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三部曲：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套装共3册）（波斯曼“媒介批评三部曲”）
Author: 尼尔·波兹曼
Date: 2019-03-31T22:00:00+00:00

媒介批评三部曲

——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套装共3册）

[美] 尼尔·波兹曼　等 著

章艳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娱乐至死

[美] 尼尔·波兹曼 著

章艳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第1章 媒介即隐喻

第2章 媒介即认识论

第3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第4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第5章 躲躲猫[111]的世界

第二部分

第6章 娱乐业时代

第7章 “好……现在”

第8章 走向伯利恒

第9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第10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第11章 赫胥黎的警告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前言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1]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儿，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2]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3]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1] 《一九八四》：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1949年所著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未来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译者注

[2]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年发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译者注

[3] “老大哥”系《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译者注

第一部分

第1章
媒介即隐喻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城市都曾经成为美国精神熠熠生辉的焦点。例如，18世纪后期，波士顿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中心，震惊世界的第一枪在那里打响，那一枪只会在波士顿的郊区打响，而不会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事件被报道之后，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弗吉尼亚人，都从心底成了波士顿人。19世纪中叶，来自世界各地的弃儿们在埃利斯岛登陆，并把他们陌生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传播到美国各地，纽约从而成为大熔炉式国家的象征——至少是有别于英国。20世纪早期，芝加哥开始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如果芝加哥的某个地方有一座屠夫的雕像，那么它的存在是为了提醒人们记住那个到处是铁路、牛群、钢铁厂和冒险经历的时代。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雕像，那么我们应该尽快来做这件事，就像代表波士顿时代的有民兵雕像，代表纽约时代的有自由女神像一样。

今天，我们应该把视线投向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城。作为我们民族性格和抱负的象征，这个城市的标志是一幅30英尺高的老虎机图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员。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写作此文时的美国总统是昔日好莱坞的演员。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最为人瞩目的电视节目的宠儿，也就是说，是一名宇航员[1]。很自然，他的太空探险被拍成了电影。

此外，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罪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他就如何严肃对待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给了爱德华·肯尼迪一个建议：减去20磅体重。虽然宪法对此只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或许秃子也一样不能幸免于此，当然还有那些外表经过美容仍无法有较大改观的人。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比如电视播音员，对此也心领神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并且由此成为娱乐社会最有魅力的一群人。虽然联邦新闻法没有明文规定，那些不上镜的人其实已被剥夺了向大众播报所谓“今日新闻”的权利，但是那些在镜头前魅力四射的人确实可以拥有超过百万美元的年薪。

美国的商人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不论是亚当·斯密备加赞扬还是卡尔·马克思百般指责，资本主义原理中有一半都是无稽之谈。就连能比美国人生产更优质汽车的日本人也深知，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丰田每年的广告预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不久前，我看到比利·格雷厄姆[2]和谢基·格林、雷德·巴顿斯、迪翁·沃里克、弥尔顿·伯利及其他神学家一起向乔治·伯恩斯表示祝贺，庆祝他在娱乐性行业成功摸爬滚打了80年。格雷厄姆教士和伯恩斯说了很多关于来世的俏皮话。虽然《圣经》里没有任何明示，但格雷厄姆教士向观众保证，上帝偏待那些能让人发笑的人。这是一个诚实的错误，格雷厄姆只是错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成了上帝。

露丝·韦斯特海默博士是一个心理学家，她主持了一档很受人欢迎的广播节目及一个夜总会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她向听众们介绍有关性事的林林总总，所用的语言在过去只能是卧室和某些阴暗的街角里专用的。她和格雷厄姆教士一样，是一个有趣的人。她曾经说过：“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逗乐，但是，如果我所做的确实能让人开心，我不妨继续下去。有人说我取悦于人，我说这很好。如果一个教授上课时表现幽默，人们就会带着记忆下课。”[3]她没有说人们带着怎样的记忆，也没有说这些记忆有何裨益，但她说明了一点：能够取悦于人，真好。确实，在美国，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不管他是传教士、运动员、企业家、政治家、教师还是新闻记者。在美国，最让人乏味的是那些专业的演员。

对文化表示关注和忧虑的人，比如正在阅读此类书的人，会发现上面的这些例子并不罕见，已是司空见惯了。批评界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注意并记录了美国公众话语的解体及其向娱乐艺术的转变。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相信，还没有开始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和意义。那些已经对此做过研究的人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的余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后的无味的果实；这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时代神经官能症的后遗症，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遭到的报应，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

我仔细研读过这些阐述，从中不是没有学到东西。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理论，甚至神学家们，都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的见解能够基本接近事实，我都会感到惊讶。正如赫胥黎所说的，我们没有人拥有认识全部真理的才智，即使我们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才智，也没有时间去传播真理，或者无法找到轻信的听众来接受。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个比前人的理解更为透彻的观点。虽然这个观点并不深奥，但它的价值体现在其视角的直接性，这样的视角正是2300年前柏拉图提出的。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人类会话的形式上，并且假定我们会话的形式对于要表达的思想有重大的影响，容易表达出来的思想自然会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我形象地使用“会话”这个词，并不仅仅指语言，同时也指一切使某个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在这样的意义上，整个文化就是一次会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不同象征方式展开的多次会话的组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公众话语的方式是怎样规范乃至决定话语内容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原始的烟雾信号。虽然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烟雾信号中传达着怎样的信息，但我可以肯定，其中不包含任何哲学论点。阵阵烟雾还不能复杂到可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存意义的看法，即使可以，他们中的哲学家可能没有等到形成任何新的理论就已经用尽了木头和毡子。你根本不可能用烟雾来表现哲学，它的形式已经排除了它的内容。

再举一个我们更熟悉的例子：塔夫脱，我们的（美国）第27任总统，体重300磅，满脸横肉。我们难以想象，任何一个有着这种外形的人在今天会被推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如果是在广播上向公众发表演讲，演讲者的体形同他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电视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300磅的笨拙形象，即使能言善辩，也难免淹没演讲中精妙的逻辑和思想。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政坛上形象经理的出现以及与此相伴的讲稿作家的没落证明了这样一点，就是：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还有一个例子，更复杂一些：信息、内容，或者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构成“今日新闻”的“素材”，在一个缺乏媒介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是不能存在的。我并不是说，火灾、战争、谋杀和恋情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生过。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用来宣传它们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无法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简而言之，这些信息就不能作为文化的内容而存在。“今日新闻”的产生全然起源于电报的发明（后来又被其他更新的大众传播工具发扬光大），电报使无背景的信息能够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跨越广阔的空间。“今日新闻”这种东西纯属技术性的想象之物，准确地说，是一种媒体行为。我们可以了解来自世界各地对于各种事件的片断报道，因为我们拥有适用于报道这些片断的多种媒体。如果某种文化中没有具有闪电般速度的传媒工具，如果烟雾信号仍是最有效的传播途径，那么这种文化就不会拥有“今日新闻”。如果没有媒体为新闻提供传播的形式，那么“今日新闻”就不会存在。

用平白的话语来说，这本书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马歇尔·麦克卢汉[4]有一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如果我上面所说的有引用之嫌，我绝不否认其中的联系。（虽然很多值得尊敬的学者觉得否认和他的联系很时髦，但是如果没有麦克卢汉，他们也许至今仍然默默无闻。）30年前遇到麦克卢汉的时候，我还是一名研究生，而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英语教授。那时我就相信，现在仍然相信，他继承了奥威尔和赫胥黎的传统，对未来进行了预言。我对他的理论坚信不疑。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我也许应该补充一点，最早激发我对这个观点产生兴趣的是一位比麦克卢汉更伟大，比柏拉图更古老的预言家。我年轻时研究过《圣经》，在其中我获得了一种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这种启示来自“十诫”中禁止以色列人制作任何具体形象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我那时很疑惑，为什么上帝要规定人们应该或不应该怎样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除非颁布训诫的人认定人类的交际形式和文化的质量有着必然联系，否则把这种禁令归于伦理制度之中的做法是不可理喻的。我00们可以冒险做一个猜测：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祇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思考一下摩西的训诫对我们也许是有益的。即使这些推想有不妥之处，我仍然认为它是明智而中肯的。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语言不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但这并不是说，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媒介，人们还能够同样方便地以同样的方式讲述同样的事情。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敢斗胆宣称所有的人类大脑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语言之外还有如此丰富多样的会话工具，我们就不难想象，不同文化在世界观方面会存在多大的分歧。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但是，他的警句还需要修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帮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和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恩斯特·卡西尔曾说过：

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5]

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我们读书、看电视或看手表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大脑如何被这些行为所左右并不感兴趣，更别说思考一下书、电视或手表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有怎样的影响了。但是确实有人注意到了这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刘易斯·芒福德[6]就是这些伟大观察者中的一个。他不是那种为了看时间才看钟表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大家关心的钟表本身的分分秒秒不感兴趣，而是他对钟表怎样表现“分分秒秒”这个概念更感兴趣。他思考钟表的哲学意义和隐喻象征，而这些正是我们的教育不甚了了的地方，钟表匠们对此更是一无所知。芒福德总结说：“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术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确实，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所以，钟表不懈的嘀嗒声代表的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日渐削弱，虽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其中的关联。也就是说，钟表的发明引入了一种人和上帝之间进行对话的新形式，而上帝似乎是输家。也许摩西的“十诫”中还应该再加上一诫：你不可制作任何代表时间的机械。

字母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新形式，关于这一点，如今学者们已达成共识。人们说出的话不仅听得见，而且看得见——这不是一件小事，虽然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教育也未做太多评论。但是，很明显，语音的书写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知识理念，一种关于智力、听众和后代的新认识，这些东西柏拉图在其理论形成的初期就已经认识到了。他在《第七封信》中写道：“没有一个有智力的人会冒险用语言去表达他的哲学观点，特别是那种会恒久不变的语言，例如用书面的文字记录下来。”他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清楚地认识到，用书面文字记录哲学观点，不是这些观点的终结，而是这些观点的起点。没有批评，哲学就无法存在，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查。书面形式把语言凝固下来，并由此诞生了语法家、逻辑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所有这些人都需要把语言放在眼前才能看清它的意思，找出它的错误，明白它的启示。

柏拉图深知这一点，他知道书写会带来一次知觉的革命：眼睛代替了耳朵而成为语言加工的器官。相传，为了鼓励这种变化，柏拉图要求他的学生在来他的学园之前先学习几何学。如果确有其事，柏拉图就确实很明智，因为正如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所说的：“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象，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7]

柏拉图对于书面文字重要性的推断现在已被人类学家所深刻理解，特别是如果在他们所研究的文化中，语言是复杂对话的唯一源泉时。人类学家知道书面文字不仅仅是话音的回声，这一点诺思罗普·弗莱也曾提到过。这完全是另一种声音，是一流魔术师的把戏。在那些发明文字的人眼里，文字确有此神力。考虑到这些，那么埃及神话中把文字带给塔慕斯国王的月神透特同时也是魔术之神，就不足为奇了。我们这样的人也许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们的人类学家知道，对于一个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文字会显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这样的对话似乎没有对象，又似乎任何人都是对象。有什么比把问题诉诸文本时的沉默更奇怪的呢？有什么比向一个无形的读者倾诉，并且因为知道有一个无名的读者会反对或误解而修正自己更玄妙的呢？而这正是每一本书的作者必须做的。

提出上述的观点，是因为本书后面将讨论我们的民族怎样经历从文字魔术向电子魔术转换的巨大变化。我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把诸如文字或钟表这样的技艺引入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对时间的约束力的延伸，而且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当然，也是文化内容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媒介称作“隐喻”的道理。在学校里，老师非常正确地告诉我们，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做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通过这种强大的暗示力，我们脑中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光是波，语言是一棵树，上帝是一个明智而可敬的人，大脑是被知识照亮的黑暗洞穴。如果这些隐喻不再有效，我们一定会找到其他适用的：光是粒子，语言是一条河，上帝是一个微分方程（正如罗素曾经宣称的），大脑是一个渴望栽培的花园。

但是我们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并没有如此明了和生动，而是更为复杂。为了理解这些隐喻的功能，我们应该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例如，钟表把时间再现为独立而精确的顺序，文字使大脑成为书写经历的石碑，电报把新闻变成商品。要想深刻理解这些隐喻，我们确实要费些周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那么理解这些隐喻就会容易多了。例如，有人指出，12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是可以完善的。我觉得，如果说12世纪眼镜的发明和20世纪基因分裂的研究之间存在某种关联，那也不为过。

即使是显微镜这样不常用的仪器，也包含了令人惊讶的寓意，这种寓意不是关于生物学的，而是关于心理学的。通过展示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世界，显微镜提出了一个有关大脑结构的解释。

如果事物总是不同于它的表象，如果微生物不可见地隐藏于我们的皮肤内外，如果隐形世界控制了有形世界，那么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否也可能不可见地隐藏在某个地方？精神分析除了充当大脑的显微镜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对于大脑的理解除了来自某些工具所产生的隐喻之外，还有什么途径？我们说一个人有126的智商，又是怎么一回事？在人们的头脑里并不存在数字，智力也没有数量和体积，除非我们相信它有。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它有呢？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可以说明大脑情况的工具。确实，我们思想的工具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身体：有时我们称自己的身体为“生物钟”，有时我们谈论自己的“遗传密码”，有时我们像看书一样阅读别人的脸，有时我们用表情传达自己的意图。

伽利略说过，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这样说只是打个比方。大自然自己不会说话，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也不会说话。我们关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进行的。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1] 指约翰·格伦，美国第一个绕地球进行轨道飞行的宇航员，退役后当选为美国参议员。——译者注

[2] 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1918—)，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传教士、浸信会牧师，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通过广播、电视、电影宣讲耶稣基督福音，开展福音奋兴运动。——译者注

[3] 引自1983年8月24日的《威斯康星州日报》，第1页。

[4]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传播理论家，认为计算机、电视等传播手段对社会及艺术、科学、宗教等产生强烈的影响，著作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译者注

[5]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铁锚丛书，1956，第43页。

[6]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教师、建筑及城市规划评论家，其著作多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译者注

[7] 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多伦多：学术出版社，1981，第227页。

第2章
媒介即认识论

在这本书里，我想展现给大家一个发生在美国的关于媒介—隐喻的巨大变化，作为这个变化的结果，那些危险的无稽之谈成了我们公众话语的重要部分。在以后的章节中，我的任务非常明确。首先，我想证明，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其次，我想论证，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是怎样变得无能而荒唐的。但是，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是对电视上的“垃圾”的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先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说实话，我对这些所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印刷机产生的垃圾可以让大峡谷满得溢出来。而在生产垃圾这一点上，电视的资历还远远比不上印刷机。

因此，我对电视上的“垃圾”绝无异议。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它们不会严重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这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对待电视的态度还不够严肃。因为，和印刷机一样，电视也不过是一种修辞的工具。要想严肃对待电视，我们必须谈一谈认识论，否则其他任何评论都是没有意义的。

认识论是一门有关知识的起源和性质的复杂而晦涩的学问。和本书有关的是认识论对于真理的定义以及这些定义的来源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在这里，我特别想证明，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的性质。我想讨论的是，媒体在我们的认识论中充当了什么角色？

为了简单地说明本章标题的含义，我觉得有必要从诺思罗普·弗莱那里借用一个词。他把自己运用的原理称作“共鸣”。他写道：“通过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义。”[1]他举“愤怒的葡萄”[2]为例。这个表达方式第一次出现是在《以赛亚书》中，人们庆祝即将到来的对于易得迈人[3]的屠杀。但是这个词组，弗莱继续写道：“早已超越了这个语境并且进入了很多新的语境，这些新的语境赋予人类尊严，而不是仅仅反思它的盲从。”[4]通过这样的阐述，弗莱把“共鸣”的概念扩展到词组和句子以外。戏剧或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比如哈姆雷特，或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也可以有共鸣。他还说，东西可以有共鸣，国家也不例外：“希腊和以色列，这两个被割裂的国家，它们地理上的最小细节都会让我们良心不安，除非有一天它们出现在我们想象世界中的地图上，不论我们是否见过这两个国家。”[5]

在谈到“共鸣”的来源时，弗莱总结说隐喻是它的动力，也就是说，词组、书、角色或历史都具有组织不同态度或经历的力量，并且可以赋予它们以意义。于是，雅典成为优秀文化的象征，哈姆雷特代表了犹豫不决的忧思，爱丽丝的漫游象征着在无意义的语义世界中寻求秩序。

我们暂且离开弗莱（相信他不会有意见），但他所用的“共鸣”这个词还会伴随我们。我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由于它能够引导我们组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所以总是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它有时影响着我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并且一直左右着我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

为了解释媒介是怎样于无形之中影响文化的，我在这里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来自西部非洲的一个部落。他们没有书面文字，但他们丰富的口述传统促成了民法的诞生。[6]如果出现了纠纷，控诉人就会来到部落首领的面前陈述自己的不满。由于没有书面的法律可以遵循，首领的任务就是从他满脑子的谚语和俗语中找出一句适合当时情形的话，并使控诉人双方都满意。这一切结束之后，所有各方都会认为正义得到了伸张，真理重见天日了。当然，你会意识到这也是耶稣和其他《圣经》人物的方法，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口口相传的文化中，凭借语言的各种资源来发现和揭示真理，比如各种记忆的手法、公式化的表达方式和寓言。正如沃尔特·翁所指出的，在口口相传的文化中，谚语和俗语不是什么偶一为之的手法。“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绵延不断，它们构成思想自身的内容。没有它们，任何引申的思想都不可能存在，因为思想就存在于这些表达方式之中。”[7]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谚语和俗语通常只用于解决孩子之间的矛盾。“东西在手，败一胜九”“先来先得”“欲速则不达”，这些语言形式可以用来解决孩子的小危机，但如果在决定“严肃”问题的法庭上使用就会显得荒唐了。如果法官问陪审团是否形成意见，而陪审团回答说“犯错人皆难免，宽恕则属超凡”，甚至说“把现实事交给现世君主，把神的使命交给上帝”，你能想象会是什么情形吗？可能一瞬间法官会觉得很有趣，但如果陪审团不能马上提供一个“严肃”的语言形式，法官就可能会做出一个超长的判决。

法官、律师和被告都认为谚语或俗语不适合解决法律纠纷，正是在这一点上，媒介—隐喻关系把他们和部落首领区分开来。因为在以印刷物为主的法庭上，法律文书、案情摘要、引证和其他书面材料决定了寻求事实的方法，口述传统失去了共鸣——但不是全部。证词是口头的，因为人们认为口头表述比书面表述更能真实地反映证人的思想状况。确实，在许多法庭上，陪审员不允许记笔记，也不提供法官解释法律条文的书面材料。陪审员要听事实，而不是看。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于法律事实的理解存在共鸣的冲突：一方面，人们仍然相信口头语言的威力尚存，只有口头语言才可以代表真理；另一方面，人们更愿意相信书面文字的真实性，尤其是印刷文字。持第二种看法的人不能容忍诗歌、谚语、俗语、寓言或任何其他代表人类口头智慧的表达方式。法律是立法者和法官制定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律师不需要聪明，他们只要了解案情就可以了。

另一个类似的矛盾是在大学里。在那里，共鸣的分布大致相同，也就是说，仍然有一些传统是基于“口头语言是真理的重要载体”而被保留下来，但大多数情况下，大学里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印刷文字的结构和逻辑密切相关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用自己亲身经历的“博士生口试”中发生的一件事来做例子。这样的口试是大学里仍然流行的一种中世纪的仪式。我用“中世纪”这个词，指的是它的字面含义，因为在中世纪，学生们经常接受口试，并且人们渐渐地认识到考生口头解释其作品是一种必备的能力，于是这种传统被沿袭下来。当然，书面作品还是最重要的。

在我要说的这个例子中，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才算是讲述事实的合法方式，被提上了一个很难实现的高度。一个考生在他的论文中写了一个脚注，想用来证明援引的出处。他写道：“此系1981年1月18日本调查者在罗斯福酒店亲耳听见，当时有阿瑟·林奇曼和杰罗尔德·格罗斯在场。”这个援引引起了五位口试老师中四位老师的注意，他们一致认为，这样的证明方式不妥，应该用著作或文章中的引文来代替。“你不是记者，”有一个教授说，“你要成为学者。”也许是因为该考生不知道有什么出版物可以证明他在罗斯福酒店中得到的信息，所以他极力为自己辩护，说当时有人在场，他们可以证明他引用部分的准确性；并且他还辩解道，表达思想的方式同思想的真实性无关。滔滔不绝之中，这个考生有些忘乎所以，他说他的论文中至少有300处从出版物中摘录的引文，考官们不可能一一对它们进行考证。他这样说，是想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可以相信印刷文字的引用，却不能相信口头引用的内容呢？

他得到的回答是：你认为表达思想的方式同思想的真实性无关，这是错误的。在学术界里，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远远超过口头语言。人们说的话比他们写下来的话要随意。书面文字是作者深思熟虑、反复修改的结果，甚至还经过了专家和编辑的检查。这样的文字更加便于核对或辩驳，并且具有客观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论文中称自己为“本调查者”而不是自己的名字。书面文字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是客观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体。书面文字可以长久存在，而口头语言却即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更接近真理。而且，我们相信你一定更希望考试委员会提供一份书面说明证明你通过了考试（如果你通过的话），而不是仅仅告诉你你通过了。我们的书面说明代表的是“事实”，而我们的口头通知却只是一个传言。

除了表明将按照委员会的意见做出修改之外，该考生很明智地没有再说什么。他真诚地希望如果自己能通过“口试”，委员会将提供一份书面文件予以证明。他确实通过了，并且适时地写上了合适的文字。

第三个关于媒介对于认识论影响的例子来自对伟大的苏格拉底的审判。在开始为自己辩护之前，苏格拉底向500人的陪审团道歉，说自己没有很好地准备发言。他告诉他的雅典兄弟他可能会结巴，希望他们不要因此打断他，他请求他们把他当作一个陌生的外乡人，并且承诺一定会不加任何修饰和技巧地告诉他们事实。这样的开场白当然是苏格拉底的特点，但这不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苏格拉底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雅典兄弟从来不认为修辞原则同表达事实的方式是互不相干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苏格拉底的请求中可以找到很多意趣，因为我们习惯于把修辞当作语言的一种装饰品——往往表现得矫饰、肤浅和多余。但对于发明修辞的人，对于那些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诡辩家及他们的后裔，修辞不仅仅是戏剧表现的一个机会，而且是组织证据的不可或缺的方式，因而也是交流事实的方式。[8]

修辞不仅仅是雅典教育中的关键部分（远比哲学重要），而且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方式。对于希腊人来说，修辞是口头写作的一种形式，虽然它往往有口头表演的性质，它揭示真理的力量最终存在于书面文字有序展开论点的力量之中。尽管苏格拉底本人驳斥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请求中猜测出来），但他的同时代人相信，修辞是“正确的观点”得以被发现和阐明的正确途径。忽视修辞原则，杂乱无章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缺乏正确的重点或得体的激情，都会被认为是有辱听众智力或者暗示说话人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可以假定，280个陪审员之所以投票宣判苏格拉底有罪，是因为他的态度同所陈述的事实不相吻合，而他们认为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

我用这些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连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一种文化认为用某种象征形式表达的真理是最真实的，而另一种文化却可能认为这样的象征形式是琐碎无聊的。确实，对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希腊人来说，在他们那个时代以及他们之后的两千年里，科学事实都是通过对一系列不言自明的前提进行推理而发现和表述出来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会相信女人的牙齿比男人少，以及刮北风时怀孕的小孩儿更健康。亚里士多德结过两次婚，但据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数一数两任夫人中任何一任的牙齿。至于他对于生孩子的见解，我们可以肯定他没有用过任何问卷或者躲在别人的卧室里偷看。这样的行为在他看来是庸俗而多余的，因为这不是用来验证事实的方法——推理逻辑的语言提供了一条更可靠的道路。

我们不必因此就嘲笑亚里士多德的偏见，我们自己也不乏偏见，例如我们这些现代人总认为可以把真理和数量对等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的神秘信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我们的很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当今的政客往往借助数字来陈述事实，否则就一无所能。例如，你能想象一个现代经济学家通过背诵一首诗歌，或者讲述在东圣路易斯的一次深夜漫步所发生的一切，来解释我们的生活标准吗？甚至只是通过说出一串谚语和寓言，或者关于富人、骆驼和针眼的俗语来这样做？背诵诗歌会被视为无聊，深夜漫步只是一件逸事，谚语或俗语简直就是幼稚。但是，这些语言形式确实能够说明经济关系以及其他的任何关系，而且为很多人所使用。对于深受“媒介即隐喻”这种观念影响的现代人来说，数字是发现和表述经济学真理的最好方式。也许这是对的，但似乎还不足为证。我只是希望人们注意到，决定用什么方式来揭示真理其实是有些武断的。我们一定都记得，伽利略只是说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没有说一切的语言都是数学，甚至连描述大自然的特征时也不一定要使用数学语言。在人类历史中的大多数时期，大自然的语言是神话和宗教仪式的语言。这些形式具有让人类和大自然相安无事的优点，并使人们相信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们绝不能随时准备炸掉地球，然后大肆赞扬自己找到了谈论自然的真正途径。

有些讲述事实的方法优于其他方法，所以这会对采用这些方法的文化产生健康的影响。我这样说不是想要宣扬认识论的相对论。我希望能让你们相信，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生活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将变得越来越可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极力强调，任何讲述事实的形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产生的影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眼见为实”作为一条认识论的公理，从来都享有重要的地位，但“话说为实”“阅读为实”“计算为实”“推理为实”和“感觉为实”的重要性，随着文化中媒介的变化，也在跌宕起伏。随着一种文化从口头语言转向书面文字，再从印刷术转向电视，关于真理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既然智力主要被定义成人掌握事物真理的一种能力，那么一种文化的智力就决定于其重要交流方式的性质。在一个纯粹口语的文化里，智力常常同创造警句的能力相关，即创造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精辟俗语的能力相关。据说，所罗门知道3000条谚语。在一个印刷文字的社会里，有这样才能的人充其量被人看作怪人，甚至是自大的讨厌鬼。在一个纯粹口语的社会里，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人的大脑就必须发挥流动图书馆的作用。忘记一些事该怎样说或怎样做，对于社会是一件危险的事，也是愚蠢的表现。在印刷文字的文化里，记住一首诗、一张菜单、一条法规或其他大多数东西只是为了有趣，而绝不会被看作高智商的标志。

虽然读这本书的人都了解印刷文字和智力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质，但是，如果你考虑一下你读这本书时应达到什么要求，就可能会得出一个更具体的定义。首先，你应该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基本不动。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读这本书或其他书都一样），那么在我们的文化里，你就会被认为是运动功能亢进或是不守纪律，至少是有什么智力缺陷。印刷文字对于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提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但是，控制你的身体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你还必须学会注意书本上文字的形状。你必须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思。如果你仅仅专注于文字的形状，那么你就是一个让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读者，会被人当作傻子。如果你已经学会了怎样不受外观的干扰去理解意义，那么你就应该采取一种超然而客观的态度，这包括你要能够区分文字的感官愉悦、魅力或奉承语气（如果有的话）和文字所表达的观点之间的逻辑。同时，你还必须能够根据语言的语气去判断作者对于所写内容和读者的态度。换句话说，你必须知道笑话和观点之间的区别。在判断观点性质的时候，你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你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你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你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在你做这些准备的时候，你必须摒弃原来认为文字具有魔力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你要接受一个抽象的世界，因为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什么词组和句子要求你联想具体的形象。在铅字的文化里，我们可以说某个人不够聪明，需要给他画张图才能帮助他理解。而现在，聪明则意味着我们不借助图画就可以从容应对一个充满概念和归纳的领域。

在一个用铅字表达真理的文化里，能够做到这一切甚至更多的话，就构成了智力的基本定义。在后面的两章中，我想告诉大家，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以铅字为中心的文化。在更后面的章节里，我想证明，在20世纪，我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对智力的定义随着新旧媒介的更替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是，我不想过于简单地看待这个变化。这里，我想用三点来做个总结，并以此答复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提出的相反观点。

第一点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媒介的变化带来了人们思想结构或认知能力的变化。确实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或类似的观点（例如杰尔姆·布鲁纳、杰克·古迪、沃尔特·翁、马歇尔·麦克卢汉、朱利安·杰恩斯和埃里克·哈夫洛克[9]我很愿意认为他们是对的，但我的观点不需要我这样做。所以，我不想证明这样的可能性，即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我的观点仅仅是说，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实现这种变化的途径包括：鼓励某些运用理解力的方法，偏重某些有关智力和智慧的定义以及创造一种讲述事实的形式，从而使某个词语具有某种新的内容。我想再次说明，在这件事上，我不是相对论者，我相信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

第二点是，我提出的认识论变化还没有包括（也许永远不能）任何人和任何事。一些旧的媒介事实上已经消失了（比如象形文字和装饰华美的手稿），与它们相关的规则和认知习惯也随之消失了，但其他形式的对话还将被保留下来，比如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所以，像电视这样的新媒介产生的认识论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考虑会有所帮助：符号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的符号环境也是一样的情况。我相信，我们也已经达到了一种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在我们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认识论是由电视而不是铅字决定的。我们不否认，现在仍有读者，仍有许多书在出版，但是书和阅读的功能和以往是大不相同了。即使在铅字曾经被认为具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学校里，情况也未能例外。有人相信电视和铅字仍然共存，而共存就意味着平等。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平等，铅字只是一种残余的认识论，它凭借电脑、报纸和被设计得酷似电视屏幕的杂志还会这样存在下去。像那些在有毒的河流中幸免于难的鱼儿以及那个仍在上面划船的人一样，我们的心中仍保留着过去那条清清小河的影子。

第三点是，在我上面打的比方中，河流主要是指公众话语——对话所采用的政治、宗教、信息和商业的形式。我说的只是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污染了大众交流和相关活动，而不是说它污染了一切。首先，我不断提醒自己，电视给那些老弱病残以及在汽车旅馆里饱尝孤独寂寞的人带来了无尽的安慰和快乐。我也意识到电视在为大众提供一个电影院方面具有很大潜力（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有人提出，虽然电视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但它的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它会让人们反对越南战争或种族歧视。对于这些好处，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我之所以不愿被人误解为是在攻击电视，还有一个原因。任何稍稍了解人类交流历史的人都知道，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虽然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有时是得大于失，有时是失大于得。我们在或毁或誉时要十分小心，因为未来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印刷术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很显然，我的观点是，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这就是我希望说清楚的。但是，对于同种情形下可能出现的好处，我们也应该保持坦诚的态度。

[1] 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多伦多：学术出版社，1981，第217页。

[2] 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意指骚动的根源，愤怒和暴力的起因。典出《圣经·启示录》。——译者注

[3] 易得迈人（Edomites），闪族人的一个部族。公元前12—前6世纪居住在死海东南边的区域，时常与希伯来人发生冲突。——译者注

[4] 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多伦多：学术出版社，1981，第218页。

[5] 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多伦多：学术出版社，1981，第218页。

[6] 引自翁，《读写能力和印刷术的未来》，《通讯杂志》30∶1（冬季刊，1980年），第201—202页。

[7] 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纽约：麦休恩，1982，第35页。

[8] 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纽约：麦休恩，1982，第109页。

[9] 杰尔姆·布鲁纳在《认知成长的研究》中写道，成长“既是从外到里的，也是从里到外的”，“(认知成长的)很大一部分在于人获得肌肉运动、感觉和反射的能力”。(第1—2页)

杰克·古迪在《野蛮人的驯化》中写道：“(书写)改变了那些不能阅读的人对于世界的表象。”他还写道：“字母的存在改变了人们要处理的问题的类型，并且改变了人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第110页)）。

第3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有一段来自迈克尔·威尔法尔的精彩引语。此人是德美浸礼会教派的创始人之一，与富兰克林相交多年。事情的起因是威尔法尔向富兰克林抱怨，说其他宗教派别的狂热分子四处散布关于德美浸礼会教派的谣言，指责他们宣扬令人发指的教义，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子虚乌有的。富兰克林建议他们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信仰和原则，认为这样可以让谣言不攻自破。威尔法尔答复说，他的教友们曾经讨论过这样的做法，但最终还是否决了。他用以下这段话解释了他们的理由：

在人类社会存在之初，上帝以启蒙人智为乐，他让我们意识到，有些我们尊为真理的其实是谬误，有些我们斥为谬误的却是真正的真理。他不时地为我们拨去迷雾，使我们不断完善自己的原则，改正自己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无限的满足。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达到了发展的终极，是否达到了精神知识或神学知识的完满，我们担心，如果我们裹足不前，不愿意接受他人的意见，那么我们的后人会效仿我们，认为我们——他们的前辈和创立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是不可丝毫背离的。[1]

富兰克林认为他们的这种谦逊在人类历史上的各教派中是罕见的。我们当然可以用“谦逊”二字形容他们的态度，但这段话的意义远胜于此。它对于书面文字的认识论的批评可以同柏拉图的观点相媲美。摩西本人也许也会对这段话产生兴趣，虽然他未必能同意。德美浸礼会教派的观点近乎制定了一条关于宗教话语的诫令：“不可记录汝等之教义，更不可将其印刷成文，否则汝等将永远受其束缚。”

不管怎样，我们都会认为，关于德美浸礼会教派讨论结果的记录未能传之于世，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否则本书的观点——表达思想的方式将影响所要表达思想的内容——将更为彰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讨论结果是殖民地时代的美利坚人质疑铅字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因为富兰克林时代的美利坚人比世界上任何时期的任何人都更依赖铅字的力量。不管人们对于那些新英格兰的新居民们有过怎样的评述，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都是热诚而优秀的读者，他们的宗教情感、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都深深植根于印刷品这个媒介。

我们知道，随“五月花”号[2]进入美洲的行李中有几本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圣经》和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我们可以猜想，对于驶向未知世界的移民们来说，后者得到的重视会更多。）我们也知道，在殖民地时代的早期，每个牧师都会得到10英镑来启动一个宗教图书馆。虽然当时的文化普及率很难估计，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多来自签名），在1640年到1700年间，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个地方的文化普及率达到了89%—95%。这也许是当时世界上具有读写能力的男人最集中的地方了。[3]（在1681年到1697年间，殖民地妇女的文化普及率大约为62%。[4]）

不难理解，《圣经》是所有家庭的必读书，因为这些人都是新教教徒，他们和路德一样，相信印刷品“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现形式，耶稣的教义将借此被不断推广”。当然，耶稣的教义也可能是通过《圣经》以外的书得到推广的，例如1640年印刷的著名的《海湾州圣歌》，当时该书被视为美洲的第一畅销书。但我们也不能认定这些人只读宗教书籍，那个时期的遗嘱记录表明，在1654年到1699年间，米德尔塞克斯县60%的家庭拥有藏书，其中92%的家庭拥有《圣经》以外的书。[5]事实上，在1682年到1685年间，波士顿最大的书商仅从一个英国书商那里就进口了3421册书，其中大多数都是非宗教书籍。如果有人再补充说明一下，这些书仅仅是住在北部殖民地的7.5万居民的需求量，那么3421册书这个数字的意义就更清楚了。[6]放在现代，相等的需求量就该是上千万册了。

除了加尔文清教徒的宗教要求他们能识文断字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三个因素也能解释这些来到新英格兰的殖民者们对于铅字的痴迷。第一，既然17世纪英国男性的文化普及率不到40%，我们可以猜测，移民到新英格兰的人大多应来自英国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或阶层。[7]换句话说，他们热爱读书，相信到新的世界里读书仍然非常重要，就像在过去一样。第二，1650年之后，几乎所有的新英格兰城镇都通过了法令，要求建立“读写学校”，一些大的社区还要求建立语法学校。[8]这些法令都提到了撒旦，认为他的邪恶力量将被教育摧毁。当然，推行教育还有其他原因，我们从下面这首流行于17世纪的小诗中可以略见一斑：

公立学校是知识的源泉，

学习是人们神圣的权利。[9]

真正统治这些人思想的并不是撒旦。早在16世纪，人们的认识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一种知识都要通过铅字来表达和传播。关于这个变化，刘易斯·芒福德写道：“印刷书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们从现时现地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铅字比实际发生的事实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将渐渐地成为虚无。所谓学习就是书本的学习。”[10]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推断，在殖民者们看来，年轻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同时也是智力开发的一条必要途径。（他们的故乡——英国，就是一个学校之国。1660年以前，英国有444所学校，每12英里就有一所学校。[11]很明显，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同学校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学校教育还没有普及的地方（比如罗德岛）或学校法规还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新罕布什尔），文化普及率的上升比其他地方缓慢得多。

最后一点，这些身处异乡的英国人不需要印刷自己的书，甚至不需要培养自己的作家。他们从自己的故国原封不动地搬来高深的文学传统。1736年，书商们大事宣传《观察家》《闲谈者》和斯蒂尔的《卫报》。1738年出现了关于洛克《人类理解论》、蒲柏《荷马史诗》、斯威夫特《一只澡盆的故事》和德莱顿《寓言》的广告。[12]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曾精辟地描写过当时美洲的情况：

几乎每一种类型、每一种题材的书都已经有人为我们写就。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天独厚的，因为我们和大英帝国的人说同一种语言，而且大多数时候能与他们和平相处。和他们之间的贸易关系长期为我们带来大量的书籍，艺术类、科学类以及文学类的书籍，这些书大大地满足了我们的需要。[13]

这种情形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写道：“阅读蔚然成风。四处都是阅读的中心，因为压根儿就没有中心。每个人都能直接了解印刷品的内容，每个人都能说同一种语言。阅读是这个忙碌、流动、公开的社会的必然产物。”[14]到1772年的时候，雅各布·杜谢已经可以做出这样的评论：“特拉华河畔最穷苦的劳工也认为自己有权像绅士或学者一样发表对宗教或政治的看法……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各类书籍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15]

在这样一个阅读蔚然成风的地方，托马斯·潘恩1776年1月10日出版的《常识》能在当年3月之前卖掉10万册，也就不足为奇了。[16]如果是在1985年，那么一本书必须卖掉800万册（两个月之内）才能比得上当时潘恩著作所吸引的人口比例。我们再看一看1776年3月的情况，霍华德·法斯特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更让人叹服的数字：“没有人知道到底印了多少册，最保守的数字是30万册，也有人说是50万册。如果说当时300万人口需要印刷40万册书，那么今天的一本书需要卖掉2400万册才能比得上。”[17]在今天的美国，唯一能吸引这么多人注意力的传媒活动大概只有美国橄榄球超级杯赛了。

在这里，我们应该稍稍停顿一下，来谈谈托马斯·潘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可以代表他那个时代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教育程度。我特别想提出的一点是，虽然他出身低微，但他从来没有像莎士比亚一样被人质疑过是不是其著作的真正作者。确实，我们对潘恩生平的了解要多于莎士比亚（虽然对潘恩的早期生活也知之甚少），我们也知道潘恩所受的正规教育远不如莎士比亚。在来美洲之前，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尽管有这样的不利条件，但是他的关于政治哲学和辩证法的著作观点明确，生命力经久不衰，丝毫不输（数量上也许不如）伏尔泰、罗素和包括伯克在内的同时代英国哲学家。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样一个来自英国穷人阶级、没有受过教育的胸衣制造商怎么可能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文章？有的时候，潘恩的教育背景会成为其敌人的攻击目标（他本人也因为这个缺陷而感到自卑），但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样强有力的文章会出自一个普通人。

我们也应该提一下，潘恩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的全名是“常识——一个英国人所著”。这个副标题很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人没有写过什么书，关于这一点，富兰克林解释说是因为美洲人忙于其他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但是，美洲人的忙碌并没有影响他们利用印刷机，甚至是为了根本不是他们自己写的书而利用印刷机。美洲的第一台印刷机诞生于1638年，属于当时只有两年历史的哈佛大学。[18]之后不久，在没有不列颠王国政府的帮助下，波士顿和宾夕法尼亚也有了自己的印刷机。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事实，因为那时在利物浦、伯明翰以及其他英国城市都不允许使用印刷机。[19]最早的印刷机用于印刷时事通讯，通常都是用廉价的纸张。也许我们可以说，美洲文学的滞后不是因为人们的惰性或英国文学的广泛流行，而是因为缺少优质的纸张。到了独立战争时期，乔治·华盛顿还不得不用难看的纸片给他的将领们写信，他的急件甚至连信封都没有，因为纸实在是太宝贵了。[20]

但是到了17世纪末期，一种本土文学开始起步，这也同美洲文化对印刷术的偏爱不无关系。这里的文学当然指的是报纸。本杰明·哈里斯于1690年9月5日在波士顿出版了一份共三页的报纸，名叫“国内外公共事件报”。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涉足报纸。在哈里斯来美洲之前，他参与“揭露”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有关天主教徒屠杀新教教徒并纵火伦敦的阴谋。他在伦敦的报纸《伦敦邮报》上揭露了“教皇的阴谋”，结果天主教徒受到残酷的迫害。[21]哈里斯对于谎言已是司空见惯，他在《公共事件》（Publick Occurrences）的内容说明中提到，报纸对于抗击盛行于波士顿的谎言是非常必要的。他用以下的话作为内容说明的总结：“喜欢我这个提议的人可能会因此承担罪名。”哈里斯的这种猜测是完全正确的。第二期的《公共事件》再也没有面世。市长和市议会查禁了他的报纸，并且指责他发表了“非常偏激的言论”。[22]他们的这种反应说明，他们根本不想容忍任何人成为他们的障碍。就这样，在美洲这个新的世界里，人们开始了争取信息自由的斗争，而这样的斗争在英国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

哈里斯的失败激励了其他人对于报纸的尝试：《波士顿新闻信札》出版于1704年，它被认为是第一份连续发行的美洲报纸。在此之后，《波士顿公报》（1719年）和《新英格兰新闻报》（1721年）相继问世，它们的编辑詹姆斯·富兰克林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哥哥。在1730年之前，有7种报纸定期在4个殖民地出版。1800年前，报纸的数目上升到180种。1770年，《纽约公报》用下面的这段话（节选）来庆祝自己和其他报纸的成功：

这是事实（让我们向大学表示敬意）。

报纸是知识的源泉，

是现代人每一次对话的灵感来源。[23]

到了18世纪末，塞缪尔·米勒教士自豪地宣称，美国已经拥有相当于英国2/3的报纸，而人口只占英国的一半。[24]

1786年，本杰明·富兰克林评论道，美国人醉心于报纸和小册子，以至于没有时间来看书。（有一本书是个例外，那就是诺亚·韦伯斯特的《美国拼写课本》，此书在1783年到1843年间销售了2400万册。）[25]富兰克林所说的“小册子”，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伴随报纸在各殖民地广泛传播的还有各种小册子和大幅印刷品。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他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了这个事实：“在美国，各党派之间不是通过写书来反驳对方的观点，而是通过散发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以惊人的速度在一天之内迅速传播，而后消失。”[26]在下面这段话中，他也提到了报纸和小册子：“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27]

在托克维尔发表这番议论的时候，印刷术已经传播到了美国的各个地区。南方和北方相比，不但在办学方面落后（南方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私立的），而且在使用印刷机方面也晚了一步。例如，弗吉尼亚州一直到1736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弗吉尼亚报》。但是到了18世纪末，通过铅字传播思想的运动蓬勃发展，很快成为一次全国范围的对话。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全部用“帕布利厄斯”的化名）写了85篇支持美国宪法的文章，1787年至1788年间，这些文章原本只是出现在纽约的报纸上，但后来在南方的影响完全不逊于在北方。

进入19世纪的美国，在它所有的地区都开始形成了一种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在1825年至1850年间，收费图书馆的数目翻了三番。[28]那些专门为劳动阶层开设的图书馆也开始出现，并成为提高文化教育程度的一种手段。1829年，“纽约学徒图书馆”有1万册藏书，曾有1600名学徒在此借书阅读。到1851年，这个图书馆已向75万人提供了服务。[29]由于国会在1851年降低了邮费，因而几分钱一张的报纸、杂志、星期天学校手册和简装书唾手可得。在1836年到1890年间，1.07亿册《麦加菲读本》被分发到各个学校。[30]虽然当时并不提倡阅读小说，美国人仍然表现得如饥似渴。塞缪尔·古德里奇就沃尔特·司各特1814年到1832年间发表的小说写过这样一段话：“他笔下诞生的任何一部新作在美国产生的轰动更胜于拿破仑的某些战役……每个人都在读他的小说，不论是名人雅士抑或凡夫俗子。”[31]出版商为了得到某些潜在的畅销书，有时甚至会派信使去等候邮船，然后“在一天之内，把布尔沃或狄更斯的最新小说印刷装订成书”。[32]那时还没有国际版权法，“盗版”书四处泛滥，大众对此绝无微词，那些被视为名人的作者也不能有所抱怨。1842年狄更斯访问美国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待遇简直可以同现在我们对电视明星、体育明星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崇拜相媲美。狄更斯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无法向你形容我所受到的欢迎，人群四处追随着、欢呼着，各种富丽堂皇的舞会和酒会，各种公众人物左右相随，这个地球上大概没有一个国王或皇帝有过这样的待遇……如果我乘着马车，人群就会把车簇拥起来并送我回家；如果我进了剧院，所有的人都会起立，然后音乐从头开始。”[33]美国的本土作家——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夫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的瞩目。在南方，如果她的马车被人围住，那绝对不是为了送她回家。但是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出版的第一年还是发行了30.5万册，相当于今日美国的400万册。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不是唯一惊叹于美国印刷业的外国客人。19世纪中叶，很多英国人来到美国想亲自看看殖民地的变化，这里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普及率给他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4]

同时，他们还为另一个现象所叹服，那就是演讲厅的普及。在这些演讲厅里，程式化的演讲为铅字传统提供了持续巩固的手段。很多这样的演讲厅起源于“学园运动”——一种成人教育形式。据说这个运动是由一个新英格兰的农夫发起的，其目的是传播知识、推行普通学校、设立图书馆以及建立演讲厅。1835年前，在美国的15个州中有3000多个演讲厅，[35]但大多数都在阿勒格尼山东部。到了1840年，一些边远地区，比如艾奥瓦州和明尼苏达州，也出现了演讲厅。英国人阿尔弗雷德·邦恩在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考察之后，于1835年写了一份报告。“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他说，“在辛苦劳作了一天之后，年轻的工人、疲劳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约而同地涌进拥挤的演讲厅。”[36]巴恩的同乡J·F·W·约翰森在史密森学会听过讲座，他“发现演讲厅里通常有1200—1500人”。[37]在那些演讲的人中有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作家和幽默家（他们同时也是作家），比如亨利·沃德·比彻、霍勒斯·格里利、路易斯·阿加西斯和R·W·爱默生（他的演讲报酬是50美元）。[38]马克·吐温在他的自传里，用两章的篇幅描述了他作为“学园运动”巡回演讲员的经历。“1866年，我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演讲，我在纽约演讲过一次，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讲过几次；1868年，我参加了西部巡回演讲的全过程；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还参加了东部巡回演讲。”[39]很明显，爱默生得到的报酬是很低的，因为马克·吐温提到，有些演讲人在乡镇演讲的报酬是250美元，在城市里则要提高到400美元（按照现在的标准，这相当于一个退休电视播音员演播的价格）。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这种情形的出现只有一部分是受新教传统的影响。理查德·霍夫施塔特[40]提醒我们，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他写道：“这些开国元勋都是智者、科学家、学养高深之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精于古典学问，善于借助熟知的历史、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当时紧迫的问题。”[41]这样的人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不会朝别的方向发展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是由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用了两个世纪和一次传播革命来改变这种状况。霍夫施塔特对于美国公众生活中的这种反知识分子的努力有过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是他也承认，他分析的重心扭曲了事实的全貌，这就像原本要写一部美国经济史，但重点却放在了破产史上一样。[42]

铅字在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这一点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愿承认过去和现在的媒介环境存在重大差别的人来说。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如今的印刷品远远多于过去，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文字，特别是说明文的线性结构的影响，四处可以感受到，例如，它影响着人们说话的方式。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美国人不会交谈，但他会讨论，而且他说的话往往会变成论文。他像在会议上发言一样和你讲话，如果讨论激烈起来，他会称与他对话的人‘先生们’。”[43]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其说是美国人固执的一种反映，不如说是他们根据印刷文字的结构进行谈话的一种模式。既然印刷文字的读者是非特指的，那么托克维尔这里指的谈话无疑正是一种印刷文字式的口语。在口头话语中，它表现出多种形式。例如，在布道坛上，布道者用一种庄重的语气读出书面准备好的讲稿，语气中充满“关于神性的客观分析，并希望将这种神性通过自然和自然法规揭示给人类”。[44]即使在信仰复兴运动向自然神论者的这种冷静分析提出了挑战时，充满激情的布道者仍然还是使用一种能轻易转换成书面语言的演讲术。在这些布道者中，最有魅力的是乔治·怀特菲尔德。从1739年开始，他在美洲各地广为传道。在费城，面对上万名听众，他向他们保证，如果拒绝了耶稣，他们将身陷永久的地狱之火。这番话令众人惊恐不已。本杰明·富兰克林亲耳聆听过怀特菲尔德的演讲，他随即决定成为其出版人。很快，怀特菲尔德的日记和布道词便由费城的富兰克林出版了。[45]

但是，很显然，我并不是说印刷术只是影响了公众话语的形式。只有意识到形式决定内容的实质这一点，我的观点才会显示出其重要性。如果有读者认为我的这个观点过于“麦克卢汉化”，那么我可以引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他反问道：“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吗？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会消失吗？”[46]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他没有深入这个话题，但其他一些人毅然担起了这个任务。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要探索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是怎样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的，而今日的美国又是怎样远远背离这一切的。

[1] 富兰克林，《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纽约：麦克纳姆出版社，1968，第175页。

[2] “五月花”号：英国第一艘载运清教徒移民驶往北美殖民地的船只。——译者注

[3]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8页。

[4]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8页。

[5]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8页。

[6]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15页。

[7] 洛克里奇，《早期美国的读写教育，1650—1800》，选自《西部的读写教育和社会发展》，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第184页。

[8] 洛克里奇，《早期美国的读写教育，1650—1800》，选自《西部的读写教育和社会发展》，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第184页。

[9]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47页。

[10] 芒福德，《技术与文明》，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和世界，1934，第136页。

[11] 斯通，《英国的教育革命：1500—1640》，《过去和现在》第28期(1964年7月)，第42页。）

[12]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31页。

[13] 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8，第315页。

[14] 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8，第315页。

[15]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39页。

[16]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45页。

[17] 法斯特，《序言》，第10页。

[18] 这台印刷机不是美洲大陆上出现的第一台印刷机。西班牙人在此100年前已经在墨西哥建立了一个印刷厂。

[19] 莫特，《美国新闻：260年来美国报纸的历史，1690—1950》，纽约：麦克米伦，1950，第7页。

[20] 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8，第320页。

[21] 莫特，《美国新闻：260年来美国报纸的历史，1690—1950》，纽约：麦克米伦，1950，第9页。

[22] 李，《美国新闻史》，波士顿：胡顿米菲林，1917，第10页。

[23] 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8，第326页。

[24] 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8，第327页。

[25]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27页。

[26]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4，第58页。

[27]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4，第5—6页。

[28]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86页。

[29] 柯蒂，《美国思想的成长》，纽约：哈珀与罗，1951，第354—355页。

[30]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102页。

[31]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74页。

[32] 柯蒂，《美国思想的成长》，纽约：哈珀与罗，1951，第337页。

[33] 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102页。

[34] 伯格，《在美国的英国旅游者，1836—186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3，第183页。

[35] 柯蒂，《美国思想的成长》，纽约：哈珀与罗，1951，第356页。

[36] 伯格，《在美国的英国旅游者，1836—186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3，第158页。

[37] 伯格，《在美国的英国旅游者，1836—186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3，第158页。

[38] 柯蒂，《美国思想的成长》，纽约：哈珀与罗，1951，第356页。

[39] 马克·吐温，《马克·吐温自传》，纽约：哈普兄弟出版社，1959，第161页。

[40]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美国历史学家。他认为，在美国政治历史中一再反映出来的杰弗逊民主主义的平等的、民众的思想，使许多美国人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反知识分子的偏见。——译者注

[41] 霍夫施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纽约：阿尔弗莱德·A·瑙普夫，1964，第145页。

[42] 霍夫施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纽约：阿尔弗莱德·A·瑙普夫，1964，第19页。

[43]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4，第260页。

[44] 约翰·C·米勒，《第一个开拓者：殖民地美国的生活》，纽约：戴尔，1966，第269页。

[45] 约翰·C·米勒，《第一个开拓者：殖民地美国的生活》，纽约：戴尔，1966，第271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纽约：国际出版社，1972，第150页。

第4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1]之间七场著名辩论的序幕，是1858年8月21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奥托瓦拉开的。按照事先约定，道格拉斯先发言半个小时，然后林肯做一个半小时的答复，最后由道格拉斯再次发言半个小时来反驳林肯。这次辩论持续的时间在两人的历次辩论中算是相当短促的。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交锋过几次，每一次都是唇枪舌剑，不到筋疲力尽誓不罢休。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道格拉斯首先发言3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是林肯做答复。当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他提醒听众当时已是下午5点钟，他可能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而且在他发言之后，按规定道格拉斯还要继续反驳。他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聆听4个多小时的辩论。[2]听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都照林肯的计划进行。

这是怎样的听众啊？这些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演讲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我们顺便还应该提一下，林肯和道格拉斯都不是总统候选人，在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是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听众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政治级别，这些人把这样的场合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当时的各种集市上常常有演讲的节目，大多数演讲者可以得到3个小时的时间来陈述观点，而且既然演讲者都不希望打无对手之仗，他们的反对者也会得到同样多的时间来反驳。（我们应该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演讲者都是男人，在斯普林菲尔德持续了几天的一次集市上，“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女人在院子里做关于‘妇女在当今进步运动中的影响’的演讲”。[3]）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不仅仅依赖集市或特别场合来满足自己对于演讲的需要。“树墩”演讲者在当时非常盛行，特别是在西部各州。在伐木之后的树墩边或任何一块空地上，只要有演讲者，他的周围就会聚集起一群人听他说上两三个小时。虽然这些听众非常专注并对演讲者表示足够的尊重，但他们绝不会沉默不语或无动于衷。在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过程中，常常有人大叫着来鼓励其中一方（“告诉他，亚伯！”）或表示蔑视（“有本事你就快回答！”）。如果听到什么精彩之处，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鼓掌。在奥托瓦的第一次辩论中，道格拉斯以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来回答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的朋友们，”他说，“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或热情。”[4]对于听众的良知，甚至他们的判断力，我们无法过多评判，但谈到他们的理解力却是有话可说了。

首先，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那时的听众具有超常的注意广度。今天有哪一个美国听众能够容忍7个小时的演讲？或者5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图片的情况下？其次，那时的听众必须具备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道格拉斯在奥托瓦半个小时的演讲中包括了三个关于废除黑奴制度的决议，这三个决议句法复杂，措辞符合严格的法律行文。林肯的答词更为复杂，他引用了他在另一个场合进行演讲的书面稿。虽然林肯的语言风格一向以简约著称，但在这些同道格拉斯进行的辩论中，他的句子结构却是复杂而微妙的，丝毫不亚于他的对手。在伊利诺伊州的弗里波特进行的第二场辩论中，林肯用以下这段话向道格拉斯作答：

你们很容易意识到，我不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涵盖一个像道格拉斯法官这样的能人在一个半小时里讲到的所有方面；所以，如果有什么是他已经提到的，你们也想听听我的看法，而我却未做任何评论，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要我充分评论他的所有观点是不可能的。[5]

很难想象，白宫的现任主人能够在类似的情况下组织起这样的句子。如果他能够，恐怕也要让他的听众百思不得其解或精神高度紧张了。电视文化中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有些时候甚至要通过法律规定这样的语言。葛底斯堡演讲对于今天的听众来说，恐怕近乎天书。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听众们对于辩论内容显然有着充分的理解，包括历史事件和复杂政治问题的知识。在奥托瓦，道格拉斯一下子抛给林肯7个问题。如果听众不熟悉其中的背景，这些问题就失去了意义。这些背景包括斯科特案判决[6]、道格拉斯和布坎南总统的争吵、部分民主派人士的不满、废除黑奴制度的纲领以及林肯著名的“裂屋”演说[7]。在后来回答道格拉斯的问题时，关于什么是他“有责任”倡导的，什么是他真正相信的，林肯做了非常微妙的区分。如果不能确认听众明白他的目的，他是不会做此尝试的。最后，即使两人都到了开始使用简单吵架用语的地步（比如对骂和攻击对方），他们仍然不忘利用复杂的修辞手段——讽刺、似是而非的隽语、复杂的隐喻、细微的区别以及寻找对手的自相矛盾，所有这些都只有在听众能完全理解的前提下才能起到各自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些1858年的听众是理性行为的典范，那也大错特错了。林肯和道格拉斯的所有辩论都是在狂欢节般的气氛中进行的，乐队高声演奏（虽然辩论时是停下来的），小贩叫卖他们的商品，孩子们奔跑嬉闹，大人们喝酒说笑。这些演讲的场合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演讲者的身份。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这些听众的社会生活中，文化生活和公共事务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正如温斯罗普·赫德森指出的，即使是循道宗信徒举办的野营集会也把野餐和听演讲结合起来。[8]确实，大多数野营营地最初都是为了宗教目的而设立的——纽约的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新泽西州的海洋树林、密歇根州的海湾之景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朱纳鲁斯卡，但后来都被改为会议中心，用于教育和开发民智。换句话说，作为复杂论证的一种手段，语言在几乎所有的公众领域都是一种重要而常见的话语方式。

要了解那些聆听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听众，我们应该记住，这些人都是启蒙运动者的孙子和孙女。他们是富兰克林、杰弗逊、麦迪逊和汤姆·潘恩的后裔，是被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称为“理性王国”的18世纪美国的继承者。我们应该承认，在这些人中也有边远地区的居民，他们有的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有的是不会讲英语的移民。我们也应该承认，到1858年，照片和电报的发明结束了理性王国的时代，但这样的结果却是一直到20世纪才明显表现出来的。在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时候，美国正处于其辉煌的文学创作的中期。1858年，埃德温·马卡姆[9]6岁，马克·吐温23岁，艾米莉·狄金森[10]28岁，惠特曼[11]和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12]39岁，梭罗[13]41岁，梅尔维尔[14]39岁，惠蒂尔[15]和朗费罗[16]51岁，霍桑[17]和爱默生[18]分别是54岁和55岁，爱伦·坡[19]则已经辞世9年了。

我选择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作为本章的开头，不仅因为他们是19世纪中叶政治话语的杰出典范，同时也因为他们充分证明了印刷术控制话语性质的力量。那时的演讲者和听众都习惯于充满书卷气的演讲。在那种喧闹的社交场所，除了语言，演讲者无所奉献，听众无所期盼；而且，那种语言完全是书面语的风格。对于那些读过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读者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道格拉斯在开始演讲前做了下面这番介绍，很能代表他后来演讲的风格：

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出现在你们面前，是为了讨论几个困扰民众思想的政治问题。根据我和林肯先生的安排，作为两个重要政党的代表，我们今天在这里就两党存在分歧的问题进行一次联合讨论。今天到场的听众如此之多，证明这些问题确实是和民众息息相关的。[20]

这样的语言完全是书面语，即使是用于演讲，也不能掩盖这个事实。从如今已经无法和铅字产生强烈共鸣的人们来看，用耳朵加工如此复杂的信息实在令人叹服。林肯和道格拉斯不仅事先准备好演讲稿，就连反驳对手的话也是事先写好的。即使在进行即兴辩论时，两人使用的句子结构、句子长度和修辞手法也不脱书面语的模式。当然，在他们的演讲中也有纯粹口语的东西，毕竟他们两个都无法做到对听众的情绪无动于衷。但是，印刷术的影响无处不在，到处是论证和反论证、要求和反要求、相关文本的批评和对对手措辞的百般挑剔。总而言之，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像是从书本上照搬过去的文章。这就是为什么道格拉斯要批评他的听众，他说他需要的是听众的理解而不是激情，他的听众应该是沉思默想的读者，而他的演讲就是他们进行思考的文章。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的问题：书面形式的公众话语代表了什么含义？其内容的特征是什么？它对公众的要求是什么？它偏爱什么样的思维？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这听上去可能有点儿怪，但是，既然我要在下文中论证当今话语中意义的丧失，我不妨多费些笔墨先说几句。在任何利用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地方，特别是一旦语言付诸印刷机，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想法、一个事实或一个观点。也许这个想法平淡无奇，这个事实毫不相干，这个观点漏洞百出，但是只要语言成为指导人思维的工具，这些想法、事实或观点就会具备某种意义。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例外，但如果要写下一个英语句子却不想表达任何意义，那是很困难的。文字除了表达意义还有什么用处呢？除了作为意义的载体，文字没有太多的好处。文字的形状看上去并不特别有趣，即使把句子读出来，它的声音也未必有吸引力，除非这些句子的作者是具有超凡诗歌才能的人。如果一个句子不能起到陈述事实、表达请求、提出问题、明确主张或做出解释的作用，那它就毫无意义，就只是一个语法的空壳。所以，流行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的话语以语言为中心，意义丰富、内容严肃。

如果要传达意义，内容自然就要严肃。作者在写下一个句子后总希望能说明一点儿东西，也希望读者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当作者和读者为句子的语义绞尽脑汁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对智力最大的挑战。对于读者更是如此，因为作者并不是一直值得信任的。他们撒谎，他们陷入迷茫，他们过于笼统，他们滥用逻辑甚至常识。读者对此必须有备而来，用知识武装好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读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从16世纪的伊拉斯谟[21]到20世纪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几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沃尔特·翁所说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为了做到这些，读者必须和文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情感影响的特征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发现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

我并不是说在书面文字存在之前分析思维是不可能的，我这里所指的不是个人的潜力，而是一种文化气质的倾向。在印刷术统治下的文化中，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大众通常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作者撒谎、自相矛盾、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滥用逻辑，他就会犯错误。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读者没有判断力，他也会犯错误；如果他对一切漠不关心，情况则会更糟。

在18世纪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先后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理性时代与印刷文化并存，并不是什么巧合。印刷术的传播点燃了人们的希望，至少人们可以理解、预测和控制这个世界以及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奥秘。到了18世纪，科学——对知识进行分析管理的典范，开始了对这个世界的改造。也是在18世纪，资本主义被证明是一种理性而开明的经济生活制度，宗教迷信遭到猛烈攻击，王权的神圣受到挑战，人们认识到社会需要不断地进步，普及教育势在必行。

也许下面这段选自约翰·斯图尔特·穆勒[22]自传的文字能够代表印刷术所带来的积极意义：

我父亲完全信任人自身的影响力，他认为，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读书识字，如果人们能够通过口头或书面自由地了解各种观点，如果通过投票人们可以指定一个立法机关来执行他们所接受的观点，那么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23]

当然，这是一个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的愿望。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印刷术从来没有让理性如此彻底地出现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但是，我们也不难证明，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公众话语，由于深深扎根于铅字的传统，因而是严肃的，其论点和表现形式是倾向理性的，具有意味深长的实质内容。

让我们用宗教话语为例来加以论证。18世纪的宗教信徒们深受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新的世界让人们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这意味着，除了理性，没有人能使用任何其他力量为不信教者指点迷津。“在这里，自然神论大有用武之地，”埃兹拉·斯蒂尔斯1783年在一次著名的布道中这样说，“无神论者无须抱怨受到任何武器的威胁，他们面对的只有温和而有力的论点和事实。”[24]

且不说这些无神论者，我们知道自然神论者确实是生逢其时了。美国的前四任总统可能都是自然神论者。杰弗逊当然是不信耶稣的，他担任总统的时候，写过不同版本的4本福音书，其中绝口不提那些“奇妙”的故事，只保留了耶稣教义的伦理内容。相传杰弗逊当选总统后，年老的妇女含泪藏起了她们的《圣经》。如此说来，如果托马斯·潘恩当选总统或成为政府什么其他高官，这些妇人要做何反应就很难想象了。在《理性时代》一书中，潘恩大力抨击《圣经》和后来的所有基督教神学。关于耶稣，潘恩承认他是一个德高望重、亲切和蔼的人，但那些关于他神性的故事却被潘恩斥为荒诞不经的。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潘恩是对《圣经》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他写道：“所有的教堂，不论是犹太教、基督教或土耳其教，在我看来都只不过是人的发明，是为了吓唬和奴役人类、垄断权力和利益而建立的。”[25]因为写作了《理性时代》，潘恩失去了他在开国元勋神殿中的位置（直到今天，美国的历史课本对此仍态度暧昧）。埃兹拉·斯蒂尔斯没有说过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是受人爱戴的：只有让理性作为陪审团时，他们才可能在一个开放的法庭上拥有发言权。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得益于法国大革命燃起的热情，自然神论者的斗争成了一次全民的运动。他们攻击教堂是社会进步的敌人，批评宗教迷信是理性的敌人。[26]当然，教堂奋起反击，在自然神论者失去吸引力之后，他们开始内部争斗。到18世纪中期，西奥多·弗里林海森和威廉·坦南特在长老会教友中领导了一次宗教奋兴运动。在他们之后有3个伟大人物参与了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即乔纳森·爱德华兹[27]、约翰·怀特菲尔德和后来19世纪的查尔斯·芬尼。

这些人都是非常成功的传教者，他们的影响达到了理性无法控制的意识领域。据说，怀特菲尔德只要说出“美索不达米亚”这几个字，就会让他的听众泪流满面。这也许就如亨利·考斯威尔1839年所写的：“宗教狂热据说是美国精神病的最主要形式。”[28]但是我们应该记住，18世纪和19世纪奋兴运动倡导者和传统教堂为不同教义的争论是通过行文理智、逻辑严密的小册子和书进行的。如果我们把比利·格雷厄姆或其他电视上的福音奋兴派人士当作当今的乔纳森·爱德华兹或查尔斯·芬尼，那就大错特错了。爱德华兹是美国历史上最聪明、最富创造力的人之一。他对美学理论的贡献和他对神学的贡献几乎一样重要。他潜心学术，常常每天在书房里待上很长时间。他从不即兴向听众发言，他总是朗读他的布道词，他对神学教义的论述观点明确、逻辑严密。[29]听众可能会被爱德华兹的语言感动，但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需要理解其意义。爱德华兹的名声源自他1737年出版的《上帝感化北安普顿数百灵魂之忠实记录》。他后来于1746年出版的《信仰的深情》被认为是美国最杰出的心理学研究著作之一。

和今天“大觉醒运动”的重要人物不同的是，昔日美国奋兴运动的领导人都是学养精深之人，他们崇尚理性，具有不凡的辩论天赋。他们与宗教组织的争论不仅涉及神学和意识的本质，同时也涉及宗教的启示。例如，芬尼绝不是其对手有时贬称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乡巴佬”，[30]他接受过律师的训练，写过一本关于系统神学的重要著作，后来还成为欧伯林学院的教授和校长。

各教派之间的纷争在18世纪是通过论述严谨的说理进行的，到了19世纪则是利用建立大学作为解决矛盾的应急手段。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美国的教堂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哈佛大学是为了给基督教公理会培养教士而于1636年创办的。65年后，当公理会内部为教义争论不休时，耶鲁大学成立了，目的是为了纠正哈佛大学的松散风气（但到了今天，它自己也难免这样的弊端）。公理会这种重视知识的努力得到了其他教派的效仿，尤其是他们创办大学的热情。长老会创办了田纳西大学（1784年）[31]、华盛顿与杰弗逊学院（1802年）[32]以及拉法耶特学院（1826年）。浸礼会创办了科尔盖特大学（1817年）、乔治·华盛顿大学（1821年）、福尔曼大学（1826年）、丹尼森大学（1832年）和维克森林大学（1834年）。新教圣公会创办了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1822年）、圣三一学院（1823年）和凯尼恩学院（1824年）。循道宗教在1830年至1851年间创办了8所大学，包括卫斯里大学、埃默里大学和德堡大学。除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公理会还创办了威廉斯学院（1793年）、明德学院（1800年）、阿姆赫斯特学院(1821年)和欧伯林学院（1833年）。

如果说这种对于文化和学识的痴迷是一种“精神病的形式”，就像考斯威尔在评论美国宗教生活时所说的，那么就让这种精神病更多一些吧。在18世纪和19世纪，美国的宗教思想和宗教组织被一种质朴、博学的话语形式统治着，而这正是今天的宗教生活所缺少的。要想找出过去和现代公众话语形式的不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对乔纳森·爱德华兹同当今杰里·福尔韦尔、比利·格雷厄姆或奥拉尔·罗伯茨之流的神学观点进行对比。要想理解爱德华兹的神学观点，人们必须开启智力；但是，如果当今电视新教徒们也有什么神学观点的话，恐怕他们还未能清楚地表达出来。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法律系统，也同样会发现，在以印刷品为基础的文化和以电视为基础的文化中，话语特征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在以印刷品为基础的文化中，律师往往受过良好教育，相信理性，擅长论证。在美国历史上，人们常常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如亚历西斯·托克维尔所说的，律师这个职业代表了“脑力劳动的一个特权团体”。一些律师被奉为民间英雄，比如亚拉巴马州的普伦蒂斯，或伊利诺伊州“诚实”的亚伯拉罕·林肯。而当今电视里出庭律师的表演根本无法同林肯操纵陪审团的机智表现相比。美国法律界的大牌人物，比如约翰·马歇尔、约瑟夫·斯托里、詹姆斯·肯特、戴维·霍夫曼、威廉·沃特和丹尼尔·韦伯斯特，都是崇尚理性、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典范。他们认为，虽然民主有种种的好处，但它无疑形成了一种助长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危险。他们希望在美国通过“建立理性的法律”来拯救文明。[33]基于这样崇高的理想，他们相信，法律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行业，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公正开明的行业。著名的法学教授乔布·泰森提出，一个律师应该熟悉塞内加[34]、西塞罗和柏拉图的著作。[35]乔治·沙斯伍德也许是预见到了20世纪法律教育的衰落，早在1854年就指出，单纯阅读法律书籍有害大脑，“如果只拘泥于耳熟能详的专门术语，就会丧失对事物进行宏观全面认识的能力，即使在熟悉的领域里也一样”。[36]

美国及各州都有一部明文的宪法，法律条文的制定非常明确严格，这更要求法律界人士必须具有开明、理性和清晰的头脑。律师需要具备超过常人的读写能力，因为理性思维是判断法律事宜的主要依据。约翰·马歇尔无疑是“理性思维的杰出典范，是和纳蒂·班波[37]一样家喻户晓的代表人物”[38]。他是印刷术时代的优秀代表——冷静、理智、崇尚逻辑、憎恶自相矛盾。据说，他在阐明观点的时候从不运用类比，而是用“我们已经确定……”来开始他的论述。一旦你承认了他的前提，你也只好接受他的结论了。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早期的美国人不仅熟知他们那个时代的重大法律事件，甚至还熟悉著名律师出庭辩护时使用的语言。丹尼尔·韦伯斯特就是一个例子。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中选择了丹尼尔·韦伯斯特来和魔鬼辩论，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魔鬼怎么可能战胜这样一个具有非凡语言能力的人呢？下面是最高法院法官约瑟夫·斯托里对韦伯斯特语言特点的描述:

……他措辞简洁明确，涉猎广泛，善于从实际生活中旁征博引；他分析透彻，敢于解决难题；对于错综复杂的情况，他善于化繁为简，并用绝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方式加以解决；他擅长归纳，常常利用对手的论述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理智慎重，从不因为忘形而在辩论中处于被动之地，或是为了无用的观点而浪费口舌。[39]

我全文引用了这段话，是因为它对19世纪深受铅字影响的人所形成的话语特征做了最好的描写。詹姆斯·穆勒对于印刷术所能创造的奇迹有过种种预测，而这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他心中的理想和典范了。如果说这样的典范有些遥不可及的话，那么它至少可以成为律师们奋斗的理想。

这个理想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律师或牧师行业。即使在我们日常的商业社会里，印刷术产生的共鸣也随处可以感觉得到。如果我们可以把广告作为商业的发言人，那么其历史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18世纪和19世纪，那些有商品出售的人绝对是把每个顾客都当成了丹尼尔·韦伯斯特：他们以为那些潜在的顾客都有很高的文化程度，都能做出理性的分析。确实，美国的报纸广告在某种程度上是印刷术统治下的思想日渐衰落的象征：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弗兰克·普雷斯布里在其经典著作《广告的历史与发展》中，讨论了印刷术的衰落，他把印刷术的衰亡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把这个阶段之前的时期称作排印技术的“黑暗年代”。[40]他所指的“黑暗年代”开始于1704年，那一年美国的《波士顿新闻信札》上第一次出现了付费广告。当时共有3个广告，占了报纸一栏的4英寸。其中一个是为抓小偷悬赏；另一个是为找回被不知名者“占用”的铁砧悬赏；第三个广告是想卖什么东西，但和我们今天在《纽约时报》上看到的房地产广告毫无相似之处：

在纽约长岛的牡蛎湾，有一个很好的漂洗作坊，可供出租或出售。此处亦可作为农场，有一间新造的砖石房屋，旁边有另一间房子可作厨房和作坊，有粮仓、马厩、果园和20亩空地。作坊可以单独出让或和农场一起出让。有意者可向纽约的印刷商威廉·布拉德福特询问详情。[41]

150多年之后，广告的形式变化不大。例如，在布拉德福特先生为牡蛎湾的房产做广告64年之后，保罗·里维尔在《波士顿报》上刊登了下面这则广告：

很多人不幸因意外或其他原因失去了他们的门牙，不仅在外观上不够美观，公共场合和私下讲话也多有不便：特此告知所有这些人，他们可以安装假牙，效果保证和真牙一样好。有意者请联系波士顿戈德史密斯的保罗·里维尔，靠近克拉克医生码头的尽头。[42]

在另一段广告里，里维尔继续写道，那些由约翰·贝克补的牙，或是那些补过的牙仍然松动的，可以到他那里加固。他透露，他的补牙技术师承约翰·贝克本人。

直到里维尔广告100年之后，广告商们才开始试图改变出版商要求的线形排版。[43]直到19世纪末，广告才真正采用了现代的话语模式。即使在1890年，广告里仍然除了文字别无他物，广告被看作一项严肃而理性的事业，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发表主张。借用斯蒂芬·道格拉斯在其他情况下所说的话就是：广告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激情。这并不是说，印刷术时代发表的文字就一定都是真实的。文字不能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而是形成一个语境，让人们可以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19世纪90年代，语境遭到了彻底摧毁，首先是因为插图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后来是因为无主题语言的使用。例如，19世纪90年代的广告商开始在广告中运用口号。弗兰克·普雷斯布里认为现代广告的起源是这两句口号：“你按下按钮，剩下的我们来做”和“看见那头骆驼了吗？”。[44]几乎在同时，广告短诗也开始被广为采用。1892年，宝洁公司向社会征集短诗，作为象牙牌香皂的广告。1896年，亨氏公司第一次采用了婴儿的照片：一个可爱的宝宝坐在宝宝椅里，面前摆着一碗麦片粥，手里拿着调羹，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到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的时候，广告商们已不再期待顾客的理性选择。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

为了理解铅字是怎样帮助早期美国人认识智力、真理和话语性质的，我们应该记住，18世纪和19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首先，如我前面提到的，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美国的前15位总统如果走在街上，没有人会认出他们是谁。那个时期的著名律师、牧师和科学家也是如此。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们的著作，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是在印刷文字中得到体现的。如果想想那些近年来成为公众人物的总统、牧师、律师和科学家，你也许会意识到现在的情况有多么不同。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爱因斯坦，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或一张电视屏幕上的脸（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则是一张照片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这就是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体现。

这也是一个几乎没有娱乐的文化和一个充满娱乐的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农家小孩儿一手执书一手扶犁，母亲在周日的下午向家人大声朗读，商人宣读剪刀进货的通知——这些读者和今天的读者完全不同。对于他们，没有多少读闲书的机会，因为他们没有时间。阅读对于他们有一种神圣的因素，即使说不上神圣，至少也是一种被赋予特殊意义的每日一次或每周一次的仪式。我们还应该记住，那时人们的生活中还没有电，凭借烛光或煤油灯阅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显然，那时的人们大多只能在拂晓和开始工作前的那段时间进行阅读，所以阅读的目的肯定是严肃、专注而明确的。在1790年、1830年或1860年的人眼中，把阅读独立于其他活动而作为一种测试读者“理解能力”的手段，可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除了理解，阅读还有什么意义呢？据我们所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阅读问题”，当然，除了那些无法上学的人以外。上学就意味着学习阅读，因为如果不能阅读，你就不能加入到文化的对话中去。大多数人都能够阅读并且也参加了文化对话。对于这些人来说，阅读为他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纽带，同时也帮助他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认识。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

回顾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我们随处可以感觉到铅字的共鸣，尤其是它和各种公众表达方式之间的那种无法厘清的关系。查尔斯·比尔德[45]说过，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是美国宪法制定者的首要动机。这也许是对的。但我们也应该想到，制定这样的法律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参加公众生活必须具备驾驭铅字的能力。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高深的文化程度，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多数州将选举年龄定为21岁，为什么杰弗逊认为普及教育是美国最大希望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如艾伦·内文斯[46]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指出的，没有财产的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参加选举，而没有文化的人却不行的原因。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47]在一本书中写道，激励美国人的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开拓精神，这也许没错。但同时，正如保罗·安德森所说：“不管读的是莎士比亚、爱默生或是梭罗，农家孩子一手执书一手扶犁绝不是摆摆样子的。”[48]使堪萨斯成为第一个允许妇女参加学校选举的州，或者使怀俄明成为第一个实现完全平等选举权的州，光靠开拓精神是不够的。妇女也许比男子更擅长阅读，甚至在边远地区，公众话语的主要途径也是来源于铅字。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对话的一部分。

佩里·米勒说过，美国人的宗教热情为他们注入了能量，或者如早期的历史学家所说的，美国诞生于一种应运而生的理想。这些说法也许都是对的，我无心质疑。我只想指出一点，他们笔下的美国曾通行一种公众话语，这种话语的形式是印刷机的产物。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这一切都是通过印刷术实现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才得以跻身于世界优秀文明之林。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到了19世纪末期，由于某些我急于解释的原因，“阐释年代”开始逐渐逝去，另一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1] 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1813—1861)，美国民主党领袖和演说家。毕生疯狂鼓吹美国扩张政策。——译者注

[2] 斯巴克斯，《林肯—道格拉斯1858年的辩论》，伊利诺伊州历史图书馆，1908，第4页。

[3] 斯巴克斯，《林肯—道格拉斯1858年的辩论》，伊利诺伊州历史图书馆，1908，第11页。

[4] 斯巴克斯，《林肯—道格拉斯1858年的辩论》，伊利诺伊州历史图书馆，1908，第87页。

[5] 有人质疑这些辩论文字稿的准确性。罗伯特·希特逐字报道了这些辩论，有人指责他修改了林肯辩论中的“用词不当”。当然，说这些话的肯定是林肯的政敌，他们因为林肯表现出来的超人感染力深感不安。希特竭力否认他曾修改过林肯的演讲稿。

[6] 指美国黑奴斯科特向州法院要求自由人身份，结果败诉。——译者注

[7] 指南方和北方在黑奴问题上的分歧，林肯借“裂屋”暗喻国家所处的危险状态。——译者注

[8] 赫德森，《美国的宗教》，纽约：查尔斯·斯克瑞伯纳家族，1965，第5页。

[9] 埃德温·马卡姆(Edwin Markham，1852—1940)，美国诗人。——译者注

[10]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美国女诗人。——译者注

[11] 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译者注

[12] 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 Lowell，1819—1891），美国诗人、评论家、外交家。——译者注

[13]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译者注

[14] 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美国作家。——译者注

[15] 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1807—1892），美国诗人。——译者注

[16] 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美国诗人。——译者注

[17]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美国小说家。——译者注

[18]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译者注

[19]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美国作家、文艺评论家。——译者注

[20] 斯巴克斯，《林肯—道格拉斯1858年的辩论》，伊利诺伊州历史图书馆，1908，第86页。

[21]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者。——译者注

[22]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

[23] 穆勒，《约翰·穆勒自传》，波士顿：胡顿米菲林，1969，第64页。

[24] 赫德森，《美国的宗教》，纽约：查尔斯·斯克瑞伯纳家族，1965，第110页。

[25] 潘恩，《理性时代》，纽约：彼得·艾克勒出版公司，1919，第6页。

[26] 赫德森，《美国的宗教》，纽约：查尔斯·斯克瑞伯纳家族，1965，第132页。

[27] 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美国基督教清教派最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28] 佩里·米勒，《美国的思想：从大革命到国内战争》，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和世界，1965，第15页。

[29] 赫德森，《美国的宗教》，纽约：查尔斯·斯克瑞伯纳家族，1965，第65页。

[30] 赫德森，《美国的宗教》，纽约：查尔斯·斯克瑞伯纳家族，1965，第143页。

[31] 原书如此，应为1794年。——编者注

[32] 原书如此，应为1781年。——编者注

[33] 佩里·米勒，《美国的思想：从大革命到国内战争》，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和世界，1965，第119页。

[34] 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公元前4世纪)，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晚期斯多葛派主要代表之一。——译者注

[35] 佩里·米勒，《美国的思想：从大革命到国内战争》，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和世界，1965，第140页。

[36] 佩里·米勒，《美国的思想：从大革命到国内战争》，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和世界，1965，第140—141页。

[37] 纳蒂·班波(Natty Bumppo)，美国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小说中的主人公，代表美国早期开拓者的形象。——译者注

[38] 佩里·米勒，《美国的思想：从大革命到国内战争》，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和世界，1965，第120页。

[39] 佩里·米勒，《美国的思想：从大革命到国内战争》，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和世界，1965，第153页。

[40] 普雷斯布里，《广告的历史与发展》，纽约花园城：达伯戴，多兰出版公司，1929，第244页。

[41] 普雷斯布里，《广告的历史与发展》，纽约花园城：达伯戴，多兰出版公司，1929，第244页。

[42] 普雷斯布里，《广告的历史与发展》，纽约花园城：达伯戴，多兰出版公司，1929，第244页。

[43] 普雷斯布里，《广告的历史与发展》，纽约花园城：达伯戴，多兰出版公司，1929，第244页。

[44] 骆驼牌香烟的广告。——译者注

[45] 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1874—1948)，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强调社会经济的冲突和变动对历史起推动作用。——译者注

[46] 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1890—1971)，美国历史学家、著作家和教育家。——译者注

[47]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美国著名教师和学者。强调要用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来阐明历史的真谛。——译者注

[48] 安德森，第17页。关于这一点，有必要引用托马斯·杰弗逊1787年1月15日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杰弗逊谴责英国人企图将美国人的发明占为己有：用一块简单的木头做出轮子。杰弗逊声称新泽西的农民从荷马的史诗中学会了怎样做轮子。英国人从美国人这里照搬了整个过程。杰弗逊写道：“因为我们的农民是唯一能读懂荷马的农民。”

第5章
躲躲猫[1]的世界

到19世纪中期，两种观念的融合为20世纪的美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公众话语理念。它们的结合大大冲击了“阐释时代”，为“娱乐业时代”奠定了基础。其中的一个观念是很新的，另一个则是和古老的洞穴壁画一样有年头了。我们后面很快就会讨论那个古老的观念。而那个新的观念是指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脱离，空间不再是限制信息传播的、不可避免的障碍。

19世纪的美国人非常关心怎样“征服”空间的问题。到19世纪中叶，美国的边境线已经延伸到了太平洋，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基本铁路系统使得人和货物可以在全国范围流动。但是直到40年代，信息的传播还是无法超过信息传播者行进的速度，准确地说，无法超过火车的速度，更准确一点儿说，只能达到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由于这种局限，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仍然只是由不同地区组成的一盘散沙，各个地区有自己不同的对话方式和利害冲突，要想实现全美洲统一的对话还只是一个梦想。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电，这一点连小学生都知道。众望所归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美国人找到了把电用于通讯服务的有效方法，并由此一次性解决了空间的问题。当然，我指的是塞缪尔·芬利·布尔斯·莫尔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太空人”。他的电报消除了洲际界线，消灭了地区概念，把整个美国纳入了同一个信息网络，从而使统一美国话语成为可能。

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莫尔斯预测电报将“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电报会产生其他的结果。电报摧毁了关于信息的原有定义，并赋予公众话语一种崭新的含义。亨利·大卫·梭罗是少数认识到这种影响的一个人。他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2]

事实证明梭罗是完全正确的。他深知电报会创造一种新的话语定义，电报不仅允许而且执意要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进行对话，并且还要求对话的内容与以往印刷术统治下的内容不同。

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定义进行了三路进攻，遭到攻击后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但电报单独的力量还不能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和报纸的合作，电报将信息转化成商品的潜力也许永远无法发挥出来。19世纪30年代稍早于电报出现的小报，已经开始了把无聊素材奉为新闻的过程。这类报纸，比如本杰明·戴[3]的《纽约太阳报》和詹姆斯·贝内特[4]的《纽约先驱报》，背离了发表理性政治观点和紧急商业信息的传统，尽管他们的报纸充满了耸人听闻的新闻，但大多是有关犯罪和性的内容。这些“具有人情味儿的新闻”虽然不能影响读者的决定和行动，但至少是事关当地的，是关于他们熟悉的人和地方的，这些故事往往不一定要是最新的报道。小报上的这类故事不受时间的限制，它们的吸引力不在于其时效性，而在于其对于时间的超越。并不是所有的报纸都刊登这样的内容。对于大多数报纸来说，它们提供的信息不仅要事关当地，还要具有实用功能——要同读者面临的问题和决定密切相关，并且能帮助他们处理个人和公共事务。

电报改变了这一切，并且是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的。莫尔斯进行第一次公开演示之后的几个月里，由于电报创造了超越时空的奇迹，当地新闻和那些没有时效性的新闻便失去了在报纸上的中心位置。报纸利用电报的第一个例子，出现在莫尔斯公开演示电报功效的一天之后。《巴尔的摩爱国者》利用莫尔斯建立的华盛顿—巴尔的摩线路，为读者提供了众议院对俄勒冈事件所采取行动的报道。报纸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这条消息：“……我们为读者提供的是截至两点钟的来自华盛顿的消息。空间的隔阂已被彻底消除。”[5]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实际问题（主要是因为电报线路的紧张）使新闻保留了作为功能性信息的定义。但是，美国出版商中那些具有远见的人很快看清了未来，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整个美洲大陆设立电报线路。威廉·斯温——《费城公共基石报》的拥有者，不仅大力投资磁性电报公司——第一个商业电报公司，而且还在1850年成了它的总裁。

不久之后，报纸的财富不再取决于新闻的质量或用途，而是取决于这些新闻来源地的遥远程度和获取的速度。《纽约先驱报》的詹姆斯·贝内特声称，在1848年的第一个星期里，他的报纸中包括了7.9万个字的电报内容[6]——至于这些内容和读者有什么关系，他没有说。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开辟全国第一条电报线路4年后，美联社成立了，从此，来路不明、读者对象不定的新闻开始横扫整个国家。战争、犯罪、交通事故、火灾和水灾——大多是阿德莱德公主得百日咳新闻的社会版本和政治版本——开始成为所谓“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

梭罗说过，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柯勒律治[7]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缅因州的人和得克萨斯州的人可以交谈，但交谈的内容却是他们不了解或根本不关心的。电报可能已经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但这个社区却是奇怪的，因为这里住着一群除了了解一些最表面的情况外彼此之间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既然我们现在确实生活在这样一个“社区”里（现在有时被称作“地球村”），那么你可以通过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来了解到底什么是没有语境的信息：早晨的广播或电视，或者早晨的报纸，有多少次为你提供了需要改变一天计划的信息，或让你决定采取本来不准备采取的行动，或帮助你更加了解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天气预报有时有用；对于投资者来说，关于股票市场的新闻可能有用；或许有关犯罪的报道也会影响我们，特别是如果犯罪行为碰巧发生在你住的地方或涉及某个你认识的人的话。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儿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问问自己下面这一系列的问题，你可能就会更明白上文的意思了：对于解决中东的冲突，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对于解决通货膨胀、犯罪和失业问题，你有何高见？对于保护环境或降低核战争危险，你有什么计划？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歧视行动计划和伊朗巴哈伊派教徒遭受的残暴行径，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我可以大胆地帮你回答：你什么也不打算做。当然，你可能会为某个自称有计划也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投上一票。但每两年或四年你才可能有一个小时来投票，这根本不足以表达你满脑子的想法。我们也许可以说，投票选举是逃避政治无能的表现。比投票选举更糟糕的是参加民意测验。民意测验的组织者通过一些呆板的问题得出你的意见，然后把你的意见淹没在相似的意见中，最后把这些意见变成——还能是什么呢？——另一则新闻。所以，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怪圈：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除了把这些想法提供给记者制造更多的新闻之外，你无能为力；然后，面对你制造的新闻，你还是无能为力。

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行动比”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人们了解的信息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但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事关每个人。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我们也许可以说，电报对公众话语的贡献就是使它变得无聊而且无能。还不只这些，电报还使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用刘易斯·芒福德的话来说就是，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在这方面，电报和印刷术截然相反。例如，书籍就是收集、细察和组织分析信息观点的绝好容器。写书、读书、讨论书的内容、判断书的价值（包括书的版面安排），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文明人都会视焚书为反文化的罪恶行为。但电报却要求我们烧毁它。电报如果被赋予永恒、持续或连贯的特征，就会失去其价值。电报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

电报引入的这种公众对话形式有着鲜明的特征：其语言是新闻标题的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新闻的形式类似口号，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忘记。新闻的语言是完全不连贯的，一个消息和它前面或后面的另一则消息毫无关系。每个“标题”都是独立存在的。新闻的受众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含义，发布新闻的人没有义务这样做。久而久之，经电报描绘过的世界开始变得无法控制，甚至无法解释了。报纸上一行行有序而连贯的文字渐渐失去了帮助我们获得知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了解”事实开始有了新的意义，因为“了解”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事实的言下之意、背景知识和与其他事实的关联。电报式话语不允许人们进行历史的回顾，也不鼓励深入的分析。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于是，对于莫尔斯提出的问题——上帝创造了什么——我们有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一个住满陌生人的拥挤的社区，一个破碎而断裂的世界。当然，上帝和这一切无关。但是，尽管电报有如此的力量，可如果它只是作为一种新的话语象征，那么印刷术文化很可能能够经得住它的冲击，至少能够守住自己的阵地。就在莫尔斯重新定义信息的意义时，路易·达盖尔[8]重新定义了自然的意义，或者我们可以说，重新定义了现实的意义。1838年，为了吸引投资者，达盖尔在一个通告里说：“达盖尔银版法不只是用来再现自然的一种工具……（它）赋予了自然再生的力量。”[9]

当然，不论是再现自然的必要性还是自然本身获得再生的力量，都意味着自然是可以被改造的，通过改造，它可以变得容易理解和控制。早期洞穴壁画很可能是对尚未发生的捕猎的视觉表现，是期待征服自然的一种愿望。“改造自然”这种说法已经历史悠久了。但是达盖尔脑中并没有“改造”这个概念，他的本意是说摄影术能够使每个人都拥有随时尽情复制自然的能力。他想说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克隆”技术，他还想说，摄影术和视觉经验的关系就像印刷机和书面文字的关系一样。

事实上，光靠达盖尔银版法还不能达到达盖尔讲的这种对等关系。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一个英国数学家和语言学家，发明了从底片翻出正片，直到这时，照片的大批量冲洗和发行才成为可能。[10]“摄影术”这个名称是著名天文学家约翰·F·W·赫舍尔起的。这是一个奇怪的名称，因为在英语里，它的字面意思是“用光书写”。也许赫舍尔起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很明显，从一开始大家都明白，摄影和书写（任何形式的语言）是不能存在于同一个话语空间的。

但是，自从摄影术被确定下来以后，就一直被作为一种“语言”。其实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无形之中抹杀了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本质区别。第一点区别是，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它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不能表现“树”，只能表现“一棵树”。我们无法拍出“整个大自然”的照片，也无法表现“整个海洋”，我们只能拍下某时某地的个别片断——某种光线下某种形状的悬崖，某个角度某个时刻的海浪。正如“整个大自然”和“整个海洋”无法被拍摄下来一样，在照片的词典里也无法找到可以表现“真理”“荣誉”“爱情”“谬误”这些抽象概念的词汇。“表现”和“谈论”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过程。加夫里尔·萨洛蒙曾经说过：“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认，看文字却需要能理解。”[11]他这样说的意思是，照片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为一个概念。即使最简单的命名，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把一样东西和其他东西进行比较，选择共同的某些特征，忽略不同之处，然后进行归类。在大自然里没有“人”或“树”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如此简单的分类，有的只是变化多端和形形色色。照片记录的是这些形形色色中的特例，而语言的作用则是使它们变得更加容易理解。

照片中没有句法，这使它无法同这个世界理论。作为某时某地的“客观”片断，照片可以证明某个人在那里或发生了某事，但这样的证明却无法提供任何意见——无法提供“本来应该怎样”或者“本来可能怎样”。照片表现的是事实，而不是关于这些事实的讨论或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照片没有认识倾向。苏珊·桑塔格说过，照片是“我们通过照相机表现出来的东西对世界的理解”。[12]但她又进一步论述，一切真正的理解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当然，语言就是用来挑战、讨论、质疑那些我们眼中表面事物的一种工具。“真”“假”这样的表述只能出自语言的范畴。当我们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这是真的吗？”只能表示“这是某时某地的真实再现吗？”如果答案是“是”，那么就没有任何值得讨论的理由，因为不相信一张真实的照片显然是荒唐的。照片本身就是不容置疑的观点，代表着确定无误的事实。它无心辩驳，所以它就是无可辩驳的。

照片记录感受的方式也不同于语言。只有在表现为一系列的主题时，语言才有意义。如果一个字或一个句子从语境中被抽走，如果读者或听者不了解前因后果，语言表达的意思就会被扭曲。但对于照片来说，就不存在脱离语境这种事情，因为照片根本就不需要语境。事实上，照片的意义就在于能让形象脱离语境，从而使它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桑塔格女士写道：“所有的界限……似乎都是随意的。一切都可以和其他东西分离、割断：重要的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主题。”[13]她说明的是，照片具有能脱离现实和语境，并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的能力。像电报一样，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图像和文字功能不同，抽象程度不同，反映模式也不同。绘画至少比文字古老3倍，图像在交流中的重要性早在19世纪就已经深入人心了。到了19世纪中期，照片和其他插图突然大量侵入了符号环境，这就是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著作《图像》中所称的“图像革命”。布尔斯廷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方式，提醒众人注意到各种机械制作的图像对语言进行的猛烈攻击——照片、印刷画、海报、图片和广告，这些图像无可遏止地迅速蔓延于整个美国文化。我这里特意用了“攻击”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布尔斯廷的“图像革命”中表达的深刻含义。以照片为中心的这些图像不仅仅满足于对语言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而且试图要替代语言诠释、理解和验证现实的功能。关于布尔斯廷对图像革命的暗示，我想在这里做出一个明确的解释：图像的中心地位削弱了对于信息、新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现实的传统定义。从早期的广告牌、海报和广告到后来的所谓“新闻”杂志和报纸，比如《生活》《展望周刊》《纽约每日镜报》和《每日新闻》，图片把文字驱赶到背景里，有时干脆就把它驱逐出境。到19世纪后期，广告商和新闻记者发现，一张照片不仅胜过1000个字，而且，如果从销售情况来看，好处更多。对于无数美国人来说，“看”取代了“读”而成为他们进行判断的基础。

照片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电报式新闻的绝好补充，这些电报式新闻把读者淹没在一大堆不知来自何处、事关何人的事实中，而照片正好为这些奇怪的干巴巴的条目提供了具体的图像，在那些陌生的名字旁附上一张张脸孔。这样，我们至少有这样一种错觉：“新闻”和我们的感官体验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些照片为“今日新闻”创造了一个表面的语境，而“今日新闻”反过来又为照片提供了语境。

但这种照片和新闻共同形成的语境其实纯属错觉。通过下面这个例子，你可能会更好地了解我的观点。你想象一下，一个陌生人告诉你，伊利克斯是一种蚓状植物的亚种，生活在爱尔多农杰斯岛上，长着有关节的叶子，每年开两次花。你可能会表现出很不屑的样子说：“是呀，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个陌生人回答说：“我这里有一张照片，你可以看看。”然后他递给你一张照片，上面标明是“爱尔多农杰斯岛上的伊利克斯”。“哦，对，现在我明白了。”你可能会低声自语。确实，照片为你听到的一句话提供了语境，而这句话又为照片提供了某种语境，然后你甚至会相信你确实学到了什么东西。但如果这件事是完全独立的，和你过去的知识或未来的打算都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和那个陌生人的相遇开始于此，也结束于此，那么这个由句子和图片共同创造的语境就没有任何意义。你其实什么也没有学到（也许除了以后要避开手拿照片的陌生人以外），伊利克斯将从你的脑海中消失，就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至多，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插曲，可以作为鸡尾酒会上闲聊的谈资或在填纵横字谜时多一个词，除此之外别无他用。

说到纵横字谜，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电报和照片成功地把新闻从有用的信息转变成没有语境的事实时，纵横字谜在美国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消遣。这种巧合说明现代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态度：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纵横字谜就是这样的一种伪语境，鸡尾酒会则是另一种“伪语境”，30年代和40年代的广播智力竞赛和现代的电视游戏比赛也是这一类东西，最典型的可能就是广受欢迎的“欢乐问答”[14]。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伪语境”，都为“这些彼此没有关联的事实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而且答案是一致的：为什么不利用它们作为消遣、娱乐，或在游戏中找点儿乐？在《图像》一书中，布尔斯廷认为图像革命的主要产物是“伪事件”，即蓄意安排用于被报道的事件，比如记者招待会之类。我这里想说的是，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

当然，摄影术和电报并不是一锤击倒了印刷文化的大厦。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阐释的习惯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这种习惯统治着世纪之交的美国人的思想。事实上，20世纪的前几十年也见证了语言和文学的辉煌时代。在《美国信使》和《纽约客》这样的杂志里，在福克纳[15]、菲茨杰拉德[16]、斯坦贝克[17]和海明威的小说中，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和《纽约时报》这些大报的栏目中，所有的文字都散发出震撼人心的魅力，愉悦着人们的耳朵和眼睛。但这却是“阐释时代”的绝唱，就像歌手临近死亡时的歌声那样，最动听、最甜美。这预示着“阐释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在它即将逝去的旋律下，一个新的音符已经响起，确定曲调的正是摄影术和电报。在它们的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它们的语言是图像和瞬息时刻的二重奏，一起吹响了迎接美国公众话语新时代的乐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入电子对话的每一种媒介，都步步紧随电报和摄影术，并且在表现形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些媒介，例如电影，从本质上就具有这样的潜能。其他的媒介，比如广播，比较倾向于理性的话语，但在新的认识论的冲击之下也转而成为新认识论的俘虏。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当然，玩躲躲猫游戏并没有什么过错，娱乐本身也没有过错。正如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报和摄影术为中心的交流媒介创造了躲躲猫的世界，但在电视出现之前，没有人想要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而且进入了千家万户。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电视时代的第二代观众，对于他们来说，电视是他们首选的、最容易接近的老师。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电视也是他们最可靠的伙伴和朋友。简单地说，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没有什么人会因为年幼而被禁止看电视，没有什么人会因为贫穷而不得不舍弃电视，没有什么教育崇高得不受电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

电视在很多方面也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充当着指挥中心。例如，我们对于其他媒介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的影响。通过电视，我们才知道自己应该使用什么电话设备、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买什么磁带和杂志，以及听什么广播节目。电视在为我们安排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

这里还有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小例子：在过去数年中，我们了解到电脑是未来的技术。总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会使用电脑，便无法完成学业，继而会成为生活中的失败者。也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电脑，就无法经营生意，无法列出购物单，无法使支票本保持整洁。但是，关于电脑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对于它的任何了解都来自电视。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就在同时，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电视还赢得了“神话”的地位。他认为，以神话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质疑，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熟视无睹。神话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我们无形意识中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电视的方式。我们早已经不会为电视这个机器本身感到惊喜和迷惑。我们不再重复电视给我们带来的奇迹；我们不再只把电视机放在某些特定的房间里；我们不再怀疑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根本不会意识到电视提供给我们的特殊视角，甚至连“电视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这个问题也被我们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奇怪的问题，就像有人问耳朵和眼睛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一样。20年前，“电视到底是塑造文化还是仅仅反映文化”这个问题曾引起许多学者和社会批评家的广泛兴趣。随着电视逐渐成为我们的文化，这个问题已经被遗忘了。我们不再谈论电视本身，我们只谈论电视上的东西，即它的内容。电视的生态学（不仅包括其物质特征和象征符号，而且还包括我们和它的关系），如今在我们看来都是天经地义了。

电视已经成为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一面镜子，是过去一个世纪中电子媒介最醒目的剩余物。它已经彻底地融入了美国文化，我们已经注意不到电视机在黑暗中轻轻发出的嘶嘶声或摇曳着的灰色灯光。这些都证明，电视的认识论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它建立起来的躲躲猫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显得陌生。

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且我们的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变化程度。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那么在我们看来，是这些人不合时宜、行为乖张，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

本书后面的一个目标是要让电视认识论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我要用具体的实例来证明，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除此之外，我还想证明，为了加入伟大的电视对话，美国文化机构正竞相学习电视的术语。换句话说，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很有可能到最后，我们会接受它并且喜欢它。这正是奥尔德斯·赫胥黎50年前担心过的，现在终于发生了。

[1] 躲躲猫(Peek-a-Boo)：一种面孔一隐一现以逗小孩儿的游戏。——译者注

[2] 梭罗，《瓦尔登湖》，波士顿：胡顿米菲林，1957，第36页。

[3] 本杰明·戴(Benjamin Day, 1810—1889)，美国印刷业者和新闻工作者，美国第一张“便士”报纸——《纽约太阳报》的创办人。——译者注

[4] 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t, 1795—1872)，对现代新闻事业卓有贡献的编辑，主张报纸的职能“不是教诲读者，而是使读者警觉”。——译者注

[5] 哈洛，《老的路线和新的浪潮：电报、电话和无线电的历史》，纽约：艾波顿—世纪，1936，第100页。

[6] 奇特罗姆，《媒体和美国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柴普西尔：北卡罗来纳出版社，1982，第15—16页。

[7]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艺评论家。——译者注

[8] 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 1787—1851)，法国画家和物理学家。发明了一种最早的实用摄影方法——达盖尔银版法，使曝光时间从8小时缩短至二三十分钟。——译者注

[9] 桑塔格，《论摄影》，纽约：法拉，斯特劳斯和吉路斯，1977，第165页。

[10] 纽霍尔，《从1839年至今摄影术的历史》，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1964，第33页。

[11] 萨洛蒙，《媒介的互动，认知和学习》，洛杉矶：爵西—巴斯，1979，第36页。

[12] 桑塔格，《论摄影》，纽约：法拉，斯特劳斯和吉路斯，1977，第20页。

[13] 桑塔格，《论摄影》，纽约：法拉，斯特劳斯和吉路斯，1977，第20页。

[14] 美国的一档电视娱乐问答节目。

[15] 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美国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16] 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att Key Fitzgerald, 1896—1940)，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译者注

[17] 斯坦贝克(John Ernest Steirbeck, 1902—1968)，美国小说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第二部分

第6章
娱乐业时代

我认识的一个非常刻苦的研究生在大考前一天晚上回到他的小寓所，结果发现他唯一的一盏台灯已经坏得无法再修了。一阵惊慌之后，他逐渐恢复了冷静。为了第二天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他打开电视机，关掉声音，背对着屏幕，借着电视机发出的光开始阅读要考的章节。这是电视机的一个用途——照亮书本的光源。

但是电视屏幕不仅仅是光源，它光滑平坦的表面还可以用来展示文字。我们都住过宾馆，房间里的电视机有一个特别频道，不停地滚动出现有关当天主要新闻的字幕。这是电视机的另一个用途——电子布告牌。

很多电视机又大又结实，足以承受一个小图书室的重量。美国无线电公司生产的老式落地电视机上可以放30本书，我认识的一个女士把她所有狄更斯、福楼拜和屠格涅夫的书都放在21英寸的威斯汀豪斯牌电视机上。这是电视机的第三个用途——书架。

举这些例子，我是想嘲笑那些妄想利用电视机来提高文化修养的人。这样的愿望正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比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中，这种人犯的错误就是完全误解了电视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如果说电视是某种东西的延续，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19世纪中叶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传统，而不是15世纪的印刷术。

什么是电视？它允许怎样的对话存在？它鼓励怎样的智力倾向？它会产生怎样的文化？

这些都是本书后面要讨论的问题。为了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这里先要区分一下技术和媒介的概念。我们也许会说，技术和媒介的关系就像大脑和思想一样。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当然，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这里有一个嘲笑这种幼稚想法的笑话：爱迪生本来可能把发明电灯的消息早一些公布于众，只可惜他每次打开灯后，只会把灯放在嘴边然后说：“喂？喂？”

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例如，印刷术就有明确的倾向，即要被用作语言媒介。我们可以想象把印刷术专用于照片的复制，我们再想象一下，16世纪的天主教可能不会反对这种用途，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新教改革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用路德[1]的话来说，如果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都有上帝的文字，基督徒就不需要教皇来为他们释义了。但事实上，印刷术从来没有被专用于或大量用于复制图像。从15世纪诞生之初起，印刷术就被看作展示和广泛传播书面文字的理想工具，之后它的用途就没有偏离过这个方向。我们可以说，印刷术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的。

电视技术也有自己的倾向。我们可以把电视当作灯、当作文字的显示屏、当作书架，甚至当作收音机，但至少在美国，电视机没有也不会被派上这些用场。所以，要回答“什么是电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当我们谈论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一种技术，而是指一种媒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虽然制造电视的技术和美国是一样的，但在那些地方，电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在我所指的那些地方，大多数人还没有电视机，拥有电视机的人也只有一台，他们只有一个电视台，他们没有全天24小时播放的电视节目，大多数节目都以推进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为首要目的。在那些地方，人们不知电视广告为何物，电视上的主要画面就是一些“说话的人头”，电视的用途和收音机相差无几。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那些地方的电视不可能拥有像在美国一样的意义或威力。也就是说，由于使用方法不同，某种技术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潜能或者只能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效应。

但是，美国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民主制度和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电视找到了作为一种技术可以充分发挥潜能的肥沃土地。其中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电视节目在全世界供不应求。美国电视节目的出口量大约为10万—20万小时，平均分布在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2]在过去若干年中，像《荒野大镖客》《波纳扎》《碟中谍》《星际迷航》《神探酷杰克》《达拉斯》和《豪门恩怨》这样的节目在英国、日本、以色列和挪威受到欢迎的程度，绝不亚于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我听说（但没有得到证实）几年前，拉普人[3]为了看《达拉斯》中到底是谁杀了J.R.，竟然推迟了他们每年一次的大迁移。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道德和政治威信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大下降了。美国的电视节目之所以供不应求，并不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而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的电视。

要想弄清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困难。在看美国电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四十二大街上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时发表的精彩评论。他说，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美国的电视确实是美丽的奇观，是难得的视觉愉悦，每天你都能看见成千上万个图像。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儿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就连很多人都讨厌的电视广告也是精心制作的，悦目的图像常常伴随着令人兴奋的音乐。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世界上最美的照片是出现在电视广告里。换句话说，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

当然，电视具有娱乐性这个事实实在太苍白了，绝对不会对文化造成任何威胁，也不值得我为此写一本书。电视有时甚至是让人们高兴的一个理由。我们经常说，生活不是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能在途中偶尔看见一些花朵，会使旅途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拉普人无疑就是这样想的，每天晚上观看电视的9000万美国人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但我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可以换种说法：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为什么要再见？照理说，几分钟的屠杀和灾难应该会让我们整整一个月难以入眠，但现在我们却接受了播音员的邀请，因为我们知道“新闻”是不必当真的，是说着玩的。新闻节目的所有一切都在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播音员的姣好容貌和亲切态度，他们令人愉快的玩笑，节目开始和结束时播放的美妙音乐，生动活泼的镜头和绚丽夺目的各类广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简单地说，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并且我们还不能过于指责那些将新闻节目做此定位的人。他们播报的新闻不是为了让人读，也不是为了让人听，他们的新闻是让人看的，这是电视自身所指引的方向，他们必须遵循。这里没有阴谋，没有智力欠缺，只有坦白的观点：“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他口头交流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

为了说明上面的观点，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美国广播公司1983年11月20日在颇具争议的电影《浩劫后》播放之后进行的一次80分钟的讨论节目。虽然关于这个电视节目的记忆已经快要消失殆尽了，但我还是要举这个例子，因为在这里，电视充当了一个非常“严肃”而“负责任”的角色。这个节目的方方面面都在证明，这是对于电视脱离娱乐模式而上升到公共教育层次的一次重要考验。第一，这个节目的话题是关于核灾难的可能性。第二，这部电影曾遭到几个颇具影响力的组织的猛烈攻击，其中包括杰里·福尔韦尔神父的“道德多数派”。所以，如何表现出电视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介所具有的价值和严肃意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在节目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背景音乐——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会依赖音乐告诉观众什么时候需要表现什么样的感情，这是一种常规的演出手法，电视上没有了音乐简直就是个不祥的预兆。第四，在讨论过程中没有电视广告，这样的严肃程度只有被刺杀总统的葬礼可以相比了。最后一点，参加讨论的嘉宾包括亨利·基辛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埃利·威塞尔[4]，每个人都是某种严肃话语的象征。虽然不久之后，基辛格又出现在一档有关《豪门恩怨》的节目中，但他仍然堪称严肃知识分子的典范；而威塞尔则完全是社会良知的活化身。确实，参加这次讨论的其他嘉宾——卡尔·萨根、威廉·巴克利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自己闪光的智慧，他们都不是那种会参加无聊公共事务的人物。

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首先做开场白。他指出，下面的节目不是辩论，而是讨论，所以那些对话语哲学感兴趣的观众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了解严肃的电视“讨论”是什么样的。这是当时的情况：在场的6位嘉宾每人有大约5分钟发言，他们似乎并没有规定话题，每个人都是自说自话，对其他人的发言不做任何反应。其实，要对别人的话做出反应也确实不易，因为所有的嘉宾都是依次发言，好像是选美比赛中的决赛者，每个人在摄像机前展示若干分钟。所以，如果威塞尔先生最后一个发言，他想对第一个发言的巴克利先生进行评论，那么在这两位先生的发言之间就会有4个评论，大约占20分钟，这样观众（不是威塞尔先生自己）就有可能忘记是什么论点激发了这样的评论。事实上，这些嘉宾——大多数都是电视上的常客——都非常精通如何避免评论别人的观点，他们利用节目开始的最初几分钟和后来每个人分内的发言时间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或打动别人。例如，基辛格博士非常急切地想让观众因为他不再是他们的国务卿而感到难过，他不停地提醒每个人他写过的书、提出过的议案和主持过的谈判。麦克纳马拉先生首先告诉观众他那天中午是在德国吃的午饭，然后又说他有至少15个削减核武器的提案。有的人可能料到他会提到削减核武器的提案，但有的人似乎对他在德国的午餐更感兴趣。（后来，他主动提到其中的3个提案，但这些提案都还没有时间讨论。）埃利·威塞尔通过引用一系列类似寓言和隽语的东西，强调指出人类生存的悲剧，但是因为他没有时间举例说明他的观点，所以他的表述有点儿混乱，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不小心闯进了非犹太教的集会。

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讨论，没有论点或反论点，没有依据的假设，没有解释，没有阐述，没有定义。在我看来，卡尔·萨根的发言最出色——对核冻结的理由进行了4分钟的说明——但他的发言里仍然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而且很明显他自己也没有做过仔细的论证。没有人愿意从自己有限的几分钟里抽出时间来谈论别人的观点。在科佩尔先生这一方，怎样让“讨论秀”继续下去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有时他会顺着思路就他听到的论点做些评论，但他更关心的还是分配给每个人应有的时间。

但是，使节目显得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并不仅仅是时间的限制。在电视节目进行过程中，是不允许说“让我想一想”或“我不知道”或“你刚才说……是什么意思”或“你的这些信息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样的话语不仅减慢了电视节目的节奏，还造成一种不确定或不完美的印象。提出这样的问题暴露了说话者的思考过程，这在电视上出现会像在拉斯维加斯的舞台上出现一样令人尴尬和乏味。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美国广播公司展示给我们的是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现在屈服于电视媒介，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80分钟的讨论节目非常具有娱乐性，就像塞缪尔·贝克特[5]的戏剧一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当然，他们的表演是非常专业的。萨根放弃了在做另一档节目中穿过的圆领套衫，他甚至还为出席这个节目特意修剪了头发。他在节目中的角色是代表整个地球说话的理性的科学家，保罗·纽曼是否能比他演得更出色都值得怀疑，也许伦纳德·尼莫伊能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非常得体地表现出军人的气质——说话简洁干脆，态度矜持冷淡，完全是一副国家安全捍卫者的模样。基辛格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这里扮演着一个对国际事务无所不知的政治家，时时担负着阻止灾难的责任。科佩尔的主持人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表面上看上去是在分析观点，实际上他只是在导演一场表演。最后，大家为这些表演鼓掌，这也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我不是绝对地说电视不能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在威廉·巴克利自己的节目《火线》中，有时会表现正在思考的人，当然这时摄像机的镜头一定是正好对准他们的。还有其他一些节目，比如《记者访谈》或《自由心灵》，它们显然在努力保留文人的高雅和印刷术传统，但这些节目从不和那些具有更多视觉快感的节目抢时间，因为如果那样，它们就没有人看了。归根结底，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种媒介的表现形式可以和这种媒介本身的倾向相对抗。例如，40年代早期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广播节目，节目的主角是一个口技表演者，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不止一次在“梅杰·鲍斯的爱好者时间”里听到踢踏舞演员的舞步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个节目有一次还请来过一个哑剧演员。）但是，口技表演、舞蹈和哑剧都无法在广播中得到很好的表现，就像复杂的谈话节目不适合电视一样。这些节目只有在通过摄像机始终显示图像的情况下才可以勉强被接受——就像总统发表演讲一样。但这不是电视的最佳状态，也不是人们想要看的电视。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却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影、唱片和广播（现在已经成为音乐行业的附属品）都以娱乐为目的，它们在改变美国话语风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电视和它们不同，因为电视包容了话语的所有形式。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政府的政策或最新的科学发现而去电影院，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棒球赛的比分或天气情况或最近发生的谋杀案而去买唱片，没有人会为了听肥皂剧或总统演讲而打开收音机（如果他的手头还有一台电视机的话）。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甚至更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视对文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而是靠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电视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仅是“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且是“这个舞台就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格雷格·萨科威茨教士是芝加哥的一个天主教神父，他的特点是把传教和摇滚音乐结合起来。据美联社报道，他既是位于芝加哥郊区的圣灵教堂的副牧师，又是WKQX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在他的节目《心灵旅途》中，萨科威茨神父用他轻柔的声音聊着有关家庭关系或忠诚的话题，并在布道的间隙播放“排行榜前十名的歌曲”。他说他的传教不是用“教堂的方式”，他还补充说：“你不必为了虔诚而忍受乏味的东西。”

与此同时，在纽约市的圣帕特里克教堂，约翰·J·奥康纳神父在就任纽约大主教区大主教的仪式上戴着纽约扬基棒球队的帽子，并一直扮鬼脸。他不时地插科打诨，其中有一个是特别针对爱德华·科克市长的。在后来的一次公开露面中，新任大主教又换上了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帽子。这些画面当然都上了电视，而且很讨观众的欢心，主要的原因是奥康纳神父（现在已经是红衣主教了）比萨科威茨教士更胜一筹：后者认为“你不必为了虔诚而忍受乏味的东西”，前者干脆就认为你根本不必虔诚。

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爱德华·迪特里赫医生要给伯纳德·舒勒的心脏做三路分流手术。手术是成功的，这是舒勒先生的幸事；手术通过电视进行了直播，这是美国的幸事。美国至少有50个电视台直播了这次手术，英国广播公司也参加了直播。两个讲说员不停地把他们看到的一切及时通报给观众。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直播这次手术，但直播的结果是迪特里赫医生和舒勒先生的胸膛都出了名。也许是因为舒勒先生看过太多的电视“医生秀”，所以他对自己的手术结果出奇地有信心。他说：“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我在电视上死掉。”[6]

1984年，WCBS电视台和WNBC电视台都大力报道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公立学校已经试行把所有要学的科目都唱给学生。在电视里，学生们戴着随身听，听着摇滚音乐，而歌词则是由一个演讲稿的八大部分组成。提出这个建议的约茨科·亨德森先生正在计划把数学、历史和英语也纳入摇滚音乐计划，希望以此获得学生更大的欢心。事实上，亨德森先生并不是这个主意的发明人，真正的发明人是儿童电视工作室，他们的电视节目《芝麻街》通过成本昂贵的制作，试图证明教育和娱乐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亨德森先生有他的不同之处。《芝麻街》只是想证明学习阅读的过程可以成为一种轻松的娱乐，而宾夕法尼亚州学校的做法则是要把教室变成摇滚音乐会。

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曾播出过一次强奸案的审判，观众们似乎难以判断这到底是一场审判还是一出他们喜欢的午间肥皂剧。在佛罗里达州，电视台定期播放一些不同严重程度的审判，包括谋杀，这些节目在人们眼里比电视剧里虚构的法庭戏更吸引人。这些节目播放的宗旨是为了“教育公众”，出于同样的目的，据说有人正在着手把忏悔也作为电视节目。这个被命名为“忏悔室里的秘密”的节目肯定会包含儿童不宜的内容，所以建议父母们要进行正确的引导。

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飞机上，一个乘务员小姐宣布旅客要做一个游戏。飞机上持有最多信用卡的旅客将赢得一瓶香槟，结果一个来自波士顿的男子以12张信用卡取胜。第二个游戏要求旅客们猜出机组成员年龄的总和，一个来自芝加哥的男子给出128岁的答案，拿走了第二瓶香槟。在第二个游戏过程中，天气情况开始恶劣起来，“系安全带”的指示灯亮了起来，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而乘务员们忙着通过对讲机说笑话，更是一点儿没有察觉。飞机到达终点的时候，机上的每个人都觉得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旅途实在太愉快了。

1985年2月7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罗格斯大学（纽瓦克校区）的查尔斯·派因教授被议会命名为“年度杰出教授”，以鼓励他在支持和发展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在解释他为何对学生有如此大的影响时，派因教授说：“我有一些常用的把戏，如果我的板书已经到了黑板边缘，我会继续在墙上写，学生们总是会哄堂大笑。我展示玻璃分子怎样运动的方法是跑向一面墙，然后从墙上弹回来，跑向另一面墙。”他的学生也许还太年轻，没有看过詹姆斯·卡格尼在《胜利之歌》中关于“分子运动”的表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唐纳德·奥康纳在《雨中曲》中也模仿过这样的表演。但据我所知，用在教室里这是第二次：黑格尔曾用这种方法来论证辩证法。

宾夕法尼亚州门诺教派中的严紧派（Amish）一直生活在美国文化的主流之外。他们的宗教反对膜拜图像，也就是说他们是不允许看电影或拍照片的。但显然他们的宗教没有禁止他们观看其中有他们自己图像的电影。1984年的夏天，派拉蒙影业公司的演职人员到达兰卡斯特镇拍摄电影《目击者》，这是一部关于一名侦探（哈里森·福特扮演）爱上一个严紧派女孩儿的故事。虽然当地的教会警告居民不要干涉电影的拍摄，但还是有些焊工一做完手上的活就跑到拍片现场看热闹。一些虔诚的教徒躲在远处的草丛里，用望远镜看拍戏。一个严紧派妇女说：“我们在报纸上了解这部电影的情况，孩子们还把哈里森的照片剪了下来。”她补充说：“但他们并不是对哈里森本人感兴趣。有人告诉我们哈里森在《星球大战》中扮演过角色，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7]

1984年的冬天，《官方录像杂志》上出现了一幅整页的关于“创世记计划”的广告。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把《圣经》改编成一系列的电影。最后的成果将被定名为“新媒介圣经”，由225小时的电影组成，耗资达2.5亿美元。曾执导过《周末夜狂热》和《油脂》的约翰·海曼是最热心于这个计划的导演之一，他说：“我被《圣经》迷住了。”在《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以扮演特维成名的以色列演员托波尔将扮演亚伯拉罕的角色。广告中没有提扮演上帝的候选人，但考虑到制片人的背景，有人说这个角色非约翰·特拉沃尔塔莫属。

耶鲁大学在1983年的学位授予典礼上颁发了几个荣誉学位，其中有一个是颁给特蕾莎嬷嬷[8]的。在她和其他几个人道主义者及学者接受学位时，观众的掌声热情但很节制，甚至透出一丝不耐烦，因为他们想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仍在后台等待露面的那个人。当主持人宣布她的杰出贡献时，很多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涌向台前，想要离那位伟大的女性近一点儿。在梅丽尔·斯特里普[9]的名字被宣读出来后，观众发出的巨大欢呼声足以吵醒纽黑文[10]的死人。一个出席过给鲍伯·霍普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的人说，斯特里普博士得到的掌声远远超过了霍普博士。因为深知如何取悦观众，耶鲁大学的领导人还邀请了著名脱口秀主持人迪克·卡威特为下一届典礼致开幕词。

在当今所有的总统竞选中，两个竞选人都会在电视上进行所谓的“辩论”，但这些辩论与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甚至根本不算什么辩论。每个竞选人有5分钟时间回答诸如“你对中美洲将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然后他的对手可以做1分钟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擅长的。辩论后的综述通常避免对竞选人的观点进行评论，因为确实也没什么可以评论的。这样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的问题是“谁打倒了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他们的外表如何，他们的眼神如何，他们怎样微笑，怎样说俏皮话。当年在里根总统与弗里茨的第二场辩论中，里根总统在被问到年龄时说了一句极精彩的俏皮话，结果第二天有好几家报纸都透露里根用他的笑话击败了对手弗里茨。由此可见，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是电视时代的人民选择的。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欧文·伯林有一首著名的歌，只要改掉歌名中的一个词，他就会成为像奥尔德斯·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他应该这样写：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11]

[1]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译者注

[2] 1984年7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国家广播电视部门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签订合约，在中国播放64小时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他们很快还要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及美国广播公司签订合约。

[3] 拉普人(Lapps)，即萨阿米人(Saamians)，从事放牧、养驯鹿，部分从事渔猎。——译者注

[4] 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 1928—)，美国作家。由于在反对暴力镇压和种族歧视方面做出的贡献，198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5] 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爱尔兰裔法国戏剧家和小说家，荒诞派戏剧的主要代表之一，代表作为《等待戈多》，196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6] 这个故事被几家报纸同时刊登，其中包括1983年2月24日的《威斯康星州日报》，第4版，第2页。

[7] 引自1984年6月7日的《纽约时报》，A版，第20页。

[8] 特蕾莎嬷嬷(Mother Teresa，1910—1997)，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曾先后获得印度尼赫鲁奖金、美国约瑟夫·肯尼迪基金会奖金、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平奖金和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9] 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 1949—)，美国女演员，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译者注

[10] 纽黑文是耶鲁大学所在地。——译者注

[11] 这首歌的原歌名是“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娱乐业)，本文作者将歌名改为“There's No Business But Show Business”(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译者注

第7章
“好……现在”

美国幽默家H·艾伦·史密斯曾经说过，在英语语言让人讨厌的词中，最可怕的是“呃噢”。想象一下，外科大夫看着你的X光片，紧锁着眉头说一声“呃噢”，你会是什么感觉？我想说的是，本章的题目“好……现在”也像“呃噢”一样可怕，甚至更可怕，因为说这几个字的时候，人们不会紧锁眉头，而是带着一种弱智者般的笑容。这个表达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评价它的话，是为我们的语法增添了一种词类，一种无法连接任何东西的连词，相反，它把一切都分割开来。它已经成为当今美国公众话语支离破碎的一种象征。

“好……现在”常被用于广播和电视的新闻节目，目的在于指出我们刚刚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同我们将要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毫无关系。这个表达方式让我们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由电子媒介勾画出来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我们不必把它当回事。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只要新闻播音员说一声“好……现在”，一切就可以马上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更不要说是引人入胜的球赛比分或预告自然灾害的天气预报了。通过说“好……现在”，新闻播音员的意思是我们对于前一个新闻的关注时间已经够长了（大约45秒），不必一直念念不忘（比如说90分钟），你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新闻或广告。

“好……现在”这种世界观不是电视首创的，它是电报和摄影术媾和的产物，但却是通过电视才得到充分的滋养并逐渐成熟的。在电视上，几乎每半个小时就是一档独立的节目，在内容、背景和情绪上都同前后的节目毫无关系。也许是因为电视节目的价码是根据分秒计算的，也许是因为电视使用的是图像而不是文字，也许是为了让观众可以随时开始或结束观看，电视上的节目几乎每8分钟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单元。看电视的时候，观众很少需要把上一时间段的思想或情绪带到下一个时间段。

当然，在电视的“今日新闻”中，我们可以看见“好……现在”这个话语模式以它最大胆也最让人尴尬的方式出现。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零散不全的新闻，而且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的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成了纯粹的娱乐。

假设一下，如果你有机会为某个电视台制作一档电视新闻节目并要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会怎样着手呢？首先，你要选择演播人员，每个人都必须有一张“可爱”“可靠”的脸。从那些应聘的人交来的特大光面照片中，你可以淘汰掉那些相貌不适合每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人。这意味着不漂亮的女人或50岁以上的女人、秃顶的男人、所有的胖子和那些鼻子太长、两只眼睛靠得太紧的人都要被排除在外。换句话说，你要做的是要集合一群会说话的时髦发型。至少，你不会选择那些不受杂志封面欢迎的脸。

克里斯蒂娜·克拉夫特就有这样一张符合要求的脸，所以她应聘了堪萨斯市KMBC电视台的联合主持人职位。后来她以性别歧视的罪名把该电视台告上了法庭，据她的律师说，该电视台的管理层“喜欢克里斯蒂娜的相貌”。她是1981年1月被聘用的，同年8月由于调查显示她的相貌“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而被解聘。[1]“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和新闻又有什么关系？不论是对于电视新闻还是任何其他电视节目，“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观众不喜欢看节目中的表演者。这句话还意味着观众不信任表演者，该表演者缺少可信度。如果是舞台表演，我们就更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演员的表演让观众觉得他不像他正在扮演的角色。但是新闻节目中缺少可信度又意味着什么呢？联合主持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又是凭什么东西来判断表演不够逼真呢？观众会不会认为播音员在撒谎，或报道的事件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或他隐瞒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想到这些可能性的存在，想到报道的真实性要取决于新闻播音员的被接受程度，不禁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古代有一种风俗，带来坏消息的人要被驱逐或杀死。难道电视新闻节目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又恢复了这样的传统吗？如果我们不喜欢播报新闻的人，是否也要驱逐他呢？难道电视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可以是非不分吗？

如果上面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值得认识论者注意了。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需要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限于真理如何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得到体现。如果在电视上，可信度代替了事实而成为检验讲述是否可信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就不必关心事实真相，而只要努力让自己的表演达到最佳的逼真感就可以了。例如，我怀疑理查德·尼克松之所以蒙羞，不是因为他撒谎，而是因为他在电视上表现得像个撒谎者。如果这是真的，没有人心里会觉得踏实，连最痛恨尼克松的人恐怕也不会例外，因为这也意味着其他的可能性：有的人看上去像在撒谎，事实上说的却是实话；或者更糟糕的是，有的人看上去像在说实话，其实却是在撒谎。

作为电视新闻节目的制片人，你必须意识到这些问题，你必须按照戴维·梅里克和其他成功制片人的标准慎重选择演播人员。和他们一样，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节目的娱乐价值上。例如，你要为节目选择一个音乐主题。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开始、结束或中间都要插入一段音乐。我发现很少有美国人会觉得这样的做法奇怪，这足以证明严肃的公众话语和娱乐之间存在的分界线已经荡然无存。音乐和新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播放音乐？我想，这可能是和在戏剧和电影中使用音乐的道理是一样的——制造一种情绪，为娱乐提供一个主题。如果没有音乐——就像有时电视节目中会插播新闻字幕一样——观众会猜想一定是什么真正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例如死人之类的，但只要有音乐在，观众就知道没什么了不得。事实上，报道的事件和事实的关系充其量就像剧情和戏剧的关系一样。

其他的几个特点也验证了新闻节目是一种为了娱乐观众而上演的表演，例如每条新闻占用的时间平均为45秒。虽然简短并不总是意味着缺乏重要性，但对于新闻来说却就是这么回事，因为要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报道一个具有相当严肃性的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必定还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其实，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出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作为一个电视制片人，你要通过图像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被带进警察局的杀人嫌犯，受骗上当的顾客怒气冲冲的脸，从尼亚加拉大瀑布上滚下来的桶（里面据说有一个人），从直升机上下来踏上白宫草坪的总统——这些都是足够精彩的画面，完全符合娱乐节目的要求。当然，这些画面并不一定要说明新闻的要点，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些画面。镜头本身就是理由，这是每个电视制片人都明白的道理。

同样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播音员在为电视节目配上开场白或收场白的时候，不要停下来露出痛苦的表情或全身发抖，否则就无法达到一种高度的不真实感。确实，很多播音员似乎并不明白他们所说内容的意义，他们播报地震、大屠杀和其他灾难新闻的时候往往保持一种固定不变的、得体的热情。如果播音员流露出任何恐惧或忧虑，观众一定会寝食不安。在“好……现在”这种文化中，观众其实是播音员的合作伙伴，他们希望播音员在扮演其角色时要表现出说得过去的严肃性，但同时又不需要真正理解角色的含义。在电视观众这方面，就像看戏的观众不会因为舞台上的角色说有个杀人犯在附近居民区流窜就慌忙打电话回家一样，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当真。

观众还知道，有的新闻不管看上去有多严重（例如，在我写作本文的这天，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宣称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核战争无法避免），它后面紧跟着播放的一系列广告就会在瞬间消解它的重要性，甚至让它显得稀松平常。这是新闻节目结构的一个关键，它有力地反驳了电视新闻是一种严肃的公众话语形式的言论。如果我写到这里停下来，告诉你我过一会儿再继续我的讨论，然后开始以联合航空公司或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名义写几句话，你会怎么看待我，怎么看待我的这本书？你肯定会认为我不尊重你，不尊重这本书。如果我把上述的假设在每一章中重复几次，你一定会认为这整本书根本不值得一看。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觉得电视节目不值得一看呢？其原因，我想是因为我们希望书和其他一些媒介（比如电影）应保持口气上的一致以及内容上的连贯，而对电视节目就没有这样的要求，尤其是对电视新闻。我们已经习惯了电视的不连贯性，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因为播音员在播完有关核战争无法避免的新闻之后说“巨无霸广告后我们再见”而晕倒。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这样的情况会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怎样的危害，尤其是对那些过于依赖电视了解这个世界的年轻观众。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们比任何其他观众群体都更愿意相信，所有关于残暴行为和死亡的报道都是夸大其词的，都不必当真或做出理智的反应。

我必须指出，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对于那些认为我在这里夸大其词的人，我可以引用罗伯特·麦克尼尔对电视新闻的描述来证明我的观点，他是《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的执行编辑兼联合主持人。他说，好的电视新闻要“一切以简短为宜，不要让观众有精神紧张之感，反之，要以富于变化和新奇的动作不断刺激观众的感官。你不必注意概念和角色，不要在同一个问题上多停留几秒”。[2]他还说，制作新闻节目的奥义是：“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须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3]

让罗伯特·麦克尼尔来证明电视新闻节目类似杂耍，是再合适不过了。《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试图把印刷术的话语因素带入电视，并做出了可贵的努力。这个节目舍弃了视觉刺激，由对事件的详细报道和深度访谈构成（也只有5—10分钟）。该节目每次只报道少数几个事件，强调背景资料和完整性。但麦克尼尔因为拒绝娱乐业的模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按照电视节目的标准，他的观众少得可怜，节目只能在几个公立电视台播放，麦克尼尔和莱勒两人的工资总和估计也不过是丹·拉瑟或汤姆·布罗考的1/5。

如果你是商业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制片人，那么，你根本无法忽视电视提出的要求。它要求你为最大的观众群奋斗，也许你有很好的初衷，但结果你还是可能制作出像麦克尼尔所描述的那种节目。而且，你可能会比麦克尼尔描述的走得更远，你会想尽办法把你的新闻播音员捧成名人，你会在报纸和电视上为节目大做广告，你会制作“简明新闻”来吸引观众，你会让天气预报播音员成为喜剧性调味剂，你还会让体育播音员故意用上粗鲁的语言（以此得到喝啤酒的普通人的认可）。简单地说，你会像娱乐业中的任何一个制片人一样包装整个节目。

这样的电视节目使得美国人成为西方世界得到最多娱乐却得到最少信息的人。我可以大胆地这样说，尽管很多人都吹嘘电视作为世界的窗口已经使美国人成为消息最灵通的人，当然这要取决于“消息灵通”的定义。对于那些向我们透露70%的美国公民不知道国务卿或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谁的民意测验，我不想多费笔墨，但我们可以拿“伊朗人质危机”作为例子。我想近年来没有哪个事件比它更受电视关注了，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假定，美国人对于这个不愉快的事件应该有足够的了解。那么现在，我问你：如果我说在100个美国人中找不到一个人知道伊朗人说什么语言，或知道“阿亚图拉”[4]的意思，或了解伊朗人的宗教信仰，或能说出他们政治历史的概要，或知道“沙阿”[5]是何人，来自何方，那么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故弄玄虚？

当然，每个人对于这个事件确实都有一些看法，因为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而且在进行民意测验的时候，这些看法往往特别有用。但这些看法和18世纪或19世纪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许称它们为“情绪”可能更合适些，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星期这些看法都会改变的缘故，这一点从民意测验的结果中不难看出。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被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我这里所说的“假信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克格勃的特工们所说的“假情报”，意思几乎完全一样。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我并不是说电视新闻在故意蒙蔽美国人，我想说的是，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我前面说过，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还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从下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是怎样被迷惑的。1983年2月15日《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

里根误述无人关注

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里根总统的助手们过去常常因为总统先生对于其政策及时事做出错误甚至误导的评述而感到惊恐万分。现在，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了。

其实，总统先生还是照旧发表值得争议的观点，但报界对此不再像过去那样穷追不舍。据白宫官员分析，报纸减少报道反映了公众兴趣的减退。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新闻报道，不如说是关于新闻的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篇文章想要传递的不是罗纳德·里根的魅力。它告诉了我们新闻是怎样被定义的，我相信，不论是自由论者还是早些时候的独裁者看到这篇文章都会感到震惊。沃尔特·李普曼在1920年写过：“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尽管他对恢复18世纪和19世纪的那种公众话语持悲观态度，但他和在他之前的托马斯·杰弗逊都同意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报界训练有素并可以充当测谎仪，那么公众对于总统的误述一定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认为，如果有了测谎的方法，公众就不可能对谎言的结果无动于衷。

但他的假设不适用于我们上述的例子。报道白宫动态的记者们很愿意也能够发现谎言，他们的报道足以让公众了解真相并激起义愤，但现在的问题很明显是公众拒绝表示兴趣。对于那些有关白宫谎言的新闻报道，公众会用维多利亚女王著名的一句话作答：“我们不觉得好笑。”但是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和女王的意思并不一样，这里的意思是“不好笑的东西不值得他们关注”。也许，如果总统的谎言能够用图片展示出来并伴以音乐，公众就可能惊讶地瞪大眼睛。如果他对政府政策的错误解释被拍成一部像《惊天大阴谋》那样的电影，如果电影里再出现几个洗钱的恶棍，观众的兴趣就一定会大增。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尼克松总统在自己的谎言被“水门事件”听证会上的磁带彻底揭穿之前，一直表现得非常镇定。但我们这里没有这样富有戏剧性的东西，里根总统只是说了不完全属实的话，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

但这里我们还是应该指出其中的微妙之处。总统的很多“误述”都是自相矛盾的——在同一语境中，两种不同的解释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同一语境”是个关键词，因为只有通过语境我们才能判断出一个表述是否自相矛盾。有这样一个人，他一会儿说在橘子和苹果中他更喜欢橘子，一会儿又说在橘子和苹果中他更喜欢苹果。如果一句话是在选择墙纸图案时说的，另一句话是在选择做甜点的水果时说的，我们就会说这两种意见是相反的，但它们不是自相矛盾的。可如果这两句话是在同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说的，那么它们就是自相矛盾的，并且不可能同时成立。简单地说，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只有在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观点和事件彼此相关，自相矛盾才能成立。如果语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么自相矛盾也会随之消失。我和我的年轻学生们关于他们写作的对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帮助你更清楚地理解我的观点。我说：“你看，在这一段里你这样说，在那一段里你又说了相反的话，到底应该是什么？”他们很有礼貌，而且也想迎合我的意思，但他们被我提出的问题弄糊涂了，而我紧接着也被他们的回答弄糊涂了。他们说：“我知道，但一个是在那里，一个是在这里。”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认为“这里”和“那里”，“此时”和“彼时”，一个段落和另一个段落，都应该是彼此相连、前后贯通的，都属于同一思想世界的一部分。这是印刷术话语的方式，印刷术是我“来自”的世界，他们都这么说。而他们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世界：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没有连贯性的。在这样一个被割裂的世界里，我们无法通过识别自相矛盾来检验正误，因为自相矛盾根本不存在。

我们已经彻底地适应了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被剥夺了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的关联——连贯性消失了，自相矛盾存在的条件也随之消失了。在没有语境的语境中，它只能消失。没有了自相矛盾，公众怎么可能对总统这会儿说什么、那会儿说什么感兴趣呢？任何新闻都只是旧新闻的改写，没什么有趣的或好笑的。唯一有趣的是记者们面对公众的漠然所表现出来的迷惑不解。这整个事情极富讽刺意义，那些把世界分解开来的人们现在正想方设法想把它拼合回去，但他们惊讶地发现，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努力，或者根本就不在乎。

面对这样的局面，像乔治·奥威尔这样思想敏锐的人可能也会不知所措了。这根本不是“奥威尔式”的情况。新闻界没有成为总统的掌中之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没有变成《真理报》，美联社没有变成塔斯社，而且这里也没有“新话”“[6]。谎言没有被定义成真理，真理也没有被定义成谎言。真正发生的是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奥尔德斯·赫胥黎对这样的情况不会感到吃惊，他早就预见了它的到来。他相信，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赫胥黎看清了这一点，而奥威尔则没有。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对于自相矛盾这种东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为了这样的公众，处心积虑掩盖事实显然是多此一举。虽然赫胥黎没有明确指出电视在这当中起的作用，但他肯定会很赞成罗伯特·麦克尼尔的话：电视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的“解忧丸”[7]。控制人们的不是“老大哥”，而是电视上的“好迪都迪”[8]。

我并不是说公众信息失去重要性都是电视之过。我的意思是，电视是我们了解公众信息的样板。和早些时候的印刷机一样，电视已经获得了定义新闻存在形式的力量，而且它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对新闻做出反应。在把新闻包装成杂耍的同时，电视也引诱其他媒介这样做，于是整个信息环境都变成了电视的一面镜子。

例如，美国非常成功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就是完全按照电视的模式定型的。它在大街上被摆在类似电视机的东西上出售，它刊登的故事出奇的短，它的版面设计大量使用照片、图表和其他图像，有的还是彩色的。它上面的天气预报图简直称得上是一种视觉享受；它的体育版上无聊的数据多得可以让电脑发疯。结果，创刊于1982年9月的《今日美国》已经一跃而成为美国第三大日报（这是发行审计局截至1984年7月公布的结果），远远超过了《每日新闻》和《华尔街日报》。偏好传统的记者们批评它肤浅夸张，但该报的编辑们对印刷术时代的标准继续不管不顾。该报的总编约翰·奎因说：“我们并不想得大奖，何况他们也不会为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颁奖。”[9]这是他们为电视认识论产生的共鸣而献上的礼赞：在电视时代，段落已经成为报纸新闻的基本单位。而且，奎因先生也不必为不能得奖而过于烦恼，随着其他报纸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给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颁奖的日子估计也不会太远了。

我们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一些新出现的成功杂志，比如《人物》和《美国》，不仅仅是电视型印刷媒介的典范，而且它们对于电视也有不可低估的反作用。电视告诉杂志“新闻是一种娱乐”，杂志转而告诉电视“只有娱乐才是新闻”。有些电视节目，比如《今夜娱乐》，把关于艺人和名人的信息转换成“严肃”的文化内容，这就使新闻的娱乐性更完整了：新闻的形式和内容都成了娱乐。

在赫胥黎笔下充满现代技术麻醉剂的世界中，广播算得上是媒介中的另类。广播本身的特点使它非常适合传播理性而复杂的语言。但是，除了注意到广播已经完全被音乐俘虏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让人心寒的事实：广播给予我们的语言日渐显得原始凌乱，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引起本能的反应，也就是说，无所不在的摇滚音乐代替了语言而成为广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现在流行的、观众来电点播节目中，观众的语言不过是一种类人的咕哝声。这样的节目没有内容，但也许还有一点儿考古意义，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尼安德特人[10]之间的对话大概是什么样的。而且，在电视的影响下，广播新闻的语言也越来越脱离语境，变得断断续续，所以人们了解这个世界的途径被有效地截断了。在纽约市，WINS广播电台请求听众：“给我们22分钟，我们将给你整个世界。”他们说这句话时是诚恳的，听众们也不会把这个口号当作痴人说梦。

于是，我们将快速地进入到一个真正可以被称为“欢乐问答”的信息环境。这个被称为“欢乐问答”的游戏使琐碎的事实作为娱乐的源泉，我们的新闻也一样。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文化不会因为假信息和错误观点而灭亡，但历史从来没有证明过，一个自认为可以在22分钟内评价整个世界的文化还会有生存的能力。除非，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

[1] 关于克拉夫特案件的详细报道，参见1983年7月29日的《纽约时报》。

[2] 麦克尼尔，《电视是否缩短了我们的注意广度》，《纽约大学教育季刊》14∶2(冬季刊，1983)，第2页。

[3] 麦克尼尔，《电视是否缩短了我们的注意广度》，《纽约大学教育季刊》14∶2(冬季刊，1983)，第4页。

[4] 阿亚图拉(Ayatollah)，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译者注

[5] 沙阿(Shah)：伊朗国王的称号。——译者注

[6] 新话”(Newspeak)：指以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为特点的宣传语言，源自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

[7] 原文为“soma”，是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著的《美丽新世界》中人们为了解除烦忧服用的一种药丸。——译者注

[8] 原文为“Howdy Doody”，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受儿童欢迎的电视节目。——译者注

[9] 见1984年7月9日的《时代周刊》，第69页。

[10] 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古人类化石，在人类发展史上属早期智人阶段。——译者注

第8章
走向伯利恒

有一个福音传教士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她的名字叫特丽。她看上去50岁出头，头发梳理得挺直僵硬，人们说她的头发只会被折断，而不会被弄乱。特丽教士精力旺盛而且不拘礼节，她的传教风格显然是效仿早些时候的密尔顿·伯利。从观众的脸部特写镜头可以看出，他们几乎一直在笑。要不是他们的样子稍稍显得整洁健康一些，我们很难把他们和在拉斯维加斯观看演出的观众区分开来。特丽教士奉劝在座的以及那些“在家”的人通过找到耶稣改变自己的道路。为了更有效地达到目的，她向大家提供了一套“致富行动资料”，此举有双重目的：在走近耶稣的同时，还可以学习怎样使银行里的存款数目变大。这使她的追随者欣喜不已，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致富是宗教的真正目的。但是也许上帝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特丽教士已经被迫宣布破产并暂时停止了她的传教活动。

帕特·罗伯逊是热门节目《700俱乐部》的主持人，这既是一个电视节目，同时又是具有某种宗教性质的组织，你每个月只要付15美元就可以加入了（当然，如果你装了有线电视，就可以免费观看）。罗伯逊教士比特丽教士表现得要低调一些，他谦逊、睿智，具有电视观众喜欢的那种冷静的脱口秀主持人的魅力。他的感召力比特丽教士要大得多，至少从电视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他的节目仿效《今夜娱乐》节目的模式，包括采访、歌手访谈和成为再生基督徒的艺人的录像。例如，夏威夷唐·何[1]合唱团的姑娘们都是再生基督徒。在录像里，我们看到她们既在教堂里祈祷，又在舞台上表演（虽然不是同一时间）。这个节目还再现了曾经处于绝望边缘的人们看了《700俱乐部》之后重新树立了生活的信心。这些人在精心制作的文献电视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在其中一个节目中，我们看见一个由于焦虑而精神几近崩溃的妇女，她无法尽妻子应尽的义务，所有的电视节目和电影都让她对世界产生恐惧。她开始成为妄想狂，认为亲生的孩子都想谋杀自己。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看见她坐在电视机前，偶尔发现了《700俱乐部》。她对这个节目传递的信息产生了兴趣，开始接纳耶稣走进她的心灵。她被拯救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看见她平静而快乐地生活着，眼睛里洋溢着平和的光芒。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700俱乐部》两次把她带入了超凡的境界：第一次是把她带到了耶稣的面前，第二次是使她成为一个电视明星。对于那些涉世不深的人来说，到底哪一个是更高的境界，他们都不清楚。

在每期《700俱乐部》结束的时候都会播出下次节目的预告，而且这些预告的节目总是异常丰富多彩。节目最后是一句我们常听到的话：“精彩节目不嫌多……明天同一时间，《700俱乐部》再见。”

吉米·斯瓦加特是一个有点儿老派的福音传教士。虽然他的钢琴技艺精湛，歌声也非常动人，而且也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电视资源，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那种激情澎湃的传教方式。但因为要出现在电视上，他便常常用普世教会的理论来缓和自己的态度。例如，在讨论“犹太人是否亵渎神灵”这个问题时，他首先回忆了耶稣的成人仪式，强调基督徒亏欠犹太人太多，并由此得出结论，犹太人没有亵渎神灵。在结尾的时候，他又指出，犹太人因为失去了自己的神殿而迷失了方向。他想要告诉大家的是，犹太人是可悲的而不是可鄙的，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相当不错的好人。

这是完美的电视传道——精彩、动情，有一种让人奇怪的宽慰，甚至犹太观众也会有这种感觉。电视——上帝保佑它——绝不适合传递赤裸裸的仇恨。一方面，你不知道谁在看电视，所以最好不要过于挑衅；另一方面，满脸涨得通红、不断挥舞双手的仇恨者在电视上会显得非常愚蠢。这一点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就发现了，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还因此吃过亏。电视喜欢一团和气，有时候沉默是最好的。（但也有例外，像斯瓦加特这样的教士在谈到魔鬼和现世人文主义这样的话题时是不可能沉默的，他们攻击敌人时总是不依不饶。也许这是因为魔鬼和现世人文主义者都不在尼尔森收视率调查范围之内，而且他们也不看电视。）

宗教组织目前拥有并管理着35家电视台，每家电视台都有自己的宗教节目。为了写这个章节，我看了42小时的宗教节目，大多是罗伯特·舒勒、奥拉尔·罗伯茨、吉米·斯瓦加特、杰里·福尔韦尔、吉姆·巴克和帕特·罗伯逊主持的节目。看42小时节目其实完全没有必要，5个小时就足够让我得出结论，其中的两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个结论是，在电视上，宗教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被明白无误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在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神学，更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超脱。在这些节目中，传教士是头号人物，上帝只能充当配角。

第二个结论是，宗教之所以成为娱乐是由电视本身的倾向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电视传教士存在缺陷。确实，他们中的有些人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见解狭隘，还很偏执。他们自然无法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媲美，比如乔纳森·爱德华兹、乔治·怀特菲尔德和查尔斯·芬尼，个个都学识过人、精通神学，具有高超的表述能力。但是，在缺陷方面，今天的电视传教士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或今天只局限于教堂传教的神职人员们差别并不大。使这些电视传教士成为宗教体验的敌人的不是他们的弱点，而是他们赖以工作的媒介。

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教士，如果能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能够从一种媒介转换成另一种媒介的。如果你以为用某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用另一种形式丝毫不损害意义地表达出来，那你就过于天真了。很多散文可以成功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我们知道诗歌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能够大致了解一首译诗，但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已经丧失了，特别是赋予诗歌美感的那种东西。通过翻译，它已经成为另一首诗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也许发现送一张安慰卡给失去亲人的朋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认为卡片能够表达我们当面哽咽着说出的话的相同意思，那就是自欺欺人了。卡片不仅改变了我们要说的话，而且还改变了赋予这些话意义的语境。同样，如果我们相信老师传授的知识可以用微型计算机更有效地复制出来，那么我们也是在欺骗自己。也许有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但我们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

不是一切都是可以用电视表达的，或者更准确地说，电视把某种事物转换成了另一种东西，原来的本质可能丢失，也可能被保留下来。大多数电视传教士没有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以为，原本在教堂或帐篷里面对面的传教也可以在电视上进行，而且既不会丢失原意，也不会改变宗教经验的性质。他们没能认识到复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电视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观众，让他们心生傲慢而无暇顾及其他了。

比利·格雷厄姆曾经写道：“电视是人类发明的最有力的交流工具。我的每一期黄金时段的‘特别节目’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近300个电视台同时播出，我一次电视直播的观众比耶稣一生中传教的对象要多千百万。”[2]对此，帕特·罗伯逊补充说：“说教会不应该利用电视是非常愚蠢的。他们的需要是一样的，他们传递的信息是一样的，但传递的方式可以改变……要让教会不利用美国最具有生成力量的工具简直愚不可及。”[3]

这样想真是太幼稚了。如果传递方式改变了，传递的信息就极有可能也不一样了。如果信息传递的语境和耶稣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信息的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还能保持不变。

电视本身的几个特点以及它的周围环境，使得真正的宗教体验无法实现。首先，我们无法神化电视节目播出的空间。任何传统的宗教仪式都要求，举行仪式的地方要具有某种程度的神圣性。教堂被设计成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所以几乎所有出现在那里的东西都具有宗教的氛围。但是宗教仪式并不一定都要在教堂里举行，只要事先进行一番净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能胜任。所谓“净化”，就是说要去除它一切世俗的用途。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只要在墙上放一个十字架，或在桌子上放一些蜡烛，或在醒目的地方放上一本《圣经》。通过这些，体育馆、餐厅或宾馆都可以被改造成朝圣的地方，都可以暂时从世俗世界中超越出来而再现为一种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但是，为了实现这个转换，一些行为规范是必须遵守的。例如，在这些地方不能吃东西或闲聊，必须戴上无檐便帽或在适当的时候跪下，按要求无声地静默。我们的行为要符合非世俗世界的规则。但在看电视宗教节目时，我们通常不会遵守这些规范。不论电视上是在播宗教节目还是在播电视剧《达拉斯》，我们都不会改变在自己的客厅、卧室或厨房里进行的活动，我们吃东西、聊天、上厕所、做俯卧撑或做看动画片时习惯做的任何事情。如果观众不能沉浸在非世俗世界的神秘氛围中，那他也就不可能获得一种超凡脱俗的宗教体验。

还有一点，电视屏幕本身也有着很明显的现世主义倾向。屏幕上充满了世俗的记忆，电视广告和娱乐节目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要想把它改造成一个神圣的地方显然是很困难的。而且，观众随时都会意识到，只要轻轻按一下遥控器，宗教节目就会马上变成完全不同的世俗节目——曲棍球比赛、广告、卡通片。不仅如此，在大多数宗教节目的前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广告、流行节目的宣传以及各种各样其他世俗的形象和话语，所以屏幕本身就传递了娱乐不断的信息。不论是历史还是电视的现实情况，都证明反省或精神超脱是不适合电视屏幕的。电视屏幕希望你记住的是，它的图像是你娱乐的源泉。

电视传教士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他们的节目不能代表商业广播之外的另一片天空，而只能充当这个统一体里的一个部分。确实，很多宗教节目都不是按照传统在星期天播出的。有些受人欢迎的传教士非常愿意和世俗节目“齐头并进”，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可以使他们的节目更具吸引力。钱不是问题，这些宗教节目得到的赞助高达上百万，据估计，电子教堂的总收入每年超过5亿美元。

我提到这些数据是想解释，为什么这些传教士能够支付得起相当于商业节目的高额制作成本。这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大多数的宗教节目里都有水汽冲天的喷泉、色彩绚丽的花朵、训练有素的唱诗班和精心设计的布景，完全是一些著名商业节目的再现。很多时候，他们的节目要到拥有迷人奇异景色的地方进行“外景拍摄”。

此外，宗教节目还有众多俊男靓女的捧场，他们既出现在节目中，也出现在观众里。罗伯特·舒勒特别偏爱名人，尤其是电影明星，而他们也对他表现出无限忠诚。舒勒不仅让名人出现在他的节目中，还让他们出现在他的广告里来吸引观众。我想我可以很公平地说，吸引观众是这些节目的主要目的，就像《达拉斯》这样的电视剧一样。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市场推广手段，比如派发免费小册子、《圣经》和礼物，杰里·福尔韦尔送出的是“耶稣至上”的别针。传教士们对自己如何控制传教内容以提高收视率毫不否认。如果你想从这些电视传教士那里知道富人死后进入天堂会遇到什么困难，那你一定得等上很长时间。全国宗教节目主持人协会的执行主席总结了电视传教士的不成文规则：“只有给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你才可以得到市场占有率。”[4]

我相信，你会注意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宗教信条。不论是释迦牟尼、摩西、耶稣还是穆罕默德、路德，从来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领袖会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给的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东西。但是，电视只能给予观众他们想要的，电视是“客户友好”型的，要关掉它实在太容易了。只有在呈现动感的视觉形象时，电视才能对观众产生最大的吸引力。它不适合复杂的语言或苛刻的要求。所以，电视上的传教完全不同于圣山上的传道。宗教节目充满了喝彩声，它们庆祝富有，让节目中的演员成为名人。虽然这些节目传递的信息琐碎无聊，但它们仍然会有很高的收视率，或许正是因为它们传递的信息琐碎无聊，它们才会拥有很高的收视率。

如果我说基督教是一种苛刻而严肃的宗教，我相信我没有说错。但是，当它被表现得轻松愉快时，就变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宗教。

当然，肯定会有人反对“电视使宗教堕落”这种说法，其中一个理由是，宗教和图像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除了贵格会[5]和其他几个禁欲的教派，很多宗教都努力通过艺术、音乐、神像和令人敬畏的仪式来表现自己的吸引力。宗教的美感是它吸引人们的重要原因。对于天主教和犹太教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在镶嵌着美丽彩色玻璃的教堂里，教徒们可以听到萦绕人心的曲调，看到华美的长袍、披肩和神奇的帽子，他们享受圣饼和美酒，聆听古老语言神秘的节奏。这些宗教仪式中的饰物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鲜花、喷泉和布景是不同的，因为前者是宗教本身历史和教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教徒对它们应该表现出恰如其分的敬畏。犹太教徒祷告时不会因为戴无檐便帽在电视上好看而戴上它；天主教徒不会为了给圣坛增添光彩而点上蜡烛；犹太教、基督教和长老派的拉比、教士们不会在传教时停下来问电影明星是不是虔诚的教徒。我们在真正的宗教中看到的图像是以施展魔力为目的的，而不是为了娱乐。这当中的区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通过赋予事物魔力，我们可以获得神性，而通过娱乐，我们走得离神越来越远。

电视上的大多数宗教节目都是“宗教极端主义”的倡导者，它们明确鄙视仪式和神学，它们推崇的是同《圣经》也就是上帝的直接交流。我不想让自己陷入我不擅长的神学争论中，但我还是可以公正地说，在电视上，上帝是一个身份不明的次要角色。虽然他的圣名被一再提起，但传教士有血有肉的形象带给我们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值得我们崇拜的是眼前的他，而不是那个看不见的他。我不是说传教士存心想这样做，而是说电视上彩色的特写镜头威力太大。毕竟，电视上的形象比金牛犊[6]的魅力要大得多。我怀疑（虽然我没有确凿的证据），天主教反对富尔顿·希恩主教上电视（几年以前）就是因为怕观众们错把对上帝的崇拜献给了希恩主教，他具有穿透力的目光、令人敬畏的斗篷和神圣庄严的语调，实在是像极了上帝。

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海中。正因为这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一档关于宇宙的节目命名为“沃尔特·克朗凯特[7]的宇宙”。如果你认为宇宙不需要沃尔特·克朗凯特为它增添光彩，那你就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知道沃尔特·克朗凯特在电视上比在银河系更有魅力。而吉米·斯瓦加特则比上帝更有魅力，因为上帝只存在于我们心里，而斯瓦加特一直在那里，你可以看得见他，可以敬仰他、膜拜他。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成为电视明星，比利·格雷厄姆能成为名人，奥拉尔·罗伯茨可以拥有自己的大学，罗伯特·舒勒可以拥有水晶教堂。如果我没有弄错，有一个词可以用来形容这一切，那就是“亵渎神灵”。

但归根到底，不管人们对电视宗教有多少批评，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电视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这就验证了我前面引用过的比利·格雷厄姆和帕特·罗伯逊的话：广大民众需要它。汉娜·阿伦特[8]对这句话做了我所知道的最好回答。她在反思了大众文化的产物后，写了这样一段话：

这种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状况可以被称为“大众文化”，它的倡导者既不是大众也不是艺人，而是那些试图用曾经是文化中真实可信的东西来娱乐大众的人，或是那些试图证明《哈姆雷特》和《窈窕淑女》一样有趣，一样具有教育意义的人。大众教育的危险在于它可能真的变成一种娱乐。有很多过去的伟大作家经过了几个世纪的销声匿迹，如今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作品的娱乐版还能否留在人们心里。[9]

如果我们用“宗教”代替上文中的《哈姆雷特》，用“伟大的宗教传统”代替“过去的伟大作家”，那么这段引文就可以成为对于电视宗教的精辟评论。毫无疑问，宗教可以被改造成具有娱乐性的东西，问题是，通过这样的改造，我们是不是把这种“文化中真实可信的东西”毁灭了呢？宗教在运用了电视资源后日渐攀升的受欢迎程度，会不会让更多的传统宗教理念变成疯狂而琐屑的表演？我前面提到，奥康纳红衣主教为了得到观众欢心进行了令人尴尬的努力，某教区的神甫则尝试把摇滚音乐和传教结合起来。我还知道有一个犹太教的拉比非常郑重地向教会提议，邀请帕瓦罗蒂在赎罪日演唱悔罪祈祷曲，他相信这样一定会让教堂空前爆满。谁会怀疑这一点呢？但正如汉娜·阿伦特说的，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附属于全国基督教教堂委员会的神学、教育和电子媒介协会成员，我完全能够理解“官方”新教教派对把新教改造成一种适合电视播出的宗教所表现出来的担忧。在我们的委员会里，大家达成了一种共识：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1] 唐·何(Don Ho)，夏威夷著名歌星、娱乐界名人。——译者注

[2] 格雷厄姆，《电视传教的未来》，《收视指南》第31期，1983，第5—8页。

关于格雷厄姆风格的详细分析，请参见迈克尔·里尔的《大众中介文化》。要想了解对他有趣而尖刻的分析，参见罗兰·巴特的作品。在《埃菲尔铁塔和其他神话》中，巴特说：“如果上帝真的通过格雷厄姆博士的嘴巴说话，那上帝就是一个笨蛋。”

[3] 引自罗伯特·阿贝尔曼和金伯利·诺伊恩多夫所著的《广播中的宗教》，第2页。

[4] 阿姆斯特朗，《电子教堂》，纳西威尔：托马斯·尼尔森，1979，第137页。

[5] 贵格会(Quaker)：“公谊会”的别称。“贵格”是Quaker的音译，意为“颤抖者”。——译者注

[6] 金牛犊：古代以色列人崇拜的偶像。——译者注

[7] 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 1916—2009)，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特派记者。1962—1981年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沃尔特·克朗凯特晚间新闻》总编辑。——译者注

[8]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犹太裔美国政治学家和哲学家。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等书。——译者注

[9] 阿伦特，《人类对话中的社会和文化》，弗罗伊·梅森和阿希利·门塔古编辑：自由出版社，1967，第352页。

第9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在埃德温·奥康纳关于波士顿党派政治的小说《最后的喝彩》中，弗兰克·斯凯芬顿希望通过政治机器的现实教导他年幼的侄子。他说，政治是美国拥有最多观众的体育比赛。1966年，罗纳德·里根用了一个不同的比喻，他说：“政治就像娱乐业一样。”[1]

虽然体育比赛已经成为娱乐业的一个分支，但它内在的一些本质还是让斯凯芬顿对政治的理解比里根的比喻更令人欣慰。不论在哪种体育比赛中，选手和观众对优秀的标准是有共识的，运动员的声誉随着距离这个标准的远近而起伏。运动员优秀与否是无法轻易伪装的，这意味着戴维·加思以0.218的击球率很难提升他作为外场手的形象，这也意味着用“谁是世界上最棒的女子网球运动员”作为一个民意测验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民众的意见和这个问题毫无关系，马丁娜·纳夫拉蒂诺娃的发球才是最好的答案。

我们也许还注意到，比赛现场的观众通常都熟知比赛的规则以及每个动作的意义。在满垒的情况下三击不中而出局的击球手，不可能让观众相信他为他的球队做了一件有用的事。即使像霍华德·科塞尔那样夸夸其谈、滥用词语的人，也不会混淆击球中和不中、得分和失分、发球得分和发球失误之间的区别。如果政治真的像体育比赛，那么它至少有这样几个优点：一目了然、公正诚实、超越平凡。

如果罗纳德·里根的比喻是正确的，那么政治又会具备哪些优点呢？娱乐业并不是不想超越平凡，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取悦观众，它的主要策略是运用技巧。如果政治真的像娱乐业，那么它的目的就不是追求一目了然、公正诚实和超越平凡，而是要做到看上去像这样。这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这另一码事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广告”。在乔·麦金尼斯关于1968年尼克松竞选的著作《出卖总统》中，他对政治和广告做了很多评论。但他还没有穷尽政治和广告的关系，虽然出卖总统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卑劣行为，但这还只是大背景下的一个部分：在美国，电视广告已经成为政治话语最本质的象征。

电视广告是人们使用电以后产生的最奇特、最无所不在的一种交流方式。一个40岁的美国人在他/她的生活中已经观看了超过100万条的电视广告，在他/她收到第一张退休金支票前，还会看另外1万条广告。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断，电视广告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当然，我们不难证明它也已经成为各种公众话语结构的模式，但我这里的目的是要证明它是怎样毁灭政治话语的。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应该首先讨论一下它对商业本身产生的作用。

通过以最凝练的方式集中展示娱乐业的各种形式——音乐、戏剧、图像、幽默和名人——电视广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自《资本论》发表以来最猛烈的攻击。为了理解其中的缘由，我们应该记住，资本主义与科学和自由民主一样，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都相信，买卖双方应该具有相当的成熟程度，了解足够的信息，然后理智地进行双方互惠的交易，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贪欲是资本主义机车的燃料，那么理性就应该是机车的司机。根据这个理论，市场中的竞争要求买者不仅要知道什么产品对他来说是好的，而且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产品。如果卖方生产了没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根据市场的规律，他就应该败出。他们认为，买方的理性激励竞争者成为赢家，并且敦促赢家不断进步。在买方无法做出理性决定的情况下，法律就应该介入使交易无效，例如通过制定法律来禁止孩子签订合同。美国甚至有一项法律要求卖方如实介绍他们的产品，因为如果买方不能得到有关产品的真实信息，他们做出理智决定的能力也要大大受到损害。

当然，资本主义本身的操作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卡特尔和垄断削弱了资本主义的理论，电视广告则把它弄得一团糟。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任何要求，不论是商业的还是其他的，如果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就一定要用语言表达出来；更精确地说，是要用陈述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这个话语世界正是我们判断对错的依据。如果我们丢弃了这个话语世界，那么实践检验、逻辑分析或任何其他理性的工具都将失去意义。

从19世纪末开始，商业广告背离了语言陈述。到20世纪50年代，语言形式几乎从商业广告中消失了。通过用图像代替语言，图像广告使感染力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的依据，而不再是实践的检验。理性和广告早已背道而驰，我们几乎已经忘记它们之间曾经还存在着某种联系。今天，电视广告上的语言陈述既罕见又缺乏吸引力。广告商说的话是真是假并不重要，例如，麦当劳的广告里没有可验证的符合逻辑的观点，里面有的是俊男靓女买卖汉堡、享用汉堡的表演，以及他们因为自己的好运而表现出来的狂喜。没有人表达任何意见，只有观众自己从广告的表演中找到某种感觉。你可以喜欢也可以讨厌电视广告，但你无法否认它的威力。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电影明星、著名运动员、宁静的湖水、悠闲的垂钓、幽雅的晚餐、浪漫的插曲、快乐的家庭准备行装去乡间野餐——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提及要出售的产品，但是未来消费者的恐惧和梦想都尽在其中了。广告商需要知道的不是产品有什么好处，而是购买者有什么问题。于是，企业开支的重心从产品开发转向了市场调查。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2]的病人。

所有这一切对于亚当·斯密来说是一个意外，就像政治的转变让可敬的乔治·奥威尔感到吃惊一样。确实，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说的，奥威尔发明“新话”的灵感有一部分是来自“商业广告的措辞”。但当奥威尔在他著名的散文《英语语言的政治》中说政治已经成为一个“为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的形式时，他想要说的是，虽然政治是腐败的，但它仍将继续以一种鲜明的话语模式存在着。他鄙视的对象是那些惯用宣传和欺骗的政客，他没有想到，“为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可以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他害怕的是作为欺骗者的政客，而不是作为娱乐者的政客。

电视广告是塑造现代政治观点表达方式的重要工具，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竞选逐渐采用了电视广告的形式，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得太多。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表示了担忧。前任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就提出要禁止政治“广告”。甚至电视评论员也希望我们对此予以关注，例如，比尔·莫耶斯在纪录片《30秒钟的总统》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自己对于电视广告的认识来自我几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那时我在纽约参与了拉姆齐·克拉克对雅各布·贾维茨的参议员竞选。克拉克十分迷信传统的政治话语模式，他精心准备了一份意见书，对从种族关系到核武力到中东局势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明确的观点。他的意见书里充满了历史背景、经济和政治资料，具有非常开阔的社会学视角。但是，他也许还应该画一些漫画。事实上，我们可以说雅各布·贾维茨确实利用了漫画。我们不知道贾维茨是否也精心准备了自己的观点，但我们知道他的竞选利用了一系列的30秒钟电视广告。在这些广告里，他运用了类似麦当劳广告的视觉手段把自己表现成一个经验丰富、正直虔诚的人。据我所知，贾维茨和拉姆齐·克拉克一样相信理性的重要，但他更加相信参议员位置的重要性。他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他明白，在一个电视和其他视觉媒介占据重要地位的世界里，“政治知识”意味着图像，而不是文字。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他是有远见的，他以纽约州历史上最多的选票赢得了席位。在美国，任何慎重的竞选者都应该聘请形象设计师为他设计一个能够深入人心的形象，对于这一点，我不想老生常谈了。我想回到“形象政治”的含义这个话题上来，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电视广告塑造政治话语的第二种方法。

因为电视广告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多产的一种公众交流手段，美国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电视广告的哲学。所谓“接受”，是指我们已经把电视广告当作一种普通而合理的话语方式；所谓“哲学”，是指电视广告关于交流的性质已经形成了与其他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字）相左的独特观点。电视广告坚持采用最简短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转瞬即逝的方式。60秒的广告已属冗长，30秒的广告略显烦琐，15—20秒的广告才算正好。如果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电视广告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心理需要，那么这样的广告结构真是惊人的草率了。它不仅可以被称为“疗法”，而且是“瞬间疗法”。这种广告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心理学原理：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快速解决的，它们的快速解决要借助工艺、技巧和化学。这个理论在任何人看来都肯定是荒谬的，但电视广告蔑视详尽的解释，因为这样既花时间又会招来不同意见。如果观众看广告时还要费心猜测其中的信息是否可信，这样的广告就不能算是好广告。所以，大多数广告都运用了“伪寓言”的文学形式来传递信息，“丢失的旅行支票”和“远方儿子的电话”这类伪寓言不仅能够产生不可抗拒的情感力量，而且还和《圣经》里的寓言一样具有明确的说教性。说电视广告的主题是产品就像说乔纳的故事主题是解剖鲸鱼一样，完全不相干。说得深入一点儿，电视广告的主题是教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且，电视广告具有栩栩如生的图像，通过这些图像，我们可以轻松地学会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比如短小简单的信息优于冗长复杂的信息，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这些观点自然要影响我们看待政治话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电视广告中传递或强化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观点视为常理。例如，一个已经看过百万条广告的观众可能会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或应该通过简单的方式得到快速的解决；复杂的语言无法让人信任，戏剧的表达方式适用于所有问题；争论让人反胃，而且只能让人心生疑惑。这样的观众也许还认为，没有必要在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形式之间划定一条界线。电视广告可以用运动员、演员、音乐家、小说家、科学家或伯爵夫人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的产品代言，电视广告也让政治家们得以摆脱自己有限的一点儿专业知识。政治人物可以随时随地地做任何事而不会让人觉得行为古怪、狂妄自大或不合时宜。他们已经作为公众名人深深地融入了电视文化之中。

名人和出名是完全不同的。哈里·杜鲁门广为人知，但他不是名人。不管人们何时看见他或听见他，他都在大谈政治。我们很难想象杜鲁门或他的夫人会作为嘉宾出现在《戈德堡一家》或《慈母泪》这样的电视节目中。那时的政治和政治家与电视节目无关，人们观看电视节目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了解政治候选人和他们的观点。

我们很难说政治家们是从什么时候起把自己作为娱乐素材推出的。20世纪50年代，埃弗里特·德克森参议员作为嘉宾出现在《我的台词是什么？》中。竞选总统时，约翰·肯尼迪特别开恩，让埃德·默罗的《面对面》摄制组到他的私宅拍摄。理查德·尼克松在《大家笑》中出现了几秒钟，这个1小时长的喜剧节目完全以电视广告为蓝本。到了70年代，大众开始接受政治人物成为娱乐世界的一分子。到80年代，政治人物大规模涌向电视。副总统候选人威廉·米勒为美国运通信用卡做了一个广告；“水门事件”听证会的明星萨姆·欧文也成为广告代言人；前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起参加了《豪门恩怨》的谈话节目；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杜卡基斯出席过《你在何方》；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出席过《喝彩》；拉尔夫·纳德、乔治·麦戈文和爱德华·科克市长主持过《星期六晚上直播》，科克还在詹姆斯·卡格尼主演的电视版电影中扮演过一个角色；里根的夫人也曾出现在这类电视节目中。如果加利·哈特参议员出现在《希尔街的布鲁斯》里，会有人感到吃惊吗？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政治家成为名人已经使政党不再重要，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政治家的仕途此起彼伏之间的联系。有些读者可能还记得过去，那时的选民对竞选者几乎一无所知，对于他们的性格和私人生活也没有概念。在我年轻时的某个11月，我对是否选举一个民主党人的市长候选人感到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他既愚蠢又腐败。“这有什么关系？”我的父亲对我说，“所有的民主党候选人都是既愚蠢又腐败的，但是你想让共和党赢吗？”他的意思是，一个明智的选民应该选择能够代表他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视角的党派，选举“最佳人选”在他看来纯属幼稚之谈。他从不怀疑共和党里有相当出色的人物，但他知道他们不会为他这个阶级讲话。他非常欣赏纽约坦慕尼协会[3]鼎盛时期的领导人蒂姆·沙利文的态度。据特伦斯·莫兰在他的散文《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中写道，有一次沙利文所在选区有6382张票投给了民主党，有两票投给了共和党，对这个结果，他很不高兴。在评价这个令人失望的结果时，他说：“凯利来找我，说他妻子的表兄支持共和党派。为了家庭和睦，我同意他把票投给了共和党。但是我想知道，还有一票是谁投的？”[4]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沙利文这些话里表现出来的智慧。也许确实有人会不顾党派差异把票投给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虽然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我想说的是，电视无法告诉我们谁是最佳人选。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所谓“最佳”就是要擅长谈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务、洞察各种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那么电视根本无法让我们判断谁比谁强，因为谁强谁弱主要还是取决于“形象”。但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们要醉心于表现自己的最佳形象，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好一点儿呢？如果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讨人喜欢，那他一定有问题。但是电视损坏了“形象”的名声，因为在电视上，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这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

为了理解形象政治怎样在电视上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用一个著名的广告作为切入点，本章题目的前一部分就是取自这个广告。我指的是史蒂夫·霍恩导演的贝尔电话的广告，这个广告鼓励我们“伸出你的手去安抚某个人”。这个“某个人”通常是指一个住在丹佛或洛杉矶或亚特兰大的亲戚，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但每年我们都能在感恩节见到他。而在过去，这个“某个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美国文化强烈反对“家庭”这个概念，但还是常有人警告，如果我们放弃了家庭，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就会丧失了。让我们来看一看霍恩先生的广告，这个30秒的广告重新给亲密关系进行了定义，电话线代替了老式的聚会。这个广告甚至为被汽车、飞机和其他扼杀家庭的工具弄得四分五裂的家庭提出了一种关于家庭凝聚力的新观念。在分析了这个广告后，杰伊·罗森说了以下这番话：“霍恩先生并不想表达什么东西，他没有信息需要传递。他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了解贝尔电话，而是要让大家从美国生活四处可见的破裂关系中意识到电话的重要性……霍恩没有表达他自己的想法，你也没有表达你自己的想法，霍恩表达的是你的想法。”[5]

这就是所有成功电视广告的经验：它们给我们一个口号、一个象征或一个为观众创造出引人注目的形象的焦点。不管是党派政治还是电视政治，它们的目标都是共同的。我们无法知道谁最胜任总统或州长或参议员，但我们知道谁的形象最能排解和抚慰我们心中的不满。我们看着电视屏幕，像《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邪恶的皇后一样问道：“镜子，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上最美的人？”我们常常把票投给那些性格、家庭生活和风格在电视屏幕上表现出色的人。古希腊哲学家在2500年以前就说过，人常常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上帝。现在，电视政治又添了新招：那些想当上帝的人把自己塑造成观众期望的形象。

所以，形象政治一方面保留了为个人利益投票的传统，一方面又改变了“个人利益”的含义。蒂姆·沙利文和我的父亲把票投给了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而“利益”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实实在在的东西——赞助、优惠政策，保护他们不受官僚的伤害，支持他们的工会或社团，勤奋工作的家庭感恩节能享受火鸡的美味。按照这样的标准，黑人是美国唯一心智健全的选民，其他的大多数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投票，但这些利益都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只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和电视广告一样，形象政治也是一种疗法，这就是为什么魅力、容貌、名气和个人隐私会如此充斥其中的道理。如果我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就会记得，林肯的照片没有一张是微笑的，他的妻子很可能是个精神病患者，他本人很长时间也是郁郁寡欢的。对于形象政治来说，他显然是不合适的。现在的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镜子里出现如此阴郁而缺少乐趣的形象。我想说的是，就像电视广告为了起到心理疗法的作用而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产品信息一样，形象政治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政治内容。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历史在形象政治中发挥不了重要作用，因为历史只有对于那些相信过去能够滋养现在的人才有价值。托马斯·卡莱尔[6]说过：“过去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片灰色的混沌。”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书还是严肃公众话语的主要媒介。一本书就是历史，它的一切都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时间里——从它的写作过程到它线形的陈述，再到通篇运用自如的过去时态。古往今来，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媒介能像书一样让我们感受到过去是如此有用。在关于书的一次谈话中，卡莱尔说，历史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鲜活的世界，虚幻的反而是现在。

但是，电视是一种具有光年速度的媒介，是以现时为中心的。它的语法里没有表达过去的时态。图像中的一切都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所以电视节目中要特别用语言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录像是几个月前录制的。而且，和它的前辈——电报一样，电视只需要播放这些零星的信息，而不是收集和组织它们。卡莱尔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好的预见性：从电视媒介的角度来看，代表历史的正是作为电视屏幕背景的那一片“灰色的混沌”。在娱乐业和形象政治的时代里，政治话语不仅舍弃了思想，而且还舍弃了历史。

切斯瓦夫·米洛什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发言时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拒绝记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上百本已经出版的书否认“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过大屠杀，这样的事实真是让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电视业的业内人士比尔·莫耶斯的话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担心我的这个行业……推波助澜地会使这个时代成为充满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我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24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对过去60个世纪或60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7]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8]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如果记忆不仅仅是怀旧，那么语境就应该成为记忆的基本条件——理论、洞察力、比喻——某种可以组织和明辨事实的东西。但是，图像和瞬间即逝的新闻无法提供给我们语境。镜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它无法告诉我们昨天的情况。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亨利·福特说：“历史是一派胡言。”亨利·福特能这么说，他对印刷术的态度应该算是乐观的。对他的这番高论，电源插头的回答是：“历史根本不存在。”

如果上述这些观点还有几分道理，那么奥威尔的预测又错了，至少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是这样。他预见到历史将消失，但他认为这是政府所为，是类似于“真理部”[9]这样的机构系统地毁灭对政府不利的史实和记录。当然，这正是苏联的做法。但是，赫胥黎的预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我们应该借助赫胥黎而不是奥威尔来理解电视和其他图像形式对于民主国家的基础所造成的威胁，更明确地说，是对信息自由所造成的威胁。奥威尔认为政府会通过赤裸裸的压制来控制信息的流动，特别是通过禁书的方式，他的猜测是非常合理的。他的这个预言同历史完全吻合，因为只要书籍成为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那么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它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干涉和查禁。在古代中国，秦始皇下令销毁孔子的《论语》。而奥维德被奥古斯都驱逐出罗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写了《爱的艺术》。即使是在崇尚优秀文化的雅典，人们在阅读某些书籍时也难免胆战心惊。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弥尔顿[10]回顾了很多古希腊书籍遭禁的例子，其中包括普罗泰戈拉[11]，他因为在一次演讲的开头坦言他不知道世上是否有神而受到著作被焚的惩罚。弥尔顿很细心地注意到，在他那个时代之前的所有案例中，只有两种书“会引起执法官的注意”：一种是亵渎神灵的书，另一种是诽谤他人的书。弥尔顿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因为他在古登堡[12]两百年之后写这本书时清楚地知道，他那个时代的执法官，如果可能，会查禁一切题材的书籍。换句话说，弥尔顿知道查禁制度在印刷业里找到了用武之地。事实上，在印刷时代成熟之前，信息和思想并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文化问题。如果说一个字写下来会产生某种危险性，那么印刷出来的字就会有百倍的危险。有人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印刷术会带来危险，例如亨利八世，他的星室法庭[13]就被授权查禁书籍。伊丽莎白一世、斯图亚特王朝和很多其他古登堡之后的君主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人中包括教皇保罗四世，他在位期间，制订了第一个教廷禁书目录。戴维·里斯曼说过，在印刷术的世界里，信息是思想的火药，所以审查者们才需要穿着肃穆的长袍来熄灭点燃的炸药。

奥威尔的两项预见——（1）政府控制和（2）印刷材料对西方民主国家形成严重威胁——现在看来都错了。奥威尔实际上探讨的是一个存在于印刷时代的问题，这也是美国宪法起草者们探讨过的问题。在美国宪法制定之初，大多数自由人都是通过传单、报纸或口头语言接触社会。他们以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方式，在熟悉的语境中交流着彼此的政治观点，所以，他们最大的担忧是可能存在的政府专制。《权利法案》规定政府不得限制信息和民众意见的流动。但是建国者们没有预见到政府的专制可能被另外一种问题所取代，也就是说，公司国家[14]通过电视控制了美国公众话语的流动。我对此毫无异议（至少是在这里），我也不想对公司国家有什么怨言。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忧虑，就像安嫩伯格交流学院的院长乔治·格布纳写下列这段话一样：

电视是私营文化部（三大广播公司）经营的一种新的国家宗教，它们为所有民众开设统一的课程，它们靠的是隐蔽的税收。电视机开着你就要付钱，不管你是在看书，还是在看电视，也不管你想不想看……[15]

在同一篇文章中，格布纳写道：

自由不是靠关掉电视实现的。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会关掉电视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直接从电视得到某种信息，也会通过其他人得到它。

我不认为格布纳教授这里想要说的是，那些运作“文化部”的人蓄意要控制我们的符号世界。我甚至怀疑，他也会认为，即使是安嫩伯格交流学院接管三大广播公司，观众们也不会发现这其中的差别。我相信他要说的是——我确实相信——在电视时代里，我们的信息环境和1783年的信息环境完全不同；我们要担心的是电视信息的过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国家美国传播的信息面前，我们根本无力保护自己，所以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战斗要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阵地上进行。

我斗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有些书被禁止进入学校图书馆或用于教学，传统的自由论者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现在看来，他们的反对是无关紧要的。当然，这样的禁书行为让人反感，确实应该遭到反对。但这确实是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说是掩人耳目，因为它干扰了自由论者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面对那些和新技术有关的问题。简单地说，学生的阅读自由并没有因为长岛或阿纳海姆或任何其他地方的书被禁而受到损害，而是像格布纳所说的，电视在损害了学生的阅读自由之后，却仍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电视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

同禁书制度的斗争主要是在19世纪，但真正取得胜利却是在20世纪。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由电视的经济和象征结构造成的。那些经营电视的人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获得信息，而是不断扩大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娱乐自己的机会。

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专制者们认为民众清楚地知道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并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而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法。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1] 德鲁，《大选记：1980年总统竞选》，纽约：西蒙与舒斯特，1981，第263页。

[2] 表演疗法：一种通过演剧治疗精神病的方法，实施时由患者担任有关本人病例的角色，在其他病人及医生的帮助下做即兴表演，以收到调养心理的疗效。——译者注

[3] 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一个民主党实力派组织。——译者注

[4] 莫兰，《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夏季刊，1984，第122页。

[5] 罗森，《广告的慢性自杀效应》，夏季刊，1984，第162页。

[6]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Ｃ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等书。——译者注

[7] 引自1984年3月27日在纽约市犹太博物馆举行的全国犹太广播档案会议上的讲话。

[8] 莫兰，《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夏季刊，1984，第125页。

[9] 真理部：奥威尔所著《一九八四》中的一个政府部门。——译者注

[10] 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英国伟大诗人，其在英国的文学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以长诗《失乐园》闻名于世。——译者注

[11]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前481—约前411)，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相对主义的主要命题“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因被控以不信神之罪，著作被焚。——译者注

[12] 古登堡(Johnnes Gutenburg，约1397—1468)，德国工匠和发明家，首先应用合金活字印刷术。——译者注

[13] 星室法庭：英国法庭，以专断暴虐著称，1641年被废除。——译者注

[14] 公司国家(corrorate state)：源出1970年美国查尔斯·A·赖克(Charles A.Reich)所作的《绿化美国》，认为国家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完全不受人的控制并置人的价值观于不顾。——译者注

[15] 引自1982年4月26日纽约举办的第24届媒体生态学会议上的讲话。要了解格布纳院长的全部观点，参见《电视：新的国家宗教》，第145—150页。

第10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让《芝麻街》在1969年面世真是一个明智之举，策划者们深信这个节目将受到孩子、父母及教育者的喜爱。孩子们喜欢这个节目，因为他们是在电视广告中长大的，他们知道广告是电视上最精心制作的娱乐节目。对于那些还没有上学或者刚刚开始上学的孩子来说，通过一系列广告进行学习的念头并不奇怪。他们认为电视理所应当起到娱乐的作用。

父母们喜欢《芝麻街》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节目减少了他们因为不能或不愿限制孩子看电视而产生的负罪感。《芝麻街》的出现让四五岁的孩子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电视机前入迷地坐上很长时间。父母们热切地希望电视除了告诉孩子哪种早餐麦片最好外，还能够多教他们一些东西。同时，《芝麻街》还减轻了他们教学龄前儿童阅读的责任——这在一个把孩子视为累赘的文化中可不算是件小事。父母们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芝麻街》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和流行在美国社会的那种精神是完全相通的。在《芝麻街》里，可爱的木偶、耀眼的明星、朗朗上口的曲调和快速的编辑，无疑都能带给孩子们很多乐趣，并为他们将来融入一个热爱娱乐的文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教育者这方面，他们也普遍对《芝麻街》持赞同态度。和普通人不同的是，他们往往喜欢尝试新的方法，特别是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教育可以通过运用新的技术更有效地完成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不受教师影响的”课本、标准测试和电脑在课堂上大受欢迎的原因。）《芝麻街》在帮助解决怎样教美国人阅读这个问题上显然很有想象力，同时它还起到了鼓励孩子热爱学校的作用。

我们现在知道，只有当学校像“芝麻街”的时候，《芝麻街》才能起到鼓励孩子热爱学校的作用，也就是说，《芝麻街》改变了传统的学校概念。教室是一个社交场所，而电视机前的那点儿空间却是私人领地；在教室里，老师可以解答你提出的问题，而电视机屏幕无法回答任何问题；学校注重语言的发展，而电视提供的只有图像；上学是一种法律规定的行为，而看电视是一种自由选择；在学校里不听老师讲课可能受到惩罚，而不看电视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在学校里，你必须遵守各种行为规范，而看电视的时候，你不必顾忌任何规章制度或行为规范；在教室里，娱乐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在电视上，娱乐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传统的教室在电视机前的一片笑声中黯然退出了我们的生活，这并不能怪《芝麻街》以及后来随之出现的《电力公司》。如果现在的教室开始成为一个枯燥而无趣的学习场所，那么要怪就怪电视机的发明者，而不是儿童电视工作室。我们不能奢望那些想制作好节目的人时时刻刻挂念着教室的功能，他们挂念的只能是电视的功能。这并不意味着《芝麻街》没有教育性，事实上，它绝对具有教育性——每一个电视节目都有教育性。就像阅读能培养人们对于学习的某种倾向一样（不管是怎样的书），看电视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荒原上的小屋》《喝彩》和《今夜秀》在促进所谓“电视式学习”方面和《芝麻街》一样有效。这种学习，从本质上来说，同书本学习或学校学习是水火不容的。如果我们确实要怪罪《芝麻街》，我们也只能怪它不该装扮成教室的同类物，说到底这是它大胆利用基金和民众钞票的主要理由。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作为一个好的电视节目，《芝麻街》没有鼓励孩子热爱学校或任何和学校有关的内容，它鼓励孩子热爱的是电视。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点，《芝麻街》能否教给孩子们字母和数字完全不重要。约翰·杜威[1]曾经说过，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我们这里也许可以借用他的观点作为指导。他在《经验与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2]换句话说，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正如杜威在另一本书里写到的，我们学习我们要做的事情。而电视教育的方法是让孩子们去做电视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当然这和教室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就像读书和看演出风马牛不相及一样。

虽然我们无法从各种各样的建议中找出改善教育制度的方法，但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读书和看电视对于学习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这已经成为当今美国关于教育的重要话题。事实上，美国可以被当作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机中的一个典型例子。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应该读一读柏拉图。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6世纪，印刷机的出现使欧洲发生了巨变，要了解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读一读约翰·洛克[3]。第三个阶段正发生在美国，这是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发明后产生的后果，要想了解其中的奥妙，我们应该读一读马歇尔·麦克卢汉。

人们不再认为教育应该建立在缓慢发展的铅字上，一种建立在快速变化的电子图像之上的新型教育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目前的教室还在利用铅字，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已经日渐削弱了。而电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着，为“什么是知识”和“怎样获得知识”重新进行了定义。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美国目前最大的教育产业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家里，在电视机前，这个产业的管理者不是学校里的行政人员和教师，而是电视网络公司的董事会和节目制作人。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局面是某些人蓄意而为，也不是说那些控制电视的人应承担这个责任。我只是想说，像字母和印刷机一样，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把电视称作“课程”是很确切的。在我看来，课程是一种特别的信息系统，其目的是要影响、教育、训练或培养年轻人的思想和性格。电视正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可以做到持之以恒。通过发挥这样的作用，电视成功地战胜了学校里的课程，甚至几乎消灭了学校里的课程。

我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教学是一种保护活动”。在那本书里，我详细地分析了电视和学校这两种课程的对立性，这里我不想重复。但是我想重提两点，因为我觉得我在那本书里阐述得还不够，而且这两点对现在这本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电视对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它提出了教学和娱乐不可分的理念。从孔子到柏拉图到洛克到杜威，没有人在他们对教育的论述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如果你博览教育文献，你会发现有人说过，孩子在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时掌握得最好；你还会发现有人说过——柏拉图和杜威对此也十分强调——理性只有在情感的肥沃土壤里才能得到最好的培养；你甚至会发现有人说，一个慈爱的老师会使学习成为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或暗示过，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个人的兴趣要让位于集体的利益。在他们看来，要想获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绝非易事，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电视提供了一个诱人而富有创意的不同选择，我们也许可以说，电视提出了三条戒律并由此形成了教育的哲学。这些戒律的影响在每一种电视节目中都能够体现出来——从《芝麻街》到《新星》和《国家地理杂志》这样的纪录片到《梦幻岛》到音乐电视。下面就是我所说的三条戒律：

你不能有前提条件

每一个电视节目都应该是完整独立的，观众在观看节目的时候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我们不能说学习是循序渐进的，也不能强调知识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基础。电视学习者应该可以自由地选择何时开始学习而不会受到歧视。因此，你从来没有看见或听见哪个电视节目开头的时候会警告观众：如果你没有看过前面的节目，你就无法看懂眼前这个节目。电视是不分等级的课程，它不会在任何时候因为任何原因拒绝观众。换句话说，电视通过摒弃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而彻底否定了它们和思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你不能令人困惑

在电视教学中，让观众心生困惑就意味着低收视率。遇到难题的学习者必然要转向其他频道。这就要求电视节目中不能有任何需要记忆、学习、运用甚至忍受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信息、故事或观点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因为对于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

你应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

在电视教学的所有敌人中，包括连续性和让人困惑的难题，没有哪一个比阐述更可怕。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任何用于演说的传统方法，都会让电视变成广播，或者更糟糕，变成三流的印刷材料。所以，电视教学常常采用讲故事的形式，通过动感的图像伴以音乐来进行。这也是《星际迷航》《宇宙》《芝麻街》和各种电视广告的特点，如果没有可视性和戏剧背景，任何电视教学都不可能实现。

如果要给这样一种没有前提条件、没有难题、没有阐述的教育取一个合适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只能是“娱乐”。在美国青年的生活中，除了睡觉，没有其他活动比看电视占据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大众对于学习的态度正在重新定位。这就引出了我想强调的第二点：这种重新定位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教室的传统功能的日益衰退，而且还体现在教室被改造成一个教和学都以娱乐为目的的地方。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费城学校进行的一个实验，在那里，教室被改造成摇滚音乐会。但这只是试图把教育定义为一种娱乐方式的众多例子中最愚蠢的一个。老师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增强他们教学内容的视觉刺激，减少学生们必须应对的阐述比重。他们布置的读写任务越来越少，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是万般无奈的）：吸引学生兴趣的主要途径是娱乐。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本章剩下的篇幅中填满各种关于教师怎样把教室变成二流电视节目的例子，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是无意识的。但这里，我想重点讨论一下《咪咪见闻录》，这个节目如果不能算是新型教育的典范，至少也应该算是一个综合体现了。《咪咪见闻录》是一个开支庞大的科学项目的名字，它涉及了教育界最负盛名的一些机构：美国教育部、银行街教育学院、美国公共广播系统和霍特—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公司。这个项目获得了教育部365万美元的资助，因为教育部总是慎重地把钱用在有价值的项目上，而《咪咪见闻录》正是一个有价值的项目。为了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个项目，我从1984年8月7日的《纽约时报》上引用了四段话：

该项目由26集系列片组成，描写了一个流动鲸鱼研究实验室的惊险历程。为了配合这个电视节目的播出，他们还制作了配有精美插图的书籍以及模仿科学家和航海家工作的电脑游戏……

《咪咪见闻录》通过一系列15分钟的电视片描写了4个年轻人的冒险经历，他们陪伴两个科学家和一个脾气暴躁的船长踏上了监控缅因州海岸座头鲸的旅途。他们凭借一艘改造过的拖网渔船跟踪鲸鱼，在船只被风暴毁坏之后想方设法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生存下来……

在每一集节目之后都有一个15分钟的涉及相关主题的纪录片。在其中的一集纪录片中，一个少年演员拜访了特德·泰勒，他是格林波特的一个核物理学家，他发明了一种通过冷凝海水来对海水进行净化的方法。

教师们可以随时从电视上录下这些节目用于教学，他们还可以选用配套的书籍和电脑练习。根据情节，这些练习中自然贯穿了四个学术主题：地图和航海技术、鲸鱼和它们的生活环境、生态系统和电脑运用能力。

美国公共广播系统播出了这个电视节目，霍特—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公司出版了配套的书籍和电脑软件，银行街教育学院的教师们提供了教学方面的专门技术。由此可见，对《咪咪见闻录》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正如教育部弗兰克·威思罗所说的：“我们把这个项目当作一个王牌项目，我们相信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效仿的。”每个参与这个项目的人都充满了热情，他们说起它的好处时总是如数家珍。霍特—莱因哈特—温斯顿出版公司的贾尼丝·特雷比·理查兹强调说：“研究表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电视在这方面可以比任何其他媒介都做得更好。”教育部的官员认为，把电视、铅字和电脑这三种媒介结合在一起，能够培养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威思罗先生还说，像《咪咪见闻录》这样的节目可以节约很多财力，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比我们做的任何其他项目都要便宜”。威思罗先生还就怎样为这类项目集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拍摄一部《芝麻街》，我们需要5年到6年时间来集资，但最终我们可以通过广告衫和饼干罐头来赚钱。”

在思考《咪咪见闻录》所产生的意义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创意绝不新奇。所谓的“把三种媒介结合在一起”或“多媒体形式”，曾经有一个名字叫“视听教具”，这是教师们为了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已经运用了多年的方法。几年前，教育部为了一个类似的节目向WNET电视台提供了一笔资金。这个节目叫“别说错”，在这个电视系列剧中，那些滥用英语的年轻人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们为教师们准备了与节目配套的课程。这个节目很有吸引力，但似乎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通过观看这个节目，学生们运用英语的能力得到了提高。说实话，每天的电视广告中不乏滥用英语的例子，我们不明白美国政府为什么还要花这个冤枉钱来编造如此多的例子用作课堂教学的内容。戴维·萨斯坎德的任何一个节目录像中出现的错误用法都足以让英语老师分析一个学期。

但是，教育部仍然一如既往，因为他们相信——再次引用一下理查兹女士的话——“研究表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电视在这方面可以比任何其他媒介都做得更好。”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最厚道的反应是说它误导人心。乔治·科姆斯托克和他的助手们认真分析了2800项有关电视对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包括对认知过程的影响，没有找到让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4]而且，在科恩和萨洛蒙、麦林高夫、雅各比、霍耶和舍路卡、斯托弗、弗罗斯特和赖博尔特、斯特恩、威尔逊、纽曼、卡茨、阿道尼和帕尼斯以及冈特的研究中，他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5]雅各比和其他一些人发现，在观看了两个30秒长的商业电视节目和广告之后，只有3.5%的观众可以正确回答和节目有关的12个判断对错的问题。斯托弗和其他一些人在研究了学生对电视、广播和报纸上的新闻做出的不同反应后得出结论：学生对于报纸新闻中出现的人名和数字做出的回答正确率最高。斯特恩的研究结果表明，51%的观众在看完一个电视新闻节目几分钟之后无法回忆起其中的任何一则新闻。威尔逊发现，普通的电视观众只能记住电视剧中20%的信息。卡茨和其他一些人发现，21%的电视观众无法回忆起一个小时之内播放的任何新闻。在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萨洛蒙得出一个结论：“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断，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6]换句话说，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我们没有发现观看电视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果，电视在培养深层次的、具有推论性的思维方面明显不如铅字。

我们不能为了获得捐款就不顾事实。当某个项目岌岌可危的时候，我们似乎都会为了获得支持而吹嘘它的好处。当然，我不怀疑理查兹女士也可以找出几个研究结果来支持她的观点。问题是，如果你集资的目的是为了让已经看了太多电视的孩子们再多看一些电视，那么你夸大其词的程度就令人担忧了。

《咪咪见闻录》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内容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为所有内容必须能够通过电视来表现。学生们为什么要学习座头鲸的习性？所谓“学术主题”的识图能力和航海技术到底有多重要？航海技术从来就没有被看作“学术主题”，对于大城市里的学生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为什么“鲸鱼和它们的生活环境”会成为一个如此有趣的话题，值得人们花上一整年的时间来制作这个节目？

我认为，《咪咪见闻录》的创意很可能来自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电视的好处是什么？”而不是“教育的好处是什么？”电视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展示遇险的船只、航海历险、脾气暴躁的老船长以及接受电影明星采访的物理学家，这就是我们在《咪咪见闻录》中看到的。为这个情景喜剧量身定做的配有图片的书籍和电脑游戏，证明了电视节目可以控制学校课程。学生浏览的图片和他们玩的电脑游戏，都是由电视节目的内容决定的。书籍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视听教具，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是电视节目，电视节目之所以能在学校课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因为它具有娱乐性。当然，电视节目确实可以用于提高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兴趣，甚至成为学习的重心。但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学校课程的内容完全受制于电视节目，人们甚至开始认为教室是学生们了解各种各样的媒介——包括电视——怎样影响人们态度和认知的地方。既然我们的学生在中学结束之前已经观看了大约1.6万小时的电视，我们理应提出这样的问题，教育部的官员们也应该想到这样的问题：谁应该来教我们的孩子怎样看电视？什么时候不该看电视？《咪咪见闻录》避开了这些问题，他们希望学生们以观看《希尔街的布鲁斯》的相同心态沉浸于节目之中。（我们可以推断，所谓培养“电脑运用能力”也没有涉及电脑的认知倾向和社会效应之类的问题，而这些在我看来，正是我们关于新技术应该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

《咪咪见闻录》按照媒体商人的旨意，盲目而无形地花掉了365万美元，结果学生们学到了什么呢？可以肯定，他们对鲸鱼有了一些了解，也许也获得了有关航海和识别地图的知识，但这些他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学习是一种娱乐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都可以采用娱乐的方式出现，而且必须这样。如果他们的英语老师让他们通过摇滚音乐学习演讲稿的八大部分，或者，如果他们的社会学老师用唱歌的方式教给他们有关1812年战争的史实，再或者，如果他们的物理课内容出现在饼干和广告衫上，他们绝不会有任何异议。这正是他们希望的，而且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以同样轻松愉快的方式来接受他们的政治、宗教、新闻和商业。

[1]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译者注

[2] 杜威，《经验与教育》，伦敦：考里尔出版社，1963年。

[3] 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英国哲学家。知识面相当广，对认识论、政治、教育和医学卓有贡献。——译者注

[4] G·科姆斯托克、S·查菲、N·卡茨曼、M·麦库姆斯和D·罗伯茨，《电视和人的行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8。

[5] A·科恩和G·萨洛蒙的《孩子的观看电视：意外和可能的解释》，《通讯杂志》第29期（1979年）；L·M·麦林高夫的《照片在孩子理解故事中的作用》；1982年4月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年会；雅各比、霍耶和舍路卡的《电视化通讯的错误理解》（纽约：美国广告公司协会教育基金会，1980年）；斯托弗、弗罗斯特和赖博尔特的《广播新闻的回忆和学习：印刷材料更好吗？》，《广播杂志》（夏季刊，1981年）：第253—262页；斯特恩的《全国广播协会的调查》《广播的政治》（纽约：托马斯·Y·克罗韦尔，1973年）；威尔逊的《媒介对于信息丢失的作用》，《新闻季刊》第51期（春季刊，1974年）：第111—115页；纽曼的《电视新闻观众的回忆模式》，《公众舆论季刊》第40期（1976年）：第118—125页；卡茨、阿道尼和帕尼斯的《记忆新闻：照片帮助我们记忆了什么》，《新闻季刊》，第54期（1977）：第233—242页；冈特的《记忆电视新闻：图像内容的作用》，《普通心理学杂志》第102期（1980年）：第127—133页。

[6] 萨洛蒙，《媒介的互动，认知和学习》，洛杉矶：爵西—巴斯，1979，第81页。

第11章
赫胥黎的警告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我们无须别人提醒就能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奥威尔在他的寓言中已经对这些监狱文化的结构进行了准确的描写。如果你读一读他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以及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数十个国家几百万人民身上发挥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机器是个什么样子。当然，奥威尔不是第一个警告我们专制会带来精神毁灭的人。但他的作品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一再强调，不管我们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还是右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

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美国正进行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验，其目的是让人们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中。这个实验在19世纪中期进行得缓慢而谨慎，到了现在，20世纪的下半叶，已经通过美国和电视之间产生的亲密关系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国人已经明确地为缓慢发展的铅字时代画上了句号，并且赋予电视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权力。通过引入“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见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

那些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必须常常提高他们的嗓门才能引起注意，甚至达到声嘶力竭的程度，因此他们被人斥为“懦夫”“社会公害”或“悲观主义者”。他们之所以遭人误解，是因为他们想要别人关注的东西看上去是丝毫无害的。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反抗。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我担心我们的哲学家在这方面没有给过我们任何指导。他们往往针对众人皆知的人性恶习提出一些明确的思想，而目前出现在美国的问题却无法归入任何思想体系。《我的奋斗》或《共产党宣言》都没有宣告过它的到来，它的产生源自我们的大众会话模式发生的巨变。但它确实是一种思想体系，因为它带给我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系列新的关系和观点。对于这一切，我们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我们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我们只能顺从。虽然在过去的80年里，我们已经目睹技术改变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民众的意识中，技术还没有被看作一种思想体系。1905年的人们不能预见汽车将会带来怎样的文化变更，这无可厚非。那时的人们谁会料到汽车将决定他们怎样安排社会生活和性生活，将改变人们利用森林和城市的看法，将创造出表达我们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新方式？

但现在这个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如果还不能意识到游戏的结果，就不可原谅了。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从很多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出，通讯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比交通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更能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把字母带入一种文化，会改变这种文化的认知习惯、社会关系、社会概念、历史和宗教。把活字印刷机带入一种文化，你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如果把光年速度的图像传送引入文化，你就会发动一场文化革命。没有投票，没有辩证法，没有游击队的反抗，就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是一种没有文字的意识形态，而且它因为没有文字而显得更加强大。只要人们虔诚地相信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它就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美国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们都相信历史正把我们推向某个理想中的天堂，而技术正是推动我们的动力。

所以，对于任何像我这样著书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想在书的最后提出解决方法的人来说，眼前的困难简直无法逾越。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需要什么解决方法；其次，也许根本不存在什么解决方法。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深信只要有困难就会有解决方法，所以我想以下面的几个建议结束本书。

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我们不能用诸如杰里·曼德在《消灭电视的四个论点》提出的卢德分子[1]立场来欺骗自己，这是完全荒谬的观点。美国人不会停止使用任何技术设备，让他们这样做等于什么也没说。同样不现实的是干涉人们对于媒介的使用。很多文明国家通过立法限制电视播出的时间，以此来弱化电视在大众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但我相信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一旦电视这种快乐媒介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绝不会同意让它离开片刻。当然，还是有些美国人做过尝试，在我写作这本书期间，《纽约时报》（1984年9月27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康涅狄格州一个图书馆倡导“关掉电视”的文章。这次活动发生在去年，主题是让人们在一个月里不看电视。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次活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文章引用了埃伦·巴布科克夫人的话，她的一家参加了这个活动。她说：“去年电视对这个活动进行过很多精彩的报道，我很想知道今年这个活动是否会产生和去年一样的影响力。”简单地说，巴布科克夫人希望人们通过看电视认识到他们应该停止看电视。我们很难想象巴布科克夫人没有看出自己立场中表现出来的讽刺性。有很多次，有人让我到电视上去宣传我写的关于反对电视的书，这也是同样的讽刺。这些就是电视文化的矛盾。

一个月不看电视到底有什么意义？充其量是一种苦行。当这个地方的人们结束这种苦行回到他们日常的消遣时，他们会感到多么舒畅啊！但是，我们应该为他们的努力鼓掌，就像我们为那些限制电视中某些内容——例如，过多的暴力、儿童节目中播放的商业广告——的努力鼓掌一样。我特别欣赏约翰·林赛关于禁止在电视上播放政治广告的建议，就像我们现在禁止烟酒广告一样。我会很乐意在联邦通讯委员会面前证明这个建议的众多好处。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我愿意提出一个两全之策：在播放所有政治广告之前应该先播一条小小的声明，即，根据常识，观看政治广告有碍思想健康。

我对是否有人会认真考虑这个建议不持乐观态度，我也不相信那些旨在提高电视节目质量的提议能有什么成效。我前面提到过，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如果电视节目变得糟糕起来，我们倒是应该庆幸了。《喝彩》之类的节目不会威胁大众思想健康，但《新闻60分》《目击新闻》和《芝麻街》之类无疑是一种威胁。

问题不在于我们看什么电视，问题在于我们在看电视。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我相信我们有理由说，我们对于什么是电视还不甚了解，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信息”和“信息怎样影响文化”这两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更不要说达成共识了。想到人们如此频繁而热切地使用“信息时代”“信息爆炸”和“信息社会”之类的词语，我们不难感觉其中的一丝可笑。我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信息的形式、容量、速度和背景发生的变化意味着某种东西，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想得更多。

什么是信息？它有哪些不同形式？不同的形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的知识、智慧和学习方法？每一种形式会产生怎样的精神作用？信息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最有利于思维？不同的信息形式是否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信息过剩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存在信息过剩？崭新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背景和形式要求怎样重新定义重要的文化意义？例如，电视会不会赋予“虔诚”“爱国主义”和“隐私”一个新的意义？报纸所指的“大众”和电视所指的“大众”有什么区别？不同的信息形式如何决定它要表达的内容？

通过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类似问题，美国人才可能和他们的电视机进行对话。如果某种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那些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得出和我一样的答案还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一样的答案并不重要（顺便提一句，我们的答案差别很大），能够提出问题就够了。提出了问题就是破除了禁忌。我想补充一句，这些有关信息的精神、政治和社会作用的问题对于电脑和电视机一样适用。虽然我相信人们对于电脑的重要性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但是我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因为很明显，美国人对于电脑的态度也是盲目的，别人告诉他们怎样就是怎样，没有一句异议。对于电脑技术的中心命题——我们解决问题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数据不足——没有人表示过怀疑。直到多年以后，我们发现大量收集和快速检索的数据对于大规模的组织和机构确实很有价值，但没有为大多数普通人解决什么重要问题，它们带来的问题至少和它们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总之，我想指出的是，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我们应该怎样培养这种媒介意识呢？我脑子里只有两个答案：一个纯属无稽之谈，我们马上可以否决掉；另一个成功的希望渺茫，但这是我们仅有的办法。

那个已遭否决的答案是要创作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其目的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看电视，向人们展示电视怎样重新定义和改变我们对新闻、政治辩论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看法，而不是让人们停止看电视。我想，这样的展示应该模仿《周六夜现场》这样的形式，其结果是让全国人民在一片大笑中认识到电视对公众话语的控制。但是，很自然，笑到最后的还是电视。为了争取到足够的观众，这些模仿节目也必须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也就是说，对于电视的批评最后还是要依赖电视自身的力量。那些节目中的模仿者可能会成为名人，会出现在电影里，最后再回到电视上效力于商业广告。

那个希望渺茫的方法是依靠从理论上来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我们的学校。这是美国人解决一切危险社会问题时采用的传统方法，当然这要取决于人们对教育的效力是否保持一种天真而神化的信仰。这种方法很少起作用。对于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更没有理由指望学校能帮助我们解决。毕竟，对于铅字在塑造文化中起过的作用，我们的学校还没来得及思考。确实，哪怕你允许有500年的误差，你也不可能在100个高中生中找到两个人可以回答“字母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我怀疑，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字母是人发明出来的。我发现，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后会一脸茫然，就好像他们听到的问题是“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或“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一样。这正是神话的原则，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神话把历史转变成自然。让学校去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勉为其难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不失去信心。教育家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电视对学生们产生的影响。由于电脑的到来，他们开始产生了某种“媒介意识”。但是，他们的这种意识往往集中在“我们怎样利用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来控制教育”这个问题上，而不是“我们怎样利用教育来控制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上。但是，我们提出解决措施应该具有超前的意识，否则还要什么梦想呢？而且，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学生应该学会怎样疏远某些信息形式。我们希望学校应该把这样的任务纳入课程之中，甚至成为教育的中心。

我这里建议的解决方法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我无法超越他的智慧。他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2]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1] 卢德分子（Luddite）：1811年至1816年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运动的人，该运动据说由工人卢德（Ned Ludd）发动。——译者注

[2]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星际战争》，社会问题小说《基普斯》《托诺—班格》及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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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马克·吐温自传》，纽约：哈普兄弟出版社，1959。

译名对照表

美国广播公司电影《浩劫后》及放映后讨论 ABC network movieThe Day After and post-show discussion

广告：报纸、历史、政治、电视广告 advertising: newspaper，history of，political；television commercials

路易斯·阿加西斯 Agassiz，Louis

《理性时代》，潘恩 Age of Reason（Paine)

《美国信使》 American Mercury

《美国拼写课本》American Spelling Book (Webster)

《论语》Analects (Confucius)

保罗·安德森 Anderson，Paul

汉娜·阿伦特 Arendt，Hannah

《论出版自由》(弥尔顿)Areopagitica (Milton)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

《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Franklin)

汽车工业 Auto Industry

吉姆·巴克 Bakker，Jim

《巴尔的摩爱国者》 Baltimore Patriot

浸礼会 Baptists

罗兰·巴特 Barthes，Roland

《海湾州圣歌》 Bay Psalm Book

亨利·沃德·比彻 Beecher，Henry，Ward

詹姆斯·贝内特 Bennet，James

《圣经》 Bible

《荒野大镖客》 bonanza (TV show)

书籍审查制度 book censorship

丹尼尔·布尔斯廷 Boorstin，Daniel

波士顿 Boston

《波士顿报》 Boston Gazette

《波士顿新闻信札》 Boston News-Letter

《美丽新世界》(赫胥黎) Brave New World (Huxley)

英国广播公司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汤姆·布罗考 Brokaw，Tom

杰尔姆·布鲁纳 Bruner，Jerome

威廉·巴克利 Buckley，William

阿尔弗雷德·巴恩 Bunn，Alfred

乔治·伯恩斯 Burns，George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托马斯·卡莱尔 Carlyle，Thomas

吉米·卡特 Carter，Jimmy

卡西雷尔 Cassirer，Ernst

天主教 Catholicism

迪克·卡威特 Cavett，Dick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network

审查制度 censorship

《喝彩》(电视节目) Cheers (TV show)

芝加哥 Chicago

儿童电视工作室 Children's Television Workshop

西塞罗 Cicero

城市，作为国家性格的比喻 cities，as metaphors of national character

拉姆齐·克拉克 Clark，Ramsey

钟表 clocks

大学：学位授予典礼 collage: commencements

殖民地美国 Colonial America

亨利·斯蒂尔·康马杰 Commager，Henry Steele

电视广告 commercials. See television commercials

《常识》(潘恩) Common Sence (Paine)

电脑 Computers

忏悔，电视播出 confessionals，televised

公理教教友 Congregationalists

美国宪法 Constitution，U.S.

话语 conversation

《宇宙》 Cosmos (TV series)

亨利·考斯威尔 Coswell，Henry

法庭审讯，电视播出 court trials，televised

克里斯蒂娜·克拉夫特 Craft，Christine

沃尔特·克朗凯特 Cronkite，Walte

字谜 Crossword puzzles

路易·达盖尔 Daguerre，Louis

达盖尔银版法 daguerreotype

《每日新闻》 Daily News

《达拉斯》(电视节目) Dallas (TV series)

辩论：林肯—道格拉斯1984年总统竞选 debates: Lincoln-Douglas 1984 presidential

“十诫” Decalogue

自然神论 Deism

《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 Democracy in America (Tocqueville)

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新英格兰记》 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 (Smith)

约翰·杜威 Dewey，John

狄更斯 Dickens，Charles

艾米莉·狄金森 Dickinson，Emily

爱德华·迪特里赫医生 Dietrich，Dr. Edward

埃弗里特·德克森 Dirksen，Everett

博士论文答辩 doctoral oral

斯蒂芬·道格拉斯 Douglas，Stephen A.

约翰·德莱顿 Dryden，John，Fables

雅各布·杜谢 Duché，Jacob

迈克·杜卡基斯 Dukakis，Mike

德美浸礼会教派 Dunkers

德怀特 Dwight，Timothy

《豪门恩怨》(电视节目) Dynasy (TV series)

教育：殖民；控制电视；19世纪；电视娱乐；《咪咪见闻录》education: Colonial，to control television；19th-century；as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The Voyage of the Mimi programs

乔纳森·爱德华兹；《上帝感化北安普顿数百灵魂之忠实记录》；《信仰的深情》Edwards，Jonathan；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in the Conversion of Many Hundred Souls in Northhampton；A 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

18世纪宗教和印刷术 18th-century religion and typography

爱因斯坦 Einstein，Albert

老年人和电视 elderly，and television

《电力公司》(电视节目) The Electric Company (TV series)

R·W·爱默生 Emerson，Ralph Waldo

理性王国 Empire of Reason

英格兰 England

娱乐；教育、现代城市、政治、电视 entertainment；education；modern cities as；politics as；television as

《今夜娱乐》(电视节目) Entertainment Tonight (TV show)

新教圣公会 Episcopalians

认识论 epistemology，media as

山姆·厄温 Ervin，Sam

《人类理解论》(洛克)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Locke）

《经验与教育》(杜威)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Dewey)

眼镜的发明 Eyeglasses，invention of

《目击新闻》 Eye-Witness News (TV show)

《寓言》(德莱顿) Fables (Dryden)

杰里·福尔韦尔 Falwell，Jerry

福克纳 Faulkner，Willam

《联邦新闻法》 Federal Communications Act

《联邦党人文集》 Federalist Paper (Publius)

电影 film

查尔斯·芬尼 Finney，Charles

《火线》(电视节目) Firing Line (TV show)

杰拉尔德·福特 Ford，Gerald

亨利·福特 Ford，Henry

《消灭电视的四个论点》(杰里·曼德) Four Argument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elevision (Mander)

本杰明·富兰克林 Franklin，Benjamin

詹姆斯·富兰克林 Franklin，James

西奥多·弗里林海森 Frelinghuyesen，Theodore

弗洛伊德 Freud，Sigmund

诺思洛普·弗莱 Frye，Northrop

伽利略 Galileo

乔治·格布纳 Gerbner，George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 German Ideology (Marx)

塞缪尔·古德里奇 Goodrich，Samuel

杰克·古迪 Goody，Jack

比利·格雷厄姆 Graham，Billy

大觉醒 Great Awakening

希腊，经典，书籍审查制度，修辞 Greece，Classical；book censorship in；Rhetoric in

霍勒斯·格里利 Greeley，Horace

《卫报》(斯梯尔) Guardian (Steele)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Hamilton，Alexander

本杰明·哈里斯 Harris，Benjamin

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埃里克·哈夫洛克 Havelock，Eric

霍桑 Hawthorne，Nathaniel

海明威 Hemingway，Ernest

亨利八世，英国国王 Henry Ⅷ，King of England

约翰·赫舍尔 Herschel，John F.W.

约翰·海曼 Heyman，John

《广告的历史与发展》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Adversting (Presbrey)

大卫·霍夫曼 Hoffman，David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Hofstadter，Richard

乔西艾·霍尔布鲁克 Holbrook，Josiah

荷马 Homer

史蒂夫·霍恩 Horn，Steve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Huxley，Aldous；Brave New World

装饰华美的手稿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图像》，布尔斯廷 Image (Boorsting)

教廷禁书目录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

伊朗人质危机 Iranian hostage crisis

杰西·杰克逊 Jackson，Jesse

日本 Japan

雅各布·贾维茨 Javits，Jacob

约翰·杰伊 Jay，John

朱利安·杰恩斯 Jaynes，Julian

托马斯·杰弗逊 Jefferson，Thomas

犹太人 Jews

J·F·W·约翰森 Johansen，J.F.W.

爱德华·肯尼迪 Kennedy，Edward

约翰·肯尼迪 Kennedy，John F.

詹姆斯·肯特 Kent，James

亨利·基辛格 Kissinger，Henry

爱德华·科克 Koch，Edward

特德·科佩尔 Koppel，Ted

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大家笑》(电视节目) Laugh-in (TV show)

报告厅，19世纪 lecture halls，19th-century

休闲，角色转换 leisure，changing role of

图书馆，19世纪 Libraries，19th-century

《生活》 Life

亚伯拉罕·林肯 Linciln，Abraham

林肯—道格拉斯的辩论 Lincole-Douglas debates

约翰·林赛 Lindsay，John

沃尔特·李普曼 Lippmann，Walter

扫盲率，殖民地，19世纪 literacy rates: Colonial；19th-century

《荒原上的小屋》(电视节目) The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TV show)

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 Locke，John；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朗费罗 Longfellow，Henry Wadsworth

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 Lowell，James Russell

马丁·路德 Luther，Martin

吕西昂运动 Lyceum Movement

约瑟夫·麦卡锡 McCarthy，Joseph

乔·麦金尼斯，《出卖总统》McGinnis，Joe，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

乔治·麦戈文 McGovern，George

《麦加菲读本》McGuffy Reader

马歇尔·麦克卢汉 McLuhan，Marshall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McNamara，Robert

罗伯特·麦克尼尔 MacNell，Robert

《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 MacNell-Lehrer Newshour (TV show)

詹姆斯·麦迪逊 Madison，James

磁性电报公司 Magnetic Telegraph Company

杰里·曼德，《消灭电视的四个论点》Mander，Jerry，Four Argument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elevision

埃德温·马卡姆 Markham，Edwin

约翰·马歇尔 Marshall，John

卡尔·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五月花”号 Marx，Karl；The German Ideology；Mayflower

媒介，认识论 Media，as epistermology

媒介—隐喻 Media-metaphors

电视播出的手术 medical pratices，televised

媒介和技术，区别 medium and technology，distinctions between

《记者访谈》(电视节目) Meet the Press (TV show)

梅尔维尔 Melville，Herman

隐喻，媒介 metaphors，media

循道宗教 Methodists

显微镜 microscope

中世纪 Middle Ages

詹姆斯·穆勒 Mill，James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Mill，John Stuart

佩里·米勒 Miller，Perry

威廉·米勒 Miller，William

塞缪尔·米勒教士 Miller，Reverend Samuel

切斯瓦夫·米洛什 Milosz，Czeslaw

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Milton，John，Areopagitica

《碟中谍》(电视节目) Mission: Impossible (TV show)

记忆 mnemonics

道德多数派 Moral Majority

特伦斯·莫兰 Moran，Terence

塞缪尔·莫尔斯 Morse，Samuel

比尔·莫耶斯 Moyers，Bill

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 Mumford，Lewis；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音乐：摇滚，电视 music: rock；television

拉尔夫·纳德 Nader，Ralph

全国宗教节目主持人协会 National religious Broadcasters

全国广播公司 NBC network

艾伦·内文斯 Nevins，Allan

《新英格兰报》 New-England Courant

《新媒介圣经》(电影) The New Media Bible(movies)

报纸：广告、历史、电视模式、各种报纸名称 Newspaper: advertising in；history of；modeled on television；See also specific names of newspaper

纽约学徒图书馆 New York Apprentices' Library

纽约市 New York City

《纽约每日镜报》 New York Daily mirror

《纽约客》 New Yorker，The

《纽约先驱报》 New York Herald

《纽约太阳报》 New York Sun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尼采 Nietzsche，Friedrich

19世纪，广告、教育、法律制度、林肯—道格拉斯辩论，摄影术、宗教、电报、交通、印刷术19th century；advertising；education；legal system；Lincole-Douglas debates；photography

理查德·尼克松 Nixon，Richard

“好……现在”的话语模式 “Now...this” mode of discourse

奥康纳红衣主教 O'Connor，Cardinal John J.

《官方录像杂志》 Offical Video Journal

蒂普·奥尼尔 O'Neill，Tip

沃尔特·翁 Ong，Walter

《自由心灵》(电视节目) The Open Mind (TV show)

口头表达的传统 oral traditions

乔治·奥威尔，《英语语言的政治》Orwell，George；The Politic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奥维德，《爱的艺术》Ovid，Arts Amatoria

托马斯·潘恩，《理性时代》《常识》Paine，Thomas；The Age of Reason；Common Sence

小册子，殖民地 pamphlets，colonial

教皇保罗四世 Paul Ⅳ，Pope

费城门诺派中的严紧派，电影 Pennsylvania Amish，filming of

廉价报纸 Penny newspaper

《人物》 People

费城 Philadelphia

哲学 phylosophy

凤凰城 Phoenix

摄影术 photography

象形文字 pictographic writing

柏拉图，论书面文字 Plato；on written word

爱伦·坡 Poe，Edgar Allan

政治，林肯—道格拉斯辩论，总统竞选辩论 politics；Lincolnp-Douglas debates；presidential debates

政治，电视，广告，政治家的外貌 politics，television；advertising；and physical appearance of politician

《英国语言的政治》(奥威尔) The Politic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Orwell)

民意测验 polls

蒲柏 Pope，Alexander

长老会教徒 Presbyterians

总统竞选辩论 presidential debates，1984

印刷文字：广告，历史，衰败，电报和印刷术的影响，发明，19世纪 printing press；invention of，19th-century

印刷机，发明 printing press；invention

普罗泰戈拉 Protagoras

新教派 Protestantism

谚语 proverbs

精神分析 psychoanalysis

《公共事件》 Publick Occurrences both Foreigh and Domestick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约翰·奎因 Quinn，John

广播 radio

铁路 railroads

丹·拉瑟 Rather，Dan

阅读，角色转换 reading，changing role of

南希·里根 Reagan，Nancy

罗纳德·里根 Reagan，Ronald

记录 records

宗教，殖民地，18世纪和19世纪，在电视上 religion；Colonial；18th-and 19th-century；on television

共鸣 resonance

保罗·里维尔 Revere，Paul

修辞：古典希腊，林肯—道格拉斯辩论 rhetoric: Classical Greek；of Lincoln-Douglas debates

奥拉尔·罗伯茨 Roberts，Oral

克里夫·罗伯逊 Robertson，Cliff

帕特·罗伯逊 Robertson，Pat

摇滚音乐 rock music

罗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ism

杰伊·罗森 Rosen，Jay

罗素 Russell，Bertrand

卡尔·萨根 Sagan Carl

格雷格·萨科威茨教士 “St. Elsewhere” (TV show)

《周六夜现场》(电视节目) Saturday Night Live (TV show)

卡尔·肖斯科 Schorske，Carl

罗伯特·舒勒 Schuller，Robert

科学 science

沃尔特·司各特 Scott，Walter

《忏悔室的秘密》(电视节目) Secrets of the Confessional Box (TV show)

《出卖总统》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 (McGinnis)

《芝麻街》(电视节目) Sesame Street (TV show)

《700俱乐部》(电视节目) 700 Club (TV show)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William

乔治·沙斯伍德 Sharswood，George

富尔顿·希恩主教 Sheen，Bishop Fulton

《60分钟》(电视节目) 60 Minutes (TV show)

口号 slogans

亚当·斯密 Smith，Adam

H·艾伦·史密斯 Smith，H.Allen

约翰·史密斯，《新英格兰记》Smith，John，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

吸烟标志 smoke signals

苏格拉底 Socrates

所罗门 Solomon

苏珊·桑塔格 Sontag，Susan

诡辩者 Sophists

《旁观者》 Spectator

运动 sports

《星际迷航》(电视节目) Star Trek (TV show)

斯梯尔，《卫报》Steele，Richard，Guardian

斯坦贝克 Steinbeck，John

乔治·斯坦纳 Steiner，George

埃兹拉·斯蒂尔斯 Stiles，Ezra

约瑟夫·斯托里 Story，Joseph

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Stowe，Harriet Beecher，Uncle Tom's Cabin

梅丽尔·斯特里普 Streep，Meryl

蒂姆·沙利文 Sullivan，Big Tom

手术，电视播出 surgery，televised

吉米·斯瓦加特 Swaggart，Jimmy

威廉·斯卫恩 Swain，William

斯威夫特，《一只澡盆的故事》Swift，Jonathan，A Tale of a Tub

霍华德·威廉·塔夫特 Taft，William Howard

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 Talbot，William Henry Fox

《闲谈者》 Tatler

《技术与文明》(芒福德)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Mumford)

技术和媒介，区别 technology and medium，distinctions between

电报 telegraph

电话 telephone

电视，教育，为了控制的教育，娱乐，认识论，垃圾，神话，政治，美国电视节目在国外的受欢迎，宗教，技术和媒介 television；as education；education for control of；as entertainment；as epistemology；as junk；as myth；as politics；popularity of American programs abroad；as religion；as technology vs. medium

电视广告，政治话语 television commercials；as political discourse

电视新闻节目，播音员的外貌和可信度，关于《浩劫后》的讨论，假信息，音乐，“好……现在”话语模式 television news shows；appearance and credibility of newscaster；discussion following The Day After (ABC movie)；as disinformation；music on；“Now...this” mode of discourse

威廉·坦南特 Tennent，William

特蕾莎嬷嬷 Teresa，Mother

特丽教士 Terry，Reverend

亨利·大卫·梭罗，《瓦尔登湖》Thoreau，Henry David；Walden

透特(埃及神)Thoth (Egyptian god)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Tocqueville，Alexis de；Democracy in America

《今夜秀》 The Tonight Show (TV show)

丰田 Toyota

交通，19世纪 transportation，19th-century

《信仰的深情》(爱德华兹) 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

(Edwards)

《欢乐问答》(游戏) Trivial Pursuit (game)

杜鲁门 Truman，Harry

真理，媒介 truth，media as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Turner，Frederick Jackson

马克·吐温 Twain，Mark

印刷术，见印刷文字 typography，see printed word

乔布·泰森 Tyson，Job

《今日美国》USA Today

越南战争 Vietnam War

《弗吉尼亚报》 Virginia Gazette

选举 voting

《咪咪见闻录》(电视系列片) The Voyage of the Mimi (TV series)

《走过20世纪》(电视系列片) A Walk Through the 20th Century(TV series)

《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宇宙》(电视节目) Walter Cronkite's Universe (TV show)

乔治·华盛顿 Washington，George

《别说错》(电视节目) Watch Your Mouth (TV dramatizations)

丹尼尔·韦伯斯特 Webster，Daniel

韦伯斯特的《美国拼写课本》Webster，Noah，American Spelling Book

H·G·威尔斯 Wells，H.G.

露丝·维斯特海默博士 Westheimer，Dr. Ruth

《我的台词是什么?》(电视节目) What's My Line? (TV show)

乔治·怀特菲尔德 Whitefield，George

惠特曼 Whitman，Walt

埃利·威塞尔 Wiesel，Elie

威廉·沃特 Wirt，William

《目击者》(电影) Witness (movie)

女人 women

书面文字 written word

衰落 decline of

早期发展 early development of

柏拉图 Plato

参见印刷文字 see also printed word

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娱乐至死 / （美）波兹曼著；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5

书名原文：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ISBN 978–7–5086–4828–6

Ⅰ . ①娱⋯ Ⅱ . ①波⋯ ②章⋯ Ⅲ . 文娱活动—研究 Ⅳ . ① G2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4067号

娱乐至死

著者：[ 美] 尼尔·波兹曼

译者：章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童年的消逝

[美]尼尔·波兹曼 著

吴燕莛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维塔奇书局版序言

引言

第一部分 童年的发明

第1章 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

第2章 印刷术和新成人

第3章 童年的摇篮期

第4章 童年的旅程

第二部分 童年的消逝

第5章 结束的开端

第6章 一览无余的媒介

第7章 成人化的儿童

第8章 正在消逝的儿童

第9章 六个问题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维塔奇书局[1]版序言

在准备为这本已有12年历史的书写再版序言时，我重新熟悉了书里相当多的细节。这并非一桩苦差事，因为在我写的所有书中，唯独对这本情有独钟，但我并不想过分娇宠它。我尤其注意寻找那些无论是隐含的还是明说的，而实际证明却是错误的断言。我是想告诉读者，我犯了那些错误，并希望利用这个版本来纠正错误。无论你相信与否，我希望能发现几个大错。本书论述的毕竟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主题，而且，由于本书对所提出的问题没有提供强有力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完全没有解答——这就越发令人不快。如果自本书写成之日至今，童年消逝的一些趋势至少被抑制住了，或者扭转了，我会感到欢欣鼓舞。至于我曾经预言认为将要发生的事却没有发生，那些我知道将要发生的却不会发生了，这并不会给我个人或这本书带来羞耻。

正因为如此，我必须让这本书保持它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写作时的原样。当然，我提出的那些证明童年和成年的界限正被日益破坏的例证，对年轻的读者来说会很陌生。他们不得不自己提供例证。这样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不胜枚举。今天所有的例子，带有几年前我想象不到的自以为是，却又极为相关。坦白地说，本书的目的在于描述童年概念的起源，它为何盛行了350年，又为何迅速地消逝。现在我重读这本书，很遗憾的是，并没有使我做出任何重大的修改。那时所发生的一切，现在仍然在发生，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在过去的12年里，我了解了一些东西，这使得我必须在书中加入一些原来不存在的内容。我相信原来书中不会有。但是，我很高兴在此做些修改。

在过去的12年里，许多教师，从小学到中学，与他们的学生探讨书中提出的论点和根据。一些学生还写信给我，表达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尤其对五六年级学生的观点感兴趣，因为他们正当其时。这个年龄的儿童不仅会饱受早来的、强加于他们的成年的影响，而且可以对这些影响进行讨论，甚至进行反思。这个年龄的学生也往往行文直率和简练，还没有被鼓励用语言来掩盖思想。例如，一个叫纳里艾拉（Nariele）的女孩儿结束她的短信时说，我的想法“稀奇古怪”。一个叫杰克（Jack）的男孩儿说：“我认为你的文章不怎么好。童年没有消逝——哈！——就这样没有啦？！”约瑟夫（Joseph）写道：“童年没有消逝，因为我们看电视，我认为一周五天上学才是荒废童年。我觉得那太过分了。童年非常宝贵，用超过半周的时间去上学，太浪费了。”蒂娜（Tina）写道：“当你是孩子时，你并不需要顾虑责任的问题。孩子们应该多一些玩耍。”约翰（John）写道：“我认为18岁才应该是儿童变成成年人的年龄。”帕蒂（Patty）说：“我不认为一个10岁的孩子看了成人节目，就不再是儿童了。”安迪（Andy）说：“大多数孩子看电视节目，知道那不是真的。”

当然，从这些评论中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但它们给我的主要教训是儿童自身是保存童年的一股力量。那当然不是政治力量。那是一种道德力量。在这些问题上，也许我们可以称他们为“道德多数”。看起来，儿童不仅懂得他们与成人不同的价值所在，还关心二者需要有个界限；他们也许比成人更明白，如果这一界限被模糊，那么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就会随之丧失。

我忠实于本书的主题：美国文化敌视童年的概念。但是想到儿童并非如此，还是让人感到安慰和振奋的。

尼尔·波兹曼

纽约市

1994年

[1]维塔奇书局（Vintage Books）是纽约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一家分店。本书初版于1982年。——译者注

引言

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文化忘却自己需要再生繁衍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没有儿童这样一个社会概念，文化却完全可能生存。童年不同于婴儿期，是一种社会产物，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至于谁是或不是儿童，我们的基因里并不包含明确的指令。人类生存的法则也不要求对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进行区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儿童”这个词归结为意指一类特殊的人，他们的年龄在7岁到——比如说——17岁之间，需要特殊形式的抚育和保护，并相信他们在本质上与成人不同，那么，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儿童的存在还不到400年的历史。的确，如果我们完全用一个普通美国人对“儿童”这个词的理解，那么童年的存在不超过150年。且举个小小的例子：庆祝孩子生日的习俗，在18世纪的美国大多是不存在的[1]，而且，事实上，以任何形式准确标注孩子的年龄都是一个相对新的文化习惯，不过200年而已。[2]

再举个更重要的例子：直到1890年，美国的中学只招收7%的年龄在14岁到17岁的人。[3]另外93%在和许多更加年幼的儿童一起从事着成人的劳动。一些儿童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在各大城市比比皆是。

然而，我们首先不能将社会事实和社会概念混为一谈。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也许是最具人性的一个发明。童年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心理条件，与科学、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以及宗教自由一起，大约在16世纪产生，经过不断提炼和培育，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但是像一切社会产物一样，它的持久存在并不是必然的。其实，写作本书的想法起源于我个人的观察，那就是童年正在消逝，而且飞快地消逝。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的任务，一部分是展现童年消逝的证据，证明情况的确如此，尽管我怀疑大多数读者不会要求多少说服就会相信。有关童年消逝的话题，不论我到何处演讲，不论我何时写作，听众和读者不仅没有对这个观点表示异议，而且急不可耐地从自身的经验中为我提供证据。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正迅速模糊。这个观察对于关注它的人平淡无奇，对于不关注它的人也不置可否。不甚为人知晓的是，首先童年从何而来。至于为什么童年会消逝，就更鲜为人知了。

我相信我对这些问题有一些明白易懂的答案。它们大多是通过观察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交过程而产生的一系列推测；尤其是印刷术如何创造了童年，电子媒介又如何使之“消逝”。换句话说，以我本人对我写本书的内容的理解，本书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断言童年正在消逝，而在于提供了一个解释这种现象何以产生的理论。因此，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表述“童年”这个概念的起源；具体地说，就是童年起初不需要存在，而后却发展成不可避免的存在，它们各自的传播条件是什么。第二部分将我们置身于现代时空，企图揭示从古登堡（Gutenberg）的印刷世界转换到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的电报密码世界，这个过程使童年作为一个社会结构已经难以为继，并且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

那么，我们能为童年的消逝做些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本书将不对此进行探讨。理由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这么说，心里既轻松又沮丧。轻松是因为我不必背负教别人如何生活的包袱。在我以前写的书里，我都冒昧地指出较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我相信这是职业教育家应该做的事。事实上，承认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他们发现和理解问题的能力不相上下，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当然，沮丧也是出自同一个原因。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但是我会这么想来安慰自己：如果不能提出防止灾难发生的方法，那么也许可以退而求其次，试图理解灾难为什么会发生，那也是有用的。

[1]Walzer, John F.“A Period of Ambivalence：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n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 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358页。

[2]普拉姆（J.H.Plumb）,“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Horizon,Vol.13,No.1,Winter1971,第6页。

[3]布尔斯廷，The Republic of Technology.New York:Harper&Row,1978,第64页。

第一部分　童年的发明

第1章　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

在我落笔之时，十二三岁的少女正是美国收入最丰厚的模特儿。在所有视觉媒介的广告里，她们被设计成像是非常懂事、性感无比的成年人出现在大众面前，仿佛全然陶醉在色情的环境中。在看过这类比较隐晦的色情作品之后，那些还没有完全适应美国对儿童的这种新态度的人，很可能会更渴望洛丽塔的魅力和诱人的纯真。

在全美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成人犯罪和儿童犯罪之间的区别正在迅速缩小；在许多州，对两者的惩罚正变得日趋相同。在1950年至1979年间，15岁以下人口所犯的较严重的罪案率增加了110倍，或是11000%。念旧的人也许会对当今的“少年犯罪”大惑不解，并不由得思念起过去。那时候，青少年逃课去学校厕所抽支烟，都被看作“问题”。

念旧的人或上了年纪的人同样会记得，过去的成人服装和儿童服装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过去的10年里，儿童服装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如今所有实用意义上的“童装”都已经消失了。尼德兰学者伊拉斯谟[1]提出过一个在18世纪被普遍接受的理念，即儿童和成人要求有不同形式的服装。他的主张现在却遭到成人和儿童的完全排斥。

就像形式各异的服装，过去在城镇的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儿童游戏也正在消失。就连“儿童游戏”这个想法也似乎正从我们的股掌之中流失。我们过去习惯于认为儿童游戏并不需要教练、裁判或观众，只要有空间和器材，儿童就可以开始玩了；游戏的目的不为别的，只图快活。然而，今天少年棒球联合会（the Little League baseball）和十二三岁的小选手橄榄球队（Pee Wee football），他们不仅由成人来监督，而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仿效成人运动的模式。因此，他们需要裁判，需要器材。成人在边线外加油呐喊或奚落。球员们寻求的不是快活，而是名誉。现在还有谁看见9岁以上的孩子在玩抛接石子（Playing Jacks）、骑木马（Johnny on the Pony）、捉迷藏（Blindman‘s Buff）或边打球边唱歌（Ball-bouncing rhymes）这样的游戏？两位出色的英国史学家彼得和艾奥娜·奥佩（Peter and Iona Opie）专门研究儿童游戏。他们鉴定了几百项传统的儿童游戏，当今美国儿童仍然常常玩的游戏几乎没有一种。就连两千多年前在伯里克利（Pericles）统治时期的雅典就已出现的捉迷藏，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从儿童自发的娱乐活动中消失了。[41]儿童游戏，言简意赅地说，已成为濒于灭绝的事物。

实际上，童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放眼望去，人们不难发现，成人和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世态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身体的外表上，越来越难以分辨了。无疑，这正好说明了要求重新修订儿童合法权利的运动之所以蓬勃发展的原因。这样，儿童多多少少可以跟成人享有一样的权利。理查德·法森（Richard Farson）的著作《与生俱来的权利》（Birthrights）就是一例。这个运动反对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宣称，原来以为是让儿童处于一种对他们较为有利的地位，其实不过是对儿童的压制，迫使他们不能全面地参与社会活动。

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会探讨支持童年在消逝这一观点的证据。但我想在此指出，在现有的一切证据中，没有任何一个能比童年的历史已成为当前学者研究的一大产业这个事实更能说明问题。马歇尔·麦克卢汉[2]曾评论说，当一种社会产物行将被淘汰时，它就变成了人们怀旧和研究的对象。仿佛要证实他的话，在过去的20年里，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写出了大量有关童年历史的重要作品，而在1800年到1960年间，[3]类似的作品非常少见。确实，我们也许可以公平地说，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és）于1962年出版的《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开辟了这个领域，引发了研究童年历史的热潮。为什么发生在现在？至少我们可以说，最好的历史往往产生于一个事件完成之后，产生于一个阶段进入尾声，而另一个新的、更强劲的阶段还不可能到来的时候。历史学家通常不是来歌功颂德，而是来埋葬历史的。不管怎样，他们发现做尸体解剖要比写进度报告来得容易。

然而，即使我把社会突然热衷于记录童年历史的现象误认为是童年日渐衰亡的一种迹象，我们至少也应该心怀感激，因为终于能够找到有关童年的起源的研究资料了。这些资料使我们有可能了解童年这个概念是如何出炉的，同时可以推测它又为何面临被淘汰的危险。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细心的读者从现有的材料中最大限度地拼凑出来的有关童年的故事。

古人究竟如何看待儿童，我们知之甚少。比方说，希腊人把童年当作一个特别的年龄分类，却很少给它关注。有个谚语说希腊人对天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有对应的词汇，但这个谚语并不适用于“儿童”这个概念。在希腊语中，“儿童”和“青少年”这两个词至少可以说是含混不清的，几乎能包括从婴儿期到老年的任何人。虽然他们的绘画没有能够流传到今天，但希腊人不可能认为替儿童作画是件值得做的事。我们自然也知道，在希腊人流传下来的塑像中，没有一尊是儿童的。[4]

在希腊浩瀚的文学作品里，可以找到有关我们所说的儿童的论述，但那些论述由于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而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人们不可能准确地了解希腊人头脑中对“儿童”这个概念究竟如何看待。例如，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讲述了一个男子和年轻妻子之间的关系。她还不满15岁。在成长过程中，她接受的是体面的教养，“尽可能少看、少听和少提问题”。由于她也透露说母亲告诉她，她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她丈夫才举足轻重，我们无法明确地判断我们所了解的是希腊人对女性的态度，还是对儿童的态度。我们的确知道，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代的希腊人，对杀害婴儿的行为没有任何道德或法律上的约束。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这种可怕的传统应该加以限制，但他对此并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5]由此可见，希腊人对儿童生命的意义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但这个臆断有时候并不管用。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讲过不少故事。故事中表达的是一种与现代人的想法类似的态度。其中有一个故事说，10个科林斯人到一个人家去杀一个小男孩。根据神谕，那个孩子成人后会毁灭他们的城市。当他们到了这家以后，男孩的母亲以为他们只是友好拜访，便将男孩放在了其中一人的双臂中。这时男孩笑了，用我们的话来说，他的笑容捕捉住了这些人的心。因此他们就离开了，没有执行那个可怕的任务。男孩究竟有多大，这并不清楚，但显然他还小，可以被抱在成人的怀里。也许，如果他长到八九岁，那些人就会轻而易举地完成既定的任务。

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虽然希腊人可能对童年的本质的看法模棱两可，甚至迷惑不解（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但是他们一心一意地热衷于教育。最伟大的雅典哲学家柏拉图（Plato）针对这个主题写过大量作品，光是针对如何对青年进行教育的问题就提出过不少于三个不同的方案。此外，他的一些最为难忘的谈话，是探讨诸如美德和勇气是否可以被教育出来的问题。（他相信是可以的。）因此，希腊人发明了“学校”这个概念是毫无疑问的。在希腊语中，“学校”一词的意思是“闲暇”。这反映了一种典型的雅典式的信仰：他们认为闲暇时，一个文明人自然会花时间思考和学习。就连凶悍的斯巴达人，虽不像他们的邻居一样强调思考和学习，但也建立了学校。根据普鲁塔克（Plutarch）在《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里所写的利库尔戈斯[6]的一生，斯巴达人把7岁的男孩招进学校，让他们在班上共同训练和玩耍。他们也学习读书、写字。“只教一些，”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刚够满足他们为国效力的需要。”

至于雅典人，众所周知，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学校，其中有些成为向世界各地传播希腊文化的工具。他们有运动场，有为18岁到20岁刚成为公民的男青年开办的大学，有演说家训练学校，甚至有教认字和算术的小学。青年教师的年龄，拿小学来说吧，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大（许多希腊男孩长到青春期才开始学习认字）。凡是有学校的地方，人们就会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有某种程度的认识。

不过，人们不能理所应当地认为希腊人热衷于办学校，就意味着他们的童年概念可以和我们相提并论。即便我们把斯巴达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管教方法在现代人看来是折磨——希腊人在如何管教未成年人方面，并不具备现代人认为是正常的同情心和理解。“对于管教儿童的方法问题，”劳埃德·德莫塞指出，“我收集的证据让我相信，在18世纪以前，有很大一部分儿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受虐儿童’。”[7]确实，德莫塞推测，“一百代做母亲的”被动地看着自己的婴孩承受各种苦难，因为母亲（很显然，还有父亲）缺乏同情儿童所必要的心理机制。[8]他的这种推断很可能是正确的。当然，也有生活在今天的父母没有能力去同情儿童的，这居然是在有了儿童意识的400年之后。因此，当年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里说起收拾不听话的儿童时，提出要用“恐吓和棍棒，像对付弯曲的树木一样”，将他们扳直。我们可以相信这是比古老的警告——孩子不打不成器——更为原始的说法。我们同样可以相信，尽管他们有学校，尽管他们关心如何把美德传给青年，但希腊人还是会对儿童心理学或者儿童养育概念大惑不解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公平地得出结论，希腊人为我们预示了“童年”这个概念。我们常常理所当然地把许多观念的产生看作人类智力开化的结果。对于童年的诞生，我们应当感谢希腊人的贡献。他们虽然没有创造出童年，但是他们已经走得很近了，以至于在2000年以后，当童年产生时，我们便能识别它的希腊之源。

当然，罗马人借用了希腊的教育思想，但他们发展出了超越希腊思想的童年意识。比如，罗马艺术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年龄意识，包括未成年人和成长中的孩子的意识。这种艺术表现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才在西方的艺术中再现”。[9]此外，罗马人开始把成长中的孩子同羞耻的观念联系起来，尽管这在现代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但在童年概念的演化过程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且，在探讨童年在中世纪的欧洲和现代社会衰退的问题时，我需要引证这种联系。其目的，说实在话，就是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罗马人把握了这个精髓，值得永远受到赞扬，尽管看来他们把握的还不是全部，也不够全面。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写过一篇出色的探讨教育的文章，他谴责同辈们在罗马贵族儿童面前所表现的无耻行为：

假如他们说话过于自由，我们感到满心欢喜；一些我们不该容忍的字眼，即便是从亚历山大的侍从官口中说出，人们还是报之以欢笑和亲吻……他们听到我们使用那些字眼，看到我们的主妇和奴仆；每一个晚宴都喧闹非凡，充斥着令人恶心的曲调，一些我们本应羞于提及的事物被呈现在他们眼前。[10]

在此，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现代的场景。它提出了童年定义的部分含义，即宣称童年需要回避成人的秘密，尤其是性秘密。昆体良责备成人忽略了向未成年人隐瞒这些秘密，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解释诺贝特·埃利亚斯在他的巨著《文明的进程》中表示的看法的极好例证。他宣称我们开明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性欲要受到严格的控制，成人须承受巨大的压力把他们的各种冲动私密化（尤其是性冲动），并且在儿童和未成年人面前，对成人的性欲望和冲动三缄其口，维护“保持缄默的密约”。[11]

当然，昆体良是一位演讲术和修辞学的教师。在我们熟知的著作里，他讲述了如何从婴儿期开始培育出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对儿童的特性的感受要比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人进步得多。尽管如此，在昆体良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和已知的第一部禁止杀害婴儿的法律之间，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联系的。那部法律直到公元374年才出现，比昆体良晚了300年。[12]但它是儿童需要保护、养育、接受教育并且免于知晓成人秘密的观念的延伸。

可是，在罗马人之后，所有这一切观念都烟消云散了。

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北方蛮族入侵后，罗马帝国跟着就灭亡了，传统文化被神秘化，欧洲随后陷入所谓的愚昧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学校的教科书很好地论述了时代的变迁，不过有四点经常被忽略，而它们对童年的来龙去脉关系尤深。第一点是人的读写能力的消失。第二点是教育的消失。第三点是羞耻心的消失。而第四点是前三点所导致的后果，即童年的消逝。要理解这一后果，我们必须仔细地检讨前三点的发展情况。

为什么人的读写能力会消失？这跟从罗马帝国的衰亡到印刷机的发明之间所跨越的1000年内所有的未解之谜一样深不可测。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埃里克·哈夫洛克在《西方文化的起源》中提出的模式框架下，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他问道，“为什么认识罗马字母的人越来越少，以至于后来普通百姓都停止阅读和书写，因此先前已经社会化的大众识字文化回复到事实上的工匠识字文化的状态，又一次颠倒了历史的步伐？”[13]哈夫洛克提出的这个问题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区分了“社会识字文化”和“工匠识字文化”的不同。所谓社会识字文化（social literacy），他指的是一种几乎大多数人都能够读书并且的确读书的状态。所谓工匠识字文化（craft literacy）[14]，他指的是阅读的艺术局限在一些构成“抄写一族”的人，他们于是成为一个特权阶级。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定义一个识字文化（literate culture）不是基于它是否拥有一个文字系统，而是基于社会上有多少人能够识字，那么识字能力为什么会下降就很容易找到一些貌似有理的推断。

其中一种推断便来自哈夫洛克。他指出，在愚蠢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字母书写的风格层出不穷，字母的形状五花八门，不易辨认。这么看来，欧洲人已经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要使识字成为一种普遍的活动，辨认（正是希腊语中用来表示识字的词）必须快速而且不假思索。也就是说，字母的形状必须一目了然，因为有关字母写作的许多不可思议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一旦人们学会这些字母，就无须再考虑它们。它们在人的心理上消失，不会在读者和语音记忆之间形成思维障碍。如果书法只注重字形本身，或是书写模糊不清，让人费解，那么识字的主要意义已不复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字已经失去了大多数民众。哈夫洛克写道：“精湛的书法技巧刺激了工匠识字文化，而后者又助长了书法艺术求新求变，这种情况正是社会识字文化的劲敌。在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希腊和罗马版字母遭遇的不幸经历足以证明这个事实。”[15]在欧洲所发生的，简单来说，不是字母消失了，而是人们理解字母的能力丧失了。再引用一段哈夫洛克的话：“有一段时间，欧洲人的识字能力实际上回复到了跟希腊文明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相似的状态。”[16]

还有一种关于读写能力之所以丧失的解释，它和前一种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古代纸莎草纸和羊皮纸的来源变得稀少；若不是那样的话，那么就是严酷的生活现实不允许人们花费精力去生产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纸张是到了13世纪才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的。这时，欧洲人立即开始生产纸张。不过，他们不是用手和脚这样古老的方式造纸，而是用水能驱动的工厂来造纸。[17]中世纪一些优秀的大学纷纷建立，与之相呼应的是人们对识字又旧情复燃，这恰好跟引进纸张和生产纸张同时发生。这种巧合的出现绝非偶然。因此，几百年来，欧洲匮乏书写用的平面物品，从而造成了一种不利于社会识字文化发展的局面，这种说法看来合情合理。

我们同样可以推断，罗马教会并不是没有看到工匠识字文化的好处，因为它是一种能够控制数量众多而且多元化的人口的工具，也就是说，它能控制数量众多而且多元化的人民的思想、组织和忠诚。当然，教会可以提倡一种更有限的文字使用，让它的预备修士们组成一个抄写阶层，只有他们才能获得神学和知识的奥秘。即使这样做，也完全是符合教会的利益的。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社会识字文化消失了近1000年，这是不容置疑的。没有任何解释能比一个中世纪读者劳心劳力地阅读一个文本这样的图景更能表达文字消失的含义。除极少数例外，中世纪的读者，无论年龄大小，都不会也不能像我们一样阅读。假如中世纪的人有机会看到现代读者迅速翻阅一本书的情景：悄然无声，眼球快速地转动，嘴唇完全不动，他也许会把这看作魔术表演。典型的中世纪读者阅读时跟那些倔强的一年级学生不相上下：逐字逐句，喃喃自语，高声朗诵，用手指点着每个字，并不考虑弄懂这些字的含义。[18]而且，我这里指的还是中世纪的学者，因为大多数人是根本不读书的文盲。

这表明，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交往都是通过口头的方式面对面地进行的。巴巴拉·塔奇曼[19]告诉我们：在中世纪，“一般人主要通过耳朵来获得知识。他们聆听公开的布道，观看神秘剧，听人们朗诵叙事诗、唱民谣和讲故事”。[20]因此，欧洲人回到了一种人类交流的“自然”状态，一种以谈话为主、通过歌唱来强化的状态。纵观人类的历史，那正是人类办事和创造文化的方式。诚如哈夫洛克所指出的，从生物学上看，我们毕竟都是口语动物，我们的基因是为口语而设定的。另一方面，读写能力是文化熏陶的产物。[21]对于这一点，极力倡导“高尚的野蛮人”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一定会表示赞同。他甚至会补充说，人类若想尽可能生活得靠近自然，必须鄙视书本和阅读。在《爱弥儿》（Emile）一书中，卢梭告诉我们：“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书本教我们谈论那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我相信，卢梭是正确的。如果人们把他的话解释为阅读是永久的童年的结束，那么，阅读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口语文化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阅读使人得以进入一个观察不到的、抽象的知识世界，它在不能阅读和能够阅读的人之间产生了分化。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创造了成年。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包括地图、图表、合同和产权契约，收集并保存了各种有价值的秘密。因此，在文字世界里，做成人意味着有机会了解用非自然符号整理和记录下来的文化秘密。在文字世界里，儿童必须变成成人。但是，在没有文字的世界里，儿童和成人之间就没有必要明确区分，因为不存在什么秘密，文化不需要提供训练就能被人理解。

诚如塔奇曼女士所指出，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人，不论年龄大小，其行为都以幼稚为特征的原因所在。[22]在口语世界里，成人的概念并不存在，因此，儿童的概念就更不用提了。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原始资料都表明中世纪的童年在7岁就结束了的原因所在。为什么是7岁？因为儿童在7岁时已经能够驾驭语言。他们会说而且明白成人所能说的和理解的一切。他们知道通过口舌透露的一切秘密，而他们知道这些秘密已经足够了。这种现象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何天主教会指定7岁为理性的年龄，即人长到7岁时便应该明白是非的差别。这种现象也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何直到17世纪，用来指代青年男性的词也可以用来指代30岁、40岁或50岁的男子，因为在法语、德语或英语里，指代7岁到16岁之间的青年男性的词并不存在。“儿童”这个词当时表达的是亲属关系，与年龄无关。[23]然而，最重要的是，中世纪的口语文化有助于我们解释当时为何没有小学，因为人的生物结构决定人的交际能力，所以开设那样的学校是没有必要的。

当然，学校在中世纪并非完全不为人知。一些学校跟教会有关，还有一些是私人办学。但是，中世纪完全缺乏通过初级教育来教人们读书写字，为继续学习奠定基础这样一个概念，这恰好证明了它也缺少文字教育的概念。中世纪的学习方式是口口相传的方式；它基本上是通过学徒和服务，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在职训练”来完成的。当时存在的学校的特点是，“缺乏根据题材难易程度来编排课程的分级制度，各种题材同时教授，学生年龄混杂不一和学生自由选课”。[24]若是中世纪的孩子能去上学，他也要到了10岁甚至更晚才会开始。他可能住在城里的客栈，远离家人，独自生活。在他的班里发现各种年龄的成人，也是常见的事。而且他不会把自己看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他自然不会发现学生的年龄和他们所学的内容之间有什么联系。课上教授的内容会不断地重复，因为一直有新同学到来，他们没有听过老师先前所讲的内容。当然，那时没有女学生。只要学生们从教室纪律的约束下释放出来，在外面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想做的事。

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世纪没有儿童成长发展的概念，也没有学习需要具备必要前提和循序渐进的概念，更没有学校教育是为进入成人世界做准备的概念。正如阿里耶斯总结的：“中世纪的文明已经忘记了古人养育儿童的方法，但对现代教育又一无所知。最重要的是：它完全不懂教育为何物。”[25]

人们一定会立即补充说，中世纪也没有羞耻的概念，至少没有现代人所理解的羞耻心。如昆体良所说，羞耻的概念部分地在于相信有秘密存在。人们可以说，成人和儿童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包括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暴力和悲剧，这些都被认为不适宜儿童知道；若将这些东西不加区分地暴露给儿童，确实是不体面的。而在现代世界，儿童逐步走向成年，我们正把这些秘密以我们认为是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透露给他们。但是，只有在一个严格区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并且有表达这种区别的社会公共机构存在的文化里，这种想法才是可行的。中世纪没有这种区分，因而也没有这样的社会公共机构。

中世纪的孩子身处一个以口语沟通的世界里，生活在一个跟成人一样的社会范围，没有分离机构加以限制。他们有机会接触该文化中几乎一切的行为方式。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一个7岁的男性都是一个男人，除了他不会做爱，不会发动战争。[26]“当然，”J·H·普拉姆写道，“那时没有分离的童年世界。儿童跟成年人做同样的游戏，玩同样的玩具，听同样的童话故事。他们在一起过同样的生活，从不分开。勃鲁盖尔（Brueghel）所描绘的粗俗的乡村节日，展示男人和女人沉迷于饮酒，在放纵的情欲驱使下公然互相触摸，孩子们在一旁和成人一道吃吃喝喝。”[27]

勃鲁盖尔的描绘其实同时向我们展示了两点：当时的文化不能够也不情愿对儿童有任何隐瞒。这是羞耻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当时也没有16世纪为人所知的礼仪。这是羞耻概念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社会并不存在一套内容翔实的礼仪可供未成年人学习。在中世纪，礼仪规则究竟有多么贫乏，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直至1523年，伊拉斯谟才在《避难所》（Diversoria）中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德国客栈：客栈里有八九十人坐在一起。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年龄各不相同。一个人在洗衣服，然后挂在炉上烘干，另一个人在桌子上清理靴子。店里有一个盆供大家来洗手，但里面的水很脏。大蒜的气味和其他各种气味四处飘逸。随时可见有人吐痰，而且吐到哪里也随心所欲。人人都大汗淋漓，因为房间里温度太高。有些人在衣服上擦鼻涕，并不转身回避。当饭被端进来时，人人都把面包伸进公用的菜里蘸一下，然后咬一口，再伸进去蘸一下。没有叉可用。人人都用手在同一个盘子里拿肉，从同一个高脚杯里饮酒，从同一个碗里喝汤。[28]

为了理解人们何以能够忍受这一切——其实，他们甚至根本不在意这些——我们必须明白，诚如诺贝特·埃利亚斯所提醒我们的：“当时那些人处于一种跟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这不仅牵涉清楚、理性的意识程度，而且他们的情感生活也具有不同的结构和特点。”[29]例如，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私人空间的概念；他们不会对人体的某些气味或身体的功能感到不快；他们不觉得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自己身体的机能有什么可耻；他们跟别人的手和嘴接触也不会反感。有鉴于此，当我们了解到中世纪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们对婴儿进行早期的大小便训练，也就不足为奇了。[30]也许我们会设想当时的人丝毫不避讳在儿童面前谈论性的问题，实际上事实正是如此。成人从未想过要隐瞒性冲动，不让儿童知道性秘密更是闻所未闻的。“在儿童面前，成人百无禁忌：粗俗的语言，淫秽的行为和场面；儿童无所不听，无所不见。”[31]确实，中世纪的成人可以随意玩弄儿童的性器官，这是很常见的。在中世纪人的心目中，这种做法只是粗俗的玩乐而已。阿里耶斯评论道：“玩弄儿童的生殖器是一种广泛传播的传统……”[32]但是在今天，这传统可以让你坐30年的牢。

没有识字文化，没有教育的观念，没有羞耻的观念，这些都是中世纪童年不存在的原因所在。当然，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当时生活条件的严酷，尤其是儿童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这部分是因为儿童不能存活，成人不会也不能以我们视为正常的标准给予儿童那份感情的承诺。当时普遍的看法是生许多孩子，寄希望于两三个能活下来。基于这些原因，人们显然不能让自己对小辈投入太多的感情。阿里耶斯引用了一份文件中某个邻居对一个母亲说的话。这个母亲有5个孩子，当时心情烦躁得几近发狂。为了安慰母亲，邻居说：“他们还没长到来烦你的时候，就会有一半甚至可能全部夭折。”[33]直到14世纪后期，儿童才出现在遗嘱里，这恰好表明成人并不指望他们能活很久。[34]实际上，很可能正因为如此，在欧洲有些地方，儿童被当作中性的。例如，在14世纪的意大利，人们并不记录死亡的孩子的性别。[35]但我相信，过度地强调儿童的高死亡率，用它来解释中世纪童年这个概念不存在的原因，是错误的。在伦敦，1730年至1779年间死亡的人口中，有一半年龄在5岁以下，然而，那时英国早已有“童年”这个概念了。[36]正如我在下一章试图阐述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印刷和社会识字文化的出现，一种新的传播环境在16世纪成形了。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定义，即儿童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在新的传播环境到来之前，婴孩期在7岁结束，成年跟着就开始了。这中间没有过渡阶段，因为没有这种需要。正因如此，所以16世纪以前没有关于养育儿童的书，关于妇女应该如何承担母亲这个角色的书也极为罕见。[37]正因如此，儿童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仪式，包括葬礼，因为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知道死亡。也正因如此，像儿童文学这样的东西当时并不存在。其实，在文学作品里，“儿童的主要角色是死亡，通常是淹死、窒息而死或遭遗弃……”[38]也正因如此，儿科学的书根本不存在。此外，为何绘画作品一概把儿童画成微型的成人，因为儿童一旦脱离尿布，马上就穿得像成人一样，符合各自的阶级身份。成人和儿童使用的语言也别无二致。比如说，17世纪之前，没有任何资料提到儿童的专用语；而17世纪之后，儿童专用语又多得不计其数。[39]正因如此，当时大多数儿童并不去上学，因为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可以传授给他们；多数儿童离开家是去干低下的粗活或者当学徒。

总而言之，在中世纪，童年的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塔奇曼这样总结道：“在涉及中世纪与现代社会不同的种种特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时候对儿童相对缺少兴趣。”[40]

此后，谁曾料到，一个来自德国美因茨的金匠，凭借一台破旧的葡萄压榨机的帮助，使童年的概念得以诞生。

[1]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尼德兰人文主义学者，古典文学和爱国文学研究家，《新约全书》希腊文本编订者。——译者注

[2]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加拿大传播学家。认为电视、计算机、电子通信等对社会学、艺术、科学、宗教等在形成其思想的风格方面会产生强烈影响；书籍注定是要消亡的。著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等。——译者注

[3]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的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Shelby Cullom Davis）历史研究中心的主任劳伦斯·斯通教授的统计，在1971年到1976年间出版的有关童年的历史和家庭生活的重要著作和文章有900多部/篇之多。相比之下，他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每年仅出版大约10部/篇学术著作和文章。

[4]在《希腊方式》（The Greek Way）一书中，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讲述了一则有关希腊画家的传说。传说表明，为男孩子作画可能并没什么不寻常：一个希腊画家展出一幅画作，画上一个男孩子拿着一串葡萄。葡萄栩栩如生，鸟飞过来啄它们。当有人夸奖画家为大师时，他回答道：“如果我是大师的话，那么那男孩子应该能让鸟儿不敢靠近。”汉密尔顿小姐因此得出结论说，在希腊人心目中，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跟现实一样美。葡萄要画得像葡萄，男孩子要像男孩子。但实际上，在希腊人的世界里，我们没有这类男孩子的画像——假定用我们所说的“男孩子”这个词的意思。

[5]德莫塞（Lloyd deMause）,“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26页。

[6]利库尔戈斯（Lycurgus，约前390—约前324），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以理财有方和严惩贪污闻名。——译者注

[7]德莫塞，“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40页。

[8]德莫塞，“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16页。

[9]普拉姆，“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Horizon,Vol.13,No.1,Winter1971,第7页。

[10]德莫塞，“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 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45页。

[11]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The Civilizing Process:The History of Manners.New York:Urizen Books,1978,第182页。

[12]德莫塞，“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 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28页。

[13]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Toronto：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1976,第52页。

[14]craft意指手艺、工艺。识字能力成为一些人谋生的手艺。台湾版将之译成“专家”，但译者认为“工匠”在此更确切。——译者注

[15]哈夫洛克，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Toronto: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1976,第65页。

[16]哈夫洛克，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Toronto: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1976,第65页。

[17]Gimpel,Jean.The Medieval Machine.New York:Holt,Rinchart&Winston,1976.

[18]Chaytor,H.J.From Script to Print.Cambridge,England:The University Press,1945,第10页。

[19]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 1912—1989），美国历史学家，所著《八月炮火》（1962）曾获普利策奖。——译者注

[20]塔奇曼，A Distant Mirror.New York：Alfred A.Knopf, 1978，第61页。

[21]哈夫洛克，“The Coming of Literate Communication to Western Cultur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Winter1980,第91页。

[22]塔奇曼，A Distant Mirror.New York:Alfred A.Knopf,1978,第53页。

[23]普拉姆，“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Horizon,Vol.13,No.1,Winter1971,第6页。

[24]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20页。

[25]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411页。

[26]普拉姆，“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Horizon,Vol.13,No.1,Winter1971,第6页。

[27]普拉姆，“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Horizon,Vol.13,No.1,Winter1971,第7页。

[28]这个描述是埃利亚斯原话的意译，埃利亚斯，The Civilizing Process：The History of Manners.New York:Urizen Books,1978,第72页。

[29]埃利亚斯，The Civilizing Process:The History of Manners.New York：Urizen Books,1978,第69页。

[30]德莫塞，“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 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39页。

[31]Pere de Dainville，转引自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103页。

[32]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103页。

[33]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38页。

[34]Burke, James.Connections.Boston:Little, Brown Company,1978,第161页。

[35]塔克（M.J.Tucker）,“The Child as Beginning and End: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y English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 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231页。

[36]平奇贝克，休伊特，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Ⅱ: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Children Act of1948.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3,第300页。

[37]塔奇曼接着说明，女性大多数被描绘成“通俗故事里的调情者、妓女、不忠的妻子，戏剧里的圣人和烈士，浪漫传奇里狂热、非法情爱的不可及的尤物”。塔奇曼，第50—51页。

[38]塔奇曼，A Distant Mirror.New York:Alfred A.Knopf,1978,第50页。

[39]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47页。

[40]塔奇曼，A Distant Mirror.New York:Alfred A.Knopf,1978,第50页。

[41]Cowley,Robert.“Their Work Is Child’s Play.”Horizon,Vol.13,No.1,Winter1971,第14页。

第2章　印刷术和新成人

很显然，像童年这样的概念得以产生，成人世界一定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重要性上，而且一定要性质特别。具体地说，它一定要产生一个新的“成人”定义。在中世纪，曾经发生过各种社会变化，出现过一些重要的发明，例如机械钟，还有许多其他的重大事件，包括黑死病。但所有这些都不要求成人对“成人”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修改。然而，在15世纪中叶，这样的事件的确发生了，即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本章的目的在于阐述印刷机的发明如何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世界，而这个符号世界却要求确立一个全新的成年的概念。就定义而言，新的成年概念不包括儿童在内。由于儿童被从成人的世界里驱逐出来，另找一个世界让他们安身就变得非常必要。这另外的世界就是众所周知的童年。

世界上至少有7个城市自称是印刷机的诞生地，每个城市都指认一个发明家。这样的争议，就其本身而言，就印证了印刷机所带来的一个最惊人的影响，即它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名声和个人成就的追求。“这并非偶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中是这样评论的，“……印刷机是让人类卷入争夺优先权和竞争国家占有权的第一个发明。”[1]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她指出，因为印刷使一个人说的话和写的著作得以万世流芳，从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和普遍的自我观念。印刷机恰似一部时间机器，很容易跟H·G·韦尔斯（H.G.Wells）的小发明一样富有影响力，让人感到好奇。像另一部了不起的时间机器——机械钟一样，印刷机捕捉住了时间，使之为人类服务，也改造了时间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它改变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但是，刘易斯·芒福德[2]认为，钟表消灭了“永恒”这个人类动态的度量和关注点，但印刷机又使“永恒”得以恢复。印刷把现在和永远连接了起来，它将个人的观点带入一个未知的王国。随着印刷机的发明，永恒的问题可以通过个人的声音获得满足，而不需要一个社会集合体。

究竟是谁发明了马镫、大弓纽扣，甚至眼镜，没人知道，因为个人成就的问题在中世纪几乎不受重视。其实，在印刷机发明之前，“作家”这个概念，用现代意义来衡量是根本不存在的。圣文德（Saint Bonaventura）为我们详细描绘过当时所谓的作家。他说，在13世纪，做书有四种方法：

有一种人抄写别人的作品，依样画葫芦，不做任何添加和改变，这种人仅仅被称作“抄写员”……另一种人抄写别人的作品，添加一些别人的意见，他被称作“汇编者”……另一种人既抄写别人的作品，也写自己的，但以别人的作品为主，添加一些自己的解释，他则被称作“评注者”……还有一种人既写自己的作品，也写别人的，但以自己的作品为主，加别人的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这种人，应该被称为“作家”……[3]

圣文德所说的不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原创著作，而且他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把文字抄写下来的任务，正因为如此，个人的概念、高度个人化的写作活动，在抄写传统下是不存在的。每一个抄写者在抄写时不仅会抄错，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添加、删减、澄清、更新甚至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抄写的内容进行改写。就连英国《大宪章》这样珍贵的文献，虽然每年都会在英格兰各郡被通读两次，但是到了1237年，它已成为争议的焦点，原因是人们无法确定几个版本中哪一个是真的。[4]

印刷术发明之后，“谁写了什么”这个问题就变得跟“谁干了什么”的问题一样重要。后世变成了一个活的概念，哪些名字可以合法地流芳后世，是一件值得奋斗的事情。从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推断，我已经接受了一个既定的传统，即我认同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 Gutenberg）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尽管此类印刷术最早的记录，其实是古登堡的搭档——约翰·富斯特（Johann Fust）和彼得·舍费尔（Peter Shoeffer）所印刷的《美因茨的诗篇》（Mainz Psalter）。但无论是谁真正享有所有权，无论是古登堡、劳伦斯·科斯特（Laurens Coster）、尼古拉斯·詹森（Nicolas Jenson），还是富斯特、舍费尔等等，[5]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古登堡宣布他已成功地制作了一本书，且“不用芦苇、尖笔或水笔，而是靠奇妙的冲压和活字之间的一致、比例和协调……”[6]时，他，包括其他印刷匠，并不知道他们已为社会注入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革命力量；他们的巧妙装置，也就是说，墙上的打印文字，正清楚地说明中世纪的末日来临了。虽然许多学者就这一事实提出了看法，迈伦·吉尔摩在《人道主义的世界》中的陈述非常直截了当地概括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西方文明史上的知识生活的状态带来了最巨大的变革……它的影响迟早会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被感受到。”[7]

要理解那些影响是如何跟童年的起源和成长发生关系的，我们可以用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学说作为指导。英尼斯强调说，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8]简单来说，每一部机器都代表着一个想法或各种各样想法的混合物。然而，它们首先并不是那种导致发明者构想出一部机器的想法。例如，我们无法知道，当时古登堡心里在想什么，使得他把葡萄压榨机跟图书制作联系了起来，但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他毫无意愿扩大个人主义，或者就此削弱天主教会的权威。用阿瑟·凯斯特勒[9]的话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发明家都是梦游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称他们为“弗兰肯斯坦”[10]，而把这整个过程称作“弗兰肯斯坦综合征”（Frankenstein Syndrome），即一个人为某个特定且有限的目的创造了一台机器，可一旦机器造好之后，我们却发现——有时候令人恐怖地、常常令人不舒服地、总是让我们吃惊地发现——它有自己的主张；它不仅相当能够改变我们的习惯，而且——如英尼斯试图揭示的——还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

一部机器可以为我们提供崭新的时间概念，比如机械钟；或者空间和规模的概念，比如望远镜；或者知识的概念，比如字母；或者改善人类生物性能的可能性，比如眼镜。我们可以像詹姆斯·凯里一样大胆地说：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意识结构被重新塑造，以便跟传播结构相匹配；[11]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已经成为我们所制造的东西。

技术的后果总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些后果并非总是不可避免。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创造出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魔鬼”，当它醒来后向四周望去，发觉自己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然后又回去倒头大睡了。在18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有马镫可利用，可惜当时没有天才看出它那些可能的用途。法兰克人既有马镫，还有查理·马特[12]的天才，因而他们用马镫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方式，后来更不用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13]中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在古登堡之前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当时可能有人，或者没人有天分看出活字印刷术的潜在价值，但他们肯定没有字母，即一个字母体系的书写方式。因此，他们的“魔鬼”又回去睡觉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墨西哥的原住民阿兹特克人（Aztecs）发明了轮子。后来，他们把轮子安装在儿童的玩具上，就以为它的潜在价值已经耗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是个谜。但无论如何，这又是一个技术未必一定向文化注入新思想的实例。

小林恩·怀特用另一个比喻来阐述这个观点。他说：“随着我们对技术史的了解日益加深，我们很清楚，新设备仅仅是为人类打开一扇门，它不会强迫人类走进去。接受还是拒绝一项发明，或者若是接受了，它的含义究竟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它的领袖有没有想象力，同时也要看技术项目本身的性质。”[14]

当然，就古登堡的印刷术而言，我们知道当时欧洲文化已是万事俱备，准备接受它的。欧洲不仅有2000年历史的字母书写系统，而且有相当丰富的手稿传统。这意味着有许多重要的文本等待印刷出版。欧洲人早就知道如何造纸，而且已经有了200年的历史。尽管在当时的社会，文盲很普遍，但会读会写的抄写员还是存在的，他们能教别人读书写字。13世纪，欧洲重振学习的风气，并重新发现了传统文化的智慧，这些都刺激了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随后，欧洲的商业发展和探险时代的开始又刺激了对新闻、耐久的合同契约、可靠和标准的地图的需求。

那么，我们可以说，在15世纪中期，欧洲的知识状况使得印刷术成为必需。这无疑也说明了如此多的人在同一时间、不同地方研究这个问题的事实。用怀特的比喻就是，印刷机打开了一扇欧洲文化多年来一直焦急叩响的门。当这扇门终于打开时，整个欧洲文化便蜂拥而入。

要认识印刷的一些含义，并不需要天才。在印刷机发明后的50年里，共印刷了800多万本书。到了1480年，共有110个城市拥有印刷机，它们分布在6个不同的国家。然而，仅意大利一国，就有50台印刷机。到了1482年，威尼斯成了世界印刷之都，而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一个威尼斯人，很可能是当时基督教世界中最忙的印刷商。他店外的招牌显示了他用双关语的天分，也表明了他的生意状况：“若想跟阿尔杜斯说话，快，时间紧迫。”[15]阿尔杜斯有半数的雇员是遭流放的希腊人或难民，以至于在1515年他去世时，每一个知名的希腊作家的作品都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并印刷出版了。[16]

大约在阿尔杜斯去世的时候，印刷开创了第一个记者职业、第一个文学敲诈者、第一个色情作品的批量生产者，这三种身份全部集中在皮特罗·阿伦提诺（Pietro Arentino）一人身上。[17]阿伦提诺出身低微，没有受过教育，但他本能地懂得印刷是让人出名的工具。也就是说，他发明了报纸。我们也可以把忏悔性写作（confessional writing）的起源归之于他。除个别例外，比如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忏悔录》（Confessions），过去的文学传统中从未有过暴露私人生活的作品，也没有个人观点得以公开表现的既定“声音”或语气，自然也没有对想象中的、其实不存在的人群讲话的习俗。[18]阿伦提诺从未接受过任何人的教诲（因为此前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而抢先印出一连串的反教权主义的淫秽作品、诽谤性的故事、公开的指责和个人观点。所有这一切已经成为新闻传统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盛行不衰。他发明的“黄色”新闻和与此相应的表现风格，使他名利双收。当时他以“王公贵族的祸患”著称，是那个时代的“公民凯恩”[19]。

阿伦提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传统。他以亲切的措辞满足了一大批无形的大众。如果说他的作品反映的是这种新文学传统肮脏的一面，那么蒙田（Montaigne）的作品则代表了较有益的一面。蒙田生于1533年，那时阿伦提诺已经41岁了。蒙田发明了一种写作风格、一种语言形式，以及一种人格面貌。通过这些手法，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沉着自信而且直言不讳地向无形的当代之人和后世之人表达意见。蒙田发明了个人随笔。就像民谣提倡公众观念一样，蒙田的随笔提倡个人主义，赞美个人历史，而不是公众历史。就它的谦逊、幽默、睿智而言，蒙田的作品不赞美公众，却只赞美他自己，赞美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怪僻和偏见。400年后，当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写出了《自我宣传》（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一书时，他只不过是在延续蒙田的传统，给它一个恰当的名称而已。这个传统就是作者自我宣传、自我暴露，作者作为个人对立于社会。麦克卢汉以其独特的方式说道：“凭借印刷，人们立即发现了方言能够广泛传播的功能。”[20]麦克卢汉想到的不只是阿伦提诺和蒙田，他还特别提到了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拉伯雷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歌颂的能力是举世无双的。例如，他吹嘘说他的《巨人传》（Gargantua et Pantagruel）在两个月内卖掉的册数要比《圣经》在10年里卖掉的都要多。[21]由于这番话，他被指责为违反神旨和亵渎上帝。这一段插曲让人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类似事件。约翰·列侬说披头士乐队比耶稣基督更有影响，因此也遭到了严厉的谴责。问题的关键在于抄写文化是跟知识产权的概念和知识个性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指出：“抄写文化的状态……压制了人的自恋情结。”[22]而印刷却使它获得解放。

在印刷激发起作家日益强烈且无须掩饰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它也在读者中创造出类似的态度，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一切人际交流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甚至连阅读所采用的也是口语模式，一个读者大声朗读，其他人随后跟上。[23]但自从有了印刷的书籍之后，另一种传统便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口腔无须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来，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从16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对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则请他们保持安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因此，在这个过程的两端，即生产和消费，印刷创造出一种心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这倒不是说印刷术创造了个人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条件。列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说道：“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类本性的普遍哲学是建立在这样的构想之上的：每个个人都是离经叛道者。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存在就在于坚持个性，反对社会的限制和规范要求。”[24]

如果说英尼斯已经洞察到一种新的传播技术改变了我们的兴趣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印刷给予我们自我，使我们以独特的个体来思索和谈话。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是最终导致童年开花结果的种子。当然，童年并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它经历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才成为西方文明中看上去不可逆转的特征。假如没有每个个人本身都是重要的、人类的心灵和生命从根本上超越公众这一观念，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个性观念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它也会应用在儿童身上，因此，比如说，到了18世纪，人们普遍接受儿童夭折的必然性（阿里耶斯将之称为“必要的损耗”）的情况已经大部分消失。实际上，大约在16世纪末，儿童的死亡开始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父母的坟墓上。也许这是个可怕的事实，但正好说明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然而，单有个人主义并不能产生童年。童年要求社会必须有一个将人划分为不同阶段的基础。因此，还需要另一个动因的出现。这个动因也的确出现了。由于没有更好的措辞，我暂且称它为“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印刷机发明后的50年里，欧洲文明的传播环境明显地在逐渐瓦解，并连同其他行业一起在进行调整。在有读书能力的人和没有读书能力的人之间产生了明确的界限。后者局限于中世纪的感知力和兴趣水平，而前者则被推进一个充满新事实和新感受的世界。印刷术发明以后，可供谈论的新生事物大量增加。这些内容都在书里，或至少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现。刘易斯·芒福德是这样描述这种状态的：“印刷的书，比其他任何设备都更能把人从此时此地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印刷品使事件变得比它本身更有影响……印刷形式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余的世界往往变得更虚无缥缈。学习变成了从书本中学习……”[25]

书中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呢？人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呢？首先，有“入门工具书”（how to do it）：有关冶金学、植物学、语言学、礼仪规范，终于还有了儿科医学方面的书。托马斯·费尔（Thomas Phaire）在1544年出版的《儿童之书》（The Book of Children）一般被认为是英国人写的第一部有关儿科学的书。［意大利人保罗·巴杰拉尔多（Paolo Bagellardo）出版的一本比他更早，在1498年。］费尔在书中建议使用出牙嚼环，并面面俱到地提出了一系列儿童可能患的“严重和危险的疾病”，包括“apostume of the brayne”（很可能是脑膜炎）、噩梦、瘙痒、眼充血、腹绞痛和肚子胀气。[26]儿科学和礼仪书籍的出版强烈显示，在印刷机发明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童年这个概念已经开始形成。但核心问题在于，印刷导致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爆炸”。要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成人，人们需要超越习俗和原有的记忆，去探索过去不知道也不曾考虑过的世界。因为除了一般信息，如在“入门”类书和其他五花八门的指导和手册里可以找到的，在商业世界里，还有印在纸张上的、日多一日的合同、契约、期票以及地图。（毫不奇怪，在信息变得越来越标准化和可重复时，地图绘制员开始将“天堂”从他们的图表上删除，理由是它的地点太不确定了。[27]）

事实上，如此多的信息、如此五花八门的种类不断被生产出来，书商已不再可能用抄写的手稿来作为书的模型。到了16世纪中叶，印刷商开始实验新的出版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创新就是用阿拉伯数字来编页码。第一个为人所知的这样编页码的实例，是约翰·弗罗本[37]所出的第一版伊拉斯谟的《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印刷于1516年。编排页码必然导致更精确的索引、注释和相互参照。这又反过来或导致，或同时伴随着其他创新，比如标点符号、段落标题、分段、书名页和页首标题。到了16世纪末，机器制作的书已经有了一种排印格式。从外表上看，其实在功能上，都可以和今天的书媲美。在16世纪早期，书商们关心的是书籍格式的美观和效率。意大利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头十年》（First Decennale）当时非常成功。该书的印刷商愤愤不平地抱怨这本书的一个盗版。他把那个盗印的版本描绘成“蹩脚的廉价货……破烂的装订，没有页边，很小的书名页，前后都没有扉页，歪歪扭扭的字形，有许多印刷上的错误”。[28]

在此很值得回想一下哈罗德·英尼斯提出的原则：新的传播技术不仅给予我们新的考虑内容，而且给予我们新的思维方式。书籍的印刷形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内容的方式，从而推动了一种新的组织思想的方式。印刷书籍所具有的一成不变的线性特点——一句一句排列的序列性，它的分段，按字母顺序的索引，标准化的拼写和语法——导致一种詹姆斯·乔伊斯[29]戏称为“ABC式”的思维习惯，即一种跟排版结构非常相似的意识结构。对于印刷术的这个结果，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都用了很大的篇幅进行论述。即便像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这样小心翼翼的学者也相信，新兴的书籍的版式，它特有的编纂信息的方式，“有助于重新整理所有读者的思想，而不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30]

人们不会怀疑把书组织成章节的形式逐渐成为公认的组织课题的方法：书籍呈现材料的形式演变成该学科的原理。爱森斯坦列举了法学领域里一个有趣并显而易见的例子。中世纪时，由于很少有老师完整地看过《法典大全》（The Corpus Juris），因此教授《法典大全》的老师既不能向学生，也不能向自己说明每一个法律的组成部分是如何跟完整的原理体系相联系的。但从1553年开始，以印刷为目的的一代法律学者着手编辑整部手稿，包括重新组织各个部分，根据内容把它们归入不同的段落，以及为引文编制索引。通过这样做，他们使这部古典文献变得完全可以为读者所用了，文体上明白易懂，内在逻辑通畅。也就是说，他们彻底改造了这个学科。[31]同样地，爱森斯坦指出：“仅仅是为教授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等级的课本做准备，就等于鼓励重新评审既定的步骤和重新安排对不同领域的处理方法。”[32]换言之，同一学科往往有不同的课本，但这些课本在各部分安排的顺序上要有一致性；而确定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过程，便是课本作者在他们的学科领域中做的改造。

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是，16世纪的书籍的编辑非常注意书籍内在组织的清晰度和逻辑性。“对每个学科都能够按主题来处理的信条，”杰拉尔德·施特劳斯（Gerald Strauss）写道，“最好的阐述方式是通过分析来进行。出版商和编辑都非常热衷于这样的信条。”[33]当然，他们所采纳的是一种价值观，是针对一个学科来对人类思想进行组织的最好方法。它是书籍和排版结构所固有的价值，但绝不是唯一的价值。当书法消失时，别具风格的手稿也随之消失了，不具个人色彩和可以反复使用的印字排版承担了一定程度的权威性。直到今天，尽管作家还是各具特性，一般人仍然倾向于相信印刷出来的东西。的确，无论印刷的书籍怎样缺少独特的个人印记，就像课本和百科全书，但是人们把印刷的书籍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之声的潮流几乎难以抗拒。

我们这里所要说的是，排版绝不是信息的中性传递者，它导致了学科的重组，强调逻辑和清晰，并形成一种对权威信息的态度。它也导致了对文学形式的新认识，例如，散文和诗歌，就是由于其文字印刷排列上的不同而被区分开来的。当然，书页的排版结构以及印刷书籍的便于携带和可重复再版，不仅对随笔散文的产生，而且对后来以小说著称的文体的产生，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早期的小说家自己本身就是印刷商，如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在写作人类第一部科幻小说《乌托邦》（Utopia）时，参与了印刷该书的每一阶段。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绝不能低估语言从耳朵转移到眼睛、从口语转移到排版这个过程对人类心理造成的撞击。能够看到自己的语言持久存在、反复印刷，而且以标准的形式出现，这使人类与语言产生了最深厚的关系。今天，我们完全生活在一个书面语言的世界里，如果没有阅读能力，我们无法处理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拥有阅读能力在16、17世纪是多么的美妙和重要。具备阅读能力可以产生非常大的效力，甚至是魔力，它可以将一个人从绞刑架上拯救出来。例如，在英国，一个能从《圣经》里读一句的罪犯只会受到在拇指上打烙印的处罚；不能读的则命运截然不同：“罪犯保尔能读，打上烙印处罚；罪犯威廉不能读，处以绞刑。”以上这个例子引自对两个罪犯的判刑记录。他们在1613年因抢劫苏塞克斯郡（Sussex）的公爵家而被判刑。[34]

印刷术首次使方言进入大众媒介。这个事实不仅对个人，而且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容置疑，固定的视觉语言在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实际上，语言沙文主义恰好跟印刷的发展同时发生：“母语”的观念是排版的产物。基督教新教主义也不例外。没有任何动乱像新教改革一样跟印刷有更直接、更无可争辩的联系。对于这个断言，马丁·路德的一番话是令人信服的最好例证。谈到印刷，他说，印刷术是“上帝最崇高、最无限的恩典。凭借它，上帝的福音事业可以广泛传播”。路德主义和书是分不开的。尽管路德很精明，很善于用印刷的小册子和书籍作为宗教宣传的工具，但是他有时也对印刷无可置疑的威力感到惊讶。“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他在给教皇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论文……是如何传播到那么多地方去的。它们原本只是针对我们当地的学术界的……我在文章中所用的语言是平民百姓几乎看不懂的。”如果路德听说过苏格拉底（Socrates）在《斐多篇》（Phaedrus）里表述过的有关写作的警告，也许就不会如此大惑不解了。“一个字一旦被写下来，”苏格拉底说，“它就会四处滚动，态度冷漠地来到理解它的人中间和与它绝不相关的人中间。它并不知道该给谁看，不该给谁看。”那时苏格拉底并不知道印刷，否则这个问题又会复杂百倍。可以肯定的是，路德在此忽略了印刷书籍的可携带性。虽然他的论文是用学术性的拉丁文写的，但是，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被运送到德国各地和其他国家，而印刷商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译成不同的方言。

当然，路德极力提倡用方言印刷出版书籍，同时大大利用书面语可以四处传播“不知道该给谁看”的事实。他撰写了德语版的《圣经》，因此“上帝的信息”传到了人数最多的民族中。如果在此处大谈印刷术和宗教叛乱之间诸多的相互联系，显然会使我们偏离正题，但是强调下面的事实是非常必需的，即印刷使得上帝的信息跑到了每家每户的餐桌上，而且用的是一种人人都明白的语言。上帝的信息既然如此唾手可得，基督徒就不再需要各界神职人员为他们诠释教义了。或者说，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开始这样相信。“基督教，”劳伦斯·斯通写道，“是书本的宗教，即《圣经》。一旦《圣经》不再是只有牧师才能宣读的文字和由他们严格把持的秘密，建立文字社会的压力也应运而生了。”[35]《圣经》成为人们思考的内容，同时也成为人们用以思考的工具。假如世上有媒介和信息在倾向上不谋而合的实例，那就非印刷术和基督教新教主义莫属了。这二者不仅都揭示了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各种可能性，而且，多种语言对照版的《圣经》，把中世纪的拉丁语《圣经》所代表的上帝一家之言，改造成了上帝多家之言。凭借印刷，上帝变成了英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这完全取决于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现上帝的信息。这样的结果是加强了国家民族主义，同时削弱了经文的神圣权威。从18世纪到现在，人们对国家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这完全可以说是印刷带来的一个结果。例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基督徒受鼓动发动的战争，完全是以捍卫国家利益的名义；上帝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了。

现代科学取代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印刷术的作用。哥白尼（Copernicus）是在15世纪末诞生的。许多科学家如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伽利略（Galileo）、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和笛卡儿（Descartes），他们都出生在16世纪；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基础在印刷术发明以后的100年内已经奠定。只要仔细想想1543年，人们也许就能体会到从中世纪的思想到现代科学观念的转变是多么引人注目。在那一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和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De Fabrica）同时问世了，前者重新改写了天文学，而后者则改写了解剖学。新的传播环境究竟是如何使科学发现和天才层出不穷的呢？

首先，印刷不仅创造了新的收集数据的方法和来源，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大陆范围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其次，标准化的印刷形式导致了统一的数学符号，包括用阿拉伯数字取代罗马数字。因此，伽利略可以把数学称作“自然的语言”，并且自信其他科学家也能使用和理解这种语言。此外，标准化的印刷大半消除了文本中的模糊不清，并减少了图解、图表、表格和地图上的错误。印刷使直观教具现成可用，这样也使大自然显得更加千篇一律，因此更通俗易懂。

通过不同的方言，印刷还导致了科学思想的普及。尽管一些16世纪的科学家，如哈维，坚持用拉丁文写作，而其他科学家，如培根，则迫不及待地用方言写作，努力传播科学哲学的新精神和新方法。中世纪炼金术士把持秘密的时代结束了。科学成为众人之事。培根的《论学习》（Advancement of Learning）出版于1605年，是第一部用英语写作的重要科学著作。一年后，伽利略出版了一本显然是在自家印刷的用方言写作的小册子。伽利略对用方言印刷这种自我宣传的手段所具有的威力并非无动于衷，实际上，他正是利用这种方法确立了自己是望远镜的发明者。另外，中世纪的学者不知道或者无法弄到的各种各样有价值的古典文献，如今通过印刷，也得以重见天日。例如，英文版的欧几里得的著作到了1570年才首度出版。[36]

到了16世纪末，不仅欧几里得，还有天文学、解剖学和物理学的书籍都可供所有有识字能力的人享用。新形式的文学作品随手可得，《圣经》随手可得，商业文献随手可得，有关机械、农业和医学的实践经验的书籍也随手可得。在100年里，一个全新的符号环境建立了起来。这个新环境使世界充满了新信息和抽象经验。它要求人们有新技术、新态度，尤其是一种新的观念才能生存。个性化，富有概念思维的能力，具有知识力度，对印刷文字权威的信赖，对清晰、有序和说理能力的热爱，所有这一切，随着中世纪口语环境的渐渐衰退，都出现在新世界的最前沿。

简单地说，所发生的一切意味着“文化人”（Literate Man）已经诞生了。由于他的到来，儿童便被留在了身后。在中世纪，年幼者和年长者都不识字，他们的事情局限在这里和现在，用芒福德的话来说，是“此时此地”。这正是当时不需要有儿童概念的原因所在，因为人人共享同样的信息环境，因此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和知识世界里。当印刷开始大行其道时，显然需要创造一个新型的成年。自从有了印刷术，成年就变得需要努力才能挣来了。它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成就，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就。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欧洲文明重新创造了学校，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的了。

[1]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19页。

[2]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美国人文学者、教师。撰有大量有关美国文学、艺术和建筑的论著，内容集中于一个主题，即共同行动可以改善生活素质。——译者注

[3]转引自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21—122页。

[4]爱森斯坦，Eisenstein, Elizabeth.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19页。

[5]有关各种各样宣称所有权的全面讨论，参见巴特勒（Pierce.Butler），Origin of Printing.Cambridge, England：The University Press, 1945，第88—110页。

[6]转引自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9页。

[7]吉尔摩（Myron Gilmore），The World of Humanism.New York：Holt, Rinehart&Winston, 1976，第186页。

[8]对此，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在一篇未出版的论文里做过概括：“加拿大传播理论：哈罗德·英尼斯学派的延伸和说明。”（“Canadian Communication Theory：Extens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Harold Innis.”）

[9]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 1905—1983），英籍匈牙利作家、记者和评论家。撰写过有关道德和政治责任等问题的作品。——译者注

[10]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s），著名电影怪物角色。出自1818年M·W·雪莱写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书中的弗兰肯斯坦是一个专攻秘术的瑞士学生，他造出了这个怪物，而最终却被他所造的这个怪物杀死。但后来弗兰肯斯坦却成了这个怪物的名字。——译者注

[11]转引自詹姆斯·凯里未发表的论文。

[12]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约688—741），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宫相。732年在普瓦提埃战役中打败阿拉伯人，阻止其向西欧扩张，获“马特”（意为“锤子”）称号。——译者注

[13]详细研究马镫对欧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影响，参见小林恩·怀特的《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化》（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4]怀特（Jr.Lynn White），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London：Clarendon Press, 1962，第28页。

[15]原文为Time presses。Press在此意为“紧迫”，但press同时又有“印刷”的意思，因此阿尔杜斯巧妙地用了一个双关语。

[16]Burke, James.Connections.Boston：Little, Brown Company, 1978，第105页。

[17]麦克卢汉，The Gutenberg Galaxy：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第233页。

[18]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230页。

[19]公民凯恩是同名美国影片中的报业巨头。——译者注

[20]麦克卢汉，The Gutenberg Galaxy：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第233页。

[21]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400页。

[22]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233页。

[23]直至19世纪，为面对公众讲话而进行训练的阅读传统依然存在。例如，《麦加菲读本》（The McGuffey Readers）的目的重在训练耳朵而不是眼睛。

[24]列奥·洛文塔尔，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Boston：Beacon Press, 1957，第41页。

[25]芒福德，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World, 1934，第136页。

[26]艾维·平奇贝克和玛格丽特·休伊特（Ivy Pinchbeck and Margaret Hewitt），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Ⅰ：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第5—6页。

[27]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78页。

[28]Barincou, Edmond.Machiavelli.Westport, Conn.：Greenwood Press, 1975.

[29]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作家，1920年起定居巴黎。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尤利西斯》。——译者注

[30]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05页。

[31]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03—104页。

[32]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02页。

[33]转引自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02页。

[34]斯通（LawrenceStone），“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00—1640.”Past and Present, No.28，July1964，第43页。

[35]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76—77页。

[36]欧几里得（Euclid）为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他的《几何原本》一直流传至今。

[37]约翰·弗罗本（约1460—1527），瑞士巴塞尔最著名的印刷家，出版过许多学术名著，第一部出版物是1491年出版的拉丁文《圣经》。——译者注

第3章　童年的摇篮期

印刷术问世后的头50年被称作“incunabula”，字面上是“摇篮时代”的意思。到了印刷机步出摇篮之时，童年的概念已经进入了摇篮。然而，童年的摇篮期持续了大约200年。在16、17世纪以后，童年的概念普遍被承认是“存在的”，只是事物自然法则的一个特点而已。J·H·普拉姆在写有关童年的摇篮期时指出：“儿童越来越成为受尊重的对象，它是一个特别的产物，有它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需求。他们需要与成人世界分离并受到保护。”[1]“分离”当然是个关键词。在将人进行分离的时候，我们创造了各阶级的人，其中，儿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而且人性的范例。但普拉姆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儿童被从其他人群中分离出来，并非因为他们据信有“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需求”。他们据信有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需求，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从其他人群中分离出来。他们被分离，是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他们要学习如何读书写字，如何成为印刷文化所要求的那种人，这些都是绝对必要的。

当然，起初人们对阅读和写作究竟能够或者会对人类产生何种影响，并不十分清楚。我们或许可以预料，人们普遍对变得有文化这个过程的认识很天真，正如我们今天对电子媒介的认识也很天真一样。例如，商人阶级想要他们的孩子懂得ABC，以便日后他们可以处理商业世界中的各种文字。[2]路德会教徒希望人们既能读懂以方言写作的《圣经》，又能解读对教会的不满。一些天主教徒在书中发现了可以用来灌输对《圣经》进一步服膺的手段。清教徒则希望使阅读成为对抗“无知、亵渎和懒惰这三大罪恶”[3]的武器。

到16世纪中期，天主教徒开始打退堂鼓，不再鼓励人们识字，他们感到阅读是一个分裂的动原，最后甚至禁止阅读各种语言版的《圣经》，包括像伊拉斯谟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阅读跟异端邪说画上了等号，后来出现禁书书目也是很自然的事。新教徒显然偏爱离经叛道，此外，还寄希望于识字阅读来破除迷信。因此，他们继续发掘印刷的各种资源，并把这种态度带到了新世界。然而，我们发现，长老制的苏格兰其实对让所有人接受识字教育的问题提出了最强烈的承诺。例如，在1560年第一本长老会信纲（Presbyterian Book of Discipline）中，他们就呼吁建立全国性的教育体系，这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的倡议。在长老会教徒的政治权力如日中天之时，他们为实现这一目的制定了立法（《1646年法案》）；在1696年他们卷土重来之时，又恢复并强化了这个立法。[4]

天主教背离印刷而新教与之形成联盟的一个结果，是欧洲的文化知识版图出现了惊人的颠倒。在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在文化修养和情感修养方面要远远高于北欧各国。可是，到了17世纪末，这种局面完全反了过来。天主教保持了一种形象上的宗教。它继续偶像崇拜且变本加厉，过分注意经营教堂和仪式服务的各种细节。基督教新教则发展成了一种书籍的宗教，结果是阻止偶像崇拜，走向一个禁欲的符号体系。约瑟夫·凯[31]曾经说过，在19世纪，若想把穷人吸引到教会来，人们必须要么像天主教一样“装点场面”，要么像新教徒那样“教育民众”。[5]也许对如何吸引穷人，凯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一个有识字能力的民族能够开发出比文盲更高层次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以形象为中心、铺张装饰的天主教对穷人并不一定那么有吸引力，但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天主教具体、偶像式的象征符号的各阶层的公众来说，也没什么不适应。基督教新教则提倡简朴。它的出现对那些早已受到书籍的熏陶、能更抽象地思考的人自然是非常合适的。

此外，这同时意味着童年的进化发展并不均衡，因为当我们对历史复杂性进行筛选后，一个相当简单的等式便出现了：凡是识字能力受到始终如一的高度重视的地方，就会有学校；凡是有学校的地方，童年的概念就能迅速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童年在不列颠群岛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早出现，并且有更清晰的轮廓的原因。早在亨利八世统治时代，威廉·福里斯特（William Forrest）就倡导小学教育。他提出，儿童在4岁时就应该送进学校去“学一些文学”，这样他们才会理解上帝的旨意。[6]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在他的《对话》（Dialogue）中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他主张设立教区学校，让所有7岁以下的儿童上学。[7]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里，英国人把他们的社会改造成了一个有许多学校的岛屿。在16世纪，许多村庄的村民留下遗产赠物，要求建立免费的学校，使当地儿童能够接受初级教育。[8]W·K·乔丹（W.K.Jordan）做过的一份调查显示：1480年，英国有34所学校。到了1660年，有444所学校，每4400人中便有一所学校，大约每隔12英里就有一所学校。[9]

实际上，当时共发展出三种学校：初级或者“小型”学校，教三个“R”——读、写、算；免费学校，教数学、英语作文和修辞；还有文法学校，教英语语法和古典语言学，目的是为大学和律师学院培养青年人才。莎士比亚就读的是斯特拉特福的一所文法学院。他在那里的经历促使他表达了一个著名的意见［因为他很可能被要求读利利（Lyly）的《拉丁文法》］。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第二篇中这样写道：

你存心不良，设立什么文法学校来腐蚀王国的青年……我要径直向你指出，你任用了许多人，让他们大谈什么名词呀、什么动词呀，以及这一类可恶的字眼儿，这都是任何基督徒的耳朵所不能忍受的。

然而，多数英国人并不赞同莎士比亚所说的创办学校是为了腐蚀王国的青年的说法。其实，英国人甚至不反对送女孩去学校接受教育：诺维奇（Norwich）提供的免费教育对男孩和女孩都是开放的。然而，人们必须明白，去学校接受教育多半是中上层阶级的头号任务，但有根据显示，即使在穷人中也有些妇女是识字的。

不过，男性的识字人数当然要多得多。1612年到1614年间，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审判的204个因初犯而判死刑的男犯中，有95人请求使用“神职人员不受普通法院审判的特权（benefit of clergy）”。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应付从《圣经》里读一句的挑战，从而免于绞刑的厄运。[10]劳伦斯·斯通教授由此得出结论，如果47%的罪犯阶层能够识字，那么整个人口中男性的识字率一定比这个数字要高得多。（当然，也可能“罪犯阶层”要比斯通教授想象的更聪明，学习认字属于他们生活中优先考虑的事情。）

无论如何，非常准确的识字率是很难获得的。据托马斯·莫尔爵士推测，1533年，超过一半的人口有能力阅读英文版的《圣经》。多数学者认为这个估计太高，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到1675年，男性的识字率大约在40%。然而，下面这些数字都是确凿无疑的：1642年出版了2000多份小册子。1645年发行了700多份报纸。在1640年到1660年间，小册子和报纸加起来一共是2.2万份。[11]因此，到了17世纪中叶，“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英国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文化的社会”。[12]无可否认，到了17世纪初，它的政治领袖都是有识字能力的。在法国，情况显然也是如此。在英国，最后一个身居高官的文盲是拉特兰郡（Rutland）的第一伯爵。在法国，则是蒙莫朗西元帅（Constable Montmorency）。[13]虽然法国在识字教育方面的成就（即学校的发展）落在了英国后面，但是到了1627年，法国大约有4万儿童在接受教育。

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是儿童在社会上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学校是为培养有文化的成人而设计的，儿童因此不再被看作成人的缩影，而被看作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即未发展成形的成人。学校教育开始认同儿童自身的特殊天性。阿里耶斯指出：“在学校上下……按年龄组织安排教学。”正如19世纪的青少年是通过征兵来定义一样，在16世纪和17世纪，童年的定义是通过进学校上学来实现的。（中小学）“男生”（schoolboy）成为“儿童”的同义词。艾维·平奇贝克和玛格丽特·休伊特是这样说的：

尽管在传统的（学徒）制度下，“童年”实际上在7岁就结束了……但是有组织的正式教育的结果是延长了儿童不必承担成人世界的要求和责任的时间。其实，童年远不是只有些许重要性的生物需求；它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一个成长阶段而出现，而且变得日益重要。[14]

这里所说的是：童年已经成为对某一阶段象征性成就的描述。婴儿期在掌握语言技能之后就结束了。童年是以学习阅读开始的。确实，孩子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那些不能阅读的成人，包括智力上被认为孩子气的成人。到了17世纪，人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亦如普拉姆所说：“识字教育的步骤应该根据儿童的发展来设置：识字应该在大约四五岁时开始，接下来是写字，然后逐渐添加更复杂的学科……教育变得几乎不容变更地跟儿童的实足年龄联系起来了。”[15]

可是，教育和实足年龄之间的联系是花费了一些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初次为学生分班、分年级的尝试，是基于学生的阅读能力，而不是他们的实足年龄。[16]根据年龄来划分是后来的事。阿里耶斯解释说，学校按学生的阅读能力的不同等级进行分班，使人们“认识到儿童、青年的特殊天性，同时也认识到在儿童和青年这两种分类中，仍有各种类别存在”。[17]阿里耶斯在此处表达的是前面已经暗示过的一种社会观念：当一个群体，任何群体，是以某个单一特征为基础而形成时，它带有的其他特征也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注意。起先只是必须学会阅读的一类人，结果却成为被认为在多方面都很独特的一类人。由于童年本身成为一个社会和知识的分类，童年的各个不同阶段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鲜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概括了这一点：“（儿童）新近在学校被分隔开来，接受针对不同学习阶段而设计的特别的印刷材料，最后，不同的‘同龄群体’出现了，一个个性鲜明的‘青年文化’……就此产生了。”[18]

随之而来的一切也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在事后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儿童的服装变得与成人不同。到了16世纪末，童年应该有特别的服装，已是约定俗成的事实。[19]儿童服装上的不同，以及成人所感知的儿童在生理特征上的不同，在16世纪及以后的绘画作品中有很好的证明，即儿童不再被描绘成微型的成人。儿童的语言也开始与成人话语有所区别。正如先前所指出的，儿童专用的混杂语和俚语在17世纪前并不为人所知。后来，它的发展非常迅速且日益丰富。有关儿科学的书籍也大量出现。由托马斯·雷纳（Thomas Raynald）撰写的一本儿科学的书非常受欢迎，在1600年以前就已经印刷出版了7个版本，而且继续出版到1676年。甚至连给孩子起名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也经历了变化，这反映出儿童新的社会地位。在中世纪，父母给所有的孩子起一模一样的名字，只按出生先后加以区分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但到了17世纪，这种习俗已经消失，父母通常给每个孩子起一个独特的名字，往往以父母对这个孩子的期待来决定。[20]儿童文学有些落后，到1744年才开始出现。那一年，伦敦出版商约翰·纽伯里（John Newbery）印刷出版了《巨人杀手杰克》（Jack the Giant Killer）的故事。到1780年，许多职业作家把注意力转向青少年文学作品。[21]

当童年的形态变得具体起来以后，现代家庭的形式也渐渐开始成形。创造现代家庭不可或缺的事件，阿里耶斯强调说，是正规学校教育的发明和扩展。[22]社会要求儿童接受长期的正规教育，这导致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家长的期望和责任变得越来越重大，而且含义也越来越丰富，因为父母演变成了监护人、看管者、保护者、养育者、惩罚者以及品德和品位的仲裁者。爱森斯坦为这种演变又加上了一条理由：“永无止境的道德说教文学像潮水一样侵入了家庭这方净土……‘家庭’一时间又被赋予各种新的教育和宗教功能。”[23]换句话说，由于各种各样题材的书籍应有尽有，不只在学校而且在市场上，家长被迫承担教育者和神学家的角色，并一心一意把孩子培养成为敬畏上帝、有文化的成人。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家庭进而成为教育机构，这不单是因为家庭必须保证儿童接受学校教育，而且因为它不得不在家提供辅助教育。

但是，家庭中发生的另一些事情影响了童年概念的形成，这也不应该被忽视。拿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在英国，一个引人注目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他们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这些人有钱，而且愿意花钱。根据杜布莱（F.R.H.Du Boulay）的说法，中产阶级是这样花钱的：“他们投资买较大的房子，有额外的房间可使自己不受干扰，他们还投资为自己和家人画像，投资在孩子的教育和服装上。多余的钱使他们能够把孩子当作炫耀性消费的对象。”[24]

在此，杜布莱希望我们考虑的是，经济条件的改善，在加强儿童观念和使儿童在社会上更引人注目上起了作用。我们要牢记，男孩实际上是特殊化人群中的第一个阶层，我们也必须记住，他们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毫无疑问，童年最初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想法，部分是因为中产阶级能够负担培植这个概念。经过一个世纪之后，这个想法才慢慢传入社会较底层的阶级。

所有这些发展都只是一个新兴阶级出现的外部迹象。他们说话与成人不同，每天消磨时间的方式也不同；他们穿着不同，学习的内容不同，而最终连思考的东西也不同。所发生的这一切，即根本的结构变化，显示出凭借印刷和服务于印刷的事物及学校，成人发现自己对未成年人的符号环境有着前所未有的控制力，因此他们能够并且要求为儿童成为成人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

话虽如此，我并不是说成人始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或为什么要做某一件事。在相当的程度上，有关童年的各种发展是受书本和学校的性质所支配的。例如，通过写作有先后顺序的课本，按照儿童的实际年龄组织学校班级，校长等于开创了童年的各个阶段。我们对于孩子能学或该学什么、在什么年龄学之类问题的认识，大多来自有序的课程设置的概念，也就是说，来自前提条件的概念。

“自从16世纪以来，”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说道，“认识一堆由毫无意义的符号和声音所代表的互不相干的字母，记住这些字母的固定顺序，始终是西方世界所有儿童通往书本学习的大门。”[25]爱森斯坦教授在此所指的是通往成年的第一步：熟练掌握所有的字母，当时一般认为应该是在4岁到6岁之间完成的任务。可问题是，熟练掌握字母，继而精通所有要求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不仅仅构成了课程设置，而且构成了儿童发展的定义。通过建立不同等级的知识和技能，成人创造了儿童发展的结构。事实上，正如普拉姆所观察的：“……许多我们认为几乎是人的天性的假定在这时开始被采纳。”[26]既然学校的课程设置完全是为顺应识字的要求而设计的，那么教育工作者居然还没有广泛评价“童年的本质”和印刷的偏见之间的关系，这是令人吃惊的。例如，儿童走向成年需要获得那些我们心目中的好读者所具备的能力，即活跃的个性意识，有逻辑、有次序的思考能力，能使自己与符号保持距离的能力，能操控高层次的抽象概念的能力和延迟满足感的能力。

当然，还需要有超凡的自我控制能力。人们有时会忽视，书本学习是“不自然的”，因为它要求儿童、青少年精神高度的集中和镇定，而这些恰好跟他们的本性是背道而驰的。甚至在“童年”的概念出现之前，我们可以假定，年轻人的习性比成人更“好动”和精力充沛。其实，菲利普·阿里耶斯之所以哀叹童年的起源，是因为它往往抑制了青年人好动的天性。在一个没有书籍和学校的世界里，青年人的旺盛精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是，在一个有书本学习的世界里，这样旺盛的精力需要大幅度地予以限制。安静、一动不动、思考、严格控制各种身体机能，这些都受到高度的重视。正因如此，在16世纪初，校长和家长开始强加给儿童相当严格的纪律。儿童的天然本性开始被视为不仅妨碍书本学习，而且是邪恶性格的表现。因此，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教育结果和净化的灵魂，“天性”不得不被征服。控制和征服人的天性的能力，成为成年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目的；对于有些人，它是教育的绝对必要的目的。

清教徒罗伯特·克利弗（Robert Cleaver）和约翰·多德（John Dod）在1621年出版的著作《虔诚的家庭管理》（A Godly Form of Household Government）中写道：“躺在摇篮里年幼的孩子，既任性又让人怜爱。虽然他身体娇小，却有（使坏）之心，完全可能作恶……如果这星星点点的火花任其燃烧，必会越烧越旺，直至烧毁整座房子。我们接受改造，才成为好人，因为我们并非生来就好，而是教育使然。”[27]

尽管卢梭反对这种论调，而且他的意见颇具影响力，但是，多少世纪以来，儿童接受的始终是旨在使他们“变好”的教育，也就是说是使他们压抑天然的充沛精力的教育。当然，儿童从不觉得他们喜欢这样的常规训练。早在1597年，莎士比亚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感人肺腑且难以忘怀的儿童形象，因为孩子们知道学校是走向成年的严峻考验。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著名的“人生的阶段”（ages of man）这段话里，莎士比亚写道：“一个哼哼唧唧的男生，背着书包/脸色像早晨一样灿烂，行路却慢腾腾地像蜗牛一样/不情愿去上学堂。”

自我控制，作为智力和神学的准则以及成年的一个特征，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也相应地反映在性道德观和性行为上。关于这两方面，最有影响的早期著作是伊拉斯谟1516年出版的《箴言》（Colloquies）。该书试图提出男孩必须控制他们出于本能的生活方法。把这本书看作第一部广为流传的、以羞耻心为主题的世俗书籍，我认为是公平的。但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并非完全如此，因为伊拉斯谟探讨的问题在18世纪已经被禁止出现在儿童的书籍里。例如，他在书中描写了一个假想的例子：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妓女相遇，男青年拒绝妓女的勾引，反而为她指出通向美德之路。伊拉斯谟也描写了一个青年向一个姑娘求爱，以及一个妇人抱怨丈夫任性的行为。换句话说，书中告诫年轻人如何对待性的问题。人们也许会说，伊拉斯谟敢于冒着断送自己名声的危险，他是那个时代的朱迪·布鲁姆[28]。但是，不同于这位写了许多广为流传的儿童性问题小说的现代流行作家，伊拉斯谟的用意不是削弱羞耻感，而是要增强它。伊拉斯谟明白——一如后来的约翰·洛克，以及后来的弗洛伊德——即使去除神学的内涵，羞耻心依然是人类文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它是征服我们的本性所要付出的代价。书本和书本学习的世界几乎算不上我们超越动物本能的胜利；一个识字社会的要求使一种精雕细琢的羞耻感变得非常必要。若稍加引申，我们便可以说，由于印刷将信息和送信人分开，由于印刷创造了一个抽象思维的世界，由于印刷要求身体服从于头脑，由于印刷强调思考的美德，所以，印刷强化了人们对头脑和身体二元性的看法，从而助长了对身体的蔑视。印刷赋予我们的是脱离躯壳的头脑，但却留下了一个我们该如何控制身体的其余部分的问题。羞耻心正是这种控制得以实现的途径。

到16世纪末，社会上存在这样一些现象：一个围绕着书籍的神学理论，一种新的、以印刷为基础的日益成长的商业体系和一个依照学校教育来组织家庭的新概念。综合起来，这些现象都竭力提倡在所有事情上保持克制以及对私下和公开的行为进行明确区分。“渐渐地，”诺贝特·埃利亚斯写道，“性行为与羞耻和尴尬（紧密）相连，需要在行为上相对克制的概念在整个社会较均衡地传播开来。唯有当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距离加大，‘性启蒙’才变成一个‘尖锐的问题’。”[29]埃利亚斯在此处是说，随着童年这个概念的发展，社会开始收集内容丰富的秘密，不让儿童知道：有关性关系的秘密，也包括有关金钱、暴力、疾病、死亡和社会关系。由此，甚至还发展出了语言秘密，亦即大量不能在儿童面前说的话。

这本身是一个奇特的讽刺。因为一方面，新兴的书本文化——用英尼斯的话来说——打破了“知识垄断”，它使神学、政治和学术方面的秘密变得能为广大的公众所获得，而这在以前是无法做到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局限儿童于书本学习，由于他们受制于书本学习者的心理以及校长和家长的监督，印刷向儿童关闭了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日常生活的这个世界正是中世纪的年轻人非常熟悉的。最后，了解这些文化秘密成为成年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直到最近，儿童和成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还是成人拥有据信是儿童不宜知道的信息。在儿童走向成年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分阶段向他们揭示这些秘密，至“性启蒙”为结束。

正因为如此，到16世纪末，学校老师已经拒绝让儿童接触某些“不体面的书”，并对说脏话的儿童进行惩罚。此外，他们阻止儿童进行赌博，而中世纪的年轻人最喜欢以赌博消磨时间。[30]因为人们不再期待儿童了解成人公开行为的秘密，有关行为举止的书变得很常见。这一回，伊拉斯谟又领先了一步。在他的《论男孩子的礼仪》（De Civilitate Morium Puerilium）一书里，为了启迪年轻人，他制定了在公众场合下言行举止的一些规则。“吐痰时要转过脸去，”他说，“免得唾液落在别人身上。若吐到地上的是脓性物，要用脚把它踩掉，免得让人恶心。如果你不方便这么做，就把痰吐在一小块布上。咽回唾液是很不体面的行为，跟我们见到的那些每说几句话就要吐痰的人一样，那是一种习惯而不是需要。”

至于擤鼻涕，伊拉斯谟坚持说：“对着帽子或衣服擤鼻涕是很粗鲁的……用手也不见得更加礼貌……用手帕擦鼻孔才是适当的，而且要转过脸去，假如有更尊贵的人物在场。”

伊斯拉谟在此同时做着几件事。首先，他在诱发年轻人的羞耻感。没有羞耻感，未成年人是不能成为成年人的。同时他还把年轻人比作“野蛮人”，因为在童年发展的过程中，如前所述，人们产生了一种想法，即儿童是未成形的成人，需要接受文明教育，需要以成人的方式接受训练。学校的书本向他们揭示了知识的秘密，而礼仪书则揭示了公众举止的秘密。“正如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一样，”伊拉斯谟说起他的书时曾表示，“我把哲学引入游戏和宴会当中。”不过，伊拉斯谟不仅仅是在向年轻人揭示成人的秘密，同时也在创造秘密。伊拉斯谟有关公众举止的书既是为成人也是为儿童写的。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同时在建立成人的概念和儿童的概念。我们必须记住，巴巴拉·塔奇曼说过，中世纪的成人非常孩子气，也就是说，当书本和学校创造了儿童时，它们也创造了现代的成人概念。那么，当我在后面几章试图揭示童年在我们这个时代逐渐消逝的时候，我想要说，一定形式的成年也不可避免地随之消逝。

无论如何，当儿童和成人变得越来越有区别时，每个阶层都尽情发展各自的符号世界，最终人们开始接受儿童不会也不能共享成人的语言、学识、趣味、爱好和社交生活。成人的任务其实是要帮助儿童为将来能够应付成人的符号世界而做准备。到了19世纪50年代，几百年的童年发展已颇具成效。在整个西方世界，童年的概念都已经成为社会准则和社会事实。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人注意到，大约与此同时，童年消亡的种子也已经埋下了。

[1]普拉姆，“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Horizon, Vol.13，No.1，Winter1971，第9页。

[2]芒福德，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World, 1934，第137页。

[3]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71页。

[4]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80页。

[5]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78—79页。

[6]平奇贝克和休伊特，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Ⅰ：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第23页。

[7]平奇贝克和休伊特，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Ⅰ：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第23—24页。

[8]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42页。

[9]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42页。

[10]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43页。

[11]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99页。

[12]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68页。

[13]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74页。

[14]平奇贝克和休伊特，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Ⅰ：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第42页。

[15]普拉姆，“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Horizon, Vol.13，No.1，Winter1971，第9页。

[16]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第188页。

[17]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第187页。

[18]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33—134页。

[19]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第57页。

[20]详细探讨17世纪孩子的不断变化的形式，参阅伊利克（Joseph Illick），“Child Rearing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in Lloyd deMause, 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第303—350页。

[21]平奇贝克，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Ⅱ：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Children Act of1948.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3，第299页。

[22]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第369页。

[23]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33页。

[24]杜布莱（F.R.H.Du Boulay），An Age of Ambition：English Societ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New York：Viking Press, 1970，第90—91页。

[25]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89页。

[26]普拉姆，“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Horizon, Vol.13，No.1，Winter1971，第9页。

[27]伊利克（Joseph Illick），“Child Rearing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in Lloyd deMause, 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第316—317页。

[28]朱迪·布鲁姆（Judy Blume），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译者注

[29]埃利亚斯，TheCivilizing Process：The History of Manners.New York：Urizen Books, 1978，第179页。

[30]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第82页。

[31]约瑟夫·凯（Joseph Kay, 1821—1878），英国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贫民问题。著有《英国和欧洲的贫民教育》《英国和欧洲人民的社会处境》等。——译者注

第4章　童年的旅程

在探讨最终导致童年概念土崩瓦解的符号世界的种种变化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了解一下17世纪以来童年的演变过程。当我说到童年的消逝时，我指的是一个概念的消逝。如果我们还记得童年概念的诞生所面临的种种障碍，以及支持它成长的种种影响，那么我们也许会加深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更不用说由于童年概念的消逝而感到失落。

例如，我们万万不可认定童年是在古登堡的印刷术和校长的分班影响下骤然成熟起来的。一如我在前几章里努力揭示的，这些事件的确是童年概念在现代世界中得以形成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同其他任何观念一样，尤其是那些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观念，童年带给不同时代的人完全不同的含义。当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试图理解童年的概念，并将它融入各自的文化时，童年所面临的是与产生地大不相同的经济、宗教和知识的环境。在有些情况下，童年被丰富了；在有些情况下，它被忽略了；在有些情况下，它被贬低了。然而，童年始终不曾消逝，尽管有时濒于消逝的边缘。

例如，18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始终是童年的劲敌。直到17世纪末，英国的识字、学校教育和童年的概念都发展得非常迅速。但由于大型工业城市的兴起，工厂和煤矿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儿童的特殊天性不得不退居于儿童作为廉价劳动力来源的利用价值之后。“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果之一，”劳伦斯·斯通写道，“是……助长了学校的惩戒、处分功能。有些人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大半是不顾儿童的意愿，促使儿童适应工厂里的日常劳动。”[1]情况的确如此，假如儿童有幸去上学的话。因为整个18世纪和部分19世纪，英国社会对待穷人的孩子尤其残酷无情，穷人的孩子充当了英国这部大工业机器的燃料。

“我在高伯（Gauber Pit）井下控制风门，不得不在没有灯的情况下操作，我很害怕。早上四点，有时三点半我就去上班，直到五点或五点半才出来。我从来没有睡着过。当有灯光的时候，我有时会唱唱歌，但我不在黑暗中唱：那样我不敢唱。”这是19世纪中叶年仅8岁的女孩萨拉·古德（Sarah Gooder）描绘的矿井中的一天。[2]萨拉以及其他儿童揭示的残酷现象最终导致英国立法，禁止矿井雇用儿童，即10岁以下的儿童。

更早些时候，在1814年，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立法，规定偷盗儿童是可以提起公诉的罪行。脱光偷来儿童的衣服一直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对于实际偷盗儿童或把儿童卖给乞丐的行为，法律却没有任何惩罚。不过，法律对儿童所犯下的罪行却严惩不贷，没有丝毫恻隐之心。直到1780年，在200多项可以判绞刑的罪行中，儿童若触犯了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会被一视同仁，处以绞刑。在诺维奇，一个7岁的女孩被绞死，罪名是她偷了一条衬裙。在戈登暴乱[25]之后，几个儿童被公开处以绞刑。“我从未见过男孩子如此痛哭不已。”目击绞刑的乔治·塞尔温（George Selwyn）说。[3]

在1761年进行的一次审讯中，安·马丁因弄瞎一些孩子的眼睛随后带他们到全国各地乞讨而被判有罪。[26]她只被判在纽盖特监狱（Newgate Prison）服两年的刑。如果孩子是她自己的，很可能她根本不会被判有罪。她的罪行，看上去只是由于损坏了别人财产而构成的。

有大量的书，包括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描写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英国，穷人的孩子遭受着恐怖的统治：济贫院、服刑机构、纺织厂和矿井。他们不识字，也很少有学可上。我小心翼翼地选择“恐怖的统治”（reign of terror）一词，因为我认为阐明下面的观点很重要：正如法国的恐怖统治没有也不可能摧毁政治民主的思想一样，残酷对待底层阶级的儿童没有也不可能摧毁童年的概念。童年的概念比那些从未受益于此概念的儿童更加坚强耐磨。这一点值得我们对未来感到欣慰。

童年之所以能从工业化的英国的贪婪中幸存下来，原因有几个。其中之一是英国的中上层阶级使这个概念保存下来，并精心培养和扩展它。对萨拉·古德个人而言，这个事实不可能有任何意义或些许安慰。但对于整个世界文明，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对英国尤其如此。有关童年的想法和前提一旦被引进，从此便在英国扎根，从未离开过。有时它们只是受到阻隔，不能进入某个阶层。虽然英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直到最近，它依然是西方世界中最有阶级意识的社会，但是童年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最终还是渗透到了底层阶级。又如，1840年以后，初级教育迅速发展。到了19世纪末，无论哪个阶级，无论男人或女人，文盲现象已经基本上消除了。[4]

童年并不是那种可以永远隐瞒、不让社会各阶层知道的一个概念。即使英国的中上层阶级努力这么做——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童年的概念在其他国家的发展也会对情况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也的确如此。正如在17世纪，童年的概念从英国穿越海峡到达欧洲大陆。在18和19世纪，它又从欧洲重新穿越海峡回到了英国。举例来说，到18世纪末，欧洲大陆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缺乏教育和年轻人犯罪之间有着某种因果关系。1824年，一个访问了英国的德国人说道：“单单在英国，它每年处以死刑的人数就要比其他国家全部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它听任200万人民到处游荡，极度无知。”[5]1833年，《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估计，就欧洲的教育而言，英国人落在标尺的底部，德国人则在最顶端。[6]若不是德国人，那么肯定是苏格兰人。苏格兰人到了18世纪末已经发展出欧洲最大的初级教育体系，还有也许是最好的中等教育。问题在于，童年的含义意味着这个概念可以跨越所有国家的边界，虽然时而受到阻止和打击，但总能继续它的旅程。尽管当地情况会影响它的面貌和进程，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它消逝。例如在法国，反对社会识字文化和教育的势力，不是来自没有人性的工业资本主义，而是来自耶稣会，因为耶稣会的成员担心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会被“新教化”。可到了19世纪中叶，在识字率和儿童的入学率上，法国都赶上了英国，因此，童年的意义在法国也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欧洲范围内兴起的倡导一个人性化的童年的潮流，部分是由于政府增强了对儿童福利的责任意识。我们关注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因为近些年来，政府过度干预家庭生活的行为已遭到批评。依我之见，批评得有道理。[7]可是在18、19世纪，尤其在英国，比较贫穷阶层的成年人经常不能对儿童发展出或是表现出我们认为正常的爱心和责任。据德莫塞的假设，很可能是许多成人根本就缺乏对儿童产生柔情的心理机制，[8]也可能是因为经济能力低下，结果限制了这种感情的存在。无论如何，众所周知，家长经常不仅把孩子当作他们的私有财产，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而且当作动产，他们的健康、幸福可以以家庭生存的名义被消耗掉。在18世纪，认为国家有权成为儿童保护者的观念不仅是新鲜的，甚至是激进的。然而，逐渐地，家长至高无上的权威被人性地修改了，这样，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被迫和政府形成合作，共同承担养育儿童的责任。

政府为何开始承担这样的责任，可以参照几股力量来进行解释。其中之一就是欧洲范围的改革和学习精神。我们一定还记得，欧洲的18世纪是属于歌德（Goethe）、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iderot）、康德（Kant）、大卫·休谟（David Hume）、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这些伟人的世纪，也是洛克和卢梭的世纪。我们甚至可以说，就童年而言，法国的耶稣会根本不能和卢梭相提并论，就像英国的工业机器不能抵挡约翰·洛克的思想一样。我这么说，是指18世纪的知识氛围，即所谓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有助于培养和传播童年的思想。

拿洛克来说，在1693年出版的优秀著作《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中，他对童年概念的成长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同在他之前的伊拉斯谟一样，洛克看到书本学习和童年之间的种种联系，提出了一种教育，主张把儿童视为珍贵的资源，但仍然严格要求注意儿童的智力发展和培养他们的自控能力。尽管洛克对儿童身体生长方面的观点很开明，但他还是把开发儿童的理性能力作为目的。一个孩子必须有精力旺盛的身体，他写道：“这样，身体才能服从和执行头脑发出的指令。”洛克还抓住了羞耻感的重要性，使之成为保持童年和成年之间区别的工具。“在一切事物中，名誉和耻辱，”他写道，“一旦人们喜欢上它们，是最能刺激心灵之物。假如你能使孩子珍惜名誉、憎恨耻辱，你就已经在他们心中植下了正确的原则。”

但最重要的是，洛克有一句至理名言：人类的头脑生来是一张空白的刻写板（a blank tablet）、一张空白的书写板（a tabula rasa）。由此，洛克推进了童年的理论。所以，最终在儿童的心灵上写下什么内容，这个重任便落到了家长和校长的身上（随后，又落到了政府的身上）。一个无知、无耻、没有规矩的孩子代表着成人的失败，而不是孩子的失败。一如200年后弗洛伊德有关心理压抑的学说，洛克的空白书写板的观点在父母身上产生了一种与儿童发展息息相关的内疚感，并为把认真培养儿童作为国家优先的大事提供了心理上和认识上的根据，至少在洛克所属的商人阶层，即他的选民当中是如此。虽然洛克不同于贺拉斯·曼[9]，因为洛克的想象力并不容许所有的儿童接受同等的教育，但他的确提出了教育穷苦儿童的学徒方案。穷人孩子的头脑毕竟跟中上层阶级孩子的头脑一样具有可塑性。

关于童年的概念，18世纪出现的第二个重要的知识性影响人物，当然非卢梭莫属。尽管我相信卢梭心里并不清楚地明白童年为何会出现、它如何被保存下来（而洛克是很清楚的），但他还是对童年的发展做出了两个重要的贡献。首先，他坚持儿童自身的重要性，儿童不只是达到目的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就跟洛克大相径庭，因为洛克认为儿童始终是潜在的公民或者商人。卢梭的思想也并非完全独到，因为在卢梭写作的时代，法国对童年的魅力和价值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尊敬。确实，卢梭自己曾引用一位老绅士的话：当路易十五问这位老绅士，拿17世纪和18世纪相比，他更喜欢哪一个时，这位老先生回答道：“陛下，过去我用我年轻的岁月去敬重老人，现在我发现自己不得不用老年的时光去敬重青年。”不过，卢梭既是个有影响力的作家，也极富个人魅力。当伏尔泰和卢梭的敌人揭露卢梭把自己的孩子遗弃在孤儿院里时，他多数的追随者甚至拒绝相信这种说法。无论他个人有什么样的缺点，卢梭的作品激发了人们对儿童天性的好奇，而这种好奇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在学术上，弗里德里希·福禄培尔[10]、约翰·裴斯泰洛齐[11]、玛丽亚·蒙台梭利[12]、让·皮亚杰[13]、阿诺德·格塞尔[14]和A·S·尼尔[15]都是卢梭的继承人。（福禄培尔和裴斯泰洛齐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们的思想归功于卢梭。）当然，他们的研究工作的出发点都是儿童的心理状态不同于成人，对这一点应单独评价。

卢梭的第二个思想是，儿童的知识和情感生活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我们必须了解它，才能教育和培养儿童，而是因为童年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卢梭非常重视这个状态，在这一点上，无人能跟他相提并论，包括他的学术继承人。在著名的《爱弥儿》一书中，卢梭探讨的是理想的儿童教育的问题。他只允许儿童读一本书：《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仅此一本，因为该书展示了人如何能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里，并对它进行控制。卢梭执着于一种自然状态，相应地轻视“文明的价值”，他的态度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认为儿童的美德，比如自发性、纯洁、力量和欢乐，可以看作值得培养和赞美的特点。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伟大艺术家也不会把童年的“生活的快乐”当作主题。尤其是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歌把成人描绘成“堕落的儿童”，赞美童年的纯真和自然。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经常被当作表现青少年美德的最有力的作品（比如阿里耶斯）。[16]也正是在18世纪，我们应该记住，庚斯博罗[17]画出了有史以来最浪漫迷人的有关青少年的画作：他的《蓝衣少年》。

因此，当童年步入19和20世纪，当它穿越大西洋到达新的世界，童年的概念就包含了两组知识旋律。我们可以称它们为“洛克派”的或“新教派”的童年概念和“卢梭派”的或“浪漫主义派”的概念。以新教派的观点，儿童是未成形的人。唯有通过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对羞耻感的培养，儿童才能被改造成一个文明的成人。以浪漫主义的观点，未成形的儿童不是问题，问题完全出在畸形的成人。儿童拥有与生俱来的坦率、理解、好奇、自发的能力，但这些能力被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羞耻感淹没了。

这两派观点的不同，从洛克和卢梭各自所提出的对比鲜明的比喻中也可形象地反映出来。我相信有一点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例如，洛克把心灵比作刻写板，恰好描绘了童年和印刷之间的联系。的确，空白书写板的比喻把儿童看作一本尚未写好的书，随着那些书页被填满，儿童走向成熟。这个进程没有“自然”或生物性可言。这是个符号发展的过程：有秩序的、分阶段的、和语言息息相关的。对于洛克和多数18世纪的思想家来说，不识字和童年密切相关、不可分割，成年被定义为具备完全的语言能力。

另一方面，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植物通过耕耘获得改善，而人类则是通过教育获得进步。”在此，儿童被比作一株野生植物，几乎不能靠书本学习来获得改善。它的生长是有机的和自然的；童年只要不被文明造就的、有疾患的倾泻物所窒息已是万幸。对于卢梭，教育主要是个减少的过程；而对于洛克，这是个增加的过程。但不论这两个比喻有多少区别，它们共同关心的一点都是未来。洛克寄希望于教育带来一本丰富、多样和翔实的书；卢梭则希望教育带来一朵健康的花朵。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当今有关儿童的比喻中，对未来的关心越来越少了。洛克和卢梭都毫不怀疑没有成人面向未来的指导，童年依然可以存在。

当然，在美国，尽管浪漫主义的观点从未完全消失过，但新教派的观点主宰了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的确，我们可以说，出版于1884年的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描述的是浪漫主义的例子，尽管书的结尾有些不明确。马克·吐温（Mark Twain）抨击那种认为儿童是未成形的人的观点，认为那只是最表面上的意义。他嘲笑所谓儿童的性格可以凭借社会“价值”得到巨大改善的断言。哈克贝利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个人尊严，他的足智多谋和心理力量，他对生活纯粹的兴趣，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浪漫主义童年观的支持，而且大约在美国内战时期，这成为重新评价童年本质的大潮流中的一部分。一如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在《学校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一书中显示的，进步的教育趋势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例如，1857年，一个最终以全国教育协会（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著称的机构建立起来了。1875年，特许证发给了纽约儿童保护协会（the 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18]［作为讽刺性的对照，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动物保护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在1866年就成立了，几乎早了10年。］

尽管有哈克贝利·费恩这样的例子，我仍然不想给人一种印象——洛克派的观点开始陷入声名狼藉的境地，尽管更极端的加尔文主义的确是这样，即儿童被带坏了。毕竟洛克派的传统对关心和培养儿童有更高的要求，而且首先是儿童的语言教育。直到今天，在美国以及欧洲各地，洛克的断言不仅反映在学校里，而且反映在多数关涉儿童的社会机构里。但是，看来已经发生的情况是，有关童年本质的观点的确定性开始受到质疑。一般来说，洛克认为儿童是未成形的成人，需要接受文明改造的观点仍保持完好无损，而如何进行教育才不会破坏卢梭和浪漫主义运动所描绘的童年美德，则产生了许多问题。例如，1890年，儿童本性研究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ld Nature）成立了，并在会上处理了如下一些问题：

是否应该含蓄地要求学生顺从？

如何将正确的财产观念传达给儿童？

稍微年长的儿童究竟应该有多少权威？

严格坚持真实会阻碍儿童想象力的发展吗？[19]

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显然不是卢梭的信徒，尽管他们也显然不希望教育的进程干扰儿童的成长；也就是说，他们接受了童年有其必须尊重的逻辑和心理特点的观念。

因此，在19世纪末，万事俱备，两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两个人的研究最终建立了20世纪有关童年问题的一切讨论所使用的话语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最有影响的书都是在1899年出版的。两本书都各抒己见，促使有思想的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来平衡文明的要求和尊重儿童天性的要求？当然，我指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这两个人和他们的研究都太有名了，因此无须做什么解释。但下述观点是必须要说明的：他们两个人结合起来，代表了从16世纪到20世纪童年旅程的综合和总结。

从一个科学的框架里出发，弗洛伊德声称，首先，儿童的头脑里有一个无可否认的结构和特殊的内容，例如，儿童具有性能力，富有各种情结和本能的心理冲动。他还声称，在努力达到成熟的成年的同时，儿童必须战胜、抛弃和升华他们本能的热情。因此，弗洛伊德驳斥洛克的论调，赞同卢梭的观点：头脑不是一张空白的书写板；儿童的头脑的确最接近“自然状态”；天性的要求必须考虑在内，否则就会造成永久的人格错乱。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又驳斥了卢梭的观点，赞同洛克的说法：儿童和家长之间早期的相互影响，对于决定儿童将来成为何种成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理性教育，头脑的热情可以得到控制；没有压抑和升华，文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同样地——虽然是从哲学的框架出发的——杜威论证说，儿童的需求必须根据孩子是什么，而不是将是什么来决定。无论在家里还是学校，成人必须问自己：这孩子现在需要什么？他或她现在必须解决什么问题？杜威相信，只有这样，儿童才会成为社区中对社会生活有建设意义的参与者。“假如我们认同童年真正的本能和需求，”他写道，“只需（要求他们）有最全面的主张和成长……待时机一到，成人生活的纪律和文化自然会出现在成长起来的儿童身上。”[20]

弗洛伊德和杜威澄清了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一直在发展的童年概念的基本范例：儿童作为小男生或小女生的自我和个性必须通过培养加以保存，其自我控制、延迟的满足感、逻辑思维的能力必须被扩展，其生活的知识必须在成人的控制之下。而同时，人们应理解儿童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儿童天真可爱、好奇、充满活力，这些都不应被扼杀；如果真被扼杀，则有可能失去成熟的成年的危险。

20世纪所做的有关童年心理的研究，例如，让·皮亚杰、哈里·斯塔克·沙利文[21]、卡伦·霍妮[22]、杰罗姆·布鲁纳[23]或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都不过是对童年的基本范例的评论而已。没有人怀疑儿童与成人不同。没有人怀疑儿童必须努力达到成年。没有人怀疑儿童成长的责任在于成人。实际上，没有人怀疑在照料孩子方面，成人表现得最出色、最文明。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必须记住，现代童年的范例也是现代成人的范例。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甚至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说在西方文明中人的移情和情感，即单纯的人性，有所成长的话，那么它始终是跟随童年的脚步一起成长起来的。菲尔兹[24]说过，痛恨儿童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西方400年的历史演变恰好驳斥了这种论调。当然，我们不能对一个伟大的喜剧演员不公平。他这句话的本意是个笑话，从一个恶毒的讽刺观点引申而来。人们禁不住会想，当今天童年从我们的股掌间滑落时，不知菲尔兹会开什么样的玩笑。

[1]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92页。

[2]平奇尼克和休伊特，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Ⅰ：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第二卷，第354页。

[3]平奇尼克和休伊特，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Ⅰ：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第二卷，第351—352页。

[4]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119页。

[5]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90页。

[6]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129页。

[7]Donzelot, Jacques.The Policing of the Family.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79.

[8]德莫塞，“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 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

[9]贺拉斯·曼（Horace Mann, 1796—1859），美国教育活动家。推广公共学校制度，对学校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女子教育等提出大量改革意见，因而有“美国公共教育之父”的称号。——译者注

[10]弗里德里希·福禄培尔（Friedrich Froebel, 1782—1852），德国学前教育家。认为儿童具有活动、认识、艺术和宗教的本能，教育就是促进这种本能发展的过程。——译者注

[11]约翰·裴斯泰洛齐（Johann Pestalozzi, 1746—1827），瑞士教育家。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天赋力量的和谐发展。——译者注

[12]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意大利女教育家和医生。她把教育看作促使儿童内在力量自我发展的过程，强调让儿童自由活动，认为让儿童进行各种感官练习是儿童获得知识的基础。——译者注

[13]让·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和日内瓦学派的创始人。主张通过对结构整体的研究来了解儿童的智力发展，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经过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四个阶段。——译者注

[14]阿诺德·格塞尔（Arnold Gesell, 1880—1961），美国儿童心理学家。认为发展是内部因素起主导作用，从胚胎期到青年期的行为模式的变化与成熟都按一定顺序进行，可以预测。——译者注

[15]A·S·尼尔（A.S.Neill, 1883—1973），英国教育家。深信儿童生来具有无限潜在的力量，“自由”为儿童所必需，认为学校的纪律、指导、暗示和道德训练都应放弃。——译者注

[16]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第30页。

[17]庚斯博罗（Gainsborough, 1727—1788），英国肖像画家、风景画家。作品多以柔和的色调描绘贵族奢华的盛装和高傲悠闲的姿态，《蓝衣少年》是其代表作之一。——译者注

[18]若想了解这个组织有趣的历史，参见Payne, George Henry.The Child in Human Progress.New York and London：G.P.Putnam‘s Sons, 1916。

[19]Wishy, Bernard.The Child and the Republic.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8，第117页。

[20]杜威，The School and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99，第55页。

[21]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 1892—1949），美国精神病学家。曾提出一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精神病学理论，认为焦虑及其他精神病症状，源出于个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基本冲突。——译者注

[22]卡伦·霍妮（Karen Horney, 1885—1952），现代心理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强调人格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认为心理冲突、精神障碍和不良适应的根源是社会矛盾。——译者注

[23]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 1915—），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研究过幼儿知觉、学习、记忆等，对美国的教育系统产生过影响。——译者注

[24]W·C·菲尔兹（W.C.Fields, 1880—1947），美国演员。以擅长讽刺及装腔作势的幽默表演而成为美国最伟大的喜剧演员之一。——译者注

[25]戈登暴乱：发生于1780年的伦敦反天主教暴乱，持续一周，死伤近500人。

[26]显然这种可怕的行径在当时的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是非常普遍的。

第二部分　童年的消逝

第5章　结束的开端

1850年到1950年这个阶段代表了童年发展的最高峰。我们现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这些年，美国做过一些成功的努力，使儿童走出工厂，进入学校，穿着自己的服装，使用自己的家具，阅读自己的文学，做自己的游戏，生活在自己的社交世界里。在100部法典里，儿童被划分到与成人有本质上不同的类别；在100条习俗里，儿童被安置在受惠的地位，被保护而不受成人生活的怪异变幻的困扰。

正是在这个阶段，已成成规的现代家庭建立了起来，而且，假如我们接受劳埃德·德莫塞的年代表，在这个阶段，家长开发出了给他们的孩子以无微不至的同情、温柔和责任的心理机制。这并不是说童年从此就变得像田园诗般美丽了。如同生活的任何一个阶段，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充满了痛苦和迷茫。但是，到了世纪末，童年进而被看作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成为一个超越社会和经济阶级的理想。不可避免地，童年开始被定义为生物学的范畴，而不是文化的产物。因此，这是个极为有趣的讽刺，因为在同一时期，使童年概念诞生的符号环境却缓慢地、不易察觉地开始瓦解。

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人对新兴的、没有儿童的年代负责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纽约大学的塞缪尔·莫尔斯教授。因为正是莫尔斯发送了地球上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共电子信息，他对此应负有主要责任。像古登堡一样，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发明可能导致什么结果，虽然他明确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所发的著名的电码信息：“上帝究竟干了什么？”[1]

出于对历史的兴趣，应该在此提请大家注意，莫尔斯对用电来传播信息的可能性的痴迷，是1832年在他乘坐“萨利”号（Sully）时发生的。在船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电能够在瞬息被传送到电线所及之处，无论电线有多长。据说，莫尔斯下船时对船长说：“假如哪天你听说电报这个世界奇迹，记住它是在美妙的‘萨利’号上被发现的。”

当莫尔斯在“萨利”号上旅行时，查尔斯·达尔文正在英国海军舰队的“小猎犬”号（H.M.S.Beagle）上做观察。这些观察最后使《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得以诞生。传统的说法是，达尔文始于1831年12月的旅行是震撼世界的大事，其结果是驱除了神学的幻想，并代之以科学的假设。我毫不怀疑这种说法，只是想说莫尔斯的旅行对世界文化所产生的重要意义要远远超过达尔文。达尔文提出的观点，影响的大多是学者和神学家。人们甚至可以怀疑他的理论对人们实际的日常生活究竟有多少影响，或者它是否改变了他们的习俗和思维习惯。在我写此书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正在从事诋毁达尔文思想所包含的各种假设。他们的努力是徒劳和可怜的，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简单地说，没有进化论，人类照样可以生存。可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电子传播的局面。无论你在哪里生活、如何生活，或凭借何种信念生活，正是莫尔斯，而不是达尔文，主宰了人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以及引导人们意识的方向。这个事实显然不是为莫尔斯个人歌功颂德，而是证实了克里斯汀·尼斯纯（Christine Nystrom）所说的技术的“无形的形而上学”。达尔文和莫尔斯之间有一个区别：达尔文为我们提供了体现在语言上的思想。他的思想明晰、可论证、可驳斥。的确，自1860年以来，达尔文的思想在演讲厅、课堂上甚至法庭上已经被公开地辩论过了。但是，莫尔斯为我们提供的是体现在技术上的思想，也就是说，它们是隐藏的、看不见的，因此从未被论证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莫尔斯的思想是不可辩驳的，因为没人知道电子传播隐含着什么样的思想。就像所有的传播技术一样，人们假定电报是个中性的传播工具，它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因此不存在偏袒哪一方的问题。人们会向莫尔斯提出的唯一问题是：这台机器究竟能不能用，电报能传多远，开发这项技术，花费究竟是多少。

我说没有人知道电报所隐含的意义，其实并不准确。梭罗[2]知道。或者人们可以这么猜测。据说，当梭罗被告知，通过电报，一个在缅因州的人可以即刻把信息传递给在得克萨斯州的人时，他问道：“可他们之间说些什么呢？”没有人会把这个问题当真。其实，提这样的问题，梭罗是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电报所带来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意义，尤其是它改变信息本质的能力，即从个人的和地区性的到非个人的和全球性的。120年之后，马歇尔·麦克卢汉试图解决梭罗提出的问题：

当人生活在电子的环境中，他的本性改变了，他的私人属性融入了社团整体。他变成了一个“大众人”（Mass Man）。大众人是在电子速度下产生的一个现象，不是有形的量的现象。大众人最初是在无线电时代被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但是，随着电报的出现，它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悄悄诞生了。[3]

虽然麦克卢汉非常善于夸张，但依我之见，这一回他丝毫也没有夸大其词。电报是第一个使信息的传播速度超越人体速度的传播媒介。它打破了历史上交通和传播之间的联系。在电报发明之前，所有的信息，包括用书面表达的，只能以人体的速度进行传播。电报则一笔勾销了人类交流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之间的障碍，使信息从时空中脱离出来，远远超过了书写和印刷文字的传播能力。因为电子的速度并不是人类感官的延伸，而是完全脱离了人类的感官。它把我们带入一个同时性和瞬间性的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经历过的。这样，它消灭了作为传播的一个方面的个人风格，其实也就是人类个性本身。从一开始，电报的内容使用的就是一种仪式性的语言，不属于任何人的方言，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空间可以让传播者表达个性。在此，我所指的不是把电报作为即时信件，向人们传送生日祝福和周年庆贺，虽然这一类电报用的也是直来直去的语言。更确切地说，我指的是电报作为新闻传播者这个主要用途。电报把信息从个人拥有转变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价值的商品，从而创造了“新闻事业”。在19世纪40年代，威廉·斯温（William Swain）和阿莫斯·肯德尔（Amos Kendall）开辟了一个全国性的新闻电报业务。1848年，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正式成立了。当美国为了寻求电子的快速而普遍使用电报时，无可避免的是，信息变得比信息来源更重要。在此我们要记住一个比喻：在古代，传送坏消息的信使常常会遭到砍头的厄运。这也就是要让说话者对所说的话负责任，这是对人的个性的最崇高的赞美。有了电报，新闻就变得具体化了，常常使用“它”或“它们”，就像是“据新闻说……”或者“据它们说……”。有了电报之后，没有具体的个人需要对新闻承担责任。如同报纸一样，电报面向的是全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人。但不同于报纸，它的信息没有可以辨认的来源。用爱德华·爱泼斯坦（Edward Epstein）的话来说，新闻不知从何而来。实际上，莫尔斯在早期的一个展示中发过一条“宇宙，请注意”的信息。这好比电报在对整个宇宙讲话。或许，莫尔斯心里终究还是非常明白的。

总之，对梭罗的问题的答案最终是，在缅因州的人跟在得克萨斯州的人讲了什么并不重要。人们在电报里所“说”的，跟梭罗所用的“说”这个词的含义不同。电报的作用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匿名的、不需要上下文的信息世界，这样，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的地域差别就越来越无足轻重了。电报还使历史退回到背景中，扩大了现在的即时性和同时性。但是最重要的是，电报开始使信息变得无法控制。由于电报给我们提供了不知从哪儿来的新闻，它也使新闻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出现，因为信息的数量是随着新闻产生和传播的速度而波动的。不知从哪儿来的新闻意味着处处都是新闻，一切都是新闻，而且没有特别的顺序。电报创造了读者和市场，他们不仅消费新闻，而且消费各种支离破碎的、不连贯的、基本上互不相干的新闻。这些直到今天仍是新闻事业的主要商品。在电报发明之前，由于跨越空间传播信息在技术上有困难，新闻往往是有选择的，跟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这足以说明梭罗为什么会提那个问题。有了电报之后，新闻变得没有选择、不可用，至少以梭罗这样的人的观点来看是如此。确实，只要我们稍加引申，就可以说电报有助于创造一个新的智力的定义，因为随着整个世界信息泛滥，一个人知道多少的问题要比一个人知道如何运用已知信息的问题重要得多。

所有这一切对童年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童年，如我努力揭示的，是一种环境的结果。在这个环境中，一些专为成人控制的、特定形式的信息，通过分阶段用儿童心理能吸收的方式提供给儿童。如何维护童年的概念，则有赖于信息管理的原则和有序的学习过程。但是，电报开始争夺原来属于家庭和学校的信息控制权。电报改变了儿童所能享用的信息的种类、信息的质量和数量、信息的先后顺序以及体验信息的环境。

当然，如果仅仅电报就把电子传播的一切可能耗费殆尽，那么很可能文字世界的社会结构和知识结构大半会保持完好无缺，尤其是童年的概念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电报不过是后来将要发生的一切的凶兆而已。在1850年至1950年间，美国的传播结构由于一个接一个的发明而被瓦解了，随后又重新改组。这些发明包括轮转印刷机、照相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收音机和电视。我把轮转印刷机和照相机包括在内，是想指出，电子媒介并不是导致一个新的符号世界产生的唯一因素。与电子媒介的发展相对应，丹尼尔·布尔斯廷[4]所说的“图像革命”也在展开，一个以图画、漫画、招贴和广告构成的符号世界正在兴起。[17]电子革命和图像革命二者结合起来，代表了一个互不协调，却对语言和识字有着很强的攻击力，把原来的理念世界改造成为光速一样快的画像和影像的世界。

这个发展的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虽然传播速度飞快，使信息的管理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大批量生产的图像改变了信息的形式：从散漫的到集中的，从提议式的到呈现式的，从理性的到感性的。语言是经验的抽象表述，而图像则是经验的具体再现。一幅图，也许的确值1000个字，但它绝不等于1000个字，或100个字，或两个字。语言和图画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世界，因为一句话总是，也首先是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是想象中的一件事。大自然本身并不存在什么“猫”“工作”或“葡萄酒”这样的东西。这些词是我们通过观察自然、进行归类总结后得出的概念。图画本身并不表示概念，它们展现实物。图画不同于句子，是不可辩驳的。这句话说得再多也不过分。图画不会提出一个意见，它不隐含自身的对立面和对自身的否定，它无须遵守任何证据规则或逻辑。[5]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图画和其他图像可被看作“认识上的一个倒退”［用雷金纳德·戴姆拉尔（Reginald Damerall）的话说］，至少跟印刷文字对比是如此。印刷文字要求读者对它的“真实内容”有积极的反应。人们也许不一定总能做出评价，但是，从理论上说，只要人们有足够的知识或经历，评价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图画要求观画者有审美的反应。图画要求我们诉诸感情，而不是理智。它们要求我们去感觉，而不是思考。这就是为什么鲁道夫·阿恩海姆在反思图像革命和预期它在电视上的大量表现时曾经警告说，它很可能对我们的头脑有催眠作用。“我们绝不能忘记，”他写道，

在过去，人类不能把直接经验传递给别人，这使得使用语言成为必须，同时也迫使人类的头脑开发概念。为了描述各种各样的东西，人类必须从具体中衍生出一般、笼统的概念；人类必须选择、比较、思考。然而，当传播通过用手指比画即可实现时，我们的嘴巴沉默了，写作的手也停下来了，因此头脑便开始萎缩了。[6]

这番话早在1935年便已写成，当时图像信息环境尚未完全成熟。1945年以后，很遗憾的是，阿恩海姆的预言成为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的断言中的事实。海尔布隆纳断言说，图像广告始终是削弱文字世界各种前提条件的最具摧毁性的力量。[7]如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一样，他的话是暗示大批量生产的图像会向政治界和商业界引入一个长久和普遍的非理性因素。[8]从照片到电影，最后到电视，一个候选人的“形象”变得比他的政纲更重要，一个产品的“外形”变得比它的实际用途更重要。阿恩海姆、海尔布隆纳和巴特在做出这些结论时含蓄地指出，图像革命对童年的地位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因为他们探讨的是，这个新兴的符号世界其实并不能支持保证童年概念存在所需要的社会和知识的等级制度。

在进一步阐述如今正在发生的转变的细节之前，我必须再提一下这种局面本身所具有的嘲弄意味：在1850年到1950年间，美国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来使其变得有文化，提升文化态度的价值观。但与此同时，电子速度和大批量生产的图像正互相勾结，试图削弱那些努力和那种态度。到1950年，这两个符号世界的竞争最终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的讽刺意味也自然显露出来。一如许多其他的社会产物，童年在被当作永久存在之物的同时，也开始变得陈腐不堪。我之所以选择1950年，是因为在那一年，电视在美国家庭中牢牢地扎下了根。正是通过电视，我们看到电子和图像革命走到一起来了。因此，正是通过电视，我们很清晰地看到区别童年和成年之间的界限的历史根基是如何和为何被破坏殆尽的。

当然，我们生活的时代只是电视的摇篮期。印刷机发明之后，过了60年，印刷商才想出为书编页码的想法。谁知道电视的未来又会如何？也许未来，尚未出生的一代人会发明出新奇而深刻的用法。可是，假如以商业广播电视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新兴的社会结构模式必然会使童年“消逝”。这里有几个原因，在此我将阐述其中之一。其他的，我会在接下来的两章里分别论述。

首先涉及信息的可获得性。这反过来又与信息是以何种形式编码密切相关。3500年前，从象形文字到字母书写系统的转变，就是我希望在此说明的观点的一个很好的例证。[9]在字母被发明之前，“读者”需要学会一大堆的符号，才能理解一条书面信息。学习符号的任务非常艰巨，只有一部分人能够完成。那些的确学完所有符号的人需要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到这个事业。不过，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拥有这些独特技能的结果，使他们能够积累巨大的政治和宗教的权力。当一群人拥有一般大众所不能获得的秘密时，出现这种情况一点儿也不足为奇。换句话说，图像文字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结构。一如伊萨克·泰勒（Isaac Taylor）在《字母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Alphabet）中所指出，随着字母的出现，这个结构被推翻了。曾几何时，由牧师和抄写员“垄断的知识”被一个相对简单和单纯的书写系统彻底粉碎，从此书面文字所写下的各种各样的秘密开放给了大量的人民。

同样地，16至20世纪的书籍文化创造了另一种知识垄断。这一次，是将儿童和成人分离。一个完全识字的成人能接触到书中一切神圣的和猥亵的信息，接触到任何形式的文字和人类经历中有记录的一切秘密。大体上，儿童则不能。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是儿童，他们被要求去上学。

诚然，印刷的英语字母要比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易学得多，因此多数儿童能够努力达到成年。不过，语音文字并不那么容易学，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成熟的阅读是一种即刻的识别能力，也就是一种下意识的条件反射，阅读的习惯必须在获取口头语的过程中形成。在口语阶段之后才试图学习阅读的人——如果可能的话——很少能成为流利的阅读者。[10]因此，阅读指导必须从早期开始，从儿童在生理上还不适应严格的静止状态时开始。这也是儿童日后发现阅读困难的一个原因。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学习阅读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学习“破解密码”的过程。当人们学习阅读时，是在学习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身体静止不动。自我约束不仅对身体是一种挑战，对头脑也是一种挑战。句子、段落和书页被一句句、一段段、一页页慢慢地翻开，按先后顺序，并且根据一种毫不直观的逻辑。阅读时，人们必须等待着获得答案，等待着得出结论。而在等待的时候，人们被迫评价句子的合理性，或至少要知道何时并在何种条件下暂停批评性的判断。

学习阅读是学习遵守复杂的逻辑和修辞传统的规则。它们要求人们以谨慎严格的态度对待句子的分寸，当然，随着新的元素按顺序展开，还要不断地修改句子的意义。一个识字的人必须学会反省和分析，有耐心和自信，保持镇静自若，经过适当考虑后，对文本的信息做出拒绝。这种行为方式，未成年人是很难学会的。它确实必须分阶段学习，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期待年幼的读者首先释义，而不是批评。正因为如此，人们不会期待一个8岁的孩子去读《纽约时报》，更不用说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了。正因如此，自16世纪以来，成人有强烈的审查儿童阅读材料的冲动。这种行为合理性的前提是，儿童还没有掌握足够的“阅读态度”可以来延迟相信他们所阅读的内容。（让儿童轻信所阅读的内容显然没什么困难。）除了一些例外，成人的阅读行为很少在14或15岁之前发展完成（当然，在有些情况下根本没有完成）。因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学校的课程设置本身，一直是成人对儿童阅读内容做强行审查的最严格、最持久的表现。四年级、七年级或九年级所读的课本之所以被选中，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被认为适合于某个特定年龄的儿童，而且是因为其内容被认为包含适合于四年级、七年级或九年级学生的信息、思想和经历。人们假定四年级的学生还不知道七年级学生的经历，同样，一个七年级的学生也不知道九年级学生的经历。这样的假定可以在以印刷为基础的文化中合理地实现，因为直到今天，印刷的文字尽管看上去容易接近，实际上掌握起来却足够困难，要获得适当的阅读态度也并非易事。这二者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在儿童和成人之间，甚至在年幼的儿童和青少年之间，也竖起了屏障。

然而自从有了电视，这个信息等级制度的基础就崩溃了。电视首先是一个视觉媒介，对于这一点，阿恩海姆早在1935年就了然于胸，而今天，《芝麻街》（Sesame Street）的爱好者们却还蒙在鼓里。虽然人们在电视上听得到语言，虽然语言有时也确实重要，但正是图画在主宰观众的意识，传播最关键的意思。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人们是看电视。人们不阅读电视，也不大会去听电视。重要的是看。这对成人和儿童、知识分子和劳动者、傻子和智者都没什么两样。他们看的是动态的、时常变换的图像，每小时多达1200幅的图像。对于电视，人们常有一种天真的幻想，以为电视节目的感知层次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样的多样性确实是可能的，如果电视被用来复制演讲堂，比如《朝阳学校》（Sunrise Semester）。以此为例来说，人们在屏幕上所看到的是“讲话者的特写头像”，这些头像发出一连串的句子。正因为这些句子可以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复杂的或简单的、聪明的或愚蠢的，所以《朝阳学校》的感知层次才能够变幻无穷。不过，这样的电视用途是很罕见的，其中的道理跟747飞机不会被用来传送纽约和纽瓦克（Newark）之间的邮件一样：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太不合时宜了。尤其是，电视并不是演讲堂。它是一个影像展示，是象形媒介，而不是语言媒介。正因为如此，所以像《人之上升》（The Ascent of Man）[11]和《宇宙》（Cosmos）[12]这样“阳春白雪”的节目，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做成好电视节目，也必须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不断变化的视觉图像上。（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宇宙》结果多半是在展示卡尔·萨根的个性魅力。出现这样的结果绝非偶然。）人们最好还要记住，电视节目的一个镜头，其平均长度是3到4秒；一个商业广告镜头，其平均长度是2到3秒。这意味着，看电视要求观众必须在瞬间理解画面的意义，而不是延后分析解码。它要求观众去感觉，而不是去想象。

电视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原始而又不可抗拒的选择，因为它可以取代印刷文字的线性和序列逻辑的特征，所以往往使文字教育的严谨显得没有意义。看图片不需要任何启蒙教育。在学习解释图像的意思时，我们不需要上语法、拼写、逻辑或词汇之类的课程。我们不需要《麦加菲读本》（The McGuffey Reader）[13]之类的读物，不需要准备，不需要进行先决条件的训练。看电视不仅不需要任何技能，而且也不开发任何技能。如戴姆拉尔所指出的：“无论孩子还是成人，电视看得再多也不能使他们看得更好。看电视所需要的技能很基本，所以我们还不曾听说过有关看电视的残疾。”[14]书籍在词汇和句法上的复杂性可以千差万别，可以根据读者的阅读能力分成等级。与书籍不同，电视图像人人都能看，人人都可以看，无论年龄大小。根据丹尼尔·安德森（Daniel Anderson）和其他人的研究，儿童长到36个月时，已经开始有系统地注意看电视画面了。到那时，他们已有了自己最喜欢的节目，会唱广告歌曲，会要电视广告上看到的产品。[15]不过，电视节目、商业广告和各种产品并非只针对3岁的孩子。他们完全没有道理这么做。就符号形式而言，《拉芙妮与雪莉》（Laverne&Shirley）跟《芝麻街》一样简单易懂；麦当劳的广告跟施乐（Xerox）的广告一样一目了然。事实上，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电视来说，专门为儿童制作的节目是不存在的，所有的节目都是给每个人看的。

关键的问题是，电视传播的信息是一种无须分辨使用权的形式，这就意味着电视节目不需要以“儿童”和“成人”来进行分类。的确，为防有人怀疑我夸大其词，值得提一下的是，在一年里每天晚上的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大约有300万儿童（年龄在2岁至11岁之间）在看电视；在十一点半到午夜，有210万儿童在看电视；在凌晨十二点半到一点，有110万儿童在看电视；在凌晨一点到一点半，有略少于75万儿童在看电视。[16]出现这种情况，不只是因为电视的符号形式在认知方面毫无神秘可言，而且是因为电视机不能藏在柜子里或放在架子上束之高阁，让儿童够不着，即电视的外在形式跟它的符号形式一脉相承，不能使它具有排他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而它们都跟电视无法区分信息使用权密切相关：第一，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第二，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求；第三，电视不能分离观众。借助其他电子的、非印刷的各种媒介，电视又重新创造出14、15世纪就存在的传播条件。从生物学上来看，我们人人具备观看和解释图像的能力，还有能够听明白跟多数图像的背景相关的语言的能力。正在兴起的新媒介环境在同一时间向每个人提供着同样的信息。鉴于我所描述的这种情况，电子媒介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如果没有秘密，童年这样的东西当然也不存在了。

[1]对于莫尔斯究竟有没有发送这个信息，素来有些争议。其实，一个专家声称莫尔斯公开发送的第一个信息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他的电报内容是“宇宙，请注意”。

[2]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美国作家。主张人类回到自然，曾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两年，体验简朴生活。——译者注

[3]引自Dreadnaught Broadside，一本由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制作的小册子。

[4]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 1914—2004），美国社会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以研究美国文明史闻名。主要著作是三卷本的《美国人》。——译者注

[5]若想更全面地了解符号表示的不同形式所带来的认识上的偏见，参见Langer, Susanne K.Feeling and For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Salmon, Gavriel.The Interaction of Media, Cognition, and Learning.San Franciso：Jossey-Bass, 1979。或Postman, Neil.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New York：Delacorte Press, 1979。尤其是后者，第47—70页。

[6]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Film As Ar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第195页。

[7]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Robert L.Heilbroner），“The Demand for the Supply Side.”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28，No.10，June11，1981，第40页。

[8]巴特，Mythologies, trans.By Annette Lavers.New York：Hill&Wang, 1977，第91页。

[9]严格地说，闪米特人的“字母”是音节文字，不是真正的字母，但转变到语音文字的确是西方文化心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

[10]有关这一点的讨论，参见哈夫洛克，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Toronto：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1976。

[11]这是一部13集的英国电视系列片，旨在向一般观众概要介绍科学发展的历史。此节目由数学家、生物学家雅各布·布洛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主持，从开始制作到播映历时5年，1969—1974年。——译者注

[12]第一部成功的有关科学的电视片，卡尔·萨根是片中的人类明星。到1997年萨根去世时，有5亿观众看过这部电视片。萨根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译者注

[13]教授阅读的书。首次出版为1836年，该书从教字母、拼写开始至较复杂的阅读。——译者注

[14]选自麻省大学的雷金纳·戴姆拉尔的一本未出版的书中的一个章节。

[15]对年幼儿童的行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尔·安德森的研究。

[16]Mankiewicz, Frank, and Joel Swerdlow, Remote Control.New York：Ballantine Books, 1979，第17页。

[17]布尔斯廷，The Image.New York：Harper&Row, Colophon Books, 1961。

第6章　一览无余的媒介

维达尔·沙逊（Vidal Sassoon）是个著名的美发师。他有一段时间曾有过自己的电视节目。节目的内容包括美容提示、饮食信息、名人崇拜和流行心理学。每当节目告一段落时，主题音乐就会响起，留给沙逊算好的时间说：“别走开。广告过后我们介绍精彩的饮食新品，然后再略谈一下乱伦的问题。”

在我写此书时，菲尔·多纳休（Phil Donahue）有一档每周5次的电视节目。他是个严肃负责的人，显然相信任何主题都能够而且都应该在电视上“处理”。但即使不相信这一点，他还是会这么做的：每周5次，每天1小时，每年52周，几乎没有时间可以吹毛求疵、精心挑选或对什么主题表示尴尬。当“处理完”国防预算问题、能源危机、妇女运动和街头罪案，人们或早或晚，必然要转向乱伦问题、男女乱交、同性恋、施虐和受虐狂问题、各种不治之症以及成人生活的其他秘密。人们甚至可以转而去看一种心理脱衣舞：比如斯坦利·西格尔秀（The Stanley Siegel Show）定期播放的一段节目。在节目中，高度紧张的主持人斜靠在沙发上，一名心理学家在一旁“分析”主持人各种各样的情感，包括对父母、性问题和他危险的自我认同问题。

此时此刻，我们暂且不去讨论电视将文化弄得支离破碎的问题。［例如，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对人们企图在电视上“略谈”乱伦会有何种看法？弗洛伊德对人们把心理分析当作杂耍剧又会做何感想？］有一个问题必须优先回答：为什么电视要强行把整个文化从壁橱里全部搬出来示众？为什么人们本应在心理学家的沙发上和忏悔室里交流的话题，要恬不知耻、堂而皇之地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

我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有些人会强词夺理，提出一些天真的理论，说电视台的主管们如何用心险恶，企图掩盖问题的根源。而明明白白的事实是，电视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地播映，它的外在形式和符号形式都使它没有必要，其实也不可能将观众加以区分。它要求不断有新鲜而有趣的信息来吸引观众。因此，电视必须发掘利用文化中每一个现存的禁忌。无论这个禁忌是在谈话节目中被揭示出来的或作为肥皂剧和情景喜剧的主题，还是在商业广告中曝光的，这些都无关紧要。电视需要素材。电视需要素材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媒介。电视不单是图画的媒介，它是以当下为中心的、传播速度像光速一样快的媒介。电视的偏见，因此也包括电视的职责，是传动信息，而不是收集信息。电视不能停留在一个主题上或深入挖掘一个主题，因为这些是静态的、直线形式的排版所非常适合做的事情。比如，我们可以有50本有关阿根廷历史的书，500本有关童年的书，以及5000本有关美国内战的书。如果说电视能为这些主题做些什么的话，它只能做一次，随后转向其他话题。正因如此，电视成为丹尼尔·布尔斯廷所称的“伪事件”的主要制造者。他所说的“伪事件”，是指为了公众消费而筹划的事件。[1]电影艺术科学院奖、美国小姐竞赛、对各种名流进行“非难”、年度乡村音乐协会奖、电视网络明星之间的争斗、新闻发布会，凡此种种，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电视需要素材，而不是现实需要。电视并不真实记录这些事件；电视制造事件。之所以需要制造事件，并不是因为电视台的主管缺乏想象力，而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们深知电视在观众中激发出一种对新奇事物和公开揭露问题的永不满足的欲望，电视生动的视觉图像并不是给专家、研究人员或者任何希望从事分析活动的人看的。且用多萝西·辛格（Dorothy Singer）、杰罗姆·辛格（Jerome Singer）和黛安娜·朱克曼（Diana Zuckerman）所喜欢的一个比喻，看电视就好比参加一个聚会，但满座宾朋都是你不认识的。[2]当你在房间里走动时，每隔几秒钟就会被引见给一个新人。一般预期的效果是兴奋，但最终你很难记住客人的名字或者他们都说了些什么，甚至他们干吗在那儿。不管怎样，即使你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也无关紧要，反正明天又是另一个聚会。此外，还需要加上一个事实，那就是你仍会被引诱回来，不只因为有可以见到新客人的承诺，还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透露一些引起人们相当兴趣的秘密。换句话说就是：“别走开，明天我们略谈一下乱伦的问题。”

只要目前竞争激烈的商业广播体制存在一天，这种局面就会持续下去。人们猜想，假如各大电视网的主管和节目导演明天被——比如说——哈佛神学院的教师取而代之，从长远来看，电视节目最终依然会维持现状，不会有太大的不同。[3]

如同字母书写和印刷书籍，电视敞开了秘密，使以前私密的事得以公之于众。[4]但不同于书写和印刷，电视绝不可能限制人们获取信息。识字文化最大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当识字文化使秘密广为人知的时候，它同时也为获得秘密制造了障碍。人们必须接受严格的学术教育，才能有资格理解书本上更深奥的秘密。人们不得不缓慢地、按部就班地甚至痛苦地进步，与此同时，人的自我约束和概念思维的能力也得到了丰富和扩展。我13岁时曾听说过一本书。对那件事，我仍然记忆犹新。那是亨利·米勒[5]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当时有人向我保证，凡是想要了解性秘密的人一定要读这本书。可是，要看这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有一大堆。举例来说，首先，这本书很难找；其次，还要花钱；再次，还要去阅读。因此，书里的许多内容我并不理解。甚至连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别段落，前面的读者很周到地在下面画了线，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而那样的想象力以我的阅历总是很难产生的。

对比之下，电视是一种敞开大门的技术，不存在物质、经济、认知和想象力上的种种约束。6岁的儿童和60岁的成年人具备同等的资格来感受电视所提供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是完美无缺的平等主义的传播媒介，胜过口语传播。因为说话时，我们总可以压低声音，不让儿童听见，或者我们可以使用儿童听不懂的字眼儿。但电视不能轻声低语，它的图像既具体又不言自明。儿童能看见电视播出的所有节目。

这种状况最明显的结果是，它排除了世俗知识的排他性，因此，也排除了儿童和成人之间一个根本的不同。从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来看，这样的结果也会发生：一个群体主要是依据其成员所拥有的特定信息来决定的。假如人人都懂得律师所了解的一切，律师就无须存在了。假如学生知道老师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无所谓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差别了。的确，假如五年级的学生知道八年级的学生所了解的知识，划分年级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萧伯纳曾经说过，一切职业都是针对外行的阴谋。我们可以扩展这个说法，说任何一个群体都是针对不在这个群体里的人的“阴谋”，因为“局外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法获得“局内人”所拥有的信息。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角色差别或群体认同都依赖于信息的获取。例如，生物学确定谁是男，谁是女。[6]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角色的形成是由特定的信息环境的条件所决定的。童年的社会分类尤其如此。儿童是一个不知道成人所知道的某些信息的群体。中世纪时没有童年，因为让成人单独知道某些信息的手段并不存在。在古登堡的时代，这种手段被开发出来了。在电视时代，它又消失了。

这意味着失落的远不止童年的“纯真”，因为童年的“纯真”常常是用来暗示童年的魅力在逐渐减少。电子媒体迅速、平等地揭示成人世界的全部内容，从而产生了几个影响深远的后果。首先，羞耻的概念被冲淡了，也不再神秘了。为了使我所说的“羞耻”的意思更加明白无误，我认为有必要引用G·K·切斯特顿[7]讲的一段极为相关的话。他说：“一切健康的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在东方还是西方，都知道性里面包含着某种怒意，谁也不敢肆意煽风点火。如果我们要保持清醒，就必须对它保持一种神秘感和敬畏的态度。”

虽然切斯特顿在此说的是性冲动，但他的观点所涵盖的意义更加广泛。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弗洛伊德和埃利亚斯有关文明进程的观点所做的不错的总结。如果对各种冲动没有控制，尤其是对意在侵犯和即时满足的冲动没有控制，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经常处在被原始的冲动所控制的危险中，包括暴力、兽欲、本能和自我。羞耻是野蛮行为得以控制的机制，如切斯特顿所认为，它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围绕着各种行为的神秘感和敬畏感。这些行为包括思想和语言，由于常常被隐蔽在公众视线之外，它们变得非常神秘和令人畏惧。由于隐蔽，它们变得神秘；由于神秘，我们可以管理它们。在有些情况下，成人之间甚至不会表现出他们知道那些秘密，必须到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和忏悔室去舒缓自己。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控制儿童对那些事情的了解是必需的。当然，自中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暴力冲动、性冲动和自我中心对儿童尤其危险，因为人们假设儿童尚不具备足够的自制力。因此，羞耻感的不可估量的价值构成了儿童正规或非正规教育中珍贵而微妙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儿童沉浸在一个充满秘密的世界里，心中充满神秘和敬畏的感情；他们最终会了解这个世界，但要通过成人分阶段地教他们如何将羞耻心转化为一系列道德规范。从儿童的观点来看，羞耻心给予成人力量和权威，因为成人知道，而儿童却不知道，哪些话是可耻的，哪些话题是可耻的，哪些行为被认定必须在私底下进行。

在这一点上，我希望表达得格外清楚。我并不认为羞耻的内容是由社会的信息结构所造成的。羞耻的根源不在于此，它存在于历史的深处，在于一个民族的恐惧，但这远不是本书的范围和目的所能涵盖的。然而，我要宣称，在一个不能保存秘密的社会里，羞耻不能作为社会控制和角色分辨的手段，因而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假如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有法律要求人们在公共沙滩上裸体，那么暴露身体某些部位的羞耻感很快会消失殆尽。因为衣服是保密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把保密的手段剥夺了，那么我们也被剥夺了秘密。类似地，当维护乱伦、暴力、同性恋和精神病这些秘密的手段消失了，当这些秘密的细节变成公共话语的内容，可供在公共领域里的每一个人检查，那么对这些问题的羞耻感也会随之消失。曾经是可耻的事情现在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或“心理现象”。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一定会失去其阴暗和难以捉摸的性质，同时也会失去一些道德力量。

如果说这样的局面必定而且绝对意味着文化的堕落——“道德多数派”（the Moral Majority）[8]的代表人物正是这么主张的——那么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我们应该记住，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禁忌，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可耻的，在另一种文化中则不以为然。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可耻的行为通过媒体公开揭露，然后使之合理化，从而转化为“社会问题”或者“另一种生活方式”。这在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子中，恰好代表着社会向人性化的感受又迈进了一步。当然，主张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把死亡、精神病和同性恋当作阴暗和神秘的秘密，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要求成人只能在很局限的情况下讨论这些话题，更没有道理。但是，把这些话题公之于众，完全没有约束，便构成了危险，特别是对儿童的未来造成问题。人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样的现实。因为，如果成人没有阴暗和捉摸不定的谜需要瞒住儿童，然后以他们认为必需的、安全的和合适的方式向他们揭示，那么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一定会淡薄至危险的地步。换句话说，这是浮士德把灵魂出卖给恶魔式的交易。可悲的是，在如今的政体中，唯一抓住了这个要害的、较有影响的群体是以“道德多数派”著称的无知的运动。正是通过他们的呼吁，这样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坦率和真诚的代价究竟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有许多。不过，多数的答案，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但有一点很明显，假如我们把大量成人所拥有的强有力的素材拱手交给儿童，那么，童年的概念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从定义上看，成年意味着谜解开了，秘密揭示出来了。如果从一开始儿童就了解各种各样的谜和秘密，我们又如何把他们跟成人区分开来呢？

由于羞耻感的逐渐衰退，行为举止的意义自然也相应地降低了。羞耻心是克服冲动的心理机制，行为举止则是这种征服的外部社会表现。从餐桌礼仪到语言行为，再到穿着礼仪，这一切都企图揭示人们学会自治的程度，同时也在向人们传授自治的方法。如前面所指出的，举止或礼仪直到印刷术发明以后才开始以较复杂的形式在百姓中出现。这主要是因为识字文化既要求，也促进了高层次的自我控制和延迟的满足感。人们也许可以说，举止是类似于识字一样的社会产物。它们都要求身体服从于头脑，都要求相当长的学习发展过程，都要求成人集中精力教授。正如文化创造了有等级的知识秩序一样，礼仪创造了有等级的社会秩序。儿童既要有识字的能力，又要懂得举止得体才能赢得成年。但是，当今的信息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识字文化已不再是人类发展结构的动力，礼仪的重要性一定会随之衰退。新的媒介使得人们对按照年龄区别群体徒增不满，从而对等级社会秩序的想法产生敌意。

例如，拿语言礼仪来说，直到最近，成人一定还记得在儿童面前不能用某些词，儿童反过来也被期望不在成人面前用那些词。儿童是否会通过其他渠道学到这些词，这个问题与我们的讨论无关。社会礼仪要求在成人和儿童的符号世界之间保持公开的区别，这样的习俗在中世纪是闻所未闻的，但它所代表的是一个令人非常愉快的社会想象。从成人方面来看，对语言的约束反映了一个社会理想，即试图保护儿童不受粗俗、肮脏或愤世嫉俗态度的影响，因为这些态度往往隐含在污秽和残酷的语言里。从儿童方面来看，这种约束反映了他们理解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尤其是理解他们还没有权利公开表达那些态度。不过，由于角色区别的日益模糊，这种语言恭敬自然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今天，这种习俗已遭到迅速破坏，而那些坚持不渝的人则被看作“离奇古怪”。看来我们正在倒退回14世纪的局面，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话被认为是不适合未成年人听的。

面对这一切，成年的权威和童年的好奇都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为羞耻和礼仪是植根于“秘密”这个概念中的。儿童之所以好奇，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将要知道的东西；成人之所以有权威，主要是因为他们是知识的主要来源。权威和好奇之间的微妙平衡，正是玛格丽特·米德的重要著作《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的主题。在书中，她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日新月异、信息公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成人已经不能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因此导致了一种危机，她称之为“信仰危机”。“我相信这种信仰危机，”她写道，“可以归因于……现在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9]

假如米德博士的说法正确，假如长辈不再能成为年轻人所依赖的知识来源，那么，她这本书该是起错名了，其实是文不对题。她做的研究不是代沟的问题，而是代沟消失的问题。在一个长辈不比年轻人多一点儿权威的世界里，权威已不复存在；这样，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已经被填平，人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虽然我不同意米德的观点，即我们已到了“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的地步，但是我相信，很清楚的是，由于电子媒体肆无忌惮地揭示一切文化秘密，它已对成人的权威和儿童的好奇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也许米德博士的著作是写于那个昙花一现却又广为宣传的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时代，她假定年轻人的好奇心不会因为成年人的权威衰退而受到损害。在某种程度上，好奇心是儿童的天性，但它的发展却有赖于人们日益清楚地了解通过秩序井然的问题来揭示各种秘密的重要性。已知的世界和未知的世界是通过好奇来连接的，但好奇大半发生在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是分离的，儿童必须通过提问寻求进入成人的世界。由于媒介将两个世界合二为一，保持秘密所产生的张力在谜底被揭开时势必减弱，所以好奇的演算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好奇被愤世嫉俗——或者更糟——被狂妄自大所取代。于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依靠有权威的成人，而是依赖不知从哪里来的新闻来获取知识。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提问，就被给予一大堆的答案。简言之，我们身边没有儿童了。

在此我们必须记住，这并不是说电视是促成成人秘密被公开的唯一因素。我已经注意到，信息变得无法控制，家庭和学校失去了作为儿童成长的管教者的统帅地位，这个过程其实从电报的发明就开始了，并不是个新问题。每一个可以插入墙上插座的传播媒介，都对将儿童从有限的童年情感范围内解放出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电影，它在向儿童揭示罗曼史的语言和策略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40岁以上的读者都能证明他们是从电影里了解到了接吻的秘密。在今天的世界里，人们可以从电影里学到的远不止这些。但电影不是免费的，因此依然有可能禁止儿童看那些展示太多的情欲知识、暴力或成人的各种疯狂的电影。当然，除了电影在电视上播放之外。因为电视没有任何限制，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虽然电视有时候会警告家长“下面的节目包含成人内容……”，但这样做只会保证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儿童会观看。他们看的究竟是什么？到底有哪些秘密需要揭示给他们？

如前面已提到的，所有那些事情都可以被归纳到性的领域下。其实，在揭示性秘密方面，电视已经差不多做到了完全消除性心理失常这个概念的地步。举例说，看到十二三岁的女孩被当作色情之物在电视广告上展示，现在已是习以为常了。一些成人可能已忘记，曾几何时，那样的行为是被看作精神变态的。他们不得不相信我的话，因为情况的确如此。这并不是说成年男子到最近才开始觊觎青春期的女孩子。他们过去也这样，但问题是他们的欲望一直是小心翼翼地保守的秘密，特别是不会让未成年人知道。电视不仅将秘密公之于世，而且把它当作一种对身体有害的压制、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来播放。就像在中世纪一样，玩弄儿童的私处也许又会重新成为下流的娱乐而已。否则，假如这么说有些过分，也许我们可以明目张胆地说（尽管是象征性的），用儿童来满足成人的性幻想已经变得完全可以接受了。确实，基于电视上已广泛利用儿童这一事实，纽约上诉法庭1981年判定，在处理色情电影的问题上，儿童和成人之间没有区别。如果一部电影被判定淫秽，法院做了判决，那么这个罪名成立。但是如果法院未判定淫秽，那么任何试图区别儿童和成人的地位的法律都会招人厌恶。[10]人们可以说，这样的判决为继续剥削儿童扫清了道路。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判决只不过反映了我们新的电子环境的现实而已。实际上，在表达人类的性行为方面，现在电视很少认为有什么可以严重到不能播放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不适合用作一个节目的主题或者商业广告的焦点。从阴道喷洗液广告到谈论男性脱衣舞者，从不断展示臀部和胸部的节目到有关交换配偶的纪录片，秘密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个接一个地展现在电视上。在有些情况下，诸如乱伦、女同性恋或不忠这样的问题被处理得非常严肃，甚至带着某种尊严，当然这跟我们讨论的话题无关。

为了使读者不至于认为这些观察不过是情感过分拘谨之人的牢骚而已，我要尽可能地将我的观点表达清楚：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是公共知识和隐秘知识之间的区别，以及由于媒体全方位的大暴露而消除了隐秘知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说同性恋是上帝眼里的罪恶，是一回事，尽管我认为那是个危险的想法；说某个东西因放在儿童的眼前就失去了，又完全是另一回事。说人类性行为下流和丑恶是一回事，尽管依我之见，这又是一个危险的想法；说公开展示剥夺了它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从而改变了性行为以及儿童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清楚地知道，“虚伪”这个词有时被用来形容公共知识和隐秘知识受到严格区分的情形。但是，从善意的一面来看，虚伪毕竟代表着某种社会理想主义。比如，拿儿童来说，保密是为了保证儿童健康有序地成长。童年的概念，理想化地来想，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虚伪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拿暴力来说吧。不可否认，人类耗费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自相残杀。连同制造符号和制造工具，杀戮是人类最与众不同的特点。我做过估算，在我的一生中，大约有7500万人被别人杀死了。这还不包括——用拉塞尔·贝克（Russell Baker）的话来说——那些以个人名义进行的杀戮行径，例如街头残杀、家庭凶杀、抢劫谋杀等等。不让儿童了解这些，是虚伪的表现吗？虚伪不应该这么不堪一击。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我们不希望儿童知道这些，了解得太多太早，很可能对儿童未成形的头脑是很危险的。对儿童成长持较开明的观点的人声称，有必要让儿童相信成人能够控制他们的暴力冲动，相信成人心中对与错的概念黑白分明。借助这些信仰，如奥地利出生的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所说，儿童能够发展出自信的感觉，这使他们有力量培育自己的理性。反过来，有理性又会使他们能够经受逆境的考验。[11]沃丁顿[12]假定：“人类进化和选择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人类的儿童有能力接受长辈的权威和他们对是非的判断标准。”[13]没有那样的保证，儿童会发现怀抱希望、充满勇气和表现纪律是很困难的。如果说向儿童隐瞒成人暴力和道德无能的各种事实是虚伪，那么，这么做仍然是明智的。当然，为了帮助儿童成长的虚伪并不是罪恶。

话虽如此，这并不是说要让儿童对所有的暴力和道德堕落都一概不知。如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用处》中所展示的，童话的重要意义在于，童话故事能够以儿童容易接受的方式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邪恶，并且融会贯通，使儿童不受创伤。这不仅是因为童话故事的内容自然演变已有几百年之久，而且它们在成人的控制之下。例如，成人可以修改暴力部分或故事的结尾来适应某个孩子的需要，而且因为讲故事的心理环境通常是非常令人放心的，因而童话具有治疗作用。然而现在电视上所揭示的暴力并不是通过母亲的声音来传递的，也没有做过什么修改以适应儿童的需要，更不受任何儿童成长理论的指导。电视暴力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电视需要无穷无尽的素材。它的存在也因为电视播放节目是在同一时间把同样的内容传递给每一个人，也就是说，电视不可能保持任何秘密。这样的结果是，要想不让儿童看到电视彻底暴露令人发指的暴力罪行，是不可能的。

在此，我们必须记住，每周一次的描述虚构的凶杀、强奸和劫掠的电视节目还不及现存问题的一半。它们毕竟清楚地标明是虚构的，或是伪童话故事。我们可以假定——尽管不甚安全地——一些儿童不会把它们当作成人生活的真实表现。更引人注目的是日常的暴力和道德败坏的实例，它们是电视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这类节目中，没有熟识迷人的演员在当中起缓冲作用。这种节目是日常生活实例的再现，是真正的谋杀、真正的强奸，以及真正的劫掠。正因为是日常生活里的真家伙，它们才变得更加有影响力。

了解这些东西对儿童究竟有什么影响，多年来一直是研究人员试图解答的问题。他们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当电视节目在儿童面前连篇累牍地、栩栩如生地描绘暴力行径，它究竟对诱发儿童的暴力倾向产生了什么影响？虽然这不是个小问题，但它却转移了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注意力。比如，如果电视真实地描写这个世界，究竟会如何削弱儿童对成年人的信念，包括相信成人是理性的、世界是井然有序的和未来是充满希望的等等？电视真实地描写现实，又会如何削弱儿童自身对未来控制暴力冲动的信心？

实际上，成人暴力的秘密仅仅是电视所揭示的更多秘密的一小部分。从儿童的观点来看，电视上播放得最多的是成人世界充满了无能、竞争和担忧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用乔希·梅罗维茨（Josh Meyrowitz）的话说，电视打开了通往成人生活后台的视窗。研究人员却很少注意到电视以各种形式向儿童揭示如下秘密的含义：产生婚姻冲突的原因，购买人寿保险的需要，产生误解的无限可能性，政治领袖永远的无能，人体本身无数的苦恼。这样的秘密可以列满一张清单，但有两个特别有趣的实例可以证明电视如何毫不留情地揭示成人生活的秘密。第一，有关政治领袖的无能，或者至少是脆弱。对于这一点，梅罗维茨曾高瞻远瞩地做过论述。在寻找素材时，尤其是具有“人类兴趣”的题材时，电视发现在政治家的私人生活中可以找到取之不竭的材料。以前从未有过这么多人有机会如此了解他们国家领袖的妻子、孩子、情人、饮酒习惯、性取向、口误甚至口拙。那些有所了解的或至少了解一些的人，都是从报纸和杂志上看来的。这就是说，直到电视出现以前，政治生活的阴暗或隐晦的一面大多只是成人的事。儿童并不读报，他们从来都不是报纸的消费者。但他们是电视观众，因此那些人的弱点不断在儿童面前暴露，若是在其他年代，那些人完全可能被认为是完美无瑕的。其结果是儿童对政治领袖和政治过程本身产生了一种被称之为成人的态度，即从愤世嫉俗到漠不关心。

同样，儿童时时被告知人体的种种弱点，这是成人通常设法遮掩的事情。当然，儿童始终知道人会生病，并且不管怎样总有一天都会死亡。可是，成人觉得大多相关的细节还是不让他们知道为好，待到那些事实不会令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再告诉他们。而电视打开了这个密室的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特地连续三个晚上对全国电视网的节目中所展示的各种疾病或身体残疾进行了统计。从痔疮到令人心碎的牛皮癣，从神经炎和神经痛到头痛和背痛，从关节炎到心脏病，从癌症到假牙，从皮肤疤痕到糟糕的视力，一共有43次提到这些我们皮肉之躯承袭的打击。仿佛这还不足以使人生的旅程显得充满不安，如果不是令人害怕的话，在同一时段里，还有两次提到氢弹、一个有关国家在阻止恐怖活动上多么无能的讨论以及有关ABSCAM[14]审判的总结。

我肯定，到目前为止，我给大家的印象是，所有通过电视传播给儿童的成人秘密都是恐怖、肮脏或令人费解的。但事实上，电视并非如此一边倒。如果电视暴露的多数是这样的内容，那是因为成人生活本身就是如此，充满了病痛、暴力、无能和混乱。但这并不是成人生活的全部。例如，还有购物这样的生存快乐。在儿童还很小的时候，电视就向他们揭示消费主义的快乐和购买几乎任何东西后所产生的满足感：从地板蜡到汽车。曾经有人问马歇尔·麦克卢汉，为什么电视新闻总是报道坏消息。他回答说并非如此：电视广告是好消息。的确如此。到牙买加或夏威夷旅行一次可以消除工作的疲劳；购买克莱斯勒汽车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使用某种洗涤剂有助于提高一个人的能力；使用某种漱口水可以增强一个人的性吸引力；了解这些都是令人安慰的。这些都是美国文化给人们的承诺。它们正好迎合了成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动机。儿童3岁时就已经被灌输这样的动机，因为电视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切。我并不认为那些是一个成熟意义上的成人的动机。实际上，在下一章，我将试图阐述电视如何削弱“成熟的成年”这个概念。在此我只是想说明，电视上的“好新闻”是成人的好消息。对于这些，儿童到了7岁就已经耳熟能详了。

我也不认为更早些时候的儿童对成人世界一无所知。只是从中世纪以来，儿童从未像现在一样对成人生活有那么多的了解。就连18世纪在英国矿井下工作的10岁女孩，也不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知道得那么多。工业革命时代的儿童，除了了解自己生活的恐怖之外，对其他的知之甚少。凭借符号和电子这样的奇迹，我们自己的孩子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好的、坏的，兼收并蓄。没有什么是神秘的，没有什么是令人敬畏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的。确实，无论人们如何评价电视对年轻人的影响，如今的儿童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年轻人都要消息灵通。这个观察再普通不过了，而且特别受电视台主管的青睐，当他们遭到批评的时候。人们通常使用的一个比喻是，电视乃是通向世界的一扇窗。这个观察完全正确，但是为什么它被看作进步的标志仍然是个谜。我们的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消息灵通，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知道长辈知道的一切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变成成人，或者至少像成人一样。用我自己的一个比喻，这意味着当儿童有机会接触到从前密藏的成人信息的果实时，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了。

[1]对布尔斯廷关于伪事件的想法的发展过程，参阅他的《图像》（The Image）。

[2]参见辛格和朱克曼的《教学电视》（Teaching Television）。

[3]当然，通过政府干预来控制电视，并由此控制可供大家享用的信息内容是可能做到的。其实，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电视节目不受政府严格的限制，美国的模式就会被仿效。

[4]若想了解电视如何使“背后地带”的信息公之于众的精彩论述，参见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

[5]亨利·米勒（Henry Miller, 1891—1980），美国作家。他的自传性小说写得非常坦率，对性生活的描写非常露骨，使这些作品形成20世纪中期文学上的一股潮流。——译者注

[6]如果有人愿意接受当前遗传学的比喻，那么，谁是男性、谁是女性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是信息决定的，也就是基因信息。

[7]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 1874—1936），英国评论家、诗人、散文作家和小说家。——译者注

[8]成立于1979年的一个组织，旨在美国社会中恢复传统的价值观。1989年，该组织发起人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声称该组织已完成原定使命，并解散了这个组织。——译者注

[9]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Culture and Commitment：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Garden City, N.Y.：Doubleday&Co.，1970，第64页。

[10]参见“法庭裁决：除非淫秽，利用儿童进行性描写合法”（“Sexual Portrayals Using Children Legal Unless Obscene, Court Rules”），《纽约时报》，1981年5月13日，第1页。

[11]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The Uses of Enchantment：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 Tales.New York：Alfred A.Knopf, 1976，第4页。

[12]C·H·沃丁顿（C.H.Waddington, 1905—1975），英国胚胎学家、遗传学家、科学哲学家。著作甚多，包括生物学及哲学，又曾于世界各地讲述遗传学、伦理学、科学方法学等。——译者注

[13]转引自米德，Culture and Commitment：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Garden City, N.Y.：Doubleday&Co.，1970，第64页。

[14]ABSCAM是1980年的美国政治丑闻。联邦调查局精心设置圈套使接受贿赂的国会议员落网。——译者注

第7章　成人化的儿童

有个象牙牌的香皂做过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电视广告。在广告中，我们看到分别为母亲和女儿的两个女人。观众受到要猜测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女儿的挑战。她俩看上去都不到30岁，年龄上没有多少差别。我把这则广告当作一个异常明确的证据，来证实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区别在消逝的观点。虽然许多其他广告的含义也很明显，但这个例证直截了当，切中要害。在美国文化里，母亲看上去跟女儿一样年轻，或者女儿看上去跟母亲一样成熟，现在已经成为人人期待的事了。这究竟意味着童年在消逝，还是成年在消逝，只是提问的方式不同而已：做一个成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做一个儿童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一个清楚的成人概念，那么，也不可能有一个清楚的童年概念。因此，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我们的电子信息环境正在让儿童“消逝”，也可以表述为我们的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

我在此颇费苦心地想阐明，现代的成人概念多半是印刷的产物。几乎跟成年相关的所有特征都是由于一个完全识字的文化的要求，或是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要求而产生的：自制能力，对延迟的满足感的容忍度，具备抽象、有序思维这样高一级的能力，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和未来的能力，高度评价说理和等级秩序的能力。由于电子媒介将识字能力推至文化的边缘，进而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地位，各种不同的态度和性格特征开始受到重视，同时一个缩小了内涵的新的成人定义开始出现。这个定义不把儿童排除在外，因此，其结果是人生阶段的划分又进行了重新组合。在电视时代，人生有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

成人化的儿童可以定义为一个在知识和情感能力上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人，尤其在特征上跟儿童没有显著的区别。这样的成年人古往今来始终存在，但各种文化的不同，在不同程度上或鼓励或打击这种性格模式。在中世纪，成人化的儿童是一种常态。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读写能力，没有学校和礼仪规范，因此对做一个成人也没有特别的训练和知识。出于类似的原因，成人化的儿童在我们的文化中正逐渐变得习以为常起来。我留待下一章提出证据，证明这的确在发生。本章的目的是要阐述这种现象如何发生和为什么会发生。

简短的答案已经包含在我前面的论述里面：由于人类生长所依赖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尤其不要求儿童和成人的情感有任何区别，这样人生的两个阶段就不可避免地合二为一了。

那是我的理论。详尽一些的答案不过是评论而已。然而，这正是我接下去要讨论的。

在探讨现代成人化的儿童之所以产生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有许多切入口，可是在一个主要靠电视传播政治信息的社会里，无论从哪一方面观察，都不如观察它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判断所包含的意义更能说明问题。如前一章所提到的，在电视出现以前，控制传播给大众的有关政治领袖的信息的数量和种类还相对容易。电视出现之后，这种控制变得非常困难，那些追求政治公职的人必须雇用“形象经理人”以期控制公众对他们的了解。产生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然纯属电视提供的信息的数量问题。更重要的却是信息的形式问题。

跟所有人一样，美国的政治领袖不仅通过语言陈述的形式提供信息，而且以非语言的方式“发出”信息。他们的站立姿势、微笑、眼神、出汗、表示愤怒等等，跟他们所说的表达同样多的信息。很自然，控制他们“发出”的信息要比控制他们提供的信息困难得多。正因为如此，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始终摆脱不掉他的二手车推销员的形象，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则甩不掉他的蠢汉形象。对这些挥之不去的认知印象，电视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因为它准确地揭示了屏幕上活生生的人物所发出的多数信息。如果我们继续使用从无线电上拾来的“电视观众”这个比喻，那其实是一个错误。即便在人物形象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如总统演说，那个形象依然处在人们意识的中心。其实电视通常如此，电视上的形象不断变换，观看者完全忙于（若没有被吓倒的话）关注非语言的信息。简单地说（我恐怕已翻来覆去地说过多次），电视不能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思想上来，因为思想是抽象的、有距离的、复杂的和有秩序的，而电视总是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物身上，因为人物是具体的、生动的和完整的。

这意味着电视已经彻底改变了政治信息的符号形式。在电视时代，政治判断从对提议的知识评判转化为对整个人物形象的直观而情绪化的反映。在电视时代，人们赞成或不赞成这些政客，如同喜欢或不喜欢他们一样。电视重新定义了“正确的政治判断”，它把政治判断从一个逻辑判断转变成了一个审美判断。一个勉强识字的10岁的孩子能解释或至少能对候选人所发出的信息做出反应，其迅速程度和容易程度跟一个知之甚多的50岁的人不相上下。其实，儿童的感觉甚至可能更敏锐。总之，语言和逻辑几乎变得毫不相干。

政治判断的含义发生改变并不是从电视开始的。它是19世纪的图像革命所产生的一个意外后果。但是电视自身发展如此迅速，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有了电视以后，我们的政治意识在质量上已经下降到了一个不同的层次。有趣的是，这种降格代表了新媒介偏见和旧媒介偏见之间的矛盾冲突。当年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他的同事们假定说，一个成熟的公民必须包含相当高层次的识字能力和相应的分析技能。出于这个原因，通常限定年龄在21岁以下的人被排除在选举程序之外，因为人们进一步假定说，获得复杂的识字能力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训练。这些假定在18世纪完全合适，因为当时的社会是围绕印刷文字来组构的，政治话语大多是通过书籍、报纸、小册子和受印刷影响极大的演讲来进行的。因此，正如法国政治学家A·C·托克维尔[1]所指出，美国的政治是印刷在纸张上的政治。

无论还有什么其他假定在引导我们政治结构的发展（例如，有关财产所有权和种族的假定），最根深蒂固的是假定成人和儿童在智力上存在不同，成人有做政治判断所需要的资源，而年轻人则没有。如乔治·康茨（George Counts）曾经说过，电子媒介已经废除了《人权法案》。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过分，但是很显然，在电视时代做政治判断并不需要复杂的文化技能，甚至不需要识字的能力。有多少投票年龄的美国人读过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on）所写的东西？或者读过为他提供思想体系的人写的东西？有多少人能够领会总统竞选辩论时所提出的各种论点？有多少人相信里根曾提出过的一些论点是吉米·卡特或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无法驳斥的？

只要稍加提问，人们就会马上明白这些问题是多么没有意义，同时也会意识到在评价一个电视人物时，思想意识假定、逻辑的一致性和逻辑的力量以及语言运用的灵活性，这些东西起的作用是多么渺小。假如我们说安德鲁·杰克逊[2]执政的时代把政治生活从贵族手中夺走交给百姓，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说，电视时代把政治从成人的头脑中全盘夺走了。正如杰克逊改变了社会舞台一样，电视改变了政治得以表达和理解的符号领域。虽然新闻界因为受到既得利益的限制，声称情况并非如此，但其他人都承认情况的确如此，尤其是那些参加竞选的人和那些被雇来教他们如何竞选的人。

假如这个结论看上去夸大其词，那么想一想电视所传播的公共信息的问题。为了对政治意识的品质做一个判断，我们必须对公民所能获得的信息的特点进行分析。多数美国人已经习惯于通过电视来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而且多数是通过人所共知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形式。他们有什么样的体验？他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信息？电视为他们提供了怎样的视角和深刻见解？电视新闻节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为成人的头脑而设计的？

为了解电视新闻节目，即那种在纽约、芝加哥或旧金山可以看到的晚间新闻节目究竟是怎样一个东西，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它的结构。例如，所有这类节目都是以音乐开始，以音乐结尾的；而且在播映告一段落的时候，所播放的商业电视广告也有音乐。这种音乐的用意何在？跟戏剧和电影一样：刺激观众的情绪，制造紧张气氛，为某种心理期待做铺垫。但是，电影音乐和电视新闻音乐在功能上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电影音乐是随着电影内容所需要的特定情绪而变换的。电影里有恐怖的音乐、快乐的音乐、浪漫的音乐等等。而在电视新闻节目里，播放的音乐始终不变，无论放在头条的重要新闻是入侵阿富汗，采纳市政府预算的问题，还是超级杯赛获胜的消息。通过每天晚上在同一时段使用同样的音乐，仿佛为一系列互不相干的事件进行伴奏，电视新闻节目是在提出他们的主导主题，即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这中间并没什么重要差别，昨天需要的情绪今天同样需要。总之，这一天的事件是没有意义的。

电视新闻节目的这个主题是通过多种形式开发出来的，包括美感、速度和不连续性。对于美感无须赘言，只要看看电视新闻播音员就可看出，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和美貌，或许可以说是美国最漂亮的一群人。电视很自然地偏向于采用有强烈吸引力的图像。几乎无一例外，人物的脸蛋是否漂亮比人物的声音是否具有表现力更受到优先考虑。一个电视播音员是否理解所报道的内容的意思并不重要；许多人甚至不能做出恰当的面部表情，来配合他们嘴里所说的话。还有一些人甚至连尝试的努力都没有。观看者是否喜欢看他们的脸蛋才是最重要的。坦白地说，就电视而言，在美国没有一个60岁的妇女能够做新闻播音员，因为观看者不会为她们的面孔着迷。因此，重要的是谁在播音，而不是被播的内容。

人们也相信观众喜欢变化，排斥复杂，正因为如此，在一个典型的30分钟的节目里，一般会播出15到20个“故事”。扣除广告时间、节目推销时间，还有播音员之间戏谑的时间，这样算下来平均每60秒钟一个新闻故事。随机抽取WCBS[3]的一档节目，这天晚上它是这样安排的：一则政府官员受贿的故事报道了264秒；一个相关的故事牵涉参议员拉里·普雷斯勒（Larry Pressler），用了37秒；伊朗新闻40秒；有关苏联民用航空总局（Aeroflot）的新闻22秒；阿富汗的大屠杀28秒；有关穆罕默德·阿里25秒；新墨西哥州的监狱暴乱53秒；抗议电影《巡游》（Cruising）的活动160秒；有关“54工作室”（Studio54）[4]业主的报道18秒；影星苏珊娜·萨默斯（Suzanne Somers）的报道18秒；有关火箭女郎（the Rockettes）的歌舞表演16秒；经济萧条的深度报道（第一部分）174秒；普莱西德湖（Lake Placid）的报道22秒；圣约翰队对路易斯维尔队的篮球比赛166秒；天气预报120秒；电影评论100秒。

这种限定“新闻”的方式造成了两个有趣的结果。第一，它让观众难以去思考一个事件；第二，也让观众难以去感觉一个事件。所谓“思考”，我是指有时间和动机去问自己：这样一个事件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它之所以产生的理由是什么？它跟我所了解的世界有什么联系？所谓“感觉”，我是指人类对谋杀、强奸、纵火、贿赂及一切恶性事件的正常反应。在早些时候做的调查中，我只能确定有一个故事，观者看后都记得对这个故事感到厌恶和恐怖的情绪：母亲将一个“恶魔缠身”的孩子烧死。新闻节目经常会加30到45秒“街头人士”做出的“情绪”反应，似乎在提醒观者他们应该对某个特定的故事有一些感觉。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很有意思。我把它当作制片人方面内心愧疚的表现，因为他们完全明白他们的节目没有给人们做出反应的空间。在上面提到的WCBS的节目中，并没有采访人们对阿富汗大屠杀和新墨西哥州监狱暴乱的情绪反应。然而，对新泽西参议员哈里森·威廉斯（Harrison Williams）的受贿指控，却有35秒的“街头”反应。有幸在电视上发表评论的人说，他们觉得很糟糕。

当然问题的关键是，电视上播出的所有事件完全缺乏历史背景或其他相关的背景知识，并且以如此支离破碎和连篇累牍的方式播映，结果造成这些新闻像缺乏明显特征的溪流从我们的头脑中洗刷过去。这是电视的催眠作用，它使人们的理智和情感变得迟钝了。诚然，电视音乐、节目提示（“下面请看新墨西哥州监狱的暴乱……”），还有新闻播音员之间的互动（“新泽西发生了什么事，简？”），都是要制造一种兴奋的情绪和紧张局势有待解决的气氛。但这完全是弄虚作假，因为播放出来的新闻非常短小精悍，而且非常匆忙。一条新闻在播放时，另一个故事已在后台蠢蠢欲动了，心急火燎地等待它在电视上的37秒。这样，人们几乎不可能在脑子里把兴奋的允诺和期待的解决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电视新闻节目的兴奋主要是靠速度的作用，而不是实质的内容。它是以信息流通来制造兴奋，而不是新闻本身的意义。

可是，如果思考和感觉新闻很困难的话，这绝不是说观者无须对这个世界有感觉，或至少有个态度。而这个态度，如我所说，就是所有的新闻事件既没有事发之前的原因，也没有事发之后的后果，毫无价值可言，因此也毫无意义。在此我们需要记住，电视新闻节目出奇的不真实、缺乏连贯性，几乎已经到了任何事情之间都没有关系的地步。比如说，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和影星苏珊娜·萨默斯之间有什么关联？54工作室和伊朗呢？电影《巡游》和阿富汗的大屠杀呢？受贿的官员和火箭女郎的歌舞表演呢？这些故事都有追踪报道吗？昨天有过相关的报道吗？为什么给伊朗新闻40秒，而圣约翰队的比赛要166秒？电视如何确定苏珊娜·萨默斯的播出时间需要比穆罕默德·阿里短一些？最后，各种电视广告和其他故事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在WCBS的节目里，共播放了21条电视广告，占了将近10分钟时间。在受贿故事之前有3条广告，新墨西哥州监狱暴乱之前有4条，有关经济萧条的专题报道（第一部分）之前有3条。你完全可以想象，商业广告总是令人欢欣鼓舞，给人以满足感、安全感，其中还有两条是有关性快乐的承诺。

鉴于电视将新闻节目如此杂陈并置，人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世界呢？人们该如何评价事件的重要性？它表现了什么样的人类行为准则，并以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来评价这些准则？对于这样的问题，电视新闻节目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比例大小的问题。事件的发生完全是个体特征的反应；历史并不相干；评判事件的价值也是没有理性根据的。新闻，简言之，并不反映成人的世界观。

诚然，人们甚至不能在这种世界观中找出自相矛盾之处，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电视里播放4条赞美美国富裕的商业广告之后，紧接着又播放新墨西哥州监狱里囚犯的绝望和堕落。人们原本期待新闻播音员至少会眨眨眼，但他完全不理会自己在说些什么。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电视新闻节目（a television news show）恰恰反映了它的名称所包含的意义。一个节目[5]是一种娱乐，一个虚假和幻想的世界，经小心筹划后拼接在一起以期产生一系列具体的效果。这样可以让观众欢笑、哭泣或目瞪口呆，这就是新闻节目所做的事。而一些制片人在接受艾美奖时宣称，这样的节目旨在使大众变得更有知识。这真是大言不惭。当然，其结果是“政治人”（political man）的概念受到轻视，从而逐步破坏了成人式的理解和儿童式的理解之间的区别。

这个进程还延伸到了政治之外的领域里。例如，我们来看看“商业人”（commerical man）和“宗教人”（religious man）的退化，其实应该说“融合”。成人情感的显著标志之一是，成人有能力区分商业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不同。在大多数文化里，这种区别明白易懂。但在电视时代，这种区别变得无可救药的含混不清，主要是因为电视广告这种无所不在的传播形式。就像新闻节目改变了政治判断的意义一样，电视广告改变了消费和笃信宗教的意义。

有关商业广告和它们品格日下的推测文章已经很多，要想添加新的论点也很困难。但就它们跟成年萎缩化的关系而言，仍有一些情况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应该强调的是，电视商业广告完全不要求成人和儿童之间需要有区别。电视广告不使用文字语言进行说服，而是使用视觉形象来达到效果，如同电视的其他用途一样。电视广告所使用的语言高度情绪化，很少有需要核实的危险。因此，商业广告不易受逻辑分析的影响、不可辩驳，当然也不要求用复杂的成人判断进行评价。自从图像革命以来，“商业人”已主要被看作不理性的，不需要用论点或理性的话语来沟通的。但是，电视已经把这样的假定利用到了极致，我们甚至可以控告电视广告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说，电视广告已经摒弃了商业主义的一个关键假设，即购买者和行销者都是根据自我利益，经过理性考虑之后达成交易。这个假设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深入人心，因此，我们的法律严格限制允许儿童进行的商业交易。在深受识字文化影响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里，人们相信儿童不具备评价销售者的产品的分析技能，儿童还不能完全理性地进行交易。但是，电视广告呈现产品的形式并不需要分析技能或者我们习惯上认为的理性和成熟的判断。它们不向消费者提供各种各样的事实，它们提供的是偶像，这样成人和儿童都能以同等的感情投入，同时也避免了逻辑或核实的麻烦。因此，把这种传播形式称作“商业广告”是有误导作用的，因为它们蔑视商业语言，主要凭借符号和宗教语言来传播信息。的确，我相信，断定电视商业广告是一种宗教宣传品，是完全不过分的。

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电视商业广告都有宗教的内容。正如在教堂里，牧师有时会呼吁会众注意教会之外的事物一样，有些电视广告在本质上完全是世俗的。有人有东西要卖；你被告知它是什么、在哪里可以买到以及价格是多少。尽管这些听上去可能刺耳、唐突，但它们不提出任何教条，也不行使任何神学原理。

不过，大多数重要的电视商业广告采用宗教寓言的形式，以一个能被清楚表达的神学思想为中心。像一切宗教寓言一样，它们提出罪恶的概念，暗示赎罪的方法，然后预示天堂显圣的远景。它们也暗示邪恶的根源和虔诚的信徒应尽的义务。

比如，以《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Ring Around the Collar）的寓言为例。这则寓言之于电视脚本，就好像《浪子回头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之于《圣经》，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雏形，其中包含形式和内容的诸多元素，并在同类作品中反复被使用。首先，《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很短，只占用人们30秒的时间和注意力。这样做有三个原因，每个都显而易见。首先，在电视上布道花费昂贵。其次，观众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不长，而且很容易受外来的诱惑而转移。最后，一则寓言不需冗长；传统上，它的叙事结构紧凑，象征意义明白无误，阐述简明扼要。

《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的叙事结构的确很传统。故事有一个开头、中间和结尾。对于那些不熟悉这则寓言的人，简洁的描述即可解决问题。

故事开头描绘一对已婚夫妇在一个轻松的背景下，比如餐馆里。他们两个在一起很自在，总之非常愉快。一个服务员走近餐桌，注意到那个男子的衣领上有一圈很脏的汗渍。她肆无忌惮地盯着汗圈，轻蔑地冷笑，并对所有可听见的人宣布他的罪行。那个男子受到羞辱，转而鄙视地瞪着妻子。妻子则摆出一副痛恨不已的样子，并带着一丝自怜。这就是寓言的开头：问题的出现。

寓言接下去表现妻子在家里用一种洗洁剂，总能将男人衣领上的污渍洗得干干净净。她骄傲地向丈夫展示她的成功，丈夫用欢喜的微笑原谅了她。这是寓言的中间部分：问题的解决。最后，我们看到这对夫妇又出现在餐馆里。但是，这次他们不再看到服务员探查的眼光，受到尖刻的社会批评。这就是寓言的结尾：道德、注释、说明。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恰当的结论。

在电视广告寓言里，邪恶的根源是“技术无知”（technological innocence），即对工业进步所带来的种种益处一无所知。这是造成现实生活中不幸福、羞辱和不和谐的主要根源。而且，正如《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所强烈表现的，技术无知的后果随时可能以土崩瓦解之势爆发，弄得你措手不及。

技术无知的突然袭击是电视广告神学中尤其重要的一个特征，因此，它时刻提醒会众他们是多么脆弱、不堪一击。人们绝不能自满——或者更糟——沾沾自喜。企图简单地生活，不关心技术进步，这样总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人的天真幼稚在那些对技术警觉的人眼里是非常触目惊心的。而那些警觉的人可能是服务员、朋友、邻居或者一个光谱形象，如精灵，它不知从何而来地突然在你的厨房里显现，见证你的懒惰无知。

当然，人们也应该明白，技术无知的含义可以非常广泛，它不仅指对洗涤剂、药品、卫生巾、汽车、药膏和食品的无知，而且指对技术性机构的无知，比如储蓄银行和交通系统。例如，你可以在度假时突然遇见某个邻居（在电视广告寓言里，这总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发现他们把钱投资在某个银行。那家银行有一些特别优惠的利率，而你却全然不知。这当然是个精神上的灾难，你和你的假期也就此泡汤了。

不过，像在《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里所展示的，这并非无可救药。通往挽救之路有两个障碍。首先要求你敞开胸怀，接受那些比你高明的人的建议和社会批评。在《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里，服务员起的是顾问的作用，尽管她显然很严厉，几乎是无情。在有些寓言里，提出忠告者更多的是冷嘲热讽，而不是严厉。但在多数寓言里，拿卫生巾、漱口液、洗发液和阿司匹林这样的广告来说，劝告者一般都和蔼可亲，富有同情心，或许他们过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其他事情上的脆弱。

无知的人只需要接受指令、按部就班。这一点非常重要，再强调也不为过，因为它同时教给会众两个教训：人不仅要热切地接受指点，而且要热心给予指点。给予指点正是虔诚的信徒的主要职责。实际上，一个理想的宗教社团应该是这样一幅画面：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大家对各种技术进步的问题轮流提出建议并且接受建议。

通往挽救之路的第二个障碍牵涉人们是否愿意按照别人的忠告行动。按照传统的基督教神学理论，只是聆听福音，甚至布讲福音是不够的。人对福音的理解必须表现在善行上，也就是要有行动。在《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里，那个楚楚可怜的妻子几乎马上就有行动，寓言向会众展示她的成果作为结束。

《口臭之人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Person with Rotten Breath）有几个版本。我们看到一个妇女完全不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的口臭已经有了技术上的解决办法，在受到室友的指点后豁然开朗。那个妇女立刻接受了指点。在最后5秒钟，我们看到了结果：在夏威夷度蜜月。在《愚蠢的投资者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Stupid Investor）的寓言里，我们看到一个男子不知如何让钱生钱。受到别人的启发后，他迅速行动。在寓言结束时，他得到了奖励：一辆汽车，或去夏威夷旅行，或近似内心宁静的东西。

由于广告寓言编排紧凑，它的结尾，即最后的5秒钟，必须达到双重目的。它自然也是故事所要表达的教诲意义：如果人们立即行动，就会获得奖励。由于电视广告展现了结果，我们也因此看到了天堂的形象。有时候，比如在《丢失的旅行支票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Lost Traveler’s Cheques）里，我们也瞥见了地狱：技术无知者迷失方向，最后被判远离家园，永远在外游荡。但是，我们主要看到的还是天堂的形象，它既可以达到，也美妙无比：也就是说，天堂就在此地，此时此刻，在地球上，在美国，而且常常是在夏威夷。

夏威夷只不过是一个容易让人联想的、反复出现的象征。事实上，天堂可以在你周围的任何地方成为现实。《在机场上奔跑的人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Man Who Runs Through Airports）里，天堂结果是在一个租车柜台。在柜台前，不知所措的奔跑者受到天使般可爱的信使的指点。奔跑者脸上狂喜的表情清楚地说明，此时此刻是他所期待的近乎超然的状态。

“狂喜”在此是个关键的概念，因为广告寓言极其详细地描绘过形形色色的欣喜若狂，这在任何宗教文献里都不乏其例。在《有斑渍的玻璃器皿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Spotted Glassware）里，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都认为这种心醉神迷的表情只能用“美化”（beautification）这个词来形容。即使在《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里，初看时人们并不会认为它会构成一个像“有斑渍的玻璃器皿”一样严重的道德危机，我们也看到了狂喜、纯洁和宁静。因此，哪里有狂喜，哪里就是天堂。简言之，天堂就是你的灵魂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这个上帝当然是指技术。

作为信仰宗教的人民，我们很难说从何时开始我们把对上帝的传统思想的信仰，替换为对令人崇敬的技术力量的信仰。虽然应该强调的是，电视广告对于这种转变并没有起任何作用，但是，很显然，电视广告反映了这种变化，记载并夸大了这种变化。因此，它对成年人精神定位的降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是，它模糊了成年和童年之间的界限，因为对于儿童来说，理解电视广告的神学是毫不费力的。电视广告神学中不含有任何复杂的、需要花费很多精力的东西，它也不会使人产生对人类生存本质这样深奥的思考。接受这种神学的成年人跟儿童别无二致。

也许在此值得反复重申的是，电视所鼓励的那种孩子气的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并不是政治家、商业贩子和提供电视内容的电视主管的“过错”。这些人只是根据他们的发现而使用电视这个资源而已，他们的动机不存在比观看者更好或更坏的问题。诚然，他们剥削电视的资源，可那是这种媒介本身的特点造就了成人化的儿童，而不是媒介使用者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是一个需要弄明白的重要问题。否则我们就可能盲目相信通过“改进”电视节目，成年有可能被保存下来。但是，电视不可能有多大的改进，至少在它的符号形式方面、观众收看电视的环境或者快速的信息流动方式等方面都是不会变的。尤其因为电视不是一本书，它既不能表达排版所能表达的概念性内容，也不能做到排版所能做到的深入阐述态度和社会组织的问题。

例如，电视的资源不能有效地表达过去或将来这样的时代感。它是一个以当下为中心的媒介。电视上播放的一切都让人觉得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必须“用语言”告诉观看者，他们所看到的录像是几天或几个月之前拍摄的。其结果是，电视把现在大大地放大了。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电视迫使成人把孩子式即刻满足的需要和对后果漠不关心的接受方式视为正常。

人们收看电视的环境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跟其他媒介一样，比如广播电台和唱片，电视往往是一个孤立的体验，不要求遵守任何公共行为的规则。它甚至不要求你专心致志，因此对成人认识社会的凝聚力完全没有帮助。

毫无疑问，电视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面，也是我煞费苦心地断言的是：电视以视觉形象的形式而不是语言，来表达大多数的内容，所以，它势必放弃文字阐述，而使用叙事的模式。正因为如此，电视供人娱乐的能力几乎用之不竭。电视是大众真正拥有的第一个剧场，不仅因为它能影响数量众多的人民，而且因为电视上播放的一切都可以采用故事的形式，不需要论点或一连串的想法。政治变成了故事；新闻是故事，商业和宗教也是故事，就连科学也变成了故事。如前所述，正因为如此，像《宇宙》和《人之上升》这样的电视节目，跟其他电视节目一样，在视觉上充满动感，富有戏剧性。也就是说，卡尔·萨根和雅各布·布洛诺夫斯基应该——其实必须——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娱乐者和讲故事者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他们的周围同时要有非常有趣的东西可看。宇宙哲学这样的科学在电视上不容易表现，于是我们必须看卡尔·萨根一边骑自行车，一边谈论这个话题。同样地，电视绝不可能表现一个文化演变的理论，这正是布洛诺夫斯基的《人之上升》所要表现的。然而，100个观看者当中也不会有1个人意识到这个事实，因为他的理论和证据都被埋在了排山倒海般的、时间持续极短的画面之下。除非把画面去掉，让人们听到语言（这跟把剧本用书的形式印刷出来一样），布洛诺夫斯基的思想才会变得明明白白，他那些值得怀疑的理论才会获得评价。

人们常常听评论家抱怨说，电视只维持了最一般的智力水准。但是，试想一下，电视的画面（比如萨根骑自行车）怎么可能启迪更高层次的思维呢？杰出的科学作家、物理学教授杰里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在评论《宇宙》的文章里提出了徒有虚名的答案。[6]伯恩斯坦提出，当电视表现科学节目的时候，视觉图像应该保持稳定，屏幕上的教授要坐在课桌后面，他只要讲话即可。伯恩斯坦还提出，假定谈话包含复杂的事实、想法和推断，这样的节目更会激发有知识的想象力。不过，这样就不是电视节目了，而是《朝阳学校》。但是，照他这样做，就是用电视来模拟演讲堂或教室，那么即使那些渴望获得更高级学识的人是否能长久地看，也值得怀疑。那些人到演讲堂和教室去，是想获得伯恩斯坦希望他们学习的东西。他们期待的是跟电视节目不同的东西，并希望那些节目制作人提供这样的电视节目。在我写此书的时候，WCBS将要开播商业电视版的“科学节目”，并期待吸引大量观众。这个节目叫作“沃尔特·克朗凯特[7]的宇宙”（Walter Cronkite‘s Universe）。无疑，作为成人而且受过很好教育的伯恩斯坦教授，他相信宇宙自身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克朗凯特先生之流进行宣传。WCBS可不会上当。WCBS深深懂得，由印刷术的发明而兴起的以文字为主宰的“文字说明时代”（the Age of Exposition），虽然赋予了成人与众不同的头脑，但这个时代已接近尾声。取而代之的是“叙事时代”（the Age of Narration），如果要表达得更准确、更形象化，应该说是“娱乐时代”（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我并没有把娱乐时代当作比喻来用。我用的是它的字面意思，虽然这可以包含两种意义。第一是指电视把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转变成了娱乐的形式。我们不仅有《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宇宙》［这个节目如果换成唐·里克莱斯（Don Rickles）讲60分钟关于宇宙空间的笑话和洛拉·法拉纳（Lola Falana）高唱一曲《星球大战》的主题歌，也并无不妥］，我们还有《雷克斯·亨巴德[8]和他的一家》（Rex Humbard and His Family），在外景地带给观众上帝的福音。亨巴德牧师只是一小撮利用电视使电视广告几乎达到神学幼稚化的牧师中的一员。这些福音传道者，在歌手、家庭成员和一些在舞台上和观众中都属极漂亮的人当中，提供一种简单化和戏剧化的宗教，跟赌城（拉斯维加斯）的表演没什么两样。它抛开了令观看者的头脑负担重重的教义、专用术语、逻辑、仪式或传统。观看者只需要对牧师的个人魅力有所反应即可。

至于观看新闻，正如本书所指出的，电视对观者的要求也不例外。在我写此书的时候，WNBC刚刚宣布与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签订了年薪为几百万元的多年合作合同。为了什么？要他读新闻。人们不禁要问，布罗考先生是否可以把他的表演带到赌城去赢利：“这是汤姆·布罗考的新闻世界，由唐·里克莱斯主播体育，洛拉·法拉纳主播气象。”不过，这有些多此一举，因为他在电视上的表演会有比赌城更多的观众。在当今的世界里，“娱乐”模式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芝麻街》。这是一个受到高度赞扬的儿童教育节目。该节目的创作者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娱乐不仅不会影响学习，而且和学习是难以区分的”这个想法。为了捍卫这个教育观念，WCBS教育关系部主任杰克·布莱辛顿（Jack Blessington）说：“在孩子自身发展和认知发展之间有一个距离，学校教育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距离。”他继续解释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以电子为中心的社会。印刷品会使一切事情的速度减慢下来。”[9]的确如此。印刷意味着一个放慢速度的头脑，电子则意味着一个加快速度的头脑。这种情况的后果之一，显然布莱辛顿没有注意到，就是电视使我们的文化向“娱乐化”的方向发展。他所说的“距离”，其实是指文字说明所倡导的思想渐慢的过程和视觉娱乐节目所要求的快速反应之间的区别。不言而喻，像《芝麻街》这样的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之所以受到成人和儿童的欢迎，不是因为所谓的教育功能，而是因为，简言之，它一流的表演。

“娱乐时代”这个词的第二个意思跟第一个相关，但需要有它自己的解释。我提到电视事业是娱乐、表演，它抛弃抽象，把一切都变得具体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成年的概念为什么会萎缩。我们来回忆一下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0]笔下的爱丽丝在冒险开始之前所说的一番话，就可以确定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天，爱丽丝懒洋洋地无事可做。她偷偷看了看姐姐正在看的书，但书里没有插图，也没有对话。这些便是爱丽丝指的故事。“书到底有什么用，”爱丽丝想，“既没有图画，也没有对话。”刘易斯·卡罗尔显然是在说明一个道理，跟文字说明相比，图画和叙事的形式不够复杂和成熟。图画和故事是儿童了解世界的天然形式，文字说明则是给成年人看的。

假如我把爱丽丝的问题作为一种启发，那么，一个被图画和故事主宰的文化对成年人会有什么影响？一个完全以现在为中心的、不能揭示时间的持续性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个郑重放弃概念的复杂性而只强调人物个性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个只注重眼下的情绪反应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这个媒介像电视一样渗透到各个领域，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一如语音文化改变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的思维倾向，一如公元5世纪社会识字文化的消逝促成了中世纪的头脑，一如排版在16世纪增强了思想的复杂性，其实，改变了思考的内容，那么，电视使我们不必区分儿童和成人，因为电视的本性是使智力趋向单一化。人们常说，电视是为12岁儿童的心智设计的，但忽略了电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面，即电视不可能设计出其他智力层次的节目。电视是一种除了“图画和故事”之外就没有什么内容的媒介。因此，爱丽丝会觉得电视很适合她的需要。

话虽如此，而且尽管看上去的确如此，我并不是“批评”电视，只不过是描述电视的各种局限以及这些局限会带来的后果。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改变文化的伟大媒介的本质。1981年，在爱默生学院（Emerson College）的毕业典礼上，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董事会主席伦纳德·戈登森（Leonard H.Goldenson）对毕业生说：“……我们不能再依赖于掌握传统的技能。作为传播者、执行者、创造者和公民，电子革命要求我们掌握一种新的识字能力。那就是画面读解能力、掌握电子技术的能力。它相对于我们今天的书面文字文化而言，是一种进步，正如书面文字文化相对于早期人类史上单纯的口语传统是一种进步一样。”[11]如戈登森在上述这段话中的一个句子所暗示，他自己已经丧失了一些传统的技能。暂且撇开他的这个论证不说，我相信他的陈述的前半部分完全正确，尽管那并不是他本想表达的意思。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正如他公正地说的，不要求掌握传统的技能。这正是我的观点，因为它意味着那些技能对鼓励保持成年和童年之间的智力差异是无能为力的。至于他说的“画面读解能力”对于书面文字文化是一种进步，就像书面文字文化对于口语传统是进步一样，人们只能怀疑戈登森先生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进步。虽然声称识字文化纯粹是一种恩赐，会让人觉得既天真也不准确，但是书写文字，然后是印刷文字，的确为人类文明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它带来了逻辑、科学、教育和礼仪，诚然也带来了戈登森先生所掌管的技术。因此，我们可以说，识字的头脑为识字文化播下了毁灭的种子，因为识字的头脑创造了新的媒介，而这些媒介又使识字文化所依赖的“传统的技能”变得毫无意义。我大惑不解的是，除了电视网的董事会主席之外，谁还会对这样的事实保持乐观态度。

[1]A·C·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先后当选为法兰西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和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著有《论美国的民主》等。——译者注

[2]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美国第7任总统（1829—1837），民主党人。总统任内曾进行过某些民主改革。——译者注

[3]WCBS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纽约的一个分支电视台。——译者注

[4]“54工作室”是美国一个著名的夜总会。——译者注

[5]英文为show，又音译为“秀”。这个词的本义为“给别人看”，常用来指“演出”“节目”。

[6]参见伯恩斯坦在The Dial里的评论，第二卷，第6期（1981年6月），第46—49页。

[7]沃尔特·克朗凯特（1916—2009），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特派记者，1962—1981年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总编辑，也是环球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特别节目主持人。——译者注

[8]亨巴德是一个基督教福音传道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意识到电视的影响力，并发起建造了“明天的大教堂”，在教堂里拍摄宗教节目向美国、加拿大乃至全世界布道。——译者注

[9]转引自Backstage, 1981年6月19日，第60页。

[10]刘易斯·卡罗尔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译者注

[11]转引自The Des Moines Register, 1981年6月15日，第70页。

第8章　正在消逝的儿童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努力描绘社会表现自身的象征符号领域是如何使童年成为必要或者毫不相干的。我尤其试图解释童年的概念在西方文明中逗留了很久以后，如今划时代的新媒介如何正将它一步步地驱逐出去。接下来，我要摆出一些直接的证据证明这种驱逐确实已经开始了。

童年消逝的证据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出自不同的来源。例如，有媒介自身所表现出来的证据，因为它们不仅从形式和背景上积极铲除童年的概念，而且在内容上也呈现降格的趋势。人们可以看到，有证据显示儿童和成人在趣味和风格上越来越融合一气。相关的社会机构，比如法律、学校和体育运动也在改变原来的看法。还有一种“确凿”的证据，比如有关酗酒、吸毒、性活动、犯罪等等的数据，都意味着童年和成年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然而，在呈现或指出证据之前，我觉得有必要承认，无论我有多少证明童年消逝的证据，但是本书所提出的有关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的猜测并不能被证明。这不仅因为推测和理论绝不可能被证明，即便是物理科学也一样，而且因为有关社会科学的一切努力，证明或驳斥的想法本身就包含多种解释和各种复杂性，没有人能断定证据是否能让猜测成立，或受到抑制，或干脆毫不相干。

举例说明：据称女性青春期的开始时间，在过去的130年里，每10年大约提前4个月。因此，比如说，1900年，女性月经初次来潮的平均年龄大约是14岁，而1979年，平均年龄则是12岁。[1]我倒是非常愿意相信这个数据，因为如果是正确的，它就表明，童年概念的萎缩，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在电报发明以后不久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在青春期年龄提早和信息传播技术革命之间，有一个近乎完美的巧合。于是，我情愿把它当作有利于我的论点的证据，但我也相信应该有更好的解释，特别是那些跟饮食习惯改变相关的解释。

再举一例：美国的家庭在变小，这是毫无疑问的。今天，（在美国）每户人口只有2.8人，而1930年则有4.1人。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看，1950年，10.9%的美国家庭是一个人的家庭。而今天，这个数字高达22%。[2]美国人不仅生育越来越少的孩子，而且显然待在家抚养孩子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这是不是我们的传播环境改变所产生的结果？我相信是的，但是，如果否定其他因素，如美国人日益富有、他们惊人的流动性、妇女解放运动等等，也促成了这个结果，那也是愚蠢的。换句话说，如同这个例子，它不仅有多种起因，而且，如先前的例子，也完全可以用其他的理论来解释这些事实。毕竟，在试图解释社会组织的变化或者任何文化趋势的时候，人们可以有许多的切入点。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和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他们对于童年为什么会消逝的问题已经有一套现成的解释，假定他们同意证据表明情况的确如此的话。社会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天知道还有什么人——也许甚至还有科学神造论的信奉者，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无话可说。我选择了本书提供的解释，是因为就任何一个称得上站得住脚的单一视角而言，这一个视角最能说明事实。确实，对我来说，童年是文化需要传播的功能以及文化得以传播的方式，这是再显然不过的了。虽然经济、政治、思想形态、宗教以及其他因素都会影响童年的进程，使之变得更重要或不太重要，但它们不可能创造童年或者把它一笔勾销。只有识字文化，它的存在或不存在才具备这种力量。不过，我不会在此提出新的理由为这个观点辩论。我只希望说，我相信这个观点看上去有道理，是因为它至少有一些历史事实做后盾，也为现代的趋势所支持。本章的目的是阐述童年正在消逝。在考虑我提出的证据之后，读者自然会判断我的理论是否有用。

那么，我想开门见山，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儿童已经基本上从媒体，尤其是电视上消失了。（广播电台或唱片上是绝对没有儿童痕迹的，但儿童在电视上消失更加发人深省。）当然，我并不是说年纪小的人看不见了。我是说当他们出现的时候，都被描绘成13、14世纪的绘画作品上那样的微型成人。我们暂且把这种状况称作“加里·科尔曼现象”（The Gary Coleman Phenomenon）[3]我这么做是指，凡是认真观看情节剧、肥皂剧或其他流行电视节目的人都会注意到，那些节目里的儿童和成人，在各自的兴趣、语言、服装或性欲上的表现都没有什么区别。

话虽如此，我必须承认流行艺术很少能逼真地描绘儿童。只要想想一些了不起的电影童星，比如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杰基·库根（Jackie Coogan）、杰基·库珀（Jackie Cooper）、玛格丽特·奥布莱恩（Margaret O’Brien）和喜剧《我们这帮人》（the Our Gang）里无伤大雅的恶棍，我们就会认识到，电影所表现的年轻人的性格和情感非常脱离现实。但是，人们仍然能从中发现一种理想，一种童年概念的构想。这些儿童穿着跟成人不同，言谈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他们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更容易受到伤害。即便在早期的电视里，像《反斗小宝贝》（Leave it to Beaver）和《爸爸本事大》（Father Knows Best）这样的节目里，人们会发现儿童虽然没有得到真实的描写，但他们至少与成人不同。但是现在，这些大多已经看不见了，或至少在迅速消失。

也许理解电视上所发生的一切的最好办法是想象一下，如果《秀兰·邓波儿节目》是今天的电视系列剧，那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假定邓波儿小姐的年龄不变，还是她拍出那些令人难忘的电影时的年龄。（她4岁便开始了电影生涯，在6岁到10岁间拍出了许多成功的影片。）除了作为模仿，秀兰·邓波儿会唱，比如说，唱主题歌《好船棒棒糖号》（On the Good Ship Lollipop），还能想象她会做什么？如果她真的唱歌，她的氛围可能是摇滚乐，也就是说，音乐既要维系成人的情感，也要维系年轻人的情感。在今天的电视网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儿童歌曲。儿童歌曲已经成为一个灭绝了的物种。这种现象跟我所能想象到的证据一样，很能够说明问题。总之，一个10岁的秀兰·邓波儿也许会要一个男朋友，这样她可以经常与之发生纠葛，模拟情人间的争吵。她自然要放弃“小女孩”的衣服和发式，而代之以接近成人的流行时装。她的语言则会由一连串心照不宣的俏皮话组成，包括大量涉及性暗示的话。简单地说，《秀兰·邓波儿节目》不会也不可能是关于一个孩子的节目，无论她可爱还是不可爱。观众中有太多的人会觉得这样的构想要么稀奇古怪，要么无法辨认，年轻的观众更是如此。

当然，我们传统的童年模式在电视上的消失，在电视广告上表现得尤其淋漓尽致。我已提到过广告大量使用十一二岁的女孩做性对象，如布鲁克·希尔兹现象（the Brooke Shields Penomenon）。但有必要提一下的是乔达奇牛仔裤（Jordache Jeans）这个异想天开的广告。在广告里，一群还没到青春期的在校男生女生，被表现为傻乎乎地受着性欲的驱动。由于穿了品牌牛仔裤，他们的情欲被进一步煽动起来。广告的结尾显示他们的老师也穿着同样的牛仔裤。这样的广告，除了说明在性欲方面或挑起性欲的方法上儿童和成人之间没有区别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意义呢？

但是，除此之外，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还有：儿童，无论有或没有亢奋的性欲，一般都被不知羞耻地用来充当广告剧的演员。有一天晚上看电视，我数了一下，共有9个不同的产品利用儿童做推销员。这些产品包括香肠、房地产、牙膏、保险、洗涤剂和连锁餐馆。美国的电视观众显然不认为由儿童来告诉他们美国国家公司的辉煌成就有什么不同寻常或令人不快，也许这是因为儿童越来越多地获准参与成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要把他们从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方面——销售中排除出去，显得有些不合情理。

儿童在电视上的“成人化”现象也同样发生在电影里。那些题材各异的电影，如《魔女嘉莉》（Carrie）、《驱魔人》（The Exorcist）、《艳娃传》（Pretty Baby）、《纸月亮》（Paper Moon）、《凶兆》（The Omen）、《青春珊瑚岛》（The Blue Lagoon）、《小可爱》（Little Darlings）、《无尽的爱》（Endless Love），还有《情定日落桥》（A Little Romance），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儿童观念：儿童在对社会的理解方面，在语言和兴趣上与成人是别无二致的。若想观察近些年来儿童电影形象所发生的转变，一个最启发人的办法是把30年代的影片《小淘气》（The Little Rascals）和1976年的电影《龙蛇小霸王》（Bugsy Malone）进行比较。《小淘气》是一出讽刺剧，孩子们在里面扮演过去匪帮电影里的成人角色。在《小淘气》里，大部分幽默纯粹来自儿童仿效成人举止所产生的不协调。虽然《龙蛇小霸王》也把儿童比作成人，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与他们自身几乎没有不协调的感觉。说到底，12岁的孩子使用“成人”语言，穿成人服装，对性表现出成人一般的兴趣，高唱成人歌曲，这有什么荒谬可笑的？问题是《小淘气》分明是喜剧，而《龙蛇小霸王》则几乎接近纪录片。

在儿童文学方面，许多引起广泛讨论的变化跟现代媒体的趋势一脉相承。朱迪·布鲁姆的作品已有许多仿效者。像布鲁姆女士一样，这些作家深深懂得，“青少年文学”的主题和语言要模仿成人文学，尤其当其中的人物以微型成人出现时最受欢迎。当然，我不希望给人一种印象，即当前儿童文学中（或者也在电视或电影方面）没有一部表现儿童与成人截然不同的作品。但我确实想说明，在儿童的形象方面，我们的流行艺术正在经历一个需要迅速重新定位的问题。也许人们可以这么赤裸裸地这么说：我们的文化不够大度，不能同时包容朱迪·布鲁姆和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其中之一必须被淘汰。如迪士尼帝国日益低落的票房所显示，淘汰的正是迪士尼的儿童形象，儿童需求的构想正在日益消失。[4]我们正在驱逐200年来以年轻人作为孩子的形象，而代之以年轻人作为成人的意象。

虽然这正是布鲁姆女士、现代电影制作者和电视作家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无法指控他们犯有道德或社会过失罪。在对我们的流行艺术进行批评时，人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指责他们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步履沉重的黑人、贪婪的犹太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逆来顺受的妻子，都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作为素材不够有趣，而是因为观众不能接受它们。同样地，秀兰·邓波儿被布鲁克·希尔兹所取代，因为观众要求流行艺术的偶像和他们所经历的社会现实之间有某种一致性。电视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有时候电视稍微滞后于现实，有时候超前于现实，有时候则正好反映现实。但是，电视绝不能离社会现实太远，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流行艺术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电视是最民主的社会公共机构。电视节目表现人们所理解的和想要看的，否则就会被取消。多数人已不理解也不想要传统的、理想化的儿童模式，因为他们的经历或想象力并不支持这样的模式。

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传统的成人模式方面。如果人们仔细注意电视节目的内容，就会发现一些相当准确的记录，不仅涉及“成人化”的儿童的兴起，而且也涉及“儿童化”的成人的兴起。电视在这一点上非常显见，尽管表现孩子气的成人的最好代表，毫无疑问是电影《在那里》（Being There），因为它恰恰反映了我所描写的过程。拉韦尔纳（Laverne）、雪莉（Shirley）、阿奇（Archie），“爱之船”的水手、三人行、芳兹（Fonzie）、巴迈·米勒的侦探（Barney Miller‘s Detectives）、罗克福德（Rockford）、科亚克（Kojak）和整个幻想岛（Fantasy Island）上的人物，几乎都不能算是成年人物，即使在人们充分考虑成年人物的传统形式而予以谅解之后。除了个别例外，电视上的成人并不认真对待工作（假如他们真的工作的话），他们不抚养儿童，不参与政治，不信仰宗教，不代表任何传统，没有远见，也没有严肃的计划，没有深入的对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暗示他们跟8岁的孩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虽然我的学生都是很投入的电视观众，他们敦促我修改下面的陈述，但是，我只能在商业电视节目中找到一个经常出现的虚构人物，即《单身公寓》（The Odd Couple）里的费利克斯·昂格尔（Felix Unger）。他被描写为有成人的爱好，喜欢严肃音乐。他的语言显示在生活的某个阶段，他实际上读过书。确实，相当引人注目的是，电视节目里的成人大多被描绘成功能性的文盲，不仅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里欠缺从书本上学来的内容，而且因为他们的头脑甚至没有一丁点儿慎重考虑的习惯。［《单身公寓》现在只有在重播时才能看到，不仅令人啼笑皆非地把费利克斯·昂格尔变成了一个很有文化的人，而且极其反常规地把他的伴侣奥斯卡·麦迪逊（Oscar Madison）变成了一个没有文化的职业作家。］

论述流行电视节目如何浅薄的文章已经非常多，但我并不是在此讨论那种判断。我的观点是：电视上最常用的成人模型其实是个儿童模型。这种模式几乎在各种电视节目里比比皆是。例如，在竞赛节目里，参赛者经过精心的挑选，以确保能够对羞辱（来自一个假扮的成人，即“主持人”）有无穷无尽的容忍度，他们的情感能在瞬间调动起来，他们对事物的兴趣有莫大的热情。其实，竞赛节目是对课堂的拙劣模仿。在这个课堂上，孩子气的参赛者因为服从指挥和少年老成而受到相应的奖励，否则就要经受传统上学校的学生所要承受的一切负担。再举一个例子。肥皂剧里缺少成年人物的情况非常显著。在我写本书时，已有人着手制作一个“10来岁的青少年”版本的辛迪加肥皂剧，名叫“年轻的生命”（Young Lives），仿佛要记录年轻人的世界和成年人的世界并没有区别这样的想法。在这一点上，电视比电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年轻的生命》是不带讽刺意味的《龙蛇小霸王》。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不仅仅是因为前三章所阐述的种种原因，而且是因为电视试图反映普遍的价值和风格。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儿童的价值和风格以及成人的价值和风格往往融为一体。人们不必是社会学家就能注意到如下的事实：

在过去的10年里，童装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毫不含糊地被认作“儿童的”服装，现在已经基本上杳无踪影。12岁的男孩现在穿三件套的套装去参加生日聚会，而60岁的男人则穿牛仔服去参加生日聚会。11岁的女孩穿高跟鞋。过去清楚地标志年轻人的随意性和活泼好动的运动鞋，现在据称对成人也表示同样的意思。超短裙曾经是成人仿效儿童风格的服装的最令人尴尬的例子，此时此刻已销声匿迹了。但是，取而代之的则是人们在纽约和旧金山的街头随处可见的、成年妇女穿着的小白袜子和仿儿童式的方口系带鞋。关键在于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一种时尚的倒退，自16世纪起通过衣着方式来辨别儿童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随着儿童概念的减弱，童年的象征性标记也必然随之减弱。

这个变化过程不仅在服装上，而且在饮食习惯上也可以看出。垃圾食品，过去被认为只适合年轻人没有分辨能力的味觉和钢铁般的胃，现在却也成了成年人的日常伙食。这可以从麦当劳和汉堡王的电视广告中看出，它们的吸引力并没有年龄之分。人们也可以直接注意一下光顾这种地方的儿童和成人的分布情况。成人看上去至少消费跟儿童一样多的垃圾食品。[5]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许多人看来已经忘记了，过去成人应该对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有比儿童更高的标准。实际上，当年轻人表示出拒绝使垃圾食品工业得名的饮食的倾向，才是他走向成年的标志。我相信我们能够相当肯定地说，现在这个转向成年的标志已经完全无影无踪了。

儿童和成人的价值和风格正在融为一体，最显著的症状表现在儿童的游戏方面，也就是说，儿童游戏正在消失。尽管我还没有发现有关无人监督的街头游戏的衰落情况的研究资料，但它们的消失已足够明显。总之，从“少年棒球联合会”和十二三岁的“小选手橄榄球队”这类社会公共机构惊人的蓬勃兴起，便可略见一斑。除了市中心的比赛依然控制在打球的年轻人手里，美国青年的比赛已经变得越来越正式，像职业运动员一样，且极为严肃认真。根据总部在宾夕法尼亚州威廉波特（Williamsport）的“少年棒球联合会”的资料显示，少年棒球是世界上最大的青少年体育运动，至今共发了1400多张许可证，有超过250万年轻人参加。他们的年龄从6岁到18岁不等。这个组织的结构仿效“职业棒球联合总会”（Major League Baseball Association）的模式，比赛本身的特点也是以成人棒球比赛的情感风格为模式的：没人可以胡闹，不能随意更改规则，不受现场观众评判的影响。

儿童游戏跟成人不相干的想法显然遭到美国人的排斥。他们坚持，即使只有6岁，儿童游戏也不能随意自发地进行，而是应该在成人小心的监督下，紧张激烈地进行。1981年7月17日，《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故事揭示了许多成人并不理解儿童游戏被重新定义的意义。当时正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足球锦标赛，涉及10个国家的4000名儿童。在新泽西的东不伦瑞克（East Brunswick）和安大略的伯灵顿（Burlington）之间的一场10岁男孩组的比赛中，“父亲们在场外发生争执，有些球员因此动手动脚，并口出脏话，一个来自伯灵顿的球员还做了个下流的手势”，两个球队就此大打出手。最热闹的是两个球员的母亲之间也发生冲突，其中一个还踢了另一个。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实在不算稀奇，因为在“正式”的棒球和橄榄球比赛中，成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不胜枚举。（我自己亲眼目睹过几个40来岁的人毫不留情地“骑”在一个11岁的游击手身上，因为他在一局里犯了两个错误。）但是，最意味深长的是打架之后一个母亲所说的一番话。在回顾整个事件时，报上引用她的话说：“这（打架）只是一场精彩比赛中的30秒。第二天晚上，我们的孩子输了，但比赛还是很精彩。家长为两个队的孩子鼓掌。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可问题是，首先，家长待在那儿干什么？为什么有4000个孩子卷入一项锦标赛？为什么新泽西的东不伦瑞克队要跟安大略的伯灵顿队比赛？训练这些孩子是为了什么？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儿童的游戏已经成为成人热切关心的事情，它已变得非常职业化，已不再是一个脱离了成人世界的世界。

如今，儿童进入职业化和世界级业余体育比赛，自然跟这些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1979年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表现极为出色的、年龄还不满16岁的特蕾西·奥斯汀（Tracy Austin）。当时，她是锦标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选手。1980年，则有一个14岁的选手参加比赛。老资格的温布尔顿冠军约翰·纽科姆（John Newcombe）对此大为震惊，表示在不久的将来，12岁的选手会成为网球比赛的中心人物。不过，就这方面而言，网球落后于其他运动。具有世界级能力的12岁的游泳选手、滑冰选手和体操选手不足为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较好的教练和训练技巧使儿童能够达到成人水平的能力。可是，问题依然存在：成人为什么要鼓励这种做法？为什么成人要剥夺儿童自由自在、不拘礼节以及自发游戏的欢乐？为什么要儿童经受职业训练、集训、紧张和媒体大肆宣传所带来的种种辛苦？答案跟前面一模一样：传统上有关儿童的独特性的假定正在迅速消亡。我们现在有的是新兴的思想：比赛并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而是为了一些外在的目的，比如名望、金钱、身体训练、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国家的荣誉。对于成年人，比赛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伴随着童年的消逝，儿童眼里的游戏也随之消逝。

儿童和成人在想法上也同样有日益融合的趋势，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娱乐节目的欣赏趣味上看出来。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1980年尼尔森电视收视调查报告显示，成人（年龄在18岁以上）把下列节目列在最受欢迎的15个电视辛迪加节目中：《家庭问答》（Family Feud）、《大青蛙布偶秀》（The Muppet Show）、Hee Haw、《风流医生俏护士》（M*A*S*H）、《舞蹈热》（Dance Fever）、《重温好时光》（Happy Days Again）和Sha Na Na。这些节目也出现在12—17岁之间的观众最喜欢的节目中。它们又是2—11岁的观众最喜欢的节目！至于当时流行的节目，男性成年组显示《的士速递》（Taxi）、《默克与明蒂》（Mork&Mindy）、《风流医生俏护士》、《三人行》（Three’s Company）、《ABC周日晚间电影》（ABC Sunday Night Movie）和《正义前锋》（The Dukes Of Hazzard）属于他们最喜欢的节目。12—17岁年龄组也包括了同样的节目。[6]在1981年的《尼尔森报告》中，成年男子喜欢的电视辛迪加节目中，10个里面有6个节目是跟12—17岁年龄组所喜欢的一样，10个里面有4个节目是跟2—11岁年龄组所喜欢的一样。[7]

这样的数字想起来让人痛心，但这是跟现实状况完全一致的，即娱乐儿童的节目如今也同样在娱乐成人。当我写此书之时，《超人2》（SupermanⅡ）、《007之最高机密》（For Your Eyes Only）、《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和《人猿泰山》（Tarzan, the Ape Man）正吸引着前所未有数量的各年龄层的观众。25年前，这样的电影一般是动画喜剧片的形式，往往被看作儿童的娱乐。它们虽然不像《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那么可爱、天真、富有创造性，但依然清楚地表明是给年轻观众看的。今天，这种区别已经变得没有必要。在音乐方面，成年人和年轻人的品位也是不需要区分的，凡是光顾过成人迪斯科舞厅的人都可以做证。如果说10—17岁的青少年要比25岁以上的青年更了解摇滚乐队的名字和风格，那么这种说法很可能依然是正确的。但是，古典音乐和“成人”的流行音乐市场都在萎缩，这显示成人已经不能宣称他们的音乐品位要比十几岁的青少年表现出更高层次的情感需求。[8]

正当服装、饮食、比赛和娱乐都朝着同一种风格迈进之时，语言也在劫难逃。要记录这个变化非常困难，除了求助于一些趣闻逸事或请读者参照自己的经历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当然，我们明确知道年轻人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在下降，无法达到“各年级”所要求的水平。[9]我们还知道他们的说理能力和有效推断的能力也在走下坡路。[10]这样的证据通常用来证明年轻人的识字能力普遍下降，但也同样可以用来暗示成人对语言的兴趣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在讨论了媒介对年轻人起了创造较低级状态的语言能力的作用之后，我们仍然可以讨论家长、老师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成年人对语言的重要性漠不关心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提出假想，成人对语言的控制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大大超过儿童对语言的控制能力。在电视上、收音机里、电影里以及商业交易中，在街头甚至在教室里，人们注意到成人使用的语言并不比儿童有更多的变化、深度或准确度。事实上，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小型的书籍和报纸的专栏，他们指点成人如何言谈才像成人。这也算是关注这种现象的文献吧。

人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大胆猜测，年轻人的语言正在给予成年人更大的影响，而不是相反。虽然青少年语言的显著特征依然是每说四字就要加“像”这个词，但在其他许多方面，成人觉得十几岁的青少年的语言非常吸引人，并运用到自己的语言中去。我记录了诸多35岁以上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人说话的例子。他们不带讽刺地、真诚地说，比如，“I am into jogging.”（“我特爱慢跑。”），“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原意是“你从哪儿来？”在此，意思是“What is your point of view？”即“你的看法是什么？”），“Get off my case.”（“别来烦我。”），以及十几岁青少年常用的其他习惯用语。我必须让读者自行做出判断，他们的经历是否证实了这种趋势。不过，我相信，有一点我们也许可以肯定：那些我们称之为“脏话”的成人语言的秘密，现在的年轻人不仅对它们了然于胸（也许情况本是如此），而且可以像成人一样任意使用。不仅在安大略的足球场上，而且在所有的公共场所——棒球场、电影院、校园、教室、百货店和餐馆，人们甚至能听到一些只有6岁的孩子们非常自如地大量使用那些话。这个事实所包含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表明传统上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已经遭到侵蚀。它的意义重大还代表了举止礼仪概念的失落。确实，当语言、服装、趣味、饮食习惯等等越来越趋于相同时，扎根于社会等级观念的礼仪实践和礼仪的意义也相应下降了。[11]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成人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权威和光环，尊敬年长者的想法变得荒谬可笑了。这种衰退正在发生，这一点可以从人们普遍漠视公共集会的规则和仪式来推定：学校里所谓的“纪律问题”越来越多，举行公共活动需要加大安保力度，声响极高的广播电台广播音乐侵入公共空间，传统上表达礼貌的话，比如“谢谢”和“请”，也越来越少听见了。

我相信上述所有的观察和推断，都是童年衰退和相应的成人性格萎缩的信号。但是，有一些硬性的事实也表明了同样的结论。例如，1950年，在全美国，因犯联邦调查局所称的“重大罪案”而被捕的15岁以下的人只有170个。重大罪案是指谋杀、暴力强奸、抢劫和严重恐吓罪。这个数字代表了美国15岁以下人口的0.0004%。在同一年，因重罪而被捕的年龄在15岁和15岁以上的有94784人，占15岁和15岁以上人口的0.0860%。这意味着在1950年，成人（年龄超过15岁，含15岁的人）犯重罪的比率要比儿童犯罪的比率高215倍。到1960年，成人犯重罪的比率是儿童的8倍；到1979年，这个比率是5.5倍。这是否意味着成人犯罪在下降呢？并非如此。事实上，成人犯罪在增加，因此，在1979年有40多万成人因犯重罪而被捕，占成年人口的0.2430%。这意味着在1950年到1979年间，成人犯罪率上升了3倍。成人犯罪和儿童犯罪之间的差别正在迅速缩小，这几乎完全可以归结为儿童犯罪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在1950年到1979年间，儿童所犯重罪的比率增加了11000%！儿童轻微罪案（比如夜窃、盗窃和盗车）则增加了8300%。[12]

如果可以说美国正在被汹涌起伏的犯罪浪潮所淹没，那么，这个浪潮多半是由于儿童的参与而产生的。犯罪，跟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已不再是专门属于成人的活动，而且读者已不需要统计数字来证实这一点。新闻界几乎每天都有儿童被捕的报道。如同那些打温布尔顿网球比赛的孩子，犯罪儿童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在纽约市，一个9岁的男孩企图抢劫银行。1981年7月，纽约韦斯特切斯特（Westchester）县的警察以性袭击7岁女童的罪名起诉4个男孩。被起诉的强奸犯，一个13岁，两个11岁，一个9岁，他是韦斯特切斯特县有史以来以一级强奸罪被起诉的年龄最小的一个。[13]

10岁到13岁的孩子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入成人犯罪。确实，儿童严重犯罪的频率已将青少年犯罪的法典推到了极限。美国第一个青少年法庭于1899年在伊利诺伊州建立。“青少年犯罪”这个概念到了20世纪末可能会寿终正寝，因此，美国上下的立法者急急忙忙地试图修改刑事法，这样年轻的罪犯可以接受成人的处罚。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由首席检察官组成的研究小组建议把被判一级谋杀罪的青少年送进监狱，而不是送进加州青年管教所。这个小组还建议对16岁和16岁以下的暴力罪犯，法院有权决定按照成人罪犯一样进行审理。[14]在佛蒙特州，两个10来岁的孩子因涉嫌强奸、折磨和杀死一个12岁的女孩而被捕，这个案件迫使州立法机关提出强化青少年法典。[15]在纽约，以重罪被起诉的、年龄在13岁到15岁之间的儿童现在可以在成人法庭受审。假如被判罪名成立，可能接受漫长的监内服刑。在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新泽西、南加利福尼亚和田纳西州，法律都进行了修改，假如罪行足够严重，13岁到15岁的儿童罪犯转到成人法庭受审变得很容易操作。在伊利诺伊、新墨西哥、俄勒冈和犹他州，通常围绕青少年审判的隐秘状态已经被排除：现在报社记者可以定期采访诉讼。[16]

儿童犯罪的频率、残忍程度，以及立法机构对这种情况做出的反应，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无疑是有多种起因的，但没有一个能够像童年的概念正在我们手中迅速滑落这个事实更切中要害。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个社会，它的心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并不强调成人和儿童的区别。当成人世界以一切可以想象的方式向儿童开放时，他们必然效仿成人的犯罪活动。

他们也会成为这些活动的受害者。与儿童对社会秩序的侵犯相类似的，是成人对儿童的侵犯。根据美国全国受虐待儿童中心的统计，1979年上报的虐待儿童案有711142件。假定有相当数量的虐待儿童案是不上报的，那么，我们可以猜想，那一年有远不止200万起儿童受虐案。这样的情况除了说明儿童的特殊地位、形象和神秘光环受到巨大的削弱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如果说儿童遭虐待是因为他们小，这只解释了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他们受虐待是因为他们不被看作儿童。当儿童被看作尚未自我实现的、脆弱的、并不具备完全的智力和情感控制的人时，正常的成人不会在冲突发生时痛打他们。除非假定在那种情况下痛打儿童的成人都是精神变态，我们可以断定，至少部分答案是，许多成年人对儿童是什么样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这个观点无异于14世纪所流行的观点，即儿童是微型成人。

除了犯罪活动外，其他一些社会趋势也强化了儿童是微型成人的观念。例如，儿童中间的性活动日益增加就是相当完备的证明。凯瑟琳·契尔曼（Catherine Chilman）提供的研究数据表明，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年轻白人女性的性活动的增加尤其显著。[17]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梅尔文·泽尔尼克和约翰·坎特纳的研究结论指出，在1971年到1976年间，纵观各个族裔，未婚少女的性行为增加了30%，因此到19岁时，55%的少女有过性交行为。[18]我们可以有理由假定，在消除儿童和成人在性欲上的区别方面，媒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电视，它不仅使美国人口长期处在高度的性亢奋状态下，而且强调性满足上的平等主义；性从一个隐秘深奥的成人之谜被改造成一个可供人人享用的产品，像漱口液或腋下除臭剂一样。

这种情况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十几岁的少女怀孕率日益上升。1975年，少女生育构成美国生育总数的19%，比1966年上升了2%。但如果关注一下15岁到17岁少女的生育率，人们就会发现，这是那些年生育率增加的唯一的一个年龄组，它增加了21.7%。[19]

儿童世界中发生成人式的性活动所导致的另一个更严峻的后果是，年轻人染上性病的程度也在稳步上升。在1956年到1979年间，10岁到14岁的孩子感染淋病的百分比几乎增加了3倍，从每10万人口中的17.7人增加到50.4人。在15岁到19岁的年龄层里也发现了大致相同的增长（从每10万人口中的415.7人增加到1211.4人）。在一个童年和成年之间没有有效界限的社会里，传统上对青年人性行为的各种约束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影响力的。在毒品消费的问题上，情况也是一脉相通。例如，美国全国滥用酒精和酗酒研究所指出，大量15岁的青少年饮用“相当多的酒”。一个十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饮酒习惯调查指出，自称“重度饮酒”（指每周至少饮酒一次，每次饮酒量相当大）的人数是那些自称“偶尔饮酒”（指最多每月饮酒一次，每次饮酒量较小）的人数的3倍。酗酒过去一直是成年人的痛苦，现在赫然成为我们新一代微型成人的现实。至于其他毒品，包括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证据也很有说服力：美国的青年跟成人消费一样多的毒品。[20]

这样的数字毫无疑问地标志着“成人化”的儿童正在兴起，但是，有类似的趋势表明“儿童化”的成人的现象也在日益严重起来。例如，在美国，作为主要社会公共机构的“老人院”的出现，表明年轻的成年人不情愿对父母承担全部责任。照料长辈，使他们融入家庭生活之中，显然被看作不堪忍受的负担而从原本是成人必须履行的义务中迅速降级。也许更意味深长的是，跟他们父母那一代相比，目前这一代年轻成人的结婚率急剧下降，生育的孩子也更少。此外，他们的婚姻也不那么持久。根据全国健康统计中心数据显示，如今父母的离婚率是20年前的两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孩子被卷入婚姻的解体：1979年是118万，而1963年则是56.2万。虽然对于这种趋势，我们应该假定有多种起因，包括克利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所指出的自恋个性日益增加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断定它表明成人对养育儿童的责任感急剧下降。人们反对离婚最有力的论据始终是它对儿童心理所造成的影响。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越来越多的成人认为，这个论据并不能令他们信服，反而他们认为自己心理健康的需要更重要。也许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的成年人与其说想为人父母，倒不如说他们自己越来越想成为儿童。无论如何，儿童已经对这种新的气氛做出了反应，其中包括大批儿童离家出走。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资料显示，1979年，有16.5万名儿童被警察拘留。据估计，未被统计在内的出走儿童至少还有这个数字的三倍之多。

在这些事实面前，人们期待某种“哲学”的出现以证实童年消逝的合理性。或许有某种支配社会生活的原则，要求人们寻找方法来确定一些无法避免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样一种哲学确实出现了。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处理现实问题的依据。我指的是一个叫作“儿童权利运动”的东西。这个名称让人困惑，因为在这个旗号下集中着两个其实相互对立的童年概念。其中之一，我在本书中不会涉及，它相信童年虽脆弱但确实值得向往，因此希望保护儿童不受忽视和虐待。例如，这个观点主张，当家长不能尽其责任时，公共管理机构应该出来干预。这种童年的构想可以溯源到19世纪，纯粹是对导致儿童劳工法、青少年犯罪法典以及其他人道主义保护的想法的进一步延伸。《纽约时报》称那些起来捍卫这个想法的人是“儿童的救星”。

另一个“儿童权利”的观点，排斥成人对儿童的监督和控制，并提出一种证明童年瓦解的合理性的“哲学”。它主张，“儿童”这个社会分类本身就是不公正的，社会应不惜一切力量使儿童免受各种各样的约束。其实，这个观点比第一个更古老，因为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黑暗时代和中世纪。那时候，现代意义的“儿童”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这些问题上，情况通常如此，一些自称“激进分子”的人提出了一个“反动的”立场。无论如何，这些人也许可以被称作“儿童的解放者”。他们的早期代表人物有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他是优秀的社会批评家，著有颇具影响力的《非学校化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1971）一书。书中反对义务教育，理由是学校不仅不可能得到改善，而且更重要的是义务教育的结果阻止了年轻人全面地参与社团的生活；也就是，阻止了他们成长为成年人。伊里奇重新界定了儿童跟学校的关系。他坚持认为，多数人视学校为仁慈和培养的机构，其实学校不合理地侵犯了某一部分人的生活和学习。伊里奇的论断的说服力来自这样一个事实：现在信息如此广泛地传播，可从多种渠道获得，并且信息的整理方式使人们无须复杂的识字能力就能理解信息，因此，作为知识的源泉的学校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主要意义。此外，因为童年和成年的区别越来越不显著，因为儿童越来越不需要努力赢得成年，因为社会对儿童也越来越没有什么要求，所以学校教育的强制性开始显得不合情理了。

这种印象被进一步加深，因为教育者对他们在学校里该为孩子们做些什么感到困惑不已。一些论点——诸如人应该为上帝或国家争取更大的荣誉而受教育，甚至以打败苏联为目的——既缺乏严肃的论据，也缺乏拥护者。许多教育者情愿接受连马克思也会坚决摒弃的观点：教育是为了进入市场而做准备。假如情况的确如此，那么，成人受过教育的标志，比如历史、文学和艺术知识等，它们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此外，所谓学校教育对一个人未来的收入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说法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站得住脚。因此，我们整个教育结构的大厦布满了危险的裂缝，而且那些干脆想拆毁这个结构的人也完全不是接受了错误的消息。其实，他们的提议有些多余。由于童年消逝了，学校也一定会消逝。伊里奇只要耐心等待即可，根本无须写一本书来论证这一观点。

上述这些观点也是约翰·霍尔特（John Holt）的《逃离童年》（Escape From Childhood）的主题。在该书及其他书中，他主张把儿童从300年的传统束缚下解放出来。他的论点在理查德·法森（Richard Farson）的优秀著作《与生俱来的权利》（Birthrights，1974）中得以拓展，即法森把霍尔特的论点引向了逻辑的结论。法森主张，儿童的信息权、教育选择权、性自由的权利、经济和政治权利甚至选择自己家庭环境的权利还给儿童。“我们给予儿童过多的自由，”法森说，“是不可能犯错误的。”[21]法森并非没有意识到童年的历史，他显然认为14、15世纪的年轻人自然融入社会的方式，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模式。此外，他相信人们反对乱伦，主要是因为凡是参与乱伦的人都被弄得非常内疚；他相信一切性行为应该合法化，包括成人和儿童之间的性行为；需要做出安排允许儿童生活在他们喜欢的地方并和他们喜欢的人一起生活，包括由他们自己管理的“家”；儿童必须有投票权，“因为成人实际上并不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心上，不会为他们投票”。[22]

像这样的儿童权利运动无异于宣称疾病还需病来医。说得更委婉一些，如前所述，这种主张所代表的正是企图使一个看来已无可逆转的文化趋势合理化。换句话说，法森不是童年的敌人，美国文化才是，但并不是直接的敌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可以说美国是反共产主义的。美国文化并不想反对童年。实际上，我们用来讨论儿童问题的语言依然保留着许多在18、19世纪时就已经确立的有关儿童的前提，正如我们谈论战争的语言保留了19世纪的战争思想一样。其实，今天来看这个想法是非常荒谬的，我们有关儿童的语言跟我们如今的社会现实并不吻合。在这100年里，我们重新设计了我们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以及我们怎样做才能分担所有的一切，如今我们已经达到了完全不需要儿童的地步，正如我们已经达到了不需要长辈的地步（尽管我们还不敢承认这个现实）。法森的提议之所以显得如此令人恐慌不已，是因为他坦白如实，既不带讽刺也毫无遗憾地揭示了未来。

[1]参见莱奥尼德·马丁（Leonide Martin）的《妇女保健》（Health Care of Women），第95页。然而，这个被广泛承认的看法受到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维恩·L·布洛（Vern L.Bullough）的挑战。参见“女孩发育的平均年龄提早的说法站不住脚”（“Drop in Average Age for Girls’Maturing Is Found to Be Slight”），《纽约时报》，1981年7月11日，第7页。

[2]参见乔治·马斯尼克（George Masnick）和玛丽·乔·贝恩（Mary Jo Bane）的《我国的家庭：1960年到1990年间家庭人口数量下降和单一人口家庭的出现》（The Nation‘s Families: 1960—1990for documentation of the decline of household members and the rise of the single-member household）。

[3]加里·科尔曼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室内剧“Different Strokes”中的童星。——译者注。

[4]有关迪士尼帝国的衰落的文献资料和分析，参见“对着迪士尼正在坠落的星辰祈祷”（“Wishing Upon a Falling Star at Disney”），《纽约时报周刊》，1980年11月16日。

[5]对于不同年龄群消费多少麦当劳的食物，麦当劳公司坚持不肯公开具体的数字。从他们口中，我所得到的最有用的一句话是：年轻的成人带着孩子，是光顾麦当劳最大的人群。麦当劳公司详细目录的分类是年幼的儿童、10岁到12岁的儿童、13岁以上的青少年、年轻的成人和老年人。

[6]这些数字来自“1980年的《尼尔森报告》”（Nielsen Report on Television1980）。

[7]“1981年的《尼尔森报告》”。这份报告和1980年的报告可以向该公司要求而获得。公司地址：A.C.Nielsen Company, Nielsen Plaza, Northbrook, Illinois60062。

[8]根据古典音乐唱片最大的生产商——RCA，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家公司每个月大约发行8张新唱片。今天，这个数字已降至4张。RCA的发言人声称，这种局面跟同行业其他公司相似。RCA还承认，古典音乐和复杂的流行音乐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在持续减少。今天，古典音乐、歌剧和室内乐约占全部销售的7%。其余的大多是摇滚乐、乡村音乐和爵士乐。

[9]在许多记录这种下降趋势的研究中，有一个是1979年加州教育部门主持进行的。经加州评估计划（California Assessment Program）的测试，高年级学生的表现（跟1978年相比）继续保持在测试行业所说的全国平均阅读水平以下的16%。

[10]在1981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中，《全国教育进展评估报告》（The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显示13岁孩子的推理能力在整个70年代呈下降的趋势。

[11]有关这些关系的出色的历史分析，参见桑内特（Sennett）的《公共人的衰落》（The Fall of Public Man）。

[12]这些数字汇编，取材于1950年和1970年《统一犯罪调查报告》（Uniform Crime Report）（联邦调查局出版）以及1950年到197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

[13]参见纽约《每日新闻》，1981年7月17日，第5页。

[14]参见1981年6月22日的《合众国际社的报告》（the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report）。

[15]参见纽约《每日新闻》，1981年7月17日，第5页。

[16]若想全面考察对于儿童犯罪的态度不断演变的过程，参见《纽约时报》，1981年7月24日。

[17]引自梅尔文·泽尔尼克（Melvin Zelnik）和约翰·坎特纳（John Kantner）的《美国未婚年轻妇女的性经验和避孕经验，1976年和1971年》（“Sexual and Contraceptive Experience of Young Unmarried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6and1971”），《计划生育观察》（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第9卷，第2期（1977年3月/4月），第55—58页。

[18]参见泽尔尼克和坎特纳，引自梅尔文·泽尔尼克（Melvin Zelnik）和约翰·坎特纳（John Kantner）的《美国未婚年轻妇女的性经验和避孕经验，1976年和1971年》（“Sexual and Contraceptive Experience of Young Unmarried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6and1971”），《计划生育观察》（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第9卷，第2期（1977年3月/4月），第55—58页。

[19]参见斯特瓦妮·文图拉（Stephanie Ventura）的《青少年的生育问题：美国，1966—1975年》（“Teenage Childbearing：the United States, 1966—1975”），《关键数据报告月刊》（The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全国健康统计中心出版物。

[20]参见《美国学生吸食毒品的状况，1975—1980年》（“Student Drug Use in America, 1975—1980”），由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劳埃德·约翰逊（Lloyd Johnson）、杰拉尔德·巴克曼（Jerald Bachman）和帕特里克·奥马利（Patrick O‘Malley）编写。该资料可从下面的地址获得：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Rockville, Maryland20857。

[21]法森，Birthrights.New York：Macmillan, 1974，第153页。

[22]法森，Birthrights.New York：Macmillan, 1974，第179页。

第9章　六个问题

在本书的开头，我就替自己解除了为童年的消逝提供“解决方案”的负担。但是，在本书结束时，我希望提出一些读者可能觉得有兴趣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在我研究过程中的某个时候产生的，然后就留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这也是我摆脱问题的方法，至少暂时如此，也就是说，我在设法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虽然读者自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想到这些问题举足轻重，我感到很荣幸。

童年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发明的？

本书以童年是社会产物，而不是生物需要作为开头。精通儿童心理学的读者会把这种说法至少看作有问题的，糟糕一点儿，则是不成立的。以弗洛伊德、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 Erikson）、阿诺德·格塞尔，尤其是让·皮亚杰这样有权威的研究者为支柱，普遍的观点认为，可观察的儿童发展的各个阶段是受生物规则控制的。实际上，皮亚杰把他的研究称作“遗传认识论”。他指出，儿童从一个智力层次进步到另一个智力层次，遵循的是一个遗传的原则。我没有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在许多方面，它跟本书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干。事实上，童年作为社会结构的想法在中世纪并不存在。它是到了16世纪才产生的，而现在正日益消逝。当然，假如皮亚杰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童年的概念就不是应运识字能力而发明的，它不过是被发现了而已；而新的信息环境也并没有使它“消逝”，只不过是压制它的存在而已。

由于皮亚杰基本采用的是非历史的方法，我相信他的研究有局限性。他没有充分注意到，他所观察的一些儿童的举止在早期历史阶段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至少相当不同。不过，我倒愿意相信他是正确的。如果他正确，那么我们可以激励自己相信，只要稍有机会，童年仍会坚持自己的存在。因为如前所述，你不可能蒙骗孕育万物的大自然，至少不可能永远蒙骗下去。但是，如果童年只是文化的产物——我倾向于相信这种观点——那么，它需要等待我们的传播环境发生惊人的重组，才会坚定不移地重新出现。而这也许永远不会发生。因此，我们面临着童年的出现可能只是文化历史的脱轨，像马拉的大车或白纸上的黑色涂鸦一般，转瞬即逝，不再出现。

为了让自己振奋起来，我愿意满足于下面的构想，并希望未来的研究将能证实我的观点：童年的概念类似于语言学习，它具有自身的生物基础，但是，除非有社会环境的激发和培养，即社会需要它，否则它不可能实现。假如文化被一种媒介控制，而这种媒介要求年轻人分离，才能学会非自然的、专业的和复杂的技能和态度，那么，童年的概念便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清楚有力而且不可或缺。如果文化传播的需求不要求年轻人长期隔离，那么童年将保持缄默无声。

童年的衰落预示着美国文化的普遍衰落吗？

美国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完全生活在被20世纪的技术控制下的文化中的国家。很少有例外，美国人都愿意让他们的景观、城市、企业机构、家庭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去适应他们情愿叫作“技术进步”的各种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正当地说，美国现在正处于它的“第三次伟大实验”（the Third Great Experiment）中，全面的结果还一点儿都不清楚呢。

“第一次伟大实验”是托马斯·潘恩[1]称作“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它起源于18世纪后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是建筑政治结构的可靠想法吗？”“第二次伟大实验”起源于19世纪中期，属于社会性质的，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组成的人口，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传统和习惯，文化能从这样的人口中造就出来吗？在实验过程中允许某些失败，但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实验都相当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的奇迹，令人羡慕。

“第三次伟大实验”始于20世纪初，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文化如果允许现代科技全面主宰它的命运，那么它能保留原有的人道价值，同时创造新的价值吗？奥尔德斯·赫胥黎[2]和乔治·奥威尔[3]已经给出了他们的答案，那就是：“不能。”刘易斯·芒福德也给了他的答案，是“可能不行”，诺伯特·维纳[4]的答案跟前者如出一辙。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几乎每年都在报告里提出他的答案，那是所有答案中最铿锵有力的“不可能”。那些给出各种各样的“能”的答案的人，有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梅尔文·克兰兹伯格（Melvin Kranzberg）、塞缪尔·弗洛尔曼（Samuel Florman）和伊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阿西莫夫过分迷醉于技术的成就和潜能。显然，这个问题依然有待解答，允许我们进行猜测。技术本身被神化，政治过程被降格，成人的头脑日益萎缩，童年逐步走向消亡，这些都是可悲的迹象。全世界都在看着美国能否走出肢解过去历史的困境，然后制订出相应的挽救计划。

但是，美国人还没有开始考虑这个问题。20世纪科技的震撼，麻痹了我们的头脑。我们刚刚开始注意到科技发展过程中抛撒给我们的精神和社会的残渣。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因震惊而目瞪口呆。例如，我们也许还记得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在1965年出版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该书对一个重要的技术进行了强有力的批评，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不错，这本书的确是在美国人允许汽车改变他们的景观、城市和社交生活之后才出版的。但它还是出版了。此后，其实紧接着，悄悄地涌现出大量其他的批评以及论述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的著作：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埃勒尔的《科技社会》（The Techonological Society）、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约瑟夫·魏泽鲍姆（Joseph Weisenbaum）的《计算机威力与人类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芒福德的《机器之谜》（The Myth of the Machine）、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的《20世纪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布尔斯廷的《图像》（The Image）等等。这些书，包括后来出版的书，都有助于美国人停下脚步，认真思考一下未来，并向他们指出技术可以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他们为技术服务。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文化分裂的早期迹象不会持久。

至于童年的概念，我相信，长远来看它一定会成为当今科技发展的牺牲品。电的发明搅乱了使童年产生并得到培育的信息环境。但是，失去童年，并不等于我们要失去一切。归根结底，印刷术粉碎了世界宗教团体的团结，摧毁了口语传播传统的亲密无间和诗意，削弱了区域的忠诚，并创造了极其没有人性的工业体系。但是，西方文明中的一些人道价值依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并且还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价值，包括那些有关养育儿童的价值。由于我们从事的事业所带来的初次震撼已经开始减弱，我们还是应该想象自己处在一个比较愉快的地位，到头来也许会产生一些值得保存的东西。

道德多数组织和其他宗教激进组织在保存童年方面究竟出了多少力？

在50年代，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会记得，如果你贸然评论，说某个政党在某个领域里提出了好主张，那你就要做好准备接受指责，至少说你是“一路货”，最糟说你是个持有正式党牌的党员。今天，在某些领域内，关于宗教极端主义运动的问题，同样的思维方式很流行：说一句与宗教极端主义立场不谋而合的话，会使你遭到谴责，说你放弃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为准备反击这种指控，我想说，宗教极端主义复活，依我之见，潜藏着危险，因为它充满着宗教的盲从和政治极权主义的精神。此外，我的印象是许多信奉宗教极端主义的基督徒热爱他们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胜过热爱上帝，没有任何东西比让他们的主绝望更使他们快乐：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支持在他们独立国家的武器库里添加一种毁灭性的武器[5]。

然而，如前所述，这个有时被称作“道德多数组织”的团体，在我看来，比其他任何组织更清楚地意识到新的信息环境对儿童的影响。它试图安排从经济上抵制某些电视节目的赞助商，它努力恢复对性的抑制和尊重感，它尝试建立坚持严格礼仪标准的学校，这些都是旨在保存童年的积极活动的范例。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有效地达到目的，因为它的力量太弱小，起步也太迟，实际上，也不能解决一个纯粹需要信息环境重组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我相信，这种努力还是值得称道的，而且，谁知道，也许它可以减缓童年瓦解的脚步，这样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来调整，适应童年的消逝。

自由主义的传统，或者，如“道德多数组织”轻蔑地称呼的“世俗的人道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贡献少得可怜。例如，在反对经济上抵制电视赞助商时，民间自由论者采取的是一个奇特的立场。他们认为，与其让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道德标准来控制电视内容，还不如让宝洁公司来控制。无论如何，就政治哲学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能力来说，自由主义传统往往鼓励童年的消亡，慷慨大方地接受一切现代的东西，因而也相应地敌视一切设法“使时钟倒走”的行为。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时钟本身是错的。“道德多数组织”可以提醒世人，这个世界曾经对儿童热情友好，并感到对儿童的未来负有重大的责任。我认为，我们虽然不赞同“道德多数组织”的傲慢自大，但借用他们的一些历史回忆总是可以的。

有没有一种传播技术具备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

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技术是电脑。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这就要求进行特殊的训练。如果人人都需要了解电脑如何运作，如何将它们的世界观强加于我们，如何改变我们对判断的定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全球性的电脑文化被视为必需，那么，可以想见，年轻人的教育会变得非常重要，年轻人的文化必须与成人文化不同的想法也会被保存下来。但是，这样的发展有赖于许多不同的因素。媒介本身所具备的潜在结果，也可能由于媒介的使用方法而变得不起作用。例如，广播电台本质上有扩大和颂扬人类语言的力量和诗意，世界上有些地方正是利用广播电台发挥这种功能。在美国，部分是由于电视竞争的结果，广播电台已不过是音乐行业的附属物而已。于是，其结果虽然维持了说话能力，但至于成熟的语言，除了了不起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之外，几乎完全从无线电波中消失了。因此，利用电脑来推动平民百姓进行有序的、逻辑的和复杂的思维，也并不是必然的。举例来说，如果让大部分半文盲的百姓用电脑上的视觉游戏来自娱自乐，让百姓使用电脑并被电脑利用，却无须理解其中的所以然，这样可能更符合某些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如此，电脑就会保持神秘莫测，为官僚精英人士所控制。教育年轻人也完全没必要。于是，童年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继续它通往被淹没的旅程。

有没有任何社会机构足够强大，并全心全意地抵制童年消亡的现象？

只有两个机构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一个是家庭，另一个是学校。如前所述，家庭的结构和权威已经受到严重的削弱，因为家长对年轻人所接触的信息环境完全失去了控制。玛格丽特·米德曾把电视比作“第二家长”。她这么说，是指我们的孩子在电视机前所花的时间，确实要比和他们的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多。这么算来，父亲可能是“第四或第五家长”，落在了电视、唱片、广播和电影之后。实际上，拜尔电话公司在家长的价值日趋下降的驱动下，居然厚颜无耻地鼓励父亲使用“故事专线”（Dial-a-Story），以此来替代他们亲自讲故事给孩子们听。无论如何，很显然，媒介已经削弱了家庭在塑造年轻人的价值观和情感发展上的作用。

除此以外，也许由于媒介控制的天地越来越大，许多家长对自己抚养孩子的能力丧失了信心，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养育孩子方面的知识和直觉是不可靠的。结果，他们不但不抵制媒介的影响，反而去向那些被认为懂得如何对孩子最好的专家求教。因此，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指导顾问、教师和其他一些代表公共机构观点的人士侵占了家长权威的大片领域，而且这大多是受到家长邀请的。这意味着传统上以亲密、依赖和忠诚为特点的亲子关系因此而丧失。诚然，现在有些人相信亲子关系主要是神经质的，相信社会公共机构要比家庭能更好地为儿童服务。

对家庭的威力更具破坏力的是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一点上，为了不使自己被误解，我要立刻说明，将妇女从有限的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是技术革命真正人道的一个结果，应当受到一切有知识的人民的支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由于妇女在商业、艺术、工业和各种职业中发现了自己的位置，传统意义上的育儿形式所具有的优点和意义，也一定会发生严重的衰退。无论人们对把妇女看作专门的养育者有什么样的批评，事实上，正是妇女，也只有妇女，才是童年的监督人，她们始终在塑造童年和保护童年。让男人抚养孩子的说法无论多么有道理，男人不可能在抚养孩子方面承担任何妇女所扮演的并依然在扮演的角色。因此，当父母双方都走向社会时，儿童就变得有些累赘了，而且，人们越来越认为童年结束得越早越好。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表明，除非社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美国家庭不会起来强烈反对童年的萎缩，直至瓦解。

至于学校，它是所剩的唯一一个承认儿童和成人有重要的不同，成人拥有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教给儿童的社会公共机构。由于这个原因，孩子气的乐观主义者依然著书立说，向教育者提出如何进行教育，尤其是如何寻求保存活动的建议。但是，学校的权威日益下降，已经有很好的引证。在一个经历了剧烈变化的传播结构里，引用麦克卢汉的话就是，学校已变成了禁闭场所，而不是学习场所。当然，教育者对于应该如何对待儿童是感到困惑的。例如，当教授文化知识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教育者甚至对这一古老而受尊重的工作也丧失了热情，不知道是否应该将它彻底抛弃。再举一个例子，同样令人沮丧：在一些学校，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就已经给自己加上了所谓“职业培训”的课程，这显然表明了微型成人的重新出现。很显然，学校能够有力地反映社会趋势，却不大能够引导社会趋势。至于在反对社会趋势方面，学校几近无能为力。

不过，学校作为识字文化的产物，不会轻易参与攻击家长的地位。无论学校的努力多么微不足道，学校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防止童年消逝的最后一道防线。

不消说，到了一定的时候，当所有的教师和行政人员自己都成了电视时代的产物时，无论抵制曾是多么有力，这时候抵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力量，而且抵制的意义将会被遗忘。

在抵制时下所发生的一切时，个人完全无能为力吗？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依我之见，是“非也”。但是，如同所有的抵制活动一样，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具体地说，抵制需要设想父母养育孩子是反叛美国文化。例如，只要父母保持在婚姻中，这本身就是违抗的行为，也是对一个持抛弃态度的文化的侮辱，因为在这样的文化中，持续性是没有意义的。跟自己的父母、亲戚住得很近，这样，孩子们可以日日感受血缘的意义，以及对长辈尊敬和责任的价值，这也至少是90％的非美国人的做法。同样地，坚持要孩子们学习延迟满足感的磨炼或性行为上的谨慎，或举止、语言和风格上的自我约束，就是把自己放在几乎与一切社会潮流相对立的地位。而且，要保证孩子们努力学习，成为识字有文化的人，出奇地耗费时间，甚至代价昂贵。然而，最具反叛意义的是努力控制子女接触媒介的机会。事实上，要这么做有两种方法：一是限制子女暴露在媒介前的时间；二是仔细监督子女接触的媒介的内容，并持续为他们提供有关媒介内容的主题和价值方面的批评。要做到这两点绝非易事。而且，这么做，需要家长在抚养子女方面付出极大的关注，这是多数家长都不准备做的。

不过，还是有一些家长坚定不移地做这些事。他们实际上是在公然蔑视他们文化的指令。这样的家长不只是在帮助他们的孩子拥有一个童年，而且同时是在创造某种知识精英。当然，短期来看，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一旦成人，会很受商业界、专业领域和媒介本身的欢迎。长远来看，我们能说什么呢？只有这一点：抵制这个时代的精神的家长将促成一个所谓“寺院效应”（the Monastery Effect），因为他们在帮助延续人道传统的存在。我们的文化会忘记它需要儿童的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它已经快要忘记儿童需要童年了。那些坚持记住童年的人将完成一个崇高的使命。

[1]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启蒙学者。1776年出版《常识》小册子，号召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译者注

[2]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年发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译者注

[3]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和《动物庄园》等。临终前发表的长篇小说《一九八四》描绘了未来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译者注

[4]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 1894—1964），美国数学家，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48年提出控制论，对现代计算、控制、通信、自动化技术、生物学和医学理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哲学上，自认为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译者注

[5]毁灭性的武器指核武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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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16401900.”Past and Present,No.42,February1969。

泰勒,Taylor,Isaac.The History of the Alphabet.New York:E.P.Dutton&Co.,1974。

塔奇曼,Tuchman,Barbara W.A Distant Mirror.New York:Alfred A.Knopf,1978。

塔克尔,Tucker,M.J.“The Child as Beginning and End: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y English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

沃尔泽,Walzer,John F.“A Period of Ambivalence: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n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

怀特,White,Lynn,Jr.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London:Clarendon Press,1962。

维什,Wishy,Bernard.The Child and the Republic.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8。

译名对照表

美国动物保护协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安德森　Anderson,Daniel

安德森　Anderson,John

阿伦提诺　Arentino,Pietro

阿里耶斯　Ariès,Philippe,

《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阿恩海姆　Arnheim,Rudolf

阿西莫夫　Asimov,Isaac

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

圣奥古斯丁　Augustine,Saint,

《忏悔录》Confessions

奥斯汀　Austin,Tracy

阿兹特克人　Aztecs

培根　Bacon,Francis,

《论学习》Advancement of Learning

巴杰拉尔多　Bagellardo,Paolo

贝克　Baker,Russell

巴特　Barthes,Roland

“小猎犬号　”Beagle（船）

《在那里》Being There（电影）

贝尔电话公司　Bell Telephone

伯恩斯坦　Bernstein,Jeremy

贝特尔海姆　Bettelheim,Bruno,

《童话的用处》The Uses of Enchantment

《圣经》Bible

《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

布莱辛顿　Blessington,Jack

《青春珊瑚岛》Blue Lagoon,The（电影）

布鲁姆　Blume,Judy

圣文德　Bonaventura,Saint

布尔斯廷　Boorstin,Daniel,

《图像》The Image

博尔丁　Boulding,Kenneth,

《20世纪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布拉赫　Brahe,Tycho

勃鲁盖尔　Brueghel,Pieter

布罗考　Brokaw,Tom

布洛诺夫斯基　Bronowski,Jacob,

《人之上升》The Ascent of Man

布鲁纳　Bruner,Jerome

《龙蛇小霸王》Bugsy Malone（电影）

汉堡王　Burger King

卡尔文主义　Calvinism

凯里　Carey,James

《魔女嘉莉》Carrie（电影）

卡罗尔　Carroll,Lewis

卡特　Carter,Jimmy

查理·马特　Charles Martel

切斯特顿　Chesterton,G.K.

儿童权力运动　Children‘s Rights Movement

契尔曼　Chilman,Catherine

克利弗　Cleaver,Robert,

《虔诚的家庭管理》A Godly Form of Household Government

科尔曼　Coleman,Gary

库根　Coogan,Jackie

库珀　Cooper,Jackie

哥白尼　Copernicus,

《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法典大权》Corpus Juris

《宇宙》Cosmos（电视节目）

科斯特　Coster,Laurens

康茨　Counts,George

克雷明　Cremin,Lawrence,

《学校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戴姆拉尔　Damerall,Reginald

达尔文　Darwin,Charles,

《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笛福　Defoe,Daniel,Robinson Crusoe

德莫塞　deMause,Lloyd

笛卡儿　Descartes,Rene

杜威　Dewey,John,

《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

“故事专线”　“Dial-A-Story”

狄更斯　Dickens,Charles

狄德罗　Diderot,Denis

迪士尼　Disney,Walt

多德　Dod,John,

《虔诚的家庭管理》A Godly Form of Household Government

多纳休　Donahue,Phil

杜布莱　Du Boulay,F.R.H.

《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

爱森斯坦　Eisenstein,Elizabeth,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埃利亚斯　Elias,Norbert,

《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

埃勒尔　Ellul,Jacques,

《科技社会》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无尽的爱》Endless Love（电影）

爱泼斯坦　Epstein,Edward

伊拉斯谟　Erasmus,

《箴言》Colloquies

《论男孩子的礼仪》De Civilitate Morium Puerilium

《避难所》Diversoria

《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

埃里克松　Erikson,Erik

欧几里得　Euclid

《驱魔人》Exocist,The（电影）

法森　Farson,Richard,

《与生俱来的权力》Birthrights

《爸爸本事大》Father Knows Best（电视连续剧）

联邦调查局　FBI

菲尔兹　Fields,W.C.

长老会信纲　First Presbyterian Book of Discipline

弗洛曼　Florman,Samuel

福特　Ford,Gerald

福里斯特　Forrest,William

弗兰肯斯坦综合征　Frankenstein Syndrome

弗洛伊德　Freud,Sigmund,

《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弗罗本　Froben,Johann

福禄培尔　Froebel,Friedrich

富勒　Fuller,Buckminster

宗教极端主义运动　Fundamentalist movement

富斯特　Fust,Johann

庚斯博罗　Gainsborough,Thomas,《蓝衣少年》“Blue Boy”

伽利略　Galileo

格塞尔　Gesell,Arnold

吉本Gibbon,Edward

吉尔摩Gilmore,Myron,《人道主义的世界》The World of Humanism

歌德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戈登森　Goldenson,Leonard H.

古德　Gooder,Sarah

戈登暴乱　Gordon Riots

古登堡　Gutenberg,Johann

哈维　Harvey,William

哈夫洛克　Havelock,Eric,

《西方文化的起源》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

海尔布隆纳　Heilbroner,Robert

希罗多德　Herodotus

休伊特　Hewitt,Margaret

霍尔特　Holt,John,

《逃离童年》Escape from Childhood

霍妮　Horney,Karen

休谟　Hume,David

赫胥黎　Huxley,Aldous

伊里奇　Illich,Ivan,

《非学校化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

英尼斯　Innis,Harold

杰克逊　Jackson,Andrew

巨人杀手杰克　Jack the Giant Killer

詹森　Jenson Nicolas

耶稣会　Jesuits

乔丹　Jordan,W.K.

乔伊斯　Joyce,James

康德　Kant,Immanuel

坎特纳　Kantner,John

凯　Kay,Joseph

肯德尔　Kendall,Amos

开普勒　Kepler,Johannes

凯斯特勒　Koestler,Arthur

科尔伯格　Kohlberg,Lawrence

克兰兹伯格　Kranzberg,Melvin

拉希　Lasch,Christopher

《拉芙妮与雪莉》Laverne&Shirley（电视连续剧）

《反斗小宝贝》Leave It to Beaver（电视连续剧）

列侬　Lennon,John

《小可爱》Little Darlings（电影）

少年棒球联合会　Little League Baseball Association

《小淘气》Little Rascals movies

《情定日落桥》Little Romance,A（电影）

洛克　Locke,John,

《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路易十五　Louis XV

洛文塔尔　Lowenthal,Leo

路德　Luther,Martin

利库尔戈斯　Lycurgus

利利　Lyly,John,

《拉丁语法》Latin Grammar

马基雅维利　Machiavelli,Niccolo,

《头十年》First Decennale

麦迪逊　Madison,James

梅勒　Mailer,Norman,

《自我宣传》Advertisements of Myself

《美因茨的诗篇》Mainz Psalter

曼　Mann,Horace

马努提乌斯　Manutius,Aldus

安　Martin,Ann

马克思　Marx,Karl

麦当劳　McDonald’s

麦克卢汉　McLuhan,Marshall,

《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

米德　Mead,Margaret,

《文化与承诺》Culture and Commitment

梅罗维茨　Meyrowitz,Josh

米勒　Miller,Henry,

《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

蒙田　Montaigne,Michel Eyquem de

蒙台梭利　Montessori,Maria

道德多数派　Moral Majority

莫尔　More,Sir Thomas,

《乌托邦》Utopia

莫尔斯　Morse,Samuel F.B.

芒福德　Munford,Lewis,

《机器之谜》The Myth of the Machine

纳德　Nader,Ralph,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

全国健康统计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全国受虐待儿童中心　National Center 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全国教育协会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全国滥用酒精和酗酒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ational Public Radio

尼尔　Neill,A.S.

纽伯里　Newbery,John

纽科比　Newcombe,John

纽约儿童保护协会　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纽约上诉法庭　New York State Court of Appeals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The

《尼尔森报告》Nielsen Reports

尼克松　Nixon,Richard

尼斯纯　Nystrom,Christine

奥布莱恩　O‘Brien,Margaret

《单身公寓》Odd Couple,The（电视连续剧）

《凶兆》Omen,The（电影）

奥佩　Opie,Iona

奥威尔　Orwell,George

潘恩　Paine,Thomas

《纸月亮》Paper Moon（电影）

小选手橄榄球队　Pee Wee football

裴斯泰洛齐　Pestalozzi,Johann

费尔　Phaire,Thomas,

《儿童之书》The Boke of Chyldren

皮亚杰　Piaget,Jean

平奇贝克　Pinchbeck,Ivy

柏拉图　Plato,

《斐多篇》Phaedrus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

普拉姆　Plumb,J.H.普鲁塔克Plutarch,

《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艳娃传》Pretty Baby（电影）

昆体良　Quintilian

拉伯雷　Rabelais,Francois,

《巨人传》Gargantua et Pantagruel

《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电影）

雷纳　Raynald,Thomas

里根　Reagan,Ronald

《雷克斯·亨巴德和他的一家》Rex Humbard and His Family（电视连续剧）

理查森　Richardson,Samuel

卢梭　Rousseau,《爱弥儿》Emile

拉特兰郡　Rutland

萨根　Sagan,Carl

沙逊　Sassoon,Vidal

塞尔温　Selwyn,George

《芝麻街》Sesame Street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William,

《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

《亨利六世》Henry VI,Part II

肖　Shaw,George Bernard

希尔兹　Shields,Brooke

舍费尔　Shoeffer,Peter

西格尔　Siegel,Stanley

辛格　Singer,Jerome and Dorothy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Snow White and Seven Dwarfs（电影）

儿童本性研究协会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ld Nature

苏格拉底　Socrates

斯塔基　Starkey,Thomas,

《对话》Dialogue

斯通　Stone,Lawrence

施特劳斯　Strauss,Gerald

54工作室　Studio54

沙利文　Sullivan,Harry Stack

“苏利号”　Sully（船）

《朝阳学校》Sunrise Semester（电视连续剧）

《超人2》Superman II（电影）

斯温　Swain,William

《人猿泰山》Tarzan,the Ape Man（电影）

泰勒　Taylor,Isaac,《字母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Alphabet

邓波儿　Temple,Shirley

梭罗　Thoreau,Henry David

托克维尔　Tocqueville,Alexis de

托夫勒　Toffler,Alvin

塔奇曼　Tuchman,Barbara

吐温　Twain,Mark,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维萨里　Vesalius,Andreas

《人体的构造》De Fabrica

伏尔泰　Voltaire

沃丁顿　Waddington,C.H.

瓦格纳　Wagner,Richard,

《齐格弗里德》Siegfried

《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宇宙》Walter Cronkite’s Universe（电视连续剧）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纽约电视台　WCBS

魏泽鲍姆　Weisenbaum,Joseph,

《计算机威力与人类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怀特　White,Lynn,Jr.

维纳　Wiener,Norbert,

《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　Wimbledon tennis tournaments

全国广播公司的纽约电视台　WNBC

华兹华斯　Wordsworth,William

色诺芬　Xenophon

《年轻的生命》Young Lives（电视连续剧）

泽尔尼克　Zelnick,Melvin

童年的消逝

[美]尼尔·波兹曼　著

吴燕莛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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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字 数：153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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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4827-9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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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tougao@citicpub.com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美]尼尔·波斯曼 著

何道宽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中译者第二版序

中译者第一版序

作者自序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第三章 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第六章 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第七章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第八章 隐形的技术

第九章 唯科学主义

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第十一章 爱心斗士

参考文献

中译者第一版后记

中译者第二版后记

译者介绍

献给费伊和曼妮

无论技术是否利用新近的科学研究，它总是道德哲学的分支，而不是科学的分支。

——保罗·古德曼《新革新运动》

中译者第二版序

在“中译者第一版序”之首，我写了这样一段话：“这篇序文准备回答6个问题：（1）什么是媒介环境学？（2）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吗？（3）什么是技术垄断？（4）技术垄断为何在美国兴起？（5）什么是波斯曼的警世危言？（6）今天怎么读《技术垄断》？”

在“中译者第二版序”里，我也回答6个问题：（1）《技术垄断》的总体效应如何？（2）为何其中国效应大于美国影响？（3）中国学者如何欣赏他特别犀利的洞见？（4）为何说波斯曼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5）AI大发，“奇点”将至，如何应对？（6）《技术垄断》中译本第一版有何遗憾？

一、《技术垄断》的总体效应如何

2017年12月12日，据“中国知网·文献”检索结果，《技术垄断》中译本被引用605次。简要回顾该书10年来的接受情况，可以断言，该书在人文社科学术译著中独占鳌头。

甫一问世，《技术垄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即好评如潮，书评家、时评家、跨界学者、学界和业界人士的大小书评数以百计。次年，《技术垄断》进入《光明日报》20本年度推荐书目。2010年，北大版《技术垄断》繁体字版登陆台湾，书名变通为《科技奴隶》，但译者署名未变，译文未变。自此，它成为北大出版社的畅销书和长销书，受到大中华地区出版界、读书界和评论界的持续关注。2011年，《技术垄断》获得深圳大学学术创新奖三等奖。2011年9月14日，在“豆瓣·读书”检索发现，优良评级者占压倒性多数，具体数据是：285人评价，评五星级者占48.5%，四星级者占43.1%。2017年12月12日，在“豆瓣·读书”检索，结果显示：670人评价，获高分8.6分，势头不减。

二、为何其中国效应大于美国影响

尼尔·波斯曼以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成名，是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就社会批评而言，其名气似乎略逊于诺姆·乔姆斯基[1]之类的社会批评家。就展望未来而言，他不如麦克卢汉，更不如托夫勒[2]、奈斯比特[3]、丹尼尔·贝尔[4]那样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

但《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证明，他对电视文化、大众娱乐、唯科学主义的批判胜过一般的社会批评家和未来学家。

他把人类技术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又把人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类型、技术统治文化类型和技术垄断文化类型。这样的划分独具只眼，仅此一人。

《技术垄断》问世于1992年。彼时，互联网尚未到来，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尚未挑战人的智能，但技术发展已然使美国人乐以忘忧。波斯曼忧虑，美国进入了技术垄断文化阶段，美国文化可能会向技术投降。他挞伐盲目的技术崇拜，捍卫人文主义和道德关怀，痛陈技术垄断的严重后果：医疗技术垄断、计算机技术垄断、隐形技术垄断、唯科学主义、传统符号的流失。他是技术垄断危害的先知先觉者，知音难觅，孤掌难鸣，他的批判不受“大众”欢迎。

他的批判矛头直指屈从于“技术垄断”的“社会学家”，包括他的弟子。1998年，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大会上的主旨讲演《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里，他旗帜鲜明地张扬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严厉批评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他对弟子的告诫震撼人心：“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5]

波斯曼的私淑老师马歇尔·麦克卢汉被认为是技术乐观主义者，甚至被视为“技术决定论者”。波斯曼不完全赞同麦克卢汉的技术媒介观，所以坦言：“他们都知道，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6]麦克卢汉梦想的是人类技术和文化发展的“太和之境”，而波斯曼却警钟长鸣：文化绝不能向技术投降。

波斯曼心仪马克思主义，他主张：《共产党宣言》应该是圣典，比肩《圣经》和《古兰经》。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影响：“紧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绝不会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定和约束为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唤起了十几亿人的想象和忠诚。”（英文版第198页，以下同为英文版页码，即中文版边码）。他这样的左派知识分子自然难以抗衡“美国例外论”。

中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此观之，发展优先、脱贫优先、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人们的主要关怀是技术发展，容易忽视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

30年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贝尔的《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以及近年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在中国可谓洛阳纸贵。因为他们鼓吹在电子技术上我们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世界是平的”，很有安抚作用！

迄今为止，没有一位学者公开批评过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也没有一位学者旗帜鲜明地肯定他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然而，不少学者暗暗把媒介环境学派的大多数学者都想象为“技术决定论者”。

麦克卢汉和波斯曼在中国都很红。麦克卢汉倾向于肯定电视和计算机的正面效应，波斯曼则警惕其负面效应。麦克卢汉憧憬和预言互联网时代，是21世纪的朋友；波斯曼则痛批“娱乐至死”的电视文化和大众文化，是21世纪的诤友。

在中国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变革超乎寻常、日新月异的语境下，中国人亟需他们两人互补的盛世危言！

三、中国学者如何欣赏他特别犀利的洞见

波斯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致死》和《技术垄断》，大体上反映了他媒介理论和社会批评的思想轨迹和不懈追求，他的批判越来越犀利。《童年的消逝》叹息电视戕害儿童，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娱乐至死》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技术垄断》断言：“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他死死盯着技术加害于人的可能性，仿佛在说：人们，你们要警惕啊！

《技术垄断》在中国引起的震撼超过对美国本土的冲击。国内一些顶尖学者特别欣赏他科学哲学和社会批评的犀利锋芒，兹引几例，以管窥豹，以飨读者。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指出，该书是一部早熟的多学科经典：“波斯曼早在因特网还没有流行的1992年就写下了一部经典著作，猛烈批判美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技术的迁就、盲从。如果他还活着，现在重写这部书，如果考虑到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他会写得更好。这部书既可作传播学著作来读，也可作技术哲学著作来读。”“《技术垄断》一书涉及许多科学史的内容，作者的科学观念也算比较新潮，这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学的新近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文化决不向技术投降：读波斯曼的〈技术垄断〉》，载《中国图书商报》，2008-02-11）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兵坦陈自己迫不及待阅读《技术垄断》的心境，强调该书与中外科学元勋或科学文化研究界的共鸣：“看到波斯曼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出版，便有些迫不及待地找来一读。读过之后，同样，感受、联想颇多，受启发之处也一言难尽……波斯曼的观点，与国际国内像科学元勋或科学文化研究界的一些看法很有相通之处……其中的批判性思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载《文汇报》，2008-03-01）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称赞波斯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在这个三部曲中，波斯曼的思想越来越深刻，观点也越来越激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他的这些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惊世骇俗，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先前从来没有在他的思考方向上尝试思考过。”“在宗教的上帝被抛弃之后，科学开始扮演新的上帝角色。而在波斯曼看来，科学当然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上帝的角色，技术则更是经常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文化向技术投降的时代：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载《第一财经日报》，2008-08-02）

在相关联的一篇《对谈》（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3-07）里，江晓原和刘兵两人又谈到中美学者心有灵犀的思想共鸣。

江晓原说：“无论是从传播学，还是从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科学史，思考到深处，都会殊途同归，最终都会到达‘科学技术是否发展得太快了’这个问题面前，因为这个问题涉及某种终极的价值判断……最近一年我的思绪常常会驻留在这个问题上。”“真没想到，在这本《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我竟发现了一个和上述问题平行的思路。”“当我看到波斯曼在一条平行的道路上，并且也走向我们正在寻找的目标时，我立刻产生了兴奋、欣慰和亲切的感觉——我想这应该就是古人所说的‘吾道不孤’之感吧。”

刘兵道：“（波斯曼）在更大的程度上跳出原有的问题，能够独辟蹊径地思考技术手段对于传播内容的实质性影响，进而对于科学和技术问题本身又有独立的认识，这就充分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真正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表现在那种与众不同的、具有批判性的反思之中。波斯曼的学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蒋原伦写道：几年前读《娱乐至死》时，就“预感会有《技术垄断》这样的批判力作面世”。他指出：“《技术垄断》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所谓的‘社会科学’的批判，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研究被冠之社会科学的名头，而假借科学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切就不可以受质疑。中国的学人尤其要对此进行反思。波斯曼将以上现象称之为‘唯科学主义’。”（《技术垄断：当代人的文化困境》，载《中华读书报》，2008-11-03）

四、为何说波斯曼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

以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理论，强调技术对社会、文化和心理的重大影响和长效影响，因而被扣上“技术决定论”的帽子。

波斯曼把人类技术发展分为“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技术垄断文化”三个阶段，非常冷静，非常理性。他猛攻的仅仅是冲击“印刷文化”的“娱乐至死”文化，绝不笼统强调技术对文化的绝对作用，而是高扬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坚决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童年的消逝》叹息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娱乐至死》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技术垄断》高呼“狼来了”，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你能说他主张“技术决定论”吗？

他痛斥轻浮的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就不如自然科学家谨慎，他们有关科学的观点始终不那么严密。换句话说，对他们的程序能够回答什么问题和不能够回答什么问题，他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他们把指引我们立身行事的权力托付给他们的‘发现’程序如何严密；无论如何，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来就不那么小心谨慎。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常常在电视上露面，［著作］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进入机场书架的‘自助’书籍中。他们之所以频频亮相，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些人有的时候循规蹈矩，而是因为他们声称要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之所以到处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同人阅历更广，或经历了更多的苦难，或思想更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仔细地思考了一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同意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序、‘科学’在说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第161页）

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大会主旨讲演的结尾，他严厉批评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警告崇拜技术、误入歧途的弟子：“请允许我在结束时说，依我的理解，媒介环境学的全部重要命题是，它要推进我们的洞见；我们何以为人，我们在人生路途中的道德关怀上做得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上，媒介应该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洞察力。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

五、AI大发，“奇点”将至，如何应对

种种迹象表明，未来学家和科幻小说中那个神秘的“奇点”正在到来。

黑科技带领人类进入激动人心的崭新时空，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恐慌：人会被机器取代吗？机器会统治人类吗？或者，AI会危害人吗？在人工智能（AI）与人的智能（HI）的博弈中，胜者是谁？输者是谁？是双赢吗？是人役物，抑或是人役于物呢？黑科技会打开潘多拉盒子吗？人会制造出毁灭自己的怪物吗？

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了围棋圣手。比阿尔法狗强不知多少倍的“机器人”接踵而至，人类怎么办？

黑科技使人振奋，又使人担忧。AI会控制人、战胜人、危害人、奴役人吗？

无数智者给出了答案。马克思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了我们信心；波斯曼强调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批判技术崇拜，拒绝向技术投降。同时，在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的关系中，我们要有前瞻性，登高望远，未雨绸缪，头脑清醒，开利防弊，兴利除弊。

应对技术怪物毁灭人的威胁，最好的战略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保持定力，同时以“众智”的冷静和强大防患未然，防微杜渐，以主观能动性战胜一切可能的潜在危害。

有了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武装，有了“众智”的“御敌”长城，任何潜在的“敌人”都撼不动人类了。

六、《技术垄断》中译本第一版有何遗憾

《世界是平的》中译本已出两版，仍然风靡。《世界是平的吗？》（群言出版社，2006）发起挑战，断言《世界是平的》是一本危险的书。我愿在此重申：世界是不平的！

在“中译者第一版后记”里，我写了这样两段话：“是书翻译过程中，读了一本风靡国内的书《世界是平的》，很有感触。希望读者能够兼顾《技术垄断》和《世界是平的》的对立观点。后者表现出极端的技术乐观派思想，这固然是需要的。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样，它鼓吹穷国和富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托夫勒多次访问中国，尽享殊荣。他的《第三次浪潮》给20世纪80年代蓄势待发的中国人民多大的鼓舞啊！

“可是我们要知道：世界是不平的，穷国和富国并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追赶先进国家、谋求和平崛起时，‘数字鸿沟’是难以填平的，一日万里的技术发展已经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带来现实的威胁。即使在唯一的超级大国，技术崇拜、唯科学主义也在造成严重的危害。”

以上批评意犹未尽，实有保留，尚待展开，是为遗憾。

遗憾何在？当时的编辑认为，我对《世界是平的》的批判与《技术垄断》“中译者后记”的主题联系不紧，可能散焦，最好删节。于是，大段文字就省略了。

10年过去了，波斯曼“娱乐至死”的批判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大众文化的反思，《技术垄断》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对中国的科学界和人文界产生了影响。

2017年3月22日，我应邀在华中师大“博雅论坛”讲“世界不是平的”，有机会恢复了10年前删节的文字。

2017年12月，又应邀为中信出版社修订《技术垄断》，出第二版，终于有机会在此正式恢复以下几段文字，不亦快哉：

“最近读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深有触动，感慨不已，思考良多，既有深表赞同之处，却也不以为然。

“该书的主题是：全球化把世界推平，使世界在经济上走向信息化、同质化的道路。其深层理念就是技术万能，仿佛数字鸿沟即将填平，似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这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很难苟同。

“这是一本风靡全球、席卷中国的书，它将对中国的学界和一般读者产生持久的影响，就像当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样。”

除恢复这几段文字外，请容许我再做一点批评。批评的依据是笔者1999年11月撰写的文章《和而不同息纷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载《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世界是平的》共13章，第2章铲平世界差异、推动全球化的十大动因：柏林墙倒塌，网景公司上市，工作流软件，开放资源码，外包，离岸生产，供应链，内包，资讯搜寻，轻科技（类固醇）。全书充满极端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调子，比托夫勒的乐观主义还要乐观。一望而知，其立论基础是技术（包括硬技术和软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是虚拟化的网络世界正在迅速挤压物质的真实世界。其思想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和波斯曼《技术垄断》的思想是截然对立的。

以下三段文字取自《和而不同息纷争》：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使人类面临许多悖论和困境。一方面是福……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有其潜在的弊端。因为它伤害了许多穷国和穷人，使他们的悲惨境遇雪上加霜，致使南北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

“毋庸讳言，全球化的潮流是西方国家发动和主导的，大多数的游戏规则都建立在先进国家长期经营的基础上，甚至就是由它们制定的。因此这些东西对它们有利，国际政治、国际法、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等领域，莫不如此。资源的分配很不公平，传统的生产和生活资源，本来就让它们占用了八九成。新兴的信息资源又几乎让它们垄断。媒体的绝对优势也在它们的股掌之中。有人情不自禁地要利用这个优势对异己狂轰滥炸，发动意识形态的‘圣战’，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在平等的旗号下，很容易推行经济霸权主义、金融霸权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

“发达国家的文化是强势文化，但是强势文化不应当是霸道文化。……全球化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全球化不应当是‘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好莱坞化’，也不应当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我们要反对一切露骨的和改头换面的霸权主义。单极化的世界必然是不太平的世界，单极化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7年12月15日

[1]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国语言学家、社会批评家，经常抨击美国右翼政客，1957年以《句法结构》成名，成为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大师之一。

[2]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2016）：美国未来学家，著有《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权力的转移》《财富的革命》等。

[3]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1929— ）：美国未来学家，著有《大趋势》《中国大趋势》《亚洲大趋势》《2000年大趋势》《世界新趋势》等。

[4]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美国社会学家、未来学家，著有《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曲折的道路》等。

[5]讲演全文见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3~50页。

[6]转引自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史》，尼尔·波斯曼序，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

中译者第一版序

他们（波斯曼的学生）都知道，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当然我也认为自己是他的后代，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明白自己从何而来，也明白他的父亲要他做什么。

——尼尔·波斯曼

这篇序文准备回答6个问题：（1）什么是媒介环境学？（2）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吗？（3）什么是技术垄断？（4）技术垄断为何在美国兴起？（5）什么是波斯曼的警世危言？（6）今天怎么读《技术垄断》？

一、什么是媒介环境学

《技术垄断》是媒介环境学的经典之作，是波斯曼媒介批评的三部曲之一，其余两部是《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中译本已在两年前问世。《技术垄断》出版之后，这个三部曲完成了中国之旅，我们研究波斯曼和媒介环境学就有更加坚实的基础了。

波斯曼是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精神领袖。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的首创者是麦克卢汉，但正式使用者是尼尔·波斯曼。1970年，他根据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办了media ecology的专业和博士点。

起初，大陆学者和旅美学者包括我本人都把media ecology直译为“媒介生态学”，引起了一些混乱。因为以麦克卢汉等人为代表的传播学和国内学者创建的“媒介生态学”不是一回事。北美这个学派关心的是技术、媒介对文化的影响，国内学者关心的是媒介尤其是媒体的经营和管理，属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

粗线条地说，传播学可以分为三大学派：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经验学派注重实证研究，长期雄踞北美的传播学界。批判学派的代表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学者为骨干。媒介环境学发轫于20世纪初的相对论思想，经过三代学人的开拓，已然进入传播学的主流圈子。

波斯曼本人给媒介环境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信息及信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其中包含的生态一词指的是环境研究——研究环境的结构、内容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毕竟，环境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环境调节我们的感觉和行为。环境给我们耳闻目睹的东西提供结构，所以，环境就构成我们耳闻目睹的事物的结构。”[1]

如果兼顾生物学意义上的世代和学术思想传承的时代，我们可以说，媒介环境学每20年为一代，已经走完了三代人的生命历程。20世纪50年代以前成名的格迪斯[2]、芒福德、沃尔夫[3]、朗格[4]等人是先驱，50年代成名的埃里克·哈弗洛克[5]、哈罗德·伊尼斯[6]和马歇尔·麦克卢汉[7]是第一代，尼尔·波斯曼、罗伯特·洛根[8]、沃尔特·翁[9]、詹姆斯·凯利[10]等人是第二代，保罗·莱文森[11]、约书亚·梅罗维茨[12]、兰斯·斯特雷特[13]、林文刚[14]、埃里克·麦克卢汉[15]、德里克·德克霍夫[16]等是非常活跃的第三代。

二、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吗

世人对麦克卢汉最大的误解莫过于所谓“技术（媒介）决定论”，就在媒介环境学者内部，也有人不能够理直气壮地否定这一顶帽子。他的私淑弟子保罗·莱文森即为一例。莱文森对麦克卢汉的认识和评价有一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年，他在《人类历程回顾：媒介进化理论》这篇博士论文里断言，麦克卢汉主张“技术决定论”，立即遭到麦克卢汉的反驳。1997年，他在《软利器：自然历史与信息革命之未来》里判断，麦克卢汉主张“硬”决定论，他本人则主张“软”决定论。到了1999年的《数字麦克卢汉》，他大幅度调整了对麦克卢汉的评价，他的结论是：麦克卢汉的思想未必是媒介决定论。他说：“如今，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后视镜里回顾他，回顾我最初对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述他未必是妥当的。”[17]他又说：“在这个领域，我和麦克卢汉已经有两点不同。然而殊途而同归，我们的结论都是一个开放的、不可预测的、不可规定的未来。”[18]

和大多数学者一样，笔者对媒介环境学和“技术决定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也长期把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视为“技术决定论者”，直到最近几年。

2003年，在《“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当代诠释》（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里，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麦克卢汉绝对不是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他是要我们回归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理想境界。麦克卢汉不仅是当代人的朋友，而且是子孙后代的朋友。他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人、预言希望的人。”

人们之所以误解麦克卢汉，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研究他的天鹅绝唱《媒介定律：新科学》。在与他儿子合著的这本书里，麦克卢汉试图一劳永逸地建立有关媒介演化规律的理论，他提出媒介演化的4条定律：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他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有这4种功能，都在不断转化之中。这是彻底的辩证法思想，堪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媲美，也绝不比黑格尔“正”“反”“合”的定律逊色。如此博大精深的辩证法思想怎么能够被贬低为“媒介决定论”呢？

马克思强调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决定人的社会存在，并以此判断历史的走向，有人因此而给他扣上一顶“经济决定论”的帽子，这是不对的。同理，麦克卢汉强调技术（媒介）对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我们据此硬说他主张“技术（媒介）决定论”，也是不妥当的。

迄今为止，没有一位学者公开批评过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也没有一位学者旗帜鲜明地肯定他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然而，不少学者暗暗把媒介环境学派的大多数学者都想象为“技术决定论者”。

技术是双刃剑、浮士德的交易，利弊皆有，毁誉参半，既是普罗米修斯盗取的火种，也是潘多拉打开的盒子，既给我们馈赠，又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这似乎是尽人皆知的普世真理，其实不然。人们对技术影响力的评估之所以有差别，那是因为有人倾向乐观，有人倾向悲观，但他们仅仅是对技术利弊的强调有所侧重而已。一般地说，不同的意见并非南辕北辙、各执一端、水火不容，绝对的乐观主义和绝对的悲观主义都不存在，人们对技术的乐观、悲观态度，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人说，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上，麦克卢汉倾向于乐观主义，波斯曼倾向于悲观主义，这未必是妥当的。

波斯曼是一个印刷文化人，他坚守印刷文化，警惕电子文化对文化素养的侵蚀。令人称奇的是，他终生只用钢笔或铅笔写字，从来不用打字机和计算机；他从来不做即兴讲演，也不用提纲对付讲话，他坚持用手写的方式书写一切讲稿、论文和书稿，而且写完全文，不用提纲。与此同时，他又是讲故事的一流高手，课堂教学令人倾倒，所以我们说，他又是口头文化人。

他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旗帜鲜明地主张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与麦克卢汉自称的道德中立分道扬镳，而且揭示了麦克卢汉言论背后深刻的道德关怀和宗教情怀。在这一点上，他不是麦克卢汉“听话的孩子”，所以他说：“麦克卢汉本人的著作里就有强烈的道德判断倾向。”[19]

1982年，波斯曼在《童年的消逝》里抨击电视文化，捍卫印刷文化，叹息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于是人们说，他是悲观主义者。

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里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映射电视掏空了人的头脑和心灵。人们似乎更有理由说，他是悲观主义者。

1992年，他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里高呼“狼来了”，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你能说他主张“技术决定论”吗？

他用这个媒介批评三部曲给我们敲响警钟，那是因为他悲天悯人、忧心忡忡，害怕失去丰饶的文化遗产。

波斯曼和自己的同事甚至学生论战，他不仅反对“技术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帽子，而且反对把社会研究说成是社会“科学”，反对把统计学等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硬塞进智商测量、民意测验等社会研究领域，反对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研究变成所谓社会“科学”。他痛恨失去道德关怀的人文社科研究。

1998年，波斯曼在媒介环境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做主题报告，题为“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这既是媒介环境学的宣言书，又是他个人的自白书。他借此机会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媒介环境学的由来和宗旨，旗帜鲜明地张扬媒介环境学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严厉批评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

在这里，波斯曼提出4条人文主义原则，用以指导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1）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理性思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主进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3）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使人能够获取更多有意义的信息？（4）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有损我们的道德感、我们向善的能力？

既然他以如此严厉的态度考问技术和媒介，你能够说他是技术决定论者吗？

他在《技术垄断》的压轴戏里宣告：“人类进步的故事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故事，并非没有苦难，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令人震惊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第188页）你还能够说他是悲观主义者吗？

在上述讲话的结尾，波斯曼直截了当地批评与会同事和弟子中忽视道德关怀的倾向：“依我的理解，媒介环境学的全部重要命题是，它要推进我们的洞见；我们何以为人，我们在人生路途中的道德关怀上做得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上，媒介应该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洞察力。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这是他对年青一代学者的善意警告和谆谆嘱托！

波斯曼是印刷文化人的典范，他对电子技术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他主张媒介环境的完美平衡：语言环境、感知环境、媒介环境、多重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平衡。在道德关怀上，他的立场和言论都比麦克卢汉更加旗帜鲜明。一句话，波斯曼绝对不提倡“技术决定论”。

三、什么是技术垄断

波斯曼戏称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却又“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他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学科和博士点，把麦克卢汉的思想发扬光大，所以他是“麦克卢汉的孩子”。他抨击“技术垄断”，成为呼号呐喊的旗手，与盲目“乐观派”划清界限，这是他“不听话”的主要表现之一。

他继承了卢梭、梭罗、阿道司·赫胥黎、乔治·奥威尔、罗马俱乐部悲天悯人、警钟长鸣的传统，仿佛在说：“人们，你们要警惕啊！”他批评丹尼尔·贝尔、阿尔文·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保罗·莱文森那种过分乐观的调子，所以他在上述讲演中旗帜鲜明地说“你们错了”。

他阐明技术垄断的危害，认为技术垄断是对传统尤其是对印刷文化和文化素养的侵蚀。那么，什么是技术垄断呢？他对技术垄断做了简明的界定，追溯其渊源，警惕其走向。以下是他对技术垄断多角度的描述：“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第52页）“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AIDS），我借用这个词来表达‘抗信息缺损综合征’（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第63页）

和伊尼斯、麦克卢汉一样，波斯曼用技术和媒介的演化来划分人类历史。他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三个阶段。人类文化大致也分为相应的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类型、技术统治文化类型和技术垄断文化类型。

他追溯技术和人类文化敌友关系的消长。他认为，技术和人的关系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但他死死地盯着技术的阴暗面，警惕技术对人造成的危害。

他描绘了这种敌友关系的大致走势。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技术不对人构成危害。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的潜在危害有加大的趋势。到了技术统治阶段，技术开始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只是尚不足以撼动文化而已。遗憾的是，进入技术垄断阶段，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使信息的暴涨失去控制、泛滥成灾，产生了大量的信息垃圾，使人难以辨别孰优孰劣、孰好孰坏，甚至使人无所适从，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形，“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第130页）。

技术、媒介和传播有偏向，这样的偏向造成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知识垄断。在这个问题上，他继承并发扬了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思想。波斯曼所说的媒介“意识形态偏向”就是对伊尼斯“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继承和发展。他说：“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这就是麦克卢汉警语‘媒介即信息’的意思……在手握榔头者的眼里，一切都仿佛是钉子……在手握铅笔者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写下的清单；在拍照人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图像；对使用计算机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据；对手握成绩单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字。”（第13~14页）

波斯曼对技术和文化做了这样的断代：工具使用文化从远古到17世纪，技术统治文化滥觞于18世纪末瓦特蒸汽机的发明（1765）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1776），技术垄断文化滥觞于20世纪初。

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人和技术的关系大体上是友好的关系。他认为，此时工具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比较好地服务于人的需要。（参见第23页）

到了技术统治文化时期，技术和人的关系开始逆转，但并未完全颠倒过来。“在技术统治文化里，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社会世界和符号象征世界都服从工具发展的需要。工具没有整合到文化里面去，因为它们向文化发起攻击。它们试图成为文化，以便取而代之。于是，传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就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第28页）

技术统治文化肇始于中世纪的三大发明：时钟、印刷机、望远镜。机械时钟产生了新的时间观念；印刷机使用活字，攻击口头传统的认识论；望远镜攻击犹太－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命题。

技术统治文化成熟于现代科学和现代产业。他认为培根是技术统治时代第一人：“弗朗西斯·培根生于1561年，他是技术统治时代第一人……他把科学从九霄云外拉下来放到地上……培根就成为新思想大厦的主要设计师。在这幢大厦里，听天由命的态度被抛到窗外，上帝被送进一间特制的房间。这幢大厦的名字叫进步和力量。”（第35~36页）

他征引培根和马克思的话作为技术统治文化的佐证。

培根在《新科学》里讴歌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磁针，它们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态。印刷术改变了文学，火药改变了战争，磁针改变了航海。由此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在此，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一颗明星对人类事务施加的力量和影响，堪与这些变化一比高低。”（第36~37页）

马克思也肯定技术发明的火车头作用。他在《哲学的贫困》里说：“手工织布机给你的社会是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给你的社会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第21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他又说：“炸药和炮弹发明之后，阿喀琉斯这样的英雄还可能诞生吗？在印刷机存在的情况下，《伊利亚特》还可能出现吗？印刷机出现以后，说唱和歌舞随即停止，缪斯女神止步不前，史诗出现的条件随即消失，难道这不是必然的结果吗？”（第21~22页）

在技术统治时期，文化并没有向技术投降。“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完全摧毁社会的传统和符号世界的传统。它仅仅是把社会传统和符号世界置于从属地位，甚至使之受到羞辱，但它不可能使这些传统失去效力。”（第45页）“技术统治文化……没有摧毁工具使用文化的世界观。”（第47页）

然而，到了技术垄断时期，技术与人的关系几乎就完全颠倒过来了。

技术垄断的思想肇始于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和巴黎高等技术学院的一群科学家。“他（孔德）创建了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努力构建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主张，凡是不能看见和计量的东西都是非真实的，无疑，这个主张为后世把人当作客体的观念奠定了基础。”（第52页）

技术垄断兴起的标志有三个：（1）汽车大王福特发明装配线，这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2）1923年夏天美国南方的“猴子审判”，这是上帝造人的失败，生物进化论的胜利；（3）1911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问世，许多人相信科学管理、实证研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必须依靠实证研究；科学至上主义如日中天，社会研究沦为自然科学的附庸。

他认为，唯科学主义有三个互相联系的观念，是技术垄断论的基石：“我所谓唯科学主义是三个互相联系的观念……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是，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第二个观念是，社会科学生成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第三个观念是，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第147页）

技术垄断的现实威胁是：信息的失控、泛滥、委琐化和泡沫化使世界难以把握。人可能沦为信息的奴隶，可能会被无序信息的汪洋大海淹死。

电视时代和计算机时代产生了新的知识垄断，电视人和IT人正在形成对普通人的巨大优势。面对汹涌而来的新技术，赢家和输家都齐声喝彩的局面是不正常的。“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这实在是令人困惑、使人心酸。”（第9页）“计算机对他们有多大的好处呢？……他们的隐私更容易被强大的机构盗取。他们更容易被人追踪搜寻、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审查，他们对有关自己的决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常常沦为被人操弄的数字客体。他们在泛滥成灾的垃圾邮件里苦苦挣扎。他们容易成为广告商和政治组织猎取的对象。”（第10~11页）

这是波斯曼描绘的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失控和知识垄断的危害，在21世纪初，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就改善了吗？

四、技术垄断为何在美国兴起

《技术垄断》的宗旨是描绘并分析技术何时、如何、为何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作者对美国的技术垄断持尖锐批评的立场，他认为：“美国文化是唯一的技术垄断的文化。这是一种年轻的技术垄断文化。我们可以假设，它不仅希望只此一家，而且希望把持最发达的地位。因此，它小心提防日本和几个正在努力成为技术垄断文化的国家。”（第48页）

波斯曼从美国的历史、文化、国民性、资源、信念体系的巨变去追寻技术垄断兴起的原因。他阐明了4个相互关联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国民性：“有人把这个特征归结为人口的移民性质；有人将其归之于边疆心态；有人归因于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归因于新大陆无穷的机会；有人归之于普通人享受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宗教自由；有人归之于上述一切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笔者在此只讲一点：美国人不相信条件的限制，甚至可以说，美国人对文化本身抱考问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助长了极端和鲁莽的技术入侵。”（第53页）

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关系密切：“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本家的天才和胆略……他们基本的理念是，凡是阻碍技术革新的东西都不那么值得保存……他们最大的成就是告诉同胞们，未来不必和过去保持联系。”（第53~54页）

第三个原因是：“20世纪的技术给美国人提供的东西应有尽有，便捷、舒适、速度、卫生、丰裕等等无不一目了然，前景光明，以至于没有理由去寻找成功、创造或效用的任何其他源泉。”（第54页）

第四个原因是：“原有信念的源头深陷围城……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技术高歌猛进，传统信念贬值。”（第54~55页）

波斯曼的论述与笔者的观点高度契合。1994年，我曾在《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里用4个“i”和2个“h”来概括美国文化的六大特征。现在看来，这些特点都推动了技术垄断在美国的兴起。[20]兹将这些特点概括如下，以为呼应。

移民国家（land of immigrants）使美国成为世界人种、民族和文化的博物馆，带来了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个体本位（individualism）的思想登峰造极，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的体制产生惊人的创新精神（innovativeness）。杂交文化（hybrid culture）保留了各种父本和母本的优势，既产生主流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WASP）的均质文化（homogenous culture），又保留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即非均质的文化（heterogenous culture）。均质文化和非均质文化的张力形成各色各样的矛盾（incongruities）。

这个朝气蓬勃的文化咄咄逼人、征服自然、迷信技术、迷信科学、一切讲究实证、缺乏思辨精神、大胆斩断传统、充满冒险魄力，所以它造成了波斯曼批判的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信息控制机制的崩溃。

波斯曼讥讽狂热的技术爱好者，说他们是“独眼龙似的先知”，嘲弄他们把技术当美人：“他们就像情人看西施那样看心爱的技术，白璧无瑕，对未来没有丝毫的隐忧。这些人是危险的人，我要小心翼翼地和他们打交道。”（第7页）他担心信息失控使世界难以把握：“信息不是利弊皆有的祝福，只要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继续不断，不受控制，它就可以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自由、创造性和心灵的安静……抵御信息泛滥的防线崩溃之后，技术垄断就大行其道了。”（第71页）

他追溯了信息革命造成的知识垄断和信息泛滥、信息失控、信息委琐化，对悠久文化符号的丧失扼腕痛惜。他描绘了400多年来信息革命的5个阶段：印刷机、电报、照相机、广播、计算机。由于本书完成于1992年，1995年以后的信息革命未能进入他的视野，网络、手机、类人机器人、虚拟空间产生的超乎想象的信息革命，必须要靠我们来研究和补充。

他列举信息控制的八大机制——法庭、学校、家庭、政党、国家、宗教、《圣经》、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些控制机制崩溃的原因，指出信息泛滥的危害。“在技术垄断盛行的环境里，信息和人的意旨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切断了……数量难测，速度惊人，但从理论、意义或宗旨上看却是断裂分割的……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如果信息过剩，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会吃尽苦头；可惜人们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个道理。”（第69~70页）

他揭示用技术控制技术所产生的恶性循环：“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第72页）

他揭示大量“软”技术的偏颇和欺骗性。智商测试、学习能力测试（SAT）、标准化形式、分类法、民意测验、官僚主义都是维护技术垄断的技术手段。由于盲目的技术崇拜、唯科学主义，社会“科学家”披上了“神父”的神秘色彩。这些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把罪孽叫作‘社会偏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界的问题变成了医学概念。”（第90页）

五、什么是波斯曼的警世危言

从第六章到第九章，波斯曼缩小范围，把批判技术垄断的矛头集中指向医疗技术垄断、计算机技术垄断、语言的意识形态偏向和唯科学主义。在第十章里，他惋惜传统文化符号的流失。在第十一章里，他号召人们抵制并抗击技术垄断。

技术垄断在医疗工作中的表现是：医疗设备越来越好，医术却不一定提高，医患关系不一定和谐，医疗事故不一定下降。医患双方都过分迷信技术设备，医生的倾听和经验的判断、患者的主诉，似乎都不再重要了。

他揭示美国医疗技术垄断形成的三个因素：“美国国民性偏向于咄咄逼人的进取性，很容易适应医疗技术，此其一；19世纪的技术统治论执着于发明，充斥着进步观念，完成了一连串令人惊叹的发明，此其二；美国文化完成了重新定向，使技术进取笃定成为医疗实践的基础，此其三。”（第102页）

计算机的“普适性”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这是因为：“（1）计算机的用途多得数不清；（2）计算机整合进了其他机器之中，因此我们难以将计算机技术推进的理念从其他机器里分离出来。”（第107页）正是因为“计算机‘无所不在’，它就迫使人尊敬它，甚至要忠于它，它主张在人类事务的一切领域扮演无所不包的角色。有人坚持认为，否定计算机在广阔领域里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愚蠢之举”（第119页）。

计算机崇拜的表现之一是言必称计算机。“计算机显示……”或“计算机断定……”就是技术垄断论的语言。（参见第115页）

计算机崇拜的表现之二是迷信人工智能。有人认为，计算机无与伦比、近乎完美、具有思维能力，把计算机的功能凌驾于一切人类经验之上，支持它君临一切的主张。然而事实上，机器不可能感知，也不可能理解，人工智能不可能产生创造意义、具有理解力和情感的动物。（参见第112页）

在技术垄断的条件下，对机器人的迷信愈演愈烈。这个演变过程的三部曲是：人有点像机器——人很像机器——人就是机器。（参见第112页）

波斯曼现身说法，批驳计算机万能。他终生不用打字机，也不用计算机，他数以十计的书和数以百计的文稿全部是用左手握笔在纸上书写完成的。他的口才极好，诙谐、幽默、机敏，很善于讲故事，在这一点上，他很像麦克卢汉。然而，他和麦克卢汉又迥然不同，麦克卢汉很少动笔书写稿子，而是喜欢口头发挥，波斯曼却喜欢工工整整地手写完成所有的讲稿。他极好的口才和授课的能力，有莱文森的推崇为证。莱文森称波斯曼是自己的精神教父，又把《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献给他，其献辞是：“谨以此书献给尼尔·波斯曼，他教我学会如何教书。”

波斯曼认为，计算机固然有助于写书，但写书不一定非用计算机不可：“我并不是说，即使经验丰富的老师妥当地使用LOGO语言，它也无助于事，但如果你要说，经验丰富的老师使用铅笔加纸张或言语写作，他的效果也不如LOGO语言的效用，我就要表示怀疑了……有人会说，写明快、简洁而时髦的散文和用计算机做文字处理没有关系。有些学生不相信，我们不用计算机做文字处理还可以写出一手好文章，我却想说，用了文字处理机也未必能写好。”（第120页）

他认为，把官僚主义作为抵御信息失控的手段是饮鸩止渴；他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痼疾，不解决问题，反而造成问题。他借用C. S. 刘易斯的话说，官僚主义是魔鬼的技术表现：“最大的邪恶不是在狄更斯喜欢描绘的‘罪窝’里，甚至不是在集中营和劳改营里……最大的邪恶从构想到制定（提案、附议、通过、完善条文），却是在窗明几净、铺着地毯、温暖舒适、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完成的。”（第84页）

波斯曼独具只眼，批判滥用“软技术”和统计学的现象。一个极端例子是英国的弗朗西斯·高尔顿。“他对数字有病态的浪漫情怀，是这种白痴形式的始作俑者。”高尔顿把统计数字用于“优生学”，用统计数字制作不列颠的“美人分布图”。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美国的刘易斯·特尔曼，他用统计数字测量死者的智商，得出了荒诞的结论：查尔斯·达尔文的智商只有135，哥白尼的智商只在可怜的100~110之间。（参见第129~130页）

波斯曼借用斯蒂芬·杰·戈尔德的《人的误测》揭示智力测验和选美的三个误区：数字的神化、数字的排序和数字的偏向。以选美的三维尺寸为例，若以大胸豪乳为美，其貌不扬的歌唱家多莉·帕顿就是绝代佳人，好莱坞的偶像明星奥黛丽·赫本反成了平胸的丑女。

他剖析民意测验存在的4个问题，告诫人们不要过分迷信和依赖民意测验：第一个问题是调查提问的形式，第二个问题是调查掩盖舆论形成的过程，第三个问题是调查忽略人们对问卷课题的了解，第四个问题是调查颠倒了政治领袖的责任和选民的责任。（参见第133~136页）

他告诫人们警惕统计数字产生的“信息失控”“信息泛滥”和“信息委琐”。这是因为统计数字把所有的信息放在平等的水平上，统计学和计算机携手时，公共话语中就产生大量的垃圾。（参见第136~137页）

他认为，把人文学科和社会研究当作“科学”是对科学一词的滥用，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且产生混乱。他认为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别若天壤，把两者统称为科学，实在是使人误入歧途。

他指出，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的最大差别之一是：科学研究发现东西，社会研究不发现任何东西，而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所以他在《麦克卢汉传——媒介及信使》的序文里说：“读者也许注意到，我介绍麦克卢汉的所有文字中，都找不到记者们常用的一个词——原创性。我没有用这个词，那是因为我不相信他具有原创性。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他的重要地位。首先，搞社会研究的人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原创性，因为他们不可能发现什么小东西。他们仅仅是重新发现曾经为人所知、后来被人遗忘了的东西，只不过这些东西需要有人再来说一说而已。”[21]

他指出自然科学、社会研究和文学的4点差异：“科学、社会研究和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三者目的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遵循的程序不同，给‘真理’赋予的意义不同。从大多数方面来看，社会研究和科学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和其他形式的想象力丰富的文学倒有大量相似的地方。”（第159页）

他抨击不知天高地厚的社会“科学家”“常常在电视上露面，［著作］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进入机场书架的‘自助’书籍中……他们之所以到处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同人阅历更广，或经历了更多的苦难，或思想更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仔细地思考了一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同意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序、‘科学’在说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第161页）

他抨击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技艺的滥用，比如量化问题，比如毫无意义的数字问题；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研究者声称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程序用来研究人间事务的问题。唯科学主义包含这一切，而且还包含了更加深沉的东西。它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唯科学主义是技术垄断论的大错觉。”（第161~162页）

他痛惜传统符号的流失，所以他主张：“任何教育都不能够忽视《创世记》《新约全书》《古兰经》《薄伽梵歌》这样的圣典。每一种圣典体现的风格和世界观透露的关于人类进步的信息，都堪与任何文字匹敌。除这些圣典之外，我还想加上《共产党宣言》，认为把它纳入圣典是合情合理的。”（第198页）

六、今天怎么读《技术垄断》

在《技术垄断》压轴的一章里，波斯曼给“爱心斗士”画像，以绝不妥协投降的姿态向技术垄断发起进攻。他呼吁用人文教育和道德关怀来对抗技术垄断。

笔者在《和而不同息纷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载《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里，论点之一是全球化的分层理念，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人类发展进程，这是一般人凭直觉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但是，人们最熟悉的还是经济全球化，而对其他领域全球化的分层研究却不甚了了。于是，我仔细剖析了全球化的7个层次：集体无意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经济和科学技术。按照这个分层理论，科学技术的全球化最容易实现，经济全球化次之，集体无意识的全球化最难。我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为什么要提出全球化的分层理论？这是为了给一些人一剂降压药，使之不至于头脑发热，血压太高。也许会有少数狂徒企图抹杀文化差别，企图把自封的标准强加于人。人类学有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它使人一望而知、一看就懂：隐藏在水下的集体无意识和情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越是埋藏得深的东西，越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越是难以改变。外界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就越大。民族意识、文化意识有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是很难改变的，也是最不容易全球化的东西。”

我们应该牢记波斯曼的警世恒言，用批判的态度来考问技术发展和全球化。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07年1月13日

[1]转引自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第214页。

[2]格迪斯（Sir Patrick Geddes，1854—1932）：苏格兰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理论先驱之一，深受达尔文主义影响，师从赫胥黎，在印度、巴勒斯坦、美国、墨西哥和苏格兰等地任职、研究，从生物学和社会学观点提出新的城市规划学说，著有《城市发展》《演变中的城市》《性的演进》等。

[3]沃尔夫（B. L. Whorf，1897—1941）：美国语言学家，结构主义大师，与老师萨丕尔一道提出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代表作有《论语言、思维和现实》。

[4]朗格（Susanne K. Langer，1895—1982）：德裔美国人，著名哲学家、符号论美学代表人物之一，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校任教，主要著作有《哲学新解》《情感与形式》《哲学实践》《符号逻辑导论》《艺术问题》《哲学断想》《心灵：人类情感论》等。

[5]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Alfred Havelock，1903—1988）：美国古典学家、媒介环境学家，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几所最负盛名的大学执教，是媒介环境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桥梁，著有《柏拉图导论》《缪斯学会写字》《希腊的拼音文字革命及其文化影响》《希腊政治的自由秉性》《西方书面文化的源头》等。

[6]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加拿大经济学家、传播学家，多伦多大学教授，媒介环境学奠基人，著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等。

[7]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20世纪最富有原创性又最具争议的媒介理论家，媒介环境学第一代旗手，著书十余种，代表作有《机器新娘》《理解媒介》《谷登堡星汉璀璨》《媒介定律》等。

[8]罗伯特·洛根（Robert K. Logan，1939— ）：加拿大物理学家、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思想圈子的核心成员、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曾任老特鲁多总理的科学顾问，著有《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的误读：如何矫正》《第五语言：学会在计算机时代生存》《第六语言：学会在互联网时代生存》《心灵的延伸：语言、心灵和文化的滥觞》《物理学的诗学》《什么是语言？》《图书馆的未来》等。

[9]沃尔特·翁（Walter Ong，1912—2003）：美国古典学者、传播理论家、媒介环境学第二代代表人物，著有《拉米斯、方法和对话的式微》《语词的在场》《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等。

[10]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1934—2006）：美国新闻学家、传播学家，媒介环境学第二代代表人物，著有《伊尼斯与麦克卢汉》《作为文化的传播》等。

[11]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1947— ）：媒介理论家、科幻小说家、大学教授、社会批评家，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媒介环境学第三代代表人物，媒介环境学会顾问。媒介理论著作有《思想无羁》《软利器》《数字麦克卢汉》《真实空间》《手机》《学习赛博空间》等，创作科幻作品20余种。

[12]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49— ）：美国传播学家，代表作有《消失的地域》等。

[13]兰斯·斯特雷特（Lance Strate，1957— ）：美国传播学家、媒介环境学会会长，代表作有《麦克卢汉的遗产》等。

[14]林文刚（Casey Man Lum）：美国传播学家、媒介环境学会副会长，编著的代表作有《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和多维视野》《寻找声音：卡拉OK与美籍华人身份的构建》《代代传承：文化身份的维持》《我们的声音：文化、族裔身份和传播》《世界卡拉OK研究：全球技术、地方歌声》等。

[15]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1942—2018）：加拿大传播学家，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担任父亲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助手，编辑麦克卢汉《预警线通讯》，与其父合著有《媒介定律：新科学》，与他人合编《麦克卢汉精粹》，参与主持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中心”工作，主持金科出版社（Gingko Press）推出的“麦克卢汉丛书”。

[16]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1944— ）：加拿大传播学家，曾主持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中心”工作，著作涵盖传播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代表作有《字母与大脑》《文化肌肤》《连接智能》《智能建筑》《经理们的麦克卢汉》等。

[17]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

[18]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2页。

[19]转引自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史》，尼尔·波斯曼序，第3页。

[20]何道宽：《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载《深圳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新华文摘》，1994年第9期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化研究》，1994年第5期转载。

[21]转引自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传——媒介及信使》，第4页。

作者自序

1959年，查尔斯·斯诺爵士（Sir Charles Snow）推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书名既是他在剑桥大学所做的里德讲座的题名，也是其主题。该讲座旨在阐明他洞悉的当代重大问题：艺术与科学的对立。更加准确地说，他想阐述文人（有时称为人文主义者）和物理科学家难以调和的敌对态度。甫一问世，该书即引起小小的轰动（大概相当于里氏震级2.3级吧），部分原因是他坚定地站在科学家一边，使人文主义者有充足的理由和机会反唇相讥，提出尖锐、有趣而难听的反驳。不过，这场论战时间不长，所以他的书很快就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这个结果很有道理。查尔斯爵士提出错误的问题，进行错误的论辩，因而做出了文不对题的回答。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不存在争吵，至少不存在足以使多数人感兴趣的争吵。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要感谢斯诺先生，因为他注意到一个事实：确实存在两种文化，而且两者尖锐对立，因此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展开论战。他太关注教员俱乐部里那些难以捉摸的不满情绪，对从未栖身这种俱乐部的人的生活则关注不够。倘若他对教员圈子的关注少一点，对普通人的关注多一点，他必然会明白，问题不是存在于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争论，而是存在于技术与人之间。这不是说，“除他之外的每个人”都认识到问题所在。事实上人们相信，技术是忠贞不渝的朋友，原因有两个。首先，技术的确是朋友，它使生活更容易、更洁净，使人的寿命更长。谁还能向朋友提出更多的要求呢？其次，由于技术和文化有长期、亲密且必然的关系，它就不招引人去仔细检查技术的后果。这样的朋友要求你信赖和顺从，多数人往往抱这样的态度，因为技术给人的馈赠实在是非常丰盛。然而，这位朋友却有阴暗的一面，它既给我们馈赠，又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用最富有戏剧性的语言来表述，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指控：失控的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总而言之，技术既是朋友，也是敌人。

本书试图描绘技术何时、如何、为何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许多学富五车、信念坚定的学者已经反复对此进行论证，其中一些还是当代的饱学之士：刘易斯·芒福德[1]、雅克·艾吕尔[2]、赫伯特·里德[3]、阿诺德·盖伦[4]、伊万·伊里奇[5]等。斯诺先生文不对题的论述使围绕技术的论战一度中断，但围绕技术的论战硝烟不绝，到了当代反而更加紧迫；美国人在伊拉克战争中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技术优势，于是，围绕技术的论战就更加挥之不去。我不是说这场战争没有道理，也不是说战争技术被人滥用，我只是说，美国的胜利证实了一个灾祸临头的念头：在和平年代和战争中，技术都是我们的救星。

[1]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大学教授、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评论家，主要靠自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奇才，著作数十部，代表作有《技艺与文明》《城市文化》《历史名城》《乌托邦的故事》《黄金时刻》《褐色的几十年：美国艺术研究》《人必须行动》《人类的境遇》《城市的发展》《生存的价值》《生命的操守》《艺术与技术》《以心智健全的名义》《公路与城市》《机器的神话之一：技术与人类发展》《机器的神话之二：权力的五边形》《都市的前景》《解译和预言》，获美国自由勋章、美国文学奖章、美国艺术奖章、英帝国勋章。——中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中译者注，以下不再标出）

[2]雅克·艾吕尔（Jacques Ellul，1912—1994）：法国哲学家、技术悲观主义者，持技术决定论，著有《无政府状态与基督教》《城市的意义》《西方的背叛》《新的魔鬼》《技术社会》《资源的伦理》《宣传》等。

[3]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1893—1968）：英国诗人、艺术批评家和美学家，艺术评论杂志《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的编辑，著书60余部，要者有《艺术的真谛》《西方现代美术简史》《现代艺术哲学》《纯真的眼睛》《艺术与产业》《艺术与社会》《艺术教育》等。

[4]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1904—1976）：德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著有《意志自由的理论》《国家与哲学》《人的本性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原始人与后来的文化》《时间—图像》《人类学研究》《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道德与超级道德》《洞见》等。

[5]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1926—2002）：奥地利裔美籍作家、教育家，著有《废除学校教育的社会》《医学的局限：医疗的报复》等。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里有一个关于上埃及法老塔姆斯（Thamus）的故事。用梭罗[1]的话来说，我们这样的人往往沦为工具的工具；对我们来说，这个故事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其他传说难以与之匹敌。苏格拉底向斐德罗讲述的故事是这样展开的：有一次，塔姆斯款待朋友特乌斯（Theuth）。特乌斯发明了许多东西，包括数字、计算、几何学、天文学和文字。他向塔姆斯炫耀这些发明，主张把这些发明向埃及人宣传，让人人都用上这些发明。苏格拉底的故事接着说：

塔姆斯询问发明的用途，特乌斯如数家珍，逐一道来。塔姆斯根据自己的判断，按照特乌斯是否有道理而表示臧否。历数塔姆斯对特乌斯全部发明表示的赞同与否定，难免太费时间，只说文字这个发明吧。特乌斯声称：“陛下，我的成就是，文字会增强埃及人的智慧，强化他们的记忆。毫无疑问，我找到了改善记忆和智慧的担保书。”塔姆斯答曰：“特乌斯，你真是发明家的典范，然而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够做出恰当的评判。文字也是这样；你是文字之父，你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实际功能搞颠倒了。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记忆，可能会成为健忘的人；他们会依赖文字，用外在的符号帮助自己回忆，而不再依靠内在的资源帮助自己回忆。你发现的是帮助回忆的担保书，而不是促进记忆力的保票。至于智慧，你的弟子可能会虚有其名、名不副实：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结果，人们认为他们知识广博，然而实际上他们多半很无知。由于他们自负张狂，自以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2]

本书以塔姆斯的传说开篇，因为他的回答包含了几条健全的原理，我们可以据此学习如何精明而谨慎地思考技术社会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塔姆斯的评判有一个错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重要的启示。他的错误不是他判定文字有害；他说文字损害记忆、造成虚假的智慧——这没有错。文字的这种弊端是可以验证的。他的错误在于这样的信念：文字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全然的负担，舍此无他。尽管塔姆斯很英明，但他并没有想到，文字也有一些好处，而且的确是有相当大的好处，这本来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从这个传说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这样的教益：认为技术革新只会产生片面效应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

当然，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对那些愿意思考的人尤其如此。然而，我们身处狂热特乌斯们的包围之中，周围满是独眼龙似的先知，他们只看到新技术之所能，想不到新技术帮倒忙的后果。我们不妨把这些人称为技术爱慕者（technophiles），他们就像情人看西施那样看心爱的技术，白璧无瑕，对未来不怀丝毫的隐忧。这些人是危险的人，我要小心翼翼地和他们打交道。另一方面，有些独眼龙似的先知，比如我（或者说人家对我的指控），往往只（以塔姆斯评头论足的方式）议论新技术带来的包袱；对新技术提供的机会，他们却三缄其口。技术爱慕者应该为自己辩护，到处宣传自己的主张。我自卫的立场则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以缓和成群结队的技术爱慕者喋喋不休的喧闹。倘若你要出错，站在塔姆斯怀疑主义一边犯错误似乎是更为可取的。当然，这样的错误毕竟是错误。我不妨指出，除了对文字的评判之外，塔姆斯对其他发明的评判并没有错。如果再读一遍这个传说，你或许会注意到，他对特乌斯的每一种发明的评论都兼顾利弊、亦臧亦否。这是因为每一种文化和技术的关系都必然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磨合的过程就是交易的过程，技术和文化的关系是既有给予、亦有索取。聪明人深知个中道理，戏剧性的技术变革很难得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来都不会使他们欣喜若狂。弗洛伊德[3]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即为一例，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里，他说：

你会问：如果我能够随心所欲地听见千百里之外的孩子的声音，如果我能够尽快知道朋友经过艰苦的长途旅行已经平安抵达目的地，难道我不会为此而更加快乐吗？难道这不是明白无误的幸福吗？医学成就使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使产妇感染的危险大大减少，而且使文明人的寿命明显地延长——难道这没有重大的意义吗？

弗洛伊德很清楚，我们不能够低估技术进步和科学进步的意义，所以他在卷首就承认科学技术进步的意义。但是在这段话的结尾，他提醒我们注意科学技术进步的副作用：

倘若铁路没有克服空间距离，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故乡，我就不需要打电话听他说话；倘若跨洋旅行的技术没有开发，我的朋友就不会坐海船旅行，我就不需要打电报来舒缓对他是否平安的担心。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给我们的生儿育女强加了诸多限制，以至于在考虑各种因素的情况下，我们生育的孩子并不比讲究卫生之前多。与此同时，这又给我们婚后的性生活造成诸多困难……最后要问，倘若生活困难，罕有欢乐；倘若生活充满苦难，以至于我们只能够把死亡当作解脱来欢迎，那么，长寿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4]

在历数技术进步的代价时，弗洛伊德遵循的路线使人感到压抑。他同意塔姆斯的评论：我们的发明只不过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未见改善。技术爱慕者无疑会反驳他说，生活一直是没有欢乐的荒原，充满苦难，然而电话、远洋邮轮尤其卫生习惯的普及不仅能够延年益寿，而且使生活更加宜人。毫无疑问，这是我会提出的论点（证明我不是恐惧技术的独眼龙），不过此刻我们不用追求这个观点。我把弗洛伊德拽到这里来参与会话，仅仅是为了证明，即使他这种愁眉紧锁的智者在批评技术时，也必须以承认技术的成就为开场白。倘若塔姆斯法老像他的名气那样充满智慧，他在对文字的价值做出评判时，就会预见到文字开创新局面的力量。在衡量技术变革时，人需要一定程度的冷静。

塔姆斯的疏漏就谈到这里。另一种疏漏值得我们注意，但这种疏漏不是错误。文字不是中性的技术，文字的利弊取决于人利用文字的方式——塔姆斯把这个道理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道理说出口。他知道，任何技术的用途多半是由技术的结构决定的，也就是说技术的功能是技术形式的自然产物。塔姆斯关心的不是人们会写下什么内容，而是人们要使用文字这种技术。凭空想象塔姆斯会用今天标准化的技术爱慕者那种方式对人们提出忠告：只把文字用来生产某些文本，而不是生产其他文本（比如用文字写戏而不是写历史或哲学），文字的破坏性就会降到最低限度——那实在是荒唐之举。他会认为，这样的意见实在是天真至极。我想，他可能会允许人们把某一种技术拒之门外。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塔姆斯的言外之意：一旦被人接受，技术就会坚持不懈，就会按照它设计的目标前进。我们的任务就是懂得技术的这个目标，换句话说，我们容许一种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就必须要瞪大眼睛看它的利弊。

我们可以从塔姆斯的沉默推导出以上的意思。不过，我们从他说出口的话学到的东西比较多，从他没有言说的东西学到的道理则要少得多。比如他说，文字会改变“记忆”和“智慧”的意义。他担心，人们会把记忆的意义和他鄙视的“回忆”的意义混为一谈。他担心智慧和纯粹的知识的区别会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个评判牢记在心，因为截然不同的技术会使旧词语产生新的定义，而且人们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创造新词义的过程。因此这个机制是阴暗而危险的，和新技术创造新词汇的机制迥然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意识地给英语添加了数以千计的表达新技术的新词汇，比如VCR、比特、软件、前轮驱动、机会之窗、随身听，等等。它们并不会使我们感到错愕。新事物需要新词汇。但新事物也可能修正旧词汇的意义，修正旧词汇也就是修正语义深深扎根的词汇。电报和廉价的“便士报”改变了我们所谓“信息”的意思。电视改变了“政治辩论”“新闻”和“公共舆论”等词语的意义。文字改变了“真理”和“法律”原来的意义，印刷术也改变了语词的意义，如今的电视和计算机又再次改变它们的意义。诸如此类的变化接连不断地发生，迅速，必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静悄悄地进行。词汇学家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搞公民投票。谁也不愿意花时间写小部头的书来解释真正发生的词义变化，学校不注意词义的修正。然而，这些词汇不再具有原来的意义，有的时候甚至获得了完全相反的意义。这是塔姆斯希望教导我们的地方——技术专横跋扈地支配我们最重要的术语。技术重新界定“自由”“真理”“智能”“事实”“智慧”“记忆”“历史”等词汇的意义。所有这些词汇都是我们的生活必须依靠的词汇。技术不会停下脚步向我们公开宣示这样的变化，我们自己也不会驻足向技术询问词汇的变化。

技术变化的事实需要我们做一些阐述，我将在稍后的一章里回到这个主题。在这里，我们还需要从塔姆斯的评判里另外挖掘几条原理，这些原理需要费一点笔墨，因为它们是以下几章论述的预兆和铺垫。比如，塔姆斯警告说，特乌斯的弟子获得的智慧可能会名不副实。他的意思是说，学会新技术的人成为精英，没有学会新技术的人赋予这些精英权威和声望，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个事实隐含的命题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现代传播学之父伊尼斯反复论述重要技术造成的“知识垄断”。他的意思和塔姆斯心里想说的意思完全相同：控制技术运行机制的人积累权力，必然要密谋防备那些无法获取专门技术知识的人。在《传播的偏向》里，伊尼斯提供了许多历史事例，说明新技术如何摧毁传统的知识垄断，造成一种新的知识垄断，即由另一群人来把持的知识垄断。换句话说，一种新技术的利弊长短不会势均力敌。仿佛是游戏，有输家也有赢家。在许多情况下，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这实在是令人困惑，让人心酸。

以电视为例。在美国，电视扎根之深超过其他国家，许多美国人认为电视是上帝的恩赐；那些待遇优厚、志得意满的电视人，那些主管、技师、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娱乐节目主持人，尤其觉得电视是天大的恩赐。这样的人形成新的知识垄断，他们为自己欢呼喝彩、捍卫自己的地位、张扬电视技术，这并不令人奇怪。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电视可能会逐渐终结教师的职业生涯，因为学校是尾随印刷机出现的发明，它的兴衰有赖于印刷词语享有的地位。400年来，教师一直是印刷术创造的知识垄断的组成部分，他们正在目击这种知识垄断的解体。看来，对于如何防止这样的解体，他们多半是无能为力的；老师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热情洋溢，这实在是和情理相悖。这样的热情老是让我回想起上一个世纪之交时的铁匠，他们赞美汽车，而且相信汽车会促进他们的营生。我们现在知道，汽车没有促进铁匠的生意，反而使他们的生意过时，或许一些头脑清醒的铁匠预感到末日的来临。即使这样，他们又有什么回天之力吗？除了哭泣，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中，我们遭遇到类似的情况，这里同样是既有赢家，也有输家。毋庸置疑，计算机加强了大规模组织机构的权力，军队、航空公司、银行或税务机关就是这样的机构。同样清楚的是，计算机对高层次的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来说，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计算机在多大程度上对广大的群众有好处呢？计算机已经侵入钢铁工人、菜店老板、学校教师、汽修工人、音乐人、砖工、牙医等大多数人的职业，计算机对他们有多大的好处呢？他们的隐私更容易被强大的机构盗取。他们更容易被人追踪搜寻、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审查，他们对有关自己的决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常常沦为被人操弄的数字客体。他们在泛滥成灾的垃圾邮件里苦苦挣扎。他们容易成为广告商和政治组织猎取的对象。学校教他们的孩子操作计算机化的系统，而不是向孩子们传授更加珍贵的知识。总而言之，孩子们需要的东西几乎不会送到他们手中。输家之所以输，其奥妙就在这里。

赢家怂恿输家以满腔的热情去拥抱计算机技术，这本在意料之中。这就是赢家获胜之道，于是，他们有时就对输家说，有了个人计算机之后，一般人就更容易做好收支平衡，就更容易查找营养食谱，就会使自己的购物单更加合乎情理。他们还告诉输家说，你们的生活会安排得更有效率。至于效率是按照谁的观点衡量的，他们则三缄其口，避而不谈，他们也不说输家会付出什么代价。倘若输家持怀疑态度，赢家就喋喋不休地宣扬计算机的神效，把输家搞得晕头转向；计算机的神效和输家生活质量的关系，只能够说是勉强沾边的，但这些工具的魅力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的结果是输家败下阵来，原因之一是他们相信掌握新技术的人有专门的知识，而专门的知识是一种智慧，这也是塔姆斯的预言。这些新技术大师也相信自己的智慧，这同样是塔姆斯的预言。结果，有些问题就无人问津。比如，技术赋予谁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自由？谁的力量和自由又会被削弱？

或许，我的表述使这样的结果像一场精心策划的密谋，仿佛赢家对输赢的一切成竹在胸。不过，实际发生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种情况是，一些文化具有民主精神，其传统比较弱，且容易接受新技术，于是人人都倾向于热情欢迎新技术，都相信新技术最终会使人人平均受益。美国的情况尤其明显，美国人对新事物的贪求没有止境，这样的幼稚信念随处可见。事实上，美国人很难把任何社会变革看成是赢家输家皆可获利的结果，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的乐观主义，这在大量的文献中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在技术产生的社会变革中，企业家利用了普通美国人的乐观主义，他们竭力灌输大家共享却不太可能实现的希望。他们心里清楚，从经济上来看，揭示技术变革的代价不是明智之举。所以你不妨说，倘若有什么密谋的话，这个密谋就是美国文化自己给自己添麻烦的密谋。

此外更重要的是，技术闯进一种文化时，谁是最大赢家，谁又是最大输家？这个问题并非一目了然，至少在初始阶段并不是很清楚的。这是因为技术引起的变革即使并非绝对神秘，至少是难以细察的，甚至可以说是难以预料的。最难以预料的后果可以说是技术引起的意识形态变革。塔姆斯告诫特乌斯说，使用文字的人会依赖外在的符号，而不是内心的资源，他们接受大量的信息，却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塔姆斯发出这样的警告时，心中想到的就是意识形态变革。其意思是，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知识”观念和“真理”观念，改变深藏内心的思维习惯，一种文化对世界的感觉就是这种思维习惯赋予的。这种感觉是何为自然秩序、何为合理、何为必需、何为必然、何为真实等等的感觉。因为这样的变革是用旧语词的新意义表达的，我将对这个问题暂时存而不议，留待稍后阐述美国当前宏大的意识形态变革时再去讨论。在这里，我只想举一个例子说明，新技术如何造成“真实”的新观念，说明这个过程如何瓦解老观念。这个例子是给学生的试卷评分的惯例，表面上看，这个惯例无害。对我们多数人来说，这个做法自然而然，所以我们难以觉察它隐而不显的含意。我们难以想象，我们判分的数字和字母是一种工具；更难以想象，我们用这种技术去评判一个人的行为时，我们是在做某种奇特的事情。事实上，初次给学生评分的事情发生在剑桥大学，那是1792年；发明者是一位名叫威廉·法里希的老师。[5]无人熟悉这位老师，听说过他的人更是屈指可数。他的想法是，应该给人的思想进行量化的价值判断。这个做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人们自此尝试用数学观念来构建现实。倘若可以用数字来判定思想的品质，那么用数字来判定慈悲、爱心、仇恨、美好、创新、智能甚至心智健全的品质，都是可能的。伽利略说，自然的语言是数学语言，他没有把人的情感、成就或洞见包括在内。然而，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把这些概念包括在内。我们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发现，如果不用数字，他们的工作就不可能进行。他们相信，如果不用数字，连获取或表达正宗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

我在这里不会说这个念头愚蠢或危险，只想说这个观点很奇怪。更加奇怪的是，我们许多人居然不觉得它奇怪。说某人应该干得更好因为他的智商是134，说某人的灵敏度是7.2度，说一个人论资本主义兴起的文章应该得A－，另一个人的文章应该得C＋——对伽利略、莎士比亚或杰斐逊来说，这一切都像是胡言乱语。我们之所以觉得这种做法有意义，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数字这种技术，因而看世界的方式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对何为真实的理解各有不同。换一种说法就是：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

这就是麦克卢汉警语“媒介即信息”的意思。这也是马克思的意思，他说：“技术透露了人对待自然的方式”，技术造成了“交流的条件”，我们通过交流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维特根斯坦论述我们最重要的技术时所要表达的意思。他说，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而且是思想的驱动器。这就是塔姆斯想要使特乌斯明白的道理。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历史悠久、永世长存的智慧，其最简单明快的表现是古老的箴言：在手握榔头者的眼里，一切都仿佛是钉子。不必太死守字面的意思，我们就可以引申这个自明之理：在手握铅笔者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写下的清单；在拍照人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图像；对使用计算机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据；对手握成绩单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字。

然而，这一切预设的偏见（prejudice）在技术起步时并非总是一望而知的。在技术变革中，谁也不可能预先就谋划好成为赢家，其道理就在这里。比如，机械时钟的发明最终会推进谁的利益和世界观呢？谁也不可能预见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时钟的发明肇始于12、13世纪的本笃会修道院[6]。这个发明的推动力是使修道院的日常事务或多或少有章可循，首先是每日7次敲钟报时的制度。钟声表示读经礼拜的时辰；时钟技术提供准确的时间让修士做功课。这个功能是完成了。然而修士们没有预料到，时钟不仅是计时的手段，而且是要求他们起居修炼同步进行、控制他们的工具。到了14世纪中叶，时钟走出了修道院，给工人和商人的生活提供准确的计时。刘易斯·芒福德写道：“机械钟表使按部就班的生产、准确计时的工作和标准化的产品成为可能。”总之，如果没有钟表，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绝无可能的。[7]悖谬、奇怪而神奇的是，发明钟表本来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终极的结果却是相反，钟表最大的用处是让人积攒金钱。在上帝和财神的终极斗争中，钟表偏爱的是财神爷，实在是出人意料。

许多人认为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新技术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然而一无例外，难以预料的后果却横亘在他们的路上。即使技术发明人也不可能是可靠的未来先知，塔姆斯发出的正是这样的警告。比如，无论怎么说，谷登堡[8]都算得上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倘若他听见路德[9]的异端邪说，他一定会十分震惊。路德把印刷术说成是“上帝最大的恩赐，是推动商业福音的力量”。路德懂得的道理，谷登堡却一窍不通。路德知道，《圣经》进入了每个主妇的厨房以后，每一位基督徒就成了自己的神学家，还可以说成了他自己的神父，更加准确地说，按照路德本人的观点，每一位基督徒就是他自己的教皇。在宗教信仰的统一和多样的斗争中，印刷机偏爱的是信仰的多样性。我们可以认为，谷登堡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

塔姆斯深知发明人受到的局限，他深谙发明的社会心理偏向，即意识形态偏向。我们可以想象他会对谷登堡这样说：“谷登堡，你真是发明家的典范，然而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够做出恰当的评判。印刷术也是这样；你是印刷术之父，你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认为，它会推进教皇的事业，然而实际上，它会在教徒之中播下不和的种子，它会损害你热爱的教会的纯正，摧毁教会的垄断。”

我们可以想象，和他对特乌斯的回答一样，塔姆斯也会向谷登堡指出，谷登堡新发明的印刷机会造就大群的读者，但这些人“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他们自负张狂，自以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换句话说，阅读将与过去的学习形式一争高下。这是我们能够从塔姆斯的评判演绎出来的有关技术变革的另一条原理：新技术和旧技术的竞争，是为争夺时间、注意力、金钱和威望而竞争，主要是为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一旦认识到每一种媒介都有一种意识形态偏向，我们就知道，媒介之间的竞争是隐而不显的。这样的竞争是激烈的竞争，这是意识形态竞争特有的激烈竞争。这样的竞争不仅仅是工具对工具的竞争，不仅仅是字母表对会意文字的攻击、印刷机对插图手抄本的攻击、摄影术对绘画艺术的攻击、留声机对印刷术的攻击、电视对印刷词语的攻击。在媒介互相争斗杀伐时，它们的竞争还是不同世界观的冲突。

在美国，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冲突；在政治、宗教、商业里随处可见，但在学校里看得最清楚。在学校里，两种强大的技术毫不妥协地互相竞争，以求控制学生的头脑。争夺的一方是印刷词语的世界，其重点是逻辑、序列、历史、解说、客观性、超脱和纪律。另一方是电视的世界，它倚重的是图像、叙事、历历如在眼前的现实性、同步性、贴近性、即刻的满足和迅速的情感回应。学龄儿童已经习惯了电视的偏向，上学以后他们遭遇的却是印刷词语的世界。一种心理战随之发生，造成惨重的伤亡；不能或不愿学习读书写字的儿童，在简单的段落里都不会以逻辑结构组织思想的儿童，不能静下来听老师讲解的儿童，就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这些儿童之所以打败仗，并不是因为他们愚笨，而是因为他们背后正在进行的媒介之战，是因为他们站到了错误的一方，至少是暂时站错了队。谁知道25年后的学校像什么样子呢？50年后的学校又像什么样子呢？到那时，现在成绩不好的学生说不定会被认为是优秀学生，而现在的优秀生说不定会被认为是残障生吧——这些优秀生有可能会反应迟钝，太超脱，缺乏激情，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心理上构建现实的画面。请琢磨塔姆斯这句话：“自以为有智慧的自负”——即通过书面词语获得的非真实的知识，这样的自负最终成了学校珍惜的最明显的知识形式。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知识形式必须永远得到很高的评价。

再举一例。计算机进课堂时，我们打破的是400年的休战，对垒的一方是口语养成的群居性和公开性，另一方是印刷词语培养的内省和独处。口语倚重的是群体学习、合作和社会责任感；塔姆斯认为，这是地道的传授和真正的知识交流所必须依靠的语境。印刷术强调的是个体化的学习、相互竞争和个人独立。400年来，老师们一方面强调印刷文字，同时又容许课堂上使用一定程度的口语交流，因而在教学方法上实现了两种学习形式的和平相处，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每一种学习方法的价值。现在轮到计算机登场了，它重新高举个人学习、独立解决问题的旗帜。计算机在教室里的普及会不会一劳永逸地战胜集体口语的一切主张呢？计算机会不会把自我中心（egocentrism）提到美德的高度呢？

这些问题是技术变革使人想到的问题。如果你像塔姆斯一样看问题，你就能够把握这个道理：技术竞争点燃的竞争是全面的战争，换句话说，新技术的影响不可能被控制在有限的人事活动范围。倘若这个比方太残忍，我们可以试用一个比较温柔、和蔼的比方：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我所谓的生态就是环境科学家所谓的生态。重要的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把毛毛虫从它栖息的环境里清除掉时，剩下的环境并不是单纯减去毛毛虫的环境：你得到的是一个新环境，你重新构建了生存的条件。同理，你把毛毛虫放进一个没有毛毛虫的环境时，整个环境也为之一变。媒介环境运行的机制也是这样的。一种新技术并不是什么东西的增减损益，它改变一切。到1500年，即印刷机发明之后50年，欧洲并不是旧欧洲和印刷机简单的相加。那时的欧洲已截然不同。电视问世之后的美国不只是美国加电视的美国；电视给每一场政治运动涂抹了一种新的颜色，使每个家庭、每所学校、每个教会、每种产业都带上了新的色彩。媒介的竞争之所以激烈，其道理就在这里。每一种技术都有一套制度，这些制度的组织结构反映了该技术促进的世界观，其生存竞争反映的世界观的竞争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一种新技术向一种旧技术发起攻击时，围绕旧技术的制度就受到威胁。制度受威胁时，文化就处在危机之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当教育工作者问，学生用计算机学数学的效果是否胜过用课本学数学的效果时，我们从这个问题里学到的东西等于零，其原因就在这里。同理，如果商人问用什么手段能够销售更多的商品，如果牧师问用电视布道影响的人数是否会超过用广播影响的人数，如果政客问用不同媒体发表讲演会取得什么不一样的效果，我们从这些问题里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这些问题只对提问题的人有直接的价值，它们反而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它们涣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看不见新媒介引起的严重的社会、思想和制度危机。

也许打一个比方会有助于说明问题的要害。谈到诗歌的意义时，T. S. 艾略特[10]说，诗歌外在内容的主要用途是“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安静，以便让诗歌在他的身上起作用：就像敲门贼总是随身携带滋味鲜美的肉团来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一样”。换句话说，教育工作者、企业家、牧师、政客提出那些具体的问题时，他们就像看门狗，他们享用肉团时，敲门贼已经把房子洗劫一空了。也许，其中一些人知道这样的后果，可他们并不特别介意。毕竟，不求自来的美味确乎解决了下一顿饭的问题。然而，对我们其他人来说，让窃贼打劫而不加抗议或浑然不知窃案已然发生，那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们需要在这里考虑的计算机的作用，和它作为教学工具的效果没有关系。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计算机如何改变我们学习的观念，它如何与电视携手破坏我们关于学校的老观念。谁会去关心依靠电视能够推销多少包麦片呀！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电视是否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是否改变富人和穷人的关系，是否使幸福观念本身发生改变。如果牧师只考虑一种媒介如何使其听众的人数增加，他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新媒介改变了宗教、教会甚至上帝的观念呢？如果政客考虑问题时不能够超越下一次选举，我们就必须要问：新媒介对政治组织的理念和市民的概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时，塔姆斯的评判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用传奇故事对我们进行的教诲正是哈罗德·伊尼斯试图给我们提供的教益。新技术改变我们兴趣的结构：我们思考的对象要变化。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符号：我们赖以思考问题的符号要变化。新技术改变社群的性质：我们思想发展的舞台要变化。塔姆斯相隔两千多年对伊尼斯说话时，我们必须要洗耳恭听，参与他们的会话，使之恢复活力。这是因为，美国发生的事情奇怪而危险，人们的意识却非常模糊甚至愚钝，原因之一是，这样的危险难以名状。我把这个危险叫作技术垄断。

[1]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远离尘嚣，结庐而居，著有《论公民的不服从》《瓦尔登湖》等。

[2]Plato，p. 96.

[3]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提出潜意识学说，认为性本能的冲动是行为的基本原因。代表作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等。

[4]Freud，pp. 38-39.

[5]这件事情有详细的记述，见Keith Hoskin, “The Examination, Disciplinary Power and Rational Schooling” , in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 III，no. 2 (1979) ,pp. 135-46。霍斯金教授对法里希（Farish）的技术介绍如下：剑桥大学工程学教授，在自己的剑桥家园里设计并安装了活动隔板墙，由滑轮驱动，在楼上楼下升降。一天晚上，他在楼下熬夜感到冷，就把活动墙拉下来保暖。这样的技术没有多大的故事性，说明历史本身并不能揭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切说明，人们对法里希的了解少之又少。

[6]本笃会修道院（Benedictine monastery）：西方基督教隐修院，创办人为圣本尼狄克（St.Benedict，480?—547?），肇始于意大利卡西诺山，修士每日劳动、读经、抄书。日后采纳这一制度的修会，叫本笃会，即本尼狄克会。

[7]关于芒福德对机械钟表影响的详细论述，见芒福德的《技艺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8]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1400?—1468?）：德国人，机器活字印刷发明人，1455年用自己发明的印刷机印制《圣经》。

[9]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起者，抗议宗（新教）的创始人。1517年10月31日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批评教皇政策，举起改革旗帜。这场改革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

[10]T. S. 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20世纪伟大的文学家、现代派诗人、剧作家、文学批判家，生于美国，卒于英国，著有《普鲁夫洛克情歌》《荒原》《四个四重奏》等，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马克思那支使人不安的笔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格言警句，其中之一是《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里的一段话：“手工织布机给你的社会是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给你的社会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就我所知，马克思没有说什么技术给我们技术专家（technocrat），但我相信，他的视域里没有包含技术垄断论者（technopolist）的兴起。然而，他这一论断还是有用的。他深知，除了经济意义之外，技术还产生人们感知现实的方式，这些方式是理解不同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形式的关键所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里说：“个人表达生活的方式，就是他们为人的面目。”这句话很像麦克卢汉的口吻，也可以说像塔姆斯的口吻，实际上，该书临近书末的一段话令人称奇，放进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也非常恰当。马克思问：“炸药和炮弹发明之后，阿喀琉斯[1]这样的英雄还可能诞生吗？在印刷机存在的情况下，《伊利亚特》[2]还可能出现吗？印刷机出现以后，说唱和歌舞随即停止，缪斯女神止步不前，史诗出现的条件随即消失，难道这不是必然的结果吗？”[3]

马克思把技术条件与符号生活和心灵习惯联系在一起，这没有任何异常之处。在他之前，学者们已经发现，以时代的技术特征为基础进行文化分类，颇有用处。当代的学者仍然做这样的分类，因为这种习惯是一种坚持不懈的学问。无须苦想立即涌上心头的著名分类就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钢铁时代。我们不假思索地使用阿诺德·汤因比[4]普及的工业时代，使用丹尼尔·贝尔前不久命名的后工业时代。斯宾格勒[5]笔端论述的时代有机器工艺时代。皮尔斯[6]把19世纪称为铁路时代。刘易斯·芒福德用更大的视野看事物，创造了前技术（eotechnic）时代、旧技术（paleotechnic）时代和新技术（neotechnic）时代的术语。加塞特[7]论述了技术发展的三个时代：机运（chance）技术时代、工匠技术时代和技师技术时代。沃尔特·翁阐述了口头文化、书面文化（chirographic culture）、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麦克卢汉首创了“谷登堡时代”（他认为谷登堡时代正在被电子传播时代取代）。

为了澄清当前的处境，说明前面路上的危险，我觉得有必要再提出一种分类。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当前，这三种文化在地球上都能找到，但工具使用文化正在迅速消失，我们要到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才能寻觅其踪影。[8]如果我们到这些地区旅行，最好是要知道，直到17世纪，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全都是工具使用文化。当然，工具使用文化里的工具还是千差万别的。有些文化只有长矛和炊具，有些则使用水磨和燃煤。但一切工具使用文化的主要特征都是相同的，发明工具的目的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解决物质生活里具体而紧迫的问题，水力、风车和重轮犁头就是这样的问题；二是如何为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等符号世界服务的问题，例如城堡和教堂的修建、机械时钟的开发。无论是哪一个目的，工具都不会侵害（更加准确地说，发明它们的目的不是要侵害）它们即将进入的文化的尊严和完整。除了少数例外，工具都不会妨碍人们去相信自己的传统和上帝，不会妨碍他们相信自己的政治、教育方法或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实际上，这些信仰指引着工具的发明，限制工具的用途。即使就军事技术而言，精神理念和社会习俗也形成控制的力量。著名的例子有武士刀，一套武士的理想细致入微地管束着武士刀的使用，这一套理想就叫作武士道。规则和仪式都有详细的规定，何时、何地、如何使用两把武士刀即长刀和短刀都规定得很严格，都和荣誉联系在一起，包括荣誉受损时切腹自杀的要求。这一类军事技术的管束在西方也不罕见。这使12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二世[9]禁止使用致命的弩弓，违者就可能被革出教门。教皇裁定驽弓“仇视上帝”，不能用于伤害基督徒。驽弓可以用来攻打穆斯林和其他异教徒，但这不会使以下的评判无效：在工具使用文化的社会里，技术并不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技术受到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的管束。

这样界定工具使用文化之后，我必须要补充两点，以免失之过简。首先，一种工具使用文化里拥有的技术总量并不是该文化的界定性特征。比如，即使对罗马帝国的肤浅研究也能够揭示，罗马帝国的经济活力和军事征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道路、桥梁、沟渠、地道和下水道。另一个例子是，从10世纪到13世纪，欧洲经历了技术迅猛发展的时期：中世纪的人民生活在机器的簇拥之中。[10]你甚至可以像林·怀特（Lynn White）那样走得更远。他说，中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个“不依靠奴隶和苦力的血汗而主要依靠非人力的、复杂的文明”[11]。换句话说，在解决物质环境中的问题时，工具使用文化既可能富有创造性，也可能具有比较高的生产力。风车是12世纪晚期发明的。近视眼镜是1280年在意大利出现的。11世纪为驭马发明的垫肩解决了一个问题：既增加马的拉力，又不影响马的呼吸。实际上，早在9世纪，欧洲就发明了马掌；有人发现，如果把几匹马前后排列驾辕，它们的拉力就会大大增强。磨坊、造纸厂、缩绒机成为中世纪文化的固有成分，就像桥梁、城堡和教堂是中世纪文化的构造成分一样。著名的斯特拉斯堡[12]大教堂建于13世纪，高466英尺（约142米），相当于40层的摩天大厦。再往回追溯，你不能不提英国巨石阵和埃及金字塔令人惊叹的工程（刘易斯·芒福德强调指出，金字塔是王者机器的第一个例子）。

从以上事实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工具使用文化未必是技术上贫困的文化，相反，它们的先进性甚至可能是令人震惊的。当然，其中一些文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技术原始的文化，有一些甚至鄙视手工艺和机器。比如，希腊的黄金时期没有产生重要的技术发明，甚至没有利用马匹力量的有效方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鄙视“低贱的机械技艺”，大概他们认为，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努力不可能使头脑更加高贵。效率和生产力是让奴隶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我们在《圣经》里发现了类似的观点，这是对古代工具使用文化篇幅最长、最详细的描绘。在《圣经·申命记》中，摩西以相当于上帝的权威口吻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诅咒。”[13]

由此可见，工具使用文化里可能有许多工具，也可能工具很少；这种文化可能热衷于工具，也可能鄙视工具。所谓“工具使用文化”，盖源于文化中工具与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这里，工具并非外来入侵之物。它们在文化中整合的方式使它们不至于和文化中的世界观产生矛盾。如果把欧洲中世纪当作工具使用文化的例子，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工具和世界观形成了高度的整合。中世纪的神学家描绘的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工具的关系，详尽而系统。其神学的第一和终极要义都是：一切知识和善心都来自上帝，因此，人的一切努力都必须侍奉上帝。神学而不是技术赋予人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的依据。也许，这正是达·芬奇[14]把他的潜水艇设计图藏诸深山的原因，因为他相信，这种工具释放出来以后危害太大，不会得到上帝的恩宠。

无论如何，神学预设的原则构成了工具使用文化里具有控制力的意识形态，无论发明的工具为何物，一切工具使用文化都必须适合其中的意识形态。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一切工具使用文化，从最原始到最先进的文化，都带有神权的性质，即使不带有神权的性质，它们至少都依靠某种形而上的理论结为一体。这样一种神学或形而上学给存在赋予秩序和意义，使人几乎不可能臣属于技术的需要。

“几乎”这个词至关重要。它引出我的第二种修正条件。正如塔姆斯提醒我们的精神所示，工具有办法入侵哪怕是黏合力最严密的一套信仰体系。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就给技术留下用武之地。有的时候，技术的力量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也许在工具使用文化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能够充分说明技术的破坏力，这就是8世纪法兰克人在国王查理·马特[15]治下使用的马镫。此前，战马的用途主要是把骑兵运送到战场，骑兵抵达战场后才下马御敌。马镫使人能够在马背上作战，造成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军事技术：骑在马背上的突击力量。林·怀特详细描绘了这种新型的作战形式，它放大了骑士阶级的重要地位，改变了封建社会的性质。[16]庄园主看到有必要用骑兵来保护自己。到后来，骑士就夺取教会的土地，把土地分给诸侯，条件是诸侯为骑士效命。倘若容许我们用一个双关语，我们就可以说，马镫配上马鞍，俘获了封建社会，否则封建社会是不会就范的。

再举一个稍后的例子：上文已经提到14世纪机械时钟功能的转化，从宗教仪式工具向商业工具的转化。有人给这次转化确定一个准确的年代——1370年。查理五世[17]命令巴黎市民根据皇宫的钟声来调整自己的私人生活、商务生活和产业生活，宫廷的时钟每60分钟敲响一次。同样，巴黎的所有教堂受命调整时钟，它们不能再遵循原来礼拜时才敲钟的制度。于是，教会不得不把精神需要的优先地位让渡给物质利益。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时钟这种工具撼动了中世纪生活的集中化体制。

技术给中世纪欧洲精神生活造成问题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农夫纷至沓来的磨坊成为妓女喜欢勾引嫖客的地方。这个问题愈演愈烈，以致到了12世纪，西多教团[18]的领袖圣贝尔纳竟然试图关闭磨坊。但他徒劳一场，因为磨坊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换句话说，认为工具使用文化里的风俗习惯和象征意义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因为技术的引进而重新定向，那实在是失之过简。再者，正如中世纪这样的例子一样，我们可以在技术原始的社会里看见工具攻击风俗、宗教或形而上学的例子，这些例子既稀奇古怪又耐人寻味。荷兰社会学家艾格伯特·德·弗里斯（Egbert de Vries）告诉我们，火柴的引进促成一个非洲部落性习俗的变化。[19]这个部落里的人觉得，每次行房事之后有必要重新生火，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后果：每一次性事都成为公开的事件，因为完事之后不得不到邻居家去借火，借一根燃烧的木棍回家重新点火。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奸是难以掩盖的。这个性习俗产生的首要根源显然就是借火。然而，火柴引进之后，一切为之一变。人们不必到邻居家去借火就可以重新生火了，于是转瞬之间，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毁灭了。在转述德·弗里斯的发现时，阿尔文·托夫勒提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火柴使价值观念改变了吗？通奸因此而有所减少或更使人厌恶吗？既然火柴使性事更加方便，它们是否改变了人们对性事的价值评判呢？可以肯定的是，的确发生了一些文化价值的变化，当然和20世纪初来复枪引进伊哈尔缪特（Ihalmiut）部落引起的剧烈变化相比，火柴引起的变化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法利·莫瓦特的《鹿图腾部落》（The People of the Deer）描述了这样的变迁。来复枪取代弓箭，这是记录在案的新技术对工具使用文化发起攻击的最令人心寒的故事。其结果不是改变一种文化，而是灭绝一种文化。

你得承认，没有任何一种分类法和实际情况完全吻合，而且所谓工具使用文化尤其缺乏精确的定义。尽管如此，把工具使用文化和技术统治文化区别开来，仍然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在技术统治文化里，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社会世界和符号象征世界都服从工具发展的需要。工具没有整合到文化里面去，因为它们向文化发起攻击。它们试图成为文化，以便取而代之。于是，传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就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

西方技术统治文化拥有的工具肇始于中世纪的欧洲，那时出现了三大发明：机械时钟产生了新的时间观念；印刷机使用活字，攻击口头传统的认识论；望远镜攻击犹太－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命题。每一种发明都产生工具和文化的新型关系，所以它们都至关重要。然而，既然我们可以说，在信仰、希望和慈善之中，慈善最为重要，那么，我敢斗胆说，在时钟、印刷机和望远镜之中，望远镜最为重要。更加准确地说（因为哥白尼[20]和第谷·布拉赫[21]进行天文观测，并不具备望远镜这个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开普勒[22]也没有依靠望远镜），比望远镜粗糙的观测工具也可以得到超过前人的天文观测结果。然而，望远镜的精密程度使天文学家的知识非常精确，以至于我们能够说，西方的道德重心因此而崩溃。过去的道德重心使人相信，地球是宇宙恒定的中心，因此上帝对人类特别感兴趣。哥白尼、开普勒之后，尤其是伽利略[23]之后，地球成了一个孤零零的独行客，孤悬在宇宙一隅，默默无闻地在银河系里游荡；这就使西方世界怀疑，上帝是否对我们有兴趣。虽然伽利略的《星际使者》（Messenger from Stars）1610年印行时，约翰·弥尔顿[24]还在襁褓之中，他还是能够在多年之后描绘不可探究的宇宙使人产生的心理孤寂。伽利略的天文观测对毫无思想准备的神学造成心理上的冲击。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下了这样的诗行：

在他的眼前展现着

朦胧、浩瀚、深不可测的秘密——

那黑暗的、无边无际的汪洋，

没有边际，深渊无底……

这是货真价实的失乐园。但解除自己文化的武装并非伽利略的意图，也不是哥白尼和开普勒的意图。这几位中世纪的学者和走在他们之前的谷登堡一样，并不想摧毁自己世界的精神根基。比如，哥白尼就研究教会法，并且被选为弗龙堡（Frauenburg）大教堂的教士。他没有上过医学院，但他研究医学，并担任他叔父的私人医生；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作为医生的名气胜过天文学家的名气。他只出版过一本书，即《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第一册完整的书在他临终之前的几个小时才送到他的手里，这一天是1543年5月24日，他享年70岁。这本论述日心说的书之所以推迟了30年才得以出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这本书不健全，而不是因为他害怕教会的惩罚。实际上，在出版73年之后，这本书才被列入了教廷禁书目录，而且被禁的时间也很短。（伽利略受教廷审判是在哥白尼死后90年。）1543年，只要不直接挑战教会的权威，学者和哲学家就没有理由害怕受教会的迫害；哥白尼并不想挑战教会的权威。虽然该书前言的作者究竟是谁仍然有些争议，然而前言在一个问题上的表述还是很清楚的：它的“假设未必准确，甚至未必有很大的可能性”。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哥白尼相信地球真的在运动，但他不相信地球或其他行星真的在按照书中描写的体系运行；他相信，天体的运行存在着几何学上的虚构。他并不相信，他的研究成果瓦解了神学至高无上的地位。马丁·路德说哥白尼是“反对《圣经》的傻瓜”，确实说得对，不过哥白尼本人并不认为自己反对《圣经》。这说明，路德比哥白尼的认识深刻。

开普勒的故事颇为相似。他生于1571年，职业生涯之初出版天文观测年鉴，晚年任华伦斯坦公爵的宫廷占星师。他的占星术小有名气，然而我们必须赞扬他是因为他相信，“如果聪明的占星师利用他人轻信的弱点，占星术就可以给一位君主造成极大的损失”。他希望，占星术能够待在一切国家元首的视域之外，可是这些年来，占星师的告诫并非总是被人注意。开普勒的母亲被人指控为女巫；虽然他并不相信这样的指控，可是他可能会断然否定女巫的存在。他用很多时间和学者通信，探讨基督的生辰问题，他认为耶稣生于公元前4年或前5年，今天的人们普遍接受他的断代。换句话说，开普勒是很符合时代气质的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世纪人。唯有一点例外：他认为，神学和科学应该加以区隔，各行其是，天使、精灵和圣徒的意见应该被排除在天文学的大门之外。在《新天文学》（New Astronomy）里，他写道：“至于圣徒有关自然的意见，我用一个词来回答，在神学里唯有权威的分量有效，在哲学里唯有理性的分量有效。”在评说各方圣贤对地球的论述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比这一切都神圣的是真理；我尊敬教士，但我从哲学上证明，地球是球体，有两极，在宇宙中小得微不足道，在众多的星球之中快速漫游。”

当开普勒表达这个观点时，他就向着技术统治论的观念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在这里听到一个清楚的呼唤：区分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这个概念的区分是技术统治论的基石之一。这是重要的一步，但仅仅是一小步。为何行星运行的速度不一样？在他之前尚无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开普勒的回答是，肯定是由于太阳发出的力量不一样。但这个答案给上帝留下了立足之地。在给同事迈克尔·梅斯特林（Michael Maestlin）的信中，开普勒写道：“太阳处在运动的星球之中，太阳本身不动，却是运动之源，他承载着圣父和造物主上帝的形象……他通过一种中介分配动力，在圣父通过圣灵创造万物之初，这一中介已经包孕着运动的星体。”

开普勒是路德教徒，他被罗马教廷革出教门之后，仍然真诚地相信上帝。比如，他发现行星的椭圆形轨道时感到不满意，他认为椭圆形在上帝的眼中不应该受欢迎。诚然，在哥白尼的基础上，开普勒创建了新的学说，他并不要求其中的真相一定会得到上帝的恩宠。然而，他的学说究竟会走向何方，他自己并不完全清楚。清楚表现科学和神学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工作，尚待伽利略去完成，科学和神学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思想观点和道德观点的矛盾。

伽利略本人并不是望远镜的发明者，但他并非总是反对别人把这个发明算在他的头上。发明眼镜的荷兰人约翰·利珀希（Johann Lippershey）很可能是望远镜的真正发明人。无论如何，首先获得望远镜许可证的是利珀希，那是在1608年。（也许值得说明的是，在比萨斜塔上抛铁球的那一场著名实验，不是伽利略做的，而是他的对手乔齐奥·科雷索［Giorgio Coressio］做的，而且科雷索做实验的目的并不是要驳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反是要证实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要把望远镜从玩具变成科学工具的功劳完全算在伽利略的头上。而且，伽利略使天文学成为主流神学的痛苦不安之源，这个功劳也必须要算在他的头上。他用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他的文风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这正是他武库里的两件有力武器。尤为重要者，他直截了当地对《圣经》表示异议。在《致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纳的信》（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里，他引用开普勒提出的理由，说明为何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解释《圣经》。而且他进一步说，凡是可以直接观察或证明的物质现象，都不能够因为和《圣经》的表述不一样而受到怀疑。伽利略认为，教士没有资格对自然现象发表意见，在这一点上，他比开普勒表述得更加清楚。他认为，让这些教士评说自然现象是愚蠢之至。他写道：“如果允许他们评头论足，那就像是容许既不懂医药又不懂建筑的暴君去行医治病、修建楼房，因为暴君知道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然而其后果却是将可怜的病人置于死地，使高楼大厦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伽利略诸如此类的大胆论述，把教士们搞得晕头转向。因此，教会竟然不断努力协调教会的信仰和伽利略的观察和言论，这实在是令人惊讶。比如，教会愿意接受地球运动、太阳静止的假说。接受的根据是，提出有趣的假说是数学家的责任。然而在一个问题上，教会和伽利略是水火不相容的：伽利略声称，地球的运行是自然的事实，教会就不能容忍了。这样的信念和《圣经》矛盾，有害于神圣的信仰，那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对伽利略异端的审判虽然一再推迟，却是必然的结果。审判在1633年举行，伽利略被判有罪。裁决的惩戒是：伽利略发誓放弃哥白尼的观点，在正规的监狱里服刑，在三年的时间里，每周背诵七首赞美诗，表示忏悔。有人相信，他听到宣判时低声说过“但地球的确是在运动的啊”，或者他咕哝过诸如此类的话，以此表示其抗议；但这样抗议的可能性并不大。事实上，在宣判裁决时，裁判所四次问他是否相信哥白尼的观点，每一次他都回答说，他不相信。人人都知道，他的信仰与口头的回答刚好相反；他不得不顺从的原因是他老态龙钟、体弱多病、害怕受刑。反正，伽利略没有坐一天牢。起初，他被软禁在蒙地特立尼塔大公爵的别墅里，后来被转移到锡耶纳城大主教皮科洛米尼的宅邸，最后被送回他在佛罗伦萨的老家，并在此安度余生。伽利略1642年去世，艾萨克·牛顿[25]在这一年出生。

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安放的炸药将要炸毁中世纪世界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牛顿点燃了引爆的导火索。接着的爆炸炸毁了亚里士多德的万物有灵论，连同他在《物理学》（Physics）里的一切论述。《圣经》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权威。曾经是学问女皇的神学，沦落到宫廷弄臣的地步。尤为严重的是，生存的意义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切真是天大的讽刺！传统适合向上天寻求权威、目的和意义，相反，那些“梦游者”（阿瑟·凯斯特勒[26]笔下的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并不乞求上天，而是观察层层天空里的天象。他们在天上看到的仅仅是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他们大义凛然却不无顾虑，他们尽力维护自己的信仰，却又不背离上帝。他们信奉的上帝是谋划和设计整个创世过程的上帝，是大师级的数学家。他们寻求自然界的数学规律，说到底这是一种宗教追求。造化是上帝的文本，伽利略发现，上帝的字母表是由“三角形、四边形、圆形、球体、锥体、金字塔等数学图形”组成的。开普勒同意甚至夸口说，上帝写就了这个文本，但上帝不得不等待6000年才盼来第一位读者——这位读者就是他开普勒。至于牛顿，他晚年的大部分时光用来运算亚当以降的世代，他对《圣经》的信仰从来就不曾动摇。笛卡尔[27]1637年出版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给怀疑主义和理性以高尚的地位，成为新科学的基础，可是他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宇宙观是机械宇宙观（他写过“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把世界构造出来”），然而笛卡尔有关运动恒定不变的规律却是从上帝永恒的信仰里推导出来的。

以上科学家直到临终都信守自己时代的神学。毫无疑问，他们对末日审判何时降临的考虑，不可能抱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况且，他们构建的科学几乎全部是有关真理的问题，而不是有关权力的问题。为了寻求真理，16世纪末出现了追求精确的激情：精确的年月日、数量、距离和速度。有人甚至觉得，可以准确地确定创世的时刻，那就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时正。这些人像希腊人那样考虑哲学（他们称之为科学），他们相信，研究自然的真正目的是在思辨中得到满足。他们不关心进步的观念，不相信自己的思辨有改善生活条件的前景。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为技术统治论的观念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们本人却是工具使用文化时代的人。

弗朗西斯·培根[28]生于1561年，他是技术统治时代第一人。我这样说可能是在挑战康德[29]的权威。康德说，人们需要开普勒或牛顿去寻找文明运行的规律。也许是吧。然而，清清楚楚发现科学与改善人类境遇关系的第一人正是培根。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人类的幸福”。他坚持不懈地批评先行者未能理解这样的追求：科学真正、合理和唯一的目的是“将新的发明和财富赋予人的生活”。他把科学从九霄云外拉下来放到地上，这些科学包括数学，他认为数学是发明的侍女。有了这种知识的功利主义观，培根就成为新思想大厦的主要设计师。在这幢大厦里，听天由命的态度被抛到窗外，上帝被送进一间特制的房间。这幢大厦的名字叫进步和力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培根本人并不是科学家，至少不太像科学家。他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研究领域做过任何拓荒的工作。他并未揭示任何新的自然定律，也没有提出一个新鲜的假设。他甚至对当时的科学研究并不通晓。他自认为开创了科学方法的革命性进步，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但后人并不容许他享受这个美名。实际上，他最著名的科学实验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是因为这一次实验要了他的命。在一个风雪天，他与好友威瑟尔博恩（Witherborne）博士乘马车出游，看见地上的积雪时，他就自问：冻雪能否像食盐那样保存鲜肉呢？两人决定立即实验。他们买了一只鸡，掏空内脏，把雪塞进去。可怜的培根未能等到实验的结果，因为他当即受冻病倒，很可能患了气管炎，三天以后就不幸去世。有的时候，他因此而被认为是实验科学的殉道者。

然而，实验科学并不是他的伟大之处。实用的发明对改善生活条件的效果给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培根是深入而系统地思考这个问题的第一人。他把大量的著作用来教育人，使人明白发明和进步的关系。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里，他写道：

观察发现的力量、效应和结果，值得一试。这样的发现最明显地表现在古人闻所未闻的三大发明中，它们是不久前的发明，却不大为人所知。这三大发明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针，它们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态。印刷术改变了文学，火药改变了战争，磁针改变了航海。由此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在此，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一颗星球对人类事务施加的力量和影响，堪与这些变化一比高低。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能够看到培根的美德，探察到他伟大影响的源泉。他身上没有丝毫梦游者的迹象。他完全明白技术对文化的作用，他把技术发展置于读者注意力的中心。他笔下的文字信心十足、气势磅礴。他毕竟是世界级的散文大家。他是顶级的宣传家，通晓科学史，但他并不把科学当作思辨的记录，而是把科学当作思辨成就的记录簿。他孜孜不倦地把这个思想传达给全世界，传达给自己的同胞。《新工具》的第一、二卷留给世人的格言警语多达182条，他试图创立一种科学哲学，其基础是这样的公理：“头脑的改善和命运的改善是同一回事。”在这本书里，他谴责声名狼藉的四种假象（idols），因为它们妨碍人获取战胜自然的力量：部落假象使人相信我们的感觉和自然界的真实情况一致；洞穴假象使我们走向从遗传和环境得到的错误观念；集市假象使我们受语词的欺骗；剧场假象把我们引向哲学家误人子弟的教条。

今天我们读培根，常常会对他言论的现代性感到惊讶。科学是力量和进步源泉的观念，我们耳熟能详。在《学问的进步》（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里，他甚至给一所“发明家学园”勾勒了基础，这所大学颇像今天的麻省理工学院。按他的构想，政府给发明家提供津贴，资助实验和差旅费。他设想创办学术刊物，组建国际学会。他鼓励科学家充分合作，这个念头足以使第谷·布拉赫、开普勒和伽利略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把一部分天才用来隐藏自己的研究工作，互相保密。培根还主张，科学家做公开的讲演应该得到优厚的报酬，他认为，让公众了解发明的用处和发明本身同等重要。简而言之，他构想的科学事业和今人的想法一致——组织有序、经费有保证、公开，在人类不断改善自身境遇的斗争中成为最锐利的武器。

已如上述，培根是技术统治时代的第一位学者。但许多人加入他的行列却还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他1626年去世；欧洲文化过渡到现代世界即技术统治的心态，还需要150年才能够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这样的理念：知识就是力量，人类能够进步，贫困是严重的不幸，普通人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一样有意义。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上帝已经死亡，那不是事实。但“上帝设计”（God’s design）这个观念的威力和意义，的确是极大地削弱了。伴随这种观念缺失趋势的是文化上的满足感，因为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结为一体了。同时我们必须记住，在工具使用文化的老欧洲，大多数人是农夫，是贫困潦倒、没有权利的农夫。即使他们相信，来生充满无穷的快乐，他们的今生却是“难以忍受、猪狗不如、夭折短命的”。正如C. P. 斯诺[30]所云，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既是培根式科学的果实，也是穷人的唯一希望。正如托马斯·卡莱尔[31]所云，即使他们“真正的造物主变成了机械装置”，到了19世纪，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失去他们现今的生活，回到充满神性的、整合一体的工具使用文化。即使他们愿意，那也无妨，因为惋惜过去的时光徒劳无益。西方世界已经成为技术统治论的世界，不可能走回头路了。斯蒂芬·文森特·贝内[32]给人的忠告是唯一有意义的忠告，他的诗歌既针对那些为技术统治论感到欢欣鼓舞的人，也针对那些厌恶技术统治论的人。《约翰·布朗的尸体》（John Brown’s Body）中有这样几行诗：

倘若你有临终遗言，

既不要说

“那是置人于死地的魔法，应该诅咒”，

也不要说“它赐福于人”，

你只需说“它在这里”。

[1]阿喀琉斯（Achilles）：希腊英雄，出生时母亲捏住他的脚踵倒提着把他放到冥河里浸泡，他由此而得到刀枪不入之身，唯一的弱点就是脚踵，结果在特洛伊之战中被击中要害而战死疆场。

[2]《伊利亚特》（Iliad）：希腊史诗，与《奥德赛》（Odyssey）齐名，传说同为荷马所作。

[3]Marx, p. 150.

[4]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学家，代表作有12卷巨著《历史研究》。

[5]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只是若干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著有《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远景》等。

[6]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实用主义奠基人之一，著有《论文集》（8卷）。

[7]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哲学家，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知识贵族与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加缪誉之为“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

[8]或许工具使用文化又可以叫作“第三世界国家”，虽然中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可以纳入工具使用文化地区。

[9]英诺森二世（Innocent II，？—1143）：意大利籍教皇。

[10]如欲详细了解中世纪技术的分析，见Gimpel, J., The Medieval Machine: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11]转引自Muller，p. 30。

[12]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法国东北部城市。

[13]《圣经·申命记》第27章第15节。

[14]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学家、工程师，主要作品有《最后的审判》《岩间圣母》《蒙娜丽莎》等。

[15]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约688—741）：法兰克王国国王，732年在普瓦蒂埃打败阿拉伯人。

[16]见Lynn White,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7]查理五世（Charles V，1337—1381）：法兰西国王（1364—1381年在位），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即位，大力改革，增强国力，反败为胜，收复大片土地。

[18]西多教团（Cistercian order）：1098年在法国由本笃会革新者创立的严格教团。

[19]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文章《价值冲击预测》（Value Impact Forecaster: A Profession of the Future）里转述了de Vries的发现，文章收录于Baier and Rescher, Values and the Futur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American Valu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p. 3。

[20]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现代天文学创始人，提出地动说即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

[21]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毕生辛勤耕耘，积累了大量的观察资料，其弟子开普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

[22]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

[23]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现代科学思想的奠基人之一。1632年发表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大力宣传哥白尼的地动说，次年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审判并软禁8年。1983年，罗马教廷正式宣布300年前的审判是错误的。

[24]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对18世纪诗人产生深刻影响，创作大量诗歌和散文，代表作有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论出版自由》等。

[25]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提出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定律、白光由色光组成等理论，开创了微积分学，著有《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光学》等。

[26]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美国作家，代表作有《正午的黑暗》《梦游者》《机器中的幽灵》等。

[27]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86—1650）：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将哲学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人，黑格尔称他为近代哲学之父。代表作为《方法论》和《哲学原理》。

[28]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散文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古典经验论始祖，近代实验科学方法鼻祖，著有《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新工具》《学问的进步》。

[29]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主张自在之物不可知，人类知识是有限度的，提出星云假说，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

[30]C. P. 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英国作家、物理学家，代表作有小说《陌生人和兄弟们》（11卷），论著《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等。

[31]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散文家、史学家，关心社会问题，批评社会弊端，著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

[32]斯蒂芬·文森特·贝内（Stephen Vincent Benet，1898—1943）：美国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以内战为题材的叙事诗《约翰·布朗的尸体》，短篇小说《魔鬼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等。

第三章　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你只需说：“它在这里。”但“它”是何时到达的？培根的意识形态是何时成为现实的？借用西格弗里德·吉迪恩[1]的话说，机械化是何时挂帅的？为审慎起见，我们不妨把英国真正的技术统治时代确定在18世纪后期，比如确定在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的1765年。自此，每隔10年就会涌现出一些重要的机械发明，这些发明合在一起结束了中世纪的“手工制造”业。这个时代释放的实用能量和工艺技能永远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

另一个同样有道理的技术统治时代滥觞的年代是1776年（对美国人比较好记），亚当·斯密[2]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在这一年问世。斯密并不是发明家，正如培根并非科学家一样。然而，和培根一样，他提供的理论观念实用稳妥、令人信服，而且指出了人类奋进精神的走向。他对小规模、个体化、熟练劳工生产向大规模、非个体化、机械化生产的过渡做了合理的解释。他令人信服地论证，财富的关键因素是货币而不是土地，提出了市场自我调节的著名原理。在技术统治的社会里，“看不见的手”淘汰无能的人，对提供物美价廉商品的生产者予以奖励；所谓技术统治的社会受社会习俗和宗教传统的控制，受发明冲动的驱动，不过这样的控制和驱动是比较松散的。究竟谁那颗看不见的脑袋指引那只“看不见的手”，当时不清楚，如今也不清楚，但上帝和它有关系却是可能的（技术统治论的产业家相信有这个可能）。如果不是上帝起作用，那就是“人性”起作用，因为亚当·斯密把人类称为“经济动物”，人天生的本能是以物易物、获取财富。

无论如何，到18世纪末，技术统治论已经步入坦途，尤其是在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登场之后。他的职业是理发师，但他开发了工厂制度。在他兴办的纺织厂里，他训练工人“顺从机器有规律的快节奏”，他的工人多半是儿童。他大大推动了技术统治的资本主义，使这种现代形式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到1780年，他控制的工厂多达20家，国人感谢他，授予他爵位；儿子感谢他，从他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我们不妨把他视为第一位甚至是原型式的技术统治论的资本家。他各个方面都是19世纪企业家的典范。西格弗里德·吉迪恩描绘得好，阿克莱特率先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他身处敌对的环境，没有人保护，没有政府津贴，无情的功利主义成为他的营养，使他不畏惧金融风险或经济危险”。到19世纪初，英国每一个大城市都涌现出了大批企业家。到1806年，埃德蒙·卡特莱特（Edmund Cartwright，地地道道的教士）提出动力织布机的概念；他一劳永逸地淘汰了熟练劳工，用操作机器的个人取而代之，完成了纺织业的革命。

到1850年，制造机器的机床工业产生。到19世纪60年代，西方人尤其美国人爆发出发明的集体热情。再用吉迪恩的话说：“人人搞发明，每一位企业主都千方百计加速生产，使产品更完善，更美观。旧的工具转换成了现代化的工具，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静悄悄地完成了。”[3]因为19世纪的发明广为人知，所以没有必要详细描绘，这些发明包括赋予“传播革命”实质内容的发明：留声机和电报（19世纪30年代）、转轮印刷机（19世纪40年代）、打字机（19世纪60年代）、跨洋电缆（1866）、电话（1876）电影和无线电报（1895）。阿尔弗雷德·怀特海[4]概括了这个世纪的发明，他说，19世纪是发明这个概念本身的世纪。我们学会了如何发明，为何发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反而退居其次。19世纪诞生了这样一个理念：如果某事能够做，那就应该做。与之同时诞生的是一个深刻的信念：相信发明的成功必须要遵循以下的所有原理——客观、效率、专长、标准化、计量和进步。另一个信念是，当我们心中的人不是上帝的孩子或公民而是消费者时，技术进步的发动机就获得最好的效益。把人设想为消费者就是把人当作市场。

当然并非人人都同意我们上述的观点，尤其是最后一个观点。英格兰诗人威廉·布莱克[5]笔下的磨坊是“黑咕隆咚、撒旦出没的磨坊”，夺走了人的灵魂。马修·阿诺德[6]警告我们说，“对机器的信仰”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卡莱尔、罗斯金[7]、威廉·莫里斯[8]强烈抨击工业进步带来的精神堕落。在法国，巴尔扎克[9]、福楼拜[10]和左拉[11]的小说，详细描绘了“经济人”精神的空虚和渴望冲动的贫乏。

19世纪还出现了许多“乌托邦”社区，最著名的也许是罗伯特·欧文[12]在苏格兰试验的新拉纳克（New Lanark）。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典型的工厂社区，缩短工作时间，改善生活条件，为工人子弟提供创新的教育。1824年，欧文移居美国，在印第安纳州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取名和谐新村（New Harmony）。他的试验和其他人的乌托邦试验数以十计，虽然好景不长，但在减轻技术统治文化使人付出的代价方面，这些试验却进行了大胆的探索。[13]

此外，我们还不能不提勒德运动[14]的兴衰，它们遭到被抹黑的命运。勒德运动这个词的源头不清楚，有人相信，它指的是一位名叫路德伦（Ludlum）的年青人；他奉父亲之命去修理一台织布机，却把它砸烂。总之，1811年到1816年之间兴起了一场广泛同情工人的运动，工人们愤怒反对削减工资、使用童工，反对废除保护熟练劳工的法律和习俗。他们的不满表现为砸机器，主要是表现在制衣业和织布业的劳工中。此后，“勒德”一词演变出幼稚、天真地反对技术的意思。在绝望之中，勒德分子拼命保护自己的权利、荣誉、法律和习俗；而根据旧的世界观，这些都是合理的。[15]

勒德分子被打败了，其他对19世纪说“不”的人也败下阵来。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如果还在世，也可能站在输家一边。也许，培根也会站在他们一边，因为他无意使技术沦为困境或破坏力量。但我们要指出，培根最大的不足始终是不熟悉塔姆斯法老的传奇故事；培根不懂技术变革的辩证关系，对技术的负面后果不置一词。即便如此，从总体上看，技术统治论的兴起大概还是让培根感到高兴，这是因为技术统治论刷新了物质文明的面貌，向舒缓托克维尔所谓“劳作的疾病”迈出了一大步。诚然，技术统治的资本主义造成了贫民窟和人的异化，但人们也认识到这样的情况是罪恶，认为这样的罪恶应该铲除，也能够铲除。换句话说，技术统治文化使普通人更受尊重，普通人的潜力和生活的方便成为不能不考虑的政治利益和紧迫的社会政策。19世纪拓展了公共教育，打下了现代工会的基础，公共图书馆发展，非专业杂志的地位提高，文化因此而得到普及，美国的情况尤其突出。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文化的普及，1821年创刊的《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吸引的撰稿人包括威廉·卡伦·布莱恩特[16]、哈里特·比彻·斯托[17]、詹姆斯·菲尼莫尔·库珀[18]、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9]、纳撒尼尔·霍桑[20]和埃德加·爱伦·坡[21]，目前大学里美国文学入门课纳入的作家大多数都在其中了。技术统治文化消解了文化人和工人阶级兴趣的分界线。正如乔治·斯坦纳[22]所云，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时期产生了高质量的文化绿洲，伟大的文学送到了大众的手里。

还有另一种东西惠及了大众：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如果说启蒙时代的源头仅仅是18世纪技术地位的上升，那难免失之过简，难以令人接受；然而，经济领域对个性的极端重视，必然在政治领域产生共鸣。在技术统治的社会里，世袭的皇家血统不但失去意义，而且很荒唐。新的贵族给理查德·阿克莱特这样的企业家留下一席之地；他们门第卑微，但智力过人，胆略冲天。有这种才能的人不会被剥夺政治权利，如果未被授予政治权力，他们就准备夺取政治权力。无论如何，新生产资料和传播媒介的革命性，自然会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产生激进的思想。技术统治文化赋予我们进步的观念，涣散我们与传统的纽带，包括政治纽带和精神纽带。技术统治文化的空气里弥漫着新自由的预兆，社会组织新形式也显露端倪。技术统治文化使世界提速。我们可以更快到达目的地，它加快了做事的节奏；我们花费的时间减少，完成的事情却更多。事实上，时间成为技术可以战胜的对手了。其意味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回顾或思考失去的东西。帝国需要建立，机会需要利用，激动人心的自由需要人去享受，美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在这里，美国插上技术统治文化的翅膀，直上云霄，掌握世界强权。倘若建国之父杰斐逊[23]、亚当斯[24]和麦迪逊[25]仍然在世，他们会觉得，19世纪的美国使人不太舒服，甚至不太宜人。但这也无关宏旨。在19世纪，有些美国人抱怨说，他们正在失去一些东西，亨利·大卫·梭罗就是其中之一。对于这些抱怨，我们首先要做出的回答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失去的仅仅是工具使用文化的锁链。紧接着的回答更加发人深省：技术统治文化不会使我们不知所措。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事实。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完全摧毁社会的传统和符号世界的传统。它仅仅是把社会传统和符号世界置于从属地位，甚至使之受到羞辱，但它不可能使这些传统失去效力。19世纪的美国还有虔诚的教徒，还有原罪的观念。人们仍然以家乡为荣，还能够顺应家庭生活的传统观念。对传统本身的尊重依然存在，人们还可以在仪式和神话里生活。人们还可以相信社会责任和个人行为的实用性，相信常识和长者的智慧。这样的传统不容易传承，但还能维持。

技术统治文化出现在19世纪的美国，全副武装，它鄙视工具使用文化的信念，因为虔诚与原罪、祖母和家庭、地区忠诚和两千年悠久的传统等观念和现象，与技术统治时代的生活方式是对立的。它们是工具使用文化的残余，不断引起麻烦，是批评技术统治论的源头。它们代表的是脱离并批评技术统治论的思想世界，工具使用文化的思想世界批判技术统治文化的语言、非人性、分割性和异化倾向。由此可见，技术统治文化鄙视工具使用文化的思想世界，但它不能够在美国摧毁这个思想世界。

在马克·吐温[26]的著作里，我们能够感觉到技术统治文化和旧世界价值的相互作用，他迷恋19世纪的技术成就，说这个世纪是“有史以来最明白、最强健、最伟大、最有价值的世纪”。他祝贺沃尔特·惠特曼[27]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使世人能够享受煤焦油衍生的各种产品。常有人说，他是第一位经常使用打字机的作家。他投入大量的金钱搞发明（也亏了很多钱）。他在《密西西比河上》（Life on the Mississippi）中详细描绘了工业发展的景象，以下是纳切兹镇（Natchez）棉纺厂发展的情况：

罗萨利纺织厂有6000锭子、160台织布机、100名工人。纳切兹纺织公司4年前开工，厂房两层楼，占地50英尺×190英尺，有4000锭子、120台织布机……工厂每年加工皮棉5000包，纺织品质优良的棕色衬衫衣料、被单料和斜纹布，年产量达500万码。

马克·吐温非常喜欢描绘美国工业的宏大与创新。然而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又肯定前工业的价值。个人忠诚、地区传统、家庭生活的连续传承、长者故事和智慧的现实价值，都贯穿他的作品，成为其灵魂。哈克贝利·费恩和吉姆乘筏子逃亡，奔向自由，正是在庆贺前技术人不朽的精神价值。

如果要问当时的技术统治文化为什么没有摧毁工具使用文化的世界观，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产业主义的狂热刚刚出现，范围有限，还不可能影响人们的内心生活，也不能驱逐工具使用文化留下来的记忆和社会结构。即使不相信传统全然无用，你也能想象机械化纺织厂的奇迹。回眸19世纪美国历史时，你可以听见声声叹息，宗教危机的叹息、神话受攻击的叹息、政治和教育混乱的叹息，均不绝于耳；然而这些叹息还不是垂死挣扎时的悲鸣，只是文化在痛苦中的声音，仅此而已。毕竟，工具使用文化里的理念用来解决的问题，仍然在技术统治时代稽延逗留。技术统治时代的公民知道，科学技术并不给人提供生存的哲学依据，所以他们仍然紧守父辈的哲学。他们无法说服自己接受弗洛伊德有关宗教的观点；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概括宗教的要义时说，宗教只不过是执着的神经症。他们也不能完全相信新天文学的教导：宇宙是原子偶然搭配组合的产物。尽管他们依靠机器，他们还是像马克·吐温那样继续相信，工具应当是自己的奴仆，而不是主人。他们允许这些奴仆放肆冒昧、咄咄逼人、胆大妄为、厚颜无耻，然而工具超越名分、斗胆以仆压主的势头，却会使他们毛骨悚然。虽然技术统治文化未能给灵魂找到一个清晰的位置，但其中的公民却相信：即使物质财富增长了，损害自尊的文化也不能够补偿人们的损失。

于是，技术世界观和传统世界观这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就在不安的紧张中共存。技术世界观当然比较强大，但传统世界观依然存在，发挥其作用，施加其影响，生龙活虎，不容忽视。这样的情景不仅见于马克·吐温详细的描绘，而且见于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亚伯拉罕·林肯[28]的讲演辞、梭罗的散文、爱默生的哲学中，亦反映在霍桑和梅尔维尔[29]的小说里，阿历克西·托克维尔[30]的巨著《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尤其活灵活现地叙述了这样的情景。总之在19世纪的美国，两个特色分明的思想世界在摩擦中共存。

技术垄断兴起之后，传统世界观随之消失。技术垄断清除任何替代它的选择，阿道司·赫胥黎[31]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里对此做了精彩的勾勒。技术垄断并不使其他选择不合法，也不使它们不道德，亦不使之不受欢迎，而是使之无影无形，并因而失去意义。为此目的，技术垄断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使这些定义符合它新的要求。换句话说，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在笔者写作的此刻（实际上这正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美国文化是唯一的技术垄断的文化。这是一种年轻的技术垄断文化。

我们可以假设，它不仅希望只此一家，而且希望把持最发达的地位。因此，它小心提防日本和几个正在努力成为技术垄断文化的欧洲国家。

确定美国技术垄断文化起步的日期，带有一定的任意性，有点像判定抛起来的硬币到达哪一高度才开始下坠一样，这样的断代带有任意性。你看不清硬币究竟是在哪一刻停止上升的。你仅仅知道，它停止上升后，反过来往下掉。赫胥黎断定，亨利·福特[32]的帝国兴起的时刻是技术统治时代向技术垄断时代过渡的时刻。在《美丽新世界》里，他用福特为坐标计量时间就是这个道理：BF（Before Ford）表示福特之前，AF（After Ford）表示福特之后。

我倾向于把著名的“猴子审判”断定为这个过渡的时刻，那是1923年夏天在田纳西州代顿市（Dayton）举行的对斯科普斯[33]的审判。这场审判和300年前审判伽利略的异端一样，是两种世界观的对垒，阵线分明。正如对伽利略的审判一样，争议的焦点不仅在于“真理”的内容，而且在于鉴别“真理”的恰当程序。捍卫斯科普斯的辩护人提出（准确地说是尽力提出）现代科学的一切预设和方法论独创，借以证明宗教信仰在发现和理解生命起源时不起任何作用。原告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及其追随者很动感情，拼命维护自己信仰的合法性，他们用自己心目中上帝的语词来捍卫生命起源的信仰。在法庭辩论的过程中，他们在世人的眼中很滑稽。事情过去快要70年了，现在为他们说句好话似乎并无不妥：这些“原教旨主义者”既不是不了解科学技术的好处，也不是对这些好处满不在乎。他们也开汽车、用电器、穿机制衣。他们也使用电报和广播，他们之中亦有够资格称为著名科学家的人。他们也急于分享美国技术统治文化的馈赠，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砸机器的勒德分子，也不是未开化的原始人。刺伤他们情感的是科学对他们那个古老故事的攻击，而这个故事是他们道德秩序的源泉。他们输了，而且输得很惨。正如布莱恩所云，他感兴趣的是上帝创造的万古不朽的石头（the Rock of Ages），而不是个别石头的断代（the age of rocks）；这句话聪明、有趣，可惜不到位。这一场法庭舌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在界定真理时，归纳性科学的宏大叙事比《圣经·创世记》里的宏大叙事优先，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人，必将滞留在思想的一潭死水里。

作为彻底驳倒旧世界观的案例，斯科普斯审判很值得推荐，然而我却想将它搁置不用。这场审判主要是有关科学与信仰的争论，和作为信仰的技术关系不大。

要寻找一个象征技术垄断文化发轫的事例，我们还不得不回头审视时间略早、戏剧性稍逊的一场冲突。虽然注意到它语义双关的性质，我还是选定它作为技术垄断文化关键征兆的滥觞。1910年9月至11月，州际商业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研究东北部铁路货物运费涨价的问题，铁路方面希望借此补偿由于年初铁路工人涨工资而增加的成本。商业委员会的代表是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他持反对意见说，铁路可以靠提高运营效率来增加利润。他请的证人都不是工程师或产业经理，证人声称，只要用科学管理的原理，铁路就可以既增加工资又降低成本。虽然弗雷德里克·泰勒[34]没有出席听证会，但他的名字常常被人提及，人们把他作为科学管理的始祖。以证人身份出庭的专家向委员会担保，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系统可以解决每个人的问题。但是，委员会最后的裁决否定了铁路部门的申请，主要是因为它断定铁路部门盈利不错，而不是因为它相信科学管理。不过许多人的确认为，这次听证会把泰勒及其管理体系映射到全国的舞台上。在随后的岁月里，人们试图把泰勒体系用于军队、律师业务、家庭、教会和教育。最后的结果反而是：泰勒的名字及其管理体系逐渐淡出，后来竟至于默默无闻，不过他有关文化成分的思想倒成为美国技术垄断的基础，直到今天。

我把这个事例作为技术垄断时代的起点，因为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是1911年问世的；该书率先明确而正式地概述了技术垄断思想世界的种种预设。这些预设包括：即使效率并非人类劳动和思想的唯一目标，它至少是劳动和思想的首要目标；技术方面的精打细算总是胜过人的主观评判，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实际上，人的评判并非稳妥可靠，因为它受到粗疏大意、晦涩不清和节外生枝的困扰；主观性是清晰思维的障碍；不能计量的东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没有价值；公民的事务最好是由专家来指导或管理。公道地说，我们应该指出，泰勒的管理体系（他并未发明“科学管理”这个术语，而且不太情愿用这个术语），起初只用于工业生产。他的初衷是科学地研究工厂，不仅是为了增加利润，而且是为了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他的体系包括“时间和动作研究”，用法律、规章、工作原理的“科学”取代对工人个体的评判。其意味当然是，工人必须抛弃习惯了的传统经验法则，事实上工人被解除了思考的责任。泰勒体系代替了他们的思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随之产生的理念是，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

科学管理原理的预设并非全部出自泰勒的脑袋。这些原理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技术统治文化里孵化、哺育出来的。公平地说，技术垄断的源头见诸19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35]的思想，他创建了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努力构建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主张，凡是不能看见和计量的东西都是非真实的，无疑，这个主张为后世把人当作客体的观念奠定了基础。在技术统治文化里，他这种意见仅仅是作为技术的副产品而存在的。技术统治文化关注的是发明机器。机器改变人的生活，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的时候，人仿佛是被当作机器，而这又是技术发展必要而不幸的条件。不过在技术统治条件下，这样的状况并不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哲学。技术统治论并不把宏大的还原主义作为目的；还原主义认为，人生的意义要到机器和技术里去寻找。与此相反，技术垄断论则把宏大的还原主义作为目的。我相信，泰勒的著作首次明白表述了这样一个理念：人听凭技艺和技术的摆布，人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低于机器时，社会就享受到最佳的服务。泰勒及其追随者描绘了这个理念的仪式，欢呼自己的发现是一个美妙新世界的开端。

为什么技术垄断论在美国大地上找到了肥田沃土？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技术垄断为什么首先在美国兴起？美国人又为何容许它兴旺发达？这个问题有4个相互关联的原因。这些问题和原因已经有人在不同的语境下做过广泛的论述，而且他们的论述已经广为人知。第一个原因和所谓的美国国民性有关系，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已经对相关的方面进行了论述。他写道：“美国人生活在一片神奇的国土上，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在不断运动中，每一次运动似乎都意味着进步。因此，在美国人的脑子里，新的观念总是紧密地和改善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环顾四周，不存在大自然对人的创业设置的任何局限；在美国人的眼里，不存在的东西不过是尚未尝试的东西而已。”[36]

美国人这个性格特征对一切研究过美国文化的人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虽然对这种国民性的解释见仁见智。有人把这个特征归结为人口的移民性质；有人将其归之于边疆心态；有人归因于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归因于新大陆无穷的机会；有人归之于普通人享受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宗教自由；有人归之于上述一切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笔者在此只讲一点：美国人不相信条件的限制，甚至可以说，美国人对文化本身抱考问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助长了极端和鲁莽的技术入侵。

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关系密切：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本家的天才和胆略。美国资本家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加机敏且更加专注，他们一心一意开发新技术对经济发展可能做出的贡献。这些人有塞缪尔·莫尔斯[37]、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38]、托马斯·爱迪生[39]、约翰·D. 洛克菲勒[40]、约翰·雅各布·阿斯特[41]、亨利·福特、安德鲁·卡内基[42]等许多人，其中一些被称为强盗大亨。他们抢劫的是美国的历史，现在看来，这一点比当时更清楚了；他们的基本理念是，凡是阻碍技术革新的东西都不那么值得保存。这些人创造了20世纪，他们的财富、威望和权势甚至会使18世纪的大富豪理查德·阿克莱特感到惊讶。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告诉同胞们，未来不必和过去保持联系。

第三个原因是，20世纪的技术给美国人提供的东西应有尽有，便捷、舒适、快速、卫生、丰裕等等无不一目了然，前景光明，以至于没有理由去寻找成功、创造或效用的任何其他源泉。针对旧世界的每一种信念、习惯或传统，过去和现在都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替代。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来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来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来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迎的魅力来替代，科学的民意测验就可以确立这样的魅力。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痛苦的死亡之谜也可以找到技术来替代。死亡之谜可以靠延年益寿来推迟，也许还可以用冷冻技术来求得终极的解决办法。

蔚为壮观的技术胜利如日中天之时，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原有信念的源头深陷围城。尼采[43]宣告上帝死亡。虽然圣人达尔文[44]没有尼采那么极端，但他还是清楚表示：即使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也经过了极其漫长、不那么尊贵的道路才走到今天这一步，其艰难曲折非我们能够想象；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还捎带上了一些奇形怪状、相貌丑陋的亲戚。马克思认为，历史自有其议程，正在把我们引向必须去的地方，并不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我们对终极的、最深层的需求并不了解，为了揭示这些需求，我们不能够信赖传统的推理。行为主义学的鼻祖约翰·华生[45]显示，自由意志是幻觉，我们的行为说到底和鸽子的行为无异。爱因斯坦[46]及其同事告诉我们，评判任何东西都没有绝对的手段，一切东西都是相对的。一百年学术研究的冲击力使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体系失去自信，也使自己失去自信。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其余的东西当然还有否定或折中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飞机能飞翔，抗生素能治病，广播能说话，而且我们现在还知道，计算机能计算且绝不会出错——只有人才会犯错误（这是弗雷德里克·泰勒矢志不渝给我们灌输的思想）。

由于以上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人从事技术创造的精神准备胜过其他人。然而，技术创新的盛世还需要另一套条件，不那么明显、较少为人知晓的条件。这些条件提供了技术创新的背景和语境；美国人对碍手碍脚的东西不信赖，他们的工业领袖具有技术开发的天才，技术高歌猛进，传统信念贬值，这些条件的重要性都被放大了，这些条件把技术统治文化推进到技术垄断文化。这个过渡的语境是下一章探讨的内容，我把这一章定名为“难以把握的世界”。

[1]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1888—1968）：瑞士艺术史家、建筑学家，曾任哈佛大学访问教授，著有《时间、空间和建筑》《机械化挂帅》等。

[2]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主张自由放任，反对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代表作有《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等。

[3]Giedion, p. 40.

[4]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国数学家、教育家和哲学家。与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被称为永恒的伟大学术著作。创立了20世纪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

[5]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5）：英国诗人，前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对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讴歌自然，抒写理想与生活，风格独特，代表作有《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

[6]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批评家、教育家，著有《多佛滩》《邵莱布与罗斯托》《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等。

[7]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艺术批评家、社会理论家，主张社会改革，反对机器文明，大力支持前拉斐尔派。

[8]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小说家、诗人、印刷商、“装帧之父”、美术手工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组织社会主义联盟，成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著有《地上乐园》《社会主义诗歌》《乌有乡消息》等。

[9]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法国作家和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其《人间喜剧》共91部，是法国社会生活的全景式描绘。

[10]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法国小说家，19世纪文学大师。代表作为《情感教育》《圣·安东尼的诱惑》等。《情感教育》用伤感悲观的调子描写1848年的法国革命。

[11]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法国作家、批评家、自然主义文学代表，著有《卢贡·马卡尔家族》20部，发表公开信《我控诉》等。

[12]罗伯特·欧文（Owen Robert，1771—1858）：英国企业家、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在美国创办和谐新村，著有《新社会观》。

[13]希格尔（Segal, H. P.）的书对乌托邦的介绍最为翔实。

[14]勒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英国早期（1811—1816）工人阶级运动，因反抗压迫而迁怒于机器，以捣毁纺织机器为手段抗议资本家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

[15]见David Linton “Luddism Reconsidered” , in Etcetera, Spring 1985, pp.32-36。

[16]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1794—1878）：美国诗人、评论家、编辑，擅长描绘自然景色，长期主编纽约《晚邮报》，著有《死亡观》《致水鸟》等。

[17]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美国女作家，人称斯托夫人，其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促进了废奴运动发展，林肯总统称赞她点燃了美国内战。

[18]詹姆斯·菲尼莫尔·库珀（James Fennimore Cooper，1789—1851）：美国19世纪小说家，开创了美国文学史上三种不同类型的小说：革命历史故事、边疆冒险故事和海上冒险故事，代表作是《皮袜子故事集》，《猎鹿人》为其中一篇。

[19]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思想家、散文家、哲学家、诗人，超验主义运动主要代表，著有《论自然》《诗集》《五月节》《论经验》《论历史》《美国学者》《爱默生讲演录》《爱默生选集》等。

[20]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1804—1864）：美国小说家，开创美国象征小说的传统，代表作有《红字》等。

[21]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1809—1849）：美国小说家、诗人、记者、侦探小说鼻祖，著有《乌鸦》《莉盖亚》《莫格街凶杀案》等。

[22]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 ）：法裔美国比较文学家、文化学家、文化批评家，著有《悲剧之死》《通天塔之后》《托尔斯泰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言与科学》等。

[23]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政治家，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

[24]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美国第二任总统，参与《独立宣言》起草、对英国和谈，著有《政府断想》《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宪法一辩》。

[25]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美国政治家，第四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

[26]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美国作家，幽默大师，当过排字工、水手、记者，代表作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傻子旅行》《密西西比河上》等。

[27]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大胆创新，背离传统格律，讴歌自我与民主，代表作为《草叶集》，对中国新诗产生过重大影响。

[28]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美国第十六任总统（1861—1865），共和党人，领导北方取得内战全面胜利。

[29]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美国作家，著有《皮埃尔》《水手比利·巴德》《白鲸》。《白鲸》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白鲸代表自然，小说反映人与自然的抗争与妥协，有别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

[30]阿历克西·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作家、政治家，曾游历美国，其《论美国的民主》已成经典，该书分析了美国政府制度的优缺点。

[31]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小说家，诗人，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孙子，《旋律的配合》《美丽新世界》和《加沙的盲人》是赫胥黎最杰出的三部小说，《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齐名，同为反乌托邦小说。

[32]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美国企业家，创办福特汽车公司，生产T型汽车，发明装配线，使美国成为汽车大国。

[33]斯科普斯（John Scopes）：田纳西州代顿市一所中学的教师，因教授进化论而被地方政府告上法庭，原告律师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代表原教旨主义的神创论，被告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是美国最著名的诉讼律师。被告大胜，原告大败，轰动一时。

[34]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1856—1915）：美国发明家、工程师，创立科学管理制度，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著有《科学管理原理》《论传送带》《计件工资制》等。

[35]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著有《实证哲学教程》《实证政治体系》等。

[36]Tocqueville, p. 404.

[37]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1791—1872）：美国教授、画家、发明家，莫尔斯电码的发明者。

[38]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1847—1922）：苏格兰裔美国科学家、电话发明者。

[39]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1847—1931）：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他的发明有上千种，主要有电灯、留声机、电话话筒、电影放映机等。

[40]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企业家、慈善家、石油大王，捐款建立芝加哥大学。

[41]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1763—1848）：德裔美国皮毛商和资本家，当时最富有的美国人之一。

[42]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苏格兰裔美国工业家、慈善家、钢铁大王。

[43]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创立“权力意志说”和“超人哲学”。代表作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

[44]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代表作有《物种起源》（1859）、《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等。

[45]约翰·华生（John Watson，1878—1958）：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心理学鼻祖，认为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著有《行为：比较心理学导论》《行为主义心理学》等。

[46]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德裔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创立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提出光子概念，创立光电效应定律，因对光电效应的解释而获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所谓“社会科学”是技术垄断论强有力的盟友，因此我们看待社会科学的时候就必须要用一种敌对的目光，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有时我对社会科学过分膨胀的显赫地位还是表示敬佩，我的办法是在一些同事的身上做一个小小的试验。和许多其他的社会科学试验一样，这个试验也建立在欺骗和利用的基础上。试验的意义是否能够传递给读者，我们就必须依靠读者的想象力了。

试验最好是在早上进行，对象是好像没有读当天《纽约时报》的同事。“你今天早上读《时报》了吗？”如果同事说“读了”，我就不会试验。但如果回答是“没有”，试验就可以展开。我就说：“你该看一看今天报纸的C叠，有一则关于明尼苏达大学的报道，他们的研究很吸引人。”同事一般的回应是：“真的？什么内容？”此时我的选择几乎是无穷无尽，不过有两种选择会获得丰硕的成果。第一种选择是说：“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什么食品最有利于减肥，结果是这样的：正常食谱辅以巧克力小饼，一日三次。因为巧克力小饼似乎有一种独特的营养成分，所以它能够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消耗热量，这是一种神奇的二氧化物。”

第二种选择是改变主题，转而去谈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神经生理学家发现慢跑和智力下降的关系。他们在5年之内检测了1200人，结果证明，随着跑步时间的增加，统计数字显示出明显的智力下降趋势。他们不知道原因何在，但下降的确是事实。”

我在试验里担任的角色当然是转述很荒唐的事情，不妨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但如果我扮演的角色礼貌得体，表现出对同事的亲近态度，我得到的结果就值得报告给读者：大约2/3的同事会上当，他们会相信我转述的话，至少不会完全不相信。有时他们会说：“真的？可能吗？”有时他们会含糊其词地说：“你说这场试验是在哪儿做的？”有时有人会说：“你瞧，我听说过类似的事情。”我想要补充说明的是，实验结果的原因也许是值得探索的：我用明尼苏达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为报道的出处时，人们很明显就轻信上当；用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试验时，得到的结果仅仅是一般。

从这些结果大概能够得出几个结论，其中之一是门肯[1]50年前就说过的。他说，任何愚蠢至极的思想都会有人相信，你总是能找到一个教授相信这样的思想。他的话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控诉，不过他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也在并非教授的人身上做这些试验，得到的结果大致相同）。另一个可能的结论是萧伯纳[2]说的，大约也是在50年前。他写道，今天的普通人和中世纪的普通人一样容易轻信上当。中世纪的人相信宗教的权威，凡事都相信。今天的我们相信科学的权威，无论什么事都相信科学。

另一种可能性虽然和萧伯纳有关，但和上述第二种结论却迥然不同。这个结论和理解技术垄断持久的力量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世界几乎是难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事情会使我们长期感到吃惊，真实和想象的事情都不会使我们吃惊，因为我们没有掌握全面而持久的世界图像，所以事情就不会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之所以相信那些事情，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不相信的理由。我想，不用我到社会科学边缘的漫游中去寻找例证，读者就会承认这样的现象。我们受一种教育形式的熏陶，而这种教育又失去了条理清晰的世界观，于是，技术垄断就剥夺了我们了解世界的社会、政治、历史、思辨、逻辑和精神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我们就无法认识我们不相信的东西。

涉及技术方面的事情时，我们尤其容易轻信。因为这本书里有大量的事实，所以我不想在读者身上搞试验，以免动摇读者对它们的信心。然而假使我告诉你，本书的纸张用了一种特殊的制造工艺，原料是腌渍的鲱鱼皮，你能够用什么理由反驳吗？就你所知，实际上就我所知，腌渍的鲱鱼皮有可能是造纸的原料啊。假使一位工业界的化学家确认这一制造工艺，描绘其中我们不懂的加工过程（当然要用一种二氧化物），你和我都可能会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至少你不会完全不相信他的话，这是因为技术的运行和上帝之道一样，既令人敬畏，又神秘莫测。

或许借助一个类比，就可以更接近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你打开一副崭新的扑克牌并把牌一张接一张翻过来时，你相当坚信这些牌的顺序。你从黑桃1开始翻到黑桃9时，你指望下一张牌是黑桃10。倘若此时出现的是方块3，你一定会觉得奇怪并感到纳闷，这是一副什么牌啊。然而，如果我给你的是一副洗了20次的牌，请你一张接一张地把牌翻过来，你就不会期待某一张牌是什么牌，这张牌既可能是方块3，也可能是黑桃10。既然你不期待一种模式，既然你没有假设特定顺序的基础，你的反应就没有理由是轻信或惊奇，无论翻过来的牌是什么。

工具使用文化的信念体系颇像一副崭新的纸牌。无论技术上简单或复杂的文化，总是或多或少有一个全面而有序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建立在一套思辨和神学的预设之上。普通人不一定能够清楚把握，不知道如何把艰辛的现实纳入宇宙宏大而仁爱的设计中去，然而祭司和萨满靠少量的原理却可以做到这一点，祭司和萨满这样做未必是完全理性的，但至少是条理清晰的。中世纪尤其是特别明显的例子。牧师解释至爱亲人死亡、灾祸、好运的意义，那是多么令人感到安慰啊。生活在那样一个没有偶发事件的世界里，这是神学给人的恩赐，难以替代；在那个世界里，一切从理论上说都是可以理解的，自然界发生的一切都有丰富的意义。在前现代的欧洲，教会的作用就是让那一副牌井然有序，红衣主教贝拉明[3]等高级教士竭力阻止伽利略搞乱这副牌，其原因就在这里。众所周知，他们徒劳一场，随着技术统治文化的兴起，道德和精神的俨然一体性就开始解体了。

在这个过渡中失去的东西并非是一望而知的。《圣经》的宏大叙事曾经给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和实际问题提供答案，此时却走下坡路了，同时兴起的是有关“进步”的宏大叙事。进步观念的信念有一个预设：即使没有自称基督教信仰大厦的神学平台，你也可以明白生活的目的。科学技术是进步的主要工具，在积累关于自然的可靠信息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会结束愚昧、迷信和苦难。结果，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使进步观念死亡。在卫生学、药物学、运输、生产和通信中汹涌而来的信息产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改进，产生海量信息的制度连弗朗西斯·培根也未曾想到。技术统治文化的燃料是信息——有关自然结构和人类心灵结构的信息。

逃出魔瓶的精灵声称，信息是新的文化神祇，但那是骗人。技术统治文化解决了信息稀缺的问题，信息稀缺的不利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信息泛滥的危险，它却不给人警示，因为信息泛滥的弊端并不是那么明显。信息泛滥的长远结果就是信息混乱，由此产生的文化仿佛是打乱了顺序的一副牌。奇怪的是，很少人注意到自己苦恼的根源，或者说即使注意到了，他们也不承认。若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只需自问：中东、南非、北爱尔兰的问题是什么？这些冲突达到狂热的程度是由于信息稀缺吗？生产的粮食未能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摆脱饥饿，难道这是信息不足引起的吗？我们的城市犯罪率飞涨、破败不堪，其原因是信息不足吗？离婚率居高不下，精神病院爆满，这也是信息不足的结果吗？

事实上，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尤其个人问题，很少是由信息不足引起的。然而，随着难以理解的问题增加，随着进步观念的淡出，由于意义本身成为令人生疑的对象，技术垄断论者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需要的是更多的信息。这颇像一个笑话：一位上饭店的食客抱怨，侍应生上的菜不能吃，每一个菜的分量也太少。当然，我们这里的问题绝对不是开玩笑的问题。在任何一个通信或计算机技术的讨论会上，你参与的都是创新机器的庆贺会，这些机器生产、储存、分配更多的信息，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运行速度更快，是史无前例的技术成就。人们总是问：“这样的信息解决什么问题？”一般人的回答总是：“解决了如何更加方便、快捷地生产、储存、分配更多信息的问题。”这就把信息拔高到形而上的地位：信息既是人创新活动的手段，也是其目的。在技术垄断时期，我们受生活的驱使，渴望“获取”信息。至于目的何在、有何局限，那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也不习惯提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前所未有的问题。世界从未遭遇过信息暴涨的问题，世人还没有时间来反思其后果。

一切现代事物的许多特征都可以追溯到千百年之前，同理，信息充斥的源头也可以回溯千百年。有人说计算机技术开创了信息时代，在误导人的言论中，莫此为甚。早在16世纪初，印刷机就开创了信息时代。[4]谷登堡把一台陈旧的酿酒机改造成一台活字印刷机；40年之后，印刷机已经进入6个国家的110座城市。50年之后，机器印刷的书籍达到了800多万册，几乎所有这些书里的信息都是过去普通人无法获取的信息。其中的内容涉及法律、农业、政治、开发、冶金、植物学、语言学、儿科学，甚至礼仪。还有各种各样的指南和手册；商界迅速成为印刷品的世界，合同、契约、本票、期票和地图普遍使用开来。（信息标准化了，且可以复制；在这样的文化里，地图绘制人在地图上剔除了天堂，因为天堂的位置太难以确定。这就不奇怪了。）

印刷机生产的新信息量太大，类型也太多，印刷商再也不能把抄书人的手稿用作范本。到16世纪中叶，印刷商开始试验新的版式，最重要的革新有用阿拉伯数字标示页码。（已知的第一本标注页码的书是约翰·弗罗本[5]推出的伊拉斯谟[6]翻译的第一版《新约全书》，印刷的时间是1516年。）标注页码的结果必然是更加精确的索引、注解和互相参照，接踵而至的发明有标点符号、章节标题、分段、扉页、天头书名，等等。到16世纪末，机印书籍的版式和外形就和今天的书可有一比了。

这一切值得一提，因为机印书版式的革新是为了控制信息的流动，是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来组织信息，让信息排成序列。人们很早就意识到，机印书造成了信息危机，必须采取措施维持一定程度的控制。书籍形态的改变就是措施之一。1480年信息爆炸之前，英格兰只有34所学校。到1660年，学校总数就达到了444所，每12平方英里（约31平方千米）就有1所。普通学校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几个，最明显的原因是，信息失控引起了焦虑和混乱，学校的迅速发展成为必要的回应。课程设置的发明就是逻辑的一步，目的是对信息源头进行组织、限制和区分。学校成为技术统治文化的第一种世俗的管理机构，它们使一些信息流动合法化，另一些信息流动声誉扫地。总之，学校成为管理信息生态的手段。

随着技术统治文化的兴起，信息成为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几种控制信息的方法随即发明出来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读者看一看詹姆斯·贝尼格[7]的书《控制革命》（The Control Revolution），这是论信息与文化关系的三四本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书对控制信息方法的论述非常详尽。本书下一章的探讨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该书对控制机制如何瓦解的论述。不过，我必须指出，技术统治论希望防止信息桀骜不驯的大多数方法现在都行不通了。

实际上，你给技术垄断下定义时可以这样说：技术垄断的信息免疫机制是难以操作的机制。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AIDS），我借用这个词来表达“抗信息缺损综合征”（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有人开口闭口就说“研究表明……”或“科学家告诉我们……”；只要你一点题就这样说，接下来再说什么就无关紧要了，无论你接着说的是什么，都不会产生矛盾，其原因就在这里。更加重要的是，在技术垄断条件下，不可能有超越性的宗旨或意义，不可能有文化的有机整合。走投无路的信息是危险的，没有理论指导的信息是危险的，没有妥当模式的信息也是危险的，没有高于其服务功能宗旨的信息同样是危险的。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把这种信息叫作“惰性”信息，不过他这个比方太消极。不受调控的信息能够置人于死地。所以我们有必要描绘一下导致这种严重事态的技术条件。

倘若望远镜像眼睛，使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崭新事物的世界，使我们找到获取这些事实的方法，那么印刷机就像是人的喉腔。印刷机不仅创造了新数据的搜集源泉，而且大大增加了欧洲大陆范围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比如，科学话语标准化的走向就产生了统一的数学符号，包括用阿拉伯数字取代罗马数字。伽利略和开普勒把数学说成是大自然的语言或字母表，他们坚信，其他科学家会使用和理解这样的语言。标准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文本中的晦涩，减少了图标和直观演示手段里的错误。印刷术结束了炼金术士的秘密，把科学变成公共事业。况且，这还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业：印刷术使用通俗语，所以它导致科学思想的普及。有些科学家比如哈维[8]坚持用拉丁文写作，但许多科学家（当然包括培根）迫不及待地用通俗语写作，努力传递新的精神和新的科学哲学方法。如果考虑安德里亚·维萨里[9]、布拉赫、培根、伽利略、开普勒、哈维和笛卡尔都出生在16世纪，我们就可以把握科学发展和印刷机的关系。换句话说，印刷机宣告科学的来临，普及科学，并鼓励科学，使科学系统化。

众所周知，印刷机对现在所谓的新教产生了同样的影响。马丁·路德依靠机器印刷的书籍作为宣传手段，人们对此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他本人也承认印刷品对他完成使命的重要性。然而，尽管他深知印刷术的作用，印刷机超乎预料的威力有时还是让他吃惊。他致信教皇，写道：“我写的文章怎么能够传播到这么多地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谜。它们的对象本来是此地的学术圈子……所用的语言是普通人难以读懂的。”路德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些印制书籍是可能广泛流布的。他的论著虽然是用学术性的拉丁文写就的，然而印刷商把它们传遍德意志却轻而易举，把它们翻译成各地的通俗语言同样是轻而易举的。

我们不必赘述印刷术对中世纪思想的影响，因为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里已经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只想强调指出一个明显的后果：到17世纪初，印刷术已经造就了一种全新的信息环境。凡是能够识文断字的人都懂一点天文学、解剖学和物理学。新形式的文学比如小说、随笔粉墨登场。通俗语版本的《圣经》把上帝的“道”变成了上帝的话，因为上帝变成了英格兰人、日耳曼人或法国人，他的身份由印制《圣经》的语言来决定。有关机器、农业和医疗的实用知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商务文书给创业者的冒险精神以新的形式，给予其有力的推动。当然，印刷术使人的个性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

这样的信息爆炸使西方文化充满活力，使之走上技术统治的道路。随后，出乎预料的事情发生了；总而言之一个字——“无”——什么事情都不再发生。17世纪初，西方文化经历了重组的过程，以便适应印刷机的发明。然而，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任何重要的技术发明都没有出现，足以改变信息形式、数量或速度的技术一个也没有。过了200多年，西方文化才适应印刷机造就的信息环境。新的制度比如学校和代议制政府开发出来；知识和智能的新观念得以形成；对理性和隐私的尊重大大提高。新形式的经济活动随之出现；机械化生产和公司制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新形式，甚至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清清楚楚地提出来了。新的话语形式在报纸、手册、单行本和书籍里形成了。18世纪出现了运用理性的上乘标准，这实在是不足为奇，典范的作品有歌德[10]、伏尔泰[11]、狄德罗[12]、康德、休谟[13]、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14]、维科[15]、爱德华·吉本[16]，当然还有麦迪逊、富兰克林[17]、亚当斯、汉密尔顿[18]和托马斯·潘恩[19]。我这个名单加入了美国的“建国之父”，因为技术——印刷术的美国是在人们争辩的过程中用印刷文化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国家。潘恩的《常识》（Common
Sense）和《人权》（The Rights of Man）、杰斐逊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联邦党人文件》（Federalist Papers）使用书面和印刷的形式，意在使人们觉得美国的试验合乎情理。对18世纪的人来说，这一点努力既是必不可少的，也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对依靠印刷品搞政治的人来说，理性和印刷术密不可分；托克维尔论述美国的民主时已经指出了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是印刷术意识形态偏向的一座丰碑。其中的第一条是：“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在这段话的45个（英文）单词里，我们可以发现识文断字、依靠理性的头脑这一类根本价值，这是印刷革命培养的价值：信仰隐私、个性、思想自由、公开的批评和社群的行动。

同样重要的是，第一修正案的措辞设定并坚持公众的权利：公众不仅要获取信息，而且要控制信息，人民要知道如何用信息为自己谋福利。杰斐逊、亚当斯、潘恩、汉密尔顿、富兰克林的文字，无不把以下预设视为理所当然：信息为公民获取之后，公民必然能够驾驭信息。这并不是说，“建国之父”们认为，信息不可能作假、误导或离题。但是他们相信，信息和思想的市场井井有条，公民足以弄懂耳闻目睹的东西。足以用理性评判信息和思想对他们生活的用处。杰斐逊提倡教育，潘恩主张自治，富兰克林用心安排社群事务，他们都以整合一体、普遍共享的原则为前提；这些原则使我们能够就下列问题展开辩论：什么是公民的责任？什么是教育的本质？什么是人类的进步？社会结构有什么局限？

人们原来设想，信息、理性和实用性关系密切。但随着19世纪早期电报的发明，这一点合法性就开始丧失。电报发明之前，信息流动只能像火车一样快：大约每小时35英里（约56千米）。此前，获取信息的目的是理解和解决具体的问题，信息往往只能在局部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兴趣。电报技术使这一切改观，激起了信息革命的第二个阶段。电报消除了信息运动的空间障碍，使空间不再是必然的制约条件；运输和通信首次分离开来。在美国，电报抹掉州际界限，地区分割随之崩溃，北美大陆包裹在一个信息网格里，造就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尤为重要者，电报技术产生了不受语境拘束信息的观念。换言之，信息的价值不必死死地套在信息的功能上，信息和它在社会政治决策和行动里的功能不必捆绑在一起。电报把信息变成商品，变成可以买卖的“东西”，无论其用途或意义是什么。[20]

然而，电报的作用不止于此。如果没有便士报的伙伴关系，电报变信息为商品的潜力或许永远都无法实现。便士报率先把握一个机遇，它利用空间差别消除后产生的重要意义，于是，销售非重要信息的可能性就被它捕捉到了。事实上，在塞缪尔·莫尔斯演示电报之后的第二天，有一张报纸就用上了电报。巴尔的摩《爱国者报》（Patriot）用上了莫尔斯架设的华盛顿——巴尔的摩两个城市之间的电报线，向读者报道了众议院对俄勒冈问题的决议。报道结尾说：“……我们能够向读者提供的有关首都华盛顿的信息截止到下午两点钟。空间差别不复存在，实在是货真价实。”这个宣言过后不到两年，报纸的命运就不再依靠新闻的质量或实用性，而是依靠它们提供新闻的数量、距离和速度了。

再者，我们还必须补充说，报纸的命运有赖于它们能够提供多少图片。这是因为摄影技术的发明几乎和电报同时，它启动了信息革命的第三个阶段。丹尼尔·布尔斯廷[21]称之为“图像革命”，因为照片等图像使影像大规模入侵符号的环境。这些影像有：照片、印制的图案、招贴、图画和广告。以照片为前锋的新影像不仅是语言的补充，而且倾向于取代语言，成为我们构建、理解和验证现实的主要手段。到19世纪末，广告商和报人发现，一张图片不仅胜过千言万语，而且产生数千美元的销售业绩。

20世纪来临时，语词和图片表达的信息量以指数级迅猛增长。电报技术和摄影技术领先，一个新的信息定义随之产生。这样的信息排除互相关联的必然制约，信息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展开，有助于迅捷的流动性，排斥历史连续性，以迷人的魅力取代复杂性和连贯性。接下来，西方文化气喘吁吁地遭遇到第四阶段的信息革命：广播。紧接着发生的是信息革命的第五个阶段：计算机技术。每一个阶段都携带着新的信息形式，信息量前所未有，信息流动的速度增加（如果虚拟的即时性能够再增加的话）。

现状如何呢？在今天的美国，我们有26万张户外广告牌，11520种报纸，11556种期刊，27000家影带出租店，5亿多台收音机，1亿多台计算机。98％的美国家庭拥有不止一台电视机。每年出版的新书达4万种（全世界达30万种），每天拍摄的照片达4100万张。倘若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每年投进我们信箱的垃圾邮件竟然多达600亿封（这是计算机技术的功劳）。

从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源头，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和媒介，信息源源不绝地向我们涌来，各式各样的媒介有光波、航路、纸带、计算机数据库、电话线、电报线、通信卫星、印刷机等。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切可以想象的信息储存形式：纸张、录影带、录音带、光盘、胶片和芯片，可供检索的信息越来越多。我们像魔术师的学徒一样，在信息洪流中被冲得晕头转向。魔术师传授给我们的仅仅是一只有魔力的扫帚。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垃圾，它不能回答人类面对的大多数根本问题；对平常的问题，信息也只能勉强提供解答的方向。再换一种方式说，在技术垄断盛行的环境里，信息和人的意旨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切断了；也就是说，信息杂乱无章地出现，并不指向具体的人，数量难测，速度惊人，但从理论、意义或宗旨上看却是断裂分割的。

由此产生的是一个新世界。我在另一本书里把这个世界叫作躲躲猫[22]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忽而是一个事件，忽而是另一个事件，这样的事件突然冒出来，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培根阐述的进步理念已经被技术进步的概念取代了。我们的目的不是减少愚昧、迷信和苦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适应新技术的需要。当然，我们对自己说，这样的调适能够改善生活；然而那仅仅是正在消亡之中的技术统治文化的逻辑残存。我们的文化正在用信息自我消耗，而且许多人还不知道如何驾驭这个过程。我们的假设是，信息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信息不足，文化受到的损害可能会令人扼腕，这个假设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另一方面，如果信息过剩，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会吃尽苦头；可惜人们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个道理。

[1]门肯（H. L. Mencken，1880—1956）：美国作家、剧作家、评论家，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记者和编辑之一，代表作有《美国语言》《偏见集》（6卷）。门肯是反传统的文人，对当时流行的传统文学大加鞭挞，对于左翼作家西奥多·德莱塞、辛克莱·刘易斯等则推崇备至。

[2]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爱尔兰人，17世纪以来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代表作有《恺撒与克里奥佩特拉》《人与超人》《巴巴拉少校》《伤心之家》《圣女贞德》《卖花女》等。发起以渐进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费边社，一生比较激进。对同代和后世剧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3]红衣主教贝拉明（Cardinal Bellarmine，1542—1621）：认为新兴的天文学观点无法容忍，审判伽利略，处死布鲁诺。

[4]欲详细考察印刷机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请参阅爱森斯坦（Eisenstein）的书。

[5]约翰·弗罗本（Johann Froben，1460—1527）：瑞士巴塞尔印刷商，印刷过许多名著，如拉丁文《圣经》、伊拉斯谟翻译的第一部希腊文《新约全书》，推广罗马体活字，引进斜体和希腊字母铅字。

[6]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欧洲北方文艺复兴主要人物，荷兰人文主义学者，1506年编定希腊文本《新约》，1516年编定拉丁文本《新约》。

[7]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1947—2010）：美国传播学家，著有《控制革命》。

[8]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英国医学家、解剖学家，发现血液循环。

[9]安德里亚·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比利时医师、解剖学家，现代解剖学奠基人，代表作为《人体结构》（7卷）。

[10]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青年时代为狂飙运动的代表人物，集文学、艺术、科学、哲学、政治等成就于一身，代表作为诗剧《浮士德》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

[11]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专制，信奉洛克的经验论，著有《哲学书简》等。

[12]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批评家和文学家，《百科全书》主编，著有《对自然哲学的解释》《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等，另有小说、剧本、文艺理论、书信等传世。

[13]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著有《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等。

[14]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英国政治家，维护议会政治，主张对北美殖民地实行和解的政策，反对法国大革命。

[15]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其《新科学》是人类历史上的不朽巨著，影响至今不衰。

[16]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6卷，记述从公元2世纪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历史。

[17]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建国之父”之一。

[18]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美国政治家，曾任财政部部长，建立中央银行，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与杰斐逊的政治主张对立。

[19]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论家、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发表名作《常识》鼓动革命，参加独立战争，著有《人权》《理性时代》等。

[20]欲知电报的详尽论述，见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21]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l914—2004）：美国历史学家、博物学家，曾任国会图书馆馆长，著有《美国人》（3卷）、《神秘的法学》、《发现者》、《创造者》、《探索者》等。

[22]躲躲猫（peekaboo）：把脸一隐一现逗小孩的游戏，多见于美国。

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技术垄断是一种文化状态，也是一种心态。技术垄断是对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技术垄断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以，和传统信仰相关的大量文化成分必然会迅速消解。在技术垄断里感到最舒适惬意的人相信，技术进步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成就，是解决最深沉的两难困境的工具。他们还相信，信息不是利弊皆有的祝福，只要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继续不断，不受控制，它就可以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自由、创造性和心灵的安静。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信息根本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它似乎不会改变这些人的观念，因为他们坚定不移的信仰是技术垄断的结构必然产生的结果。尤为重要的是，抵御信息泛滥的防线崩溃之后，技术垄断就大行其道了。

信息及其控制机制的关系很容易描绘：技术垄断使可供利用的信息增加。随着信息供应量的增加，信息控制机制就受到很大的压力。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防线崩溃之后，人们就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就失去记忆力，就难以想象合理的未来了。

由此可见，给技术垄断下定义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抵御信息过剩的防御机制崩溃以后，社会遭遇的后果就是技术垄断。制度化生活难以对付过多的信息时，技术垄断随即发生。技术产生的信息压制文化时，文化试图把技术作为手段，以提供明确的方向和富有人情味的生活目的，但事与愿违，这样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有时，以毒攻毒治病是可能的，但只有充分认识到疾病控制机制以后，以毒攻毒才有可能。我在此描绘的防御机制是原则上可以利用的机制，我将说明这些机制是如何失去防御功能的。

失控的信息构成威胁，我借用上文的比方来帮助我们理解；防御信息失控的机制好比是人的生物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就是防御细胞生长失控的机制。当然，细胞的生长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生命就不能存活。但如果没有功能良好的免疫系统，有机体细胞的生长就不能够进行，有机体就会紊乱，重要器官本来就脆弱的关系就会遭到破坏。总之，免疫系统要摧毁不需要的细胞。一切社会都具有生物免疫系统那样的制度和技艺。这些制度和技艺的功能就是维持新与旧、创新与传统、意义与观念紊乱的平衡，它们求得平衡的手段是“摧毁”不必要的信息。

必须强调指出，一切社会制度都行使控制机制的功能。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大多数讨论社会制度的作者（尤其是社会学家）并没有把握这样一个思想：制度力量的削弱使人受到信息混乱的伤害。[1]我们说制度的削弱使生活失衡，这仅仅是说，信息失去效用之后就成了混乱之源，而不是秩序之源。

有的时候，信息的功能纯粹是剥夺人的信息，不过信息的主要功能是指引人赋予信息适当的分量和价值。社会制度关注的是信息的意义，在实施信息准入标准的时候可能会相当严格。现以法庭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有关举证的规则，有关参与审判的行为准则，几乎全是为了限制信息的准入量。在我们的法制里，法官不把“传闻”或个人意见当作证据来接受，除非伴有严格的受控条件，法官禁止旁听人表露感情，不允许原告提及被告过去的罪过，不允许陪审团听见围绕证据可否准入的辩论。这一切都是信息控制的例子。这样的控制规则来自一个司法理论：它界定什么信息有相关意义，尤其界定什么信息没有相关意义。这个理论可能有某些瑕疵，比如人们对信息管理的流动规则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个问题是谁也不会争辩的：必须以某种方式控制信息。即使一个最简单的案子，也可能涉及数以千计的事件和争端；人们非常理解，倘若一切事件都获准进入法庭，有关程序的恰当理论就不可能得到确认，审理的过程就没完没了，法律本身就沦为毫无意义的摆设。总而言之，法律规则关注的是信息的“摧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各种源头包括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源头的新信息已经使法理开发到极限，有关实用性的规律还是相当稳定的。这可以用来说明为何美国人过度使用法庭来寻求连贯性和稳定性。当其他制度不再能控制无节制的信息量时，法庭就成为真相的终极仲裁机制。至于法庭这个机制能够维持多久，谁也不知道。

我曾经说学校是信息控制机制。这个控制机制的标准常常见诸教学计划，清楚地表现在课程介绍中。大学情况指南介绍学校的课程、课题和研究领域，总体上宣示学校的办学宗旨：用功的学生应该思考什么问题。更加准确地说，从“指南”中没有列入的东西，我们可以了解到严肃学生不应该思考的问题。换句话说，大学指南是一个信息管理规划的正式描述，借以系统地排除、贬低并标记不重要的东西——简言之，就是将某些信息弃之不顾。大学指南之所以“有意义”（更加准确地说，它曾经“有意义”），其道理就在这里。通过纳入/排除机制，指南反映的是有关教育宗旨和意义的理论。在我执教的大学里，我不会发现占星术、精神治疗或神创论的课程。当然，有关这类课题的信息俯拾即是，但支撑这所大学的教育理论不允许这样的信息进入正规的课程结构中。师生没有机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课题上，它们受到的鼓励是照章办事，仿佛这些课题并不存在。如此，学校表明自己的办学理念，表明什么是合理的知识。当前，有人接受这个观点，也有人持异议，由此引起的争论削弱了大学作为信息控制中心的功能。

课程结构瓦解最明显的征兆见诸“文化素养”的观念，有人把它作为组织原则提出来，且吸引了许多教育家的注意。[2]其理念是，如果你粗通文墨，你就应该掌握数以千计的人名、地名和警语；据信这就构成美国人文化素养的内容。然而，文化素养根本就不是组织原则，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予以阐述。实际上，这是把疾病称为治病良方。这里要强调的是，凡是要想在信息管理上良好运转的教育制度，都必须要在宗旨和意义上有一个明确的理论，必须要有清楚表达这个理论的手段；为此目的，它都必须要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一部分信息。

再举一例，请考虑家庭这个制度。在18世纪末的发展过程中，欧洲的家庭理论包括这样一个前提：情感上保护家庭成员，以免冷漠和社会竞争对他们构成伤害。正如克里斯托夫·拉施所云，家庭是无情世界里的避难所。[3]借用拉施的话说，这个理论主张保存“分离的宗教传统、陌生的语言和方言、地方的口头文化和其他传统”。为此目的，家庭要负责儿童的社会化，并成为信息管理的机构，虽然它是非正式的信息管理体系。成人生活的什么“秘密”可以进入家庭，什么“秘密”不允许进入家庭，这要由家庭来控制。有一些读者记得成人在孩子面前避免使用一些词语，不议论一些事情，因为其细节和衍生的东西不适合孩子。不能控制孩子信息环境的家庭算不上够格的家庭，它仅仅是名义上的家庭，仅仅靠DNA遗传信息来维系。实际上，许多社会里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家庭——由遗传信息维系的群体，靠仔细的婚配来控制。在西方，家庭作为非生物信息管理的制度，始于印刷术的上升期。凡是可以想象的课题都有书可读之后，父母被迫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保护者、养育者、品位和品格的仲裁者。父母的作用就是要排除损害家庭宗旨的信息，并据此界定儿童的意义。如今，家庭再也无法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我相信，这个事实对每个人都是一望而知的。

法庭、学校和家庭仅仅是信息控制制度的三个例子，它们构成文化的信息免疫系统。另一个例子是政党。我在一个民主的家庭里成长，父母的教导非常明确，应该给政治事件和政治评论赋予特定的价值。父母的教导未必需要清晰的论断。他们的言传身教由理论衍生而来；在我的记忆中，这个理论是：人们需要保护，因此他们就必须和政治组织结盟。我们对民主党忠心耿耿，因为它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利益，我的家人、亲戚和邻居都属于工人阶级；只有一位叔叔例外，他是卡车司机，但他每次都选共和党，因此被认为是傻瓜和疯子。共和党代表富人的利益，按照这个标准来定义，共和党对我们工人阶级是不关心的。

这个理论澄清了我的家人评判信息重要性的感知和标准。其一般原则是，民主党人提供的信息总是受到认真对待，而且很可能是真实而有用的（来自南方民主党人的信息是例外，他们有助于我们选举总统，但由于他们特有的种族理论，所以除了选举之外，我们从来不会看重他们的意见）。共和党人提供的信息是垃圾，其有用之处只在于证明，他们多么专注于为自己谋福利。

我不准备断言，这个理论就是正确的。至于有人指控它失之过简，我的答辩是：一切理论都是过分简约的，至少会导致过分简约的后果。法治是过度的简约。任何课程设置也是过度的简约。家庭关于儿童的观念同样是过度的简约。这就是理论的功能——过度的简约，目的是帮助人组织、掂量和排除信息。理论的威力就在于简约。同时，理论的弱点也在于它过度的简约，面对新信息的攻击，理论是脆弱的。任何理论得到过多的信息支撑时，这些信息基本上就失去意义了。

信息控制最威严的制度是宗教和国家。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比法庭、学校、家庭或政党更抽象。它们通过创造神话和故事来达到管理的目的，这些神话和故事表达的是有关人生基本问题的理论：我们为何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从何而来？到何处去？我已经暗示过中世纪世界无所不包的神学叙事，暗示过它给予人安康和有序感觉的强大解释力。或许，我对《圣经》的作用还强调得不够，其实《圣经》也是一种信息控制机制，在道德领域尤其如此。《圣经》在许多问题上给我们教诲：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避免什么样的语言（违者以渎神论处），该避免什么样的念头（违者以异端论处），该避免什么样的符号（违者以偶像崇拜论处）。《圣经》还非常细致地描绘了创世的过程，以至于难以适应望远镜和以后的技术产生的新信息；这是必然的结果，却也是令人遗憾的结果。由此可见，300年前对伽利略的审判和300年后对斯科普斯的审判，都是关于是否容忍某种信息的审判。红衣主教贝拉明和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指控被告的目的，都是旨在维持《圣经》控制信息的权威，《圣经》对信息的控制既包括世俗的世界，也包括神圣的世界。他们的失败不仅使《圣经》关于造化起源和结构的解释失败了，而且使《圣经》界定和划分道德行为举止的权威也被削弱了。

尽管如此，《圣经》的核心里却有一个强大的神话，对某些人来说，即使其残存部分也足以构成一个严格的控制机制。首先，它提出了一个有关生命意义的理论，并成为人的行为准则。在这个理论独木难支的时候，拉比希勒尔[4]为它做了有力的辩护，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这个理论大致是：只有一位上帝，他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其中的一切。人难以完全理解上帝，然而上帝和他的意志在历史过程中现身，尤其表现在他传授的十诫和先知的遗训之中，他的十诫和遗训均载《圣经》。十诫中最重要的戒律是爱上帝，并通过对他人的爱、怜悯和正义来表现对上帝的爱。在时间的尽头、世界的末日，一切民族、一切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接受审判，凡是遵循十诫的人都可以得到他的神恩，生活在他的眼前。凡是否认上帝，不遵守十诫的人都要在黑暗中消亡，都享受不到上帝的荣光。

借用希勒尔的话说，这就是生命意义的理论，其余的一切都是评注而已。

凡是信仰这个理论的人，尤其那些把《圣经》中的每句话都当作上帝训诫的人，都毫不犹豫地把其他理论一笔勾销，根本就不考虑有关生命起源和意义的其他理论；对基于其他理论的事实，他们总是嗤之以鼻，不给予一丝一毫的分量。再者，在观察上帝的律法及执法的详细要求时，他们接受的教诲是什么书不该读，什么游戏和电影不该看，什么音乐不该听，什么功课不该让孩子学，等等。拘泥于《圣经》的原教旨主义者被这个理论及其衍生观念封闭起来了，他们避开了有害的信息，于是他们的行为举止就获得了意义，且目的明确，而且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就有了道德权威。

另一方面，拒绝接受《圣经》理论的人，相信科学理论的人同样免于接触到有害的信息。比如，科学理论的教诲是不理睬占星术、精神治疗和神创论的信息；一般地说，这些人给诸如此类的信息贴上中世纪迷信或主观见解的标签。他们的科学理论不能提供有关道德信息的指南，所以他们给科学之外的信息的分量就接近于零了。不可否认，愈来愈少的人囿于《圣经》或其他宗教传统，愈来愈少的人把信仰和传统作为必须注意的权威源泉，结果，他们所做的决定就不是道德的决定，而仅仅是考虑实际问题的决定。这就是给技术垄断下定义的另一条路子：如果一种文化的理论不给道德领域可以接受的信息提供指引，把它称为技术垄断的文化就是恰如其分的。

我相信读者不至于断言，我在为任何原教旨主义张目。比如，仅仅因为一个作家的作品被解读为渎神，就判处他死刑，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的这种做法，谁都是难以赞同的。又比如，谁也不会赞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它也曾经威胁处死渎神的作家，它也可能会导致同样的后果。我必须马上补充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穆斯林、基督徒或犹太教徒靠一种修正之后的、温和的宗教理论生活，是完全可能的。我在这里说明的仅仅是这样一个意思：宗教传统以一种调控和评价信息的机制发挥作用。如果宗教失去了很大甚至全部的约束力，如果它沦为纯粹的逻辑死灰，混乱必然就接踵而至；如果是那样，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如何赋予它意义就无章可循了。

实际上，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另一个宏大的世界叙事正在西方解体。毫无疑问，紧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绝不会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定和约束为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唤起了十几亿人的想象和忠诚。像《圣经》一样，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一个超越的理念，一切宏大世界的叙事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哲学、社会学争论辩护，其理念是：一切制度性苦难和压迫都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因为人的意识是由其物质处境决定的。上帝对这一点不感兴趣，那是因为不存在上帝。然而蓝图是存在的，而且是可以认识的、有益的。这个蓝图在历史运行中徐徐展开，它明白无误地显示，工人阶级必将取得终极的胜利。最后的胜利到来时，无论有无革命运动，阶级本身都会消亡。所有的人将要平等分享大自然和创造性生产的丰硕成果，谁也不会剥削别人的劳动。

一般人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陷入纷争，那是因为电视、电影、传真等技术提供的信息显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正在心满意足地分享大自然的恩赐，同时又享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如此看来，历史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似乎没有什么观点，即使有，历史运行指向的最后一章似乎也和马克思的预言不大相同。

以上叙事暂时存而不议。历史是漫长的，未来的发展也可能给马克思的预见提供极其相似的新鲜源泉。与此同时，有必要做几点说明：信奉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人曾经拥有十分清晰的指针，他们知道如何衡量信息，因此能够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如今，由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就遭到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的威胁。在西方尤其在美国，许多人打保票说，可以用所谓“自由派民主”（liberal democracy）取代马克思主义。然而，这种说法与其说是答案，不如说是提出问题，因为自由派民主叙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并不是一清二楚的。

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以明白而学术化的口吻欢呼自由派民主的胜利。他用一个独特的历史定义做出断言，不会再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一切与现代自由主义竞争的人均已败下阵来。为了支持这个结论，福山引述黑格尔的话，断言黑格尔在19世纪初就持有类似的立场。那时，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表现出来的自由平等原理取得了胜利。法西斯主义没落，当代社会不再面对威胁。然而，福山对200多年来自由派民主的变化不够注意。自由派民主在技术统治时代的意义和技术垄断时代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实际上，在技术垄断时代，自由派民主非常接近于本雅明所谓的“商品资本主义”（commodity capitalism）。以美国为例，18世纪的伟大革命并不漠视商品资本主义，但又充满着深刻的道德内涵。美国不仅做了新政治形式的试验；而且实现了上帝的蓝图。诚然，亚当斯、杰斐逊和潘恩拒绝了《圣经》的超自然成分，但是他们从未怀疑这一场试验获得了上帝的认可。人们需要自由，但需要一个明确的目的。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利隐含着义务和责任，不仅是对上帝的义务和责任，而是对其他民族的义务和责任；这个新兴共和国是他们的向导和橱窗，显示这样一幅前景：理性和精神追求融合能够创造奇迹。

当前形态的“自由派民主”是否能够提供道德内容充分的思想世界，并维持有意义的生活，这个问题尚无定论。这正是捷克新任总统哈维尔在美国国会演说时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把道德问题放在政治、科学和经济之前。我们还不能理解，如果行动是有道德的，行动唯一真正的支撑就是责任。这里所谓责任是高于我的家庭、我的国家、我的公司、我个人成功的一种责任。”哈维尔的意思是，使他的国家摆脱有缺陷的理论是不够的；有必要找到另一种理论；他担心技术垄断并不能提供答案。换句话说：福山错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冲突是存在的，这就是“自由派民主”和技术垄断的冲突；19世纪构想的自由派民主有超越性的道德根基，20世纪思想世界的技术垄断在运行的过程中，不仅缺乏一个超越性的叙述来提供道德支撑，而且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制度来控制技术垄断产生的信息泛滥。

信息泛滥冲毁了学校、家庭、政党、宗教和国家依靠的理论基础，所以，美国的技术垄断不得不过度依赖技术方法来控制信息流。有三种手段特别值得注意；这三种手段互相联系，但为了说清楚，我们不妨把它们分开来描述。

第一种手段是官僚主义（bureaucracy）。在《控制革命》里，詹姆斯·贝尼格给官僚主义的排序，是“解决控制危机的技术办法中处在最优先的位置”[5]。当然，官僚主义并非技术垄断首创。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虽然这个词在英语里露面的时间是19世纪。古埃及人似乎不大可能觉得官僚主义使人烦恼，但19世纪初以来，随着官僚主义重要性的增加，抱怨之声不绝于耳，这倒是毫无疑问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6]称之为“行政暴政”。卡莱尔称之为“大陆病”。在一段令人胆寒的文字里，托克维尔警告，官僚主义可能在美国扎根：

我曾经区分两种类型的集中制，一种体制型（governmental），一种行政型（administrative）。美国只存在第一种，第二种几乎不为人知。如果美国社会的指导力量拥有这两种管制手段，并且把指令的权力与能力和习惯结合起来去做每一件事情；如果在确立政府一般原理之后，美国社会陷入这些原理的繁文缛节；如果在调控国家的重大利益之后，美国社会深入到底层去考虑每个人的利益，那么，自由很快就会在新世界被放逐得一干二净。[7]

当代作家C. S. 刘易斯认为，官僚主义是魔鬼的技术表现：

我生活在管理时代，这是一个“行政管理”的世界。最大的邪恶不是在狄更斯喜欢描绘的“罪窝”里，甚至不是在集中营和劳改营里。我们在这些地方看到了罪恶的终极下场。最大的邪恶从构想到制定（提案、附议、通过、完善条文），却是在窗明几净、铺着地毯、温暖舒适、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完成的，参与的人都是谦谦君子，他们衣领洁净，指甲整齐，不留胡须，不提高嗓门说话。所以，我笔下地狱的象征是警察局或写字间的官僚主义，是恶心透顶的企业办公室。[8]

对这些抨击暂时存而不论，我们就可以说，官僚主义原则上只不过是一系列技术工作的协调机制而已，意在减少需要加工的信息量。比如贝尼格指出，标准化形式的发明就是官僚主义的主要构件，它容许“摧毁”情景中的一切细枝末节。它需要我们检查方格、填充空格，只允许数量有限的正式、客观、非个性化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解决问题就需要这样的信息。正如马克斯·韦伯[9]所言，官僚主义试图使信息流理性化，淘汰使注意力分散的信息，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的效能。贝尼格举例说明如何用官僚主义谋求理性化的做法；1884年在世界范围内按24个时区组织时间的决定，就是一个首要的例子。此前，相距短短一两里路程的几个小镇所用的时间，都可能不太一样，而且确有差别。这就使铁路营运等商务工作遭遇到不必要的麻烦。官僚主义忽略白日时间在运输系统各个节点上的时间差异，仅此一个简单举措，就剔除了信息混乱的问题，使大多数人感到满意，当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到满意。必须指出，“上帝时间”（小说家玛丽·科雷利20世纪初就反对夏时制）被认为与此无关。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试图最合理地利用时间时，官僚主义把一切无助于效率的信息和观念略去不计。“上帝时间”的观念就没有这样的贡献。

官僚主义原则上不是社会制度；反过来，排除某些种类或源头、减少信息的制度未必全是官僚主义。学校可能会排除精神治疗和占星术，法庭可能会排除传闻的证据。它们这样做有实实在在的理由，这些理由建立在它们赖以成立的理论上。但是，官僚主义没有思想、政治或道德方面的理论，它只有一个隐性的假设：效率原则上是一切社会制度的目标，其他目标即使相关，也价值较小。密尔认为官僚主义是“暴政”，C. S. 刘易斯把它等同于地狱，其道理就在这里。

官僚主义从旨在服务社会制度的一套技术手法转变为自成一体的元制度（meta-institution），并在很大程度上为自己服务。官僚主义是19世纪中叶和后期的产物。催生官僚主义的条件有：工业快速增长，运输和通信改善，政府介入越来越宽广的公共领域和商务领域，政府机构的集中化不断增长。在此基础上，20世纪又出现了信息爆炸和所谓“官僚主义效应”（bureaucrat effect）：管理信息的技艺更加必需、更加宽泛、更加复杂了，需要管理这些技艺的人和机构随之增加，官僚主义的技术手法产生的信息也随之增加。这就产生了一个需要：用官僚主义来管理和协调官僚主义。另一个需要也随之产生：管理和协调的官僚主义机构和手法就随之增加。再次借用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对心理分析的评论，我们就可以说，官僚主义最后变成了它要治疗的疾病。

在演变的过程中，官僚主义不再是社会制度的仆人，而是其主人。官僚主义不解决问题，而是造成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界定我们的问题；从官僚主义的观点看，它制造的问题总是效率问题。正如C. S. 刘易斯所云，这使官僚主义极其危险，原因是这样的：官僚主义起初的意图是加工技术信息，如今却常常被用来处理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19世纪官僚主义关注的主要是提高运输、工业和商品流通的效率。技术垄断时代的官僚主义挣破了这样的限制，它声称拥有凌驾于一切社会事务的威权。

注意官僚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我们了解官僚主义的危险，我们将社会、道德和政治的事务托付给官僚主义时，就面临着危险。如世界史所示，官僚主义者只不过是被美化了的计算器而已。法语的bureau起初指的是一块台布，用来掩盖计算台的，后来衍生出桌子、安放桌子的房间的意义，最后派生出办公室及办公人员的意义，办公人员的职责就是管理这个计算房。bureaucrat（官僚主义者）这个词后来衍生出这样的含义：根据其训练、职责甚至气质，他对问题的内容及其全貌，都漠不关心。官僚主义者只考虑决策背后隐藏的问题，只关心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他不用为决策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在技术垄断时代，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成了官僚主义者的范本和比方。[10]在被控犯下反人类罪时，他辩解说，他没有参与纳粹政治或社会理论的制定；他仅仅处理技术问题，把大批人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至于他们被运走后尤其运到目的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和他本人的分工没有关系。诚然，技术垄断时代官僚主义者的工作远远没有那么恐怖，但是在今天的美国，艾希曼式的回答至少每天多达5000次：我对自己的检测对人产生什么影响不承担责任，我只不过为我那部分官僚主义的效率负责任，那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为之的效率。

必须指出的是，艾希曼也是专家。专业技能是技术垄断拼命控制信息而采用的第二种技术手段。当然，专家古已有之，始终都有，即使在工具使用文化里也有专家。如果没有专家，埃及金字塔、罗马驿道、斯特拉斯堡的城堡，是难以修建的。不过，技术垄断时代的专家有两个不同于过去时代的特征。首先，技术垄断时代的专家对与自己专业领域无关的东西，往往是所知甚少。比如，一般的心理分析师对文学、哲学、社会史、艺术、宗教几乎不知皮毛，人们也不指望他们具备这样的知识。其次，像官僚主义（专家和官僚主义的联系可能是若有若无的）一样，技术垄断文化的专家不仅号称能驾驭技术事务，而且号称能驾驭社会、心理和道德事务。在美国，我们有各领域的专家：如何养育儿童、教育儿童的专家，如何受人喜爱、如何做爱、如何影响他人、如何广交朋友的专家。人与人关系的一切领域，无不被技术化，无不拱手让给专家控制了。

产生这些专家特点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官僚主义盛行，结果就产生了世界上首批完全机械论的专家，无知的专家却受到信赖并获得威望。第二，传统社会制度削弱，普通人对传统失去信心。第三，信息洪流汹涌而至，谁也不能掌握人类全部知识之万一；这样的滚滚洪流在万物的底层汹涌澎湃。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一位热情的德语文学教授告诉我，歌德是最后一位通晓万物的人。我想，她惊人之语的意思并不是神化歌德，而是想要表明，到歌德去世的1832年，即使最有才干的人也不再可能理解已有的全部知识，整合所有的知识就更说不上了。

专家的角色就是专注于一个知识领域，筛选现有的知识，剔除与问题无关的知识，并利用剩下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这个程序运转良好的情景是：只需要一个技术性解答的情景，以及和人的用意没有冲突的情景；例如火箭的发射或下水道的修建。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个程序的效果就稍次：在技术需要和人的用意可能冲突的情况下，效果是比较逊色的，医学和建筑学领域就有这样的情况。当技术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时，当效率无关紧要时，如果强行使用这样的程序，那就是一场灾难，教育、法律、家庭生活和个人不太适应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情况。我想无需我的说服，读者也会相信，幼儿养育、做爱和交友中是没有专家的——是不可能有专家的。这一切是技术垄断论者的臆想，之所以看似可能有这样的专家，那是因为他们借用了技术机器；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器，这些专家就会被完全解除武装，暴露出入侵者和无知者的本来面目。

对官僚主义者和专家来说，技术性机制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机制可以被认为是信息控制的第三种机制。我心中浮现的不是计算机之类的“硬”技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把计算机分离出来，单独进行论述，因为它体现着一切技术所象征的东西。我心中想到的是“软”技术，比如智商测试、学习能力测试（SAT）、标准化形式、分类法、民意测验。我将在第八章“隐形的技术”里详细探讨一些软技术。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些软技术，那是因为在化简信息的类型和数量方面，它们的作用常常不被人注意，因此它们在界定传统中的作用也常常被人忽视。比如，没有一种测试是能够测量人的智能的。智能是一个普通的术语，用来指称人在多种新语境下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除了专家之外，人人都承认，每个人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差别，从工作总是有效的能力到总是低效的能力的差别，具体的差别因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变化。然而如果我们相信，某种测试能够准确揭示一个人的智能，其结果就是，这个分值被当成了这个人的智能，并且被用于一切制度性目的。于是，测试就把一个抽象而多面的意义变成了一个精确的术语，从而漏掉其余一切重要的意义。你甚至可以说，智力测验是专家编造的一个故事，没有任何意义。虽然如此，专家依赖我们相信技术性方法的既成事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神化了机器给出的答案。我们逐渐接受了这样的信念：我们得到的智力测验分值就是我们的智能，就是我们的创造能力，就是我们施予爱的能力和承受痛苦的能力。我们逐渐相信这样的说法：民意测验的结果就是人们的信念，仿佛我们的信念可以被打包装进“我同意”和“我不同意”的胶囊。

天主教神父用酒、水和祷告辞来体现精神理念，他们承认其中的神秘成分，承认他们使用的是隐喻。技术垄断论的专家使用表格、标准化测试、民意测验和其他技术手段来表现智能、创造力、敏感度、情绪失衡、社会偏离或政治意见，把它们打扮成技术性的真实，然而，他们却不承认其中的弦外之音或微妙含义。他们要我们相信，技术能够清楚显示人的境遇或信念的本性，因为分值、统计数字、分类系统为我们的境遇或信念赋予技术的真实。

不可否认，术语的技术化和问题的技术化是用于信息控制的一种严肃的形式。制度机构可以在分值和统计数字的基础上进行决策，有的时候，合理的替代手段是不存在的。在做这样的检测时，我们要抱深刻的怀疑态度，也就是要承认，这是为了操作上的方便，否则这样的检测就是骗人的错觉。在技术垄断文化里，我们赋予专家过分的威望，认可了这样的错觉，因为他们是用先进的技术性手段武装起来的。萧伯纳说，一切高技能的专业都是针对门外汉的密谋。我还要再向前迈一步：在技术垄断文化里，一切专家都被赋予了神父一样的魅力。我们的神父——专家被称为精神治疗专家、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他们服务的神灵不讲述公义、行善、悲悯或仁慈。他们的神灵讲述的是效率、精密、客观。技术垄断论里没有罪孽、邪恶这样的观念，其道理就在这里。罪孽、邪恶等观念来自一个道德世界，和专家的技术神学没有关系。所以，技术垄断论的“神父”把罪孽叫作“社会偏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界的问题变成了医学概念。罪孽和邪恶之所以消失，那是因为这些概念既不能测量，也不能客体化，所以专家就不能对付这些概念。

传统社会制度在组织感知和判断方面的威力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官僚主义、专业技能和技术性手段就成为主要的手段，技术垄断论希望借助这些手段来控制信息，以便使自己明白易懂、秩序井然。本书其余章节将要讲述的是，为何这样的意图行不通，我们将要讲述技术垄断痛苦而愚蠢的后果。

[1]社会学家里突出的例外是盖伦（Arnold Gehlen），见其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2]“文化素养”这个提法绝非赫施（E. D. Hirsch, Jr.）首创，不过人们认为，这个观念的流行多亏了他的书《文化素养》（Cultural Literacy）。

[3]这个有棱角的说法也是拉施（Lasch，C）《无情世界里的避难所：家庭困境》（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The Family Besieged）的题名。

[4]希勒尔（Hillel，公元前1世纪）：古耶路撒冷犹太教拉比，犹太教律法解释的权威，活跃于前1世纪，影响深远。

[5]James Beniger, The Contro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Information Society，p.13.正如我在上文所言，贝尼格这本书是论述机械手段消除即控制信息的最佳著作。

[6]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逻辑学家、经济学家。

[7]Tocqueville, p. 262.

[8]C. S. Lewis, p. x.

[9]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著有《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等。

[10]见Arendt的书。

第六章　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几年前，一家雄心勃勃的公司推出了一种取名哈伽什（Hagoth）的产品。可以说，这是技术垄断论者的抱负最招摇过市的时刻。产品售价1500美元，它可是百年一遇、物美价廉的产品啊，因为它可以向拥有者显示，来电人是否在说真话。这款机器可以计量来电人声音里的“紧张含量”，用声波的振动来测量来电人是否紧张。你把哈伽什连接在电话机上，在通话的过程中，你用几个关键问题问对方，比如：“你礼拜六晚上到哪儿去啦？”哈伽什配有16个指示灯，8绿8红，来电人回答时，哈伽什开始工作。他的声音紧张时电话机亮红灯，不紧张时电话机就亮绿灯。推销哈伽什的广告词是这样说的：“绿灯亮表示来电人不紧张，他说的话是真话。”换言之，用了哈伽什电话机以后，来电人就不可能用颤抖的声音讲真话，也不可能用平稳的声音说谎——这样的想法无疑会使尼克松莞尔一笑。至少我们必须说，哈伽什给真实下的定义很奇特，但由于它非常精密、精致，所以它笃定会引起官僚主义者的赞赏。对标准牌号的智力测验的定义，也可以做相同的评价。实际上，智力测验的工作原理和哈伽什一模一样。你把铅笔连接在一位年青人的手指头上，问一些重要的问题，根据他的答案，计算机可以准确计算大脑的智能。[1]

谢天谢地，哈伽什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当然我不可能知道原因。也许，它有性别歧视或文化歧视倾向，甚至不能准确计量声波的振动吧。说到机器时，技术垄断论最强调的是精准，可是它对机器里内嵌的理念，多半是不置一词，无论这个理念是多么奇特。

哈伽什销声匿迹了，然而其思想却保留下来，比如它幸存在所谓“测谎仪”里。在美国，警官、律师、公司执行官等人非常认真地看待这样的机器，公司负责人越来越频繁地坚持让雇员接受“测谎仪”检测。至于智力测验，它们不仅幸存下来，而且很兴盛，还有许多专业的测试前仆后继地涌现出来：天资测验、创造力测验、精神健康测验、性吸引力测验甚至婚姻兼容度测验。你也许会认为，两人共同生活若干年之后必定知道自己是否相处得好。然而技术垄断论却认为，这些主观形式的知识没有法定的地位，必须要由专家主持的测试来确定。毕竟，个人的判断是很不可靠的，充满晦涩，令人生疑，弗雷德里克·W. 泰勒早已提醒人注意其不足。测试和机器却没有这样的不足。哲学家或许会苦苦思考“何为真理”“何为智能”“何为美好生活”之类的问题。然而，技术垄断论却没有必要搞这种冥思苦想。机器勾销了复杂性、游移不定和晦涩模糊。机器运转神速，又标准化，且能够给我们提供看得见的、可以计算的数字。机器告诉我们，8个绿灯亮时，来电人说的是真话。就这么简单。它们告诉我们，智商136的大脑智力比智商104的大脑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魔术版本。

魔术之所以意味深长，那是因为它误导人的注意力。魔术唤起的是神奇的感觉，而不是理解。在技术垄断时代，我们陷入了机器神奇效果的重重包围之中，我们受到的鼓励是忽略机器里嵌入的理念。这就是说，我们对技术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视而不见。在本章和下一章里，我将举例说明技术如何指引我们去解析世界。

在考虑医疗技术的意识形态偏向时，我们首先列举几个相关的事实。美国和英国的预期寿命相同，可美国医生人均做的心脏搭桥手术却是英国的6倍，美国医生做的化验比法国、德国、英国医生多。美国妇女做子宫切除的可能性是欧洲妇女的两三倍，而且美国60％接受子宫切除术的妇女还不到44岁。美国医生人均做的前列腺手术多于欧洲任何国家的医生。美国做剖宫产的比率在工业化世界里领先——比其他国家高出50％~200％。美国医生不做手术而用药物做保守治疗时，他们用药的剂量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剂量都要大。他们用处方开的抗生素比英国医生多，患者可能有细菌感染时，他们一般会开抗生素。欧洲医生则与此相反，只有明确诊断感染是由细菌引起而且感染又严重时，欧洲医生才倾向于用抗生素。[2]和其他国家的医生相比，美国医生给病人做X光透视的人均数要多一些。在一篇检讨X光滥用的论文里，一位放射科医生发现的病例显示，有些病人一个人就做过50~100次X光透视，但实际上5次透视就够了。其他的调查证明，根据临床资料，几乎1/3的X光透视本来是可以不做或推迟做的。[3]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本章的其余部分塞满类似的统计数字和研究结果。也许，以下的警告是美国的医疗实践的最佳总结。

美国内医学会会长戴维·E. 罗杰斯在一篇致辞里说：

我们的干预更加透彻，却更加昂贵、更有风险。今天，经过三天的门诊之后，一位长者蹒跚步入医院，可能身体虚弱、不知所措、身体脱水、由于稽延而病情加重——这样的一幕并不异常。在医院里的前48小时里，一连串令人吃惊的化验和X光透视，已经使他精疲力竭了。[4]

凡是熟悉美国医疗的人，对这一切不会感到丝毫吃惊，因为大名鼎鼎的美国医学的特点是“富有进取性”。问题是为何形成这样的特点？这里有三个互相关联的原因，它们全都和医疗器械的强制使用有关系。第一个原因和美国国民性有联系，我曾经指出，这样的国民性非常亲近技术霸权。在《医学与文化》里，琳·佩耶尔对美国医学的进攻性做了这样的描绘：

过去好似无限量的土地资源产生这样一种精神：只要征服自然环境……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只有多用诊断手段寻找病因，并进行大胆的治疗，疾病才能够被征服，最好的办法是排除各种病因而不是增加患者的抵抗力。[5]

为了给自己的论断加上一点儿血肉，佩耶尔女士引用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6]的话，这段话通篇都是霍姆斯惯常的辛辣讽刺：

一个每四年就要闹一次革命的民族，发明了鲍威刀和左轮手枪的民族……坚持派出游艇、赛马和男儿在航行、赛跑、拳击和棋赛中打遍天下的民族，除了“英雄”壮举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感到满意的呢？在星条旗飘扬的地方，90克奎宁硫酸盐一口吞下，那值得大惊小怪吗？在国徽秃鹰的嘶鸣声中，三打兰[7]（180颗）的甘汞一口吞下，有什么奇怪的呢？[8]

在这里，霍姆斯讥讽了咄咄逼人的精神。早在美国革命之前，本杰明·拉什[9]医生就对这种精神推波助澜，他或许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医生。他认为，有些医生是医学发展的拦路石。他们“治病时，过分依赖自然的威力”。他尤其抱怨希波克拉底[10]及其传统，称之为妨碍医学发展的过失。拉什治疗黄热病相当成功，治疗办法是大剂量的水银、通便和放血。（他的成功大概是因为他治疗的黄热病人的病情并不重，甚至他们的病根本就不是黄热病吧。）拉什特别热衷于用放血术治疗，大概是因为他相信，人体的血量是25品脱，他估计的这个血量是人体实际血量的两倍多。按照这样的估计，他建议的放血量实际上可以达到人体血量的4/5。乔治·华盛顿[11]临终前的几天里，拉什本人并不在场；但在华盛顿临终的那天夜里，主治医师给他做的放血术总共有7次。无疑，这和他的死亡有关系。请注意，这一切离哈维发现人体血液循环已经过去153年了。

姑不论当时的医学知识，且说拉什这位强有力的实干鼓吹者。他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这进一步说明了他富有进取性的秉性。他要医生和病人相信，美国人的疾病比欧洲人的疾病难对付，需要大胆用药。“绝望的重病需要大胆的治疗。”这是19世纪美国医学杂志里常见的一句话。美国人认为欧洲人的治疗不温不火、消极被动，甚至优柔寡断；相反，他们勇于接受疑难重症的挑战，所以迫不及待地接受拉什的影响；他们接受干预疗法，不听天由命，采用最大胆的治疗方法。正如佩耶尔先生所云，那时的理念是征服新大陆和疾病，因为气候和有害的动植物毒化了这个大陆。

于是，自滥觞之日起，美国医学就迷恋新技术。技术绝不是中性的，技术是武器，要用来征服疾病。美国医学盼望的武器不久就问世了。最早发明（不妨说是发现）的医疗器械是1816年法国医生雷奈克[12]发明的听诊器。这一发明问世的环境值得一提。

雷奈克在巴黎的内克尔医院工作，一天，他正在检查一位心率紊乱的女青年。他尝试用叩诊和扪诊（手压在病症部位以探查内脏），但那位病人太胖，没有效果。接着，他考虑用听诊（耳朵贴在病人胸部去听心跳），然而病人的年龄和性别让他望而却步。他突然想起来，固体传导的声音会被放大，于是他卷了一个纸筒，把纸筒一头贴在病人胸部，另一头贴在自己的耳朵上。好啦！他听见的声音清楚而分明。他后来写道：“从那一刻起，我就想，环境条件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手段，使我们能够判断心脏的器质和功能，而且能够判定胸腔器官的各种声音。”雷奈克着手改良这个器械，最终确定用一个木质圆筒，并且把器械定名为听诊器（stethoscope），这个词由希腊词“胸腔”（stetho）和“观看”（scope）组成。[13]

尽管听诊器很简单，但这个发明的用途却非同寻常，在确诊肺结核上尤为有用。许多胸腔疾病再也不会紧锁深藏：用上听诊器之后，医生仿佛能够在病人活着时就进行解剖了。

然而我们不能假定，所有的医生和患者都热情接受听诊器。病人看见听诊器时，常常会感到害怕，心里立刻把听诊器和手术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时只有外科大夫才用听诊器，内科医生是不用听诊器的。反对用听诊器的意见有几种，大大小小的都有。小的反对意见是携带不便，为了解决携带的问题，有些医生把听诊器交叉起来戴在大礼帽里，但这种办法有时会造成哭笑不得的难堪。比如，有人指控一位爱丁堡医学院的学生，说他在打雪仗的时候携带危险的武器，原来是他的听诊器从大礼帽中掉出来了。另一个不大不小的反对意见是内科医生提出的。他们说，如果使用听诊器，病人会把他们误认为外科大夫，因为在病人的心目中，外科大夫不过是工匠而已。内科医生和外科大夫的区别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完全有利于内科医生，内科医生的聪明才智、医学知识和医疗洞见深受病人钦佩。哈佛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始终对医学的进取锋芒抱怀疑态度，这并不出人意料。他反对过分热心地使用听诊器，他以惯常的辛辣，写了一首滑稽歌谣《听诊器之歌》（The Stethoscope
Song），讥讽一位内科医生的几次误诊，因为小虫子在他的听诊器里安家了。

另一个严肃的反对意见也是内科医生提出的，几百年来，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在医学的技术器械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他们说，在病人和医生之间横亘医疗器械会改变医疗实践；传统的诊断方法是询问病情、认真记录、仔细观察外表症状，如果让听诊器横插一杠子，这些诊断方法就会日益显得无关紧要了。医生会失去仔细检查的能力，越来越依靠医疗器械而不是经验和洞见。斯坦利·约尔·赖瑟尔在《医疗与技术统治》（Medicine and the
Reign of Technology）中，就听诊器和印刷机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做了详细的比较。他认为机印书使人拉开距离、客观地思考问题。同样，听诊器——

造就了客观诊断的医生，他拉开距离，不卷入病人的经验和感觉，走向比较若即若离的关系，和病人的关系比较远，和病人体内所有的关系则比较近。他不受病人动机和信念的干扰，听诊器能够帮助医生从病人体内的声音做出诊断；医生听见这些声音，相信这些声音是客观的、没有偏向的，表现了身体的病变。[14]

上述文字表达了听诊器促成的两个重要观点：（1）医学是研究疾病的，而不是研究病人的；（2）病人所知不可靠，机器所知才是可靠的。

听诊器本身不可能使这样的观点挥之不去，尤其是在遭到反对的情况下；即使在美国，听诊器也遭到医生的反对。医生接受的训练，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使他们对横亘在医患之间的机械器材持反对的态度。然而，每当一种新器械进入医生的武库后，这两个观点都会被放大。检眼镜（1850年由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发明）使医生能够看到眼球里的情况，喉镜（1857年由波兰生理学教授约翰·查尔麦克［Johann Czermak］发明）使医生能够检查喉腔和鼻腔，X光（1895年由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开发）可以穿透脏器，但不能穿透骨骼。伦琴写道：“如果把手放在荧光屏前，阴影显示骨头，周围组织则比较模糊。”他能够把这种效应再现在感光版上，他拍摄的第一张人体X光片是他妻子的手。

在世纪之交，医学稳步走上了几乎完全依靠技术的道路，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发明了化验室并发现抗生素之后，医疗实践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直接与患者交流，以患者的主诉为诊断的基础，同时根据医生的询问和观察。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通过体检直接与患者的病体交流，同时使用仔细挑选的一些技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征是：通过医疗器械间接与患者的经验和身体交流。在这个阶段，我们看见病理学家和放射学家之类的专家涌现出来；他们解释技术信息的意义，这些专家和患者没有丝毫的交流，他们只和组织、照片打交道。医疗实践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医生往往丧失了上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技能和洞见，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赖瑟尔把他这个意思小结如下：

由此可见，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医生不知不觉间逐渐放弃了对主观症状的倚重，也就是放弃了对患者的主诉的倚重，毕竟病人主诉是不令人满意的，取而代之的是医生对技术证据的忠诚，也就是对机器报告的忠诚。于是，他们用一种片面的观点取代了另一种片面的观点。医生越来越多地使用诊断设备，他们和患者越来越隔膜，他们和患者的交流是间接的交流，中间隔着机器和专家的屏障。与此同时，医生越来越失去对诊断过程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疏远了患者，和自己的判断也渐行渐远了。[15]

现代医生和自己的判断渐行渐远，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借用一位医生说的话来说明这个原因。他善于检查患者，评估患者病史，他说：“凡是头痛的患者都想要并期待作CT扫描。”他又说，在他嘱咐的CT扫描里，大约60％是不需要做的，既没有临床依据，也没有主诉的根据。那么医生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检查呢？这是为了防备吃医疗官司。换句话说，医疗实践转入了完全依赖机器生成信息的阶段，患者也进入了这样的阶段。简而言之，如果医生没有用尽一切可能的技术资源包括药物，如果患者没有得到一切诊疗手段，患者就不放心，医生就容易受到无能的指控。使情况复杂的是，现在的医患关系干巴巴的，和100年前的医患关系反差强烈，患者对医生没有亲近和同情的感觉，打官司时就没有碍手碍脚的顾虑。况且，医生从保险公司获得补偿的根据是他们做了什么检查，而不是他们在患者身上花费了多少时间。非技术性的医疗工作是耗时的工作。给头痛病人做CT扫描比较有利可图，花费大量时间了解患者的病史和病症就很不合算了。

这一切的后果是，即使谨慎和选择性的医疗技术手段也难以实施，因为经济上无利可图，而且业务上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现行文化的组织方式注定要支持凭借技术手段的医疗工作，文化的各个要素都有这样的倾向，包括法院、官僚主义、保险体系、医生的培养、患者的期待，等等。治疗方法多样的局面不复存在，只剩下一种方法——技术方法。如今，界定医疗能力的因素是用于治病的机器的数量和种类。

已如上述，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合力造成了医务界技术垄断的局面。美国国民性偏向于咄咄逼人的进取性，很容易适应医疗技术，此其一；19世纪的技术统治论执着于发明，充斥着进步观念，完成了一连串令人惊叹的发明，此其二；美国文化完成了重新定向，使技术进取笃定成为医疗实践的基础，此其三。技术主导医学形成的观念可以这样来概括：大自然是难以驯服的敌人，只能够用技术手段来征服；解决技术方法产生的问题（医生叫作“副作用”）只能进一步依靠技术（众所周知的一个笑话说，一种令人莞尔的新药不能治病，却有有趣的副作用）；医疗实践必须把重点放在疾病上，而不是患者身上（因此可以说手术或治疗是成功的，但患者死了）；来自患者的信息不能够像来自机器的信息那样去认真对待，自然就产生这样的结果：医生根据洞察力和经验做出的诊断价值不高，比不上医疗机械计算结果的价值。

这样的观念会促成更好的医学吗？在某些方面是肯定的，另一些方面却未必。有时答案是“对”。如果你想到的是医生用激光摘除白内障，快捷、无痛而且安全，你的回答就是“对”。另一种情况是：医生用腹腔镜摘除胆结石，只需在腹部扎一个小孔，把腹腔镜伸向病变部位，然后再在胆囊上扎一个小孔，就无须在腹部切口了。当然，倾向于回答“不”的人可能问：有多少胆囊切除术是因为用了腹腔镜才做的呢？这个问题是关键所在。

请考虑剖宫产手术。如今大约1/4的美国人是剖宫产出生的。凭借现代技术，美国医生现在成功接生的婴儿过去是可能会死去的。霍罗维兹大夫在《照看好你的医疗命运》（Taking Charge of
Your Medical Fate）里说：“……剖宫产的目标是改善处境危险的胎儿的生存机会，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16]但剖宫产是手术，当它被当作日常的分娩手段时，就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必要的危险，因为孕妇剖宫产的死亡率是阴道顺产死亡率的两三倍。换句话说，剖宫产可以而且的确拯救了有生命危险的胎儿；然而，如果由于其他的原因而施行剖宫产，比如为了医生或母亲的方便而做的剖宫产，却对健康甚至生命构成了不必要的威胁。

再举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为了清理堵塞的动脉，减少中风的风险。1987年，10万多美国人做了这种手术。现已肯定，心脏搭桥手术的风险超过中风的风险。再引霍罗维兹的话说：“换句话说，搭桥手术致死的人可能会多于中风致死的人。”[17]另一个例子是，每年因为胸部和牙齿X光透视而患癌症的人大约有78万。有人估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放射性诱发的癌症病例将达到234万。[18]

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即是，多得令人吃惊。为了公允，关于技术在美国医学里有何价值的问题，最好是这样来表述：倘若美国医学并非这样完全倚重技术，倘若它能够摆脱技术欲罢不能的心结，美国医学会不会好一些呢？我这里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对”。比如我们知道，哈佛大学医学院1984年的医学报告（没有奥威尔《一九八四》那种反乌托邦的反讽调子）显示，仅纽约州就有3.6万次由于疏忽大意而引起的医疗事故，其中的7000例导致死亡。报告并未指明什么样的疏忽导致死亡的具体数字，但其中的例子有医生不问患者过敏史而用青霉素的情况。我们可以设想，许多死亡事故涉及粗心的处方、不问病史，还包括不必要的手术。换句话说，（由医师不当治疗诱发的）医源性事故已经成为医务界的严重关切，患者更担心这样的事故。医生感到被拘束、受支配的压力，因为客观的氛围要求他们使用一切可能的技术。报告认为，美国的手术很可能40％都不是必需的；患者更有理由因此而感到忧心忡忡。马丁·韦兹（Martin Weitz）在《医疗卫生令人震撼》（Health Shock）里转述约翰·麦金利（John McKinlay）的统计数字说，美国每年由于手术事故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每年死亡的人数。早在1974年，参议院的一份调查报告就指出，美国医生每年所做的不必要的手术高达240万例，手术致死者多达1.19万人，费用多达39亿美元。[19]我们还知道，尽管技术先进（很可能正是由于其先进），美国的新生儿存活率在世界上仅排名在第14位，美国医院是国内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这样说并不夸张。凡是医生罢工的地方，新生儿死亡率都会下降，这种情况也有人做了详尽的描述。

可以肯定，技术对医疗实践的控制，很少有医生会感到满意。许许多多的患者因为技术对医疗的控制而受到严重的伤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并不是中性的因素：医生不仅使用技术，而且被技术利用。第二，技术产生对人的强制性要求，同时还产生广泛的社会系统来贯彻其强制性要求。第三，技术重新界定医生的身份，使医生的注意力重新定向，对医生看待病人和疾病的观点进行重构。

和一些广为人知的疾病一样，技术统治问题的出现有一个缓慢的过程，起初是难以觉察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制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制造商的影响也日益增强。随着医生培训制度的变化，患者的期望值也发生变化。随着手术方法的增加，看似必需的诊断方法也相应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什么诊疗手段正在被人放弃呢？这个问题享受不到优先的地位，甚至根本就提不出来。时代精神把这个问题放在令人生气和毫无意义的两个范畴之间。在日益增强的技术垄断论的影响之下，人们已没有时间或没有意向去议论技术垄断的弊端了。

[1]我不敢肯定哈伽什公司（Hagoth Corporation）是否仍然存在，但为了证明曾经有这个公司，特向读者告知我知道的地址：85 NW Alder Place, Dept. C, Issaquh, Washington, 98027.

[2]这一系列资料见Reiser或Payer的书。

[3]Reiser, p. 160.

[4]Ibid. , p. 161.

[5]Payer, p. 127.

[6]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美国医师、幽默作家，以“早餐桌上”的文明系列小品文而闻名，哈佛医学院院长，著有《早餐桌上的霸主》等。

[7]打兰（dram）：重量单位，1打兰等于1.772克。

[8]Ibid.

[9]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1745—1813）：美国医生、政治家、教育家，《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主张废奴，同情智障人士，著有《化学大纲》《精神病的研究与观察》。

[10]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前377?）：希腊名医，“医学之父”，奠定医学科学基础，存世的著作有《希波克拉底文集》。

[11]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年在任）。

[12]雷奈克（René Théophile Hyacinthe Laēnnec，1781—1826）：法国医师，听诊器的发明者，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

[13]关于雷奈克发明听诊器的有趣描述，见Reiser的书。

[14]Reiser, p. 38.

[15]Ibid. , p. 230.

[16]Horowitz, p.31.

[17]Ibid. , p.80.

[18]转引自Inlander等的书，第106页。

[19]转引自上书，第113页。

第七章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如今，美国技术垄断文化已经迫不及待、莽莽撞撞地接受了计算机，正如它拥抱医疗技术一样。这一事实不容否定。这也许是势之必然，但很不幸则是确定无疑的。这并不是说，计算机在符号美景中大煞风景，而仅仅是说，像医疗技术一样，计算机篡夺了文化的威力，把特定的心态强加于人，所以专注于人的文化原本是想要谢绝它的。因此，检讨嵌入计算机技术里的理念，值得我们一试。当然已经有人做了尝试，约瑟夫·魏泽堡[1]尤其值得一提。他的大作《计算机威力和人的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是不可或缺的必读书。不过和任何人一样，他遭遇到一些困难，因为计算机具有所谓“普适性”：（1）计算机的用途多得数不清；（2）计算机整合进了其他机器之中，因此我们难以将计算机技术推进的理念从其他机器里分离出来。比如，计算机和听诊器截然不同，听诊器只能在有限的场合发挥有限的作用。有人说，保险箱窃贼用听诊器来探查保险栓，除此之外，只有医生才用听诊器。然而，人人都用计算机，或被计算机利用，而且计算机的用途似乎是没有尽头的。

姑不论电子文档、电子数据表和文字处理等著名的计算机功能，计算机创新甚至奇异的用途清单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我的面前放着《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它告诉我们计算机如何辅助水族馆设计师仿照过山车设计水滑道，如何获得8英尺（约2.4米）高人造浪的效果。[2]我记得另一篇文章讲如何用个人计算机在公司董事会会议上发言。[3]还有一篇文章谈计算机制图帮助陪审员牢记证据。《诉讼学》（Litigation Sciences）杂志计算机制图部的负责人格雷戈里·马扎雷斯（Gregory Mazares）说：“我们是习惯电路、聆听、视觉取向的人，陪审员则倾向于相信眼睛看到的材料。这种技术使信息简约，避免大量信息突发给人的轰炸，使陪审团能够集中注意力。”[4]马扎雷斯先生帮助习惯电器的人牢记信息，富兰克林计算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莫顿·戴维（Morton David）出版电子版《圣经》，使人以闪电般的速度检索《圣经》里的任何词语。（顺便说明，“闪电”一词在新国际版《圣经》里出现42次，在钦定版《圣经》里出现8次。如果你想检索这个词，你可以在几秒钟内得到这个结果。）戴维满脑子这样的事实，所以他说：“我们的技术产生的重大变化堪与谷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媲美。”[5]还有一篇文章谈计算机用于投资决策，其功能包括设计各种“万一……如何”的情景，不过，该文没有提这些方案的准确性。[6]在《技术评论》（Technology Review）里，我们发现描写计算机如何辅助警察确定求助人所在位置的一篇文章；文章预言在不久的将来，警察就能够在刹那之间得到求助者的大量信息，并判断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认真对待来电人的诉求。

你也许会问，查尔斯·巴贝奇[7]在1822年（雷奈克发明听诊器之后6年）宣告，他发明了一种可以完成简单算术题的机器时，他是否想到以上可能性。也许是吧，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那台机器，就马上着手去造一台更加雄心勃勃的机器，以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但这一台机器也半途而废，到1833年，他竟然把自己的计算器研究计划束之高阁，另起炉灶去搞一台可以编程的机器，这台机器成为现代计算机的先驱。他构想的编程机也没有完成，不久它就演变为用穿孔卡操作的机器，这是由法国纺织机演变而来的机器，纺织工人用这样的机器来控制织机上的经纬纱。

在以后的37年中，巴贝奇不断改进他的编程机，每一个新的设计都胜过前一个设计。[8]有一阵子，他突然意识到，数字运算的机械化使他掌握了一种操纵非数字符号的手段。如果说巴贝奇的洞察力堪与希腊人公元前3世纪发现字母表化（alphabetization）的原理相比，那并非牵强附会。所谓字母表化是这样一个原理：字母可以从其声音功能剥离出来，用作信息分类、储存和检索的系统。总之，有了这个洞见之后，巴贝奇就能够思考设计“智能”信息机的问题，虽然当时的机械技术还不足以实现这样的想法。然而，他离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计算机还有一些时日；现代计算机的发明还要等待多种进一步的发现和发明，包括电报、电话、布尔代数、以继电器为基础的电路，直到产生克劳德·香农[9]创造的数字逻辑电路。今天，没有修饰语的“计算机”通常指的是约翰·冯·诺伊曼[10]在20世纪40年代发明的那种计算机。在此之前，computer指的是做机械运算的人（与早期typewriter的用法相似）。后来，计算从人手转移给机器，computer这个词也由指机器转向指人，由于冯·诺伊曼计算机的威力，这个转移就加速完成了。

当然，数字计算机发明之后，事情很清楚，计算机能够在某种意义上执行所谓“智能”的功能。1936年，伟大的英国数学家阿伦·图灵[11]证明，人能造出完成许多实际功能的机器，像人一样能解答问题的机器。图灵宣告，如果机器能够通过打印的信息与人交换思想，如果它支持会话的目的，这台机器就可以叫作“智能”机器。在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建的初期，约瑟夫·魏泽堡编制了一个“伊莉扎”（ELIZA）的程序，这个程序证明，满足图灵试验的智能标准是非常容易的。对一个含有专有名词“某某”的问题，该程序的回答是：“您为什么对‘某某’感兴趣？”机器的回答里包含了这个专有名词，还用了一个问号。换句话说，它能够把陈述句的语序颠倒过来，构成一个疑问句，以寻求有关那个陈述句里某个词的更多的信息。由此可见，“伊莉扎”这个程序很像卡尔·罗杰斯[12]那样的心理学家，至少相当于一位友好的、收费不多的治疗师。有些使用该程序的人难以相信，他们只不过是在和一台机器对话。实际上，制造出一台图灵机之后，约瑟夫·魏泽堡最终把该程序从计算机网络中分离出来，神奇的效果促使他完成《计算机威力和人的理性》。该书考问人工智能研究者的研究计划，考问这样的设想是否合理：凡是计算机能够做的，计算机都应该做。它还考问这样的路子：按照人们对世界的解释去研究计算机的影响——也就是计算机的意识形态，我将转向这个问题。

戴维·波尔特[13]著《图灵人：计算机时代的西方文化》（Turing’s
Man: Western Culture in the Computer Age），这个书名最充分地表达了计算机传达的理念。这个书名当然是比方，类似于所谓“谷登堡人”，即从16世纪起到不久前那个时代的人。波尔特所谓图灵人对计算机的主要兴趣是计算机的实际功能，他认为计算机就像一本书，但他主张，图灵人是我们时代一种占支配地位的隐喻；图灵人暗示人与信息、工作、权力和自然的关系，我们借这个隐喻对时代进行界定。我们最好用以下方式描述这个关系：计算机把人界定为“信息处理器”，把自然定义为信息处理的对象。总之，图灵人的比方传达了一个根本的信息：人是机器——虽然是思考的机器，但终归是机器。由于这个原因，计算机是技术垄断论典范的、无与伦比的、近乎完美的机器。计算机把我们有关自然、生物性、情感或精神的主张置于从属地位。它凌驾于一切人类经验之上，展示它的“思考”功能胜过我们的思维能力，借以支持它君临一切的主张。实际上，马文·明斯基[14]对人工智能表现出近乎狂热的歇斯底里，他说：芯片“大脑”的思维能力令人望而生畏，“如果我们走运，人工智能的大脑会把我们当作‘宠物狗’”[15]。约翰·麦卡锡[16]断言：“即使简单如恒温器的机器也可以说有信念。”哲学家约翰·塞尔[17]提出一个平淡的问题，麦卡锡却做了一个不平淡的回答：“我的恒温器有三种信念（beliefs）——这里太热，这里太冷，这里不冷不热刚刚好。”[18]

这个回答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给“信念”这个词下了一个新的定义。这句话摈弃了过去的观点：人具有内在的心理状态，内在的心理状态是信念的基础。它提出相反的观点：“信念”只不过是某人某物的所作所为。这句话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模拟一个想法相当于复制这个想法。最重要的是，这句话摈弃了这样一个观点：精神活动（mind）是一种生物现象。

换句话说，这里的隐喻已然发狂。起初的隐喻是，人在某些方面像机器；稍后走向的命题是，人几乎就是机器；最后达到的命题是，人就是机器。正如麦卡锡所云，最后的结论必然是这样的结论。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我们可以制造出模拟人的智能的机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是必然的走向。这种思路最意味深长的后果是它代表的还原主义。但魏泽堡竭力提请大家注意，人的智能是不能移植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的智能得天独厚，有一个生物性根基，有一种难以触摸的精神生活；机器能够在某些有限的方面模拟人的精神生活，但绝不可能复制人的精神生活。机器不可能感知，同样重要的是，机器不可能理解。“伊莉扎”能够问：“你为什么很为你母亲担心？”这个问题可能正好是治疗师的问题。但机器本身并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甚至不知道这个问题还有意义。（当然，可能有些治疗师也不知道这句话的意义，他们只不过是按部就班、习以为常、漫不经心地问问而已。如此，我们就说，他们的动作像机器。）使人脑独步天下的是意义，而不是说话。我这里使用的“意义”指的是，人表达的意义大于符号相加产生的结果，超越了至少两个人共享的符号所指。我的理解是，意义还包括所谓情感、经验和感知，这些东西不必用符号来表达，有时还不可能用符号来表达。尽管如此，情感、经验和感知还是“有意义”。如果没有具象的符号，计算机只不过是一堆垃圾。虽然用机器复制人脑功能的追求自古以来就有根基，虽然数字逻辑电路赋予这种追求一个科学的结构，然而，人工智能没有也不会产生能够创造意义、具有理解力和情感的动物，人就是这样的动物。

这一切似乎一望而知，然而人作为机器（或机器作为人）的比方还是很强大，这个比方肆意入侵我们日常的语言。人们常常说给自己“编程”或“消除编程”，把大脑说成是“配线的硬件”，能够“检索数据”。把思维当作单纯的信息处理和编码，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也许最令人心寒的例子是，我们的语言大量吸收“人作为机器”的比方，因而落入陷阱。这种情况起始于1988年11月4日。那一天，ARPANet网的计算机慢如蜗牛，塞满了无关的数据，后来竟完全堵死。问题很快传遍美国和海外的6000台计算机。起初的猜想是，一个软件编程寄生在其他编程上，这种情况被称为“病毒”（又一个人—机比方）。后来查明，入侵者是一个自足的程序，显然是用来使计算机瘫痪的，“蠕虫”这个名字由此而生。但技术上误用的“病毒”一词保留下来，原因无疑是它耳熟能详，和人有关系。雷蒙德·戈兹分析大众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描写，他发现报纸的评论用了大量的人—机比方：计算机受到“感染”，病毒有“剧毒”和“传染性”，正在对受感染的计算机进行“隔离检疫”，正在努力给网络“杀毒”，程序师希望开发“疫苗”，让计算机“预防”新的攻击。[19]

这种语言不仅是生动如画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它还反映了人在人—机关系感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果计算机可能患病，那它也能够保持健康。只要健康，它们就能够做到思路清晰、正确决策。言下之意是，计算机有意志、意向和理性，也就是说由于计算机的决策，人的责任就减轻了。通过一种形式上的语法点金术，“我们用计算机计算”就变成了“计算机计算”。如果计算机计算，那么它也可能“下决心”误算，甚至拒绝计算。银行出纳员说无法告诉你户头上的余额，因为“计算机出故障了”，他的意思就是计算机误算了或不算了。言下之意当然是，银行里的职员谁也不负责。计算机出错、疲劳或生病了，为什么怪罪人？我们可以把这种思路叫作“动因迁移”（agentic shift），这是我向斯坦利·米尔格兰姆[20]借用的术语，其意思是，人把某一结局的责任从自己身上迁移到一个抽象的媒介身上。[21]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放弃了控制权，放弃对计算机的控制而不感到非常后悔；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去追求误导人的目标甚至是非人性的目标，因为计算机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或者说我们幻想计算机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

有的时候，各种机器呈现出人的一面，甚至是超人的一面。也许，我听见过的最荒唐的话是我的一位学生说的话。有一天天气闷热，我们的教室没有空调。有人告诉他，温度计显示98华氏度，他应声说：“难怪这么热！”这句话使天气脱身，于是天气对室内的温度就不承担责任了。只要温度计规规矩矩工作，我们就觉得舒服。但计算机的“人性”远远超过温度计，且几乎胜过任何技术。和大多数机器不一样，计算机不是进行工作，而是指导工作。正如诺伯特·维纳[22]所言，计算机是“指令和控制”的技术，如果没有可供计算机控制的东西，它就没有价值。计算机对官僚主义者至关重要，其原因就在这里。

官僚主义者拥抱技术，这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技术制造的错觉是，决策似乎在官僚主义者的掌控之中。表面上看，计算机有智能，且不偏不倚，所以它几乎有一个充满魔力的倾向：把人的注意力从履行官僚主义职能的人转移到它自己身上，仿佛它就是真正的权威源泉。用计算机武装起来的官僚主义者是我们时代未获承认的立法者，成为我们可怕的负担。我们不能够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倘若阿道夫·艾希曼当时说，把犹太人送进焚化炉的不是他，而是一批计算机，他就可能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了。

在我的学术生涯里，虽然（或由于）我做“行政工作”比较晚，我还是常常感到惊诧，人们竟非常顺从地接受如下的解释：“计算机显示……”或“计算机断定……”。这就是“此乃神意”的翻版，就是技术垄断论的语言。两种版本的效果差不多。你们不会感到奇怪，我很少诉诸这类骗人的把戏。但有时我被逼到墙角无路可走时，也不得不让步投降。至今无人回答说：“（计算机搞的是）垃圾进，垃圾出。”这种完全不设防的态度有一种卡夫卡[23]式的荒诞味。在他的小说《判决》（The Trial）里，主人公约瑟夫·K被控有罪，至于什么性质的罪，谁提出指控，他本人却浑然不知。计算机把我们太多的人变成了约瑟夫·K式的人。计算机常常成为不知名的原告，这位原告不会透露指控的信息源，法官也不会要求它提供信息源。计算机已经做出宣判，表面上看似乎就足够了。至于谁给计算机输入数据，为何输入这样的数据，为谁提供方便，以什么预设为根据，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省略掉，无人去关心了。

不仅个人事务里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公共决策里也有这样的情况。五角大楼、税务署和跨国公司等大型机构告诉我们，它们检测的依据是计算机生成的答案；一般地说，这足以使我们心安理得、安然入睡。无论如何，这样的决策过程使我们不至于抱怨或控诉。计算机强化了官僚机构，压抑了追求重大社会变革的冲动，至少是产生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魏泽堡写道：“人们已经多次宣告计算机革命的来临和计算机时代的成立，然而如果用革命胜利产生的社会变革来衡量革命胜利的话，那就可以说，没有发生过计算机革命。”[24]

计算机使政治、社会和商务机构实现自动化运行，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机未必使这些机构提高效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使人不注意是否必需这些机构，如何改进这些机构。大学、政党、教派、司法审理、公司董事会并不会由于自动化而改进工作。它们只不过更加吓唬人，更加技艺化，或许还多了一点点权威，然而它们的预设、理念和理论里的缺陷却会原封不动。换句话说，在生成激进而重大的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上的威力方面，计算机技术尚未接近印刷机的水平。如果印刷机像大卫·理斯曼[25]所谓的“思想炸药”，那么计算机只不过是思想的滑石粉而已，因为它的性能仅仅是掩饰我们不令人满意的机构和思想。

我不想走魏泽堡那么远；他说计算机仅仅是完成非重要功能的精巧设备，计算机革命是胡说八道的大爆发。也许，他这个评判将来需要修正，因为计算机是有无数用途的技术，用西摩尔·帕珀特[26]的话说，计算机是像海神普罗透斯[27]一样多变的机器。比如，你必须注意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在虚拟现实里的意图。如果你布置一套微型的眼睛般的屏幕，你就可以屏蔽真实的世界，到模拟的三维世界里去移动，这个世界的景观会随着你脑袋的动作而变幻。蒂莫西·利瑞[28]热衷于虚拟现实，这并不意味着虚拟现实有一个建设性的未来。然而谁知道呢？也许，对那些无法对付真实世界的人来说，虚拟现实提供的治疗胜过“伊莉扎”软件吧。

我们能够看清的是，迄今为止的计算机技术加强了技术垄断的根基，使人相信技术革新等于人类进步。技术垄断的盘根错节靠的是几个互相联系的观念。

已如上述，技术垄断放大了人作为机器和机器作为人的比方，而且到了超越理性的程度。顺便说明，我并不断言，计算机技术是这个比方的始作俑者。你可以在医学里察觉这个观念：医患双方都相信，人就像机器一样，由零件组成，零件有缺陷时可以用机器配件来替换，新的配件和原有配件功能相同，不会损害其余的零件，甚至不会影响其他的零件。当然，这个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行得通；然而，既然人不是机器，而是生物有机体，人体器官互相联系，而且深受心态的影响，人好比机器的隐喻在医学上就有严重的局限，就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把这个机械比方用到产业工人头上时也可能产生类似的后果。现代工业技术之成立是依靠这样一个观念：机器由可以分离、互相替换的部件组成。但在组织工厂的过程中，工人也被视为可以分离、互相替换的部件，于是工厂就产生了深刻的异化和深沉的苦难。这就是卓别林《摩登时代》电影要表达的主题，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比方办事情太过火，那就会造成心理创伤。计算机不同于一般的机器，由于它“思考”，而不是工作，所以它强化机械比方的威力无与伦比，它对技术垄断论来说价值连城。技术垄断论依靠我们这样一个信念：我们像机器一样工作时就处在最佳状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我们可以委托机器代理我们工作。这些信念隐形的后果是，我们失去对人类判断力和主体性的信心。唯有人类能够观照全局，看到事物涉及的心理、情感和道德层面，可惜我们让这个得天独厚的能力贬值了。我们相信机械运算的威力，用机械的威力取代了我们观照全局的能力。

由于计算机常见的运行机制，它过分倚重交流的技艺程序，它给人提供的实质内容很少。除了电光之外，计算机最能够说明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警语“媒介即信息”，在这个方面，再也没有比计算机更典型的技术了。计算机几乎全是过程。比如我们可以说，伟大的“计算机使用者”是不存在的，而伟大的作家、画家或音乐家却比比皆是。不错，有“了不起的程序”和“了不起的程序员”，然而，他们之所以了不起，仅仅是由于它们模拟人的官能时有聪明之举，或者是由于它们在运算、速度和容量上创造了新的可能性。[29]当然，如果戴维·波尔特此言不错，未来的计算机以一种新型书籍的面目出现，拓宽并丰富书写技术的传统，那倒是可能的。[30]既然印刷术替代手稿时创造了新的文学形式，所以电子书写创造新文学形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就目前情况而言，计算机技术的功能与其说是真正用于交流的新手段，不如说它是一种新的运输方式。它运输信息，大量、快速且多半以计算的方式运输信息。实际上，计算机实现了笛卡尔把世界数学化的梦想。计算机容易把事实转换为统计数字，把问题转换为方程式。这当然有用处（计算过程中揭示的模式一般容易忽略），但如果盲目应用于人的事务，它也可能牵制我们的注意力，带来一定的危险。计算机强调速度，能够生成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这也会产生干扰和危险。在特别的语境下，计算、速度和海量信息可能会天下无敌。然而，计算机技术的“信息”是全面的，它带有支配的性质。质言之，计算机体现的主张是，我们在个人和公共两个层次上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需要通过快速的信息检索来解决。我却认为，这显然是谬论。我们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技艺问题，而且问题也不是信息不足产生的。倘若核灾难发生，那不会是由于信息不足。人们死于饥荒，那不是因为信息不足。倘若家庭破碎、儿童受虐待、犯罪使市民恐惧、教育显得无能，那也不是信息不足产生的结果。数学方程式、即时通信、海量信息和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关系。解决这些问题，计算机是派不上用场的。

然而，由于计算机“无所不在”，它就迫使人尊敬它，甚至要忠于它，它主张在人类事务的一切领域扮演无所不包的角色。有人坚持认为，否定计算机在广阔领域里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愚蠢之举；可是这些人缺乏的正是保罗·古德曼[31]所谓的“技术的谦虚”，其意思是，要有全局意识，既不要断定、也不要妨碍技术的具体功能。诺伯特·维纳要人们警惕不够谦虚的态度，他说，原子弹发明之前，倘若数字计算机已经是常用工具，人们就可能说，没有计算机就不能发明原子弹。然而事实上，原子弹就是在计算机不普及的时候发明的。我们要提醒自己注意，不用计算机也可以做许多事情，这一点至关重要。

西摩尔·帕珀特的主张就值得我们注意。他希望学生能够认识世界，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能够学会如何创造知识。他的《头脑风暴》（Mindstorms）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计算机程序语言LOGO使之成为可能。然而，千百年来，优秀的教师在没有LOGO帮助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并不是说，即使经验丰富的老师妥当地使用LOGO语言，它也无助于事；但如果你要说，经验丰富的老师使用铅笔加纸张或言语写作，他的效果赶不上LOGO语言的效用，我就要表示怀疑了。

达拉斯牛仔队在橄榄球比赛中屡屡夺冠，有人就把他们的节节胜利归功于计算机在球员的评价和选拔中发挥了作用。但最近几年，达拉斯队只勉强胜了几场，人们就不再大肆鼓吹计算机了，可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计算机和赢球没有关系——从来就没有关系吧。有人会说，写明快、简洁而时髦的散文和用计算机做文字处理没有关系。有些学生不相信，不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还可以写出一手好文章，我却想说，用了文字处理机也未必能写好。

技术傲慢始终是技术垄断论的严重危险，因为技术垄断助长技术的傲慢。技术垄断论还助长麻木，使人看不到在获取新技能的过程中可能会丢失的技能。我们要记住不用计算机的情况下能够做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要提醒自己注意，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可能会失去什么，这一点同样重要。

我的面前有贝尔纳·洛维耳爵士写的一篇文章，他是英国焦德雷尔班克射电天文站的奠基人；文章说，计算机窒息了科学创新。[32]他记录了计算机运行提供遥远星系的详细情况，这样的发现令人震惊，他用轻松的笔调抒写了自己的敬畏之心。与此同时，他又忧心忡忡地说：“没有想象力的、专注于狭隘的计算机辅助的研究，和无拘无束地运用所谓奇缘佳运的研究正好是对立的，所谓奇缘佳运就是凭借诀窍或多或少偶然获得的良好效果。”他举例说明纪念碑式的偶然发现，断言这样戏剧性的发现风光不再；他担心，计算机是非常狭隘的信息过滤器，因而对奇缘佳运式的发现非常不利。当然，他并不“反对”计算机，只不过提出问题，要我们考虑其代价而已。

联邦航空局负责绩效研究的首席科学家克莱·弗里希（Clay Forishee）提出了同样的告诫。他怀疑，自动运行的商业飞机是否对飞行员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使他们在遭遇故障时不能做出创造性的反应。西北航空公司负责飞行标准的经理罗伯特·布利（Robert Buley）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让飞行员屈从于技术，我们就会失去（紧急情况下的）创新精神。”[33]

伊桑·卡茨（M. Ethan Katsch）在《电子媒介与法律变革》（The Electronic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w）一书里也表示担忧。他写道：“人们提倡在司法界用计算机化系统取代印刷品，纯粹是为了提高效率。”[34]他接着说，计算机几乎无限储存和检索信息的功能，对过去的判例构成了威胁，可人们对这样的威胁却浑然不知。他又说：“先例不多时，先例系统不是必需；先例过多时，先例系统又不能运转。”如果此话正确，即使是部分正确，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果呢？律师是否因此而不能挑选相关的先例呢？法官是否经常由于“先例过载”而困惑不解呢？

我们知道，完全依靠机器的医生失去了根据观察做出诊断的能力。我们不妨问，由于沉浸于计算机文化，我们还在失去什么其他的技能和传统呢？技术垄断论者不提这样的问题。提这类问题的人被称为技术悲观主义者、杞人忧天的耶利米[35]，甚至被贴上更难听的标签。我却认为，所谓悲观主义者浑身流露着对技术的谦恭态度，他们就像古埃及的法老塔姆斯。

[1]约瑟夫·魏泽堡（Joseph Weizenbaum，1923—2008）：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教授，发明“伊莉扎”（ELIZA）程序，著有《计算机威力和人的理性》。

[2]New York Times, August 7, 1990, C, p.1.

[3]Personal Computing, June 29, 1990.

[4]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4, 1989.

[5]Publishers Weekly, March 2, 1990.

[6]Bottom Line, June 15, 1989.

[7]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英国数学家、分析仪发明者，他的分析仪原理近似于现代计算机。

[8]关于计算机发展过程的简明读物，我推荐Arno Penzias, Ideas and Information:Managing in a High-Tech world。

[9]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1916—2001）：美国应用数学家，创建信息论，和韦弗（W. Weaver）合著《通信的数学理论》。

[10]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匈牙利裔美国数学家、量子物理学家，对数理逻辑、控制论和高速计算机的发展均有贡献。

[11]阿伦·图灵（Alan Turing，1912—1954）：英国数学家、人工智能之父，提出“图灵机”和“算法”的概念，为计算机科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12]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美国心理学家，首创以患者为中心的心理疗法，著有《患者中心治疗》《心理治疗与人格改变》等。

[13]戴维·波尔特（Jay David Bolter，1951— ）：美国计算机科学和应用专家，著有《图灵人：计算机时代的西方文化》《书写空间》《补救》等。

[14]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1927—2016）：美国人工智能专家，图灵奖得主，著有《知识表征框架》《心灵社会》《情感机器》等。

[15]转引自Hunt, M. , p.318。

[16]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1927—2011）：美国语言学家、计算机专家、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奖得主，著有《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数学理论》等。

[17]约翰·塞尔（John Searle，1932— ）：语言哲学家，著有《言语行为》《思想、大脑与科学》等。

[18]Searle, p.30.

[19]见Gozzi, pp.177-80。

[20]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1933—1984）：美国心理学家，以“服从权威试验”和“六度分隔理论”而著名，他的“服从权威试验”引起很大的争议，著有《对权力的服从》《电视与孤僻行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等。

[21]见Milgram的书。

[22]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1894—1964）：美国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控制论创始人，获总统勋章，著有《控制论》《人有人的用处》等。

[23]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作家，表现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城堡》《变形记》《判决》等，死后有《卡夫卡全集》问世。

[24]Weizenbaum, p. 32.

[25]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1909—2002）：美国社会学家，代表作有《孤独的人群》。

[26]西摩尔·帕珀特（Seymour Papert，1928—2016）：美国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教育信息化奠基人、人工智能先驱，发明了计算机LOGO语言。

[27]普罗透斯（Proteus）：希腊神话中能任意改变自己外形的海神。

[28]蒂莫西·利瑞（Timothy Leary，1920—1996）：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文化代表人物，研究迷幻药和虚拟现实。

[29]据《太阳杂志》（Sun）1991年3月号载，2岁婴儿兰斯·史密斯（Lance Smith）被誉为“电子游戏的莫扎特”。主要原因是，他玩Nintendo游戏得到的分值达到了天文数字，这是计算机能够达到的最接近于莫扎特天才的工艺水平。

[30]J. D. Bolter, Writing Space: The Computer, Hypertext and the History of Writing,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31]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1911—1972）：美国社会批评家、反正统文化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在荒谬中成长》《王城》《古德曼政论文集》等。

[32]Science Digest, June, 1984.

[33]两段引文均出自Raleigh, North Carolina, News and Observer, Sunday,August 13, 1989。

[34]Katsch, p.44.

[35]耶利米（Jeremiah）：公元前7—前6世纪的希伯来大先知，此处喻指悲观主义者。

第八章　隐形的技术

如果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一套难以意识到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又促使我们努力去描摹世界的形貌和条理，那么，我们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我们的语言。语言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教导我们事物的名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还教导我们什么事物可以命名。它把世界划分为主体和客体。它指明什么事件被当作过程，什么事件被当作事物。它教导我们时间、空间和数的观念，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观念。比如，在英语语法里，总是存在行为的主语、表示主语行为的动词和接受行为的宾语。这是一种咄咄逼人的语法，对那些认为世界仁慈的人来说，这样的语法是难以掌握的。这种语法使我们必然形成这样的世界观：事物互相推搡，且常常互相攻击。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对语言的运行都浑然不觉。我们深锁在自己语言的边界里；我们不知道，对于这些边界之外的人来说，对于和我们的语言截然不同的人来说，这个世界像什么样子。我们往往假设，人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看世界，无论其语言多么不同。只是在偶尔之间，这种幻觉才会受到挑战；对掌握两种以上截然不同的语言的人来说，由于这些语言截然不同的结构和历史，它们的意识形态是可以看出来的。比如，《读卖新闻》就引述1987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1]的话说，日语不利于培养科学研究里清晰而有效的理解。他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身份向远方的日本同胞说：“我们应该考虑改变我们在科学领域里的思维过程，努力用英语思维。”应该指出，他没有断言英语比日语好，他只是说就科学研究而言，英语胜过日语，也就是说英语（或其他西方语言）有一种日语不具备的意识形态偏向。我们把这种意识形态偏向称为“科学观”（scientific outlook）。如果说科学观对你和我都自然而然，那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使之如此。我们认为的推理是由我们语言的性质决定的。用日语推理和用英语、意大利语或德语推理，显然是不一样的。

简言之，就像任何重要的机器设备比如电视或计算机一样，语言有一个意识形态议程，我们往往看不见的议程。语言的议程深深地整合在我们的人格和世界观里，只有靠特别的努力，且常常要经过特殊的训练，我们才能够探查到这个议程。语言和电视、计算机不同，它不像是我们力量的延伸，而是我们是何人、像什么人的自然流露。这就是语言深刻的奥秘：因为它来自我们人体之内，所以我们就相信，它是世界直接、未经编辑、没有偏见、不带政治色彩的表现，它就是世界的真实面貌。与此相反，机器处在我们人体之外，显然是由我们制造的，所以机器可以被修正，甚至可以被抛弃；机器如何重新按照它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是容易看清楚的。在许多方面，一句话的功能很像一台机器的功能，在问句里我们最容易看出这个偏向。

为了说明我所指的意识形态偏向，我们举填空题为例。如果要得满分，你的回答必须要准确无误：

托马斯·杰斐逊卒于_______年。

如果把填空题改为多项选择题：

托马斯·杰斐逊卒于：（1）1788年；（2）1826年；（3）1926年；（4）1809年。

试问，这两个问题哪一个比较容易？我想你会同意我这样说：除非你知道杰斐逊去世的准确年代，两个问题都困难。然而，对我们大多数只知道杰斐逊大致生卒年代的人来说，第二个问题的安排使我们“知道”答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回答多项选择题时，学生总是比回答填空题“聪明”，即使两种问题题材的内容相同。即使最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不带偏向的，且不可能是不带偏向的。在这个语境下，我所谓的偏向不是常见的指责：某一场考试“带有文化偏向”。当然，许多问题可能是有文化偏向的。（比如，为什么要问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要问他哪一年去世呢？）

我的目的是说，任何问题的结构都像它的内容一样缺乏中性。问题的形式既可能使我们一路顺风，也可能使我们障碍重重。问题稍加改头换面，就可能产生相反的答案，正如以下故事所示。两位神父不能断定，是否可以允许抽烟和祷告同时进行，于是就写信请教皇给一个权威的裁示。其中一位神父的措辞是：“祷告时允许抽烟吗？”教皇的回答是不允许，因为祷告时应该全神贯注。另一位的措辞是：“抽烟时允许祷告吗？”教皇告诉他是允许的，因为任何时候祷告都是妥当的。一个问题的形式可能会使人看不见答案，然而一旦换用另一种形式，答案就清清楚楚、一望而知了。下面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可能有问题，但我认为其微言大义不会有问题。

立陶宛有一个小村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大问题。一种莫名其妙的疾病折磨着许多村民。大多数病人都必死无疑（虽然并非每个病人必死无疑），症状是陷入死亡一样的深度昏迷。当时的医术不像现在这样先进；当埋葬看来是妥当的时，人们却无从准确判断病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村民担心他们有几位亲属被活埋了，而且同样的命运也可能等待着他们。如何解决难以判定病人生死的问题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

一些人建议，棺木里储存丰富的食物和饮水，棺木上钻一个孔通气，以防备“死者”还活着。这花钱不少，但看来很值得。但另一些人想出一个花费较少、更加有效的主意：每一口棺材的盖板里面都钉上一根12英寸长的木棍，正对下葬人的胸口。于是，盖上棺盖的时候，一切的不确定性都不复存在了。

故事并没有挑明，村里人挑选了哪一种解决办法，不过他们的选择和我这里要说的目的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注意：不同的解决办法是由不同的问题生成的。第一种办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确定，我们下葬的人仍然活着？第二种解决办法回答的问题却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安葬的每个人都已经去世？

由此可见，问题就像计算机、电视、听诊器或测谎仪，因为问题和技术设备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指引思路、生成新思想、敬重旧观念、揭露事实或掩盖事实。在这一章里，我希望考虑这样一些机制：这些机制的功能像机器，但一般人并不把它们看作技术的组成部分。之所以我要读者注意这些机制，正是因为它们常常被人忽视。为了实用的目的，我们不妨把这些机制称为技术，或许它们是身披伪装的技术，但毕竟是技术。

除了语言之外，数学符号0也是技术，它最不像技术，但的确是技术。简要说明0有助于我们阐明稍后的其他技术例子。

0这个数字在10世纪从印度进入欧洲。到13世纪，它已经占领了西方人的意识。（古罗马人和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不知道0，不过到希腊化时期，巴比伦的数学家已经有类似的概念。）没有0就难以完成简单的数学运算，有了0就十分简单。倘若你需要尝试MMMMMM×MMDCXXVI这道乘法题，你就会确认我这种判断没错。不过顺便指出，有人告诉我，这个乘法计算是可以完成的，只是运算的过程太艰难，看起来不太可能由人来完成而已，中世纪数学家并没有忽略这一事实。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罗马数字的确被用于计算；没有证据表明，有人有意把罗马数字用来计算。为了计算，罗马数学家用的是算盘；从11世纪到13世纪，数学家之间展开了争夺，写罗马数字的人用算盘计算，写印度数字[2]的人用十进制计算，因为印度数字包含0。用算盘的人反对说，0记录的是10幂的缺失，罗马数字就没有这样的记录，所以0给罗马人的印象是哲理上或审美上令人不快的感觉。毕竟无论处在什么位置，0都会影响数值，而它本身却并无数值。它是符号的符号；从词源上说，它来自印地语的cipher，意思是“虚空”，含义是“无”。对用算盘计算的人来说，用记录“无”的符号纯粹是一个古怪的念头。我现在担心，我也可能站在他们一边。

我评述0这个例子有两个原因。首先，我要强调指出，0是一种技术，它使一些概念可能并容易形成；在没有它的情况下，一般人就无法理解这些概念。倘若它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它至少含有一个概念。我曾经在上文说过用字母或数字给学生的试卷判分，也提到希腊人完成字母表化的技术。这两个例子说明，和0的使用一样：符号就像机器，能生成新的心态，并生成关于现实的新概念。其次，0的采用，以及整个印度数字系统的采用，使精密的数学成为可能，最终产生了如今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技术：统计学。

统计学使大型的模式从隐形变为显形，使新的感知和现实成为可能。统计学在科学里的运用众所周知，所以无须我们特别评述，但有一点值得一说，倘若世界真如未来学家所言由亚原子粒子层次的或然性构成，那么统计学就成为描绘世界运作机制的唯一手段。事实上，物理学里的测不准原理就确定，在事物属性方面，物理学不能够超越统计学的预测。

实际上，物理学家之所以认为世界的性质是或然性的，那可能是统计学发明后产生的结果。另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是，统计学在多大程度上获准进入不属于它的领域？按照定义，技术垄断允许技术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自由驰骋，我们就可以设想，统计学的应用没有受到限制。我们这样的猜想是正确的。

也许，最滥用统计学的例子是弗朗西斯·高尔顿[3]的著作。他生于1822年，1911年去世，他有生之年正是技术发明最繁盛的时期。他可以被认为是技术垄断论的始祖之一。他还以“优生学”的创始人闻名。优生学这个术语就是他本人首创的，所谓优生学就是根据父母的遗传特征来安排婚姻家庭，以便生育最优良后代的“科学”。他相信，任何东西都能够计量，统计方法尤其是很好的技术，能够打开通向真知灼见的大门，对人的各种行为样式都能够了解。你看见电视上选美，看到美女们按照统计数字排序时，你应该记得弗朗西斯·高尔顿，他对数字有病态的浪漫情怀，是这种白痴形式的始作俑者。他不满意所谓“美人窝”那种笼笼统统的说法，于是就动手给不列颠群岛作了一张“美人分布图”。他告诉我们，他把自己在各地市井街巷看见的“女孩子分为吸引人、相貌平平和令人讨厌”三类。然后，他用统计数字证明，伦敦女人最美，阿伯丁[4]的女人最丑；无疑，这使他在苏格兰度假时处境尴尬。这仿佛还不过瘾，他又发明了一种方法来量化厌烦情绪（计算烦躁的次数），他甚至探讨祷告有效性的统计方法。

不过，高尔顿的主要兴趣是用统计数字证明智能的遗传性。为此目的，他在1884年的国际博览会上建立了一间实验室；人们只需付3便士就可以测量颅骨和智力。显然，要求退款的来访者并不会得到加分，虽然这也是智能的表现。可以肯定的是，要求退款的人不多，因为他被认为是当时智力最发达的人之一。实际上，美国最积极推动智商测试的人刘易斯·特尔曼[5]测算，高尔顿的智商超过200。特尔曼还异想天开地为死者测量智商，根据他的估计，查尔斯·达尔文（高尔顿的表亲）的智商只有135，哥白尼的智商只在可怜的100~110之间[6]。

统计学在智力“测验”里扮演了恶劣的角色。我给大家提供一种权威的历史研究和分析方法，以为证明。请参考斯蒂芬·杰·戈尔德[7]所著《人的误测》（The Mismeasure of Man）。在这里，我只引述戈尔德提出的三个要点。我相信，它们足以说服任何一位智商高于哥白尼的人，使人看到滥用统计数字的危险。

第一个要点叫作神化，也就是把一个抽象概念（多半是一个词）转换为一个客观的事物。在这样的语境下，神化就以下述方式起作用：我们用“智能”这个词来指人的多种能力。世上并没有“智能”这样的事物。它仅仅是一个词，而不是一个东西，而且是一个抽象程度很高的词。然而，如果我们相信，它就像胰腺、肝脏一样是一个客观的事物，我们将会相信，科学方法能够给它定位，并对它进行测量。

第二个要点是排序（ranking）。排序需要一个标准，以便把个体安放在一个序列中恰当的位置。高尔顿问，还有什么比客观数字更好的标准吗？由此，在智能排序中我们就假定，智能不仅是一种现象，而且是一个单一的事物，位于大脑之内，只要赋予它一个数字，我们就可以了解它。这好比说，决定“美丽”的标准就在女人的乳房尺寸中。接下来就只需要测量乳房，并据此给每一位女人排序，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测量“美丽”的“客观”尺度。

第三个要点是，在这样的测量过程中，我们本来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有局限、有偏向的问题：“谁是美人中最美丽的人？”然而，这种未经数字量化的问题是谁也不会注意的，正如戈尔德所述：“科学秘法宣称，数字是客观性的终极检验标准。”这就是说，我们给概念下定义的方式会在我们的意识里逐渐淡化，换句话说，定义本质上的主观性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客观的数字却被神化了。你也许会认为，这样一个测量过程建立在乳房尺寸上看起来荒唐可笑，而且的确是特别荒唐可笑的；然而如果我们相信这种量化的测量方式，我们就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就客观胸围指数而言，多莉·帕顿[8]就比奥黛丽·赫本[9]美丽。再从智能测量来看，高尔顿的智能就相当于哥白尼的两倍了。

然而，在技术垄断论的圈子里，这一切都弄得非常认真，虽然并非无人提出抗辩。爱德华·李·桑代克[10]搞了一辈子的智力测量，但还是发出了一些感慨，他说智力测验有三个小小的缺陷：“这些测验检查的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对测量的数据进行加减乘除，计算比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妥当，也不清楚；测量的数据对智力的意义，也不为人知。”[11]换句话说，那些搞智力测验的人的确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戴维·麦克莱兰[12]才说：“心理学家应该感到羞愧，他们提倡有关智能的总体观念，却产生了这样一个测量问题。”约瑟夫·魏泽堡总结说：“‘智商’这样的‘科学’观念把科学家和公众的思想都彻底搞乱了，其混乱之程度罕有与之匹敌者。智力能够在一个单一的线性度量表上量化，这个观念造成了无穷的伤害，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普遍的伤害，对教育的伤害尤其严重。”[13]

斯蒂芬·杰·戈尔德讲述了这样一些伤害，霍华德·加德纳[14]在他的《心境》（Frames of Mind）里试图减轻这种伤害。然而，技术垄断论拒不接受这样的批评，因为它相信科学是完全客观的事业。技术垄断论缺乏一套明晰的伦理，又拒不接受传统，却偏要寻求一种权威的源头，它只能在统计学的客观理念里找到它寻求的源头。

技术垄断论寻求权威性的客观源头，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不仅想测量个体的人有多么聪明，而且想测量群体的智能。测量的方法不可能得到这样的答案，这是事实；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问，宣告一群人比另一群人聪明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假定测量结果显示，亚洲人的智能胜过高加索人，高加索人胜过美国黑人，那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信息对老师或雇主有什么用处吗？老师或雇主要不要认为，某一位亚洲人比每一位美国非洲人聪明呢？或者说6位亚洲人是不是比6位非洲裔美国人聪明呢？显然不是的。尽管如此，天知道有人会怎么想啊？我们不要忘记一位统计学家的一个故事：他试图涉水过河，河水水深平均4英尺，可是他淹死了。换句话说，在崇拜统计数字的文化里，天知道什么样荒谬绝伦的东西不会灌满豆腐渣般的脑子。

为什么我们用统计学来搞这样的测量呢？唯一看似合理的回答是，这是出于社会政治原因，其恶意被掩盖在表面的“科学探索”之下。倘若我们相信非洲人比白人笨，而且这个结论不仅是我们个人的意见，而且得到了客观测量的确认，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拥有一个无懈可击的权威，我们就可以让这个权威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就这样，技术垄断论把科学用作使民主“合理”的手段了。

民意测验是统计学用于误测的另一种方式。正如统计学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测试产业一样，民意测验为“公共舆论”造就了庞大的产业。你也许一开始就承认，这样的调查可以说是可靠的，尤其是在问题非常受限的条件下，调查的方法可能是可靠的。比如，你准备投票选X还是Y？但说一种方法可靠并不等于判断它有用。对投票倾向的了解究竟使选举过程丰富多彩了还是意义降格了？这个问题尚待解决。然而，当民意调查被用来指引公共政策时，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我曾经旁听过一群美国议员的讨论会，历时两天，议题是：可以做什么来使美国的未来更安然无恙、更加富有人性？他们请了10位顾问来发表意见和建议。其中的8位就是搞舆情调查的。他们介绍调查揭示的趋势：人们不再对妇女运动感兴趣，不再认为环境问题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不认为“毒品问题”在愈演愈烈，等等。一望而知，这些调查结果会成为议员们如何管理未来的思想基础。在场的议员们（顺便提一下，包括所有的议员）的观点退隐到背景之中。他们的感知、直觉、洞察和经验反而黯然失色、无关紧要了。面对“社会科学家”，他们倾向于按照“趋势”进行判断，以满足平民百姓的需要。[15]

公共舆论调查把民主建立在健全和科学的基础上，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如果我们的政治领袖代表我们，他们就不需要掌握我们“相信”的信息。原则上说，这里不存在问题。问题存在于其他地方，且至少有4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和调查人向公众提问的形式有关系。请读者回头参考同时抽烟和祷告是否妥当的故事。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加逼真的例子：如果我们要问人是否认为继续污染环境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会得到截然不同的回答，这和提问的方式大有关系。你认为环境保护极端重要吗？你认为街道上的安全比环境保护更加重要吗？公众在任何问题上的“舆论”几乎都随着提问的方式而发生变化。（不妨指出，在议员们举行的那次研讨会上，没有人询问民意调查中提问的方式。他们感兴趣的是结果，而不是如何得到结果的方式，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结果与获得结果的方式是不可分割的。）

一般地说，调查者设计的典型问题为是非题。需要指出，对是非题的回答不能够给“公共舆论”这个术语以丰富的意义。比如对“你认为，政府的禁毒规划能够减轻毒品问题吗”这样一个是非题，如果你的回答是“不”，那么，从这个“不”字里，人们难以了解你的意见有多大的意义或价值。另一方面，如果让你详细讲述或笔谈你的意见，统计学又派不上用场。重要的是，调查中使用的统计数字会改变“公共舆论”的意义，使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就像电视可能会戏剧性地改变“政治辩论”的意义一样。在美国技术垄断论的背景下，公共舆论一般是对一个尚待考察的问题做出的是或否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民意测验的技法催生了这样一个假设：“意见”（opinion）是人身上的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靠问卷来给它定位，可以把它从人身上抽取出来。但我们有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假设，我们可以说，舆论是杰斐逊脑子里的想法。“意见”不是特定时刻呈现出来的一个事物，而是一个思考的过程，由不断获取知识以及考问、讨论和辩论形成的思维过程。一个问题可能“招引”（invite）一种想法，但也能修正并重构这个“意见”；我们最好说，人们并不是真正“抱有”（have）什么想法，而是处在“形成想法的过程中”（involved in opinioning）。把“意见”当作可以测量的事物就歪曲了这个过程；实际上，人们参与形成舆论的过程；如何参与这个过程就深入到民主社会意义的核心了。民意调查并没有向我们提供这个过程的任何信息，相反，它往往掩盖了这个过程，使我们看不见这个过程。

由此就自然引出第三个问题。一般地说，问卷调查忽略调查对象对问卷课题的了解。在不执着于计量和排序的文化里，这样的忽略恐怕会被认为是古怪的。让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况，看看人们对民意测验有何看法：问卷里的问题成双结对，在每一个对子里，总是一个问题问人们“相信”什么，另一个问题问人们“知道”什么。让我们设计一些数字，看看这样一段文字：“最近的民意测验显示，72％的美国公众认为，我们应该撤销对尼加拉瓜的经济援助。在这72％的调查对象中，28％的人认为，尼加拉瓜在中亚；18％的人认为，这个国家是新西兰附近的一个岛屿；27.4％的人认为，‘非洲人应该自己帮助自己’，显然他们把美洲尼加拉瓜和非洲的尼日利亚混淆了。而且，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61.8％的人不知道我们在援助尼加拉瓜，23％的人不懂‘经济援助’为何物。”倘若民调专家提供这样的信息，调查的威望和威力就会大打折扣。也许，国会议员面对这样严重的无知时，也不得不更多地信赖自己对问题的理解。

民意调查的第四个问题是，它把政治领袖的责任和选民的责任搞颠倒了。诚然，国会议员应该代表选民的利益，与此同时，议员们也应该自己判断什么最符合公众的最大利益。为此目的，他们必须要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民意调查兴盛之前，政治领袖对选民的意见虽然并不冷漠，但人们对政治领袖的评判主要还是看他们如何根据自己的智慧来决策，也就是说政治领袖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随着民意调查程序的细化和拓宽，要求政治领袖放弃依靠自己的判定进行决策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转而听从选民的意见，无论这些意见是多么孤陋寡闻、缺乏远见。

在电视收视率里，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责任迁移过程。“好”电视节目的定义成了单纯的高收视率。“差”节目就是收视率低的节目。因此，电视剧作家的责任在于他是否能够创作出吸引数以百万计观众的剧本，自始至终都是如此。一句话，作家完全为观众负责。他不需要顾及传统、审美标准、主题的真实性、品位的高雅，甚至不需要考虑观众是否容易看懂。公共舆论铁的法则成了唯一重要的标准。电视台的执行官喜欢说，他们的媒体是美国最民主的制度：每周一次的收视率调查决定节目的存亡。另一个主张给这个主张增加了分量：创造性的艺术家从来就不会冷漠对待观众的喜好和意见。比如他们会说，作家为人民写作，为得到观众的嘉许和理解而写作。然而，作家也需要为自己写作。而且，他们写作的时候并非总是因为观众有什么东西要他们去表达。由于民意调查总是顺从公众的偏好，它就会改变作家写作的动机；于是写作完全就是为了增加观众的“人头数”。通俗文学依赖的是受众的希望，而不是艺术家的创作才能，这样的依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搁置统计技术这个论题之前，我必须要提请读者注意一个事实：统计数字产生了大量毫无意义的信息；断定什么信息对文化有利本来就是一个难题，由于大量无意义信息的存在，这个难题就更加复杂了。这比“信息超载”问题更为严重。这是“信息委琐”（information-trivia）的问题，它把所有的信息放在平等的水平上。《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漫画家罗伯特·曼科夫（Robert Mankoff）讽刺这种技术的无用，他在这方面的才能无人能出其右。画中有一位看电视的人全神贯注，正在听主持人宣告：“人口普查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在我国历史上，女性人类学家的人数首次超过了女性职业高尔夫球手的人数。”统计学和计算机携手时，公共话语中就产生大量的垃圾。收看电视体育节目的人知道，曼科夫这幅漫画与其说是戏仿，不如说是纪实。百无一用、毫无意义的统计数字淹没了收视者的注意力。体育节目主持人把这种数字称为“图形”，借以说明，用图形表现的信息对比赛的动态是有力的辅助。比如有这样一段解说词：“自1984年以来，水牛城比尔队赢了两场球，在全场结束前的6分钟里，他们已经领先4分。”又比如这一段解说词：“德怀特·古登（Dwight Gooden）担任投球手的比赛，有17％是在希亚体育场打的；轮到他投球时，只有一位球员进垒；他们挫败了对方的第三击球手和第四击球手，但不超过三次。”[16]你拿这样的信息怎么办？你懂它的意思吗？然而，这样无用的信息似乎还有市场。比如，《今日美国》（USA Today）的读者常常在头版看到当天一个白痴似的统计数字，像这样的例子：“1980年到1989年，在香蕉消费上领先的四个州是堪萨斯、北达科他、怀俄明和路易斯安那。奇怪的是，1989年占第9位的内华达，去年竟下降到第26位，这也是它在猕猴桃消费上占有的名次。”[17]

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成为日常会话的支柱，使日常生活根本就没有多大的意思，这的确是令人吃惊。我曾经听见纽约人洋洋得意地告诉客人，纽约市的人均犯罪率在全国仅占第8位，可是他们却不愿意下午6点钟以后上街。

我当然不是说，这样用数字说话毫无用处。如果我们了解到，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非洲裔美国人中，每6人就有1人曾经坐过牢，国家在非洲裔美国儿童身上花的教育经费比在白人儿童身上花的教育经费少23％，我们掌握的事实可能就有助于认清其中的因果关系，并进而行动起来解决问题。不过，像一切技术一样，统计数字往往会失去控制，在我们的头脑里占据过多的位置，侵犯我们的话语，造成语言的浩劫。统计数字失控时，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就被埋葬在鸡毛蒜皮的信息堆里了。

还有一点实际上是本章的核心。有些技术以伪装的面貌出现，鲁迪亚德·吉卜林[18]称之为“休眠中的技术”（technologies in repose）。它们不像技术，所以它们发挥或好或坏的作用时，就不会受到批评，甚至使人浑然不觉。IQ测试、民调、排序和评分就是这种技术，信用卡、会计程序和成绩测验也是这种技术。在教育界，我们所谓“课程”（academic courses）也是这样的技术。课程是用于学习的技术。我大约“传授”过200门课程，但我不知道为何每一门课程都必须刚好上15周，也不知道为何每一次会议的时间刚好要限定1个小时又50分钟。如果你的回答是，那是为了便于行政管理，那么课程安排就是一种骗人的技术。它本来是作为值得向往的、用于学习的结构，实际上却成了分配时间的结构，便于档案记录，便于控制教师的时间而已。重要的启示在于：课程的起源和存在理由被掩盖起来看不见了。我们相信它存在的理由是一回事，可它实际存在的理由却是另一回事。生活在技术垄断里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多半意识不到技术的源头和结果。[19]

也许，缺乏这种意识的最有趣的例子是，人们普遍相信，现代企业发明了管理技术。管理是一种权力和控制体系，用来最大限度地利用相关知识，用于利用人力的等级组织，用于利用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的信息流动。一般认为，管理是现代企业创造的，是企业对工业革命的经济技术需求的合理回应。然而，阿尔弗雷德·钱德勒[20]、西德尼·波拉德[21]，尤其基斯·霍斯金[22]的研究结果却揭示了截然不同的一幅画面，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并不是现代企业发明管理，而是管理发明了现代企业。[23]

管理最可能的起源地当然应该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然而，晚至1830年，仍然没有迹象表明，英国工业界知道管理为何物，也没有迹象显示，有什么类似于“管理课”的东西存在。管理是美国人创造的，而且正如基斯·霍斯金和理查德·马克韦（Richard Macve）所示，管理的出现是“非常突然”的。管理并不是美国工业界明显需要的产物，因为美国工业在19世纪中叶是世界经济的边缘力量。管理之根可以追溯到一种新的教育体制，1817年由美国军事学院的第四任院长希尔维纳斯·泰雅[24]首创。他做了两项革新。第一项是从巴黎高等技术学院引进的用分数给学生判卷打分的制度。我在上文已经说过，给试卷打分的办法18世纪末起源于剑桥大学，欧洲大陆的几所学校接受了这一制度。泰雅借用这种技术恐怕是美国的首例。每一位老师都知道，分数改变了整个的经验，改变了意义之意义。界线分明的成功失败符号引发了学生中的激烈竞争。评分给人的表现提供“客观的”计量尺度，产生了一种难以动摇的幻觉：可以用准确的计算来衡量价值。用米歇尔·福柯[25]的话说，人变成了“可以用数字计算的人”。

泰雅的第二项革新是部属与参谋部制度（line and staff system），这显然是他自己的发明。他把学院分成两个系，每个系都按等级系统组织。霍斯金和马克韦做了这样的描述：“他要求部属呈送日报、周报、月报，而且全都要用书面报告。这是连续不断的接力式的书面交流和命令，从底层到顶层逐级上报，信息强化之后才达到中心的‘参谋部’。”泰雅摈弃传统领袖直接、显性的管理。他用书面报告、图表、备忘录、人事档案等媒介来间接管理，略带一丝现代首席执行官的管理方式。

我们不知道泰雅手下的200名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对他的新制度做何反应（霍斯金和马克韦称为“文牍中心原理”［grammatocentric principle］，意思是说一切围绕文书来组织）。但我们确实知道，这个新制度给丹尼尔·泰勒（Daniel Tylor）和乔治·惠斯勒（George Whistler）两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两人于1819年毕业，领上尉衔，同时带走了泰雅将军的组织方法。

丹尼尔·泰勒在斯普林费尔德兵工厂工作，1832年做了时间和动作研究（比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早6年启动），他在兵工厂为每一个工种确立了客观的生产标准。工人受到监管，他们的实际生产率要用他确定的标准来衡量。他还首创了质量控制和库存盘点。这些方法使生产力获得急剧增长，使成本迅速下降。

与此同时，乔治·惠斯勒（他是詹姆斯·惠斯勒之父，他的妻子被称为“詹姆斯·惠斯勒之母”）成为西部铁路的总工程师，1839年开发了一个管理系统，希尔维纳斯·泰雅为此感到骄傲。他用等级分层管理铁路，上层是一个中心研究室，往下依次是大区域经理和地方经理。他运用文牍中心原理，收到奇效；无疑，这是他从军校学到的，他曾经在西点军校的参谋部服役，任军士长。

毫无疑问，可计算原理和文牍中心原理是现代管理体系的基础。可计算原理的必然结果是详细的核算制度、库存控制和生产力标准。文牍中心原理提倡的思想是：管理企业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下属的报告来了解企业。换句话说，你要通过“数字”来管理，你要和日常的生产现实拉开距离。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管理的基础结构起源于非企业的环境。不久，美国企业就开始采用泰雅、泰勒和惠斯勒的原理，创造了我们现在认为的现代公司。实际上，管理对我们所谓的公司进行界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26]在《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里说：“也许，庞大而复杂的企业组织，就是先进技术可以触摸到的体现，在这一点上，企业组织比机械更加典型。”

管理原理为何具有教育意义，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言，和0、统计数字、IQ测量、阅卷判分、民意测验等技术（technology）一样，管理发挥着技术的作用。当然，管理不是由机器零件组成的。它是由程序和规则组成的，管理的目的是使行为标准化。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程序和规则称为技艺（technique）；技艺没有可怕之处，除非它们像许多机器一样成了独立于人的东西。技艺与人会产生摩擦。在技术垄断条件下，我们往往相信，唯有通过技艺（和机械）的独立，我们才能够达到既定的目标。这个观点很危险，因为谁也没有理由去反对用理性的方式去应用技艺，并以此实现人的目的。管理之类的技艺也许是现代企业运行的最佳方式，实际上我对这一点不持异议。我们是技艺动物，我们偏爱技艺，能够创造技艺，且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清晰度和效率。如上文所述，语言本身是一种技艺，是看不见的技术，凭借语言，我们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清晰度和效率。我们要达到人性化的目标，否则就会堕落到非人性化的层次。关于语言，我们要问的问题现在是而且始终是：谁是主人？这和我们考问其他的技艺或机器一样。我们控制语言，还是语言控制我们？一句话，争论的核心不是技艺本身，而是应不应该让技艺高歌猛进，应不应该神化一些技艺，应不应该排除其他一些技艺。和技术一样，技艺往往独立于它服务的系统之外，成为独立自主的存在，像仿人机器人那样，不再服从自己的主人。

管理之所以给人启迪的第二个原因是，管理是一个重要的实例，说明“隐形技术”（invisible technology）如何具有颠覆力，并能够强有力地产生新的行为方式，典型的例子是摇尾巴的狗。没有高度技术化的管理结构，企业和其他机构的运转虽然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却难以想象这样的局面。我们几乎习惯于相信，管理本来就是万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正如学生和老师习惯于相信，没有大学“课程”的结构，就不可能办教育一样。搞政治的人相信，没有民意测验的帮助，他们就会随波逐流，难以扎根。一种处事方法和一种制度紧紧相连以后，我们就分不清孰先孰后、前因后果了；于是，为了达到制度的目的而改变制度就难以实现，甚至连替代的方法也难以想象了。

由此可见，弄清楚我们的技艺从何而来、有何用处，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必须使这些技艺显明易察，以便使技艺重新纳入我们的监管之下。在下一章里，我希望探讨技艺那复杂而庞大的阵容，以便于我们驾驭技艺；我把技艺那复杂而庞大的阵容叫作唯科学主义。

[1]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1939—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日本籍教授，1987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2]印度数字：即阿拉伯数字，最初由印度人发明，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

[3]弗朗西斯·高尔顿（Sir Francis Galton，1822—1911）：英国人类学、遗传学、气象学家，创建优生学。

[4]阿伯丁（Aberdeen）：苏格兰阿伯丁郡首府。

[5]刘易斯·特尔曼（Lewis Terman，1877—1956）：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智商测试发明人。

[6]转引自Gould, p.75。感谢他言简意赅地阐明量化智能研究的历史。

[7]斯蒂芬·杰·戈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美国古生物史家，提出“间断—平衡”假说，著有《人的误测》《熊猫的大拇指》等。

[8]多莉·帕顿（Dolly Parton，1946— ）：美国乡村歌手、作曲家、演员。

[9]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1929—1993）：美国电影演员，奥斯卡金像奖得主。

[10]爱德华·李·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1874—1949）：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联结主义心理学创始人、古典行为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以研究动物智力和测定智力而闻名，著有《动物的智慧》《教育原理的心理学基础》《教育心理学》等。

[11]National Elementary Principal, March/April, 1973.

[12]戴维·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1917—1998）：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用心理测试等手段研究需求和动机，提出了著名的三种需要理论，著有《成就的动机》《成功的人》《意识的根源》《权力的内心体验》《人格》《人的动机》等。

[13]Weizenbaum, p. 203.

[14]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1943— ）：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有专著18部，论文数百篇，提出“多元智能理论”，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人类智力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代表作有《智力的结构：多元智力理论》《心境》等。

[15]听证会在1990年春天举行，地点在首都郊区一个僻静的地方，与会者是23位民主党众议员，由理查德·杰法特（Richard Gephardt）牵头。

[16]这些统计数字是我虚构的，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虚构并不影响我们雄辩的论点。

[17]Ibid.

[18]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诺贝尔奖得主。写了不少好的小说和儿童文学，如《基姆》《营房谣》《七海》《生命的阻力》《丛林之书》等，但他声称殖民地人民是“白种人的负担”，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张目，因而声誉不太好。

[19]关于统计数字在决策中的暴政，见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1990年11月1日做出的决定：“学习能力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不再要求学生写作文。它测试学生写作能力的方法是沿用多项选择题，但它测试的实际上是学生记忆语法、拼写和发音的能力。了解一个人写作能力的最佳办法是叫他写作文，难道这不是合理的吗？但在技术垄断论的背景下，理性似乎是既陌生又神秘。欲知其详，可参阅《高等教育纪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 16，1991）。

[20]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1918—2007）：美国经济史家、管理史学家，著有《有形之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战略与结构》等。

[21]西德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1925— ）：英国经济史家，著有《现代管理学的诞生》，参与编辑《剑桥欧洲经济史》等。

[22]基斯·霍斯金（Keith Hoskin）：美国教育学家，著有《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源起》。

[23]Keith Hoskin and Richard Macve, “The Genesis of Accountability”,Accounting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Vol. 13, no.1(1988), pp.37-73. 非常感谢他们对现代管理制度的记述。

[24]希尔维纳斯·泰雅（Sylvanus Thayer，1785—1872）：美国军人，1817—1833年任西点军校校长，管理学先驱。西点军校原名美国军事学院。

[25]米歇尔·福柯（Paul Michel Foucault，1934—1984）：法国哲学家、史学家，著有《精神病与人格》《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性经验史》《异常者》《主体的诠释学》等。

[26]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外交家，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著有《富裕社会》《美国资本主义：抵消力的观念》《新兴工业国》等。

第九章　唯科学主义

1989年12月5日，《纽约时报》负责采写社会科学的记者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用很大篇幅介绍“最近的研究发现”。根据他的报道，心理学家发现人怕死，这个发现使不太了解心理学研究的读者感到不安。用戈尔曼的话说，心理学家提出一个“高度概括的理论，他们把死亡恐惧置于核心地位，赋予它前所未有的角色”。报道说，心理学家并未告诉我们，死亡的角色是否会受到怀疑；但他们的理论足以使人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一切文化都“规定了如何过‘美好的’‘有意义’的生活，都提出了长生久视的希望，如基督教的来世观念和印度教的转世观念”。仿佛这个发现还不足以令人震撼，于是戈尔曼又说，这些心理学家还发现：人对死亡的态度取决于人的道德准则，心胸开阔的人比较宽容价值观念不同的人——这句话等于是说：心胸开阔的人往往是心胸开阔的人，而且即使这个事实已为人知，人们的认识也不到位。

1990年9月11日，戈尔曼再次披露一批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显示：亚裔美国学生之所以成绩好，那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完整，且重视高学位。1990年10月2日，他又报道说，心理学家发现，善于社交的儿童往往不太受其他儿童欢迎。

我引述《纽约时报》的报道，那是因为许多人认为该报是“公共记录的报纸”，其报道可以被认为是最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当然，戈尔曼可能是一只“鼹鼠”，或便衣特工，其目的是讥讽社会科学的委琐，揭示我们文化水平不高。不过，我怀疑他当“鼹鼠”的可能性。看来他信赖社会科学，正如许多人信赖技术垄断一样。换句话说，他相信，只要严格按照物理学和生物学确立的原理去从事研究，人类行为的研究就可以产生有关人类境遇的客观事实、可以验证的理论和深刻的认识，甚至可以产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

我曾经把这种信念的源头追溯到奥古斯特·孔德头上，我们可以为这样的立场辩护，但这样的溯源过分简约。实际上，“人的科学”的滥觞与其说起始于一个人，不如说起始于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创办于1794年，叫巴黎高等技术学院（前已提及，它迅速采用了起源于剑桥大学的做法，用数字给学生的功课评分）。该校网罗了法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以它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热情而著名。拉瓦锡[1]、安培[2]在这里任教，后来到校执教的还有伏尔泰和洪堡[3]。他们对化学和物理学的贡献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在这个方面，巴黎高等技术学院的荣耀实在是实至名归。但该校的另一些人对自然科学方法过分热情，他们相信，人脑智力无限，尤其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智力无穷无尽。所谓“科学傲慢”最著名的表现见诸拉普拉斯[4]的著作。他在1814年出版的《概率的哲学导论》里说：“如果一个人在给定的事例中理解启动自然的一切力量，如果他知道构成自然的一切天体的位置，如果他的头脑足以容纳一切他能够分析的数据，他就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宇宙最大天体和最小原子的运动；没有任何东西对他是不确定的；未来和过去都同样展现在他的眼前。”[5]

毫无疑问，今天再也没有科学家认真对待拉普拉斯的这个观点了，但19世纪时的确有少数人予以唱和。这种科学理想的精神激励少数几个人相信，我们可以获取可靠的、可以预测的有关星球和原子的知识；同样，我们对人的行为也可以了解到这个程度。早期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里有这样一批人，比如圣西门[6]、安凡丹[7]，当然还有奥古斯特·孔德。他们有两个共同观点对技术垄断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自然科学提供的方法能够揭示人心的秘密，也可以揭示社会生活的方向；（2）社会科学揭示的原理可以合情合理地用来重组人类社会。“社会工程学”的思想在这些人身上滥觞，唯科学主义的种子在他们的身上萌芽。

我所谓唯科学主义是三个互相联系的观念，它们共同构成技术垄断论的一个基石。其中的两个观念是方才已经提及的观念。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是，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这个观念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主要支柱，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情况；社会科学之所以收效甚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这个观点来解释；用哈耶克[8]的话说：“社会科学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贡献甚少。”[9]

已如上述，第二个观念是，社会科学生成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

第三个观念是，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

我想在此说明，这些思想如何盘旋上升、互相纠缠，赋予技术垄断能量与形态。

今日“科学”普遍的含义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这个意义上的科学是19世纪初普及的，得力于1831年英国科学协进会的成立（虽然默里[10]主编的《新英语词典》把科学一词的现代意义定在1867年）。到20世纪初，其他人盗用这个词；自此，它就日益用来描绘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的成果而广为人知。我断言：这是科学一词的滥用，它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且产生混乱，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过程和实践的区别。我的断言不会令人感到奇怪。

用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11]的定义，我们可以说，“过程”（processes）指的是自然界发生的事情，行星运行、冰雪融化、叶绿素的生成就是这样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和人的智能没有关系，受铁的规律制约，由自然的结构决定。如果你愿意，你甚至可以说，过程由上帝创造。另一方面，奥克肖特所谓“实践”（practices）指的是人的创造，是人的决策和行动的产物，比如这本书的写作和阅读、建立新政府、餐桌上的谈话或陷入情网就是“实践”的例子。这些事件是人的智能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事务里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规律性，但它们并不受铁的规律的制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换句话说，无意识的眨眼和有意识的使眼色的差异是不可改变的。眨眼可以纳入“过程”的范畴，有生理的原因，可以在既定的假设和理论的语境下去理解和解释。相反，使眼色必须要纳入“实践”的范畴，充满了人为色彩的、难以知晓的意义，无论如何是难以用因果关系来解释或预测的。

由此可见，我们所谓科学是一种追求，它寻求支配“过程”的永恒而普适的规律，并假定过程之中存在着因果关系。顺理成章的结果是，理解人类行为和情感的追求无论如何不能叫作科学，或许只有最委琐的行为和情感除外。当然，你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科学的学者常常对自己的观察做量化的研究，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你可以把两者纳入一个类别。一个简明的比方可以说，既然油漆工和油画家使用的都是油彩，它们从事的就是同样的工作，目的也一样。

科学家用数学来揭示和描绘自然的结构。相反，即使用量化的方法，社会科学家最多只能够使自己的思想带上一丝精确的色彩。然而，这样的社会研究里并不存在任何特别科学的东西。各色各样人都给事物计数，以求精确，但他们不会因此而自称科学家。保释担保人留意本市的谋杀案有多少宗，法官计算他们管辖范围内的离婚诉讼，企管人员计算顾客在自己商店里花销的金钱，幼儿喜欢数自己的手指头和脚指头，以免糊涂到连自己有多少手指头和脚指头都说不清楚。有的时候，计数得到的信息有助于得到一个主意，甚至有助于支持一个主意，但单纯的计数本身并没有意义。

同理，单纯的观察本身也没有意义，虽然有的时候说，如果你主张经验主义，你就抱着科学的态度。经验主义的意思是先观察然后做结论。因此，除了患妄想狂的精神分裂者，人人都是经验主义者。经验主义的另一层意思是，别人能够和你一样清清楚楚看见你提出的实证。比如你可以举例说，我写了几本书，除了这一本还有几本，于是你得出结论说，我喜欢写书。你可以提供一盘录音带作为证明，我可以应你的请求提供这盘录音带，告诉你我喜欢写书。这样的证据就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证据，你的结论也可以说以经验为依据。尽管如此，你的做法并不是科学家的做法。你只不过是在以理性的行为做事，许多并非科学家的人都可以称自己是理性的人。

当然，科学家努力以经验为依据，并尽可能精确；与此同时，他们又努力保持高度的客观性，这是他们基本的追求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做独立的研究，无论别人怎么看，也不管别人怎么说。科学家认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观点始终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众所周知，科学家描绘的外部世界和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况且，在追求客观性时，科学家一开始就假设，他们研究的客体对研究者来说是中性的。海森堡[12]所谓的测不准原理显示，亚原子层次的粒子的确“知道”（know）自己正在被人研究，至少是某种意义上的“知道”。比如，电子在受到追踪时总是改变自己的动量或位置。尽管如此，在“知道”的一般意义上，电子并不“知道”或“关心”自己正在和科学家互动。树叶、苹果、行星、肾脏、桥梁也不知道自己和科学家的互动。这个事实本身使科学家得到解脱，他们不必研究这些客体的价值观和动机，单单这个原因就足以把科学和所谓的社会科学区别开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放到“形而上学和伪客观”（默达尔[13]语）的地位。[14]

几乎没有什么实验能够揭示社会科学理论的谬误，社会科学方法的地位因此而受到进一步的削弱。显然，社会科学理论的消亡是由于它们使人厌烦，而不是因为它们被批驳为谬误。但卡尔·波普尔[15]证明，科学依靠一个基本的要求：理论的表述必须要允许人们用试验来证明它是否错误。倘若理论不能经受是否错谬的检验，那它就不是科学理论，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就是一例。精神治疗专家能够举例支持恋母情结理论的有效性，但如果你问“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他们就无言以对。相信上帝创世说（有时称为特创论）的人面对“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上帝不存在”时，总是保持沉默。

顺便说明，我并不是说，恋母情结和上帝不存在，也不是说，这样的信仰是有害的——绝非如此。我只是说，原则上没有检测手段证明这些说法是错误的，它们处在科学的界域之外，“社会科学”里的大多数理论都不在科学的范围之内。

下文紧接着说我认为社会科学是什么，同时阐述为什么技术垄断论想要和科学攀亲。我想举一个例子说明，如果社会科学自称为科学，它为什么会使人误入歧途。

有一项社会科学研究深受敬佩，至少从技术角度看是这样的，如果不是从道德角度看的话。那就是斯坦利·米尔格兰姆主持的（所谓）实验。他的记述见于《对权力的服从》（Obedience to Authority）一书之中。在这项臭名昭著的研究里，米尔格兰姆诱骗人对“无辜受害者”进行电击，实际上这些“受害者”是实验里的合谋人，他们并没有受到电击。然而，大多数应邀观察的人却相信，那些“受害者”真的受到了电击，而且在心理压力的作用下，许多观察者真的出现了休克的症状；倘若米尔格兰姆在实验里真的用了电击，那些受害者当然就必死无疑。米尔格兰姆精心策划了实验的环境，他在书里用了大量的统计数字，说明多少人按照要求去进行电击，多少人没有按照要求去做。大约65％的被试者很顺从地去对“受害者”进行电击，而不是为“受害者”的健康考虑。米尔格兰姆的结论是：面对自己认为的合法权威时，大多数人会听从命令。换句话说，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行为的控制因素之一。

我们来分析这个结论。首先，它只不过是普通的人类经验，尽人皆知，从摩西·迈蒙尼德[16]到你的姑父姑母都知道，例外的人恐怕就是美国精神治疗专家了。米尔格兰姆进行实验之前，向大批的精神治疗专家发出问卷，请他们判断，有多少被试者会按照指令对接受实验的人进行电击。精神治疗专家认为，听命令的人比实际顺从的人要多一些，他们的估计建立在对人类行为的了解上（心理学家最近才承认，人怕死）。我并不暗示，真正的科学家绝不会得出平凡的结论；我只想说，平凡的结论是很罕见的，因为平凡的结论绝不会收到令人激动的效果。与此相反，平凡的结论几乎总是社会研究的特征，但社会研究总是伪装成科学。

其次，米尔格兰姆的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因为它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自然而然的生活环境下的人。我想，如果在耶鲁大学或别的实验室里去观察人的行为，谁也不会对此特别感兴趣；人们感兴趣的是，人在什么情况下的行为对他们的生活别有一番意义。不过，米尔格兰姆的任何结论都应该向公众说明：它们只适用于米尔格兰姆实验室条件下的行为。即使我们假定，实验条件下的行为和更加逼真的生活情景中的行为有一定的对应性，谁也无法预计实际生活情景里的行为究竟会像什么样子。谁也不能够认真地断言，接受合法权威指令和服从指令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事实上，米尔格兰姆本人就告诉我们，这里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35％的被试者命令“权威人士”滚开。米尔格兰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叫他滚，有人没叫他滚。我个人可以肯定地说，倘若要求他的参加者先阅读汉娜·阿伦特的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然后才在实验室里现身，那么，拒绝接受指令、叫他滚开的人数就多得多了。

不过，让我们首先假定我是错的，并假定米尔格兰姆的被试者100％地按指令行事，无论他们是否读过阿伦特这本书。让我们再假定，我讲述一个真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故事，一群人不顺从一个合法权威的指令，比如纳粹占领下的丹麦人协助9000人逃亡到瑞典。你会不会说，因为米尔格兰姆实验的结论与此相左，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呢？你会不会说，这样的事情推翻了米尔格兰姆的结论呢？也许你会说，丹麦人的回应与米尔格兰姆的结论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并不认为纳粹的占领构成了一个合法的权威。但是，我们如何解释法国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对纳粹官方的合作态度呢？我想你不会做这些假定的，因为米尔格兰姆的实验既没有确认也没有证伪任何有关人性的理论。顺便说明，我发现他的研究既富有魅力，又令人恐怖，但那不是科学。那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这自然引出我的另一个话题：如何看待米尔格兰姆从事的研究，如何看待研究人类行为和处境的研究工作。我首先指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似之处。弗洛伊德把自己的一本书送给爱因斯坦，请他评价。爱因斯坦回答说，他认为这本书堪称典范，但他没资格评判它的科学价值。弗洛伊德回信说，如果爱因斯坦对它的科学价值不置一词，那他把这本书说成是典范就是不能想象的：要么是科学，要么就是谬误。当然，弗洛伊德错了。他的研究成果的确是典范的成果，而且还是纪念碑式的成果；然而到了今天，几乎再也没有人相信弗洛伊德从事的工作是“科学”，正如受过教育的人不会相信马克斯·韦伯、刘易斯·芒福德、布鲁诺·贝特尔海姆[17]、卡尔·荣格[18]、玛格丽特·米德[19]、阿诺德·汤因比从事的研究是“科学”一样。他们所做的和斯坦利·米尔格兰姆所做的一样，是记述人面对自己的文化提出的问题时的所作所为和情感，他们从事的工作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当然，科学本身也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但科学的假设与研究方法和社会研究有云泥之别，把两者统称为科学，实在是使人误入歧途。事实上社会研究者的故事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很接近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换句话说，社会研究者和小说家都是对人的一系列事件做出独特的解释，并且用各种形式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解释。社会研究者和小说家的解释既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两者的魅力都来自语言的力量、解释的深度、例证的相关意义和主题的可信度。社会研究和小说创作的一切要素里都有一个可以辨认的道德意旨。“正”“误”这两个词用于数学或科学的意义在这里不适用。这是因为这些解释里不存在普适天下、不可改变的正确或错误。没有什么关键的测试可用来验证或证伪这些解释。没有什么由它们演绎而来的自然法则。它们受到的局限是时间、情景的局限，尤其是受到研究者或作家文化偏向的局限。

以D. H.劳伦斯[20]为例，他的小说讲述一个女人的性生活；从这位查泰莱夫人的性生活，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人的秘密，我们自问，查泰莱夫人这样的人是否比我们过去的想象更加常见。劳伦斯没有自称为科学家，但他仔细而深刻地观察他熟悉的人并断定：普天之下的虚伪比有些哲学家梦想的虚伪更加泛滥。阿尔弗雷德·金赛[21]也对女人的性生活感兴趣，他和助手访谈了数以千计的女人，以了解她们自认为的性行为。每个女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每个故事都是由金赛访谈的问题精心构造的。一些人可以谈允许范围内的一切，一些人只被允许谈很少的一点点，有人也许说了谎话。不过，所有的故事放在一起之后，某时某地的一个集体故事就浮现出来了。这个故事比劳伦斯的故事抽象，多半是用统计数字的语言讲述的，当然，它不会有多少心理学的洞察力，但它仍然是一个故事。你不妨称之为一个一千零一夜的部落故事，由101个女人讲述，但它的主题和劳伦斯的主题差别不大——有些女人的性生活比故事里讲述的性生活更加奇怪、更加活跃，尤其超过了弗洛伊德让我们相信的程度。

我并不是说，劳伦斯和弗洛伊德没有区别。劳伦斯展开故事的语言结构叫作叙事体。金赛的语言结构叫作说明文。这两种体裁当然不同，虽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大不相同。有人评论亨利·詹姆斯[22]和威廉·詹姆斯[23]兄弟时是这样说的：亨利写小说像心理学家，威廉研究心理学像小说家。无疑，用我所谓“故事”的意义，说明文能够像记叙文那样展开一个故事。当然，劳伦斯的故事完全受他想象力的局限，除了他了解的事实之外，他不必查找其他任何事实。他的故事是纯粹的个人感受，我们称之为“虚构”（fiction），其道理就在这里。金赛的故事是别人讲述的，他受到的局限是人家的回答。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的故事叫作记叙。然而，正如一切故事一样，金赛的故事也贯注着道德偏向和社会学理论。这是因为问题是金赛设计的，访谈对象是他挑选的，访谈的环境是他决定的，如何解释受访者的回答也是由他决定的。这一切都决定了他的故事的形态和要义。实际上我们可以设想，金赛和劳伦斯一样，从一开始就知道故事的主题，否则他可能就不喜欢讲这个故事了。

小说家和社会研究者都用原型和隐喻来构建故事。比如，塞万提斯[24]就塑造了堂吉诃德这个永恒的原型，一位不可救药的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社会历史学家马克思就塑造了资本家的原型，他塑造的是无名无姓但残忍而狡诈的资本家。福楼拜塑造了爱玛·包法利夫人的原型，她是感到压抑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玛格丽特·米德塑造的原型是萨摩亚岛上无忧无虑、不觉得内疚的青少年。卡夫卡塑造的原型是与社会格格不入、虚度光阴的都市人。马克斯·韦伯塑造的原型是一群辛勤工作的人，他们的驱动力是他所谓的基督教新教伦理。陀思妥耶夫斯基[25]塑造了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原型，但爱心和宗教狂热使利己主义者得到救赎。B. F.斯金纳[26]描绘了自动化的原型，因宜人的技术而得到补偿的原型。

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说，19世纪的小说家为我们的文化创造了大多数最有力的隐喻和形象。到了20世纪，这样的隐喻和形象却多半出自社会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的笔端。请想想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埃里克·埃里克森[27]、阿尔弗雷德·金赛、索尔斯坦·凡勃伦[28]、刘易斯·芒福德、B. F. 斯金纳、卡尔·罗杰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芭芭拉·塔奇曼[29]，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科尔斯[30]，甚至斯坦利·米尔格兰姆，你不得不承认，我们关于自己是什么人的观念、关于我们国家的观念多半来自社会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讲述的故事，大大超过了最知名小说家给我们讲述的故事。

顺便说明，我不是说，社会研究者的隐喻和小说家、剧作家的隐喻是以同样方式创作的。小说家创作的方式是详细而具体地描绘人的行为和情感，社会学是小说家创作的背景，个体心理是小说家创作的焦点。相反，社会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是倒过来的；其焦点是一个比较宽广的领域，个体生活的轮廓靠演绎和暗示来揭示。此外，小说家用展示来推进情节。社会研究者用的是抽象的社会事实，靠理性、逻辑和论辩来推进说理。因此，小说往往更加有趣。奥斯卡·王尔德[31]、伊夫林·沃[32]向我们展示慵懒、炫耀的富人；相反，索尔斯坦·凡勃伦则论证有闲阶级的诞生。巴德·舒尔伯格[33]用萨米·格里克（Sammy Glick）来展示自恋的人物；相反，克里斯托夫·拉什[34]用社会学分析来解释自恋文化的根源。由此可见，不同人讲述的故事是有差别的；大多数时候，小说家讲的故事读起来更有趣。然而，社会研究者讲述的故事至少有同样的吸引力，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讲述的故事显然是更加可信的。

为何这些社会研究者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呢？他们的根本目的是道德教谕。他们的目的和佛陀、孔夫子、希勒尔（Hillel）、耶稣的目的相同（同理，和D.H.劳伦斯的目的也一样）。诚然，社会研究者很少鼓吹自己的知识建立在神圣经典不可争辩的基础上，更不会声称自己以神的启示为根基。然而，我们绝不能被布道者和社会研究者方法上的区别蒙蔽了眼睛，也不能受表面上差别的欺骗。我想说，像凡勃伦一样，说耶稣是精明的社会学家，这并没有亵渎神明的意思。事实上，耶稣关于富人、骆驼和针眼的教诲，就是凡勃伦《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最好的小结。作为社会研究者的耶稣和凡勃伦的差别在于，凡勃伦要啰唆一些。[35]

和科学不一样，社会研究从来不发现任何东西。它只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实际上，倘若文明的代价是压抑人的性行为，发现这个道理的并不是弗洛伊德。如果人们的意识是由其物质环境决定的，发现它的也不是马克思。如果媒介即是信息，发现它的也不是麦克卢汉。他们只不过是用现代的风格重述一些古老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在未来的几十年、几百年里还要反反复复地重述，不过我想效果可能会比他们讲述的效果差一些。这是因为，技术垄断似乎不想听这样的故事，而只想看事实——硬性的事实、科学的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垄断论比较喜欢精确的知识，而不是真实的知识；可以说技术垄断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主体性的两难问题。由于机器的非人格性，由于它无穷无尽的可重复运作，它就成了一种有控制力的隐喻，且被认为是进步的工具；在这样的文化里，主体性就成了非常难以接受的观点。人的判断力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歧义性是技艺的敌人。这些敌人嘲弄统计数字、民意测验、标准化测试和官僚主义。在技术垄断论者的眼里，社会研究重新发现古老的真理、评判并批评人的道德行为，这是不够的。技术垄断论者认为，把某人称为“说教者”是对他的侮辱。诚然，社会研究提出隐喻、意象和理念，使人的生活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尊严，但那不足以使技术垄断论者满足，社会研究缺乏科学才拥有的光环。于是，把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转换成“科学”就有必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本身就成了客体，很像植物、行星或冰块的客体。

人怕死，来自稳定家庭的儿童重视功课且成绩很好——诸如此类的事情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有人偏要宣告它们是科学研究的“发现”；原因就在于他们把社会研究当成了科学。于是，社会研究者就可以把自己当成科学家，也可能被别人看作科学家，没有偏向、没有价值观、没有背负纯主观意见包袱的科学家。于是，社会政策就可以宣称是建立在客观判断的事实上了。在技术垄断论的支配下，认为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分校读书不道德，那是不够的，用《黑孩子》（Black Boy）、《隐身人》（Invisible
Man）或《下一次的烈火》（The Fire Next Time）做例子是没有用处的。你必须向法庭证明，标准化的学业和心理测试揭示：黑孩子的成绩比不上白孩子，他们觉得分校读书受了侮辱。在技术垄断论盛行时，你可以说，容忍无家可归的现象是不道德的，是堕落，但仅仅在嘴巴上说说还不够。如果你请法官、警察或官僚主义者去读《悲惨世界》（Les Miserabbles）或《娜娜》（Nana），他们不会搭理你，甚至请他们读《圣经》你也会劳而无功。你必须要用统计数字证明，无家可归的人既不幸福，也消耗经济。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狄更斯、韦伯、马克·吐温、马克思等等，都不是合法知识的分配者。他们都有趣，都值得读；但他们是老古董。至于“真理”，我们必须要转向“科学”求教。这自然引入了我所谓唯科学主义的要害问题，我们要看看在技术垄断论情况下唯科学主义兴起的原因。

我尽力证明，科学、社会研究和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归根到底，三者都是讲故事的形式，都是人们条理清晰地解释自己经验的尝试。然而，三者目的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遵循的程序不同，给“真理”赋予的意义不同。从大多数方面来看，社会研究和科学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和其他形式的想象力丰富的文学倒有大量相似的地方。尽管如此，有些社会“科学家”却追求与物理学、化学、生物性等自然科学家一样的身份认同，而且不仅是名义上的认同，但自然科学家探究的是自然界的规律。研究人类境遇的学者为什么要寻求与自然科学家一样的身份认同，这一点不难解释。现代世界的伟大成就——实际上可能是仅有的成就，诞生在医学、药学、生物化学、天体物理学，而且，机械工程、生物工程和电子工程的一切成就，都是靠运用自然科学的目的、假设和程序取得的。这些伟大的成就赋予科学令人敬畏的权威，赋予号称“科学家”的人类似的尊敬和威望。除此之外，19世纪科学家的希望也保留下来：自然科学的假设和程序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研究社会，并且和自然科学一样，达到增进预见和控制的目的，并得到同样的工程业绩。实践证明，这个希望既使人误入歧途，又使人产生幻觉。然而，由于附加在“科学家”标签上的心理、社会和物质利益的诱惑，这样的幻觉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研究者总是觉得，这个标签难以割舍。

然而，社会研究者之外的人为什么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采取合作的态度，使这个幻觉保持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那么容易看清了。部分原因是，人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研究有深刻的误解，对物质和社会两个世界的差异有深刻的误解。但原因不止于此。当新技术、新技艺和伽利略、牛顿和培根等人的精神为自然科学奠基的时候，过去对物质世界的权威记述就失去光彩，《创世记》里的伟大故事就是一例。科学使一个领域（《创世记》）里的伟大记述令人生疑，于是神圣故事里的整个信仰大厦就受到损害，大多数人寻求道德权威的源泉最后也被一扫而光了。我认为不难指出，失去神圣信仰的世界自此以后就开始寻求一个替代性的道德权威源泉。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负责任的自然科学家声称，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科学家和近代的自然科学家都没有声称，自然科学的程序或发现能够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与他人打交道的方式孰善孰恶，孰好孰坏。实际上，由于自然科学要求对研究对象持客观的态度，自然科学的原则本身就迫使自然科学家放弃他角色里的道德评判或宣示。自然科学家对道德问题发表意见的时候，当他们说孰善孰恶时，他们就和其他人没有区别，他们就成为关注地球危局的公民，就是理性的男男女女，就是有良心的人，他们就与你和我一样了；他们就必须为自己寻求答案，寻求道德判断的终极权威。这是一个渴望倾听的世界，渴望更强大道德权威的世界，人们乞求自然科学家说，科学而不是人在诉说终极的道德权威。可是，自然科学家并不能问心无愧地承担这样的任务。

从一开始，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就不如自然科学家谨慎，他们有关科学的观点始终不那么严密。换句话说，对他们的程序能够回答什么问题和不能够回答什么问题，他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他们把指引我们立身行事的权力托付给他们的“发现”程序如何严密；无论如何，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来就不那么小心谨慎。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常常在电视上露面，［著作］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进入机场书架的“自助”书籍中。他们之所以频频亮相，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些人有的时候循规蹈矩，而是因为他们声称要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之所以到处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同人阅历更广，或经历了更多的苦难，或思想更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仔细地思考了一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同意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序、“科学”在说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我们之所以欣然接受这些东西，之所以欢迎他们或明或暗的主张，那是因为我们迫不及待地需要寻找新的源泉，超越我们肉体凡胎脆弱判断的源泉。于是，在蛮力的权威之外，我们似乎只剩下程序的权威，但蛮力的权威难以被认为是道德的权威。

这就是我所谓的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技艺的滥用，比如量化问题，比如毫无意义的数字问题；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研究者声称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程序用来研究人间事务的问题。唯科学主义包含这一切，而且还包含了更加深沉的东西。它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它相信，某种标准化的程序即“科学”能够提供一种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的源泉，一种超人的基础；它相信，这个道德权威可以回答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生命？何时出现生命？为什么出现生命？”“为什么存在死亡和苦难？”“什么是正确或错误的行为？”“什么是善的结局？什么是恶的结局？”“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感知和行事？”里根总统说，他相信堕胎不对，至于受精卵什么时候开始进入有生命的阶段，我们则要听科学家怎么说——如果你像里根总统这样说，那你就在个人层次上信奉唯科学主义。如果没有科学家挺身反对这样的意见，如果报纸的“科学”版不登载批驳的文章，如果人人有意无意地以合作的态度长期维持这种幻觉，那就是文化层次上的唯科学主义。科学能够告诉我们，心脏什么时候开始跳动，宫外孕各阶段胎儿有多高的存活率。至于何为“生命”的“真正”定义，何为“人”的定义，科学并不拥有这样的权威去确定诸如此类的标准，就像你和我没有这样的权威一样。社会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人在自认为的合法权威面前会如何行事。然而，社会研究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权威”是合法的，什么时候“权威”是不合法的，也不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如何决定服从权威，什么时候服从权威是正确的，什么时候服从权威又是错误的。这样去询问科学，指望科学回答这样的问题，盲目接受科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是技术垄断论的大错觉。

弗洛伊德晚年与自己辩论他所谓的“幻觉的未来”。他指的幻觉是对存在、知识和道德权威的超自然、超人源泉的信仰，即对上帝的信仰。他盘问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在没有上帝幻觉的情况下人是否能够生存；也就是说，在这种幻觉的情况下，人类是否在心理上、文化上和道德上能够生活得更好。弗洛伊德以最强有力的声音表述了他的疑问（通过与他设计的另一个自我的辩论），最后“胜利”的是弗洛伊德的理性（或他对理性的信仰）：人类可能会活得更好或更糟，但人类必须要在没有上帝幻觉的情况下生活。弗洛伊德没有看到，就在他写《幻觉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时，他的著作又在支撑另一种幻觉，这样一个未来的幻觉：凭借客观而中立的科学家的努力，凭借道德权威的经验源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程序最终能够揭示人类行为“真正的”真相。他未能预见我们这个时代终极权威形象经历的一个奇异的变化，从白髯垂胸的老人形象变成了穿白大褂的年青男女的形象。倘若他预见到这个变化，他可能会修正他盘问自己的问题。他未能修正这个问题，让我来做这个修正吧。我不会提供答案，我希望提出问题以期引起新的辩论：关于上帝幻觉的问题、关于唯科学主义幻觉的问题、根本没有幻觉的问题、根本不希望道德权威的终极源泉的问题——在技术垄断时代，这些问题中的哪一个最可能对人类有利，哪一个最可能对人类有害呢？

[1]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法国化学家，氧气发现者，现代化学奠基人。

[2]安培（André Marie Ampère，1775—1836）：法国物理学家、电磁学家，电流强度单位安培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3]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8）：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政治家，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4]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1749—1827）：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

[5]转引自Hayek, p. 201。

[6]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法国哲学家，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知识分子统治社会、消灭贫穷、以宗教代替理性。

[7]安凡丹（Prosper Enfantin，1796—1864）：人称“安凡丹老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门徒。

[8]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1899—1992）：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197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有《价格与生产》《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资本纯理论》《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法律、立法与自由》《货币的非国家化》《经济的自由》等。

[9]Hayek, p.21.

[10]默里（James Augustus Henry Murray，1837—1915）：英国词典编纂学家、《牛津英语词典》主编、《不列颠百科全书》撰稿人，两度出任英国语言学会主席。

[11]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英国哲学家、政治学家，著有《经验及其模式》《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论人的行为》等。

[12]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著名的“测不准原理”。

[13]冈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瑞典经济学家、经济学奖，著有《货币均衡论》《美国难题：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社会研究的客观追求》等，与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共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4]Myrdal, p. 6.

[15]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英国哲学家，赞同反决定论的形而上学。代表作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

[16]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1135—1204）：犹太教法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出生于西班牙，中世纪最伟大的犹太学者，著有《犹太律法指导》《迷途指津》等。

[17]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1903—1990）：奥地利裔美国心理学家，研究儿童心理和教育，著有《仅有爱是不够的》《魅力的用处》等。

[18]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之一，曾经是弗洛伊德最亲密的同事，著有革命性的《无意识心理学》，提出无意识两层次的假说：人生活在被压抑的事件和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之中。

[19]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心理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著作甚丰，20世纪30年代以《萨摩亚人的成年》而一举成名。

[20]D. H. 劳伦斯（D.H. Lawrence，1885—1930）：20世纪英国最富争议的作家之一，受弗洛伊德心理学影响，描写性及两性关系，兼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和神秘主义特色，著有10部长篇小说，要者有《虹》《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

[21]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Charles Kinsey，1894—1956）：美国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以研究人类性行为著称，著有《男人的性行为》《女人的性行为》。

[22]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作家、评论家，晚年入英国籍，作品涉及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对立，从心理学角度反映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锋，著有《一位妇女的画像》《鸽翼》《波士顿人》《金碗》《小说的艺术》等。

[23]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9）：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机能心理学创始人。

[24]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1547—1616）：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创作《堂吉诃德》。

[25]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ylovitch Dostoevsky，1821—1881）：俄国小说家，写小人物的苦难，擅长心理描写，代表作有《白痴》《罪与罚》等。

[26]B. F.斯金纳（B.F. Skinner，1904—1990）：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获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1968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

[27]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1902—1994）：美国神经病学家、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提出心理发展的八个阶段，指出每一阶段的特殊社会心理任务，认为每一阶段都有一个特殊矛盾，矛盾的顺利解决是人格健康发展的前提。

[28]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制度学派创始人，研究商品供给和创造利润之间的根本矛盾，著有《有闲阶级论》《企业论》等。

[29]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1912—1989）：美国历史学家，两次荣膺普利策奖，一次获奖的作品是《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其他著名作品有《八月炮火》《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等。

[30]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1929— ）：美国心理学家、精神治疗专家，著有《危机中的儿童：勇气与惧怕研究》。

[31]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爱尔兰作家、诗人、戏剧家。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提倡“为艺术而艺术”，著有《认真的重要性》《少奶奶的扇子》《道林·格雷的画像》，晚年长诗《瑞丁监狱之歌》揭露了其中的非人道待遇。

[32]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英国小说家，擅长讽刺上层社会流弊，著有《衰落与瓦解》《邪恶的肉体》《荣誉之剑》《旧地重游》等。

[33]巴德·舒尔伯格（Budd Schulberg，1914— ）：美国好莱坞剧作家，奥斯卡奖得主，作品有《在滨水区》《码头风云》《什么使萨米逃走》《醒着的梦》《聪明的糊涂和糊涂的聪明》《我喜欢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人》。

[34]克里斯托夫·拉什（Christopher Lasch，1932—1994）：美国社会学家，著有《自恋文化》。

[35]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研究的区别，主要取自我的文章《作为道德神学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as Moral Theology），该文收录进我的书《认真的反对》（Consciousness Objections）一书。

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不久将来的某一天，加利福尼亚夏敦埃酒（Chardonnay）的广告人可能会灵机一动创作出以下画面：耶稣独自一人站在沙漠绿洲里；清风徐来，优雅的棕榈树叶在他身后婆娑起舞；舒缓的中东音乐撩动着空气，耶稣手握一瓶夏敦埃酒，用深情的眼光凝视着，然后转向镜头说：“我在迦南把水变成酒时，心里想到的就是这种酒。今天一喝，你就会成为信徒。”

倘若你认为这样的广告在你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出现，那你还可以设想另一种情景：我写这本书的此刻，有一则广告正在频繁播放，这是希伯来国民牌的法兰克福香肠。潇洒的山姆大叔身着红白蓝相间的服装，面带恰到好处的微笑，画外音描绘希伯来国民公司生产的醇美健康的法兰克福香肠。结尾时，画外音提高嗓门说，希伯来国民牌的法兰克福香肠就是好，它胜过国家标准。为什么？镜头移向苍天，画外音说，因为“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更高的权威”。

我想请读者自己来断定，哪一则广告更加令人难以置信：耶稣被用来卖酒还是上帝被用来卖法兰克福香肠？无论你的判断是哪一则，你都必须要记住，无论那假设的广告还是那真实的广告都不是亵渎神明的例子，它们的问题更加严重。毕竟，亵渎是对一个符号威力表示礼赞的一种形式。渎神者和偶像崇拜者一样，他们都认真对待符号，难怪美国总统希望用宪法修正案来惩治亵渎美国国旗的人（约1991年）。

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不是亵渎圣贤，而是委琐的庸俗化，对付委琐的庸俗化是不可能用法律制约的。在技术垄断论的条件下，主要文化符号的委琐化（trivialization）多半是由商业企业造成的。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美利坚大公司（Corporate America）贪婪，而是因为人们对技术的崇拜占了先机，使其他形式的崇拜难以立足。在技术垄断论的条件下，凡是从传统的宗教和民族背景获取意义的符号必然会很快失去活力，换句话说，其神圣或严肃的内涵将会被耗尽。一位神的升格需要另一位神的降格。“你们在我的面前没有其他神”，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技术神灵。

有两个互相纠缠的原因使传统符号委琐化。首先，正如社会批评家杰伊·罗森[1]明白表述的那样，符号尤其图像可以无限重复，但符号并不是不可耗竭的。第二，符号使用得越频繁，符号的意义就越是削弱。丹尼尔·布尔斯廷30年前出版的经典著作《图像》（The Image）就强调了这个规律。[2]他描绘了19世纪中叶滥觞的“图像革命”，视觉形象的复制因此变得轻而易举，民众因此不断接触到自己文化里的符号和图标。通过拓印、石印、照片和后来的电影电视，宗教和民族的符号得到普及，成为司空见惯的形象，漠然处之的态度随之产生，尽管漠然的态度未必就是鄙视的态度。有人似乎相信，神圣图像的情感冲击力总是不变、始终不变的。布尔斯廷仿佛是要回答这些人的问题，他提醒我们说，图像革命之前，大多数人看见的图像都是很少的。比如，耶稣和圣母的画像在教堂之外就难得一见。民族领袖的画像只有在富豪的家里或政府大厦里才能看到。那时的书籍里固然有图像，但书价高，而且书籍大多数时候又待在书架上。彼时的图像在周围环境里并不令人注目，所以稀罕的图像就具有特殊的力量。布尔斯廷认为，当图像处处可见时，接触图像的经验必然要变化，也就是说，图像的重要意义随之减少。他告诉我们，只有一张图片时，这一张图片顶得上万语千言。与此相反，有一千张图片时，尤其这一千张图片是相同的图片时，它们几乎就一文不值了。

布尔斯廷与罗森指引我们注意的是一条平平常常的心理学原理。你可以自己做一番验证（如果你尚未做过的话），你可以反反复复说一个词，即使是最重要的词，不久你就注意到，这个词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声音，因为重复耗尽了它的象征价值。凡是在美国军队里服过役或在大学宿舍里住过的男人，都有过淫秽词语的经验，尤其领教过那些所谓四字母的淫秽词，那些臭名昭著的淫秽词使我恶心，我不愿在此列举。你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教你别用的那些词，那些通常使人尴尬，使人不舒服的词，一旦滥用之后，就失去了令人震惊或尴尬的效果，就不再唤起特有的心态。它们就沦为声音，而不是符号了。

再者，符号失去意义的过程是一个因变量，如果用得越频繁，如果不问语境滥用，它们失去意义的速度就越快。比如，淫秽语用在使人生气、厌恶或仇恨的情景时，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倘若在一句话里每三个词就用一个淫秽词，而不论情感的语境，它就会失去魔力，且失去一切意义。林肯总统、华盛顿总统的肖像在总统日[3]用来宣告亚麻制品的销售量时，马丁·路德·金的生日庆典被当作家具打折的时机时，这些神圣符号就失去了意义。山姆大叔、上帝、耶稣用作亵渎圣贤的媒介，去为一个委琐的目的服务时，这些符号的意义就丧失殆尽了。

有时有人说，美利坚大公司滥用神圣符号或严肃符号，这虽然不虔诚但却是健康的表现形式。毕竟，不虔诚是过分虔诚或虚伪虔诚的矫治剂；当虔诚被用作政治武器时，不虔诚尤其是必要的苦口良药。你不妨说，不虔诚是克服偶像崇拜的终极答案，亵渎圣贤则不是；大多数文化都确立了一些手段，使不虔诚可以得到表达的机会；这些机会有剧场、玩笑、歌曲、政治言论甚至假日。比如，犹太人在普林节[4]这一天就可以拿虔诚开涮。

然而，广告对传统符号的利用丝毫不能说明，过分的虔诚本身是一种罪恶。商务是很严肃的事情，不会搞这样的暗示；只要它指向消费的理念，它无论如何也不会反对虔诚，而消费绝不会被当作儿戏。在使用山姆大叔、国旗、美国秃鹰或总统肖像时，在使用自由保险单（Liberty Insurance）、自由转换理赔保险（Freedom Transmission Repair）、林肯储蓄贷款（Lincoln Savings Loan）这些名字时，商界并没有留下不虔诚的把柄。它只不过宣告，在技术垄断论的条件下，区分神圣和世俗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在这里，我并没有进行标准牌号的批评，并不想历数资本主义过分的弊端。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尊重语词和图标的严肃性，让它不在委琐或愚蠢的语境下使用这些语词和图标，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在1830年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广告并没有在经济里扮演重要的角色，仅有的那一点儿广告也使用直白的语言，不利用重要的文化符号。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所谓“广告业”，为其铺路的是1879年3月3日开始实施的邮政法，该法案使杂志获得优惠的发行费。于是，杂志就成为全国范围广告的最佳渠道，商界人士抓住这个机会，使自己公司的名字成为商务净化的象征。乔治·伊斯曼[5]于1888年发明便携式照相机时，斥资2.5万美元在杂志上打广告；1895年，“柯达”和“照相机”就成了同义词，在一定程度上现在依然是同义词。皇家发酵粉公司、面包师巧克力公司、象牙香皂公司、吉列剃须刀等公司打入全国市场，靠的就是在杂志上打广告。甚至杂志本身打入全国市场也是靠在杂志上打广告。最突出的例子是《主妇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在1883—1885年期间，老板C. H. K. 库尔提斯为这本杂志花的广告费就高达50万美元。到1909年，《主妇杂志》的发行量就达到100多万册了。

虽然库尔提斯对广告满腔热情，但使广告和杂志联姻的最重要人物则是法兰克·芒西[6]，他1925年去世时，威廉·艾伦·怀特[7]对他的赞词是：“法兰克·芒西给他那个时代的新闻业的贡献是肉联厂老板的才干、钱商的道德和殡葬业主的风度。他和同行成功地把昔日高贵的行业变成了一个只有8％安全感的行业。愿他安息无虞。”坏心肠的芒西有什么“罪过”呢？简言之，他完成了两个发现：第一，低于成本价出售的杂志可以获得庞大的发行量；第二，大发行量可以吸引大量的广告，大量的广告可以带来高额的利润。1893年10月，芒西在纽约《太阳报》（Sun）登广告，宣布《芒西杂志》（Munsey’s Magazine）定价从25美分降到10美分，全年定价从3美元降到1美元。第一期10美分的《芒西杂志》发行量达到4万册；不出4个月，其发行量就飚升到20万册；两个月之后，其发行量就高达40万册了。

然而，另一个发现就不能怪罪芒西了。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于宝洁公司（Procter and Gamble）：猛攻人的非理性时广告能收到奇效。我这里所谓非理性当然不是疯狂，而是说，利用语言的魔力甚至诗意的力量，产品可以一路畅销。1892年，宝洁公司邀请公众用歌谣体撰写象牙牌香皂的广告词。四年之后，H-O公司率先打出这样的广告：婴儿坐在婴儿椅里，面前放着H-O牌麦片，手握小汤勺，欣喜若狂。到世纪之交时，广告商不再认为，理性是传播商品和理念的最好工具。广告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深度心理学，一定意义上已成为美学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条根本原理被人摒弃：生产者和消费者从事理性的事业，消费者的选择建立在仔细考虑商品质量和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至少这是亚当·斯密昔日的想法。今天，介绍商品品质的广告却十分罕见。广告制作和消费者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电影和体育明星、平静的湖泊和男子的垂钓、精美的筵席和浪漫的情调、全家人乘旅行车到乡间野餐——这些画面一点不涉及商品的性质。但这些广告诉说的一切正是消费者可能的担心、想象和梦想。于是，权衡商品消费花销的重心就从产品研究转向了市场研究，这个导向使企业偏离生产高品质的商品，走向使消费者感觉自己有身价的道路。企业的正经事成为假性的治疗，消费者成为受心理剧安抚的病人。

这就意味着，靠近技术垄断论的核心地带有一个庞大的产业，它有权力用一切可用的符号来吞噬消费者的心灵，以助长商业利益。虽然各种估计略有出入，但保守的猜测是，到65岁时，美国人人均看过的电视广告已经接近200万种。如果再加上广播广告、报刊广告和户外广告，符号超载和符号流失就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高度。当然，并非广告里的一切形象和语词都被吃掉，都脱离了严肃或神圣的语境，而且你必须承认，在目前的情况下，用耶稣的形象来推销酒是难以想象的，至少用耶稣来推销夏敦埃酒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另一方面，耶稣的诞辰却被商业用来消耗几乎全部的基督教符号系统。限制这种商业行为的条件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不妨把这种形式的消耗叫作文化强奸，给这种文化强奸开绿灯的意识形态赋予技术进步无限的至上地位，对传统受到的损害却麻木不仁。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大众广告并非符号大流失的原因，如果没有技术使之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世界观使之值得向往，这样的文化滥用就不可能发生。就它在美国采取的制度形式而言，广告是一种世界观的征兆，这种世界观把传统看成障碍。当然，如果没有对符号的尊重，传统就不可能起作用。实际上，传统就是承认符号的权威，承认产生符号的叙事意义。由于符号被侵蚀，叙事的损失随之而起，技术垄断力量使文化虚弱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符号的耗竭和叙事的流失。

我们不妨用教育为例。在技术垄断条件下，我们改进青年教育的方式是改进所谓的“学习技术”。目前，人们认为有必要把计算机引进课堂，正如当年人们认为有必要把闭路电视和电影引进课堂一样。对“我们为什么必须这样做”这个问题，当时的回答是“使教育更加有效、更加有趣”。这样的回答被认为理直气壮，因为在技术垄断条件下，效率和趣味不用为自己辩护。可见，人们一般不注意，这个回答并没有解决“什么是学习”的问题。“效率和趣味”是从技术角度做出的回答，只回答了手段问题，而没有回答目的问题；这样的回答并没有找到考虑教育哲学的路子。实际上，它把教育哲学的路子堵死了，因为“效率和趣味”回答的是如何走的问题，而不是为何走的问题。按照教育哲学的定义，不回答为何学习的教育哲学是不存在的，这大概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孔夫子、柏拉图、昆体良[8]、西塞罗[9]、伊拉斯谟、洛克[10]、卢梭[11]、杰斐逊、罗素[12]、蒙台梭利[13]、怀特海、杜威都认为，必须要通过教育促进一种超验的政治、精神或社会理念。孔夫子提倡传授“道”，因为他在传统里找到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最佳希望。柏拉图是我们第一位体系清晰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希望教育培养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s）。西塞罗主张，教育必须把学生从当下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杰斐逊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育年青人如何保护自己的自由。卢梭希望教育把年青人从邪恶、专断的社会秩序人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约翰·杜威提倡的教育目的之一，是帮助学生在不断变化、迷惑模糊的世界里，在前途不明朗的情况下正常生活。

只有知道这些伟人为何提倡教育之后，我们才能够明白他们建议的手段。但为了弄懂他们提倡教育的理由，我们还必须弄懂决定他们世界观的叙事。我所谓叙事指的是人类历史故事，这样的故事给历史赋予意义，对当前做出解释，为未来提供指导。这个故事的原则，是有助于文化组织其制度、弘扬其理想、为其行动寻找权威。我要冒重复的危险指出，世界上最宏大的叙事是宗教，比如《创世记》《薄伽梵歌》《古兰经》里的宏大叙事。和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一样，许多人相信，如果没有全面的宗教叙事作为核心，一种文化就必然要衰亡。也许是这样吧。毕竟还有其他的源泉——神话、政治、哲学、科学等源泉，不过，如果没有超验源泉和力量的叙事，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兴旺发达，这一点倒是确定无疑的。

这并不意味着，只要这样的叙事存在，文化的稳定和力量就有了保障。破坏性的叙事也不少。一种叙事赋予历史意义，但未必赋予人生存的保证，比如阿道夫·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给德国人民提供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希特勒吸收条顿民族的神话，复活古代和原始的象征体系，编织了一个雅利安民族智商的故事，从而振奋了德国人的精神，赋予他们劳动的意义，舒缓他们的压抑，提倡明确的理想。这个故事美化过去、阐明现在、预言未来，鼓吹千万年不朽。然而，第三帝国只存活了12年。

细说雅利安至上的故事为何短命的原因，和我的论题无关。我的要义是，一切文化都必须要有叙事的故事，只要人们愿意，他们都能够找到这样的故事，即使这样的故事导致万劫不复的灾难。否则，生活就毫无意义，且终将走向自我否定。每一种叙事都有自己的形式和情感特征，都有表达自己形式和特征的符号，这些符号需要人的尊重、忠诚和奉献。以美国宪法为例，它仅仅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法律文书，而且我还要补充说，这个意义其实很小。民主国家比如英国并不需要一部成文宪法来保障法治和自由。美国宪法的重要性主要是这样的功能：它是我们从何而来的故事的象征。这是我们政治版的《创世记》。如果你嘲弄它、忽视它、绕开它，那就等于宣告作为照耀世界的道德之光的美国没有什么意义。同理，自由女神像是美国故事的关键符号，其象征意义在于，美国是渴望自由的民众向往的自然的家园，无论他们来自何方。这样的故事失去力量当然有几个原因。实际上，本书试图描绘的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技术垄断的发展如何压制过去更加富有意义的故事。如果使表达、支持和戏剧化这个故事的符号变成委琐的东西，衰落就必然是这个委琐化过程如影随形的命运。符号的流失既是叙事失落的症状，也是叙事失落的原因。

上述教育家的哲学建立在符号丰饶的叙事上，他们尊重这些符号；按照他们的理解，教育揭示的故事是这些符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现在要问，美国教育想要给我们讲什么样的故事？在日益强大的技术垄断下，我们相信的教育目的是什么？人们的回答令人沮丧，其中的一个回答是可以从任何一则广告演绎出来的，教育广告鼓励年青人待在学校。但这些广告既没有隐性地暗示也没有明确地点破教育的目的：教育有助于用功的学生找到好的工作。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仅此而已。但这个回答不完全。这样的广告背后还有一个道理：我们教育自己和日本人、德国人竞争，在经济竞争中夺魁。这样的目的至少可以说不宏伟，不鼓舞人心。其背后的故事暗示，美国不是一个文化之国，它仅仅是一个经济之国，美国已经成为穷途末路的教育哲学的避难所。我还可以补充说，这样的信念反映在里根总统签发的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国家在危机中》（A Nation at Risk）[14]的报告里，跃然纸上的教育理念是：教育是经济政策的工具，舍此无他。

教育工作者用“电视广告检测”来推动教育，你可以从中感觉到他们拼命寻找一个更加吸引人的故事的紧迫感。请你设想，如何用电视广告来呼吁家长支持学校呢？什么样的广告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呢？（为恰如其分，姑且搁置直接面向学生的诉求，因为任何时代的年青人都倾向于认为，无论上学的理由是什么，上学总是好主意。请见莎士比亚《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关于“人生七个阶段”那一段。）

你能够想象，倘若杰斐逊或杜威出面制作这样的电视广告，那会是什么样子吗？他们的广告词可能是：“你的孩子是民主国家的国民。教育会使他们学会界定理性思维的能力，会增强他们捍卫自由的能力。至于工作和职业，那就留待稍晚和方便的时候再去考虑吧。”（穆勒语，他乐意和杰斐逊或杜威的教育宗旨攀亲。）请问今天会有人觉得，这是激发兴趣的动机吗？也许有少数人有这样的感觉吧，但这不足以成为一个国民教育计划的基础。我想，约翰·洛克制作的电视广告也许更缺乏感召力。他可能会说：“你的孩子必须要上学，因为他们将在那里学会让身体服从头脑。他们将学会控制自己的冲动，学会如何在精神生活中得到满足甚至激情。倘若不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就不能学会彬彬有礼，也不能做到知书、识理。”今天有多少人欢迎这样的使命呢？实际上，今天我们指望谁说这样的话呢？芭芭拉·布什[15]？李·艾柯卡[16]？唐纳德·特朗普[17]？即使令人尊敬的比尔·科斯比[18]也不太令人信服。这样的广告词会使所有的美国人笑破肚皮。

近年来，有人竭力为教育提供一个全面的宗旨，E. D. 赫施[19]博士就是突出的代表。在最近出版的《文化素养》（Cultural
Literacy）中，他对文化素养做了这样的界定：能够理解并使用一些重要的语词、年代、警语和姓名的能力，对我们的文化里有教养的人们来说，这些语词、年代、警语和姓名是交流的基础。为此目的，他和同事们一道编纂了一个清单，涵盖了他们认为有文化的美国人必须掌握的知识。该书第一版（1987）收录的条目有诺曼·梅勒[20]，但没有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它收录了金杰·罗杰斯[21]，却没有收录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巴克·罗杰斯（Buck Rogers），更不用说弗雷德·罗杰斯（Fred Rogers）了。伟大的本垒击球手贝布·鲁思[22]收录了，而最伟大的本垒击球手汉克·亚伦（Hank Aaron）却不见其中。马克斯兄弟[23]在其中，而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法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约翰·福特（John Ford）、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却不在其中。萨拉·伯恩哈特[24]收录了，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却没有收录。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Rochester）收录了，而新泽西州的特伦特（Trent）却没有收录。赫施收录了1944年的巴尔基战役（Battle of Bulge），我的兄弟为此而高兴，因为他参加了那次战役。但我的叔叔1942年捐躯的珊瑚海战役（Battle of Coral Sea）却不见其中，如果他地下有知，他可能会感到失望。

为了填补空缺，赫施不得不增加条目，于是就出现了《文化素养百科全书》（Cultural Literacy Encyclopedia）。我们可以肯定，赫施将继续拓宽收录范围，直到有一天，他只需印制一句话的指南就足够了：“见《美利坚百科全书》和《韦氏第三版国际词典》。”

当然，任何教育都指望学生熟悉自己文化里重要的参考文献。即使卢梭只要求学生读《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一本书（以便学会在蛮荒野地里生存），他也指望学生无意之间学到文雅人谈话里出现的人名、警语和年代。然而，赫施的建议不足以反映技术垄断的不足，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我已经在第四章“难以把握的世界”里做了探讨，技术垄断阐述的信息量大而多样，且不断变动，不可能被组织成一个整合一体的教育计划。你有什么办法把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与萨拉·伯恩哈特或贝布·鲁思纳入同一个课程表呢？或者你有什么办法把马克斯兄弟放进教学计划呢？金杰·罗杰斯又放在什么地方呢？你可以把她放进“弗雷德·阿斯泰尔[25]舞伴”的课程表里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纳入西德·夏利斯［Cyd Charisse］，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我们还得纳入温斯顿·丘吉尔首相的女儿萨拉。）赫施的百科全书式清单并不是解决信息过剩的办法，而是对信息过剩的描绘。因此，他的书本质上说并不是黏合一体的。而且，这本书还把教育的后果和宗旨混为一谈。他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是有教养的人？”他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比如，年青人打篮球的时候要学抢篮板球，会抢篮板球是优秀篮球手定义的一部分，但他们抢篮板球不是玩篮球的目的。一般地说，年青人打球有一个更加广泛而深刻的、更有意义的原因——那就是显示自己的男子气，取悦他们的父亲，得到同伴的认可，或者甚至纯粹为了追求打球乐趣。你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成功的理由，然后才能解决为了成功而必须做出的努力。在技术垄断条件下，找到成功的理由不容易，所以赫施博士干脆就绕开了这个问题。

但艾伦·布卢姆[26]并不回避这个问题。在《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里，他直面这个问题，对学界表示强烈的不满。他抱怨说，大多数美国教授失去了勇气。他们成了道德相对论者，不能旗帜鲜明地告诉学生什么是正确的思想和得体的行为。再者，他们还是思想相对论者，拒不捍卫自己的文化，不再为保存和传播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而献身。

布卢姆的办法是，我们回到西方思想的基础。他不在乎学生是否知道金杰·罗杰斯和马克斯兄弟。他要我们传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圣奥古斯丁等杰出人物在重大的伦理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上的论述。他相信，学生熟悉伟大的书可以给自己打下道德和思想的基础，这会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有品质。布卢姆的主张并没有多少特别富有原创性的思想，但他是一位严肃的教育家；这就是说，和赫施不一样，他强调道德教育。他知道，技术垄断论是一股有害的力量，必须要反对，但他没有多少支持者。

拒绝接受布卢姆思想的人提出了几条反对意见。第一条反对意见是，这样的教育是精英教育，因为大多数学生并不觉得西方文明的伟大故事能够激励人，他们太疏远历史，并不能从中得到激励，难以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与自己的奋斗联系起来，他们看不到这些思想和言论对自己生活的意义。第二条反对意见来自所谓“左”的视角，更令人丧气。在一定意义上，它给所谓精英主义提出了一个定义。根据这个观点，“西方文明故事”是片面的、有偏颇的，甚至是压制人的。这个故事不是美洲印第安人、西班牙裔、妇女、同性恋者的故事，而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男性的、异性恋的、白人的故事。这种主张认为，没有或不可能有一种全民的文化，不存在全体公民认同并吸取营养的全国性的文化，有组织力的和激励人的符号的故事并不存在。倘若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就等于说，我们民族的符号已经丧失了把国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教育就必须要成为部落的事务（a tribal affair）；那就是说，每一种亚文化都必须要寻找自己的故事和符号，并且把它们用作教育的道德基础。

和这些主张拉开距离的当然是宗教教育，天主教学校即为一例。它们努力维护的是另一种传统观点：学习的目的是荣耀上帝，更加具体地说就是要年青人从思想上和风度上都接受教会的道德指导。许多宗教界的教育家承认，在技术垄断的条件下，这样的目的是否能够达到仍然是一个问题。

在技术垄断的条件下如何寻求教育的目的？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将留待下一章阐述。不过我们在这里就必须指出，寻求这个目的的努力本身就是一个迹象，这个迹象说明我们民族、宗教和神话的符号严重流失，失去了很大的活力。欧文·豪[27]写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一切世界体系正在瓦解，这些昔日支撑（同时又曲解）西方精神生活的体系，从神学到意识形态的体系，都在瓦解之中。这就导致怀疑主义的情绪，引起判断事物的不可知论，有时甚至产生厌世的虚无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最传统的人也开始怀疑价值的重要意义，并怀疑有重要意义的价值。”[28]

技术垄断乘虚而入，其重点是无极限的增长、无责任的权利和无代价的技术。技术垄断的故事没有一个道德核心。它强调效率、利益和经济进步。它凭借技术进步创造的方便设施许诺一个地上天堂。它将一切表示稳定和秩序的传统的叙事和符号弃之不顾，用另一个故事取而代之；这个故事是能力、专业技巧和消费狂欢的故事。故事的目的是努力为得势的技术垄断论培养技术官僚。它对布卢姆的回答是：西方文明的故事没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它回答政治左派说：我们的确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其名字就是技术垄断，其关键符号就是计算机，与计算机无关的一切都在排除之列，一切亵渎计算机的东西也必须坚决杜绝。技术垄断甚至回答赫施说：被他收进《文化素养》中的一些条目，如果太深入思考、太认真对待，将会干扰技术垄断的进步。

我承认，期待教育界来确定那些重申我们民族文化的故事，那似乎不太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样的故事必须来自政界，必须由政界送到他们手中。如果我们的政治符号已经耗尽，那就难以想象，老师们如何给教育提供权威的宗旨。我正在撰写这一章时，对伊拉克的战争已经进入第四周；发动战争时用的那些辞藻我们还记忆犹新。首先是总统号召美国人用武器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接着是国务卿的要求：用战斗来捍卫自己的饭碗（jobs）。接下来就是呼吁，在稍晚和适当的时刻呼吁美国人挫败一位“希特勒”的“明目张胆的侵略”。我在这里不是说，开战没有理由。我要强调指出的是，海湾战争结束之后，我们的政治领袖以前所未有的干劲儿去寻求一种极其重要的叙事和与之相伴的符号，以唤醒一种民族精神和决断的意识。美国公民也在努力。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传统符号流失了，所以他们诉诸令人注目的黄丝带，显示他们对一种事业的忠诚。战争之后，这些黄丝带将淡出我们的视野，但我们是谁、我们代表什么的问题依然存在。仅存的符号是先进计算机制导的F-15战斗机——这样的局面会不会出现呢？

[1]杰伊·罗森（Jay Rosen，1956— ）：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提出公共新闻的核心概念，主张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或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

[2]虽然从某些方面看，布尔斯廷的《图像》一书显然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我们要感谢他，因为这本书使人注意图像地位凸显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3]总统日（President’s Day）：华盛顿和林肯的生日，美国的法定假日，在每年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4]普林节（Purim）：纪念犹太人免遭波斯宰相哈曼（Haman）杀害的犹太教节日。

[5]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1854—1932）：美国发明家和工业家，发明胶卷干片冲卷工艺、可卷胶片、盒式照相机、彩色照相法等。

[6]法兰克·芒西（Frank Munsey，1854—1925）：美国出版商，芒西集团老板，其集团是20世纪初三大报业集团之一。

[7]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1868—1944）：美国新闻传播学家、记者，主持或编辑多种有极大影响的刊物，1923年普利策奖得主，著有《堪萨斯怎么了》《致一位焦虑的朋友》《真正的问题》《变化的西部》等。

[8]昆体良（Quintilian，公元35?—100?）：罗马修辞学家，著有12卷《雄辩术原理》。

[9]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律师、古典作家、演说家，有大量哲学、政治学、演说辞存世。

[10]洛克（John Lock，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反对“天赋观念”论，在认识论、政治、教育和医学上均有贡献，大多数著作已有中译本。

[11]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激励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对浪漫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影响。他的“社会契约论”超过了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孟德斯鸠的实证论。提出“世俗的宗教”和“自然教育”等伟大思想。著有《爱弥儿》《社会契约论》等，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2]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社会评论家、作家，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对符号逻辑、逻辑实证论和数学体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著有《数学原理》《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数理逻辑导论》。

[13]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意大利医生、教育家，创办“儿童之家”，提出蒙台梭利教育法，强调儿童潜能的自由发展，著有《蒙台梭利教育法》《启发人的潜力》等。

[14]《国家在危机中》，1983年由美国教育优化全国委员会拟订，里根总统签发。

[15]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1925—2018）：美国总统老布什的夫人，小布什的母亲。

[16]李·艾柯卡（Lee Iacocca，1924—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是美国商业偶像第一人，挽救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以《反败为胜》一书名扬国际，他的自传曾经风靡中国大陆。

[17]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1946— ）：美国地产大亨，第45任美国总统。

[18]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1937— ）：美国黑人喜剧明星，口才极好。

[19]E. D. 赫施（E.D. Hirsch，Jr.，1928—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提倡通识教育，创建“核心知识基金会”，著有《诠释的效度》《文化素养》等。

[20]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美国作家、普利策奖得主，著有《裸者与死者》《白种黑人》《刽子手之歌》《美国梦》《总统文件》等。

[21]金杰·罗杰斯（Ginger Rogers，1911—1995）：美国影星，第13届奥斯卡影后。

[22]贝布·鲁思（Babe Ruth，1895—1948）：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棒球手。

[23]马克斯兄弟（the Max brothers）：美国喜剧演员格罗佐·马克斯（Groucho Marx，1890—1977）等4人组成的兄弟班子。

[24]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戏剧演员、导演，有“女神莎拉”美誉，以优美的容貌、出色的演技和嗓音成为著名的舞台剧演员，也被誉为当时最伟大的演员。

[25]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1899—1989）：好莱坞舞王，金杰·罗杰斯舞伴。

[26]艾伦·布卢姆（Allen Bloom，1930—1992）：芝加哥大学教授，《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成为美国学研究的基础读物。

[27]欧文·豪（Irving Howe，1920—1993）：美国作家、社会批评家，著有《父辈的世界》《政治与小说》等。

[28]New Republic, February 18, 1991, p. 42.

第十一章　爱心斗士

凡是从事文化批评的人都不得不忍受别人的诘问：什么是你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他们几乎绝不会欣赏这样的反问，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仅仅是满足于提出问题，无论如何，他们并不善于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他们成为文化批评家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

但人家的诘问还是要提出来的，这样的诘问有三种声音。第一种语气温和而热心，仿佛暗示批评家是知道答案的，只不过他们忘记把解决办法纳入自己的批评罢了。第二种声音略带威胁和评判的口吻，仿佛在说批评家无权诘难人，除非他们业已掌握相当好的解决办法。第三种声音流露出热望和鼓励，仿佛在暗示说：众所周知，严肃的问题未必总有答案，但如果批评家愿意思考，也许他们能提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吧。

我想做出的回应是对第三种提问方式的回应。实际上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本章就是我思考的结果。本章的简单论述向读者坦露：和大多数的批评人一样，我批评的武器与其说是解决办法，不如说是提出问题。

在我看来，生活在迅猛发展的技术垄断条件下，我们做出的合理回应（难以称为解决办法）是可以分成两部分的：无论文化做什么，个人能有何作为；无论个人做什么，文化能有何作为。谈到个人的回应，我必须开宗明义宣示，我不准备以“专家”的方式开列一个“如何做”的清单，去显示我们“崩溃的防线”，那是我在第五章里的讥讽方式。在如何生活的问题上，谁也不是专家。然而，我可以提出塔姆斯法老式的原理，这似乎是有效的指南，想求自保的文化人可以借此抵御美国技术垄断最坏的后果。这条原理是：你必须努力成为充满爱心的斗士。这就是希勒尔可能会传播的教义。我要做的评论是：我所谓“充满爱心”的意思是，虽然你看见了周围的混乱、错误和愚蠢，你必须随时牢记曾经使美国成为世界希望的故事和符号，牢记那些尚有活力再次成为世界希望的故事和符号。1989年，布拉格街头的学生朗诵托马斯·杰斐逊的著作时，有没有美国人笼罩在技术垄断的虚无里产生的愤世嫉俗和精神不振呢？他们会无动于衷吗？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人用异见和抗议迫使政府改变外交政策，这也许是历史上的孤例；美国人可能会忘记这一孤例，但别人反倒不会忘。美国人发明了一切公民接受公共教育的思想，而且从来就不曾放弃这个思想；美国人可能会忘记这个发明，但别人不会忘。世人包括美国人都知道，直到此刻的每一天，移民继续不断来到美国，他们希望摆脱这样那样的匮乏。

还有无数需要记住的事情，牢记它们有助于使人对美国产生好感，因为美国过去和将来始终在进行不断的试验，世人正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美国。有三场试验特别重要。第一场试验发生在18世纪末，时人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允许最大限度的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它还能够维持相同的认同感和宗旨吗？第二场伟大的试验发生在19世纪中叶，那时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允许世界各地的移民进入，它还能够保持整合一体和全国一家的感觉吗？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场试验是技术垄断的试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完全屈从于技术思想世界（technological thought-world）至高无上的地位，它还能够保存自己的历史、原创精神和人文情怀吗？

显然，我认为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不能够像对前两个问题的回答那样令人满意。但如果意识到技术垄断的危险并奋起抵抗，那就有理由希望，美国还能够克服美国人王中王似的傲慢和拥抱一切技术的盲目，从而进入履险如夷而安然无恙的境界。这自然引出我所谓的“斗士”原理。抵抗美国技术垄断的斗士应该：

（1）除非知道民意测验里设计的是什么问题并为何这样问，否则就不理睬民意测验；

（2）不接受效率是人际关系最优先目标的思想；

（3）摆脱对数字魔力的迷信，不把计算当作替代评判的充足根据，也不把精确的计算和真理画等号；

（4）不让心理学或任何“社会科学”占据优先的地位，不让它们排挤常识里的语言和思想；

（5）至少对所谓“进步”观念抱怀疑态度，不把信息和理解混为一谈；

（6）不认为老年人无关紧要；

（7）认真对待家庭忠诚和荣誉的意义，准备伸手去接触人时，期待他人也有同样的需要；

（8）认真对待宗教的宏大叙事，不相信科学是产生真理的唯一体系；

（9）理解神圣和世俗的差别，不会为了追求现代性而漠视传统；

（10）钦慕技术独创，但不认为技术代表了人类成就的最高形式。

抵抗技术垄断的斗士知道，绝不能够把技术当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来接受；他知道，每一种技术都是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从智商测验、汽车、电视到计算机都是环境的产物；他知道，每一种技术都带有独特的纲要、议程和理论，它未必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因此每一种技术都需要我们去细察、批评和控制。总之，抵抗技术垄断的斗士在认识论和精神上必须和技术拉开距离，所以技术始终带有几分陌生的色彩，技术绝不会是必然的、自然的现象。

我要说的仅此而已，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决定如何践行这些思想。但是，教育不仅有助于形成抵抗斗士的观念，而且有助于年青人形成表达抵抗斗士的方式。所以本书准备用教育研究来结尾。这并不是说，政治行动和社会政策在反对技术垄断上没有用处。现在有迹象表明，人们认识到，法律和政策可以对技术垄断做出回应。在环境保护运动里，在思考对计算机技术的法律限制时，在回应泛滥的测试时，在恢复社群一体的感觉时，法律和政策都可以发挥这样的功能。不过美国的情况正如劳伦斯·克雷明[1]所言，每当我们需要革命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教学计划，所以我想提一个建议。我曾经提出一个教学计划，受到相当程度的好评。[2]不过，这是我为解决文化问题想到的最好的方式。诚然，学校是一种技术，但它是一种特殊的技术，因为和其他的技术不一样，它老是受到挑剔的审视、批评和修正。学校是美国人矫正错误、解决问题的主要工具，能够对付那些使其他社会制度神秘化并瘫痪的问题。

在探讨技术垄断使社会分解的力量时，在教育年青人的教育中，学校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给学生的学习提供连贯的意识，培养特定的宗旨、意义和相互关联的意识。现代世俗教育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它不传授知识，并不是因为它不让学生知道金杰·罗杰斯和诺曼·梅勒等无数名人是什么人，而是因为它缺乏道德、社会或思想的核心，因为它没有一套贯通教学计划各部分的思想或态度。实际上，我们的教学计划根本不是一个“研究计划”，而是一团毫无意义的大杂烩。它没有提出一个清晰的愿景，不明确什么人称得上是有文化的人，只明白学生应该具备一些“技能”。换句话说，这样的教学计划只明确技术专家的理想——成为没有献身精神、没有观点，只有大量技能到市场上去出售自己的人。

当然，我们不能过高估计学校的能耐；目前，我们文化里的连贯性已经消失殆尽，面对这样的情况，学校很难提供整合一体的视野。在我们技术化的、以当前为中心的信息环境里，要给教育的基本原理定位是不容易的，令人信服地给教育注入一个基本原理更是难上加难。比如，学校不能恢复宗教在学习生活中的核心地位，这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少数例外，谁也不会认真对待学习是为上帝增光的观点。同样明显的是，知识爆炸炸毁了“伟大的书”这样的教学计划，这一类范围有限、协调不错的教学计划难以实现了。有人要我们强调爱国，把爱国作为统一教育的原理。然而经验告诉我们，爱国必然转化为爱政府；实际上，这难以和苏联教育的核心理念区别开来。

有人提议把“情感健康”（emotional health）作为教学计划的核心。这个观点有时被称为罗杰斯主义，有时被称为马斯洛[3]主义；他们的观点是通过寻求“真实的自我”，赋予情感生活高于一切的价值。当然，这样的观点使教学计划失去意义，因为它只考虑“自我了解”，只了解自己的情感。卡尔·罗杰斯曾经说过，凡是可以传授的东西都可能是琐屑的、有害的，这就使有关学校的讨论没有必要。但是，除了罗杰斯提出的这个观点之外，文化已经背负着美化“自我”的沉重包袱，如果再让学校去强调自我，即使可行也显得多余了。

建议一个多样化、世俗化的社群采纳一个貌似可行的主题，那显然是踩在摇晃的地基上。然而，尽管有那么多疑虑，我还是要提出一个可行的主题，我这个主题能够给雅各布·布洛诺夫斯基[4]《人类的攀升》（The Ascent of Man）注入活力。这是一本书、一种哲学，充满乐观主义和超验主义的信仰，相信人类的命运就是发现知识。再者，虽然他讲的重点是科学，但他发现有充分的理由把艺术和人文学科纳入知识的范畴，把这种知识作为我们无限追求的一部分，我们追求有关自然的统一的知识，我们要了解我们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因此，我把布洛诺夫斯基所谓“人类的攀升”（the ascent of man）称为“人类的攀升”（the ascent of humanity）。为此目的，我们必须结合艺术和科学，我们必须结合古与今，因为人类的进步首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故事。实际上，这是一个创造的故事，虽然不是原教旨主义者拼命捍卫的那种神创论的故事。这是人类战胜孤独、愚昧和混乱的创造性的故事。毫无疑问，它包括了各种宗教体系的发展过程，宗教是为人的存在赋予秩序和意义的手段。在这样的语境下去看《圣经》创世论的故事，那是多么激动人心，因为它几乎是艺术幻想和科学直觉的完美结合：这是一个宇宙创生的大爆炸理论；恐怕除了原教旨主义者之外，人人都会为此而感到震撼；大多数宇宙学家都接受了大爆炸理论，大爆炸理论在基本细节上确认了《圣经》提出的开天辟地的情景。

把人类的进步作为构建教学计划的框架，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许多好处，目前的好处尤其是多种多样的。首先，除了我将要指出的几个例外之外，它不要求我们发明新课题或放弃旧课题。目前，大多数学校教学计划在内容的结构上完全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其次，这个主题可以从初小开始，一直延伸到大学，只是需要拓宽加深而已。更大的好处是，它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理解功课意义的观点，因为每一门功课可以被视为一个战场、角斗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始终在进行，并继续在那里发生。每一门功课里的每一个观点都是一场争斗的标志，都意味着有人倒下去，有人站起来。由此可见，人类进步的故事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故事，并非没有苦难，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令人震惊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教学计划本身可以被视为人类智能和创造性的庆典，而不是文凭或大学要求的无意义的集合。

最大的好处是，人类进步的主题赋予教育一个非技术、非商业的定义，这个定义来自光荣的人文主义传统，反映了学术生活的宗旨，这个观念能对抗技术专家的偏向。我的观点是：所谓有教养就是懂得知识的源头和发展，理解知识的体系；就是熟悉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熟悉这些优秀遗产赖以产生的思想机制和创造机制；就是学会如何参与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5]所谓伟大的会话（The Great Conversation），哪怕是作为听众参与也很好；“伟大的会话”是另一个隐喻，和“人类的进步”异曲同工。你会注意到，这样的定义不以儿童为中心，不以训练为中心，不以技能为中心，甚至不以问题为中心，而是以理念为中心，以黏合力为中心。与此同时，它又带有一定的出世性，因为其假设是，在学校里学习的东西不必急于直接和今天的问题挂钩。换句话说，这样的教育强调历史知识、科学的思维方式、训练有素的语言技能、广博的人文和宗教知识，强调人类事业的一以贯之。对于技术垄断那种反历史的、信息饱和的、热爱技术性质的教育来说，这种教育无疑是极好的矫治剂。

让我们首先考察历史，因为在几个方面，历史是教育的核心。这一点无须我来争辩，正如西塞罗所言：“如果你对你出生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就意味着，你永远是幼稚的人。”只提一点就足以说明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是我们“提高觉悟”的最强大的思想手段。不过，关于历史和历史教学还是有一点要强调，因为它们在学校里常常被忽略。历史并非众多必须传授的课程之一；每一门课都有历史，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文学、音乐、艺术都有自己的历史。我在这里提议，每一位老师都必须是历史老师。如果只传授今天所知的生物学而不教过去所知的生物学，那就是把知识贬低为纯粹的消费品，那就使学生无缘了解我们知识的重要性，使他们无从知道我们的知识是如何得到的。倘若教学生原子而不提德谟克利特[6]，教电学而不提法拉第[7]，教政治学而不提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8]，教音乐而不提海顿[9]，那就是不让学生参与“伟大的会话”。再者，那就是斩断了他们知识的根基；目前，其他的社会机构对知识的本源都不太感兴趣。了解你的根基不仅仅是了解自己的祖父从何而来，不仅仅是了解他吃过什么苦。你还要知道你的思想从何而来，你为何相信这些理念；你还要了解你的道德感和审美体验从何而来；你还要了解你的世界从何而来，而不仅仅是知道你的家庭从何而来。为了完整展示上文开始的西塞罗的思想，我们再引他的一句话：“除非人的生命融入了祖先的生命，除非人的生命置入历史语境中，否则人生又有何价值呢？”当然，西塞罗所谓的“祖先”并不是指母亲的姑母或姨母。

据此我建议，每一门课程都要当作历史教。这样，儿童在初小时就知道，知识不是固化的物体，而是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有过去也有未来；可惜现在的儿童不了解这一点。让我们回头说一说创世论的问题，我们想要说明，4000年前产生的思想不仅在时间上传到今天，而且在意义上发生了变化，这些思想从科学变成宗教隐喻，又从宗教隐喻变成科学。古希伯来人在沙漠帐篷里神奇的思辨，和现代麻省理工学院教室里神奇的思辨，两者之间一以贯之的联系是多么有趣、多么深刻啊！我想要说的是，学科的历史使我们学会其中的联系；历史教育我们，世界并不是每天重新创造的，每个人都站在他人的肩头上。

我很清楚，在各门课程里用这样的传授法有一定的难度。目前，能够派上用场的著作不多，而且老师们也没有做好准备用这样的态度去了解知识。况且，如何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也增加了问题的难度。但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倒是毋庸置疑的。

把课程作为对历史连续体的研究来传授，目的不是把历史作为一门无关紧要的学科。如果每一门课程都用一个历史的维度来传授，历史老师就可以放手把历史当作多种不同的历史来传授：历史是关于变化为何发生的假说和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谓抽象的“历史”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每一位历史学家都知道，他必须用特定的观点来讲故事，他的观点反映的是他具体的社会发展理论。而且，史学家们还知道他们写历史总是抱着某种特定的目的——常常是为了美化或谴责当前的情况。不存在任何终极的抽象的历史，而是存在多种多样的历史，人类的发明不会给我们唯一的答案，只会给我们提供多种问题召唤而来的多种答案。

史学家们知道这一切——这是他们的常识。然而这个常识却对我们的年青人秘而不宣。由于不了解这样的常识，年青人就无法理解为何“历史”会变化，为何俄国人、中国人、印第安人和其他一切民族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作者的观点会不一样。由此可见，历史老师的任务就是成为“多维历史的老师”（histories teacher）。这并不是说，哪一个版本的美洲史、欧洲史、亚洲史不应该讲。一种历史都不懂的学生就没有能力去评价其他的历史。这也并不是说，“多维历史的老师”任何时候都必须证明：多维历史本身如何成为文化的产物；任何一种历史都是一面镜子，反映的是文化带有的自负和偏向；任何一个民族的宗教、政治、地理和经济都使他们沿着特定的路线去重新创造自己的过去。“多维历史的老师”必须向学生澄清“客观性”和“事件”的意义，都必须给学生提供如何评价多维历史的意识。

有人会反对把历史作为比较历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来教，说这个观点太抽象，学生无法把握。但这正是应该传授比较史学的原因之一。只把历史当作没有疑义、分割肢解和具体的事件来罗列，那就是复制技术垄断论的偏向；而技术垄断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让学生接触多种观点和理论，就是只给他们提供一连串毫无意义的事件。他们之所以觉得，围绕“历史”课应该包括什么事件的争论听上去有一点空洞，其原因就在这里。比如，有人建议把希特勒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或印第安人的血泪史纳入教学计划。我同意我们的学生应该知道这样的事情，但我们还必须回答其他一些问题：我们想要他们从这些事件里了解什么呢？我们把这些事件当作历史的“疯狂”来解释吗？我们把它们当作邪恶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或生存之道（law of survival）来阐述吗？它们体现了经济贪婪的普世力量吗？它们是人性运行机制的例证吗？

无论历史研究中包含的事件是什么，最糟糕的局面就是在脱离理论整合的情况下去表现这些事件，也就是使之成为毫无意义的孤立现象。我们可以断言，这正是技术垄断论每天的所作所为。“多维历史的老师”必须超越“事件”的层次，迈向观念、理论、假设、比较、演绎和评估的层次。这个理念提高抽象的层次，使我们能够传授抽象层次最高的“历史”。这个理念适用于一切学科，包括理科。

从人类进步的观点来看问题，科学成就是人类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在上帝对人类进行最后审判时，我们首先会毫不犹豫地陈述我们的科学成就。我历来强调在每一门理科课程里讲授科学史，但讲授科学史的重要性不会超过讲授科学“哲学”的重要性。说到这里，绝望之情油然而生。过半的美国中学连一门物理学的课程也不开。我估计，90％以上的中学讲授化学的方式似乎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药剂师，我这个估计的准确性大概八九不离十吧。因此我说，科学是人类想象力的训练，科学和技术截然不同，科学有多种“哲学”——这几个方面应该成为科学教育的内容，我的主张脱离了目前的主流，但我坚信这样的主张是对的。

在我们的学生中，那些知道什么是“演绎”、什么是科学理论、什么是科学模式的，那些考虑过什么是有效科学实验的最佳条件、什么是科学真理的，每五十个人里还不到一个人——这样说会不会夸张呢？在《人的身份》（The Identity of Man）里，雅各布·布洛诺夫斯基说：“这就是科学想象的悖论：科学想象的目的是‘使想象贫乏’（the impoverishment of imagination）。我用这个惊人之语的目的就是使人感到震撼：科学想象的最高层次就是铲除新思想的大量滋生。在科学里，宏富的观点就是小家子气的观点，宏富的宇宙模式就是极端缺乏假设的模式。”

每一百个学生里会不会有一个人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呢？“使想象贫乏”（the impoverishment of imagination）这个提法也许令人吃惊，但这条引语里的思想却没有令人吃惊之处，也没有任何异常的地方。每一位科学家都理解布洛诺夫斯基的意思。但他们不让学生知道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应该揭开这个秘密。除了让每一门理科课程都包含严肃的历史维度之外，我还要提议，从小学到大学的每一所学校都开一门科学哲学的必修课，这样的课程应该考虑以下内容：科学用语、科学证据的性质、科学假设的源头、想象力的角色、试验的条件，尤其是错误和反证的价值。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许多人仍然相信，使一种表述富有科学性的要素是我们能够证明它“科学”。而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科学表述和非科学表述的区别是，科学表述可以经受证伪的考验。科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辨认“真理”，而是我们有能力辨认谬误。

这样一门课程的目标是学会一个理念：科学不是药学、技术或诀窍，而是运用人类智能的一种特殊方式。重要的是让学生知道，人的科学修养不是穿漂亮衣服（这是电视教给人的派头），而是践行一套思想信条，而许多的信条和语言能力有关系。科学需要使用明白晓畅、人人能懂的语言。人类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仰赖这样的语言。

关于驾驭语言的能力，我提议除了科学哲学的课程之外，从小学到大学的每一所学校都开设一门语义学的课程，语义学研究的是表达意义的机制。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指出令人沮丧的事实，英语老师对这门学科的反应一直比较迟钝，也就是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门学科。我始终对此不得其解，因为英语老师声称关心传授读写能力。然而，倘若他们不传授语言和现实的关系——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就是语义学，我难以想象，他们如何能够指望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呢？

每一位老师都应该是语义学教师，因为语言和知识是不可分割的。和历史一样，语义学也是跨学科的学问：语义学知识是理解任何学科的必要条件。这样一门课程确定并解释语言的基本原理；如果年青人能够学这样的课程，这对他们智力的成长是极其有用的。这门课不仅讲授语言的各种用法，而且讲授事物和语词、象征和符号、事实表述和事实评判、语法和思想的关系。对年青学生来说，这门课尤其应该着重讲常见的语义错误；通过提高觉悟和严格训练，这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常见的语义错误有：使用非此即彼的范畴，误解不同层次的抽象，把事物和语词混为一谈，使用标语口号式的语言和反身指代（self-reflexiveness）的语病。

在所有能够纳入教学计划的学科里，语义学当然是最基本的学科之一。由于它传授的是表达和解释语义的机制，所以在影响学生最深层的智能上，它具有极大的潜能。然而，人们主张回到基本功时，竟然很少提到语义学。为什么呢？我的猜想是，它切入太深了，是基础的基础。将乔治·奥威尔[10]的话略微变通一下说，许多科目是基础的课题，但总有一些是基础的基础。这样的科目能够产生批判性思维，能够使学生弄懂有关事物精髓的问题。主张“回到基本功”的人通常心里没有想到这样的科目。他们想要的是语言的工匠：能够听懂指令、写出清爽报告、拼写正确的语言工匠。语义学的学习能够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语义学的学习有更大的好处。它帮助学生反思自己文字表达的意思和准确程度，帮助他们理解老师布置的阅读材料。语义学教会学生发现老师教学内容的底层预设。它凸显语言扭曲现实的多重方式。它帮助学生成为查尔斯·韦因加特纳[11]和我命名的“废话侦探”（crap-detective）。因此，语义学功底扎实的学生难以对付阅读测验，因为阅读测验不欢迎你问内容正误的问题。在内容正确的情况下，它也不欢迎你问测验内容与什么东西有关系的问题。语义学则相反，它坚持问这样的问题。但“回到基本功”的提倡者不要求教育回到那样的基本功。通常他们的议程里不包括文学、音乐和艺术，其原因就在这里。与此相反，如果我们把人类进步作为主题，我们必然要把语义学科目提高到突出的位置。

这种突出地位最显著的理由，是这些科目的内容含有最雄辩的例子，能够说明人类经验和情感的同一性和连续性。所以我提议，在传授人文学科时，我们应该强调经久不衰的创造成果。学校应该尽可能远离当代的作品。由于通信产业的性质，我们的学生在业余时间里不断接触通俗的艺术，包括通俗的音乐、修辞、设计、文学和建筑。他们对这些通俗艺术形式和内容的了解实在不令人满意。然而，他们对过去的艺术形式和内容更加无知，就像洞穴人的视野那样狭隘。这就是强调往昔艺术的充足理由之一。另一个理由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艺术使我们摆脱当前的束缚，在这一点上，罕有其他科目能够与之匹敌。比如，绘画的历史比文字的历史长两倍多，其变迁风格和主题包含了15000年人类进步的记录。

这样说并不是想要把艺术放在考古学之下，虽然我肯定会建议：在教学计划里给艺术形式的历史保留一个重要的位置。但艺术不仅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人工制品。艺术的意义有一个必要条件，它必须和那些难以用推理性语言表达的情感联系起来。于是就冒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学生能够在情感上和过去的绘画、建筑、音乐、雕塑或文学联系起来吗？我相信回答是这样的：很费劲。他们和我们许多人一样，审美的敏锐性和古人不一样；如果你想要在欣赏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海顿交响乐或哈尔斯[12]的画作时获得灵感，你需要的审美能力是另一个档次；如果你想要从中得到愉悦，那就需要更加敏锐的审美能力。如果用非常简约的方式来表述，我们就可以说，那些相信麦当娜达到了音乐表现力顶峰的年青人，肯定缺乏审美的敏锐性，他们没有能力区分人类的升降沉浮、前进倒退。我无意在这里给通俗文化抹黑。我要强调的是，文化自身业已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通俗艺术作品。学校之所以必须要给学生提供古典艺术形式，那是因为古典艺术难以送达学生手里，因为它们需要高档次的敏锐性和回应能力。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学生没有听到莫扎特[13]、贝多芬[14]、巴赫[15]或肖邦[16]的音乐，学校就没有理由找借口去主办摇滚乐演唱会。如果高中毕业时还没有读过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弥尔顿、济慈[17]、狄更斯、惠特曼、马克·吐温、梅尔维尔或爱伦·坡，学生是没有借口自我原谅的。如果从来没有看过戈雅[18]、埃尔·葛雷柯[19]或杰拉德·戴维[20]画作的照片，那是没有借口原谅自己的。这些作曲家、作家和画家里的许多人在自己的时代是通俗艺术家，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虽然他们的语言和观点和我们的不一样，但他们和我们在语言和观点上有传承关系。这些艺术家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他们确立了文明人对待艺术的标准，而且是因为现在的技术文化试图使他们默默无语，使他们确立的标准无影无踪。

我们很可能会面对这样的局面：由于学生沉浸在今天的通俗艺术里，所以他们会觉得，我波斯曼这样强调古典艺术是单调乏味、令人痛苦的。反过来，学生的痛苦又会使老师感到痛苦；很自然，老师喜欢传授立竿见影、激发学生热情回应的东西。但我们必须向学生证明，并非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一学就会、易如反掌的，有些要求很高的审美水平的东西，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向他们展示人类艺术的根源。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任务必然要落到学校的肩头上。

至于根源问题，我想在建议结尾时再纳入两个科目，这对我们了解我们从何而来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是技术史，技术的重要性和科学及艺术一样，技术史告诉我们人类和自然界碰撞的故事，同时告诉我们人类的局限。比如，我们要向学生展示，13世纪发明的眼镜和20世纪发明的基因切片是有联系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摈弃了人体解剖是人类命定的命题，我们用技术来界定自己的命运。简而言之，我们培养的学生必须了解我们的技艺和我们的社会心理世界的关系，他们要能够用广博的知识参与会话，能够探讨技术正在把我们引向何方，又如何把我们引向要去的地方。

第二个科目当然是宗教，绘画、音乐、技术、建筑、文学、科学在许多方面与宗教交织在一起。具体地说，我建议把比较宗教学纳入教学计划。这样一门课讲授人类创造力的表达，把宗教当作我们对生存意义基本问题总体的、整体的回应。课程是描述性的，并不提倡哪一门宗教，而是阐明宗教表达所用的隐喻、文学、艺术和仪式。我明白这门课面对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有人相信，学校和宗教要井水不犯河水。但我不明白，如果我们不让年青人考虑不同时间地点的不同的人是如何得到超验体会的，我们又怎么能够声称，我们是在教育年青人呢？任何教育都不能够忽视《创世记》《新约全书》《古兰经》《薄伽梵歌》这样的圣典（sacred texts）。每一种圣典体现的风格和世界观透露的关于人类进步的信息，都堪与任何文字匹敌。除这些圣典之外，我还想加上《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认为把它纳入圣典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近年来千百万人对它体现的宗教性原理表现出忠心耿耿的热情。

总而言之，作为第一步，我建议的课程设置是这样的：所有的课程都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来传授；科学、历史、语言、技术和宗教的理论都要讲；把重点放在艺术表现的古典形式上。这样的课程设置“回到基本功”，但并不完全是技术专家所谓的基本功。毫无疑问，这种教学计划和技术垄断论的精神是截然对立的。我并不抱幻想，这样的教育计划能够阻挡技术思想世界的凶猛势头。但或许这个计划有助于开启和维持一种认真的会话，使我们能够和技术思想世界拉开距离，并批评它，修正它。这也是本书的希望。

[1]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1925—1990）：美国教育家、历史学家，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提出教育生态学，有《美国教育》《美国教育的变迁》《公共教育》等。

[2]下文是我多次建议的概述，我的书《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里有比较详细的探讨。

[3]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美国心理学家，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奠基人，提出需要层次论和动机层级说，认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就是自我实现，著有《科学心理学》《存在心理学探索》《人性能达到的境界》等。

[4]雅各布·布洛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1908—1974）：英国人类学家、作家，饱学之士，著有《科学和人类的价值》《人的特性》等。

[5]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芝加哥大学校长、《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主席，与阿德勒（Mortimer Adler，1902—2001）共同策划、编辑、出版《伟大的书》（共54卷）。

[6]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公元前460—前3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创始人之一，政治上主张奴隶制民主，伦理学上认为幸福是人生的目的。

[7]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发现电磁感应并提出相应理论。

[8]马基雅维利（Nicola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主张君主专制和意大利的统一，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等。

[9]海顿（Franz Joseph Haydn，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担任埃斯特哈兹伯爵宫廷乐长，创作了大量的交响乐、弦乐四重奏、三重奏、歌剧等。

[10]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作家，以其极富想象力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而闻名于世。

[11]查尔斯·韦因加特纳（Charles Weingartner）：纽约大学教育学和传播学教授，尼尔·波斯曼同事，与波斯曼合作著书近十种。

[12]哈尔斯（Frans Hals，1581—1666）：荷兰肖像画家，作品既写实又突出人物神韵，代表作有《愉快的伙伴》《快乐的酒徒》《哈勒姆圣乔治市民卫队军官的宴会》《哈勒姆老人院的管理员们》等。

[13]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有成就的作曲家之一，维也纳古典乐派主要代表，作品600余篇，有歌剧《唐璜》《魔笛》及交响乐、协奏曲、室内乐等。

[14]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德国作曲家，集西方古典派之大成，开浪漫派之先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作品有9部交响乐、32部钢琴奏鸣曲、17部弦乐四重奏等。

[15]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家，出生音乐世家，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创作了200多首作品，多用复调音乐写成，把巴洛克音乐风格推向顶峰，对西方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四个儿子也成了著名的音乐家。

[16]肖邦（Frédéric François Chopin，1810—1849）：波兰裔作曲家，定居法国，作品具有浪漫主义的本质和古典主义的特点。

[17]济慈（John Keats，1795—182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其抒情诗尤为优美，古典意象丰富，代表作有《夜莺》《希腊古瓮》《无情的美人》《秋颂》等。

[18]戈雅（Francisco de Goya，1746—1828），西班牙画家：作品有《狂想曲》《战争的灾难》等。

[19]埃尔·葛雷柯（El Greco，1541—1614）：希腊裔西班牙宗教画画家，作品以修长的人物、对比鲜明的色调和幽深的阴影为特色，代表作为《除去外衣的耶稣》和《圣母升天》。

[20]杰拉德·戴维（Gerard David，1460?—1523）：荷兰宗教主题画家，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弗兰芒文艺复兴艺术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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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row, G. J. Time in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Our General Awareness of Time and Temporal Perspectiv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中译者第一版后记

承蒙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媒介环境学”译丛以强劲的势头问世了。今年推出前两种《媒介环境学》和《技术垄断》，明年的两种《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和《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也纳入了出版计划。笔者在此对北大出版社领导表示由衷的感谢，对责任编辑周丽锦小姐的敬业精神表示由衷的钦佩。

2001年初，翻译保罗·莱文森的《数字麦克卢汉》时，就想译介尼尔·波斯曼的著作，而且请莱文森牵线搭桥，洽谈版权，不幸搜寻版权失败。经过北京大学出版社长期的努力，终于购买到《技术垄断》的版权。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岂不快哉！能够在“媒介环境学”译丛里介绍三代大师级学者，不亦悦乎！

大家的思想是超越时代的。《技术垄断》拒绝向技术投降，死死盯着技术双刃剑危害人、危害社会、危害文化的一面，我们要以恭敬的态度聆听波斯曼的警世恒言！

是书翻译过程中，读了一本风靡国内的书《世界是平的》，很有感触。希望读者能够兼顾《技术垄断》和《世界是平的》的对立观点。后者表现出极端的技术乐观派思想，这固然是需要的。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样，它鼓吹穷国和富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托夫勒多次访问中国，尽享殊荣；他的《第三次浪潮》给20世纪80年代蓄势待发的中国人民多大的鼓舞啊！

可是我们要知道：世界是不平的，穷国和富国并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追赶先进国家、谋求和平崛起时，“数字鸿沟”是难以填平的，一日万里的技术发展已经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带来现实的威胁。即使在唯一的超级大国，技术崇拜、唯科学主义也在造成严重的危害。

进入数字时代和虚拟世界的大门之后，我们要能够做跨越时空的旅行，不但要上九天揽月，而且要和祖宗交流；不但要畅游虚拟世界，而且要能够在真实世界里享受苦乐参半的生活。我们不能只生活在玄想和虚幻的技术王国里，我们要警惕啊！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叫我们不要投降，诚哉斯言！我们既要奋勇开拓，也要警钟长鸣，否则和谐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07年1月13日

中译者第二版后记

中信出版社胡明峰先生肯定我的《技术垄断》中译本第一版，希望我作第二版。

我坚持作者的译名应为波斯曼，而不是波兹曼，有纠正之意，希望这个第二版的发行能起到统一认识的效果。感谢他对这一立场的理解。

这个第二版使我有机会恢复第一版译者序跋和正文里一些删节的文字，不亦快哉！

是次修订要者有四：

（1）少许文字修订，比如美国现任总统的名字从特伦普改为特朗普。

（2）增补几十条脚注，同时节略一些脚注，以帮助读者阅读理解。

（3）补足一些曾被删节的文字。

（4）恢复第一版后记里批判《世界是平的》的文字，因为该书笼罩在“唯科学主义”的阴影之下，而技术决定论和唯科学主义正是波斯曼《技术垄断》批判的靶子。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7年12月15日

译者介绍

何道宽 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曾任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外国语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深圳翻译协会高级顾问，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30余年，率先引进跨文化传播（交际）学、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媒介环境学，著译文字逾2000万字。著作和译作共80余种，约2000万字（著作85万字，论文约30万字，译作逾1900万字）。

著作有《夙兴集：闻道·播火·摆渡》、《中华文明撷要》（汉英双语版）、《创意导游》（英文版）。电视教学片（及其纸媒版）有《实用英语语音》。

译作约80种，要者有《文化树》《理解媒介》《数字麦克卢汉》《游戏的人》《中世纪的秋天》《17世纪的荷兰文明》《裸猿》《麦克卢汉传：媒介及信使》《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超越文化》《新新媒介》《麦克卢汉精粹》《思维的训练》《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手机》《真实空间》《麦克卢汉书简》《传播与社会影响》《新政治文化》《麦克卢汉如是说》《媒介环境学》《技术垄断》《模仿律》《莱文森精粹》《与社会学同游》《伊拉斯谟传》《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传播学批判研究》《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无声的语言》《传播学概论》《软利器》《迫害、灭绝与文学》《菊与刀》《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字母表效应》《变化中的时间观念》《文化对话》《媒介、社会与世界》《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互联网的误读》《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形象》《初闯中国：美国人对华贸易、条约、鸦片和救赎的故事》《乌合之众》《个性动力论》《媒介即按摩》《媒介与文明：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余音绕梁的麦克卢汉》《指向未来的麦克卢汉》《公共场所的行为》《驱逐：十九世纪美国排华史》《文化树》《文化科学》《公共场所的行为》《创意生活》《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文化政策》《麦克卢汉的误读：如何校正》等。

论文50余篇，要者有《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比较文化之我见》《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崇“二”心理定势》《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和而不同息纷争》《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播种者和解放者》《莱文森：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立体型的多面手》《文化政策需要顶层设计》《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殿堂》《冒险、冲撞、相识：美中关系史第一个一百年的故事》《泣血的历史：19世纪美国排华史揭秘》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 （美）尼尔·波斯曼著；何道宽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4

书名原文：Technopoly: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ISBN 978-7-5217-0049-7

Ⅰ. ①技… Ⅱ . ①尼… ②何… Ⅲ . ①技术－垄断－研究 Ⅳ . ① F06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9）第025299号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著者：[美]尼尔·波斯曼

译者：何道宽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75

字数：193千字

版次：2019年4月第1版

印次：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0049-7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娱乐至死

扉页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第1章 媒介即隐喻

第2章 媒介即认识论

第3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第4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第5章 躲躲猫[1]的世界

第二部分

第6章 娱乐业时代

第7章 “好……现在”

第8章 走向伯利恒

第9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第10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第11章 赫胥黎的警告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版权页

童年的消逝

扉页

目录

维塔奇书局[1]版序言

引言

第一部分 童年的发明

第1章 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

第2章 印刷术和新成人

第3章 童年的摇篮期

第4章 童年的旅程

第二部分 童年的消逝

第5章 结束的开端

第6章 一览无余的媒介

第7章 成人化的儿童

第8章 正在消逝的儿童

第9章 六个问题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版权页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扉页

目录

中译者第二版序

中译者第一版序

作者自序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第三章 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第六章 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第七章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第八章 隐形的技术

第九章 唯科学主义

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第十一章 爱心斗士

参考文献

中译者第一版后记

中译者第二版后记

译者介绍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