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更明亮的天空/（阿富汗）古尔瓦力·帕萨雷，（英）娜德纳·古力著；吴超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411-4772-2

Ⅰ．①寻…　Ⅱ．①古…②娜…③吴…　Ⅲ．①长篇小说—阿富汗—现代②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372.45②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3418号

The Lightless Sky by Gulwali Passarlay

Copyright © 2016 by Gulwali Passarla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21-2017-490

XUNZHAO GENGMINGLIANG DE TIANKONG

寻找更明亮的天空

（阿富汗）古尔瓦力·帕萨雷　（英）娜德纳·古力　著　吴超　译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王筠竹

特约监制　赵　菁　孟　玮

特约编辑　郑晓娟

装帧设计　xtangs@foxmail.com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772-2

定　　价　5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010-82069336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母亲，

以及在世界各个角落

冒着生命危险寻找庇护的六千万难民

和因为各种原因而流离失所的人。

前言

命悬一线，我想象着被淹死的滋味。

看来就这样了：我再也没有机会感受妈妈温暖的怀抱、爸爸有力的臂膀，还有家人们无微不至的关爱。浊浪排空，也许下一秒，我幼小的身躯就将被整个吞下，消失在冰冷、黑暗的大海深处。

“妈妈，妈妈！”我大叫着，祈求妈妈能突然降临，抓住她十二岁的儿子的手，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

这段旅程本该是我崭新人生的起点，而非终点。

不知在哪里听说过，溺亡是一种非常平静的死法。不管这话出自谁人之口，他显然没有见识过一艘满载难民的破船在地中海猛烈的暴风雨中飘摇时，满船人被吓得屁滚尿流的情景。

早在一天前，我们就已经吃光、喝净了船上本就少得可怜的食物和淡水。此时此刻，弥漫在人群中的只剩下恐惧的气息，以及呕吐物和粪便的熏天臭味儿。黑夜仿佛没有尽头，它葬送了希望，也夺走了我们的勇气。绝望装满我的口袋，像石头一样沉重。

当初从土耳其开船时，那个白头发的库尔德蛇头曾向我们保证说，不出几个小时，我们就能到达希腊。此人替一个势力很大的国家级代理人做事。而那样的大人物通常躲在幕后，掌握和操纵着所有需要经过他们国家的难民走私业务。钱在人与人之间流转，交易通过一系列地区代理和地方中间人达成。整个难民走私行业犹如一座金字塔，处在塔尖的国家代理人下面通常有数个地区代理和几百个蛇头、司机和向导等人。他们同时操控着几百甚至几千个难民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运活动。

然而今天，这个库尔德人食言了。起程已经两天了，我们仍在海上。

出发第二天早上，离岸足够远时，船长撤下了土耳其国旗，升起希腊国旗。这本该是个好兆头，但我却觉得不太对劲。如果我们已经进入希腊海域，为什么却迟迟没有靠岸呢？大家议论纷纷，都怀疑出了什么岔子。而被关在船舱底下的人们——他们占了总人数的一多半——则开始恐慌起来。他们是最先登船的人，为了能上船——尽管这只是一艘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观光船——他们还曾蛮横地推开那些身材瘦弱的同胞。上船之后，船长和他的年轻手下径直把他们塞到了甲板下面。他们谁都想不到自己会被锁在一扇铁门之后，如同置身一个浮动的棺材里。于是，他们整夜呼号，迫不及待地想要出来。感谢真主，我并不在他们的行列中。

我是最后登船的少数人之一。在码头时，我就一直忐忑不安，生怕没有登船的机会。最后上了船时，船舱里已经挤得连个孩子都塞不进去，所以我被安置在露天的甲板上，谢天谢地。作为船上唯一的小孩子，即便一切顺利，我幸存的概率也并不乐观。但在甲板上，我至少还有抗争的机会，不像底舱那些人只能听天由命。

船上没有厕所。有的人直接尿在裤子里，有的人则尿在空瓶子里，还有些人甚至把尿储存下来当水喝。脚下污秽遍地，那是混合了海水的屎和尿。即便在露天的甲板上，我们也能被臭气熏得睁不开眼睛。坐在甲板边缘的木长凳上，我的屁股被硌得快要开花了。而我们又彼此挤得你我难分，就像罐头盒里的沙丁鱼。睡觉更不现实，因为睡着不超过两分钟便会被挤醒。

哈密德紧挨着我。他二十出头，是我六天前才认识的朋友。我们彼此枕着对方的肩膀休息。我还有一个朋友，名叫迈赫兰。不幸的是，他被困在甲板下面。夜里，我能听到他凄惨的呼叫：“安拉，救救我们吧！安拉！”

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事情发生在第二天夜里：船长允许我和哈密德爬上驾驶舱的舱顶。我不知道自己凭什么能得到这样的优待，或许是船长可怜我，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孤身一人背井离乡。

大浪不停地摇晃着船身，我们在高处反倒觉得安全些。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伸展胳膊和双腿都令我们备感惬意。但与此同时，我又不得不时刻保持紧张，因为稍不留神，我就可能被甩到海里。我不会游泳，掉进水里必死无疑，因为我敢保证，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跳下去救我。虽说我们身处同样的不幸，可逃难就是逃难，自身都难保，谁还有闲工夫关心别人的死活呢？

第三天破晓，船长已经有些气急败坏了。他不停地用土耳其语对着无线电大吼。我想他比谁都清楚，没有食物和淡水，我们撑不了多久。而他更担心碰上土耳其海警船，因为私载难民偷渡是要坐牢的。

我偶然听到两个人在密谋夺船。他们和我一样，都是阿富汗难民。

“咱们先制伏船长，把他绑起来。”一个人说。

他的朋友摇摇头：“笨蛋。要是绑了船长，还有谁能把我们带到希腊去啊？”

第二个人说得没错。

不管乐不乐意，我们的命运就攥在船长手中。他，还有大海。

缺吃少喝令我昏昏沉沉，我一度出现幻觉。我的喉咙像着火一样干渴难耐，连张嘴呼吸都变得痛苦不堪。不过，说不定这倒是个转移恐惧的好办法。我幻想着抵达希腊之后一切将变得多么美好——起码有地方能洗去这一身的脏臭，仅此而已。听起来有些可笑，但我不停地想象着穿上新衣服，以及新衣服摩擦着干净皮肤的美妙感觉。

也许因为我满脑子都想着活命的事，所以没工夫思念远在故乡的家人。妈妈曾付钱给蛇头，让他们带我和哥哥哈扎特离开阿富汗，去任何可能安全的地方。然而实际上，我们只是被丢进了不同的地狱。

想到妈妈坚定的决心，想起她再三叮嘱我不要放弃的话，我身上仿佛又升起一股奇异的力量。“保护好自己，别再回来。”这是她对我和哥哥最后说的话。她送我们到异国他乡寻找庇护，无非是想让我们活下去，让我们逃脱恶人的屠戮。

可是很多次，我倒希望她没有那么做。

第三天下午某时，引擎忽然像咳嗽一样“咔嚓咔嚓”呛了几声，随即彻底安静下来。船长起初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渐渐地，他也沉不住气了。船上古董一样的破柴油机死活发动不起来，他气得头上直冒烟，累得汗如雨下，嘴里更是骂个不停。最后，他再度抄起无线电，对着里面一通吼叫。但这一次，他用了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终于，一番激烈的对话之后，他让一个懂土耳其语的人为我们翻译。

“他们正派一艘新的船来接你们。”翻译大声宣布，“别担心。”

船长冲我们微微一笑，露出两排黑乎乎的烂牙，但他的眼睛暴露了真相，那里面的神色令我恐惧不安。整船人，能活下来的有多少？没人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不是全部。只是谎言如此轻易地从他口中说出，让我不得不感到无比的愤慨。

当天气进一步恶化时，我的忧虑得到了印证。狂风卷起惊涛骇浪，像怪兽一样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怒号。

“妈妈呀，妈妈，我要妈妈。”我又开始呼唤远在阿富汗的妈妈。我是一个迷途的小男孩，即将葬身在这异国寒冷的大海上。

在登上这艘难民船之前，我甚至连大海都没有见过。我对它的唯一认识来自学校课本上的插图。真实的大海，其恐怖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在我看来，那翻滚的波涛无疑便是地狱的入口。

但我总算离开了甲板，爬到更高的位置——驾驶舱顶上。这里空气更好，空间也更大，可如今每一个波浪都把我像布娃娃一样来回摇晃。我瘦弱的双手拼命地抓住栏杆，紧绷的指关节白森森的，看不到半点儿血色。

几个小时后，船开始进水，人们惊恐万状、大呼小叫。困在甲板下的人开始疯狂地踢打舱门。“我们快被淹死了！”他们喊道，“放我们出去！看在真主的分儿上，放我们出去！不然，我们会死在这儿的！”

船长挥舞着一把手枪，并对着天上连开数枪，但此刻已经没人理会他。似乎所有人都认定，翻船已经不可避免了。

然而奇怪的是，有那么短暂的一刻，我却格外平静，仿佛铁了心听天由命。“可怜的古尔瓦力，看来今天你死定了。”我想象着溺亡的过程，如同亲历一般清晰、真切。冰冷的海水没过头顶，世界顿时一片黑暗，我的人生开始在眼前一幕幕重现：爷爷、奶奶智慧而又干瘪的脸庞；四岁时的我在一道山涧旁放羊；我昂首阔步地随着爸爸穿过集市，他胳膊下面夹着他的医用显微镜；和兄弟们在葡萄藤下躲避毒辣的太阳；在我家的裁缝店里帮忙熨衣服时，满屋热腾腾的蒸汽的味道；还有妈妈打扫院子时低声的哼唱。

不。

我绝不能放弃！

到今天为止，我已经逃亡了整整八个月。而就在这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彻底告别了天真的童年时代：我经历过无法形容的屈辱和危险；我曾亲眼看到同胞被人打得遍体鳞伤；我曾跳下高速行驶的火车，也曾在蒸笼一样的货车车厢里一连待上几天，直至差点儿被闷死；我曾艰苦跋涉，走过崎岖凶险的边境通道，并因此两度入狱，还数次遭到边境守军的枪击，他们的子弹“嗖嗖”地从我头顶飞过。几乎每一天，我都能目睹人对同类所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暴行。

既然那么多九死一生的艰难险阻我都挺了过来，眼前这一关又有什么理由挺不过去呢？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求生本能给了我动力。我不想死，不想死在这里，不想以这种方式——在冰冷的海水中窒息而死。如果死在这里，又有谁能发现我的尸体呢？

妈妈的脸庞再度浮现在眼前：“古尔瓦力，你留在这里会有危险的。我要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如果看到我现在的境地，她会作何感想呢？她会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

这个念头已经足够给我带来力量。我知道船长对大家撒了谎——不会有别的船来接我们了，而这一艘船用不了多久也将沉没。到了这个关头，我当然有理由对他要我们弯腰藏好的命令置若罔闻。

我在包里找了找，掏出一件红色的衬衫。那是我在伊斯坦布尔买的，原打算庆祝抵达希腊时才穿。现在，我把它拿在手中，拼命地挥舞着大叫起来：“救命啊，救命！快来人啊！”

我没有注意到船长就站在我背后。当我转过身时，他一脚踹在我的脸上。结果，我连翻带滚地掉到了甲板上，还差一点儿从船舷处跌进大海。我眼冒金星，不顾一切地抓住栏杆。尽管船身剧烈摇晃着，但我仍然高举着一只手，继续挥舞衬衫。船长又朝我扑来，我猜他一定想把我丢到海里去。可这时，其他人在我的带动下也纷纷开始大声求救，并挥舞着任何他们能找到的东西来吸引任何人或过往船只的注意。

我们的船好像突然打了一个重重的嗝儿，紧接着，船头深深地钻入水中。人们尖叫着，争先恐后地逃向船尾。因为船长那一脚，我此刻仍晕头转向，唯一能做的就是护住自己，免得被惊慌失措的人群踩死在甲板上。

显然，我们的船完了。随着一阵恐怖的喷气声，船尾也没入了水中。

船要沉了。

我闭上眼睛，开始祈祷。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结　语

合著者的话

致　谢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表

第一章

“你是从河的上游漂下来的。我发现你时，你就躺在一个小箱子里。”

我将信将疑地望着奶奶。

她俏皮地冲我眨了眨暗褐色的眼睛。那是一张饱经风霜、“沟壑纵横”的脸。岁月的艰辛和阿富汗强烈的阳光在那上面留下了清晰的印迹。

那时，我才四岁，正天真地问奶奶我是从哪儿来的。“你骗人，老妈妈。”

叫她“老妈妈”总能令她喜笑颜开。

“老太婆怎么会骗人呢？我在河上发现的你，然后就抱回家了。”

说完，她抿着嘴直笑——因为她嘴里一颗牙都没啦，并用两只有力的胳膊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我是爷爷、奶奶的第二个孙子，比我的哥哥哈扎特小一岁，但我觉得我才是爷爷、奶奶最疼的人，我在他们心里占据着特别的位置。

*　*　*　*　*　*　*　*

我们是普什图族人，这是一个以忠诚和骁勇著称的民族。我们的家位于阿富汗东部的楠格哈尔省。这是阿富汗人口最稠密、沙漠和山地分布面积最广的省份。同时，它也是阿富汗传统氛围相当浓郁的一个省份。即便今天，地方当局仍然在依靠封建部族那一套进行治理。

我生于1994年，一年后，塔利班政权基本控制了阿富汗。塔利班属于极端保守派，它的崛起，对许多阿富汗人，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件好事。人们将塔利班视为一支具有稳定性的力量，相信它能为这个饱经战乱的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定。要知道，从苏联入侵到后来连续不断的内战，阿富汗人民在困苦与战火中已经煎熬超过了十五年。

我的爷爷和奶奶自从结婚之后，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的难民营里。我的父母也是在难民营里认识并结婚的。我出生之时，阿富汗在塔利班的统治下正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我们暂时远离了战火和硝烟。

我最早的记忆是四岁时跟着爷爷一起在山里放羊。爷爷在我的母语普什图语中叫作Zoor Aba，是“老爸爸”的意思。他是农民，也是个牧羊人。爷爷身材矮小，但因为常年裹着传统的灰色头巾，个头儿倒显得高了些。他有一双绿色的眼睛——虽然眼眸之中可见一些淡褐色的斑点——时常闪烁着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神采和光芒。

每年春天，他都会赶着成群的牛羊到最远的山区寻找最新鲜和肥沃的牧场。爷爷和奶奶的家，就是一顶用木桩和绣花布搭起来的旧式帐篷。因此，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家安到哪里。搬家时只需要两头毛驴就够了，把帐篷、油、大米以及奶奶烤馕饼用的面粉统统驮在驴背上。以前，我经常目不转睛地看奶奶在平坦的石头上揉面擀饼。随后，她在地上生一堆火，用树枝搭一个架子，再拿铁链绑住平底锅，并把锅吊在火上面，擀好的面饼就放在锅里烤。那时，我喜欢帮她去采野生荨麻，她能用它们做出味道鲜美的汤。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总之在我这样一个仿佛永远都吃不饱的小男孩眼中，她在那个平底锅里做出来的任何东西吃起来都是天底下最令人难忘的美味佳肴。

每年秋色渐浓的时候，爷爷、奶奶就会收拾家当开始下山。他们必须及时返回文明世界，免得被冬天的大雪困在山里。下山之后，他们便与其他家人会合——六个孩子和一帮孙子、孙女。我们整个家族住在一栋用石头垒起的毫不规则的房子里。它矗立在一条清澈的小河边，虽然简陋，但却温馨而舒适。

爷爷对家的爱如烈火般炽热。他和奶奶都是爱笑的人。记忆中，我似乎从来没见他动过怒。有一次，我用弹弓差点儿崩瞎了他的一只眼睛。他流了满脸的血，我想那一定疼死了，但他却丝毫没有怪罪我。相反，他用他独特的幽默跟我开玩笑说：“打得真准，古尔瓦力。”

奶奶比爷爷还要强壮些。论体格，她绝对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当家人，但我看到的却是一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阿富汗流行包办婚姻。家族与家族之间根据社会地位或部落地位安排婚事，有时甚至为了促成一桩生意而让子女们结合。因此，你只需谨遵父母之命，并尽力维持你的婚姻——你别无选择，因为在阿富汗，女人是禁止离婚的。

爷爷曾经向我解释过一次，他说女人轻浮、糊涂，根本不懂得离婚的后果有多严重。再说了，离婚之后谁来照顾女人呢？男人有权休掉他们的妻子，而被休的女人难免会遭人白眼。我只认识一个被丈夫休掉的女人。她被自己的哥哥接回了家，但她的整个家族都为此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幸运的是她的哥哥接受了她，没有把她丢到大街上自生自灭。

我的爷爷、奶奶恐怕从来都没有动过离婚的念头。他们结婚时，爷爷十八岁，奶奶十五岁，婚礼当天两人才第一次见面（这种现象直到今天还很常见）。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经过多年的夫妻生活，他们两人之间已经产生了一条难以割裂的特殊纽带。

我就像爷爷和奶奶的影子。三岁时，爸爸、妈妈就同意我随爷爷和奶奶进山了。而在随后的三年半时间里，我和爷爷、奶奶，以及他们最小的女儿——我的姑妈科萨拉（普什图语为“快乐”的意思）一起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科萨拉姑妈比我大十二岁，感觉就像我的大姐姐。夜晚，天空中繁星密布，我们住在同一顶帐篷里，依偎在爷爷、奶奶中间安然入睡。

五岁时，我已然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牧童，甚至可以独自担当起剪羊毛的重任。我能认出每一种动物，并教会它们准确识别我的口哨。这种感觉实在妙不可言。我尤其喜欢看爷爷的两只牧羊犬工作。其中一只是个虎头虎脑的大家伙，名叫托蒂。另一只小巧可爱，我们叫它坦达尔。它们围着羊群跑前跑后，把每一只羊都管教得规规矩矩。有一个本地的兽医，为了给羊看病，每次都要翻山越岭。记得当时我对兽医这个职业崇拜极了，并幻想自己长大后也能成为一名兽医。他精湛的医术和他给羊看病时所用的各种工具，令我羡慕得如痴如醉。

总而言之，那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简单、最田园的生活。

冬天，我会骄傲地跟着爷爷一同下山回到镇上。当然，我们总是满载而归：野果、蜂蜜等各种山货不一而足，还有一种黏稠的、未经过任何加工的奶油——早餐时，我们总喜欢在馕上抹上厚厚的一层。爷爷每次都带我去集市，用带回的山货换些生活必需品，比如大米或农具。集市上热闹非凡，什么都能买到。

回家意味着又能看到父母和兄弟。尽管平时与绵羊为伴也很舒服、惬意，但我还是会经常想念爸爸、妈妈。当然，他们也想我。所以，回家之后，我能过上一段少爷般的好日子。

族内通婚是我们部落的传统习惯。我的父母就是远亲：妈妈是我爷爷妹妹的女儿，也就是爷爷的外甥女。当年，爸爸、妈妈在难民营里成婚时，妈妈十五岁，爸爸二十岁。不过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爷爷、奶奶带着家人逃离了那里。据估计，从苏军占领到后来的内战，前后十五年，阿富汗约有三百万人死亡。这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另有数百万人逃到国外，沦为难民。

然而，即便身处乱世，爷爷还是靠着勤俭节约，使我爸爸——他的大儿子——成为家族里第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爸爸后来成了一名医生，这份职业为我们家带来了无上荣耀。爸爸的成功离不开爷爷、奶奶的付出和牺牲，因此两位老人的高贵品格一直是整个家族尊重和学习的榜样。

爸爸的两个大弟弟——我的大叔和二叔也各有所成。他们都是出色的裁缝，在集市上合开了一间很大的铺子，生意一直很兴隆。我最小的叔叔名叫拉喇，他经常不在家，见一面很不容易。听说他在塔利班担任要职。以前回来看我们时，他身边总跟着塔利班士兵。我觉得他威风极了，一看就是大人物。我知道他的确是个大人物，但为什么是，以及他具体都干些什么事，我就全然不知了。

我的外公和外婆一直生活在巴基斯坦，所以那时与他们的交往并不多，自然感觉陌生些。妈妈有十一个姐妹。外公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毛拉(1)。他学识渊博，思想开明。他的每一个女儿都在他的教导下学会了读书、写字，这在当时的普什图人中是非常少见的。因此，我们全家所有女人当中，只有妈妈能读书、认字。

我觉得爸爸和妈妈的结合是幸福的——他们也的确表现出了这一点。但阿富汗的小孩子都知道，这种事不必讨论，更不必去问，因为有些界限是不能逾越的。可尽管如此，有一次我还是忍不住问奶奶她喜不喜欢爷爷。她笑着回答说：“我觉得是他喜欢我。”这样的回答何其自然、单纯，但在那样保守的环境里却依然免不了给人留下话柄，就算我们心爱的奶奶也不例外。

那时，爸爸、妈妈已经有了三个儿子：我、哈扎特和努尔。努尔比我小一岁，他和哥哥哈扎特的关系非常好，两人经常合起伙来欺负我。看到他们那么亲密无间，我心里倒有些失落和嫉妒。我想我之所以不太合群，可能是因为我过惯了牧羊人那种孤独的生活，而这种孤独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六岁那年，我的人生被彻底改变……

*　*　*　*　*　*　*　*

因为担心爷爷、奶奶上了年纪不再适合游牧生活，我的爸爸和三个叔叔一致要求他们留在家里。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方便照顾两位老人，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家族的名声。我爸爸是医生，这在我们极为保守的社会大环境里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爷爷倘若继续放羊，显然会令爸爸脸上无光。爸爸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身份，比如我们弟兄三个，平时外人很少叫我们的名字，而更多地称呼我们为“医生的儿子”，就连爷爷也通常被人们称呼为“医生的爸爸”。

然而，爷爷、奶奶热爱他们的生活，因此对儿子们的决议百般抵触，但最终他们还是答应了。爷爷卖掉了他的整个羊群——两百多只羊，换来了一大笔钱和一台崭新的红色拖拉机。随后，我们全家（包括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两个已经成家的叔叔，我的姑妈科萨拉，我和我的哥哥、弟弟）搬进了位于赫萨拉克的新房子里。那是一栋用泥土和茅草盖起来的单层建筑，房间很多，公共厨房设在正中央。每天晚饭时，我们就在房间中央铺一大张桌布，把吃的东西——通常有大米、肉、馕和菠菜——摆在上面，一家人其乐融融，围着桌布席地而坐，吃饭期间欢声笑语不断。那时，我仍然离不开爷爷、奶奶，坚持要睡在他们的房间。

妈妈作为家里的大儿媳，负责全家大小事务的管理，而我的两个婶婶，因为年龄小、地位低，则要承担起大部分做饭和打扫卫生的杂活。正如大多数阿富汗妇女一样，妈妈给人的感觉是性格刚强、不苟言笑。大多数阿富汗妇女每天从早忙到晚。除了洗衣、做饭，还要拾柴、打水。早上，在丈夫和孩子们起床之前，她们就要烤好面包、煮好热茶。在阿富汗，五分之二的孩子活不到五岁就夭折了，所以父母们已经习惯了不与孩子过分亲密，免得无法承受失去的痛苦。拿我家来说，努尔出生之后，妈妈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可惜那两个弟弟没活几天就都死了。

可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是很难隐藏她的感情的，我的妈妈就是这样。在她看似冷漠的外表下，我时常看到她温柔的一面：磕着、碰着时，她会细心地为我处理伤口；我们生病时，她会担心得睡不着觉；向别人说起我们的成绩时，她满脸都是难以掩饰的骄傲。妈妈的声音有点儿粗，但个子高挑、优雅，长长的鼻梁，圆圆的棕色眼睛。人们常说我长得像妈妈。她很少笑，除非我做了什么调皮或有趣的事情，她的脸上才会勉强露出一丝笑容。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因为生活所迫，她不得不坚强，但她身上有种很容易分辨的温暖，即便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家庭对她来说意味着一切。

在阿富汗的文化中，女人是不能出去抛头露面的，因为倘若容貌被其他男人看见便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我的妈妈和婶婶们几乎从不出门。即使偶尔不得不外出，也会用波卡(2)将浑身上下罩得严严实实——这也是塔利班执政时期的一条规定。在家时，她们通常用长长的围巾包裹住头发。如果女人不戴头巾被直系亲属之外的任何男人看到，哪怕是表亲兄弟，哪怕在自己家里，也会被视作有伤风化的行为。

我是个极为虔诚的孩子，这得感谢我的三个叔叔——拉喇、哈吉和西达克为我树立的榜样。他们比我的爸爸都要虔诚。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开始自觉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规。“真主将愤怒你们。”我以前经常对婶婶们这样说。她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丁达利”，意思是“叔叔的妻子”“盖住你的脑袋”。平时，如果不和哥哥、弟弟或堂兄弟们玩，我就坐在厨房里使唤她们，让她们给我端茶倒水，毫不体谅她们为了给我们准备饭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叔叔们不在家时，我一般不允许她们出去捡柴、走亲访友，或者出席别人家的婚礼。我认为这样做是在保护家族的名声。有时候，为了不让她们出门，我会固执地替她们拾柴。“你们何必出去呢？”我会说，“你们是家里的王后啊。”这话我是从叔叔们嘴里听来的，他们不知道说过多少次。正如一句普什图俗语所言：“Khor yor ghor.”意为“家或坟墓”，说的便是女人的两个归宿。有时候，我会在三更半夜叫醒婶婶们，让她们为不期而至的客人奉上夜宵。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因为爸爸的病人任何时间都有可能来敲我们家的门。

我天性顽皮，又格外喜欢对婶婶们发号施令。我知道她们都特别疼爱我，也愿意迁就我，但有时候她们也会被我激怒。而每当她们在叔叔们面前告我的状时，叔叔们就会命令她们闭嘴，并要求她们服从于我。这般纵容并不利于小孩子的身心发展，但在我家就是如此。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男性拥有绝对权威，即便是小孩子。

但是，因为对婶婶们的态度不好，我也曾经受到过一次（唯一的一次）非常严厉的责备，而且责备我的人是我的妈妈。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婶婶没有生育能力，这是我们全家人共同的一块心病。“要是你再生不出孩子，我就给叔叔找个新老婆。”有一天，我粗鲁地对她说。那可怜的女人被吓哭了。妈妈大发雷霆，让我立即去向她道歉。婶婶抱着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说了极为刻薄的话，尽管当时我并不明白那对她造成了怎样严重的伤害。她一直过了九年才成功怀上孩子，此后一连生了六个女儿。

我还有一个姑妈名叫米娜，她嫁给了一个外地人。那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因为在我们家族里还是第一次有人和部落之外的人结婚。很多人对此感到不满，包括我的叔叔们。

随后，结婚的是科萨拉姑妈。因为一起在山里放羊的缘故，我们的感情特别深厚。我为她的婚姻感到难过，因为虽然姑妈不识字，但她天资聪明，而她嫁的那个男人，即她的表兄，却是个典型的粗人，不仅目不识丁，为人还野蛮无礼。可她有什么办法呢？那是一门娃娃亲。当初奶奶怀上科萨拉姑妈时，爷爷一位兄弟的老婆也刚好怀孕。孩子出生没几天，我的爷爷就和他的那位兄弟约定，让这两个孩子长大之后就成亲。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事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亲事一旦约定，谁都不能反悔。

除了是农民的妻子，我的奶奶还是一位接生婆。普什图族的男人们大多不愿带妻子看医生，因为在他们眼中，妻子的身体被丈夫之外的人——尤其男人触碰，是绝对不可忍受的奇耻大辱。但塔利班禁止女性医生执业，结果因为奶奶有接生的经验，自从下山以来，登门求助的人便络绎不绝。如果换作有的男人，很可能会阻止她去接生，因为那意味着她随时都可能被人叫去帮忙，在家的时间自然会少很多。但爷爷是个开明大度之人，他不仅没有阻止奶奶，反倒为她感到骄傲，甚至还经常拿她接生的事开玩笑，说她那双手可是了不得的宝贝，因为它们曾把几百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经常跟奶奶一同去接生，但那样的经历并不愉快。奶奶每次都把我留在外面，让我帮助照看产妇家的其他孩子，或者和产妇的丈夫聊天。有时候，遇到特别穷的人家，只有一间房，我便坐在角落里，耳朵里全是产妇的惨叫，眼睛里全是血淋淋的场景。生孩子真是一件恐怖的事，分娩过程有时能持续几个小时。我静静地坐着，心里天真地祈祷产妇能赶紧把她肚子里的小东西生出来，那样我和奶奶就能回家去了。

奶奶明知道生孩子的情景会让我反胃，还总是故意逗我：“你看见血了吗，古尔瓦力？你有没有看啊，捣蛋鬼？”

“没有，我没有看。”

“啊，你撒谎。”她咧嘴笑着，伸手在我的头发里拨弄几下。

“别碰我，你的手摸过那些女人。”

每到此时，她就更加乐不可支，一把搂住我，双手在我的脑袋上揉来揉去，而我则在她怀里惊恐得连连尖叫。

我们家在集市上有不同的生意，除了两个叔叔合开的裁缝店，还有我爸爸的外科诊所。我们的房前，与屋顶平台齐沿搭着高高的葡萄架，上面挂满成串的葡萄。成熟之后，我们就摘下来拿到集市上卖。城外我们还有不少土地，种着小麦和各种蔬菜。到了收获的季节，有时我们能雇上百人来帮忙。爷爷以前还种鸦片和大麻，这在阿富汗农民中是非常普遍的事。后来塔利班上台，这些作物都被禁止种植了。

夏天，城里热得像火炉一样。目力所及，到处都是黄褐色的沙。起风时，沙尘漫天，迷得人睁不开眼，连鼻孔都快要被堵上了。妈妈和婶婶们一天到晚都在和飞进屋里的尘土较劲。她们拿着大扫帚不停地扫啊扫，还抓起地毯使劲儿往墙上摔打。可惜，她们的努力多半徒劳无功。沙尘几乎无孔不入，墙角、门缝、椅子后面和窗台板下。与沙尘一同溜进屋里的还有各类虫子：可怕的蝎子，不起眼的黑蚂蚁。后者的不请自来我倒是毫不在意，因为我觉得它们是一群令人着迷的小东西。我特别喜欢看它们成群结队向厨房进军的场面。当然，我们挡不住它们进屋、挡不住它们进厨房，更挡不住它们进我们的米仓。每当听到妈妈在打开某个盛放谷物的陶罐之后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我就忍不住偷笑，因为我知道妈妈看到我们的粮食被蚂蚁侵犯之后脸上的表情是多么有趣。

爸爸不让爷爷、奶奶再去放羊之后，我被安排进了本地的一所学校，和我的哥哥、弟弟一起上学读书。第一天，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被叔叔活生生地拖去学校的。“我不要上学！”我一路大呼小叫，一直来到教室门口，“我不想上学！”是啊，我想回到山上去，和绵羊一起自由奔跑，而不是死气沉沉地坐在教室里。不过，我很快就融入了学校的生活，并成了一名勤奋、努力的好学生。

上学最快乐的时光在冬季，因为我们不得不自己动手修补屋顶。学校在苏联入侵期间遭到了严重破坏，大部分教室没有屋顶。夏天倒无所谓，但冬天却是个大问题。于是，各个班级的学生都被派出去砍树，并把砍下的木材拖回来搭起临时的房顶。我喜欢干这些活。

阿富汗人没有娇惯孩子的习惯，很多时候我们都和大人一起劳动。每天早上去清真寺之前，我们要先忙活一阵：下地给牛割草，为庄稼浇水，摘菜，拾柴，用简便油桶从附近的井里打水。这时，所有的孩子都要一起上阵，包括我最小的两个妹妹塔佳和拉齐亚。由于塔利班政府禁止女孩子接受教育，因此白天她们就在家帮助妈妈和婶婶们做饭并打扫卫生。在我们国家，女孩子从小就要学做这些事，以备将来结婚之后懂得如何操持家务。她们还要学习缝纫和刺绣，当然，还有《古兰经》。早上做完这些杂活，我们一起到清真寺祈祷，之后才准备上学。

我们一般不在街上玩耍，因为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只有坏孩子才那么做。我的爸爸、妈妈认为那是没教养和懒惰的表现。所以放学回家后，我和哥哥、弟弟通常就在葡萄藤下打发时间，顺便看着我们的葡萄，免得被无所事事的人摘了去。

但我更愿意到哈吉和西达克叔叔的裁缝铺里。我喜欢听缝纫机的声音，也喜欢看各种颜色的布料、毛料。我的两个叔叔就用它们做出阿富汗男人的传统服装——宽松的长衫裤。遇上庆典或节日，裁缝店里的订单应接不暇，叔叔们只好没日没夜地加班赶工。遇到这种时候，我就过去帮他们裁剪衣料，或者接待顾客。

两位叔叔对我自创的编号与检索办法赞赏有加。有了这个办法，客人来取衣服的时候，我总能在几百件成品中迅速为他们找到。我把衣服分门别类整理得井然有序，并从中获得巨大的乐趣。那是属于我自己的小小世界，一个充满了秩序的世界。因此，在裁缝店里我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就是核对订单，并把第二天待取的衣服统统挂起来。那时，我就立志将来也要做一名裁缝。我确实朝着那个方向努力了，放学之后我甚至还在叔叔们的裁缝店外摆起小摊，卖针线、纽扣之类的东西。

我、哈扎特和努尔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爸爸的诊所门前经过，偶尔我们也会进去向他问声好。以前，我经常帮他扫地，或者到区长家附近的抽水机处给他接一壶水。他的诊所里时常挤满了病人。每当看到他忙得团团转的样子，我就特别心疼，所以我想让他随时都能喝到新鲜、干净的水。

有时候，爸爸一大早还要到本地的医院里坐诊。他最擅长治疗疟疾和其他一些靠蚊子传播的常见病。在医院坐诊结束后，他才回到自己的诊所继续营业。由于他医术高明，方圆几英里(3)的人都来找他看病。

他的诊所里放满了奇形怪状的仪器设备。我记得他有个木箱子专门装他的牙科器具。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怀着惊恐与兴奋的心情看着他把病人的脑袋使劲儿往后拉，然后用老虎钳拔掉一颗龋齿的情景。无论是缝合伤口还是处理蛇蝎咬伤或骨折，爸爸总是神情专注，让人肃然起敬。

诊所里最让我眼红的是爸爸的拔牙工具，但他更为珍爱的却是他的显微镜。那种仪器在当时还非常少见。因为太过贵重，所以爸爸从来不会把它留在诊所过夜。每天晚上，他都会用一块黑布把它包好，夹在胳膊下带回家。

有时，诊所里难得清闲下来，爸爸就搬一张木制的绳椅坐到外面的太阳下面，和他的朋友们聊天，或者讨论政治。我最喜欢听他和他的朋友们针砭时弊。每到这种时刻，我总是安安静静地盘腿坐在地上，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他是个慷慨大方的好人，这在我们那一带有口皆碑。从集市上走过时，人们会争相与他握手，或送他水果、糖果之类的礼物。他的办公室里有两本账簿，上面记满了向他借钱的人的名字。平时遇到买不起药的病人，他也从来不会把人家拒之门外。从账簿的厚度来看，显然有很多很多人都欠着他钱。

我和爸爸最亲密的时光基本都在夜里。有时候，从偏远乡村赶来的病人会在半夜三更敲响我们家的门。可是，爸爸在家里无法给他们看病，因为常用的绷带和药品都放在诊所。而当时电力供应远远不足，发电机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每天只能用三到四个小时。于是，爸爸只好领着病人去诊所，我则提着灯笼为他们照路。走在漆黑的街上，我深感责任重大，总是特别留神不让他们任何一个人踩到水坑或者崴了脚。

我最珍贵的记忆是爷爷带着我离家出走。我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爸爸对我大发雷霆——我想我一定是做了非常出格的事，因为他极少对我动怒。结果，爷爷就要带着我到山里去。

“你不配做他的爸爸！”他冲我爸爸吼道，“我要把他带走！”

实际上，狡猾的爷爷只不过把我当成了一个方便离家的借口。他一直都想进山寻找青金石，这种蓝色的亚宝石是阿富汗最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但他知道儿子们绝对不可能同意，所以他就拿我的事借题发挥，和我爸爸大吵一架，从而顺理成章地进了山。

因为进山寻找矿石，我缺了一个星期的课。但那一周，我和爷爷过得特别愉快。当我们下山回家时，我之前犯过的错早就被爸爸抛到了九霄云外，不过这时倒霉的人该轮到爷爷了。

在我的整个世界被彻底改变之前，那是我脑海中最后的快乐记忆。

(1)毛拉：教职称谓。在阿富汗语言中是老师的意思，一般用作对伊斯兰教教师、神学家或领袖的尊称。

(2)波卡：即罩袍，是伊斯兰国家中女性的传统服饰。穿上它后，妇女从头到脚就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能透过眼前的一小块网纱看到外面的世界。

(3)1英里≈1.609千米。

第二章

在塔利班到来之前，我们家不管在宗教或文化上都属于保守派。我们信奉普什图瓦里(1)，那是每个普什图人都要严格遵循的律法，也是指导我们的社交礼仪，比如招待客人的基本守则。在普什图人的行事准则中，勇气、忠诚、对家人和妻子的尊敬都占有很重的分量。这些准则并没有形成文字，因此也就没有现成的法典可供查阅。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处世方式，几百年都未曾改变。和所有的普什图人一样，我无条件地接受这些准则。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们都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自豪感的来源。

塔利班政府借用了普什图瓦里中的某些原则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例如他们禁止妇女抛头露面，美其名曰是对她们的尊重与保护。在管理地方层面，塔利班倒也雷厉风行，颇有成效。他们将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为阿富汗人带来了宝贵的安全感，也因此得到了保守派广泛的拥护和支持。爸爸曾经对我说过，在塔利班掌权之前，内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强奸、抢劫、绑架勒索等案件时有发生。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满目疮痍，是塔利班让她恢复了秩序。他们的态度很简单：强力的社会控制和伊斯兰教法是通往和平与真主的真正途径。对我以及家里的其他男性成员来说，这样的政策绝对值得拍手称快，因为它和我们的普什图瓦里并没有多大不同。不过，没有人征询女人们的意见。在这一类政治问题上，她们没有发言权。但我觉得我们全家人是团结一致的，我们都明白自己在家中的角色和位置。

但我仍然意识到并非所有人都与我们持相同的观点。我的一些同学说他们的父母很怕塔利班，他们说塔利班正把我们的国家带往错误的方向，那会阻碍国家的发展。他们还说塔利班虐待女性。

听到这些闲言碎语时，我勃然大怒。我的叔叔拉喇就在塔利班内部担任要职。他们怎么可能是坏人呢？不过，他们的纪律确实严苛——男人的胡子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长度，而且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穿传统的宽松衣服，而女人则必须穿波卡，避免让人看到她们的脸，还得穿软底鞋，免得走路发出声音。塔利班上台后，规定每人每天要在五个固定时间进行祈祷。每日五次祈祷本是伊斯兰教的教规，但很多人并不会刻意在祈祷的次数和地点上较真儿。塔利班当政时期，只要清真寺的扩音器向教徒们发出悠扬的呼唤，镇上所有人不管在干什么，都要停下手上的工作到清真寺去。倘若在法定的祈祷时间你被人发现仍然滞留在街上，或者还在忙着做其他的事，你就会被逮捕。塔利班有个特别的组织，名叫“陋习与美德委员会”，专门负责这类法规的贯彻执行。他们头上缠着黑色头巾，开着四驱越野车在街上巡逻，看到所谓的“不法行为”便立即下车予以制止和惩罚。

有个星期一的下午，我和哈吉、西达克两位叔叔都在他们的裁缝店里。忽然，外面传来一阵骚乱的声音。一个人把脑袋探进店门，脸上闪着兴奋的光：“快去看啊，二十鞭。”

两位叔叔迅速锁上店铺，并催促着我随他们一同到集市上去。现场已经围了一大群人，只见两个缠黑头巾的人站在一个跪着的人面前，那人下身的衣服已经被扒光。

“说！快点儿认罪！”其中一个黑头巾命令道。

跪着的人没有吭声。

“快说！”黑头巾在那人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

“我——”

“大点儿声！”

那人嘟哝了些什么，但在围观人群乱哄哄的议论声中根本听不清楚。

那个黑头巾扭头对众人一笑：“这个家伙星期五没有去祈祷，躲在自己家里不出门。”

众人一阵哄笑，仿佛那是淫秽的罪行。

“你有什么可辩解的吗？”黑头巾问。

这次，那人抬起了头，大声说道：“我妻子病了，我不能丢下她不管。当时，我以为她快死了。”

两个黑头巾哈哈大笑，人群也随声附和。

这时，第二个黑头巾开口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判此人二十鞭刑，以示惩戒。”他的声音像洪钟一样响亮，“希望这个判决能警醒更多的人，任何胆敢违犯真主律法或反抗真主意志的人，都将得到这样的下场。”

随后，他举起一根细细的芦苇秆，说道：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你犯的罪已经得到最公正的判决。”

当芦苇秆“啾”的一声落在那人背上时，围观者疯狂地欢呼起来。

黑头巾一次一次地抽下去。

行刑结束时，受刑人已经缩成一团。他的后背皮开肉绽，鲜血淋淋。我不知道后来的结局是什么，有没有人扶他一把？或者，黑头巾是否把他抓进了监狱？这些都成了谜，因为我被两位叔叔带回了店里。

五分钟后，缝纫机又嗡嗡嗡地运转起来。我继续整理做好的衣服，仿佛刚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后来，我又见过很多人遭受鞭刑或殴打。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老头儿被黑头巾拿钢丝绳抽打，原因竟是他的胡子不够长。黑头巾在街上巡查时很可能会突然走过来抓住你的胡子，用手掌量一量。倘若你的胡子本来就不算太长，却又恰好遇到一个手掌大的黑头巾，那就活该你倒霉了。有时候，他们只是稍加惩戒，比如把人的脸抹黑之后游街示众，并怂恿围观人群辱骂被罚者。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耸人听闻，但这的确是实情。拉喇叔叔曾经告诉我说，塔利班只惩罚那些违犯律法的人，因此在我这个小孩的认知当中，那些被惩罚的人都是罪有应得。

但有一件事却始终让我耿耿于怀。

有一次，我和爷爷还有他的一个朋友同到外地走亲戚。我们在一个小村庄停下来喝茶。坐在茶室外面时，我们看到几个人同时朝一个方向跑去。爷爷拦住一个问发生了什么事。

“审判呢，朋友。审判。”

因为好奇，我们也跟过去一看究竟。来到村头，只见一大片空地上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一些人高喊：“真主至大！赞美归于真主！”另一些人则不停地欢呼。

起初，我以为是在进行什么比赛，也许是斗狗，或者斗鸡。我伸长脖子向众人目光聚集的地方望去，可惜视线被人墙挡住。爷爷的朋友便把我举起来，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她穿着波卡，眼睛被一条黑布蒙着，双手被绳子紧紧地绑在背后。

她旁边站着一个人，我猜应该是塔利班司法部门的官员。此人举起一只手，人群随即安静下来。“这是个肮脏的女人。她与人通奸，是个淫妇、妓女。”

众人高声附和，用各种难听的话辱骂那个女人。

“根据她所犯的罪，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决定判处她死刑。希望这个判决能让更多的女人引以为戒。现在，我们就将她处以石刑。立即执行。”

说完，他一只手几乎是温柔地放在女人的肩膀上，押着她走向一个挖好的土坑。他搀着女人的胳膊，把她扶进土坑，直到她的腰和地面齐平。女人并没有反抗的意思。

这时，我才注意到放在人群前面的一堆石块。

塔利班官员走到石堆前，捡起一个大块的石头，随后像拿着奖杯一样举过头顶挥了挥：“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你犯的罪已经得到最公正的判决。”

他重新向那女人走去，直到离她几步远的地方才停下。

然后，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掷出石块，砸在了女人的头上。

人群立即疯狂起来，他们叫喊着，纷纷捡起石头砸那个女人。刚开始，她站在坑里一动不动，但后来有块石头砸中了她的后脑勺，她终于疼得承受不住，开始挣扎着向坑外爬。然而，更多的石头砸中她，她仰面倒了下去。后面的记忆有些模糊，我只记得石头像冰雹一样飞向坑里，耳边一直回响着人们疯狂的喊叫。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分钟。

当时的我并不理解自己看到的景象：人群的喧闹，人们兴奋的表情，爷爷和他朋友的冷静与沉默。我不喜欢那样的场面，但我也没有哭。坐在爷爷朋友的肩头，我环顾四周，看到其他一些大人的肩膀上也坐着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孩子。他们面无表情，但眼睛里却和我一样充满了困惑。

事后回过头看，那是极为残暴的行径，但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它的背景。我们的国家已然饱受摧残，政治混乱，兵连祸结。由于没有权威的国家政府，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数百万人死亡，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强奸，数不清的儿童被残忍杀害。人们早已见惯了各种各样的暴行。他们（塔利班）的口号是：“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和平或我们的统治，我们就强迫你接受。”

爷爷把塔利班统治下的日子称为“最好的时代”。鉴于他大半辈子都生活在战乱之中，他以及其他众多阿富汗人能有这样的感受，也就情有可原了。

然而一如从前，我们这个国家并没有跳出地缘政治的怪圈。阿富汗即将坠入更加苦难的深渊。

(1)普什图瓦里：普什图人不成文的行事准则。

第三章

转眼我到了七岁。

我记得自己在厨房与客厅间跑来跑去，一趟又一趟地把妈妈煮好的茶端给各位部落长老和塔利班战士们。他们突然齐聚到我家，似乎在商议什么大事。屋子里的空气紧张得令人窒息。

“这事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一个人说，“凭什么要我们向帝国主义屈服？”

一个叫本·拉登的沙特人——拉喇叔叔说他是个伟大的自由战士——袭击了美国。我们没有看到袭击的相关画面，因为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电视是被禁止的，但广播里一直在不间断地报道。袭击导致了数千人死亡。听说有的人为了逃生不惜从大楼上跳下去。很小的时候，大人们就经常对我说，美国人都是不信奉伊斯兰教的异教徒。但是听着新闻，我还是感到难过，不由得想到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因为我们家有过住难民营的经历，所以我对在战争与冲突中遭受苦难的人有一种天生的理解和同情，不管他们来自哪里。

事件刚刚发生后几天，美国政府就拿本·拉登的袭击指责阿富汗，因为塔利班拒绝屈从美国人的压力交出本·拉登。传闻说本·拉登就藏身于托拉博拉山中，离我们居住的地方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

“本·拉登是我们的客人，”一个人口气坚决地说，“普什图瓦里不可违背。”

他的朋友用力点着头说：“我们的国家绝不会向美国的压力低头。”

美国政府威胁说如果我们不交出本·拉登，他们就将对我们的国家展开军事行动。但塔利班拒不合作，因为根据普什图瓦里的精神，本·拉登是我们的客人，主人必须保护客人的安全。

屋里洋溢着浓浓的爱国激情。没有人把美国的威胁当回事，主要因为谁都知道塔利班和袭击事件毫无关系，所以大家都认为美国人最终会接受这个现实。

然而世事难料，短短几天后，美国在四十八个国家的支持下派军侵入了我国，并将塔利班打得节节败退。

*　*　*　*　*　*　*　*

战争爆发之初，我们能看到美军战斗机从头顶轰鸣而过。第一天，它们只在空中盘旋，什么也不干。到处都是塔利班的部队，还有很多本地人自发武装起来与他们并肩作战。

爸爸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尽力搜集药品，并让妈妈收拾好行李和食物，带我们到附近的地堡中躲避。郊外有好几个水泥地堡，说起来多么悲哀，那还是内战留下的遗迹呢。

第二天，美军开始轰炸托拉博拉。我们离山区还有很远的距离，暂时并无危险。但没过几天，炸弹就开始像雨点一样从头顶倾泻而下了。我们和其他的家庭在地堡中挤成一团。

战争是恐怖的。大家都很害怕。

谁都不知道飞机会从哪里飞过来。它们靠近时，塔利班的防空飞弹便尖叫着冲上天空，继之而来的就是震耳欲聋、令人胆战心惊的爆炸声。轰炸时，整个大地都在跟着颤抖。每一轮轰炸结束，我们就从地堡中钻出来透透气，顺便抬头望一望B-52轰炸机在天空留下的尾迹。

可以说，除了核弹，美军把各种类型的炸弹都在我们的国土上用了一遍。即使到今天，我们那里仍有很多孩子出生时就患有严重的疾病，甚至先天畸形，这都要拜当时美军所用的某些放射性炸弹所赐。不管什么时候想到这件事，我都会义愤填膺。

拉喇叔叔是塔利班的地区指挥官，负责领导抗击侵略者的斗争。爸爸每天都待在医院里治疗伤者。爷爷坚持留在家里，预防有人趁火打劫。他们每个人都令我骄傲，但我最担心的还是爸爸，我怕医院会遭到轰炸。

我渴望回到我的山间乐园，但如今山里不安全。战斗的声音在群山之间回响，仿佛整个阿富汗都在遭受攻击。连续数天，我们连眼睛都无法合上。我想地堡迟早会被炸毁。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家所在的那片区域曾是我们的最后防线。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拉喇叔叔是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的塔利班地区指挥官之一。后来我听说，正是叔叔的英勇无畏，才让众多塔利班战士有机会逃离喀布尔，逃往我们的邻国巴基斯坦。因此，在我幼稚的眼中，他简直就是一个大英雄。那一仗打完没多久，拉喇也逃到了国外，从此杳无音信。我担心他已经被抓并被处死，但事实究竟是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从那之后，阿富汗进入被占领状态。

仿佛一夜之间，遍地都是美军。他们开着装甲巡逻车在路上隆隆驶过。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西方的军队，他们的重型武器令我望而生畏。在我们眼中，他们就像来自另外一个星球。我和我的哥哥、弟弟有时候会远远地向他们投掷石块。

很快，我们就对他们的存在习以为常了。

*　*　*　*　*　*　*　*

外国军队的压力和国内政治的混乱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爸爸决定全家搬到相邻的地区，那里是他的出生地，相对来说比我们这里稍微安全些。

美军开过来没多久，人道主义救援人员便也抵达。很快，我们处处便能看到贴着蓝色UN（联合国）标志的白色陆地巡洋舰越野车。他们开始重建医院和学校。爸爸虽然认为这是好事，但在感情上他并不乐意看到外国人代替我们的政府建设公共设施。

女孩子在塔利班时期是被禁止接受教育的，但如今也开始慢慢地返回校园。看到她们穿着黑色的校服，戴着白色的小头巾走向学校，我感觉特别奇怪。因为有些男生喜欢辱骂她们，或者拿石子丢她们，女生们为了安全起见，总是一群一群结伴而行。我的两个妹妹也上了一阵子学，但后来因为爸爸觉得不安全，便作罢了。我很高兴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我不乐意让妹妹们接受教育，而是因为我实在不愿听到我的某个朋友对我说他在外面看到了我的妹妹。

“圣训”(1)中有劝阻流言蜚语的话。圣人认为流言蜚语如同诽谤，应该禁止，这种行为好比吃兄弟的肉一样罪恶。然而现实中，流言蜚语依旧盛行。在我们那里，流言通常都和女人有关，而很少有人在乎流言的真假。这种流言的危害性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假如有人说某个女孩行为不端，那么女孩的家人要么找到那个使他们家族蒙羞的人并处死他，要么举家迁往别处，个别极端的家庭甚至会杀掉女孩，而不管女孩是否无辜。无论采取怎样的举动，总之女孩的家人不能无动于衷，否则他们整个家族都将声名扫地。

我不希望妹妹们受到任何伤害，我真心认为让她们远离学校、远离各种风险是最好的选择。我还和过去一样虔诚，从某种程度上说，自从外国人来了以后，我比从前更虔诚了。

新情况很多，局势仍不稳定。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各种势力之间的战斗时有发生。他们中有些支持原塔利班政权，而另一些则支持美军。

有一种非常可笑的观点认为，只要塔利班一倒台，我们的国家就能在一夜之间实现进步。而实际上，对许多人来说——比如我的爷爷——整个世界都仿佛跌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人们总说塔利班残暴，但实际上，以美军为首的北约部队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曾目睹过一件事，和石刑的场面一样，这件事至今还会让我做噩梦。

那次，我们开车去离我们最近的城市贾拉拉巴德。走着走着，我们发现前面的路被美军的装甲车给挡住了。看样子，他们在路上设置了检查站。突然，一辆满载平民（包括儿童）的小轿车从对面转了个弯，径直朝检查站开过来。我不知道他们为何如此莽撞，也许车上有人生病了，或者有其他紧急的事，总之他们丝毫没有停车的意思。

美国大兵们不由分说地便开了枪。密集的枪声响了好一阵才停下。

小轿车燃起熊熊大火，车里的人没有一个活下来的。我记得当时清楚地听到那辆车里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爸爸搂住我，并想方设法遮住我的眼睛。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经常听说美军意外轰炸了婚礼现场，误杀了无辜农民。美国大兵肆意地枪杀他们怀疑是塔利班分子的人。有些人莫名其妙就被特种部队抓了去，一消失便是数年。女人们苦等着她们的丈夫，但丈夫却迟迟不归。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谁都不知道。

被占领下的日子充满了屈辱。公路上几乎没有一天不设路障。有个可怜的女人，因为美国兵拒绝她和她的丈夫通行，她无奈之下只能在路边生下了孩子。

我恨美国人，因为他们想征服我们。我觉得他们比当年的苏联人还要可恶。

后来，政治上渐趋稳定，拉喇叔叔终于有机会回来了。原来，他一直躲在巴基斯坦。现在，他效忠于民主的阿富汗新政府。新任省长认识拉喇叔叔，知道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在监狱系统给他安排了一个很高的职务。但有些本地人惧怕他、不信任他，因为他曾是塔利班组织中的重要人物。还有些人妒忌我们家得势，便用中伤我叔叔的方式陷害我们。塔利班尽管已经转入了地下，但他们的力量依然强大。美国军方千方百计搜集情报，有人便趁机挟私报复，用莫须有的罪名构陷与他们有仇的人。因为我叔叔的履历，他在阿富汗已经很难再待下去了。几个月后，他不得已再次离开，重新逃到了巴基斯坦。

美军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基地。他们知道拉喇曾担任过塔利班东方情报部门的头头，因此认为拉喇定是逃到了山里的某个藏匿处，并重新加入了塔利班组织。于是，他们隔三岔五便到我家，向我的爸爸和叔叔们打听拉喇的下落。可我的爸爸确实不知道拉喇叔叔去了哪里，他自从走了之后便音信全无。

家里的男人，包括我和哥哥、弟弟，对这些不请自来的美国人都很反感。美国大兵们不了解我们的文化习俗，更不懂得非礼勿视。在我们家里看到女人时不仅不知道扭头回避，反倒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看。我的妹妹塔佳和拉齐亚被他们吓得大哭不止。

“古尔瓦力，听话，回答他们。”爸爸坚持要我们合作，“最好别给家里惹麻烦。”

可在内心里，我恨得咬牙切齿。

*　*　*　*　*　*　*　*

“你又长大一岁啦，以后要像个大孩子一样懂事。”虽然一脸严肃，但妈妈的声音里充满了慈爱。说完，她竟破天荒地笑了笑。

那是我的十一岁生日——2005年10月。按照伊朗历(2)则是1385年。伊朗历是从伊斯兰教在阿富汗取得主导地位之后才确立下来的，因此伊朗历要比伊斯兰历晚大约五十年。

我们不庆祝生日。有人说那与伊斯兰的宗旨不符，但实际上更多只是民族习惯问题：在阿富汗，很多生自穷苦或者文盲家庭的孩子连自己是何时出生的都不知道。如果你的家庭中有人受过教育，他们就会把你的出生日期写下来。但妈妈说我的生日是个特别的时刻，于是到了这一天，我会像只骄傲的公鸡一样把胸脯鼓得高高的，在院子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

美军占领期间，我们的家庭仍在扩大。妈妈又给我们生了一个小弟弟，取名叫纳齐尔。爸爸、妈妈欢天喜地，弟弟的到来缓和了他们失去上一对双胞胎的痛苦。可是，弟弟身体虚弱，吃不下东西。我记得爸爸经常给他打针，帮助他增强食欲。

大概进入占领期的第三个年头，我妈妈的父母，以及我外公的第二个妻子，带着他们全部的十五个孩子从巴基斯坦回国，并在离我们大约六小时车程的一个地区定居下来。外公是个极为虔诚的人，他强烈反对任何性质的暴力行为。因此，妈妈认为让我们兄弟姐妹和他一起生活会有好处：一来对我们是一种保护，二来可以让我们了解她的娘家。学已经上不成了，于我们倒是种恩赐。每天和外公、外婆，以及我们的表兄弟姐妹们混在一起，倒是有趣得很。

这种快乐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有一天夜里，我们听到了关于爸爸和爷爷的噩耗。

那天，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大米饭配羊肉，羊是自家养的。饭后，外公把我和哈扎特带到外面。他的嗓音有些颤抖，但话语却掷地有声，清晰得让人害怕。“孩子们，”他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死了。你们必须坚强起来。爸爸不在，你们就是家里的男子汉了。”

我只觉得双膝一软，后来的事就不记得了。我想我一定是昏了过去，因为无论我如何回想，那段时间都是空白的。

爸爸是怎么死的，具体情形至今我也不清楚，人们告诉我的只是零零碎碎的信息。妈妈怕我们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不希望我们知道太多细节，而我也一直没问。即便现在，我仍无意探究全部的真相，因为真相并不能让失去的亲人复活。

但就我所知道的信息，有些事可以确定。爸爸死的那天夜里，美国人又去了我们家。他们的基地刚刚遭受过一次袭击，死了好几个大兵。他们怀疑袭击者使用的武器就藏在我们家。这一次，他们被彻底激怒了，不像往常盘问时那样稍带着礼貌，而是牵着军犬直接来踹我们家的门。他们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连女人都没有放过。他们把家具推得东倒西歪，东西翻得乱七八糟，还把我们的《古兰经》丢到了地上。

他们是故意挑衅来的。他们成功了。

邻居、亲戚和本家所有人都拿起武器前来帮忙，他们要把侵略者赶出家门。交火结束时，我们这边死了五个人，包括爸爸和我敬爱的爷爷。我的两个叔叔虽然侥幸没死，但却被美军抓起来关进了监狱。

我不知道我们家到底有没有藏匿美国人所说的武器。我只是个孩子，那种事情大人们是不会当着我的面说的。没错，我们家是塔利班的同情者，但我可以肯定爸爸绝对不会将他的孩子们置于危险的境地。以前，塔利班分子到我们家时，他就从来没有真正开心过。可他不敢拒绝，因为那意味着更多的麻烦。这就是现实，在战争中，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家往往要面临艰难的抉择：对一方示好，就意味着与另一方为敌；当你转投另一方时，也就等于得罪了之前那一方。他们谁都不会善罢甘休。总而言之，你没有赢的可能。你能做的就是尽量找到一条中间路线，谁都不得罪，皆大欢喜，好让自己的亲人能够平平安安度过战乱年代。我不知道爸爸是否抱着这样的想法，反正无所谓了，悲剧已然降临。

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我失去了爸爸和爷爷，也失去了对阿富汗传统文化的忠诚。我要报仇。

(1)圣训：穆罕默德言行录，现已作为《古兰经》的补充。

(2)伊朗历：又名波斯历，是目前在伊朗和阿富汗使用的阳历纪年法。

第四章

爸爸的死改变了一切。家里乱了套，妈妈带着我的弟弟、妹妹前来投奔外公和外婆。我的婶婶们也各自回了娘家。

失去了爸爸，我们家等于失去了顶梁柱。在阿富汗这样的国家，一旦负责挣钱的人不在了，这个家庭的生计立刻就成了问题。

现成的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爸爸在诊所的账簿。那上面详细地记录着赊欠治疗费的全部病人的资料。我们兄弟几个只好挨家挨户给这些人打电话，要求、请求、哀求他们偿还欠下的诊费。我很讨厌做这件事，因为这些家庭通常比我们家更困难。可是，欠的账白纸黑字记在那里，我们还要指望它们吃饭过日子呢。

后来，我们又搬回到战前生活的地方——赫萨拉克。我们在那里有很多亲戚，因而时常能得到他们的接济，包括我的姑父们。可是，直系亲属中的男人死的死，坐牢的坐牢，还有一个拉喇叔叔不知所终，我们兄弟几人只能像真正的男人一样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

新的问题开始不断出现。塔利班方面日益频繁地派代表登门。他们想让我们兄弟几人加入塔利班，成为战士，甚至人肉炸弹——即他们所谓的烈士，好为我们的爸爸报仇雪恨。

我当时正怀着一腔怒火无处发泄，很自然便动了心。哈扎特和努尔也是同样的想法。我们兄弟三个并没有商量，但在这件事上却不谋而合，我想这就是亲兄弟间与生俱来的理解与默契吧。但是，妈妈很清楚，被愤怒和伤痛占据心灵的小孩子根本理解不了冲动行为的后果，而且很容易沦为被他人操控的工具。她是那场悲剧的亲历者，她的胸中同样填满痛苦与愤怒——当然，很多普什图女人都会鼓励她们的儿子去复仇，即便那意味着要付出生命。复仇是普什图瓦里的中心，通常也是最致命的部分。按照传统，如果你不向你的敌人复仇，你就失去了作为男人的资格。

但妈妈受到了另外一种思想的影响——她深沉而永恒的信念。这要感谢我的外公，使她对真正的伊斯兰法有了最准确和深刻的理解，因为真正的伊斯兰是禁止害人性命的。她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杀人是不对的，不管你的理由看上去多么正当、正义；你要试着宽恕，展示你的怜悯，并遵从神的旨意接受悲剧。这对她来说并不容易，但信念使她战胜了失去丈夫的痛苦。

妈妈也为我和哈扎特担心，因为美国人也盯上了我们，并极力想发展我们做他们的线人。他们迫切地想知道我叔叔的下落，以及塔利班藏匿武器的地点。妈妈怕的是万一我们和美国人搅在一起，或者哪怕与亲美的阿富汗当局走得太近，都会被塔利班视为叛徒而予以铲除。

这是最真实的恐惧，因为在我们认识的人家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与美国人的接触是在秘密中完成的：其实，我们并没有直接接触，更多的是通过间接途径——书信或信差。我们有一位家族朋友自称是美国人的线人。他到目前仍安然无恙，因为他是个权力很大的人。听说如果需要，他能叫来美军的飞机发动空袭。

我和哈扎特到他家去打听叔叔们的情况。我们始终不知道他们被关在哪个监狱，被判了什么罪。

我们坐在一张奢华无比的法式洛可可镀金沙发上，漫不经心地喝着茶。

“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作‘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我们当然听说过，那是一句很常见的普什图俗语，“你们现在最好记住这句话。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支持和帮助你们。但你们也要想一想，谁将是你们的新朋友。”

我对他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与美国军方合作，在地方情报问题上为他们充当顾问。我担心他会出卖我们，但我还知道他与我们家相交已久，和我爸爸也非常熟识，所以我仍然希望他能念及旧情。

见面结束时，他提醒我们要当心，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说北约方面想让我们为他们工作。他说如果我们不答应，很有可能会被清除，或被关进巴格拉姆监狱。那些西方人在阿富汗可以为所欲为，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他还特别警告我们，如果我们胆敢私通塔利班，他一定会查出来的。

而倘若真的出现那种情况，他明确地告诉我们不要指望他能出手相助。

*　*　*　*　*　*　*　*

爸爸死后的几周里，到我们家来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带来了很多建议，也发生了不少争执。

出于为我们的安全考虑，长老们主张我们加入塔利班。一个自称信使的陌生人向我们表示慰问。他说他是由毛拉·奥马尔亲自任命的本省影子省长的代表。他告诉我们，塔利班很愿意替我们家报仇，但前提是我们兄弟三人要加入塔利班，与他们并肩作战。

“加入我们，而不是反对我们。和我们一起与那些异教徒斗争，把他们赶出阿富汗。”

他随后又说，他很理解我们为了照顾家庭而极力置身事外的心情，但他仍然希望我们能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孩子们，这不仅仅是为你们的爸爸报仇那么简单。我们希望你们参与的是一项更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标是驱逐侵略者。”

这个理由令我热血沸腾起来。那么多人提了那么多建议，只有他的最具说服力，至少对我是这样。哈扎特对他倒没有什么好感。

后来，他们传达的信息越来越咄咄逼人。多半在夜间，将手写的纸条扔进我们家院里或塞进门缝。每一次的字迹都不一样，但内容却总是同样的一句话：殉道或死亡。

放学回家的路上，几个大胡子骑着摩托车一直跟在我们身后。有时候，他们以甜言蜜语哄骗，有时候直接威逼，有些人甚至打算强行把我们掳进塔利班的训练营。以至于后来一听到发动机的声音，我们就情不自禁地想找地方躲起来。

很多人给了我们保护与支持，但我们不知道该真正相信谁。

我原以为拒绝了塔利班必定死路一条，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想吓唬吓唬我们，好拉我们入伙。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真的与美军合作，现在恐怕早就没命了。我和哥哥虽然只是两个小孩子，但在当时的政治道德环境下，我们不过是一场致命棋局上的卒子：能用则用，不用则弃。

最终，是妈妈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一天夜里，她把我和哈扎特拉到她跟前坐下，非常镇静地对我们说：“古尔瓦力，哈扎特，你们得离开这儿，跑得远远的，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们的地方去。努尔还小，他暂时留在我身边。我们正在商量一个计划。”

话说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她让我们去哪儿？去多久？什么时候动身？这些全然未提。她没有询问我和哈扎特的意见。我心中有一大堆的疑问需要她帮忙解开，可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她已经忙着泡茶去了。她紧绷的双唇明显在说，我们的谈话已经结束了。

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她的计划竟然是花几千美元让蛇头把我们带去欧洲。

*　*　*　*　*　*　*　*

我以为我们只是出去躲几周，风头一过就能回来。

我和哈扎特首先被送到了瓦济里斯坦的姨妈家。想着应该很快就能回来，我们连正经的道别都没有，更没有流下忧伤的眼泪。即便拥抱奶奶和我的弟弟、妹妹时，我也没有依依不舍，因为我坚信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再见面。冲突之后，我们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一次的分离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我从来不会质疑我的妈妈，在我们的文化中，小孩子就应该听大人的话——不问原因，不求解释。我们从来不会把自己当成独立的个体考虑问题，家庭是最小的单位。

我的姨父卡伊斯前来接我和哈扎特。去瓦济里斯坦要穿过普什图部落最混乱的地区，那里几乎是无人问津的法外之地，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也最有争议的地带。尽管国际上普遍认为那里是巴基斯坦的西部边界，但阿富汗政府并不承认。这就是有名的杜兰德线，它是1893年两次英阿战争之后，英国在英属印度与阿富汗之间划分的一条长达2640公里的边界线，并以当时的英属印度外务大臣莫蒂默·杜兰德爵士的名字命名。当时，划分这条线的用意是在两国之间建立一条缓冲地带，从而改善英属印度与阿富汗的关系，同时遏制俄罗斯的扩张——即英俄争夺中亚控制权的大博弈。普什图人称杜兰德线为“一条穿过我们心脏的线”。对我们来说，那是殖民压迫的遗迹，是极其不公正的，这是我从小就被灌输的认识。

我们越过高山、大河、湖泊。我的内心翻腾不已，一方面，我为自己身为普什图人感到骄傲；另一方面，沿途的风光让我想起了幼时与爷爷一起游牧时的美好回忆。我多想回到山上和爷爷一起放羊。我仍旧没有从爷爷和爸爸——两个我最爱的男人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

*　*　*　*　*　*　*　*

走了一天半，我们终于到达瓦济里斯坦，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小镇周围雪峰环绕，有波光粼粼的小河在此交叉流过。

卡伊斯姨父径直带我们去了那里的大集市。集市里商贩云集，吆喝声此起彼伏，但多是我几乎听不懂的部落方言。他们蹲在地上喝绿茶、大声争论，或者对着一排关在笼子里的野生鸟类评头论足。集市上的大多数店铺，要么卖枪，要么造枪，要么验枪，经常有人对着空中一通乱射。每一次枪声响起，我都会被吓一跳。街上到处是脏兮兮的流浪狗，路边摊上的烤羊肉串发出诱人的咝咝声，我的肚子被勾得咕咕直叫。

最让我感到新奇的，是当地人的眼睛，那鲜绿的颜色和穿透一切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这是他们最出名的地方。即便在心平气和或喜气洋洋的时候，他们的眼神依然凌厉，仿佛超脱于尘世之外。

姨妈家的房子很小，周围是成片的鸦片、小麦和大麻地——这是瓦济里斯坦最主要的三种作物。我渴望到田野间自由奔跑，但那样很不安全，因为巴基斯坦军方和本地的塔利班激进分子在附近时有交火。大多时候，我和哥哥都坐在姨妈家的屋子里大眼瞪小眼，无聊得直想家。而由于不知道我们在那里要待多久，或者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结局，我们时常心烦意乱。我们唯一可以出门的机会是到村子里的清真寺祈祷。我喜欢去那儿，因为只有在那里，我才能体会到久违的平静。我祈祷自己能从我们家所有的痛苦与不幸中得到教益。我开始慢慢理解，人生是一场持久考验，其真谛就在于永不放弃。

大概一周后，姨父带我们去买衣服。当他让我们试穿牛仔裤时，我生气了：“姨父，我是不会穿的。那是侵略者穿的衣服。”在家时，我们只穿传统的长衫裤。我对西方的东西十分排斥，哪怕想象穿上这种可恶的牛仔裤感觉都是一种背叛。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牛仔布是敌人的装束啊。

可姨父却没工夫跟我们废话：“快穿上，你们以为我有钱没处花吗？”

我心不甘情不愿地照做了，但我讨厌那硬邦邦的布料摩擦皮肤时的感觉。他还给我们每人买了一个帆布背包、T恤衫、内裤、棉手套、耐穿的靴子和保暖的夹克。最后该回去时，我们的帆布背包已经满满当当。

没有任何人向我们吐露过一个字，但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显。

现在，我和哈扎特的关系已经比小时候亲近多了。最近两年，我们共同经历的一系列不幸使我们兄弟之间的纽带更为紧密。但是，像所有亲兄弟一样，我们仍会时不时地闹些小矛盾。虽然年龄上他比我大一岁，也比我聪明，但我就是不服气，时常以老大哥自居。

“他们要把咱们送走，对不对？”那天晚上，我问他。

他点了点头。

我能看出他努力装出智慧和成熟的样子，但我才不屑这么做，我是有话就直说的：“别走。咱们回家吧。家里需要咱们。我们可以照看生意，保护女人们。我可以接手裁缝店。我做衣服很棒的。”

“不，古尔瓦力。”哥哥看着我说，“这是妈妈的决定，我们必须尊重。”

“可她错了。”我坚持说。

“听我说，既然是妈妈做出的决定，她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不是男人！”说他不是男人也无济于事。我依然怒气冲天。让我生气的不仅仅是妈妈，我感觉全家人都参与了这场阴谋，而第二天姨父的表现更强化了这种感觉。他带我们去了一家烧烤店。和店主寒暄过后，我们被带到了里面稍微僻静的一张餐桌前。

“这就是那两个孩子？”

“是。他们是一起上路吧？这一点，他们的妈妈特别交代过。”

“我向你保证。”那人说。

我紧张地坐在那里，听姨父和那人讨论价钱、证件、流程之类的事情——当着我们的面啊，就像我们不存在一样。也许有些事我们不知道反而安全些，或者，他们不想让我们再担惊受怕。我也不知道，我只记得除了困惑和绝望，我的心里空空荡荡。

*　*　*　*　*　*　*　*

2006年10月底，我们在姨妈家已经住了大约三周，妈妈去看了我们一次。

我想念妈妈，见到她时，我忍不住欢呼雀跃。可我又生着她的气，我感觉自己被出卖了。保护家人和家族的荣誉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一直都很期待的角色，然而现在我的自尊受到了伤害。身处瓦济里斯坦，我于家庭成了可有可无之人。这不公平的对待使我以同样不公平的方式将怒火发泄在了妈妈身上。

她在我的额头上吻了吻，而后便径直去和姨父说话。他们故意压低了声音，仿佛生怕我听到什么，气得我直想对他们吼上一通。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二天，妈妈、姨妈和姨父要带我和哈扎特到某个人的家里吃晚饭。我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因为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本地人请你到他们家里吃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也是普什图瓦里的基本精神。

这家人离姨妈家只有十到十五分钟的脚程。妈妈和姨妈都穿着蓝色的波卡，与我们并肩而行。到地方之后，我和哈扎特被领到了堂屋。那里已经有几个人在等着。他们年纪各异，正坐在条纹地毯上喝着绿茶。

我一边慢条斯理地吃着馕饼，一边听那些人谈论时局。

“边境那边的战火如今已经烧到我们这边了。”

“这场仗政府赢不了。”

“普什图瓦里危在旦夕。”

“必须让这些外国兵回老家去。正是因为他们，美国人才来找咱们的麻烦。”

“你怎么能这样说？是美国人侵略了我们这些兄弟的国家。”

“是，没错，但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那些车臣人和阿拉伯人才会跑到我们国家来吗？”

“这些车臣人和阿拉伯人是我们的客人。他们是为了圣战而来的，是我们的兄弟。”

“就是这些兄弟，娶了我们的女人，还把危险带到我们的村庄。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难民营里已经住了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然成了难民。”

饭吃完了，争论也结束了。我们喝热烘烘、甜丝丝的绿茶，吃杏干、桑葚和巴旦木。姨父和主人起身让我和哈扎特随他们而去时，我已经有些昏昏欲睡了。

他们把我们兄弟二人送至门口。妈妈已经在那里等候了。看到我们的帆布背包就放在她旁边，我大吃一惊。不管是谁把它们带过来的，这绝对不是个好兆头。

哈扎特一脸茫然地看了看我，显然他和我一样被蒙在鼓里。我瞥了眼妈妈，想从她这里寻找答案。

她站在那里，晃晃悠悠的。我一度怀疑她马上就会摔倒。

她看着我们兄弟俩说：“你们一定要手拉着手，永远不要丢下对方，明白吗？”

“什么？妈妈，我还没有准备好，求您了——”

“我问你们明白吗？”隔着网纱，她瞪大眼睛注视着我们，那眼神犹如一道火焰要把我的脑袋烧穿。

我和哈扎特同时点了点头。

“要勇敢一点儿。这是为了你们好。”随后，她说了一句让我绝望的话，“不管外面有多难，别再回来。”

我愤怒地喊叫起来：“我哪儿都不去！我不能离开家。家里需要我！”

“听话，古尔瓦力，这么做对全家都有好处。”

“不。”

我望了一眼哈扎特，他像没了魂儿似的。

妈妈又开口了：“你们两个都听着。这些人会照顾你们，但最重要的是你们兄弟之间要互相照顾，永远不离不弃。”她看着我们的眼睛，仿佛在确认我们是否听懂了她的话。然后，她低下头，从波卡下面拿出一团什么东西。

那是钱。她给了我和哈扎特每人两百美元，姨父又塞给我们一沓伊朗钞票。

招待我们的主人看了看手表，说：“该动身了，还要坐很长时间的车呢。”说完，他把我们带到了外面，那里停了一辆小汽车。

我突然觉得一阵恶心：“妈妈，我不想走。咱们回家吧。求求你了，带我回家吧。”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甚至以为她要冲过来打我。

“妈妈，求你了。”我已经陷入了彻底的绝望。

那人不耐烦地扭了扭身体，再次看了看表：“夫人，我们得抓紧时间。”

妈妈浑身颤抖。透过波卡的网纱，我能看到她的眼睛在我们与这个男人之间来回移动。

“我们要去哪儿，妈妈？”我问。

“去安全的地方。去欧洲。”

“他们几周就能到。”男子向妈妈保证，“对他们来说就像度假，或者说一次探险。”说完，他毫不犹豫地把我们塞进了车里。

妈妈注视着我们。她挺直了腰板，骄傲而又决绝。当汽车的尾灯消失在街角之后，她会怎样？会瘫倒在地吗？会尖叫或大哭吗？先是失去丈夫，现在又失去两个年长的儿子，这全部的悲痛会不会像决堤的洪水倾泻而出？我不得而知。

但妈妈是个坚强的女人，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将所有的痛苦埋在心底。

*　*　*　*　*　*　*　*

我伤心欲绝，唯一的安慰是哥哥轻轻地捏了捏我的手。他一定看到了在我眼眶里不住打转的泪水。

“不会有事的。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哥哥照顾你。”

那天夜里，车子载着我们去了一座城市。我怀疑那是白沙瓦，但没人告诉我们。我们被带进一户人家——完全陌生的人家，但他们给了我们吃的和两张睡觉用的床垫。

第二天早上，又来了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他们是操着达里语(1)的阿富汗人。

达里语和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两种主要语言。我的母语是普什图语，从小到大也一直生活在说普什图语的地区，所以我的达里语并不流利，但我听得懂——大多数阿富汗小孩儿都会说这两种语言。

那个女人说他们要带我们去机场，然后和我们一起飞往伊朗。她还提醒我们：到了机场要举止自然，假装我们和他们是亲戚；尽量不要说话，免得引起机场保安的注意。从那儿我们就可以去欧洲了。

“去欧洲哪里？”我很想知道。

女人耸耸肩：“我也不知道。别问我，我只是代理。一切都是你们的家人和喀布尔的人安排好的。”她伸手到一个包里拿东西，“你们拿着这个。”

她递给我和哥哥每人一本阿富汗护照。我没办过护照，所以十分新奇地看着护照上面我的照片。

家里人什么时候安排了这一切？

来到白沙瓦国际机场，我暂时忘记了忧伤。这里可真大，到处都是人、汽车和机器，到处都在排队。我们的背包滑进安检仪时，我惊讶得目瞪口呆。

和我们同行的男子捡起哈扎特的背包并领着他穿过一扇大门时，我才猛然醒过神来。我想加快脚步追上他们，但那个女人拦住了我。哈扎特只顾着往前走，始终没有回头看我一眼，我想他大概以为我一直跟在他身后。

我想大声喊他的名字，但又忽然想起那个女人之前的警告——不要引人注意，所以只好忍了下来。“我想赶上他。”我吃力地用达里语对她说，并适当地表现出我的着急。

她对我的话置若罔闻，并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我疼得叫出了声，她紧张地环顾四周，低声说道：“别出声。”一名保安朝我们的方向望了望。“别担心，没事的。”她说得很快，“一会儿，你在飞机上就能见到他了。”

我立刻安静下来，因为我相信她。可是登机之后，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哥哥和那个男人的影子。“他在哪儿呢？哈扎特去哪儿了？”我焦急地问。

“安静，”她鬼鬼祟祟地说，“他在另一架飞机上，到了之后你们就能见面了。”

这一次，我决定不再相信她。

*　*　*　*　*　*　*　*

到达目的地时，被强烈的恐惧感和孤独感折磨了一路的我已经哭成了泪人。通过入境处的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真的出国了。尽管从地理上说，到瓦济里斯坦和白沙瓦也算出了国，但这两个地方虽然位于巴基斯坦，生活的却都是普什图人。然而，伊朗却是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出了机场，那女人二话不说，拖着我就上了一辆出租车。我急着找哥哥，睁大了眼睛四处搜寻，满心希望能看到他的身影。

女代理和出租车司机用波斯语交谈。那是伊朗的主要通用语言，和达里语十分相近，甚至可以说这两种语言几乎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方言和口音。可我只会说普什图语，达里语对我来说和其他外语并没什么两样。而加上我正经历的精神痛苦，以及他们奇怪的口音，所以他们两人的话我一句都没听懂。

为了引起女代理的注意，我拉了拉她的衣袖，但她像赶苍蝇一样将我的手打到一边。就这样，我泪眼婆娑地坐进了出租车后排。车子刚一发动，女代理转身就走，连头都没有回一下。这时，我真希望能被妈妈或者奶奶摇醒，听她们告诉我说，刚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可怕的梦。我祈祷着能和哈扎特在下一站重逢。

出租车司机瘦得皮包骨头，但却有个毛茸茸的大鼻子。他扭头瞟了我一眼。我憔悴的脸上满是鼻涕和眼泪。

“欢迎来到圣城马什哈德。”

我恨得咬牙切齿。伊朗人都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主要分为两大派——逊尼派和什叶派。我们全家都是逊尼派，从小不管去清真寺还是上学，我所接受的教育都告诉我，什叶派不是真正的穆斯林。作为小孩子，这样的灌输我无条件接受。

但我必须得承认，马什哈德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市。这里的一切看上去新鲜、闪耀、整洁，人行道仿佛会发光一样亮晶晶的。我只在书上见过的摩天大楼和大商场比比皆是，就连环岛中央都有美丽的装饰。在其中一处环岛上，我惊奇地看到一双大手捧着一本用粉红色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古兰经》。

不经意间望了一眼车窗外，我只见有一家人走在街上，父母拉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的手。女孩儿穿着一条带衬裙和褶边的白色蕾丝连衣裙，脚上穿着短袜和黑色皮鞋。男孩儿穿着漂亮、新潮的黑色套装，打着红色的蝴蝶领结。父母紧紧地拉着孩子们的手，惬意地前后摇摆。这无忧无虑的幸福画面像一把尖刀深深地刺痛了我，使我不由得想起我的妹妹和弟弟。

但很快，我就把他们抛在了脑后。我已经懂得，思念和回忆只会徒增苦痛，我必须学着面对现实和无法预料的将来。

我被送到市中心一家看起来很精致的小酒店门前。酒店经理来到出租车前，问我有没有行李。我不得不集中十二分精神才听懂他的话。我用摇头回答，并紧紧抓住我的帆布背包——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走进酒店，经理把我拉到一旁问：“你是库巴特的人吗？”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什么库巴特？

“另一个呢？我记得应该有两个人。”

“我哥哥？他在这儿吗？”

“有可能。这里有几个库巴特的人，他说不定和他们在一起。我带你到房间看看吧。”

他领着我穿过走廊，进了一部电梯。他按了几个按钮，电梯随即开始上升。我觉得新鲜极了——这是我第一次坐电梯。

“好了，你们都在15号房间。”电梯门打开时，经理晃了晃手里的钥匙说。

来到房间门前，他敲了敲门。希望的火苗在我心中熊熊燃起，我祈祷开门之后第一眼能看到哈扎特。然而，门开了一道缝，一个瘦瘦高高、长着龅牙、头发乱蓬蓬的年轻人探出脑袋问：“什么事？”

“又来了一个新人。你们认识一下。他年纪小，你多照顾点儿。他在找他哥哥。”

年轻人龇牙一笑，自我介绍说他叫迈赫兰，然后用普什图语问候我：“你好。”

我安心地笑了笑。从这一刻起，在异国他乡只要能遇到普什图人，我总会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欣慰与踏实。

房间里有四张单人床，分别放在四个墙角。房间正中央是一块绘有孔雀图案的伊朗式样的地毯。进屋后，原本坐在地上的另外两人站起身，走过来分别抱了抱我。其中一个脸刮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很健康，年龄接近四十岁。他说他叫巴雅雷。另一个说他叫阿卜杜勒，二十多岁，似乎有些腼腆。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小就到这儿来了？”阿卜杜勒说，“我去给你倒点儿茶。”

“不用，不用，还是我来吧。”迈赫兰说。

我会心地笑了——典型的阿富汗人，一个比一个热情好客。他们三个让我有种回家的感觉。

我们坐在地毯上用小得可怜的伊朗式的杯子喝茶。这期间，我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巴雅雷和我一样来自楠格哈尔省，但他基本上是在白沙瓦的难民营中长大的。迈赫兰不仅和我来自同一个省份，更来自同一个地区——赫萨拉克。阿卜杜勒来自喀布尔，是一位军官的儿子。

他们从喀布尔先坐长途汽车去了阿富汗的西部城市赫拉特，从那儿越过边境进入伊朗，然后继续坐长途车来到这里。

我们谁也没有细说自己逃亡的原因。我猜是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呢？

“你吃饭了没有？”巴雅雷亲切地冲我笑笑。他身上有种特别的气质让我觉得安全、可靠。

自从离开白沙瓦后，我就再没吃过东西，现在的我早已饥肠辘辘了。

“我们这儿有吃的。来吧，随便吃点儿。”迈赫兰已经动手把炒饭从一个铁盒子里盛到碟子中。还好，至少吃的东西和阿富汗没太大不同。

我心里有好多疑问：我们要在这儿待多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我真正提出来的却只有一个问题：“我哥哥在哪儿？”

“你哥哥？”

“哈扎特。他也应该在这儿的。难道他在另外一个房间吗？”

巴雅雷注视着我，皱了皱眉。

“还有另外十个阿富汗人，他们都跟着不同的代理人。跟着库巴特的就我们几个。可是，这些人里并没有叫哈扎特的。”

“可他们答应过的。”

“他们答应的事情太多了，古尔瓦力。”

我沉默了。我想我的惊恐和沮丧一定特别明显，所以他们建议出去散散步。我很惊讶我们居然有出去的自由，所以立刻便答应了。

我们一边吃着西瓜，一边漫无目的地穿过附近的一个公园。我很高兴终于有机会解决心中的诸多疑问，包括自从到酒店之后就一直让我迷惑不解的一件事：“‘库巴特’是什么东西？是波斯语中‘烤肉’的意思吗？”

他们几个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我问。

迈赫兰擦掉笑出的眼泪：“我以为我已经够笨了，没想到这孩子更笨。”

巴雅雷随即解释说：“古尔瓦力，‘库巴特’是个人。进一步说，他是喀布尔的主要代理人，我们就是付钱给他，然后才被带到这里的。”

“可我没有付钱给任何人啊。”

“你没有，但是你的家人付了。库巴特是个蛇头。你知道什么是蛇头吗？就是帮人偷渡的人。他可是个大人物。我在喀布尔的时候可能遇到过你的一个亲戚，我听见他让库巴特带他的两个外甥出去。”

“库巴特在这儿吗？他应该知道哈扎特在哪儿。”

“不在，古尔瓦力。”巴雅雷温和地说，“我说过，他是个大人物，住在喀布尔。我只见过他一次。这里有人替他打点生意。他只负责组织安排，其次就是收钱。我的全部家底都给了他，一个卢比都不剩。我只知道这么多。”

“可哈扎特呢？”

巴雅雷面向我，一手搭在我的肩头，而后微微弯下腰，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小家伙，我想他们肯定是骗了你。眼下，你只能忘记你的哥哥了。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你的哥哥。”

我不想在我的新朋友面前哭鼻子，那会很丢脸，所以我紧紧地咬着嘴唇。

但巴雅雷已经注意到了：“别哭。你的那位亲戚付了两个人的钱，所以你哥哥肯定也被带出来了。我想应该用不了多久，你们就能见面了。”

(1)达里语：又称达里波斯语或阿富汗波斯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之一，阿富汗境内塔吉克和哈扎拉等多个民族的母语，同时也是生活在城市地区包括普什图族在内所有居民的通用语言。达里语和普什图语同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是一棵树上的两朵姊妹花。

第五章

第二天傍晚，我们离开了酒店。巴雅雷说我们要坐很长时间的汽车。先从马什哈德到伊斯法罕，然后再去伊朗的首都德黑兰。

尽管有这些新朋友相伴，我依然感觉失落和恐惧。每当想到家，想到奶奶或弟弟、妹妹们，我都忍不住掉眼泪。而一想起哈扎特——恐怕只有真主安拉才知道他被带到了哪里——我浑身上下都觉得难受。“你们一定要手拉着手，永远不要丢下对方。”妈妈的叮嘱又在耳边响起。如果知道我们已经被分开，她一定会发疯的。

酒店经理开车送我们去长途汽车站，并为我们买了票。汽车上对号入座，我们的座位在最后一排。

巴雅雷一脸不高兴：“这太危险了。如果警察上车检查，一眼就能看到我们。给我们换换座位吧？”

我们进入伊朗用的是合法的旅游签证，但从现在起，如果我们或我们的护照引起警察的任何怀疑，我们非法入境的难民身份就很可能会被揭穿，因为如果警察问我们要去哪里，想看什么景点，我们该怎么回答呢？如此一来，我们必定被捕无疑。伊朗的监狱里装满了阿富汗难民，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经理看起来有些恼怒：“票已经卖完了，这是最后几个座位。”

“那我们就坐下一班。”巴雅雷坚决地说。

“下一班要等六个小时。你们得在明天晚上之前赶到德黑兰。要是迟了，他们就接不到你们了。”

巴雅雷依旧不乐意。

我不想看到他不愉快的样子，所以就试着安慰说：“没关系，我们能应付的。”

长途汽车离开马什哈德驶向德黑兰。我有种异样的感觉，仿佛我们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因为我所熟悉的一切都越来越远了。

*　*　*　*　*　*　*　*

因为个头矮小，狭窄的皮革座椅对我来说倒也并不难受。不睡觉的时候，我就一边嗑咸瓜子，一边欣赏窗外的伊朗风光。我对这里最深刻的印象是干净、有序。和我的家乡不同，这里的公路都是平坦的柏油路。而最令我惊叹的是，这里居然有那么多流光溢彩的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每隔几个小时，司机都会停车加油或者吃饭。我们也可以趁机下车透透气，伸伸胳膊、蹬蹬腿，去上厕所。夜里不知几点，我醒了，发现汽车开进了一座稍大点儿的车站。我迷迷糊糊地下了车。外面的空气很凉，停车场上站满了疲倦的乘客。他们使劲儿眨着惺忪的双眼，尽力赶走睡意。从衣服和帽子不难分辨，他们是波斯人。环顾四周，人群中还有一些女人。她们的打扮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上了年纪的女人，一袭黑袍将头和身体完全遮住，只露出一张脸；年轻人则穿着牛仔裤，套头衫或束腰外衣，头上戴着色彩别致的围巾。在公共场合看到这么多不遮挡面部的女人令我惶惑不安，我想到家乡的女人，她们几乎从不出门。即便出去，她们也会穿上传统的蓝色波卡。

停车场上还有许多勤劳的小贩，又饥又渴的乘客们争相从他们的小摊上寻找安慰。水果有诱人的大枣、杧果、杏子和橘子，其他的还有五颜六色的杏仁软糖、造型可爱的小蛋糕、大罐的可乐和香喷喷的红茶。在成排的小摊前流连忘返，望着那些令人垂涎的小吃，我一时沉醉，竟忘记了时间。后来我才突然想起，司机只给了我们十分钟休息时间。于是，我连忙往回跑，直到钻进车门才松了一口气。可是，上车后我才发现，坐在司机座位上的是个陌生面孔。惊慌之余，我立刻跳下车。环顾左右，停车场上成排的大客车好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哪一辆是我的车呢？

我的心脏开始狂跳。我的护照还在车上呢，连同大部分的钱。我在一排大客车前跑来跑去，寻找我那辆车的影子。可它们全都一个样。

我急得面红耳赤、头顶冒汗，强忍着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在人群中钻来钻去。

“嘿，小孩儿，走路看着点儿。”

我含泪瞪了他一眼：“我得找到我的车。”说完，我又钻进人群的缝隙。我已经慌了神。万一车子已经丢下我走了呢？会有人想起我吗？

泪水模糊了双眼，我几乎连路都看不清楚。我的心跳快得吓人，仿佛马上就要在胸口爆炸。我在哪儿？我甚至不知道停车的这座小镇叫什么名字。

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我该怎么活？更何况，我还只是个小孩子。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我该去哪儿？我该怎么办？

我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妈妈，我要妈妈！”慌乱中，我继续盲目地寻找。绕过一辆车的车尾，我忽然撞上一个熟悉的身影。

迈赫兰气呼呼的样子吓了我一跳：“古尔瓦力，你跑到哪儿去了？”

“对不起，我迷路了。我以为你们已经走了。”

“我们差点儿就走了。司机已经等急了。快走吧，我们得赶快上车了。”

坐到位子上时，我羞愧得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

“你没事吧？”巴雅雷问。

“没事。”我回答。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的软弱。

“以后要跟紧我们。”

汽车咆哮着冲进黑夜，我的心情慢慢平复，断断续续地睡起觉来。

再次睁开双眼时，我以为我的自由之路还没开始便走到了尽头——我的身旁不知什么时候坐了一名伊朗士兵。我刚要张嘴说话，巴雅雷急忙抢了过去。他说的是达里语，和士兵所说的波斯语非常接近。他的意思很明显，虽然我们是阿富汗人，但至少他和那个士兵可以很轻松地交谈。

“早上好，古尔瓦力。”他用眼睛暗示我不要说任何话。

我有点儿莫名其妙。士兵和我的朋友们很随意地聊着天，好像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他是来抓我们的，为什么还迟迟没有动手呢？

我安安静静地坐着，一声也不敢吭。

不过，从他们的交谈中我意识到，士兵并非冲我们而来。他只是刚刚下班，正坐车回家看他的父母。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乘客。他很礼貌地问我们对伊朗的印象，问我们是否喜欢这里的风景。他似乎很为他的国家感到骄傲。我估计他大概以为我们是来度假旅游或者打工的。在伊朗遇到阿富汗人是很平常的事，我的很多同胞都来这里做生意，或者在建筑行业里找活儿干。

尽管他为人随和，我还是提心吊胆了一路，直到他下车才如释重负，放下心来。

天亮时，我们在一个服务区停车吃早餐。那里有几家饭馆和一座很小的清真寺。这一次，我始终和大伙儿在一起，寸步不敢离开。

在净身区，一排长椅和水龙头前围着一群准备祈祷的人。沐浴净身是穆斯林祈祷之前的一个仪式，指的是洗净自己的手、臂、脸和脚。唤礼声响起时，我们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虽然我只是个小孩子，但那声音于我却是全世界最动听的，它使我的心灵霎时间平静下来。

我从小就被告知，什叶派都是叛教者。然而，他们的唤礼声，他们的净身仪式……似乎都和我们一般无二。进入清真寺祈祷时，我发现我们连祷词都是一样的。唯一被我注意到的不同之处是我在祈祷时会将双手置于身体前方，而他们则将双手置于两侧。另外，就是他们喜欢大声祈祷，而我习惯在心里默默祷告。但除此之外，一切都没什么两样。

在这座清真寺里，当我环顾四周时，却并没有发现异教徒或不信教者的踪迹，这和我对什叶派的既定印象完全不符。我看到的是一群虔诚的教徒，而能与他们一同祈祷，我感到万分荣幸。

*　*　*　*　*　*　*　*

经过一天一夜的奔波，我们在第二天入夜之前赶到了德黑兰。与白沙瓦和喀布尔相比，这是一座更加现代和干净的大城市。鳞次栉比的混凝土建筑一眼望不到头，大街上车水马龙，黄色的出租车比比皆是。浓浓的汽车尾气味儿呛得人直想咳嗽。

从长途客车上刚一下来，耳朵里便充满了各种乱七八糟的声音。车站很大，我们尚未站稳脚跟，便被一群出租车司机团团围住。他们纷纷拉扯我们的衣袖。

“要出租车吗？”

“跟我来。”

“这边走，先生们。”

我们无所适从，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来的时候，他们说到站之后会有人接，可我们谁都不知道接我们的人长什么样子。所幸酒店经理曾经塞给巴雅雷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记着一个电话号码。

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摆脱那些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在人群之外找到了一个公用投币电话亭。

“我已经到了，就在车站外面，你们出来。”电话那头是一个说波斯语的男子。

我们来到大街上，可仍然没办法认出接我们的人。看来只能指望他先认出我们了。显然，这对他来说也不容易，因为我们在大街上提心吊胆地足足站了二十分钟，他才找到我们。

那是一个身穿牛仔裤和运动夹克的年轻人。他走近我们问：“萨拉姆(1)。你们是库巴特的人吗？”

我们点点头。

他首先为自己的迟到向我们道歉，并解释说是地铁晚点了。我连地铁是什么都不知道。

“咱们先走一段路吧。”他说，“车站附近的出租车都很贵。”

我们跟着他沿大街往前走，而我则边走边惊叹于这座城市的各种美丽。这里的街道旁有成列的花圃，里面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漂亮极了。虽然街上依旧嘈杂，交通也依旧繁忙，但这座城市看起来秩序井然，格外宁静。阿富汗大部分的消费品都来自伊朗，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个很发达的国家。不过，现实却是另一回事。我们的首都喀布尔曾经也是个著名的旅游胜地，那里遍地都是花园和公园，但多年的战乱与冲突将那里毁坏殆尽。尽管从某些方面看，它美丽依旧，可现如今，坑坑洼洼的公路两旁是敞口的排水沟，河道几乎被成堆的垃圾阻塞。对我来说，德黑兰才是一个国家的首都该有的样子。

随后，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它载着我们穿过弯弯曲曲的穷街陋巷，驶向我们的目的地——一家名为“旅行者之家”的小宾馆。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繁华的小市场，宾馆就位于一家五金店上面。此时，宾馆内已经住了一些阿富汗人，但很明显他们对宾馆的老板并不满意，尽管后者同样也是阿富汗人。

“我们两天前就该离开德黑兰的，但这个家伙硬逼着我们留下。”一个名叫沙阿的胖胖的男子抱怨说。他来自阿富汗中部，是哈扎拉人。这个民族占阿富汗总人口的10%左右，但在历史上，他们一直被视为二等公民，土地经常被掠夺。这部分原因是他们属于什叶派。当时，我只知道哈扎拉人反对塔利班的主张。其实，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来说，很多事情我并不完全理解。但很快我就知道，这个沙阿和一个名叫法依萨——一个来自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的年轻人——同住一个房间。

吃晚饭的时候，沙阿和法依萨向我们讲述了更多他们的故事。沙阿对我们四个合法进入伊朗的事表现出极度的震惊。他是从边境偷渡过来的：“我原以为这辈子都到不了德黑兰。我们是从尼姆鲁兹离开的阿富汗，随后艰苦跋涉了很远的路才到达扎黑丹。该死的伊朗军人朝我们开枪，我亲眼看到一个孩子死在我面前。他的哥哥伤心极了。唉，我们就像一群受惊的鸡，四散逃窜。”

听了他的故事，我忽然感觉自己坐飞机的经历还不算糟糕。

法依萨是个记者，他从巴基斯坦徒步穿越边境进入伊朗时同样九死一生。他看上去特别焦虑，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你们根本不明白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事。军队正在屠杀我们。我找到我表弟的尸体时，他的脖子上缠着铁丝。他才十九岁。我不得不离开家，离开我的两个孩子。唉，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他们。”

“旅行者之家”弥漫着不安的情绪。宾馆经理自称是库巴特在伊朗的合伙人。他冲我们劈头盖脸地吼了一通：“库巴特要把你们送到土耳其，可是钱呢？他什么时候付钱？”

我们谁都不知道他在吼什么。

“我才不会自掏腰包给你们买票。你们哪儿都别想去，除非我拿到钱。管你们饭吃已经够让我破费了。”说着他指了指沙阿，“这个哈扎拉胖子太能吃，已经浪费了我不少钱。我真该把他扔到大街上。”

沙阿挥挥手，翻了个白眼，随后说了一句他们的老话：“哈扎拉人也有真主。”

我喜欢沙阿——他即便生气的时候也很可爱。

那天夜里，我躺在一张高低不平的金属床上，看着肮脏的墙壁上鬼鬼祟祟的蟑螂。这里弥漫着腐肉的臭味儿和发霉的烟气，与马什哈德整洁的小酒店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井里。我久久地望着天花板发呆，等待着睡意的降临。

身边的人虽然都很友善，但毕竟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我想念家人，唯一想做的就是登上一辆长途汽车，让它带我回家去。

然而，妈妈临别时的叮嘱又在我的脑海中回响：不管外面有多难，别再回来。

(1)萨拉姆：穆斯林的问候语，“你好”的意思。

第六章

“我是不会把护照给你的。”

迈赫兰咬牙切齿地说。我担心他马上就会动手打那个家伙。

“我们谁都不会交出护照。”巴雅雷前来助阵。

宾馆经理，也就是库巴特的合伙人，来到我们房间说钱已到位。当天晚上，我们就坐车去大不里士(1)。但他要求我们交出护照。

“你们的护照要是落到警察手里，我们所有人都得跟着倒霉。你们要去的地方在土耳其边境，警察一眼就能认出你们的身份。所以，还是把护照交给我吧，那样即便你们被抓也不会留下证据。”

我们不相信他的话。手里有证件总比没有强，管它是真的假的。再说了，我们总不能什么证件都不带就在伊朗到处乱跑吧？

“万一你把护照卖了，把我们丢在这儿自生自灭呢？”迈赫兰情绪激动起来，他扯着嗓子喊道。

“闭嘴，笨蛋。你想让大街上的人听到吗？你想吗？”

“不想。”

但宾馆经理已经被我们的不合作激怒了：“你们原本只能在我这儿待几个小时，可你们却一下子住了几天。现在，你们又反过来想教我怎么做事。这种事我已经干过几百次了，你们呢？”

巴雅雷依旧不买账：“那你肯定也坑过我们这样的人几百次了。”

“上千次。”沙阿咕哝说。

“行。”经理终于发火了，“随你们的便吧。不用给我护照了，你们就待在德黑兰好了。没有护照，就没有票。没有票，就去不了欧洲。你们看着办。”

对我来说，这样的威胁比什么都管用。我奓着胆子说：“你拿什么保证我们的安全？”

但法依萨喝止了我：“闭嘴，小子！没影的事情提都不要提！”

“别冲古尔瓦力大呼小叫。”巴雅雷显然不喜欢法依萨。

“这小子什么都不懂。”法依萨反驳说。我不服气地瞪了他一眼。

经理发现了和我们讲理的机会：“至少这小子知道我是对的。现在，我能给出的唯一保证就是，不把证件交给我，你们哪儿都别想去。我看要不这么着吧，我把你们直接交给警察，就说你们是难民。反正我也没钱供你们在这儿白吃白住。”

我忍不住恳求道：“别，求您了。我们考虑一下，好吗？”

“考虑一下？你们以为自己有的选吗？”经理冷笑着说，“你们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不是无情无义的人，但这是我家，在这儿就得按我的规矩来。你们只有快到土耳其的时候才需要假证件。在那之前，你们身上什么证件都不带才安全。”

他的话在逻辑上说不通。如果我们被警察抓住，而身上却没有任何证件，那我们肯定会被关进监狱。如果遇到审讯，我有什么办法证明自己是用旅游签证合法入境的呢？

迈赫兰摇摇头：“这可是我们的护照。”

“你们的护照？难道这不是库巴特提供给你们的吗？这是他的财产，不是你们的。这些护照的目的就是把你们送到这里。现在，你们不需要了，把它们交给我吧。”

“不行。”

双方依旧互不相让。我也不想把护照交给别人，但也不想在这个臭气熏天的宾馆里多待一刻：“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撒谎。如果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我们就应该把护照给他。”

*　*　*　*　*　*　*　*

一两个小时后，四本崭新的阿富汗护照被装进一个大信封放在了宾馆前台。信封上压着一瓶尊尼获加黑方，这在当地可是违法商品。我们都知道不该这么做，可我们又别无选择。

我们讨厌经理，更讨厌这臭烘烘的鬼地方。没有证件，每个人都提心吊胆。迈赫兰觉得我们之所以屈服都是我的错，因此赌气不和我说话。

但我们讨厌的人并没有食言，他把我们送到汽车站，并给我们买了去大不里士的车票。

又是连夜赶路。这一次，我担惊受怕得不敢睡觉。终于，我们到了一个很小的车站。谢天谢地，我们没有一下车就遭到出租车司机的围堵。

一个身材敦实的伊朗库尔德人向我们走来：“库巴特？”

现在，我们已经熟悉他们的门道了：“是。”

他用波斯语夹杂着另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我推断应该是库尔德语）自我介绍。

“该走了，还有很远的路呢，”他低头看了看我和我的小背包，“你就这么点儿东西？”

我点点头。

“那……好吧，我们走。”

我都不知道他是如何把我们六个人和每个人的行李全部塞进他那辆丰田车的。总之，我们马不停蹄地离开了大不里士，向伊朗腹地驶去。

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进入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带，丰田车明显吃力起来。司机随着广播里震天响的音乐唱个不停。自从出发以后，他就没有和我们说过一句话。因为在车里蜷缩了太长时间，我的腿早已麻木得毫无知觉。

公路终于变得笔直、平坦起来，透过挡风玻璃，我看见前方有一个湖，公路仿佛要从湖的中央穿过。缠着铁丝的硕大的黑色石块竖在公路两旁形成护栏。这里的车辆明显增多，已经排起了长龙。

我不由得心慌起来。难道这就是边境？

“怎么回事？”我悄悄问坐在我左边的阿卜杜勒。

他只是耸了耸肩。他这人不爱说话。

库尔德人突然把车子停到路边，跳下车，拉开离他最近的乘客门：“好啦，快下车。我们走路过去。”

于是，我们徒步跟在他身后，沿公路一侧继续向前。湖面变得宽广起来，向两侧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排着队的汽车正陆续开上一艘庞大的渡轮。

库尔德人到一列机器前捣鼓了一阵，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把船票。他用波斯语对我们说：“都自然一点儿。尽量装作游客，欣赏一下周围的风景。”他指了指一个踏板，那儿正有一群人排队登船。这是我第一次坐船。虽然阿富汗也有很多湖泊，但都比不上这一个的辽阔与宽广。

大部分乘客都待在他们的汽车里。船上根本没有为步行的乘客准备座椅。我们在船舷上找了一处可以站立的位置。此时，我的腿已经控制不住地发起抖来。湖面上波平如镜，越过船舷向下望，蓝色的湖水再度勾起我的乡愁。真希望有人能拉着我的手，给我一点儿安慰，但我不想给人留下懦弱的印象，因此尽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这样的风景于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触。

渡轮用了大约十五分钟才到对岸。靠近码头时，库尔德人让我们上了一辆停在渡轮中央的绿色面包车。车上坐着另外一个司机。渡轮停稳，他载着我们开始新的旅程。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已经来到安静的乡下。他在路边一辆蓝色的越野车后面停了下来。

“下去换车。”

自始至终，面包车司机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遇到了第三个司机。越野车载着我们继续上路。公路弯弯曲曲，路上几乎没什么车，但沿途的地势开始变化。正值10月，公路两旁的树木已经换上金黄的秋装。我遵照第一个司机的话，什么都不想，尽量把注意力放在窗外的风景上。

“我们快到了。”司机说。

虽然他并没有说明快到什么地方，但这区区几个字的安慰仍使我们对他顿生感激之情。迈赫兰问他我们要去哪儿，但他没有回答。这期间，他曾用手机接过一个电话，通话时间很短，语速也很快，而且波斯语中夹杂着库尔德语，结果我一句也没有听懂。但我注意到，自从接了电话之后，他就情绪大变，紧张不说，还满头冒汗。

一辆小汽车从公路另一侧靠近，他闪了闪灯，摇下车窗。他用波斯语和那辆车的司机交谈，所以这一次我听出了个大概。

“前面有人查车吗？”

“没有，我直接开过去了，畅通无阻。”

几分钟后，我们成功地通过了一个无人值守的警方检查站。真是福大命大，要知道，我们都没有证件，遇到警察可就麻烦了。

“真主保佑。他们平时总在这里查车的。”然而，他高兴得有点儿早了。一刻钟后，正当我们沿着盘山公路进入一个村子时，发动机突然熄了火。

“该死，这可不妙。”

我们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往前几百码，路的右边便是一个警察局。

“待在车里，尽量低着头。”他下车掀开发动机罩鼓捣了一会儿，随后走到驾驶位的窗户前，“问题不大，但我们需要推一把，所有人都下来推车。咱们赶快发动车子离开这儿。”

两名警察慢慢悠悠地朝我们这里走来。我们不顾一切地使劲儿推车，发动机终于轰鸣起来。我们迅速钻进车子，感谢真主，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们。

将近傍晚，我们来到一片低矮的用混凝土块砌成的旧式石屋前。石屋周围有果树和高高的篱笆环绕。几十辆车首尾相连停在一处废弃的牛棚前面。一个仪表堂堂的男人正在院子里等候。

“我是黑狼。”我们刚下车，他便说道，并和我们一一握手。

他的眼睛对应了他名字的颜色——黑暗深邃，但却没有名字那样吓人。他的手在白色长袍的衣袖下晃了晃，手腕上露出一块硕大的金表。随后，他像演舞台剧一样看了看时间。

“欢迎光临寒舍。”他张开双臂，“我很抱歉一路不停地让你们换车。好在你们全都安然无恙。”他咧嘴一笑，露出近乎完美的洁白牙齿，“欢迎来到我们库尔德人的中心。我先带你们去看看住的地方吧，然后再给你们弄点儿水喝。”

他口齿清晰，尽管他和司机一样也是库尔德人，但却说着非常流利、标准的波斯语。

“别理他们。”他挥手指了指三个正忙着从不同的汽车油箱里往外吸油的人，油顺着油管从油箱流进油桶，“他们不会打扰你们的，况且他们的事也和你们没关系。”

不管黑狼是干什么的，我的印象是，目前他正春风得意。

“走吧，先生们。”他说，“请随我来。”

我们跟着他从两栋纵深很长的石头建筑中间穿过，这里堆了许多汽车零件和废金属，稍远一点儿便是我们的目的地——一栋非常现代的住宅。我们从一个别致的门廊下面进了屋。黑狼指了指右边的一扇门，我注意到他的手指上戴着一个镶有钻石和绿宝石的戒指。

“喏，”他说，“这就是你们的房间。”

房间里布置得很好，靠墙摆着老式床垫，地上铺着伊朗地毯。

透过窗户上的网眼帘，我看见外面的果树上挂满累累果实，有苹果、橘子和梨——都是我离家之后就再也没吃过的东西。我口水直流，肚子也开始咕咕叫起来。

“外面的果子可以任意摘来吃。”黑狼说，“但记得要安静，要小心。”而后，他微笑着拨弄了一下我的头发，“别闷闷不乐呀，小家伙。这里很安全。你们暂时在这儿休息几天，等我得到通知，你们再动身。”他看着其余的人，“下一段路会很难走，你们得好好歇歇脚。我要是你们就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屋里，尽可能多睡觉。如果你们看见我有其他的客人，请留在房间里，千万不要给我惹麻烦。”

说完，他转身要走，但又扭过头对我们说：“马上会有人给你们送吃的来。房间一侧有水管和卫生间。你们请自便吧。”

我们个个累得人仰马翻，连话都不想多说，便纷纷倒在床垫上。

*　*　*　*　*　*　*　*

我被人从睡梦中摇醒。

“嘿，古尔瓦力。”叫我的人是迈赫兰，“快醒醒，伙计。该吃饭了。”

我被屋里幽暗的光线搞得迷迷糊糊。

“天快黑了。你已经睡了好几个钟头啦。”

房间里多了个精瘦的年轻人，看样子也就十几岁。他把一大盘米饭，一只冒着热气的烧鸡，一盆扁豆汤，一大份用橄榄、奶酪、黄瓜、番茄、柠檬和卷心菜做成的传统库尔德沙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块布上。这简直比宴席还要丰盛了。

黑狼端着一摞碟子大步走进来。“这是我侄子里兹伽。”他朝那个男孩儿点了点头，“来吧，一人一个碟子，开饭啦。”他冲我笑笑，“别磨蹭了，小家伙。要不然，饭就被那个胖子吃光了。”

我们一阵哄笑，沙阿白了黑狼一眼。

六个饥肠辘辘的人盘腿而坐，静静地吃起了饭。但我却望着窗外繁星点点的夜空，那星星和我小时候在山里看到的星星几乎一样明亮。离开家人、离开故乡，离开我熟悉的一切才仅仅一个多星期，但痛苦使每一个小时都无限拉伸，变得像经年累月一样漫长。饭后进行晚祷的时候，我请求安拉保佑我的家人平平安安。

*　*　*　*　*　*　*　*

第二天，我一早便醒来。天还没有大亮，其他人睡得正香。我蹑手蹑脚地从他们身上跨过，来到屋外。我想看看前一天晚上在果园旁边的田野中见到的那匹骏马。我从树上摘下一个粉红的苹果，高举过栅栏，并使劲儿弹了几下舌头。远处，一个巨大的影子慢慢向我靠近。

那是一匹漂亮的栗色母马，光滑的马背在晨曦中闪闪发亮。它的鼻子微微翕动，闻到了我手中苹果的香味儿，随即张开嘴巴，硕大的牙齿三下两下便把苹果吃了个精光。

和如此优雅的动物待在一起，心情会变得格外平静。我不由得想起前些年和爷爷、奶奶在深山中生活的日子。那时的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和我的家庭竟会遭遇现在这样的痛苦与不幸。

柔和的光自东方穿透云层，果园深处传来悠扬的唤礼声。晨祷的时间快到了，我急忙朝屋里跑去。

“小家伙。”

在寂静的清晨，这一声叫喊显得格外清脆响亮。

“嘿，小家伙。”黑狼赫然站在屋后的一堵矮墙前，“你要来祈祷吗？”

“去哪儿？”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开口问道。

他摆了摆手，手指上的宝石在黎明的微光中闪闪发亮。他在招手让我过去：“过来，到这里边来。”

我跨过后门，走进了他家的圣地。院子中央已经站了一群人，脸全部朝着麦加的方向。

“小家伙，这是我的弟弟和堂弟。我侄子你已经见过了。”他冲我点点头，而后对众人说，“兄弟们，我们开始祈祷吧。”

我和他们一起跪下。感谢真主安拉的保佑，让我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同时，我也祈求真主保佑妈妈，保佑我的哥哥平平安安，并在不久的将来与我重逢。感谢真主，黑狼是个善良的人。

祈祷结束，我心里舒坦多了。

黑狼望着我，问：“愿意和我们一起吃早餐吗？”

我喜出望外：“谢谢。”允许一个非亲非故的男性陌生人见他的家人，黑狼的这种做法慷慨至极。我诚惶诚恐，这是我第一次和库尔德人近距离接触。

上学时，我在地理课上听过，库尔德族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仍然没有立国的民族。历史上，他们一直生活在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边境地区，但他们不承认这些国家的边境。和普什图人相似，他们也有着非常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也许我该谨慎一点儿，但黑狼优雅随和、平易近人、充满魅力，使我彻底卸下了防备。他器宇轩昂，举手投足无不大方、自信，仿佛是个傲视天下的国王。他让我想起历史书中所描述的10世纪的商人，他们用丰富的贸易渠道使这个地区驰名海外。

即便我有什么疑虑，也在看到他妻子和弟妹的那一刻便烟消云散了。他妻子的美丽让我大吃一惊。她脖子里围着一条宽松的围巾，乌黑的长发不小心垂到了肩膀上。然而，作为一个视家族荣誉如生命的小孩子，我不由得义愤填膺。我想告诉她请把头发包好。“呀，多可爱的一个孩子。”黑狼的妻子边说边在我的头上摸了一下，仿佛她既想让我难堪，又想讨我开心。“真可爱。”即便我们坐下来准备吃早餐时，她仍旧不忘戏弄我。早餐是抹了橄榄油的面饼，蘸着巴巴加诺什(2)吃，配上前一天晚上我们吃过的扁豆汤。最后，每人再来一杯香喷喷的红茶。

吃过饭，黑狼往后一靠，点着一支烟，从齿缝里剔出一小块食物残渣，一团烟雾从他的鼻孔中喷出。随后，他斜眼看着我问：“恢复得怎么样了？”

“还好，谢谢你。”这时，一种奇怪的感觉吓了我一大跳。我忽然有股想哭的冲动——也许是因为眼前温馨的家庭氛围让我想起了我的家。我暗暗责怪自己不争气，想拼命忍住眼泪，可惜太迟了。

“我真希望可以对你说我在这条路上没见过多少孩子。可惜事实正好相反，我见了太多的孩子。这是个悲惨的世界。”

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黑狼的妻子用纸巾为我轻轻擦拭，她母性的温柔与慈爱更增添了我的忧伤。我从她手里抢过纸巾，低头看着地板，绞尽脑汁在波斯语中寻找合适的词汇：“我妈妈送我们离家的。我和我哥哥中途失散，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说到这儿，我忍不住连连抽泣。

黑狼和他妻子面面相觑，难过地摇摇头。

“真是不幸，但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他的。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可以肯定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包括一些无耻之徒。听我的话，小家伙，不要相信那些蛇头——那些走私人口的家伙。”

“可你不也是个蛇头吗？”我脱口而出，话音未落便已经后悔。

黑狼愣了一会儿，又抽了一口烟：“我？伙计，你冤枉我了，而且还在我的家里冤枉我。”

他的家人都笑起来。我自知失言，窘得满脸通红。

仿佛为了增加可信度，黑狼挥了挥手说：“我只是个协调人。我真正的生意在其他方面。”

他的兄弟、堂兄弟还有侄子又一次笑起来。他的妻子严厉地望了我一眼。

“只不过是因为我的农场占了个好位置，可以让你们暂时歇歇脚，好让那些走私犯安排接下来的行程。我提供服务，替他们照顾你们，免得出什么岔子。”

说完，他将一口浓烟喷向已经发黄的天花板。

回到朋友们中间时，他们又在生我的气了。

“古尔瓦力，你这个傻瓜跑哪儿去了？”迈赫兰一脸不悦，“你错过祈祷了。”

巴雅雷也提高了声调责怪我：“我跟你说过要跟大家在一起。你是嫌我们操的心还不够吗？”

我想用玩笑化解这尴尬的场面：“什么？你们没等我就吃早饭了吗？”

就连平时少言寡语的阿卜杜勒也开了腔：“古尔瓦力，你还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呢。”

我正打算把实情告诉他们，可心念一闪，我改了主意，因为我隐约有种预感，虽然他们都是很和善的人，但如果知道我得到了特殊的优待，他们心里恐怕也会不平衡的。

“我发现了一匹马，”我说，“我去跟马玩了一会儿。”

*　*　*　*　*　*　*　*

接下来又过了四天，我们的日子轻松自在而且规律，每天就是吃饭、睡觉、玩扑克。当然，确切地说是其他人玩扑克，没我的份儿，因为我不会。没人教我，我也不好意思多问。

房间里的架子上有几本库尔德语的故事书。和普什图语、达里语、波斯语一样，库尔德语也源自阿拉伯语。大部分阿富汗小孩子，包括我，很小就开始学习读阿拉伯语的《古兰经》，因此我想只要动动脑筋，说不定也能看懂一句两句。

于是，我捧着书，一连数个小时全神贯注地阅读、思索、揣摩书里的意思。

第五天，黑狼一大早就来到我们的房间，而且看上去心烦意乱：“我联系不上土耳其的代理人，他是负责接你们的。”

阿卜杜勒最先开口：“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联系不上他，仅凭我是没办法安排你们安全过境的。这种事之前从没发生过。他们只付了三天的钱让我招待你们。”

我开始明白，这些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钱。

黑狼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我不是贪财的人。你们可以继续留在这里，我会像之前一样好好招待你们。但有一点我需要你们明白，这会给我带来很多不便。最近几天，我的生意伙伴要来，我不希望让他们看到你们。所以，吃过早饭，你们就暂时去后面果园的另一头歇着，一直到天黑才能回来。我会派人给你们送吃的过去，总之如果没有通知，你们不要回屋里来。”

我们坐在原地静静地听他说完。我心里已经做了更坏的打算。

第一天还不算太糟。虽然已是深秋，但太阳照着依旧热烘烘的，幸亏我们最不缺的就是阴凉。另外，黑狼还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一张很大的用来睡觉的防潮垫。下午肚子饿的时候，我就从树上摘果子吃。

黑狼让我负责把食物从厨房拿到果园，因为厨房里全是女人。我不仅没有被人使唤的感觉，反倒有些受宠若惊。被一个家庭所信任、所接受，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荣耀，而女人们对我的喜爱更令我心花怒放。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黑狼家住了十天。生活虽然悠闲自在，却也单调乏味，感觉像在坐牢。我们渴望离开的心情与黑狼渴望送走我们的心情同样迫切。我们不能永远待在这里，尤其在我们没有护照的前提下。除了继续前往土耳其，然后到我的最终目的地欧洲——具体去哪里已经无关紧要——我别无选择。当然，哈扎特一定也在某个地方等着我，我只有继续走下去才有与他重逢的希望。

然而，又来了另外五个难民之后，情况变得糟糕起来。他们也是阿富汗人。夜里，本来我们六个就已经很拥挤的房间，加上他们五个……简直难以想象。因此，睡觉时不可避免会被别人压到，或者压到别人，或者某个人的臭脚伸到你脸上。我不喜欢这帮新来的，而我的朋友们也一天比一天焦躁不安。我尽量避开每个人，经常跑到果园的最深处一个人躲清静。

一天晚上，我又去看那匹马。这些天，我每天都要去，摸一摸它赤褐色的鼻子能让我感到平静。当它用棕色的眼睛幽幽地望着我时，我感觉它仿佛能看透我的内心，感知我的恐惧。走到半路时，巴雅雷追了过来：“走啦，快收拾你的东西，我们要走了。”

“我们真的要走了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没听见吗？快去拿你的东西，小家伙。”

我愣了愣，很想在临走之前再去看一眼亲爱的马儿。

“快点儿走啊。”巴雅雷已经开始往回跑。我扭头朝田野里望了望，却看不到马的影子。于是，我也转身随巴雅雷而去。

整个过程就像一次军事行动：几分钟不到，我们十一个人就已经挤进了一辆高边皮卡车的车厢。我连收拾行李都慌里慌张，更谈不上有时间和黑狼的妻子道别了。

“把头放低，别说话。”黑狼说，“待着别乱动。”车子驶上公路时，我朝果园的方向望了望，满心希望能透过结满果实的枝杈看到那匹母马的身影。可惜，它没有出现。那片田野空空荡荡。

(1)大不里士：伊朗西北部城市，东阿塞拜疆省的首府。

(2)巴巴加诺什：北非和地中海地区以茄子、芝麻酱、橄榄油、柠檬汁、大蒜制成的蘸酱。

第七章

路上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没有开车灯。满天星斗洒下银辉，周围小山的轮廓和散布的石头全都依稀可辨。我们沿着盘山公路驶入可怕的黑暗，驶向土耳其的边境线。

坐在皮卡车的后面，我感觉到了寒冷。气流沿着脊背由上而下席卷全身，我禁不住哆嗦起来，但空气中有股野草的芳香，沁人心脾。

没走多远，皮卡车放慢了速度。黑狼扭头悄悄提醒我们：“都注意点儿，我们要到检查站了。”

十一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我干脆缩成一团。

黑狼摇动手柄，司机一侧的车窗在“吱呀”声中徐徐降下。随后，一道手电筒的光束在车里扫了扫。

我只能说，不管这个警察是谁，他一定事先从黑狼那里收了好处，因为就算瞎子也一定能发现缩在后车厢里的十一个大活人。然而，这位警察先生和黑狼握了握手，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

黑狼推动档杆，不动声色地踩下油门，轮胎在碎石上打了个滑，车身随即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向前冲去。

我一定是打了个盹儿，因为接下来的记忆始于一觉醒来之后。我们的车子在一条坑坑洼洼的烂路上颠簸得厉害。

“我们到了。”

等候我们的是提前派来的另外两个人，他们骑着马。跳下皮卡车，我好奇地盯着马鞍两旁挂着的油桶。

一个人掉转马头向山里走去：“走吧，都跟紧一点儿，别掉队。”

开始新的征途之前，我转身想对黑狼说声“再见”。可没想到他已经爬上他的皮卡车，连看都没有多看我们一眼就开走了。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

我们开始赶路。第二个骑马的人殿后。远处有一队人和我们平行向前，我能看到人和马的轮廓。对面走来一群愁眉苦脸的驴子，拉着摇摇晃晃的车子，上面装满了货物：盒子、箱子、袋子。继续沿着山坡往上走，我们遇到了更多的人，他们有的上山，有的下山，有的用马驮着沉甸甸的东西。

我们在一条小溪旁停下来喝水。寂静的夜晚没有一丝风，环绕的高山仿佛一大间回音室，不知从哪里飘来悠扬的民歌声。

此情此景令我陶醉。这里就是边境吗？它让我想起去瓦济里斯坦时看到的风光。我曾把黑狼想象成一个10世纪的商人，而眼前的景象不可思议地呼应了我。这个地方就像一辆古老的载满商人的大篷车。

一个熟悉的声音忽然传来：“今晚的感觉就像大流士王(1)在动员三军，你们说是不是？”

黑狼的侄子里兹伽牵着一匹马向我们走来。马鞍包里鼓鼓囊囊塞满了东西，压得那匹马都有些不堪重负。不管里面装着什么，我猜都是用油换来的。显然那就是黑狼的走私生意。

“全齐了。”他和我击掌时说，“我们有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燃油。”他戏剧性地敲了敲一个油桶，“别忘了还有廉价的刺激。你们阿富汗最有名的鸦片，你觉得一头骆驼能驮多少？而这个，朋友们，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真正生意。”

他的话音还在山谷间回响，但人影却已经消失在下山的路上，就像被黑暗吞没了一样。

*　*　*　*　*　*　*　*

我们走了一整夜。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有在如此崎岖的山路上走过这么远。我累极了，而因为不知道还要走多远，或者说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更为这段旅途增添了难以想象的折磨。我只知道我们在去土耳其，仅此而已。

黎明之前，我们踩着石头过了一条小河，转了一个弯。空气中飘来诱人的烤肉香，我的肚子立刻咕噜叫起来，耳朵里也依稀听见土耳其流行歌曲的音乐声，以及混杂着驴叫的喧闹的人声。

山脚下有一小片漫滩地，那里成了一个临时的集市。此刻，集市上热闹非凡，起码有几百人，他们有的步行，有的牵着驮马，还有的开着破旧的卡车，“嘀嘀”鸣着喇叭从人群中艰难驶过。所有货物都是整批销售的。这里犹如一个露天的大仓库：成桶的食用油，整袋的面粉、羊毛、玉米和豆子。还有卖肉的——大部分是羊肉，但还没有宰。人们讨价还价，挥舞着钞票，像吵架一样争得面红耳赤。一个女人正把一头山羊扛上卡车，而她的丈夫却在一旁大呼小叫地指挥。

骑着马的向导把我们领到了一家在山崖上凿石而建的小旅馆。他们交代我们在旅馆里等着，然后就走了。

一个脸像核桃皮一样皱皱巴巴的库尔德老女人负责指引客人，她干脆利落的举止很像我亲爱的奶奶。

这位婆婆也说库尔德本地方言。她很热情地和我们聊天，尽管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她的话。不得已，她只好用手势告诉我们跟她走。她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可以洗漱的小卫生间，我们无不感激她的善解人意。

等我们回来时，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大盘面包、橄榄和羊奶酪。身上难得干干净净的，我怀着愉悦的心情开始吃饭。我从未吃过如此香甜的面包，还有这么美味可口的橄榄和奶酪。我能感觉到，我的整个身体都在感谢我的嘴巴。

吃过饭，向导回来了。他们叫我们出去，领着我们朝山上走了一段，随后毫无征兆地撒腿就跑。“我们就送你们到这儿了，”其中一个人边跑边扭头对我们说，“真主保佑你们。”

我们被那两个家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一头雾水，一个个愣在原地不知所措。还好附近停了一辆红色的轻型货车，司机冲我们打了个手势，说道：“你们，库巴特的人，快上车。”

车厢里装着一卷卷地毯，剩下的空间十分有限，而他竟要把我们十一个人全部塞进去。真是可笑，装这么多，车子还跑得动吗？但我们还是成功地挤了上去，司机用一条毯子罩在我们头上。就这样，卡车吃力地轰鸣着，慢吞吞地上路了。

从我所在的位置看得见一部分公路。经过一个环岛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指挥交通的是一个穿军装的家伙，我想应该是民兵。他背上背着一个火箭筒。

驶下一处坎坷不平的山谷时，车子不出所料地抛锚了。我们全体下车，司机则忙着修理。路上积着厚厚的一层软土，踩上去像雪一样。这种景象即便在我那遍地都是沙漠的故乡也不多见。

我们忽然听到汽车驶近的声音。山谷下大约一公里处，一辆汽车正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向我们这里开过来。

“是警车，怎么办？”法依萨惊慌地喊道，“我们得离开这儿。”

看来只能推车，但车上的地毯实在太重。我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最终让发动机启动。十一个人重新挤进车厢，因为情况紧急，这一次比第一次更加艰难。还好结果有惊无险。

车子又往前开了几英里，我们来到一家小旅店。这里已经有另外六个阿富汗人了。他们话不多，除了告诉我们他们来自坎大哈省，别的几乎只字未提。

对于这个中转站，我并没有留下太多印象。只记得我的脚被毯子焐了一路，像烤熟了一样难受异常。我在户外的水龙头下冲洗时，甚至担心它们会“吱吱”冒出蒸汽。水真是好东西，它冷却了我的身体，也抚平了我的心绪。到睡觉时，我已经彻底不在乎房间里有多挤、床垫上有多少虱子了。

然而，睡了还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被旅店老板叫醒了。他一只手里拿了一把剃须刀片，另一只手在下巴上做了个刮胡子的动作。

大伙儿一骨碌全爬了起来。

“你开玩笑吧？”另一伙儿中的一个老人用手托着自己花白的胡子说，接着他又指了指我说，“我从他这么大就开始留胡子了。”老板听不懂他的普什图语，仍旧用手比画刮胡子的动作。

老人转身面对我们：“这是胡闹。万一我们被抓住，然后遣送回老家呢？没有胡子，我哪里还有脸面对我的家人？”

我还没有胡子可刮，但我很同情他们。我的亲戚里面，所有的男人都为他们的胡子感到自豪。在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期间，法律规定男人必须留胡子，越长越浓密越好。而阿富汗男人重视胡子的原因还不仅限于此，对很多人来说，大胡子是穆斯林身份的标志。

然而，他们别无选择。

没多大一会儿，他们都从卫生间里出来了，个个的脸都像拔了毛的鸡。

“不准笑。”法依萨把拳头伸到我鼻子跟前说，但阿卜杜勒没忍住，“我说真的，再敢笑一声，我就用砖头砸烂你的脑袋。”

那位老人戴着头巾，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沉默不语。他用手指轻轻摩挲着下巴，眼泪无声地流下脸颊。

对于他的遭遇，我爱莫能助，索性倒下继续睡觉。

*　*　*　*　*　*　*　*

第二天，有个人趴在门口向里窥探，并用库尔德语夹杂着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对我们说：“早上好，真高兴你们都安全抵达了。”他拿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啊，好极了。”他又故作惊讶地说，“以前，他们都是些阿富汗牧羊人，现在他们成了出租车司机啦。”

我义愤填膺。不仅因为他对老人不敬，还因为他的话侮辱了牧羊人。我的爷爷就是牧羊人，因此我认为这也是对我的侮辱。

“好啦。”他举起一台破旧的宝丽莱相机说，“这么英俊的样子不拍照留念多可惜啊，况且你们也需要新的证件。”

这个没礼貌的照相师自称是库巴特的代理人，我们的下一段旅程将由他来负责。他说我们刚刚抵达库尔德地区的一个土耳其小镇，说白了就是刚过边境。

按照他的说法，去最近的城市——凡城(2)有两条路可走。可似乎哪一条路都不轻松。第一条路只能徒步，风险较低，但路途远，且不太好走。第二条路可以坐汽车，听起来似乎轻松些，但被捕的风险却要高得多。如果我们选第二条路——这也是他的意思——我们就需要办新的假护照。巴雅雷沮丧地摇摇头说：“我们原本有护照，但在伊朗的时候被你们拿走了。”

制作新护照用了一天时间，但大伙儿一致认为这样的等待非常值得，因为谁都不想走路。

终于到了该出发的时候，我、巴雅雷、迈赫兰和阿卜杜勒被安排坐上一辆丰田花冠。我一直拉着巴雅雷的手，生怕被丢下。其他人，包括法依萨和沙阿，上了别的车。而且，每辆车都朝不同的方向驶去。

“我有种预感，以后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巴雅雷伤感地说。

我们绕着小镇走了几英里，随后换了另一辆车。代理人曾私下告诉我们这是为了保险起见，因为像小镇这样的地方，外来者很容易被本地人发现并成为街谈巷议的材料。

第二辆车的司机有点儿傲慢。从上他车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不自在。

“我的车快得很。”他说着在铺了避光垫的仪表台上拍了拍，“我们马上就能到。真主会保佑的。”

这时，我已经能听懂几个库尔德单词，因此他的意思我能猜出大半。在这样的对话中提到真主很正常，但他的语气却不够严肃。“给钱加祈祷，”他对我们唱道，听起来像哼电台广告歌，“通行四海的法宝。”

我听得云里雾里。反正我们只用付车钱，不用付聊天的钱。

外面的风景荒凉却又美丽。周围尽是连绵起伏的陡坡，狭窄的山谷间树木丰茂。我很欣慰我们没有选择步行。

蜿蜒的公路上好像有着没完没了的军事存在。我们遇到一长队装甲车，拉着推土机的卡车，他们全朝着边境的方向而去。另外，还有列队行进的土耳其步兵。我在家乡的时候就认得他们的军装，因为土耳其军队参与了北约对阿富汗的行动。

绕过一处山脚，前面突然出现了路障。车子纷纷靠边接受军人检查。

“都别说话。”司机从后视镜里盯着我们说。

一名军官站在路中间，指挥车辆开到他的手下跟前。他脖子上挂着一把AK-47，枪口抬到挡风玻璃的高度。他示意我们停车。于是，司机放慢速度，滑行至一处用沙包垒起来的机枪位前才停下。

我们的司机摇下车窗，主动递上我们的护照，并用土耳其语和军官交谈。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很清楚，倘若军官和我说话，那我们就肯定露馅儿。我用手捂着嘴巴，免得自己因为害怕发出声音。军官不慌不忙，检查一个护照，便朝车里望一眼。我们也是直到此刻才见到这些新护照。出乎意料的是，它们居然不是土耳其护照，而是熟悉的蓝色阿富汗护照。既然重新办理的仍是阿富汗护照，那在伊朗的时候，他们又干吗收走我们原来的护照呢？阿富汗护照在这里管用吗？真是搞不懂。

他们又说了几句。

随后，当兵的把护照还给司机，并冲后排的我们微微一笑，说：“祝你们假期愉快。”

“赞美真主。”司机笑着喊道。车子加速驶过了路障。

重新上路。司机拿出一本护照，指着上面看似入境或签证印章的地方说：“土豆，我们用土豆刻的签证章。”

他认为这很好笑。

不过，那土豆盖的章似乎骗过了军官，他以为我们是来土耳其旅游的。

“还有两个检查站，”司机得意地说，然后他伸出一只手，用拇指搓着食指和中指说，“给钱，快给钱。”

“代理人已经付过钱了。”巴雅雷不满地说。

“付过了？没有。没人付我钱。”

“我们付钱给库巴特，他付钱给代理人，你们已经拿到钱了。”

“是吗？也许你们把我当成我的表弟了，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很像。”

我们知道，这家伙存心想诓我们的钱，但因为还有求于他，我们也不得不给他点儿好处。

于是，我们一个个从口袋里往外掏钱。在伊朗的时候，我的那些伊朗钞票大部分都花在了吃喝上，但妈妈给我的那两百美元还分文未动。

我从钱包里抽出几张小面额的钞票——最皱、最脏的几张——跟大伙儿的一起放在了汽车的中央扶手上。

“这就对了。”那库尔德人满意地说，“给钱加祈祷，非常好。”

他把护照放回副驾的杂物箱。显然，这些护照最终仍不会归我们。

我感到恶心。在这场游戏中，所有人都是为了钱，而我们是最容易得手的目标。

*　*　*　*　*　*　*　*

大约过了半天，我们到达凡城。经过一连串破旧的街区，我们最终在一片废弃的车间前停了下来。司机向一个身穿双排扣西装的高个子男人走去时，我们下车到阴凉的地方等候。

他们握了握手，简单聊了几句。随后，司机径直上车把车开走了。“给钱加祈祷。”他喊道，那是在和我们告别。

高个子长着一副土耳其人的面孔，但却用伊朗波斯语和我们说话：“我叫马利克。这是我的厂子。过几分钟会有人送你们上一辆面包车，然后把你们拉到郊区的一处房子。你们就在那儿休息，准备下一程。”

我觉得这人很有派头。他提着一个公文皮包，浑身上下散发着老板的气质。他就像土耳其的黑狼。一想到又有像样的地方可以睡觉，我不由得激动起来。

看到房子的时候，我们都很兴奋。房子很大，坐落在一堵高墙后面，花园里绿树成荫，看起来漂亮极了。我已经开始盘算着要在哪棵树下面的草地上打个盹儿了。

司机把车停在正门外：“快点儿进去，但不要跑。”

当我从大门上的小门跨进院子的一刹那，我的心猛然一沉。院里站着两个彪形大汉，他们板着脸，看起来很不友善。

“走，到后面去。”

两人粗鲁地对我们又推又搡，让我们穿过房屋与高高的砖墙之间一条狭窄的通道，来到后院。这里有一间低矮的小棚屋。

最先开口的是巴雅雷。

“这简直是个鸡棚！”

(1)大流士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6世纪波斯王国著名的皇帝。

(2)凡城：位于土耳其东部山区，为凡省省会。

第八章

“欢迎到地狱。”走进棚屋时，一个胡子凌乱的红发男子说。

地上随便放了几张床垫，别说躺了，连坐的地方都不够。十一个人站在我们面前，一个个睁着了无生气的死鱼眼，身上臭气熏天。我们四个勉强挤了进去。棚屋有个小窗，用塑料布蒙着，隐约可见花园里的树木。

一扇小门已经从合页上脱落，垂头丧气地摇来晃去。从前在这里待过的人在门上写了许多留言。有些人写了自己的名字，以及按照伊朗历他们在这里逗留的时间。而全部留言要么是普什图语，要么是达里语。

哈米德·沙阿，来自赫拉特，1384年。

哈利德·卡卡，来自喀布尔。

还有的人留下了一些提醒和警告：

“别相信任何人。”

“别给船夫钱。”

“人命卑贱，走私犯更卑贱。”

“马利克是个浑蛋。”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才逐渐领会到这些话的真谛。

一个穿着睡袍、邋里邋遢的光头给我们端来了食物：大米饭和土耳其面包。米饭干硬难咽，面包看着就不新鲜，关键是分量还不够。他把餐盘往门阶上一撂，一声也不吭。

送饭的刚走，其他人就议论开了。

“这浑蛋一点儿礼貌都不懂。”

“他对我们就像对牲口。慢慢习惯吧。”

“他是个让人恶心的酒鬼。”

这些人说他们已经在这里滞留了三个星期，而马利克承诺的却只是过个夜。按照计划，他们的下一段行程将前往伊斯坦布尔。由此我推断，我们的下一站也将是那里。

他们不允许我们到鸡棚外面瞎逛。我们有根水管，每天放水两次，每次半小时。水流得很慢，像滴一样。我们谁都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放水，所以看见水管冒水，大伙儿就一窝蜂冲过去，胡乱洗把脸，随便抓一支牙刷在臭烘烘的嘴巴里搅上几圈。

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我们都用来憋屎、憋尿。每隔二十四小时，我们三人一组轮流使用一间臭不可闻的破厕所。厕所里没有手纸，洗手的水龙头通常是坏的，逼得很多人只能在墙上抹一抹。这么差的卫生条件，可想而知，没过多久便开始有人生病。我不知道哪种情况更恐怖：是看着别人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吐得遍地狼藉，还是当着同伴的面把屎拉在裤子里。

在这里滞留期间，我们能吃到的食物非常有限——每人每天只能吃上几口米饭，而且还要看运气。我们忍不住诉苦时，那个光头就说，只要我们给他钱，他能给我们弄来烧鸡吃，而一只烧鸡他要收五美元。我震惊不已，妈妈用这些钱可以让全家人吃上好几天饱饭呢。可我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动用了宝贵的美金，用分到的一丁点儿鸡肉过了下嘴瘾。

我尽力给同伴们打气。我给他们说笑话，讲我们普什图人最喜欢引用的格言：“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可是，我的努力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利用每天上厕所的宝贵时间，我们发现那个光头和他的老母亲生活在一起，偶尔也能看到小孩子。我知道了为什么别人都说他是个酒鬼：他整天穿着那件破睡袍，浑身酒味。这让我更加讨厌他，因为我坚决反对穆斯林饮酒。他说话永远不清不楚，嘴巴里像含着个核桃，对我们的恶劣处境也视而不见。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个残忍的家伙，但奇怪的是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似乎早已麻木。

感谢真主眷顾，那个老妈妈注意到了我们这群人中还有个年纪不大的孩子。她并不介意流露出自己的情感，而我在黑狼家就已经学会了通过讨好女人得到额外照顾。

然而，因为没有共同的语言，我们之间的交流不得不依赖于手势。

我指着自己：“我叫古尔瓦力。”

“古尔瓦力。”她重复说，并吃力地模仿我的口音，“古——尔——瓦——力。”她又逐个音节念了一遍。

我激动得连连点头。

她咧嘴一笑，指着自己胸口：“玛——丽——娅——姆。玛——丽——娅——姆。”

“玛丽娅姆？”

她对我的发音似乎很满意。接着，她指了指那个光头：“我儿子。”然后翻了个白眼，并用一根手指在太阳穴旁做了个绕圈的动作，好像在说她儿子脑筋有问题。

我犹如找到盟友般一阵高兴，随即指指自己，先伸出十根手指，又伸出两根，嘴里说道：“我十二岁。”

她的脸上顿时露出惊讶与关切的表情。她指了指破旧的棚屋，左右晃了晃食指，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手势的意思。随后，她又把手伸向房子的后门，指着客厅里的一小块地毯。她的手指像小鸡啄米一样往下点了几次，然后双手合十，放在脸颊下面。

“你想让我睡在那里？”我重复了一遍她的动作，大喜过望地问道。

她使劲儿点点头。

我高兴地笑起来，连想都没想就一把抱住了她：“谢谢你。”

我永远忘不掉那位老妈妈的慈祥与温柔。除了让我离开那个鸡棚，有了一个更舒服的睡觉的地方之外，她还慷慨地把我领到厨房，拿出米饭、蔬菜、土耳其面包和热腾腾的茶，让我吃饱喝足。

我居然可以睡在屋里，这使得那些仍然待在鸡棚中的人眼红起来。他们很愤怒，因为在他们眼中，我并不会因为年纪小而显得特殊。我敢肯定，他们也一定怀疑我在吃的方面同样享受了优待。这种倚仗年龄小在女人面前装可怜的做法令他们不齿。也许我的确那么做了，但换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难道不会如此吗？我是个小孩子，年龄，是我手上唯一能打的牌。这是逃亡生活开始不久我就学到的生存本领。

我想事实应该是众人之间普遍存在着绝望。在嫉妒心的作用下，谁也见不得别人好，哪怕别人比你多喝了一口水、多吃了一口米饭，睡觉时多占了巴掌大的地方，多了个脏兮兮的枕头都能招致你的怒火。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性在逐渐沉沦。不，是被偷走了。也许这才是此次逃亡之旅的真正代价。

人们普遍的怨恨情绪随着鸡棚内条件的不断恶化而增加。我们已经来了一个多星期，一些人已经濒临崩溃。饥饿，缺水，居住条件肮脏狭窄，这些都令他们痛不欲生。而我至少还能利用我在屋里睡觉的条件，时不时给我的伙伴们捎点儿食物和水。

一天早上，有个男的出现在院子中，手里抱了一卷厚厚的塑料布。他踩着一张旧椅子，然后像渔夫撒网一样将塑料布罩在棚屋顶上。他很满意自己的工作，并找了许多碎砖头压住塑料布的中央和各个角。

塑料布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了棚屋里睡觉的人。

光头前来检查工作。他嘟嘟囔囔，指引着大家的目光向房顶上看。干活的那一位面带微笑，得意扬扬：“现在，我把你们的狗窝修好了，看来再装进去二三十只狗不成问题。”

任谁听到这样侮辱人的话都要火冒三丈。其中一个人冲出来，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那个该死的骗子马利克在哪儿？”他抓住我们醉醺醺的房主人的手腕，用那半块砖头对着他的脸说，“也许我有必要先教训教训你？”

另有两个人挡住了那个干活的。

他们拉开了阵势，但又全部停顿在原地，仿佛在等什么号令。突然，毫无征兆地，那个干活的人把腰一弯，猛地向拦着他的两个人扑去，将他们同时扑倒在地。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也纷纷上前帮忙，有的拳打，有的脚踢。

现场一片混乱。继续闹下去如果出了什么事，我们肯定会被发现的。于是，我声嘶力竭地对他们喊道：“别打了，别打了！”

“别管闲事，小子，不然连你一块儿倒霉。”

我退到圈外。这时，负责看门的另外两个人也跑进了院子。他们手里拿着棍子，且毫不客气地招呼到我的朋友们身上，直打得他们躺在地上哇哇乱叫。他们原本想连我一起打，但玛丽娅姆把我抱在怀里，冲那两个凶神恶煞的家伙晃了晃手指。

他们用土耳其语冲她吼了几句，又挥舞了一通手中的棍棒，然后掏出烟，点上，大摇大摆地走回他们原来的岗位。

玛丽娅姆把我领进屋，坚持让我喝了点儿茶。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看门的走进来，将一部手机丢进我手中。

“你好啊，古尔瓦力。我是马利克。”

我拿着手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静静地听着。

他继续用波斯语滔滔不绝地说：“古尔瓦力，今天上午的事我已经知道了。听说你们一直在抱怨。这可不好。我想让你告诉其他人，我会尽早送你们离开这儿。”

“好吧。”我说，尽管我有些疑惑马利克为什么选我做这个传声筒。

“我正在给你们的下一程安排豪华客车。车子很大，有空调，有舒服的座位。但这种豪华车可没那么容易找到，我需要点儿时间去协调。所以，你告诉他们要耐心点儿，要不然就只能坐臭烘烘的卡车。”

“好吧，”我重复道，“我会告诉他们。”

“好小子。别忘了说是豪华客车，带空调的。”

很快，我就发现马利克为什么不愿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众人：那些人望着我，眼睛里是比愤恨更强烈的东西。

“你相信他？你这个傻孩子。”

“我才不在乎坐什么车。我只想赶快离开这鬼地方。不过，我猜你应该没有把这一点告诉他吧？”

“况且，对你来说有什么所谓？找你的干妈吃奶去吧。我真想一把掐死你，就像掐死一只鸡那样。”

“别跟小孩子过不去。”巴雅雷说，“难道你们看不出他和我们一样的处境吗？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还有求于这些人。他们就是我们的老板，想怎么对我们就怎么对我们。你们最好习惯这一点。”

“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人气呼呼地说，“你们来这儿才一个星期。我们到今天已经被困在这里将近一个月了。我已经半年没见我的老婆和孩子了。”

当天晚些时候，马利克本人来到了院子里。他满脸堆笑，像视察工作的领导：“伙计们，吃得怎么样？这家伙有没有好好招待你们？你们看起来都胖了。”

棚屋里的人再也忍不住了。他们围住马利克，一个接一个吐起苦水，而且特别指出我们最近正遭受的饥饿的折磨。

“我的震惊丝毫不亚于你们。”马利克一手摸着胸口说。他随即把光头大骂了一顿。显然光头又喝多了，他一头雾水的样子实在叫人生气。我觉得马利克说他对这里的状况毫不知情是在撒谎，像他这样的生意人，怎么可能会把所有事都交给其他人不管不问呢？

因此，我猜马利克是在转移矛盾。他似乎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成功的生意人，说不定还是合法的生意人。他不会为任何过失负责，而更乐于扮演救世主。但即便透过我那双不谙世事的眼睛也看得出来，他那身价格不菲的名牌西装，是用我们的痛苦与不幸换来的。

马利克临走时对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承诺：“情况紧急，我会见机行事。”

第二天下午，我们接到了转移的指令。

第九章

我们的离开非常突然，以至于我连和玛丽娅姆道别的时间都没有。

我欠她太多——她的善良救了我的命。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我真的不敢保证倘若一直和那些人挤在鸡棚里，最后我能不能活下来。我也为她感到难过。她显然并不愿意在自己的后院里藏上一群难民，可遇到那样一个没什么本事却又酗酒的儿子，她又能怎么办呢？

我们被带到了郊外。此时，我已经完全明白，在所有冠冕堂皇的言语背后，对这些人来说真正管用的只有钱。这是生意，利润是生意的目标。而只要我们这些人还愿意付钱，那我们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价值的。可是，从难民身上捞钱还有另外一种方法，而我很快就将发现。

载着我们的车子刚刚驶离一条环形公路，便在一栋很大但看起来有些摇摇欲坠的旅店前停了下来。

“我还以为自己已经死了，进了天国呢。”迈赫兰开玩笑说。他站起身，呆呆地望着正弯腰收拾桌子上的塑料餐盘和杯子的三个姑娘。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金发的女人，所以第一眼看到她们时也吃了一惊——不仅仅因为她们头发的颜色，更因为她们没有半点儿遮掩自己的意思。她们穿着一条连膝盖都盖不住的裙子，紧身T恤把上身包裹得凹凸必现。在我看来，她们简直和不穿衣服没什么两样。

“这些女人肯定不是处女。”阿卜杜勒不屑地说。我觉得他看那些女人的眼神太不正经，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向下走去，走廊一侧有许多房间。这里恐怕住了上百人，操着不同语言的声音在空气中此起彼伏。

最大的一个房间里，几十人——可能有五十以上——席地而坐。和我们一样，多数为男人，也有少数孩子。他们正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一看就知道忍饥挨饿了很久。

一个年轻的波斯女人，有着土耳其咖啡色的眼睛和一张讨人喜欢的瓜子脸，用波斯语喊我们：“过来，坐下吃饭吧。”她语气之中透着哀伤，脸上虽然化了厚厚的妆，仍遮不住肿胀的眼袋，胳膊上的瘀青无声地诉说着她曾经遭受过的暴力对待。

“这些女人都是肮脏的妓女！”一个男的大声说，仿佛谴责别人的道德能提升他的人格一样。

“那你别吃她们的东西啊。”巴雅雷说。一个姑娘把一大盘米饭和蔬菜——上面配的红辣椒格外诱人——递给他时，他优雅地冲人家笑了笑。这个姑娘比其他几个女孩子年长一些，也更漂亮些。

“我敢肯定她是欧洲人。”他说，好像他能读懂我的心思似的。

“她们应该把头发遮住，”我说，“穿这样的衣服，她们不觉得害臊吗？”对我来说，谦逊和荣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

我们盘腿坐下，开始大快朵颐。我已经几周没有规规矩矩地吃过饭了。阿卜杜勒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古尔瓦力，”他不顾满嘴的食物对我说道，“你怎么会像我们一样走上这条路的？”

“你知道啊。我妈妈把我和我哥哥送出来了，我们是不得已才离开家的。”

“那你觉得这些姑娘是自愿来到这里的吗？”

“不。我只是说她们应该把自己遮起来。她们的家人——”

“我们已经离家很远了，古尔瓦力。这里不是阿富汗。谁都没有家人。这些女人对你不好吗？”

“很好啊。”

“但你却指责她们不道德？”

阿卜杜勒平时言语不多，然而当他开口时，我得承认，他说的通常都是充满智慧和哲理的话。

迈赫兰坐在我们旁边。“我不知道该先娶谁当老婆。波斯姑娘心地善良，人也漂亮。”他吃了一口饭，继续说道，“她很可爱，还有点儿害羞。我觉得她做老婆最合适了。”

巴雅雷看着他：“这些女人，你想娶，人家还不一定嫁呢。换句话说，不管她们是谁家的女人，恐怕都不会让她们嫁给身无分文的阿富汗难民吧？”

我微微一笑：“你的口气听起来像我奶奶。”

大伙儿全被逗笑了。

“你奶奶显然是个明智的女人。”

吃着东西，我想起曾经的小羊。它们总能听出我的口哨声。那时，我是它们的主人。然而现在，我们沦为了羔羊。我们的主人马利克正用他抑扬顿挫的男中音为我们编织新的谎言。他也是这些女人的主人吗？他气派的西服和高档的公文包是否也用了这些女孩子卖淫挣来的钱？想到这里，我恨他恨得咬牙切齿。他是卑鄙无耻的代言人，是我的家族和我们的文化所极力反对的东西。

我们在这家旅店逗留了十二个小时。其间，我们发现这里还有别的女人。有几个非洲的，一个中东的，一个中国的，还有几个像是东欧来的。

后来仔细琢磨阿卜杜勒的话，我发觉他说得没错。我没有资格指责她们，以我的年纪还不足以理解她们正在或即将经历的是怎样一种地狱般的生活。

当天夜里十点左右，旅店腾空了一批房间，因为前面客房里的人全都走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几个和另外那五十来人也被告知可以动身。

旅店外面停了一辆带帆布棚顶的运牛卡车。看样子，它很难装下五十五个人，但我们还是被迫挤了上去。车身很高，爬上去很难，但我不希望别人小看我，因此没有让任何人帮忙。关于那些可怜女人的伤心的想法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现在，自己的安全问题才是头等大事。

我们终归全部上了车，此时车上已经再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立足。看守用拳头和棍棒保证了每一寸空间都得到了有效利用。我们几个紧紧抓着彼此的手，免得分开。我在迈赫兰的身旁蜷缩成一团，我的周围是一片腿的森林，还有无数臭气熏天的脚。

我只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可它在哪里，离这里有多远，我一概不知。

*　*　*　*　*　*　*　*

经过痛苦的五个小时，卡车停了下来。此刻，我浑身是汗，骨头酸痛。一个二十多岁、身材敦实的库尔德年轻人从副驾一侧跳下车，整了整墨镜和帽子，掀开了车厢后的帆布喊道：“下车！”

我们陆续跳下车，而后被带进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已经有几个向导在等着。管事的向导拿着一根长长的棍子，看起来就像个牧羊人。“跟我走，别磨蹭。”说完，他领着我们向山上走去。而我们就像群羊一样，老老实实地跟着他。

当时大约凌晨三点，天还很黑。我不想和同伴们走散，便像个老大哥一样对他们说：“巴雅雷，我拉着你的手；阿卜杜勒，你拉着迈赫兰的手。咱们尽量走在前面。”

我回头看了一眼载我们来的卡车，它已经扭头冲向了远方。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改坐车为步行，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安排。漫无目的的路途最是漫长，而因为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止，盘旋在心头的焦虑情绪令每一步都艰难异常。如果知道要走多久、多远，这段旅程可能会更轻松些。

这里的地势与伊朗和土耳其边境地区有些相似：山势陡峭，怪石嶙峋。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们走在这里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伏击并被逮捕。

我们在一条小溪旁停下来喝水休息，可我们的休息时间特别短暂。那些跟在最后面的人恐怕连坐下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刚一赶上来，我们就又被催促着继续赶路了。紧跟着向导走在队伍前面，看来我的选择没有错。

急匆匆地赶了两个小时的路，我们沿着一条小溪谷来到了一片农场。卡车已经在等着，我们再次爬了上去。

我已经累得顾不上思考卡车与向导是如何知道彼此位置的了。

随后，卡车马不停蹄地跑了一天。帆布下面热得像蒸笼一样，我们又渴又饿。司机只偶尔停下车，朝后面车厢里丢几瓶水，可是吃的却一点儿也没有。

我很庆幸半路上能喝到水，但也许因为我们人多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注意，所以司机一路上都不愿意停车让我们上厕所。我只能尽量少喝水。一些人实在憋不住了，就尿在空瓶子里，于是车厢里又多了一种新的味道。最后，我自己也快憋不住了，可要我尿在瓶子里，我办不到。

“怎么回事，古尔瓦力？快尿到瓶子里。”

“不。”

巴雅雷笑着说：“跟着我们，你会学聪明的。”这也是一句普什图俗语。

我勉强一笑，但对着一个空瓶子，我仍然做不到。

*　*　*　*　*　*　*　*

三十个小时后，我们第三次下车步行。根据经验，我们大概又要通过一个检查站。我们能听见狗叫，隐约能看见成排的汽车和士兵。我们下车走路的目的就是躲过他们。

现在，我总算明白：没有警察的时候，卡车在公路上便一个劲儿地跑；临近检查站时，他们便命令我们下车钻林子，徒步绕过检查站。这样，司机开着一辆空车，手里又持有官方发的通行证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任何一个检查站了。过站之后，司机会继续向前开一段距离，找个僻静的地方停下车。我们赶上他之后，司机再重新载着我们继续赶路。

我口渴难耐，浑身虚脱无力，只能靠巴雅雷搀扶着走路。他不停地催促我、鼓励我，看我迈不动腿了就拉一下我的手。我的脚磨出了血，我好想倒在路边美美地睡上一觉。可如果那样的话，我可能连小命都会丢掉。

“加油啊，小家伙。”

“我没力气了。”

“你必须得坚持住。”

我做不到。

队列越来越细，我也渐渐落在了后头，就连身体最弱、年龄最大的人也蹒跚着从我们身旁超了过去。当一个老头儿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从我身旁经过时，我知道我的情况已经糟到了极点。

“大叔，帮我拉一下这孩子吧。”巴雅雷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

“不行啊。”

“帮帮我们吧。你瞧他，都累得半死了。”

“我帮不了你们。我要是帮了他，谁来帮我呢？”

“古尔瓦力，加油啊。振作点儿。我们得快点儿追上大家。加油，加油！”

“对不起啦。”老人喘息着说完，渐渐走远了。

巴雅雷长叹了一口气：“来，喝点儿水。”他举起一个皱巴巴的雪碧饮料瓶，那里面只剩下最后一丁点儿灰色的液体，“来吧，小家伙。你得振作起来。要是你妈妈看见你这么没用，她会怎么说？”

这句话无异于一剂强心针，我重新抖擞起所剩无几的精神，咬紧牙关向前走去。一步一步，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我盯着脚下高低不平的地面。左脚，右脚，左脚，右脚。

就这样走啊走啊走。

连续走了四个小时，我们终于和卡车会合了。这一次，我们又坐了三小时的车才再次下车走路。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万分感激巴雅雷一路上对我的照顾。如果没有他，我可能早就掉了队。

我们前后下车步行了四次。倒数第二次时，我们率先到达了会合地点。大家坐在地上等卡车，从日薄西山一直等到繁星满天。我望着点点星光，心想卡车还会不会来，我会不会被冻死在这荒郊野外。

第二天上午，司机把我们拉到一条水流湍急的河边。他让我们下车，喝点儿水，放松放松。没过一会儿，另外两辆卡车拖着漫天尘土，轰隆隆地驶过来。车上跳下五个人，脚一落地便用库尔德语大喊大叫。

起初，我以为他们的怒火是冲着我们来的，可紧接着我们的司机和他的同伴抽出刀向那几人跑去。一场斗殴瞬间爆发。我们站在原地看着那七个人打成一团。他们像一群野兽：扯下各自的上衣，露出毛茸茸的、结实的胸脯；抽出腰上的皮带，像套索一样在头顶挥舞。他们大呼小叫，骂着各种肮脏的话语。空气中刀光闪闪，我确信有人会因此受伤。

然而，这一切在司机大喊着让我们回到卡车上时便结束了。我从未如此乐意服从他的命令。

这是一场地盘之争。原来，走私团伙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偶尔也会爆发冲突，而内部的明争暗斗同样此起彼伏，尤其当这种争夺带有报复的性质时。

司机最后是和另外一个人回来的。那人叫我们别出声，但也别紧张。他说马利克和他之间有些分歧，现在为了报复，他把我们从马利克手中抢了过来。他让我们原地待命，随后再告诉我们的司机该往哪里走。

就这样，卡车在河边停了四五个小时，整段时间我们都不得不待在车上。我们等待着，随时准备面对最坏的结果。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因为我们在鸡棚的事上对马利克抱怨太多，他故意设下这个圈套？也许是新来的这个人撒了谎？也许马利克把我们卖给了他？或者，说不定这个司机也有份儿？

我们挤在车厢里，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要不咱们杀了他们？”

“趁现在还有机会，我们赶紧逃命吧。”

“再等等，不要鲁莽行事。”

我不知道该倾向于哪种意见。我能做的就是紧紧地抓着巴雅雷的手。

不知道等了多久，后来的那个人再次出现。我们继续赶路，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不知道他们的争端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一两个小时之后，司机把车开到一处偏僻的农场时，我们依旧战战兢兢。他们让我们在一处脏乱不堪的牛棚里歇息，那里已经密密麻麻地挤了一堆别处来的难民。加上我们，总数估计有三百人。至于我们身处何地，谁也说不上来。

地上没有床垫，只有稻草。我们就是一群会两脚站立的牲口。那本是一个明媚怡人的秋日，但牛棚里面却阴暗潮湿，处处弥漫着呛人的牛粪味儿。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让我们住这样的地方，更不知道要在这里待上多久。

鸡棚里的噩梦再度上演。

*　*　*　*　*　*　*　*

我的人生从未有过如此令人绝望的大起大落。一个月前，我还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学生。我安心读书，陪伴家人，帮大人捡柴火，捉弄我的婶婶，夜里还能睡在爷爷和奶奶温暖的床上。那些幸福的日子现在想起来恍如隔世。

但至少我最初的同伴——迈赫兰、阿卜杜勒和巴雅雷依旧陪在我左右。后来，我们还多了沙阿和法依萨两个朋友，但又很快与他们分离。我开始慢慢懂得，在你的生命中，很多人来了又走了，而我们只能默默接受却无力掌控。因此，当我决定为了自身的安全而紧紧地抓住身边的朋友的同时，我又强迫自己学会坚强，以便应付随时可能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失去。我觉得没有必要再交新的朋友。坦白地说，我没有那么多精力。

第二天下午，一个司机在牛棚里用扩音器通知我们：“都打起精神，做好准备。你们的卡车今晚就回来了。”

果然，当晚我们继续前行，经过一座城市的郊区——有人说那是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终于，经过漫长的三天三夜，我们来到了这次旅程的目的地伊斯坦布尔——一座连接着东西方的城市。

第十章

我尽力保持平衡，踩在一张油漆斑驳的钢架椅子上，望着这座充满神秘魅力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号称古老与现代的大熔炉——像一张华丽的拼接地毯横亘在我眼前。

我很想去瞻仰一番著名的蓝色清真寺，那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景观之一，一个被黑狼多次说起的地方。他将其描述为他有生之年见过的最美的清真寺，每每提及总是一脸憧憬，甚至热泪盈眶。但这座美丽的清真寺到底在哪里，我们是否有幸从它附近经过？没人告诉过我。尽管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但过去两天，我只能站在椅子上，透过一扇模糊的小窗看到它有限的一部分。大多时候，我只能看见圆盘式的卫星信号接收器、电视天线、空调机和挂在屋顶晾衣绳上的衣服。有时候，我能认出远方某些清真寺的尖塔，但它们看起来好小好小。

“下来，小子。别让我说第二遍。”

这是我们暂住的那栋公寓的土耳其房东。

于是，我忙不迭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到达伊斯坦布尔的那天夜里，我们被带到一处看似贫民窟的地方。从卡车上下来时，有人问我们：“是马利克的人吗？”

我想，也许在土耳其，我们终究都在马利克的控制之下。

那只是一个由钢筋柱、铁皮和防水油布胡乱搭建起来的临时安置所。它临近一条繁华的公路，没有围墙，也没有篱笆，任何从路上经过的司机都能看到安置所内的一切。我很吃惊他们竟将一群难民安排在一个如此醒目的位置，但至少我们在这里可以祈祷，可以上厕所，可以在附近自由走动。

我们在那个“贫民窟”里等了一整天。看来走私难民的生意也需要花时间组织安排。马利克显然要确定我们顺利抵达伊斯坦布尔之后才会付钱给司机，而伊斯坦布尔方面的代理人则要等到上一程的业务完全交接后才会开始新的转运。阿卜杜勒虽然沉默寡言，但却很善于从别人嘴里套消息，他已经从司机那儿了解了这一套程序。

交接完毕，我们这辆卡车拉来的五十五人被分批送去不同的安全屋。幸运的是，我在马什哈德交到的这三个朋友始终和我在一起。

巴雅雷、迈赫兰、阿卜杜勒和我被安置进一套从外面看毫不起眼但里面有两间卧室的小公寓。公寓地处郊区，街区规模中等，周边相对安静。我们四人占了一间卧室，另外五人共用第二间。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周，且整整两周足不出户。我们百无聊赖，憋得心里直发慌。后来有一天，没有任何预兆，我们四人被转移到一两个街区之外一处和这里差不多的公寓。

这一次，我们似乎被交给了三个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富汗人，他们是所谓的“生意伙伴”。关于我们的安排，他们从不会向我们过多透露：“我们正在筹划，你们很快就能去希腊。知道这个就够了。”

而当他们给了我一百五十美元现金时，我更迷糊了。“这是库巴特给你的。”他们只告诉了我这么多。

到目前为止，黑狼是唯一愿意屈尊向我们说明情况的代理人。我经常幻想，倘若能留在他的农场倒也是件美事。我可以帮他打理走私油品的生意。就算为他打扫马厩，也比现在这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强。

我的困惑前所未有，它时刻萦绕着我，使我连一夜的安宁也不可得。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度动身。我筋疲力尽，只靠肾上腺素和恐惧维持着才没有倒下。

头几天，我们被锁在公寓里，但那三个阿富汗人留下了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大米、盐、油、鹰嘴豆罐头，我们可以在厨房用一个小电炉自己做饭吃。可我甚至连煮鸡蛋都不会。在我们家，男孩子是不需要学做饭的。幸亏有巴雅雷，他在难民营里待过几年，做饭倒是把好手。

三个阿富汗代理人每隔两天来看我们一次，每次都说：“你们有没有吵闹？可不要惊扰了邻居。”

他们第三次来时，其中一人带我和他一起去买东西。

能偶尔尝到自由的味道，我自然兴高采烈，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伊斯坦布尔是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她娇媚多姿，令人着迷。和她一比，德黑兰顿时相形见绌。这里喧闹繁华，充满生机。空气中弥漫着烤肉的香气；商店外面整齐地摆放着摞得老高的香料、药草和蔬菜；时髦、现代的街区与古老沧桑的历史建筑比肩而建；来来往往的汽车里飘出节奏明快的流行音乐。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期间，音乐是被禁止的。塔利班倒台后，通俗音乐——多半来自印度或美国——在阿富汗爆炸式地流行起来。但土耳其音乐别具一格，它结合了阿拉伯和西方音乐两者的特点。

我用妈妈给我的美元换了一点儿土耳其里拉，然后给自己买了一件新T恤，还给我的朋友们买了一盒大枣和一包土耳其糖果。可惜，这次购物之旅格外短暂，我还没有逛过瘾就不得不回去了。

爬上楼梯时，我感觉到四周的墙壁再次向我挤压过来。

*　*　*　*　*　*　*　*

第二天，代理人留给我们应急用的手机突然响起时，我们都还在打瞌睡。

巴雅雷拿起手机。

即便没有按免提键我也听到了里面的声音：“警察来了！快离开那儿！快！”

电话那头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地址，并叮嘱我们要两个人两个人地出去，走在街上时要尽量保持自然。我们慌忙将少得可怜的行李塞进包里，然后匆匆离开了公寓。我和阿卜杜勒一道，迈赫兰和巴雅雷一起。

新地址并不远。我很好奇在伊斯坦布尔还有多少这样的公寓，藏着多少像我们这样流落异国他乡的难民。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频繁转移。每到一处，我们总能遇到哀伤、愤怒、眼里含着泪花的难民。他们的旅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有的滞留不前，有的甚至不得不返回故土。见到新的面孔，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倒一倒满腹的苦水，洒一洒辛酸的眼泪，同时也怀着好意给我们许多告诫。

一个我们在地下室里遇见的人说，他最近才从伊朗的库尔德人地区逃脱出来。而在那之前，他一直遭到绑架。我们不免后怕，因为那里正是我们的途经之地。他被逼迫向家里写信索要钱财，可因为始终没有回信，人贩子便一直扣押着他。他辗转三个多月才来到伊斯坦布尔，从而继续他的逃亡之旅。其他人则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身上的钱财被搜刮殆尽——走冤枉路，付了车费却到不了目的地，最终全被丢在这里。还有些人面临被捕和驱逐。个别人在这场噩梦中已经徘徊了太久，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我听到了太多关于难民悲惨遭遇的故事：殴打，勒索，妇女和儿童被闷死在车里，有的人因为和蛇头争执而被处决。也许我们的确从中得到了警示，但让我体会更多的却是恐惧。知道自己有被欺骗或伤害的可能，不代表我能成功地阻止它们的发生。我只能任凭司机、临时安置点的房东和他们的老板——躲在幕后的真正蛇头和他们的代理人摆布。除此之外，我无能为力。

目前，负责我们的三个代理人仍然说他们正在筹划送我们去希腊。他们每次来看我们都会许下同样的诺言：“明天，你们就能去希腊。”

可是明天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

*　*　*　*　*　*　*　*

我对希腊的认识仅限于课本，好像那是一个和神话息息相关的国度。我知道这个国家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乡。就是这位大帝，在公元前330年率领大军进入阿富汗中部。我们的历史书将他描述成一位伟大的战士。他曾在写给他母亲的家书中提到过阿富汗人的骁勇善战：“您给世界带来了一个亚历山大，可这里的每一个男人都配得上‘亚历山大’这个名字。”在他和他的大军曾经停留过的地方，至今还有他们许多金发碧眼的后裔。

到希腊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看一看，恐怕是每一个小学生梦寐以求的事。

但我梦想中的情景却不是这样。

其他难民告诉我们，蛇头可能会从三条路中任选一条将我们从伊斯坦布尔运往希腊，而后再转运到欧洲内陆。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坐船穿过爱琴海。听说如果顺利的话，全程只需三个小时。但对于挤满难民且经不起风浪的普通偷渡轮而言，这段旅程却危险重重。我来自内陆，不会游泳，海路的凶险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如果说这条路已经令我胆战心惊，那么第二条就更令我望而生畏：一个双眼凹陷的难民向我描述说，那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因为它全程都要靠两条腿。我们必须徒步翻过边境地带的崇山峻岭，穿越三个国家，从土耳其到保加利亚，再到马其顿，最后才抵达希腊。第三条也是陆路，即穿过土耳其与希腊边境上一道12.5公里长的狭长军事区。

关于陆上的两条路，我们遇到的每一个难民都谈之色变。

“大路、小路全没有，只有高山和石头。”

“荒山野岭，什么吃的都找不到。”

“路上到处都有死人，有累死的，有饿死的。他们的家人永远都别想找到他们的尸骨。”

“那是条死亡之路。”

从那些曾经尝试过的人口中，我听到了许多诸如此类的骇人描述。因此，在我的头脑中，那两条陆路我仿佛也走过上百次。难民们要么是被保加利亚边防军赶回来的，要么是因为恶劣的气候不得不主动折回的。海路令我恐惧，而陆上那两条路却让我绝望。听说即便走陆路，我们仍要花上几周甚至上月的时间坐船，因为沿途有许多水流湍急的大江大河。而我们过河的工具很多时候只有小型快艇，加上蛇头们的船通常破旧不堪，触礁翻船几乎是家常便饭。如果没有船，你就只能涉水过河。我听说有的蛇头拿枪逼着哭喊的女人和孩子跳入河中，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淹死在水里。另外，据说两条陆路通过的某些地带还埋有威力巨大的地雷，有对付人的，也有对付车辆的。我对地雷并不陌生，那是阿富汗内战留给我们的可怕遗产之一。有人说，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我们国家仍埋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颗地雷。我在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只有一条腿，他的另一条腿在踢足球的时候不小心踩到地雷被炸没了。此外，几乎每个人都善意地提醒我们，保加利亚边防军喜欢朝难民开枪是出了名的。即便你命大没有死在枪口下，很可能也会被他们抓住暴打一顿，抢走你身上的钱财，然后把你赶回土耳其。

在我听说过的所有故事中，最悲惨的要数一个巴基斯坦人。他和他的哥哥曾在严冬之际尝试走第三条路线。他们中途与大部队走散了，又不幸迷了路，差点儿冻死在冰天雪地里。后来，他们遇到希腊边防军，希腊边防军把他们送进了医院。他哥哥的命是保住了，但因为严重冻伤，手指不得不截掉。康复后，他们兄弟二人全被遣送回巴基斯坦。然而，如今他再次踏上了这条路。“我们回家后，哥哥并没有因为失去了手而感到难过。他难过的是自己成了废人，无法再支撑我们的家。我只能铤而走险再试一次，要不然，谁来拯救我们的家呢？”

他的故事让我深深地思念起我的哥哥哈扎特，他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的梦境里。他现在在哪儿？他是否也选择了陆上的路线？我的哥哥会不会已经躺在某条河流的河床上，等着鱼虾来啃噬？或者，他是不是已经死在了枪口下？

当他倒在血泊之中时，他有没有呼唤过我的名字？

第十一章

现在的我，甚至希望自己被抓住，遣送回家也好过平白无故丢掉小命。可一想到哈扎特还孤身一人流浪在外，我就立刻甩掉了这种念头。我相信他一定也在找我。况且，倘若我丢下哥哥独自回到家中，恐怕妈妈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如今，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这三个阿富汗代理人对我们几个颇为信任，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因此我们每天可以外出活动几个小时。我们去逛公园，或者坐在人行道旁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只要能打发时间。一次散步时，我们发现了一家阿富汗人开的DVD影碟租售店，这令巴雅雷和迈赫兰欣喜若狂。塔利班时期，电影同样被禁止，但塔利班一倒台，各种盗版影碟便如洪水般涌进了我们的家乡。可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因为我们家没有电视机，就算有，爸爸也不会同意我看影碟。

与和气的店老板聊了一通后，巴雅雷用他所剩无几的现金买了三张宝莱坞电影光碟。他兴奋得像个孩子。“这个片子我在白沙瓦看过三次，好看极了。相信我，小家伙，你会喜欢的。”他说。

宾馆房间里摆着一台中国产的电视机和DVD播放机，上面贴着醒目的标签。巴雅雷说那是制造厂家的商标。“看不出来吗？这可是名牌货。中国人了不起得很。”他呵呵傻笑着说。但我实在搞不懂有什么好笑的。

电影还行，说的是印地语，带英语字幕，所以我既听不懂，也看不懂。影片中有很多歌舞，还有激烈的动作场面。只可惜我除了知道讲述的是爱情故事，别的一概糊涂。我差一点儿就打盹儿了。开始出片尾字幕时，我偷偷瞧了一眼我的朋友。他脸上正流下滚滚热泪。

第二张碟是一部历史动作片。尽管我依旧听不懂人物的对白，但里面的打斗场面却很精彩，因此相对于第一部，这个片子倒更能吸引我。结果影片结束时，我还沉浸在故事情节中难以自拔，完全忘记了它是虚构出来的。最后一场史诗决战时，看到无数勇士倒下，我担心地扭头问迈赫兰：“印度人现在是不是已经死光了？”

他很无语地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下。

我们难得有如此轻松的时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饱受奔波辗转之苦，焦虑、迷茫、提心吊胆。我们时常向其中的一个阿富汗代理人倾诉，表达我们对前途的担忧和对家乡的思念。我还央求他们联系库巴特，托他看一看我家人的现状。

“我们会尽力的，但他很可能没有时间。”

“但我需要让家人知道我的情况。”

他们不同意打电话，但却向我保证说我的家人会知道我很安全，以及我在哪里。他们说每当我进入一个新的国家，库巴特或他的手下都会将消息通知给我的家人。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拿到钱，因为我的家人是根据我的行程分期付款的。他们解释说，我的家人付的钱由一个双方都信任的第三方保管，这是他们走私难民常用的分期付款方式。只要我安全跨过一个国家的边境，第三方就会将一部分款项转交给库巴特。

可这并不足以给我安慰，我甚至怀疑他们串通一气来骗我。实际上，因为我们抱怨太多，那三个阿富汗代理人说受够了我们，已经把我们移交给了另外一个伊斯坦布尔代理人。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乖乖地服从他们的安排。他们只说新代理会在一家咖啡馆和我们碰头。

新代理也是个阿富汗人，名叫扎米尔。此人年纪不大，一身笔挺西服，里面穿件休闲开领衬衣；发型新潮时尚，头发上抹着明晃晃的发胶，手腕上戴着皮质手环。

“我要带你们去个好地方，那是伊斯坦布尔最高档的宾馆。”

我开始发觉这些代理人就是走私界的推销员。他们把丰满的谎言和单薄的希望一股脑儿推销给你，目的无非是让你继续向前。这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因为如果你没有到达下一站，他们就拿不到报酬。只要能让你乖乖听话，他们才不在乎说些什么。而真正不讲理的是他们底下那些人：雇来的工人、司机，提供牛棚让我们藏身的农夫。他们已经从代理人那里拿到了钱，因而没什么可顾忌的。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把自己的工作分包给家人或朋友。这才是混乱的根本原因，你根本搞不清楚谁是谁，谁负责什么。

这些经历和领悟，大大加速了我的成长。

*　*　*　*　*　*　*　*

有言过其实，也有彻头彻尾的谎言。扎米尔要送我们去新的落脚点之初，我就知道那里绝对不会是什么好地方。到了之后我们发现，那里日夜都有三个凶神恶煞的土耳其大汉守着。他们看我们的眼神简直能让人脊背发凉。我们没看到武器，但我敢肯定他们一定带有武器，因为其中有个人的口袋里鼓鼓的，且那个人时不时地会用手指拨弄一番。

这又是个地下室，里面已经塞了二三十个阿富汗人。他们第一时间便让我们知道来到这里便是噩梦的开始。

“那家伙是个骗子。他说话跟放屁一个样。”

“好几个月了。我已经在这儿困了好几个月了。”

“我们在这里连牲口都不如。”

每次只要有人说话，土耳其大汉就恶狠狠地命令我们安静。

这里令我倍感压抑。地下室窗户很小，且全都锁着。室内没有风扇，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好多次，我以为自己会热晕过去。谁都不准出去，大汉们每天给我们送些外卖食品，但钱要我们自己出。有些人钱已经花光，只能靠借同伴的钱勉强维生。

在度过一个格外嘈杂不安的夜晚之后，一个人终于忍无可忍地说：“去他妈的，我要离开这儿。”

结果，看守一拳将他打倒在地：“你以为我们会放你出去好找警察报信？”

有一天，扎米尔来了，他念了要带走的十个人的名字。我在其中，但却没有我的三个朋友。

“别走，古尔瓦力。”他们全都劝我，“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还能照顾你。”

我不想走，但也不想在这里多困上几个月。我艰难地吞下口水，盯着扎米尔的眼睛，鼓起勇气说：“如果他们不走，我也不走。”

“随你的便。”他无所谓地回答，“他们走不了，想留你就留下，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一次的行程安排十拿九稳。”

听到这里，我不禁犹豫了。这是我的旅程，我必须把它进行到底。而且，我也想证明给自己看——我已经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说我一路上全靠别人照顾，说我是个没用的、只会拖后腿的小屁孩儿。这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所以，我决定要让他们看看，我可以照顾自己，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于是，我义无反顾地走了，离开了我的朋友们。

扎米尔的手下粗鲁地把我们推上一辆厢式车，拉着我们直奔火车站。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他们并非要送我们去希腊，至少不是坐船去。火车站在夜间已经关闭，但车站保安还是打开后门让我们的车开了进去。他们和我们的代理人像老朋友一样热情寒暄，并指引我们向车站后方走去，那儿有一辆空车停在侧线上。

我们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喝水，我饿得身体摇摇晃晃。

“你。那个小孩儿，过来。”一个看守叫住我，并指了指火车的驾驶室。我爬进去，找了个座位坐下。

“不，不是那儿，是这儿。”他指着车顶上。

“什么？我不明白。”

他笑得前仰后合，不停地用粗糙的手掌拍打他那圆滚滚的肚皮。随后，他站到座位上，掀开罩着车顶灯的一大块塑料板。指着里面说：“你藏这里。”

那么小的地方我怎么能藏得下呢？

可我没有办法，只能小心翼翼地爬上座位。我拉着车顶用力向上爬，而看守在我背上使劲儿推了一把。那窄窄的车顶夹层里漆黑一片，且到处都是呛人的尘土。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看清在缠着电线的灯箱旁边有一个狭小的角落。天啊，怎么能这样？

“快进去，别耽误时间。”

他又推了我一把。我来回扭动，可也只是把身体缩了进去，腿还悬着。“这里太小了，没地方放腿。”我说。

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快进去。”

我使劲儿弓起腰，把腿蜷在身后。我的眼睛和鼻子里仿佛塞满了乌黑的尘土。这儿就像个活生生的棺材——我的棺材。

看守站在座位上把塑料顶板重新装回原位时，我又痛苦又害怕，不由得哭喊起来：“求求你，放我出去！求求你！”

“闭嘴，小子。”他拧紧了最后一颗螺丝，把我结结实实地锁在了一片密不透风的黑暗之中。

*　*　*　*　*　*　*　*

“呼吸，古尔瓦力，保持呼吸。”和自己说话让我稍微平静了一点，“要活着。你能做到。呼吸。”

我意识到此行的目的地是保加利亚。

火车开动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乘客上车，因为除了我自己恐慌的呼吸声，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不停地呼吸，渐渐地竟恍惚起来，甚至没有了时间的概念。我不知道在上面待了多久，我想应该很久。接下来，我只知道列车员卸下了塑料顶板，窗外朦胧的风景一闪而过。“快下来。快点儿。”

我试着挪动双腿，可它们早已麻木不听使唤：“我动不了了。”

“老天啊，快点儿，孩子。”他抓住我的腿猛地一拉。

我整个人掉了下来，先撞上座位尖尖的边角，随后才落在地上。我疼得张大嘴巴拼命吸气。

火车还在行驶，可其他人呢？

“快！跳车！我说跳，你就跳。”

“跳车？为什么？我不——”

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到驾驶室的门口。打开门，我看到飞速向后退去的地面，以及曙光中朦胧的石头、野草和田地的轮廓。

跳下去我会摔死的。

我扭头向右望，看到了其他的人。他们站在相邻车厢的门口，脸上带着和我一样的恐惧。

“不行啊，求你别让我跳车。”我哀求列车员。

“马上就到检查站了，蠢东西。快给我下去。”

火车通过一处弯道，速度放缓了些。列车员想把我推出去，我不顾一切地向后挣扎。

“古尔瓦力，当心。跳吧。”

其中一个人指着火车前方。沿途的风景正在改变，草地和树木越来越少，巨大的山石逐渐增多。

有人大喊：“看在安拉的分儿上，现在就跳吧！所有人都跳！”

我不知道我是自己跳下去的，还是被列车员推出去的。我只记得身体飞上半空，大地在身下疾驰而过。而后，我便像一摊烂肉似的坠落下去。

我想我一定是摔昏过去了。等我醒来时，头疼得像裂开一样，抬都抬不起来。每个人都在呻吟、叫喊。周围黑乎乎的，我瞪大眼睛努力找寻他们的身影。

“我的腿。安拉。救命啊，我的腿。”

我慢慢清醒过来。火车已经呼啸着驶向远方，沿轨道乱七八糟地躺着九个人。

“古尔瓦力，帮帮我，我的腿摔断了。”

我跌跌撞撞地走向那个名叫齐亚的伊拉克人。他的一条腿弯折成吓人的角度。看到那一幕，我的胃里顿时翻江倒海，一股热乎乎的东西从喉咙里喷涌而出。随即，我的双腿也支持不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我头疼得无法形容，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最先爬起来的两个人走到我们身旁，问我：“其他人呢？”

呻吟声依旧此起彼伏。有些人看起来伤得很重。

随后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不知道什么时间，警察来了，还带来了救护车，伤势最重的几个人被抬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被塞进警车时，我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

第十二章

醒来时，我独自一人躺在保加利亚的一间牢房里。身下是张摇摇晃晃的铁床，只有一层薄薄的床垫，没有床单、被褥。我不知道是谁把我送进来的。透过铁栅栏，我看到了一起从火车上跳下的同伴。他们被关在别的牢房，睡着同样的铁床。

伊斯坦布尔的天气闷热异常，但这里却冷飕飕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肉的臭味儿。这里关押的不仅仅有难民，有些犯人像是本地的，看着叫人害怕。不知道他们是疯子还是醉汉，总之有几个人整夜鬼叫个不停。

我头痛难忍，连身体都动不了。我试着爬起来，可马上就会头晕目眩，不得不重新躺下。我用手势夹杂着不同的语言求救：“来人啊，我需要医生。救救我，求求你们了。”

给我送牢饭的那个狱警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几天后，他们说我们得回土耳其。听了那么多难民的故事，这样的结果早在我意料之中。保加利亚向来会把难民直接送回边境，但却并不会通知土耳其当局。

我们被赶上警方的一辆大巴车，从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出发，一连开了数个小时，最后来到一片森林前。五六个负责押送的警察指了指林子——我们要穿过它，走回土耳其。

当时大约在1月到2月之间，地上还处处可见厚厚的积雪。

我们犹豫不前。他们举起手中的步枪，对准我们。

显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向前。

我们走进树林，却不知道土耳其在哪个方向。天寒地冻，我的靴子——我戏称它们是我最好的伙计——倒还算暖和，可我单薄的衣服因为跳车和在牢房里住的那几天，已经破烂不堪且臭不可闻。

一群人像僵尸一样蹒跚而行。在他们当中，只有三个是和我一起跳过火车的，都是受伤最轻的人。我不知道一起跳车的其他人去了哪里，多半在医院，我也说不准。但现在我们有了新的同伴，他们是牢房里的其他难民。

我很怀念被我丢在伊斯坦布尔的三个朋友，有他们在，我会轻松许多。也许我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强大，我终究还是个孩子。

我们踏着积雪一连走了几个小时。我的脚趾冻僵了，还有我的脸和手。我担心自己会像那个被冻掉手指的巴基斯坦人一样。我会不会也拖着残缺不全的身体回家找妈妈，从此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废人？

终于，视野内的树变得稀疏起来。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一面屋顶上的旗帜告诉我们，这里已经是土耳其了。尽管走了回头路，但我已经不在乎。我想放纵地大哭一场，庆祝自己逃出了保加利亚。坐火车去保加利亚，而后经马其顿前往希腊，显然我们只是走了那条臭名昭著的陆上线路的第一步。可我已经差点儿丢了小命，倘若真的继续走下去，我还真没有把握能活着到希腊。

在这个村子，我们四个一起跳过火车的人和其他难民分了手。我们搭了一辆出租车去一个更大点儿的城市。在那里，我用之前陪阿富汗代理人买东西时兑换的土耳其里拉买了汽车票。其中两个同伴身上只有美元，但他们答应到了伊斯坦布尔就把钱还给我。

上车之前，我到投币电话亭给扎米尔打了个电话。他的号码我一直装在口袋里。他说会派人到车站接我们。

“可你怎么没在保加利亚？”他在电话中惊讶地问。

我顿时火冒三丈：“我怎么没在保加利亚？因为你的朋友把我推下了火车。我们被警察抓了，然后又像苏军从阿富汗撤退一样踏着雪走了回来。你不是说十拿九稳的吗？你为什么要骗人？”

“冷静点儿，古尔瓦力。你现在不是没事了吗？是你自己同意走的，你忘了吗？”

“我同意去希腊。可现在我又回到了土耳其。”

“这就是去希腊的路。失败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重新再来。”

“我不走这条路了。已经有很多人受伤了。”

“是吗？这倒不寻常。现在先不讨论这个了，等你回来我们再谈。”

他派了一个手下去接我们，而后把我们送回原来的地方。巴雅雷、迈赫兰和阿卜杜勒仍在那里。

见到他们，我如释重负。

*　*　*　*　*　*　*　*

从保加利亚回来的第二天，扎米尔把我们转手给了另外一个代理人。据说是他的生意伙伴，一个土耳其库尔德人。

他叫了辆出租车来接我们四个。其实，转手给谁我都无所谓，我只是庆幸不用再和朋友们分开了。

这个新的代理人连名字都懒得告诉我们。他和扎米尔差不多同龄，打扮也相似：修身开领衬衣，牛仔裤，尖头皮鞋。身上一股廉价须后水的味道。

在出租车上，他用波斯语和库尔德语两种语言同我们说话：“我们需要等到天黑，然后再送你们到一个地方搭船去希腊。现在，我们先到另外一个地方等着。”

有了在保加利亚的经历，我对他的话只字不信。而当他指引出租车前往市中心某座加油站对面的一家商店时，我更加确定他所说的全是谎言。别的难民曾向我详细地描述过这个地方。这是令他们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难民收留中心。一旦被送进这里，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替你选择了陆上第二条线路，你将穿越土希边境上可怕的军事禁区。

我们从商店后面踏上一段金属楼梯，走进一间肮脏、破旧的公寓。那里已经聚集了四十个左右来自不同国家的难民。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地板上，一个个耷拉着脑袋。

在门口看到公寓内的这一幕，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走在前面的人忽然转身想跑下楼梯，但被那个代理人挡住了去路。门口的一个看守抓着我的胳膊往屋里拖，阿卜杜勒则拽住我的袖子，试图将我拉出去。

我们是被强行推进公寓的。他们命令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坐在地上。那个库尔德代理人和看守简单说了几句就走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没有食物，也没有水。虽然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我依然冷得浑身发抖。公寓里的气氛糟糕透了。沮丧和悲伤像乌云一样笼罩在人们头顶。我想这里的每一个人大概都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我紧紧地贴着我的三个朋友。此时此刻，我打死也不会同意和他们分开。我们静静地坐着发呆，一待便是几个小时。我试着给自己打气，我告诉自己也许我能幸存下来，至少不能轻易放弃。可是没用，我的心绪不由自主就飞回了故乡——我想起弟弟和妹妹们，想象着没有我之后他们的生活。我想起了我的弟弟努尔，他的年龄比我和哈扎特小不了多少，才十一岁，但如今却要肩负起一个家庭的重担。当他终于知道我和哈扎特再也不会从瓦济里斯坦回去，将是怎样的反应？当他知道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两个哥哥，会不会感觉受到了背叛？

“喂。”

我抬起头，看到阿卜杜勒正朝我使眼色。

“闭嘴！”看守瞪了他一眼。

阿卜杜勒没理他，继续小声对我说：“我们像死人一样坐在这里干什么？咱们走吧。他们总不能强迫我们留在这里。”

他说得没错。我疑惑地望了一眼巴雅雷，他点点头。

我首先站起来，几乎想笑。阿卜杜勒的话有道理。难道我们是任人宰的羔羊吗？不是。我们是人，可以自由选择我们的命运。我们要昂首阔步地离开这里，然后自己想办法完成我们的旅程。

“啪！”我毫无防备地挨了一记耳光，整个脑袋都跟着“嗡嗡”作响。我倒在一块肮脏的地毯上，缩成一团。透过泪水模糊的双眼，我看见那个看守跺着脚走回到他的椅子前。

“别碰那孩子！”巴雅雷吼道。

我抬起头，恰好看见看守一脚踹在我朋友的身上。他惨叫一声倒下去，手捂着后腰。

“老实坐着！”

“嘭嘭嘭！”

屋里忽然一阵慌乱。

“嘭嘭嘭！”

“有人敲门！”

“闭嘴，会被人听见的。”

一个沉闷的声音用土耳其语在外面说话。我们都绷住嘴巴，尽量保持安静，可结果也就没人为我翻译。但根据其他人的反应，以及我已经学会的土耳其语，我还是大致听懂了外面那人的意思。

“我们是警察。我们知道里面有人。快把门打开。”

看守用土耳其语结结巴巴地回答：“开……开不了。我……呃……我把钥匙弄丢了。”他睁大眼睛望着他的同伙，耸了耸肩，他们冲他点点头，示意他继续编下去，“我朋友出去时把门锁了，他忘了我还在屋里。他那个人脑子经常短路。晚上，他就回来了，您真的没必要等那么久。”

门外没了反应。可突然间，一把斧头“哐啷”一声将木门劈成了两半。十来个人眨眼工夫便冲了进来，嘴里喊着：“警察！都不许动！全部趴下！”

他们手里端着枪，身穿防弹背心，但没穿警服，这让屋里的人更加恐慌。

“绑匪！”

有人试图从后门或窗户逃走。这些人纷纷拿枪瞄准他们，警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随后，身穿制服的警官也涌了进来，使这里的混乱有增无减。

难民们惊慌失措，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可他们根本无处可逃。这时，我倒有点儿希望警察们能够开上两枪。

刚刚从保加利亚的牢房中出来，我真的不想再坐牢。可当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双手抱头时，我又忽然感到一阵庆幸和感激，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走陆路去希腊的计划要泡汤了，我们用不着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边境的军事区了。

我们抱头在地上坐了一个小时左右。最后，我们被押上警车，拉到了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一座很大的带监狱的警察局。

警察盘问了我们的姓名、年龄和国籍，然后带我们上了两段楼梯，来到一处长长的走廊。走廊里没有椅子，我们便直接坐在地上。有三两个警察负责看守。因为地方不够大，我们挤挤挨挨地坐了一片。大家都低着头默不作声，加上那几个警察，我们现在的状态与我们被解救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

*　*　*　*　*　*　*　*

六个小时后，我被单独带进一间审讯室。孤单，恐惧，我浑身不停地哆嗦。头顶的一盏条形灯不时地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就像爷爷在调他的拉巴巴琴。从审讯室的镜墙中，我能看见仿佛接触不良的灯泡，而每次看到自己的映像时，我都会吓一跳——他红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像个陌生人，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

一个身穿制服的年轻警官走进房间。“说说吧。”他拉出椅子，将笔记本往桌上一放。他说的是土耳其语，但基本的日常用语我能听懂。

“你叫什么？”

“古尔瓦力。”

“几岁了？”

“十二岁半。”

“从哪儿来的？”

“毛里塔尼亚。”

他叹了口气，扭头看了眼旁边一个没穿制服的人，摇了摇头。

这第二个人用波斯语对我说：“你是我们今天上午审问的第十七个人。你是打算用谎话来浪费我们的时间呢，还是乖乖地把实话说出来？”

他是翻译。他的话我听得明明白白，但我必须坚持我的证词。其他难民提醒过我，一旦在土耳其被捕，我必须一口咬定自己是毛里塔尼亚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甚至连毛里塔尼亚在哪儿都不知道。但据说只要你坚称自己是毛里塔尼亚人，他们就有可能让你留在土耳其。

我胡乱挥舞着双手，假装没有听懂。

现在，轮到翻译摇头了：“别装了，我知道你能听懂。你到底从哪儿来？”

“毛里塔尼亚。”

“啪！”笔记本打在我脸上。我的眼泪忽然间便流了下来。我只是一个逃难的小孩儿，我唯一犯下的罪就是非法入境。他微微笑了笑说：“毛里塔尼亚是吧？那我们就用法语说话好了。Je parle assez en avoir assez pour vous comprendre.”(1)

他说什么？我半点儿法语都不懂。

我继续挥舞胳膊，心里侥幸地想着，也许他会以为我有精神病。

他顿了顿，不屑地看着我装疯卖傻，而后对着镜墙厉声喊了句什么。

门开了。从镜子里，我看见两个穿警服的高个子走进来。他们面无表情，进来后径直站在我后面。

我口干舌燥，心怦怦直跳。

“把他带出去。”

两人带着我走上楼梯，回到原先那条走廊。其他人仍旧坐在原地等待。我正打算坐下。其中一名警察说道：“别坐，继续走。”

他们带着我又上了两段楼梯，来到楼梯间的最顶层。这时，他们突然把我拨转过身。我一个趔趄，还没有站稳，他们就又推着我向后靠去。“低头！”一个人命令道。

三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脑袋，第四只手揪住我太阳穴旁边的一撮头发使劲儿拧巴。我感觉他们要把我的头皮剥下来，不由吓得“哇哇”乱叫。与震惊和恐惧相比，疼痛其实已经算不了什么。

随后，他们又带我返回审讯室，重新面对当初那两位警官。但这一次，后面那两位没有退出，而是虎视眈眈地站在我旁边，仿佛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会立刻带我出去再剥一次头皮。

我彻底坦白了：“我来自阿富汗。我是阿富汗人古尔瓦力。”

站在身后的其中一个人猛然按住我的头，使我的脸贴在桌面上无法动弹。

我看着眼前那两位审讯官，惊得目瞪口呆，眼泪不由自主地往外流，我用肮脏的衣袖擦着眼睛和鼻子。

“跟我说说蛇头的情况。”

“什么？”我说。他问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的问题。

“你们住哪儿？”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几只大手又按住了我的脑袋。他们揪着我的头发，仿佛要将它们连根拔掉。

“松手。松手。疼。”

“谁是老板？你们付钱给谁？”

“我不知道。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松了手。我的头向前栽去，桌面上已经沾满我的鼻涕和眼泪。

“把他带出去。咱们看看下一个白痴会说什么。”

我被带回到走廊上。这时再看我的同伴们，好几个已经鼻青脸肿，有的嘴角还淌着血。

每隔一会儿，警察便丢下一个满头大汗的同伴，而后带走一个新的。

迈赫兰坐在我旁边。他还没有进过审讯室。“你有没有说你是毛里塔尼亚人？”他小声问我。

“说了，但没用。最好还是别说。”

“哦，你希望我被驱逐吗？”

“那就随你，尽管说你是毛里塔尼亚人吧，只要你不怕吃苦头。”

几个小时之后，所有人才被提审完毕。这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一整夜不吃不喝，也没有睡觉。

一个身穿蓝色西装的年轻人出现在楼梯上，身旁是那位说波斯语的警官。“我是阿富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说，一双双满怀希望的眼睛霎时望向他，“你们会被暂时收监，直到土耳其当局把你们驱逐出境。”

“拜托你，”有人恳求说，“能不能帮帮我们？”

“你们是非法入境啊。”外交官整了整脖子上的领带说，“我们大使馆又能怎么办呢？”

“做你们该做的事啊。我们是阿富汗人，是你的同胞。你们不是发过誓要效忠这个国家吗？”巴雅雷突然说，他因为气愤脸涨得通红。

“别激动。”出于对审讯室和那几个警察的恐惧，我悄悄提醒他。

外交官的喉结动了动。他盯着巴雅雷说：“对不起，朋友。可你身上有阿富汗护照吗？”

巴雅雷无言以对。

扶正了领带，外交官毅然转身向走廊深处走去。他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作响。

看守的警察等了一会儿，然后才过来抓住巴雅雷的肩膀，把他提了起来。

巴雅雷挣扎了几下：“放开我。”

这可不妙。我们不知道他会被带到哪里。“你要当心啊，我们会想着你的！”我大声说。一名警察扭头瞪了我一眼。我立刻低下头去，揉了揉还在隐隐作痛的头皮。

巴雅雷是我们公认的领导者。看着他被带走，阿卜杜勒、迈赫兰和我无助地面面相觑。

随后，警察命令我们全部站起来，并宣布我们将被带到隔壁的临时监狱。

监狱很大。里面挤满了不同面孔的外国人：黑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亚洲人。靠墙摆着一些双层床，但已经全被人占据了。

从很多人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最近也经历了审问。

我们在靠近门口的位置找到一小片空地方。

“麻烦你，能给我们一些毯子吗？”

“不行。”

我躺在水泥地上试着睡觉，可脑袋依旧很痛，难言的凄苦涌上心头。妈妈送我出来难道就是为了让我经受这样的折磨吗？这哪一点比家里好，比家里安全了？就算是侵略阿富汗的外国人恐怕也不会像土耳其警察这样对待我吧？难道留在家里会比这更糟？我想相信，但冰凉的地板阻断了我的思绪。

*　*　*　*　*　*　*　*

早上醒来时，有人正从我身上跨过。原来，我们躺的地方正好是送饭的必经之路。我们急忙爬起来让开。

此刻，我才第一次认真环视了一番这座监狱。我能看到世界各地人的面孔，他们按照种族老老实实地坐在各自的区域内。

“快拿点儿吃的，不然就没份儿了。”迈赫兰将一个盛着米饭的小瓷碗递给我。

我满心感激，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几乎无人问津。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但一些犯人似乎格外关心起我来。

“你应该在儿童监狱。”

“你跟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

其中有个叫伯纳德的伊朗人，个头不高，黑头发，人很和善。他说警察在审问时偶尔会让他当翻译，所以他知道不少小道消息。

“你的朋友被带到其他监狱了。”

“巴雅雷？”

“没错。警察怀疑他是蛇头。这是很严重的罪名。”

“你确定吗？”我问。

“这是一个狱警告诉我的。也许他撒了谎，但是……”他顿了顿，“但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又过了几天，警方命令我们洗澡。浴室数量有限，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排队等候。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纯西式的厕所——可以坐在上面方便的那种。只是这里的马桶每一个都脏臭不堪。

浴室的门全都没有锁，所以我和迈赫兰便互相为对方站岗。在伊斯兰的文化中，当众方便或洗澡不仅万分尴尬，甚至是非常耻辱的事情。这是我两周以来第一次洗澡，但过程并不惬意。与其说享受，不如说为了需要。

洗澡水冰凉刺骨，且没有肥皂，但洗一洗总归是好事。水淋到身上时，皮肤收缩，引起阵阵刺痛。我小心翼翼地清洗脸上的瘀青和油腻的头发，并用手指反复清洁了牙齿和牙龈。

回到牢里，我在心里默默算了算，到现在，我手上还剩下大约二百五十美元现金。之前，我在土耳其剪过头发，买过衣服，在伊朗也买过衣服，但大部分钱都花在吃饭上了。

监狱里人满为患，几乎全是偷渡的难民。人数最多的要数苏丹人或索马里人。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黑人。要知道，在阿富汗几乎看不到黑人。尽管我在伊斯坦布尔也见过一些，但却没机会和他们认识。我很同情这座监狱里的黑人，他们中有些已经被关押了好几年。听说一部分人被捕是因为贩毒。

我一直把钱藏在我的内裤里，口袋里只留少部分零钱。我还给了迈赫兰五十美元请他代为保管，可惜被偷了。

迈赫兰气恼不已。他担心我怀疑他私吞了那笔钱。这当然是没影的事，我百分之百信任他。

因为这件事，我们还去找过那个和善的伊朗人伯纳德。他只是无奈地耸耸肩说：“在这种地方丢钱是常有的事。你得面对现实。”

经历了殴打，以及接连数日吃不饱、睡不好，丢钱的事对我打击很大。那是妈妈给我的美元，它们代表着她的希望，以及她所憧憬的我的未来。而今，我却把钱弄丢了，我忍不住伤心地哭起来。

“怎么了？”

我看到一张圆圆的黑色面孔和一双许久不曾见过的深邃和蔼的眼睛。对我来说，看到黑人仍是件不同寻常的事。

“你为什么哭啊？”

“不为什么。”迈赫兰冷冷地说，“别管闲事。”

“看起来不像没事。跟我说说。”

他一口波斯语令我惊讶得忘记了流泪。“你怎么会说波斯语？”我问。

他笑着摊开双臂：“我在这里上大学，没事就学点儿外语。跟我说说吧，你为什么哭呢？”

“有人偷了我的钱。”

“谁偷的？”

“我不知道。”我再度呜咽，“那钱是妈妈给我的。”

“我明白了。被偷了多少钱？”

“五十美元。”

“知道了。我会帮你查一查的。”他关切地看了我一眼，“你叫什么？”

“古尔瓦力。”

“我叫马里昂。别哭了，小家伙。男儿有泪不轻弹，懂吗？这件事我会查出来的，我保证。”

我盯着地板，咬住嘴唇。当我抬起头时，惊讶地看到马里昂高大的身躯正向牢房另一头走去。

“你觉得他能把你的钱找回来吗？”迈赫兰似乎并不相信这个黑人的话。

坦白地说，我也不信。

我重新躺下，在沮丧中断断续续地打着盹儿。躺在如此冰冷的地板上，想好好睡一觉几乎是不可能的。

*　*　*　*　*　*　*　*

“古尔瓦力。”

一个声音突然闯进我甜蜜的白日梦中。在梦里，我正和家人一起过开斋节，我们开心地吃着鲜美多汁的大枣，前所未有的幸福包裹着我。我很开心，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然而，当我的名字响起时，我的家人忽然消失了。

我的新朋友马里昂站在我跟前。“给。”他说，“我替你找回来了。”他把一个灰绿色的纸团丢给我。我攥着它，紧紧地贴在胸口。“偷你钱的人说他很抱歉。”他又说道。

“谢谢你。”我感激地冲他连连点头、微笑。

“不客气，回头见。记住，别再哭了，行不行，老大？”说完，他扭头走回黑人聚集的角落。

我高兴极了，整个世界仿佛一下子光明起来。迈赫兰也格外振奋，我们在这座可怕的监狱中又多了一个朋友。这笔钱是我和妈妈最后的联系。如今它失而复得，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外面的走廊里乱哄哄的，但那跟我没关系。忽然的放松使我顿觉浑身疲惫，也许我该好好睡一觉了。正当我即将进入梦乡时，我听到一些巴基斯坦人在对迈赫兰说着什么。

“没人会相信。”

“我知道。他抓着他的头往水槽上撞时，我以为他要打死他。”

其中一个人瞥了我一眼说：“小子，你错过好戏了。”

“出什么事了？”

“两个黑家伙在浴室里干了一架。”

“什么？刚才吗？”

“是啊。不过，那根本算不上打架。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打惨了。最后，这人从那人口袋里掏出些什么东西就走了。”

“守卫视而不见。我们在外面等着，他们站在那里也像我们一样，只顾着看热闹。”

我吓得连问都不敢问。

“古尔瓦力？你有没有在听啊？”迈赫兰已经完全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那人被打得不轻，能不能活恐怕都成问题。”

我感觉喉咙里升起一团东西。

马里昂。

(1)大意为：我说的已经够多了，不想再多费唇舌。

第十三章

打人之事迅速传遍整座监狱。

因为是新来的，我们不知内情。原来，马里昂是监狱里服刑时间最长的犯人之一，甚至可以说是这里的老大。他因为贩毒而被捕，在狱中没人敢得罪他，包括监狱的守卫。他声称自己杀过好几百人。

马里昂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传言说他在自己国内还因为战争罪被通缉。尽管有人指出那是他自己散布的谣言，至于真实与否，我无从考证。他能流利地说七种语言。

得知有人因我被打，我心里难受极了。装在口袋里的钱像硫酸一样烧灼着我。难道这就是一条人命的价值？五十美元？

如今，马里昂在我眼中成了坏人，他不应该打人。可他毕竟找回了我的钱，而且他对我似乎特别友善……他眼睛里的温柔和关切绝对不是我想象出来的。

不胫而走的不仅仅是打人的消息，更有打人的原因。如此一来，监狱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身上有钱。不过好的方面是，现在所有人也都知道，我是马里昂罩着的，谁也不敢碰我一根手指头。

第二天，我跪了很久。我为那打人的和被打的祷告，并祈求真主的宽恕。

*　*　*　*　*　*　*　*

坐牢令人沮丧、愤怒，最要命的是无聊。我们仿佛在玩一个前因后果全都不明的等待游戏，大部分人打扑克或聊天。好心的伯纳德借给了我一本《古兰经》，从阅读中，我收获了巨大的乐趣。我每天花很多时间祈祷，在牢房里走来走去，反省我的人生，思考安拉给我的意旨。这感觉就像在考验我的信仰。

我认识了伊拉克人、伊朗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还有来自非洲的朋友。他们中，尤其非洲黑人，诉说了很多他们国内生活的穷苦与艰辛。相比之下，我倒有点儿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这些人大多为极端贫困的渔民或农民。他们丢下老婆、孩子往国外跑，无非是因为在国内的生活难以为继。我听说了很多悲惨的故事：因为粮食匮乏，孩子饿死在妈妈怀里；因为缺医少药，普通的发烧也能要人性命；因为营养不良，无数孕妇出现流产。这些不幸家庭的唯一机会，就是家里的男人能够偷渡到欧洲，找份工作，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能救济家人。

但偷渡者中也不全是穷人，令人羡慕的社会精英也比比皆是：律师、医生、教师、记者、工程师。他们有的是因为在国内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有的则是因为政治信仰遭到迫害，不得不离开祖国。

最不幸的是我的朋友伯纳德。他原是设拉子(1)一所大学里的教授。他告诉我们，他曾帮助难民建立了一所地下学校，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但这所学校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后来，他写文章强烈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结果惨遭逮捕和折磨。获释之后，他便逃离祖国，来到了土耳其。

有一天，我听见他在自己的床铺上哭泣，便问他怎么回事。通常情况下，当你看到一个悲伤的人，你不该去问东问西打扰人家。每个人都对情感保持着恭敬的距离：我们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窥探打听于情理不合。我无意冒犯他，我只是想知道实情。以前，我从未见过一个男人哭得如此伤心欲绝。他拼命压抑着自己的呜咽，仿佛世界已经到了末日。

“叔叔，你为什么哭啊？”

“他们要把我送回伊朗。”

“那你就可以出狱回家啦，说不定这是好事呢？”

“他们说我向学生灌输了有毒思想。他们逼我坦白，用电刑折磨我，还强迫我签字画押，像对犯人一样。我逃出过一次，这一次恐怕逃不掉了。他们会继续折磨我，甚至会杀了我。”

“告诉守卫吧，他们不能把你送回去。”

“已经说了，还和一位律师一起恳求过。这里也有律师愿意帮我。”他叹了口气，“你是不是觉得我以前帮过警方的忙，他们就会对我照顾一点儿？你错了。他们才不在乎我的死活，而且还要我也高高兴兴的，好像要去度假一样。”

他擦了把眼泪。那泪水并非出自对命运的哀怨，而是对未来的恐惧。

“我很遗憾，叔叔。”

他坐起身，郑重地和我握了握手：“谢谢你，我也很遗憾。”

第二天上午，我看着守卫把伯纳德带出了牢房。他没有看我，只是盯着地面喃喃自语。

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即使到了今天也不知道他是否重获自由。也许他已经死了。真希望能听到他的消息，因为我时常想起他。他身上的某些东西很像我的父亲。

*　*　*　*　*　*　*　*

我开始计划——我不想最后也落得伯纳德那样的结局，我得出去，得活下去。政府和蛇头一样不可相信。他们都是骗子，只想从我们这些苦命人身上捞取好处。最令我恐惧的结果是被送回老家，那样一来，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尽管我无比想念妈妈、想念家，但我不能让自己或他们蒙羞。不管前路多么艰难，我都必须走下去，因为我肩负着他们的希望。

我想，也许我可以再试一次。我可以像我的老朋友沙阿那样，从西面穿过阿富汗和伊朗的边境。说不定我最后能走到欧洲，甚至找到我的哥哥哈扎特。我可以找份工作，拼命存钱。找到黑狼，也许他愿意帮我？我的大脑在飞速运转，可所有的想法都不够现实。

好几个和我一同进来的阿富汗人已经收到了他们的驱逐出境决定书。听说阿富汗大使馆愿意帮他们预订航班，但机票钱却要自掏腰包。如果没钱买机票，只能留在监狱。厕所附近有一个投币电话亭，从我睡觉的地方偶尔能听到人们打电话的只言片语，而最常听到的内容是这些被关押的人向他们的家人道歉。他们的家庭已经欠了蛇头很多钱，而今他们又不得不想方设法筹钱购买国际航班的机票。他们与家人通话时那种心酸、无奈的语气就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上：现在的他们也许就是明天的我，而我连一个可以拨打的电话号码都没有，我该如何联系我的家人呢？

有些人返回监狱时哭得像小孩子一样悲伤。由此我知道，即使偷渡失败，蛇头也不会退一分钱给我们。而且，即便你不幸被抓，钱也还要照付。代理人通常会用打折的手段诱使你再次尝试偷渡，但倘若你不答应，家人付的钱便全部打了水漂。

到此时为止，我还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或文书，所以我始终抱着侥幸心理，默默地期待着转机的出现。

不过，我手里倒的确有个电话号码，是我们的第二个代理人——那个时髦的阿富汗年轻人扎米尔的。阿卜杜勒建议我们打电话请他帮忙。

阿卜杜勒和扎米尔通话时，我和迈赫兰满怀期待地站在一旁。从阿卜杜勒的脸色看，他们谈得并不愉快。

“他怎么说？”阿卜杜勒刚挂电话，迈赫兰就迫不及待地问。

“他说不让我从监狱给他打电话，他担心警察会追踪到他。还说我们被捕完全是咎由自取。”

我们没办法联系库巴特，那个所谓的喀布尔“大人物”。阿卜杜勒求扎米尔替我们联系他，让他知道我们的下落和处境。但扎米尔说他不管这闲事，并警告阿卜杜勒不要再打给他，随后便挂断了电话。我们也想到了马利克——我们在土耳其的第一个代理人，就是让我们住在鸡棚里的那个西装革履的家伙。可惜，我们弄丢了他的号码。

使馆那位外交官再度出现时，我想我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两到三周吧。具体多久我也不知道，监狱里的时间走得格外缓慢。

他说没钱买机票的人第二天将被驱逐至伊朗。

*　*　*　*　*　*　*　*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守卫大声宣告：“准备坐车去伊朗的人做好准备。给你们两分钟时间。”

我惊慌失措地跳起来，好像我有许多行李要收拾一样。但我马上就想到，我的全部家当就只有一个小包。“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说。

临走之前，我、迈赫兰和阿卜杜勒打算问守卫巴雅雷的下落，我们不想丢下他不管。

“闭嘴。你们会让他们起疑的，这对他只会更加不利。”一个狱友警告我们。

离开的心情是复杂的，我们不忍心丢下巴雅雷。他是否还被关在别的监狱，或者已经被驱逐出境？我们不知道。可是，除了乖乖地服从土耳其当局的安排，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这场扭曲的游戏中，我又一次走了回头路，但某种程度上，我却很高兴，为能离开这个牢笼。监禁生活消磨了我的心智，再不出去，我恐怕会疯掉。

(1)设拉子：伊朗法尔斯省省会，伊朗南部最大、全国第六大城市，也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十四章

然而四天之后，我竟怀念起监狱的日子。

我们大约五十人全被塞进一辆大巴。座位很小，还要两个人合坐。我们的汗水和呼吸彼此混合在一起。我和迈赫兰同座。大巴每隔六小时停一次让我们上厕所。但因为路上每个人能喝到的水极少，上厕所倒没多大意义。

我已经失掉了全部的希望。我将回到战火纷飞的阿富汗——塔利班正在那里等着我。

一些不甘心的人决定铤而走险。

“押送的人一共才四个，而我们有五十个人。我们可以轻松制伏他们。”

“下次停车时，五个人对付一个，另找五个人控制住司机。”

我想这种事在押送过程中应该时有发生，因为负责押送的守卫和穿着便衣的移民局官员皆全副武装，且一路高度警惕、严阵以待。他们似乎早已洞穿了一切。

一名守卫向车尾走来，他脸上露出焦虑的神色。“我们快到了，别耍小聪明，否则后果会非常严重。”他警告说。

他甚至连枪都懒得拍一下，因为根本没有必要。我们早就从其他犯人那里听到了传闻，说有时候土耳其边防人员会把难民卖给库尔德黑帮。这些黑帮到了难民口中被统称为黑手党，他们会把你囚禁在某个地方，逼着你联系家人索要赎金。据说，他们的要价高得离谱，张口就是五千美元，迫使你不得不跟他们讨价还价。如果你拒不合作，不给家里人打电话，他们就让你光着脚进山，把你打得死去活来。个别极端的案例中，听说有些难民的家里拿不出钱或不愿给赎金，他们就割掉人质的鼻子或耳朵。和其他生意一样，赎金一般也打进中间人在欧洲或伊朗某处开设的银行账户。通过追踪转账记录根本无法直接找到绑匪。

因此，我决定少惹麻烦，免得被这些移民局的官员卖掉。除了黑狼，我对库尔德蛇头和黑社会都没有好印象。

第四天，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边境了。守卫命令我们下车，并在一处看似废弃的军事建筑中坐等了数个小时。这片区域的地面上到处都是锋利的小石块，坐在上面扎得屁股和大腿疼，可我又没气力站一个下午，因此我就像一只站在加热板上的小鸡一样，不停变换姿势。

再次上车后，守卫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个人。

“谁没回来？”

看来我们中有人偷溜了。我环顾四周，但很难确定这个人是谁。

大巴车只能原地待命，守卫和我们一起在车上等候，但他们已经通知了当地警方。

三个小时后，警察带着一个名叫扎比的家伙回来了。他也是普什图人，来自坎大哈，只比我大两三岁。他鼻青脸肿，嘴角流血，但却仍像头犟驴一样挣扎不休，嘴里不停骂着：“放我走，你们这群浑蛋。”

捉他回来的本地警察一把将他推到车身上，吼道：“笨蛋，你以为你跑得了吗？”

扎比继续叫骂，一个警察趁机在他肚子上来了一拳。

任务完成，警察和我们的守卫握手道别，开着他们蓝白相间的丰田海拉克斯皮卡车扬长而去。

后来，扎比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我趁去撒尿的机会逃跑了。我走了很长时间。路上的人都盯着我看，但我只管朝前走。我想找到最近的汽车站。”

每个人都憋了一堆的问题想问他。

“你有钱吗？”

“你怎么不叫上我？早知道我就跟你一起跑了。”

“笨蛋。你把我们全都连累了。现在，他们一生气说不定就会把咱们卖给黑手党。”

守卫们的确很不高兴：“都闭嘴。不许跟他说话。”

来到真正的边境时，天色已晚。我们没有走边境通道，那只是一个军事哨卡。路上没什么车，只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像大头苍蝇一样“嗡嗡”地驶过哨卡。哨卡那儿除了五六个土耳其士兵，再看不到其他人。

守卫们抬着一箱热烘烘的、撒了百里香的土耳其扁面包向车子走来。那味道闻起来香极了。“我们现在把吃的分给你们，你们可以现在吃，也可以等到过了边境之后再吃，自己决定。但我们建议你们稍后再吃。”

在我的世界中，“稍后”可能意味着任何情况，但众人的一致意见是听守卫的。真是不应该，因为后来我们根本没机会吃那些面包。

我们上了一队军用吉普车，沿着一道带电的铁丝围栏一直往前开。每隔一段距离，我们便能看到一个岗哨和里面百无聊赖的士兵。不知到了哪里，我们被赶下车，在围栏旁边等待。突然，守卫的无线电中传出一阵噪声，开车的士兵们一起跑向铁丝网，用老虎钳剪开了一大段围栏。他们让我们做好准备。

此时入夜已深，加上厚厚的乌云遮挡了月亮和星星，四周一片漆黑。随后，士兵们关掉了吉普车的头灯，天地间霎时变得更加黑暗、恐怖。

迈赫兰扭头问我和阿卜杜勒：“他们要干吗？你觉得伊朗人会不会知道咱们来了？”

阿卜杜勒若有所思地说：“也许他们知道黑手党在那儿。”

同车有一位能说流利土耳其语的巴基斯坦老者，他来自白沙瓦。一路上，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和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聊天，而且相谈甚欢。显然他们很喜欢他，还有点儿同情他的遭遇。我们准备离开时，其中一个人给了他一把很大的缠着皮革的刀。

“你拿着这个。注意安全。”

这是一个很友善的举动，但却并没有使其余的人感到安心。每个人都很清楚，他们要送我们进入的是九死一生的险境。

“走！走！走！”

听到命令时，迈赫兰拉住了我：“别当出头鸟。”

几个人已经开始钻过铁丝网上的缺口。

我不知道黑暗中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我突然好害怕，双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软绵绵的。

“走，快走。”

我机械地迈动双腿。迈赫兰拉着我的一只手，阿卜杜勒拉着另一只。看到那位巴基斯坦老者就走在我们三个近旁，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所有人都行动了起来。我们三五一群，但大体上却保持着队列的完整，就像“一战”中的士兵从战壕里爬出来，冲向恐怖的无人之地。

起初，大家走得都很慢，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可突然间，他们开始撒腿狂奔，且逃向四面八方。

我们也迈开大步奔跑起来。

随后，我们看到一些警察冲我们挥手喊：“到这边来，这边。”他们共有八个人，手里全拿着马鞭。

于是，我们向他们跑去，可刚跑几步，又有别的人冲我们大喊：“错啦，不是那边。我们才是警察，到这边来，这边！”

“是黑手党！”一个明显惊吓过度的声音叫道，“是库尔德人！他们穿着警察的衣服。快跑！”

“我们该往哪儿跑？”我气喘吁吁，一方面因为害怕，一方面因为奔跑——几周监狱生活已经熬垮了我的身体。

大家仓皇失措，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我和朋友们很快就被人群冲散。地面坑洼不平且遍布石头，我真怕自己不慎摔倒被人们踩死。我的胸口仿佛要炸裂，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周围亮起了汽车灯，一群穿着制服的人拿着手电筒向我们走来。突然间，附近冒出了更多的小汽车、卡车和摩托车。手拿马鞭的人走到我们跟前，鞭子“啪啪”作响，抽到那些还在抱头鼠窜的人身上。我们至少有一半人被他们围在了一个半圆中。

“我们知道你们要来。冷静点儿，别乱动。”

有人试图逃跑，鞭子的声音立刻响彻夜空。

“不要跑。不要跑。”

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人，但我真心希望他们是警察。拿鞭子的人命令我们往前走时，一辆摩托车绕到了我们后面。

不知道走了多久，总之东方欲晓，晨光熹微，周围的视野清晰了许多。前方不远处有一栋单层建筑，屋顶上飘扬着伊朗国旗，外面有站岗的士兵。

我的呼吸渐渐正常起来。显然，我们并没有落入黑手党之手。

走到建筑跟前时，我才忽然意识到天气有多冷。我们一连几天都挤在闷热的大巴里，而今来到这空旷多石、被灌木和群山环绕的平地，我冷得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当时绝对是冬天，也许是2月，甚至3月，我也搞不清楚。

这栋单层建筑就是电网这边的第一个伊朗检查站，它的两侧各耸立着一个高高的瞭望塔。此时天还没有大亮，门口的荧光灯周围飞蛾乱舞。我们来到检查站前时，又有三名警官从屋里走出来。

“现在排好队。双手抱头，面向墙壁。”

我们干脆把手抵在屋子的前墙上。

“慢慢转过身。把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什么都不许留。”

他们用波斯语向我们喊话，但带有浓重的库尔德口音。我猜大概我们进入了另一个库尔德人控制的地区。

一些人对这个命令有所抵触，他们不想掏空自己的口袋。结果，我们被命令脱掉上衣，尽管当时冷得要死。

那位巴基斯坦老者想把刀藏起来，可惜还是被发现了。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土耳其。警察送给我的。”

“胡说。”老人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为什么每当我感到安全的时候，现实却往往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呢？

我身上还有250美元，其中50美元在包里，100美元在内裤中，袜子里还藏了80美元。

我掏出了口袋里的20美元。

一个警察看见了，拿走钱，推了我一把，然后把钱装进了他自己的口袋。

他的同事开始搜我的包：“这里有没有藏毒品或枪支？”

拿走我20美元的那个警察笑着说：“到别人的地方，总得带些礼物。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啊，难道你们不懂？”

我的肺都要气炸了。这和落到黑帮手里有什么区别？

“嘿，瞧啊。”他的同事兴奋地叫道，“多意外的发现。绿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我的心沉了下去。

他“吱吱嘎嘎”地抖着那张50美元的钞票，像抖着一片秋天的树叶。那是我在监狱里被偷后来又失而复得的钱。因为这笔钱，有一个人还差点儿被刚果人马里昂给打死。

我知道这一次它要真的离开我了，但我并不觉得可惜。对我来说，它就像有毒一样。也许这是真主对我的惩罚。

不过，至少我内裤和袜子里的钱还安全无恙。

我们依旧半裸着身子站在寒风中。这时，一队小汽车开过来停在了检查站入口。几个人跳下车，站里的警官们好似看到了老朋友，立刻向他们走去。他们站在车旁用库尔德语聊了许久，时而还激烈地争吵一番，似乎在为了什么事进行谈判。

“这帮该死的要把我们卖掉。那些人是黑手党。”有人低声说。

以我此时的库尔德语水平，已经能听懂不少单词。

“……得看多少……”

“让他们烂在……”

“……风险……”

“家人给钱……”

“你的那一份……”

他们的话令我胆战心惊。

迈赫兰试着安慰我：“这不合逻辑啊。如果他们要出卖咱们，那干吗还去救咱们呢？”

“为了钱呗。”阿卜杜勒一针见血，“否则谁会好心帮我们？我们对这些人来说只是一笔意外之财罢了。”

我忽然萌生逃跑的念头。“咱们逃吧。”我对他俩说。可我知道这是痴心妄想。我们怎么可能逃得掉呢？他们手上有枪，而我连续几天没怎么吃饭，眼看连站都要站不稳了，哪里来的力气逃跑？

阿卜杜勒看穿了我的心思：“怎么逃？往哪儿逃？逃到山里去吗？没有食物和水，就算没有被抓，我们恐怕也撑不过两天。”

就在这时，远处又传来汽车驶近的声音。入口处的谈判氛围陡然间变得紧急起来。

似乎大事不妙。我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

一个肩膀上扛着肩章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看样子应该是个当官的。他笔挺的制服紧紧地包裹着身体，他边走边冲那些警察嚷嚷。

他说的是波斯语：“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三更半夜偷偷见你们的黑帮朋友。这些人——”他冲我们的方向挥了挥手，“你们打算把他们卖掉是不是？”

我长长松了一口气，双腿一软差点儿坐在地上。

“让你们的朋友离开这儿。要是再让我看见他们，我就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关进监狱。听明白了没有？”

说完，他大步走进检查站。正在谈判的警察一脸歉意，和他们的朋友又是握手又是拥抱。随后，那些人钻进车子，开车走了。

我们站在墙边，在寒冷中等了一个多小时，还好他们让我们穿上了衣服。

我想那个当官的一定叫了些他认识的人来接我们，因为检查站外不久便来了许多车。它们不是警车，更像是出去赶集的本地人开的车。我们服从命令上了那些车，有两三个警察与我们同行。

我坐的那辆车里拉了一只羊。它四蹄被绑着，躺在后座上。路上，它一直哀伤地冲我“咩咩”地叫唤。我比谁都理解它的感受。

第十五章

群山，连绵起伏。

过了一会儿，它们开始变得像骨头一样：只有参差不齐的关节，没有皮肉。

生命的气息仿佛离开了我的身体。

我的脸像花岗石——锋利、坚硬，被一场又一场暴风雨冲刷得光滑、干净。我想睡觉，我累极了。一如既往，在那辆拥挤的汽车上，我仍是最小的一个人。

从边境出发，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名叫马库的伊朗城市，并在当地的警察局里过了夜。

第二天上午，我们被押上警车，听说要上法庭。

马库周边到处是杏园和葡萄园，而这里的灌溉渠像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

“这里还很古老。”后面的警官说，“非常美，你们不觉得吗？”

我不理会，也不在乎。

我们穿过一个两边筑有石头高墙的大门。

“看啊。”司机说，“看这座塔。”

我们的确看到了。那是一座七边形的塔，装饰华丽，高大、坚固。也许那是某个王朝的坟墓。

“马库最著名的是这里的建筑，你们马上就能见到。”司机说完哈哈大笑，直到呛得咳嗽起来。

我们被送到一栋金褐色的法院大楼前——这种颜色让我想到了面包。被领进法院时，我的腿直哆嗦。我恐怕已经无法再承受一次像土耳其那样的审讯了。

许多法庭官员和本地警察只说库尔德语，而不说波斯语。发给我们的文件用的是波斯语，但写得很复杂，我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懂。正当我打算让阿卜杜勒替我解释一下时，他们却命令我们起立并走到一个柜台前。在那里，我们被要求把自己的姓名、年龄和国籍写在一大张蓝色的纸上。

我故意把我的年龄——十二岁写得格外醒目，希望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全部法庭程序几分钟内便结束了。我们被警察押送着进了附近的监狱。警察向监狱方出示了法庭文件，办理了交接手续。阿卜杜勒说那些法庭文件可能就是拘押我们的许可证明。我祈祷能有人注意到我的年龄，从而大发慈悲帮我一把。

监狱应该是从旧兵营改造而来的，建筑材料多为石头。现在，我知道那个司机为什么笑得那么厉害了。这座兵营的确有些年头了，里面连自来水都没有。我们需要列队通过一道拱门，下几级台阶，才能进入地牢似的监房。在边境时，我被冻得瑟瑟发抖，然而来到这密不透风的牢房（除了我，这里还有十个人），我又热得浑身难受。牢房里没有床，但地上铺了床垫。它们一个挨一个，根本没有留出走路的余地，睡到最里面的人若想到外面来，只能从别人身上跨过去。

监狱里已经关押了二十五个犯人，全是难民。

“欢迎入住豪华酒店。”

又能听到熟悉的故事了。他们说如果你没有钱付遣返费，就只能烂在监狱里。他们有些人已经被关了好几周，有的甚至数个月。

典狱官是个大腹便便的家伙，穿在他身上的制服仿佛随时都可能被撑破。为了让自己振作起精神，我想象着他衣服爆掉、纽扣四射的情景。那一定很滑稽。

他首先向我们宣读声明：“白天在院子里锻炼或休息，夜间必须返回各自的牢房。如果想离开这儿，可以自费购买去边境城市扎黑丹的车票。伊朗当局会帮助你们返回阿富汗。你们中间的巴基斯坦人亦可从那里借道回国。”

我们中间的巴基斯坦人顿时大惊失色。阿富汗兵荒马乱，傻子都知道那里危险重重，更何况他们还是一群没有证件的难民。

“这里不管饭。饿了可以掏钱让守卫给你们买。”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凑钱买鸡肉和米饭。能吃上东西已经足以让我兴高采烈。

每天早上，守卫将我们带进院子。这里没有遮阴的东西，偶尔有个墙角旮旯能挤几个人，却不得不忍受蚊子的“狂轰滥炸”。

守卫们安闲自在地坐在瞭望塔中，看着我们被太阳炙烤。他们不停地强迫我们双手抱头做丢人的蛙跳运动。我被晒得头昏脑涨，每吸一口气，我的肺都像火燎一样痛苦。我甚至担心我的身体会突然间自燃。我的胳膊和大腿酸痛难当，可他们不准我们停下，直到我们累瘫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他们才心满意足地下令我们休息。

在这里的一个星期，我们是勒紧裤腰带过来的。我有钱，迈赫兰和阿卜杜勒也有钱，但我们的现金加起来也不够给每个人买吃的。而我们又不忍心当着那么多饥饿的人吃独食，所以干脆和大家一起饿肚子。一天下午，强制运动之后，一名守卫将午餐时吃剩下的面包皮扔进了院子。两名难民看到了，竟像饿狗一样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争抢。

我得尽快离开这鬼地方。我开始暗中联络有钱买车票去扎黑丹的人。因为典狱官有言在先，车上不能留一个空位，只要还有一张票没有卖出，车子就不能出发。而鉴于扎黑丹路途遥远，他还需要派些守卫一路随行，因此每张车票他打算收20美元。

我和一个叫拉希姆的去和他谈判。最终，典狱官同意把票价降到每人10美元。

我们总共有52个人，如此他便能收到520美元，当然，还要减去车费。但他有个条件：“你把每个人都拉上。他们在这里天天抱怨连篇，我早就受够了。”

在拉希姆的帮助下，我成了这件事的组织者。小孩子总是很容易取信于人，没有人怀疑我会使坏心眼儿。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挨个儿劝说。有些人确实身无分文，他们求我帮忙；另一些人虽然有钱，但却不愿意参与。有的人只愿意为自己和一个朋友付钱，有的人则干脆一毛不拔。

为了说服他们，我的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最后，离我们需要的520美元还差50美元，我自己出钱补了进去。如此一来，我身上就只剩下一百多美元现金了。

然而，当我们如愿登上汽车的那一刻，我认为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　*　*　*　*　*　*　*

汽车从马库出发，第一站先到设拉子，再前往扎黑丹，继而抵达阿富汗边境。我们就从那里回国。

路途的确很远，但我毫不在乎——至少我已经离开了监狱。我们的囚车是一辆破旧的大巴，没有空调，车里热得像蒸桑拿。好在可以开窗透气，太阳也晒不着。负责押送的守卫只有两个人。

“都老老实实的，别动歪脑筋。好好配合，大家相安无事最好。”他们只简单地提醒了我们几句。

我们不时在一些小镇上停车，买吃的，上厕所。守卫负责收钱，替我们买回茶和面包。中途有一次，一名守卫自掏腰包请我们吃饭，着实让我感动了一把。

他们自己吃饭时会把我们赶下车。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吃得比我们好，所以不愿当着我们的面享用，免得尴尬，毕竟我们大部分时间都饿着肚子。

我们还曾经在一些小公园里停车休息过。我们坐在树荫下，狼吞虎咽地吃着少得可怜的食物。和平时一样，我、迈赫兰和阿卜杜勒几乎形影不离。

坐在地上静静地咀嚼食物的时候，我们彼此用眼神交流。同样的念头——逃跑——在我们中间无声地传递着。

“如果要干，就一定要成功。”我说。失败很可能意味着被警察打死。

“太疯狂了。”阿卜杜勒说，“千万别干傻事。”

我看了眼迈赫兰。

他冲我点点头：“我支持你。”

我已经不记得我们赶了几天的路。也许三天两夜吧。我们推断这有可能是到达设拉子之前的最后一次停车休息。也就是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拉希姆的波斯语很好，他能帮咱们过伊朗。”

我看看拉希姆。他点头同意。

“这是送死，我不能帮你们。”阿卜杜勒说。

“别这样，伙计。咱们得在一块儿。”迈赫兰恳求他。

“我也不参与了。”那位巴基斯坦老者说，“我身体不行，跑不动了，但我可以为你们分散守卫的注意力。”

“但这才是关键啊，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逃跑。他们觉得我们又饿又累，早就筋疲力尽了。”拉希姆说。

“没错。”我说，“所以，我们才更要把握机会。逃，现在就逃。”

第十六章

比警察和他们手中的枪更令我畏惧的，是我的妈妈和她失望的脸。自踏上这条路以来，我第一次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我不想被驱逐，不想回阿富汗，但我觉得其他人似乎犹豫不决。毕竟，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鼓动一群大人一起逃跑，这事儿听起来的确不怎么靠谱。

我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需要冒这个险。我甚至用上了激将法，拿阿富汗男人最看重的尊严问题攻克他们的心防：“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难道你们宁可留下遗憾也不愿意尝试？”

迈赫兰激动地连连点头，他和我一样热衷逃跑的想法。

其他人谁也不吱声，有的盯着自己的脚，有的拽地上的草。

阿卜杜勒依然坚决反对：“你疯了吗？他们会开枪打死你的。”

迈赫兰低头沉思了几秒钟，随后说道：“如果他们把我送回阿富汗，我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他们把我扔进某个监狱里，继续挨饿，我还是死路一条。欧洲，是我活命的唯一机会。”

甘愿为我们当诱饵的巴基斯坦老者站起身，掸了掸裤子上的土，情绪高昂地说：“真主保佑你们。孩子们，准备好了没有？”

“你真要这么做吗？”我问他。我们知道，他在冒着极大的风险帮我们。

“对。我会尽量给你们争取一点儿时间。”

“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放心，你们会知道的。等我一走到车旁边，你们就开始跑。”

他向停着的囚车走去。我们与囚车之间隔着一道高高的灌木丛。守卫们正坐在灌木丛的另一侧吃饭。由于一路上我们表现良好，他们已然放松了警惕。

这时，逃狱的序幕正式拉开。“长官！”我们的老朋友忽然大叫，“有只狗抢了我的面包，还想咬我！”

“你说什么呢，老头儿？”

“我怀疑它有狂犬病，长官。”

“狂犬病？”一名守卫问道，“它跑哪儿了？”

于是，我们的巴基斯坦老先生领着守卫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机不可失，我们行动起来。

我望了望那些紧张的面孔。阿卜杜勒无奈地摇摇头。拉希姆忽地站起身：

“咱们走！”

我和迈赫兰不约而同地跳起来，向公园另一头跑去。拉希姆紧紧跟在我们身后。蹿出公园，我们迅速钻进一条狭窄的小巷。

后来，让我久久难以释怀的一件事，是我们急着逃跑，竟没有机会和阿卜杜勒说声“再见”。恐怕直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想到我们会说干就干。

是啊，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　*　*　*　*　*　*　*

小巷连着小巷，两旁是挤挤挨挨的房屋。我们七拐八拐，尽量避开繁华的大街。一群大男人在街上慌里慌张没命似的狂奔，那场面想不引人注意都难。

这个镇并不大，但道路却像迷宫，绕来绕去没有尽头。在车上时，我们看到过路边的田野，可怎么去到那里却让人头疼。我焦急万分，心想不如一枪打死我算了。

我确信守卫不会亲自来追，因为他们还有一大群犯人需要看守，但他们必定会通知当地警方，说不定警察已经在某个街角张网等待，等着我们自己送上门去了。我忽然发现，街边安静的民居逐渐变成林立的店铺，路上的行人也越来越多。

该死，我们本想往镇外跑的，如今却跑到了镇中心。

“搞错方向了。”迈赫兰气喘吁吁地说，发现这可怕的真相之后，他震惊得睁大了双眼，“现在怎么办？”

“自然一点儿。”拉希姆悄悄对我们说。

我们放慢脚步，装作普通路人，可这很难。因为害怕，我心跳得厉害。我们怎么可能会像普通的路人呢？我们浑身上下脏得像乞丐，个个一脸惊慌，任谁看着都像逃犯。

还是拉希姆脑子反应快，他问一名路人去哪儿能搭到出租车。感谢真主，我们很快就拦下了一辆。而更令我们高兴的是，司机是个阿富汗移民。

“麻烦您带我们去设拉子。”

我想他大约猜到了什么，说不定已经看出我们是偷渡来的难民。但他只用一句话便使我们安下心来：“我明白。遇到我是你们走运。”设拉子也是囚车要去的地方，原计划我们要在那里过夜的，但我们知道那是个外国人云集的大城市，尤其是阿富汗人。与现在这座小镇相比，那里更容易藏身，更容易躲避警方的追捕，所以当务之急，我们要尽快逃离这座小镇。

和迈赫兰坐在出租车罩着黑色人造皮革的后排座椅上，我偷偷地松了一口气。

拉希姆坐在副驾驶座，和司机谈起了价钱：“大叔，我们没有里亚尔，只有美元。”

司机稍微有点儿失望，但仍然保持和颜悦色：“把你们的美元给我，我去给你们兑换。”

拉希姆给了他二百五十美元。

在设拉子汽车站，司机到一个小摊上替我们兑换了钱。临走时，他还好心地给了我们一些忠告：“别再走错路了。下次可不一定有这么幸运了。”

车站人来人往，熙攘喧闹。我们暂时可以放松下来，因为这里到处都有难民。设拉子就像阿联酋的迪拜，这里充斥着从邻近国家前来打工的人。

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尚无头绪。

“你在伊朗有认识的人吗？”我问拉希姆。

“没一个能联系的。你呢？”

“也没有。”

“谁说没有？”迈赫兰说，“还记得我们之前待过的那个地方吗？在德黑兰。我们在那儿认识的沙阿和法依萨。那里管事的是个讨人厌的家伙，他收走了咱们的护照。”

“我们干吗要找他？”我对那家弥漫着腐臭味儿的宾馆仍然心有余悸。

难以置信的是，迈赫兰居然保存着那人的电话。原来，他把每一个代理人的联系方式都记在了一个笔记本上，一直妥善地放在背包里。我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在我们这个小团体中，他向来嘻嘻哈哈、大大咧咧，可没想到他还是个粗中有细的家伙。

但我对他的主意却不抱希望。我们上次去他说的这个地方是在2006年10月底，而现在已经是2007年的晚春。隔了好几个月，我估计那人早就把我们忘到九霄云外了。

不过，除了德黑兰和马库的监狱，我们在伊朗还去过另外一个地方，那便是去年10月刚离开阿富汗时在马什哈德住过的一家酒店。迈赫兰同样记下了那里的电话，但是没记名字。不过遗憾的是，马什哈德离设拉子相当遥远，它正好位于伊朗的另一端。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境并顺利到达欧洲，我们必须远离边境城市，到伊朗的北方去。如此，我们只能选择德黑兰。

我们找到了一处公共电话亭，迈赫兰打电话，我和拉希姆负责放哨。街上嘈杂，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提高音量，以便让对方听清楚。“我们是库巴特的人。”说话时，他紧张地瞟了眼四周，“我们有三个人，刚从囚车上逃出来。我们需要帮助。”

我不安地来回转身，眼睛扫来扫去，一边留心街上是否有警察的身影，一边观察我们的举动有没有引起周围路人的注意。正是傍晚高峰时刻，下班的人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走，或者急匆匆地去赶公交车。感谢真主，没人在意我们。

迈赫兰挂上电话后，我们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他向我和拉希姆复述了刚刚的通话内容：“他说我们有两个选择。如果我们去他那儿，他会派个朋友接我们。他说他本人太忙，不能亲自帮我们。或者，他说他在设拉子有熟人，可以给我们提供临时落脚的地方，但他说那样做风险会很大。”

“我不相信他的话。”我说。我讨厌那个家伙。

“我也不信。可除了他，我们还能指望谁呢？”迈赫兰无奈地继续说道，“好消息是，他说他会给喀布尔打电话，把我们回到伊朗的事告知库巴特。让库巴特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办。如果库巴特愿意给他钱，他就答应帮忙，那样我们就可以重新投奔他了。”

“我巴不得去投奔他呢。”我挖苦说，“说不定我们还能拿回护照。”

“朋友，护照恐怕早被他们卖了。”

夜幕很快降临，空气温暖、湿润。我们用拉希姆换来的伊朗里亚尔买了去德黑兰的卧铺汽车票。但汽车半夜才开，我们还要等上六个小时。

我们身上又脏又臭。毕竟我们在马库的监狱里待了一个星期，又在拥挤的囚车里挤了三天。前后十天，我们没换过一件衣服。粗略算来，从在伊斯坦布尔入狱那次之后，到现在我已经有半个月没洗澡了。

拉希姆担心我们的样子会引人怀疑。我懂他的意思。于是，我们派拉希姆到街上的一家小商场里逛逛，而我和迈赫兰则坐在一张长凳上等着。他很快便回来了，买了新的衬衣、裤子、内裤和袜子。随后，他神秘兮兮地从一个塑料袋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笑着说：“既然咱们没办法洗澡，我索性买了一瓶香水，也许能遮住身上的臭味儿。”

我们在公共厕所里随便洗了洗，换上衣服。香水透着廉价的麝香和檀香味儿，虽然能掩盖住身上的臭味儿，但却并没有让我们好闻多少。不过，当我学着拉希姆的样子，对着镜子把香水搽到我的脖子和耳后时，我忽然感觉自己像个大人了。我以前从未碰过香水或须后水。

我们把旧衣服丢进垃圾箱。穿上新衣服感觉真好，但拉希姆为我买的牛仔裤大了一个号，而我又没有皮带，走路的时候只能不停地往上提裤子。

“你们两个就像宝莱坞的大明星。尤其是你，古尔瓦力。”迈赫兰说着还模仿我们买的印度电影光碟中的歌舞镜头跳了一段。

我满脸通红。在伊斯坦布尔看电影的事情让我感到羞愧，内心深处，我依旧认为那是非法的行为，应该被禁止。而说到电影，我不由得想起在土耳其监狱中和我们分开的巴雅雷。他无端被警方怀疑为蛇头，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人配衣衫，马配鞍。”换了身行头，我们感觉安全多了，于是大着胆子到车站外面找餐馆。上次正儿八经吃饭还是在伊斯坦布尔入狱之前，而那已经是个把月前的事了。在这段时间里，我进过两个国家两所不同的监狱，一直过着缺吃少喝的日子，没被饿死已是万幸。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在车站后面找到了一家阿富汗小餐馆。它的格调和贾拉拉巴德的小餐馆一模一样：硬塑料餐桌，金属椅子，花瓶里插着塑料玫瑰花，墙上贴着镜面瓷砖。离家这么久，终于可以吃到地道的阿富汗食品：卡布里抓饭（洋葱和葡萄干炒米饭）、烤肉串和波拉尼（一种馅饼）。配上新鲜出炉的馕饼，就着咸咸的拉西（酸奶）、黄瓜和薄荷一起吃下去。嗯，美极了。

令人垂涎的香气有种家的味道。这都是妈妈最拿手的饭菜。

我真想一口把这些好吃的全部吞下，可惜长期忍饥挨饿已经把我的胃饿瘪了。也许它正萎缩成一团，害得我每吃一口都痛苦万分。我不得不强迫自己狠心往下咽，然而食物刚刚下肚，胃又立刻胀痛起来。真是扫兴。最后，我们分别用餐巾包了些烤肉，留着路上慢慢吃。

*　*　*　*　*　*　*　*

汽车从设拉子到德黑兰大约走了八个小时。我从没坐过那么豪华的长途车。我们都很激动，因为那是一辆货真价实的卧铺车，有空调，椅子可以展开变成床铺。司机头顶上甚至还有一台电视机，一路上不停地播放着影片。对我来说，它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小旅馆。

我路上睡得很熟、很香，车子在伊斯法罕停下来吃早餐时，我才醒来。伊斯法罕最出名的是建筑，这里有许多漂亮的宫殿、廊桥、清真寺和尖塔。有句名言如此说道：“Esfah-n nesf-e jah-n ast.”意思就是：“伊斯法罕相当于半个世界。”我小时候在画册中看到过这座城市，如今身临其境，感觉自然不同。尽管我们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但提心吊胆之余，我仍不忘了欣赏这里美丽的风光。

到了德黑兰，我们首先给答应来接我们的人打电话。我很担心那会是个骗局，接我们的人也许根本不存在。但谢天谢地，我们的确等来了一个人。

他是个阿富汗人，声称自己在德黑兰有合法的工作——在某个仓库里做搬运工。我感觉他应该不常参与难民走私生意，说不定只是老板派来跑腿的。

他带我们坐地铁。真是太刺激了，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神奇的东西。车厢是用玻璃做的，我们站着一动不动，但车厢却在平稳地飞速前进。真不可思议。

我们转了几次车，前后也就用了半个小时，就到了德黑兰的另一头。男子将我们领到一个公园那里，让我们先在那里等候。他说他还要回去工作，晚上再来接我们。

我们也想放松下来，可谈何容易。我们好比惊弓之鸟，每当有人从附近走过，我们就无比紧张，怀疑人家在盯着我们。我甚至感觉自己额头上刻了“逃犯”二字，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以至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幸亏拉希姆还有一些里亚尔，我们得以买点儿吃的、喝的。但我的胃仍然没有习惯正常进食。

晚上，那名男子果真如他承诺的那样来接我们。他把我们带到了他的家。所谓的“家”，其实就是一个单间的小平房，位于市郊一处肮脏的农场上。他说农场是他一个伊朗朋友的。朋友不在的时候，他就住在这里，同时替朋友看守农场。

我们在房顶上吃饭、睡觉，这是唯一能容得下我们四个人的地方。不过这样也好，房顶上视野开阔，如果警察来了，我们远远就能看到。

和我们推断的一样，我们的这位恩人既不是蛇头，也不是代理人——他只是在帮朋友一个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逼的，但看得出来他是个好人，而我们对他冒险收留我们的慷慨之举感激不尽。

他说生活在这里的阿富汗人，包括拥有合法工作的，大多都只能在贫困中挣扎求生。“生活太艰难了，但总比老家强些，至少在这里不用担心挨炸。”他惆怅地说。

早上，他的朋友——那位宾馆老板打电话说让我们在这里多待几天。听话音他似乎已经联系过库巴特，而库巴特拒绝付钱给他打理我们。按照库巴特的意思，他想让我们去找他的另一个代理人。可这个宾馆老板拒绝放人。他的理由是，既然我们从设拉子向他打电话求助，而我们又到了德黑兰，那事实上我们就成了他的人。他坚称库巴特欠他钱，至少也该补偿他到目前为止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在我们看来，即便库巴特付钱，也应该付给收留我们的这位朋友，而不是那个宾馆老板。当然，我们这位朋友和库巴特并没有直接联系，他只是一个无意中被卷进来的可怜的阿富汗人。

当另外两个难民也来到这里时，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这两个人刚刚离开阿富汗，此地是他们去欧洲淘金的第一步。贾瓦德，四十多岁，来自楠格哈尔省，与我和迈赫兰是同乡。因此，我们亲切地叫他“表哥”。

贾瓦德看上去有些忧郁。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太多讲述自己的身世或背井离乡的原因，他也是如此。但他经常向我们说起他六岁的小儿子。他想儿子、想妻子，已经到了快发疯的地步。

“我还能再见到他们吗？”他望着天空问，“我快受不了了。”

另一个人叫塔米姆。他年纪一点儿都不大，但却因为压力太大早早掉光了头发。他还常常自嘲说“是思考太多的缘故”。他来自贾拉拉巴德，是个裁缝。有趣的是，他和迈赫兰聊天之后发现两家还是远房亲戚。于是，他们也决定彼此之间以表哥、表弟相称。也就是说，一夜之间，我和迈赫兰多了两个亲戚。

塔米姆说他遭到了塔利班的威胁，所以才逃离家园。至于塔利班为什么威胁他，我不知道。

第四天，看来宾馆老板与库巴特的谈判已见分晓，因为收留我们的这位朋友得到指示，要把我们带到农场一侧的一块田地边。他们和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商量好了，当天晚上车子从那里经过时会接上我们。

这里并非正规的公交车站，因而我们以为来的会是一辆空车，可结果汽车停下时，我们发现上面居然坐满了本地人。我们气得火冒三丈，这么明目张胆岂不是想故意害我们被抓？

拉希姆决定留下来。那位好心的朋友曾经向他保证，即便没有证件，他也可以在伊朗找到工作。他了解这个国家，又有语言上的优势。考虑再三之后，他决定放弃冒险去欧洲，而改在这里闯荡生活。我虽然有点儿不舍，但却理解他的决定。

新的四人组合——我、迈赫兰，加上刚刚认识的贾瓦德和塔米姆，一起踏上了新的征程。汽车跑了一整夜，最后车上仅剩下我们四个乘客。我们只知道汽车离开了德黑兰，但却不知道它要开往哪里。我期盼着，祈祷我们的前方就是土耳其。如果要继续我们的欧洲之行，土耳其边境就是我们需要到达的地方。

果真如我所愿的话，这将是我第三次越境进入土耳其。

第十七章

“下车！”

上午十点，司机突然停下车，猝不及防地冲我们喊了一句。

“什么？我们到哪儿了？”

望望窗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要把我们丢在半路上？

“下车。”他再次命令道。

我们只好从命。

“现在怎么办？”汽车开走时，贾瓦德和塔米姆看着迈赫兰问。

他耸耸肩。

“你有什么打算吗？”他们又转向我。

“没有。”

“哈，这下可好。”贾瓦德气急败坏。他们两个恐怕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过，慢慢他们就会知道，这种情况在逃难的路上是家常便饭。

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知道要去哪儿，不知道何时能到达，是我已经习惯了的新常态。应对不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不仅令我精神沮丧，还使我处于一种肾上腺素持续飙升的焦虑状态。

我们站在路边无所适从。不到五分钟后，一辆小轿车驶近了我们。

那是我见过的最炫的小汽车。银色车身，玻璃上贴着防晒膜，看起来像赛车。这么漂亮的车我只在画册上见过。司机靠边停下车时，我们发现车身几乎紧贴着凹凸不平的地面，像一只趴在地上准备突袭猎物的野兽。

一个脸上干干净净，身穿牛仔裤、红色衬衣和灰色西式夹克的年轻人推开车门。他说话的语气有点儿紧张：“库巴特的人？”

我无法控制脸部的肌肉，我想我的嘴角恐怕咧到了耳根上。尽管我饥肠辘辘、疲惫不堪，还有些惶恐不安，但这辆车让我激动不已，甚至有种想欢呼的冲动。真希望家乡的朋友能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我不禁想象，开着这样一辆车行驶在贾拉拉巴德的大街上会是怎样的感觉……

“你笑什么？”年轻人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问道。

“没什么。”我回答，并连忙绷紧嘴巴。

他心里仿佛窝着什么火：“怎么有四个人？应该只有三个才对啊。我一次接不了四个人。”他说得没错。这辆车除了副驾，后座实在小得可怜。他指着塔米姆说：“你在这儿等着。我下一趟再来接你。”

“不行，我才不要在这里等。”

我们不无歉疚地看着塔米姆。我扭头恳求那个人：“我们可以试试。”

两分钟后，我和迈赫兰挤进了后排座。贾瓦德作为年龄最长的人，坐到了前排副驾：即便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中，我们也保持着对长者的最大尊重。塔米姆钻进了后备箱。

年轻人显然很不高兴——此时他额头上的汗已经连成了线。他并没有把我们送到多远的地方。汽车沿着一条弯路拐了几次，便驶进了一个小村庄，最后停在了一栋小砖房的院子里。一个女人拿着我妈妈以前常用的那种带长柄的扫帚，正在打扫院子。

年轻人让我们下车。“这是我父母的家。你——”他指着塔米姆，“先在这儿等着，我回头来接你。”

塔米姆不服气：“为什么留我？怎么不留他们中的某一个？”

我为他感到难过，但我不会和他交换。我已经辗转逃亡了半年之久，而塔米姆踏上这段旅程还不到一周。

我和迈赫兰重新钻进后排。

引擎澎湃有力，载着我们驶上虽然狭窄、弯曲但却平坦的乡间公路。塔米姆可怜兮兮地留在院子里。车子离开时，我和迈赫兰无奈又庆幸地相视一笑。

大约一个小时后，车子又停了下来。“前面警察多，检查站也多。”年轻人说，“我得做些预防措施。”

我们全部下车，年轻人打开后备箱。贾瓦德和迈赫兰都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我心领神会，向后备箱走去。不管从年龄还是身材上说，我都是最小的，得到这样的待遇无可厚非，我接受。

“不。”年轻人拦住了我，“小孩儿坐车里。你们两个，进去。”

我的朋友看着狭小的后备箱，又是皱眉又是摇头。

“只有几英里的路。然后，你们就可以出来了。”

两人仍旧纹丝不动。

“听着，小孩子坐车里问题不大，我可以谎称他是我的弟弟。但是，你们两个，一看就像偷渡客。你们说怎么办？”

我拼命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

贾瓦德先把腿抬上去，然后缩进身体，用侧躺的姿势让背部紧紧地抵住后排座。迈赫兰如法炮制，只是，他的后背刚好抵住贾瓦德的胸口，贾瓦德不得不张开双臂搂住他。他们就像两个勺子一样紧紧地贴在一起。两个大男人以这样的姿势躲在后备箱，连我看着都替他们难受。

年轻人呵呵一笑：“嗯，真是天生一对。”

我使劲咬着嘴唇，但再也忍不住了，笑声从鼻子里钻了出来。

迈赫兰满脸通红地瞪了我一眼说：“古尔瓦力，你要是再敢笑一次，等我下车之后就有你好看！”

“小心头。”年轻人说着，合上了后备箱盖。

我喜滋滋地爬上了副驾驶座。

“系上安全带。”年轻人说道，“现在，咱们是兄弟俩。如果情况需要，你得叫我哥哥。”

“好。”一时间，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我想到了哈扎特，不由觉得内疚、愤怒和痛苦。不知道我离他是近了还是远了，但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也许他就在前方，也许到了下一个目的地，我们就能重逢。

年轻人从储物箱里拿出一副墨镜和一本杂志，对我说道：“戴上。”

我从没戴过墨镜，但第一次戴的感觉挺有趣。况且，面对午后的阳光，我再也不用眯起眼睛。

“只管低头看你的杂志，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

“可我不认识波斯语啊。”我没有半点儿底气，生怕待会儿露了马脚。

“没关系，那是汽车杂志。看画就行，遇到警察记着微笑。”

“嗯，好吧。”我开始羡慕起后备箱里的朋友了。

“Salâm aleykom.”他说，他有很重的波斯语口音，“你跟着说一遍。”

我当然知道，这是一句阿拉伯问候语，每一个穆斯林都知道。它是“愿安宁与你同在”的意思。不过，世界上大部分的穆斯林会使用一个更简短的版本打招呼：“Salaam.”

“Aasalâm alaikum.”我重复了一遍。我已经尽力模仿波斯语发音了，可结果仍带着明显的普什图口音，而且重音也放错了位置。

他不满意地说：“你这样说铁定露馅儿。少点儿乡下口音，别那么心虚，想象你是伊朗人，这是你的车。”

我感觉自尊受到了伤害，气呼呼地又说了一次：“Asalâm aleykom.”

“好多了，虽然不像伊朗人，但比刚才好多了。你就开开心心地看你的杂志，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口。”

到检查站时，我已经害怕得浑身发抖，连手里的杂志都拿不稳了。坐在车里的感觉一点儿都不好受，我只希望我们能快点儿过去。

前面一辆满载外来工人的卡车正在接受检查。我能认出他们是阿富汗人。此刻，他们正掏出证件挨个儿让警察看。警察对待他们的态度非常粗鲁，把他们推来推去。看到这里，我更害怕了。

“记住我说的。”年轻人提醒说，但他嘴唇没动，声音是从嘴角发出来的。

警察走到我们驾驶座一侧。

“Salâm aleykom.”

警察板着脸，没有理会年轻人的问候。“干什么去？”他冷冰冰地问。

“带弟弟走亲戚。”

“是吗？”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

我感觉警察的目光落到了我身上，于是我放低杂志。

“Salaam.”我尽量轻松地说，但愿我的口音有伊朗人的味道。此时此刻，尽管我强作镇定，但心里却早已慌作一团。我需要把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到胳膊上才能拿稳手中的杂志。

“妈妈让我去商量他结婚的事，和我表妹。他已经到年龄了。我们去见个面。”

“小家伙，你最喜欢什么车啊？”警察问我。

我指了指停在检查站门口的一辆黑色陆地巡洋舰警车。

他满意地笑了笑说：“嘿，要是选老婆也这么简单就好了。”

年轻人和警察同时放声大笑。

“好了。”警察说着挥了挥胳膊，“你们可以走了。”

*　*　*　*　*　*　*　*

过了检查站，我们又继续开出一段安全的距离，年轻人才迅速给某个在前面接应的人打了个电话。我们又开了十五分钟左右，便遇到一辆蓝色的皮卡车。它停在路边，后面的车厢是敞开式的。这种车在库尔德人聚居的山区特别常见，因此我判断我们可能要重新回到库尔德人的地盘。

“快点儿，上车。”皮卡司机催促说。

我第一个爬上车，坐到了后排。

迈赫兰和贾瓦德艰难地从小轿车后备箱中往外爬。可人还没有爬出，司机又“咣当”一声按下了箱盖，因为此时正好有辆车从拐弯处驶过来。从皮卡车里看到那一幕时，我惊骇不已，我怀疑他夹断了我朋友的手。

那辆车过去后，司机再次掀开后备箱盖：“我的天啊，快点儿下来！”

迈赫兰怒不可遏地冲他吼道：“我们下到一半，你干吗盖盖子？我的头都快被你撞掉了！”

我笑着松了口气。嘴巴利索，证明他没事。

迈赫兰和贾瓦德钻进皮卡，坐在我旁边。两人同时抱怨着他们的背和腿有多难受。

“现在，我总算知道棺材有多可怕了。”迈赫兰揉着腰说，“太难受了。”

我哧哧地偷笑起来。

他瞪了我一眼，挥了挥拳头：“我说真的，古尔瓦力，你要再敢笑一次——”

银色小汽车一阵轰鸣，载着那个没礼貌的年轻人绝尘而去。那悦耳的声音又让我激动了一番，尽管小汽车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舒舒服服地坐在新车上，我们沿着崎岖的公路不紧不慢地又开了几个小时。最后，皮卡司机将车停在了一处陡峭的山谷间。附近山坡上稀稀拉拉地点缀着丑陋的荆棘丛，但我们脚下有条小溪蜿蜒而过，小溪旁种着一列浅绿色的柳树。

“喂！”

黄昏凉爽的空气中，一个声音从远处飘来。

“喂，这里。”

司机不说话，只用手势让我们下车并循着那个声音过去。我们沿着遍布碎石的路堤走下去，来到流水潺潺的小溪旁。小溪旁站着一个穿皮夹克的男子，那声音就出自他之口。

“来，跟我走吧。”

这段旅程最奇怪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对谁都言听计从，不管他是蛇头还是司机。“上车”“安静”“跟我走”“吃这个”“刮胡子”“把护照交上来”……我们好像成了只会服从命令的机器人。没有任何质疑或思考，我们就这样一次次地把自己的命运交到陌生人的手上，可我们别无选择。当他们说走的时候，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只能乖乖跟着。

我很难解释这样的感觉。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商品，可以移来移去的商品。每一次的顺从，我都告诉自己，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他们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将我们置于死地。

但我知道真主与我同在。我经常祈祷，向安拉诉说心声。从信仰中，我找到了安慰。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有意识做出的选择。它就像一种本能。除了信仰，我无所依靠。

他领着我们走了几百米。在小溪分叉的地方，一棵低矮的柳树下赫然立着一间歪歪扭扭的牧羊人的小屋。小屋遍布节瘤的木门敞开着，只剩下一个合页连着门框。

“在这儿等着。”他指着小屋说，“我很快回来。”

我们不安地走进昏暗的小屋。地面高高低低，脏乱不堪，地上散落着树叶和烟头，墙角扔着一团团包成枕头状的破衣烂衫。破旧的灶膛内有生过火的痕迹，但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山谷中的气温似乎比外面低些。我身上的T恤感觉就像一张纸，我不停搓着胳膊，给自己制造点儿热量。

迈赫兰在地上扒来扒去，想找一个还能抽的烟头。我很清楚我们在这里待不了多久。应该说我们还在伊朗，但具体是哪儿谁都不知道。

我们在小屋里等了几个小时，一直到天黑。我们三人挤成一团互相取暖。这时，两个手拿对讲机的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用波斯语呜呜啦啦对我们说了一通，不过从他的口音中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断他是库尔德人：“准备走。收拾你们的东西。注意别出声。尽量安静。附近有很多军人和警察。”

第二个人用对讲机和什么人通话。机器中“噼噼啪啪”的杂音几乎盖住了人声，不过他们仿佛在用暗语交流：“小鸟归巢。何时起飞？”

我们离开小屋，排成单行。又一次，我们无条件地执行着命令，准备开始新的冒险。

两人在一旁嘀咕了几句，随后，那第二个人转眼就钻进了黑夜。

“我们等等。”剩下的这个人对我们说。他摸了摸鼻子下的小胡子，点上一支烟。

不久，他的对讲机中传出两次静电干扰音。

“咱们走。”他说着丢下烟头，用脚踩灭，“别出声，照我说的做。很多警察在搜捕你们，所以不准说话，不准抽烟，不准放屁。发出任何声音，你们就等着坐牢吧。”

我们庄严地点点头。

“跟着我。我走，你们走。我停，你们停。”

我们再次点头。

“走。”

他走得很快，不像他这个年龄的人该有的速度。我的焦虑程度像火箭一样直往上升：我想既然这家伙如此匆忙，一定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吧。我不想再回到监狱里——任何监狱，尤其不想回到伊朗的监狱。

我们沿着溪边的一条羊肠小道悄无声息地往前摸。一轮新月升上了天空，月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借着这光，我看见前面几百码(1)以外的一处高地上有个人影，正是之前先走一步的那个人。他观察着我们前后的情况，不时用对讲机向我们身边的同伴发出指令。我感觉这就像一次精心部署的军事行动。

一路上，我只能听到小心地踏在坚实土地上的脚步声，和偶尔被我们不小心踩到的树枝发出的断裂声。我们亦步亦趋地跟着向导：他弯腰，我们也弯腰；他慢跑，我们也慢跑；他停下，我们也停下；当他放缓速度，换上一种相对轻松的步伐时，我们也跟着慢下来，并偷偷地松上一口气。总之，我们就像小时候做游戏一样，不折不扣地模仿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如果不是因为情势紧张，说不定我们还能从中体验到久违的乐趣。

向导突然停了下来，我猝不及防，撞到了迈赫兰身上，差点儿把他撞翻在地。

“古尔瓦力，看着点儿。”迈赫兰责怪我说。

“安静，笨蛋。”向导低声喝道。

前面的黑暗中传来对讲机“吱吱啦啦”的声音。

“趴下，都闭上嘴。”向导小声说。

我趴得太猛，手撞在了石头上。我疼得龇牙咧嘴却不敢出声。趴在黑黢黢的草地上，耳朵里只剩下我自己急促的呼吸声。我盯着天上的月亮，心想妈妈是否也能看见它。有那么短短的一瞬，我想冲她大喊，想告诉她不该把我送上这条逃亡的路。

“起来。走。”

向导的对讲机中传来新的指令，他似乎越来越紧张了。

我们沿着同一条路继续前进，时而奔跑，时而猫腰，就像进入敌占区的特种小分队。最后，向导把我们领到路边，来到几棵树下。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其中一棵树下竟坐着四个年轻的伊朗人。我以为他们是便衣警察，心里不由“咯噔”一声。可仔细一看，他们和我们一样惊慌失措，甚至比我们还要害怕。

向导问他们：“你们是拉尔夫的人吗？”

他们纷纷点头：“是啊，你是谁？”

“别管我是谁。赶快起来跟我们走。”

他们面面相觑，迟疑不决。

“快点儿。我可不等人。”向导着急地催促说，“不想走就留在这里好了，但这边才是你们该走的路。”

他们乖乖跟了上来。现在，我们的队伍有了八个人：向导、贾瓦德、迈赫兰、我，还有这四个伊朗小伙子。所谓的“拉尔夫的人”，我想这个拉尔夫应该和库巴特一样都是蛇头吧。

我们沿着那条羊肠小道来到了一处宽阔肥沃的山谷。正当我们向山谷中走去的时候，山头上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趴下。警察，警察。”向导连忙提醒我们。

乱套了。我们三个毫不犹豫地趴在地上，可那四个伊朗人却跑回到树下寻找掩护。枪声再度响起，听不出是冲我们来的，还是两个山头之间在互射。

“起来。快跑。”

我们一群人沿着谷底没命似的狂奔了好久。我感觉胸口仿佛包着一团火，转眼就能烧透我的胸膛，而我的肾脏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我浑身上下的每一根筋、每一条纤维、每一块肌肉都在疼痛。我想停下来歇歇，但我知道，哪怕我停下来一秒钟，向导也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丢在这里，丢给那些开枪的人。于是，我咬紧牙关忍着，像路边受惊的兔子一样只管向前。我不知道我们在跑向哪里，总之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念头——尽快离开这危险之地。我不想死，不想死在这里，更不想死在乱枪之下。我脑袋里仅剩下两个字——逃命。

即便如今我也无法完全回想起当初走过的路线，我的记忆中只有一些模糊的面孔、风景和一些不完整的念头。除此之外，便是那些令我终生难忘的时刻。它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它们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房上。

在山谷中仓皇逃命的那一晚，便是其中之一。

就在我万念俱灰，以为自己再也跑不动了，要被丢在这荒山野岭直至被人打死在路边的时候，我们跑到了山谷的尽头。上午，我们坐过的那辆蓝色皮卡车正在路边等着。我们像遇到救星一样冲过去。跑了这么远，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的肺又热又胀，就像楠格哈尔老家遍布乡间的小砖窑。

“快上来。”一个声音命令道。

没有丝毫犹豫，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爬上了车。

(1)1码≈0.914米。

第十八章

当狂跳的心脏终于平静下来时，我借着朦胧的月光望向车窗外。这里的地形引起了我的注意。还记得当初离开阿富汗第一次进入伊朗，后来被带到黑狼的农场，那次我见到的风景与这里完全不同。这里土地干旱荒芜、人烟稀少，零零散散的房屋也格外简陋。我想这次我们大概是从另外一个地区接近土耳其边境了。

我们来到一处果园。果园主人的热情款待为这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增添了一丝温暖。从主人口中得知，他是阿富汗人的后裔，不过他们的家族已经在伊朗生活繁衍了好几代。虽然如此，但他们依旧保留着阿富汗人的生活习惯：他们为我们准备了地道的阿富汗风味的洋葱炒鸡蛋，还有美味的自制面包，以及用黄瓜和番茄做成的沙拉。那是我几个星期以来吃过的最新鲜、最可口的饭菜。

我的胃正从牢狱之苦的煎熬中逐渐恢复，所以这一次我终于可以敞开肚皮吃个痛快。果园主人温和有礼，待我们如同贵宾。他从树上摘下橘子给我们解渴。对于一个奔跑了那么久的人来说，这无异于雪中送炭。我实在无法形容橘子瓣在干涸的舌尖上裂开时那种酣畅淋漓的痛快感。

我们所经历的就像一幕超现实主义戏剧：前一秒，我还在为躲避子弹抱头鼠窜；下一秒，我却吃上了香喷喷的炒鸡蛋和鲜美多汁的橘子。

整个逃亡过程中，像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这条路上，不知有多少看似普普通通的家庭参与了难民走私的勾当，他们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中转站、庇护所或安全通道。我不知道果园主人如此招待我们是不是收了钱，或者，他是不是某个蛇头的亲戚或朋友，但这么私人的问题我们是不好意思过问的。

我对新加入的四个伊朗同伴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自称是学生，因为政治局势的问题才要逃离伊朗。他们显然都很害怕，而从枪口下逃生的经历使他们更加战战兢兢。他们说只有离开这个国家，跨过边境进入土耳其，他们才敢稍稍放松。这一点，我和他们的感受是一致的。

当天夜里，我们在果园主人家舒适的前厅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午后，我们重新上路了。

车子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直往海拔更高的地方行驶。车窗外是一望无垠的田野，农民在田间地头劳作、灌溉。他们拉长的身影告诉我，时间已近黄昏。太阳正用它金色的触角与大地告别。我看到很多全家齐上阵的场面：女人们戴着颜色明亮、别致的头巾；大人们干活时，孩子们就在庄稼地里跑来跑去。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赶着一大群羊从地头上走过。那画面使我一度哽咽。如果不是因为现在的种种，那样的幸福也该属于我和我的爷爷。

怀着内疚的心情，我想到了妈妈。在刚刚过去的那可怕的二十四小时中，每当与死神面对面时，我就深深地责怪我的妈妈，一次次质疑她为什么要把我送上这条不归路。现在，我提醒自己，妈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为了我的安全。真主保佑，我又一次死里逃生。我想这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不能让她失望，不能让这段旅程毫无意义。况且，我的哥哥哈扎特仍然下落不明，我必须找到他。在那之前，我绝不能临阵退缩。

傍晚的天空辉煌壮丽，太阳只剩下一顶金色的王冠。山路上的石头越来越多，路越来越难走，但我们依然在爬升。终于，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大但却很漂亮的小村庄。这里的房屋全部凿石而建。

我们七个人被领进一间屋子。屋里弥漫着诱人的饭菜香，引得我们垂涎欲滴。烤鸡、米饭、馕饼——这是在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内我们得到的第二次款待，大快朵颐之后，我心满意足。我有种感觉，这也是一户好人家。通过饭后与他们的闲聊，我们对当前的处境有了进一步了解。

他们说，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村子位于马库的偏远山区。听到这个名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马库是我坐过牢的地方。逃出之后，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再来这里。但转念一想，既然我是从这里被土耳其驱逐回伊朗的，那我同样也可以从这里再次越过边境前往欧洲。

招待我们的这户人家一共五口人：一对年轻的夫妻，两个孩子，以及孩子们的奶奶。饭菜端上来时，我注意到那位老奶奶关心地上下打量了我好几次。她不会说波斯语，只说口音很重的库尔德语，我完全听不懂。不过，她儿子会波斯语，因而成了我们的翻译。

“你年纪真小。你从这里打算到哪儿去啊？”她问。

这个问题倒难住了我。逃亡这么久，我却从未认真考虑过。每天过着朝不保夕、连下一秒都难以预料的生活，我很难想得那么深远。因此，我如实回答：“我不知道。”

她对她的儿子说了几句，后者忧伤地点点头。随后，她拎起长袍便出去了。她儿子把刚刚的话翻译给我听：“我妈妈说你不该一个人出来逃难，对小孩子来说这太危险了。”

我无话可说。她的话没错，可我该如何解释呢？男子说他叫赛贝斯特，而且还笑着解释说这个名字在库尔德语中是“皇室”的意思。赛贝斯特告诉我们，她妈妈一直反对他做这种事，因为风险太大。容留非法移民，抓到了是要坐牢的。不仅如此，从事难民走私的那些人，包括蛇头、本地代理和司机，都是些有势力、有背景的人，他们得罪不起。就比如招待我们，他会从一些本地蛇头那儿得到一些补偿，他知道这些人为更有权势、更有钱的人干活。如果愿意，那些人可以像捻死一只蚂蚁一样要了他的命。

他说蛇头们经常骗他：付两个人的钱，结果带来十个人。然而，遇到这种情况，他又无可奈何。他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饿死，那样他的妈妈也是不答应的。

赛贝斯特的诚实与善良博得了我们的好感。被那些身穿皮夹克、开着丰田陆地巡洋舰、笑里藏刀的浑蛋欺骗的感觉，我们太深有体会了。我想起我们的第一个土耳其代理人马利克。那个看上去人五人六的骗子除了走私难民，还拐卖妇女到境外卖淫。他把我们关进鸡棚里的事，我终生难忘。我也想到了住在那里的那户人家：那个像亲人一样对待我的慈祥的老太太，和她那整日酗酒的、不争气的儿子。那个老太太和她的儿子，以及赛贝斯特一家，他们都靠容留绝望的难民谋生，但他们和我们遇到的那些代理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些人家显然没有从难民走私的罪恶交易中获得多少财富。他们只是需要工作挣钱的穷苦人家。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与我们又有多少区别呢？

赛贝斯特说他没有别的路可走。收获的季节，他下地干活，但地里的收成非常有限，根本不足以让一家人度过漫长的寒冬。如果不囤积充足的木柴和粮食，到了冬天，他们只能挨饿受冻。

这使我认识到，伊朗或土耳其库尔德人生活的偏远地区，与我们阿富汗的乡下并没有太大不同。对，坏人总是有的——不法之徒、绑匪，但大多数仍是老实本分的普通百姓，过着同样只能勉强糊口的日子。他们把家庭、道德和责任看得比什么都重，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美德，使他们能够一代一代生存下来。

我们一起做了晚祷。之后，赛贝斯特让我们抓紧时间休息，因为再过个把小时我们就要动身上路了。

我心里叫苦不迭：“天啊，又要在黑暗中疲于奔命了。”我紧张得无法入睡，索性开始回想这几个月中见过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残酷、不公、贫穷、善良……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的。一个信奉原教旨主义的阿富汗乡下小子见过、听过这么多，他的心已经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样子了。

遇到赛贝斯特这样的好心人可以帮助我打开心扉。而经过旅途中诸多体验和见闻的洗礼，比如和什叶派穆斯林一起祷告、了解到非洲的贫穷与落后、体验现代化的大都市、见证其他文化下普通人的生活……那个从前对婶婶们颐指气使的调皮男孩早已脱胎换骨。

就在那时，外公的面容忽然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眼前。他响亮而清晰的话语在我耳畔回响，就像站在我身边一样。我很不安，但却并不害怕。我发誓，我真的听到了。他对我说：“古尔瓦力，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而每个人生都该有它的目标。”

*　*　*　*　*　*　*　*

那位老奶奶叫醒我们时，外面刮起了风。她和赛贝斯特的妻子共同捧起一本《古兰经》，让我们从下面走过。她们口中念着祈祷词，祈求真主保佑我们平平安安。我和哈扎特离家前往瓦济里斯坦时，作为送行的传统，我的奶奶也说过类似的祈祷词。当时，我以为那只是一次短暂的度假，用不了多久就能重新回家。回忆往事叫人黯然神伤，但眼前这些善良的人竟然为一群陌生人这么做，我不由得万分感动。

老奶奶用一只干瘪、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脸。她注视着我，泪水在眼眶中打着转。

外面传来马蹄声和马“嘶嘶”叫唤的声音。

赛贝斯特咧嘴一笑：“你的礼物到了。”他转身溜进黑暗。几分钟后，他骑着一匹灰色的马回来了，手里的缰绳还牵着另外一匹体格强健的棕马。两匹马都戴着绣花马勒，它们使我想起爷爷吉卜赛式的帐篷。他冲我微笑着说：“送给你的。你年纪太小，这条路不好走。”

“不，我不要。”

“相信我，骑马能省不少力气。只是很抱歉我没有钱，这马要二十五美元呢。”

“不，别提钱了，也别提马的事了。”

我并不缺钱，但我不想要这匹马。小的时候，我就经常骑驴、骑马，但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喜欢过它们。它们让我害怕。

大伙都在笑。我又羞又恼，涨红了脸，连连后退着说：“不，不，不。”

迈赫兰紧绷着嘴，他在忍着不笑出声。

赛贝斯特再次向我递出缰绳：“来吧，我扶你上马。”

*　*　*　*　*　*　*　*

一个小时后，我骑在马背上，心里装满了对赛贝斯特和胯下这匹马的感激。

这的确是条难走的路。

离开村子，我们沿着山路缓缓而行。山谷和田地渐渐远去，继之而来的是遍地的山石和陡峭、狭窄的羊肠小道，有些地方我们只能单行通过。四蹄的马显然要比我的两条腿稳当许多。

“下来走会儿，古尔瓦力。我走不动了。”

我扭头对迈赫兰说：“行。”

我们只用了一两个小时便来到赛贝斯特所说的集合点。

我仿佛看到了古代战争的场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开战前的准备场面。在一片空地上，黑压压地聚集了几百人，男的女的都有。有些在树下枕着衣服休息，有些在系紧鞋带、穿上衣服，仿佛准备出征的士兵。

时间应该在午夜前后，但皓月当空，因而我能看清他们的脸。和我一样，他们面容憔悴、神情茫然。他们也是难民。我在心里猜测着他们会来自哪里。这一次，我没有看到黑人，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和亚洲人：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伊拉克人，还有些看着像伊朗人。他们的本地向导站在一旁，饮马，备鞍，收拾行李准备起程。环顾四周，我似乎是唯一一个骑在马背上的难民。

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也正好有时间熟悉这里的一切。越来越多的人赶到这里，他们大多步行，只有少部分骑着毛驴。这片空地汽车根本无法到达。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如此大规模的难民集结，怎么会不被人发现？恐怕马库城里的所有人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我真怕挥舞着马鞭的警察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或者更可怕的——绑匪。

我想到第一次从伊朗库尔德人地区过境到土耳其的经历。那次，我们走的是一条古老的贸易线路。而这一次，我们一路上并没有见到拉着货物、唱着欢快歌儿的商人。我还想起了黑狼的侄子耀武扬威地骑着高头大马，活像10世纪的军阀。这次的感觉正应了这里干旱的地貌——阴沉、忧郁，甚至有一丝末日的绝望气息。

不知道下令出发的人是谁，但看上去的确有人在掌控着一切，因为动身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犹豫。人和骡马排起长长的队伍，沿着蜿蜒的山路井然有序地向前走，穿过公路，越过河流。我们几个走在队伍的前面，回过头去，我看到的是一支步履沉重的疲惫大军。

赛贝斯特是位出色而又体贴的向导。他骑马走在我们近旁，不时关心地查看一下我的情况。

“好伙计，谢谢你，好伙计。”我拍着马脖子说。没有它，我恐怕走不了这么远。有些地方的山路极为陡峭，人们不得不互相拉着手，以免掉落山谷。我、迈赫兰和贾瓦德三人共用这匹马，不骑马的人就拽着马尾巴，以策安全。

我们几乎整晚都在赶路。山路曲折向上，空气也越来越凉。夜里某时，我们甚至还穿越了两条繁华的公路，真是难以置信。那么多来来往往的汽车，这样一大群难民怎么可能会不暴露？

一个可怕的声音突然在黑暗中响起：“后退！后退！所有人后退！”

后退？往哪里退？身后只有一条窄窄的小径，和一群不知所措的人。困惑笼罩着人们。四周一片漆黑，即便大家有心执行命令，却无奈看不清环境，仓促地转身之后却依旧困在原地。但不可思议的是，马却能独辟蹊径，在一堆石头后面为我们两个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庇护所。

后退的命令还在以最快的速度向后传递，但继续前进的命令已经追了上去。可以想象，不少人还没搞清状况就被落在了后面。

我们又继续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忽然听到一声枪响。

“隐蔽！隐蔽！”

大部分人都躲在岩石后面。幸亏我的坐骑仍然不慌不乱，我想它肯定不是第一次听到枪声。就在我们寻找掩护的时候，有人说枪声来自很远的地方，应该在悬崖的另一侧——伊朗境内。

这我就糊涂了。我们这支绝望大军的意图很明显是从伊朗偷偷越境至土耳其，那伊朗方面又何苦朝一群要离去的人开枪呢？

混乱中，我们和赛贝斯特走散了。我一阵心慌，努力拉紧缰绳稳住马，眼睛在人群中四处寻找。“赛贝斯特，你在哪儿？帮帮我。”

当他的马追上我们时，因为担心，他的脸已经变得煞白：“小家伙，谢天谢地你还没事。要是你出了事，我妈妈恐怕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跟在我后头，别掉队。”

当东方渐渐露出鱼肚白，新的一天就要来临时，我发现我们已经快爬上了一座大山的山顶。

“这边是土耳其，这边是伊朗。”赛贝斯特先指了指东面，又指了指西面。可在我眼中，两边除了山，还是山。

他告诉我们，土耳其离我们只有几英里了。欧洲再一次近在咫尺。

赛贝斯特拉住我的缰绳止住马。他自己翻身下马，和他带领的七个人挨个儿握手。“我们在这里就要分别了。再见啦，我的兄弟们。真主会保佑你们的。一定要坚持到底啊。”随后，他转向我说，“尤其是你，一路保重。小兄弟，一路保重。”

这么快就要和我们的新朋友分别，我不由得一阵失落。我很喜欢赛贝斯特，他是个好人。但我很快就会发现，比和他告别更痛苦的，是我不得不和驮了我一路的马告别。

之前，我还因为被逼骑马而闷闷不乐，可事实证明这匹马在漫长的一夜奔波中成了我的救星。它是那么温顺，步履那么矫健、稳重，坐在它的背上让我感受到久违的安全。它使我想起在黑狼家的园子里见过的那匹栗色母马。与黑狼一家共进早餐是我漫长征途中的一段小插曲，它让我感受到难得的平静与温馨。只是现在想想，那仿佛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我舍不得这匹马。看着它离开，我难过得想哭。我在心里责怪自己：“别孩子气了，古尔瓦力。它只是一匹马。”

我们站在原地，目送着形形色色的代理人、蛇头和土匪走回伊朗。赛贝斯特停下来，转身冲我们热情地挥手。不大一会儿，他和那匹马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剩下的人又在原地休息了片刻，方才起身前往土耳其。但我心里还在纠结着那个疑问：这么多人，如此堂而皇之地进入土耳其，难道真不会被发现吗？

再次进入土耳其，与第一次的感觉十分不同。那时的我刚刚踏上这段旅程才短短几周，内心的希望与恐惧不相上下。我曾经看着边境的一侧，认为那是黑夜，而边境的另一侧就是光明的白天。而今，我看到的是相似的山和石头，但却看不出土耳其和伊朗有什么分别。

不过，我还是欢欣鼓舞，犹如站在新旧两个世界的交会处。

我的旧世界和我的新世界。

算下来，我离开家人已经将近七个月了。哈扎特依旧不知所终，而我依旧前途未卜。但七个月的经历改变了我，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我站在山顶，一边是伊朗，而另一边是土耳其，以及我们向往的欧洲。我告诉自己，这个地方，我不要再来第三次。

“古尔瓦力，这次你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

第十九章

那些伊朗向导和蛇头离开之后，我才有机会认真看了一眼我们的这群同路人。

剩下的难民仍有几百人，由一个个人数不多的小团队组成，就像我、贾瓦德、迈赫兰和那四个年轻的伊朗人。他们有老有少，从面部特征判断应该来自不同的地区。此刻，我已经明白，人们逃难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因为冲突，有些因为贫困。

很多人扛着小肩包，拖着行李箱。无疑，那里面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有些人则简简单单，只背了一包衣服，仿佛是匆忙间加入这支队伍的。有些人和我一样穿着结实的皮靴，此时趁机脱下靴子，让出汗的双脚透透气。还有些人却穿着塑料凉鞋，真不知道他们这一路是如何走过来的。

放眼望去，大部分男人都留着大胡子。不到逼不得已，没有人愿意把陪伴了自己半辈子的胡子刮掉。

我在人群中惊讶地看到几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小孩子像在地上打过滚儿一样，身上脏兮兮，头发乱蓬蓬，鼻子里淌着鼻涕。有个小女孩戴着一顶蓝色的羊毛小帽，而冻得通红的小脚上却只穿了一双皮凉鞋。她的样子让我心疼。我想过去和她说说话，给她点儿安慰，可她的妈妈把她搂得紧紧的，我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位妈妈冷冷地看着周围的男人，像一头保护幼崽的母狮，任何危险的征兆都逃不过她的眼睛。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打扰她们了。

但我很快就发现，在场的所有人都很迷茫，谁都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伊朗向导临走时只是指了指山下，让我们继续去土耳其。

“这一带你熟悉吗？”贾瓦德看着我，好像我应该什么都懂一样。

“我怎么知道？这里和我上次进土耳其时完全不一样。”

“咱们该怎么找到代理人？”他继续问我。

“你为什么老问我呢？我像是什么都知道的人吗？”我理解他急于寻找答案的心情，但他的问题无疑放大了我的茫然与不安。

几个小团队起身出发了。在信息真空的环境里，哪怕一点点知识都拥有巨大的力量。没有讨论，甚至没有太多的言语交流，人们只是无声无息地站起身，加入前进的行列。

没走多远，我们看到一群穿着棕色制服的人骑马向我们走来。他们携带着武器。

我开始恐慌起来。我从未见过那样的制服，而且他们的着装并不统一。

我和迈赫兰走在队伍的前面，见此情景，我们放慢了速度，做好准备，只要情形不对，立刻便逃进附近的树林。

骑马的人挥舞着胳膊示意我们向他们靠拢。

我本能地向后退缩。黑手党绑匪——我敢肯定。

来者没有介绍自己，也没有同我们说话，甚至没有查看我们的人数和状况。他们只是原地掉转马头，引着我们向山下走去。至于后面的人是否跟随，他们似乎都毫不在意。

我想逃跑。我们怎么能相信这样一群来历不明的陌生人呢？

贾瓦德看看迈赫兰和我，一步不离地跟在我们身后。

“停。”我说，“他们是绑匪。咱们往回逃吧。”

他愣了愣：“我看不像。这组织得也太好了。”

“别冒险了。我们回去吧。”我拉住他的手，想把他往回拖。

“古尔瓦力，我觉得没事。如果他们是绑匪，人数肯定会更多。”

“怎么会没事？他们会杀了我们的。你愿意让他们割掉耳朵吗？咱们逃吧。”

迈赫兰是个急脾气，他见我执意要逃，一把将我拉到他前面。“逃到哪里去，古尔瓦力？”他红着脸冲我喊道。

他说得有道理。

“你想回伊朗吗？重新翻过那几座山？你现在没马可骑了。我们已经走了一整夜，天知道我们从哪儿走过来的。你打算让我们走回哪儿去呢？”

“我知道。可万一他们绑架，我们——”

我并不想当这个拿主意的人，可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着这伙人。

其他人陆陆续续从我们身旁走过。虽然不情愿，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跟在了他们后面。我们像一群走向屠宰场的羔羊，浩浩荡荡地朝山下走去。

两百名疲惫不堪的难民，义无反顾地跟着那几个身穿山寨制服的人慢吞吞地走了几个小时。夜里虽然很冷，但此刻明媚的阳光已经开始刺痛我的眼睛。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多人越境而来，我真担心突然会从什么地方杀出一支土耳其警察部队将我们悉数逮捕，但骑马走在前面的那几个人看上去镇定自若，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又走了一段路，我们遇到几辆肮脏的运牲口用的卡车。司机们在车尾架了木板斜坡，指挥着难民直接登上车厢。他们在每一辆卡车上都塞满了人，我们只能互相紧挨着站立在车厢内。这样的密度呼吸都让人觉得困难，我被挤得连肋骨都在疼痛。我们这群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几百个人分别属于不同的代理人。据我所知，喀布尔的库巴特仍是我们的主要代理。中间人凭借库巴特的名字或者他在一个国家内的主要代理人的名字，如马利克，来确定我们的身份。对我们来说，目前至少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庞大机构。尽管难民人数众多，且要跨越难以想象的遥远距离，但整个系统一直处于高效运作之中。我一路上都忧心忡忡、担惊受怕，但最让我觉得不踏实的还是这些司机：我估计他们大部分都是从本地招募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替谁工作。还有就是在交接之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被转至何人之手，这种感觉着实恐怖。

*　*　*　*　*　*　*　*

在卡车上的时间越来越难熬。夜里没有吃的，也没有干净的水——我记得只在山中一处小溪旁停留时喝过一次水。自从离开赛贝斯特的家，我们已经将近二十四小时没有进食了。

卡车车队驶过一个个隘口与山谷。过了几个小时，车队在一段路侧的停车带上停了下来。我们被要求下车，但此时大部分同伴都已经虚弱得连站都站不稳，更别说从臭烘烘的卡车上跳下来了。

司机把占多数的阿富汗人单独分离出来。而后，那些库尔德人、伊朗人、伊拉克人、巴基斯坦人和几对年轻的夫妻被迅速赶上一辆卡车拉走了。我只在人群中瞥了一眼那个戴蓝帽子的小女孩，她脏兮兮的小脸上布满泪痕。看到她时，我的心都碎了。

另两辆卡车空车而去。

沿公路不远处，我看见二十来个阿富汗人，他们或盘腿而坐，或躺在地上。

其中一个难民冲我们的方向大喊。他说的是普什图语：

“弟兄们，真不幸你们也被丢在这儿。我们已经在这儿滞留好几天了。倒霉得很。”

他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看起来和我们一样饿得有气无力。

我们在他们旁边坐下。

问他们这是哪里，他们和我们一样茫然不知。他们说已经来这里好几天了，白天坐在外面无所事事，没吃没喝。夜里，会有一个老头儿骑马过来，把他们带到山谷中的农场。在那儿，他们被安置在堆着厚厚粪便的马厩中，睡在破烂不堪的毯子上。每人还能领到一份少得可怜的食物，但用他们的话说，那食物“看一眼就让人恶心得想吐”。

我同情他们的遭遇，但我们自己也没好过到哪儿去啊。而更令我气恼的是，他们似乎认为我们应该比他们知道的更多。“谁是头儿？我们该怎么离开这儿？”他们问。

我没好气地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才刚刚翻山越岭过来。”

我走到小溪边，按照净礼的仪式洗了洗脚。我需要祈祷。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度上路，但我认为信仰能给我坚持的力量。对于我的命运，我相信真主自有安排，这种感觉如今越来越强烈。溪水冰凉，但很清澈。我一口气喝了个饱，随后洗把脸，顿时精神抖擞。

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我走到其他人面前，尽量平静地说：“谁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没有人回应。人们一脸茫然地望着我，心想为什么是一个小孩子提出这样的要求？

“贾瓦德，你可以吗？”

他点点头，站起身，开始带领我们集体祈祷。通常，做这种类型的祈祷我们会在地上铺一张垫子，人跪在上面。现在，我们只能用衣服或袋子代替。我们伸出手掌，向真主祷告。

我想，祈祷的确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头顶的阴霾。我们围成一个圈子商讨计划。接下来该怎么办，人们意见不一。那情景就像部落会议：德高望重的长者们聚在一起，通过商量解决争端，裁定族里的重大事件。以前，我们家里经常召开那种会议，而我总是悄悄观察，偷听他们争论难以解决的社区或政治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凡是有阿富汗人的地方，就不可能没有争论。我们喜欢就一些问题争来争去，这种性格无法控制，它仿佛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一个人说。

“怎么离开？”迈赫兰翻了个白眼，反问道。

“那老头儿快该来了。他会向你们收钱的，因为他谁的钱都收。相信我，你要是敢和他理论，一定会被打得很惨。”

他的朋友连连点头附和：“我们稍有怨言，他的手下就痛打我们。他的农场简直就是地狱。”

“只管给他钱，其他什么都别说。不管怎样，你都得给他钱。”

我、迈赫兰和贾瓦德开始明白这群人为什么如此低落了。遇到这样的处境，我们也会一筹莫展。但因为我用心祈祷，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攫住了我。就像在马库的监狱里，为了那些没钱的人能够重获自由，我主动去和对方讨价还价一样。我相信，我、迈赫兰和贾瓦德出现在这里是有原因的：我们的使命便是拯救这些迷茫的同胞。

逃难路上，人人为己是基本的生存信条。这部分是由难民的无助与无力造成的，没有人相信自己可以改变现状或者影响那些操纵我们命运的人。但我觉得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共渡难关不是没有可能。如果在老头儿面前我们能团结一致，而不是一盘散沙，你吵你的，我嚷我的，说不定我们能迫使他让步。我想让那个老头儿知道，我们已经破釜沉舟了。我想看着他的眼睛，让他明白我们的决心。

公路上传来马蹄声时，我正在打瞌睡。一匹灰色的马驮着一个白发老翁慢悠悠地走过来。他看起来年纪很大，但身体依旧硬朗，像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他身旁有三四个年轻人同行，个个也都骑着高头大马。

老头儿下马，从马鞍包里掏出些面包和几个生洋葱，然后转过身，准备朝我们的方向扔过来。他想让我们像动物一样争抢食物。

“你好，伯伯。”我说。在我们的习惯中，伯伯是对男性长者的尊称。

他很奇怪地看着我。

“把吃的东西给我吧，”我说，“我替你分发。”

他用库尔德语夹杂着波斯语对我说：“你们是新来的，看来还不懂这里的规矩。”

我环顾左右，其他人全都低着头。我能感觉到老头儿的愤怒，心里不由也犯了怵，但我还是继续说道：“对不起，伯伯，我只是想帮你。”

他皱了皱眉头，随即把面包递给我。

我把面包转手交给迈赫兰和贾瓦德。他们各自撕下一小片，然后传给别的人。

老头儿瞪了我一会儿，忽然像打雷一样对我们说：“你们这些新来的，得给我管吃管住的钱。”

迈赫兰忍不住了：“管吃管住？住哪里？这也叫吃的？”

老头儿恶狠狠地瞪了迈赫兰一眼，满脸的不屑流露无遗：“每人五美元。不给钱就滚蛋。”

尽管先到这里的朋友提醒过我们不要和老头儿理论，但我们还是忍不住要争一争，于是好几个声音同时响起。

“我们的代理人已经给过你钱了。”

“你为什么把我们丢在这里？”

“你在耍什么花招？”

“你一个子儿也休想拿到。”

老头儿镇定自若，仿佛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局面。他的手下们站在旁边，像野狗一样虎视眈眈。

“不给钱就滚蛋。”他淡淡地重复了一遍，但语气中透出的恐吓味道却令人不寒而栗。

贾瓦德见势不妙，急忙上前解围。“好的，伯伯。”他说，“我这就替您把钱收上来。”

我们三个开始挨个儿向新来的同伴收钱。

一些同伴对我们怒目而视，仿佛我们背叛了大家，谁都不想掏钱，但我相信我的做法没有错，而且我能帮助大家渡过这一关。我知道，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的目的很简单——离开这里。将心完全交给本能，我只觉得前所未有的沉着与冷静。贾瓦德和迈赫兰虽然不知道我心里的想法，但他们相信我的判断。

白发老头儿静静地看着，甚至觉得有趣。

我和贾瓦德拿着一沓钞票走到他面前：“给你，伯伯。”我们微笑着，并用我们能说出的最标准的波斯语向他为我们提供食宿表示感谢。

老头儿狐疑地打量了我们一番，如此恭顺的态度显然出乎他的意料。

我深吸一口气，暗暗祈祷我的计划能够奏效：“尊敬的伯伯，我们想离开这里，您有没有可能为我们安排交通工具呢？”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随后转向他的手下。我以为这顿打是躲不过了，可没想到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真是新鲜。这么多天以来，这些畜生第一次表现得这么老实听话。”他又扭头看着我，“小子，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他又回头看了看他的手下。那几个年轻人附和着老头儿一起大笑。我觉得不仅我们这些难民，就连老头儿身边那几个年轻人也怕他怕得要命。

“算你们走运。”老头儿说，“我原本打算明天送你们走的，但既然这个小家伙如此礼貌地提出来了，我就发发慈悲，今天送你们走好了。”说完，他和那几个年轻人骑上马走了。

他们走远以后，我转身面向大家，心里期待着能得到一阵掌声。

“你这个小笨蛋，他拿了钱就不会回来了。”

“你把他惹毛了，说不定他会把咱们卖给别人。”

“你连他的谎话都信？”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心里凉冰冰的。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难道他们看不见吗？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仍能听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

“你要的卡车呢，古尔瓦力？”

“我敢打赌，你肯定惹他生气了。今晚，我们连马厩都没得睡了。”

我羞愤交加，委屈地把脸埋在臂弯里，免得让人看到我滚滚而下的眼泪。此时，静下心来想想，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在老头儿面前演那么一出，也许是我太天真了，但我当时觉得就应该那么做。或许我不该忘记，在逃亡这条路上，希望本就是镜花水月。它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以及高昂的代价。

地平线上传来“隆隆”的引擎声时，太阳已经落到了西山外。

卡车！

当它们驶近我们时，其他人纷纷欢呼着站起来。我依旧坐在地上岿然不动，仿佛一切都与我无关。

碎石在轮胎下“嘎吱”作响，两辆卡车停在了我们面前。

第二十章

我们爬上卡车，驶向群山。

我沾沾自喜，但表面上仍假装平静。

迈赫兰兴奋得合不拢嘴，他拍着我的背说：“兄弟，咱们学得很快嘛。”我耸耸肩。我知道，这一次我只是跟着感觉走，并没有提前制订周密的计划，但我确定自己不想住进其他人口中描述的马厩，因为它与凡城那可怕的鸡棚太过相似。说服老头儿送我们上路，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次意志上的胜利。

但有件事迈赫兰说对了——我们在不断学习。这一次，我们知道上车之后该坐在哪里了——车厢中离驾驶座最近的位置。当司机把食物和水扔进车厢时，我们将是最先接到的。因为很多时候分发的食物都不够量，动作迟缓的人往往什么都抢不到。我们没有忘记优雅和谦让的美德，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想保持这种美德几乎不可能。

迈赫兰开始绘声绘色地向一些人讲述我们越狱的壮举：“到处都是警察，但我们不停地往前跑。你们想想，那种情况谁会不害怕呢？但有时候，你就得像个男人一样去冒险。”

我亲切地望着我的朋友吹牛皮。他说得唾沫四溅，但却完全回避了我们当时吓得差点儿尿裤子的事。不过，最近这些天，我们脑袋里的那根弦都绷得太紧了，是该放松一下啦。

可事实上，我却放松不下来。没错，我们是重新上路了。那个老头儿信守诺言派来了卡车……可被一个陌生人关在车厢里，又饿又渴，还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到哪里，或者要在颠簸的车厢里待上多久，这种比坐牢更痛苦的感觉实在难以形容。

还有一点，倘若这段旅程出现任何差池，我必定会成为众矢之的。有些人已经憋了一肚子气，任何一点点挫折都能点燃他们的怒火，而我就是现成的出气筒。我祈祷能平平安安地离开土耳其。走了将近七个月，我才刚刚摸到欧洲的边儿。想起把我带到白沙瓦的第一个蛇头，他曾向我妈妈保证说只需几个星期就能把我送到欧洲。现在我知道了，这条路可长可短，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是有可能的。

结果如何就看我的运气了。

*　*　*　*　*　*　*　*

接下来的三四天，卡车成了我们的家，我们在车上睡觉、吃饭、聊天。白天天气炎热，好在乡间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并不多，司机便大胆地收起帆布车顶。如此，我们也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的空气，欣赏沿途的田园风光。只有到了繁华的大路，他才会命令我们盖上车顶，免得被人看到引起怀疑。

久而久之，我对卡车的行进方向有了模糊的认识：我怀疑我们正驶向凡城：第一次来土耳其时，我便去过的那座靠近边境的城市。后来，我们夜晚走路，白天坐车，这种熟悉的安排印证了我的推测。与第一次来土耳其时的经历差不多——无非是不停地躲避军方或警方的检查站。白天检查站少，卡车便踩着油门一路狂飙。偶尔遇到检查站，卡车就远远停下。倒霉的话，我们需要在车里一直待到天黑。其他时候，会有人——多半是司机的合伙人——来把我们接到附近破旧的农场，在那里等待夜幕降临。去农场绝对要好过待在车上，因为我们可以休息，可以上厕所。天黑之后，我们沿山里的小路绕过检查站。安全通过之后，我们会走到某处偏僻的低地，与在那里等候的卡车会合，然后继续坐车赶路。最倒霉的一个夜晚，我们前后下车绕了三次路。

策略是同样的策略，但乡下却是不一样的乡下。这里岩石更多，还有很多长长的陡坡和仿佛没有尽头的山路。

我想如果是第一次走这样的路，我很可能会被折磨得苦不堪言，但由于目前我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因此可以控制情绪排除困难。而且，就像之前的巴雅雷，贾瓦德对我同样照顾有加。当我累得走不动时，他总是拉着我的手，拖着我继续向前。

最冒险的时刻莫过于来到凡城城外——此时我已经准确猜出我们的去向。距离凡城只剩几公里，司机让我们尽量压低身体，而后盖上了帆布车篷。当时正值早间高峰时期。

藏在密不透风的厚帆布下面，我们一个个热得汗流浃背。我什么都看不见，但能听到嘈杂的汽车声，因此可以断定我们正走在繁华的大路上。

卡车在绕过一个感觉像是环岛的地方时，突然停了下来。我不敢相信司机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疯了吧，”我说，“他干什么？”

“可能出问题了。”贾瓦德说。

“古尔瓦力，要不你看一下吧？”

“门儿都没有，我才不想回监狱里去。”

“准备好逃命。”迈赫兰提醒道。

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我们听到帆布发出“沙沙”的声音，缝隙中露出司机的脸。他脸色煞白，看上去和我们一样惊恐万分：“别出声，车坏了。”

人们小声地把这个消息传到卡车里面，每个人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们听见警察来了，和司机说了几句。我们中间有人会说土耳其语，但隔着厚重的帆布，外面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模糊。我们都很清楚，只要警察心血来潮掀开帆布看上一眼，我们就完了。

但令我们诧异的是，他们一步也没有朝车尾的方向挪。我们没有被发现简直是个奇迹。

结果总算有惊无险。车子修好了，我们重新上路。

到了第三天，车厢内已经让人无法忍受。由于上次险些暴露，司机坚持一路都罩着帆布车篷。车厢内闷得令人窒息，而让人作呕的汗臭味儿和尿骚味儿进一步加重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只有到了夜晚徒步时才有机会拉屎撒尿，即便如此，我们也需要速战速决，免得掉队或迷路。

最后的二十四小时，我们一步路也没有走，司机开着车子狂奔不休。这可苦了我们，我口渴得要命，但却一滴水也不敢喝，因为我的膀胱已经快要憋炸了。那种感觉真是生不如死。

*　*　*　*　*　*　*　*

就在我快要忍不住的时候，目的地到了。我们来到了另外一座城市的远郊，而这一次我又猜对了，这里是伊斯坦布尔。我们被带进一片占地面积很广的废弃的厂房区。从声音判断，附近有条繁华的主干道。不管这里过去生产什么，现在都被新的业务所取代——难民走私。而仓库里也有了新的商品——我们。进入仓库，我们看到七八十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坐在肮脏潮湿的地毯上，一个个无精打采。他们中大部分像伊拉克人。当时是2007年春，第二次海湾战争自2003年爆发以来，规模已经达到顶峰。成千上万的伊拉克百姓流离失所，沦为难民。他们举家逃亡，四处寻找安全的避难所。

短短几天内，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见到小孩子了。在难民大军中，儿童并不常见，因为代理人和蛇头通常会把孩子和大人分开。虽然我也是个孩子，但在蛇头的眼中或许我已经是个大人了，又或者因为我并没有与家人一起逃亡。论年龄，我并不比人群中的某些孩子大多少，但一路上历经坎坷，尤其在伊朗、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分别坐过牢，让我感觉自己和他们有了本质的不同。我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但我仍为这些孩子和他们失去的童真感到悲伤。他们的童年不该是这个样子。

我浑身臭烘烘，仿佛泡在汗水中。自一周前离开伊朗，我一次也没有洗过澡：一天一夜横跨边境，一天在公路边与土耳其老头儿斗智斗勇，接着是在卡车上度过的三天。这一周里，我爬过高山，跌进过泥坑，在马背上待过好几个小时，还和上百个同样臭不可闻的难民挤在一起睡觉。我的衣服自始至终也没有换过，难怪当我低头闻一闻自己的味道时，竟差点儿被熏得吐掉。

身体的肮脏是穆斯林的大忌。我们每日祷告之前都会先施净礼，就是希望自己能干干净净地站在造物主面前。不能洗净身体令我苦恼不堪。我想，像牲口一样被关在这间仓库里的其他人也一定有同样的感触吧。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连狗都不如。

这个地方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我想尽快逃离。而且，我确实考虑过这个想法，因为当时我自信能找到离开伊斯坦布尔的路，所以格外乐观。我甚至还认为可以说服迈赫兰与贾瓦德同我一起逃跑。然而，所有出口都由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守卫着。我能做的只有坐下来等待。

我的生命主题，如果不是奔跑，便是等待。

肚子又胀又痛，我坐立难安。几天过去了，我还是无法小便。一位伊拉克库尔德老人建议我吃点儿酸奶，说能调理肠胃。而且，他主动替我去求那些看守行个方便——他们是土耳其库尔德人。

我看着他走到看守们面前说：“对不起，那个孩子生病了。他肚子疼得难受。能不能麻烦你们给他带点儿酸奶？”

“这里可不是杂货店。”

“求求你们了，他需要帮助，何况他还只是个孩子。”

“回去坐着，老头儿。你们马上就该动身了。”

我们那两辆卡车一共拉来了130人，加上仓库中原来的80人，我们的总数再次超过200人。被关在仓库期间，我们没有得到任何食物，但有三个厕所和一个洗澡间可以使用。想象一下，这么多人共用三个厕所是种怎样的景象？厕所内污秽遍地，不堪入目。我也想去厕所放松一下我的膀胱，可一想到里面的情景便望而却步。况且，厕所前永远排着长长的队，我想人们应该不会给我插队的特权吧。

司机不时领来新的代理人，他们或多或少总会带走一批难民。不管哪个代理人，他们问的问题千篇一律：谁是谁谁谁的人？我前后听到过七八个人名。数小时后，几乎所有人都被挑走，包括那些完整的家庭和其他与我们同乘卡车来到这里的人。到了午夜，整个仓库只剩下我、迈赫兰和贾瓦德。

看守们迫切地想要把我们打发掉。看守的头头用土耳其语和我们说话，他的一个手下担任翻译：“我们已经联系过负责接你们的人。他说今晚来不了，所以你们暂时先待在这里。”

一想到要继续睡在这坚硬、冰冷的地板上，我便痛不欲生。我需要食物和水。不管下一站我们会被安排到什么地方，我只希望能比这里好一点儿。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站了起来，面向那个人。我坚定地摇摇头，并伸出大拇指和小拇指比画出打电话的姿势。“打给他。”我对看守说，“我想和他通话。”

出乎意料的是，他照做了。片刻之后，他拿着一部手机走过来，递给我。

电话另一端的是个阿富汗人。

“你是库巴特的人？”他问。从他说话的口气我断定他喝了酒。

“是的。”我回答，“请问你是谁？”

“你们一共四个人？”

我一愣，但马上想到了塔米姆。

“不，只剩下三个，有一个可能还在伊朗。”

“今天晚上，我没钱去接你们。路很远，我得坐出租车。”

“你说什么？我们得离开这儿。把地址给我吧，我们自己去找你。”

“库巴特没付我钱。”

“那是你们的问题，跟我们无关，我们的家人已经付过钱了。我们今晚就得离开这里。麻烦你告诉我地址。”

他含混不清地说：“耐心点儿。明天，我就去找你们。我要和库巴特谈谈。”

“不行，我不管你干什么，但今天夜里我们坚决不能留在这里。”

“可现在已经半夜三更了。”他打着嗝儿说，“还是老老实实睡觉吧。”

最后，他答应派辆出租车来接我们，前提是我们自己付车钱。

为此，我们动用了在德黑兰收到的那一百美元。好心的司机替我们把找回的钱换成了土耳其里拉。我们用那些钱在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吃了点儿东西。虽然肚子的疼痛并没有减轻，但值得安慰的是我终于可以上厕所了。

打电话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另一处郊区找到了那个醉醺醺的代理人，而且欣喜地发现新的安置点很整洁，是一栋有着双卧室的四层公寓。我们的到来惊醒了已经住在那里的其他难民。他们面带愠色，显然不欢迎我们。

第二天早上，我们和他们攀谈——他们是五个年轻的阿富汗人。我们全体醒来后不久，满嘴香烟和大麻味儿的代理人就来了。他说：“我叫阿米里。你们就是那几个急躁的家伙吧？昨天夜里，你们实在太无礼了。”

他提醒我们尽量低调，不要闹出动静，而且要时刻保持警惕。他不反对我们出去，但也不鼓励。“为了你们的安全，最好还是待在屋里。”他说。

这栋公寓另外一个让人满意的地方是人不多。我们自己动手做饭，而且能吃得相当好。贾瓦德是个很棒的厨子。我们用“公款”中剩下的钱买了些方便但却可口的食材。

但阿米里的存在却是个噩梦。他每天都来，一面抱怨库巴特，一面威胁我们：“他还没有给钱。拿不到钱，我是不会放你们走的。”

阿米里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害怕，尤其令我惶恐不安。他抱怨的时候总爱盯着我，仿佛他的怒火全是因我而起。

“我们能怎么办？”贾瓦德试着和他讲道理，“我们甚至连他是谁都不知道。那是你和他之间的事。”

后来，阿米里决定把我们安置到一个相对便宜的地方。我很忧虑，但并不意外。这是我第二次来伊斯坦布尔，因此我了解这里的难民走私体系。它会受到各种威胁，我们将在不同的安置点之间不停转移。

在一片不起眼的社区，阿米里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拥挤的地下公寓。那里已经聚集了大约十五个人等待中转，他们全部来自阿富汗北方，说达里语。他们很不满已经十分拥挤的空间如今又要塞进八个人：我、贾瓦德、迈赫兰和五个阿富汗年轻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说普什图语。先来的那些人看到我们竟然获准外出逛商店，阿米里又额外给了贾瓦德一把钥匙和一部手机，既羡慕，又嫉妒。那部手机只剩下一丁点儿话费，而且阿米里特别交代过，这部手机只能在紧急的时候用来和他联络。我们和先来那批人并不属于同一个代理。他们的代理据说是阿米里的一个朋友，只是没听他们说过叫什么名字。不过，看来那家伙已经让这些人等了很久。阿米里说，我们尽量不要挑战其他代理人的规矩，也不要允许其他人和我们一起外出。看得出他们一个个心烦意乱，但他们害怕他们的代理人，就像我们害怕阿米里一样。

然而，在关于种族与恩怨的争论中，人们的怒气还是被释放了出来。

“你们普什图人就代表塔利班！”他们嚷道，“因为你们，我们才不得不离开阿富汗的！”

普什图人确实是阿富汗的历来统治者，而塔利班绝大多数都是普什图人。北方的一些非普什图人部落组成了北方联盟，他们的首领反对塔利班，并帮助美军推翻了后者。

这些人视这间小小的公寓为战场的延伸：“你们干吗逃出来？你们普什图人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据我所知，连年内战，以及美军的入侵给全体阿富汗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管哪个民族都很难在战祸之中独善其身。

公寓里热得像蒸笼，而气氛更是紧张得让人窒息，就像马上就要爆炸的高压锅。

我不希望看到同室操戈的景象，便尽量劝和：“你们看，我们和你们一样啊，我们也被迫逃离家园。况且，我们都是阿富汗人，你们觉得我们会无缘无故逃出来吗？”

“省省吧，古尔瓦力。”贾瓦德劝我说，“现在，阿富汗是北方联盟说了算。他们很清楚。”

双方互不相让，叫嚷、辱骂、争执了几个小时。他们拒绝与我们分享食物，因此我们自己用煤气罐做饭吃。真是荒唐——两帮人各自做饭，公寓里的热度升得更高了。

眼看两派之间势如水火，随时都可能出现失控的局面。我们无能为力，心想既然他们的代理人与我们的代理人是朋友，也许他们能出面解决争端？最后，贾瓦德给阿米里打了个电话。他和他的那位朋友——不出所料，那也是阿富汗人——同时来到公寓解决问题。他们对我们的表现大为不满。

他们警告我们都老实点儿。“这里不是阿富汗。我不希望再听到任何争执。”阿米里板着脸说。

阿米里是哈扎拉人，但他说得没错。我们都是逃命在外的难民，如今却为了曾经毁掉我们的国家并迫使我们背井离乡的语言和种族上的分歧而再度争吵不休，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然而，从阿米里的种种表现看，他并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因此，每当我们出去买东西时，我们都会偷偷商量逃跑的计划。

“这浑蛋就是个笑话。”贾瓦德不屑地说，“他不仅摆不平那些北方佬，我甚至还怀疑他根本不可能带我们去希腊。”

迈赫兰非常赞同：“那天晚上，他连出租车钱都掏不起，我们还能指望他干什么？”

“但他不会放我们走啊。”我说，“我们毕竟让他花了钱。”

我们都知道，在这一行有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如果你胆敢从一个代理人手上逃出去，那么其他代理人都会拒绝接纳你。好像他们彼此全都认识，并通过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保持着联系。

和往常一样，贾瓦德又把目光投向了我：“古尔瓦力，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可惜，我也同样一筹莫展。

*　*　*　*　*　*　*　*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无助感与日俱增。后来，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人，说不定他能帮上我们。此人就是伊斯坦布尔那家音像店的好心店主。

我们到店里去找他。他一如既往地乐于助人。他给了我们一些阿富汗人的联系方式，这些人是城里最有可能认识蛇头或与他们保持联系的人。阿富汗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抱团的习惯。我们打了好几通电话，转了好多个人，才终于找到一个听起来似乎有点儿能量的人，但那人却说需要事先和阿米里达成协议才能帮我们，否则他也爱莫能助。他解释说没有任何一个代理人敢私自收留别人的“货”，他们之间有君子协定，不能挖别人的墙脚。

不过，最后我们的确说服了一个愿意帮忙的人，他叫希尔·阿加，也是普什图人，来自楠格哈尔省。希尔·阿加处事稳重，对我们的困境充满同情。他答应替我们联系库巴特，并尽力说服库巴特把钱转给他，而不是阿米里。但他警告我们说，阿米里很有可能会报复。

“接收你们可不是件小事，在伊斯坦布尔，这是不合规矩的。你们知不知道我要为此承担多大的风险？”

我猜希尔·阿加也知道阿米里是个靠不住的家伙，因为犹豫再三之后，他仿佛豁出去一样叹口气说他愿意接收我们。我们运气不错。希尔·阿加为我们破了例，他让我们到城的另一头，找另一个地址。

去新地址的路上，阿米里不停打我们的手机。我们把手机关掉，可只要一开机，铃声马上就会响起来。无奈之下，我们最后只好抠掉了SIM卡。

新的地址属于希尔·阿加的一个朋友，那也是个热心的阿富汗人，名叫诺尔。和阿米里一样，诺尔也是哈扎拉人。他是搞音乐的，已经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多年。然而和阿米里不同的是，这是他第一次收容难民。他很清楚这样的事仅此一次，算是帮朋友一个小忙。不过，他看上去格外轻松、随意，对待我们也像老朋友一样。

诺尔的公寓不大，简单地说就是一室一厅一厨一卫。但客厅里有电视，房间布置也很舒适、惬意。应该说，这是我们逃难以来住过的最好的地方了。

我们在诺尔家住了一个星期。随后，希尔·阿加来了，他一见到我们就开始唠叨，说自己冒了多大的风险从阿米里手中挖走我们。但欣慰的是，库巴特同意了他的要求，并支付了我们在伊斯坦布尔逗留期间以及下一程前往希腊所需的开销。

“我正在制订一个计划。”他胸有成竹地说，“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真主保佑。”

为什么每当听到这些代理人说他们的计划多么完美、多么天衣无缝时，我总是觉得会出事呢？

第二十一章

一天晚上，我们正坐在地板上看一部电影，希尔·阿加忽然眉飞色舞地来到我们面前说：“好消息。下一站直接去希腊。”

“怎么去？”我们问。

“路上我再告诉你们。”

我们三人起身收拾行李时，他指着贾瓦德说：“你先等等。这一次只送他们两个。”

贾瓦德顿时火冒三丈：“不行！我也要走。你们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

“是这么回事。船已经严重超载，他们只答应多带两个身板小的。但只要他们能安全抵达希腊，你绝对就是下一批。”

贾瓦德依旧闷闷不乐。“我也想走。”他用恳求的眼神望着我们俩说，“别丢下我，我想和你们一起走。”

我很内疚地看了贾瓦德一眼。我也不想丢下他，但遇到这样的情况，选择生存或选择友谊并不是一个很难做出的决定。对任何一个难民来说，只要有机会前进哪怕一步，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抓住。

我忽然想起了塔米姆。因为跑车里塞不下，他被留在那个年轻蛇头父母的家里。不知道他现在到了哪里，难道还被困在伊朗吗？

“你下一趟就能走。希尔·阿加保证的。”我对他说，但我知道这样的承诺听上去是多么苍白无力。

我和迈赫兰随着希尔·阿加走向他停在街边的一辆很大的宝马汽车。

一路上，我们遇到的这些地方代理，没有一个不是开着豪车的。

我们开回城里，来到另外一个工业区，最后被带进一栋厂房。厂房里摆着一排排桌子，上面放着缝纫机。难民们（大部分为阿富汗人，男的女的都有）坐在桌前，一个个埋头干着手里的活。从他们的产品看，这是一家西服厂。

我不由得心生怀疑，希尔·阿加说要送我们去希腊，是真的吗？“希尔·阿加，你有没有骗我们？我们真的要坐船去希腊吗？”我质问道。

对于我的疑心他并不介意：“相信我，我弟弟也要和你们一同坐船去希腊呢。你觉得我会连自己的弟弟都欺骗吗？”

他如此一说倒果真令我放心不少，可他所谓的弟弟又在哪里呢？

来不及探究那么多，我们已经被另一个人赶进了一辆白色货运篷车的车厢里。上车之后才发现，车里已经坐了十来个人。

“古尔瓦力。”

我在人堆里搜寻着声音的出处。一个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时，我激动得眼泪都差点儿流出来。我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巴雅雷，真是不可思议。

“古尔瓦力。”他望着我们，伤感得直摇头。

“你们把我一个人丢在监狱里。你们是哪门子朋友啊？因为你们两个，我吃尽了苦头。我一直在想你们两个去哪儿了，怎么样了。因为这个，他们怀疑我是你们的代理人，最后判了我六个月的监禁。”

“啊？不会吧。真对不起。”内疚的感觉糟透了。

他继续说道：“我知道是你们告诉警察说我是你们的代理人的。”见我要开口否认，他举起一只手止住我，“别狡辩了，警察告诉我了，是你们两个出卖了我。”

我和迈赫兰大为震惊：“不，没有的事。我们没有出卖你。我们可以发誓。”

“别撒谎了。”

“我们没有撒谎。真的。我们向你保证。”

说到这里，巴雅雷再也忍不住了。他一把抱住我们两个，哈哈大笑起来：“我知道你们没有，我逗你们玩儿呢。你们两个真了不起。塔米姆把你们越狱的事全都告诉我了。”

“塔米姆？你们怎么会……”

又一个声音从昏暗的车厢里面传来：“你们两个叛徒把我也丢下了。”

原来，塔米姆也在车上。天啊，真不敢相信竟然有这样的巧合。我们失散的两个朋友和我们上了同一辆车。

我还没有来得及和塔米姆打招呼，迈赫兰已经连珠炮似的问开了：“你怎么到土耳其的？你和巴雅雷是怎么认识的？”

塔米姆没有理会他的问题：“我走过来的。先别问那么多。贾瓦德呢？你们把他也丢下了？”

我羞愧地看着他说：“嗯，是。”

塔米姆翻了个白眼，嘲弄似的连连摇头说：“真不够意思。”但他的眼睛里带着笑，逃难路上的种种无奈，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照例，我们对货车要去的地方一无所知，但此时我已经不在乎了。能够再次见到巴雅雷和塔米姆已经是天大的惊喜，我们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懒得管其他的事了。在这条路上，朋友是奢侈品。

*　*　*　*　*　*　*　*

伊斯坦布尔的下一站是藏在树林中的一个简易棚。棚子看起来歪歪扭扭，不远处有个阿富汗式样的厕所。从气味判断，这里恐怕接待过成千上万的人却没有打扫过一次。我担心这里的臭味会毁了我们的鼻子。

加上我们一行十二个人，这个临时避难所聚集了一百三十人上下。其中大部分为阿富汗人，另外还有为数不多的巴基斯坦人和伊拉克人。巴雅雷给我们介绍了几个新朋友：“工程师”二十出头，典型的学霸形象；艾哈迈德因为皮肤病的问题，手上长满了斑，为此经常受大伙的奚落，还得了个“花斑手”的外号；还有一个叫哈密德，是个长相俊美的年轻帅哥。

避难所的光景让每个人都提不起精神。这里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关键是还容易暴露。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希尔·阿加既然要送我们上船，又为什么把我们扔在伊斯坦布尔郊外的树林里？还有，他的弟弟在哪儿呢？

负责看守我们的是几个巴基斯坦人，他们说老板很快就来。

新的代理人自我介绍说叫亚西尔。出于本能，没有一个阿富汗人愿意受巴基斯坦人的控制——我们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互相敌视，很少有和平共处的时候。

迈赫兰掩饰不住他的厌恶：“阿富汗人怎么会把我们交给一个这样的家伙？”

我们感觉受到了侮辱。

亚西尔彬彬有礼，他想尽力获得我们的信任。“我理解你们的担忧。”他说，“此地不宜久留。原计划我们今晚就要离开的，但因为出了点儿小问题，我们需要在这里待一天。你们阿富汗人总是太心急。请你们相信我，你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我和你们是一条船上的，我不管做什么都只会为你们好。”

众人七嘴八舌地和他理论。他举起一只手，让我们推举一个人代表大家和他说话。

“巴雅雷。”我小声对我的朋友说，“你上吧。”

巴雅雷同意了，但他还没有站起身，哈密德已经用流利的英语开腔了：“说好的去伊兹密尔。我们今晚就得出发。”

代理人和哈密德用英语谈了一会儿。我又气又恼。巴雅雷才是我们的代言人啊。这个哈密德，年龄只有巴雅雷的一半，比我都大不了几岁。他以为自己是谁啊？我看他只是想在众人面前炫耀他的英语。

他们两个说完之后，巴雅雷又补充了几点。

亚西尔的回答简单而明确：“我说什么时候走，你们就什么时候走。你们阿富汗人好大的脾气。我已经向你们保证过了，不是吗？”

一些人仍在抱怨。

“那好。”亚西尔最后说，“你们谁想走就走吧，随你们的便。反正这里的人已经够多了，走一部分，我的风险倒还小些。”他气呼呼地扫视了一圈，见众人没有反应，遂继续说道，“不走的话就老老实实等到明天早上。我保证，到时候一定送你们去伊兹密尔。”

又一天，来自代理人的又一个承诺。

好在这次他没有撒谎。经过一个饥饿的不眠之夜，阿富汗人被分别装上四辆厢式货车，每车三十人。我被挤在车厢最后边的角落里，身体紧紧贴着厢壁。那十来个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人留在原地，我估计对他们大概另有安排。

这天，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赶路。近乎密闭的车厢里黑暗、闷热得难以想象。我想就算地狱也不过如此吧。我喘不上气，甚至担心会被闷死在车里。后来，我们被送到某个山谷中的一处地方，并在那里休息了几个小时。

到了夜里，又来了四个陌生人，其中一个头发乌黑、留着浓密小胡子、眼神古怪的家伙说他是我们的新代理，其他三人是他的手下。四人全是库尔德人。他们领着我们穿过树林，来到一处悬崖的顶上。

在那里，我看到了大海。

*　*　*　*　*　*　*　*

我们疲惫不堪、饥渴难耐，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艰苦跋涉了几个小时。雪上加霜的是太阳也落山了，我们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树林中跌跌撞撞地赶路。可除了硬着头皮前进，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走路时，我伸出胳膊，寻找可以借力的树枝，可双手却被荆棘划得鲜血淋淋。

凌晨三点，我们终于来到树林边缘，并走上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据说小径最终将通向爱琴海。来到空旷的野地，看到新月如钩挂在无云的天空，我的心刹那间平静下来。我们难得休息了几分钟。望着天上的月亮，我又一次想起了远方的亲人。他们是否也在仰望着同一轮明月？他们会不会想到我？哈扎特怎么样了？他是否经过这里，是否也曾在我伫立过的地方望着月亮思念故乡？

眼眶中突然涌出泪水。回想重新进入土耳其的这几周，我感慨万千。奔波日久，我经常对自己能否坚持下去产生怀疑。“够了，古尔瓦力。别这么懦弱。”我暗暗责怪自己。可我无法平息压倒一切的悲伤：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思念家园、思念食物和安慰。

我拖着疲倦的双腿紧跟大家。

逐渐靠近海岸，我偶尔已经能分辨出停在海边的船只的轮廓。它们庞大的身影在水上微微摇晃，像怪物一样阴森恐怖。

哈密德和黑头发的代理人聊了一通之后转述说，我们要一直走到海边，脱掉衬衣，时间一到就要下水。

我们走到一片海滩上，在那里等了三四个小时。这期间，我们看到一艘警察的巡逻艇。我坐在昏暗的藏身处，看着闪烁的红绿导航灯从我们眼前驶过。船头刺眼的探照灯在海岸上来回搜寻生命的迹象。

我聆听着海浪冲刷海岸的咆哮声。

即便在黑暗中，哈密德也能看出我对下水的恐惧。

“放松点儿。”他安慰我说，“到时候，我扛着你。我游泳很棒的。”

我的感觉刚刚好了那么一点点，便看到远处有辆警车闪着警灯朝我们这边驶来。有人大喊：“趴下！”

代理人似乎也乱了方寸。我们全都蹲在一堵墙后面。警车放慢了速度，但并没有停下。我附近有人小声说，我们应该朝汽车驶去的方向走，在这里下水太危险了。

“闭嘴，照我说的做。”代理人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他狂躁的眼睛仿佛能穿透黑暗。

那天夜里，没有船来。黎明之前，我们又回到树林中的临时避难所。寒冷，饥饿，疲惫，我们和一群行尸走肉已经没什么分别。

第二十二章

逃亡生涯最苦不堪言又最无可奈何的部分，是每当你认为自己已经悲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时，便会有更加悲惨的遭遇跳出来嘲笑你的天真。

我扭扭脖子，徒劳地换了个姿势。枕在石头上睡觉还妄图舒服简直是异想天开，但这总好过睡在地上，不至于有小虫子爬进耳朵。一条树根正好戳着我的腰，我吞下所有沮丧，试图翻个身，却不小心碰到了睡在旁边的人。

尽管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但我薄薄的夹克和牛仔裤却无法阻挡来自身下泥土的湿寒。我从包里掏出一件T恤蒙在脸上，遮挡刺眼的日光。

“古尔瓦力，别动来动去的，你会把大伙都吵醒的。”

“对不起，”我低声对巴雅雷说，“我有点儿冷。”

“我知道。尽量睡一会儿吧。别把那些人惹恼了，懂吗？”

我要感激他善意的提醒。绝望、饥饿、不断增长的愤怒情绪使每个人都变得异常敏感，而到了夜晚，这种状况会尤其突出。失眠是家常便饭，然而与对树林和陌生环境的恐惧相比，更令我恐惧的是周围的人。

从海边回来以后，那些库尔德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再没露过面。我们在焦虑不安中度过了三天三夜。在寒冷与疲惫的双重折磨下，很多人成了一点就着的火药桶。即便你说起话来彬彬有礼，也不妨碍别人让你碰钉子。我们在一小片空地上挤成一团，谁能睡在最平坦、柔软的地面，要靠争斗来决定。

白天睡在地上，大树是我们唯一的遮蔽，可是夜晚冷得人难以入眠，我们索性用打牌来消磨时光。我、塔米姆、迈赫兰和巴雅雷挤在一起互相取暖。朋友们有幸重新聚在一起，是我目前最大的安慰，尤其是能再见到一向对我照顾有加的巴雅雷。

那晚与哈密德在海边聊天之后，我对他的好感与信任大为增加。他、艾哈迈德和“工程师”关系亲密，颇像我的小团体，但此时我们已经形成了某种同盟。

大家被普遍的沮丧情绪所笼罩，因此谁都不愿多说话，但我们还是想方设法从每个人身上搜集到了一些信息。原来，塔米姆、艾哈迈德和“工程师”被我们的老冤家——那个整日醉醺醺的阿米里给绑架了一段时间。而他们被绑架的原因居然和我们的越狱有着直接关系。库巴特似乎不愿向他付钱，且拒绝运送更多的难民到他那里。作为报复，他把他们三个扣为人质关了好几个星期。

塔米姆看不到这件事有趣的一面：“你们这帮浑蛋不仅把我丢在边境，还害我被绑架。我发誓，要是塔利班不干掉你们，我就要亲自动手了。”

我和迈赫兰倒觉得这件事特别滑稽。

“我们只是走运而已，”迈赫兰打趣塔米姆说，“下次跟紧点儿，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的。”

我忍不住加入进来：“你们给我们带来了霉运，因为你们三个，我们被困在这里了。亏我们还那么喜欢你们，难道你们这帮家伙就不能给我们带来一点点好运气吗？”

*　*　*　*　*　*　*　*

时间到了2007年6月。我在前一年的10月份被迫离开家园沦为难民，至今已将近八个月。唯一不同的是，如今我离西欧更近了。

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向有关国家申请庇护。不过话说回来，过去这半年间我辗转的三个国家——土耳其、伊朗和保加利亚并没有哪个国家让我感觉安全。况且，这些国家也不欢迎我——监狱或驱逐就是他们对我的招待。我知道，我唯有继续向前，并祈祷人们憧憬的希望之乡能够真正为我提供安全和保护。

所幸妈妈永远不会知道我曾经有多少次深陷孤独与无助，多少次哭红了双眼——那些被泪水、头痛、悲伤和空虚折磨的日日夜夜。可是，在那座悬崖顶上，虽然有朋友们的陪伴，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难过和寂寞。当我饥肠辘辘，在坚硬的地面上努力入睡时，平时被我封闭在脑海深处的回忆如潮水一般向我涌来。我梦见自己回到了家，和堂弟们玩耍，听妈妈哼着曲子叠衣服。屋里洋溢着晨光和新烤的馕饼的香味——我在激动中醒来，寒冷依旧，饥饿依旧，树顶之上仍是一片无光的天空。

当时，最让我恐惧的是我们已经在那里滞留了整整三天。那个眼神狂躁的库尔德人代理和他的三个手下一直没有回来。他是个体毛发达的家伙，头发浓密不说，手上也毛茸茸的，连耳朵里都蹿出一小撮耳毛。他头发和胡子之间的部位，有了那双眼睛的点缀，总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蜘蛛。

我和迈赫兰决定查一查希尔·阿加的弟弟是否真在我们当中。我们首先寻找和他模样相似的人，结果一无所获。但说不定是因为我们饿得头晕眼花，看不清楚。谁知道呢。

人们习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小孩子总是很容易和他们搭话。“不好意思，请问谁是希尔·阿加的弟弟？”我不停地这样问。

但好像谁都不认识这个人。

稍后，我和迈赫兰聊天的时候，一个绿眼睛、红头发的年轻人走到我们跟前，盛气凌人地问：“你们找希尔·阿加的弟弟干什么？”

巴雅雷注意到了对方的态度，遂以同样的口吻回敬道：“年轻人，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我基本可以肯定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于是对巴雅雷说：“没事，我认识他。”

巴雅雷依旧半信半疑：“那就坐我们这里吧，伙计。古尔瓦力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年轻人坐下来，随即紧张兮兮地低声说：“喂，别再到处打听我了。要是这些人知道了我是谁，我会倒大霉的。”

这话不无道理。每个人都在气头上，倘若知道了他的身份，众怒之下恐怕会把他打个半死。

有这么一根小辫子攥在手中，我当然要好好利用。“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把你的身份告诉大家。”我对他说，“你得设法联系你的哥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注意到巴雅雷向我投来既惊讶又赞许的一瞥。虽然分别时间不长，但他也要对我刮目相看了吧？

年轻人一副有苦难言的样子：“可我没有手机。”

“那就找一部。”

巴基斯坦人亚西尔曾警告过我们不要带手机，以免被警方追踪。这一路上，我们唯一用过的手机是在伊斯坦布尔时阿米里给我们的那一部，但后来在诺尔的公寓里，我们把它留给了贾瓦德。

后来，这个年轻人倒真的找到了一部手机，并给希尔·阿加打了电话。通完话，他神气地对我们说：“我哥哥说不用担心，他正在安排一切。这次的计划肯定天衣无缝。他重新找了一艘船，现在正跟船长谈判呢。”

希望他说的是真话，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相信我们被抛弃了。有人说继续等待下去只是浪费时间，大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有人主张到大路上求助，但其他人则提醒说那样有被发现和逮捕的危险。

可有一点我坚信不疑，自首的主张绝对大错特错：“你们想进监狱吗？我们中有些人是进过监狱的。那可不是开玩笑。”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儿的人举着拳头对我说：“你懂个屁，小孩儿。还是乖乖闭嘴吧。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

我并不感到奇怪，不认识我的人自然不会把我的话当回事。在他们眼中，我只是个狗屁不通的小孩子。所以，我觉得还是让我的大朋友和他们理论为好。哈密德和巴雅雷完全可以代表我们这个小团体。我一向都很自豪，因为我总能和聪明的人交上朋友。但我觉得，内心深处，每个人都知道倘若到了第四或第五天那个长得像蜘蛛一样的黑头发库尔德人还不出现，我们便别无选择了：要么饿死，要么向警方投降。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我忍着饿得“咕咕”直叫的肚子，努力平息令人恶心的恐惧，同时又不停地祈祷他能快点儿回来。

第三天上午八点左右，我们仍在无望中等待奇迹的降临。这时，那个库尔德代理和他的手下回来了。他们带来了几箱番茄和几根长面包，还有两大瓶十升装的饮用水。

我饿坏了，那几根面包恐怕还不够我一个人填饱肚子。那几箱番茄虽然看起来挺多，但分下去却只够一人一个。那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美味的番茄，但就像把一颗卵石投进枯井，它对缓解饥肠并没有多大帮助。

黑发代理满脸不屑地看着我们吃喝。我们一个个蓬头垢面、狼吞虎咽，那情景的确叫人无法直视。但这样的场景对他来说应该并不稀奇，恐怕每周都要见上一次。一批又一批肮脏、饥饿和沮丧的难民，在他眼里就是垃圾，但我们是能让他发财的垃圾。

终于，当指甲缝里的最后一粒面包屑也被我们吮吸干净时，他公布了我们等待已久的消息。

我们即将动身去希腊。

*　*　*　*　*　*　*　*

到达海边时已近午夜，库尔德向导把众人赶向一艘小快艇。

哈密德为我们担任翻译，他指着停在远处海平面上的一艘船对我们说：“小船会把我们运到那艘大船上。”

我对船并不了解，但从肉眼看，哈密德所说的那艘大船看起来并不大，至少不像能装得下一百二十人的样子。

没有一个人愿意下水，或上那艘小快艇，甚至远处那艘所谓的“大船”。夜色中，我们很难判断海水的深浅，更无法知晓是否有别的危险藏在水中。然而转眼间，那艘小快艇已经载满了人朝大船驶去。

我们新的七人小团体总是尽量靠拢在一起。可在混乱中，除了我和迈赫兰，其他几位朋友都登上了船。我一阵心慌，以为我们要被丢下了。但快艇很快就返航归来，轮到我们了。

“快上船！”在马达的轰鸣声中，迈赫兰大声喊道，“我们得上去。快点儿，古尔瓦力！”

我站在沙地上一动不动，乌沉沉的水面令我望而却步。

无奈之下，迈赫兰一把将我拽进水中，最后几乎把我活生生地扔到了船上。快艇咆哮着冲上海面，那种颠簸不定的感觉让我想吐。我吓坏了，但同时我也知道，只要我熬过这一关，离西欧也就更近一步了。

在这片可怕的大海对面，是我们向往的希腊。

“坚持住，古尔瓦力，坚持住。”我尝试着用自言自语来控制情绪。

快艇驶到大船旁时，我立即高兴起来。幸亏我们是最后一批登船的人，因为最先登船的人都被塞到了封闭的甲板下面，后来的人则挤在船舷边的木凳子上。我看见哈密德坐在离舵轮很近的地方。他旁边傲然挺立着一个带小胡子的人，我猜那应该就是船长。

我和迈赫兰无所适从，船上已经挤满了人。忽然，一个皮肤苍白、打着耳洞、身穿紧身T恤、看上去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船员走过来抓住我们俩。“你。”他指着厨房的阶梯对迈赫兰说，“下去。”我习惯性地跟了上去，“不。你，年纪小的，待在上面。”

我从人群中挤过，来到哈密德身边。

最后一批人陆续登船，我们像罐头盒中的沙丁鱼一样越挤越紧。直到最后，我连挪动一下胳膊都感觉困难。人们身上的臭味儿熏得我喘不过气，恶心的感觉一波接着一波，费了好大的劲儿，我才忍住没有吐在自己的靴子上。

船长是个粗壮、结实的汉子，他站在舵轮旁边，离我和哈密德不远。他神情紧张，用土耳其语对那个库尔德人大喊。哈密德低声为我翻译，遇到脏话的时候就做个鬼脸。“说好的今晚六十人，怎么送来这么多？我没办法全部带走。这他妈是一艘观光船，不是渡轮。”

“去你妈的。你还想要钱吗？这就是货，要么带走，要么留下，随你的便。”

船长要求一半人下船，库尔德人据理力争。在我看来，甲板上被挤得死去活来的很多人倒乐意主动离船。船长锁上了通往底舱的舱门，那些被关在下面的人开始喊叫，其中包括巴雅雷、迈赫兰、塔米姆、艾哈迈德和“工程师”。他们渴望出来。

但是，库尔德人坚决反对。他掏出一沓钞票，塞进板着脸的船长手中。此刻，船长和他的年轻船员也被人群挤得连站都快站不稳了。

库尔德人驾驶快艇疾驰而去时，船长发动了大船的引擎。马达顿挫了几次，像咳嗽一样喷出一团浓烟，终于轰鸣起来。我本就被人群挤得喘不过气来，加上柴油的气味和船身的摇晃，晕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甚至担心随时都有翻船的可能。

我默默祷告，祈求安拉饶我一命。

大船移动起来，就在我们以为终于起程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堆漂浮的障碍物忽然缠住了船身。那看上去像一张渔网，但却是用铁丝制成的。一定是船太重了，触发了藏在水底的某种机关。

总之不管那是什么，我们已然惊动了海岸警卫队。我看到远远的地方有警灯闪烁，耳朵里也隐约听到了警笛声。

船长猛扭着舵轮，操纵大船时而前进，时而后退，而年轻船员则大吼着让我们伏下身子。

尽管光线昏暗，但经过一番折腾，船长还是成功地把大船从那堆铁丝网中开了出来。引擎的怒吼声充满耳朵，警笛声仿佛渐行渐远。

*　*　*　*　*　*　*　*

我们终于到了海上。

为了防止被发现，船长关掉了船上所有的灯。除了无穷无尽的黑暗，我什么都看不见。耳朵也只能听到浪涛拍打这艘严重超载的观光船的可怕响声。我丝毫没有感受到逃脱的喜悦，新的希望也没有在眼前升起。周围的一切让我充满恐惧，犹如降落在一颗神秘未知的星球上。

甲板下面的人又开始捶门了。他们叫嚷说下面进了水，再不出来就要淹死了。船长掏出枪，朝天上开了一枪，那些人才安静下来。我不由得再度祷告起来，这一次我想感谢真主没有让我被关在舱下，但我也没忘了为我那些被关在下面的朋友们祈福。

几个小时过去了，朦胧的曙光中渐渐显出陆地的影子。那一定是希腊。我已经连续几天没有睡过好觉，但仍然睁大迷离的双眼望着那片闪光的大地，并留心倾听着周围人的窃窃私语。

船长将船头对准了一处狭小而又遍布石头的海滩。

有人激动地向下面的朋友传达着好消息：“希腊。我们到希腊了。”

甲板下顿时响起一片赞美安拉的声音。

我钻过人群来到船舷处。人们已经开始争先恐后地跳下甲板，踉跄着越过乱石跑向海滩。年轻船员打开了底舱舱门，并试图平息众人的恐慌，但舱下的人就像决堤的洪水，蜂拥着冲上甲板，跳下船舷。

巴雅雷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准备跳，小兄弟。跟着我。”

可哈密德抓着我的另一条胳膊。“有点儿不对劲。”他说，“先等等。”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很难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或者应该怎么做。人们不顾一切地推着、挤着，拥向一侧船舷。船身顿时开始倾斜起来。

人们争相跳船，年轻船员见控制不住场面，打算把人们重新赶回到底舱里去。

“让我们下船！”

“你拦着我们干什么？我们到希腊了！”

船长重新发动引擎，在马达的“嘎嘎”声中将船拖回大海。人们开始大叫：“让我们下去。让我们下去。”

慌乱中，一个人试图从船舷上跳下，但被船长拿枪砸了回来。随后，他枪口一转对准了大家，恶狠狠地警告说：“都给我坐下。”

我惊恐不已，而更令我震惊的是巴雅雷居然趁乱下了船。

哈密德抓着我的手说：“没关系，古尔瓦力。我们不会有事的。”

“我想跟着巴雅雷。”我说。

“别这样，古尔瓦力。他会赶上我们的。他不会有事，我们也不会有事。真的。”

船驶向大海更远处，我的心情愈发沉重。我认为是哈密德害我错失了下船的机会，于是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

“我说过，古尔瓦力，情况不对。我觉得那根本不是希腊。”

“那你为什么不提醒巴雅雷？为什么看着他跳下去？”

“我阻止不了他，因为连我自己都不敢肯定。对不起，古尔瓦力。”

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我不敢相信，刚刚重逢的朋友就这样再次分离了。巴雅雷一直以来都像大哥一样保护着我。

我失去了巴雅雷，可迈赫兰和塔米姆呢？他们是否还在船上，或者已经跳到岸上去了？我无从得知。

*　*　*　*　*　*　*　*

尽管我们事先被告知说这次旅程只需数个钟头，但如今我们在海上已经漂了两天，而且看上去似乎漫无目标。缺少睡眠，加上长时间保持一种痛苦的坐姿，我浑身上下都疼得难受。

最可怜的还是肚子。船长只在第一天给了我们一点儿面包，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便只能忍饥挨饿。

现在，我确信我要死了。每个人都指望船长把我们丢下去。我会淹死在这片浑浊的海水中，冰冷、孤独地死去——我再也无法感受妈妈温暖的怀抱、爸爸有力的臂膀和家人们无微不至的关爱。

这段旅程本该是我崭新人生的起点，而非终点。

*　*　*　*　*　*　*　*

“救命啊，这里。救命！”

我听到外国人回应的声音，于是奓着胆子抬起头。难以置信，只见四艘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已经把我们的船团团围住。难民们兴高采烈地欢呼着，喊叫着：“这里！这里！”

我的第一反应是沮丧，我不想被捕，不想再被遣送回土耳其，但这种感觉转瞬即逝。我忽然高兴起来，因为我又能活下去了。

扬声器中传来一阵声音，是我听不懂的语言。离我们最近的巡逻艇上，警察不停打着手势。人们冲他们尖叫，有些人甚至跳入水中，结果我们的船更加剧烈地摇晃起来。

我犹豫了。我不知道眼前这些人的真实身份：他们是来救我们的，还是害我们的？可我们的船在急速下沉。如果跳海，我可能会被淹死，但如若不跳，我同样难逃一死。

准备跳水。我屏住呼吸，闭上了眼睛。海浪很高、很猛。仅靠扑腾双腿我不知道自己能在海面上漂浮多久。这时，有什么东西落在了我旁边，那是一根绳子。巡逻艇把一根根绳子扔到了大船上。绝望的人们立刻把绳子绑到甲板的索扣上，巡逻艇依靠这些绳子使我们的船恢复了重心，避免了倾覆的结局。

巡逻艇开始打捞落水的难民，警察向仍在船上的我们抛来救生衣。我不知道怎么穿救生衣，只管胡乱从头顶套下，固定在胸前。穿上救生衣的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几天来，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安全。因为恐惧，我的身体在不由自主地颤抖，双腿软绵绵的难以支撑。我们的船身终于回正，被巡逻艇拖着向海岸驶去。惊恐的情绪曾像病毒一样在人群中蔓延。此刻，绝处逢生的人们如释重负，他们尽情地感谢着安拉，有些甚至喜极而泣。我们用欢呼来庆祝自己大难不死。哈密德快活地紧紧抱住我。

警察把我们的船拴在了一个大铁环上，铁环固定在港口护堤的石头上，坚固无比。我们被勒令待在船上，不准随意走动。我特别想下船，但又不敢违抗命令，只好自我安慰说，至少船已经停在港口，哪里都不会去了。

一些人登上船，其中有个衣着得体的女人，顶着一头像瀑布一样的浅棕色头发。她来到我跟前，将一张毯子披到我肩上，随后递给我一瓶水。她有着透明般的橄榄色皮肤和圆圆的蓝色眼睛。她穿着蓬松的白色毛衣，出现在我神志不清的时刻，因而很自然地被我当成了天使。她不是警方的人，而只是一名普通市民。她和其他人听说我们被带上岸，纷纷前来探望。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目睹了人类的善良。这个女人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她的关心让我体会到久违的温暖。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过去三天积累下来的全部忧伤、恐惧和孤独在肆无忌惮的哭泣中一股脑儿宣泄了出去。

女人满脸同情地皱着眉头，她示意一个朋友拿来搭配着蔬菜的鱼肉和一块巧克力，随后用她和蔼的大眼睛对我笑笑，继续温柔地说着一些安慰的话。我感激地望着她，一边流泪，一边把吃的塞进饥饿的嘴巴。可惜，我早已严重脱水，连吞咽都觉得困难。即便强行把食物吞下，虚弱的胃又吃不消了。我的肚子一阵疼痛，急得我弯腰冲警察连连大叫。两个人把我带下船，找到厕所。但他们并未走开，而是像哨兵一样站在厕所外面，不过他们总算还有点儿绅士风度，在我尽情释放的时候保持了礼貌的距离。

从厕所里出来后，我欣喜地看到了迈赫兰、塔米姆和艾哈迈德，尽管他们和我一样垂头丧气，但却个个安然无恙。

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中，海岸警卫队登记了每个难民的姓名、年龄和国籍。哈密德再次运用了他的语言优势，在难民和警察中间充当翻译。所有人登记完毕，我们被带上一艘渡轮，驶向港口的另一侧。两辆长途客车已经在那里等候，准备将我们送往雅典。

第二十三章

我仿佛走进了一座要塞。三米多高带蛇腹形铁丝网的栅栏后面是荷枪实弹的守卫和凶神恶煞的警犬。我们要经过的数道隔离墙后站着更多的守卫。半年之内，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入狱。

我们按了指印，警察找来的一位医生给我开了些治疗拉肚子的药。一个说普什图语的阿富汗人在警方审讯期间担任翻译。他们除了询问我们的姓名和年龄，还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们关于船长的事，比如他的下落。当然，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答复说：“我不知道。”

几天后我发现，他已经被警方抓获。原来，船快要沉时，他穿上一条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长衫裤，混在了难民当中。当然，他只能藏得了一时，审讯的时候却无法隐藏自己的种族。一名警官说他有可能被判二十五年监禁。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说不出是什么感受。他收了不少钱才愿意送我们来希腊，而由于无视超载的事实，他差点儿害死我们所有人。但我并不恨他，原因很简单，我们都活下来了，起码冲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心存感激。一想到他要坐那么久的牢，我就为他的家人感到难过，他们一定十分挂念他吧。

我告诉翻译说，巴雅雷和其他一些人被落在了后面。他向我们保证说一定会有人调查，但如果他们被丢在了靠近土耳其的某个希腊小岛上，那他们十有八九会被遣送回土耳其。

我心里老大不是滋味。巴雅雷是我在这段可怕的旅途中难得一遇的好朋友。他总是站在我身边，支持我，保护我，用充满智慧的话语鼓励我、安慰我。

然而，尽管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我还是决定忘掉他，继续前行。我别无选择。这就是游戏的规则：一往无前，永不回头。

*　*　*　*　*　*　*　*

我听见不少难民在悄悄议论，说我们将被驱逐回土耳其。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们费尽周折才总算来到西欧，就这样被遣送回去岂不是前功尽弃？我仍然处在蛇爬梯的游戏当中，这便是我目前的人生——我接受所有的陷阱和风险，但这并不会使它们更容易承受。

和每次被捕时一样，统计每个难民的资料是最令人头疼的。移民中心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份文件，可那有什么用呢？文件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希腊文啊。

我们被问讯了一遍又一遍。

因为哈密德英文最好，警方便请他担任我们这群人的翻译。

这期间，有一位老汉。他身体羸弱，颤颤巍巍。我不知道他是否清楚自己正面临的状况。总之，他给哈密德惹了点儿小麻烦。询问时，哈密德只是如实翻译双方的话，但警方对他的翻译显然意见很大。

“你多大了？”哈密德翻译警察的问话。

“二十三岁。”老汉回答。

“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欧洲。”

“你希望在哪个国家寻求避难？”

“欧洲。”

老汉显然虚报了年龄，而且他多半连自己身在哪里都不知道，但两名警官中年纪稍小的那一位认为是哈密德从中搞鬼。问到第三个问题时，他扇了哈密德一个耳光。

难民们大惊失色，纷纷坐直了身体。另一名警官生气地对他的同事吼了一句什么。

那天夜里，守卫把我们关进了一间大拘留室。这里拥挤不堪，而加之我们身上本来就脏得要命，拘留室里的味道可想而知。好在我们有饭可吃，虽然只是用塑料盘装着的残羹冷炙。睡觉时更可怜，我们不得不人压着人挤在一起。我是枕着哈密德的腿睡着的。

第二天早上，守卫过来从拘留室中点了十一个人出去，我、哈密德、艾哈迈德和“工程师”也在其中。我以为警方只是要再次提审我们，所以也就没有当回事，更谈不上与迈赫兰和塔米姆告别。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被带到审讯室，而是去了别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给我们发了新衣服、毛巾和洗漱用品，最后还让我们洗了个热水澡。

我向一位工作人员打听迈赫兰的消息，并利用可怜的英语理解能力去窥探尽可能多的信息。听上去，我们被单独分出来是因为年纪小的缘故。可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够确切，因为迈赫兰的年龄比哈密德还要小些。我想或许是因为他与年龄不太相称的个头误导了警方。

失去了一个巴雅雷，如今连迈赫兰也要与我分开了。我们从伊朗的马什哈德开始就一直形影不离。他诙谐幽默，总能逗我发笑，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还会给我打气。这些可爱又可靠的朋友，当他们在身边时，我总提醒自己不要过度依赖他们，而一旦要和他们分开，我又免不了伤心、难过。

还有我的哥哥，他会在哪里？他正经受着怎样的磨难？他就像留在我心上的一道伤疤，每每想起，痛彻心扉。所幸我还有三个新朋友——哈密德、艾哈迈德和“工程师”。

我们被分别关在三间单独的牢房里。一天后，因为我们并没有出格的表现，守卫们放松了警惕，允许我们共用牢房并在一起吃饭。我和哈密德成了室友，艾哈迈德和“工程师”的牢房与我们只隔了几个门。

逃亡中的一切都是为了求生，食物、庇护和个人安全是我们每天最需要担心的问题。至于日期和时间，已经没人在乎。但有天早上，我们发现这天是9月12日，正好是伊斯兰教斋月的第一天。监狱长同意我们按照伊斯兰教斋月的传统，白天斋戒，晚上吃饭。

这一人性化的做法令我大为感动。希腊并非伊斯兰国家，更何况我们尚在羁押期间，这里的工作人员能如此照顾我们的宗教传统，实在是一种非常温暖的举动。

一群阿尔巴尼亚年轻人和我们关在同一个监区。他们总是大声喧哗，把监区闹得鸡飞狗跳。所以，狱方不允许他们在一起吃饭，而且守卫们似乎也格外小心地把他们锁起来。可想而知，他们对我们是多么的嫉妒，不仅因为我们可以在一起吃饭，还因为我们得到了不少特殊的照顾。另外，我觉得，我们在半夜吃饭的时候，恐怕也搅得他们无法好好睡觉。结果，每当我们从他们的牢房外走过时，他们就冲我们大呼小叫、扔鞋子，倘若离牢房太近，他们还会突然扑过来抓我们。我想他们应该只是太无聊了，便以为故意找阿富汗人的碴儿会很有意思。一个名叫迪米特里的监狱看守对我们特别照顾，他总是站出来呵斥那群年轻人闭嘴，有时甚至威胁要送他们到成人监区。我觉得他很同情我们的遭遇，仿佛他能理解我们的痛苦并真心可怜我们。

于是，我们每天都盼着看到他的身影。迪米特里的英语很好，感谢哈密德，我们也有机会向他讲述我们在阿富汗的种种境遇。他对我们的身世非常感兴趣。有一天，我们又在闲聊，我把自己逃难的原因告诉了他。讲到伤心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竟当众哭了起来。他听得很认真，脸上不时露出忧伤的表情。向别人倾诉自己的经历，这种感觉让人格外舒畅。

我们把各自拿到的文件给他看，并请他为我们解释。

“我们会被遣送到土耳其吗？”哈密德问。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迪米特里盯着文件，眼睛在纸上扫来扫去，随后忽然挥了挥双手，嘴里说了句什么，仿佛特别气恼的样子。

哈密德为我们翻译。“官僚主义。愚蠢透顶。”他说。

“可文件上到底写了什么？”我问。我太想知道我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了。

迪米特里又开口了。

“他说这份文件只允许我们在希腊滞留一个月。一个月后，我们就得离开希腊，或面临驱逐。”哈密德翻译说。

我们耸耸肩，看来并没有预想中的可怕。

迪米特里走的时候向我们保证，他会查一查相关文件，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然而到他下次当班时，我从他的脸色中看到了坏消息。

“他说我们被判三个月监禁。”哈密德说。

“但我们还没有上过法庭啊。”我抗议说。

“反正判决已经下来了。他说法院认为我们非法进入希腊的罪名成立，只不过因为我们年纪小，出于保护，需要把我们暂时羁押在这里。”

“保护？保护什么？保护我们不被那帮疯子一样的阿尔巴尼亚人打死吗？”我气愤地说，“那三个月后又会怎样？我们能留在这个国家吗？”

哈密德和迪米特里继续讨论起来。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真让人着急，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希望能捕获几个熟悉的单词。

“他说他不知道，我们需要找律师咨询。”哈密德说。

我被彻底激怒了：“律师？你有吗？谁有？备用的律师？看看我的床底下，可能那儿藏着一个。”

哈密德的思虑更加周密些：“这不对啊。既然判了三个月的监禁，那为什么另一份文件上却说我们要在一个月后离开希腊呢？”

迪米特里说了几句。

“他说什么？”我迫不及待地问。这时，我已经平静多了，开始把精神集中在眼下的问题上。

“他也说这没道理。”

“这我知道。大伙都知道的事，你还说什么？”

我们只是在原地打转，谁都无计可施。

*　*　*　*　*　*　*　*

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我的胃因为营养不良而日渐虚弱，身上更是长满了疹子。夜里睡觉时，噩梦一个接着一个。我经常梦见自己被淹死，或者在山中迷了路。有时候，我梦见自己又从保加利亚的火车上往下跳，结果一个激灵醒过来。一晚又一晚，我颤抖着、尖叫着醒来，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我做噩梦的事在监狱里无人不知——因为我的尖叫声已经不止一次在半夜将他们吵醒。于是，监狱方安排我去看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是个女的，年龄不到四十岁，声音特别柔和。曾经，和一个不戴头巾、脑袋完全裸露的女人共处一室并聊天是让我大为恐惧的事情，但现在的我已经见怪不怪。有些事于我而言已不那么重要了。而噩梦的困扰早就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很清楚自己需要帮助。

哈密德跟着我，担任翻译：“她让你说说都梦到了什么。”

“好吧。”我对着哈密德说，这很别扭，仿佛他是心理医生，于是我转身面向那位女士，“我几乎每晚都做梦，而梦的结局都一样——我被惊醒，以为自己在家里，然后开始呼唤妈妈。”

我讲述时，她不住地点头，尽管我说的是普什图语。她听了大约一个小时，我想她应该和我一样沮丧。哈密德尽了他的最大努力，但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很难自由、开放地交谈。当然，我对她并没有太高期望。我只是个十二岁的阿富汗小男孩，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没有看心理医生这一说的。真正遇到所谓的“心理问题”，你要么守口如瓶，自己忍着；要么就去找教会中的长者诉说。

最后，她给我开了些安眠药。它们对我的睡眠的确有所改善，但我能感觉到，魔鬼依然住在我的脑子里，几片药片不可能让它们循规蹈矩。

至于身体上的疾病，迪米特里给我们安排了另一个医生。可怜的艾哈迈德，他的皮肤病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双手看上去就像快要掉下来一样。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治疗疹子的药膏和一些胃药。我们穿的囚服看起来像运动衣，医生给了我们一些旧衣服，说等我们出狱的时候可以穿。大家感激不已。

然而，最治病的药却是和迪米特里说话，虽然中间要经过哈密德的翻译。迪米特里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倾听者。我发现我可以很自由地向他表达我的想法，即便我偶尔哭泣，他也毫不介意。有时候，他甚至还会取笑我一番——揉着眼睛模仿我哭鼻子的样子，但他的取笑丝毫不会令我难堪，反倒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使我对他更加信任。

“我真希望能把你们带到我家去。”他常这样说。

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哭得更厉害了。

*　*　*　*　*　*　*　*

羁押第十天，迪米特里兴冲冲地来到我们面前，一秒钟也没有耽搁便和哈密德说起话来。

“好消息，”哈密德告诉我们，“医生说服了上边，答应让我们去联合国的难民营。迪米特里说那里有个足球场，条件比这里好得多。”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其中也有让人无奈的部分。一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到监狱来接我们。大伙儿提着各自的行李和新衣服来到停车场。那位工作人员把我们挨个儿上下打量了一番，而后他转身面对迪米特里和另一名监狱看守，并指着我们中间一个叫阿曼的年轻人说：

“这个我不能带走，他年纪太大了。”

阿曼愣住了。我们也全都大吃一惊。大家七嘴八舌地辩解起来，并声称如果不带走阿曼，我们也拒绝去难民营。

迪米特里苦口婆心地劝说我们：“说服难民营接纳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们能去的就都去吧，他只能留下，没有别的办法，我也很抱歉。”

是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虽然不情愿，但我们被挑中的十个人还是答应了跟这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离开。我有些不舍地抱了抱迪米特里，他保证说一有机会就去看望我们。

难民营位于雅典郊外，离市区大约四十五分钟车程。营地除了几栋高大的公共建筑，包括厨房和办公室，剩下的全是小小的像集装箱一样的简易板房。难民们在里面睡觉，在小隔间里洗澡、如厕。每间板房里面可以住四个人。

这里确实舒服很多，尽管只是用铁丝围墙代替了监狱的铁栅。难民营的官员告诉我们，没有他的许可谁都不得擅自离开，而且他特别提到了迪米特里，说他打过包票，保证我们都是些守规矩的老实人。

吃饭方面，由于我们还在斋戒，他们给了我们两种选择：一是直接提供熟食，二是把每天的口粮和食材分发下来，我们可以到公共厨房中自己做饭。我们选择了后者，并粗略地分了工。

难民营里住了不少阿拉伯人和阿富汗人，他们有的已经在这里滞留了数月甚至数年，只待相关文件到手后便可以离开。有些人申请在希腊避难，有些人则希望到欧洲的其他国家投奔亲戚。他们提醒我们说，办理相关手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我可以从联合国工作人员那里获取法律建议，也可以申请在希腊避难，但我不想被困在任何一个地方。我要去找我的哥哥哈扎特。其他人也不愿一直留在难民营。更何况，文件上说我们在希腊只能留一个月，这就像颗定时炸弹埋在大家的心里。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想再冒被送回土耳其的风险。再者说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问过我们是否申请避难，因此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申请避难的资格。有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我们很难对目前的安排放下心来。经历了那么多，我们早已看透一切：难民的命不管在谁的眼中都不值一提。

我们在难民营待了两天后，迪米特里带着他的妻子来看我们。

再次见到他，我很高兴，哪怕时间短暂。他坐进我们的板房，对我们的现状充满关切和忧虑。我们坦言想要离开这里，但迪米特里却劝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打算，他说联合国能解决一切难题。虽然不相信，但在他临走的时候，我们仍然答应他不会擅自离开。

挥手告别之际，他说过些日子会再来看望我们，但从他难过的表情，我怀疑他看穿了我们的心思。也许他已经知道，我们承诺的不会擅自离开不过是敷衍他的谎话，无非是不想让他伤心罢了。

*　*　*　*　*　*　*　*

我们很快便有了逃跑的计划。我们打算先到最近的汽车站坐车回雅典，然后去帕特雷。那是一个货运港口，从那儿可以去意大利。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走到难民营最远一端的排球场，这里已经靠近出去的大门。我们在球场上漫不经心地玩了一会儿，随后趁人不注意的时候翻过了并不高的铁丝网，跑进附近的树林。整个过程并没有人试图阻止我们。

于是，我们动身去雅典。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在雅典有亲戚，在难民营的时候，他就给这位亲戚打过电话。亲戚给了我们一个地址——某个特定的广场，据说刚到雅典的难民都会在那里聚集，代理人自会前去接应。他说我们到了广场之后再和他联系。

我身上还剩大约一百五十美元，这点儿钱恐怕无法让我走多远。确实，几天后，当我把这些美元兑换成欧元时，我伤心地发现它们的数额变得更小了。

到雅典之后，我们想方设法找到了那个广场。那里聚集了许多阿富汗人，让人恍如置身在贾拉拉巴德的某条街道。我们的朋友和他的亲戚取得了联系，对方让我们在原地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身上仿佛贴了新来的标签，形形色色的人走到我们跟前，问长问短，提供建议或帮助，比如安排前往帕特雷的交通。当然，我们不会轻信任何人。

眼前的场景好生奇怪，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些人竟对我们的底细了如指掌。他们悄声问我们是不是被拦截的那艘难民船上的人，又问我们是不是被联合国人员从监狱里接走的那些年轻孩子。有个人甚至还说他知道我们是刚从联合国难民营里跑出来的。我实在不明白这些陌生人对我们的情况怎么会如此了解，心里不由惴惴难安。但我又不禁责怪自己，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难民走私是一张庞大的网，难民信息在这张网上的传播速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迅速。

一个男的把我拉到一旁。哈密德不远不近地跟着，确保我一直待在他的视线之内。

“你是库巴特的人吗？”

太可怕了！我连忙否认：“不。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么说，你不认识希尔·阿加喽？”

你很难想象我此时的恐惧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家伙是什么人？他怎么知道这么多？我闭上嘴巴不敢出声了。

然而，他继续说了下去：“我是来帮忙的。我是库巴特的代理人。希尔·阿加是我的亲戚。他弟弟，我想你应该认识，现在在我那儿呢。”

他不像是在骗人，但我不会轻易放下戒心。

“和你一起上船的其他人呢？”

“我不知道。他们还在监狱。”

“他们中有些人还没有付钱给库巴特，家属希望确认他们安全抵达希腊之后才会支付后续款。我想请你联系他们，让他们通知家人付钱。”

为什么让我做这件事？我不明白，说：“我办不到，他们在监狱里呢。我能有什么办法？我才刚到这里，请你不要烦我。”

他脸色突然一变，语气中也充满了威胁。他让我两天之后再来这里，否则就亲自把我揪出来。

回到哈密德身旁时，我发现我的双手在不停地发抖。

幸好朋友的亲戚来了，他把我们带到附近的一间小公寓。我们吃了饭，喝了茶。朋友留在亲戚这里，而我们其他人则要自己找地方过夜。不过，这位亲戚帮我、哈密德、艾哈迈德和“工程师”找了一家阿富汗人开的价格很便宜的小宾馆。那里住了很多阿富汗劳工。他们生活艰辛，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斋月尚未结束，吃过封斋饭(1)，天还没有大亮，他们就出门到马路边等待需要劳工的本地人前来招工。大多时候，来招工的都是附近建筑工地的工头。他们干的几乎全是繁重的体力活，一天下来往往累得人仰马翻，但收入却少得可怜，一天挣的几欧元连吃饭和付房费可能都成问题。更糟糕的情况是出去半天却等不到活儿干。那时，他们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到宾馆，祈祷第二天能得到好运的眷顾。

逃亡以来，我第一次可以挺直腰板，不再以非法移民的身份东躲西藏。根据文件上的说法，我们还能在希腊逗留两个星期。如此，我便可以放心大胆地走在雅典的街道上，像个真正的游客一样。哈密德提议我们四个去剪剪头发、刮刮脸。我脸上没胡子可刮，他们三个倒是有这个需求。我不想被单独留下，所以便坚持和他们同往。我们把雅典著名的景点几乎逛了个遍。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天我们去了中国城。那次，我真是大开眼界，平生第一次吃了中国菜。我们发现了一些便宜的服装店，给自己买了新衣服和鞋子。我脚上那双靴子已经穿了整整十个月，它们陪我跋山涉水，鞋面和鞋底已经快要分家了，如今终于可以“光荣退休”了。

两天后，尽管心里害怕，我还是回到广场去见那个威胁我的人。他对我的出现颇为惊讶。“听着，小兄弟，暂时先别管其他人了。你有什么计划？”随后，他指着哈密德和其他几人问，“他们都是你的朋友？”

“我不知道，但不管有没有计划都和你没关系。”我决定不再向这个人示弱。

他说他是受了库巴特和希尔·阿加的指示来见我，他的任务是传达我目前所面临的不同选择。

“你的家人已经向我们支付了八千美元，让我们安排你去意大利，这里面包含你的全部开销。”

这件事我还是头一次听闻。此前，我并不知道家人一共给了蛇头多少钱。现在，我总算明白半路上为什么有的代理人会给我钱了。

我的家人已经提前付了款。八千美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此时此刻，钱已经不重要，我只想和家里的人说上几句话。

“你能帮我联系我的家人吗？”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如果有的话，我还用得着让你帮忙吗？”

“说话注意点儿，小子。”

我深吸了口气，试着礼貌一点儿，可我就是不喜欢眼前这个家伙：“那我哥哥呢？他本该和我一起的。我的家人也肯定不希望我们分开。他在哪儿？”

“你哥哥的事，我不知道。他们只跟我说了你。”

他继续说我家人付钱的事，说他现在要安排我去帕特雷，随后去意大利。

“你明天就可以走，已经安排妥当了。到时候你搭一辆货车，货车上渡轮，很快你就能到意大利了。”

安排妥当。每次听到这种信誓旦旦的保证，我就觉得恶心。而听说要再次坐船，我更是吓得连想都不敢想了。

“我有没有别的选择？”

“有啊。我可以退给你一笔钱，你自己找出路。不过，这样做你肯定会后悔的。”

我看未必。现在除了朋友，我不想跟任何人走。

“谢谢你了，但我不想和我的朋友们分开。”

“你自己选。”他嘬着嘴，从兜里掏出三百欧元递给我。

我诧异地望着他问：“这算什么？这点儿钱根本不够我去意大利啊。那边有个家伙去意大利要收一千美元呢。你刚才说我的家人已经付了钱，那就把钱全部退给我啊。”

他一下子火了：“我很大度地来找你。希尔·阿加说你还是个孩子，我得照顾好你，可没想到你这么不懂规矩。这钱如果你要就拿着，不要就拉倒，随你的便。”

“可你说了我的家人付过钱。我想让你把他们的钱退给我。”

一直在近旁留神观察的哈密德见情形不对，立刻走了过来。

“把钱给我！把我家人付给库巴特的钱还给我！”我变得有点儿歇斯底里。

“给我滚开，小子。”

哈密德已经走到我身边：“怎么回事？”

“没什么事。这傻小子以为他能让库巴特退钱。我们给他三百欧元，这已经够慷慨了，可他不要。”

“那是我们家的钱。”我据理力争。

哈密德抓住我的胳膊，转身对那人说：“我会照顾他的，谢谢了。”说完，他从对方手里接过钱，拉起我便走。走出一段距离之后，他才责备我说：“我以为你早就学聪明了。你怎么能和这些人争吵呢？他来找你，给你钱，而你却和他吵架？走吧，咱们离开这儿。”

当天晚上，我们坐火车去帕特雷。到站以后，我们发现那里的条件更差劲。数不清的难民睡在大街上，头顶支一片塑料布或者用树枝搭个窝棚。他们在马路边生火做饭，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用来洗漱的水也少得可怜。我们到的那天夜里正好下了雨，结果到处泥泞不堪，人们连一片干燥的可以睡觉的地方都很难找到了。

我们已经斋戒了半个月，我很想继续斋戒下去，直到斋月结束，可就目前的环境而言，我们很难做到。食品严重匮乏，有幸找到一点儿吃的，我们根本等不到晚上，往往当场便把它们报销掉了。

我无法相信这就是欧洲。来这里之前，我们谁都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子。然而，当我们看到成群的难民——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争先恐后地爬到货车顶上或钻到车厢下面，我们的心顿时沉了下去。我们一直为自己的新衣服和戴在头顶的时髦的太阳眼镜沾沾自喜，可在雅典短短两天的见闻，使我们不禁为自己的愚蠢和天真感到可笑。我们后悔离开了联合国的难民营。看着我的难民同胞们像猴子一样爬上卡车，我顿时失去了全部的希望。那天夜里，我们睡在一处烂尾楼里冰凉的水泥地板上。那些新认识的同伴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我来这里已经一年了。”

“这里除了遍地的难民，最多的便是搞难民走私的代理人。那些家伙统统都是骗子。”

“不要相信他们任何一个人。”

“警察手里拿着警棍。殴打难民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我有一个朋友被警察打得住了院。”

“我们和意大利只隔着一道小海湾。欧洲也就这样了。”

那是一个寒冷、凄惨的夜晚。烂尾楼对面有一道铁丝围栏，将码头入口与公路隔开。这片特别的区域被难民们称为“隔离区”。整个夜晚，我们都能听到难民们被抓捕或被扔下卡车时发出的惨叫声。

有人曾向艾哈迈德和“工程师”推荐一位相对可靠的雅典本地代理。此人名叫波拉特，负责帕特雷的业务。找到他并不难：他高高的个头和光秃秃的脑袋无论在哪里都格外引人注目。我们听说只要付上一笔钱，他就能让我们搭上一辆卡车，并把我们带到意大利。他控制着一处停车场，货车在上船之前通常要在那里等候，而他则借此机会让难民上车。他说那里安保松懈，很多保安对他们的勾当往往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码头上乱得很，但我每次都能得手，”他很自豪地说，“有些人得花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过去，但我不会。”

他说他的收费在这一带是最公道合理的：“每人五百欧元。从喀布尔或欧洲汇款都行。”我很清楚他们那一套是如何运作的，“你的家人把钱交给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第三方。你安全到达目的地，我收钱。如果失败了，钱还是你们的。”

可问题是我们谁都没有那么多钱，而且我也没办法联系我的家人。不过，这一点我们自然不会让他知道。我们答复说再考虑一下。正当我们准备离开去找地方过夜时，波拉特看着我说：“你，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我想你一定记错了。”我很肯定地回答，因为倘若真的见过面，我应该会记得他。

“你是哪里人？怎么这么小就逃出来了？”

“我老家在楠格哈尔省。”我说。

“等等。我遇到过一个人，也是楠格哈尔省的。我说的就是他。他叫什么来着？你和他长得很像。他好像叫哈扎特。”

“哈扎特？那是我哥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在哪儿见过他？什么时候见的？他还好吗？他人在哪儿？”

“喂喂喂。”波拉特笑着止住我，“别这么着急嘛。”他告诉我说，哈扎特曾在他这里住过几个月，那已经是大约半年前的事了。

“你确定他是我哥哥吗？”

“确定。”他说，“他有你的照片，所以我看你才觉得眼熟。我送他去意大利了。他和我的一个朋友一起，那朋友叫霍查。他们一直走到法国的加来。我不知道哈扎特现在在哪儿，但霍查目前住在罗马。”

被他知道我是哈扎特的弟弟之后，一切都不同了：“看在你哥哥的面子上，我会帮你的。回去睡一觉吧，明天早上到围栏B区找我，我让你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过关的。也许到时候，你就会信任我，咱们就可以做生意了。”

*　*　*　*　*　*　*　*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很多人聚集在围栏前。我们已经听说，每个代理人控制特定的区域，彼此井水不犯河水。人们到处乱跑，甚至追逐停下来加油的卡车，追上之后便不由分说往上爬。我真替他们捏着一把汗，因为稍不留神，他们就有可能被卡车轧死。

哈密德、艾哈迈德和“工程师”同我一起来了，波拉特看到我们便使劲儿挥手，示意我们到他那儿去。他身旁已经站了一群愁容满面的难民。“好啦，今天，我先带你们探探路。明天，我们再正儿八经地干。我保证能把你们送到意大利。看着吧，要不了几天，你们就能学会。”

他特别叫上我：“过来，哈扎特的弟弟。”他领着我钻过围栏上的一个缺口，来到停满卡车的停车场。他打开一辆货柜车的货箱门——那里面装满了家具——让我和另外三人爬上去，然后关上了门。不大一会儿，货车开始移动了，可是没走多远又停了下来。

警察打开车门。

“下来。”

其他人二话不说跳下车就跑，我只好跟着。警察们穷追不舍。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逃出“隔离区”，便沿着围栏从这头跑到那头，然后再折返回去，总之先把警察甩掉再说。哈密德仍然站在我进来时钻过的那个围栏缺口处，他大声喊着我的名字，示意我朝他的方向跑。

波拉特好似没事一样等着我：“这很正常。不要妄想一下子就能到意大利。我们总得花几天时间多试几次，但现在你们至少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不干了。这太危险。”

他笑起来：“那好，如果你不想藏在车里，还有一种办法。”

这时，正好有辆卡车停在围栏外的加油站，司机下车进了便利店。波拉特把我拉到车前，指着车身下面说：“轮胎附近有个藏身的小地方，你去找找看。”

“我不去，我可不想死。”

“随你的便了。”话音未落，只见另一个难民猫腰钻到车底，爬进了刚刚被我拒绝的那个位置。

波拉特失望地看了我一眼：“你哥哥比你勇敢，古尔瓦力。你不大胆尝试就永远也学不会，学不会你就别想去意大利。”

几分钟后，他又叫我。我已经感到厌倦，不想继续折腾下去了。他带我来到另一辆卡车前，指了指驾驶室与拖车之间的空隙，那里有一块金属板连接着前后车身。

“那你试试这种方法，坐在那儿。”

我厌恶地瞪了他一眼，但他称赞我哥哥勇敢的话刺激到了我，普什图人的自尊心一时间左右了我的头脑。我脖子一梗爬上车去。金属板上热得发烫，我只好把背包垫在屁股下面。

我想拖车里面一定藏着其他难民。警察或军人不停地叫嚷。我听到一连串的普什图语和拍门的声音。不过，并没有人到我藏身的地方来看上一眼。

卡车继续向前。引擎散发出的热气熏得我睁不开眼睛，每吸一口气，嗓子都像灼烧一样疼痛。走着走着，轮胎的噪声发生了变化，我能听到重压之下钢板的“咯吱”声。

引擎熄火了，我听见几句欧洲口音。

我已经上了船。波拉特说过，此时我可以从卡车上下来休息。然而，尽管微风吹来一股热饭的诱人香气，我却还是不敢下车。相反，我试着在铁板上睡觉。最起码，我藏身的地方正在一点点冷却下来。

两个小时后，卡车拉着我进入了意大利。真不敢相信，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成功了。我听到的所有故事都有着令人失望的结局，但我却是如此幸运。为此，我特别感激波拉特，他果真没有瞎说。可遗憾的是，我的朋友们还在希腊，而我却没有一点儿办法。

卡车越跑越快，引擎热得让人难以忍受。我从包里掏出一块石头，哦，此时连石头都有一股烧焦的味道。我用石头使劲儿砸驾驶室，一下接着一下，直到卡车减速并在路边停下。

司机跳出驾驶室时，我也从藏身处爬了出来。看到自己的车上竟然藏了一个灰头土脸的小毛孩，他震惊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我晕头转向，脑子里仿佛装了一团糨糊，也许是被发动机热的，或被烟气熏的。我忘记了逃跑，像个没魂儿的人一样在路边慢慢悠悠地走着，眼睛则望着远处的农舍、大片的草地和一排排整齐的葡萄架。

警察很快便赶到了。他们把我塞进警车，带到了警察局。警察们的态度都很温和，像对待客人一样彬彬有礼。他们问了我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我叫什么？从哪里来？

他们知道我是从希腊来的，只是苦于没有证据，否则他们早就把我遣送回去了。

一名警官打了个吃饭的手势。我点点头。他们把我重新塞进警车，开到了港口附近。我以为他们要让我搭一艘返航的船回希腊，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车竟然停在了一家咖啡馆外面。他们在那儿给我买了饼干、羊角面包和牛奶。

(1)封斋饭：伊斯兰教斋月期间在早晨天亮之前和晚上天黑以后吃的饭，这两顿饭之间的整个白天禁止进食任何东西。

第二十四章

我在咖啡馆愉快地饱餐了一顿。友善的意大利警察示意我回到车上去。看到车子渐渐驶离港口，我松了一口气。

很快，连绵的沿海风光变成了新兴的工业园区。我看见无数灰色的仓库，和大到令人咋舌的超市。

我对荒芜的沙漠并不陌生，但这里的沙漠却有所不同，因为虽然这里同样人烟稀少，但却处处可见文明的标志。

我突然感到莫名的孤独。

最后，警车停在了另一处毫无特色的建筑外面。进入建筑之后，我们见了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年纪稍大。她面带微笑，指着自己胸口说：“我叫萨拜因。”另一个年轻点儿的女人也和我打招呼，她笑得更加灿烂。这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乌黑的头发在脑后扎了一个马尾。整个童年，女人在我的世界中都是包着头的，因此看到这些将头发完全裸露在外的欧洲女人，我仍会觉得奇怪，但至少我已经不再感到愤怒。

“你好，古尔瓦力，”她用意大利语向我问好，并伸出一只手，“我叫亚历珊德拉。”

我微笑着，也伸出手去。

这是我第一次同一个女人握手。

萨拜因把我领进一个宽敞的米黄色房间，那里有舒适的棕色沙发。角落里的电视机正播放着某种喧闹的综艺节目。她笑着挥挥双手，示意我放松下来。她很善于表达，尽管因为语言的缘故，她只能用手势。

“谢谢你，萨拜因。”我试着用仅知的几个英语单词与她交流。

她的脸上再次露出微笑。随后，她带我走进一条宽宽的走廊，经过许多许多房间的门。头顶的天窗里，柔和的光线倾泻而下。

一扇门“吱呀”一声打开，里面传出响亮的笑声。我看到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苗条可爱的金发女孩。

“卡蒂亚，”萨拜因说，“这是古尔瓦力。”她看着我们两个，“卡蒂亚是俄罗斯人，古尔瓦力是阿富汗人。”

我礼貌地伸出手。

门口出现一张更黝黑、成熟的脸。

“你好，加布里埃尔。来认识一下古尔瓦力。”

忽然间，我不想和这个女孩握手了。我不想被介绍给任何人。离开伙伴，我备感失落和孤单。斋月还未结束，我想继续斋戒。实际上，我甚至乐意回到希腊的监狱。总而言之，我讨厌此刻孤零零一个人的感觉。

两个女孩笑着走回房间，并用力关上了门。

萨拜因微微一笑，示意我继续走下去。

我们来到走廊尽头，那是一个洗手间。萨拜因又指着马桶和淋浴间比画了一阵，我自然明白她的意思。

折回走廊，我们走进一间卧室。我估计和那两个女孩住的房间应该差不多。房间很小，也是米黄色，窗户正对着停车场。屋里只有一张床，但床头放了两个枕头。角落里有个衣柜，旁边放了一把椅子，椅子上整齐地摆放着洗过的衣服、牙膏、牙刷、肥皂和除臭剂。

“满意吗？”她问。

我点点头。于是，她退出了房间，但在门口停下来，像演哑剧一样问我要把门开着还是关上。

我学着她的样子回答。

门“哐啷”一声关闭了，我再次环顾房间。衣柜里除了几个塑料衣架，空空如也。当然，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因为我衣服不多，除了身上穿的，背包里只有两件T恤。

我拿起肥皂闻了闻，香甜的气息令人发腻。把毛巾往椅子上一扔，我倒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起觉来。

*　*　*　*　*　*　*　*

我莫名其妙地突然醒来，周围朦朦胧胧的。我神志迷乱，搞不清自己是不是还在梦中。过了好一会儿，我终于醒过神来。看天色，已是傍晚时分。

走廊里空无一人，但却听得见电视机的声音。冰凉的地板是无法破坏整洁、私密的洗澡间所带给人的快乐的。尽管我在警察局里已经洗过脸，但浑身上下仍然布满了钻卡车时留下的油污。热水澡的确令人浑身舒畅，但它洗得去污垢，却洗不掉心里的忧伤。

我饿得肚子咕咕乱叫，但休息室却让我恐惧。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看到卡蒂亚和另外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慵懒地躺在家具上。她们穿着紧身牛仔裤和露脐上衣。

几个人只顾着看电视里又唱又跳的一群年轻帅哥，谁也没有注意到我。那是一种听起来很奇怪的音乐，我听不懂，也听不惯。我像个隐身人一样走进休息室又走出去，被人无视的滋味很不好受。

我闻到食物的香味儿，满心希望能遇到萨拜因或亚历珊德拉。鼻子引着我来到一间敞开式的厨房和餐厅。一位满头银发的先生正坐在一张大木桌前看报纸。看到我进来，他屁股一扭从椅子上站起，重重拍了我一下说：“你好，古尔瓦力。我是达维德。”

他把我领到桌前，转身去端了一碟意大利面、鸡肉和沙拉给我。我向他点头表示感谢，随后直勾勾地盯着那份鸡肉。我试图用我少得可怜的英语词汇向他解释，如果鸡肉的做法不够清真，我是不能吃的。“我是穆斯林。”我对他说。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示意我可以只吃意面和沙拉。

一阵狼吞虎咽，能吃的全部下了肚。达维德拿走碟子，又给我端来一份切成薄片的橙子和一碗香草冰淇淋。结果一眨眼，又被我吃得干干净净。

吃过饭，达维德试着跟我聊天。我不会说意大利语，他就用英语，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说给我听。可惜，我的词汇量十分有限，他的话我终究一句也没有听懂。

无奈，我们就那样大眼瞪小眼地坐了一会儿。另一个房间里的电视机仍在播放着喧闹的音乐。吃饱喝足，我的肚子沉甸甸的，连眼皮儿都被坠了下去。

*　*　*　*　*　*　*　*

我尖叫着醒来。亚历珊德拉发现我蜷缩在地板上，哭喊着，浑身发抖。

“古尔瓦力。哦，不！”

她打开电灯，可我不敢正视她的眼睛。我爬上床，拿后背对着她。

我能感觉到她站在床边注视了我几分钟，直到我的呼吸趋于平静。随后，她关掉灯，悄悄离开了我的房间。

第二天，萨拜因——我想她应该就是这里的负责人——给我送来了一些新衣服，包括崭新的牛仔裤、T恤、几条内裤和一双大了两个号的运动鞋。我换上衣服，但仍然穿着在雅典买的靴子。他们还给我送来了睡衣。这让我新奇不已——睡觉时还要穿上专门的衣服？好奇怪啊。

我在这里很安全，浑身上下干干净净，有衣服穿，有饭吃。这些人显然诚心诚意想要帮我，但我无力控制内心的迷茫和彷徨。我搞不清状况，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能待多久，因为实在没有人能向我解释清楚，而我又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哈扎特。自从知道了他还活着，我便一门心思只想快点儿找到那个曾经和我哥哥同行的人——霍查，他现在在罗马。我想，这个人也许能带我找到哈扎特。

由于语言不通，我无法向别人解释这些想法。如此一来，这个本该温馨、安全的避难所就变得像监狱一样。我面临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因为缺乏沟通，我目前的处境与之前和那些走私犯在一起时并没什么两样，尽管我知道这些人都在尽力帮我。

我冲进客厅时，亚历珊德拉正和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子说话。我用普什图语劈头盖脸地问了一连串问题：“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要待多久？你们会把我驱逐出境吗？我想去罗马。我要找我哥哥。”

亚历珊德拉被我问得摸不着头脑，茫然地冲我直眨眼睛，但她一定看出了我的焦虑和失望，还有继之而来的愤怒。两个男孩儿在一旁偷笑，饶有兴致地当起了观众。

她示意他们出去。两个人在走廊里一路大笑。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心乱如麻。虽然这里很安全，但我就是放松不下来。我不想待在这里。

亚历珊德拉和蔼地笑笑，让我坐下。她打开电视，调到半岛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随后用手势让我一边看电视，一边等待，而她要去打个电话。我想她一定是以为我能听懂阿拉伯语，可我除了能看懂阿拉伯语的《古兰经》，其他的仍然一窍不通。不过，好在有画面可以看。

片刻之后，她回来了，弯下腰问我：“古尔瓦力，波斯语？”

我笑了笑。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找到了能和我说话的人？“普什图语？”我充满期待地看着她问。

她摇了摇头。

我仍然抱有希望。“达里语？”我指着自己的胸口，“古尔瓦力，普什图语，达里语。”我在试着告诉她我能听懂的语言。

她无奈地笑笑，再次摇头：“不。波斯语。”

我点点头，手掌、手背来回翻了几次，意思是说：“好吧，我只能说一点点。”

她高兴地离开了房间。不大一会儿，她又回来找我，并做出手握方向盘的姿势——该坐车出去了。

“你要带我去哪儿？”

亚历珊德拉只是笑。我顿时感觉希望的火苗渐渐暗淡下去。

一时半刻之后，我坐在了当地政府机关一间米黄色的办公室里，而我的旁边是萨拜因。与我们隔桌相对坐着一位身穿西服、表情严肃的女士。她的派头让我觉得她应该是个重要人物，说不定是市长。她和萨拜因用欢快而有节奏的意大利语说着话。

“我叫菲比安娜，”她对我说，“你好，古尔瓦力。”

她说的是英文，所以我能大致听懂。更因为此，我情不自禁地对她产生了好感，但这仍不足以改变我恐惧和愤怒的情绪。从物质上讲，我过着这几个月以来最舒服的日子，但精神上，我已经濒临崩溃。

菲比安娜拿起电话听筒，拨了一个号码。她按下免提键，好让我们全都听到。

开始是一通听不懂的意大利语，后来对方突然变成了波斯语：“你好，古尔瓦力。”

我惊讶极了，像触电一样坐直了身体。

我也用波斯语向对方问安。我告诉他，普什图语才是我的母语，而波斯语我只懂一点点。但我同时也问，如果不会说普什图语，他能否用阿富汗版的波斯语——达里语和我说话？

对方说不懂普什图语，但却建议我用达里语说话，而他用波斯语回答。

逃亡的经历，加上在伊朗逗留的时间，我的波斯语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由于我的“老师”是不同的蛇头和代理人，因而我的发音并不正宗，且中间夹杂着许多库尔德语。我的语言功能出现了混乱，说出的是带有明显普什图口音的达里语、波斯语和库尔德语的综合体。我告诉他，我和我的哥哥走散了，如今正努力寻找他的下落。我想知道我还要在这个地方待上多久，我想知道他们会对我做出怎样的安排，我还想知道我已经逃亡了多长时间。

毋庸置疑，他理解起来也困难重重：“冷静，冷静。说慢点儿，别急。”

更令人灰心的是，他的波斯语带有重重的意大利口音，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的脑袋里装满疑问，急需答案来阻止它们的骚动，可答案在哪里？我们继续尝试了一会儿，但很明显，我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通话刚开始时，萨拜因和菲比安娜似乎充满了期待。但是后来，我想我沮丧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我退出通话后，电话那头又继续用意大利语说了几句什么，大概是告诉她们沟通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吧。

“很抱歉，古尔瓦力。”菲比安娜说。我真替她们感到难过。我明白她们的诚意和热心，可这种鸡同鸭讲的沟通方式实在起不到什么作用。

回到儿童院，达维德正在厨房里忙活，其他的孩子坐在餐桌前。我加入其中时，他们纷纷盯着我看。

达维德把一大盘意粉和肉酱放在桌子中央，而后又去端了一筐面包，并把满满的一碗意面和蔬菜放在我面前。

“绝对清真。”他不无得意地说。

在休息室里，无视我的那三个女孩用意大利语窃窃私语。那个俄罗斯女孩盯着自己的盘子。我默默地吃完饭，又回到我的小房间里。尽管疲惫不堪，我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在逃亡的过程中，我经历过恐惧、饥渴、野蛮，甚至残酷无情，但却从未如此孤单过。我的身边始终有人陪伴，始终有人照顾我、保护我。在家的时候，我也一直和爷爷同睡。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睡一个房间。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　*　*　*　*　*　*　*

日子一天天过去，而生活却只是简单的重复。我像只困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一直在动。时间久了，我竟无法忍受安静，无法忍受不能出去。旅途中经受过的所有创伤和离家的痛苦如潮水般向我涌来，我无力阻挡压倒一切的记忆。每天夜里，我都被同样的噩梦惊醒。

感觉上，我在这里仿佛已经待了好几年。我的脾气变得愈发暴躁。他们又带我去见了一次那位西装革履的女士——菲比安娜，然而这令我的怒气更加膨胀。尽管她一再试着安抚我，但事实明摆着，那根本没用。

我最愿意亲近的人是亚历珊德拉。我经常站在三楼的阳台上眺望下面的停车场，等着她开车来上班。看到她，我总能觉得放松、踏实，但愤怒的情绪也最容易冲破牢笼，使她首当其冲成为我熊熊怒火的受害者。

“我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个月了。”我尽量用英语把话说清楚，“一个月。为什么？”

她耐心地摇摇头，示意我到厨房。她给我倒了一杯果汁，让我坐下，随后从墙上取下日历，拉了一张椅子坐在我旁边。

“不对，古尔瓦力。你来这里才只有十天。十天，懂吗？”她伸出十根手指头，然后指了指日历，“你瞧，你是这一天来的，今天是这一天。”

我半信半疑地望着她。难道真的只有十天吗？

第二天下午，萨拜因把我们全部带上了一辆面包车。其他人似乎都兴致勃勃，但却依旧无视我的存在。萨拜因又开始了她的哑剧表演。这一次，她双手时起时伏，嘴巴里“哗啦哗啦”像在模仿水声，而后在半空拍拍手，发出一声呼喊，其他人立刻笑得前仰后合。

我微微笑着，频频点头，仿佛看懂了一样。

车子停在海滨时，我才明白，萨拜因刚才描绘的是海滩的场景。我们到了一座海滨小镇。

海滩上遍布岩石，其中不乏巨大的圆石。正值10月初，风急浪高，我眼前顿时浮现出之前坐船偷渡时那惊心动魄的场面。我吓得僵在原地，不敢靠近水面一步。其他人开始沿着海滩追逐嬉闹，而我只想转身逃跑，跑得越远越好。

随后散步的时候，我们从一些商店门前经过。亚历珊德拉在一家服装店门外拦住我，拿起一件红色的运动衫在我胸前比了比。

“好看吗？”她一字一顿地说。

我点点头。

两个意大利男孩儿站在不远处，一边笑，一边模仿我的每一个动作。我难为情地瞪了他们一眼。

附近散步的人很多，有些人还牵着狗。人行道旁有家咖啡馆，一些顾客坐在外面，悠闲地喝着咖啡。在中心广场，一群半大少年踩着滑板从我们身旁“嗖嗖”地滑过。我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真怕他们一不小心撞到我身上，或者削掉我的双脚。

这本该是一个愉快的下午，但于我而言，整个旅途却充满了恐惧、困惑和孤独。

我开始暗自谋划，我已经决定要逃离这里了。

萨拜因和那几个女孩买了冰淇淋回来。我的是开心果口味，好吃极了。在贾拉拉巴德，爷爷也经常带我去光顾一家冷饮店，那里的自制冰淇淋口味也是一流的。咬上一口冰淇淋，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地方，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六岁。

我们沿着海滩朝停车场上的面包车走去。

我放慢脚步，故意落在后面。一辆大巴引起了我的注意。司机站在车外，一边抽烟，一边和几个本地人聊天。

我可以很轻易地溜到车上去。在希腊时，那个代理人退给我的三百欧元我一直带在身上，现在的我比逃难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富有。

可我心里有些纠结。尽管我不顾一切地渴望逃走，但我缺少周详的逃跑计划，而且我也不愿给亚历珊德拉、萨拜因或其他人惹麻烦。如果我跑了，他们肯定会受到指责。一时间，我瞻前顾后、犹豫难决。

最终，我还是跟着他们一起回了儿童院。

我洗了个澡。每天督促我洗澡几乎成了亚历珊德拉的分内事。起初，我还不理解，认为她是个偏执狂。阿富汗的冬天漫长而寒冷，大人们也通常一周才洗一次澡，小孩子就更不用说了，洗澡就如同上刑场。况且，烧洗澡水也要花费妈妈和婶婶们大量的时间。夏天倒是好说，我每隔几天就会到附近的河里洗澡、游泳。在我看来，每天洗澡是对水资源的巨大浪费。“可我很干净啊。”我用蹩脚的英语向亚历珊德拉抗议。但她每次只是摇摇头，指指浴室的门。我喜欢她，很多这种时刻，她往往能找到化解我胸中怒火的好方法。我想，说不定有一天她还能把我逗笑呢。

在她的坚持下，我几乎喜欢上了洗澡。我开始把它当成每天必须履行的一个仪式。由于精神上的压抑越来越严重，渐渐地，我发现浴室是个宣泄的好地方。我用泪水释放情感和压力。我想把整个世界撕裂，唯有如此，它才能知道我的感受。

*　*　*　*　*　*　*　*

日子一天天过去。现在，我只能以上次的斋戒来判断时间。斋月开始时，我还在希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想开斋节应该快到了吧。

开斋节就相当于穆斯林的圣诞节。小时候，这是我一年中最期待的节日，因为每个小孩子在开斋节到来之际都有新衣服穿，还能收到压岁钱。节日当天，全家人穿上盛装，外出郊游、野餐。开斋节承载着我最美好、最幸福的童年记忆。我不由得想起和哥哥、弟弟们玩鸡蛋大战的情景：煮好的鸡蛋每人挑选一个，用手指互相弹对方的鸡蛋，谁把鸡蛋壳弹破，鸡蛋就归谁。努尔和哈扎特在挑鸡蛋方面有他们的独门秘籍，每次总能挑到壳最坚硬的鸡蛋，害得我屡屡败阵。之后，他们往往当着我的面嬉皮笑脸地把鸡蛋吃掉，而我则在一旁气得咬牙切齿。有一次，我实在气不过，就动手打了哈扎特，结果我们全被爸爸责骂了一顿。那时，我看到哥哥就讨厌，可是现在，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尽快找到他。

*　*　*　*　*　*　*　*

我一如既往地吃早餐，表面波澜不惊，内心却如万马奔腾。我正在暗暗准备。我很紧张，但我告诉自己，如果我能从伊朗警察的手中成功逃脱，那么逃出一家小小的儿童院就更加易如反掌。

回到自己的房间，我把新衣服和洗漱用品塞进背包，将窗户最大限度地推开，然后我跳上了窗户下面突出的一截平台。

我必须这么做，我必须结束这种犹如置身牢笼的感觉。

我深吸一口气，念了一句祷词，纵身从三层楼高的阳台跳到了下面的停车场。

落地的力度很大，但由于肾上腺素的作用，我竟浑然不觉有什么疼痛。我抬头望了一眼刚刚跳下的窗户，连自己也不禁咋舌。然而几秒钟后，疼痛感汹涌袭来，我的脚后跟疼得像扎了钉子一样。可我没时间管脚的事，我得抓紧时间离开。

从停车场出来，前面是个三岔路口。我不知道走哪条路能最快找到汽车站或火车站，所以便胡乱选了一条硬着头皮跑下去。

一直跑到离儿童院已经很远的地方，我才放慢速度，装作普通人的样子。我还用英语询问路人：“打搅了，请问车站在哪儿？”

一位老人指了指左边。

我看到了铁轨，知道自己没有走错。胜利在望。在信号灯处绕过环岛，车站大楼便映入眼帘了。

就在这时，伴随着轮胎摩擦地面的一声啸叫，亚历珊德拉的车子停在了我近旁。她的头探出车窗冲我大喊：“古尔瓦力，你在干什么？”她跳下车子，抓住我的肩膀，又冲我吼了一通意大利语。她的手在颤抖，泪水顺着脸颊不住地往下淌。看得出来，她既担心，又生气。她在我的肩膀和胳膊上拍了好多次，确认我有没有受伤。

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也学到了一些意大利语。虽然她在气头上说话很快，但我还是听懂了大概。她说我还是个孩子，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跑出去能干什么呢？

我觉得内疚极了，但我依然拒绝上她的车：“不，我要离开这儿。”

听我这么一说，她真的生气了。她比画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警察。古尔瓦力。你不听话，我就要报警了。”

我只好乖乖地上了车。她还在哭着，而且把我的泪水也勾了出来。我们回去的时候哭了一路。中途，她哭得浑身发抖，差点儿因为抓不稳方向盘而撞上别人的车子。

走进儿童院，我看到一张张震惊的、苍白的脸。我觉得自己就像走进了狮子的窝。他们对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但没有一个人理解我的痛楚。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就算达维德做出最好吃的饭菜也休想让我出去。我躺在床上，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可我的怒火久久无法平息。我感觉受到了侮辱。这一刻，离开此地的决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我听到亚历珊德拉在打电话，她的声音几乎是歇斯底里。我猜她一定在和萨拜因或菲比安娜说我今天试图逃跑的事。我很抱歉给她惹了麻烦，但我更担心从今以后她不再喜欢我。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恐怕也要失去了。

我必须离开。

我走出卧室，来到客厅。其他孩子正在那里看着电视。

勇气像气球一样在我胸中膨胀。“我要走了！”我用普什图语大喊。女孩们望着我，好像望着一个疯子。那两个男孩儿看起来有些害怕，这让我感到满足和高兴：“我要走了，再见。”

我认为我有充足的理由愤怒，因而这一刻，我浑身充满了力量。为了让他们明白我的意思，我忍不住又用意大利语说了句“再见”。

说完，我拉开门，大步走了出去。

走到停车场时，我听到亚历珊德拉站在楼上的阳台大声喊我：“古尔瓦力！古尔瓦力，站住！”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但愿她能读懂我眼神之中的恳求。我希望她能让我走，不要来追我。

我知道她随时都有可能追下楼来，于是撒腿就跑。

这一次，我知道火车站在哪儿。

我以为我会遇到一群守株待兔的警察，我这个逃跑的少年犯正好自投罗网。但火车站里静悄悄的，只有几个老人和一位领着两个小孩子的女人。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售票处，用有限的英语夹杂着最近学到的意大利语说：“罗马，我要去罗马。”那是哈扎特曾经去过的地方，我想就从那里开始吧。

售票员递给我一张时刻表，在我努力克制慌乱的呼吸时，他向我解释说，要想去罗马，我得先去巴里，从那里再转车。

去巴里的车票只要五欧元，当我递上一张五十欧元的钞票时，他好奇地打量了我一番。我真怕他会多管闲事阻拦我。

火车驶进月台停下，我迫不及待地冲过去，跳上了车。

*　*　*　*　*　*　*　*

我坐在座位上，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意大利风景，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我想这下我总算自由了，但内心深处，我又对自己的命运充满担忧。我知道，说不定我正在干一件愚蠢透顶的事。儿童院对我的关心是真诚的，我为什么不接受呢？长久以来，我终于遇到一个安全的所在，何苦又要逃离？我迷惑不解，像个野孩子一样谁都不相信。

我想，倘若他们能设法向我解释清楚我所面临的处境，事情会容易得多。

火车很快就到了巴里。到站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张去罗马的票——花了我四十欧元。我还给自己买了个三明治、几块巧克力和一瓶水。这段小小的旅程迄今已经花掉了我五十欧元，我身上只剩下二百五十欧元。

去罗马的列车还有几个小时才出发。我提心吊胆地蜷缩在月台上的一张长凳上，心想不一定什么时候，我的身边就会围满警察。

*　*　*　*　*　*　*　*

火车几乎刚到罗马，我就后悔了。当时夜幕已经降临，火车站大得吓人，站台上来来往往的乘客络绎不绝。我想向人求助，可是我没有那个勇气。

在希腊的时候，我就听说，到了罗马首先要找公园，因为那里是难民聚集的地方。走出火车站，我马上就看到了几个在路边乞讨的难民，他们应该是东欧人，但我也说不准。我慢慢向他们靠近，这时我注意到一群阿富汗模样的人走在街边上，当即跟了过去。他们不时拦下路人，让对方看他们手中的纸。我想他们应该是在问路，只是不知道那纸上写着什么。我怀疑他们也在寻找公园。一位女士给他们指了一个公交站。我悄悄尾随着，他们上车，我也上车。

这是我第一次在意大利坐公交车，所以不知道该如何买票。我并不缺钱，只是不知道方法。那些意大利人仿佛早就买好了票。上车时，他们把票往门旁的一台机器里塞。机器上有一道狭槽，将票吞进去又吐出来。

其他阿富汗人上车后径直穿过车厢来到车尾。司机好像视而不见。于是，我也跟着照做。

十分钟后，他们在一处很大的公园旁下了车。当然，没人注意到我一直跟着。

眼前的一切让我难以置信。公园周围的历史建筑古典大方，令人肃然起敬，但对我视觉冲击最大的还是遍地密密麻麻的人。他们就那样躺在硬纸板上，占据着人行道、路边、纪念碑旁、公园草地和树下的空地。这里俨然就是罗马中央的一个贫民窟。

我发现，在这里能找到半个世界的面孔。仅我能认出的就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厄立特里亚人、苏丹人、刚果人、索马里人、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而我认不出的那些则可能来自更多其他的国家。但从整体看，阿富汗与伊拉克人要占绝大多数。

我的样子一定茫然不知所措。“你怎么了，孩子？”一个窄脸男人用普什图语问我。

在异国的土地上听到母语的声音，这着实让我舒了一口气，但我还不至于对一个陌生人敞开心扉。“我刚到这里，大叔。”我说。

“小心啊，孩子。这里很危险，要留心坏人，还要留心警察。他们夜里会来巡逻。”

“哦。”我最不愿意遇到的人就是警察。

而后，他指着一条小巷说：“那里有家阿富汗人开的网吧，去那儿你可以给家里打电话。这附近有很多吃饭的地方，但是睡觉的话，只能来这里。”

“谢谢你，大叔。”

“你计划去哪个国家啊，孩子？”

“英国。”

“嗯，好。那就继续努力吧。罗马不欢迎我们。你要坚持下去，一直走到英国。”

朝他说的那个地方走去时，我对自己越来越恼火。为什么要离开那个安全、舒适的儿童院呢？我究竟是哪根筋搭错了？可怜的亚历珊德拉一定摊上了大麻烦。我真想再见她一面，向她说声“对不起”。很大程度上，我并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要逃走。他们对我的照顾体贴入微，我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面对他们表现出的善意，我为什么要像只野兽一样躲开？这时，哈扎特的脸忽然浮现在我眼前。我感受到了压倒一切的平静，就像我做完祷告之后那样。我必须相信，命运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

我找到了附近的那家网吧。这里有专门的付费电话亭，柜台后的那个男人似乎负责安排交通工具，顺便还卖火车票。他是个阿富汗人，看到一个浑身上下整洁的阿富汗少年走进来，他的惊讶程度不亚于看到一头大象。

我们开始聊天。

“你的家在这里？”

“不。我刚到罗马，又饿又累，需要找个地方休息。请问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在罗马有认识的人吗？”

我愣了一下，随即说道：“有，我哥哥有个朋友在这里，但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只知道他的名字叫霍查，老家是楠格哈尔省的。”

他的回答令我喜出望外。

“我认识霍查。不知道和你说的是不是一个人。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随后，他告诉我他叫马鲁夫，并指着电话问我：“要不要给你家人打电话？”

我摇摇头。我没有家里的联系方式，但我暂时还不想告诉他这个秘密。“我待会儿再打。”我说。

他忙着招呼客人，所以建议我先到别处吃点儿东西。他说稍后就替我联系霍查。

我去了一家土耳其小餐馆。由于看不懂柜台上的菜单，我只好简单向伙计比画了一下，请他随便给我弄点儿好吃的。不大一会儿，他给我端上了一罐可乐，和一份配有鸡蛋、鸡肉、薯条和奶酪的三明治。我尝了尝，味道很好。

回到网吧，只见柜台后的那位朋友面带微笑。他已经和霍查通过话了，现在又重新打通电话好让我确认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你好，请问你是霍查吗？”

“我是。你是古尔瓦力吗？你爸爸是不是医生？”

听到这里，我激动得差点儿哭出来。无疑，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们在电话中又聊了一会儿。他首先安慰我说哈扎特一切安好，但很多事情需要当面才能说清楚。他已经拜托马鲁夫为我找到过夜的地方，明天我们就能见面。

感谢的话我说了一箩筐，但这远远不能表达我的心情。

此时天色已晚，马鲁夫让我先回公园，等到半夜网吧打烊时再来找他。

10月，气温已经很低，尤其在夜间。我在公园里漫无目的地闲逛，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不幸的难民。我很庆幸自己不用睡在这里，但一想到要和一个陌生人住在一起，心里又不免担忧。

午夜前后，我来到网吧，此时大门已锁，屋内不见一点儿灯火。我敲了敲门。

马鲁夫打开门，立即用手指挡住嘴巴说：“嘘。”

我有点儿害怕，浑身都觉得不自在。毕竟，我和这个马鲁夫才认识两个钟头。

我以为他在网吧上面有个小公寓，或者在后面有卧室之类，但他却指着柜台后面的一张泡沫床垫说：“今晚，我们得睡在这里。”

我又有了逃跑的冲动。无亲无故，此人为什么要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小男孩？我的疑心越来越重。

“对不起了，古尔瓦力。我家离这儿很远。明天就是开斋节了，我们要一起去清真寺参加开斋节祷告。霍查会在那里和我们碰面。”

我只稍微放心了一点点，因为我始终想不通他为什么愿意收留我，而不是让我和其他几百个难民一起睡在寒冷的公园里。

我知道有一类人专挑像我这样的男孩子下手，让我们做bachas，逃亡中曾经有人提醒我提防这种人。Bachas，传统意义上指的就是阿富汗未成年舞男。他们通常要为主人提供范围很广的服务，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非法的。

我安慰自己，既然他是霍查的朋友，说不定真的只是出于好心。

我从背包里掏出运动衫当枕头，和衣而卧。但由于我心里疑神疑鬼，睡着可不那么容易。我努力想些别的事情，比如开斋节。我只知道开斋节快要来临，但没想到就在明天。我想这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就这样，我想着想着，竟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　*　*　*　*　*　*　*

醒来时天色还很暗。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超市，马鲁夫说他朋友是那里的老板。我们在那儿洗了澡，吃了早餐。马鲁夫随身带的包里装着他开斋节要穿的衣服——一件看上去很可爱的阿富汗绣花长衫裤。我不由黯然神伤。离家以来，这是我要过的第一个开斋节。

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背井离乡整整一年。这也就意味着我现在已经十三岁。我早已忘掉了自己的生日，真没想到，一天前从儿童院窗台上的纵身一跳，竟不知不觉实现了我从少年到青年的华丽升级。

我不在乎过不过生日，那和一年中的任何一天都没什么两样，但想到这个日子却令我倍感孤独和凄凉。“振作起来。”我鼓舞自己，“现在你是男子汉了。”

马鲁夫带我去罗马的中央清真寺。太神奇了，那是我在伊斯坦布尔之外见过的最大的清真寺。这天下着雨，但天气丝毫没有影响开斋节的隆重气氛。孩子们穿着新衣服在外面跑来跑去，小吃摊上摆满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烤肉、糖果和大米饭。

在清真寺里，我看见形形色色的穆斯林——不同肤色、种族和年龄。我忽然找到了某种归属感，仿佛置身在一群亲人中间，这多少缓解了我不能与家人团聚的落寞。

祷告结束，我们来到外面，穿过一片小树林和花圃。马鲁夫走到一张长凳前，将我介绍给一个大胡子男人。

我惊讶得目瞪口呆——霍查实在太像我的叔叔拉喇了。

他拥抱了我：“欢迎你，古尔瓦力。你的哥哥经常和我提起你，年轻人。”他打量了我一番，接着说道，“不过，你和你哥哥口中的那个小家伙不太一样啊。”

于我而言，罗马、清真寺、拥抱，以及这个认识我哥哥且酷似拉喇叔叔的人——这一切感觉就像是开斋节的伟大奇迹。

“咱们去吃饭吧，吃过之后再详聊。”

小吃摊上的各色美食琳琅满目，来自非洲、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难民都能找到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我们大快朵颐了一番，随后开始坐下来说话。

我终于听到了我梦寐以求的消息。

霍查说，几个月前，他和我哥哥在一起。他们从土耳其便开始同行，后来一起到了法国的加来。一路上，他对哈扎特很是照顾。“他一直挂念着你，张口闭口都会提到你。他很担心你会出什么事。每遇到一个代理人或蛇头，他都会向人家打听你的下落。他有一张你的照片，大小和护照上的差不多。无论遇到谁，他都会拿出来让人家看。他是铁了心要找到你的。”听到这些，我的心里无比幸福、甜蜜。他说他们在加来待了几周之后，哈扎特设法爬上一辆卡车去了英国。“他很勇敢。加来的日子不好过。我想留在那里，但他一直催我放弃。他偷渡成功之后，我也试了几次，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那地方简直不是人待的。最后，我实在撑不住就放弃了，于是回到了意大利。”

“这么说，哈扎特肯定在英国喽？”我问。

“没错。在加来的时候，有几个同伴共用一个手机。后来，他打电话过来说他已经安全到了英国，但从那之后，我就没办法再联系上他了。”

听到这里，我百感交集：哈扎特安全抵达英国，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想到自己离目标还那么遥远，仍要独自面对旅途上的所有困难和挑战，又禁不住灰心丧气。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兄弟两个彼此惦念，这份感情如一剂强心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鼓舞。然而，我心头仍有一丝忧虑挥之不去：没有任何联系方式，即使我成功偷渡到英国，又该怎么找到他呢？

但至少有一点我无比肯定，英国，是我必须要前往的地方。我们兄弟重逢的最大希望就在那里。

跳窗逃走以来，我第一次相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只是，我仍然觉得对不起亚历珊德拉、萨拜因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对我一定大失所望，但假如他们知道了我的故事，我希望他们会不再感到愤怒，甚至能理解我逃跑的决定。

马鲁夫因为要回去打理网吧，只能提前与我们分开。他让霍查保证，在我离开罗马之前一定要带我去和他道别。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收留了我一晚，同时也为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胡乱猜疑感到羞愧。

离开清真寺，霍查带我去了他的家——他和另外两个阿富汗人的共同住所。我在那里住了两晚。霍查白天要工作，具体干什么我不知道，总之是某种体力劳动。他坚持要给我买新衣服：一套暖和的明黄色的滑雪夹克和一条牛仔裤。他还陪我去火车站，帮我买了去法国边境的车票。

他解释说，我需要首先坐火车去热那亚，从那里再去意法边境城市文蒂米利亚。这一段路程的车票他已经替我买好，但是到了边境，我必须自己买票去最近的法国城市，也就是戛纳。然后，再从那里前往巴黎。

“到巴黎后，尽量找阿富汗人，要多留个心眼儿。”他嘱咐说，“加来那个城市很不安全，尽量不要一个人去那里。”

递给我车票时，他还给了我一百五十欧元现金。

“不，这个我不能要。你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这太多了。”

可他坚持要给我：“古尔瓦力，如果真到了加来，你会需要钱的。我是过来人，相信我。”

“不行不行，我有钱。我身上还有两百欧元，另外还有些美元。我的钱够多了。”

他笑起来：“对一个小孩子来说，那也许是个大数目，但在法国仅坐火车就要花一百多欧元呢。而加来遍地都是雁过拔毛的家伙，你不多带点儿钱根本就活不下去。”

他又继续嘱咐了我许多事。在我眼里，他简直就是一本活的加来生存手册。

霍查说，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找一个心地善良、人品可靠的代理人——当然，只是相对而言。付给他们钱，同时要让他们知道我已经身无分文，免得他们贪得无厌，天天惦记我的钱。

如果我能成功地说服代理人，他们很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把我送出去。霍查说，英法两国的人口走私活动已经实现高度组织化，网络更是四通八达，而这个系统的缺口通常就在法国加来的那些走私分子身上。因为那些家伙经常缺钱，你只需拿一百欧元在他们面前晃一晃，事儿就成了。

最后，他特别提醒我：“交钱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有些不厚道的代理人拿了钱就跑。这种事我见得多了。所以，人们才更愿意接受常规的方法，那样更保险。”

又是保险。以我的经验，旅途中根本没有什么是保险的。

火车还有几个小时才开，于是我们一道去找马鲁夫告别。他见到我们非常开心，但他接下来的话仿佛当胸给了我一拳。他说：“古尔瓦力，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想让我的朋友沙菲克跟你一起走。”说到这里，他指了指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大男孩。这个叫沙菲克的看上去和我一样稚嫩、茫然。

“什么？”我大吃一惊。

“沙菲克要去法国。你们一起上路会安全些。”

“不行，我可不是代理人。你怎么把我当成走私犯了？”

霍查接过话茬儿说：“古尔瓦力，什么走私不走私的。这主意其实不错。一个人上路实在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危险，你们两个都是。”

我满脸不悦。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又凭什么照顾别人呢？但沙菲克可怜巴巴的样子激起了我的怜悯。既然巴雅雷能照顾我，我又为何不能照顾别人呢？更何况，马鲁夫已经提出了这个请求，于情于理，我觉得自己欠霍查和马鲁夫一个人情。

因此，最后我同意了。

*　*　*　*　*　*　*　*

当天夜里晚些时候，我和沙菲克登上了一列开往热那亚的火车。车上有很多阿富汗人，他们不厌其烦地询问列车员火车什么时候到站。我劝他们不要再问了，免得让人怀疑，搞不好会被拘留的。

在火车上，我和沙菲克对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十六岁，来自喀布尔，逃亡的原因和我大同小异。他的哥哥曾是塔利班的成员，在和北方联盟交战时被打死了。他在意大利待了一个月，每天和其他难民睡在公园里。他试过一次去法国，但却因为买错了票，最后只到了米兰。

要是你的样子看起来就像难民，他解释说，意大利的车站工作人员就会拒绝卖给你去边境方向的车票，除非你能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或护照。大部分来到罗马的人，都是第一次脱离代理人。大多数家庭也和我们一样，只付了到希腊的钱。因此乍到这里，人地生疏，连车票都不知道怎么购买。沙菲克说，在罗马，向难民和移民倒卖车票是很多人的发财之道。这个市场很大，也很乱。他就曾经受过骗，对方说卖给他的是去法国的票，而事实上却只能到米兰。后来，他设法回到了罗马。前一天，他去马鲁夫的网吧买车票——票贩子是马鲁夫的另一个身份。于是，马鲁夫就把我的事告诉了他，并建议我们结伴而行。经过了最初的不愉快，现在我又高兴起来了。为什么不呢？我多了一个新朋友，我想这应该是命运的安排吧。

深夜时分，火车驶入热那亚车站，我和沙菲克立刻下了车。其他阿富汗人吵了一路，如今却沉入了梦乡，我们没时间叫醒他们。

热那亚车站比我想象中的要大许多。我们不知道去文蒂米利亚该到哪里转车。显示屏上闪烁的文字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却还是什么都不明白。我深吸一口气，走到一个列车员跟前。他好心地看了看我的票，指了指我应该去的站台。随后，他看了眼手表，示意我们抓紧时间。

我微笑着向他表示感谢，而后挥手叫来沙菲克一起跑开。隔着火车道，我们看得见那人说的站台，但却找不到通往那里的路。时间快来不及了。随后，我干了一件可能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蠢的事。我跳下站台，来到轨道上，一边跑，一边喊着：“沙菲克，快来啊！”

因为是深夜，周围的人并不多，但看到那一幕的人无不瞪大了眼睛。我真是昏了头了，这样做无疑让我们引起了无谓的关注，说不定还会被逮捕呢。

沙菲克紧跟在我后面。我们爬上对面的站台后，他气冲冲地质问我：“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最糟糕的是，此时我们才意识到走错了站台。于是，我们沿着站台跑到头，转过一个角，正好看到一位司机向一列火车走去。我跑过去让他看了看我的票。他微笑着冲我们点点头，并示意我们跟着他。

天亮之后，火车抵达了文蒂米利亚。我们走到车次信息显示屏前寻找前往戛纳的火车。我们尽量像正常人那样走路，但还是引起了一名意大利警察的注意。他走到我们跟前，说要查看我们的车票。看过之后，他对我们晃动着一根手指，用有些囫囵的英语说：“法国，不行。回去，或，出去。”

我们不情愿地走出车站大厅。这时，我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方才恍然大悟我们因何被发现。原来有五个阿富汗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不足二十米的地方，而我们俩竟浑然不知。

“你们干吗跟着我们？”我很气愤，“你们害我们被赶了出来。”

警察跟在他们身后，把他们全部送出车站之后才回到站台入口处，去法国戛纳的火车就停在里面。显然，我们不可能绕得开他。

我们七个人垂头丧气地走在街上，后来在一家小餐馆里买了些吃的。我心里还在生那五个人的气，尤其到了现在他们还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我们。我和沙菲克都是孩子，但他们几个大人似乎也全都束手无策。

吃饭时，车票的问题引起了争论。很明显，即使我们没有护照，也可以购买去意大利境内任何地方的车票，然而一旦要出境，比如去法国，就必须提供有效的护照或身份证件才能买票。我们都没有护照，鉴于此，那几个家伙谁都不愿冒险去售票处买票。

“我去吧。”我说。我似乎很有信心能让售票员网开一面。尽管沙菲克比我大三岁，但我却毫不客气地担当起老大的角色。我的想法是，我逃亡的日子比他长，经验比他丰富，但我不会无偿帮助他们。“我去想办法买票，但你们得均摊我的车票钱。”我说。

我在车站入口处转悠了几圈，寻找之前把我们赶出来的那个警察。但他不在，尽管我看到好几个巡逻的警察。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尽量低着头。我身上的新衣服，以及霍查送给我的那件明黄色的滑雪夹克，让我看起来和一个普通的、闷闷不乐的意大利少年没什么两样。

我走到一处窗口，玻璃屏后面坐着一位中年女士。我冲她露出最可怜也最迷人的笑容——这是我精密计算过的。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女人最容易心软，我希望这个女人不会是例外。我会说的意大利语非常有限，但我在儿童院的确学到了一些词汇和用法。我手里还拿着一份霍查给我的铁路网络图，这兴许能帮我省点儿力气。

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让她明白我想问的是去戛纳的火车票价。

起初，她并不乐意告诉我：“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我连说带比画，让她知道我的朋友们在等着我。她一脸不悦，我继续装可怜，眼巴巴地望着她。最后，她把价格写了出来。

我走出车站与其他人会合。

“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全都竖起耳朵听我说。一个简单的买车票的事，对难民来说却如此艰难。我知道，没有我，他们断然干不成这件事。“每张票价十五欧元，加上你们替我均摊的票钱，沙菲克不用均摊，也就是说你们每人多掏三欧元，就当是订票的劳务费吧。所以，每人十八欧元。”

他们抱怨了几句，可也仅仅停留在抱怨上。

我知道这样趁火打劫很不厚道，可我尽量自我安慰，好让这钱拿得心安理得，尽管到现在我良心上还有些许不安。

我拿着钱回到那位女售票员面前。她看到我后显得有些吃惊。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执着或是我的可怜相——也许是因为我的年龄和不幸触动了她的某根心弦，总之，她的态度有了很大缓和。我感觉她应该会卖给我票，但问题是其他六个人。

“七张？”她连连摇头，“怎么这么多人？”

我耸耸肩，可怜兮兮——不，是望眼欲穿地看着她，没想到这招还真灵，她最后真的把票卖给了我。不过，假如我没有理解错她的意大利语，她好像警告我说我们有可能会被逮捕。

她把车票从柜台上推给我，并紧张地四下望了望。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她很可能在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来帮我。我感激地对她笑了笑。她看起来很害怕，但她眼神中流露出的感情是真挚的。我开始发现，世界各地总会有许多善良的人被难民们的不幸遭遇所打动。

经验告诉我，难民们如果成群结队，会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把大伙儿分成两人一组，分别从不同的车厢上车。在伊斯坦布尔经历那么多人和事，我总算有了点儿长进。

列车员走进车厢开始查票。我不喜欢他看我们的眼神，但他在我们跟前并没有长时间停留，而是很快就走了过去。

当两名警察从车厢中走过时，我慌得差点儿乱了方寸。

“沙菲克，警察。”

我们全都低着头，沙菲克假装睡着了。

我望着窗外飞快向后退的意大利乡村风光，同时在窗玻璃上留心观察着警察的一举一动。

但他们径直从我们身边走了过去，谁也没有多看我们一眼。

沙菲克抬起头，咧嘴一笑。

这时，火车广播中有了声音。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的意大利语极为有限，就算听也听不明白，但这一次我觉得有点儿不一样。“沙菲克！”我激动地叫道，“我听着像法语。我怀疑我们已经到法国了！”

我们坐直了身子，细心聆听着广播中报站的声音。

“我喜欢这种语言的腔调。”沙菲克说。

我们惬意地笑了起来。

但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险境。我们一直留神广播中是否提到我们的目的地——戛纳，可惜我们听得云里雾里。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好运再次降临。一个肩膀上背着帆布背包的年轻人走进我们的车厢。虽然不认识此人，但我一眼便能看出他是阿富汗的哈扎拉人。

“嘿。”我用达里语说。

他立刻也用达里语回答：“嘿，你好。”

“你会说普什图语吗？”我抱着侥幸问。

“会一点儿。”

我们邀请他和我们坐在一起。

于是，他在我们对面落了座，并把包放在腿上。通过聊天，我们得知他是个大学生，在法国马赛上学。他是个热心人，既慷慨地教了我们法语的发音和一些日常用语，又告诉我们火车大概在什么时间到达戛纳，以及去巴黎的一些注意事项。火车缓缓驶入戛纳车站时，他最后的一条忠告让我至今难忘：“要小心警察，遇到他们可没好果子吃。”

我想知道得详细些，可惜我们很快就要下车了。

“他们会抓我们去坐牢还是驱逐出境？”我问。

“应该都不会，就算你希望他们那么做也不会。祝你们好运。”

这倒让我迷糊了。

“古尔瓦力！”沙菲克站在打开的车门前叫道，“咱们走吧！”

其他几个同伴也下了车。我原本还担心他们会遇到麻烦，所幸我们都顺利到了戛纳。

车站上到处是警察，我们迅速出站，并在车站后面找到了一家脏兮兮的土耳其小餐馆。

“我们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个朋友说到巴黎的车票要一百欧元。”

其他几人听了这个价钱纷纷咋舌。他们不可避免地又争吵起来，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喂！喂喂喂！”

我们全都扭过头。小餐馆的老板（一个膀大腰圆的土耳其人，两条眉毛粗得吓人，像趴了两条毛毛虫）从柜台上探出身来，挥舞着手里的烤肉刀嚷道：“你们别吵了！要么安静，要么出去！”他的话，英语中夹杂着土耳其语，“来到我的店里也不买东西，以为我是搞慈善的吗？该死的难民。”他嘴里嘟囔着，又回头继续翻他的烤肉。

我们只好压低了嗓门儿继续商量。

老样子，大伙儿凑钱，我负责买票。我原本还希望他们替我均摊车票，可一百欧元不是个小数目，他们都不愿意，我只好作罢。

我们的钱只够买四张票。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我想到了一个点子。当天下午，我们七个人全都爬上火车时，三个人藏在了厕所里。

我和沙菲克坐在另外两个同伴附近，尽量表现得从容淡定、老老实实。随后，我们和列车员玩起了猫鼠游戏。我们四个中途交换了好几次座位和车票，而躲在厕所里的那几个同伴也不时换一节车厢的厕所躲一躲。

列车员从我身边经过时，我努力装出轻松、无所谓的样子，因为他已经查过我的票，而现在我的票正攥在两节车厢以外我的同伴的手中。

然而不幸的是，一个同伴被抓住了。火车缓缓驶离一处乡村小站时，我看到他在站台上，垂头丧气。他的身旁站着一名警察。

前路漫漫，不知道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第二十五章

我慢慢地睁开酸涩的双眼。离开罗马以后，我们的火车已经走了差不多两天。

“巴黎。”沙菲克心满意足地笑着说。

车厢轻柔地左右摇摆。

“墙上怎么那么多字？”我望着窗外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涂鸦和文字问，好像沙菲克能懂它们的意思一样。我在希腊、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贫民区都见过类似的涂鸦，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涂鸦为何物，但我万万没想到在巴黎也能看到。

不知为何，我一直认为巴黎是世界上最优雅和美丽的城市。我不记得是听谁说的，也许是我的某个老师，但对于一个阿富汗小男孩来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了这种印象：每天早晨都会有一架飞机，将香水喷洒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所以这里的空气才会格外的清新，沁人心脾。然而，当火车缓缓入站时，我发现这一切全是谎言。巴黎车站的确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车站：头上是钢骨架的吊顶，站台上人山人海。

走出车站，来到巴黎的大街上，我们好奇地东张西望。繁华的大街两旁矗立着苍白的石砌建筑，一楼是各种店铺闪亮的门脸，餐馆和咖啡厅处处可见，衣着时尚的路人行色匆匆，仿佛要去干生死攸关的事情。小汽车在路上排起长龙，摩托车像黄蜂一样在它们中间穿来穿去。

“我们得去公园。”我说。但公园在哪儿，怎么去，却仍是个未知数。

霍查说，到了巴黎，我们应该从巴黎北站前往一个公园。和罗马一样，公园也是难民聚集的地方。我们希望能联系到某些人，哪怕是蛇头的代理，只要能帮我们到加来。

我想问问路人，说不定利用手语和蹩脚的英语我能让对方明白我的意思。可那些巴黎人看到我们却避之唯恐不及，仿佛我们身上有可怕的臭味，污染了巴黎的空气。

车站一个入口附近蹲坐着一位老人。我确信他饱经沧桑的面庞是阿富汗气候留下的印迹。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咖啡杯，对着激流一般的行人不停地抖动。

“你好啊，大叔。”我用普什图语说，“您知道公园在哪里吗？”

“那边。”他指着一个忙碌的十字路口说，“过七个街区就到。不过，你别指望能在那里得到什么帮助。在这里都是各顾各的。”

说完，他挥挥纸杯让我走开，自己把肩膀上的破毯子裹得更紧了些。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幸亏有霍查为我买的那件夹克衫，要不然就得挨冻了。天空灰蒙蒙的，密布的乌云分不清厚薄，看不到尽头。

“快走吧。”沙菲克说，“要下雪了。”

他说得恐怕没错。我跺跺脚，给冰凉的脚趾送去点儿血液。我又累又饿，觉得自己可怜极了。十二个月的辗转逃亡，这就是我真实的生存处境，而几乎不间断的担惊受怕使我的精神濒临崩溃。最近，我经常想起在儿童院度过的那些日子。在那里，我浑身干干净净，吃得饱，穿得暖，睡得也香。如今，那段记忆仿佛在把我无声嘲弄。

天空开始落下似雨似雪但又非雨非雪的东西。我们沿着老人指点的方向去寻找公园。按理说，我应该激动才对：巴黎，意味着英国已经近在咫尺，再努力跨出一小步，我就到了。那里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呢？我不知道。反正哈扎特在那里，这就是我不得不去的理由。

“古尔瓦力，快看。”

我顺着沙菲克的目光望去。

前面的拐角处站着三个阿富汗人。

“朋友，”沙菲克隔着马路喊道，“公园在哪儿啊？”

“拐个弯儿就到！”一人大声回答，“不过，你们最好快点儿，六点之后就吃不到免费的晚餐了！”

听说有吃的，我们立刻奔跑起来。我们在火车上没吃什么东西，在土耳其小餐馆也只是吃了一点点零食。

还好我们及时赶到了，那些分发食物的公益人士正在收摊呢。几分钟后，我把整张脸都埋在热腾腾的蒸汽中。白豆和鸡肉的香味馋得我直流口水。

沙菲克已经喝光了汤。

“这么烫你也能喝得下？你的胃恐怕是铜墙铁壁吧。”

“这么好吃的饭，我可等不及。”沙菲克抹了把嘴唇上的汤汁说，“Très bien, monsieur.”(1)

“法语说得挺溜。”

零零散散的难民在公园里转悠。用铁皮搭起的临时救济站前，只有几个人还在排着队。

“你赶快吃。”沙菲克说着把空塑料碗丢进垃圾桶，“我去看看哪儿能睡觉。”

听说有个收容站，难民们可以在那里过夜。霍查之所以告诉我们这些，是因为我们两个年纪都不大，被接纳的可能性更高些。

沙菲克回来时，我正用一小片面包擦净碗里的最后一点儿汤汁。

“坏消息。”

“怎么了？”

“收容站关门了。”

这确实是个噩耗。

“那我们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沙菲克说，“有些人在公园的另一头睡觉。我们也可以去。”

“睡在雪地里？”我不敢相信地问。

“没那么冷。”沙菲克说，“你瞧，现在已经不下雪了。”我开始爱上沙菲克的乐天精神了，这对我来说有益无害。“那里有棵树。”他继续说道，“树下很干，树枝还能挡雨挡雪。”

在新的庇护所下，我们尽量让自己舒服些。空气有些潮湿，且弥漫着灰烬的味道。沙菲克说得没错，树下的地面几乎是干燥的，但这没什么可庆幸的，因为夜里气温逐渐下降，还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我们只好背靠着背，互相取暖。

沙菲克很快就打起了鼾。我的眼皮也越来越沉重，好几次差一点儿就合在了一起，可我就是睡不着。寒冷，以及这座城市奇怪的声音——呼啸的警笛、车水马龙的大街和时不时划破夜空的各种人的喊叫搅得我不得安宁。这是座名副其实的不夜城，这里的人仿佛都不睡觉，夜间和白天一样忙碌。而我和其他无家可归的难民似乎和这里的一切都毫无关系。

我对巴黎曾经抱着无比美好的憧憬，我以为这里的雨水都是迷人的香水味。然而，我看到的这座城市却又脏又臭，像冰窖一样寒冷。这里住满了高傲的巴黎人，他们看到我们就像躲避瘟疫一样远远地走开。

大概半夜时分，我起身去方便，我的屁股和肩膀被冻得好疼。虽然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我仍试着让全身的血液流动起来。

我寻找着可以方便的地方。乍从冰冷的地面起来，走上几步，浑身便暖融融的，备感舒服。我索性漫无目的地散起了步。公园里，每个角落都能看到躺着的人——多半以长凳为床，以随便找来的硬纸板为被。远处的一个电话亭里闪着朦胧的微光，片片雪花犹如飞蛾一般从光晕中坠落。那似乎是个温暖的所在。我走进去，关上玻璃门。我的呼吸顿时填满了狭小的空间。

我靠着电话亭的铁皮厢壁，闭上了眼睛。

恍惚间，我想象着用这台电话打给某个人——或许我的妈妈，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样的想法既天真，又愚蠢。妈妈没有电话，离家以来，我一次也没有和她联系过。

一群醉醺醺的法国年轻人从附近经过，他们不可一世地挥动着手里的烟头，嗓门儿一个比一个大。

我立刻蹲下身去。他们从电话亭旁径直走过，谁也没有看到里面的我。

我双臂抱在胸前，蜷缩在电话亭一角。这时，我身上已经暖和了些。坦白地说，这是我今晚最舒服的时刻。就这样，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后来，一阵响声把我惊醒，只见街上有个佝偻的身影正向我这边走来。走近之后，我才看清那是一个穿着笨重大衣、戴着帽子的男人。他浑身上下已经落满了雪花。一只小狗颠颠地跟在身旁。我看着他，大为不解。他的样子并不像难民。我一路上见过很多类似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尤其在罗马和雅典，但我不明白这样的画面为什么会出现在欧洲的心脏。

突然，玻璃门被一把拉开，两个黑影赫然矗立在我面前，他们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我。有那么一愣神儿的工夫，我以为自己是在土耳其或伊朗。

警察。

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矮个子晃了晃戴着黑色皮手套的手，示意我出来。

我揉了揉肩膀，希望他们能明白我在挨冻，且无处可去。

“Halas（够了）！”高个子喊着，把我推到街上，“Yallah（快走）！”

这些都是阿拉伯日常用语。显然，他们以为所有的难民都懂阿拉伯语。

他不停地用舌头和牙齿发出让人讨厌的声音，仿佛在驱赶一只狗。

我把手腕并拢举到他们面前，表示他们可以逮捕我。此时此刻，温暖的牢房比寒冷的公园更令我向往。

“走。快走。”

见他们无意抓我，我有些遗憾，像头野兽一样悻悻地逃开了。我沿着来时的脚印往回走——尽管此刻脚印已经快要消失在雪地里。

我回到沙菲克身边，他还在睡着，只是身体在不由自主地发抖。我在他旁边躺下，努力入睡。

我比沙菲克早一点儿醒来。我坐起身，尽量不让身体发抖。为了快点儿暖和起来，我四处走动，最后来到了马路对面的一个消防栓处。那里有个水龙头，路人可以洗手、洗脸。我也走过去，只是那水的温度害我倒吸了一肚子凉气。

大约一个小时后，救济站开始发放早餐。几十个人排起长队，个个都冻得瑟瑟发抖，不停地跺脚取暖。我和沙菲克也加入其中。沙菲克仍然哆嗦得厉害，牙齿“咯咯”作响。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睡的觉。

在救济站，一个头发和沙土差不多颜色、留着精致小胡子的法国人给我倒了一杯热茶，并给了我一块夹奶酪的法式长棍面包。我感激不已，连忙用手捧住杯子。茶很烫，也很苦。我能感觉到一股暖流自喉咙而下，在肚子里酝酿，继而将热气输送到全身上下。我一个劲儿地往杯子里加糖，直到柜台后面的那位女士清嗓子提醒。沙菲克简直是饿死鬼托生，他三口两口便吞下了面包。

“真好吃。”他嘴巴鼓鼓囊囊地说。

“你怎么还高兴得起来？昨天夜里，我们差点儿冻死。”

“可我们还活着，是不是？”

我咬了一口面包：“咱们想想办法吧。不然，今天夜里非被冻死不可了。”

一群难民挤在一些摊平的纸箱子上，我们也走了过去。那些纸箱板子使我想起家里的基里姆地毯和软垫。这是公园里日照最好的地方，在如此寒冷的早上，大家都想利用这有限的阳光为自己增加点儿温暖。

我们刚坐下，那些夜间在公园的角落里过夜，或有幸睡在收容站里的人也加入了我们。虽然境遇凄惨，但人群中却弥漫着一种快活的气氛。这让我想起了家乡：吃过早餐，人们聚集在市场上，背靠各家店铺的墙，拉拉家常，谈谈时政。

沙菲克和一个身穿黑色毛呢外套和牛仔裤的阿富汗同胞攀谈了起来，我拖着脚步走了过去。

“古尔瓦力，这是我的朋友，贾恩。我们一起从希腊到意大利，后来在罗马走散了，没想到在这里又见了面。”

“很高兴认识你，古尔瓦力。”他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掌很温暖，“沙菲克把你们昨天夜里的事告诉我了。”

“嗯，实际情况和你听到的一样悲惨。”我说着在地上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给你个东西垫着吧。”贾恩从身下抽出一块脏兮兮的白色涤纶布。

“谢谢你。”

贾恩若有所思地盯着我说：“古尔瓦力，我看你特别眼熟，好像在某个婚礼或什么地方见过。你老家是哪里的？你爷爷是谁？”

这样的问题并不会让我感到不快。询问宗族血统在阿富汗人当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经常这样问别人，谁也不会觉得唐突。人们就靠这个来辨别彼此之间的身份和关系。

我们你来我往地聊起了亲戚，最后终于神奇地找到了一个结合点：我的爷爷和他的爸爸居然是表兄弟。

我不由笑起来，这么一说，我们也是表亲了。逃难路上，我倒是认了几个亲戚。这时，我忽然想到了贾瓦德，不知道他现在离开伊斯坦布尔没有。

“见到你很高兴。你来欧洲干什么呀，我的亲戚？是做生意还是游玩？”我开玩笑说。

“哈哈。”他的笑真诚而爽朗，“该问这个问题的人是我，你还这么小。”

这句话似乎戳到了我的伤心处。我盯着脚尖，寻找合适的字眼回答：“待在家里太危险，妈妈就把我和哥哥送了出来。我的爸爸和好多亲戚都死了，被美国人打死的。”

“我听说了。真遗憾。我在白沙瓦的时候听到了这个消息。愿他们安息。”

“谢谢。”

“你哥哥呢？他和你在一起吗？”

“没有。他现在大概在英国吧。我想去那儿找他。”说到这里，我又禁不住一阵神伤。

过去的事像奇怪的梦境一件件浮现在脑海中。我想大家恐怕有着相同的感受，因为我们接下来沉默了好几分钟。

“你们饿不饿？”贾恩一拍双手，“我知道一个好吃不贵的地方。”

我们三个来到一家土耳其小餐馆，贾恩掏钱请我们吃饭。我们第一次感觉像正常人一样，不用时不时偷瞄身后，担心突然出现的警察。本地人只顾着吃自己的饭，谁也没注意我们，餐馆的老板对我们也很客气。

“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

沙菲克的嘴里塞满了鸡肉，所以我便代为回答：“沙菲克还没决定要去哪儿。可能会留在法国？”

“那你呢，古尔瓦力？”

我有着明确的目标。虽然家人付的钱只够我到希腊，但霍查教给我的本领使我认识到，只要我能一个人去加来，我就能想到一个人去英国的方法。

“我要坐火车去加来。”

贾恩不相信似的扬起眉毛：“你一个人去？你知不知道加来有多乱？”

我当然知道，霍查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了。而这天早上在公园里聊天的难民当中就有最近刚从那里回来的。毋庸置疑，加来的情形的确不容乐观。但我别无选择，而且我也不愿让贾恩以为我还是个懦弱无能的小孩子。

“知道啊，那又怎样？”

他又眉头一耸。这使我很不高兴。“加来的情况我早就听说过，可那又怎样呢？实在没办法，我一个人去也无妨。到了那里，我会找人帮忙的。”我说。

前一天夜里的经历坚定了我加速向前的决心。英国已经近在咫尺。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被关进巴黎的监狱，昨天夜里的警察只是把我赶出了电话亭。

“要不咱们一起吧，亲戚？”贾恩提议说，“反正我本来就打算过几天离开这里的。现在有了你，我可以跟你结伴。你一个人上路我可不放心。”

一方面，他强烈的保护欲激起了我的不满，可另一方面我又颇为感动。他视我为家人，而保护家人是阿富汗人神圣的职责。

我们尽力劝说沙菲克与我们同行，但他坚持要留在巴黎。他听说有个代理人神通广大，想去哪里都可以安排。他已经受够了没有代理人打点一切的旅行，不想再继续冒这个险。

“可是，你不相信我吗，沙菲克？我可以替你想办法啊。我不是平平安安地把你带到巴黎来了吗？”

“那你何不跟我一起留在巴黎呢？也许过几天，我们就能遇上一个代理人，到时候就可以动身了。今天夜里，我们去收容站，找张床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他反驳说。

我的确这样考虑过，但我不想再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了。虽然我挺喜欢沙菲克，但我仍然觉得他有点儿天真。毕竟他才逃难六个月，从时间上算刚好是我的一半。他到巴黎可比我轻松多了，但换个角度想，这也意味着他并没有机会经历太多的事。那天早上和其他难民聊天的时候，他一直在打听代理人的消息，我真担心他会上当受骗。

我身上还剩下350欧元，这其中包含我和沙菲克的车票钱和饭钱。霍查曾给了我150欧元，在希腊时，那个代理人又给了我300欧元。除此之外，我还有100美元。但霍查提醒过我，加来是个处处需要钱的地方，我的每一分钱都得省着点儿花，我可不想把它们交给那些贪婪、狡猾的代理人。为了保险起见，我觉得最好还是先到那里看一看情况。

我和沙菲克又争执了一会儿。他极力劝我留下，而我和贾恩则一个劲儿地劝他随我们去加来。

结果是谁都无法说服对方。

我和贾恩去火车站买了两张票。最近的一趟车过了中午就出发，但去加来的火车要从另一个站发车。具体在哪儿，我和贾恩都不知道。我们只好在巴黎的大街上一边走，一边打听。

意外的是，问路并没有那么难——在巴黎到处都能遇到阿富汗同胞，他们帮了我们不少忙。

(1)意为：好吃啊，先生。

第二十六章

找到车站时，火车马上快开了。我和贾恩沿着一段光洁如镜的月台全力奔跑。尽管之前心有抵触，但此刻我忽然发觉有人陪伴是件幸福的事。原来，在内心深处我是恐惧、孤单的。我们成功地登上了火车。九十分钟的路程，我们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

吃过午饭，火车正好到站。在加来，我们并不是唯一的外国面孔，几十个和我们差不多打扮的人蜂拥着穿过混乱的站台。难民的身影处处可见。衣衫褴褛的人们随便找处地方坐下休息，其他人则三五成群地站着闲聊。

贾恩向一群人走去，他们蓬头垢面，连是哪个国家的人都难以分辨。

“你好，朋友。”贾恩说。

“你们这些新来的要先到‘丛林’去。”一个头发花白、瘦得皮包骨头的男子回答。他说的是普什图语，只是口音有些古怪。

“兄弟，你是阿富汗人？”贾恩问。

“我是巴基斯坦人，从瓦济里斯坦来的。”那人说。现在，我总算听出了他的口音。

我在罗马时就听说过这个可怕的“丛林”。所谓“丛林”，其实和树林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人们对加来最大的难民营的别称。“丛林”地处港口，是难民的聚集地。人们在那里寻找机会搭货车去英国。但我怀疑是有人故意夸大了那里的恐怖程度，好让准备前去的难民知难而退。

那人看着我们说：“我想你肯定也听说过‘丛林’，但实际情况要远比人们传说的更可怕。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他们不欢迎我们这些难民。西方世界爱狗和爱战争几乎同样狂热。布什和布莱尔发动了侵略，而我们就是他们狂轰滥炸之后的丧家之犬。他们不会同意让我们到他们的壁炉边取暖，但也没有勇气杀掉我们。所以，就出现了目前的状态，我们被他们挡在门外，即便下着冷冷的冰雨，他们也不为所动，而我们期待的只不过是他们餐桌上剩下来的一点点残羹冷炙。”

“你在说什么呀？”我问。

“那里是人渣的天堂，到处都是小偷和骗子。法国警察对待我们就像对待牲口一样。他们把我们追来追去，像玩一种残酷的游戏。”他苦笑一声，接着说道，“所以，他们才会把那个地方叫作‘丛林’，懂了吧，小朋友？”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那里呢？”我不解地问。

“因为除了那里，你没别的地方可去啊。那么多可怜的难民跑到这里，目的不都是一样的吗？逃了那么远，现在怎么能停下来呢？”

“你来这里多久了？”贾恩问。

“六个星期。”

“那你怎么还没有扒上货车呢？”

“哦，我扒过好多次货车。我每天都去试一把，可每次都被司机、警察或者保安发现，又被赶了回来。”

“他们不会把你抓起来吗？”

“我刚才说过，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要是把我抓起来，他们就得把我送进温暖的监狱，还得给我吃的。他们才不这么干呢，他们更乐意直接把我丢到路边，让我自己走回到这个悲惨的地方。我想他们只是希望给我个教训罢了。”

这个人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

“什么教训？”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想告诉我逃离家园的做法多么愚蠢，我应该待在家里，哪怕兵荒马乱。他们觉得就算看着自己的家人和邻居一个个死掉也比跋山涉水远离故土好一些，更何况一路上还要挨饿受冻。”

“我从来都不喜欢学校。”贾恩试图活跃一下气氛。

“那这里会更令你讨厌。”那人说。

我和贾恩面面相觑，随后又把目光转到这个人身上。

“那……”贾恩说，“这个叫‘丛林’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不知道路。”

“就在那儿。”男子指着大街的另一头说，“沿着这条路走一个钟头。你们的鼻子会比眼睛更先发现那个地方。”他随即叹了口气，“你们在这里有代理人吗？”

我们摇摇头。

“刚来这里时，谁都没有。别担心，有钱好办事。听我的建议，先去找一个库尔德人，这里的人都叫他大干酪。”

“叫他什么？”

贾恩哈哈大笑：“古尔瓦力，那是大老板的意思。”

我也禁不住笑起来。大干酪，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笑的外号。

“又是库尔德人。”贾恩说，“以后别再提布什了，我现在开始觉得统治世界的是库尔德人。”

*　*　*　*　*　*　*　*

我们顺着男子指示的方向走去，半路上遇到了几个端着大茶壶的女人在给路过的难民倒茶喝。我们过去要了个杯子。一个头戴羊绒小便帽的女人微笑着给我倒了热腾腾的一杯茶。能够看到一张友善的面孔，哪怕时间短暂，也能让人心中一暖。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是我这一路上在各个国家和城市里见过的——我不认识他们，但却能认出他们的脸。这种奇妙的感觉时常伴我左右，横跨了半个地球，我们阿富汗人似乎走到哪里都能碰面。不过，鉴于我们的目的地都是英国，在这里相遇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知道很大一部分人都以英国为最终目标。因为英国最难到达，人们便也理所当然地认为那里是最好的归宿，是他们的最后一站，是全部的希望所在。

也是逃亡之旅的终点。

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阿富汗与英国之间有着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不管是前帝国还是战争，甚或语言。不少阿富汗人已经在英国安了家。而且，在许多移民眼中，英国社会的包容与公正比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土耳其等众多欧洲国家都更有吸引力。再次徘徊在车站，我依然战战兢兢。我感觉自己仿佛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内心忐忑不安，没有半点儿安全感。

“咱们去找点儿吃的吧。”我说。不管前方有什么，都得先填饱肚子再说。

别的难民告诉我们，再走二十分钟就能遇到一个晚间救济站。那也是他们要去的地方。很明显，法国警察不会轻易在救济站附近抓人，因为救济站多半是法国的慈善机构开的。难民们自然愿意待在安全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救济站周围成了他们的首选之地。他们还说，难民最好结伴而行，人越多越好，因为独行或两三个人同行更容易成为警察拦截盘问的目标。人数多了，警察反倒不去找你们的麻烦了。

等着领免费晚餐的人排了几百米的长队。我和贾恩默默地加入其中，前后排了半个多小时。我看着周围如潮的人群，为数不多的女人紧紧地跟着她们的男伴。一些男人直勾勾地盯着她们看，这种无礼的做法令我怒不可遏。那些可怜的女人看上去已经够恐惧的了，而被一群陌生的男人盯着看更是让她们手足无措。个别女人还带着孩子——他们穿着破衣烂衫，灰头土脸，鼻涕邋遢，有的在不停咳嗽。看到他们那个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她们大部分低着头，试图以此保存微不足道的尊严。

终于能够望到队列的最前面了，我看见几口冒着热气的大锅和四个上了年纪的法国女人。她们搅拌着锅里的热汤，那是好几百饥肠辘辘的难民的晚餐。我想这个救济站大概是本地教堂开的。女人们用长柄勺舀起一勺勺浓稠的白色浆状物。那应该是大米粥，但看上去又和常见的大米粥完全不同。粥里漂着屈指可数的小扁豆，吃在嘴里索然无味，可我仍然乐滋滋的，周围两百多人也都和我一样吃得津津有味。

一些阿富汗难民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声称可以带人去英国。当然，是要收费的。他们是受雇于代理人的推销员，而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人群中发现新来的阿富汗同胞。终于，他们一个个来到了我和贾恩跟前。

“你们是新来的？”

“我可以帮忙，我认识一个很好的代理人。”

“我认识一个不错的阿富汗代理，自己的同胞总比那些库尔德人更可靠。”

我们谁的话都不信，因为我们已经打定主意要找一个名叫卡尔万的代理人。这是霍查推荐给我的，说他是代理人中最出色的，因为他有着非常高的成功率。霍查还建议我狠狠地砍价。我们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些自称是“他的人”的难民。他们愿意为我们引见。

我们跟着这帮人慢悠悠地走向港区，前后用了一个小时左右。路上的见闻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在我看来，仿佛全世界的马桶都把脏东西冲到了这里。沿途的难民难以计数。有些三五成群，似乎在朝着什么未知的目的地前进，而其他人则或坐或躺，任由自己舒服。每一张脸上都写着茫然，每一张脸上都刻着不幸和苦难。

“根本无处可逃，小子。”脚下的一个睡袋中，有人用普什图语对我说。那睡袋原本或许是红色的，但如今已然变成了绿褐色。我没有回答。离英国越近，我发现自己变得越冷漠。我的鼻子里充斥着各种人为制造的臭味，而那些带拖挂的大货车冒着浓烟一辆接一辆从我们身旁驶过。

公路的另一侧是一排排用波状钢材搭建起来的仓库，之间是平坦的水泥地面，周围是高大的栅栏。无数海边矮树和柳树组成一片片密不透风的灌木林，使这里看起来就像一座迷宫。树枝上，荆棘丛中，黑色的塑料购物袋在风中“窃窃私语”。

这个地方如此广阔，又如此令人晕头转向，“丛林”之名果然恰如其分。

第二十七章

走进“丛林”，我注意到这里处处可见宝石蓝色的防水油布。每块油布都代表一栋简易房或避难所。沙地上纵横交错的小道将它们连接在一起。这里俨然是一座垃圾之城。堆积如山的垃圾连绵起伏，装满垃圾的黑色塑料袋堆起来有一人多高。垃圾堆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废品：白色的塑料水鼓、肥料袋、塑料杯、食品包装袋、空瓶子、破衣服、烂鞋子，不一而足。

我们经过一间小屋，所谓“小屋”，其实是用三顶破帐篷拼接而成，因此小屋也有了三种颜色——黑、绿和橙。一个用空调管做成的烟囱从屋顶上伸出来。三个身穿黑色长外套、戴着兜帽的苏丹人围坐在一个小火堆前，正用一个烂炖锅煮鸡蛋。一张破旧的米黄色皮革扶手椅、一把破办公椅和一辆头朝下的超市购物手推车组成了他们的全部家具。

我和贾恩朝他们点头示意，继续向前，经过他们的客厅，并小心翼翼地跨过一条临时挖出的排污沟。

我们的向导把我们领到了一群围坐在火堆旁的难民跟前。一个老头儿把一个塑料瓶扔进火中，塑料熔化，一缕青烟袅袅升起。燃烧的塑料味儿虽然呛得人难受，但起码能带来短暂的温暖。

一个肌肉男出现在我们面前。

“古尔瓦力，这就是卡尔万。”

我们握手问安。他的波斯语很流利，虽然有挺重的库尔德口音，但我仍然听得懂。他穿一件黑得发亮的滑雪衫和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大大的太阳镜架在头顶，拢起一绺黑色的刘海。

“你们是新来的，听说你们想去英国？”

“是的。”我说，“明天就想走。”

他搔了搔下巴上稀疏的黑色胡楂儿，回答说：“这个嘛，你有没有把钱交给什么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想知道我有没有把钱交给某个幕后的第三方。换句话说，他在问我是否拥有旅行的信用。大部分来“丛林”的难民都没有预先付款，因为喀布尔和巴基斯坦的代理人只会承诺把你送到希腊，或者巴黎，而他们的收费也仅限于到达这些地方。在那之后，你需要依靠加来的专业代理，比如卡尔万这类人，带你登上渡轮。他们的工作就是协助人们爬上火车或卡车。手上没有现金的人到了“丛林”，只能找一个在法国或英国的第三方作为保证人支付酬金。第三方通常是代理人认识的人，关键是要拥有欧洲银行的账户。如果你有家人或朋友在欧洲，他们也可以替你联络。甚至在巴黎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过一些人，他们声称认识个别第三方可以帮我们打理这边的事务。只要你在巴黎付款（或至少汇款），理论上，当你到达加来时，他们的特别代理已经在等着你了。

沙菲克留在巴黎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想提前付款把路铺好，而不愿像我和贾恩这样两眼一抹黑地来到这里。

在加来还有另外一种选择：代理人会把自己的详细联系方式告诉你，包括他们的银行账户。这些人与你素不相识，但却愿意替你担保，前提是他们需要掌握你的背景资料——你家人的姓名、住址等。你成功到英国后，再把款项全部结清。当然，你也可以就此人间蒸发，把欠账赖掉，而在现实中，这种情况也的确发生过。但强大的网络早已遍布欧洲，如果你想赖账，代理人和你的担保人会发动各种力量追踪你和你的家人。

这样的体系听起来似乎很疯狂，但却行之有效。如果没有效果，恐怕早就被淘汰了。

卡尔万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我在英国有联系人可以担保你的信用。我可以给你提供一部电话和他们的电话号码，由你和他们直接达成协议。只要你们安排妥当，我可以保证把你送到英国去。每人五百欧元，童叟无欺。”

他抚摸着下巴。

我默不作声，不由自主地也摸了摸下巴。又见保证。

“我们有现金。”

“如果给现钱，每个人我只收三百欧元就够了。”

“太多了。我们从哪儿弄那么多钱啊？”

他没有回答。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他继续摸着下巴，这一次带着不耐烦的神气。

“我可以给你五十欧元。”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钞票在他面前晃了晃。我的口袋里还有另外一张五十欧元的纸币，但我不打算让他看到。

他冷冷地盯着钱说：“五十欧元？别浪费我的时间了。”

“求你了，卡尔万，行行好吧，帮帮我们。”

我抓住他的手腕，仰脸看着他，但愿此刻我的眼睛里含着泪水。

正常情况下，卡尔万可能会一把将我推开，甚至揍我一顿。我想他一定有过这个念头，因为我能感觉到他胳膊上的肌肉绷得很紧，但我愿意冒这个险。

“求求你了，卡尔万。”我再次望着他的眼睛。

“那你口袋里的另外五十欧元算怎么回事？”

原来他早已看到，我不情愿地把钱掏了出来。

他扭头看着贾恩：“你呢？你能给多少？”

贾恩也递了五十欧元给他。

“求求你，卡尔万，带我们走吧。”

他耸了耸宽阔的肩膀：“好吧，我带上你们。”他气鼓鼓地瞪了我一眼，仿佛在暗示他知道我玩的把戏。“但要是有人问起，”他凑近我们说，“你们就说每人掏了五百英镑，钱打到了一家英国银行的账户，明白吗？要是你们敢把实情告诉任何人，我就宰了你们。”

*　*　*　*　*　*　*　*

我趴在冰冷的泥地上，从一道铁丝围栏下方的缺口中钻过。

卡尔万把铁丝网高高拉起，嘴里催促着：“动作快点儿！”他紧绷的脸表明铁丝网比想象中要沉重。

我、贾恩以及另外四个阿富汗人一个接一个从缺口处爬进来，拍拍身上的土，瞪大眼睛将灯火通明、停满货车的停车场环视了一周。空气中携雨带雪，我隐约看到几十个身影在一排排高高的挂车尾部摸来摸去，或者猫腰钻到货车底部，仿佛在寻找什么未知的目标。

“快点儿！”卡尔万说，“你们想把最好的位置都让给别人吗？”

我们小跑着跟在他身后。一群群难民——亚洲人、非洲人、阿拉伯人，在公园里徘徊、闲逛，寻找任何可以登船的机会。

“看看下面。”卡尔万说，“那里都是好地方，尤其对你这种小个头，古尔瓦力。”

我正要钻到一辆挂车下面查看，突然一只手扳住了我的肩膀。回过头时，只见身后站了一个巴基斯坦人。他戴着一顶巴拉克拉法帽(1)，整个头部只能看到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别听他的，小朋友。”他用普什图语说，“那下面太冷，就算不把你冻死，冻僵之后你也很可能会从车上掉下来被碾死。最好还是钻到车厢里去。”

继续寻找下去我发现，每一个理想的藏身处都有几十双眼睛盯着。

“咱们走。”卡尔万说，“我有个更好的办法。”

两个小时后，我和贾恩背靠着背，瑟瑟发抖地坐在一处高速公路桥下面。此时，早已过了午夜。

卡尔万去安排别的事了。回来时，他手里挥舞着沉重的灰色螺栓剪说：“先生们，这就是去英国的钥匙。”

他用螺栓剪为我们开辟了通往渡轮码头停车场的道路。

和之前那个停车场不同，这里聚集了不少忙碌的卡车司机。我们三个趴在地上，观察周围的情形。很多司机在检查挂车的车厢门和车底，另有一些在抽烟、聊天、喝咖啡。附近有一长列小汽车在安安静静地排队等候，那里面坐着拖家带口的普通百姓和出行的生意人。

天渐渐破晓，我能感到绝望的气息在体内升腾。卡尔万大喊着要我们和他一同跑过开阔的停车场，同时还要留心警察和随时可能突然出现的司机。

我们蹲在一辆货车的车尾。

“那儿！”卡尔万忽然指着一辆停在边上的银色旅行车说。驾驶座一侧的车门敞开着，一个身影叉开双腿站在栅栏前，两脚之间的地面上升起一股热乎乎的蒸汽。

我们蹑手蹑脚地溜过去。贾恩小心翼翼地打开后座车门，只见后排座位上塞满了盒子和手提箱，但搁脚的地方却空着。我的心怦怦直跳，大着胆子爬上去，并在司机座位后面的狭小空间里尽力缩起身子，好为贾恩留点儿地方。他紧跟着我挤了进来。我听见车门“咔嗒”一声锁上了。司机方便完回来时，我吓得连气都不敢喘了。

由于空间狭小，最受罪的就是双腿，不过好在车里温暖宜人。不大一会儿，车子开始向前移动。贾恩悄悄地拍了拍我的脚踝，仿佛在偷偷庆贺——我们终于踏上了去往英国的旅程。

汽车每次只能向前移动几英尺(2)，司机偶尔点上一支烟，或者调一调车里的广播。而司机一侧车窗外突然传来的说话声令我不由得紧张起来。手电筒的光束照进汽车里面。接着是一声大叫。

司机扭过头，沿着灯光看到了我们。“哎呀！”他大喊一声，迅速跳下了车。

离我脑袋不远的车门被猛地拉开，一只有力的大手将我拖到了冰冷的地面上。警察赫然站在我面前，高声喊叫着什么。

贾恩被从另一侧的车门拖了出去。“别碰他，他还是个孩子！”他对警察大喊。

警察用法语愤怒地吼了回去。从惊慌中镇静下来的司机对着我的脸大呼小叫，还一把将我摁到他的车上，但他很快就被警察拉到了一边。

警察押着我和贾恩往回走，一直走到验票闸门附近的正门入口。

“走吧。”他们把我们赶进了黑夜，“别再让我们抓住。”

我们迅速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他们为什么不把我们抓起来呢，贾恩？”

“我也不知道。其实监狱也不错，有饭吃，有地方住，你说呢？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们才不抓我们。”

我们找到了火车线路，开始沿着它向“丛林”走去。雪下得更大了，凛冽的寒风将湿漉漉的牛仔裤紧贴在我的腿上，贪婪地吸收着我身上的热量。从紧张中平静下来，饥饿的感觉愈发清晰。

回到“丛林”时，我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在几片硬纸板上躺下，努力在卡尔万来找我们之前睡上一会儿。到了晚上，同样的闯关戏码还要再度上演。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我们每天就只做这一件事。

*　*　*　*　*　*　*　*

我们很快发现，每个蛇头都有自己的地盘。具体而言，通常指的是某个停车场，或某段铁路线。有时候，我们看到一大批难民只围着几辆车寻找机会，但却没有一个人到其他蛇头的地盘上碰运气。这里看上去一片混乱，实际上任何事情都井然有序。

有时候，蛇头之间也会用争吵的方式解决纠纷，但大多时候，我们都在疲于奔命：跑过停车场，跑向某些停着的车辆，或者逃避警察或司机。藏到卡车上很简单，不管是车内还是车底，但要做到不被警察和边防人员发现却很难。

他们有狗、有摄像头，况且他们和我们一样，清楚哪些位置适合藏身。当然，被警察抓住也不可怕，他们最终都会放掉我们，只不过每次都会把我们带到离“丛林”很远的地方。如果不够远，他们就开车跑上一段，然后把我们丢到路边。他们无意剥夺我们的自由，只想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消磨我们的耐心，以此迫使我们主动放弃。然而实际上，我们尝试的决心却一次比一次更加坚定。

在卡尔万的精心设计下，我们这个偷渡小团队竟然也被分成了三六九等。每天夜里在执行卡尔万的计划时，我和贾恩都被留到最后才有机会上车。因为我们付的钱最少，自然被他排在了优先顺序的末尾。后来，我和贾恩忍无可忍，只好拿付钱的事来要挟他。

“卡尔万，别再拿我们俩垫底儿了。”我抱怨说，“我们知道你在耍什么花招。你最好停手，要不然我就告诉其他人我们付了多少钱。”

卡尔万火冒三丈，但贾恩的态度也和我一样坚决。

“照古尔瓦力说的做，卡尔万。”

他妥协了。

现在，我们自认为是“卡尔万的人”。我们给自己搭起小帐篷，开始接受和习惯这里的生活。我和贾恩又交了一个新朋友，他是阿富汗人，平日里沉默寡言，但对人格外真诚、周到。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司令”。实际上，他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但他性格中有股特别的气质，让我们一见如故。我们用帆布和柳树枝盖了一间小屋。有天早上，贾恩和“司令”又被警察赶回来时，在一处工地上发现了几张简易小床，便顺手牵羊拖了回来。其实，帆布也是这么得来的，还有煤气罐，是我们从海边街区一个没上锁的小屋里搬来的。我痛恨偷盗，但我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出于绝望。要么去偷，要么等死，这是个很简单的选择题。

生活变成枯燥乏味的死循环：偷渡、被抓、释放、偷盗、修缮我们的避难所。唯一能打破这个循环的便是身体上的需求，比如到救济站领点儿吃的，偶尔去洗个澡，以及断断续续的睡眠。

由于种族上的差别，“丛林”也被划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们各有各的地盘。非洲人似乎最穷，他们睡在离停车场围栏最近的地方，而且他们好像没有代理人，全靠自己碰运气。此外，这里也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他们只在夜里出现，提着罐装啤酒坐下来和我们聊天。他们不像难民，极有可能是住在附近的打工者——邻近港区分布着大量工厂。

不论国籍或目的，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改善自己的处境。哪怕有人在运动场上捡到一个漏气的足球，也能给我们增添宝贵的欢乐时光。

白天时，警察很喜欢突袭“丛林”，大概是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在此聚集休息。很多次，当我正蒙头大睡的时候，他们突然扯下盖在我身上的好心人送的毯子，而后用法语冲我大喊大叫。他们把我们全都赶起来，稍有不从便拳打脚踢。我们被迫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让他们问些根本不需要回答的无聊问题。我每次都告诉他们我只有十三岁，但他们才不在乎。

有时候，一些社会激进分子也会来到“丛林”，在警察与难民之间架起一道人墙。他们大多是些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年轻男女，此外还有一小部分老年人。他们站在我们的避难所外冲警察高呼，要求警察停止骚扰我们。他们手里的扩音器是最令警察尴尬的武器。

对于他们的同情与支持，我们非常感激。一些女士看到我会情不自禁地给我一个拥抱。同类的安慰总会让我感动，它让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被遗忘。有些时候，他们会带来水果和食品，那就更让人开心了。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天天围着我们转，警察也是。迟早有一天，警察们会厌倦这样的游戏。

我曾被警察拘留过几次，每次大约二十四小时。我不介意——拘留室很暖和，而且还能接受医生的检查。与警方合作的是一个志愿者诊所，那里的医生是个法籍阿富汗人，他给了我不少照顾。我的脸上和身上长满了疹子——这是长期卫生状况不佳的后果，但他们也无能为力。诊所里有浴室，只是如果没有医疗上的理由，任何人都不能随便使用。但这个医生心地善良，经常给我开绿灯。

我的衣服经常连续穿上好几个星期也不更换，直到脏得不能再穿，或者生了让我难以忍受的虱子或跳蚤。还好救济站除了施舍食物，偶尔也会分发一些旧衣服。我能盼到的最好的日子，无非就是吃上一顿热饭，得到几件“新”衣服，让医生检查一下身体，顺便在诊所的浴室里偷偷洗个澡，而后焕然一新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讨厌肮脏，但把破衣服扔进火中，看着虱子、跳蚤被活活烧死的情景却也能给我带来些小小的乐趣。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由于身份上的巨大落差所引起的压倒一切的羞耻感。我在很多人的脸上都看到过同样的表情。在他们各自的祖国，很多人也曾经有权有势、受人尊重。然而在这“丛林”之中，我们连人都算不上，我们是给了这个地方名字的一群野兽。

我幻想着自己来到某个法国高官面前，握着他的手质问：“我没有生在欧洲，可这不是我的错。我的祖国战火纷飞，难道仅凭这一点就能剥夺我作为人的资格吗？”

白天为了打发时间，我经常在“丛林”和救济站周边闲逛。警察们见我的次数多了，便以为我是个小偷——扒窃或入室盗窃的小偷。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的确干过这样的事情。于是，他们就故意放慢车速从我旁边经过，并用恶狠狠的眼神向我发出警告。不过，我偶尔也会遇上一两个好心的警察。他们同情我的遭遇，我想大概是他们自己或者亲戚家里有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吧。有时候，他们会给我几欧元零钱，或者一些吃的。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微笑着接受他们的好意。

身在“丛林”，不管多么深恶痛绝，不管希望多么渺茫，每天夜里，我们仍然尝试逃往英国，我们做到了真正的百折不挠。

大约在来“丛林”两周之后的某个晚上，卡尔万为我、贾恩、“司令”以及另外二十一个难民挑选了一辆高栏板货车。当时，司机正好下车去厕所。

“我已经在上面开了一个洞。”卡尔万骄傲地说。我们趴在草地上，冰冷的地面激得我们直哆嗦。

终于盼到起身的时刻，可当我们接近货车时，我犹豫了。“那是什么意思？”我指着车身一侧画着骷髅头的红色标记问。

“别担心，古尔瓦力。”卡尔万说，“只要别吃里面的东西就行。”他推了我一把，“你先上，小家伙。”

我头朝下从黑黢黢的洞口栽了下去，重重落在好似谷物或豆子的货物上面，脸上顿时多了一层细细的粉末。我可以确定车上载的是农作物产品。我爬到靠后的一个角落，一动不动。管它是什么，反正躺在上面挺舒服的。

我听到其他人也爬上车，寻找各自的位置。我们二十四个人在这辆货车上待了整整一夜，每个人都屏气敛息，不敢发出任何声响。早上，司机回来，货车开始缓缓启动。我们能感觉到车子是朝着码头的方向开的——凭感觉判断方向和距离，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然而，在货车该右转驶入码头的地方，司机却继续直行了大约半英里。

司机打开门的时候，我们四散逃窜，因为我们知道那里不是码头。

他用英语冲我们大吼，但我只听懂了其中的几个单词。“……别跑……救护车，救护车……”谁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也就没有一个人停下。

不知道车上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反正我浑身上下沾满了黑不溜秋的粉末。也许因为我是第一个爬到车里的？总之，我看上去比其他任何人都脏。

我们找到一个水管，大伙儿争着洗手、洗脸。洗过之后，我顿时清爽、干净了许多。可是，我的脸热辣辣的，像被火烧一样越来越疼。我不得不闭上眼睛。“哎呀，哎呀。”我大喊着又去接水洗脸。

“司令”正好在旁边，他连忙向我头上脸上撩水：“古尔瓦力，快洗洗。”

“我的眼里进东西了，得赶快洗洗。”

灼热感越来越强。洗脸就像火上浇油。

我大叫起来，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疼痛，就像烈性化学药品在腐蚀我的皮肤。

“司令”拖着我，像拖着一头死羊直奔诊所。经过救济站时，碰巧遇到那位戴着羊绒小便帽的好心女士。她看到我后立刻惊恐地大叫：“快！我们得把他送到医院去！”她抓住我，把我塞进她的汽车。刚一上车，我便疼得昏了过去。

*　*　*　*　*　*　*　*

醒来时周围一片漆黑。尽管什么都看不到，但我知道自己躺在床上。被子松软温暖，透着沁人的清香。

“你感觉好点儿没有？”

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以为自己死了，但女人是法国口音，除非天堂是法国人开的，否则我多半还活着。一只手摸了摸我的肩膀，随后又拿开，接着便开始拆缠在我头上的纱布。渐渐地，我感觉到了光。蒙在眼上的纱布片被轻轻揭开。一个模糊的影子出现在我眼前。

“古尔瓦力。”影子说道。

一道强光刺得我睁不开眼——先是左眼，后是右眼。我眨了眨眼，影子清晰了些。一个中年女人站在我跟前，她一头金发，身穿白大褂，面目慈祥。

她旁边站着一个我不认识的阿富汗男人。他上前一步，用达里语对我说：“你现在在巴黎，这里是医院。”

我又眨了眨眼睛。

“医生说你的眼睛没事。他们会给你开些眼药水、护肤的药膏，还有止痛药。”

我微微一笑，但嘴唇撕裂般疼痛。我觉得上面好像长满了水疱。

“你现在已经可以出院了。我们会把你送到你想去的地方。”

我想去的地方？除了“丛林”那里的临时避难所，我根本无处安身。

回去的时候感觉很奇怪。我躺在救护车后面，脸上涂满药膏。那个阿富汗人与我同行，但我们一路上都沉默不语。我庆幸自己的眼睛安然无恙，但又对剩下的旅程忧心忡忡，不知道这次挫折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与此同时，我又忍不住迁怒于卡尔万，是他让我钻进那辆该死的货车。他一定早就知道，或者至少怀疑车上装有危险品。难道他是故意让我打头阵的？

这件事谁对谁错已经不再重要了，我的使命只有一个——千方百计到英国去。

*　*　*　*　*　*　*　*

回到“丛林”，我又遇到了变故。卡尔万消失得无影无踪。代理人们也全都神龙见首不见尾。警方一直盘问我们他们的底细。可事实上，我们谁都回答不上来。保密是他们的职业操守之一。他们不会告诉任何人自己的住址，或其他详细资料。他们是一群让我猜不透的人。不过，我对他们的背景也不感兴趣。我只是付钱让他们送我去英国，又不是要和他们交朋友。

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代理，他叫普斯迪万。我们苦苦哀求他带上我们。由于钱不够，我们只好请他的一个英国朋友做担保人。

我发现自从上次中毒以后，我变得越来越容易疲劳。我至今也不知道让我受伤的是什么化学品，只知道洗脸的时候那些粉末和水起了化学反应。

贾恩和“司令”对我照顾有加，他们给我带吃的，还坚持让我卧床休息。可当我们夜里出去扒货车的时候，跟着普斯迪万的其他人对我却毫不客气，他们总怪我笨手笨脚，害得他们也错失了良机。在他们眼里，我好像成了害群之马，就好像那天夜里误上运输化学品的货车全是我的错。

这些事无端增添了我的绝望。来到“丛林”这么久，我甚至没有听说过一个成功偷渡到英国的例子。我祈祷能够听到别人成功的消息，好维持我奄奄一息的希望。我甚至开始怀疑我的下半生就要如此度过。

身体差不多康复后，我们尝试扒火车从海底隧道去英国。可是，火车太危险，这一点我早就领教过了。况且，即便成功地爬上火车也很容易被乘警发现，那将意味着要走更远的路回我们所谓的“家”。

在我们不断尝试的这段时间里，港口的防范也大幅升级。有些人被拘留的时间长达二十天。

我听说沙菲克去了敦刻尔克。他认为从那里穿越海峡会容易些。我也曾考虑前往，但这里的经历使我相信，无论从哪里去英国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我苦不堪言，一度失去了信心。我与成功只隔着一湾海峡。有时候，我甚至想，或许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们能直接游到对岸去。

一天夜里，其他人都出去了。我不记得他们说过有什么新点子。我疲惫不堪，脸仍然疼得厉害。它经历了起疱和发黑的阶段，如今正在掉皮。我把头蒙在脏兮兮的毯子下面，真心祝愿贾恩和“司令”能够走运。

他们彻夜未归。

我想为他们高兴，但心情却无比沉重。仅仅因为累，我竟与这千载难逢的逃脱机会失之交臂了。我悔得肠子都青了。我责骂自己：“古尔瓦力，你怎么这么蠢呢？”我以为到此为止了，可转眼发现，他们的离去将我推进了简直暗无天日的境地。

我不敢一个人在小屋里睡觉，好在这里从来不缺新人。我在阿富汗人中看到哪个面善的，就邀请人家和我同住，他们自然感激涕零。

普斯迪万试图说服我们藏在另一种卡车下面，这种卡车的底盘上装有悬吊系统。当车子空着的时候，部分轮胎可以升起来以减轻磨损。那里是个藏身的好地方，但也极其危险，因为一旦车子装上货物，轮胎着地，车厢下沉，藏在那里的人就很容易被压死。有人确实这样丢了性命，所以我才不愿重蹈覆辙——我不想被卡车的悬吊挤成肉饼。

我和其他一些人拒绝了这种做法，但个别人虽然明知道有危险，还是决定碰碰运气。

“没胆量？”普斯迪万说。

“愚蠢。”我摸着下巴说。

那个星期五，普斯迪万夹着一个梯子来到我们中间。“我有新计划。”他揉着肚皮，骄傲地宣布。

我们抄近路来到一个停车场，那里停了许多挂车，车头却不见踪迹。

普斯迪万在停车场上踱来踱去，做足了样子检查每一辆挂车。终于，他对着一辆挂车满意地说：“就它吧。”

他把梯子架在蒙着帆布的车厢上，爬到车顶。随后，他用刀片在帆布上割了一个足以让成年人通过的大洞。我的脸隐隐作痛——这一次，我才不要第一个下去。

“好极了，”他说，“快上来。”

我们一个个钻进去。帆布下盖的是沉重的大箱子。我松了一口气。

“两天。”普斯迪万把脑袋探进洞里说，“两天后，就能去英国啦，哈哈哈。”

随后，他用了十分钟把割开的洞补上，补好之后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我们一共钻进来五个人，且要在这里不吃不喝待上两天。我们静静地躺在黑暗中等待。我睡了一会儿，但老是做稀奇古怪令人不安的梦——梦见我这张遍布水疱的脸被卡车的车轮碾得稀巴烂。我只好闭目养神，保存体力的同时也减少排尿和精神上的折磨。时间过得很慢，我们仿佛等了足足一周，车头才来把挂车接上。

我们一下子全都醒了。

“出发了。”有人在黑暗中悄声说。

压抑已久的沮丧、愤怒和疲惫顿时一扫而光，这一刻，我浑身充满力量，仿佛光明就在不远处向我招手。也许这一次，我能成功。车子开始移动，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结局无非两种：要么原路走回来，要么登上去英国的渡轮。

出停车场左转就是港口的方向，我们对港区的路线早已了然于胸。然而，这辆货车却选择了向右。

“是不是走错了？”我问。

没有人回答，因为他们和我一样忐忑不安。我想，只要朝着对的方向前进，怎样的饥渴我都能忍受，可我们没有。恐慌乘虚而入。有人在黑暗中开始拍打车厢。

“停车！停车！让我们出来。”

我们一齐叫喊。我使劲儿拍身边的箱子，只为引起司机的注意。也许他听到了，也许没有，反正卡车继续向前，离港口越来越远。

过了足足半天，卡车才终于缓缓停下。我们听到有人在外面说话，吓得谁都不敢出声。车厢门打开了，耀眼的日光刺得我们头晕目眩。

“下来。”

是警察。我们从车上跳到路边。这是哪里？我们谁都不知道。

“到英国了吗？”有人奓着胆子问。

“这是比利时。”警察答道。随后，他前仰后合地笑个不停。

他们想把来龙去脉问个清楚，但语言不通使审讯难以继续。最终，他们煞有介事地记下了我们的名字，然后指了指最近的一个十字路口。

这条路，将会格外漫长。

*　*　*　*　*　*　*　*

我们走了一天一夜。中途不时有警察将我们拦下，我们一遍又一遍向他们解释我们的处境，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明白，或者是否在乎。“加来。”他们说着，往往会指向附近的某条路。于是，我们继续走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我低头盯着我的脚：左，右，左，右，仿佛永远没有尽头。

当我们迈着蹒跚的脚步回到帐篷里时，我忽然觉得“丛林”简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累极了，几乎在倒上简易床的那一刻便呼呼大睡起来。今晚，我们谁都无心去港口。

起初，我以为是妈妈叫我起床上学，可警察比我的梦更固执。哦，又到了一周一次的例行突击。我要是死了该多好。现在，我只想睡觉。每一天，我们都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生活的恐惧已然渗透到我的梦境中。这是一种折磨。法国警察知道我们没有别的出路，而他们想做的也不过是羞辱我们，夺走我们仅存的一点点自尊。他们想迫使我们离开，到别的城市——从他们的问题变成别人的问题，而我们别无选择，去英国的决心坚定不移。

每次被抓都要饱受他们的奚落和嘲讽：“这次没戏了，试试下次吧。”

这是一个变态的、没有终结的游戏，而我却被困在其中难以脱身。他们以为这很有趣。每天夜里都是同样的猫捉老鼠的剧情，重复，再重复。

人生，只有当你相信值得为它活下去时才有它的价值。我对我的人生已经产生了怀疑。目睹发生在周围的一切使我激情不再，我变得超然，或者麻木。对我来说，一切都已无所谓。求生的本能依然强烈，然而当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生存时，你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

我的人生就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我们依旧爬上不同的货车碰运气。每天履行着千篇一律的程序：潜入货车，被发现，徒步数英里返回住地。

一天夜里，我们爬上的那辆货车又和我们的目的地背道而驰。我失望透顶，连抱怨的力气都没有。其他人又是拍打车厢又是喊叫，最后竟不顾一切地要破门而出。后来，货车在路边停了下来。司机打开门，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棒，凶神恶煞地瞪着我们。

我们已经没什么可顾忌的。

和我一起的六个同伴一下子跳到那司机身上，又踢又打。

那人丢掉了手里的球棒，在路边缩成一团，嘴里不住哀求：“别打，别打，住手吧，求求你们了。”

说实话，我对司机的确动了点儿恻隐之心。我讨厌暴力。可说到底，我并不在乎司机的死活。他有家有口，有自己的生活。我有什么呢？一无所有。我只是一具行走的皮囊。

过往的车辆纷纷鸣笛示警。同伴们住了手，开始逃离现场。我们一阵狂奔，跑过一个加油站。加油站旁边是一个汽车经销店，店面前的旗杆上除了挂着印有奔驰商标的旗帜，还有一面红黄黑三色旗。

“德国，”有人沮丧地说，“我们到德国了。”

幸亏我跑得够快，要不然就被落在后面一个人哭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只是觉得“丛林”才是我的家。

渐渐地，我有些体力不支，只好沿着公路一边慢跑，一边观察路上的车流。其实，只要往里跨出一小步，所有问题便都解决了：不再有饥饿，不再有恐惧；“丛林”从此与我无关，英国也一样。

可我想起了妈妈。于是，我咬紧牙关继续奔跑下去。

我们这个七人小团体就在这时分裂了。尽管拼命坚持，可疲惫仍然拖住了我的脚步。两个人同意留下来陪我。我们默默走了几个小时。不管精神上还是身体上，我都已经筋疲力尽。我想躺在路边松软的草地上睡一觉，如果走运的话，也许永远不要醒来。我很想赶跑这些念头，可我的虚弱已经超出了极限。

或许我马上就要放弃了，但就在这时，一辆蓝色的小轿车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来，停在了我们前面。一个中年模样、浅黑肤色的女人从车里钻出来。她面带微笑，很真诚地微笑。我也以微笑报答她所带来的不期而遇的温暖。

“难民？”她用英语问。

我能听懂这个词。

“是的。”我们回答。

她打开车门，我满怀感激地爬了上去。我不记得她的名字，我甚至不确定我们是否问过，但她特别友善，而且很明显对我们的处境充满同情。她给了我们一根法式长棍面包和一瓶水。我三下五除二便把面包吞进口中，用水冲下肚子。我感觉自己犹如复活了一样，身上有了力量，只是不知道这是食物的作用，还是她的仁慈所产生的精神上的效果。

她把我们一直送到“丛林”附近。我们的临时住所在那里等着主人归来。

一点点充满人性的微光便能把我从绝望的低谷中拯救出来。这次经历给我带来的感动在精神上持续了好几天，但在“丛林”的日子并未改变，结果没过多久，我就在失望的连续打击下再度消沉下去。

我的肩上扛了太多我无法承受的压力。我还太小，在这个地方根本找不到可以谋生的工作。我本应该待在学校，和小伙伴们一起上课学习、下课玩耍，或者在家享受一家人亲密、团圆的幸福时光。然而，我却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不管这是不是我想看到的样子，总之本能已经取代了理智。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一阵子过后，当我站在一辆装满香蕉的冷藏车前时，我不再犹豫。其他六个同伴有点儿踌躇不前。“我们会被冻死的。”一个人说。

我没有理会，踢掉沾在破靴子上的泥巴，爬了上去。

“古尔瓦力，”他们叫住我，“你当真要这么干？”

我耸耸肩。有什么两样吗？在香蕉车上挨冻，或在11月的“丛林”里挨冻？即将到来的12月势必更加寒冷。与其这样生不如死地活着，倒不如痛痛快快地死掉一了百了。我不想再煎熬下去了。我受够了从救济站领食品，受够了在警察和司机的追赶下疲于奔命，受够了在严寒中无休无止地行走。我的脸已经伤得不成样子，在我眼中它和我的灵魂一样惨不忍睹。

如果其他几个人知道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恐怕是不会跟着我走的。

“这孩子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是这样吗？我不觉得。

(1)巴拉克拉法帽：一种几乎完全包住头和脖子的羊毛兜帽，仅露双眼，有的也露鼻子。

(2)1英尺≈0.305米。

第二十八章

爬进冷藏车，我转身面对代理人说：“什么都别说。”

每次当我们爬上一辆货车，他总是挥挥手对我们说：“Khodahafiz, Farhda Englise.”意思是：“上帝与你们同在。明天，英国。”

他是库尔德人，但每次都用波斯语说这样的话。起初，我还觉得挺有趣，可后来却越发反感。而如今，它听起来就像幸灾乐祸的嘲弄，甚至诅咒。

我们知道从停车场到码头入口的距离，知道货车通过检查站前的减速带时会有一阵颠簸，知道货车慢慢减速是为了排队等候安检。我的脑海中有一幅完整的地图，每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或感受到一次期待中的颠簸，我都在地图上标示出来，盘算着还有多远才能到达我们向往的渡轮。

货车停下了。这里应该是法国方面的检查站，我听到说着法语的警察打开车门例行检查。我以为这下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我甚至已经做好束手就擒的准备，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事我经历过上百次。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他们居然没有发现我们。我们藏在冷藏车的里头，躲在一箱箱香蕉后面。或许那晚警察也有些不耐烦，所以懒得朝里面多看一眼。总之，他们关上了门。

我们进入了未知的领地。这是我漫长的一个多月以来所到过的离码头最近的地方。

货车徐徐向前，我知道，接下来就是英国方面的检查站。车门被再度打开。我尽力压低身体，恨不得自己也变成一箱香蕉。从箱子中间的缝隙，我看到边防人员用手电筒在昏暗的地方照来照去。随后，我听到他们沉重的厚靴底踏在水泥地面上的声音，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们重新回到了令人安心的黑暗之中。

货车摇摇晃晃地向前驶去。每一个陌生的声音都能让我心跳加快。每根车轴经过一段坡道都会发出一阵空洞的金属声。尽管躲在冷藏车中，但我们的热情却高涨起来。

“上船啦。”

“嘘，还没结束。”

我默不作声，连大气都不敢喘。货车停下来不动了，司机随后熄了火。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里，冷藏车里鸦雀无声，我们七个人仿佛变成了七尊石像。

“开船了吗？”有人悄声问。

我屏住呼吸，竖起耳朵仔细倾听。没错，船已经起航，我能感觉到有节奏的摇晃。

英国，我们来了。

我尽量不去想外面深不见底的海水。这是一艘大型渡轮，连见都是头一次，更别提坐过了。我感觉安全了些。操纵这艘大船的都是专业的水手，跟我从前坐过的那艘载满难民的破船完全不同。

我们逐渐放松下来，甚至愉快地聊起了天。

“谢天谢地，他没有把冷气打开。”

车厢里开始闷热起来，但还可以忍受。倘若司机开了冷气，我们说不定会被冻死——在“丛林”的时候，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正因如此，当初上这辆车的时候，才会有那么多人犹豫不决。

仅仅几个小时之前，我还一度认为自己必死无疑。我想过，这一次的结果无非两种：要么我平安到达英国，要么他们在装香蕉的箱子上发现我冻得乌青的尸体。但无论哪种结果，我都再也用不着回到加来那个叫作“丛林”的人间地狱。

“是啊，”有人回答说，“我可不想跟你抱在一块儿取暖，可能还没冻死就已经被你身上的臭味儿给熏死了。”

我们都忍不住笑起来——难民们的幽默总是透着凄凉的自嘲。可是如果没有这种幽默，我们恐怕早就疯掉了。

“嘿，”黑暗中又响起一个声音，“乔治·布什、托尼·布莱尔和哈米德·卡尔扎伊(1)都下地狱了。”

“你是讲笑话，还是想给我鼓鼓劲儿？”

此刻，我们的心情都很不错。这种感觉亦真亦假，难以分辨，但我无法完全放松下来，除非我真的安全了，除非我知道自己在英国将面临怎样的处境。然而，相对几个月来的屡屡失败和痛苦沮丧，我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英国已经在向我招手了，不是吗？

“乔治·布什对撒旦说：‘嘿，撒旦，我得给迪克·切尼(2)打个电话，问问他战争进行得怎么样了。’撒旦回答：‘好啊，乔治，拿十亿美元过来。’布什有点儿不高兴，但他还是付钱打了电话。托尼·布莱尔也来找撒旦：‘嘿，撒旦，我得给远在伦敦的女王打个电话，看看战争进行得怎么样了。’撒旦说：‘好啊，托尼，没问题。拿十亿美元过来。’托尼也不想掏钱，可不掏钱，他怎么打电话呢？最后，我们尊敬的哈米德·卡尔扎伊总统也来到了撒旦面前：‘嘿，撒旦，我得给喀布尔打个电话，问问侵略到什么程度了。’撒旦说：‘没问题，哈米德，你给五十美分就行。’哈米德去打电话时，乔治·布什和托尼·布莱尔不服气地跑到撒旦跟前：‘撒旦，撒旦，你收了我们每人十亿美元，但怎么只收了卡尔扎伊五十美分？这不公平啊。’撒旦转身面对乔治和托尼：‘听着，伙计们，这很公平。你们打给华盛顿和伦敦，那可是长途。哈米德打的是本地电话。’”

我笑得肚子疼，其他人恐怕也都东倒西歪了。我脸上的伤还没有痊愈，在冷藏车几乎静止的空气中痒得难受。我从包里拿出药膏擦了一些，暂时起到了缓解的作用。

大约一个小时后，货车重新发动。渡轮的引擎声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我们开始无所顾忌地大声说话，因为我们成功了。现在，即便被抓住也没关系，我们已经到了英国。

*　*　*　*　*　*　*　*

货车在英国的土地上行驶了一个小时，我们终于耐不住寂寞了。其他六个同伴开始争吵起来，他们在讨论是趁货车停下时从里面把门打开，还是现在就在车厢里制造点儿动静好引起司机注意。他们知道只要一有机会就得赶快逃跑，否则就可能会被抓起来并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我已经厌倦了逃亡，只想安安静静地等着司机自己把门打开。况且，我也早就累得跑不动了。我不知道英国警察会把我怎么样。他们会让我留下吗？或者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将我逮捕并投进监狱？

但我觉得英国应该不会像伊朗、保加利亚，甚至法国那样。我相信这里不会有挥舞着马鞭的野蛮警察，也不会有目无法纪的绑匪伺机对我们下手。如此一来，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但其他人依然忧心忡忡。

“别这么自私啊，小子。你当然无所谓了，他们又不会把你怎么样，可我们呢？”

“那你们跑吧。我留在这里，我什么都不在乎。”我说。

最后，我们决定敲打车厢让司机停车，可他好像什么都听不到。终于，货车停在了目的地，司机打开车门。同伴们已经扎好了架势准备跳车，可司机一眼就看到了我们。你可以想象他有多么震惊。可尽管如此，他的反应倒丝毫没有打折扣。在我们冲到门口之前，他已经敏捷地关上了车门。

“别！”有人大喊。

我只有机会瞥了一眼英国，便立刻被重新锁进了黑暗。我们都很害怕，不知道等着我们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一刻钟后，车门再次打开，四个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站在车外。

他们命令我们下车。我在明亮的阳光下眨着眼睛。外面的一切看起来都特别熟悉，这令我不由得一阵失望。那是一个仓库区，停车场上停着几十辆货车。

平生第一次呼吸到英国的空气，我发现它并不像难民们在“丛林”开玩笑时说的那样充满鱼肉、炸土豆条和烤牛肉的香味儿。不过话说回来，它也没有难闻到哪儿去，或许还有点儿自由的气息。这天阳光普照，是11月里难得的好天气，感觉比我离开法国时还要暖和。和很多人一样，我对英国的印象也是阴雨连绵。

警察询问司机时，我们几个就站在一旁。我想他应该是荷兰人。警察们要他出示证件，而且他们似乎怀疑司机对我们的存在早就知情。为此，司机紧张得满头是汗。

我觉得他很可怜，想过去告诉警察他是无辜的，我们是趁他不注意偷偷爬上车的，可我最终还是选择保持沉默。后来，他们让我们上了一辆警车，把我们带到了肯特郡达特福德附近的一个警察局。

警察局里有协助警察问话的普什图语翻译。他们说我们被捕了，并让我们按了手印。我不是第一次被捕，但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的礼遇。他们向我宣读了权利事宜，说我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不愿意，我还可以拒绝回答警方的提问。真是奇怪，我甚至有点儿反客为主的感觉。

因为过去的种种经历，我对警察怀有莫名的抵触和厌恶，但这一次却和以往大不相同。我不确定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我已经不再害怕了。我见得多了，什么罪也都受过。这些彬彬有礼的英国警察难道会使出比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亚或法国警察更卑鄙的手段吗？

我如实告诉他们我的年龄：“十三岁。”

他们笑起来——带有羞辱性的，尖刻、讽刺的笑。

他们不相信我，让翻译重复问了好几遍。

审问过后，他们把我们送进一间牢房，关了二十四小时。那是我度过的最漫长的二十四小时。我不停地思索：“很好，我到英国了。可现在该怎么办？万一他们驱逐我呢？付出那么多的努力，难道一切又要从头开始？”

我原本一直认为他们不会那么做，但现在我已经不敢确定了。被关进英国牢房的感觉与被关进伊斯坦布尔的牢房并没有太多区别，食物照样索然无味，所有的焦虑一股脑儿涌了回来。

第二天，他们把我们带上了一辆面包车，但却没有告知我们目的地。一切再次变得模糊不清。我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局。可很快，我就发现他们正把我们带回多佛。我看到很多渡轮，和我们来时乘坐的渡轮差不多。它们巨大的船头劈开灰色的波浪，一往无前地驶向遥远的法国海岸。

下车后，我们被带进一栋大门上挂着“移民事务中心”牌子的建筑。一个同伴向我解释了它的意思。现在，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他们要把我们送回法国，甚至阿富汗。这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我不想面对这样的结局，现在回去简直比死掉还要痛苦。

“真主啊，发发慈悲吧。”我祈祷着。

在宽敞的移民中心，我们进了一间普普通通的等候室。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在这里，我又看到了世界各地的不同面孔。我们开始和人们攀谈，打听一下这里的情况。有些人来这里是为了在驱逐文书上签字。留下指纹后，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离开。其他许多人都和我们一样刚刚被捕。

等候室里弥漫着沮丧的气氛。一些人在哭，更多的人只是茫然地坐在地上，抱成一团，身体机械地前后晃动。

功亏一篑的感觉比从一开始就失败要痛苦百倍。

大家同病相怜，而我心里更是充满恐惧。显然，英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天堂之地。

我被单独带进一个房间，去接受两名移民官的问询。在一个翻译的协助下，他们盘问了我几个小时。他们似乎对我的脸格外感兴趣，不停地问我是如何受的伤。他们坚持要看我的烧伤药膏，并千方百计想搞清楚它的真实成分。最后，他们把我送到了一个医生那里。医生检查了我的脸，也检查了那管“可疑的”药膏。

我和不同的人交谈过，他们全是政府官员，所有的谈话都要借助翻译。他们问的问题也大同小异。“你来英国干什么？你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

一整天，我面对的都是这样的问题。他们还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状况，以及我是否要申请庇护。我告诉他们，离开家园是因为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而毋庸置疑，我希望在英国寻求庇护。

逃亡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被人问起是否申请庇护。这种感觉很奇怪。问题本身并没有给我带来安慰——至少没有我想象中的那般激动人心。我以为会像比赛结束时领奖一样头顶光环，掌声环绕。痛苦，疲惫，困惑，我知道该履行的程序必须要履行，但我实在没有精力给出令他们满意的回答。我已经连续数日没有睡觉，也没有进食了。

最起码，当我向移民官说出我的年龄时，他们只是记录下来，而并没有像警察那样笑出声。我曾向一个人打听我哥哥的事，并问他们是否能帮我找到他。听到这里，他笑了。他告诉我说这个国家有6500万人口，要找一个偷渡来的难民简直如大海捞针。最后，他连我哥哥的名字都没有记下。

我不由恼怒万分。众所周知，有些难民是为了投奔亲戚而来的，因此找个人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况且，倘若每个难民到英国之后都被登记进电脑系统，他受累搜索一下我哥哥的名字会有什么损失呢？

我在等候室里耽搁了好几个小时。角落里有台咖啡机，能把黑色的液体注入小巧的棕色塑料杯里。咖啡很热，糖可以随意添加。我恐怕喝了不下八杯，直到脑子晕晕乎乎。可再多的咖啡也代替不了食物——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但却没有一个人给我点儿吃的。

最后，有人过来对我说，我暂时被分配给一个社工，并登记为寻求庇护者。我松了一口气，至少我没有被直接送回老家。一名官员给了我一张证件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出生日期，还有一份说明我是非法入境的文件。他嘱咐我说，我要定期到中心来报到。

看着自己在证件卡上的照片，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照片中的我和一年前那个面带稚气的小男孩已经判若两人。我的脸上布满疤痕和麻点，脸颊瘦削，面容憔悴。

但我很自豪，我做到了。我来到了英国，而且他们并不打算将我驱逐出境，至少目前不会。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一名社工将我带到了酒店。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香蕉冷藏车里的其他同伴，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酒店是一栋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海滨建筑，里里外外整洁、温馨舒适。经理把我带进一个小小的单人间，让我先洗个澡。这件事我不需要别人催第二遍。

我拿着浴巾，沿着走廊去公共浴室的时候，看到一双鞋整齐地摆放在一个房间的门外。我一下子心潮澎湃起来。如果你也曾经枕着一个人的双脚入睡，我想你应该可以体会再次见到他的鞋子时会有多么亲切。

我敲了敲门。开门的人是“司令”。看到我，他脸上绽放出熟悉的笑容。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能在英国见到他令我欣喜万分。他说贾恩和他在移民中心分开了，至于贾恩后来去了哪里，他也无从知晓。

那天晚上在酒店，我们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然后又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用大米饭和香辣肉酱做的晚餐。夜里，我睡得像个孩子一样香甜。

*　*　*　*　*　*　*　*

第二天早上，我有种重生的感觉。

“走，咱们看看英国什么样。”“司令”用餐巾纸擦掉早餐时留在嘴巴上的食物残渣，动作优雅得像个英国绅士。

我们沿着海边信步走到了多佛市中心。清新的海风吹在脸上凉爽宜人，仿佛比药膏更能治愈我的伤痕。

我们爬上白垩质的悬崖前往坐落于山顶的黑石古堡。从我们所处的位置极目远眺，我能看见几十艘大船航行在英吉利海峡之上。

遥远的地平线上便是法国的加来——我们逃离的地方，那里的“丛林”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天色渐晚，海峡那边又有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正想尽各种办法跨越这片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水域。热水澡、干净的衣服、自由、容身之地——这就是我现在所拥有的。我感觉自己像个国王。如此简单的满足，为什么不能人人都拥有呢？像蝼蚁一样低贱的人们为什么要把我四十八小时之前还曾经住过的临时帐篷叫作家？

心理上，我仍然是一团糟。我觉得孤独、沮丧，我需要家人的陪伴，我需要找到哈扎特。然而，要找到哈扎特，我只知道一条路。

于是，我又一次踏上了逃亡之旅。

*　*　*　*　*　*　*　*

我把剩下的最后一百欧元换成了英镑。我一路打听来到多佛火车站，买了一张去伦敦的票。我不知道哈扎特在哪儿，但我的寻找总要从一个特定的地方开始。

火车启动时，我信心满满。既然我在罗马、雅典和巴黎都能找到我想要找的人，那么伦敦又能有什么不同呢？

到达伦敦桥车站，我又改了主意。伦敦似乎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城市，它大得犹如没有边际，置身其中令人晕头转向。但我决心采用在其他欧洲城市中使用的老方法：我在火车站附近的大街小巷上闲逛，寻找阿富汗人的身影，并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哈扎特·帕萨雷的年轻人。然而，他们众口一词地告诉我——去找社会服务部门。

这使我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多么愚蠢。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运作体系，我首先要了解这里的体系。在大街上向阿富汗人打听本地代理或蛇头的下落或许还行，但若要找别的人，这里有不同的方式。

我要回多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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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位女社工前来找我。她是东欧人。因为同是难民的身份，我想她对我的处境说不定会很同情。

我只能听懂几句简单的英语短语和基本的问话，比如“你叫什么名字”。法国警察逮捕我时说了不少英语，让我发觉这种语言比希腊语、意大利语或法语都更为简单。可惜，这位社工的英语并不比我强多少，而且我还发现她态度冷淡，有些咄咄逼人。她不相信我只有十三岁，而我也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让她信服。她盯着我，好像我是卡在她鞋子里的一颗讨厌的石子。她说她来自肯特郡的社会服务部门，我需要先接受面试，他们才能决定对我做出怎样的安排。而且，我还要做一个年龄鉴定。

随后的几天，我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好在大部分时间我都有“司令”陪伴。酒店里的人每天都要接受询问，而询问之后通常会被带走。“司令”说一些人去了阿普尔多尔——一个专门接收无家可归的未成年难民的特别机构，而另一些人则和他们的亲戚取得了联系，并获准与他们同住。而我依旧前途未卜。

我依然担心自己会被驱逐出境。每一天，我都想起哈扎特，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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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鉴定那天，社工过来接我。她把我带到肯特社会服务部的一间办公室。和我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是五个陌生人，他们有的来自社会服务部，有的来自肯特郡议会，另外还有个普什图语翻译。

鉴定过程长达几个小时。这期间，他们每个人都特别严肃、庄重，不苟言笑。这里的感觉简直比移民中心还要糟糕。

他们提的一些问题实在无聊极了，比如让我说几个阿富汗的街道名字，好像他们连我是不是阿富汗人都有所怀疑。他们问我贾拉拉巴德中央广场的名字，问我阿富汗最有名的河流是哪些。我的回答自然无懈可击。

后来，翻译向我解释说，他们认为我太聪明、太成熟，不像十三岁的孩子——仿佛答得上他们那些愚蠢的问题就能证明我是个成年人一样。

鉴定结束，他们让我去等候室等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才又把我叫回去。来自议会的一个家伙，脸皮简直和他的衣服一样苍白且皱巴巴的，对我说了一席话，翻译随后向我解释了大意。

“根据鉴定的结果，我们认为你的年龄应该是十六岁半，因此你的出生日期应该为1991年5月1日。”

难以置信。经历了那么多——残酷、虐待、侮辱，如今又要让一群陌生人来决定我的出生日期。这样荒唐的事我无法忍受。

他们给了我一份年龄鉴定证明，上面写着鉴定结果和我的新出生日期。我看不懂证明上具体写了些什么，但能认出年月日。

我一把将证明撕掉扔在桌上。“谢谢，但我不需要这个，你们自己留着吧。”我不屑地看着落在他们面前的纸片，气愤地说。尽管翻译稍后才把我的话翻成英文，但我的反应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的态度。他们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也许我的样子比我的年龄看起来更成熟些，但他们为什么不想想我都经历了什么？我的脸被化学品烫伤，从而有了如今的面貌。况且，我只能比别人更快地成长，有时候甚至还要虚张声势假装坚强。这些人为什么就不明白呢？难道他们没有看见我刚到多佛时的身体检查报告？难道他们不知道长期风吹雨淋、忍饥挨饿会怎样改变一个人的样貌？

我大步走出办公室，以示抗议。我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推翻他们可笑的鉴定结果，而常识在这些人面前根本行不通。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并没有逃出生天。现在，只是把蛇头和代理人变成了眼前的这群官僚。说到底，我的命运依旧攥在陌生人的手中。

被人无端当成一个说谎的人令我痛心疾首。当着他们的面发脾气之后，我拒绝再说一个字。面对一群蠢货，我再怎么配合又有什么用？

几天后，一些官员来到酒店。

“古尔瓦力。”酒店经理说，他身后站着两个陌生人，“他们要带你去阿普尔多尔。”

(1)哈米德·卡尔扎伊：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2009年11月2日，卡尔扎伊竞选第二任总统成功。

(2)迪克·切尼：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副总统。

第二十九章

说白了，阿普尔多尔就是一个大型招待所，这里面住的都是无家可归的移民和儿童难民。它一共设有二十九间双人卧房和一个很大的公共厨房及休息室。我到的时候，阿普尔多尔已经收留了二十个左右十六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他们中绝大部分为阿富汗人，但也有黑人和阿拉伯人。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无亲无故，孤身一人。

我们的生活有护工负责照料。他们都是些好心人。负责我的护工名叫斯科特，是中心的助理经理。他年纪不大，天性幽默，总能逗得我哈哈大笑，可惜他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想和他单独相聚总是很难。

这个地方设施完善，房间很整洁，布置着现代家具。室外有乒乓球台和足球场。为了我们，他们果真不遗余力。

这里收留我们的另外一个初衷是希望我们能利用这段时间了解英国。通过上课，我们学习英国的历史、君主制和文化。我们观看的一则视频告诉我们，英国是民主之父，也是人权领袖。

此外，我们还上生活技能课，比如时间和金钱管理，以及如何乘坐公共交通。如果我们能主动打扫房间或在厨房帮忙，还能得到一定的嘉奖。我们还参与厨房的每周大采购，以此学习如何管理和分配预算。

我很怀念和大人们在一起的时光，这可能是因为一路上和我结伴而行的大多是巴雅雷那样的成年人。因此，相对于和那些像我一样垂头丧气的小孩子聊天，我更乐意到厨房里帮师傅们做事：洗碗，卸货，清理架子之类。我连自己的经历都不愿回想，更不用说去倾听别人的故事。我无力应付那样的哀痛。

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一笔买衣服的预算，但我们必须事先列下清单，说明特定的场合或天气下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希望我们能精打细算，不浪费一分钱。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将来我们能够离开中心独立生活。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用的技能。

说起来，我第一次去购物的经历倒十分有趣。社工给了我一笔买衣服的钱——我想大约有一百英镑吧。其中一个名叫罗琳的护工带我去逛街，并帮我挑选了许多东西。她带我去了一家她很熟悉的大商场，说那里有特价商品，非常实惠。她对我说，明智的英国人都会去那里购物，但有钱人却很瞧不起这些地方。

在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我挑花了眼——这里的商品应有尽有，从家居清洁用品到玩具、衣服和床上用品。罗琳领着我在货架中间逛来逛去，寻找打折和特价商品。最后，我们买了袜子、毛巾、衬衣和牛仔裤。自从离开阿富汗，我还从来没有买过这么多的衣服。

回中心时，我和罗琳都很自豪，我们的钱真正花到了实处。仅凭这一点，我就对她心存感激。我体验到了真实的成就感——这是我到中心以来的第一个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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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里刚待了两周多就又见到了“司令”，他也被送到了阿普尔多尔。让人高兴的是，我们两个获准住在同一个房间。他也经历了年龄鉴定，不过负责他的是另外一个社工，为他做鉴定的也是不同的人。他说自己十五岁，那些人相信了。后来，他被送往黑斯廷斯的一个寄养家庭，于是我再度成为孤家寡人。我为什么不能被收养呢？我对我的年龄鉴定和那些无谓的争论依旧耿耿于怀，但目前似乎已经没人再把我的事放在心上了。

在阿普尔多尔期间，有一件事倒十分让我满意，即每个星期五他们都会把我们送到火车站，让我们搭车去坦布里奇韦尔斯的一个清真寺。在异国他乡遇到穆斯林是件令人欣慰的事。但坦布里奇韦尔斯好像并没有太多移民，那里的街上仿佛全是英国人，让我这个外国少年浑身不自在。我总觉得别人在盯着我看，且眼神中充满了蔑视。然而不得不承认，坦布里奇韦尔斯是座特别漂亮的城市，我尤其喜爱那里的建筑。

对中心的工作人员来说，让我们独自去清真寺并不是一件小事，没有足够的信任是做不到的。也许我曾经动过一两次逃走的念头，但后来都放弃了，因为我想只要留在阿普尔多尔，将来就有机会和社会服务部门搞清楚我的年龄问题。到那时，我就能一心一意地寻找我的哥哥了。留下的另外一个理由，是我已经熟悉了去清真寺的路，这让我有资本向那些新来的同胞炫耀。况且，去清真寺的路上有几处漂亮的风景格外赏心悦目。

我们甚至还有幸去了伦敦，参观了国家肖像美术馆。我不懂艺术。伊斯兰教禁止画像，塔利班禁止摄影，因此我并没有多少机会接触肖像和摄影作品。看着那些已经去世几百年的人物的脸，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坦率地说，这种感觉很无聊。我想，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我的内心依然还保留着一点点孩子的天性吧。不过，我对大英博物馆倒是格外钟情。

护工每周会给我们十英镑零花钱，大多数人都用这笔钱给家里人打电话。遗憾的是我没有电话可打。我们平时还做些社会工作，比如去附近的蒸汽机车中心打扫卫生，帮助肯特郡议会环境署植树等。我喜欢做这类事，它们让我想起小时候砍树枝补教室屋顶的经历。体力劳动对我有好处。我在肯特郡一共种了十五棵树，这件事到现在想想我都觉得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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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心一月有余，我开始担心自己还能不能离开阿普尔多尔。我的精神状况再次出现了问题——我感到冷落、孤独和麻木。

一天，我坐在厨房里和一个叫基兰的男孩儿聊天。他是新来的，老家在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他说他曾被巴基斯坦军人逮捕，并被绑住双脚倒挂起来用小木棍抽打。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遭受那样的虐待，因为他的家人中并没有人参与俾路支独立运动。他说他的家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一点和我的家人截然相反。

我很想安慰基兰，向他表示支持和关注，但我缺少这么做的动力。我心里想着如何才能在不伤害他感情的前提下，礼貌地转身走开。这时，我身后响起了一个声音。

“古尔瓦力。”

叫我的人是沙菲克。我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椅子剧烈地晃了晃，差点儿倒掉。

沙菲克一把抱住我，嘴里激动地大呼小叫，引得其他房间里的孩子纷纷出来查看是怎么回事。等我们两个都平静下来之后，他才一五一十地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他是从法国的敦刻尔克港偷渡到英国来的。当时，他藏在一辆卡车车身一侧的一个铁箱子里。他知道那么做要冒很大的险，因为躲在狭小而又密闭的空间里很可能会因为缺氧而窒息。但是和我一样，他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我真替他高兴，因为他不用再留在法国忍受严冬。他的到来让我低落的心情有所缓解。什么时候我们都希望身边有个知根知底的人，那能省去不少口舌和麻烦。

又过了不久，我得到通知说要接受内政部门的一次面试。面试之前，他们委派了一个法定代理人到阿普尔多尔来见我，好让我事先熟悉一下流程。来者是一位面目和善的女士，我告诉她我的年龄时，她并没有提出质疑。她看起来很相信我，这让我不由得对她燃起了一丝希望，但愿她能为我提供点儿实质性的帮助。我还求她帮我寻找哈扎特。她说这件事我需要自己向内政部提出，不过她会在我的档案中加个备注。

然而到了这个阶段，我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了，因此也就没有把我在阿富汗的经历向她和盘托出。一直以来，每个人都在问我同样的问题，可我觉得没有一个人真正倾听过我的遭遇，所以我也懒得多说。我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把陈旧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出来。

我是未成年人。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们，可他们仍然把我当作成年人看待。当我发现内政部的官员是以对待成年人而非儿童的方式——若是后者，对方的态度会温和得多——来和我面谈时，我的肺都快气炸了。这一定是社会服务部那帮官僚搞的鬼。最终，我还发现，虽然当初多佛移民事务中心的人相信了我的年龄，但有了社会服务部的鉴定之后，他们也改了口。

面谈当天，我浑身不舒服。我调动起每一盎司(1)的动力才让自己如约前往。我的想法是，既然他们横竖都不会相信我，面谈又有什么意义呢？

面谈地点位于伦敦的克里登。一位护工和我同行。克里登这个地方给人以阴沉、冰冷和丑陋的感觉，这与我的心境倒是完全契合。我们到的地方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月亮神殿。可惜，这里给人的感觉更加沉闷、压抑。门外排着弯弯曲曲的长队，而到了里面，排队的人更多，且充斥着嘈杂的人声——哭泣、争吵，非一般的喧闹。

我吃惊地发现我的法定代理人居然没来，而她曾向我保证说一定会到场的。来的是她的一个同事，可这人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很明显，他也只是在十分钟之前才读了一点儿关于我的资料。

我由翻译陪同着被带进一个房间，那阵势就像上法庭受审一样。

如果我对社会服务部的鉴定只是不满的话，那么这一次的经历则令我义愤填膺。他们好像在故意刺激我，使我内疚，让我觉得胆敢跑到英国来是一件天地不容的丑事。我感觉遭到了迫害和歧视。

我告诉他们我只有十三岁，可坐在桌前的一名男子说：“对不起，我们今天来这里不是讨论你的年龄的。那件事已经盖棺论定了。”随后，他们说我向我的律师提供了一些新情况，问我为什么在陈述阶段没有把那些资料告诉他们。他们还说我的回答和当初在多佛的移民中心所提供的资料有很大的出入。

也许确实如此，可那有什么奇怪的？我在冷藏车里关了那么久，没吃没喝，又受到惊吓。我对英国人的处事方式一窍不通，我不知道你们会记下每一个细节，更不知道这些细节会影响到我的将来。难道他们无法理解，即便我犯了错误，也顶多算是无心之失吗？

我说不出话，开始哭了起来，这更让我觉得丢脸。随后，有个人竟然用讥讽的口吻让我别再演戏。

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侮辱。我气愤地用拳头捶起桌子。他们都不说话，一个个瞪眼望着我，仿佛又发现了新的罪证。

面谈的整个过程都特别冰冷、特别奇怪。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告诉陌生人，这不符合我们的文化精神，我们尊重彼此的隐私。更何况，我只是被动地经历了一些事，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可现在，我却要把这些并不光彩的经历告诉一群素不相识的人。

并非我不愿倾诉，但前提是我需要一个安全、放心的环境才能开口，而面谈的气氛恰好与此相反。

长达四个小时的面谈行将结束之时，他们说会考虑我的庇护申请，最终结果将另行通知。

但我已经不抱希望了。

*　*　*　*　*　*　*　*

回到中心，我倍感沮丧。然而，祸不单行，沙菲克也做了年龄鉴定，结果被认为是十八岁，而实际上他才十六。鉴定之后，他立刻被移民官带到了拘留中心。我们甚至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进拘留中心一周之后，他被告知将在三十天内被遣返阿富汗。但后来峰回路转，沙菲克遇到了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律师。他就沙菲克的年龄鉴定和被拘留一事分别向肯特郡议会和内政部提出质疑。随后，他安排医生重新鉴定沙菲克的年龄，结果医生认为他还不到十六岁。就这样，他从拘留中心又回到了阿普尔多尔。后来，他获准在英国居留两年，并被送到吉林厄姆的一户人家寄养。

等他安顿下来之后，我就可以去看他了，但我觉得他并不喜欢这样的安排。收养他的那户人家虽然很好，但我和他都有种感觉，他们收养沙菲克并非出于关怀，而只是为了钱。看到这样的结果，我反倒为自己没有被人收养感到庆幸了。

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已经低落到极点。我想起了意大利的儿童院和心地善良的亚历珊德拉，心想如果我还留在那里该多好啊，至少他们对我更友善一些。想到这里，我甚至对找哥哥的事都失去了信心。没有人愿意帮我，偌大一个国家，我该怎么开始呢？

有一天，我又没忍住怒火。一气之下，我离开中心向火车站走去。当时是11月底，又临近傍晚，所以当我到车站时，天已经黑了。我坐火车去了坦布里奇韦尔斯，下车后只是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我希望警察把我抓起来。当时，我肯定失去了理智，因为我像个僵尸一样走在马路中央，满心期待能有一辆汽车把我撞死。

我就那样走了几个小时，后来我意识到，除了阿普尔多尔，我根本无处可去。我打电话给中心，告诉他们我在火车站。接电话的是一个护工。我不知道当时我有没有奢望他们的理解，总之我没有得到。

“古尔瓦力，你怎么那么没良心？我们为你做了那么多，你却一点儿都不知道感恩。你知不知道我们都很担心你？”

回到中心，我径直跑回自己的房间。我无颜面对任何人，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猜他们一定都很讨厌我吧。

“古尔瓦力，你真让我们失望。我们要剥夺你的自由和所有特权，从现在起，不准你再离开中心。”

我知道我的行为有失妥当，可难道他们就看不出我内心的痛苦吗？

噩梦再度找上我，就像当初在意大利和希腊一样。我经常在夜里尖叫着醒来，以为自己的床着了火，那种被火烧的感觉是如此真实，竟使我冲进卫生间浇水灭火。有时候，我惊慌失措，喘不上气，身体也无法动弹，只能躺在床上听天由命。我想念妈妈和奶奶，尤其在噩梦连连的深夜，我多希望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在我身边，给我安慰，抱着我说不怕不怕，只是做梦而已。而现在，我只能靠自我安慰度过漫漫长夜。

一两天后，中心组织大家去伦敦一日游，据说有机会体验一番伦敦眼的刺激。然而，我被剥夺了同去的资格，作为对我试图逃跑的惩罚。我对惩罚并无异议，只是心里难免更加失落。

我平生第一次有了自杀的念头。在加来，最坏的时候我也只不过是听天由命，但现在，我想死。

众人回来时，我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间里。

“古尔瓦力，开门。”有个家伙使劲儿敲着我的房门，我没有理会，我才不想听他们炫耀旅行中的见闻和感受，“古尔瓦力，我们有件事要告诉你。”

“走开，别烦我。”

又是一阵敲门声。

“古尔瓦力。”他说，“我们找到哈扎特了。”

(1)1盎司≈28.350克。

第三十章

第二天，梦想终于照进现实。当护工把电话递给我时，我的手不停地发抖，我已经激动得喘不过气了。

“古尔瓦力？”

我呜咽起来。随后的事在记忆中竟有些模糊。哈扎特在狂喜之下有些语无伦次，他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他说他从未放弃过希望。为了找我，他在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人都会拿出当初代理人在白沙瓦给他的那张我的护照照片让人家看。

他半年前抵达英国，住在曼彻斯特附近。后来，他到大学里学习英语，并在一家商店打工挣钱。他和一个朋友同住，因为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庇护申请，他获准在英国居留两年。

对于这次重逢，我们谁都不敢相信天下竟有如此的巧合。他和他的朋友刚好到伦敦旅行，当他们漫步在泰晤士河南岸时，看到伦敦眼旁边聚集了一群阿富汗少年——也就是我在阿普尔多尔的朋友们，就在河边闲聊了一会儿。聊天期间，我们这里的一个人发现他和我长得很像，就顺口说了一句。于是，哈扎特便问他名字，得知是我后，他高兴地连连大叫：“那是我弟弟！那是我弟弟！”

他的社工安排他几天后来见我。我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我的哥哥还是当初的哈扎特吗？我担心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些屈辱和创伤已经改变了他。

事实的确如此，见面时，我几乎认不出他。哈扎特已经活脱脱是个大人了。当他抱住我时，我忍不住又像从前那样奚落他：“我说哥哥，你胖了，怎么会这样呢？”

那一天，我们分享着彼此的经历和故事。实际上，我们的经历大同小异，全都充满了痛苦和波折，但他在伊斯坦布尔逗留的时间比较短，而在希腊逗留的时间比较长。想到远在阿富汗的家人，我们不由得抱头痛哭。

哈扎特离开之后，我的心情一落千丈。我满脑子只想着两件事：离开阿普尔多尔去找他；说服内政部，使他们相信我只有十三岁。可是，坏消息接踵而至。

我的庇护申请被拒绝了。

但是，我获准在英国居留一年，从2007年11月17日抵达英国起，到2008年11月。由于我的年龄被错误地认定为十七岁，因此在那以后，我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或者被驱逐出境。

能够居留一年已经是让人欣慰的结果，总比马上被驱逐出境好一些，但搞错年龄的事仍令我耿耿于怀。

然而，令人气愤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最新的文件上，我竟然被标注为“国籍不明”。

他们怎么可以如此不负责任？

雪上加霜的是，我希望和哈扎特住在一起的请求被无情驳回。按照他们的说法，我只能待在肯特郡。

这段时间，我遇到的唯一一件好事发生在2008年3月——中心为我换了一个新的社工。她是伊朗人的后裔，所以我们可以同时用波斯语和蹩脚的英语交流。克服了语言障碍对我们都有好处。而且，从文化上我也感觉和她很有共同语言。相比之下，我觉得在她之前的那个社工有一点点种族主义的倾向，所以我们的相处才格外冷淡。这个名叫纳茜的女社工十分乐于助人，可她也认为我的处境不容乐观，我很可能要面临被驱逐出境的结局。

通过她，社会服务部为我和其他寻求避难者在格雷夫森德的一个住宅区找到了临时住所。我的新家看起来不错，是一套很现代的两居室。我的室友也是阿富汗人，年龄不到三十岁。他把我当小孩子看待，对我从来都不屑一顾。这里的环境比中心要吵闹得多。有些人夜夜笙歌，不知疲倦，而这种放纵式的狂欢更加重了我的孤独。此外，还有赶也赶不走的噩梦。

室友认为我半夜的惊叫是故意装出来的，因此到纳茜跟前去告状。无中生有的指责严重侮辱了我的尊严。我的忍耐达到了极限。

第二天，我从容地走进一家药店，买了一瓶醋氨酚(1)。

随后，我把整瓶药都吞了下去。

(1)醋氨酚：又名扑热息痛，是作为阿司匹林替代品使用的温和镇痛剂和退烧药。

第三十一章

室友发现我不省人事便立刻叫了救护车。到了医院，医生喂我吃了些引吐的药。我的胃本来就不好，此刻更是翻江倒海，一阵阵抽搐，一阵阵恶心，让我吐出了一口口绿色的胆汁。我很感激医生没有用更粗暴的方式。

几天之后，我才出院。生活一如既往的孤独、寂寞。

没有学上，没有活儿干，每天浑浑噩噩地耗日子。我不想蹉跎大好时光，便从当地一家慈善商店买了些书，打算提高一下我的英语水平。我还坚持阅读《古兰经》，它是我的动力之源，无论何时都能给我以安慰。我的内心痛苦不堪。伊斯兰教教义明确禁止自杀行为，我对自己曾经的鲁莽之举感到内疚。但我相信，这是真主对我是否虔诚信教的又一次考验。我有种悬在半空的感觉，一边是我亲身经历的残酷现实，一边是靠祈祷获得的片刻宁静。我深知自己犯了错，但同时我又相信真主并没有抛弃我。

纳茜想办法让我获得了到西北肯特学院听课的资格，每周两天。我让老师看我最初的身份证件，那上面写着我十三岁，并告诉他们我该去的地方不是大学而是中学，可他们对此同样爱莫能助。

就这样，我在大学里上了几个月的课。毫无疑问，我的同学年纪都比我大，但他们同样也在努力适应那里的生活。个别同学耐不住寂寞，便利用酒精麻醉自己。我不赞成酗酒，但有时候想想，也许那也是一种自我治疗心理创伤的好方法。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突然就不来上学了，后来听说他被捕入狱，理由是暴力袭击他人。

我想，在我们那种僵硬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猛然来到英国这种崇尚社会自由的国家，大概会有点儿水土不服吧。因为没有钱，我们能干的事非常有限。因为年龄小，我每隔两周能拿到九十四英镑的额外补助，但我要用这笔钱应付全部的日常开支，包括乘坐公共汽车。我很会精打细算，而且我也学会了淘货。超市里的特价优惠和打折食品区是我最常光顾的地方。可即便如此，生活依旧捉襟见肘。

沙菲克和我在同一个学院读书。他经常来看我，但他的这点儿安慰仍不足以填补我寂寞的鸿沟。我想我哥哥，这种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烈。经历了那么多坎坷，如今我们终于同在一个国家，但却不能时时相见，这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我用全部的补助买了一张去曼彻斯特的火车票。下车之后，我给我的社工纳茜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说，我将不再回去。

“你必须得回来。你的登记档案在肯特郡，离开这里会给你惹来大麻烦的。你大可以去见你的哥哥，但如果你不回来，我只能向上头报告说你失踪了。”

我的人生早就一团漆黑，事已至此，好一点儿或差一点儿又有什么所谓呢？

*　*　*　*　*　*　*　*

我决定了，既然别人帮不了我，那我只能靠自己。在曼彻斯特，我直接去了当地的几所学校，请求他们接收我这个学生。但他们的回答是无能为力，因为很多事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我又一次发现，在英国，一切都有它的制度。在挑战它们之前，我需要首先透彻地理解它们。

想方设法证明我的年龄，这是第一步。

我和哈扎特去了位于伦敦的阿富汗大使馆。我向他们申请新的护照，并把记录着我的真实出生日期的移民身份证交给他们。此外，我还需要两个人以书面形式证明我的真实身份和年龄。

拿到护照后，我把它寄给内政部作为凭证，可惜这么做事与愿违。内政部问我，既然我提出了庇护申请，又如何能得到阿富汗大使馆的协助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我并没有遭到阿富汗政府的迫害（许多难民都是因为遭到本国政府的迫害才逃离家园，到别的国家寻求庇护的），迫使我逃亡的是塔利班和美军。

随着对英国认识的不断深入，我的内心也越来越矛盾。一方面，因为哈扎特的缘故，我很想留下来；可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国家对发生在我们祖国的战争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英国是美国的主要盟友。而且，想想杜兰德线，以及1839年和1868年的两次英阿战争，我认为英国与阿富汗历史上的长期动荡，以及今天的混乱局面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因此，我对英国的态度可谓又爱又恨。我已经很难驾驭这两种互相冲突的情感了。

在曼彻斯特时，哥哥的一些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个名叫“起点”的地方。那是一个特殊的教育中心，位于波尔顿附近，专门针对像我这样刚到英国的外国儿童。起点提供各门基础学科的强化教育，其英语支持方面的计划也十分完善。

起点的校长是一位名叫凯蒂·凯利特的女士，她答应见我一面。坐在她的办公室里，喝着巧克力热饮，我只觉得温馨、舒适。她很善于倾听，也很善于营造轻松、愉悦的谈话气氛，因而我在心平气和中述说了自己的处境，并特别交代了年龄之争给我带来的困扰。

而她随后的一席话改变了一切。她说：“古尔瓦力，我相信你。你可以来我们学校学习。”

她说像我这种因为年龄而引起的争议经常发生。当她让秘书为我打印相关证明，并从学校的商店给我拿来一套崭新的校服时，我几乎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了。凯利特女士还说她会联系纳茜，并处理好其他所有的事。她的仁慈令我感慨万千。后来，她代表我联系了曼彻斯特社会服务部，请他们将我的监护责任从肯特郡转过来。但对方拒绝了她的请求，原因是他们和肯特郡的同行之间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因此不想出这个头。最后，我获准留在曼彻斯特，但依旧归肯特郡监护，真是有意思。

但凯利特女士还是成功地说服了肯特郡社会服务部门，为我在曼彻斯特找了个落脚的地方。哈扎特本身就和朋友们住在一起，我住在他那里会多有不便。凯利特女士在曼彻斯特南部的休姆为我找了个住所。那里和我在格雷夫森德的住所差不多，同样要与人合住。这一次，我的室友是个三十多岁的克什米尔人。之所以和成年人同住，是因为社会服务部依然坚持我的年龄是十六岁。从此，我每天都要转一次公交车才能到起点上课，但我并不觉得麻烦。能来这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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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行将结束，而我也度过了我的十四岁生日。两年以来，我终于又有了做回孩子的感觉。起点任命我为校学生会主席，这令我无比骄傲。

在起点的日子大大改变了我对英国的看法。我喜欢这里，因为我的价值得到了体现。而更重要的是，人们关心我的进步。每当我取得好成绩，或者获得了一个小金星时，住在我心底的那个正常的孩子就仿佛又活了过来。

在起点上学的其他孩子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也不乏在英国寻求庇护者，还有些则来自因为工作关系而移民到英国的家庭。学生的人数变化较大，多的时候有五十人，少的时候则只有可怜的十来个人。我很感激英国政府愿意给我们这样的孩子提供学习的机会。起点成了我的新家。布罗迪太太上课时，我最喜欢坐在前排，举起手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种感觉妙不可言。

“古尔瓦力，你提的问题已经够多啦，能不能让其他同学也有个提问的机会？”她看着我热情晃动的手，微笑着说。可我难以抑制强烈的求知欲，每一分钟都舍不得放弃。课间休息时，她会给我一些面包和茶，然后坐下来和我聊天。布罗迪太太和凯利特女士都是我十分尊敬和爱戴的人。她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终生难忘。

起点的学生们每周都要去一次本地的一家老人院。我很喜欢这样的活动，因为我喜欢接触老年人，他们会让我想起我的爷爷、奶奶。我觉得住在那里的老人们都很可怜，因为他们无法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天伦之乐，而其中有些老人孤苦伶仃，早就没有了家人。

在学校的这段时间对我影响巨大。经历那么多次的九死一生后，现在这种充实、安逸的生活简直像在做梦。学校的目的就是把我们从难民改造成普通人，让我们重新做回孩子。

可我内心经历着恐惧、忧伤与愤怒的轮番折磨，我的心情起起落落。有时候，我的熊熊怒火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我不知道该如何控制，也不知道该向谁寻求帮助。这些秘密的情感我不想让老师们知道，因为我不希望他们认为我是个坏孩子。

每天夜里醒来，我的身体都像泡在汗水和泪水里，而灵魂却仍被噩梦紧紧缠住。

生活越是回归正常，我发现自己越是难以控制。周围的环境越是安定，伤痛的感觉就越是清晰。困惑像一张大手，将我按在沮丧和恐惧的池里。一肚子心事，却不知道该向谁说。

自杀未遂之后，我开始接受心理辅导。虽然有所帮助，但辅导的次数非常有限。因为年龄上的争议没有得到解决，我自然而然便被排除在了儿童保护服务的监护范围之外。

我有想过把深藏在内心的恐惧告诉布罗迪太太和凯利特女士，但我愚蠢地认为道出实情会降低她们对我的好感，甚至会使她们讨厌我。我找不到排解压力的方法，因而再度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我开始计划。我曾考虑从附近的高速公路桥上跳下去，或者卧轨，可后来想想觉得太痛苦，就吓得放弃了。

最后，我来到药店，把补贴的钱全部买成药，然后一口气吞下。

*　*　*　*　*　*　*　*

这一次，我差点儿就成功了。“工程师”出乎意料地来看我，发现我吞了药之后，他立刻拨打求救电话999。救护车迅速把我送到医院。“工程师”全程陪同，并打电话通知了我的哥哥哈扎特。

哈扎特在我的床边泣不成声，他让我发誓从此绝不再干这种傻事。“古尔瓦力，我们历经千难万阻就是为了让你能死在我面前吗？你死了，我该怎么办？”

我内疚极了，可我依然痛苦而迷茫，说不定会第三次自杀，但妈妈的声音拯救了我。哈扎特的一个朋友被遣返回阿富汗，他答应会联系我们的家人。我对他原本不抱希望，但三周后，他打电话给哈扎特，并把妈妈的手机号告诉了他。这位朋友说，妈妈得知我们都很安全之后喜出望外。库巴特只告诉她说我们到了希腊，那是她付的钱所能到达的最远地方。可是，由于两年之间音讯全无，妈妈也不知道库巴特的话是真是假。

哈扎特拿到号码后几乎一秒钟也没有耽搁便打了过去。

他按下免提键。“孩子们，是你们吗？”

她的声音很紧张，且微微颤抖。我也激动得嘴唇直哆嗦。

“妈妈，我是古尔瓦力。”

突然间，我们又哭又笑起来。她告诉我们弟弟、妹妹的现状，家里的情况。我告诉她学校的情况，以及哈扎特上大学的事。我们都急于把所有的话说给对方听，结果两边的声音重叠在一起。直到放下电话时，我才意识到，我们一句也没有说起过逃亡的事。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向妈妈讲述这一路的经历。有些事最好再也不要提起。

仅仅听到妈妈的声音便给了我死而复生的感觉。我仿佛忽然有了目标。为了我们，妈妈牺牲了太多。我不能辜负她的期望，我要努力让她为我骄傲。

起点以我二次自杀的事为由，就年龄争议问题向肯特郡社会服务部门施压。几个月来，起点也在课堂上偷偷观察我，并提交了他们自己做的年龄评估报告。他们同时知会肯特郡社会服务部和内政部，说根据他们的评估，我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

现在，我已经成了起点资历最老的学生。大部分学生在这里学习六周左右便被转到本地学校上学。中心的意思是让我们这些孩子首先熟悉英国的教育方式和英语这门语言，然后才进主流学校。但在我能证明自己只有十四岁之前，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接纳我。

“古尔瓦力，在我们把事情办妥之前，你就一直留在这里吧。”凯利特女士对我说，“哪怕待上两年都可以，但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她和布罗迪太太是我只相信的两个成年人。

幸亏有她们的干预，我才有机会在新的审核面谈中讨论我的庇护申请，并就我的年龄争议提出上诉。我在肯特郡的社工纳茜也在场，不过面谈是由波尔顿的社会服务部门主持的。

这次面谈的形式与程序和之前并没有太大不同：五名官员加一个翻译，他们轮番向我提问。但这一次又和之前有所不同，因为这一次我有了两个支持者——纳茜和凯利特女士，另外还有一个来自英国儿童行动会的工作人员。儿童行动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慈善机构，旨在为像我这样的弱势青少年提供支持和帮助。

面谈结束后，纳茜向肯特郡当局提交了一份新的报告。此时，她已经有了我的出生证明和阿富汗护照。肯特郡告知起点，说他们准备修改我的年龄鉴定结果，但他们希望我能接受将我的出生年份改为1992年，而非1994年。也就是说，他们最大的让步是让我小于十六岁。这么荒谬的条件我怎么可能接受？那不是我的真实年龄。可这一次，我不仅没有生气，反倒有种胜利的喜悦。肯特郡的让步至少证明事情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了。

最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交涉，肯特郡社会服务部终于同意重新评估我的年龄，并接受了我最初告诉他们的出生日期，即1994年10月11日。内政部也写信告诉我说他们会重新考虑我的案子。因此，我幸运地获得了特许居留权，可以在英国居留到十八岁生日之前。

这是我离家以后所经历的最快乐的日子了。而随后不久，哈扎特被批准成为我的法定监护人，我们也终于可以在波尔顿一起租房子住了。

*　*　*　*　*　*　*　*

不久后，起点开始为我物色新的学校，但我舍不得这里。这段时间以来，起点已经成了我名副其实的避难所。但可以到真正的学校求学毕竟是件好事，我应该感到高兴。后来，波尔顿的艾萨学院对我进行了面试，面试官是哈力克先生。

“你觉得你能应付吗，古尔瓦力？”他问。因为在起点见过他，所以我们并不陌生。他以前经常跟我开玩笑说将来我会到他的学校读书，但我一直没有当真，毕竟那样的承诺远比不上布罗迪太太的茶和面包来得实际。

“我能。”

当时，学校正在进行的这个学年只剩下两个月。因此，我让他们把我编入9年级——和那些年龄比我小的学生一起上课。我想利用这段时间把课程赶上去。

10年级开始时，其他学生已经在选择他们的GCSE(1)课程。可惜，我的英语水平还不允许我参加任何考试。因此，我只能继续学习数学、科学、英语和其他基础科目的初级课程。同时，我也在努力争取拿到护理和社会工作资质证书。校方说，如果拿不到其他资质，这将是我未来职业发展的唯一出路。

在主流学校上学最难的地方就是交朋友。我原来所在的起点教育中心最多只有五十人，然而现在这所学校的学生则多达一千人。其他孩子都怕我。我很不理解有些学生为什么不愿好好学习，却整天捣乱，而且对老师也格外没有礼貌。

我讨厌运动，尤其讨厌体育课上当众换衣服。这是我难以逾越的文化冲突。穿上运动服时，我通常羞得满脸通红，浑身不自在，这往往又会招致其他同学的一通嘲笑。

在学校里，我最难忘的回忆是学校组织的地理课实地考察。我们去了英国的最高峰斯科费尔峰。爬山时，其他人步履蹒跚、气喘吁吁，而我却像个冠军一样健步如飞。逃亡路上翻过多少山、越过多少岭已经无法计算，爬上区区一座小山峰还不是小菜一碟！

(1)GCSE：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英国学生完成第一阶段中等教育会考颁发的证书。

第三十二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渐渐融入学校的生活，并交上了新的朋友。我依然和哈扎特住在一起。如今，在年龄上我重新被官方纳入儿童的范畴，因此社会服务部门对我的关注比以往更加密切，提供心理辅导的次数也多了起来。辅导师虽然和蔼友善，但要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从情感上我仍旧不太习惯。大人当中，我还是更信赖布罗迪太太和凯利特女士，愿意和她们谈心，因为我知道，不管我多么愤怒或困惑，她们都不会拒绝我，更不会瞧不起我。

我满怀激情地投入学校生活，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全力争取爱丁堡公爵铜奖和银奖(1)。这件事想想都觉得好笑：我，一个阿富汗少年，居然要去竞争由女王的夫君所创立的奖学金。如果在过去，仅仅动一动这个念头很可能都会给我带来一种背叛祖国的负罪感。然而，如今的我却心安理得。这个奖励计划的覆盖面很广，从语言学习到运动，再到志愿活动。其中不乏一些水上项目，例如皮划艇和救生技能，为此我首先必须得学会游泳。上第一堂游泳课时，我像秋风中的一片叶子似的哆嗦个不停。我对自己没半点儿信心，尤其在爱琴海上有过那么一次差点儿被淹死的经历。但同时，上课的还有其他很多年轻人，见我站在池边发抖，教练不停地鼓励我。

“下来吧，古尔瓦力。我们会保护你的。你行的，相信自己。”

我战战兢兢地从泳池水浅的一端下了水，不过教练一直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我想这将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我能克服对水的恐惧，那么其他所有的困难也就都不在话下了。

半年之后，我进入10年级。此时，我的英语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于是我去找校长，恳请他允许我参加GCSE考试。

“好吧，古尔瓦力，你可以参加考试，但如果没有考过，你可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啊。”

除了英语、数学和科学这几门核心学科，我还选了IT、乌尔都语、宗教研究和地理等科目。

宗教研究虽然陌生，但却十分有趣。我第一次对基督教和犹太教有了了解。让我不解的是，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为什么会经常刀兵相向，因为据我所知，亚伯拉罕诸教(2)都是一神教。

更让我不知所措的是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的公民身份与社会研究等课程，因为我们要在课堂上讨论道德伦理和两性教育等话题。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让年轻人学习那么多的性知识。在我看来，告诉青少年如何避孕，只会鼓励他们过早地尝试性行为。在阿富汗，结婚之前是没有人谈论性这个话题的。而我能做的，就是尽力忍着不让自己捂住耳朵逃出教室。

虽然远在波尔顿，但我的心却一直没有离开起点。我和那里的布罗迪太太一直保持着联系。基本上每周我都会去一次她的家，而她也会为我做一顿晚餐。她的家人——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对我都很好，所以我很乐意去看他们。她的一个儿子是个很出色的橄榄球球员，我曾表示想跟他学打橄榄球，但我又害怕受伤。

“古尔瓦力，我很欣赏你的热情，但如果你害怕受伤，又不愿在其他人面前换衣服，”他笑着说，“那橄榄球就不适合你。”

GCSE课程进入第二年，我再次坠入低谷。课程难度很大，学起来相当吃力，沮丧的感觉与日俱增。但我不敢松懈，因为自杀的念头随时可能死灰复燃。于是，我决定通过为别人做些有意义的事，从而使自己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学校任命我为校园大使，负责接待新来的国际生。我也曾经像他们一样，在陌生的国度感到失落和恐惧，我知道适应新的环境有多难。没有人比我更理解他们的心情，所以我决定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老师们的帮助下，我们发起了一个为新生提供额外道德和学业支持的学校工作计划，以保证这些新来的移民学生能够更快、更平稳地融入新的生活。

计划开展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周边学校也纷纷效仿。我的自豪之情难以言表。我还加入了学生会，并成为学生志愿者图书管理员。对我来说，这是无比快乐的事：把闲暇时间花在图书馆，总比浪费在其他地方强。

2010年10月，我十六岁。为了能陪伴家人，哈扎特选择了回阿富汗。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们都知道国内形势依旧危险重重，但我们又放心不下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妈妈和弟弟、妹妹们。我担心再也见不到他，但我必须勇敢起来。妈妈曾经为了我们不顾一切，如今知道她身处险境，我们岂能坐视不理？分离的痛苦令我心如刀割，我只能学着坚强，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哥哥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从法律上来说，社会服务部依旧对我负责。他们的意见是，我要么回到肯特郡，要么寄养在合适的家庭。

来英国的第一年，我特别希望被人收养，但现在我已经是个拥有众多朋友的明星学生了。逆境中，我学会了如何独立生存，也渐渐适应了在英国的生活。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可社会服务部却坚持把我当孩子看待。刻板的制度真让我哭笑不得。

2010年12月，布罗迪太太开车带我去见一个有收养意向的家庭。这家人住在靠近波尔顿的乡下，房子很大，从前是教区牧师的住宅。

“那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抱怨说，“咱们还是别去了。”

布罗迪太太一如既往的温文尔雅，她建议我至少见了那户人家之后再做决定。

那天下着很大的雪，布罗迪太太开车送我过去。这个时候，我已经独自生活了两月有余，没有哈扎特，也没有中央供暖。我想，促使我同意来见一见这家人的原因恐怕就是寒冷了。

那是一对夫妻，男的叫肖恩，女的叫凯伦。他们有一个儿子，已经成人，但住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他们已经收养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英国人。

肖恩带我参观房子和他们为我准备的卧室时，我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谢谢你们，不过，我不打算来住。”

我坚持要自己生活。但布罗迪太太很了解我，她知道我有时候爱钻牛角尖，所以并没有步步紧逼，只是劝我试试另一种生活方式。

圣诞节到来之前，我搬进了新家。在这里，我的旧观念再次受到了冲击，因为我发现在这个家庭中，负责做饭的是男主人肖恩，而不是他的妻子凯伦。应该说，我已经见了不少世面，眼界也变得开阔。但实际上，内心深处我依然是从前那个思想保守的乡下小子。一个结了婚的男人为什么还要做饭？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我认为做饭这件事让肖恩失去了男人该有的尊严，甚至无礼地拒绝吃他做的饭菜。

但有一件事却让我十分感动，在确定我要留下的那天夜里，他们买了一张桌子放进我的房间。那是一张敦实的旧橡木桌。我抚摸着桌面，感受到的是肖恩和凯伦浓浓的善意。

第二天晚上，我吃了肖恩做的饭，并真心赞美了他的厨艺。他很高兴，说愿意教我做饭，我也欣然答应做他的学生。随后的几周，他教我做咖喱，做意大利菜和墨西哥菜。他说他之所以包揽做饭的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他真心喜欢，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凯伦（现在我叫她凯伦阿姨）工作比较忙。他认为婚姻就是一种伙伴关系，只有相互协作才能维持长久和谐。通过观察，我发现肖恩和凯伦是一对特别幸福、恩爱的夫妻，这逐渐打消了我对他的偏见。我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审视曾经把我养大的那片土地所孕育的文化。我热爱那片热土，热爱它的传统和文化，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多元的世界。虽然英国人与阿富汗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但他们追求和谐、幸福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依然坚持我的理想和信念，但我想这不妨碍我尊重其他的文化。这里没有人强迫我脱离伊斯兰教，回归世俗或者皈依基督教。他们全盘接受了我，所以我自然也没有理由拒绝他们。和本地家庭一起生活感觉就像报了个文化进修班，这应该就是我开始真正融入英国的第一步。

我对学习毫不放松，肖恩也答应会帮我。搬到他家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把做好的一张时间表交给了他：“给您，这是我的功课安排。”

“哦，这是你给自己定的？你希望我监督你，对不对？”

“不，这是给您的。我希望您能按照上面的时间帮我辅导功课。”

他一阵大笑，险些从椅子上摔下去：“古尔瓦力，这可是第一次，还从来没有哪个孩子给我制订过时间表。”

和肖恩与凯伦一起生活后，我的精神状态也逐渐好转。在学校，我刻苦努力，回家之后便与他们分享心得体会，向他们展示我取得的成绩。我已经拿到了很多证书和徽章。肖恩经常取笑说，我那些徽章挂在身上，简直像个战功卓著的将军。我很得意，因为他们的关爱，我如同沐浴在温暖的光辉中。

升入11年级，我要准备迎接我的GCSE考试了。此时，我已经被任命为整个艾萨学院的学生大使，还当了班长，同时还是学生会的成员——我全心投入学校生活。在这里，我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

我的GCSE考试成绩大大超出了老师们的预料：我的乌尔都语得了个A，其他科目也获得了B和C。我的班主任拜达特先生又惊又喜，他甚至不敢相信我的英语居然得了C，这在核心课程班级中是最好的成绩。而我的数学仅用六周就学完了全部的教学大纲，最后竟然得到了B的好成绩。我的数学老师侯赛因先生喜出望外，甚至把我们这一学年命名为“古尔瓦力年”。

2011年9月，我进入波尔顿高级中学，学习政治、经济、哲学和乌尔都语的A级课程。我还针对年轻难民在教育中面临的问题发起了一个拓展研究项目。

在校园之外，我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为受监护儿童，主要是难民儿童争取更多的权益。我参加英国青年议会选举，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有幸加入了英国青年委员会，并被邀请加入国家审查小组。这个小组的职能是就相关政策对年轻人的影响向政府提出建议。而小组成员在全国只有十五人，我的骄傲之情可想而知。我还加入了工党的青年团。我想深入了解英国的政治制度，因为我对参政很感兴趣。我觉得工党的多元性比较适合我，但我不敢苟同托尼·布莱尔的某些政见，以及他参与入侵我的祖国和伊拉克的决定。不过话说回来，工党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他的政见。

然而，我知道自己依旧茫然，偶尔仍难免被压倒一切的愤怒所左右。有时，我甚至感觉自己想走回头路。如此努力地想要融入别人的国度，我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困惑与失意，尤其当我和其他年轻的阿富汗难民在一起时，这种感觉就变得愈发强烈。我们普遍被孤独和失落的情绪所困扰。谈起祖国的政治局面或各种问题，更令我们痛心疾首。

我的朋友当中，有些人参加了伊斯兰极端激进组织。这些组织专挑感情脆弱和孤独的难民下手。他们很懂得乘虚而入，利用别人的创伤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拉拢人心。我心中的怒火依旧未熄，在新的文化中，我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内心的失意和环境的压抑，使我成为特别容易被洗脑的目标。他们邀请我参加各种谈话，或到某些清真寺做祷告，但这些活动通常都带有明显的激进色彩。可惜，我因为忙于其他活动，经常缺席。否则，我很可能会在极端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应该说，是学校与其他一些青年组织的紧密联系拯救了我，因为久而久之我发现，我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表达我的观点，从而影响政策和决策的制定。我知道这些机会无比宝贵，对我来说，这比参加某些只会制造仇恨的破坏性组织更有意义和价值。

况且，我功课繁忙，又一心想把英语学好，根本没时间和那些只喜欢发牢骚的人瞎混。但我很清楚为什么有些人会深陷极端组织，因为他们没有目标，他们寂寞无助、无所事事、不名一文、难以自立，孤独和失意使他们投入了激进组织的怀抱。

此时的我也格外雄心勃勃。我已经明白，我做得越好，取得的成就越高，就越有机会安全地回到祖国。我甚至开始构想，回国之后，说不定我能为建设阿富汗出一份力，把祖国变得更加安全。那样，我的经历就不需要继续在我的后辈身上重演。简单地说，我已经开始向大脑中根深蒂固的旧思维发起挑战，并渐渐树立起我的长远目标。我很欣赏英国的包容，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和平相处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这里是让梦想成真的自由之地。

坦白地说，我也不知道那段时间我为什么会那么发愤图强。或许那也是我回馈英国的一种方式。英国给了我很多，我想做些事情来回报这个收留了我的国家。我也希望能帮助别的年轻人，我深知举目无亲、孤苦伶仃的滋味。有过那么多可怕的经历，我不想再浪费一秒钟的时间，我希望牢牢地抓住每一个机会。

我利用周末报了曼彻斯特大学的入门课程班。该课程的初衷就是帮助那些没有专科背景的年轻人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如果我能通过这门课程的考试，将有机会在大学入门考试中加分。我很担心自己考不到足够的分数，那样我可能要被迫放弃学习政治的梦想。为了捍卫理想，我只能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赶。

2012年10月，我十八岁。我在英国的居留时间已经到期，社会服务部开始重新考虑我的庇护申请。那段时间，我心烦意乱，尤其会考和大学入学考试迫在眉睫。我决定全力以赴。在肖恩和布罗迪太太的帮助下，我写信给每一个有可能在我这个案子上发挥影响的人：我在工党结识的国会议员，参加过的组织机构，老师以及其他认识我的人。我在给内政部的信函中这样说：“阿富汗对我来说仍不安全。我在英国一直努力学习，如果你们能让我留下，我会继续努力下去，将来为这个国家贡献力量。但遗憾的是，能否得到庇护并不是由一个人工作是否努力和他回报给这个国家的东西所决定的。我懂得这个道理，但还是要努力争取。”我预料内政部会拒绝我的申请。那时，我压力很大，夜不能寐。我担心那会影响到我的考试。

既然我已经成年，离开肖恩和凯伦也就顺理成章。有关部门在波尔顿市中心为我提供了一处独立住所。

我和肖恩与凯伦夫妻二人共同生活了两年，感情深厚，难舍难分。有他们相伴的日子是我离家这些年来最幸福的时光。虽然分开，但我们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也经常鼓励我把精力放在学习上，而不要天天想着自己会不会被驱逐出境。

后来，我的会考成绩比预想的还要好，三门课程，得了一个A，两个B。而我关于难民的拓展研究计划也被评为A星级，并获得了一个六年级卓越奖。这对于一个四年前还只会说几个英语单词，躲在香蕉车里偷渡到英国的阿富汗人来说，已经算是不错的成绩。

终于，我等到了期待已久的消息。我的庇护申请得到了批准。拿到通知的那一刻，我喜极而泣。我双手颤抖着，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

*　*　*　*　*　*　*　*

普什图语中有句俗语：“Pa jamoo kai na zaydam.”翻译过来就是“骄傲得连衣服都快装不下了”。

五年前，那艘载满难民的小船差点儿使我葬身大海；五年后，我和我的养父母——肖恩和凯伦站在伯恩利市政厅的走廊上。我的衣着整洁大方，而且我确实骄傲得连衣服都快装不下了。我这个曾经颠沛流离、骨瘦如柴的小难民，如今已被选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境内火炬手。

建议我报名选拔的是布罗迪太太，如今我亲热地叫她“第二个妈妈”。她对我说：“去吧，古尔瓦力，咱们能有什么损失呢？”我特别喜欢她用“咱们”称呼我和她。它让我感觉到亲切、特别，让我感觉到自己被爱着。

得知被选上之后，我骄傲得简直要爆炸了。可与此同时，我又不可思议地感到自卑。

那天我们起了个大早，从波尔顿驱车四十五分钟去见其他的奥运火炬手。大街两旁站满了人，他们挥舞着旗帜，不停欢呼。那一刻，我对英国的热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高举火炬出发的时候，凯伦让我跑得慢一点儿，好好享受那一刻。我的四面八方都有护卫的警察。人群欣喜若狂。我想尽量放慢脚步，可在激动心情的驱使下，我的两条腿根本不听使唤。我亲吻着火炬，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这种自豪源于被爱、被认可。这荣耀的一刻将永远留在我的生命里。在奔向自由的路上，我无数次感到绝望、沮丧和恐惧。好多次，我想到过放弃，想到过回家。在那些脆弱的时刻，有一种信念支撑着我继续向前——妈妈送我出来的目的是挽救我的生命。

妈妈送我出来，是因为她不想又一次亲手埋掉一个家人。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结果，她做出了每一个妈妈都会做出的伟大牺牲。

奔跑在第二祖国的大街上，手上的火炬在尽情释放着它的光芒。人们一边欢呼，一边举起手机和相机拍照。那一刻，我心里只想着妈妈。

我很自豪地相信，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1)爱丁堡公爵奖：创立于1956年，由英国女王的夫君发起，鼓励14岁到24岁的年轻人参加社会活动，积极锻炼身体，发展兴趣爱好，并热心助人，用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爱丁堡公爵奖有三种：铜奖、银奖和金奖。

(2)亚伯拉罕诸教：又叫天启宗教，指的是世界三大一神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第三十三章

然而第二天，我的心情却一落千丈。

本地报纸就我担任奥运火炬手的事发了一篇报道。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一睹为快。

报道中刊登了我的照片，且用了很多溢美之词来说明这件事对我个人以及对英国的意义。可当我浏览评论的时候，仿佛一盆冷水兜头泼下——那么多下流、恶毒、充满种族主义味道的留言让我紧张得坐立难安。许多人质疑我凭什么担任奥运火炬手，有些人谩骂挑衅，让我滚回自己的国家。我也想啊，如果可以的话。还有些人说，把这样一份荣耀拱手让给一个外国人是对英国人的侮辱，因为比我有资格的英国人比比皆是。这一点我并不反对，但我是通过正规途径报名参加选拔的，我的当选光明正大，有什么理由要遭受这样的指责和辱骂呢？我曾为自己有幸参与奥运会这样跨越种族和政治的国际盛会感到骄傲，然而这些评论却让人心寒。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言可畏。从此之后，种族主义的阴霾便留在了我的心头，再也挥之不去。

有时候，当我一觉醒来，心想这里既然有那么多人恨我，我为什么不恨回去呢？是谁在轰炸我的祖国？是他们。是谁毁了我的童年，害我背井离乡，跑到半个地球以外的地方？每次当我站在镜子前，看着脸上依旧明显的疤痕，我便会想到加来，想到那里可怕的惨状，想到被困在那里的同胞。我感到内疚，因为我逃出来了，而其他人却没有。噩梦又开始把我纠缠。

有些时候，我只想躺在床上不起来。我想念家人，没有了哈扎特，无论干什么都比以前艰难。“司令”面临被驱逐出境，这使我的处境雪上加霜。而更重要的是，一小部分穆斯林认为我担任火炬手的行为背叛了祖国，因而对我充满敌意。我觉得不管我多么努力，最后都很难成功。

愤怒是我直接的反应，但那只是愚蠢和无能的愤怒。我没有太高的要求，只想被理解、被倾听，我渴望自己逃亡的创伤能得到疗愈。

然而，正如在逃亡路上一样，每逢遇到挫折，我总能在祷告和沉思中找到慰藉。真主过去没有让我失望，现在也不会。我热衷于和其他穆斯林以及信仰其他宗教的朋友讨论宗教理想。因为经常参加青年活动，我结交了许多朋友，他们中有印度教徒、基督徒，也有犹太教徒。我尊重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传统，而且与他们交流可以帮助强化我的信仰。我想这和文化上的融合是一回事，学会付出和妥协，同时也要接受和热爱自己，以及自己所信仰的一切。

我的脑袋像台机器般不停运转。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思考，但我认为活跃的大脑活动也是一种防御机制。当我突然放松下来，或者不再思考如何提高自己时，沮丧和愤怒的情绪便会乘虚而入。

2012年，我开始了大学生涯。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我终于获得了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政治的机会。进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天或许是我这辈子最快活的时刻。微笑挂在我的脸上，摘都摘不下来。我很紧张，这里有许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看到身穿短裙的女生，我依然会感到震惊，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但我知道，他们和我拥有同样的权利。为了进入大学，他们也和我一样付出了艰苦的努力。那一天，所有的新生都是平等的。

当然，我并没有像很多新生那样喝酒、狂欢。但我也参加了大量边缘性的活动，收获了不少乐趣，也很快交到了朋友。我在讲堂和书本中找到了属于我的节奏，并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学习中。第三天坐公交车回家时，因为疲倦，我靠在车窗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时，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恍惚中，我再次听到了外公的声音。就像当初我在心灰意冷中第二次从伊朗跨过边境进入土耳其时那样。“古尔瓦力，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我发誓，当时的感觉就像他站在我身边一样真实。

然而，每当我的生活渐趋平静，情绪的波澜便再度汹涌起来。大学开学第四周的一天，我做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梦。早上醒来，我头昏脑涨，连离开枕头的力气都没有。我觉得压抑，透不过气，心里莫名地恐慌。我害怕起床、害怕出门，更不用说去学校。我在家躺了一整天，而那天的每一分钟都痛苦、难熬，仿佛被拉长到了一个小时。那是我这辈子最不堪回首的记忆之一。仇恨、痛苦和愤怒像真实存在的物体一样在房间里飘来飘去。我听到它们小声叫着我的名字，它们的触手轻轻撩动我的灵魂，引诱我喝下它们准备的毒药。每一个人，不论身处何地，一生当中总要经历一段无光的天空下的生活。放弃是最简单的选择，比如某个晚上参加极端分子的聚会，或者到社交媒体上控诉我遭受的不公，甚至再度自杀。如果我身边有足够多的安眠药，说不定我早就成了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

我躺在床上，任窗帘拉着。房间里昏暗不清，我凝神倾听自己的呼吸，徒劳地想要克制脑海中喧闹的战争之音。我翻了个身，金色的阳光从窗户顶上的缝隙中投射进来，竟意想不到地给我带来了些许安慰，三个字在眼前渐渐清晰：吉哈德。

我慢条斯理地拿出《古兰经》，像父亲和叔叔们曾经教我的那样，虔诚地翻开一页又一页，耐心寻找着关于审判日的话语。最后，页面停留在吉哈德的章节。

你们当为主道而施舍，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你们应当行善，真主的确喜爱行善的人。（《古兰经》第2章第195节）

你要原谅，要劝导，要避开愚人。（《古兰经》第7章第199节）

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了它的含义。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吉哈德被误读为“圣战”的意思，然而那只是恐怖分子为了实施他们的恐怖活动而故意对《古兰经》进行的歪曲。实际上，他们所谓的“圣战”只是滥杀无辜。吉哈德的字面意思是“奋斗”或“努力”，即一个人内心的圣战。这样的圣战我一直以来都在进行着。逃离阿富汗之后的所有困惑与痛苦便是我不懈斗争的敌人。现在，我已经明白，这场战争我还将继续下去。吉哈德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无论我们信仰什么，或者干脆没有信仰，我们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着各自的圣战。

那天，阳光持续洒进我的房间，我不再怀疑，我需要我的吉哈德才能维持我对世界的爱。我要打赢我的圣战。

结　语

普什图语中还有一句俗话是这么说的：“人生这么短，爱都不够，哪儿来的时间去恨？”

我曾经离充满仇恨的人生只有一步之遥。十二岁那年，爸爸和爷爷相继遇害。我关心的、热爱的、尊敬的以及曾经影响过我的一切都在一夜之间离我而去。

我也很容易选择愤怒的人生。它就存在于我的基因中，作为普什图人，荣誉和家族观念就是我身份的核心，复仇的思想在我的族人中可以延续一代又一代。

还有那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年少的我并不理解它的意义，但冲突的双方都想拉拢我和我的哥哥哈扎特，让我们成为他们战争游戏的棋子。不管我们选择哪一方，结果都是一样的——最大的可能就是死亡——和无数的同胞一起死亡。妈妈将不得不埋葬更多的亲人，更多的家庭将陷入悲痛，而我的国家也将永无宁日。

暴力只会滋生更多的暴力。

我无法决定离开或留下，拿主意的是我的妈妈。然而，把我和哥哥送往欧洲证明了妈妈的明智和高瞻远瞩。她知道，如果我们留下，血腥与丑陋将伴随我们一生，而美、荣誉或公正都将与我们无缘。然而很多次，在我孤独、绝望的时刻，我却对她的决定充满困惑、失望和愤怒。我的童年就是一场残酷的生存游戏。逃亡路上，好多次我都与死神擦肩而过：跳下飞驰的火车差点儿摔死；在希腊差点儿淹死；在漫长的跋涉中，没吃没喝，我疲惫的幼小身躯屡次想要放弃，永远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能够活下来，也要感谢我在旅途中所认识的朋友们。他们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我，他们的温暖与善良给了我前进的力量。应该说，信仰、希望和乐观精神就是这本书的主题。当然，还有奉献。这是一个关于仁慈、友爱、人性和情谊的故事。

巴雅雷是位充满仁义的大哥，他一直将我这个迷失的小孩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他最后也到了英国。我们在2008年找到了彼此，后来见过几次面。但三年前，我们再度失去了联络。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似乎凭空消失了。我担心他已经被驱逐出境，或者藏匿了起来。我在本书中用了他的真名，因为我希望他有机会读到这本书，那样我们就又有机会重逢了。

迈赫兰，我们一路上的开心果，用他的幽默天性鼓舞我，也感染了我。他住在曼彻斯特，在酒店工作。在我们当中，他的状况还算不错。

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见过，也没有听到过阿卜杜勒的消息。他是我们最初的四人小组中的一员。自从在伊朗逃狱以来，我们就断了联系，不知道他现状如何。

还有在土耳其分别的沙阿和法依萨，至今仍毫无音信。

塔米姆2009年到达英国，但我直到2012年才和他见面。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恐怕也已经被驱逐了。

伊斯坦布尔一别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贾瓦德，但我们用电子邮件保持着联系。他去了希腊，如今就在那里工作和生活。

哈密德住在伦敦。他上了医科大学，我相信他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他和他的朋友艾哈迈德同时来到英国。在希腊的时候，我爬上了那辆卡车，而他们没有。不过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分开。

艾哈迈德同样生活在伦敦，至于能否留在英国，他还在等待内政部的最后决定。

贾恩、“司令”和“工程师”也都到了英国。我上次见到“工程师”是在2009年，曼彻斯特。他干得也不错，后来也上了学，但内政部拒绝了他的庇护申请，他不得不离开了英国。

“司令”目前也住在肯特郡，而且他也在向内政部争取留在英国的权利。

沙菲克比我晚一个月到英国，我们在阿普尔多尔移民中心重逢。现在，我们是好朋友，但他也在等内政部的最后决定。我正想方设法帮他一把。

哈扎特在家待了三年，2014年再度来到英国。如今，他的申请也已经递到了内政部。

我每周给妈妈打一次电话，但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理解越来越少。我总是兴致勃勃地向她讲述我的政治生活，大学里的考试和我参加的各种活动，可与阿富汗的日子相比，我在英国的生活简直就像发生在另一个星球。送我出国，妈妈拯救了儿子，却也失去了他。在所有人中，妈妈付出的代价最为沉重。但她永远都将是我奋发图强的动力之源。当然，还有几年前过世的奶奶。奶奶去世之前我们有幸通过一次电话。我们深爱着彼此，遗憾的是我不能抱着她，摸着她的头发，陪她走完最后一程。

但愿我在这里得到的机遇和受到的教育能帮助我在联合国这样的机构中找到工作。这就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目标。但它只是一个跳板，我希望将来能重回阿富汗，为我的同胞们服务。我最终的梦想是从政，做一个政治家，甚至做阿富汗的总统。

我相信，是信仰和命运让我踏上了这段生命之旅。我真心感谢英国收留了我，并希望我的成绩能成为一种有益的回报。

然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一直留在英国。家只能有一个，而对我来说，它永远是阿富汗。

但这些日子，我知道我的自豪从何而来，因为我已然成为世界公民。

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及社区志愿行动，我希望能帮助改善其他年轻人的生活，并帮助公众了解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困境。最近，我曾经求学的学校设立了一个年度奖，并将其命名为“古尔瓦力·帕萨雷奖”，用以奖励那些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的学生。我很高兴我的经历能鼓舞其他年轻人努力拼搏、战胜挫折。

最后，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即便到了今天，偶尔我仍会从噩梦中惊醒。我能做的就是咬牙挺过一个又一个白天。噩梦永远都不会离我而去，还有关于我所失去的那些东西的回忆，以及我在逃亡途中见到的那些惊恐和虚弱的难民的脸。我在毗邻土耳其的高山上见过的那个头戴蓝色羊毛小帽的小女孩，她是否安然无恙？我不知道她是谁，或来自哪个战火纷飞的国家，但她那张带着泪痕的、肮脏的小脸和那双惊恐的眼睛永远刻在了我的灵魂之上。

我忘不掉她。爱的敌人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它让我们对需要帮助的人视而不见，让我们对苦难中的同胞袖手旁观。

这次难民危机——“二战”以来最大的全球危机，归根结底，还是由冲突、战争、贫穷、不公和压迫所引起的。我们在道德上有责任尊重这些逃离家园的人。我们面对一个谁都无法回避的事实，即近些年发生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阿富汗的战争直接导致了这场危机。我们同样不能否认，西方一味追求廉价商品或以低价占有必备能源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穷和不平等。

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是互惠互利的，它要求人们自行认识周围的世界。这需要诚实的眼睛和一颗善于追根溯源的心——质疑所有人的观点，但并不会因此而仇恨任何人。一个人如果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他首先必须明白束缚他的桎梏在哪里。因特网和方兴未艾的社交媒体使信息和观念的传播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虽然无法改变，但我们却能学着适应。它就像一把双刃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又极具破坏性。过去是一呼百应，而今，一个口号刹那间便能传遍世界。

当移民和难民感觉受到排挤或无法融入社会时，他们很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让许多年轻穆斯林感到不公正的是，他们经常要为莫须有的恐怖主义罪名向世人道歉。很多时候，明明与他们无关的事也总会遭到指责。最近，美国爆出的关于天才少年艾哈迈德·穆罕默德的新闻就是个例子。这个小男孩想让老师和同学们看一看他亲手制作的一个小闹钟，结果却被老师怀疑为炸弹，并被警察戴上手铐抓走了。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各界对小男孩都表达了支持。他的父亲说：“这就是美国的伟大之处。”

假定思维带来假定反应。世界瞬息万变，但越来越多的人却比上一代人的思想还要僵化。这可不是好苗头。

我的逃亡之旅差点儿让我送命，虽然侥幸活了下来，却在我的身体和精神上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那些使我坠入低谷的时刻，那些让我感觉生不如死的时刻充满了我的旅程。人生的旅程也是如此，但只要咬牙坚持，就一定能够收获幸福。

一路走来，我有幸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包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身上路。对于身边的人，我们有能力帮助他们，也有能力伤害他们。如何选择，决定了我们的人生高度，决定了我们人生旅途的价值，决定了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感谢你读完我的这本书，使我的人生旅程又多了一位见证者。我们可以一起改变世界，为了那些在失落、迷茫和恐惧中孤独行走寻找庇护的孩子，为了那些不忍看着孩子死于饥饿或战争，而选择将他们送到异国他乡的妈妈。我们共同努力，让更多的孩子在每天醒来之时能看到一片明亮的天空。

如果说我有什么梦想，那么我希望未来的孩子在读到这本书时，会好奇地问：“难民是什么？”

我们可以改变世界，只要我们携起手来。

我们可以结束这一切，让我的经历不在任何孩子的身上重演。

合著者的话

长途跋涉一年，穿越八个国家，作为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少年，古尔瓦力比大多数同龄人都经历得更多，也承受了更多。

然而，他的故事并非个例。

2014年，28个欧盟成员国共收到23,100例庇护申请，申请者都是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即年龄在十八岁以下，入境时没有成年人——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

今天，全世界的难民中，有一半是儿童。

2015年夏天开始写这本书时，联合国难民署就全球发展趋势的一份标题为《战火中的世界》的报告所揭露的数据更令人震惊。它说全球范围内流离失所的人口已经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到2014年年底，已经有5950万人因为战争、冲突或迫害而逃离家园，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这个数字超过了大部分国家的人口数。

而仅仅十年以前，这个数字还只有3750万。造成如此惊人增长速度的因素有多种，包括频繁爆发的地区冲突、政治迫害和自然灾害。专家预计，到2050年，仅气候变化一项就能制造1.5亿所谓的“环境难民”。

不同的时间，人们逃离祖国的原因可能会有所不同。目前，叙利亚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难民。而在古尔瓦力逃亡之时，全球难民最多的国家是阿富汗。然而，始终不变的是难民走私这个行当。走私团伙的结构说白了就像一个大公司。

处在最顶端的是手握重权但却很少露面的国家代理，他们就像公司的CEO，控制特定国家的走私业务。这类人通常都用假名。古尔瓦力只知道他的代理人名叫库巴特。他的家人只和库巴特见过一次，并支付了八千美元——这个数目，他们愿意将古尔瓦力最远送到意大利。这笔钱由双方都认可的第三方保管，古尔瓦力每通过一国的边境，库巴特就能收到一部分款项。这个层级的代理人靠口碑积累客户，他们一般不会耍赖，成功率也很高。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古尔瓦力在半路上不幸死亡，已经给的钱一分也不会退回，且会全额支付给库巴特。过去，我曾采访过很多孩子在中途遇难的家庭，结局都是如此。

国家代理下面是地区代理，他们只负责一个国家中的某个地区，相当于公司内的高级经理。古尔瓦力在土耳其遇到的那个西装革履、提着手提箱的马利克就属于此类。除了难民走私，马利克还控制着古尔瓦力曾经短暂停留过的妓院。可以说，这类人通常都靠走私和组织卖淫两种勾当牟取暴利。

联合国和国际特赦组织对难民走私的定义为“通过将他国居民以非法形式偷渡进入某国境内从而获得经济上或物质上的利益”。一方面，据报道，目前难民走私的全球交易额已经达到七十亿美元；而另一方面，贩卖人口的特点是以强迫的方式使受害人进行迁移。联合国对贩卖人口的定义包括以强迫手段招募、运输或藏匿受害人。

然而，古尔瓦力指出，这种定义太过笼统。如果蛇头强迫难民选择危险线路，就像古尔瓦力前往希腊时遇到的那样，那么难民走私与人口贩卖的界线又在哪里呢？曾有多个案例表明，蛇头有时候会用枪逼迫难民登上根本不具备航海能力的船只，将他们扔下船或者把他们锁在甲板下面，结果导致难民溺亡。这种情况同样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我们该说他们是难民走私呢，还是贩卖人口？

走私团伙接下来的一级属于中层管理人员：宾馆老板或其他能提供膳宿及后勤保障的人，比如交通工具。黑狼就是这一类。

而后便到了执行层面，它包括人数众多的蛇头、船长、司机，他们负责难民的运输。这是最不稳定也最容易出错的一个层面，难民们面临的风险也最大。

处于走私团伙最底层的是像赛贝斯特那样的人。他曾经为古尔瓦力提供了一匹马，并引导他越过边境第二次进入土耳其。古尔瓦力对他遇到的这个层级的人都抱有同情，因为他们的境遇和自己极其相似，都在贫穷和冲突的环境下挣扎求生。

为了保护当事人，本书中的人名和某些特别的细节都经过了改动，有些人物不得不省略不提。我们在描述中已经力求准确，但这毕竟是作者十二岁时的经历，有些记忆难免模糊，尤其是日期和时间。因为气候的缘故，古尔瓦力只对某些月份有印象，但旅程中他有时要翻越高山，有时又蜗居在黑暗、潮湿的地下室，所以造成时间上的模糊也在所难免。

书中提到的拘留中心极有可能就是监狱。很多时候，古尔瓦力并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哪里，只知道失去了人身自由。

对作者来说，回顾细节是极端痛苦的，就像揭开一道道已经结痂的伤疤。古尔瓦力和多数阿富汗人一样有着很强的语言天赋，他总能从陌生的语言中快速学到些日常用语。正如他所说的：“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善于学习。”

他的英语进步尤为迅速，因为英语是许多欧洲警察和官员与难民打交道时的通用语言。不过，在书中的某些地方，我们稍微拔高了他的理解能力，以保证叙事的流畅性。

当然，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将他在路上经历的每一件事、听到的每一个声音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付诸纸上，其中包括许多人的名字和事迹在书中并未提及，对此我们也深感遗憾。一言以蔽之，我和古尔瓦力希望本书能成为时下这场难民危机中的一个声音、一个面孔。这本书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提醒世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流浪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名字叫难民。而他们不该被我们遗忘。

本书成书于2015年7月，据官方统计，仅仅当年地中海上就有超过两千名难民不幸溺亡。他们中有男人、女人，也有儿童。而实际的数字可能要更大。他们的故事在古尔瓦力这本书开篇之时便已宣告结束。应该说，古尔瓦力是幸运的。否则，冰冷的大海深处将多了一个阿富汗少年无助的呐喊。

那样的结局，我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吧。

——娜德纳·古力，2015年8月

致　谢

我要感谢每一个在我的人生之旅中为我提供过帮助的人。尤其是：

旅途中与我相伴、帮助我和保护我的人。我的社工纳茜，我在起点的所有老师，尤其感谢凯蒂·凯利特对我的信任，以及为我争取权益所做的一切。还有克莉丝·布罗迪太太，她是我的导师、我的挚友，也是我的第二个母亲。感谢艾萨学院的所有老师，尤其感谢帮我走上政治之路的拜达特先生、里德太太和格瑞尔兹太太。我还要感谢博尔顿太太，每当低落、沮丧的时候，我都会找她倾诉。感谢波尔顿高级中学的每一个人，尤其是欣德尔先生和艾沃里先生，他们对我的教育和鼓励让我受益匪浅。感谢曼彻斯特大学，特别是朱利安·斯克姆博士。感谢我所接触的各个委员会、论坛和组织的年轻工作人员和组织者，你们是一群了不起的人。

我永远感激我的养父母肖恩和凯伦，他们无比慷慨地接纳了我，他们对我的爱、关怀和支持如春天般温暖。

感谢娜德纳·古力，我的合著作者。没有她，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她的激情和毅力使我坚持了下来，并帮助我克服了压力与痛苦。同时，感谢她的丈夫山姆·罗伯逊，以及格莱斯顿图书馆全体人员在我们写作期间对我们的照顾和帮助。

最后，感谢我亲爱的经纪人布兰迪·鲍尔斯，以及Harper One出版社的全体成员。因为你们的信任，这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面世。

我在旅途中还遇到过很多人。我很抱歉在这里不能一一提到你们的名字，但我希望你们能知道，你们对我同样重要。我该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太多。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表

Gulwali Passarlay　古尔瓦力·帕萨雷（作者）

Nadene Ghouri　娜德纳·古力（合著作者）

Mediterranean　地中海（地名）

Turkey　土耳其（国家）

Kurdish　库尔德语

Greece　希腊（国家）

Hamid　哈密德（男名）

Mehran　迈赫兰（男名）

Afghan　阿富汗人

Hazrat　哈扎特（男名）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城市）

Pashtun　普什图族

Nangarhar　楠格哈尔省（阿富汗省份）

Pakistani　巴基斯坦人

Peshawar　白沙瓦（巴基斯坦城市）

turban　头巾

Khosala　科萨拉（女名）

Totie　托蒂（犬名）

Tandar　坦达尔（犬名）

Lala　拉喇（男名）

Noor　努尔（男名）

Hisarak　赫萨拉克（阿富汗地名）

burqa　波卡（服饰）

Haji　哈吉（男名）

Thedak　西达克（男名）

Tindari　丁达利（称谓）

Meena　米娜（女名）

Taja　塔佳（女名）

Razia　拉齐亚（女名）

Quranic　《古兰经》的

shalwar kameez　长衫裤

Pashtunwali　普什图瓦里（准则）

Sharia law　伊斯兰教法

Vice and Virtue Committee　陋习与美德委员会

The Islamic Emirates of Afghanistan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Allah akbhar　真主至大

Praise Be To God　赞美归于真主

Justice Department　司法部门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Bin Laden　本·拉登（男名）

Tora Bora　托拉博拉（阿富汗地名）

Land Cruisers　陆地巡洋舰（车）

NATO　北约（组织）

Jalalabad　贾拉拉巴德（阿富汗城市）

Afghan calendar　伊朗历（历法）

Islamic calendar　伊斯兰历（历法）

Nazir　纳齐尔（男名）

Quran　《古兰经》

Bagram　巴格拉姆（阿富汗地名）

Mullah Omar　毛拉·奥马尔（男名）

Waziristan　瓦济里斯坦（巴基斯坦地名）

Qais　卡伊斯（男名）

Durand Line　杜兰德线（分界线）

Sir Mortimer Durand　莫蒂默·杜兰德爵士（男名）

the Great Game　大博弈（历史名词）

Baloch　俾路支人

Balochistan　俾路支斯坦（巴基斯坦地名）

Indus River　印度河

Dari　达里语

Farsi　波斯语

Qubat　库巴特（男名）

Mashhad　马什哈德（伊朗城市）

Baryalai　巴雅雷（男名）

Abdul　阿卜杜勒（男名）

Herat　赫拉特（阿富汗城市）

Isfahan　伊斯法罕（伊朗城市）

Tehran　德黑兰（伊朗首都）

azzan　唤礼声

musafir Khanna　旅行者之家（宾馆）

Shah　沙阿（男名）

Hazara　哈扎拉人

Faizal　法依萨（男名）

Nimroz　尼姆鲁兹（阿富汗省份）

Zahedan　扎黑丹（伊朗城市）

Tabriz　大不里士（伊朗城市）

Kurd　库尔德人

Black Wolf　黑狼（代号）

Rizgar　里兹伽（男名）

Mecca　麦加（沙特城市）

baba ghanoush　巴巴加诺什（蘸酱）

King Darius　大流士国王

Kandahar　坎大哈（阿富汗省份）

Van　凡城（土耳其城市）

Toyota Corolla　丰田花冠（汽车）

Malik　马利克（男名）

Hamid Shah　哈米德·沙阿（男名）

Khalid Kakar　哈利德·卡卡（男名）

Mariam　玛丽娅姆（女名）

Salaam　你好/萨拉姆（穆斯林问候语）

Ankara　安卡拉（土耳其首都）

Blue Mosque　蓝色清真寺（土耳其名胜）

Chutes and Ladders　蛇爬梯游戏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历史人物）

Aegean Sea　爱琴海

Bulgaria　保加利亚（国家）

Macedonia　马其顿（国家）

Bollywood　宝莱坞（印度电影制作中心）

Hindi　印地语

Zamir　扎米尔（男名）

Zia　齐亚（男名）

Sofia　索非亚（保加利亚首都）

small　后腰（常见词的生僻释义）

Rabab　拉巴巴琴（阿富汗乐器）

Mauritania　毛里塔尼亚（国家）

Bernard　伯纳德（男名）

Sudanese　苏丹人

Somalian　索马里人

Marrion　马里昂（男名）

Eid　开斋节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

Shiraz　设拉子（伊朗城市）

Zabi　扎比（男名）

Hilux　丰田海拉克斯（汽车品牌）

First World War　“一战”

Maku　马库（伊朗城市）

Zahedan　扎黑丹（伊朗城市）

Raheem　拉希姆（男名）

Dubai　迪拜（阿联酋城市）

Kabuli pilau　卡布里抓饭（食品）

naan　馕（饼）

lassi　拉西（酸奶）

Jawad　贾瓦德（男名）

Tamim　塔米姆（男名）

Ralph　拉尔夫（男名）

Serbest　赛贝斯特（男名）

Amiri　阿米里（男名）

Northern Alliance　北方联盟（阿富汗组织）

Shir Aga　希尔·阿加（男名）

Nour　诺尔（男名）

Engineer　工程师（外号）

Ahmad　艾哈迈德（男名）

Germs　斑手（意译绰号）

Yassir　亚西尔（男名）

Izmir　伊兹密尔（土耳其城市）

Athens　雅典（希腊首都）

Albanian　阿尔巴尼亚人

Dimitri　迪米特里（男名）

Aman　阿曼（男名）

Patras　帕特雷（希腊城市）

Chinatown　中国城

Borat　波拉特（男名）

Hodja　霍查（男名）

Calais　加来（法国城市）

Sabine　萨拜因（女名）

Alexandria　亚历珊德拉（女名）

Katia　卡蒂亚（女名）

Russki　俄罗斯人

Gabriella　加布里埃尔（女名）

Davide　达维德（男名）

Al Jazeera Arabic　半岛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

Fabiana　菲比安娜（女名）

Bari　巴里（意大利城市）

Ethiopian　埃塞俄比亚人

Eritrean　厄立特里亚人

Marouf　马鲁夫（男名）

Genoa　热那亚（意大利城市）

Ventimiglia　文蒂米利亚（意大利城市）

Cannes　戛纳（法国城市）

Paris　巴黎（法国首都）

Shafique　沙菲克（男名）

Milan　米兰（意大利城市）

Marseilles　马赛（法国港口城市）

Bush　布什（美国前总统）

Blair　布莱尔（英国前首相）

The Jungle　丛林（地名）

Karwan　卡尔万（男名）

Balaclava　巴拉克拉法帽

Pustiwan　普斯迪万（男名）

Dunkirk　敦刻尔克（法国港市）

Belgium　比利时（国家）

Hamid Karzai　哈米德·卡尔扎伊（阿富汗首任总统）

Satan　魔鬼撒旦

Dick Cheney　迪克·切尼（美国前副总统）

Dutch　荷兰人

Kent　肯特郡（英国地名）

Dartford　达特福德（英国城市）

Dover　多佛（英国城市）

Immigration Removal Centre　移民事务中心

English Channel　英吉利海峡

London Bridge　伦敦桥

Appledore　阿普尔多尔（英国小镇）

Kent County Council　肯特郡议会

Scott　斯科特（男名）

Lorraine　罗琳（女名）

Hastings　黑斯廷斯（英国地名）

Tunbridge Wells　坦布里奇韦尔斯（英国城市）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国家肖像美术馆

the 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馆

Kiran　基兰（男名）

Croydon　克里登（英国地名）

Lunar House　月亮神殿（地名）

Gillingham　吉林厄姆（英国地名）

Manchester　曼彻斯特（英国城市）

South Bank　泰晤士河南岸

Nassi　纳茜（女名）

Gravesend　格雷夫森德（英国地名）

North West Kent College　西北肯特学院

Starting Point　起点（机构）

Bolton　波尔顿（英国地名）

Katy Kellett　凯蒂·凯利特（女名）

Mrs. Chris Brodie　克莉丝·布罗迪太太

Action for Children　英国儿童行动会

Essa Academy　艾萨学院

Mr. Khaliq　哈力克先生

Scafell Pike　斯科费尔峰

Duke of Edinburgh　爱丁堡公爵奖

Urdu　乌尔都语

Sean　肖恩（男名）

Karen　凯伦（女名）

Mr. Badat　拜达特先生

Mr. Hussein　侯赛因先生

British Youth Council　英国青年委员会

National Scrutiny Group　国家审查小组

Manchester University　曼彻斯特大学

Burnley　伯恩利（英国城市）

Qamandin　司令（外号）

Ahmed Mohamed　艾哈迈德·穆罕默德（男名）

UNHCR Global Trends　联合国难民署全球发展趋势

Amnesty International　国际特赦组织

Mrs. Reid　里德太太

Mrs. Grills　格瑞尔兹太太

Mrs. Bolton　博尔顿太太

Mr. Hindle　欣德尔先生

Mr. Ivory　艾沃里先生

Dr Julian Skyrme　朱利安·斯克姆博士

Sam Robertson　山姆·罗伯逊（男名）

Gladstone’s Library　格莱斯顿图书馆

Brandi Bowle　布兰迪·鲍尔斯（女名）

Al Jazeera English　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

Fawzia Koofi　法齐娅·古菲（女名）

Natacha Tormey　娜塔莎·托梅（女名）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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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

致谢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结　语

合著者的话

致　谢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