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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研究中国/曹锦清著.—2版（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158-1

Ⅰ.①如…　Ⅱ.①曹…　Ⅲ.①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Ⅳ.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2018）第094772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封扉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如何研究中国（增订本）

曹锦清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31.25

插　　页　4

字　　数　382，000

版　　次　2018年8月第2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5158-1/C·564

定　　价　88.00元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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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本代前言

序

如何理解传统中

宋以来乡村组织重建

民权与国族

中国的和平传统：一个历史的考察

和谐社会：传统思想资源及其当代启示

论国学的可能意义

儒学复兴之路

如何研究当代中

论中国研究的方法

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重看中国百年思潮

当代中国国家战略

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工业化、城市化

四个历史观与近六十年的历史

从“以西方为中心”到“以中国为中心”

印度归来话中印比较

理解中国

如何研究中国的农村与城市

“三农”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三农”研究的基本框架

“三农”问题的思路与出路

从和谐社会看“三农”问题

社会转型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承包制小农与国家

坚持土地家庭承包制，还是土地私有化

三十年来的农村中国

保卫我们的土地

当代中国城市化与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乡关系

扩大内需，没有简单药方

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

代跋一 回归传统：新中国的“更化”

近代中国的两个转折点

和汉朝的时代比较：汉武帝的“更化改制”

新中国的“更化”

意识形态自信的关键是建立自己的主流叙事

未来的展望

代跋二 中国的“天命”

中国革命史观与党的执政地位确立

改革开放和苏联解体后，自由主义“回潮”

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

共产党“天命”刚健，对中华民族负有历史重任

中国梦，百年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叙事

附录 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

一、乡土与郡县：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体系

二、游牧与盟旗：传统中国的北方边疆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体系

三、郡县的胜利与江湖的韧劲

四、“郡县国家”遭遇大流动社会的挑战

五、结论

参考文献

增订本代前言

——中华民族与中国版图 [1]

中国到底往哪里去，不仅中国人关注，而且全球人都在关注，因为中国的崛起将会改变中国国内乃至全球的资源分配格局。近十年来，西方人试图凭借西方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解中国的政治运行，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但是这些研究和解释大体出错。西方人不断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抛弃西方的概念才能理解中国，因为它的概念已经丧失解释能力，在被用来理解一个庞大民族的崛起时，已经丧失了它的认知功能。因而，学界提出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意思是把中国的当下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放入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来重新加以审视。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延伸。

拙文主要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到当代的基本历史脉络是什么，以及中华民族这个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版图是如何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扩展到长城内外的？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传统上或者说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对历史的表述有三种。一种说法是3000年文明，这是指从周开始，至今3000余年。另一个说法是4000年文明史，那是从夏开始。还有一种说法是5000年文明史，这是按照《史记》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部通史，从黄帝开始写起，从那时算起，至今是5000年文明史。

按照西方的标准，一个民族从野蛮状态跨入文明的门槛，有两个重大的标志，第一是城市的出现，第二是文字的出现。按照这两个标准，中国5000年的历史还在考察之中，因为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保留最早的是在商朝。商朝凡600年，前200年其国都在黄河流域，迁移不定，到了中期迁移到了现在的汤阴，也就是盘庚迁阴，商的第一个国都是在此地被考古发现的。目前正在寻找夏朝的国都，关于夏朝的国都在哪里，史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但是都没有确切的依据。考古学家正在寻找中国5000年前的国都，寻找5000年的文字，这个任务并未完成。如果从城市和文字这两个标准出发，我们的文明应从商朝开始。

现在我们都讲5000年文明史，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中华民族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历史特别悠久及它的绵延不绝，它跨越5000年文明而历久弥新、弥大。这一特征是和其他古文明相比较而存在的。人类文明最早出现在欧亚大陆的北纬23°到30°之间，出现在四大河流域。这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两大文明早在2000多年前就湮没与断绝了，印度文明有断裂也有延续，它从最早的婆罗门教到佛教再到现在的印度教，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讲，它有它的延续性，但是从政治版图角度看，印度一直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曾经有印度人统计过，印度只统一过一次，也即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这个王朝崩溃以后，印度再也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王朝，以后的王朝都由外来民族建立，最后给印度版图统一外观的是英国。印度作为一个宗教文明绵延了3000多年，但印度的本土文化却被外来的文化消灭了。

再看古希腊和古罗马。古希腊是城邦制国家，每个国家人口不超过10万。几百个城邦争斗不止，内战不息，当它的新帝国兴起的时候，城邦就成为一个过时的政体而在历史上湮没无闻。希腊的文化虽然绵延下来了，但是希腊人从此走向了衰亡。接下来的古罗马在它的强盛期把整个地中海都变成它的内海，但是罗马帝国在公元4—5世纪崩溃以后，再也没有建立起帝国。西方人一直想要恢复古罗马的辉煌，一直到希特勒还想建立第三帝国，但是最终失败了。所以，罗马人从伟大的罗马人变成了可怜的意大利人，并且，意大利人也不完全是罗马人的直系后裔。一个城邦制国家消失了，一个军事殖民帝国消失了，从此不再延续。观察西方文化，谈论2500多年的西方文明，我们不要忘记它的载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个载体是希腊人，第二个是罗马人，第三个才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用1000多年时间消化和吸收希腊与罗马的文字和思想，一直到1500年以后，西方人也就是现在的西欧人才踏上了一条文明创新的历史道路，赶上了大航海时代、商业扩展时代、工业化时代。所以，西方文明的载体是不一样的，而现在的西方文明载体已经越过了大西洋，美国是当前西方文明的核心载体。唯有中华民族历5000年没有断绝，是同一个民族在不断地扩展，不断地绵延。

中华民族的壮大有其历史过程，笔者称之为滚雪球式的融合、壮大。这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通过春秋战国的战争融合，秦汉的统一标志着诸夏国家统一为一个单一的郡县制国家。秦朝由于它的王朝短促而颇受后世儒家的攻击，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评价向来很低。但是，作为中国版图的第一个统一者，他第一次把长城以南、海南岛以北都归入到大秦的版图。汉从秦制，所以，中华民族第一次大的融合是在秦汉之间。在西方对中国入侵以前，也就是西方从冷兵器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前，整个欧亚大陆的主要问题是偏南方的农业文明和偏北方的游牧部落之间的关系问题。古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以长城为界的农耕民族和游牧部落之间的融合与战争。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休养生息，终于建立起巨大的国力。汉朝分前汉和后汉，享国400年（后人以汉来指称我们华夏民族，汉的出现标志着华夏民族第一次伟大融合的完成）。当时，在北方，与秦汉相对立的北方游牧部落也第一次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形态，对长城以南的农耕文明的汉民族构成了强大的军事威胁。

（二）第二阶段

东汉以后分裂为三方，曹操统一了北方，但是赤壁之战的失败，导致三足鼎立的局面出现。尔后，在魏国，司马懿集团在曹魏政权势力上升，建立了西晋。西晋经历了短暂的统一，之后进入八王之乱。之后的一二百年内，北方少数民族趁中原战乱大举南下，几乎占据了整个黄河流域，和未向南迁的汉民族在这里发生了冲突也进行了融合。所以，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在黄河流域进行了一次混血，最后被汉文明所同化。东晋南迁到现在的南京，当时称作建康，并建立了东晋。并由此建立宋齐梁陈，史称南朝。北朝也经历过北魏、北齐、北周等。这一段时期对于华夏民族而言是一个战争、冲突、流亡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大融合的时期。生活在那个时期的老百姓是极其痛苦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数百年的痛苦、战乱和流离失所，为佛教进入中国扫清了道路，或者说，中国接受佛教的社会心理因素已经具备了。

从民族融合角度来看，一是北方的游牧部落进入黄河流域，和残存在黄河流域的汉人进行通婚，进行融合。二是黄河流域相当一部分汉族迁移到了南方，这是汉民族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南迁，和长江流域的，包括更南的广东和福建的土著，进行了通婚和融合。当时的土著有各种称呼，统称为北越（这个越和现在广东省简称的那个粤是同音同义不同字）。北方先进的农耕文明和政治管理形式也向南方移动，这样，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再加上珠江流域就形成了一个大唐盛世，中华民族迎来了第二次伟大的融合。

大唐盛世结束得太早，唐朝于公元618年建立，755年发生安史之乱，中央政权衰微，地方势力坐大，史称藩镇割据，对那些不断进入中国的少数民族也无力加以反抗。公元907年之后，大唐崩溃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这个阶段比较短暂，这一时期又是一个民族融合的高潮，也是汉族继续南下的高潮。

之后，历史进入宋朝时期。宋在经济上比较发达，技术上有所创新，文化上十分辉煌，但是军事上特别羸弱。原因是宋定都开封，北面黄河，无险可据，另外，河西走廊和河套流域被西夏占领，蒙古草原被辽、金占领，这样，一个主要的战略武器也就是马匹特别少，而单靠步兵不足以战胜强大的骑兵。

宋朝羸弱，一直到了蒙古民族在漠北的兴起，也就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成吉思汗先向西进行扩张，进入中亚，也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一带，然后，蒙古骑兵加上中亚骑兵（蒙古人联合了色目人，也就是现在回族的祖先。中亚人因为肤色有些白，眼睛有颜色，所以我们把他们叫做色目人），自西向东，先灭亡了西夏，而后与南宋合作攻辽，再之后，蒙古军队越过长江，攻入四川、云南，最后把南宋消灭，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大元帝国。这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的汉化程度不够，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继承能力较差，也造成统治经验不足，享国不到百年就被朱元璋所灭。但是，大元帝国的建立也为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及版图的进一步扩展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云南正式并入中国的版图，并且从此成为中华民族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应该说是元朝所开创的。大元的版图，为各民族的融合，包括欧亚大陆的交往、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功不可没。

当然，这一次东西交流，主要是对西方有利。如果没有这次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大概就不会传到西方，而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西方的崛起是不可能的，这不是笔者的判断，而出自西方的伟大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当然，这对中国也有一些好处，比如说，中东的伊斯兰教历也即天文学传到了中国。元朝大科学家郭守敬是回族人，明朝的郑和也是回族人。所以，民族的融合和版图的扩展在汉唐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

（三）第三阶段

最后是为我们当前13亿人的中华民族奠定了政治基础的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中国自两汉以后，一直以中国人或汉人来指称自己。民族这个概念是从西方输入的，所以，近代以来，如何根据西方概念来进行自我指称就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实，这两句话不是孙中山的原创，而来源于明朝的《讨元檄文》。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派徐达率数万大军直捣大都（今北京），出发前让刘基写了《讨元檄文》，檄文里面就有这两句话，所以，朱元璋的起义有民族革命的意思。这两句话被孙中山吸纳了，但是孙中山所说的“鞑虏”指的并不是从海上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而是指满族贵族。但是，要把满族贵族驱逐出去，赶回老家，老家又在哪里呢？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一部分可以称为满族的老家，辽宁省则一直在大明的有效管制之下。“驱除鞑虏”之后建立的中华民族的版图又应如何划分呢？孙中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这种狭隘的种族革命妨碍了他对未来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版图的考虑，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才想到五族共和，在五族的基础上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中华民族”这个词是梁启超于1905年前后首先提出来的。按照西方的标准，要建立起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叫state，或者叫nation，或者叫state-nation，总而言之，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中国主要有五大民族，所以，孙中山再把五大民族包含在一个概念之下，叫中华民族。

解放以后，我们按照四个标准——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进行了民族识别，结果，越识别，民族越多，一直到1979年定下56个民族。近代以来，中国被迫纳入西方的话语体系里面，只能用西方的概念来进行自我表达，这就产生了问题。需要考虑的是，首先，56个民族都很古老，有各自的文化和血脉传统。其次，中华民族还很年轻，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才产生100年多一点，所以，要形成中华民族这个共同的观念，要维持中华民族永不分裂，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中国的版图是如何扩展的？

版图、主权、边界等概念都是西方独有的，中国人不具备。State这个概念形成于17世纪初，它主要有这几个要素：明确划分的边界；边界内的人民受一个主权者统治；所有的主权国家平等，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国际法制约。这些概念，中国自古以来是不具备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也谈不拢。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是来要求通商、贸易，在其他国家的首都设立使馆，互派大使，在欧洲这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惯例，在中国却没有这个观念，中国人没有平等的主权国家的概念。

关于中国人传统的版图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家国天下观。这个国叫中国。中国自秦汉以后就采取郡县制，对郡县以下的农民采取编户齐民的方式。

凡是不能列入郡县制的，中国就采取第二类的治理方式，一般叫做边疆，不叫边界，它包含了广阔的国土，这些国土包括北方的游牧部落。因为游牧部落不采取属地原则，而是属人原则，用清代的语言说就是盟、旗（现在，盟和旗变成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在古代则是族群概念，人群概念），凡在土地上流动的都不属于郡县制管理。

一国是要有两制的，南方的丘陵、山区很少有定居的农业，我们称之为游农，也就是流动的农业。在这些地方一般也不设置郡县。所以，古代的边疆概念用清代版图来理解的话，它包括内地中国，指的是长城以南，十八个行省，大体上是明朝的故土。长城以外主要是东三省、内外蒙、新疆、西藏等，属于边疆的概念。在这些地方，清朝是不采用郡县制的，而是用其他的治理方式。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并用西方关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认识自身，而后又形成边界的概念。我们花了60年的时间把22000公里陆路边界中的20000公里划定了，只留下了和印度接壤的2000公里的边界尚待划清。

海疆论更是一个极其现代的概念，古代中国没有这个概念，近代有了，也是按照西方的概念来理解，比如大陆架、中间线、专属经济开发区等。如果按照西方概念来理解的话，我们和周边国家是什么关系？中国崛起以后，周边国家会产生怎样的反应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大问题。

近代以来，我们按照西方主权国家的边界理论来划定我们的国界，由于我们对这个西方概念理解不清，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和北面俄罗斯的边界，现在也搞不清楚。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漫无边际的边疆概念，边疆是国土，边界是一条线。根据《尼布楚条约》来看北方这个边界，我们少了大概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西边也是这样（我们讲新疆的西边），这两块地大概是147万平方公里，加上外蒙古，总共3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所以，大清的版图是960万平方公里再加上300多万平方公里，由于我们对边疆的概念没有迅速纳入西方的观念体系并按照这个观念和外国人打交道，由于认识上的滞后，从而吃了大亏。

中国版图的扩展是个自然的形成史，不是一个军事殖民的历史。近代崛起的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版图的扩张总是对外军事扩张的结果。和西方相比较，中国是一个强大而和平的国家。关于这一点，西方很多学者都在重新加以研究，他们希望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崛起之后，会不会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中国人宣称和平崛起，但西方人不信。因为西方所有国家的崛起都意味着对外扩张，这是他们共同的历史经验与历史记忆。

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对外战争，在南部、在北部都发生过战争。我们和北方强大的匈奴、突厥进行过殊死搏斗，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但是，可以负责任地讲，其中多是自卫反击战，没有攻城略地的记录。原因非常简单，我们的版图已经足够大，一个中央政权要管理这么辽阔的国土和如此众多的国民，要解决的内部问题已经耗尽了中国政治家的所有精力。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我们不要邻国的一寸土地，我们只是守住已有的东西。我们要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8亿亩耕地养活现在的13亿人口（未来的人口最高峰可能会有14.6亿），为实现这一点，我们主要利用国内的资源。其次是通过和平的贸易，利用海外资源，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来养活、养好13亿人口。如何养好13亿人口，如何避免由资源匮乏形成的内部冲突，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有两个市场。原因非常简单，在农耕时代，我们只要有一个国内市场就足够了。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民族。葡萄牙、西班牙自1530年前后就开始和中国进行贸易，一直持续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这300多年，我们和西方进行的是单边贸易。在1800年以前，中国人口占全球1/3，中国GDP占全球的1/3（所以，所谓中华民族崛起的说法是不对的，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维持中华民族的统一，维系中国政治版图的统一，我们有传统的有利因素，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关于传统因素，一般来说，学者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的文字。

语言文字的背后是文明。中国文字对中国的大一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的文字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是拼音文字。拼音的优点在于学习语言相对容易，其次是文字跟着语音走，语言和文字是不脱节的，这是拼音文字的优点。但是，也正是这个优点，给西方造成了一个极大的缺点：政治上的不统一。自1500年后，西方各个主权国家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觉醒以后，统一的宗教崩溃了，统一的文字也崩溃了。拉丁语分解成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字，德语产生了，法语产生了，英语产生了，还有其他的各种小语种。所以，拼音文字为欧洲的分裂奠定了文字学基础，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痛定思痛，欧洲才希望重新统一。

欧洲各个民族国家很了不起，他们不打仗，通过谈判而形成一个欧盟，我们要给予充分重视。但是，由于语言的不统一，欧盟要想成为一个有效运作的机构特别困难。为什么？因为每个民族都采用自己的文字，所有的发言都用本民族的文字，结果，他们的会议成本也高得一塌糊涂。

中国的象形文字系统，在音、形、义当中，形指义，音也指义。这给我们带来的不便之处是，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可以脱节。所以文言文和日常老百姓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优点则是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和大一统的文字相结合，凌驾于各种方言之上。所有方言地区的学生，只要读四书五经，只要按官方的发音，在全国范围内就可以交流。因此，是文字维系着各民族的统一，各省份的统一，乃至中国的统一。

序

逝者如斯，忽已临花甲之年。诸生从我历年的讲演、访谈和文章中选出若干汇为一集。出版还是不出版？问题虽没有哈姆雷特的那么严重，但于我却着实犹豫半年有余。这些被我遗忘许久的访谈、讲演稿重新结集出版，有无必要，对读者是否有欠尊重？我不确定。于是诸生邀来出版社的朋友，说此一问题最好交由出版社来判断。

诸生将文集分为三部分：一谈研究方法，二谈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三是理解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经他们这一分类，我也对近几年的思考重心有了新的认识。

远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针对知识分子集中关注的“应该”，我们转向“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于是强调以实证为方法。后来才发现，“应该”的背后是“普世说”！而“普世说”背后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方法论。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研究中国问题，不“应该”以“西方为中心”，而“应该”以“中国为中心”。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已经解决了这个近代中国的难题。他说研究中国，要以“中国为中心”（《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并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解决了“古—今”和“中—外”矛盾的长期纠缠。但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学术界，“古—今”和“中—西”却重新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当然，“方法论”背后说到底是个民族自信问题。幸赖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上所取得的辉煌，才多少医治了我们民族近代百年心理上的卑怯，让我们获得了平视（但愿不要走向“俯视”他人的另一极端）西方的自信。凭借这份自信，我们或许也将摆脱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怨恨与鄙视，它不该替晚清的腐败、积贫积弱及挨打屈辱承担全部的罪责。事实上，指向民族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步成功，都会给我们民族增添一份自信，而每一份自信都会给我们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增添一份自尊，并从中领会对当代的重要启示。所谓文化创新，究其实就是中西两大文化在更高意义上的融合过程。至于“三农”问题，我以为中央2004年提出的“两个趋势”及随后提出的“二元结构”的两个论断最为重要。我一直想依此对“三农”问题作一系统的理解，但至今仍未成形，近来有些讲演提纲，亦未收入文集内。

近些年来，我很少发表文章，究其原因，倒不是出于懒惰，相反，每有机会我便要到祖国各地去走走看看。平日处书斋，读书每有会意，也欣然命笔，颇得“五柳先生”之意。之所以少有文章发表，实出于我对“复杂性”怀有日益增强的敬畏之情。所谓“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与信息化”已经将社会生活“世界化”得扑朔迷离。学科日益分化，本以为可以分工协作来“摸象”，然而我们只见学术界概念飞舞，真实的大象竟不知逸向何处丛林。处急剧转型之世，名不指实已到了令一切思者深感无奈与颓衰之境地，禅宗家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实非虚语。中华民族因现代化进程而日获自信，而面对日趋复杂的世界，我却只有迷惑。早年希望“认识中国”的轻狂，到如今只剩下卑谦的无奈。虽时时有人请我写点说点什么，几年也结成此一文集，然其间有无摸到“大象”，实不敢妄下断言。

当然，敬畏“复杂性”并非陷入不可知论的充分理由，六根未净的我也未达至高僧“语默”的境界。思想既要执行认识的职能，就须信仰复杂世界的可知性，于是我还得观察，还得思索，还得努力写点什么。此中，唯愿己身“不知老之将至”。

曹锦清

2010年3月5日

如何理解传统中

宋以来乡村组织重建 [2]

——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一

按规定，每人发言20分钟，主持人给我50分钟，算是一种特权吧。我希望用半个小时就能完成发言，多留一点时间给他们作更精彩的陈述和总结。

我上次的发言，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没有充分的陈述。而且很多朋友对那个主题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第一次听说宋代就从事新农村建设，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明代，明中晚以后接近完成。这让人觉得很惊奇，也很新鲜。我是读历史的，也是读哲学的，两个专业，我承认，都没有读好。这次发言是因为这些年来一直在从事农村方面的研究，研究得多一点。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看，农村面临一系列困境。尤其是分田到户以后，当时据说有2.1亿的农户作为农业的生产单位，现在据说已经到了2.4亿个农户作为生产单位，人均耕地是一点几亩，高度地分散化。这种分散化小农经济深深地卷入了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的规模之大，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或者三千年吧，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应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把它称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当然是引用了洋务运动的几个领袖的话。当时他们感受到的变化，和“五四”感受到的变化，和我们当代感到的变化相比，我们更有理由说这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也躬逢其盛，经历了变局，我们也感受了困惑。我们想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变化，然而我们也面临很多来自经验方面的挑战，西方理论不能解释，这也是我这几年来的困惑。这些年来，我利用到各地开会的机会溜出去，跑几个地方——所以没有像你们几个同志这样深入地在一个地方做个案调查——其实是在全国范围内获取不同的经验材料，而后作出一些判断，以期理解我们自身的困境。

结合现实的一些杂乱感觉我重读了宋史，也重读了一些关于宋史的研究，多了一些体会，尤其是在读了哲学史上的一些大家的书之后。我们讲哲学史的时候，习惯按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去分类梳理，讲宋明理学，老围绕理、气、心、性来回折腾，好像他们这帮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玄学家似的。但从当代农村所面临的问题，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来重新看待宋朝的历史，我们所发现的问题就不一样。宋代的一些思想家们对社会的重大变化，对他们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一方面，他们从高层的也就是形而上的层次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就产生了理学和心学，读哲学史的人都非常地熟悉了；另一方面，他们的解释运动，理论的创造活动，其实是为了整个乡村组织的重新建构，这是我最近一两年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因为我强调这些方面，当然有可能把当代的一些意识，倒输到历史当中去。这种可能，我预先告知，是存在的。而且，我特别用当代的一些语言，来解释古代的一些术语。在这个解释过程中，输入了我个人的一些体验，一些感受。

二

一般的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一些研究土地的专家都公认唐宋之间的一个重大变革：当时宋人考察到了一个现象，从东汉一直到唐的世家大族，在唐末和五代时期，基本消灭。宋初的统治集团，除了所谓的黄袍加身，原来的军功集团以外，大量地启用所谓的庶族地主阶级弟子当中的知识分子，科举考试也就更加严格了，和政权相关的世家大族全部退出历史舞台。这样，被选拔的这些官吏都是来源于基层的，通过读书、科举上去的。而且，这种通过读书、科举选拔官吏的做法，宋代的帝王公开号召。这样就把仕途和财富更明确地挂钩，我们知道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帝王诱引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得权力与财富的现象，其实也反映了宋朝的整个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权的高度分散和高度的流动。这个“高度”，我指的是和唐以及唐以前的朝代相比，是高流动的，是高分散的。第二是银本位制上升。因为从战国到秦汉，是金本位制，是两个币制，底层是铜，高层是金本位制。从东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的中晚叶，金本位制就全线退出了。以铜和布帛作为一种货币单位，说明当时重新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宋与魏晋南北朝不同，大家可以看看《颜氏家训》，里面就记载了在基层当时有很大的团体组织。这个团体是庄园也罢，或者什么也罢，内部是非常自给自足的，几乎是不用货币的，缺的就是盐铁而已。到了宋代，银本位制产生了，这个银的第一个来源，除了本国的银矿的大量开采以外，还来自国外——主要是海外贸易。后来，大量地从国外输入银，到了明中晚以后，南美的白银进来了，日本的白银进来了，所以，到了晚明以后，又一次的市场化浪潮席卷而来，造成了地权的更加流动化，促使农户和土地的配置的稳定性大大降低了。这样，宋就出现了我们解放前看到的，由于农户的劳动力和土地配置的不稳定性而产生的社会的几大阶层，如地主、富农、中农、佃农以及雇农。这种情况，宋朝已经形成了，宋人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变化，所以当时就流行了这样一些话，叫“千年田，八百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不过三代”。这些话语都出自宋儒，尤其是公元1000年以后的宋儒，因为张载，还有二程，都出生在公元1000年以后（张载是1020年出生的，宋朝是960年建国的）。当时王安石变法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个变化。他当时不知道如何应对货币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的加剧流动的管理，对政治和经济的管理，以及如何来管理这个全新的社会，他没有经验——有感觉，没有经验。我们共产党要管理目前这样一个高流动的社会，高分化的社会，向货币经济转变的社会，也缺乏经验。当然，现在的规模，我反复讲了，和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比当时要大得多，也深刻得多。但那个时候确实出现了土地的高速流转现象。这样，社会的高度不稳定，一方面反映了世家大族的消灭，一方面也反映了地权的高度分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城市的结构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史无前例。唐和唐以前的城市结构，和宋时的结构，完全不一样——幸好当时的社会留给我们一个直观的画面，那就是《清明上河图》，它具有重大的社会学解读意义。自发的民间的市场开始形成了，因为过去的镇都是军制单位，城是行政中心，而市是贸易中心，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三者界线逐渐模糊起来了。上面我所讲的重大变化，史学家，包括当代的，都已反映到，但把这些现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述框架方面，给解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社会的高速流动，使得传统封建社会的编户齐民也发生了困难。编户齐民是传统封建社会国家获取赋税的一个基础。在欧洲、在印度、在俄国、在日本，他们是编“村”齐民的，我觉得这个字很重要。编“村”齐民的村是作为赋税的一个统一单位的，而中国不是的。自商鞅变法以来，是编户齐民，国家是与农户发生关系，而不是与村发生关系，国家从来不承认村落的存在，所以在农户之上要建立起一个行政的架构，到王安石时就搞了一个所谓保甲的建构，以前有所谓的乡里的建构，直到我们现在，就成了村民自治的建构。其实，这些建构都是挂名的，我们却一直以为它是自治的。如果以为它是自治的，那么我可以这样讲，印度的、俄国的、日本的以及中世纪欧洲的村落，都是高度自治的，村长是民选的，而不是封建组织任命的，因此赋税征收的成本是可以降低的。所以，选举是作为降低行政管理成本，而不是所谓的自治存在的。如果有自治，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在当代依然可以读出来——但是，由于我们受到笼统的概念的制约，看不到基本的事实。在这样高流动的社会，由于地权的分散和流转，大量的农民会失去土地，一失去土地他们就会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一流动就为匪为盗。社会治安在宋初一开始就相当地混乱，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也是宋代把政治重心转入内政，而对边防无力加以干预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攘外必先安内”也产自宋儒的学说。这是我讲的背景。

三

在这个背景之下，对这个现象第一次作出思考的，我认为是张载（1020—1077）。他在《经学理窟》里面有“宗法篇”，还有另外在《正蒙》和《易说》内也有若干个章节，都谈到了乡村组织的重建问题。他面对世家大族在宋代瓦解的局面，第一次提出了重建宗法组织的主张。关于重建宗法制，我们的书上都加以批判，认为它是荒谬的，倒退的。其实，它所隐含的意义是用宗法制来重建乡村组织。在那个时代，家庭已经原子化，两代和三代的家庭成为当时家庭的基本格局。大家知道，在唐代，法律规定，如果祖父母和父母在，兄弟不能分家，所以，它是中型家庭制度；到了宋代，用法律来维持中型家庭制度，维持不住，它进一步分解成小家庭。几代以后，同一个宗族内部，有些小家庭丧失了土地，宗族无法维持。所以，宗法的制度要求以共同体的形式来重建。共同体，就是凌驾于家庭之上的，比三代家庭更大的宗族组织，为稳定社会、为这个宗族内部的各个家庭提供必要的公共品，我把它叫做地方的公共品的供给问题。这个词是当代的词，但是其意思有当代的意思，也是张载的意思。他自己讲“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也就是说现在土地及家谱没有了，导致“人家不知来处”；他考察了历史的整个过程，就讲“谱牒之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国若无统，至亲也薄”，所以他就讲，“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就必须要重建宗族。他还讲，“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只能造几间房子，买几块土地，等等。死了以后，“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家传就熄灭了，所以，他的建议是要建一个宗法的组织。要维持这个组织，第一要义就是要修族谱，使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从哪一族出来的，要建立一个认同，文化的认同，族谱就是文化认同。与此相关的，就是怎样建立权威，及一个权威组织。当代中国也建立了不少组织，但权威老是建立不起来。中国的诸子均分，加上土地流转的加快，家长，即小家的家长，就成为中国社会权威的唯一来源。上面就是皇帝，皇帝之下就是官吏，底层社会的权威没有了，荡然无存。所以，要组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必须有共同体内的权威。谁有权威？他的说法是宗子——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点复古，有一点荒唐。但他的宗子制不是嫡长子制，一般的就是长幼的原则和贤与不肖的原则同时并存。这就修改了以前的宗法原则。这就是说，如果你德才兼备，虽然辈分较低或者说是旁支，也可以做宗子。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方面内容。他提出来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确立财产权。他说，一个共同体，如果没有共同体的财产权（就是我们说的两田制，它有自己的田），没有集体经济，这个共同体是会崩溃的，他明确提出要有财产权。这个财产权，要集中在宗族和宗子手里，后来有大量的实据说明，祠田制、祠田就是这个时候才建立起来的。第三个方面，大家知道，唐和唐以前，庶民不能立家庙，庶民的祭祖是三代，只能允许有三代，而且只能在家里面设个家庙；在家外立个祠堂，那是士大夫的特权。他第一次突破了传统儒家的重大限制，试图让老百姓，一般的农民，有立祠堂的权力。这整个的过程，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他还提出要立家法、设族会。（族会）每月一次。这个族会要实现什么意图呢？就是“扬善、罚恶”，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来，他的这个主张直接进入了他的弟子吕大钧《吕氏乡约》里面，这个《吕氏乡约》又直接进入了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村治里面，它都是从这里开端的。引领人道德向上——这是原话——要求族内“患难相恤，守望相助”，通过内部的调解机制来解决族内的纷争。这样，小家之上的宗族制度框架基本上由他定下来了。关于程颐的理论，我这里不多说了，因为他们有过交流，我估计两者差不多——里面的学说也大体差不多，包括建立族内的祠堂、祭田。而且，程颐规定，从共同体内的全部的土地，即从私田里面要拿出五分之一作为公田，就等于我们1982年分田到户以后，集体经济没有了，拿出一部分土地，变成两田（口粮田、责任田），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们俩已经把这个共同体的组建原则——经济的、政治的、谁是有权力的——都详细阐述了。经济的原则就是组建共同体的共同的资产，另外，还有文化建设等。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宋的文化建设、理学的重建，是为了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稳定，是赋予它以文化意义——如果没有文化意义，没有赋予它新的文化意义，这样的组织是无法建立和有效运作的。因为，他已经看到，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因为家庭小，尤其是老婆讨进来以后——老婆是个很大的因素——或者说外来的媳妇嫁进来以后，她要把丈夫和孩子作为共同体，把她的利益要抬高。所以，宋儒反复强调原有的儒家训教，就是说你老婆带进来的那个嫁妆，可以作为你的私有财产，其他的一概不准，这就防止了共同体的内部由于外来媳妇的原因，使诸子的分家倾向扩大化。

在宋代，宋儒所做的都是理论上的建构工作，在实践的层面，这有个缓慢推进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宋史里面的一些描写，就是几代大家庭里面同财共灶的局面，包括唐史里面也有这样的叙述。第一次在理学方面的重建，是在宋代，从张载开始的。到了南宋的陆九渊和朱熹，他们进行的是第二波的政治的建设。政治的重建，是从朱熹开始的。朱熹非常重视张载和程颐的关于宗法的学说，所以花了大量的精力来修《家礼》和《古今家祭礼》，以及《朱文公集》里面的有关的论文，而且把《吕氏乡约》重新加以修正、扩充。《吕氏乡约》在经朱熹修订以后，一直流传到解放以前，所以使梁漱溟得而践之。所以《吕氏乡约》里会有朱熹讲的一些建制，以及关于宗族的祠堂如何建，里面供几世祖，等等。那时规定可以供奉四世祖，就是父亲、祖父、曾祖、高祖。这条到了明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宗族祠堂的格局。这个变化就是从迁祖开始供奉，迁祖作为供奉的第一代，这就形成我们现在在江南还看到的一些祠堂的格局——基本格局是明中晚以后定制的。这是创建出来的，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为了应对土地高速流转这样一个局面而制定出来的。对此问题，陆九渊也有很多论述，这里我也不一一加以展开了，关于宗族族田的产生以及如何使用，他都一一加以规定。

到了明代，邱濬有更完备的体制，具体的各种建议被逐一创建、试点。到了明的中期以后，就成为定制，由国家的法令来加以推广。这是我讲的宋、明两朝的实践过程。这其中还包括王阳明，心学的创始人之一，秉承了陆象山的心学，他讲的“知行合一，灭心中贼”，我们都知道。“灭心中贼”怎么解释呢？因为明中叶以后，市场上升了，货币大量进来了，拜金主义上升了，所以他按照传统的方式，要在道德方面进行约束，就制你的心。他知道，如果心坏，靠法律来制约是无效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心制不住了，那么我们只能以法治国。那个时代人们已经明确感受到，如果德治不住，法还能治得住吗？我们现在是相反的。在王阳明的重建过程当中，他重点宣扬的就是乡规民约。他把北宋时期的吕大钧的《吕氏乡约》，还有朱熹对《吕氏乡约》的增加部分，都加以进一步的扩充。并且，他自己搞了一个《南赣乡约》，大概是在江西南部，后来在江西那一带，它也是广为流传的。

具体到了清代，朴学起来了——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为了躲避政治的高压，其实不然。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比宋儒明儒更大的精力，对先秦的不同典籍当中涉及的宗法制度，进行了严密的考察，以恢复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原来的样子。大量的朴学家都做过关于宗法制的考察，并有大量的著作问世。一直到清朝嘉庆、道光以后，龚自珍也看到了在土地的快速流转，人口的急剧膨胀之后，人们到处寻找土地进行开垦，以及进入了少数民族区域，进入了山区后，与土著发生了冲突等现象。所谓的乾隆、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都是原来失去土地的农民，拿着玉米、拿着红薯、拿着土豆，向汉江流域，向长江上游，向湘西大规模地迁移，寻找土地，和当地的原住民发生了冲突，官府不加管理，后来冲突越闹越大，官府镇压，所以闹起来的起义。而且那些脱离土地、离开宗亲关系的农民，只能依靠所谓的民间宗教来加以组织，来进行自救，这样我们就解释了为什么明清以来的所有的民间宗教，至少是南方农民的民间宗教，都是失地农民的自助组织，后来演变成所谓的青洪帮等。

第一批受到西方政治学说浸染的人物，像冯桂芬（1809—1874）——他写了《校邠庐抗议》，这本书大家都读过了——按道理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应该提出要建议会，要搞民主制。但像这样的人，其思考重心不在民主制。我们以为他是洋务运动中最早鼓吹议会制的重要人物，其实不然，他重点依然是鼓吹要在农村重建宗法制度。他的大量的相关言论，我在这里也不多说了。包括他认为宗族组织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有了经济基础以后，集体收入派什么用，都要有严格的规定。对此我稍加列举：第一，要建立养老室，其中供养族内的老人；另外一个就是恤嫠室，要供养寡妇，因为古代男女有分，现在我们说的养老院，他要分成两个，男女各一个；另外还要建立育婴室，抚养族内的孤儿；第四就是养疴室，也即医院，要建立族内的乡村医院，来救济族内经济地位比较差的族人；第五是读书室，供族内贫寒子弟读书；第六是严教室，禁闭族内的那些不肖子孙，令其悔过；另外还有族田、公共水利、道路，都在他们的管理范围之内。

四

具体的我就不加展开了，我最后概括几句。

第一点就是宋代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农经济的基本样式在宋代已经出现，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前。首先，核心问题是农户经济和土地配置的不均衡性，引起了以地权为中心的阶层分化在族内展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族内已经有了阶层分野的性质。要把阶层分野的性质约束在整个宗法共同体之内，为此，必须建立宗族的经济共同体，就是说要有族田。族田是这个集体存在的经济基础，他们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要用国家法令来维系族田，以免其被后辈那些不肖子孙瓜分。其次，维系这个宗族组织，必须要有权威系统。关于组织内这个权威系统如何建立，宋儒有各种建议，比如要以血统为基础，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所以采取家长制的选举制，即各个家长来选，如150个家长，他们共同来选举产生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作为维系宗族组织的最高权威。最后，就是文化建设。族人的共同认同是不能让族内的成员一直贫困下去，要有救济。这个文化建设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祠堂建设和族谱建设。族谱是为了追宗认祖，祠堂是为了春秋两祭，也为了调解内部的纠纷。这个祠堂的两祭，在祭祀的过程中要放音乐。这里特别强调了礼和乐的不同社会作用这个说法。因为礼讲分，讲等级，乐讲和，大家听同一个音乐，无长无幼，没有什么高低等级，加强族人的认同感。这样，任何一个族人衰败下去，族人都有救济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点就是，由这些运动的推广所获得的实际的收效，在中国南方比较有效，即在长江以南的丘陵山区比较有效。这是因为宗族内，人会增加，地却不加广，这是这个制度的天然缺陷。这个缺陷在丘陵山区得到了有效的弥补，这是因为可以通过向外开垦土地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南部山区会有层层梯田，所有的土地都被加以仔细利用。当然，这也可以提高复种指数，南方的复种指数提高了，就是因为早稻引进了；到了晚明以后，南美的农作物引进了，有些不能被小麦和水稻利用的土壤，也被大规模地使用了，被红薯使用，被土豆使用，被玉米使用了，也减轻了对土地的压力。为什么中国北方宗法制度维系不足？和元有关系，元朝的扫荡，就使北方已有的宗法组织机构，大体上被打掉了。元明战争，基本上发生在中国北方，即黄淮流域。黄淮流域人口发生了最剧烈的动荡，人口耗尽了90%，所以这里的宗法组织基本上被打散了。现在黄河流域的人口，基本上是从山西，包括陕西一部分迁移过来的。这个迁移过程，持续了50多年，明初两朝皇帝在山西设立了类似“中央安置办公室”的机构，在那里迁移人口。所以到了晚明以后，顾炎武举兵反抗，寻找军事力量，特意去找大家族，一路往北走——因为国破家亡，所以他要举反清的旗帜——他到了北方走了几千里地，竟然发现没有宗族组织；一直跑到陕西华阴县，发现几个大概有五六百户人家的宗族组织。他就专门研究为什么北方宗法组织解体，他有专门的考察，可以读他的《日知录》。这就是我讲的第二点，为什么南部山区丘陵的宗族组织可以延续几百年，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点就是说这些宗法组织的内在张力，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之间有内在张力。关于这种内在张力，宋儒明儒都讨论过，即到底增加好啊，还是缩小好，都讨论过，讨论结果是各有利弊。一般的主张是要有大共同体，为什么？因为小宗族制，分家制，社会分化严重，底层无法救济，骨肉相残。还有各种小的水利设施，道路设施无法供给，这都是他们当时考虑到的，不是我胡加进去的。我们现在的新农村建设，要提供乡以下的地方共同体的公共品，所涉及的内情与历史上的完全一样。历史在那里重复，这不是我添加给历史的东西。但是，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的张力，我们在人民公社制度建立过程中也发生了。大公社制度，即大公社作为一级核算单位，把村落、家庭都打散了，是引起大公社制度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1958年末，一直到1961年，毛泽东最紧张最关心的是什么？是那个超过家庭，而到大公社的核算单位是什么。他找到了，你看他的文献，他以前以为是大队，后来让步，退到自然村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所以我说了，自然村落是农民利益的最后边界——突破，就不容易维系。但是，自然村落的利益边界是有传统的。所以，我们解释了为什么1962年以后的小公社制度基本维系下来。这是我讲的这个制度建立的初衷以及内部隐含的矛盾。小公社制度的家和生产队之间，也有张力。这个张力，在中国南方小一点，在中国北方大一点。在北方当中，淮河以北的淮河地区，张力更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分田到户（单干）在安徽凤阳率先开始，完全有历史证据。所以，我讲这些的意思是，只要是小农经济的农耕社会，必然会发生分化，因为它缺乏这个宗法组织。宗法组织应该说是宋儒的一个发明，不是一种恢复，是恢复过程当中的重新创造，它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所以，明代比较稳定，和宗法制度是有一定关联的。清朝的稳定，也和这个有关联。当然，人口一直在继续膨胀，到了雍正、乾隆年间，人口急剧膨胀，继续要增加土地，这引起了村民械斗，宗族间的械斗相当厉害。明后的宗族在中国南方比较正常。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南方调查的时候，他发现这种现象根本不是一般理论所能解释的。它的田，大量的是祠田、族田，说它是地主阶级的，把它分掉了——但是，分田只是贫下中农的本性要求，这就解释了农户和共同体的张力。因为有这个张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的介入，即国家政策法律的介入，没有强大的文化建设，共同体组织就不可能维系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又那么容易地被解体了。因为社会内部存在张力，文化整个就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满足了个体小家庭的内心的渴望，它为了短近的利益，就把共同体给解体了——当然，当时人们有所反抗，但这个反抗很弱。解体以后，对生产力的暂时的增长，应该承认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它现在的弊端也显示出来了。

如何在分散的个体经济之上重建一个组织，是当代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大使命。我们也可以简单化地把村民委员会作为组织个体农民的有效途径，而不同的价值相关者却赋予这个组织以不同的意义。西方人赋予它民主，国内的一些人赋予它民主，赋予它什么，等等，它承载不住。那么，其他的形式呢？当然，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形式，2006年又出台了一个法律，叫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人建议在县乡两级来建构一个农民协会组织，以增加农民的合作空间，等等。该组织本身不仅仅是经济的，还是提高农村对城市谈判能力的唯一途径，这就是我把新农村建设确定为组织建设的原因。什么叫做组织？关键是要确定这个组织的有效性，权威的形成，必须要有一整套的文化机制来保障。文化就是价值，说我们这样生活比那样生活好，就这个价值。我们有我们的活法，这恰恰是梁漱溟谈到的，这也成为梁漱溟的核心观点：我们中国人只能这样活，不能那样活。这就是文化建设的中心思想。这样，在货币主义、市场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要构建一个新农村，有效抵抗城市的消费主义的侵蚀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看到，城市的消费文化扫荡整个农村，先把它变为落后，变为迷信，变为……然后，我们唯恐它们不发达，唯恐它们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金钱为中心。这种心态是导致整个农村情况自身恶化的内在原因。所以，没有文化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的组织建设，而没有组织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

时间已到，我的讲话基本也结束了，谢谢各位。

民权与国族 [3]

——孙中山对东西文化的思考与论述

在已有若干版本的孙中山全集和选集的情况下，再给读者提供一部孙中山先生关于东西文化论述的选集并非出于单纯的纪念，而是有着十分现实的目的。当前所处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当然不同于孙中山所处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然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过程所引发出来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再次将沉寂已久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摆在每一个关心改革前途的人面前。在这样的时刻，重温这位中国革命先行者有关东西文化的思考和论述，或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虽然我们可能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他的某些结论。

孙中山先生是位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理论思考的全部目的是为了指导由他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活动，因而他无暇撰写有关东西文化研究方面的专门学术著作，但他为创建革命理论而对东西方民主革命的不同社会历史背景及文化特征作了大量的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他的三民主义及有关讲演视为他对东西文化分析比较的一个理论成果。这也成为本选集的选编原则。

我们知道，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和理论影响之下爆发的。然而，在西方民主革命时期具有如此巨大社会动员力量的“自由”口号，一进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头脑，在行为上就流于“自由散漫、放任放荡”，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根本不知自由为何物。在孙中山看来，中国民主革命所遇到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社会状态的“一盘散沙”，“一盘散沙”说明中国人实已享有过多的自由。孙中山认为，同样的民主革命，在东西方各自的社会背景则大不相同：西方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取消了人们的一切自由，而中国秦汉以降的社会虽实行帝王专制，但其臣民只要不犯上作乱，只要完粮纳税就安享充分自由，法律上并没有某阶级只能从事某种社会职业且固定于某等级的禁令。所以中国人享有自由而不知自由为何物，恰如每人都要呼吸而长久以来不知空气为何物一样。孙中山由此得出结论，在西方，人们为争取自由而革命，但中国的民主革命恰恰是为取消自由而革命。因为太多的自由，意味着一盘散沙，一盘散沙意味着缺乏民族团结，缺乏团结力意味着无力抵抗西方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反之，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解救民族危亡（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首要目标），首先要将全国组织成为一个整体，要形成一个整体，就得取消过多的自由。这一理论，在今天的文化激进派看来似乎是奇谈怪论，但在孙中山看来则是他革命实践的经验之谈。其实，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独立自由的个人尚未由市场经济的力量从他们所从属的“更大群体”内分化出来，那些痛感民族危亡并受西学影响而“离家出走”的青年知识分子，虽成为革命先锋，但远没有学会在统一目标及一套共同认可的规章制度下结合成一个整体的方法。所以，自由在中国差不多成为个人任性或自由散漫的代名词。孙中山要在革命团体内取消的自由，就是这样的一种任性自由。

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同样具有重大社会动员作用的“平等”口号，在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已产生许多流弊。在孙中山看来，民主政治所理解的平等，只能是全体人民政治地位上的平等，人有智愚贤不肖，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这种天赋的或后天努力获得的“不平等”是无法取消的。因此，民主政治的设计就应将“权”与“能”，或说政权与治权分开。政权属于全体人民，治权应由全体人民委托贤者、智者、能者掌握。为了使贤者、智者、能者管理国家，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另增加我国行之已久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这就是孙中山倡导的五权宪法。为了使平等在经济生活中也发生作用，预先防止像西方社会那样的严重的贫富分化及由此而引起的阶级斗争，孙中山创立了他的民生主义学说。

在孙中山看来，近代西方文化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科学文化，因此，对西方科学技术应全盘引进，多多益善。对西方政治文化，尤其是民主政治学说则应择善而从，可借鉴但不能照搬。对于中国精神文化方面的伦理道德，他认为不仅不能抛弃，相反应加以重新阐发，使之成为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孙中山认为，构成西方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但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却是家族和宗族。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结而没有整个民族的团结，这是形成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基本原因，然而家族和宗族却又可以成为民族团结的基础。只要将儒家“修、齐、治、平”的伦理政治哲学充分发挥，只要将忠、孝、仁、义等家族伦理从家族、宗族推广到国族，那么经过重新阐发的传统道德，就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量。其实，中国家族内部的过强凝聚力恰恰是中国社会涣散的根源，而社会涣散又恰恰是封建专制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在本质上维持家族团结的传统伦理能否成为社会团结的普遍规范，这是大有问题的。在大力推行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纷纷从曾将他们约束其内的单位集体中走出来并在市场中追求自身的利益，在这样的时代，除了用法律的形式将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借以减少人们之间的利益纷争和维持竞争秩序外，宣扬谦让、克己、利他、服从的传统道德能否消除日益衰败的社会风气，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孙中山有关东西文化的论述涉及许多方面，我们可能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他要求我们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思潮和理论面前，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时，要求我们既分析西方文化观念借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西方社会历史背景，又要分析我们自身的特殊国情和历史文化的不同特征，这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有启发的。

中国的和平传统：一个历史的考察 [4]

事实是一回事，人们对事实的态度、看法，或者说对该事实赋予何种意义，则是另一回事。确定事实是什么，是十分重要的；而人们对该事实的态度、看法和解释，或者说对该事实所赋予的意义，则更为重要。正如一个具体的个人，他对于某物的看法或他对自己行为所赋予的意义，总是受到他以往的经验与价值取向所制约的一样，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经济增长、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或军事力量的增强所赋予的意义也同样受到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与制约。

一个大国、一个曾经饱受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东方大国，一个具有五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记忆，且拥有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国家竞争力稳步地提升。一个大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有些西方大国（包括日本），尤其是这些国家中的右翼势力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中看到了“军事扩张”的可能性，于是利用他们拥有的强大媒体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信息——“中国威胁论”。这是具有近代对外军事扩张、殖民掠夺经历的西方（包括日本）右翼势力对中国经济增长这一事实的看法与解释，而中国人自己对经济发展所赋予的唯一意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一再宣称，中国只走和平发展之路，即使中国在未来的某一时段真的实现了富强的百年梦想，中国也将永远不称霸。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汉、唐的强盛，但从未有过对外军事殖民、征服掠夺的历史经验。

中国是走和平发展之路，还是滑入西方列强曾普遍走过的对外扩张之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可能完全交给时间来回答。事实上，对一个民族的未来行为方式的可能答案，其解释的基本线索一定深埋在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之中。有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警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即使一个民族正经历着革命与变迁的重大过程，历史也永远不会因此而中断。一个民族历史地形成的文化经验，决不像一件旧衣那样可以脱掉、抛弃，它是一种现实的力量，规定着一个民族今后行为的速度和方向。虽然我们不能说，一个民族过去是怎样的，今后也是怎样的。未来绝不是过去单纯的重复，但我们完全有理由下这样一个坚定的判断：“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规定了一个民族未来行为的可能范围与空间。

中国只能走、必须走，也应该走和平发展之路，这绝不是中国政治家们出于对抗“中国威胁论”而发起的一场舌战，而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内在规定。这个“内在规定”早在400余年前已为一位西方学者所揭示。这个人便是1582年来华传教并在1610年葬在北京的利玛窦。

一、一位西方学者的证词：“在长达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我从未见到有征服邻国的记载”

1500年以后，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为首的西方列强踏上了海外军事殖民扩张的道路，从此揭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序幕。

战舰之后是商船，商船之后是传教士。1578年3月24日，罗马天主教耶稣教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奉命从里斯本前往中国。同年9月到达葡萄牙在东方殖民活动的重要据点：印度的果阿。1582年4月，从果阿起航，同年8月抵达澳门。从此易服饰、习汉语，足迹遍布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在华传教、工作、生活了近30年。于1610年5月死于北京，葬于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

1600年前后的大明帝国已经腐朽衰落，但在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的眼里，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他们不仅不敢像他们在中南美洲的同伙一样轻启战端，相反对中国可能走向对外军事殖民扩张之路忧心忡忡。这对于具有近百年对外殖民扩张历史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来说，是很“自然”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一切弱者都是殖民主义劫掠的对象，而一切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一定会走向对外殖民扩张之路。但远比西班牙、葡萄牙一类西方小国强大得多的大明帝国为什么没有殖民周边弱小国家与民族呢？带着这一重大问题，利玛窦研究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经过多年的阅读、观察和研究，他发现了一个与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发现了一个和平的国家。下面是利玛窦经过东西方比较之后得出的著名结论。他说：

把中国人与欧洲人不同的一些事物记录下来，似乎是十分值得的。首先，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觉得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者的念头消耗得筋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达数千年之久。这一论断似乎与我们的一些作者就这个帝国的最初创立所做的论断全然相反，他们断言，中国人不仅征服了邻国，而且还把扩张触角伸向印度。

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正相反，我常常就这一论断询问中国博学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答案始终如一，即情况不是这样的，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姑不论做出这种错误记载的作者声誉如何，错误之所以出现，很可能是因为曾发现中国人到过中国国境以外的证明。例如人们可以引证菲律宾群岛，中国人曾打入那些私人企业，但不是官方正式授意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59页。）

这位曾“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的西方学者惊奇地发现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一个很具军事实力，因而很容易征服它的邻近国家的中国，它的君主和人民竟然从来没有想到过发动侵略战争。对外军事扩张、殖民掠夺这一类事实在漫长的西方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而自1500年以来，对外扩张与掠夺更是西方列国强大的证明和荣耀的象征。利玛窦将东西方这一重大的历史差别归因于民族的文化心态，即中国人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故而没有向外征服的野心。这一本质上正确的结论，依然不够全面与深入。他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一回事，他对这一基本特征得以形成的原因的分析又是另一回事。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中和平性格的这一重大特征而言，其原因深植于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之内。至于“中国四千年来从未扩张过它的边界”这一说法，也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疆域历史。站在现代中国的版图上来回顾四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治理的版图有伸有缩，但总的趋势是逐渐扩张的。但若将中国版图的扩张与西方古今任何一个大国的版图扩张（如与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近代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等）做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另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后者的版图扩张总是对外军事扩张的一个结果，而中国版图的逐渐扩张却遵循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规律。

二、为利玛窦的证词提供历史证据：“安内而攘外”是历来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

远在400年前，这位曾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并“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的西方学者，从他的研究中得出两个重大结论：一是“从未在中国历史上发现‘这类征服’的记载”，二是“从未听说过中国扩张疆界”。在第一个结论中的“这类征服”，指的是1500年“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列强的疯狂而血腥的对外殖民扩张，或也指古代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对中东的军事殖民扩张与罗马对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军事征服与掠夺。侵略、掠夺他国财富与土地的“这类征服”行为，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汉、唐那样的统一而强盛的中国，产生过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一类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曾发动过一系列对外战争，在古代的历史记录中也使用“征服”一词，但这些“对外战争”都是为了“守卫自己已有的东西，而不是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利玛窦语），战争的实质是从事农耕的中原王朝反击北方游牧民族经常的南下侵略与掳掠，套用现代战略术语来说，是典型的“自卫反击战”。在“提供历史证据”之前，我们还需对“第二个结论”作一点说明。利玛窦说中国“在四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并未扩张疆界”这一论断并不太正确，较为正确的说法是，站在明朝版图的角度看中国历史（要记住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是1610年完稿的），自秦汉以来近2000年的中国版图是相对稳定的，但仍需要做出说明。一是长达近300年的南北朝时期与长达150年的金、西夏与南宋并存时期，若站在坚守“华夷之辨”的儒家正统史观的角度看问题，“诸夏”发源地的版图皆沦入北方“夷狄”之手，“中国版图”在这450年间大为缩小，但站在现代中国版图的立场来看问题，这只不过是中国国内诸部族争夺中国重新政治统一的暂时状态，北方游牧部落对“诸夏”农耕民族军事上的胜利，通常在政治上与文化上伴随着自主、自动的“用夏变夷”的过程，夏夷之间的军事冲突，通常为血缘—文化及生活方式的逐渐融合所取代。对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与满人建立的清朝，也作如是观。从这个观点看问题，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汉族”地理—政治版图缩小的同时，“中国版图”却大为向北扩张了。元、清两朝，汉族失去了政权，但中国的版图扩张到空前的局面。这里涉及“中国”与“华夷”这两个在古代中国文化中有着重大意义，但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甚至在同一时代不同政治家的观念中具有不同意义的概念，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阐述。

给出上述说明之后，我们让中国历史本身为利玛窦的证词提供自己的证据。秦汉以前，我们姑且不论。秦汉以降，王朝更替，强弱起伏，政治上亦有统一与分裂。每当中国处于弱势且分裂时期，北方游牧部落大量南侵，处于退防、求和状态的中国，我们不加引论。战国之后的两千年中国历史，统一而强大的中华帝国，史称汉唐。那么汉武、唐宗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能否为利玛窦的证词提供证据呢？

（一）汉武帝对周边发动的战争及其战略目标

汉武帝对北方游牧且军政合一的强国——匈奴——发动战争。（以下史料主要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公元前133年，经过了近70余年休养生息的西汉王朝开始对匈奴展开了长期的讨伐战争。其中大规模的、且具决定性的大战有三次。

第一次，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率大军自云中（云中郡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境）向西迂回，击败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秦时河南地（今贺兰山以东河套地区），建朔方郡，招募贫民十万人徙居朔方，实行屯田（农时耕作，闲时军训，战时为兵，以免粮草转输之劳）作为边防的重镇。匈奴屡遭打击，公元前123年，单于龙庭被迫迁往瀚海（外蒙南部及内蒙北部广大荒漠草原地区。因广漠无垠，浩瀚如海，故名）以北。

第二次，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命将军霍去病自陇西（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两次出兵，击获匈奴四万余人。同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领数万人请求归降内附。汉置内附者在陇西郡、北地郡（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北）、上郡（郡治在今陕西榆林东南）、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与云中郡的塞外（即公元前121年时的西汉王朝西北边疆）。分其众而建“五属国”，对汉称臣，对内自治，既为汉军边塞，也各受汉朝保护，受封赐。自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直到盐泽（今罗布泊），匈奴从此绝迹。汉封河西地为武成、酒泉两郡，公元前111年，又增设张掖、敦煌两郡。汉武帝在河西新置四郡的主要目的，是切断匈奴与西羌的军事联盟，捍卫中国西部边境及京城的安全。历史人物赋予自身行为的主观意义是一回事（虽然这很重要），但由行为结果所产生的一系列历史影响则又是另一回事。汉武帝在河西走廊的四大绿洲设郡、驻军、移民、屯田，原意只为阻止西北匈奴与西南羌族这两大游牧军团的联合攻汉，客观上却为中国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安全通道，并为后世在欧亚大陆两端各国独立发展的文化交流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次，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大发兵士，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将骑兵5万人，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辎重兵数十万人，分道深入漠北，决定击灭匈奴主力，永除北方边患。这次漠北汉匈大会战，双方损失极其惨重，匈奴死亡高达八九万人，汉死人亦数万，丧失马11万匹以上。但汉胜匈奴败的局面却最终决定了。到汉宣帝时，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严重纷争，五单于争夺统治权，最后呼韩邪与郅支两单于据地对抗。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降汉，为汉防守阴山（黄河河套以北）。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都护陈汤在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东南一带）击败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复得匈奴全部领土。从此匈奴与汉亲善，不复南侵，此后六七十年间汉北部边境呈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

汉武帝发动的历时数十年的对匈奴战争，套用现代战争术语，可称为“自卫反击战”。从秦末到汉初数十年间，匈奴已成为中国北方空前强大而统一的游牧部落国家。它东灭东胡，占领了大兴安岭、辽河上游地区；北击浑庾、屈射、丁零诸部落，拓地至今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西方驱逐大月氏国（原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后被驱逐到葱岭以西），并征服楼兰、乌孙等20余个国家，将势力范围扩张至天山南北；南临中国长城脚下，并攻占秦所建制的河南地（今贺兰山以东地区）。连年侵犯汉北部边郡，大肆掳掠汉民与财物，直接威胁汉政权。汉初的和亲政策虽换得短暂的边境安宁，但无法抑制游牧部落的经常南侵和掠夺。汉前期经历70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强盛，至汉武帝即位，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反击战，并取得空前的胜利。该战争没有将匈奴人掳做奴隶，而掳掠奴隶恰恰是差不多同期罗马发动对外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汉对匈奴的军事胜利，也没有将汉之疆界向北部推移，因为长城以北的沙漠、草原对从事农业的汉民族没有多大用处。虽然汉将边疆向西延伸到敦煌，并为确保河西地区的安全，新筑长城5000余里，将秦长城从东至西延伸至新设置的敦煌郡。在人烟稀少、转输极端困难的沙漠戈壁筑建万里长城，其耗费的人力、物力恐怕远远超过对匈奴战争的全部耗费。河西四郡的增设，万里长城的向西延伸，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在现新疆轮台设西域都护府，后又于今吐鲁番东置戍己校尉，统辖天山南北大大小小近50国，“都护”者，全加保护之义，“戍己”者，屯兵防卫匈奴入侵之义。诚然对西域诸国中，凡亲附、勾结匈奴者，汉也出兵击败。如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兵击败亲附匈奴的楼兰、车师两国，但对其余各国，皆属和平交往。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组织了300人的使团，“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令张骞出使乌孙国（有联合乌孙国共同抗击匈奴之意）。张骞在乌孙国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汉与这些西方大国开始了正式的交往。之后，和平交往向西延伸到波斯、印度、双河流域的条支国，东西文化首次得到大规模的交流。当然，汉武帝频频委派使团，带巨资出使西方诸国，劝使西方诸国派遣使团来“朝见大汉天子”，隐藏着中国历代皇帝的最大心愿——“莅中国而抚四夷”。

在汉武帝时，中国南方“诸夷”自立为国者，东南有“闽越国”（今浙南、福建地区），南有“夜郎国”“滇国”等及诸散处的部落。其中南粤国为秦时守将赵佗所建（秦亡，赵自为王）。汉初，对汉称藩臣，也供贡职。汉武帝对南方山区“诸夷”的策略，无论是战是和、自立属国还是属国设郡县，都体现了“抚四方”的目的。

据《通鉴纪事本末·武帝平西越》记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王郢兴兵击南粤边邑，南粤王守天子约，不敢擅自起兵还击，派使上书汉武帝，武帝对南粤王的行动大加肯定的同时，承担“禁暴除乱”的“天子义务”，兴师问罪。闽越王郢发兵拒险。郢弟余善与宗族商议说：“王未经天子同意而擅发兵攻南粤，故引来诛伐，汉强我弱，战必灭国，不如杀王以谢天子，请汉罢兵，可以保国。如此计不行，再拼死一战。”于是杀郢，汉武帝果然下诏退兵，并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余善因杀郢而威行于国，乃窃自立为王，武帝认为单为此事不足兴兵讨伐，且诛郢有功，亦立余善为东越王。

汉元鼎四年（前113年），南粤王使臣要求内属于汉，请比照诸侯国，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余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后丞相吕嘉谋作乱，南粤王及王太后孤弱不能制，汉武帝命韩千秋率2000人马前往南粤处理此事，于是吕嘉遂公开反叛，“攻杀王、王太后及汉使者”。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兵十余万，从湘、赣、黔、桂分道出击，次年平定叛乱，遂以其地置“南海（治今广州市）、苍梧（治今梧州市）、郁林（治今广西桂平西南）、合浦（治今广西合浦东北）、交趾（治今越南河内市）、九真（治今越南清化）、日南（治今越南广治）、珠崖（治今海南岛）、儋耳（同上）共九郡”。

至于西南诸国内附中国，一是欲得汉赏赐，二是恐汉军威。而汉武帝经营西南，却是为了寻找与印度交往的西南通道，当南粤王国内附中国而得到大量赏赐的消息传到西南地区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汉武帝问相如，相如说：“邛、筰、冉鎓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于是派使“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邛、筰、冉鎓、斯榆（皆为西南部落名）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天子大说”。西南诸国，以滇、夜郎最大，不肯轻易内附，直到汉破南粤，“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通鉴纪事本末·汉通西南夷》云：“汉灭两越（闽越、南粤，“越”“粤”通假），平西南夷，置初郡（初郡，即新设置的郡县）十七，具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置初郡十七，说明现今浙南、福建、广州、海南、广西、贵州、云南及四川南部广大丘陵山区并入中国版图。然而采取“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套用现代的话来说，即实行“一国两制、以夷治夷、高度自治”。十七“初郡”除珠江三角洲、昆明及大小不等的河谷地区外，大多高山峻岭，被高山急流阻隔的“诸夷”依然处于氏族部落的原始状态，半农半猎，且农业生产方式极其落后。上设郡县，但下不能对其“编户齐民”。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仅设十七个郡，郡治、县治极其分散，单从行政治理的角度来看，象征意义远远超过实际意义。镇守郡县的汉族官兵，其财政供给既不能取之当地赋税，那只能取得“南阳、汉中以往各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从纯经济的角度是极“吃亏”的。然正是通过这些新设的郡、县、治所，汉民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及文化得以向落后的“夷蛮”地区传播。上设郡县，下因其故俗，毋赋税，高自治，从政治上说，满足了中国帝王“抚四夷”的文化心理。从汉王朝对中国东南、西南地区的多次用兵中，我们确实看不到古罗马这类军事征服帝国常见的军事目的：征服与掠夺，掳其民为奴隶，掠其财富为己用。

（二）唐太宗对周边发动的战争及其战略目的

历史学家范文澜对唐朝全盛时期的对外关系作了简要的概括。他说，唐太宗分唐本部土地（主要是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农耕区域）为十道（唐玄宗时分为十五道），本部以外（或说中国之外——作者注）与四方诸国有两种关系：一种是内附关系，唐在内附国置都督府或州，任原国王为都督或刺史。都督和刺史都是子孙世袭，在本国内有自主权（故而此类“都督”或“刺史”与其说是唐中央政府授予的官职，还不如说是一种世袭封号），对唐朝有“朝贡”与出兵助战的义务（唐对这些内附国也有“赏赐”及出兵助战之义务。如631年，地处葱岭以西的康居国主动遣使请求内附，唐太宗不肯接受，说，康国内附，如遇急难，中国有责任去救援，行军万里，岂不疲劳）。这种府州，统称为羁縻州，受中国边境上诸道的都督府及中国境外的都护府统率。一种是“朝贡”或“朝聘”关系，这种国家有些与唐仅仅是使者往来，有些虽受唐封号，实际上并无隶属关系。在唐全盛时，属羁縻州有856个，数量之多，土地之广（约为中国本土的三四倍），居民种族部落之繁，实属空前。他们内附的原因，除了被唐军战败或迫于大唐兵威外，一般是想得到唐朝廷的军政保护，也想得到经济、文化交流上的益处。唐朝廷接受内附的原因，主要是要表示中国声威的远扬（及所谓“四夷来宾”），其次是允许内附部落迁徙到中国境内，作为唐本部户口的补充，此外并无更多的要求。“羁縻”自有笼络、安抚之义，当然不允许“内附国”对唐构成潜在或实际的威胁，故而所谓“羁縻”说到底是为了维持大唐北部边境的安宁。唐太宗，或说唐朝所发动的多次对外战争，都是为了这一目的。而一切“内附国”的“朝贡”，只是用一些珍奇物品表示一种“臣服”的礼仪，对唐王朝的财税收入毫无关系，相反，唐中央政府对朝贡国的“赏赐物”价值远远高于“朝贡物”。这也可以说是历代中国王朝对周边邻国的一贯政策。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破降北方强国东突厥；贞观十五年（641年），击灭高昌国；贞观二十年（646年），破降薛延陀。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击擒另一北方强敌西突厥车鼻可汗，数年后，破降西突厥。显庆五年（660年），击降百济，龙朔二年（662年）破铁勒，定天山。总章元年（668年）击破高丽。这是唐朝所发动的较著名的战争，在此我们没有必要一一描述上述战争的经过及分析战争的目的，只需略述一二加以说明。

唐朝初建，面临着与西汉初年同样严峻的北方局面：汉初，在北方旷漠万里的沙漠草原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游牧部落国家——匈奴，唐初兴起了另一个强大的游牧部落国家——突厥。恰如汉初的和亲政策不足以阻止匈奴的入侵掳掠，唐初的和亲政策也没有保证北部边疆的安宁。面对数十万突厥骑兵的越境劫掠，唐高祖李渊曾想焚毁都城长安，并迁都到樊（今湖北襄阳）邓（今河南邓州）。到唐太宗即位，积极准备攻灭突厥的力量。到629年，唐太宗发兵十余万，分六路出击，次年，大破突厥军，捕获颉利可汗。降唐及被俘男女多至数十万，如何处置这庞大的突厥人，最能说明战争的目的。

唐太宗集朝臣商议，当时有几种意见。窦静主张使居塞外，为中原王朝守边。“置之中国（即长城之内），有损无益”；温彦博主张，突厥游牧生活习惯，不宜迁居内地从事农耕，宜使居边境内诸州，既充实边防空虚之地，也适合他们的生活习惯；魏徵认为，应使他们回突厥属地，决不可留在中原，免得将来成为“腹心之疾”，追悔不可及。温彦博反驳说：“孔子云‘有教无类’，如果对突厥人有教有养，几年之后都成了唐民，有什么后患？”温彦博将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的“华夷之辨”淡化了其种族歧视色彩，而强化了其中的文化差别的含义。唐太宗采用了温彦博的建议，将数十万突厥人安置在幽州（现北京地区）到灵州（贺兰山东，长城以南）一带。

唐太宗晚年曾对侍臣们说：“古代帝王有的能平定天下（即所谓“莅中国”），却不能服境外戎狄（即所谓“安天下”或“抚四夷”），我才能比不上古人，功劳却比他们大，这是什么缘故？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直说己见。”群臣议论纷纷，多颂谀之词，最后唐太宗自己总结五条原因，前四条是讲用人之道（如不忌人才、善用人才、选贤臣、举正直人等），第五条是：“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不取这一偏见，而是同等看待诸夏与四夷，因此境内外的部落都来归附。”由此可见，唐太宗发动的对外战争，不是为了扩张疆土，不是为了劫掠财富，不是为了虏获奴隶，而仅仅是为了边境的长久安宁，战争的最高目的是为了和平。“莅中国”是为了“安天下”和“抚四夷”。

三、历史证据之二：万里长城与郑和七下西洋

最能体现历史上中国战争与和平精神的，莫过于令人惊叹的万里长城与西方人难解其动机的郑和七次下西洋这两大历史事迹或事实了。

（一）长城内外：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与两种不同的战争目的

远自殷、周以来，北方的匈奴一直是侵略中国的强敌。战国中期以后，匈奴游牧部落趁中原战乱之际，更是经常南下掳掠人口与财富。与之北邻的燕、赵、秦三国深遭其患。这些“迁徙鸟举”的游牧部落虽然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中原诸夏，但因其迁移无常且能骑善战而在军事上常处主动地位。举兵反击则遁逃漠北，罢兵休战则又呼啸重来。忙于诸夏内部战争的北方三国相继筑长城，以拒匈奴。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中国之初，匈奴骑兵再次南下并占领河套地区，即今阴山、贺兰山、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黄河河谷地区，直接威胁秦国京城咸阳的安全。统一的中国，使秦王朝有力量进行战略反击。秦始皇命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迫使匈奴向北退却300余公里，一举收复河套地。他一边镇守边境，一边率军士修筑长城，依照地形控制要塞关隘，并将原先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秦长城西起甘肃临洮，东抵辽宁鸭绿江，全长5000余公里，形成一条维护中国诸夏北方安宁的伟大军事防线。

在秦末大乱、楚汉相争之际，原先迫居漠北但未遭军事重创的匈奴部落，此时成为一个军政合一的、统一的、空前强盛的游牧部落国家。为了防止西北匈奴部落与西南青藏高原羌族游牧部落的军事结盟，汉武帝数次发大兵深入漠北消灭匈奴主力的同时，另一方面在河西设四郡，并将阴山西端的秦长城一直向西延伸到敦煌西北的玉门关，全长约5000里，是谓汉长城。长城沿线建边城与障塞。边城是边防军屯戍之所，也是边郡长官治所，是整个长城防御体系的核心。边防军农时耕作，闲时军训，战时为兵，移民实边。实行军事屯民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数千公里长城防线百余万军民的物资供给问题，以免万里转输之费、之劳。这是秦汉时代一项重大的战略创举。障塞是驻守在边城的边郡长官派出的分支机构，为障尉（障塞的军政长官）率军民屯居之所，也可以说障塞即次级边城，在长城防卫体系中还有传送军情的警报系统即烽火台。

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有哪个农耕民族能有如此坚强的军事防卫意志，能拥有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筑起一道如此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发源于双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早就为一批又一批游牧部落所摧毁；兴起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他们将防御交给周边的沙漠，而专心致力于修建帝王陵寝——金字塔；至于拥有印度河、恒河两大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人们只看到一批又一批游牧部落从其西北关隘长驱直入，而很少看到有效的军事抵抗，更未见修建长城防御体系的记载。这个农耕民族似乎将全部的天才与创造力奉献给了思维与想象，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思想体系与文化典籍。只有生活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华夏农耕民族，将天才的思维能力与务实精神如此完美地结合起来，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郡县国家，并能够聚集起如此巨大的人力与物力，抗击北方如此强大的游牧部落的侵扰与掳掠，从而守卫着诸夏民族数千年来已经取得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成果，并从此不再贪求别人拥有的土地与财富。至于优秀的文化成果，如印度的佛教，西域的新作物与音乐舞蹈则在虚心地吸纳之列。

万里长城恰是北方游牧经济区与南方农耕经济区的分界线：这条军事隔离带是南方农耕民族为对付北部游牧民族进攻而被迫实施的战略防御工事。这条汉族军事战略防线在西晋八王内乱中为以鲜卑为主的北方游牧部落所突破，军事上失败的汉政权被迫南迁，建都南京，从此中国历史进入长达近300年的南北分治局面。因军事胜利而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部落在中原大地逐渐被“以夏变夷”，在与汉族血缘融合过程中，接受高度发达的华夏农耕文化。而退居长江、珠江两大流域的汉族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与文化，也同样进行着“夏夷融合，以夏变夷”的工作。军事上的失败却带来了华夏文化空前传播的历史效果。这为大唐的兴起及更宽容的“华夷之辨”心态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到元、清两朝，同样的历史过程再次进行。当有人建议清康熙大帝重修长城时，康熙说道：如今长城内外都是我的子民，为什么还要修长城呢？从此，长城只成为中华民族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的历史见证。现代中国的北部及西部疆域，是由元朝奠基而清朝定局的，是这两个能征善战、又善于学习的民族入主中原而带来的丰厚“陪嫁”。作为现代的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作为中华民族多数的汉族人，应对这两个民族怀有真诚的感激与敬意。

（二）郑和与哥伦布：不同的远航意义与不同的历史结果

近代世界史，通常是由西方中心主义者书写的历史。情况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历史从来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站在西方中心立场来看问题，正是哥伦布的远航与地理大发现揭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序幕。当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以1500年为界将《全球通史》划为前后两个世界时，他是有充分理由的。自哥伦布之后，西方列强的商品与基督教尾随战舰、枪炮之后向全球各地扩张。殖民者看到了财富与繁荣，“文明”到处战胜“野蛮”，标榜的是“上帝的使命”与“白人的责任”。而被殖民扩张的国家与人民却确确实实遭受着亡国、灭族、血腥的掠夺与奴役。这部世界近代史的两个同样真实的侧面，后殖民时代所撰写的世界历史中，皆有论述，在此不赘了。

比哥伦布早约百年，但舰队阵容远比哥伦布强大的中国郑和七下西洋，却丝毫没有发生类似的扩张、殖民、屠杀、掠夺与奴役。同样的远航行为，却有如此不同的行为后果，其原因究竟何在？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因、经过与结果，历史学家黎东方在《细说明朝》内有个简洁中肯的描述与分析。

关于郑和前后28年[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到明宣德八年（1433年）]七次（一说八次）奉命下“西洋”的舰队，其规模据《明史·郑和传》说是62艘，而据明万历年间小说《西洋记》所说有1456艘之多。事实上可能是200余艘，其中62艘是大船，郑和乘坐的“宝船”长达44丈，宽18丈，桅杆9根，最小的船也长达13丈。郑和是正使兼“总兵”，下属都指挥2人，指挥93人，千户164人，百户403人。整个舰队配备水手、船师、工匠、医生、翻译和武装人员，最多时达2.7万人。船队载有大量“绸缎、纱罗、茶叶、瓷器、漆器、印花布、樟脑、麝香”等中国物产，以作邦交馈赠之用。

这支古代世界（区别于1500年后的近代世界）最为庞大和强大的海上舰队，七次航行的干线是：由南京经太仓到福建长乐，直航占城的国都（今越南归仁），然后到爪哇的泗水，再到苏门答腊岛南部旧港，再经旧港抵达马六甲，并在此设仓库与兵营，由此再向西远航。由马六甲向苏门答腊岛北部的苏门答腊国，西到锡兰岛，后绕印度半岛南端而北到葛兰、柯枝与古里。“宝船”的干线到古里为止。支线由少数的船只前往，称为“分宗船队”。

支线由占城分路，沿着中南半岛海岸到真腊、暹罗、急兰丹、彭亨、马六甲。另一条支线是由占城去文莱与苏禄。从苏门答腊国也可以直航北方，经龙涎屿而达榜葛利（今孟加拉国）。古里以西有两条支线：一是沿印度西海岸北航，到今天属于伊朗的忽鲁谟斯（这忽鲁谟斯是16世纪初葡萄牙东侵扩张的中途站，葡萄牙舰队司令亚伯奎每到一处，即攻占一处，设殖民据点，与中国郑和舰队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由忽鲁谟斯继续航行，绕阿拉伯半岛南岸，到达祖法儿、剌撒和阿丹，再进红海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郑和委任副使到麦加，他本人可能因改信佛教而未亲去麦加。一是由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刻特）向西南，直航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及附近诸小国。

这支由郑和率领的独步当时世界的最强大的远航舰队，历时28年，前后七次，到达大小国家三四十个，然而郑和舰队并未征服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七次远航，仅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第一次航行，在苏门答腊旧港，有当地华人首领陈祖义企图抢夺船上的宝物，被郑和战败，并将陈祖义押回南京。第三次航行之时，在锡兰，当地国王把郑和骗进国都，暗派五万人到海边劫郑和的货船。郑和回不了船队，仅凭身边2000官兵攻占该国的国都，将国王妻儿捕获押解至南京。明成祖不仅没有杀其妻儿，反而以礼相待，并将其子放回国。在第四次航行时，郑和在苏门答腊国帮助国王击败篡位者，并将其捕获，押回南京处死。其余几次远航，郑和皆没有动武。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郑和七下西洋向沿途三四十国人民所传递的是这样的一个信息：远东的中国是一个强大、富裕且和平友好的国家。

耗费中国如此巨大人力物力的七下西洋到底为了什么？有人说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也有人说是为了清除张士诚、方国珍逃往东南海岛上的残余势力，还有人说是为了组织海上大联盟，对盘踞在中亚细亚的帖木耳帝国作半月形的包围，以缓和明王朝西部边疆的军事压力。黎东方说：“上述揣测，均无根据。”据黎氏分析，郑和奉使七下西洋有两个目的：一是增进国际贸易，二是向异域宣示中国的富强。但关于这两个动因，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先引几条史料。

据《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市舶》记载：“明初，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洪武初，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永乐初，西洋剌泥国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礼多矣。’不听。永乐三年（1405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州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之馆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寻设交阯云屯市舶提举司，接西南诸国朝贡者。初，入贡海舟至，有司封识，俟奏报，然后起运。宣宗命至即驰奏，不待报，随送至京。”

又据《明史卷三三二·于阗传》载：“永乐时，成祖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故西域之使岁岁不绝，诸番贪中国财帛，且利市易，络绎道路。商人率伪称贡使，多携马、驼、玉石，声言进献，既入关，则一切舟车水陆，晨昏饮馔之费，悉取之有司，邮传困供应，军民疲转输……”

由上述引述可知：一、各国来华使节除带贡品外，亦带商品与民互市，且对此类中外交易并不征税；二、各国来华贡使及随员皆享受免费的住、食与车船。另需补充的是，中国朝廷（不仅是明朝，历朝皆如此）一向采取“小来大往”的政策。中国朝廷接受外国贡使的贡品，回报以更多的“赏赐”，因而我们不能用“现代国际贸易”的观点来比附中国古代的“贡使贸易”。这在“现代国际贸易”来看纯属“十分亏本的买卖”，在中国古代帝王心目中所欲达到的唯一目的是“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即所谓“莅中国而抚四夷”。所谓臣服，即外国使节对中国皇帝“上表进贡”自居藩属，这种“臣服”，礼仪的意义远远超过实质意义。或说中外实质上的平等交往关系被礼仪上的不平等关系精心地掩盖起来了。每当中国国力远远超过四邻各国时，这种精心掩盖或许实实在在地满足了中国帝王“抚四夷”的高傲心理；一旦实力倒置，且这种礼仪掩盖遮蔽了帝国的视线，便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灾祸，中国鸦片战争前后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洪武四年，朱元璋对朝臣宣布他的外交政策：“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凡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并在“皇明祖训”中告诫他的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传令。”对邻国进行武力讨伐，实非上国德政，也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并明确将正与中国交往的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三佛齐等十余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双方通过“朝贡贸易”形成并保持友好往来，且用“厚往薄来”对外宣布“天朝大国”的礼义与富强，使“四夷感德怀服”。永乐帝主持下的七下西洋，实际推行的乃是洪武定下的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而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宣示中国的富强，劝使海外各国委派使节，上表朝贡，自居藩属，以显示“治国、平天下”的盛世景象——确实也达到了。据统计，永乐一朝，海外来华朝贡贸易的国家达五六十个，盛况空前。

总之，一条万里长城，说明了中国“保住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的坚定意志，而郑和七下西洋更表明中国“从不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早在秦汉时代已占据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的农耕民族，“一直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再也没有征服的野心”（利玛窦语）。

那么，铸成华夏民族此种文化心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四、轴心时代奠定的华夏主流文化心态：战争与和平

“轴心时代”是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首创而被广泛接受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分居在欧亚大陆的三大民族——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夏族，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人及地中海东岸、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差不多同时（为什么差不多同时，则是一个世界历史之大谜）睁开理性的双眼，考察宇宙万物、人类社会及人自身存在的终极意义，并为各自民族今后的历史发展规定了文化意义。这便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无论是自居为古希腊文化传人的西方人，还是印度人、中国人，每当面临现实的严峻挑战或曰历史转折关头，都自觉不自觉地返回各自的轴心时代，去寻找精神启示，一部历史文化史，可以说是与轴心时代先哲们持续对话的历史。虽然中国自“五四”以来，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强烈要求割断这一过程而将眼光投向西方（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陈序经要求“全盘西化”），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一大堆“译语”，而其语义则或明或暗地流淌着中国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或说名为西语，实则中义，真所谓“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本身就显示了“轴心时代”的规范意义。这样说，决不意味着一个民族不可能向另一个民族学习，而仅仅是说，任何学习都是一种“自我提高”，而非“去自我”去“成为别人”。事实上，中华民族曾怀着极大的敬意与努力去学习与消化印度文化，但历经数百年学习的真正精神成果——禅宗——分明是经佛学洗礼后的庄学。对于这场已历百余年且仍将继续下去的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民族精神运动，恐怕也应作如是观。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550年间，是一个散处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诸夏各国之间进行连绵不断政治兼并战争的时代，仅据鲁史《春秋》的记载，春秋242年间，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多达483次，宣布弭战的诸侯盟会凡450次。战国时期，列国间军事行动的频率相对减少，但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双方投入兵力的总和高达100万之多。胜利的秦军为了防止赵兵的反抗，竟将40万降卒悉行坑杀，这是整个春秋战国规模最大，也是最为血腥残忍的战争。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仅有的。诸夏各国在军事上的竞逐极大地推动了铁器的发明与发展，铁器及牛耕在农业上的逐渐推广，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农业剩余的提高，这又为列国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物质基础。持续不断的战争既摧毁了西周建立的社会秩序，也给诸夏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于是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统一的呼声通过轴心时代的理性精神而表达出来。梁襄王问孟子：“战乱不已的天下如何才能安定下来呢？”孟子答道：“只有政治统一，才能结束战乱。”梁襄王追问道：“如何才能达到政治统一呢？”孟子的回答是：“只有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中国。”

（一）儒、墨、道、法诸家中的战争与和平观

谁都知道，中国历史的主流文化是儒学。儒学的创始人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孔子只承认两类战争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一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征伐战，这既包括商汤伐夏桀，周武伐商纣的“革命”战争，也包括讨伐篡位叛乱的战争。前者是“吊民伐罪”、替天行道，后者是维持政治秩序，保天下之安宁。二是诸夏反击蛮夷入侵的自卫反击战争。管仲事二主，按儒家道德标准应属不忠、不义，然孔子的答复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要是没有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是夷蛮的象征，而“束发右衽”是诸夏文明的象征。孔子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为贯穿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华夷之辨”确定了基调。恰如范文澜所说，这里的“裔”指夏之外的地，“夷”指华之外的人。同时，华夏与裔夷指的是文化。夏地华人拥有比裔地夷人更高的以周礼为代表的文化。这一比四夷更高的文化也成为华夏。这样，“夷人”而行周礼，则为华夏（如战国时的楚国）。反之，“华人”而用夷习，亦被诸夏贬称为夷。如属于诸夏的杞国国君朝鲁国君主，用夷礼，杞被贬斥为夷。“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表现在诸夏对外战争时，主要是一种“自卫反击战”。

除上述两类正当战争之外，孔子一概加以反对。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战争之事，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次日便离开了卫国（《论语·卫灵公》）。言词的委婉掩盖不住孔子对攻城略地战争的厌恶与反对。当他的学生子贡问政时，孔子提出了国家政治的三大基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子贡再追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看来，一国的军备是用来抵御侵略的，而绝不是进行领土扩张的。一国君主要维持国内的政治秩序，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及相应的军饷（食）。但与国民对政治目的的认同与信任比较起来，不能不降到次要地位。这一思想，成为儒家论政论战的一个基调。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内政高于外交，外交服务于内政，军备主要用于防卫而非进攻（指对外领土扩张），君主发动对外战争，必使一国的财富与劳力集中于国家，且消耗于战争。这样，完全有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外战未胜（或胜），内乱已起，政权垮台。对此，孔子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颛臾是鲁的一个属国，鲁大夫季孙想攻灭颛臾国。帮季孙氏办事的冉有、子路就此事来问他们的老师，于是孔子有此议论。在孔子看来，安内与攘外相比，前者不能不占据中心地位。内安则强，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使之心服，而不能出兵去讨伐一个“无罪”之国。对外扩张往往伴有内乱，而安内的最好政治是“使民以时”（即不要在农时征用农业劳动力）与“取民有度”（后来孟子将什一税率定为“天下之中正”，过此则为暴君贪官）。若赋税过度，财富聚于上，则饥寒流于下，因而干戈起于萧墙之内。通观秦汉以至明清儒者的议政论战，基本观点，皆渊源于此。

晚于孔子百余年且以“私淑弟子”自居，以继承、发扬孔子儒家学说为“天职”的孟子（前372—前289年）目睹了一场比一场更为激烈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兼并战争，因而对战争的抨击更为严厉而激越。据说，西周初期有大小诸侯国800余个，到了战国初年，只留下秦、楚、燕、齐、韩、赵、魏七强及数十个奄奄待灭的弱小国家。战争的规模随着大国的领土扩张与经济发展而持续扩大，战争的残酷血腥程度随着经济技术、兵器、攻防体系的发展而不断升级。诸夏各国经数百年的发展而走向政治统一的历史趋势，孟子是看到并加以肯定的。各列强发动战争的目的，孟子也知道得很清楚：“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梁惠王上》）对于“莅中国而抚四夷”的政治目标，孟子也是加以肯定的。他所尖锐指控的是用如此残暴的兼并战争手段达到政治统一的目的。在孟子看来，有一条更有效更文明的道路可通往渐趋成熟的诸夏之统一，那就是“仁政”。

孟子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对梁襄王说：“今夫天下之人牧（君主），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结论是“仁者无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当齐宣王要孟子讲齐桓、晋文公春秋争霸之事，孟子答非所问，却要求齐宣王“保民而王”“推恩足以保四海”，并进而阐述仁政的经济内容，即著名的“制民之产”的治国经济方略。（中国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每逢土地兼并盛行，“三农”问题突出，儒者们便纷纷返回孟子的“制民之产”理论，直到当代中国推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中，依然能深切体会到孟子“制民之产”的精神。一个民族纵然在主观上可能割断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但在客观上、在以现代语词包装的有效政策中，依然能体察到历史文化的巨大脉动。）孟子比较了天时、地利与人和三者对国家强弱的关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并得出结论：“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在孟子看来，春秋二百余年间大大小小数百场战争，没有一场战争是正义的（“春秋无义战”），并认为，春秋五霸，乃是三王之罪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孟子·告子下》），而那些“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君主们即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的暴君，其“罪不容于死”。对那些协助君主，鼓吹战争的“善战者”，孟子认为应服“上刑”。孟子还将那些厚敛民财，驱民战死的君主称之为“独夫”，将那些帮助君主“辟土地，充府库”的“今之所谓良臣”，贬之为“民贼”。然而，正是这些“独夫”“民贼”占据了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但孟子坚信，沿着此路走下去而不改变当代恶风劣俗，即使把整个天下都归他，他连一天都不能安居（《孟子·告子下》）。虽然孟子承认“有不仁而得国者”，但“有不仁而得天下”，那是绝不可能的（《孟子·尽心下》）。

孟子一生以仁政游说诸侯，被认为“迂阔不切实用”。的确，结束诸夏500年的内战而统一中国的，不是孟子倡导的“仁政”，而是秦始皇发动的一系列兼并战争，诸夏统一之路没有选择孔孟的“善”（仁政），而是选择了商（鞅）、韩（非）的“恶”（即孟子所谓的“率土地而食人肉”一类的兼并战争）。如果说，孟子“以仁政得天下”固然显得“迂阔”，但其“决不能以暴政武力守天下”的论断却因秦亡而应验。后来，汉初的儒家政论家将此概括为一个经典命题：“以马上取天下，但不能在马上守天下”，以此成为历代中国王朝的不刊之论。

在中国轴心时代用无数鲜血与希望哺育而成的百家苑中，与儒家相反相成、互为表里的是道家。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继承发扬者是庄子。《老子》一书仅5000余言，81章，文字短约而意义深长，其中直接评论战争的有五六章。老子对战争总体上持否定态度，虽然对自卫战给予了有条件的保留与肯定。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即攻人者必受人攻）。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在老子看来，任何性质的战争——无论是正义或非正义、自卫或侵略之战——具有同一社会经济后果：“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对那些攻城略地、残人性命、掳人财富的侵略战争一概予以反对，就是对于那些正当的自卫战争，也要“不得已而用之”，且适可而止。他说：“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三十一章》）在老子看来，凡耀武扬威、轻启战端，以嗜杀为乐的“强梁者，皆不得其死”（《老子·四十二章》）。一个理想的世界，战马应该用来耕地，应该是一个没有战争只有和平的世界。而将耕马套上战车，用于攻城略地，便是一个无道的、罪恶的世界（《老子·四十六章》）。

庄子对人世间，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争斗皆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那些“为争夺土地而伏尸数万”的战争，恰如蜗牛之左角与右角之争，“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庄子·则阳》）战争在庄子眼里显得既可悲更可笑。当然，庄子关注的中心问题，既不是诸夏的政治统一也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个人从一切人类文明的枷锁中（不管这个文明是以仁义礼智的名义，还是以进步、科学、善恶、美丑、法律的名义）挣脱出来而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在庄子看来，人世间的一切纷争（包括战争）皆起因于将原来无差别的事物，透过价值认识的棱镜而强行加以区别，于是有美丑、善恶、真假、贫富、寿夭、贵贱、贤愚、尊卑等差别。正因为文明制造出这些差别，故而引起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比和争夺。因此，庄子要求取消一切差别（“齐物论”），便能达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逍遥游”）。虽然人们只能注定生活在由人类创造的文明社会内部，但是渴望摆脱文明异化（枷锁）的强大冲动，不是一直或强或弱、时隐时现地贯穿于全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吗？庄子可以说是对人类这一隐秘冲动进行诗意哲学表达的第一人物。

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的是墨家。儒墨对立，但对战争与和平的观点却并无差别。墨子著《非攻》篇分析反战的理由，又著《兼爱》篇提出消除战争的方法。墨子认为，一切攻伐兼并之战都是不义之战，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攻伐之战将大量农民驱向战争，春废耕播，秋废收获，只要荒废一季，“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至于战争本身，双方投入兵力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战争拖延时间，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死于战场的将士，更是不可胜计。战败固然灭国，即使战胜国“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所以，这类攻伐兼并之战，除了满足战争狂人（残暴好战的国君）头脑中“好大喜功”的虚幻理念之外，人民付出的却是生命财产，实实在在对谁都没有好处。当然，如孔孟一样，墨子对另外两类战争是加以肯定的：一是如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一类“顺天应人”的战争，一是抵抗侵略的防御战争。

墨子把人世间一切祸乱争夺的根源归因于人类之间的“不相爱”，他认为只要用“兼相爱，交相利”来消除“不相爱”，便能防止彼此间的伤害、篡夺与战争。大夫相爱，何有篡夺？人与人相爱，哪有彼此伤害？天下之人固有强弱、贫富、贵贱、智愚、众寡之别，若人人都有一颗“兼相爱”之心，就能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怨恨肆虐、祸乱相继的人世间便因“兼相爱”而成为天堂。我们可以说，墨子开出的这服治争治乱的“爱”的药方，虽然天真得可以，但我们不要忘记，依然处在欧洲战国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孔德与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面对国内与国际间的持续纷争，也提出“爱”的药方，结果也同样无效。但如人类不能彼此相爱，那么可以断言，战争将成为人类生存中时常发生的现象，并且，自以为文明的人类将经历一次次战争而一次次重新野蛮化。“文明”的美国发动了一场旨在消除伊拉克“野蛮暴政”的战争，却发现他的士兵在关押伊拉克战俘的“文明监狱”中全部重新“野蛮化”。我没有用“兽性化”这一词。因为所有野兽都“想象”不出如此卑劣无耻的行径。

孟子曾要求将“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看来，春秋战国时代帮助各国君主“富国强兵”的法家（如李悝、商鞅之流）、“攻城略地”的兵家都被孟子推到“战争罪犯”的审判席上。然而在不是攻人就是被攻，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战国时代，兵家、法家都看出了“仁义”的迂阔与“兼爱”的天真，看出了只有战争才能结束战争，从而改革内部经济与政治，强化中央集权，将整个国家转化为军事国家，用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来完成业已成熟的诸夏政治统一，从而结束长达数百年的诸夏内战。虽然商鞅、韩非一类法家因其“严刑峻法，深刻寡恩”而受到历代儒家的批判与否定，但恰恰是采用法家农战之术的秦国，而不是其他六国；是血腥残酷的对外战争，而不是儒家的“仁政”完成了诸夏民族统一的伟大历史任务。战争，作为结束内战，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军事手段，儒法两家不存在根本分歧——这里所使用的“儒家”一词，主要是指秦汉以后的儒家。

至于兵家的战争观，集中体现在轴心时代著名军事著作《司马法》的著名判断上，“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说其著名，是因为历代儒、法、兵三家都加以引证。说其是不刊之论，是因为它揭示了华夏农耕国家军备的性质与军事的界限。一个国家为防止内乱与外患，必须拥有足够的军备，“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很好理解。走向对外扩张之路的强国，为什么“必亡”呢？古罗马从一个地处意大利半岛的小国，不是通过持续的军事扩张而不断强大起来的吗？只拥有英伦三岛的小国，不是通过不断的军事扩张而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吗？成吉思汗不也是采用不间断的军事扩张而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军事帝国的吗？为什么秦因战争而取中国，亦因战争而亡天下呢？为什么汉武帝发动数十年成功的自卫反击战，却差一点导致汉朝的崩溃呢？为什么隋炀帝发动的辽东之战，引发了农民起义的大浪潮呢？关键的原因孔、孟、墨、老（子）都分析到了，即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直接破坏了农耕国家的立国之本——小农经济的再生产条件。浩繁的战争费用将把农民逼入生存底线，而将大量农民转化为士兵，又使农业失去必要的劳动力。孔子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揭示的就是这个真理。世界历史上的一些游牧民族、商业民族，当然也包括古罗马人却走向另一条战争之路：以战养战，即掠夺被征服国家和人民的人力与物力来养活军队，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帝国只是一个军事征服国家，用中国古代用语来说，只是一个马背上的国家。

概而言之，历时500余年的春秋战国，诸夏先民（包括四周“蛮夷”）通过无数战争与死亡而促成了轴心时代的理性思考，并因此而确立了中国反战的、和平的轴心文化。这不是说从此就消除了各种内外之争，而是说轴心文化为以后的一切战争提供了一条具有中华特色的坚固的价值评价尺度。我们一再强调：战争是一个事实，一个民族赋予战争的意义则是一个更重要的事实。

（二）轴心文化的历史回响：汉唐朝臣论对外战争

本文第二部分1、2节分述汉唐强盛时期的对外战争及其特征，在此补述朝臣对战争的评论。历代中国君臣遭遇现实的边患时，都到轴心文化中去寻找精神启示与价值标准。

继汉武帝之位的汉昭帝于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御前会议，本来讨论盐铁国家专营利弊得失的会议，发展成为以丞相、御史（桑弘羊）为一方，以所举贤良、文学为另一方的大辩论。（《盐铁论》一书便是这次大辩论的会议纪要。）论题涉及汉兴以来的内外政策，对外战争（主要是汉武帝对匈奴发动的战争）更是重要辩题。如前所述，汉初采用黄老刑名之学，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执行的却是“内法外儒”。执政的丞相、御史立论本于法家，兼采儒学，而仅备皇帝咨询的贤良、文学纯用儒学立论。

要不要对“擅恣入塞，犯厉中国”的匈奴进行“讨伐”？

御史说：“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文学反驳：“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由于侵犯边境的匈奴骑兵进退便捷，出入靡常，“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实令农耕民族头痛不已，故秦皇汉武采用一种新的防卫战略，即“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这种防守战略耗费巨大，单靠农业赋税难以支持。故公元前80年，汉昭帝启用大商人桑弘羊，推行盐铁酒国家专营及商业垄断政策（均输），将由此获得的巨额利润充实防务军费，但也产生国家垄断必然伴随的副作用：价高质劣，官吏以权谋私，人民（消费者）深受其苦。贤良、文学要求取消盐铁专营政策，御史反对说：“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文学认为与其耗费巨资修障塞，饬烽燧，屯数十万兵于戈壁荒漠中，不如“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秦皇汉武的对外用兵，是单纯防御，还是有“贪侵”领土的可疑动机呢？

文学说：“秦之用兵，可谓极矣。蒙恬斥境，可谓远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县寇虏之地，地弥远而民滋劳。朔方以西，长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费，不可胜计。非徒是也，司马、唐蒙凿西南夷之涂，巴、蜀弊于邛、筰；横海征南夷，楼船戍东越，荆、楚罢于瓯、骆；左将伐朝鲜，开临屯，燕、齐困于秽貉，张骞通殊远，纳无用，府库之藏，流于外国。”几乎对秦汉以来的全部对外用兵悉加否定，因为这些对外战争内重赋税于百姓，外贪侵邻国之土地。御史的反驳是，上述对外战争都是四夷侵劫中国于先，中国发兵反击于后，他说：“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踰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南越（粤）内侵，滑服令；氐、僰、冉、鎓、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边未定。”应继续对匈奴用兵，才能确保北境安宁。并说：“汤、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国千里，非贪侵也；所以除寇贼而安百姓也。故无功之师，君子不行；无用之地，圣王不贪。先帝（指汉武帝）举汤、武之师，定三垂之难，一面而制敌，匈奴遁逃，因河、山（河指黄河，山指贺兰山）以为防，故去沙石咸卤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县，弃造阳之地以与胡，省曲塞，据河险，守要害，以宽徭役，保士民。由此观之：圣主用心，非务广地以劳众而已矣。”总之，秦皇、汉武通过自卫反击将边防线与军事设施向外推移，文学（纯儒者）以为是扩张土地，而御史（法家）认为是强边安境之术。

华夷之辨，是和还是战？

御史说：“《春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为其无信也。匈奴贪狠，因时而动，乘可而发，飙举电至。而欲以诚信之心，金帛之宝，而信无义之诈，是犹亲跖、筰（春秋巨盗之名）而扶猛虎也。”对于贪狠成性的匈奴，只能举兵“击夺以困极之。诸生（即贤良、文学）言以德怀之，此有其语而不可行也”。文学认为：“范蠡出于越，由余长于胡，皆为霸王贤佐。故政有不从之教，而世无不可化之民。公刘处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随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来。为政务以德亲近，何忧于彼之不改？”诸夏对于夷狄，只要“投我以桃”，也会“报之以李”。不可能“善往而恶来”，故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御史认为这些都是好听不中用的话，决定因素是双方力量的对比：“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南取陆梁（南粤），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号，朝四夷。舟车所通，足迹所及，靡不毕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矣。”文学反唇相讥：“秦所以亡者，以外备胡、越而内亡其政也。”这也是孔子的“颛臾萧墙”论。

唐史臣吴兢将贞观年间君臣间讨论军国大事、内外方针分类编成一书，名《贞观政要》，并加评论。后世君臣或序、或注。说明此书影响甚大。书共10卷，40篇，其中卷九第35与第36两篇讨论征伐与安边。同样的主题（边患）同样的判断标准（轴心文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唐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北狄（突厥）世为寇乱，我想来想去，只有二策，一是“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此等可保北境百年无患。二是与延陀（突厥首领）结为婚姻，采用汉代和亲政策，可保边境三十年太平。他问侍臣，何策为优？司空房玄龄的答复是：“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大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汉初，天下初定，匈奴强盛而汉弱，采用和亲（嫁宗室女，输大量币帛财物，互通边关贸易）带有息事宁人，屈辱求和性质。贞观年间，唐强突厥弱，双方实力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不用反击而取和亲。吴兢认为战争一策固为错误，和亲也未当。他建议房玄龄应这样对太宗说：“兵战则劳，和亲则辱，皆不是以安百姓，威四夷也。君能行帝王之道，以修其德政，明其政刑，则中国安而边国固来宾率服，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贞观十八年，唐之属国高丽发生内乱，莫离支弑其王而自主，且肆行残杀。诸将要求太宗发兵征讨，文臣激烈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路途遥远，耗费太大，且高丽内乱，未犯中国边境，万里远征，“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但更深一层的反对出兵的理由是，隋炀帝发数十万大军三征高丽未果而国内已大乱，唐初君臣讨论隋失天下的原因时，屡次指出征高丽是一重要原因，但恰恰是这一反战理由成为唐太宗坚持出兵的内在动机：他要通过亲征高丽并取胜来证明自己绝非隋炀帝一类的昏君。史臣朱黼对此评论道：“盖其心自谓吾战胜攻取，国富民众，非隋敢望也。乘平定四夷之余力，用诸将荡平之余威，临城一鼓，可以剿除，意定志决，虽倾朝尽谏，不可复业矣。”在史家眼里，这场征高丽之战，成为贞观之治的一个污点。宋范祖禹因此战而讥讽唐太宗：“不知（将勇敢）用之礼义，而唯以战胜为美，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较胜于远夷（高丽），一战而克，自以为功。其器不亦小矣。”这场征战持续了好几年，朝臣也一再上书罢兵。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战。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将重讨高丽，是时，丞相房玄龄病危，对诸子说：“当今天下静谧，咸得其宜，惟欲东讨高丽，方为国害。吾知而不言，可谓衔恨入地。”于是上表太宗：“……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而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今（高丽）无此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主雪怨（指贞观十七年高丽臣子莫离支弑其君而篡其国，于是太宗有征高丽之议），外为新罗报仇（指当时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与百济国结盟攻新罗国，新罗遣使大唐，乞兵救援，高丽、新罗、百济当时都是唐属国，理论上，唐有出兵“禁暴除乱”的义务，此谓“抚四夷”），岂非所存者小（指按上述两条小理由出兵），所损者大（指未按上述三大理由出兵，且坐烦中国，增加百姓负担）？”房玄龄此论，忠实地体现了轴心时代儒家的战争观。

贞观十四年，唐属国高昌（今吐鲁番）内乱，太宗发兵平定。魏徵、褚遂良请太宗在原高昌国王（麴文泰）的子弟中选一人做高昌国王，高昌依旧为唐属国。唐太宗没有采用这一符合儒家礼义的政策建议，竟以其地为州县，归入唐朝国籍。这一宏观战略上正确的选择（防御突厥对唐西部边境的侵掠并最终击败突厥，维持大唐北部边境的安宁），但因不符合儒家战争理念而招致朝臣的反对与后人的尖锐批评。魏徵对太宗说，高昌国王受突厥逼迫而叛唐，唐发兵诛其国王即可，但不能灭其国。“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臣未见其可。”太宗不听。褚遂良接着上书，说：“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业，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即对边缘国家以德化之，不应征服）。”高昌王背唐附突厥，“有罪而诛之，既服而存之。宜择高昌可立者”为王。新立之王必然“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不扰中国。若诛其王而灭其国，设州郡，很可能重蹈“始皇远塞，中国分离”的覆辙。宋范祖禹更据此事抨击太宗：“唯其好大喜功，矜功而徇名。”并说：“有国者，丧师之祸小，得地之祸大……是故广地不若广德，强兵不若强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广；患民之不安，不患兵之不强。故城之外声教所不及者，不以烦中国也。”胡寅的抨击更为尖锐：“高昌有罪，王师讨之。既闻其丧，是罪人已死，则宜按兵遣使，立其嗣子，怀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忧荒，无礼无义，夫岂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言之，乘人之隙，迫以强暴，坐收数百里之地，斥广舆国，信足以夸耀于一时。以义言之，则穷兵远讨，以高昌王夷人桀骜之故而累其孤、郡县其土，仁者不为也。”

以《通典》一书而名传后世的唐代杜佑，在《通典·边防序》中概括出中外关系的两大信条：一是：“来则御之，去则备之。”此条“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二是：“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这既是“修身之本”，又是“治国之要道”。通观中国历代对外关系，我们确实可以发现某些雄才大略的帝王（如秦皇、汉武、唐宗）具有耀武扬威、开疆拓土的雄心（或说野心）与能力，但都受到轴心文化强有力的制约。在中国历史上，确确实实看不到以征服为荣耀，以掠夺为富裕，以奴役为高贵的军事文化，甚至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勇敢”，也从未被轴心文化列为伦理的一个“德目”。子路问孔子：“君子尚勇乎？”孔子回答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孔子甚至将“勇敢”与“怪、乱、神”并列，属于“不言”范围，“子不语怪、力（勇）、乱、神”（《论语·述而》）。这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相比，判然有别：“德国人决不可厌烦文明的工作。德意志应像古罗马帝国的精神那样，必须扩张并强使别人听命。”（德威廉二世语，转引自韦尔斯《世界史纲》第1137页）“永久和平是一个梦想，甚至不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战争是上帝制定的世界秩序的一个要素。”（德元帅毛奇语，同上）以“对外军事征服并强使别人听命”为“文明的工作”，用战争强行确立战争发动者所希望的“世界秩序”，这种军事思想与战争文化在中华对外军事史和文化史上我们能找到一丝一毫的踪迹吗？而美国的布什，依然是西方战争文化的忠实信徒。

五、余论：华夏和平文化心态之探源

为什么华夏文化具有鲜明而执著的和平主义（而非扩张掠夺主义）特质，唐代杜佑在其《通典·边防序》中提供了两大原因：一是地理环境方面的原因，二是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

地理环境及生活方式方面的原因

杜佑说：“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中土，生物受正气。其地产厚而类繁，其人性和而才慧。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通典》卷一八五，第4987页）在他看来，因为华夏民族居天下（“覆载之内，日月所临”，谓之天下）之正中，因为正中之地，生物受正气，因而“地产厚”（单位面积产量远远高于四邻之地），且种类繁多，因而“人性和”（“和”具有和平、包容、宽厚义）且“才慧”（理性智慧）。因为“性和才慧”的诸夏且拥有“地产厚而类繁”的“中土”，故拒斥“扩张并强使别人听命”的扩张主义。很显然，杜佑用地理环境所制约的生活方式来论证民族性格及文化特征。

当时华夏所居之“中土”，主要包括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这片辽阔宜农的土地，深受季风影响，且四季分明，只要风调雨顺，便国泰民安。所谓“正气”即指此。秦灭六国，一统天下，表面上是军事征服的结果，继秦而兴起的汉朝却是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历史文化的民族国家。诸夏经过数千年发展，冲突与融合而取得政治统一，孟子发现于前（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贾谊阐述于后。他说：“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华夏民族在战国时代最先采用“严而少恩”的法家学说，其次选择“与民休息”的黄老学说，最后终于确定“性和才慧”的儒家学说来治理“性和才慧”的华夏民众。如果我们不同意这一过于自我美化的说法，至少汉唐知识分子是这样认为的。杜佑认为，从“地产厚而类繁，人性和且才慧”中，自然会产生出圣贤，由圣贤而产生“法教”。所谓“法教”，即周孔之道。“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当然这也包括“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的“持盈知足”、不求对外扩张掠夺的“治国之要道”（《通典·边防序》）。

在“覆载之内，日月所临”的“天下”，北方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干旱、寒冷、沙漠与草原乃是“中土”西北与北方一般的地理环境。班固《汉书·匈奴传》云：匈奴“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指和约、和亲）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至于“中土”之南或西南地区，多为山区，交通不便，不少“夷蛮”部落虽在河谷山坡从事农耕，但“刀耕火种”，生产极其落后，农业剩余极其有限，“得其力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明太祖朱元璋语）。因而，与“四夷”所处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或沙漠戈壁，或高山峡谷，或干旱寒冷，或炎热多雨）相比，上苍赐予华夏之丰厚，实应感恩知足（辽阔丰产的耕地，与宜人的气候条件）。这样，华夏民族已拥有生存环境及其精耕细作的生存方式，很容易形成“满足守成”之心态，没有征服的野心与掠夺的贪婪。

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

杜佑说：“历代观兵黩武，讨伐戎夷，爰自嬴秦，祸患代有。始皇恃百胜之兵威，既平六国，终以事胡为弊。汉武资文、景之积蓄，务恢封略，天下危若缀施。王莽获元始之全实，志灭匈奴，海内遂至溃叛。隋炀帝承开皇之殷盛，三驾辽左，万姓怨苦而亡。”（《通典·边防序》）首先得说明的是，杜佑在此列举的“观兵黩武”之战，大多数是积极的自卫反击战，即使汉武的“务恢封略”（或指汉武帝灭高昌、置河西四郡），也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防御。历代中国发动对外战争，朝臣们争议的主题只有两个：一是和还是战，二是消极防御战还是积极防御战，这在前文已作深入论述。杜佑主张“来则御之，去则备之”的消极防御战，反对“来则御之，去则追灭之”的积极防御战，更反对在北漠与南岭“夷蛮”地区设郡置县（即所谓“务广地”或“务恢封略”）。为什么历代儒者将“积极防御战争”一概斥为“观兵黩武”呢？他们提供的理由大体如下：

大规模的纵兵深入数千里外的“积极防御战争”极易走向它的反面：敌未破而国内先乱。杜佑据此理由而将上述战争斥为“观兵黩武”，亦不为过。如前所述，华夏农耕国家的“国本”是小农经济，维持小农经济再生产条件的是最大的“国政”。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对外征战，势必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大量调用的劳动力（包括士兵及千里转输人员）和不断加重的农民负担，完全有可能破坏小农经济再生产的条件，从而引发不堪重负的农业劳动力的大量逃亡或揭竿而起。汉武帝连年发动对匈奴的反击战虽取得最终胜利，但代价是“国库空虚，人口耗半”，农民起义迫在眉睫，汉武帝被迫“罢轮台之戍”，下罪己诏，宣布结束战争，与民休息。我们虽不同意杜佑将秦、隋及王莽之亡完全归咎于对外战争，但对外战争规模过大，确是三朝加速崩溃的重大原因之一。明朝崇祯帝举兵抗清而亡于李自成，原因也在于加派的“三饷”。对小农经济国家而言，内政与外事（主要指对外战争）相比，不能不占据主导的中心位置，这可以说是一个历代“达识之士所达成的一个共识”。我们再次引用孔子的观点：“丘也闻有国（诸侯有国）有家（大夫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当今论者每引此语以证明孔子是倡导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始作俑者，分明是望文生义。他这里讲的是一国的内政与对外关系问题，就内政而言，则是国家（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一国全年的农业产出（财富）在国家与农民之间进行分配，财富聚敛于上（国家），则饥寒流于下（百姓），士兵征于上（国家），则劳力缺于下（农业）。所谓“均”，指适当的农业税负（孟子将恰当的农业税率定在十分之一，以为是“天下之中正”），故而“均则无贫”，百姓因国家少收而得温饱。所谓“和”，指国家少征调劳力从事征伐，则土地自有劳力来耕种。百姓乐于农耕，得温饱，民心安定，则不会反叛，国家自然不会崩溃。如果一国将财富与劳力都聚敛于上并投入征服，外患未息而内乱已生。所谓“修文德”即“轻徭薄赋”，“远人”自会前来谋生，既来之，则应分配土地安置他们，哪里还有劳动力不足（寡）的问题呢？一句话，做君主的，不愁贫穷，而愁财富分配不均；不愁劳力少，而愁境内不安。儒家的民本思想（民重君轻）与和平外交（重内轻外）自有它的政治经济学上的依据。不得已而用之的“凶器”（战争）只限于消极防御（“来则御之，去则备之”）。

杜佑的结论是：“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这便是“持盈知足”。“持盈知足”不仅适用于个人与家庭（修身治家之本），也是“治国之要道”（《通典·边防序》）。

我们对杜佑提供的“两论”（简称“环境论”与“政治论”）将作进一步的考察，先援引黑格尔的地理环境论，依次对中国政治关注的重心作深入阐述。

黑格尔：地理环境、生存方式与民族行为特征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绪论·历史的地理基础》一节中，将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干燥的高地，拥有浩瀚沙漠、戈壁与广阔草原”。蒙古利亚人所居住的中亚细亚，从黑海起，这些草原延伸到里海边，与此相同的有阿拉伯沙漠，非洲巴巴利沙漠，等等。二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经流的区域”，最典型的有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及黄河、长江流域。三是海岸区域，如地中海沿岸地区，欧洲大西洋东岸地区，等等。黑格尔认为，正是这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长期居住其上的民族部落所形成的不同生存方式和行为特征。第一类地理环境不适宜农耕而宜游牧，逐水草而居。游牧部落迁移非常聚散不一，无法建立起稳定的法律关系，“因此在他们当中就显示出了好客与劫掠的两个极端，但劫掠更为通行”。“他们时常集合为大群人马，在任何一种冲动之下，便激发为对外活动。他们先前虽倾向和平，可这时却如洪水一般。泛滥到了文明国土，一场大乱的结果，只是遍地瓦砾和满目疮痍。”游牧部落具有极大的流动性，马背上的民族吃苦耐劳，更能征善战，时常劫掠农耕民族的财富与人口是他们生存方式的一部分。第三类地理环境（海岸—海洋）是如何决定生存于其中的诸多民族的行为特征呢？黑格尔说：“大海给了他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限的观念，他们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们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他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船只与大海对于“海岸民族”，恰如马匹与草原对于“游牧部落”一样，为他们从事征服、掠夺提供了便利。

关于生活于大河流域的农耕民族，黑格尔说，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恒河、黄河、长江等大河流域，拥有肥沃的土壤，便于灌溉的水利条件，加之四季有序的帮助，发展出农业经济。这里的人类首先结束流浪漂泊的生活，开始定居并依靠土地而生活，因而使他们“束缚于土地之上，并卷入无限的依赖性里，因而农耕民族通常‘闭关自守’，农耕民族既以土地为主，‘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跟着发生’，在这些流域产生了伟大的王国，并开始筑起大国的基础”。“农业要求对于将来的先见与远虑，因此对于普遍的东西的反省觉醒了，所有权和生产性实业的原则就孕育其中，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都进展到这一程度。”

那么，这四大人类文明最初照临的农耕民族，为什么走向全然不同的道路呢？黑格尔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古埃及与古巴比伦文化的中断，或亦可以用“地理环境”来说明：这两大流域的农耕面积与印度、中国相比，实在太小（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加上埃及千余公里的狭长河谷，不足4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的长江三角洲面积还小；双河流域加上肥沃新月带，与古埃及可耕面积差不多），因而无法组织起强大的军事力量有效地抗击四周游牧部落或“海岸民族”的劫掠与蹂躏，结果一次又一次沦为“遍地瓦砾和满目疮痍”。印度在政治上分崩离析的时间远远长于政治统一的时间，在数千年的印度历史上，印度统一的王朝屈指可数，且大部分为外族入侵者所建立（贵霜王朝、莫卧儿王朝），1750年后，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达200年之久，这或与印度奇特的种姓制度有关。种姓制度是前1600年白种的雅利安人入侵黑种的达罗毗荼人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文化制度。拥有三大流域的华夏民族面对北部游牧部落的入侵，即使遭受军事失利，也有一个广阔的退防、回旋余地（如东晋南北朝与南宋），即使军事战败、政权更替，但在文化上无不发生相反的过程：“以夏变夷”，而不是“以夷变夏”。这既与文化上的强弱、优劣有关，或更与“华夏”与“四夷”同属一个大的种族——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密切相关。因而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华夷之辨”，强调的是“文化差别”而淡化“民族”区分。曾自称为“南蛮”的楚国，因接受诸夏文化而最终融入华夏，成为典型一例。这或许是在四大农耕古国中，唯有华夏文化数千年一脉相承（当然有因有革）的原因所在吧。

大一统政治：安内与防外

“大一统”的“大”，指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统”指政治统一。如前所说，秦始皇完成中国政治统一的手段虽然是“军事征服”，但其建立的却不是“军事征服国家”而是“民族国家”。凡军事征服国家一经分裂，便再难重建（如马其顿帝国与罗马帝国），而“民族国家”虽遭内外压力而多次分裂，但每次都能在原基础上重建起大一统帝国，恰如《三国演义》卷首所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何维持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耕社会的政治统一，防止分裂（一般而言，分裂意味着连绵不断的内战与破坏，统一意味着和平与建设），始终是政治思考与政治制度安排的重中之重。一切对外关系始终服从国内政治稳定的需要，因而“防御与和平”一直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对外关系的主要目标。

“大”而“一统”自有它的好处，更有它的难处，难在何处？难就难在将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各地理—经济相对独立自足的区域置于统一的中央权力管辖之下。唐杜佑在其《通典·州郡》中说，“巴蜀之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青州（今山东省一部分）“古齐国，号称强国，凭负山海，擅利盐铁。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资之而兴霸”；扬州“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争先。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荆楚之地，“风俗略同于扬州，杂以蛮獠，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转引自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卷一》第143页）。中国辽阔版图内，由于南北、东西地形、地貌、土壤、气候、物产、历史传统的诸多差异，客观上“可以造成若干经济—政治中心。在古代交通不便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形势正是各地方势力分疆割据的有利条件”（转引自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卷一》第142页）。直至近代，亦是如此（从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8年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蒋介石并未完成中国的政治统一）。在疆域辽阔、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甚发达的古代中国，即使在政治统一的王朝内，也一直存在分裂倾向。中国政治制度沿革的主导倾向与目标，便是加强政治统一。

例如，贯穿中国历史的郡县制与分封制之争，其争论的实质是哪一种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政治统一，防止分裂与内战。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如何治理这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首先成为朝臣关注的中心。《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录了这次大争论及其结果：“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于是将“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今甘肃兰州、临潭），南至北乡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这一辽阔疆域，划分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秦郡守掌握其郡，尉掌握守，典武职甲率，监御史掌监郡）。汉初，朝臣讨论秦亡原因，其中一条便是废分封，行郡县制，于是恢复分封制，结果酿成七国叛乱。西晋“吸取”曹魏失败教训，也推行分封制，结果酿成八王之乱。唐中叶，还掀起过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优劣之争（参见柳宗元的《封建论》）。虽然历史已证明，要维持中国政治统一，郡县制优于分封制，但郡县制本身并不能消除辽阔疆域内各大地理—经济区域的相对独立问题，故而历代统治者对地方最高一级政区规模大小及各政区间边界如何划定这两大问题，极为关注。郡区（这里主要指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大，郡数少，则便于中央管辖，但必然伴随的问题是，大郡足以积聚起抗衡中央的力量。为削弱地方势力，则将郡区划小，郡数增多，但同时增加中央管辖的难度。如秦初定天下，设36郡。后辟岭南，增设四郡，共40郡。至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增加到130个，县1487个。于是分天下为十余监察区（即州），中央派刺史分巡各州，以后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逐渐转变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于是产生同样的问题，接着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划小州的过程。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讨论同一问题：是否应将省区划小，增加省数，以防“地方”诸侯势力“坐大”。当政治改革受阻之时，人们将注意的焦点集中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其实质依然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其他的一些重要制度安排，如与郡县制相配套的官吏选拔、任免、升降制度，地方官员的短任制与回避制，重农抑商政策，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政策，反贪政策等等，无不围绕同一政治目的：防止分裂，强化中央集权。

总之，“大”而“一统”的政治，中心任务必然在于“安内”，攘外或安外都是为了安内，因而，中国大一统政治绝不可能走向对外扩张与征服之路，甚至连秦皇汉武所发动的积极的自卫反击战，也受到历代儒生们的非议与反对。

或有人问：当中华民族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是否会抛弃传统的和平文化而重蹈西方列强走过的扩张掠夺之路呢？我的观点是：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已永久性地堵死此路。无论哪个国家胆敢采用这一发展战略，将犯下历史性的错误。无论曾是地区霸权国家如萨达姆的伊拉克，还是布什执政的美国都是如此。中国自然不会犯此类错误。更为重要的是：“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克罗齐语）我们所谈的历史绝非与现实毫无关联的“过去”，而是直接的现实。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引发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更带来诸如贫富分化，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失衡，故而发展与稳定曾经是，并将继续是中国政治的主题。要使拥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国保持稳定中的发展，或发展中的稳定，中国只能走一条平等互利、和睦友好的和平发展之路。

和谐社会：传统思想资源及其当代启示

建构和谐社会，就其内容而言，根植于当代中国社会内部的紧迫需要之中。毋庸讳言，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并没有消灭贫困。相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的贫富差别在持续扩大之中。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增长进步，并没有把我们带入预期的全面小康社会的佳境。相反，人们发现，现行的进步增长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抗因素：这既包括官民之间、劳资之间的张力，也包括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但是，就其思想形式而言，建构和谐社会必须从已有的思想资料出发。然而，中国自近代，尤其“五四运动”以来，思想理论资源大体来源于西方，只是近几年来，人们才逐步摆脱对传统思想资源的鄙夷态度。从“小康社会”的提出，到“和谐社会”的建构，这不仅是我们对发展目标的重新厘定，而且表达了我们民族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肯定。“小康”与“和谐”不仅语出先秦儒家，更为有意义的是，它确立了两千余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目标。因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新发掘和领悟这份珍贵的思想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为什么我们把寻找和谐社会建设理论资源的注意力一下子跨越两千余年而集中于先秦时代？有两大理由：一是先秦是我中华民族的“轴心时代”，是我中华民族确立文化发展总体方向和基本内容的时代，其中包括十分丰富的建构和谐社会的思想材料。二是秦汉以降历代思想家在遭遇社会冲突时都追溯到先秦，尤其是儒家学说，去寻找重建秩序与和谐的精神启示。虽然历代的重新阐述包含着创新，并在创新中持续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但有关和谐社会的基本概念、基本价值立场大抵来源于先秦学说。

一、建构和谐社会的哲学思想：“和与同”及“阴与阳”——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辩证哲学

中国先秦的“和同”论，既肯定事物的差异性存在，更重视事物差异性、多样性的内在统一、协调，或说事物的秩序是建立在差异性、多样性的恰当协调基础之上的，没有差异，就没有和谐。“阴阳”论更进一步揭示了在事物诸多差异因素或方面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因素。先秦思想家将存在于一切事物内部的两种对立因素概括为“阴”与“阳”这两个哲学范畴。他们看到，正是阴阳这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转化，推动了一切事物的变化。但他们强调的却不是对立面的斗争，而是对立面的统一：相反、相辅、相成。如何缓和对立面的斗争而强化对立面的统一与协调，关键是要求处于矛盾主导地位的一方积极主动地将对立面的要求转化为自身的责任，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辩证哲学在中国政治建设、道德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将起到怎样的重大作用，我们将在下节做详细论述。

（一）“和与同”：和谐秩序只存在差异性的统一之中

据传承至今的先秦典籍而言，“和同”论最早出于《国语·卷十六郑语》内，距今已有2800年的历史了。当时是西周最后一代君王，即周幽王在位。郑桓公问周太史伯：“周朝是否很快衰亡？”博学多才但忧心国事的周太史伯提出他的“和同”理论对周朝的必然衰亡作出解释。

周太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谐能生万物，相同就不能生存发展），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用此一物配合，协调另一不同之物，称为和谐。因和谐故万物得以生长发育），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若将两种完全相同的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就不会有生存变化）。”他举例说，只有单一的声音就不会有音乐，单一的色调就没有文采图绘，单一的味道不能产生美食。相反，大地上的万物之所以能生长发育、欣欣向荣，就在于土、金、木、水、火这五种不同元素协和配置的结果。我们在考察烹调饮食、人体健康、身体结构、音乐、国家财政收入、选拔官吏等事物时，都能发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重要道理。他说：“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君王拥有九州的土地，用在不同土地上生长的不同农作物来养育天下百姓，并用忠信教导百姓，百姓和乐如一家人。这才是“和”的最高境界啊！）由于周幽王抛弃德行光明的忠臣，专任邪恶阴险的奸臣；避开贤明的臣子，亲近顽愚不义的小人，也就是说，摒弃了“和”而采用“同”，国家哪有不衰败的道理呢？

周太史伯的“和同”论值得重视的有两点：一是，虽然周太史伯看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但重点放在政治分析上。二是他强调和谐秩序只存在于多样性、差异性的统一之中。那么，差异性本身是否包含着矛盾，诸多差异性的事物（方面或因素）如何才能达到协调和统一？对此周太史伯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距周太史伯250年后的齐国政治家、思想家晏婴的“和同”论开始触及这一问题。

《左传·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记录了晏婴与齐景公关于“和与同”的异同讨论。齐景公问晏婴：“和与同这两个概念有差异吗？”晏婴的对答是：“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遳之以薪，宰夫（厨师）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同意），而有否（不同意）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不干，即无冲突），民无争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与周太史伯一样，晏婴“和同论”的最终目的在于政治分析：他劝告齐景公要“和而不同”，意思是要求一国之君听取多方面的不同意见（即和），不要偏听一面之词（即同）。即后世所谓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且在阐述“和同”论时，也用君王十分熟悉的烹调饮食和音乐作比喻。但晏婴的“和同”论在多样性、差异性中看到了相互对立的两极及矛盾双方的关系。在乐曲中，他区分出“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十组矛盾。只有相反的因素才能达到相辅相成。这个观点应用于朝廷的议政上，则要求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正反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个公平合理的政治决策决不可能产生于君王的专断意志，也不可能来源于单一的一种建议。

我们有理由推测，晏婴的“和同”论与周太史伯的“和同”论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或许还可以推测，他们的“和同”论是春秋时期华夏各国政治思想家们的一个共识。当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第十二章第23节）时，或当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第一章第12节）时，其中的“和”“同”概念并非他的独创，而是继承了春秋时期各政治思想家的共识而已（事实上，有子将“礼之用，和为贵”归于“先王之道”）。以周太史伯和晏婴为代表的春秋时代思想家们赞成“和”而排斥“同”；突出事物（包括社会与政治现象）的多样性、差异性，十分强调一个合理的秩序（和谐）只能存在于多样性、差异性中间，甚至认为，只有相反（的因素）才能达到相辅相成。我们知道，差异内含着矛盾，而矛盾内含着冲突和转化，但春秋时代的“和同”论并没有论及这一点。相反，他们只强调差异性的另一方面，即相互配合、协调的一面。深切地感受到一切差异都有可能转化为矛盾，任何矛盾都存在着冲突和转化，因而希望取消一切差异，或在继续重视差异性的同时，如何弱化或缓和内部冲突，达到秩序与和谐，这便是先秦“阴阳”哲学的主要任务。

（二）“阴与阳”：一阴一阳之谓道

据考证，“阴阳”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西周末年的伯阳父。有人认为，提出“阴阳”概念的伯阳父与创立“和同”论的周太史伯为同一人。在伯阳父那里，指的是阴阳二气，而不是指世界万物内部所具有的两种对立而统一的因素或势力。他用阴阳二气的失序来解释地震发生的原因，并预测周王室的衰亡。首次将“阴阳”概念提升为哲学范畴的是《老子》一书，但老子并没有用“阴阳”范畴来统摄他的辩证哲学体系。首次将“阴阳”概念提炼为最高哲学范畴，并用以组织成一个辩证思想体系的是《易传》。《易传》是对《易经》的全面且全新的阐述，正是通过重新解释，《易传》作者们注入了战国时代最紧迫的精神需求。

老子在多样性、差异性的事物中，到处发现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对立因素（或要素、方面、力量，等等）：美丑、善恶、贵贱、贫富、荣辱、寿夭、有无、易难、长短、高下、智愚、贤不肖、刚柔、胜负、先后、争让、强弱、多寡、动静、有为无为、雌雄、黑白、轻重、静躁、曲直、洼盈、敝新、多少、损益，等等。但他没有将这些对立范畴进一步概括为“阴阳”。老子的“阴阳”概念出现在第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就是说，由“道”或“一”（道即一）分化出阴阳二气，从阴阳二气的上下交盛中形成“冲气”，并在“冲气”的和合中产生出世界万物，故而万物内在地具有对立（负阴而抱阳）且协和（冲气以为和）的阴阳属性。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老子认为最重要的区分或差异（对立面或矛盾）是贵贱、贫富、荣辱、美丑、善恶、强弱，等等。在老子看来，人类社会内部的诸种差别，尤其是统一事物内的对立两极绝不是建立秩序的基础，更不会自动地导向和谐，而是相反，是引发无限社会冲突的重要根源。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在老子看来，天下本无所谓美丑、善恶之区分，因而也没有什么争斗。如果天下人都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善的，因而群起而争夺美与善，这样由竞争本身而引起的无穷冲突，反而成了丑恶之事了。

既然事物的差异性，尤其是人类文化建构起来的价值差异是引发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并由竞争导致的一切冲突和祸害的总根源，于是老子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一旦取消了引发竞争冲突的价值差异，社会将回复到“小国寡民”的和谐状态：“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这样的原始纯朴的世界中，既没有暴君贪官，也没有分工与交换，以及由此引起的贫富、贵贱、荣辱、得失的无限冲突。老子在此倡导历史倒退论吗？是，又不是。说其是，是因为他明确提出回复到“结绳而治”的时代去；说其不是，是因为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深刻体会到社会历史进步本身内含着的对抗性质。时至今日，我们除了“不断进步、发展”外已无任何“退路”，但我们依然感受到内在于进步的对抗性质。

当然，矛盾无处不在。在社会生活领域，用取消贵贱、贫富、强弱、智愚、荣辱、善恶等差异、矛盾的方法以便回复到无差别、无分化的原始自然状态，从而结束无止境的斗争，那是不现实的。较为现实的方法是如何防止对立双方矛盾的扩大，从而使矛盾双方维持在一个统一体中。老子看到，导致矛盾扩大化、尖锐化的主要责任在于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即在处于“贤、富、强”者一方，而不在“贱、贫、弱”者一方。社会统治精英们的无限贪欲——要求强者更强、富者更富、贵者更贵的无限贪欲，不仅直接促成斗争的尖锐化，且是促成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根本原因。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当统治精英们“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时，被统治者一定处于“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的极度贫困状态。百姓的饥荒（“民之饥”），根源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天下骚乱（“民之难治”）一定是统治者穷奢极欲（“以其上有为，是以难治”）。因此，若要将矛盾双方维持在一个统一体内，防止出现“物极而反”的状况，老子劝告统治精英采取相反的，然而符合“王道”的政策：“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在社会业已进化到阶级分化和对立的时代，“损不足以奉有余”确实已成为常规。然而，只有推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社会政策，才能缓和阶级矛盾与冲突。从汉初的“轻徭薄赋”到当代的“多予少取”，我们依稀能够听到老子建议的余音。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意思是说，对立面的斗争及其向相反方面转化，这是一个自然社会规律。当然，向对立面转化是有条件的：即“物极而反”。表现在政治方面，就是统治精英被无限贪欲推动而走极端，促成统治地位的动摇和崩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数千年历代王朝都不是被所谓的“农民起义、农民的阶级斗争”推翻的，而是由统治者自己的贪欲和极端政治所摧毁的。虽说“反者，道之动”，但“长治久安”之道是存在的。如果统治精英能做到“少欲、知足”，能“以百姓之心为心”来“爱民治国”，能“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样就能够长久地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进而言之，身处一个胜负无常，一个为权力、财富、荣誉、地位而展开无限斗争的时代，如何才能保持“常胜不败”的状态呢？老子要求退出权力、财富、荣誉、地位斗争的漩涡，而自觉地处于弱势地位，即老子所谓的“弱者，道之用”。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处高者危，刚强者易折，但水是天下至柔之物，甘往低处流，润泽万物而不占有。然而水却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

总之，老子看到了矛盾的普遍性，看到了矛盾的主要（主导）方面和次要方面，看到了矛盾的转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老子不是把矛盾转化的动力（动因）放到矛盾次要方面的生成、壮大及其发动的“挑战”方面。恰恰相反，他认为占据矛盾主导一方的极端发展是事物转化的根本原因。正是主导方的恶性膨胀压垮了矛盾的另一方，从而促成了原有统一体的破坏。用这个观点来看社会—政治问题，那么正是统治精英的自私、多欲、暴敛与强权，压垮了被统治的社会民众，从而使统治精英走向自己的反面：丧失政权与财富。我们可以说，老子上述的辩证思想植根于他的时代、他所处的社会，我们还可以说，只要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老子的上述思想就是一个真理。

如前所说，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第一次把“阴阳”抽象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并用来构建一个完整的辩证思想体系的是《易传》。《易传》认为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阴与阳”两极的统一体。自然界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是阴阳（天为阳、地为阴，如此等等），社会领域的君臣、官民、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尊卑，以及人类品行方面的刚柔、动静、进退、伸屈无一不是阴阳的体现。因而，世界万物与人类社会的变化运动都归结为阴阳两种对立而相依相存的势力（或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明确地将形成于殷周之际的《易经》主题概括为阴阳学说。

一方面，《易传》认为，内含于世界万物内部的一阴一阳两个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世界生生不息、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易传·系辞上》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又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阴阳）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另一方面，《易传》十分重视并一直强调阴阳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配合以保持对立面的协调与统一而不是冲突与转化。《易传·系辞上》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就是说，在贵贱、长幼、夫妇、君臣、天地、刚柔等等对立的两极中，处于“贵、长、君、夫、天、刚”等的矛盾一方要永久地处于主导、统治、支配的地位，而处于“贱、幼、臣、妇、地、柔”等的矛盾另一方要处于服从、配合的地位。假如“阴”要争取与“阳”同等的地位，则必然引发冲突，故《坤卦·文言》说：“阴疑（疑，即比拟）于阳必战。”为减少对立面的摩擦与冲突，增加双方的协调以保存事物的和谐秩序，《易传》将责任的重点放在矛盾的主导一方。关于这一观点，《易传》有大量的表述：

“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屯卦·初九象传）

“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彖传）

“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人光。”（益卦·彖传）

“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卦·彖传）

“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谦卦·彖传）

“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剥卦·彖传）

“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节卦·彖传）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旅卦·彖传）

这就是说，在社会政治领域内，要防止被统治者的反抗，主要的责任在统治者本身。社会内部分化为贵贱、贫富、尊卑并不必然就会引发冲突。相反，社会分化与差异恰恰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但若要在矛盾双方建立起有效的秩序，关键在于占主导地位的一方要将“对立面”的利益要求有效地吸纳到自己的政治过程中来。所谓“以贵下贱”，所谓“损刚益柔，损上益下，裒多益寡”就是要求统治精英严以律己，且满足天下百姓的基本生存要求。中国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其实质是一种责任伦理，尤其是统治精英的责任伦理。儒家一再宣传的“民本”思想，其实是要求统治精英将民众的基本民生要求纳入政治，从而构成政治稳定和秩序的现实基础。如果统治精英，尤其君主私欲过度，一味横征暴敛，穷兵黩武，那怎么办呢？那《易传》作者认为就要发生政治变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卦·彖传）这也叫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传·系辞下》）。

总之，《易传》与《老子》一样，都看到了“物极必反”的万物变化规律。反过来说，如果“物”不走向“极端”呢，那么结论自然是，该“物”保持它原有的秩序而不会转化为“他物”。他们都看到，世界万物都包含对立的两面，其中一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处于辅助地位。他们都认为“物”之所以走向“极端”，主要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过分”扩张以致排斥另一方。相反，如果要保持原有事物的内在秩序与和谐，前提条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不仅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更要将处于辅助地位的一方的要求或倾向吸纳于自身之中。“节以制度”是说建立统治精英自律制度，最低限度是“不伤财，不害民，明慎用刑”，其中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最高境界是“以百姓之心为心”。达此境界，即谓“太和”——整个社会最佳的和谐状态。《乾卦·彖传》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就是说，自然与社会处于生生不息的状态，宇宙万物与社会各等人群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调整并保持着普遍调顺和谐的关系，万物丰茂，万国安康。

二、建构和谐社会的社会—政治思想：重新解读孔、孟、荀的和谐社会理论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过程中。至于社会转型的性质，绝非如通常所谓的“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而是从“宗法社会向家族社会”的转型。家族是从更大的血缘共同体（即宗族）分离出来的较小的血缘共同体。随着铁器和牛耕的逐渐普及，内含二代或三代的家族（确切地说家庭）不仅能够完成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且显示出更高的生产效率。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整个上层建筑也相应发生变化，世卿世禄制逐渐被官僚政治取代。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加速了这一转化过程。如何维持新出现的小农经济的再生产条件，如何维持作为农业基本生产单位和人类自身生育繁衍单位的内部稳定，如何处理国家与农户的关系，如何能使政治不仅不能妨碍，更要成为保护、维持小农经济再生产的基本前提？这就成为先秦社会政治思考的关键问题。宗族与家族在一点上是具有共性的，即它们都是血缘共同体。诚然，血缘关系不只存在于人类之间，且遍及一切生物界（无性繁殖的种类除外）。但是血缘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不同民族的文化所赋予这一事实的意义，则是更为重要的事实。华夏文化的一大重要特质，就是赋予血缘关系以伦理，甚至政治、法律的意义，即将伦理关系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伴随先秦社会转型而来的文化转换，一方面在政治上否定“世卿世禄”，倡导任人唯德唯才，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维持，甚至强化家族共同体的伦理关系，以便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当代的一些学者言必称西方，对古希腊民主法律制度津津乐道，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古希腊的上层“民主制”是建立在下层“奴隶制”基础之上的，而对内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对外扩张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脱离古希腊的奴隶制和殖民扩张谈他们的“民主制”。我的意思并非否定“民主制”，而是反对用西方理论套裁中国自身的历史特质，在对自身的文化批判前，先给一个尊重和理解。

先秦百家争鸣时期所形成的社会—政治思想十分丰富，我在本文主要论述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三位大儒的社会—政治学说，就这三位大思想家而言，我也只能择其要而重新阐述之，在阐述他们思想的过程中也会涉及其他人物或学派的思想，以资对比、参照或引用。

（一）“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的社会和谐思想

先引一段孔子语录，出自《论语·季氏十六》第一章：“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其中，“均、和、安”是达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是对“有国有家”者而言的。在孔子时代，只有“诸侯”才有“国”，只有卿大夫才有“家”，总之，“有国有家”者是不事生产的政治精英，他们依靠农业生产者提供的贡赋或地租而生活。故而，“不患贫而患不均”主要指的是，由广大被统治者（即从事农业生产或手工业的下层劳动群众）所生产出来的全部财富，按什么样的比例在“有国有家”者与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全年的农业产值是相对固定的，如果“有国有家”者多取一份则农民少得一份，反之亦然。按孟子的说法，中国夏、商、周三代，标准的税率是十分之一。如果这一说法可信，“有国有家”者超过十分之一税率，即为“不均”。据孔子看来，按确定的税率提取农业剩余，既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百姓得以养生送死，安宁地生活），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石。这样，我们对“不患贫而患不均”这句话可以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有国有家”者对按一定税率取之于民的财富，不能满足财政需求这件事，倒是不必过于忧虑，真正值得担忧的是：为满足统治者的无限贪欲而对百姓横征暴敛，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之时，要维持政治统治是不可能的。倘若治理国家的政治精英们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第一》），境内之民安居乐业，那么备受赋役重压的邻国之民就争先恐后地流迁到境内。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安”，其意是说，“有国有家”者不必忧虑自己境内的劳动力缺乏（人少谓之寡），真正值得忧虑的倒是境内之民不安定。只要统治精英自“修文德”，则境外之民就会扶老携幼而来。“既来之，则安之”，也使新移民能安居乐业。结论是：只要社会财富在统治者和劳动民众之间均衡分配，生产就会发展，财富就会增长，国家税赋也相应增加，国家财政是可以足用的（即“均无贫”）；只要社会安定，民众安居乐业，就不会感到劳动力的稀缺（即“和无寡”）；只要境内的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那么统治权力就不会倾覆（即“安无倾”）。

孔子根据他的“均、和、安”理论，对鲁国的季氏将征伐颛臾小国（鲁国的一个附属国，在今山东费县以西）一事作出重要判断：“今由与求也（由、求，皆孔子弟子），相夫子（夫子，指季氏），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其意是说，当时的鲁国正处于“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与“分崩离析”的社会状态之中，百姓苦于重税繁役，根本没有达到“均、和、安”的安宁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季氏要兴兵讨伐一个无罪的小国，必然在重税之上再征税，在繁役之外再加兵役。所以，你还没有攻打颛臾，被重税繁役逼上绝路的百姓先就揭竿而起了。后世的儒者经常引用孔子的这一观点而反对对外用兵，即使对像汉武、唐宗发动的自卫反击战，也是如此。这当中，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更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就经济方面的原因而言，是小农经济的农业剩余非常有限，繁重的兵饷、兵役直接破坏小农经济再生产的条件；就社会政治文化而论，治国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天下太平，民众安居乐业。

汉代的大儒家董仲舒对孔子的“不患贫而患不均”作出新的解释：“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语出《春秋繁露》）如果说，孔子关注的重点是财富在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均衡分配，那么董仲舒则将财富分配的重点转移到农耕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上。汉代土地私有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土地兼并甚为盛行，以致形成董仲舒所谓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局面。而贫富的两极分化历来是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因此，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最好的社会政策是将贫富的社会分化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其标准是：使最富裕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财富（当时主要是指耕地）“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最贫困的社会阶层“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国家的社会政策在此上下限度之内而“调均之”，才能达到“财不匮而上下相安”的社会治理目标。

一国财富的分配状况，从来就关涉到社会的治乱。分析财富的分配状况乃是分析社会治乱的基础。孔子的分析重点是财富在统治者和劳动者之间（或说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分配。在孔子看来，民众的富足是国家富足的基础，而民众的安定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而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是造成“邦分崩离析”的直接原因。政治的优劣是社会治乱的直接根源。董仲舒分析的重点则是财富在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内部“民众”间的分配。在土地私有化的条件下，如何防止土地大规模的兼并，防止大富与大贫之间的阶级对立与冲突，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考虑的中心问题之一。财富在社会各成员之间进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是做不到的。其实，从孔子、孟子、荀子以来，历代的儒家都没有主张过社会财富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中国20世纪80年代猛烈批判平均主义，并往往扯上孔子，将孔子的“不患贫而患不均”，说成是中国小农平均主义的理论源头。这种望文生义的草率解读除了说明他们的无知外，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儒家的“均”或“平”，是指有差别的均衡，是多少不一，但各得其所的均平。社会稳定的秩序，既不可能建立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之上，也不可能建立在两极对立的基础之上，而要在“绝对平等”与“绝对不平等”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并以此间的差别，作为确定秩序的基础。就董仲舒而言，他给出了社会贫富分化的上下极限：“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在此两极之内，社会可维持较为和谐的秩序；超出两极，则社会陷于动乱。

孔子倡导“中庸之道”。什么叫“中庸”呢，即“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引孔子语）。所谓“两端”，即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贵贱、贫富、荣辱、得失、寿夭、君臣、夫妇、父子等等，都是事物的两端。如果两端向相反方向走向两极化，则矛盾的对抗性加剧，从而导致事物内在秩序的破坏。孔子要求在两极之间进行折中，做到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不要不及，此所谓“中”。只有做到中，才能使两极保持在和谐状态，故而，“中庸”也称“中和”。调节“两极”处于“中庸”或“中和”状态的是“礼”。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只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礼是衡量“中庸”的标准，而中庸的最高目标是和谐。故孔子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为什么重视并确定人与人之间差异和区别的“礼”，恰恰成为社会和谐的基础？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荀子”一节中展开论述。

（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论建构和谐社会的条件

自称为孔子私淑弟子的孟子发挥孔子“仁”的学说，创立了完整系统的“仁政”理论。在我看来，孟子的“仁政论”，其实是关于建构和谐社会的一般条件的学说。

在孟子时代，一家一产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因而，家庭与耕地的有效配置便成为小农经济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然而，随着土地国有制向私有制的转换，有权有势者发动的“圈地运动”也在持续进行之中，即孟子所谓的“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孟子·滕文公上》）。“仁政”的第一个条件是如何防止“暴君污吏”对土地资源的大肆圈占，这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生存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的税赋问题。故而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所谓“正经界”，即确定土地的产权，或说土地的使用权。当然，土地产权或使用权“不清”是“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即侵占农民耕地的原因，还是结果，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确定的问题。进而言之由谁来监督“暴君污吏”，使之不能“以权谋私”呢？依靠受到侵犯的广大农民吗？孟子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人思考过这一问题。故而监督“暴君污吏”便成为“君主”的一项政治责任。这样，社会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又简化为君主的政治责任问题，由此固化为传统儒家的标准思维方式，并一直存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之中，虽然他们的言论、文字中充满着源自西方的概念。

“经界既正”，孟子“仁政”的第二个目标是将全国耕地均衡地分配给每个农户。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在此描绘出一幅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理想图景。在战国时代，一家五口耕种百亩，或许是农户劳动力与土地资源配置的较优状态。稍早于孟子的魏国丞相李悝说过这样的事实：“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据今人考证，战国时期“一家五口，治田百亩”的全年粮食产量是5200余斤。李悝还谈到，农夫一年交纳什一之税，加上社祠、衣着等项支出要占总产量的十分之四，种子和饲料用粮占15%，余下的为全家全年的口粮，人均全年口粮500余斤，加上5亩宅地的“庭院经济”收入，一家人可以过上温饱的小康生活。不过，小农经济的“小康生活”根本无法抵御天灾人祸。水旱虫灾、过度征税或抽调劳动力和土地兼并，是横在小农经济头上的三把刀。故而孟子“仁政”论将批判的矛头主要对准土地兼并与政府官员的横征暴敛以及大量征用劳动力，延误农时的对外战争。

给每个农户提供“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便是孟子的“制民之产”。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罔民，即坑害老百姓，罔含有张开罗网捕捉之意）。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说，民有恒产（土地）即有恒心，无恒产即无恒心。有恒产，整个农耕社会就会处于稳定安乐状态；无恒产，必然引发社会冲突。一旦广大农民失去土地而走向犯罪道路，其责任在谁呢？孟子明确认定：责任在政治上的统治者。如果统治者用刑罚去镇压“陷于罪”的失地农民，那是统治者的罪责。孟子的仁政，是要求执政者承担社会责任的政治学说。权在君、在国、在上而不在民、在社会、在下。这在孟子看来是没有疑义的。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劳心与劳力，治人与治于人，交纳税赋与食俸禄，乃是普通的社会分工规律在政治上的反映，是“天下之通义”。故而一个社会的政权集中在国家，集中在君主。故而从政治形式上看，孟子绝非“民主主义者”，而是“君权主义者”。然而从政治内容或政治职能上看，孟子是一个坚定的“民本主义”者。君权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首先要阻止“贪官污吏”兼并农民的耕地，其次要“制民之产”。如君主不能承担这两项社会责任，从而对“陷于罪”的失地农民进行惩罚，那是一种残忍的“罔民”行为。

农民有了“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恒产，国家还要承担社会管理的责任。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执政者除了承担“不违农时”（即不要在农忙时节征调劳动力用于战争或土木工程）和保持“生态平衡”的社会责任外，还有市场管理的责任。他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孟子·公孙丑上》）这里的“廛”，即市中存放货物的栈房，“廛而不征”，即对存放在客栈中的商品不征税，“法而不廛”，即政府按法定价格收购商人的货物，不使积压在栈房内，对于往来境内的客商只稽查身份，但不征税（“讥”即稽查）。这样才能做到物畅其流。政府对具有恒产的民众，还有教化之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孟子·梁惠王上》）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谓农耕社会，即是众多承担相同经济—社会和国家赋税职能的家族（家庭）的集合体，任何个人都是作为家庭成员而从属于家庭。故而儒家一致认为，家庭内部的和谐是整个社会稳定和秩序的关键因素。并且进而认为，农耕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可以归结为家庭内部各成员的关系，而从各成员的相互关系中抽取出三种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关系：一是父子关系（引申为整个村落家族内的上下二代人之间的关系），二是兄弟关系（引申为村落家族内各同辈成员之间的关系），三是夫妇关系（引申为村落家族内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这样，子对父而言的“孝”，弟对兄而言的“悌”及妇对夫而言的“顺”，便成为儒家倡导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伦理原则。孟子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只要将社会伦理关系建立在家庭血缘关系基础之上，或说，赋予家庭血缘关系以伦理的意义，家庭内部就能达到和睦安宁。进而言之，将家庭内部的兄弟关系推广到家族群体之外的社会成员，便可结成以“信”为伦理关系的朋友关系，将家庭内部的父子关系推广到政治、国家，便是君臣关系，移孝作忠。这样，整个农耕社会就会和谐一致，并实现天下太平的政治局面。

“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国家要行使自己的政治—行政职能，必须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孟子认为“什一税”是区分“仁政”和“暴政”的根本界线。他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由于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很低，农业剩余十分有限，故而，国家的农业税率只能以“十分之一”为限。如果超过十分之一达到十分之二，民间就会出现饥荒，如果达到十分之三的横征暴敛，一定会使大量农户破产和流离。因而孟子将“什一税”视为“天下之通义的尧舜之道”。孟子对那些不顾民众死活的诸侯君主发出激烈的道德指控，他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指邹穆公）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地方官员）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孟子·梁惠王下》）并当面指责梁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有人问孟子，对农户实行廿税一，是否更好呢？孟子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廿税一，对北方夷狄之国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没有“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也没有“百官有司”，财政支出很低。对于“中国”，既有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又有诸侯之间送礼、宴饮之类的往来招待，还有各种行政机构与官吏，没有“什一之税”是无法适应的。故孟子说：“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意思是，低于什一税，礼仪之邦的“中国”有可能退化到夷蛮之邦；而重于什一之税，那更是民贼独夫之所为。

孟子“仁政”学说的立论基础是他的民本主义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丘民，即广大小农）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社稷，即农耕社会最重要的神癨——土地神和谷神。社稷可引申为国家）。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这就是说，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民众和社稷国家及君主（天子）三者相比较而言，“民众”最为重要，社稷次之，君主再次之。在孟子看来，只有得到民众拥戴的人，才能担当天子之职。如果诸侯的行为危害到社稷国家，那就得废除另立，如果人民与君主能按时祭祀土地和谷神而仍发生旱涝之灾，则可另立土地和谷神。无论是世俗的统治者还是超世俗的土地和谷神的唯一职能是维持农民和农业的再生产条件。因为在农耕社会内，农民和农业是政治国家存在的基础，是国家赋税和官吏俸禄的源泉。如果“诸侯危社稷”，就有理由撤换他（即“变置”）。由谁来撤换呢？按上下文的意思是由天子撤换不称职的诸侯。但如果天子也危害到天下百姓，那怎么办呢？有无一种“民主程序”来撤换“天子”呢？如前所说，孟子及历代儒家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但孟子确实说过，如果君主处“天子”位而不能行“天子之职”，不能保境安民，而是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率兽食人，那么他就不是一位“天子”，而是“民贼独夫”，人民有起义，甚至诛杀“民贼独夫”之权。

总之，孟子的“仁政”学说建构起一幅农业和谐社会的蓝图。他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制民之产”说和“什一税”说很像是土地国有制下的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在2000余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有唐初百年的“均田制”略为接近，直到1982年后的中国，才成为中国农村的一项认真实施的基本制度，然而也时会发生“贪官污吏”们的圈地行为。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不可能发展到民权主义，而是与君主的政治责任伦理密切相结合。民本思想与君主政治责任伦理互为表里。确切地说，民本要求托付于非民众所能直接制约的统治精英的道德自律和政治责任。我们现在很容易指出这一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弊病，但我们不要忘记，高度分散、贫困且落后的小农社会，不可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组织，不可能发展出民主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因而民本主义思想乃是我们先秦时代最为辉煌的思想精华。要求政治权利承担社会责任，并依据社会责任来判断政治权利是否“合法化”，是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所在。直到今天，我们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中，不是依然能听到历史的深远回响吗？

（三）“分则和，和则一”：荀子的群体和谐理论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为博学的思想家，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同样的声誉献给中国先秦时期的荀子。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社会”一词在亚氏心目中指的是希腊各城邦。荀子说：“人能群。”近代的严复将源自西方的“社会”一词译为“群”。其实，在荀子的心目中，“群”既指家族血缘共同体，也指“国”这个政治实体。“家”与“国”成为华夏农耕民族生活于其内的两个最重要的“群”。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社会学重点考察的是城邦内部冲突与秩序、动乱与和谐的原因与条件，那么荀子的政治社会学主要分析的是群体内部冲突与秩序、动乱与和谐的原因与条件。

荀子的群论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性恶论，二是平等论。是什么原因引发群体内部的摩擦、冲突，甚至解体呢？在荀子看来，一是人性本恶，二是追求社会地位的平等。所谓“人性”，即“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的固有状态。凡“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荀子·性恶》），荀子称之为“伪”。“伪”即“人为”，不能释为“虚伪”。人性自然倾向是什么呢？荀子说：“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或“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人性内的这些自然特性有自发地向外扩张的倾向，这就是“恶”。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在我们看来，人的自然特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有在“顺从”人的“自然欲望”而侵犯到他人利益或群体秩序时，才有所谓善恶之分。这就是说，善恶不应从人的自然本能方面、从生理学方面来加以界定，而只能从社会学方面来加以界定。从上述引文中，荀子既从人的自然生理属性，又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界定人性。但从《荀子》全书来看，似乎更侧重于从人的自然生理属性特征来确定人之“性恶”。就性恶论而言，人类天然就是不善于合群而经常发生冲突、争斗的动物。然而荀子一再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在于“人能群”。他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群体内部冲突根源于“性恶”之外，还根植于已经组成的群体本身。我们一般认为，任何群体内部都会因分工而产生管理的必要，因管理需要而形成权力与服从的关系，形成各成员之间社会地位的上下差别。各成员劳动合作所产生的投入与分配之间的差别更是引发内部冲突的根源，所以群体各成员间的地位与分配平等是群体内部和谐的基础，然而，荀子认为，各成员追求平等的倾向恰恰是造成群体内部冲突的重要根源。他说：“势齐（势，即地位、权力；齐，即一致、平等）则不壹，众齐则不使……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书（即《尚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荀子·王制》）意思是说，在一个群体内部，权势相等就不能集中统一了，各成员地位平等就谁也不能支配谁了。恰如两个地位、权势完全相同的人不能互相侍奉，两个地位同样卑贱的人无法相互役使一样。《尚书·吕刑》说：“要做到齐一，首先得先有差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方面，人类的自然禀性决定了人是不善于合作的动物，另一方面，为了驾驭和利用万物，人类必须组成群体，相互合作，那么，如何才能减少内部的摩擦与冲突，增强群体内部的协调与合作呢？荀子给出的答案是：“制礼义以分之。”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又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被称为“礼仪三千”的“礼”，经过荀子的重新解读，不再是必须“学而时习之”才能掌握的各种繁文缛节，而只是一个“分”字，确切地说，“礼”只是一种“区分”的标准。礼，就是确立群体内部各成员间的“度量分界”。有此“度量分界”，则各成员各安其分，结束纷争，增加群体内部的合作和协调，增强群体的整体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在与社会其他群体或与自然的斗争中取得胜利。那么，用“礼”来“区分”什么呢？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在荀子看来，在家族血缘共同体内，最重要的是区分“父与子、兄与弟和夫与妇”，在政治国家内，最重要的区别则为“君与臣”，而在社会一般领域则有“贫与富、贵与贱”等等。古希腊罗马崇尚法制，他们把“法律”的功能也理解为“定分止争”。所谓“正义”，即是“区分”的原则。他们“分”的对象是什么呢？一是个人权利，二是财产。在先秦荀子，把“礼”也理解为“定分止争”。“礼”是“区分”的原则，但不是区分“权利”与“财产”，而是人的“社会身份”。造成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是我们需反复深究的大问题。在此，我们只是提出问题而不能深入分析了。在荀子看来，确立群体内部的贵贱、长幼、贫富等身份地位的上下秩序乃是保持群体内部协调和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另外两大条件也十分重要。

其一是，贵贱、长幼等等的等差两极之间相互承担相应的义务。他说：“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侍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这就是说，在家族血缘共同体内部区分出三对（父子、兄弟、夫妇）最重要的关系，并确立他们之间的上下尊卑差等，是维持这一共同体内部秩序的基础。但上下尊卑之间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同样，在政治领域以君臣关系确立贵贱尊卑等级（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也可以引申为行政等级上的上下级之间关系），并要求君对臣，臣对君承担各自的伦理责任。这样便叫做“俱立而治”。如果仅有等差区别，各走极端，那社会就“偏立而乱”（《荀子·富国》）。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的中心已从家庭内部移到家庭外部的“企业”或“公司”组织，崇尚“平等”的现代人概无例外地生活于科层等级结构严密的经济组织之中。不仅“权力—服从”关系决定于科层组织，而且财富分配差别也决定于科层组织，现代科层制依然是一切组织内部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础。至于政治国家，崇尚自由、民主选举的现代人，也概无例外地发现更为庞大威严的官僚等级制，在庞大的官僚等级机器内，各成员间在地位、权力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也是官僚机构内部秩序的基础。明乎此，我们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荀子的“制礼义以分之”理论的重大现实意义了。

其二是，为了进一步缓和群体内上下等级区分而引起的紧张关系，荀子还特别重视音乐的作用。荀子说：“礼别异，乐合同。”如果说，“礼”着重于群体内部成员间的等级区分的话，那么，“乐”的作用在于促进群体内的和谐气氛，增进各有差别的群体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感。荀子在《乐论》中说：“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现代人很可能怀疑荀子是否夸大了音乐的社会功能。虽然家族社会早已远离我们，但我们现代人却生活在冰冷而等级森严的各类社会组织之中。为什么要倡导所谓的“企业文化”，难道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作用不就在于给冰冷而森严的企业组织内部注入一点温情和无差别的合同感吗？如果我们将荀子的“音乐”理解为旨在缓和有差等的群体内部紧张关系的一种“文化”，那么他的“乐合同”理论还是很富有启示意义的。

与孔子、孟子一样，荀子也将建构和谐社会的责任归于国家政治和君主。荀子将国家与社会、君主与庶民的关系比喻为舟与水之间的关系，要求君主“平政爱民”，才能使庶民“安政”。他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其中，“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可以视为荀子建构和谐社会的社会政策。而“等赋、政事、财万物”则是经济政策。他说：“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对农户实行什一税，为推进商品的流通（即“归移”），设关口为稽查而不征税，对国内的山林泽梁，按季节关闭与开放，听民自由进出渔猎，不要收税。这些经济政策与孟子的说法完全一致。至于如何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使之可持续使用，荀子较孟子的说法更为完备，他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童，即秃），而百姓有余材也。”两千余年前的孟子和荀子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乃是人类社会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我们可以确信，孟、荀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早的生态论者。

总之，荀子对商周以来积累起来的繁复的礼制给予了切合时代和实用的全新解释：“定分止争。”《荀子·王制篇》说：“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但“性恶”的“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可以做到“人定胜天”。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生产力与社会分工的发展必然推动人们在权力、地位和财富分配上的分化，并因此而引发社会冲突。先秦的老子和庄子都希望通过取消社会的分化、差别和对立来消除社会的紧张关系，但这只是一种纯主观愿望而已。荀子看到了社会分化的不可避免性，故而将全部问题归结为如何来分才能建构起既存在内在差别又有和谐秩序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荀子看来，无差别的绝对平等恰恰是争乱离弱之源。当然，已分化的两极相背发展，各走极端也是群体崩溃的根由，故必须将“分别”建立在礼义为标准的基础之上。至于“礼义标准是什么”，我们随时代变动而容有广泛的解释。但“以义分则和，和则一”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代的和谐社会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先秦的和谐社会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意义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实践过程，告诫我们这样一个无可否认的真理：增长和进步内含着矛盾、冲突，甚至对抗。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伴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我们发现另一更为重要的转型过程。劳资关系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占据越来越突出的位置了。早在1990年，邓小平已强烈感受到一般意义上的贫富分化很有可能导致“两极分化”。按邓小平的解释，所谓“两极分化”，即随着私有经济成分的扩张而形成的“新资产阶级”（《邓小平年谱》，第1014页），并警告说，如果形成“两极分化”，那么“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跨入了21世纪，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已提出“五大统筹”问题（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东部与中西部、人与自然、内需与外贸）。所谓“五大统筹”，即五大矛盾。没有矛盾为什么要提出平衡与统筹呢？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家们更是集中研究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城—乡矛盾、区域矛盾、经济—社会矛盾以及因贫富分化持续扩大而带来的各种失衡现象。“和谐社会”的提出本身，就表明我们已意识到这些社会冲突的存在与发展并希望确立起克服这些冲突的价值取向。那么在中国“轴心时代”所产生的哲学—社会思想对我们建设当代的和谐社会有哪些重要的启示意义呢？

首先，先秦的“和同”论，尤其“阴阳”论中的辩证哲学，经过修正与补充可以成为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我们知道，列宁和毛泽东都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概括为“对立统一”的法则。所谓“对立”，是指构成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对立、冲突与转化；所谓“统一”，即矛盾着的双方之间的“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相互贯通、相互依赖（或依存）、互相连接或相互合作”。然而，在列宁和毛泽东看来，“对立而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和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毛泽东《矛盾论》）。这就是说，列宁和毛泽东的辩证法十分重视，强调矛盾双方的斗争性、对抗性及其向对立面的转化，而贬低矛盾双方的同一性、相互依赖与合作性。对于“处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前夜”，并正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政治思想领袖人物来说，强调和重视“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和转化”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完全赞同20世纪初中叶发生在俄国和中国的这两场革命的话。

虽然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人类的意志和意向在促成事物的变革或维持事物的原有秩序方面是起着积极作用的，尤其在社会生活领域内，维持或促成矛盾的转化是通过人类的意向活动而展开的。在这里，并非一切激化矛盾促成转化的意向和行为都可以标榜为“进步”或“革命”。同样，并非一切缓和矛盾、增进相互合作的意向和行为都可以斥之为“保守”或“反动”。具体的价值辨别标准应以我们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性质及矛盾的具体性质为转移。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强调矛盾的斗争性的绝对性以促成社会转型，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依然奉行“继续革命”那是不合时宜的、错误的。我们民族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在当代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将“革命的辩证法”转化为突出“同一性的辩证法”，而中国儒家的辩证法，尤其是贯穿在儒家经典《易传》中的辩证法，其宗旨即在于缓和冲突，增强对立面的互相依赖与合作。我们可以将《易传》中的辩证法概括为“关于矛盾对立双方如何达到同一、统一，相互依赖或合作的条件”的学说。在我看来，儒家的辩证思想有三大重要特征：一是承认事物的差异与矛盾的普遍存在。无差别的绝对“同一”是不存在的，用孟子的话来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二是认为矛盾双方各将对方的意向和要求纳入到己方之内，是维持事物秩序和谐状态的基本条件，提倡“中庸”，反对各走极端。三是他们已区分出矛盾的主导一方与次要或辅助一方。维持对立双方和谐共存于矛盾统一体内的主要责任在于矛盾的主导一方而非辅助一方。我认为，儒家的重视矛盾同一性的学说，不仅对古代中国社会的稳定起着积极作用，对于在诸社会矛盾不断发展的今天，重新建设和谐社会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一部新的《矛盾论》，一部侧重矛盾同一性的《矛盾论》而不是激化斗争性的《矛盾论》，一部研究矛盾双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达到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的《矛盾论》，一部“一分为二”的事物如何才能“合二为一”的《矛盾论》。这部新的《矛盾论》可以、也应该从传统辩证思维中吸取精神滋养，但它要处理的矛盾，不再是“君臣、尊卑、长幼、父子、兄弟”等等，而是“劳资、城乡、经济—社会、区域之间”等全新的矛盾，即如“官—民、贫富、人与自然”这类传统社会已存在的矛盾，但在我们时代已具有全新的性质。因而，新《矛盾论》应成为适合我们时代需要的《矛盾论》。继承是为了创新。

其次，先秦的矛盾论或说辩证思想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则要求在“一分为二”（即君—臣、贵—贱、长—幼等等）的同时，确立“此方”应向“对方”承担的“责任伦理”，尤其是矛盾主导方向辅助方承担的“责任伦理”，并以此作为“合二而一”的基本条件。

如前所说，古希腊罗马用“法律”来“定分止争”，法律区分并确立的是“个人权利”。而先秦儒家坚持用“礼”来“定分止争”，礼区分并确立的是“家”与“国”这两大群体内不同成员向对方承担的“个人义务”。故而“为人君者对为臣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对为君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对自己的子女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对父母则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对为弟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对兄长要比顺以敬；为人夫者对妻子要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对丈夫应劝勉以贞”（《管子·五辅》）。在维持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方面，国家政治承担着最重要的责任。《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只有政治权力承担起社会责任，民众才能服从政治统治。古代政治合法性基础（请允许我套用现代西方政治术语），确实不在“民主选举”，但确确实实放在“顺民心、得民意”基础之上，故最好的政治，莫过于“知予之为取者”。只有“政治”给“社会”创造出“富裕、安定、逸乐、生生不息”的生存状态，民众才能做到以国家（政治）的危亡作为自己的危亡，以国家的财政作为自己的义务，国家才能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我们或可以说，现今政治倡导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和“多予少取”的“三农”政策，乃是古代儒家思想的一个当代应用。责任伦理着重于将“此方”的要求转化为“对方”自觉承担的道德责任，尤其是将维持家族群体和国家政治群体内部和谐的重任托付给占主导地位的一方，故而先秦儒家将“修身”提高到家和国兴的先决条件。所谓“修身”，即将对方的要求纳入到自身的意向和行为的自我修养过程。《大学》引孔子之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并得出结论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在政治领域，“修身”就是要求统治精英自律。所谓“精英自律”：一是防止私欲的过度膨胀，以权谋私，乃至对民众横征暴敛（如果这样，必然导致“官逼民反”）；二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用《大学》中的话来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统治精英要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具体而言：“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倍，即背弃）。”精英自律（“修身”）关涉家族内部的和睦、国家的良治和天下（社会）的安宁。政治精英只有通过“修身、自律”才能“以身作则”，尽可能减少“以法作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并干脆将政治的实质解释为“正”（“政者，正也”）。所谓“正”，即是“身正”，即是修身，即是自律。儒家将法律视为社会政治的辅助手段，最好是“备而不用”。在道家那里（这里指的是老子学说），更将“法令滋彰”视为“盗贼多有”的原因而非结果。

那么，先秦儒家的家庭责任伦理和国家政治责任伦理对于经济市场化了的当今中国具有什么意义呢？有人说，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显得迂阔不切实际：君不见市场经济早已将原始的家族、村落共同体击散为独立自利的个人，而且政治权力和市场力量将计划经济时代创建的人为共同体（即“单位”）也击散为自谋出路的个体；君不见，迅猛发展的货币经济还执行着一项意识形态改造职能，即强制性地将人们复杂的动机系统高度简化为“个人私利最大化”。欲治当今之世，除了将个人权利与法律结合起来，将民主与政治结合起来外，不可能有别的灵丹妙药。我的回答是：“唯唯，否否。”试想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如果强势的“资本”不主动承担起对雇佣劳动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是一味地压低劳动报酬、延长劳动时间、恶化劳动环境，那么，作为当代社会主要矛盾之一的劳资关系能不从冲突走向普遍的对抗吗？如果企业家不自觉承担起对自然环境的责任，恶化的生态能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吗？如果“城市”（及东部地区）只将“乡村”视为廉价农副产品和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地，那么，乡村能够成为“内需”增长的源泉吗？如果政治、经济与文化三大“统治精英”不主动承担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职能，如果“政治”不主动承担起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责任伦理”，那么社会和谐有可能吗？一旦政治精英放弃“自律与责任”，私欲便推动“公权”异化为“特权”，长此以往，社会极有可能走向“分崩离析”，还有什么“和谐社会”呢？在当代中国，“一党执政”的前提条件便是“党政”自律以承担起社会责任。内含于政治权利的政治—社会责任依然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同样，我们可以说，只有当“私人财产”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时，“财富”才能获得“合法”存在的条件。以为单纯的“一纸法律文件”便足以建立起“明晰而合法”的“私人产权”，那只是那些食洋不化者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当代政治作出的两项责任承诺——全面小康（或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乃是政治合法性的两大支柱，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先决条件。这便是先秦儒家“责任伦理”的当代现实意义。

当然，时代不同了，社会变化了。拥有十数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如此短的历史时期内，以如此广泛深刻的规模转向市场化，促使一切家庭（尤其是2亿多农耕家庭）、一切个人都必须依赖市场和货币而活，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头一遭，称得上是“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一切群体都逐渐分化为“个体”，一切“主义”都逐步衍化为“利益”，一切“个体”按其在经济—政治中的不同地位及利益重新组合为不同的利益阶层，甚至阶级。值此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十分强调责任伦理，尤其是政治对于社会、资本对于劳动、强者对于弱者、城市对于乡村、东部发达地区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汉族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应加以承担的责任伦理，对于“社会秩序、社会团结、社会进步”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责任伦理”的相对脆弱、不甚可靠的一面。我们不能用“应有状态”来替代“实然状态”。在农耕社会，子女可以将自己的要求托付给父母的责任；主要与土地相关而很少进行市场交换的高度分散的广大小农阶级，也只能将自己的政治要求托付给凌驾于他们之上的行政权力，希望从上面撒下“阳光和雨露”（马克思语）。在“市场”或“货币”经济已将“个人”和“利益”高高凸显出来的当代中国社会，雇佣劳动者能否完全将自己的利益托付给资方的自觉责任呢？农村广大剩余劳动力能否完全将自己的利益托付给“城市和工业”的责任呢？进而言之，广大的“弱势群体”能否寄希望于“强势群体”的自律呢？“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否通过政治精英们的“自律和责任”而得到有效的保障呢？现实给出的答案是十分模糊的。我们从贪官污吏的营私舞弊、聚敛私财的腐败中，从“官煤勾结”草菅人命的矿难中，从年复一年农民工讨薪的抗诉中，从劳资冲突的逐年递增中，从城乡、区域、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中，感受到的是“责任与自律”精神的淡化和衰弱，从而使西方引入的“权利、法律、民主”说在中国找到了日趋肥沃的滋生土壤。因此，我们在继续重视政治和经济精英的责任伦理的同时，必须极大地增强一切弱势群体的权利意识。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一旦有效地组织起来，立即转化为一种足以与强势力量相平衡的社会力量。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平衡的社会力量，既是促成双方承担各自责任的条件，也是相应法律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

由此我们发现儒家矛盾理论及其相关的自律、责任学说的一个内在缺陷：如果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拒不承担责任，那么处于弱势的一方将怎么办？儒家只开出两个药方：一是除了忍耐还是继续忍耐，二是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掀起革命。如果既不想忍耐与屈辱，又不想革命，那怎么办？儒家似乎没有设想过第三种方案。就此而言，所谓“社会建设”，即将分散的弱者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能够平衡“权力”与“资本”的社会力量，而所谓“和谐社会”乃是诸社会矛盾双方的“社会力量”达到相对均衡的社会。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与其说是人们的“市场机会”差异所造成的，远不如说是社会力量严重失衡的结果。

总之，在创建一个既有共享的增长，又有秩序的进步的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尊重并吸收传统的智慧，更要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此之谓也。

论国学的可能意义 [5]

一

对待“国学”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我们把它叫做“博物馆”与“土家菜馆”的态度。“博物馆”派认为全部的“国学”早已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它们与现代生活已经割断任何联系，传统的文化封冻在博物馆里，供后人参观之用，和现实生活已经没有关系。国学在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表面上好像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的学科建制，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大学拷贝过来的。1916年以前我们拷贝的是日本，此后一直到1949年我们拷贝的是美国，1949年到1977年高考恢复以前，我们高校的建制基本上拷贝的是苏联。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开始五花八门了，当然以拷贝美国的为主，大学的各院系、专业的建设基本上是这样。所谓“国学”只是在中国哲学史里面或者中国文学史里面还保留一点。总而言之，有人认为它已经博物馆化了。

与博物馆态度相近的是“土家菜馆”派。在与国际全面接轨的今天，洋菜吃得太多了，到“土家菜馆”炒几盘土家菜，换换胃口。（上次我到浙江去，当地的官员就建议到土家菜馆去吃土菜，现在全国的土家菜馆大有风起云涌之势。现在搞旅游也是把一些文化古迹复兴起来，包括寺庙，很多人进去也是参观的。）

第二种态度还是继续地彻底批判所谓封建传统文化，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完成五四启蒙时期未完成的任务。有人认为“文革”是反文化，割断了和传统的联系，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在“文革”里也看到了封建专制，所以进一步提出了要批判封建专制文化。他们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领域中都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浓厚阴影，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因素阻碍着我们走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法制社会。所以他们在“五四”以来表面上极力反传统的背后看到了传统的实质性的影响，并继续对这些传统提出负面评价，要求把他们所说的传统从我们的经济生活、政治和社会生活里清除出去。这是第二种态度。

第三种态度就是所谓“复兴国学”，试图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此类态度最近几年以来以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为标志，其他高校也有不少学者在那里呼吁要求复兴国学。在他们看来，以市场、私有化为导向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之间已经形成强大的张力，因而试图通过恢复国学来解决当代中国文化认同问题。同时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无法提供民族的共同信仰基础。“五四”以来我们把西方文化概括为科学与民主，科学在我们国家已经等同于一个世俗的宗教，“科教兴国”，这好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科学能否成为主义，科学能不能作为信仰的对象，科学本身是拒绝回答的。20世纪初有一个哲学流派叫逻辑经验主义，公开拒绝用科学去解决信仰和价值问题，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信仰和价值问题，科学只回答是什么，不回答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那么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能不能成为我们民族的信仰，包括人权、民主、自由，它到底是工具性质的东西，还是价值性质的东西，这对我们民族来讲还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当然，对于复兴国学能否解决当代中国信仰与文化认同问题，在复兴国学内部也有各种说法。总而言之，我们对待传统的文化有三种态度，主流的态度是第二种，以自由主义为标志的对传统文化继续发动批判，认为传统文化还要对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里一切负面的东西承担全部责任。其实，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叙事，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看法是相同的。其次的一种是“博物馆”态度。“博物馆”态度和第二种态度恰恰相反，认为传统文化在中国当代生活里面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离“五四”已经很远了，已经割断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经典的著作在大学里面已经基本不读了，年轻一代受古代典籍的影响已经非常微弱，尤其是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外语教学远远多于中国古典语文教育，语文教育中，古文的比例已经远远降低到不能接受的程度。古汉语对大学生来说已经句读不清了，我们现在看古代的引文也很吃力，现在大学文科生看的西方翻译著作大概占所读著作的90%以上（我自己所读之书，只有大约三分之一是古典的，大约三分之二也是翻译过来的）。希望复兴传统的人通常认为传统没有了，说传统被断绝了，送到博物馆里去了，而反传统的人却认为传统还很厉害。这是近代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反传统的人认为传统太强大了，阻碍着中国的进步；热衷于要复兴传统的人都认为传统被西方打得七零八落了，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已经不大存在了，只有在博物馆里才可以看到传统的文化，这是两种主流的态度。

二

所以在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时，从传统的重新解读当中引领出一些新的东西来满足当代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这种思潮在当代中国还是很微弱的，远远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动力，但我认为这已经开始了。为了证明我这个说法有道理，我还是请出西方的两位学者来为中国做论证，因为旁观者清，我们自己判断不明的东西，旁观者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第一个请的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亨廷顿的著作这些年都翻译过来了，现在有本书是刚翻译过来不久的，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是属于美国保守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这本书里面有两个观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观点他讲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要经历两个阶段。一切非西方国家从传统的农耕文明进入到现代文明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第一个阶段是用推进西方化来推动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用反西方化，就是排斥西方来进一步地现代化，回归本土化，现代化可以和本土化相结合。第二个观点强调了西方化不等于现代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在我们的语言里面经常混淆，亨廷顿把它分开来了。“现代化”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动员的程度、复杂而多样的职业结构为标志。我们也正好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他的意思是说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这个工业化的过渡首先是大工业向城市集中，所以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二、三产业要求有更高的教育和知识结构，必然伴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和提升。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因而生活水平也更加高。国家能够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不断强化，最后产生一个复杂而多样的职业结构。

他认为西方化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在西方工业化以前西方化的特点已经具备了。他也用了六条来解释：第一是古典遗产。我们讲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源头一般有三大要素，一个是希伯来的宗教，就是基督教；一个是古希腊的理性；还有一个就是罗马的法，这三个东西就是西方文化的三大源头。这里讲西方文化的三大源头指的是西罗马帝国解体以后遗留在西方国家的文化遗产。

第二就是欧洲的语言。语言，包括文字携带着全部历史文化的记忆，欧洲语言当然在工业化以前就存在了，欧洲各民族国家逐步形成以后就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字，像英语、德语、法语逐步形成，原来作为统一的欧洲交往文字是拉丁语，这也在工业化以前就有了。

第三他讲的是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就是政教分离。政教分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近代过程，主要是新教改革运动以后的一个产物。

第四是个人主义与法制，亨廷顿认为个人主义与法制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这个观点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根据西方的学者，也包括马克思的研究，个人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运动的结果，马克思讲人类在追溯历史的时候越往前人类越从属于更大的群体，氏族、家族等等，个人作为社会成员、家族成员属于这个家族或一个群体，个人从来不独立。马克思讲个人是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独立出来的，个人有一个产生过程，在欧洲有很多人支持这样的观点。英国有一个历史法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古代法》，这本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两句话。他说整个西方的历史运动、历史进步如果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就是：“从身份到契约，从群体到个人（体）。”这个过程是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开始的，是从新教改革运动开始的，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运动也正是欧洲工业化早期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

简单来讲，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不是独立的，而是一群一群的，社会最小的单位是群，而不是个人。在向市场、向资本主义转轨的时候，人一个一个地从群体里面被市场、被工业吸纳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个人的成长、个人化有一个过程，普遍的个人化那叫个人主义。indi-vidual就是不可分，dividual就是可分，一个社会分到最后，那个不可分的单位是什么？就是个人。我们把婚姻关系认为是两个独立的当事人的自由恋爱关系，这个观点是“五四”以后从西方传过来的，以前我们讲的婚姻是两个群体的结合，是合两个家族之好，婚姻的目的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婚姻承担的是两个群体的责任，而不是两个个体的责任。当这个群体被市场分解为独立的个人时，那些个人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成关系呢？一句话，就是契约，公民和国家的关系被认为是契约关系。这是法国启蒙学者的回答。

这个观点最早被表达在洛克的《政府论》里面，洛克的《政府论》发表于英国光荣革命的第二年——1689年，第二次对这个观点进行更完整表达的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现在政治关系被理解为公民和掌权者、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社会市场领域当中各个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被认为是契约关系，所以劳资关系、合同关系都被认为是契约关系。作为人类最密切的那些关系——婚姻和家庭关系——也被认为是契约关系。政治领域、社会经济领域和婚姻伦理领域都被契约化，这种契约的关系在西方当然也有宗教的源头，因为《新约》《旧约》所理解的人神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西方人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契约关系，这个在中国传统里是没有的，中国把民众和统治者理解为类似于家族里的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关系也被认为是父子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宋以后县一级的官员通常被认为是父母官，从中央到地方一级都是管理“官”的官，县官才是管民的官，所以被称作父母官。至今为止我们很多官员还是这样理解：“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古代官员的话，我们今天依然沿袭。现在我们在中西部有时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官员为一个冤案平反昭雪，老百姓都会跪下来磕头称他为“青天”，这和古代差不多，都把政治关系理解为父子关系。所以从古代到现代，西方人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从身份到契约，从群体到个体的转变。独立的个体之间能够用契约建立起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亨廷顿认为这是西方特有的东西，其实它也是个近代现象。

第五就是社会多元化。亨廷顿指的是血缘关系之外的各种社会自治组织，这在欧洲相当发达，在其他非西方国家则看不到，比如中世纪时期的行会组织、城市组织都属于非血缘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国一般都是血缘关系和模拟的血缘关系，譬如说家里面有父子关系，村落里面一般可以不直接叫名字的，都可以用亲属称谓指称任何一个成员。在血缘之外，比如寺庙里面的宗教团体，我们有师父、师兄、师姐、师妹，还有江湖黑社会也是模拟家族组织起来的。

亨廷顿认为，各种非血缘的社会自主团体是西方的一个传统，在工业化之前就存在了，而代议制度是在英国率先存在的中世纪的产物，中世纪的西方各国，君主权力是不集中的，权力分散在各个封建的贵族手里。1500年前后，英国、法国逐步开始君主的集权，但是代议机构在英国是从来就存在的，这个在非西方国家里是找不到的。这样亨廷顿就找出了西方化的六个标准。

当然在这本书里，他没有回答为什么工业化发生在西方化里面，为什么西方化有利于欧洲发生工业化。这是马克斯·韦伯的问题，这本书里面亨廷顿没有详细地展开。当然西方化和工业化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亨廷顿把它们区分开来了，他是为了说明西方化和工业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至于为什么工业化率先发生在英国，他没有作出很明确的回答，这是一个谜。200多年来不断地有人要回答为什么英国爆发工业革命，马克斯·韦伯、马克思等很多人都在回答这个问题，我也读过很多这方面的书，也想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也许仅仅是巧合吧，因为你找不出任何理由说必然要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可能是人类文化在那里“基因”突变。人类长期以来就是两种或三种生活方式，采集的或游牧的，主要的是农耕的，为什么一种全新的动力——机械动力，蒸汽机会突然被发明出来，用它来装备工业、企业。如果没有蒸汽机的发明，在工业化之前，我们这个农耕民族绝对不会怕西方，他们靠几个土枪土炮跑到中国南海来，我们马上会把他们打回去。问题是完成工业化以后，整个地机械化了，轮船、铁路、火枪等现代装备都有了，他们就变成战无不胜的了。英国的情况特殊，它还有煤、有铁，在工业化之前它就已经占领了整个北美洲，北美独立后还和他们有复杂的贸易关系，他们也已经全部占领了印度，印度的很多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入英国，尤其是棉花，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总之，要记住亨廷顿的两个观点，就是西方化不等于工业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分两步走，第一步借助西方的文化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第二步可能要回归本土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他列了两个理由。第一条，首先在社会层面。现代化提高了本民族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从而鼓励民众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重新伸张传统文化的价值。第二条就是在个人层面。工业化、城市化、职业分化、人员高度流动，使传统人际关系纽带发生断裂，造成不安全感，无意义感，异化和反常感，从而需要回到传统文化和宗教中以寻找答案，解决文化认同问题，我认为这两条都很真实，也非常正确，尤其是第二条。

20世纪80年代是快速西方化的年份，刚恢复高考的一代学子痛定思痛，大量引用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大学，像是第二次五四运动一样。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表面上是西方思潮大量进入，官方意识形态开始淡化，同时底层民间宗教却开始复兴。

快速的社会转型一定会引起人们高度的社会流动，社会的各个阶层重新排序，造成不安全感，无意义感，异化和反常感，从而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精神支柱，他们要返回传统和宗教。在日本战后的重新工业化过程当中，也大量出现民间宗教，韩国在战后的工业化过程中也大量出现民间宗教，这是通过回归传统来寻找当代意义的一种努力。对于为什么在现代化的第二阶段会有回归传统的要求，亨廷顿提出两种理由，一是经济、军事发展了，有信心了，结束了非西方国家被挨打的局面；二是这一个转轨导致了社会方面的分化，个人要回复到传统，重新解决文化认同问题。这是亨廷顿的观点。

如果用他的观点来重新解释中国近代百年东西方文化之争，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启示。从1800年开始，大清帝国走完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个王朝开始衰落，到1911年全线崩溃；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定都南京，中国开始逐步走出困境，后来抗日战争中断了现代化的进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开始恢复，我把历史大体分为这几个阶段。按照亨廷顿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分两步走的观点，第一个阶段就是鸦片战争，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强大的西方遭遇了，按照自身的规律走向衰败的王朝，遭遇到工业化以后不断向上的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爆发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我们随后遭遇到随西方强大起来的日本，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加速了清帝国的灭亡。那场战争致使我们割让了台湾，还赔了两亿多两白银（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是八千多万两白银）——由此日本的工业化才得以真正启动，它建立帝国银行，搞基础设施、港口、军事装备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日本1868年搞明治维新，到1894年开战的26年间，怎么会那么快地推进工业化？钱哪里来啊？据说农民年产出的30%—50%都被国家以税收的形式集中起来了，农民生活得很艰难，所以在明治维新以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所以如果甲午战争是日方失败，那么日本有可能就再也爬不起来，别说脱亚入欧了。

就在当时，大清气数已尽，它过了全盛期（1644年建国，到1800年，150年左右，一个王朝一般上升期也就是100—150年）。一直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签订《辛丑条约》，逼迫清政府连本带息赔9.8亿两白银，把清朝的血脉给抽干了。到了辛亥革命，大清王朝已衰老，最后气绝而亡，虽然在表面上看是被辛亥革命推翻的。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走向了王朝衰败以后的分裂局面，每个王朝衰败以后都有个分裂、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幸运的是这个分裂混战的局面比较短，到1927年国民党就定都南京，然后逐步走向统一，但是在统一的路上又爆发了抗日战争。1930—1936年国民政府的整个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工业化增长都有起色；到1936年风调雨顺，中国的粮食产量估计是3000亿斤；到1949年下降到2260亿斤，那时人口统计大概是5.7个亿，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极度衰亡的程度；到1952年恢复到3280亿斤；到1977年我们费了那么大力，产量翻了不到一倍，差不多6000亿斤，但人口也翻了近一倍，人均粮食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直到198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8000亿斤，中华民族才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近代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挨打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早，两弹一星一成功，我们挨打的局面大体上就结束了。

在下降的过程中，每一次现代化的努力，都要求输入西方文化，第一次就要求导入西方的军事技术系统；第二次要求导入政治系统，有所谓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第三次是导入西方的科学、民主与道德观念系统。但是每一次的改革都失败了，每每对失败的原因进行追究，对民族文化的批判就越发地激烈。其根源在于清朝总体在走下坡路，它已经没有力量承担输入西方文化、现代化来抗击西方，就是说无法完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任务。因为它已经走过全盛期，走向衰败。如果在康熙大帝完成平乱的同时英国就完成工业化，发动一场对大清的战争，我想大清至少能像彼得大帝那样，向西方学习，快速地搞军工、搞船、搞炮。问题是大清当时已经是衰败时期了，衰败使得政治无力承担现代化的重任以抗击西方，每一次的失败都被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解读为中国文化出了问题，我觉得这样解释有不足的地方。首先要肯定的是，先后从西方输入的技术系统、政治系统和观念形态系统对推动我们的现代化是有利的。但将晚清衰败、子孙无能的责任全部推到祖先创造的文化上，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输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许是由在我们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落后国家实行快速工业化战略这一中国近代的使命所决定的。举一个例子，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公有制，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解放前86%的耕地都种粮食，中国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粮食在1936年的产量是3000亿斤，农民要交给国家粮食税200亿斤，地主获得500亿—600亿斤地租；解放初的50年代，国家通过农业税和集中的统购统销大概集中了800亿—850亿斤，解放后产量有所提高，国家可以多拿一点，农民可以吃饱一点，1958年粮食达到4000亿斤。我们可以这样假设，50年代主要的工业积累都来源于粮食。这说明了土改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要土改，以及为什么要合作化？国家要这笔粮食用以投入工业化，所以“一五”计划中产业工人新增了2000万，解放前产业工人400万左右，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现代化，产业工人只不过400万，而“一五计划”就新增了2000万，所以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一种形式，它把这部分粮食都转变为工业化的积累。

中国的工业化全面启动是1953年以后，这一时期主要的工业化的积累来源于农村、农民，在毛泽东时期的二十几年当中，平均积累率大约在30%。改革开放以后降低了一点，原因有很多：当时要反对“四人帮”；要和各个阶层的利益集团相妥协；一千多万知青要返城；上海的工人阶级要改善住房；各个单位要留利润盖房子；要给农民提高粮价，80年代的粮价提高了80%，所以整个城市供应的粮食的价格也提高，国家每年拿出200亿—300亿元来进行粮食补贴。总之整个20世纪80年代各个阶层的利益都得到了补偿，喜气洋洋，结果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急剧降低。1978年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概是30%，一直下降到1995年的14%，大量地让利于民，那些年老百姓的生活有一种切身体验的上升，尤其是农民在20世纪80年代感受比较强烈一点。所以20世纪90年代初朱镕基看到两个下降，一个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30%下降到14%，一个是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下降，所以1994年就开始财政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持续上升，2005年的财政收入已经突破了三万亿，2006年的GDP可能会达到二十几万亿，财政总收入可能要达到四万亿。

到2004、2005年中央作出判断，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已经结束，农不再养工，乡不再养城了，所以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来带动乡村的时代到来了。在2006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里面把这个就写得非常明确。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在2005年结束，第二个阶段就是城乡相对比较均衡发展的时期已经到来，取消全部农业税费，农民大概可以少交1800亿元左右。加上出台的各种惠农的政策，比如种粮直补，农业大型机械的免税和补贴，后来又提出新农村建设，等等。2005年中央宣布，今后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新增部分主要向“三农”倾斜，向中西部倾斜。从农业中提取原始积累以供给工业化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了，第二个阶段开始了，所以采用亨廷顿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判断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第二个阶段已经来临了。但第二个阶段中职业分化，人员流动，传统的人际关系的纽带发生断裂，不安全感、无意义感、异化这类新的问题也出现了。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近代百年东西方文化之争的重要启示，我列了三条，第一条，现代化的不断受挫，是激烈反传统与全面西化的重要根源；第二条，现代化的顺利进行与自信的不断累积是重返传统文化的一个契机；第三条，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判断：现在的“国学复兴”是重返传统文化认同的一个信号？自2005、2006年开始起，这个感受在知识界也开始逐步形成，当然还没形成主流。这只是逐步形成，主流里面当然还是要继续地反传统，要进一步地西方化，但是这个由“五四”开始的反传统的主流已经进入由盛而衰的阶段。返回本土文化，寻找文化认同的新的思潮已经开始在知识界，包括政治经济界逐步地形成，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另外还有一本著作是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写的《谁是未来的赢家》。在这本书里，施密特有一段议论，大概的意思是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人民的观念里面和实践里面要比中国人自己承认的多得多，因为中国人自己认为传统的东西基本上没有了。根据他对中国的多年观察，他认为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他说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和人际的一般交往关系，尤其是政治领导人对民众负有社会责任，（这些依然活生生的观念）都渊源于几千年的传统儒家文化，这些在中国的实践里面还存在着，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他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要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新的传统进行有效的对话，所谓复兴传统并不是要完全地回到过去，而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对话，这样中国人才能用新的儒家的学说来解决当代中国人的信仰危机问题。

这是施密特的说法。我借用他的这两个观点是想说，当一个民族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一定自信的时候，寻找自身文化认同的时期就到来了。2005年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标志。新发展观是中国进入第二个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理论表达，包括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中央政治高层触摸到传统的某种核心概念，因而很快就被各个阶层接受。这给了中央领导以信心，继续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也被世界不少国家接受。原来欧美国家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要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西方人依据他们数百年对外殖民扩张的历史经验，认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没有广大的海外市场，以及用军事力量来保卫这个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公元1500年前后，从西班牙开始，继之荷兰，后来英国、法国、德国是这样，俄国、日本也是这样，俄国向东面扩张了那么大一块土地，以致全球陆地的六分之一，森林的五分之二都集中在了俄罗斯。从西方国家自身的经验来讲，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会不向外进行军事扩张。所以中国增加军费，或购买先进军事武器的时候，或自己发明什么新武器的时候，他们就怀疑中国的崛起必然要发动军事扩张。

我也和几个西方学者交流过，我说，中国的记忆里面从来没有过军事殖民扩张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几个时期，能扩张的都没有扩张：汉武帝时期、大唐时期，然后就是明初时期，这是几个国力最强的时期。汉武帝扩张了吗？汉武帝发动的都是自卫反击战争，他确实把国土推进到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因为当时首都在西安，这是自卫反击性的，他沿着河西走廊的四个绿洲——绿洲可以亦农亦牧——设立都护府，完全是为了自卫性质，是为了阻止三大游牧民族联合起来侵犯农耕民族的，因为北面就是强大的匈奴，还有就是青海那一带的游牧的部落。通过这种手段来保卫华夏文明，不能算是军事扩张。在大唐时期，虽然唐朝确实打了高丽一次，但朝廷的士大夫们大都反对，然而唐太宗没有听朝廷众臣的话，因为隋炀帝打高丽失败了，他的父亲打过一仗也失败了，他虽然打胜了，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后来不断受到批评，认为这是唐太宗如此光辉的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所以不是看政治家干了什么事，而是看儒家的主流思想家对这件事怎么评价。大家知道，大明帝国完全可以进行军事扩张，但朱元璋明令子孙，周边的十几个国家都不能打，这些土地得来也没有用，不要进行军事扩张，要守护已有的东西。

中国的农耕文明因为庞大，所以要巩固自己内部的稳定，必定要耗尽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界的全部智慧，无暇对外扩张。1500年以后，当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绕过好望角到印度洋，在印度登陆后又绕过印度到马六甲海峡，直接到中国南海，到澳门那里登陆时，沿途他们就很奇怪地发现，马六甲海峡沿海商埠有很多华人在那里，所以他们就认为大明帝国不得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在那一带广为流传，他们认为大明的扩张比葡萄牙、西班牙还厉害。1582年利玛窦到中国来以后，写了一本书叫《利玛窦中国札记》：他研究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他发现中华帝国从来没有对外扩张的历史，中华帝国的文明从来不像他们西方那样，有了自己的东西还要看着别人的东西，中华民族有了自己的东西就守住自己的东西，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和平。

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这是西方人不大能够理解的。我讲这些时，那些外国学者就笑，他说你们古人是这样，现代人未必是这样。我说，你们西方人能彻底割断自己的历史传统吗？你们不是将自己的学术、宗教源头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吗？现代虽然不是古代的重复，现代人当然根据变化了的生存环境作出新的判断和行为，但亘古相传的文化一定会对现代人的新判断规定基本的走向与轨迹。即使在历史表面的断裂、跳跃之处，后人还是发现其连续性，一个民族即使处于激烈的反传统时期，依然可以发现其中的连续。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文化在他们脑子里起作用。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定的社会问题，政治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调解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必须保持国内的和谐，所有的外交事务都服从于内政，这是很传统的政治智慧。传统的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东西，它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生活态度，从而影响我们的经济、政治。要根据当代中国遇到的困境和需要，来重新解读传统的文化，因为文化一定生存在当代的重新解读之中。

就像西方人一样，每一次的反传统都要返回到传统，这是西方的一个特点，所以西方的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哲学史等都回到古希腊去。我们对中国自身的理解为什么也要回到古希腊去呢？为什么不能回到先秦呢？这是我的一个说法。当然国学的复兴并不是要把四书五经重新翻出来作为当代的经典，不完全是这样。是要根据当代的问题，当代的精神需求来进行重新解读，这个解读还要和其他两个新的传统结合起来。对于“五四”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传统（现在很多知识分子都标榜自己是“五四”的传人和胡适的传人），我觉得，当代中国只要搞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就有它的意义，那些人权、自由、平等概念也会成为当代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作为“五四”前后输入的社会主义，也要进行重新的解释。孙中山解释过一次，毛泽东解释过一次，邓小平也解释过一次，大家去看一下中共十四大江泽民报告的第一部分，他就讲我们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还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我总的意思就是国学的复兴并不完全是要恢复到过去，也回不到过去，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代。当我们面临自身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祖先的智慧，也需要西方的智慧，我们要把这些智慧综合起来以满足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需要。

三

最后我想讲一讲传统文化对和谐社会建设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提出和谐社会是因为社会不和谐，因为不和谐所以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任，越不和谐，这个任务就越重。要建设和谐社会不是说这个社会的矛盾不存在，恰恰说明矛盾存在，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个是要对当代社会矛盾作准确、及时的判断；第二个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要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就要有处理社会矛盾的总原则、总方法。把这两个加起来我叫做执政能力。什么叫执政能力？就是一个领导阶层要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作一个及时准确的判断，并要建立处理这些矛盾的总原则。那么，当代社会有什么矛盾？下面就对1949年解放以后，历位政治家们对自己所处社会时代的矛盾的不同认识作一概述。

我先讲毛泽东对社会矛盾的判断。他有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论十大关系》，他说十大关系也就是十大矛盾，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有十大矛盾。这个十大矛盾的表述包括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之间的矛盾，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矛盾，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国际和国内的矛盾，正确和错误的矛盾，等等。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又重新叙述，但是却不按照原来的方法来论述，而是按照阶级的学说来划分，他说中国社会有几大阶层：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一个是知识分子，一个是工人阶级，一个是农民阶级。第一类矛盾是各个阶级内部的矛盾；第二类矛盾是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比如工农之间的矛盾，工农和知识分子之间也有矛盾，工农和资产阶级之间也有矛盾；第三类矛盾是党和国家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这两篇文章，我认为前一篇比后一篇更有价值。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十大关系或十大矛盾，我把它概括为三项基本原则：一是两点论；二是重点论，即在矛盾双方中必有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由其规定事物的性质；三是协调论。第三点则尤为重要，协调论就是兼顾论，两利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你要重点发展重工业吗？那么请你首先考虑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不能像苏联早期工业化那样，采取对农业和农民“竭泽而渔”的办法。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前三十年，这对重要的矛盾也没有处理好。不过，实践的偏差不应否定理论上的正确。在我看来，1937年的《矛盾论》中，毛泽东侧重的是矛盾双方的对抗性和转化，而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似乎将重点转移到矛盾的同一性上来了。可惜的是，这个重点转移并没有被毛泽东自己固定下来，不久，他又重申起矛盾的对抗性来了，这为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埋下了哲学隐患。

《矛盾论》中为什么要强调对抗和转化？1937年时共产党处于弱势，需要夺取政权，因此他强调的矛盾论是革命的矛盾论，他的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而解放后的国情要求把革命的辩证法转化为侧重讲同一性的辩证法、建设的辩证法，可惜这个工作他开创了，却没有完成。为什么？我觉得这和1958年的“大跃进”失败有关系——“大跃进”的失败引发了党内的反对意见，也使人民公社制度面临着解体的危险，也与地方官员一定的腐败现象有关系。所以1964年中共中央发动了“四清运动”，1966年重点整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他们是喝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层，要把自己建立的党颠覆后重建，对矛盾的判断的偏差，导致漫长的十年“文革”。比如解放初提出劳资两利，城乡交流，如果按照这种既强调一分为二，同时又强调合二为一的方法，强调双方的利益均衡，就不可能回到以斗争为主的矛盾论中去。

然后来看邓小平。1990年邓小平列举了四组矛盾：区域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重点是要解决前三个矛盾，因为中央和地方矛盾主要导源于区域差距的加大和贫富分化加大。中央需要有很强的调解能力，富裕的要更富，贫穷的地方需要国家救济，如果中央没有钱就不行，苏联的解体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也和这个因素密切相关。

区域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大，中央就可能丧失对地方的平衡能力。从中国的现状来看，我们不能说中央已经取得对地方的平衡能力，十几年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县级财政的规模相差百倍之多，而公共的财政负担、责任却大同小异。举例来说，上海的某区52万人口，2005年财政总收入是130亿元，自己可以支配的是72亿元，有50万外来民工打工，他们分享不到公共财政的任何好处。湖北省长江边上的一个大县140万人口，2003年的财政规模是2.4亿元，其中7000万元是农业税，2005年去掉农业税后少了7000万元，即使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助给它7000万元，它还只有2.4亿元，它的财政总支出包括官员的工资，教育的费用和必要的行政支出，是4.8亿元。这是一个典型的入不敷出的县财政。我有一年到山西考察，就询问当地人，在他们眼中山西在历史的哪个时期发展得最好，他们一致说是阎锡山时期，这让我着实吓了一跳。山西工业化的真正启动是在阎锡山时期，包括工厂、铁路等公共设施。说山西有山、有水、有土地、有农作物、有大量的矿产资源——煤，现在煤运往全国各地，当地人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反而留下大量的煤渣和窟窿，还有污染。类似这样的话在以前很少听到，但是区域差距加大后，资源大省对沿海发达地区的不满增加了。

如何解决矛盾，邓小平只讲了一句话：用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至于单靠财政转移支付能否调节被特权与资本双重力量不断扩大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呢？邓小平可能将这个重大问题，交给他的后任们去解答了。

胡锦涛提出的新的发展观，有五大统筹，也就是说有五大矛盾：第一个是城乡的矛盾；第二个是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指的是再分配方面的问题，经济指的是增长方面的问题；第三个矛盾是内外，就是外贸和内需之间的矛盾；第四个讲的是区域之间的矛盾，东、中、西部；第五个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五大矛盾就是五大统筹，也就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五个要点。我觉得另有三大矛盾也值得注意。第一，不断增长的劳资矛盾；第二，持续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官员与民众的矛盾，这里的政府主要是指地方政府；第三，还需要补充邓小平讲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中央的文件中也看到过。

当然还有其他的矛盾，例如国有垄断企业和消费者的矛盾也是近几年不断被提及的；当然老百姓也意识到与教育和医疗的矛盾。现在老百姓讲黑蛇、白蛇、眼镜蛇，缠着老百姓喘不过气来。黑蛇指的是官民矛盾，白蛇指的是医患矛盾，眼镜蛇指的是教师。1999年高校扩招带来的高收费使得这个矛盾加剧。近些年来，百姓除了对医改、教改的不满外，对房改也十分不满，这些不满都直接强化了官民矛盾。

我觉得调解矛盾的原则也很缺乏，迄今为止还是沿着邓小平的思路，希望从财政转移支付的角度，从建构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角度来解决矛盾，这个思路当然没有错误，但我觉得还不够。所以在当代社会，第一，矛盾的判断要及时而准确；第二，要有一个处理这些矛盾的总原则，就是内含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面的很多处理社会矛盾的政治智慧，而这些政治智慧在我看来和传统儒家的中庸之道密切吻合，所以最后我讲中庸之道对当代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

先解释中庸之道。范文澜曾经说过“孔子的全部学说灌注着中庸之道”，儒家对中庸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中庸》这篇文章里面，我们要把孔子、孟子等其他儒家的言论收集起来，来论述中庸之道到底是什么。我最近有一些新体会。

“中庸”，就字面解释很简单，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平常常谓之庸。但是这里要理解“中庸”的意思很难，它并不像字面解释那么简单。中庸的解释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所以我们第一步的字面解释是，中就是矛盾的两端、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某个中点，某个中点谓之中。我们来看矛盾的两端（城乡、劳资、中央和地方），古代就是君臣、官民、父子、夫妇、兄弟、长幼，儒家把它概括为阴阳。现在要求其“中”，这个中点是什么？寻其“中”要用“权”来找。“权”者，秤砣也，我们把它当作天平来理解，也叫做支点，平衡的支点也叫“中”。这个权和西方的power完全是两码事，中国的“权”根本不能和power相对应，power是权力，让对方无条件服从自己的能力，西方有强力的概念，中国的文化里面没有强力的概念，至少在“权”的原始概念里没有“强力”的含义。

我们可以把汉语里所有关于“权”的概念找出来分析。为什么“权”就是秤砣呢？我们引孟子的话，“权然后知轻重”，这是本义。有权术、有权知、有权变、有权时、有权宜、有权略，都是一个意思。这个“权”要在移动当中，要经常变动，在变动中寻找平衡点很难。不变叫“经”，也就是常，所以连起来用有了“经常”这个说法。有“经”有“权”，有“权”有“经”，“经”是讲原则，“权”是讲变，都和变联系起来。“权”有时随着变化而变化，有权变、有权时，不能完全按照不变的东西去处理，要有原则，还要有变化。事物在变化，“中”也在变化。我们常说要折中，但如果只是机械地把各取两者的50%叫折中，肯定也会不平衡，因为两者在变动当中，权衡点也在移动中。这个点怎么寻找？不能机械地折中，不偏不倚谓之中，要在变中求平衡。

另外就是讲两点论，这和矛盾学说一样，既要有两点论，还要有重点论。在古代中国只有两大组织：家庭和国家。儒家在社会生活里面强调五组矛盾，一是君臣矛盾，二是官民矛盾，这带有政治性质，国家生活里面这两大矛盾最为重要。君臣矛盾的核心是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中央为重，地方为轻，地方服从中央。官民的矛盾就是在一年的农副产品的分配当中，官拿多少，民拿多少，有个确定的比例，这个比例谓之“中”。社会领域都是由一个一个家庭组成的，家庭内部的稳定是儒家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家庭里面有三对矛盾：夫妇的矛盾、父子的矛盾和兄弟的矛盾。夫妇的矛盾表明的是男女两性的矛盾。强调男性为主体，女性为辅。女子应该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过去农耕社会里的家庭，同时又是一个生产单位，男性的劳力决定了家庭的生存，男性家长就是厂长、经理，起着稳定家庭内部的作用。古代的宗族村落也是男性村落，村落内部的女孩一般要嫁出去，村里的媳妇一般要从外面来。不允许自由恋爱，如果自由恋爱，若离婚则50%的财产都会被分割掉，这样村落就不会存在。现在女孩子嫁出去，她的土地承包权有还是没有，存在很多争议，引起各种官司，传统的习惯和现代的法律之间有冲突。包括嫁出去的女儿能不能回来分割父亲的遗产，各地也有很大的差异。现代法律认为女性可以继承财产，两个女儿嫁出去了也可以分割财产，而传统习惯认为不可以，必须要由兄弟的儿子或侄子来继承，这就显示出了传统的习惯法和现代法律之间的冲突。接着就是父子之间的矛盾，这是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古代农村是村落社会，上一代要爱护下一代，下一代要尊重上一代。还有就是兄弟之间的矛盾，为什么兄弟的关系那么重要？原因在于古代人寿命比较短，结婚比较早，父亲死后，儿子要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所以大儿子在家庭里的地位很高，以兄来统率弟。

前面介绍了五大矛盾，都可以概括为阴阳两端。根据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主导和次要是可以变动的，但是在古代二者的地位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找到平衡中点的责任由谁负责呢？要由主导方面负责权衡。在儒家的表述中这就是一个责任能力的问题，我承担对对方的责任是对方服从我的先决条件，所以主导的方面就承担平衡的责任，把对方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里面考虑，因此父慈则子孝，夫仁则妇顺，君仁则臣忠。不强调斗争和矛盾，而是强调双方的共同点。由一方解决对方的利益，然后寻求平衡。但是假如主导的一方很自私，肯定会把中点沿着有利于自己的一方移动，那怎么办？由此出现了规定，承担政治责任的一方必须要修身，从天子到庶民“一以修身为本”。是以身作则，不是以法作则，因为“中”在变动中，怎么能以法作则呢？以身作则，才能随时变动权衡点以保持双方的平衡。

这个“权”到底要怎么表达出来呢？所以就问到底什么是“中”呢？大概可以说是“礼”。这是外在的客观标准，类似于法律规定的标准。这个标准，比如皇帝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帽子，一级大臣应该穿什么衣服，房子应该盖多大，死后坟墓怎么样，那就是“礼”。开会时应该怎么坐，一把手坐在哪里，二把手坐在哪里？那就是“礼”。“礼”是有等级的，等级客观化，外形也客观化，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外部服装，秩序必须和等级有关，那就是“礼”。大体上的地位不变，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具体的等级通过“礼”的形式发生变动。“礼”固定下来以后也会发生问题，会发生变动，所以到了孔子那里就“礼崩乐坏”。怎么办？所以又提出要强调内心，讲“仁”，“仁”就是中庸，也就是讲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它是指君和臣两个人，官和民两个人，夫和妻两个人，父和子两个人，兄和弟两个人。这样就把全部的社会关系简化为两对政治内部的矛盾，三对家庭内部的矛盾。整个儒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家庭内部的矛盾处理好了，家庭和谐了，村落和谐了，天下和谐了；政治内部的矛盾处理好了，官民和谐了，中央和地方和谐了。

“礼”为什么一定是有等级的？一直到荀子才对“礼”的等级性进行了最简要的解释，“礼者，分也”，就是分成等级。秩序和等级有关系，两个平等的事物不能建立秩序。分出主次，然后才能和谐。我们强调男女平等，夫妻平等，其实你看那些和谐的家庭，一定是要有主次的，一定有一个人为主，一个人为辅：或者在这个事情上这个人为主，那个人为辅；男主外，女主内，抚育孩子、烧饭或者亲戚往来送礼。同样，在一个企业里能没有等级吗？我们可以发现等级秩序依然存在，而且分配和等级秩序密切结合。谁能摆脱这一点呢？没有等级就没有秩序。

“中庸之道”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有弱点，如果主导方面不修身、不自律呢，如果他一味地有利于自己呢？这样的话，“中”就必然偏移，偏移必然要倒塌。面对失衡和倒塌，儒家并没有设计出真正可靠的办法来挽回这个局面，实在没办法了，就采取最后的解决方案，即允许汤武革命，允许老百姓颠覆暴君。如果统治者不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眼里，那他就丧失了天命，而天命就在人间游荡，可能被某个人得了，像宋江，竖起“替天行道”的旗帜，道、命不在朝廷，而在江湖，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但是在革命爆发和官民失衡之前，怎么来解决呢？没有很可靠的办法，只能是劝上。如果劝也劝不好呢？大概只好像陶渊明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

有人认为，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为重建平衡找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授予双方平等的权力。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双方力量有强有弱，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是对强的一方有利。比如19世纪的劳资双方，绝对有利于“资”，而不利于“劳”，后来政府用权力加以干预，“二战”以后，建立起福利国家，保持了相对的平衡。政府授权给老百姓组织权，努力在企业内部寻找平衡点。例如德国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叫监事会，通常是21个人，10个是资方的，10个是劳方的，另外一个是外面派进来的，谈判涉及劳动条件、招聘工人、解聘工人、劳动时间、劳动报酬等，建立一个寻找平衡点的机制。《劳动法》实际上也是平衡法，就是怕一方太弱，一方太强。如果要建立平衡，仅有这样的法律还不够，还得授予工人组织权。但是一旦工人拥有了自由的组织权，就会对政治发生影响，出现政治冲突。往往要持续几十年，才有可能慢慢找到平衡点。

如果抽象地谈平衡的中点在哪里，如何找到平衡的中点，是很难的。在中国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寻找和维持平衡点的传统智慧，或者说是惯常的做法。比如古代社会表面是由父亲掌握，其实是由强大的习惯掌握的。父亲不可以任性妄为，父亲有责任为大儿子盖房子、娶媳妇，然后父亲和大儿子存钱为二儿子盖房子，这些都是习惯。有一种习惯来处理这个平衡，防止矛盾尖锐化，当然矛盾总是存在着的，但是它有一个总的指导原则，使得社会相对和谐，防止大规模的冲突。“中庸之道”是处理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总原则，偏离这个原则就要出事，如果君失衡了，例如隋炀帝，他乱用民力，结果身首异处，强大的隋朝被颠覆了。李世民一上台就讨论了十几年，讨论什么？“为什么强大的隋朝会被颠覆，我怎么办？”所以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还是一句老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权”移动时会对对方作出很大的让步，所以每个王朝初期都有这个让步问题。

总之，中庸是至广大而极精微、极高明的，但是不能量化。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要经常用到“中庸”，包括和平外交，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调整，边界关系的调整，大体上也是依照这个原则。我有利也让你有利，“双赢”，我们的边界花了20年的时间已经大体定局了，周边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要充分运用“让利”这个手段，我们对别的国家让利，我们自己也获利。以武力来迫使对方让步的外交和国内国际战略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因为全球化把所有民族的利益连在一起了，所有人都成为利益相关者。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搞扩张，第一不允许扩张，第二不必要扩张。我们就靠贸易，按照规则来，我们也修订一些规则，对自己有利点，对第三世界有利点。保持周边的和谐和平稳对我们国内的平稳是有利的，因为中国的问题，无论是从前、现在还是将来，国内的问题还是重中之重，国内的平衡、可持续发展、政局的稳定，是一切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国再稳定二三十年，生产总量再翻两番，将有能力建立一个很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也比较稳定，民族现代化也接近完成。这时搞更彻底的改革，才可能有更充分的条件，现在还不行。由一个执政党来主导这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责任还没有完成，如果在此之前，就让腐败把国家压垮了，那真是民族之大不幸。

对于企业家来说，你的利益的满足要照顾到别人的利益，要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人民从你的财富中分享好处，最终会承认你对财富的占有。城乡也是这样，城市对农村关怀太少，沿海对中西部关怀也太少，过度的区域不平衡就需要中央用税收来平衡区域差异。全局一盘棋，相互有一个利益照顾，在互利共赢中去达成共识。

回答学员提问、对本堂课的总结

1.我们必须通过当代的体验和概念去理解古代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现有的经验拿掉去读古代的典籍。我们解读传统，就要把传统按照现代的要求去解读，同时要把它带回当代，使得传统的东西在当代的解释中成活。当然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对西方的著作不管怎么翻译，都是中国的东西，所有的翻译著作里面都浸透着中国精神，因为汉字携带着中国文化传统，有中国人的理解在里面，只要满足当代精神的需要就可以了。20世纪80年代初讲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说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有，只在原来的德文和英文里面。只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能够符合当代中国的需要，基本的解说词汇还保留着，精神是当代的，这个解释许多人都认同就可以了。

2.什么是真正的孔子主义，2000多年来不断地有人在找，一直到明末清初，有人痛感晚明心学的空疏，要找真正的孔子，用的是“剥笋”的方法，把朱熹的还给朱熹，把王阳明的还给王阳明，把韩愈的还给韩愈，把董仲舒的还给董仲舒，最后就剩下原汁原味的孔子。把每个字读好，音正、形正、义正，他们就以为找到真孔子了，后来发现他们其实不是“剥笋”，而是“剥洋葱”，结果剥出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孔子，所以古文经的嫡传弟子龚自珍重新用今文的东西来解释古典的东西。谁是真孔子？你也可以说如果康有为戊戌变法成功了，他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就是真孔子，失败了就是假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正宗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所以一切学说存活在当代，内容取之于当代精神的需要，形式和概念可能和古代有某些接轨之处，也可能有某种神似的联系，透过它去看古代，你看到的古代只要满足当代需要就是正统的，脱离这个东西就是伪的，脱离我的感觉世界就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

3.“中庸”是处理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总的原则，它要求矛盾的主导方面承担解决矛盾的主要责任，当代也有君臣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中央承担调解中央和地方矛盾的主导权，这个“权”是责任，政府承担调解官民矛盾的重要权力，但是这个权力也是一种责任，如果你不能承担这个责任就丧失这个天命，丧失掌权的权力，必然要被别人替代。

4.一个理论和它的实践程度都有差异，西方的自由、人权、民主这些理论和它的实践安排也有差别，这个原则大体上能在现代中国达成共识。控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那些人与他们雇用的劳动者之间能够自觉地调解矛盾，这之间的尺度是有的，现代的法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授权经营的主导方来解决这个矛盾，政治也是这样。

资产阶级革命的三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是博爱，你能够量化吗，你能够说清楚吗？什么是平等？平等有多种解释，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平等至少有左中右三种解释。对民主有自由民主的解释，也有平等民主的解释。

某一个时代对主流的概念达成相对的共识，就可以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孔子时期礼崩乐坏，“礼”就不能成为一个标准，所以强调中庸，强调“仁”，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他不得不返回到“礼”，他也在不断犹豫，思考这个问题，触碰到某种社会现实，提出某种理念，试图解决某些问题。

5.五六十年来，整个社会大踏步前进。西方工业化过程中，英国GDP翻一番用了57年。我们用9年翻了一番，再过9年又翻了一番，所以到1995年就实现了邓小平预期的目标。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人均200—250美金，到了2001年已经是1000美金了，这种速度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有过，我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也有过，但整个早期工业化过程中都不曾存在过。那么庞大的民族，资源又那么匮乏，连续地翻番，不能说中华民族没有智慧。

中央提出五个统筹，要对社会矛盾进行调整，调整的手段是有限的，主旨就是一个理念——和谐社会。2006年中央取消农民的税收，太平盛世是中西部普遍的感受，农民虽然没有富，但是心里感觉好多了。现在农村还有许多问题，例如土地问题。这是因为农民的地权意识已经形成了，以前农民对土地的意识高度模糊，认为都是国家的，对土地只有农业评价，没有商业评价。地方政府确实采取某种措施防止冲突，怕发生群体性事件，也作出让步，这也是传统的智慧。

儒学复兴之路 [6]

——梁漱溟论东西文化特质

有人称梁漱溟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然其本人却愿以“佛家”自居。事实上，在他内心深处更自诩是“救天下苍生”而降此苦难之世的圣人。人或以为狂妄，在他却是十分真诚的。

使梁先生负有盛名的，一是他的那部激起许多支持和反对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二是他别具一格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三是给他晚年带来很大不幸的那场与毛泽东的争论。关于那场争论的是非，无需我们在这里评说，早已判为失败的乡村建设实践，也不复引起我们的兴趣。然而萦怀着他一生思维兴趣中心的东西方文化特质及其比较，却是梁先生遗赠给我们时代的一笔巨大的思想财富。

东方文化的核心是汉文化（另一支是印度佛教文化），汉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在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虽曾多次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主中原，然在文化上莫不被汉文化征服。隋唐之际，印度佛教文化虽有取代儒家文化之可能，然宋代以强劲之势复兴的儒学（理学）终于在自身基础上统摄佛教文化的精华。儒家文化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虽历经挑战时有盛衰，然一直是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到了近代，儒家文化突然遭受到十分强大且全然陌生的西方文化之挑战，这一全新的文化形态带着难以抵御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冲击着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到梁漱溟时代，大有奄奄待毙之虞。在强敌压境之时，梁漱溟提出我们民族应在三条道路中作出选择。一是全盘西化，二是复兴儒学，三是东西融合。在梁先生看来，东西文化并不是同类文化发展的前后两个阶段，而是路向全然不同的两类异质文化，故东西融合论好听但不切实际，余下的选择只有二途，或全盘西化，或再走一次宋明理学之路：复兴儒学。梁漱溟决然选择第二条道路：根据现代学理重新阐发原始儒学（孔孟之道）的精义，在此基础上借鉴和统摄西方文化之精华，为在西方文化入侵下茫然失据的中国人创立新的文化精神家园。当文化激进派将梁氏贬为“封建文化复古派”时，他们并不理解他的宏愿与苦心。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论的基本前提实质上是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是单线条，抑或是多线条的。如果是单线条的，那么我们只需按某种标准将同时但不同空间并存的不同文化安放到同一数轴的不同坐标上。这样，不同社会和文化就能在该数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明确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无可否认，这种文化单线发展论已成为我国知识界的固定思维模式。然而梁漱溟坚持认为，不同类型的文化有其不同的发展取向，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是多线条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其实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发展取向。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从心理学—哲学角度，论述了这三类文化的不同取向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不同文化特征。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与《中国文化要义》两部著作中，梁氏将东西文化之不同路向和特点放置在社会学的论证之上。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用斯大林历史发展模式图解中国历史成为一种风尚时，梁漱溟更注重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及其文化的特殊性方面。他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特征之说，关于缺乏超家族的集团组织之说，伦理本位之说，中国社会无阶级（严格地说是无等级）对立和职业分途之说，中国文化早熟（或理性早熟）之说，中国文化优劣之说，等等，都给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之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因袭着巨大传统的中华民族每欲迈开大步走向现代化之时，都激起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因为我们无法割断过去而自由地选择未来。以为“转变观念”便能使一个文化古老的民族像一支军队那样步伐整齐地开往设定的改革目标，这是文化激进派的天真幻觉。

如何研究当代中

论中国研究的方法 [7]

各位晚上好。这个题目是邓正来先生出的，很大。给我的时间又非常少，一个小时。讲“论中国研究的方法”，我只能讲讲这些年做调查研究的一些体会，供诸位参考。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以中国为方法；第二个想讲中国研究的三个维度；第三，有时间的话，我想讲一讲社会事实与社会心态。

一

第一个问题，以中国为方法，或者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立场。这个提法最初是我在十几年前读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的著作时见到的。当时我以为这个提法很新颖，也非常能切合我这些年来做社会调查研究的体会。1988年，华东理工大学成立文化研究所，当时需要对这个所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进行定位，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之所以这样提，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弥漫学界的是中国“应该”如何如何。这种关于应该如何如何的说法听多了，也就烦了。在我们看来，“中国应该如何”的判断要以“中国是如何”的判断为基础。而要研究中国是什么，就要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

当时我们文化研究所几个人分成四个小组：第一个小组是研究中国的农村，当时我和张乐天老师 [8] 就在这个小组；第二个小组是研究中国的小城镇，1985年前后，费孝通主张“小城镇，大问题”，成立这个小组是为了应对当时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以及小城镇如何吸纳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人口的问题；第三个小组是研究当时已经启动的国企改革；第四个小组我们想进行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到1992年，我们完成了一个课题——《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然后到1995年，当时我觉得应该把农村研究推到中部去，所以就搞了黄河边的调查，2000年《黄河边的中国》出版。在这本书里，我提出了如何来考察中国当代的事物，当时我提出的是“从内向外看，由下往上看”。这个研究方法是有针对性的。“从内向外看”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西学东渐的步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了，西方的学说、概念、理论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学术界，大家借用这些理论、概念和价值来考察中国的事物。对这样的一个思潮，我当时讲了两句话：第一，大有必要；第二，它内含先天的不足。因此，就有必要辅以从中国的经验出发来看待中国自身的事物。而“由下往上看”，是针对在官方主导的一系列政策自上而下地贯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要看农村社会实际变动的情况。

有了上述两个经验，十几年前当看到沟口雄三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或者“以中国为立场”来看待中国自身事物的时候，我就欣然接受了这个口号。当时我以为这个提法还很新，但前不久，我重读了毛泽东的著作，结果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就已经解决了。改革开放以后，对“文革”我们是全盘否定，这也常常影响我们对毛泽东功过的评判。对于一个现代史上的思想巨人，如果仅仅因为他政治上的某些错误，就对他的全部思想加以否定，我们是要犯错误的。我读了他1940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期的著作，结果吃惊地发现他早就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口号。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他讲，我们研究中国就要以中国为中心，要坐在中国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的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做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的事物，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因为王明是照搬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的本本来套裁中国的经验，要中国完全按照马列原来的本本去做。后来毛泽东把这样的一套做法叫做教条主义，叫做生吞活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当然毛泽东自己也讲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把这句话加以扩充，中国自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被迫必须向西方学习，也应该向西方学习。所以在这里我强调，我对这一判断是加以限定的，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在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来反对向西方学习。我是反对以西方为中心。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的，我也可以说是中日甲午战争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西方的学说。中国全面地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弊端：西方的概念、理论，甚至西方的历史进入中国以后，就要求在中国占据认识论上的制高点，甚至是价值论的制高点，要按照西方的理论、概念来改造中国，把中国的整个历史和经验当成一个有待改造的材料，使中国自身的经验丧失了申诉的权利。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避免西方概念或者西方的价值观念对中国经验采取霸权者的态度。毛泽东提出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如何结合呢？毛泽东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把调查研究作为研究中国的方法论原则提出来。这里我讲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它意味着以中国为立场，意味着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包括近代以来的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经验，必须要重新加以梳理，不能用西方的理论加以套裁，这是关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主要含义，它隐含着反对以西方为中心来考察中国自身的事物。

当然，前面讲了我并不否认要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谦虚向西方学习。我们曾经向印度学习佛教，这花了至少三四百年的时间。我们向西方学习，如果从利玛窦开始，至今也不过四百来年时间，如果从鸦片战争开始也不过只有一百多年时间，就是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也只有百来年的时间。这个学习运动到现在还没有完。但我重点想讲的是，在这个学习运动中，只能把西方的理论、概念当作考察中国事物的一种参考，而不能看作是一种普遍化的东西。如果把西方的概念看成是一种普遍化的东西并用来套裁中国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要犯错误。

这里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近代以来是什么性质？当时我们非常可怜，只有几个西方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中国社会尤其是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或者叫“封建专制社会”。但是秦汉以后尤其宋以后，我们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劳动力的流动也是自由的，封建等级制早就消除。这能叫封建社会吗？有人也说不像，那么叫什么社会呢？因为宋以后的商品经济是高度发达的，所以有人讲，中国社会在秦汉以后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但又不像，因为资本主义怎么会搞了两千年而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到工业文明呢？所以又找了一个词叫做“前资本主义社会”。那什么叫前资本主义社会呢？因为没有准确的定义，后来说也不对。又在马克思的著作里面找了一个词，叫“亚细亚社会”，于是兴起了关于中国亚细亚社会的讨论。亚细亚社会是否存在，在印度是不是存在，在中国是不是存在？其实本来就是可以讨论的。中国不符合马克思所讲的亚细亚社会的条件，比如土地国有制以及底层的村社制在中国都不存在。甚至直到今天，中国的传统社会尤其秦汉以后，到底是什么社会，依然处于无名状态。

我再举一个例子。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有人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运行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产权界定，他们认为改革开放30年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农村出现了好多问题，大量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圈占，很多农民失去土地。他们认为如果产权清晰，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一直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前，还有许多人鼓吹要把土地私有化，要把林地私有化，要把耕地私有化，要把宅基地也私有化。他们说如果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不能私有化，作为市场经济是不完备的。

认为市场经济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和土地的产权不清有关系，这种观点我认为也是食洋不化。第一，改革开放之初，尤其是1982年开始实行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按照人口来均分土地，这一制度是不符合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的，但这是农民唯一能够接受的公平原则。所以改革开放的起点，真正的起点是农村制度的变动，尤其是土地制度的变动。这种土地制度不是按照市场的原则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也不允许土地私有化，而是按照人均来加以分配。当时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点来说只能做这样的制度安排。土地直到目前还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能，所以在统计失业人口的时候，我们只统计有城市户籍的人口而不统计广大的农民工。我们在理论上和法律上是不承认农民工处于失业状态的，为什么？因为给了农民一亩三分地。土地不能私有化，宅基地不能私有化，是因为考虑到庞大的农民工这个群体。根据中国第五次农村普查，出乡打工的农民工1.3亿，其中出省打工的5600万，在乡内打工的估计有3000万—4000万或更多。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目前只能游走在城乡之间，能够介入工业化而无法完成城市化。与其说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还不如说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只能采取这样的制度。如果土地私有，谁会失去土地？承包制的小农，他们能够稳定自己的土地吗？一个大的天灾，一个大的市场波动，一次较大规模的负债就可能使农民失去土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断发生。譬如雍正年间，河南发生旱灾，因为旱灾，所以农民的土地非常便宜，农民为了明天的粮米不得不出卖土地。结果大量的土地转移到当时有钱的晋商手里。这个消息被当时的中央政府、被皇上知道了，他采取什么办法呢？他要求晋商把从河南低价购买的土地按原价卖给皇上，然后皇上买下来后又重新分配给农民，原来有几亩地现在还是有几亩地。如果不采取这个政策，大量的流民就会产生，整个社会就不得安宁。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一个庞大的流民群体，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不安宁。古代封建帝王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反而不懂得这个基本的真理呢？

这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是指农村的人口向工业和城市流动而言。这个流动有可能是同步的，有可能是不同步的，也可能是超前的。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它的城市化率就高于工业化率，这使得城市近郊产生大量的贫民窟，贫民窟里住的是已经移居到城市的农民，很大一部分处于无业状态。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所以比较稳定，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率其实是低于工业化率的。我们的统计有两个口径，一个口径是按照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按照这个口径，非农业人口占32%，农业人口占68%；而按照城市化率的口径来统计——所谓城市化率就是把进城半年以上的农民工以及进城读书的农民子弟以及参军的军人，都纳入城市化率——这个数值就已达到44%。如果把城市化率减去这个非农的城市户籍人口，正好相差12个百分点。这12个百分点就是1.45亿，差不多就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这样的一种安排是农民进城打工，他的就业是不稳定的，是低薪的，而且也缺乏社会保障。现在城市也没有给广大的农民工解决住房问题以及失业保障问题。

近期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影响了中国的实体经济，今后的中国社会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要看农民工的失业达到多少，而且失业的人群往哪里流动，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所以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看，中国有自己特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那不是一个缺陷，也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稳定的。当然你从人权的角度说是不是剥夺了农民的很多权利，那我也无话可说。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中国目前社会的成长阶段和城市的财政承担能力。

又譬如说，根据西方的一般经验来说，市场化必然会导向民主化，所以现在有人认为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都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而导致的。总的判断来讲，我对此也不会提出过多的异议，确实存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现象。但是如果把民主化理解为单一的全民选举制度，那么在中国当下要实行13亿人选总统的制度，这会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觉得是值得深思的。中国要民主化、法制化，但必须要考虑到中国自身的特点。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研究中国需要尊重中国自身的经验，尊重中国自身的历史。西方的经验可以参考，西方的理论可以利用，但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以中国为中心就意味着，我们凭靠中国自身的经验有权利修正西方的理论。我把这个过程叫做西方理论的中国化，类似于毛泽东讲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而有待于诸位的继续努力。

二

讲第二个问题。我这些年来进行了一些调查，在全国各地走，试图进行分类，在不同类型里面分别找到不同的个案来进行调查，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解放前，费孝通从英国回来以后，他到云南调查，按照经济增长的不同，按照商品化和工业化的不同选了三个村进行调研，然后试图得出关于农村、农业发展的一般结论。这个方法当然还是有些问题。所以我在自己的实证调查当中，对于如何从具体的研究当中引申出一般性的结论，也很困惑。后来我看了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一些文章，好像他也回答了这些问题。他如何回答呢？他提出“古今中外法”。所以我讲的第二个方法是“古今中外法”。什么叫“古今”呢？就是把研究的对象放到历史背景里面加以理解。我不知道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时间的因素有多么重要，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时间的因素非常关键。因为历史的时间并不等同于物理的时间。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时间的变量就特别地重要。因为事物在时间中发展，在时间中变化。我们直接观察到的事物，必须把它放到它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

这里也举几个我在调查研究当中看到的例子。有一次我到开封包公祠参观，发现有一个碑，上面记载了包公前后150年里开封的行政长官的名单以及任职的时间。我一算，平均任职的时间是一年左右，包公在开封任职的时间也是一年多一点，就是说任期非常之短。我们知道宋以后，不仅采取了三年一任的短任制，官员实际上都没有满任就转任了，而且还采取了回避制，以家乡为中心500华里之内是不能做官的，以防止官员和地方豪强勾结，防止地方权力坐大，这是为强化中央权力所采取的一个举措。因为唐中期以后到五代一直是地方权力过大，地方形成割据，中央权力衰微，所以到宋代就采取了短任制和回避制。

为了考察新中国成立以后县级官员任期情况，我们调查了十几个县，我只调查县的一、二把手。县级的任期3年，但实际任期满3年的甚少，平均算下来是1.7年，也强调回避制。1994年县级的任期从3年延长到4年。中共十七大规定县这一级，包括乡这一级的任期延长到5年，并且可以连任第二届，这样就可以做10年。但实际情况是，有的地方5年未到就已经转任了。这就是说，现在的某些制度放在历史长河里来看，就会发现有时历史的因素在当代并未消失，这个制度仍在运行，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名义，用什么样的名称。

另外关于土地制度，1982年全国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起源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和集体耕作制度，也就是人民公社制度。在这之前是土改，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均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再往前是土地私有制。宋以后因为土地私有化以及土地流转的加快，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士大夫们对此有大量的议论，一种议论就是要限制土地兼并，一种议论就是要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我们过去读这些士人的议论总觉得他们食古不化。现在看来就是宋以后的土地私有发展加快，土地流转加快以后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现在土地承包以及劳动力流转加快产生的问题有类似之处。古代士大夫推崇的井田制、公有制，其核心是要使农村的劳动力和土地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结合，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我们新近出台的物权法还规定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不允许抵押。城市的房子是有抵押权的，为什么要剥夺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抵押权呢？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因为抵押是通向土地私有化的一个途径。农民失去了土地就像城里人失去工作，但又得不到城市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失业保障。那么他们就变成既失业，又失地，又失房的“三失”农民，他们将构成中国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如何来安顿这个群体？有人从农民的人权出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说土地的私有权是农民的人权。这个说起来也没有错，因为我们无法反对这样义正词严的结论。但是考虑到当代中国的现实，我们目前做这样的安排，就是从历史来看也确实有充分的理由，除非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总量以及财政总量高到能为所有的农民提供保障，尤其是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都能够解决了。在这个时候土地能否私有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土地已经不承担责任，不承担农民的养老和失业的责任。

这是我举的几个例子，还有很多，再如现在中国政区的划分，不要小看了。我们只要从历史上来看，县级政区是极其稳定的，为什么县级特别稳定，为什么县级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当中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或者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县为中心、为主体？我觉得也要从历史上来追寻解释。把制度经济学引进中国的张五常先生，平心而论，他说的我听得不舒服的多一些。这次在美国的会议和在国内的会议，他都有一通讲话。他说他仿佛研究出了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原因在哪里。过去我们找了中国改革开放这样那样的缺点，腐败啊、犯罪啊、道德沦丧啊、城乡差异啊、环境污染啊，等等，他说从这些问题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经济应该崩溃才是。应该崩溃，事实却没有崩溃，这个事实已经摆出来了。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今后这一两年该怎么对付，当然还是个问题。但这30年作为一个历史时段，作为一个事实确实已经摆出来了。他说现在我们要研究为什么增长，我们要找出理由来。他找来找去找到的就是中国30年来县级之间的竞争，尤其是经济增长的竞争，是中国充满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这是我讲的“古今”，毛泽东叫“古今法”，就是要把当代中国的很多经验放到中国的历史经验里面加以考察。当然，现实中存在着的历史因素往往在启蒙运动看来是封建的、落后的、愚昧的，要加以批判。我觉得传统中确实有愚昧的、落后的东西，包括官与民的关系当中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权力的过度集中和腐败也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认为传统就意味着落后、愚昧，这是不能被接受的。传统自“五四”以来一直受到批判，但是传统中的有些因素在暗中护佑着我们的民族。它使得我们的商品经济、改革开放还能够相对地比较稳定，持续增长的同时还能保持社会的稳定，这对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是极其不容易的。

毛泽东还讲过“中外法”，这个中外不仅仅指中国和外国的比较，它还指要把你调查的局部社区放到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来加以理解。研究某个村或者乡镇，须把这个村放在乡镇，把乡镇放到县甚至更大的范围来考察。当然最好能放到全国这样一个整体来考察。就是说对你要考察的对象以及与这个对象相关的外部因素都要加以研究。

我这里也举几个例子讲，这次我有几个研究生到湖北去考察，其中一人在某个乡镇发现，土地的流转已经发生了，包括房子的买卖已经发生了。300多户中有将近20户，它的产权已经变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能够得出什么判断呢？我就告诉他，这是一个乡镇里的特殊情况，还是周边很多乡镇或者周边许多县都发生了呢？你必须要调查。如果在一个很大的区域内都发生，而其他的区域没有发生，那么就要进行比较，为什么这个区域发生，否则你得不出结论。但因为时间的关系他就调查了一个乡镇，没有向外扩展，所以他提供的是一个个的个案，我无法从这里得出结论。而接着还要他下去调查谁来买这个地、买这个房。他说大部分是其他山区里的农民。那么那些山区农民的房子和宅基地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是不是也买卖了呢？那些卖掉土地和房子的人到哪里去了呢？到城里去了的获得什么职业和住房呢？我说这些相互关联着的事实必须加以追问。

如果我们要从这些个案里面得出一般的结论，就必须把个案放到更大的区位里面去加以比较研究，然后谨慎地得出结论。当然也可能做出某种假设，这个假设是从土地集体所有和经营制度变成土地家庭承包制，土地家庭承包制是不是从土地集体所有制到土地私有制过渡的中间环节呢？如果是，对这个趋势我们通过法的形式能不能加以阻挡呢？如果不能阻挡，那么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事实呢？如果农民失地进城，进城又失业，那么是不是给那些农民城市户籍并给他们相应的城市保障呢？如果给他们城市保障，甚至解决他们的住房，哪怕是廉租房，那么是不是会吸引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呢？这些都值得研究。这是我理解的毛泽东讲的“中外法”，就是必须把局部放到一个更大的整体里面加以研究。

另外，还要把现实经验放到历史的流程里面去加以理解。经济学，也包括社会学对历史缺乏认识，缺乏知识，尤其对中国自身的历史缺乏认识，这样它就只有一个面向，它就只有一个共时性的研究而没有历时性的研究。所以必须把共时性的研究和历时性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国这样一个有历史感的国家来说，这一点特别地重要。

除了历史的维度、整体的维度，还要加一个维度就是理论的维度。社会科学的理论，近代以来全部来源于西方。没有这个理论我们无法观察中国自身的事物，而有这个理论我们又常常误读中国的经验，这就是我们近代的悖论。有人说我不要这个理论，我从直接的经验中上升到理论，从感性的知识上升到理性的知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从直接的感知上升到理论的可能性，事实上不存在。整个研究的过程是实践和理论来回往复的过程。中国被西方打入近代，所以我们只能从西方引进科学技术，也引进社会科学知识。我们必须借用西方的理论来观察中国当代的社会事物和历史，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用西方的理论观照中国经验的时候，我前面谈过，要让中国的经验有一个申诉的权利。用我的话来讲就是，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必须按照中国的语境加以语义学上的改造。通俗来讲，就是中国化。如果这个过程不完成，用输入的西方理论直接套裁中国是要误读中国的。另外，把西方理论后面隐藏着的价值观念作为一个普世的观念，我们也会犯错误。价值观念从来不是普世的。价值观念的来源只能是本民族内在的需求和当下实践的需求，价值来源于内部而不来源于外部。如果西方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是普世的，那么这些概念对中世纪的西方是不是普世的呢？另外，这些概念在西方产生以后是不是也有一个内涵的演变过程呢？如果有演变过程那就不是普世的。价值只能来源于民族的需求，来源于民族的实践要求。我们民族的实践要求，在近代是要实现富民强国，结束挨打、挨饿的历史。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输入西方有价值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是以“自由”“平等”为口号来反对封建等级、封建专制的。但是孙中山就觉得纳闷，他说中国这么一个社会，西方说我们是封建专制，专制应该是把老百姓管得死死的才是。但现实情况是，中国是一盘散沙，而之所以是一盘散沙是因为中国农民自由度太高了。他讲西方的革命是为了自由而革命，而中国的革命是要革自由的命。他说中国恰恰乱在一盘散沙，中国最大的需要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他说沙砾如何组织呢？要加些水泥、石子和水，这样就变成了水泥块，这样变成坚如磐石，才可以和西方斗争，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才可能摆脱被殖民统治的命运。这差不多是孙中山的原话，但孙中山的问题是没有找到一个把中国农民组织起来的办法。共产党找到了，通过土改把失地、无地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当然解放后就更厉害了，把所有城市居民都组织在单位里面，把所有的农民都组织在公社里面。我讲这个事情是在讲孙中山对西方理论相当熟悉，他发现这些理论、概念进入中国以后，就发生了惊人的变故，所以这些概念必须要按照中国的经验来加以重新解释。

所以我讲我们的研究要有三个维度：整体的维度、历史的维度和理论的维度。理论的维度是对源于西方的理论要按照中国的语境、中国的经验进行有效的修正，使它能切合和切中中国经验。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一项重大任务。

三

最后我想讲一讲社会事实和社会心态。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强调问卷调查或是去田野调查，我们比较注重的是看到的经验事实或者统计上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城乡差异有多大，区域差距有多大，农村里面的人均收入的变化如何，等等。这些都是通过客观的研究，可以把这些事实收集上来，供分析之用。但是，我们必须把社会心态列入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我们不能完全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把人看成物。人就是人，人有主观性。推动人们行为的不只是客观的数据或客观的事实，说基尼系数到了什么程度，然后社会就乱，事实却可能是这两者之间关联度并不高。

人们对这些事实的主观判断特别重要。但人们的主观判断与经验事实之间是有联系的，比如说“瓮安事件”，这是一个多年积累的问题。地方政府要圈地，要招商引资，要搞工业，要增加GDP，要增加财政收入。官员看到了经济增长，也看到了老百姓由于工业发展就业比过去好了，老百姓的钱确实比过去多了，房子也盖得比过去好了，他就以为天下太平了，他以为只要把GDP搞上去，把老百姓的收入搞上去，其他的问题就都解决了。这也是我们30年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主流想法。但是老百姓收入增加和老百姓对自己生存处境的判断是两码事，他对官员行为的判断、他对矿主们的判断，这些心理在一次大的突发事件中暴露出来了，这种心理积压成为群体的心理，是导致爆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人们对贫富高度分化不满意，上层确实太富了，底层民众比过去是富一点，但同时他们对暴富者炫耀性地使用财富，张扬财富，十分怨恨。这种怨恨平时弥漫着，在某个事件中，就可能会集中爆发出来。所以，在研究社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社会心态——人们对自己的生存处境、对周边的环境、对财富、对权力的主观判断，这个主观判断是一个客观事实。这种主观判断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单把社会事实看成是可以量化的、可以观察的，这是不够的。

那么如何去获知研究对象的心态？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就涉及晚近德国的一个学派，叫文化社会学或历史社会学学派，他们提出一套与实证主义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说人不是物，人具有主观性，人赋予自己行为的动机、意义，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具有突出的地位。你不是研究人们怎么行为，而是人们为什么这么行为，他赋予自己的行为一个什么意义。这个主观意义怎么能作为研究的对象呢，如何来研究呢？他们有一整套说法，非常复杂。时间关系，这里我不多说。但是中国的古话里面把这个东西已经说透了，第一个成语叫“推己及人”，中国人讲推己及人，要将心比心，要设身处地，实际上这也是人与人之间能够沟通的先决条件。但是要推己及人而不推错比较难，因为完全有可能推错，所以又有成语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推错了。这里有没有一个使得人们之间的内在性能够直接沟通的办法？我觉得不存在这样一个方法，因为只有这两个人的经验、处境相同，才能产生“同情”。如果两个人的感情或情境、语境完全一样，那两个人的交流也就是多余的了，这叫“此时无声胜有声”，就是心心相印，不要用语言了，这是交流的最高境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理解当中充满着误解，因为有误解，所以人类个体之间充满着冲突，沟通成为一个复杂事件。

我这里能讲的就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增加自己的阅历，要和各个阶层的人交朋友、相接触，开阔自己的心量，增加自己的知识。这也是能够进入现场、能够得到不同的人信任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你要入村调查的话，就要对农村有一个预先性的知识。如果连小麦和草都分不清楚，那肯定会被人笑话，人家是不愿意接待你的。你要知道一亩地大概多大，小麦的产量大概多少，一年几熟，它的投入是什么东西，价格波动如何，产出怎么样，价格怎么样，如何计算这个农户或这一带的农户的一般收入。考察农户、考察村、考察乡镇，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考察其收入的多寡和来源，以及支出——支出的多寡以及支出的方面。如果没有预备性的知识，你是调查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社会事实在我这里既是可以被外部观察到的那些事实，也包括我们眼睛一下看不到的，也即人们内心存在着的那些主观性，主体性态度、动机。社会心态或社会态度的调查，要列入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据费孝通的学生说，费孝通晚年一直讲自我检讨，他说：“我那么多年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生态，而没有去重点关注社会心态。”而这个问题，我在中原调查的时候——当然我这里不是说我比他有先见之明——确实是把社会心态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费孝通的学生传达的费孝通晚年的话，更加深了我的这个判断。其他还有一些具体的调查方法，我这里就不讲了，时间关系，我就到此结束，然后让诸位来批评。

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重看中国百年思潮

坦率地说，我并不是很有资格谈这个题目，应该是研究经济史的人来讲工业化的问题。但这个题目具有挑战性。我把我不太成熟的思考先讲一讲，也求教于大家。

这个题目实在太大。“后发工业化”，谁是先发？严格地说，先发就是英国。英国是“自发”（或者“原发”）的工业化国家。其他的国家，较英国而言，都可以说是“后发”。英国工业革命即将完成时，法、德、意、美等，要么在革命，要么面临统一的任务。只有完成这些政治任务后，它们的工业化才能逐步启动。

如果我们笼统地把英、法、德、意、美看作第一波先发工业化国家，那么所有非西方国家，都可以说属于后发工业化国家。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道路问题，可以说是嵌入到整部世界近代史的大问题。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处理这么大的问题。在这里，我主要结合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并以印度作为一个参照背景，谈一谈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几个基本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要谈一谈如何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的近代史与思潮。

一、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几个特征

（一）“被”而能动

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特征是“被”而能动。首先，中国是“被”工业化的。一句话，中国是被打入了近代。如果不被“打入”的话，按照多数学者的观点，中国还在自己的王朝循环史中运动。它不太可能通过内部的力量、自己一步步地完成向近代化和工业化的转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就是中国不能按照原有的轨道和秩序发展，被迫进行了“开放改革”。开放，是指对外开放；改革，是指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都因必须适应开放的情形而进行改革。这与1978年之后主动性的“改革开放”正好是相对立的。

中国工业化的启动是被动的。当然，“被”而能动，就不错。“被动”工业化启动的时间大致可以确定为1865年，江南制造局在这一年创立，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在这一年溃败。

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于工业化的启动是有共识的：不买西方的产品，而是买机器，买制造产品的机器。中国“被而能动”的工业化之路是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开始的。我们甚至也可以说，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都从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起步。

（二）以军事工业为先导

1.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冷兵器遭遇热兵器

第二个特征，中国的工业化是从军事工业起步的。

在当时，最直观的经验就是武器不如人，战场上一败再败。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深刻意识到冷兵器对抗热兵器的劣势（这些词是后来的词，但认识是洋务派的认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差不多是面对面的战争。箭和弩虽可远距离攻击，但最多也就200米内具有杀伤力。西方洋枪火炮可远程射击，还没等你看见敌人，就已经被置于死地了。用长矛大刀怎么去应对坚船利炮？西方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而中国仍使用冷兵器作战；而且制造热兵器的整个技术，中国无从知晓。恐惧是从这里开始的。

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在当时的具体意义就是指中国人碰到了此前未曾见过的战争形态。之前的战争，多为北方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对抗。汉族人在长城内外遇到的是骑在马背上的敌人。在那之前，春秋战国的中国人是在战车上作战的。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战争形态转变为可以骑在马背上作战。这是中国文化史、军事史以及政治史上的大事。

到了清末，更重大的变革出现了——冷兵器遭遇到热兵器。恩格斯说过，火药的发明和炮兵的形成，是整个欧洲封建制度寿终正寝的主要原因。没有炮兵的话，欧洲封建主的城堡足以自卫；有了炮兵，摧毁城堡易如反掌。这时，中国人碰到的正是西方工业化以后的现代军事装备。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面对面的战争从此就变成了远程战争。“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指的就是这个内容。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最重要，也是最紧迫的问题。正是因为问题之急迫，决定了中国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从轻工业起步，而必须从军事工业开始。

2.农—轻—重与重—轻—农

西方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第一步是轻纺工业，是从容易机械生产的轻纺织业开始。

在英国最先突破的就是棉花纺织业。这个突破表现在英国完成了从家庭手工业到工厂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随着海外扩张带来的原料与市场的开拓，需要改进棉纺的方式。珍妮纺纱机应运而生，手纺变成机纺，一个人纺一支变成同时纺多支；纺纱技术提高之后，织布的技术也就需要提高。纺纱与织布率先机械化，这是工业化的第一步。而后，大约是在1763年左右，同类的机器组织在一起，工厂就建立起来。马克思把工厂制度的形成看成是工业化的开始。工厂形成之后，首要的问题是动力从何而来？英国优势在于，雨量丰沛、河流短促且数量较多，正好可以利用地势落差形成水力，为机器提供动力。因而，起初英国的工厂只能建在有落差、能产生水能的地方，由水力带动大机器。欧文的棉纺工厂就设在深山老林里。用水作动力的话，工厂就是高度分散的，不可能有城市化。因而，对机器动力的需求推动瓦特发明了蒸汽机。1780年前后，蒸汽机进入纺织厂。蒸汽机作为新动力的代表，特点是方便移动，因而，工厂就可以在港口，尤其是在水陆交通方便的地方选择厂址。此类工厂集聚，就形成了现代工业城市。

传统的城市一般来讲是行政中心和军事中心。比如，中国古代的“城”是行政中心，“镇”是军事中心，宋以后“城”“镇”两词模糊起来，可以合用。“城”里有很多人消费，“市”大规模向城浸入，城、市逐渐合流。从宋代开始，破墙开店成为普遍现象——这就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情景。城市的消费，来源于直接的和间接的农业剩余。它通过两个渠道实现：或者是地主把地租带到城市里去消费，或者国家通过农业税将财富集中在城内消费。这样的城市的规模不可能太大。只有城市自身有生产力的时候，城市的规模才可能扩大。中国纯商业的城市，据我所知是在明中叶以后，尤其是白银资本进入之后。白银大规模输入到中国，资本的流入促进了商业城市的发展。而现代城市一般是工业城市。工业城市则有工厂的集聚、产业工人的集聚、工业资本的集聚，及消费的集聚等。这是现代城市。也可以说，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

轻纺工业的突破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工厂制度随后扩展到其他生产领域，最终扩展到农业领域。其中的利弊我们先不讨论。轻纺工业在英国的第一次突破确实是人类整个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在马克思的叙述中是必然出现的。但现在很多人研究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偶然事件。首先，手工业转化为制造业，如果完全依靠国内市场的话，一个制造业发展起来，相应的手工业就被摧毁，这就使得工业化必然依赖于广阔的海外市场。在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即全球化，一点没错。工业化必然伴随全球化，伴随着向外寻找原材料和拓展消费市场。工业化必然依赖本国之外的更大的市场来满足本国制造业的输出需求。其次，工业化对于动力有着极高的要求。要用蒸汽动力，就要消耗木材，所以英国工业化初期的生态破坏是全面的。英国又遇到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其煤炭埋藏浅，容易开采。从此动力问题就解决了。在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下，英国的工业化从轻纺工业起步，迅速过渡到制造纺织机器的重工业，很快进入钢铁时代。重工业也包含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兴起，推进了海外扩张，以攫取海外的原材料、拓展更大的市场。

像英国这样的先发工业国家，他们的顺序是农业，到轻工业，然后到重工业。但是非西方国家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面临的是西方的殖民入侵，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长技”指的就是军事重工业，优先顺序是重—轻—农。从重工业开始就面临一个问题，大量的资本从哪里来？如果以轻工业为主，农民把棉花卖给企业，企业把布卖给农民，这样轻工业的产品就以农村市场为主。当然，在资本介入的情况下，工业品和农产品有剪刀差，对工业有利，对农业有损。但轻纺工业还是可以通过市场在城市和农村构成一个循环的。如果跳过轻工业，直接开始重工业的话，那就只能从农村提取剩余了。

洋务运动一展开，就面临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的“一五计划”也面临这个问题。能一直从农业中汲取吗？它可持续吗？

（三）国家主导

后发国家始于重工业的现代化面临一个可否持续的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后发国家工业化的第三个特点：国家起着关键的作用。

1.日本与印度的经验

英、法等先发国家的工业化是市场主导的。但这也不是像自由派经济学家讲的，政府越小越好，政府也是参与经济活动的。越后发，政府的参与力度越大，比如，德、日。德、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就很明显。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走上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它很快就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日本工业化的资金，最开始也主要来源于农民，提高农民的税收，也就加重了农民负担。有人统计过，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这些年，日本的农民起义一共有130多次。因而，日本也不能完全依靠搜刮农民来完成工业化。所以，日本从1874年开始入侵琉球，1884年又开始进攻台湾。1895年，通过甲午战争，日本又从中国搞走了台湾以及朝鲜（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国）。日本把它们当作“次国土”来经营，对台湾的开发力度就比较大。然后它又敲诈了中国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3倍，相当于当时日本财政收入的8倍。有了这笔白银后，日本的现代化资金到位了，大量投资军事工业。没有这两场战争，不会有日本的崛起，不会有日本的“脱亚入欧”。

这两次冒险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反而是正面的。甲午战争后，中国本来应该掀起反日的高涨情绪，但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紧接着就是举国向日本学习：日本是怎么把中国打败的呢？因为日本是向西方学习的。那我们就要学习日本成功的经验。从1896年到1915年，尤其是戊戌变法之后的十年，中国掀起了学习日本的狂潮。

再看一下印度的情况。印度建国后，重要的战略部门都是国营的，国营的成分很高，在国营之外还有私营部门、在农村建立的合作部，即三种经济形式并存。1948年，《工业政策决议》将印度工业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军工、原子能、铁路，是国营的。第二类，煤炭、钢铁、飞机、造船，主要是国营的。这两类产业中原有的私营部门仍然保留，与原来的私营业主达成妥协，但新增的一律国有。第三类，国家计划管制的工业，像汽车业、拖拉机、机床、重化能源工业。三类之外，轻纺工业、小工业，可以私营，但有很严格的审批制度。当然这个布局后来也出了很多问题。农村的农业、小手工业，建议走合作化组织道路。这条路根本没有走通。这种经济形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实施的也是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也出现与中国类似的问题，难以持续、经济失调。

2.为什么从新民主主义跨越到社会主义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与印度有相似之处。中国原来的设想是走一段新民主主义道路，再进入社会主义。原来预期这个过程大概会有10年到15年。但它为什么后来这么短，到1953年就结束了？1950—195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中国急剧地转向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这主要有以下几条原因。

第一，新富农起来了，农村贫富分化开始。1950—1951年党内有一个辩论，即土改后的重新分化论。

第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土地集中，加大对农业剩余的提取，推动工业化。土改以后，把地主的七亿亩土地分给农民，同时也把附着在土地上的地租分给了农民。由此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所谓“改善”，就是以前以杂粮为主的、半饥饿的状态，变成了现在稍微吃饱了一点，半个月或一个月可以多吃一次白馍。这多了的“白馍”，一部分就是原来地主的地租。

原来地主收取地租后，自己消耗一部分，另一部分就作为商品粮提供给城市。现在把地分掉，就是把地租分掉，也是把商品粮分掉了。农民的生活改善了，城里人的商品粮就锐减。当时城市需要多少粮食？大概700亿斤。当时城里粮食主要通过农业税来征收的。把土地分给农民了，就是农业税比较重一点，农民也接受了。当时农业税大约在12%—15%之间，虽然已经很高了，还是比普遍地交给地主的地租要低。

农业税当时主要征实物——粮食。全国86%的土地是种粮食的，农业的主要产出是粮食。即使是1956年粮食生产的水平较高，粮食总产量超过了3000亿斤，但是面对城市700亿斤的需求，粮食税缺口还差300亿斤。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是去农村强征。这一方式列宁采纳过，在苏联以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实施过；这种方法在中国行不通。第二种是用钱买。但是当时就是以农业为主体，没有钱收购。为了保证城市的粮、油、棉等的基本供给，就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农业税之外，进行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是一种隐蔽地将农业剩余向城市、向工业输送的渠道。这就是要搞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军事现代化有着急迫的需求。经过这一次战争，中国共产党痛感没有军事工业不行。虽然解放东北的时候，留下了一些日本的军工产业和技术人员，但总体上还是严重不足。共产党夺取天下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在战场上争夺而来，没有建立自己的军工产业。有一句歌词叫做“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句话说得不错。假如共产党的武器军事装备是自己制造的，必然要增加解放区农民的负担，共产党就无法在那样的环境下生存。整个昂贵的武器装备不在解放区生产，没有增加解放区的负担，再加上官兵比较一致，就是大家都过得比较清苦。这是共产党在解放区生存下去的基础性条件。而国民党的武器装备，一部分自己生产，一部分用钱买。钱哪里来？当然是搜刮来的。搜刮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搜刮，一种变相搜刮。抗战以后，逃到重庆，直接搜刮不到了，就只有变相搜刮。抗战中期以后，大量依赖于印钞，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国民党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无力装备一个昂贵的现代化军队。

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的工业化，首先迫切需要的是军事现代化的成本。现代化的第二个成本就是教育。过去读四书五经，教育成本不高；尽管这样，穷人家读书也要依靠宗族。比如清代大学问家戴震就依赖宗族的帮衬。新式教育起来以后，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建立新式的学校以后，教育就昂贵了，教材很昂贵、师资很昂贵、校舍很昂贵。中小学校舍问题不大，清朝下令把祠堂、庙宇、道观征用来做校舍。但是大学由国家组织，把学生输送到新式学校，成本就很高。这些成本落到地富阶层和工商阶层的身上，这些阶层的子女就优先进入新式学校、优先留学。所以中国的这批现代知识分子的来源与这些阶层有很大关系。这些学生毕业后由于没有足够的现代部门吸纳他们，常常大量进入军队。新军的中低级官员，大多和这些阶层有很大关系了。

第四，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和美国直接对阵，中国要发展现代工业，得到了苏联的帮助。1954—1958年，赫鲁晓夫执政，为了拉拢中国，苏联比较无私地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工业。张柏春等写的《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一书，很详细地介绍了这段历史。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很快结束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提出“一化三改”的口号。“一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小农业、改造手工业。这样就废除了私有经济，建立起来全盘的公有经济。公有经济的实现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国有经济，一个是集体经济。1953—1956年全国完成“一化三改”。到1956年，全国的分散的小农被组织进各自的合作社（高级社）里。这个变动史无前例。但其实对经济影响不大，粮食产量还是上升的，一直到1958年。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北园乡实地考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之后，由于毛泽东的威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掀起高潮。

我们讲，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是公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叫计划经济。这时的中国工业化彻底由国家主导。在“二战”后独立的其他许多国家，国家主导的能力有弱有强，但也都是由国家主导来推行工业化建设，包括“亚洲四小龙”里的日本、韩国。

3.从“先强后富”到“先富后强”

国家主导，而非市场主导，是改革开放以后被人们批判最多的地方。然而，必须要看到，国家主导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重工业优先也可以表现为“先强后富”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有两条路：如果外部国际环境和平，中国就走农、轻、重的道路，老百姓日子会好过一点；如果外部环境险恶，老百姓就得勒紧裤腰带，中国被迫走上重、轻、农道路。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关于这个问题有过一场大争论。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农民的革命、一场土地革命。农民把共产党抬到北京，在北京执政，按道理应该让农民休养生息才是，但是紧迫的工业化任务，恰恰是需要把分掉的土地集中起来。土地经过公社机制，实际上就是国有化了。我们是在国有化的土地上展开新一轮的工业化与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与规模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这么大规模这么快速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没有那么快的工业化速度，全世界资本都往中国汇集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争论中所表达的观点，本质是让老百姓收紧裤腰带，先有实力反击侵略者，结束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然后再来解决老百姓的富裕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这叫大仁大义。

但毛泽东大约在1955年、1956年开始意识到重—轻—农的难以持续性。他写《论十大关系》，就是想改变原来的战略。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尤其是在哲学基础上，完成了从“革命辩证法”到“保守辩证法”的转化，回到了传统儒家的中庸辩证法。革命辩证法讲两点论、重点论和对立转化论：重点是强弱可以转化，弱的可以变强，所以斗争是绝对的，转化是绝对的，稳定是暂时的，平衡是暂时的。这就是《矛盾论》的基础。对于一个革命党，这样讲是有道理的。但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相关表述不是这样的。文中，毛泽东讲以重工业为主并占有绝对地位，这是重点论；他继续讲：如果要发展重工业，那就要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显然，重点论被悄悄转移了，两者要平衡。我称这种辩证法为“保守辩证法”，事实上就是儒家辩证法——两点论、重点论、平衡论。平衡论有保守精神，维持事物的原状而不是使原事物向对立面转化。但可惜的是，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发表，代替它的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反右”以后，毛泽东又回到了革命的辩证法。

改革开放是对这个战略的调整。它以富裕优先、民生优先的战略改变了“先强后富”的战略，将发展重工业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生建设为中心。不管怎么说，没有前30年“重轻农”的积累，也就不会有后来“农轻重”的转型。

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表现为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然后快速提高农产品价格。当时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了50%—100%，而城市的销售价格却没有变。所以，80年代初农村里出现了新景象，城市没有什么改变。这样，国家每年要掏出一二百亿元，等于是直接补给农民的，农民的日子当然好过些了。到了80年代晚期90年代初期，随着计划生育的强化、农民负担的增加，才有朝野关注的“三农”问题。

市场经济改革后，对于前30年由国家主导而非市场主导，人们批判最多。在批判的同时，我们首先要看到，前30年要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社会主义平等，本身就有矛盾；其次，国家主导的前30年工业化为后30年积累了基础，这个基础包括农业基础、教育基础以及工业化的体系基础。没有前面的基础，后面的“先富后强”的转型不可能实现。

二、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看中国近代史

当以英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以工业化的强大物质力量为基础不断向外扩张时，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和“游戏规则”被塑造出来。这种世界秩序的变革使得所有的因循守旧均不再可能。对于所有的后来者而言，都不得不遵守一种严酷的逻辑：要么自身实现工业化，主动争取在这个世界秩序中相对较好的位置；要么放弃工业化的目标，将本国的命运寄托于先进国家的“善意”。对于这种严酷的逻辑，所有的抱怨和愤恨都是苍白无力的。同时，对于后来者而言，由于先进国家的工业化优势已经彻底改变原有的世界秩序，这使得原生性的“自发工业化”历程就不再具有重复的可能性，自此以后，所有的工业化都必须是“自觉的工业化”。而对于中国近代史，也要从这种工业化不可抵挡的现实性的客观角度加以理解。所谓“古今中西之辩”等观念意义上的争论，最终都必须依附于这个主线索。

（一）近代的中心任务是重建能够引领国家完成工业化的政权

近代的起点是清王朝的衰败。即使没有西方的入侵，它也已经进入了王朝衰败期。中国的王朝没有超过300年的。一般来说前100年到120年是上升时期，后100年是下降时期。清朝的盛极而衰大概可以说是以白莲教起义为开端的。即便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清王朝也进入了盛极而衰的过程。至于西方的入侵是延缓还是加速了它的衰败，人们无法断言。总的来说，清王朝是因为衰老失血老迈而亡。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整个财政已经全部控制在西方手中，以后上台的执政者都没有钱，都靠出卖主权来换钱。袁世凯、北洋政府就是这样，一直到蒋介石。

工业革命我们可以讲是由洋务运动启动的，但当时国家不可能承担起实现工业化的任务。王朝衰败以后，最大的任务是重建国家的统一。这不是一般的国家统一，这个统一国家的任务是要实现工业化。不是像明朝那样，通过军事革命建设政权那么简单——这样的革命不需要重建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现在这场革命，不仅要重建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还要满足工业化建设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一百年的中心任务是重建引领这个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政权。

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在这样一种积贫积弱的条件下，无法完成工业化。印度也有过争论。最后基本认定通过殖民政府完成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民族必须独立。国家政权的独立、版图的统一，是大规模工业化的先决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前，没有这个条件。直到1944年，中国基本上还是个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国家，现代工业因素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不超过10%，而且这10%还大量掌握在外资手里。从经济角度来讲，作为传统农业国，中国是以小农经济、手工业为主体，没有办法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因而，从1911年到1949年的30多年间，中心任务是重建统一的国家。袁世凯没有能力，失败了。国民党因为无力抗击日本人的入侵，而且国内政治也没有统一，也失败了。

在中国思想界，现代化和西方化开始是混杂在一起的。因为工业化是发展于西方的，所以最早流行的是“西方化”这个词，后来才引入了“现代化”。比如1929年，胡适在一篇论文里还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1934年，上海《申报》发起了关于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讨论，在当时大部分人还以为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的时候，《申报》就提出废弃西方化，采用现代化。对于这件事情，冯友兰在他的《贞元六书》里面有所记载。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有一章专门区分现代化和西方化。现代化是指标，与工业化、城市化有关，包括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医疗水平提高、人均寿命提高等表现；西方化是其他地方没有，而为西方所独有的，例如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艺复兴、个人主义、社会大于国家等观念。但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个人主义等，是不是西方独有的？还是随着工业化与市场化而必然到来的？它是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副产品，还是西方独有的？我倾向于认为它是工业化的副产品。从这30年的发展可以看得很清楚。

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这要到1935年蒋介石提出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才确定下来；抗战中国民党才逐渐明确在工业化中应该以重工业为主。也就是说，在1935年后国民党才逐渐明确，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而且与技术和教育有关，可以通过西方化逐步地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把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里。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

从这条线索来看，近代思想中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牢牢把握工业化的主线索。国民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认识得太晚，也总摇摆；或者说日本的大规模入侵太早，国民党没有做好准备。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在解决了各派军阀后开始“围剿”共产党，1935—1936年，全国范围内还比较安定，又是丰收年。恰恰在这个时候，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高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这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之前的批评国民党转变为向国民党靠拢。当时，成立了资源委员会，蒋廷黻、翁文灏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这个委员会其实就相当于国防委员会，全国的资源都被吸纳在里面。当时该委员会准备做各种资源、矿产的勘探，也吸纳了大量留学、懂技术的知识分子进来，为抗战效劳。但一直有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不能和日本打。国民党推动工业化的意志并不坚定。

因而，近代以来，我们虽然提出过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工业救国，但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纠缠在政体里，更长期地纠缠在东西文化的比较中，一代最聪明的头脑纠缠在软塌塌的概念中。理论是混乱的，但情绪是清晰的。一个骄傲的民族把自己的历史文化看得一钱不值。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在哪里？没有自尊心的话，自信心在哪？一个一无是处的民族如何向西方学习？反过来讲，若背负了传统太多的包袱，又该如何向西方学习？这两种情绪都没错，但辩论的方式是纠缠于“文化”概念——据说当时有一百多个类似概念。这些概念是能讨论清楚的么？

（二）如何理解百年激进思潮

1949年后，我们首先要实现的目标仍然是追赶的百年中国梦——有一个典型的词叫做“迎头赶上”。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批判“大跃进”很容易，但必须认识到，这种激进思潮不是毛泽东独有的，可以说这种激进思潮是贯穿中国整个近代的。

毛泽东提出要“超英赶美”需要15年，后来缩短到10年，参加了莫斯科的会议后说只需要两三年。这种急切的心理不是他一个人的。康有为在《日本政变考》的序里说：只要按照日本的方法，实行君主立宪制，三年小成，五年可观，八年十年可与列强并驾齐驱。这也是“十年论”。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十年之内建成10万英里（约合16万公里）的铁路。现在中国的铁路才9万多公里，解放战争后留给我们的铁路也只有2.8万公里，其中有一多半还是俄国、日本在东北建造的。孙中山对中国工业化考虑之简单让人唏嘘。1913年议会民主制框架下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大胜，宋教仁当时也说要在三五年内可以与列强并驾齐驱。

我们现在可以说，对于近代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任务的繁重性与复杂性，历代的政治思想家与领导人对此都缺乏充分认知，都把迎头赶上的时间缩得太短。但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历史中的事件，是先贤的错误认识，如今还不是这样么？我们这个民族很焦虑地等待新的产业部门出现，新生物啊、新能源啊，等等。这个焦虑的起因就在于我们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现在新能源等出现了，我们要迎头赶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急迫。这个现象是需要解释的。我的解释是：第一，中国人确实曾经非常阔气，我们一讲就是三千年文明。这是高度的骄傲、自负。对华夏绝对有信心。这种心理早在周秦以来就建立起来。第二，这个骄傲还被牢牢地记住。所以近代以来因落后、积贫积弱所积攒的气，比其他所有民族国家都强，产生了迎头赶上的氛围。我认为，“迎头赶上”的思想是中国后来所有激进思潮的总根源。而每次激进主义的预期失败，并没有平息这股思潮，反而是认为前面的人还不够激进，后面的还要更激进、更彻底。

当然，在百年激进思潮之外，不是没有保守的思潮。在近代思想中也有坚持以农立国，排斥大工业的。在中国这一派很少，但是在印度，这一派有很大的市场，比如甘地。甘地的整个建国思路和尼赫鲁不一样（如果甘地在世时间更长一些，印度的工业化就会更曲折）。《甘地自传》里讲到了他和印度一位纺织厂主的辩论。甘地的意思很清楚，一个英国的工业化就把全世界搅扰得不太平，为什么还要那么多的工业化呢？

在所有非西方国家都有这种保守思潮。我们现在不要认为它是彻底保守主义就批判它，它在当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考虑的是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状态。如果走向现代工业，这种生产方式就要被肢解。肢解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怎么安排？甘地看到这个问题，因而鼓吹家庭纺织业。这就是他的经典形象。当然他这么做也考虑了印度的物质条件：因为印度比较热，对于纺织品的需求比较简单。甘地鼓吹家家有纺织机，自己解决穿衣问题。从印度当时的生活来说，从暂时的情况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长远来看，如果真的按照甘地的设想发展，在西方已经工业化、已经军事现代化的条件下，即使印度独立了，能够改变落后挨打的命运么？如果所有非西方国家不走军事工业化的道路，它能维持自己的民族独立吗？能改变被侵略挨打的局面吗？印度是这样，中国这个被半殖民地化近百年的国家也是这样。

在中国，选择这样一条保守的工业化道路的可能性也不是一点没有，当时研究工业化的人物吴景超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就这么设想过。这本书出版于1937年，他认为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也没有问题，解救农村之路在于“都市工业化”，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缓解农村劳动力和土地压力。但“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就改变了思路，明确意识到中国的工业化一定是重工业优先、军事工业优先。此后，他到德国、苏联考察，更加确定这一点。保守的工业化道路在现实面前，也让位于激进思潮。

毛泽东说“大跃进”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孙中山的发明，这是有道理的。“迎头赶上”这个词是孙中山创造的。它最早出现在1905年同盟会创立后孙中山办的《民报》上。1905年后，在《民报》与保皇派创办的《新民丛报》两份报纸上，开展了关于革命还是改良、共和还是立宪的辩论，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保皇派的理论是进化论，先从君主专制，再到君主立宪，最后到民主共和，这是不能逾越的。孙中山为了批判这个进化论，提出“迎头赶上”。他当然也认为民主共和是好的，不过他不同意进化论：你跟在人家后面是不能赶上的，要迎头才能赶上。

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孙中山认识到搞军事工业、搞器具不是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政体才是核心；但当时中国已经没有时间思考西方政体的历史发展脉络，也来不及去思考有着自身丰富经验的中国政治应该如何与之对接，因为立即要改。不立即改也不行——不富强就会被瓜分，要富强就要改变政体。因而，我们是在面临被瓜分的紧急情况面前，要引进更好的政体。在政体上有两个争论：一是君主立宪好还是民主共和好。到1908年西太后和皇帝都死了，君主没了，君主立宪派自动就败了——这种理论不是在辩论中被驳倒的，它是在强大的历史现实面前失败的。如果当时皇帝和西太后都还在世呢？我估计清王朝自行崩溃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平心而论，清朝的几百年统治人民大体上都是接受的，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比明朝做得好。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更加仁政爱民，直接的农业税一直没有增加。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向西方支付战败赔款，它宁愿卖官也不愿意加农业税。

我很赞同孙中山的判断，不迎头赶上是不能赶上的。因为中国积贫积弱，元气还没有恢复，你跟在别人后面跑，要跑得比前面的人还快，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别人在前面跑会犯错误走弯路，那我们可改弯取直。所以迎头赶上要等待别人犯错误的那一次。但即使你这样赶上了，别人赶上你也容易的。“迎头赶上”带来的悖论很明显——西方强所以跑得快，我们弱所以跑得慢；现在跑得慢的人要比跑得快的人还要快，这是个悖论。这确实是我们近代的一个重大的悖论。这两个判断同时为真又恰好相反，是辩证的。如果说一个判断100%为真，另一个判断100%错误，那思想的选择就太容易了。在一个民族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它的真理是分裂的。当两个对立的判断都构成一个真理，这个民族就陷入了漩涡中。渐进论、进化论有它的道理，“迎头赶上论”也有它的道理。只不过在激进的民族心理中，迎头赶上成为主流。迎头赶上论、跨越式发展论、超常规论，都是一个意思。

（三）社会主义平等也是内在的诉求

在毛泽东时代，国家主导最极端的形式就是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它同时要完成两个历史使命：一个是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是实现社会主义平等、消灭阶级。而这两个任务实际上是有矛盾的。

工业化既需要实现产业资本积累来实现扩大再生产，也需要对生产流程的监控来保证工业品的治理和提高生产环节的效率。要实现资本管理和生产流程监控，客观上需要大量的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和中层职员。而经营者、管理者和中层职员的存在，又必然反过来强化一个企业内部的等级制结构，就像“泰罗制”所揭示的那样，这是由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随着工业化的深化，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和中层职员无疑会不断扩大，不仅进一步加深企业内部的等级制结构，也在社会结构内带来阶级不平等的“复活”。

这两个任务现在看来绝不是毛泽东那一代人可以完成的。毛泽东在1958年用“大跃进”来解决第一个问题，用“文化大革命”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可以说都失败了。但这两个问题都是真实的，都缘起于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如此，平等也如此。我们一直把孙中山看作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其实他哪里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哪里有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害怕资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他害怕什么？害怕分化。1905年他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他提倡节制资本，即扩大国有资本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西方劳资阶级的冲突，深深地震撼了中国的知识阶层。他们看到了西方是强而富的，但是贫富分化却极为严重。“一战”以后，这个震撼就更为普遍了。避免中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是某种基本共识——只不过在不同的知识分子那里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形式。但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是个“好词”，是要避免由工业化带来的严重的贫富分化。

承认西方的强和富但是拒绝西方的贫富分化的第一人，还是严复。严复最激进的、最重要的四篇文章——即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差不多完成了自由主义与启蒙的基本立论。严复认为自由、民主是西方富强之根，但是与此同时，他已经看到西方强则强矣、富则富矣，却贫富分化严重（《原强》）。这也为他最后转为儒家埋下了伏笔。他认为在儒家的“三世论”里，最好的是“太平世”。“太平世”里面有几条是西方做不到的。第一条是“家给人足”。儒家的社会理想没有那么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小康即可。第二条是“贫富不相悬殊”。古人讲如果贫富相差十倍则相顺，“百倍相仆，千倍相奴”。贫富悬殊会引起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是儒家社会主义的核心。孔子讲“不患贫而患不均”，讲的就是有差别但不能太悬殊，以至于富者可以凌辱贫者。第三条是“刑措不用”。这是比较高的境界，就是有法律监狱但不用。第四条是“比屋可封”，就是指“雷锋”很多的意思。按这四条去看西方，西方并不理想。后两条和前两条是有关系的。家给人足、贫富不相悬殊，而后才有法律和道德效果。当然，“仓廪实而知礼节”是儒家一种论述，儒家还有一种说法是“饱暖思淫欲”。改革开放告诉我们，“饱暖思淫欲”比“仓廪实而知礼节”更真实。古与今的最大文化差别（不论中外）是看到每个个体情感当中的欲望（物欲），要限制欲望，就要修身。而工业化以后，资本主义则强调个体，强调利益，认为欲望的实现就是满足。它的优点是鼓舞人竞争，使得财富大量涌现，缺点是人与人关系的高度恶化，也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严复后来非常强调教育，引进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这后来逐步成为我们的教育目标。他认为如果教育不行、教化不行，所有的政体都是表面的、肤浅的。

近代的革命家与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都表现出相当强的警惕情绪。对于中国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而言，他们一方面因为“开眼看世界”而拥有了较为广阔的视野，了解进步与变革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他们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所奠定的知识基础依然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观念层面依然坚持着中国知识精英一直追寻着的“大同理想”。

改革开放以后，在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过程中，同时发生的是公有向私有转变。只要计划向市场转轨，所有权必然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动。这点马克思讲得很清楚。私有制和市场相比，我认为市场更具有决定性作用，所有权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动。我们用30年的经验才知道市场的厉害——它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文化效应、心理效应是无孔不入的。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其实是国有资本。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是不一样的。在原来的国有企业当中，劳动者和国有财产固定结合，厂长几乎没有资格解聘自己企业的劳动者；现在的国有企业则是以国有资本的形态存在，劳动者普遍雇佣化。在普遍雇佣化的市场中，人也成为商品，所谓“人力资本”。这个词说得那么直白又让人反感。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我们只能妥协，人既是目的本身也是手段。人是供自己用的手段，你出卖劳动力换取货币。人也是相互利用的手段。现在人利用自己劳动力不够，还利用自己的器官与身体。在市场经济面前，很多伦理显得很无奈。

改革开放30余年，我们把欧美、日本70、80年代的“先进”技术设备引入中国，逐步淘汰了40、50年代的苏联技术和仿制苏联的技术，这样使整个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提高了一个档次。当然，依附在原来的计划经济工业体系下的工人，随着设备的逐步淘汰也被淘汰出去了。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公有向私有的转轨，整个生产方式也悄悄地转型，也带来了分配方式的转变，带来了阶层的重新形成。这个现象在党的官方文件中也已经默认了。十五大文件中说的是按劳分配为主、按要素分配；十六大文件具体分了许多要素，劳动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等，每一个要素就是一个阶层。资本要素就是资本家阶层，技术和管理作为要素是中产阶层的来源，劳动作为要素就是劳动阶层。这里还有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就是家庭承包制下劳动者直接和自己的土地相结合而来的小农阶层，他们的子弟转化为农民工。农民工的定义非常复杂。这里面还没有提土地要素和权力要素。如果将土地作为要素，那它的增值部分如何分配？这从来是一笔糊涂账，其实这是贫富分化的重大来源之一。不同的要素获得相应的报酬，就是一个阶层。各个要素之间的力量配置使各个阶层获得的份额不同。

三、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道路的什么位置？

中国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中央的判断是——我们离我们的目标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近。我认为，至为关键的尖端技术的全面突破就在今后二三十年。技术分为尖端技术、先进技术、成熟技术和衰败技术。这些都来源于西方。如果我们国家的技术水平永远处于西方发达国家衰败或者成熟技术的层面，那设备的更新只是加快了西方国家的折旧，促使它投入高端技术研发的动力更强。目前，中国到了从先进技术向尖端技术突破的时候。技术是买不到的，因此我们要独立地自主创新，向尖端技术突破。这个全面突破需要二三十年，主要是重装备业和材料工业。比如大飞机，是整个工业体系达到先进体系的标准。

现在令人忧虑的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追赶过程中，国内矛盾集聚；并且，如何对这些矛盾做判断，也是众说纷纭。如果对这些矛盾的处理不恰当，会不会导致不可收拾的结局？如果现政权无力加以稳定，那么我们赶不上甚至衰败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在即将追赶上西方的这个阶段，是最困难的。因为前有拦堵，后有追赶。劳动密集型产业随时可能走投无路，这是“后追”；买不到先进技术，全面封锁，这是“前堵”。在全面赶超过程中，前堵后追若不能突破的话，就是我理解的“中等收入”的陷阱。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个形势要有清醒的认识。

改革开放解决了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吃饭问题，第二大问题就是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现在看这两大问题基本解决了（之所以说是“基本”解决，是因为我们把大量青年人搞到大学里去）。但在城市化过程中，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比如，如何安置两亿多的农民工？解决这个问题在世界史上没有先例可循。在发达国家早期，在后发国家如印度、南美等，都产生了大量贫民窟。中国要在不造成贫民窟的情况下，把农民工安置在城里，使其有稳定的就业、体面的住房、一定的保障。这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最为尖锐的问题。单说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这一件事，就很棘手。2007年以前，上海外来人口的孩子被分散在农民工子弟学校里，脱离了义务教育。2007年以后，上海制定新的政策，提出两种办法：一种是把外地的孩子安置于当地的公办学校中，另一种是用市财政资助那些收纳外地孩子的民办学校。当时这三四十万的外地孩子需要3800万元的财政支撑。这个问题刚解决又产生了新问题：农民工子弟在公办学校里分不分班，分不分校？义务教育结束后，农民工子女能不能参加中考？如果允许参加中考的话，那也应该允许他们参加高考。但上海市民激烈抗议，说这样做的话外来人口就占用太多本地人资源。如果不允许他们参与中考，他们就得回到原籍地，教材不衔接也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此外，外来人口子女教育还有幼儿入托等问题。公办的托儿所投入大、门槛高，于是“黑托”出现。这有办法解决么？其实，但凡劳动力导入的地方，就会有为农民工建立起来的复杂的低端市场，囊括了食品、餐饮、旅馆、教育、医疗、交通等方方面面。因为他们工资低，要降低消费标准，要把节省下来的钱寄回家盖房子或抚养孩子。这个市场的特点就是价格竞争激烈。当价格压低到一定程度时，大量伪劣商品就充斥市场，而我们的工商标准是照搬西方的，标准太高；小的工商业主不可能登记，政府只能是运动式管理。因此新的问题层出不穷。

近几年国家扩招后，又产生700万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理论上这些毕业生应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但目前能提供的中等收入的职位还没有那么充分。在市场经济下，要想扩大中间阶层，第一要实现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向中高端转换，这是产生中产阶级职业的先决条件。第二是政治意愿。

中共中央现在提出的中心任务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对此我有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能不能完成创新与转型，是能不能正常崛起、实现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关键；第二个判断，如果真的完成了追赶目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二百年东西方历史的叙事要被改写。如果真的到了这么一天，改写是需要语言的。我们要随时为这种语言做准备。如果从自然科学来看，要做好的是研制出替代技术，尤其是在替代进口尖端技术方面实现突破。那么对于从事文科研究的人来说，在这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就是要重建自己的“话语”。

中国知识界对这个历史时刻没有准备，西方知识界反而起了变化，比如说沟口雄三。他的著作《中国的公与私》《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等，其实是写给日本人看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对中国是俯视的。但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知识分子不再仰视日本，而变为平视，甚至俯视，很多时候还把日本的失败经验当作教训，因为1990年以后日本的经济就趴着不动了。现在我们对日本不是仰视，是俯视。日本对我们也是俯视。这两个俯视谁对？沟口雄三认为应该这样看待中国发展的这几十年：第一，不能以西方人观点看问题，而要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第二，要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方法的意思就是以中国为标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以中国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的。什么时候以中国为方法，至今没有答案。所以我们要讨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讨论不下去的，因为要讨论中国道路，已经有既定的方法在那里、有既定的标准在那里。用既定的方法与标准是无法讨论新事物的。此外如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他也提出不以西方为中心，以中国为中心来考察中国整个的近代运动，尤其是当代30年。另外，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理解中国》中同样提出这个问题。德国前任驻华大使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也对方法论提出批评：西方人以西方为中心，用西方的概念、标准看中国屡屡出错，西方也因此付出很大代价。

因而，我们必须要以中国为方法，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放在60年的发展脉络中，把60年放在整个近代史当中，放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这种思维方式才是有效的。可惜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这种自信，他们依然陷在“五四”之后的模式中，以西方为标准、以中国为衡量对象。什么时候可以以西方为参考、以中国为标准，更准确地观察中国事物？我认为这是年轻一代人需要完成的使命，也是老一代人向年轻一代人的呼吁。

当代中国国家战略

从邓小平“分三步走”发展战略说起

人类总是“瞻前顾后”。回顾“以往”，史家难达共识；展望“未来”，处于全球化的今天，更陷入“不确定性”的困境。“宏大叙事”已被解构，很少有人再敢以“规律”的名义推断“未来”。

然而，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而“实践”总是指向“未来”。故而总希望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寻找某种确信。于是“科学”与“卜筮”结伴而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附带诸多“如果”或“假设”的推论。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战略规划中，邓小平“分三步走”发展战略无疑是重要一笔。

1987年，经过多年思考后，邓小平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追赶战略确定为“分三步走”：“我们原定的目标，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人均GDP只有250美元，翻一番人均为500美元。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总体看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GDP超过1万亿美元，当然人均数还很低，但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

“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30—50年代再翻两番，大体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在1987年前，邓小平对中国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表述为“分两步走”：第一步，1980年至2000年，时间为20年，目标是人均GDP 800—1000美元，实现小康社会。第二步，2000年至2030—2050年，人均GDP 4000美元，目标是“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真正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

1987年，邓小平将“第一步”（1980—2000年）分为“两步走”，形成“三步走”发展战略。不少人以为此一发展战略是由邓小平首提，其实这源于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参与了此报告的起草工作。

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发展战略目标，时间是“到本世纪末”（1965—2000年），且“分两步走”（第一步1965—1980年，第二步1980—2000年）。具体来说：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1965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此一发展目标，后因1966—1976年“文革”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了，直到“文革”结束，邓小平主政后，决定全党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才重新回到被搁置十余年的“两步走”发展战略。而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战略追赶目标与时间，是以1956年毛泽东的设想为依据的。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后，毛泽东设想用50—60年时间赶超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

“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1.7亿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赶上呢？完全应该……假如我们再有50年（到2006年）、60年（即2016年），就完全应该赶上它。”

而在1957年，毛泽东出席苏联莫斯科会议，赫鲁晓夫提出15年内“苏超美”口号。

毛泽东提“15年超英赶美”口号，其时，赶超的指标是“钢产量”，而非“GDP”。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其“总路线”即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实现“赶超战略”，时间与速度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三年“大跃进”，不仅“欲速不达”，且造成经济全面失调与衰退，发生大饥荒，迫使中共在1962—1964三年，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方针，事后，毛泽东曾感叹：看来“超英赶美”起码需100年时间。

若再往前追溯历史，“超英赶美”可能是中国全部近代史设定的“民族使命”。

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促成“辛亥革命”的孙中山，都曾提出“10年内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发展战略，“揖美追欧，旧邦新造”，这是1912年民国建立时期定的《国歌》中的词句。

概而言之，邓小平“分三步走”，与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的“追赶”使命，既有渊源相承，也有自身的鲜明特点。

就“相同”而言，都是“赶超英美，富强中国”，相同的发展目标，说明此一目标是近代中国设定的“民族的历史使命”。就“相异”而言，康、梁只提出“目标”，但根本没有机会付之实践，毛泽东一代人有机会付之实践，但“欲速不达，栽了大跟斗”。不过，前30年的努力，为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相当的物质与文化基础。邓小平在“追赶时间”上吸取“欲速不达”的教训，将时间放长，更重要的是“分三步走”的前两步，可以说出乎中外多数人的预料，实现了预期目标。

在当前，思考邓小平“分三步走”的战略，并展望中国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前景，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国能否接近或实现第三步走的预期发展目标？

中国“超英赶美”意味何在？

邓小平在“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中提出，到2030—2050年间，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总量赶超美国”，这一目标的实现有无“悬念”？

以2000年为截点，邓小平的前“两步走”就人均GDP 800美元而言，已超额实现预期目标，但“小康社会”并未完全实现。（所谓“小康社会”，邓小平指“百姓日子好过，但不富裕”，又因“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故百姓间贫富有差别，但差别不大，实际情况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的分配差异在持续扩大。）故而中国共产党将2000年的“小康”，重新界定为“初步的”，而后承诺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

从2002年以后，中国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当中国加入WTO之际，国内舆论陷入了“狼来了”“与狼共舞”的惊慌，但其后中国GDP的增长高速且平缓，连续超过英、法、德、日，这一现象激起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何时超美”的预测，在一些西方著名学者与智库的预测中，中国在“最近的未来”GDP超过美国“已无悬念”。

最乐观的预测是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逊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给出的“未来时点”：2015年。他提出：

“中国可以在2015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当于世界GDP的25%，人均收入相当于西欧1990年的水平，美国的1/3。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及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肯定会大幅提升。”

其他欧美智库和学者给出的预测，在时间点上稍有差异：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前不久刊文预测是2018年；瑞士经济学家卡尔森、英国霍兰德的预测是2020年；首创“金砖四国”的奥尼尔与高盛的预测是2027年。

近10年来，关注中国发展前景与东西方战略地位变动的欧美学者，争议的中心已不是“中国能否超美”，更非“何时崩溃”，而是“何时超过美国”。乐观的预测在2020年前后。不乐观的预测在2050年前后。无论乐观还是不乐观，诸预测皆在邓小平“第三步走”的范围之内。

中国能在“不太长的未来”实现“百年追赶之梦”，自有其深刻的原因与意义。

麦迪逊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给出的原因与意义最为简约、朴实。其主要依据是“后发优势论”：即“任何处于技术相对落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都有可能实现快速增长”，但要满足下列三个条件，才能将“可能”转为“现实”。

（1）该国应有有效动员和配置自然与人力资源的能力；

（2）该国有能力将西方先进技术与国内要素相协调；

（3）该国能利用与世界经济接轨所带来的种种机会，实现工业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条件暗含着对中国现存“政体”与“执政党”的“评价”。中国“政体”在实施追赶战略时的“有效性”，有可能对西方主流的政治学理论发出挑战。麦氏的结论是：“中国在改革时期已经表现出更具有这些能力，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假定这种能力将会消失。”“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990年西欧、日本水平，届时中国将完成追赶任务。”其意义，与其说是“中国崛起”，远不如说，“这是中国的历史复兴”，恢复到中国自宋明以来直到1820年，曾经占有的亚洲与世界地位。

美国学者萨布雷曼在《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之下》（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一书中表示：

“中国将在相当短时期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出现相当贫困国家成为最大经济体的现象。”

在不少欧美学者看来，即使在单一指标（GDP）上“超过美国”，其意义是“200年来，东西方关系将发生重大调整，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重心，将发生自西向东的战略性转移”。在我看来，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国内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在未来10年或20年内，实现邓小平第三步发展战略（即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GDP总量接近或者超过美国），是完全可能的。但对其“意义”的判断，需十分谨慎。

首先，到那时，中国是否能恢复1820年前在亚洲与在世界曾经拥有的国际地位？

前些年，国内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热衷讨论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朝贡体系”：尽管出于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叙事，重建“中国中心”叙事的强烈需求，关于“天下—朝贡体系”的重新叙事，是否包含着民族自信之后的民族自傲之情？这须引起警惕，关于此类重叙，能否被周边国家所接受，那是更大的一个问题。

其次，到那时，是否会导致200余年来“中弱—西强”的国际关系被彻底颠覆，进入西方某些学者所谓的“中国霸权的新世纪”（例如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

对这一“意义”我们尤须警惕。要知道，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从来“反对霸道，主王道”，且从来满足于《易经》所谓的“九五之尊”，防止“物极必反”。根据中国传统智慧，一个实行“霸权”（霸道）的国家（如当代美国），从来不是被“外部敌人”推翻、替换的，而是被自身不断膨胀的霸权重负压垮的。

对此，我坚决相信，中国的领导人是不会将“替代美国霸权”作为未来中国的最高发展战略的。我相信，中国领导人一贯主张的“不当头”“永不称霸”，绝非一种掩护“崛起”与“扩张”的外交辞令，而是中国传统智慧使然。在此一问题上，东西方历史观之间确实存在极大的差异。

向左、向右，中国向何处去？

在中国向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飞奔，不仅“超英”，还直朝“赶美”而去的时候，国内却陷入了愈演愈烈的发展目标（价值目标）之争——中国发展的目标，是民主、均富，抑或是单纯地追赶？

近几年，尤其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国内知识界再次展开发展战略之争，此次争论没有聚集在“追赶及其时间”上，而是集中在民主与“均富”（共同富裕）两大发展目标上。关于造成贫富分化的原因及如何在贫富分化的情况下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温和者集中在“取有余而补不足”的转移支付和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激进者主张组织工会，改变劳工在初次分配中的不利地位。

在决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初，邓小平就防患未然，发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警告。

在邓小平看来，“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姓“社”还是姓“资”无关，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会造成“两极分化”，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确保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故而，邓小平要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达到经济快速增长与共同富裕的双重目标。然而，30余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以“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形式存在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极难兼容。1996年，绝大部分乡镇集体企业通过“改制”而私有化，至于“国营企业”，通过“改、转”而得以保留下来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转型为“国有资本”的存在形式。市场经济不只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而且，更是“两极分化”的根本机制。

的确，邓小平一再发出过“防止两极分化”的警告。1987年，邓小平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1990年，邓小平警告，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区域之间、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相应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都会紧张起来”，那“就会出乱子了”。至1993年，邓小平终于承认，“两极分化自然而然地出现”，并认识到，“财富分配的问题”远比财富增长问题复杂得多，解决起来也困难得多。但是，他告诫人们，这个问题必须“用千百种方案、方法”解决。其实，中国历代儒家都知道这样一个真理。贫富贵贱过于悬殊，则离社会大乱不远了。故而，欲实现太平，应该是一种“必其民无甚富，亦无甚贫”的相对平均状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30年，只做到“贫而均”，但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三大观念，其中，核心词是“社会主义”。中共十四大认为，存在一个“邓小平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长期困扰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邓小平给社会主义的判定是，“一个公有制，一个共同富裕（或按劳分配）”，且能与市场经济相兼容。如何再次“修正”邓小平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以与实际状况相协调？这给中国共产党出了一道难解之题。中国左翼厌恶贫富分化，关注庞大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希望共同富裕，但在市场经济全面展开，且与全球化接轨的今天，现实的分配方式乃是“改革”后的生产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常识。那么，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而重建“公有制”吗？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那么，退而求其次，加大二次分配的“转移支付”力度，或进而改变一次分配领域中的劳动者地位，以大幅增加劳动者分配的份额呢？这是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通常做法。但是，欧洲国家现在不是重患“福利国家”病吗？“共同富裕”，路在何方？中国左翼也陷入巨大的困惑之中。

尽管不公平的私有化政策已经受到质疑，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依旧主张，要解决目前的困境，唯一的选择是进一步私有化与“政治民主化”。

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关注“贫富分化”，但坚决主张，“市场经济”与“贫富分化”无关，在“好的”或说“完全”的市场经济中，既有“效率”，又很“公平”。故而，贫富分化是由“权贵资本主义”或说国家拥有过多的“国有资产”而形成的。他们要求进一步私有化，即土地私有化与国有垄断企业的私有化，认为只有彻底私有化才能建立“效率且公平”的完全市场经济。左翼将上述观点视为浅薄与无知。

在政治上，自由主义者认为，“人权、自由、民主”不只是“西方化”，更是“普世”的“价值”。“民主”的实现形式只有一种，就是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宪政、议会、多党、普选”等一套制度安排。民主不仅“普世”，且有重要实际功能，即选举与多党轮替才能克服一党长期执政无法解决的“权力腐败”问题，一党执政也是司法不能独立，中国无法进入“法治社会”的总根源。一般说来，自由主义者将改革开放30余年出现的社会负面现象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在左翼和右翼的争论之外，继续高度认同“追赶”与“民族复兴”目标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可以归入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范畴。当他们从现代化的成功进程中获得足够多的自信时，通常提出回归本土化的要求，以此增进民族文化自信、自觉，进而重建民族文化认同。他们关注“贫富分化”，更多是从“保持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的，他们对“政治民主化”的看法与自由主义大相径庭，他们也要求“政治民主”，但他们所讲的“政治民主”主要是指执政者（党和政府）能够有效地反映和代表民意，对百姓的普遍要求给予有效回应。这与传统儒家民本思路十分接近。他们之所以排斥西式民主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怕乱。他们对政治制度通常从功能主义角度来考察，即是否有利于中国政治版图的统一，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是否有利于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地发展。而这一切，主要服从于他们的最高价值目标：“赶超”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这一目标出发，民族主义者通常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持肯定态度，他们赞同“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因而肯定“中国道路”的实际引领者与推动者。与民族主义结伴而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更是企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重返传统文化，试图从中寻找为现行政体辩护的思想流派，但至今未找到共同的学说。

中国崛起将引发“文化复兴”

现在回头来看，邓小平“分三步走”发展战略，包括了三大目标，即战略赶超、政治民主化与共同富裕。这三大目标，各有其路线图。

就“战略赶超”的目标而言，我相信麦迪逊的“有条件的后发优势理论”。当然，靠低地租、低薪酬、高投资、高污染、高出口的发展战略已走到尽头，中国共产党已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上议事日程。所谓转型，首先指“扩大内需”以降低“出口与投资”在增长中的比重。而意欲扩大内需，则要着力调整内部分配结构；其次指产业结构调整，这不仅指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更主要指整个经济在“科技与品牌”战略的引领下，向高附加值产业不断提升。因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创新愈加成为关键。对此，我持乐观的态度。在“政治民主化”问题上，需要更加留意。如前所述，关于“政治民主化”，目前中国知识界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用西方议会民主制取代中共一党执政制，这不是“政体改革”，而是一场“政治革命”。一是在维持“一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在执政方式上推进“民主化”进程，尤其是逐步扩大“基层参与式民主制”。如将村民自治扩大到乡镇自治。

在未来十年，中国发生一场类似苏联、埃及那样的“政治革命”的可能性极小。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与其说是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要求，还不如说是高通胀的产物。

至于对“民主”的第二种理解，我以为在“转型”的压力下，中国会逐步推进。看来，中国的现行政体根本无法纳入西方主流政治分析的框架，尤其无法纳入其“专制政体”的分析框架。

“共同富裕”近年来逐渐成为政策和舆论的焦点。如果将“共同富裕”理解为“平均、平等”，这是不现实的。如果将“共同富裕”理解为“让低收入阶层也能分享改革开放成果”，这不仅应该，且是可能实现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不足而补有余”会引发“社会革命”，相反，“取有余而补不足”达到财富均等，亦会引发社会动乱。事实上，中共已从“共同富裕”向“民生建设”退却，将社会主义主要理解为“社会保障”。

近些年来，中央新增财政重点向中西部倾斜（2011年，西藏自有财政收入约为90亿元，而中央转移支付770亿元，且不包括各省市的对口援助经费）。城市财政向农村倾斜（城乡一体化建设），公共财政向事关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倾斜。这些政策调整，使百姓受益。据我的观察，中国亿万中老年农民是十分满意的。

在上述三大战略目标不断推进的前提下，中国要实现追赶目标，还有赖于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发展。

亨廷顿曾提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前后两阶段论”，并指出了“西方化”与“现代化”的区别。亨廷顿认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西方化引领现代化；第二阶段，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来引领现代化。两阶段交接的时机：一是该民族自身在第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中取得足够的“民族自信”，同时，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发生重大变化而出现大量问题。因此，这两大动力推动着整个民族“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实现新的民族认同。

有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似乎正在接近“两阶段”交替的临界点，在文化上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

在思想界，文化保守主义日渐兴起；在学术界，费孝通等人提出了“文化自觉”论，社会学领域本土化的呼声增强。

但总体上讲，中国主流知识界依然是“西化论者”。高等教育几近“全盘西化”。文化上，中国至今依然是一个“单向输入国”，留学运动亦然。此外，西方“普世论”，给中国考察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带来了诸多困境，比如“政体论”与“社会经济阶段论”一度流行但说服力不足。

回顾历史，近代以来，“中—西”关系中交织了“古—今”关系的叙事，“中—西”地位关系的变动，将直接影响中国自身“古—今—未来”结构叙事。这是一件大事情。我认为，在可见的未来，中国追赶目标的实现将增强民族自信，从而引发“中国文化复兴进程”，建立新的“中—西”关系，以及“古—今”关系的叙事。

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工业化、城市化

1982年到1984年间，中国废除了运行20余年（1958—1982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确立了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归各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计口均分，归各农户所有，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使用权的分离）。1987年1月中国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并对国家征用集体土地及对失地农民安置补偿做出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在我们看来，此一新的土地制度及农地征用法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以低成本、高速度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一个极其重要但常被忽视的视角。

一、“土地家庭承包制”：土地所有权的模糊性及其经济社会意义

新的土地制度规定“中国农村土地（包括耕地、宅地、林地与村集体建设用地等），归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指什么，本身具有很大模糊性。这一模糊性源于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三级”指“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指土地所有权为三级所共同所有，但经营使用权归属于最基层的生产小队。 [9]

人民公社是一种“政社合一”的体制。“政”指政府或国家设在农村最基层一级的政权机构，而“社”指农村最高一级的农民集体组织。1982年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原人民公社内部的“政”改制为乡政府或镇政府（1984年末，全国建有8.5万余个乡政府和近7200个镇政府，70余万个村民委员会），原公社内部的“生产大队”转制为“村民委员会”（在法律下，村民委员会为村民自治性组织，每三年改选一次，但在实际上，村民委员会经常成为乡镇政府之下的行政机构），原“生产小队”转制为“村民小组”。当土地由村委或村民小组分配给各农户使用时，对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始终十分模糊，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到整个90年代全国各农村的调查中向农民与地方干部问同一个问题：“土地到底是谁的？”得到的答案相当一致：“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法律上明文规定是“集体的”。但农民与村干部在习惯观念上都认为是“国家的”。这显然是“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下形成的“习惯观念”，虽然公社体制已被废除，但人们对在农户与国家之间的自治集体（村委、村民小组）始终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事实上，“村民委员会”也没有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权利。

正是由于“土地集体所有权”中的“集体”的模糊性质，且在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广大村民与村干部依然认为“土地是国家的”。其经济与社会含义便为中国新一轮的工业化、城市化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而征用农地带来极大的便利。

二、《土地管理法》的若干规定及立法意图

农地征用制度于1986年制定，1987年1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若干规定及立法意图是：（1）全国土地实行两种所有制：一为国有制（城市土地属于全民所有），二为集体所有制（农村和城市近郊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2）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实行征用。国家建设所征用的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只有使用权。（3）被征用土地的补偿共分三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与土地附属物及青苗补偿费。

该法规定：土地补偿费是“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农产值的3—6倍”；安置补偿费是“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农产值的2—3倍”；土地附属物及青苗补偿费，由各省市自行规定。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补偿的基数是按“前三年平均农产值”来确定的，这意味着原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不能参与该土地非农使用“增值”的分配，换句话说，土地转入工商资本使用的巨大增值部分，只能为“国家所有”或“资本”所有。另一值得注意的是：规定土地补偿的上限，而非确定补偿的最低下限。按此法律规定，全部补偿费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农产值的10倍”。该法第29条规定“若按前规定支付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偿费，尚不能使农民保有原生活水平的，经省市自治区批准，可增加安置补偿费，但两项总和不得超过前三年平均农产值的20倍”。至于这笔补偿费在“村集体、失地农户与劳动力安置单位”三者之间的再分配，各地情况不一，难以概述。考虑到中国首条高速公路 [10] 建设启动于1984年，该法的立法意图便显现出来：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及大规模基础设建设提供廉价的土地。此一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对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重大且深远的影响，这突出表现为以“物”为中心的城市化。 [11]

（1）大量被征用的农地

城市化

以物为中心

（2）农村中的石材和树木

（3）人—农民工

作为劳动要素进入市场工商业

作为劳动者被排斥在城市化外（分割城乡的中国户籍制）

农地征用补偿制度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的益处。农地征用补偿制度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持续高速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主要表现在被征用土地的四类用途和不同的租金政策及经济社会效果。有学者估计，中国改革开放后的30余年间，全国被国家征用的农地超过1亿亩，另有1亿余亩用于“退耕还林、还湖、还草” [12] 。被征土地一般分为四类用途：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一是公共建设设施（政府大楼、城市广场、绿化带、学校、医院等），一类是工业批租，最后一类是商业批租（包括商业用地和商品房建设用地）。

按其相关政策规定：工业批租的租期为50年，商业批租70年。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各级政府竞相展开招商引资的竞争，使用的手段也大体相同：竞相压低土地批租价格，凡不具备这项优势的市、县、乡镇，常常取消土地租金。这样，在中国制造的各类工业产品中，几乎不含地租。按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商品的价值主要由地租、劳动（即工资）与利润构成。几乎不含地租的中国制造，因促使中国商品具有极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从而促使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大规模向中国转移，从而使长期沉淀在农村与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提供了不断增长的空间。在2003年到2005年之间，中国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向新兴产业部门的转移进入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一个显著的标志是自2003年后，曾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上的“农民工薪酬”突然出现上涨，此后10余年间，逐渐上升。至2013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已达2600元人民币。 [13]

土地批租与刘易斯拐点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政治意义。目前，中国的所谓“资本”，按其所有权不同大体分为三类：国有资本、民资与外资。这三项资本所需土地都是各级政府控制的国有土地（政府将征用的集体农地转变为国有土地），这就是说“资本”只能通过“土地批租”的形式从政府取得土地，确切地说是租赁土地，这使得随私人资本不断扩大而成长起来的私人资本集团（或称资产阶级）与政府（政权）的实际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起来。国内外政治自由主义者一再预言的“民主政治变革”没有在中国出现，我们认为，这或可从中国的土地制度安排中得到说明。当然，直接征用土地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原来的“资本”与“地权”的矛盾，如今转变为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对于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的经济而言，刘易斯拐点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极大缓解了紧张的劳资关系。在刘易斯拐点前阶段，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而使劳动一方的“市场谈判”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长期处于低薪、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的状态。中国2003年越过“刘易斯拐点”之后，我们发现，资方为了稳定劳动用工，尤其防止技术人员的流失，而对劳方的要求作出妥协，或主动提高工资与其他各种福利待遇，目前劳资冲突主要发生在拖欠工资的场合，且主要发生在建筑行业。

与此同时，农地征用补偿制度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大量低补偿地征用农民的承包地，早已成为各地农民群体性抗议事件的主因。被征用土地的批租，也存在大量不透明现象，这已成为地方官员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确，对于因农地非农使用而形成的巨大“土地增值”如何合理分配，早已成为一个极大的经济—社会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原因繁多，但中国1987年确定的土地征用、补偿、出让制度确实是推动分化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大量揭露的官员腐败案来看，其巨额资产主要来源于土地的批租或出让。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中国的首富阶层大多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与廉价的土地密切相关，至于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只能进入“农民工阶层”。

至于“以物为中心的城市化”，使得中国的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这与其他第三世界的“工业化长期滞后于城市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那种几近无补偿剥夺农民土地的政策，也一直在调整改变之中，如1998年对《土地管理法》作第二次修改，将土地补偿费从原来的3—6倍提升到6—10倍，安置补偿费从原来的2—3倍提升到4—6倍，但仍规定“两项费用总和不得超过30倍”，而不是取消“上限”改用“下限”。2003—2005年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地方政府有能力对失地农民进一步提高补偿标准。近些年来，东部发达地区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方式可概括为两条：一是“以房换房”（即以农村不可买卖的老房，按1:1的面积比例，换取城镇可买卖的新房）；二是“以地换保”（即以农户承包地换取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在全部青壮年已稳定转入城市工商业的农村，这一补偿标准大体被农民所接受。按2014年的一项官方统计，全国2014年的土地出让金中的80%用于失地农民的补偿与安置。话说回来，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向“中速”的转型（即所谓的“新常态”），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大量征用农地的“发展阶段”已近尾声了。

三、农民工与城市化

（一）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出现过往返城乡的“农民工”现象

只有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才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包括绝对剩余与季节性剩余）提供外出就业的机会。所谓“农民工”，一个较广泛的定义是，在农村保留小块土地并获取非农收益的劳动者。我们或可将农民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以农业收益为主，兼有不稳定的非农性收入，这类农户通常在本村附近就业；第二类是以农业收益为辅的较稳定的工商业收入阶层；第三类是将小块土地转租出去，而长年进城打工。恩格斯曾对1870年德国统一后大量存在的“农民工”现象进行分析，他主要关注的是德国制造的低价（与当时英法两国相比）与帝国工人阶级中的大量农民工低薪现象之间的关系。根据他的分析，德国农民工的实得工资等于应得工资减去小块土地的收益，或说德国农民工小块土地的收益，即是德国工业资本超剥削的原因，也是德国制造比英法廉价的原因。后发的德国正是凭借廉价产品才能挤入先发的英国市场。但从“农民工”直接经验来说，他们之所以顽强保留小块土地是为了防止城市失业风险。列宁也曾考察过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俄国“农民工现象”，他所持的观点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

（二）中国农民工阶层的特殊性

中国农民工阶层的特殊性，一是由中国特定的土地制度决定的：国家通过相关的法律，将中国亿万农民与其家庭承包土地结合起来（1982年到2003年间，由各农户承包的土地承担着繁重的责任：对国家承担农业税的责任，对集体承担五项费用的责任，直到2004年至2006年间才取消农民及承包土地的全部税费负担，有专家统计，全国农民和土地承担的税费总额在1500亿至1800亿元人民币之间。2000年，全国农业总产值——不包括林、牧、渔业——仅为1.4万亿元）。二是由中国特有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所决定的。阻止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始建于1958年，加严固化于1961年之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对农民工取得城市户籍条件有所放宽，但此制度至今未能取消。正是中国对农民工的这两大制度制约，使得中国农民工具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定义的“身份群体”的含义，而非一般的意义上的社会就业阶层。也正是由于这两大制度的限制，使亿万农民工只能进城打工，而难以在城市入籍，无法分享城市居民的公共福利与保障。中国学者将此现象称为“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三）中国农民工的总数估计及在二、三产业的分布状况

据2013年的一项全国官方统计，2013年全国共有“农民工”2.69亿人，其中在第二产业打工的农民工占56.8%（约1.5亿劳动力，其中3000余万人分布在建筑行业），占2013年全国第二产业总就业人数（2.33亿）的64%，其余约1.2亿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占农民工总数的42.6%。该项估计还表明，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有7676万，占全部农民工的28.3%。2013年中国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2600元。对于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打工年收入已大大超过农村小块土地的收入。

另据官方统计，2014年由中国城市常住人口（所谓常住人口，即城市户籍人口加上进城半年以上有稳定职业与住所——主要是租房——的外来人口）构成的“城市化率”为52%，而城市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仅为36%。这两个百分比之差，主要由农民工阶层组成。

（四）中共十八大后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将逐步解决亿万农民工的城市入籍问题

2003年，中国国务院颁发《关于调整城市规划标准》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政府文件，将中国城镇按人口规模分为五类七档，并分别规定农民工入籍城市的条件：即所谓“有差别的落户政策”。

（1）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小城市分为两档。Ⅰ型小城市20万—50万人口（2010年全国共有Ⅰ型小城市380个）；Ⅱ类小城市20万人口以下（包括近2万个建制镇）。常住人口在50万以下的小城市，只要拥有“稳定就业和住所（包括租赁）”这两个条件，即可申请入籍。事实上，对5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全面放开落户条件。（2）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100万之间。（3）大城市——大城市分为两档：Ⅰ型为300万—500万之间；Ⅱ型为100万—300万之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定，对“中等城市”实行“有序开放，落户限制”政策，对“大城市Ⅱ类”采取合理开放落户限制。具体而言，对上述两类城市，农民工入籍的条件，除“稳定就业和住所（包括租赁）”外，另增设“参加城镇社保年限”的限制性条件，但“最高年限不得超过5年”。对“大城市”Ⅰ类，该《规划》规定为“合理确定限制条件”，主要是增加“城镇社保的年限”。（4）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1000万之间的为“特大城市”，对特大城市的入籍政策是“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规划》要求“特大城市”政府采取积分制等方式阶梯式落户途径，调控落户规模与设定“积分”主要依据就业年限、学历及该城市发展所需专业人才而定。（5）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对“超大城市”的入籍条件限制，当然比“特大城市”更为严格，入籍途径主要也是“积分制”，并对“高污染、高能耗、土地利用率低、几无税收贡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政策性淘汰。

该《规划》的制定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主要由中小城市承担起亿万农民工城市化的重任。问题在于：是否有效？在我们看来，该《规划》制定者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小城市之所以“小”，是因为它创造就业的空间小，它不具备优势以集聚大量的工商资本，因而不能提供大量的稳定就业机会，大城市之所以大，乃是因为大城市集聚大量工商资本，从而提供不断增长的就业空间。向农民工开放入籍的“小城镇”，缺乏稳定的就业，而特大和超大城市拥有大量就业机会，却对农民工的入籍条件“严格控制”。在我们看来，此《规划》近于“纸上谈兵”。它只反映了《规划》制定者对中国特大城市人口超快增长而造成的“大城市病”的担忧。

四、关于中国农民工城市化的主要问题与政策建议

（一）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满足中国庞大农民工阶层的两大紧迫需求

第一项紧迫需求是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工作地的入学问题。中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一向是由户籍所在地的教育部门负责的，在广大中国农村每一行政村（村民委员会）设置一所小学（1—6年级），每一镇设置1—2所初级中学（7—9年级），高中（10—12年级）通常设在县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西部的农民工流入东部沿海省份打工，一部分子女留在家乡，形成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一部分子女随父母进城，却无法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因此在劳动力大量输入的东部沿海省市，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学校”。2004年，仅上海地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有400余所。上海市教育部门直到2007年才将“农民工子弟学校”纳入公办教育系统，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农民工子弟在移民地的初中毕业后，允许不允许他们在当地参加“中考”（高中三年不在义务教育范围）？这个问题在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其实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乃是一个允许不允许外来农民工参与本地的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不过在中西部各省此问题在逐步解决。

第二项紧迫需求是所谓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基金”的异地“接续”问题。中国的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有四种：工伤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养老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通常只有前三金，由农民工与企业按一定比例每月交付。到目前为止，如果农民工离开该企业而至他市，甚至他省工作，他只能取走他自己交付的部分，而不能取走企业为他交付的部分。这会极大地挫伤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金的积极性。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与媒体不断呼吁政府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的异地“接续”制度，即将农民工在某地某企业工作期间积累的全部社会保险金（包括企业为他交付的部分，通常占全部社会保险金2/3以上）随农民工异地工作而自动“接续”到他的新的工作单位。这样，等到该农民“退休”，便可领取一笔可观的养老金。由于养老金由各省市统筹而非中央统一统筹，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二）关于中国农民工城市化滞后原因的学术争论与政策建议

关于农民工城市化滞后的原因，国内学术界有三大观点：一是土地家庭承包制的束缚说，一是城市户籍制的排斥说，一是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说。

土地家庭承包制的束缚说。该观点认为，农民工之所以进城打工而难以实现城市化，关键在于国家通过“土地家庭承包制”将全国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固定在“村民”身份上。他们的要求是改革现存土地制度将农户承包土地直接归于农户所有：即土地私有化。他们认为，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彻底消除官商勾结，圈占农民土地的现象，只有土地私有化，农民工才能卖掉他的土地与农房而获得城市化的“资本”（如在城市购房）。

城市户籍制的排斥说。该观点认为，正是长期执行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将农民排斥在城市化之外，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户籍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农业、农民中提取劳动剩余用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如今，中国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理应取消户籍制。只要取消户籍制，是否城市化便成为亿万农民工的自由选择了。事实上，户籍制的背后是长期存在于中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与社会福利保障程度的不平衡，这个问题本身并非取消户籍制所能解决。如上海的失业救济金每月600余元，如外来农民工处于“失业状态”且能领取失业救济金，那么势必引发更多的农民工挤入上海（家庭承包的小块土地的全年收入很难超过600×12=7200元），上海市政府将难以应付。

中国当前所处的工业发展阶段或是亿万农民工难以城市化的主因。“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都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艰难转型过程之中，且在此转型过程中，都出现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现象。农民工群体占该国农业人口的比例大小，通常由两大因素决定：一是人均耕地的多少与土地所有权集中的高低，二是该国推进工业化的速度与规模（当然与该国实行的人口生育政策与农业机械化的推进速度也有关联）。这里的“城市化”一词，指的是“安全、有保障的城市化”，即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能否获得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这主要取决于另外两大因素：一是该国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或说该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高低，二是该国政府的政治意愿，或说农民工阶层的城市化诉求对政府形成政治压力的大小。这两大条件缺一不可，而以“所处工业化发展阶段”尤为重要。

中国亿万农民工之所以“工业化”但难以“城市化”，或说产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这一困境，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只是表面原因，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亿万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城市低端服务业中，或说中国的工业化总体上依然处于全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正是这些集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决定了“农民工薪酬低、企业利润低与政府税收低”的三低特点。正是此“三低”（另加土地租金低）虽然极大提高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从而也将长期沉淀在农村与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吸纳到非农产业中来，但另一方面却使得农民工、企业与政府无力支付亿万农民城市化的必要成本，除非允许城市贫民窟在城郊四处蔓延。

或许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自越过著名的“刘易斯拐点”之后，正进入从劳动密集型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提升的阶段。中共中央2013年提出的“新常态”说，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进入中高速，经济结构从中低端提升为中高端”。当然，这也是一种“发展愿景”。能否成功，预计10—20年后方能知晓。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有两点：一是，一切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赶超使命”，越过“刘易斯拐点”是最关键、也最艰难的发展阶段，二是，倘若失败，便可能陷入人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那时各种社会矛盾将成堆凸显出来。不过从近几年实施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种种效果来看，中国经济似乎正处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产业升级之中。在我们看来，一国工业化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升级过程中，“三低”也随之向中高端提升，从而使劳动者、企业与政府有能力为农民工的城市化支付必要的成本，当然也需要政府推进农民工城市化的政治意愿。

随着农民工城市化的有序、稳定的推进，中国的土地制度，尤其是农业经营制度也将发生（或已经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目前的总的政策导向是：确保原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同时有序推进农地经营权的相对集中（适度规模，连片经营），并创建各种有效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四个历史观与近六十年的历史 [14]

下面我就“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这个题目谈一些体会。我生于1949年2月，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对于1978年前后共和国的这两段历史，我们都躬逢其盛，是亲历者，所以我们回顾这两段历史，特别是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回顾一段历史，不牵扯到我们的感情、价值和立场是不可能的。要把两段历史作一个严格的比较、区分，而且重点放在前30年历史当中，承延到当代的那些也未被我们的理性准确把握的因素作为讨论的对象，而避免价值判断，看来有难度。我们个人家庭的命运，升降荣辱、利弊得失都密切地和这两个时代联系在一起，学术观点争论的背后往往潜藏着情绪、立场和价值。对历史的回顾，必须牵涉到我们对当下社会发展状况和现实问题的关切，以及我们对未来的价值期待和理性预期的制约。我们常说“瞻前顾后”，那一定是为了“瞻前”而“顾后”。我们以为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梳理出一条线索可以确定我们当下的位置，并预测我们的未来。历史学家经常告诫我们说历史是这样研究的：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充分把握，客观冷静地分析，然后来判断我们当下的处境，并预测我们的未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认为恰恰相反，是我们对当下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确定了我们对历史的回顾。叙说这些，是为了引出我下面发言的主题：历史永远摆脱不了价值的评判。

在当代中国，我们要忧虑的不在于历史能否摆脱价值与立场的纠缠，而在于脱离了价值关怀的学术本身已与个人的职称升迁、名利的考核密切结合。这样所谓的学术能否承担得起理性分析我们亲历的那段历史的重任？要回顾那段历史，实际上是和历史观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我花了几天时间，清理了我们当代知识界各种争论背后的历史观。我大体上分了四种历史观，在此作简要的介绍，供诸位参考。

第一种是官方历史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20世纪90年代，许多人已经判明，随着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轨。第一个转轨，我们把它表达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第二个转轨，我们把它表达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始阶段。这两个判断非常重要，因为这两个判断表面上延续了，但实质上有可能破坏传统的历史观叙述，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苏联引进，作为共产党人革命理论的一个主要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和共产党人的信仰体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叙事导入我们整个的历史脉络过程中来。它成功地解释了我们近代的革命的对象、动力以及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个历史观承担着重新梳理中国历史的重任。同时也寄托着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即将“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拉长”，分为初级、中级与高级阶段，指明了我们正处在“初级阶段”而非中、高级阶段，处在“初级阶段”，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使这个叙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这是在这个叙事内部的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晚期，私有经济已经展开，贫富分化在加速进行。到了1996年、1997年，所谓的“温州模式”已经战胜了“苏南模式”，无论政界，还是学术界，已经判明私有化不可避免，所以进一步提出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始阶段。这等于把“初级阶段”进一步“拉长”，把“初级阶段”进一步提升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从表面上看，“初级阶段”和“初始阶段”论只是历史观的一种修正、补充或“发展”。而实际上，它引出了新的问题，即如果我们沿着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方向走，那么，我们如何评估共和国前30年的那段历史？那段以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为标志的社会主义30年，能用一个“左”字便打发了吗？

第二是自由主义历史观。严格说来，自由主义并没有“历史观”，因为他们通常将“个人”“个人主义”“私有制”“人权”“民主”等等，视为历史（社会）的前提，而不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就当代中国自标的“自由主义”来说，也有某种“历史观”，即把共和国近60年的历史截为不相关联的两段。前30年仿佛迷失在“漆黑一团”的极左迷雾中。有人认为极左起始于1953年开始实施的公有化与计划经济，有人认为起始于土地改革，更有人将极左史延伸到解放前。中国的自由史起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可惜“救亡”压倒了“启蒙”。直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轨，经济自由才为政治自由开辟了基础，而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腐败，都不是市场本身固有的弊端，而是政治过度干预经济自由的结果。说他们割断历史，也不很确切，因为他们看到了一种他们不能忍受的历史延续性。因而，搬用西方式民主以去除政治集权便成为今后改革的主题。这一历史观，当然有其“真理的颗粒”，但它将“自由”价值凌驾在中国近现代客观叙事之上。它无法回答，为什么“救亡”必然压倒“启蒙”。如果我们对下列两大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那对我们的近现代历史是不诚实的：（一）为解决“挨打”“挨饿”这两大近代关键问题，必须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凝聚起来。（二）土改、合作化运动，对于较快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有其必要性。所谓“左”或极左，其基本原因在于积贫积弱的民族快速追赶的普遍心态。我们不能将共和国前30年视为“历史的迷误”，而应视为民族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虽然存在一些极左的政策使我们民族付出了本可免除的沉重代价。

第三种历史观是在这几年逐步形成的，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对新发展观的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新发展观是共和国建国以后的第三个阶段，它把毛泽东的那二三十年作为第一阶段，他们用了一个很抽象的哲学名词，叫做正题，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叫做反题，现在进入了合题的阶段。如果站在合题的角度来看，对这两段历史的正面和反面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都要加以综合。比如说，可能前30年更多地强调平等或者公平，后30年重点突出增长和效率，那么合题肯定要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作为新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也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比如说，前30年，农业以集体、合作为主题，后二三十年以“分”作为主题，就是把集体土地的使用权按人口分配给各农户，农村重新回复到一盘散沙的局面，新发展观则提出新农村建设。2006年将要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就是要重新走向一种自愿的合作。另一种对新发展观的叙事，我解读的意思就是凡是一切非西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通常要包括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通常要到农业当中提取积累，以农业来养工业，以农村来养城市。这个阶段我们从洋务运动算起来的话，可以说一直延续到2004年、2005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就是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来引领乡村，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这样新发展观就被理解为第二个发展阶段的一个理论上的表达。如果用这样的历史观来重新回顾这前后近60年的历史，我们把计划和公有制也看成是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一个必要而且比较有效的途径，对其产生的制度也给予合理的评价。我接受这个观点。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改革开放的正反两面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也给予比较公正的评价，对1928年到1936年国民党时期现代化的历史，也给予评价，也对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始阶段给予必要的评价。这样我们就摆脱了“五四”以后产生的极端叙事——把传统和现代截然割裂，而且完全贬低传统。这种“五四”的特种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恢复，就是把前面的历史看成一片漆黑，认为新的历史从1978年以后重建，这种非历史的观点曾一度主宰我们的学术界，现在摆脱这种历史观的时代已到来。所以现在我们能开这个会，我估计也是把这两段历史放在一个历史过程当中，重新加以评价。

第四种是王朝周期历史观。这是把这60年放到一个更长的背景里面加以解读。比如说，从1800年开始，清王朝进入了周期性的王朝衰退时期，到1911年以衰退而崩溃，所以1911年到1928年是王朝崩溃本身产生的乱象。1928年以后，民族又重新开始统一，但这个统一被日本人阻截，没有完成，后来共产党人担当起统一中国的大任，所以从1949年开始进入新的周期的阶段。当然，“五四”以后的学人对王朝这个词很忌讳。实际上，历史上不断重复的王朝盛衰，不可能在100年内被消除。当然有新的要素，因为中国历代王朝当中，不承担发展的重任，它的主要职能是治国平天下。自鸦片战争，被列强侵入，现代国家或说政治当然承担了发展的重任。确切地说，承担起稳定和发展的双重任务。这样，我们新中国成立至今的近60年，是继续引领我们这个民族往上走的过程，就这样，认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在思想观念上，这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传统，包括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都强烈地带有传统文化的信念。这种周期，包括西方人也这么看。施密特写了《未来列强：未来世界的赢家和输家》，上面记载他20世纪80年代见到邓小平的时候，说“你们共产党很像是一个儒家党”，邓小平说：“是吗？”没有加以正面回答。从周期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这近60年来整个民族的升迁过程，也对这两个历史阶段给予必要的评价。如果从断裂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时代可能根本不一样。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就四个历史观作简要介绍。对这近60年的回顾，归根到底，不是受这个影响，就是受那个影响。谢谢各位。

从“以西方为中心”到“以中国为中心” [15]

一

经过30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取得了一种经济上的自信，进而建立起一种文化上的自信。我们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做，做得比西方更出色，这使我们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自信。最近的北京奥运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奥运会纯粹是西方的产物，起源于西方，比赛项目和评判标准都是西方设定的，但是中国办了一届不比西方差的奥运会，不仅比赛场馆、后勤保障、志愿者服务是世界一流，而且中国获得的金牌数超过所有的西方国家。中国成为自1920年以来，第四个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第一的国家，前三个国家是美国、苏联（独联体）和德国，这标志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跨入世界前列。

成功的“西化”强化了我们的民族自信，而这种自信产生了一个相反的结果，那就是在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上回归到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次奥运会开幕式大量地以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来体现民族的文化认同，并且以中国博大精深、历史久远的“和”的思想向世界宣示中国的文化职责。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度遭到唾弃、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受到官方和民众如此尊重和表彰，并被视为我们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之一。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西化”的成功反而促成中国在文化上对传统的认同与回归？

二

与今天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以来以“西化”为内容的中国改革、革命每一次的挫折与失败，都加重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背离和批判，“西化”的不成功带来的是要求进一步西方化乃至“全盘西化”。

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连遭挫败，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洋务运动。当时洋务官僚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同时，尚且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到了1895年甲午战争败于日本，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开始对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进行革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迫使清政府实行了更为激进的新政：废科举，兴西学，预备立宪。直到辛亥革命后，议会民主制的受挫激起了更为激烈的“全盘西化”运动。

中国现代化的努力屡屡受挫，造成我们对历史的否定和对传统的诋毁不断升级：从器物诋毁到政体，从政体诋毁到整个文化价值，甚至于诋毁到我们的文字，乃至诋毁到“国民性”本身。1915年前后，中国在内忧外患中衰落到了极点，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也进入新高潮。陈独秀在其创办的《新青年》上发文力倡文化的西方化，他断言：儒教与现代生活绝不相容，东西文化的差异是“奴隶”与“自主”、“保守”与“进步”、“退隐”与“进取”的差异，因此要把儒教彻底打倒。当时，旧学功底深厚的中国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还提出了最激进的“废灭汉文”的主张。钱玄同认为，汉字属于象形文字而不便识写，字义含糊，文法不精，因此无法表达现代的新事新理，不可能适用于20世纪，废除汉字后可以用世界语代之。“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胡适更曾撰文指责中国人为“又愚又懒的民族”，“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胡适告诫青年，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唯一的出路在于自己认错而全心全意地学习西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由此可见，中国知识界对西化改革受挫的反思，从未针对西学本身进行，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将原因归之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国民性甚至于中国的人种。

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傲立于世界东方，政治上与周边国家建立了“朝贡体系”，文化上则始终“以夏变夷”。近代在遭遇西方列强侵略后，不断地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这种古今巨大的落差激起了国人急切的追赶心理，转而向西方寻求富民强国之路。但西化之努力连连受挫，国人不由产生了深刻的文化自卑心理，进而又对传统文化发动了更猛烈的批判，以求脱胎换骨。这构成了从“新文化运动”直至今天的一个主流叙事，其指向是传统文化以及现实政治背后的所谓“封建专制”的阴影。“文革”后的反思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新文化运动”的叙事方式，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场以追求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为价值导向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进一步内化，其核心叙事是“中劣—西优”，不但要以西方价值作为认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最高准则，更要以西方价值作为改造当代中国的标准。

三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发生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共和国成立60周年以及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这预示着中华民族已站在一个发展的历史拐点上——现代化所取得的成果铸就了我们的民族自信，而这种自信要求我们重新返回传统，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此实现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进而带动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在未来的20年如果能够顺利地完成工业化，尤其是制造业的现代化，那么这样的文化复兴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一次遭遇挫折，是否还会再次兴起强劲的反传统浪潮？自由主义的思潮是否会重新成为中国的主流叙事？这样的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的。

当前，思想界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思潮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顺着讲”，这依然是中国目前较强势的话语，即高举“民主”与“启蒙”的大旗，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遇到的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为政治问题，并在其背后寻找所谓三千年封建专制的余毒。第二种是“接着讲”，“接着讲”是冯友兰曾使用过的词，他指的是要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思潮进行反思和扬弃，要分别看到其正面与负面的效应，尤其是对负面效应做出评价。也就是说，要正确处理近代以来中国所面对的两对主要矛盾：中与外、古与今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主张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即要以中国为中心，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第三种态度是“对着讲”，这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与“新文化运动”的思潮相对立，反对全面诋毁中国的传统与历史，反对“全盘西化”，要求大量恢复传统文化符号和文化精神，把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自尊结合起来，并按照中国自己的需要来规划未来的现代化进程。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世界结构中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对西方“仰视”的时代已结束，现在正进入一个中西“平视”，即平等对话的阶段。看来，只有以中国为中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重新确立我们民族未来发展的价值目标，才能建立起凝聚民族的价值共识，也才能使近代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中西、古今两大对立得到和解。

印度归来话中印比较

2015年3月我们一行四人赴印度国家农业研究院参加学术会议并进行了几天的调研。以下是从印度回来后的一些感想。对印度的关注大概已经持续十几年了，在国内学术界，我大概还算是比较早的一个。大家知道“二战”以后的独立国家，一般来讲都把双眼盯住西方，盯住美国，就像全国各个省市都把眼光放在北京一样。各个国家之间相互看、相互学习，这个确实比较少。但是随着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崛起，这些相互看的要求，开始在中国和印度都出现了。如果要比较的话，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当然是一个比较的视角，那么中国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那就更为重要，因为它们的相似性更多，遭遇的问题更同。所以十几年前，我一般主要是纸上谈兵了，多次想要到印度去，没有机会，就把凡是翻译过来的印度的著作大体上都看了，所以对书本上的印度知识，我大概有一点。这次去印度，只是跑了一个中南部的海德拉巴，而且只是里面的一个点。信息非常有限，我有几点观感，向诸位汇报。

三天会议当中我第一个突出的感受（当然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印度学者的讨论总有一个或明或暗的中国背景，而在中国二十几年来我所参与的会议当中唯一的背景是西方背景。印度学者讨论印度问题的中国背景，是在最近几年来或者宽泛点十来年形成的，因为印度讨论印度问题原来也是以西方为背景，而中国讨论中国问题永远是以西方为背景，我们不会有印度的视角，这是我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印度学者讨论印度问题以中国为背景的背后，是以中国为尺度，以中国为模范，用中国的发展经验（这里是成功的经验），来说印度的事。所以，参加会议时虽然我不动声色，却心中暗喜，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指责的国家，我们是长期输入西方标准的国家，现在经过60余年的发展，被另一个大国作为尺度。而目前中国进一步的发展，能不能成为世界的尺度？我们研究中国问题，以中国为中心，大体上没有问题，但是以中国为尺度一直是个问题，因为中国没有尺度。所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确实以中国为中心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却以西方为尺度。聪明伟大如毛泽东，他也是把马列主义和革命实践相结合，以西方的马列主义作为中国的标准来改造中国，更何况一般的学说。会后的交谈里面确实隐藏着印度是一个很骄傲的民族，他们的自尊心绝对不亚于我们，但是在中国的同行面前，他们的设定是明确的，即多讨论中国这个标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感，我们中国这60余年的发展确实取得了正面的成果，而中国的学者一般关注中国的负面效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大量的负面现象，当然学者关注一个国家的负面的东西从关注问题出发那是常态，但是以此来否定中国整个60余年来的实践，那就不厚道了。所以，印度不断地把中国设定为标准，当一个民族把另一个民族设定为标准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它有浪漫化的可能，就是把我们没有的优点也作为优点的可能，就是说他们讲中国如何好的时候，其实把中国浪漫化了。反过来讲，我们把西方设定为标准的时候，也把西方的标准浪漫化了。那些标准不存在于西方的现实社会里面，而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里面。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最突出的感受。

第二点感受是在印度学者讲中、印建国以后发展比较的时候产生的。他们高度关注中国前30年的发展，尤其是最后一个总结发言的（他的发言时间最长，为一个半小时，一般我们的发言时间是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因为他是一个权威，而且他长期从事中印比较研究，对中国很熟悉，在中国的学术界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印度的学术界把他当作权威请来作最后总结发言），他的题目是从印度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发展。他讲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前30年的发展为后30年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印度人讨论印度问题，以中国为背景，而且把视线投向了前30年。所以这个教授发言完了以后，要我们给出一个评论。我的评论是，他的发言放在中国的当代的学术环境里面大体上是左翼观点而会受到右翼的猛烈的批判，但是印度学者经过那么多年的研究，就是认可前后30年的连续性，以及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这大概是印度学术界的一个小共识吧，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本人是基本同意他的观点的。所以，关于前30年的制度安排对后来有什么影响，他们集中关注的一点就是土地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是在1950年开始进行土改的，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地主所有制，紧接着消灭了地主阶级，这个做法为后来的发展产生多么大的影响，那么国内的学者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某种声音就说，你把一个乡绅阶级消灭了，因而把传统给消灭了。和印度比较，印度传统的延绵性，令印度学者感到惊讶，那么顽强。那么印度的左翼，就是前面介绍过的那个印共。印共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毛派，一派就是马克思主义苏联那一派。苏联这一派后来在印度成为合法的政党，因为它放弃了暴力革命和土改。在印度的几个邦苏联派还在长期地执掌政权。毛派的那一些就在东部的那些山岭，退守到丛林里面，然后还是顽强地坚持土改。至于海德拉巴，他认为是第三派，是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派别，他们的观点是（当然不是学术会议上的观点，学术会议上一般比较温和）更强调土改的问题，就是印度没有实行土改。这个话当然也有些问题，印度实际上在尼赫鲁时期实行过多次以“限田”为中心的土改，限田就是说你有五百亩，那么另外的四百亩就要拿来分掉。它的限田制改革，实际上是改良，内容是改革，但不是革命，一些印度的历史经验证明，用改良的方式从事改革，大体失败。只有革命有可能成功，因为历史上中国最早提出限田的是董仲舒，董仲舒明白恢复传统的井田制——就是土地国有、农民均分的那种土地制度——不可能了，所以采取限田制。在唐以后这个限田制不断地出现在儒家知识分子的议论当中，宋以后限田制也不可行，然后采取均税制，那是王安石改革的实质。那么关于印度所采取的限田制，他们学界的判断是失败了，当然个别的地方，有些地主的荒山、荒地，就是没有农业产出的那些地，被分掉了的情况是有的，所以土改并不是完全没有实行，是实行过的。但是农民得到的土地，一般来讲只能是极差的，因为我提出来他们都笑了，只能得到极差的地。所以它的这个土地制度没有改革成功。

在印度的发展过程当中，只把英国人赶走了，但把传统保留下来了；而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印度只有反帝没有反封建。“封建”的内容极其宽泛和混杂，因为在中国的反封建叙事当中，核心是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把地主所有制当成封建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在1927年到1937年的土改当中表达得十分明确，同时认为富农的土地凡是富农经营的或采用雇工经营的，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而且予以保护。我们原来的那个叙事里面是这样的，把地主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作为封建的核心内容。在印度，左翼的共产党曾经提出这个叙事，但它没有被推行，所以他们把英国人请走了以后，原来的这个结构中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为他们的核心领导力量，而新中国成立以后领导力量巨变（就是夺取政权的那一批共产党人上台执政），这种情况在印度没有发生，所以它的整个传统保留下来了。我们除了见到印共海德拉巴的主席，还碰到一个人，这个人是中印友好医疗协会的秘书长，我们习主席2014年访问印度的时候，还给他颁奖了呢。在中国有一个名声仅次于白求恩的人物，大家知道叫什么？柯棣华这个人在印度也有点名气，在中国的名气仅次于白求恩。在印度的叙事里面，在1947年他们独立之前，也有一个激进的叙事，他们想用阶级叙事来替代那个种姓结构。因为这个叙事是按照阶级来划分的，阶级的底层来推翻上层，通过这样做来实现平等，传统的种姓制度也可以在革命当中消失，但是这种叙事没有实现。他们一直认为，印度所出的问题（我讲的是印度海德拉巴的）与没有完成土地改革有关，并一直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说中印的岔道从这里开始，中国开始土改了，他们没有土改，这样它的种姓制度尤其是宗教得以完整的保留。这场共产党的彻底革命到底给新中国以后带来哪些正面的以及负面的东西，要按照印度的经验重新审视。因为我们原来所提倡的都是革命的叙事，改革开放以后是自由派的叙事，这两个叙事已经杂乱起来。原来的革命叙事固然有很多理想教条色彩，但是以印度的视角来看这场革命，它确实将阻碍现代化的这个传统割断了。虽然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废除了阶级斗争叙事，改用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叙事，但是阶级叙事对于中国后来的发展仍是相当重要的。

在我看来，印度的土改注定不能成功，原因在于它的三千年来的强大的种姓制度。我以为种姓制度在当代的印度只是一个农村存在，他们说不，也是一个城市存在，蔓延到城市里面去了。而且有印度学者讲，印度的工业化之所以落后于中国，很大的原因是和种姓结构有关系。后来，我回来以后在查一些和印度有关的史料时，才发现确实如此。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常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阶层，我们长期采取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商的地位比较低，这个商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并不是说他们集聚财富的能力也弱于农民，所以实际的地位是平衡的。宋以后，士农工商之间的流动，在法律上也打通了。他们也问我们中国类似于种姓结构的东西是什么，我给他们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是陈胜的故事，陈胜是一个雇农，在大泽乡他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说的这个“种”可以理解为种姓，就是说固定化的等级制度，而印度那个时候已经建立起牢固的种姓制度。佛教的出现主要是想对抗这个种姓制度，所以提倡众生平等。那么为什么佛教在印度退出？佛教在公元5、6世纪就开始衰败，在8、9世纪以及10世纪以后就全面地退出印度。我第二个深刻的领悟，是种姓制度和村落制度的结合，使得佛教在反对种姓制度的时候高倡众生平等，同时退出村落的那种经济生活，所以早期的佛教徒都是流民和乞丐。到了几百年以后，它获得了土地也获得了寺庙，种姓结构也在佛教内部蔓延，这也是导致佛教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印度教，主要是从为种姓服务的婆罗门教转化来的，虽然也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教义，但是10、11世纪以后，印度教成为印度的主流宗教，而佛教在印度本土消失了。第二个故事，我就讲在宋代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阶层上、下流动现象，以及按财产的多寡来作为户等的等级，作为征税和均役的单位。“千年田，八百主”，还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不过三代”等民谣都出现在宋代，就证明阶层相互间的流动性增强，法律严管的等级在中国已经全部消失了。第三个故事我讲到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第二部是《土地法》，第一部法律规定性别的平等，第二部法律规定是主要财产土地的平等分配，这两个平等在中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加以实现。这两个平等确实与印度国内的情况相比反差很大。印度的种姓结构确实强大，我们参观的那个农户，他的妻子是个婆罗门，是个高种姓的，所以他原来有21英亩的土地，算是中大的地主了。这个种姓制度和村落制度结合得很强大。在印度教里面，我还研究了一下，第一等级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然后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叫刹帝利，属于第二等级，第三等级吠舍，主要经营商业，所以印度的商业历来很发达。自古以来从印度、马六甲海峡一直到阿拉伯海、波斯湾那一带，那个时候都活跃着印度商人的影子。所以印度的佛教向整个东南亚传播主要靠商人，而不是军队。后来小乘佛教向南传播，到斯里兰卡，到缅甸，然后覆盖到整个印尼进入菲律宾，而且主要也是靠商人在那里传播。再下面是农，再下面是工，所以一些从事比较低端职业的，比如说焚化尸体、宰牛做皮革的，属于第五种姓“贱民”。这样我们说它的职业的划分和种姓的划分是高度一致的，这是印度学者讲的，不是我们掰出来的，就是说种姓制度影响了工业的发展，所以它进入商业，进入IT产业没有问题，这是印度学者的观点，对不对由他们来负责，不是我们来负责。那么从中国来看，士农工商，宋以后无贵贱之分，但是收入有贫富之别，当我们说某个职业贵或者贱的时候，其实是说它的报酬的高低，因为报酬低所以它比较贱，因为报酬高所以它比较贵。而印度不是这样，这个职业本身有高低贵贱之分，和它的报酬结构之间当然也有强弱不等的联系，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感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的和韦伯的阶级分析结构，在印度就呈现了极为复杂的图景，我以后有机会去还要研究一下，你可以用这样的西方学术语言来讲，就是印度的等级结构向阶级结构过渡特别艰难，那么中国从宋代以后原有的春秋以前的等级制经过了一千年的演变，到了宋代以后已经完全为阶级结构取代，而阶级结构按照财富占有的多寡、土地的多寡来划分。这是我讲的第二个体会。这是最大的两个体会，我回来又花了三天时间总结了一下。

第三个感受是水的问题。关于土地制度与农田水利建设，我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土改以后的合作化运动尤其是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农田水利建设非常重要。这里指的就是地表水的储存与地表灌溉系统，地表水的储存就是指搞水库，当然中国南北也有差异。北方平原还是大量利用地下水灌溉，我讲南方尤其是丘陵山区那一带，历史上主要利用地表灌溉，利用池塘什么的。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地表灌溉的发展就更厉害，建议各位以后尤其是安徽的，去大别山看看那五个水库，我所讲淠史杭的整个灌溉系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花了十年工夫建立的特大灌区，就是一千万亩以上的特大灌区。全中国有三大灌区，第一大灌区秦汉就开始了，我这里指的是成都平原都江堰工程；第二大灌区从晚清一直到民国不断进行的就是河套地区的灌溉系统，也是一千万亩以上；第三大灌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治淮而建立起来的淠史杭灌区。为什么1950年我们把土地分掉以后很快地走上集中化的过程，就是以集体化的名义进行集中化过程？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被学术界长期忽略的原因是农田水利建设需要。20世纪50年代初几场大的水灾尤其是淮河系统水灾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淮河和运河系统长年失修，一百多年了，晚清想搞没有力量，北洋政府也想搞，没有力量，国民政府为治理淮河也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治理淮河的基本主架是国民党留下来的，不要忘记，它的规划也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任何一个王朝初期都把农田水利建设放在中心地位的，你看明朝初年的朱元璋，从事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因为战乱，水利失修，土地没有办法耕种。

中国共产党起身于农民和农业，所以，更重视这个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而这个农田水利建设就直接关涉地表的土地地权，尤其是和小块土地所有制造成了直接的冲突，你要开河开沟，谁家的土地让你开掉。如果实行小块土地所有制，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地表储水灌溉。当然，如果战乱以后重建一个王朝，大规模的人口消失，无主的土地出现了，那么那个时候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水利建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王朝中期以后就不可能了，因为土地都有主了，而且土地都细碎化了。1950年的土改就造成了大地权的消失和小地权的产生，土地的细碎分割特别严重，为农田水利建设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为了推动农田水利建设，把土地集中，最大的公社可以集中到县的层面。后来的资料显示土地集中确实和水利建设有关系。还有一个把土地集中起来的原因，就是把7亿亩地富的土地分给农民以后就等于把7亿亩的地租（这里指的是粮食）也交给了农民，所以每个农民过得稍微好一点，就把7亿亩的地租吃掉了，因此国家通过农业税征收上来的粮食一共就三百亿斤左右，缺口四百亿斤左右。为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通过统购统销的价格杠杆把农业剩余转到城市工业化里面来，而土地私有化制度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讲的两个理由中，水利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正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所以农民长期保留的一个观念是土地是国家的，虽然法律规定土地是村集体的，但是集体本身的规定是模糊的。虽然后来土地分给农户个人经营了，但国家依然大规模地征用农民的土地，用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前提是土地的地权实质上的国有，所以现在我们要在第三世界推广基础设施建设，我看光征地就要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了，没那么容易。印度要搞一个高速公路谈何容易，人地关系非常紧张。当然反过来讲中国基础设施的推进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制度是保证。印度也学中国，学来学去学不动，因为它要征地沿线全是钉子户。

印度由于土地的私有制以及人口繁衍以后土地更加细碎的分配，导致它长期以来不能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它的降水量不低于中国，但是存蓄水的能力很差，南北方基本上以井灌为主，而不是以地表灌溉为主。中国的南方以地表灌溉为主，井灌为辅，当然改革开放以后，南方的井灌也发展起来了。印度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印度尼赫鲁时期执行向农业倾斜的政策，其内容就是农村电价极低，比城市价格低，这个价格几十年不动，因为农民不许它动，他们的客运政策也是尼赫鲁定下来的。这两个优待农民的政策反过来成为令印度政府最头疼的问题。前面讲的那个例子是一户农民有21英亩地，那个农场是种水稻的，一年两熟，他打井灌溉水稻，为此他交的税费，半年一交，是120个卢比，等于12块钱，一年就是24块钱。他21英亩土地需要灌溉，而且水井打得很深，你看看用电量多少，这就等于电是白送给他的。只有经营规模较大的富农以及地主才有可能打深井，结果就造成中农和贫下中农的原来二十米井没水了、废掉了，他又没有能力再去打井，这样大量的中小块的土地靠天吃饭。由此我才明白：印度的可耕地面积占印度的百分之四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印度的国土面积近三百万平方公里，它的耕地面积大概维系在21亿亩左右，那么中国的土地最高面积达到20亿亩，由于二十几年来我们退耕还林了一亿多亩，我们由于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又用一亿多亩，现在大概只有18.23亿亩，总而言之中印的耕地面积差不多，但是你查印度的粮食总产量，我讲印度从1947年独立以来没有超过中国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这个很奇怪。当时我以为是他们的土地质量比较差，或者他们受季风的影响，印度洋的季风和我们太平洋的季风有差异。当时我估计，要不他们干旱和水害比较多了，一般来讲太平洋的季风要比印度洋的稳定，不要忘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季风国家。关于水的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雨热同期的问题，从南方到北方如果降雨量是均衡分布的，历史上叫做风调雨顺，结果必然国泰民安，天下寺庙上的那些字最频繁出现的必然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如果降雨带长期滞留在南方，那么北方旱，南方涝；如果一下子越过了淮河进入到黄河流域，那么北方水灾南方旱，所以中国水灾一般的形式是三年一小灾，六年一中灾，十二年一大灾，当时因为中国大，害了北方有南方，如果国家政治清明，粮食调配的能力比较强的话，饥荒一般不会发生。关于印度的季风情况，我们没有研究过，其地表储水能力绝对比我们差，所以印度必须利用地下水，这导致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和我们最近20年的状况差不多。中国共产党的办法，就是用南方的水补调北方。现在我们有两条供水线，东供水线早已经开通了，我这次专门跑到东线调水的末端通州去看了，那个水质还不错，能灌溉用，能不能吃我没有问过他们。然后我们的整个中线的调水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北京市民已经吃到我们南方的水了，丹江口的水调过去了。你要搞那么大一条运河，要完成多少动拆迁，征多少土地，印度不可能完成。那么中国有能力完成，当然从学者来看动拆迁还有不利的一面，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工程的正面效果，这是我讲的第三个方面。反过来看看中国的土地制度对中国的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积极的效果。改革开放家庭承包制以后，就把地表的最后一百米的支渠和斗渠的灌溉系统在南方大规模地毁坏了，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积累下来的5.8万个水利设施。在南方你看看，最近我特别关注云南，云南是降雨量比较丰沛的地方，为什么稍微一晒，就干旱了，你看看云南的水库运行了30年以后怎么样了，原来水库是一个网么，长年不修的话不就水库淤积嘛，现在一晒就干旱。国家如今才注意要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农田水利的建设经费主要由国家支付，主要是中西部的建设经费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但是这种转移支付是否得到有效落实，还值得研究。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个别的小问题，主要关于我们讨论的中印60余年的发展差别。我说我的判断有两个，第一个是中国从事了土改，印度基本没有土改；第二个是中国进行了计划生育，印度就不可能、也没有进行计划生育。对第一个判断大家都肯定，说你们国家做对了，对第二个判断大家是持怀疑否定态度的。对于计划生育，整体来说我是持肯定态度的。假若没有计划生育，那么我们同印度比较一下。印度1947年获得独立，它在1950年实施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1951年公布了1950年的普查数字。印度当时总人口为3.2亿，我们1950年人口多少呢？因为我们1953年才做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近6亿，然后推算到1950年大概5.5亿，据说这个数字出来以后整个中共的上层都大吃一惊，从那年开始政府提倡计划生育，但是不知什么原因，1957年反右斗争后就终止了，毛泽东原来的那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稿有一段是讲计划生育的，发表的时候把那一段删除了，后来就没有搞计划生育了。那么印度1950年人口是3.2亿，2014年公布的人口数是12.2亿，按照它的增长率我们现在人口是多少，大概要超过20亿，将近21亿，而我们现在公布的人口数大概是13.6亿，减一减，计划生育就少生了6个亿，这6个亿一定还在那个地方排着队呢，对吧？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我们就业怎么解决？不可能！即使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农村依然沉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中国在2003年到2005年之间就过了刘易斯拐点是不可能的，而过了刘易斯拐点以后，这个国家的劳资关系，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个点是最难过的。但是他们的优势在于人口红利数，中国因为搞计划生育所以未富先老，后面的问题严重着呢！现在我们也有点忧虑，但是如果不搞计划生育，这20年过不了，你搞了计划生育，后面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老”是不是个社会学定义，你以60岁为“老”？还是以65岁为“老”？你稍稍改变定义，劳动力就丰沛起来了，其实欧洲早就这样干了，德国的“老”定为67岁，那么企业和国家就少付你七年的养老金了，你还可以为国家多干一些年。比如说现在上海平均预期寿命82岁了，定位70岁为“老”也没有问题，因为当年的那个俾斯麦定义“老”的时候就问当时德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答曰60岁，他就将“老”定为60岁。

另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生育率是自然递减的，我就问城市化了以后生育率的自然递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农村人的人口还在不断地产生，有些人进城了以后其生育率降低了，还有很多没有进城的人呢？在农村里地那么少，没事干就生孩子。这是一个问题，印度也搞过几次计划生育，但是印度学者认为人口会自然地下降的。印度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曲线最近五年确实是向下弯的，在下降，但是不要忘记一个基本的东西，中国在城市推行计划生育是在1979年，在农村大规模推动计划生育是1985、1986年，在1990年达到峰值，我那几年经常往农村跑，我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尽管如此，我们看农村产业的就业人口也即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在上升，虽然城市化率在不断提高，农村的比例在下降。如果我们把进城半年以上的就算作城市人口，现在我们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几了，但不要忘记，这个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农村的第一产业就业的人口持续上升，什么时候出现下降拐点？我们50年代的时候农村在土地上的劳动力也就2.4亿多，然后不住上升，到2002年达到了峰值，大概是3.8亿劳动力，2003年以后开始其绝对值下降，正好和刘易斯拐点同时下降。这个现象特别重要，过了这个坎，然后农业人口越来越少，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可以逐步地推行。怎么把那么多的农民工稳定地有保障地装在城市里面，这当然是我们以后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

以上总的意思就是说，在中印的某一些比较中，通过印度来反观哪些事情做对了而又有哪些事情做错了，大家会有一个明显的认识。另外，传统纠缠于现实，对历史对于当代的影响这样一个议题，通过中印的近代对比，中国的几场革命，尤其包括这个新文化运动，确实截断了传统与现实的联系。以前我对那场运动越来越采取否定的态度，经过印度之行，我相信我会修改一些观点，现在我对那一场运动，又有一个新的反思。一个被历史纠缠的国家要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它和传统的东西割断，有它的必要；然后当传统不再纠缠于我们现代发展的时候，我们有自信大规模地修复被切断的历史，就是传统被大规模地恢复过来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符号。但前提是，如果它纠缠于当下，必须与它告别，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再有选择地把传统的某些个东西重新召回到当下，来作为我们民族识别、民族记忆，也包括我们民族自豪感的一个文化的要素。最后一个观点，就是事实上近代中国在观念上割断了传统，比如辛亥革命以及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所以，中国的历史要进行平稳的叙事，就特别地困难。那么有些传统虽然观念上被否定，但仍然顽强地存活着。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郡县制就顽强地存活着。郡县制在中国的完成是从秦开始，从晚清开始大规模推进，而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65年，建立最后一个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正式完成。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向诸位汇报以上几点。通过中印两国的比较，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自身的发展过程当中的某些东西。

理解中国 [16]

——曹锦清教授访谈录

社会转型和“三农”问题

记者：曹老师，您以研究农村问题知名，但是在很多场合却提到，您真正关注的是中国的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大问题。这里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学术历程？

曹锦清：我对社会转型问题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1988年，华东理工大学（当时叫华东化工学院）成立文化研究所，当时就打算做社会转型的研究。目的就是理解当代的中国，因为当时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我朦胧地感觉到中国社会即将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变，从什么地方转到何处去也是朦胧的，其中展开的很多经验事实已经不能用传统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到20世纪90年代，则更清晰地感觉到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不仅仅是资源配置手段的改变，市场经济有它自身的逻辑和目标，而这种逻辑和目标，同建国以来设定的社会主义目标在深层次上是冲突的。当时为了理解中国自身的社会变动，所以打算去研究社会转型的一般理论。

这一个课题后来没有完成，因为1989年后，所里各个成员都散去了，承担这个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也出走海外。但是，我在浙北乡村的课题做完以后，又承担了一个课题，即中国单位制的研究，成果就是《中国单位现象研究》，这本书的主题其实就是社会转型。我依据的主要线索是梅因的观点，就是从身份到契约这样一个转变。现在看来某些观点有点肤浅，没那么容易。

记者：您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追赶和由观念到实践”是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两条线索，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您也提出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的“现代化的追赶战略”是否已经走到尽头的问题。您能具体谈谈这个问题吗？

曹锦清：1998年这本书写完以后，我强烈地感到应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过程来理解当下中国社会，想考虑一些大的问题。这样，就开始考虑近代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过程展开的原动力到底在哪里，它带来哪些积极的和消极的后果。

考虑的结果就是我有两个判断，其中一个就是，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说不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是从经济基础开始的，恰恰相反，它是从观念开始的。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开始于列强的入侵，尤其是日本的入侵，甲午战争战败，引起朝野的震动，才引起知识界巨大的危机感，向西方学习成为共识。有了这些观念，然后呼吁清政府，推进中国经济政治改革。这一企图失败后，才要推翻这个政权，谋求中国政治方面先变化。讲这段历史是说明中国的变革确实是从观念开始的，然后要建立一个能够推动中国独立富强的政权，通过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

然而，引发出来的问题是，从西方输入的某种认识工具和价值理念通过行政力量，能不能有效地改造中国？中国自身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小农社会，能不能按照西方的观念来有效地加以改造？它自身是不是一个可以揉圆搓扁的质料？这是个大问题。

由于中国经济生活的落后性，观念和政治要求加快改造中国，追赶发达世界。这种心理状态也不能完全说好或不好。因为没有这种紧迫的心理状态，我们也不可能取得那么多的发展。但这种普遍的心理状态，我认为是中国一切“左”倾激进主义的根源。1958年“大跃进”是最典型的，我们批判了“大跃进”的悲剧性的后果，却很少思考造成这场运动的思想根源——盲目追赶。

所以，我把研究的中心定在应该怎样转向，是基于对上述情况的分析。而且，我也认为社会生活本身有其连续性和自发性。13亿人口，既是一个现实，也是一个传统，他们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十几亿亩耕地同样既是一个现实，也是一个传统；中国在农业、农村方面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既是现实，也是一个传统；老百姓中的血缘、人情关系网络，至今还是一个现实，也是一个传统；我们在政治方面很难做到法治，而大部分是人治，是现实，也是一个传统；我们的官民关系是一个现实，也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记者：那么，在传统和现代形势的强大制约下，制度上还有没有可以努力的空间？比如您在分析“三农”问题的时候，经常提到人口与土地的矛盾等所谓“长时段”因素的作用，但我们是否还有可以通过人力改善的地方？

曹锦清：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承包制小农经济还有没有改善的空间，我想应该还是有的。比如，承包制小农经济的农业剩余极其有限，另外，整个农业生产占GDP比重已下降到15%—16%之间。这时我们能否考虑提这样的要求：与其说千方百计给农民一点什么，远不如取消对农民以及农业耕地的一切税费负担。这就等于增加了中国农民2000亿—3000亿元的收入。这也是稳定中国“三农”的一个最为重要、切实可行，也应该付诸实践的重大决策。就是说，不是对农民多要少要，而是干脆不要。这样，农民至少可以在若干年内感激共产党，农村长期存在的官民矛盾将会得到重大改善。另外，政府也已经在做了，就是取消农民工出村和进城的一切门槛。上海去年就取消了暂住证、务工证的收费。但全国不一致。要消除一切门槛，让农民工更自由地流动。对于户籍制，有人建议取消户籍制，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用意甚佳，但现实的可行性怎样，需要研究。城市户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城市居民的三大保障：就业、医疗和养老。在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的条件下，要把这三项社会福利覆盖到全体中国人，看来有困难。

从农业产业结构方面看，减少无利可图的粮食种植业，增加有较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人均一亩，甚至不到一亩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提高农业商品化率和减少粮食生产也会面临着相当的风险。

还有一种理论是，只有减少农民才可以富裕农民，所以要推动小城镇建设。这个观点从长远来看没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小城镇建设的实质是什么？小城镇建设的第一要义是就业。工商业的发展是小城镇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工商业的发展，单靠政府的力量推动小城镇建设，这样的建设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只有视觉上的城市化，没有生产力的城市化，是劳民伤财，无益而有害的。

记者：那么，我们国家在“三农”问题上能有多大程度的乐观，到底有没有“止于至善”的可能？

曹锦清：我认为在“三农”问题上没有一揽子计划。承包制将长久存在，只有近亿农民工的“前沿部队”才能自然“转入”城市，中间的“大部队”还将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所以，必须千方百计地稳定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取消农民的一切税费负担，让农业为农民提供一个温饱及安全的基础。在城市就业萎缩的时期，让农民有个退回到农村的余地。这是一个“三农”政策的基本点。打工者的“前沿部队”逐渐“转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以后，城市应该接纳这些人，相应的户籍制度应得到改变。城市经济的加快发展会促进更多农民进城定居。人为的城市化建设，单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城市化，无助于这一过程，相反会延缓这一过程。必须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现实，依靠当前的国内市场和有限的国际市场，要将大量沉淀在农村和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在较短时期内转化为城市居民，那是一厢情愿的事。如果以此作为政策的基础，必然是激进盲动，有害无益。历史形成的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工业化的漫长过程中，历史地加以消化和解决。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说，对这一过程的漫长性、艰巨性，甚至可能出现大的震荡，要有一个充分的、冷静的认识。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在这里，一切急躁的情绪、盲动的政策都是危险的、有害的。

到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如果城市化率达到50%，那时我们将还有7.5亿的农村人口，这说明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无比重要性，也说明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将作为一个最庞大的特殊阶层长久存在。

贫富分化与社会共识

记者：与中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还有个问题，就是贫富分化。在当前，贫富分化似乎既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事关经济效率的问题。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恐怕与占极大比重的中西部农村居民和城市底层的消费能力低下有极大关系。

曹锦清：内需不足的核心是广大承包制小农和城市下层购买力的严重不足，以至于无力提升自己的消费档次。所以，贫富严重分化乃是形成内需不足的基本动因。这样就迫使经济的新增长点放在富人的消费上，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上，比如别墅、高档商品房、轿车、国内外旅游、贵族式教育以及奢华的娱乐业。

贫富分化到这一步，富人的奢侈消费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相反我们民族的节俭似乎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因素了。而富人的炫耀性消费会刺激起穷人的愤恨和不满，这就会引起社会的分裂。这是当代中国最值得忧虑的现象。一旦贫困阶层中某些个体诉诸非法手段来改变分配格局，社会的犯罪浪潮将难以遏制，社会的管理成本将异常高涨，所谓社会共识更是不可能了。对这一发展趋势如何缓解，现在确实乏善可陈。

记者：所以，您在关注社会转型的结构和制度方面的同时，也经常谈到当代社会在伦理和精神方面的困境。在传统信仰和伦理逐渐失去时代感和影响力的情况下，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呢？

曹锦清：一个社会是否需要一个共识，这个问题欧洲的社会学家早在19世纪就提出了，如涂尔干，他认为一个社会没有共识，必然分崩离析。但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否建立起社会共识，这是一个未被回答的问题。从我的主观认识来讲，迫切需要有一个社会共识。13亿人口，有限的资源，而要和平相处于某种社会秩序，如果没有一个共识，以及某种共同信仰，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反的判断也在我心中多年来盘旋，挥之不去。那就是市场经济注定了如黑格尔所讲的，把人们从各自血缘的、宗教的、家庭的群体中拉出来，转变成为一个个在市场当中相互竞争、追逐自身利益的独立个体。这些每时每刻地发生相互冲突的利益主体之间，能否建立起一个社会共识，对此我毫无信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独立的个人会自发地产生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甚至纵欲主义的价值观念，而很难形成那种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因为，社会共识的基础一定是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命运。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感觉到与共同体休戚与共的那种感情纽带的联系时，共同体的意识才能形成。而市场经济的日常意识，很难使人达到“社会人”的体验。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表达

记者：总体上看，您的研究旨趣和写作方法并不那么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似乎与职业化、专业化的研究相距甚远，比如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和“宏大叙事”，能否谈谈您的研究方法？

曹锦清：社会转型之际，我们必须要读两本书：一本是书本的书，一本是社会生活这本书。所以调查研究就显得异常重要。在这里，书本的书主要指西方输入的各种社会科学，没有西方理论的借鉴，我们差不多没有办法进行理论思考。但光凭西方传入的理论何以能够切入中国当代的“事情”？这是“五四”以来就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讲，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他在延安整风中讲要把调查放到主要位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的是矛盾的特殊性。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要考察中国的事物必须依赖西方传入的理论——毛泽东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同时必须要强调中国现实经验的重要性。用我的话来讲，西方传入的概念、理论，必须根据中国的语境进行语义学上的重大转换，就是说必须明确这些输入的范畴在中国的经验指称。但是，如何来调查研究，这是一个未被我们认真研究过的问题。因为经验事实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如何来研究这一个现实的经验世界？所以，研究当代中国的第一要义是关注民族命运，这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起点。在这个意义上讲，经验事实只对关切的心灵而呈现，你关心什么问题，什么事实对你才呈现。这大概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价值关联”。

而对直接呈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和事件，如何解释，这里必须牵涉到两大方法：第一个是同类经验的比较，比如沿海农村与内地农村的比较，发现它们的异同。第二是历史的观照。因为任何现实、事实都有它历史的传承和演变。尤其是社会事实，历史的观照特别重要。比如说，现代的税费改革和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以及清朝康熙、雍正的“摊丁入亩”，就有相当的共同之处。现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明白卡”和清初的“易知由单”十分类似，从目的、实施过程到结果都相当类似。又比如地方政府官员的回避制、短期任制直接源于明清两朝。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去解释当下的直接的事件，既可以了解当下事件的历史渊源，也可以理解我们改革的限度。

还有，从感性认识的层面看，调查收集的经验事实是具体的、丰富的、生动的；但是，从理性层面来讲，如黑格尔所说，直接的、当下的经验事实是最抽象的，而真理是具体的。所以，调查研究并不是单纯地记录某些事实，而是解释这些事实，理解这些事实。

另外一个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来研究自己的社会，面临一个熟悉的问题。我在《黄河边的中国》序言里反复讲，熟悉是理解的大敌。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以引发理解的好奇与兴趣，这是理解可能发生的先决条件，否则就会熟视无睹、视而不见。

至于所谓的“学术规范”，我确实偏离行规。我的关怀和个性不容我那么遵从学术规范，做一个远离社会生活的“专家”。而西方的“后现代”观念也不能滥用于中国的问题。

记者：您写了两本关于农村的书，一本是《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本是《黄河边的中国》。前一本主要是以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方法对一个村落的“科学”描述，后一本则是古老的叙事体裁，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曹锦清：我写浙北乡村那本书时，大体按照文化人类学的框架，把调查材料分门别类地加以叙述，同时在各类事件的叙述中也引入了历史维度。这种陈述的好处是条理清楚，比较规范，一般的著述也是这样做的。

这个调查结束以后，我对调查的方式和表述有一个理解上的转变，这里也有一个对社会科学理解上的转变。社会科学是近于自然科学，还是更接近于文学或现实主义的小说？我有过反复的思考。原因是，我在研究过程中碰到那么多人、那么多事，而人和事是有其主体性的，包括情感、困惑、焦虑、希望，等等。如果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处理社会生活和主观动机，即通过具体而达到一般，就把具体舍弃了。比如研究自由落体，得到了h=1/2 gt^2，就可以适用一切具体。社会科学是否也是这样，即通过经验调查概括出一般，把经验舍掉，或者把经验贬入例证和注释的地位？

1996年前后，我的一个想法是，社会科学不应该这样，尤其表达不应该这样。当时我讲，社会科学是通过具体而直接地表达一般，通过事件、人物，这里面就有一般。即社会科学可以类似于文学，文学就是具体地再现一般。比如阿Q，他是具体的，但鲁迅通过他表达了“国民性”的一般。在这个想法产生时，我突然看到了新康德主义的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的著作，他们认为文化科学接近于艺术，既是具体的，又是一般的。我对他们的话有自己的理解，但他们的话强化了我的信心。我在调查中，没有一般意义的，就不记录了。如我对农户的收支，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有不断的重复，这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的一般性缺乏信心，所以用不同地域、空间，不同农户的家庭收支来说明一般。社会科学中一般与个别的矛盾与自然科学不太一样。社会事件往往有重大差异，对它们的理解里面可能包含了直觉、知识和学养的因素。当然其判断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作者应该努力从这个事件的流变中看到稳定的东西，从杂乱中看到一般的东西，这样的表达方式确实会保留很多作者的个人特色。

如何研究中国的农村与城市

“三农”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7]

“三农”研究已经有好几年历史了，各个研究机构和学者对“三农”问题的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实证资料，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和基本理解。但是通过这几年的讨论我们也越来越发现，单纯的个案实证研究，它的弊端是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如何把“三农”问题放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来理解，而且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背景，即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理解，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这里，我提几点自己的看法。

我要讲的主题，名字是老的，就是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马列主义的话语中，这是老生常谈。在这里我之所以采用这种老话语，是想赋予它一点新的含义。

一、立场

我认为立场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我对立场采取了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解，简单地说就是你站在哪里，站在什么样的时空来看问题，因为这决定了你观察问题的整个视角。所以立场的第一个含义，是一个时间含义。我把时间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理时间，比如公元多少多少年，现在我们是2003年7月9日，这个时间是全世界各国都共享的一个时间。第二种时间（我觉得更重要）是历史时间。对于历史时间，如果我们还采取西方关于历史进步的概念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各个国家在自己整个的发展史、发展历程上并不是站在同一历史时间段上的。如果我们把当代中国当作是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轨的话，且如果这样一个大的概括还有效的话（因为我相信还是有效的），我们就不能不提出一个关于历史时间的概念。因为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当然在一切发展中国家都交叉重叠着，这就引起了我们认识上的巨大困惑。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对广东孙志刚事件，舆论和中央立即作出反应，取消了1982年那个关于乞丐和流浪者的遣返条例。这个条例8年以后迅速扩展到一般所谓的“三无”人员和农民工，当然带有一种歧视的性质，并在遣返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暴力，甚至是非人道的做法。上海2002年遣返了20万人，2001年大概18万人，2000年大概是16万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孙志刚事件，舆论作出的反应是：这是不人道的，也是非人权的。这个事件也叩动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政治家也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的话语就是人权——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当这个事件（即取消遣返条例）发生以后，人们就迅速地发现：在江浙沿海一带，尤其是杭州那里，因为把遣送变成救助，就设了很多救助站。而救助站按照它的要求，是对那些来杭州打工的民工，如果找不到活而没有饭吃，它有一个救济的任务，即给饭吃。结果只实行了一个多礼拜，饭就不够吃了。因为大批人过来吃，吃完了以后就逛西湖，去找活，也有不找活的，晚上再来吃。结果他们（民政部门）就高度紧张，说：怎么办？在江浙和上海，民政部门就迅速开展对策：第一就是扩大财政以及（增加）这方面的工作人员，目的就是区分什么人应该给饭吃，什么人不该给饭吃。这样就可能产生一种歧视性的政策：你怎么鉴别他应该给饭吃，或不该给饭吃？另外，他们向中央提建议，这就是原来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有一个财政的直接转移支付，现在他们要求这个转移支付的钱应该返还给发达地区，用来救济这些外地到发达地区打工的民工。于是他们就迅速组织人马来研究整个17、18世纪英国济贫法及其歧视政策，以及歧视政策产生的结果。上海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他们已经组织人来研究，因为这个新情况来势很凶猛，因为一个政策取消了以后，后继的没有跟上。他们甚至研究：如果区别就是歧视，那么不加以区别就不能实行这个新的救助法。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说明就这个物理时间来讲，我们接受的是发达国家已经建成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它的基本理念已经从原来的社会安全，从人道发展到人权，从人权的角度来加以论证：人能不能有这个权利？而人权项目在20世纪整个地增加了。

但是，这个话语权也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政界和学术界），因为其话语已经和国际接轨。所以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地就应该接受西方的关于社会管理和社会福利以及社会变化等一系列的政策，认为这些在当代中国也应该实现。但是中国的整个发展水平，还处在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时期。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这个过程19世纪在西方出现，像法国、德国（德国是在1886年以后到1900年这些年间）。这个问题就成为德国和法国持续讨论的问题。英国早一点，但英国暴露的问题持续存在（我又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读了一下）。那个时候，它的情况也和我们差不多，因为爱尔兰人口爆炸——那时引进了南美的土豆以后，使得爱尔兰的人口在前工业化时期急剧增长——然后就向工业化发达地区，也就是苏格兰地区大量移民。当时他们也住在棚户区里面，几十个人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屋里，卫生条件差，排水系统不畅，结果街上就猪粪人便混在一处，一到下雨就泥泞不堪，然后瘟疫开始流行，大量失业人员需要救助等等这些情况都发生了。当然，那个时候它国家小，政府小，我们现在政府比它要大得多，救济力度也大得多。但是问题性质是一样的。

在欧洲，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迹象，我们现在都出现了，但是解决的方案以及方案背后的理念，我们只分享了发达国家（目前）的理念。所以我讲的第一个困惑就是：在发达国家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这种话语输入过来了——通过资本输入过来，通过翻译输入过来，并且也成为政界的接受话语。但我们面临的处境，是中国处在向工业化的转轨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那么多问题，能不能用他们的办法来解决呢？现在看来是不行的。但是你不用那个办法来解决又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这就是我们需要进行研究的内容，因此，我提出要以时间作为面向，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载体。

西方的话语已经转到了后现代化，当然现代化是以美国为主流。美国的主体话语抗拒着以法国为主体的后现代话语，它好像还是强调现代性话语，从美国这里看是这样。但是在法国、德国、英国那里，这个后现代话语已经占据着（至少是从20世纪60、70年代到80年代是这样）统治地位。后现代话语批判整个启蒙时期的理性、科学及其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成为对很多西方国家来说不必要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转型时期的中国，好像需要有宏大叙事。没有这个宏大叙事，就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中国整个的现代化，就是说，社会主义方向就不可能。这个宏大叙事，在近代以来谁能够掌握和借用，谁就能获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和获得中国革命的现在和未来。晚清没有掌握，失败了。孙中山建立了，但他建立的这一套东西不行。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的话语，但是也没有完成对中国话语的统帅作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完成了这个过程，所以毛泽东的这个再版的革命完成了军事任务、政治任务，同时完成了思想重建任务。这个话语由于“文革”的失败，由于改革开放而被彻底地改变。当时，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新的话语，对我们的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一个准确的、合理的理解，我们的改革开放如何发展？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宏大话语、宏大叙事。就像中国向何处去，13亿中国人怎么活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是应该关心的。可能美国不必要关心，法国、德国也不必要关心，而我们需要关心。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没有自己的宏大话语，不行。把西方最新的东西、就算是最先进的东西接纳进来，看来也不行，因为它遗忘了我们民族的当下困境、问题和诉求。所以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我没有解决问题，我仅提出问题），就是把时间作为立场——原因何在？在我扩大的这个立场的概念上解释。

第二个问题是空间问题，也是立场问题。这个空间我指的是站在东方这片国土，站在中华民族这个立场。我们老是比较，这50年来我们到处学，尤其是这20年来，到处和各国比较。现在我们当然是瞄准美国。在上海，因为这十年的发展，就使得上海的很多经济学者认为日本都不可比拟。上海有个经济学家说：“日本将被中国淘汰出去，美国火车头已熄灭了，看来不久也不行了”，表现了一种急迫地追赶美国的心情，就是老和美国比，说美国如何如何，美国有人权、有民主、有自由、有富裕，有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切，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座各位。我们也希望能像美国那样富裕，但是我们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站在13亿人的立场上。就这个问题，对于在座的各位朋友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对于上海学界却是一个大问题。上海真的没有版图概念，他们两眼透过太平洋就看到了美国，看到了接轨在望。他们也没有13亿的感觉，关于农民群体的存在，上海的知识分子恐怕还要靠我的那本书（《黄河边的中国》），才会有些这方面的意识。复旦的一个经济学家后来就专门写了一本书，叫《长江边的中国》，出版了，10万字。他说是要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没办法，结果逼着我写了一个序。序言中溢美之词当然要多于（这个大家知道的）批评之词，然而我隐含了几句批评意见，总的来讲还是肯定的意见。他说非常简单地就解决了问题：就是珠江、长江三角洲各吸纳2.5亿剩余人口，那么中国问题就解决了。也就是珠江、长江三角洲包括武汉地区搞三个大的、打破县的行政区划，建立起新的富人区划，把那些穷人吸纳进来，这样就解决问题了。这当然把问题简单化了，但他第一次考虑到“三农”问题，这对上海知识界来讲还是一个进步。所以，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讲，考虑问题时这个立场总要有。当然也面临着困惑：何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里边的几大民族都是源远流长。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中华民族就是我们的民族，这个认同，在这里建立了。而这个问题在有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看来，他们的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不是一回事情。

第二个困惑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原来整个的单位体制的瓦解。单位体制就是一个共同体，中国分成若干单位，每个单位又从属于上面更大的单位，更大的单位又从属于国家这样的单位。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和单位就是同一的，社会就不存在，因为所有社会的功能和内容都在单位内部加以解决了。所以我们看到从单位人向个人的转化，然后分化为每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这样，主流经济学在中国也占主流也就有它的生存方面的原因。就是说经济确实把有丰富复杂的动机的人简化为单一的追求效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理性也被简化为计算和谋划。西方有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说全体中国人已经被经济行为加以奴化。我们可以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绝大多数人在绝大部分场合的绝大部分行为可能是这样的。在这个高度依赖分工的社会里面，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被极大地强化了。这个问题，是整个19世纪西方社会学讨论的一个主题。这明明是一个分工的有机的高依赖社会，为什么又是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特别强烈的社会？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每个人的实际生活和生存都告诉他：我是独立的，我要管自己，我要把个人利益最大化，我要争取货币的最大化，争取社会地位的最高，都这样。然而，他们又处在一个高度依赖的社会里边，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里边。这个问题困惑了整个19世纪的社会学家。涂尔干用一生的精力想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他所开出的药方也很次，就是恢复行会、恢复职业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是他提的问题确实存在。这样，如果我们从民族立场下降到阶级立场，再下降到个人主义立场来考虑问题，那么究竟什么立场是我们应该站立的：就是民族共同体的立场。而如果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历程没有共同体立场，那一部分前沿分子跑到美国去，和美国接轨，或者在太平洋中某个点某个地方和美国接轨，那么他和我国整个70%的农民就脱轨，这样，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就成了问题。内部的对立和分化就成为现实，社会的秩序就成为问题。所以立场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空间。一个研究者如果要达到有效的研究，这两个前置前提，越明朗越好，否则你的研究就可能产生盲目性。

二、观点

立场决定观点，观点是由立场决定的。什么叫观点呢？我也加一个新的定义：就是你站在你那个立场上，在你那个视角里面呈现出来的那几个点，那几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你观察到的点叫观点。社会上无限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统称为社会存在。社会存在中的无限事实并不是无限地向每一个研究者开放的，它仅仅是对一个站在某一个观察点上的那个关怀的心灵开放——他关切什么，什么样的事实就对他呈现。

这里又举一个例子，前些天复旦的一个教授，他那个80万字的初稿完成了，结果打电话给我，说他的这本书如何地把中国的西方文学评论推到了第三境界（他认为达到第三境界了）：第一境界就是人头史，就是按作者来，说某某怎么怎么的；第二境界就是按照某一标准，把西方的各个人头贯穿起来，他把它叫做有机史（他提供的那个最高境界我倒忘了，他批判的两个境界我还记得）。结果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中国人写西方评论、文论史，你是不是要把中国的读者引领到西方的语境里面去，体会西方人对文学现象的认识及对文学的评论。他愣了，他不可能做这个事呀！我说你是要让中国人来理解西方的整个文学评论现象，但你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来写西方史，这说明你不同意西方人写的西方评论史，是不是这个意思呀？你必须通过它来加深我们对西方的理解的同时，也加深我们对自身的理解。这样，你站在中国这个立场上来看问题，那西方人认为重要的，在我们看来不大重要，西方人认为不大重要的，我们可能是笔墨很重地要写这一章。因为根据我们的要求，比如我来教西方社会学史，我就把18世纪向19世纪转轨时期西方的这个转型社会学大侃特侃，而把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略而不说，或一般介绍，把美国那个或者称作杂碎社会学的就避而不谈。因为这是从我的角度出发，因为那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对我们当下的理解有启示性、启发性的东西。结果他听了我这样一说，就说那你是达到第四个境界了，看来我们还是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所以说，不同的立场会产生不同的观点，所以观点之重要，是怎么样对我们而重要。如果我们站在民族的立场，什么是对我们民族当下而重要，这个观点就很重要了。当然，对这个目标——即什么是民族当下最重要的，也有分歧意见。我可能更倾向于的是：民族多数的生存与发展。这个多数用传统的概念来讲是工农大众。你抛下工农大众，让一部分精英去搜刮工农大众，进入富裕阶层，那肯定是不行的。这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也不符合儒家的旧传统。如果社会财富的分配是使一部分人多得，而使另一部分人少得，那么我说，这个秩序迟早会出问题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社会的弱势群体是造成的，不是它自生的，是市场和政治双重作用的结果。站在什么立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事实进入你的视野。所以，我把现在那个时髦的话语霸权的第一个霸权称作筛选权：即让什么样的事实进入你的视野，话语权就是筛选事实的机制。它筛选了一批社会事实，罢免了一批社会事实。如果社会事实仅仅在社会存在的昏暗当中，那么它就不存在。百姓话语没有获得霸权，因为它仅仅进入到民歌民谣里面，进入到口耳相传里面。这套话语就是我们搞农村调查需要研究的一套话语，但它没有获得权力地位。

话语霸权的第二个方面是对事实意义的解释。这方面西方人做得特别好。像美国人，对伊拉克宣战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被呈现出来了，媒体报道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解释这个事实，美国人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期间出现了大概3—4种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叫新十字军东征。结果失败，整个伊斯兰国家就反抗，让人们回想到原来的十字军东征，如果就这样解释，那么美国人就蠢得使自己和整个伊斯兰国家对抗。第二个解释叫作无限正义战争。这个无限正义战争后来也触犯了伊斯兰国家。因为伊斯兰教中，只有安拉是无限正义的。第三个解释是持久自由行动，这个解释后来也觉得不太好，后来就改成了反恐。这样，大概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内换了四套解释系统，最后定于反恐。那么，全球的统治者们一致认为，这个解释系统好。因为所有的统治者都有自己的苦衷，于是全球的统治者在这里联合起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事实就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反映什么样的社会事实，给予什么样的意义解释，这就是话语霸权的两大要点。所以我强调立场问题，这个立场，决定了什么样的社会事实进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研究整个西方世界的事实，就要把这些事实从西方的话语中剥离出来，进入我们的视野加以研究。很可惜，我们始终没有完成这样一个转化，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在借用他们的话语。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这方面的情形还是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三、方法

复旦的及我的其他一些朋友，他们主要搞理论。现在这个哲学系就是搞理论，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就变成马哲，马哲就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哲学，早期哲学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马克思没有写成的一部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们的硕士、博士都读这个，认为里面有马克思最伟大、最丰富、最天才的东西（那年马克思26岁）。马克思从哲学到法学，走到市民社会研究，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一步一步地关注整个社会本身的经济社会运动，而我们这个哲学它是倒过来走，对丰富复杂的社会变动不去关注。所以，对他们来讲，我用歌德一句话总结：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

我们在转型时期必须优先阅读的一本书是社会生活这本大书。他们老嘲笑我是经验主义，他们说你东跑西跑干什么啊，你知道得多，但是你理解得一塌糊涂啊！你脑子有问题啊！他们这样说：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去搞那些杂碎干什么？那么我说：你们才有病。如果社会处于常态的稳定时期，秀才不出门，了知天下事，可能是个真理。但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的事实系统已经和原有的语言系统、理论系统相背离了，理论在这里，它却跑到那里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强调生活之树是长青的，理论是灰色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讲，你破万卷书，也必须要行万里路，就是搞社会调查。这里我要坚持毛主席的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每一个点的调查，就是社会这本大书的一页，书总是要一页一页去读的，所以调查是阅读社会这本大书的不二法门。你没有涉世，就没办法知道社会生活是如何的。对复旦那些朋友我这样讲，但是对在座的，你们已经认识到社会调查的重要性，而且已经长年从事社会调查，那么我要说一句相反的话：直接的经验是最抽象的，真理是具体的。没有比直接的，眼前看到的东西再抽象不过了，只有真理——抽象的真理才是具体的。这个重要的命题是我们这些搞实证研究的必须要加以重视的：对直接呈现的事实的解读，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车上我和韩德强一路讨论，讲他爸爸的一些故事。他爸爸讲他自己的故事，就是story，结果，不能赋予他的故事以意义与解释，韩德强就能够赋予，因为他是一个教授，一个学者，那不一样。他父亲是一个生活者，在世的实践者。如果在世的实践者的经验本身就具有科学意义，要我们干什么？科学就成为多余，理性思维就成了多余的东西。对我们来讲，这个方法就强调第二个，就是说，实践的东西是昏暗的，理论是明亮的、具体的。

怎样阅读直接的东西，需要一种方法，我自己常用的大概有如下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把当下局部的经验（因为经验总是局部的，你调查某一个村、某一个乡，哪怕调查某一个县，那还是局部的）放在它的整体里面加以解读。把局部放在整体里面，这个整体的边界是无限的。困难就在于确定这个整体的边界。比如说，你到村里面调查，那么乡镇是不是整体？县是不是整体？或者说中国是个整体？这个整体我认为要按照调查者的需要来设定。尤其是在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内发生的某种现象，它和国际资本运动有关系。所以这个边界，就是你调查的某一局部问题要放在一个更大的整体里面来加以解读。我通常是把县作为一个整体。县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语言的单元，它比较完备。而且县在历史上源远流长，县的历史一般超过王朝的历史。据说现在有十分之一的县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秦汉设县的时候，有1500多个县，其中边界和县城大体保持一致的，现在还有十分之一，极其稳定。所以，这个局部和整体，就是你研究局部问题时，应有个整体关注。这个整体边界在哪里，由研究者自己设定。

第二种方法就是把社会事实放在历史背景里面去。把历史的维度引进我们的调查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现代的社会科学对历史的维度不太注意。自然科学可以不注意历史这个维度，你看我们自然科学的教程安排，只有概论，没有史的。而人文学科，例如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其实无需概论只要史。

历史维度对于我们民族的当下情境尤其重要。因为我有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是从克罗齐那里来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把它更极端引申：一切传统都是经验。一切传统都生活在我们当下，那些曾经发生过，而又死亡的东西，概括不了传统。传统是传下来的，统一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观念，甚至我们的制度、语言里面去的东西，那才叫传统。这一传统也包括最现代的语言，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语言又规定了一个民族透视的方式。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农民负担问题。分田到户以后，千家万户的农民面对着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要对千家万户征税费，当然可能有过度征收，然后就有这个明白卡，各省市都有这个明白卡。但从设计这些明白卡的人来看，他们从来就没有去参照历史上的明白卡，而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认为这是新问题、新情况，并且是用了一个新办法来解决。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新情况就是老情况，新问题就是老问题，新方法就是老方法。我查《清实录》，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关于这个明白卡就写得明明白白，它叫由单，或叫易知由单，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三联单，叫滚单。不仅一模一样，而且比我们还详细。一年它分成10次，共有10格。每一年每一个农民每个月都到县里面去交。而且原来还规定吏不准下到乡，下到农户里面去征收。因为征收时别人要留饭吃，可能别人的一只鸡就给杀了，给吃了。这样，他为了收一块钱的负担，结果农民花了五块钱（那只鸡可能值五块钱）。所以不允许吏到农民家里去。我们现在是分春秋两季征的，唐朝这个两税法，它也是两季征的，有的是一次征的，即秋收以后一次征收。清初那时是分十次征收，它也有制度安排的，但实际执行结果却有许多弊端。为什么？印明白卡，印易知由单是要钱的，要成本的，县里面没有这个财政预算，结果印这个卡本身就成为农民负担。假如一张卡一块钱，结果他收农民两块钱，他又赚一块钱。

所以说，通过解读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只要你是小农经济，只要地方政府财政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建立在小农经济的极少剩余之上，这些问题就必然发生，你不管怎么改都会发生。而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祖先已经是想了最好的办法，我们不可能设想出比它更好的办法。而执行当中出现的问题过去发生，我们现在也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地方财政即以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迫使中西部那些农业大县必然落到这种境地，不管你搞精兵简政（它很快又膨大起来了），还是税费改革。这样，我们对类似的改革基本上是不持乐观态度的，因为有好多这类的问题存在。

所以必须要有历史这个维度，如果没有这个维度，那你就认为这是个新情况、新问题，它是一个新方案，与时俱进解决了什么问题。你以为是这样，而实际上不是。因为历史在那里，历史不能被中断。认为一个民族的思想家可以中断这个历史，树立一种新的制度，然后按照这种新制度来有效地运作，那是一种天真的幻觉，是18世纪的幻觉，启蒙学者的幻觉。马克思不这样认为，马克思认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没错。但它是在先辈留下的传统这个既定条件下创造历史。传统起制约作用，13亿人口的传统，16亿亩耕地是一个坚实的传统，这个问题你留下来了，传下来了。你那个江汉平原的土地估计也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甚至更久。有的可能开垦得晚一点，有的开垦得早一点，但起码是上百年的历史。黄河流域可能开垦得更早一点。所以每块土地就是传统，就是古迹。你不必要跑到什么地方去看什么古迹，只要土地里一蹲，把那个细砂拿起来一翻，那就是古迹，它有先辈的血汗在里面。实际上我们就是古人，延续下来的古人。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说这个传统是活的东西。我们对当代的现实的直接经验的解读，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过程来看，这样会清晰一些。比如说整个江浙一带的兴起，城市的现代的话语权的迅速复活，完全可以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接轨，真的可以接轨。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经过繁荣时期，又全面进入凋敝时期。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毛泽东当时已经观察到这个现象。他说因为内地乱，三流的地主跑长沙，二流的地主跑武汉，一流的地主（大地主）就跑到上海做寓公去了。他把大批的地租转化为货币转入上海购房子，房价不就上涨吗？他们还要消费，而且是高消费，当然就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上海的房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上被内外资本操纵着，和现在一模一样。（韩德强：茅盾的《子夜》中有一个人，通过乡下大片土地的地租来养上海的房子。曹：对，一模一样。韩：所以北京、上海现在就是全国财富的吸收中心，这一点没错啊！）

很显然，内地那些农业剩余通过市场和提取这两种形式、两个管道往城市输送。向城市输送以后，内地人只能作为一个打工仔到这里来再赚一份工资，这实际上是二重剥削。城市则在财富的话语里面给你一个恩惠：这是我给你制造的就业机会，我不养活你你就要死掉。所以我讲接轨时，要讲历史这个维度。上海这个话语好像和英美的最新的话语、最新的情况接轨了，其实不然。

历史这个维度十分重要，但是，有几个点必须注意。我觉得改革开放这些年，1980年是个点，因为1983年就分田到户了。从20世纪50年代上溯到1900年（或者是五四时期，都放在那一段），再就是1848年，往上升到1500年，可以作为我们的研究往上追溯的上限时间，因为再往上追溯的话就没完没了了。为什么把1500年作为一个上限时间？近代史教育告诉我们，中国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进入近代的，但是我觉得1500年这个点和国际接轨没什么大的差异，西方是1500年，我们也是1500年。原因主要有两个，因为1500年有两样东西输入中国。一个是南美的白银，大概是1530—1540年，葡萄牙西班牙人已经出现在中国南海，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大量的白银是通过他们那里进来的。那里的贸易发达了以后，日本也和中国开始贸易，也在中国南海贸易，所以出现倭寇事件。现在倭寇事件已经研究清楚了：倭寇大量的还是汉人，尤其是安徽省南部那些出去做生意的人。在那里，他们打扮成倭寇一起进行抢劫。1500年白银的输入和中国南海市场商品经济的发育有密切的关联，和张居正的改革——就是把实物税改成货币税——都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个是南美作物和欧亚作物两大生物圈的交流，和整个欧亚大陆人口的增长，就是前工业化时期人口的增长是有关系的。我们的人口增长与玉米、红薯、南瓜、烟草、辣椒（都是来自南美）等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大量的山地、丘陵地被开垦和使用。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晚明时期天主教传来了所谓科学，传来了天文学、数学等等，这引起了中国建筑风格的变化以及中国知识界对数学的观念变化。以后的一些大学问家一般都是研究数学的，我们的思想史原来没有研究这个问题，我这里顺便说一说。因此，通常情况下我们从1500年开始研究就可以了。所以历史这个维度，我觉得是解读当代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个就是理论这个维度。这个问题又使我们困惑，因为100年来的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全部（不是个别的）都来源于西方，社会科学的280个主干词（就是关键词）全部来源于日本，像“经济”“哲学”等词都是从日本来的。“经济”这个词原来是经邦济世的意思，日本人怎么会用这个词去搞“economic”的翻译呢？280个词（我们语言学家都梳理过）都来源于西方。日本用汉字去翻译西文，然后我们从日本搞过来，倡导者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他跑到日本去了，日本字很好学，他3个月就学会了。当时不往法国跑，不往美国跑，因为那时比较穷，路费又很贵，东渡扶桑，很近，文字又很通（估计当时的日文中文字量比现在高得多，一般三个月就可以全看懂）。结果大量的教材从日本翻译过来，就是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使得100多年来社会科学的基本性概念、理论全部来源于西方。中国所谓不同的学派，就是从西方找到比较对自己胃口的那个学派与自己当下的要求结合起来，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派别。所谓本土云云，传统文化云云，实际上是没有的。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文化保守主义。有人把梁漱溟叫做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对。他其实是尊重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的，也尊重西方的权利。他不过是认为要把西方的东西和中国传统的伦理的东西结合起来，搞成一个既非松散的差序格局的伦理实体，也不是西方那种群己界限清晰的团队，而是试图结合起来。这个结合我们知道是失败了。几乎所有的文化保守主义，都用西方的某种价值去看中国的东西，然后发现那些东西中国古已有之，然后再来赞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们的《诗经》里面有“觕彼小星，三五在东”。就说，你看八大行星，三五就是八大行星，我们都发现了，比西方人早两千多年，然后就开始觉得舒服起来了。所以，近代以来的话语的输入给我们民族奠定了两大基础：（一）认识中国的规范，是一种认识工具；（二）更重要的是价值规范，它规范着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规范中。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等，以及转轨、接轨都与这个规范有关，都摆脱不了这个东西。这个过程就是用西方学者的概念来考察中国的事情。在此，我们不能一味地拒绝，拒绝就意味着沉默，除了沉默你没有任何办法，你一张开口，那就是西方的话。当然西方话语并不意味着西方霸权，你跪下，它就是霸权，你站起来了，那个霸权也就破灭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西方输入的理论和我们观察到、感受到的基本经验和现实结合起来，在两者之间实现一个双向的流动。首先我们要承认中国的现实和经验本身，并不能完全由西方概念来加以规定。相反，必须根据我们的经验来修正西方的概念。这个过程我把它叫做把西方的概念、理论根据中国语境进行语义学上的转化。你必须转化——语义学上的转化，没有这个转化叫照搬，有这个转化叫创新。这样一来，概念可能还是来源于西方，但实质不一样了。毛主席就有很多创造性的转化，“党内有个资产阶级”西方人就听不懂。如果不进行语义学上的转化，那些概念（指来自西方的概念）就都有问题。

最早意识到研究中国——用西方话语研究中国（这种方式）——可能存在问题的西方学者，在我看来，可能就是费正清。他反复强调、告诫西方学者，千万不要用西方的专制、民主、地方自治、政党等概念去理解阶级斗争等中国问题。他说中国传统政治可能就不是“专制”一词能概括的。他反复讲到这个问题：明清以后的县乡，也不是类似于美国的地方政治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他并不是要抛弃这些概念，但在运用这些概念时千万要注意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我觉得这个人的那些告诫十分有道理，而我们自己本身往往忘却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研究问题当中，一定要让直接的、经验的、事实的东西充分地对心灵开放，然后不要以理论去套事实。在这方面，我曾说过：把理论悬置起来。悬置不是否定它、抛弃它，而是要求研究者以一种无知的心态进入调查现场。在这个意义上就要求我们在调查研究前，当然要有目标、有目的，要有调查计划，要有方案，但这些不要太强烈，要让新问题——你自己感受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来。这些感觉到的，也就是老百姓迫切地意识到的（东西）。所以研究问题哪里来？老百姓那里来。老百姓那里既是一个社会事实——你需要的社会事实，又是一个价值——百姓的需要就是价值：他所感受的痛苦和期待当中有他的价值，以此作为我们的研究，他的眼睛就是我们的眼睛。

当然，我们可以站在更全面的资料分析上和更高的视点上来观察农村社会。现在的农民你不能小看，我常常很惊讶：有一些小伙子，他跑的地方比我还要多。他走南闯北——因为他到处去打工，初高中毕业就到处跑，跑的地方就比我多。而且有的人还积累了一些社会思考的能力。我上次接到一封信，就是一个从湖南到云南中甸去打工的人，他正好看到了我那本《中国七问》，就写了一封信来，言辞非常尖锐。他说，这样子下去，我们这批人是没有出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真的不行的。里面充斥着一种对社会秩序变动而产生的焦虑和躁动。你以为他没有话语权，但现在的这个话语权都是人为地堆砌起来的。天下的知识分子都去考那个东西：考硕士、考博士、考副教授、考教授、考博导，然后造就了一种学术话语，这种话语很容易被颠覆。我们原来那个八股话语一下子就被颠覆了，结果作了一千年的八股文没有一篇文章留下来，我想起这个就觉得可怕。所以，我讲，立场问题确定以后，方法就成为一个问题，我主要是讲方法论，讲了三条。

另外，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当中，恢复某种实践的能动性，经验的主动性。这个经验实际上就是我们调查的农民世界，它有权利修改理论，有权利来重新界定概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建议留意日常生活当中某种普遍被使用的语言、名词，考察它是不是有一种上升为理论概念的空间。我们老百姓的日常语言当中，有些是非常具有表达能力的，对于那些词，是不是可以稍为上升一点，这样，就会逐渐形成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大家在农村研究中的某种共同概念，这样就会让我们自身的经验和老百姓的话语获得更重要的一致。他有权来修正西方理论，而不是用理论去套。现在我们的法律就套得很厉害，因为它属于罗马法系，经常有那个财产、产权这些我们民族原来不习惯的东西，而且很拗口，像我们都不大懂的一个拗口的词——法律词套下来，套得成功不成功就很难说了。比如说我碰到一个事，按照现在法律，父母的财产兄弟姐妹是可以平等地继承的，但我跑了几个地方，都不是这样，还是用老办法，都是儿子继承，没有儿子的由侄子来继承。我问他们为什么？他说，女儿也可以继承，但继承的话，就断了娘家路。就是说父母死了，没有兄弟，女儿出嫁了，如果你要把那个财产继承过去，就断了娘家路。她如果不继承，由侄子来继承，那么，如果那个女孩子被夫家欺负了，村里一帮人就浩浩荡荡地去给她申冤去了，那个丈夫如果不老实就揍他一顿。确实也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女儿回来分割财产，后来果然就断了娘家路。从女儿的角度来讲，她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但最终与村里断绝了联系，而且整个村里的舆论都谴责她。诸如此类的东西，由于我不研究法律，就不清楚了。因为现代法律都认为这是传统的，都是落后的，都是非现代的东西，但是它却比较有效。

我的意思就是说，让生活本身，经验本身，让民间话语本身获得一种对输入的话语及理论对抗的权利，一种修正它的权利。然后根据它，我们来修正一些概念，来解释一些现象，至少我总想这样做，至于做得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这就是我讲的方法论的问题。

“三农”研究的基本框架 [18]

从1988年华东理工大学成立文化研究所开始，我即着手对农村社会的研究，至今已经有16个年头了。并不是说16年中我一直在研究农村问题，但可以说这16年中我一直在关注“三农”研究的进展。从1995年、1996年开始，尤其是1997年以后，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凸显，“三农”研究逐渐成为显学。这门显学是建立在“三农”问题日益凸显的基础上的，一旦成为显学，就能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加上“三农”问题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也引起中央高层整个政策发生了重大的战略性转移，也就是新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出台，并且采取了许多向农村倾斜的经济政策。

因为“三农”问题成为显学，所以参与“三农”问题讨论的人就大量增多。一方面，大量的研究成果使人应接不暇，更重要的是引发了过去那些从来不研究“三农”问题的人参与讨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堆积了大量天才的猜测，但更多的是胡说八道。要论证那些天才的猜测或驳斥那些胡说八道，以清理“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给出一些可行的答案，我感到十分的困难和困惑。另外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使得像我这样的人，就说我吧，在价值、立场方面重新定位发生了巨大的困惑：一方面看到市场和私有化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就看到这个趋势内部蕴涵的严重对抗，使我们（就我本人而言）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时发生了一种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使我在近几年来就“三农”问题几乎没有发表过文章。只有在少数的场合——就像在这里，华中师范大学——因为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允许我胡说八道，就随便说说。在其他场合，因为怕说错，就很少发表这方面的言论。

上面算是个开场白，也算是交代自己发言的心境。这个心境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下面的发言可能会充满着内部的矛盾，如果这些内部矛盾存在，就是我的这种心境的反映。

我觉得“三农”问题研究进展到目前这一阶段，的确应该就一些重大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或者说，应该把“三农”问题列入到一个更大的范围中思考。今天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的内容，仅供参考。

一

第一个方面，将“三农”问题置入何种社会发展框架中来进行研究？我们通常说，研究“三农”问题是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在转型以前，传统中国社会里当然也可以说有所谓的“三农”问题，如土地兼并、税赋沉重、农民的揭竿而起、人口增长、土地分配、大量流民出现等等，还有一些自然灾害等也可以视作“三农”问题。那些已经完成社会转型的发达国家当然也可能存在某种“三农”问题，比如要对农副产品进行补贴，要抗击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农副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等等。但是，这两种“三农”问题和转型时期中国的“三农”问题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质，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三农”问题。

有一个概念，我们经常使用，但确实是充满歧义的概念，这就是社会转型。关于社会转型，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流意见，一种是非主流意见。主流意见又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比较激进的，一类是比较冷静的或温和的。这些区分我下面会谈到。关于非主流的社会转型的框架，也有两类。

先介绍非主流的框架。因为这些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通常的解释框架是：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或者说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轨，在我们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和报纸杂志上经常是这样提的。另外，关于社会转型，还有若干种比较次要的，但也是经常出现的提法，如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学者在讨论这个转轨的过程中，有人干脆就把它看成是由原有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轨；还有就是从政治上来讲的，就是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民主；还有从社会学来讲的，从群体到个体，从身份到契约；还有一种就是从农民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等等。但是核心的就是从农耕社会到工商社会的转轨。这个工商社会，在我们的理解当中通常是以发达国家为摹本。其实，近百年来，我们通常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种框架，随着这些年的改革开放，有人提出了一些质疑：其根据主要是资源有限论，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论，尤其是石油资源的有限论。就是说，一个13亿人的东方大国要发展，要崛起，要过一种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的人均消费状态的生活，有没有可能？

属于非主流的一派观点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中国自身的资源和市场资源（通过国际交换得到的资源）不可能使得中国的大部分人进入中产阶层，并模仿西方那种消费，那么他们认为中国的转型可能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理想的可能性。因为这两种判断将对我们“三农”问题研究带来重大的影响。

第一种判断认为：既然中国不能实现全面的富裕，那么中国将进入一部分人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而绝大部分人不可能。这样中国将走向一条所谓“内殖民”的道路，就是沿海来“殖民”中西部，城市来“殖民”乡村，就是把广大的农村当作一种资源，输入到城市，注入到沿海，这里包括土地上的产出，通过价格机制向城市转移财富，这个在1997年以后我们就看得很明显：农副产品的价格逐年下跌。据有关部门的估计，1997年、1998年，直到2001年，大概每年有1000亿元通过价格机制向城市转移。当然，反过来，去年农副产品价格开始上升，就是城市的财富通过价格机制开始向农村转移，也是使得农村情况有所好转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政策调整是一个次要因素。这个财富的转移，除了前面所讲的土地产出，还包括农民劳动力本身：人才和劳动力，也向城市输入，农村的整个教育不是为农村提供人才，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家庭现在已经深刻地卷入了货币经济，他必须为买进而卖出。当自己的土地产出和家庭储蓄，不足以通过卖出来得到从市场所要获得的必需品的时候，他们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面，劳动工资十多年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将劳动时间延长，那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这也是通过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来向城市转移财富。

另外，他们还提出，农民的土地直接成为了权力和资本的侵蚀对象，据说地方财政1/3的收入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土地。据我所知，从1992年以后，上海十年（1992—2002年）的地方财政收入约3600亿元，其中1200亿元来源于土地。到底有多少土地由于非农的使用而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是怎样在地方政府、开发商、中介商和村及农民间进行分配，可能是一个永久的谜。总而言之，他们认为一部分人的富裕是建筑在“内殖民”的基础上来完成资本积累的，所以这解释了为什么短短的1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长，而且达到如此高的消费水准。

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他们就预测，社会的团结将不可避免地被破灭，执政党不可避免地要被自身的特权、被经济精英、被知识精英蛊惑。在这里，我是复述其中一派的观点。

如果在这种观点下面来审视“三农”问题，那么它研究的主题就被确定下来了。这就是农民承受的底线在哪里，这也成为“三农”研究的重中之重，所以有些人在研究革命和造反的问题和如何避免革命和造反的问题，这样“三农”问题就是一个政治学上的问题。

或者你作为一个革命者参与这场运动，我想我们在座的不会去干那些事，因为它成功的可能性，大概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就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所以有人认为将来是动荡、骚乱和恐怖主义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在研究这个问题，当然他们也是为了长治久安。所以从极左的预言也可以得出极右的结论，这是一种研究方法。

那么，如果说让资本和权力自由结合的发展模式将会导致中国内乱的话，要避免这一条，他们建议第二种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理想、价值多于事实判断的。当然你可以把它称为乌托邦，就是要用避免“内殖民”的模式来发展，就是整个的改革开放，整个的发展要建立在可持续的发展基础之上。这个可持续就是要使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相对地吻合，也就是说这个发展要使多个社会阶层从发展中分享到自己的好处。这个分享并不是说绝对的平等分配，他们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一个阶层可能多一点，另一个阶层可能少一点，但决不能走上一个阶层之多恰是另一个阶层之少的路子。就是说不能走上零和博弈。

由于资源的约束，整个发展建立在两个基石之上，一个基石就是发展的成果要为多个社会阶层所分享，不能为一个或两个社会阶层所独享，却使更广大的阶层付出代价；第二个基石就是要小富即安，因为在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石油资源——硬约束条件下面，中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去消费土地，消费土地上的资源，消费能源和其他多种资源，永远达不到像西方国家的那种消费水平，即中国只能够做到小富即安。也就是小富而均，较为均衡的这样一种社会。如果要达到这样，那么高度地刺激消费，以消费带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就被宣布是无效和有害的。如果要移植这种发展模式，要建立起新的发展模式，等于是中国人自身要建立一种活法，不同于西方人的那种活法，就是说要建立一种全民的价值共识，而首先要在专职思维的那一群人就是知识分子中建立起价值共识。没有知识分子的价值共识，没有知识分子和政府的价值共识，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但是要满足这两个前提，现实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前提本身就具有乌托邦性质。

如果是这样一个方案，如果按照这种方案来研究“三农”问题的话，那么就是城乡平衡论——如何保持城乡相对平衡发展的“三农”问题。这就是另外一个视角，而不能把农村仅仅看成是一个资源的提取之地，而将来要抛弃之地。就是说13亿人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长久地在农村生存，要建立起一个合乎农民生活的那种环境，这样的“三农”研究的价值取向就被确定了。

这是我讲的非主流的关于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观点，以及两种不同的“三农”问题的审视角度和解决方案。

二

再回到主流的框架。主流框架前面讲到主要是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轨，而工商社会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的。在这个转轨的过程中，对它的时间长度、复杂程度、困难程度的估计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大概再过二三十年，中国社会的转型就可以完成，中国至少可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达到所谓的全面小康水平。如果在这么一种框架下面，就是说“三农”问题出在农村，但是解决的出路在城市，在沿海，所以“三农”问题的着力点是研究在农村，但解题在城市、在沿海。有人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长江边的中国》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框架。就说你们中部就维持一点：稳定；大量的人口向东部输送，主要向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输送，所以他们既反对三峡工程，更反对南水北调，他们说与其将水接到北方去让他们喝，还不如让北方和西部的人跑到长江边来喝水。所以，根据中国土地稀缺的现状，在东部沿海地区建造密集型的大城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

这个思路给研究“三农”提供另外一种框架和思路。按照这种思路，他们要求土地尽快地私有化，在产权明晰、自由交换的名义下。他们认为产权明晰一方面可以摆脱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摆脱由于产权模糊而产生的剥夺农民的圈地运动。这本来是一个左翼的观点，现在为右翼所接受。由它推论的结果是：由于土地的私有，农民土地可以买卖，而土地买卖的钱可以用来完成城市化，就是说他拿这笔钱可以到城市买房子去，至于买了房子干什么，他们不知道。甚至有人提出来，把那么多的农民集中起来搞小城镇，搞中等城市，搞起来以后，需求就会产生供给。我不懂经济学，但如果这样就可以解决第三世界的“三农”问题，那么我觉得是太简单了。所以他们要加快城市化，谴责由于户籍制度而使城市化长久地滞后于工业化的这样一个陷阱，所以他们要打破户籍制，主张土地私有制，然后让千百万的农民——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急剧地迁徙。这样解决“三农”问题，或者研究“三农”问题的话，那就不在农村了，那就在城市里研究，也就成了一个加快工业化发展的战略问题。

另一种也承认这个框架，但是它根据中国是后发国家的基本事实，根据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事实，根据中国人口受土地的严重约束的基本事实，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工业要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然后把其他必要劳动力也吸纳过来，以此加快农村的发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这样一个过程将是极其漫长的。所以对它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由此再来确定我们“三农”问题研究的重心。就是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会遇到经济的周期，大量被城市和工业吸收的就业人口还有大量返回农村的可能。这个转轨即使是必然的，但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曲折，甚至是某种程度的逆转。我们如果从这个方面去研究“三农”问题，那么我们必须去研究当代中国土地承包制的稳定和改进，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土地承包制下的土地性质，必须重新理解改革开放的原始起头——它是差异性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而这样一种改革的前提恰恰是绝对主义的土地均分。为什么？土地均分是不经济的，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讲是低效率的，但它是公平的，是当时中国社会农民唯一能接受的一种制度，所以中国的土地制度到底是什么性质？承包制下的小农和土地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千万雷同的、规模极其有限的小农，温铁军讲据他的估计有2.3亿个小农户（户籍制意义下的），和地方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在这里，东部、中部、西部出现了重大的差异。相当一部分的东部地区，虽然不是所有的东部地区，尤其集中在苏中、苏南、浙江、福建一部分，广东大部，这样一些沿海地带，当然包括中西部城郊的这一带，那里的农民已经终结了（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即家庭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了，地方财政的中心也已经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了。但是对中部的广大地区，不可能像东部一样，普遍地发展企业。就像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们预计的，用地方性的工业，包括每县、每乡镇、每村这样来发展工业，来就地消化劳动力，这样一种情况到1992年我们就看出来根本不行了。整个工业布局向东部集中，甚至连梯度转移的那种发展也不可能了。如果东部、中部、西部是三个独立的地区，它有明确的边界，那么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务成本、商务成本提高了，有些工业可能向中部转移。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的统一市场已经形成，所以资本不愿意承担劳动力流动的成本，这个成本要劳动力本身来承担，所以企业还是大量集中在东部。农民是跨省区流动就业，这种格局将长期维持。所以我讲，农民和中部地区的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同样的一个政府的架构、政府的层次、政府的机构及其职能，全国规模的这样一种职能雷同的机构，对中部来说是发展的动力还是阻碍？是稳定的基础还是动荡的基础？值得充分研究。另外，单家独户的小农和大市场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年我们看得太多太多了。因为农民确实像小企业主一样，对农副产品的价格信号会作出或迟或早的反应。你能够作出反应，你能改变种植结构，其他的农民也能够改变，因为他们规模同样狭小；你能够进入这个市场，我也能进入，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哄而上的场面。一盘散沙的农民，不组织起来的农民，怎么能够应付大市场？这也是我们“三农”问题研究的重中之重。另外，如果劳动力无限增长是死的，农民工不可能分享GDP增长的任何好处，那么在当前农民工的工资结构中，他不可能有进城以及自我保障的那两部分费用。就是说工资就是给他吃饭的，然后积点钱，只能回来盖房子，娶老婆，别的就没有任何作用了，就没有别的钱了。这就是说城市地价的提高以及房价的提高，天然地阻止了农民工成为城里人，农民工只能在城里打工而不能在城里落户。这种情况不仅针对农民工而言，针对我们现在的本科毕业生，甚至我们的研究生也起到了这个作用。因为城市化首先要存一个购房的钱，还有一个自我保障的费用，农民工他一下子不可能列入城市保障的，如医疗费等还得自己掏。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力比较强的，从事经商等的那些农民工精英，才有可能完成城市化。如果这个判断大体是正确的话，那么在一个很长的时段内，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将长久地存在。在半个世纪内，我看不到它消失的可能性。这样我们“三农”问题研究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就可以找到了。诸如此类，我不加细说。我这证明的一个观点是：“三农”问题的研究视角。总视角、总思路随着你对社会转型的不同判断而发生差异。所以对社会转型的判断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这里我把主流的意见分成两种，一种激进的，一种温和的。当然，我偏向于主张温和的一种。对非主流当中的某些观点，我采取吸收的态度，对他们总的结论可能并不赞同。这还是多年来社会调查的一种积习，因为我强调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对应该是什么这样的判断，我这些年是越来越淡漠了。当然，他们提出“应该”，也可能会为我们进行社会批判提供一个价值尺度，这种价值尺度我们也不能以“乌托邦”一笑了之。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忧虑的是如果中国最终要完成向工业化的转轨——因为这是我们百年的梦想——但是这个过程一直被我们由于急躁而缩短了：“大跃进”的思想从康有为就开始，他说给我中华民族三五年，最多七八年，孙中山说大概十来年，毛泽东说十五年，超英赶美不就十五年嘛！后来时间就延长了，邓小平1980年左右就讲要分三步走，大概是2030—2050年左右完成这个过程。现在看来，时间可能还得大大地拉长，我们这代人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于逆转、相对的倒退，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还要加一句，前途是光明的。

时间快到了，就此打住，谢谢各位！

“三农”问题的思路与出路 [19]

我原来打算只是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一起交流的，没有想到有一百多人。没有做很好的准备，算是胡说八道吧。讲的题目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几个想法”，大概一个多小时，留些时间交流讨论。今天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讲“三农”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成为朝野关注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国内的学术界一些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哪些解决思路；第二个问题是对“三农”问题的考察，应放在什么样的框架下，这主要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第三个问题讲“三农”问题的出路，看看有无解决的办法。

一

20世纪末，或者说是1996年以后，“三农”问题成为朝野关注的问题。我们这个民族，日子好过的时候，通常把农民给遗忘了，而日子不大好过的时候，又想起了农民。50年来，大抵如此。1992年以后，我们知道，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说，叫做中国已经进入了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所谓“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把这个事实表述为所谓“卖方与买方市场的结构性转换”，也表达为所谓的“内需不足”。而实际情况是整个农民阶层和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占我们民族总人口的70%—80%，有巨大的需求，但并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有效需求”。通俗地讲，就是说没钱买东西。占我们人口总数70%的农民（又有一种统计说农民占国民人口的总量已经下降到64%）有8.6亿—8.8亿，这么巨大的人口，这还不包括城市的贫困阶层，他们如果丧失了购买力，这个国民经济怎么能够有效运作？就在经济出现了问题，内需不足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农民。所以经济学家思考问题是从解决内需不足的角度来考察“三农”问题，他们提出的办法叫“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增收减负在1992年以后党和国家的文件中不断得到强化，其核心便是扩大内需。

增收，如何增收？

经济学家们开出了个药方。第一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业产业结构是指农业内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调整，农林牧副渔的比例调整。但是，人均1亩土地，种植结构雷同的小农经济如何调整产业结构？能否将种植业，尤其是粮食，转到经济作物？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第二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就是说要从农业转到地方工商业。我们知道，如果说共和国的前30年可以概括为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那么最近这些年大体上可以描述为地方政府推动的地方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沿海和内地，我指的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引起的是不同的效应。可以这样讲，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沿海，主要是指江浙地区和珠三角，或者叫闽南地区，超速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工商业的转轨。地方财政也从农业转向以工商业为主，而绝大部分农户的家庭收入重心也从农业转向工商业。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发动过三次到四次的大规模的地方工业化的进程，或者叫做乡镇企业建设过程。这个过程总体上来讲是失败的，由此而留下的大量债务，还有半数没有着落。所以对中西部广大地区来讲，虽然地方政府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来推动工业化，但依然没有完成地方的财政从农业向工商业的转轨，农户的收入也没有完成从农业向工商业的转轨。他们只能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到外面打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这样，这些年来不断膨胀的地方行政机构的财政支出，就实际上间接地压到承包制下的小农的极其有限的农业剩余上去。这种情况在1992年以后加剧了。

所以，经济学家开出的这两个药方，在中西部地区并没有收到积极的效果。至于减轻农民负担，1999年在安徽试点搞税费改革，就是把各种农业税，包括合理的三提五统以及其他一些税种并为一种农业税，其标准是按照上年全乡人均收入的8%—9%的范围征收。在安徽试点的时候，舆论把它视为中国农村的第三次大的革命，认为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第一次是土地革命，第二次是分田到户，第三次就是税费改革。而事实上，费改税之类的改革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曾经实施过几次，而每次都是收效一时而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明朝中晚叶的张居正的那个改革，所谓“一条鞭法”，就是费改税。康熙、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也是费改税，但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中央也看到了费改税要与其他一整套改革措施配套，最主要的就是精简机构。精简机构在我们共和国50年的历史上，前30年搞了三次，后20年也搞了三次，一共六次，但每次精简机构的结果都是行政机构的膨胀。在乡镇这一级，20世纪80年代初工作人员的平均规模在20人左右，小的12—13人，大的27—28人。经过了20年的发展，这级机构规模全国平均达到120—150人，膨胀了五倍有余。而县这一级在20世纪80年代初规模为200—300人，现在普遍超过了千人。所谓机构的膨胀就是吃饭的嘴巴多了，不仅嘴巴多了几倍，而且嘴巴还大了几倍。所以，要减轻农民负担，需要精简机构和官吏。但是，这牵涉到地方政府精英的饭碗，谁敢动？国务院的体制改革很容易，把13个部门挪出国务院，成立国家的垄断集团，暂时解决了问题。县乡这两级你怎么办？减下来的人往哪里去？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所以所谓的“增收减负”解决“三农”问题，思路提出来了，但是步履维艰，收效甚微。

关于“三农”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提法，目前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主要是在经济学界，他们认为承包制小农的能力已经发挥到极限，所以，大量地减少农民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此外，还说要加快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把沉淀在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数量至少有2亿）转移到工商业当中来。因此，一方面要完成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必须将土地的现有产权结构进行重大变革。他们将土地所有权视为妨碍土地流转的根本原因。所以有学者建议土地实行私有化。这样，可以加快土地流转，将土地有偿地集中到一些种田大户手里。但这个问题，土地的现行所有制结构如果转化为私有权、私有制，将会给中国的农村、农民以及中国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被他们深思熟虑。他们一方面提出要改变土地的产权结构，加快土地流转，另一方面要求废止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加快城市化的建设，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进行，改变我们50年来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他们认为，只要改变歧视性的户籍制度，2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以较快的速度转向工商业，转向城市。这种拷贝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经验的思路，在中国能不能适用？中国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能不能转移到城市？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其工资结构有下降的趋势。据调查，1986年到1996年间，沿海城市打工者的工资基本上没有明显增长。与之相反，1996年后其总体工资结构有下降的倾向。现有的工资，能否使打工者在城市居住下来，能不能养家糊口，这是一个问题。现存的工资结构使得农民只能成为农民工，不能转化为城市的工人。另外，城市现有的社会保障，这里主要指义务教育、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这四大保障在现存的中国经济条件下，能不能一次性地或者是较快地赋予、覆盖到全体国民、全体农民，这还是一个问题。这么来说，如果取消现有的歧视性户籍制度，让农民能够自由进入城市，而同时又未能把城市的社会保障赋予进城的农民，那么将在同一个城市内部产生两个不同的等级。这样对整个城市的管理将带来什么影响，这些经济学家也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这是学术界主流关于“三农”问题的基本想法。

二

“三农”问题，通常把它认为是一个农民负担问题，其实不然。下面我要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考察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三条主要线索。在这里不能详谈，只是提出来供诸位参考。

第一是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所谓人地关系问题，即农业人口对有限耕地的压力不始于当今，也不始于共产党政府，更不始于因为毛泽东没有听马寅初的一句话，中国的农民就撑开肚皮生孩子。不只如此，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由来已久。可以这样说，500年了。如果再往前追溯，1000年了。中国秦汉到隋唐之间，我国的人口规模通常在6000万左右，南宋时期突破1亿，原因就在于一项小小的农业技术传播，即早稻，所谓占城稻从越南引入中国。于是，中国长江以南的水田开始形成了两熟制，甚至三熟制。这样形成两大效应，一是人口规模扩大，因为原来比如5亩土地养活1人，而现在2.5亩就可以养活1个人了。随着单位亩产的提高，复种指数的增加，南方的人口开始超过北方。第二个效应是由于稻田的价值增高，引起了对长江中下游流域湖泊的围垦。我们湖北、湖南等地一些大的湖、堰的围垦，基本上是从南宋开始的。还有梯田上山大概也从南宋开始，这样又引起人口的大量增长。南宋人口突破1亿，元代人口稍有降低，明清时期又上升到1亿以上。明代的1500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这一年在世界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分界线，一位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这个发现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样东西，一是南美的高产作物进入了中国，主要是玉米、番薯、土豆、南瓜、花生等，通过荷兰、西班牙到中国贸易的商人进入了中国南海地区，进入中国。二是墨西哥的银元进入中国，引起中国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是一个银元国家，而银子主要来自墨西哥和日本。明代之所以会出现倭寇，是因为他们本来带来了日本的白银到中国来经商，经商失败了就抢。所以1500年以后，中国南部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人口日渐稠密。以后随着每一次的战争（主要在北方和中部地区），每一次的饥荒，每一次的天灾人祸，这些高产作物就不断地向中部、北方、西部地区进军。直到现在，中国许多国家级贫困县主要还是靠红薯、土豆和玉米这些作物支撑。有人说清代的“摊丁入亩”，从此人头税取消对中国人口膨胀负有主要的责任，当然有道理。但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得原来我们民族主要的河流湖泊土地化了，由河谷民族和平原民族变成了丘陵民族和山区民族。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从那个时候就逐步开始了。由于水稻和小麦没有办法与森林和草地争坡地、争丘陵，而红薯、土豆、玉米有这个能力。

这样，大面积的生态破坏、大规模的人口增殖出现了。大概是在康熙晚年，剩余土地已经基本上开垦完毕。到了解放初，我们已有耕地16亿亩，人口达到5.83亿。经过50年，我们的耕地仅剩14.2亿亩，人口规模达到13亿。到2030年，我们的耕地会进一步减少1亿亩，而那时我们的人口规模将是16亿。当然，这里的土地面积只是税亩，而非实亩。实际的耕地有多少，有多种说法，一说是19亿亩，一说是20亿亩，一说是21亿亩，还有说是24亿亩。中国的统计数字历来是不准确的。即便我们取其中最大的，人地紧张也是显而易见的。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单位亩产。50年来，共产党在农业方面最大的成果是单位亩产平均提高了3—4倍。1952年我们的粮食产量是3600亿斤，达到解放前的最高产量，到1996年，总产量达到1.1万亿斤。而同期人口增长了1倍多一点，所以我们比过去时代好多了。因此，人地关系问题，不是哪个党派带来的，也不是哪个领袖决策失误带来的。而且平心而论，在20世纪50年代初，也不可能来实施现代的计划生育。因为天下初定，就要发动一场针对农民生育文化的运动，那是不可能的。

当然，在那个时代，确实尚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工业化”过程当中，的确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想法。195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就讲，只要我们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工业化加上机械化，我们的粮食就不是现在这样的几倍地增长，而是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土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我们全国用1/3的耕地来种粮食，用1/3的耕地来种树，还有1/3的土地让它休耕。我们现在对此当然觉得很奇怪，问题的严重性也得到认识。当人均耕地达到1亩以下的时候，这个耕地只能用来种粮食，别无其他出路。这个问题从1996年以后就被学术界反复谈到了。但是，它是历史地形成的，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所以现在的承包制，从经济学上来讲是不经济，但为什么要坚持承包制，为什么要按人口来均分土地？它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远远超过其经济学意义。它是稳定天下的一个基本的农村经济制度。因为大量沉淀在土地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在短期内转移出去。这是第一条线索。

第二条线索是政府与农户的关系。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层阶级——也就是贵族阶级被消灭了。所以秦汉以后我们看到，国家的行政权力直达农户，而每一个王朝兴起后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编户齐民，税收不是以村为单位，而是以户为单位。这在欧洲封建社会是从来不存在的。这就决定了政府，即国家与农户关系不能用西方国家的一般理论来理解。理解中国传统的核心，其实有两个字已经标志出来了，那就是“国家”。中国的“国家”这两个字是不能被翻译的，翻成什么？“state”“nation”“country”“motherland”？“No！”它只有在中国的语境中才能被准确地解读。脱离中国语境，无法理解。国者，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家就是小农家户，国与家之间没有任何的中间界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所谓的地主、富农、中农、佃农和雇农等都看作小农的不同样式，他们共享一套伦理价值。因为古代社会最核心的伦理道德价值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三纲”作为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其中有两项建立在家的基础上，一项同家有紧密联系。没有一个民族会如此紧密地把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建立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上。国家与农户关系的核心是税赋关系。国家所以编户齐民，因为有土地就有税，有丁就有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有家才有国，作为一个聪明的统治者，必须维护小农经济的再生产能力。只有国家有效地维护小农经济的正常税赋能力，然后才能得到正常的税收，养活皇家和各级官僚。但是，随着王朝持续和推移，人口膨胀，土地增加有限，农业剩余的大部分要被农民自己的家庭吃掉，剩余越来越少；同时，国家的官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腐败。这样，对农业剩余的汲取越来越多，最后必定是以“官逼民反”收场。中国的农民从来没有发生过与地主之间的战争，而“官逼民反”则比比皆是。官逼民反，怎么逼？只能逼出农民可怜的剩余，以至于农民不能再生存下去，就造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帝王最聪明的地方在于保护农民。古代国家治理的目标是“治平”，不承担发展的任务。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入侵，向西方学习，要工业化，要抗击西方，就必须提出工业化强国的任务。而强国任务、工业发展需要资本积累，问谁要？西方国家好解决，向海外贸易要，向殖民地要，而我们只能向占人口多数的、最贫困的农民要。整个50年，农民税赋占20%—30%，国家通过高额的农业税和统购统销，每年从农村转移出去900亿斤粮食，甚至达到1000亿斤。近代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积累让我们别无选择。现在的问题是，当农民50年来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奉献了那么多积累，为什么农民不能分享工业化的红利，这在道德上怎么讲？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当农业（农、林、牧、副、渔）的总产值在2000年已经下降到GDP的12.3%，也就是说，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农民可以不要养政府的时代已经到来，农不养工、农不养政、以农养农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已经可以废除一切农民负担，包括农业税。那么，现在农民承担的税费有多少呢？不同的统计口径有不同的说法。农经局的一项估计是平均一年从农民身上取得的税费加上罚款约为1200亿元，国务院农调所的估计是1780亿元，而湖北监利的李昌平估计是4000亿元，有的人可能估计得更多。我的估计是在2500亿—2800亿元之间。这个钱能不能免掉？我们2001年的财政收入是1.6万亿元。其实，有人估计，如果包括预算外的其他收入，总量达到3万亿元。那么，拿出1/10来解除农业税赋，既合理又可能，想想单是北京申奥就支出2800亿元啊！至少把农民承担的义务教育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起来是没有问题的。需要多少钱呢？大概是600亿元/年，这个可以做到。所以，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应该是国家向农民拿多少才合理的问题，现在的状况是不合理的。尤其是50年来，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农民是不是还要继续为市场、为城市、为政府无私奉献？不合理。

第三条线索是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如果把中国分为沿海、中部和西部的话，那么近代百年以来，西部地区，我主要指的是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几乎没有参与中国的近代化的历史过程，深深卷入近代化过程的是中部和东部地区。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随后的五口通商等等，近代工商经济的发展在沿海和中部地区的意义大不一样。东部地区既受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同时也得到了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东部地区的一些城镇发展起来。在20世纪20—30年代，浙北的大部分县已经逐步从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工商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的就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像苏南和浙北一带，当时农业人口已经下降到40%—50%左右，基本上进入了工商业。沿海大城市，如上海，在短短百年时间（从五口通商的1842年算起，到1949年），从原来几十万人的小县城发展到400万人的大城市。那么这些人口是哪里来的？不都是从周围的农业地区流动过去的打工仔打工妹吗？所以，近百年中，沿海地区经历了从农业向工商业的自发的转轨过程，这一过程其实还可以往上追溯到明朝中叶。现在江浙一带的城镇原来的基本雏形大都是从明朝中叶开始形成的。近代以来沿海这一带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抑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温州，它在解放初的人均耕地不足1亩，而当时全国平均为3.7亩。还有广东潮汕地区，现在人均耕地面积0.2亩左右，那就是说，在解放以前，那里的农民已经是半农半商半工，大量的劳动力已经转移到内地、城市和海外。所以在公社体制下把那些亦工亦商的农民重新按在土地上的时候，他们人均0.8亩的土地，怎么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呢？事实上，就是在公社时期，江浙一带还是在经营土地外收入。我的一个表哥曾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1953年搞“四清”的时候，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在永康县发现那里很多大队的大队长都是地主和富农，他们认为这是阶级复辟，上报上级。中央后来专门派有关部门下来调查，结果当地的老百姓说，他们的主要劳动力都出去搞补（锅）打（磨）等手工业了，一般年初出去，春节回来。在家劳动的妇女老幼没人管，所以惩罚地主富农，让他当大队长。所以，为什么沿海地区在公社制废除以后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并向乡镇企业转化？为什么温州地区在改革中会以个体经济的形式出现，而苏南地区则是以集体经济的面目出现，这都是有历史基础的。计划经济30年，是对几百年来的那种发展趋势的中断，而近些年来，则又得到接续。所以，当沿海地区迅速完成地方工业化过程，地方的财政主要资金也从农业剩余转到工商税，农业已经不重要了。我在江浙一带跑过很多县，那些地方的农民，你问他什么叫农民负担，竟然不知道，更别说什么“三提五统”了。1996年的乡镇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转化为私有制，村集体经济收入没有了，这种情况下，部分地方又开始征收农业税。2000年浙江全省废除了农林特产税，同时，“三提五统”也随着农业税恢复了，但是，有些地方农民拒绝缴纳，政府也就算了。而原来在1996年以前乡村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很多地方是以工抵农了。所以，当沿海的乡镇企业趁国有企业体制转轨笨拙和迟缓的几年里迅速发展起来后，一方面挤垮了很多国有企业，另一方面也使得中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空间微乎其微了。因为市场已经饱和了。中西部地区只有依靠地下矿产资源或是当地的原材料进行一些简单加工，而这些又正是日趋注重环保的中央政府所严厉限制的。机会已经不可能再给中西部了。如果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工业也有一个像沿海在20世纪80年代那样辉煌的时期，那就意味着要有一个广阔的海外市场，这可能吗？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来得太晚了，因而我们不可能循序渐进地走完西方发达国家经过的道路，而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但这个赶超的空间太小了。1850年的法国人口总量为3600万，英国人口总量只有2000多万。1800年的整个欧洲人口规模是1.5亿，同期中国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4亿。英国依赖于比它大几百倍的殖民地，从而完成了蕞尔小岛的工业化过程。法国来晚了一步，它的工业化进程充满风险和斗争，德国更晚，必须依靠上层国家力量来推进工业化，结果是为寻求发展空间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但每次都被摁在地上。美国则有它特殊的地方，因为美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进行西部大开发。当时规定，在美国居住两年以上的成年男女每人可以拥有160公顷土地，其他的国家可能吗？所以，沿海地区20年的工业化的完成是以广大国内市场为背景的，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只好依靠广阔的海外市场来发展，这又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所谓“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中西部农村的问题。近代中国发展的一条线索就是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关系问题。前30年，中央依靠计划体制抑制了中部与东部地区的差异，近些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新一轮的矛盾正在生长。

三

“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也不是减负，它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合理公平地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是产生不平衡与不平等的。那么，政治国家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工业化发展战略中，谁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农民所受的剥夺如何补偿？工人的低工资有福利补偿，前30年积累的巨大国有资产，没有转移到个人或海外，它正是新时期改革的资本。近些年来的市场经济导向的发展战略，快速工业化的发展诉求，已经使得市场的不平衡性充分体现出来。关于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的想法有三个。

其一，组织起来。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完成了一个过程，劳动的雇佣化过程，不管这个劳动是在私人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还是国家资本中。这三种资本性质不同，但在雇佣劳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个过程的完成，要求我们将政权力量能否保护劳动的问题提出来。当然，我们有《劳动法》，但它能够提供多少保护？所以，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其弱在于分散而无组织，如果组织起来，它是最强大的阶层，因为他们人口众多。1848年2月，法国的小农占法国人口的65%。当时搞民主选举，结果农民们把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选出来，选出来一个皇帝。当时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富人，要求公正；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因此，总的来讲，整个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红利如果只让某一个或几个阶层独占，另一些阶层得不到好处，甚至还要付出代价，这样的发展战略是维持不下去的。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的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必须要走社会主义的根本理由。如果贫富分化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地方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阶层之间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那个时候，中国就要乱了。看《邓小平文选》三卷本那个谈话，大意如此，略有词句上的区别。

我认为，“三农”问题，事实上是农民与国家和农民与市场的双重关系问题。分散而弱小的农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表面上是等价交换。实质上，价格与其说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提供产品的两大集团的市场谈判地位决定的。比如说工资水平，表面上取决于劳动者的供求关系，实质上这是谈判的结果。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谈判地位就不平等了。但如果劳动者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同资本方进行谈判，工资立即就上去了。所以市场上的平等交换是一种表面现象，透过它看，决定交换的价格的更深刻的原因是生产者的谈判地位。分散的2.3亿的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增加自己的市场谈判能力才是农副产品价格提高的先决条件，也是提高对地方谈判能力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组织，就无法抵御不断增长的负担，无法实现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权利是一个抽象的规定，它必须通过组织的力量才能实现。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强者，即资产者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因为资本本身就是权力。所以，我讲要解决“三农”问题，第一条是组织起来。至于如何组织起来，谁来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农民能不能自发地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后的地方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我们的地方民主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的学术界、舆论界将会给予什么样的支持，这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希望诸位共同来研究这个问题。当然，现在的市场经济社会把每个人都转变成为“爬升动物”，每个人必须为了自己不断地向上爬升，以争取名利和地位，否则就要沉沦下去。但是这种爬升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必须正常有序地向前发展，中高层的职位被不断地创造出来满足一批又一批的大学毕业生的爬升需求。这个过程有可能被中断，2003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信号。2003年有145万名大学毕业生，据说有60多万人参加研究生考试，这是延缓毕业而不是增加能力的策略，是资源浪费。2004年可能有将近200万、2005年265万毕业生，你爬得动吗？所以，关心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事情是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条建议是取消全部的农民负担。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就叫农不养政。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弱势的，甚至无赢利的产业。这里我指的是现代社会，不是古代社会。当我们的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50年的积累，当工商业已经占GDP的85%的时候，占GDP 15%的农业要养活占总劳动人口的50%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们额外征收任何税费了，更不必说各种罚款。这是稳定“三农”的根本性决策，是稳定承包制小农经济的根本。与其说是增收，不如说减负，减负即增收。加入WTO以后，我们现在的农副产品价格仍比国际价格高出20%—30%。也就是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城里人，尤其是沿海的城里人可能会从国外获得更优质的粮食。其实这几年来，上海人，还有广东人吃的基本上是美国小麦，因为他们的小麦质量和口感都比中国北方的小麦好。另外，这三年来，我们吃的油基本上是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油。因此，要维持农民和农业的话，取消全部农民负担，势在必行。那么，取消之后我们的地方政府由谁来养活，我们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谁来支付，这就要求中央做出重大的战略决策。我的建议是削减政府规模和层级。地方政府这些年来为什么机构不断地膨胀，这与给地方政府巨大的任务，从而造成政权的多层次性有关。现在的地级市已经变为一级政府了。这样，中央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乡镇一级，再加上村事实上也是一级。有的地方在乡和村之间设管理区，又多了一级。巍巍乎，多矣！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两级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级，三级，三级就已经够了。我的建议是取消地市级，分省。我们搞它50个省，40个也行，10个直辖市。分省没有太大的阻力，四川不是分出来了个重庆吗？地方政府并没有太大的反应，中央有这个权威。分省对于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是十分有利的。四川原来就是几个省合成的，川南、川北原来都是分立的省。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管理起来很难，切成三块，不就容易多了吗？我们的西藏，原本就是有三个行政区的，新疆一向也是分疆南疆北。这个建议不是我首先提的，百年来就不断有人提，康有为、梁启超当年就提过了。省一分，分得多了，每个省都弱了，中央也就强大了。地市级取消，省就直接管县级，每个省可以管40—50个县。市级取消，然后搞乡镇自治，恢复古代郡县制。乡镇这一级管理的钱可以省掉多少？多出个2000亿元不稀奇。

再一个是我们的“条条”太多，在60—80个之间，在农业地区，要那么多部门干什么？我曾到山西去过，那里地方有个县设乡镇企业局，乡镇设企业办，我问他们有没有乡镇企业，回答说我们一个也没有。还有一个什么“对台办”，他们说全县只有一个台胞。这种行政管理体制是从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多层次的、条块分割的体制，它对于管理一个封闭的、静态的、区域差异甚少的、人口高度不流动的社会是十分有效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需要不断地把地方原有的差异消灭掉，以维持全国的高度统一和地方性事务与中央的高度一致性，这样中央的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直接插到基层。所以到1959年、1960年，毛泽东可以从高高的中央规定每一个农民每天吃什么。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我们的民族进入到一个几千年来未遇的全新的、完全陌生的新社会，一个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家庭都必须依赖市场为生的社会，一个必须为了买进而卖出的社会。农民的农副产品如果卖出不足以买进，那么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当作商品出卖。所有的阶层都必须依赖市场进行生活，区域性的差异就开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人口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每年有大约1亿的人口流动于城乡之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经历。东部、中部、西部、南方、北方的差距日益显现并多样化起来。这样一来，中央集权的、多层次性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开始无法驾驭这些新变化。它不能对某一地方的特殊性做出反应，只能对全国范围的普遍性做出反应。这么多年了，我们的条条那么多有其必然性。农民要造房子，占用土地，就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一个土地管理部门来掌管全国非农使用的土地，同时，老的管理部门并没有被吃掉。1996年我在瑞金调查，发现他们有一个知青办，3个工作人员。我就问你们这里还有知青吗？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那不是自己管自己？我们的县、乡有整整7个农业部门，基本上没事干。所以，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导致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多以及屡减屡增的一个根本原因。这要求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必须改善，必须加以研究，要总结世界各国的经验来掌管一个变动中的中国。要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廉洁的和法治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我们民族而言，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负担，我们就明白不断加重的原因了。为了解决不断增加的新情况、新问题，机构不得不扩张；它不知道哪些问题可以由老百姓自己去干，也不去培养老百姓的自我管理的智慧和解决自身问题的力量。这个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它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行政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对我们民族的政治智慧的挑战。如此这般用增加“条”的办法来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一条要加多少人？而且我们仍然害怕这些“条”管不好，再加上一个最大的“条”，把各个部门统起来，这就窒息了我们民族民主化的可能性。我这里只是从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的。我们的民族正面临着一个刚刚开始的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对它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那么由此可能带来的混乱、动荡、不慎和判断失误随时都可能出现。这要求我们年轻人一代必须关注我们民族的进程，这关联着我们当下的社会生存。研究要上升到认识我们民族当下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的高度，目的是形成一个既发展又稳定的社会，形成一个在发展中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公平地分享好处的社会。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谢谢各位！

从和谐社会看“三农”问题 [20]

主持人：我记得大约是在一年多以前，因为要做“三农”问题的节目，所以需要对“三农”问题很好地补习一下，于是有朋友向我推荐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黄河边的中国》。其实听说这本书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只有当我真正静下心来好好去读它的时候，我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一个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这本书非常厚，但其实书中没有任何的煽情，也没有任何的修饰，它不过是一本实实在在的调查报告。然而就是在字里行间，我却看出了作者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所拥有的那种朴素的情感和非常真挚的关怀，而且他也再一次把非常尖锐的城乡二元对立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也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曹锦清先生。

主持人：我读过介绍您的文章，说您在五岁时就被送到了浙江农村外婆的家里。所以后来我一直在好奇，现在您这么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是不是和您童年的乡村生活有关联？

曹锦清：应该有关联。我五岁到十岁，寄养在外婆家，也从事过农业，放过牛，割过稻，和农民的孩子在一起长大。所以我对乡土有一种亲情吧。

主持人：童年的乡村生活，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曹锦清：艰苦和朴实。

主持人：为什么会感到乡村的生活艰苦，哪儿艰苦了？

曹锦清：1958年那个时候正是人民公社开始的时候，先是吃了大概两三个月的干饭，后来吃了一点稀饭，再后来就没饭吃了。由于这个大饥荒，外婆养不活我，就把我送到上海我母亲的家里来了，这个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主持人：尽管在乡村有过饥饿的回忆，可能是非常不愉快的，但是能适应上海的生活吗？

曹锦清：也不适应。因为我刚到上海，首先这个上海话学不会，然后就受到上海人的欺负，现在还记得。

主持人：怎么欺负您，怎么欺负？

曹锦清：比如说，他们用上海话骂人：“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勿来，米西、米西炒咸菜。”当时我也听不懂，后来当我听懂了以后就非常地气愤，非常气愤。然后经常打架，受到欺负。但是在有一次决定性的“战争”当中，好像我打赢了。所以这一次“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我在这个弄堂里的孩子们当中的地位，以后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这对我后来的人生也有很大的影响，你要敢于去坚持你的一份权利。

主持人：我听说过一件关于您的事情，说您那时候特别愿意去思考人生的意义，而且在自己的亭子间里面写了几个大字，可能今天的同学不会想象是哪六个字，我告诉你们是“为谁活，怎样活”。

曹锦清：这个可能是我小时候这个环境的变化太大。另外一个，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不大对人说的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七岁时，我的父亲过世了。九岁的时候，我姐姐病逝。我是1958年到上海，那个时候我母亲在前几年改嫁了。所以我是在一个重组的家庭里面长大的。这个家庭留给我的回忆，是比较艰涩的、苦难的。因为在我心目当中，只有外婆关注过我，爱护过我。所以我很早地就对这个人生问题进行思考，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大概13岁那一年，我开始比较系统地考虑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有点早熟。但是后来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我，直到40岁，当我写完《西方人生哲学》的时候，我才突然醒悟到，这个问题是没有解的，它是一切形而上学当中，最形而上的问题。

主持人：那为什么从学术研究的方向来讲，会从哲学转向农村呢？

曹锦清：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原来在“文革”当中呢，像我们这代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文革”当中的很多事情不理解，就是“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巨大的差距，也引起了我们这代人的思考，当然包括我们自身的命运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怎么就跑到农村去了啊，和锄头打交道，和土地打交道了，而且是一辈子，那个时候是这样讲的。所以对自己的命运也比较关注，对国家的命运也比较关注。就开始想从历史上来寻找某种答案，在农场里也开始系统地读历史。

读历史以后呢，后来毕业就在中学里面教历史。教历史过程当中也发现，历史中存在很多问题。我以为在哲学里面可以解决我在历史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所以恢复高考以后，我就去考复旦的哲学系，哲学系读了四年以后，发现原来想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增加了更多的问题。哲学系毕业以后，当时我觉得可能还得返回对社会现实的研究，于是就比较自觉地转向社会学。那么社会学当中呢，我觉得中国在社会的转型当中，很关键的一块可能是和农村有关系，因为农村人口众多，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过程当中，农民和农业的问题可能是个核心问题。所以1988年，我和几个朋友就转向研究农村社会学，研究农村，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关于社会学转向和关于农村的研究。

主持人：了解了曹先生的一生，其实可以看得出曹锦清先生对于中国的农村“三农”问题，一直有着一种不解的缘分，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就请曹先生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从和谐社会看“三农”问题》。

曹锦清：“从和谐社会看‘三农’问题”，因为这个大问题牵涉到国家和农户的关系问题，也牵涉到城乡或者城市和乡村这两大集团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今天的半个小时只能是叫大题小作，既然是小作，我就想从一个故事讲起。

2006年的4月初，我陪同两个英国的学者去走访农村，因为这两个学者把我的《黄河边的中国》翻译成了英文，2005年年末出版了。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牵涉到农村的一些问题，农村的一些俗语，他们实在无法理解，所以翻完了以后他们想到中国来，到农村去看一看。我就带他们去拜访了2001年我在湖北调查时曾拜访过的几个农民。这次我去了以后，那个村会计就告诉我说：“啊，没想到，哎呀，真没想到。”他稍停一会，又说：“怎么形势变得那么快？”当时我一下没有反应过来，我说：“什么变得那么快？”他说：“你2001年来的时候，这个农村的情况很糟糕。到了现在，整个农业税费都取消了，那么快取消了，而且国家对种粮的农户进行直接的补贴。”我2001年去访问过的一个91岁的老农讲，这个税费取消以后的现在，是太平盛世。我说：“怎么会用太平盛世这个话呢？”这个91岁老农反问我，说“怎么不是太平盛世呢？”他讲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太平盛世呢！他讲“文景之治”算是太平盛世吧，他讲“贞观之治”算是太平盛世吧。唉，他很有历史知识啊。后来我打听才知道，他在解放前教过中学历史。他讲“文景之治”的时候说，这个官方的农业税收啊，原来一般的税率是十税一，到“文景之治”的时候就是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他说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虽然如此，那时还遭遇到七国之乱，就是天下也不那么太平。到现在我们国家是比较团结的吧，而且农民的负担全部减免了，不是十五税一，三十税一，是全部取消了。他说难道还不是太平盛世吗？最后他说：“自古以来，土地是养农民的，农民是养官的。怎么现在农民不养官了呢？我是井底之蛙，这个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不管怎么样，现在官太多了。农不养官的话，官要大大地精简才是。”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

然后我就问了那个会计，我说，农民负担取消以后，你那个村的面貌怎么样呢？他说，那个村是240户人家，共有986个人，468个劳动力，耕地面积是2531亩，人均大概是2.57亩。他那里是一个平广的丘陵地带，人均耕地比较多。他讲2004年，一熟油菜，基本把全年一亩地的成本都收回来了。所以一熟粮食一亩地，他那里2005年可以打到大概是800到1000斤，1000斤左右。他说，这1000斤粮食，基本上是一亩地的纯收入。2005年的粮价大概卖到8毛一斤，所以一亩地大概有800块钱纯收入。他说，从来没有那么高过。每户人家大概有三四个人，有十几亩地，那么一亩如果说是800块的话，那么10亩地就有8000块的收入了，很可观的收入。再加上国家对种粮农民的10元补贴，就是一亩地补10块钱，如果用良种的话，再补贴一点钱。他说，2005年在一年当中，整个的经济收入，光农业这一块，就有一个很大的增长。当然从全国范围来讲，2005年农民的这一个收入的增长，大概达到了7%，和上一年比，是很高的一个数。

我问：“这项惠农政策实施会对村民行为方式有何影响呢？”他说：“这个变化可大了。全村有三对农户夫妇，他们原来是常年在外面打工的，现在返回到农村要地种了。我刚做完一项调查，有80%的农户购买了摩托车。还有30家农户买了小型和中型的手扶拖拉机。”所以他讲，所有农民对2004年这个政策变动，心里是非常地舒畅的。

从这个具体故事里面，可以反映出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说国家和农户的关系，从2004年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性的变化。就是说自古以来，农民是养政府的，养军队的。这位90岁高龄的老农把自古以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概括得如此准确与简练，实在令我敬佩，我这个号称学者的说不出这样的话来。近代以来的农民不仅要养政府，还要养一个现代化的军队，还要养工业化，从晚清以来就这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实际上就在计划经济时期，全部的农业全年的产出，大概25%到30%是无偿地和低偿地被国家征调来支援城市和支援工业化的，农民负担很重。所以从2004年开始，国家宣布农不养政，取消全部的农业税费，从2004年开始分五年逐步取消农民的全部的负担。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因为原来国家和农民的矛盾，主要是向农民要了太多而引起的。

再说到2004年，农业的总产值，已经降到整个GDP的14.5%，它要养活的人口有多少呢？50%。所以我们有理由来取消这个农业税费，就是说农不养政，农也不养工了，相反地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以工、以城来反哺农业的阶段已经到来了，这是讲国家和农户的关系，从这个小故事里面反映出来。

第二个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城乡之间的关系。2005年的谷物价格，就是卖到了8毛或者8毛多一点一斤。不要低估这个数字，这个价格在1996年达到过。1996年那一年全国粮食的总产量突破了一万亿斤。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再加上1994年，1995年，1996年这几年，我们为了防止可能会出现的粮食问题，国家从国际市场多购买了一些小麦进来。这样我们一丰产，再加上多购买了些小麦，我们从1997年，1998年，一直到2003年初，粮食好像有点供大于求的样子。所以粮食价格普遍地下滑，从1997年，1998年，1999年，一路下滑，到了2000年和2001年，下降到5毛左右，甚至于更低，降了30%到50%。这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农民一年当中整个的粮食总产量，我们假定它平均是9000亿斤，如果一半的粮食，就4500亿斤是向城市提供的，如果每一斤降掉了3毛，4500亿斤乘一个0.3，诸位算算多少啊，1200亿元。粮食一项，再加上其他的农副产品，我估计每年大概1200亿到1500亿元。就是说1997年以后，农村财富持续地向城市，通过市场的价格因素向城市转移。反之，2003年的下半年，粮食价格突然上升以后，又恢复到1996年的价格，就等于城市又向农村转移了1200亿元，对吧。那么2004年的时候，就是减免农业税费，2004年减了大概200多亿元，中央直接向种粮农民补贴大概100多亿元。和市场价格的因素相比，这两个因素对农民2004年的增收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因素，最大的因素是市场价格的这个因素形成的。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农村的两大核心问题，前面讲了，一个是国家和农户的关系问题，从2004年已经到了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二就是城乡关系问题，2004年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这个价格上升以后，城市的居民向农村进行转移支付了。

但是问题也在这里，问题就是，如果农不养政了以后，它带来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村和乡镇这一级政府由谁来养？过去由农民来养，现在由谁来养？如果完全通过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养那么多乡镇——全国大概估计现在还有四五万个左右的乡镇——那国家肯定是不胜负担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农业税费取消以后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乡镇这级政府怎么办？乡镇的这些官员怎么养？乡镇的公共事务的财政怎么来保障？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渠道。

现在我们中部地区的政府采取乡镇与村分别合并的办法，把若干个乡镇合起来，精简人员，把若干个村合起来，精简村干部，以减少财政支出。但这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而且过分地合并还带来管理上的困难。你把几个村合在一起的话，每个村各种资源和负债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客观上会带来一些困难，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另外城乡关系，当中重要的一项是以粮、棉、油为主的农产品的价格问题，农产品价格背后的这个实质是什么呢，是无限分散的小农经济，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是它和城市之间的工业品及服务品之间的交换，这个交换是一定不利于农民和农业的。因为农业整个的生产效率比较低，它的规模比较小，它的组织化程度非常之低。比如说农民的农副产品要和城市里面进行交换，因为农民也需要城里面的这个医疗品，需要城里面的教育品，需要城里面向他们供应的农用物资，化肥、农药等。这些都在城里面生产，农民用自己的粮食和其他的农副产品和这些城市产品交换的时候，农民是处于劣势地位的。这个劣势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农业生产力比较低，还有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天气影响。另一方面是说，这个农副产品背后是一个分散的、无组织的小农经济。而城市相对是有组织的，有的产品它是有定价权的，比如教育品，城市是有定价权的。这个电力品，它是有定价权的。再比如说交通品，它是铁路部门来定价的。农民对自己的产品没有任何的定价权，这样在城乡产品的交换当中，我们发现农民总处于吃亏的一方。

如何保证城乡相对平衡？客观上就要求农民组织起来。这样又带来一个大问题，农民如何组织起来？用什么方式组织起来？这是我们当代中国农村依然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但是如果不组织起来，城乡之间目前这种不平衡关系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另外如果组织起来的话——或者通过合作社，或者通过农协，或者通过什么其他途径组织起来——那么好处从理性上分析来讲，肯定是很多的。

第一个，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能够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才能促使地方政府的职能有效地转移，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能够平衡城乡关系，才能够提高在农副产品的销售方面的谈判能力和谈判地位，这是第二个好处。

第三个好处呢，就是组织起来的农民才能够有效地杜绝输入农村市场的伪劣产品。

第四个好处呢，只有组织起来，农民才能有效地抗衡农村工业化过程当中的那种恶性污染。

所以我讲必须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地学会自我管理，学会民主化。使农民成为一个有组织能力的公民，这个历史任务要通过农村的组织化来完成。再说只有组织起来，这个政府才能和农民比较有效地进行谈判，也能够帮助农民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因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体并不完全是政府，而应该是农民自己。农民只能通过组织起来才能够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

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三农”的问题，它的一个实质是国家和农户的关系，第二呢，它也是城乡的关系。这两个关系能够处理好了，我想农村社会基本上可以说达到和谐。

我们不能保证说农民就能够完全进入小康，对于什么叫农村的小康，什么叫农村的和谐社会，我们可能要有一个比较冷静的分析。因为农民人均只有一亩地，甚至于一亩以下。靠这点土地要使得农民能够解决温饱是可能的；要致富、要达到小康，那么他就要依靠另外一块收入，那就是打工的收入。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要求农民工的工资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我觉得在很长的时间内大概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统计，1992年以来到现在，农民工的工资平均大概提高了68块钱。依靠土地的收入，依靠这个打工的收入，要支撑起一个农村的全面小康，确实有相当的距离，对此我们不能有过高的一种估计。但是在我看来，只要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政府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解决城乡的关系问题，就会有逐步的改善。而这个关系的核心我觉得，是把分散的农民通过有效的途径组织起来。像工人，我们的工人是有组织的，叫工会。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是有组织的，叫工商联。那么我们分散的农民为什么不能有组织呢？如果没有组织，目前这种状况，很难得到改善。光靠中央政府的一己之力，通过完全的政策调整来解决，我估计往往是力不从心的。今天因为是这个大话题，我只能拣一些比较重要的来讲讲，实际上它还涉及很多很多的方面，我只能是大题小作。还有就是挂一漏万，不可能面面俱到，谢谢诸位。

主持人：谢谢曹锦清先生，为我们讲述了您在农村所看到的，也为我们谈到了您在看到了这些东西之后所思考的。很显然，您认为让农民组织起来，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很好的方式之一。但是我不知道您觉得这个方式是不是很现实？就像您所指出的，在目前政府和农民的这种相互的关系之下，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农会，这会被允许吗？即便是像您所说的工商联也好，工会也好，其实他们是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如果是自上而下地组织的话，在和政府部门的谈判过程当中，又能够为农民获得多少的实惠呢？

曹锦清：农民组织起来，它的客观前提已经具备了。前面讲了就是国家已经不问农民要钱、要粮了。另外就计划生育这个问题，农民也基本上达到比较自觉地执行，当然各个地方的差异很大，但是我讲基本上。要钱、要粮和计划生育，是导致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紧张的基本原因，如今取消了农民全部税费，且进入反哺农业和农民的新历史阶段。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农民可以组织起来，为他自己谋福利，而不会对政府形成其他的或者负面的一些东西。条件已经成熟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习惯于单家独户经营的农民，他会组织起来吗？我们忧虑的是这个问题，农民的组织能力和组织意识问题。就是农民是不是把他自己遭遇到的问题，单家独户不能解决的问题，上升为一个村或者一个乡镇的共同的问题，并且寻找一种组织形式来解决。我说政府不应该有忧虑，因为政府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政府是一个推进民主法制的政府，而且它不断地号召，要我们这个国家实现这个转型。而且说政治文明当中的重中之重，要义是什么，是民主化的进程。一个执政为民的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权，难道会反对农民组织起来，来解决自己的“三农”问题吗？如果不组织起来，我前面讲了，光靠政府，光靠党，背不动。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认为，您刚才所说的这番话当中，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因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其实看历朝历代，中国人多地少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解决。而且在过去农民起义曾经多次发生过，它都是以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这样一个组织作为基础的。而现在呢，虽然税费减少了，但是农村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失去土地，失去土地之后的农民，他的这种反抗心理，我想可能不会比税费负担非常重的时候要弱。

曹锦清：土地的问题当然是个大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涉及。因为我们讲的是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概念我们要细细地思量。这个土地家庭承包，它是指所有权归村集体，使用权归农户。这样就是说，这个土地它是不能被买卖的，《土地法》规定农村土地是不能买卖的。集体也无权买卖土地。但是二十几年来，中国走上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之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就使得生产的三大要素都要自由化，劳动力要自由化，或说劳动力雇佣化。资本也要自由化，就是可以自由地获得资本。同样它要土地也自由化，就是说要自由地获得土地。然而承包责任制是，土地是不自由的。不自由的土地，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农民有一个基本的生存保障。因为我们国家是给了农民土地的，就意味着农民没有失业，就意味着农民自己要承担养老，自己要承担医疗，自己要承担失业保障。所以现在客观上要求承包责任制还要长久地维持下去。

另一方面我们搞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三大生产要素要相对地自由，这样就有一个不自由的土地和需要自由的土地之间的冲突，那么二十几年来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矛盾呢？授权给地方政府，首先把农民的集体土地转为国家所有制的土地，然后再批租给这个开发商和企业使用。这个制度、这个设计按道理是不错的，但是恰恰许多的弊端就发生在这里。这是由于地方政府用很便宜的价格圈占农民的土地，它没有保护农民的基本的权益。另外开发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获得了莫大的利益。1992年以后各级腐败大案要案，大部分和这个土地圈占有关。当然，好处是说，把农民的这个土地，很便宜地圈占过来，使得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可以低成本地推进，速度很快。我们要搞公路，搞高速公路，划条线，公路就出来了。如果是土地私有制，你想想看，那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二十几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如此快速地推进，和土地的这种使用方式绝对是有关联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没有保护好农民的利益。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3年末，耕地被使用了大概一亿亩。有人估计，大概有4000万农民失地又失业，就是没有得到有效的失业保障，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如果农民组织起来的话，它会使得这一个过程平缓一点。农民组织起来，他可以伸张自己的必要的权益，如果没有组织起来，就是一盘散沙。

主持人：土地问题可能只是这个矛盾的一个方面，我的意思是说，在农民的这么激烈的一个矛盾没有被解决的情况之下，这个农会，您认为它会被允许存在，而且会被允许发挥很大的作用，是不是您的这个想法会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

曹锦清：第一，在这个过于事实化和现实主义的今天，理想是弥足珍贵的东西。所以要有一点理想，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本身的要求，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理想并不是说是一个空想。因为我前面讲了，如果农民不组织起来，中国的农户，据统计有2.3亿个农户，经营规模如此狭小，如此分散，如此地无组织化状态，它形成的“三农”问题如果一味地都要政府来加以解决，尤其要中央政府来加以解决，我觉得在这里可以斗胆地讲一句话，不大可能。“三农”问题的解决应该是“三农”自己的事情，谁也帮不了它的忙。当然政策的导向，中央政策的导向是很关键的一点。所以我讲这个组织起来，对我们现任政权的稳定绝对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不要怕。因为它可能会和地方政府发生某种的冲突和平衡，这正是中国基层社会稳定的一个最好的契机。和谐不是没有矛盾，和谐是各种利益之间要相互协调，相互碰撞，相互妥协，达成某种共识，这叫和谐。你把它压了，压而平，不算平，和谐是多元矛盾的统一体，共存体。

提问：曹教授您好，主持人好，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是学历史的。刚才曹教授讲“三农”问题，涉及农村的长远发展。曹教授也讲到，农村长远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民的自我组织，也就是说农民要自己组织起来。但是，我认为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这个需要农民整体观念的改变和素质的普遍提高。我想请问曹教授，有哪些外界因素可以推动这样一个进程？谢谢。

曹锦清：就农民的自我组织而言，它需要有一些外部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政府条件，这个政府要解决“三农”问题，要帮助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解决问题。比如说有些资源就要向农村倾斜，很多学者都提到这个问题，比如说农业信贷部门。如果这种信贷组织也归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来掌管，那么它是有吸引力的。在这方面像日本，包括我国的台湾省，包括欧洲一些国家，都有非常好的成功经验。举个例子吧，像有些农副产品，如果组织起来，它可以搞一个品牌，然后可以向城市供应，它的价格就可以卖得高一点。组织起来以后，它还可以统一技术标准，有统一的收割，统一的包装，统一的运输，统一的出口，农民在这上面是受益的。只要政府去组织，当然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学者和专家，还有志愿者也能够到农村去帮助农民，这也是外在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发达国家早期农村的这种组织来看，多数有农村外部的政府力量、政治力量和志愿者力量的介入、干预和扶持。

提问：曹老师，主持人，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农村城市化、商业化，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农民进城。据我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有许多打工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城里面学得了一些经验技术，回乡之后呢，他们有的开了厂子。我那个乡镇就是建了一个酒精厂，而且这两年发展得非常快。费孝通好像主张小城镇建设，您认为这一条路相较于进城打工那一条路，是不是更加可行？谢谢。

曹锦清：原来我讲农民工进城打工，还漏说了一个问题。我讲的是打工者的主体部分，主流部分将长久地往返于城乡之间，但是他的前沿部分，那些能力比较强的部分，会顽强地生长到城市里面去，向各类城市生长。这包括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一直到县城下面的那种城镇，就是所谓乡镇，那种小镇里面生长。这些农村的精英，通过打工，积累了一定的技术、阅历、能力，他可能办商店，开小厂，他会顽强地生长到各类城市里面去，他们自我地实现城市化。这个比例据我的估计，如果说现在农民工有1.2亿的话，它大概占的比例在5%到6%之间，总比例不高。像这种叫做自发的城市化，因为城市的社会保障并没有赋予他们。他们是自我解决了三大保障问题，所谓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他们自己解决了。自己有能力解决这种自我保障的那种农村精英，他会自动地、顽强地通过各种各样可能的机会和缝隙生长到城里面来。而对这部分人，我觉得城市应该欢迎和接纳，就是说授予他们城市户籍。

主持人：非常感谢曹锦清先生和同学们的交流，今天的演讲就要结束了，不知道您想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曹锦清：关注“三农”也就是关注城市的稳定与繁荣，也就是关注我们每个人的自身。

主持人：非常感谢曹锦清先生今天带给我们的演讲，我想刚才曹先生是在真诚地呼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老师和同学，以及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去关注“三农”问题，因为只有“三农”问题得到了缓解，在农村实现了和谐，我们才会拥有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再一次感谢您为我们来讲述《从和谐社会看“三农”问题》，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

社会转型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21]

关于这个主题我今天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转型与发展观。第二个问题是新农村建设是新发展观为“三农”问题做出的解答。第三个问题是农村组织制度创新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战略

先讲第一个问题，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战略。

关于社会转型我们学术界有几个提法，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这几个提法核心是工业化，因为有工业化就有现代城市的出现，工业化、城市化又带动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这个社会转型的提法源于西方的社会学，起源于西方社会学的社会转型理论。当然，放到中国自己的实践过程当中来，会形成自己完全不同的特点，那么中国的社会转型的特点和阶段是什么？

我以为中国社会转型有四个重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是被迫而不是自发的，“是外部强加的”。我们原来有一种说法，中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也会自发地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如西方一样。现代学术界对这个判断大体上否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进入的而不是自发成长起来的，所以第一个特点是外部强加的，当然强加以后我们为了应战，必须要向西方学习。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或说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来得相当晚，所以它有个后发的特点。后发与先发就不一样，首先，在西方，像英国、法国等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许多问题，比如说人口过剩问题，比如说城市内部的紧张和对抗关系的问题，可以有一个向外部转移的空间，即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海外殖民地转移，减缓内部的压力。而中国就没有这个条件。其次，在西方它可以掠夺征服地的财富，输入到本国，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如果在工业化以前，英国没有把印度作为殖民地，没有从印度输入大量的资源，我们很难想象英国能够在18世纪晚期启动它的工业化进程。又如我们的近邻日本。日本的社会转型起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从日本的近代史来看，这个没有错。但是日本能够完成从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需要巨大的资本，它的原始积累哪里来？大家都清楚最初来自本国的农民与农业，即向本国农民掠夺，结果农民反抗此起彼伏，内部矛盾十分尖锐。更大的积累来源于中国，来源于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以后，割地赔款，大概是2.3亿两银子的赔款，相当于清朝数年财政收入的总量。没有这些银子，日本怎么能够建立起它的国家帝国银行，怎么能够启动现代化所需要的港口、道路、桥梁以及大型的工厂？是不可能的。所以，后发国家不可能从海外来获得在转型过程中必需的大量积累，就是原始积累的资金。相反，我们从鸦片战争以后，屡战屡败并不断地赔款，使得整个清政府的血液向外流，最终，清政府由于年迈失血过度而自行垮台了。所以，后发有劣势。当然后发也有优势，我们可以把西方的技术直接引用过来，免除了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占用的时间，这也有一定的道理。

第三个特点是，先发国家自发的转型通常是以市场为主导，但是后发国家因为农耕经济本身无法逐步推进到市场经济，并通过私人经济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不可能走这条路，所以一般由政府和国家主导。从这个意义来讲，凡是政府无力承担起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责任，就必然垮台。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是以快速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己任，这是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交付给共和国的历史使命。

第四个特点是，这种后发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不仅扮演主导的角色，而且采取追赶的战略。尤其是中国百年的落后和屈辱，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快速地推动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把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相联系以实现强国的梦想，就成为共和国初期的主导发展战略。

那么，后发国家在实现追赶战略的过程当中，整个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从哪里来？因为它的基础是落后的、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当时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所以原始积累只能产生在内部和农业。下面我要谈到的“三农”问题，主要是与这个发展的思路有密切关联。

上面是讲中国社会转型的四个特点。另外，中国社会转型通常要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高强度地取之于农业，用之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高强度和快速有关，我们不能慢慢来，不能够走原来发达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老路，一步一步地重复。这个观点是1928年一个美国的学者提出来的，这个人曾经参加过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这个革命失败以后，他总结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教训，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革命的边缘》。他在书的序言里面讲，中国的发展来得太晚了，因此它不可能循序渐进地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阶段，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内要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发展的任务。所以中国的发展，一个特点就是要浓缩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大跃进。这是1928年的话。大跃进这个词是我的概括，并不是原文，但意思是这个意思。

所以要高强度地提取“三农”，尤其是农业的产出，投入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建设，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当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工业和城市自身的增长能力已经形成，因而无须取之于“三农”。这样可以减免农民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所承担的国家工业化的繁重责任，而进入到以工业来反哺农业，以城市来带动乡村，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的起始点，在中国大概在2004年、2005年、2006年之间，所以我们可以把新发展观理解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在理论上的表达。当然这里要有一个补充，就是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通常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是说第一阶段取之于“三农”用之于城市和工业，第二阶段是以工业来反哺农业，以城市来带动乡村，中间有一个调整和过渡阶段，即先取消农民的一切负担，当中给农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因而过渡到第二阶段。当然，从中国最近这几年的发展来看，这个过渡期非常短，我们紧接着取消农民的税费以后，就进入了以工业来反哺农业的阶段。1999年开始农业税费的改革，原打算从2005年开始，花五年的时间初步地取消农业的税费，我们从2005年开始每年取消农民负担一个百分点，花几年时间全部取消。实际上2005年我们就宣传，全国各省市的农民的负担全部取消，所以我们的过渡阶段非常短暂。第一阶段的发展结束于2005年，就全国各个省市而言，尤其是沿海的若干县、乡而言，以工业来反哺农业，以城镇来带动农村，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浙江人清楚这个过程。尤其在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和江苏的苏南地区，20世纪80年代快速启动了，原来的社办企业很快过渡到乡镇企业，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机会。农户的经济中心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农业很快转到工业，地方财政的中心也从农业转到工商业，农业这块很难再做大的老蛋糕要让给农民自己吃了，工业积累的利润反哺农业，帮助农村盖房子，修水利等等，这是我要补充说明的。

下面我重点讲第一个发展阶段，我们还可以把第一个取于“三农”而用之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大体上分成三个小的阶段。第一个小阶段我们可以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启动洋务运动开始。中经中华民国，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可以把它视为第一个大阶段中的第一个小阶段。这个过程给我们留下了和新的工业产业部门相关联的、新式的工人阶级，但只有三百万到五百万。所以解放之初，中国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是一个农耕国家。城市人口只占10%到12%，农村人口占88%左右，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最主要的产业。新式的部门，就是工业部门，依然很脆弱，工业人数不过是三百万到五百万。第一大阶段的第二个小阶段是1950—1978年，因为1979年是改革开放的起始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计划经济时期。然后是1979年到2005年，是第一大阶段的最后一个小阶段，都是从农业取得剩余作为工业化原始资本的积累。所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加快，“三农”问题就开始凸显。远的不说了，我就讲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三农”问题已经凸显，关于农村破产、农民贫困等等的问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充塞于报纸杂志，新农村建设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已经产生，当时叫乡村建设。当然，共产党也参与了当时的农村改造，因为当时1927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以后，过了1930年，局面大体上稳定下来。首先一步就进行政权建设，尤其是要对县这一级政权加强建设，然后实施了新的政府机构，实施新的警察科，当然要招很多警察，还要买一些新式的武器，还有服装。还有教育科，来负责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中小学教育，当然要大笔的经费。还有经济发展科，民政科。另外把县一级的政权往下移动，移到乡镇一级建立起新的政权。从晚清以后经历了北洋、民国时期政权往下移动，移到乡镇一级。新的政权建设又有新的人马、新的装备，这些都需要钱，这个钱从哪里来，当然只能向农民要。另外军事装备方面，传统的军事支出主要包括服装、长矛大刀、给你饭吃，养传统的军队比较廉价，而养新式的军队就比较昂贵。当时的现代化的这个运动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以至于当时一个著名的人物讲了，他说农民出了那么多钱，苛捐杂税使农民活不下去，养这么多官，而官不能为农民办事，养了这么多军队，这么多的军队不能抵抗外敌，只会内部互斗。所以他要求政府少取于农民，最好建立一个无为的政府，他同情农民，当时开出了很好的药方。因为中国面临着强国的压迫，面临着政府现代化的问题，所以必须问农民要，但是要得太多会把农村压垮，你不要，中国又摆脱不了挨打的命运，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

解放以后，我们讲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近代以后第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潮，这个高潮是围绕着苏联支持中国156个工业项目而展开的。为了这些项目，我们整个高教系统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了重新调整，目的是为了“一五计划”，为了培养人才，而这个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基本上来源于农业。这个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1949年中国的城市132个，到1965年增加了44个工业城市，这44个城市基本上是工矿业城市，所以这个城市化的规模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第一个大的高潮。我这里讲几个城市化的情况。

比如说到1957年末，中国的城市增加到156个。新增的城市主要有纺织机械类，还有鸡西、焦作、平顶山是煤炭城市，马鞍山是钢铁城市。还有老城市的扩建，像武汉、太原、西安、杭州，等等。这时期城市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楼房、厂房的建设以及工业化本身的投入，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我们跟农民要了多少？将近整个农业产出的三分之一。农民的税费负担非常之重。1950年我们进行全国规模的土改，把地主富农的地无偿分给农民。我们消灭了地、富这两个阶级，把土地分掉以后，为什么这么快就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当时的几种原因，是认为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农业的总产量才会持续快速地增长，这是一个方面。如果农业生产量提高，国家提取量可以增加，农民的生活也可以得到适当的改善，这是第一个理由，当时是非常充足的。

第二个理由是，一部分农民有失去土地的可能，所以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土地再重新集中可以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其实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你把土地分散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要向一家一家的农民要，而且要得这么多，肯定会把全国搞得鸡飞狗跳，所以把农民集中起来，搞集体化，集体生产的粮食和产品国家先拿掉一部分，然后再分配。毛泽东曾经讲过，把农民扎成一个辫子好抓一点。为了快速地工业化，这是合作化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所以1953年的“三大改造”，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农村提取更多的剩余资源。提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农业税。当时的农业税是实物税，占农业总产出12%到18%之间，这是非常之重的，而且是中央税，1958年以后农业税才转为地方税。为了解决地方财政的问题，所以允许在农业税以外加一个农业附加税作为地方财政的收入。农业附加税源于民国时期的“新政”，“新政”主要是地方搞，地方没有钱搞就增加了一个农业附加税。大家知道，清朝从雍正五年以后，曾定下一个国策，从今以后，增人不能增税，而且清朝的地税相当稳定，一直到晚清的时候搞地方“新政”，才需要在农业税上再加上附加税。民国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农业的附加税，开了一个口子，所以地方政府利用农业附加税变化出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超过正税一倍、两倍，甚至于更多，农民是因为农业附加税的沉重才处于破产边缘的。建国以后，把农业税加得很重，延长了晚清和民国的农业附加税，虽然规定不超过农业收入的15%，实际上都超过了。

另外，又建立了统购统销政策，国家统一收购粮、棉、油，尤其是粮食，因为解放初的耕地面积85%是种粮食。粮食问题一直是民国的一个大问题。近代以后，中国的农民差不多处于半饥饿状态。所以，统购统销表面上是国家用钱来买农民的东西，实际上这个价格是由国家来定的。农业税加上统购统销获得的粮食，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大概是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1950年、195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恢复到解放以前最好年成的产量，大概是3000亿斤，到1957年、1958年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大概增加到3800亿斤。国家平均每年向农民要粮食，通过农业税和统购统销平均获得的粮食是800亿斤以上。这部分粮食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解放前的农业税加上地租。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把地主阶级打掉，土地分配以后又把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因为国家有这么大的对农业的汲取能力，因而可以快速地完成“一五计划”，使得中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有第一个大的高潮。当时的“三农”问题也是存在的，因为向农民要了那么多。但是由于共产党的巨大威望，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乱，让老百姓有一个太平的时期，农民看得到官吏相当的廉洁清正，我们的农民、我们的知识界也明白强国是作为我们民族的主要事情，所以接受了这样一个从农业进行高积累来实现快速工业化的道路。

到1958年的时候国家想以更快的速度推进工业化。这时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更快的速度就意味着要更多的积累。当时这基于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只要把农村的集体规模扩大到人民公社这样一个高度，农业的生产量就可以几倍、十几倍地提高，迅速地解决中华民族的吃饭问题，因而吃饭可以不要钱，可以搞公共食堂，可以搞托儿所、幼儿园，把妇女的劳动力解放出来，投身于工业化，尤其是农田水利大规模的建设中。这个错误判断，使我们付出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代价，其实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从1959年下半年秋季开始，到1961年上半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怎么统计，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总而言之，这是我们民族永远值得记住的惨痛教训。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毛泽东主席当时提出来，15年超英赶美，到1958年据说他还说过，还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来超英赶美（比如说10年、8年）。一直到经历了三年的灾变，全国陷入了饥荒，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在1962年的时候讲了，看来中国要完成工业化，我们要50年到100年的时间。不过1963年有一个报告，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报告（起草人可能是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人）。这个报告讲，中国从1963年到1965年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所谓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从1965年开始到1995年，花30年时间中国完成工业化，而且分两步走，前15年如何，后15年如何（当时的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同意30年完成工业化）。1964年第三届人大报告上，在总理的报告中毛泽东专门添加一句话，说我们这个民族要有志气，要有自信，不能在发达国家原来的老路后面跟着走，我们要尽量地采用先进技术，要超常规地发展；我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这就是我所说的“大跃进”。这就解释了邓小平复出以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发展战略目标，源于这个报告，原来是分“两步走”，后来尝试分“三步走”，时间从1980年开始，结束是2030年，后来更明确地讲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间拉得更长了。后来又讲第三步要花30年到50年，时间又拉长一点，比毛泽东谨慎一点，但是急迫的心理，急于追赶的心理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确实是强制的高积累，取之于农民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三农”问题当时已经存在，包括浙江省。当时浙江省农村工作部部长，大概姓吴，曾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个汇报，里面就谈到这个问题，说浙江当时（指1954年）有个开化县，这个县有一百三十几个村，其中三分之一的农民由于征粮过度而挨饿，发生了啃树皮、吃野草的事情。浙江本身是一个粮食并不富裕的大省，1954年的粮食总产量141亿斤，被征掉了38%以上，有的地方出现饥荒。所以这位领导还引用了一个数据，说该省在统购当中，地方干部到下面去征粮的时候和村民顶了起来，由于顶牛而发生打斗，全省死了134人。这是他报告里的原话，我引用这些不是诋毁那个时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更不是说，对那一种发展战略提出怀疑，不是。我只是说，“三农”问题与我们从农民、农业那里高强度地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工业化的积累这个历史进程是密切关联的。

由于传统农业已经沉淀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出现了人口的过剩，也由于传统农业相对的分散和落后，就使得中国工业化的启动过程对农村造成的负面影响力就相当地大。在中国前工业化时期，农村和农业已经沉淀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传统的中国从秦汉一直到宋，人口一般并没有超过一亿，一般在六七千万，最高达到一亿。中国的农村人口本身就很多，人均耕地本来就很少，农业的剩余本来就很少，但是我们面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要向农民取得更多的剩余，这更加重了“三农”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年，情况相对来讲是农民的日子好过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国家对订购的粮食部分地提价，20世纪80年代初提高过一次，1990年的时候也提高过一次，1995年又提高过一次。计划经济时期的粮价非常地稳定，农民的籼米一般一毛多一斤，大米最好的一毛八。所以通过统购的粮价压得很低，卖给城里吃的粮食价格也就很低，这样城里人工资很低，国有企业的利润很高，这个利润转化为国家的积累。有人统计过，在计划经济时期，从农业当中取得的资金，按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币值来计算，大约六千亿到八千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国家对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加上分田到户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整个产量上升了，价格也上升了，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民的日子比较好过。城市人的生产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农村里的生活却改善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很好。沿海的江浙一带地方，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因而农村的面貌有很大的改变，农民非常高兴。像苏州，在198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800到1000美金，可能浙江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子。作为代价就是国家的税收，1978年国家的财政税收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31%，从那年开始持续下降。国家的财政收入是下降了，让农民、让城里人日子过得好一点，那么国家就少拿一点，从1978年的31%一直到1995年降到10%多一点。

当然，国家财政总盘子下降以后，国家要养活自己该养的人就存在问题。它要养活很庞大的公务员系统，还有更庞大的教育系统，医疗系统，其他的科研系统，国家就没有钱。国家没有钱，但这几个系统的精英还要求增加工资，增加奖金，还有一项要求——买房子，房子是一个十几万、几十万的大的款项。公务员、教育人员、医生、科研等等这些人，国家财政无法很好地养活他们，国家只是出台一些政策，开口子让他们自己去赚钱，来增加自己的工资收入。这个过程是从1988年开始的，我们的教育、医疗、行政方面的腐败和这个因素是有密切关联的。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讲，工人、农民的日子好过多了，这是讲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

到20世纪90年代，农村强制实行计划生育，而从1996年以后，农副产品的价格全线下跌，一直延续到2003年，加上中西部地区强化了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战略，所以在原来的工商业不发达的地区，依然问农民要得很多。所谓“三农”问题主要是中西部地区，沿海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完成了两大转型，农户的收入从农业向工业、商业转型，地方财政也是这个转型。而中部的转型晚于沿海，就中部而言，他们的发展也太迟了，留给他们发展工业的空间已经不多了。当他们从农业中提取剩余来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时候，“三农”问题首先在中部地区凸显出来了。

另外就是，在整个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项重要的资源从农民、农业、农村向城市和工业转移——农村的土地。土地问题涉及城乡关系问题，涉及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速度问题。如果土地真正地规定为农村集体所有，甚至规定为农民私有，诸位想想，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基础设施的扩展，引起周边地价的上涨，土地增值部分归谁所有？如果这个土地产权完全属于农民的，当然是农民所有。我们在所有其他土地私有制国家都发现这个问题，工业化、城市化最受益的阶级不是工人，甚至不是所谓的民营企业家或者资本家，是地主阶级。所以凡是土地私有制国家都发生过一个浪潮，要求土地国有化。相反在中国土地实质上是国有化，法律上集体所有，农户使用，农民对土地的产权意识高度模糊。这是20多年来，城市和工业化如此突飞猛进的根本的秘密。所以1986年全国人大颁布的《土地管理法》整个立法的意图就是快速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我这里指的是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这个土地法就规定，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可以把农民的集体所有制的土地转为国家所有，只要提出一个理由：为了“公共利益”。而整个法律中，对什么叫“公共利益”，谁来解释“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要不要得到老百姓的同意不作任何的解释，就是说授权地方官员解释，实际就是隐含了这个意思，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这部立法规定了失地补偿的上限。第一就是土地出让费，土地出让费实质上是土地的价格，因为土地不能直接买卖，不能形成市场，因而不能形成土地的市场价，所以叫土地的出让金。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使用单位支付给失地的这个村、这些农民，最高的限额是土地出让之前三年土地平均年产值的3—6倍。第二，土地的青苗和附属物的补偿。这个补偿是多少，由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第三，失地农民的安置费用。也是这个土地出让前三年平均每亩产出的2到3倍，最高不得超过被征前三年平均值的10倍。三项费用由该法律规定，但是实际交给农民的是多少？只有第二项青苗和附属物的补偿金。出让金和安置费要交给村集体用于发展生产，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该法规规定：如果还不足以维持原来的生活状况，可以考虑把补偿提高到该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20倍。

这个法在1988年修改过一次，这几条没有动。1998年又第二次修订，这一条改为最高不得超过30倍。1997年、1998年中国一般的农民一亩地的纯产出大概是300到500元，就按500元计算，乘以最高30，也只有一万五，它能够解决维持失地以后的生活问题吗？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部法律的立法动因，是完全站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立场，而且要快速推进。正因为有了这部法律，所以才有那么快推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所有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到中国，尤其到上海和沿海一带，参观、访问和研究，都对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速度感到异常的惊讶。全球的建筑吊车60%集中在中国，而高速公路出现的速度也令人惊讶，我们的城市，摊大饼一样地越摊越大。我到台湾地区去过，日本也去过，台湾地区的一些学者和日本的一些学者一针见血地就告诉我一个秘密。他们说，你们的土地实质上是国有化的，所以你们可以圈地，可以把农民赶走而无限地扩大你们的城市，在日本不可能，在台湾地区也做不到。你们在上海的地方划一条小小的线，第二年30公里磁悬浮列车就通车了。这是因为我们要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且要快速推进。

其实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也取之于“三农”。因为快速地实现城市化、工业化是我们民族近代的使命；因为一百多年的落后挨打；因为一百多年的赔款割地，加上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的记忆，我们民族的政治家、学术界和一般的百姓不能忍受这样一个屈辱的日子，“急于追赶”成为我们民族近代的主导思想。我们必须要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必须立足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民族之林，这个诉求使得我们采取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发展的战略。当然，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指望通过农业集体化能够解决农业生产的持续高增长问题。实践证明，农业的生产单位，家庭最为有效。农业生产和工业完全是不同的两个领域，工业上，把家庭作坊合并成为一个大工厂，内部进行分工，生产力就会几十倍、上百倍、上千倍地提高。诸位可以看看《国富论》，第一就讲分工，第一个故事就讲家庭小作坊变成手工业工厂，它的生产力如何快速地提高。但是这个观点放到农业那里去行不行？把一家一户的小农业变成一个几十家、上百家、上千家农户联合基础上的集聚农业，农业的产量能否几十倍、上百倍地提高？20世纪50年代我们都认为是可能的，但很快证明是不可能的。这样，工业化的积累任务就落到了一个增长很慢的农业上，一方面又有快速发展的紧迫性。

不过，这个过程，从农业提取资源，快速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根据中央的判断，2004年、2005年、2006年就基本结束。所以新发展观的重要基础，我以为是建立在这个判断之上的：我们工业可以反哺农业，我们城市可以来带动乡村，城乡较为均衡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社会转型分两个阶段，或者叫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我把其分水岭定在2005年。所以第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老的发展观，我们从农业提取剩余为工业化进行高积累。一方面，它确实引发了城乡差异的持续扩大，“三农”问题的凸显，城乡的失衡等诸多的问题。另一方面，原有的发展战略也给新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物质基础。现在学术界有两种观点，把新发展观和原来的发展战略对立起来，我以为这是错误的。有人用新发展观来否定原来的发展战略；也有人肯定原来的以工业化、都市化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而对新发展观提出怀疑，他们的理由是，把钱转移到没有生产力的农村和中西部去，是没有效益的，我们积累的钱应该继续留在东部，留在城市，留在工业，才会生更多的钱出来。这两种观点现在在学术界是对立的。我的看法是，前后两个发展阶段是相互连接的，虽然第一阶段的发展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或者为城市化、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问题，但它又为提出新发展观以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物质保障。所以我不同意把所谓新旧两种发展观加以对立。

二、新农村建设是新发展观对“三农”问题的解答

下面我转入第二个问题，新农村建设是新发展观对“三农”问题的解答。

首先，我把新发展观看成是中国社会转型进入第二阶段在理论上的表达。因为第一阶段发展的巨大的、积极的成果与其负面效应同时出现，第二发展阶段的新发展观可以凭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有能力也有必要来解决伴随第一发展阶段而引发的“三农”问题、城乡失衡问题。这样新的发展观要对原来的发展战略做出重大的调整，就成为可能。这里我提供三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二、三产业已经具备了自我增长的能力，无需从农业汲取资源。

第二，农业占整个GDP的比重已经持续下降，到2005年大概只占13.2%，二、三产业占整个GDP的比重持续上升。

第三，国家财政的规模已经突破三万亿人民币，国家有钱了，所以新的发展观要对原来的发展战略做出调整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了。

其次，对原来的发展战略的调整还有它的必要性。第一个必要性就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持续扩大，有学者估计城乡的差异已经达到5到6倍。而且，13.2%的农业对应要养活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非常之高，按官方的统计达到47%。13.2%的农业的GDP要养活47%的农业人口，这是必要性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在三项制度的约束下，中国的城市化将长久地滞后于工业化，这是我最近这一两年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中国的城市化将长久地滞后于工业化，这并非是坏事，相反是解决中国改革过程中稳定与发展的双重任务的前提，下面我解释一下这个判断。

所谓的三项制度安排，第一项是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的安排。只要我们坚持土地家庭承包，给农民一份土地，一份宅基地，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就给了农民一份固定的收入和一个固定的居住点。第二我们也不允许城市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以增加城市管理的压力。城市化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会聚集出现类似于发展中国家大城市近郊的大面积的贫民窟。第三是城市的社会保障还无力扩展到全体的农业人口。就像上海这样发达的地区，城市的保障还不能够扩展到上海郊县的农村人口，所以上海的社会保障有三个层次：有城保、有镇保（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还有农保。反观全国呢？

在这三项制度安排之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已经转移到工商业，在工商业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的1.2亿的农民工，他们只参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但不可能享受城市化的成果。至少对农民工的绝大部分而言，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对农民工当中一小部分，能力特别强的，或者进城办商店、办厂的，或者从事技术职业，职业稳定且收入比较高的，农民工的这些前沿部分会慢慢地自动转入城市，在城市里面安家落户。普通农民工大部分在一定的年龄段就要被城市的就业市场排斥，他们在一定的年龄段只能返回到农村去。像深圳最明显，深圳永远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你到深圳大街上去走一走，我去年去过，满街都是年轻人。像我这样五十几岁的老头已经不大好意思在深圳行走，因为都是年轻人，很少有我这样的老头了。为什么？据说有户籍的深圳人只有200万，而无户籍的深圳人，打工者，据说有八百万到一千万。这一千万怎么都是年轻人，道理很简单，年老的回去了，儿子们又来打工了，所谓接班人。我在中部农村调查很多地方，凡是40岁以上的妇女、男性他们都曾经有过出来打工的经历，现在是他们的子女出来打工了。从人权的角度来讲，我们对农民好像是不公平的，但是从现在的发展阶段来讲，我们能实行更超前的政策吗？除非我们接受农民、农民工在城市居住在贫民窟里面，因为农民工的低工资，他们无力解决稳定的住房问题。所以我们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的贫民窟，无非是因为流入城市的农民为降低自己的住房成本而形成的，住房永远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财产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在的房价在不断上涨，我们城里的年轻人不是在房价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

因为城市化，中国的农民工要面临租房或买房子的问题，所以他们将成为以后的几十年内长久存在的一个特殊的、全新的、重要的社会阶层。我们在理论上把他们列入工人阶级一部分，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又和承包制土地联系着。有人曾经建议，把土地私有化，让农民的土地可以买卖，这样农村的土地就可以兼并，农业就可以规模经营，大量的把土地卖掉的农民就可以进城，这样他们就可以完成城市化。这是馊主意，这是破坏中国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馊主意，理应受到反驳。中国农业人口的基数那么庞大，如果全部压向城市，城市必垮无疑。

所以新农村建设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是，为我们大量的农民工在一定的年龄段安全地返回农村，建立一个稳定的战略后方。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必须坚持，虽然这个制度有这样那样的弊病，但它是中国稳定的一块基石。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土地不能不承担的对国家、对集体的责任。农村税费取消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土地家庭承包制而不是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然而这个土地依然承担责任。什么责任？就是农民自我社会保障的责任，就是农民自己养老要靠这块土地，农民在城市失业以后谋生要依靠这块土地。所以我们在计算失业和就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农民的失业计入其内，理由是我们给农民一亩土地，人均一亩土地。虽然一亩土地要承担农民工的失业保障，还要承担农民工的养老保障，确实依然还不够。所以我们应该在农民工打工的过程当中，把农民工的医疗和养老这块也要建立起来。中央最近的文件也提及这点，我认为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对广大的农村来讲土地仍承担着社会保障的责任，因而，土地家庭承包制不能变动。如果我们城市可以接纳大量的农民工，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扩展到全体农民，这两个条件一旦满足，那么土地私有不私有我觉得也无所谓。

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我前面提供了几个理由。在我看来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要为农民，尤其是农民工，提供一个退回的机制，退回的场所，这既是保持农村稳定，也是保持城市稳定的一个基础——即使到2030年（按照人口学家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可能达到15亿的规模），即使那个时候中国城市化率上升到50%。现在，我们的官方统计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2%。但是不要被这个42%的城市化率误导，因为在这个42%里面包括半年以上进城打工者，他们不是被计入农业人口而是城市人口。我们中小学生在城镇里面读书的，可能父母是农村人口，但是中小学生计入城镇人口而不是农业人口。我们最近这些年来，在县改市、县改区的过程当中也把很多的农业人口计入了城市人口。把这一部分人去掉，中国有户籍的城市化人口，享受城市社会保障的人口，我估计不超过30%，所以即使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0%，那时有15亿人口，还有7.5亿人口在农村，比解放初还要多出2.5亿。

所以有人在讲解决“三农”问题时认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把大量的农村农业剩余人口移到城市，移到工业里面，那么农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人均的耕地越来越多，农村也富裕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这个观点没有问题，但是我记得凯恩斯说过一句话，“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人都是要死的”，所以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废话。并不是说农民不想城市化，农民天天都想，做梦都想。那些青年男女农民工他们怎么不想城市化呢？他们当然想。我们通过某种政策的办法就能够使他们城市化了吗？政策和市场经济本身相比，不过是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要素而已，而不可能是全部要素，所以仅凭一个政策就能改变什么，我怀疑这种说法，政策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农民工的工资那么低，所以大量的男性农民挣了钱，在城里面尽可能低地消费，把积累下来的钱，理性地转到农村去，盖房子，娶老婆，生孩子。所以家乡依然是他生活的重心，所以我们把农民工看成是他的生活家庭重心和工作重心是远距离分离的，所以春节较大量地往返城乡之间。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中国城乡稳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农民工如果在城里面发了财，经了商，办了厂或者有一个稳定的职业，他会自动地转入城市化。事实上我们在中西部地区都看到城镇在那里扩展、扩大，公路旁边有很多农户在那里盖房子，证明农民要脱离原来的村落，要向城镇、县城、大城市集中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我们要使这种趋势的实现非常快，各种政策怎么安排就是一个问题。当然，大量的农民工在一定的年龄阶段有可能被城市、被沿海的劳动力市场排斥，他们中的多数只能回去，所以新农村建设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就是要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战略后方。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手段和主体问题，这次中央一号文件非常明确地提了出来。目标就是胡锦涛主席的五句话、20个字：“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管理整洁，经济民主。”它包括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总而言之是一个全面推进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大体上什么时候实现，中央给出的时间要是2020年，那还有15年时间，花三个“五年计划”，2006年是启动年。

但是在对推动这个目标的主体和手段上，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论。有人讲主体是通过各级政府和部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手段主要是中央，其次是省，向下、向农村进行转移支付。

中央到2006年拿出将近3400亿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为我们的总的财政规模也只有三万亿，这些钱当中包括哪些项目呢？

第一个项目就是来补偿税费改革以后地方财政的缺口，尤其县和乡镇两级的财政缺口，这个缺口官方的估计大概是1000多亿元，学术界的估计是1700亿元。这个缺口主要靠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沿海和发达省市由省市财政来弥补，这是一大项。

第二大项，是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大概今年地方是700亿元。

第三大项，是对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的投入，780亿元，还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是200多亿元，主要是西藏、青海、宁夏。全国有592个国家级和省级的贫困县，对他们转移支付大概200多亿元。另外，对2003年以后逐步试点启动的新农村合作医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今年大概47亿元，等等。这一共有15个项目，涉及这些资金的部门，承担转移的部门有12个，像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林业部、民政部、水利部、扶贫办，等等。所以学者的疑虑就是，通过国务院的各个部门，从中央下到省市、县到乡镇，逐级下来，到农民手中会有多少。我们根据扶贫的经验发现，在每一个层级上，我们的管子都有漏洞，叫“跑冒滴漏”，中央一个管子，到地方有20、30个龙头，省到市，到县，皮管子可能老化，年久失修了，有漏洞，到最底层的时候水就没有了，完全有这个可能。考虑到中西部的地方一级财政还是相当困难，尤其考虑到中部乡镇和村两级还有大量的负债，恐怕更是如此。有人估计乡镇和村这两级历年的累计负债有几千亿元。所以这样的钱，这样的窟窿，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完全可能被渗漏掉。中央的政策照顾不到农民，这笔钱分到每个农民可能是242元，农民真正得到24.2元就已经不错了，十分之九都可能“跑冒滴漏”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包括医疗体制的改革，尽管用47亿元支持农村合作医疗，但只要现在的医疗体制改革不完备，只要制药厂的推销和医院的利益不打破，只要药价不降下来，我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合作医疗的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所以这个钱，医疗体制改革转移支付的钱会到哪里去，我现在可以估计，大部分可以输入到县级医院的医生和乡镇医院的医生那里去，他们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农民的医疗状况得不到有效的改善。浙江好一点，我的家乡那里推行合作医疗，都说不错。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必须以农民为主体，辅之以政府和财政的转移支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很快转入第三个问题。

三、农村的组织制度创新与新农村建设

第三个问题是农村的组织制度创新与新农村建设，我讲几句话。

第一句话，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只能是农民，而不是政府，政府是从上面，从外面去帮助它，主体应该是农民。因为各地的农村千差万别，各个自然村、各个行政村、各个乡镇当中最紧迫的公共需求，各个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农民才知道自己的真实需求、最紧迫的需求、最需要在当下集中解决的问题。农民的需求可以被地方政府官员发现，地方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服务，而不是越俎代庖。所以第一句话是把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真正主体。

第二句话是高度分散的农民和农户有没有可能担当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第一大特点是高度分散。我们的农户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有人统计是2.2亿农户，现在是分散到2.4亿到2.5亿户，家庭人口规模也在缩小。如此分散的农户是否能够形成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把自身的利益、自身的需求，而且自身不能解决的这个利益和需求，形成一个集体、公共需求的能力，就是把个人利益上升为集体利益的那种能力，我的估计是比较低的。不仅农民，城里也比较低，不仅城里人，我们知识分子也很低。中国人有一些以个人为主体的亲情网络的关系，中国人发达的私人网络关系很可能妨碍了超家庭、超个人的团体组织的有效建立，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集体化，农民并没有学会合作。

当中央下令把土地分掉时，农民赶紧把土地分掉，而且分得那么彻底。把农村的公共的房子也分掉，有一栋房子，拆掉，分砖头。我在湖北调研的时候，他们把水塘都分掉了，一个小水塘由四户把它给分掉。我在河南调查时，有人要把一个水渠也分掉，想把这个水渠的砖石拿去修房子。把一个好好的水渠分掉，田就得不到灌溉，农业就减产。旁边有个行政村坚决不允许分，结果他们的小麦得到了灌溉，小麦的亩产是700、800斤，比分渠的村每亩平均高出近200斤。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分散的农户如果不能把分散的利益形成公共利益，那么只能是地方政府“替民作主”了，替民作主有可能乱作主。这个问题我是提出来，并不是说我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分散的农村，必须要找到一条组织创新之路。中国农民，包括农民工，人口的数量无比地庞大，庞大的人口为什么会陷入弱势群体的地位？一个基本的简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组织，也组织不起来。劳动者唯一的力量是组织起来，因为政权本身是一种力量，有权有势。钱也是一种力量，一种权势。当今中国，资本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我们的权力也是一种社会力量，而劳动者之所以弱势，是因为他不能通过组织来形成一种社会力量。

新农村建设当中，关键一点是分散的农民能够通过组织而将分散的利益形成共同的利益。这个利益一旦形成，如果资金短缺，中央财政会转移支付。有人建议，这样的组织形式是不是就是强化和完善村民自治组织呢？有人说村委会下面通常有许多自然村，这个自然村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组织机构。又有人提出能否在乡镇两级建立一个农民协会组织，像日本和台湾地区那样。

这个农民协会组织承担三到四大功能。一个是建立起供销合作社，提高了农民集体对市场的谈判能力，能够买到价廉质优的农用物资，包括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等，把那些假冒伪劣的农用物资驱逐出去。同时组织起来，这些农业生产企业可以在技术方面作出规定以形成品牌，其农副产品向城市供给的时候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另一个是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现在这个农村信用社名不副实，不过是一个商业机构，吸收了农民的存款投入到城市去，是从农村向城市输血的一个机制，不能解决农村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的小额贷款问题。农民的信用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可以通过农民信用社给农民一些优惠的政策，比如说免税政策、低息政策，等等。日本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经验。他们的农协还可以承担其他的责任。所以，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村和农民，才能提高对城市的谈判能力。只有提高农村的谈判能力，才能根本扭转城乡之间的关系，达到相对的均衡，这种相对均衡的城乡关系才能维持城市的秩序和稳定的发展。

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怎么解决？所以，我以为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重中之重应该是培育农民的组织能力和组织习惯。我们的村民自治组织已经存在二三十年了，农民学会了选举制，但是村民自治组织除了选举之外还有民主的决策、民主的管理。当然，在建立这些组织的时候，是国家通过村民委员会向农民提取大量的税收。农民说，村官就是向农民要钱、要粮、要计划生育。所以与其说是自治，不如说是一个乡镇的派出机构。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已经不向农民要钱粮，而计划生育也已经成为多数农民比较自觉的行为了（当然还有不少的地区，农民不生一个男孩誓不罢休的局面依然存在），所以农民和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农民自治的条件具备了。

村民自治组织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治制度，承担起新农村建设一个重要的方面，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农户通过村委会和农协组织建立起和市场、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是有效的互动关系，是新农村建设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这个任务不完成，那么对新农村建设我们可以预计的结果是，给地方官员创造了一个显示自己政绩的机会，也给腐败贪污造成了空间。

所以我的意思是，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是组织制度的创新和文化的建设。文化建设围绕着组织制度的建设而进行，把分散的农民培养成为有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的农民，这样的农民就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民。这个任务能否完成，还是我们政界、学术界和农民兄弟们需要一块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最后还有几句，有人对农民组织怀有政治上的猜忌。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政府不问农民要东西了，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已经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农民组织怎么可能对地方政权构成什么压力呢？压力可能是有的，这个压力是促进地方政府按照中央的要求行政，更公开、更有效地使用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如果农民没有组织起来，这种财政如何做到使用到位、有效是没有保障的。有人建议说中央要建立一个新的省级部门来严格地监督审计这些款项的流向、使用和结果，那么我们国家要建立一个多么庞大的队伍？再说，谁来监督监督者呢？

问：我们农村的农业改革自解放以来已经进行了很多次，每次都是自上而下。这次新农村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集中来指导，是否应该改一改，自下而上，以农民为主体，自己来讨论建设而由乡、县政府给予帮助。

曹锦清：中国农村是高度分散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是高度分散、没有组织，而且缺乏自我表达能力的，我们可以判断这个政府一定是凌驾于社会之上，高高在上的。可以参考马克思的一部著作，名叫《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谈到1848年到1850年法国的情况，当时的农民像马铃薯一样分散，他用此来解释为什么法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不能形成自己的阶级和阶级意识。因为农民不是一个阶级，其不能形成全国性的广泛的联系，不能形成自己的共同利益，所以他们的共同利益一定要高高在上的中央行政权力来代表，从上面来撒下雨露，所以农民的政治表现是以一定的行政权力来表达的。一个道理，如果你自己无力代表自己，就要由政府来代表自己，有可能代表得好，也有可能代表得不好。在现代的商业经济下面，有钱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口袋，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你讲得非常有道理，我们讲中央要为新农村制定一部法律。我们曾经制定了《劳动法》，《劳动法》是一个人大立法的形式，本来就是调整劳动关系，如果农民工的一方是分散的无组织的，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不能把分散的利益形成自己共同的利益（我们劳资双方的利益是高度不均衡），这部法律怎么能够调整失衡的社会力量。所以我还是讲法律是重要，但是法律所管辖下的不同社会力量相对均衡，是其有效运作的社会基础。

问：我有一个农民亲戚，老两口一辈子务农，现在已经近70岁，他爱人近日病重无力医治，又不能将承包地转让出去治病，只能是无偿转让，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曹锦清：1988年提出土地的转让问题，耕地转成非农用地是不合法的，“农转农”又没几个钱，不能解决他的所谓的治病问题。所以，现在是中央提出新型合作医疗来解决农民的大病致贫的问题。

问：您把“三农”问题进行了很多的剖析，事实上您并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学者缺少对农村的实际的生活经历，又想参与政策的制定，关于这个您是怎么想的？

曹锦清：我完全接受你的批评，这是学者的通病，我也不例外。对这些年的改革开放，由于生活经历不同，和其他职业群体的体验确实是有脱离的。但是，不能由此而认为整个学术界都是这样的，这样的批评是不负责任的。确实有大量的学者深入到农村进行调研和研究，把真实的情况反映出来，所以不能以偏概全。不过我身上也有这样的缺点。这几年在农村跑了不少地方，但是也是这里待几天那里待几天，我在1988年的时候，在浙江的一个地方待了一段时间，1996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我是农村出身的，我对农民还是有感情的，这不光是自我表扬。不过对现在变动的农村还是缺少很真实的感受，有的观点也不够全面，对于这样的批评我完全接受，可以使我今后更努力地去研究它。

问：在城里，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很多贫民的收入其实还不到农民工的一半（指的是城市下岗的工人）。农民的半农半工，古已有之，农村的土地征用，是村里出面，实际上农民没有拿到多少钱，联名上告也不行，这种情况您如何评价？

曹锦清：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上次在杭州的下沙地区，碰到一个给我开车的农民，他说他那里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一亩地的转让费用给他五六万，每年村里还有分红四五万，父亲又经商，每年也有钱。我的家乡是浙江的龙游，一亩地的补偿二三万，农民都非常满意，所以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很多地方却是由于低成本地推动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土地被廉价地侵占了。大量的农民确实得不到补偿，据专家估计，全国大概有四千万的农民失地，引起这几年不断的上访上告的主力军也是他们。

问：“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户籍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

曹锦清：户籍的核心是社会保障问题。

问：我家在农村，现在有很多的污染企业，我觉得这和新农村的建设不相适应，您觉得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曹锦清：我也提不出任何好的建议，地方政府要钱，村要钱，乡镇要钱。从理论上讲，很多污染企业的全部利润都来源于污染。我问过一些企业，你今年的利润是一百万，你治污染要多少钱，他说起码要两百万。所以这个钱全部是从污染里面产生出来的，除非是地方政府严格按照中央的法律一定要治污染，不治污染，不让开工。因为每一个县，每一个乡镇都成为一个招商引资的竞争主体。他们相互竞争就得让步，使按环保的要求来建立对企业的约束成为不大可能的事情。所有的同类的企业治理污染，应把污染的成本不是转向环境，而是转向价格，向价格传递，这样我们就走上了良性的发展道路。但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价格被发达国家的市场锁定了。比如我在东莞调查过，很多企业招不到足够的民工。我就问他，你给农民工再增加100元的工资就可以找到了，他说不可能。一个月的工资是500元，伙食费是150元，民工荒发生以后立即把150元的伙食费加了，加到200元。我说你为什么不再提高呢，他说没有空间了，是因为国外老板的订单锁定了，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

承包制小农与国家 [22]

一、承包制小农经济与地方政府

温铁军在其著作《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近代中国的主题是工业化，共和国前30年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是由各级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发展战略。这是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准确而简要的判断。

然而，由于历史传统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不同，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与地方官员对新一轮工业化反应的速度是不同的。当东部地区乡村企业的工业产品把市场空间差不多填满之时，纷纷来东部考察的中西部地方官员只学得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发展思路，留给他们发展地方工业的市场空间已经十分狭小了。于是，在中国农村基本以地理区域为界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县、乡（镇）、村政府：一类将县、乡（镇）、村三级的财政收入全部或基本上转移到工商服务业，而让承包制小农经济留给农户自食；另一类经历了数次推动地方工业化的失败教训之后，继续与承包制小农争食有限农业剩余，从而把自己置于古代社会的顽痼——官逼民反——的狼狈境地。我们将前者称为Ⅰ类地区，将后者称为Ⅱ类地区。在分析国家与农户，或者说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时，这一区分十分重要。

（一）Ⅰ类农村地区的县、乡、村三级政权与承包制小农

随着以地方政府，尤其是以县、乡、村三级政权为主导的地方工业化战略的推行，中国东部沿海数省绝大部分县、乡（镇）、村三级的财政收入重心已经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绝大部分承包制小农的家庭收入重心也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这两个重心的转移，标志着中国东部沿海狭长地带的近200个县，约1.5亿农业人口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工商业已成为主业，而传统的农业已降为副业。苏南、浙江相当一部分县、乡、村只向农户征收少量的农业税，而免除“三提五统”等“合理农民负担”。从承包制小农来说，承包地已成为农户的社会保障手段，摆脱了以农业剩余“养政”的历史性重任。事实上，随着农民收入重心的转移，此类地区的纯农户已不多见，绝大多数已成为以工商业收入为主的兼业户。其中相当数量的家庭或将土地经营权转移出去，或将土地承包权一并转移出去，移居城镇。在浙江某些工商业发达的县，土地转包率已高达30%以上（全国约5%—6%）。

在中国东部沿海，由于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差不多已退出对农业剩余的分割，使得地方政府与农户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因此向小农征索农业剩余而形成的官民对立关系在此类农村地区已得到极大的缓解，甚至消失。浙江省有相当多的乡（镇）与村十多年来没有向农民征收过“三提五统”。2000年，浙江全省取消了农林特产税，只保留农业税，亩均十多元，或二三十元。在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权、私人资本与劳动（尤其是外来民工）三者之间的关系，用浙江某些地方官员的话来说，是：“现在我们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招商引资，完善市场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只要有了工商业的发展，地方政府有了丰裕的财政收入，劳动就业问题就能得到充分的解决。政府有了财源，才能加大地方公共品，如环境基础设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投入的力量。”在浙江一带调查，我们经常听到类似的观点。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以私人资本为核心的地方政府、资本与劳动三者的关系，并没有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和谐。在中国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总体形势下，稀缺的资本在对地方政府与劳动的“谈判”中具有极其明显的优势。因而，地方政府在劳资冲突中很难站在劳动者的立场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甚至站在资本的立场。

但是总体上，由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地完成了从农业向工商业发展的战略性转移，成为中国的“发达地区”或“第一世界”。一步领先，很可能步步领先，从而拉开了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在这一地区，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全然不同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地方政府、私人资本和劳动者三方的关系构成了核心关系，其中主要是劳资关系，地方政府与承包制小农的关系已降为次要关系。

（二）Ⅱ类农村地区的县、乡、村三级政权与承包制小农

而广大中西部农村，尤其是粮食主产区，由于缺乏东部沿海地区的历史、地理等条件，大部分无法完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农户的家庭收入从农业向工商业的转移。日趋扩张的地方财政支出只能压向土地与农户，与承包制小农争抢这块农户自己也吃不饱，且很难再做大的蛋糕。

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内地省份的县乡干部开始到江浙来考察乡镇企业，发现“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一“发展硬道理”，开始倾全力推动乡村企业的发展。缺乏东南沿海省份社会历史条件的中西部省份，却有另一种顽劣的传统，即对行政权力的崇拜与迷信。在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地方工业过程中，他们能够凭借的也主要是各级官员手中的行政权力。在“大跨度、超常规”发展及“消灭空壳村”（即村村办企业）的口号下，行政权力只能做一件事——建厂房、购设备、进原料。但行政权力无法使企业生产出合格的、有市场销路的产品，无法使投入的资本自动产生利润。中西部各级政府曾多次制订雄心勃勃的“赶超”计划，层层分解，分摊任务，但大多以失败告终，留下的更多是债务、恐惧与怨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尽管地方官员放弃了对行政权力的迷信转而服从市场经济规律，而中国国内市场已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留给中西部发展地方工业的市场空间已不复存在了。发达地区的发展恰恰成为不发达地区不发展的一个外部原因，这是一个令人悲观但必须正视的严酷现实。

中西部各级地方政府以行政力量推动地方工业化，遭遇多次严重挫折之后，只能把注意力转向农业这块旧蛋糕。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河南全省在1995年、1996年之际推出“富民工程”。该“工程”有三项主要内容：一是改变种植业的产业结构，改种能在市场上卖得出好价钱的农作物；二是发展农户“庭院经济”；三是劳务输出。该省舞阳县委提出的“富民工程”的口号是“十万农户找项目，十万民工闯四方”。我们看到，在人均耕地比较宽裕的乡村（如人均耕地2亩左右），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每个农户留下人均0.5亩到0.8亩口粮田外，其余的可以种植经济作物。但在人均耕地0.8亩以下的村落，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多年生果树，其风险之大，往往危及全家的生存安全。倘若由县、乡（镇）政府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则面临着比推行地方工业更大的市场风险。给中西部农村的承包制小农留下的唯一出路是：直接进行劳务输出，提供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正是由于地方工商业这块蛋糕想做而做不成，传统农业这块旧蛋糕想做又做不大，地方政府（1994年推行分税制后，主要是县、乡、村三级）只能沿袭历史的老办法，操刀分割农业这块蛋糕。但在计划经济与集体化时期，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国家通过农业税与统购统销政策，直接从生产队取走农业剩余，相对集中而隐蔽。而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县、乡（镇）政府通过村委向农户征粮派款，分散而明显。农民负担问题由此而产生。

（三）农民负担：续论Ⅱ类地区的县、乡、村政权与承包制小农

农民负担问题出在农村社会基层，但它所牵涉到的问题要广泛得多，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

1.何谓“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有宽狭不同的界定。最狭义的“农民负担”即“三提（供村使用的管理费、公积金和公益金）五统（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计划生育费、道路水利费）”和“义务工”（每劳力年出义务工15—20天，用于道路水利建设）。这是公社体制废除后，从公社体制内部延续下来并转入承包制小农的“责任”。按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三提五统”共8项费用的征收率不得超过全乡（镇）上年年人均纯收入的5%。问题在于，“全乡上年人均纯收入”的数量由谁来确定？在通常情况下，是乡镇党政领导根据“前年全乡人均年收入数”再加一个百分比（譬如增加10%—20%）来确定的。这样，征收“三提五统”的依据数通常要远高于农户的实际收入水平。另一个问题是，在贫富高度分化的情况下，按“全乡人均纯收入”5%征收的“农民负担”，对富裕户或能接受，但对纯农户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最合理的办法是“按户征收”，即按“户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征收，并列一个贫困线，凡贫困线以下的农户免征“农民负担”。但操作起来有难度，征收成本太高。

“农民负担”稍宽一点的界定是：“三提五统”+“义务工”+“涉农税”。涉农税主要有四种：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车船使用税和屠宰税。农业税俗称“公粮”，按国家税务局的规定，农业税率应根据现行粮价进行调整，但农业税既可征实粮食，也可征货币。粮价有国家定购价、地方实际征收价与市场价的区别，这给具体征收单位很大自由裁量的空间，若按低价而征实，等于加重了农民负担。更麻烦的还是“农林特产税”。据国家税务局《关于做好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屠宰税征收工作的通知》规定：应对特产税税源做普查，并按应税产品计税征收。但全乡（镇）一个地税所五六个或十来个成员如何对全乡数万农户种植“特产”及销售收入的情况进行“普查”？如前所述，若严格执行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农林特产税的征收成本高昂得接近或超过总税收。再说车船使用税，对从事运输的车船（在农村主要是拖拉机）征收营运税、使用税、管理费和养路费，或许有一定的理由，但对于绝大多数代替耕牛的手扶拖拉机征收营运税、使用税，实在说不出正当理由，且有碍农业机械化的政策实施。事实上，绝大部分乡镇，屠宰税已成为“人头税”，而农林特产税已强行摊派且逐年增加。以湖北省沙洋县沈集镇为例，全镇农林特产税总额1995年9万元，1996年16.5万元，1997年32万元，1998年48万元，1999年58万元，每年以80%的增幅上调，或按人头、或按田亩平均到村、到农户。

“农民负担”最宽泛、在农民眼里也最真实的界定是：凡地方政府从农户取走的一切财富，都是农民负担，包括所谓“合理”的税费，及各种“不合理”的苛捐杂税，还包括各种强行集资、摊派与罚款（主要是超生罚款）。湖北沙洋沈集镇的村会计（邓士坤，沙洋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真实、简洁且沉痛地表达了Ⅱ类地区承包制小农面临的“农民负担”实况：

粮价低贱粮税高：指现行粮价与农业税折征代价；

计算负担按“年报”：指浮夸的纯收入测算“三提五统”标准；

税务收钱搞平摊：指农林特产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税平摊到人头；

专项集资是硬指标：指公路、铁路、水利、防汛等集资；

部门统筹由政府抓：五保金、扶贫基金、妇幼保健费、农调费、培训费、电影费、普法费、救灾粮款、管账经费；

政策规费年年要：农发金、基本水费、畜禽防疫费、水面增殖费；

报刊征订搞压销：按规定的资金订完后，还要承担压销任务；

有偿服务费要交：用水协管费、工程配套费、农村信息费、牲畜防治费、阉割费。

事实上，在上述农民负担表里还没有包括农村教育、医疗、电力三大垄断部门加到农民头上的负担。如教育部门的乱收学杂费，医疗部门的高价药、高医疗费，电力部门的乱提价等，也没有包括可能导致农户倾家荡产的计生罚款与殡葬罚款。

那么，中西部地区的承包制小农通常要承受多重的“农民负担”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各省、各县、各乡之间有差异，不同年份也不一样。虽然国家年年在喊减轻农民负担，但从未进行过全国性的普查，也没有科学性的抽样调查，至少我们没有看到过官方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些来自学者的个案调查报告和记者揭露的一些资料，加上我们自己的各地区走访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年人均负担在150—500元之间，中部地区在100—300元之间（不包括超生罚款）最为普遍。年人均两三百元的“农民负担”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地区与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来说，或许以为很轻微，两三百元还不够他们一月的抽烟钱。但对以种粮为主的纯农户来说（如前所说，全国有74%的耕地种植粮食），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中部粮食主产区，人均1亩到2亩耕地，一亩两熟，在风调雨顺的年成，两熟所产不过1500—1800斤，即以一亩两熟1600斤计，留下口粮500斤，剩余1100斤。若按1996年每百斤82元计，可卖得902元，除去农用成本（种子、化肥、农药、水电）约350元，只有552元。据河南、湖北一带的农民讲，即使在粮食价格最高的1996年，一亩两熟所产，除去农用成本，最多只有500—600元（包括口粮在内），再加上庭院蔬菜、饲养等收入，年人均农业纯收入不会超过600元。自1997年以来，粮价逐年下跌。到2000年、2001年中稻最低跌到每百斤35元，最高也只有40元左右，即以一亩两熟1600斤的高产计，按每百斤40元算，也只有640元，除去农用成本350元，只有290元。

这就是说，在中部粮食主产区，1996年的农负率在40%至50%之间，1997年后因粮价下跌，导致农负率逐年攀升。据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提供的材料，1999年以后，湖北监利县棋盘乡的农民负担已吞食了全部农业剩余。“这就是说我们乡4万农民，一年辛辛苦苦，不仅没有收入，相反还要贴上自己在外卖血卖肉的血泪钱240万元。这样下去，农民不造反，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2.中西部地区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原因

据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的推算，全国农民每年承受的负担高达4000亿元。到底有多少，恐怕没有人说得清楚。据一般说法，全国有耕地14.2亿亩（注：严格地说是税亩数，而非实际亩数），若平均每亩农负200元，则全国农民全年承担的农负总额约2840亿元。若再加上各类罚款和各项集资，会在3000亿元左右。这当然也是一个十分粗略的估计。这笔按人头或按承包地分摊到承包制农户的巨额税费，主要养活县、乡（镇）、村三级党政机构与官员及中（初中）小学教员，维持着缺乏工商业财源的中国基层政权的低效运作与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权差不多把半数以上，甚至全部承包制小农经济的农业剩余据为己有，使“三农”问题潜伏着爆炸性的社会政治后果。

在论述此问题之前，我们还得深入分析造成农负不断上升的诸多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西部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的严重受阻，使得地方财政收入与农户收入重心无法转移到工商业，地方政府只得与承包制小农争食为数不多的农业剩余。中西部地区各级地方官员，都知道“无工不富”的道理，依靠行政权力多次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但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工商业，绝非单纯的行政力量所能推动，他们的失败是不足为奇的。即便他们从多次失败中学得了一些有益的教训和经验，在全国工业市场基本饱和的情况下，留给他们发展地方工业的空间也极其有限了。至于依靠农民集资而兴办的乡村企业的失败，也成了增加农民负担的一个原因。

另外，1994年推行的国地税分开征收的财政政策，使得中西部地区县以下的工商税源大部分进入市、省与中央财政，进一步恶化了地方财政。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党委书记张晓冰曾撰文说：“分税制使粮食主产区经济雪上加霜。”乡镇企业既要交国税，又要纳地税，企业税收成倍增加，导致好不容易创办起来的乡镇企业陷入重税困境。就红城乡而言，2000年乡镇企业交纳的税额是1994年的4倍，而企业的个数则由1994年的24家减少到8家，并极大地减少了乡镇政府从乡镇企业取得的预算外收入。1996年，我在河南各地调查，许多乡镇官员对分税制的看法与张晓冰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总而言之，工商业这块新蛋糕做不大，已做成的一点，在1994年后又被县以上财政所吸取，县、乡、村只能与农民争食农业剩余。随着县、乡、村支出的不断膨胀，农民负担自然越来越重。

第二个原因是地方党政机构的不断增设与各机构人员持续膨胀。在20世纪80年代，县政府机构通常二三十个，人员不足两三百人，乡级（公社）机构只有十余个，二三十人。改革开放这些年，县乡党政机构与人员循着膨胀—精简—再膨胀的螺旋式上升之路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县级党政机构少则五六十个，多则七八十个，县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少则五六百人，多则上千人；乡级机构二十余个，人员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两百余人。在短短的二十年间，县级机关工作人员增长到改革前夕的3—5倍，而乡镇机关工作人员扩张到改革前夕的5—10倍，实属惊人。

现有的县、乡（镇）政府机构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机构，如财政局、税务局、农业局、林业局、民政局、工商局，等等；一类是新设的机构，如乡镇企业局、环保局、土地管理办、审计局、县志办、计划生育办，等等。在第一类机构中，按其职能的增减，又可分为两小类：一类是管理职能随土地家庭承包制的推行而萎缩，如涉农的诸部门，但这些机构依然保留；一类是管理职能扩张而部门与人员迅速扩大，如计划生育办，土地管理局，财政局所，公安、税务、工商局所等。从公社集体耕作制向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变革，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国农村基层政府管理的事务增多了而不是减少了，管理农村社会的成本急剧地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

通常，县、乡基层政府是没有独立的机构设置权的，基层政府新设的机构都是从中央到省市再到县乡的垂直条属机构。但盖办公大楼、添办公设施、发工资，却由县、乡财政负担。从现代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央高度集权的、多层级的、条块分割的现行管理体制，是造成基层政府机构人员扩张的一个根本原因。不去花大力气培育村民的自治管理能力，甚至怀疑、防范村民的自主管理组织，总想建立一个全能的政府，是集权体制的一大特点。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地方行政机构的不断扩张。一旦“合理的农民负担”不足以支持地方政府运作的成本，政府各部门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从“财政预算外”获取资源的冲动便难以抑制，农民负担的加重便难以避免。因此，所谓“减轻农民负担”绝非是一个“向农民多要一点，少要一点，要多少为合宜”的表面问题，而是涉及中国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深层次改革问题。

除了地方党政人员随机构增设而增加外，在工商业极不发达的农业地区，退役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及党政领导子女的就业安置问题，是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及地方国有企业人员膨胀的又一大原因。陕西省黄龙县仅是4万多人的小县，“文革”期间，县财政供养人员（包括教师）是800人，1992年攀升到3600人。该年“撤庙搬人”，大力推行机构改革，稍稍缓解财政压力。而后来旧病复发，到1999年全县财政供养人员达到4565人（参见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第234期）。1996年，我在河南各地调查，据各县人事局与编制办的官员说，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县乡党政事业单位人员每年按8%至10%的速率递增，稍有“油水”，即能按月正常发工资的部门，全都人满为患。原因就是退役军人、大中专毕业生与党政领导子女的安置。若要挤入一些报酬稍厚的部门（如计生办、电力、工商、税务、财政、公安等），权力关系尤为重要。据他们说，如今的年轻人，从事农业绝无出路，当地工商业极不发达，所以，一流人才通过高考流到大城市去，二流的向党政事业部门挤，三流的只能外出打工。高考不易，打工亦难，故而县、乡党政事业部门成为首选的就业单位。地方政府设职养人，本来是为了办理地方公共事务，然而，在庞大机构与人员费用重压下的县、乡、村三级政权机构，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向农民争抢，催粮逼款，已成为其主要任务。

第三大原因是“超常规、大跨度”的“赶超发展战略”。1958年“大跃进”之所以轰轰烈烈地兴起，根源于此。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中西部地区，尤其是靠近沿海地区的中部地区的“赶超”提供了目标与动力。在中部各省之中，尤以河南最为迫切。近十几年来，内地各级地方政府与官员正是在“超常规、大跨度”的口号激励下，不断出台一些大而无当的经济、教育、城镇建设等发展计划，上级政府把“超常规”发展计划、内容、项目、指标层层分解，又层层加码，层层施压，层层督责检查。于是集资派款，劳民伤财，到时依然无法落实，只好在报表、数字上做文章，浮夸虚报之风由此而起。

新官上任，多求“一年初见成效，两三年大见成效”。1996年，我在河南省调查，看到一份某乡镇于1994年10月制定，且在三年内要实现的“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在其后三年内，要完成镇区自来水工程、电力开发、道路、通讯设施、宾馆、中心幼儿园、镇区公厕等7项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总投资1751万元；还要开发文化科技、商贸、工业、农贸、旅游等5个小区，计划投入1260万元；还要新办15个镇级企业，且每个村都要创办一个产值在100万、利税在10万元以上的企业。这些雄心勃勃的“超常规发展”计划，若只写在纸上，尚且可以；若落实其中一个，大抵劳民伤财；如全部推行，势必引发“官逼民反”了。说起来令人感到惊讶，中部地方政府的绝大多数发展计划，往往成为进一步“不发展”的原因，甚至有些直接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也成为增加农民负担的原因。比如，发展教育，转为集资建校；办乡村企业，结果负债累累；发给农户一份“明白卡”，还得向农户征收几元钱的成本费，成为县“减负办”的一项额外收入。十几年来，中西部地方政府为了实施“超常规、大跨度”发展战略而投入了多少无效的资金，欠下银行多少债务，向承包制农户搜刮了多少钱粮，没有一位经济学家做过认真的研究。

第四个原因是在“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地区与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的高消费刺激下，地方各级行政、教育、医疗、电力等垄断部门为改善本部门的办公条件，增加集体消费及个人的住房、工资等福利待遇，凭借行政垄断与部门垄断特权而增加农民负担。在中西部，绝大部分县党政及局委办的行政大楼基本上“现代化”了，内部的办公设施也差不多“现代化”了。县委、县政府的“招待所”，差不多已“宾馆化”，甚至“星级化”了，集餐饮、娱乐于一体。全县各科室甚至副科级的官员大都配有轿车与手机，全县光养一两百辆轿车和数百部手机，至少得花费数百万元，这里尚不包括购车、购手机的巨额费用。县乡主要官员的住房，也差不多别墅化了，有不少县城有所谓“官街”（这是老百姓对官员“现代化聚居区”的称呼）。此类消费，虽不合党纪国法，但全国上下官场都加以默认，不算“腐败”之列。

近几年，国家不断提高地方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待遇（这是应该的），但要地方财政支付。地方政府各部门为提高本部门集体消费和职工待遇，都有“创收”的强烈冲动。在公路、铁路、水利、防汛等各项集资的背后，在五保金、扶贫基金、妇幼保健费、农调费、普法费、管账经费、结婚登记费、外出务工证费、畜禽防疫费等部门统筹和政策规费的背后，在报刊征订、用水协管、农村信息、牲畜防治等有偿服务的背后，都可发现政府部门特权利益的扩张与地方官吏自我“中产阶级化”的强劲要求。在中小学学杂费不断上升，昂贵的药物与医疗费用，农村用电居高不下的电价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情况。利用行政与部门垄断特权，巧立各种名目搞“创收”，实在是我国制度性腐败的一大根源。而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凌驾于承包制小农社会之上的庞大既得利益阶层，从而使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措施往往归于无效。

社会舆论往往把农负加重的原因归咎于地方党政官员的个人腐败。从现已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来看，全国各级党政官员的个人以权谋私的现象确实时有发生。但对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农民负担加重有更大更直接责任的根源，在我们看来还是“制度性的腐败”，正是制度性腐败才是个人腐败得以产生的温床。

第五个原因是依靠县、乡（镇）、村三级财政收入（主要是乡、村两级）来维持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的运转。所谓“九年制义务教育”，人们至今搞不清楚，这“义务”一词，指的是国家承担的义务，还是由农户承担的义务。在“分灶吃饭”的现行财政体制内，乡镇辖区内的中（初中）小学的全部教育费用由乡镇财政支付，在县城辖区内的中小学的全部教育费用由县财政负责。在几无工商业支持的乡镇，其教育支出主要来自“三提五统”中的“教育附加”（按国务院有关规定，“三提五统”征收标准不超过全乡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其中1.5%为“教育附加”）。若某个乡镇有农业人口5万，人均纯收入1000元，则全年教育附加只有75万元。据2000年末的一项统计（《乡镇财政》2001年，第10期），全国每个乡镇财政平均供养290人（全国有44836个乡镇），其中中小学教员163人（占56%）。因此，取之于农户的“教育附加”用于全乡中小学教员的工资发放尚且不足，用于“教育达标”、危房改造、更新教学设施、给教员发放奖金的钱，只能听任各学校向家长征收“学杂费”了。小学通常400—500元一年，初中则高达800—1000元，这对于刚过温饱线的广大纯农户来说，教育负担比“皇粮国税”还要沉重。对于广大中西部农耕地区来说，中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义务”，由此而引发大量贫困儿童失学的大问题。中国“教育兴国”的发展战略，演化为地方各级政府的“教育达标”，“教育达标”则转化为农负加重，农负加重则导致儿童失学，从而走向“教育兴国”的反面。其他各项“发展战略”，其运行转化逻辑，也大体如此。

3.加重农民负担所导致的严重经济政治后果

沉重的农民负担使得“村民自治”有名无实，并使得村干部，尤其是村支书、村长向“劣绅”化发展。按《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法》的规定，村干部是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代表全体村民利益的。然而在实践中，基层政府加诸农户的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税费，都是通过村委来征收的。由于农负过于沉重，乡镇、村委必然要加强征收的力度，这在乡村这个“熟人世界”里是很得罪人的差事。有德之人，往往不愿担任这一苦差事；有才之人，宁愿外出打工。结果，村委一、二把手往往由拳大气粗，且有宗族势力或县乡政权势力背景的人出任，并从中谋取自己的好处。只要农民负担沉重这一因素存在，代替地方政府行使征索权的人，很容易劣质化。在向农户“催粮逼款”的过程中，乡村干部征收手段的粗暴性与态度的横蛮程度，通常是与农负的轻重和抗拒力度成正比的，由此激化的干群冲突是农民不断上访、上告的总根源，也是触发小股农民暴乱或自杀的导火线。这一问题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迟早会酿成较大规模“官逼民反”的政治事件。

在中央政府、舆论监督及农民骚乱、自杀的威胁下，乡村干部的催征有一条模糊的底线，用他们的话来说，叫做“高压电线触不得”。然而，县、乡（镇）财政为了维持自己十分刚性的支出，又规定“一分也不能少”。故而，许多村干部只得靠借贷来弥补征收数额的不足，或向信用社借，或向民间借，从而逐年积累起庞大的村级债务。据李昌平原所在乡的统计：到1999年末，全乡23个村，负债2251万元，每村平均债务近98万元。在2251万元债务中，平均利息22%的高利贷占1600万，全年支付利息468万，而全乡农民的“合理负担”为580万元。据李昌平推算，2000年末的村级债务将超过3000万元，2001年将接近5000万元。又据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贺雪峰的调查报告，湖北荆门市的村级债务，村均100万元（2001年）。他估计，中西部农村的村级债务，村均40万元左右，光偿还高利贷利息一项，就足以将相当数量的村级政权压垮。

在中部粮食主产区，在农负重担和粮食价格下跌的双重压迫下，擅自抛荒，全家一走了之，到外地打工谋生的农户越来越多。村委收不到承包款而借高利贷代行交纳，但债务仍记在外出农户账上，逐年增加。这使得外出农户即使在外地找不到工作也不敢回村，他们成为真正的“失地流民”。

总之，因农民负担过重而导致的村级债务和“失地农民”两大问题，使得土地家庭承包这项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在中西部某些地区（主要是主产粮地区）难以有效地运作，也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中西部与东南沿海之间进退有序的就业结构遭到破坏。这对于中国城市社会的长治久安，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二、尊重农民的公民权利，彻底改革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确立新型的国家与农民关系

中国近13亿国民中，近9亿是农民（据粗略的估计，截止到2001年末，在9亿户籍制农民中，近6.5亿是纯农户和以农为主、工商为副的兼职农户，其余大多是以工商为主、兼营农业的兼业农户。放弃承包权而以工商业为生的“农户”约占全部户籍农户的6%，且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虽然2001年末二、三产业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4%，但从就业结构来说，中国依然是一个农民国家。在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下，规模狭小、分散经营、缺乏组织、缺少公民权利保障的亿万农民，饱受市场风险与地方政府（包括村）“横征暴敛”的双重之苦。

这种局面是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了。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逼到社会分层的底层的“弱势群体”，而不能分享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好处，甚至继续蒙受损害，这样的发展战略将很快走到它的尽头。尊重9亿农民的公民权利，尊重农民对土地及其全部产出的权利，尊重广大农民自由表达与组织起来的权利，废除歧视性的户籍制度，给农民自由寻找土地外收益的权利与迁移权利，彻底改革现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取消全部农民负担，建立新型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方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中稳定与发展的双重任务。而对各种既得利益维系着的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需要全民族的创新智慧，更需要政治家的勇气和胆略。

（一）关于稳定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制度性安排的思考与建议

我们考虑一个最基本且在相当长历史阶段内也无法改变的国情：人多地少，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亿万规模狭小、分散经营、农业剩余极其有限的承包制小农经济。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目标是：能够让绝大多数农民自愿地、而非强制性地安心于农业与农村。在承包制小农经济为农民提供温饱与安全的基础上，让农村剩余劳动力长久地往返于城乡之间。让那些在城市获得稳定职业、收入与住所的“农民”在脱离承包制并获得社会保障的条件下，成为城市居民。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坚持并完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关涉亿万农民的生存与安全，更关涉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要使我国农民能够依靠承包制而过上温饱、安全与有尊严的生活，我们认为必须做如下制度安排。

1.以立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关系

现行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承包经营权”属于“集体”之内的农户。从“集体”获得“承包经营权”的农户所承担的义务（责任）是将全年产量的5%（即三提五统）交给“集体”。且每个劳动力有“义务”（责任）每年向“集体”无偿提供20个左右的“义务工”。在通常的法律意义上，“承包经营权”是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因而“集体”有“权”收回农民的承包权，并将农民以此为生的土地“批租”给各类开发商。近十几年来，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因全国各城镇的扩张，各开发区的建立，大量土地的“批租”获得了巨额“地租”。这些“地租”大多落到拥有所有权的“集体”代表们的手中，大量失去耕地的农户所得到的少量补偿并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这在中国已形成了一个“失地农民阶层”，但在名义上，他们已划入“城镇居民”。这场持续至今的“圈地运动”所产生的“地租”，成为“圈地”地区地方党政腐败及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根源，也是引发城镇社会不安定的一大根源。

全部问题是在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对“集体”与“所有权”的法律界定的模糊性。土地所有权的模糊性根源于公社时期确立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所谓“三级”即公社—大队—生产小队。“队为基础”，即生产小队具有使用权、经营权。这样，土地承包制所说的“集体”也就包括了乡镇、村与组。村组是村民的自治组织，故村组凭借“所有权”向承包农户索取“三提”，乡镇是国家基层政权，亦凭“所有权”向承包农户索取“五统”。乡镇与村“集体”也可凭借“所有权”收回“承包权”，将土地“批租”给开发商，从中将绝大部分“租金”归为己有。其中相当一部分落入有权者的私人腰包，成为中国基层政权腐败的一大根源。如果我们将历史追溯到土改，那么很明确，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参与革命的农民阶级的承诺与报酬。公社制废除推行分田到户，按道理，土地所有权是承包权经营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农户拥有的土地是“完整的产权”。

因此，为了有效保障农民的权利，新的立法必须重新对“集体”与“集体所有权”做出更为明确的法律界定：一是规定“承包权”高于“所有权”。这里，“所有权”的法律含义只有两项：土地不准买卖以防兼并；土地在一定承包期后，可以重新按人口调整。并规定：（一）废除“三提五统”，更无权收回“承包权”。（二）“承包权”永久地属于农民，而“经营权”可以自由地转让。转让的租金归承包农户所有，国家按一定的起征点，对租金征税。杜绝城镇扩张土地批租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三）“集体”仅指全体村民，凡涉及全村土地使用方式的变更，必须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方有效果，村支书无权擅自“代表村集体”做决定。

2.取消全部农民负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让承包制小农休养生息

由于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这种历史地形成的紧张关系，只能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而得到缓解，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自然历史演化过程”。因此，从纯经济角度来说“不经济、不规范”的承包制小农经济，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说，却是唯一可行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承包制小农经济所形成的全部农业剩余只能维持农户的温饱和低水平的安全保障，再要“以农养政”是不可能的。

共和国前30年，国家以农业税和统购统销这两大渠道，平均每年从农民和农业那里获取20%至30%的农业剩余，作为我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中国农民为养政、养工作出了无比巨大的牺牲。如今，二、三产业的产值已占GDP的84%。按此算来，中国已算是中等工业化国家了，已经到了“以工养农”的时期了。由于国家继续执行追赶型、接轨型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国家财政必须向现代产业部门倾斜，无法做到“以工养农”，但至少应该执行“以农养农、农不养政”的新决策。农民中的多数人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小康生活依然是多数农民的良好企盼。要求自养尚且不够的农民、农业继续去养活甚至养好一个日益庞大的地方政府，要供养县乡村各级官员的住房、车子、会议和宴席，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在经济上是做不到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用“精简机构”“税费改革”等改良政策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这些改良政策的前提是依然要农民与农业承担“养政”的责任。我们应该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以农养农、农不养政”，这已经是农民对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农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依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这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可谓是“第一公理”。中国城市居民享有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就业、医疗、失业保障，离退休等权利，50年来农民一项也没有享受到，这是权利的不平等。中国城市居民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线是月薪800元（年收入9600元），年人均纯收入仅2100元的农民却人人得承担所谓“合理的税费”，还有更多不合理的苛捐杂税，这是义务的不平等。

处于目前发展阶段的中国，即使无力将失业、医疗、退休三大社会保障覆盖到全体农民，那么至少在公民承担国家税收义务方面做到平等。国家在对数千万国家公务人员不断加薪的同时，却对仅能维持农民温饱的农业剩余征索沉重的税费，这很难使9亿农民对国家产生认同感。党中央、国务院一再要求“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但“增加农民收入”的第一步应是取消农民负担。取消全部农民负担不仅是一项实实在在、立即兑现的“增加收入”，而且将彻底改善亿万农民与地方政府长期的对抗关系，并为农村社会的稳定提供最基本、最重要的保障。对于农业人口占国民总数70%的现代中国社会来说，“农民安，天下稳”依然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有人担心，取消了全部农民负担，中国绝大部分县乡村三级政权会因失去供养而垮台。按现有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来考虑问题，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问题在于，改革开放这些年，早已把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推到了前台。如果中央集权的层次过多、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不进行彻底的改革，更会因不断的自我扩张而吸干国家资源，将社会压垮。从彻底改革现存管理体制的角度出发，上述担忧或许是多余的。

3.彻底改革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实行乡镇自治

中央集权的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对于管理一个相对封闭的、静态的、区域差异甚小的社会，譬如说从秦汉到明清的传统农业社会是较为有效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泽东甚至能规定中国的每个农民一天吃几顿，以及吃些什么，这说明中央统一的政令能通过“条条”与“块块”直接贯彻到一个静态且几无差别社会的角角落落。

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进程的加快，一个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社会变化加速了，社会人员流动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不断加大。这样一个曾经只善于管理无差异的静态社会的行政管理体系，突然面临一个全面陌生的社会现实而手足无措了。地方政府内一切原有的机构（条条）只能够处理它们所熟悉的老问题。对于基层社会出现的任何新情况、新问题，它既不熟悉也无权处理。用增设新机构的方法来解决新问题，是该行政管理体制的一大特征，因而也是这些年来机构不断膨胀的根本原因。不顾地区间日益加剧的发展差异，而增设同样的机构（中西部很多县，几无乡镇企业，但仍在县政府内设乡镇企业局，在下属各乡镇设乡镇企业办，如此等等），这是政府行政低效的一大原因。在这里，我们还丝毫没有涉及地方党政的腐败问题。

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单位的“现代化”改造是行政管理成本逐年攀升的又一大原因。全国不论贫富，几乎所有县（包括县级市）的党政办公大楼都“现代化”了，几乎所有的县政府的招待所都宾馆化了。大部分乡镇甚至村也竞相仿效。县乡（镇）主要官员的住房也差不多“现代化了”。想一想，算一算吧，这些非贪污的制度化消费，给地方财政造成多么巨大的压力。

我们建议，必须拿出全民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家的胆略与勇气，对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作重大的改革，我们的改革建议简述如下：分省撤地，实行乡镇自治。

分省撤地的目的是减少地方行政管理层次。“分省”即将现有的28个省区（2个特别行政区除外）划为50个左右的行政区划，并在现有的4个直辖市外再增设6个左右的直辖市。“撤地”即全部取消作为一级行政区划的地区和市，实行省直辖县。某些经济发达的地级市或副省级市，由省直辖，成为省的直辖市。这是中国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区划学者多次提出的建议。

中国现有的2000余县（包括县级市），绝大部分是历史地形成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县区划、县治甚至县名，可以追溯到秦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治实体，中央以下便是县，县以上的政区，两千年来不断变动，县以下的政区（乡镇），近百年常有变更，但县却相对稳定。这其中自有其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理由。因此，保存县政区的相对完整性的同时，应大力加强县在地方行政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乡镇自治基础上，逐渐推进县自治，首先，可赋予公民以罢免县官的权利。取消乡镇政府，实行乡村两级自治，设立由村民自由选举产生的村公所与乡公所。这样，我们将现行的四级地方管理层次，减少到二级。行政层次的简化，必然带来行政效率的提高与行政成本的下降。

其次，要改革地方政府职能与机构。凡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县，其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是保护承包制小农经济的再生产条件及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故而主要设置为农业服务的机构。至于省县职能与机构的具体情况不在此论。我们仅建议，从中央、省直接延伸到县的条条，应尽可能地减少。只有中央统揽的全国性事务，如公安、检察、司法、工商、税收、计划生育、教育（九年义务教育）等设置垂直条条外，让地方有更多的权限依据本地区特殊情况，设置管理机构（至于九年义务教育，我们建议由中央政府统筹安排，由中央财政直接负担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部经费）。这就是说，让直接“管民”的县级政府能够根据本地区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及时的反应。同时，乡村自治也给当地民众解决自己面临的新问题提供了组织保障。

全部取消农民负担，等于每年增加全国农民近3000亿元左右的收入（最近看到陈锡文的一篇文章，他说据农业部门统计，2000年，全国农民直接负担的税费共1778.9亿元，平均每个农民负担199.8元。其中农业税92.6元，“三提五统”66.2元，“两工”以资代劳6.31元，集资等各种社会负担34.68元，与1999年相比，增加了3.3%）。又据《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的推算，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约3万亿元（政府公布的数字是1.6万亿元，2001年度），其中2/3用于政府自身的开支，即2万亿元。如果取消地、乡（镇）二级政府，节省出2000亿到3000亿元，那是不成问题的。换句话说，只要对现存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就能取消压在农民头上的沉重负担。

有人说，如此大规模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势必触动政治特权利益而引发政治动荡。这是有可能的。但如果听任农民负担的加重，更会引发整个农村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大规模的问题。与其听任“官逼民反”，远不如推行有力的自我改革。

4.组织农民协会，让中国最庞大的弱势群体转化为强势群体

占国民人口70%的承包制小农，正因其规模狭小、分散经营，而沦为中国社会分层中处于底层的最大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副产品的价格表面上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然而，在表面平等交换的背后却站立着两个实质上不平等的交换主体。承包制小农正因为其分散经营、单独销售，故而在“市场价格谈判”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弱势地位，从而决定了农副产品的价格往往低于其价值。在承包制小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也无法与“有组织的且拥有合法暴力”的基层地方政府进行平等的“谈判”。农民手持“中央文件”也无法抵制基层地方官员的“强征暴敛”，主要的根源恰恰在于他们是规模狭小且分散经营的承包制小农。

中央高层领导一直十分关注八九亿农民的增收问题。从1985年至今，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发布十余文件，以期解决过重的农民负担问题。但只要承包制小农处于高度分散状态，没有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这些关注与文件大多只表达了一种“善良愿望”。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杜润生老先生指出，农民只有依靠农民协会才能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我向总理说实话》序言，2001年）。

法律允许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也能够学会组织起来，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首先，法律应允许农民组织起来，因为农民组织起来表达并实现自己的利益，乃是农民的基本权利。工人有工会，工商联有自己的工商协会，学生有学生会，各专业人士有其专业协会，农民为什么不可以拥有自己的农民协会？市场经济内在地拥有一种力量，将不同职业群体分化成不同利益主体，或说利益集团。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寻找各自的联合，并通过各自的组织来表达并实现单个利益主体难以实现的利益。现代政治不是直接代表全社会的利益，而是在各自代表的多元的且充满分歧的利益集团间，按一定的程序与规则进行协调，从中发现共同利益而代表之。

其次，即使法律赋予一切公民以组织起来的权利，承包制小农能否有效地利用这一权利而组织起来，依然是个重大问题。在仍以血缘、亲情、地缘为纽带的传统村落内，农户之间已有的各种合作方式，依然是十分传统的、有限的。承包制小农共同面临着变化无常的气候条件，价格波动且信息不灵的大市场，共同面临着地方政府与部分官吏的超规定索取，甚至欺压，单靠传统的亲情私谊非但解决不了问题，且往往使问题恶化。农民唯一的出路，是形成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并结成不同的联合与组织。这种新型的联合需要平等的协商，需要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这就是“立法”）；需要选举一个领导，建立一个组织来实施共同决议（这就是“行政”）；并需要对实施过程与结果进行评估与监督（这就是“监督”）。我们在民政部门推动的全国乡村自治的活动中，只看到轰轰烈烈的“选举”这一形式，但很少看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的实施过程。即使在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上市股份公司内部，我们往往也能够发现一个相当独裁的“总裁”，何况依然囿于传统习惯的承包制小农。我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曾反复提出并思考这一问题，我在书中提出六条建议：（1）一切关心中国农民、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必须认识到承包制小农重新组织起来的极端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其事；（2）中央与各省创办培育农村合作人才的大专院校；（3）在农村进行合作试点，用典型来引导农民；（4）负责推动农村合作的领导机构，只接受政府财政资助，但不受其行政约束；（5）创办一份全国性合作刊物；（6）新合作运动的宗旨是把承包制小农推上新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

（二）取消歧视性的户籍制度，让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地往返于城乡之间

重新界定承包制土地的产权性质，取消一切农民负担，彻底改革现行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和组织农民协会等新的制度安排，一个重要的目标是长期地确保承包制小农经济的再生产条件，为中国亿万农户提供一个基本的、稳定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安全保障。我们这样说，并非是想把9亿农民“束缚”在土地与农村，而是想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只有当国家为9亿农民提供一个温饱且安全的“后方”，历史地积压在农村的数亿剩余劳动力（绝对剩余与季节性相对剩余）外出打工而形成的规模巨大的社会流动，才有可能走向有序和稳定。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3亿承包制农户，从纯农户到以农为主、兼营工商业，再到以工商业为主、以农为副，最后到脱离承包制移居城镇的演进，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

1.取消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我们需要取消的不是户籍制本身，而是要取消现行户籍制度内的歧视性。各种城市，尤其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行政当局都规定，凡进城打工的民工必须具备“三证”（暂住证、生育证与身份证），否则便是“三无人员”，予以遣返与驱逐。进城打工，需备“三证”，这对城市管理来说也有其必要性。问题在于“两头”收费。乡村一头的乡镇派出所在出具“外出务工证”与“身份证”及计划生育办在出具“生育证”时，要收取数十到数百元不等的费用，作为这两大部门的一项重要“创收”；城市一头的管理部门在出具“暂住证”时，也要收取一两百元的费用。这完全是因为外来民工属于“农籍”而遭受到的歧视。民工为了规避歧视性的“乱收费”而不去办理“暂住证”，形成大量的“一无”“二无”或“三无”人员，遭到驱逐与遣返。这既增加城市的管理成本，也促成了农民的怨愤。有些城市为了降低遣返“三无人员”的费用，迫令被遣人员自费返回，如无现款，则强使被遣人员集中劳动，以劳代资。由此造成的屈辱与怨愤将集聚起社会不安定的强大因素。

有争议的问题是：是否给予一切农民工以迁居入籍的权利？这里涉及包含着“城市户籍”中的“福利保障”问题，即只有城市居民才拥有的失业、医疗、养老三大社会保障。至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则可将现存的地方财政供养体制转为中央财政统筹的办法予以解决。困难的问题在于与城市户籍相连的三大社会保障。取消覆盖国民人口30%的城市社会保障而与占70%国民人口的农民“一律平等”？这是不现实的。将三项社会保障扩及中国全体农村居民？国家尚无这个财力，故而也是不现实的。较为现实可行的办法是：国家用城市户籍三项保障与农民的承包权“交换”，前提是该民工在城市拥有稳定的职业，较高的收入。所谓“交换”，并非“国家取得该农民的承包权”，而是让农民将承包权退回村集体。

我们所说的“取消歧视性户籍制”在某些论者看来是不彻底的，但是现实的、可行的。“彻底而不可行”只是一种“善良愿望”而已。我们的目标是，能使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低成本地流动于城乡之间，让其中有能力举家生存于城市的“农民”自然地“长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

2.城市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过程

国内许多论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除了乡村企业的分散布局外，他们一致把“滞后”归咎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其中有人给出这样一个美妙的线性推论：“改革户籍制度—农民大量进城—城市化程度提高—第三产业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内需扩大……如果城市户口对全体农民开放，那么6500万进城打工者（据2001年统计，全国出县打工人数7800万）将成为城市居民。如每个城市新增就业人员携带1.5个家属，则中国城市新增人口1.6亿以上。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49%，与国际参照各标准持平。”说得客气一点，这只是线性思维下的数字游戏。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依靠承包土地而进城打工与脱离农村入城居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前所说，“农籍”村民成为“城籍”市民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较为稳定的职业和报酬，二是城市社会保障。前者需要相当的生存技能与知识，后者则取决于国家财政的支付能力。因此，我们建议让那些在城市中已经获得住所、稳定且较高报酬职业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并为他们提供三项社会保障，条件是放弃土地承包权。对于绝大部分“农民工”来说，他们所从事的是些不稳定且低收入的城市工作，城市就业的高度不稳定性决定了中国农民工是一个高流动性的人群。

其次，我们必须冷静地考虑到，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中国农民工族的基本工资将长久地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据有关部门抽样调查统计，1985年（那时农民工有1500万）到2000年（出县打工的人数达到7800万），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月薪一直维持在300元至500元之间。自1996年以来，由于工业品市场的相对饱和以及中小企业间的竞争加剧，农民工的月薪甚至有被压低的趋向，而劳动时间与强度则明显增大了。也是自1996年以来，由于农副产品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农民负担的加重，驱使更多的农民外出打工维持生计。由于这两大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呈现下降的趋势。

为什么我们将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心放在维护并完善土地家庭承包制方面？一个根本的考虑是，让小块土地能为中国农民提供最基本的温饱与安全。有了这个保障，就能达到两大目标：一是让进城打工但极难在城内安家落户的农民工有一个安全的“后方”，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让“农民”有序地往返于城乡之间。即使失去了城市就业机会，也可退回乡村，依靠承包地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二是平衡兼业农户的农业收益与打工收益的关系。当外出打工收益低于家庭农业收益时，他们便会退出打工，从而使得劳动力供求市场保持一个相对平衡，不致使农民工工资进一步低于“血汗工资”的底线。

总之，在我们看来，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正是土地家庭承包制有效运作的产物。它有效地解决了稳定与发展的双重任务，亦为城市化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好处。对于为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通过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和廉价劳动力两大途径），而不能分享到城市化好处的中国亿万农民，国家理应以“取消全部农民负担”和“承担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部经费”来给予“补偿”。

坚持土地家庭承包制，还是土地私有化 [23]

随着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公布，前些日子围绕着“第三次土改”或“土地私有化”的热议有望暂时冷却下来。说其“暂时”，是因为要求土地私有化的理论及其背后的各种社会力量绝非随一纸决议而消失。说其“冷却”，是因为《决议》用明确的语言重申：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项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决议》给出两大理由：一是该制度“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符合农业生产的特点”。这两个理由是否充分和有效，我不作评论。依我之见，中国在现阶段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项农村基本制度，有一个十分重要，也十分简单的理由：土地（耕地与宅地）承载着亿万农户“社会保障”的重大责任。在我的记忆里，是温铁军先生最早明确提出土地与亿万农民生存、失业与养老保障之间的关系。只要我们还无力将8亿农民的失业和养老保障从承包地上剥离出来，交由国家财政来承担，那么土地就不能私有化。

我注意到《决议》对此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再使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整表述，而是用“家庭承包经营”“土地承包经营”的表述方式。这是偶然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我不知道。或许取消全部农业税费后，由农户承包的土地不再承担什么“责任”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全国农村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时的政策制定者们清楚地意识到：农户在承包土地的同时，“承包”了一组“责任”。一是对国家的责任，即交纳农业税（后又增加农业特产税）；二是对已废除的“公社集体”承担的责任，即向乡镇政府提交五项统筹；三是对村集体承担的责任，即提交三项提留。到2006年末，这三项责任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三项责任从承包的土地上剥离出来交由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来承担。对于中国农民与土地来说，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大解放。但农户所承包的土地从此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了吗？温铁军说，还有一项更为繁重，解决起来更为困难的责任，那就是亿万农民基本生存、家庭养老和失业保障的责任。所以，我们还得把这项农村基本制度老老实实地称为“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

已富裕起来且富有同情心的城里人说，国家能否将亿万农民兄弟的养老与失业保障也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与城里人同享此“国民待遇”呢？我的回答是三句话：一是“应该”；二是暂时还做不到；三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财政增加，逐渐达到“应该”。补充一句：谨防“欲速不达”或“好心办坏事”。2006年取消农民全部税费负担，县、乡、村三级总共少收了1500亿元左右。该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近4万亿元，中央与省两级财政补得起这笔钱。自2006年后，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经费也由政府财政来负担，而以防“大病返贫”为主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也逐步覆盖全国乡镇。《决议》提出，按个人出一点，集体、国家补一点的办法，到2020年建立农村养老保险。但关键在于涉及亿万农民工的失业保险，《决议》只提出“扩大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尽快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根本没有提及“失业保障”问题。事实上，在官方“失业人员”的统计上，只涉及城市户籍人口，从未将非城市户籍的农民工或农民列入“失业”统计的范围。似乎农民拥有承包地便处于“稳定就业”状态。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取消明显带有歧视性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关键也在于内含在城市户籍内的诸多社会保障，尤其是失业、养老保障无力被赋予进城打工的农民。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决议》只提及“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为城市居民”。在1.5亿农民工中，具有稳定就业、较高收入，因而能购、租住房的人，只是一个少数，他们有能力“自动长入城市”。

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将长久地滞后于工业化，这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我所谓的“工业化”是指“农民”脱离农业进城打工。“城市化”是指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工的就业是不稳定的、高流动的，无力拥有高价的城市住房。也就是说，他们只是进城打工，而无法完成城市化。城市的高价住房和无失业保障将他们挡在“城市化”外。他们的住房只能建在家乡的土地上，“失业保障”只能由他们承包土地来承担。由“农民工”这一奇怪称谓组成的全新社会阶层在中国整个社会转型期内将长久存在。这一庞大阶层的“前锋”会自动地“长入城市”，但绝大多数农民工将长期往返城乡之间，并在一定年龄段退回到农村。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任何“价值判断”都必须考虑到这一难以令人乐观起来的事实。我们为什么要搞新农村建设，为什么要坚持土地承包制，反对土地（包括宅地）私有化，一个重要而充分的理由在于，确保在城市“失业”的农民工返回农村时，有房、有地且有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

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士，都拿保护农民权益，提高农民收益来说事。有些经济学家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产权不清，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抵制地方权力对土地的圈占，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使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置。有人说，应赋予农民土地（包括宅地、房）抵押权，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农民小额贷款问题。还有种种高论，不必在此一一开列。事实上，已经运行30年的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确实存在各种问题与矛盾，如就确保稳产高产所必需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而言，土地家庭承包制肯定不如人民公社体制。规模狭小、雷同的承包制小农经济与国内外大市场的连接问题一直存在着。随着农村青壮年脱离乡村与农业，中国宝贵的土地资源的闲置与粗放使用也一直是个问题。小块土地通过自愿有偿转包能否普遍地向“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也有不少困难。如果“城市”无力为他们提供城市化的成本，那么单凭小块承包地实难支撑起“生活宽裕”的“全面小康”。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私有化能否解决上述问题，尤其能否解决私有化鼓吹者们提出的那些问题。答案只有一个：不可能。依我之见，一旦中国的土地私有化，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土地兼并问题必定再次出现。市场与资本一定会利用土地私有化而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原始积累”过程：千百万农户与他们的小块土地相分离的过程。自然经营的风险与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一定会协助资本去执行这一流淌血泪的分离运动。结果是造成农村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资本与土地集中，一极是失地、生活又无法被城市吸纳的“三失农民”。假定土地私有化就能更好地保障农民的权益与收益，这是对世界历史，尤其是近代社会转型史的惊人无知。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社会总体保持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它是中国农村社会，进而是全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的一块重要基石。

用“社会保障”来为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作辩护，内含着这样一个前提：随着中国经济与财政持续增长，国家有能力将全体农民的社会保障彻底地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并成为国家对农民承担的义务。加上城市有能力为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提供稳定就业与住房（无论以什么方式获得住房），那时，我们便可着手对这项农村基本制度作重大调整，以便更好地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包括在一组法律严格约束下的土地私有化。任何制度安排，恰如衣物，总会穿旧，土地家庭承包制这项农村基本制度，总有一天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退出舞台。但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此项基本制度，必须毫不含糊地反对土地私有化。

三十年来的农村中国

中国农村研究的基本情况

20世纪中晚期以后，“三农”研究大致可分为几支。一支是研究村民自治的，集中在政治学领域，从研究乡村治理的角度着手，比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徐勇。这一支持续时间比较长，在全国的调研范围比较广。贺雪峰原来也是从乡村治理开始的，后期调到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的范围也更广了，涉及农村的各个方面，如土地问题、合作问题、收入问题，还提了各种政策性建议，其中关于土地的微观研究做得最多。

另一支是关于“法律下乡”的，从法学的角度研究得比较多，比如朱苏力。中国现在法律的特点，一方面在城市由立法机构生成，另一方面立法的内容主要是借鉴西方。近代以来，中国立法都有这两个特点。费孝通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当年国民党有的法律也下乡，下乡了以后到底是治村还是乱村，学界分歧一直很严重。从晚清就开始进行法律的现代化建设了，到了民国，到底怎么样才能制定出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法律——当时中国主要是农村社会——仍然是一个难题。各地农村是不一样的，风俗习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要调节民间田土、户籍、婚姻各种纠纷，除了一般的传统法律/刑法的规定以外，主要靠各地的民事习惯和宗法习惯。这些习惯和现代的法律截然不同。现代法律基本上以个人为本位，而农村还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两者必然发生冲突。这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法学派别，争执不休，各有道理。在西方的冲击下被迫向现代转型的后发国家都会遭遇这样的问题，中国也不能例外。西方是内发的现代化，它一步步根据新的情况来调节它的习惯，后来制定了各种法律。比如欧洲大陆有成文法体系，而英国用案例来弥补原有法律的不足。

中国学习的是大陆成文法的体系，其优点是比较整齐划一，可问题也随之而来：怎么适应中国如此多样、复杂的农村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现代法以个人为本位，财产权也落实到个人，中国至少在解放前仍以家族为本位。即便现在，也很难说农村就已经是以个人为本位了，家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一家女儿出嫁，过去给点嫁妆就完事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现在根据家庭承包制的土地法，她出嫁以后，她的土地在老家，在嫁入的那个村是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婚嫁半径，过去是二三十里，现在农民工的婚嫁半径，动辄几百上千公里都不稀奇。南方像东莞这类有庞大乡镇集体资产的地方，每年要给村民分红。原来有一份的，嫁出去了这一份她还应该有。嫁进来的人呢？她算不算这个村集体的一分子？所以相关法律的问题其实是比较严重的。说现代法学派有道理，是因为中国讲发展、讲进步，有些方面逐步与西方接轨，最完备的现代法体系还是渊源于西方。而说本土派也有一些道理，是因为，实事求是地说，风俗差异的问题就摆在那里，还有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判案的时候到底尊重什么，以什么为本位呢？严格地以现代法为本位，有些案子没法判。完全以习惯为本位，那还谈何发展呢？这些都是问题。像《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就是这类问题的最好写照，秋菊只想要个说法，并没想把权利确定得很明确。总的来说，法学研究是有些学者在做的，虽然结论还没有，但提出了一些问题。毕竟，法学家到农村调研的还比较少。

第三支，也是最早的，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农业经济学的学者。因为中国的改革最早还是在农村起步的，经济改革的实质也就是从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开始的。这一轮改革摸到了正确方向，农民的积极性确实得到提高，从1982年到1984年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增产，而且速度也比较快，到1984年突破了八千亿斤，这就给改革带来了巨大的鼓舞。长期悬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大问题——吃饭问题——好像是得到了充分的解决。

还有第四支，是社会学研究的。比如，复旦大学的张乐天就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人民公社，贺雪峰关于农村的调查研究持续时间长、范围也广。前面说的都是科班的，还有一些非科班出身的研究者，比如在体制内分管农业的干部，有的乡镇长就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水平不低。

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经历的重要时间节点

第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就是1982年。这一年的“八二宪法”明确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中共中央发出的第一个“农字头”一号文件则肯定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体制。第二年，人民公社体制被废除，乡镇政府重新建立。可以说，土地家庭承包制是考察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村变化的基本切入口。包括农村公共品供给萎缩在内的很多变化，都和这个制度有关系。总体来说，原来农村的教育、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制度）、最末端的农田水利建设等公共品，随着农业集体经济制度的瓦解而趋于衰弱。农业集体经济分掉后，有的地方兴起一些以工业为主的集体经济。如果以村为单位兴起工业集体经济，那些集体的保障制度、供给制度基本还维系着，以工业集体的收入来支撑。这里指的是乡镇企业中的村集体企业，而不是私人的部分。当然这在全国已经很少了。乡镇企业基本在1996年以后就开始解体，股份化、私有化了。所以现在，农村集体这一部分在很多地方只有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才能勉强支撑下去。

另一个节点是2004年，中央宣布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后来又更具体地提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第一步就是取消全国农业税费，大约是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完全取消。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几千年来，土地和农民一直是国家税负的主体。近代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政治与行政机构的现代化，尤其是军事现代化的成本，更是加倍地落到了土地和农民的头上。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建立人民公社体制，一方面强化了农业税的征收，另一方面通过统购统销，把农业剩余尽可能多地抽调到城市和工业。新中国前30年初步建立起的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本主要是由中国农民来承担的。当然，城市居民、官员、知识分子，大家收入都很微薄，都为整个工业化原始积累作了贡献，但主体还是农民，学术界对此已经达成共识。2004年的一号文件说明，国家的现代化一般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向农民、农业提取剩余来进行工业化、城市化，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这样一来，中国现在的农业、农民和传统中国的农业、农民关系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传统中国主要的问题是征税太重、征税不公，在这种情况下，地主还要把税负转嫁到贫下中农头上，农民不堪重负，只能起来造反。新中国成立后，官民都勒紧裤带过日子。如果官员拿得多，让老百姓搞积累，这样的工业化积累肯定是搞不下去的。到2006年，国家只保留了烟业税，以及“一事一议”制度——村里面的公共事务可以通过这项制度向村民筹钱筹劳。其他的税费在法律上都被废除了，这样一来，农民的负担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传统的农民和国家矛盾的引线被拆除了。现在整个国家税收的重心已经转到城市工商业，有了对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进行转移支付的条件和基础。农业占整个GDP的比重，2011年已经下降到10%左右，二、三产业占了90%左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转型。

但如果看劳动力结构的话，还不能下这个判断。2010年的数据是有35%左右的劳动力还在从事农业活动，偶尔打工的不算。看产业结构和税收结构，中国已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但从就业结构来看，中国还没有摆脱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这种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情况，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具体表现在将近两亿农民工游走在城乡之间，好像既回不去又进不来，相当尴尬。所以农民工问题也成为现在“三农”研究一个很重要的研究主题。其实，所有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过程中，都出现过大小不等的农民工现象。中国是以土地家庭承包制把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固定下来了，所以农民工的身份就是农民。这种身份上的农民，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约束。至于在不同的阶段，到底是约束多一点还是保护多一点，保护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都是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

现有土地制度对农民的保护

说现有土地制度保护农民，是因为，如果农民工在城市失业了，他还可以回家，有一亩三分地在，至少吃饭没有问题。沿海和城市向中西部的农民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提供给他们城市化所必需的社会保障。这样的城市化是不完整、不彻底的。既然城市无法保障，就只能在农村通过土地来保障。有了这一亩三分地，等于养老、失业都有了保障。至于这小块土地能否承担这个保障重任，那是另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所以农民工不列入城市失业的统计范畴，即使列入了，也无法获得失业救济。这种统计也不可能是很严格的，因为农民工始终处于流动状态。所以，农民工的“农”指的是承包制小农，“工”则指的是外出打工挣钱。土地上所承载的对国家和集体的义务被取消后，是农民自己解决失业、养老问题，这个义务，社会并没有承担。

同时，随着粮食单产的提高，政府在土地政策方面做出了一些调整。1999年中央提出了退耕还林、还湖、还草。放在中国历史的千年脉络中看，这是个大事件。从明清以来，中国的人口急剧膨胀，尤其是清朝的康雍乾以来，随着南美作物的引入，原来不能种庄稼的地区如丘陵、山区也开始种庄稼了。明朝的土地大概只有八亿亩，到1800年的时候，按照麦迪逊的统计，已经有了十亿多亩，到新中国成立后土改的时候，说是十六亿亩耕地。这十六亿亩耕地是纳税的亩数，实际亩数肯定超过这个数字。从明朝到新中国成立初的八亿亩地从哪里来的？一是围湖，一是向丘陵、山区要地，还有就是向北边的草原要地。东北也多出来不少土地，于是晚清和民初有许多人“闯关东”，新中国成立后又进一步开荒，向北大荒要地，到新疆去垦荒，十六亿亩以外，单是半军事化的农垦部门就新增了六千万亩耕地。总之，自1700年以来的两三百年间，中国是不断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连一些实在不能用的地都用了起来，比如，大寨这种“七沟八梁一面坡”、实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因为晚清人口膨胀，硬是建成了村，所以建村史最多只有180年，到陈永贵的爷爷那一代为止。为了生存，不能利用的土地都一巴掌一巴掌地利用起来了。直到1999年，时任总理朱镕基首次宣布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样态来说，这是有历史意义的。过去我们不仅依赖单产的提高，更依赖总面积的扩大，现在我们不依赖面积而主要依靠科技进步，靠袁隆平，靠现代生物科技、化肥、农药、种子改良、水利。有了靠中国的土地能够养活中国人的自信，才能中止破坏性的农业，把不宜耕种的土地还给自然。

对现有土地制度安排的评价

这需要放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来讲。我认为，很难下判断。有的鼓吹土地私有化，但土地私有化了就万事大吉了吗？把农民的土地卖掉就城市化了吗？没那么容易。能卖出好价钱的也就是城乡结合部的那些土地，远离城乡结合部的土地能值多少钱呢？现在城市积累起来那么多游资，一旦土地私有化，首先就会涌到土地上，土地兼并以后也不一定能从事农业。如此，国家如何来保持粮食供给？失去土地的农民又怎么办？所以，土地私有化肯定不是现代中国“三农”问题的答案，也不是解决将近两亿多农民工问题的答案。如果私有化是答案，那么印度早就解决了，但是印度现在多的是贫民窟。私有化是一部分人提出来的，不过这些人参加农村调查的很少，在“三农”研究这一块几乎没有他们，这很奇怪。当然，也有人去调查，问农民土地要不要私有化，个别农民说好，他们就得出结论说农民愿意私有化。在社会调查中，抽取个别事实，推出一般结论，以偏概全，这是一种极坏的作风，其背后是“意识形态”先行。常年搞田野调查、多少知道一点中国国情的，一般不会得出如此极端的结论，认为土地私有化是解决一切三农问题甚至城市化问题的灵丹妙药。

论农民的权利

在道义上，农民的权利确实是应该平等的。而且，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已经做了那么多的牺牲，再把他们的子女堵在中国的城市化之外，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关于这个问题确实很难找到一个单一、快速的解决方案。据说农民工有两亿四千万，七千万在本乡就近打工，出乡出县的，在一亿四千万左右。这些年来，这些农民工一直在城市打工，干着城市人干不了、不愿干的活，领着微薄的薪水，但是即便如此，这点薪水也还是远超他在农村种地的收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这样快速地得到了解决，对于这一点，过去谁都没想到。2004年出现民工荒，有人说是刘易斯拐点到了，我们都不相信，找了很多理由来解释这个现象。比如，剥削得太厉害，剥削的就是青春段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四五十岁的农民工其实找不到活儿；又比如，只要工资再涨一点，还有更多的人会出来就业。

所以，2004年通过废除农业税，把传统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调整过来了。这个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非常尖锐，有些地方甚至到了矛盾一触即发的地步，农民的确很苦。为什么会这样？1984年开始，改革重心转移到了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工业化、城市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中西部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县也要招商引资，征用土地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而人民公社废除以后，乡镇机构职能、人员、经费的膨胀，种种成本，都落到了土地和农民身上。农民的负担持续加重，一直加到李昌平所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地步。关于这个情况，朱镕基当时也是承认的，所以，从1999年开始进行农村的税费并轨改革。但是，由于支出是刚性的，只要留下地方政府从农民那儿拿钱的口子，根本是停不住的。一直到2004年，温家宝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开始取消农民负担一个百分点，五年内完全取消。从2004年到2006年，各省响应号召，基本上都取消了。取消之后，那些中西部农业县，财政就高度吃紧了，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一调研就知道，农村的公共经费支出，大概政府用三分之一，教育用到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所以2008年之后，中央要搞专项的财政转移支付，把九年制义务教育经费承担下来了。这部分经费，沿海各省大体是由地方财政解决的，中部地区是中央出六地方出四，至于西部，中央出八地方出二，这里的地方指省级财政。2009年我到甘肃的泾川县调研，三十几万人口，本级财政收入就五六千万元，每年支出五亿元。如果没有两级，尤其是中央一级的财政转移支付，除了向农民伸手要钱，别无他法。

三十年来的农村中国

有两项制度安排对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社会是影响深远的，一项是前面提到的、自1982年开始推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另一项则是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使用。

关于土地家庭承包制，1982年的时候，中央说十五年不变，1998年做了第二次确认，到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又加了一句“长久不变”。但究竟如何理解“不变”，现在还没有确切的官方解释。对此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以1998年那一次为基点，分给那个农户的地长久不变，“生不增，死不减”；另一种则是土地家庭承包制不变，但每隔若干年，只要村民多数要求变动，村民大会通过，就可以变。一些南方稻熟区，理论上一年可以更换一次的；而北方有一些多年成作物期，如苹果、梨，生产周期本来就长，每隔几年变动一次就会乱套。所以这个固定给每家的土地承包期，到底多长为宜，是很复杂的。大部分农民强烈要求每隔一定的时期要调整一次，以和劳动力状况相匹配。另外还有“死不减”，意味着这个土地可继承了，这便朝私有化迈进了。

现在有一个因为婚嫁而产生的问题。因为本村的女孩嫁出去以后，不可能回来种地，等于变相将土地交给了父亲兄弟，但她在嫁入的那个村是没有土地的。这个“长久不变”的制度使得农村的女性丧失了土地，恢复了古代村庄土地的男权性质。我调查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女人，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老公在外打工有了外遇，男的说要离婚，女的死活不同意。我问她为什么不同意，她回答说，她没有地，离了婚，带着两个孩子没法过，回到原村要被人瞧不起的。有土地，才是村集体的一员。南方的有些村，土地已经非农使用了，产生了大量的土地资产性收入，每年分红究竟分给谁好呢？记得十七届三中全会后，我见到中央党校的某教授，和他说起这个问题，我问他这项法律究竟是怎么制定的？他说，文件下达以后，才有妇联的人提出，妇女权益受到了侵害。现在，对“长久不变”的两种解释都和实际利益挂上了钩，很难撼动。一个乡镇里面，不同的村各自实行不同的制度，说是“长久不变”，实际上还是村里面有权有势的人想变就变，不想变就不变。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前述第一种解释对支书、村长和有权势的人不利，他说要变，也就变了；如果他们的女儿出嫁了，他一个人有十来亩地，日子很好过，他就选择不变。

另外，土地家庭承包制让农田水利建设陷入了困境。农田水利建设要经过不同的地块，需要农民一致同意。整个投入和收益在各农户之间的分摊是高度不均衡的，这使得合作非常困难。这三十年来利用的，基本还是公社时期的水利设施。我到中部调研，原来的那些主干渠还好好的，到支渠就淤塞了，到斗渠、毛渠就完全不能用了。从农田水利建设来讲，土地家庭承包制一开始就带有缺陷。合作化、公社制，一开始当然有很多动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在集体化以后要开始搞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而这和土改以后所形成的分散的地权配置是不相容的。这就是后来公社规模越来越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地权模糊了，劳动力也容易征调，土地也容易动用，农田水利建设也就能顺利开展了。这对中国粮食的增产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即使以工业反哺农业，即使把钱通过农业局或水利局拨下去，农田水利建设还是没法弄。钱一多反倒可能产生腐败问题。要想真正让农民受益，需要农民的配合，但在目前的土地家庭承包制这项制度安排下，似乎很难做到。

农业规模经营与土地家庭承包制

另外一个和土地家庭承包制相关的问题，就是土地细碎化、地块分散，这就给农业向适度规模经营方向发展带来了困难。理论上说，大量劳动力转移以后，农业是应该这样发展的。但现在难以做到，农民安于现状，尤其是就近打工的。我们这次去湖南冷水江市考察，当地工业比较发达，农民就在当地打工，亦工亦农，有两份收入。但当地的土地利用率很低，农民不在乎，明明可以三熟、两熟的，现在只有一熟。对单个农户来说，似乎收入不错，但对整体农业来说是个损失。至于远距离打工的，有的将土地转包给亲友，但这是有限的。连片的适度规模经营，全国范围内是有的，但代价也大，要把农民的土地都转让出来，地租就不是个小数字。承包制小农转化为小土地出租者，变成小地主，经营者就变成佃农了。他要租一百亩地，这个土地本身是有地租的，在有很高的地租的土地上经营一般的种植业，是不大可能的。现在你到成都双流去看看，它是有财政补贴的，上海郊区也有财政补贴。它的所有的收入基本上就来自补贴，因为土地上的产出基本上就给原来的承包户了。

这就带来了这个制度的第二个大问题，那些劳动人口大量导出的地方，土地向规模化集中的可能性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劳动力少了。这样，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首先分离，接下来这个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分离出承包权和经营权。所谓耕者有其田，按照道理说经营者有其田。现在我们为了保护出来的那些农民，那么经营者就得不到保护了。他租来的土地是有地租的，并且是高地租，且合约期很短，是准备随时收回的。如果要保护经营权的话，地租要低，最好没有，尤其是从事种植业，如种粮食的。租期总是一般要十年左右，这样租地农民就有精力向土地进行投入，比如我有两百亩地，我肯定要搞点农田水利建设。理论上说，既然是经营者在那里生产着这个城市所需要的农产品，那么法律就应该保护经营权。可是，我们现在的法律到底保护经营权还是承包权？这是个两难选择，是土地制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和这个制度本身有关的一组约束。现在找不到一个良方，以后的改革也不存在一揽子解决方案。任何一个政策都有利弊，凡药三分毒。即使你保护了经营权，承包权呢？城里回来的呢？你那个承包期一定十年，我第二年回来了，那我变成失地农民啦！而且承包费就那么一点点，我怎么过日子呢？我自己种至少还可以把饭吃饱。所以在各有道理的情况下，改革往前推进会很艰难，政策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当然，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就是把土地都集中到村这一层面，一亩地比方说是五百块、八百块，有的地方的农民不要钱，因为钱会贬值，他要粮食。成都双流县说，每亩年租七八百斤白米，就等于把这个土地的全部产出都给农民、给承包户了，那经营户又有什么收入呢？谁敢去经营这个土地呢？这里又有问题了，比如在城乡结合部，两三百亩地圈下来，其实是别有他用的。这个叫资本的“圈地运动”，实际上去搞农家乐了，等于打了个擦边球，把农地搞成商业用地了。只有商业用地才能支付得起那么高的土地租金而且还能有收益，而搞种植业的话是不可能的，收入太微薄了。因此，要保证十几亿人的粮食供给，完全依赖于承包制小农是不行的，要向适度规模化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现在这种做法面临重重阻力。

论农地转为非农使用制度

这和1988年的《土地管理法》是有关系的。《土地管理法》授权地方政府为公共性目的可以将农民的土地转为非农使用。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公共性和一般的商业性怎么区分？修公路、铁路，这个好说，大家都要用的。而大量城市开发，招商引资，都是商业性质的。它把农民的土地低价征入，然后用于城市化的建设，那么，土地的增值该如何分配呢？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很好地讨论过，法律根本就不去触及它，当然，这些问题也很难通过法律来规范。

一块土地增不增值，由三个方面因素决定：一是空间位置，离城市远还是近；二是时间，不同时间，土地增值的倍数是不一样的；三是这块土地要派什么用处。这三个方面是难以被法律条文固定下来的，地方政府有着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土地增值带来的好处，基本上是在开发商集体、地方政府、地方土地财政三者之间分配的，这也成了1992年以后腐败的源头，贪污问题多多少少都是和土地挂钩的。

地方政府圈地之后的土地财政，一般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农民的安置用地、拆旧房建新居，政府要用钱。二是搞基础设施，路也好桥也好，都要投钱。三是建设公共设施，盖学校，尤其是盖政府大楼。四是工业批租，这其实是赔钱的，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竞相压低地价，这是不二法门。由于全国有两千多个县和县级单位都在招商引资，所以价就压得特别低。在权力争夺资本的态势之下，资本的地位太高，权力的谈判地位就下降了。下降以后，就要出让土地的地租，农民的权利就被剥夺了。一块工业批租的地，原来地价是六万一亩，盘给你只要三万。现在中部很多地方是这么干的，如果某个资本项目特别好，将来可能交很多税，那么，我拨给你几百亩地，免费使用几十年，就算数万一亩，摊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去，这块土地几乎是没有地租的。所以中国的工业品几乎是无地租商品，优点很明显，便宜，人们都说，中国出口商品之所以廉价，在于低薪，低薪是个因素，但“几无地租”是个更重要的因素。中国制造的产品向全球扩展，所有国家的同类制造业不向中国转移就会死掉，因为它们的地租都太高了。不含地租的产品是所向无敌的。而工业批租都要政府预先投钱。五是土地的商业批租，而这是必须拉高的，用来抵偿原来的投入。这样一来，就把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本不仅转嫁到农民，也转嫁到购买商品房的消费者身上。承担高房价的年轻人也是这些成本的转嫁者。这种土地利用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这也和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就是《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非农的使用，包括谁有资格征用、使用，即使没有腐败，这也是不可持续的。

至于全球享受中国廉价商品的人，都是中国的农民和高房价承受者帮他们买单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总有人来支付的。现在政府想要解决房价问题，把房价压下来，原来那条路线就不得不终结，要走新的发展路线。从农民拿来土地，把农民安置好，同时把城里人也相对安置好，这在中国或许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因为中国的土地制度不是私有的，而是农村集体所有与国有的，这给政府调节房价的高低带来巨大的政策空间，在土地私有的国家，就没有这种便利了。

保卫我们的土地

最后一道保障线

《21世纪》：你怎么看待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曹锦清：这些话以前都讲过，讲的是很原则性的要求。这牵涉农村土地基本制度，中央全会可以提出决议，但要写入法律还需通过人大讨论。

三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就是，土地村集体的所有权和农户的承包权，这个中国农村最基本的土地制度不变，要变的是土地的转让、收益权。关于承包制，在大量劳动力流出农村后，土地的流转其实早就进行了，这种做法中央也是鼓励的。现在全国范围内土地的流转，大部分还是自发的流转。对农户的承包权在全国范围内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和实践，第一，这个制度不变，但土地和农户之间的关系可以变动；另一种，农户和土地的关系确定以后就30年不变。2012年我们到湖南调研时发现，在一个乡村就同时有这两种制度，因婚丧嫁娶，劳动力发生变化后，它就调整一次，农民也都接受了；但有的地方就是不调，这个地就是你的，（要变）得30年后再说。

《21世纪》：这次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等。

曹锦清：农民的土地一般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耕地，第二类是林地，第三类是宅地，另外村集体还有一些非农用地。

第一，林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开始逐步分掉了，全国大概有20多亿亩林地，其承包机制是70年不变，林地可以有抵押权，这等于承认了林地的财产权。

第二，耕地的流转也早就鼓励和允许了。18亿亩耕地怎么处理？1992年以后耕地就开始流转了，政府一直在推动自愿、有偿流转，有的是集中连片流转，经营主体可以不同，可以是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像上海松江的农场有80亩的，而奉贤的农场大一点有几百亩的，这都属于自愿、有偿流转，这个流转费也属于农民财产。

第三，宅基地的问题。2007年的《物权法》规定，宅地和宅地上的房子可以出租，但不能买卖、抵押。为什么？就是怕农民抵押后虽然拿了钱，但如果投资失败，这个抵押品的所有权就要转移，农民会失去房子、宅基地，而万一农民工丧失劳动力又没房子，怎么办？因为大量农民工没有被纳入城市保障，所以房子和宅基地、承包地就成为他们最后一道保障线。

研究三农问题的人就很看重这一点。所以有关学者还是建议保持现有制度不变，农民的宅地、房子不能私有化。但有些地方，像上海附近，大量的农民稳定流到城市了，宅基地荒废着，所以全国各地这种情况都时有发生，就是农村的宅基地实际上已在自由流转，其实就是自由买卖了。

既然宅基地在同村可以流转，那在同一个乡镇能否流转？原来温州想搞个大胆的试验，就是本县都可买卖宅基地，包括本县城镇户籍的人，后来退一步说在本县农民中流转……这个试验一旦发动起来会发生什么？我们现在缺乏研究。还有，如果宅地可以流转，原来那么多小产权房就都合法化了。

如果农民的宅基地真的私有化了，理论上凡是本乡镇的农民都可以把乡镇的宅基地集中起来进行开发，土地升值的部分就归农民所有，但如果这样，这种连片开发的小产权房以及公共设施由谁来投入？比如路、水、电、学校、医疗，到底由谁来负责？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宅基地流转普遍发生

《21世纪》：2013年我在四川采访时看见当地村民间的宅基地转让的情况时有发生。

曹锦清：宅基地在本村内的流转、买卖已经在中国农村实际发生。法律规定宅地不能买卖，但这种情况不仅在我老家发生、在上海崇明发生，而且我那么多学生假期去调查，发现各地都有发生。这个实际情况的发生，有一定的内在原因。比如，我知道我老家浙江龙游村庄就发生过两起宅基地买卖：一块是亲戚之间转让的；一块是有户人家买给儿子结婚用的，卖宅地的那家已经城市化了、不需要这块地了。这种买卖一般双方都有契约，有时就让村干部担任中间人。这种情况不合法，但农民觉得合理。我走过好多村庄，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对此，我深有感触。我相信生活本身的逻辑要大于法律规定，法律也要与时俱进。在我们传统儒家意识形态中，讲合理、合情、合法，农民是这样排序的。村内土地的流转是没问题的，也不会发生法律诉讼，因为都在非亲即邻之间；但城里人去买，这有点小问题，它不是基本需求，而是属于奢侈需求了。

原来温州想搞个大胆试验，就是本县居民都可买卖宅基地，包括本县城镇居民，后来退一步变成在本县农民中流转……这个事一旦发动起来会引发什么后果？我们现在缺乏研究。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如果此类土地都可流转、拍卖，究竟在流转、拍卖什么东西？对此类盖房子的宅地，它的流转和私有化其实是一回事。至少农民的宅地，它的流转权就等于私有权，因为你很难把这个流转和买卖切割开来。

还有，如果宅地可以流转，原来那么多小产权房就都合法化了。小产权房是村里利用非农用地，盖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子。如果农民的宅基地真的私有化了，理论上凡是本乡镇农民都可以把乡镇的宅基地集中起来开发，土地升值部分归农民所有，但如果这样，这种连片开发的小产权房及公共设施，由谁来投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不能失去两头”

《21世纪》：《决定》称，“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关于这些关键字眼你怎么理解？

曹锦清：这里针对的情况应该是，有的农户全家已转移到城市，宅基地空着，而村里人要结婚，村里又没新的宅基地可批，所以在本村内确实发生了自发买卖，这种情况全国各地都有。而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推广到更大范围？城里人是不是也可以去买卖村里的宅基地？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全国各地都发生村内甚至本乡流转宅基地的事情。我跑过很多农村，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而且各地差异非常大。流转实践过程中有一系列问题，所以中央很谨慎，在搞试点。

《21世纪》：其实从2009年开始，各地都出现了耕地抵押贷款的试点。

曹锦清：这也是矛盾的。农民毕竟是小的生产单位，他需要贷款，但没有抵押品。如果允许农民有抵押品，他就可能因为抵押而失去土地。小块土地经营者通过借贷而丧失土地，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农村金融也需要搞活，这是个悖论，现在没有两全之策。我也琢磨了很久，很难。这些都要通过试点逐步完善。我们要看到复杂性、区域差异性，宁可保守一点，不要太激进。

如何盘活农村金融？其实有一系列试点，有的还蛮成功，比如山东潍坊在做“户保”，十户就可以与信用社建立联系，搞得不错，农户相互监督相互担保。

《21世纪》：最近不少人将安徽试点说成“农民可买卖宅基地”，但安徽否认他们允许农民买卖宅基地。你怎么看？

曹锦清：在2006年废除农业税时国内外有连篇累牍的报道要求土地私有化，我当时说不可能，当时唯一的妥协内容就是林地，规定（承包期限）70年，可以抵押，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对耕地的规定里加了个词，“长久不变”。

对农民的宅基地及房子，原来的提法是根据《物权法》规定，宅基地可以出租，但不得抵押、买卖。因为抵押权从属于私有权。这个规定既限制了农民，也保护了农民，我们更多应该理解为这是对农民的一种保护。因为农民的基本保障就是房子。万一他在城里失业，而在农村又没了房子，就意味着他没有回旋余地，所以三农研究者一般都基于这点，反对土地私有化尤其是宅基地的私有化。越是处于下层的农民，失去土地和房子的可能性越大，所以要用法律形式加以保护。

当然如果农民工都能进城，并能获得城市保障，这个城市保障一定要有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内容，那土地私有化是无所谓的。农民不能失去两头，如果在城市农民没有保障，那么你就必须要保护他的宅基地和房子。

“沉默的多数”？

《21世纪》：目前温州、安徽其实是在做同一类的土地试点改革。

曹锦清：温州的试点改革，后来也退缩了。每当地方政府有这样的信息发布出来，就有一批主张私有化者站出来，大量主流经济学家都有这个主张，要先突破宅基地流转的限制。

《21世纪》：在《黄河边的中国》中你说：“当广大村落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你觉得农民的意见在这次的讨论中传达出来了吗？

曹锦清：这又是个复杂的问题。假如宅基地都私有了、可以流转了，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应该会获得很多好处；至于中西部、远郊的农民，我觉得这些宅地也卖不了几个钱。

《21世纪》：可以感觉到你更谨慎，也更保守。

曹锦清：可以这样讲。大家的理由都是对农民怎么有利，都好像代表农民来说话似的。

问题是农民肯定是沉默的多数。我和农民、村干部都反复讨论过这些问题，我问他们，土地私有化怎么样？他们说，那怎么行，那不是又回到解放前了，地主要来了吗？归根结底，当城市不能把农民接纳为城市人口、不能给他们保障的话，原来那个制度不能大规模动。如果两头落空，流民阶层会产生，我是怕这个事情。

我从来不是什么私有化的坚决反对者，就是要有一系列城市保障，否则农民失地、失房，在城市里又没有稳定就业，这个阶层如果庞大起来怎么办？我认为，农村土地私有化要且慢，你要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和农民工的城市社会保障联系在一起。无保障，且慢私有化！

《21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在近期一次访谈中讲，“未来应该允许农村集体宅基地使用权自由转让、抵押和出租。还应该允许农民住房的买卖、抵押和出租”。可你恰恰认为这方面改革最应该保守，是么？

曹锦清：对，要保守。允许这样做要有个前提：全国户籍制度都打开，且全国各地的福利水准没有高低不平。如果这个前提具备了，他们讲的话都对。

因为中国30余年发展的前提是，首先各地的保障水平各不相同，现在一下拉平没有可能；其次，我们现在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我们利用了农民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由此产生的后果当然也是严重的，一方面解决了2.6亿沉淀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是30余年来最伟大的成就；但代价也是昂贵的，污染就不要说了，还产生了无法顺利城市化的2亿多农民工。

在这个产业发展阶段我们无力解决这个问题，不管你有多少善良心愿，我假设地方政府都是廉洁的，在这个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也无力解决。

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设农村基本的东西一定要保护住。

牵一发而动全身

《21世纪》：《决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如果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而无需经过国家征地环节，你看好吗？

曹锦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指的是村集体的非农用地，这个建设用地在村里面并不是很多，理论上这类土地可以授权村一级，在土地交易市场挂牌拍卖，或以土地入股形式，将进行工业或商业开发的土地出租以获得稳定租金，收益增值部分归村或村民集体所有。

这块资产如果不流转起来，有限的土地资源就等于被浪费了，等于说没有让这些有限的土地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参加社会化大生产。而过去的做法是由地方政府把村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进行批租，村一级获得的补偿非常少。

《21世纪》：那如果农民宅基地直接入市，你乐观吗？

曹锦清：因为土地的开发要连片经营，这些分散在各个村的土地如何进行连片开发？具体怎么操作？各个地方执行情况不一样。我们设想，比如一个乡镇把它10个村的300亩宅地都集中在这个镇旁边进行开发，盖了5栋高楼，并将原来的宅地复耕，其中开发商拿2栋，农民获得3栋，皆大欢喜，农民自住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他们的产权房，既可出租也可卖，农民可以获得很大收益，房价也可能会下降。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里的公共设施由谁来投入？小学、菜场、水电煤卫由谁来建？这些都是公共基础设施，原来由政府来规划的话，是从土地出让金中划出一块来投入建设，而如果这块资金都给了农民，就等于政府财政要有补贴，政府哪来的钱？这肯定会留下问题。

《21世纪》：如果农地能直接入市，你认为地方政府可能会扮演什么角色？这不是给了地方政府更大的空间吗？

曹锦清：这就看各地操作了，完全有可能。各地有试点经验，都不一样。比如，重庆原来搞地票制度，农民腾出一块宅地挂牌上市，除去政府交易税外，农民可以得到一笔收入，但农民挂到土地交易所的宅地可能位于山区某个村，而土地开发要连片经营，其实购买者购买的是用地指标，但这些用地指标在哪里落实进行开发？具体实行起来确实很困难。

我的理解是，实际上这是为地方政府突破原来中央规定它的用地指标服务的。地方政府要发展，耕地指标不能动，唯一能够动的就是农民宅基地，这就是动宅基地的巨大动因。地方政府的唯一财富就是土地，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取得土地。

《21世纪》：这个过程中，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曹锦清：很可能某些地方政府利用了这个政策，它利用土地流转把农民撵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把土地腾出来。这还是走老路，流转的主体还是在地方政府。

现在提新型城市化，如果加快这个步伐，地方政府和资本结合，可能会打农民宅基地的主意，强迫农民搬进高楼，把宅基地搞出来，这等于是扩大用地指标来招商引资，还是原来那套东西。我有这个担心。这三十几年，我们的发展是地方政府推动的，地方政府推动发展的资源就是土地，圈地后招商引资，越到中部地区招商越难，所以它用地价来让利。我有这个担心。

当代中国城市化与社会转型

《上海国资》：重庆和成都的户籍改革现在外面议论比较多，您怎么看？

曹锦清：农民的城市化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城市化。城镇化，也就是农民向乡镇、县城流动，这在目前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有些县城还有鼓励措施，但是农民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农民进城是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户籍的含金量并不高，他并不是很希望得到城市户籍。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公路交通很发达，农民会通过村庄内部自发地调整，向公路边上移动，这样他们也能享受到一些城市化以后才能享受到的便利。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一种城市化的形式。

现在出问题的是在地级市和省会、特大型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现在学者和媒体呼吁进行户籍改革，主要的是要给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以当地户口。给户籍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考虑到会引发的问题：第一，住房如何解决？现在连城市里的中产阶层都无法解决，农民工更说不上了；第二，失业了怎么办？按照现在的政策，农民工确实是交了一部分养老保险，包含在综合保险里面。但是这个钱少了没有用，太多了也不可能。工人负担不起，企业也负担不起。但是如果说多了，比如说按现在每个月五六百块钱的标准算，每年都要六七千块钱。这个钱看起来不多，但你要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你要知道，现在全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就是五六千块钱，外面打工的收入和农业收入都包括在内。这样，如果城市户籍放开，到了城市里就能获得社会保障，农民都不用种田了，都到城市来领失业救济好了。重庆、成都正在做的户籍改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也这样做，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重庆、成都是劳动力输出区域，而北京、上海和广州是劳动力输入区域。对于劳动力输入区域来说，如果放开户籍，那么包括医疗、教育这些公共品的需求就要暴增，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满足这个需求？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城郊的农民，你让他放弃他的农村户籍，他都不愿意。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太高了，他可以盖房子出租，可以做小生意，这带给他的收益是巨大的。所以说，户籍制度改革说说是可以的，但是要做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上海国资》：那么您认为比较理想的农民城市化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曹锦清：城市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有了工业化，才能有城市化。还没有工业化的时候，谈城市化都是废话。现在中国的工业主要还是集中在东部，区域发展差距比较大，所以才有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这种现象。但是你要把全国的农民工都在东部的城市里留下来，这不现实，也没必要。比较理想的状态是，通过产业转移，让中西部省市也有比较好的工业基础，能够吸纳比较多的劳动力，让劳动力在本省范围内乃至县市范围内流动，让农民在附近打工，这样问题就比较少一些。如果是在县市范围内流动，农民根本都不需要城市化。现在的交通很发达，目前90%以上的农村到城市的道路都已经硬化了。农民可以住在农村，工作在城市，一个摩托车就够了。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除了少数城郊地区，绝大多数乡村的宅基地都是零地价的，农民不需要支付很高的城市地价，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居住条件，他城市化的成本就很低。其次，虽然农民已经享受到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好处，但他仍然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对农民工来说，土地就是他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如果碰上经济危机，他失业了，他还可以退回去种地。可以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城市化”。

但是，你不要人为地去推动，赶农民进城，要小心“好心办坏事”。要尊重农民的意愿，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提高进城后的社会保障水平。最重要的是农民自己会算计，他最清楚到底是进城对他有利，还是继续在农村对他有利。

现在有些地方搞土地换社保，赶农民进城、骗农民进城。这是不对的。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就是“伪城镇化”。你把农民都赶到城镇上去，又提供不了稳定的就业和住房，你让他靠什么生存，他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失业保障怎么办？

当然，这不意味着每个乡镇都搞一点工业。每个乡镇都有工业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有两个情况你要注意，一个是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另一个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供给是不足的。剩下的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人，他们自己也未必愿意到城市去生活。

《上海国资》：这几年围绕拆迁出现的纠纷特别多，引起的社会关注也比较多。您怎么看呢？

曹锦清：中国正处在高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比较大，摊子铺得比较大，每年要修那么多公路、铁路，城市还要扩张，都需要土地。因为速度快，所以矛盾比较集中。不过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不仅中国这样，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拆迁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当然有。相对来说，2004年之前的征地补偿标准确实是比较低的，之后因为农民的权利意识提高，加上媒体的不断曝光，补偿标准在逐步提高。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地已经征得差不多了，补偿标准也已经比较高了。现在看，拆迁纠纷主要是由三个标准不同引起的：前后不一样，征得早补偿少，征得晚补偿多，先被征了的就不愿意；左邻右舍不一样，在具体的操作里面，每个农民、农户的谈判能力不一样，获得的补偿不一样；同一时期同一地块上面的标准有时候也不一样，比方说有亲戚关系的人家的补偿标准就比没有的人要高一些。有些钉子户认准了政府就是要这一块地，就漫天要价。你要是说要让每个拆迁户都满意，这就很困难。说要“合理补偿”，什么才是“合理”？无法客观化。现在正在搞拆迁立法，但是法律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中国一是大，二是人多，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指望一个法律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才起步，如果征地的补偿标准太高，政府就没办法做了，企业也没办法做。现在媒体上、网上的舆论完全一边倒，让地方政府也很难做。

《上海国资》：现在媒体上对基层政府的批评比较多，所以社会上对基层政府的印象比较差。您和基层政府的接触多吗？印象怎么样？

曹锦清：和县乡政府、干部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说，贪官污吏是有的，特权确实也有一些。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都还在做事，兢兢业业，这是最重要的。不少人批评基层政府，都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基层政府没有执行好。中央有些政策确实是好的，但是要地方政府、基层政府配合，尤其是财政上掏钱，这就比较困难，地方政府哪来这么多钱呢？东部沿海地方政府问题不大，中西部地方政府的问题就比较大了。所以地方政府也有怨气，觉得上面开口子，要下面掏票子。不过这样也有好处，多数人对中央政府有好感，政权比较稳定。政府的特权问题，有些实权部门，比如工商、税务这些部门，你要说没有吃拿卡要这种现象，那不可能；但是你要说全部都是这样，也不可能，要是那样，这个政权早都垮台了。地方政府当然确实有整个一窝子都坏了的情况，但这是个别现象，还是要肯定大多数基层政府和干部的工作。基层的很多事情，老百姓还是喜欢讲个情理，不能完全讲法理。比如说，一个村子五年前被征了地，当时大家都同意。现在一看旁边的村子征地补偿高了，他就不服气了。他就要找政府去要补偿。你按法律说，完全照法律来，就要尊重契约，农民就什么都得不到。但是现在就不同。农民闹了，政府算一算，财政上还有钱，再给农民一点钱，就过去了。

《上海国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关注了农村水利设施建设。这是为什么呢？

曹锦清：你看今年出现的几次比较大的灾害，一个是云南的大面积干旱，一个是江西的水灾。这两个影响比较大的自然灾害都发生在支流区域。1998年洪灾过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加固了干流的堤坝，所以这些年来没有出太大的问题。现在问题就出在支流上，而支流是与农田灌溉直接相关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搞了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修了许多堤坝、水库，全国修的大大小小的水库有8万多个。但那时候由于资源有限，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多数是土坝。经过这么多年，淤塞比较严重，再一个是年久失修，所以问题比较多。所以今年的自然灾害也有好处，就是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了，让政府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以前农村搞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要是靠劳动力投入，国家把农村闲置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干就可以了。现在不大可能这么干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小孩也干不了，所以只能依靠国家投入资金，用机械化来替代。今后，国家要确保粮食供给的安全，就要扩大灌溉面积，这就要求增加农田基本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把这项投入当作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海国资》：现在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比较多，您认为原因何在呢？

曹锦清：这30余年总的来说，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政府做得也不错，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知识分子喜欢批评政府，这是好事，社会批判是他的职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种声音，就有问题了。但是反过来说，要用他们提的办法去解决问题，那就要出更大的问题了。现在媒体上和网上的民意大多认为，官和民闹起来，一概是官错，穷和富闹起来，一概是富错。有没有这种情况？肯定有，但要是说这种舆论都对，那也不可能。总的来说，还是大家都有怨气吧。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历史这么悠久，文化积淀这么深厚，在汉唐时期曾经那么强盛过，这一百年落后了，挨打了，所以整个民族都有这么一股怨气。还有些社会群体，比如说下岗工人，他们是改革的代价承担者，有怨气也是正常的。还有某些体制内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多少都还保留着以前的传统士大夫的习惯，现在市场经济让他们很边缘化，他们也有些不满。社会转型期把这种心态更加加剧了。相对来说，倒是中老年农民对政府还比较满意，因为不用交农业税费了，种粮还有补贴，还有合作医疗，现在还要搞养老保障，所以农民反倒比较满意。

《上海国资》：一般人可能都会认为您是在做“三农研究”，但看过您的书和文章的人大概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您入手是在“三农”，但关注的其实是“中国”。您认为这种观察对吗？

曹锦清：这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最早是学历史的，尤其是近现代史。我的很多想法，是读近代史读出来的。中国近代史，当然是以中国为对象的，要考虑中华民族的近代命运。这样就有一个惯性，就是把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所以我后来对中国的当下和未来考虑得比较多。不过也不止是我，应该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都会以整体的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这可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主流的。当然，这些年来由于学科专业分工，把中国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条块，人们以专业化的眼光去考虑问题。因为他做博士论文、发表论文、评职称，都是要以这些专业成果做基础的。这种专业化、学院化的学术氛围就在一些领域形成了片面化地思考问题的倾向。不过在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中，还是延续了古代士大夫的传统，还是有家国天下的关怀，总是把民族、国家的命运放在思考的中心位置。20世纪90年代，我到河南去做调查，做乡村研究，还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变化，是把农村作为中国的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篇章来研究。但是后来走了一些地方，做了一些研究，越来越觉得，把中国作为对象来研究，有些力不从心。一是中国太大，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二是中国很古老，我们一说就是五千年；三是变动太快，几年一变。比如说农村，取消农业税前后，农村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整个分析问题的框架都要变。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乡关系

按照安排，今天我讲社会转型，这也是我这些年来思考的问题。我是教社会学的，平心而论，对“社会”这个概念越来越模糊了。越研究社会，越觉得模糊，越研读西方关于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尤其用西方关于社会转型的理论来套中国近些年来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套不进去。讲座原来的主题是社会转型，提纲主要的思想是用西方的社会转型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遇到的诸多问题，所以现在我打算把这些年改革开放引发的社会变化，放到我们建国以后将近60年的变化过程当中去考察，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理解我们这近60年的发展，我们就应将它放到近代中国150年的历史中去考察，即从鸦片战争开始。这样还不够，还应继续向历史回顾，最好放入公元1500年以来的历史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变化。即通过中国社会自己的历史实际，来看待当代中国变革中出现的诸多西方社会理论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因为内容太多，所以我把题目集中了一些，将社会转型的一个核心问题单独列出来，主要讲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乡关系。

一

为什么把城乡关系列入考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呢？第一个理由，是邓小平提供的。大家知道，对于改革开放，我们一般把它定义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启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那一年算作改革开放的初始年。实际上，真正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邓小平下决心将人民公社解散了，给农民以生产和就业方面更多的自由，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继续向市场化方面的改革推动。在1989年、1990年时，邓小平一方面认为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而且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要100年不动摇），而不能坚持原来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尤其不能坚持原来的计划经济。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低效率不能建成社会主义，邓小平的判断非常明确。同时，他也深刻意识到，如此庞大的一个民族，十几亿的人口向市场经济转轨会面临重大的风险，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风险。在1990年时，他就讲过这样的问题，他说如果实行改革开放，有可能走向两极分化。所以他一方面认为要坚持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隐含着巨大的风险。

1990年他把风险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区域差异会不断拉大，即东部、中部、西部区域的差异不断拉大。因为邓小平知道，中国的区域关系与民族关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讲第二个风险是民族矛盾会加深。邓小平首先讲区域矛盾，第二讲民族矛盾会加深。第三，他讲阶级矛盾。现在我们已经不用“阶级”一词，改用“阶层”一词。因为如果提到阶级，则会涉及什么阶级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的发展，劳资关系成为当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如果将劳资关系理解为阶级关系，那么阶级斗争就要讲。所以，我们将“阶级”一词淡化，用“阶层”这个词，按照职业和收入来划分不同的社会阶层。不过邓小平当时还是用了“阶级”一词。第四，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加深。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就会出乱子，邓小平在1990年曾这样说。2003年，中央提出“五个统筹”，其中将城乡这对矛盾放入这个框架中来考察，因为区域差异包括贫富差异，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城乡关系。在当代中国，户籍制农民有9亿之多。在这里我说的是户籍制农民，因为其中很多转移到城市来打工了，这个数字估计超过1亿，规模非常庞大。因此城乡关系应是考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条主线，我觉得这没有错，并符合邓小平的一个基本想法。这就是我为何将城乡关系作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重中之重的问题加以考察的原因。

二

下面我讲解放后以及改革开放之后这两个阶段的城乡关系。社会转型，即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轨，这个转轨通常也被理解为城市化。所谓的社会转型，指的是：第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即原来以农耕为主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个过程我们理解为城市化的过程；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我们理解为工业化的过程。从发达国家如英国早期的进展来看，很典型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主要是为了从事棉纺织业生产。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对城市的供给如食物，以及城市加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如棉花、羊毛等也向城市输入，因此城市化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农村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农副产品向城市的输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的土地也向城市输送，因为城市扩展需要占用耕地，这一点我会特别讲到，而且欧洲和中国具有很大的不同。城市则向农村输送工业品和服务品，如医疗品、教育资源等，改善了农村的医疗条件和教育环境；各种各样的工业品，譬如农药、化肥，这些都作为工业品输入到农村，改善了农业的状况。这就是所谓工业化的一般描述，即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工业生产，城市扩展，农村的劳动力逐步减少，这就使得传统的农业可以按照现代的工业方式进行，即搞大农场、机械化，很少的劳动力就可以耕种很多的土地。这就是西方关于现代化的一般叙述，即农村的劳动力、农副产品、土地向城市输送，城市的工业品向农村输入，从而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和农业的现代化。

那么单靠一国本身的力量能不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可以看看早期的发达国家，为什么它们在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有一个海外殖民扩张过程？这本身表明，单靠一个国家封闭起来搞工业化，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国家必须有一个广大的海外殖民市场，即外部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若这些工业品仅依赖本国农村，使其成为必需的主要市场来引领工业化的发展，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英国在工业化早期占领了美洲和印度，印度的面积比英国大很多倍。当然英国工业化还有一个便利条件，因为它那里盛产煤和铁，可以实现煤铁自给。这就解释了为何比英国扩张更早的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没有启动工业化，而英国率先进入工业化过程。英国小小的英伦三岛，其工业化主要集中在英格兰，而非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正是英格兰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重大的突破，为什么？因为它依赖外部整个的殖民空间，使得廉价的工业品能够进入殖民市场，另外大量廉价的棉花等农副产品包括矿业品输入英国，从而完成了工业化。如果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外部的殖民空间，没有外部殖民地的资源输入和本国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输出，那么单靠英国一个国家内部的力量不可能完成工业化。如英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将过剩的人口释放到美国去。美国独立后，英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又有更多的劳动力富余出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既不可能被新的工业部门吸纳，又被土地排斥，如果囤积在英国伦敦的话，则会酿成大乱。所以当时的社会环境特别恶劣，尤其是爱尔兰。那时的爱尔兰，原来种植燕麦，燕麦产量很低，后来开始种植土豆，土豆产量很高，造成爱尔兰人口膨胀，劳务开始向英国输出，使英国出现了许多既脱离爱尔兰土地、又在英国找不到工作的失业人口，于是犯罪率上升。英国继向美国流放过剩人口后，开辟新的领域，大概在1800年以后，开始将过剩人口向澳大利亚输送。1800—1850年流放到澳大利亚的大多是爱尔兰的失业人口。

以上我讲的是英国的情况。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主要涉及城乡关系，即在整个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要使传统农村变成廉价的劳动力输出地、廉价的农副产品供应地，以及廉价土地的来源地，同时将农村看成城市工业品、服务品的消费场所。但是如果没有海外的殖民市场和空间，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无法完成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现在看来，并不自然，有多种偶然因素。如果没有南北美洲、印度，英国不可能完成工业化，因为工业化是大生产，需要大销售、大市场。如果没有海外大市场输入原材料、矿产资源，英国的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有了这个框架以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解放之初，农村还是传统的农耕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出现了很小的工业部门，现代的城市工业大概仅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0%，主要集中于四大家族手中，还有一部分由民族资产阶级掌握。解放后，如何进行工业化？当时冷战的铁幕已经拉开，如何把农村的原材料、劳动力输入到城市，进行工业化建设，同时将城市的产品输入到农村，完成这个循环？我们知道，“一五”期间，我们从农村输出了2000万个劳动力，来从事“一五”建设，从1950年到1957年的7年时间中，有2000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1958年到1961年，又有2300余万劳动力从农村流出支持工业化的建设，这是人口流动的情况。农村的资源如何流入城市呢？如何把农村有限的农业剩余也吸收过来呢？这就解释了为何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例如，解放前，整个农业净产出，除了农民自己消费的大部分之外，余下的，一部分通过农业税上缴给国家，还有一部分以地租的形式交给地主，一年交给国家的大约有200亿斤粮食，交给地主的大概有500到600亿斤粮食。1936年粮食总产量大概是3000亿斤。到1952年，粮食产量恢复并超过1936年的水平。整个20世纪50年代，国家通过农业税和统购统销每年征到800亿—850亿斤粮食，这就是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本钱。如果土改后不合作起来，把土地分掉了，国家向每一个农户拿粮食，可能吗？为了进一步集中农业剩余来搞工业化，快速的工业化、增长型的工业化，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农业税、通过统购统销的政策将农业剩余集中起来为工业化进行积累。

需要补充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1958年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严格地隔绝起来了。1958年以后进城的2300万农民在1961年、1962年、1963年全部返回农村。1958年之前进城的没有受到影响。我的母亲是1955年进城的，这样我可以跟着母亲到上海来。户籍制度影响城乡关系至今，一方面农业剩余向城市输送，另外城市对农村也承担责任。1965年，毛泽东下决心将医疗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医药品对农村的供应非常便宜，1966年以后农村建立起广泛的合作医疗。公社制度建立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以集体的力量，从事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建立起集体的社会保障。如农民和教师，两者之间不是货币关系，而是直接的劳务交换关系。教师教农民的孩子读书，农民则为他（她）种地。当时九年制义务教育大部分是民办老师担任的，民办老师可能是初高中毕业的学生，教书拿工分，很便宜很廉价。另外如赤脚医生，国家进行培训，再提供廉价的药物，让他（她）为农民治病，农民则为他（她）种地。对于一个贫困的国家而言，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就基本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全国的普及，农民的小毛病在大队里就能治好。另外，将农民组织起来，还可进行卫生防疫等。联合国发展署1970年制定的一个十年发展纲要规划，强调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效仿，号召发展中国家向中国学习。

下面我们讲改革开放后城乡关系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公社制度解体，一方面使得承包体制下的农民能够增加对土地的投入，获得更高的产量，使农副产品更多地保障城市的供给；另一方面农民有了更多自由，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改革开放利用了外部的市场，这几年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大量的劳动力流入城市后，使得很多产品向国外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国外，国外原材料包括矿产资源、高科技产品输入国内。我们越来越依赖于外部市场，因为农村根本不足以吸收城市生产的大量工业品，工业品无法在农村销售，实现城乡的循环，大部分产品必须出去，来完成这个循环，这也带来了新的城乡问题。

农村廉价的劳动力、农副产品、土地向城市输送，这样保证了城市生产的产品可以向国外输出，打入国际市场。现在满世界都是“made in Chi-na”，因为他们无法和我们竞争，我们的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其中土地问题，是城乡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假定土地是地主的，是私有的，那么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需要的土地就要向地主购买。假设这块土地种粮食的话，一年两熟，按照现在的农业结构，一季冬小麦、一季水稻或者玉米，两熟相加，一亩地大概纯收入400元。那么怎么能使土地增值呢？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使得土地的价值不是从农业的角度来衡量，而要从城市化、工业化的角度来衡量，因此土地有着巨大的升值空间。如果土地私有，是地主所有或贵族所有，那么升值的部分应该归地主或贵族所有。所以工业化、城市化客观上对地主有好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9世纪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要土地国有，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把大地主打倒后，工业化才能进行。城市化过程要剥夺大地主的土地是不可能的，剥夺小农的土地则有可能。土地升值的空间非常大。当然，不同的地方，土地的升值程度不同，如沿海和内地不一样，城郊和离城市远的地方也不一样。凡是有基础设施伸展到的地方，如公路、铁路旁边的地价就会被带动上涨。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看到这一点。如果土地升值的收益归土地所有者，那么第一所有者是集体，第二所有者是承包制的农民。如果将土地的升值部分全部归于农民，那么城市化、工业化推进的成本将会很大。比如说浦东机场，若土地是私有的，是大地主的，你能不能在这画一个圈，三年就建个机场，可能吗？短短10年不到，有5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在中国出现，如果土地私有的话，可能吗？所以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本由农村来承担，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要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就要压低劳动力价格、农副产品价格，土地升值部分归城市所有。这就是我们的产品能够如此快速地向海外扩张的一个制度方面的原因。尤其是土地，从1997年到2005年，我们已经用去了1亿亩土地，如果假定每亩耕地全国平均价格为8万元，则1亿亩耕地就是8万亿元。有人估计落入农民手中的部分，不足15%，落入地方财政的大概有30%，落入开发商口袋的有40%，余下的则归于各级政府和各种中间人。可以说，2003年新的土地政策未出台前，即2003年房价未飙升前，城里人都享受到了好处。比如说，近10余年，我们大概动用了上海近郊农民的100余万亩土地，这样城里人被迁到近郊，城市的土地进一步升值，这就是上海“三年大变样”的整个市政建设资金的基本来源。10年时间，市政投入包括隧道、港口、桥梁等有3600亿元，其中1200亿元来自土地的收益。可以说，改革开放的这些年来，并没有扭转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向城市输出的局面，一直到1997年以后，农副产品价格下降。以粮食为例，1996年、1997年粮食（麦子、稻米）价格每斤为0.8—0.85元，玉米稍微便宜一点。1997年后到2003年下半年，价格则跌到0.4—0.5元，即1997年、1998年、1999年3年价格持续下跌，农民没有盈利，大量农民被迫离乡，“三农”问题的恶化就是从1997年开始的。农副产品便宜，土地向城市输入，导致大量失地农民出现，失地农民又不可能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成为被边缘化的一个大群体，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冲突。“三农”问题的恶化与此有密切关系。

三

现在有两种理论对此做出解释，2005年理论界有一场大的争论。社会学家、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偏左，经济学家、法学家偏右。社会学家、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认为城乡关系已经高度紧张，必须对农民补偿、保护农民工利益。实际上中央在2000年以后，就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2005年又提出新农村建设。对这种现象，经济学家有一种解释。他们认为廉价的劳动力、农副产品和土地向城市的输入，是一个社会快速工业化不可避免的阶段。问题就在于：第一，由于土地在法律上是集体所有，由农户承包，农民只有使用权。他们认为全部的问题主要出在这个制度安排上。由于土地集体所有，由于农民只有使用权，由于国家授权地方政府将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然后用国有土地的名义批租，这是造成“三农”问题的很重要的原因。解决之道，就是土地私有化。只有农民拥有对土地的产权，地方政府才没有可能剥夺农民的土地。农民的土地若有了产权，那么所有开厂的、投资的都必须向农民购买土地，农民就可以得到土地的真正好处，保护自身利益，可以利用出卖土地获得的货币完成自己的城市化。我们可以讨论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最近半年土地私有化的喧嚣才稍微平息，前几年相当厉害，他们认为土地的产权出了问题。这是经济学家的一个判断，认为只要把土地的产权问题解决了，“三农”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

另外一个判断认为，承包制农业下，农民增收的空间已经没有了，承包制农业在经济上的增长空间没有了。所以，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村。继续扩大城市化和工业化，把农村所有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到城市里，那么农村务农者的人均耕地面积就会扩大，农业的规模经济，即现代化的农业就可以推进。他们认为农村的关键问题是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应该让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到城里来打工，让留在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扩大。现在我们人均面积1亩多一点，如果人均10亩地，那生活就好多了，如果人均100亩地，农民生活就会更好，这样“三农”问题自然解决。这是另外一种解决方案。按照这个思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太多，因此“三农”问题解决不了，只有把大量劳动力往城市移动。另外，他们认为城市化只能在中国沿海发展，主张将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向沿海移。移往三个区域，即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使得这三个区域发展成为极大的城市群。所以也不要南水北调了，因为与其将长江水引到北方，不如那边的人到南方吃水。《长江边的中国》这本书，就是试图回应我的《黄河边的中国》，虽然我在序言中讲了好话，但我认为这个方法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人多地少。他们认为中国只能搞特大城市和城市群，小城镇建设是误国之路，这也是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

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即从乡村社会到城市、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轨，按照西方的模式，即从事农业的人口越来越少，从事工业、商业的人口越来越多；居住在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越来越多。所以常常用城市化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但是，放到中国的大背景下，是否可行，值得商榷。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成为显学的就是经济学。我们的各级领导，都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制定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一个乡镇以至省市的一把手，如果不懂得经济学术语，不会用经济学的概念表达自己的报告，那是难以想象的。第二个成为显学的就是法学，因为依法治国嘛，所以我们最近这些年看到，哪里出问题，哪里法学家就很活跃，哪里法律出台，人大立即通过颁布全国，然而我们以前的状况是无法可依，现在的状况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上述观点。我认为上述观点最主要的就是土地私有化，因为“三农”问题的核心，他们认为是土地的产权问题。如果从法学角度来看，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债权。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为承包主体，关键是责任制。承包的土地是承担沉重的责任的：第一是对国家承担的责任，即农业税；第二是对乡镇承担的责任，即五项统筹，包括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水利道路费；第三是村提留，包括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还有义务工。因此土地属于债权，现在把这个债权转变为物权，从法学的角度看，有道理。但我们的物权法恰恰没有规定关系到几亿农民的土地问题。当然我不同意土地私有化。这两个观点，即土地私有和把农民转移到城市中是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

第一，农村的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2003年以后，东莞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当时有些学者说，劳工短缺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被吸纳完毕。我总觉得他们的判断下得太过匆忙，因为这和我那些年的农村调查所得印象不相符合，然而确实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于是我到东莞做调查，问了当地的老板，他们对短缺现象提出几个原因：一是独生子女政策收到实效，20岁左右男女青年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下降，而东莞需要的劳动力恰恰是这个年龄段的。第二，工资太低。如果提高工资、放宽年龄，这里的劳动力立即不缺。事实上，中国农村对城市的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城市要多少，农村就可以供给多少。因为就人地关系来讲，如北方种小麦，整个过程实现机械化后，大量的劳动力可以脱离出来。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这些劳动力只能进城打工，但无法完成城市化。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要快于城市化，城市化要低于、缓慢于工业化。我的意思是，如果既实现工业化又实现城市化，条件是：第一，要在城市有稳定的职业；第二，有自己的住房，能够娶妻生子。现在本科毕业的大学生，要完成城市化，都不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如果他只能找到一个月工资1000多元的职业，夫妻两人工资相加就是2000多元、3000元，而我们的房价是10000元一平方米，他们怎么能够城市化？即使名校的博士，例如在复旦教书，他们在城市化的重大压力下也是惶惶不可终日，买房子怎么买？买房要高按揭，每月要交3000—5000元，怎么过日子？即使买了房子，高按揭付房价，二三十年才可偿清，而且在这期间，不可生病、不能失业，这样二三十年的压力，他们能快活吗？他们的心理能健康吗？且不要说打工的。因为上海打工的月工资大概为800—1000元，岭南的工资大概是600—700元，广东今年年初曾经制定了最低的工资标准780元（但事实上做不到，只是为了吸引劳动力，劳工实际拿到手的根本没有这个数）。我有个朋友为美国公司生产洋娃娃，他告诉我，农民工月工资最多只有550元，达不到600元。为何不将产品抬价呢？因为订单价格被美国人锁定了。岭南的出口加工工业，产品价格是外国大老板定的，抬高工资的可能性没有。所以，农民工的月薪在500元到1000元之间的话，根本无法完成城市化，就是说无法解决在城市的居住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对于1.3亿的农民工来讲，他只能进城打工，却无法在城市安居乐业。他必须把挣的钱省下一部分，返回农村盖房子。我在中部农村看到，他们盖房子的钱绝大部分来源于打工的收入。你到江西看看，有的盖一层，有的两层，有的外面已经粉刷，有的还没有。今年先完成一部分，明年挣了钱，再继续盖。农民工在家乡的土地上盖房，大概每平方米平均成本300元，好一点的500元。所以，这就解释了城乡关系的重要性。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只能往返于城乡之间，他们到城市打工的可能性有，但是在城市住下来的可能性没有。所以那些经济学家没有做过社会调查，估计没有一个和农民工谈过话。尽管他可能经常碰到农民，如送水工、送信的、装修的有可能就是农民，只要虚心地和他们谈一谈家乡的情况，那么他的经济学理论或应修改。

第二，农民的土地生产粮食、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那么增产有没有增收的可能？个别的地方有。如山东，农民种植生姜，因为韩国一些国家用来做泡菜。据说前两年东南亚一带好多地方种植的生姜遭受严重灾害，中国姜的价格因此开始飙升，并持续了三年。原来每斤姜的价格1元，最高时达到5元，每亩姜的产量最高可达1万斤。如按照平均价格来算，每斤姜的成本为0.5元，最多不超过0.6元，这样每亩可以赚四万元左右。但由于种植生姜利润所在，很多农户也开始种植，姜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价格随之下跌。除了种植个别作物可以获得暴利外，一般作物的价格相对比较稳定，因此靠种粮食使农民富裕起来的空间几乎没有。山东种小麦，小麦的平均亩产可达到900—1000斤，甚至1200斤以上，产量很高。但如果产量总体很高，则价格必然下降。

第三，土地问题如何解决？维持现在的承包责任制不动，地方政府要侵占农民的土地，这是我跑了北方许多县乡了解到的情况。地方领导觉得国家把土地管得太死，因为现在规定，县城每年用地不应超过300亩，沿海大县每年不超过500亩。这个额度，对于县来说，是不够的，因为县政府有雄心勃勃的招商引资计划，有在老城里开辟新区的庞大计划，如工业区、高科技区、旅游区、商业区，需要的土地起码成千上万亩，因此中央所允许使用的土地指标是不够的。中央为抑制地方政府用地的冲动，原来控制房地产，后来就控制土地的使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原来的土地管理法出了问题，1987年第一部土地管理法出台，1988年、1998年分别作了修改，有两条内容没有改，我们看看这两条内容，就知道立法背后的动机和目标。第一，授权地方政府解释何谓公共利益。出于公共利益，国家可以征用农民土地，把这些农民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如搞基础设施建设、盖敬老院等。但公共利益到底是什么，法律对此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而授权地方政府解释。第二，征用农民土地要进行补偿，并规定了补偿的最高限度。其实应该规定补偿的最低限度而非最高限度，规定最高限度，实际上是为开发商、地方政府的利益考虑。对农民的补偿费用包括青苗补偿费（一亩地300—500元）、土地转让费（以一亩地三年平均产出的若干倍为准）、农民安置费，三项相加1998年规定不超过这亩地三年平均产出的30倍，1987年、1988年规定不超过20倍。以1998年为准，那时一亩地种粮食的话，产出大概就是100元，即使以200元计算，30倍则为6000元。6000元还不能完全到农民手里，因为乡里还要建一些工厂安置失地农民。这些工厂能安置得了失地的农民吗？大多数不能。当然个别地方如上海城郊、杭州城郊、东莞等地的情况不一样。尤其是广东，开发得比较早，土地管理法出台之前，大量的台资、港资已经进入深圳、东莞。那时，公社刚刚解体，土地属于集体的意识还比较强烈，村里盖房子后，将房子出租给香港来的资本家，个别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盖房后，自己住一层，其余的出租出去，因为大量的外来农民工打工，需要住房。因此那个地方的农民成为实际利益的获得者。这样也带来了一个极大问题，钱太多了，他们一下子面对突如其来的金钱，结果造成腐败。若个人暴得金钱、权力、名声，绝大部分会腐败，一个地区也是这样。

四

下面我讲最后一个问题，新农村建设如何来调整城乡关系，这也是我对新农村建设动机、目的的理解。1.3亿的离省外出的农民工中，我估计有6%—8%或者8%—10%的农村户籍制农民会自动转入城市，包括开厂的、办店的。还有一些人虽没有户籍，但在上海待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人不少。我在我们华东理工大学附近看到，从南京过来的一个小女孩，从1988年开始，卖南京的盐水鸭，生意不错，就把妹妹也叫来了。后来盘了一个小摊，再后来开了一个小饭店，做了小老板，饭店里面大概有十余张桌面。她已经买了房子，嫁了上海老公。总之，她实现了城市化。另外学校附近还有卖米、卖油的一对夫妻，到上海十几年了，已经可以用上海话和上海人交谈，夫妻俩租了房子，一住就是十来年，有一对儿女，在上海借读。上海前几年出台了一个政策，如果从初中借读到高中，要先考上海的高中，过分数线后，再交5万元，然后就可以拥有蓝印户口，父母还是农籍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们也城市化了。还有在上海搞建材、石材的人，大多是福建来的；卖灯具的多是浙江宁波人，这些人原来基本上都是农民户籍，十几年在上海，也实现了城市化，他们也不要求上海户籍。无所谓，他们有钱。但是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到一定的年龄后，要被沿海的劳动力市场排斥。我到农村去调查，50余岁的人大多出去打过工。就第一代打工者而言，他们原来都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因此打工到一定的年龄回乡后，他们仍然可以依靠从事农业生存。第二代打工者，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者，有的初中未毕业就出来打工，他们从来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从来没有在土地上干过农活，这些人出来打工，如果他们到一定的年龄，在城市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怎么办？现在我们无法下判断。而且在第二代打工者当中，男女的观念不一样。对于男性打工者而言，到了二三十岁，他认为自己不是城里人，就将钱积蓄起来，回家乡盖房子。他们有一种想法：我总有一天会回去的。但对于很多打工的女孩子而言，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其城市化倾向要远远大于男孩子。如果女孩子不回去，那么男孩子回去也没用。这真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山区，他们与外界的关系很少，在城里没有亲戚朋友，出不来，也不敢出来。女孩子不怕，只要有人出去过，有一点点信息，她们带上路费和几件衣服，就很容易在城市待下来，如到发廊里，那里包吃包住，生存的基本问题解决了。由于女孩子出来得比较多，山区很多男青年三十几岁找不到老婆，这就是拐卖妇女现象一波一波不能平息的重要原因。现在我们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不是很充分，有的女孩子甚至说死也要死在城市里，即使随便嫁个人，嫁个老头也愿意，这种斩钉截铁的城市化倾向，会带来什么问题？男孩子呢？他要成家立业，要盖房子。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房子才能娶老婆，这个观念很强烈，所以就回到家乡。中央法律规定，确保农民承包土地30年不变，并且不允许城市资本购买农民宅基地和房子，可以租，但不可以买，其实就是为了使得农民工有一个退回去的余地。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使那么多从农村流出来的农民一旦被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排斥，或者因工伤，或者劳动到一定年龄，他能有一个安全退回的基地。如果他退不回农村，又在城市找不到工作，那么我觉得中国所有的城市都不得安宁。我觉得新农村建设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创造一个稳定的农村环境，使得农民工有可能退回去，退回去后，他能依靠在农地上的产出，或土地上的耕作，体面、尊严地生存下去。

下面我们看一看中央的新农村建设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目标是提出来了，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5条20个字，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整体目标，但较为抽象，不具体。具体的有一些规划：第一步，取消农民税费负担。这对沿海地方政府财政的压力不大，对中西部的压力则很大，因为中西部一些县乡财政高度依赖农业税，取消的农业税费一年为1200亿元，学者估计1700亿元到1800亿元，即农民少向集体和国家交1000多亿元，这部分钱由中央财政、省财政补足县乡财政。例如，湖北监利县，拥有140万人口，2003年总财政收入为2.4亿元，其中大概7000万—8000万元来自农业税，农业税取消后，它要减去0.7亿元，怎么够呢？它的财政支出4.8亿元只能依靠转移支付。从前，他们称自己的财政叫“吃饭财政”，如今改称为“要饭财政”，以此自嘲。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县财政。它提供的公共服务差不多，要搞教育、医疗、道路、卫生还有治安，但是全国2800个县和县城单位，各县之间人均可支配财力相差极大，尤其是西部和东部之间。像上海嘉定区户籍人口52万人，外来打工人口50万，打工者仅拿到工资，其他都没有。2005年嘉定区全年总的财政收入130亿元，可支配72亿元。我去山东问过，它有100多个县市，县之间的财政规模可以相差20倍。我曾到德国去，他们实行联邦制，他们说你们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其实你们国家再分散不过了，哪里有集权？为何你们各省、各市、各县、各乡财政落差那么大？同样一个政府，他说我们德国比较扯平，不管经济发达、不发达，政府都要管你，就是说每一个公民不因为你居住地方的不同而享受到的政府服务有差异。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要求中国的话，能做到吗？

农业税取消，农民很高兴，取消农业税后，还给种粮农民补贴，一亩地10元，以刺激粮食生产。此外，如果购买良种和大型的农业器械，还会减去一些费用，对农村进行倾斜。第三，农村九年义务教育2007年财政缺口由中央补足，贫困地区学费和杂费都取消，更贫穷的地方，还管一点食宿费。第四，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不过如果现有的医疗体制改革不到位的话，新农村合作医疗肯定会出问题。第五，硬件设施建设，如村路、饮用水、通信。各地搞得五花八门，提出各种新农村建设口号，有些地方规划得非常好。全国各地都搞新农村建设方案，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某乡为各村花费2万—3万元钱建了厕所，但农民不习惯，没有人去，最后成为堆放杂物的地方。现在我们的重点主要放在解决饮用水问题方面，据说全国有2亿多农民喝不上水或喝水质不达标的水。如贵州地区的女孩子，不敢张嘴，因为喝了水质不好的水，牙齿是黄的，所以笑不露齿。还有西北地区的宁夏，水很缺乏，每家都靠水窖储水，因此地方政府决定为每一户增加一个水窖，拨给每户500元钱，配备一个技术员，农户出劳动力，建立水窖。2001年、2002年、2003年，连续干旱，农作物绝收。绝收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地里的小麦，稀稀拉拉的，一点收成都没有，当地水也喝不上，大量的农民出去打工。农村路面硬化，浙江搞得比较好，将村到乡的路进行硬化，行政村与行政村之间的路面硬化也逐步进行。另外还有教育、卫生、村容建设等。

中央今年向农村投入了3400亿元，并规定以后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重点向农村倾斜。3400亿元虽然看起来不少，其实并不多，因为其中的1259亿元是用来补偿税费取消后县乡的财政缺口，另外还要减去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贫穷县的补贴。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补贴是很多的，大概有200亿元，如青海、西藏、宁夏等地区，还有一些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农村特困县210亿元，另外九年制义务教育补贴780亿元，农村新合作医疗补贴47亿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补贴700亿元，这是经费安排的大概情况。这些钱不少，说明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中西部的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集中全力组织班子，要把这笔钱拿到手，十几个部门层层下达，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每个地方的水龙头都是漏水的。如果这样的话，虽然说中央下了大决心，但是钱都被中间环节吸收掉了，降到农民干旱土地上的部分是很少的。3400亿元若分到每个农民身上也只有300—400元。但通过政府的层层下达，钱都被中间层次的部门截留了，每个农民分到二十几元就不错了。这是一位中央部级官员讲的，不是我讲的。他是官场里的，我不是。我们对官场还是带着一种美好的想法，还是很尊重他们。因此以中央财政为主体，各级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新农村建设，搞得不好的话，它的结果是：扶中西部官员的贫，是可能的；搞几个政绩工程供参观之用，是可能的。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但是我们一盘散沙的农村和农民成不了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能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如果没有农民的组织，就没有新农村建设。但是在农民组织问题上，我们有一些重大的观念上的问题需要解决。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只给了农民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就是村民自治组织，这个组织看起来发挥不了很大的作用。今年可能出台一个法律，给农民第二个组织——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最好建立县乡两级农民协会，为什么呢？农民协会里有农民的供销合作组织、信用合作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如技术信息合作组织，也可将新农村医疗合作组织置于农协之内。如我国台湾地区、日本都有这种组织，还是蛮有效的。我们为什么要组织农民？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在1998年时，曾对市里有关领导提过这样一个建议：当时物业公司都是由旧的房地产公司改过来的，力量很强，业主委员会力量很弱。我认为业主委员会在居委会下面，作为一个基层组织，发挥不了作用，应该在街道里搞一个业主委员会的联合组织，然后再在区里搞一个更大的组织，由它出面和大的物业公司谈判，就可以保障居民的利益。但是市领导提出，若他们组织起来，那我们怎么办？不能出现这样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组织。但如果不组织起来，一盘散沙怎么办？这样会造成管理成本太高。关于新农村建设，我的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

但是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农民缺乏自我组织的经验和习惯；第二，一些执政部门也害怕大组织的出现。从统治的角度来讲，社会越分散越好；从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讲，分散的社会无法管理，管理成本太高，必须把社会组织起来。所以如果将“统治就是管理、管理就是服务”作为我们的执政理念的话，那么，没有理由不让社会组织起来，甚至我们的共产党员，也应成为这个分散社会重新组织的带头人。

扩大内需，没有简单药方 [24]

一、为何需要扩大内需

一提起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大家首先会想到广东。其实不只是广东，江浙模式也是出口导向的，整个东部地区都是如此。东部地区又占了中国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因此说广东模式，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发展模式。反思或超越广东模式，就是反思或超越近30年的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

工业化国家初期，大都要经过一个依赖出口带动增长的阶段，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莫不如此。19世纪前期，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其主要产品纺织品，三分之二出口国外，只有三分之一销往国内。至于日本，大家看看电影《啊，野麦岭！》就知道了。那时候日本的工厂跟今天我们的深圳、东莞的加工企业没有太大的差别，无非是压低工人工资，工作条件恶劣，缺乏劳动福利保障，等等。依赖国外市场，就不太在乎本国工人的收入。不过，世界工厂的地位，常常就是这样奠定的，出口导向模式的历史作用不能一笔抹杀。

出口导向模式，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上一个台阶，要向内需导向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模式转型。内需导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侧重出口，忽视内需，就会忽视国内购买力即工人工资的提高，就会忽视企业的升级换代。反过来，也是如此。企业升级换代了，工人的工资会随之升高，购买力增加，对出口的依赖度就减弱了。除此之外，还要允许工人拥有组织权，起码要拥有发言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劳资博弈趋于正常化和日常化，才能促进工人收入的提高，从而扩大内需。如若不然，经济发展将永远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随之社会矛盾也会趋于激化。发达国家大致经历了以上的发展过程。国际经验也证明了扩大内需的必要性。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客观形势——国际出口市场的缩减，也逼着我们不得不进行转型。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全球经济紧缩，片面依赖出口带动增长的路走到头了。据说，仅仅2008年上半年，全国就有68000家企业倒闭了。前不久，甚至全球规模最大的玩具加工企业之一合俊公司设在东莞的工厂也关门了。更有最新报道称，前三季度广东关门的企业已经超过了50000家。

出口导向，成绩很大，问题很多，难以为继。内需主导发展，已是迫在眉睫。但是扩大内需，说来容易做来难。

二、内需为何难以扩大

内需包括城市需求和农村需求两个领域，下面我们分别看一下。

（一）城市

经济由出口导向向内需转型，依靠内需拉动增长，已经喊了很多年了，但是见效甚微。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分配格局导致了内需疲软，内需不足。这并不是说，广大工人农民没有需求，他们有，但是却由于收入低而缺钱，缺乏支付能力，这样就无法形成有效需求。市场经济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只认有效需求，有需求无支付能力，那白搭。内需不足，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工人农民的收入太低，无法形成有效需求。近20年来，工资占GDP的比重是逐步降低的。2007年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指出，1990—2005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就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有的说法则认为下降得更多。也就是说，这些年来，工薪阶层在一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在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平均主义的幌子下，拉大收入差距走向了极端。这根本不需要什么讨论。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众所周知，社会分配分为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一次分配是基础，二次分配再在一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调节。一次分配如果已经很不合理了，那么指望二次分配进行调整，效果是不会明显的。政府进行二次分配，实行财政转移，数额毕竟是有限的，难以弥补一次分配中的过大差距。工资占GDP的比重长期下滑，仅靠财政转移弥补，可能吗？说什么一次分配只能讲效率，二次分配才能讲公平，这纯粹是为一次分配的主导者、为既得利益者做辩护。

中国一次分配的现状如何呢？资本集团参与分配，老板包揽一切，工人无权插嘴；管理集团参与分配，像国企的老总们，就给自己定了天价年薪。机关里面，局长和办事员，收入差距加大；知识集团也参与分配，利用自己的优势与老板、局长们合作。

这些人之外的，就是普通工薪阶层，就是工人，以及农村的农民。他们无权参与一次分配的谈判，他们的收入完全由老板、领导来决定，结果他们的收入就很低，被压得不能再低。因此，要提高他们的收入，就要让他们参与到一次分配中去，让他们获得发言权谈判权，让他们组织起来，组织起来你讲话才有分量，你才能去讨价还价，你才能提高自己的劳动力价格，你才能增加在一次分配中的份额。这样一来，内需才会得以扩大直至旺盛。毕竟经济需求依赖的是大众消费，而不是靠少数富人的奢侈消费。

但是，目前国内的条件下，给予工人以发言权和组织权，仅仅是最基本的与最初步的，也会有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的危险。2008年开始实行新的《劳动合同法》，资方坚决反对，其强烈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劳动合同法》在普通人看来，在政府看来，其实只是对工薪阶层采取的最起码的最基本的保护措施，距离给工人组织权、谈判权等还遥不可及，并无过分之处，但是在资方看来，这已经是洪水猛兽，不可容忍了。一纸《劳动合同法》，尚且引起如此风波，如果再出台进一步的政策，那后果就很难预料了。而对于政府来说，首先维护的是社会稳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不能为了调节分配而引起不稳定，如果那样，在国家看来就是适得其反、本末倒置了，政府不敢冒这个险。因此，让工人，让城市工薪阶层充分参与一次分配，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舍此，要扩大内需，就只能依靠二次分配、依靠财政转移了，但是这即使不是杯水车薪，也不会有显著效果。也就是说，内需在短期内有明显的提高，是不容易做到的。

当然，类似问题在西方也不是轻而易举和短期内就解决了的，尽管他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条件要比我们好得多。在英国，从最初的工厂法，到宪章运动，到标志福利国家形成的贝弗里奇报告的出台，经过了100多年。在美国，从南北战争结束后资本家为所欲为的“镀金时代”算起，经过“进步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时期，到约翰逊时代的“伟大社会”，也差不多100年。历尽波折，付出了重大代价，西方才做到了一次分配相对均衡，二次分配再做修正。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战后黄金年代结束，西方陷入滞胀。里根、撒切尔掀起新自由主义革命，劫贫济富。折腾了30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需求不振。没别的办法，只好用借贷刺激消费，结局便是今天的金融危机。估计，现在西方的钟摆又得重新摆向福利国家了。

当然，目前资方的抱怨也不全是无中生有和毫无道理的，他们好多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在低工资的道路上走得太久太远了，让他们立即扭转方向，确实有不少困难。

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好的结果是逼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坏的结果是，出口萎缩了，内需又没来得及扩大，经济可能就垮掉了。企业倒闭，如果只是一小部分，而且是产业链中最低端的那一部分，那么这就是优胜劣汰，就是进步；如果范围过大，势头过猛，那就会造成大量失业，就会影响社会稳定。维持出口与扩大内需，合理淘汰与倒闭过多，维持就业与增加收入，各个方面、各种因素、各个矛盾都要考虑到、统筹到、兼顾到，权衡利弊，趋利避害，以实现平衡发展。

上半年以来，倒闭关厂的势头过猛了。目前当然首先是要维持和促进就业，政府刚出台的四万亿元的刺激方案，在我看来首先就是围绕这个的。

但是好多人讲，要维持就业，要维持企业的盈利空间，就不能增加工人收入，甚至要降低收入，这话就说得过分了。企业倒闭了，工人就没饭吃了，这没错。但问题恰恰在于，如果你这个企业的运转，只有靠把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低到连工人自身的生存都无法维持的地步，更不用说传宗接代了，那你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这样的企业，干脆倒闭也罢，这是一种有益的淘汰，否则你一味迁就它，整个社会就无法进步，无法转型，就始终停滞在血汗工厂的阶段。面对困境，好多人不是考虑向内需转型，还想维持旧的增长模式。有学者就整天地攻击《劳动合同法》，说这让老板活不下去了。难道为了让老板活下去，就得减少工人的收入，让工人活不下去吗？过去，为了把产品卖给外国人，不惜让本国工人活不下去；而现在，外国人已不再买你的东西了，本国人、你手下的工人又没钱买，你老板的产品最后还是都卖不出去嘛！你活，也得让别人活嘛！别人活下去，你的产品才能卖出去，除非你有本事卖给死人。维持就业和增加收入，都需要。

100年前，亨利·福特就把这个道理讲透了。他率先在他的企业支付工人高薪，这样才能让工人买得起汽车，而不是仅仅造汽车，这样才能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当然福特还是有些守旧的，给工人高薪，但是却不许工人成立工会。在他的企业里，他与工人冲突了几十年，最后不得不允许工会成立。高收入与谈判权，相辅相成。

（二）农村

改善农民的状况，不外是减负和增收。改革30年了，中国农民的数目还是8亿，跟改革初期差不多。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唯一量化的指标是到2020年左右，要让农民的收入翻一番。但是现在农民的年人均收入，包括外出打工和土地收益在内，才4000元多一点儿，即使真正实现了翻番，也不过8000多元，至于能否达到这一目标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进城的农民工，收入属于城市的最底层，购买力有限，大家有目共睹，不用我多说。国家近年来在财政上对农村有不少转移，但是到目前为止，数目仍旧有限，对内需的拉动也有限。

增加农民收入最为简单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目前粮食的收购价格是每斤0.8元，假如每斤涨0.7元，那么全国粮食产量每年10000亿斤，农民自己留下4000亿斤，卖给国家6000亿斤，那就是增加收入4200亿元，这比国家每年的财政补贴还要高。近年来国家每年取消农民税赋负担1500亿，支援义务教育2300亿，合在一起也不超过4000亿元。而且这比其他方式更有效，比如有些财政转移，经过层层截留，真正到农民手里时已经大打折扣了。

但是这样一来，城里人又受不了了。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本来就不高，住房、教育、医疗等重负早已让他们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现在粮食、饲料、原料、食品价格一上涨，必然带动其他商品上涨，日常的最基本的需求就难以解决了，弄不好要出乱子。农村和农民是分散的，城里人就不同了，他们容易组织起来，也就容易闹出事情来。另外，粮价上涨意味着进城的农民工支出增加，这间接地对农民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为了避免出现社会动荡，国家即使有心，也不敢贸然大幅提高粮食价格。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沉淀，使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难以提高；反过来，城市工薪阶层收入低，农民的农业收入也难以提高。双方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因此说，农民收入目前不高，展望将来，增收的步伐依旧是较为缓慢的。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收入和打工收入。近些年来，免除农业税费后逐步增加了一些转移支付性收入。除此之外，农民增收空间在哪里？有人主张将农地与宅基地私有化，售出后农民就能得到一笔财产性收入。土地私有化能确保农民增收和增权吗？稍微健全一点的常识就会告诉我们这只能适得其反。农民将会失去土地，土地集中将难以避免。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又找不到工作，没了退路。进退失据，离社会动乱就不远了，这是相当危险的。

三、问题复杂，选择两难

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内需（或消费）、投资三者来拉动，一种良性的增长方式，应该根据本国特点，在这三者之间维持一个较好的平衡。前30年，我们过于侧重于出口和投资，现在要更多地转向内需。强调内需，当然不是说放弃出口，完全依赖内需。毕竟我们有那么庞大的人口，想一下子由劳动密集型全部转为技术密集型，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出口还是要继续，欧美日本的份额减少了，要想办法开拓和扩大新的市场，像中东、非洲，等等。在尽量维持原有出口优势的基础上，加紧、逐步扩大内需。

内需拉动增长，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是必要的，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有很多障碍。如前所述，由于受到国内条件的制约，国际出口市场的缩减对扭转出口导向，对扩大内需，到底会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还是未知数。把复杂的事情往简单里说，这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所处的困境，或者说面临的两难选择：出口导向难以为继，转型内需又难以短期内稳定地实现，左也不成，右也不成。政府要在这种两难困境中维护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非常困难。对此，我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好点子。

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常常被人低估了。对于这一复杂性，我们要心存敬畏。生活是一个矛盾体，从同一个前提出发，完全可能推出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的结论来。两种判断都有真理成分，但是却又对立、矛盾，这样就形成了悖论。

哈耶克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极端复杂的巨型社会，以此来否定实行统一的有效的计划经济的合理性。这种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对于今天中国的种种问题，哈耶克的信徒们却认为，其出路，其答案，其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的私有化，或者彻底的市场化、全球化，等等。如此一来，私有化成了无所不能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你到底是承认复杂呢，还是简单呢？既然承认复杂却为何又开出如此简单绝对的药方呢？这难道不是悖论吗？

我们中国是一个快速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问题之复杂，全世界首屈一指。因此，对于中国的问题，我们更要心存敬畏，不能简单化，情绪化。目前简单的片面的左派或右派，我认为都不足取。双方对自己，捍卫一点，不及其余；对对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右派攻击国有企业，搞垄断，过度榨取消费者，应该分拆、私有化；左派反驳道，国企是经济命脉，关乎民族独立，不能私有化。双方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都同时存在。

对于进城后的农民，右派说，若不能提供保障，那就得给全面自由，这样才能完成城市化。可是，难道要靠贫民窟去完成吗？左派说，要给予农民全面的社会保障，失业、养老、医疗等保险，要与城市居民一视同仁。可左派想过没有，上海的失业保险，每月是五六百元，这比很多地方的农民的收入都要高，果真实行起来，好多外地农民会不会不种地跑进上海，啥也不干，白拿失业保险？所以说事情很复杂，与一些人的一厢情愿相反，简单地靠市场，或者全面的社会保障，都是不可行的。

所有派别的建议主张，都有不足和副作用，就像所有的药都有副作用一样。是药三分毒，我们做事情，最好的方法和结果，就是尽量保持疗效，减少毒副作用。七分药三分毒就不错了，能做到九分药一分毒更好。可你要是反过来了，那就糟了。我看好多人开的药方，比病症本身还厉害。比如，用土地私有化来解决“三农”问题。

大夫还知道望闻问切呢，可我们好多学者、好多经济学家，连起码的国情、民情都不懂，一张口就犯低级错误。但就是这样的人，却满脸真理在手的神气，生拉硬拽，牵强附会，知一说十，还高度自信，异常轻松。你这是对大众福祉负责任的态度吗？你这是对病人负责任的态度吗？不管啥东西，一股份就灵，一市场就灵，一私有化就灵，一浮动汇率就灵。真有那么灵吗？

现在好多学者，不再是学者，而是明星，有的还被冠以社会“良心”之类的头衔。可他们有何德何能呢？前两年还鼓吹出口导向，要求汇率自由浮动。如今，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大量外汇储备面临急剧贬值的危险，他却没事人似的，以先知先觉自居，出来指责别人为什么不早点发现这些问题。

有的学者，提倡“为富人说话”。前两年，房价急剧上扬政府欲采取平抑措施，他们高叫不可过多干预市场，房价至少还能涨20年。今年房价走低，他们就改口了，呼吁政府救市，如不救房市，就是不救中国经济，就是不救全国人民。

如此轻佻无忌，如此自相矛盾，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学界普遍风气。原因者何？不以大众福祉为重而甘为少数利益集团“说话”之故也。

不是说不能开药方，不要简明扼要、化繁为简，而是说不能把问题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了。简单化、片面化，有好处，那就是容易被理解，容易吸引注意力，容易打动人心，但是常常于事无补。只有简，没有繁，那就是简单化。

我跑的地方比较多，跑得越多，我就越觉得中国的问题复杂，就越是不敢轻率地下结论，开药方。我只知道调查研究，分析问题，结论却常常不清晰，不尖锐，不明朗。敢对中国的问题化繁为简，这种境界于我相距甚远。

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 [25]

农民工往何处去

《时代周报》：去年下半年以来，受经济危机影响，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企业大量倒闭，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官方统计数字表明，最近几个月中国有大约两千万农民工失业，几乎占农民工总数的六分之一。春节后，农民工大批涌进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这些农民工滞留城市，会造成什么后果？

曹锦清：城市里的失业农民工到底有多少，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据第三次全国农村人口普查的数字，出来务工农民大约是一亿三千万，其中一半出省打工，也就是说五六千万农民工在沿海打工，现在两千万失业，这个比例高得可怕。两千万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也很难说。第二代比较年轻的农民工已经城市化了，他们不像第一代，没活干就回农村种地。他们滞留在城市，并没有返乡，因此可能没被计算在官方统计数字之内。

失业农民工滞留在城市，一两个月还行，时间久了，钱花光了，会对治安造成严重压力。

《时代周报》：去年下半年，政府提出四万亿的投资拉动计划，应该会新增一些岗位，来吸纳农民工。

曹锦清：从去年开始，政府有一个新口径，把农民工也计入失业统计，当然他们还是没有失业保障，这样一来，失业比例就上升很多。企业大批倒闭，农民工大规模回流，正好碰到春节。春节是个缓冲剂，农民工把返乡看成回家过年。到今年五六月份，四万亿的投入如果不能产生新增就业，就会有问题。中部地方企业的情况比沿海要好一些，它们外向型的较少。受冲击的主要是外向型和与外向型相关的企业，这其中，倒闭的和暂时停工的企业规模各自有多大，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国家新增的四万亿投资一方面可稳定一些就业岗位，如钢铁业、水泥业等岗位，另一方面可以新增一些就业，如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公路铁路的建设等等，估计可吸纳一部分倒闭企业的农民工。不过，四万亿计划以投资为主，提供的就业岗位还是比较有限的。到现在为止，四万亿的拉动计划有多少新增就业出来，媒体没有相关报道。媒体应该去做一些调查，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时代周报》：大批农民返乡，在农村还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吗？

曹锦清：中国传统的农民主要是以种植业、家庭饲养业、家庭手工业来维持生存。现在家庭手工业已经没有了。饲养业中能够工厂化的两样，鸡和猪，基本上资本化了，没有规模就没有盈利。农民辛辛苦苦养几头猪，挣不了几个钱。大量农民回到农村，还有多少生存空间，需作进一步研究。

《时代周报》：有学者认为，应加强“三农”，创造更好的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农产品价格机制，来吸纳农业劳动力。

曹锦清：这不太现实。所谓改变农产品价格机制，就是提价。中央对提价的干预能力很弱，能保粮食一头就不错了。大量的农产品都完全市场化了，其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再说，就算有能力提价，城市受得了吗？CPI飙升会引起城市的恐慌。

通过农业增收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也是不可能的。农业增收，意味着部分农业劳动力退出，土地集中到种田大户手里，进行适度规模经营。适度规模经营是会挤出农村劳动力的，而原来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才更能吸纳劳动力。中国传统的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现在演变成资金密集型。机耕、机播的实现，都在排挤人力劳动，所以大量劳动力能够出来打工。农村要吸纳更多劳动力，等于是要降低现在的劳动生产率，让农民再去积肥，用牛来耕，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农业劳动力逐渐减少是不可逆转的，农民从农业脱离出来，再回去从事农业的余地就不大了。

《时代周报》：去年下半年农行有一个精神，今年全行涉农贷款增量占全行贷款增量的比重要在50%以上，涉农贷款增长速度要高于全行平均水平，新增“三农”和县域信贷投入规模1000亿元以上。您觉得这对吸纳农民工就业有效吗？能不能做起来？

曹锦清：问题是市场需求不多。农行钱到位了，能贷出去吗？涉农项目比如农副产品加工业、专业农户养殖业，要卖得出去，能够盈利，农民才会持续地贷款、投入、销售、回笼，循环起来。现在看来可能性不大。

离创新大国还很遥远

《时代周报》：大量农民工失业，与我国高度依赖出口的制造业抗冲击力弱密切相关。郎咸平有个“六加一”理论，为什么我们的制造业这么不抗冲击，因为我们处在制造业的最低端。我们只掌握了“一”，而高端如物流、仓储、品牌、专利等等“六”的环节，都被外国人占据，定价权在人家手里。现在的问题不是所谓的产业升级，而是要进行“六加一”的整合，掌握定价权。

曹锦清：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现在西方占据高地，不只是他们资金比较丰沛，而是他们有市场，有技术，有专利，有品牌，凭这些东西他们可以把打工这一端放在中国，大头的盈利攥在自己手里。我们只从事低端制造业，为什么还称双赢呢？对农民来说有了一份比种地高得多的打工收入，从无就业状态到有就业状态，我们的利益在这里。如果我们往高端走，把技术、品牌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西方最终的霸权就会被突破，东西方的战略关系就会发生历史性的转折。这将是一个极其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我们只是走了第一步，成为一个加工制造业的大国，要变成一个创新型的大国，估计还有相当遥远的路要走。

《时代周报》：经济危机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曹锦清：在经济危机的情势下，分配格局要进行重大调整，才能维持国内的稳定。目前的分配格局很不合理，劳力份额的分配不断下降，资本、权力、技术、管理参与的分配不断上升，造成贫富分化。要维持稳定，一次分配要做到相对比较合理，并以税收等杠杆进行二次分配，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此外，对大量失业要有救济能力。

2003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很快。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对2008年到2020年的乐观预期，现在看来要进行反思了。

资本种粮无利可图

《时代周报》：去年下半年以来，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得到了政策鼓励。

据我所知，一些城市大资本已经准备下乡，进行规模经营。

曹锦清：规模经营只是大资本的幌子。搞种植业大资本也是无利可图的。我猜想他们只是圈农地，来进行各种商业开发，顶着农业的名头搞度假村，等等。资本肯定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如果资本包两千亩地去种粮食，第一不可能提高单位亩产，第二难以提高粮食的价格。这两个条件都被锁定了，它凭什么盈利呢？而且土地上产出的部分，基本上是要作为地租交还给农民的，否则农民不肯把土地出让给你。我考察过在上海市郊、成都规模经营的案例，一亩地经营方要还给农民七八百斤米，基本上已无赚头，它的盈利在于地方财政拨给它的种粮补贴，上海郊区的一亩地已经补贴到280元。如果资本经营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的价格波动特别厉害，盈利预期也很不稳定。

当然，资本进入农产品加工是可能的，也就是所谓的“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他们可能会有盈利。不过资本要大批进入农业，是不现实的。我国百分之六七十的土地要种粮食。企业圈上两三千亩地来种粮，没有补贴是不太可能盈利的。

《时代周报》：从现有的例子来看，有一些农地被资本集中经营价格较高的生态蔬菜和花卉，这是不是有较好的盈利预期？

曹锦清：如果是绿色的、生态的农产品，成本投入较大，一定要有品牌，才能卖出高价。市面上小西红柿如果卖1.5元一斤，生态西红柿不卖到3元一斤是无利可图的，它是城市富人的农业。我看到好几个所谓生态农场，投入都是几千万、上亿的，纷纷倒闭。有个企业在上海郊区搞了几百亩地，种植黄瓤西瓜。平常西瓜1.5元一斤，它要卖4.5元才能保本，因为它施有机肥，成本高，产量低。这家企业之所以尚能运转，是因为他们的西瓜被各政府部门认可，政府采购帮了大忙。如果完全市场运作，就非常困难了。总之，农业是比较脆弱的，低效的。

《时代周报》：不少地方政府还是很欢迎大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的。

曹锦清：对大资本而言，一是银行贷款安全系数较高，二是成本比较低。另外还要考虑到食品安全的问题。食品安全的考量会让地方政府倾向大资本。小的项目会解决很多就业，但食品安全很难保证。比如牛奶业，以前是小农加公司的模式，农户散养，和大企业结合起来，这样一来质量就无法监督。奶粉事件后，大公司就把奶牛买下来，集中起来自己养。我到中部去调查就发现，地方政府很明确地扶持一些比较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小的养猪专业户，一年出栏两三百头猪的，就拿不到贷款。另外，小型养猪场无力处理猪的排泄物，形成相当大的污染。大型养猪场则会有应对措施，可以将粪便加工成肥料，肥料还可以造沼气，所以各种政策对他们都有保证。

《时代周报》：大资本下乡显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它是不是也会吸纳比较多的劳动力呢？

曹锦清：不可能的。效率本来就是排出劳动力的，它要求以最少的劳力达到最多的产出。效率和解决就业常常是尖锐对立的。美国农业效率高，劳动力只占2%—3%，就能支撑庞大的农业，而且农业产量还在不断提高。

土地流转前提是劳动力流出

《时代周报》：去年下半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省考察农村改革发展的情况时说：“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也提出“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这是不是我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曹锦清：土地流转的前提是大量劳动力离开土地，有较为稳定的收入预期。村子里就剩些老头老太，有些还种不动地了，这时候组织一些专业农户，承包、集中更大面积的土地，来维持有限土地上的产出。我国地少人多，这个总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关键是大量劳动力有稳定就业的前景。如果这一条出了问题，那么还不如守着十来亩地自己干干算了。

据我了解，去年3月筹备开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原来是打算对2004年以后的五个1号文件作一个总结，重点要向“三农”倾斜，破除城乡两元结构，防止城乡两大板块的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着重解决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如何保证有限的土地对城市的有效供给这两个问题。三中全会的精神是完全按照这两条来立论的。大量农民流出土地，这时候可以考虑扩大适度规模经营。

《时代周报》：没想到碰到经济危机。

曹锦清：是啊，你看最近几个月的政策其实是180度转弯。开三中全会的时候，经济形势的变动才见端倪，三中全会是按照原来的思路来开的，没想到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来了，我们的注意力和重心就转向了，中央的政策也必须转向。现在的问题是救火，就业问题成了重中之重。在内需下滑的情势下，还要增加就业，唯一的方法是政府投入，以工代赈。但政府以工代赈能不能解决那么多就业？现在能出的招基本都出了，效果如何，过段时间再看。

最重要是给农民工作

《时代周报》：为刺激国内消费，商务部日前宣称，政府今年将协助在农村地区建立15万个“农家店”，以便农村居民能够方便地买到安全的消费品，估计这些农家店到2010年时将创造77.5万个就业岗位。此外，最近几个月，政府已扩大了对农民购买家电的补贴范围，目前对农村居民购买手机、洗衣机和个人电脑等家用电器提供相当于产品售价13%的补贴。您认为挖农村消费潜力会在多大程度上拉动内需？

曹锦清：农民不是不要消费，他们最渴望消费，关键是没钱消费。现在最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工作，让他们有钱消费。那么多农民工失业了，还让他们消费，这样的政策显然有些本末倒置。现在有些农民婚嫁，也会学城里人买冰箱洗衣机，但不舍得用电用水，家电被闲置。有的地方甚至都没通自来水，洗衣机买来也没法用。与其家电下乡，不如建设水电，还能带动一部分就业。

《时代周报》：目前北方六个省一百多天没有降雨，造成几十年不见的大旱，这对今年的粮食安全是否会有影响？

曹锦清：目前还不能下定论说是旱灾，只能说旱情已成，关键就看这半个月。眼下正是小麦返青时节，最需要水，如果有一场透水，小麦就能救过来。现在正在作出努力，从火箭播云到挖新的井，到用储水车运水，看能挽救多少。旱情对各地影响不一，小麦到底会减产多少，现在还不能判断。官方说今年大的粮食供给不会受影响，这个判断也不准确，因为除夏粮之外还有秋粮，秋粮还没种，情况还不能预知。在我国北方，夏粮以小麦为主，秋粮以玉米为主，但主要用作饲料。夏粮对口粮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不过，因为去年粮食丰收，粮食储备还较充足，这可以减轻一点旱情的恐慌。

代跋一　回归传统：新中国的“更化”

在临近国庆65周年的时候，习近平参加了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孔子纪念活动，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实这并不突然。2013年“八·一九”讲话，也就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已经定调了。在那次讲话里，他提出了“四个讲清楚”。而且他把倡导中国特色跟四个讲清楚联系在一起了：第一个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第二个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滋养；第三个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第四个讲清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反映了中国人民意愿，回应了中国和时代历史进步要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结论是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当时我就认为，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如此高调的公开表态要对传统的历史文化采取全面的正面评价，这就不同寻常了。

近代中国的两个转折点

近代中国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是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全面反对以儒家为首的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刚好自由主义思潮在“一战”中破产，更激进的一股思潮，马列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被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接受。实际上，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1918年，在“一战”以后整个第二国际破产，第三国际建立。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整个欧洲在这时转向了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在欧洲也成为主流思潮，随后迅速传到中国。这股思潮那么快就传到中国，而且变成主流，以全面反对传统、全盘西化的面目登上历史舞台。以前是自由主义，现在是马列主义，都要求西化。所以到后来自由主义跟马列主义一般都反对传统文化，反对所谓文化保守主义。21世纪初，曾经有人公开呼吁儒家复兴，当时左翼知识分子和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激烈批评，都把其装在封建专制主义、落后愚昧的框架里面来加以批判。

现在回头来看，新文化运动这种批判有它的道理。现在有些激进保守主义要彻底否定那段历史，这是不对的。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是积贫积弱、屡改屡败，整个知识阶层都陷入了文化心理上的卑怯。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救亡，救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要考虑将来超越的问题。但这在传统文化的资源里面找不到相应的支撑，所以只能从西方那里去学习赶超的技术和经验。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知识界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了传统文化，甚至于推给了我们的文字，更激进的人干脆认为我们的人种不行。那个时候是处于积贫积弱、屡改屡败、不断自我检查原因的时候，有病找病，没病也找出病来了。反过来说，这也算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点，善于反思。

从事后看来，那个时候反思过分了，落下了一身病。这个病也是很深刻的，我们权且把它叫做不自信病吧。卑怯，自我否定，看到洋人就害怕。这个病根，知识界一旦中了就很深很深了，以至于现在很多自由主义者都没缓过神来。自我批判是有必要的，一个民族如果不善于自我检查，像美国那样不善于自我检查，那肯定也不行。

另外一次就是解放以后，马列主义变成官方意识形态，既在反封建的名义下批判文化保守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这种批判是一直持续的，但真正大规模的批判儒家，还是在“文革”后期。“文革”初期，也只是“破四旧”，但没有发动知识界进行大批判。“九·一三”事件后，开始批林批孔。比如毛泽东那首著名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秕糠”，把整个儒家文化都看成是封建糟粕，这个基调和“五四”是完全相同的。“五四”时期的那些人，比如傅斯年，到20世纪40年代，还在讲中国不是民族自信心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背负了四千年垃圾的民族，怎么能清醒过来？

在这次大规模批判儒家的同时，又开始抬高法家。在政治上，毛泽东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抬高法家，因为法家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而且，他把历史上法家的队伍也扩大了，汉代的王充、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都成了法家。理由是这些人都变法，变法肯定就是法家。但是你要问这些人是儒家还是法家，他们肯定不会承认自己是法家。但是毛泽东那时身体不好，也没有专门论述过，为什么要贬低儒家抬高法家，他自己没讲。我猜想是儒家讲复古，让他联想到修正主义，而“文革”的目标就是反修、防修，所以他可能比较反感。

新文化运动从1915年开始，到现在也差不多一百年了，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产党自己也经历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意识形态上的调整在所难免。

和汉朝的时代比较：汉武帝的“更化改制”

这个讲话恰逢建国65周年国庆，也显得意味深长，这很像汉朝的情况。汉朝开国之初，在意识形态上尊崇黄老之道，对内对外都妥协，对外和匈奴和亲，国内无为而治，放任土地兼并，与民休息。到汉武帝的时候，黄老之道指导下的治国理念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和亲并没有带来长期和平，匈奴仍然频繁南下侵略，国内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还发生了“七国之乱”。这时候对内对外政策都需要调整了。汉武帝废除了原来的黄老之道，“独尊儒术”。在理论上，出现了董仲舒，他的《天人三策》标志着儒家对其他诸子百家的吸收融合的完成。在这之前，也有其他人做过类似的努力，但并不成功，比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的《论六家要旨》就是这样的努力。现在来看，《天人三策》当然附会的地方很多，但在当时来说是很成功的，是一次以儒家为主干的有效的意识形态整合。同时，在对外政策上，也开始反击，击溃了匈奴的主力部队，迫使匈奴大规模西迁，解除了匈奴对汉帝国北方边境的威胁。匈奴西迁后，到了乌孙故地，也就是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和新疆北部一带，一直到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匈奴才越过伏尔加河，进入欧洲，然后把哥特人赶到多瑙河南边，从而进入罗马帝国国境。罗马帝国没有处理好这种情况，还压迫他们，他们就起兵反叛，和罗马帝国打仗，一直打到现在的西班牙。在欧洲历史上，这就是蛮族南下运动。到公元400多年，西罗马帝国崩溃。这是一整个连锁反应，起点就是汉武帝的内外政策调整。在历史上，这被称为汉武帝的“更化改制”。

新中国的“更化”

改革开放后，具体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叙事就开始从经济领域进入政治领域。到90年代晚期，自由主义浮出水面。改革本身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贪污腐败，这时左派就起来了。但这时候左翼的叙事都比较混乱，比如左翼很多人都引用了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有的还找到了毛泽东的一些论述。因为“文革”就是要解决官员腐败和贫富分化的问题。国内的主义混乱，国际上主义也混乱。左翼只有到马克思那个程度，逻辑上才能够彻底、自洽。第二国际求同主义那一套，就有点混乱了。“二战”之后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有社会主义因素在里面，它增强了对劳动者的保护。但布什时期又开始去保护化，他认为税收太重，福利国家难以为继。

在社会上，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传统的道德理念受到冲击，理想主义破灭，社会上各阶层普遍感到迷茫。之所以会迷茫，是因为社会变化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大家看到一个事情会说：“咦，怎么会这样呢？”他的焦虑反应在行为上，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伦理观念。有的人的态度是人家拿我也拿，就陷入无道德状态了。另一种人觉得这样不行，就要寻找精神出路，这种出路是多元化的，有的去了佛教，有的去了基督教，也有的去了民间宗教，那么有些人就返回到儒家了。但大众基本上是进入了民间宗教里，也有一些儒家的成分，但和知识分子说的那种儒家不同。

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金融危机发生了。2008年以后，全世界都陷入金融危机不能自拔，但中国经济却一路走好，在2010年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之前，在没有任何显著的推动力的情况下，先后超过了英国、法国、德国，现在连日本也超过了，所以中央的判断是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接近民族复兴。所以这时候，中央重新提出了赶超的问题，也就是“两个百年，伟大复兴”。赶超这个问题，以前毛泽东时代就提出过，邓小平又把它归纳为“三步走”，但这都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范畴里提出的。而我们现在提出“民族复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从共产主义叙事里转到了民族伟大复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两个百年、伟大复兴”结合起来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社会整体稳定，经济还保持着高速增长，在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以后，现在的目标就是赶超美国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比较敏感，最先意识到了这个变化，我国综合国力提升了，在国际上不用再低声下气了。在知识界，一批有民族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也提出，要批评原来的自由主义叙事。他并不是在理论上反驳民主是虚伪的，而是在舆论上反驳。他们认为，只要保持稳定，继续发展，就能实现赶超任务，稳定是个好东西，发展是个好东西，赶超是个好东西，那么原来说的民主这个好东西的排名就降下来了，不是现在的首要任务了。

自由主义者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其实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反对现行体制，因为他们有历史仇恨，特别反对现在这个体制，特别激进；第二个层次，是真诚相信自由主义那套论述的；第三个层次，就是跟着别人走，别人那么说，他就那么信。自由主义有个好处，就是它的解释力很强，而且浅显易懂，不复杂，能够吸引很多中间派。在现实中，第三种自由主义者最多。金融危机之后，欧美自身难保，一些转型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问题，比如中东的“阿拉伯之春”、中国台湾地区的“反服贸运动”、泰国的政治动荡、乌克兰的政治危机，埃及折腾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军人执政，结果都不好，这就让原来一些信奉自由主义的人怀疑了。现在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遇到这么多挫折，他们就开始怀疑了，自由主义理论是不是有问题？

于是，重新回归传统的时机现在可以说已经开始成熟。

近代革命以后党在寻找一种新的治国理念，或者说新的意识形态。以前的主要任务是救亡，革命的意识形态最有效，因为它能动员最大多数人，现在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型，这时候就不能再沿用原来的革命意识形态了，要寻找一种新的治国理念。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在哪里？当然要从历史传统中去寻找一些资源，现在是时候了。

比方汉初。战国纷争，百家争鸣，这就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多元的另一面就是意识形态上混乱，很难有共识，这对治国者来说就很麻烦。所以汉初以黄老之道为主来吸纳融合其他思想流派，但实践上没有成功。汉兴七八十年，汉武帝时代到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汉初相比，这其实就是一个完全的新政权，所以叫“更化”。但是共产党兴起和王朝更替不完全相同。清朝解体以后，从北洋政府到民国政府，都没有完成政治统一的任务，共产党完成了。但毛泽东与朱元璋不同，朱元璋只要完成军事任务和政治任务，政治上可以完全拷贝前朝的一整套制度，再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修改，就可以了。但毛泽东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信奉马列主义，这个从西方引进的意识形态，是有一整套完整的革命叙事的，共产党是用这套叙事完成政治动员并获得政权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到今天，在国内外都有了巨大的影响力，受到了极大的关注，逐渐有了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的趋势，我们要和西方有所区别，因为在西方的体系里没有出路。西方的总趋势是自由主义，我们又不能用原来的马列主义来满足当代需求，所以当今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传统，引出一些观念、概念，来构建我们新的话语体系和道德体系。

国内大部分人没有看到中国现在到底处在什么位置上，其实我们已经到了赶超的前夜。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球了，我们已经与西方发展得不一样了，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一个叙事。传统文化里有很多东西可以被这个叙事利用，这就是古为今用。我们可以用传统的语言，但内容必须是当代的，精神上可以衔接。所以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提到的几个概念，小康、大同、和而不同，都有衔接的地方。

中庸是儒家的核心，既是方法论，也是世界观，所以说“极高明而道中庸”。用董仲舒的说法，整个世界是有阴阳、有对立的，在对立当中也有重点，两点论还是重点论？革命辩证法和儒家辩证法在这点上是一致的，第三点就不一致了。一个是平衡论，一个是斗争论，一个稳定论，一个转化论，差别出来了。所以革命党要强调斗争的转化和斗争的绝对性，这就是革命的辩证法，革命党是需要的，执政党就没有这个需要了，因为它处理国内各种矛盾的时候，要以统筹为主，以和谐为主，所以强调矛盾的对立统一。强调矛盾的两方面的统一和平衡，这就是中庸的思维，这就应该成为内政外交的总体思维方式。同时，中庸是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不是处理敌我矛盾的。

从根本上讲，党就是“party”，“party”的词根就是“part”，“part”就是部分。所以政党林立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的多元性使得整体不复存在。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要守护全局，守护整体，守护长远，以天下的老百姓为关注对象，以民为本。民分好几种，士农工商。长治久安，以长远为本。如果一个政权，不能做到这两条，就衰败了。我们回头再来看，中国共产党其实是这个国家的主权者，这就要求它不能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过于强调斗争，而必须发挥统筹、协调的功能。

意识形态自信的关键是建立自己的主流叙事

在目前这个国际国内都在发生大变动的时期，没人懂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现成的那些主义，都无法满足当代的需求。另外，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要崛起，就要寻找自己的主流叙事，这是一个繁重的历史任务，需要有个过程。所以现在的纷乱，是为将来出现这样的头脑做准备吧。这不是说谁聪明一点，或者某个领袖拍个脑袋，就能寻找到这样的方向的，需要时机成熟和历史积累。但总体来说，我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要回到自身的历史传统里来寻找。

亨廷顿有个讲法，一般来讲，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过程当中，都要经历两个阶段，他把西方化和现代化两种形态都分开来，第一个阶段是西方化引领现代化，而西方化是西方独有的，非西方地区和国家是没有的。那么什么是西方化？它讲的希腊、罗马、拉丁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凡是满足这些条件的都叫西方，俄国没有完成这个过程，就不能算是西方。所以最早的非西方国家民族独立以后，要搞现代化建设，都要向西方学习，也就是西方化。但现代化是和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人民素质的提高、教育普及、寿命延长、卫生水平提高，这些都叫做现代化，所以现代化是可复制的。

通过成功的现代化取得民族自信心，然后这个自信反过来，就成了对自身的传统文化的自信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落后挨打，所以要西方化、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进程加快，尤其这十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给中华民族以相当强劲的自信。这个自信就是道路自信，因为我们这样成功了，那么说明我们的道路就是正确的，也就是中国模式。有了道路自信以后，就会寻求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这个理论自信就是意识形态自信，也就是意味着要从之前的西方化回归本土化，寻找自己的语言来建立一套新的叙事，从道路自信演变为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这个理论自信就是意识形态自信，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就是寻找我们自身的语言，来满足当代的要求。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社会关系被破坏，新的社会秩序没有建立起来，人心没有归宿，西方没有这个药，就需要回归传统来医治，用旧药来治新病。

其实我原来认为，这一天会来得更早。2008年前后我就估计，西方出现危机了，如果中国没有危机，或者有小危机但比西方更快走出危机，就会激发起巨大的民族自信。但实际上，这个苗头到十八大以后才出现，比我预期的晚了几年。如果十八大以后的这五年里，能够把腐败制止住，然后调节分配体系，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好内部稳定和发展的两大问题，这种信心还会更进一步增强。

未来的展望

中国那么快地进入世界舞台，而且其他国家都把你视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那么他们就会问你，你现在这么强大了，你对国际秩序是怎么想的，你打算在这个国际秩序里扮演什么角色？所以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国际语言，因为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球，嵌入到各个国家的经济中，所以大家都很关心你，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所以这次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不同文明、发展道路之间要相互尊重。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也是一元，西方世界不能老是用你那套来规范我、敲打我。原来西方称霸的时代过去了，美苏两极的时代也过去了，现在中国强大起来了，就提出要和而不同，赞同多元化的世界。

但是现在中国也不能太乐观。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毕竟综合国力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即使是按最乐观的算法，中国的GDP总量也要到2025年才能超过美国。当然，也还有其他算法。中国最早以钢产量作为衡量指标，如果按这个算，那么中国的钢产量在1995年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了。如果按购买力平价算，2014年就可以超过美国。按汇率来算，人家16.8万亿，我们9万多亿，按照现在中美两国的增长率，快的话大概2020年，慢的话2032年，中国就可以超过美国了。如果按工业增加值算，中国在2011年就已经超过美国了，现在大概是美国的1.26倍。但我们要注意，工业增加值里面，有百分之二十多是外资。另外，我们的量大，但质还不够高，也有差别。如果按照工业的核心，就是先进装备制造业来算，我们和美国的差距还有20年。所以说，现在中国的任务仍然是保持稳定和发展经济。

代跋二　中国的“天命”

中国革命史观与党的执政地位确立

中国共产党建立时的历史使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这个历史观的完成，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个重要标志。它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从何处来，现处何地，将欲何往。这样一个回答就给我们民族的历史境遇重新定位，一个完整的历史观就建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建立了历史观，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注入了中国这个龙身。它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把那么多苦闷、彷徨无告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黄河之滨于是就集合起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导致国共两党之争成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高点，它是一个新的历史观。因为有这个历史观，毛泽东就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他执政就非常有自信，因为真理在自己手里。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中国的史学承载着西方史学、哲学和宗教的三重责任，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我觉得非常深刻。

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史学。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国人生活在家族里，家族是史，继往开来的一个史。老百姓有个家，士大夫还有国和天下，这些都是有历史感的。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一种我称之为“史观文化”的意识，通过一部《春秋经》、一部《史记》，从此我们就对黄帝有了认同，对历史有了认同。华夏文化的核心是史观文化，这个历史观至少是汉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近代以后，在向西方学习和向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转轨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努力就是重建历史观。重建历史观成为志士仁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个自觉地做出这种努力的是康有为，他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形成了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接受了马列主义的话语。马列主义中最强大的观念是历史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中国的历史按照西方几个阶段的发展来重新叙事。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历史倒退论，一个是历史循环论。循环论就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通过天命说，有效地为一个新的统治者带来统治的正当性。这个传统叙事后来被共产党加以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进行了阐述，其核心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共产党的革命叙事和传统的孔孟的革命叙事其实有衔接之处——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志，推翻原来的王朝，因为这个王朝丧失了天命。整个封建主义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了。新的“天意”在哪里？它转变为“历史发展规律”。所以这个历史观很快就被正处于迷茫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就把那些要求革命、要求改变现状的人聚集到这个党里。

改革开放和苏联解体后，自由主义“回潮”

这个历史观由于改革开放，由于苏联解体而遇到挑战。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开始了。自由主义叙事是用选票的多数来确认统治者的合法性，即所谓的政治民主。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学说，认为每个人天赋就有那么多的权利。因为权利都在个体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要构成一个社会，把一部分个人的权利交给一个统治者。然后通过议会制定各种法律来监督这个统治者，如果民众不满意，可以撤换这个统治者。洛克、卢梭都是这样讲的。

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叙事，却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近当代历史观。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提出新启蒙叙事，讲救亡压倒启蒙说。其重点在政制，是关于政体演进的历史叙事——为什么“五四”以后还会出现封建复辟？为什么“文革”中出现家长制、一言堂，想剥夺谁的权利就剥夺谁的权利？李泽厚给了一个简要的回答：救亡压倒启蒙。今后怎么办？新启蒙，接续“五四”未完成的任务。其内容就是经济上随着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公有制也会向私有制转轨；政治上走向民主，从人治向法治转轨，向西方学习，多党制、宪政、选举，等等。

现在中国的自由派基本采用这个历史观。自由派批评市场化还不彻底，认为一党执政、缺乏监督、政治改革滞后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走西方政治民主化道路。他们把所有转型时期的矛盾都放到这个框架里去解释，有几个口号：政治民主化——采用西方民主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军队国家化；经济进一步私有化。这些口号整齐简洁，很能捕获人心，而且有西方效应烘托，不断地鼓吹新自由主义。如果没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自由派可能更强势，2008年以后他们底气不足了。

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

从革命向建设、改革转变，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观？

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既反“左”，又反右，正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路上要达到三个自信。一个追赶中的国家要达到自身的道路自信乃至三个自信，这在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

从当代政治来讲，重建史观是重要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领导党的责任是什么？它要告诉中国人民，中国从哪里来，现在何处，未来到哪里去。所谓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引领我们走，我们跟随它的引领。所以对中国共产党来讲，目标特别重要，按照这个目标设定历史发展的脉络特别重要。你有一个目标，人民认同你这个目标，愿意跟你走，认同你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叫执政能力，你的领导权是从这里获得的。然后你通过分步实施，大体上获得成功，你的领导权就稳固了。一个领导党一定要有历史观和整体观，你是为整体的和未来的目标服务的。

之所以我叫西方政党为代表党，是因为它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理论上讲，西方民主制不需要领导党，因为整体不存在了，只有一个一个利益集团。这种偏私的代表党所代表的利益也不在过去和未来，它在当下。西方那套制度和它的社会是配套的——个体的、市场的、当下的，它里面有不同的利益集团，然后由不同的党来代表。这个党代表不好四年再换一个，永远反映了所谓变动着的舆论情绪。这种情绪是通过民意测验和选举票数来表达的，甚至把卢梭“公意”这个词也去掉了，就只是众意了。卢梭研究公意和众意两个词，他认为公意是永远指向整体和长远的根本利益的。后来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公意变成了历史演进的逻辑。在列宁的历史观里就更重要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领袖发现公意。在我们的历史观里也是这样，领袖和政党发现公意，所以那时候说，听毛主席话，跟中国共产党走。为什么？公意在此。

西方政党为代表党，它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这可能是市场经济最终会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中国不一样，因为它还在追赶。只要把追赶作为目标，把民族复兴作为目标，而且获得了几代人百年来的支持，那么这个领导的党就会继续存在。

市场经济社会，从一般民众的精神需求来讲，包括知识界，对历史观的要求会淡化，因为时空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是只要追赶的任务还没完成，对执政党来讲，这就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你是领导党，代表的是全体人民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领导的理由就是百年使命，实现民族复兴。你有这个能力去判断、决策和领导，你就能获得民众的拥护。这个党的执政地位就有合法性，就无需通过四年一次的普选来获得合法性。四年普选制度在那些玩得转的国家，像美国和欧洲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最大的优点是，老百姓会永远提出政府无力完成的任务——我叫它政府职能超载；政府完成不了，就可以通过换届来把责任推卸掉。它是周期性地释放责任的一种政体形式，在减除政治压力方面是很优越的一种制度。比如小布什在中东打了8年，搞得一塌糊涂，无法收拾，那么就换个党执政。因为有两个党，再换个人，按不同的排列组合有几种方法，这样就是解压。

相比来讲，中国共产党执政带来的困难就是它的责任太重，而且是累积的责任，从1949年开始累积到现在，甚至延伸到解放前。

共产党“天命”刚健，对中华民族负有历史重任

反观苏共的亡党亡国，中国目前这个政体是承担了它的使命的。至少满足我认同的三个价值：

（1）民族团结；

（2）社会稳定；

（3）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对当代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来讲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今天还在引领这个民族，完成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历史重任。只要这个历史重任还在，“天命”就在。这个“天命”就是说，中国结束了近代积贫积弱的局面，正在快速崛起。我们不会称霸全球，但是要恢复和我们的人口、国土以及我们的历史记忆相称的亚洲大国的地位。这个地位一日不恢复，这个民族一日不安宁。这个“天命”也是一种传统的、关于历史的叙事——我们要恢复在亚洲的位置，因为我们之前的几个王朝每一个都到了这个位置。这样，我们民族的记忆就衔接起来了，我们心里就安宁了。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承载着带领中华民族恢复亚洲大国地位的重任，所以它肩负着“天命”。我们党对中国的责任，正如上面所说，第一要保证政治版图的统一，第二要维持社会稳定，第三经济要可持续发展。13亿人的转型，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风波，可能有挫折或者大的风险，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比较容易驾驭局面。只要党的目标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所认同，党干事情就比较有把握。邓小平讲了权力集中的好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搞了民主制，结果很失败，政府无法有效实施政策，更没有能力应对危机。

政治版图统一、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很多个体可能不会去想，因为他有当下个人利益的诉求。但有党的领导，有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和稳定的政策实施，对国家的转型是有必要的。所以问题应该这样提出，而不是按照选票的数量形成一个所谓多数人的意见，把这个意见变成政策。这30多年来，虽然有一些政策失误，但总的来讲还不错。现在我们有时对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贪污腐败猛烈抨击，但是也要看到中国如此快的社会发展和转型，大体上保持了稳定，这也是了不得的。这30余年的发展成就，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重要因素。再一个原因就是，土地实质上的国有化，形式上的集体所有制。虽然近年来农民失去那么多土地，但是这保证了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就使得两亿多的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其中大概十分之一的人已经城市化了。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当然，这30余年国际环境也比较好。

另外，中国传统上老百姓允许一个执政党的存在，允许政府去包揽一些事务，老百姓不干政也不参政，只要给他自由就可以了。中国的老百姓十分勤劳，有发家致富的传统，挣了钱就回家盖房子，把子女送去上大学，这就使老百姓永远勤劳，永远不腐败。包括这个党，它似乎问题那么多，腐败、以权谋私，但这只是少数人，其实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还在承担着社会责任。2006年取消农业税，官场里没有人说不同意，包括底层的官员。收不到钱了，他们利益受损，但是他们说，我们是农民的儿子，取消农业税很好，可我们现在没钱了怎么办？他这样提出问题，这不是传统吗？儒家讲“民为贵”，这个道统被“五四”完全割断了吗？我看不见得。如果不是这样，这个党早就崩溃了。

中国梦，百年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叙事

最后，谈一下中国梦。中国梦的命题更多回归到百年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叙事中去了。中国梦是说，在建党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是一个历史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于依然保留着民族复兴情怀的人们，包括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侨，是有感召力的。

中国梦回归到百年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叙事，其实是回到整个近代民族救亡、富国、追赶那个叙事了。民族主义叙事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它是讲，中国近代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现在我们强大起来了。这个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是可以接轨的，它唤起一种近代百年的屈辱意识以及加快追赶的要求，是有相当强吸引力的。

相比“美国梦”，中国梦是从三个层次来讲的，第一是民族的梦，第二是人民的梦，第三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为什么把民族和人民分开？民族的直接指称是国家，第一个梦的主体是国家。第二个梦恰恰存在一个问题，它的主体是人民，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不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而是被市场分划成了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有不同的要求，有的可能还是对立的。第三个层次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它的主体是诉诸个人的。这些个人是被市场分划成各个不同阶级和阶层中的个体，他们是与职业和货币联系在一起的。

在第三个层次，就会联系到“美国梦”。美国梦有各种表述，最早的美国梦是在西部大开发中形成的。它是个人的、奋斗的、圈地的、发财的，就是个人成功主义。这种个人成功是以土地的无限供给为前提的，代价是印第安人被驱逐、被杀戮。进入工业化、城市化以后，美国梦不在土地里了，在职业里。很多贫困的移民到美国去，只要努力工作，有稳定的职业，就能过上有房有车的日子，但条件是全世界的机会都向美国输送。“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工业制造业占全世界50%以上，这个优势没人能比。这个时候的美国梦比较讲机会均等了，但是只有机会均等还不够，还有大量的机会被创造出来。这和特定的时代是有关系的，今天的美国已经创造不出机会来了，而且机会还在流失。它现在的机会集中在所谓的金融领域，少数人暴富了。

因此，中国梦的第三个层次——每个人的梦，只要努力都可以活得精彩——在目前情况下只是一种愿景。只讲机会均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机会被大量地创造出来。现在每年本科以上毕业生六七百万人，有几个能真正进入所谓的中产阶层？在房价的高压下，他们的生存环境极为艰难，所以他们对形势作出许多负面判断是有原因的。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让所有勤劳努力的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个梦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实现起来有困难。市场经济展开了，资本在那里活跃着，分配的不平等正在成为一个基本趋势。这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中国近代除了要富强，还有一个梦，就是太平。严复当时研究了英国富强背后的不足，在《原强》中写道：“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意思是说，西方虽然富强了，但是治理得不好，像儒家讲的那种太平盛世，还远远没有达到。太平盛世体现在几个方面：“曰家给人足，曰比户可封，曰刑措不用。”尤其重要的是家给人足，就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都是《礼记》和康有为《大同书》里的话。今天这些话也进入我们全面小康社会的叙事了，用的句法都一样，如“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严复还说，“盖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意思是，贫富不相悬殊。所以，中国梦包括家给人足，还包括贫富不相悬殊。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同时具有社会意义，否则不平则鸣，就仇富仇官，社会就不太平。但现在这个程度已经难以令人承受了。邓小平晚年和他堂弟邓垦讲，分配的问题要比生产的问题复杂严重多少倍。我们要用千百种方案、千百种手段、千百种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邓小平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策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内需不足是什么？就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就意味着分配不公，在马克思的叙事里是一回事。阶层是正三角形，分配是倒三角形；上面10%的人拥有那么多，下面10%的人拥有那么少，下面就出现巨大的需求不足。他有现实的需求，但是收入太低，不能形成购买力。

所以，第一个层次的中国梦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没有赶上西方，还得继续追赶，在赶上之前这个气不能泄。这种追赶要求消减自由主义那种内在的要求，否则以自由主义为本位，中国就真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前功尽弃了。毕竟现在是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力量来和国际力量竞争抗衡，没有国家的力量，没有巨大的国有企业的力量，在全球的竞争中怎么可能不败下阵来？一旦败下阵来，政治和金融这两个领域再彻底开放，已经积累下的财富很快就会被吸光。中国要是“民主”了，西方势力马上会涌入，各种NGO、反对党哗地就来了，很快可以控制你，操纵你的国家政治，甚至让你国家分裂。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目前这个政体是承担了它的使命的。追赶的任务在一步步扎实地向前推进，确实比有史以来更接近我们的目标。再给我们二三十年的和平，这个目标就能实现，百年的屈辱可以彻底被清洗。

所以对第一个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这些有着近代记忆、有家国情怀的人是认同的。只要对近代有点感觉，对追赶有点热情，对这个梦的成功实现是寄予深切希望的。这不是美国梦，是典型的中国梦，也只有在中国比较强劲。这个梦没有这几个条件不行——一个曾经辉煌的民族，近代在西方压迫下急剧衰落，转而奋起抗争，摆脱积贫积弱的苦难，在较快的时间里富强起来，与列强并驾齐驱。

这第一个梦，就是百年梦。“富强”这个概念是洋务运动时期被召唤到当下意识的。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压迫下，在殖民深化的危机中，它进入到中国近代民族的主体意识中。甲午战争后有了“救亡”的概念，因为列强要瓜分中国，在那样一个形势下，救亡第一，所以救亡的意识是被甲午战败呼唤到我们民族的意识当中的。在救亡意识中，严复将西方的进化论吸收进来，使得一个讲循环史的民族、一个讲退化历史的民族，变成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民族，一个讲进化、讲自强的民族。进步、发展这些概念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召唤到我们民族意识里的。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已经牢牢树立起来了。

当然，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富强。富强和复兴是中国近代的一个主线，这甲午战争以后就深深地注入到这个民族的主体思维中了。以后的各种主义，进化论、自由主义，以及后来的马列主义，某种意义上都是为了实现富强这个总体目标。富强作为目标，在中国人当中达到了高度共识，没有不赞成的。那么如何富强？各派有不同的回答。有人说教育能富强，有人说实业救国能富强，有人说自由主义能富强，有人说马列主义才能富强。

总之要富强，学习追赶西方，而且时间要短。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日本变政考》就讲，按他的方案改革，10年就能与列强并驾齐驱。孙中山也讲10年。毛泽东当年也曾讲，10年超英赶美；1964年第三届人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后来把时间拉长了一点，分三步走，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这是一个贯穿百年的诉求。这些话你去和香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讲，尤其和台湾的国民党人讲，和海外老华侨讲，他们一般都会认同的。

但是另一个价值诉求——个人的诉求——比较难实现。而且里面装进了自由主义的叙事。个人梦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确实会有民主诉求的。所以民族和个人这两个目标，你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其实也有相对的一面。我的看法是，第一种诉求要做主导，至少在20年之内是这样。一旦转型完成，事情就好办多了。2012年开了党的十八大，顺利完成了一个比较有序的过渡。再有20年时间我们就能实现百年梦了。就这样照着中国梦的目标再干20年，中国一定会很好。

附录　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

曹锦清　刘炳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表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还未被学术界所充分意识到。首先，中国现代化转型历程中，围绕政治问题的思考与争论，长期被西方的“政体问题意识”牵制大量精力和智慧。但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政体问题意识”是西方的特殊传统和经验，并不具有普世性，中国的传统政治问题意识更集中在“政道问题”和“治道问题”（王绍光，2014），注重的是实质，而非形式。其次，即使从学术上讨论“政体问题”，也应该意识到西方自冷战中出于意识形态对抗需要将政体问题简化为“民主/专制”两分法，是不够严肃和严谨的。因为政体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具体问题，需要探讨其历史传统、客观条件、时代问题等诸多背景，而绝非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抽象地大量讨论政体问题，弊多利少，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还处于战略追赶和民族复兴前夜的大国而言。最后，治理问题才是当代中国的真问题。具体在文件中表述的就是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这就将我们的问题意识从西方设置的议题中拉回到中国的时代真问题上来，这是执政党睿智和理性的表现。

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即隐含着从传统的治理体系向现代转型之意。当前的理论关注点往往聚焦于“过程”与“目标”，如近年流行的对西方以“多元”和“参与”为核心治理理念与体系的介绍（俞可平，2008；徐勇，2014），以及围绕党政科层运作机制的项目制、行政发包制、运动式治理、锦标赛体制、策略主义、简约治理等（渠敬东，2012；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史普元，2015；周雪光，2013；周黎安，2014；冯仕政，2014；周雪光，2012；刘剑雄，2008；欧阳静，2014；欧阳静，2011；黄宗智，2008；任剑涛，2010）。但在这股学术潮流中，却普遍忽视了“源头”与“传统”，即传统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什么？有哪些核心特征？为何需要转型？传统的治理体系在今天彻底消失了吗？如果没有，又发挥着怎样的影响并规制着哪些选择路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历史的宏大视野中对传统治理体系进行梳理。

本文认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及后现代信息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从一个“静态社会”向“流动社会”转变，这个转变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与根本挑战。中国传统社会经过漫长的摸索，逐渐形成了针对治理“中原农耕乡土社会”和“边疆游牧流动社会”两种不同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即“郡县制+六部制”和“盟旗制度”的二元国家治理体系，这个二元体系以郡县制为核心和主导，笔者称之为“郡县国家”。自元朝开始这种二元体系初见端倪，及至清朝日臻成熟，美国汉学界兴起的“新清史”潮流中提出的“内亚史观”无非是对边疆中国的重要性予以突出和强调，“但清朝多元治理的成功，可能恰恰不是‘多元’的成功，而是背后‘一体’或‘同体’的成功。实际上，正是‘多元一体’的治理模式，是清朝相对于元朝的成功之处。……‘大一统’作为中华体制的制度精神却始终贯彻于中国历史当中”（张志强，2016：101—103）。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持续两千年的代表治理静态社会核心经验的郡县制达到了顶峰，终于在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疆地区最终确立而覆盖全国。“郡县国家”在这种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郡县国家”具有四大支柱：中央集权为核心导向、文官制度为中层支撑、乡土自治为基层设计、行政区划为技术保障。

在看似郡县制一统天下时另一个趋势却日趋明显，即近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进入一个高频率、大规模、长时期、广空间的“流动社会”，“流动中国”已是事实并将是长期的趋势。“郡县国家”的静态社会治理经验出现了严重不适应，国家治理体系自清末开始的长达百年的调整与变革过程至今尚未完结。

一言以蔽之，作为上层建筑的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与其对应的社会基础结构之间发生了深刻的不适应。这对关系才是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的最核心命题，而并非简单的政府间的层级关系、部门关系等科层制内部的组织社会学问题，或者干部行为动机、行动策略等行为主义导向的研究。

一、乡土与郡县：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要害在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性质发生了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的转变。我们在农业社会历史阶段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一整套治理体系、意识形态、制度规范都面临着失效的危机。中国农业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可以简单概括为“郡县制+六部制”。

郡县制，核心在于“中央集权+文官制度”，中央集权解决的央地关系的价值取向问题，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皇权为最高象征，自秦朝始延续两千年基本稳定。过去人们常常集中于探讨“集权”的是与非，但却忽视了，产生集权“与否”的问题来源是“央地关系”。为何“央地关系”会成为一个如此突出而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大国的治理，注定和小国的治理很不相同。首先是基本的制度，即宪制/构成（constitution）不同。例如，小国就不大会有什么地方割据或分裂的风险，也很难说什么中央与地方关系。而中国至少从西周分封诸侯开始，就一直有一个大致可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苏力，2016：28）。中央集权的政治功能，根本在于保障国家的版图统一，而国家的统一对百姓而言是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否则分裂必然导致内战，内战则导致百姓生灵涂炭。对于我们这样大版图、人口众、多民族、多宗教、区域差异极大的大国而言，维持统一无疑具有政治上压倒一切的优先性，也是任何执政集团先进与否的关键指标。对中华民族而言，郡县制的这一灵魂至今并不过时。由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何中央集权对于我们这样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行为是具有如此深厚的影响和心理基础，以至于今日依然规制着我们变革的基本方向和选择空间。一味倡导“多元”，显然是与这个“郡县”传统相去甚远，在实践中也很难成为各方的首选方案。

文官制度是中央集权的手段和方式，中央派遣流动的不可世袭的官员到各地就职实现治理任务，所以中国较西方更早实现了中央集权和文官制度，两者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有内在的关联性，这一点在过去讨论郡县制时常常被忽略，仅仅注意到其央地关系的价值取向，而忽视其催生的实现手段。六部制，解决的是部门关系，是农业社会治理的分门别类的精细化，代表着农业社会治理事务专业化的成熟和定型，自隋唐始延续了千余年，六部制的发达与早熟，本质上也是文官制度的成熟与发达。从科层制的角度看，郡县制代表“层”的问题解决，六部制代表着“科”的问题解决。由于郡县制在这个科层结构中占据核心位置，所以下文中除非特别注明，一般以“郡县制”代指整个“郡县制+六部制”的传统汉族农耕地区的国家科层治理体系。

（一）中央集权

从封建制向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过渡，在中西方历史上都出现过，并且都不顺利。只是相对而言，这个现象在中国出现得较早并基本完成了这个过程。中国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从封建制向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过渡。秦朝打下了基础，汉初重新恢复半封建半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郡和国并存，国王多是刘氏家族子弟，后引起“七国之乱”，到了汉武帝时期逐步收权。此后历代王朝都有封王制度，实为半封建制度。晋朝建立以后封了八王，皇帝死后遂有“八王之乱”。结果引发当时已经进入黄河流域的五胡趁机作乱，北方一百多年不得安宁，是为“五胡乱华”。然后汉政权被迫南移建立起东晋。北方动荡一百多年后进入少数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进而到北周一直到隋统一，只有三百多年时间。在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势力也坐大，史称“藩镇割据”。9世纪初，柳宗元的名篇《封建论》就是总结这段历史经验。中国在宋代以后南北方关系逐渐变化，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远距离地分离了，此影响极其巨大。在唐朝的藩镇格局中，整个河北山东都由地方藩镇控制，中央缺乏足够的反制实力。京杭大运河开通的意义非常，沟通了南北，国家更便利地从南方汲取赋税以增强中央财政能力，此后中央可以调集足够的力量抑制藩镇。故唐以后，再无地方藩王可以造反成功，仅明朝的朱棣是个极偶然的例外。相对于西方中央集权的高度困难和不彻底，中国是比较特殊和幸运的，秦汉以后中央权力持续扩大，到宋代以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地方权力日渐式微。

尽管如此，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对于国家分裂割据的担忧从来不曾放松过。“文革”后期的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毛泽东特别推崇柳宗元的雄文，“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还在当年年底完成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让司令员们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以后就带着秘书迅速赴任了，为后来接班者奠定了国家稳定的基础，同时也要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余年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处于波动之中。“一五”计划建立，中央权力和各部委权力极大，毛泽东感觉不妥，遂将权力下放。但又放得太彻底了，1958年时地方上已出现诸多乱象。所谓“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不断循环”。改革开放的30余年，整体上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以至于地方市县乡各个层级都有权力或能力把农民的土地聚集起来。这种状态的优点是高度竞争政绩，百强县、百强市的评比很受各地欢迎。缺点是各地的差异性扩大，这样就使得中央统一的法规无法贯彻到各个地方去。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此再次进行调整，加强了中央权威性。

农业社会需要农民稳定地进行耕种，从剩余非常有限的千家万户中汲取税收维持上层建筑，进而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而郡县制恰恰具有定居的功能，这源于郡县制首先要“编户齐民”，即“地不动、户不动、人不动”，目的在于把人固定在土地上。“所谓‘编户’，是指正式纳入国家户口登记序列的人口；所谓‘齐民’，是说凡登记入国家户籍之中的人口，一律都是皇帝的臣民，原则上都要纳税服役，在这一点上，大家彼此彼此，不分你高我低。”（宋昌斌，2004：1）古代农业社会的流动速度比较低，人被固定在土地上后就定居了，税收也因此稳定了。楚汉之争时，刘邦可以胜出，就是因为有萧何提供稳定的后方财税兵员保障，打败了可以东山再起。萧何何以做到？因为当时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两地农业已比较发达，他们竭力打通两地的通道，战国时期秦国也是因为掌握这两个地方就具备问鼎中原的实力。萧何掌握秦国的所有户籍钱粮资料，其实只要掌握了户籍，就必然掌握赋税钱粮。民政部门的户口工作，就是为赋税服务的。那时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都比较肥沃，关中有足够能力供养中央的官僚管理人口，再有成都平原支持，实力极强。而项羽则没有一个萧何式的人物，缺乏足够的后勤和稳定的后方。

但这种功能也并非一劳永逸，一般到了王朝中期，这种郡县管理也会慢慢失效。因为人口膨胀，加之权贵的土地兼并活动难以抑制，一遇天灾导致失地农民食不果腹而不断流动。如太平天国运动，因广东人口众多，一部分涌入广西，以致现在广西东部的语言都是粤语。太平天国的几个领袖祖籍多数原来都是广东，只有萧朝贵是土著。外地人到了广西，难以获取土地，只能到山里去砍柴烧炭，地方政府也难以管理。外来人和本地人就容易起冲突了，抢地抢水，地方政府也不知如何处理，因为原来的职能里也没这个设计，就采取简单镇压的行动，结果导致事态扩大。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为什么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无法实现郡县制？因为郡县制在汉族农业地区实行的社会条件，少数民族地区恰恰不具备。边疆地区往往是生产技术不高、地广人稀、农业剩余有限。历史上，往往是当汉族人进去之后，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农业剩余增加，可提供的赋税上涨，才养得起官了。所以才会先有一个县官，设立郡县制。可供养的财政人员越来越多之后，职能才进一步分化，才有在县一级的六部制与中央对应。所以一定是先有郡县制，再有六部制。

现在舆论时常抱怨县委书记权力过大，不受约束。为何他的权力这么大呢？因为历史上传统的县官权力就很大，不受约束，他并非代表一个个体，而是代表条块里的“块”，是一个行政层级的人格化象征。在省一级的设置上是要相互制约的，因为省一级规模就比较大，具备造反的条件了。所以省一级分权制衡，总督、巡抚、按察司等互相监督制约。县一级没有这一套设置，因为县一级的力量还不足以支持造反。当然这样一种约束较少的县官权力，是否还适应今天的社会需要，值得思考。

对于为何以小农为主的农业社会时期就往往倾向于形成中央集权的上层建筑，迄今为止依然是马克思的回答最为经典。马克思认为：“（小农）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1995：678）通俗地讲，就是小农的社会基础支持中央集权的治理方式。马克思的这个重要论断和判断，对我们今天的理论和实践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当我们将“小农”替换为“小生产者”时，如果这个结论依然是有效而成立的，则对我们思考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中央集权为的是国家统一，国家统一从底线的角度看是避免内战和生灵涂炭。于积极的角度看，统一意味着国家存在整体利益，而且这个整体利益是可以被发现认识的。整体利益往往与长远利益相关联，要实现长远利益就要克服短期的困惑、诱惑与掣肘，可以长期执政的领导集团殊为重要，制定稳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必不可少，高效奋进的文官队伍成为关键。

（二）文官体制

郡县制解决的是央地关系的原则导向——即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原则的一个具体实现方式就是“流官”制度，中央可以派遣官员到各地就任主政一方，而不许地方官僚或贵族世袭治理权力。所以郡县制的逻辑中就包含着官僚制，尽管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与现代官僚制相比还有很大差异，但毕竟官僚制的传统肇始于此。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用郡县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因为农业社会的管理事项比较简单，静态的社会治理职能容易渐渐稳定下来。“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门可以涵盖农业社会的主要社会治理事务。唐代以后就固定下来这六个部门，到了清朝皇太极时期，形成了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合成的八衙门。但核心依然是六部，且六部中主要是户部和刑部这两个部门。六部制核心是户部，它管户籍、土地、税收。刑部管治安。还有就是工部，管一些水利建设、道路、城墙等。中央的职能容易做到细致分化，但到了地方就捉襟见肘了，县官只能统筹都管了。在县级层面，其实很多事情管不过来就不管了，所以中国古代乡土社会主要依靠乡绅自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民谣更符合绝大多数古代中国农民的生活实际感受。传统农业社会乡村里不实行科层制，就是因为农业剩余有限，养不起那么多“官”。“到了清代，在县衙设置了三班六房，三班即皂、壮、快班，六房即吏、户、礼、兵、刑、工房。”（宋亚平，2013：206）

六部制到了清朝后期就难以维系了。中央层面，因为西方入侵而无力抵挡，被迫将“外交事务”上升为重要政府工作内容，远非以往理藩院职能所能涵盖，不得已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对应和处理与西方人关系，放到跟六部平级尚无法获得西方认可，最后是高于六部，相当于今日的副国家级了，由恭亲王负责。此时，传统“六部制”被突破并一发不可收拾。地方层面，外交事务显然不是地方治理工作的突出内容，但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导致的秩序混乱和市政基础设施破败不堪，成为突出的城市治理问题，“警察局”的出现成为地方政府职能与机构变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警政的兴起是我国城市管理向现代化转变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对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意义十分重大。”（何一民，2013：548）“北京警察负责人口普查、公共工程、消防、救济贫困、公众健康、公共卫生及社会治安等。”（史明正，1995：29）“晚清警察在中国城市出现后，扮演的角色是多重性的，可以说超越了现代意义上的警察职能，更类似现代城市政府，可以说是传统官衙门向现代城市政府转变的一种过渡型管理机构。”（何一民，2013：548）

民国政府时期，由于持续的内外战争导致政府无法正常稳定运转，这方面不再赘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可以注意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明显具有传统社会所不具备的以工业革命和促进生产为目的的行政部门。改革开放以来则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服务为主导，行政机构改革几乎是每五年就有一次，变动频繁。但总体的趋势显然是，现代党政治理机构数量远远超过传统农业社会。仅就国务院部门而言，“2013年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公布。这次改革，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其中组成部门减少2个，副部级机构增减相抵数量不变。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由2008年的27个变为25个”。除了政府，还有党、人大、政协、纪委、军委等组织下辖的诸多部门。笔者曾经细数过一本县政府印制的内部通讯录，各套班子的部门加起来近百个部门。从“六部”向“百部”的转变不过是百十年的时间，足见社会管理服务职能的增长之迅速。

对于这种职能部门的增多与转变，不能仅仅从“民少相公多”的批判色彩来看。毕竟古代社会县衙里不需要教育局，也没有交通局，还没有城管局、环卫局等等。这些职能部门都很好地体现社会的发展变化。在迅速的变动中，有些老的政府职能部门的某项工作职能消失了，但编制还存在，所以工作人员平时闲散，被舆论批评为官僚机构人浮于事。但还有的部门非常繁忙，手忙脚乱地在适应这个变动的社会。

当人口流动之后产生新的社会管理服务需求，政府设置新的部门来管理应对，这事从理论上看是简单清晰的。但实际运作中往往极其困难和波折重重，因为科层制下的部门设置往往需要全国统一，有的地方有这个需求就设立新部门，有的地方没有这个需求就不增设，那么大一统的格局就破坏了。这是设新部门背后涉及的中央集权统一与地方自主性之间的矛盾问题。是否需要给地方党政设置行政管理服务机构的自主权？给到什么级别？可以设置哪种类型的机构？条件需要哪些？这些都是非常具体而真实紧迫的当代中国地方治理问题。

对比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也概无例外地发展起了官僚制，地方的权力逐步收为中央所有了，但其起步时间和过程都较中国坎坷得多。

在欧洲诸国行政官僚体制中，法国大约1500年以后就最早发展起来了，路易十四时期达到一个高峰，其官僚制是反封建制过程中实行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在英国，13世纪初英王集权，结果被贵族联合起来打败了，1215年签署《大宪章》，贵族议会制确立。由此可见，议会民主制是封建制的一部分，是当初反中央君主集权的产物，确立贵族的权限。当时的英国主政者都是贵族，何来资产阶级？英国议会采取两院，上院全是贵族，下院日后才逐渐对资产阶级开放。英国从封建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过渡，一直极其困难。美国建国时间较短，且一开始就是自下而上组建的国家，“自由”成为最核心的价值观，“不信任政府”是传统，在这样一个国度实现中央集权的难度自然可想而知。即便如此，现在西方各国的中央政府承担的责任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虽然表面上保留一些地方自治系统，但趋势也是日益弱化了。

马克思对国家机器和官僚制的批判是全面而彻底的，尤其是针对法国当时的变革写作的《法兰西内战》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都有专门章节阐述。法国的行政官僚体制在大革命以后就完备起来并不断变动。对于国家，《法兰西内战》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器”，国家是“一个废物”，“一个祸害”，“一个要由社会供养的寄生赘瘤”，“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马克思、恩格斯，2009：157）。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得出的最核心的结论有两条：国家消亡和公务员普选。他认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官僚机器，要摧毁它。第一条就是取消官僚制，第二条就是官员的工资不能高于普通职工的工资。当然从后来的历史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列宁根据实际情况修正了国家消亡的理论，“一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无产阶级国家，二是把国家的存在时间无限期地推后了”（李惠斌，2013：85）。

有趣的是，在此问题上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中也都有详细描述。早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前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中，对于民主制度和国家消亡，托克维尔写道：“在新英格兰，公民是通过代表参与州的公共事务的。不这样办不行，因为无法直接参与。但在乡镇一级，由于立法、行政和司法工作都是就近在被统治者的面前完成的，所以没有采用代议制。”“乡镇的公务活动是极其繁多而又分得很细的。但是，大部分行政权掌握在几个每年一选的名为‘行政委员’的手里。”“于是，在美国乡镇，人们试图以巧妙的方法打碎（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权力，以使最大多数人参与公共事务。”托克维尔和马克思都看到了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官僚和常备军，而这两点恰恰是传统和现代国家都非常重要的特点。马克思对这两点特别重视，认为用民兵来替代常备军，用民选来替代官僚，废除军队和官僚。那么美国没有常备军、官僚，因而税收就少了，而且都是民选的官。同时，马克思也看到美国的高度腐败，认为民主和高度腐败是相伴生的。那么如何根除腐败呢，他建议进一步扩大民主，用随时撤换来替代四年一选。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总结出来，选举并不是腐败的天敌，法治才能约束腐败。美国自身也在其19世纪后期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分肥政治泥潭中，激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不满，最后在“扒粪运动”中推动了现代文官制度（官僚制）的建立才予以一定程度的克服。

今日我们看到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着官僚机器，而且日益完整，军备竞赛也愈演愈烈。这或许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吧。韦伯对官僚制（科层制）的分析总结，与日后的历史相对更接近一些。按照其理想类型的方法，科层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专业分工、权力等级、注重文书、规章制度、非人格化、铁饭碗[Gerth, H.H.and C.W.Mills（eds.），1946：196—203]。

综而言之，科层制体系管理一个常态的、人口流动性少、区域差异性小、阶级分化弱的社会，是很有效的！反之，则会捉襟见肘、难以应对。中国现在要认真思考的是，几千年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度一直保留到现在，这个制度是不是适应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需要，抑或是一种落伍的东西？

（三）乡土自治

传统农业社会的上层建筑比较简单，以“六部制”为典型体现，而基层农村社区则以“乡土自治”为主导。之所以能够实现乡土自治，源于农业社会要处理的人际关系也比较简单，“三纲五常”足够解决多数日常问题了。整个社会人际关系的核心有两条，一是平辈的男女之间关系，夫为妻纲；二是纵向的父子辈关系，父为子纲。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了，要处理的关系复杂很多了。无法简单用熟人社会中的伦理道德来解决，而必须依靠更加专业化和强制性的法治科层体制来处理陌生人与半陌生人社会事务。现代社会，到县一级还是科层制的，还是专业化的管理，但到了乡镇就不行了，村就更做不到了。所谓的“上面千根线，下面一针穿”就是这个状态的真实写照。科，就是“条”，是一个社会里稳定的某一类专业事务管理工作。到了乡镇无法完全落实，就是混在一起干了。有关乡土自治的研究汗牛充栋，本文就不做过多展开。

（四）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之所以被笔者列为郡县制的四大支柱之一，源于它是实现中央集权的一个技术保障，尽管这个技术细节往往被政治制度研究者所忽视，仅仅被舆地学或政治地理学者所注意。郡县制，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治理的空间制度安排，其采取的原则导向是中央集权的，其行动主体是文官集团，但其最终注定无法回避技术上的行政区划的地理因素问题。“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杨伯峻，2008）中国传统社会对行政区划问题的经验总结一直高度重视，自元朝起，最终“犬牙相入”原则取代了“山川形便”原则而占据主流（周振鹤，2005：226—249）。这种空间上的变动往往是极为缓慢的，不易为擅长制度和行为研究的学者所洞察的，只有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窥其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

行政区划是传统郡县制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此处特别加以强调，只是突出郡县制是一个“空间问题”。而当大流动时代来临时，这个“空间问题”的原有解决方案的社会基础裂变了。过去讲“郡县治，天下安”，是因为绝大多数小农一生都不会走出自己生长生活的县，农业时代的交通、信息流动皆较为困难，进而人口流动也十分困难。建立在地理限制基础上的郡县制治理体系的确是高度有效的。但今天我们面临的真问题是“天下已不安（大流动），郡县何以治”？此时再一味抱守古训而不解其中条件和基础，则无异于刻舟求剑了。在高铁航空四通八达、网络全面普及、资金全球涌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当代中国社会，诸多社会治理事务的解决显然早已经突破郡县的范围，需要国家进行大范围统筹的事务越来越多。“天下安”的地理基础还是不是“郡县”，成为一个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而当前学界在讨论县域治理、县域政治等问题时，往往没有走出传统观念的窠臼，多集中于政治与治理，而忽视了县域的时代意义已经悄然变化。

二、游牧与盟旗：传统中国的北方边疆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体系

除却汉族聚居的中原和南方的农耕区域外，在边疆中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这里长期不以农耕作为主要生存方式，上层建筑自然也不是郡县制与六部制的组合。传统中国的北部边疆盛行游牧生活方式，以盟旗制度作为主要管理制度。西南山区则是农业狩猎相结合，以土司制度为主。本文主要关注静态社会与动态社会的不同治理经验，西南土司制度主要体现在相对于中原开放核心地带而言封闭缘边地带的治理经验，所以不作展开论述。

（一）游牧边疆：农业时代的流动社会

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多数中国人的常识，游牧生活方式则略显生疏，在此需在基本背景上稍作补充。从概念上讲，马克思给“游牧”一词所作的定义为，游牧，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场就在哪里放牧，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马克思、恩格斯，1979：472）。庄孔韶在《人类学概论》中论述人类生计方式时给出了“游牧”定义：游牧（nomadism）一词（和游猎、游耕）同样标明这也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生计方式。在全球不同的环境中，绝大多数牧人依赖自然生长的草场提供生计基础，放牧着牛、骆驼、绵羊、山羊、驯鹿、马、美洲鸵、南美羊驼、牦牛等各类群居动物，并依靠畜类提供的肉、奶、奶制品、毛等产品维持生计和生活（庄孔韶，2006：212）。在《文化人类学》中，哈维兰将“畜牧”定义为在一种社会中，人们把放牧啃食牧草的动物看作是理想的谋生方式，而且把“Transhunmance（转场）”定义为在不同环境地带之间严格地根据季节流动的模式（巴托尔德，2007：535—537）。吴宁在综合学术界对游牧的不同界定后，将传统上的游牧重新界定为“游动型畜牧业”，他认为游牧（nomadism）指一种依靠牲畜的生存方式和经济系统，其中涉及的群体（部落、联户）携带起主要家产——牲畜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进行间歇性或周期性的空间迁移，以保证在特定环境、经济和社会政治条件下的生活。“Transhunmance”在中文里常被译为“游牧”，该词最早是指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地区的一种放牧方式（吴宁，2004：643）。

围绕着长城一线，几千年来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农耕文明展开了持续的拉锯战，先后兴起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女真等不同力量，随气候周期冷暖而不断南侵。宋之前汉族胜多负少，宋之后则胜少负多。在农业文明时代，汉族人在人口、经济和文化发展上均占据更为优势的地位，长期以来一直以主流文明和中心地位自居，对生息繁育于北方草原大漠的游牧民族缺乏深入的了解，往往持有各种偏见和想当然的误解。大概最流行的就是一句“逐水草”，由此联想到的大约自然是自由、居无定所、流动、出没没有规律而难以管理、无组织无纪律、生活艰辛、骁勇善战、粗鲁野蛮等。这些联想有些是对的，有些则是缺乏了解的无知。据《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记载：匈奴“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司马迁，1997：811）。“分地”正是游牧民族边界的表述，并非汉族所想象自由自在漫天遍野的驰骋。这不但在空间边界上有所固定，在时间上也遵循特定的规律进行“转场”。“转场是游牧规律的一种体现，这种规律保证了游牧社会的流而有序，动而不乱。”（解志伟，2012：155）他们不固定在一个土地上耕种，而是到处放牧。把牛羊圈在一个地方，是无法生活下来的，草不够吃，必须逐水草而居，远距离放牧，一定季节再返回，即“转场”，或者半耕半牧的生活方式。我国西南西北地区，一个县的面积经常跟东部中部地区一个省一样大，就是因为地广人稀。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央政府要派多少人去管理如此地广人稀的区域，才是财政投入和治理收益上划算的呢？这显然是无法简单复制汉族农耕地区管理方式和体系的根本社会基础条件，所以只能让当地土人管，这样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到雍正时期才明显改变。

游牧民族的流动是按季节走的，在今天的眼光看来算是缓慢流动了，但放在农业文明时代，游牧民族已经算是流动性很高的一个群体了。他们是如何实现有效管理的，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治理流动社会是否还有借鉴意义，或者我们其实已经在不自觉地运用呢？

（二）盟旗制度：北部草原的传统治理体系

“在游牧社会，转场虽然体现了游牧社区流动的特点，但是这种流动是传统的、自然的，社会结构是稳定的，也可以说是静态的，礼俗社会的特点在游牧社区中都有充分的体现。”（解志伟，2012：158）

游牧民族虽然是流动的，但这种流动并非无序，而是“有序”的，是有组织的，以整个社区（部落）为单位进行，且遵守特定的时间节奏。比之我们今天近3亿规模的农民工流动大军而言，组织化程度要高很多。简单地说，游牧社会是流动的社区，而非流动的个人。

高度无序流动的个人难以管理，所以面对必须流动的生存环境，游牧民族创造了有序流动的管理制度——盟旗制度。该制度不是为了鼓励流动，而是为了限制无序流动的负面作用，引导流动实现有序化。盟旗制度让流动有序起来，是高度组织化的流动，军事、行政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组织，实属草原上的“郡县制”。这恐怕是绝大多数汉族人所没有料想到的，但却是合乎情理的实践经验。我们今天党政力推的农民工流动党团支部、各类商会、社会组织其实也是新时代的“盟旗制度”。只是传统的盟旗制度中，游牧民族的组织形式是靠血缘和地缘纽带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经济、行政社会多元一体的混合组织，而我们今天的组织形式多是国家政治社会组织，且很难与经济生产活动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的组织动员力度相对弱于盟旗制度的原因。

这种游牧地区的管理制度也在近百年里经历了巨大变迁，新中国成立前北方游牧地区实行“旧苏鲁克制度”，对牧民压榨较为严重，生产和生活水平整体低下。新中国成立后，施行“新苏鲁克制度”，大幅改善和提升普通穷苦牧民的收益分成比重，促进了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但集体劳动中的生产积极性问题也同时存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先后经过“草畜双承包”之后，游牧地区以往以部落集体为生产单位的方式迅速向以家庭单位转变，整体而言，是一种从游牧生计方式向定居生计方式的剧烈转型。“如今的牧民依然游牧，但这是一种在定居点与夏草场、自草场和租草场、牧区与城镇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游牧，‘居而不定’一词也许更能确切地表述如今牧民的游牧生活。”（张昆，2014：240）

在吉登斯眼中，“断裂”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社会变迁的速度、范围和深刻性都是以往社会无法比拟的（吉登斯，2004：6）。现在看来，结论下得未免过于武断，在断裂中其实还是有大量的延续。不仅游牧民族的这种“从动到静”的变化中有延续，下文还会谈农耕民族“从静到动”的过程中依然有延续，中国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同乡同业”正是在异乡的流动中延续着故乡的亲缘关系。

概而言之，相对于汉族农区而言，中国北部的边疆地区以游牧为主，其一他们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其二他们是有序的流动。其三是近代以来游牧民族开始了定居化过程，流动性在下降。其四在这种从流动向定居的转变过程中并不是“断裂”的，而是定居中依然保持着某种“流动性”。从这样一种“传统农业时代的流动社会”的治理经验中，梳理出有益于我们当下时代要求的思路与方法，是中国应对“流动社会”中亟须补课的领域。因为这样的经验，往往根植于我们若隐若现的传统和习惯之中，最容易为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双方接受和掌握，实现更高水平和社会条件下的“秩序”。

三、郡县的胜利与江湖的韧劲

（一）郡县制的胜利

郡县制编户齐民，税收比较平均，每个县的事务都差不多，管理起来比较容易。古代的郡县制度，从来没有蔓延到长城以北，因为流动的牧民无法适应郡县制，也没有蔓延到南方山区去，因为那里生产太落后，农业剩余过少，而且南方族群也是半流动的，经常从一座山跑到另一座山上去耕作生活。南方山区经常以氏族部族形式出现，主要是属群的，而非属地；中原汉族主要是农耕群体，以属地为主。

长城以北，近代两百年来最大的变化是游牧不游，开始属地化管理了。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其实北方游牧已经消失了。为什么？因为“旗”原来是流动的，现在不流动了，相当于“县”建制。空间被划定了，就是人不能出“旗”了。“旗”从一个属群的部落称谓，变成一个属地的空间称谓。再往下，“苏木”是乡镇区划概念了，村一级叫“嘎查”。游牧不游，就可以用郡县的办法来管理了。南方丘陵山区开发以后，少数民族也获得了一些农业技术，也不是半农半狩猎了，也可以用郡县化管理了。

郡县制从秦汉开始在汉族地区推行，明朝开始试图推进到西南边疆的贵州广西等地。明清时期因为人口增长，向山区流动，引起了汉族与当地苗族的矛盾。持续的苗民起义，主要因为汉族过去与其“争地”，核心还是土地问题。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彻底在西南地区完成了“改土归流”，实行郡县制，至今也才三百年。清政府自认从明朝继承十八行省，1884年新疆设省，成为第19行省；1884年置台湾府，1885年建台湾省，成为第20行省；1907年在覆灭前夕，将东北地区析为三省。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当年就在内外蒙古地区设省，以及在宁夏、青海也设省。而西藏在1951年和平解放，1965年设立西藏自治区，实行以郡县制为核心特征的治理方式。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自秦始皇开始的中国“郡县国家”一直持续到1965年在大陆彻底完成，前后持续两千余年。毛泽东曾言“百代皆行秦政制”，“秦政制”的核心就在于郡县制，此言不虚，确实是把握住了历史的脉络。

郡县制在中国的彻底推广完成一直持续到现代。所以，郡县制离我们并不遥远，其所体现的以中央集权大一统为特色的央地关系对当下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依然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尤其是当我们与美国、法国、印度、巴西等世界主要人口大国进行对比时，这种差异性会更加明显。但我们对以郡县制为核心的传统治理体系的研究，还显得很不充分。比如，为何一个地方之前不设县，后来可以设县呢？为什么一个地方可以改土归流？需要出现哪些条件？当这些条件变化之后，是不是“流”与“土”的关系也要变化？如何变化？

（二）游民与江湖：二元结构的边缘

上述二元结构的划分，涵盖的是传统中国在空间和数量上占据主流的两大部类，在这两大群体之外还有一些边缘群体。这里我也稍作补充，传统农业社会真正的无序高流动人群也是存在的——就是游民——包含流民与游士。“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动荡，有一部分人从网络中脱离出来，成为游民。宋以前游民是旋生旋灭的，没有形成群体和独立的力量。宋代由于城市格局的变迁和商业的繁荣，给游民在城镇生存提供了机会，于是产生了活跃于城镇的游民群体。皇权专制社会中期以后，游民成为脱离现存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的群体。”“游民意识有四个特点：（1）强烈的反社会性；（2）在社会斗争中最有主动进击精神；（3）注重拉帮结派，注重团体利益，不重是非；（4）失去了宗法网络中地位的游民，同时在社会中也没有了角色位置，丧失角色位置的人们当然也就没有了角色意识。”（王学泰，2007：720—721）只是农业社会的政府从来不准备认真地去“治理”一个高流动的游民群体，而总是想办法“消灭”这个群体，因此也就形不成所谓成熟的治理体系。当王朝建立初期，人地矛盾不突出，农民基本固着于土地上，游民不构成一个明显的问题。王朝中期，土地兼并难以抑制，农民脱离土地成为流民。到了王朝后期，游民群体日益增多，无立锥之地则起义内乱纷纷，加之外族入侵与疫病流行，最终难免遭遇残酷的战乱洗礼而王朝覆灭。新王朝建立时人口锐减，人地矛盾不突出，农民再次附着于土地之上，故事周而复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游民得不到合适的对待和当作治理对象，秩序只能在“江湖”中自发产生，形成“帮会”等地下秘密组织。

传统中国社会中也有少量的边缘流动群体，但却没有成熟的治理体系。当今我们面对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时，或多或少带有传统社会对待游民与流民的思路和警惕。但须知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游民的流动更多属于“逼上梁山”被迫型，而当代工商业社会的流动人口更多属于追逐利益融入城市的发展型。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城市化进程即使完成之后，现代信息社会的特点也必然是一个人才不断流动的时代，高流动将成为常态，而非从固定在农村的土地变化为固定在城市的楼房的简单变化。

另外，值得顺带提及的是沿海渔民的生活方式，渔业的生产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如果说侠士们组成的“江湖”是个形象的比喻的话，渔民们的“江湖”就是实实在在的了。根据范涛对广东省台山市赤溪镇大襟岛的人类学研究，“中国的农耕文化孕育出传统的社会结构，现代社会处处可见传统的影子，社会并没有发生结构性的质的变化。海岛社会仍然是汉人社会，通过和陆地的联系，传统型的关系概念得以在延伸和发展。……在陆地村落社会盛行的关系概念在海岛村落社会依旧盛行，它建立在亲属关系的基础之上，流动性是其重要特征”（范涛，2009：147）。这与笔者在全国最大的群岛——浙江省舟山群岛——的调研相吻合，渔民的生产确实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与农民的劳动范围相对狭小固定很不一样。但这种流动并非无序，而是也遵循一定的规律，渔民之间也有相应的习俗规范协调彼此的行为。即使今日交通工具发达得可以远航南半球捕鱼，情况依然如此。渔民们在海上的行为也具高度管理性，甚至等级感更加森严，更加有组织纪律性，而不是一般汉族农民想象的漫无目的自由自在地在大海上作业。渔民与牧民的流动，之所以都具有规律性，源于作为一种农业生计方式，他们与农民一样，都依赖大自然，而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所以建基其上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必然有规律可循。但考虑到海洋渔业在中国传统治理历史上所占据的影响较游牧地区又小很多，所以不再专门展开。

四、“郡县国家”遭遇大流动社会的挑战

当传统的郡县制在中国彻底推广时，却发现其原来所依赖的以静态为主的社会基础逐渐松动瓦解了，一个高流动的现代中国日益迅猛地呈现在历史面前，郡县制何去何从，是会被釜底抽薪而难免盛极而衰，还是在新技术条件下浴火重生？这都是执政党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复兴所遇到的仍未完全解决的命题。

（一）大流动时代的本质

“中世纪本质上是个农业社会，它到处弥漫着庄园。作为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庄园，具有宗法性质。在此，无上权力的领主决定着一切。由于缺乏市场，这些领主并不追逐利润，也无需剩余产品，一切够满足就行了。”（亨利·皮朗，2001：61）“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力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马克思，1992：353—354）

古代社会是静止的，为什么现代社会要流动？因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在流动和变化。为什么生产要素要流动和变化？因为人的欲望在不断的变动。这种变动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以来尤为突出。中国几千年历史中，进入如此大规模的流动社会，还是仅仅最近二十多年的事情，“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有2.92亿人……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增长11.89%”。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略多。

人类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资本、信息、技术、人口等各种要素流动加快，这个趋势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如何应对高速流动的社会，是一个有意义的真问题，而且是一个长期有效的问题。“整个19、20世纪迁徙搬家的美国人总数清楚地凸显了美国居民的流行性。人口流动性是美国历史最有活力也最普遍的特点之一。……今天，分析家们惊异地发现，每年有约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换居住地。今天居住地流动性和一个世纪前一样频繁。”（霍华德·丘达柯夫、朱迪丝·史密斯、彼得·鲍德温，2016：99）考虑到美国早已成为一个高度城市化和后工业的社会，即使美国人是一个“热爱搬家”的民族，也必须意识到大流动是一种未来的常态。人口大流动，不仅仅存在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身上，也依然存在于城镇化高度发达之后的白领身上，原因已如上述所言。当然，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的人口流动性是否有差异，值得我们日后更细致的研究。如美国，“外国移民的流动性比本地人差，白领阶层的流动性比蓝领工人阶层差”（Howard P.Chudacoff，1972）。反观国内，我们当前的一些政策和思路总是想把社会再固定下来，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必须从社会大流动的原因上去分析，而不能仅仅从治理的主观愿望去入手。

（二）大流动时代的特性

当我们意识到大流动时代的来临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之后，需要更多细致的对流动中国的诸多特征的认识，否则建立在似是而非的错误判断基础上的决策和对策，都将进退失据，甚至南辕北辙。关于当代中国流动社会特性，笔者认为至少以下三个领域值得深入展开：流动本身、内外有别、有序流动。

学术界也常常被“乡土中国”的衰败甚至“空心化”所震撼，要拨开表面的迷雾深入流动中国的内里和实质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有创建的概念阐释。近期学界从“同乡同业”的角度也做出了一些论证与探讨，都是极有价值和贴近中国实际的研究。吴重庆从人口流出地的“无主体熟人社会”延伸到人口流入地的“同乡同业”，修正了“乡土社会解体”的简单片面流行判断，揭示了“大流动格局下的农民积极运用本土社会网络在远离家乡的广大城镇，依托同乡关系，开展同业经营，并凭借快捷的行业信息沟通及融资，击败同乡关系网之外的竞争者。可以说，农民离土离乡，不见得就会导致乡土社会资本流失，相反，可能因为在外同乡同业间互动机会及互惠需求的增加而加速了乡土社会资本的运作，并使乡土社会资本增量”（吴重庆，2014：189）。谭同学对于湖南新化人在数码快印业的研究显示，“从事数码快印业的新化人以亲缘、地缘关系网络为基础，加上技术上的优势，在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企业呈‘内卷化’方式发展”（谭同学，2012：69）。夏循祥的《作为酵母的社会关系——湖北监利一个被馒头改变的乡镇》和郑莉的《东南亚莆田人的同乡同业传统——马来西亚芙蓉坡的例证》，都是这方面的优秀研究。比新化人从事快印业更为全国所熟知的是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遍布全国各地的兰州拉面餐馆主要都是青海化隆县人所经营。诸如此类的，还有河南周口人在出租车行业的广泛覆盖，福建“莆田系”民营医院等。

“同乡同业”是描绘流动中国真实图景的一个重要而有趣的视角，值得有志于建立中国学派的学者投入更多精力。反之，如果认识不到流动中国的这些真实画面，对流出地的判断彻底悲观，认为其毫无区别地陷入瓦解和衰败之中，则必然会采取将农村的生产资源和资料集中到大户或者大企业手中的方法。而其实很多地方在本地人口流出的同时也依然有其他地方人口的再次流入，进而继续保持着活力。“事实上，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下，小农场仍然享有众多比大农场有利的条件”（黄宗智，2016：29）。推演开来，这直接涉及对农村地区的基本经营体制改革方向的争论，意义十分巨大。

（三）大流动时代的挑战

国家治理体系一般以政府科层组织为核心，加之中国历来国家与社会彼此嵌入的传统以及当代党政紧密结合的国情，党政科层结构显然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这也是笔者将对“流动社会”治理的研究聚焦于“国家视角”的原因。这套带有浓厚“郡县国家”传统色彩的治理体系在面对一个“流动社会”的突然到来时，其所产生的诸多困惑背后涉及的深层次挑战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新事物层出不穷，政府职能无法适应稳定。在东部中国的田野调查中，党政机构中负责流动人口相关工作的人员经常抱怨的事情，就是涉及流动人口的诸多事务，不知到底该归口到哪个部门负责。大量具体治理事务，远非高层级机构几句姿态性的话语可以化解。原先以户籍人口为对象的整个治理和服务体系，面对一个庞大的大范围流动的人口群体时，显得异常吃力。因为之前的“属地管理”和“属人管理”之间并不冲突，事随人走，人已经附着在地上，属地本身也蕴含着属人之意。但在流动中，人地分离，同时也意味着人的信息无法为属地的机构所掌握。掌握被服务对象真实可靠的信息，是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基本保障，属于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证明”成为当下基层单位和工作人员实践中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必不可少的“基础”，这绝不是什么官僚作风和为难流动人口那么简单，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笔者在拙作《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中最后一章曾专门记录了从新中国成立后到90年代40余年的基层政府机构变化，背后体现的就是乡镇政府职能的变迁（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2014）。而最近20余年这方面的变化依旧非常剧烈，若能深入梳理60年来一个县和乡镇的政府职能变迁，也会是一件极有现实和理论意义的事情。

从理论层面上总结，就是以“规则导向”的科层制，在剧烈变动时期，难以满足以“问题导向”的弹性治理的现实要求。而此类情况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保持着对民意的高度敏感，“回应性”较快，以“党的领导”的“政治性”克服科层行政系统的因循守旧。学界近年热门的“运动式治理”“项目制”等本质上都是这方面的体现。

第二，区域发展不均衡，地方改革冲击统一结构。尽管新事物层出不穷，政府职能难以稳定，但处于东部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解决实际治理难题的紧迫性促使他们采取了诸多探索。以党政机构的科层组织体系变革为例，浙江省先后有嘉兴、绍兴、温州、舟山四个地级市成立了专职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部门，还有一些县区如义乌也成立了相应的单设部门。同处长三角的江苏，在苏南的县级市张家港等地方也成立了类似的专职机构。珠三角地区先后有深圳、东莞、广州、惠州在地级市层面成立专门政府机构负责流动人口事务。但笔者在以上诸多城市的实地调研中，无不发现其在现有科层结构中的生存困难和诸多困惑。成立于2008年的东莞市的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已于2014年底并入人力资源局。同样的尴尬在近两年的浙江也普遍存在。其背后凸显的是，中央集权大背景下的科层体系对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统一性高度敏感，与区域发展不平衡进而治理任务迥异所需要的地方自主性产生了深刻矛盾。人口流入地需要专设部门解决相关问题，但人口流出地却因为人少事简倾向于撤乡并镇压缩机构。即使是在东部地区同一个省内，不同城市间的治理任务也有较大差异，如广东的珠三角区域和非珠三角区域，浙江省内的浙东与浙西，江苏的苏南与苏北，都属于经济社会发展地区不平衡的复合体，同一个省内尚且无法在机构设置上整齐划一，又何谈跟中央“对口”呢？所以单设部门的城市陷入了与国家整个科层体系对接的困难之中。回眸当下，“领导小组”模式在此中显现出自身适应当下体制的优势，“增设部门”与“领导小组”之间的竞争与优劣则是另外一个需要专门探讨的问题了。

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央集权的方式就不好，考虑到中国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现状，如果没有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坚强权威，版图的统一恐怕都会面临挑战。因此，这个问题其实是中央集权的统一性与地方有效治理的自主性之间的平衡问题。中央在此方面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权威进行调整和收放，不要忽视了那些曾经增设部门的城市尽管最近有所收缩，但毕竟也同样是在现有体制下仅仅是几年前就增设了。而且，中央对机构进行整合撤并，地方对其权威性保持足够的敬畏前提下，最基层的原来已经存在的工作队伍，并没有撤销，这是笔者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调查中都注意到的现象。

第三，人口低序大流动，管理服务财政成本极高。现在总结来看，计划经济时代的将人口固定下来的做法，短期可行，长期是控制不住的。当时一个户籍证明和工作证就可以起到管束作用，到哪里一查便知。现在人口和户籍地已经脱离了，人们可以在全国各地流动，户籍无法约束。随着工作单位的不断变化，工作证作用也式微了。最后只能是采用身份证，个人必须随身携带以备查验。身份证与犯罪记录、金融信用等信息绑定的，这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大变化，国家机器要直接对接个人。但这需要大量的技术设备投入，属于技术与资本密集型治理。即使如此，还是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基层的治安巡防与人口信息登记队伍，不论市县两级的机构采取何种形式应对人口大流动，但在最基层的街道社区，东部人口流入地普遍存在这样一个编外人员群体。这个群体与传统社会中的“吏”有些相似，叶静对此的研究显示“职能扩张是编外人员扩张的充分必要条件，但只有加上了财政支出软约束，才一起构成了编外人员扩张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一定意义上，是编外人员的扩张使得紧张的编制体系在中国一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政府职能急剧扩张的地区依然可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叶静，2016：163）。可供养如此庞大一个编外人员队伍，所需要的财政支持也是沉重的，在过去经济长期繁荣期或许还可以应对，一旦经济陷入低增长的新常态，财政能否持续是个问题。笔者在苏南和深圳的调研中，根据两地这支队伍建设的最好的情况来看，人员配比一般是外来人口的1‰—2‰，基层巡防员（或称网格员、协管员等）一般年收入要在5万出头。即使如此，编外人员工作往往较为辛苦却拿着科层体系中最低的薪酬，对于提升待遇有着强烈的呼求。这个队伍较高的人员流失率就是这方面特征的典型体现，甚至当经济萧条时期，这个队伍本身会否构成问题也是需要思考的。

五、结论

认真总结中国在农业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构成和经验，既要看到我们“郡县国家”治理静态社会的成功的一面，也要看到时代条件和局限。而且不能忽视即使在传统中国时期，我们依然有北方游牧地区、东部海洋地区和民间江湖社会的“流动社会”的一面，哪怕这些传统历史时期的流动社会属于支流、补充和边缘，也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汉族学者和群众往往将传统时期的边疆牧渔生产生活方式想象成无拘无束的“自由流动”，其实是一种深深的误解和农耕文明的偏见，无论游牧还是渔业的流动，都是“有序流动”，而且这种有序流动的优点和方式很可能是我们未来治理流动社会时最基本的思路和传统治理遗产。

历史有其惯性和内在逻辑，郡县国家的四大核心支柱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下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形态和发展方向，中央集权的原则不可动摇，文官制度日益规范、精细、现代化，行政区划在省级层面变动极小。变化最为迅速明显的是乡土自治，因为中国正快速地从乡土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行政下沉”的趋势继续发展，国家要直接面对和组织个人的趋势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有能力和有意愿。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人口大流动，似乎在市场条件下人们从原有的村社和单位中解体出来成为一个个自由的个体劳动者，回头看来也仅仅是短暂的历史瞬间。21世纪初以来，执政党迅速意识到这种无序的流动对治理带来的严峻问题，着手以各种形式将亿万分散流动在城市中的劳动者重新组织起来。而且这种再组织化明显具有以党建带社建的鲜明中国特色，各类群团组织、社工机构等社会组织必须认识到这个中国特色是有深厚的传统逻辑和惯性在其中的，即国家在组织动员个体居民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西方近几十年流行的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诸如一些业务外包等思路和做法，与中国的传统和国情相去甚远，并不能简单套用。如果最基层的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都可以通过“购买服务”而实现“外包”，那么如此简单的“花钱”的工作岂不是谁来干都可以？在服务组织动员群众的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个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再生产问题，这类事务是不可能主要依靠假手他人来做的，这也是为何中共高度强调“群众路线”的一个原因。而且，中国共产党恰恰是在服务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和文官制度两大领域，大幅度地改造了中国传统郡县国家的治理体系，构建了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其基层的民众更有组织性，其干部队伍充满工作积极性。

“郡县国家”遭遇“流动社会”会是当下以及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所必须回应的深层次根本问题。其核心要害在于，第一，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主之间的平衡，或者说“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第二，是科层制的僵化呆板与大变革时代有效治理的灵活性的矛盾，或者可以说是“政治”对“行政”的短板的克服。我们会发现，这两个问题的关键都在于中国共产党，而且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应对这个流动社会的过程中的权威、弹性、灵活等特点，总体上是起到积极正面作用的，是基本应对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流动社会”。而且，对比处于相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历史阶段的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绩效无疑更为出色，还要考虑到当前我们还处于全球化、信息化的新环境下，难度会更大。只是由于对政府过程、政府组织机构的研究因为较难获取信息和资料，所以理论上的提炼总结还显得很不到位，政府更多是在凭借实务工作中的“手感”和“直觉”开展工作，不过随着中国的自信不断提升和对学界的开放度不断提高，这方面的研究条件也在日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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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此次再版，新增11篇文章，删除2篇文章，并调整了篇章结构与布局，分为“如何理解传统中国”“如何研究当代中国”“如何研究中国的农村与城市”三个部分，以期突出“如何研究中国”之主旨，彰显曹锦清教授对中国学研究的新贡献！新增的文章有：《增订本代前言——中华民族与中国版图》《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重看中国百年思潮》《当代中国国家战略》《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工业化、城市化》《印度归来话中印比较》《三十年来的农村中国》《保卫我们的土地》《当代中国城市化与社会转型》《代跋一　回归传统：新中国的“更化”》《代跋二　中国的“天命”》《附录　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删除的文章有：《〈黄河边的中国〉前后的故事》《代跋：思想为何放弃职守——知识精英阶层责任缺失的社会历史分析》。——编者注

[2] 本文是作者在2006年7月第四届“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上的发言，由吕德文整理，原载《三农中国》第九辑。

[3] 本文是《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的“编选者序”。

[4] 本文原载上海证大研究所编：《文明的和解——中国和平崛起以后的世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 本文根据2006年12月作者在复旦大学国学班讲授“国学导论”的录音整理而成。

[6] 本文是《儒学复兴之路——梁漱溟文选》的“编选者序”。

[7] 本文是2008年11月10日作者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所做演讲的文字整理。

[8] 张乐天现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是本次演讲的评议嘉宾之一。

[9] 通常是20—30户，或50—60户为一生产小队，从事共同劳动，按劳分配。在多数情况下，一个生产队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这是中国经“大跃进”（1958—1961年）失败之后确定的人民公社基本制度，将“自然村落—生产小队”确定为中国农业基本经济核算单位，后被证明是相对有效的。

[10] 中国高速公路里程，1990年为0.05万公里，到2014年，已超10万公里；铁路里程1985年为5.5万公里，2014年超10万公里，其中高铁1.6万公里。

[11] 以“物”为中心的城市化是相对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市化”而言。

[12] 中国现存耕地18.2亿亩，中共中央于2014年即提出“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13] 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峰值出现在1987年，为2.33%，此后逐年下降，至2012年降为1.2%，下降的主要动力来自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其次是城市化，但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2.8亿持续上升到1991年的峰值：3.9亿，此后持续下降，至2012年回落到2.58亿，大体说来，2012年中国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分布，各占1/3左右。

[14] 2006年11月4日至5日，“第三届开放时代论坛”在广州帽峰山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及广州的二十余位学者，对“社会主义新传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本文是作者在该会上的发言节选。

[15] 本文是作者在2008年世界中国学论坛的发言，原载《社会观察》2008年10月。

[16] 本文是《探索与争鸣》特约记者李宗克对作者的专访记录，原载《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2期。

[17] 本文是2003年作者在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方法”暑假高级研讨班上所做的演讲，由胡宜根据录音整理，原载《三农中国》第三卷。

[18] 本文是2004年9月作者在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的发言，原载《三农中国》第四卷。

[19] 本文是2003年作者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所做演讲的文字整理，原稿题为“关于‘三农’问题的几个想法”。

[20] 本文是2006年4月7日作者在“世纪大讲堂”上所做演讲的文字整理。

[21] 本文是2006年4月1日作者在浙江人文大讲堂所做演讲的文字整理。

[22] 本文写于2002年8月，原载《第二次大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3] 本文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4] 本文原载《绿叶》2008年第11期。

[25] 2008年下半年以来，农村问题以高频率、强冲击的态势，次第凸显于媒体与公众的视野中。先是关于“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的热烈讨论，没多久，农民工大量失业返乡。春节后，农民工涌进城市的喧嚣尚未停息，北方大旱又接踵而至。2009年2月《时代周报》记者王珏磊就种种“涉农”话题，对作者进行了采访。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增订本代前言

序

如何理解传统中

宋以来乡村组织重建

民权与国族

中国的和平传统：一个历史的考察

和谐社会：传统思想资源及其当代启示

论国学的可能意义

儒学复兴之路

代跋一 回归传统：新中国的“更化”

近代中国的两个转折点

和汉朝的时代比较：汉武帝的“更化改制”

新中国的“更化”

意识形态自信的关键是建立自己的主流叙事

未来的展望

附录 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

一、乡土与郡县：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体系

二、游牧与盟旗：传统中国的北方边疆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体系

三、郡县的胜利与江湖的韧劲

四、“郡县国家”遭遇大流动社会的挑战

五、结论

参考文献

如何研究当代中

论中国研究的方法

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重看中国百年思潮

当代中国国家战略

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工业化、城市化

四个历史观与近六十年的历史

从“以西方为中心”到“以中国为中心”

印度归来话中印比较

理解中国

如何研究中国的农村与城市

“三农”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三农”研究的基本框架

“三农”问题的思路与出路

从和谐社会看“三农”问题

社会转型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承包制小农与国家

坚持土地家庭承包制，还是土地私有化

三十年来的农村中国

保卫我们的土地

当代中国城市化与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乡关系

扩大内需，没有简单药方

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

代跋二 中国的“天命”

中国革命史观与党的执政地位确立

改革开放和苏联解体后，自由主义“回潮”

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

共产党“天命”刚健，对中华民族负有历史重任

中国梦，百年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