[39]这是吴佩孚公开向日本叫板，就是采取古代武士的决斗方式，中国与日本一对一，由第三方监督，“划定战区”，决一胜负。一个师长，替总统壮胆，其自视之高，无人能及。

尽管各界人士不断要求徐世昌解散、封闭安福俱乐部，然而不言而喻，安福系的身后是皖系与段祺瑞，这种要求实际上无济于事。那么，口头呼吁能否变为武力取缔？为此，吴佩孚发出一系列试探性的函电。

7月5日，吴佩孚复函湖南国民制宪倡导会，内称：“顷接贵会致北京政府电文，请解散安福俱乐部，意在除奸救国，大义凛然，无任钦佩。至彼倚借外援，盘踞国会，破坏和局，断送国权，尤为实情。青岛问题，日人阴谋，原系该党引起。”“内奸不除，外患难弭，佩孚分属军人，以卫国为天职，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誓当磨剑枕戈，以为后盾。”[40]吴函当中的“磨剑枕戈”一语，意味深长，实际上就是试探各方对其武力起兵的反应。

西南方面的实力人物之一便是唐继尧，7月5日，吴佩孚密电唐：“安福派无恶不作，天怒人怨，连日各团体电请东海（徐世昌，引者注）解散安福俱乐部，泪竭声嘶，终归无效，事可知矣。不去庆父，鲁难未已。以后应如何对待，再为电商。”[41]吴电之意十分明白，民众的请愿“终归无效”，怎样才能有效，唐继尧当然读懂了。7月12日，唐复电吴：“近日外交之失败，和议之梗阻，皆由安福系把持播弄，以致众怨沸腾。”“故此时欲御外患，尤宜先锄内奸。”[42]吴、唐二人一拍即合，取得“锄内奸”的默契。

7月14日，长沙《大公报》发表吴佩孚致和平联合会一封公开信，吴氏历数安福俱乐部种种劣迹，最后表示：“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豺狼当道，狐鼠相依，愿我国人同伸义愤，攘除奸凶，勿使黄金灿烂之大中华，断送于少数内奸之手。”[43]迎合群情的要求，吴佩孚打出“攘除奸凶”的号召。

总括而论，经过两个和会的失败，安福系几乎成为全民公敌。取缔安福系，不仅是民众的要求，直系的要求，西南方面的要求，研究系等等政派的要求，甚至还可以说是徐世昌的要求。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政治对立一旦形成死结，往往没有其他调解之道，只能诉诸武力。而敢于以武力取缔安福系的，则只有吴佩孚。结果，在衡阳这样一个偏远之地，吴佩孚事实上成为集各界希望于一身的人物。尽管吴氏当时的身份仅仅是一个师长，然而孙洪伊一派人士竟然提出一项动议：“于国民大会主张举吴佩孚为总统。”这项动议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姑且不论，但反映了吴佩孚个人声望的急速上升。

本章小结 根据近代以来的案例与经验，一般说，当中国在对列强的集体裁决表示抵制之后，很可能引起列强的反目相向，招致外交危局。但这一次不同，中国的拒签德约之举，基本上风平浪静，不仅没有引起列强的怒斥，反而赢得些许同情，甚至日本的反应也是克制的，这在近代以来还是头一回。其中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德约遭到美国舆论和国会的强烈抨击，从而事实上替中国解了围。

两个和会的失败及其余波，反映在对外关系上，日本被锁定为国家之敌；反映在对内关系上，安福系被锁定为国民之敌。内外两敌锁定之后，这就需要一个人站出来，扛起这面抗敌大旗，现在，这个人物应时而生，此人即吴佩孚。自两个和会召开以来，吴佩孚就内政外交大发议论，为此，其个人亦从中迅速完成自我转型，变为一个政治明星，从而为其来年由衡阳领兵北上，发动直皖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

[1] 陆徵祥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6月28日，《秘笈录存》，第224、225页。

[2]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16卷第8号，第222页。

[3] 《元首致美总统及英皇之国电》，《公言报》1919年7月5日。

[4] 《大总统令》，1919年7月10日，《政府公报》1919年7月11日。

[5]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文苑》第2、3页。该函日期不详，笔者判断，应当作于1919年7、8月间。

[6]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文苑》第3页。该函日期不详，笔者判断，应当作于1919年7、8月间。

[7]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98页。

[8] 《公言报》1919年7月27日。

[9] 《大总统布告》，1919年9月15日，《政府公报》1919年9月16日。

[10]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6卷8号，第225页。

[1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9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印行，1981。

[12] 《大总统令》，1919年9月18日，《政府公报》1919年9月19日。

[13] 《美使芮恩施君的临别赠言》，《晨报》1919年9月14日，第3版。当时中国刚刚兴起白话文，有些文字在今天看来不甚规范。

[14]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94页。

[15] 《美公使与学生代表之谈话》，《晨报》1919年9月11日，第3版。

[16] 《收法京陆专使〔徵祥〕电》，1919年7月19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71页。

[17] 福开森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7月.《秘笈录存》，第226页。

[18] 《收美京容代办（揆）电》，1919年7月7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42页。

[19] 《收驻美使馆来电》，1919年7月18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58页。

[20] 顾维钧：《续参与欧洲和平大会分类报告》，北京政府司法部档案。

[21]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7月19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66页。

[22] 《收法京陆总长〔徵祥〕电》，1919年7月26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86页。

[23] 《收驻日本庄代办〔璟珂〕电》，1919年8月3日，《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306页。

[24] 顾维钧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8月8日，《秘笈录存》，第243页。

[25] 顾维钧致北京政府电，1919年8月14日，《秘笈录存》，第245页。

[26] 吴佩孚致总统、总理、各巡阅使、各督军等电，1919年9月5日。北京政府内务部档案。该电为吴佩孚将其8月间与龚心湛的往来电转告各方。

[27] 芮恩施致北京政府电，1920年2月10日，《秘笈录存》，第280页。

[28] 《牧野之中日关系谈》，《晨报》1919年9月13日，第2版。

[29] 在整个20世纪，美国政府签署的对外条约而被参议院否决的案例仅两次，德约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克林顿政府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9年10月被美国参议院否决。

[30] 《三和平会声讨新国会通电》，《申报》1919年6月27日，第10版。

[31] 《和平会请解散新国会电》，《申报》1919年6月26日，第10版。

[32] 《全国学生联合会纪事》，《申报》1919年6月27日，第10版。

[33] 《湘省议会单衔发出之通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7月5日，第7版。

[34] 《本报特别启事》，《公言报》1919年7月3日。

[35] 《议员等对于和平会动摇国本之质问书》，《公言报》1919年7月3日。

[36] 《安福俱乐部之通电》，《公言报》1919年7月5日。

[37] 《昨日安福部之议员大会》，《公言报》1919年8月13日。

[38] 《请看某君痛斥南方捣乱派之正论》，《公言报》1919年8月25日。

[39] 《吴师长详陈拒约后办法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7月12日，第2版。

[40] 《吴佩孚赞成解散安福俱乐部》，长沙《大公报》1919年7月6日，第6版。

[41] 吴佩孚致唐继尧电，1919年7月5日，云南督军署档案。

[42] 唐继务致吴佩孚电，1919年7月12日，云南督军署档案。

[43] 《吴佩孚请去安福俱乐部》，长沙《大公报》1919年7月14日，第7版。

结束语

1918年岁末，依照惯例，《申报》发表一篇年终时评，展望来年的政局走向，其中写道：“民国七年已告终，而两大希望将次开始。所谓两大希望者何？一为世界之和议，一为中国南北之和议也。世界之和议可以改革中国对于世界之地位，中国南北之和议可以改革中国自己之地位，二者均为中国新旧递嬗之枢机，苟得善果，于中国前途关系甚大也。”[1]这里所说两个和议，就是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

《申报》是中国最具影响的舆论媒体之一，把来年将要召开的内外两个和会，锁定为国家的希望与枢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朝野各界的普遍认同与期待。的确，公元1919年，中国在外交与内政两个方面的同步展开，其核心正是两个和会。这年，在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由两个和会直接或者衍生出来的。

中国在巴黎和会所遭遇的最大的一个麻烦，就是与日本发生了山东问题的争执，此即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由日本继承，还是直接归还中国。双方围绕继承权的争执，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济顺、高徐铁路合同如何解释。日方的解释是：该项铁路合同原本为中国与德国签署，然后，中国又转而与日本签署，在日本看来，该项路权既然由日本承接德国而获得，那么，就是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中方的解释是：中国是在对德国宣战之后，是在原有的中德条约一概废除的条件下与日本签约，因此，山东的铁路合同，仅仅是中日之间的一项全新条约，并不具有德日之间的继承关系。

双方各有其据。在此条件下，究竟采纳哪一方的论据，这就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就通常的道义而论，美国是倾向于同情中国的，因而对顾维钧的发言与辩论表示欣赏。就通常的利益而论（利益均沾），美国也是倾向于中国的，因而曾提出将山东交由五国共管。问题在于：美国与日本之间，同样存在利益的平衡与交换，尤其当对日利益超出对华利益时，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以利益决定选项。

由于日本关于种族平等的要求被否决，尤其是意大利首相退出巴黎和会之后，日本随即放出风声，将随意大利之后退会。美国为避免和会破裂，改而采取对日妥协，接受了日本的继承权之说。对此，陆徵祥曾经说过一句话，抓住了全部问题的要害：“美总统究不能为中国问题，再使日本步义之后”。也就是说，山东归属的结果，实质上就是美国在中日之间的利益选择的结果。

完全是出自对日妥协的政治需要，为此，美国又从中方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当中，找出一句外交文书的一般用语，作为中方自己向日本许诺继承权的依据，以堵中国之口，此即那句著名的“欣然同意”。笔者的研究证明，“欣然同意”与继承权没有关系。这个问题的提出无非证明：政治的抉择取决于需要，而不是论据，在需要的前提之下，正反两种论据均可找出。

政治的永恒的规则，就是论据服从于需要。

继承权问题发生之后，也就连带发生一个问题：对德和约是签字还是拒约。与以往任何涉外条约不同，这一回，从始至终，对德和约都被摆在全民视线之下，成为全民争论、全民参与的一件事。问题在于：任何对外条约一旦被全民围观，必然被无限放大，从而极大地制约执政当局的选择与决断。这是近代以来相当特殊的一个案例。

为在签字与拒约之间求得一个平衡点，中国代表团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保留签字。这样，既可保留山东权益，又可签署对德和约，两头兼顾，风险全无。然而，最为稳妥的方案，往往也最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在提出保留签字的同时，代表团自己也意识到：巴黎和会“不能照允，亦为意中之事”。也就是说，这项方案就在提出的同时，其可能性同时也不存在。在此条件下，对于中国代表团和北京政府来讲，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保留签字，而是集中为一个问题：保留不能办到之际，签字还是拒约。

对于北京政府而言，德约之所以成为的一道难题，主要因其没有载明将山东交还中国。不久，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发表一个半正式声明：“将山东半岛及完全主权还付中国。”以此为据，国务院迅速决定：“倘保留难以照办，应即全约签字”，并电令陆徵祥执行。问题在于：按照日方的要求，对德和约已将山东问题从有关中国的条款中分离出来，并且拒绝在条约中载入交还中国的规定。既然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并未规定交还中国，在此条件下，内田康哉的一份并不具有约束力的个人声明，肯定不可靠，并不能作为中国签约的依据。那么，北京为什么要将一个并不具有约束力的一般声明作为签约依据？说到底，还是出自妥协的政治需要。这一点再次证明，政治的抉择取决于需要，而不是依据。

当钱能训卸任之后，北京政府关于签署德约的决定，只能由后任内阁执行。不料，围绕继任总理人选，国会与总统形成对峙，造成继任内阁迟迟不能产生。如果说徐世昌是一位弱势总统，那么龚心湛则是一位更为弱势的看守内阁代总理。在德约签字问题上，龚心湛根本不敢、也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徐世昌以辞职所换来的一批封疆大吏对于签约支持，却又碰上一个毫无执行能力的龚心湛。德约的签字问题再生变数。

五四学潮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族主义运动，但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下层学运。一大批职业政客，尤其是失意政客，静极思动，再战江湖，他们挟带着各自的新仇旧恨，纷纷加入到学潮与政争的行列，推波助澜，从中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而构成上下接合，互为借力的局面。可以说，它既是学潮，又是政争。

在这个过程中，利益集团之间的纠缠与恶斗充斥南北。其中，那个当年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旧国会（广东非常国会），如今，又同样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国的荣耀。不久之前，康有为还是张勋复辟的主谋，公然推翻民国，现在却反过来，以民国的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吴炳湘擅自释放被捕学生，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一个警察总监，竟然将国务总理钱能训架空。更为有趣的是，国会与国务院形同冤家，为转嫁对德和约的责任，彼此暗算，相互推卸，国会的不合作，屡屡把国务院置于难堪与孤立的地位。鉴于南北和会不可能谈拢，唐绍仪故意提高要价，从而将谈判的破裂之责推给对方，自己则乘机下台，博名而去。广东方面则是打着自己的算盘，力图将五四导入护法的轨道，指望将抵制对德和约的呼声，变为对非常国会的支持。毫无疑问，研究系最为活跃，扮演了一个政坛上的复仇者的角色。并且，宣传造势，汪洋恣肆，上下串通，收放自如，尤其是林长民，伶牙俐齿，巧舌如簧。研究系的一个重要作用便在于，它实际上是社会舆论的主要的引导者。正因为如此，王揖唐等人始终认定：学生闹事真相，“系研究派暗中唆使”。

各派纠缠，展现了一场激烈的政治互殴。

当初，为将北京的外交代表挤出巴黎和会，孙洪伊曾经向广东非常国会提出一个建议：委任美国总统担任中国代表。宁可将国家代表权授予外国人，也不愿落入政敌之手。孙说：“如此虽不能完全达我目的，而破坏北方之代表，则实有余。”孙之所言，正是一个标准的职业政客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政客的着眼点，往往并不在于获取，而是破坏。

一句话，政客的搅局，对北京政府构成相当的杀伤。

“卖国贼”这一名词出自何典，笔者尚未推本溯源，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词汇被广泛采用而成为一个常用词，绝对始自近代。陆宗舆曾不无感慨地说：“自通海数十年来，凡当外交之冲者，几悉为众矢之的。”此言之意，就是指外交险恶，稍有不慎，便将引火烧身，自取其咎。事实正是如此，在保留签字不能办到的情况下，对于北京政府来讲，无论签字还是拒约，都是一个极具风险的选择。为此，几个直接责任人，徐世昌、龚心湛、王揖唐、陆徵祥等等，各怀心计，各显其能，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官场文化。

徐世昌明知无人能够替代其总统之职，以退为进，故意提出辞职，以此换来各方对签约的支持，展示出一位弱势总统长袖善舞的一面；王揖唐私下赞成签约，却又公开否认，造成钱能训里外不是，有口难辩；陆徵祥并不抵制签约，但本人则又决意不签，其办法是，提名胡惟德接任外交总长，由胡来执行北京的签字令，安排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最后时刻，龚心湛发出一道明确指令：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但又故意拖延，故意不让代表团即时收到，这样，既满足了民众的拒约要求，又不承担拒约之责，从而又可保留与列强的回旋余地。在这里，龚心湛把一个本来是内外两面不讨好的事情，变成两面讨好。

展现在这里的官场文化，具体指官场上的生存之道，也就是在列强与民众的夹缝之中，如何施展脱身术，最后，两不相犯，全身而退。

由于龚心湛故意拖延，对德和约签字之日，中国代表团未能收到北京的训令。为此，代表团自行决定采取两项措施：其一，“当时不往签字”。其二，通知和会主席，“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这里，“当时”不往签字，其本来的意思并不是断然拒绝签字；“保存”政府的决定权，其本来的意思就是保留余地之意。但是北京后来并未训令签约，结果，“当时不往签字”，事实上成为拒绝签字。

一般说，中国在对列强的集体决议表示抗拒之后，极有可能招致列强的报复性制裁，至少陷入国际孤立。然而这一回拒签德约之举，基本上风平浪静，不仅获得西方舆论的些许同情，甚至日本的反应也是克制的。其原因是，德约遭到美国舆论和国会的强烈抵制，从而事实上替中国解了围。这也是近代以来的一个特殊案例。

南北和会是南北停战在政治上的反映。这个会议的主旨，就是南北两方以怎样的条件，实现和平统一。具体讲，主要就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南北两个国会，哪一个合法，哪一个非法，哪一个保留，哪一个取消。正如徐树铮所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会”。孰去孰留，对于双方而言，这都是一个重大的利益关切，双方几乎不可能让步。因此，南北和会的召开，不过是为南北政客提供了一个施展谋略和宣传的舞台，其破裂是必然的。

本来，南北和会与巴黎和会没有直接关系，然而在两个和会的召开过程中，两者却被意外地联系起来。其中的复杂关系归结在这里：徐世昌企图以解散安福国会作为条件，换取南方对其总统的承认，从而导致安福国会与总统的关系急剧恶化。接下来，作为国会对政府的报复，结果，政府关于签署对德和约的决定，未能获得国会支持与合作。

旧国会是在张勋的煽动下，由黎元洪下令解散，这里没有段祺瑞的责任。段的主要问题在于：为掌控国会，由徐树铮直接操纵，控制了第二届国会选举，由此而制造了一个皖系的政治工具——安福国会。由于安福系议员在第二届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这就极大地改变了游戏规则，其结果，必然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自己把其他派系统统树为政敌。在这个党同伐异的过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就是把研究系推到对立面，盟友变为政敌。这个安福系自己酿成的苦果，最终，将由自己吞下。

就政治而论，所谓绝对优势，反过来，就是自我孤立。

徐、钱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而安福国会则是一个强势国会，正因为国会过于强势，为此，巴黎和会失败之后，公众舆论相当一致地撇开政府而攻击国会。于是，产生一个在国会自己看来也颇觉费解的现象：“历观各国政党竞争，恒以政治责任攻击政府，从未闻以政治责任攻击国会。”“将政府责任概置无论，而以责任归诸本部（安福俱乐部，引者注）”。国会替政府受过，正是其过于强势的政治代价，正是其自我孤立的政治反映。

中国之所以能够跻身战胜国的行列出席巴黎和会，缘自当年段祺瑞力排众议、力主宣战，所谓战胜国的荣耀，本来，应当是由段氏集团专享的一份殊荣，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其中的原因在于：由对德和约扯出山东问题，由山东问题扯出中日密约，由中日密约扯出日本继承权，最后，巴黎和会以继承权的名义，将山东归属日本。如此一来，段氏集团作为中日密约的签约者，遭到公众舆论的责任追究。老实说，中日密约与安福国会没有直接关系，并且从整体上讲，安福国会也没有支持签署对德和约，但是，作为段祺瑞集团的政治化身，结果，安福国会成为全民公敌。

讨伐张勋，再造共和，并且取得战胜国地位，段祺瑞集团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这个鼎盛的标志，就是7月3日被指定为国家纪念日。而段氏集团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则始自两个和会的失败，其标志，就是安福国会沦为全民公敌，四面楚歌，遭到空前的孤立。取缔安福俱乐部，不仅是社会舆论的呼声，也是直系的要求，广东非常国会与军政府的要求，研究系、国民党等等政派的要求，甚至，还可以说是徐世昌的期待。

鼎盛与衰落，发生在同一个年份，正是一个典型的盛极而衰的政治现象。

两个和会召开期间，中国产生了两个明星人物，一个是顾维钧，一个是吴佩孚。

顾维钧始终以一个专业的外交官的姿态，周旋于巴黎和会的台前幕后，其间，顾氏为中方做了最为重要的三件事：其一，1月28日在五国会议的发言与辩论，这是整个巴黎和会期间，中方最为重要的一次发言与辩论，获得美英法意四国少有的集体喝彩，并且荣获徐世昌的传令嘉奖。其二，由顾氏起草，于2月15日递交和会的山东问题说帖，这是中方最主要的一份说帖，美国曾高度评价道：理由充分，措词得体，语气和平，阅之颇为满意。其三，6月24日至27日，围绕保留签字的多个方案，由顾氏出面，与几个大国展开的最后谈判。这是中方最为具体的一轮交涉谈判，因而最具实质意义。顾维钧具体地提出约内与约外多个保留签字方案，体现了一个外交官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此即：可以妥协，但有原则，可以让步，但有底线。

应当说，中国代表团最为重要的交涉活动，几乎都由顾维钧担任。面对国际与国内多种复杂关系，顾维钧方寸不乱，进退有序，不鲁莽，不懈怠。尤其难能可贵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做事有始有终。可以认为，顾维钧在技术上的十分专业的素养与表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外交的形象。

与顾维钧的不亢不卑相较，吴佩孚展现的则是一个敢于对日本言战的硬汉形象。

自甲午、庚子战败，中国军队面对外敌，的确缺少几分胆气。对德和约是否拒签，说到底，就是敢不敢与日本抗衡。对此，段祺瑞说：“以英日现在之国力，我欲一笔抹煞得乎？”倪嗣冲说：“窃以国力诚强，则直接交还未始不可办到，惟回顾我国，本以积弱相沿……对外之力既属薄弱异常，而坛坫折冲，亦恐非空言所能挽救”。段、倪二人所言，等于在日本面前自己认输，勇气尽失。此种言论究其根源，无不出自甲午、庚子之败。《公言报》就曾特地提出这个问题。

的确，甲午、庚子之败，是每一个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究应如何记取，这里不作深究。总之，与段、倪等人以及《公言报》相反，吴佩孚则自信地宣称：“绝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败”，中日“两相比较，胜败未知谁属”。并且高调斥责：“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疾呼：“与其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敢于对日本如此公开叫板，这样的声音在中国已经消失了很长时间。

吴佩孚的硬汉形象，极大地迎合了国民心理，其本人亦脱颖而出，由一位高级将领，成为事实上的直系领袖，从而为其来年发动直皖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

巴黎和会对中国造成的撞击，其最为深刻的一面，体现于中国的思想界。

中国的思想领袖大都延续着传统的思维方式，由此而构成对事物的联系方式与认识方式。先前，他们的公式是将欧战胜利与公理联系起来，现在，这一公式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也就是将山东问题与强权联系起来。一时间，思想界从当初的讴歌反过来，批判成为主流。

逗留英国的梁启超撰文指出：“当知国际间有强权无公理之原则，虽今日尚依然适用，所谓正义人道不过强权者之一种口头禅，弱国而欲托庇于正义人道之下，万无是处。”“当此吁天不应，呼地不闻之际，苍茫四顾，一军皆墨，忽然憬觉环境之种种幻象，一无足依赖，所可依赖者，惟我自身耳。”[2]梁启超从幻想回到现实。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大同学说的提出者，曾将设立国际联盟的倡议，视为世界大同的到来，并且，为能够亲眼见到这一理想社会而“欢喜距跃”。是年7月，康有为致电日本友人犬养木堂，其中提出对国联与大同的重新认识，康说：“诸国未平等，国际同盟惟强者马首是瞻，必不能即见大同之盛”。[3]康有为的这一自我否定，在其晚年的思想历程中，也可视为不多的亮点之一。

批判的结果，必然是重新选择。

五四当天，新一代思想领袖陈独秀，发表一篇时评，标题：《两个和会都无用》。他这样写道：“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4]可以认为，陈文代表了激进派阵营对于两个和会的基本认识。这里，“分赃”是定性，“无用”是结论，而“直接解决”则是道路与方向。

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一度构成中国在外交与内政上的两个中心，牵涉的范围甚为广泛。因此，两个和会相继失败，不同的人群，根据不同的视角与认识，都将从中记取各自的经验教训，并且重新选择各自的方向与道路。

两个和会由“枢机”变为“无用”，发生在这里的拐点，最终，演变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拐点。

[1] 《民国七年终之两希望》，《申报》1918年12月31日，第2版。

[2] 梁启超：《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方志钦、刘斯奋编注《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305页。

[3] 康文珮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22卷，宏业书局，1976，第143页。

[4] 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每周评论》第20号，1919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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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南海通告北京总统国务院各报馆各界各公民团体电》，《公言报》191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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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朝枢电告不日归国》，《民国日报》1919年7月1日，第3版。

《军府今日的责任》，《民国日报》1919年7月3日，第2版。

《军府之外交主张》，《民国日报》1919年7月6日，第3版。

《粤人爱国爱乡之怒潮》，《民国日报》1919年7月18日，第3版。

《大总统申令》，1914年8月6日，《政府公报》1914年8月7日。

《大总统令》，1917年6月12日，《政府公报》1917年6月13日。

《大总统令》，1917年7月15、17日，《政府公报》1917年7月15、17日。

《大总统布告》，1917年8月14日，《政府公报》1917年8月14日。

《大总统莅任宣言书》，《政府公报》1918年10月10日。

《大总统令》，1918年6月3日，《政府公报》1918年6月4日。

《大总统令》，1918年6月20日，《政府公报》1918年6月21日。

《大总统令》，1918年11月16日，《政府公报》1918年11月17日。

《国务院通告》，《政府公报》1918年11月23日。

《大总统令》，1919年1月21日，《政府公报》1919年1月22日。

《大总统令》，1919年2月7日，《政府公报》1919年2月8日。

《大总统令》，1919年5月8日，《政府公报》1919年5月10日。

《公文》，《政府公报》1919年5月11日。

《大总统令》，1919年5月14日，《政府公报》1919年5月15日。

《大总统令》，1919年5月15日，《政府公报》1919年5月16日。

《大总统令》，1919年5月21日，《政府公报》1919年5月22日。

《大总统令》，1919年5月25日，《政府公报》1919年5月26日。

《大总统令》，1919年6月1日，《政府公报》1919年6月2日。

《大总统令》，1919年6月10日，《政府公报》1919年6月11日。

《大总统令》，1919年6月13日，《政府公报》1919年6月14日。

《陈光远、戚扬等来电》，《政府公报》1919年6月17日。

《南京李纯等来电》，《政府公报》1919年6月17日。

《卢永祥寒电》，《政府公报》1919年6月18日。

《张树元来电》，《政府公报》1919年6月19日。

《大总统令》，1919年7月10日，《政府公报》1919年7月11日。

《大总统令》，1919年7月20日，《政府公报》1919年7月21日。

《大总统布告》，1919年9月15日，《政府公报》1919年9月16日。

《大总统令》，1919年9月18日，《政府公报》1919年9月19日。

《参议院公报》，1918年11月5日。

《大总统新岁公䜩两院议员演说词》1919年1月6日，《参议院公报》1919年2月。

《省长公署布告》，1919年5月31日，《广东公报》1919年6月。

《督军省长布告》，1919年5月31日，《广东公报》1919年6月。

陈独秀：《发刊词》，《每周评论》第1号，1918年12月22日。

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每周评论》第20号。

《山东问题》，《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梁漱溟：《论学生事件》，《每周评论》第22号特别附录，1919年5月18日。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只眼：《对于日使照会及段督办通电的感言》，《每周评论》第24号，1919年6月1日。

《访孙先生的谈话》，《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戴季陶：《随便谈》，《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0日。

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北京大学日刊》第260号，1918年11月27日。《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16卷第8号。

五、电报

北京政府致陆徵祥电，1919年4月24日。

王揖唐、曾毓隽致张作霖电，1919年6月14日。

吴笈孙致朱启钤电，1919年2月10日。

吴笈孙致朱启钤电，1919年2月12日。

吴笈孙致朱启钤电，1919年2月14日。

吴笈孙致朱启钤电，1919年2月20日。

吴笈孙致朱启钤电，1919年3月16日。

李厚基致段祺瑞电，1919年6月14日。

国务院致陆徵祥电，1919年5月4日。

陈箓致陆徵祥电，1919年5月9日。

陈箓致陆徵祥电，1919年5月14日。

陆徵祥致钱能训电，1919年4月21日。

张作霖致大总统电，1919年6月16日。

唐在礼致陆军部电，1919年2月8日。

唐宝潮致陆军部并督办参战事务处电，1919年3月13日。

钱能训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8日。

钱能训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15日。

钱能训致岑春煊等电，1919年5月26日。

鲍贵卿致徐世昌电，1919年6月14日。

朱启钤致钱能训电，1919年5月6日。

总统府致朱启钤电，1919年5月8日。

朱启钤致钱能训电，1919年5月6日。

曾毓隽、王揖唐致张作霖电，1919年6月12日。

国务院、外交部致陆徵祥电，1919年5月12日。

六、专著、论文集

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罗光：《陆徵祥传》，香港真理学会出版，1949。

邓野：《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2期。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邓野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097-6368-1

Ⅰ.①巴… Ⅱ.①邓… Ⅲ.①巴黎和会（1918）-研究②外交史-研究-中国-1919 Ⅳ.①D819②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2764号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

——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

著者/邓野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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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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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17.25

版次/2014年9月第1版 字数/290千字

印次/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6368-1

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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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书名页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欧战与中国政局的演变

中国对德奥宣战

国会问题与南北战争

安福国会的成立

徐世昌就职与南北停战

第二章 巴黎和会与中国的期待

中国朝野关于欧战性质的解读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

陆徵祥赴欧与中国代表团的组成

广东军政府对于代表权的争执

第三章 山东问题的提出与辩论

山东问题的提出与辩论

日使施压与中日密约的公布

山东问题说帖的递交

中国代表团的内部纠纷

第四章 山东问题的交涉与失败

中国另外三个说帖的递交

利益的平衡与美国对日妥协

直接归还山东的交涉与失败

中国代表团的应对方针

第五章 学潮与政潮

山东问题责任人的认定与追究

五四学运与各方评论

学生保释与政潮初起

广东方面的介入及其政治意图

第六章 南北和会的召开与破裂

南北议和与各自盘算

南北和会的召开与破裂

南北相互攻击与代表辞职

各方斡旋

第七章 北京政府关于签署对德和约的决定

曹陆章辞职、自辩与挽留

国会与日使对研究系的责任追究

国务院与国会的彼此算计

北京政府关于签约的决定

第八章 徐世昌辞职、留任与钱能训下台

上海的市民运动

罢黜曹、陆、章

徐世昌辞职、留任与钱能训下台

继任总理人选的争执与国会的搅局

第九章 几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政治表现

英美在华势力对于山东问题的态度

特立独行的吴佩孚

广东军政府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性格

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的冷热两面

第十章 拒签对德和约

保留签字的交涉与陆徵祥的脱身之计

龚心湛的推诿与拖延

顾维钧的最后交涉：妥协与原则

拒签对德和约

第十一章 余波

德奥问题的善后

芮恩施归去与陆徵祥归来

山东问题的继续

安福系的孤立与吴佩孚的崛起

结束语

征引文献

版权页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