А. Чехов

А. Чехов. Рассказ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俄罗斯）契诃夫著；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丛书）

ISBN 978-7-02-010425-3

Ⅰ.①契… Ⅱ.①契…②汝…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Ⅳ.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8271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刘静 陶雷

责任印制 史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652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22.875 插页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1992年1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425-3

定 价 4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契诃夫

契诃夫（1860—1904）

俄国小说家和剧作家。其短篇小说的创作对世界许多作家产生过影响。代表作有剧本《万尼亚舅舅》《海鸥》《三姊妹》《樱桃园》，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套中人》《带阁楼的房子》等。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收入作者脍炙人口的佳作，集中体现了作者的艺术风格。

译者

汝龙（1916—1991），曾用名及人，江苏苏州人。1938至1949年先后在四川、江苏等地担任中学英文教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无锡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东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53年曾在上海平明出版社编辑部工作。1936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译著有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库普林的《亚玛》、托尔斯泰的《复活》、《契诃夫小说选》等。

出版说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社之初即致力于外国文学名著出版，延请国内一流学者研究论证选题，翻译更是优选专长译者担纲，先后出版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名著名译插图本”等大型丛书和外国著名作家的文集、选集等，这些作品得到了几代读者的喜爱。

为满足读者的阅读与收藏需求，我们优中选精，推出精装本“名著名译丛书”，收入脍炙人口的外国文学杰作。丰子恺、朱生豪、冰心、杨绛等翻译家优美传神的译文，更为这些不朽之作增添了色彩。多数作品配有精美原版插图。希望这套书能成为中国家庭的必备藏书。

为方便广大读者，出版社还为本丛书精心录制了朗读版。本丛书将分辑陆续出版，先期推出六十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1月

前言

契诃夫是举世闻名的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断言：“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海明威也十分赞赏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再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被誉为“英国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契诃夫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在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在我国，契诃夫也备受推崇，茅盾生前曾号召作家学习契诃夫的“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练”。

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契诃夫出生在塔甘罗格市，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五日他病逝于法国巴登维勒的疗养院。他的祖先是农奴；祖父在一八四一年赎得了本人及家属的人身自由。父亲经营过一个杂货铺，一八七六年破产后给人当伙计。契诃夫自幼备尝人间艰辛，他自己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一八七九年，勤奋的契诃夫凭助学金进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一八八四年毕业后，在莫斯科近郊开始行医。

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始于一八八〇年，为当年风靡一时的幽默刊物撰稿，常用笔名契洪特。当时契诃夫年纪尚轻，又迫于生计，写下了大量无聊的滑稽小品，《不平的镜子》和《谜样的性格》便是这类故事。但比起专门供小市民消遣解闷的滑稽报刊的众多撰稿者来，年轻的契诃夫的目光较锐利，笑声更健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发表了许多幽默佳作，揭露当时社会中的丑恶。他描写卑躬屈节、不知自尊的小官吏（《在钉子上》，《喜事》，《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刻画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嘲笑见风使舵的奴气（《变色龙》），讥嘲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耶夫军士》），暴露金钱的腐蚀作用和上层社会的道德败坏（《在海上》）。这类幽默作品脍炙人口，而《变色龙》可说是契洪特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一些现代人的影子。对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劳动者，年轻的契诃夫深表同情，写下了《牡蛎》、《哀伤》、《苦恼》、《万卡》、《歌女》、《安纽黛》、《风波》和《渴睡》等优秀短篇小说。正是在这些作品中，欢乐俏皮的契洪特逐渐成长为严肃深沉的契诃夫。

到八十年代下半期，契诃夫的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他在《草原》中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了农民的命运。在《命名日》、《公爵夫人》、《跳来跳去的女人》中，他暴露了伪善、庸俗和虚荣。

这时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予他“普希金奖金”。可贵的是，契诃夫并未陶醉于日益增长的荣誉和地位，他越来越意识到作家责任重大。他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正是契诃夫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其中主人公老教授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迫切心情。

正是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一八九〇年春病弱的契诃夫前去库页岛。他在这座人间地狱里的见闻提高了他的思想认识，使他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库页岛之行也拓宽和加深了他的创作意境，使他写出了《在流放中》和《第六病室》，否定“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第六病室》标志着契诃夫创作中的转折。从此以后，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具有了更强烈的社会性、批判性和民主性，其艺术形式也日趋完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真实，朴素，深刻，动人。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的解放运动开始进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必须解决双重的历史任务：既要完成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反对封建残余、发展经济、文化和科学的民主主义革命，又要完成推翻资本剥削和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是站在民主力量这一边的。一八九七年冬到一八九八年春，他反对法国反动派诬陷犹太籍军官德莱福斯，并指责在此案中助纣为虐的苏沃林及其《新时报》。一九〇〇年春他协助安排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到雅尔达肺病疗养院疗养。一九〇二年春，他同柯罗连科一起抗议帝俄科学院撤销高尔基名誉院士的称号。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质上支援为争取民主而蒙难的青年学生。这些事实都表明，契诃夫晚年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立场更为坚定，而这正是他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前提。

契诃夫在晚期作品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农村、工厂、小市民和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这些作品展示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和矛盾（《农民》、《新别墅》、《在峡谷里》），暴露和否定资本主义，指出它的不合理性和不道德性（《女人的王国》、《三年》、《出诊》），剖析庸俗、自私和铜臭对人的灵魂的腐蚀（《文学教师》、《挂在脖子上的安娜》、《醋栗》、《约内奇》），反映典型的社会心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套中人》、《醋栗》、《带狗的女人》、《出差》），描写已经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写他们与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决裂和对“新生活”的憧憬（《出差》、《醋栗》、《新娘》）。这些作品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道德激情，既展示了农村、工厂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生活画面，也反映了进步知识青年的觉醒和“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

契诃夫的显著特色是他能够从最平常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他高度淡化情节，只是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揭示重要的社会现象。但他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恰恰相反，他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形象常常升华为富有哲理的象征。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不重细致交待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只求从人物的行为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变化。契诃夫具有高超的抒情艺术才能，善于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巧妙而多样地流露出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现实的抨击，而且浓郁的抒情意味常以“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为载体。契诃夫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基于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的性质各异，他巧妙地发出有着微细不同的感情色彩的笑声，淡淡的幽默往往与辛辣的讽刺相交织。契诃夫的小说紧凑精练，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

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契诃夫的成长和发展道路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他的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的优秀作品是人民的宝贵财富。

朱逸森

1994年7月于上海

- 不平的镜子

- 谜样的性格

- 一个文官的死

- 嫁妆

- 查问

- 胖子和瘦子

- 在海上

- 站长

- 变色龙

- 凶犯

- 厨娘出嫁

-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

- 苦恼

- 风波

- 巫婆

- 阿加菲娅

- 歌女

- 丈夫

- 磨坊外

- 万卡

- 薇罗奇卡

- 冷血

- 吻

- 渴睡

- 草原（游记）

- 精神错乱

- 没意思的故事

- 贼

- 跳来跳去的女人

- 在流放中

- 第六病室

- 文学教师

-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 带阁楼的房子

- 我的一生

- 农民

- 套中人

- 醋栗

- 约内奇

- 出诊

- 宝贝儿

- 在峡谷里

- 新娘

不平的镜子

圣诞节故事

我和我的妻子走进客厅里。那儿弥漫着霉气和潮气。房间已经有整整一个世纪不见亮光，等到我们点上烛火，照亮四壁，就有几百万只大老鼠和小耗子往四下里逃窜。我们关上身后的房门，可是房间里仍然有风，吹拂墙角上堆着的一叠叠纸张。亮光落在那些纸上，我们就看见了古老的信纸和中世纪的画片。墙壁由于年陈日久而变成绿色，上面挂着我家祖先的肖像。祖先们神态傲慢而严厉，仿佛想说：

“应该揍你一顿才是，老弟！”

我们的脚步声响遍整个房子。我咳嗽一声，就有回声来接应我，这类回声从前也接应过我家祖先发出的响声呢……

房外风声呼啸和哀叫。壁炉的烟囱里似乎有人在哭，哭声响着绝望的音调。大颗的雨点敲打乌黑昏暗的窗子，敲打声惹得人满心愁闷。

“啊，祖宗呀，祖宗！”我说，意味深长地叹气，“假使我是作家，那么我瞧着这些肖像，就会写出篇幅很大的长篇小说来。要知道，这些老人当初每一个都年轻过，每一个男的或者女的都有过爱情故事……而且是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呀！比方说，看一看这个老太婆吧，她是我的曾祖母。这个毫不俊俏、其貌不扬的女人，却有过极其有趣的故事。你看见吗？”我问妻子说，“你看见挂在那边墙角上的镜子吗？”

我就对妻子指着一面大镜子，它配着乌黑的铜框，挂在墙角上我曾祖母肖像旁边。

“这面镜子有点邪气：它生生把我的曾祖母毁了。她花很大的一笔钱买下它，一直到死都没有离开过它。她黑夜白日地照这面镜子，一刻也不停，甚至吃饭喝水也要照。每次上床睡觉，她都带着它，放在床上。她临终要求把镜子跟她一块儿放进棺材里。她的心愿没有实现，也只是因为棺材里装不下那么大的镜子罢了。”

“她是个风骚的女人吧？”我的妻子问。

“就算是吧。然而，难道她就没有别的镜子？为什么她单单非常喜欢这面镜子，却不喜欢别的镜子呢？莫非她就没有更好点的镜子？不，不，亲爱的，这当中包藏着一宗吓人的秘密呢。事情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据人们传说，这面镜子里有个魔鬼作祟，偏巧曾祖母又喜爱魔鬼。当然，这些话都是胡扯，可是，毫无疑问，这面配着铜框的镜子具有神秘的力量。”

我拂掉镜面上的灰尘，照一照，扬声大笑。我的大笑声由回声低沉地接应着。原来这面镜子不平整，把我的脸相往四下里扯歪，鼻子跑到左边面颊上，下巴变成两个，而且溜到旁边去了。

“我曾祖母的爱好可真是奇怪！”我说。

我的妻子迟疑不决地走到镜子跟前，也照一下，顿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她脸色煞白，四肢发抖，大叫一声。烛台从她手里掉下来，在地板上滚一阵，蜡烛灭了。黑暗包围了我们。我立刻听见一件沉重的东西掉在地板上：原来妻子倒在地下，人事不知了。

风哀叫得越发凄厉，大老鼠开始奔跑，小耗子在纸堆里弄得纸张沙沙响。等到一扇百叶窗从窗口脱落，掉下去，我的头发就一根根直竖起来，不住颤动。月亮在窗外出现了……

我抓住我的妻子，抱起她，把她从祖宗的住所搬出去。她一直到第二天傍晚才醒过来。

“镜子！把镜子拿给我！”她醒过来以后说，“镜子在哪儿？”

这以后她有整整一个星期不喝水，不吃东西，不睡觉，老是要求把那面镜子拿给她。她痛哭，扯着脑袋上的头发，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医师宣布说她可能死于精力衰竭，她的情况极其危险，我才勉强克制恐惧，又跑到楼下去，从那儿取来曾祖母的镜子拿给她。她一看见它，就快乐得哈哈大笑，然后抓住它，吻它，目不转睛地瞅着它。

如今已经过去十多年，她却还是在照那面镜子，一会儿也不肯离开它。

“难道这就是我？”她小声说，脸上除了泛起红晕以外，还现出幸福和痴迷的神情，“对，这就是我！大家都说谎，只有这面镜子例外！人们都说谎，我的丈夫也说谎！啊，要是我早点看见我自己，要是我早知道我实际上是什么模样，那我就不会嫁给这个人！他配不上我！我的脚旁边应当匍匐着最漂亮和最高贵的骑士才对！……”

有一次我站在妻子身后，无意中看一下镜子，这才揭开可怕的秘密。我看见镜子里有一个女人，相貌艳丽夺目，我生平从没见过这样的美人。这是大自然的奇迹，融合了美丽、优雅和爱情。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我那难看、笨拙的妻子在镜子里却显得这么漂亮？这是什么缘故？

这是因为不平的镜子把我妻子难看的脸往四下里扯歪，脸容经过这样的变动，说来也凑巧，倒变得漂亮了。负乘负等于正嘛。

现在我俩，我和妻子，坐在镜子跟前，眼巴巴地瞧着它，一刻也不放松：我的鼻子跑到左边面颊上，下巴变成两个，而且溜到旁边去了，然而我妻子的脸却妩媚迷人，我心里猛然生出疯狂而着魔的热情。

“哈哈哈！”我狂笑着。

我的妻子却在小声说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多么美啊！”

1883年

谜样的性格

头等客车的单间车房。

一个俊俏的小女人在蒙着深红色丝绒的长沙发上半躺半坐着。她手里使劲攥紧一把贵重的毛边扇子，扇得沙沙地响。她那夹鼻眼镜不时从好看的小鼻子上掉下来。她的胸针在胸口起伏不定，犹如波涛中的帆船。她心情激动……她对面小长沙发上，坐着一个省政府的特任官。他是新进的青年作家，在本省报纸上发表些取材于上流社会生活而又篇幅不大的小说，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novelli”[1]……他瞧着她的脸，带着行家的神情仔细端详她。他在观察，研究，揣摩这个离奇的和谜样的性格，他在领会它，了解它……她的灵魂，她的全部心理，他已经了若指掌。

“啊，我了解您！”特任官说，吻一下她手上靠近镯子的地方，“您那敏锐善感的灵魂，正在迷宫里寻找出路……对了！这场斗争又可怕又艰巨，不过……您别灰心！您会成为胜利者的！对了！”

“您描写我吧，沃尔德马尔！”小女人说，忧郁地微笑，“我的生活那么丰富，那么错综复杂，那么五光十色。……不过主要的是我身世不幸！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种受苦受难的女人……您把我的灵魂写出来，让全世界看一看，沃尔德马尔，让大家都来看一看这个可怜的灵魂吧！您是心理学家。我们在这个单间里坐着谈话还没满一个钟头，您就已经完全理解我，完全理解我了！”

“您讲吧！我求求您，您讲吧！”

“您听着。我生在穷苦的文官家庭里。我父亲是个善良的人，头脑聪明，不过……时代和环境的风气啊……vous comprenez[2]，我也不怪我那可怜的父亲。他喝酒，打牌……受贿……还有我的母亲……可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无非是贫穷，为一小块面包而挣扎，自己觉得自己渺不足道……唉，您不要逼着我去回忆！总之，我得为自己打开一条路……可是我只受过贵族女子中学那种不健全的教育，读过愚蠢的长篇小说，犯过青年人常犯的错误，有过胆怯的初恋……同环境斗争吗？可怕呀！还有彷徨！那些使得我对生活和对自己都失去信心的痛苦！……唉！您是作家，您了解我们女人。您明白这些……不幸的是我的性格开阔……我期望幸福，而且是什么样的幸福！我渴望做自由人！对了！做自由人，我认为就是我的幸福！”

“美妙的性格！”作家喃喃地说，吻她手上靠近镯子的地方，“我吻的不是您，好女人，而是人类的痛苦！您记得拉斯科尔尼科夫[3]吗？他就是这样吻的。”

“啊，沃尔德马尔！我要赫赫的声名……要轰轰烈烈，要荣华富贵，就像每个（何必假装谦虚呢？）不平凡的性格那样。我渴望一种不平凡的……不是女人所想望的东西！可是后来……后来……我在生活道路上碰到一个阔绰的老将军……您要了解我，沃尔德马尔！要知道这是自我牺牲，这是放弃个人利益，您要了解我！我不能不那样做。我总算使得家里人富裕了，我能出外旅行，干点善事了……可是我多么痛苦，我觉得将军的拥抱多么难受，多么卑贱庸俗啊。不过呢，也应该替他说句公道话，他当初是勇敢地作过战的。那种日子……那种日子可真难熬！可是有一种想法稳住了我的心：反正老头子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总要死掉，那我就可以要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把我自己献给我所爱的人，那就幸福了……而且那样的人我是有的，沃尔德马尔！上帝看得见，确实有！”

小女人用力摇扇子。她脸上现出要哭的神情。

“后来老头子死了……他给我留下一点财产，我自由得像鸟一样。现在我总算可以幸福地生活了……不是这样吗，沃尔德马尔？幸福来敲我的窗子。只要推开窗子就可以把它放进来了，可是……不！沃尔德马尔，您听我说，我求求您！现在我总算可以把我自己献给我所爱的人，做他的伴侣和助手，为他的理想奋斗，生活幸福……可以有个归宿了……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情是多么庸俗，恶劣，愚蠢！一切事情是多么卑鄙，沃尔德马尔！我真是不幸，不幸，不幸呀！我的道路上又出现一个障碍！我又感到我的幸福遥远，遥远了！唉，我多么痛苦，要是您知道才好！多么痛苦啊！”

“不过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什么东西拦住您的去路呢？我求求您，您说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又是一个阔绰的老头子……”

那把断裂的扇子盖住她俊俏的小脸。作家伸出拳头支住他那苦苦思索的脑袋，不住叹气，带着精通心理学的行家气派开始沉思。这时候火车头拉响汽笛，嘘嘘地放气，车窗上的帘子给西下的夕阳照红了……

1883年

[1] 意大利语：中篇小说。

[2] 法语：您明白。

[3]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的男主人公。

一个文官的死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也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1]，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举起望远镜，看《哥纳维勒的钟》[2]。他一面看戏，一面感到心旷神怡。可是忽然间……在小说里常常可以遇到这个“可是忽然间”。作者们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的事啊！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珠往上翻，呼吸停住……他取下眼睛上的望远镜，低下头去，于是……啊嚏！！！诸位看得明白，他打了个喷嚏。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农民固然打喷嚏，警察局长也一样打喷嚏，就连三品文官偶尔也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拿出小手绢来擦了擦脸，照有礼貌的人的样子往四下里瞧一眼，看看他的喷嚏搅扰别人没有。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心慌了。他看见坐在他前边，也就是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嘟哝哝。切尔维亚科夫认出小老头是在交通部任职的文职将军[3]布里兹扎洛夫。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处的长官，可是这仍然有点不合适。应当赔个罪才是。”

切尔维亚科夫就嗽一下喉咙，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着将军的耳根小声说：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是出于无心……”

“没关系，没关系……”

“请您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我本来……我不是有意这样！”

“哎，您好好坐着，劳驾！让我听戏！”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傻头傻脑地微笑，开始看舞台上。他在看戏，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心旷神怡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休息时间，他走到布里兹扎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会儿，压下胆怯的心情，叽叽咕咕说：

“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不是要……”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他忘了，可是他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怀疑地瞧着将军，“他连话都不想说。应当对他解释一下，说我完全是无意的……说这是自然的规律，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是有意啐他了。现在他不这么想，可是过后他会这么想的！”

切尔维亚科夫回到家里，就把他的失态告诉他的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待所发生的这件事似乎过于轻率。她先是吓一跳，可是后来听明白布里兹托洛夫是“在别处工作”的，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个不是的好，”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举动不得体！”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有点古怪……他连一句合情合理的话也没说。不过那时候也没有工夫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到布里兹扎洛夫那儿去解释……他走进将军的接待室，看见那儿有很多人请托各种事情，将军本人夹在他们当中，开始听取各种请求。将军问过几个请托事情的人以后，就抬起眼睛看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大人，要是您记得的话，在‘乐园’[4]里，”庶务官开始报告说，“我打了个喷嚏，而且……无意中溅您一身唾沫星子……请您原……”

“简直是胡闹……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扭过脸去对下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说。

“他话都不愿意说！”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色发白，“这是说，他生气了……不行，这种事不能就这样丢开了事……我要对他解释一下……”

等到将军同最后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谈完话，举步往内室走去，切尔维亚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身后，叽叽咕咕说：

“大人！倘使我斗胆搅扰大人，那我可以说，纯粹是出于懊悔的心情！……这不是故意的，您要知道才好！”

将军做出一副要哭的脸相，摇了摇手。

“您简直是在开玩笑，先生！”他说着，走进内室去，关上身后的门。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呢？”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根本连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也没有啊！他是将军，可是竟然不懂！既是这样，我也不想再给这个摆架子的人赔罪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就是，反正我不想来了！真的，我不想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样想着，走回家去。那封给将军的信，他却没有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这封信该怎样写才对。他只好第二天亲自去解释。

“我昨天来打搅大人，”他等到将军抬起问询的眼睛瞧着他，就叽叽咕咕说，“并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为了开玩笑。我是来道歉的，因为我打喷嚏，溅了您一身唾沫星子……至于开玩笑，我想都没想过。我敢开玩笑吗？如果我们居然开玩笑，那么结果我们对大人物就……没一点敬意了……”

“滚出去！！”将军脸色发青，周身打抖，突然大叫一声。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吓得愣住了。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说一遍。

切尔维亚科夫肚子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掉下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街上，慢腾腾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1883年

[1] 这个姓可意译为“蛆”。

[2] 一出三幕小歌剧。

[3] 帝俄的文官，相当于三品或四品文官。

[4] 帝俄时代夏季露天花园和剧院常用的名字。

嫁妆

有生以来我见过很多房子，大的、小的、砖砌的、木头造的、旧的、新的，可是有一所房子特别生动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不过这不是一幢大房子，而是一所小房子。这是很小的平房，有三个窗子，活像一个老太婆，矮小，伛偻，头上戴着包发帽。小房子以及它的白灰墙、瓦房顶和灰泥脱落的烟囱，全都隐藏在苍翠的树林里，夹在目前房主人的祖父和曾祖父所栽种的桑树、槐树、杨树当中。那所小房子在苍翠的树林外边是看不见的。然而这一大片绿树林却没有妨碍它成为城里的小房子。它那辽阔的院子跟其他同样辽阔苍翠的院子连成一排，形成莫斯科街的一部分。这条街上从来也没有什么人坐着马车路过，行人也稀少。

小房子的百叶窗经常关着：房子里的人不需要亮光。亮光对他们没有用处。窗子从没敞开过，因为住在房子里的人不喜欢新鲜空气。经常居住在桑树、槐树、牛蒡当中的人，对自然界是冷淡的。只有别墅的住客们，上帝才赐给了理解自然界美丽的能力，至于其他的人，对这种美丽却全不理会。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有很多，就不为人们所看重。“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就不珍惜”。其实还不止于此：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反而不喜欢呢。小房子四周是人间天堂，树木葱茏，栖息着快乐的鸟雀，可是小房子里面，唉！夏天又热又闷，冬天像澡堂里那样热气腾腾，有煤气味，而且乏味，乏味得很……

我头一次访问小房子是很久以前为办一件事而去的：房主人是奇卡玛索夫上校，他托我到那儿去探望他的妻子和女儿。那第一次访问，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要忘记是不可能的。

请您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您从前堂走进大厅的时候，一个矮小虚胖、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带着恐慌和惊愕的神情瞧着您。您是“生人”，客人，“年轻人”，这就足以使得她惊愕和恐慌了。您手里既没有短锤，也没有斧子，更没有手枪，您满面春风地微笑，可是迎接您的却是惊恐。

“请问，您贵姓？”上了年纪的女人用颤抖的声音问您说，而您认出她就是女主人奇卡玛索娃。

您说出您的姓名，讲明您的来意。惊愕和恐惧就换成尖细而快活的“啊”的一声喊，她的眼珠不住往上翻。这“啊”的一声喊，像回声一样，从前堂传到大厅，从大厅传到客厅，从客厅传到厨房……连续不断，一直传到地窖里。不久，整所房子都充满各种声调的、快活的“啊”。过了五分钟光景，您坐在客厅里一张又软又热的大长沙发上，听见“啊”声已经走出大门，顺着莫斯科街响下去了。

房间里弥漫着除虫粉和新羊皮鞋的气味，皮鞋就放在我身旁的椅子上，用手巾包着。窗台上放着天竺葵和薄纱的女人衣服。衣服上停着吃饱的苍蝇。墙上挂着某主教的油画像，镜框玻璃的一角已经破裂。主教像旁边，是一排祖先们的肖像，一律生着茨冈型的柠檬色脸庞。桌上有一个顶针、一团线和一只没有织完的袜子。地板上放着一件黑色女上衣，潦草地缝在一块纸样上。隔壁房间里有两个惊恐慌张的老太婆，正从地板上拾起纸样和一块块裁衣用的画粉……

“我们这儿，请您原谅，凌乱得很！”奇卡玛索娃说。

奇卡玛索娃一边跟我谈话，一边困窘地斜起眼睛看房门，房门里的人们还在忙着收拾纸样。房门也似乎在发窘，时而微微启开，时而又关上了。

“喂，你有什么事？”奇卡玛索娃对着房门说。

“Où est mon cravate，lequel mon père n'avait envoyé de Koursk？”[1]房门里面有个女人的声音问。

“Ah，est ce que，Marie，que…[2]……唉，难道可以……Nous avons donc chez nous un homme très peu connu par nous[3]……你问露凯丽雅吧……”

“瞧，我们的法国话说得多么好！”我在奇卡玛索娃的眼睛里读到这样的话。她高兴得满脸通红。

不久房门开了，我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姑娘，年纪十九岁左右，身穿薄纱的长连衣裙，腰间系着金黄色皮带，我还记得腰带上挂着一把珍珠母扇子。她走进来，行个屈膝礼，脸红了。先是她那点缀着几颗碎麻子的长鼻子红起来，然后从鼻子红到眼睛那儿，再从眼睛红到鬓角那儿。

“这是我的女儿！”奇卡玛索娃用唱歌般的声音说，“这个年轻人，玛涅奇卡[4]，就是……”

我介绍我自己，然后我对这里纸样之多表示惊讶。母女俩都低下眼睛。

“耶稣升天节[5]，我们此地有一个大市集，”母亲说，“在市集上我们总是买些衣料，然后做整整一年的针线活，直到下个市集为止。我们的衣服从不交给外人去做。我的彼得·谢梅内奇挣的钱不算特别多，我们不能容许自己大手大脚。那就只得自己做了。”

“可是谁要穿这么多的衣服呢？这儿只有你们两个人啊。”

“嗨，……难道这是现在穿的？这不是现在穿的！这是嫁妆！”

“哎呀，妈妈，您在说些什么呀？！”女儿说，脸上泛起红晕，“这位先生真会这样想了……我绝不出嫁！绝不！”

她说着这些话，可是说到“出嫁”两个字，她的眼睛亮了。

她们端来茶、糖、果酱、黄油，然后她们又请我吃加鲜奶油的马林果。傍晚七点钟开晚饭，有六道菜之多。吃晚饭的时候，我听见很响的呵欠声，有人在隔壁房间里大声打呵欠。我惊讶地瞧着房门：只有男人才那样打呵欠呢。

“这是彼得·谢梅内奇的弟弟叶戈尔·谢梅内奇……”奇卡玛索娃发现我吃惊，就解释说，“他从去年起就住在我们这儿。您要原谅他，他不能出来见您。他简直是个野人……见着生人就难为情……他打算进修道院去……他原来做官，后来受人家的气……所以他挺伤心……”

晚饭后，奇卡玛索娃把叶戈尔·谢梅内奇亲手刺绣、准备日后献给教会的一件肩袈裟拿给我看。玛涅奇卡一时也丢开羞怯，把她为爸爸刺绣的一个烟荷包拿给我看。等到我露出赞叹她的活计的样子，她就脸红了，凑着母亲的耳朵小声说了几句话。母亲顿时容光焕发，邀我跟她一块儿到堆房里走一趟。在堆房里，我看见五口大箱子和许多小箱子、小盒子。

“这……就是嫁妆！”母亲对我小声说，“这些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看了看那些阴沉的箱子，就开始向两个殷勤好客的女主人告辞。她们要我答应日后有空再到她们家里来。

这个诺言，一直到我初次访问过了七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履行。这一回我奉命到这个小城里来，在一个讼案中充当鉴定人。我走进我熟悉的那所小房子，又听见“啊”的一声喊……她们认出我来了……当然了！我的头一次访问，在她们的生活里成了十足的大事，凡是很少出大事的地方，大事就记得牢。我走进客厅里，看见母亲长得越发胖了，头发已经花白，正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裁一块蓝色衣料。女儿坐在长沙发上刺绣。这里仍旧有纸样，仍旧有除虫粉气味，仍旧有那幅画像和残破一角的镜框。不过变化还是有的。主教像旁边挂着彼得·谢梅内奇的肖像，两个女人都穿着丧服。彼得·谢梅内奇是在提升为将军后过一个星期去世的。

回忆开始……将军夫人哭了。

“我们遭到很大的不幸！”她说，“彼得·谢梅内奇……您知道吗？……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和她成了孤儿寡母，只得自己照料自己了。叶戈尔·谢梅内奇还活着，不过关于他，我们没有什么好话可说。修道院不肯收他，因为……因为他好喝酒。现在他由于伤心而喝得越发厉害了。我打算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一趟，想告他的状。说来您也不信，他有好几次打开箱子……拿走玛涅奇卡的嫁妆，送给他那些朝圣的香客。有两口箱子已经全拿空了！要是这种情形继续下去，那我的玛涅奇卡的嫁妆就会一点也不剩了……”

“您在说什么呀，妈妈！”玛涅奇卡说，发窘了，“这位先生真不知道会想到哪儿去呢……我绝不出嫁，绝不出嫁！”

玛涅奇卡抬起眼睛来，兴奋而又带着希望，瞧着天花板，看来她不相信她说的话。

一个矮小的男人身影往前堂那边溜过去，他头顶秃一大块，穿着棕色上衣，脚上穿的是套鞋而不是皮靴。他像耗子那样窸窸窣窣地溜过去，不见了。

“这人大概就是叶戈尔·谢梅内奇吧。”我暗想。

我瞧着她们母女俩：两个人都苍老消瘦得厉害。母亲满头闪着银白的光辉。女儿憔悴，萎靡不振，看样子，母亲似乎比女儿至多大五岁光景。

“我打算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一趟，”老太婆对我说，却忘记这话她已经说过了，“我想告状！叶戈尔·谢梅内奇把我们缝的衣服统统拿走，为拯救他的灵魂而不知送给什么人了。我的玛涅奇卡就要没有嫁妆了！”

玛涅奇卡涨红脸，可是这一回却什么话也没说。

“衣服我们只好重新再做，可是话说回来，上帝知道，我们不是阔人！我和她是孤儿寡母啊！”

“我们是孤儿寡母！”玛涅奇卡也说一遍。

去年，命运又驱使我到我熟悉的那所小房子去。我走进客厅，看见老太婆奇卡玛索娃。她穿一身黑衣服，戴着丧章[6]，坐在长沙发上做针线活。跟她并排坐着的，是个小老头，穿着棕色上衣，脚上蹬着套鞋而不是皮靴。小老头看见我，就跳起来，从客厅里一溜烟跑出去了……

为了回答我的问候，老太婆微微一笑，说：

“Je suis charmée de vous revoir，monsieur.”[7]

“您在缝什么？”过一会儿，我问。

“这是女衬衫。我做好，就送到神甫那儿去，托他代我保管，要不然，叶戈尔·谢梅内奇就会把它拿走。我现在把所有的东西都交托神甫保管了。”她小声说。

她面前桌子上放着女儿的照片，她看一眼照片，叹口气说：

“要知道我成了孤魂！”

那么她女儿在哪儿呢？玛涅奇卡在哪儿呢？我没问穿着重丧服的老太婆，我不想问。不论是我在这所小房子里坐着，还是后来我站起来告辞的时候，玛涅奇卡都没走出来见我，我既没听见她的说话声，也没听见她那轻微胆怯的脚步声……一切都明明白白，于是我的心头感到沉重极了。

1883年

[1] 法语：我父亲从库尔斯克寄给我的那个领结在哪儿？

[2] 法语：啊，难道，玛丽亚，难道……

[3] 法语：现在我们这儿有一个我们不大熟识的人。

[4] 玛丽亚的爱称。

[5] 基督教的节日，在复活节后第四十日。

[6] 缀在妇女黑色丧服的臂部或衣领上的白布。

[7] 法语：我现在又见到您，很高兴，先生。

查问

那是中午。地主沃尔德列夫，一个高大壮实、头发剪短、眼睛突出的男子，脱掉大衣，拿绸手绢擦一阵额头，胆怯地走进衙门里。那儿满是用钢笔写字的沙沙声……

“我想在这儿查问一点事情，不知该找谁接洽？”他对看门人说，那人正从办公室深处走出来，手里托着盘子，上边放着玻璃杯，“我要在这儿打听一点事情，并且要一份会议记录簿上决议的副本。”

“那您就往那边走，老爷！喏，找窗子旁边坐着的那一位！”看门人说，用托盘指着尽头的窗子。

沃尔德列夫嗽一嗽喉咙，往窗子那边走去。那边有一张绿色桌子，桌面上满是斑点，倒好像那桌子害了斑疹伤寒似的。一个青年靠桌子坐着，头上竖起四撮头发，鼻子很长而且生着粉刺，身上穿着褪色的制服。他把大鼻子戳到纸上，正在写字。他右面鼻孔旁边有一只苍蝇在散步，他就不时努出下嘴唇，往鼻子底下吹气，这就给他的脸添上极其操心的神情。

“我可不可以在这儿……在您这儿，”沃尔德列夫对他说，“查问一下我的案子？我姓沃尔德列夫……顺便我要一份三月二日会议记录簿上决议的副本。”

文官把钢笔探进墨水瓶里蘸墨水，然后看一看：笔尖上蘸的墨水是不是太多了？他相信墨水不致滴下来，于是沙沙响地写起来。他的嘴唇努出去，然而用不着再吹气：苍蝇飞到他耳朵上去了。

“我可不可以在这儿查问一下？”沃尔德列夫过一分钟又问道，“我姓沃尔德列夫，是地主……”

“伊万·阿列克谢伊奇！”文官对空中喊一声，仿佛没看见沃尔德列夫似的，“等商人亚里科夫来了，你就对他说，要他在写给警察局的呈文副本上签个字！我已经跟他说过一千回了！”

“我想查问我同古古林娜公爵夫人的继承人的讼案，”沃尔德列夫喃喃地说，“这个案子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恳切地请求您为我费一费神。”

文官仍然没看见沃尔德列夫，正捉住他嘴唇上一只苍蝇，仔细观察它，然后把它扔了。地主嗽一嗽喉咙，拿出方格手绢大声擤鼻子。然而这也无济于事。文官仍然不理他。他们沉默了两分钟光景。沃尔德列夫从衣袋里取出一张一卢布钞票，放在文官面前一本翻开的簿子上。文官皱起额头，带着操心的脸色把簿子拉过来，合上了。

“我要查问一点小事……我只想弄清楚古古林娜公爵夫人的继承人是根据什么理由……我可不可以打搅您一下？”

可是文官只顾想心思，站起来，搔着胳膊肘，不知什么缘故走到一个橱柜那儿去了。过了一分钟，他回到他的桌子这边来，又摆弄簿子：这回簿子上又放着一张一卢布钞票。

“我只打搅您一分钟……我只要查问一点小事……”

文官却没听见。他动手抄写一个什么文件。

沃尔德列夫皱起眉毛，灰心地打量所有那些笔底下沙沙响的人。

“他们写个没完！”他暗想，叹气，“他们写个没完，叫他们都见鬼去吧！”

他离开桌子，在房间中央站住，绝望地垂下双手。看门人又端着玻璃杯穿过房间，大概留意到沃尔德列夫脸上的狼狈神情了，因为他走到沃尔德列夫紧跟前，轻声问道：

“哦，怎么样？问过了吗？”

“问过了，可是人家不愿意理我。”

“那您就给他三卢布好了……”看门人小声说。

“我已经给过两卢布了。”

“那您就再给一卢布。”

沃尔德列夫回到桌子那边，在翻开的簿子上放了一张绿色钞票。

文官又把簿子拉到跟前来，动手翻阅，随后，忽然间，仿佛出于无意似的，抬起眼睛瞧着沃尔德列夫。他的鼻子开始发亮，转红，由于微笑而起皱纹了。

“哦……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他问。

“我想查问一下我的案子……我是沃尔德列夫。”

“很高兴，先生！是古古林一案吧？很好，先生。那么认真说来，您要查问的究竟是什么呢？”

沃尔德列夫就向他陈述他的要求。

文官活跃起来，仿佛一股旋风把他卷进去了似的。他查档案，吩咐人抄写副本，给申请人端椅子，所有这些事一刹那间全办完了。他甚至谈了谈天气，问了问收成。等到沃尔德列夫起身走出去，他就送他下楼，殷勤而恭敬地赔着笑脸，做出他随时愿意在申请人面前跪下去叩头的样子。不知什么缘故，沃尔德列夫倒觉得过意不去，就顺从某种内心冲动，从衣袋里取出一张一卢布钞票来，递给文官。那一个不住鞠躬，陪着笑脸，把钞票接过去，而且用的是一种近似魔术家的手法：钞票只在空中一闪，就无影无踪了……

“哎，这些人啊……”地主暗自想着，走到外面街道上，站住，用手绢擦额头。

1883年

胖子和瘦子

尼古拉铁路[1]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相遇：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胖子刚在火车站上吃过饭，嘴唇上粘着油而发亮，就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身上冒出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味。瘦子刚从火车上下来，拿着皮箱、包裹和硬纸盒。他冒出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他背后站着一个长下巴的瘦女人，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高身量的中学生，眯细一只眼睛，是他的儿子。

“波尔菲里！”胖子看见瘦子，叫起来，“真是你吗？我的朋友！有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没见面了！”

“哎呀！”瘦子惊奇地叫道，“米沙！小时候的朋友！你这是从哪儿来？”

两个朋友互相拥抱，吻了三次，然后彼此打量着，眼睛里含满泪水。两个人都感到愉快的惊讶。

“我亲爱的！”瘦子吻过胖子后开口说，“这可没有料到！真是出其不意！嗯，那你就好好地看一看我！你还是从前那样的美男子！还是那么个风流才子，还是那么讲究穿戴！啊，天主！嗯，你怎么样？很阔气吗？结了婚吗？我呢，你看得明白，已经结婚了……这就是我的妻子路易丝，娘家姓万采巴赫……她是新教徒……这是我儿子纳法奈尔，中学三年级学生。这个人，纳法尼亚[2]，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在中学里念过书！”

纳法奈尔想了一会儿，脱下帽子。

“我们一块儿在中学里念过书！”瘦子继续说，“你还记得大家怎样拿你开玩笑吗？他们给你起个外号叫赫洛斯特拉托斯[3]，因为你用纸烟把课本烧穿一个洞。他们也给我起个外号叫厄菲阿尔忒斯[4]，因为我喜欢悄悄到老师那儿去打同学们的小报告。哈哈……那时候咱们都是小孩子！你别害怕，纳法尼亚！你自管走过去，离他近点……这是我妻子，娘家姓万采巴赫……新教徒。”

纳法奈尔想了一会儿，躲到父亲背后去了。

“嗯，你的景况怎么样，朋友？”胖子问，热情地瞧着朋友，“你在哪儿当官？做到几品官了？”

“我是在当官，我亲爱的！我已经做了两年八品文官，还得了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我的薪金不多……哎，那也没关系！我妻子教音乐课，我呢，私下里用木头做烟盒。很精致的烟盒呢！我卖一卢布一个。要是有人要十个或者十个以上，那么你知道，我就给他打个折扣。我们好歹也混下来了。你知道，我原来在衙门里做科员，如今调到这儿同一类机关里做科长……我往后就在这儿工作了。嗯，那么你怎么样？恐怕已经做到五品文官了吧？啊？”

“不，我亲爱的，你还要说得高一点才成，”胖子说，“我已经做到三品文官……有两枚星章了。”

瘦子突然脸色变白，呆若木鸡，然而他的脸很快就往四下里扯开，做出顶畅快的笑容，仿佛他脸上和眼睛里不住迸出火星来似的。他把身体缩起来，哈着腰，显得矮了半截……他的皮箱、包裹和硬纸盒也都收缩起来，好像现出皱纹来了……他妻子的长下巴越发长了。纳法奈尔挺直身体，做出立正的姿势，把他制服的纽扣全都扣上……

“我，大人……很愉快！您，可以说，原是我儿时的朋友，现在忽然间，青云直上，做了这么大的官，您老！嘻嘻。”

“哎，算了吧！”胖子皱起眉头说，“何必用这种腔调讲话呢？你我是小时候的朋友，哪里用得着官场的那套奉承！”

“求上帝饶恕我……您怎能这样说呢，您老……”瘦子赔笑道，把身体缩得越发小了，“多承大人体恤关注……有如使人再生的甘霖……这一个，大人，是我的儿子纳法奈尔……这是我的妻子路易丝，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新教徒……”

胖子本来打算反驳他，可是瘦子脸上露出那么一副尊崇敬畏、阿谀谄媚、低首下心的丑相，弄得三品文官恶心得要呕。他扭过脸去不再看瘦子，光是对他伸出一只手来告别。

瘦子握了握那只手的三个手指头，弯下整个身子去深深一鞠躬，嘴里发出像中国人那样的笑声：“嘻嘻嘻。”他妻子微微一笑。纳法奈尔并拢脚跟立正，把制帽掉在地下了。三个人都感到愉快的震惊。

1883年

[1] 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一条铁路，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名。

[2] 纳法奈尔的爱称。

[3] 希腊人，公元前三五六年放火烧掉了以弗所城狄安娜神庙，因而闻名。

[4] 希腊人，公元前五世纪，为波斯军队带路，出卖同胞，引敌入境。

在海上

水手的故事

我们眼前所能看到的，只有我们刚刚离开的港湾里那些昏暗的灯火，以及像墨汁那么黑的天空。四下里刮着阴冷潮湿的风。我们感到沉重的乌云压在头顶上，感到乌云有意降下一场大雨。尽管有风，天气又阴冷，我们却觉得闷热。

我们这些水手聚集在底舱里抓阄。我们这班人发出醉醺醺的响亮的哄笑声，说俏皮话，有人为了取乐而学公鸡叫。

细微的战栗从我的后脑壳一直传到脚后跟，仿佛我的后脑壳上有个窟窿，从中撒出许多细小而冰凉的铅砂，顺着我赤裸的肉体滚下去似的。我所以发抖，是因为天冷，可是也另有缘故，这也就是我要在这里讲的。

人，依我看来，一般都是卑劣的。至于水手，老实说，有的时候比世上一切人都卑劣，比最可恶的野兽还要卑劣，野兽坏毕竟情有可原，因为它受本能支配。也许我说错了，因为我不熟悉生活，不过我觉得，水手仍然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多的理由痛恨自己和辱骂自己。这种人随时都可能从船桅上掉下海去，永远葬身海底，他们只有在淹死或者一头栽进水里的时候，才想起上帝，因此这种人不需要任何东西，对世上任何东西也不顾惜。我们喝很多酒，我们恣意放荡，因为我们不知道美德在海上有什么必要，对谁必要。

不过，我要接着讲下去。

我们在抓阄。我们这些已经值完班而无事可做的人一共有二十二名。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两个人才能交到好运去欣赏一出难得看到的好戏。事情是这样：我们轮船上特设的“新婚夫妇客舱”，在我写到的这个晚上，正好有旅客来住，客舱的墙上只有两个小洞可以归我们使用。一个小洞是我自己先用钻子在墙上凿穿一个小眼，然后再用细锉刀锉成的。另一个小洞是我的一个同伴用小刀挖成的。我们两人干了一个多星期才完工。

“一个小洞归你！”

“归谁？”

大家指着我。

“另一个归谁呢？”

“归你父亲！”

我父亲是个背部伛偻的老水手，脸像是烤熟的苹果。他走到我跟前来，拍拍我的肩膀。

“今天，孩子，我和你都交运了，”他对我说，“听见吗，孩子？好运同时落在你我两人身上了。这里头必是有点什么道理！”

他着急地问起现在是几点钟。这时候才十一点钟。

我走出底舱门外，点上烟斗，开始眺望海洋。天色乌黑，可是当时我心里所想的，大概也在我眼睛里反映出来了，因为我在夜晚那漆黑的背景上见到一些景象，而我看见的那种景象，在我当时还年轻然而已经堕落的生活里正是极其缺少的……

十二点钟我走过舱房，往门里看一眼。新婚的丈夫是个年轻的牧师，生着好看的金发，在桌旁坐着，手里拿着《福音书》。他在对一个又高又瘦的英国女人解释一件什么事。新婚的妻子年纪经，身材苗条，相貌很美，跟她丈夫并排坐着，天蓝色的眼睛一刻也不放松地瞧着他那生着金发的头。舱房里有个银行家走来走去，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他是个又高又胖的英国老人，棕红色的脸膛惹人厌恶。他的妻子就是同新婚丈夫谈话的那个上了年纪的太太。

“牧师们都有个习惯，一谈话就是一连好几个钟头！”我暗想，“他一直要讲到明天早晨才会讲完呢！”

一点钟，我父亲走到我跟前来，拉一下我的衣袖，说：

“该去了！他们从舱房里出来了。”

我一刹那间跑下高陡的楼梯，往我熟悉的墙边走去。在这道墙和船帮之间有一条夹道，里面满是煤烟、污水、老鼠。不久，我听见我那老父亲的沉重的脚步声。他脚底下绊着大袋子和煤油桶，嘴里骂骂咧咧。

我摸到我的小洞，从中取出一小块四方的木头，那原是我花了不少工夫才锯成的。然后我看见一层透明的细纱，柔和的粉红色亮光透过薄纱照到我脸上来。随着亮光，有一股极其好闻的浓重气味扑到我热烘烘的脸上，大概就是上流人寝室的气味吧。为了看清寝室，必须用两个手指头把薄纱拨开，我就赶紧照这样做了。

我瞧见铜器、丝绒、花边。一切东西都沉浸在粉红色的亮光里。离我的脸一俄丈[1]半远，放着一张床。

“让我到你的小洞那儿去，”父亲说着，焦急地推开我的身子，“你那儿看得清楚！”

我没说话。

“你的眼睛，孩子，比我的强。近看或是远看，在你反正都一样！”

“小点声！”我说，“你别嚷，人家会听见我们说话的！”

新婚的妻子坐在床边上，垂着腿，两只小小的脚放在皮垫子上。她眼望着地下。她面前站着她丈夫，那个年轻的牧师。他正对她讲话，至于究竟讲些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轮船的隆隆声吵得我听不清。牧师讲得很激烈，用手比划着，两只眼睛炯炯有光。她听着，不以为然地频频摇头……

“鬼东西，我让耗子咬了一口！”父亲嘟哝道。

我把胸脯贴近墙，好像深怕我的心会跳出来似的。我脑袋发热。

新婚夫妇谈了很久。牧师终于屈膝跪下去，向她伸出两只手，开始央求她。她不答应，频频摇头。于是他跳起来，满房间走来走去。根据他脸上的表情，根据他手的动作，我猜测他在威胁她。

他那年轻的妻子站起来，慢腾腾地走到我站着的墙跟前来，恰好在我的小洞旁边站住。她站在那儿不动，暗自思忖，我目不转睛地瞅着她的脸。我觉得她似乎心里痛苦，她在跟她自己斗争，摇摆不定，同时她的脸容现出愤怒。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她同我照这样面对面站了大概五分钟，然后她走开，在舱房中央站住，对她的牧师点一下头，多半是表示同意。那一个就高兴地微微一笑，吻她的手，走出寝室门外去了。

三分钟后，房门开了，牧师走进寝室里来，我上文提到的那个又高又胖的英国人跟在他身后走进来。英国人走到床跟前，向美人问了一句什么话。那个女人脸色苍白，眼睛没看他，肯定地点一下头。

英国银行家从口袋里取出一沓什么东西，也许是一沓钞票，把它交给牧师。牧师把它仔细地看一下，点了点数，然后点下头，走出去。年老的英国人关上他身后的房门……

我像是被蛇咬了一口，从墙边跳到一旁去。我吓坏了。我觉得好像风在把我们的轮船撕得粉碎，我们正往水底沉下去。

我的老父亲，这个酗酒而放荡的人，抓住我的胳膊，说：

“我们离开这儿！你不应当看见这种事！你还是个孩子……”

他脚都站不稳了。我搀扶他顺着那道高陡而盘旋的楼梯走上去。上边已经在下真正的秋雨了……

1883年

[1] 1俄丈约合我国6.5尺。

站长

德列别兹加火车站的站长名叫斯捷潘·斯捷潘内奇，姓舍普图诺夫。在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他出了点小小的岔子。这个岔子虽然分明微不足道，然而他付出的代价却是很高的。由于这个岔子，他失去了新制帽，也失去了对人类的信心。

夏天，第八次列车夜间两点四十分钟经过他的车站。这个时间极不方便。斯捷潘·斯捷潘内奇无法睡觉，只得在月台上溜达，在女电报员身旁站一会儿，差不多一直要熬到天亮。

他的助手阿列乌托夫每年夏天都要到某地去结婚，可怜的舍普图诺夫就只好独自一个人值班。命运之神太可恶了！不过他并不是每天晚上都孤单寂寞的。有时候，总管纳扎尔·库兹米奇·库察彼托夫的妻子玛丽亚·伊里尼希娜晚上从附近的公爵庄园里走到车站上来找他。那个女人已经不特别年轻，也不特别漂亮了，可是，诸位先生，在黑地里你哪怕见到一根电线杆子，也会错当成一个警察的。再者，顺便说一句，寂寞犹如饥饿，不是好受的，那就什么都可以将就了！每逢库察彼托娃到火车站上来，舍普图诺夫照例总是挽着她的胳膊，同她一起从站台上走下坡，往货车那边走过去。那儿，在货车旁边，他一边等第八次列车到来，一边跟她谈情说爱，一直谈到火车汽笛声响了为止。

就这样，在一个天气晴和的夜晚，他跟玛丽亚·伊里尼希娜一起站在货车旁边，等那次列车到站。天空中万里无云，那么安谧，一轮明月缓缓地浮游，差不多看不出它在动。它把亮光倾注在车站上，旷野上，洒遍一望无际的远方……四周恬静而安宁……舍普图诺夫搂住玛丽亚·伊里尼希娜的腰，不说话。她也沉默着。两个人处在一种甜蜜的、像月光那么安谧的陶醉状态里……

“多美的天气啊！”舍普图诺夫偶尔叹口气说，“你不冷吗？”

她没回答，只是把身子贴近他的制服上衣，贴得越来越紧。

两点二十分钟，站长看看怀表，说：

“火车不久就要来了……我们，玛霞[1]，看着铁道吧……我们俩，谁先看见火车的灯火，那就表示谁爱得更久……我们看着吧……”

他们就凝神望着深不可测的远方。在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铁道两侧，这儿那儿有些灯光在亲切地闪烁。那趟列车还看不见……舍普图诺夫瞅着远方，却看见另一样东西……他看见两个很长的黑影跨过枕木……黑影照直朝他这边移动过来，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宽……一个黑影，看样子，是人的身体，另一个黑影大概是那个人拿着的长手杖……

黑影来得近了。不久就可以听见他吹口哨的声音，吹的是《安果夫人》[2]的曲调。

“别在铁道上走路！不准走……”舍普图诺夫嚷道，“离开铁道！”

“不用你发号施令，混蛋！”回答声传过来。

挨了骂的舍普图诺夫往前冲去，可是这时候玛丽亚·伊里尼希娜揪住他的衣襟。

“看在上帝面上，斯捷巴[3]！”她小声说，“他是我的丈夫！纳扎尔卡[4]！”

她还没来得及说完这些话，库察彼托夫就已经站在受辱的站长面前。受辱的舍普图诺夫大叫一声，赶紧钻到车厢底下去，一头撞在一个什么铁东西上。他肚皮贴着地，从车厢底下爬出去，顺着铁道的路基撒腿就跑。他跳过枕木，脚底下绊着铁轨，一溜烟往水塔那边跑去，活像一个疯子，或者一条尾巴上拴着带刺的木棒的狗……

“嘿，他那根手杖……可真不小啊！”他飞跑着，暗想。

他跑到水塔跟前，停住脚想歇口气，可是这时候响起了脚步声。他回头一看，瞧见身后有个人影，带着手杖的阴影，很快地奔过来。他吓得魂飞天外，就又举步往前跑去。

“您等一下！等一下！”他听见身后传来库察彼托夫的说话声，“站住！当心！火车开来了！”

舍普图诺夫往前一看，瞧见前边来了一列火车，闪着两只狰狞的火眼……他的头发一根根竖起来……他的心怦怦地跳，忽然停住了……他用尽全身的力气，顾不得看清方向，猛地往外一跳……他的身子在空中飞了四秒钟光景，然后落在一道坚硬的斜坡上，一路滚下去，碰倒许多杂草。

“这是铁路的路堤，”他暗想，“哦，这没关系。宁可从路堤上滚下去，也比一个贵族让粗人打一顿强。”

过了一分钟，在他右耳朵旁边，有一只沉重的大皮靴踩着水洼走过来。他背上有两只手摸来摸去……

“是您吗？”他听见库察彼托夫的说话声，“是您吗，斯捷潘·斯捷潘内奇？”

“饶了我吧！”舍普图诺夫哀叫道。

“您怎么了，我的天使？您为什么害怕？是我呀，库察彼托夫！莫非您没认出我？我跟在您后面跑啊跑的……我哇哇地喊……您差点给火车轧死，我的天使……玛霞看见您拔脚就跑，也吓坏了，如今躺在站台上，昏厥过去了……您也许听见我骂您混蛋才害怕吧？您别生气……我错把您当做扳道员了……”

“哎，您别耍笑我……如果要报复，您就快点报复……我反正在您手心里……”舍普图诺夫哀叫道，“您打吧……把我打得死去活来好了……”

“嗯……您怎么了，老兄？要知道，我是来找您谈一件事的，恩人！我追您也就为谈一谈这件事……”

库察彼托夫沉默一下，接着说：

“这是件要紧事……我的玛霞对我说，多承您不嫌弃，同她发生关系了。对这一点，我倒无所谓，因为玛丽亚·伊里尼希娜在我和她共同有关的那件事上，总是给我钉子碰。不过，如果公平地论事，那就请您费神跟我订个合同，因为我是丈夫……按《圣经》上的说法毕竟是一家之主嘛。米哈伊尔·德米特里奇公爵以前跟她发生过关系，每月都给我两张二十五卢布钞票。那么您愿意出多少呢？俗语说得好：协议胜于钱。不过您站起来吧……”

舍普图诺夫站起来。他觉得自己摔断了筋骨，伤势很重，就磨磨蹭蹭地往路堤走去……

“您愿意出多少呢？”库察彼托夫继续说，“我收您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好了……其次，我想求您一件事，您能给我的侄子在您的车站上谋个小差事吗？……”

舍普图诺夫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好歹磨蹭到车站上，一头倒在床上。第二天醒过来，他没找到他的制帽和一块肩章。

他直到现在还感到羞愧。

1883年

[1] 玛丽亚的爱称。

[2] 指法国作曲家列科克于一八七二年所写的小歌剧《安果夫人的女儿》。——俄文本编者注

[3] 斯捷潘的爱称。

[4] 纳扎尔的爱称。

变色龙[1]

警官奥丘梅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个小包，穿过市集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个警察，生着棕红色头发，端着一个粗箩，上面盛着没收来的醋栗，装得满满的。四下里一片寂静……广场上连人影也没有。小铺和酒店敞开大门，无精打采地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像是一张张饥饿的嘴巴。店门附近连一个乞丐都没有。

“你竟敢咬人，该死的东西！”奥丘梅洛夫忽然听见说话声，“伙计们，别放走它！如今咬人可不行！抓住它！哎哟……哎哟！”

狗的尖叫声响起来。奥丘梅洛夫往那边一看，瞧见商人皮丘金的木柴场里窜出来一条狗，用三条腿跑路，不住地回头看。在它身后，有一个人追出来，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开怀的坎肩。他紧追那条狗，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抓住那条狗的后腿。紧跟着又传来狗叫声和人喊声：“别放走它！”带着睡意的脸纷纷从小铺里探出来，不久木柴场门口就聚了一群人，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

“仿佛出乱子了，长官！……”警察说。

奥丘梅洛夫把身子微微往左边一转，迈步往人群那边走过去。在木柴场门口，他看见上述那个敞开坎肩的人站在那儿，举起右手，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给那群人看。他那张半醉的脸上露出这样的神情：“我要揭你的皮，坏蛋！”而且那根手指头本身就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奥丘梅洛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首饰匠赫留金。闹出这场乱子的祸首是一条白毛小猎狗，尖尖的脸，背上有一块黄斑，这时候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前腿劈开，浑身发抖。它那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苦恼和恐惧。

“这儿出了什么事？”奥丘梅洛夫挤到人群中去，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干吗竖起手指头？……是谁在嚷？”

“我本来走我的路，长官，没招谁没惹谁……”赫留金凑着空拳头咳嗽，开口说，“我正跟米特里·米特里奇谈木柴的事，忽然间，这个坏东西无缘无故把我的手指头咬一口……请您原谅我，我是个干活的人……我的活儿细致。这得赔我一笔钱才成，因为我也许一个星期都不能动这根手指头了……法律上，长官，也没有这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要是人人都遭狗咬，那还不如别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好……”

“嗯！……好……”奥丘梅洛夫严厉地说，咳嗽着，动了动眉毛，“好……这是谁家的狗？这种事我不能放过不管。我要拿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放出狗来闯祸的人看看！现在也该管管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等到罚了款，他，这个混蛋，才会明白把狗和别的畜生放出来有什么下场！我要给他点厉害瞧瞧！……叶尔德林，”警官对警察说，“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条狗得打死才成。不许拖延！这多半是条疯狗……我问你们：这是谁家的狗？”

“这条狗像是日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个人说。

“日加洛夫将军家的？嗯！……你，叶尔德林，把我身上的大衣脱下来……天好热！大概快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懂：它怎么会咬你的？”奥丘梅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它身子矮小，可是你，要知道，长得这么高大！你这个手指头多半是让小钉子扎破了，后来却异想天开，要人家赔你钱了。你这种人啊……谁都知道是个什么路数！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魔鬼！”

“他，长官，把他的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拿它开心。它呢，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无聊的人，长官！”

“你胡说，独眼龙！你眼睛看不见，为什么胡说？长官是明白人，看得出来谁胡说，谁像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凭良心说话……我要胡说，就让调解法官[2]审判我好了。他的法律上写得明白……如今大家都平等了……不瞒您说……我弟弟就在当宪兵……”

“少说废话！”

“不，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察深思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里的狗大半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长官……”

“我自己也知道。将军家里的狗都名贵，都是良种，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毛色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下贱货……他老人家会养这样的狗？！你的脑筋上哪儿去了？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你们知道会怎样？那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赫留金，受了苦，这件事不能放过不管……得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警察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它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见到过这样一条狗。”

“没错儿，是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嗯！……你，叶尔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怪冷的……你带着这条狗到将军家里去一趟，在那儿问一下……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派你送去的……你说以后不要把它放到街上来。也许它是名贵的狗，要是每个猪猡都拿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它作践死。狗是娇嫩的动物嘛……你，蠢货，把手放下来！用不着把你那根蠢手指头摆出来！这都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我们来问问他吧……喂，普罗霍尔！你过来，亲爱的！你看看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费很多工夫去问了，”奥丘梅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多说了……既然他说是野狗，那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继续说，“可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前几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狗。他老人家的哥哥却喜欢……”

“莫非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弗拉基米尔·伊万内奇来了？”奥丘梅洛夫问，他整个脸上洋溢着动情的笑容，“可了不得，主啊！我还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一阵吧？”

“住一阵……”

“可了不得，主啊！……他是惦记弟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那么这是他老人家的狗？很高兴……你把它带去吧……这条小狗怪不错的……挺伶俐……它把这家伙的手指头咬一口！哈哈哈！……咦，你干吗发抖？呜呜……呜呜……它生气了，小坏包……好一条小狗……”

普罗霍尔把狗叫过来，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丘梅洛夫对他威胁说，然后把身上的大衣裹一裹紧，穿过市集的广场，径自走了。

1884年

[1] 蜥蜴类动物，其肤色随环境不同而改变。

[2] 帝俄时代的保安法官，只审理小案子。

凶犯

法院侦讯官面前站着一个身材矮小、异常消瘦的庄稼汉，穿一件花粗布衬衫和一条打过补丁的裤子。他那生满毫毛和布满麻点的脸，以及藏在突出的浓眉底下、不容易让人看见的眼睛，都露出阴沉的严峻神情。他脑袋上的头发无异于一顶皮帽子，很久没有梳过，纠结蓬乱，弄得他像一个蜘蛛，越发显得阴沉了。他光着脚。

“丹尼斯·格里戈里耶夫！”侦讯官开口说，“你走过来一点，回答我的问题。本月七日，铁路看守人伊万·谢苗诺夫·阿金佛夫早晨沿线巡查，在一百四十一俄里处，碰见你在拧掉一个用来连结铁轨和枕木的螺丝帽。喏，这就是那个螺丝帽！……他把你连同螺丝帽一起扣住。事情是这样的吗？”

“啥？”

“这件事是像阿金佛夫所说的那样吗？”

“当然，就是那样。”

“好。那你为什么拧掉螺丝帽？”

“啥？”

“你不要啥啊啥的，你要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拧掉螺丝帽？”

“要是没有用处，俺才不会去拧它呢。”丹尼斯声音沙哑地说，斜起眼睛看着天花板。

“那么你要这个螺丝帽做什么用？”

“螺丝帽？俺们拿它做坠子……”

“这个俺们是谁？”

“俺们，老百姓呗……就是克里莫沃村的庄稼汉。”

“听着，老乡，你不要对我装傻，要说正经的。这儿用不着撒谎，说什么坠子不坠子的！”

“我一辈子也没撒过谎，现在撒啥谎……”丹尼斯嘟哝说，眨巴着眼睛，“再说，老爷，能不用坠子吗？要是你把鱼饵或者蚯蚓安在钓钩上，难道不加个坠子，钓钩就能沉到水底？还说俺撒谎呢……”丹尼斯冷笑道，“鱼饵这种东西，要是漂在水面上，还顶个啥用？鲈鱼啦，梭鱼啦，江鳕啦，素来在水底上钩。要是鱼饵漂在水面上，也许只有鲶鱼来吃，不过那样的事也不常有……俺们的河里就没有鲶鱼……那种鱼喜欢大河。”

“你跟我讲鲶鱼干什么？”

“啥？咦，您自己在问嘛！俺们那儿，连地主老爷也这么钓鱼。就连顶不济的孩子，没有坠子也不去钓鱼。当然，也有那种不明事理的人，嗯，他们没有坠子也要去钓鱼。傻瓜办事就说不上什么章法了……”

“这么说来，你拧下螺丝帽就是为了要拿它做坠子？”

“不为这个还为啥？又不是拿来当羊拐子[1]玩！”

“可是要做坠子，你尽可以用铅块、子弹壳……钉子什么的……”

“铅块在大路上可找不着，那得花钱去买。讲到钉子，那东西不中用。再也找不着比螺丝帽更好的东西了……它又重，又有个窟窿眼。”

“他老是装傻！好像他昨天刚生下地或者从天上掉下来似的。难道你就不明白，蠢材，这样拧掉会惹出什么乱子来吗？要不是看守人看到，火车就可能出轨，很多人就会丧命！你会害死很多人！”

“天主保佑别出这种事才好，老爷！为啥害死人呢？难道俺们不信教，或者是坏人？谢天谢地，好老爷，俺们活了一辈子，慢说是害死人，就连那样的想法也没有过……求圣母拯救和宽恕吧……您这是说的啥呀！”

“那么依你看来，火车是怎么翻的？你拧掉两三个螺丝帽，火车就翻了！”

丹尼斯冷冷地一笑，怀疑地眯细眼睛瞧着侦讯官。

“得了吧！俺们全村的人拧螺丝帽已经有年月了，天主一直保佑我们，现在却说火车出事……害死人了……要是俺把铁轨搬走，或者，比方说，把一根大木头横放在铁轨上，嗯，那就说不定火车会翻掉，可是现在……呸！一个螺丝帽罢了！”

“可是你要明白：螺丝帽是用来把铁轨钉紧在枕木上的！”

“这个俺们明白……俺们又不是把所有的螺丝帽都拧掉……还留着不少呢……俺们办事可不是不动脑筋的……俺们明白……”

丹尼斯打了个呵欠，在嘴上画一个十字[2]。

“去年此地就有一列火车出了轨，”侦讯官说，“现在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

“您说啥？”

“我说，去年有一列火车出了轨，现在才明白那是什么缘故……我懂了！”

“您受教育就为的是懂事，俺们的恩人……主才知道该叫谁懂得事理……喏，您评断事情，就说得出道理来，可是那个看守人也是个庄稼汉，啥也不懂，揪住俺的脖领，拉着就走……你先得讲理，然后才能拉人嘛！俗语说得好，庄稼汉长着庄稼汉的脑筋……还有一件事您也要记下来，老爷：他动手两次，打俺一个嘴巴，当胸又给了俺一拳。”

“先前搜查你家的时候，又找着一个螺丝帽……你是在什么地方把它拧下来的，在什么时候？”

“您说的是放在小红箱子底下的那个螺丝帽吗？”

“我不知道放在你家里什么地方，反正是搜到了。你是在什么时候把它拧下来的？”

“那不是俺拧下来的，那是伊格纳希卡送给俺的，他就是独眼谢苗的儿子。俺说的是小箱子底下那一个。院子里雪橇上的那一个，是俺跟米特罗凡一块儿拧下来的。”

“哪一个米特罗凡？”

“就是米特罗凡·彼得罗夫呗……难道您没听说过？他在俺们村子里编渔网，卖给地主老爷们。那种螺丝帽，他可要的多。编一个渔网，估摸着，总要用十来个……”

“你听着……刑法第一千零八十一条说：凡蓄意损坏铁道，致使铁路运输发生危险，而肇事者明知此种行为将造成不幸后果……听明白了吗？明知！你不可能不知道拧掉螺丝帽会造成什么后果……当判处流放及苦役刑。”

“当然，您知道得多……俺们都是些无知无识的人……难道俺们能懂吗？”

“你全懂！你这是撒谎，装佯！”

“撒谎干啥？要是您不信，您就到村子里去打听好了……不用坠子只能钓着似鲌鱼。鲌鱼最差不过了，可是就连它，缺了坠子也还是钓不着。”

“你再讲一讲鲶鱼吧！”侦讯官微笑着说道。

“鲶鱼俺们那儿没有……俺们把没有坠子的钓丝漂在水面上，安上蝴蝶做饵，倒有大头来上钩，不过就连那样的事也少有。”

“好，你别说了……”

随后是沉默。丹尼斯站在那儿，不时换一只脚立定。他瞧着铺有绿呢面的桌子，使劲眨巴眼睛，好像他眼前看见的不是呢子，而是太阳。侦讯官很快地写着。

“俺该走了吧？”丹尼斯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不。我得把你看押起来，再送到监狱里去。”

丹尼斯不再眨巴眼睛，拧起浓眉，探问地瞧着那个文官。

“怎么会要俺去坐监狱？老爷！我可没有那个闲工夫，我得去赶集。叶戈尔欠着我三个卢布的腌猪油钱，我得跟他要……”

“别说了，不要碍我的事。”

“要俺坐监狱……要真是做了坏事，那就去吧，可是现在……啥缘故也没有……俺犯了啥王法？俺觉得，俺没偷过东西，也没打过人……要是您，老爷，疑心俺欠缴了税款，那您可别听信村长的话……您去问常任委员先生好了……他，那个村长，是个没有良心的人……”

“别说了！”

“俺本来就没说啥……”丹尼斯嘟哝说，“村长造了假账，这俺敢起誓……俺们是弟兄三个，那就是库兹马·格里戈里耶夫，叶戈尔·格里戈里耶夫，和俺丹尼斯·格里戈里耶夫……”

“你碍我的事……喂，谢苗！”侦讯官叫道，“把他押下去！”

“俺们是弟兄三个，”丹尼斯一面由两个强壮的兵押着，走出审讯室，一面嘟哝说，“弟兄不一定要替弟兄还钱……库兹马没给钱，那么你，丹尼斯就得承担……这也叫法官！俺们的东家是个将军，已经死了，祝他升天堂吧，要不然他就会给你们这些法官一点厉害看看……审案子要知道怎么个审法，不能胡来……哪怕用鞭子抽一顿也可以，只要有凭有据，打得不屈就成……”

1885年

[1] 一种儿童游戏用具。

[2] 按迷信说法，魔鬼在人们打呵欠时进入口中，画十字是为了驱邪。

厨娘出嫁

格里沙是个七岁的小胖子，正在厨房门口站着偷听，凑着钥匙眼往里看。厨房里发生一件依他看来颇不平常，而且以前从没见过的事情。厨房里那张桌子平素是用来切葱剁肉的，这时候桌旁却坐着个魁梧结实的乡下人，头发棕红色，留着大胡子，身穿出租马车车夫所穿的长襟外衣，鼻子上冒出一颗大汗珠。他用右手的五个手指托着茶碟，正在喝茶，同时把糖块咬得那么响，弄得格里沙背上直起鸡皮疙瘩。年老的保姆阿克西尼娅·斯捷潘诺夫娜在他对面一张肮脏的凳子上坐着，也在喝茶。保姆脸容严肃，同时又露出一种得意的样子。厨娘佩拉格娅在炉子旁边忙这忙那，分明极力要把脸藏起来。可是格里沙看见她脸上大放光彩：那张脸像是起了火，变换着各种颜色，起初是紫红，最后却转成死白了。她一刻也不停地伸出颤抖的手去拿刀子，拿叉子，拿柴火，拿抹布，身子转来转去，嘴里嘟嘟哝哝，弄得东西乒乓地响，可是实际上，她什么事也没做。人家在桌旁喝茶，她对那张桌子却一眼也不看。保姆问她话，她总是头也不回，说出一句简短的、没好气的答话。

“喝吧，丹尼洛·谢苗内奇！”保姆招待马车夫说，“可是您为什么总是喝茶，不碰别的？您该喝点白酒嘛！”

保姆就把一小瓶白酒和一个酒杯推到客人面前，同时脸上现出极其狡猾的神情。

“我素来不喝酒……不……”马车夫推辞说，“您不要让了，阿克西尼娅·斯捷潘诺夫娜。”

“您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当马车夫的，却不喝酒……单身汉不会不喝酒。您喝吧！”

马车夫斜着眼睛看了看白酒，然后看了看保姆狡猾的脸，他自己的脸上就也现出同样狡猾的神情，仿佛说：“不，我不会上你的当，老巫婆！”

“我不喝，您免了吧……干我们这一行的可不能沾上这玩意儿。耍手艺的人可以喝酒，因为他坐在一个地方不动，可我们这班人老是夹在人群里，谁都看得见。不是这样吗？你走进酒店里，外头的马可就走丢了。要是喝多酒，那就更糟：一转眼就睡着了，再不然就从车座上摔下来。事情就是这样。”

“那么您一天能挣多少钱，丹尼洛·谢苗内奇？”

“那要看情形。有的日子能挣上一张绿票子[1]，有的日子一个小钱也没挣着就把车赶回大车店。挣多少，那可说不准。如今这年月，我们这个行当简直没什么干头了。赶马车的，您知道，多得数不清，草料还挺贵，坐车的又小器，老是打算去坐公共马车。不过话说回来，谢天谢地，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吃得饱，穿得暖……甚至还能让另一个人过上幸福的日子，”马车夫斜起眼睛看了看佩拉格娅，“……要是我有了中意的人的话。”

他们后来还说了些什么，格里沙没有听见。他的妈妈走到门边来，打发他到儿童室去温习功课了。

“去念书。用不着你在这儿听！”

格里沙回到儿童室里，把《祖国语言》[2]放在面前，可是读不下去。刚才看到和听到的种种事情，在他的头脑里引起一大堆问题。

“厨娘要结婚了……”他想，“奇怪。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要结婚。妈妈嫁给爸爸，表姐韦罗奇卡嫁给帕夫洛·安德烈伊奇。不过，嫁给爸爸和帕夫洛·安德烈伊奇倒还有可说的：他们毕竟有金表链和讲究的衣服，他们的皮靴也老是擦得挺亮，可是嫁给那个可怕的马车夫，生着红鼻子，穿着毡靴……呸！而且保姆为什么一定要可怜的佩拉格娅嫁出去呢？”

等到客人从厨房里走掉，佩拉格娅就到正房里来，动手打扫。她仍然很激动。她脸色通红，仿佛吓坏了似的。她手里的扫帚几乎没碰到地板，每个墙角都扫了五次。她很久都没有从妈妈坐着的房间里走出去。她分明不愿意一个人待着，想说说话，跟别人谈一下她的印象，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

“他走了！”她看见妈妈没有开口讲话，就嘟哝说。

“看得出来，他是个好人，”妈妈说，眼睛没有离开针线活，“他不喝酒，挺稳重。”

“说真的，太太，我不嫁给他！”佩拉格娅忽然叫道，满脸通红，“真的，我不嫁给他！”

“你不要胡闹，你也不是小孩子了。这是终身大事，得好好想一想，不能马马虎虎，这么嚷叫是没好处的。你喜欢他吗？”

“您想到哪儿去了，太太！”佩拉格娅害臊地说，“大家净说些那样的话，闹得我……真的……”

“她应该说她不喜欢他！”格里沙暗想。

“可是你这人也真爱装腔作势……你喜欢他吗？”

“可是，太太，他年纪大！唉！”

“哪儿的话！”保姆在隔壁房间里顶撞佩拉格娅一句，“他四十岁还不到。再者你要年轻的干什么？傻娘们儿，脸子好不顶事……你嫁给他就是，保管没错儿！”

“真的，我不嫁给他！”佩拉格娅尖声叫道。

“你这是胡闹！你还要找什么样的鬼东西呢？换了别人，早就对他跪下了，可是你还说什么不嫁给他！你就喜欢跟那些邮递员和家庭教师挤眉弄眼！我们的家庭教师来给格里沙温课的时候，太太，她老是对他送媚眼。哼，不要脸的东西！”

“你以前见过这个丹尼洛吗？”太太问佩拉格娅说。

“我哪儿见过他？今天我是头一次见着他。阿克西尼娅不知从什么地方把他带来了……该死的魔鬼……他不知从哪儿跑到这儿来，缠住了我！”

开饭的时候，佩拉格娅把菜端上来，吃饭的人都端详她的脸，拿那个马车夫跟她开玩笑。她的脸红极了，不自然地嗤嗤笑着。

“结婚一定是丢脸的事……”格里沙想，“丢脸极了！”

所有的菜都做得太咸，没烤熟的童子鸡渗出血来。不仅如此，在这顿饭当中，碟子和刀子不住地从佩拉格娅的手里掉下地，就像从散了的架子上掉下来一样。可是谁也没对她说一句责怪的话，因为大家都了解她的心情。只有一次，爸爸怒冲冲地扔掉食巾，对妈妈说：

“你何必叫人家去娶亲和出嫁！这种事跟你什么相干？要是他们想结婚，就让他们自己去结好了！”

饭后，四邻的厨娘和使女纷纷在厨房里露面，嘁嘁喳喳一直谈到夜深。究竟她们是从哪儿探听到这儿在做媒的，只有上帝知道。格里沙半夜醒来，听见保姆和厨娘在儿童室里的帷幔后面叽叽咕咕说话。保姆不住劝说，厨娘时而发出呜咽声，时而嗤嗤地笑。这以后格里沙睡着了，梦见佩拉格娅被黑海魔王和一个巫婆掳去了……

第二天，风平浪静了。厨娘的生活走上原来的轨道，仿佛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那个马车夫似的。只有保姆偶尔戴上新头巾，做出庄重严厉的脸色，出外一两个钟头，大概是到什么地方去办交涉……佩拉格娅跟马车夫没有再见面，每逢人家对她提到他，她就涨红了脸，嚷道：

“叫他遭到三次诅咒才好，倒好像我会想他似的！呸！”

有一天傍晚，佩拉格娅和保姆正在专心地剪裁一件什么衣服，妈妈走进去，说：

“你，当然，可以嫁给他，这是你的事，不过，你要知道，他不能在这儿住……你知道，我不喜欢厨房里有外人坐着……你要注意，要记住……而且我也不许你在外面过夜。”

“上帝才知道您想到哪儿去了，太太！”佩拉格娅尖声叫道，“您干吗总是提起他来数落我？叫他害上瘟病才好！他专给我找麻烦，该死的……”

一个星期日早晨，格里沙往厨房里看一眼，惊讶得呆住了。厨房里挤满了人。这儿有同院各户人家的厨娘，有一个扫院子的男仆，有两个警察，有一个戴袖章的军士，还有个叫菲尔卡的男孩……这个菲尔卡平日总是在洗衣作坊附近转悠，跟狗一块儿玩，可是现在他的头发梳得挺整齐，脸也洗得挺干净，手里拿着一个圣像，上面镶嵌着金箔。佩拉格娅站在厨房中央，穿着新的花布衣服，头上戴着花。马车夫跟她并排站着。新夫妇脸色通红，冒着汗，使劲眨巴眼睛。

“嗯……看样子，到时候了……”经过长久的沉默后，军士开口说。

佩拉格娅整个脸都颤动起来，放声大哭……军士从桌上拿过一块大面包来，跟保姆站在一起，开始为新婚夫妇祝福。马车夫走到军士跟前，双膝跪倒，吧的一声吻一下军士的手。他在阿克西尼娅面前也照样做了一番。佩拉格娅心不在焉地学着他的样子，也跪下。最后外边的房门开了，厨房里吹进一股白色的迷雾，所有的人嘁嘁喳喳地从厨房走到院子里。

“可怜啊，可怜！”格里沙倾听厨娘的痛哭声，暗想，“他们要把她带到哪儿去呢？为什么爸爸和妈妈不来给她撑腰呢？”

婚礼行完，人们在洗衣作坊里不住地唱歌，拉手风琴，直闹到夜深。妈妈一直生闷气，因为保姆嘴里有酒气，而且由于举行婚礼，就没有人烧茶炊了。格里沙躺下睡觉的时候，佩拉格娅还没有回来。

“可怜啊，现在她不知在什么地方，躲在黑暗里哭呢！”他暗想，“那个马车夫一定在对她吆喝：‘不许哭！不许哭！’”

第二天早晨，厨娘又在厨房里了。马车夫来了一会儿。他向妈妈道了谢，严厉地瞧着佩拉格娅，说：

“求您管教她，太太。您就做她的生身父母吧。还有您，阿克西尼娅·斯捷潘诺夫娜，也别不管，要照看她，叫她处处走正道……不要胡闹……还有一件事，太太，请您从她工钱里支给我五卢布。我要买个新的套包子。”

这在格里沙看来又是一个问题：佩拉格娅本来自由自在地活着，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别人谁也管不着，可是，忽然间，平白无故，出来一个陌生人，这个人不知怎么搞的，居然有权管束她的行动，支配她的财产！格里沙感到难过。他急得眼泪汪汪，巴不得安慰她，同她亲热一下，因为他觉得她已经成为人类暴力的受害者了。他就到堆房去拣一个最大的苹果，偷偷溜到厨房里，把那个苹果塞在佩拉格娅手里，然后一溜烟跑出来了。

1885年

[1] 帝俄时代的三卢布钞票。

[2] 帝俄学校里的俄语课本。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您被控在今年九月三日用言语和行动侮辱本县警察日金、乡长阿利亚波夫、乡村警察叶菲莫夫、见证人伊万诺夫和加夫里洛夫，以及另外六个农民，而且前三个人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受到您的侮辱。您承认犯了这些罪吗？”

普里希别耶夫是个满脸皱纹的军士，生着一张好像有刺的脸。这时候他垂下两条胳膊，两只手贴着裤缝，用闷声闷气的沙哑嗓音答话，咬清每个字的字音，仿佛在下命令似的：

“老爷，调解法官先生！当然，根据法律的一切条款，法庭有理由让双方陈述当时的各种情况。有罪的不是我，而是另外那些人。这件事全是由一具死尸惹出来的，祝他的灵魂升天堂！三号那天我跟我妻子安菲莎正在心平气和、规规矩矩地走路，可是抬头一看，却瞧见河岸上站着一大群各式各样的人。我要请问：老百姓有什么充分的权利聚在一起？这是什么缘故？难道法律上写着人可以成群结伙吗？我喊道：‘散开！’我就动手推那些人，叫他们散开，各回各的家，我还吩咐乡村警察揪着他们的脖子把他们赶走……”

“容我插一句嘴，您根本就不是县里的警察，也不是村长，难道赶散人群是您的事？”

“他管不着！他管不着！”从审讯室的各个角落里响起人们的说话声，“他闹得人没法活了，老爷！我们受他的气有十五年了！自从他脱离军队回家以后，大家就恨不得逃出村子去才好。他骑在大家的脖子上！”

“正是这样，老爷！”作证的村长说，“我们整个村子都在抱怨。说什么也没法跟他一块儿生活下去了！不管我们抬着圣像游行也罢，办喜事也罢，或者，比方说，出了什么岔子，他处处都管，嚷啊叫的，吵吵闹闹，老是要人家守规矩。他拧小伙子的耳朵，暗地里监视娘们儿，深怕出什么事，好像他是她们的公公似的……前几天他跑遍全村各户人家，吩咐大家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说，根本就没有一条法律准许唱歌。”

“请您等一下，回头您还有机会发言，”调解法官说，“现在先让普里希别耶夫继续讲下去。您接着说，普里希别耶夫！”

“是，先生！”军士声音沙哑地说，“您，老爷，多承指教，说赶散人群不是我的事……好……可要是乱了套呢？难道可以容许老百姓胡闹吗？法律上有哪一条写着老百姓可以由着性儿干？我不能容许，先生。要是我不把他们赶走，不管他们，还有谁来管？谁都不懂什么叫做真正的规矩，全村子，老爷，可以说，只有我一个人才懂得该怎么对付那些老百姓，老爷，我什么都懂。我不是庄稼汉，我是军士，是退役的军需中士，在华沙的司令部里当过差，这以后，不瞒您说，我堂堂正正退了伍，进了消防队，后来因为身体不好，我又离开消防队，在一个古典男子初级中学当过两年看门人……所有的规矩我都懂，先生。可是庄稼汉是普通人，什么也不懂，应当听我的话，因为我是为他们好。比方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我赶散人群，可是在河边沙地上却躺着一具从水里打捞上来的尸首。我要请问，他有什么理由躺在那儿？难道这合乎规矩？本县的警察是管什么的？我就说：‘你，本县的警察，为什么不报告长官？也许这个淹死的人是投河自尽的，可也许这件事里头有西伯利亚的味道呢[1]。说不定这是犯刑事罪的杀人案……’可是县里的警察日金满不在乎，只顾抽他的烟。他说：‘这个人是谁，在这儿指指点点的？他是打哪儿来的？’他说，“难道缺了他，我们就不会办事？’我就说：‘既然你站在那儿，满不在乎，可见你这个傻瓜就是什么也不懂。’他说：‘昨天我就已经报告县警察分局的局长了。’我就问：‘干什么报告县警察分局的局长？这是根据法典里哪一条？像淹死啦、吊死啦，和这一类别的案子，难道能由县警察分局的局长办？’我说，‘这是刑事案子，民事诉讼嘛……’我说，‘眼下得赶紧派专人呈报侦讯官先生和法官先生。’我说，‘你首先就得打个报告，送到调解法官先生那儿去。’可是他，县里的警察，一直听着笑。那些庄稼汉也这样。大伙儿都笑，老爷。我敢为我的供词发誓。这个人就笑过，那一个也笑过，日金也笑过。我说：‘你们干吗龇着牙笑？’不料县里的警察说：‘这样的案子不归调解法官管。’我一听这话，简直火冒三丈。警察，你不是说过这话吗？”军士转过脸对县里的警察日金说。

“说过。”

“大家都听见你当着所有老百姓的面说出这种话来：‘这样的案子不归调解法官管。’大家都听见你说过这种话……我，老爷，顿时火冒三丈，甚至都吓坏了。我就说：‘你再说一遍，混蛋，你把你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他就把那句话又说一遍……我走到他跟前。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调解法官先生？你是警察局的警察，居然要反对官府？啊？’我说：‘你知道吗？要是调解法官先生高兴的话，他们就能因为你说过这话而认定你行为不端，把你送到省里的宪兵队去。’我说：‘你知道调解法官先生们会因为你说出这种有政治色彩的话而把你发配到哪儿去？’可是乡长说话了：‘调解法官根本就不能管他职权以外的事。只有小案子才归他审。’他就是这么说的，大家都听见了……我就说：‘你怎么敢藐视官府？’我说：‘喂，你不要跟我开玩笑，要不然，老兄，事情可就要不妙。’当初我在华沙，或者在古典男子初级中学当看门人的时候，一听见有什么不成体统的话，就往街上瞧，看有宪兵没有。‘老总，’我说，‘你到这儿来。’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地报告他。可是在这村子里，你去跟谁说呢？……我心里的火就上来了。我看见如今的人又放肆又犯上，心里就有气，我就抡起胳膊来给了他一下子……不过，当然，不是打得很使劲，而是正正经经而又轻轻地随手给了一下，让他不敢再用那样的话说老爷……县里的警察却给乡长撑腰……于是我也打县里的警察……这一下子就乱打起来了……我是一时性起，老爷，嗯，不过话说回来，不打人也不行。如果你见了蠢人不打，你的灵魂就背上了罪过。何况这是为了正事……出了乱子……”

“容我插一句嘴！出了乱子自有人管。县里的警察、村长、村里的警察就管这种事……”

“县里的警察不能样样事都管到，而且警察又不如我这么明白事理……”

“可是您要明白，这不关您的事！”

“什么，先生？这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奇怪，先生……人家胡闹，却不关我的事！那该怎么样，要我称赞他们还是怎么的？喏，他们对您抱怨，说我不准唱歌……可是唱歌有什么好处？放着正事不干，他们却唱歌……还有，他们养成风气，晚上点起灯坐着。应该躺下睡觉才对，可是他们又说又笑。我已经记下来了！”

“您记下了什么？”

“记下谁点起灯坐着。”

普里希别耶夫从衣袋里取出一张油污的纸片，戴起眼镜，念道：

“‘点了灯闲坐着的农民计有伊万·普罗霍罗夫、萨瓦·米基佛罗夫、彼得·彼得罗夫。大兵的寡妇舒斯特罗娃同谢苗·基斯洛夫私姘。伊格纳特·斯韦尔乔克行巫术，他的妻子玛夫拉是巫婆，每到夜间就去挤别人家奶牛的奶。’”

“够了！”法官说，然后开始审问证人。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惊讶地瞧着调解法官，那个法官分明不是站在他这一边。他那对暴眼睛发亮，鼻子变得通红。他看了看调解法官，看了看证人，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何以调解法官那么激动，何以从审讯室的各个角落里时而响起抱怨声，时而响起抑制的笑声。法官的判决他也不理解：坐一个月的牢！

“这是什么缘故？！”他说，大惑不解地摊开两只手，“根据哪一条法律？”

他这才明白过来：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如何也没法活下去了。他脑子里满是阴郁沮丧的思想。然而临到他从审讯室里走出去，看见农民们在那儿互相拥挤和谈话，他却拗不过老习惯，把两只手贴在裤缝上，用沙哑的气愤声调嚷道：

“老百姓，散开！不许成群结伙！回家去！”

1885年

[1] 意谓“这可能是凶杀案”；在帝俄时代，杀人犯要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苦恼

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1]……

暮色昏暗。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车夫约纳·波塔波夫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态、它那瘦骨棱棱的身架、它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使它活像那种花一个戈比就能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干。它多半在想心思。不论是谁，只要被人从犁头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给丢到这儿来，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停的喧嚣、熙攘的行人的漩涡当中来，那他就不会不想心事……

约纳和他的瘦马已经有很久停在那个地方没动了。他们还在午饭以前就从大车店里出来，至今还没拉到一趟生意。可是现在傍晚的暗影已经笼罩全城。街灯的黯淡的光已经变得明亮生动，街上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赶车的，到维堡区[2]去！”约纳听见了喊声，“赶车的！”

约纳猛地哆嗦一下，从粘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到维堡区去！”

为了表示同意，约纳就抖动一下缰绳，于是从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撒下来……那个军人坐上了雪橇。车夫吧哒着嘴唇叫马往前走，然后像天鹅似的伸长了脖子，微微欠起身子，与其说是由于必要，不如说是出于习惯地挥动一下鞭子。那匹瘦马也伸长脖子，弯起它那像棍子一样的腿，迟疑地离开原地走动起来了……

“你往哪儿闯，鬼东西！”约纳立刻听见那一团团川流不息的黑影当中发出了喊叫声，“鬼把你支使到哪儿去啊？靠右走！”

“你连赶车都不会！靠右走！”军人生气地说。

一个赶轿式马车的车夫破口大骂。一个行人恶狠狠地瞪他一眼，抖掉自己衣袖上的雪，行人刚刚穿过马路，肩膀撞在那匹瘦马的脸上。约纳在赶车座位上局促不安，像是坐在针尖上似的，往两旁撑开胳膊肘，不住转动眼珠，就跟有鬼附了体一样，仿佛他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儿似的。

“这些家伙真是混蛋！”那个军人打趣地说，“他们简直是故意来撞你，或者故意要扑到马蹄底下去。他们这是互相串通好的。”

约纳回过头去瞧着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什么？”军人问。

约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

“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约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

“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哟。”

“你拐弯啊，魔鬼！”黑地里发出了喊叫声，“你瞎了眼还是怎么的，老狗！用眼睛瞧着！”

“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车夫就又伸长脖子，微微欠起身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伛下腰，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人行道上有三个年轻人路过，把套靴踩得很响，互相诟骂，其中两个人又高又瘦，第三个却矮而驼背。

“赶车的，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一共三个人……二十戈比！”

约纳抖动缰绳，吧哒嘴唇。二十戈比的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一个卢布也罢，五戈比也罢，如今在他都是一样，只要有乘客就行……那几个青年人就互相推搡着，嘴里骂声不绝，走到雪橇跟前，三个人一齐抢到座位上去。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该哪两个坐着，哪一个站着呢？经过长久的吵骂、变卦、责难以后，他们总算做出了决定：应该让驼子站着，因为他最矮。

“好，走吧！”驼子站在那儿，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对着约纳的后脑壳喷气，“快点跑！嘿，老兄，瞧瞧你的这顶帽子！全彼得堡也找不出比这更糟的了……”

“嘻嘻，……嘻嘻……”约纳笑着说，“凑合着戴吧……”

“喂，你少废话，赶车！莫非你要照这样走一路？是吗？要给你一个脖儿拐吗？……”

“我的脑袋痛得要炸开了……”一个高个子说，“昨天在杜克马索夫家里，我跟瓦西卡一块儿喝了四瓶白兰地。”

“我不明白，你何必胡说呢？”另一个高个子愤愤地说，“他胡说八道，就跟畜生似的。”

“要是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我说的是实情……”

“要说这是实情，那么，虱子能咳嗽也是实情了。”

“嘻嘻！”约纳笑道，“这些老爷真快活！”

“呸，见你的鬼！……”驼子愤慨地说，“你到底赶不赶车，老不死的？难道就这样赶车？你抽它一鞭子！唷，魔鬼！唷！使劲抽它！”

约纳感到他背后驼子的扭动的身子和颤动的声音。他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的胸中消散了。驼子骂个不停，诌出一长串稀奇古怪的骂人话，直骂得透不过气来，连连咳嗽。那两个高个子讲起一个叫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的女人。约纳不住地回过头去看他们。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

“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咳了一阵，擦擦嘴唇，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你赶车吧！诸位先生，照这样的走法我再也受不住了！他什么时候才会把我们拉到呢？”

“那你就稍微鼓励他一下……给他一个脖儿拐！”

“老不死的，你听见没有？真的，我要揍你的脖子了！……跟你们这班人讲客气，那还不如索性走路的好！……你听见没有，老龙[3]？莫非你根本就不把我们的话放在心上？”

约纳与其说是感到，不如说是听到他的后脑勺上啪的一响。

“嘻嘻……”他笑道，“这些快活的老爷……愿上帝保佑你们！”

“赶车的，你有老婆吗？”高个子问。

“我？嘻嘻……这些快活的老爷！我的老婆现在成了烂泥地啰……哈哈哈！……在坟墓里！……现在我的儿子也死了，可我还活着……这真是怪事，死神认错门了……它原本应该来找我，却去找了我的儿子……”

约纳回转身，想讲一讲他儿子是怎样死的，可是这时候驼子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声明说，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了。约纳收下二十戈比以后，久久地看着那几个游荡的人的背影，后来他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大门口，不见了。他又孤身一人，寂寞又向他侵袭过来……他的苦恼刚淡忘了不久，如今重又出现，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约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膛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这种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

约纳瞧见一个扫院子的仆人拿着一个小蒲包，就决定跟他攀谈一下。

“老哥，现在几点钟了？”他问。

“九点多钟……你停在这儿干什么？把你的雪橇赶开！”

约纳把雪橇赶到几步以外去，伛下腰，听凭苦恼来折磨他……他觉得向别人诉说也没有用了……可是五分钟还没过完，他就挺直身子，摇着头，仿佛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似的；他拉了拉缰绳……他受不住了。

“回大车店去，”他想，“回大车店去！”

那匹瘦马仿佛领会了他的想法，就小跑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约纳已经在一个肮脏的大火炉旁边坐着了。炉台上，地板上，长凳上，人们鼾声四起。空气又臭又闷。约纳瞧着那些睡熟的人，搔了搔自己的身子，后悔不该这么早就回来……

“连买燕麦[4]的钱都还没挣到呢，”他想，“这就是我会这么苦恼的缘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

墙角上有一个年轻的车夫站起来，带着睡意嗽一嗽喉咙，往水桶那边走去。

“你是想喝水吧？”约纳问。

“是啊，想喝水！”

“那就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呢，老弟，我的儿子死了……你听说了吗？这个星期在医院里死掉的……竟有这样的事！”

约纳看一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一点影响也没看见。那个青年人已经盖好被子，连头蒙上，睡着了。老人就叹气，搔他的身子……如同那个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样，他渴望说话。他的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没有跟任何人好好地谈一下这件事……应当有条有理，详详细细地讲一讲才是……应当讲一讲他的儿子怎样生病，怎样痛苦，临终说过些什么话，怎样死掉……应当描摹一下怎样下葬，后来他怎样到医院里去取死人的衣服。他有个女儿阿尼西娅住在乡下……关于她也得讲一讲……是啊，他现在可以讲的还会少吗？听的人应当惊叫，叹息，掉泪……要是能跟娘们儿谈一谈，那就更好。她们虽然都是蠢货，可是听不上两句就会哭起来。

“去看一看马吧，”约纳想，“要睡觉，有的是时间……不用担心，总能睡够的。”

他穿上衣服，走到马房里，他的马就站在那儿。他想起燕麦、草料、天气……关于他的儿子，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不能想的……跟别人谈一谈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摹他的模样，那太可怕，他受不了……

“你在吃草吗？”约纳问他的马说，看见了它的发亮的眼睛，“好，吃吧，吃吧……既然买燕麦的钱没有挣到，那咱们就吃草好了……是啊……我已经太老，不能赶车了……该由我的儿子来赶车才对，我不行了……他才是个地道的马车夫……只要他活着就好了……”

约纳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

“就是这样嘛，我的小母马……库兹马·约内奇不在了……他下世了……他无缘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气。

约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1886年

[1] 引自宗教诗《约瑟夫的哭泣和往事》。——俄文本编者注

[2] 地名，在彼得堡。

[3] 原文是“高雷内奇龙”，俄国神话中的一条怪龙。在此用做骂人的话。

[4] 马的饲料。

风波

玛申卡·帕夫列茨卡娅是个非常年轻的姑娘，刚刚在贵族女子中学毕业，这一天她在外面散步后，回到库什金家，她是在那儿做家庭教师的。不料她正碰上一场非同小可的风波。给她开门的看门人米哈伊洛神情激动，脸红得跟大虾一样。

楼上传来一片嘈杂声。

“多半是女主人发病了……”玛申卡暗想，“要不然就是她跟丈夫吵架……”

她在前厅和过道里都遇见了使女。有个使女在哭。随后玛申卡瞧见从她自己的房间里跑出一个人来，正是男主人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他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年纪还不算老，脸上却已经皮肉松弛，头顶秃了一大块。他脸色通红，浑身发抖……他没看见这个女家庭教师，径自从她身旁走过去，举起双手，叫道：

“啊，糟透了！多么鲁莽！多么愚蠢，野蛮！太可恶了！”

玛申卡走进她的房间，在这儿，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极其尖锐地体验到凡是寄人篱下、听人摆布、靠富贵人家的面包过活的人所熟悉的那种心情。原来她的房间正遭到搜查。女主人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在她桌子旁边站着，把她的毛线球、布块、纸片……放回她的针线袋里。那女人是个体态丰满、肩膀很宽的太太，没戴头巾，生着两道乌黑的浓眉，颧骨突出，嘴唇上生着隐约可见的唇髭。她那两只通红的手、她那张脸和她那姿态，都像是一个普通的村妇和厨娘……女家庭教师的出现分明出乎她的意外，因为她回头一看，见到女家庭教师苍白而惊讶的脸容，就有点慌了手脚，支支吾吾地说：

“Pardon[1]。我……无意中弄撒了这些东西……是我的袖子碰翻的……”

库什金娜太太又说了几句别的话，就把她的长衣裙弄得沙沙地响，走出去了。玛申卡用惊愕的眼睛扫一眼她的房间，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该怎样想才好，只是耸起肩膀，害怕得浑身发凉……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在她的袋子里找什么呢？如果确实像她说的那样，她是一不小心让衣袖碰翻了袋子，把东西弄撒的，那么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为什么从她房间里跑出去，脸那么红，神情那么激动呢？为什么书桌上的一个抽屉略微拉开了一点？女家庭教师有个贮钱盒，原是用来收藏十戈比银币和旧邮票的，现在却打开了。人家把它打开后，虽然想关上，而且把锁抓得满是指痕，却还是关不上。书架、桌面、床铺都带着新搜查过的痕迹。装内衣的筐子也是如此。本来那些内衣叠得整整齐齐，然而现在却不像玛申卡出门的时候那么井然有序了。可见这次搜查是认真的，极其认真的，然而这是什么意思，什么缘故呢？出了什么事呢？玛申卡回想看门人的激动，回想目前还在延续的纷乱，回想泪痕斑斑的使女，莫非这一切都同刚才在她房间里进行的搜查有关？莫非她牵连到一件可怕的事情里去了？玛申卡脸色煞白，周身发凉，身不由己地往那个装内衣的筐子上坐下。

有个使女走进房间来。

“丽莎，您知道他们为什么……搜查我的东西吗？”女家庭教师问她说。

“太太丢了一个值两千卢布的胸针……”丽莎说。

“哦，可是为什么搜查我呢？”

“他们，小姐，把所有的人都搜查遍了。我的东西也统统搜查过……他们把我们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搜我们……上帝作证，小姐，我……从来也没有到她的梳妆台跟前去过，更别说拿她的胸针了。就是到了警察局我也要这么说。”

“可是……为什么要搜我的东西呢？”女家庭教师仍然大惑不解。

“我跟您说过，有个胸针让人偷去了……太太亲手把所有的东西都翻遍。就连看门人米哈伊洛她都搜过。简直是丢脸！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光是瞧着，呱呱地叫一通，就跟母鸡似的。不过您，小姐，用不着这么发抖。在您这儿什么也没找着！要是您没拿那个胸针，就用不着害怕。”

“可是要知道，丽莎，这是卑鄙……欺负人，”玛申卡说，愤懑得上气不接下气，“要知道这是下流，卑鄙！她有什么权利怀疑我，翻我的东西？”

“您是住在别人家里，小姐，”丽莎叹道，“虽然您是位小姐，不过也还是……跟仆人差不多……这跟在爹娘家里住着可不一样……”

玛申卡扑在床上，伤心地放声痛哭。她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的迫害，也从来没有受过像现在这样深重的侮辱……她是个有良好教养而且敏感的姑娘，又是教师的女儿，可是现在人家居然怀疑她偷东西，搜查她，把她当做街头女人一样！比这再厉害的侮辱似乎都没法想象了。而且除了这种受屈的感觉以外，还有沉重的恐惧：今后还会怎样？！种种荒谬的想法钻进她的头脑里。既然人家能够怀疑她偷东西，那他们现在也可能拘禁她，把她的衣服脱光，把她里里外外搜查一番，然后派人押着她走过大街，把她关进又黑又冷而且满是耗子和甲虫的牢房里，就跟幽禁塔拉卡诺娃郡主的牢房[2]一样。谁会来给她做主呢？她父母住在遥远的外省，他们没有钱乘火车到她这儿来。她在这个京城孤身一人，就跟住在荒野上似的，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人家要怎样处置她就能怎样处置她。

“我要跑到所有的法官和辩护人那儿去……”玛申卡想，不住地发抖，“我要向他们解释清楚，我要起誓……他们会相信我不可能是贼！”

玛申卡想起她衣筐里被单底下放着一些甜食，这是她按照在贵族女子中学里养成的老习惯，吃饭时候藏在衣袋里，带回自己房间里来的。她想到她这个小小的秘密已经被女主人识破，就不由得周身发热，害臊起来。由于这一切，由于恐惧和羞臊，由于受屈，她的心猛烈地跳起来，弄得她的两鬓、双手、肚子深处也猛烈地跳动不已。

“请您去吃饭！”仆人来请玛申卡。

“去不去呢？”她想。

玛申卡整理一下头发，用湿手巾擦一把脸，走进饭厅。那儿已经开始吃饭……饭桌的一头坐着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大模大样，脸容死板而严肃。饭桌的另一头坐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饭桌两旁坐着客人和孩子们。伺候吃饭的是两个听差，身穿礼服，手上戴着白手套。大家都知道这个家庭起了风波，都知道女主人闷闷不乐，就都沉默不语。只有嚼东西的声音和汤匙碰响盆子的声音。

谈话是由女主人自己开的头。

“我们的第三道菜是什么？”她用懒洋洋的痛苦声调问听差说。

“De l’esturgeon à la russe，”[3]听差回答说。

“这道菜是我点的，费尼娅[4]……”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赶紧说，“我想吃鱼。要是你，ma chère[5]，不喜欢吃，那就叫他们不用端上来了。反正我也是随便点的……一时高兴罢了……”

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不喜欢吃不是由她本人点的菜，这时候眼睛里就含满了泪水。

“得了，您不要激动，”她的家庭医师马米科夫用甜蜜蜜的声调说，轻轻碰一下她的手，而且同样甜蜜蜜地微笑着，“就是没有这件事，我们也已经够烦恼的了。我们忘掉那个胸针吧！健康总比两千卢布贵重！”

“我倒不是心疼那两千卢布！”女主人回答说，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流下来，“惹我气愤的是这件事本身！我不能容忍我家里有贼。钱我倒不心疼，一点也不心疼，可是偷我的东西，未免太忘恩负义！我待人好心好意，人家却这么报答我……”

人人都瞧着自己的菜碟，然而玛申卡却觉得女主人说完那些话后，大家似乎都瞧着她。她忽然觉得喉头堵得慌，就哭起来，用手绢蒙上脸。

“Pardon，”她喃喃地说，“我受不住了。我头痛。我要走了。”

她从桌旁站起来，笨手笨脚地碰响自己的椅子，越发心慌意乱，赶紧走出去了。

“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忍不住说，皱起眉头，“何必去搜查她的房间！这件事，真的，……办得多么不得当。”

“我并没有说她拿了那个胸针，”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说，“不过你能替她担保吗？我，老实说，对这些念过书的穷人是不大相信的。”

“真的，费尼娅，这件事不得当……对不起，费尼娅，根据法律，你没有任何权利进行搜查。”

“我不懂你们那些法律。我只知道我的胸针丢了，就是这么的。而且我要把那个胸针找到！”她说着，把叉子的一响摔在她的菜碟上，气愤得两眼放光，“您吃您的饭，不要管我的事！”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顺从地低下眼睛，叹口气。这时候玛申卡已经回到她的房间里，扑在床上了。现在她已经不再感到恐惧，也不再觉得羞臊，只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折磨着她，就是恨不得走到那边去，给那个冷酷、傲慢、愚蠢、有福的女人一个清脆的耳光才好。

她躺在床上，鼻子对着枕头呼吸，幻想着如果现在她能出去买来一个最贵重的胸针，朝着那个任性胡为的女人脸上扔过去，那才痛快呢。只求上帝大显神通，叫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倾家荡产，沿街乞讨，领略一下贫困和不能自主的地位的种种惨痛，然后再让受了侮辱的玛申卡给她一点施舍才好。啊，但愿能得到一大笔遗产，买上一辆四轮马车，坐着它辘辘响地经过她的窗前，惹得她看着眼红才好！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幻想，在现实生活里她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赶快走掉，再也不在这儿多待一个钟头。不错，丢掉这个职位，又回到一贫如洗的父母身边去是可怕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玛申卡再也不愿意看见女主人，再也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小房间，她觉得这儿又气闷又可怕。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总爱谈她的病，总爱装出贵族的气派，简直着了魔，惹得玛申卡讨厌透了，似乎人间万物都因为有这个女人活着而变得粗俗可恶了。玛申卡跳下床来，动手收拾行李。

“可以进来吗？”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在门外问道。他悄悄地走到房门跟前，用轻柔的声调说，“可以吗？”

“请进。”

他走进来，在房门近旁站住。他的眼睛黯淡无光，小红鼻子发亮。饭后他喝了啤酒，这可以从他的步态和软弱无力的双手看出来。

“这是怎么了？”他指一指衣筐问道。

“我在收拾行李。对不起，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我不能再在您家里住下去了。这种搜查深深地侮辱了我！”

“我明白……只是您不该这样……何必呢？您遭到了搜查，可是您……那个……这于您有什么妨碍呢？您又不会因此吃什么亏。”

玛申卡没有说话，继续收拾行李。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捻着唇髭，仿佛在盘算还应该说些什么，然后用讨好的口气继续说：

“我，当然，是明白的，不过您应当体谅她才对。您知道，我的妻子脾气躁，任性，对她不能太认真……”

玛申卡一言不发。

“既是您感到这么委屈，”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继续说，“那好吧，我来向您道歉。请您原谅。”

玛申卡什么话也没回答，光是把腰弯得更低，凑近皮箱。这个形容憔悴、优柔寡断的人在这个家庭里丝毫也不起作用。他无异于一个可怜的食客和多余的人，甚至在仆人们眼里也是如此。他的道歉也是毫无意义的。

“嗯……您不说话？您觉得这还不够？既是这样，我就替我的妻子道歉。用我妻子的名义……我以贵族的身分承认，她办事鲁莽……”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走来走去，叹口气，继续说：

“这样看来，您还要我这儿，喏，我的心底里痛苦……您是要我的良心折磨我……”

“我知道，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这不能怪您，”玛申卡说，用沾着泪痕的大眼睛直直地瞧着他的脸，“您何必自寻烦恼呢？”

“当然……不过您还是……那个……不要走吧……我求求您。”

玛申卡否定地摇一下头。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在窗旁站住，用手指头轻叩着窗上的玻璃。

“对我来说，这类误会简直就是苦刑，”他费力地说，“怎么样，您要我在您面前跪下还是怎么的？您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于是您就哭着，准备走了，可是要知道，我也有自尊心啊，这您就不顾了。或者您是要我对您说出我在举行忏悔礼的时候也不愿说出口的话？您是要这样吗？您听着，您是要我说穿连我在临终忏悔的时候对神甫也不肯说穿的事吗？”

玛申卡没有答话。

“我妻子的胸针是我拿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很快地说，“现在您称心了吧？您满意了吧？对，就是我……拿的……不过，当然，我希望您保守秘密……看在上帝份上，您对外人一句话也别说，半点口风也不要漏出去！”

玛申卡又惊又怕，继续收拾行李。她抓住她的衣物，揉成一团，胡乱塞进皮箱和衣筐里。现在，经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坦率地说穿以后，她在这儿就连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甚至不明白以前她怎能在这个人家住下来。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这件事很平常！我缺钱用，她呢……不给。要知道，这所房子和这一切都是我父亲挣下的，玛丽亚[6]·安德烈耶夫娜！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就连那个胸针也是我母亲的……全是我的！可是她都拿去了，霸占了一切东西……您会承认，我没法跟她打官司啊……我恳切地请求您，请您原谅，而且……而且留下来吧。Tout comprendre，tout pardonner[7]。您肯留下来吗？”

“不！”玛申卡坚决地说，开始发抖，“请您躲开我，我求求您。”

“哎，求上帝跟您同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叹道，在皮箱旁边一个凳子上坐下，“我，老实说，喜欢那些还能有受侮辱、蔑视人等等感情的人。我情愿一辈子坐在这儿瞧着您愤慨的脸……这样说来，您不肯留下了？我明白……事情也不能不是这样……是啊，当然……您这样一走，倒挺自在，却苦了我，唉唉！……这个地牢我连一步也迈不出去。我原想到我们一个庄园上去，可是那儿也到处都是我妻子的爪牙……什么总管啦，农艺师啦，叫他们见鬼去吧。他们把田产抵押了又抵押……于是你就钓不得鱼，踩不得草，砍不得树。”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从大厅里传来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的说话声，“阿格尼娅，去把老爷叫来！”

“那么您不肯留下来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很快地问道，站起来，往门口走去，“其实您应该留下来，真的。每到傍晚我也好到您这儿来……谈一谈心。啊？您留下来吧！您一走，整个这所房子里就连一张人脸也看不到了。这岂不可怕！”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苍白而憔悴的脸上露出恳求的神情，可是玛申卡否定地摇一下头。他就挥一挥手，走出去了。

过了半个钟头，她已经上路了。

1886年

[1] 法语：对不起。

[2] 塔拉卡诺娃郡主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在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自称是故女皇伊丽莎白的女儿，后被捕，死在牢房里。俄国画家弗拉维茨基在一八六四年完成的画《塔拉卡诺娃公主》描绘了她被关在牢房里的情景。——俄文本编者注

[3] 法语：俄式鲫鱼。

[4] 费多西娅的爱称。

[5] 法语：我亲爱的。

[6] 女家庭教师的本名，玛申卡是爱称。

[7] 法语：了解一切就原谅一切。

巫婆

时间临近深夜。教堂诵经士萨韦利·盖金在教堂看守人的小屋里一张大床上躺着。虽然他养成习惯，素来跟鸡同一个时辰睡觉，可是今天他却没睡着。他那条被子是用五颜六色的花布片缝成的，已经很脏。他那红褐色的硬头发从被子的这一头钻出来，被子的另一头呢，伸出他那双很久没有洗过的大脚。他在听……他的小屋嵌在教堂围墙当中，只有一扇窗子对着旷野。旷野上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厮杀。谁都难于听明白这是谁要结果谁的性命，究竟为了消灭谁才闹得天翻地覆，不过根据那种险恶而又经久不息的喧嚣声来判断，必是有谁打了很大的败仗。得胜的一方正在旷野上穷追敌人，咆哮着冲进树林，窜上教堂的房顶，举起拳头凶狠地敲打窗子，大发雷霆，败北的那一方却在哀号，痛哭……凄厉的哭声时而就在窗外响，时而升高，到房顶上去了，时而又钻进火炉里。那哭声不是求救的呼喊，而是悲悲切切，知道大势已去、无法挽救的哀号。雪堆蒙上薄薄的一层冰壳，雪堆上，树木上都有泪珠颤抖，大路和小径上泛滥着由泥土和溶化的雪水合成的黑色泥浆。一句话，大地正在解冻，可是夜色太黑，天空看不清这一点，却用尽全力把大片的新雪撒在解冻的大地上。风在空中游荡，像醉汉似的……它不让雪落在地面上，却在黑暗里由着性儿把它卷来卷去。

盖金倾听着这种音乐，皱起眉头。问题在于他知道，或者至少已经猜出窗外这场动乱会闹出什么事来，而且是谁在操纵这场动乱。

“我知道！”他嘟哝说，在被子里举起手指威胁着一个什么人，“我全知道！”

诵经士的妻子赖萨·尼洛夫娜在窗旁的凳子上坐着。一盏铁皮小灯放在另一个凳子上，仿佛胆怯而且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似的，洒下微弱而闪烁的亮光，照在她宽阔的肩膀上，照在她美丽诱人的身体轮廓上，照在她那根垂到地面的粗辫子上。她正在用粗麻布缝麻袋。她的双手很快地活动着，然而她的整个身体、眼神、眉毛、厚嘴唇、白净的脖子，却一动也不动，专心干那种单调而机械的工作，仿佛睡着了似的。她只偶尔抬起头来，让她那疲乏的脖子休息一下，瞟一眼窗外，看看风雪怎样在那儿逞威，然后又对着那块粗麻布低下头去。她美丽的脸上生着一个狮子鼻，两边有两个酒窝，然而那张脸却一无表情，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忧伤，更没有欢乐。美丽的喷泉在不喷水的时候，也总是这样一无表情的。

不过后来她总算做完一个麻袋，把它丢在一旁，舒畅地伸懒腰，把昏花呆板的目光停在窗子上……窗玻璃上淌着水珠，粘着些白色的、短命的雪花。那些雪花落在玻璃上，看一眼诵经士的妻子，就溶化了……

“你过来睡吧！”诵经士嘟哝说。

诵经士的妻子一声不响。可是突然，她的睫毛动弹一下，眼睛里流露出注意的神色。萨韦利本来一直躺在被子里观察她脸上的表情，这时候就伸出头来，问道：

“怎么了？”

“没什么……好像有人来了……”诵经士的妻子轻声回答说。

诵经士就用胳膊和腿撩开被子，爬起来，在床上跪着，呆瞪瞪地瞧着他的妻子。小灯那胆怯的亮光照亮他满是胡子的麻脸，从他蓬松的硬发上滑过去。

“你听见了吗？”他的妻子问。

在风雪单调的呼啸声中，他隐约听见丁玲玲的尖细的哀叫声，像是一只蚊子想要落到人的脸上来，却受到阻挠，于是生气了，就嗡嗡地叫起来似的。

“那是邮车……”萨韦利蹲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叽咕说。

离教堂三俄里远有一条驿道。遇到刮风的天气，如果风从大路刮到教堂来，那么在这小屋里住着的人就能听见车铃声。

“主啊，这样的天气还有这种兴致赶着车出来！”诵经士的妻子叹道。

“这是公事。你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反正得赶着车上路……”

哀叫声在空中响了一阵，停了。

“车子过去了！”萨韦利躺下去，说。

可是他还没来得及盖上被子，清楚的车铃声却又传到他耳朵里来。诵经士不安地看一眼妻子，从床上跳下地，摇晃着身子，在火炉旁边走来走去。小铃铛略微响了一会儿，又停了，仿佛破裂了似的。

“听不见了……”诵经士叽咕一句，站住，眯细了眼睛瞧着妻子。

可是就在这时候，风敲打窗子，又把尖细清脆的哀叫声送来了……萨韦利脸色煞白，喉咙里干咳一声，又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

“有人在叫那辆邮车兜圈子！”他声音沙哑地说，恶狠狠地斜起眼睛瞧着妻子，“你听见吗？邮车给摆布得不住兜圈子！我……我知道！我怎么会不……不明白？”他叽叽咕咕说，“我全知道，你这该死的！”

“你知道什么？”诵经士的妻子轻声问道，眼睛没离开窗子。

“我知道这都是你干出来的，女妖魔！都是你干出来的，你这该死的！不管是这场风雪还是那辆邮车兜圈子……一概都是你干出来的好事！都是你！”

“你发疯了，糊涂虫……”诵经士的妻子平静地说。

“我早就看穿你这一手了！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头一天就看出你身子里流着母狗的血！”

“呸！”赖萨惊愕地说，耸了耸肩膀，在胸前画个十字，“你快点在胸前画个十字，傻瓜！”

“巫婆就是巫婆，”萨韦利继续用一种要哭出来的低沉声调说，撩起衬衫的底襟匆匆地擤一下鼻子，“虽然你是我的老婆，虽然你是教会里的人，然而就是到了举行忏悔礼那天，我也还是要照直说出你是个什么东西……没错儿！主啊，保佑我，宽恕我吧！去年，先知但以理与三少年[1]节的前夜，起过一场暴风雪，结果怎么样呢？那个工匠跑到我们这儿来取暖了。后来，到阿历克塞圣徒节，河上的冰刚裂开，那个乡村警察突然跑到这儿来了……他跟你这个该死的聊了个通宵，早晨他走的时候，我瞧他一眼：嘿，他的眼睛周围起了黑眼圈，连两个腮帮子都凹下去了！啊？八月斋期当中有过两次暴风雨，每一回都有个猎人到我们家里来过夜。我什么都看见了，他这该死的！我全看见了！啊，她的脸涨得比大虾都红了！啊哈！”

“你什么也没看见……”

“哼，是啊！去年冬天圣诞节前，在克利特十殉教徒节那天，暴风雪闹了一天一夜……你记得吗？首席贵族的文书迷了路，跑到我们这儿来了，那条狗……你贪图他什么呀！呸，区区一个文书罢了！为他也值得闹出这么样的天气来！一个臭文人，老是擤鼻涕，身材矮极了，满脸的粉刺，歪着个脖子……要是他长得漂亮倒也罢了，可是，呸，一副鬼相哟。”

诵经士歇口气，擦了擦嘴唇，仔细听着。铃声已经听不见了，然而房顶上猛然刮来一阵风，窗外的黑暗里就又响起了铃声。

“现在那一套又来了！”萨韦利继续说，“邮车不是平白无故转圈子的！要是邮车不是找你，你就朝着我的眼睛吐唾沫好了！啊，魔鬼真会办事，倒是个好帮手呢！他让邮车转来转去，临了就领到这儿来了。我知道！我看得出来！你瞒不了我，你这魔鬼的玩具，邪心思的骚娘们儿！这场暴风雪刚一开头，我马上就明白你安的什么心。”

“好一个蠢货！”诵经士的妻子冷笑说，“怎么，按你那糊涂想法，这种坏天气都是我搞出来的？”

“嗯……你笑吧！是你搞出来的也罢，不是你搞出来的也罢，反正我看得出来：你身上的血一沸腾，天气就变了，天气一变，就准有个疯子跑到这儿来。每一次都这样！可见就是你在作怪！”

诵经士要说得动听些，就把一个手指按住额头，闭上左眼，用唱歌般的声调说：

“啊，疯魔！犹大的罪恶呀！如果你真是人而不是巫婆，你就该用你的脑筋好好想一想：倘或来人不是工匠，不是猎人，不是文书，而是个化了装的魔鬼，那怎么得了！啊？你该好好想一想呀！”

“你也真是糊涂，萨韦利！”诵经士的妻子叹道，怜悯地瞧着她的丈夫，“当初我爸爸在世，住在这儿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求他治热病，那些人各式各样，有从乡村里来的，有从移民村来的，有从亚美尼亚人的田庄上来的。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谁也没有把他们说成魔鬼。可是现在，一年当中，遇上坏天气，有个把人到我们这儿来取暖，你这个蠢货就大惊小怪，马上生出各式各样的想法来了。”

妻子的道理打动了萨韦利的心。他劈开两只光脚，低下头，沉思了。他还没有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揣测，他妻子那种诚恳冷静的声调使他茫然失措，不过话虽如此，他稍稍沉吟一下，又摇着头说：

“来人可不是老头子或者罗圈腿，到这儿来要求过夜的都是年轻人嘛……这是为什么？光是取暖，倒还罢了，可是实际上他们是来找乐子的。不，娘们儿，天下再也没有一种活物比你们娘们儿更狡猾的了！讲到真正的头脑，你们一丁点也没有，比椋鸟都不如，可是讲到魔鬼的狡猾，哎呀呀！圣母啊，保佑我们吧！喏，邮车的铃响了！这场暴风雪刚一开头，我就知道你的满肚子坏水！你在施展你的巫术，母蜘蛛！”

“你干什么跟我过不去，该死的？”诵经士的妻子失去耐性，发脾气说，“你干什么跟我过不去，粘焦油？”

“我揪住你不放，是因为今天晚上如果出了什么事……求上帝保佑别出事才好……你听着！……如果出了什么事，那么明天天一亮我就到佳科沃村去找尼科季姆神甫，把事情全说穿。我一五一十告诉他：‘尼科季姆神甫，请您宽宏大量，原谅我说这种话，不过她真是巫婆。’他就问：‘怎么见得？’我说：‘嗯……您想知道这里头的缘故吗？行……’我就原原本本讲出来。那你就要遭殃，娘们儿！慢说到世界末日审判那天，就是在现世生活中你也要受到惩罚！《圣礼书》上那些咒你们这种人的祷告辞，可不是白写的！”

忽然，有人敲窗子，声音那么响，那么蹊跷，萨韦利吓得脸色发白，蹲下去。诵经士的妻子跳起来，也脸色惨白。

“看在上帝面上，放我们进去吧！”一个颤抖而粗重的男低音说，“谁住在这儿呐？行行好吧！我们迷路了！”

“你们是什么人？”诵经士的妻子问，不敢看窗子。

“邮车！”另一个声音说。

“你那套鬼招数灵验了！”萨韦利说，摆一下手，“果然如此！我说得千真万确……哼，你给我小心点！”

诵经士三蹿两跳上了床，在褥垫上躺下，愤懑地喘着气，翻过身去，脸对着墙。不久他的背上吹来一股冷气。房门吱吜一声开了，门口出现一个高大的人影，从头到脚沾满了雪。他身后闪出另一个人影，也那么白……

“要把邮包抬进来吗？”第二个人用沙哑的男低音问。

“丢在那儿不管可不行！”

说完这话，第一个人就动手解开风帽，可是没等解完，就把它连同制帽一齐从脑袋上扯下，气呼呼地往火炉那边一扔。随后他脱下身上的大衣，也往那边一丢。他也没有打一声招呼，就开始在小屋里走来走去。

这人是个年轻的邮差，生着淡黄色头发，上身穿一件旧的制服上衣，脚上穿一双沾着泥的红褐色皮靴。他走了一阵，身子暖和过来，就靠着桌子坐下，把两只沾着泥的靴子往口袋那边伸过去，用拳头支着脑袋。他那张泛起红晕的白脸仍然带着刚才经历过的痛苦和恐惧的痕迹。尽管他的脸气愤得变了样子，带着不久以前生理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痛苦所留下的鲜明痕迹，而且眉毛上，唇髭上，圆形的胡子上都挂着正在溶化的雪，然而那张脸还是很漂亮。

“狗一般的生活！”邮差抱怨说，抬起眼睛望着四壁，仿佛不相信他已经到了暖和的地方似的，“我们差点完蛋！要不是你们的灯光，我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鬼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了结！这种狗一般的生活简直没完没了！我们这是来到什么地方了？”他压低喉咙问道，抬起眼睛看着诵经士的妻子。

“这儿是古里亚耶夫斯基山岗，归卡利诺夫斯基将军的庄园管。”诵经士的妻子打个冷战，回答说，脸涨红了。

“你听见没有，斯捷潘？”邮差转过身去对马车夫说，马车夫正背着一个大皮袋，卡在房门口，“我们跑到古里亚耶夫斯基山岗上来了！”

“是啊……真远！”

马车夫用若断若续的沙哑叹息声吐出这几个字，走出去，过一会儿背来一个小一点的袋子，然后又走出去，这一回拿来一把邮差用的长刀，是系在宽皮带上的，刀的样子颇像民间木版画《奥罗费尔恩床边的尤季芙》[2]上画的那把又长又薄的利剑。他把皮袋子堆在墙边，走出去，在前堂坐下，点上他的烟斗。

“跑了这么多路，也许您想喝点茶吧？”诵经士的妻子问。

“眼下哪有心思喝茶！”邮差皱起眉头说，“我们得赶快暖和一下就动身上路，要不然就会误了邮务列车。我们坐上十来分钟就走。不过，求你们行行好，给我们领路吧……”

“上帝用这种天气惩罚人啊！”诵经士的妻子叹道。

“嗯，是啊……请问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吗？我们是本地人，在教堂里作事……我们是教会里的人……喏，我的丈夫就躺在那儿！萨韦利，你快起来，跟人家打个招呼嘛！从前这儿是教区，一年半以前这个教区取消了。当然，从前地主们住在这儿的时候，人很多，也就值得立一个教区，如今呢，地主们不在这儿了，那么您想想看，教会里的人靠什么生活？离这儿最近的一个村子叫马尔科夫卡，可是就连它也在五俄里以外哟！现在萨韦利成了编制以外的人员……改当看守了。他奉命看管这个教堂……”

邮差马上又听到那个女人说，假使萨韦利肯到将军夫人那边去一趟，求她给主教写一封信，他就会得到好差事，可是他没有到将军夫人那儿去，因为他懒，而且怕见人。

“不过我们仍旧算是教会里的人……”诵经士的妻子补充了一句。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邮差问。

“教堂有一片草场和一个菜园。不过我们从这两块地里得到的收入却很少……”诵经士的妻子叹道，“佳科沃村的尼科季姆神甫，那个贪心的人，每到夏天的尼古拉节和冬天的尼古拉节都要到这儿来主持礼拜，顺便把收成几乎全拿走了。没有人给我们做主！”

“你胡说！”萨韦利声音沙哑地说，“尼科季姆神甫是个圣者，是教会的明星。如果他拿走什么，那也是按规章该拿的。”

“你那口子脾气倒不小！”邮差含笑说，“你结婚很久了吗？”

“到今年大斋前最后一个星期日，已经满三年了。从前我爸爸就在这儿当诵经士，后来，他老人家临死以前，到正教管区监督局去，求他们派一个没结过婚的诵经士到这儿来接替，好让我就地成家。我就嫁给他了。”

“啊哈，这样说来，你倒一个拍子打死了两只苍蝇呢！”邮差瞧着萨韦利的后背说。“既得了差事，又得了老婆。”

萨韦利没好气地扭了一下大腿，越发往墙那边挨过去。邮差从桌子旁边站起来，伸个懒腰，在邮袋上坐下。他沉吟一下，就伸出手去揉揉邮袋，把他的长刀放在另一个地方，平躺下去，一条腿碰到了地面。

“狗一般的生活……”他嘟哝一句，把两只手垫在脑袋底下，闭上眼睛，“我甚至不希望凶恶的鞑靼人过这样的生活。”

不久就万籁俱寂。这儿只能听见萨韦利的喘息声和睡熟的邮差平匀缓慢的呼吸声，他每呼一口气都要发出低沉而拖长的呼噜呼噜声。偶尔，他的喉咙里，像车轮似的发出吱吜一声，他的腿就抽动，碰得邮袋沙沙地响。

萨韦利在被子里翻个身，慢腾腾地回过头来看一眼。诵经士的妻子正坐在凳子上，两个手心托着脸颊，瞅着邮差的脸。她的目光呆呆不动，就跟满心惊恐的人一样。

“喂，你干吗盯住他？”萨韦利生气地小声说。

“这关你什么事？你睡你的！”诵经士的妻子回答说，眼睛没有离开生着淡黄色头发的脑袋。

萨韦利生气地吐出他胸中的气，猛地翻回身，脸对着墙。过了三分钟光景，他又不安地翻个身，爬起来，在床上跪着，把两只手撑在枕头上，斜起眼睛看他的妻子。他妻子仍然不动，瞧着客人。她的脸颊苍白失色，目光里燃着一种奇怪的火。诵经士干咳了一声，肚皮朝下，从床上爬下来，走到邮差跟前，用一块手绢蒙上他的脸。

“你这是干什么？”诵经士的妻子问。

“免得灯光照他的眼睛。”

“那你索性把灯吹灭！”

萨韦利狐疑地看了看他的妻子，努出嘴唇凑到小灯上去，可是立刻醒悟过来，把两只手一拍。

“哼，这不就是魔鬼的花招吗？”他叫起来，“啊？哼，难道还有什么活物比女人更狡猾？”

“啊，长衣襟的恶魔[3]！”诵经士的妻子咬住牙，嘶嘶响地说，恼恨得皱起眉头，“你等着就是！”

然后她舒舒服服地坐好，又定睛瞧着邮差。

邮差的脸给蒙上了，这倒没什么关系。引起她兴趣的，与其说是他的脸，倒不如说是他的整个身体，这个男子的新奇之处。他的胸膛宽阔，有力，他的手瘦长，好看，他那两条筋肉饱满而匀称的腿比萨韦利的那两条“矮墩子”好看得多，挺拔得多。这两个人甚至不能相比。

“就算我是长衣襟的魔鬼吧，”萨韦利呆站了一会儿，说，“他们也不该在这儿睡觉呀……是啊……他们在办公事，我们却把他们留在这儿，我们就要负责。既是运邮件，那就去运，不该睡觉嘛……喂，你！”萨韦利朝前堂喊了一声，“你，赶车的……你叫什么名字来着？要我送你们一程还是怎么的？起来，带着邮袋可不能睡觉！”

动了肝火的萨韦利跑到邮差跟前，拉一下他的衣袖。

“喂，先生！要赶路就去赶路。再不走，那可就不对头了……睡觉是不行的。”

邮差跳起来，又坐下，用茫然的目光扫了一眼小屋，又躺下去。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去赶路？”萨韦利喋喋不休地说，拉他的衣袖，“要知道，办邮务就是要把邮件按时送到，听见没有？我来送你们一程。”

邮差睁开眼睛。他已经暖和过来，刚才酣畅地睡过一觉，正浑身发软，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像在迷雾中似的看见诵经士妻子的白脖子和她那凝然不动的、油亮的目光，就闭上眼睛，微微一笑，仿佛在做梦似的。

“哎，这样的天气怎么能赶路！”他听见一个柔和的女人声音说，“自管睡吧，踏踏实实地睡吧！”

“那么邮件呢？”萨韦利不安地说，“谁来运邮件呢？莫非你去运？你？”

邮差又睁开眼睛，看一眼诵经士妻子脸上两个活动的酒窝，想起他是在什么地方，明白了萨韦利的话。他想到他马上就要到寒冷的黑暗当中去赶路，就不由得从头到脚，周身起鸡皮疙瘩，身子蜷缩起来。

“还可以再睡个五分钟……”他打着呵欠说，“反正也是误了……”

“也许我们还赶得上！”前堂里有个说话声响起来，“瞧着吧，说不定我们走运，火车也误了点呢。”

邮差站起来，舒服地伸了个懒腰，开始穿大衣。

萨韦利看见客人们准备动身，简直高兴得像马嘶似的笑起来。

“你倒是帮一帮忙啊！”马车夫正从地板上抬起邮袋，对他嚷道。

诵经士就跑到他跟前，跟他一块儿把邮袋抬到外边去。邮差动手解开风帽上的结子。诵经士的妻子凝神看着他的眼睛，仿佛要钻进他的灵魂里去似的。

“应该喝点茶才对……”她说。

“我倒无所谓……可是他们已经打点着动身了！”他同意说，“反正也已经误了。”

“那您就留下吧！”她小声说，低下眼睛，碰碰他的衣袖。

邮差终于解开结子，迟疑不决地把风帽搭在胳膊肘上。他站在诵经士的妻子身旁，觉得很温暖。

“你的脖子……多么好看……”

他伸出两个手指碰了碰她的脖子。他看见她并不抗拒，就伸手摩挲她的脖子和肩膀……

“嘿，真好看……”

“您就留下吧……喝点茶。”

“你这是往哪儿放？你这加了糖浆的蜜粥[4]！”外边传来马车夫的说话声，“要横着放。”

“您就留下吧……瞧，风刮得多么厉害！”

邮差还没醒透，还没来得及抖掉青春恼人的睡意，这时候突然被一种欲望抓住，为这种欲望他忘了邮包，忘了邮务列车……忘了人间万物。他惊慌地看一眼门口，仿佛打算逃跑或者藏起来似的，一把搂住诵经士妻子的腰，正低下头去凑近那盏小灯，想吹灭，不料前堂里响起了皮靴声，马车夫在门口出现了……萨韦利在他肩膀后面往里看。邮差赶快松开手，站住不动，仿佛在沉思似的。

“都准备好了！”马车夫说。

邮差呆站了一会儿，猛地摇一下头，好像终于醒过来了，跟着马车夫走出去。屋里只剩下诵经士的妻子一个人了。

“好，你坐上车，给我们领路吧！”她听见外边有人说。

一个小铃铛懒洋洋地响起来，随后另一个小铃铛又响了，接着一长串细碎的铃声从小屋这儿飘走了。

等到铃声渐渐消失，诵经士的妻子就猛一转身，离开原来的地方，烦躁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她先是脸色苍白，后来又满脸通红。她的脸由于仇恨而变了样，呼吸发抖，眼睛闪出疯狂凶暴的怒火。她走来走去，仿佛关在笼子里似的，活像一头雌老虎，受到烧红的烙铁的威胁。她停住一会儿，看一眼她的住处。那张床差不多占据半个房间，有整个后墙那么长，床上铺着肮脏的褥垫，有灰色的硬枕头，有被子，有各式各样叫不出名字来的破烂。那张床成了乱糟糟一团难看的废物，几乎跟萨韦利脑袋上的那堆头发一样，哪怕他特意用油抹平，却仍然竖起来。有个乌黑的炉子，从那张床一直伸到通往寒冷的前堂的门口，上面放些盆盆罐罐，挂着破衣烂衫。一切东西，包括刚刚出外的萨韦利在内，都出奇地肮脏，油污，漆黑，在这样的环境里见到女人的白脖子和细嫩的皮肤是会感到奇怪的。诵经士的妻子跑到床跟前，伸出手，仿佛打算把那些东西统统丢掉，踩坏，撕得粉碎，可是后来，她一碰到那些脏东西，却像吓坏了似的，倒退回来，又开始走来走去……

过了两个钟头，萨韦利走回来，身上满是雪，筋疲力尽了。可是她已经脱掉衣服，躺在床上。她的眼睛闭着，然而从她脸上肌肉的细微颤动来看，他猜出她没睡着。他在归途中本来已经打定主意一言不发直到明天，也不碰她，可是这时候他忍不住要挖苦她几句。

“你那套巫术算是白搭：他走了！”他说，幸灾乐祸地笑着。

诵经士的妻子没有说话，只是她的下巴在颤抖。萨韦利慢腾腾地脱掉衣服，从他妻子身上爬过去，贴着墙躺下。

“瞧着吧，明天我就去对尼科季姆神甫讲明，你这个老婆是个什么东西！”他唠叨着，把身子缩成一团。

诵经士的妻子很快地朝他转过脸来，两眼炯炯有光地瞧着他。

“你有这么个差事就心满意足了，”她说，“那你该到树林里去找老婆才是！我算是你的什么老婆？巴不得你断了气才好！你这个糊涂虫，懒骨头，你把我磨得好苦，求主饶恕我吧！”

“得了，得了……你睡吧！”

“我好命苦啊！”诵经士的妻子哭着说，“要不是你，说不定我会嫁给一个商人或者贵族！要不是你，现在我就会爱我的丈夫！你怎么就没让雪埋掉，怎么就没在那边大路上冻死，你这个希律[5]！”

诵经士的妻子哭了很久。最后她深深地叹口气，止住哭泣。风雪仍然在窗外肆虐。不知什么东西在火炉里哭，在烟囱里哭，在墙外哭。萨韦利觉得这个东西就在他身子里哭，就在他耳朵里哭。今天晚上他才彻底相信他对他妻子的揣测。他本来就认为他妻子由魔鬼帮忙，操纵风雪和邮车，现在关于这一点他已经毫不怀疑了。然而使他非常痛苦的是，这种神秘，这种超出常情的神通，反而给他身旁躺着的女人添上一种特殊的和不可理解的魅力，这却是他以前从没感到过的。他那种糊涂想法不知不觉把她美化，她好像变得更白净，更光润，更难于接近了……

“巫婆！”他愤愤地说，“呸，真叫人恶心！”

可是话虽如此，等到她止住哭声，开始均匀地呼吸，他就伸出手指去摸一下她的后脑壳……把她的粗辫子放在手里握一会儿。她没觉得……于是他大起胆子，摩挲她的脖子。

“躲开我！”她叫道，使劲用胳膊肘推开他，不料正巧戳在他的鼻梁上，弄得他的眼睛里迸出了金星。

他鼻梁上的疼痛不久就过去，然而他精神上的痛苦却绵延不断了。

1886年

[1] “但以理与三少年”为《圣经》中人物，参阅《旧约·但以理书》。

[2] 即古希伯来传说，尤季芙杀死了巴比伦统帅奥罗费尔恩，从而拯救了被围困的犹太人。——俄文本编者注

[3] 俄国教士的法衣是长衣襟的。

[4] 骂教士的话，因为教士在出丧人家主持宗教仪式的时候总喝到蜜粥。

[5] 根据基督教传说，希律是个暴君，处死了耶稣。

阿加菲娅

我住在某县的时候，常有机会到杜博沃村的菜园，在守园人那儿做客，他名叫萨瓦·斯图卡奇，或者简单点，叫萨夫卡。那些菜园是我在所谓“专诚”钓鱼的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每逢那种时候，我一走出家门就不知道何日何时才会回来，总是把各种钓鱼工具统统带在身边，一样也不少，还随身准备下干粮。认真说来，使我发生兴趣的与其说是钓鱼，还不如说是那种逍遥自在的游逛、不定时的进餐、同萨夫卡的闲谈、在宁静的夏夜里的久坐。萨夫卡是个小伙子，年纪二十五岁上下，身材魁梧，相貌漂亮，结实得像是打火石。大家都称道他是个通情达理、头脑清醒的人，他能读会写，很少喝酒，然而讲到做一个工人，这个年轻强壮的人却连一个铜钱也不值。在他那粗绳般结实的筋肉里，有一种沉重而无法克制的怠惰跟他强大的体力同时并存。他在村子里住着，像大家一样有自己的小木房，分到一块份地，可是他不耕田，不播种，任什么手艺也不学。他的老母亲沿街乞讨，他自己却像天上的鸟那样生活：早晨还不知道中午吃什么。这倒不是说他缺乏意志、精力或者对他母亲的怜悯，而不过是他没有劳动的兴致，也感觉不到劳动的益处罢了……他周身散发出逍遥自在的气息，从来不卷起袖子干活，对闲散的生活抱着一种先天的、几乎是艺术家的爱好。每逢萨夫卡年轻健康的身体在生理上渴望活动一下筋肉，这个小伙子就暂时专心干一件随意做做而又毫无意义的事情，例如把一根没有丝毫用处的木橛子削一削尖，或者同村妇们互相追逐。他最喜爱的姿态就是呆然不动。他能够一连几个小时站在一个地方纹丝不动，眼睛看着一个东西出神。他一时心血来潮，也会活动一下，然而那也只是在需要他做出急骤而突兀的动作的时候，例如揪住一只正在奔跑的狗的尾巴，扯下一个村妇的头巾，跳过一个宽阔的深坑。不消说，由于这样不爱活动，萨夫卡就一贫如洗，生活比任何一个孤苦赤贫的农民都不如。随着时光的流逝，他欠交的税款势必愈积愈多，于是他，这个年轻力壮的人，就由村社派去干老年人的活儿，做村社菜园的看守人和茅草人了[1]。尽管别人嘲笑他过早地成了老年人，他却毫不在乎。这个差使清静，适合于沉思默想，倒恰好投合他的脾胃。

有一次，那是五月间一个天气晴和的傍晚，我正巧在萨夫卡的菜园里做客。我记得，我在破旧的车毯上躺着，那是在一个窝棚旁边，窝棚里冒出浓重的干草气味，使得人透不出气来。我把两只手垫在脑袋底下，眼睛望着前方。我的脚旁放着一把木制的干草叉。干草叉的那一边站着萨夫卡的小狗库特卡，像一块黑斑似的映入我的眼帘。离库特卡不远，大约两俄丈开外，平地急转直下，成为一条小河的陡岸。我躺在那儿，看不见那条河。我只能看见岸边丛生的柳林的树梢，以及对岸那仿佛经谁啃过而弯弯曲曲的边沿。对岸的远处，在乌黑的山丘上，就是我的萨夫卡居住的村子，村子里那许多小木房像受惊的小山鹑似的彼此挤紧。山丘后边是满天的晚霞，正在渐渐暗下去。目前只剩下一条暗红色的长带了，就连它也开始蒙上薄薄的一层碎云，犹如快要烧完的煤块蒙上一层灰烬似的。

菜园右边是一片小小的赤杨林，颜色发黑，正在低声细语，偶尔刮过去一阵风，它就战栗一阵。左边伸展着一片广漠无垠的田野。那边，在目力不能从黑暗中分清哪是田野和哪是天空的地方，有个灯火在明亮地闪烁。萨夫卡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着。他像土耳其人似的盘腿坐定，低下头，呆呆地瞧着库特卡。我们的钓钩挂着活饵，早已放进河水，我们没有别的事可做，只能静静地养神，从没劳累过、一直在休息的萨夫卡极其喜爱这种养神。晚霞还没完全消退，夏夜却已经带着温存而催人入睡的抚爱拥抱大自然了。

一切东西都静止不动，沉进第一阵酣睡，只有一只我不熟悉的夜鸟在赤杨林里懒洋洋地拖着长音发出抑扬顿挫的长声，像是在问一句话：“你见到尼基达了？”然后又立刻回答自己说：“见到了！见到了！见到了！”

“为什么今天晚上夜莺不歌唱呢？”我问萨夫卡说。

那个人慢腾腾地转过脸来对着我。他脸庞很大，然而脸容开朗，富于表情，神色柔和，就跟女人一样。随后他抬起温和而沉思的眼睛看一下赤杨林，看一下柳丛，慢腾腾地从口袋里取出小笛子，放在嘴上，悠扬地吹出雌夜莺的叫声。立刻，仿佛回答他的悠扬的笛声似的，一只秧鸡在对岸嗞啦嗞啦地叫起来了。

“这也叫夜莺啊……”萨夫卡笑着说，“嗞啦！嗞啦！倒好像它在拉钓钩似的。不过话说回来，它大概也认为它是在唱歌呢。”

“我倒喜欢这种鸟……”我说，“你知道吗？候鸟南飞的时候，秧鸡不是飞，而是在陆地上跑。只有遇到河和海，它才飞过去，否则就一直在陆地上走。”

“好家伙，跟狗一样……”萨夫卡咕哝了一句，带着敬意向正在叫唤的秧鸡那边望去。

我知道萨夫卡非常喜欢听人讲话，就把我从狩猎书上看到的有关秧鸡的事一五一十讲给他听。我不知不觉从秧鸡讲到候鸟南飞。萨夫卡专心听我讲下去，连眼睛也不一下，自始至终愉快地微笑。

“这种鸟觉得哪儿亲一些呢？”他问，“是我们这边呢，还是那边？”

“当然是我们这边。这种鸟本身就是在这儿出生的，又在这儿孵出小鸟，这儿就是它的故乡嘛。至于它飞到那边去，那也只是为了免得冻死罢了。”

“有意思！”萨夫卡说，伸个懒腰，“不管讲什么，都满有意思。拿鸟儿来说，或者拿人来说，……再不然，拿这块小石头来说，样样东西都有它的道理！……唉，老爷，要是我早知道您来，我就不会叫那个娘们儿今天到这儿来了……有个娘们儿要求今天晚上到这儿来……”

“哎，你请便，我不会打搅你们！”我说，“我可以到小树林里去躺着……”

“得了吧，这是什么话！她要是明天来，也死不了……如果她能坐在这儿，听人讲话倒也罢了，可她老是要胡说八道。有她在，就不能正正经经地谈话了。”

“你是在等达里娅吧？”我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不……今天是另一个女人要来……铁路扳道工的老婆阿加菲娅……”

萨夫卡是用平素那种冷漠的、有点低沉的声调说这些话的，仿佛他讲的是烟草或者麦粥似的，可是我听了却吃一惊，猛然欠起身来。我认得扳道工的妻子阿加菲娅……她是个还十分年轻的少妇，年纪不过十九岁或者二十岁，去年刚刚嫁给铁路的扳道工，一个威武的年轻小伙子。她在村里住着，她的丈夫每天晚上从铁路线回到她那儿去过夜。

“老弟，你跟那些女人来往早晚会惹出祸事来的！”我叹道。

“随她们去吧……”

萨夫卡沉吟了一下又补充说：

“我对那些娘们儿也这么说过，她们就是不听嘛……她们那些傻娘们儿简直满不在乎！”

紧跟着是沉默……这当儿天色越来越黑，样样东西都失去原有的轮廓了。山丘后面的一长条晚霞已经完全消散，天上的繁星变得越来越明亮，越灿烂……草螽忧郁、单调的鸣声，秧鸡的嗞啦嗞啦的啼叫和鹌鹑咕咕的叫声都没有破坏夜晚的寂静，反而给它增添了单调。似乎那些轻柔悦耳的叫声不是来自飞禽，也不是来自昆虫，而是来自天上俯视着我们的繁星……

首先打破沉默的是萨夫卡。他慢腾腾地把眼睛从乌黑的库特卡移到我身上，说：

“我看，老爷，您觉得烦闷了。那就吃晚饭吧。”

他没有等我同意，就肚皮朝下，爬进窝棚，在那儿摸索着，这时候整个窝棚就开始像树叶似的战栗起来，随后他爬回来，把我的白酒放在我面前，另外还放了个土碗。碗里有几个烧硬的鸡蛋、几块荤油黑麦饼和几块黑面包，另外还有点别的东西……我们用一只弯腿的、站不稳的杯子喝酒，然后吃起那些东西来……盐粒很大，而且是灰色的，麦饼油腻而肮脏，鸡蛋老得跟橡胶似的，可是另一方面，这些东西吃起来又是多么香！

“你孤苦伶仃，可是你这儿的吃食倒不少呢，”我指着土碗说，“你是从哪儿拿来的？”

“那些娘们儿送来的……”萨夫卡嘟嘟哝哝地说。

“她们为什么给你送这些来呢？”

“不为什么……怜惜我呗……”

不单是萨夫卡的吃食，就连他的衣服也带着女人“怜惜”的痕迹。例如这天傍晚，我发现他腰上系着一条新的绒线带，他肮脏的脖子上套着一根猩红色丝带，丝带上挂着一个小小的铜十字架。我知道女性对萨夫卡的钟爱，也知道他不乐意谈女人，所以我没有继续问下去。况且也没有时间谈话……库特卡本来在我们跟前转来转去，着急地等我们丢给它食物，这时候忽然竖起耳朵，汪汪地叫起来。远处响起了断断续续的溅水声。

“有人蹚着水来了……”萨夫卡说。

过了三分钟光景，库特卡又汪汪地叫起来，而且发出一种咳嗽似的声音。

“嘘！”主人吆喝它说。

在黑暗中低沉地响起了胆怯的脚步声，从小树林里露出一个女人的身影。尽管天色很黑，我却认出她来，她就是扳道工的妻子阿加菲娅。她胆怯地走到我们跟前，站住，气喘吁吁。她透不过气来，多半不是由于走累了，而可能是由于她心里害怕，再者，她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大凡夜间蹚着水过河的人都会有那种感觉的。她看见窝棚旁边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就轻微地惊叫一声，倒退一步。

“哦，……是你啊！”萨夫卡说，把一块饼塞进自己嘴里。

“我……是我，”她支吾道，手里拿着的一包东西掉在地下，斜起眼睛来瞟我，“雅科夫问您好，吩咐我交给您……喏，这点东西……”

“算了，你干吗撒谎？什么雅科夫不雅科夫的！”萨夫卡笑着说，“用不着撒谎，老爷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你坐下，做我们的客人吧。”

阿加菲娅斜起眼睛瞟我，犹疑不决地坐下。

“我还当是你今天晚上不来了……”萨夫卡经过长久的沉默后说，“你呆坐着干什么？吃嘛！莫非要我给你点白酒喝？”

“你想到哪儿去了！”阿加菲娅说，“你把我当成酒鬼了……”

“你就喝吧……喝了心里热乎一点……喏！”

萨夫卡把那只弯腿的杯子递给阿加菲娅。她就慢慢地把酒喝下去，却没吃下酒的菜，光是长吁了一口气。

“你带东西来了……”萨夫卡解开那个包袱，带着满不在意、开玩笑的口气接着说，“娘们儿总不能不带点东西。啊，馅饼和土豆……他们的日子过得挺不错呢！”他转过脸来对着我，叹口气说，“全村子只有他们家里才有去年冬天留下的土豆！”

在黑地里我看不清阿加菲娅的脸，不过从她肩膀和头部的动作来看，我觉得她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萨夫卡的脸。我不愿意在这场幽会中做第三者，就决定到别处去溜达一下，于是我站起来。可是这时候，小树林里有一只夜莺突然发出两声女低音般的啼鸣。过了半分钟它又发出一串尖细的颤音，它照这样试了试歌喉后，就开始歌唱。萨夫卡跳起来，听着。

“这就是昨天的那一只！”他说，“你等着！……”

他猛地离开原来的地方，不出声地跑到小树林里去了。

“喂，你去找它干什么？”我对着他的背影喊道，“算了吧！”

萨夫卡摇一下手，意思是说别嚷嚷，然后就消失在黑暗里了。萨夫卡遇到高兴的时候，无论是打猎还是钓鱼，都很擅长，然而就连在这类事情上，他的才能也像他的力气那样白白糟蹋了。他懒得照规矩办事，却把他对猎捕的全部热情用在无益的花招上。比方说，他捉夜莺一定要空手去捉，他捕梭鱼是用鸟枪打，他往往在河边一连呆站几个钟头，用尽全力拿大鱼钩钓小鱼。

剩下来只有我和阿加菲娅两个人了。她嗽一下喉咙，好几次举起手掌摩挲她的额头……她喝过酒后，已经有点醉意了。

“你生活得怎样，阿加霞[2]？”我问她说。已经沉默了很久，再沉默下去就要觉得别扭了。

“谢天谢地，挺好……您可别对外人说，老爷……”她忽然小声补充了一句。

“好，你别担心，”我安慰她说，“不过你也真大胆，阿加霞……万一雅科夫知道了呢？”

“他不会知道……”

“哼，这可说不定！”

“不……我会比他先到家。眼下他在铁路线上，要把邮务列车送走才会回来。那班列车什么时候走过，这儿听得见……”

阿加菲娅又把手伸到额头上，往萨夫卡走去的方向看了一阵。那只夜莺在歌唱。一只夜鸟低低地挨着地面飞过去，它一发现我们，就吃一惊，把翅膀扇得呼呼的响，往河对岸飞去。

夜莺不久就不出声了，可是萨夫卡没有回来。阿加菲娅站起身子，不安地迈出几步，又坐下。

“他这是在干什么？”她忍不住说，“那班列车又不是明天才来！我一会儿就得走了！”

“萨夫卡！”我叫道，“萨夫卡！”

我的叫声甚至没有引起回声。阿加菲娅不安地扭动身子，又站起来。

“我该走了！”她用激动的声调说，“火车马上就要来！我知道火车什么时候经过！”

可怜的少妇说得不错。还没过一刻钟，就远远地响起了轰隆声。

阿加菲娅久久地凝神望着小树林，着急地活动两只手。

“咦，他到哪儿去了？”她开口说，烦躁地笑着，“魔鬼把他支使到哪儿去了？我要走了！真的，我要走了！”

这时候，轰隆声越来越清楚，已经可以听清车轮的滚转声和火车头沉重的喘息声了。后来汽笛鸣叫，火车轰轰响地经过大桥……再过一分钟，一切又归于沉寂。

“我再等一分钟吧……”阿加菲娅叹道，毅然决然地坐下来，“就这样吧，我等着！”

最后萨夫卡总算在黑暗里出现了。他光着脚，不出声地踩着菜园的松软地面，嘴里轻声哼着曲子。

“真倒运，不知怎么搞的！”他快活地笑着说，“喏，我刚刚走到矮树丛跟前，刚刚对准它伸出手去，它就不唱了！嘿，这条脱了毛的狗！我等啊，等啊，等着它再唱，可是后来只好吐口唾沫，算了……”

萨夫卡在阿加菲娅身旁笨拙地一屁股坐下去，为了稳住身子而伸出两条胳膊去搂住她的腰。

“你干吗愁眉苦脸的，倒好像你是你舅母生的？”他问。

萨夫卡尽管心肠软，又厚道，却看不起女人。他对待她们随随便便，态度傲慢，甚至不顾自己的体面，鄙夷地讪笑她们对他本人的感情。上帝才知道，也许这种随随便便的鄙夷态度正是村子里的杜尔西内娅[3]们心目中认为他有强大而不可抗拒的魔力的一个原因吧。他生得漂亮匀称，他的眼睛即使在看他藐视的女人的时候，也总是闪着平静的爱意，然而单凭外貌还不足以说明他的魔力。除了他那招人喜爱的外貌和独特的待人态度以外，萨夫卡既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失意者，一个不幸从自家的小木房里被放逐到菜园里来的流亡者，那么，必须认为，他扮演的这种动人角色对女人也自有影响。

“那你对老爷讲一讲你是干什么来的！”萨夫卡仍然搂住阿加菲娅的腰，继续说，“喂，快点说呀！你这个有夫之妇！哈哈……那么，我的好妹子阿加霞，咱们再喝点白酒？”

我站起来，往菜畦中间走去，在菜园子里到处转悠。乌黑的菜畦像压扁的大坟堆。那儿散发出掘松的土地的气味，农作物新沾了露水而冒出细腻的潮香……左边那个红色的亮光仍然在闪烁。它亲切地眼，似乎在微笑。

我听见快乐的笑声。那是阿加菲娅在笑。

“可是那班列车呢？”我想起来，“那班列车可是早就来了。”

我等了一阵，又走回窝棚。萨夫卡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着不动，嘴里轻轻地哼着一首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歌词却很简短，类似“你滚开，去你的……我和你……”阿加菲娅刚喝过酒，又受到萨夫卡轻蔑的爱抚，再加上夜晚的闷热，已经陶醉了。她在他旁边土地上躺着，把脸紧紧贴着他的膝盖。她完全沉湎在她的感情里，一点也没有留意到我走过去。

“阿加霞，要知道那班列车早就来了！”我说。

“你该走了，该走了，”萨夫卡附和我的想法说，摇头，“你躺在这儿干什么？你这个不要脸的！”

阿加菲娅打了个冷战，把头从他的膝盖那儿移开，看了我一眼，又依偎着他躺下去。

“早就该走了！”我说。

阿加菲娅翻个身，坐起来，屈着一条腿跪在地上……她心里痛苦……我在黑暗中看出她全身有半分钟之久表现出挣扎和动摇。有那么一瞬间，她似乎清醒过来，挺直身子要站起来了，然而这时候却似乎有一种不可战胜和不肯让步的力量在推动她的整个身子，她就又倒下去，依偎着萨夫卡。

“去他的！”她说着，发出一阵来自内心深处的狂笑。在这种笑声里，可以听出不顾一切的果断、软弱、痛苦。

我悄悄往小树林里走去，在那儿走下坡来到河边，我们的钓鱼工具都放在那儿。那条河在安睡。有一朵柔软的双瓣花长在高高的茎上，温柔地摸一下我的脸，就像一个小孩要叫人知道他没睡着似的。我闲着没事做，摸到一根钓丝，把它拉上来。它没有绷紧，松松地垂着，可见什么东西也没有钓到……对岸和村子一概看不见。有所小木房里闪着灯火，可是不久就熄了。我在岸上摸索着走去，找到我白天看好的一块洼地，在那里坐下，就跟坐在安乐椅上似的。我坐了很久……我看见繁星渐渐暗淡，失去原有的光芒，一股凉气像轻微的叹息似的在地面上吹拂过去，抚摸着正在醒来的柳树的叶子……

“阿加菲娅！……”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村里响起来，“阿加菲娅！”

这是那个丈夫，他回到家里，心慌意乱，正在村里找他的妻子。这时候菜园里传来了抑制不住的笑声：他的妻子已经忘掉一切，心醉神迷，极力用几个钟头的幸福来抵补明天等着她的苦难。

我睡着了……

等到我醒过来，萨夫卡正在我身旁坐着，轻轻地摇我的肩膀。那条小河、小树林、绿油油的像冲洗过的两岸、树木、田野，都沉浸在明亮的晨光里。太阳刚刚升起，它的光芒穿过细长的树干，直照着我的背脊。

“您就是这样钓鱼啊？”萨夫卡笑着说，“得了，您起来吧！”

我就站起来，舒服地伸了个懒腰，我那苏醒过来的胸脯贪婪地吸着润湿清香的空气。

“阿加霞走了？”我问。

“她就在那儿。”萨夫卡对我指一下河边的浅滩，说。

我凝神细看，瞧见了阿加菲娅。她撩起衣裙，正在渡河，头巾已经从她头上滑下来，头发披散着。她的腿几乎没怎么移动……

“这只猫知道它偷吃了谁的肉！”萨夫卡嘟哝说，眯细眼睛看着她，“她夹着尾巴走路了……这些娘们儿淘气得像猫，胆怯得像兔子……这个傻娘们儿，昨天晚上叫她走，她却不走！现在她可要倒霉了，连带着我也会给拉到乡公所去……又要为这些娘们儿挨一顿打了……”

阿加菲娅已经走到对岸，穿过旷野往村子走去。起初她相当大胆地走着，然而不久，着急和恐惧就占了上风：她战战兢兢地回转身来看一下，站住，歇一歇气。

“这不，她害怕了！”萨夫卡苦笑一下说，瞧着阿加菲娅在带着露水的草地上走过去后留下的碧绿的小径，“她还不想去呢！她的丈夫已经在那儿站了整整一个钟头，等着她……您看见他了吗？”

萨夫卡是笑吟吟地说出最后那句话的，然而我的心口却发凉。雅科夫正在村子尽头一所小木房附近的大道上站着，定睛瞧着他那归来的妻子。他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立在那儿，像是一根柱子。他眼睛瞧着她，心里在怎样想呢？他会说些什么话来迎接她呢？阿加菲娅站了一会儿，又回过头来看一眼，仿佛期望我们帮忙似的，然后又往前走去。像她那样的步伐，我不论是在醉汉身上还是在清醒的人身上都从来也没见到过。丈夫的眼光似乎弄得阿加菲娅周身不自在。她时而歪歪斜斜地走去，时而在原地踏步，两个膝盖软得往下弯，两只手摊开，时而又往后倒退。她再走一百步光景，又回过头来看一眼，索性坐下了。

“你至少也该躲在灌木丛后面呀……”我对萨夫卡说，“千万不要让她的丈夫看见你才好……”

“他就是没看见我，也还是知道阿加霞从谁那儿回去的……娘们家不会三更半夜到菜园里来摘白菜，这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

我看一眼萨夫卡的脸。他脸色苍白，露出又厌恶又怜悯的神情，就跟人们看见受折磨的动物一样。

“猫的笑声就是老鼠的眼泪啊……”他叹道。

阿加菲娅忽然跳起来，摇一下头，迈开大胆的步子往她丈夫那边走去。显然，她鼓足力量，下定决心了。

1886年

[1] 指放在菜园中用以惊吓鸟雀的草人。

[2] 阿加菲娅的爱称。

[3]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男主人公的理想的情人。在此借喻“情人”。

歌女

有一天，那是她还比较年轻漂亮，嗓音也比较清脆的时候，她的捧场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科尔帕科夫坐在她那别墅的楼上房间里。天气闷热不堪。科尔帕科夫刚刚吃过中饭，喝过满满一瓶质量很差的烈性葡萄酒，觉得心绪恶劣，浑身不舒服。两个人都感到烦闷，就等着炎热消退，好出外去散一散步。

突然，出人意外，前堂响起了门铃声。科尔帕科夫本来没穿上衣，趿拉着拖鞋，这时候就跳起来，用疑问的眼光瞧着帕莎。

“大概是邮差，或者，也许是我的女朋友吧。”女歌手说。

不论被帕莎的女朋友还是邮差撞见，科尔帕科夫一概不在乎，不过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抱起他的衣服，到隔壁房间去了。帕莎就跑去开门。使她大吃一惊的是，门口站着的并不是邮差，也不是女朋友，却是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年轻，美丽，装束上流，从各种迹象来看，也正是个上流女人。

这个陌生的女人面色苍白，费力地呼吸着，仿佛刚爬上一道很高的楼梯似的。

“请问您有什么事？”帕莎问。

太太没有立刻答话。她往前迈出一步，慢腾腾地对房间里扫一眼，坐下来，看样子似乎累了，或者有病，因而站不住了。后来她那苍白的嘴唇努动很久，极力要说出话来。

“我的丈夫在您这儿吗？”她终于问道，抬起哭得眼皮红肿的大眼睛瞧着帕莎。

“什么丈夫？”帕莎小声说，忽然心惊胆战，手脚一齐冰凉了，“什么丈夫？”她又说一遍，开始发抖。

“我的丈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科尔帕科夫。”

“没有……没有，太太……我……我根本不认得您的丈夫。”

在沉默中过去了一分钟。陌生女人有好几次用手绢擦苍白的嘴唇，屏住呼吸，为了克制内心的颤栗。帕莎站在她面前一动也不动，像是脚下生了根似的，带着困惑和恐惧瞅着她。

“那么您是说他不在这儿？”太太问道，这时候她的声音已经稳定下来，脸上现出古怪的微笑。

“我……我不知道您问的是谁。”

“您卑贱，下流，坏透了……”陌生女人喃喃地说，带着痛恨和憎恶打量帕莎，“对，对……您卑贱。我到底能有机会对您说出这句话，实在高兴得很，高兴得很！”

帕莎感到她给这个身穿黑衣服、眼神气愤、手指头又白又细的太太留下一种卑贱和丑恶的印象，不由得为自己胖胖的红脸蛋、鼻子上的麻斑、额头上的刘海害臊，那绺刘海偏偏无论如何也梳不上去。她觉得要是她长得瘦一点，不涂脂抹粉，不留刘海，那就可以掩盖她那并非上流的身份，她站在这个陌生而神秘的女人面前也就不会这么害怕，这么害臊了。

“我的丈夫在哪儿？”太太接着说，“不过他在不在这儿，我倒也无所谓，可是我得告诉您：盗用公款的事已经败露，人家正在捉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人家要逮捕他。这都是您干的好事！”

太太站起来，心情极其激动，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帕莎呆望着她，吓得没有听懂她的话。

“今天他们就会找到他，逮捕他，”太太说，哭起来，从这种哭声可以听出她的烦恼和激愤，“我知道是谁把他弄到这种可怕地步的！卑贱的坏女人！可恶的、出卖肉体的畜生！”太太憎恶地撇着嘴唇，皱起鼻子，“我是个弱女子……您听着，下贱的女人！……我弱，您比我强，不过总会有人来给我和我的孩子撑腰！上帝全看得见！他是公道的！他会为我流过的每滴眼泪，为我熬过的那些失眠的夜晚惩罚您！这一天终究会来到，您会想起我的话的！”

紧跟着又是沉默。太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绞着手。帕莎仍然大惑不解，呆望着她，不明白她的来意，等她说出什么可怕的话来。

“我，太太，什么也不知道！”她说，忽然哭起来。

“您撒谎！”太太嚷道，恶狠狠对她瞪起眼睛，“我全知道！我早就知道您！我知道最近一个月他天天待在您家里！”

“是的。那又怎么样呢？那有什么稀奇？我有很多客人，可是我并没有硬拉什么人来啊。来不来随各人的便。”

“我跟您说：盗用公款的事败露了！他在衙门里盗用了别人的款子！为您这么一个……为了您，他居然决心去犯罪。您听着，”太太在帕莎面前站住，用坚决的口气说，“您不可能有节操，您活着就只为了做坏事，这就是您的目标，可是谁也想不到您堕落得这么深，连一丁点儿人的感情也没有！他可是有妻子儿女的……要是他受了审，流放在外，我和孩子就会活活饿死……您要明白这一点！不过眼前还有办法挽救他，挽救我们免得受穷和丢脸。要是今天我交上去九百卢布，他们就不会找他的麻烦。只要九百卢布就成！”

“什么九百卢布？”帕莎轻声问道，“我……我不知道……我没拿过……”

“我不是跟您要九百卢布……您没有钱，再者我也不要您的钱。我要的是别的东西……像您这样的人，男人照例会送给您贵重物品的。只要把我丈夫送给您的物品还给我就成！”

“太太，他没有送给我什么东西！”帕莎尖声叫道，开始明白她的来意了。

“那么钱到哪儿去了？他挥霍了他的钱，我的钱，别人的钱……可是这些钱都上哪儿去了？您听我说，我求求您！我刚才冒了火，对您说过许多不中听的话，那么我道歉就是。您一定恨我，这我知道，不过要是您还能怜悯人的话，那就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我求求您，把那些物品还给我！”

“哼……”帕莎说，耸一耸肩膀，“我倒乐于奉还，可是，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他什么东西也没送给我。请您相信我的良心话。不过，您说得也对，”女歌手慌张地说，“有一次他送过我两件小东西。好吧，如果您要的话，我就退还……”

帕莎拉开梳妆台的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包金的镯子和一个镶红宝石的细戒指。

“收下吧！”她把那两件东西交给客人说。

太太猛然涨红了脸。她的脸颤抖起来。她觉得受了侮辱。

“您给我什么东西？”她说，“我又不是来乞讨的，我是来要那些不该归您有的东西……那些您利用您的地位逼着我丈夫……这个软弱而不幸的人……买给您的东西……星期四那天，我看见您和我的丈夫在码头上，那时候您戴着贵重的胸针和镯子。所以您用不着在我面前装成没事人似的！我最后一次问您：那些东西您给不给我？”

“天呐，您这个人可真奇怪……”帕莎说，开始生气了，“我对您保证：我从您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那儿，除了这个镯子和戒指以外，什么也没拿到过。他只给我带来些甜馅饼。”

“甜馅饼……”陌生女人冷笑道，“在家里，孩子们什么吃的也没有，这儿却有甜馅饼。您坚决不肯退还那些东西吗？”

太太没有得到回答，就坐下来，望着空中发呆，想心事。

“现在可怎么办？”她说，“要是我交不出九百卢布，那么不但他完了，我和孩子们也完了。我到底该把这个下贱的女人打死呢，还是对她下跪？”

太太把手绢蒙住脸，大哭起来。

“我求求您！”她一面大哭，一面数说，“要知道，是您害得我丈夫破了产，把他断送了，您就救救他吧……您不顾念他，可是孩子……孩子……孩子有什么过错呢？”

帕莎想象那些小孩站在街上，饿得直哭，她自己就也哭了。

“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太太？”她说，“您说我是下贱的女人，我害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破了产，可是我，要像在真正的上帝面前一样……向您保证：我一点也没沾过他的光……我们这个班子里只有莫佳才有阔绰的姘夫，我们这些人，却只能勉强过日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是个受过教育的、文雅的先生，所以我才接待他。我们不能不接待客人。”

“我要东西！把东西给我！我在哭……我在低声下气……好吧，我下跪就是！只要您乐意就行！”

帕莎吓得叫起来，挥舞两只手。她感到这个苍白而美丽的太太像在舞台上似的表演得那么高尚，而且真的会纯粹出于骄傲，出于高尚而在她面前跪下，为的是抬高自己而贬低歌女。

“好，我把东西拿给您！”帕莎说，擦着眼泪，开始手忙脚乱，“遵命。不过这些东西都不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我是从别的客人手里拿到的。就按您的意思办……”

帕莎拉开五斗橱的最上面一个抽屉，从中取出一个钻石胸针、一串珊瑚、几个戒指、一个镯子，把它们统统交给那个女人。

“要是您乐意，就都拿去，只是我没有从您丈夫那儿得到过任何好处。您拿去，您发财吧！”帕莎继续说，下跪的威胁使她感到受了侮辱，“如果您是高贵的女人……他的合法的妻子，您就该叫他守在您身边。就是嘛！又不是我叫他来的，是他自己来的……”

太太泪眼模糊地瞧了瞧拿给她的东西，说：

“东西还没有全拿出来……这点东西连五百卢布也不值。”

帕莎就急急忙忙从五斗橱里又扔出一个金表、一个烟盒、一副袖扣，摊开两只手说：

“我一点东西也没剩下了……自管搜吧！”

客人叹了口气，伸出发抖的手把那些东西包在手绢里，一句话也没说，甚至也没点一下头，就走出去了。

隔壁房间的门开了，科尔帕科夫走进屋来。他脸色苍白，一个劲儿摇头，仿佛刚刚吃了一种很苦的东西似的。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您送过我什么东西？”帕莎朝着他发脾气说，“请问什么时候送过？”

“东西……东西不东西都是小事！”科尔帕科夫说，摇一下头，“我的上帝啊！她在你面前哭，低三下四……”

“我问您：您送过我什么东西？”帕莎嚷道。

“我的上帝啊，她上流，骄傲，纯洁……居然打算……对这个娼妇下跪！是我把她逼到这一步的！是我闹出来的！”

他抱住头，哀叫道：

“不，我为这件事永远也不能原谅我自己！永远也不能原谅！你躲开我……贱货！”他厌恶地叫一声，从帕莎面前往后退，用发抖的手推开她，“她刚才打算下跪，而且是……向谁下跪呀？向你！啊，我的上帝！”

他很快地穿上衣服，厌弃地推开帕莎，走到门口，出去了。

帕莎躺下来，开始放声痛哭。她已经舍不得一时赌气拿出去的那许多东西，她感到委屈。她想起三年前有个商人无缘无故地把她打一顿，就哭得越发响了。

1886年

丈夫

某骑兵团在军事演习期间来到某小县城里停下来过夜。像军官先生们光临过夜这样的大事，素来使得本城的居民们极其激动，精神为之一振。商店老板们巴望着出清存放过久而发黑的腊肠和在货架上已经陈列十年之久的“最上等”沙丁鱼。饭铺老板和其他生意人通夜不关店门。军事长官、他的办事员以及当地的驻防部队都穿上最讲究的军服。警察们跑来跑去，好像中了邪。至于这对太太小姐们产生的影响，那只有鬼才知道！

本县的太太小姐们听说骑兵团开来，就丢下煮果酱的滚烫的铜盆，纷纷跑到街上去了。她们忘了自己衣冠不整，蓬头散发，却迎着骑兵团跑过去，呼吸急促，心里发紧，贪婪地听着进行曲的乐声。瞧着她们苍白而痴迷的面容，人们也许会以为那乐声不是从士兵的铜号里发出来，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骑兵团啊！”她们高兴地说，“骑兵团来了！”

可是她们何必这么关心这个素不相识、偶然路过此地、明天拂晓就要开拔的骑兵团呢？后来，军官先生们站在广场中央，倒背着手，商量宿营问题，这时候，她们却已经在法院侦讯官太太的宅子里坐定，七嘴八舌地评论这个团了。上帝才知道她们从哪儿打听出来团长已经成了家，然而没有跟妻子住在一起。她们还知道某高级军官的太太年年生一个死孩子，某副官毫无希望地爱上一个伯爵夫人，有一回甚至自寻短见。她们样样事情都知道。窗外闪过一个麻脸的兵，穿着红色衬衫，她们清楚地知道他就是雷姆佐夫少尉的勤务兵，正跑遍全城，为他主人赊买一瓶英国烧酒。那些军官，她们只不过匆匆看过一眼，而且也只是见到他们的后背罢了，可是她们却已经断定其中没有一个长得好看，惹人喜欢的了……她们讲过一通以后，派人硬把军事长官和俱乐部主任请来，吩咐他们无论如何非办一次跳舞晚会不可。

她们的心愿实现了。傍晚八点多钟，军乐队在俱乐部门前的街道上奏乐，俱乐部里军官先生们同当地的太太小姐们翩翩起舞。太太小姐们感到身上生出翅膀了。她们被舞蹈、乐声、清脆的马刺声所陶醉，把整个心交给萍水相逢的朋友，完全忘记她们那些平民身份的同伴了。她们的父亲和丈夫退到远远的后边去，拥挤在前厅寒伧的饮食部旁边。那些司库员啦，秘书啦，管理员啦，都生得干瘦，害着痔疮，举止笨拙，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像样，因而不肯走进舞厅，光是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跟那些手脚灵活和身材匀称的中尉们跳舞。

在那些丈夫当中，有个税务官基里尔·彼得罗维奇·沙利科夫。这个爱喝酒的人心胸狭隘，为人恶毒，脑袋很大，头发剪得短短的，厚嘴唇往下撇。当初他念过大学，读过皮萨列夫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作品，时常唱歌，可是现在他只说自己是八品文官，别的一概不提了。他倚着门框站在那儿，眼睛一刻也不放松他的妻子。他妻子安娜·帕夫洛夫娜是个娇小的黑发女人，年纪三十岁上下，长鼻子，尖下巴，脸上涂着脂粉，腰身束紧，一刻也不停地跳舞，非到昏倒不肯罢休。她已经跳累了，然而疲乏的是她的肉体，却不是她的灵魂……她全身表现出痴迷和欢乐。她胸脯起伏，脸颊泛起红晕，一举一动都那么娇慵，飘洒。看得出来，她一边跳舞，一边想起她的过去，遥远的过去，那时候她在贵族女子中学常常跳舞，幻想着奢华欢乐的生活，相信她日后的丈夫一定会是男爵或者公爵。

税务官瞅着她，气得皱起眉头……他没感到嫉妒，然而心里不痛快，第一，人家在跳舞，害得他没有地方可以打牌了；第二，他受不了吹奏乐；第三，他觉得军官先生们对待平民过于轻慢，高傲；第四，最主要的是，他妻子脸上的快活神情惹恼了他，使他心里冒火……

“瞧着都叫人恶心！”他嘟哝道，“年纪都快四十了，生得一副丑相，可是你瞧瞧，居然搽胭脂抹粉，卷起头发，穿上了束腰的紧身！她卖弄风情，装模作样，自以为怪不错的呢……嘿，您啊，好漂亮的美人儿哟！”

安娜·帕夫洛夫娜全神贯注在跳舞上，一眼也没看她的丈夫。

“当然了，我们这些乡巴佬，哪儿配得上！”税务官幸灾乐祸地说，“如今我们算是靠边站了……我们是海豹，县城里的熊！她呢，成了舞会上的皇后。瞧，她还那么年轻美貌，连军官们都能对她发生兴趣。说不定他们会爱上她呢。”

跳玛祖卡舞的时候，税务官气得脸相大变。跟安娜·帕夫洛夫娜一块儿跳玛祖卡舞的，是个黑发的军官，生着暴眼睛和鞑靼人那样的高颧骨。他庄重而又动情地迈动两条腿，露出严厉的脸色，直僵僵地弯下膝头，看上去仿佛是个由细线牵动的玩偶小丑。安娜·帕夫洛夫娜呢，脸色发白，身子发颤，娇滴滴地伛下身子，转动眼珠，极力做出脚不点地的样子，大概她自己也确实觉得不是在地球上，不是在县城的俱乐部里，而是在远远的，远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在云端里！不光她的脸，就连她的全身都表现出快活得飘飘然的神态……税务官受不住了，一心想讥诮这种快活，让安娜·帕夫洛夫娜领会她已经得意忘形，生活根本不像她目前在陶醉中感到的那么美妙……

“你等着就是，你尽管嘻开嘴笑好了，我要叫你尝尝我的厉害！”他嘟哝说，“你不是女学生，也不是姑娘家了。老丑婆应该明白自己是丑婆子！”

种种浅薄的感情像老鼠似的猬集在他心里，有嫉妒，有烦恼，有受了伤害的自尊心，也有由于常喝白酒，长期过着停滞的生活而往往在小官们心里产生的那种狭隘的内地人愤世嫉俗的心理……他等到玛祖卡舞终场，就走进舞厅，朝他妻子走去。这时候安娜·帕夫洛夫娜正跟她的男舞伴坐在一起，扇着扇子，卖弄风情地眯细眼睛，讲起以前她在彼得堡怎样跳舞（她的嘴唇努成心形，因而说成“在我们白都堡”了）。

“安纽塔[1]，我们回家去！”税务官声音沙哑地说。

安娜·帕夫洛夫娜看见丈夫出现在她面前，先是打了个冷战，仿佛想起了她还有个丈夫似的，后来满脸涨得通红，想到自己有这么个干瘦的、阴沉的、平凡的丈夫，不由得害臊……

“我们回家去！”税务官又说一遍。

“为什么？时候还早呢！”

“我要求你回家！”税务官抑扬顿挫地说，露出气愤的脸色。

“这是为什么？难道出了什么事？”安娜·帕夫洛夫娜惊慌地问。

“没出什么事，可是我希望你马上回家……我希望如此，就是这么回事。请吧，不用多说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并不怕她的丈夫，可是在男舞伴面前却觉得难为情，那军官正惊讶而讥诮地瞧着税务官呢。她站起来，跟丈夫一起走到一旁。

“你在想些什么？”她开口说，“为什么要我回家去？还没到十一点呢！”

“我希望如此，就是这么的！走吧，不必多说。”

“你别生什么糊涂想法！你要走，就走你的。”

“好，那我就大闹一场！”

税务官看见他妻子脸上的快活神情渐渐消散，看见她十分羞愧，显得很痛苦，于是他心里似乎略为轻松点了。

“你现在要我回去干什么？”妻子问。

“我不要你干什么，我希望你待在家里。我希望如此，就是这么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不肯听从他的话，后来就开始央告他，求她丈夫容许她哪怕再留半个钟头也好。临了，她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不住道歉，赌咒发誓，不过这些话都是小声说的，脸上却带着笑容，免得旁人以为她跟丈夫闹别扭。她开始担保说，她不会再待多久，只要十分钟，只要五分钟就行。可是税务官固执地坚持他的主张。

“随你的便，你要留就留下！只是我要大闹一场。”

这时候，安娜·帕夫洛夫娜一边跟丈夫说话，一边却显得干了，瘦了，老了。她脸色发白，咬着嘴唇，差点哭出来，然后走到前厅去，开始穿外衣……

“您这是干什么？”本地的太太小姐们吃惊地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您干吗要走，亲爱的？”

“她头痛。”税务官替他妻子说。

两夫妇从俱乐部里出来，走回家去，一路上沉默不语。税务官跟在妻子后面，瞧着她满心痛苦和委屈，弯下腰，灰心丧气，回想她在俱乐部里那种快活神情惹得他多么生气，感到这种快活如今已经烟消云散，他的心里不禁扬扬得意。他高兴了，满意了，同时却又觉得还缺点什么。他很想转身回到俱乐部，设法闹得大家都扫兴和难堪，让大家都领会到这种生活多么渺小可怜，平淡无味，只要他们在街上摸着黑走路，听见脚底下的烂泥咕唧咕唧响，知道明天早晨醒来，没有别的指望，只好仍旧喝酒打牌，他们就会明白这一点的。啊，那是多么可怕！

安娜·帕夫洛夫娜几乎走不动了……她仍然处在舞蹈、音乐、谈话、亮光、闹声的影响下。她一面走一面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惩罚她呢？她痛心，委屈，听着丈夫沉重的脚步声而满腔愤恨，连气也透不出来。她一言不发，极力要想出最伤人、最刻薄、最恶毒的话来痛骂她的丈夫，同时却又体会到她那税务官的心是任什么话都打动不了的。他哪里会理睬她的话？就连她最凶恶的仇敌也想不出比这更使她无可奈何的局面来了。

这当儿音乐轰鸣，黑暗里充满了最轻快、最挑逗人心的乐声。

1886年

[1] 安娜的爱称。

磨坊外

磨坊主人阿列克谢·比留科夫是个矮壮而结实的中年男人，论身材和相貌，颇像孩子们读过儒勒·凡尔纳[1]的作品以后常梦见的那些举止粗野、动作笨拙、脚步沉重的水手。他坐在他那小屋的门槛上，懒洋洋地吧唧着已经灭了的烟斗。这一回他穿着兵士的灰色粗呢长裤和沉重的大皮靴，然而没穿上衣，没戴帽子，其实外面已经是深秋天气，潮湿而阴冷了。潮湿的雾气自由自在地钻进他敞开怀的坎肩，可是磨坊主人的粗大身体像鸡眼那么硬，分明没感到寒意。他那又红又肥的脸照例神情淡漠，皮肉松弛，仿佛半睡半醒似的。他那埋在一堆肥肉里的小眼睛阴郁地从眉毛底下往四下里瞧，时而瞅着水坝，时而瞅着两间带宽檐的堆房，时而瞅着难看的老柳树。

堆房旁边有两个刚来的修道院修士在忙碌：一个叫克利奥帕，是个高身量的白发老人，穿着溅了污泥的法衣，戴着打了补丁的旧法冠；另一个叫迪奥多尔，黑胡子，黑脸膛，大概是格鲁吉亚人，穿着普通的农民式羊皮袄。他们正从大车上卸下一袋袋黑麦，是运到这儿来磨成面粉的。离他们稍远点，在一块乌黑而泥泞的草地上，坐着磨坊的工人叶夫谢伊，他是个年轻而没生唇髭的小伙子，穿着短小的破羊皮袄，已经喝得大醉。他手里揉着一张鱼网，做出修补的样子。

磨坊主人转动眼睛，东张西望很久，没开口说话，后来把目光停在搬袋子的修士身上，用男低音粗声粗气地说：

“你们这些修士，为什么在这条河里打鱼？是谁准许你们这么干的？”

修士们一句话也没回答，甚至没看磨坊主人一眼。

磨坊主人沉默一会儿，点上烟斗，继续说：

“你们自己打鱼不算，还容许城关的小市民来打鱼。我已经从城郊，从你们那儿包下这条河，付过你们钱，可见鱼是我的，谁也没有权利来打鱼。你们经常祷告上帝，可又认为偷偷摸摸不算罪过。”

磨坊主人打个呵欠，沉默一会儿，继续抱怨说：

“你瞧，他们养成了什么习气！他们当是他们做了修士，日后准保能做圣徒，对他们就没有个管束了。瞧着吧，我不管那套，偏要到调解法官那儿去告一状。调解法官才不管你穿没穿法衣，你就要在他的看守所里坐个够哩。要不然，也不用找调解法官，我自己就能对付。往后我碰上谁在河边钓鱼，就狠狠地给他一个脖儿拐，叫他直到世界末日也不愿意再钓鱼了！”

“您不该说这样的话，阿列克谢·多罗费伊奇！”克利奥帕用文静的男高音说，“凡是敬畏上帝的好人，对狗都不会说这样的话，何况我们是修士！”

“修士，”磨坊主人讥诮道，“你要吃鱼？不是吗？那你就花钱在我这儿买，别偷嘛！”

“主啊，难道我们在偷吗？”克利奥帕皱起眉头说，“为什么说这种话呢？我们的见习修士打过鱼，这话是不错的，不过他们原是经修士大司祭许可才这样做的。修士大司祭认为：您交的钱不是包下整条河，只是您有权在我们的岸边撒网罢了。并不是把整条河都包给您了……河不是您的，也不是我们的，而是上帝的……”

“修士大司祭也跟你差不多，”磨坊主人嘟哝说，拿烟斗敲他的靴子，“他也喜欢变着法儿骗人！我可不来管他是什么人。在我眼里，修士大司祭跟你，或者，喏，跟叶夫谢伊，是完全一样的。往后我在河边碰上他打鱼，也照样会揍他一顿……”

“既然您存心要打修士，那也随您。等我们到另一个世界，这在我们倒好些。您已经打过维萨里昂和安季皮，那就再打别人吧。”

“别说了，你不要去惹他！”迪奥多尔拉着克利奥帕的衣袖说。

克利奥帕醒悟过来，闭上嘴，开始搬口袋，可是磨坊主人仍然骂个不休。他懒洋洋地发牢骚，每说完一句就吧唧一阵烟斗，吐一口唾沫。打鱼问题讲到无可再讲以后，他想起以前他自己有过两袋面粉，似乎被修士们“蒙混”去了，就开始为那两袋面粉骂街。后来他发觉叶夫谢伊喝醉了酒，不干活，就丢下修士，朝着那个工人发脾气，弄得空中满是刁钻古怪而又难听的骂人话。

两个修士先是隐忍着，光是大声叹气，可是不久克利奥帕就受不住了……他把两只手合在一起，带着哭音说：

“神圣的主宰啊，再也没有比要我到磨坊来更苦的差事了！这儿是个活地狱！地狱，真是地狱呀！”

“那你就别来！”磨坊主人顶他一句。

“圣母啊，我倒情愿不来，可是另外我们到哪儿去找磨坊呢？你自己想一想吧，这一带除了你的磨坊再也没有第二家了！简直只好活活饿死，要不然就把没磨过的麦粒生吞下去！”

磨坊主人不肯干休，继续向四面八方抛出叫骂声。看得出来，发牢骚和谩骂在他已经养成习惯，跟吧唧烟斗一样了。

“你至少不要提魔鬼吧！”克利奥帕恳求道，惊慌地眨巴眼睛，“得了，你少说几句吧，劳驾！”

磨坊主人不久就沉默了，然而这倒不是因为克利奥帕央求他。原来水坝上出现一个身材矮小而驼背的老太婆，面容忠厚，穿一件古怪的、像甲虫的背脊般的花条长外衣，随身带一个小包，拄着一根小拐杖……

“你们好，神甫！”她吐字不清地说，对修士们深深地鞠躬，“上帝保佑！你好，阿廖申卡[2]！你好，叶夫谢伊！……”

“您好，妈妈。”磨坊主人嘟哝道，眼睛没瞧着老太婆，皱起眉头。

“我到你这儿做客来了，我的好孩子！”她说，不住微笑，温柔地瞧着磨坊主人，“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大概从圣母升天节[3]起，我们就没见过面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待会儿吧！不过你好像瘦了……”

小老太婆在磨坊主人身旁坐下。在这个大汉身旁，她穿着那件小小的长外衣越发像是甲虫了。

“是啊，从圣母升天节起就没见过面了！”她继续说，“我一直惦记着你，想你把心都想痛了，儿子，可是临到我要动身来看你，不是天下雨，就是我得病了……”

“现在您是从城郊来吧？”磨坊主人闷闷不乐地问。

“从城郊来……从家里照直上这儿来的……”

“您既然有病，体质又这么单薄，就该待在家里，不该出来做客。嗯，您到这儿来干什么？您也不怕磨破鞋底！”

“我来看看你呗……我呢，有两个儿子，”她转过脸去对修士说，“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瓦西里，住在城郊。一共只有这么两个。我活着也罢，死了也罢，他们都无所谓，可是，在我的眼里他们到底都是亲人，是我的安慰……他们缺了我倒能活下去，我呢，缺了他们就好像一天也活不下去……不过，神甫，我年纪老了，从城郊走到他这儿，觉得吃力了。”

紧跟着是沉默。修士们已经把最后一个袋子抬进堆房里，在大车上坐着休息了……醉醺醺的叶夫谢伊手里仍旧揉搓着鱼网，睡意蒙眬地频频点头。

“您来得不是时候，妈妈，”磨坊主人说，“我马上就要坐车到卡里亚日诺村去了。”

“去吧！上帝保佑你！”老太婆叹道，“不要为了我就丢开正事不办……我歇上一个钟头就回去了……瓦夏[4]和他的孩子都问你好，阿廖申卡……”

“他还在灌酒吗？”

“喝得倒不算太多，不过喝总是喝的。这种罪孽也用不着隐瞒，他是在喝酒……你知道，他也没有钱喝很多的酒，除非有好心的人请他喝……他的日子过得苦啊，阿廖申卡！我瞧着他就难受……家里没有东西吃，孩子穿得破破烂烂，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上街，裤子全破了窟窿，皮靴也没有……我们一家六口挤在一个房间里睡觉。真是穷极了，穷极了，没法想象还有比这更苦的了……我就是来特为求你的……阿廖申卡，你就看在我这个老婆子面上，帮帮瓦西里的忙吧……他到底是你的亲兄弟！”

磨坊主人一言不发，眼睛瞧着一旁。

“他穷，可是你呢，赞美上帝吧！你又开磨坊，又有菜园，又做鱼生意……主赐给你聪明才智，把你抬举得比众人都高，叫你吃得饱饱的……况且你独身一人……可是瓦夏有四个孩子，我这个该死的又拖累他，他的工钱一共就只有七卢布。他怎么养活得了这么些人？你帮帮他吧。”

磨坊主人一言不发，专心地装他的烟斗。

“你肯给点吗？”老太婆问。

磨坊主人一言不发，仿佛嘴里装满了水似的。老太婆没有听到回答，就叹口气，抬起眼睛看了看修士们和叶夫谢伊，站起来说：

“好，求上帝跟你同在，不给就算了。我早就知道你不肯给……我一大半是为纳扎尔·安德列伊奇的事才来找你的……他哭得很厉害，阿廖申卡！他吻我的手，不住央告我到你这儿来求你……”

“他要怎么样？”

“他求你还他的东西。他说，‘我先前把黑麦运到他那儿去磨，可是他没给我面粉。’”

“您用不着管人家的闲事，妈妈，”磨坊主人抱怨道，“您的事就是祷告上帝。”

“我一直在祷告。可是不知怎的，上帝不理我的祷告。瓦西里成了叫化子，我自己也沿街讨饭，穿着别人的长外衣走来走去，你呢，倒过得挺好，可是上帝才知道你长着一颗什么心。哎，阿廖申卡，贪婪的眼睛把你毁了！你样样都好，又聪明，又漂亮，又是体面的商人，可就是不像个真正的人！你不和气，从来也没有个笑脸，一句好话也不会说，一点慈悲心肠也没有，活像头野兽……瞧瞧你这张脸！人家都在背后数落你，我听得好伤心哟！喏，你就问问这两位神甫吧！他们胡乱说你吸人的血，横行霸道，晚上带着你的强盗伙计们打劫过往的行人，偷人家的马……你的磨坊就像一个被上帝诅咒的地方……姑娘和男孩都不敢走近，大家都躲着你。人家给你取的外号不是别的，而是该隐和希律[5]啊……”

“您胡闹，妈妈！”

“你走到哪儿，哪儿就不生草；你在哪儿呼吸，哪儿就没有苍蝇飞。我老是听见人家说：‘唉，只求有人快点把他打死，或者定了罪才好！’做母亲的听了这些话是什么滋味？什么滋味啊？你到底是我亲生的孩子，我的血肉呀……”

“不过我得走了，”磨坊主人说着，站起来，“再见，妈妈！”

磨坊主人从堆房里拖出一辆大板车，牵出一匹马，把它像小狗似的往车杠中间一推，开始拴马。老太婆走到他身旁，瞧着他的脸，泪汪汪地眨巴眼睛。

“好，再见！”她说，这时候，她的儿子很快地穿上长外衣，“托上帝的福，你就在这儿住下去吧，可是别忘了我们。等一等，我送给你一点礼物……”她压低喉咙说，解开小包，“昨天我到助祭太太家里去，他们给我吃东西……我就藏起一个留给你……”

老太婆向儿子伸出一只手去，手里拿着一块不大的薄荷饼干……

“您走开！”磨坊主人叫道，推开她的手。

老太婆窘了，饼干从她手中掉下地，她慢腾腾地往水坝走去……这个场面给人留下沉重的印象。姑且不谈修士们大叫一声，吓得摊开了手，就连喝醉酒的叶夫谢伊也愣住了，惊恐地呆望着他的主人。不知道是磨坊主人理解了修士们和工人脸上的表情呢，还是也许有一种沉睡已久的感情在他的胸膛里动了一下，总之，他脸上掠过一种类似惊吓的神情……

“妈妈！”他叫道。

老太婆打了个哆嗦，回过头来看。磨坊主人匆匆地把手伸进衣袋，从那儿取出一个皮革制的大钱包……

“给您……”他喃喃地说着，从钱包里取出一把钱来，有钞票，有银币，“您拿去吧！”

他手里攥着那把钱，揉搓着，不知什么缘故转过头去看一眼修士们，然后又揉搓。钞票和银币顺着手指缝里漏下去，一个个回到钱包里去了，结果手里只剩下一枚二十戈比银币……磨坊主人把它细细看一遍，用手指头摩挲着，然后嗽一下喉咙，涨红脸，把它交给母亲了。

1886年

[1]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作家，著有许多科学幻想冒险小说。

[2] 阿列克谢的小名。

[3] 基督教的节日，在八月十五日。

[4] 瓦西里的小名。

[5] 该隐是亚当的大儿子，因嫉妒而杀死弟弟，见《旧约·创世记》；希律是犹太王，在耶稣诞生的时候，要捉拿和杀死他，见《新约·马太福音》。

万卡

九岁的男孩万卡·茹科夫三个月前被送到靴匠阿利亚兴的铺子里来做学徒。在圣诞节的前夜，他没有上床睡觉。他等到老板夫妇和师傅们出外去做晨祷后，从老板的立柜里取出一小瓶墨水和一支安着锈笔尖的钢笔，然后在自己面前铺平一张揉皱的白纸，写起来。他在写下第一个字以前，好几次战战兢兢地回过头去看一下门口和窗子，斜起眼睛瞟一眼乌黑的圣像和那两旁摆满鞋楦头的架子，断断续续地叹气。那张纸铺在一条长凳上，他自己在长凳前面跪着。

“亲爱的爷爷，康斯坦丁·马卡雷奇！”他写道，“我在给你写信。祝您圣诞节好，求上帝保佑你万事如意。我没爹没娘，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

万卡抬起眼睛看着乌黑的窗子，窗上映着他的蜡烛的影子。他生动地想起他的祖父康斯坦丁·马卡雷奇，地主席瓦列夫家的守夜人的模样。那是个矮小精瘦而又异常矫健灵活的小老头，年纪约莫六十五岁，老是笑容满面，着醉眼。白天他在仆人的厨房里睡觉，或者跟厨娘们取笑，到夜里就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庄园四周走来走去，不住地敲梆子。他身后跟着两条狗，耷拉着脑袋，一条是老母狗卡什坦卡，一条是泥鳅，它得了这样的外号，是因为它的毛是黑的，而且身子细长，像是黄鼠狼。这条泥鳅倒是异常恭顺亲热的，不论见着自家人还是见着外人，一概用脉脉含情的目光瞧着，然而它是靠不住的。在它的恭顺温和的后面，隐藏着极其狡狯的险恶用心。任凭哪条狗也不如它那么善于抓住机会，悄悄溜到人的身旁，在腿肚子上咬一口，或者钻进冷藏室里去，或者偷农民的鸡吃。它的后腿已经不止一次被人打断，有两次人家索性把它吊起来，而且每个星期都把它打得半死，不过它老是养好伤，又活下来了。

眼下他祖父一定在大门口站着，眯细眼睛看乡村教堂的通红的窗子，顿着穿高统毡靴的脚，跟仆人们开玩笑。他的梆子挂在腰带上。他冻得不时拍手，缩起脖子，一会儿在女仆身上捏一把，一会儿在厨娘身上拧一下，发出苍老的笑声。

“咱们来吸点鼻烟，好不好？”他说着，把他的鼻烟盒送到那些女人跟前。

女人们闻了点鼻烟，不住打喷嚏。祖父乐得什么似的，发出一连串快活的笑声，嚷道：

“快擦掉，要不然，就冻在鼻子上了！”

他还给狗闻鼻烟。卡什坦卡打喷嚏，皱了皱鼻子，委委屈屈，走到一旁去了。泥鳅为了表示恭顺而没打喷嚏，光是摇尾巴。天气好极了。空气纹丝不动，清澈而新鲜。夜色黑暗，可是整个村子以及村里的白房顶，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烟子，披着重霜而变成银白色的树木、雪堆，都能看清楚。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快活地着眼。天河那么清楚地显出来，就好像有人在过节以前用雪把它擦洗过似的……

万卡叹口气，用钢笔蘸一下墨水，继续写道：

“昨天我挨了一顿打。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拉到院子里，拿师傅干活用的皮条狠狠地抽我，怪我摇他们摇篮里的小娃娃，一不小心睡着了。上个星期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动手收拾，她就抓过那条青鱼，把鱼头直戳到我脸上来。师傅们总是耍笑我，打发我到小酒店里去打酒，怂恿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捞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我。吃食是什么也没有。早晨吃面包，午饭喝稀粥，晚上又是面包，至于茶啦，白菜汤啦，只有老板和老板娘才大喝而特喝。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娃娃一哭，我就根本不能睡觉，一股劲儿摇摇篮。亲爱的爷爷，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带着我离开这儿，回家去，回到村子里去吧，我再也熬不下去了……我给你叩头了，我会永远为你祷告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不然我就要死了……”

万卡嘴角撇下来，举起黑拳头揉一揉眼睛，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会给你搓碎烟叶，”他接着写道，“为你祷告上帝，要是我做了错事，就自管抽我，像抽西多尔的山羊那样。要是你认为我没活儿干，那我就去求总管看在基督面上让我给他擦皮靴，或者替菲德卡去做牧童。亲爱的爷爷，我再也熬不下去，简直只有死路一条了。我本想跑回村子，可又没有皮靴，我怕冷。等我长大了，我报这个恩，养活你，不许人家欺侮你，等你死了，我就祷告，求上帝让你的灵魂安息，就跟为我妈佩拉格娅祷告一样。

“莫斯科是个大城。房屋全是老爷们的。马倒是有很多，羊却没有，狗也不凶。这儿的孩子不举着星星走来走去[1]，唱诗班也不准人随便参加唱歌。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些钓钩摆着卖，都安好了钓丝，能钓各式各样的鱼，很不错，有一个钓钩甚至经得起一普特重的大鲶鱼呢。我还看见几家铺子卖各式各样的枪，跟老爷的枪差不多，每枝枪恐怕要卖一百卢布……肉铺里有野乌鸡，有松鸡，有兔子，可是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打来的，铺子里的伙计却不肯说。

“亲爱的爷爷，等到老爷家里摆着圣诞树，上面挂着礼物，你就给我摘下一个用金纸包着的核桃，收在那口小绿箱子里。你问奥莉加·伊格纳季耶夫娜小姐要吧，就说是给万卡的。”

万卡声音发颤地叹一口气，又凝神瞧着窗子。他回想祖父总是到树林里去给老爷家砍圣诞树，带着孙子一路去。那种时候可真快活啊！祖父咔咔地咳嗽，严寒把树木冻得咔咔地响，万卡就学他们的样子也咔咔地叫。往往在砍树以前，祖父先吸完一袋烟，闻很久的鼻烟，讪笑冻僵的万卡……那些做圣诞树用的小云杉披着白霜，站在那儿不动，等着看它们谁先死掉。冷不防，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野兔，在雪堆上像箭似的窜过去。祖父忍不住叫道：

“抓住它，抓住它……抓住它！嘿，短尾巴鬼！”

祖父把砍倒的云杉拖回老爷的家里，大家就动手装点它……忙得最起劲的是万卡喜爱的奥莉加·伊格纳季耶夫娜小姐。当初万卡的母亲佩拉格娅还活着，在老爷家里做女仆的时候，奥莉加·伊格纳季耶夫娜就常给万卡糖果吃，闲着没事做便教他念书，写字，从一数到一百，甚至教他跳卡德里尔舞。可是等到佩拉格娅一死，孤儿万卡就给送到仆人的厨房去跟祖父住在一起，后来又从厨房给送到莫斯科的靴匠阿利亚兴的铺子里来了……

“你来吧，亲爱的爷爷，”万卡接着写道，“我求你看在基督和上帝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吧。你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人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气闷得没法说，老是哭。前几天老板用鞋楦头打我，把我打得昏倒在地，好不容易才活过来。我的生活苦透了，比狗都不如……替我问候阿廖娜、独眼的叶戈尔卡、马车夫，我的手风琴不要送给外人。孙伊万·茹科夫草上。亲爱的爷爷，你来吧。”

万卡把这张写好的纸叠成四折，把它放在昨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来的信封里……他略为想一想，用钢笔蘸一下墨水，写下地址：

寄交乡下祖父收

然后他搔一下头皮，再想一想，添了几个字：

康斯坦丁·马卡雷奇

他写完信而没有人来打扰，心里感到满意，就戴上帽子，顾不上披皮袄，只穿着衬衫就跑到街上去了……

昨天晚上他问过肉铺的伙计，伙计告诉他说，信件丢进邮筒以后，就由醉醺醺的车夫驾着邮车，把信从邮筒里收走，响起铃铛，分送到世界各地去。万卡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把那封宝贵的信塞进了筒口……

他抱着美好的希望而定下心来，过了一个钟头，就睡熟了……在梦中他看见一个炉灶。祖父坐在炉台上，耷拉着一双光脚，给厨娘们念信……泥鳅在炉灶旁边走来走去，摇尾巴……

1886年

[1] 指基督教的习俗：圣诞节前夜小孩们举着用箔纸糊的星星走来走去。

薇罗奇卡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格涅夫想起八月间那天傍晚他怎样的一响推开那扇玻璃门，走到露台上。那时候他披一件薄斗篷，戴一顶宽边草帽，如今这顶草帽却已经跟他的长统皮靴一块儿丢在床底下，蒙在灰尘里了。他一只手提着一大捆书和练习簿，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

房主人库兹涅佐夫站在门里，举着灯给他照亮道路。他是个秃顶的老人，留着一把挺长的白胡子，穿一件雪白的凸纹布上衣。老人好心地微笑着，频频点头。

“再见，老先生！”奥格涅夫对他叫道。

库兹涅佐夫把灯放在小桌上，走到露台上来。两个又长又细的影子就走下台阶，往花坛那边移动，摇摇晃晃，脑袋贴在椴树的树干上。

“再见，再一次向您道谢，好朋友！”伊万·阿列克谢伊奇[1]说，“谢谢您的盛情，谢谢您的照拂，谢谢您的爱护……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您的款待。不光是您好，您女儿也好，而且您这儿的人都好，都快活，都殷勤……这么一群性情宽厚的人，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奥格涅夫感情激动，又处在刚刚喝过露酒的影响下，就用教会中学学生那种唱歌般的声调讲起来。他深受感动，话语不足以表达他的感情，倒是他那对眨巴的眼睛和抽动的肩膀表达出来了。库兹涅佐夫也带点酒意，也动了感情，就向年轻人那边探过身子，跟他接吻。

“我已经跟你们处熟了，就跟猎狗似的！”奥格涅夫接着说，“我差不多每天都到您这儿来，有十几次在这儿过夜。我喝过的露酒那么多，现在想起来怪害怕的。最叫我感激的一件事，加夫里尔·彼得罗维奇，那就是您的合作和帮助。没有您，我就得为我的统计工作在此地忙到十月间去了。我要在我的序言里写上这样一笔：承蒙某县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库兹涅佐夫的盛情合作，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他谨致谢忱。统计学的前途光明灿烂呀！请您替我向薇拉·夫里洛夫娜致意，请您代我转告那些医师、那两位侦讯官、您那位秘书，就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的帮助！现在，老先生，我们再来拥抱一下，最后一次接吻吧。”

浑身瘫软的奥格涅夫再一次跟老人接吻，然后走下台阶。走到最后一级台阶上，他回过头来问道：

“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

“上帝才知道！”老人回答说，“多半不会了！”

“是的，这是实话！不论什么事情都不能把您拉到彼得堡去，我呢，日后也未必会再到这个县里来了。好，别了！”

“您还是把那些书留在我这儿的好！”库兹涅佐夫望着他的后影嚷道，“您何苦提着这么重的东西呢？明天我派人给您送去好了。”

然而奥格涅夫已经听不见。他正在很快地离开这所房子。他的心给酒弄得暖烘烘的，洋溢着快活、亲切、忧伤……他一面走一面想：在生活里常有机会遇见好人，然而可惜，这种相遇除了回忆以外什么也不会留下。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天边飞过几只仙鹤，微风送来它们又悲凉又欢畅的叫声，然而过了一分钟，不管怎样眼巴巴地眺望蓝色的远方，却再也看不见一个黑点，听不见一点声音了，在生活里，人们以及他们的音容笑貌也正是这样一掠而过，沉没在我们的过去里，什么也留不下，只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淡淡的痕迹罢了。伊万·阿列克谢伊奇从今年春天起就在这个县里住下，几乎天天到殷勤的库兹涅佐夫家里来，已经跟这个老人，跟他的女儿，跟他的仆人处得很熟，把他们看做亲人一样，至于整个这所房子、舒适的露台、曲折的林荫道、厨房和浴室上面的树木的轮廓，他也完全摸熟，可是此刻他一走出那个边门，所有这一切就都变成回忆，对他来说永远失去它们的真实意义，再过上一两年，所有这些可爱的形象就会在他头脑里变得模糊，类似虚构和幻想出来的东西了。

“在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更宝贵的了！”深受感动的奥格涅夫想，沿着林荫道往边门走去，“再也没有了！”

花园里安静而温暖。空气中弥漫着木犀草、烟叶、天芥菜的香味，这些花草还没有在花坛里凋谢。在灌木和树干之间的空隙里飘浮着柔和的薄雾，让月光照得透明。那一团团近似幽灵的雾慢腾腾，然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地依次越过林荫路，飘走了，后来这景色久久地留在奥格涅夫的记忆里。月亮高挂在花园的上空，月亮下面一团团透明的薄雾往东方游去。整个世界似乎就是由黑色的阴影和浮动的白色阴影构成的。奥格涅夫大概是生平第一次看见八月间月夜的雾，觉得自己看见的不像是大自然，而像是舞台布景：有些不高明的制造烟火的技师伏在灌木丛后面，打算用白色烟火照亮花园，却把一团团白烟连同亮光一齐放到空中来了。

奥格涅夫走到花园边门那儿，看见一个黑影离开不高的篱栅，向他走来。

“薇拉·加夫里洛夫娜！”他快活地说，“您在这儿吗？我却到处找啊找的，想跟您告别……再见，我要走了！”

“这么早吗？现在才十一点钟呢。”

“不，该走了！我有五俄里的路要走，还要收拾行李。明天还得早起……”

奥格涅夫面前站着库兹涅佐夫的女儿薇拉，一个二十一岁的姑娘，经常神态忧郁，装束随随便便，很招人喜欢。凡是喜爱幻想，成天价躺着，随手抓到书就懒洋洋地读下去的姑娘，凡是感到烦闷和忧郁的姑娘，总是不注意打扮的。对那些天生风雅又有审美的本能的姑娘说来，这种漫不经心的装束反而使她们增添一种特殊的魅力。至少，后来奥格涅夫每逢想起俊俏的薇罗奇卡[2]，总是不由地想起她穿一件肥大的短上衣，腰部有着很深的褶子，可又不贴紧身体，还想起她梳得很高的头发里溜出一绺鬈发，披散在她的额头上，还想起她每到傍晚总是带着一块编织的红色围巾，边上垂着许多毛茸茸的小圆球，软绵绵地披在她的肩膀上，像无风的天气里的一面旗帜，每到白天它就被揉成一团，丢在前厅里那些男人的帽子旁边，或者丢在饭厅里一口箱子上，随那只老猫毫不客气地趴在上面睡觉。她这块围巾和她上衣的那些褶子总是带着一种自由懒散、不爱出门、心平气和的气息。也许因为奥格涅夫喜欢薇拉，他才能在她每个小纽扣上，每条小皱褶中看出亲切、舒适、纯朴，看出优美和诗意，这些正是不诚恳的、丧失美感的、冷淡的女人所没有的。

薇罗奇卡身材好看，五官端正，头发美丽地卷曲着。奥格涅夫生平看见的女人很少，觉得她称得起是个美人。

“我要走了！”他说，在边门旁边跟她告别，“请您不要记住我的坏处！谢谢您待我的种种好处！”

他仍旧用他跟老人谈话时候那种教会中学学生唱歌般的声调讲话，仍旧眨巴眼睛，耸动肩膀，他开始为薇拉的款待、亲切、殷勤向她道谢。

“我写给我母亲的每一封信上都谈到您，”他说，“如果大家都像您和您父亲一样，那么，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太快乐了。您家里的人都厚道！全是纯朴、亲切、诚恳的人。”

“您现在准备到哪儿去？”薇拉问。

“现在我要到奥勒尔去探望我的母亲，大约在她那儿住两个星期，然后就到彼得堡去工作。”

“以后呢？”

“这以后吗？我要工作一个冬天，到来年春天再到一个什么县里去搜集材料。好，祝您幸福，长命百岁……请您不要记住我的坏处。以后我们不会再相见了。”

奥格涅夫低下头，吻薇罗奇卡的手。随后在沉默的激动中，他把身上的斗篷理一理好，把那捆书提得舒服点，沉吟一阵，说道：

“这雾越来越大了！”

“是的。您有什么东西忘在我们家里吗？”

“有什么东西呢？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了……”

奥格涅夫默默不语地呆站了几秒钟，然后笨拙地转过身，往边门走去，终于走出了这个花园。

“等一等，我送您一程，送到我们的树林边上。”薇拉说着，在他身后跟上来。

他们顺大路走着。现在树木不再遮蔽辽阔的空间，人可以看见天空和远方了。整个大自然仿佛戴着一层面纱，藏在朦朦胧胧而又透明的烟雾里，它的美丽隔着这层烟雾鲜明地透露出来。那些更浓更白的雾不均匀地停在灌木丛和干草堆周围，或者一团团飘过大路，贴紧地面，仿佛极力避免遮蔽辽阔的空间似的。透过这些雾霭，可以看见整个这条大路通到树林那边，道路两旁是黑水沟，沟里长着些矮小的灌木，妨碍一团团白雾飘浮过去。离边门半俄里远，就是库兹涅佐夫家的一片黑压压的树林。

“为什么她跟着我走呢？这样一来，我就得把她送回去！”奥格涅夫暗想，然而他看了看薇拉，又亲切地微笑着，说：

“这么好的天气，我简直不想走了！这是一个真正富于浪漫气息的傍晚，有月亮，又安宁，样样齐备啊。您猜怎么着，薇拉·加夫里洛夫娜？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二十九年，可是还没谈过一次恋爱呢。我生平从来也没经历过风流韵事，什么幽会啦，林荫路上的叹息啦，接吻啦，我只是听人家说说罢了。这不正常！在城里，坐在公寓房间里，就留意不到这种缺陷，可是来到这儿，在新鲜的空气里，这个缺陷却强烈地感觉到了……不知怎么，想起来心里就不好受！”

“可是您怎么会这样的呢？”

“我不知道。大概我有生以来一直没有闲工夫吧，也许只是没有机会遇见一个女人能够使我……大体说来我熟人很少，也不常出门。”

两个年轻人默默地走出三百步光景。奥格涅夫瞧着薇罗奇卡没戴帽子的头和围巾，春天和夏天的那些日子就接连在他心里再现，在那段时期，他远远地离开彼得堡他那灰色的公寓房间，一直享受着好人们的亲切款待，陶醉在大自然和他所喜爱的工作中，没有工夫注意朝霞怎样跟晚霞交替，各种迹象接连预告夏季结束：先是夜莺不再歌唱，再就是鹌鹑不再啼叫，过了不久长脚秧鸡也停止叫唤了……时间不知不觉飞过去，可见生活是过得轻松愉快的……他清楚地想起，他这个境况不富裕而且不习惯活动和交际的人，四月底本来闷闷不乐地来到这个县城，预料会在此地过得烦闷而寂寞，人们对于他认为目前在科学中占最重要地位的统计学会漠不关心。四月里一天早晨，他到达这个小小的县城后，就在旧教徒利亚布兴的客栈里住下，每天出二十戈比的房钱，租到一个明亮干净的房间，然而有个条件：屋里不准吸烟。他休息一阵，问明这个县里的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是谁，然后立刻步行去找加夫里尔·彼得罗维奇。他得走四俄里的路，穿过茂盛的草场和幼林。百灵鸟在白云下面翻飞，像在颤抖，使得空中充满它们银铃样的啼声。白嘴鸦沉着威严地拍动翅膀，在绿油油的田野上空飞翔。

“主啊，”那时候奥格涅夫惊奇地暗想，“莫非这儿永远可以呼吸到这样的空气，还是只因为我来了，今天才有这种清香呢？”

他预料会受到敷衍了事的冷淡接待，因此怯生生地走进库兹涅佐夫家里，皱起眉头看人，拘谨地拉扯自己的胡子。老人先是皱起额头，不明白地方自治局执行处对这个年轻人和他的统计工作有什么用处，不过等到年轻人对他详细说明什么叫做统计资料，这种资料到哪儿去收集，加夫里尔·彼得罗维奇才活跃起来，现出笑容，带着孩子气的好奇心翻看他的笔记簿……当天傍晚伊万·阿列克谢伊奇已经坐在库兹涅佐夫家里吃晚饭，喝下不少烈性的露酒，很快就有了醉意。他看着新相识们平静的脸色和懒散的动作，不由得周身感到一种舒服而困倦的慵懒，这种感觉是人想睡觉、伸懒腰、微笑的时候才会有的。那些新相识好心地瞧着他，问起他的父母是不是都在世，他一个月挣多少钱，是不是常去看戏……

奥格涅夫回想他怎样到乡间去旅行、野餐、钓鱼，大家怎样成群地到女修道院去访问女院长玛尔法，她怎样送给每个客人一个玻璃珠钱包。他还想起那些纯粹俄国式的、激烈而毫无结果的争论，论敌们唾星四溅，用拳头敲着桌子，互不了解，彼此打岔，自己也没有留意到每句话都自相矛盾，不断更改话题，等到吵了两三个钟头后，大家才笑着说：

“鬼才知道我们在吵什么！从健康问题吵起，结果却吵到死亡问题上来了！”

“您还记得那一回我、您、那位大夫一块儿骑着马到谢斯托沃村去吗？”伊万·阿列克谢伊奇对薇拉说，这时候他们快要走到树林了，“那一次我们还遇到一个疯疯癫癫的苦行教徒。我给他一枚五戈比铜钱，可是他在胸前画了三次十字，把铜钱扔到黑麦田里去了。主啊，我要带走那么多的印象，如果把那些印象合在一起，捏成一团，那肯定会成为黄澄澄的一锭金子呢！我不懂那些头脑聪明、十分敏感的人为什么挤在大城市里，却不到此地来。难道在涅瓦大街[3]上，在那些又大又潮的房子里，倒比这儿更空旷，比这儿有更多的真理？真的，我觉得，我那个公寓里竟然从上到下住满画家、科学家、记者，这简直是偏见在作祟呢。”

离树林二十步远，有一座又小又窄的木台横架在大路上，台的四角立着小小的木墩。每天傍晚散步，库兹涅佐夫家里的人和他们的客人总是把这座木台当作歇脚的地方。在这儿，谁要是高兴的话，就可以喊一声而听到树林的回声，在这儿还可以看见大路伸进树林，变成漆黑的林中小路了。

“好，这儿是小木台！”奥格涅夫说，“现在您该往回走了……”

薇拉站住，喘一口气。

“我们来坐一会儿，”她说着，在一个小木墩上坐下，“人们在临行告别的时候，照例都得坐下来。”

奥格涅夫就挨着她，在那捆书上坐下来，继续讲话。她走了不少路，有点儿气喘，眼睛没有看着伊万·阿列克谢伊奇，却瞧着旁边一个什么地方，因此他看不见她的脸。

“万一十来年以后我们重逢，”他说，“那时候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呢？您一定已经做了一个家庭的可敬的母亲，我呢，写了一本谁也不需要的、大部头的统计学著作，有四万本书那么厚哩。我们见了面，就回想过去的事……眼下我们感觉到‘现在’，‘现在’抓住我们，使我们激动，然而将来我们相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记得我们最后一次在这座木台上见面是在哪一天，哪一个月，甚至哪一年也记不得了。您恐怕变了样儿……您听我说，您会变样吗？”

薇拉打个哆嗦，回过脸来看他。

“什么？”她问。

“刚才我问您话来着……”

“请您原谅，我没有听见您说的话。”

一直到这时候，奥格涅夫才看出薇拉起了变化。她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她呼吸颤抖，这种颤抖传到了她手上、嘴唇上、脑袋上。这时候，从她头上滑到她额头上来的鬈发，已经不像往常那样是一绺，而是两绺了……显然她避免正眼看他，极力掩饰她的激动，时而整一整她的衣领，仿佛衣领刺痛了她的脖子似的，时而把她的红围巾从这个肩膀上拉到那个肩膀上……

“您大概觉得冷了，”奥格涅夫说，“在雾里坐着对身体不大好。我来送您nаch Hаuse[4]吧。”

薇拉沉默不语。

“您怎么了？”伊万·阿列克谢伊奇笑吟吟地说，“您闭着嘴，不回答我问的话。您是身体不舒服呢，还是怄气了？啊？”

薇拉用手掌捂紧她向奥格涅夫转过来的半边脸，可是马上又缩回手。

“可怕的局面啊……”她小声说着，脸上现出剧烈的痛苦神情，“可怕！”

“什么事情可怕呢？”奥格涅夫问道，耸着肩膀，没有掩饰他的惊讶，“什么事情呢？”

薇拉仍旧呼吸急促，肩膀牵动，扭过脸去，背对着他，看了一会儿天空，说：

“我有话要跟您说，伊万·阿列克谢伊奇……”

“我听着呢。”

“您也许会觉得奇怪……您会大吃一惊的，不过我也顾不得了……”

奥格涅夫又耸动一下肩膀，准备好听她讲话。

“是这样的，……”薇罗奇卡开口了，低下头，手指揪着她围巾上的小球，“您要知道，我打算跟您说的话……是这样的……您会觉得奇怪，觉得……荒唐，可是我……我再也忍不住了。”

薇拉的话渐渐变成含糊的喃喃声，而且忽然被哭声打断。姑娘用围巾蒙上脸，把头垂得更低，伤心地哭起来。伊万·阿列克谢伊奇心慌意乱地嗽了嗽喉咙，暗暗吃惊，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狼狈地往四周看一眼。他不习惯于看见眼泪，听着哭声，结果他自己的眼睛也发痒了。

“哎，别这样！”他慌张地嘟哝说，“薇拉·加夫里洛夫娜，请问，这都是怎么回事呢？好姑娘，您……您病了吗？或者有人欺负您？您说出来，也许我那个……我能帮您的忙……”

他极力安慰她，大起胆子，小心地移开她蒙着脸的两只手，不料她含着眼泪对他微笑着，说道：

“我……我爱您！”

这句简单而平常的话是用一般人那种普普通通的语言说出来的，然而这却使奥格涅夫十分狼狈，从薇拉面前扭过脸去，站起身来。他狼狈了一阵，接着又感到害怕了。

由告别和露酒在他心头引起的忧郁、热烈和感伤的心情，突然烟消云散，紧跟着产生了一种尖锐而不愉快的别扭感觉。他的心似乎在他身子里翻了个身。他斜起眼睛看着薇拉。现在她，自从对他吐露她的爱情以后，就失去了给女人平添魅力的那种高不可攀的风度，依他看来她显得比先前矮小、平庸、黯淡多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战战兢兢地暗自想道，“可是我到底……爱不爱她呢？问题就在这儿！”

她呢，既然终于把最重要、最难于启齿的话说出了口，反倒呼吸得轻松自在了。她也站起来，直直地看着伊万·阿列克谢伊奇的脸，很快而又热烈地讲起来，止也止不住。

如同一个猝然受惊的人事后想不起在那吓坏他的大祸发生以后紧接着出现过一些什么声音一样，奥格涅夫也想不起薇拉说了些什么话，用了些什么字眼。他只记得她的话的大意、她本人的神态、她的话在他心里引起的感觉。他记得她的语声激动得好像透不出气来，有点嘶哑，她的音调异常好听，而且热情。她又哭又笑，睫毛上闪着泪花，对他说：从她和他相识的头一天起，他那种新奇脱俗的风度、他的才智、他那对善良而聪明的眼睛、他的工作和生活目标，就打动她的心，从此她就热烈、疯狂、深深地爱上他了。今年夏天每逢她从花园回来，走进正房，看见前厅里放着他的斗篷或者远远地听见他的说话声，她心里就洋溢着一种凉爽的快意和幸福的预感。他哪怕说一句毫无意义的笑话，也会引得她扬声大笑，她在他笔记簿上每个数目字里都看出不同寻常的聪明而伟大的意义，他那根有节疤的手杖在她心目中显得比树木还要美丽。

树林也好，一团团雾也好，大路两旁的黑沟也好，好像都安静下来，听她讲话，可是奥格涅夫的心里却生出一种不妙的、奇怪的感觉……薇拉倾吐着她的爱情，变得美丽迷人，她讲得又流畅又热情，然而他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感到愉快，感到生活的乐趣，却只对薇拉生出怜悯的心情，想到有个好人为他受苦便觉得痛苦和抱歉。这究竟是由于他读书过多，理智特别发达呢，还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于一种常常妨碍人们生活的、难于克制的客观态度，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总之，薇拉的痴迷和痛苦依他看来反而显得腻人，不严肃，但是同时，他的感情却在他心里愤愤不平，小声对他说：他目前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从自然观点和个人幸福的观点看来，比任什么统计学、书本、真理都严肃……他恼恨自己，责怪自己，可又不明白他究竟错在哪儿。

使得他越发困窘的是，他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然而他又非说话不可。照直地说“我不爱您”，他说不出口，至于说“对了，我爱您”，他也办不到，因为不管他怎样搜索，他也不能在他心里找到一星这样的感情……

他没有开口，可是这当儿她却在说：只要能够看见他，只要能够跟着他，哪怕此刻就到他要去的地方去，只要能够做他的妻子和助手，在她就是无上的幸福了，又说他如果撇下她走掉，那她就会苦闷得死掉……

“我在这儿待不下去！”她绞着手说，“这所房子也好，这个树林也好，这种空气也好，都惹得我讨厌。我受不了这种永远不变的安宁和没有目标的生活，受不了我们那些没有光彩的、苍白的人，他们彼此十分相像，就跟水滴一样。他们亲热、和善，那是因为他们都吃得很饱，没有受苦，也没有斗争……我倒巴不得住到那些又大又潮的房子里去，跟人们一起受苦，受工作和贫困的煎熬。”

这些话奥格涅夫听着也觉得甜腻，不严肃。等到薇拉讲完，他仍旧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可是再沉默下去不行了，于是他喃喃地说：

“我，薇拉·加夫里洛夫娜，很感激您，可是我觉得我无论如何也配不上……您那方面的……感情。其次，我是个诚实的人，因此不得不说明……幸福是建立在对等的关系上的，那就是说双方……同样相爱……”

可是奥格涅夫立刻为他这些含糊的话害臊，就沉默了。他觉得这时候他的脸色一定愚蠢、惭愧、呆板，觉得他的面容紧张而不自然……薇拉大概从他脸上识破了真情，因为她忽然神态严肃，脸色苍白，低下了头。

“请您原谅我，”奥格涅夫受不住这种沉默，又喃喃地说，“我非常尊敬您，所以我……很难过！”

薇拉猛地扭转身，很快地走回庄园去。奥格涅夫跟在她后面。

“不，不必了！”薇拉对他摆一摆手说，“您不用跟来，我一个人能回去……”

“不，总……不能不送您啊……”

不管奥格涅夫说什么，他老觉得他没有一句话不是死板可憎的。他越往前走，他那种负疚的感觉就越是在他心里滋长。他生气，握紧拳头，骂自己冷漠，不会跟女人周旋。他极力挑动自己的感情，就瞧着薇拉美丽的身材，瞧着她的辫子，瞧着她那双小脚在布满灰尘的大路上留下的足迹，回想她的话语和眼泪，可是这一切只能感动他，却不能使他神魂飘荡。

“唉，人总不能强迫自己去爱一个人啊！”他暗自分辩道，同时他又暗想，“那么哪会儿我才能不用强迫自己而爱上一个人呢？我已经将近三十岁了！我从没遇见过比薇拉更好的女人，以后也绝不会遇到……啊，这种该死的未老先衰！刚三十岁就老了！”

薇拉在他前面越走越快，低下头，始终没有扭过脸来看他一眼。他觉得她好像伤心得瘦多了，肩膀也窄多了……

“我想得出来现在她心里是什么滋味！”他瞧着她的后背，心里暗想，“她一定害羞极了，痛苦极了，恨不得一死了之！主啊，这里面有那么多的生命、诗情、意义，连石头都会受感动呢，可是我呢，……我又愚蠢又荒谬！”

薇拉走到边门那儿，匆匆看他一眼，就低下头，系好围巾，沿着林荫路很快地走去。

这时候只剩下伊万·阿列克谢伊奇一个人了。他慢腾腾地走回树林，屡次停住脚，回过头去往边门那边看，周身上下现出一种仿佛不能相信自己的神情。他用眼睛在大路上寻找薇罗奇卡的脚印，不相信他很喜欢的这个姑娘刚才对他倾吐过她的爱情，也不相信他那么笨拙粗鲁地“拒绝”了她！他这才生平第一次凭切身经验相信人的行动是很少由自己的心意决定的，而且亲身体会到一个正派诚恳的人，违背本心惹得亲近的人受到残酷的、不应得的痛苦后，会处在什么样的局面里。

他的良心感到痛苦。等到薇拉消失，他才开始感到他失去了一种很宝贵、很亲近、从此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他觉得他的一部分青春随着薇拉一齐从他身边溜走，觉得他白白放过的那种机会再也回不来了。

他走到小木台那儿，站住，沉思。他一心想找到他这种古怪的冷漠的原因。他明白，这个原因不在外部，而在他的内心。他坦白地对自己承认：这不是聪明人常常夸耀的那种理智的冷静，也不是自私自利的蠢人的那种冷淡，而纯粹是他心灵的软弱，没有能力深刻地领会美，再加上他所受的教育、纷扰的谋生斗争、单身的公寓生活等，已经促使他过早地衰老了。

他从小木台上慢腾腾地往树林走去，仿佛不愿意走掉似的。树林里一片漆黑，然而东一块西一块地闪着明晃晃的月光，他来到这个他除了自己的思想外什么也感觉不到的地方，不由得热切地巴望着能追回那已经失掉的东西了。

伊万·阿列克谢伊奇记得他重又走回去。他用回忆鼓舞自己，强制自己想象薇拉的模样，很快地往花园里走去。大路上和花园里，白雾已经消散，晶莹的月亮在天空俯视下界，仿佛刚刚洗过脸似的，只有东方还是雾气濛濛，天色阴暗……奥格涅夫至今还记得他谨慎的脚步声、那些黑暗的窗口、木犀草和天芥菜的浓重气味。他熟识的卡罗[5]好意地摇着尾巴，走到他跟前来，闻他的手……四下里只有这一个活的生物看见他绕着房子走了两圈，在薇拉那乌黑的窗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摆一摆手，深深叹口气，走出花园去了。

过了一个钟头，他走到城里，筋疲力尽，灰心丧气，把他的身子和发热的脸倚在客栈的大门上，敲门。城里不知什么地方，有一条狗半睡半醒地吠叫，教堂附近有人打响一块铁板[6]，仿佛在回答他的叩门声似的……

“半夜三更的，老在外面逛荡……”客栈老板，那个旧教徒，穿一件像是女人衣服的长衬衫，走来给他开门，嘴里嘟哝着，“与其在外面逛荡，还不如祷告上帝的好。”

伊万·阿列克谢伊奇走进自己的房间，往床上一坐，对着灯光呆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摇一下头，着手收拾行李……

1887年

[1]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简称。

[2] 薇拉的爱称。

[3] 彼得堡的一条街。

[4] 德语：回家去。

[5] 狗的名字。

[6] 指守夜人打更。

冷血

一列很长的货车在这个小火车站上已经停了很久。火车头闷声不响，仿佛熄了火似的。火车附近和小车站的门里没有一个人影。

从一节车皮射出一道苍白的光，爬过一条备用线的铁轨。在那节车皮里，有两个人坐在一件铺开的毡斗篷上：一个是老人，有一把挺大的白胡子，穿一件羊皮袄，戴一顶高高的羔皮帽，有点像高加索一带那种羊皮高帽。另一个是没生胡子的青年，穿一件破旧的厚呢上衣，脚上是一双沾了烂泥的高统靴。他们是货物的托运人。老人坐着，脚向前伸出去，沉默不语，在思索什么事。青年半躺半坐，拉着一个便宜的手风琴吱哩吱哩响，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有一盏灯挂在他们附近的墙上，灯里点一支牛油烛。

这节车皮装得满满的。谁要是在昏暗的灯光中瞧一瞧货物，那么最初他的眼睛就会看出这儿有一种不定形的怪东西，一种肯定活着的东西，像是大螃蟹，活动着螯和须，挤在一块儿，悄悄地沿着光滑的墙向车顶上爬过去。不过，人若是凝神看一看，那么在昏暗里就开始清楚地现出犄角和犄角的影子，然后现出精瘦的长背、肮脏的皮毛、尾巴、眼睛。原来那是牛和牛的影子。这节车皮里一共有八头牛。有的牛扭转身来，瞧着这两个人摇尾巴，有的极力要躺下去，或者站得舒服点。它们很挤。要是有一头牛躺下去，别的牛就得站着，挤在一块儿。这儿没有牲口槽，没有拴牛桩，没有草垫，没有一根干草[1]……

经过长久的沉默以后，老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银表，瞧一瞧现在是什么时间：两点一刻。

“我们在这儿停靠差不多有两个钟头了，”他说，打了个呵欠，“还是去催一催他们的好，要不然我们就会在这儿熬到天亮。他们睡着了，或者上帝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

老人站起来，跟他的长影子一块儿小心地下了货车，走进黑暗里。他沿着这列火车向火车头走去，经过大约二十节货车，看见一个开了炉门的红火炉。有个人一动也不动地对着炉子坐着，他那鸭舌帽、鼻子、膝头，染着紫红的火光，其余的部分是黑的，跟黑暗的夜色混在一起分不大清了。

“我们还要在这儿停很久吗？”老人问。

没有回答。那个不动的人分明睡着了。老人烦躁地嗽了嗽喉咙，由于天气阴潮而缩起脖子，绕过火车头走去。这时候，火车头的两道明晃晃的灯光一刹那间照着他的眼睛，他觉得夜色越发黑了。他向火车站走去。

车站的月台和台阶是湿的。这儿那儿，有一摊摊不久以前落下来的白雪在融化。火车站里却又亮又热，跟浴室里一样。有煤油的气味。这儿除了一架磅秤和一张不大的黄色长沙发，长沙发上有一个穿着列车员制服的人躺着睡觉以外，根本什么摆设也没有。左边有两扇敞开的门。从一个门口望进去，可以看见一架电报机和一盏安着绿罩子的灯。从另一个门口可以看见一个不大的房间，倒有一半给黑色的食器橱占去了。在这个房间里，列车长和火车司机坐在窗台上。他俩一面揉搓着手中的一顶帽子，一面在争论。

“这不是真的海龙皮，是冒牌货，”司机说，“真正的海龙皮不是这个样子。不怕您见怪，这顶帽子至多值五卢布！”

“您倒懂得不少……”列车长说，不高兴了，“五卢布！我们马上来问问这个商人就是。马拉欣先生，”他对老人说，“您说说看：这是假海龙还是真海龙？”

老马拉欣用手接过帽子来，带着内行的神气摸了摸皮子，吹一吹，再凑到鼻子上闻一闻，他那气愤的脸上忽然现出轻蔑的笑容。

“这一定是假货！”他高兴地说，“这是假货。”

他们吵起来了。列车长硬说帽子上的海龙皮是真货，司机和马拉欣极力想说服他，说这不是真货。吵到半中腰，老人忽然想起他上这儿来的目的了。

“海龙归海龙，帽子归帽子，可是火车却停着没走啊，诸位先生！”他说，“怎么啦？在等什么人呀？开车吧！”

“开车吧，”列车长同意，“我们再抽一支烟就开车吧。不过也不必着急……反正到了下一站我们还是得等着！”

“为什么呢？”

“哦……我们误点太多了……要是在一个车站上误了点，那到了下一站就不能不耽搁，先放对面来的列车过去。现在开车也好，明天早晨开车也好，反正我们已经不能算是第十四次车了。我们大概要改成第二十三次车了。”

“您怎么算出来的？”

“哦，就是这么算的。”

马拉欣带着探询的神情瞧了瞧列车长，思忖一下，随口嘟哝着，仿佛在自言自语似的：

“上帝作证，我已经算了一下，甚至记在一个本子上了。我们一路上光是停车就耗掉了三十四个钟头。先生们，如果你们照这样下去，结果就会这样：要么我的这些牛都死掉，要么就算我到了那边，牛肉也卖不上两卢布了。这不是赶路，这简直是倾家荡产！”

列车长拧起眉毛，叹口气，那神情好像想说：“这话不幸是实在的！”司机一声不响，瞧着帽子发呆。凭他们两个人的脸色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怀着同样隐秘的思想，他们不说出来倒不是因为他们想掩盖，而是因为这样的思想用沉默比用话语更能传达。老人明白了。他伸手到口袋里拿出一张十卢布的票子，既没有说几句开场白，也没有改变声调和脸色，而是带着大概只有俄罗斯人在授受贿赂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信心和爽快，把票子递给列车长。列车长接过来，一句话也没说，把它叠成四折，不慌不忙地放进口袋里。这以后他们三个人走出房间，在路上叫醒列车员，到站台上去了。

“什么天气啊！”列车长抱怨道，耸了耸肩膀，“黑得要命！”

“是啊，这天气真糟糕。……”

从窗口可以看见电报员的亚麻色脑袋在绿灯和电报机旁边出现。没过多久，在电报员脑袋旁边又出现一个脑袋，此人一脸胡子，戴着红帽子，那一定是站长。站长低下头凑着桌子，正在读一张蓝色公文纸上的字，用烟卷顺着一行行字很快地画下去……马拉欣向他的货车走去。

他的旅伴，那个青年，仍旧半躺半坐，拉着手风琴，声音低得听不清。他比孩子大不了多少，还没有长出唇髭。他那颧骨高高的丰满的白脸现出孩子气的沉思神情。他的眼神不像大人，显得忧郁而温顺，可是他肩宽背厚，身体强壮、笨重、粗鲁，跟老人一样。他不动，也不变换姿势，好像搬不动自己那粗大的身躯似的。仿佛他只要动一动，身上就会有什么地方裂开，或者发出一片响声，弄得他自己和那些牛惊吓起来。他那又肥又大的手指头笨拙地按着手风琴的琴键，从这些手指头下面连绵不断地传出一种微弱细小的响声，合成一个朴素单调的旋律。他听着，分明很满意自己的手法。

铃声响了，可是声音那么含混，好像不是从近处，而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跟着又来了急促的第二遍铃声，然后是第三遍，列车长吹哨子了。在深深的寂静中过了一分钟，货车仍旧停在原地不动，可是车底下传来一种含混的声音，像是雪橇的滑铁辗雪的声音。紧跟着货车摇动一下，那声音就停了。接着又是一片沉寂。可是马上来了缓冲器的碰撞声，货车受到猛烈的碰撞而颠动一下，好像往前跳跃了一步。牛都摔下去，倒在彼此的身上。

“只求你到下一个世界也吃这样的苦头才好！”老人嘟哝着，摆正他的高帽子，刚才火车一颠，帽子已经滑到后脑勺上去了，“照这样，他要把我的牲口都弄得受伤了！”

亚沙一句话也没说，站起身来，抓住一头倒下去的牛的犄角，扶它站立起来……这一颠以后又没有动静了。辗雪的声音又从货车底下传来，仿佛货车稍稍倒退了一下。

“马上又要震动了。”老人说。

果然，那种痉挛穿过整列火车，碰撞声传来，火车颠动一下，牛又摔下去，倒在彼此的身上。

“真费劲啊！”亚沙留神听着，说，“火车一定很重。它好像动不得了。”

“以前它并不重，可是现在忽然重起来了。不对，我的孩子，这是说，列车长没有把钱分给他。去，给他送点钱去，要不然，他就会把我们一直颠到明天早晨的。”

亚沙从老人手里接过一张三卢布的票子，跳下货车。他那笨重的脚步声在货车外面低沉地响起来，接着，渐渐消失了。随后是沉静……隔壁的一节货车里，一头公牛发出一声悠长而低沉的叫声，仿佛在唱歌似的。

亚沙回来了。一股又潮又冷的风扑进货车里来。

“关上门，亚沙，我们睡吧，”老人说，“何必白白点着蜡烛呢？”

亚沙拉动沉重的门。火车头的汽笛鸣响，列车开动了。

“好冷！”老人嘟哝着，在毡斗篷上躺下，把脑袋枕在一个包袱上，“在家里多好啊！那儿又温暖，又干净，又软和，有地方可以祷告，在这儿我们却比猪还苦。我已经有四天四夜没脱过靴子了。”

亚沙的身子由于火车震动而摇摇晃晃，他打开挂灯的小门，用湿手指头掐掉烛心。烛火闪烁了一下，像炒锅一样嘶嘶响，随后就灭了。

“对了，我的孩子……”马拉欣接着说，听见亚沙在他身边躺下，觉得那年轻的阔大的背贴着他自己的背了，“这儿很冷。每条缝里都不住地吹进风来。要是你妈妈或者妹妹在这儿睡上一夜，那么到第二天早晨准保冻死了。就是这么的，我的孩子，你不肯像你哥哥那样念书，进中学，那你只好跟你爸爸一块儿运这些牛了。这是你自己不好，你只能怨自己……现在你哥哥正在床上睡觉，盖着被子，可是你呢，吊儿郎当，懒懒散散，只好跟牛待在一块儿……是啊……”

在火车的隆隆声中，老人的话听不清楚了，可是他仍旧唠叨很久，叹气，嗽喉咙。这辆货车的冷空气渐渐变得越来越稠密、闷人。新粪和蜡烛的焦气发出刺鼻的气味，弄得空气难闻，酸臭，亚沙在昏睡中嗓子和胸膛发痒。他嗽喉咙，打喷嚏；老人却习惯了，仿佛没什么不合适似的，用整个胸膛呼吸着，只是偶尔咳几声罢了。

凭火车的摇晃和车轮的隆隆声来判断，火车开得很快，可是不稳。火车头大声地喘息，它喷气的声音跟火车的隆隆声合不上拍子，它们合起来成了一种沸腾的声音。那些牛不安地挤在一块儿，它们的犄角撞击着车壁。

老人醒来的时候，清晨的深蓝色天空从车壁的裂缝和敞开的小窗口钻进来。他觉得冷得难受，特别是背脊和两只脚。火车停住了。亚沙带着睡意，一脸的不高兴，正在那些牛旁边忙碌着。

老人醒来，心绪不好。他皱起眉头，沉下脸，生气地嗽一嗽喉咙，从眉毛底下瞧着亚沙，亚沙正用强壮的肩膀顶住一条牛的胸脯，微微把它举起来，极力解开它腿上的绳子。

“昨天晚上我就跟你说过绳子太长，”老人叨唠着说，“可是没用，‘不算太长，爸爸！’叫你做点事，你总是不听，什么事你都由着自己的性子干……蠢货。”

他生气地拉开门，亮光涌进货车里来了。一列客车正好停在门对面，那列客车的后面是一所有遮阳的红房子，这是个大火车站，设有食堂。车顶和车台、土地、枕木上都铺着薄薄的一层新落下来的松软的雪。可以看见乘客们在客车车厢中间的平台上来来往往。有一个红头发、红脸膛的宪兵在来回踱步。有一个仆役穿着礼服和雪白的胸衣，没有睡足，现出怕冷的样子，大概很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正在月台上跑着，手里托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一杯茶和两块面包干。

老人起来，开始面向东方念祷告词。亚沙安顿好那条公牛，把铲子放在角落里，也站到他旁边来念祷告词。他光是动着嘴唇，在胸前画十字。父亲却大声念出来，把每段祷告词的末尾念得又响又清楚。

“……以及来世的生活。阿门！”老人大声念着，吸一口气，立刻又念另一段祷告词，一念到末尾声调就清楚而坚定，“……而且把你的小牛献到祭坛上！”

念完祷告词，亚沙急急忙忙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

“请您给我五戈比。”

一拿到五戈比的硬币，他就提起一把红的铜茶壶，跑到车站上去买开水。他大步跳过铁轨的枕木，在羽毛样的白雪上留下大脚印，一路上把茶壶里昨天的剩茶倒干净，往食堂那边走去，同时拿那五戈比的硬币敲得茶壶叮当响。从货车里可以看见食堂老板推开那把大茶壶，不肯为五戈比卖掉差不多半个茶炊的开水，可是亚沙自己拧开了龙头，张开胳膊肘不让人家来干涉，给他的茶壶斟满了开水。

“该死的坏蛋！”食堂老板眼看亚沙跑回货车，就对着他的后影嚷道。

到喝茶的时候，马拉欣那阴沉的脸才算开朗了一点儿。

“我们会吃会喝，可就是记不得正事，”他说，“昨天一天我们没干别的，光是吃啊喝的，大概就连花掉的钱都忘了记账。什么记性啊，我的天！”

老人一面回想，一面念出昨天的一笔笔开销，在一个破笔记本上记下他在什么地方给了列车长、司机、擦油工人多少钱……

这当儿客车早已开走了，一个值班的火车头在空铁道上驶来驶去，仿佛并没有什么一定的目的，纯粹因为自由自在而高兴似的。太阳已经升上来，照得白雪发亮；从车站的遮阳上和货车顶上落下一滴滴明亮的水珠。

喝完茶，老人走下货车，慢吞吞地溜达到车站去。在车站的头等车乘客候车室中央站着他认识的列车长和站长，站长是个青年人，留着一把好看的胡子，穿一件漂亮的粗呢大衣。这个青年大概不习惯站在一个地方不动，总是优雅地调换两只脚把身子的重心一会儿放在左脚上，一会儿移到右脚上，像是一匹善于长跑的骏马。他这边看看，那边望望，看见每个过路的人都把手伸到帽沿上行个礼，眯细眼睛，微微笑着……他脸颊绯红，身子结实，心情畅快。他的脸上洋溢着热诚，神采焕发，仿佛他刚从天上跟那些羽毛样的雪一块儿落下来似的。列车长看见马拉欣，就惭愧地叹口气，把两手一摊。

“我们不能走第十四次车了！”他说，“我们误点太多了。已经有另外一列车走第十四次车了。”

站长很快地翻看了几张公文纸，然后把他那热情的蓝眼睛掉过来瞧着马拉欣，微微笑着，向后者呼出清新的气息。他向马拉欣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您是马拉欣先生吗？您运牛吗？八车？现在怎么办呢？你们误点了，昨晚我已经让第十四次车开出去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青年人用两个粉红的手指头小心地捏着马拉欣的短皮袄上的毛，调换着脚，亲热而恳切地对他解释说，某次车已经开走，某次车正要开走，他愿意尽自己的能力为马拉欣做一切事情。凭他的脸色看得出来，他真的不但愿意做任何事情来使马拉欣高兴，甚至愿意尽力使全世界高兴。他是那么幸福，那么满意，那么快活！老人听着，虽然完全弄不懂火车复杂的车次制度，却还是赞许地点头，也伸出两个手指头去摸站长那件厚呢大衣上的软毛。他看着这个体面而殷勤的青年，听着他讲话，觉得很畅快。为了也表一表自己的好意，他就拿出一张十卢布票子，想了一想，又添上两张一卢布票子，递给站长。站长接过去，把手指头伸到帽沿那儿行个礼，然后优雅地把钱往口袋里一塞。

“听我说，诸位先生，我们不是可以照这样办吗？”他忽然想起一个刚刚来到他脑子里的新办法，就说，“军用列车误点了……你们看……它还没来……那么你们何不就算做军用列车呢？[2]我让军用列车走第二十八次车好了。怎么样？”

“依您就是。”列车长同意。

“好极了！”站长高兴地说，“既是这样，那你们就用不着在这儿等了，马上就开车吧！我立刻去吩咐把你们这一列车放出去！好极了！”

他把手举到帽沿那儿向马拉欣行了个礼，就跑着回他的房间去了，一路上翻看着公文。老人对刚才的一番谈话很满意。他微笑着，瞧了瞧整个候车室，好像要找一找这儿还有什么称心的东西没有。

“我们不妨去喝一盅。”他拉住列车长的胳膊说。

“喝酒好像还太早一点吧。”

“不，您就让我做个东道吧。”

他俩就走到食堂去了。喝完一杯酒，列车长化了不少工夫挑选下酒的菜。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很胖的人，脸颊鼓起，可是没有血色。他胖得令人讨厌，皮肉松弛，脸色发黄，凡是喝酒太多和不按时睡觉的人都是那样。

“现在可以再喝一杯，”马拉欣说，“这会儿天冷，应该喝点酒。吃吧，请！这样看来，我可以仰仗您了，列车长先生，一路上不会再有麻烦或者不痛快的事了。因为您知道，讲到我们这种牲口生意，每个钟头都是宝贵的。今天肉是一个价钱，到明天，您瞧，又是另一个价钱了。要是耽误一两天，没卖上好价钱，那就没钱可赚，回家的时候——对不起，我要说句粗话——连裤子都没有了。请再喝点……我仰仗您了，讲到请您吃点什么，或者您想要点什么，那我是随时愿意表表自己的心意的。”

请列车长吃喝以后，马拉欣回到货车上。

“我刚才做了笔好买卖，我们这趟车改成军用列车了，”他对儿子说，“我们要走得快了。列车长说，要是我们一路走这趟车，明天傍晚八点钟就可以到了。要是不动脑筋，我的孩子，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就是这样的……你得留神学着点儿……”

第一遍铃声响过以后，一个脸孔沾满煤烟因而发黑的男子走到这节车皮的门前来。他穿着一件衬衫和一条肮脏的破裤子，裤腿没有塞在靴筒里。这人是擦油工人，他刚才爬到货车底下，用锤子敲击车轮。

“先生，这几节车皮装的是您的牛吗？”他问。

“是啊。怎么样？”

“是这样的，有两节车皮出了毛病。不能把它们开走，它们得留在这儿等待修理。”

“唉，得了，别瞎扯了！你不过要喝一盅酒，要我塞给你几个钱罢了……那你实话实说得了。”

“随您怎么说，可是我有责任马上把这件事报告上去。”

老人既没生气，也没分辩，却心平气和，几乎不由自主地从口袋里拿出两个二十戈比的硬币，递给擦油工人。那人也极其心平气和地接过去，好意地瞧着老人，和他攀谈起来：

“那么您是去卖牲口吧……这可是好买卖！”

马拉欣叹口气，心平气和地瞧着擦油工人的黑脸，告诉他说：做牲口生意，从前倒的确有钱可赚，不过现在却变成冒险的赔钱生意了。

“我这儿还有个伙伴，”擦油工人打断他的话，“您，商人先生，不妨也赏他几个钱吧……”

马拉欣就也给那伙伴一点钱……军用列车走得快，在各站停靠的时间比较短。老人满意了。那个穿厚呢大衣的青年留下的愉快印象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他喝下的那点白酒弄得他的头脑微微发晕。天气也真好，一切都好像很顺利。他讲个没完，每到一个停车的地方就赶到食堂去。他觉得需要一个人听他讲话，就时而带着列车长一块儿去，时而带着司机，并且不是光喝酒，而是消磨不少工夫，一面碰杯，一面讲话。

“你们有你们的行业，我们有我们的行业……”他带着亲热的笑容说，“求上帝保佑我们，也保佑你们，但愿按上帝的意思，而不是按我们的意思做……”

喝了白酒，他渐渐兴奋起来，一心想干正经事了。他想张罗一下，忙碌一下，打听打听，不断地讲话。他时而摸口袋，摸包袱，找什么单据，时而想起一件事，可又想不清楚，时而拿出钱夹子，无缘无故地把钱重新数一遍。他忙忙碌碌，唉声叹气，战战兢兢，合起手掌……他把京城里肉商寄来的信和打来的电报，账单，邮局和电报局的收据，公文纸以及自己的笔记本摊在面前，把他所想的说出来，硬逼着亚沙听他讲。

等到他看厌了表格，谈厌了市价，他就在火车停靠的时候在装牛的各节货车之间跑来跑去，什么事也不干，光是举起双手轻轻地一拍，惊恐地叫喊起来：

“哎呀，我的天啊！我的天啊！”他用凄苦的声调说，“神圣的殉教徒符拉西[3]！虽然它们是公牛，虽然它们是畜生，可是它们也跟人一样要吃要喝啊。它们已经有四天四夜没吃没喝了。哎呀，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亚沙是个听话的儿子，他跟着父亲走，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老人常去食堂，他却不高兴。虽然他怕父亲，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说几句。

“瞧，您又来了！”他说，严厉地瞧着老人，“您干吗这么高兴？难道今天是您的命名日还是怎的？”

“不准你教训父亲。”

“瞧您养成了什么习气……”

每逢亚沙用不着跟随父亲奔走的时候，他就坐在毡斗篷上，拉手风琴。偶尔，他也走出货车，沿着列车懒洋洋地走动。他在火车头旁边站住，双目久久地紧盯着车轮，或者瞧着工人把一块块木头丢到煤水车上。烧热的火车头在喘气，木块一掉进去就发出新木料那种清脆、结实的爆裂声。司机和他的助手是十分冷漠、不动心的人，做出种种莫名其妙的动作，一点也不忙。亚沙在火车头旁边站了一会儿，就懒洋洋地溜达到火车站去。到了火车站，他看遍食堂里的吃食，出声读一张完全没趣味的布告，然后慢吞吞地回到货车上去。他的脸既没表现烦闷，也没表现欲望；仿佛不管在什么地方，在家里也好，在货车上也好，在火车头旁边也好，对他来说都一个样……

傍晚时分，这列火车停在一个大火车站附近。铁路线上的灯刚刚点亮；灯光衬着蓝色背景，在新鲜清澈的空气里，显得透明而苍白，跟星星一样；只有火车站天篷底下的那些灯才发红发亮，那儿已经黑下来了。所有的铁道上都有车辆，好像再开来一列火车就没处停了。亚沙跑到火车站买开水来冲晚茶。装束考究的上流女人和中学生正在月台上散步。要是从月台上往远处望，就可以看见车站两边，幽暗的暮色中有些遥远的灯火在闪亮。那是一座城。什么城呢？亚沙却没心思去管它。他只看见火车站外边那些昏暗的灯火和难看的房子，听见马车夫嚷叫，觉得刺骨的寒风吹到脸上来，心想那个城大概不好，不舒服，沉闷……

等到喝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墙上跟昨天傍晚一样又挂上了灯。忽然火车微微一震动，颤抖起来，轻轻地往后退去。退了一小段路，就停下来了。他们听见不清楚的嚷叫声，有人敲着缓冲器旁边的铁链，嚷道：“行了！”火车开动，往前驶去。大约十分钟以后，它又给拖回来了。

马拉欣走出货车，认不得他的这列火车了。他的八节牛车跟几节不高的敞篷货车排成一列，那些车辆原先并不属于这列火车，其中有两三节装着乱石，别的都空着。在这列火车旁边跑来跑去的列车员都是些生人。他问他们话，他们只勉强而含混地回答一句。他们没有心思理睬马拉欣，他们正在忙着把这列火车挂好，为的是赶快办完事，回到暖和的地方去。

“这是哪一次车？”马拉欣问。

“第十八次车！”

“可是军用列车在哪儿？为什么把我的车从军用列车里拆下来了？”

没有人答话，老人只好走到火车站去。他先找他认识的列车长，却没找到，就去找站长。站长坐在自己房间的桌子旁边，翻看一叠公文。他很忙，假装没看见走进来的人，他的相貌很威严：一头剪短的黑发，两只招风耳，一根钩子样的长鼻子，一张黝黑的脸。他脸色阴沉，仿佛在怄气似的。马拉欣开始对他冗长地诉说自己的要求。

“什么？”站长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往椅背上一靠，接着愤慨地问下去，“什么？为什么您不该走第十八次车？您说得清楚一点，我听不懂！怎么？您要我有分身法，样样事情同时抓吗？”

他向马拉欣提出一大串问题，不知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凶了。马拉欣已经在口袋里摸皮夹子，可是到头来，站长不知什么缘故感到受了委屈，十分生气，他从椅子上跳起来，离开了房间。马拉欣耸耸肩膀，走出去找别人说话去了。

要就是由于烦闷，要就是由于想给这忙碌的一天再添点忙，要就只是由于他的目光偶尔落到一扇印着“电报”两个字的小窗子上，总之，他走到窗口，说要打电报。他拿起一支钢笔，想了想，在一份蓝纸上写道：“加急电报。运输处长台鉴。八节车皮的活牲口。在各站受到留难。请即指定快车车次。复电费已付。马拉欣。”

打出电报以后，他又走到站长室去。在那儿，他发现在一个蒙着灰色呢套子的小长沙发上坐着一个上流人，仪表端庄，生着络腮胡子，戴着眼镜和一顶貉皮帽子。他穿的皮袄很特别，像是女人穿的，用皮子镶边，肩上有穗带，袖子开岔。他面前站着另一个上流人，长得很瘦，可是精壮，穿着铁路查票员的制服。

“您可再也想不到，”查票员对那个穿怪皮袄的上流人说，“我要跟您讲一件稀奇古怪的事！Z铁路不动声色，暗中偷走了N铁路的三百辆车皮。这是实在的事，先生！我敢当着上帝赌咒！他们把车皮弄走，重新涂一层油漆，写上他们自己的字母，于是万事大吉！N铁路派出密探到各处侦察，他们找了又找，后来，您瞧，他们偶然发现Z铁路的一辆破车皮。他们拉到自己的车房里去修理，忽然间，真是难以相信，他们在车轮和轮轴上看见了他们自己的印记。您看如何？啊？要是这事是我干的，他们就会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可是他们对铁路局却马马虎虎就算了！”

马拉欣喜欢跟有知识、有教养的人谈天。他摸摸胡子，尊严地参加了谈话。

“诸位先生，比方，拿这个例子来说，”他开口道，“我正在运牲口到X地。满满的八车。挺好……您猜怎么着，每一车皮牲口他们要收六百普特[4]重的货物的运费。八头牛哪儿有六百普特重，那要轻得多，可是他们才不管呢……”

这当儿亚沙走进房间，找他的父亲来了。他听着，想在椅子上坐下来，可是大概想到自己的身子重，就走开，坐到窗台上。

“他们才不管呢，”马拉欣接着说，“而且硬要我跟我儿子出三等车的车票钱四十二卢布，因为我们要在货车里跟公牛待在一块儿。这是我儿子亚科夫[5]。我家里还有两个儿子，可是他们上学念书去了。哼，这且不说，依我看呐，铁路把牲口商人弄得倾家荡产了。早先，人家赶着一群群牲口走路，生意倒好做得多。”

老人说话拖拖拉拉，长得很。每说完一句，他就瞧一瞧亚沙，好像要说：“瞧，我在怎样跟有学问的人谈话！”

“唉！”查票员打断他的话，“谁也不愤慨，谁也不批评一句！为什么？那很简单。可恶的事，只有在偶然发生的时候，在它破坏了秩序的时候，才会引人注意，惹人愤慨。而在此地，实在糟极了，这种事却已经是早已风行的常规，成为秩序本身的基础，每一条枕木都带着它的烙印，冒着它的气味，这种事很快就成了习惯！就是这么的，先生！”

第二遍铃声响了。穿怪皮袄的上流人站起来。查票员挽着他的胳膊，仍旧热烈地谈着，跟他一块儿到月台上去了。响过第三遍铃声，站长跑进房间里来，在他的桌子旁边坐下。

“请问，我跟哪一次车走？”马拉欣问。

站长瞧着一张公文纸，气愤地说：

“您是马拉欣吗？八节车皮？每节车皮您得付一卢布，此外您还得付六卢布二十戈比的印花费。您没有贴印花。那么一共付十四卢布二十戈比。”

他拿到钱，写了几个字，用沙土吸干墨水，生气地从桌子上抓起一卷表格，很快地走出房间去了。

傍晚十点钟，马拉欣接到运输处长的回电：“优先放行。”看完电报，老人意味深长地了眼睛，很满意自己，就把它塞进口袋。

“哪，”他对亚沙说，“瞧着，学着点。”

到半夜，他那列车开走了。夜色跟昨晚一样黑，天也一样冷。每站停留的时间长了。亚沙坐在毡斗篷上，心平气和地拉手风琴，老人仍然心不定，想干点什么。到了一个火车站，他起意要递个状子上去。有一个宪兵答应他的请求，坐下来写道：“一八八年十一月十日，N铁路局宪警处Z区军士伊里亚·切列德根据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九日法令第一款在X车站起草此项报告，内容如下……”

“底下写些什么呢？”宪兵问。

马拉欣在他面前摊开公文纸、邮件和电报收据、账单……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他要宪兵写些什么。在这报告里，他想写的不是哪一件单独的事情，而是整整这一趟旅行的经过，说明他所有的损失，跟站长们的谈话，而且要写得又冗长又刻薄才行。

“写下在Z站，”他说，“站长把我乘的几节车皮从军用列车上摘下来，是因为他不喜欢我的相貌。”

他要求宪兵一定要写到他的相貌。宪兵疲倦地听着，没听完他的话就接着写下去。他照这样结束他的报告：“军士切列德在此报告中陈报事项如上，此项报告送呈Z区区长，并将副本发给加夫里尔·马拉欣。”老人接过副本来，把它塞在他的里面口袋里装得满满的那些文件纸当中，十分满意，走回他的车皮去了。

早晨，马拉欣醒来，又心绪恶劣，可是他的怒气没有发泄在亚沙身上，却发泄到牛身上去了。

“这些牛完蛋了！”他抱怨道，“它们完蛋了！它们只剩最后一口气了！真遭罪，它们都要死了！呸！”

那些公牛有许多天没喝水了，渴得要命，就舔车壁上的霜，等到马拉欣走到它们面前，它们就开始舔他的凉冰冰的皮袄。凭它们那发亮的、含泪的眼睛看得出来，它们给口渴和颠簸折磨得筋疲力尽，又饥饿又痛苦。

“运你们这些该死的畜生真倒霉！”马拉欣嘟嘟哝哝地说，“你们快点死掉倒也罢了！瞧着你们我心里不好受啊。”

到中午，火车停在一个大火车站上，依照铁路规章，这火车站有清水供应活牲畜喝。马拉欣就给牛喝水，可是公牛不喝，水太凉了……

又过了两天两夜，京城终于在远处烟雾弥漫中出现了。旅程结束了。火车没有开到那座城就在一个货站附近停下来。公牛从货车里放出来。它们摇摇晃晃，绊绊跌跌，好像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

马拉欣和亚沙卸完牲口，办完兽医的检查手续，就在城郊一家肮脏、便宜的客店里歇脚，那边的广场正是做牲口生意的市场。他们的住处肮脏，吃食难于下咽，跟家里全不一样。他们在一个糟糕的音乐队的刺耳的乐声中睡觉，那种乐声一天到晚在这家客店下面的饭店里闹个不停。老人一清早就出去找买主，亚沙一连好几天坐在客店的房间里，或者出门上街去看一看这座京城。他看见畜粪狼藉的肮脏广场，看见饭馆的招牌，看见迷雾中修道院的齿状围墙……有时候他跑到街对面去，看杂货店的窗子，欣赏装着各色蜜糖饼干的罐子，打呵欠，懒洋洋地走回房间去。这座京城引不起他的兴趣。

临了，公牛卖给一个商人了。马拉欣雇了些赶牲口的人。所有的公牛分成每十头一群，给赶到城的另一头去了。那些公牛乏透了，耷拉着脑袋走过热闹的街道，冷淡地瞧着它们生平第一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的东西。衣服破烂的赶牛人跟在它们后面，也耷拉着脑袋。他们烦闷……偶尔有个赶牛人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想起他前面有些交托他经管的牛，为要表示他做事尽责，就捞起一根木棒使劲打在一头公牛的背上。公牛痛得摇摇晃晃，往前窜了十几步，向四下里瞧一眼，好像当着许多生人挨打很难为情似的。

马拉欣和亚沙卖掉牛，买了许多就是在家乡也买得到的东西，预备带回去送给家人，随后就打点着动身回家。在开车三个钟头以前，老人已经跟买主一块儿喝得颇有醉意，因此又坐立不安了，就带着亚沙下楼到饭店里坐下来喝茶。他跟所有的内地人一样，不能独自一个人吃喝，他总得找个跟他自己一样忙忙乱乱又爱扯淡的人做伴。

“把老板叫来！”他对仆役说，“告诉他说我请他喝茶。”

客店老板是一个保养得很好、对旅客十分冷淡的男子，他走过来，在桌子旁边坐下。

“嗯，我们的货物脱手了！”马拉欣笑着对他说，“我把我的山羊卖成了老鹰的价钱。当然啰，我们动身的时候，肉价是三卢布九十戈比，可是等我们到了此地，价钱已经落到三卢布二十五戈比。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得太迟，要是早来三天就好了，因为现在肉生意清淡，圣菲里普斋期[6]到了……知道吗？简直是一团糟！这样一来，一头牛就要赔十四卢布。而且想想看，运这些牛花掉了多少钱！十五卢布的运费以外，还得为每头牛化六卢布，——诈骗啦、贿赂啦、请客啦，这样那样的……”

客店老板不得不敷衍一下，只好听着，勉强地喝茶。马拉欣唉声叹气，拍手，嘲笑自己不走运，可是一切都表明，他虽然遭到损失，却并不怎么伤心。只要有人听他讲话，眼前有事可做，而且误不了火车，那就赔钱也好，赚钱也好，他都不放在心上。

过了一个钟头，马拉欣和亚沙带着许多箱笼、包裹，从客店房间里走下楼来，出了大门，准备坐雪橇到车站去。客店主人、仆役、好几个女人出来送他们。老人感动了。他把十戈比钱币向四面八方丢出去，用唱歌样的声调说：

“再见啊，祝你们平安！求主保佑你们万事如意。要是上帝保佑我们平平安安，那我们到了大斋节还要上这儿来。再见！谢谢你们……求主保佑你们！”

老人坐上雪橇，脱掉帽子，面对着在雾中像一块黑斑似的修道院墙壁，在自己胸前画了好久的十字。亚沙坐在他身旁的座位边上，一条腿伸向一旁。他的脸跟先前一样，没有一点激动的样子，既没露出烦闷，也没表现欲望。他并不因为回家而高兴；至于没有来得及观赏京城里的景色，他也不觉得可惜。

“走吧！”

赶雪橇的就挥动鞭子抽马，扭转身去，开始骂那些笨重的行李。

1887年

[1] 在许多铁路上，为了避免发生不幸事故而禁止携带干草上车，因此活牲口一路上就没有东西可吃。——俄文本编者注

[2] 凡是经特别指定做运输军队用的火车就叫做军用列车；没有军队可运的时候，这列车就运输货物，它比普通的运货列车走得快。——俄文本编者注

[3] 根据东正教传说，殉教徒符拉西是一个遵守教规的牧人，是牲畜的保护者。

[4] 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

[5] 前文“亚沙”是“亚科夫”的小名。

[6] 即圣诞节前的斋期。

吻

五月二十日傍晚八点钟，某炮兵后备旅的所有六个连，到露营地去的途中，在梅斯捷奇金村停下来过夜。他们那儿乱哄哄，有的军官在大炮四周忙碌，有的军官会合在教堂围墙附近的广场上听设营官讲话，这时候忽然从教堂后边闪出一个穿便服的男子，骑着一头奇怪的马。那头浅黄色的小马生着好看的脖子和短短的尾巴，一步步走过来，然而不是照直地走，却像是斜着溜过来，踩着一种细碎的舞步，仿佛有人用鞭子抽它的腿似的。骑马的人走到军官们面前，抬了抬帽子说：

“本地的地主，陆军中将冯·拉别克大人请诸位军官先生马上赏光到家里去喝茶……”

马低下头，踩着舞步，斜着身子往后退去。骑马的人又抬了抬帽子，一刹那间跟他那头奇怪的马隐到教堂后面，不见了。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几个军官嘟哝道，他们正在走散，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去，“大家都想睡觉了，这位冯·拉别克却要请人喝什么茶！什么叫做喝茶，我们心里可有数！”

所有六个连的军官们都清楚地记得去年的一件事：在阅兵期间，他们跟一个哥萨克团的军官们，也像这样受到一位伯爵地主，一位退伍军人的邀请去喝茶；那位好客、殷勤的伯爵款待他们，请他们吃饱、喝足之后，不肯放他们回到村里的住处去，却把他们留在自己家里过夜。所有这些当然都很好，简直没法希望更好的了，然而糟糕的是那位退伍军人有这些年轻人作伴，高兴得过了头。他对军官们讲他光辉的过去的业绩，领他们走遍各处房间，给他们看名贵的画片、古老的版画、珍奇的武器，给他们念大人物的亲笔信，一直忙到太阳东升。那些疲乏厌倦的军官看着，听着，一心想睡觉，小心地对着袖口打呵欠。临了，主人总算放他们走了，可是要睡觉已经太迟了。

也许这个冯·拉别克就是这种人吧？是也好，不是也好，反正也没办法了。军官们换上整齐的军服，把周身收拾干净，成群结伙地去找那个地主的家。在教堂附近的广场上，他们打听出来要到那位先生的家可以沿着下面的路走——从教堂后面下坡到河边，沿着河岸走到一个花园，顺一条林荫路走到那所房子；或者走上面的路也成——从教堂照直顺着大路走，在离村子不到半俄里[1]的地方就到了地主的谷仓。军官们决定走上面的路。

“这个冯·拉别克是什么人？”他们一面走一面闲谈，“就是从前在普列夫纳统率H骑兵师的将领吧？”

“不，那人不叫冯·拉别克，单叫拉别克，没有冯。”

“多好的天气啊！”

大路在第一个谷仓那儿分成两股：一股照直往前去，消失在晦暗的暮色里。另一股往右去，通到主人的房子。军官们往右拐弯，讲话声音开始放低……路的两边排列着红房顶的石砌谷仓，笨重而森严，很像县城里的营房。前面，主人宅子的窗子里灯光明亮。

“好兆头，诸位先生！”有一个军官说，“我们的猎狗跑到大家前头去了；这是说，他闻出我们前头有猎物了！……”

中尉洛贝特科走在众人前面，他生得又高又结实，可是没长唇髭（他已经过二十五岁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那保养得很好的圆脸上却连一根胡子也没有），善于远远地辨出前面有女人，因此在这个旅里以这种嗅觉出名。他扭转身来说：

“对了，这儿一定有女人。我凭本能就觉出来了。”

冯·拉别克本人在正屋门口迎接军官们，他是一位仪表优雅、年纪大约六十岁的老人，穿着便服。他跟客人们握手，说他见到他们很高兴，很幸福，可是诚恳地请求军官先生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他不留他们过夜。有两个带着孩子一起来的姐妹、几个弟兄、几个邻居来看望他，弄得他一个空房间也没有了。

将军跟每个人握手、道歉、微笑，可是凭他的脸色看得出他决不像去年那位伯爵那么高兴接待这些客人，他之所以邀请这些军官，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必要的礼节罢了。军官们自己呢，走上铺着柔软的毡毯的楼梯，一面听他讲话，一面觉得他们之所以受到邀请，也只是因为不好意思不请他们罢了。他们看见听差们匆匆忙忙点亮楼下门道里和楼上前厅里的灯，觉得他们好像随身把不安和不便带进了这个宅子。既然已经有两个带着子女的姊妹、弟兄、邻人大概由于家庭的喜事或者变故而聚会在这所房子里，那么十九个素不相识的军官的光临会受到欢迎吗？

到了楼上，在大厅门口，军官们遇到一位身材高大、匀称的老太太，长脸上生着黑眉毛，很像厄热尼皇后[2]。她殷勤而庄严地微笑着，说她看到客人很高兴，很幸福，道歉说她丈夫和她这回不能够邀请军官先生们在这里过夜。每逢她从客人面前扭转身去办点什么事，她那美丽、庄严的笑容立刻就消失了，那么，事情很清楚：她这一辈子见过很多军官，现在她对他们不感兴趣，即使她邀他们到家里来，而且表示歉意，那也只是因为她的教养和社会地位要求她这样做罢了。

军官们走进一个大饭厅，那儿已经有十来个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在长桌的一边喝茶。在他们的椅子背后可以隐约看见一群男人笼罩在雪茄烟的轻飘的云雾里，他们当中站着一个瘦长的青年，正在谈论什么，他留着红色的络腮胡子，讲英国话，声音响亮，可是咬字不清。这群人的背后有一扇门，从门口望出去可以看见一个明亮的房间，摆着淡蓝色的家具。

“诸位先生，你们人数这么多，简直没法跟你们介绍了！”将军大声说，极力说得很快活，“自己介绍吧。诸位先生，不要客气！”

军官们有的带着很严肃的、甚至很严厉的脸相，有的现出勉强的笑容，大家都觉得很别扭，就好歹鞠一个躬，坐下来喝茶。

其中觉得最别扭的是里亚博维奇上尉。他是一个戴眼镜的军官，身材矮小，背有点伛偻，生着山猫样的络腮胡子。他的同伴们有的做出严肃的神情，有的露出勉强的笑容，他那山猫样的络腮胡子和眼镜却好像在说：“我是全旅当中顶腼腆、顶谦卑、顶没光彩的军官！”起初他刚走进饭厅以及后来坐下喝茶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张脸或者一个东西上。那些脸、衣服、盛着白兰地的玻璃长颈酒瓶、杯子里冒出来的热气、有着雕塑装饰的檐板，这一切合成一个总的强大印象，在里亚博维奇心里引起不安，使他一心想把脑袋藏起来。他像第一回当众表演的朗诵者一样，虽然瞧见他眼前的一切东西，可是对看到的东西却不十分理解，按照生理学家的说法，这种虽然看见然而不理解的情况叫做“意盲”。过了一会儿，里亚博维奇渐渐习惯新环境，眼睛亮了，就开始观察。他既是一个不善于交际的、腼腆的人，那么首先引起他注意的就是他自己最不行的事情，也就是他那些新相识的特别大胆。冯·拉别克，他的妻子，两位上了岁数的太太，一位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小姐，一个留着红色络腮胡子的青年（冯·拉别克的小儿子），仿佛事先排演过似的，很灵敏地夹在军官们当中坐好，立刻热烈地争论起来，弄得客人不能不插嘴。那位穿淡紫色衣服的小姐热烈地证明，做炮兵比做骑兵或者步兵轻松得多，冯·拉别克和上了岁数的太太们的看法则相反。紧跟着，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起来。里亚博维奇瞧着淡紫色小姐十分激烈地争辩她所不熟悉的，完全不感兴趣的事情，冷眼看出她脸上时而现出不诚恳的笑容，时而把笑容又收敛起来。

冯·拉别克和他的家人巧妙地把军官们引进争论中来，同时一刻也不放松地盯紧他们的杯子和嘴，注意他们是不是都在喝茶，是不是茶里都放了糖，为什么有人不吃饼干或者不喝白兰地。里亚博维奇看得越久，听得越久，他就越喜欢这个不诚恳的可是受过很好训练的家庭。

喝完茶以后，军官们走进客厅。洛贝特科中尉的本能没有欺骗他，客厅里果然有许多小姐和年轻女人。“猎狗”中尉不久就站在一个穿黑色连衣裙的、年纪很轻的金发女郎身旁，神气十足地弯下腰来，仿佛倚着一把肉眼看不见的军刀似的，微微笑着，风流地耸动肩膀。他大概在讲些很有趣味的荒唐话，因为金发女郎带着鄙夷的神情瞧着他那保养得很好的脸，淡漠地问一句：“真的吗？”猎狗倘若乖巧一点，从这不关痛痒的“真的吗”，应该可以推断出她未必喜欢这样的猎狗！

钢琴响了；忧郁的华尔兹舞曲从大厅里飘出敞开的窗口，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想起来窗外现在是春天，五月的黄昏，人人都觉出空中有玫瑰、紫丁香、白杨的嫩叶的香气。里亚博维奇在音乐的影响下，喝下的那点白兰地正在起作用。他斜眼看着窗口，微微地笑，开始注意女人们的动作。他觉得玫瑰、白杨、紫丁香的气息好像不是从花园里飘来，而是从女人的脸上和衣服上冒出来的。

冯·拉别克的儿子请一位瘦弱的姑娘跳舞，跟她跳了两圈。洛贝特科在镶木地板上滑过去，飞到淡紫色小姐面前，带着她在大厅里翩翩起舞。跳舞开始了……里亚博维奇站在门旁，夹在不跳舞的人们当中，旁观着。他这一辈子从没跳过一回舞，他的胳臂也从没搂过一回上流女人的腰。一个男人当着大家的面搂着一个不认得的姑娘的腰，让那姑娘把手放在自己的肩头，里亚博维奇看了总是很喜欢，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自己会成为那样的男人。有些时候他嫉妒同伴们胆大、灵巧，心里很难过；他一想到自己胆小、背有点伛偻，没有光彩，腰细长，络腮胡子像山猫，就深深地痛心，可是年深日久，他也就习惯了，现在他瞧着同伴们跳舞，大声说话，不再嫉妒，光是觉得感伤罢了。

等到卡德里尔舞开始，小冯·拉别克就走到没跳舞的人们跟前，请两位军官去打台球。军官们答应了，跟他一块儿走出客厅。里亚博维奇没事可做，心想参加大家的活动，就慢腾腾地跟着他们走去。他们从大厅里出来，走进客厅，然后走过一个玻璃顶棚的窄过道，走进一个房间。他们一进去，就有三个带着睡意的听差从沙发上很快地跳起来。小冯·拉别克和军官们穿过一长串房间，最后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间，那里有一张台球桌子。他们就开始打台球。

里亚博维奇除了打纸牌以外从没玩过别的东西，他站在台球桌旁边，冷淡地瞧着打台球的人，他们呢，解开上衣扣子，手里拿着球杆走来走去，说俏皮话，不断地嚷出一些叫人听不懂的词。打台球的人没注意他，只是偶尔有谁的胳臂肘碰着他，或者一不小心，球杆的一头戳着他，才扭转身来说一声：“对不起！”第一盘还没打完，他就厌倦，开始觉得他待在这儿是多余的，而且碍人家的事了……他想回到大厅里，就走出去了。

在回去的路上，他遇到一桩小小的奇事。他走到半路上，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他清楚地记得在路上应当遇见三个带睡意的听差，可是他穿过五六个房间，那几个带着睡意的人好像钻到地底下去了。他发觉自己走错了，就扭转身退回一小段路，往右转弯，走进了他到台球房间去的时候没见过的一个昏暗的房间。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犹豫不决地打开一扇他的眼睛偶然看见的门，走进一个漆黑的房间。他看见前面，正对面有一道门缝，从那道缝里射进一条明亮的光。门外面传来隐隐约约的、忧郁的玛祖卡舞曲的声音。这儿也跟大厅里一样，窗子敞开，有白杨、紫丁香和玫瑰的气味……

里亚博维奇迟疑地站住……这当儿，他出乎意外地听见匆匆的脚步声、连衣裙的沙沙声、喘吁吁的女人低语声：“到底来了！”有两条柔软的、香喷喷的、准定是女人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温暖的脸颊贴到他的脸颊上来，同时发出了亲吻的声音。可是那个亲吻的人立刻轻轻地惊叫了一声，抽身躲开他，而且里亚博维奇觉得她是带着憎恶躲开的。他也差点儿叫起来，就向门边的亮光跑过去……

他回到大厅里，心怦怦地跳，手抖得厉害，他连忙把手藏到背后去。起初他羞得不得了，生怕满大厅的人知道他刚刚被一个女人搂抱过，吻过。他畏畏缩缩，不安地往四下里看，可是等到他相信大厅里的人们跟先前一样平静地跳舞、闲谈，他就完全让一种生平从没经历过的新感觉抓住了。他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他的脖子刚才给柔软芳香的胳膊搂过，觉得好像抹了一层油似的。他左脸上靠近唇髭、经那个素不相识的人吻过的地方，有一种舒服的、凉酥酥的感觉，仿佛擦了一点薄荷水似的。他越是擦那地方，凉酥酥的感觉就越是厉害。他周身上下，从头到脚充满一种古怪的新感觉，那感觉越来越强烈……他情不自禁地想跳舞、谈话、跑进花园、大声地笑……他完全忘了他的背有点伛偻，他没有光彩、他有山猫样的络腮胡子，而且“貌不惊人”（这是有一回他偶然听到几个女人在谈到他相貌时候所用的形容词）。正巧冯·拉别克的妻子走过他面前，他就对她亲切而欢畅地笑一笑，笑得她站住了，探问地瞧着他。

“我非常喜欢您这所房子！……”他说，把眼镜端一端正。

将军的妻子微笑着，说是这房子原是她父亲的。后来她问起他的父母是否还在世，他在军队里待得是不是很久，为什么他这么瘦，等等……她的问题得到答复后，她便往前走去。他跟她谈过话以后，他的笑容比先前越发亲切，他觉得他的四周尽是些好人……

进晚餐的时候，里亚博维奇漫不经心地吃完给他端来的一切菜，自管喝酒，什么话也没听进去，极力要弄明白他方才遇到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件奇事具有神秘的、浪漫的性质，可是要解释却也不难。一定是有个姑娘或者太太跟别人约定在那个黑房间里相会。她等了很久，又烦躁又兴奋，竟把里亚博维奇当做她的情人了，尤其因为里亚博维奇走过那个黑房间的时候迟迟疑疑地站住，仿佛也在等什么人似的，那么这就更近情理了……里亚博维奇就照这样解释他何以会受到那样的一吻。

“不过她是谁呢？”他瞧了瞧四周女人的脸想道，“她一定年轻，因为老太太是不会去幽会的。而且她是个受过教育的女人，这只要凭她衣服的沙沙声、她的香气、她的声调，就可以揣摩出来……”

他的眼光停在淡紫色小姐的身上，他很喜欢她。她有美丽的肩膀和胳膊、聪明的脸、好听的声音。里亚博维奇瞧着她，希望那个不相识的女人就是她，而不是别人……可是她笑起来不怎么真诚，而且皱起她的长鼻子，这就使他觉得她显老了。然后他掉过眼睛去瞧那个穿黑色连衣裙的金发女郎。她年轻些，朴素些，真诚些，两鬓秀气，端起酒杯喝酒的样子很潇洒。现在里亚博维奇希望那个女人是她了。可是不久他又觉得她的脸平平常常，就掉过眼睛去瞧他身旁的那个女人……

“这是很难猜的，”他暗想，沉思着，“如若只要淡紫色小姐的肩膀和胳膊，再配上金发女郎的两鬓和洛贝特科左边坐着的那位姑娘的眼睛，那么……”

他暗自把这些东西搭配起来，就此凑成了吻过他的那个姑娘的模样。他希望她有那样的模样，可是在饭桌上又找不到。

晚餐以后，军官们酒足饭饱，精神抖擞，开始告辞和道谢。冯·拉别克和他的妻子又开始道歉，说是可惜不能留他们过夜。

“诸位先生，跟你们见面很高兴，很高兴！”将军说，这一回倒是诚恳的（大概因为人们在送走客人的时候总比在迎接客人的时候诚恳得多，也和蔼得多），“很高兴！希望你们回来路过的时候再光临！别客气！你们怎样走？你们要走上面的路吗？不，穿过花园走吧，下面那条路要近一点。”

军官们走出去，到了花园里。从充满亮光和闹声的地方走出来，花园里显得十分黑暗而宁静。他们沉默地一路走到花园门口。他们都有点醉意，兴致很好，心满意足，可是黑暗和静寂使他们沉思了一会儿。大概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一种跟里亚博维奇相同的感触：将来是不是有一天他们也会像冯·拉别克一样有一所大房子、一个家庭、一个花园，即使本心并不诚恳，也能欢迎人们来，请他们吃得酒醉饭饱，使他们心满意足呢？

他们一走出花园门外，就开始争着讲话，无缘无故地大笑。他们现在顺小路走着，那条小路通到下面河边，然后沿着河岸向前伸展，绕过岸上的矮树丛、沟道、枝条垂在水面上的柳树。河岸和小路都看不大清，对岸完全沉没在一片漆黑中。黑色的水面上这儿那儿映着星星，它们颤抖着，破碎了，只凭这一点才能推断河水流得很急。空中没有一丝风。河对岸有些带着睡意的麻鹬在悲凉地鸣叫，在这边岸上一个矮树丛里有一只夜莺一点也不理会这群军官，仍然在放声歌唱。军官们在矮树丛四周站了一会儿，拿手指头碰一碰它，可是夜莺仍旧唱下去。

“这家伙可真了不得！”他们赞许地叫道，“我们站在它旁边，它却一点也不在乎！好一个坏蛋！”

在道路的尽头，小路爬上坡去，在教堂的围墙附近跟大路会合了。军官们爬上坡，累了，就在这儿坐下，点上纸烟。河对面现出一块暗红色的光亮。他们反正没事可做，就花了不少工夫推断那是野火呢，还是窗子里的灯亮，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里亚博维奇也瞧那亮光，他觉得那一块光在向他微笑，眼，仿佛它知道那一吻似的。

里亚博维奇回到驻营地，赶快脱掉衣服，上了床。洛贝特科和美尔兹里亚科夫中尉（一个和气而沉静的人，在他那伙人中被看做很有学问的军官，他一有空儿就老是看《欧洲通报》，这份杂志他随便到哪儿去都随身带着）跟里亚博维奇住在同一所农民的小木房里。洛贝特科脱了衣服，带着还没玩畅的人的神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走了很久，随后打发勤务兵去买啤酒。美尔兹里亚科夫上了床，在枕头旁边放一支蜡烛，专心看那份《欧洲通报》。

“她是谁呢？”里亚博维奇瞧着被烟熏黑的天花板暗想。

他的脖子仍旧好像涂了油似的，嘴角旁边也仍旧带点凉意，仿佛擦了薄荷水一样。淡紫色小姐的肩膀和胳臂，穿黑衣服的金发女郎的两鬓和诚恳的眼睛，柳腰，衣服，胸针，在他的想象中闪动着。他极力注意这些形象，可是它们跳动着，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摇曳不定。等到这些影子在每个人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的宽阔的黑色背景上完全消失，他就开始听到匆忙的脚步声、衣裾的沙沙声、亲吻的响声，一种没来由的、强烈的欢乐就涌上他的心头……他正在尽情享受这种欢乐，却听见勤务兵回来报告，说是没有啤酒。洛贝特科气得要命，又开始走来走去。

“嘿，是不是蠢货？”他不断地说，先是在里亚博维奇面前站住，后来又在美尔兹里亚科夫面前站住，“连啤酒都买不着，真是个十足的蠢货，笨蛋！对不对？嘿，恐怕是个坏蛋吧？”

“在这一带当然买不到啤酒。”美尔兹里亚科夫说，眼睛却没离开《欧洲通报》。

“哦？您是这样看的吗？”洛贝特科坚持自己的意见，“主啊，我的上帝，哪怕你把我送到月亮上去，我也会马上给您找着啤酒和女人！好，我马上就去找来……要是我找不着，您骂我是混蛋好了！”

他用很久的工夫穿上衣服，登上大皮靴，然后默默地抽完烟，走出去了。

“拉别克，格拉别克，拉别克，”他嘴里念着，却在前堂里站住了，“我一个人不高兴去，真该死！您肯出去溜达吗？啊？”

他没听见答话，就走回来，慢腾腾地脱掉衣服，上了床。美尔兹里亚科夫叹口气，收起《欧洲通报》，吹熄蜡烛。

“哼！……”洛贝特科嘟哝着，在黑暗里点上一支烟。

里亚博维奇拉起被子来蒙上头，蜷起身子，极力想把幻想中那些飘浮不定的影子拼凑起来，合成一个完整的人。可是任凭怎么样也拼凑不成。他不久就睡着了，他的最后一个思想是：不知一个什么人，对他温存了一下，使他喜悦，一件不平常的、荒唐的、可是非常美好快乐的事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哪怕在睡乡里，这个思想也没离开过他。

等到他醒来，他脖子上涂油的感觉和唇边薄荷的凉意都没有了，可是欢乐的波浪还是跟昨天一样在他的心中起伏。他痴迷地瞧着给初升的阳光镀上一层金的窗框，听着街上行人走动的声音。贴近窗子，有人在大声讲话。里亚博维奇的连长列别杰兹基刚刚赶到旅里来，由于不习惯低声讲话，正在很响地跟他的司务长讲话。

“还有什么事？”连长嚷道。

“昨天他们换马掌的时候，官长，他们钉伤了‘鸽子’的蹄子。医士给涂上粘土和醋。现在他们用缰绳牵着它在边上走。还有，官长，昨天工匠阿尔捷米耶夫喝醉了，中尉下命令把他拴在一个后备炮架的前车上。”

司务长还报告说，卡尔波夫忘了带来喇叭上用的新绳和支帐篷用的木桩，还提到各位军官昨天傍晚到冯·拉别克将军家里去做客。话正谈到半中腰，窗口出现了列别杰兹基的生着红头发的脑袋。他眯细近视的眼睛瞧着军官们带着睡意的脸，跟他们打招呼。

“没什么事儿吧？”他问。

“那匹备了鞍子的辕马戴上新套具，把脖子磨肿了。”洛贝特科打着呵欠回答道。

连长叹口气，沉吟一下，大声说：

“我还要到亚历山德拉·叶夫格拉福夫娜那儿去一趟。我得去看看她。好，再见吧。到傍晚我会追上你们的。”

过了一刻钟，炮兵旅动身上路了。这个旅沿着大道走，经过地主粮仓的时候，里亚博维奇瞧了瞧右边的房子。所有的窗口都下着百叶窗。房子里的人分明都在睡觉。昨天吻过里亚博维奇的那个女人也在睡觉。他极力想象她睡熟的样子。卧室的敞开的窗子，伸进窗口的绿树枝，早晨的新鲜空气，白杨、紫丁香、玫瑰的幽香，一张床，一把椅子，昨天沙沙响，现在放在椅子上的连衣裙，小小的拖鞋，桌上的小表，所有这些，他暗自描摹着，清楚而逼真，可是偏偏那要紧的、关键的东西，她的脸相和梦中的甜蜜的微笑，却从他的幻想里滑出去，就跟水银从手指缝中间漏掉了一样。他骑着马走出半俄里远，回过头来看：黄色的教堂、房子、河、花园，都沉浸在阳光里；那条河很美，两岸绿油油的，水中映着蓝天，河面上这儿那儿闪着银色的阳光。里亚博维奇向梅斯捷奇金村最后看了一眼，心里觉得很难过，好像跟一个很接近、很亲密的东西拆开了似的。

他眼睛前面的路上，只有那些早已熟悉的、没有趣味的画面……左右两旁是未成熟的黑麦和荞麦的田野，有些乌鸦在田野上蹦来蹦去。往前看，只瞧见灰尘和人的后脑勺。往后看，也只瞧见灰尘和人脸……打头的是四个举着佩刀步行前进的人，他们是前卫。后面，紧挨着的是一群歌手，歌手后面是骑马的司号员。前卫和歌咏队，像送葬行列中擎火炬的人一样，常常忘记保持规定的距离，远远地赶到前头去了……里亚博维奇随着第五连的第一门炮走着。他可以看见在他前面走动的所有四个连。在不是军人的人们看来，这个在行进的炮兵旅所形成的那条笨重的长行列好像是个复杂的、叫人不能理解的、杂乱无章的东西，谁也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围着一尊大炮，为什么那尊炮由那么多套着古怪的挽具的马拉着，仿佛那尊炮真是很可怕、很沉重似的。在里亚博维奇看来，这一切却十分清楚，因此一点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老早就知道为什么每个连的前头除了军官以外还要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士官骑在马上，为什么他叫做前导。紧跟在士官背后的是拉前套的马的骑手，随后是走在中间的马的骑手。里亚博维奇知道他们所骑的马，在左边的叫鞍马，在右边的叫副马，这些都很乏味。在那些骑手后面跟着两匹辕马。其中一匹马上坐着一个骑手，背上布满昨天的尘土，右腿上绑着一块粗笨的、样子可笑的小木头。里亚博维奇知道这块木头做什么用，并不觉得可笑。所有的骑手随便地摇动短皮鞭，不时嚷一声。炮本身也不好看。前车上面堆了一袋袋的燕麦，盖着帆布。炮身上挂着茶壶、兵士的行囊、口袋，看上去那尊炮像是一头小小的、不伤人的动物，不知什么缘故被人们和马匹包围着。炮的两旁，有六个兵，都是炮手，背着风走路，挥动着胳膊。在这尊炮后面又是另外的前导、骑手、辕马，这后面又来了一尊炮，跟前面那尊同样难看，不威严。这第二尊炮过去以后，随后来了第三尊、第四尊，靠近第四尊炮有一个军官，等等。这个旅一共有六个连，每个连有四尊炮。这行列有半俄里长；殿后的是一串货车，货车旁边有一头极可爱的牲口，驴子玛加尔，那是一个连长从土耳其带来的，它耷拉着耳朵挺长的脑袋，沉思地迈着步子。

里亚博维奇冷淡地瞧瞧前面和后面，瞧瞧人的后脑勺和脸。换了别的时候，他大概已经迷迷糊糊，要睡着了，可是现在他却完全沉浸在愉快的新体验到的思绪中了。起初在炮兵旅刚刚启程的时候，他想说服自己：那件亲吻的事，如果有趣味，也只因为那是一个小小的、神秘的奇遇罢了，其实那是没什么意思的，把这件事看得认真，至少也是愚蠢的。可是不久他就顾不得这些道理，想入非非了……他一会儿想着自己在冯·拉别克的客厅里，挨着一个姑娘，长得挺像淡紫色小姐和穿黑衣服的金发女郎；一会儿闭上眼睛，看见自己跟另一个完全不认得的姑娘待在一起，那人的脸相很模糊。他暗自跟她谈话，跟她温存，低下头去凑近她的肩头。他想象战争和离别，然后重逢，跟妻子儿女一块儿吃晚饭……

“煞住车！”每回他们下山，这个命令就响起来。

他也嚷着：“煞住车！”可是又生怕这一声喊搅乱他的幻梦，把他带回现实里来……

他们走过一个地主的庄园，里亚博维奇就隔着篱墙向花园里望。他的眼睛遇到一条很长的林荫路，像尺那么直，铺着黄沙土，夹道是新长出来的小桦树……他带着沉浸在幻想里的人的那份热情暗自想着女人的小小的脚在黄沙土上走着，于是突然间，在他的幻想中清清楚楚地出现了吻过他的那个姑娘的模样，正是昨天吃晚饭时候他描摹的那个样子。这个模样就此留在他的脑子里，再也不离开他了。

中午，后面靠近那串货车的地方有人嚷道：

“立正！向左看！军官先生们！”

旅长是一位将军，坐着一辆由一对白马拉着的马车走过来了。他在第二连附近停住，嚷了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好几个军官，里亚博维奇也在内，策动马，跑到他面前去。

“啊？怎么样？什么？”将军问，着他的红眼睛，“有病号吗？”

将军是个瘦小的男子，听到回答，就动着嘴，好像在咀嚼什么。他沉吟一下，对一个军官说：

“你们第三尊炮的炮车辕马的骑手摘掉了护膝，把它挂在炮的前车上了，那混蛋。您得惩罚他。”

他抬起眼睛看看里亚博维奇，接着说：

“我觉得你们那根车带太长了……”

将军又说了几句别的乏味的话，瞧着洛贝特科，微微地笑了。

“今天您看起来很忧愁，洛贝特科中尉，”他说，“您在想念洛普霍娃吧？对不对？诸位先生，他在想念洛普霍娃！”

洛普霍娃是个很胖很高的女人，年纪早已过四十了。将军自己喜欢身材高大的女人，年纪大小倒不论，因此猜想他手下的军官们也有同样的爱好。军官们恭敬地赔着笑脸。将军觉得自己说了句很逗笑很尖刻的话，心里痛快，就扬声大笑，碰了碰他的车夫的后背，行了个军礼。马车往前驶走了……

“我现在所梦想的一切，我现在觉得不能实现的、人们少有的一切，其实是很平常的，”里亚博维奇瞧着将军车子后面的滚滚烟尘，暗自想着，“这种事平常得很，人人都经历过……比方说，那位将军当初就谈过恋爱，现在结了婚，有了子女。瓦赫捷尔大尉，虽然后脑勺很红很丑，没有腰身，可也结了婚，有人爱……萨尔玛诺夫呢，很粗野，简直跟鞑靼人一样，可是他也谈过恋爱，最后结了婚……我跟大家一样，我早晚也会经历到大家经历过的事……”

他想到自己是个平常的人，他的生活也平平常常，不由得很高兴，而且这给了他勇气。他由着性儿大胆描摹她和他自己的幸福，什么东西也不能束缚他的幻想了……

傍晚炮兵旅到达了驻扎地，军官们在帐篷里安歇，里亚博维奇、美尔兹里亚科夫、洛贝特科围着一口箱子坐着吃晚饭。美尔兹里亚科夫不慌不忙地吃着，他一面从容地咀嚼，一面看一本摆在他膝头上的《欧洲通报》。洛贝特科讲个没完，不断地往自己的杯子里斟啤酒。里亚博维奇做了一天的梦，脑筋都乱了，只顾喝酒，什么话也没说。喝过三杯酒，他有点醉了，浑身觉着软绵绵的，就起了一种熬不住的欲望，想把他的新感觉讲给他的同事们听。

“在冯·拉别克家里，我遇到一件怪事……”他开口说，极力在自己的声调里加进满不在乎的、讥诮的口吻，“你们知道，我走进了台球房……”

他开始详详细细地述说那件亲吻的事，过一会儿就沉默了……一会儿的工夫他已经把前后情形都讲完了，这件事只要那么短短的工夫就讲完，他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本来以为会把这个亲吻的故事一直讲到第二天早晨呢。洛贝特科是个爱说谎的人，因此什么人的话也不相信。他听里亚博维奇讲完，怀疑地瞧着他，冷冷地一笑。美尔兹里亚科夫动了动眉毛，眼睛没离开《欧洲通报》，说：

“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女人一下子就搂住一个男人的脖子，也没叫一声他的名字……她一定是个心理变态的女人。”

“对了，一定是个心理变态的女人……”里亚博维奇同意。

“有一次我也遇见过这一类的事……”洛贝特科说，装出惊骇的眼神。“去年我上科甫诺去……我买了一张二等客车的票……火车上挤得很，没法睡觉。我塞给乘务员半个卢布……他就拿着我的行李，领我到一个单人车室去……我躺下来，盖上毯子……你们知道，那儿挺黑。忽然我觉得有人碰了碰我的肩膀，朝我的脸上吹气。我动一动手，却碰到了不知什么人的胳膊肘。我睁开眼，你们猜怎么着，原来是一个女人！眼睛黑黑的，嘴唇红得好似一条新鲜的鲑鱼，鼻孔热情地呼气，胸脯活像一个软靠枕……”

“对不起，”美尔兹里亚科夫平静地插嘴，“关于胸脯的话，我倒能懂，可是既然那儿挺黑，你怎么看得清嘴唇呢？”

洛贝特科极力圆他的谎，嘲笑美尔兹里亚科夫缺乏想象力。这惹得里亚博维奇讨厌。他离开那口箱子，上了床，赌咒再也不向别人谈起这件事。

露营生活开始了……日子一天天流过去，这一天跟那一天简直差不多。在那些日子，里亚博维奇的感情、思想、举动都像是在谈恋爱。每天早晨他的勤务兵给他送水来洗脸，他用冷水冲头的时候，总想起他的生活里有了一件美好而温暖的事。

到傍晚，他的同事们一谈到爱情和女人，他就走近一点听着，脸上现出一种表情，仿佛兵士在听人述说他参加过的一个战役似的。有些天的傍晚，带几分醉意的尉官们由“猎狗”洛贝特科领头到“城郊”去冶游，每逢里亚博维奇参加这类游乐的时候，他总是很难过，觉得深深的惭愧，暗自求“她”原谅……遇到空闲的当儿，或者失眠的夜晚，他回忆自己的童年、父亲、母亲，总之回想亲人的时候，他一定也会想起梅斯捷奇金村、那头怪马、冯·拉别克、他那长得像厄热尼皇后的妻子、那黑房间、门缝里漏进来的那一线亮光……

八月三十一日，他从露营地回去，然而不是跟整个炮兵旅，而是只跟其中的两个连一块儿走。他一路上梦想着，激动着，好像在回故乡似的。他热烈地盼望着再看见那匹怪马、那个教堂、冯·拉别克那个不诚恳的家庭、那黑房间。常常欺骗情人的那种“内心的声音”，不知什么缘故，向他悄悄说，他一定会看见她……他给种种疑问折磨着：他会怎样跟她见面？他跟她谈什么好呢？她忘了那回的亲吻没有？他想，就算事情真糟到这种地步，他竟不能再见到她，那么光是重走一遍那个黑房间，回想一下，在他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将近傍晚，远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那熟悉的教堂和白色的谷仓。里亚博维奇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他没听见跟他并排骑着马的军官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把一切都丢在脑后，眼巴巴地瞧着在远处发亮的那条河，瞧着那所房子的房顶，瞧着鸽子窝，在夕阳的残辉中鸽子正在那上面飞来飞去。

他们走到教堂那儿，听设营官指定宿营地的时候，他时时刻刻巴望有一个骑马的人会从教堂的围墙后面走出来，请军官们去喝茶，可是……设营官讲完话，军官们下马，溜达到村里去了，那个骑马的人并没有来……

“冯·拉别克马上会从农民那儿听说我们来了，于是派人来请我们，”里亚博维奇想，这时候他走进农舍，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同事点亮了一支蜡烛，为什么勤务兵忙着烧茶炊……

他心神不定。他躺下去，随后又起来，瞧着窗外，看那骑马的人来了没有。可是骑马的人没来。他就又躺下去，可是过了半个钟头他起来，压不住心里的不安，就走到街上，向教堂走去。靠近教堂围墙的广场上又黑又荒凉……在下坡路那儿有三个兵士默默地排成一行，站在那儿。他们一看见里亚博维奇，就挺起腰板，行军礼。他回礼，开始顺着那条熟悉的小路走下去。

河对面，整个天空一片紫红色：月亮升上来了。有两个农妇大声说话，在菜园里摘白菜叶子。菜园后面有些小木房，颜色发黑……这边岸上的一切跟五月间一样：小路、矮树丛、挂在河面上的垂柳……不过那只勇敢的夜莺的声音却没有了，白杨和嫩草的香气也没有了。

里亚博维奇走到花园，往门里瞧，花园里黑暗而安静……他只看见近边桦树的白树干和一小段林荫路，别的东西全都化成漆黑的一团。里亚博维奇聚精会神地瞧着，听着，可是站了一刻钟工夫，既没听见一点儿声音，也没看见一点亮光，他就慢慢地往回走……

他走下坡，到了河边。将军的浴棚和挂在小桥栏杆上的浴巾，在他前面现出一片白色……他走到小桥上，站了一会儿，完全不必要地摸了摸浴巾，浴巾又粗又凉。他低下头看水……河水流得很快，在浴棚的木桩旁边发出勉强能听见的潺潺声。靠近左岸的河面上映着红月亮。小小的涟漪滚过月亮的映影，把它拉长，扯碎，好像要把它带走似的……

“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啊！”里亚博维奇瞧着奔流的水，想着，“这是多么不近情理啊！”

现在他什么也不再盼望了，他这才清清楚楚地了解了那件亲吻的事、他的焦躁、他的模糊的希望和失望。他想到他没有看见将军的使者，想到他永远也不会见到那个原该吻别人却错吻了他的姑娘，不再觉得奇怪了。刚好相反，要是他见到了她，那倒奇怪了……

河水奔流着，谁也不知道它流到哪儿去，为什么流。五月间它也像这样流，五月间它从小河流进大河，从大河流进海洋，然后化成蒸气，变成雨水，也许如今在里亚博维奇面前流过去的仍旧是原先的那点儿水吧……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里亚博维奇觉得整个世界，整个生活，都好像是一个不能理解的、没有目的的玩笑……他从水面上移开眼睛，瞧着天空，又想起命运怎样化为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对他偶然温存了一下，想起他的夏天的迷梦和幻象，他这才觉得他的生活异常空洞，贫乏，没有光彩……

他回到他的农舍里，没有碰见一个同事。勤务兵报告他说，他们都到“冯特利亚勃金将军”家里去了，因为将军派了一个骑马的使者来邀请他们……一刹那间里亚博维奇心里腾起一股欢乐，可是他立刻扑灭它，上了床。他存心跟他的命运作对，仿佛要惹它气恼似的，偏不到将军家去。

1887年

[1] 1俄里等于1.06公里。

[2] 厄热尼皇后（1826—1920），拿破仑三世的妻子。

渴睡

夜间。小保姆瓦丽卡，一个十三岁的姑娘，摇着摇篮，里面躺着个小娃娃。她嘴里哼着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睡吧，好好睡，

我来给你唱个歌儿……

神像前面点着一盏绿色的小长明灯；房间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绷起一根绳子，绳子上晾着小孩的尿布和一条很大的黑色裤子。天花板上印着小长明灯照出来的一大块绿色斑点，尿布和裤子在火炉上、摇篮上、瓦丽卡身上投下长长的阴影……小长明灯的灯火一摇闪，绿斑和阴影就活了，动起来，好像被风吹动一样。房间里很闷。有一股白菜汤的气味和做皮靴用的皮革味。

小娃娃在哭。他早已哭得声音嘶哑，筋疲力尽，可是仍旧嗥个不停，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止住哭。瓦丽卡却已经困了。她的眼皮粘在一起，脑袋往下耷拉，脖子痠痛。她的眼皮也好，嘴唇也好，都不能动一下，她觉得她的脸好像枯干了，化成木头，脑袋也小得跟针尖一样。

“睡吧，好好睡，”她哼着，“我会给你煮点儿粥……”

火炉里有只蟋蟀在叫。老板和帮工阿法纳西隔着门，在毗邻的房间里打鼾……摇篮悲凉地吱吱叫，瓦丽卡本人嗯嗯啊啊地哼着，这一切合成一支夜间的催眠曲，要是躺在床上听，可真舒服极了。然而现在这种音乐反而刺激她，使她苦恼，因为它催人入睡，她却是万万睡不得的。求上帝保佑不要发生这种事才好，要是瓦丽卡一不小心睡着，老板就会把她痛打一顿。

小长明灯不住地眼。绿色斑点和阴影活动起来，爬进瓦丽卡半睁半闭、呆然不动的眼睛，在她那半睡半醒的脑子里合成蒙眬的幻影。她看见一块块乌云在天空互相追逐，像小娃娃那样啼哭。可是后来起风了，乌云消散，瓦丽卡看见一条布满稀泥的宽阔大道。顺着大道，有一长串货车伸展出去，行人背着背囊慢慢走动，有些阴影在人前人后摇闪不定。大道两旁，隔着阴森的冷雾，可以瞧见树林。忽然，那些背着行囊的人和阴影一齐倒在地下的淤泥里。“这是怎么了？”瓦丽卡问，“要睡觉，睡觉！”他们回答她说。他们睡熟了，睡得可真香，乌鸦和喜鹊停在电线上，像小娃娃那样啼哭，极力要叫醒他们……

“睡觉吧，好好睡，我来给你唱个歌儿……”瓦丽卡哼着，这时候她看见自己在一个乌黑而闷热的农舍里。

她去世的父亲叶菲姆·斯捷潘诺夫正躺在地上打滚儿。她看不清他，然而听见他痛得在地下翻腾，嘴里哼哼唧唧。据他说，他的“疝气发了”。他痛得厉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吸气的份儿，牙齿不住地打战，就像连连击鼓那样：

“卜—卜—卜—卜……”

她母亲佩拉格娅跑到庄园去，对老爷说叶菲姆就要死了。她去了很久，这时候也该回来了。瓦丽卡躺在炉台上，没有睡，听她父亲发出“卜—卜—卜”的声音。不过，后来她听见有人坐车到农舍这边来。原来老爷打发一个年轻的医师来了，这个医师刚巧从城里到老爷家里做客。医师走进农舍，在黑暗里谁也看不见他的模样，可是听得见他在咳嗽，而且咔嚓一声推上门。

“点上灯。”他说。

“卜—卜—卜……”叶菲姆回答说。

佩拉格娅扑到炉台这边，动手找那个装火柴的破罐子。在沉默中过去了一分钟。医师摸一阵自己的口袋，点亮一根火柴。

“我去去就来，老爷，去去就来。”佩拉格娅说，跑出农舍，过了一会儿拿着一个蜡烛头走回来。

叶菲姆脸色通红，眼睛发亮，目光显得特别尖利，好像那眼光穿透了农舍和医师似的。

“哦，怎么了？你这是想干什么呀？”医师说着，弯下腰凑近他，“哎！你病了很久吗？”

“什么，老爷？要死了，老爷，我的大限到了……我不能再在人世活下去了……”

“别胡说……我们会把你治好的！”

“随您就是，老爷。我们感激不尽，不过我们心里明白……要是大限已到，那可就没有办法了。”

医师在叶菲姆身边忙了一刻钟，然后直起腰来说：

“我没法治……你得到医院去才成，在那儿人家会给你动手术。马上动身……一定得去！时间迟了一些，医院里的人都睡了，不过那也没关系，我给你写个字条就是。你听见吗？”

“可是，老爷，叫他怎么去呢？”佩拉格娅说，“我们又没有马。”

“不要紧，我去跟你的主人说一声，他们会给你马的。”

医师走了，蜡烛熄了，“卜—卜—卜”的声音又响起来……过了半个钟头，有人赶着车到农舍来。这是老爷打发一辆板车来把叶菲姆送到医院去。叶菲姆收拾停当，就坐车走了……

可是后来，一个美好晴朗的早晨来临了。佩拉格娅不在家，她到医院去探望叶菲姆，看看他怎么样了。不知什么地方，有个小娃娃在啼哭，瓦丽卡听见有人用她的声调唱道：

“睡吧，好好睡，我来给你唱个歌儿……”

佩拉格娅回来了。她在胸前画个十字，小声说：

“他们夜里给他动了手术，可是到早晨，他就把灵魂交给上帝了……祝他升天堂，永久安息……他们说治得太迟了……应该早点去才对……”

瓦丽卡走进树林，在那儿痛哭。可是忽然，有人打她的后脑壳，弄得她一头撞在一棵桦树上。她抬起眼睛，看见她的老板，那个鞋匠站在她面前。

“你是怎么搞的，贱丫头？”他说，“孩子在哭，你却睡觉？”

他使劲拧她的耳朵，她甩一下头，就接着摇那个摇篮，哼她的歌。绿色的斑点、裤子和尿布的阴影摇摇晃晃，对她眼，不久就又占据了她的脑子。她又看见那条布满稀泥的大道。那些背着行囊的人和影子已经躺下，睡熟了。瓦丽卡看着他们，恨不能也睡一觉才好。她很想舒舒服服躺下去，可是她母亲佩拉格娅却在她身旁，催她快走。她们两个人赶进城去找活儿做。

“看在基督份上赏几个钱吧！”她母亲遇见行人就央求道，“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吧，善心的老爷！”

“把孩子抱过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她说，“把孩子抱过来呀！”那个声音又说一遍，这一回粗暴中带着怒气，“你睡着了，下贱的东西？”

瓦丽卡跳起来，往四下里看一眼，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儿既没有大道，也没有佩拉格娅，更没有行人，只有老板娘站在房间中央，是来给她的孩子喂奶的。这个身材肥胖、肩膀很宽的老板娘一面喂孩子吃奶，一面哄他安静下来，瓦丽卡站在一旁瞧着她，等她喂完奶。窗外的空气正在变成蓝色，天花板上的阴影和绿色斑点明显地淡下去。早晨很快就要来了。

“把孩子接过去！”老板娘说，系好衬衫胸前的纽扣，“他在哭。一定是有人用毒眼看了他。”

瓦丽卡接过小娃娃，放在摇篮里，又摇起来。绿色的斑点和阴影渐渐消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钻进她脑子里，弄得她脑子昏昏沉沉了。可是她仍旧犯困，困极了！瓦丽卡把脑袋搁在摇篮边上，用全身的力气摇它，想把睡意压下去，然而她的眼皮仍旧粘在一起，脑袋沉甸甸的。

“瓦丽卡，生炉子！”房门外传来老板的声音。

这是说已经到起床和干活的时候了。瓦丽卡就丢下摇篮，跑到小板棚去取柴火。她暗暗高兴。人一跑路，一走动，就不像坐着那么困了。她拿来柴火，生好炉子，觉得她那像木头一样的脸舒展开来，她的思想也清楚起来了。

“瓦丽卡，烧茶炊！”老板娘叫道。

瓦丽卡就劈碎一块小劈柴，可是刚把它们点燃，塞进茶炊，又听见新的命令：

“瓦丽卡，把老板的雨鞋刷干净！”

她就在地板上坐下，刷那双雨鞋，心里暗想：要是能把自己的头伸进这双又大又深的雨鞋里，略为睡上一会儿，那才好呢……忽然间，那双雨鞋长大，膨胀，填满整个房间，瓦丽卡把刷子掉在地下，然而她立刻摇一下头，瞪大眼睛，极力观看各种东西，免得它们长大，在她眼睛前面浮动。

“瓦丽卡，把外边的台阶洗一洗，要不然，让顾客看到，多难为情！”

瓦丽卡就洗台阶，收拾房间，然后生好另一个炉子，再跑到小铺里去买东西。活儿很多，连一分钟的空闲也没有。

然而再也没有比站在厨房桌子跟前削土豆皮更苦的事了。她的头往桌子上耷拉下去，土豆在她眼前跳动，刀子从她手里掉下，那个气冲冲的胖老板娘卷起衣袖，在她身旁走来走去，说话声音那么响，闹得瓦丽卡的耳朵里嗡嗡地响。伺候吃饭、洗衣服、缝缝补补，也是苦事。有些时候她恨不得什么也不管，往地下一躺，睡它一觉才好。

白天过去了。瓦丽卡看见窗外黑下来，就按住像木头一样的太阳穴，微微地笑，自己也不知道笑什么。傍晚的幽暗抚摩着她那总也睁不开的眼睛，应许她不久可以美美地睡一觉。晚上，老板家里来了客人。

“瓦丽卡，烧茶炊！”老板娘叫道。

老板家里的茶炊很小，她前后得烧五次，客人才把茶喝够。他们喝完茶，瓦丽卡又呆站了一个钟头，瞧着客人，等候吩咐。

“瓦丽卡，快去买三瓶啤酒来！”

她拔脚就走，极力跑得快点，好赶走她的睡意。

“瓦丽卡，快去买白酒！瓦丽卡，开塞钻在哪儿？瓦丽卡，把青鱼收拾出来！”

最后，客人们总算走了。灯火熄灭，老板夫妇上床睡了。

“瓦丽卡，摇娃娃！”传来最后一道命令。

蟋蟀在火炉里叫。天花板上那块绿色斑点，那些裤子和尿布的阴影，又爬进瓦丽卡半睁半闭的眼睛，不住地向她眼，弄得她的脑袋昏昏沉沉。

“睡吧，好好睡，”她哼道，“我来唱个歌儿……”

那个小娃娃不住地啼哭，哭得声嘶力竭。瓦丽卡又看见那条泥路、背着行囊的人、佩拉格娅、父亲叶菲姆。她什么都明白，个个人都认得，可是在半睡半醒中，她就是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捆住她的手脚，压得她透不出气，不容她活下去。她往四下里看，找那种力量，好躲开它，可是她找不着。最后，她累得要死，使出全身力气，睁大眼睛，抬头看那不住摇闪的绿色斑点，听着娃娃的啼哭声，这才找到了那个不容她活下去的敌人。

原来敌人就是那个娃娃。

她笑了。她觉得奇怪：这么一点小事，以前她怎么会没有弄明白？那块绿色斑点、那些阴影、那只蟋蟀好像也在笑，也觉得奇怪似的。

这个错误的念头抓住了瓦丽卡。她从凳子上站起来，畅快地微笑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连眼睛也不一下。她想到马上就可以摆脱这个捆住她手脚的娃娃，不由得感到畅快，心里痒酥酥的……弄死这个娃娃，然后睡吧，睡吧，睡吧……

她笑着，挤了挤眼，伸出手指头向那块绿色斑点威胁地摇一下。瓦丽卡悄悄地溜到摇篮那儿，弯下腰去，凑近那个娃娃。她把他掐死后，赶快往地下一躺，高兴得笑起来，因为她可以睡觉了。过了半分钟，她就已经睡熟，跟死人一样了。

1888年

草原（游记）

一

七月里一天清早，有一辆没有弹簧的、破旧的带篷马车驶出某省的某县城，顺着驿路轰隆隆地滚动着，像这种非常古老的马车眼下在俄罗斯只有商人的伙计、牲口贩子、不大宽裕的神甫才肯乘坐。车子稍稍一动就要吱吱嘎嘎响一阵，车后拴着的桶子也来闷声闷气地帮腔。单听这些声音，单看挂在外层剥落的车身上那些寒伧的碎皮子，人就可以断定这辆车子已经老朽，随时会散成一片片了。

车上坐着那个城里的两个居民，一个是城里的商人伊万·伊万内奇·库兹米乔夫，胡子剃光，脸上戴着眼镜，头上戴着草帽，看样子与其说像商人，倒不如说像文官，还有一个是神甫赫利斯托福尔·西里斯基，县里圣尼古拉教堂的主持人，也是个小老头子，头发挺长，穿一件灰色的帆布长外衣，戴一顶宽边大礼帽，拦腰系一根绣花的彩色带子。商人在聚精会神地想心事，摇着头，为的是赶走睡意。在他脸上，那种习常的、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正在跟刚同家属告别、痛痛快快喝过一通酒的人的温和表情争执不下。神甫呢，用湿润的眼睛惊奇地注视着上帝的世界，他的微笑洋溢开来，好像连帽边也挂上了笑。他脸色挺红，仿佛挨了冻一样。他俩，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库兹米乔夫，现在正坐着车子去卖羊毛。刚才跟家人告别，他们饱吃了一顿奶油面包，虽然是大清早，却喝了几盅酒……两个人的心绪都好得很。

除了刚描写过的那两个人和拿鞭子不停地抽那一对脚步轻快的栗色马的车夫杰尼斯卡以外，车上还有一个旅客，那是个九岁的男孩，他的脸给太阳晒得黑黑的，沾着泪痕。这是叶戈鲁什卡[1]，库兹米乔夫的外甥。承舅舅许可，又承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好心，他坐上车子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进学校。他妈妈奥莉迦·伊万诺芙娜是一个十品文官的遗孀，又是库兹米乔夫的亲姐姐，喜欢念过书的人和上流社会，托她兄弟出外卖羊毛的时候顺便带着叶戈鲁什卡一路去，送他上学。现在这个男孩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为什么要去，光是坐在车夫的座位上，挨着杰尼斯卡，抓住他的胳膊肘，深怕摔下去。他的身子跳上跳下，像是放在茶炊顶盖上的茶壶。由于车子走得快，他的红衬衫的背部鼓起来，像个气泡。他那顶新帽子插着一根孔雀毛，像是车夫戴的帽子，不住地溜到后脑壳上去。他觉得自己是个最不幸的人，恨不得哭一场才好。

马车路过监狱，叶戈鲁什卡瞧了瞧在高高的白墙下面慢慢走动的哨兵，瞧了瞧钉着铁格子的小窗子，瞧了瞧在房顶上闪光的十字架，想起来上个星期在喀山圣母节他跟妈妈一块儿到监狱教堂去参加守护神节典礼，又想起来那以前在复活节他跟厨娘柳德米拉和杰尼斯卡一块儿到监狱去过，把复活节的面包、鸡蛋、馅饼、煎牛肉送给犯人们，犯人们就道谢，在胸前画十字，其中有个犯人还把亲手做的一副锡袖扣送给叶戈鲁什卡呢。

这个男孩凝神瞧着那些熟地方，可恨的马车却飞也似地跑过去，把它们全撇在后面了。在监狱后面，那座给烟熏黑的打铁店露了露头，再往后去是一个安适的绿色墓园，周围砌着一道圆石子墙。白十字架和白墓碑快活地从墙里面往外张望。它们掩藏在苍翠的樱桃树中间，远远看去像是些白斑点。叶戈鲁什卡想起来每逢樱桃树开花，那些白斑点就同樱桃花混在一起，化成一片白色的海洋。等到樱桃熟透，白墓碑和白十字架上就点缀了许多紫红的小点儿，像血一样。在围墙里的樱桃树荫下，叶戈鲁什卡的父亲和祖母季娜伊达·丹尼洛芙娜一天到晚躺在那儿。祖母去世后，装进一口狭长的棺材，用两个五戈比的铜板压在她那不肯合起来的眼睛上。在她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常从市场上买回松软的面包，上面撒着罂粟籽。现在呢，她睡了，睡了……

墓园后面有一个造砖厂在冒烟。从那些用茅草铺盖的、仿佛紧贴在地面上的长房顶下面，一大股一大股浓重的黑烟冒出来，懒洋洋地升上去。造砖厂和墓园上面的天空一片阴暗，一股股烟子投下的大阴影爬过田野和道路。有些人和马在那些房顶旁边的烟雾里走动，周身扑满红灰……

到造砖厂那儿，县城算是到了尽头，这以后就是田野了。叶戈鲁什卡向那座城最后看了一眼，拿脸贴着杰尼斯卡的胳膊肘，哀哀地哭起来……

“哼，还没嚎够，好哭鬼！”库兹米乔夫说，“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娇孩子！既是不想去，就别去。谁也没有硬拉着你去！”

“得了，得了，叶戈尔小兄弟，得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很快地唠叨着说，“得了，小兄弟……求主保佑吧……你这一去，又不是于你有害，而是于你有益。俗话说得好：学问是光明，愚昧是黑暗……真是这样的。”

“你想回去吗？”库兹米乔夫问。

“想……想……”叶戈鲁什卡呜咽着，回答说。

“那就回去吧。反正你也是白走一趟，正好应了那句俗话：为了吃一匙果冻，赶了七里路。”

“得了，得了，小兄弟……”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接着说，“求主保佑吧……罗蒙诺索夫[2]当初也是这样跟渔夫一块儿出门，后来却成了名满欧洲的人物。智慧跟信仰合在一块儿，就会结出上帝所喜欢的果实。祷告词上是怎样说的？荣耀归于创世主，使我们的双亲得到安慰，使我们的教堂和祖国得益……就是这样的。”

“那益处往往并不一样……”库兹米乔夫说，点上一支便宜的雪茄烟，“有的人念上二十年书，也还是没念出什么道理来。”

“这种事也是有的。”

“学问对有些人是有益处，可是对另一些人，反倒搅乱了他们的脑筋。我姐姐是个不懂事的女人，她一心要过上流人那种日子，想把叶戈尔卡栽培成一个有学问的人，却不明白我可以教叶戈尔卡做我这行生意，美满地过上一辈子。我干脆跟你说吧：要是人人都去求学，想做上流人，那就没有人做生意，种庄稼了。大家就都要饿死了。”

“不过要是人人都做生意，种庄稼，那就没有人懂得学问了。”

库兹米乔夫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想到双方都说了一句叫人信服的、有分量的话，就做出严肃的面容，一齐嗽了嗽喉咙。杰尼斯卡听他们讲话，一个字也没听懂，就摇摇头，微微欠起身子，拿鞭子抽那两匹栗色马。随后是沉默。

这当儿，旅客眼前展开一片平原，广漠无垠，被一道连绵不断的冈峦切断。那些小山互相挤紧，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合成一片高地，在道路右边伸展出去，直到地平线，消失在淡紫色的远方。车子往前走了又走，却无论如何也看不清平原从哪儿开的头，到哪儿为止……太阳已经从城市后面探出头来，正悄悄地、不慌不忙地干它的活儿。起初他们前面，远远的，在天地相接的地方，靠近一些小坟和远远看去像是摇着胳膊的小人一样的风车的地方，有一道宽阔而耀眼的黄色光带沿地面爬着，过一会儿，这道光带亮闪闪地来得近了一点，向右爬去，搂住了群山。不知什么温暖的东西碰到了叶戈鲁什卡的背脊。原来有一道光带悄悄从后面拢过来，掠过车子和马儿，跑过去会合另一条光带。忽然，整个广阔的草原抖掉清晨的朦胧，现出微笑，闪着露珠的亮光。

割下来的黑麦、杂草、大戟草、野麻，本来都晒得枯黄，有的发红，半死不活，现在受到露水的滋润，遇到阳光的爱抚，活转来，又要重新开花了。小海雀在大道上面的天空中飞翔，快活地叫唤。金花鼠在青草里互相打招呼。左边远远的，不知什么地方，凤头麦鸡在哀叫，一群山鹑被马车惊动，拍着翅膀飞起来，柔声叫着“特尔尔尔”，向山上飞去。螽斯啦、蟋蟀啦、蝉啦、蝼蛄啦，在草地里发出一阵阵吱呀吱呀的单调乐声。

可是过了一会儿，露水蒸发了，空气停滞了，被欺骗的草原现出七月里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青草耷拉下来，生命停止了。太阳晒着的群山，现出一片墨绿色，远远看去呈浅紫色，带着影子一样的宁静情调；平原，朦朦胧胧的远方，再加上像拱顶那样笼罩一切，在没有树木、没有高山的草原上显得十分深邃而清澄的天空，现在都显得无边无际，愁闷得麻木了……

多么气闷，多么扫兴啊！马车往前跑着，叶戈鲁什卡看见的却老是那些东西：天空啦，平原啦，矮山啦……草地里的乐声静止了。小海雀飞走，山鹑不见了。白嘴鸦闲着没事干，在凋萎的青草上空盘旋，它们彼此长得一样，使得草原越发单调了。

一只老鹰贴近地面飞翔，均匀地扇动着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思索生活的乏味似的，然后拍起翅膀，箭也似的飞过草原，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飞，它需要什么。远处，一架风车在摇着翼片……

为了添一点变化，杂草里偶尔闪出一块白色的头盖骨或者鹅卵石。时不时的现出一块灰色的石像，或者一棵干枯的柳树，树梢上停着一只蓝色的乌鸦。一只金花鼠横窜过大道，随后，在眼前跑过去的，又只有杂草、矮山、白嘴鸦。……

可是，末后，感谢上帝，总算有一辆大车载着一捆捆的庄稼迎面驶来。大车顶上躺着一个姑娘。她带着睡意，热得四肢无力，抬起头来，看一看迎面来的旅客。杰尼斯卡对她打个呵欠，栗色马朝那些粮食伸出鼻子去。马车吱吱嘎嘎响着，跟大车亲一个嘴，带刺的麦穗像笤帚似的扫过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的帽子。

“你把车子赶到人家身上来了，胖丫头！”杰尼斯卡叫道，“嘿，好肥的脸蛋儿，好像给黄蜂螫了似的！”

姑娘带着睡意微笑，动了动嘴唇，却又躺下去了……这时候山上出现一棵孤零零的白杨树。这是谁种的？它为什么生在那儿？上帝才知道。要想叫眼睛离开它那苗条的身材和绿色的衣裳，却是困难的。这个美人儿幸福吗？夏天炎热，冬天严寒，大风大雪，到了可怕的秋夜，只看得见黑暗，除了撒野的怒号的风以外什么也听不见，顶糟的是一辈子孤孤单单……过了那棵白杨树，一条条麦田从大道直伸到山顶，如同耀眼的黄地毯一样。山坡上的麦子已经割完，捆成一束束，山麓的麦田却刚在收割……六个割麦人站成一排，挥动镰刀，镰刀明晃晃地发亮，一齐合着拍子发出“夫希！夫希！”的声音。从捆麦子的农妇的动作，从割麦人的脸色，从镰刀的光芒可以看出溽暑烘烤他们，使他们透不出气来。一条黑狗吐出舌头从割麦人那边迎着马车跑过来，多半想要吠叫一阵吧，可是跑到半路上却站住，淡漠地看那摇着鞭子吓唬它的杰尼斯卡。天热得狗都不肯叫了！一个农妇直起腰来，把两只手放到酸痛的背上，眼睛盯紧叶戈鲁什卡的红布衬衫。究竟是衬衫的红颜色中了她的意呢，还是使她想起了她的子女，那就不知道了，总之，她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瞧了他很久……

可是这时候麦田过去了。眼前又伸展着干枯的平原、太阳晒着的群山、燥热的天空。又有一只老鹰在地面上空飞翔。远处，跟先前一样，一架风车在转动叶片，看上去仍旧像是一个小人在摇胳膊。老这么瞧着它怪腻味的，仿佛永远走不到它跟前似的，又仿佛它躲着马车，往远处跑去了。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库兹米乔夫一声也不响。杰尼斯卡不时拿鞭子抽枣红马，向它们嚷叫。叶戈鲁什卡不再哭了，冷淡地瞧着四周。炎热和草原的单调弄得他没精神了。他觉得好像已经坐着车走了很久，颠动了很久，太阳把他的背烤了很久似的。他们还没走出十俄里，他就已经在想：“现在总该停下来休息了！”舅舅脸上的温和表情渐渐消失，只留下正正经经的冷漠，特别是在他脸上戴着眼镜，鼻子和鬓角扑满灰尘的时候，总是给那张刮光胡子的瘦脸添上凶狠无情像拷问者一样的神情。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却一直不变，始终带着惊奇的神情瞧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微微笑着。他一声不响，正在思忖什么快活而美好的事情，脸上老是带着善意的温和笑容。仿佛美好快活的思想也借了热力凝固在他的脑袋里似的……

“喂，杰尼斯卡，今天我们追得上那些货车队吗？”库兹米乔夫问道。

杰尼斯卡瞧了瞧天空，欠起身子拿鞭子抽马，然后才答道：

“到夜里，要是上帝高兴，我们就会追上……”

传来狗叫的声音，六条草原上的高大的看羊狗，仿佛本来埋伏着，现在忽然跳出来，凶恶地吼叫着，朝着马车跑来。它们这一伙儿都非常凶，生着毛茸茸的、蜘蛛样的嘴脸，眼睛气得发红，把马车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挤上来，发出一片嘶哑的吼叫声。它们满心是恨，好像打算把马儿、马车、人一齐咬得粉碎似的……杰尼斯卡素来喜欢耍弄狗，喜欢拿鞭子抽狗，一看机会来了，高兴得很，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弯下腰去，挥起鞭子抽打着看羊狗。那些畜生叫得更凶了，马儿仍旧飞跑。叶戈鲁什卡好不容易才在座位上坐稳，他眼望着狗的眼睛和牙齿，心里明白：他万一摔下去，它们马上就会把他咬得粉碎。可是他并不觉得害怕，他跟杰尼斯卡一样幸灾乐祸地瞧着它们，惋惜自己手里没有一根鞭子。

马车碰到了一群绵羊。

“站住！”库兹米乔夫叫道，“拉住缰！吁！……”

杰尼斯卡就把全身往后一仰，勒住枣红马。马车停了。

“走过来！”库兹米乔夫对牧羊人叫道，“把狗喊住，这些该死的东西！”

老牧羊人衣服破烂，光着脚，戴着一顶暖和的帽子，腰上挂着一个脏包袱，手里拄一根尖端有个弯钩的长拐杖，活像《旧约》上的人物。他喊住狗，脱下帽子，走到马车跟前。另一个同样的《旧约》上的人物一动不动地站在羊群的另一头，漠不关心地瞅着这些旅客。

“这群羊是谁的？”库兹米乔夫问道。

“瓦尔拉莫夫的！”老人大声回答。

“瓦尔拉莫夫的！”站在羊群另一头的牧羊人也这样说。

“昨天瓦尔拉莫夫从这条路上经过没有？”

“没有……老爷……他的伙计路过这里来着，这是实在的……”

“赶车走吧！”

马车往前驶去，牧羊人和他们的恶狗留在后面了。叶戈鲁什卡不高兴地瞧着前面淡紫色的远方，渐渐觉得那摇动翼片的风车好像近一点了。那风车越来越大，变得十分高大，已经可以看清它的两个翼片了。一个翼片旧了，打了补丁，另一个是前不久用新木料做的，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

马车一直往前走。风车却不知为什么，往左边退下去。他们走啊走的，风磨一个劲儿往左退，不过没有消失，还是看得见。

“博尔特瓦替儿子开了一个多好的磨坊呀！”杰尼斯卡说。

“怎么看不见他的庄子？”

“庄子在那边，在山沟后边。”

博尔特瓦的庄子很快就出现了，可是风车还是没有往后退，还是没有留在后面。仍旧用它那发亮的翼片瞅着叶戈鲁什卡，不住地摇动。好一个魔法师！

二

天近中午，马车离开大道，往右拐弯，缓缓地走了几步，站住了。叶戈鲁什卡听到一种柔和的、很好听的淙淙声，觉得脸上碰到一股不同的空气，像是一块凉爽的天鹅绒。前面是大自然用奇形怪状的大石头拼成的小山，水从那里通过不知哪位善人安在那儿的一根用鼠芹做成的小管子流出来，成为一股细流。水落到地面上，清澈，欢畅，在太阳下面发亮，发出轻微的淙淙声，很快地流到左面什么地方去，好像自以为是一条汹涌有力的激流似的。离小山不远的地方，这条小溪变宽，成了一个小水池。炽热的阳光和干焦的土地贪馋地喝着池里的水，吸尽了它的力量。可是再过去一点，那小水池大概跟另一条这样的小溪会合了，因为离小山百步开外，沿着那条小溪，长着稠密茂盛的薹草，一片苍翠。马车驶过去的时候，从那里面飞出三只鹬来，啾啾地叫。

旅客在溪边下车休息，喂马。库兹米乔夫、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叶戈鲁什卡，在马车和卸下来的马所投射的淡淡阴影里铺好一条毡子，坐下吃东西。借了热力凝固在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脑袋里的美好快活的思想，在他喝了一点水、吃了一个熟鸡蛋以后，就要求表达出来。他朝叶戈鲁什卡亲热地看一眼，嘴里嚼着，开口了：

“我自己也念过书，小兄弟。从很小的年纪起，上帝就赐给我思想和观念，因而我跟别人不一样，还只有你这样大的时候就已经凭了我的才智给爹娘和教师不少安慰了。我没满十五岁就会讲拉丁语，用拉丁文做诗，跟讲俄语、用俄文做诗一样好。我记得我做过主教赫利斯托福尔的执权杖的侍从。有一次，我现在还记得那是已故的、最最虔诚的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上的命名日，主教做完弥撒，在祭坛上脱掉法衣，亲切地看着我，问道：‘Puer bone，quаm аppellаris？’[3]我回答：‘Christophorus Sum．’[4]他就说：‘Ergo connominаti summus．’那是说，我们是同名的人……然后他用拉丁语问：‘你是谁的儿子？’我也用拉丁语回答说，我是列别金斯克耶村的助祭西利伊斯基的儿子。他老人家看见我对答如流，而又清楚，就为我祝福，说：‘你写信告诉你父亲，说我不会忘记提拔他，也会好好照应你。’站在祭坛上的大司祭和神甫们听见我们用拉丁语谈话，也十分惊奇，人人称赞我，都很满意。小兄弟，我还没生胡子就已经会读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的书籍，学过哲学、数学、俗世的历史和各种学科了。上帝赐给我的记性可真惊人。一篇文章我往往只念过两遍，就背得出来。我的教师和保护人都奇怪，料着我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学者，成为教会的明灯。我自己也真打算到基辅去继续求学，可是爹娘不赞成。‘你想念一辈子的书，’我爹说，‘那我们要等到你什么时候呢？’听到这些话，我就不再念书，而去找事做了。当然，我没成为学者，不过呢，我没忤逆爹娘，到他们老年给了他们安慰，给他们很体面地下了葬。听话，比持斋和祷告更要紧呢！”

“您那些学问现在恐怕已经忘光了吧！”库兹米乔夫说。

“怎么会不忘光？谢谢上帝，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哲学和修辞学我多少还记得一点，可是外国语和数学我都忘光了。”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眯细眼睛，沉思一下，低声说：

“本体是什么？本体是自在的客体，不需要别的东西来完成它。”

他摇摇头，感动地笑了。

“精神食粮！”他说，“确实，物质滋养肉体，精神食粮滋养灵魂啊！”

“学问归学问，”库兹米乔夫叹道，“不过要是我们追不上瓦尔拉莫夫，学问对于我们也就没有多大好处了。”

“人又不是针，我们总会找到他的。现在他正在这一带转来转去。”

他们先前见过的那三只鹬，这时候在薹草上面飞着，在它们啾啾的叫声中可以听出惊慌和烦恼的调子，因为人家把它们从小溪那儿赶走了。马庄重地咀嚼着，喷着鼻子。杰尼斯卡在它们身旁走来走去，极力装得完全没理会主人们正在吃的黄瓜、馅饼、鸡蛋，一心一意地扑打那些粘满马背和马肚子的马虻和马蝇。他无情地拍死那些受难者，喉咙里发出一种特别的、又恶毒又得意的声音。每逢没打中，他就烦恼地嗽一嗽喉咙，盯住那只运气好、逃脱了死亡的飞虫。

“杰尼斯卡，你在那儿干什么！来吃东西啊！”库兹米乔夫说，深深地吁一口气，那意思是说，他已经吃饱了。

杰尼斯卡忸怩地走到毡子跟前，拿了五根又粗又黄、俗语所说的“老黄瓜”（他不好意思拿细一点儿、新鲜一点儿的），拿了两个颜色发黑、裂了口的煮鸡蛋，然后犹犹豫豫、仿佛担心自己伸出去的手会挨打似的，手指头碰了碰甜馅饼。

“拿去吧，拿去吧！”库兹米乔夫催他说。

杰尼斯卡坚决地拿起馅饼，走到旁边远一点的地方，在地上坐下，背对着马车。马上传来了非常响的咀嚼声，连马也回转头去怀疑地瞧了瞧杰尼斯卡。

吃完饭，库兹米乔夫从马车上拿下一个装着什么东西的袋子，对叶戈鲁什卡说：

“我要睡了，你小心看好，别让人家从我脑袋底下把这袋子抽了去。”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脱掉法衣，解了腰带，脱下长外衣，叶戈鲁什卡瞧着他，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料到神甫也穿裤子，赫利斯托福尔却穿着帆布裤子，裤腿掖在高统靴子里，还穿着一件花粗布的又短又瘦的上衣。叶戈鲁什卡瞧着他，觉得他穿着这身跟他尊严的地位很不相称的衣服，再配上他的长头发和长胡子，看上去很像鲁滨孙·克鲁梭[5]。库兹米乔夫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脱下外衣，面对面在马车下面的阴影里躺下来，闭上眼睛。杰尼斯卡嚼完吃食，在太阳地里仰面朝天躺下，也闭上眼睛。

“小心看好，别让人家把马牵去！”他对叶戈鲁什卡说，立刻就睡着了。

一片沉静。什么声音也没有，只听见马在喷鼻子、嚼吃食，睡觉的人在打鼾。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只凤头麦鸡在悲鸣。有时候，那三只鹬发出啾啾的叫声，飞过来看一看这些不速之客走了没有。溪水潺潺地流着，声音轻柔温和，不过这一切并没有打破寂静，也没有惊动停滞的空气，反倒使得大自然昏昏睡去了。

叶戈鲁什卡吃过东西以后觉得天气特别闷热，热得喘不过气来，就跑到薹草那边去，在那儿眺望左近一带地方。他这时候看见的跟早晨看见的一模一样，无非是平原啦、矮山啦、天空啦、淡紫色的远方啦。不过山近了一点，风车不见了，它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在流出溪水的那座乱石山背后，耸起另一座小山，平得多，也宽得多。山上有一个不大的村子，住着五六户人家。在那些农舍四周，看不见有人，有树，有阴影，仿佛那村子在炎热的空气中透不出气来，正在干枯似的。叶戈鲁什卡没有事可干，就在青草里捉住一只蟋蟀，把它放在空拳头里，送到耳朵旁边，听那东西奏它的乐器，听了很久。等到听腻它的音乐，他就去追一群黄蝴蝶，那群蝴蝶往薹草中间牲畜饮水的地方飞去。他追啊追的，自己也没有留意又回到马车旁边来了。他舅舅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睡得正酣，他们一定还要睡两三个钟头，等马休息过来为止……他怎样打发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上哪儿去躲一躲炎热呢？真是个难题……叶戈鲁什卡不由自主地把嘴凑到水管口上接那流出来的水；他的嘴里一阵清凉，并且有鼠芹的味道。起初，他起劲地喝，后来就勉强了，他一直喝到一股尖锐的清凉感觉从他的嘴里散布到全身，水浇湿了他的衬衫才罢休。然后他走到马车跟前，端详那些睡熟的人。舅舅的脸跟往常一样现出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库兹米乔夫热中于自己的生意，因此哪怕在睡梦中或者在教堂里做祷告，听人家唱“他们啊小天使”的时候，也总是想着自己的生意，一刻也忘不掉，现在他多半梦见了一捆捆羊毛、货车、价钱、瓦尔拉莫夫……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呢，是个温和的、随随便便的、喜欢说笑的人，一辈子也没体会到有什么事业能够像蟒蛇那样缠住他的灵魂。在他生平干过的为数众多的行业中，吸引他的倒不是行业本身，而是从事各种行业所必需的奔忙以及跟人们的周旋。因此，在眼前这次远行中，使他发生兴趣的并不是羊毛、瓦尔拉莫夫、价钱，而是长长的旅程、路上的谈天、马车底下的安睡、不按时间的进餐……现在，从他的脸容看来，他梦见的一定是主教赫利斯托福尔、拉丁语的谈话、他的妻子、奶油面包以及库兹米乔夫绝不会梦见的种种东西。

叶戈鲁什卡正在瞧他们那睡熟的脸容，不料听见了轻柔的歌声。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个女人在唱歌，至于她究竟在哪儿，在哪个方向，却说不清。歌声低抑，冗长，悲凉，跟挽歌一样，听也听不清楚，时而从右边传来，时而从左边传来，时而从上面传来，时而从地下传来，仿佛有个肉眼看不见的幽灵在草原上空飞翔和歌唱。叶戈鲁什卡看一看四周，闹不清古怪的歌声是从哪儿来的。后来他仔细一听，觉得必是青草在唱歌。青草半死不活，已经凋萎，它的歌声中没有歌词，然而悲凉恳切地向什么人述说着，讲到它自己什么罪也没有，太阳却平白无故地烧烤它。它口口声声说它热烈地想活下去，它还年轻，要不是因为天热，天干，它会长得很漂亮，它没罪，可是它又求人原谅，还赌咒说它难忍难挨地痛苦，悲哀，可怜自己……

叶戈鲁什卡听了一阵，觉得这悲凉冗长的歌声好像使得空气更闷，更热，更停滞了……为了要盖没这歌声，他就哼着歌儿，使劲顿着脚跑到薹草那儿去。在那儿，他往四面八方张望，这才看见了唱歌的人。在小村尽头一个农舍附近，站着一个农妇，穿一件短衬衣，腿脚挺长，跟苍鹭一样，正在筛什么东西，她的筛子底下有一股白色的粉末懒洋洋地顺着山坡洒下来。现在看得明白，就是她在唱歌。离她一俄丈远，站着一个没戴帽子，穿一件女衬衣的小男孩，一动也不动。他仿佛给歌声迷住了似的，呆站在那里，瞧着下面什么地方，大概在瞧叶戈鲁什卡的红衬衫吧。

歌声中止了。叶戈鲁什卡溜达着走回马车这边来，没什么事可干，又到流水的地方喝水去了。

又传来了冗长的歌声。还是山那边村子里那个长腿的农妇唱的。叶戈鲁什卡的烦闷无聊的心情忽然又回来了。他离开水管，抬头往上看。他这一看，真是出乎意外，不由得有点惊慌。原来他脑袋的上方，在一块笨重的大石头上，站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只穿一件衬衫，鼓起大肚子，两腿很细，就是原先站在农妇旁边的那个男孩。他张大嘴，眼也不地瞧着叶戈鲁什卡的红布衬衫和马车，眼光里带着呆滞的惊奇，甚至带着点恐怖，仿佛眼前看见的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鬼魂。衬衫的红颜色引诱他，打动他的心。马车和睡在马车底下的人勾起他的好奇心。也许他自己也没觉得那好看的红颜色和好奇心把他从小村子里引下来，这时候他大概在奇怪自己胆子大吧。叶戈鲁什卡瞧了他很久，他也瞧了叶戈鲁什卡很久。他俩一声不响，觉得有点别扭。沉默很久以后，叶戈鲁什卡问：

“你叫什么名字？”

陌生的孩子的脸颊比先前更往外鼓。他把背贴着石头，睁大眼睛，努动嘴唇，用沙哑的低音回答说：

“基特！”

两个孩子彼此没有再说话。神秘的基特又沉默了一阵，然后仍旧拿眼睛盯紧叶戈鲁什卡，同时用脚后跟摸索到一块可以下脚的地方，顺势登到石头上，从那儿他一面往后退，一面凝神瞧着叶戈鲁什卡，好像害怕他会从背后打他似的。他又登上一块石头，照这样一路爬上去，直到爬过山顶，完全看不见了为止。

叶戈鲁什卡用眼睛送走他以后，伸出胳膊搂着膝盖，低下了头……炎阳晒着他的后脑壳、脖子、背脊。悲凉的歌声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在停滞而闷热的空气里飞过。小溪单调地淙淙响，马嚼吃食，时间无穷无尽地拖下去，好像也呆住不动了似的。仿佛从早晨到现在，已经过了一百年……难道上帝要叫叶戈鲁什卡、马车、马儿，在这空气里呆住，跟那些山似的变成石头，永远定在一个地方？

叶戈鲁什卡抬起头来，用无精打采的眼睛看着前面；淡紫色的远方在这以前原本稳稳不动，现在却摇晃起来，随同天空一齐飞到更远的什么地方去了……它顺带把棕色的野草、薹草拉走，叶戈鲁什卡跟在奔跑的远方的后面非常快地追着。有一种力量一声不响地拖着他不知往什么地方去，炎热和使人烦闷的歌声在后面追随不舍。叶戈鲁什卡垂下头，闭上了眼睛……

杰尼斯卡第一个醒过来。不知什么东西螫了他一下，因而他跳起来，急忙搔自己的肩膀，说：

“该死的鬼东西！巴不得叫你咽了气才好！”

然后他走到溪旁，喝饱水，洗了很久的脸。他的喷气声和泼水声把叶戈鲁什卡从昏睡中惊醒。男孩瞧着他那挂着一颗颗水珠、点缀着大雀斑、像大理石一样的湿脸，问道：

“我们马上要走了？”

杰尼斯卡看一眼高高挂在天空的太阳，回答道：

“大概马上就要走了。”

他用衬衫的下襟擦干脸，做出很严肃的脸相，用一条腿跳来跳去。

“来，看咱俩谁先跑到薹草那儿！”他说。

叶戈鲁什卡给炎热和困倦弄得一点劲儿也没有，可是他还是跟着他跳。杰尼斯卡已经将近二十岁，当了马车夫，就要结婚了，可是还没脱尽孩子气。他很喜欢放风筝，放鸽子，玩羊拐，追人，老是加入孩子们的游戏和争吵。只要主人一走开，或者睡了，杰尼斯卡就玩起来，比如用一条腿跳啊，丢石子啊。凡是成年人，看见他真心诚意、十分入迷地跟大孩子们一起蹦蹦跳跳，谁也忍不住要说：“好一个蠢材！”孩子们呢，看见这个大车夫闯进他们的世界里来，却不觉得奇怪：让他来玩好了，只要不打架就成！这就好比小狗看见一只热心的大狗跑过来，开始跟它们一块儿玩耍，它们也不会觉着有什么可奇怪的。

杰尼斯卡赶过了叶戈鲁什卡，而且分明因此很满意。他了眼，为了夸耀自己可以用一条腿跳到随便多么远去，就向叶戈鲁什卡提议要不要顺着大路跳，然后一刻也不休息，再从大路上跳回马车这边来。叶戈鲁什卡谢绝了他的提议，因为他喘得厉害，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忽然，杰尼斯卡做出很庄重的脸色，就连库兹米乔夫骂他或者向他摇手杖的时候，他都没有这样过。他注意地听着，悄悄地屈一个膝头跪下去，他的脸上现出严厉和惊恐的表情，人只有在听到异教邪说的时候才会有那样的表情。他用眼睛盯紧一个地方，慢慢地抬起一只手来握成一个空拳头，忽然扑下去，肚子贴着地面，空拳头扣在青草上。

“逮住了！”他得意地喘着气说，站起来，把一只大螽斯举到叶戈鲁什卡眼前。

叶戈鲁什卡和杰尼斯卡用手指头摸了摸螽斯那宽阔的绿背，碰一碰它的触须，以为这样会使得它感到舒服。然后杰尼斯卡捉到一个吸足了血的肥马蝇，送给螽斯吃。螽斯爱理不理，好像跟杰尼斯卡早就相熟一样，活动着像护眼甲那样的大下巴，一口咬掉了马蝇的肚子。他们放了螽斯。它把翅膀的粉红色里层闪了一闪，跳进草里去了，立刻唧唧地唱起歌来。他们把马蝇也放了。它张开翅膀，尽管没有肚子，却仍旧飞到马身上去了。

马车底下传来深长的叹气声。那是库兹米乔夫醒来了。他连忙抬起头来，不安地瞧一瞧远方，他的眼光漠不关心地掠过叶戈鲁什卡和杰尼斯卡；从他的眼光看得出，他一醒来就想起了羊毛和瓦尔拉莫夫。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起来，到时候了！”他着急地说，“别睡了，已经睡得误了事！杰尼斯卡，套上马！”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醒来，脸上仍旧带着睡熟时候的笑容。他睡过一觉，脸上起了很多皱纹，以致他的脸好像缩小了一半似的。洗完脸，穿好衣服以后，他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拿出一本又小又脏的《诗篇》来，脸朝东站着，低声念起来，在胸前画十字。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库兹米乔夫责备地说，“该走了，马已经套好，您呢，真是的……”

“马上就完，马上就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嘟哝着说，“圣诗总得念……今天还没念过呢。”

“留着以后再念也可以嘛。”

“伊万·伊万内奇，这是我每天的规矩……不能不念。”

“上帝不会惩罚您的。”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脸朝东，一动也不动地站了足足一刻钟，努动嘴唇；库兹米乔夫几乎带着痛恨的神情瞧着他，不耐烦地耸动着肩膀。特别惹他冒火的是，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每次念完赞美辞总要吸进一口气，很快地在身上画十字，而且故意提高声音连念三次，好叫别人也在身上画十字：“阿利路亚[6]，阿利路亚，阿利路亚！赞美吾主！”

末后，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微微一笑，抬起眼睛望着天空，把《诗篇》放回口袋里，说：

“Fini！”[7]

过了一分钟，马车在大道上走动起来。马车仿佛在往回走，不是往前走似的，旅客们看见的景致跟中午以前看见的一模一样。群山仍旧深藏在紫色的远方，看不见它们的尽头。眼前不住地闪过杂草和石头。一片片残梗断株的田地掠过去，然后仍旧是些白嘴鸦，仍旧是一只庄重地拍着翅膀、在草原上空盘旋的鹞鹰。由于炎热和沉静，空气比先前更加停滞了。驯顺的大自然在沉静中麻木了……没有风，没有欢畅新鲜的声音，没有云。

可是末后，等到太阳开始西落，草原、群山、空气却已经受不了压迫，失去耐性，筋疲力尽，打算挣脱身上的枷锁了。出乎意外，一团蓬松的、灰白的云从山后露出头来。它跟草原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我准备好了，”天色就阴下来了。忽然，在停滞的空气里不知有什么东西爆炸开来；猛然刮起一阵暴风，在草原上盘旋，号叫，呼啸。立刻，青草和去年的枯草发出怨诉声，灰尘在大道上卷成螺旋，奔过草原，一路裹走麦秸、蜻蜓、羽毛，像是一根旋转的黑柱子，腾上天空，遮暗了太阳。在草原上，四面八方，风滚草踉踉跄跄，跳跳蹦蹦奔跑不停，其中有一株给旋风裹住，跟小鸟那样盘旋着，飞上天空，变成一个黑斑点，不见了。这以后，又有一株飞上去，随后第三株飞上去，叶戈鲁什卡看见其中两株在蓝色的高空碰在一起，互相扭住，仿佛在角力似的。

大道旁边有一只小鸨在飞。它拍着翅膀，扭动尾巴，浸在阳光里，看样子像是钓鱼用的那种小鱼形的金属鱼钩，或者像一只池塘上的小蝴蝶，在掠过水面的时候，翅膀和触须分不清楚，好像前后左右都生出了触须……小鸨在空中颤抖，好像一只昆虫，现出花花绿绿的颜色，直线样飞上高空，然后大概给尘雾吓住，往斜刺里飞去，很久还看得见它一闪一闪地发亮……

这当儿，一只秧鸡受了旋风的惊吓，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从草地里飞起来。它不像所有的鸟那样逆着风飞，而是顺着风飞，因此它的羽毛蓬蓬松松，全身膨胀得像母鸡那么大，样子很愤怒，很威武。只有那些在草原上活到老年、习惯了草原上种种纷扰的乌鸦，才镇静地在青草上飞翔，或者冷冷淡淡，什么也不在意，伸出粗嘴啄坚硬的土地。

山后传来沉闷的隆隆雷声，刮起一阵清风。杰尼斯卡欢喜地打了个呼哨，拿鞭子抽马。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库兹米乔夫拉紧帽子，定睛瞧着远山……要是痛痛快快下阵雨，那多好啊！

好像再稍稍加一把劲，再挣扎一下，草原就会占上风了。可是那肉眼看不见的压迫力量渐渐镇住风和空气，压下灰尘，随后像是没出什么事似的，沉寂又回来了。云藏起来，被太阳晒焦的群山皱起眉头，空气驯顺地静下来，只有那些受了惊扰的凤头麦鸡不知在什么地方悲鸣，抱怨命运……

这以后不久，黄昏来了。

三

在昏暗的暮色中出现一所大平房，安着锈得发红的铁皮房顶和黑暗的窗子。这所房子叫做旅店，可是房子旁边并没有院子。它立在草原中央，四周没有遮挡。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破败的小樱桃园，四周围着一道篱墙，看上去黑沉沉的。窗子底下立着昏睡的向日葵，耷拉着沉甸甸的脑袋。小樱桃园里有架小风车嘎啦嘎啦响，那里安这么一个东西是为了用那种响声吓退野兔。房子近旁除了草原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

马车刚刚在有遮檐的门廊前面停住，房子里就传出欢畅的声音，一个是男人的声音，一个是女人的。一扇安着滑轮的门咿咿呀呀地开了，一刹那间马车旁边钻出一个又高又瘦的人，挥着手，摆动着衣服的底襟。这是旅店主人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一个脸色很苍白、年纪不很轻的汉子，胡子挺漂亮，黑得跟墨一样。他穿着一件破旧的黑上衣，那件衣服穿在他那窄肩膀上就跟挂在衣架上一样。每逢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因为高兴或者害怕而拍手，他的衣襟就跟翅膀似地扇动。除了上衣以外，主人还穿着一条肥大的白裤子，裤腿散着，没塞在靴腰里，他还穿着一件丝绒坎肩，上面绣着大臭虫般的棕色花朵。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认出了来客是谁，起初感情激动，呆住了，后来拍着手，嘴里哼哼唧唧。他的上衣底襟摆动着，背脊弯成一张弓，苍白的脸皱出一副笑容，仿佛他看见了马车不但觉着快乐，而且欢喜到了痛苦的程度。

“哎呀，我的上帝！哎呀，我的上帝！”他用尖细的、唱歌样的声调说，喘着气，手忙脚乱，他的举动反而妨碍客人走下车来。“今天对我来说是多么快活的日子呀！唉，可是我现在该做点什么呢？伊万·伊万内奇！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车夫座位上坐着一位多么漂亮的小少爷啊，如果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啊呀，我的上帝，我为什么站在这儿发呆，不领着客人到屋里去？请进请进……欢迎你们光临！把你们的东西全交给我吧……哎呀，我的上帝！”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正在马车上搬行李，扶客人下车，忽然扭转身，用着急的、窒息的声音嚷叫起来，好像淹在水里、喊人救命似的：

“索罗蒙！索罗蒙！”

“索罗蒙！索罗蒙！”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屋里随着叫道。

安着滑轮的门咿咿呀呀地开了，门口出现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犹太人，生着鸟嘴样的大鼻子，头顶光秃，四周生了些很硬的鬈发。他上身穿一件短短的、很旧的上衣，后襟呈圆形，短袖子，下身穿一条短短的紧身裤，因此看上去显得矮小，单薄，像是拔净了毛的鸟。这人就是索罗蒙，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的弟弟。他默默地向马车走来，现出有点古怪的微笑，没有向旅客问候。

“伊万·伊万内奇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来了！”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用一种仿佛生怕弟弟不相信的口气说，“哎呀嘿，多么想不到的事情，这些好人一下子都来了！来，搬东西，索罗蒙！请进吧，贵宾！”

过了一会儿，库兹米乔夫、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叶戈鲁什卡已经在一个阴暗的、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坐在一张旧的柞木桌子旁边了。那桌子几乎孤零零地没个倚傍，因为这个大房间里除了一张蒙着满是窟窿的漆皮的长沙发和三把椅子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家具了。而且，那样的椅子也不见得人人都会叫做椅子。它们只是一种可怜的、看上去像是家具的东西罢了，蒙着破旧不堪的漆皮，椅背不自然地向后猛弯过去，看上去倒跟小孩子们的雪橇十分相像。当初那位无人知晓的细木匠究竟着眼于什么样的舒适才那么无情地弄弯椅背，这是不容易想明白的，人只好想象那不是细木匠的过错，也许是一位力大无比的旅客为了要显一显本事才把它扳弯的，后来再想把它扳正，反而扳得更弯了。房间显得阴森森的。墙壁灰白，天花板和檐板被烟熏黑。地板上有些来历不明的裂缝和窟窿（人们会猜想那也是大力士的脚后跟踩穿的）。看来，即便房间里挂上十盏灯，也仍旧会挺黑。墙壁上或者窗台上没有一点儿像是装饰品的东西。不过有一面墙上挂着一个灰色的木框，装着一张不知什么规章，上面画着双头鹰。另一面墙上也有一个木框，装着一张版画，题着几个字：“人类的淡漠”。究竟人类对什么淡漠，那就闹不清了，因为那张画儿年代过久，画面发黑，布满蝇屎。房间里有一股发霉的酸臭气。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一面领着客人走进房间，一面不住地弯腰，拍手，耸肩膀，发出快活的叫声。他认为这些举动是非做不可的，为的是显得非常有礼貌，和气。

“我们的货车什么时候走过这儿的？”库兹米乔夫问他。

“有一队货车是今天一清早走过这儿的，另一队呢，伊万·伊万内奇，是在这儿歇下来吃中饭，黄昏以前才上路的。”

“啊……瓦尔拉莫夫路过这儿没有？”

“没有，伊万·伊万内奇。他的伙计格利戈利·叶戈雷奇，昨天早晨经过这儿，说是今天他大概要到莫罗勘派[8]的农场去。”

“好。那我们赶紧去追货车，然后上莫罗勘派那么去。”

“上帝保佑，这可使不得，伊万·伊万内奇！”莫伊谢·莫伊谢伊奇惊慌地说，合起掌来，“夜里您还赶什么路？您痛痛快快吃一顿晚饭，在这儿住一宿，明天早晨，求上帝保佑，再去赶路，随您要去追谁就去追谁好了！”

“没这些闲工夫，没这些闲工夫了……对不起，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下回再住好了，现在没有工夫。我们坐一刻钟就动身，可以在莫罗勘派那儿过夜。”

“一刻钟！”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尖叫一声，“您得惧怕上帝才成，伊万·伊万内奇！您这是逼我藏起您的帽子，拿锁来锁上门！您总得吃点什么，喝一点茶呀！”

“我们来不及喝茶吃糖了。”库兹米乔夫说。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偏着头，屈着膝盖，把手掌往前伸出去，好像招架别人打来的拳头似的，同时现出痛苦的快乐笑容，开始央求道：

“伊万·伊万内奇！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求你们赏个光，在我这儿喝杯茶吧。难道我是个坏人，弄得你们在我这里连喝杯茶都不行？伊万·伊万内奇！”

“行，喝杯茶也好，”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同情地叹一口气，“反正耽误不了多大工夫。”

“哦，好吧！”库兹米乔夫答应了。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一下子来了劲，快活得大叫一声，耸起肩膀，好像刚刚钻出冷水，到了温暖地方似的；他跑到门口去，用先前喊叫索罗蒙所用的那种着急的、窒息的声调喊道：

“罗扎！罗扎！拿茶炊来！”

过了一分钟，门开了，索罗蒙走进房间，两只手端着一个大盘子。他把盘子放在桌上，眼睛讥诮地瞧着别处，仍旧古怪地微笑着。现在，借了灯光，可以看清楚他的笑容了，那笑容是很复杂的，表现许多种情绪，可是其中占主要地位的只有一种，那就是露骨的轻蔑。他仿佛正在想着一件什么可笑而愚蠢的事，正在对一个什么人看不惯、看不起，正在为一件什么事暗暗高兴，正在等个适当的机会用挖苦话讽刺一下，哈哈地笑一阵似的。他的长鼻子、厚嘴唇、狡猾的暴眼睛，好像饱含着大笑的欲望。库兹米乔夫瞧着他的脸，讥诮地微微一笑，问道：

“索罗蒙，今年夏天你为什么不上我们县城来赶集，表演犹太人？”

叶戈鲁什卡记得很清楚，两年前在县城的市集上一个棚子里，索罗蒙说过书，讲犹太人生活的故事，结果十分成功。这件事经人提起后，却没引起索罗蒙什么感触。他一句话也没回答，走出去，过一会儿端着茶炊回来了。

他把桌上的事办完，就站到一旁去，把手交叉在胸口上，伸出一条腿，他那讥讽的眼睛盯紧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他的姿态带点挑衅、傲慢、轻蔑的意味，同时又极可怜，极可笑，因为他的姿态越是显得庄严，他的短裤子，短上衣，滑稽的鼻子，鸟样的、像是拔净了毛的整个身体，也就越发惹眼。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从另一个房间里拿来一张凳子，在离桌子稍稍远一点的地方坐下。

“祝你们胃口好！喝茶，吃糖！”他开始忙着招待客人们，“请多用点。这样的稀客，这样的稀客啊。我有五年没见到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了。难道没有人肯告诉我这位漂亮的小少爷是谁家的吗？”他温柔地看着叶戈鲁什卡，问道。

“他是我姐姐奥莉迦·伊万诺芙娜的儿子。”库兹米乔夫回答。

“他上哪儿去？”

“上学校去。我们带他去进中学。”

为了表示有礼貌，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脸上做出惊奇的样子，含有深意地摇头晃脑。

“嘿，这是好事！”他说，朝茶炊摇摇手指头，“这是好事啊！等到你从学校毕业出来，就成了上流人，我们大家见着你就都得脱帽鞠躬了。你将来会变得有学问，有钱，有雄心，妈妈就高兴了。嘿，这是好事！”

他沉默一会儿，摸摸自己的膝头，用半诙谐半尊敬的声调讲起来：

“你得原谅我，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我打算写一封信给主教，告诉他说您打掉商人的饭碗了。我要拿一张公文纸，写道：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大概短钱用，因为他做生意，卖起羊毛来了。”

“不错，我这么大的年纪，真是异想天开……”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笑起来，“老弟，我不做神甫而改行做商人了。现在我本该坐在家里，向上帝祷告，可是我坐着车子东跑西颠，像坐着战车的‘法老’[9]似的……瞎忙啊！”

“可是钱倒会多起来哩！”

“得了吧！碰一鼻子灰哟，哪儿谈得到钱。货色又不是我的，是我女婿米海罗的！”

“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呢？”

“因为……他娘的奶在他嘴唇上还没干呐。他买羊毛倒还行，可是讲到卖啊，他就没本事了，他还年轻。他花光了所有的钱，想发财，冒尖儿，可是他在这儿试试，在那儿试试，谁也不赏识他。这小伙子照这样混了一年，然后跑来找我，说：‘爹，请您替我把羊毛卖掉，劳驾帮个忙吧！我做不来这些事！’事情就是这样的。只要出了什么事，就马上爹啊爹的，平时呢，没有爹也行了。他买羊毛的时候不来跟我商量，可是等到现在出了麻烦，就轮着爹了。其实爹哪儿成呢？要不是有伊万·伊万内奇，爹也没法办。他们这种人不知惹出多少麻烦哟！”

“对了，我老实跟您说吧，孩子总要惹出不少烦恼！”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叹道，“我有六个子女。一个要上学，一个要看病，一个要人抱。等他们长大了，麻烦还要多。不但如今是这样，就是在《圣经》上也是一样。雅各[10]有了小孩子的时候，尽是哭，等到孩子长大，他哭得更伤心了！”

“嗯，是啊……”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同意，沉思地瞧着茶杯，“讲到我自己嘛，其实倒没有什么可以抱怨主的。我太太平平地活到了头，就跟别人托天之福活了一辈子一样……我已经把女儿们嫁给好人，给儿子们成家立业，现在我没有什么牵挂，已经尽了我的本分，四面八方，哪儿都可以去了。我跟我老婆过得挺和睦，有吃有喝，睡得挺香，有孙儿女们解闷儿，天天向上帝祷告，此外我也不要什么别的了。我的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用不着去巴结什么人。我有生以来就没受到过什么磨难，现在假定沙皇来问我：‘你需要什么？你希望有什么东西？’那我是什么也不要！样样我都有了，感谢上帝，什么都有了。全城的人，谁也及不上我这么幸福。唯一的烦恼是我有那么多的罪，不过话说回来，也只有上帝才没有罪。这话该对吧？”

“当然对。”

“自然，我没有牙了。岁数一大，背酸痛了，这样那样的……喘病什么的……有了病，身体衰弱了，不过话说回来，也要想一想我活到这么大的年纪了！七十多了！人总不能长生不死。总得知足才成。”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忽然想起什么，对着杯子扑哧一声笑了，而且笑得咳嗽起来。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出于礼貌也笑，也咳嗽。

“真滑稽！”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摆了摆手，“我的大儿子加夫里拉来看望我。他是做医生的，是切尔尼戈夫省地方自治局的医师……很好……我对他说：‘现在我害了气喘病什么的……你是大夫，那就给你爸爸看看病吧！’他当场脱掉我的衣服，敲呀，听呀，玩了种种花样……揉我的肚子，然后说：‘爸爸，您应当用压缩空气治一治才成。’”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哈哈大笑，笑得流出了眼泪，站起来了。

“我就对他说：求上帝保佑，保佑那个什么压缩空气吧！”他把手一挥，在笑声中数说着，“求上帝保佑它，保佑那个什么压缩空气吧！”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也站起来，用手捧着肚子，尖声笑起来，就跟叭儿狗的叫声一样。

“求上帝保佑它，保佑那个什么压缩空气吧！”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笑着又说一遍。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的笑声提高了两个调门，而且笑得那么厉害，站也站不稳了。

“哎呀，我的上帝……”他在笑声中呻吟道，“让我缓口气吧……笑得人简直要……哎哟！……笑死我了！”

他连笑带说，同时他又胆怯而怀疑地看一眼索罗蒙。索罗蒙还是照先前那种姿势站着，微微地笑。从他的眼神和笑容看来，他的轻蔑和憎恨出于内心，可是这表情跟他那好像拔净了毛的身体那么不相称，照叶戈鲁什卡看来，他仿佛故意装出那种挑衅的态度和恶狠狠的轻蔑神情，为了显一显小丑的身手，逗贵宾们一笑似的。

库兹米乔夫默默地喝完大约六杯茶，在面前的桌子上理出一块空地方，拿过袋子来，就是先前他睡在马车底下用来垫在脑袋底下的那个袋子。他解开细绳，抖一抖。成捆的钞票从袋子里滚出来，落在桌子上。

“趁现在有工夫，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我们来点一点。”库兹米乔夫说。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一看见钱，就窘了，他站起来，如同一个有礼貌的、不愿意刺探别人隐私的人一样，踮起脚尖，张开胳膊稳住身子，走出房间去了。索罗蒙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

“一卢布钞票是多少钱一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开口说。

“一卢布钞票是五十卢布一捆……三卢布钞票是九十卢布一捆。……一百的和二十五的是一千一捆。您为瓦尔拉莫夫数出七千八百，我来数出给古塞维奇的钱。可是小心，别数错……”

叶戈鲁什卡生平从没见过像此刻放在桌子上的那许多钱。钱一定很多，因为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为瓦尔拉莫夫点出来放在一边的七千八百，跟整堆票子相比显得很小。换了在别的时候，这么多的钱也许会使得叶戈鲁什卡震惊，引得他暗自盘算用这一堆钱可以买来多少面包圈、羊拐子、带罂粟籽的甜点心。现在他却漠不关心地瞧着钱，只觉着钞票冒出来的烂苹果味和煤油的臭味惹得他恶心。他一路上给马车颠得没了精神，现在乏了，只想睡觉。他的脑袋往下耷拉，眼睛张不开，思想跟线一样的搅乱了。要是可以的话，他就会舒舒服服地把脑袋垂倒在桌子上，闭上眼睛，免得看见灯光和在那一捆捆钞票上活动的手指头，让疲顿困倦的思想变得越乱越好。现在他却得极力不睡着，于是灯火、茶碗、手指头都变成双份，茶炊摇摇晃晃，烂苹果的气味越发刺鼻，惹人恶心了。

“唉，钱啊，钱啊！”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叹口气，微微一笑，“你们带来多少烦恼！现在我的米海罗大概在睡觉，梦见我会给他带回去这么一大堆钱呢。”

“您那米海罗·季莫菲伊奇是个糊涂人，”库兹米乔夫低声说，“他不会干他的行当，不过您明白事理，能够判断。您不如照我先前所说的那样把您的羊毛让给我，您自己回去的好，我呢，好吧，比我的价钱多给您半个卢布就是，这可纯粹是表一表敬意……”

“不行，伊万·伊万内奇，”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叹道，“承您关照，我很感激……当然，要是我能做主的话，那就用不着多说了，可是眼前这批货，您自己知道，可不是我的……”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踮着脚尖走进来。他出于礼貌极力不去看那堆钱，悄悄走到叶戈鲁什卡身边，在他背后拉一拉他的衬衫。

“跟我来，少爷，”他低声说，“我带你去看一只挺好的小熊！好一头吓人的、脾气暴躁的小熊！嘿嘿！”

带着睡意的叶戈鲁什卡就站起来，没精打采地跟着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去看熊。他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间，还没看见什么东西，先就闻到一股发霉的酸味，比在大房间里闻到的浓得多，多半从这个房间散发到整个房子里去了。这房间有一半地方摆着一张大床，铺着油腻的绗过的棉被，另外一半地方摆着一个衣柜和一堆堆形形色色的破旧衣服，从女人的浆硬的裙子起到小孩的短裤和吊裤带为止，样样都有。衣柜上燃着一支油烛。

叶戈鲁什卡没看见原来犹太人应许下的熊，却看见了一个高大、很胖的犹太女人，披散着头发，穿一件红地黑花点的法兰绒连衣裙。她在大床和衣柜中间的狭窄过道上费劲地转来转去，发出哀伤的长声叹息，好像牙痛似的。一看见叶戈鲁什卡，她就做出要哭的脸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转眼间，就拿一片抹了蜂蜜的面包送到他唇边。

“吃吧，乖乖，吃吧！”她说，“你在这儿没有妈妈，没有人来照应你的吃喝。吃吧。”

叶戈鲁什卡果然吃了，不过他每天在家里吃的是冰糖和罂粟籽甜点心，觉得这种搀了一半蜂蜡和蜜蜂翅膀的蜂蜜没什么好吃。他吃东西的时候，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和犹太女人瞧着他叹气。

“你上哪儿去，乖乖？”犹太女人问道。

“上学去。”叶戈鲁什卡回答。

“你妈有几个孩子？”

“就是我一个。另外没有了。”

“哎哟！”犹太女人叹道，眼珠往上翻，“可怜的妈妈呀！可怜的妈妈！她会怎样地惦记，怎样地哭哟！过一年，我们也要送我们的纳乌木上学去了！哎哟！”

“唉，纳乌木，纳乌木！”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叹道，他那白脸上的皮肤紧张地抽动着，“他的身子那么单薄呀。”

油腻的被子颤动起来，从被子底下探出一个小孩的卷发的头，下面是一段很细的脖子，两只黑眼睛发亮，好奇地瞅着叶戈鲁什卡。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和犹太女人不住地叹气，走到衣柜那边去，开始用犹太话谈天。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用男低音低声讲话，他的犹太话归总起来，像是连续不断的“呱呱呱呱……”他妻子呢，用尖细的像是火鸡般的声音回答，她的话大致像是“嘟嘟嘟嘟……”他们正商量什么事，不料从油腻的被子底下探出另一个卷发的头和另一段瘦脖子，然后钻出第三个头，随后第四个头……要是叶戈鲁什卡有丰富的想象力，他就会想到被子底下躺着一个百头的怪物呢。

“呱呱呱呱……”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说。

“嘟嘟嘟嘟……”犹太女人回答。

这场商谈的结局是那个犹太女人长叹一声，钻进衣柜，解开一个破破烂烂的绿布包，拿出一大块心形的黑面蜜饼。

“拿着，乖乖，”她说，把蜜饼递给叶戈鲁什卡，“你现在没有妈妈，没有人给你点心吃了。”

叶戈鲁什卡把蜜饼塞到口袋里，退到门口，因为老板夫妇生活在其中的那种发酸的霉气他再也闻不得了。他回到大房间里，在长沙发上找个地方舒舒服服地坐下，就专心想自己的心事了。

库兹米乔夫一点完票子，就把票子放回袋子里。他对待那些票子并不特别尊敬，毫无礼貌地把它们往袋子里乱扔，漠不关心，好像那些票子不是钱，而是废纸似的。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跟索罗蒙攀谈起来。

“喂，怎么样，聪明人索罗蒙[11]？”他说着，打了个呵欠，在嘴上画十字，“事情怎么样？”

“您说的是什么事情？”索罗蒙问，露出挺凶的样子，好像人家在说他犯了什么罪似的。

“一般的事情啊……你最近在做什么？”

“我做什么？”索罗蒙反问一句，耸了耸肩膀，“还不是跟人家一样……您看得出来，我是奴才。我是哥哥的奴才，哥哥是客人们的奴才，客人们是瓦尔拉莫夫的奴才。要是我有一千万卢布，瓦尔拉莫夫就会做我的奴才。”

“这是什么意思？他怎么会做你的奴才？”

“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位老爷或财主不愿意为了多得一个小钱而去舔满身疥疮的犹太人的手。现在我是个满身疥疮的犹太人，叫化子，人人把我看做一条狗，不过要是我有钱，瓦尔拉莫夫就会巴结我，就跟莫伊谢巴结你们一样。”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库兹米乔夫互相瞧了一眼。他俩都不明白索罗蒙的意思。库兹米乔夫严厉地冷眼瞧着他，问道：

“你这蠢材怎么能拿自己跟瓦尔拉莫夫相比？”

“我还不至于蠢到把我自己跟瓦尔拉莫夫比，”索罗蒙答道，讥讽地瞧着讲话人，“虽然瓦尔拉莫夫是个俄罗斯人，他本性却是满身疥疮的犹太人，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为了赚钱和谋利，我呢，却把钱扔进炉子里去烧掉！我不要钱，不要土地，不要羊，也不要人家怕我，在我路过的时候对我脱帽子。所以我比您那个瓦尔拉莫夫聪明得多，也更像一个人！”

过了不多一会儿，叶戈鲁什卡在半睡半醒中听见索罗蒙用一种因为痛恨而透不出气的、低沉而嘶哑的声音讲犹太人，讲得又快又不清楚。起初他的俄国话倒还讲得好，后来他加进了讲犹太人生活的说书人的声调，开始用浓重的犹太口音讲话，像那回在市集上棚子里一样了。

“等一等……”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打断他的话，“要是你不喜欢你的宗教，你可以改信别的宗教。嘲笑宗教是罪恶，只是顶顶下贱的人才嘲笑自己的宗教信仰。”

“您压根儿没听明白！”索罗蒙粗鲁地打断他的话，“我跟您讲的是一件事，您讲的却是另一件事……”

“现在谁都看得出来你是个蠢材，”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叹道，“我尽我的心教训你，你倒生气了。我照老前辈那样平心静气地对你说话，你却像火鸡似的‘卜拉，卜拉，卜拉！’你真是个怪人……”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走进来了。他不安地瞧一眼索罗蒙，又瞧一眼客人，脸上的皮肤又紧张得抽动起来。叶戈鲁什卡摇了摇头，往四下里看一眼，偶尔看见了索罗蒙。这当儿索罗蒙的脸正好有四分之三向他转过来，他的长鼻子的阴影盖住他整个左脸，跟那阴影缠在一起的冷笑，亮晶晶的、讥讽的眼睛，傲慢的表情，好像拔净了毛的整个矮小身体，都化成双份，在叶戈鲁什卡的眼前跳动，这时候他本人不像是小丑，倒像是人在梦中偶尔见到的一种大概像恶魔之类的东西了。

“您这儿有个中了魔的人啊，莫伊谢·莫伊谢伊奇！求上帝跟他同在吧！”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微笑着说，“您应当把他安置到什么地方去，或者给他娶个老婆……他不像是个正常的人了……”

库兹米乔夫生气地皱起眉头。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又不安地、试探地瞧瞧兄弟，瞧瞧客人。

“索罗蒙，出去！”他厉声说道，“出去！”

他还添了一句犹太话。索罗蒙猛的哈哈一笑，走出去了。

“怎么回事？”莫伊谢·莫伊谢伊奇惊慌地问赫利斯托福尔神甫。

“他忘了形了，”库兹米乔夫回答，“说话粗鲁，自以为了不起。”

“我早就料到了！”莫伊谢·莫伊谢伊奇恐怖地叫道，合起掌来，“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低声喃喃道，“请你们务必行行好，包涵一下，别生气。他这人真怪，真怪！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是我的亲兄弟，可他除了给我找麻烦以外，我从他那儿什么也得不到。你们知道，他呀……”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用手指头指着脑门子，画了个圆圈，接着说：

“脑筋不正常啊……他是个没希望的人了。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才好！他不喜欢人，不尊敬人，也不怕人……你们知道，他嘲笑每个人，净说蠢话，对什么人都不客气。说来你们可能不信，有一回瓦尔拉莫夫上这儿来了，索罗蒙对他说了些话，惹得他拿起鞭子把我和他都打了一顿……可是何苦拿鞭子抽我呢？难道能怪我不对？上帝夺去他的脑筋，那么这是上帝的意旨，难道能怪我不对吗？”

十分钟过去了，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仍旧在低声地唠唠叨叨，叹着气说：

“他晚上不睡觉，老是想啊，想啊，想啊，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只有上帝才晓得。要是晚上去看他，他就生气，笑。他连我也不喜欢……而且他什么也不要！先父去世的时候，给我们每人留下六千卢布。我买下这个旅店，结了婚，现在有了子女；他呢，把钱丢进炉子里烧掉了。真是可惜！真是可惜！何苦烧掉？你不要，可以给我啊，何苦烧掉呢？”

忽然那扇安着滑轮的门吱吱嘎嘎响起来，地板在什么人的脚步声中颤动。一股冷空气向叶戈鲁什卡袭来，他觉得好像有只大黑鸟飞过他面前，贴近他的脸扇着翅膀。他睁开眼睛……舅舅站在长沙发旁边，手里提着袋子，准备动身。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拿着宽边的礼帽，正在对什么人鞠躬，微笑，然而不像平素那样笑得温柔而动情，却恭敬而勉强，这种笑容跟他的脸很不相称。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呢，好像他的身体断成了三截，而他正在稳住自己，极力不叫自己的身子散开似的。只有索罗蒙站在墙角，交叉着两只手，若无其事，照旧轻蔑地微笑。

“请尊驾原谅我们这儿不干净！”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哼哼唧唧地说，现出又痛苦又欢喜的笑容，不再理会库兹米乔夫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一心稳住自己的身子，免得散开，“我们是些粗人，尊驾！”

叶戈鲁什卡揉一揉眼睛，房间中央果然站着一位尊驾，是个年轻、丰满、很美的女人，穿一身黑衣服，戴一顶草帽。叶戈鲁什卡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相貌，就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忽然想起了白天在山上看见的那棵孤零零的、苗条的白杨。

“瓦尔拉莫夫今天经过此地没有？”女人的声音问道。

“没有，尊驾！”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回答说。

“要是明天您看见他，请他上我家里去一会儿。”

忽然，十分意外，叶戈鲁什卡看见离自己的眼睛半俄寸[12]远的地方有两道丝绒样的黑眉毛，一对棕色的大眼睛，一张娇嫩的女性的脸蛋儿，带着两个酒涡儿，微笑从酒涡那儿放射出来，就跟阳光从太阳里放射出来一样，有一股挺好闻的香气。

“好一个漂亮的孩子！”女人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卡齐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瞧，多么可爱啊！我的上帝啊，他睡着了！我亲爱的小胖子……”

女人亲热地吻叶戈鲁什卡两边的脸蛋儿。他微笑了，可是想到自己是在睡觉，就闭紧眼睛。门上的滑轮吱吱嘎嘎地叫起来，传来了匆忙的脚步声：不知什么人正在走进走出。

“叶戈鲁什卡！叶戈鲁什卡！”他听见两个低沉的声音小声说，“起来，要走了！”

不知道是谁，大概是杰尼斯卡吧，扶他站起来，搀着他的胳膊。在路上，他微微睁开眼睛，又看见了那个吻过他的、穿一身黑衣服的美丽女人。她站在房中央，瞧他走出去，微笑着，和气地对他点头。他走近房门，看见一个英俊、魁伟的黑发男子，戴一顶礼帽，裹着皮护腿。这人一定是陪那个贵妇人来的。

“唷！”外面传来吆喝马的声音。

在这所房子大门口，叶戈鲁什卡看见一辆华贵的新马车和一对黑马。车夫座上坐着一个穿号衣的车夫，手里拿一根长鞭子。送客人出来的，只有索罗蒙一个人。他的脸由于要笑而紧张着，看样子好像非常急于等客人走掉，好痛快地笑他们一场似的。

“这是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爬上马车，小声说。

“对了，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库兹米乔夫小声地重说一遍。

伯爵小姐的光临所产生的印象大概很强烈，因为就连杰尼斯卡都压低声音说话，直到马车走出四分之一俄里，他回过头远远地望去，看不见那个旅店，只看见一点昏暗的亮光时，才敢拿起鞭子抽那匹枣红马，吆喝一声。

四

这个使人捉摸不透的、神秘的瓦尔拉莫夫虽然索罗蒙看不起，可是大家谈得那么多，就连那个美丽的伯爵小姐也要找他，那么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半睡半醒的叶戈鲁什卡挨着杰尼斯卡并排坐在车夫座上心里想着的正是这个人。他从没见过这个人，不过屡次听到人家说起他，也常常在想象中描摹他的样子。他知道瓦尔拉莫夫有好几万俄亩[13]的土地，有十万只羊，有很多的钱。关于他的生活方式和职业，叶戈鲁什卡只知道他老是“在这一带地方转来转去”，老是有人找他。

在家里，叶戈鲁什卡还听说过很多关于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的事。她也有好几万俄亩的土地，许多的羊，一个养马场，很多的钱，可是她并不“转来转去”，却住在自己阔绰的庄园上。伊万·伊万内奇为了接洽生意，曾不止一次到伯爵小姐家里去过，他和其他熟人讲过许多关于那个庄园的奇谈趣事，比方说，他们讲：伯爵小姐的客厅里，四壁挂着波兰历代皇帝的御像，摆着一个大座钟，那钟做成悬崖的样子，崖上站着一头金马，嵌着宝石眼睛，扬起前蹄，马身上坐着一个金骑士，每逢钟响，他就向左右挥舞马刀。据说伯爵小姐每年大约开两次舞会，请来全省的贵族和文官，就连瓦尔拉莫夫也来参加。全体宾客喝的茶是用银茶炊烧的，他们吃的都是各种珍品（比方说在冬天，到了圣诞节，他们吃得到马林果和草莓），客人们随着音乐跳舞，乐队一天到晚奏乐不停……

“她长得多么美啊！”叶戈鲁什卡想起她的脸儿和笑容，暗自想道。

库兹米乔夫大概也在想伯爵小姐，因为车子已经走出两俄里了，他却说：

“那个卡齐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可真能揩她的油！您该记得，前年我向她买羊毛的时候，他在我买的一批货色上就赚了大约三千。”

“要想叫波兰人不是这个样子是不可能的。”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

“可是她倒一点也不在意。据说她年轻，愚蠢。脑子糊涂得很！”

不知什么缘故，叶戈鲁什卡一心只想到瓦尔拉莫夫和伯爵小姐，特别是想伯爵小姐。他那睡意蒙眬的脑子里根本拒绝平凡的思想，弥漫着一片云雾，只保留着神话里的怪诞形象，它们具有一种便利，好像会自动在脑筋里生出来，不用思索的人费什么力，而且只要使劲摇一摇头，那些形象就又会自动消灭，无影无踪了。再者他四周的一切东西也没有一样能使他生出平凡的思想。右边是一带乌黑的山峦，好像遮挡着什么神秘可怕的东西似的。左边地平线上整个天空布满红霞，谁也闹不清究竟是因为有什么地方起了火呢，还是月亮就要升上来。如同白天一样，远方还是看得清的，可是那点柔和的淡紫色，给黄昏的暗影盖住，不见了。整个草原藏在暗影里，就跟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的小孩藏在被子底下一样。

七月的黄昏和夜晚，鹌鹑和秧鸡已经不再叫唤，夜莺也不在树木丛生的峡谷里唱歌，花卉的香气也没有了。不过草原还是美丽，充满了生命。太阳刚刚下山，黑暗刚刚笼罩大地，白昼的烦闷就给忘记，一切全得到原谅，草原从它那辽阔的胸脯里轻松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因为青草在黑暗里看不见自己的衰老似的，草地里升起一片快活而年轻的鸣叫声，这在白天是听不到的；声，吹哨声，搔爬声，草原的低音、中音、高音，合成一种不断的、单调的闹声，在那种闹声里默想往事，忧郁悲伤，反而很舒服。单调的唧唧声像催眠曲似的催人入睡；你坐着车，觉着自己就要睡着了，可是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只没有睡着的鸟发出短促而不安的叫声，或者听到一种来历不明的声音，像是谁在惊奇地喊叫：“啊—啊！”接着，睡意又把你的眼皮合上了。或者，你坐车走过一个峡谷，那儿生着灌木，就会听见一种被草原上的居民叫做“睡鸟”的鸟，对什么人叫道：“我睡啦！我睡啦！我睡啦！”又听见另一种鸟在笑，或者发出歇斯底里的哭声，那是猫头鹰。它们究竟为谁而叫，在这平原上究竟有谁听它们叫，那只有上帝才知道，不过它们的叫声却含着很多的悲苦和怨艾……空气中有一股禾秸、枯草、迟开的花的香气，可是那香气浓重，甜腻，温柔。

透过暗影，样样东西都看得见，只是各种东西的颜色和轮廓却很难辨清。样样东西都变得跟它本来的面目不同了。你坐车走着，忽然看见前面大路旁边站着一个黑影，像个修士。他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等着，手里不知拿着什么东西……别是土匪吧？那黑影越来越近，越变越大，这时候它就在马车旁边了，你这才看出原来这不是人，却是一丛孤零零的灌木或者一块大石头。这类稳稳不动、有所等待的人影站在矮山上，藏在坟墓背后，从杂草里探出头来。它们全都像人，引人起疑。

月亮升上来了，夜变得苍白、无力。暗影好像散了。空气透明，新鲜，温暖；到处都看得清楚，甚至辨得出路边一根根的草茎。在远处的空地上可以看见头盖骨和石头。可疑的、像是修士的人形由月夜明亮的背景衬托着，显得更黑，也好像更忧郁了。在单调的鸣叫声中越来越频繁地夹着不知什么东西发出的“啊！——啊！”的惊叫声，搅扰着静止的空气，还可以听见没有睡着的或者正在梦呓的鸟的叫声。宽阔的阴影游过平原，就像云朵游过天空一样。在那不可思议的远方，要是你长久地注视它，就会看见模模糊糊、奇形怪状的影像升上来，彼此堆砌在一块儿……那是有点阴森可怕的。人只要瞧一眼布满繁星的微微发绿的天空，看见天空既没有云朵，也没有污斑，就会明白温暖的空气为什么静止，大自然为什么小心在意，不敢动一动，它战战兢兢，舍不得失去哪怕是一瞬间的生活。至于天空那种没法测度的深邃和无边无际，人是只有凭了海上的航行和月光普照下的草原夜景才能有所体会的。天空可怕、美丽、亲切，显得懒洋洋的，诱惑着人们，它那缠绵的深情使人头脑昏眩。

你坐车走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你在路上碰见一所沉默的古墓或者一块人形的石头，上帝才知道那块石头是在什么时候，由谁的手立在那儿的。夜鸟无声无息地飞过大地。渐渐地，你回想起草原的传说、旅客们的故事、久居草原的保姆所讲的神话，以及凡是你的灵魂能够想象和能够了解的种种事情。于是，在唧唧的虫声中，在可疑的人影上，在古墓里，在蔚蓝的天空中，在月光里，在夜鸟的飞翔中，在你看见而且听见的一切东西里，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和求生的热望。灵魂响应着美丽而严峻的故土的呼唤，一心想随着夜鸟一块儿在草原上空翱翔。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紧张和愁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在欢乐的闹声中，人听见草原悲凉而无望地呼喊着：歌手啊！歌手啊！

“唷！你好，潘捷列！一切都顺利吗？”

“谢天谢地，伊万·伊万内奇！”

“你们看见瓦尔拉莫夫没有，伙计们？”

“没有，我们没看见。”

叶戈鲁什卡醒来，睁开眼睛。车子停住了。大路上靠右边，有一长串货车向前一直伸展到远处，许多人在车子近旁走动。所有的货车都载着大捆的羊毛，显得很高，圆滚滚的，马呢，就显得又小又矮了。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赶到莫罗勘派那儿去！”库兹米乔夫大声说，“犹太人说瓦尔拉莫夫要在莫罗勘派那儿过夜。既是这样，那就再会吧，伙计们！愿主跟你们同在！”

“再会，伊万·伊万内奇！”有几个声音回答。

“对了，我说，伙计们，”库兹米乔夫连忙又喊道，“你们把我的这个小孩子带在身边吧！何必叫他白白陪着我们受车子的颠簸呢？把他放在你车上的羊毛捆上边，潘捷列，让他慢慢地走，我们却要赶路去了。下来，叶戈尔！去吧，没关系！……”

叶戈鲁什卡从车夫座位上下来。好几只手抓住他，把他高高地举到半空中，接着，他发现自己落到一个又大又软、沾着露水、有点潮湿的东西上面。这时候他觉得天空离他近了，土地离他远了。

“喂，把小大衣拿去！”杰尼斯卡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嚷道。

他的大衣和小包袱从下面丢上来，落在叶戈鲁什卡身旁。他不愿意多想心思，连忙把包袱放在脑袋底下，拿大衣盖在身上，伸直了腿，因为碰到露水而微微耸起肩膀，满意地笑了。

“睡吧，睡吧，睡吧……”他想。

“别亏待他，你们这些鬼！”他听见杰尼斯卡在下面说道。

“再见，伙计们！愿主跟你们同在！”库兹米乔夫叫道，“我拜托你们啦！”

“你放心吧，伊万·伊万内奇！”

杰尼斯卡吆喝着马儿，马车吱吱嘎嘎地滚动了，然而不是顺着大路走，却是往旁边什么地方走去。随后有大约两分钟的沉静，仿佛车队睡着了似的，只能听见远远的那只拴在马车后面的铁桶的丁冬声渐渐消失。后来，车队前头有人喊道：

“基留哈！上路啦！”

最前面的一辆货车吱吱嘎嘎地响起来，然后第二辆、第三辆也响了。……叶戈鲁什卡觉得自己躺着的这辆货车摇晃着，也吱吱嘎嘎地响起来。车队出发了，叶戈鲁什卡抓紧拴羊毛捆的绳子，又满意地笑起来，把口袋里的蜜饼放好，就睡着了，跟往常睡在家里的床上一样……

等他醒来，太阳已经升起来，一座古坟遮挡着太阳，可是太阳极力要把亮光洒向世界，用力朝四面八方射出光芒，使得地平线上洋溢着一片金光。叶戈鲁什卡觉得太阳走错了地方，因为昨天太阳是从他背后升起来的，现在却大大地偏左了……而且整个景色也不像昨天。群山没有了。不管你往哪边看，四面八方，都铺展着棕色的、无精打采的平原，无边无际。平原上，这儿那儿隆起一些小坟，昨天那些白嘴鸦又在这儿飞来飞去。前面远处，有一个村子的钟楼和农舍现出一片白颜色。今天凑巧是星期日，乌克兰人都待在家里，烤面包，烧菜，这可以从每个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看出来，那些烟像一块蓝灰色的透明的幕那样挂在村子上。在两排农舍中间的空当儿上，在教堂后面，露出一条蓝色的河，河对面是雾蒙蒙的远方。可是跟昨天相比，再也没有一样东西比道路的变化更大了。一种异常宽阔的、奔放不羁的、雄伟强大的东西在草原上伸展出去，成了大道。那是一条灰色长带，经过车马和人们的践踏，布满尘土，跟所有的道路一样，只是路面有好几十俄丈宽。这条道路的辽阔使得叶戈鲁什卡心里纳闷，引得他产生了神话般的幻想。有谁顺着这条路旅行呢？谁需要这么开阔的天地呢？这真叫人弄不懂，古怪。说真的，那些迈着大步的巨人，例如伊里亚·慕洛梅茨[14]和大盗索罗维[15]，至今也许还在罗斯生活着，他们的高头大马也没死吧。叶戈鲁什卡瞧着这条道路，幻想六辆高高的战车并排飞驰，就跟在《圣经》故事的插图上看见的一样。每辆战车由六头发疯的野马拉着，高高的车轮搅起滚滚的烟尘升上天空，驾驭那些马的是只有在梦中才能看见或者在神话般的幻想中才能出现的那种人。要是真有那些人的话，他们跟这草原和大道是多么相称啊！

在大道的右边，挂着两股电线的电线杆子一直伸展到大道的尽头。它们越变越小，进了村庄，在农舍和绿树后面消失了，然后又在淡紫色的远方出现，成了很小很细的短棍，像是插在地里的铅笔。大鹰、猛隼、乌鸦停在电线上，冷眼瞧着走动的货车队。

叶戈鲁什卡躺在最后一辆货车上，能看见这整个一长串的货车。货车队的货车一共有二十来辆，每三辆一定有个车夫。在叶戈鲁什卡躺着的最后一辆货车旁边走着一个老头儿，胡子雪白，跟赫利斯托福尔神甫那样又瘦又矮，可是他有一张给太阳晒成棕色的、严厉的、沉思的脸。很可能这个老人并不严厉，也没在沉思，不过他的红眼皮和又尖又长的鼻子给他的脸添了一种严肃冷峻的表情，那些习惯了老是独自一人思考严肃事情的人就会有那样的表情。跟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一样，他戴着一顶宽边的礼帽，然而不是老爷戴的那种，而是棕色毡子做成的，与其说像一顶礼帽，倒不如说像一个切去尖顶的圆锥体。他光着脚。大概因为在寒冷的冬天他在货车旁边行走，可能不止一回冻僵，于是养成了一种习惯吧，他走路的时候总是拍大腿，顿脚。他看见叶戈鲁什卡醒了，就瞧着他，耸起肩膀，仿佛怕冷似的，说：

“哦，睡醒了，小子！你是伊万·伊万内奇的儿子吧？”

“不，我是他的外甥……”

“伊万·伊万内奇的外甥？瞧啊，现在我脱了靴子，光着脚蹦蹦跳跳。我这双脚痛，挨过冻，不穿靴子倒还舒服些……倒还舒服些，小子……这么一说，你是他的外甥？他倒是个好人，挺不错……愿主赐他健康……挺不错……我是指伊万·伊万内奇……他上莫罗勘派那儿去了……啊，主，求您怜悯我们！”

老头儿讲起话来好像也怕冷似的，断断续续，不肯爽快地张开嘴巴。他发不好唇音，含含糊糊，仿佛嘴唇冻住了似的。他对叶戈鲁什卡讲话的时候没笑过一回，显得很严峻的样子。

前面相隔两辆货车，有一个人走着，穿一件土红色的长大衣，戴一顶鸭舌帽，穿着高筒靴子，靴筒松垂下来，手里拿一根鞭子。这人不老，四十岁上下。等到他扭回头来，叶戈鲁什卡就看见一张红红的长脸，生着稀疏的山羊胡子，右眼底下凸起一个海绵样的瘤子。除了那个很难看的瘤子以外，他还有一个特点非常惹人注意：他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挥舞着，仿佛在指挥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唱诗班似的。他不时把鞭子夹在胳肢窝底下，然后用两只手指挥，独自哼着什么曲子。

再前面一个车夫是个身材细长、像条直线的人，两个肩膀往下溜得厉害，后背平得跟木板一样。他把身子挺得笔直，好像在行军，或者吞下了一管尺子似的。他的胳膊并不甩来甩去，却跟两条直木棒那样下垂着。他迈步的时候两条腿如同木头，那样子像是玩具兵，差不多膝头也没弯，可是尽量把步子迈大；老头儿或者那个生着海绵样的瘤子的人每迈两步，他只要迈一步就行了，所以看起来他好像比他们走得慢，落在后面似的。他脸上绑着一块破布，脑袋上有个东西高起来，看上去像是修士的尖顶软帽。他上身穿乌克兰式的短上衣，满是补丁，下身穿深蓝色的肥裤子，散着裤腿，脚上一双树皮鞋。

那些远在前面的车夫，叶戈鲁什卡就看不清了。他伏在车上，在羊毛捆上挖个小洞，闲着没事做，抽出羊毛来编线玩。在他下面走路的老头儿却原来并不像人家凭他的脸色所想象的那么冷峻和严肃。他一开口讲话，就停不住嘴了。

“你上哪儿去啊？”他顿着脚，问。

“上学去。”叶戈鲁什卡回答。

“上学去？嗯……好吧，求圣母保佑你。不错。一个脑筋固然行，可是两个更好。上帝给这人一个脑筋，给那人两个脑筋，甚至给另一个人三个脑筋……给另一个人三个脑筋，这是实在的……一个脑筋天生就有，另一个脑筋是念书得来的，再一个是从好生活里来的。所以你瞧，小兄弟，要是一个人能有三个脑筋，那可不错。那种人不但活得舒服，死得也自在。死得也自在……我们大家将来全要死的。”

老头儿搔一搔脑门子，抬起他的红眼睛瞧一瞧叶戈鲁什卡，接着说：

“去年从斯拉维扬诺塞尔布斯克来的老爷玛克辛·尼古拉伊奇，也带着他的小小子去上学。不知道他在那儿书念得怎么样了，不过那小子挺不错，挺好……求上帝保佑他们，那些好老爷。对了，他也送孩子去上学……斯拉维扬诺塞尔布斯克一定没有念书的学堂。没有……不过那个城挺不错，挺好……给老百姓念书的普通学堂倒是有的，讲到求大学问的学堂，那儿就没有了……没有了，这是实在的。你叫什么名字？”

“叶戈鲁什卡。”

“那么，正名是叶戈里[16]……神圣的殉教徒，胜利者叶戈里，他的节日是四月二十三日。我的教名是潘捷列……潘捷列·扎哈罗夫·霍洛多夫……我们是霍洛多夫家……我是库尔斯克省契木城的人，那地方你也许听说过吧。我的弟兄们学了手艺，在城里干活儿，不过我是个庄稼汉……我一直是庄稼汉。大概七年前，我上那儿去过……那是说，我回家里去过。乡下去了，城里也去了……我是说，去过契木。那时候，谢天谢地，他们大伙儿都还活着，挺硬朗，可现在我就不知道了……有人也许死了……也到了该死的时候，因为大伙儿都老了，有些人比我还老。死也没什么，死了也挺好，不过，当然，没行忏悔礼可死不得。再也没有比来不及行忏悔礼横死更糟的了。横死只有魔鬼才喜欢。要是你想行完忏悔礼再死，免得不能进入主的大殿，那就向殉教徒瓦尔瓦拉祷告好了。她替人说情。她是那样的人，这是实在的……因为上帝指定她在天上占这么一个地位，就是说，人人都有充分的权利向她祷告，要求行忏悔礼。”

潘捷列只顾自己唠叨，明明不管叶戈鲁什卡在不在听。他懒洋洋地讲着，自言自语，既不抬高声音，也不压低声音，可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却能够讲出许多事情来。他讲的话全是由零碎的片断合成的，彼此很少联系，叶戈鲁什卡听着觉得一点趣味也没有。他所以讲这些话，也许只是因为沉默地度过了一夜以后，如今到了早晨，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看它们是不是全在罢了。他讲完忏悔礼以后，又讲起那个斯拉维扬诺塞尔布斯克城的玛克辛·尼古拉伊奇。

“对了，他带着小小子……他带着，这是实在的……”

有一个车夫本来远远地在前面走，忽然离开他原来的地方，跑到一边去，拿鞭子抽一下地面。他是个身材高大、肩膀很宽的汉子，年纪三十岁左右，生着卷曲的金黄色头发，显然很有力气，身体结实。凭他的肩膀和鞭子的动作来看，凭他的姿势所表现的那种恶狠狠的样子来看，他所打的是个活东西。另外有个车夫跑到他那儿去了，这是一个矮胖的小个子，长着又大又密的黑胡子，穿一件坎肩和一件衬衫，衬衫的底襟没有掖在裤腰里。这个车夫用低沉的、像咳嗽一样的声音哈哈大笑起来，叫道：

“哥儿们，德莫夫打死了一条毒蛇！真的！”

有些人，单凭他们的语声和笑声就可以正确地判断他们的智慧。这个生着黑胡子的汉子正好就是这类幸运的人。从他的语声和笑声，听得出他笨极了。生着金色头发的德莫夫打完了，就拿鞭子从地面上挑起一根像绳子样的东西，哈哈笑着，把它扔在车子旁边。

“这不是毒蛇，是草蛇！”有人嚷道。

那个走路像木头、脸上绑着破布的人快步走到死蛇那儿，看一眼，举起他那像木棍样的胳膊，双手一拍。

“你这囚犯！”他用低沉的、悲痛的声音叫道，“你干吗打死这条小蛇呀？它碍了你什么事，你这该死的？瞧，他打死了一条小蛇！要是有人照这样打你，你怎么样？”

“不该打死草蛇，这是实在的……”潘捷列平心静气地唠叨着，“不该打死……又不是毒蛇嘛。它那样子虽然像蛇，其实是个性子温和、不会害人的东西……它喜欢人……草蛇是这样的……”

德莫夫和那生着黑胡子的人大概觉得难为情，因为他们大声笑着，不回答人家的抱怨，懒洋洋地走回自己的货车那儿去了。等到后面一辆货车驶到死蛇躺着的地方，脸上绑着破布的人就凑近草蛇弯下腰去，转身对潘捷列用含泪的声音问道：

“老大爷，他干吗打死这草蛇呀？”

这时候叶戈鲁什卡才看见他的眼睛挺小，暗淡无光，脸色灰白，带着病容，也好像暗淡无光，下巴挺红，好像肿得厉害。

“老大爷，他干吗打死它呀？”他跟潘捷列并排走着，又说一遍。

“他是个蠢人，手发痒，所以才打死它，”老头儿回答说，“不过不应该打死草蛇……这是实在的……德莫夫是个捣蛋鬼，大家都知道，碰见什么就打死什么，基留哈也不拦住他。他原该出头拦住他，可是他倒‘哈哈哈’‘嗬嗬嗬’的……不过，你呢，瓦夏，也别生气……何必生气呢？打死就算了，随他去好啦……德莫夫是捣蛋鬼，基留哈因为头脑糊涂才会那样……没什么……他们是不懂事的蠢人，随他们去吧。叶美里扬就从来也不碰不该碰的东西……他从来也不碰，这是实在的……因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呢，蠢……叶美里扬不同……他就不碰。”

那个穿土红色大衣、长着海绵样的瘤子的车夫，本来在指挥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唱诗班，这时候听见人家提起他的名字，就站住，等着潘捷列和瓦夏走过来，跟他们并排往前。

“你们在谈什么？”他用嘶哑的、透不出气的声音问道。

“喏，瓦夏在这儿生气，”潘捷列说，“所以，我就跟他讲话，好让他消消气……哎哟，我这双挨过冻的脚好痛哟！哎哟，哎哟！就因为今天是礼拜天，主的节日，脚才痛得更厉害了！”

“那是走出来的。”瓦夏说。

“不，小伙子，不是的……不是走出来的，走路的时候倒还舒服点。等我一躺下，一暖和，那才要命哟。走路在我倒还轻松点。”

穿着土红色大衣的叶美里扬夹在潘捷列和瓦夏当中走着，挥动胳膊，仿佛他们打算唱歌似的。挥了不大工夫，他放下胳膊，绝望地干咳一声。

“我的嗓子坏了！”他说，“真是倒霉！昨天一晚上，今天一上午，我老是想着我们先前在马利诺夫斯基家婚礼上唱的《求主怜悯》这首三部合唱的圣歌；它就在我的脑子里，就在我的喉咙口……仿佛要唱出来似的，可是真要唱吧，却又唱不出来！我的嗓子坏了！”

他沉默了一分钟，想到什么，又说下去：

“我在唱诗班里唱过十五年，在整个卢甘斯克工厂里也许没有一个人的嗓子及得上我。可是，见鬼，前年我在顿涅茨河里洗了个澡，从那以后，我就连一个音符也唱不准了。喉咙受凉了。我没有了嗓子，就跟工人没有了手一样。”

“这是实在的。”潘捷列同意。

“说到我自己，我明白自己已经是个没希望的人，完了。”

这当儿，瓦夏凑巧看见叶戈鲁什卡。他的眼睛就变得油亮，比先前更小了。

“原来有位少爷跟我们一块儿走！”他拿衣袖遮住鼻子，仿佛害臊似的。“好一个尊贵的车夫！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儿干吧，你也赶车子、运羊毛好了。”

他想到一个人同时是少爷，又是车夫，大概觉得很稀奇，很有趣，因为他嘿嘿地大笑起来，继续发挥他这种想法。叶美里扬也抬头看看叶戈鲁什卡，可是只随意看一眼，目光冷淡。他在想自己的心事，要不是瓦夏谈起，大概就不会留意到有叶戈鲁什卡这么个人了。还没过上五分钟，他又挥动胳膊，然后向他的同伴们描摹他晚上想起来的婚歌《求主怜悯》的美妙。他把鞭子夹在胳肢窝底下，挥动两条胳膊。

货车队在离村子一俄里远一个安着取水吊杆的水井旁边停住。黑胡子基留哈把水桶放进井里，肚子贴着井壁，伏在上面，把头发蓬松的脑袋、肩膀、一部分胸脯，伸进那黑洞里去，因此叶戈鲁什卡只看得见他那两条几乎不挨地的短腿了。他看见深深的井底水面上映着他脑袋的影子，高兴起来，发出低沉的傻笑声，井里也发出同样的回声应和着。等到他站起来，他的脸和脖子红得跟红布一样。第一个跑过去喝水的是德莫夫。他一面笑一面喝水，常常从水桶那儿扭过头来对基留哈讲些好笑的事，然后他回转身，放开嗓门说出五个难听的词儿，那声音响得整个草原都听得见。叶戈鲁什卡听不懂这类词儿的意思，可是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些词很恶劣。他知道他的亲戚和熟人对这些词默默地抱着恶感。不知什么缘故，他自己也有那种感觉，而且素来认为只有喝醉的和粗野的人才享有大声说出这些词的特权。他听着德莫夫的笑声，想起草蛇惨遭毒手，就对这人感到一种近似痛恨的感情。事有凑巧，德莫夫偏偏在这当儿看见了叶戈鲁什卡，叶戈鲁什卡已经从车上爬下来，往水井走去。他哈哈大笑，叫道：

“哥儿们，老头儿昨天晚上生了个男孩子！”

基留哈用他的男低音笑起来，笑得直咳嗽。还有个人也笑。叶戈鲁什卡涨红了脸，从此断定德莫夫是个很坏的人。

德莫夫生着金色的鬈发，没戴帽子，衬衫敞着怀，看上去很漂亮，长得非常强壮。从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出他爱捣乱，力气大，深知自己的本事。他扭动着肩膀，两手插在腰上，说笑的声音比谁都响亮，仿佛打算用一只手举起一个很重的东西，震惊全世界似的。他那狂妄的、嘲弄的眼光在大道、货车、天空上溜来溜去，不肯停留在什么东西上，好像因为无事可做，很想找个人来一拳打死，或者找个东西来取笑一番似的。他分明谁也不怕，什么也拦不住他，叶戈鲁什卡对他有什么看法，他大概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可是叶戈鲁什卡已经从心底里恨他那金发、他那光溜的脸、他那力气，带着憎恶和恐惧听他的笑声，已经打定主意要找点骂人的话来报复他了。

潘捷列也走到水桶这儿来了。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绿杯子，那原是神像前的长明灯，然后他用一小块破布把它擦干净，在水桶里舀满水，喝完了，再舀满，再喝完，然后用破布把它包起来，放进衣袋。

“老爷爷，你为什么用灯喝水？”叶戈鲁什卡惊奇地问道。

“有人凑着桶子喝水，有人用灯喝水，”老头儿支支吾吾地说，“各人有各人的章法……你凑着桶子喝水，好，那就喝个够吧……”

“你这宝贝儿啊，你这小美人哟！”瓦夏忽然用爱抚的、含泪的声调说，“我的心肝啊！”

他的眼睛凝望着远方，那两只眼睛变得油亮，含着笑意，他的脸上带着方才看叶戈鲁什卡时候的那种表情。

“你在跟谁说话？”基留哈问。

“我说的是一只可爱的小狐狸……跟小狗那样仰面朝天躺在那儿玩呢……”

人人开始眺望远方，寻找那只狐狸，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瓦夏一个人用他那混浊的灰眼睛看见了什么，而且看得入了迷。他的眼睛非常尖，这是叶戈鲁什卡后来才知道的。他看得那么远，因此荒凉的棕色草原对他来说永远充满生命和内容。他只要往远方一看，就会瞧见狐狸啦，野兔啦，大鸨啦，或者别的什么远远躲开人的动物。看见一只奔跑的野兔或者一只飞翔的大鸨，那是没有什么稀奇的，凡是走过草原的人都看得见，可是未必人人都有本领看见那些不是在奔逃躲藏，也不是在仓皇四顾，而是在过着家庭生活的野生动物。瓦夏却看得见玩耍的狐狸、用小爪子洗脸的野兔、啄翅膀上羽毛的大鸨、钻出蛋壳的小鸨。由于眼睛尖，瓦夏除了大家所看见的这个世界以外，还有一个自己独有而别人没份的世界。那世界多半很美，因为每逢他看见什么，看得入迷的时候，谁也不能不嫉妒他。

货车队往前走的时候，教堂正敲钟召人去做弥撒。

五

这一串货车在一个村子外面一条河旁停下来。太阳跟昨天一样炎热，一点风也没有，叫人发闷。河岸上有几株杨柳，可是树的阴影不落在土地上，却映在水面上，变得一无用处了，就连躺在货车底下的阴影里，也还是闷热不堪，使人心里憋得慌。水映着天空而发蓝，热烈地引诱人们到它那儿去。

叶戈鲁什卡直到现在才注意到一个车夫，叫斯乔普卡，是个十八岁的乌克兰小伙子，上身穿一件长衬衫，没系腰带，下身穿一条肥裤子，散着裤腿，走起路来裤腿像旗子一样飘动。他很快地脱下衣服，顺着高陡的河岸跑下去，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他钻进水里三回，然后仰面朝天地游泳，快活得闭上眼睛。他的脸带着微笑，起着皱纹，好像他觉得又痒又痛，而且感到好笑似的。

在找不到地方躲避溽暑和窒闷的热天，水的拍溅声和游泳者很响的呼吸声在人们的耳朵里就成了美妙的音乐。德莫夫和基留哈学斯乔普卡的样，也赶紧脱光衣服，大声笑着，预先体味着舒服的味道，接连跳进水里。那条安静的、不起眼的小河里就响彻了喷鼻声、拍水声、嚷叫声。基留哈咳嗽，欢笑，嚷叫，好像他们要叫他淹死似的，德莫夫呢，追他，极力要拉住他的后腿。

“哈—哈—哈！”他嚷叫着，“逮住他！抓住他！”

基留哈扬声大笑，痛快得很，可是他脸上的表情却跟原先在陆地上一样惊愕，发愣，仿佛有人偷偷溜到他背后，拿斧背打了他的脑袋似的。叶戈鲁什卡也脱掉衣服，可是并没有走下河岸的高坡，却一阵风似地往前猛跑几步，飞下去，离水面有一俄丈半高。他的身体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落进水里，沉得很深，可是没有碰到底。有一股不知什么力量使他感到又凉快又舒服，把他托起来，送回水面上来了。他钻出水面，喷鼻子，吹水泡，睁开眼睛。可是太阳正巧映在贴近他脸的水面上。先是耀眼的光点，随后是彩虹和黑斑，照进了他的眼睛。他赶紧又沉进水里，在水里睁开眼睛，看见一片迷茫的绿色，就跟月夜的天空一样。原先那股力量又不让他沉到水底，不让他待在凉爽里，却把他托上水面来。他钻出水面，深深呼一口气，不但胸膛里觉得畅快清新，就连肚子里也感觉到了。然后，为了要尽情享受河水，他就让自己随意玩各种花样：仰面躺在水面上，享享福，拍拍水，翻个跟头，然后背朝上游，侧着身子游，仰面游，立着游，总之随自己高兴，游累了为止。对岸长着茂密的芦苇，河岸让太阳涂上一层金光，芦花像美丽的穗子似的低垂到水面上。有一个地方，芦苇在颤动，芦花点头，传来水的拍溅声，原来斯乔普卡和基留哈在那儿“抓”虾呢。

“虾！瞧，哥儿们，虾！”基留哈得意地叫道，果然捞出一只虾来。

叶戈鲁什卡游到芦苇那儿，沉进水里，开始在芦苇根的周围摸索。他在又稀又粘的淤泥里找来找去，摸到一个尖尖的、手碰上去不舒服的东西，也许真的就是一只虾。可是这当儿不知谁抓住他的后腿，把他拉到水面上去了。叶戈鲁什卡让水呛得喘不过气来，咳嗽着，睁开眼睛，看见面前是捣蛋鬼德莫夫那张水淋淋的、笑嘻嘻的脸。这个捣蛋鬼正在喘气，从他的眼神看来，他打算把这玩笑再开下去。他一手拉紧叶戈鲁什卡的腿，已经抬起另一只手要掐他的脖子了；叶戈鲁什卡又讨厌又害怕，仿佛不愿意他碰到自己，又害怕那大力士会淹死他，就挣脱他的手说：

“傻瓜！我要给你一个嘴巴！”

他觉得这还不够表现他的痛恨，想了一想，又说：

“坏蛋！狗崽子！”

可是德莫夫却满不在乎，已经不再答理叶戈鲁什卡，游着水去找基留哈了，嘴里嚷着：

“哈—哈—哈！咱们来捉鱼吧！伙计，捉鱼吧！”

“行啊，”基留哈同意道，“这儿一定有很多鱼……”

“斯乔普卡，跑到村子里去，向庄稼人借个网子来！”

“他们不肯给的！”

“他们肯的！你央求他们好了！跟他们说，看在上帝份上，求他们借给我们，因为我们跟朝山进香的人差不多啊。”

“这是实在的！”

斯乔普卡就爬出水来，赶快穿上衣服，帽子也没戴，肥肥的裤腿一扇一扇的，跑到村子那边去了。叶戈鲁什卡自从跟德莫夫起了冲突以后，就觉得水失去了一切魅力。他走出水来，开始穿衣服。潘捷列和瓦夏坐在高陡的河岸上，垂下双腿，瞧着游泳的人。叶美里扬光着身子站在岸边水里，水齐膝头。他一只手拉着草，深怕摔下去，另一只手摩挲自己的身子。他那瘦削的肩胛骨，加上眼睛底下的疙瘩和他弯着腰、分明怕水的样子，使他显得滑稽可笑。他面容认真，严厉。他生气地瞧着水，好像打算把水痛骂一顿，因为以前顿涅茨河水使他受了凉，倒了嗓。

“你为什么不游泳？”叶戈鲁什卡问瓦夏。

“哦，不为什么……我不喜欢游泳……”瓦夏回答。

“你的下巴怎么会肿的？”

“有病……我从前在火柴厂做过工，少爷……大夫说，我的下巴就因为这个缘故才肿的。那儿的空气于人的身体有害。除了我以外，还有三个伙伴的下巴也肿了，其中有一个的下巴完全腐烂了。”

斯乔普卡不久就拿着网子回来了。德莫夫和基留哈在水里泡了许久，身上开始现出淡紫色，嗓子发哑，可是他们还是热心地捉鱼。他们先到芦苇旁边一个水深的地方去捉。那儿的河水齐到德莫夫的脖子，淹及矮小的基留哈的脑袋。基留哈嘴里呛进水去，吹出水泡。德莫夫被带刺的芦苇绊了一下，摔下去，缠在网子里。两个人在水里胡乱挣扎，闹出一片响声。他们打鱼的结果只是胡闹一场罢了。

“水深得很，”基留哈哑着嗓子说，“什么也捉不着！”

“别拉呀，你这鬼东西！”德莫夫嚷着，极力要把网撒在合适的地方，“用手抓紧！”

“在这儿你们什么也捉不着，”潘捷列在岸上对他们嚷道，“你们反而把鱼吓跑了，笨蛋！悄悄往左边去！那边水浅一点！”

有一回，一条大鱼在网子上面一闪；他们全都啊的叫了一声，德莫夫用拳头朝着那条鱼溜去的地方打了一拳，他的脸现出懊丧的神情。

“唉！”潘捷列叫道，顿一顿脚，“你们放跑了一条鲈鱼！它跑了！”

德莫夫和基留哈悄悄往左边移去，渐渐摸索到一个水比较浅的地方，在那儿认真地打起鱼来。他们离开货车已经大约有三百步远；可以看见他们一声不响，轻轻地迈腿，极力往水深处和靠近芦苇的地方走去，撒出鱼网，他们为了吓唬鱼，把它赶进网里去，就用拳头打水，把芦苇弄得沙沙地响。他们从芦苇那儿走到对岸，把网子拉过去，然后现出失望的神气，高高地抬起膝头，走回芦苇丛里。他们在谈话，可是讲的是什么，谁也听不见。太阳晒他们的背，苍蝇叮他们，他们的身子从淡紫色变成了深红色。斯乔普卡手里拿着桶子，跟在他们后面，把衬衫一直卷到胳肢窝底下，用牙齿衔着衬衫的底襟。每逢得了手，捉到鱼，他总是举起那条鱼来，让它在阳光里发亮，嚷道：

“瞧，什么样的鲈鱼啊！已经有五条了！”

每逢德莫夫、基留哈、斯乔普卡拉出网来，就可以看见他们在网里的烂泥里摸索很久，把一些东西放进桶里，把另外的东西丢掉。有时他们在网子里找着什么东西，就互相传递，好奇地察看一番，然后又把它丢掉……

“什么东西啊？”岸上的人对他们喊道。

斯乔普卡回答了一句什么话，可是很难听清。随后，他爬出水来，双手捧着桶子，忘了把衬衫放下来，向货车那边跑去。

“桶满了！”他喘吁吁地嚷道，“再给我一个桶！”

叶戈鲁什卡朝桶子里看一看，果然满了。一条小狗鱼把它的丑鼻子探出水面，四周聚集着许多虾和小鱼。叶戈鲁什卡伸手到桶底，搅动水，狗鱼躲到虾底下去，换了一条鲈鱼和一条鲤鱼浮到水面上来了。瓦夏也朝桶子里瞧了瞧。他的眼睛跟先前看见狐狸一样变得油亮，脸色柔和了。他在桶里拿起一个什么东西，放在嘴里，嚼起来。可以听见他嚼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伙伴们，”斯乔普卡惊讶地说，“瓦夏在吃活的鱼呐！呸！”

“不是鱼，是鲦鱼。”瓦夏安静地回答说，仍旧在咀嚼。

他从嘴里拉出一根鱼尾巴来，温柔地看一下，又放回嘴里。他咀嚼的时候，牙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叶戈鲁什卡觉得眼前看见的好像不是人。瓦夏的肿下巴，他那没有光彩的眼睛，他那非常尖锐的眼神，他嘴里的鱼尾巴，他嚼鱼时那种温柔的神情，使他活像一头牲畜。

叶戈鲁什卡在他身旁觉得无聊。而且打鱼也已结束。他在货车旁边走来走去，想了一想，由于烦闷，就慢慢地往村子那边走去。

过了不久，他已经站在教堂里，脑门子贴在人家的发出大麻气味的背上，听唱诗班歌唱。弥撒快要做完了。叶戈鲁什卡听不懂教堂里唱的是什么，也就没心思听下去。他听了一会儿，打个呵欠，开始观看别人的后脑勺和背脊。有一个人由于刚刚洗过澡，后脑勺又红又湿，他认出是叶美里扬。他脑后的一圈头发剪得比平常人高，鬓角的头发也剪得比常人高，两只红耳朵竖起，活像两片牛蒡，仿佛耳朵自己也觉得生的不是地方似的。叶戈鲁什卡瞧着他的后脑勺和他的耳朵，不知怎么，觉得他大概很不幸。叶戈鲁什卡想起他用两只手指挥的样子，嘶哑的嗓子，洗澡时候的胆怯神气，觉得十分可怜他，很想对他说几句亲切的话。

“我也在这儿！”他拉拉他的袖子说。

凡是在唱诗班中唱高音或低音的人，特别是一生中哪怕只做过一回指挥的人，总是惯于用严厉而厌恶的神气看待孩子们。就是后来离开了唱诗班，他们也不会改掉这种习惯。叶美里扬转过身来向着叶戈鲁什卡，皱起眉头看他一眼，说：

“别在教堂里淘气！”

于是叶戈鲁什卡往前挤去，更靠近神龛一点。在这儿，他看见一些有趣的人。在右边，众人前面，有一个太太和一个老爷站在地毯上。他们身后各有一把椅子。老爷穿着新烫平的茧绸裤子，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就跟行敬礼的兵一样，把他那剃光胡子的发青的下巴翘得高高的。在他那竖起的衣领上，在发青的下巴上，在小小的秃顶上，在细手杖上，都现出一种了不起的尊贵气派。由于尊严过了分，他的脖子使劲伸直，他的下巴那么用力地翘起来，好像他的脑袋随时准备脱落、向上飞去似的。太太呢，又胖又老，戴着白绸披巾，偏着头，看样子好像刚刚赐了谁什么恩典，想要说：“唉，不必费事道谢了！我不喜欢那样……”地毯四周站着许多乌克兰人，像一堵厚墙。

叶戈鲁什卡走到神龛那儿，开始吻神像。他在每个神像面前不慌不忙地跪下去叩头，还没站起来就回头看那些做弥撒的人，然后站起来吻神像。他的前额碰到冰凉的地板，使他觉得很舒服。等到教堂看守人从圣坛上下来，拿一把长镊子夹灭烛心，叶戈鲁什卡就很快地从地板上跳起来，跑到他跟前去。

“圣饼发过了没有？”他问。

“没有了，没有了……”看守人阴沉地喃喃道，“用不着在这儿等了……”

弥撒做完了。叶戈鲁什卡不慌不忙地走出教堂，到广场上去溜达。他生平已经见过不少村子、广场、农民，因此现在他眼睛所遇到的东西完全引不起他的兴趣。他没事可做，想要干点儿什么事来消磨时间，就走进一家铺子。铺子门口挂着一块宽阔的红布门帘。这家店分成两边，挺宽敞，然而光线不足，一边卖衣料和食品杂货，另一边摆着成桶的焦油，天花板上吊着马轭，两边都有皮子和焦油的好闻的气味。店里地板上洒过水，洒水的人大概是个大幻想家和自由思想家，因为整个地板简直布满了图案和符咒的花样。吃得挺胖的店老板，有着一张宽脸和一把圆胡子，大概是大俄罗斯人，站在柜台里边，肚子顶住一张斜面的办公桌。他正在嚼着糖喝茶，每喝一口就长长地吁一口气。他的脸上流露着十足的冷淡，可是在每一声长吁中都可以听出这样的意思：“等着吧，我要揍你一顿！”

“给我一戈比的葵花子！”叶戈鲁什卡对他说。

店老板扬起眉毛，从柜台里面走出来，往叶戈鲁什卡的衣袋里倒了一个戈比的葵花子，他是用一个空的生发油小瓶量葵花子的。叶戈鲁什卡并不想走。他对那一盒盒蜜饼仔细看了很久，想了一想，用手指着那些年陈日久而生出褐色霉斑的粘在一块儿的小蜜饼，问道：

“这种蜜饼多少钱一个？”

“一戈比买两个。”

叶戈鲁什卡从口袋里拿出前一天犹太女人送给他的那块蜜饼，问道：

“像这样的饼你这儿要卖多少钱？”

老板用手接过那块饼来，翻来覆去看了一番，扬起一道眉毛。

“像这样的吗？”他问。

然后他扬起另一道眉毛，沉吟一下，答道：

“三个戈比两个……”

随后是沉默。

“您是谁家的孩子？”老板问道，拿过一个红的铜茶壶来为自己斟茶。

“伊万·伊万内奇的外甥。”

“叫伊万·伊万内奇的人多的是哟。”老板说，吁口气。他的目光掠过叶戈鲁什卡的头顶朝门口望过去，沉默一下，问道：“您想喝茶吗？”

“劳驾……”叶戈鲁什卡有点勉强地同意道，其实他非常想喝每天早晨他一定喝到的早茶。

老板替他斟好一杯茶，随带给他一块已经被人啃过的糖。叶戈鲁什卡在一张折椅上坐下，喝起来。他还想问一磅[17]糖杏仁卖多少钱，刚要开口问，忽然一位顾客走进来了，老板就把他那杯茶放在一边，去做生意。他领着顾客走到冒出焦油气味的那半边去，跟他谈了很久。顾客大概是个很固执、很有主见的人，不断地摇头，表示不赞成，一步步向门口退去。老板总算把他说服了，开始为他往一个大口袋里倒燕麦。

“你管这个也叫燕麦？”顾客悲叹地说，“这不是燕麦，这是麸皮，连鸡见了都会觉得好笑……不行，我要到邦达连柯那儿去！”

叶戈鲁什卡回到河边的时候，岸上正有一小堆篝火在冒烟。这是车夫们在烧饭。斯乔普卡站在烟雾里，拿一把缺口的大勺在锅里搅动。旁边不远的地方，基留哈和瓦夏，被烟熏红了眼睛，坐在那儿收拾鱼。他们面前放着布满烂泥和水草的鱼网，上面躺着亮闪闪的鱼和爬来爬去的虾。

叶美里扬刚从教堂里回来不久，坐在潘捷列身旁，挥动胳臂，用哑嗓子唱着，声音小到刚刚能够让人听见：“我们对您唱着……”德莫夫在那些马儿身旁走动。

基留哈和瓦夏收拾好鱼，就连鱼带活虾一齐放进水桶，洗一洗干净，从桶里统统倒进沸滚的水里。

“放油吗？”斯乔普卡问，用大勺撇掉水面上的沫子。

“何必呢？鱼自己会出油的。”基留哈回答。

斯乔普卡从火上端下锅子来以前，先往水里放了三大把小米和一勺盐。末后，他尝了尝口味，吧嗒几下嘴唇，舔舔勺子，满意得喉咙里咔咔地响，这意思是说稀饭煮熟了。

除了潘捷列以外，大家都围着锅子坐下，用勺子吃起来。

“喂，你们！给那小子一个勺子！”潘捷列严厉地说，“大概他也想吃！”

“我们这是乡下人的饭食！……”基留哈叹了口气，说。

“人饿了，就是乡下人的饭食也是好吃的。”

他们就给叶戈鲁什卡一个勺子。他吃起来，然而不是坐着，却站在锅子旁边，低头瞧着锅里就跟瞧着深渊似的。锅里冒出鱼腥味，小米里常碰到鱼鳞。虾用勺舀不起来，吃饭的人干脆就用手到锅子里去捞。瓦夏在这方面尤其毫无顾忌，不但在稀饭里弄湿了手，还浸湿了袖子。不过，叶戈鲁什卡仍旧觉得稀饭挺好吃，使他想起在家的时候母亲逢到斋日常给他烧的虾汤。潘捷列坐在一旁，嚼着面包。

“老大爷，你怎么不吃？”叶美里扬问他。

“我不吃虾……去它的！”老头儿说，嫌弃地扭转身去。

他们一面吃饭，一面随意谈话。从谈话里叶戈鲁什卡听出他这些新朋友，尽管年龄和性格不同，却有一个使他们彼此相像的共同点：他们这些人过去的情况都很好，现在都不妙。讲起自己过去的事，他们个个都喜形于色，他们对待现在却差不多带着轻蔑的态度。俄罗斯人喜欢回忆，却不喜欢生活，这一点叶戈鲁什卡还不懂。这顿饭还没吃完，他就已经深深相信，围住锅子坐着的这些人都是受尽命运的捉弄和凌辱的人。潘捷列说：想当初在没有铁路以前，他常押着货车队在莫斯科和下诺夫戈罗德中间来往，赚到那么多的钱，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花才好。而且那年月的商人是什么样的商人，那年月的鱼是什么样的鱼，一切东西多么便宜啊！现在呢，道路短了，商人吝啬了，老百姓穷了，粮食贵了，样样东西都缩得极小了。叶美里扬告诉他们说：从前他在卢甘斯克工厂的唱诗班里做事，有挺好的嗓子，又善于看乐谱。现在呢，变成农民，靠哥哥过活了。哥哥拨给他几匹马，打发他出来干活，为此，哥哥拿去他的一半收入。瓦夏原先在火柴厂做工。基留哈从前在一个好人家当车夫，在全区被人认为是个驾三匹马的上等车夫。德莫夫是一个富裕的农民的儿子，生活舒适，玩玩乐乐，无忧无虑；可是他刚满二十岁的那年，他那严厉专横的父亲想要训练他干正事，生怕住在家里会惯坏他，就打发他来干运输的行业，就跟没有田地的农民或者工人一样。只有斯乔普卡一个人没说什么，不过从他的没胡子的脸上可以看出，他过去的生活一定也比现在好得多。

一提起父亲，德莫夫就皱起眉头，不吃了。他阴郁地瞧着他的同伴们，把眼光停在叶戈鲁什卡身上。

“你这邪教徒，把帽子脱掉！”他粗鲁地说，“难道可以戴着帽子吃东西？你还算是上流人呐！”

叶戈鲁什卡摘下帽子，没说话，可是再也尝不出稀饭的好滋味了，也没听到潘捷列和瓦夏怎样为他抱不平。对那捣蛋鬼的愤恨，在他的胸膛里郁闷地翻腾着。他下了决心，不管怎样也要叫这人吃点苦头。

饭后，大家走到货车那边，在阴影里躺下来。

“我们马上就要动身了吗，老爷爷？”叶戈鲁什卡问潘捷列。

“上帝叫我们什么时候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现在还不动身，天太热……唉，主，这是您的旨意，圣母……躺下吧，小子！”

不久，每一辆货车下面都传出打鼾的声音。叶戈鲁什卡很想再到村子里去，可是想了一想，却打个呵欠，挨着老头儿躺下去了。

六

货车在河边待了一整天，等到太阳落下去，才从原地动身。

叶戈鲁什卡又躺在羊毛捆上，货车轻声地吱吱嘎嘎响，摇晃个不停。潘捷列在下面走着，顿脚，拍大腿，嘴里唠唠叨叨。空中响起草原的音乐，跟昨天一样。

叶戈鲁什卡仰面朝天躺着，把手枕在脑袋底下，看上面的天空。他瞧见晚霞怎样灿烂，后来又怎样消散。保护天使用金色的翅膀遮住地平线，准备睡下来过夜了。白昼平安地过去，安静和平的夜晚来临了，天使可以安宁地待在天上他们的家里了……叶戈鲁什卡看见天空渐渐变黑，暗影落在大地上，星星接连地亮起来。

每逢不移开自己的眼睛，久久地凝望着深邃的天空，那么不知什么缘故，思想和感情就会汇合成为一种孤独的感觉。人们开始感到一种无可补救的孤独，凡是平素感到接近和亲切的东西都变得无限疏远，没有价值了。那些千万年来一直在天空俯视大地的星星，那本身使人无法理解、同时又对人的短促生涯漠不关心的天空和暗影，当人跟它们面对面、极力想了解它们的意义的时候，却用它们的沉默压迫人的灵魂，那种在坟墓里等着我们每个人的孤独，就来到人的心头，生活的实质就显得使人绝望，显得可怕了……

叶戈鲁什卡想到奶奶，她现在安眠在墓园里樱桃树底下，他想起她怎样躺进棺材里，两枚五戈比的铜钱压在她的眼睛上，后来人家又怎样给她盖上棺材，把她放进墓穴，他还想起一小块一小块的泥土落在棺材盖上那种低沉的响声……他想象他的奶奶躺在漆黑狭窄的棺材里，孤苦伶仃，没人照应。他的想象画出奶奶怎样忽然醒来，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就敲打棺材盖子，喊救命，到头来害怕得衰弱不堪，又死了。他想象母亲死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死了，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死了，索罗蒙死了。可是，不管他怎样极力想象自己离家很远，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死僵僵地睡在黑暗的坟墓里，却总也想不出那是什么样的情形。就他个人来说，他不承认自己有死的可能，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死……

可是已经到了该死的时候的潘捷列却在下面走动，数说自己的思想。

“挺不错，是好老爷……”他喃喃道，“他的小子给带去上学；可是他在那边怎么样，那就不知道了……在斯拉维扬诺塞尔布斯克，我是说，那儿没有一个学堂能教人大学问……没有，这是实在的。不过那小子好，挺不错……等他长大，会做他父亲的帮手……你，叶戈里，现在还是个小不点儿，可是你将来会长大，养活你爹娘……上帝是这么规定的……‘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我自己也有过儿女，可是他们都烧死了……我的老婆烧死了，儿女也烧死了……这是实在的，在主显节[18]晚上，我们那小木房着火了……当时我不在家，我赶车到奥廖尔去了。赶车到奥廖尔去了……玛丽亚冲出屋来，到了街上，可是想起小孩还睡在屋里，就跑回去，结果跟孩子一块儿烧死了……是啊……第二天他们只找着碎骨头。”

午夜光景，车夫们和叶戈鲁什卡又围绕一小堆篝火坐着。等到杂草烧起来，基留哈和瓦夏就到山沟里的什么地方去取水。他们消失在黑暗里，不过一直听得见他们铁桶子丁冬的响声和他们讲话的声音，可见山沟一定不远。篝火的火光在地上铺了一大片闪烁的光点，虽然明月当空，火光以外却好像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亮光照着车夫们的眼睛，他们只看见大道的一部分。那些货车载着货包，套着马儿，在黑暗里几乎看不清，样子像是一条不定形的大山脉。离篝火二十步远，在大道跟旷野交界的地方，立着一个坟墓上的木头十字架，向一侧歪斜着。叶戈鲁什卡在篝火还没烧起来以前，还能看见远处东西的时候，留意到大道的另一边也立着一个同样歪斜的旧十字架。

基留哈和瓦夏提着水回来，倒满锅子，把锅子架在火上。斯乔普卡手里拿着那把缺口的勺儿，站在锅子旁边的烟雾里，呆望着水，等沫子浮上来。潘捷列和叶美里扬并排坐着，闷声不响，不知在想什么。德莫夫趴在地上，用拳头支起脑袋，瞧着火，斯乔普卡的影子在他身上跳动，因此他漂亮的脸一会儿给黑暗盖住，一会儿又突然发红……基留哈和瓦夏在不远的地方走动，收捡杂草和桦树皮来烧火。叶戈鲁什卡把两只手放在衣袋里，站在潘捷列身旁，瞧着火怎样吞吃杂草。

大家都在休息，思索着什么，匆匆看一眼十字架，一块块红光正在十字架上跳动。孤零零的坟墓显得忧郁，好像在沉思，极有诗意……坟墓显得多么沉静，在这种沉静里可以感到这儿存在着一个身世不详、躺在十字架底下的人的灵魂。那个灵魂在草原上觉得好受吗？在月夜，它不悲伤吗？靠近坟墓的一带，草原也显得忧郁，凄凉，若有所思，青草悲伤，螽斯的叫声好像也拘束多了……没有一个过路的人不记起那个孤独的灵魂，一个劲儿地回头看那座坟墓，直到那坟远远地落在后面，掩藏在雾气里……

“老爷爷，为什么立着这个十字架？”叶戈鲁什卡问。

潘捷列瞧一瞧十字架，然后又瞧一瞧德莫夫，问道：

“米科拉[19]，这不就是早先割草人打死商人们的那块地方吗？”

德莫夫勉强用胳臂肘撑起身子来，瞧一瞧大路，答道：

“就是这地方……”

随后是沉默。基留哈折断一些枯草，把它们捏成一团，塞在锅子底下。火燃得更旺了。斯乔普卡笼罩在黑烟里，十字架的影子在大道上货车旁边的昏光里跑来跑去。

“对了，是他们打死的……”德莫夫勉强地说着，“有两个商人，爷儿俩，坐着车子去卖神像。他们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家客栈里住下，现在那家客栈由伊格纳特·福明开着。老的喝多了酒，夸起口来，说是他身边带着很多钱。大家全知道，商人都是爱说大话的家伙，求上帝别让我们犯那种毛病才好……他们在我们这班人面前总是忍不住要装得阔气些。当时有些割草人在客栈里过夜。商人夸口的话，他们全听见了，就起了意。”

“啊主！……圣母！”潘捷列叹道。

“第二天，天刚亮，”德莫夫说下去，“商人准备动身了，割草人要跟他们搭帮走。‘一块儿走吧，老爷。这样热闹点，危险也少一点，因为这是个偏僻的地方啊……’商人为了不让神像被碰坏，就得步行，这刚好合了割草人的心意……”

德莫夫爬起来，跪着，伸一个懒腰。

“是啊，”他接着说，打了个呵欠，“先是平平安安，可是等到商人走到这个地方，割草人就拿起镰刀来收拾他们了。儿子是个有力气的小伙子，从他们一个人的手里抢过一把镰刀，也回手砍起来……临了，当然，那些家伙得了手，因为他们一共有八个人。他们把那两个商人砍得身上没留下一块好地方。他们完事以后，就把两个人从大道上拉走，把父亲拉到大道一边，把儿子拉到另一边。这个十字架的对面路边上，还有一个十字架呢……那个十字架究竟还在不在，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在这儿看不见。”

“还在。”基留哈说。

“据说他们事后只找到很少的一点儿钱。”

“很少一点儿，”潘捷列肯定道，“只找到一百卢布。”

“对了，后来他们当中有三个人死了，因为商人也用镰刀把他们砍得很重……他们流血过多。有一个人给商人砍掉一只手，据说他缺一只手跑了四俄里路，人家才在靠近库里柯沃村的一个山冈上找着他。他蹲着，头伏在膝头上，仿佛在想心事，可是细细一瞧，原来已经咽了气，死了……”

“他们是顺着路上的血迹才找到他的……”潘捷列说。

大家瞧着十字架，又沉静下来。不知从什么地方，多半是从山沟那边吧，飘来鸟儿的悲鸣：“我睡了！我睡了！……”

“世界上有许多坏人哟。”叶美里扬说。

“多着呐，多着呐！”潘捷列肯定地说，往火那边挪近一点儿，带着好像害怕的神情，“多着呐，”他接着低声说，“那样的人，我这一辈子见过好多好多……坏人……正派人和规矩人我见过不少，有罪的人呢，数也数不清……圣母，拯救我们，怜悯我们吧……我记得大概三十年前，也许还不止三十年，有一回我给莫尔尚斯克城的一个商人赶车。那商人是个出色的人，相貌堂堂，身边带着钱……那个商人……他是好人，挺不错……就这么着，我们到一个客栈去住夜。俄罗斯的客栈跟这一带的客栈可不同。在那儿，院子里搭天篷，就跟堆房一样，或者不妨说，跟有钱人家庄园上的谷仓一样。只是谷仓还要高一点。得，我们就在那儿住下了，挺不错。我那位商人住一个房间，我呢，跟马住在一块儿，样样事情都合情合理。就这么着，哥儿们，我在睡觉以前祷告一番，到院子里溜达一下。那天晚上挺黑，什么也看不见，要看也是白费劲。我就这么走了一阵，又回到货车旁边，快要走到了，忽然看见亮光一闪。这是怎么回事？老板跟伙计好像早就上床睡了，客栈里除了商人和我以外又没别的住客……这亮光是打哪儿来的呢？我起了疑……我走过去……往亮光那儿走……求主怜悯我！圣母拯救我！我这么一瞧，原来靠近地面有个小窗子，外面安着铁格子……在正房底下……我趴在地上，往里瞧；我这一看不要紧，周身都凉了……”

基留哈极力不出声地拿一把杂草塞进火里。老头儿等枝子哔哔剥剥爆过，咝咝响过以后，说下去：

“我往那儿这么一瞧，原来是个地窖，好大哟，漆黑，阴凄凄的……有一个桶，上面摆着一盏小提灯。地窖中央站着十来个人，穿着红衬衫，卷起袖子，在磨长刀……哎呀！原来我们住进黑店，掉到强盗窝里来了！……这可怎么办？我跑到商人那儿，悄悄叫醒他，说：‘你别害怕，商家，’我说，‘可是咱们的事儿不妙……咱们掉进强盗窝里来了，’我说。他的脸色顿时变了，问道：‘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潘捷列？我带着很多孤儿的钱呐……至于我这条命，’他说，‘那随上帝的意思好了。我不怕死，可是丢掉了孤儿的钱才可怕呀，’他说。这可怎么办？大门上了锁。坐车也好，走路也好，都出不去……要是有一道围墙，那倒也好翻过去，可是院子上面有天篷啊！……‘喂，商家，你也不用害怕，’我说，‘对上帝祷告好了。也许主不肯让孤儿受屈。就在这儿待着吧，’我说，‘别有什么动静，趁这工夫，也许我会想出什么办法来……’好！……我就向上帝祷告，上帝叫我想出妙法来了……我爬上马车，轻轻地……轻轻地，不让别人听见，拉掉房顶上的麦秆，挖了个小洞，往外爬……往外爬……然后我跳下房顶，顺大路拼命跑。我跑啊跑的，累得要死……大概我一口气跑了有五俄里路，也许还不止五里……谢天谢地，我一瞧，前边有个村子。我跑到一所农舍跟前，敲窗子。‘东正教徒啊，’我说，就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他们听了，‘别眼看基督徒的灵魂毁掉吧……’我把大家全叫醒了……农民们会齐了，跟我一块儿去……有人拿着绳子，有人拿着棒子，有人拿着草叉子……我们打进客栈的院门，直奔地窖……强盗们刚刚磨完刀子，正要去杀商人。农民们逮住他们，一个也没漏网，把他们捆起来，押到官长那儿去了。商人一高兴，送给他们三百卢布，给我五个金币，写下了我的姓名作为纪念。据说后来在地窖里搜到好多好多的人骨头。人骨头……可见，他们抢了人家的钱，埋掉尸首，好不留一点痕迹……嗯，后来，他们在莫尔尚斯克让刽子手给收拾了。”

潘捷列讲完故事，四下看看听讲的人。他们一声不响，瞧着他。水已经开了，斯乔普卡在撇沫子。

“油准备好了吗？”基留哈小声问他。

“等一等……马上就去拿。”

斯乔普卡拿眼睛盯紧潘捷列，跑到货车那边去，仿佛生怕自己不在，潘捷列又开头讲别的故事似的。不久他就拿着一个小小的木碗回来，开始在碗里把生猪油研碎。

“又有一回，我也是跟一个商人一块儿上路……”潘捷列说下去，声音跟先前一样低，眼睛也不。“他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是彼得·格里戈里伊奇。他是个好人……那商人……我们也是住在一个客栈里……他住一个小房间，我跟马睡在一块儿……老板夫妇好像挺好，挺和气。伙计们也好像没什么。可是，哥儿们，我睡不着，我的心觉出来了！觉出来了，就是这么的。大门开着，四下里有许多人，可我还是好像害怕，心不定。大家早已睡下。夜深了。不久就该起床，可是只有我一个人躺在马车里，合不上眼睛，仿佛我是猫头鹰似的。后来，哥儿们，我听见这样的声音，‘咚！咚！咚！’有人悄悄走到马车这儿来了。我探出头去一看，原来是个乡下女人，只穿一件衬衣，光着脚……‘你有什么事，大嫂？’我问。她呢，周身打抖，脸色慌张……‘起来好人！’她说，‘糟了！……老板他们起了坏心……他们要干掉你那个商人。’她说，‘我亲耳听见老板跟老板娘叽叽咕咕地商量……’果然，我不是白担心！‘你是谁？’我问。‘我是他们的厨娘，’她说……好！……我就从马车上下来，到商人那儿去。我叫醒他，一五一十告诉他，说：‘彼得·格里戈里伊奇，事情不妙……老爷，以后再睡吧，趁现在还有时间，赶紧穿好衣服，’我说，‘咱们尽早躲开灾祸吧……’他刚刚穿衣服，门就开了，了不得！……我这么一看，圣母呀！客栈老板和他老婆带着三个伙计走进我们房里来了……看来，他们跟工人也勾结起来了。‘这位客商有不少钱，拿出来大家分，’他们说……这五个人手里都拿着长刀……长刀……老板锁上房门，说：‘向上帝祷告吧，旅客……要是你们叫起来，’他说，‘我们就干脆不准你们在临死的时候祷告……’谁还叫得出来啊！我们害怕得嗓子里都堵住，喊也喊不出来了……商人哭着说：‘正教徒！你们决心杀死我，’他说，‘是因为看中我的钱。那么要杀就杀吧，反正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末一个，我们商人已经有很多人在客栈里被人谋害了。可是，教友们，’他说，‘为什么要杀死我的车夫呢？为什么要连累他为我的钱遭殃？’他说得那么沉痛！可是老板对他说：‘要是我们让他活着，’他说，‘那他就会第一个告发我们，’他说。‘杀一个也好，杀两个也好，反正都一样。犯七件罪，倒一次霉……向上帝祷告吧，你们所能做的只有这件事，用不着废话了！’商人和我就并排跪下，哭哭啼啼地向上帝祷告。他想起他的子女。我那时候还年轻，要活下去……我们瞧着神像，祷告，真是伤心啊，就连现在回想起来也要掉泪……老板娘那个娘儿们瞧着我们说：‘你们是好人，’她说，‘你们到了另一个世界可别记我们的仇，也别求上帝惩罚我们，我们是因为穷才做这种事的。’我们祷告了又祷告，哭了又哭，上帝可就听见我们的声音了。他必是可怜我们了……老板刚刚揪住商人的胡子，要拿刀砍他的脖子，忽然院子里有人敲窗子！我们都吓一跳，老板的手放下来了……有人敲着窗子，嚷着：‘彼得·格里戈里伊奇，你在这儿吗？收拾好，咱们走吧！’老板他们瞧见有人来找商人，害了怕，溜了……我们连忙走到院子里，把马套上车子，一会儿就没影儿了……”

“到底是谁敲的窗子？”德莫夫问。

“敲窗子？一定是圣徒或者天使。不会有别人……我们赶着车子走出院子时，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是上帝干的！”

潘捷列还讲了些别的故事。在他所有的故事里，“长刀”总要出现，听起来全像是胡诌出来的。这些故事是他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还是很久以前自己编出来的，后来记性差了，就把经历和幻想混淆起来，两者分不清楚了呢？这都可能，可是有一件事却奇怪：这一回，以及后来一路上每回讲故事的时候，他只乐意讲一些分明编造出来的故事，却从来不提真正经历过的事。当时叶戈鲁什卡却把那些故事当做实有其事，每句话都信以为真了。后来他才暗暗觉得奇怪：这么一个人，这辈子走遍了俄罗斯，见闻那么广博，妻子儿女已经活活烧死，居然这么轻视自己的丰富生活，每回篝火旁边坐着，要就一声不响，要就讲些从没发生过的事情。

他们喝稀饭的时候，都闷声不响，只想着刚才听到的故事。生活可怕而奇异，所以在俄罗斯不管讲多么可怕的故事，也不管拿什么强盗窝啦，长刀啦，种种奇迹啦，来装饰它，那故事总会在听讲人的灵魂中引起真实的感受，也许只有学识丰富的人才会怀疑地斜起眼睛，不过就连他也会一声不响。路边的十字架、黑压压的羊毛捆、辽阔的平原、聚在篝火旁边的那些人的命运，这一切本身就又奇异又可怕，传说和神话的离奇怪诞反倒苍白失色，跟生活混淆起来了。

大家凑在锅边吃着，唯独潘捷列坐在一旁，用小木碗喝粥。他的调羹跟别人的不一样，是柏木做的，上面有个小十字架。叶戈鲁什卡瞧着他，想起那做杯子用的长明灯，就轻声问斯乔普卡：

“为什么老爷爷独自坐在一边？”

“他是个旧派教徒。”斯乔普卡和瓦夏小声回答，同时他们说话的神情显得仿佛在讲一种短处或者秘密的恶习似的。

大家沉默着，想心事。听过那些可怕的故事以后，谁也不想讲平凡的事情了。在沉静中，瓦夏忽然挺直身子，用他那没有光彩的眼睛凝神瞧着一个地方，竖起耳朵来。

“怎么回事？”德莫夫问他。

“有人来了。”瓦夏回答道。

“你看见他在哪儿？”

“在那边！有个微微发白的东西……”

在瓦夏瞧着的那边，除了黑暗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大家静听，可是没听见脚步声。

“他从大路上来了？”德莫夫问。

“不，是从旷野上来……上这边来了。”

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

“也许是葬在那儿的商人正在草原上溜达吧。”德莫夫说。

大家斜眼看那十字架，面面相觑，忽然哄笑起来；他们为自己的恐惧害臊了。

“他为什么要出来走呢？”潘捷列问，“只有大地不肯收留的人才会夜里出来行走。那两个商人没什么……那两个商人已经戴上殉教徒的荆冠了……”

可是忽然他们听见了脚步声。有人匆匆忙忙地走来。

“他带着什么东西呢。”瓦夏说。

他们开始听见青草在走过来的那个人的脚底下沙沙地响，杂草喀嚓喀嚓地响。可是在篝火的亮光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临了，脚步声近了，有个人咳了一声。闪烁的亮光好像让开一条路，事情终于清楚了，车夫们忽然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人。

不知道是因为火光摇抖不定呢，还是因为大家想先看清来人的脸，总之，怪极了，他们第一眼看见的，先不是他的脸，也不是他的衣服，却是他的笑容。那是一种非常善良、开朗、温柔的笑容，就跟刚被叫醒的小娃娃一样，而且那是一种富于感染力的笑容，叫人很难不用笑容回报他。等到大家看清楚，这才知道原来那陌生人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长得难看，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他是个身材很高的乌克兰人，长鼻子，长胳膊，长腿。他处处都显得长，只有他的脖子很短，使他的背有点驼。他上身穿一件干净的、领口绣花的白衬衫，下身穿着白色的肥裤子，脚登新的高筒靴，跟车夫们一比，简直像个大少爷。他抱着一个又大又白的、第一眼看上去样子古怪的东西，而且有一管枪的枪身从他肩膀后面探出来，也很长。

他从暗处走进亮光的圈子里，站住，好像在地里生了根。他有半分钟的工夫瞧着车夫们，仿佛要说：“瞧啊，我的笑容多么好看！”然后他朝篝火迈近一步，笑得越发开朗，说：

“面包和盐[20]，哥儿们！”

“欢迎你！”潘捷列代表大家回答。

这个生人把怀里抱着的东西放在篝火边（原来那是一只打死的大鸨），又对他们打一次招呼。

大家都走到大鸨那儿，开始细细地看它。

“好一只鸟！你拿什么打死它的？”德莫夫问。

“大砂弹……霰弹打不中它，它不容易接近……买下吧，哥儿们！我只要二十戈比就把它卖给你们。”

“我们要它有什么用，这东西顶好烤着吃，拿它一煮大概就会煮硬，那就咬不动了……”

“唉，真要命！要是把它拿到庄园上的老爷那儿去，他们倒会给我半个卢布。可是路远着呐，足足有十五俄里！”

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坐下来，取下枪，放在身旁。他好像困了，没精神，笑眯眯的，给火光照得眯细眼睛，大概想起了什么痛快的事。他们递给他一把勺子。他吃起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德莫夫问他。

陌生人没听见这句问话。他没回答，甚至也没看德莫夫一眼。这笑嘻嘻的人大概没尝出稀饭的滋味，因为他有点懒洋洋地、无意识地喝着，临到把勺子举到唇边，有时候勺子里盛得很满，有时候却完全是空的。他并没喝醉酒，不过他的脑子里却有什么荒唐的想法在浮动。

“我在问你：你是什么人啊？”德莫夫又问了一遍。

“我？”来历不明的人一怔，说，“康斯坦丁·兹沃内克，罗夫诺地方人。离这儿大约有四俄里路。”

康斯坦丁想赶紧表明他并不是像他们那样的农民，而要高一等，就连忙添一句：

“我们有养蜂场，而且还养猪。”

“你是跟爸爸住在一块儿，还是另外单过？”

“现在我自己单过，我们分家了。这个月，过了圣彼得节，我成亲了！现在我是娶了媳妇的人！……从办喜事到现在有十八天了。”

“好事！”潘捷列说，“结婚挺不错……这是上帝赐福给你……”

“年轻的老婆待在家里睡觉，他却到草原上来溜达，”基留哈笑道，“怪人！”

仿佛自己身上顶怕痛的地方给人掐了一下似的，康斯坦丁打了个哆嗦，笑起来，脸红了……

“可是主啊，她不在家！”他连忙从嘴边移开勺子说，带着快活和惊奇的表情看一遍所有的人，“她不在家，她回娘家待两天！真的，她走了，我就跟没结婚一样……”

康斯坦丁摆摆手，摇摇脑袋。他打算继续想下去，可是他脸上流露着的欣喜妨碍他想心事。他好像坐得不舒服似的，换了个姿势，笑起来，又摇摇手。他不好意思把他的愉快的念头讲给陌生人听，可又忍不住想要把自己的欢喜告诉别人。

“她上杰米多沃村去看她妈了！”他说，脸红了，把枪换一个地方放，“她明天会回来……她说她回来吃中饭。”

“你闷得慌吗？”德莫夫问。

“啊，主，你想会怎样呢？我们成亲没几天，她就走了……不是吗？哦，不过呢，她是个活泼伶俐的姑娘，要是我说得不对，让上帝惩罚我！她呀，那么好，那么招人喜欢，那么爱笑、爱唱，简直是一团烈火！她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的脑筋给弄得迷迷糊糊，可是她一走，我又失魂落魄，跟傻瓜似的在草原上逛荡。我吃完中饭就出来走，真要命。”

康斯坦丁揉揉眼睛，瞧着火，笑了。

“那么，你爱她……”潘捷列说。

“她那么好，那么招人喜欢，”康斯坦丁又说一遍，没听见潘捷列的话，“一个挺好的主妇，又聪明又明事理，在全省的老百姓家里再也找不到像她那样的了。她走了……不过，她一定也惦记我，我知道！我明白，那只小喜鹊！她说明天吃中饭以前回来……这可真是想不到的事啊！”康斯坦丁差不多嚷起来，忽然提高声调，交换一下坐的姿势，“现在她爱我，惦记我，不过当初她还不肯嫁给我呢！”

“可是你吃啊！”基留哈说。

“她不肯嫁我！”康斯坦丁没去听他，接着说，“我追了她三年！我原先是在卡拉契克市集上瞧见她的。我爱她爱得要命，差点没上吊……我住在罗夫诺，她住在杰米多沃，两下里相隔十五俄里路，我简直找不着机会。我打发媒人去见她，她说：‘不行！’唉，这只喜鹊啊！我送她这个，送她那个，耳环啦，蜜饼啦，半普特蜂蜜啊，可她还是说：‘不行！’真是没办法。不过要是仔细一想，我哪儿配得上她呢？她年轻，漂亮，一团烈火似的，我呢，岁数大，不久就要满三十了，况且长得实在太漂亮，一把大胡子跟一把钉子似的，脸孔也真干净，上面满是疙瘩。我哪儿能跟她相比哟！只有一点还好：我们家富裕，可是瓦赫拉敏基家也不错啊。他们有六头牛，雇着两个长工。哥儿们，我爱她，入了迷……我睡不着，吃不下，满脑子的心事，整天迷迷糊糊，求上帝别叫我们受这份罪才好！我想见她的面，可是她住在杰米多沃……你们猜怎么着？上帝可以作证，我不是说谎：一个星期总有三回，我一步一步走着上那儿去，就为了看她一眼。我扔下活儿不干了！我胡思乱想，甚至想上杰米多沃去做个长工，好跟她挨近一点。我好苦哟！我妈找巫婆来。我爸爸打过我十来回。我足足吃了三年苦，于是下了决心：就是入地狱我也要上城里做马车夫去……这是说，我不走运！刚过复活节，我就上杰米多沃去跟她见最后一面……”

康斯坦丁把头往后一仰，发出一阵细碎的畅快笑声，仿佛刚才很巧妙地捉弄了什么人似的。

“我看见她跟一些年轻小伙子在河边，”他接着说，“我的火上来了……我把她叫到一边，对她说了各式各样的话，大概有一个钟头……她就此爱上我了！她有三年不喜欢我，可是就因为我那一番话，她爱上我了！……”

“你对她说了些什么呢？”德莫夫问。

“说什么？我记不得了……怎么记得住？当时我的话像水管里流出来的水，一刻也不停：哇啦哇啦！现在呢，我却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了……哪，她就这么嫁给我了……现在她找她妈去了，这喜鹊一走，我就到草原上来逛荡。我在家里待不住。我受不了！”

康斯坦丁笨拙地把脚从自己身子底下抽出来，在地上躺平，脑袋枕着拳头，然后又起来，坐好。这时候，人人都十分明白这是一个陶醉在爱情中的幸福人，而且幸福到了痛苦的地步。他的微笑、眼睛、一举一动都表现了使他承受不了的幸福。他坐立不安，不知道该照什么样的姿势坐着，该怎么办才不致给他那无数愉快的思想压得筋疲力尽。他在这些生人面前倾吐了心里的话以后，才算能安静地坐好，眼望着火，出神了。

看到这个幸福的人，大家都觉得烦闷，也渴望幸福。人人都心事重重。德莫夫站起来，轻轻地在篝火旁走着。从他的脚步，从他肩胛骨的动作，看得出他难受，烦闷。他站住，瞧着康斯坦丁，坐下来。

这时候篝火熄了。火光不再闪动，那一块红就缩小，暗淡了……火越灭得快，月亮就显得越亮。现在他们看得清辽阔的道路、羊毛捆、货车的辕杠、嚼草料的马儿了。在大道的对面，朦胧地现出另一个十字架……

德莫夫用手托着脸颊，轻声哼着一支悲凉的歌。康斯坦丁带着睡意微笑，细声细气地随着他唱。他们唱了半分钟，就又沉默了……叶美里扬身子抖了一下，活动胳臂肘，手指头也动起来。

“哥儿们！”他用恳求的声音说，“咱们来唱支圣歌！”

眼泪涌上他的眼眶。

“哥儿们！”他又说一遍，拿手按着心，“咱们来唱支圣歌吧！”

“我不会。”康斯坦丁说。

人人都拒绝，于是叶美里扬就一个人唱起来。他挥动两条胳膊，点头，张开嘴，可是他的嗓子里只发出一种干哑而无声的喘息。他用胳膊唱，用脑袋唱，用眼睛唱，甚至用他的瘤子唱，唱得热烈而痛苦。他越是想使劲从胸膛里挤出一个音符来，他的喘息就越是不出声……

叶戈鲁什卡跟大家一样，也很郁闷。他回到自己的货车旁边，爬上羊毛捆，躺下来。他瞧着天空，想着幸福的康斯坦丁和他的妻子。为什么人要结婚呢？为什么这世界上要有女人？叶戈鲁什卡给自己提出这个模糊的问题，心里想，要是男人身边老是有个温柔、快活、漂亮的女人，那他一定快活吧。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起了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暗想跟那样一个女人一块儿生活大概很愉快。要不是这个想法使他非常难为情，他也许很愿意跟她结婚呢。他想起她的眉毛、双眸、马车、塑着骑士的座钟……宁静而温暖的夜晚扑到他身上来，在他耳旁小声说着什么。他觉得仿佛那个可爱的女人向他凑过来，笑嘻嘻地看他，想吻他似的……

那堆火只留下两个小小的红眼睛，越变越小。车夫们和康斯坦丁坐在残火旁边，黑糊糊的一片，凝神不动，看起来，他们现在的人数好像比先前多得多。两个十字架都可以看清了。远远的，远远的，在大道旁边，闪着一团红光，大概也是有人在烧稀饭吧。

“我们的母亲俄罗斯是全世界的领——袖！”基留哈忽然扯大嗓门唱起来，可是唱了半截就停住，没唱下去。草原的回声接住他的声音，把它带到远处去，仿佛愚蠢本身用沉甸甸的轮子滚过草原似的。

“现在该动身啦！”潘捷列说，“起来，孩子们。”

他们套马的时候，康斯坦丁在货车旁边走动，赞美他的老婆。

“再会，哥儿们！”等到货车队出发，他叫道，“谢谢你们的款待！我还要上火光那边去。我受不了！”

他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可以长时间听到他迈步走向火光照耀的地方，对别的陌生人去诉说他的幸福。

第二天叶戈鲁什卡醒来，正是凌晨。太阳还没升上来。货车队停住了。有一个人，戴一顶白色无边帽，穿一身便宜的灰布衣服，骑一头哥萨克的小马，正在最前面的一辆货车旁边跟德莫夫和基留哈讲话。前面离这个货车队大约两俄里，有一些又长又矮的白色谷仓和瓦顶的小屋。小屋旁边既看不见院子，也看不见树木。

“老爷爷，那是什么村子？”叶戈鲁什卡问。

“那是亚美尼亚人的庄子，小子，”潘捷列回答，“亚美尼亚人住在那儿。那个民族挺不错……那些亚美尼亚人。”

那个穿灰衣服的人已经跟德莫夫和基留哈讲完话，勒住他的小马，朝庄子那边望。

“瞧，这算是哪门子事啊！”潘捷列叹道，也朝庄子那边望，在清晨的冷空气中耸起肩膀，“他先前派一个人到庄子里去取一个什么文件，那个人至今没回来……原该派斯乔普卡去才对！”

“这人是谁，老爷爷？”叶戈鲁什卡问道。

“瓦尔拉莫夫。”

我的上帝！叶戈鲁什卡连忙翻身起来，跪着，瞧那顶白色的无边帽。很难看出这个穿着大靴子、骑着难看的小马、在所有的上流人都睡觉的时候跑来跟农民讲话的矮小而不显眼的人原来就是那个神秘的、叫人捉摸不透的、人人都在找他而他又永远“在这一带地方转来转去”、比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还要有钱的瓦尔拉莫夫。

“这个人挺不错，挺好……”潘捷列说，朝庄子那边望，“求上帝赐给他健康，挺好的一位老爷……姓瓦尔拉莫夫，名叫谢敏·亚历山德雷奇……小兄弟，这个世界就靠这类人支撑着。这是实在的……公鸡还没叫，他就已经起床了……换了别人，就一定在睡觉，或者在家里陪客人闲扯，可是他却一天到晚在草原上活动……他转来转去……什么事情他都不放松……”

瓦尔拉莫夫的眼睛没离开那庄子，嘴里在讲着什么。那匹小马不耐烦地调动它的脚。

“谢敏·亚历山德雷奇，”潘捷列叫道，脱掉帽子，“您派斯乔普卡去吧！叶美里扬，喊一声，就说派斯乔普卡去一趟！”

可是这时候总算有个人骑着马从庄子那边来了。那人的身子向一边歪得很厉害，马鞭在头顶上面挥动，像鸟那样快地飞到货车队这儿来，仿佛在表演勇敢的骑术，打算引得每个人的惊叹似的。

“那人一定是替他办事的骑手，”潘捷列说，“他大概有一百个这样的骑手，说不定还要多呢。”

骑马的人来到第一辆货车旁边，勒住他的马，脱掉帽子，交给瓦尔拉莫夫一个小本子。瓦尔拉莫夫从小本子里抽出几张纸来，看了看，叫道：

“伊凡楚克的信在哪儿呀？”

骑士接过小本子去，看一看那些纸，耸耸肩膀。他开口讲话，大概在替自己辩白，要求让他再骑马到庄子里去。小马忽然动一下，仿佛瓦尔拉莫夫变得重了一点似的。瓦尔拉莫夫也动了动。

“滚开！”他生气地叫道，朝骑马的人挥动鞭子。

然后他勒转马头，一面瞧小本子里的纸，一面让那头马漫步沿着货车队走动。等他走到货车队的最后一辆，叶戈鲁什卡就凝神瞅着他，好看清他。瓦尔拉莫夫是个老头儿。他那平淡无奇、给太阳晒黑、生着一小把白胡子的俄罗斯人的脸，颜色发红，沾着露水，布满小小的青筋。那张脸跟伊万·伊万内奇一样，也现出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现出热中于事务的表情。不过，在他和伊万·伊万内奇中间，毕竟可以感到很大的不同！伊万·伊万内奇舅舅的脸上除了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以外，永远有操心和害怕的神气，唯恐找不到瓦尔拉莫夫，唯恐误了时间，唯恐错过了好价钱。像这种自己作不得主的小人物所特有的表情，在瓦尔拉莫夫的脸上和身上就找不出来。这个人自己定价钱，从不找人，也不仰仗什么人。他的外表尽管平常，可是处处，甚至在他拿鞭子的气派中，都表现出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一贯主宰草原的权力。

他骑马走过叶戈鲁什卡身边，却没有看他一眼，倒是多承小马赏脸，瞧了瞧叶戈鲁什卡。它用愚蠢的大眼睛瞧着，就连它也很冷淡。潘捷列对瓦尔拉莫夫鞠躬。瓦尔拉莫夫留意到了，眼睛还是没离开纸，声音含糊地说：

“你好，老头儿！”

瓦尔拉莫夫跟骑马的人的谈话以及他挥动鞭子的气派显然给货车队所有的人都留下了威风凛凛的印象。大家的脸色严肃起来。骑马的人被这位大人物的震怒吓掉了魂，没戴帽子，松着缰绳，停在最前面那辆货车旁边。他一声不响，好像不相信今天一开头就会这么倒霉似的。

“很凶的老人……”潘捷列嘟哝着说，“可惜他太凶！不过他挺不错，是个好人……他并不无缘无故骂人……没什么……”

看完那些纸以后，瓦尔拉莫夫就把小本子塞进衣袋里。小马仿佛知道他的心意似的，不等吩咐，就颤动一下，顺着大道朝前疾驰了。

七

当天晚上，车夫歇下来烧稀饭。这一回，从一天开头起，人人都有一种不明不白的愁闷感觉。天气闷热，大家喝下许多水，可还是不解渴。月亮升上来，十分红，模样儿阴沉，仿佛害了病。星星也昏沉沉的，暗影更浓了，远处更朦胧。大自然好像有了什么预感，无精打采。

篝火四周没有昨晚的那种活跃的景象和生动的谈话了。大家都觉得烦闷，即便讲话也打不起精神，没有兴致。潘捷列光是唉声叹气，抱怨两条腿，不时讲到横死。

德莫夫伏在地上，沉默着，嚼一根干草。他脸上现出嫌恶的表情，好像那根草气味不好闻似的，他的脸色凶狠而疲乏……瓦夏抱怨下巴发痛，预言要变天了。叶美里扬没有挥动胳膊，呆坐着，闷闷地瞧着火。叶戈鲁什卡也疲乏了。这种缓慢的旅行使他感到腻味，白昼的炎热烤得他头痛。

他们烧稀饭的时候，德莫夫由于心烦而跟他的同伴找碴儿吵架。

“这个长着瘤子的家伙，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儿，老是头一个伸出勺子来！”他说，恶狠狠地瞧着叶美里扬，“贪吃！老是头一个抢到锅子旁边坐好。他在唱诗班唱过歌，就自以为是老爷！像你们这种唱诗的，在这条大道上要饭的多得很！”

“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叶美里扬问，也生气地瞧着他。

“就是要你别头一个忙着往锅子里舀东西吃。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你是混蛋，就是这么的。”叶美里扬用嘶哑的声音说。

潘捷列和瓦夏凭经验知道这种谈话通常会闹出什么结局来，就出头调解，极力劝德莫夫不要无端骂人。

“什么唱诗的……”那个捣蛋鬼不肯罢休，反而冷笑，“那种玩意儿谁都会唱。坐在教堂的门廊上唱：‘看在基督的面上，赏我几个钱吧！’哼！你们还怪不错的呢！”

叶美里扬没有开口。他的沉默反倒惹恼了德莫夫。他带着更大的怒气瞧着那个先前在教堂里唱诗的人，说：

“我只是不愿意理你罢了，要不然我真要叫你知道知道你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

“可是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你这个马泽帕[21]？”叶美里扬冒火了，“我惹你了吗？”

“你叫我什么？”德莫夫问道，站起来，眼睛充血，“什么？我是马泽帕？是吗？好，给你点颜色看看！叫你自己去找吧！”

德莫夫从叶美里扬的手里抢过勺子来，往远处一扔。基留哈、瓦夏、斯乔普卡都跳起来，跑去找勺子。叶美里扬用恳求和询问的眼光瞧着潘捷列。他的脸忽然变小，变皱，眼睛眨巴起来，这位先前唱诗班的歌手像小孩似的哭起来了。

叶戈鲁什卡早就恨德莫夫，这时候觉得空气一下子闷得使人受不了，仿佛篝火的火焰烤他的脸似的。他恨不得赶快跑到黑暗中的货车那儿去，可是那捣蛋鬼的气愤而烦闷的眼睛把他吸引住了。他渴望说几句非常伤人的话，就往德莫夫那边迈近一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你比谁都坏！我看不惯你！”

这以后，他原该跑到货车那边去，可是他站在那儿动不得，接着说：

“到下一个世界，你会在地狱里遭火烧！我要告到伊万·伊万内奇那儿去！不准你欺侮叶美里扬！”

“嘿，你瞧！”德莫夫冷笑道，“嘴上的奶还没干的小猪猡，倒管教起别人来啦。要不要我拧你的耳朵？”

叶戈鲁什卡觉得透不过气来。他以前从没这样过，此刻忽然周身打抖，顿着脚，尖声叫道：

“打他！打他！”

眼泪从他眼睛里流出来。他觉得难为情，就踉踉跄跄跑回货车那边去。他的尖叫产生了什么影响，他没看见。他躺在货包上哭，胳膊和腿抽搐着，小声说：

“妈妈！妈妈！”

这些人，篝火四周的阴影，黑压压的羊毛捆，远处每分钟都在发亮的闪电，这一切，现在全使他觉得阴森可怕。他胆战心惊，绝望地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跑到这陌生的地方来，夹在一群可怕的庄稼汉中间呢？现在他舅舅、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杰尼斯卡在哪儿呀？为什么他们这么久还没来？莫非他们忘掉他了？他一想到自己给人忘掉，丢在这里，听凭命运摆布，就周身发凉，害怕得很，有好几回突然站起身来，要跳下羊毛捆，一口气顺着大道跑回去，头也不回，但是转念想到在路上一定会遇到乌黑而阴森的十字架和远处闪着的电光，他才忍住了……只有他小声叫着“妈妈！妈妈！”的时候，他才觉得好过一点……

车夫们一定也害怕。叶戈鲁什卡从篝火旁边跑开以后，他们先是沉默很久，然后含糊地低声谈着什么，说是有个什么东西就要来了，他们得赶快动身，躲开它才好……他们连忙吃完晚饭，熄掉火，沉默地套车。从他们匆忙的动作和断续的语句可以看出他们预料有什么灾难要来了。

快要动身上路的时候，德莫夫走到潘捷列面前，压低声音问道：

“他叫什么名字？”

“叶戈里……”潘捷列回答。

德莫夫一只脚踩着一个车轮，抓住捆在货包上的绳子，爬上车来。叶戈鲁什卡看见了他的脸和生着卷曲头发的脑袋。那张脸苍白，疲倦，愁闷，可是已经没有恶狠狠的表情了。

“叶戈里！”他轻声说，“得了，打我吧！”

叶戈鲁什卡奇怪地瞧着他，这当儿电光一闪。

“不要紧，打我好了！”德莫夫重说一遍。

他没等到叶戈鲁什卡打他，或者跟他讲话，又跳下车来，说：

“我心里好闷哟！”

然后，他摇摇晃晃，动着肩胛骨，懒洋洋地顺着那一串货车慢慢走去，用半是悲伤半是烦恼的声调反复地说：

“我心里好闷哟！主啊！你别生我的气了，叶美里扬，”他走过叶美里扬身边的时候说，“我们这种生活没有什么指望，苦透了！”

右边现出一道闪电，好像这闪电映在镜子里似的，远处立刻也现出一道闪电。

“叶戈里，接住！”潘捷列扔上来一个又大又黑的东西，叫道。

“这是什么呀？”叶戈鲁什卡问。

“篷布！天要下雨了，把它盖在身上吧。”

叶戈鲁什卡坐起来，瞧一瞧自己的四周。远方明显地变黑，白光闪着，现在每分钟不止一回了，像是眼皮在一一似的。黑暗好像由于太重，向右边歪过去了。

“老爷爷，要有雷雨吗？”叶戈鲁什卡问道。

“哎哟，我这双冻坏了的脚好痛哟！”潘捷列没听见孩子的话，拖长声调说，顿着脚。

左边天空好像有人在划火柴。一道苍白的、磷光样的细带闪了一闪，就灭了。人们可以听见一股声浪，仿佛远处有人在铁皮房顶上走动。大概是光着脚在房顶上走，因为铁皮发出沉闷的隆隆声。

“要下大雨了！”基留哈嚷道。

在远方和右边地平线中间，现出一道闪电，明晃晃的，照亮了一部分草原，照亮了无云的天空和黑暗相连的地方。密密层层的乌云不慌不忙地移过来；又大又黑的破布片从那团云的边上挂下来。左右两面的地平线上也有这样的碎片互相压挤，堆得高高的。雨云的外表破碎而蓬松，仿佛它喝醉了酒，在胡闹似的。天上响起了清晰的、一点儿也不含混的隆隆雷声。叶戈鲁什卡在胸前画十字，连忙披上大衣。

“我好闷哟！”德莫夫的嚷叫声从前面的货车那边飘来，从他的声调听得出他又生气了，“我好闷哟！”

忽然间起了一阵狂风，来势那么猛，差点儿刮跑了叶戈鲁什卡的包袱和篷布。篷布被风吹动，向四面八方飞舞，拍打着货包和叶戈鲁什卡的脸。风呼啸着，在草原上飞驰，滴溜溜地乱转，刮得青草发出一片响声，雷声和车轮的吱嘎声反而听不见了。这风从黑色的雨云里刮下来，卷起滚滚的灰尘，带来雨水和潮湿土地的气味。月光昏暗，仿佛变得肮脏了。星星越发黯淡。人可以看见滚滚的烟尘跟它的阴影顺着大道的边沿急急忙忙跑到后面什么地方去。这时候旋风盘旋着，从地面上的尘土里卷走枯草和羽毛，大概升上了天空，风滚草多半在黑色的雨云旁边飞翔，它们一定害怕得很！可是透过迷眼的灰土，除了闪电的亮光以外，什么也看不见。

叶戈鲁什卡心想，马上要下大雨了，就跪了下来，拿篷布盖住自己的身子。

“潘捷列——列！”前面有人嚷道，“啊……啊……哇！”

“我听不见！”潘捷列拖长声音大声回答。

“啊……啊……哇！”

雷声愤怒地响起来，在天空从右边滚到左边，随后再滚回去，消失在最前面那辆货车附近。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万能的主啊，”叶戈鲁什卡小声说着，在胸前画十字，“愿您的荣耀充满天上和人间……”

漆黑的天空张开嘴，吐出白色的火来，立刻又响起了雷声。雷声刚刚收歇，就来了一道极宽的闪电，叶戈鲁什卡从篷布的裂缝里忽然看见通到远方的整个宽阔的大道，看见所有的车夫，甚至看清了基留哈的坎肩。这时候左边那些黑色碎云往上移动，其中有一片云粗野而笨拙，像是伸出的爪趾，直向月亮那边伸过去。叶戈鲁什卡决心闭紧眼睛，不去理会，等着这一切结束。

不知什么缘故，雨很久不来。叶戈鲁什卡巴望雨云也许会过去，就从篷布里往外张望。天色黑得可怕。叶戈鲁什卡既看不见潘捷列，又看不见羊毛捆，也看不见自己。他斜起眼睛往前不久还有月亮的地方看，可是那边一片漆黑，跟货车的上空一样。在黑暗中，电光似乎更白，更亮，照得他的眼睛发痛。

“潘捷列！”叶戈鲁什卡叫道。

没有人答话。可是这时候风总算最后一回撩一下篷布，跑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可以听见一种平匀沉着的响声。一滴又大又凉的水落在叶戈鲁什卡的膝上，又一滴在他手上爬。他发现自己的膝头没盖好，想要整理一下篷布，可是这当儿有些什么东西洒下来，劈劈啪啪地拍打着大道，然后拍打车杠，拍打羊毛捆。原来那是雨点。雨点和篷布好像互相了解似的，开始急速而快活地谈起天来，嘁嘁喳喳跟两只喜鹊一样。

叶戈鲁什卡跪在那儿，或者更正确地说，坐在自己的靴子上。雨拍打篷布的时候，他往前探身，好遮住膝头，因为膝头忽然湿了。他好容易盖好膝头，可是不到一分钟，又觉得身后背脊底下和腿肚子上面有一种刺骨的、不舒服的潮湿感觉。他就恢复原先的姿势，听凭膝头去让雨淋，暗自盘算该怎样摆布那块在黑地里看不见的篷布才对。可是他的胳膊已经湿了。雨水淌进袖子和衣服里，肩胛骨觉得冷冰冰的。他决意什么也不管，呆坐在那儿不动，等待雨过了再说。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他小声念道。

忽然，正好在头顶上方，发出一下可怕的、震耳欲聋的霹雳声，天空碎裂了。他蜷起身子，屏住呼吸，等着碎片落在他的后脑勺和背上。他的眼睛偶然睁开，看见一道亮得刺眼的光在他的手指上、湿袖子上、从篷布流到羊毛捆以后再淌到地上的细细的水流上，闪烁了五回。又传来同样猛烈可怕的打击声。天空现在不是发出隆隆声或者轰响声，却发出像干木头爆裂一样的破碎声。

“特拉拉！达！达！达！”雷声清楚地响着，滚过天空，跌跌绊绊，摔在前面货车附近或者后面远处什么地方，发出一声恶毒而断续的“特拉拉！……”

先前，闪电只不过可怕罢了，可是加上这种雷声，却显得凶恶了。它们那种魔光穿透闭紧的眼皮，弄得人周身发凉。怎么样才能不看见它们呢？叶戈鲁什卡决意把脸转到后面去。他四肢着地小心地爬着，好像生怕给人看见似的，手掌在湿羊毛捆上滑着，转过身去了。

“特拉！达！达！”这声音在他头顶上滚着，落到货车底下，爆炸开来，“拉拉拉！”

叶戈鲁什卡又偶然睁开眼睛，不料看见了新的危险：有三个高大的巨人，手里拿着长矛，跟在车后面。电光照亮他们的矛尖，很清楚地照出他们的身躯。他们躯体高大，遮着脸，垂着头，脚步沉重。他们显得十分忧愁，没精打采，心事重重。他们跟着货车走，也许并没有什么恶意，不过他们挨得这么近，总还是有点可怕。

叶戈鲁什卡赶快扭回身子朝着前面，周身打抖，喊叫起来：

“潘捷列！老爷爷！”

“特拉！达！达！”天空回答他。

他睁大眼睛看车夫们在不在。有两个地方射出闪电来，照亮通到远方去的大路、整个货车队和所有的车夫。雨水汇成小河沿着道路流去，水泡跳动不定。潘捷列在货车旁边走着，他的高帽子和肩膀上盖着一小块篷布，他既没表现恐怖，也没露出不安，仿佛被雷声震聋耳朵，让闪电照瞎了眼睛一样。

“老爷爷，巨人！”叶戈鲁什卡哭着对他嚷道。

可是老爷爷没听见。前面走着叶美里扬。他从头到脚盖着一块大篷布，成了一个三角形。瓦夏身上什么也没盖，照旧像木头一样走着，高高地抬起脚，膝头却不弯。在电光中，仿佛货车并没驶动，车夫们呆立不动，瓦夏的举起的脚也僵住了……

叶戈鲁什卡又叫老爷爷。他没听到回答，就一动不动地坐着，不再等雨停了。他相信再过一分钟雷就会把他劈死，相信只要偶尔一睁开眼，就会看见那些可怕的巨人。他不再在胸前画十字，不再叫老爷爷，不再想念母亲，光是冻得发僵，相信暴风雨永远也不会完结了。

可是忽然有了人声。

“叶戈里啊，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潘捷列在下面喊道，“下来！耳朵聋了，小傻瓜！……”

“这才叫做暴风雨呢！”一个不熟悉的低音说；喉咙里咔咔地响，好像刚刚喝干了一杯上好的白酒似的。

叶戈鲁什卡睁开眼睛。下面货车旁边站着潘捷列、三角形的叶美里扬和那些巨人。那些巨人现在身材矮多了。叶戈鲁什卡仔细一看，原来他们是些普通的农民，肩头上扛着的不是长矛，却是铁的草叉。从潘捷列和三角形中间的夹缝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一间矮木房的明亮的窗子在放光。可见货车队在一个村子里停下了。叶戈鲁什卡撩开篷布，拿起包袱，连忙爬下货车。现在左近有了人声和灯光明亮的窗子，虽然雷声还是跟先前那样隆隆地响，整个天空布满长条的闪电，他却不再觉得害怕了。

“这场暴风雨好，挺不错……”潘捷列唠叨着说，“感谢上帝……我的脚倒因为这场雨痛得没那么厉害了，这场暴风雨挺不错……爬下来了，叶戈里？好，上小屋里去吧……挺不错……”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叶美里扬声音干哑地说，“雷一定在什么地方劈倒了什么东西……你们是这一带的人吗？”他问巨人。

“不，是从格里诺沃村来的……我们是格里诺沃村的人。我们在普拉捷罗夫老爷家里干活。”

“是打麦子吧？”

“样样都做。眼前我们还在收小麦。这闪电，这闪电啊！好久没有过这样的暴风雨了……”

叶戈鲁什卡走进小屋。他迎面遇到一个瘦瘦的、尖下巴的驼背老太婆。她手里拿着一支油烛，眯缝着眼睛，长声地叹气。

“上帝赐给我们一场什么样的暴风雨哟！”她说，“我们家的人在外面草原上过夜。他们要受罪了，心爱的人！把衣服脱掉吧，小少爷，脱衣服吧……”

叶戈鲁什卡冻得打战，难受得耸起肩头，脱下湿透了的大衣，然后张开胳膊，劈开腿，站了很久没动弹。稍稍一动就会在他身上引起一种不愉快的寒冷和潮湿的感觉。衬衫的袖子和后背是湿的，裤子粘在大腿上，水从脑袋上往下滴……

“小孩子，站在那儿劈开腿是做什么啊？”老太婆说，“来，坐下！”

叶戈鲁什卡大大地劈开两条腿，走到桌子那儿，在一张凳子上靠近一个什么人的头坐下。那个头动起来，鼻子里喷出一股气息，嘴里发出嚼东西的声音，然后又安静了。从这个头起，顺着凳子，耸起一座盖着羊皮袄的小山。原来那是一个农妇在睡觉。

老太婆叹着气走出去，不久就带着一个西瓜和一个甜瓜回来了。

“吃吧，小少爷！另外我没有东西可以请你吃了……”她说，打了个呵欠，随后在桌子抽屉里找一阵，拿出一把又长又尖的小刀来，很像强盗在客栈里用来杀死商人的那种刀，“吃吧，小少爷！”

叶戈鲁什卡好像害热病似的打冷战，就着黑面包吃了一片甜瓜，然后又吃了一片西瓜，吃了以后他感到越发冷了。

“我们家的人在外面草原上过夜……”他吃东西的时候，老太婆叹道，“主震怒了！……我原想在神像前面点支蜡烛，可是我不知道斯捷潘尼达把蜡烛放在哪儿了。吃吧，小少爷，吃吧……”

老太婆打了个呵欠，把右手伸到背后，搔了搔她的左肩膀。

“现在准有两点钟了，”她说，“再过一会儿就是起床的时候了。我们家的人在草原上过夜……他们一定全身湿透了……”

“奶奶，”叶戈鲁什卡说，“我想睡觉。”

“躺下，小少爷，躺下吧……”老太婆叹道，打个呵欠，“主耶稣基督！我原本睡着了，忽然听见好像有人在打门。我醒来一看，原来是主赐给我们这场暴风雨……我原想点起蜡烛来，可是没找着。”

她一面自言自语，一面从凳子上拿下一堆破烂，多半就是她自己的被褥，又从炉边一个挂钉上摘下两件羊皮袄，开始替叶戈鲁什卡铺床。

“这场暴风雨还没收歇，”她唠唠叨叨地说，“只求没人挨到雷劈才好。我们家的人在草原上过夜……躺下，睡吧，小少爷……基督跟你同在，小孙孙……甜瓜我不拿走，你起床的时候也许还想吃一点。”

老太婆的叹气和呵欠，睡熟的农妇的匀称的鼻息，小屋的半明半暗，窗外的雨声，使得人犯困。叶戈鲁什卡不好意思在老太婆面前脱衣服。他只脱掉靴子，就躺下，拉过羊皮袄来盖在身上。

“小子躺下了？”过一会儿他听见潘捷列小声说。

“躺下了！”老太婆小声回答，“主震怒了，震怒了！雷打了又打，听不出什么时候才会完……”

“一会儿就会过去的……”潘捷列低声说，坐下来，“雷声小多了……伙伴们到人家的小屋里去了，只有两个留在外面看马……伙伴们……不得不这样啊……马会给人牵走的……我在这儿坐一会儿，然后去换班……不得不这样，会给人牵去的……”

潘捷列和老太婆并排坐在叶戈鲁什卡脚旁，用嘶嘶的声音低声攀谈着，叹息和呵欠穿插在他们的谈话里。叶戈鲁什卡怎么也暖和不过来。他身上盖着沉甸甸的、温暖的羊皮袄，可是他周身打抖，胳膊和腿抽搐着，内脏在战栗……他在羊皮袄底下脱掉衣服，可是这也没用。他的寒颤越来越厉害。

潘捷列走出去换班看马，后来又回来。叶戈鲁什卡仍旧睡不着觉，浑身发抖。有个什么东西压住他的脑袋和胸膛，他闷得难受。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究竟是两个老人低微的谈话声呢，还是羊皮的刺鼻气味。他吃过的西瓜和甜瓜在他嘴里留下一种不爽快的、金属样的滋味。再说，他被跳蚤叮着。

“老爷爷，我冷！”他说，自己也听不出这是自己的声音了。

“睡吧，小孙孙，睡吧……”老太婆叹道。

基特迈动他那小小的细腿，来到床边，挥动胳膊，然后长高了，升到天花板，变成风车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不是像坐在马车里的那个样子，却穿着整齐的法衣，手里拿着洒圣水的刷子，绕着风车走动，把圣水洒在风车上，风车就不转动了。叶戈鲁什卡知道这是做梦，就睁开眼睛。

“老爷爷！”他叫道，“给我水喝！”

谁也没答话。叶戈鲁什卡觉得躺在那儿闷得受不了，感到不舒服。他就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小屋。早晨已经来临。天空阴暗，可是雨倒不下了。叶戈鲁什卡打着冷战，拿潮湿的大衣裹紧自己的身子，穿过泥泞的院子，在寂静中倾听着。他的眼光碰到一个小小的牲畜房，那儿有一扇半开着的芦苇编的门。他探进头去瞧瞧那个小屋，走了进去，在黑暗的墙角边一堆干粪上坐下来。

他那沉重的脑袋里纠结着乱糟糟的思想，嘴里有一种金属的味道，又干又苦。他瞧着自己的帽子，把那上面的孔雀毛理直，想起先前跟母亲一块儿去买这顶帽子的情景。他把手放进口袋里，拿出一团棕色的、粘糊糊的烂泥。这块烂泥怎么会来到他口袋里的？他想一想，闻了闻：有蜂蜜的气味。啊，原来是犹太人的蜜饼！这块饼给水泡得稀烂，啊，可怜的东西！

叶戈鲁什卡翻看着自己的大衣。那是一件灰色的大衣，钉着骨制的大扣子，裁成礼服的样式。这是一件贵重的新衣，所以在家里从不挂在前堂，而跟母亲的衣服一块儿挂在寝室里。只是逢到假日，才准他穿。叶戈鲁什卡瞧着这件衣服，不由得为它可惜，想起他和大衣如今只能听凭命运摆布，想起他再也不能回家，就哀哀地哭了起来，哭得差点从粪堆上一头栽倒。

一只沾着雨水的白毛大狗，脸上挂着一绺绺白毛，跟卷发纸一样，走进牲畜房来，奇怪地瞪着叶戈鲁什卡。它好像在想：究竟是汪汪叫好呢，还是不叫为好。它断定没有叫的必要，就小心地走到叶戈鲁什卡面前，吃了那团粘糊糊的烂东西，又走出去了。

“这是瓦尔拉莫夫手下的人！”有人在街上喊道。

等到哭够了，叶戈鲁什卡就走出牲畜房来，绕过一个水塘，往街上走去。货车正巧停在门口的大路上。淋湿的车夫们迈动沾满泥泞的脚在货车旁边徘徊，或者坐在车杠上，没精打采，睡意蒙眬，跟秋天的苍蝇一样。叶戈鲁什卡看着他们，心想：“做个农民，多么枯燥，多么不舒服呀！”他走到潘捷列那边，跟他并排在车杠上坐下来。

“老爷爷，我冷！”他说，打着冷战，把手塞进袖管里。

“不要紧，我们很快就要到了，”潘捷列打个呵欠说，“不要紧，你会暖和起来的。”

货车队很早就出发了，因为天气还不热。叶戈鲁什卡躺在羊毛捆上，虽然太阳不久就在天空出现，晒干了他的衣服、羊毛捆、土地，他却还是冷得打战。他一闭上眼，就又瞧见基特和风车。他想呕吐，身子发重，就极力赶走这些幻象，可是它们一消灭，捣蛋鬼德莫夫就红着眼睛，举起拳头，大吼一声扑到叶戈鲁什卡身上来，要不然就是听见那个诉苦声：“我心里好闷哟！”瓦尔拉莫夫骑着哥萨克小马走过去。幸福的康斯坦丁也走过去，微笑着，抱着大鸨。这些人是多么沉闷，多么叫人受不了，多么惹人厌烦啊！

有一回（那是将近黄昏了），他抬起头来想向人要水喝。货车队停在一座跨过宽阔河面的大桥上。桥下河面上冒着黑烟，透过烟雾可以看见一只轮船，后面用绳子拖着一条驳船。前边，河对面，有一座花花绿绿的大山，山上点缀着房屋和教堂。山脚下，在一列货车旁边，有一辆机车在奔驰……

叶戈鲁什卡以前从没见过轮船，没见过机车，也没见过大河。现在他瞧着它们，却既不害怕，也不惊奇，他的脸上甚至没有现出一点像是好奇的神气。他只觉得恶心，连忙伏下，用胸脯贴着羊毛捆的边。他吐了。潘捷列看到这情景，嗽嗽喉咙，摇了摇头。

“我们的小子病了！”他说，“一定是肚子受了凉……小子……离家在外……这真糟糕！”

八

货车队停在一个离码头不远、供商人住宿的大客栈门口。叶戈鲁什卡从货车上爬下来，听见一个很耳熟的声音。有个人搀他下来，说：

“我们昨天傍晚就到这儿了……今天等了你们一整天。我们原想昨天赶上你们，可是在路上没碰见你们，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嘿，你把大衣揉得好皱呀！你可要挨舅舅的骂了！”

叶戈鲁什卡细瞧说话人的那张像大理石般的脸，这才想起他就是杰尼斯卡。

“你舅舅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这时候在客栈房间里，”杰尼斯卡接着说，“他们在喝茶呢。去吧！”

他领着叶戈鲁什卡走进一所两层楼的房子，里面又黑暗又阴森，就跟他们县城里的慈善机关一样。叶戈鲁什卡和杰尼斯卡穿过前堂，走完一道阴暗的楼梯和一条狭窄的长过道，走进一个小房间。果然，伊万·伊万内奇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正坐在房间里茶桌旁边喝茶。两个老人一看见小男孩，脸上现出又惊奇又快活的神气。

“啊哈！叶戈尔·尼古拉——伊奇，”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用唱歌似的声调说，“罗蒙诺索夫先生！”

“啊，贵族老爷！”库兹米乔夫说，“欢迎欢迎。”

叶戈鲁什卡脱掉大衣，吻了舅舅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的手，在桌旁坐下来。

“喂，一路上怎么样，puer bone[22]？”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替他斟了茶，问他，脸上照例带着愉快的笑容，“恐怕腻味了吧？求上帝保佑我们，万万别叫我们坐货车或者骑牛赶路了！上帝宽恕我们吧：走了又走，往前一看，总是一片草原，铺展开去，跟先前一样，看不见尽头！这不是赶路，简直是受罪嘛。你为什么不喝茶？喝呀！在你随着那一串货车赶路，还没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事都圆满地办完了。感谢上帝！我们已经把羊毛卖给切列巴辛了，只求上帝能让大家都这么顺利就好了……我们赚了一笔钱。”

一看见自家人，叶戈鲁什卡就感到一种难以遏止的愿望：要想诉一诉苦。他没听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的话，只是想着怎样开口，主要诉什么苦。可是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的声调显得很不好听，刺耳，妨碍他集中注意，搅乱了他的思想。他在桌旁没坐满五分钟就站起来，走到长沙发那里躺下。

“咦，咦！”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惊奇地说，“你怎么不喝茶？”

叶戈鲁什卡一面仍旧在想诉什么苦，一面用额头抵着沙发背，忽然号啕大哭起来。

“咦，咦！”赫利斯托福尔神甫重说一遍，站起来，走到长沙发那儿，“叶戈里，你怎么了？你干吗哭呀？”

“我……我病了！”叶戈鲁什卡开口说。

“病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慌了，“这可不好，小兄弟……在路上怎么能生病呢？哎哟，你怎么啦，小兄弟……嗯？”

他伸出手去放在叶戈鲁什卡的额头上，又摸摸他的脸蛋儿，说：

“对，你的额头很烫……你一定着了凉，要不然，就是吃了什么东西……向上帝祷告吧。”

“给他吃点奎宁……”伊万·伊万内奇说，慌了。

“不。应当给他吃点热的……叶戈里，要喝点汤吗？嗯？”

“不……不想喝。”叶戈鲁什卡回答说。

“你觉着冷还是怎么的？”

“先前倒是觉着冷，可是现在……现在觉着热了。我浑身酸痛……”

伊万·伊万内奇走到长沙发那儿，摸一摸叶戈鲁什卡的额头，慌张地嗽一嗽喉咙，回到桌子那儿。

“这样吧，你索性脱掉衣服，躺下睡吧，”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你该好好睡一觉才成。”

他帮着叶戈鲁什卡脱掉衣服，给他放好枕头，替他盖上被子，再拿伊万·伊万内奇的大衣盖在上面。然后他踮起脚尖走开，在桌旁坐下来。叶戈鲁什卡闭上眼睛，立刻觉得好像不是在旅馆房间里，而是在大道边上，挨近篝火。叶美里扬挥动胳膊，德莫夫红着眼睛趴在地上，讥诮地瞧着叶戈鲁什卡。

“打他，打他！”叶戈鲁什卡嚷道。

“他说梦话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低声说。

“真是麻烦！”伊万·伊万内奇叹道。

“得拿油和醋来把他擦一擦才行。上帝保佑，他的病明天就会好了。”

为了要摆脱噩梦，叶戈鲁什卡睁开眼睛，对火望着。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伊万·伊万内奇已经喝完茶，正在小声讲话。神甫幸福地微笑着，看来，他怎么也忘不了他在羊毛上赚了一笔钱。使他高兴的，与其说是赚了钱，不如说是想着他回到家，可以把一大家子人聚集在自己周围，狡猾地眼睛，哈哈大笑。他先得瞒住他们大家，说他按照比实价低的价钱把羊毛卖了，然后他就拿出一个肥大的钱夹交给女婿米海罗说：“喏，拿去吧！瞧，生意就该这样做！”库兹米乔夫好像还不满足。他的脸上跟先前一样表现出一本正经的冷淡和操心的神情。

“唉，要是早知道切列巴辛肯出这样的价钱，”他低声说，“那我就不会在家乡把那三百普特卖给玛卡罗夫了。真要命！不过，谁知道这儿的价钱涨上去了？”

一个穿白衬衫的人把茶炊端出去，点亮墙角上神像前面的长明灯。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说着什么。那个人做出诡秘的脸相，就像在搞阴谋似的，仿佛说：“我明白了。”然后走出去，不久就又回来，把一个容器放在长沙发底下。伊万·伊万内奇在地板上给自己铺了被褥，打了几回呵欠，懒洋洋地做完祷告，就躺下去了。

“我想明天上教堂去，……”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我认识那儿的圣器看守人。做完弥撒我应当去看看主教，不过据说他病了。”

他打了个呵欠，吹熄了灯。现在，只有神像前面的长明灯放光了。

“据说他不见客，”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继续说，脱去衣服，“这样一来，我只好见不到他的面就走了。”

他脱下长衣，叶戈鲁什卡看见眼前站着鲁滨孙·克鲁梭。鲁滨孙在一个小碟里搅动什么东西，走到叶戈鲁什卡面前，小声说：

“罗蒙诺索夫，你睡着了？起来吧！我拿油和醋擦一擦你的身子。这是很灵的，你只要向上帝祷告就行了。”

叶戈鲁什卡连忙翻身坐起来。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脱掉孩子的内衣，耸起肩膀，断断续续地呼吸，好像谁在呵他的痒似的。他开始擦叶戈鲁什卡的胸膛。

“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他小声说：“趴好，背朝上！……这就行了。明天病就会好了，不过以后别再造罪了……你烫得跟火似的！大概起暴风雨的时候，你们正在路上吧？”

“正在路上。”

“那还有不生病的！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那还有不生病的！”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擦完叶戈鲁什卡的身子以后，给他穿上内衣，替他盖好，在他身上画个十字，就走了。后来，叶戈鲁什卡看见他向上帝祷告。大概这老人背熟了许多祷告词，因为他在神像前面站了许久，小声念着。他念完祷告，对着窗口、房门、叶戈鲁什卡、伊万·伊万内奇一一画了十字，在一张小的长沙发上躺下来，没垫枕头，拉过自己的长衣盖在身上。过道上一只挂钟敲了十下。叶戈鲁什卡想起到天亮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就烦恼得用脑门子抵住长沙发的靠背，不再努力摆脱那些矇胧的、郁闷的梦景了。可是早晨却远比他预料的来得快。

他觉得他躺在那儿，用脑门子抵住长沙发的靠背，并没过多久，可是等到他睁开眼来，斜射的阳光却已经透过小客房里的两扇窗子，照在地板上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伊万·伊万内奇不在房间里。房间已经打扫过，明亮，舒服，有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的气味：他身上老是冒出柏枝和晒干的矢车菊的气味（在家里，他常用矢车菊做洒圣水用的刷子和神龛的装饰品，因此他身上浸透了那些气味）。叶戈鲁什卡瞧着枕头，瞧着斜射的阳光，瞧着自己那双现在已经擦干净、并排摆在长沙发左近的靴子，瞧啊瞧的，笑起来了。他看到自己不是躺在羊毛捆上，看到四周的东西样样都是干的，看到天花板上并没有闪电和雷，倒觉得奇怪了。

他跳下长沙发，开始穿衣服。他觉得身体挺好。昨天的病只留下一点儿痕迹，大腿和脖子还有点发软。这样看来，油和醋奏了效。他想起昨天模模糊糊地看见的轮船、火车头、宽阔的河流等等，于是连忙穿上衣服，好跑到码头上去看一看。他漱洗完毕，穿上红布衬衫，忽然门锁喀哒一响，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在门口出现了，戴着高礼帽，帆布长衣外面罩着棕色绸法衣，手里拄着长木杖。他面带笑容，满脸放光（刚刚从教堂回来的老人总是满脸放光的），把圣饼和一包什么东西放在桌子上，祈祷过后，说：

“求上帝怜恤我们！哦，你身体怎么样？”

“现在好了。”叶戈鲁什卡回答，吻他的手。

“感谢上帝……我刚做完弥撒回来……我刚才去看一个我认识的圣器看守人。他约我到他家里去喝茶，可是我没去。我不喜欢一早就上别人家里去作客。愿上帝跟他同在！”

他脱掉法衣，摩挲一下自己的胸膛，不慌不忙地解开那个小包。叶戈鲁什卡看见一小罐鱼子、一小片风干的咸鱼肉和一块法国面包。

“瞧，我路过一家活鱼店的时候买来的，”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平常日子原本不该这么奢侈，可是我想，家里有病人，这就可以原谅了。鱼子酱挺好，是鲟鱼的……”

穿白衬衫的那个人端来茶炊和一个放着茶具的盘子。

“吃吧，”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把鱼子抹在一片面包上，递给叶戈鲁什卡，“现在尽管吃啊玩啊都没关系，可是你念书的时候就要到了。记住，念书要专心，用功，也好有个出息。凡是应该背熟的，你就背熟；遇到你应当用自己的话来说明内在的含义而不涉及外部形式的，那就用你自己的话来说。要努力把各门功课都学好。有的人算术学得挺好，可是却从没听说过彼得·莫吉拉[23]；有的人倒知道彼得·莫吉拉，可是又不会说明月亮。不行，你得把书念到样样都懂才行！要学好拉丁文、法文、德文……当然还有地理啦、历史啦、神学啦、哲学啦、数学啦……等你不慌不忙，一边祷告上帝，一边勤奋地学会了各门功课，那就要出去做事了。要是你样样都懂，那就任什么行业干起来都便当。你只要用功念书，求得神恩，上帝就会指点你做什么样的人。医生啦，法官啦，工程师啦……”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在一小片面包上抹了一点点鱼子，放进嘴里，说：

“使徒保罗说过：不要学古怪的、邪道的学问。当然，如果那是巫术，不合法的技术，或者像扫罗[24]从另一个世界招来鬼魂的法术，或是于人于己全没用处的学问，那就还是不学的好。你应该只学上帝所赞同的那些学科。你得学……神圣的使徒们用各种语言讲话，那你就学各种语言。伟大的巴西尔[25]研究数学和哲学，那你就学数学和哲学。圣涅斯托尔[26]写历史，那你就学历史，写历史。要学圣徒的榜样……”

赫利斯托福尔用茶碟喝茶，擦了擦上髭，摇一下头。

“好！”他说，“我受的是老式教育，现在我已经忘了许多，不过我跟别人还是生活得不同。比都没法比呢。比方说，到一个人多的地方去赴宴或者参加大会，说上一句拉丁话，或者提到历史或哲学方面的事，人家听了就会满意，我自己也满意……或者区里的法官们来了，要人主持宣誓仪式，别的教士怕难为情，可是我跟法官啦，检察官啦，律师啦，却随随便便，毫不拘礼。我谈吐文雅，跟他们喝喝茶，说说笑笑，问问他们我不知道的事……他们也挺愉快。就是这么的，小兄弟……学问是光明，愚昧是黑暗。念书吧！当然，念书是很难的，现在念书要化不少钱……你妈是个寡妇，她靠抚恤金过活，可是呢……”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战战兢兢地瞧一下门口，接着小声说：

“伊万·伊万内奇会帮忙的。他不会不管你。他自己没有子女，他会帮你的。别担心。”

他做出严肃的脸容，更加小声地说：

“只是你要记住，叶戈里，别忘了你母亲和伊万·伊万内奇，求上帝让你别忘记。十诫教你孝敬母亲，伊万·伊万内奇是你的恩人，等于是你的父亲。要是你将来有了学问，求上帝不要让你因为别人比你笨就讨厌别人，看不起别人，那样一来，你就要倒霉，倒霉了！”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举起手来，小声重复了一遍：

“你就要倒霉！倒霉了！”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唠叨起来，如同俗话所说的，讲得津津有味；看来不到吃午饭的时候绝不肯罢休。可是门开了，伊万·伊万内奇走了进来。舅舅匆忙地打个招呼，就在桌旁坐下，开始很快地喝茶。

“好，所有的事全办妥了，”他说，“今天可以回家了，不过叶戈尔的事还得操一下心。得把他安置一下。我姐姐说，她有个朋友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住在此地一个什么地方，她也许肯收留他在她那儿寄宿和搭伙。”

他在皮夹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抽出一张揉皱的纸，念道：

“‘小下街，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托斯库诺娃，住在自己购置的房子里。’得马上去找她才成。真是麻烦！”

喝完早茶以后过了不久，伊万·伊万内奇带着叶戈鲁什卡走出客栈。

“真是麻烦！”舅舅嘟哝道，“你像牛蒡似的粘在我身上，去你的！你们要学问，要争做上等人，却要我倒霉，为你们受罪……”

他们穿过院子的时候，货车和车夫都已经不在了。他们一清早就离开此地，到码头上去了。院子里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停着那辆熟悉的、黑黝黝的马车，马车旁边站着那几匹枣红马，正在吃燕麦。

“再见，马车！”叶戈鲁什卡想道。

起先，他们顺着大街爬上坡去，爬了很久，然后他们穿过一个大市场。在那儿，伊万·伊万内奇向一个警察打听小下街在哪儿。

“喔唷！”警察笑了笑，说，“路还远着呐，顺这条路要一直走到牧场！”

他们一路上遇见好几辆街头马车，可是只有碰到特殊情况，或者遇到大节期，舅舅才容许自己享受一下坐马车的乐趣。叶戈鲁什卡和他在铺着石板的街上走了很久，然后又在只有人行道而未铺路面的街上走了很久，最后走到了既未铺路面也没有人行道的街上。等到他们的腿和舌头把他们送到小下街，他俩都满脸通红，摘下帽子擦汗了。

“劳驾告诉我，”伊万·伊万内奇对一个坐在街门旁边小凳上的老人说，“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托斯库诺娃的房子在哪儿？”

“这儿没有姓托斯库诺娃的，”老人想了一想，答道，“也许你找的是契莫盛科吧。”

“不，托斯库诺娃……”

“对不起，这儿没有姓托斯库诺娃的……”

伊万·伊万内奇耸一耸肩膀，慢慢往前走去。

“您用不着再找！”老人在他们后面叫道，“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听着，老大娘，”伊万·伊万内奇对一个在墙角摆小摊卖葵花子和梨的老太婆说，“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托斯库诺娃的房子在哪儿？”

老太婆惊奇地瞧着他，笑了。

“难道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现在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她问道，“主啊，自从她嫁了女儿，把自己的房子让给她的女婿，到现在已经有八年了！现在她女婿住在那儿呐。”

她的眼神仿佛表示：“你们这些傻瓜怎么会连这样一点儿小事都不知道？”

“那她现在住在哪儿呢？”伊万·伊万内奇问道。

“主啊！”老太婆惊奇地叫道，合起掌来，“她早已租房子另住了，她把自己的房子让给女婿已经有八年了。您这是怎么啦？”

她大概料着伊万·伊万内奇也会吃惊得叫起来：“这不可能呀！！”

然而伊万·伊万内奇很平静地问道：

“那么她租住的房子在哪儿？”

这个女小贩卷起袖口，用赤裸的胳膊指点着，同时用尖细刺耳的声音嚷道：

“照直走，照直，照直……等到走过一所小红房子，左边就有一条小巷子。您走进小巷子，找到右边第三个门就是……”

伊万·伊万内奇和叶戈鲁什卡走到小红房子那儿，向左拐弯，走进小巷子，直奔右边的第三家门口。在很旧的灰色街门两旁伸展着灰色的围墙，墙上有着很大的裂缝。右面那部分围墙大幅度向前倾斜，有倒塌的危险，街门左边的围墙却往后面，往院子里面歪斜。街门本身倒笔直立着，好像没有选定往哪边倒才方便一点：究竟该往外倒呢，还是往里倒。伊万·伊万内奇推开一个小小的边门，他和叶戈鲁什卡就看见一个大院子，里面长满了杂草和牛蒡。离街门一百步远，立着一所小房子，红房顶，绿百叶窗。有一个胖女人，卷起袖口，撩起围裙，站在院子中央，正在往地下洒什么东西，用一种跟女小贩那样尖细刺声的声调嚷道：

“咕！……咕！咕！”

她身后有一条生着尖耳朵的红毛狗坐在地上。它一看见客人，就往小门这边跑来，送上一片男高音的叫声（凡是红狗都用男高音叫）。

“您找谁？”女人叫道，把手放在眼睛上，遮住阳光。

“您好！”伊万·伊万内奇也叫道，一面挥动手杖，赶走那条红毛狗，“劳驾告诉我，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托斯库诺娃住在这儿吗？”

“就住在这儿！您找她有什么事？”

伊万·伊万内奇和叶戈鲁什卡朝她走去。她怀疑地瞧着他们，又问一遍：

“您找她有什么事？”

“也许您就是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吧？”

“嗯，就是我！”

“幸会幸会……是这样的，您的老朋友奥莉迦·伊万诺芙娜·科尼亚泽娃问候您。这是她的小儿子。我呢，也许您记得，就是她的亲弟弟伊万·伊万内奇……您原是我们县城的人……您生在我们那地方，而且是在那地方出嫁的……”

随后是沉默。胖女人呆呆地瞧着伊万·伊万内奇，好像不信他的话，或者没听懂他的话似的，然后她满脸通红，合拢两只手，她围裙里的燕麦撒了下来，眼睛里迸出了眼泪。

“奥莉迦·伊万诺芙娜！”她尖叫道，兴奋得直喘气，“我最亲爱的人！啊，圣徒呀，我干吗像傻子似的呆站在这儿？我的漂亮的小天使！……”

她搂住叶戈鲁什卡，眼泪沾湿了他的脸，哭得泪人儿似的。

“主啊！”她说，绞着手，“奥莉迦的小儿子！真是招人疼！跟他妈像极啦！长得跟他妈一模一样！可是你们干吗站在院子里啊？请到屋里坐吧！”

她匆匆朝那所房子走去，一面走，一面哭着，喘着，讲着。客人们跟着她走。

“我的房间还没收拾好呢！”她说，领着客人走进一个闷不通风的小客堂，那儿装点着许多神像和许多花盆，“啊，圣母！瓦西里沙，至少去把百叶窗打开！我的小天使！这孩子有多漂亮，简直没法儿形容！我不知道奥列琪卡[27]有这样一个小儿子！”

等到她安静下来，跟客人们处熟以后，伊万·伊万内奇就要求跟她单独谈一谈。叶戈鲁什卡走进另一个小房间，那儿放着一架缝纫机，窗口挂着一只鸟笼，笼里装着一只椋鸟，这儿跟客堂里一样，也有许多神像和花盆。靠近缝纫机站着一个小姑娘，一动也不动，脸儿给太阳晒黑，腮帮子跟基特一样胖乎乎的，身上穿着干净的花布连衣裙。她眼睛一也不地瞧着叶戈鲁什卡，大概觉得很窘。叶戈鲁什卡瞧着她，沉默一会儿，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微微动了动嘴唇，做出一副哭相，小声答道：

“阿特卡……”

这意思是说她叫卡特卡。

“他准备住在您这儿，”伊万·伊万内奇在客堂里小声说，“如果您肯费心的话，我们就按月给您十卢布。他倒不是宠坏了的孩子，挺安分的……”

“我真不知道该跟您说什么才好，伊万·伊万内奇！”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含着眼泪叹道，“十个卢布倒很好，不过带领别人的孩子却叫人害怕！他也许会生病什么的……”

等到叶戈鲁什卡被叫回客堂去，伊万·伊万内奇已经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帽子在告辞了。

“好了，那么，现在就让他留在您这儿了，”他说，“再见！你待在这儿吧，叶戈尔！”他对外甥说，“在这儿别胡闹；你得听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的话……再见！我明天再来。”

他走了。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又搂抱叶戈鲁什卡，叫他小天使，流着泪，准备开饭。三分钟以后，叶戈鲁什卡坐在她身旁，回答她的无穷无尽的问题，喝着又油又烫的白菜汤了。

那天傍晚，他又在桌旁坐下，把头枕在一只手上，静听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讲话。她呢，时而笑，时而哭，对他讲起他母亲年轻时候的事，讲起她自己的婚姻，讲起她的子女……一只蟋蟀在炉子里地叫，灯头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女主人低声讲着，在兴奋中不时地把顶针掉在地上。她的小孙女卡嘉就爬到桌子底下去拾，每回都在桌子底下坐很久，多半是在端详叶戈鲁什卡的脚。叶戈鲁什卡听着，半睡半醒，瞅着老太婆的脸、她那生着毛的痣和一条条泪痕……他觉得难过起来，很难过！他给安置在一只箱子上睡下，又受到嘱咐：要是他晚上想吃东西，可以自己到小过道里窗台上拿点童子鸡吃，它上面覆盖着一只盆子。

第二天早晨伊万·伊万内奇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来辞行。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很高兴，正要烧茶炊，可是伊万·伊万内奇忙得很，摇摇手说：

“我们没有工夫喝茶吃糖！我们马上就要动身。”

在分别以前，大家坐下来，沉默了一分钟。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长叹一声，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神像。

“好，”伊万·伊万内奇站起来，开口说，“那么你留在这儿了……”

忽然，那种一本正经的冷淡表情从他脸上消失，他脸色微微发红，带着苦笑说：

“记住，你要用功读书……别忘记妈，听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的话……要是你念书的成绩好，叶戈尔，那我不会不管你。”

他从衣袋里拿出钱夹来，扭转身去，背对着叶戈鲁什卡，在零钱里摸索很久，找到一个十戈比的银币，就递给叶戈鲁什卡。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叹口气，不慌不忙地为叶戈鲁什卡祝福。

“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要好好念书，”他说，“用功念书，小兄弟……要是我死了，那就在你祷告的时候提到我。喏，我也给你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叶戈鲁什卡吻他的手，哭了。他心里有个声音在对他说：他从此再也不会见到这个老人了。

“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我已经在中学里报过名了，”伊万·伊万内奇说，听他的声调，仿佛在这客堂里停着一具死尸似的，“到八月七日，请您带他去参加入学考试……好，再见！愿上帝跟您同在！再见，叶戈尔！”

“您至少总该喝杯茶呀！”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用悲哀的声调说道。

叶戈鲁什卡的眼眶里含满泪水，没有看见舅舅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怎样走出去。他跑到窗口，可是他们已经不在院子里了，刚才汪汪叫的红毛狗从街门口跑回来，现出已经尽了职责的神气。叶戈鲁什卡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跳起来，飞出房外去了。等他跑出街门，伊万·伊万内奇摇着弯柄的手杖，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摇着长木杖，刚刚转过弯去。叶戈鲁什卡这才感到：这以前他所熟悉的一切东西随着这两个人一齐像烟似地永远消失了。他周身发软，往小凳上一坐，用悲伤的泪珠迎接这种对他来说现在还刚刚开始的、不熟习的新生活……

这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1888年

[1] 叶戈鲁什卡和下文的叶戈尔卡都是叶戈尔的爱称。

[2]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启蒙运动杰出的倡导者，科学家和诗人，出身于渔民家庭。

[3] 拉丁语：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4] 拉丁语：我叫赫利斯托福尔。

[5] 英国文学家笛福（1661—1731）所著《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

[6] 犹太教习用的欢呼语，后为基督教沿用，意为“赞美上帝”。

[7] 拉丁文：完了！

[8] 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十八世纪后半期出现于俄国，反对设神甫和教堂。教徒不吃肉，只吃牛奶和鸡蛋。

[9] 古埃及国王的称号。

[10] 《圣经·旧约·创世记》载，雅各有十二个孩子，曾招来不少麻烦。

[11] 根据《圣经》传说，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纪元前十世纪以色列的国王，以机智聪明著称。在这儿是因为名字的音相同用来取笑的意思。

[12] 1俄寸等于4.4厘米。

[13] 1俄亩等于1.09公顷。

[14] 俄罗斯民谣中的勇士。

[15] 俄罗斯民谣中的勇士。

[16] 即叶戈尔。

[17] 此处指俄磅，1俄磅等于409.5克。

[18] 基督教的节日，在旧俄历一月六日。

[19] 尼古拉的俗称。

[20] 对正在吃饭的人的问候辞。

[21] 马泽帕（1644—1709），一六八七至一七〇八年的乌克兰首领。一七〇〇至一七二一年北方战争时期，他带领四五千哥萨克人投奔瑞典王查理十二世。后来瑞典军队在波尔塔瓦战败，马泽帕同查理十二世一起逃跑。

[22] 拉丁语：好孩子。

[23] 彼得·莫吉拉（1596—1647），俄国宗教学者，写过许多宗教书。

[24] 古以色列王。《圣经》上关于扫罗招鬼魂的传说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八章。

[25] 巴西尔（约330—379），教会活动家，神学家，小亚细亚凯撒里亚主教。

[26] 圣涅斯托尔，生活在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的古俄罗斯作家，编年史编纂者；基辅山洞修道院教士。

[27] 奥莉迦的爱称。

精神错乱

一

一天傍晚，医科学生迈尔和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专科学校学生雷布尼科夫，去看他们的朋友，法律系学生瓦西里耶夫，邀他跟他们一块儿去逛C街。瓦西里耶夫起初很久不肯答应，可是后来穿上大衣，随他们一起走了。

关于堕落的女人，瓦西里耶夫知道得很少，只听别人说起过或者从书本上看到过，至于她们居住的房子，他有生以来一次也没有去过。他知道人间有些不道德的女人，在不幸的景况，例如环境、不良的教育、贫穷等压力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名誉去换钱。她们没有体验过纯洁的爱情，她们没有儿女，她们享受不到公民的权利。她们的母亲和姐妹为她们痛哭，仿佛她们已经死了似的。科学鄙弃她们，把她们看成坏人，男人用“你”称呼她们。可是尽管这样，她们却没有丧失上帝的形象[1]。她们都体会到自己的罪恶，希望得救，凡是可以使她们得救的办法，她们总是尽心竭力去做。固然，社会不会原谅人们的过去，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埃及的圣徒马利亚[2]并不比别的圣徒低下。每逢瓦西里耶夫在街上凭装束或神态认出一个堕落的女人来，或者在幽默刊物上看到对那种女人的描写，他就总是想起以前在书上读过的一个故事：一个青年男子，心地纯洁，富于自我牺牲的热情，爱上一个堕落的女人，请求她做他的妻子，可是她觉得自己不配享受这种幸福，就服毒自尽了。

瓦西里耶夫住在特威尔斯科依大街上一条小巷子里。他跟两个朋友一块儿走出家门的时候将近十一点钟。不久以前下过今年第一场雪，大自然的一切给这场新雪盖没了。空气里弥漫着雪的气味，脚底下的雪微微地咯吱咯吱响。地面、房顶、树木、大街两旁的长凳，都那么柔软、洁白、清新，这使得那些房屋看上去跟昨天不一样了。街灯照得更亮，空气也更清澈，马车的辘辘声更加响亮。在新鲜、轻松、冷冽的空气里，人的灵魂也不禁迸发出一种跟那洁白松软的新雪相近的感情。

“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呀，”医科学生用他那好听的男中音唱起来，“违背我的本心把我领到这凄凉的河岸……”[3]

“看那磨坊呀……”艺术家接着他的歌声唱起来，“它已经坍塌……”

“看那磨坊呀……它已经坍塌……”医科学生重复唱道，拧起眉毛，悲凉地摇头。

他停住唱，用手擦了擦脑门子，想一想下面的歌词，然后又大声唱起来，声音那么好听，招得街上的行人都回过头来看他：

从前我自由自在，

在这儿有过自由的恋爱……

这三个人走进一家饭馆，没脱大衣，靠着柜台各自喝了两杯白酒。瓦西里耶夫喝第二杯以前，发现自己的酒杯里有一点软木塞的碎屑，就把杯子举到眼睛跟前，眯起他那近视的眼睛看了很久。医科学生不明白他这种表情，就说：

“喂，你瞧什么？劳驾，别想大道理。白酒是给我们喝的，鲟鱼是给我们吃的，女人是给我们玩的，雪是给我们踩的。至少让我们照普通人那样生活一个傍晚吧！”

“可是我什么话也没说啊……”瓦西里耶夫笑着说，“难道我不肯去吗？”

喝了白酒，他胸中发热。他带着温情看他的朋友，欣赏他们，羡慕他们。这两个健康、强壮、快活的人多么平静自若，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多么完整而又洒脱啊！他们爱唱歌，喜欢看戏，能画画儿，健谈，酒量大，而且喝完酒以后第二天不会头痛。他们又风雅又放荡，又温柔又大胆。他们能工作，也能愤慨，而且会无缘无故哈哈大笑，说荒唐话。他们热烈，诚实，能够自我牺牲，作为人来说，他们在各方面都不比他瓦西里耶夫差。他自己却每走一步路，每讲一句话都顾虑重重，多疑，慎重，随时把小事情看成大问题。他希望至少有一个晚上能够照他的朋友那样无拘无束、摆脱自己的羁绊才好。需要喝白酒吗？他要喝，即使第二天他会头痛得裂开也不管。他们拉他到女人身边去吗？那他就去。他会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快活地招呼过路的行人……

他笑着走出饭馆。他喜欢他的朋友戴一顶揉皱的宽边呢帽，做出艺术家不修边幅的神气；另外一个戴着一顶海狗皮的鸭舌帽，他并不穷，却故意装成有学问的名士派的模样。他喜欢雪，喜欢街灯的苍白亮光，喜欢行人的鞋底在新雪上留下的清楚而乌黑的脚印。他喜欢那种空气，特别是空气中那种清澄的、温柔的、纯朴的、仿佛处女样的情调，这种情调在大自然中一年只能见到两次，那是在大雪盖没万物的时候和春季晴朗的白昼或者月夜河中冰面崩裂的时候。

“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呀，”他低声唱着，“违背我的本心把我领到这凄凉的河岸……”

不知什么缘故，这几句歌词一路上没有离开他和他朋友的舌头，他们三个人信口唱着，彼此的歌声却又合不上拍子。

瓦西里耶夫的脑海里正在想象大约十分钟以后他和他的朋友们怎样敲门，怎样溜进小小的黑暗的过道和房间，悄然走到女人身边去，他自己怎样利用黑暗划一根火柴，于是忽然眼前一亮，看见一张受苦的脸和一副惭愧的笑容。那个身世不明的女人也许生着金发，也许生着黑发，不过她的头发一定披散着，她多半穿一件白睡衣。她见了亮光吓一跳，窘得不得了，说：“我的天呐！您这是干什么呀？吹灭它！”那情形可怕得很，不过倒也新奇有趣。

二

几个朋友从特鲁勃诺依广场拐弯，走上格拉切夫卡大街，便很快走进一条巷子，那条巷子瓦西里耶夫只闻其名，却没有来过。他看见两长排房子，窗户里灯火辉煌，大门洞开，还听见钢琴和提琴的欢畅乐声从各个门口飘出来，混成一片奇怪的嘈杂声，仿佛在黑暗中有一个目力看不见的乐队正在房顶上调弦似的。瓦西里耶夫不由得吃了一惊，说：

“妓院好多呀！”

“这算得了什么！”医科学生说，“在伦敦比这儿多十倍呢。那儿总有十来万这种女人。”

马车夫安静而冷漠地坐在车座上，跟所有巷子里的车夫一样。两旁人行道上的行人也跟别的巷子里的行人一样。谁也不慌张，谁也不竖起衣领来遮挡自己的脸，谁也不带着责备的神情摇头……这种无所谓的态度、钢琴和提琴的杂乱声、明亮的窗口、敞开的大门，使人感到一种毫不掩饰、无所顾忌、厚颜无耻、大胆放肆的味道。大概古代奴隶市场上也是这么欢畅嘈杂，人们的脸容和步态也这么淡漠吧。

“我们从开始的地方开始吧。”艺术家说。

几个朋友走进一个窄过道，过道里点着一盏反光灯，照得很亮。他们推开门，就有一个穿黑礼服的男子，懒洋洋地从前厅一张黄色长沙发那儿站起来，他睡眼惺忪，脸上的胡子没刮，像个仆役模样。这地方有洗衣房的气味，另外还有酸醋的气味。穿堂里有一扇门通向一个灯火明亮的房间。医科学生和艺术家在门口站住，伸出脖子一齐往房间里瞧。

“Buona sera，signori，rigolleto-hugenotti-traviata！”[4]艺术家开口了，还照戏台上的动作脱帽行礼。

“Havanna-tarakano-pistoleto！”[5]医科学生说，把帽子贴紧胸口，深深一鞠躬。

瓦西里耶夫站在他们后面。他原想也跟演戏那样脱帽行礼，说点胡闹的话，可是他只能笑一笑，而且感到一种跟害臊差不多的困窘，焦急地等着看这以后会发生什么事。门口出现一个十七八岁的金发小姑娘，头发剪得短短的，穿一件短短的淡蓝色连衣裙，胸前用白丝带打了个花结。

“你们干吗站在门口？”她说，“脱掉大衣，上客厅里来啊。”

医科学生和艺术家一面仍旧讲着意大利语，一面走进客厅。瓦西里耶夫迟疑不决地随着他们走进去。

“诸位先生，脱掉大衣！”仆役厉声说，“不能穿着大衣进去。”

客厅里除了金发姑娘以外还有一个女人，长得又高又胖，裸露着手臂，生着不是俄罗斯人的脸相。她在钢琴旁边坐着，膝头上摊着纸牌，在摆牌阵。她理也不理那几位客人。

“别的姑娘在哪儿？”医科学生问。

“她们在喝茶，”金发姑娘说，“斯捷潘，”她喊了一声，“去告诉那些小姐，说有几位大学生来了！”

过了不大工夫，又有一个姑娘走进客厅里来。她穿一件有蓝条纹的鲜红色连衣裙，脸上不高明地涂着厚厚一层粉，额头给头发遮住，眼睛一也不地瞪着，带着惊恐的神情。她一进门，立刻用粗嗄而有劲的低声唱起一支歌来。随后，又来了一个姑娘，接着，又来了一个……

这一切，瓦西里耶夫看不出有什么新奇有趣的地方。他觉得这个客厅、这架钢琴、这镶了廉价镀金框子的镜子、这花结、这一身有蓝条子的连衣裙、这些麻木而淡漠的脸，他仿佛早已在什么地方见过，而且见过不止一次似的。至于那种黑暗、那种寂静、那种神秘、那种惭愧的笑容，他原先预料会在这儿看到并使他惊恐的种种东西却连影子也没有。

样样东西都平常、枯燥、无味。只有一件事微微挑动他的好奇心，那就是可以在檐板上、荒唐的画片上、衣服上、花结上看到的仿佛故意想出来的俗气。这种俗气自有它的特色，与众不同。

“这一切是多么贫乏和愚蠢啊！”瓦西里耶夫想，“我眼前所看见的这些无聊现象有什么力量能够诱惑一个正常的人，惹得他去犯那种可怕的罪，用一个卢布买一个活人呢？为了光彩、美、风雅、激情、爱好而犯罪，我倒能够了解，可是这儿到底有什么呢？人们在这儿究竟为了什么而犯罪呢？不过……我不必再想下去了！”

“大胡子，请我喝一杯黑啤酒！”金发姑娘对他说。

瓦西里耶夫立刻窘了。

“遵命……”他说，很有礼貌地一鞠躬，“不过，小姐，请原谅，我……我不能奉陪。我不喝酒。”

过了大约五分钟，几个朋友走出门，上别家去了。

“喂，为什么你刚才要黑啤酒？”医科学生气愤地说，“好一个财主！你无缘无故白白扔掉了六个卢布！”

“既然她要喝，那为什么不可以顺顺她的心呢？”瓦西里耶夫辩白说。

“你不是顺她的心，倒顺了老鸨的心。那是老鸨吩咐她们，叫她们要客人请客的，沾光的是老鸨。”

“看那磨坊啊……”艺术家唱起来，“它已经坍塌……”

走进第二家的门，几个朋友只在前堂站了一会儿，没有走进客厅。这儿跟第一家一样，也有个穿黑礼服的男子，睡眼惺忪，像仆役的模样，从前堂里长沙发上站起来。瓦西里耶夫瞧着仆役，瞧着他的脸和他那身旧礼服，暗想：“一个普普通通的俄国老百姓，在命运把他扔到这儿来当仆役之前，他该尝到过多少辛酸呀！他原先住在哪儿，是干什么的？他以后会落到什么下场呢？他结过婚没有？他母亲在哪儿？她知道他在这儿做仆役吗？”瓦西里耶夫从此每到一家妓院就不由自主地首先注意仆役。在一家妓院里（算起来大概是第四家），有一个矮小干瘪、身体衰弱的仆役，坎肩上挂着一串表链。他正在看一份“小报”，他们走进门，他也没理会。不知什么缘故，瓦西里耶夫看着他的脸，就觉得一个有着这种脸的人一定会偷东西，杀人，做假见证。那张脸也真是有趣：宽额头，灰眼睛，扁鼻子，闭紧的薄嘴唇，神情呆板而又蛮横，就跟一只在追野兔的小猎狗一样。瓦西里耶夫暗想：最好摸一摸这个仆役的头发，看看究竟是硬的，还是软的。它一定跟狗毛那么硬吧。

三

艺术家喝下两杯黑啤酒，忽然有点醉意，活泼得反常。

“我们再走一家！”他两手来回摆动，命令道，“我要带你们到顶上等的一家妓院去。”

他带着朋友走进在他心目中算是顶上等的一家妓院以后，就坚决表示要跳卡德里尔舞。医科学生嘟嘟哝哝，说是这样就得给乐师一个卢布，不过后来他总算答应一起跳了。他们就跳起舞来。

顶上等的妓院跟顶下等的妓院一样糟。这儿也有那种镜子和画片，也有那样的发式和连衣裙。看着房间里的布置和女人身上的衣裳，瓦西里耶夫这才明白过来：这并不是俗气，而是一种可以说是C街独有、别处绝找不到的趣味乃至风尚，一种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历年养成、在丑恶方面十分完备的东西。走完八家以后，他看着衣服的花色、长衣裾、鲜艳的花结、水兵式的女装、脸上浓得发紫的胭脂，就再也不觉得奇怪了。他明白这儿的一切非这样不可，万一有个女人打扮得像个普通人，或者万一墙上挂着一幅雅致的画片，那么整条街的总情调反倒会给破坏了。

“她们多么不善于卖笑啊！”他想，“难道她们不明白坏事只有在显得很美、藏起本相的时候，在披着美德的外衣的时候，才能迷人吗？朴素的黑衣服、苍白的脸、凄凉的浅笑、黑暗的房间，比这种粗俗的浓艳强得多。愚蠢啊！就算她们自己不明白这层道理，她们的客人也总该教会她们才是……”

一个姑娘穿着波兰式的衣服，边上镶着白毛皮，走到他跟前来，在他身旁坐下。

“可爱的黑发男子，您为什么不跳舞啊？”她问，“您为什么这么烦闷呢？”

“是因为无聊。”

“请我喝点拉斐特酒[6]吧。那您就不会觉得无聊了。”

瓦西里耶夫没答话。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

“您几点睡觉？”

“早晨六点钟。”

“那么什么时候起床？”

“有时候两点钟，有时候三点钟。”

“你们起来以后，干些什么事呢？”

“喝咖啡，到六点多钟吃饭。”

“吃些什么呢？”

“平平常常……总是肉汤啦，白菜汤啦，煎牛排啦，甜点心啦。我们的老板娘待姑娘们挺好。可是您问这些事做什么？”

“哦，随便问问罢了……”

瓦西里耶夫很想跟这姑娘谈许多事情。他生出强烈的愿望，想弄明白她是哪儿人，她父母在不在世，他们是不是知道她在这儿，她怎样到这妓院里来的，她究竟是快活而满足呢，还是满脑子黯淡的思想而悲伤郁闷。她日后是不是打算跳出她目前的处境……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出该从什么地方讲起，也想不出该用怎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来才不致唐突她。他想了很久才问：

“您多大岁数？”

“八十了。”少女打趣说，瞧着艺术家跳舞时候手脚做出来的怪相笑起来。

忽然间，不知为了什么事，她哈哈大笑，说了一句很长的轻狂话，声音响得很，人人都听得见。瓦西里耶夫大吃一惊，不知道该让自己的脸做出什么表情来才好，勉强地笑一笑。只有他一个人微笑，别人呢，他的朋友也好，乐师也好，女人们也好，连看也没看坐在他旁边的姑娘一眼，仿佛根本没听见她的话似的。

“请我喝点拉斐特酒吧！”他的邻座又说。

瓦西里耶夫觉得她的白毛皮边和她的嗓音讨厌，就从她身边走开了。他感到又热又闷，他的心开始跳得挺慢，可是很猛，就跟锤子敲击似的：一！二！三！

“我们走吧！”他拉拉艺术家的袖子说。

“等一会儿，让我跳完舞再说。”

艺术家和医科学生快要跳完卡德里尔舞，瓦西里耶夫为了不再看那些女人，就观察乐师们。一个仪表优雅、戴着眼镜、面貌很像巴赞元帅[7]的老人正在弹钢琴。一个青年留着淡褐色的胡子，穿着顶时髦的衣服，在拉提琴。那青年的脸容并不愚蠢，也不枯瘦，而且正好相反，聪明，年轻，鲜嫩。他的装束讲究，而且风雅，他的提琴也拉得很有感情。这就来了一个问题：他和那位仪表优雅的老人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他们坐在这地方怎么会不害臊呢？他们瞧着那些女人会有什么感想呢？

要是那架钢琴和那把提琴是由两个衣衫褴褛、饿得发慌、闷闷不乐、喝醉了酒、脸容愚蠢或枯瘦的人弹奏，那么他们在这儿出现也许还容易理解。照目前这种情形，瓦西里耶夫却没法理解了。他想起从前读过的关于堕落的女人的故事，他如今却发现那个带着惭愧的笑容的人的形象跟他眼前所看见的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觉得自己看见的仿佛不是堕落的女人，却像是属于另一个完全独特的世界里的人，那世界对他来说既陌生又不易理解，要是以前他在戏院的舞台上看到这个世界，或者在书本里读到这个世界，他一定不会相信……

那个衣服上镶着白毛皮的女人又扬声大笑，高声说了一句难听的话。一种嫌恶的感觉抓住他。他脸红了，走出房间去。

“等一会儿，我们一起走！”艺术家对他喊道。

四

“方才我们跳舞的时候，”医科学生说，这时候他们三个人已经走出来，到了街上，“我跟我的舞伴攀谈了一阵。我们谈的是她第一回恋爱。他，那位英雄，是斯摩棱斯克城的会计，家里有妻子和五个孩子。那时候她才十七岁，跟爹妈住在一块儿，她爹卖肥皂和蜡烛。”

“他是用什么来征服她的心的？”瓦西里耶夫问。

“他花了五十个卢布替她买了内衣。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样看来，他倒会从他舞伴那儿打听出她的恋爱史来，”瓦西里耶夫想到医科学生，“可是我却不会……”

“诸位先生，我要回家去了！”他说。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种地方不知道该怎样应付才好。而且我觉得无聊、厌恶。这儿有什么可以叫人快活的呢？要是她们是人，倒也罢了，可是她们是野人，是动物。我要走了。你们呢，随你们的便好了。”

“别这样，格里沙[8]，格里戈里，好人……”艺术家苦苦哀求道，缠住瓦西里耶夫，“来吧！我们再去逛一家，然后就滚它的！……求求你！格里沙！”

他们劝得瓦西里耶夫回心转意，领他走上楼梯。那地毯、镀金的栏杆、开门的守门人、装饰前堂的彩画墙面，处处都使人感到C街的风尚，不过更加完备，更加壮观罢了。

“真的，我要回家去！”瓦西里耶夫一面说，一面脱大衣。

“得了，得了，老兄……”艺术家说，吻他的脖子，“别耍脾气……格里戈里，做个好朋友！我们一块儿来的，我们也一块儿走。你这个人也真不近人情。”

“我可以到街上去等你们。真的！我觉得这种地方讨厌！”

“得了，得了，格里沙……既是这种地方讨厌，那你就从旁观察一下吧！你明白吗？观察一下！”

“一个人总得客观地考察万物才行。”医科学生严肃地说。

瓦西里耶夫走进客厅，坐下来。房间里除了他和他的朋友以外，还有许多客人：两个步兵军官，一个秃顶、白发、戴金边眼镜的绅士，两个测量学院的未长须的青年学生，一个醉醺醺的、有着演员脸相的男子。所有的姑娘全跟那些客人作伴去了，理也不理瓦西里耶夫。只有一个穿着à la Aida[9]的衣服的姑娘斜起眼看了看他，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笑了笑，打着呵欠说：

“来了个黑发男子……”

瓦西里耶夫心跳起来，脸上发烧。他一方面在这些客人面前觉得害臊，一方面感到腻味和苦恼。他脑子里老是有一个念头煎熬着他：他，一个正派的、热情的人（他至今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却憎恨这些女人，对她们除了厌恶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感觉。他既不怜悯这些女人，也不怜悯那些乐师和那些仆役。

“这是因为我没有努力去了解她们的缘故，”他想，“与其说她们像人，不如说像动物，不过话说回来，她们仍旧是人，她们有灵魂。先得了解她们，然后才能下判断……”

“格里沙，别走，等等我们！”艺术家朝他喊了这么一句，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医科学生不久也不见了。

“对了，得努力了解一下才行。这样是不行的……”瓦西里耶夫接着想下去。

他开始紧张地注意每个女人的脸，寻找惭愧的笑容。可是，要么他不善于考察她们的脸，要么这些女人没有一个觉得惭愧，总之，他在每张脸上看见的只有那呆板的表情：那种日常的庸俗的烦闷和满足。愚蠢的眼睛，愚蠢的笑容，愚蠢刺耳的语声，无耻的动作，此外就没有别的了。大概她们过去都有一段风流韵事，对象是个会计，起因是五十卢布的内衣，而目前呢，她们在生活里没有别的乐趣，只求有咖啡喝，有三道菜的午饭吃，有酒喝，有卡德里尔舞跳，能够睡到下午两点钟……就行了。

既然一点也看不到惭愧的笑容，瓦西里耶夫就寻找有没有一张清醒明白的脸。他的注意力落在一张苍白的、有点困倦的、无精打采的脸上……那是一个黑发女人，年纪不算很轻了，穿一身亮闪闪的衣服。她坐在一把安乐椅上，瞧着地板想心事。瓦西里耶夫从房间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仿佛无意中在她身旁坐下来。

“我得先说些俗套头，”他想，“然后再转到严肃的问题上……”

“您穿的这身衣服好漂亮！”他说，用手指头摸了摸她那三角头巾上的金线穗子。

“哦，真的吗……”黑发女人无精打采地说。

“您是哪儿人？”

“我？远得很……切尔尼戈夫省人。”

“好地方。那地方好得很。”

“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我们不在那儿，就会觉着它好。”

“可惜我不会形容大自然，”瓦西里耶夫想，“要是我会形容一下切尔尼戈夫的风景，就说不定会打动她的心。没问题，那地方既是她的家乡，她一定爱那地方。”

“您在这儿觉得烦闷吗？”

“当然，无聊得很。”

“您既然觉得无聊，为什么不离开这儿呢？”

“我上哪儿去呢？去要饭吗？”

“就是要饭也比在这儿过活轻松得多。”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您要过饭吗？”

“对了，从前我没钱交学费的时候，四处告帮来着。即使我没要过饭，这层道理是十分明白的。叫花子不管怎样总算是个自由人，您却是个奴隶。”

黑发女人伸了个懒腰，把困倦的眼睛转过去瞧着仆役，他正托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摆着玻璃杯和矿泉水。

“请我喝一杯黑啤酒吧。”她说，又打了个呵欠。

“黑啤酒……”瓦西里耶夫想，“万一你的弟兄或母亲这当儿走进来，你会怎样？那你会怎么说？他们又会怎么说？我看，那会儿才该要一杯黑啤酒呢……”

忽然传来了哭泣的声音。从仆役端着矿泉水走进去的那个隔壁房间里，很快地走出一个金发男子，满脸通红，瞪着气呼呼的眼睛。他身后跟着高大肥胖的鸨母，尖着嗓子嚷道：

“谁也不准许您打姑娘的嘴巴！我们招待过身份比你高得多的客人，他们都不动手打人！骗子！”

人声喧哗。瓦西里耶夫心里害怕，脸色发白。隔壁房间里有人号啕痛哭，哭得那么伤心，受了欺凌的人就是这样哭的。他这才领会到，在这儿生活的确实是人，真正的人，她们跟别处的人一样也会觉得受委屈，难过，哭泣，求救……原本那种沉重的憎恨和厌恶的感觉就变成深切的怜悯和对打人者的气愤。他跑进有哭声的房里去。隔着一张桌子，隔着大理石桌面上摆着的好几排酒瓶，他看见一张痛苦的、沾着泪痕的脸，他就朝那张脸伸过手去，还朝桌子迈进一步，可是立刻又害怕地退回来。原来那哭泣的女人喝醉了酒。

人们围着那个金发男子，瓦西里耶夫却从这闹嚷嚷的人群中挤出来，心灰意懒，战战兢兢，跟孩子似的，他觉得这个陌生的、他所不能理解的世界里的人仿佛要追他，打他，拿下流话骂他似的……他从挂衣钩上摘下他的大衣，一口气跑下楼去了。

五

他站在妓院附近，倚着一道围墙，等他的朋友们出来。钢琴和提琴的声音欢畅，放纵，撒野，悲伤，在空中合成一片杂音，这混乱的声音跟先前一样，好像是黑暗里房顶上有个肉眼看不见的乐队在调弦。要是抬头往黑暗里看一眼，那么整个漆黑的背景上布满活动着的白点：天在下雪。雪片落进灯光照到的地方，就在空中懒洋洋地飘飞，跟羽毛一样，而且更加懒洋洋地落到地下。在瓦西里耶夫的四周，细雪成团地旋转，落在他的胡子上，眉毛上，睫毛上……马车夫、马、行人全变白了。

“雪怎么会落到这条巷子里来！”瓦西里耶夫想，“这些该死的妓院！”

他的腿因为方才跑下楼梯而累得发软。他喘着气，仿佛在爬山似的。他的心跳得那么响，连他自己也听得见。他给一种欲望煎熬着，打算赶快走出这条巷子，回家去，可是另外还有一种欲望比这欲望更强烈，那就是一心要等着他的朋友出来，好把自己的沉重感觉向他们发泄一下。

这些妓院里有许多事情他弄不懂，那些沉沦的女人的灵魂对他来说仍旧跟从前一样神秘，不过他现在才明白这儿的情形比可能设想的还要糟得多。要是那个服毒自尽的、自觉有罪的女人叫做堕落的女人，那么要想给眼前这些随着杂乱的乐声跳舞、说出一长串下流话的女人起一个恰当的名字就难了。她们不是正在毁灭，而是已经毁灭了。

“这儿在干着坏事，”他想，“然而犯罪的感觉却没有，求救的希望也没有。人们卖她们，买她们，把她们泡在酒里，叫她们染上种种恶习，她们呢，跟绵羊似的糊里糊涂，满不在乎，什么也不懂，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

他也明白，凡是叫做人的尊严、人格、上帝的形象的一切，在这里都受到彻底的玷污，用醉汉的话来说，就是“整个儿垮了”，这是不能单单由这条巷子和麻木的女人负责的。

一群大学生走过他面前，周身沾满白雪，快活地说说笑笑。其中有一个又高又瘦的学生站定下来，瞧一眼瓦西里耶夫的脸，用醉醺醺的声音说：

“咱们是同行！喝醉了，老兄？对不对，老兄？没什么，去痛快一下！走！别垂头丧气，好小子！”

他抓住瓦西里耶夫的肩头，把自己的又冷又湿的小胡子凑到他脸上，然后脚下一滑，身子摇摇晃晃，摇着两只手说：

“站稳，别摔跟头！”

他笑起来，跑着追他的同伴去了。

从嘈杂的声音里，传来了艺术家的声音：

“不准你们打女人！我不准，真该死！你们这些流氓！”

门口出现了医科学生。他往四下里张望，一眼看见瓦西里耶夫，就用激动的声调说：

“原来你在这儿！听我说，真的，简直不能跟叶戈尔一块儿出来玩！他是什么玩意儿，我简直不懂！他又闹出乱子来了！你听见没有？叶戈尔！”他朝着门里喊叫，“叶戈尔！”

“我不准你们打女人！”艺术家的尖嗓音从上面传下来。

不知什么又笨又重的东西从楼梯上往下滚。原来是艺术家从楼上摔下来了。他分明是给人推下楼来的。

他从地上爬起来，挥着帽子，现出恶狠狠的愤慨的脸相，伸出拳头朝楼上挥舞着，嚷道：

“流氓！狠心的家伙！吸血鬼！我不准你们打女人！居然打喝醉酒的弱女子！哼，你们……”

“叶戈尔，……得了，叶戈尔，……”医科学生开始央求他，“我拿人格向你担保，我下次再也不跟你一块儿出来玩了。我拿人格担保，一定！”

艺术家渐渐平静下来，几个朋友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啊，”医科学生唱着，“违背我的本心把我领到这凄凉的河岸……”

“‘看那磨坊啊……’”过一会儿艺术家接着唱起来，“‘现在它已经坍塌……’好大的雪啊，圣母！格里沙，刚才你为什么走了？你是个胆小鬼，娘们儿，就是这么的。”

瓦西里耶夫在朋友身后走着，瞧着他们的后背，心里暗想：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我们只是觉着卖淫是坏事，其实我们把它夸张了；要么卖淫真跟大家所认定的那样是件天大的坏事，那我这些好朋友就跟《田地》[10]上面所画的叙利亚和开罗的居民们那样，成了奴隶主、暴徒、杀人犯。眼下他们在唱歌，大笑，讲得头头是道，可是方才他们岂不是利用别人的饥饿、无知、麻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吗？他们的确是那样，我自己就是见证人。他们的人道、他们的医学、他们的绘画，有什么用处？这些凶手的科学、艺术、高尚的感情使我想起一个故事里的猪油。有两个土匪，在树林里杀死一个叫化子，开始瓜分他的衣服，却在他的讨饭袋里找到一块猪油。‘巧得很，’一个土匪说，‘让我们来吃掉它吧。’‘你这是什么话？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另一个惊慌地叫道，‘难道你忘了今天是星期三吗？’他们就都没有吃。他们杀了人，走出树林，同时相信自己是严格的持斋者。同样，这两个人花钱买了女人以后，扬长而去，现在还自以为是艺术家和科学家呢……”

“听着，你们！”他尖刻而气愤地说，“你们为什么上这种地方来？难道，难道你们就不明白这种事有多么可怕？你们的医学说：这些女人个个都会害肺痨病或者什么别的病而提早死亡。艺术说：在精神方面她们死得更早些。她们每个人都因为一生中平均要接五百个嫖客而死……姑且就算五百吧。她们每个人都是给五百个男人害死的。你们就在那五百个当中！那么，要是你们每个人一生当中在这儿或者别的同类地方逛过二百五十次，那就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害死一个女人！难道你们不懂吗？难道这不可怕？你们两个、三个、五个，合起来害死一个愚蠢而饥饿的女人！啊，难道这不可怕？我的上帝啊！”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艺术家皱着眉说，“我们真不该同这傻瓜和蠢材一块儿来！你当是这会儿你的脑子里生出了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观念吗？不对，鬼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而决不是思想！这会儿你带着仇恨和憎恶瞧着我，可是依我看来，你与其这么瞧着我，还不如多开二十家妓院的好。你眼光里包含的恶比整个这条巷子里的恶还要多！走，沃洛佳，去他的！他是个傻瓜，蠢材，就是这么的……”

“我们人类总是自相残杀，”医科学生说，“当然，这是不道德的，可是你唱高调也还是没用啊。再会！”

在特鲁勃诺依广场上，这几个朋友告别，分手了。只剩下瓦西里耶夫一个人了，他就迅速地顺着林荫道走去。他害怕黑暗，害怕那大片大片地落下来、好像要盖没全世界的雪，害怕在雪雾中闪烁着微光的街灯。他的灵魂给一种没来由的、战战兢兢的恐怖占据了。偶尔有行人迎面走过来，而他却惊恐地躲开他们。他觉得仿佛有许多女人，光是女人，从四面八方走拢来，瞧着他……

“现在开头儿了，”他想，“我马上就要精神错乱了……”

六

在家里，他躺在床上，周身打抖，说道：

“活人！活人！我的上帝，她们是活人啊！”

他千方百计刺激他的想象，一会儿幻想自己是堕落的女人的弟兄，一会儿是她的父亲，一会儿又成了涂脂抹粉的堕落女人本身。这一切都使他满心害怕。

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不管怎样，他得立刻解决这个问题才行，他觉得这问题似乎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费了不小的劲，克制绝望的情绪，在床上坐起来，双手捧着头，开始思索怎样才能拯救今天看到的那类女人。他是受过教育的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在他是很熟悉的。他虽然异常激动，却严格地遵守那种方法。他回想这个问题的历史和有关的文献，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走了这么一刻钟，极力回想现代为了拯救这类女人而进行过的种种实验。他有很多好心的朋友和熟人住在法尔茨费因公寓、加里亚希金公寓、涅恰耶夫公寓、叶奇金公寓里……他们当中有不少诚实、无私的人。其中有些人尝试过拯救这类女人的工作……

“这些为数不多的尝试，”瓦西里耶夫想，“可以分成三组。有些人从卖淫窟里把女人赎出来以后，替她租一个房间，给她买一架缝纫机，她便做起女裁缝来。而且，不管他有心还是无意，总之，他花钱赎出她以后，就使她成了他的情妇，然后，等到大学毕业，他就走了，把她转交给另一个上流男子，仿佛她是一件东西似的。于是那堕落的女人仍旧是堕落的女人。还有些人呢，替她赎身以后，也给她租一个单独的房间，少不得也买上一架缝纫机，极力教她念书，对她讲宗教教义，给她买书看。这女人就住下来，觉得这事儿挺新鲜，乘一时的兴致踏起缝纫机来，可是随后就厌倦了，瞒着那个宣教士偷偷地接客，或者索性跑回可以睡到下午三点钟、喝到咖啡、吃到饱饭的地方去了。最后还有一种顶热心肠、顶肯自我牺牲的人，他们采取勇敢而又坚决的步骤。他们跟那些女人正式结婚。等到那厚颜无耻、娇生惯养或者愚蠢而受尽痛苦的动物做了妻子，主妇，后来又成了母亲，她的生活和她的人生观就整个儿翻了一个身，到后来在这妻子和母亲身上就很难认出原先那个堕落的女人了。对，结婚是最好的办法，也许还是唯一的办法。”

“可是不行！”瓦西里耶夫大声说，倒在床上，“首先我没法跟这样的女人结婚！要做那种事，人得是圣徒，不会憎恨，不懂什么叫厌恶才行。不过，姑且假定我、医科学生、艺术家能够克制自己，娶了她们，假定她们都给人娶去了，可是结果会怎样呢？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会这样：一方面，在这儿，在莫斯科，她们给人娶去了，另一方面，在斯摩棱斯克，一个会计什么的又会糟踏另一个姑娘，于是那姑娘会同从萨拉托夫、下诺夫戈罗德、华沙……等地来的姑娘一齐涌到这儿来补那些空缺。而且你拿伦敦那些成千成万的女人怎么办呢？你拿汉堡那些女人怎么办呢？”

煤油灯开始冒烟。瓦西里耶夫却没注意到。他又走来走去，还是在想心事。现在他换了一个方式提出问题：必须怎么办才能使得堕落的女人不再被人需要？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使那些买她们、害死她们的男人充分感到他们所扮的奴隶主角色是多么不道德，使他们不由得害怕才行。先得救男人。

“在这方面，艺术和科学显然没有什么用处……”瓦西里耶夫想，“唯一的办法就是传播教义。”

他就开始想象明天晚上他站在那条巷子的拐角，对每一个行人说：

“您上哪儿去？您去干什么？要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才行啊！”

他转过身去对那些冷漠的车夫说：

“你们为什么把车子停在这儿？你们怎么会不生气？你们怎么会不愤慨？你们总该信奉上帝，知道这种事有罪，人干了这种事会下地狱吧，那你们怎么一声不响呢？不错，你们跟她们无亲无故，不过要知道，她们也有父亲，有弟兄，跟你们一模一样啊……”

瓦西里耶夫的一个朋友曾经谈论瓦西里耶夫，说他是个有才能的人。有的人有写作的才能、演戏的才能、绘画的才能，可是他有一种特别的才能——博爱的才能。他对一切痛苦有敏锐的感觉。如同好演员总是在自己身上演出别人的动作和声音一样，瓦西里耶夫也善于在自己的灵魂里体会别人的痛苦。他看见别人哭泣，自己就流泪。他在病人身旁，就觉得自己也有病，呻吟起来。要是看到暴力，他就觉得暴力正在摧残自己，害怕得跟小孩似的，而且等到害怕过后总要跑过去搭救。别人的痛苦刺激他，使他激动，弄得他放不下，摆不开，等等。

这个朋友的话究竟对不对，我不知道，不过，当他以为他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的时候，他的感觉却有点近似着魔。他又哭又笑，嘴里念出明天他要说的话，对那些肯听他的话、跟他一块儿站在街角上说教的人生出热爱来。他坐下来写信，暗自立下种种誓言……

这一切所以很像着魔，是因为这情形没维持很久。瓦西里耶夫不久就疲乏了。伦敦、汉堡、华沙那儿的无数女人压在他身上，就跟一座大山压着土地似的。他面对那许多女人不由得胆怯，心慌。他想起自己不善于言谈，想起自己又胆怯又腼腆，想起那些冷漠的人不见得愿意听他的话，了解他的话，因为他不过是个法律系三年级的学生，一个胆怯的小人物罢了，又想起真正的传教工作不仅在于用嘴说话，还在于动手实干……

天已经大亮，马车已经在街道上辘辘地响起来，瓦西里耶夫却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长沙发上，直着眼睛发呆。他不再想到女人，也不再想到男人，不再想到传教工作。他整个注意力已经转到折磨他的那种精神痛苦上去了。那是一种麻木的、空洞的、说不清楚的痛苦，既像是哀伤，又像是极端的恐怖，又像是绝望。他指得出来哪儿发痛：就在胸口，他的心底下。可是他又没法拿别样的痛苦与之相比。过去，他害过很厉害的牙痛，害过胸膜炎和神经痛，可是拿那些来跟这种精神痛苦相比，简直算不得什么。有了这种痛苦，生活也好像可憎了。学位论文、他已经写好的那篇出色的文章、他所热爱的那些人、对堕落的女人的拯救，总之昨天他还热爱或对之冷淡的一切。现在一想起来却跟车声、仆役的匆忙脚步声、白昼的阳光……一样刺激他。要是这时候有谁在他眼前做出一件天大的好事或者可恶的暴行，他会觉得那两种行为同样讨厌。在他的脑海里缓慢地游荡的种种思想里，只有两个思想不刺激他：一个是他随时有弄死自己的力量，还有一个是这痛苦不会超过三天，这后一个，他是凭经验知道的。

他躺了一会儿，站起来，绞着手，又在房间里走动，然而不是照往常那样从这个房角走到那个房角，却是顺着墙边兜圈子。他走过镜子，偶尔在镜子里照一照。他的脸苍白而消瘦，他的两个鬓角凹下去，他的眼睛又大又黑，一动也不动，仿佛是别人的眼睛似的，流露出不能忍受的精神痛苦的表情。

中午时分，艺术家来敲门。

“格里戈里，你在家吗？”他问。

他听不到答话，站了一会儿，沉吟一下，用乌克兰土话回答自己：

“不在。这个可恶的家伙必是上大学去了。”

他就走了。瓦西里耶夫在床上躺下来，把头塞在枕头底下，痛苦得哭起来，眼泪越流得畅，他的精神痛苦也变得越厉害。等到天黑下来，他想到在前面等着他的痛苦的夜晚，就满心是恐怖的绝望。他连忙穿好衣服，跑出房间，让房门敞开着，上街去了，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目的。他没有问一问自己要上哪儿去，就顺着萨多夫大街很快地走下去。

雪跟昨天那样下得紧，那是解冻的时令。他把手拢在袖管里，周身发抖，听见车轮声、公共马车的铃声、行人的脚步声就害怕。瓦西里耶夫顺着萨多夫大街一直走到苏哈列夫塔，然后又走到红门，从那儿拐弯走到巴斯曼大街。他走进一家小酒馆，喝下一大杯白酒，可是那也没使他觉得畅快些。他走到拉兹古里亚，往右拐弯，走进一条以前从没来过的小巷子。他走到一座古老的桥边，桥下是水声喧哗的雅乌扎河，他站在桥头。可以看见红营房一长排窗子里的灯光。瓦西里耶夫一心想用新的感觉或者别的痛苦来摆脱他眼前的精神痛苦，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哭泣着，颤抖着，解开大衣和上衣，露出赤裸的胸膛，迎着潮湿的雪和风。可是这也没减轻他的痛苦。随后，他凑着桥上的栏杆弯下腰，低头瞧着雅乌扎河漆黑的、滚滚的流水，很想一头栽下去，倒不是因为厌恶生活，也不是想自杀，却是打算至少叫自己受点伤，用这种痛苦来摆脱那种痛苦。可是漆黑的河水、黑暗的空间、铺着白雪的荒凉河岸，都可怕得很。他打了个冷战，往前走去。他沿着红营房走了一个来回，然后下坡，进了一个矮林，又从矮林回到桥上……

“不行，回家，回家去！”他想，“在家里似乎会好过点……”

他就往回走。他回到家，脱掉湿大衣和帽子，在房间里沿着墙边兜圈子，就这么不知疲倦地一直走到天亮。

七

第二天早晨艺术家和医科学生来看他，他正痛苦地呻吟着，在房间里跑个不停，衬衫已经撕碎，手也咬破了。

“看在上帝面上！”他一看见他的朋友就哭着说，“随你们爱上哪儿就带我上哪儿，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是看在上帝面上，快点救救我才好！我要弄死我自己了！”

艺术家脸色变白，慌了手脚。医科学生也差点哭起来，可是想到做医生的在生活里不论遇到什么事都应该冷静严肃，就冷冷地说：

“这是你神经出了毛病。可是不要紧。马上到大夫那儿去。”

“随你们怎么办好了，只是看在上帝面上，快点才好！”

“你不用发急，你得尽力控制自己才成。”

医科学生和艺术家伸出发抖的手替瓦西里耶夫穿好衣服，带他出去，到了街上。

“米哈依尔·谢尔盖伊奇早就想跟你认识了，”在路上医科学生说，“他是个很可爱的人，医道也高明得很。他是一八八二年毕业的，可是经验已经很丰富。他对待大学生就像对待同学那样。”

“赶快，赶快……”瓦西里耶夫催促道。

米哈依尔·谢尔盖伊奇是一个胖胖的金发医师，他接待这几位朋友时，半边脸微笑着，态度又客气，又庄严，又冷静。

“艺术家和迈尔已经跟我讲到过您的病，”他说，“很愿意为您效劳。怎么样？请坐吧……”

他让瓦西里耶夫在书桌旁边一把大圈椅上坐下，把一个烟盒送到他跟前。

“怎么样？”他开口说，摸着他的膝头，“我们来谈正事吧……您多大岁数？”

他提问题，医科学生回答那些问题。他问瓦西里耶夫的父亲害过什么特别的病没有，是不是常喝醉酒，有没有什么残酷的行为或者古怪的脾气。他又用同样的问题问到他祖父、母亲、姐妹、弟兄。他听到瓦西里耶夫的母亲有很好听的歌喉，有时候还上台演戏，就忽然活泼起来，问：

“对不起，您可记得您母亲对舞台的兴趣浓不浓？”

大约二十分钟过去了。瓦西里耶夫讨厌那位医师一个劲儿摸他的膝头，老是讲那一套话。

“大夫，您那些问题，依我看来，”他说，“是想弄明白我的病有没有遗传性。”

医师又问瓦西里耶夫年轻时候干过什么秘密的坏事没有，脑袋受过伤没有，有没有什么爱好、怪癖、特别的嗜好。凡是勤恳的医师通常问到病人的种种问题，即使有一半不回答，也丝毫无损于病人的健康，可是米哈依尔·谢尔盖伊奇、医科学生、艺术家，全都现出一本正经的脸色，仿佛只要瓦西里耶夫有一个问题答不上来，就会前功尽弃似的。医师听到答话以后，不知为什么，总在一片纸上记下来。听说瓦西里耶夫学过自然科学，眼前在学法律，医师便深思起来……

“去年他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医科学生说。

“对不起，别搅扰我，您妨碍我集中思想，”医师说，用半边脸笑了笑，“是的，当然，这对病的形成也不无关系。紧张的脑力劳动，疲劳过度……对了，对了。您常喝酒吗？”他对瓦西里耶夫说。

“很少喝。”

又过了二十分钟。医科学生开始压低声音述说自己对这次犯病的直接原因的看法，说到前天艺术家、瓦西里耶夫和他怎样去逛C巷。

瓦西里耶夫听他的朋友们和那位医师讲到那些女人和那条悲惨的巷子的时候用那么淡漠的、镇静的、冷冰冰的口吻，觉得奇怪极了……

“大夫，请您只回答我一个问题，”他说，按捺自己的火气，免得说话粗鲁，“卖淫是不是坏事？”

“好朋友，这还有问题吗？”医师说，表现出这个问题他早已解决了的神情，“这还有问题吗？”

“您是精神病医师吧？”瓦西里耶夫粗鲁地问。

“对了，精神病医师。”

“也许你们大家都对！”瓦西里耶夫说着，站起来，开始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也许吧！可是我却觉得奇怪！我学了两门学问，你们就看作了不起的成就，又因为我写过一篇论文，而那篇论文不出三年就会给人丢到一边，忘得精光，我却被你们捧上了天。可是由于我讲到那些堕落女人的时候不能像讲到这些椅子的时候那样冷冰冰，我却要受医师的诊治，被人叫做疯子，受到怜悯！”

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瓦西里耶夫忽然心中充满难忍难熬的怜悯，他可怜自己，可怜他的同学，可怜前天见过的那些人，也可怜医师。他哭起来，倒在那把圈椅上。

他的朋友们探问地瞧着医师。那个医师现出完全了解这种眼泪和这种绝望的神情，现出自认为在这方面是专家的神情，走到瓦西里耶夫跟前，一句话也没说，给他喝下一种药水，然后，等到他平静点，就脱掉他的衣服，开始检查他皮肤的敏感程度、膝头的反射作用，等等。

瓦西里耶夫觉得舒畅一点了。等到他从医师家里走出来，他已经觉得难为情，马车的辘辘声不再刺激他，心脏底下那块重负也越来越轻，仿佛在溶化似的。他手上有两个方子：一个是溴化钾[11]，一个是吗啡[12]……这些药他从前也吃过！

在街上，他站定一会儿，想了想，就向两个朋友告辞，懒洋洋地往大学走去。

1888年

[1] 《旧约·创世记》载：“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她们仍旧是人。

[2] 指耶稣所宽恕的一个荡妇，见《新约·路加福音》第七章。

[3] 达尔戈梅斯基的歌剧《美人鱼》中公爵的咏叹调。

[4] 意大利语：开头几个词的意思是：晚安，先生们。其余的词是含糊地摹仿歌剧台词开玩笑。

[5] 意大利语：是对歌剧台词的含糊的摹仿。

[6] 法国拉斐特地方产的一种红葡萄酒。

[7] 巴赞（1811—1888），法国元帅。——俄文本编者注

[8] 格里沙是格里戈里的小名。

[9] 法语：阿依达式。阿依达是歌剧《阿依达》的女主人公，原是埃塞俄比亚公主，后被埃及所俘。

[10] 旧俄时代一种风行的画报。

[11] 都是镇静剂。

[12] 都是镇静剂。

没意思的故事

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

一

在俄罗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是枢密顾问官，勋章获得者。他有那么许多俄罗斯的和外国的勋章，每逢他必须把它们一齐戴在胸前，大学生就管他叫做“圣壁”。他所结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低限度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来，俄罗斯的知名学者没有一个不是他所亲密交往的。现在他没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讲到过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长名单却是以皮罗戈夫、卡维林[1]、诗人涅克拉索夫这样的名字结尾的，这些人都跟他有极为真诚热烈的友谊。他是俄罗斯一切大学和三个外国大学的委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再加上以外许多也可以提一提的事情，就构成了我的所谓名声。

我这个姓名是人人知道的。在俄罗斯，凡是能读会写的人都知道它。在外国，大学讲坛上提起它总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这类字眼。这个名字是归在少数幸运的名字当中的，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和报刊文章里辱骂或者滥用这类名字，就会被人看做品格太差的征象。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天赋极厚、无疑有用的人的观念紧密联系着的。我勤恳耐劳跟骆驼一样，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这就更重要了。此外，我要顺便提到，我是一个有教养的、谦虚而正直的人。我从来没有钻到文学和政治方面去出过风头，也没有贪图名望而跟不学无术的人进行过论战，更没有在宴会上或者我同事的坟墓上发表过演说……总之，我的学者名声没有一星半点的污点，它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个名字是幸运的。

起了这个名字的人，也就是说，我自己，却是一个六十二岁的男子，头顶光秃，镶了假牙，害一种医不好的颜面痉挛症。我的名声十分辉煌美丽，我的模样却极其黯淡难看。我的头和手衰弱得发抖，脖子跟屠格涅夫的一个女主角那样像是大提琴的柄，胸脯凹进去，背部狭窄。我说话或者讲课，嘴角总是往一边撇。我一笑，脸上就布满衰老的、死气沉沉的皱纹。我这种可怜的模样没有一点动人的地方，也许只有在我发作颜面痉挛症的时候，我才会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见了必定会生出阴森而动人的思想：“这个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我讲课跟过去一样，仍旧不错。我照旧能够一连两个钟头抓住听讲人的注意。我的热情、我在讲解方面的文学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盖了我声调的缺陷，因为我的声调干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扬顿挫跟假善人一样。我写文章却不行了。专管写作能力的那一小块脑子不听使唤了。我的记性衰退，思想不大连贯，每逢我把思想写在纸上，总觉得我已经失去一气呵成的本领，结构单调无味，语言贫乏拘谨。我常常词不达意，写到结尾忘了开端。普通字眼我往往忘记，写信时候我总得费不小的劲才能避免多余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句，这两样都显然证明我的智力活动衰退了。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简单，写起来倒越费劲。我写科学论文反而觉得比写贺信或者报告便当得多，也通顺得多。还有一点：我觉得写德文或者英文比写俄文容易。

讲到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来常犯的失眠症。要是有人问我现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我就要回答：失眠症。跟过去一样，我按照习惯，一到午夜就脱衣上床。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不到两点钟又醒来，觉得好像根本没睡着似的。我只好下床，点上灯。我在房间里走上一两个钟头，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瞧着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画片。我走得腻味了，就在桌旁坐下。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想，什么欲望也没有。要是有一本书摆在我面前，我就顺手拉过来，一点也没兴趣地看下去。前不久我就是照这样在一夜之间随随便便看完整整一本题目古怪的长篇小说《燕子唱的是什么》。或者，为了使我的注意力有所寄托，我就逼着自己从一数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个同事的脸，极力回忆他是在哪年，在什么情形下，来教书的。我喜欢听声音。一会儿，我的女儿丽莎在跟我相隔两个房间的一个屋子里匆忙地说梦话，一会儿我的妻子举着蜡烛穿过客厅，而且包管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会儿，干裂的木橱劈啪一响，或者灯头忽然呜呜地叫起来，不知什么缘故所有这些声音都惹得我兴奋。

晚上老睡不着觉，就会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昼，到那时候我就有权利不睡了。要挨过许多难熬的钟头，公鸡才会在院子里啼起来。它第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个钟头楼下的看门人会醒来，使劲地咳嗽，上楼来拿什么东西。然后窗外天色渐渐发白，街上传来人声了……

白天刚一开头，我的妻子就走进屋来。她走来看我，总是穿着衬裙，头也没梳，不过脸已经洗过，冒出花露水的气味，装出仿佛偶尔走进来的样子，每回老是说那一套话：

“对不起，我只在这儿待一分钟就走……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然后她熄了灯，在桌旁坐下，谈起来。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总知道她会谈什么。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问过我的健康以后，照例忽然提起我们的儿子，在华沙服役的那个军官。每个月到二十号以后，我们总要汇给他五十卢布，这就成了我们谈话的主要题目。

“当然这在我们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叹道，“不过，在他还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们也不得不接济他。孩子在异乡作客，饷银又少……不过呢，要是你乐意的话，下个月我们不汇给他五十，汇四十算了。你觉得怎么样？”

日常的经验本来应该已经教会妻子：我们的开支是不会因为我们常常谈它就减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认经验，每天早晨准定要谈到我们的军官，还要谈到谢天谢地，面包落价了，糖却贵了两个戈比，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倒好像在向我报告什么新闻似的。

我听着，顺口答应一声，而且大概因为我一夜没睡觉吧，我的脑子里满是古怪而不必要的思想。我瞧着我的妻子，总是像孩子那样吃惊。我纳闷地问我自己：这个很胖而笨重的老太婆，一肚子琐碎的小烦恼，为区区一小块面包担惊害怕，总是露出一副蠢相，再加上经常为债务和贫穷操心，眼光也变得迟钝，而且一开口只会谈家中开支，必得东西落价才见笑容。难道这样一个女人就是当初那个清秀的瓦丽娅？那时候我是因为她头脑聪明，灵魂纯洁，面貌美丽，并且如同奥赛罗爱苔丝德梦娜[2]那样还因为她“同情”我的学问才热烈爱上她的。难道这个女人就是当初给我生下一个儿子的我那妻子瓦丽娅？

我注意地瞧着这个皮肉松弛、笨手笨脚的老太婆的脸，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丽娅，可是从她的过去只剩下一个为我的身体担忧、把我的薪水叫做“我们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们的”帽子的老太婆罢了。我瞧着她，心里很难过，为了多少给她一点安慰，我总是随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遇到她不公道地批评别人，或者怪我不私人行医或者出版教科书，我甚至一声也不响。

我们的谈话也有老一套的结束方式。妻子忽然想起我还没喝茶，心慌了。

“我干吗紧自在这儿坐着？”她说，站起来，“茶炊早就摆在桌子上了，我却在这儿闲聊天。主啊，我的记性变得多么差！”

她赶快走去，可是在门口又站住，说：

“我们欠下叶戈尔五个月的工钱了。你知道吗？听差的工钱不可以拖欠，这话我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每个月给十个卢布总比每隔五个月给五十卢布便当得多！”

她走到门外，又站住，说：

“谁也不及我们的苦命的丽莎那样招得我可怜。这姑娘在音乐学院读书，经常在上流社会来往，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那个样子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着上街了。如果她是别人的女儿，倒也罢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亲是一位名教授，枢密顾问官！”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阶糟蹋一顿以后，到底总算走了。我的白天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以后，也并不见得好过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丽莎向我走来，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拿着乐谱，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到音乐学院去了。她二十二岁。她的相貌看起来还要年轻一点，长得漂亮，有点像我妻子年轻的时候。她温柔地吻我的鬓角和手，说：

“早，爸爸。你身体好吧？”

她小时候很喜欢吃冰激凌，我常得带她上点心店去。在她心目中，冰激凌是一切美好东西的规范。要是她想称赞我，她就说：“你是奶油冰激凌，爸爸。”我们常把她的这一个小手指头叫做香榧冰激凌，另一个叫做奶油冰激凌，第三个叫做覆盆子冰激凌等等。往常她早晨来问我早安，我总要把她抱起来放在我的膝头上，吻她的小手指头说：

“奶油冰激凌……香榧冰激凌……柠檬冰激凌……”

现在呢，拗不过老习惯，我还是吻着丽莎的手指头，喃喃地说：“香榧冰激凌……奶油冰激凌……柠檬冰激凌……”可是我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冷冰冰，就跟冰激凌一样，自己也觉着难为情了。临到我女儿走到我面前，用嘴唇碰一碰我的鬓角，我却打个冷战，倒好像有一只蜜蜂螫了我的鬓角似的，我勉强笑一笑，把脸扭开了。自从我害失眠症以来，有一个问题像钉子那样钉在我的脑子里：我女儿常常看见我这个老头子，这个名人，因为欠仆役的工钱而痛苦得满脸绯红，她也看见由小小的债务带来的烦恼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连走上好几个钟头，想心事，可是为什么她就从来没有一回瞒着母亲，悄悄来到我的身边，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爸爸，拿去吧，这是我的表、镯子、耳环、衣服……把它们统统拿去典当了吧，你要钱用……”她既然看见母亲和我要虚面子，极力把我们的贫穷瞒住外人，那她为什么不放弃学音乐这种昂贵的享乐呢？我不会收下她的表、镯子，也不会要她牺牲音乐。求主保佑我，我并不需要这些。

同时我也想起了我的儿子，那个在华沙的军官。他是个聪明、正直、清醒的人。可是这在我是不够的。我想：要是我有个老父亲，要是我知道有些时候他穷得害羞，那我就会把军官的职务交给别人去干，自己情愿做雇工。关于孩子的这一类想法败坏我的心绪。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心胸狭窄、满腔怨毒的人才会因为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对他们抱恶感。可是，这些不提也罢。

到九点三刻，我得去给我那些亲爱的孩子讲课了。我穿好衣服，顺着街道走去。那条街道我走了三十年，对我来说它已经有它自己的历史了。那儿是一所灰色的大房子，开着一家药店。从前那儿本来是一所小房子，开着一家啤酒店，我就在那啤酒店里构思我的学位论文，给瓦丽娅写第一封情书。我是用铅笔在一张上端标着“Historia morbi”[3]的纸上写的。那儿，有一家食品杂货店，当初是一个小犹太人开的，他赊给我纸烟，后来由一个胖妇人经营了，她喜欢大学生，因为“他们人人都有娘”，现在呢，那里面坐着一个红头发商人，是个很冷淡的人，用铜茶壶喝茶。那儿是大学的破败的、多年没修过的大门，穿着羊皮袄、烦闷无聊的看门人，笤帚，一堆堆的雪……在一个新从内地来的、生气勃勃的、以为科学的宫殿真是宫殿的孩子的心上，这样的大门是不会留下什么健康印象的。一般的说，在俄罗斯悲观主义的历史上，大学校舍的颓败，走廊的阴森，墙上的污迹，光线的不足，台阶、衣帽架、凳子的凄凉样子，在造成这倾向的种种原因当中占首要地位……那儿是我们的校园。我觉得从我做大学生的时候起到现在，它既没变得好一点，也没变得坏一点。我不喜欢它。要是拔掉那些病样的菩提树、枯黄的金合欢、剪了枝子的稀疏的紫丁香，在那儿栽上高高的松树和好看的橡树，那就合理多了。在大多数情形中大学生的胸襟都是由环境培养出来的，那么他在求学的地方无论走到哪儿，眼前所看见的只应当是高大的、强壮的、优雅的东西才对……求上帝别让他瞧见那些细瘦的树木、破碎的窗子、灰色的墙壁、蒙着破烂的漆布的门才好。

我一走到平时进出的门廊，门就开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龄同名字的看门人尼古拉。他一面把我让进门去，一面嗽着喉咙说：

“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或者，如果我的皮大衣湿了，他就说：

“下雨了，您老人家！”

然后他跑到我的前面，把一路上所有的门都替我推开。到了我的研究室里，他就小心地脱掉我的皮大衣，趁这机会跟我讲点大学的新闻。所有的大学看门人和校工之间十分相好，因此全校四个系里，办公处里，校长室里，图书馆里出了些什么事，他都知道。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呀！遇到不吉利的日子，比方说，校长或者系主任辞职了，我就听见他跟年轻的校工聊天，指出补缺人的名字，而且说某某人不会得到部长批准，某某人自己又不肯接受这职务，然后离奇而详细地谈到办公处里接到了神秘文件，部长和校董大概在进行秘密谈话等等。如果把那些细节除外，他的话大体上差不多永远是对的。他对每个补缺人都形容一番，那种形容是别致的，可又正确。要是您想知道某人在哪年宣读学位论文，开始教书，退休，或者去世，那尽可以靠这个老兵的广博记忆来帮忙。他不但会告诉您哪年哪月哪天，还会讲到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经过情形。那样的记性是只有热爱的人才会有的。

他是大学传统的保护人。他由前辈的看门人那里接受了许多大学生活掌故这样一份遗产。他还给这份财富添上他自己在服务期间得来的许多宝贝。要是您想听，他就可以给您讲许多长短不等的故事。他会讲到有些了不起的学者什么都懂，有些出色的刻苦钻研的人一连几个星期不睡觉，很多的人为科学殉难和牺牲。在他看来，善战胜恶，弱者永远征服强者，聪明的征服呆傻的，谦虚的征服骄傲的，年轻的征服年老的……那些传说和故事，人也不必都信以为真，不过把它们滤一下，您就会在滤器里找着您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大家公认的真正英雄的名字。

在我们这班人当中，学术界的所有新闻只限于某些老教授精神非常恍惚的奇谈以及关于格鲁别尔、关于我、关于巴布欣[4]的两三个笑话罢了。可是对于受过教育的我们这班人说来，这点消息未免太少。要是我们这班人都像尼古拉那样热爱科学、科学家、学生，那么写成文章的早就会有完整的史诗、故事、言行录了，可惜这样的文学现在还没有。

尼古拉跟我讲完新闻以后，就做出一脸的严肃神情，我们开始谈正事了。要是在这种时候有个外人能够听见尼古拉多么方便地说出许多学术名词，他也许会以为尼古拉本来是个学者，却假扮成一个兵。顺便说一句，关于大学的校工有学问的传言是大大夸张了的。不错，尼古拉知道一百多个拉丁的词，会把骨架拼凑起来，有时候还会准备实验标本，引一句课本上的文绉绉的长句逗学生发笑，可是，举例来说，血液循环这种绝不复杂的原理，他现在仍旧跟二十年前一样茫然不懂。

在我的研究室里，桌子旁边坐着我的解剖员彼得·伊格纳捷维奇，低下头凑着一本书或者一个实验标本。他是个勤恳谦虚、可是没有才分的男子，年纪在三十五岁上下，头顶已经光秃，肚子已经大了。他一天到晚工作，看许多书，凡读过的都记得清楚，在这方面他不止是人，而且要算是金子。在别的方面呢，他就只能算是一匹拉货车的马了，或者换句话说，是个书呆子。那种表明他缺乏才能的、拉车的马的特征，是这样的：他眼界狭隘，只注意他的专门学识；一超出他的专门学识，他就跟小孩一样幼稚了。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走进研究室，说：

“想想看！多么不幸！据说斯科别列夫[5]死了。”

尼古拉在胸前画十字，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转过身来对着我，问道：

“这个斯科别列夫是什么人？”

还有一回（比这回稍稍早一点），我告诉他说彼罗夫[6]教授死了。这位亲爱的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却问道：

“他是教什么的？”

看来，即使巴蒂[7]凑着他的耳朵唱歌，即使中国的大军侵入俄罗斯，即使发生了地震，他也不会动一动胳膊或者腿，倒会仍旧眯细眼睛，心平气和地看他的显微镜。一句话，赫邱琶跟他是两不相干的[8]。我倒恨不能看一看这块面包干到晚上跟他的妻子怎样一块儿睡觉才好。

另外一个特色是他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正确性，尤其是相信德国人所写的一切话的正确性。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验标本，知道生活的目的，完全不了解使得天才头发变白的怀疑和失望。他对权威存着奴性的崇拜，缺乏独立思考的要求。打消他的信念是困难的，要跟他争论更不可能。一个人既然深信医学是最好的科学，医师是最好的人，医学传统是最好的传统，那就请您跟他去辩论吧。在医学的丑恶历史中只有一个传统留传下来，那就是现在医师们仍旧系着的白领结。对学者乃至一般的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只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传统，并没有医学、法学等传统的分别。可是要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承认这一点是困难的，他准会为这个跟您一直争论到世界末日去。

他的前途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一辈子会准备好几百次非常精确的实验标本，会写出许多枯燥的、可是很平稳的论文，准确地译出十来篇文章，可是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做那种事业就得有想象、发明、眼力才成，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没有这类东西。总之，他不是科学的主人，却是它的工人。

我、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尼古拉，压低了喉咙说话。我们的神色有点变了。隔着门听见讲堂里像海浪翻腾的嗡嗡说话声，人就生出一种特别的感觉。三十年以来，我还没习惯这种感觉，每天早晨都会感到它。我烦躁地扣上我的礼服的扣子，问尼古拉几个不必要的问题，发脾气……倒好像我害怕似的，不过这不是胆怯，而是另外一种感觉，然而究竟是什么感觉，我也说不清楚，找不出它的名字来。

我完全不必要地瞧了瞧我的表，说：

“怎么样？现在是去的时候了。”

我们就排好次序走进讲堂：打头的是尼古拉，拿着实验标本或者图表，接着是我，再后是那匹拉车的马，谦虚地耷拉着脑袋，或者，遇到必要的时候，打头的是一个躺着死尸的担架，死尸后面是尼古拉等等。我一进去，学生就都站起来，然后坐下，海洋一样的声音忽然停了。一片安静。

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样讲法，从哪儿讲开头，讲到哪儿结束。我的脑子里还没准备好一句话。可是我只要往讲堂里扫一眼（讲堂造得像一个围绕着我的圆形剧场），说出那句老套头的话：“上一回我们讲到……”一长串的句子就从我的灵魂里飞出来，我一口气讲下去了！我很快地、兴冲冲地讲着，打都打不住，倒好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拦住我的话似的。如果要讲得好，那就是说，如果要讲得不枯燥，使听讲人得益，那么除了才能以外还得有技巧，有经验，对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对听课的那班人，都得有极清楚的概念才行。此外，脑筋得快，眼睛得尖，一会儿也不能不注意眼前的那些人。

一个好指挥，在发挥作曲家的思想的时候，要同时做二十件事：又要瞧乐谱，又要摇指挥棒，又要注意唱歌的人，还要时而向鼓手那边，时而向吹圆号的乐师那边做个手势等等。我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张脸，彼此全不相像，三百只眼睛直直地瞧着我的脸。我的目的就是降伏这个多头的怪物。在我讲课的每一分钟要是我清楚地了解这怪物的注意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给我降伏住了。我的另一个敌人却是在我自己的身子里面。那就是千变万化的程式、现象、法则，以及由它们生发出来的许多我的和别人的思想。我得随时有本事从一大堆材料里检出顶要紧、顶必需的东西，随着我的滔滔不绝的话语赶快把我的思想装在一种能够使那个怪物听懂而且引起它注意的形式里面，同时又得小心在意，不要把我脑子里积存的那些思想照原样说出来，而要排成一定的、为了正确的组成我要描绘的那个画面而必不可少的次序。还有，我极力使措辞文雅，使定义简短而准确，使话语尽量朴素优美。我得随时控制自己，记着我所能支配的时间只有一小时零四十分钟。总之，要做的事很不少。人得同时做科学家，教师，演说家才成。要是在您身上演说家胜过了教师和科学家，再不然，如果倒过来，那就糟了。

讲了一刻钟，半个钟头以后，我就会发现学生们开始瞧天花板，瞧彼得·伊格纳捷维奇，这个在找手绢，那个在椅子上动弹着想要坐得舒服点，还有人想心事出了神，微微地笑……那意思是说他们的注意力疲了。那就得想办法才成。我赶紧抓个方便机会，说一句俏皮话。一百五十张脸就都现出欢畅的笑容，眼睛快活地发光，一时间又可以听见轻微的海洋般的声音了……我也笑了。他们的注意力振作起来，我可以接着讲下去了。

不管什么样的游戏，不管什么样的玩乐或者消遣，都不及讲课那样能够给我这样多的快乐。只有在讲课的时候我才能够生出满腔的热情，我才明白灵感不是诗人的胡诌，实际上的确有这东西。我想我每回下课后所感到的那种舒服的疲劳就连赫丘力斯[9]在干完顶痛快的英雄事业以后也不见得会感到。

这是从前的情形了。现在呢，我讲起课来却只觉着受罪。还没讲完半个钟头，我就觉着肩膀和两条腿衰弱得支持不住。我在圈椅上坐下，可是我又不习惯坐着讲课。过了一分钟，我又立起来，仍旧站着讲，后来又坐下了。我的嘴巴发干，喉咙发哑，脑袋发晕……为要把这种情形瞒过听讲人，我就不断地喝水，咳嗽，常常擤鼻子，仿佛因为着了凉才讲不下去似的。我说些不得当的俏皮话，临了不到钟点就宣布提前下课了。可是我非常羞愧。

我的良心和理智告诉我说：我现在所能做的顶好的事就是对那些孩子发表最后一回演讲，跟他们告别，给他们祝福，把我的职位让给一个比我年轻、比我强壮的人了。可是，让上帝裁判我吧，我缺乏勇气本着良心办事。

不幸，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我十分明白，我的寿命不出半年了。看起来，我目前应当关心的似乎主要是坟墓里的黑暗问题、我在地下长眠后会梦见什么幻象的问题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虽然我的头脑充分领会那些问题的重要，我的灵魂却不肯承认。现在我虽然站在死亡面前，却跟二三十年以前一样，仍旧只对科学感到兴趣。直到我咽气的时候，我仍旧会相信科学是人类生活中顶重要、顶美好、顶必要的东西，相信科学素来是而且将来也是爱的最崇高的表现，相信人类只有凭借它才会征服自然和自己。这种信心也许在根本上是幼稚而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只相信这个，而不相信别的，那却怪不得我。我没法克制我心中的这种信念啊。

不过问题不在于此。我只要求人们体恤我这种弱点，要求人们领会把一个关心骨髓的发展历史胜过关心宇宙的终极目的的人硬从讲台上拉下来，硬叫他跟他的学生分手，那就等于抓住他，不等他死，就把他放在棺材里，钉上盖子一样。

由于失眠，也由于极力压制我那渐渐增长的衰弱，我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我上课讲到半当中，眼泪会忽然使我的喉咙哽住，我的眼睛就痒起来，我生出一种热烈急切的欲望，恨不能向前伸出两只手，大声地诉一诉苦才好。我想提高喉咙喊叫道：我，一个著名的人，却被命运判处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个人上这儿来占据这个讲堂。我要大声喊叫说我中了毒。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一生中的残余岁月。现在仍旧像蚊子似的不断螫我的脑筋。在这种时候，我的情形显得那么可怕，我巴不得所有我的听讲人都害怕，从座位上跳起来，心惊胆战，拼命喊叫，纷纷跑出门口去才好。

挨过这样的时光是不容易呀。

二

讲完课以后，我坐在家里工作。我看刊物和论文，或者准备下一次的课，有时候写点什么东西。我的工作时常中断，因为我不得不接见客人。

铃声响了。这是我的一个同事来找我谈正事。他戴着帽子，拿着手杖走进来见我，把那两样东西向我送过来说：

“我坐一坐就走，坐一坐就走！请坐，collegam[10]！只谈几句话就走！”

先是我俩都极力向对方表明我俩非常有礼貌，彼此见面十分高兴。我请他在一把安乐椅上坐下，他也让我坐下。我们一面让坐，一面小心地碰碰彼此的腰，摸摸彼此的钮扣，好像我们在互相试探，深怕烫了手指头似的。我们两人笑着，其实我们并没说什么可笑的话。我们坐好，低下头，彼此凑近，压低喉咙讲起来。尽管我们彼此有心真诚相待，可是我们仍旧不能不用种种中国人那类客套来装饰我们的谈话，例如“阁下明察秋毫”，或者“鄙人已经荣幸地奉告”，要是我们当中有谁说了句把笑话，即使说得并不可笑，我们也还是不能不笑一阵。等到谈完正事，这位同事就猛然站起来，对我的工作摇一摇帽子，开始告辞。我们就又互相摸索一阵，笑一阵。我把同事送到前厅，在那儿帮他穿上皮大衣，可是他竭力推谢这种崇高的光荣。后来，等到叶戈尔开了门，同事就对我说我要着凉了，我呢，却装出甚至情愿陪他走到街上去的样子。等到最后我回到自己的书房里，我的脸上仍旧挂着笑容，这大概是惰性关系吧。

没过多久，铃又响了。有人走进前厅里来，脱了半天衣帽，咳嗽很久。叶戈尔来通报说有一个大学生来了。我吩咐一声：请。过了一会儿，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走进来。有一年了，他跟我一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考试时候，他对我的问题回答得很不像话，我就给他打了个一分。每年我都有七个这样的学生。照大学生的切口说来，那就是我“掐住了”或者“刷下了”他们。凡是因为学力不够或者害病而考不及格的学生通常倒总是咬着牙忍下去，不来找我啰嗦。凡是找我啰嗦、到我家来的学生，都是些血气方刚、性格开阔的人，考试一“刷下来”，连胃口也倒了，害得他们没法准时去听戏。对第一种人我总是宽宏大量，可是对第二种人我就“掐住”整整一年。

“请坐，”我对客人说，“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对不起，教授，我来打搅您……”他开口了，吞吞吐吐，眼睛不看我的脸，“我本不敢来麻烦您，要不是因为……您的课我已经考过五次了，可是……可是全没及格。我求您行行好，让我及格吧，因为……”

凡是懒汉为自己辩护而提出来的理由总是一样的。别的功课他们都考得挺好，只有我的课却考坏了，尤其奇怪的是偏偏他们素来很看重我的课，温得很熟，由于一种没法理解的误会，他们才考坏的。

“对不起，我的朋友，”我对客人说，“我不能给您及格的分数。您回去好好温习功课，再来找我。到那时候我们再看吧。”

沉默。我有意叫那个学生稍稍受点罪，因为他爱啤酒和歌剧胜过爱科学。我就叹口气说：

“依我看来，您现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索性脱离医学系。要是您凭自己的能力怎么也不能考及格，那您显然没有做医师的心，也没有做医师的才分。”

那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的脸拉长了。

“对不起，教授，”他冷笑着说，“可是这种话，依我想来，至少也得说是奇怪。学了五年医学，一下子……不学了！”

“嗯，不错！与其一辈子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还不如白白损失五年的好。”

可是我马上又觉着可怜他，就连忙说：

“不过这也随您。那么，把功课温一温再来吧。”

“什么时候来呢？”懒汉用闷闷的声音问。

“随您好了。明天也行。”

在他那对善良的眼睛里，我看出了这样的意思：

“我来是可以来，可是你这畜生还是会把我掐住的！”

“当然，”我说，“哪怕您再来考十五回，您也不见得就会增长多少学问，可是这样做可以锻炼您的性格。您一定会因此感激的。”

随后是沉默。我站起来，等这位客人走，可是他站在那儿，瞧着窗口，揪他的小胡子，想心事。这就惹人厌烦了。

那血气方刚的青年讲话声调清脆好听，眼睛灵活，带着讥诮的眼神，脸容和气，不过有点浮肿，因为常喝啤酒，而且在长沙发上躺得过久的缘故。看样子他本来可以对我讲许多有趣的关于歌剧的事，关于他猎艳的事，关于他所喜欢的同学的事，可是不幸，眼下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要不然我倒也愿意听一听呢。

“教授！我凭人格向您担保，要是您让我及格，那我……”

话一讲到“凭人格”，我就摇了摇手，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学生又沉吟一下，垂头丧气地说：

“既是这样，那就再见……请您原谅。”

“再见，我的朋友。祝您健康。”

他犹疑不定地走进门厅，慢吞吞地穿上大衣，走到街上，大概又想了很久。他什么也没想出来，只想出了一句针对我说的“老魔鬼”，然后他走进一家便宜的饭馆，喝啤酒，吃饭，以后就回家上床睡觉去了。愿你的骨灰得到安宁，正直的劳动者！

铃声第三回响了。一个年轻的医师走进来，穿一套黑色新衣服，戴一副金边眼镜，当然打着白领结。他说了自己的姓名。我请他坐下，问他有什么贵干。那献身于科学的年轻人有点激动地开口了，告诉我说：他的学位考试已经及格，现在只剩下写论文了。他想在我的指导下写作，要是我肯给他一个论文的题目，那他会十分感激的。

“很愿意为您效劳，同事，”我说，“不过，首先，关于论文是什么东西，我俩得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才行。所谓‘论文’，一般公认，是指由独立的创造所产生出来的著作。不是这样吗？一个作品，如果用的是别人的题目，在别人的指导下写出来，那就要叫做另一样东西了……”

这个考学位的没说话。我冒火了，从我坐着的地方跳起来。

“我不懂，为什么你们都跑来找我？”我生气地叫道，“难道我开着商店还是怎么的？我又不卖题目！我第一千零一次请求你们：全都躲开我！原谅我说话唐突，可是老实说，这种事我腻味透了！”

考学位的青年一声不响，只是他的颧骨四周现出淡淡的红晕。他的脸容表现了对我的声望和学识的深深尊崇，可是从他眼睛里我却看出他藐视我的声调、我的可怜的身材、我的心浮气躁的手势。我一发脾气，他就觉得我像是一个怪人了。

“我又没开店！”我生气地说，“真是怪事！为什么您不愿意独立自主？为什么您对自由这么厌恶？”

我说了许许多多，可是他始终一声不响。临了我渐渐气平了，当然也就让步了。考学位的青年就从我这儿得到一个不值一文钱的题目，预备在我的督促下写一篇对谁都没用处的论文，将来带着尊严的气派去进行枯燥的答辩，得到一个于他一无用处的学位。

铃声可能连连不断地响下去，可是我在这儿只限于写完四次铃声就算了。铃声第四次响起来，我听见熟悉的脚步声、衣服的沙沙声、亲爱的说话声……

十八年前，我有一个同事，是眼科医生，去世了，留下一个七岁的女儿卡嘉和大约六万卢布。他在遗嘱里指定我做监护人。卡嘉在我们家里一直住到十岁，然后送到一个寄宿女校去，只有到夏天，放了暑假，才住到我们家里来。我没有工夫过问她的教育，只在有空的时候偶尔注意一下，因此她小时候的情形我所能说的很少。

我所记得的而且喜欢回想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她搬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和听凭医生看病的时候她那可爱的小脸上老是闪着不同平常的信任表情。她常常躲在一旁什么地方坐着，包扎着脸，总是注意地瞧着什么。不管她瞧着我写字或者翻书，也不管她瞧着我妻子忙忙碌碌，瞧着厨娘在厨房里削土豆皮，或者瞧着狗儿玩耍，她的眼睛老是表现着同样的思想，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进行着的一切事情都好，都合理。”她好奇心重，很喜欢跟我谈天。有时候她挨着桌子坐下，面对着我，瞧我的动作，提出问题。她想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书，我在大学里做什么事，我怕不怕死尸，我怎样花我的薪水。

“大学里的学生打架吗？”她问。

“打架，亲爱的。”

“您罚他们跪吗？”

“罚的。”

她想到大学生打架，我罚他们跪下，觉着滑稽，就笑了。她是个温柔的、有耐性的、善良的孩子。我常常看见她手里的东西给人夺去，看见她无缘无故地受罚，或者她的好奇心得不到满足，这时候，她脸上那常在的信任表情就跟一种悲哀的神情混在一起，如此而已。我不知道该怎样卫护她才好。不过我一瞧见她难过，就有心把她拉到我怀里来，用老奶妈的疼爱口气说：“我可怜的小孤儿！”

我还记得她喜欢穿好衣服，喜欢在衣服上洒香水。在这方面，她跟我一样。我也喜欢漂亮衣服和好香水。

可惜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注意卡嘉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怎样被一种狂热完全抓住，后来那种狂热怎样发展下去。我说的是她对戏剧的热烈爱好。假期她从学校回来，住在我们家里，谈起别的事情总不及谈到戏剧和演员那么愉快和热烈。她老是谈戏剧，我们都听得腻味了。我妻子和孩子都不理她。只有我没有勇气不理她。每逢她起意找人谈一谈她的痴迷，总是走进我的书房来，用恳求的声调说：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让我跟您谈谈戏剧吧！”

我指一指钟，说：

“给你半个钟头的时间。说吧。”

后来她带回来好几十张她所崇拜的男女演员的照片，再后有好几回参加业余演出，最后她在学校里毕业了，向我声明说她天生来就应该做演员。

我从来也不同情卡嘉对戏剧的爱好。依我想来，要是剧本很好，那就用不着再麻烦演员演出来，使它产生正确的印象，只把剧本看一遍也就够了。要是剧本不行，那就不论怎样演也演不好。

我年轻时候常去戏院，现在我家里的人一年也总要订两次包厢，带我去“散散心”。当然，这还不足以使我有权利评断戏剧，不过我还是想说几句。依我看来，现在的戏院并不比三四十年前高明。不管在戏院的走廊上也好，休息室里也好，就跟过去一样，我无论怎样也找不到一杯干净的水。虽然冬天穿厚大衣是一点也不应该留难的事，可是就跟过去一样，招待员替我存好皮大衣，总要硬敲我二十个戈比的竹杠。休息时间就跟过去一样，毫无必要地奏一阵乐，给戏剧所造成的印象添上些没人需要的新东西。就跟过去一样，男人们一到休息时间就走出去，到饮食部去喝含酒精的饮料。要是在小事情上看不出什么进步，那么想在大地方找出进步来就会白费气力。有的时候，演员从头到脚笼罩在舞台习气和成见中，极力不把一句简单而平凡的独白“活着或者不活着”简单地说出来，总要莫名其妙地带点稀里呼噜的声音，还要全身发颤。有的时候，演员千方百计极力要我信服恰茨基[11]虽然老是跟傻瓜谈话，而且爱上一个傻女人，其实却是个很聪明的人，极力要我信服《聪明误》不是一个沉闷的戏。在这种时候舞台就会在我心中勾起四十年前饱看古典的咆哮怒叫和捶胸顿足的表演时候早已使我腻味的那种刻板演技。每次我走出戏院总要比走进去的时候更保守些。

多情善感和轻于相信的观众也许会听信一种论调：舞台即使在现在这种形式下也仍旧是学校。然而，凡是熟知什么叫做真正的学校的人，就绝不会上这种当。五十年后或者一百年后情形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照眼前这种情形看来，戏院却只能算做娱乐场所。可是要经常享受这种娱乐却又嫌太贵。它夺去这个国家成千上万健康而有才能的青年男女，这些人如果不去干演戏的行业，也许会成为好医师、好农艺家、好女教师、好军官。它又夺去观众的傍晚时光，而这正是从事脑力劳动和跟朋友闲谈的大好时光。至于金钱的浪费以及观众看了舞台上处理得很不正确的凶杀、私通、伪证以后道德上所蒙受的损害，那就更不用说了。

卡嘉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她硬对我说，舞台即使在现在这种形式中也比讲堂，比书本，比世界上任什么东西都高尚。戏剧是把一切艺术结合成一体的一种力量，演员是传教士。没有一种艺术，也没有一种科学，能够像舞台那样在人的灵魂上产生那么强烈和那么确实的影响，因此中等才能的演员比最优秀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在国内享受更大的名望就不是没有理由的了。而且没有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能够像戏剧那样提供那么多的快乐和满足。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卡嘉参加一个剧团，走了，大概是到乌发去了，随身带去很多的钱、无数愉快的希望、对事业的崇高看法。

她在旅途中寄来的第一批信是惊人的。我看着那些信，简直奇怪几页小小的信纸怎么容得下那么多青春的朝气、心地的纯洁、神圣的清白，以及又细致又切实的判断，这种判断即使是出于优秀的男性智力也会引人赞叹。伏尔加河啦，大自然啦，她游历过的城市啦，她的同事啦，她的成就啦，她的失败啦等等，她不是在写，而是在唱。每一行字都透露出我往常在她脸上看到的信任，同时信上有许多文法方面的错误，而且差不多根本没加标点符号。

半年还没过完，我就接到一封饶有诗意的、热情洋溢的信，劈头是这样一句：“我在恋爱。”信里附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青年男子，剃光胡须，戴一顶宽边帽，肩膀上搭着一条方格毛毯。这以后的信还是跟先前一样的好，可是信上有了标点符号，文法错误不见了，字里行间发出浓烈的男性气息。卡嘉开始在信上谈起如果在伏尔加流域找个地方开办一个大戏院，规定合股经营，吸引富商大贾和轮船主人到这个事业里来，那是多么好。钱会有很多，观众也会有很多。演员依照合作的条件来演戏……也许这个办法真的挺好吧，可是我觉着这一类花样是只有男人的脑筋才想得出来的。

不管怎样，在一年半或者两年当中，一切都好像顺顺当当：卡嘉在恋爱，相信她的事业，幸福。可是这以后，我渐渐发觉她的信上有明显的泄气迹象了。开头是卡嘉对我抱怨她的同事，这是第一个最不吉利的征象。要是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或者文学工作者刚开始工作就恶狠狠地抱怨科学家和文学家，那就表明他已经厌倦，不宜于做那种工作了。卡嘉写信告诉我说：她的同事不参加排演，也永远不懂自己的角色，看得出他们每个人在闹剧的表演中，在舞台动作上，对观众表现了极不恭敬的态度。为了增加票房收入（这是大家唯一的话题），正剧中的女演员竟不顾身份唱小调，悲剧演员唱杂曲来讪笑戴绿帽子的丈夫和不贞节而怀了胎的妻子等等。总之，这些现象怎么会至今还没使内地的戏院倒闭，那些戏院怎么会靠着这么腐败的细小血管维持下来，这倒是应该奇怪的了。

我写给卡嘉一封很长的回信，我得承认那是一封很沉闷的信。除了别的话以外，我对她说：“我过去不止一次跟愿意同我结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老演员们谈过话，从他们的话里我才明白他们的活动并不尽是由他们个人的智慧和自由意志指导着，多半倒是由社会的风气和喜好控制着的。就连最好的演员，一生当中也不得不时而演悲剧，时而演歌剧，时而演巴黎闹剧，时而演神话剧，不过他们好像始终仍旧认为他们走的是正路，对社会有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种坏现象的根源不该在演员们身上去找，而该更深地到艺术本身中，到整个社会对它的态度中去找。”我这封信反而惹得卡嘉怄气了。她回信给我说：“您跟我在两个不同的歌剧里演戏。[12]我在信上跟您谈起的不是那些愿意跟您结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人，而是一帮谈不上一丁点高尚的坏蛋。他们是一伙野人，只因为别处没人愿意给他们工作才到舞台上来鬼混的，他们管自己叫做艺术家也只是因为他们老脸皮罢了。有才能的人一个也没有，可是庸才啦，醉汉啦，阴谋家啦，造谣家啦，倒有许多。我没法告诉您我是多么痛心：我所热爱的艺术却落在我所痛恨的人的手里。我痛心的是最优秀的人对这种坏现象只是站在远处冷眼旁观，却不愿意走近一点，非但不出头想办法，反而写些沉闷的老生常谈和对谁都没用处的教训……”此外还有些别的话，都是那么一种口气。

又过了不久，我接到这样一封信：“我被人残忍地欺骗了。我活不下去了。我那些钱随您的意思处置好了。我爱您，把您看做我的父亲和我唯一的朋友。别了。”

原来她的他也该归在那“一伙野人”里面。后来，我凭某些迹象推测她有过自杀的企图。大概卡嘉服毒自尽过。大概后来她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我后来接到的信已经是从雅尔达寄来的，多半是医生把她送到那儿去了。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请求我赶快汇一千卢布到雅尔达去，结尾是这样的话：“请原谅这封信满纸辛酸。昨天我把我的孩子埋葬了。”她在克里米亚盘桓将近一年以后，回家来了。

她在外有四年光景。在这四年当中，我得承认，在我跟她的关系上，我扮了一种简直不值得羡慕的古怪角色。先是她写信向我说明她要去做女演员，后来写信给我讲到她的恋爱，她每过一个时期总要起一回挥霍的心，我就不得不依照她的请求，时而汇去一千卢布，时而汇去两千。后来她写信向我提起她有意自杀，再后又说到她的孩子夭折，每一回我得到信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对她的遭际的满腔关切只表现在我想得很多，写去沉闷的长信，其实那样的信还是根本不写的好。可是话说回来，我还是以父亲的身份待她，爱她如同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呢！

现在，卡嘉住的地方离我这儿不出半俄里远。她租了一所房子，有五个房间，把它布置得相当舒服，显出了她固有的美感。要是谁有心描写她的布置，那么这个画面最突出的情调就是懒散。为了懒惰的身体布置了软躺椅和软凳子，为了懒惰的脚铺好了地毯，为了懒惰的眼睛配好了淡淡的、昏暗的或者不透明的颜色，为了懒惰的灵魂，墙上挂着无数便宜的扇子和无聊的画片，讲到那种画片的新奇，惹人注意的却不是画题，而是画法。房间里摆着许多小桌子和小架子，上面放满一点也没用处、一点也没价值的摆设，不成形状的小毡毯代替了帷幔……这一切，再加上害怕鲜明的彩色，害怕匀称和空旷，不但证明了精神的懒惰，也证明了对自然的美感的歪曲。卡嘉一连好几天躺在躺椅上看书，主要是看长篇和中篇小说。她一天中间只在下午出门一回，来看我。

我做我的事，卡嘉坐在离我不远的一个长沙发上，沉默着，戴着披巾，仿佛怕冷似的。要么因为我喜欢她，要么因为我从她还是小女孩子的时候起就习惯了她的常来常往，总之，她坐在我这儿，并不妨碍我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偶尔信口问她一句话，她也很短地回答一句，或者，我想歇一会儿，就扭转身去对着她，看她出神地瞧着一本医学杂志或者报纸。在这样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脸上已经没有旧日那种信任表情了。现在她的表情冰冷、淡漠、涣散，就跟不得不很久很久地等火车开来的旅客的表情一样。她的装束跟从前一样美丽而朴素，可是粗心大意。她往往一连好几天躺在躺椅上或者坐在摇椅上，看得出来她的衣服和头发因此揉得很乱。她也没有从前那份好奇心了。她不再问我什么问题，仿佛已经阅历过生活里的一切，不再等着听什么新鲜事了。

将近下午四点钟，前厅和客厅里开始有走动的声音。这是丽莎从音乐学院回来，带来几个女朋友。可以听见她们弹钢琴，试嗓音，哈哈笑。叶戈尔正在饭厅里摆饭桌，弄得盘盏丁当的响。

“再见，”卡嘉说，“今天我不去看您家里的人了。请她们原谅我。我没工夫了。请您来看我。”

我送她到门口，她用严格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烦恼地说：

“您越来越瘦了！为什么您不找个医生看看？我要去请谢尔盖伊·费奥多罗维奇来。让他给您看看病吧。”

“用不着，卡嘉。”

“我不懂，您家里的人眼睛长到哪儿去了！不用说，这班人倒真不错！”

她猛一下子穿上皮大衣，这时候就一定有两三个别头发的针从她那凌乱的头发上掉下来，落在地板上。她懒得理一下她的头发，而且也没工夫了。她把披下来的发卷随便塞在帽子底下，走了。

我走进饭厅，我的妻子就问我说：

“刚才卡嘉在你那儿吗？为什么她不来看我们？这简直是怪事……”

“妈！”丽莎用责备的口气对她说，“她既不愿意来，就随她去吧。反正我们也不会跪下来求她。”

“不管你怎么说，这也未免眼中无人。在书房里坐了三个钟头，却没想起我们。不过呢，那也只好由她。”

瓦丽雅和丽莎都恨卡嘉。这种仇恨我是不懂的，大概也必须是女人才能懂得这种仇恨。我敢凭我的头颅保证，在我差不多每天在课堂里遇见的一百五十个青年男子当中，在我每个星期要碰见的百把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当中，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够了解她们为什么憎恨而且厌恶卡嘉的过去，那就是说憎恨而且厌恶她没有结婚就怀了孕，有过私生子。同时，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认识的女人和姑娘有谁不是有意无意地存着这样的反感。这倒不是因为女人比男人贞节，纯洁。要知道美德和纯洁，如果不跟反感绝缘，那就跟恶德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了。我把这现象简单地解释做女人的落后。现代的男子看到不幸便感到哀伤的怜恤和良心的痛苦，依我看来，这比憎恨和厌恶更多地说明文化和道德的成长。现代的女人却跟中世纪的女人一样感伤和粗鲁。依我看来，凡是主张女人应该跟男人受同样教育的人，是十分有见识的。

我妻子所以不喜欢卡嘉，还因为她做过女演员，因为她忘恩负义，因为她骄傲，因为她怪僻，因为但凡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可以找到的无数坏处，卡嘉都有。

除了我、妻子、女儿以外，跟我们一块儿吃饭的常常还有两三个我女儿的女朋友和亚历山大·阿朵尔佛维奇·格涅凯尔，这人是丽莎的追求者，有意向她求婚。他是个至多不过三十岁的金发青年，中等身材，长得很饱满，肩膀很宽，耳朵旁边留着火红色络腮胡子，嘴唇上有一点点染了色的唇髭，这就给他那丰满光滑的脸添上一种洋娃娃般的神情。他穿一件很短的上衣，一件花坎肩，一条上部很肥、裤腿很瘦的大花格裤子，一双平底的黄皮鞋。他生着龙虾样的爆眼睛，领结像龙虾的脖子，我甚至觉得这个青年冒出一股龙虾汤的气味。他天天上我们这儿来，可是我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出身，他在哪儿受过教育，他靠什么生活。他既不弹琴，也不唱歌，可是跟音乐和唱歌却不知有一种什么关系，在一个什么地方替一个什么人卖钢琴，常到音乐学院去，认识所有的名流，布置音乐会。他用很有权威的口气批评音乐，我发现人们都乐意附和他的话。

阔人的身旁永远少不了寄生者，艺术和科学也一样。似乎，世界上没有一种艺术或者科学躲得开像格涅凯尔这类的“异物”。我不是音乐家，或许我看错了格涅凯尔也未可知，再者，对他的情形我知道的很少。可是人家弹琴或唱歌时候他站在钢琴旁边摆出的那种权威的神态和尊严的气派却太使我起疑了。

您尽管是个百分之百的正人君子，枢密顾问官，不过要是您有个女儿，那您就无从保证您能够避开那种常常由献殷勤、作媒、婚姻等带到您家里来和搅扰您心境的庸俗气氛。比方说，每逢格涅凯尔在座的时候我妻子脸上流露出来的得意神情我就无论怎样也看不惯。我也看不惯那些瓶拉菲特、伯特维茵[13]、雪利[14]，这些酒都是为了他才摆出来的，好叫他凭了亲眼目睹相信我们的日子过得又奢华又大方。我受不了丽莎在音乐学院学来的那种音调发颤的笑声，以及她遇到我们家里有男人的时候总是眯细眼睛的那种神情。主要的是我无论怎样也不明白一个跟我的习惯、我的学问、我的生活气息毫不相干，跟我所喜欢的人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天天跑到我家里来，跟我一块儿吃饭。我的妻子和仆人鬼鬼祟祟地小声说：“他是一个求婚的人。”可是我仍旧不懂他为什么待在这儿。这种事在我心中引起的惶惑不下于他们在饭桌旁边把一个组鲁[15]人安置在我的身旁。还有一件事我也觉着奇怪，那就是我素来看做小娃娃的女儿居然会爱上那样的领结、那样的眼睛、那样的胖脸……

从前我吃饭时候总是很痛快，或者至多冷冷淡淡。现在吃饭在我心中引起的，除了烦闷和愤懑以外，就没有别的心情了。自从我成了“老爷”，做了系主任以后，我的家人不知什么缘故觉着我们的菜单和吃饭习惯得完全改变才成。我从做学生时候，做医生时候起就吃惯的那些简单的菜，现在都没有了，他们给我吃的却是什么法国浓肉汤，面上浮着像冰渣一样的白东西，另外还给我吃什么用玛第拉[16]烹的腰子。将军的品位和名望使我永远断绝了白菜汤、可口的馅饼、加苹果汁的鹅、鳊鱼粥。他们辞掉我的女仆阿加霞，一个爱说爱笑的老太婆，换了个叶戈尔来伺候吃饭，那是个呆笨而又傲慢的家伙，右手老是戴一只白手套。等菜的工夫很短，可是好像长得不得了，因为在那种时候没有什么事可做。从前那种欢畅、那种随意谈话、那种戏谑、那种哄笑，现在一点也没有了。从前我们在饭厅里会齐，总有一种互相亲近，欢欢喜喜的感觉搅动孩子、妻子和我的心，现在却没有了。对我这忙人来说，吃饭正是休息和团聚的时间。对我妻子儿女来说这是节庆，时间固然短，可是快乐欢畅，他们知道在这半个钟头里我不属于科学，不属于学生，不属于别人，只属于他们。喝一小杯酒就醉了的本事再也没有了，阿加霞走了，鳊鱼粥没有了，旧日吃饭时候遇到出了什么小岔子，比方猫跟狗在桌子底下打架，或者卡嘉的绷带从脸上落到汤盘里，大家就哇哇地叫起来，现在也没有了。

现在我们的进餐，描写起来就跟吃起来一样乏味。我妻子的脸上现出得意和做作的尊严神情，还有平素那种操心神情。她不安地瞧着我们的碟子，说：“我看你们不喜欢吃烤肉吧……告诉我，是不喜欢吃吧？”我只好回答：“你别瞎耽心，亲爱的，烤肉很好吃。”她就说：“你老是向着我，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从来也不说实话。为什么亚历山大·阿朵尔佛维奇吃得这么少呢？”总之，饭桌上说的老是这一套话。丽莎声音发颤地笑一阵，眯细眼睛。直到现在吃饭时候，我瞧着她们母女俩，我才完全明白过来：我很久没有注意这两个人的精神生活了。我有这样的感觉，从前我倒好像是跟真正的家人住在一个家里，现在我却在做客，跟一个不像是真正的妻子同桌吃饭，我瞧着丽莎，觉着她也不像是真正的丽莎了。她俩都起了惊人的变化，我错过了她们完成这种变化的漫长过程，怪不得我一点也不懂了。为什么会发生那种变化呢？我不知道。也许问题只在于上帝没把赐给我的力量照样赐给我的妻子和女儿吧。我从小就习惯了抵制外来的影响，把自己锻炼得十分坚强，生活中的大变动，例如名望、将军的品位、从生活舒适过渡到窘困、跟名流的结交等，差不多对我不起影响，我始终原封不动，没受到伤害。可是这一切，对于没受过锻炼的、软弱的妻子和丽莎却像雪崩一样压下来，砸坏了她们。

格涅凯尔和那些姑娘谈赋格曲，谈对位法，谈歌唱家，谈钢琴家，谈巴哈[17]和勃拉姆斯[18]。我妻子深怕她们疑心她不懂音乐，就向她们做出同情的笑脸，含含糊糊地说：“这实在好……难道有这样的事！真没想到……”格涅凯尔尊严地吃着，尊严地说笑话，爱理不理地听那些小姐的批评。有时候他起意说几句糟糕的法国话，于是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他觉着需要称呼我一声“Votre Excellence”[19]了。

可是我沉下脸。我分明碍他们的事，他们也碍我的事。我以前从来也不大懂得什么叫阶级仇恨，可是现在正好有一种跟这差不多的感情在折磨我。我极力在格涅凯尔身上专找短处，而且很快就找到了。我想到坐在这儿当我女儿的求婚人的，不是我的同行，就生闷气。他在座，对我还有另一方面的坏影响。我单身一个人或者跟我喜欢的人作伴的时候，照例从来不想到我自己的成就，或者即使想起来，我也觉得那点成就平平常常，仿佛我昨天才成为学者似的。可是在格涅凯尔这样的人面前我却觉得我的成就像是一座最高的山，山顶耸进云霄，格涅凯尔那流人只配在山脚下跑来跑去，而且渺小得肉眼都几乎看不见。

饭后，我走进书房，在那儿点上我的烟斗，我一天只抽这么一回烟，这是旧日一天到晚抽烟的坏习惯留下来的一点残余。我抽烟的时候，我的妻子走进来，坐下，跟我谈话。跟早晨一样，我事先总能料到我们会谈些什么话。

“我得认真跟你谈一谈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开口了，“我的意思是指丽莎……你为什么一点也不在心上呢？”

“什么事不在心上？”

“你假装什么也没瞧见，可是这是不对的。漠不关心是不行的……格涅凯尔对丽莎有求婚的意思……你觉着怎么样？”

“我不能说他是坏人，因为我不了解他。不过我不喜欢他，这话我已经跟你说过一千回了。”

“可是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她站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

“你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么严重的大事……”她说，“这问题牵涉到女儿的幸福，那就得把私人成见统统丢开才对。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好吧……假定我们现在拒绝他，把这件事闹翻，那你怎么能保证丽莎不会终生抱怨我们呢？现在，求婚的人可是不怎么多了，说不定将来没有人上门呢……他很爱丽莎，她也分明喜欢他……当然，他还没有固定的地位，不过那有什么办法呢？求上帝保佑，他将来总会有固定地位的。他出身好家庭，有钱。”

“这是你从哪儿听来的？”

“他自己说的。他父亲在哈尔科夫[20]有一所大房子，在城郊有田产。总之，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非到哈尔科夫去一趟不可了。”

“去干什么？”

“你上那儿去打听一下……那儿有许多你认得的教授，他们会帮你忙。我恨不得自己去一趟才好，可惜我是个女人。我不能去……”

“我不上哈尔科夫去。”我阴沉地说。

我妻子吓坏了，她脸上现出痛苦到极点的表情。

“看在上帝的面上，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恳求我，哭了，“看在上帝的面上，了却我这件心事吧！我痛苦啊！”

我瞧着她，心里难过了。

“好吧，瓦丽雅，”我亲切地说，“既是你要这样办，那就放心，我到哈尔科夫去，把你要做的事办一下好了。”

她拿手绢蒙住眼睛，走出去，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哭了。这儿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过了一会儿，灯拿进来。圈椅和灯罩在墙上和地板上投下了熟悉的、我早已看腻的阴影。我一瞧见它们，就觉得夜晚来了，而且带着我那该诅咒的失眠一齐来了。我在床上躺下，然后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随后又躺下……照例在晚饭以后，黄昏到来以前，我的神经的兴奋要达到顶点。我无缘无故地哭起来，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这种时候我总怕有人走进来，又怕突然死掉，我为自己的眼泪害臊，总之，我的灵魂里起了一种叫人受不了的变化。我觉着我再也看不得我的灯、我的书、地板上的阴影，再也听不得从客厅里传来的说话声了。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和不能理解的力量正粗鲁地把我推出卧房外面去。我就跳起来，匆匆穿好衣服，小心在意，免得让家人发觉，溜出去，走到街上。我上哪儿去好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在我的脑子里了：到卡嘉家去。

三

她照例躺在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或者躺椅上看书。她看见我，就懒洋洋地抬起头，坐起来，把手伸给我。

“你老是躺着，”我停了一会儿，歇口气以后说，“这对身体是不好的。你应当干点什么才对！”

“什么？”

“我是说你应当干点什么才对。”

“干点什么呢？女人只能做普通的女工或者演员。”

“那有什么关系？要是你不能做女工，就去做演员好了。”

她没说话。

“你应当结婚了。”我半开玩笑地说。

“找不着可以结婚的人啊。而且结婚也没什么意思。”

“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

“没有丈夫就不行？倒好像真有什么关系似的！只要我想找，要找多少男人就可以找着多少。”

“这不好，卡嘉。”

“什么不好？”

“哪，你刚才说的那种话不好。”

卡嘉看出我有点不好受，想冲淡这不好的印象，就说：

“走。上那儿去。那边。”

她带我走进一个很舒服的小屋，指了指写字台，说：

“瞧……我已经给您预备下了。您就在这儿工作吧。您天天上这儿来，把您的工作随身带来好了。您在家里，那些人反而妨碍您做事。您以后就在这儿工作吗？您愿意来吗？”

我怕回绝她会伤她的心，就答应我会上这儿来工作，说我很喜欢这个房间。然后我俩在这舒服的小屋里坐下来谈天。

现在，温暖、舒适的环境、眼前又有这样一个招我喜欢的人，在我心中引起的却不是像从前那样的满足感觉，而是一种想要诉苦和发牢骚的强烈心意。不知什么缘故，我觉着要是抱怨一阵，发一阵牢骚，心里就会畅快些。

“情形很糟啊，我亲爱的！”我开口了，叹口气，“很糟啊……”

“怎么呢？”

“你明白，是这么回事，我的朋友。皇帝的最好的和最神圣的权利莫过于原谅的权利。我以前老是觉着自己是皇帝，因为我总是毫无限度地使用这种权利。我从来也不责备人，总是体恤人家。不管什么样的人，我都愿意原谅。遇到别人气不平或者愤慨，我总是劝一劝，说服一下。我这一辈子所努力的只是不惹家人、学生、同事、仆人讨厌。我知道，我这种待人的态度教育了我周围那些跟我有过接触的人。可是现在我做不成皇帝了。我心里发生一种只有奴隶才配有的情形：我的脑子里一天到晚装满恶毒的思想，我早先没有领略过的种种感情却在我的灵魂里搭下了窠。我满腔的痛恨、轻蔑、怨气、愤慨、害怕。我变得过分严格，苛求，爱生气，不体恤，多疑。有些事情从前只会给我说一句无伤大雅的笑话的机会，好意地笑一笑了事，现在却在我心中产生一种阴暗的感情。我的逻辑也变了，从前我只是看不起钱，现在我呢，却不是对钱，而是对阔人有恶感，好像他们有罪似的。从前我恨暴力和专制，可是现在我恨那些使用暴力的人了，仿佛只该怪他们不对，不该怪我们大家不善于互相教育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是这些新思想和新感情是因为信念转变才产生的，那么这转变是怎么产生的呢？难道这世界变坏了，我变好了？或者难道我以前瞎了眼睛，漠不关心？如果这变化是因为我的体力和脑力共同衰退才产生的（我本来有病，体重天天减轻），那我的情形就未免可怜了，这是说我的新思想不正常，不健康，我应当为它们惭愧，把它们看得没价值才对……”

“这跟病没有什么关系，”卡嘉打断我的话，“这只不过因为您的眼睛睁开了而已，没别的缘故。有些事情，从前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您不肯看，现在却看见了。依我想来，您首先应该做的是跟您的家庭一刀两断，一走了事。”

“你在胡说了。”

“您并不爱她们，那您何苦勉强呢？难道她们也能叫做家人？简直是些废物！要是她们今天死了，明天就不会有人注意她们在不在人世。”

卡嘉十分看不起我的妻子和丽莎，就跟她们十分恨她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以谈到人们有互相看不起的权利的。不过，要是凭卡嘉的观点看问题，承认有这种权利，就可以看出来，我妻子和丽莎既有权利恨她，她就也有权利看不起她们。

“简直是废物！”她又说，“您今天吃过饭没有？她们怎么会没忘了叫您到饭厅里去吃饭？她们怎么会至今还记得有您这么一个人？”

“卡嘉，”我厉声说，“请你别说了。”

“您当是我喜欢谈她们吗？我倒巴不得压根儿就不认识她们才好。听我的话，我亲爱的：丢开一切，走吧。出国去吧。越快越好。”

“简直是胡说！大学怎么办呢？”

“也丢开那大学好了。大学跟您什么相干呢？反正它也没什么道理。您教了三十年的书，可是您的学生都上哪儿去了？您教出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吗？数一数好了！用不着有才能的好人来出力，照样可以培养出大批大批敲诈无知无识的人而大发横财的医生。您这种人是多余的。”

“我的上帝啊！你好刻薄！”我恐怖地叫道，“你好刻薄！快别说了，要不然我就走了！我不会回答你这些刻薄话！”

使女走进来，请我们去喝茶。到了茶炊旁边，谢天谢地，我们的谈话总算变了题目。我发完牢骚以后，又想发泄另外一种老年的嗜好：回忆。我对卡嘉谈起我的过去，使我大大吃惊的是我跟她讲了些简直没想到至今还完整地保存在记忆里的事情。她带着温柔、带着骄傲，屏住呼吸，听我讲下去。我特别喜欢跟她讲起从前我怎样在宗教学校里求学，怎样梦想着进大学。

“我常在我们那宗教学校的校园里散步……”我说，“风带来远处一个酒馆里的手风琴的呜呜声和歌唱声，或者围墙外面跑过一辆有铃子的马车，这就足以使一种幸福的感觉不但忽然灌满我的胸膛，甚至灌满的我胃、腿和胳膊了……我听着手风琴的声音或者渐渐远去的铃声，幻想自己做了医生，描出许多画面，一个比一个灿烂。现在呢，你瞧，我的梦想实现了。我所得到的还超过了当初所敢梦想的呢。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得到学生爱戴的教授，我有许多卓越的朋友，我享受光荣的名望。我恋爱过，由于热烈的爱情结了婚，有了子女。一句话，只要回头一看，我就看见我的一生像是一篇由天才写出来的美丽的文章。现在剩下来要做的只有别糟蹋这一生的结局了。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应该死得不愧是个人的样子。要是死亡真是一件危险的事，我就得合乎教师、学者、基督教国家的公民身份，精神饱满、心平气和地迎接它。可是我却在糟蹋我的结局。我正在沉下去，我跑到你这儿来求救，你却告诉我说：沉下去吧，本来就该这样。”

可是这当儿前厅传来了铃声。我和卡嘉听清拉铃的声音，就说：

“来人一定是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

果然不到一分钟，我的同事，语言学家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走进来了，这是个身材高大、体格结实、年纪在五十上下的男人，脸子刮得干干净净，长着浓密的白发和黑眉毛。他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好朋友。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那是个相当幸运的、有才气的家族，在我国文学和教育的历史上占据显要的地位。他自己也聪明，有才气，受过很高的教育，然而也不是没有怪脾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有点古怪，都是怪人，可是他的古怪却有点出奇，而且对他的熟人来说不无危险。我知道在他的熟人当中有不少人只看见他的古怪而完全看不见他的许多长处。

他走进我们屋里，慢慢地脱下手套，用柔和的低音说：

“你们好。你们在喝茶吗？这倒正合适。外头冷得厉害。”

然后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喝下一杯茶，立刻谈起来。他讲话方式中最显出特色的一点就是永久不变的取笑口吻，把哲学和打诨揉在一起，跟莎士比亚戏里的掘墓人一样。他老是谈严肃的事，可是经他一讲，就绝不严肃了。他的评语总是尖酸刻薄，爱挑毛病，可是幸好他的声调柔和、平稳、招笑，那种刻薄和痛骂才不刺耳，很快就让人听惯了。每天傍晚他总要带来五六个大学生活趣事，照例在桌旁一坐下，就讲起来。

“唉，主啊！”他叹气，讥诮地活动黑眉毛，“世界上有好多的小丑哟！”

“怎么呢？”卡嘉问。

“今天早晨我从讲堂里出来，在楼梯上碰到咱们那个老傻瓜某某人……他照例翘起马那样的下巴，想要对人抱怨一下他的偏头痛，抱怨一下他的妻子，抱怨一下不肯来听他讲课的学生。‘啊呀，’我想，‘他看见我了，这一下子完蛋了，倒定了霉了……’”

诸如此类，总是这么一套。要不然，他就这样开始：

“昨天我听我们的朋友某某公开演讲。我不懂我们的almamater[21]怎么会打定主意搬出像某某这样的宝货，独一无二的蠢才（这种话在天黑以后可别说呀），拿给群众看。是啊，他是全欧罗巴的傻瓜！天呐，像他那样的家伙在全欧洲大白天打着火把也找不出第二个来！您想想吧，他演讲就像吮冰糖：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他慌慌张张，差点看不清自己的底稿，他那些渺小的思想爬都爬不动，就跟修道院长骑自行车那么慢腾腾的，糟糕的是你简直闹不清他到底要说什么。枯燥得要命，连苍蝇都会闷得断了气。这份沉闷也许只有在礼堂里开年会，宣读例行报告时候的沉闷才比得上，真是见鬼。”

话题马上一变：

“三年前，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总还记得吧，我就做过那样的报告。天气又热又闷，我的制服勒着胳肢窝，紧得要命！我念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两个钟头……‘好了，’我想；‘谢天谢地，剩下只有十页了。’我那报告的结尾有四页可以完全不念，我想把它删掉算了。‘那么只剩下六页了，’我想。可是，您猜怎么着，我偶然瞧一眼前面，看见第一排有一位披着宽绶带的将军和一位主教并肩坐着。这两个可怜虫烦闷得身子发僵，睁大了眼睛免得睡着，可是脸上又极力做出注意听讲的神情，装得听懂了我的话而且很爱听的样子。‘行，’我想，‘既然爱听，你们就听吧！我要叫你们受一受！’于是我索性把那四页也都对他们念了。”

跟所有的爱讥诮的人一样，他讲起话来，只有眼睛和眉毛才含着笑意。在这种时候，他的眼睛里面并没有憎恨或者恶意，只有许多的尖刻以及人们仅仅在很善于观察的人的脸上才能看到的那种特别的、狐狸样的狡猾。如果继续再谈他的眼睛，那我就要说我在他眼睛里还发现另外一种特色。每逢他接过卡嘉递给他的杯子，或者听她讲话，或者卡嘉有事出去一会儿，他瞧着她的背影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眼光里带点温柔、恳求、纯洁的眼神……

使女拿走茶炊，在桌上放了一大块干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的香槟酒，那是一种糟透了的葡萄酒，卡嘉住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却喝上了口。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从书架上拿下两副纸牌，开始摆牌阵。照他说起来，有几种牌阵的摆法需要很大的灵敏和专心，可是话虽如此，他打牌的时候仍旧不停地谈天消遣。卡嘉注意地看他的牌，给他出主意，然而不是用嘴说，而是用表情。她一个傍晚至多不过喝两小杯葡萄酒，我喝四大杯，瓶里余下的酒就都归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享用了，他酒量大而且永远不醉。

摆牌阵的时候，我们解决各种问题，大都是高级的问题。最倒霉的正是我们最热爱的东西，也就是科学。

“科学，谢谢上帝，已经活到头了，”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抑扬顿挫地说，“它的歌已经唱完了。对了。人类已经开始感到需得用另外一种东西来代替它了。它原是在迷信的土壤上生长起来，受到迷信的滋养的，现在也仍旧是迷信的结晶，跟它去世的祖母，炼金术、形而上学、哲学等一样。真的，科学究竟给过人类什么东西呢？可不是，有科学的欧洲人和没有任何科学的中国人中间，那差别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也只限于表面上。中国人不懂科学，可是他们因此损失了什么呢？”

“苍蝇也不懂科学，”我说，“可是那又能证明什么呢？”

“您用不着生气，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这些话，我只是背地里在我们自己人中间这么说说……我这个人，比您料想的总还小心得多，我不会当着大家说这种话的，求主保佑！公众中间仍旧存在着迷信，认为艺术和科学比农业和商业高明，比手工业高明。咱们这班人就靠了这种迷信才有饭吃。破坏这种迷信可不是您和我的事。求主保佑！”

在摆牌阵的时候，年轻的一代也挨到一顿痛骂。

“听我们讲课的人现在也退步了，”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叹道，“姑且不谈理想什么的，只要能工作，能思索，就已经不错了！瞧，正好应了那句话：‘我悲哀地瞧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22]”

“是啊，他们大大退步了，”卡嘉同意说，“您说说看：近五年或者十年以来，你们教出过哪怕一个了不起的人吗？”

“别的教授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当中，我却一个也想不起来。”

“我这一辈子也总算见过许多你们的学生、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许多演员了……怎么样呢？慢说英雄或者天才我从来没有那种福气碰见过，就连单是有趣味的人我也一个都没见过。全是些灰色的人，庸才，自高自大……”

这种关于退步的话每一回都使我有一种感触，好像偶然间偷听到人家用难听的话骂我女儿一样。我所以听不入耳，是因为这类责难毫无道理，他们所根据的无非是早已陈腐的滥调，吓人的大话，例如什么退步啦，缺乏理想啦，比不上过去的灿烂时代啦。不管什么样的指责，即使是在女人面前说说的，也应当尽量明确地提出来，要不然那就不是指责，只是空洞的谩骂，不合正人君子的身份。

我是老人，教书有三十年了，可是我既没看出什么退步，也没看出缺乏理想。我也不认为现在比过去糟糕。我的看门人尼古拉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他说今天的学生既不比过去的学生好，也不比他们差。

要是有人问我在哪方面不喜欢现在我们的学生，我回答这问题不会很便当，可也不会说得太长，不过一定十分明确。我知道他们的缺点，因此用不着找出那些含混的老生常谈来搪塞。我不喜欢他们抽烟，喝酒，晚婚，也不喜欢他们那么漠不关心，常常冷淡到眼看自己周围有同学挨饿，却不捐款给学生救济会。他们不懂现代的语言，讲俄国话也不正确。就是昨天我的同事，卫生学教授，还对我抱怨说他教的课总得多讲一遍才行，因为学生们的物理学知识很差，对气象学完全不懂。他们很容易受最新的、甚至不是最优秀的作家的影响，可是他们完全不关心古典著作，例如莎士比亚、马可·奥勒留[23]、埃披克梯托斯[24]，或者帕斯卡[25]。他们分不清伟大和渺小，这尤其说明他们在生活方面不切实际。凡是多多少少含有社会性质的困难问题（比方说，移民问题），他们总是靠这问题的论文来解决，而不是靠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虽然这方法是他们完全做得到的，尤其是跟他们的职业很符合。他们情愿做住院医生、医务助理员、化验室的医生，情愿把这种职业做到四十岁，然而在科学方面，独立自主的气魄、自由的感觉、个人的主动精神，并不比其他行业，例如艺术或商业，少需要一分。学生和听讲人，我是有的，可是帮手和继承人却没有，所以我爱他们，为他们所感动，可是并不为他们感到骄傲。等等，等等……

这类缺点尽管很多，却只能惹得懦弱和胆怯的人生出悲观情绪或者谩骂心理。这种种短处具有偶然的、暂时的性质，完全随生活条件的变化而转移。只要过上十年，这些短处就会消灭，或者让位给别的新缺陷，那些缺陷也是完全不能避免的，不过它们也会吓得那时候的懦弱的人胆战心惊。学生们的坏处常常惹得我气恼，可是拿这点气恼跟近三十年来我跟学生谈话、给他们讲课、考察他们相互关系、把他们跟别的行业的人对比的时候所得到的快乐相比，那就算不得什么了。

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专说刻薄话，卡嘉听着，他俩都没觉出这种挑剔邻人的消遣，表面看来虽然没有什么害处，实际上却在把他们渐渐地拖进一个多么深的深渊里去。他们自己并没觉得简单的谈天怎样一步步化为讥诮和嘲骂，他俩怎样甚至开始养成了在人背后说坏话的习惯。

“人常会碰见些滑稽家伙，”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说，“昨天我到我们的朋友叶戈尔·彼得罗维奇家里去，在那儿碰见一位念书的学爷，大概是你们医科三年级的学生吧。好一张脸……杜勃罗留波夫[26]的脸型，脑门子上刻着深奥的思想。我们攀谈起来。‘年轻人，有这样一件事儿，’我说。‘我读到一篇文章，’我说，‘有个德国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从人的脑子里提取了一种新的生物碱：痴呆。’你们猜怎么着？他真的听信了，脸上甚至现出佩服的表情，好像在说，‘瞧，我们这班人本事多大！’有一天我到戏院里去。我在位子上坐下。刚好我前面第二排上坐着两个人：一个也是‘我们这班人’之流的人物，大概是学法律的；另一个披头散发，是医科学生。那医科学生醉得跟皮匠一样。他根本没看台上的戏。他只顾打盹儿，鼻子往前一冲一冲的。可是只要演员开始大声念独白，或者光是提高了喉咙，我们这位医科学生就吃一惊，拿手指头戳一下邻座那个人的肋骨，问道：‘他在说什么？说得高——尚吗？’‘高尚，’那位‘我们这班人’回答。‘好哇！’医科学生吼起来。‘高尚啊！好哇！’你们瞧，这喝醉了酒的蠢才上戏院里来原来不是为了欣赏艺术，而是要找高尚的东西。他要的是高尚。”

卡嘉听着，笑了。她的笑法相当古怪，吸气很快，每一吸气和每一呼气中间的空当既有节奏，而又整齐，很像是在拉手风琴，同时她脸上只有鼻孔在笑。我心里发闷，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忍不住，冒火了，从座位上跳起来，叫道：

“别说了！为什么你们两个像癞蛤蟆似的坐在这儿，吐出气来弄得空中满是毒素？我听够了！”

我不等他们嚼完蛆，就准备回家去。实在，也应该走了：已经十点多钟了。

“我想再坐一会儿，”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说，“您答应吗，叶卡捷琳娜·弗拉基米罗芙娜？”

“行。”卡嘉回答。

“Bene[27]！既是这样，那就请您吩咐他们再拿一小瓶酒来吧。”

他俩举着蜡烛送我到门厅，我穿皮大衣的时候，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说：

“近来您瘦多了，也老多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您怎么了？您病了？”

“对了，身体不大好。”

“他却不肯治病……”卡嘉闷闷不乐地插嘴。

“为什么您不治一治病呢？怎么能照这样拖下去呢？天助自助者，亲爱的人。托您向您家里的人致意，替我道歉，说我没去看她们。在我出国以前，一两天里我要去辞行的。一定去！下个星期我就走了。”

我从卡嘉家里出来，因为大家谈起我的病而又激动又害怕，不满意自己。我暗自盘算是不是真的应该找个同事来看看我的病。我立刻想像我的同事给我听诊以后，会一句话也不说地走到窗口去，沉吟一下，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极力提防我从他脸上看出真相，用随随便便的口气说：“眼下我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情形，不过，同事，我还是要劝您辞掉工作的好……”那就夺去了我的最后一线希望。

谁能不存一点希望呢？近来，每逢我诊断自己的病，给自己开药方，就往往希望自己的无知欺骗了自己，希望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蛋白质和糖质、心脏的毛病、有两次在早晨发生过的全身浮肿，都是我弄错了。我带着忧郁病患者的那份热心翻看治疗学的专书，天天换药吃，老是觉得会碰到对症的药。这都很不像话。

每天傍晚，不管天上布满阴云也好，月亮和星星正在照耀也好，我在回家的路上举眼望天，心里总是想着：死亡不久就要把我带走了。人也许会以为在这种时候我的思想一定跟天空那么深奥，灿烂，惊人……可是不然！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的妻子、丽莎、格涅凯尔、学生们、一般的人。我的思想卑劣，渺小，我在蒙哄我自己。在这种时候，我的世界观可以用著名的阿拉克切耶夫[28]在一封私信里所说的话表达出来：“这世界上一切好东西都不可能不含有恶，而且恶永远比善多。”这就是说，一切东西都丑恶，根本没有一种可以使人为它生活下去的东西。我活过的六十二年只应该算是白活。我一发觉自己有这种思想，就极力说服自己：这些思想是偶然的、暂时的、在我心里没有深深地生下根，可是我立刻又想：

“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我每天傍晚总想去找那两个癞蛤蟆呢？”

我暗自赌咒从此再也不去找卡嘉了，可又明明知道第二天傍晚我还是会去。

我在自己的家门口拉了铃，后来走上楼去，却觉得现在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心再把它找回来。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新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思想不是偶然的、暂时的在我心里出现，它已经占据我的全身心了。我带着痛苦的良心，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四肢都不大能动，觉得身上好像加了几千普特的体重似的，于是我脱衣上床，很快便睡着了。

然后呢，失眠来了……

四

夏天来了，生活改变了。

一天早晨，天气晴朗，丽莎走到我的房间里来，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走吧，大人。准备停当了。”

我这位大人就给领到街上，被安置在一辆马车上，他们把我运走了。我坐在车上，没事可做，就看左右两边的招牌。“特拉克季尔”[29]变成了“里特卡尔特”。这个字倒正好做男爵的姓：里特卡尔特男爵夫人。我的车子往前走去，穿过田野，经过墓园。虽然我不久就要躺在那墓园里，它却没使我生出任何感触。然后我的车子穿过一片树林，又到田野上了。一点有趣味的东西也没有。坐了两个钟头的车以后，我这位大人就给领进一个别墅的楼下，安置在一个不大的、很畅快的、糊着淡蓝色壁纸的房间里。

我晚上还是跟先前一样失眠，可是到早晨我不再醒着，听我妻子讲话，却躺在床上了。我没睡，可是处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半昏半醒，自己知道不是在睡觉，却又在做梦。我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拗不过习惯的力量，仍旧靠着桌子坐下来，可是我不再工作，只翻看卡嘉送来的黄色封面的法国小说作为消遣。当然，看俄国作家的书才更富于爱国精神，可是我得承认，我对俄国作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除了两三个老作家以外，今天我们的一切文学依我看来都不是文学，而是一种特别的手工业成品，只为了获得鼓励才存在，偏偏大家又不愿意买这类成品。在这些家庭手工业的成品当中就连顶好的也不能说有什么了不起，要真心称赞它而不加个“但是”，那是办不到的。关于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读过的新的文学作品，也应该这样说：其中没有一本是了不起的，不管哪一本书，称赞起来总少不了加个“但是”。它们有隽永，有高尚，却缺乏才气；有才气，有高尚，却又缺乏隽永；或者最后，有才气，有隽永，却又缺乏高尚。

我不是说法国书又有才气、又有隽永、又有高尚。它们也并没满足我。不过它们不像俄国书那么沉闷，而且在那些书里往往可以找到艺术创造的基本要素：个人自由的感觉，这却是俄国作家所缺少的。我想不起有哪一本新书，作者不是从第一页起就极力用种种世俗的偏见和种种对良心的束缚把自己包紧。有的人不敢提到裸体，有的人死命地钻进心理分析，有的人认为必须“对人类有热情的态度”，有的人故意整页整页地描写自然，免得被人疑心他的写作有倾向……有的人一心要在自己作品里装得是个平民，有的人却要装做贵族，等等。那些书里有处心积虑，有步步小心，有四平八稳，可是既没有自由，也没有要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勇气，因此也就谈不上创造。

这些话指的是所谓的美文学。

讲到俄国那些社会学的、艺术的等等的严肃论文，我纯粹因为胆怯而不敢读。不知什么缘故，我在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害怕看门人和戏院里的验票员，这种畏惧一直留存到今天。直到现在我也还是怕他们。据说，只有我们不理解的事，我们才害怕。的确，为什么看门人和戏院验票员那么神气，那么傲慢，那么庄严而粗鲁，那是很难理解的。我一读那些严肃的论文就准会感到同样的、意义不明的恐惧。那种非同小可的自命不凡、那种大将军一样的戏弄口吻、那种对外国作家过分随便的态度、那种一本正经净说废话的本事，都使我不能理解，觉得可怕。这跟我读我们那些医学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作品的时候所常见到的谦虚、文雅、平和的口吻完全不同。不但论文是这样，就是俄国严肃的人们所翻译的或者编纂的作品我也一样读不下去。序言的夸耀的教诲口气、译者所加的过多的注解，妨碍我聚精会神地阅读正文。在所有论文或者书本中由慷慨的译者所加的许多带括弧的问号和sic[30]，依我看来，对作者个人也好，对我作为读者的独立自主地位也好，都是一种侵犯。

有一回我被人请到地方法院里去做鉴定人。在休息时间，另一个鉴定人，我的同事，叫我注意检察官对待被告是多么粗暴，被告中有两个是有知识的妇女。我就回答同事说，检察官的态度比严肃论文的作者们彼此相待的态度不见得更粗暴，我觉得我这话一点也没夸大。实在，他们的态度是那么粗暴，一谈起来就不能不痛心。他们相互间的态度和他们对待所批评的作家的态度，要就不顾自己的尊严，过分捧场，要就刚好相反，比我在这札记中和思想中对我将来的女婿格涅凯尔的蔑视还要放肆得多。动不动就骂人家不负责任，骂人家居心不正，甚至骂人家犯了种种罪行，已经成了严肃论文照例的装饰品。这正好应了年轻的医学工作者在论文里所喜欢说的那句话，ultima ratio[31]！这种作风无可避免地要影响年轻一代的作家的性情，因此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看到的文学新著中男主人公往往喝很多的白酒，女主人公不十分贞节，我也就一点也不觉着奇怪了。

我读法国书，眺望敞开的窗子外面。我看见花园里用尖头木棍编成的栅栏和两三棵瘦树，还看见远处栅栏外面的道路、田野以及宽阔的针叶树林地带。我常常愉快地瞧着两个头发金黄、衣服破烂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爬上花园栅栏，笑我的秃顶。在他们亮晶晶的眼睛里，我读到：“瞧，那个秃头！”恐怕只有他们这两个人才不把我的名望和品位放在心上。

现在我不是每天都有客人了。我只想提一提尼古拉和彼得·伊格纳捷维奇的来访。尼古拉通常总是遇到假期才到我这儿来，仿佛是来接洽什么公务似的，其实多半是为了来看望我。他来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以前他在冬天从来没有这样醉过。

“你有什么事要说吗？”我走出去，在门厅里迎着他问道。

“大人！”他说，把手按住胸口，带着爱人的那种痴迷神情瞧我，“大人！求上帝惩罚我！让雷当场劈死我吧！Gaudeamus egitur juventus[32]！”

他热烈地吻我的肩膀、袖子、钮扣。

“我们学校里事情都很顺当吗？”我问他。

“大人！求上帝做我的审判官……”

他完全没有必要地不住赌咒，不久就弄得我厌烦了。我就打发他到厨房去，由他们招待他吃饭。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到了假日也特意到我家来看我，跟我谈一谈他的思想。他通常坐在我房间里一张桌子旁边，谦虚，整洁，规矩，不敢跷起脚来，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他用轻轻的、平和的小声音对我谈起他在杂志和小册子上读到的依他看来十分有趣而尖刻的各种消息，声调四平八稳，文绉绉的。那些消息彼此相像，可以归结成这样一个格式：一个法国人发现了一种新东西，另外一个德国人驳斥他，证明早在一八七〇年已经有一个美国人发明过，另外有个第三者，也是德国人，比他俩都厉害，证明他俩都出了丑，在显微镜底下把气泡错看成黑色素了。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即使在有意逗我笑的时候，也还是讲得冗长详尽，好像宣读学位论文，详细地举出他是从哪一篇文章上看来的，极力不说错刊物的日期、号数、有关的人名，而且一提到人名绝不简单地说一声贝蒂，必得说让·惹克·贝蒂[33]。有时候他留在我们这儿吃饭，于是这一顿饭的工夫他不住地讲那种有趣的故事，弄得所有吃饭的人都烦闷无聊。要是格涅凯尔和丽莎在他面前谈起赋格曲和对位法，谈起布拉姆斯和巴哈，他就谦虚地垂下眼帘，窘得什么似的。他觉着难为情，因为在他和我这样严肃的人面前居然有人谈起这种无聊的东西。

照我眼前这样的心境，只要他在我面前待上五分钟就足能惹得我厌烦，倒好像我看他，听他，已经足足有了一万年似的。我讨厌这个可怜的家伙。他那轻柔平稳的嗓音和文绉绉的话语使得我无精打采，他的故事听得我发呆……他对我存着一片好心，跟我讲话纯粹是凑我的高兴。我对他的报答却只是呆瞪瞪地瞧着他，仿佛要对他使催眠术似的，同时心里想着：“走吧，走吧，走吧……”可是他对我的心愿不理不睬，紧自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

他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摆脱不了一种想法：“说不定我一死，他就奉派接替了我的位子。”于是我那可怜的讲堂在我的幻想中就成了一片泉水干涸的绿洲。我对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很不客气，一句话也不说，生气，倒好像我有这种思想不该怪我自己，却该怪他不对似的。每逢他照例开口称赞德国科学家，我却不再照往常那样好意地开一句玩笑，只没好气地嘟哝一句：

“您那些德国人都是些蠢驴……”

这很像去世的尼基塔·克雷洛夫[34]教授当初在雷瓦尔跟彼罗戈夫[35]一块儿洗澡的时候嫌水太凉，生气了，骂道：“这些混蛋的德国人！”我对彼得·伊格纳捷维奇的态度很不好，直到他走了，我从窗口看见他那顶灰色的帽子在花园栅栏外面一闪一闪，我才想叫住他，说：“原谅我，我的好人！”

现在我们吃饭比在冬天还要无聊。我现在痛恨而且看不起的格涅凯尔差不多天天跟我一块儿吃饭。我往常瞧见他在座，总还一声不响地忍着，现在我却对他说些挖苦的话，招得我妻子和丽莎脸都红了。我压不住满腔的恶意，常常说些简直很愚蠢的话，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那种话来。比方，有一回，我带着轻蔑的心情对格涅凯尔凝神瞧了很久，忽然无缘无故地念起来：

有时候老鹰比公鸡飞得还低，

可是公鸡绝飞不上天去……[36]

顶气人的是公鸡格涅凯尔却显得比老鹰教授还要聪明。他知道我的妻子和女儿站在他那一边，就使出一种手段，用傲慢的沉默回答我的讥刺（仿佛在说：“这老家伙昏了头……何必跟他多费话呢？”），要不然他就好意地拿我开一句玩笑。真应该奇怪：人会无聊到这种程度！吃饭的时候我居然始终幻想着格涅凯尔会怎样露出冒险家的真面目，我妻子和丽莎会怎样看出自己的错误，我会怎样讪笑她们。到了我这种年纪，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了，还会有这么荒唐的幻想！

近来家里出了一种误会，这一类的误会我从前是只凭道听途说才有所体会的。不管我提起这种事会多么难为情，我还是要写出一次这类的争吵，那是在有一天吃过饭后发生的。

我坐在我的房间里，正在抽烟斗。我妻子照例走进来，坐下，开口说道：趁现在天气暖和，我又空闲，要是我肯到哈尔科夫去走一趟，打听一下我们的格涅凯尔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倒挺好。

“好吧，我去就是……”我同意道。

我妻子对我很满意，站起来，往门口走去，可是立刻回转身来说：

“顺便提一下，另外还有一个请求。我知道你会生气，可是我有责任忠告你……对不起，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上卡嘉家里去得太勤，我们所有的邻居和熟人已经在纷纷议论了。我不否认，她聪明，受过教育，跟她在一块儿也许挺痛快，不过你知道，依你这年纪，照你的社会地位，你跟她在一块儿会觉着愉快，那就未免奇怪了……再说，她那名声是那么……”

所有的血猛然从我的脑子里涌出来，我的眼睛里冒出火星。我跳起来，抱住头，顿着脚，用一种不像是我自己的声音嚷道：

“躲开我！躲开我！躲开！”

大概我的脸色可怕，嗓音奇怪，因为我妻子忽然脸色发白，用一种也不像是她自己的声音绝望地高声尖叫起来。听见我们喊叫，丽莎、格涅凯尔、然后叶戈尔……都跑进来了。

“躲开我！”我叫道，“走开！躲开我！”

我的腿发麻，仿佛两条腿根本没有了似的。我觉着自己倒在一个什么人的怀里，随后还听得见哭声，不过只听见一会儿就晕过去了，有两三个钟头不省人事。

现在说一说卡嘉。每天将近傍晚她总来看我，当然邻居和熟人都难免注意到。她来一会儿，就带我出去坐上马车游逛。她自己有一匹马，有一辆新马车，都是今年夏天买下的。总之，她生活得很阔绰：租下一个华贵的大别墅，外带一个大花园，把城里的家具都搬来，用了两个女仆和一个车夫……我常问她：

“卡嘉，你把父亲的钱挥霍完了以后怎么过下去啊？”

“到那时候再说吧。”她回答。

“那笔钱，我的朋友，应当受到比较严肃的对待才对。那是由一个好人靠了正直的劳动挣来的。”

“这话您先前已经跟我说过。我知道了。”

起初我们坐车走过原野，随后又走过从我的窗口可以看见的那一片针叶树林。在我的眼睛里，大自然显得跟往常一样美丽，只是有一个魔鬼凑在我的耳边悄悄说：这些松树、枞树、鸟雀、天空的白云，等我过三四个月死了以后，对我的去世却不会在意。卡嘉喜欢赶车。天气好，又有我坐在她身旁，她觉着很愉快。她兴致好，没说尖刻的话。

“您是个很好的人，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说，“您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人，没有一个演员会演您的角色。比方拿我或者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来说，就连坏演员都演得来，可是谁也演不了您。我羡慕您，非常羡慕您！您看，我算是什么呢？什么呢？”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问我：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我不是一种否定的现象吗？对吗？”

“对了。”我回答。

“嗯！……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拿什么话回答她呢？说一声“工作吧”，或者“把家财散给穷人吧”，或者“了解一下你自己吧”，那倒是容易的。惟其说起来容易，我倒不知道该回答什么话好了。

我的同事们，那些治疗学家，在教治疗学的时候，总是劝人“分别处理个别的病例”。人必得听从这种忠告，才能相信教科书里做为范例而推荐的最好的、最适宜的治疗法在个别病例中往往完全不适用。在精神的病症方面，情形也是一样。

可是总得回答一句话才成，我就说：

“你的空闲时候太多了，我的朋友。你总该干点什么才好。真的，如果演戏是你的本行，为什么你不去重做演员呢？”

“我办不到。”

“听你那口气，看你那态度，倒好像你是个遭了难的人似的。我不喜欢这样，我的朋友。这得怪你自己不好。记住，你开始恼恨一般的人和事了，可是你从没做过什么事来对人和事加以改进。你并没有向坏现象做斗争，你只是厌倦了，你并不是因为斗争而遭了难，却是因为软弱才遭的难。嗯，当然，那时候你还年轻，没有经验，可是现在一切都可能有所不同了。对了，干吧！你会工作，为神圣的艺术服务……”

“请您别装模做样，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卡嘉打断我的话，“我们来一言为定，我们尽可以谈男演员、女演员、作家，可是别谈艺术。您是个少有的好人，可是对于艺术，您了解得却不多，还不能诚心诚意地认为它神圣。您对艺术缺乏感觉，也没有领略它的耳朵。您一辈子辛辛苦苦工作，没有工夫培养那种感觉。总之……我不喜欢这样谈艺术！”她烦躁地接着说，“不喜欢！多谢多谢，艺术已经被人弄得十分庸俗了！”

“谁把它弄得庸俗了？”

“有些人用酗酒弄得它庸俗，报纸用过分轻视的态度弄得它庸俗，聪明人呢，用哲学弄得它庸俗。”

“哲学跟这不相干。”

“有关系。谁要是唱高调，就表示他并不懂。”

为了免得惹出尖酸刻薄的话来，我就连忙改变话题，随后沉默了很久。直到我们的车子出了树林，向卡嘉的别墅走去，我才回到原来的话题上，说：

“你还是没回答我你为什么不打算去做女演员。”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这未免太狠心了！”她叫道，忽然满脸通红，“您要我大声说出真心话吗？既是您……您想知道，那就遵命！我没有才能！没有才能，只有……只有很大的虚荣心！就是这么的！”

照这样和盘托出以后，她就背过脸去不再看我，为要遮掩手在发抖，就使劲拉缰绳。

我们赶着车走近她的别墅，远远看见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在大门附近走来走去，心焦地等我们。

“那个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又来了！”卡嘉烦恼地说，“把他从我这儿带走吧，劳驾！我讨厌他了，他没意思……滚他的！”

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早就应当出国去了，可是他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始终没走成。近来他起了点变化。看上去他有点瘦了，喝酒会醉了，这可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他的黑眉毛开始变白了。等到我们的马车在门口停住，他的快乐和心焦掩盖不住了。他慌忙搀扶卡嘉和我下车，匆忙地问这样问那样，笑着，搓手，往常我只在他眼睛里才看得到的那种温柔、恳求、纯洁的表情，现在洋溢到他的整个脸上了。他高兴，同时又为他的高兴不好意思，觉着自己养成习惯，天天傍晚上卡嘉这儿来盘桓一阵，也很不好意思。他觉着需得为他的来访找个明明很荒唐的借口，比方说，“我正巧有事坐车路过，我想那就进去坐一会儿吧。”

我们三个人走进房间。起初我们喝茶，后来桌子上出现了我早就熟悉的那两副纸牌、大块的干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的香槟。我们的谈话内容并不新鲜，跟冬天谈的一样。我们痛骂大学、大学生、文学、戏院，空气装满这些恶意的话语，变得越发稠密闷人。现在已经不像冬天那样只有两个癞蛤蟆用呼吸来弄得空气充满毒素，而是一共有三个了。除了柔和的男中音的笑声和手风琴那样的笑声以外，那个伺候我们的女仆还听见另一个不愉快的、刺耳的笑声：“嘻嘻嘻！”就跟轻松喜剧里的将军的笑声一样……

五

有些可怕的夜晚，风雨交加，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民间管这样的夜晚叫做“麻雀夜”。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也有过这样一个麻雀夜……

我半夜醒来，忽然跳下床。不知什么缘故，我觉着现在马上就要死了。为什么我会觉着这样呢？我的肉体并没有一点表明立刻要死的感觉，可是我的灵魂给一种恐怖压住，好像我忽然看见一大片不吉利的火光似的。

我赶紧点上灯，拿起水瓶凑着瓶口喝了点水，然后匆忙地走到敞开的窗口。外面的天气真美。空中有一股干草的气息，另外还有一种更好闻的香气。我可以看见栅栏上的尖木桩、窗旁边睡意朦胧的瘦树、道路、一带黑树林。天空只有一个安静的、很亮的明月，没有一片云。四下里全是寂静，没有一片树叶动一动。我觉得样样东西都在瞧我，想听我怎样死掉……

这真可怕。我关上窗子，跑回床上。我摸脉搏，可是在手腕上找不着，就到太阳穴上去找，然后到下巴上找，临了又在手腕上找。我的手碰到的地方都因为出汗而发凉和发黏。我的呼吸越来越快，身子打战，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脸上和秃顶上有一种像是粘着蜘蛛网的感觉。

怎么办呢？叫家里的人吗？不，没用处。我想不出我的妻子和丽莎走到我屋里来以后会怎么办。

我把头埋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等着，等着……我的背脊发凉，五脏六腑好像把背脊吸进去了，仿佛死亡果然从背后偷偷掩来了……

“叽维——叽维！”在夜晚的寂静中我忽然听见尖叫声，不知道这声音是打哪儿来的，是从我胸中发出来的呢，还是从街上传来的。

“叽维！叽维！”

我的上帝，多么可怕呀！我想再喝点水，可是睁开眼睛太可怕，我不敢抬起头来。我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动物性的恐怖。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害怕：是因为我想活下去呢，还是因为有一种我还不知道的新痛苦在等着我？

楼上，正好在我的头顶上，有个什么人像是在呻吟，又像是在笑……我听着。不久以后，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不知什么人匆匆忙忙地走下楼来，然后又走上去了。过一分钟，又有脚步声下楼来了，有人在我的门外站住，听着。

“谁？”我叫道。

门开了。我大起胆子睁开眼睛，看见了我的妻子。她脸色苍白，眼睛上沾着泪痕。

“你没睡着吗，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问。

“你有什么事？”

“看在上帝的面上，到丽莎那儿去看看她吧。她出了点毛病……”

“好吧……依你就是……”我喃喃地说，倒觉得很痛快，因为现在我不是孤零零一个人了，“好吧……就来。”

我跟着我的妻子走去，一路听她对我说话，可是我太激动，一个字也没听清。在楼梯上她的蜡烛洒下一朵朵明亮的光来，跳动着，我们的长影子发抖。我的腿被我的睡衣的前襟裹住，我喘得透不过气，觉着身后好像有个东西追来，极力要抓住我的后背似的。“我马上会死掉，就在这楼梯上，”我想，“我马上就会死……”可是我们走完楼梯，走过安着意大利式窗子的黑过道，走进了丽莎的房间。她坐在床上，只穿着睡衣，光脚耷拉下来，正在呻吟。

“哎呀，我的上帝！……哎呀，我的上帝！”她嘟嘟哝哝地说，给我们的烛光照得眯细了眼睛，“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丽莎，我的孩子，”我说，“你怎么了？”

看见我，她大叫一声，伸出胳膊来搂住我的脖子。

“我的亲爸爸……”她抽抽搭搭地说，“我的好爸爸……我亲爱的，我的好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难过！”

她搂我，吻我，数落着她小时候我常听她说的那些亲热话。

“冷静一下，我的孩子，求上帝跟你同在，”我说，“不要哭了。我自己也难过。”

我极力给她盖上被子，我妻子给她水喝，我们俩在床旁边胡乱地忙一阵，我的肩膀碰着她的肩膀，这当儿我想起了从前我们怎样一块儿给我们的孩子洗澡。

“务必救救她吧！救救她！”我妻子恳求道，“想想办法吧！”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法办。那女孩心头沉重，可是我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一点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能嘟哝着说：

“没什么，没什么……这会过去的……睡吧，睡吧……”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们屋外忽然传来狗叫的声音，那是两只狗的叫声，先还轻轻的，犹疑不定，后来却响起来。狗吠啦，猫头鹰叫啦，这类兆头我素来不认为有什么意义，可是现在我的心却痛苦地缩紧了，我连忙暗自解释这种叫声。

“没道理……”我想，“这无非是一个有机体影响了另一个有机体罢了。我的神经的极度紧张感染了我的妻子、丽莎、狗，就是这么回事……预感和先见就是用这种感染来说明的……”

过了一会儿，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给丽莎开药方，这时候我已经不再想着我马上就要死了，只是心头沉重，郁闷，使得我简直惋惜刚才没有一下子死掉。我在房中央一动也不动地站了很久，寻思该给丽莎开点什么药才好。可是楼上的呻吟声停了，我就决定索性不开药方，仍旧站在那儿……

四下里一片死气沉沉的寂静，就跟有一位作家所说的一样，沉静得甚至“耳朵里响起来了”。光阴慢慢过去，照在窗台上的一条条月光不移动位置，仿佛凝住了似的……一时天还不会亮。

可是这时候栅栏门吱吱吜吜地响，不知什么人偷偷地掩进来了，那个人在一棵瘦树上折断一根枝子，拿那根枝子轻轻地敲窗子。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我听见低低的说话声，“尼古拉·斯捷潘内奇！”

我开了窗子，觉得自己像在做梦：窗外，紧贴着墙，站着一个女人，穿一身黑色连衣裙，被月光照亮，张开一双大眼睛瞧着我。她脸色苍白，严厉，给月光照得不像是一张真脸，倒像是大理石做的。她的下巴在发抖。

“是我……”她说，“是我……卡嘉！”

在月光底下，凡是女人的眼睛都显得又大又黑，所有的人都显得高大、苍白。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乍一看却没有认出她来。

“你有什么事？”

“对不起，”她说，“不知什么缘故，我忽然觉着难过得受不了……我受不住，就上这儿来了……您的窗子里有灯亮，我……我就大胆敲了敲窗子……请您原谅……唉，您再也不知道我有多么难过！您刚才在做什么？”

“没做什么……我失眠。”

“我有一种预感。可是，那是胡思乱想。”

她的眉毛拧起来，眼睛里含着泪水而发亮，整个脸上像添了一抹亮光似的忽然闪着我很久没看到的那种熟悉的信任神情。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恳求地说，向我伸出两只手，“珍贵的朋友，我求求您……我央求您……要是您不小看我对您的友情和尊重，那就请您答应我的要求！”

“什么事？”

“请您把我的钱拿去！”

“得了吧！你这是在胡想什么呀！我干吗要拿你的钱呢？”

“您到什么地方去治一治病吧……您应当医好您的病。您肯收下那笔钱吗？肯吗？亲爱的，肯吗？”

她热烈地瞧着我的脸，再说一遍：

“行吧？您肯收下吧？”

“不，我的朋友，我不要……”我说，“谢谢你。”

她背转身去，低下头。大概我用那样的口吻拒绝她，使得钱方面的话没法再讲下去了。

“你回家去睡吧，”我说，“我们明天见面好了。”

“这样说来，您不把我看做您的朋友吗？”她垂头丧气地问。

“我没说这种话。不过你的钱现在于我没有什么用处。”

“请您原谅……”她说，她的声调低了整整一个音阶，“我明白您的意思……领一个我这样的人的情……领一个退休的女演员的情……那是……不过，再见吧……”

她很快地走了，我都没来得及对她说再会。

六

我到了哈尔科夫城。

既然要扭转我目前的心境是白费劲，而且也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办到的，我就决心让我一生中最后这段日子至少在外表上不要有受人指摘的地方。要是我对家里人的态度不正确（这我是充分感到的），那就至少极力依她们的意思办事吧。既然要我到哈尔科夫来，来一趟就是。再说，近来我对一切事情都不大在意，因此，到哈尔科夫来也好，上巴黎去也好，到别尔季切夫去也好，对我来说简直都一样。

我是在中午十二点钟来到此地的，在一个离大教堂不远的旅馆里住下来。火车颠得我头晕，过堂风吹得我着了凉，现在我坐在床上，双手捧着头，等着颜面痉挛病发作。我今天本来应该去看几个我认识的教授，可是我既没那种兴致，也没那份力气了。

一个年老的旅馆仆役走进来问我带来床单没有。我留住他五分钟，问了好几个关于格涅凯尔的问题，我就是为了他才上这儿来的。原来这仆役正是哈尔科夫本地的人，对这个城就跟对自己的五个手指头那么熟悉，可是记不得有姓格涅凯尔的人家。我问起那庄园，回答也一样。

过道上的钟敲了一下，后来两下，再后三下……我觉得我一生中最后的等死的这几个月好像比我的一辈子还要长得多。时间过得这么慢，换了在从前，我绝不能像现在这样的定心。从前坐在火车站等车，或者在试场里坐着，一刻钟就好比一万年。现在我却能通宵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完全淡漠地想着明天晚上也会这么长，也会这么没有光彩，后天也一样……

过道上，钟敲了五下，六下，七下……天黑下来了。

我的脸上起了一种酸麻的疼痛，这是颜面痉挛病发作了。为了叫我自己思索，我就用当初我还不淡漠时候的旧观点，暗自问道：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名人，一个枢密顾问官，来到这旅馆的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坐在铺着一条陌生的灰色被子的床上？为什么我眼睛瞧着这便宜的白铁脸盆，耳朵听着过道上那架破钟的刺耳的声音？难道这跟我的名望，我在众人当中的崇高地位相称吗？我用冷冷的一笑来回答这些问题。我想起我年轻时候那种天真实在好笑，那时候我夸大名望的意义，夸大名人大概会享受到的超出常人的地位。我有名，我的名字被人尊敬地念着，我的照片登在《田地》杂志和《世界画报》上。我甚至在一份德国杂志上看到过我的传记文章。这些究竟有什么道理呢？眼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待在一个陌生的城里，坐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用手掌揉我的酸痛的脸颊……家庭的口角啦，债主的铁石心肠啦，火车服务员的粗鲁啦，护照制度的不方便啦，食堂饭食的昂贵和不卫生啦，一般人的无知和相互间的粗鲁态度啦，所有这些，再加上此外许许多多数也数不尽的烦恼，对我的影响并不下于对声名不出自己所住的小巷的任何一个市民的影响。我的超出常人的地位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姑且承认我的名气大极了，我是我的祖国引以为荣的英雄，所有的报纸也确实都登载我的病况，邮局已经送来我的同事、学生、社会人士的慰问信，可是这一切并不能挽救我不孤身一人痛苦地死在异乡的床上……当然，这是不能责怪任何人的，可是我这个有罪的人却不喜欢我的遐迩皆知的名字。我觉得它好像骗了我似的。

到十点钟光景，我睡着了。尽管颜面痉挛病发作，我还是睡得挺香，要不是人家叫醒我，我会睡得很久。到一点多钟，忽然有人来敲门。

“谁？”

“电报！”

“你尽可以明天再送来，”我从旅馆仆役手里接过电报来，生气地说，“这样一来，我就再也睡不着了。”

“对不起。您的灯亮着，我当是您还没睡觉。”

我撕开电报的封口，先看一看下款：是我妻子打来的。她有什么事呢？

昨日格涅凯尔已与丽莎秘密举行婚礼。速归。

我看着电报，只吃惊了不大一会儿。使我吃惊的倒不是格涅凯尔和丽莎的行为，而是我听到他们结婚消息后的这种淡漠心情。据说哲学家和真正的圣贤都是淡漠的。这话不对，淡漠是灵魂的麻痹，提早的死亡。

我又在床上躺下，极力让我的脑子里有思想的活动。想点什么好呢？仿佛一切事情都已经想过，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起我的思想了。

等到天亮，我就在床上坐起来，用胳膊搂着膝盖。为了消磨光阴，我极力了解我自己。“了解你自己”是很好的、有益的忠告。只可惜古人从没想到指示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实行这个忠告。

以前每逢我有心了解别人或者我自己，所考虑的总不是行动，行动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我考虑的是欲望。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就可以说出来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我就考问自己：我要什么呢？

我希望我们的妻子、孩子、朋友、学生不要着眼于我们的名望，不要着眼于招牌和商标而爱我们，要跟爱普通人一样地爱我们。另外还有什么呢？我希望有帮手和继承人。此外呢？我希望过上大约一百年以后醒过来，至少让我用一只眼睛瞧一下科学成了什么样子。我希望再活十年……还有什么呢？

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我想了又想，想了很久，什么也想不出来。不管我怎样费力地想，也不管我把思路引到什么地方去，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里缺乏一种主要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东西。我对科学的喜爱、我要生活下去的欲望、我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的静坐、我想了解自己的心意，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来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凡是我对科学、戏剧、文学、学生所抱的见解，凡是我的想像所画出来的小小画面，就连顶精细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

可是如果缺乏这个，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在这样的贫乏下，只要害一场大病，只要有了对死亡的畏惧，只要受到环境和人们的影响，就足以把我从前认为是世界观的东西，我从中发现我的生活意义和生活乐趣的东西，一齐推翻，打得粉碎。因此也难怪我会用那些只有奴隶和野人才配有的思想和感情把我一生中最后这几个月弄得十分暗淡，到了现在，冷冷淡淡，连黎明的曙光也无心去看了。如果一个人缺乏一种比外界的一切影响更高超更坚强的东西，那么当然，只要害一回重伤风就足以使他失去常态，一看见鸟就认为是猫头鹰，一听见声音就以为是狗叫。在这种时候，所有他的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以及他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思想，就只有病征的意义，没有别的意义了。

我垮了。既是这样，那么多想也无益，多谈也没用了。那就坐着，默默地等着看随后会发生什么事好了。

到早晨，仆役给我送茶来，带来一份当地的报纸。我随意看一看第一版的广告、社论、报纸和杂志的摘要、新闻……除了别的以外，在新闻中我找到这样一段消息：“我们的著名学者，著名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昨日乘特别快车到达哈尔科夫，住在某某旅馆。”

显赫的名字分明是为了脱离具有这个姓名的本人而独立生活才存在的。现在，我的名字就正在哈尔科夫城里心平气和地散步。过上三个月光景，这名字会用金字刻在墓碑上，跟太阳那么亮，而到那时候，我自己却已经埋在青苔底下了……

门上有人轻轻地敲着。不知什么人要见我。

“是谁？请进！”

门开了，我惊奇得往后直退，赶紧把身上睡衣的前襟裹一裹紧。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卡嘉。

“您好，”她说，因为走上楼来而有点气喘，“您没料到吧？我……我也上这儿来了。”

她坐下来，眼睛没看我，结结巴巴地说下去：

“您为什么不理我？我也来了……今天到的……我打听出来您住在这家旅馆里，就来看您。”

“见着你，很高兴，”我说，耸一耸肩膀，“可是我觉着奇怪……你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到此地来干什么？”

“我吗？就是这么的……兴头一起，就来了。”

沉默。冷不妨她猛然站起来，向我走过来。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说，脸白了，把手按着胸口，“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我照这样再也活不下去了！不行了！看在上帝的面上赶快告诉我，这分钟就告诉我：我该怎么办？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

“我怎么说得出呢？”我迷糊地说，“我是无能为力的。”

“我求求您，请您告诉我！”她接着喘吁吁地说，周身打抖，“我向您赌咒：我照这样子再也活不下去了！我支持不住了！”

她往椅子上一坐，抽抽搭搭哭起来。她把头往后扬，绞着手，顿着脚。她的帽子从头上掉下来，吊在帽带上，头发散了。

“帮帮我！帮帮我吧！”她求我，“我活不下去啦！”

她从旅行袋里拿出一块手绢，随着手绢带出来好几封信，从她的膝头掉到地板上。我从地板上捡起那些信，在其中的一封信上认出是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的笔迹，而且无意中读到两个字：“热烈……”

“我想不出什么话来跟你说，卡嘉。”我说。

“帮帮我！”她抽抽搭搭地说，抓住我的手，吻我的手，“要知道，您是我的父亲，我的唯一的朋友！您本来就聪明，又受过教育，活了这么大岁数！您做过教师！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

“说真的，卡嘉，我不知道……”

我茫茫然，慌了手脚，给她哭得心乱了，站都站不住了。

“我们吃早饭去吧，卡嘉。”我说，勉强笑一笑，“别哭了！”

立刻我又用有气没力的声音说：

“我不久就要死了，卡嘉……”

“只说一句，只说一句吧！”她哭着，向我伸出手来，“我该怎么办呢？”

“你也真是个怪姑娘……”我喃喃地说，“我不懂！这么明白的人，忽然间哇哇地哭了……”

随后是沉默。卡嘉理一理头发，戴上帽子，然后把信团起来，往旅行袋里一塞，这些事她做得从从容容，一声不响。她的脸、胸、手套，都沾着泪痕，湿了，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干巴巴的，冷峻了……我瞧着她，想到我比她快活，不由得觉着惭愧。我是直到临死以前不久，直到我一生中的残年，才发现我自己缺乏我那些朋友，哲学家，所说的中心思想的，可是这可怜的姑娘的灵魂却素来没安宁过，而且此后，一辈子，一辈子也休想安宁了！

“我们吃早饭去吧，卡嘉。”我说。

“不了，谢谢。”她冷冷地回答。

又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

“我不喜欢哈尔科夫，”我说，“这儿很灰色。这是一个相当灰色的城。”

“对了，也许吧……这儿丑恶。……我在这儿不会待得久……我是过路。我今天就走了。”

“上哪儿去？”

“到克里米亚去……那就是说到高加索去。”

“原来是这样。去很久吗？”

“我不知道。”

卡嘉站起来，冷冷地笑一笑，眼睛没看着我，向我伸出手来。

我想问她：“那么你不来参加我的葬礼了？”可是她的眼睛不看我，她的手冷冰冰，跟生人的手一样。我默默地送她到门口……于是她离开我，走出去，顺着长过道走了，头也不回。她知道我在瞧她的背影。多半走到转弯地方，她会回头看一眼的。

不，她没有回头看。她的黑色连衣裙最后闪了一下，脚步声就听不见了……再会，我亲爱的！

1889年

[1] 皮罗戈夫（1810—1881），俄国教授，外科医术专家。卡维林（1818—1885），俄国教授，法学家，历史学家。

[2] 莎士比亚所著剧本《奥赛罗》中的人物。

[3] 拉丁文：病历。

[4] 格鲁别尔（1814—1890），俄国教授，解剖学家。巴布欣（1835—1891），俄国教授，医科组织学家。

[5] 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将军。

[6] 彼罗夫（1833—1882），俄国画家。

[7] 巴蒂（1843—1919），意大利歌剧演员。

[8] 意谓“两不相干”，语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赫邱琶是希腊传说中特洛埃王普顿姆之后，在特洛埃被围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

[9] 希腊神话中一个力大无比的英雄。

[10] 拉丁文：同事。

[11] 俄罗斯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所著剧本《聪明误》中的一个人物。

[12] 意思是“我们谈的是两回事”。

[13] 葡萄牙所产的红葡萄酒。

[14] 西班牙所产的白葡萄酒。

[15] 非洲东南部的一个黑种民族。

[16] 西班牙属玛第拉岛所产的红葡萄酒。

[17] 巴哈（1658—1750），德国作曲家和音乐家。

[18] 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

[19] 法语：大人。

[20] 乌克兰的一个城名。

[21] 拉丁文：母校。

[22] 莱蒙托夫的诗《沉思》中的一句。

[23] 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帝国皇帝兼哲学家。

[24] 埃披克梯托斯（60？—120？），罗马哲学家。

[25] 帕斯卡（1623—1662），法国哲学家。

[26]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杰出的文学批评家。

[27] 拉丁文：好。

[28] 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沙皇手下最反动的专权佞臣。

[29] 俄语：酒馆。

[30] 拉丁文：原文如此。

[31] 拉丁文：最后的论据。

[32] 这是一首古老的大学生的歌的第一句歌词，被篡改了，原文为拉丁文，意思是“我们趁着年轻，快快活活吧”。

[33] 贝蒂（1674—1750），法国外科医学家。

[34] 克雷洛夫（1807—1879），俄国法律学家。

[35] 彼罗戈夫（1810—1881），俄国外科医学家。

[36] 这两句诗出自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鹰与公鸡》。

贼

医士叶尔古诺夫是一个浅薄无聊的人，在县里以吹牛大王和酒徒闻名。有一天，在圣诞周，他到列彼诺镇去为医院买东西，傍晚从那儿回来。医师怕他误了时间，希望他早些回来，就把自己的一匹最好的马交给他使用了。

起初天气倒还不坏，四下里安安静静，可是将近八点钟，来了一场大风雪，医士在离家大约只有七俄里路的地方完全迷路了。……

他驾不好马，又认不得路，便存着侥幸的心，随眼睛看到哪儿就把马赶到哪儿，希望那匹马自己会走回去。照这样过了大约两个钟头，那匹马走乏了，他自己也冻得发僵。他觉得他不是在往回家的路上走，却是退回列彼诺去。可是这当儿，在风雪的呼啸声中，总算传来了喑哑的狗叫声，前面出现一个朦胧的红色光点，渐渐显出一道很高的大门和一堵长围墙，围墙上钉着些钉子，尖端朝上。随后围墙里露出一截井上吊杆，是歪的。风吹散他眼睛前面的雪雾，于是原来的红色光点如今变成一所不大的、低矮的小房，上面耸起高高的芦苇房顶。在三个小窗口当中，有一个窗口挂着一块红布，点着灯。

这是谁家的院子呢？医士想起离医院六七俄里远的大路右边，有一家安德烈·奇里科夫的客栈。他还想起这个奇里科夫不久以前给一些马车夫打死了。他留下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女儿柳布卡，大约两年以前柳布卡还到医院里来治过病呢。这个客栈名声很坏，晚上到这个地方来，而且使用别人的马，是不无危险的。不过也没有办法了。医士从行囊里摸到手枪，严厉地嗽了嗽喉咙，用马鞭子敲几下窗框。

“喂，这儿有人吗？”他喊道，“心好的老太太，让我进去取个暖吧！”

一条黑狗发出粗嗄的吠声，像球似的滚到马蹄底下来。然后蹿出另一条白狗，又跑来一条黑狗，前后一共来了大约十条狗！医士看准一条最大的狗，扬起鞭子，用尽气力抽它一下。那条狗并不大，腿却高，它扬起尖尖的脸，发出尖细刺耳的哀叫声。

医士在窗旁站了很久，不住敲窗子。不过后来，围墙里面房子旁边那些树木上的白霜转成红色，大门吱吜一声开了，一个女人，浑身穿戴得严严实实，手里拿着提灯出来了。

“老奶奶，让我取个暖吧，”医士说，“我赶车到医院去，可是现在迷路了。天气真糟，求上帝保佑。你不要怕，我们要算是自己人，老奶奶。”

“我们的自己人都在家里，我们没有约外人来，”那个人厉声说道，“你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敲窗子？大门又没有上锁。”

医士把车赶进院子，在门廊上站住。

“请你吩咐工人，老大娘，把我的马牵走。”他说。

“我不是老大娘。”

她也的确不是老大娘。她熄掉提灯的时候，灯光照在她脸上，医士看到两道黑眉毛，认出这个人就是柳布卡。

“现在上哪儿去找工人？”她一面走进房里，一面说，“有的喝醉酒睡觉了，有的一清早就到列彼诺去了。今天是节日……”

叶尔古诺夫在披屋里拴上他的马，却听到另有马嘶声，这才看出黑地里还立着一匹别人的马，摸到马身上有哥萨克式的鞍子。可见房子里除了女主人以外还有外人。为了稳妥起见，医士把自己的马鞍子卸下来，带着它和他所买的东西走进房里。

他踏进头一个房间，看见那儿很宽绰，炉火烧得正旺，有一股新擦过地板的气味。神像下面那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身材不高的瘦乡下人，年纪四十岁上下，留一把不大的、稀疏的淡褐色胡子，穿着蓝色的衬衫。这个人姓卡拉希尼科夫，是个坏透了的骗子和偷马贼，他的父亲和叔父在博加廖夫卡村开一家饭铺，把偷来的马想方设法卖出去。他也到医院来过不止一次，然而不是来看病，而是跟医师做马生意，问医师有没有马要卖，他老人家愿意不愿意把他的枣红色雌马换一匹浅黄色小骟马。现在他头发上擦了油，耳朵上闪着银耳环，总之，显出过节的样子。他皱起眉头，耷拉着下嘴唇，专心地瞧着一本翻卷了角的大画册。火炉旁边的地板上直挺挺地躺着另一个乡下人，他的脸上，肩膀上和胸脯上盖着一件短皮袄，大概他睡熟了。他身旁放着一双新靴子，近旁有两摊发黑的、溶化的雪水，靴底钉着亮晃晃的铁鞋掌。

卡拉希尼科夫看见医士，打了个招呼。

“是啊，天气很坏……”叶尔古诺夫说，用手心擦着冻僵的膝盖，“雪都灌进衣领里来了，我周身湿透，简直像只水鸡子。我的手枪大概也……。”

他取出手枪来，翻来覆去看了一阵，又放回行囊里。然而手枪一点也没发生什么影响，那个乡下人仍旧看他的书。

“是啊，天气很坏……我迷了路，要不是这儿有狗叫，我大概活活冻死了。那可就麻烦了。可是女主人都到哪儿去了？”

“老太婆到列彼诺去了，闺女在烧晚饭……”卡拉希尼科夫回答说。

随后是沉默。医士发抖，哼哼唧唧，往手心里呵热气，缩起身子，做出很冷很累的样子。人可以听见那些余怒未息的狗在院子里吠叫。这使得人心里发闷。

“你是从博加廖夫卡来吗？”医士厉声问那个乡下人。

“是的，从博加廖夫卡来。”

医士闲着没有事做，就开始想那个博加廖夫卡。那是个大村子，坐落在幽深的峡谷里，因此人在月夜骑着马沿大路走，如果往下看黑暗的峡谷，再抬头看天空，就会觉得月亮正好挂在一个无底的深渊上面，这儿就是世界的尽头似的。那条通往下面的道路很陡，弯弯曲曲，而且十分窄，所以每逢为了医治流行病或者种牛痘而骑着马到博加廖夫卡去，一路上就得提高喉咙嚷叫，或者吹口哨，要不然如果对面遇上一辆大板车，就会卡住，彼此都走不过去。博加廖夫卡的村民以优秀的园艺家和偷马贼闻名。他们的果园很富饶，春天所有的树木都淹没在樱桃树的白花里，临到夏天卖樱桃，一桶只要价三个戈比。人只要付出三个戈比，就可以吃个够。那些村民的妻子生得俊俏，丰衣足食，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就连工作日也什么活都不做，光是坐在土台上，捉彼此头发里的虱子。

可是后来，脚步声响起来了。柳布卡走进房来，这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穿着红色连衣裙，光着脚……她斜着眼睛看了看医士，然后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来回走了两趟。她不是简简单单地走，而是挺起胸脯，迈着细碎的步子。看来，她喜欢光着脚在刚擦过的地板上走来走去，为此特意脱掉了鞋。

卡拉希尼科夫不知为什么笑起来，勾着几个手指头，招呼她走过去。她走到那张桌子跟前，他就把书上的先知以利亚的画片指给她看，那位先知赶着一辆三套马的马车，腾云上天去了。柳布卡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辫子横过肩膀往下耷拉着。那是一条深褐色的长辫子，辫梢上系着红色丝带，几乎碰到地板。她也笑了。

“真是一幅出色的画儿，妙极了！”卡拉希尼科夫说，“妙极了！”他又说一遍，两只手做出好像要替以利亚拉缰绳的样子。

风在炉子里怒号。有个什么东西咆哮起来，又吱吱地叫，仿佛一条大狗咬住一只老鼠的脖子似的。

“嘿，魔鬼发脾气了！”柳布卡说。

“这是风。”卡拉希尼科夫说。他沉默一会儿，抬起眼睛看着医士，问道：“奥西普·瓦西里伊奇，按你们念书人的看法，这该怎么说，世界上到底有鬼没有呢？”

“老兄，该怎么跟你说呢？”医士回答说，耸起一个肩膀，“要是按科学来说，那么当然，鬼是没有的，因为这是迷信。不过，要是照现在你和我这样简单地看问题，那么干脆说吧，鬼是有的……我这一辈子就见过许多……我念完书以后在龙骑兵团里担任军医士。当然，我上过战场，得过勋章和‘红十字’奖章，可是在圣斯忒法诺和约[1]后，我回到俄罗斯来，在地方自治局工作。就因为我周游过世界，我可以说，我见过的事情别人在梦里都没见过。就连鬼我也见过，那就是说，并不是长着犄角或者尾巴的鬼，那都是胡说。说实在的，我是见过跟鬼差不多的东西。”

“在哪儿见过？”卡拉希尼科夫问。

“在好些地方见过。不必到远处去找，就说去年吧，喏，在这儿，在这个客栈附近，我就遇到过一个鬼……只是晚上不要提他才好。我记得，那一次我是到戈雷希诺村去种牛痘。当然，我照往常那样坐着一辆双轮快车，嗯，赶着一匹马，带着一套用具，此外我身上还带着表和别的东西，所以我一面赶车，一面提防着可别出什么乱子……各式各样的流浪汉多得很哟。我走到蛇谷，这个该死的地方，刚要下坡，忽然间，好家伙，走过来一个人。头发乌黑，眼睛乌黑，整个脸膛像是用烟熏过的……他走到马跟前来，一把拉住左边的缰绳，喊一声：站住！他打量一下马，然后又打量我，后来他松开缰绳，倒没有说什么坏话，只是说：‘你上哪儿去？’他的牙龇出来，眼睛凶得很……我心想：嘿，你可真是个鬼！我就说：‘我去种牛痘。这干你什么事？’他就说：‘既是这样，那就也给我种种痘。’他卷起胳膊上的袖子，把胳膊一直戳到我的鼻子跟前。我呢，当然不再跟他废话，干脆给他种上牛痘，好躲开他。这以后，我一看我那把柳叶刀，它完全生锈了。”

睡在炉子旁边的那个乡下人忽然翻个身，撩开盖在脸上的短皮袄。医士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他认出那个人就是先前在蛇谷遇见的陌生人。这个乡下人的头发、胡子和眼睛都像油烟那么黑，他的脸也黑黝黝的，而且右边脸颊上有一颗黑痣，像小扁豆那么大。他讥诮地瞧着医士，说：

“拉住左边缰绳的事，倒是有过的。至于牛痘什么的，那是你胡扯，先生。我压根儿没跟你谈起过牛痘。”

医士心慌了。

“我说的又不是你，”他说，“你既是躺着，就自管躺着好了。”

这个脸皮发黑的乡下人一次也没有去过医院，医士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如今瞧着他，医士心里暗自断定这人一定是茨冈。这个乡下人站起来，伸个懒腰，大声打个呵欠，走到柳布卡和卡拉希尼科夫跟前，在旁边坐下，也开始看那本书。他那带着睡意的脸上现出动情和羡慕的神采。

“瞧，梅里克，”柳布卡对他说，“你给我弄几匹这样的马来，我要拿它们套上车子，坐着车到天上走一趟。”

“罪人可上不了天……”卡拉希尼科夫说，“那是圣徒的事。”

随后柳布卡摆饭，端来一大块腌猪油和几根腌黄瓜，还有一个大木盘盛着烤牛肉，已经切成碎块，然后又端来一个煎锅，里面盛着白菜煎腊肠，油花四溅。桌上还出现一个磨玻璃的白酒瓶，等到他们往杯子里斟酒，顿时有一股橙皮的香味弥漫整个房间。

医士心里懊恼，因为卡拉希尼科夫和面色发黑的梅里克只顾互相攀谈，一点儿也不理睬他，倒好像房间里没有他这个人似的。可是他很想跟他们谈谈话，吹吹牛皮，喝一通酒，吃一个饱，而且如果可能，就跟柳布卡调调情。吃晚饭的时候，她有五次在他身旁坐下，她那好看的肩膀仿佛出于无意似的碰着他，她不时伸出手摩挲她宽大的胯股。她是个健康、爱笑、好动的姑娘，一刻也不能消停，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即使坐着，也时而转过胸脯来对着人，时而扭过脸去背对着人，就跟闲不住的人一样，而且她这么转来转去，她的胳膊肘或者膝盖一定会碰到人。

还有一件事也惹得医士不高兴，那就是两个乡下人各自只喝下一杯酒就不再喝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喝酒却未免别扭。然而他又忍不住，喝了第二杯，随后又喝第三杯，把整根腊肠都吃光了。他希望那两个乡下人不见外，把他看成自家人，就决意恭维他们一番。

“你们博加廖夫卡村的人可都是好汉！”他说，把头摇晃一下。

“他们有哪点称得上是好汉呢？”卡拉希尼科夫问。

“喏，比方就拿马来说吧。偷马的本事可不小！”

“哼，这算什么好汉！不过是些酒鬼和小贼罢了。”

“从前倒是有过好年月，可是那已经过去了，”梅里克沉默一下，说，“他们那班人，如今也许只剩下菲里亚一个人还活在人世，可是就连他也成瞎子了。”

“是啊，只剩下菲里亚一个人了，”卡拉希尼科夫说着，叹口气，“现在他大概有七十岁了。他有一只眼睛给德国的侨民剜出来，另一只也眼力不济了。它生了白内障。从前，本区的警察局长一看见他就嚷道：‘嘿，你呀，沙米尔[2]！’所有的农民也都这样叫他，沙米尔，沙米尔，可是现在大家对他却不称呼别的，只称呼独眼菲里亚了。想当年，他真称得起是好汉！他跟去世的安德烈·格里戈里伊奇，也就是柳巴[3]的父亲一块儿，有一天晚上摸进罗日诺沃，当时那儿驻扎着一个骑兵团。他们一下子牵走了九匹军马，顶好的骏马，第二天早晨把那些马都卖给茨冈阿丰卡，只收了二十个卢布。是啊！眼下的人呢，专偷醉汉或者睡熟的人的马，而且一点也不敬畏上帝，连醉汉脚上的靴子也扯下来，然后提心吊胆，牵着那匹马跑出二百俄里以外，到市集上去卖，像犹太人那样斤斤较量地讲价钱，直到后来警官把他这个傻瓜抓住了事。这不是找乐子，简直是丢脸！不用说，这都是些没出息的小人物。”

“那么梅里克呢？”柳布卡问。

“梅里克不是我们这儿的人，”卡拉希尼科夫说，“他是哈尔科夫城人，从米日利奇来的。讲到他是条好汉，那倒是实在的。没话说，他是个好样儿的。”

柳布卡狡猾地、快活地瞧着梅里克，说道：

“是啊，怪不得他让那些好人塞进冰窟窿里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医士问。

“是这样的，……”梅里克说，笑了，“菲里亚从萨莫伊洛夫卡的佃农那儿偷走三匹马，他们当是我干的。萨莫伊洛夫卡的佃农一共有十个，加上长工有三十个人，都是莫罗勘派[4]教徒……有一次，在市集上，他们派来一个人，对我说：‘上我们那儿去看一看，梅里克，我们从市上买回来几匹新马。’我呢，当然，就兴冲冲地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一伙三十个人，把我的胳膊反绑起来，拉到河边去。他们说：我们要叫你尝尝偷马的滋味。他们已经砸开一个冰窟窿，这时候又在旁边一俄丈开外的地方再凿开一个。然后，你知道，他们拿来一条绳子，穿过我的两个胳肢窝，系上扣子，绳子的另一头拴上一根弯曲的木棒。这根木棒，你知道，能从这个冰窟窿通到那一个。好，他们就把它塞进一个冰窟窿，一直伸到另一个冰窟窿。我呢，原来的衣服全没换，仍旧穿着皮袄，蹬着靴子，扑通一声掉进冰窟窿里！他们站在那儿，有的用脚踹我下水，有的用劈柴的斧子砸我，然后把我从冰底下拉过去，由另一个冰窟窿里揪出来。”

柳布卡打了个冷颤，全身缩成一团。

“起初我冻得发烧，”梅里克接着说，“等到他们把我拉出来，我躺在雪地上动都动不得，那些莫罗勘派教徒站在我身旁，还用棍子打我的膝盖和胳膊肘。我痛得要命！他们打了一阵就走了……我浑身上下都冻僵，衣服上结了冰，我想站起来，可是没有力气。谢天谢地，总算有个村妇赶着车子路过，才把我扶上车，拉走了。”

这中间医士喝了五六杯酒。他心情开朗，也想说点儿不平常的、美妙的事，表示他也是一条好汉，什么都不怕。

“喏，在我们平扎省……”他讲起来。

由于他喝了很多酒，醉得眼神歪斜，也许还由于他两次说谎都被他们揭穿，总之那两个乡下人根本不理睬他，甚至不再回答他问的话。而且，他们在他面前毫不避讳地谈他们那些事，他不由得战战兢兢，心里发凉。这表明他们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卡拉希尼科夫的风度是庄严的，就跟沉稳而慎重的人一样。他讲话有头有尾，每次打呵欠都要在嘴上画十字[5]，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个贼，是个抢劫穷人和毫无心肝的贼，他已经坐过两次牢，村社本来做出判决，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后来经他父亲和叔叔用钱赎免了，而他父亲和叔叔也是贼和坏蛋，跟他本人一样。梅里克摆出英雄好汉的架势。他看出柳布卡和卡拉希尼科夫佩服他，就认为自己是一条好汉，一会儿双手叉腰，一会儿挺起胸膛，一会儿伸个懒腰，弄得凳子吱吱嘎嘎响……

吃过晚饭以后，卡拉希尼科夫没有站起来，坐着对神像做祷告，然后他跟梅里克握一握手。梅里克也做了祷告，握一握卡拉希尼科夫的手。柳布卡把饭桌收拾干净，在桌上撒下些薄荷味的蜜糖饼干、干炒的榛子、南瓜子，另外还放了两瓶甜葡萄酒。

“祝安德烈·格里戈里伊奇升天堂，永久安息，”卡拉希尼科夫跟梅里克碰杯，说道，“当初他在世的时候，我们常在他这儿聚会，或者在马丁大哥那儿聚会。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那都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谈话呀！谈得有意思极了！在座的有马丁，有菲里亚，有斯图科捷伊·费奥多尔……一切都有气派，像那么回事儿……大家玩玩乐乐，多么痛快啊！痛快极了，痛快极了！”

柳布卡走出去，过一会儿戴着一块绿色头巾和几串珠子回来了。

“梅里克，你看卡拉希尼科夫今天给我带来了什么东西！”她说。

她不住照镜子，摇了几次头，好让那几串珠子玎玲玎玲响。后来她打开一口箱子，从里面一会儿取出一件花布连衣裙，带红色和浅蓝色的小花点，一会儿取出另一件红色连衣裙，有绉边，像纸那样窸窸窣窣响，一会儿取出一块新头巾，蓝色的底子配上花花绿绿的彩色。她把这些东西抖搂出来，一面笑一面拍手，仿佛惊讶自己竟有这么多宝贝似的。

卡拉希尼科夫拿过三弦琴来，定好弦，弹起来。医士怎么也听不懂他弹的是哪种曲子，究竟是欢乐的还是悲愁的，因为曲调时而很悲凉，听得人简直想哭一场，时而又快活起来。梅里克忽然纵身一跳，落下地，就在落脚的地方不住跺他的靴后跟，随后张开胳膊，单用靴后跟从桌旁移到炉子那儿，再从炉子旁边移到箱子跟前，然后好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往上一跳，把两个铁鞋掌在半空中一磕，接着就蹲下去跳跃不停。柳布卡抡起两条胳膊，发出死命的一声尖叫，跟着他跳动。起初她侧着身子阴险地走动，仿佛打算溜到谁的身后，给他一拳似的，同时她用脚后跟极快地跺地板就跟梅里克用靴后跟跺地板一样。随后她像陀螺似的团团转，略微把身子往下蹲，她那件红色连衣裙就胀起来，像是一口钟。梅里克恶狠狠地瞧着她，龇出牙，一路蹲着跳到她跟前，仿佛打算抬脚把她踩死似的，她呢，跳起来，头往后仰，挥动着两条胳膊，像是一只大鸟拍着翅膀，几乎脚不点地，飘过整个房间。……

“嘿，一团火似的姑娘！”医士坐在箱子上观赏他们跳舞，暗想道，“好一团烈火！哪怕为她牺牲一切也会嫌太少呢……”

他暗自惋惜：为什么他是个医士而不是个普通的乡下人呢？为什么他穿着上衣，戴着表链，坠着镀金的钥匙，而不穿一件蓝衬衫，腰上系一根绳子呢？要是那样的话，他倒可以放胆唱歌，跳舞，喝酒，像梅里克那样伸出两条胳膊去搂住柳布卡了……

由于剧烈的跺脚声、嚷叫声、喧闹声，食器柜里的盘盏就玎玲玎玲响起来，蜡烛上的火苗跳动不停。

线断了，珠串散开，珠子洒在地板上，绿色头巾从头上掉下来，柳布卡摇身一变，成了一朵红云和两只亮晶晶的黑眼睛，梅里克的胳膊和腿仿佛一转眼间就要散架似的。

可是忽然，梅里克最后跺一下脚，就此站稳，纹丝不动……柳布卡累得要命，气也透不过来，扑到他的胸脯上，偎紧他，就跟靠着一根柱子一样。他呢，搂住她，瞧着她的眼睛，温柔而亲切，仿佛开玩笑似的说：

“我一定会找出你家老太婆藏钱的地方。我会打死她，再用一把小刀把你的小喉咙割断，然后放一把火烧掉这家客栈……人家会以为你们是让火烧死的，我呢，拿着你们的钱到库班去。我会在那儿养上一大群马，再买许多羊……”

柳布卡什么话也没回答，光是负疚地瞧着他，问道：

“梅里克，库班那地方好吗？”

他什么话也没说，走到箱子跟前，坐下，沉思不语。多半他在想库班吧。

“不过，我该走了，”卡拉希尼科夫说着，站起来，“大概菲里亚在等我。再见，柳巴！”

医士走到院子里看一看，深怕卡拉希尼科夫骑着他的马走掉。风雪仍旧在逞威。一团团白云飘过院子，那些白云的长尾巴钩住杂草和灌木。围墙外面，旷野上，有些身穿白色尸衣的巨人张开宽阔的衣袖，转动不停。他们倒下去又站起来，抡开胳膊互相厮打。好大的风，好大的风啊！光秃的桦树和樱桃树受不住狂风那种粗鲁的爱抚，深深地弯下腰去，凑近地面，哭道：

“上帝啊，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使得你硬要我们守着这块地，不放我们走？”

“唷！”卡拉希尼科夫厉声喝道，然后骑上他那匹马。大门原就拉开一半，门旁耸起一个高雪堆，“喂，你倒是快点儿走啊！”卡拉希尼科夫对马吆喝道。他那匹矮小而且腿短的马就走动起来，连肚子都陷在雪堆里了。卡拉希尼科夫在雪地里周身发白，不久就连人带马一齐走出大门以外，不见了。

医士回到房里，柳布卡正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捡珠子。梅里克不在。

“好漂亮的姑娘！”医士暗想，在长凳上躺下，把皮袄垫在脑袋底下，“啊，要是梅里克不在这儿就好了！”

柳布卡在长凳附近的地板上爬来爬去，引得他不住兴奋。他心想：要是这儿没有梅里克，那他一定马上站起来，搂住她，至于以后会怎么样，那是自会有分晓的。不错，她还是姑娘，然而未必会是处女，再者即使是处女，在贼窝里又何必讲客气？这时候柳布卡捡齐珠子，走出去了。蜡烛点完，火苗已经烧到烛台上的纸了。医士把手枪和火柴放在自己身旁，把蜡烛吹灭。神像前面长明灯的灯光摇闪得厉害，刺痛他的眼睛，一个个光点儿在天花板上，地板上，食柜上跳动。在光影中间柳布卡隐约出现了，身子结实，胸脯丰满。她时而像陀螺似的团团转，时而让跳舞累坏了，呼呼地喘气……

“哎，要是魔鬼把梅里克抓走就好了！”他想。

长明灯的灯光最后闪摇一下，发出一点儿溅油的声音，灭了。有个人，大概是梅里克吧，走进房来，在长凳上坐下。他在吸烟斗，烟斗里的光一刹那间照亮了他黧黑的脸颊和脸颊上的黑痣。他喷出来的烟气难闻得很，医士的喉咙发痒了。

“你这烟太次，真该死！”医士说，“简直要惹人呕吐。”

“我把燕麦花搀在烟草里了，”梅里克沉默一会儿，说道，“这样，胸口好受点。”

他吸一阵烟，吐几口唾沫，又走出去。过了半个钟头，前堂里忽然灯光明亮。梅里克出现了，穿着皮袄，戴着帽子，随后出现了柳布卡，手里拿着蜡烛。

“你留下来吧，梅里克！”柳布卡用恳求的声调说。

“不了，柳巴。你别留我。”

“听我说，梅里克，”柳布卡说，她的声调温柔缠绵，“我知道你会找到妈妈的钱，杀死她和我，跑到库班去爱上别的姑娘，可是求主跟你同在[6]。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我的心肝：留下来吧！”

“不，我要去找乐子，……”梅里克说，束上腰带。

“你没法去找乐子……要知道，你是走着来的，那你现在骑什么马走？”

梅里克向柳布卡那边低下头，凑着她的耳朵小声说话。她朝门口看了看，含着眼泪笑起来。

“他睡着了，这个好说大话的魔鬼……”她说。

梅里克搂住她，使劲吻她一下，走出去了。医士把手枪放进衣袋，赶快跳起来，跟踪跑出去。

“让开路！”他对柳布卡说，因为她在前堂很快扣上门扣，堵住门口，“让开！你为什么站在这儿？”

“你出去干什么？”

“去看我的马。”

柳布卡又调皮又亲热地从下往上打量他。

“马有什么可看的？你看我得了……”她说，然后弯下腰去，用手指头碰了碰挂在他表链上的镀金小钥匙。

“让开，要不然他就骑着我的马走了！”医士说，“让开，魔鬼！”他叫道，生气地伸出拳头打她的肩膀，使劲用胸脯挤她，想把她从门旁挤开，可是她用力扣紧门，像一个铁打的人似的，“我跟你说，他要跑掉了！”

“哪儿会？他不会跑掉的。”

她喘着气，摩挲她发痛的肩膀，又从下往上地打量他，涨红脸，笑起来。

“你别走，我的心肝……”她说，“我一个人闷得慌。”

医士瞧着她的眼睛，沉吟一下，搂住她，她并没有反抗。

“得了，别胡闹，让开路！”他要求说。

她没有开口。

“我刚才听见了，”他说，“你对梅里克说你爱他。”

“哪儿的话……我爱谁，我心里有数哟。”

她又用手指头碰一下小钥匙，小声说：

“把这个给我……”

医士把小钥匙解下来，递给她。她忽然伸长脖子，仔细地听一下，现出严肃的脸色，医士觉得她的眼神又冷酷又狡猾。他想起了他的马，这时候很容易就把她推开，跑进院子里。披屋里有一头睡熟的猪发出均匀的、懒洋洋的鼾声，有一头奶牛在撞它的犄角……医士点上火柴，看见那头猪、那头奶牛以及许多看见火亮而从四面八方向他扑过来的狗，然而那匹马却已经不见踪影。他对那些狗不住吆喝，挥动胳膊，脚底下绊着雪堆，脚陷进雪里，跑到大门外面，向黑暗里张望。他尖起眼睛，却只看见雪在飘飞，雪花清楚地形成各种形状的东西，时而有一张死人的苍白的笑脸从黑暗里露出来，时而有一匹白马跑过去，一个女人骑在马上，穿着薄纱连衣裙，时而头顶上飞过一长串白色的天鹅……医士又气又冷，浑身发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拿出手枪对那些狗放了一枪，却一条也没有打中，他跑回房里去。

他走进前堂，清楚地听见有人从房间里溜出去，把房门碰响。房间里漆黑。医士推门，门却扣上了。于是他一根连一根地划亮火柴，跑回前堂，从那儿走进厨房，从厨房走进一个小房间，四壁挂着女人的衣服和裙子，有矢车菊和茴香的气味，墙角上火炉旁边放着一张什么人的床，床上的枕头堆得像山那么高，这儿大概是老太婆，柳布卡的母亲住的房间吧。从这儿他又走进另一个房间，也很小。他在这儿看见了柳布卡。她睡在一口箱子上，盖着一条花花绿绿的、用零碎布头缝成的棉被，假装睡熟了。她床头上方，点着一盏长明灯。

“我的马在哪儿？”医士厉声问道。

柳布卡一动不动。

“我的马在哪儿，我问你？”医士又问一遍，声调越发严厉，揭掉她身上的被子，“我在问你，母鬼！”他嚷道。

她跳起来，跪在箱子上，一只手抓住衬衫，另一只手极力拉住被子，身子缩到墙边去……她瞧着医士，现出憎恶和恐惧的神色，像是一头被捉住的野兽，眼睛狡猾地盯紧他的动作，连最小的动作也不放过。

“你说马在哪儿，要不然我就把你的魂灵打出窍！”医士嚷道。

“走开，讨厌的家伙！”她用嗄哑的声音说。

医士抓住她衬衫的领子，一下子就把衬衫扯破了。这时候他再也忍不住，就用尽气力搂抱那个姑娘。可是她气得喘吁吁的，溜出他的怀抱，腾出一只手来（另一只手缠在破碎的衬衫里），捏成拳头，照准他的头顶打下去。

他的脑袋痛得发昏，耳朵里嗡嗡地响，突突地跳。他往后退去，同时又挨一拳，这次是打在他太阳穴上。他踉踉跄跄，抓住门框免得跌倒，然后摸到放着他东西的那个房间里，在长凳上躺下。他躺了一会儿，从衣袋里拿出火柴盒，毫无必要地一根连一根地划起火柴来，他把火柴划亮，吹灭，丢在桌子底下，又划亮一根，照这样一直把所有的火柴都划完才罢休。

这时候窗外的天光变成蓝色，公鸡啼起来了。他的脑袋却仍旧在痛，耳朵里一片响声，倒好像坐在铁路上一座桥梁底下，听着一列火车从头顶上开过去似的。他好歹穿上皮袄，戴上帽子，至于马鞍和他买来的一大包东西，他却没找到，他的行囊空了，怪不得先前他从院子里走进来，正好有个人从这个房间里溜出去呢。

他在厨房里拿起一根火钩子以防狗咬，然后走到外面，听任房门敞开着。风雪已经停了，外面静悄悄的……他走出大门，白色的旷野像是死了，清晨的天空连一只飞鸟也没有。道路两旁和远处有一片小树林，颜色发青。

医士开始思忖医师在医院里会怎样迎接他，会说些什么话。这件事一定要好好想一想，事先对各种问话准备好答复，可是他的思想变得模模糊糊，终于无影无踪了。他一面走，一面专心想着柳布卡，想着跟他一块儿度过这个夜晚的乡下人。他想起柳布卡打他第二下以后，怎样向地板弯下腰去拾起被子，她那根蓬松的辫子怎样落到地板上。他脑子里乱哄哄的，他不由得暗想：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医师，有医士，有商人，有文书员，有农民，而不光是有自由人呢？是啊，自由的鸟雀是有的，自由的野兽是有的，自由的梅里克也是有的，他们不怕谁，也不需要谁！那么，是什么人出的主意，是什么人硬说，早晨必须起床，中午应该吃饭，晚上定要睡觉，医师的职位比医士高，人得住在房间里，只准爱自己的老婆？为什么不恰恰相反，晚上吃饭，白天睡觉呢？啊，要是能不问谁的马骑上就走，要是能够像魔鬼似的策马狂奔，跟风赛跑，穿过旷野、树林、峡谷，要是能爱上一个姑娘，要是能嘲笑所有的人……那多好呀！

医士把火钩子丢在雪地里，伸出前额抵住一棵桦树的冰凉的白树干，沉思不语。他那灰色而单调的生活、他那点儿薪水、他那卑下的职位、那个药房、那种为药膏药罐忙碌不停的生活，依他看来，真叫人瞧不上眼，惹人恶心。

“谁说找乐子是犯罪？”他烦恼地问自己，“哼，凡是说这种话的人，从来也没像梅里克或者卡拉希尼科夫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过，也没爱过柳布卡。他们一辈子讨饭，生活得毫无乐趣，只爱自己的癞蛤蟆般的老婆。”

他现在这样想自己：如果他至今没做贼，做骗子，或者做强盗，那也只是因为他没有那种本领，或者还没遇到适当的机会罢了。

一年半过去了。春天，复活节后，有一天，早已被医院辞退而且至今没找到工作的医士，傍晚在列彼诺村一家饭铺里走出来，沿着街道，毫无目的地慢慢走着。

他走出村子，来到旷野上。那儿弥漫着春天的气息，刮着温暖亲切的和风。安静的星夜从天空俯览大地。我的上帝啊，天空是多么深邃，它多么广阔无垠地笼罩着这个世界呀！这个世界创造得挺好，只是，医士暗想，为了什么缘故，有什么理由，把人们分成清醒的和酗酒的，有职业的和被辞退的，等等？为什么清醒的和吃饱的人就安安稳稳坐在自己家里，酗酒的和挨饿的人却得在旷野上徘徊，寻不到安身之处呢？为什么没有工作而且领不到薪水的人就一定会挨饿，没有衣服穿，没有靴子穿呢？这是谁想出来的办法？为什么天上的飞禽和树林里的走兽并不工作，也不领薪水，却生活得逍遥自在呢？

远处，在笼罩着地平线的天边，有一片美丽的深红色火光在颤抖。医士站住，看了很久，心里仍旧在想：为什么昨天他拿走别人的一个茶炊，在酒店里换酒喝了，那就是犯罪呢？为什么呢？

大路上走过两辆大板车，一辆车上睡着一个女人，另一辆车上坐着一个老人，没有戴帽子……

“老大爷，这是什么地方起火？”医士问道。

“安德烈·奇里科夫客栈……”老人回答说。

于是医士想起一年半以前，在冬天，他在那家客栈遭到过一些什么事，想起梅里克怎样夸口。于是他想象老太婆和柳布卡让人割断喉咙，怎样被火焚化，他嫉妒梅里克了。他又往那家饭铺走去，一路上瞧着那些富足的酒店老板、牲口贩子、铁匠的房子，心里盘算：要是夜间能摸进一个比较富裕的人的家里，那该多好啊！

1890年

[1] 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后俄土两国于土耳其圣斯忒法诺城缔结的和约。

[2] 沙米尔（1798—1871），高加索山民宗教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者，在高加索东北地区建立了一个特殊的伊斯兰国家，对俄国作战二十五年。

[3] 柳布卡的爱称。

[4] 十八世纪在俄国产生的否认一切宗教仪式的一个教派。

[5] 宗教迷信，为了驱邪。

[6] 意谓“那也由你”。

跳来跳去的女人

一

在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婚礼上，她所有的朋友和相好的熟人都来参加了。

“瞧瞧他吧，真的，他不是有点与众不同吗？”她往她丈夫那边点一点头，对朋友说，仿佛要解释她为了什么缘故才嫁给这个普通的、很平常的、在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男人似的。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内奇·德莫夫是医师，论官品是九品文官。他在两个医院里做事，在一个医院里做编制外的主任医师，在另一个医院里做解剖师。每天早晨从九点钟到中午，他给门诊病人看病，查病房，午后搭上公共马车到另一个医院去，解剖死去的病人。他私人也行医，可是收入很少，一年不过有五百卢布光景。如此而已。此外关于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另一方面，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和她的朋友，相好的熟人，却不是十分平常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在某一方面有出众的地方，多多少少有点名气，有的已经成名，给人看做名流了；有的即使还没有成名，将来却有成名的灿烂希望。有一个剧院的演员，早已是公认的大天才，他是一个优雅、聪明、谦虚的男子，又是出色的朗诵家，教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朗诵。有一个歌剧演员，是个性情温和的胖子，叹口气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郑重说明，她毁了自己，要是她不发懒，肯下决心，她就会成为出色的歌唱家。其次，有好几个画家，其中打头的一个是风俗画家、动物画家、风景画家里亚博夫斯基，他是很漂亮的金发青年，年纪在二十五岁左右，画展开得很成功，把最近画成的一张画卖了五百卢布，他修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画稿，说她将来很可能有所成就。此外，还有一个拉大提琴的音乐家，他的乐器总是发出呜咽的声音，他公开声明在他认识的一切女人当中，能够给他伴奏的只有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一个人。再其次，有一个文学家，年纪轻轻，可是已经出了名，写过中篇小说、剧本、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谁呢？喏，还有瓦西里·瓦西里奇，是地主，乡绅，业余的插图家和饰图家，深深爱好古老的俄罗斯风格、民谣和史诗，在纸上，瓷器上，用烟熏黑的盘子上，他简直能够创造奇迹。这伙逍遥自在的艺术家已经给命运宠坏，尽管文雅而谦虚，可是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天下还有医师这种人，德莫夫这个姓氏在他们听起来就跟西多罗夫或者塔拉索夫差不多。在这伙人当中，德莫夫显得陌生，多余，矮小，其实他个子挺高，肩膀挺宽。看上去，他仿佛穿着别人的礼服，长着店员那样的胡子。不过如果他是作家或者画家，那人家就会说他凭他的胡子会叫人联想到左拉[1]了。

有一个演员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她配上她那亚麻色的头发和结婚礼服，很像是一棵到了春天开满娇嫩的白花、仪态万方的樱桃树。

“不，您听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对他说，挽住他的胳臂，“这件事怎样突然发生的呢？您听着，听着……我得告诉您，爸爸跟德莫夫同在一个医院里做事。可怜的爸爸害了病，德莫夫就在他的床边一连守了几天几夜。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您听着，里亚博夫斯基……还有您，作家，听着。这事很有意思。您走过来一点儿。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真诚的关心！我也一连好几夜没睡觉，坐在爸爸身旁。忽然间，了不得，公主赢得了英雄的心！我的德莫夫没头没脑地掉进了情网。真的，有时候命运就有这么离奇。嗯，爸爸死后，他有时候来看我，有时候在街上遇见我。有这么一个晴朗的傍晚，冷不防，他忽然向我求婚了……就跟晴天霹雳似的……我哭了一宵，我自个儿也没命地掉进了情网。现在呢，您瞧，我做他的妻子了。他结实，强壮，跟熊似的，不是吗？现在，他的脸有四分之三对着我们，光线暗，看不清楚，不过，等到他把脸完全转过来，那您得瞧瞧他的脑门子。里亚博夫斯基，您说说看，那脑门子怎么样？德莫夫啊，我们正在讲你呐！”她向丈夫叫道，“上这儿来。把你那诚实的手伸给里亚博夫斯基……这就对了。你们交个朋友吧。”

德莫夫温和而纯朴地微笑着，向里亚博夫斯基伸出手，说：

“幸会幸会。当年有个姓里亚博夫斯基的跟我同班毕业。他是您的亲戚吗？”

二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二十二岁，德莫夫三十一岁。他们婚后过得挺好。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挂满了她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有的配了镜框，有的没配。靠近钢琴和放家具的地方，她用中国的阳伞、画架、花花绿绿的布片、短剑、半身像、照片……布置了一个热闹而好看的墙角……在饭厅里，她用民间版画裱糊墙壁，挂上树皮鞋和小镰刀，墙角立一把大镰刀和一把草耙，于是布置成了一个俄罗斯风格的饭厅。在寝室里，她用黑呢蒙上天花板和四壁，在两张床的上空挂一盏威尼斯式的灯，门边安一个假人，手拿一把戟，好让这房间看上去像是一个岩穴。人人都认为这对青年夫妇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窝。

每天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就弹钢琴，或者要是天气晴朗，就画点油画。然后，到十二点多钟，她坐上车子去找女裁缝。德莫夫和她只有很少一点钱，刚够过日子，因此她和她的裁缝不得不想尽花招，好让她常有新衣服穿，去引人注目。往往她用一件染过的旧衣服，用些不值钱的零头网边、花边、长毛绒、绸缎，简直就会创造奇迹，做出一种迷人的东西来，不是衣服，而是梦。从女裁缝那儿出来，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照例坐上车子到她认识的一个女演员那儿去，打听剧院的新闻，顺便弄几张初次上演的新戏或者福利演出站的戏票。从女演员家里一出来，她还得到一个什么画家的画室去，或者去看画展，然后去看一位名流，要么是约请他到自己家里去，要么是回拜，再不然就光是聊聊天儿。人人都快活而亲切地欢迎她，口口声声说她好，很可爱，很了不起……那些她叫做名人和伟人的人，都把她看做自己人，看做平等的人，异口同声地向她预言说，凭她的天才、趣味、智慧，她只要不分心，不愁没有大成就。她呢，唱歌啦，弹钢琴啦，画油画啦，雕刻啦，参加业余的演出啦，可是所有这些，她干起来并不是凑凑数，而是表现了才能。不管她扎彩灯也好，梳装打扮也好，给别人系领带也好，她做得都非常有艺术趣味、优雅、可爱。可是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现得比在别的方面更明显，那就是，她善于很快地认识名人，不久就跟他们混熟。只要有个人刚刚有点小名气，刚刚引得人们谈起他，她就马上认识他，当天跟他交成朋友，请他到她家里来了。每结交一个新人，在她都是一件十足的喜事。她崇拜名人，为他们骄傲，天天晚上梦见他们。她如饥如渴地寻找他们，而且永远也不能满足她这种饥渴。旧名人过去了，忘掉了，新名人来代替了他们，可是对这些新人，她不久也就看惯，或者失望了，就开始热心地再找新人，新伟人，找到以后又找。这是为了什么呢？

到四点多钟，她在家里跟丈夫一块儿吃饭。他那种朴实、那种健全的思想、那种和蔼，引得她感动，高兴。她常常跳起来，使劲抱住他的头，不住嘴地吻它。

“你啊，德莫夫，是个聪明而高尚的人，”她说，“可是你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你对艺术一点兴趣也没有。你否定了音乐和绘画。”

“我不了解它们，”他温和地说，“我这一辈子专心研究自然科学和医学，根本没有工夫对艺术发生兴趣。”

“可是，要知道，这可很糟呢，德莫夫！”

“怎么见得呢？你的朋友不了解自然科学和医学，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责备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本行嘛。我不了解风景画和歌剧，不过我这样想：如果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献出毕生的精力，另外又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花大笔的钱，那它们一定有用处。我不了解它们，可是不了解并不等于否定。”

“来，让我握一下你那诚实的手！”

饭后，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车去看朋友，然后到剧院去，或者到音乐会去，过了午夜才回家。天天是这样。

每到星期三，她家里总要举行晚会。在这些晚会上，女主人和客人们不打牌，不跳舞，借各种艺术来消遣。剧院的演员朗诵，歌剧演员唱歌，画家们在纪念册上绘画（这类纪念册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有很多），大提琴家拉大提琴，女主人自己呢，也画画，雕刻，唱歌，伴奏。遇到朗诵、奏乐、唱歌的休息时间，他们就谈文学、戏剧、绘画，争辩起来。在座的没有女人，因为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认为所有的女人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以外都乏味、庸俗。这类晚会没有一回不出这样的事：女主人一听到门铃声就吃一惊，脸上带着得意的神情说：“这是他！”这所谓“他”指的是一个应邀而来的新名流。德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而且谁也想不起有他这么一个人。不过，一到十一点半钟，通到饭厅去的门就开了，德莫夫总是带着他那好心的温和笑容出现，搓着手说：

“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吧。”

大家就走进饭厅，每一回看见饭桌上摆着的老是那些东西：一碟牡蛎、一块火腿或者一块小牛肉、沙丁鱼、奶酪、鱼子酱、菌子、白酒、两瓶葡萄酒。

“我亲爱的matre d'htel[2]！”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快活得合起掌来，“你简直迷人啊！诸位先生，瞧他的脑门子！德莫夫，把你的脸转过来。诸位先生，瞧，他的脸活像孟加拉的老虎，可是那神情却善良可爱跟鹿一样。啊，宝贝儿！”

客人们吃着，瞧着德莫夫，心想：“真的，他是个挺好的人。”可是不久就忘了他，只顾谈戏剧、音乐、绘画了。

这一对年轻夫妇挺幸福。他们的生活，水样地流着，没一点儿挂碍。不过，他们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十分美满，甚至凄凉。德莫夫在医院里传染到丹毒，在床上躺了六天，不得不把他那漂亮的黑发剃光。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在他身旁，哀哀地哭。可是等到他病好一点，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那剃掉头发的头包起来，开始把他画成沙漠地带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他俩都快活了。他病好以后又到医院去，可是大约三天以后，他又出了岔子。

“我真倒霉，奥莉卡！”有一天吃饭时候，他说，“今天我做了四次解剖，我一下子划破两个手指头。直到回家我才发现。”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吓慌了。他却笑着说，这没什么要紧，他做解剖的时候常常划破手。

“奥莉卡，我一专心工作，就变得大意了。”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担心他会害血中毒症，就天天晚上做祷告，可是结果总算没出事。生活又和平而幸福地流着，无忧无虑。眼前是幸福的，而且紧跟着春天就要来了，它已经在远处微微地笑，许下了一千种快活事。幸福不会有尽头的！四月、五月、六月，到城外远处一座别墅去，散步，素描，钓鱼，听夜莺唱歌。然后，从七月直到秋天，画家们到伏尔加流域去旅行，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要以这团体不能缺少的一分子的身分参加这次旅行。她已经用麻布做了两身旅行服装，为了旅行还买下颜料、画笔、画布、新的调色板。里亚博夫斯基差不多每天都来找她，看她的绘画有了什么进步。每逢她把画儿拿给他看，他就把手深深地插进衣袋里，抿紧嘴唇，哼了哼鼻子，说：

“是啊……您这朵云正在叫唤：它不是夕阳照着的那种云。前景有点儿嚼烂了，有点儿地方，您知道，不大对劲……您那个小木房有点儿透不过气来，悲惨惨地哀叫着……那个犄角儿应当画得暗一点儿。不过大体上还不错……我很欣赏。”

他越是讲得晦涩难解，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反倒越容易听懂。

三

降灵周[3]第二天，午饭后，德莫夫买了点凉菜和糖果，到别墅去看他的妻子。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看见她，十分惦记。他起先坐在火车车厢里，后来在一大片树林里找他的别墅，时时刻刻觉着又饿又累，巴望待一会儿他会多么逍遥自在地跟他妻子吃一顿晚饭，然后睡一大觉。他看着他带的一包东西，心里挺高兴，里面包着鱼子酱、奶酪、白鲑鱼。

等到他找着别墅，认出是它，太阳已经在下山了。一个老女仆说太太不在家，大概不久就回来。那别墅样子难看，天花板很低，糊着写字的纸，地板不平，尽是裂缝。那儿一共有三个房间。一个房间里摆一张床，另一个房间里有画布啦，画笔啦，脏纸啦，男人的大衣和帽子啦，随意丢在椅子上和窗台上。在第三个房间里，德莫夫看见三个不认得的男子。有两个长着黑头发，留着胡子，另一个刮光了脸，身材很胖，大概是演员。桌子上有一个茶炊，水已经烧开了。

“您有什么事？”演员用男低音问，不客气地瞧着德莫夫，“您要找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吗？等一等吧，她马上就要来了。”

德莫夫就坐下来，等着。有一个黑发的男子睡意蒙眬、无精打采地瞧着他，给自己斟了一杯茶，问道：

“您也许想喝茶吧？”

德莫夫又渴又饿，可是他谢绝了茶，怕的是把吃晚饭的胃口弄坏。不久，他就听到了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门砰的一响，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跑进房间里来了，戴一顶宽边草帽，手里提一个盒子，她身后跟着里亚博夫斯基，脸蛋绯红，兴高采烈，拿着一把大阳伞和一个折凳。

“德莫夫！”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叫道，快活得涨红了脸，“德莫夫！”她又叫一遍，把她的头和两只手都放到他的胸口上，“你来了！为什么你这么久没有来？为什么？为什么？”

“我哪儿有空儿，亲爱的？我老是忙，好容易有点空儿，不知怎么火车钟点又老是不对。”

“可是看见了你，我多么高兴啊！我整宵整宵地梦见你，我直担心你别害了病。啊，你再也不知道你有多么可爱，你来得多么凑巧！你要做我的救星了。也只有你才能救我！明天这儿要举行一个顶顶别致的婚礼，”她接着说，笑了，给她丈夫系好领带。“火车站上有一个年轻的电报员，姓契凯尔杰耶夫，要结婚了。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是啊，并不愚蠢。你要知道，他脸上有一种强有力的、熊样的表情……可以把他画成一个年轻的瓦利亚格人[4]呢。我们这班消夏的游客，对他发生了好感，答应他说我们一定参加他的婚礼……他是个没有钱的、孤单单的、胆小的人。当然，不同情他是罪过的。想想吧，做完弥撒就举行婚礼，然后大家从教堂里出来，步行到新娘家里去……你知道，树木苍翠，鸟儿啼叫，一摊摊阳光照在青草上，我们这些人呢，被绿油油的背景衬托着，成了五颜六色的斑点，这可很别致，有法国印象派的味道呢。可是，德莫夫，我穿什么衣服到教堂去呢？”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做出要哭的脸相。“在这儿，我什么也没有，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衣服没有，花也没有，手套也没有……你务必要救救我才好。既然你来了，那就是命运吩咐你来救我了。拿着这个钥匙，我的好人儿，回家去，把衣柜里我那件粉红色连衣裙拿来。你知道那件衣服，它就挂在前面……然后，到堆房里，在右边地板上你会瞧见两个硬纸盒。打开上面的盒子，那里面全是花边，花边，花边，还有各种零头的料子，在那下面就是花了。把那些花统统小心地拿出来，可别压坏它们，亲爱的，回头我要在那些花里挑选一下……另外再给我买副手套。”

“好吧，”德莫夫说，“明天我去取了，派人给你送来。”

“明天怎么成啊？”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惊奇地瞧着他，“明天怎么来得及啊？明天头一班火车九点钟才开，可是十一点钟就举行婚礼了。不行，亲爱的，要今天去才成，务必要今天去！要是明天你来不了，那就打发一个人送来也成。是啊，去吧……那班客车马上就要开到了。别误了车，宝贝儿。”

“好吧。”

“唉，我多么舍不得放你走啊，”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眼泪涌到她的眼眶里，“我这个傻瓜呀，为什么应许了那个电报员呢？”

德莫夫赶紧喝下一杯茶，拿了一个面包圈，温和地微笑着，到车站去了。那些鱼子酱、奶酪、白鲑鱼，都给那两位黑头发的先生和那个胖演员吃掉了。

四

七月里一个平静的月夜，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站在伏尔加河一条轮船的甲板上，一会儿瞧着河水，一会儿瞧着美丽的河岸。里亚博夫斯基站在她身旁，对她说，水面上的黑影不是阴影，而是梦。他还说，迷人的河水以及那离奇的光辉，深不可测的天空和忧郁而沉思的河岸，都在述说我们生活的空虚，述说人世间有一种高尚、永恒、幸福的东西，人要是忘掉自己，死掉，变成回忆，那多么好啊。过去的生活庸俗而乏味，将来呢，也毫无价值，而这个美妙的夜晚一辈子只有一回，不久也要过去，消融在永恒里。那么，为什么要活着呢？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一会儿听着里亚博夫斯基的说话声，一会儿听着夜晚的宁静，暗自想着：她自己是不会死的，永远也不会死。她以前从没见过河水会现出这样的蓝宝石色，还有天空、河岸、黑影、她灵魂里洋溢着的控制不住的喜悦，都在告诉她，说她将来会成为大艺术家，说在远方那一边，在月光照不着的那一边，在一个广漠无垠的天地里，成功啦，荣耀啦，人们的爱戴啦，都在等她……她眼也不地凝神瞧着远方，瞧了很久，好像看见成群的人、亮光、听见音乐的胜利的节奏、痴迷的喊叫，看见她自己穿一身白色连衣裙，花朵从四面八方像雨点般落在她身上。她还想到跟她并排站着、用胳膊肘倚着船边栏杆的这个人，是个真正伟大的人，天才，上帝的选民……这以前他的一切创作都优美，新颖、不平凡，可是等到他那绝世的天才成熟了，绚烂起来，他的创作就会惊天动地，无限高超，这是只要凭他那张脸，凭他的说话方式，凭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看得出来的。他用他自己的话语，照他所独有的方式，讲到黑影、黄昏的情调、月光，使人不能不感到他那驾驭大自然的威力是多么摄人心魄。他本人很漂亮，有独创能力。他的生活毫无牵挂，自由自在，超然于一切世俗烦恼以外，跟鸟儿的生活一样。

“天凉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打了个冷战。

里亚博夫斯基拿自己的斗篷给她披上，凄凉地说：

“我觉着我落在您的掌心里了。我成了奴隶。为什么您今天这样迷人啊？”

他一直凝神瞧着她，动也不动。他的眼睛可怕，她不敢看他了。

“我发疯地爱您……”他凑着她的耳朵说，他的呼吸吹着她的脸蛋儿，“只要对我说一个字，我就不活下去，丢开艺术了……”他十分激动，嘟嘟哝哝说，“您爱我吧，爱我吧……”

“不要说这种话，”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闭上眼睛，“这真可怕。而且，拿德莫夫怎么办呢？”

“德莫夫是什么人？为什么跑出来一个德莫夫？德莫夫跟我什么相干？这儿只有伏尔加、月亮、美丽、我的爱、我的痴迷，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德莫夫不德莫夫……唉！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管过去，只求眼前给我一会儿……一会儿的快乐吧！”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心跳起来。她有心想一想她的丈夫，可是她觉得一切往事，以及她的婚姻、德莫夫、她的晚会，都显得渺小，琐碎，朦胧，不必要，远而又远了……真的，德莫夫是什么人？为什么跑出来一个德莫夫？德莫夫跟她什么相干？而且，他究竟是实有其人呢，还是只不过是个梦？

“对他那么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来说，过去他享受到的幸福也就足够了，”她想，用手蒙上脸，“随他们批评我好了，随他们诅咒我好了。我呢，偏要这样，情愿灭亡。偏要这样，情愿灭亡！……生活里的一切都该体验一下才对。天呐，多么可怕，可又多么痛快啊！”

“啊，怎么着？怎么着？”画家喃喃地说，搂住她，贪婪地吻她的手，她软绵绵地想推开他，“你爱我吗？爱吗？爱吗？啊，什么样的夜晚！美妙的夜晚啊！”

“是啊，什么样的夜晚！”她小声说，瞧着他那双含着眼泪而发亮的眼睛。然后她很快地往四下里看一眼，搂住他，使劲吻他的嘴唇。

“我们靠近基涅西莫了！”在甲板的那一头，有人说。

他们听到沉甸甸的脚步声。那是饮食间里的仆役走过他们身旁。

“听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对那人说，幸福得又哭又笑，“给我们拿点葡萄酒来。”

画家激动得脸色发白，坐在凳子上，用爱慕而感激的眼睛瞧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然后闭上眼睛，懒洋洋地微笑着说：

“我累了。”

他把脑袋倚在栏杆上。

五

九月二日天气温暖，没有风，可是天色阴沉。一清早，伏尔加河上飘着薄雾，九点钟以后下起小雨来了。天色一点也没有晴朗的希望。喝早茶的时候，里亚博夫斯基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画画儿是顶吃力不讨好、顶枯燥乏味的艺术，说他算不得画家，说只有傻瓜才会认为他有才能，说啊说的，忽然无缘无故拿起一把小刀，划破了他的一张最好的画稿。喝完茶以后，他满脸愁容，坐在窗口，眺望伏尔加。可是伏尔加没有一点光彩，混浊暗淡，看上去冷冰冰的。一切，一切，都使人想起凄凉萧索的秋天就要来了。两岸苍翠的绿毯、日光灿烂的反照、透明的蓝色远方，以及大自然一切华丽的盛装，现在仿佛统统从伏尔加那里搬走，收在箱子里，留到来春再拿出来似的。乌鸦在伏尔加附近飞翔，讥诮它：“光啦！光啦！”里亚博夫斯基听着它们聒噪，想到自己已经走下坡路，失去了才能，想到在人世间，一切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愚蠢的，想到他不应该缠上这个女人……总之，他心绪不好，胸中郁闷。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在隔板那一面的床上，用手指头梳理她那美丽的亚麻色头发，一会儿幻想自己在客厅里，一会儿在卧室里，一会儿在丈夫的书房里。她的想象带她到剧院里，到女裁缝家里，到出名的朋友家里。现在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想念她吗？筹备晚会的时令已经开始了。还有德莫夫呢？亲爱的德莫夫！他在信上多么温存，多么稚气而哀伤地求她赶快回家呀！他每月给她汇来七十五卢布。她写信告诉他说，她欠那些画家一百卢布，他就把那一百卢布也汇来了。多么善良而慷慨的人！旅行使得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厌倦了，她觉着无聊，恨不能赶快躲开这些乡下人，躲开河水的潮气，摆脱周身不干净的感觉才好，这种不干不净是她从这个村子迁移到那个村子，住在农民家里时时刻刻都感到的。要不是因为里亚博夫斯基已经对那些画家认真地答应过要跟他们在此地一直住到九月二十日，那他们今天就可以走了。要是今天能够走掉，那多好！

“我的上帝啊，”里亚博夫斯基唉声叹气，“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太阳呀？没有太阳，我简直没法接着画那幅阳光普照的风景画了！……”

“可是你有一张画稿画的是阴云的天空，”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从隔板那一面走过来，“你记得吗，在右边的前景上是一片树林，左边是一群母牛和公鹅？现在你不妨把它画完。”

“哼！”画家皱起眉头，“画完它！难道您当我有那么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你对我的态度变得好厉害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叹口气。

“哼，那才好。”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脸抖着。她走开，到火炉那边去，呜呜地哭了。

“对，只差眼泪了。算了吧！我有一千种理由要哭，可我就不哭。”

“一千种理由！”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哭道，“顶重要的理由是您已经嫌弃我了。对了！”她说，哭起来，“实话实说，您在为我们的恋爱害臊。您一个劲儿防着那些画家发现我们的关系，其实要瞒也瞒不住，他们早就全都知道了。”

“奥莉加，我只求您一件事，”画家恳求道，把手按住心口，“只求一件事：别折磨我！此外，我也不求您别的了。”

“可是请您赌咒说您仍旧爱我！”

“这真是磨人！”画家咬着牙说，跳起来，“搞到最后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或者发疯了事！躲开我！”

“好，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叫道，“打死我吧！”

她又哭起来，走到隔板的那一面去了。雨哗哗地落在小屋的草顶上。里亚博夫斯基抱着头，在小屋里走来走去，然后现出果断的脸色，仿佛要向谁证明什么似的，戴上帽子，把枪挂在肩上，走出小屋去了。

他走后，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床上躺了很久，哭着。起初，她心想索性服毒，让里亚博夫斯基一回来就发觉她死了才好。然后她的幻想把她带到客厅里，带到丈夫的书房里，她想象自己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德莫夫身旁，全身享受着安宁和洁净，到傍晚就坐在剧院里，听玛西尼[5]唱歌。她想念文明，想念城里的热闹和名人，把心都想痛了。一个农妇走进小屋来，不慌不忙地动手生炉子烧饭。屋里弥漫着木炭烧焦的气味，空中满是淡蓝的烟雾。画家们回来了，穿着泥泞的高筒靴，脸上沾着雨水，凝神瞧着画稿，用安慰的口气自言自语，说是哪怕遇到坏天气，伏尔加也自有它的妩媚。墙上，那个不值钱的钟滴答滴答响……受了冻的苍蝇聚在墙角里圣像四周，嗡嗡地叫。人可以听见蟑螂在凳子底下那些大皮包中间爬来爬去……

里亚博夫斯基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到家。他把帽子丢在桌子上，没脱他那泥泞的靴子，脸色苍白，筋疲力尽地倒在长凳上，闭上眼睛。

“我累了……”他说，皱着眉头，竭力想抬起眼皮来。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为要对他亲热，表示她没生气，就走到他面前，默默地吻他一下，把梳子放到他金色的头发里。她想给他梳一梳头。

“怎么回事？”他说，打个冷战，睁开了眼睛，仿佛有什么凉东西碰到他身上似的，“怎么回事？请您躲开我，我求求您。”

他推开她，走掉了。她觉着他脸上现出憎恶和厌烦的神情。这当儿，一个农妇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给他端来一盆白菜汤，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看见她那大手指头浸到汤里去了。腆起肚子的肮脏的农妇、里亚博夫斯基吃得津津有味的白菜汤、那小屋、这整个生活（她起先由于这生活的简朴和艺术性的杂乱而深深喜爱过），现在都使她觉得可怕。她忽然觉得受了侮辱，就冷冷地说：

“我们得分开一个时期才成，要不然，由于无聊，我们会大吵一架的。我可不愿意这样。我今天要走了。”

“怎么走法？骑着棍子走？”

“今天是星期四，因此九点半钟有一班轮船到这儿。”

“哦？不错，不错……嗯，好，走吧……”里亚博夫斯基轻声说，用毛巾代替食巾擦了擦嘴，“你在这儿闷得慌，没事可干。谁要留你，谁就一定是个大利己主义者。走吧，到本月二十号以后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她的脸蛋儿甚至高兴得发红了。她问她自己：难道真的她不久就要在客厅里画画，在寝室里睡觉，在铺着桌布的桌上吃饭了？她心里轻松，她不再生画家的气了。

“我把颜料和画笔统统留给你，里亚博夫斯基，”她说，“凡是留下来的，你都带着就是……注意，我走以后，别犯懒，别闷闷不乐，要工作。你是个好样的，里亚博夫斯基！”

到九点钟，里亚博夫斯基给了她临别的一吻，她心想这是为了免得在轮船上当着那些画家的面吻她。然后，他就送她到码头去。轮船不久就开来，把她装走了。

过了两天半，她回到家里。她兴奋得直喘，没脱掉帽子和雨衣就走进客厅，从那儿又走到饭厅。德莫夫没穿上衣，只穿着坎肩，敞着怀，靠饭桌坐着，正在用叉子磨快刀子。他面前的碟子上放着一只松鸡。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走进住宅的时候，相信她得把一切事情瞒住丈夫才成，她相信自己有那个力量，也有那个本事。可是现在，她一看见他那欢畅、温和、幸福的微笑和那双亮晶晶的、快活的眼睛，就觉得瞒住这个人跟毁谤、偷窃、杀人一样的卑鄙，可恶，不可能，而且她也没有力量这样做。一刹那间她决定把一切发生过的事向他和盘托出。她让他吻她，搂她，然后在他面前跪下来，蒙上脸。

“怎么了？怎么了，亲爱的？”他温存地问，“你想家了吧？”

她抬起臊得通红的脸，用惭愧的、恳求的眼光瞧他。可是恐惧和羞耻不容她说出实话来。

“没什么……”她说，“我没什么……”

“我们坐下来吧，”他说，搀起她来，扶她在桌子旁边坐下，“这就对了……你吃松鸡吧。你饿了，小可怜。”

她贪婪地吸进家里的亲切的空气，吃着松鸡。他呢，温存地瞧着她，高兴地笑了。

六

大概直到冬季过了一半，德莫夫才开始怀疑自己受着欺骗。倒仿佛他自己良心不清白似的，他每回遇见妻子，再也不能够面对面地瞧她的眼睛，也不再快活地微笑了。为了少跟她单独待在一块儿，他常常带着他的同事科罗斯捷列夫回家来吃饭，那是个身材矮小、头发剪短、满脸皱纹的男子，每逢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话，总是窘得把他那件上衣的所有纽扣一会儿解开，一会儿扣上，然后用右手捻左边的唇髭。吃饭时候，两个医生谈到横隔膜一升高，有时候就会使心脏发生不规则的跳动，或者谈到近来常常遇到很多神经炎病例，再不然就讲到前一天德莫夫在解剖一个经诊断害“恶性贫血”的病人尸体的时候却在胰腺里发现了癌。他们所以谈医学，仿佛只是为了给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一个沉默的机会，也就是不必撒谎的机会似的。饭后，科罗斯捷列夫在钢琴那儿坐下来，德莫夫就叹口气，对他说：

“唉，老兄！对，可不是！弹个悲调的曲子吧。”

科罗斯捷列夫就耸起肩膀，伸开手指头，弹了几个音，用男高音唱起来：“指给我看啊，有什么地方俄罗斯农民不呻吟。”[6]德莫夫就又叹一口气，用拳头支着头，沉思起来。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近来的举动非常不检点。她每天早晨醒来，心绪总是很坏，心想她已经不爱里亚博夫斯基，因此，谢谢上帝，事情就此了结了。可是喝完咖啡，她又寻思：里亚博夫斯基使她失去了丈夫，现在呢，她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里亚博夫斯基。然后她想起她那些熟人说里亚博夫斯基正在为画展准备一张惊人的画儿，是用波列诺夫[7]风格画成的、风俗和风景的混合画，凡是到过他画室的人，看见那种画儿，都看得入迷。不过她心想：他是在她的影响下才创造出这张画儿来的，总之多亏有她的影响，他才大大地变得好起来。她的影响是那么有益，那么重要，要是她离开他，那他也许会完蛋。她又想起上回他来看她的时候，穿一件带小花点的灰色上衣，系一根新领带，懒洋洋地问她：“我漂亮吗？”凭他那种潇洒的风度、长长的鬈发、蓝蓝的眼睛，他也真的很漂亮（或者，也许只是乍一看才显得漂亮吧），而且他对她很温柔。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想起许多事情，盘算了一阵，就穿好衣服，十分激动地坐上马车，到里亚博夫斯基的画室去了。她发现他兴高采烈，为他那幅真正美丽的画儿得意。他蹦蹦跳跳，十分顽皮，不管人家提出多么严肃的问题，总是打个哈哈了事。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嫉妒里亚博夫斯基画出那张画儿，痛恨那张画儿，可是她出于礼貌，只好在那张画儿面前默默地站了五分钟光景，仿佛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似的叹一口气，轻轻地说：

“是啊，这样的画儿以前你还从来没有画过。要知道，简直叫人生出满腔敬畏的心情呢。”

然后，她开始要求他爱她，别丢开她，要求他怜悯她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人。她哭，吻他的手，逼他赌咒说他爱她，还对他说：缺了她的好影响，他就会走上岔路，完蛋。等到她扫了他的兴，觉着她自己有说不尽的委屈，就坐上车到女裁缝那儿去，或者到她认识的女演员那儿去要戏票。

要是她在他的画室里没找到他，就给他留下一封信，信上赌咒说：如果他当天不来看她，她准定服毒自尽。他害了怕，就去看她，留下来吃午饭。虽然她的丈夫在座，他却并不顾忌，用话顶撞她，她也照样还敬他。两个人都觉得彼此要拆也拆不开，都觉得对方是暴君和敌人，都气愤，在气愤中却没留意到他们两人的举动很不得体，连头发剪短的科罗斯捷列夫也全看明白了。饭后，里亚博夫斯基匆匆告辞，走了。

“您上哪儿去？”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前厅带着憎恨瞧着他，问道。

他皱起眉头，眯细眼睛，信口念出一个他俩都认得的女人的名字。他明明在讪笑她的醋意，有意惹她生气。她就回到她的寝室，倒在床上。她由于嫉妒、烦恼、又委屈又羞耻的感觉，咬着枕头，哇哇地哭起来。德莫夫在客厅里丢下科罗斯捷列夫，走进寝室来，又慌张又着急，低声说：

“别哭得这么响，亲爱的……这是何苦呢？……这种事千万不要声张出去……千万别让人看出来……你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是不能挽救的了。”

沉重的嫉妒简直要弄得她的太阳穴炸开来，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平息这种嫉妒，同时她又觉着事情仍旧可以挽回，于是她把泪痕斑斑的脸洗一下，扑上粉，飞快地跑到刚才提到过的那个女人家里去了。她在那女人家里没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就坐上车，到另一个女人家里，然后又到第三个女人家里……起初，照这样乱跑，她还觉着难为情，可是后来她跑惯了，往往一个傍晚跑遍她认识的一切女人的家，为的是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大家也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一天，她对里亚博夫斯基讲起她的丈夫：

“这个人用宽宏大量压迫我！”

她很喜欢这句话，她遇到那些知道她跟里亚博夫斯基的关系的画家，一谈起她的丈夫，她就把胳膊用力地一挥，说道：

“这个人用宽宏大量压迫我！”

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去年一模一样。每到星期三，他们总是举行晚会。演员朗诵，画家绘画，大提琴家弹奏，歌唱家演唱。照例一到十一点半钟，通到饭厅去的门就开了，德莫夫带着笑容说：

“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吧。”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照旧找名流，找到了又不满足，就再找。她每天晚上照旧很迟才回来。可是德莫夫却不像去年那样已经睡觉，他坐在他的书房里，在写什么东西。他三点钟左右才上床睡觉，八点钟就起来了。

一天傍晚，她正准备到剧院去，站在穿衣镜面前，忽然德莫夫走进她的寝室来，穿着礼服，打着白领结。他温和地微笑着，跟从前那样快活地瞧着他妻子的眼睛。他的脸放光。

“我刚才宣读了我的学位论文。”他说，坐下来，揉着他的膝头。

“宣读？”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

“嗬嗬！”他笑了，伸出脖子瞧镜子里他妻子的脸，因为她仍旧背对着他站在那儿，理她的头发，“嗬嗬！”他又笑一遍，“你知道，他们很可能给我病理总论的讲师资格。看样子恐怕会的。”

从他那神采焕发的、幸福的脸容看得出来，只要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跟他一块儿高兴，一块儿得意，那他样样事情都会原谅她，不但现在原谅，将来也一样，他会把一切都忘掉。可是她不懂什么叫做“讲师资格”，或者“病理总论”，此外，她担心误了戏，就什么话也没说。

他在那儿坐了两分钟，然后，带着自觉有罪的笑容走出去了。

七

那是很不平静的一天。

德莫夫头痛得厉害。他早晨没喝茶，也没去医院，一直躺在书房里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中午十二点多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照例出门去找里亚博夫斯基，想给他看她画的静物写生画，还要问他昨天为什么没来看她。她觉得这张画儿并没什么价值，她画它只不过要找一个不必要的借口到画家那儿去一趟罢了。

她没有拉铃就照直走进门去看他。她在门道脱雨鞋的时候，仿佛听见一个什么东西轻轻跑进画室去了，带着女人衣襟的沙沙声。她赶紧往里一看，只瞧见一段棕色的女裙闪了一闪，藏到一幅大画后面去了。有一块黑布蒙着那张画儿和画架，直盖到地板上。没有问题，有个女人躲起来了。想当初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自己就常在那张画儿后面避难！里亚博夫斯基分明很窘，仿佛对她的光临觉着奇怪似的，向她伸出两只手，赔着笑脸说：

“啊啊！看见您很高兴。有什么好消息吗？”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又害羞又心酸。哪怕给她一百万卢布，她也绝不肯当着那个陌生的女人，那个情敌，那个虚伪的女人的面讲一句话，那女人现在正站在画儿背后，多半在恶毒地暗笑吧。

“我带给您一幅画稿……”她用细微的声音怯生生地说，嘴唇发抖，“Nature morte.[8]”

“哦哦！……画稿吗？”

画家用手接过那幅素描，一边瞧着一边走，仿佛不经意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乖乖地跟着他走。

“Nature morte.……上等货，”他嘟嘟哝哝地说，渐渐押起韵来了，“罗……莫……祸……”

从画室里传来匆匆的脚步声和衣襟的沙沙声。这样看来，她已经走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恨不能大叫一声，拿起一个重东西照准画家的脑袋打过去，然后走掉，可是她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见，羞得什么似的，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也不是画家，只是个小小的甲虫了。

“我累了……”画家瞧着那幅画稿，懒洋洋地说，摇晃脑袋，好像要打退睡意似的，“当然，这幅画儿挺不错，不过今天一幅，去年一幅，过一个月又一幅……您怎么会画不腻呢？换了我是您，我就不画这劳什子，认真搞音乐什么的了。您本来就不能做画家，您是音乐家。可是您知道，我多累啊！我马上去叫他们拿点茶来……好吗？”

他走出房间，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听见他对他的听差交代几句话。为了避免告辞和解释，尤其是为了避免哭出来，她趁里亚博夫斯基还没回来，赶快跑到门道，穿上雨鞋，走到街上。这时候，她呼吸才算畅快，觉得她跟里亚博夫斯基，跟绘画，跟方才在画室里压在她心上的沉重的羞辱感觉，从此一刀两断了。什么都完了！

她坐上车子到女裁缝那儿，然后去看昨天刚到此地的巴尔纳伊[9]，又从巴尔纳伊那儿到一家乐谱店，心里时时刻刻盘算怎样给里亚博夫斯基写一封又冷又狠、充满个人尊严的信，怎样到开春或是夏天跟德莫夫一块儿到克里米亚去，在那儿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从头过起新的生活。

傍晚很迟了，她才回到家。她没有脱掉外衣就走进客厅，坐下来写信。里亚博夫斯基对她说什么她做不了画家，现在为了报复，她就还敬他几句，写道，他年年画的老是那一套东西，天天讲的老是那一套话。她还写道，他已经站住不动，除了已有的成绩以外此后他休想有什么成绩了。她还想写下去，说他过去大大叨了她的好影响的光，如果他从此走下坡路，那只是因为她的影响被各式各样的暧昧人物，例如今天藏在画儿背后的那个家伙，抵消了。

“亲爱的！”德莫夫在书房里叫道，没有开门，“亲爱的！”

“你有什么事？”

“亲爱的，你不要上我屋里来，只在门口站住好了。是这么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传染了白喉，现在……我病了。快去请科罗斯捷列夫来。”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对丈夫素来称呼姓，她对她熟识的男人都是这样称呼的。她不喜欢他的教名奥西普，因为那名字总叫她联想到果戈理的奥西普[10]，和一句俏皮话：“奥西普，爱媳妇；阿西福，开席铺。”现在她却叫道：

“奥西普，不会的！”

“快去吧！我病了……”德莫夫在门里面说，她可以听见他走回去，在长沙发上躺下来，“快去吧！”他的声音含糊地传来。

“这是怎么回事？”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想，吓得周身发凉，“这病危险得很呐！”

她完全不必要地举着蜡烛走进寝室。在那儿，她盘算着她该怎么办，无意中往穿衣镜里看自己一眼。她瞧见她那苍白的、惊骇的脸，高袖口的短上衣，胸前的黄褶子，裙子上特别的花条，觉着自己又可怕又难看。她忽然热辣辣地感到对不起德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那种深厚无边的爱情，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对不起他好久没来睡过的那张空荡荡的小床。她想起他那常在的、温和的、依顺的笑容。她哀哀地哭了一场，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一封央求的信。那已经是夜里两点钟了。

八

早晨七点多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由于没有睡足而脑袋发沉，头发没有梳，模样很不好看，脸上带着惭愧的神情，走出寝室来。这时候有一位先生，留着一把黑胡子，大概是医师，走过她面前，到前堂去了。屋里有药气味。科罗斯捷列夫站在书房的门旁，用右手捻着左边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让您进去看他，”他阴沉地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这病会传染人的。况且，实际上，您也不必进去。反正他在发高烧，说昏话。”

“他真的得了白喉吗？”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小声问。

“老实说，他是自作孽，不可活，”科罗斯捷列夫嘟嘟哝哝地说，没有回答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的话，“您知道他怎样传染到这病的？星期二那天，他用吸管吸一个害白喉的男孩子的薄膜。这是为什么？这是愚蠢……是啊，胡闹……”

“他病得重吗？很重吗？”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

“对了，据说这是顶厉害的那种白喉。真的，应当把希列克请来才对。”

一个矮小的红发男子来了，鼻子很长，讲话带犹太人的口音。然后来了一个高大、伛偻、头发蓬松的人，看样子像是大助祭。随后又来了一个很胖的青年，生一张红脸，戴着眼镜。这是医师们到他们的同事身旁来轮流值班。科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并不回家，却留在这儿，像阴影似的在各房间里穿来穿去。女仆忙着给值班的医师端茶，常跑到药房去，因此没有人收拾房间了。到处都安安静静，阴阴惨惨。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在自己的寝室里，心想这是上帝来惩罚她了，因为她欺骗她的丈夫。那个沉默寡言、从不诉苦、使人不能理解的人，脾气温柔得失去了个性，又过分的忠厚，变得缺乏意志，为人软弱，这时候却独自待在一个地方，冷冷清清，躺在他那长沙发上受苦，一句抱怨的话也不说。要是他说出抱怨的话来，哪怕是在高热中，值班的医师也会知道毛病并不是单单出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捷列夫。他是什么都知道的，无怪他瞧着他朋友的妻子的时候，眼神好像在说：她才是真正的主犯，白喉不过是她的同谋犯罢了。现在她不再回想伏尔加河上的那个月夜，也不再回想那些爱情的剖白，更不回想他们在农舍里的诗意生活，而只回想：她，由于无聊的空想，由于娇生惯养，已经用一种又脏又黏的东西把自己从头到脚统统弄脏，从此休想洗得干净了……

“哎呀，我做假做得太厉害了！”她记起她跟里亚博夫斯基那段烦心的恋爱，不由得想道，“这种事真该死！……”

到四点钟，她跟科罗斯捷列夫一块儿吃午饭。他一点东西也不吃，光是喝红葡萄酒，皱着眉头。她也什么都没吃。她有时候暗自祷告，向上帝起誓：要是德莫夫病好了，她一定再爱他，做他的忠实妻子。有时候她又暂时忘了自己，瞧着科罗斯捷列夫，暗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有一点儿出众的地方，再加上生着那么一张满是皱纹的脸，一点儿也不懂礼貌，难道不乏味吗？”有时候她又觉着上帝一定会立刻来弄死她，因为她担心传染，一次也没到她丈夫的书房里去过。总之，她心绪麻木阴郁，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掉，再怎么样也没法挽救了……

饭后，天擦黑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走进客厅，科罗斯捷列夫正躺在睡椅上睡觉，把一个金线绣的绸垫子枕在脑袋底下。“希——普——啊，”他在打鼾，“希——普——啊。”

医师们来值班，进进出出，却始终没有留意这种杂乱。一个陌生的人躺在客厅里睡觉和打鼾也好，墙上挂着那么多的画稿也好，房间布置得那么别致也好，这房子的女主人头发蓬松，衣冠不整也好，总之，现在，这一切全引不起一丁点儿兴趣了。有一位医师偶尔不知因为什么笑了一声，那笑声带一种古怪而胆怯的音调，听了甚至叫人害怕。

等到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第二回走进客厅里来，科罗斯捷列夫已经不在睡觉，而是坐着抽烟了。

“他得了鼻腔白喉症，”他低声说，“心脏已经跳得不正常了。真的，事情不妙。”

“那么您去请希列克吧。”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

“他已经来过了。发现白喉转到鼻子里去的，就是他。唉，希列克有什么用！真的，希列克一点用也没有。他是希列克，我是科罗斯捷列夫，如此而已。”

时间拖得长极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一张从早上起就没收拾过的床上和衣躺下，迷迷糊糊睡着了。她梦见整个宅子里从地板到天花板，装满一大块铁，只要能够把那块铁搬出去，大家就会轻松快活了。等到醒过来，她才想起那不是铁，而是德莫夫的病。

“Nature morte，祸……”她想，又变得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罗……莫……希列克怎么样？西列克……东列克……南列克……现在我的朋友们在哪儿啊？他们知道我们遭了难吗？主啊，救救我……怜恤我。西列克……东列克……”

那块铁又来了……时间拖得很长，可是楼下的钟常常敲响。门铃一个劲儿响，医师们陆陆续续进来……女仆走来，端着盘子，上面摆着一个空玻璃杯。她问道：

“要我把床收拾一下吗，太太？”

听不到答话，她就走了。下面的钟敲着。她梦见伏尔加河上的雨。又有人走进寝室来，仿佛是一个陌生人。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跳起来，认出那人是科罗斯捷列夫。

“现在什么时候？”她问。

“将近三点钟。”

“哦，什么事？”

“还有什么好事！……我是来告诉您：他去世了……”

他呜呜地哭了，在床边挨着她坐下，用袖口擦眼泪。她一下子还明白不过来，可是紧跟着周身发凉，开始慢慢地在胸前画十字。

“他去世了……”他用细微的声音再说一遍，又哭了，“他死，是因为他牺牲了自己……对科学来说，这是多大的损失啊！”他沉痛地说，“要是拿我们全体跟他比一下，他真称得起是伟大的人，不平凡的人！什么样的天才啊！他给我们大家多大的希望呀！”科罗斯捷列夫接着说，绞着手，“我的上帝啊，像这样的科学家现在我们就是打着火把也找不着了。奥西卡·德莫夫，奥西卡·德莫夫，你凭什么落到这个地步啊！唉唉，我的上帝啊！”

科罗斯捷列夫灰心得用两只手蒙上脸，摇头。

“而且他有那么大的道德力量！”他接着说，好像越来越气恼什么人似的，“这是一个善良、纯洁、仁慈的灵魂，不是人，是水晶！他为科学服务，为科学而死。他一天到晚跟牛一样地工作，谁也不怜惜他。这个年轻的科学家，未来的教授，却不得不私人行医，晚上做翻译工作，好挣下钱来买这些……无聊的废物！”

科罗斯捷列夫带着憎恨瞧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伸出两只手抓起被单，气冲冲地撕扯它，倒好像都怪被单不好似的。

“他不怜惜自己，别人也不怜惜他。唉，真的，空谈一阵有什么用！”

“对，真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人！”客厅里有人用男低音说。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回想她跟他一块儿过的全部生活，从头到尾所有的细节一个也不漏。她这才忽然明白：他果然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不平凡的人，拿他跟她认识的任什么人相比，真要算是伟大的人。她想起去世的父亲以及所有跟他共事的医师怎样看待他，她这才明白他们都认定他是一个未来的名人。墙啊，天花板啊，灯啊，地板上的地毯啊，好像一齐对她讥讽地眼，仿佛要说：“错过机会啰！错过机会啰！”她哭着冲出寝室，跑过客厅里一个不相识的男子身边，奔进丈夫的书房里去。他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从腰部以下盖着一条被子。他的脸消瘦干瘪得可怕，脸色又黄又灰，活人脸上是看不见那种颜色的。只有凭了那个额头，凭了黑眉毛，凭了熟悉的微笑，才认得出他就是德莫夫。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赶快摸他的胸、他的额头、他的手。胸口还有余温，可是额头和那双手却凉得摸上去不舒服了。那对半睁半闭的眼睛没有瞧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却瞧着被子。

“德莫夫！”她大声喊叫，“德莫夫！”

她想对他说明过去的事都是错误，事情还不是完全没法挽救，生活仍旧可以又美丽又幸福。她还想对他说，他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不平凡的、伟大的人，她会一生一世地尊崇他，向他膜拜，感到神圣的敬畏……

“德莫夫！”她叫他，拍他的肩膀，不相信他从此不会再醒来了，“德莫夫！德莫夫啊！”

客厅里，科罗斯捷列夫正在对女仆发话：

“干吗一个劲儿地死问？您上教堂看守人那儿去，问一声靠养老院养活的那些老太婆住在哪儿。她们自会擦洗尸身，装殓起来，该做的事都会做好。”

1892年

[1] 左拉（1840—1902），法国著名作家，留一把大胡子。

[2] 法语：管家。

[3] 基督教的节日，复活节后的第七周。

[4] 古代北欧的一个漂泊民族名，相传古俄罗斯最早的王公就是它的后裔。

[5] 当时在俄国演唱的一个意大利歌唱家。

[6] 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7] 波列诺夫（1844—1927），俄罗斯的现实主义风景画家。

[8] 法语：静物。

[9] 德国话剧演员。

[10] 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中的一个仆人。

在流放中

外号叫“精明人”的老谢苗和一个谁也不知道姓名的年轻鞑靼人坐在河岸上一堆篝火旁边，另外三个渡船工人待在小木房里。谢苗是个六十岁光景的老人，瘦伶伶的，牙齿脱落了，可是肩膀挺宽，仍旧很健康的样子，他已经喝得醉醺醺了。他早就应该去睡觉，可是他衣袋里还有半瓶酒，他深怕屋里的年轻人问他要酒喝。那个鞑靼人有病，没精神，把身上的破衣服裹得紧紧的，正在讲辛比尔斯克省多么好，他撇在家里的妻子多么漂亮，多么聪明。他年纪在二十五岁上下，不会超过这个岁数，现在衬着篝火的亮光，显得脸色苍白，露出哀伤的病容，看上去像是一个孩子。

“当然了，这儿不是天堂，”精明人说，“你自己也瞧得明白，这儿只有水啦，光秃秃的河岸啦，四下里的粘土啦，别的就没有了……复活节早就过去了，可是河面上还有冰，今天早晨还飘了雪呢。”

“坏！坏！”鞑靼人说，战兢兢地往四下里看。

大约十步开外流着乌黑的、冰凉的河水，汩汩地响，拍打着凸凹不平的粘土河岸，很快地向遥远的海洋流去。贴近这边河岸，有一个黑糊糊的东西，那是一只大驳船，渡船船夫管它叫做“大木船”。对岸远远的有些火光，一会儿灭了，一会儿又亮起来，像是小蛇在爬，这是人家在烧去年的草。蛇样的火光后面又是一片黑暗。可以听见不大的冰块撞在船边上的声音。天气潮湿、阴冷……

鞑靼人举眼看天空。星星跟在家乡看见的一样多，四下里也是一片漆黑，可是总还缺着点儿什么。在家乡，在辛比尔斯克省，星星完全不同，天空也不一样。

“坏！坏！”他反复说着。

“你会过惯的！”精明人说，笑了，“现在你还年轻，傻气，你嘴唇上的奶还没干，你凭你那股傻劲儿觉着天下再没有比你不幸的人了，可是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对自己说：‘只求上帝叫大家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才好。’你瞧瞧我。过一个星期，大水退下去，我们就要在这儿摆下渡船。你们要到西伯利亚各处飘荡，我呢，却留在这儿，从这边河岸划到那边河岸。我白天晚上来来去去，照这样过了二十二年。梭鱼和鳟鱼在水底下，我在水上头。谢天谢地。我什么也不要。只求上帝叫大家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才好。”

鞑靼人往篝火上添些干枝子，向火跟前凑近一点儿，躺下来说：

“我父亲是个多病的人。等他死了，我的母亲和妻子就要到这儿来了。她们答应过的。”

“你要母亲和妻子来干什么？”精明人问，“这简直是傻气，老弟。这是魔鬼迷了你的心窍。滚它的，魔鬼！你千万听不得他的话，那该死的东西。别让他得势。他拿那些女人来逗你，那你就顶他，说：‘我不希罕！’他拿自由来逗你，那你就咬住牙，对他说：‘我不希罕！’我什么也不要！不要爹娘，不要老婆，不要自由，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我什么也不要，滚它妈的！”

精明人拿出酒瓶来，喝了一口酒，接着说：

“老弟，我不是普通的农民，不是粗人出身，而是教堂助祭的儿子。当初我没流放的时候住在库尔斯克，老是穿着礼服，现在呢，我却把自己磨练到这个地步，能够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大吃青草了。只求上帝叫大家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才好。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人也不怕。照我瞧起来，谁也不及我阔绰，谁也不及我自由。他们把我从俄罗斯送到这儿来，我从头一天起就咬住了牙：我什么也不要！魔鬼拿我的老婆，拿我的亲人，拿自由来逗我，可是我对他说：‘我什么也不要！’我打定了主意，所以你瞧，我过得挺好，我不抱怨。谁要是对魔鬼让一让步，听了他的话，哪怕只有一回，那就完了，这人就没救了：他陷进泥潭，灭了顶，休想爬出来了。不但像你们这样糊涂的庄稼汉会完蛋，就连老爷们，受过教育的人，也一样。大约十五年以前，他们从俄罗斯押来一位老爷。他没跟自己的兄弟平分家业，却把遗嘱假造了一下。据人家说，他是个公爵或者男爵，可是也许只不过是个当官儿的，谁知道呢？好，这位老爷到了这儿，头一件事就是在穆霍尔季斯科耶给自己买下一所房子和一块地。‘我要靠我自己的劳动来过活，’他说，‘我要劳累得满脸出汗，因为我现在不是老爷，’他说，‘而是移民了。’‘嗯，’我说，‘求上帝保佑您，那是好事。’当时他还是个青年，忙忙碌碌，十分操心，他往往亲手收割，打鱼，还能骑着马跑上六十俄里的路。不过，就是有一件事糟糕：打头一年起，他就骑马上格里诺邮局去取信。他总是站在我的渡船上叹气：‘唉，谢苗，不知什么缘故家里很久没有给我汇钱来了！’‘您用不着钱，瓦西里·谢尔盖伊奇，’我说，‘您要钱有什么用？您把过去丢开，忘掉，仿佛根本没有过，仿佛只是一场梦，您重新过活好了。别听魔鬼的话，’我说，‘他不会给您带什么好处来，他会把您拉到绝路上去。现在您想要钱，’我说，‘可是过不了多久，瞧着吧，您就想要别的了，随后越要越多。要是您打算要您自己幸福，’我说，‘顶要紧的是什么也不要。对了……要是，’我对他说，‘命运真要是狠心地欺负您跟我，那就不必跟它求情，对它叩头，而要看不起它，笑它。要不然它就会笑您。’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大约两年以后，我把他渡到这边岸上来，他搓着手，尽笑。‘我现在到格里诺去接我的妻子，’他说。‘她可怜我，’他说，‘她就来了。我那个人儿啊，她心多好，多善。’他乐得气也透不出来了。过了一天，他带着他妻子一块儿来了。那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太太，戴着帽子，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各式各样的行李，一大堆。我那个瓦西里·谢尔盖伊奇在她身边忙个不停。他的眼睛一会儿也离不开她，把她夸来夸去总也夸不够。‘对了，谢苗老兄，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哼，好吧，’我想，‘用不了多久你就乐不下去了。’从那时候起他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到格里诺去打听从俄罗斯汇钱来没有。他要花许许多多的钱。‘她为我留在西伯利亚，断送自己的青春和美丽，’他说，‘跟我一块儿共患难，所以，’他说，‘我应当让她过得尽量快活才对……’为了让那位太太高兴，他就跟当官的和各式各样的坏蛋来往。当然，他得供那伙人吃喝，还得有一架钢琴，长沙发上也总得有一条毛蓬蓬的叭儿狗才成，活见鬼！……总之，奢华，娇宠。那位太太却没跟他住多久。她怎么住得下去呢？粘土啦，河水啦，寒冷啦，要蔬菜没有蔬菜，要水果没有水果。周围全是些无知无识的人和醉醺醺的人，没一点礼节，她呢，却是生长在大城里娇生惯养的太太……当然她闷得慌。再说她丈夫，不管你怎么说吧，现在可已经不是老爷，而是移民，不那么体面了。我记得，大概三年以后在圣母升天节前夜，有人在对岸叫喊。我划着渡船过去。我这一瞧不要紧，原来是那位太太，穿得严严实实，跟一位年轻的老爷，是个当官儿的，一块儿来了。还有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雪橇……我把他们渡到这边岸上，他们坐上雪橇，一阵风似的走了！一转眼他们就没影儿了。将近早晨，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赶着一辆双马雪橇，飞跑到渡口来。‘我妻子跟一位戴眼镜的老爷走过这儿没有，谢苗？’‘过去了，’我说，‘您上野地里追风去吧！’他飞跑着，追他们去了。他连追了五天五夜。后来我把他渡到对岸去，他往渡船上一扑，拿脑袋撞船板，哇哇地哭。‘本来就会闹成这个样子嘛，’我说。我笑了，还拿话点他：‘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哟！’他就越发使劲地撞脑袋了……随后，他就开始巴望自由。他妻子到俄罗斯去了，当然他一心要上那儿去看她，把她从情人手里夺回来。他呀，老弟，差不多天天骑着马飞跑，要么上邮局去，要么进城去找长官。他老是把呈文递上去，求他们怜恤他，放他回家乡。他说光是给他们打电报，他就花了两百来个卢布。他卖掉他的土地，把房子押给一个犹太人了。他头发花白，背也驼了，脸色姜黄，跟痨病鬼一样……要是他跟你说话，他就发出‘唏哩——唏哩——唏哩’的声音……眼睛里一泡眼泪。他照这么递呈文，足足苦恼了八年，可是现在他又活了，又高兴了：他迷上了另外一样东西。你猜怎么着，他的女儿长大了。他瞧着她，他疼她。她呢，说实在的，也真不错：长得挺好看，眉毛黑黑的，性情活泼。每到星期日他总是跟她一块儿骑着马上格里诺的教堂去。他俩总是并排站在渡船上，她笑，他呢，眼睛一会儿也离不开她。‘对了，谢苗，’他说，‘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就连在西伯利亚也有幸福。瞧，’他说，‘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女儿！大概周围一千俄里以内，你休想找着另外一个像她这样的人。’‘您的女儿不错，’我说，‘的确，这是实话。……’可是我心里说：‘等着瞧吧……这妞儿正年轻，她的血流得正欢，她要生活，可是这儿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她果然苦恼了，老弟……她蔫下去，蔫下去，憔悴了，病了，现在她站都站不住了。她害了痨病。这就叫西伯利亚的幸福，见它的鬼！这就叫人在西伯利亚也活得下去……他老是骑上马去找这个大夫，找那个大夫，把他们带回家去。他只要听说二三百俄里开外有个大夫或者巫师，马上就坐车去找。为了请大夫，他花了好多的钱哟！要依我说，他还不如把那些钱打酒喝了的好……她反正是要死了。她一定会死的，那他可就完了。他会伤心得上吊，要不然就逃回俄罗斯去，那是一定的。他跑掉，人家抓住他，于是他受审，罚苦役，他就要尝尝鞭子的味道了……”

“好，好。”鞑靼人嘟哝着，冷得缩起身子。

“什么事好？”精明人问。

“妻子，女儿……苦役算什么，伤心算什么，反正他看见妻子，看见女儿了……你说，什么也不要！可是什么也不要，坏！他妻子跟他一起住了三年，那是上帝赐给他的恩典。什么也不要，坏；可是三年，好。你怎么不懂呢？”

鞑靼人浑身发抖，费劲地挑选他知道得很少的俄国话，结结巴巴地说是求上帝别让人在外乡生病，死掉，埋在又冷又黑的土地里才好，又说只要他妻子上他这儿来一天，哪怕只来一个钟头，那他也情愿为这种幸福受任什么样的苦，而且感谢上帝。一天的幸福总比什么也没有强啊。

后来他又说他把一个多么美丽聪明的妻子丢在家里了。然后他双手抱住头，哭起来，向谢苗担保说他什么罪也没犯过，他在冤枉地受苦。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叔叔抢走一个农民的几匹马，把那个老头打得半死，村社审判不公，下了一个判决，把三弟兄一齐流放到西伯利亚来，叔叔是有钱的人，倒留在家里了。

“你会过惯的！”谢苗说。

鞑靼人一声不响，用沾着泪痕的眼睛呆望着火。他的脸上现出迷茫和恐惧，仿佛仍旧不懂他为什么跑到这儿来，生活在黑暗和潮湿里，在生人旁边，而不是在辛比尔斯克省。精明人在火旁边躺下去，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冷笑一声，低声哼起歌来。

“她跟她爸爸在一块儿有什么乐子呢？”过了不大的工夫，他说，“他爱她，他得到了安慰，这话不错，可是，老弟，对他可得小心，他是个严格的老头子，厉害的老头子。年轻的小妞儿却不要严格……她要温存，要哈哈哈，荷荷荷，要香水和头油。对了……唉，事情不妙哟！”谢苗叹口气，笨重的站起来，“酒全喝完了，所以到睡觉的时候了。怎么样？我要走了，老弟……”

剩下自己孤单单一个人，鞑靼人就再添点干枝子，躺下去，呆望着火，开始想他自己的故乡和他的妻子。要是他妻子能来住上一个月，哪怕住上一天，那多好。随后，要是她想回去，再让她回去好了！来住一个月，哪怕只住一天，也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可是万一他妻子真照她应许过的那样来了，他拿什么养活她呢？在这种地方，她住到哪儿去呢？

“要是没有东西吃，那怎么活得下去？”鞑靼人大声问。

他现在摇一昼夜的船，他们才给他十个戈比。不错，过路的人赏茶钱、酒钱，可是他那些同伙私下把收来的钱全分光了，一个也不给鞑靼人，反而笑他。他穷得挨饿，受冻，害怕……现在，他周身酸痛，发抖，本来应该到小木房里去躺下睡觉才对，可是他在那边没有被子盖，比在河岸上还要冷。这儿他也没有被子盖，可是他至少还可以烧起火来……

再过一个星期，大水完全退了，他们安排好摆渡的时候，除了谢苗以外，所有的渡船工人都用不着了。鞑靼人就得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哀求施舍，找活儿干。他妻子才十七岁；她好看，娇气，腼腆。难道她能不戴面纱，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去讨饭？不行，这种事就连想一想都是可怕的……

天已经亮起来，驳船、水上的河柳丛和浪花都现出清清楚楚的轮廓。要是回头看，那边是粘土的高坡，坡底下有一个用深棕色麦秆铺成房顶的小屋，高一点的地方，村子里的农舍挤在一块儿。公鸡已经在村子里喔喔地啼起来了。

红褐色的粘土坡、驳船、河流、心眼不好的生人、饥饿、寒冷、疾病，也许这都不是真实的吧。鞑靼人暗想：这多半只是一场梦。他觉得自己在睡觉，还听见了自己的鼾声……当然，他是在辛比尔斯克省的家里，他只要叫一声他妻子的名字，包管她会答应。他母亲就在隔壁房间里……可是，天下有多么可怕的梦呀！为什么要有这种梦呢？鞑靼人微微笑着，睁开眼睛。这是什么河，伏尔加吗？

天在下雪。

“要渡船啊！”对岸有人叫喊，“船啊！”

鞑靼人醒来，去叫醒他的伙伴，把船划到对岸去。渡船工人走到河岸上来，一面走，一面穿上他们的破羊皮袄，用带着睡意的沙哑嗓音骂街，冻得缩起身子。他们刚从睡梦中醒过来，河面上飘来一股刺骨的寒气，他们分明觉着这条河又可恶又可怕。他们不慌不忙地跳上大木船……鞑靼人和那三个渡船工人拿起宽叶的长桨，在黑暗中看上去那些长桨像是螃蟹的螯。谢苗把肚子压着很长的船舵。对岸的喊声仍旧没停，还放了两枪，大概以为渡船工人睡熟了，或者到村子里的小酒馆去了。

“得了吧，忙什么！”精明人用深信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不必着急，反正到头来总是一场空的那种人的口气说。

粗笨沉重的驳船离开河岸，在河柳丛中飘浮过去，只有从那慢慢向后退去的河柳才看得出驳船不是停在原地方，而是在动。渡船工人们匀称地合着拍子划桨。精明人用肚子压着船舵，他的身子在空中画了一道圆弧，从这边翻到那边去了。在黑暗中看上去，倒好像那些人坐在一种生着长爪子的上古动物身上，骑着它走过人有时候在恶梦中才会看见的那种寒冷荒漠的地方似的。

他们出了河柳丛，飘到空旷的水面上。对岸已经可以听见船桨的嘎吱嘎吱声和匀称的溅水声，就叫道：“赶快！赶快！”又过了大约十分钟，驳船沉重地撞在登陆的渡口上。

“天老是下个不完，天老是下个不完！”谢苗嘟哝着，擦掉脸上的雪，“这些雪都是打哪儿来的，只有上帝才知道！”

河岸上站着一个身材不高的瘦老头子，穿一件短狐皮袄，戴一顶白羔皮帽子。他站在离马不远的地方，一动也不动。他现出阴郁的、心事重重的神情，仿佛在极力回想什么事，对他自己的不中用的记性很生气似的。谢苗走到他面前，脱掉帽子，现出笑脸，那人就说：

“我要赶到阿纳斯塔西耶夫卡去。我女儿又病重了。据说阿纳斯塔西耶夫卡有一位新派来的医师。”

他们把马车拖上驳船，划回去。谢苗称之为瓦西里·谢尔盖伊奇的那个人，在大家划船的时候始终站在那儿不动，抿紧厚嘴唇，瞪着眼睛发愣。车夫请求他允许在他面前抽烟，他也没答话，好像没听见似的。谢苗用肚子压住船舵，讥诮地瞧着他，说：

“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活得下去哟！”

精明人脸上现出得意的神情，好像他证实了一件事，好像由于事情的结局不出所料而高兴似的。那个穿短狐皮袄的男子的狼狈不幸的样子分明招得他十分快活。

“现在坐车，路上尽是烂泥，瓦西里·谢尔盖伊奇，”他说，这时候马在岸上又套好车子了，“您应该过两个星期再去，到那时候路就干一点儿了。要不然，索性不去也罢……要是您跑一趟路，真会有什么好处，倒也罢了，可是您自己也知道，坐上车子成年累月地跑，白天晚上地跑，到头来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是实实在在的！”

瓦西里·谢尔盖伊奇一句话也没说，赏了酒钱，坐上车子走了。

“瞧，他又跑去请医生了！”谢苗说，冷得缩起脖子，“可是要想请真正的好医生，那就跟到田野上去追风，要抓住魔鬼的尾巴一样，滚它妈的！好一个怪人，主啊，宽恕我这个罪人吧！”

鞑靼人走到精明人面前，带着痛恨和憎恶瞧着他，周身发抖，用不连贯的、夹着鞑靼话的俄国话说：“他好……好，你坏！你坏！老爷是好人，很好，你是畜生，你坏！老爷是活人，你，死尸……上帝创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要人伤心，要人忧愁，可是你，什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头，泥土！石头才什么都不要，你也什么都不要……你是石头，上帝不爱你，爱老爷！”

大家都笑起来。鞑靼人轻蔑地皱起眉头，摇了摇手，把身上的破衣服裹一裹紧，走到篝火那儿去。渡船工人们跟谢苗慢步走回小屋里去。

“天真冷！”有一个渡船工人哑声哑气地说。潮湿的土地上铺着麦秆，他躺下去，伸直身体。

“对了，真不暖和！”另一个人同意道，“这日子真是活受罪！……”

大家躺下睡觉。门给风刮开了。雪飘进屋里来。谁也没心起来关门：他们怕冷，而且懒得爬起来。

“我挺好！”谢苗说，他快要睡着了，“只求上帝叫大家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才好。”

“你是个结实的汉子，谁都知道。连魔鬼都不来抓你。”

外面传来狗嗥一样的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是谁在那儿？”

“这是那个鞑靼人在哭。”

“嘿！……真是个怪人！”

“他早晚会过惯的！”谢苗说，立刻就睡着了。

另外几个人也很快就睡着了。门始终也没有关。

1892年

第六病室

一

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不大的厢房，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这幢厢房的屋顶生了锈，烟囱半歪半斜，门前台阶已经朽坏，长满杂草，墙面的灰泥只剩下些斑驳的残迹。这幢厢房的正面对着医院，后墙朝着田野，厢房和田野之间由一道安着钉子的灰色院墙隔开。那些尖头朝上的钉子、那围墙、那厢房本身，都有一种特别的、阴郁的、罪孽深重的景象，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这样。

要是您不怕被荨麻扎伤，那您就顺着通到厢房的那条羊肠小道走过去，瞧瞧里面在干些什么吧。推开头一道门，我们就走进了前堂。在这儿，沿着墙，靠火炉的旁边，丢着一大堆医院里的破烂东西。褥垫啦，破旧的长袍啦，裤子啦，细蓝条子的衬衫啦，没有用处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破烂堆在一块儿，揉得很皱，混在一起，正在腐烂，冒出一股闷臭的气味。

看守人尼基达是个年老的退伍兵，衣服上的军章已经褪成棕色。他老是躺在那堆破烂东西上，两排牙齿中间衔着一只烟斗。他的脸相严厉而枯瘦，他的眉毛滋出来，给那张脸添上了草原的看羊狗的神情，他的鼻子发红，身材矮小，虽说长得清瘦，筋脉嶙嶙，可是气派威严，拳头粗大。他是那种心眼简单、说干就干、办事牢靠、脑筋迟钝的人。在人间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安分守己，因此相信对他们是非打不可的。他打他们的脸，打他们的胸，打他们的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相信要是不打人，这地方就要乱了。

随后您就走进一个宽绰的大房间，要是不把前堂算在内的话，整个厢房里就只有这么一个房间。这儿的墙壁涂了一层混浊的淡蓝色灰粉，天花板熏得挺黑，就跟不装烟囱的农舍一样。事情很清楚，这儿到冬天，炉子经常冒烟，房间里净是煤气。窗子的里边钉着一排铁格子，很难看。地板颜色灰白，满是木刺。酸白菜、灯心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味，弄得房间里臭烘烘的，您一进来，这种臭气就使您觉着仿佛走进了动物园。

房间里放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有些穿着医院的蓝色长袍、按照老派戴着睡帽的男子在床上坐着或者躺着。这些人都是疯子。

这儿一共有五个人。只有一个人出身贵族，其余的全是小市民。顶靠近房门的那个人是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唇髭棕红发亮，眼睛沾着泪痕，坐在那儿用手托着头，瞧着一个地方发呆。他一天到晚伤心，摇头，叹气，苦笑。人家讲话，他很少插嘴；人家问他什么话，他也总是不答话。人家给他吃食，他就随手拿起来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痛苦的、喀喀的咳嗽声，他那消瘦，他那脸颊上的红晕看来，他正在开始害肺痨病。

他旁边是一个矮小活泼、十分爱动的老头，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长着跟黑人那样鬈曲的黑头发。白天，他在病室里从这个窗口走到那个窗口，或者坐在床上照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他像灰雀那样不住地打唿哨，轻声唱歌，嘿嘿地笑。到了晚上他也显出孩子气的欢乐和活泼的性格。他从床上起来祷告上帝，那就是，拿拳头捶胸口，用手指头抓门。这是犹太籍傻子莫依谢依卡，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焚毁的时候发了疯。

在第六病室的所有病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允许，可以走出屋子，甚至可以走出院子上街。他享受这个特权已经很久，这大概因为他是医院里的老病人，又是一个安分的、不伤人的傻子，本城的小丑。他在街上给小孩和狗包围着的情景，城里人早已看惯了。他穿着破旧的长袍，戴着可笑的睡帽，穿着拖鞋，有时候光着脚，甚至没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小店的门口站住讨一个小钱。有的地方给他一点克瓦斯喝，有的给他一点面包吃，有的给他一个小钱，因此他总是吃得饱饱的，满载而归。凡是他带回来的东西，尼基达统统从他身上搜去归自己享用。这个兵干起这种事来很粗暴，怒气冲冲，把犹太人的口袋底都翻出来，而且要上帝做见证，赌咒说他绝不让这个犹太人再上街，说他认为这种不安分守己的事比世界上任何什么事都坏。

莫依谢依卡喜欢帮人的忙。他给同伴们端水，他们睡熟了，他就给他们盖被。他应许每个人说：他从街上回来，一定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小钱，给每个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用一把调羹喂他左边的邻居吃东西，那人是一个瘫子。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摹仿他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举动，不知不觉地受了他的影响。

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是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子，出身贵族家庭，做过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品文官，害着被虐狂。他要么躺在床上，蜷着身子，要么就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仿佛在锻炼身体。他很少坐着。他老是怀着一种朦胧的、不明确的担心，因此总是激动，焦躁，紧张。只要前堂传来一丁点儿沙沙声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就抬起头来，竖起耳朵：是不是有人来抓他了？是不是有人在找他？遇到这种时候，他脸上就现出极其不安和憎恶的神情。

我喜欢他这张颧骨很高的宽脸，脸色老是苍白而愁苦，像镜子那样映出一个被挣扎和长期的恐惧苦苦折磨着的灵魂。他这种愁眉苦脸是古怪而病态的，可是深刻纯真的痛苦在他脸上刻下来的细纹，却显出智慧和理性，他的眼睛射出热烈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这个人本身，他殷勤，乐于为人出力，除了对尼基达以外，对一切人都异常体贴。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调羹，他总是连忙从床上跳下来，捡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都要向同伴们道早安，临睡也要向他们道晚安。

除了他经常保持紧张状态并且露出愁眉苦脸以外，他的疯病还有下面的表现。每到傍晚，有时候他把身上的短小的长袍裹一裹紧，周身发抖，牙齿打战，很快地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在床铺之间穿来穿去。看上去，他仿佛在发高烧。从他忽然站住，瞧一眼同伴的样子看来，他分明想说什么很重要的话，可是大概想到他们不会听他讲，也听不懂他的话，就烦躁地摇摇头，仍旧走来走去。然而不久，说话的欲望就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管不住自己，热烈奔放地讲起来。他的话又乱又急，像是梦呓，前言不搭后语，常常叫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不管在话语里也好，声调里也好，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一讲话，您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到纸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者的麻木残忍的铁窗格。结果他的话就变成由许多古老的、然而还没过时的歌合成的一首凌乱而不连贯的杂曲了。

二

大约十二年前或者十五年前，一个姓格罗莫夫的文官住在本城大街上他自己的房子里，这是一个有地位又有家产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万。谢尔盖在大学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得急性肺痨病死了，他的死亡仿佛给忽然降到格罗莫夫家中的一大串灾难开了个头。谢尔盖葬后不出一个星期，老父亲因为伪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送审，不久以后就害伤寒，在监狱医院里去世了。房子连同所有的动产都被拍卖，撇下伊万·德米特里奇和他母亲没法生活了。

原先在父亲生前，伊万·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学里念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穷，现在他却得一下子改变他的生活了。他为了挣几个小钱而不得不一天到晚教家馆，做抄写工作，尽管这样却仍旧要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活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他灰心丧气，身体虚弱，就离开大学，回家来了。在这儿，在这小城里，他托人情在县立学校里谋到一个教员的位子，可是跟同事们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了。他母亲去世了。他有六个月没找到工作，光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作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吏。他一直干这个差使，后来就因病被辞了。

他还在年纪轻轻、做大学生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让人觉得是个健康的人。他素来苍白，消瘦，动不动就着凉。他吃得少，睡不酣。他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就头晕，发歇斯底里病。他一向喜欢跟人们来往，可是由于他那爱生气的脾气和多疑的性格，他跟任什么人都不接近，也没有交到朋友。他总是满心看不起地批评城里人，说是他觉着他们那种浑浑噩噩的愚昧和昏昏沉沉的兽性生活又恶劣又讨厌。他用男高音讲话，响亮，激烈，要么带着忿怒和愤慨的口气，要么带着热中和惊奇的口气，不过他永远讲得诚恳。不管人家跟他谈什么，他老是把话题归结到一件事上去：在这个城里生活又无聊又烦闷，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过着黯淡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用强暴、粗鄙的放荡、伪善来使这生活添一点变化；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这个社会需要创办学校、立论正直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演讲、知识力量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成。他批评人们的时候，总是涂上浓重的色彩，只用黑白两色，任何其他的色调都不用。依他看来，人类分成正直的人和坏蛋，中间的人是没有的。提起女人和爱情，他总是讲得热烈而入迷，可是他从没恋爱过一回。

在这个城里，尽管他尖刻地批评人，容易冲动，可是大家都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叫他万尼亚[1]。他那天生的体贴、乐于帮忙的性情、正派的作风、道德的纯洁、他那又旧又小的礼服、病弱的外貌、家庭的不幸，在人们心中勾起一种美好、热烈、忧郁的感情。再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念过许多书，照城里人的看法，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里像是一部备人查考的活字典。

他看过很多书。他老是坐在俱乐部里，兴奋地扯着稀疏的胡子，翻看杂志和书籍。凭他的脸色看得出来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吞吃那些书页，几乎来不及嚼烂它们。人们必须认为看书是他的一种病态的嗜好，因为不管他碰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或者日历，也一概贪婪地抓过来，读下去。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

三

有一次，那是秋天的一个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竖起大衣的领子，蹚着烂泥，穿过后街和小巷，带着一张执行票到一个小市民家里去收钱。他心绪郁闷，每天早晨他总是这样的。在一条小巷里，他遇见两个戴镣铐的犯人，有四个带枪的兵押着他们走。以前伊万·德米特里奇常常遇见犯人，他们每一次都在他心里引起怜悯和别扭的感情，可是这回的相逢却在他心上留下一种特别的奇怪印象。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镣铐，像那样走过泥地，被人押送到监狱里去。他到那个小市民家里去过以后，在回到自己家里去的路上，在邮政局附近碰见一个他认识的警官，那人跟他打招呼，并排顺着大街走了几步，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这很可疑。他回到家里，那一整天都没法把那两个犯人和荷枪的兵从脑子里赶出去，一种没法理解的不安心理搅得他没法看书，也没法集中脑力思索什么事。到傍晚他没有在自己屋里点上灯，一晚上也睡不着觉，不住的暗想：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送进监牢里去。他知道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犯法的事，而且能够担保将来也绝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偷东西。不过，话说回来，偶然在无意中犯下罪，不是很容易吗？而且受人诬陷，最后，还有审判方面的错误，不是也可能发生吗？难怪老百姓的年代久远的经验教导人们：谁也不能保险不讨饭和不坐牢。在眼下这种审判程序下，审判方面的错误很有可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师等，时候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即使有心，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当事人；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法官既然对人采取敷衍了事、冷酷无情的态度，那么为了剥夺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判他苦役刑，就只需要一件东西，那就是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法定手续（法官们正是因此才拿薪水的），就大功告成了。事后，你休想在这个离铁路线有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糟糕的小城里找到正义和保障！再者，既然社会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各种仁慈行为，例如宣告无罪的判决，会引起沸沸扬扬的不满和报复情绪，那么，就连想到正义不也可笑吗？

到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起床，满心害怕，额头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随时会被捕了。他想，既然昨天的阴郁思想这么久都不肯离开他，可见其中必是有点道理。的确，那些思想绝不会无缘无故钻进他脑子里来。

有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走过他的窗口，这可不会没有来由。那儿，在房子附近，有两个人站着不动，也不言语。为什么他们沉默呢？

从此，伊万·德米特里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凡是路过窗口或者走进院子里来的人，他都觉得是间谍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照例坐着一辆双马马车走过大街，这是他从近郊的庄园坐车到警察局去，可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每回都觉得他的车子走得太快，而且他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的神情：他分明急着要去报告，说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犯人。门口有人一拉铃，一敲门，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打一个冷颤，每逢在女房东屋里碰到生客，就坐立不安。他一遇见警察和宪兵就微笑，打唿哨，为了显得满不在乎。他一连好几夜担心被捕而睡不着觉，可又像睡熟的人那样大声打鼾，呼气，好让女房东以为他睡着了。因为，要是他睡不着，那一定是他在受良心的煎熬：这就是了不起的罪证！事实和常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荒唐，都是心理作用。要是往大处看，那么被捕也好、监禁也好，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良心清白就行，可是他越是有理性、有条理地思考，他那内心的不安反而变得越发强烈痛苦。这倒跟一个隐士的故事相仿了：那隐士想在一片密林里给自己开辟一小块空地，他越是辛辛苦苦用斧子砍，树林反而长得越密越盛。到头来，伊万·德米特里奇看出这没有用处，就索性不再考虑，完全听凭绝望和恐惧来折磨自己了。

他开始过隐居的生活，躲开人们。他早先就讨厌他的职务，现在他简直干不下去了。他深怕他会被人蒙骗，上了什么圈套，趁他不防备往他口袋里塞一点贿赂，然后揭发他，或者他自己一不小心在公文上出了个错，类似伪造文书，再不然丢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在别的时候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灵活机动，千变万化过，他每天想出成千种不同的理由来认真担忧他的自由和名誉。可是另一方面，他对外界的兴趣，特别是对书的兴趣，却明显地淡薄，他的记性也非常靠不住了。

春天，雪化了，在墓园附近的一条山沟里发现了两个部分腐烂的尸体，一个是老太婆，一个是男孩，都带着因伤致死的痕迹。城里人不谈别的，专门谈这两个死尸和没有查明的凶手。伊万·德米特里奇为了不让人家认为是他杀了人，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微微笑着，一遇见熟人，脸色就白一阵红一阵，开始表白说再也没有比杀害弱小和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做假的行为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略略想了一阵，就决定处在他的地位，他顶好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后来又坐上一夜，和一个白天，实在冷得厉害，挨到天黑就像贼那样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在房间中央呆站着，一动也不动地听着，直到天亮。大清早，太阳还没出来，就有几个修理炉灶的工人来找女房东。伊万·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这些人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可是恐惧却告诉他说，他们是假扮成修理炉灶工人的警察。他悄悄溜出住所，没穿外衣，没戴帽子，满腔害怕，沿着大街飞跑。狗汪汪叫着在他身后追来，一个农民在他身后什么地方呼喊，风在他耳朵里呼啸，伊万·德米特里奇觉得在他背后，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团，正在追他。

人家拦住他，把他送回家，打发他的女房东去请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关于他以后还要提到）吩咐在他额头上放个冰袋，要他服一点儿稠樱叶水，忧虑地摇摇头，走了，临行对女房东说，他不再来了，因为人不应该打搅发了疯的人。伊万·德米特里奇在家里没法生活，也得不到医疗，不久就给送到医院里去，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室里。他晚上睡不着觉，任性胡闹，搅扰病人，不久就由安德烈·叶菲梅奇下命令，转送到第六病室去了。

过了一年，城里人已经完全忘掉了伊万·德米特里奇，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一个敞棚底下的一辆雪橇上，给小孩子陆续偷走了。

四

伊万·德米特里奇左边的邻居，我已经说过，是犹太人莫依谢依卡。他右边的邻居是一个农民，胖得臃肿，身材差不多滚圆，脸容痴呆，完全缺乏思想的痕迹。这是一个不动的、贪吃的、不爱干净的动物，早就丧失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他那儿经常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刺鼻的臭气。

尼基达给他收拾脏东西的时候，总是狠命打他，使足力气，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拳头。可怕的还不是他挨打，这是谁都能习惯的；可怕的倒是这个呆钝的动物挨了拳头，却毫无反应，一声不响，也不动一动，眼睛里没有一点表情，光是稍微摇晃几下身子，好比一只沉甸甸的大圆桶。

第六病室里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是一个小市民，从前做过邮政局的检信员。这是一个矮小的、相当瘦的金发男子，脸容善良，可又带点调皮。根据他那对聪明镇静的眼睛闪着明亮快活的光芒来判断，他很有心计，心里有一桩很重大的、愉快的秘密。他在枕头和褥子底下藏着点东西，从来不拿给别人看，倒不是怕人家抢去或者偷走，而是因为不好意思拿出来。有时候他走到窗口，背对着同伴，把一个什么东西戴在胸口上，低下头看它。要是你在这样的时候走到他面前去，他就慌里慌张，赶紧从胸口扯下一个什么东西来。不过要猜破他的秘密，却也不难。

“请您跟我道喜吧，”他常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我已经由他们呈请授予带星的斯坦尼斯拉夫二等勋章了。带星的二等勋章是只给外国人的，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们愿意为我破例，”他微笑着说，迷惑的耸耸肩膀，“是啊，老实说，我可真没料到！”

“这类事我一点也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阴郁地声明说。

“可是您知道我早晚还会得着什么勋章吗？”原先的检信员接着说，调皮地眯细眼睛，“我一定会得着瑞典的‘北极星’。为了那样的勋章，真值得费点心思呢。那是一个白十字，有一条黑丝带。那是很漂亮的。”

大概别处任什么地方的生活都不及这所厢房里这样单调。早晨，除了瘫子和胖农民以外，病人都到前堂去，在一个大木桶那儿洗脸，用长袍的底襟擦脸。这以后他们就用带把的白铁杯子喝茶，这茶是尼基达从医院主楼拿来的。每人只许喝一杯。中午他们喝酸白菜汤和麦糊，晚上吃中午剩下来的麦糊。空闲的时候，他们就躺着，睡觉，看窗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天天这样。甚至原先的检信员也老是谈他的那些勋章。

第六病室里很难见到新人。医师早已不收疯人了。再者，世界上喜欢访问疯人院的人总是很少的。每过两个月，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就到这个厢房里来一趟。至于他怎样给那些疯人理发，尼基达怎样帮他的忙，这个醉醺醺、笑嘻嘻的理发师每次光临的时候病人怎样大乱，我就不愿意再描写了。

除了理发师以外，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来看一看这个厢房。病人们注定了一天到晚只看见尼基达一个人。

不过近来，医院主楼里却在散布一种相当奇怪的流言。

风传医师开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

五

奇怪的流言！

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师从某一点来看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十分信神，准备干教士的行业。一八六三年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有心进一个宗教学院，可是他父亲，一个内外科的医师，似乎刻薄地挖苦他，干脆声明说，要是他去做教士，就不认他做儿子。这话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止一回承认他对医学或者一般的专门科学素来不怎么爱好。

不管怎样，总之，他在医科毕业以后，并没出家做教士。他并不显得特别信教，他现在跟初作医师时候一样，不像是宗教界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粗俗，跟农民一样。他的脸相、胡子、平顺的头发、又壮又笨的体格，都叫人联想到大道边上小饭铺里那种吃得挺胖、喝酒太多、脾气很凶的老板。他那严厉的脸上布满细小的青筋，他眼睛小，鼻子红。他身材高，肩膀宽，因而手脚也大，仿佛一拳打出去准能制人死命似的。可是他的脚步轻，走起路来小心谨慎，蹑手蹑脚。要是他在一个窄过道里碰见了谁，他总是先站住让路，说一声“对不起！”而且他那讲话声音，出人意外，并不粗，而是尖细柔和的男高音。他的脖子上长着一个不大的瘤子，使他没法穿浆硬的衣领，因此他老是穿软麻布或者棉布的衬衫。总之，他的装束不像个医生。一套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的衣服，他通常总是到犹太人的铺子[2]里去买，经他穿在身上以后，就跟旧衣服一样又旧又皱。他看病也好，吃饭也好，拜客也好，总是穿着那套衣服，可是这倒不是因为他吝啬，而是因为对自己的仪表全不在意。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这个城里来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形糟极了。病室里，过道上，医院的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杂役，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里。大家抱怨说这地方没法住，因为蟑螂、臭虫、耗子太多。外科病室里丹毒从没绝迹过。整个医院里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存放土豆。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一齐向病人勒索钱财。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是一个老医师，据说似乎私下里卖医院的酒精，还罗致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形，城里人是十分清楚的，甚至把它说得言过其实，可是大家对待这种现象却满不在乎。有人还辩白说躺在医院里的只有小市民和农民，他们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家里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总不能拿松鸡来给他们吃啊！还有人辩白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资助，单靠这个小城本身是没有力量维持一个好医院的，谢天谢地，这个医院即使差一点，可是总算有了一个。新成立的地方自治局，在城里也好，在城郊也好，根本没有开办诊疗所，推托说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视察医院以后，断定这个机构道德败坏，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依他看来，目前所能做的顶聪明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出去，让医院关门。可是他考虑到单是他一个人的意思办不成这件事，况且这样办了也没用，就算把肉体的和精神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它们也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就只好等它们自己消灭。再说，人们既开办了一个医院，容许它存在下去，可见他们是需要它的。偏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都是必要的，因为日子一长，它们就会化为有益的东西，如同粪肥变成黑土一样。人世间没有一种好东西在起源的时候会不沾一点肮脏的。

等到安德烈·叶菲梅奇上任办事以后，他对那种乱七八糟的情形分明相当冷淡。他只要求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在病房里过夜，购置了装满两个柜子的外科器械。至于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外科的丹毒等，仍旧维持原状。

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喜爱智慧和正直，可是讲到在自己四周建立一种合理而正直的生活，他却缺乏毅力，缺乏信心来维护自己这种权利。下命令、禁止、坚持，他根本办不到。这就仿佛他赌过咒，永远不提高喉咙说话，永远不用命令的口气似的。要他说一句“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个拿来”是很困难的；他要吃东西的时候，总是迟疑地嗽一嗽喉咙，对厨娘说：“给我喝点茶才好。……”或者“给我开饭才好。”至于吩咐总务处长别再偷东西，或者赶走他，再不然干脆取消这个不必要的、寄生的职位，他是根本没有力量办到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每逢遭到欺骗或者受到奉承，或者看到一份他分明知道是假造的账单送来请他签署的时候，他就把脸涨得跟龙虾一样红，觉着于心有愧，不过还是签了字。每逢病人向他抱怨说他们在挨饿，或者责怪助理护士粗暴，他就发窘，惭愧地嘟哝道：

“好，好，以后我来调查一下……多半这是出了什么误会……”

起初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得很勤快。他每天从早晨起到吃午饭的时候止一直给病人看病，动手术，甚至接生。女人们说他工作用心，诊断很灵，特别是妇科病和小儿科病。可是日子一长，因为这工作单调无味而且显然无益，他分明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瞧，加到三十五个了，后天又加到四十个，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干下去，城里的死亡率并没减低，病人仍旧不断地来。从早晨起到吃午饭为止要对四十个门诊病人真正有所帮助，那是体力上办不到的，因此这就不能不成为骗局。一年接诊一万二千个门诊病人，如果简单地想一想，那就等于欺骗了一万二千人。讲到把病重的人送进病房，照科学的规则给他们治病，那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规则倒是有，科学却没有。要是他丢开哲学，照别的医生那样一板一眼地依规则办事，那么首先，顶要紧的事情就是消除肮脏，改成干净和通风，取消臭烘烘的酸白菜汤，改成有益健康的营养食品，取消盗贼，改用好的助手。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注定的结局，那又何必拦着他死呢？要是一个小商人或者文官多活个五年十载，那又有什么好处呢？要是认为医疗的目的在于借药品减轻痛苦，那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第一，据说痛苦可以使人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第二，人类要是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来减轻痛苦，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在这两种东西里，人们不但找到了逃避各种烦恼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受到极大的痛苦，可怜的海涅躺在床上瘫了好几年，那么其余的人，安德烈·叶菲梅奇也好，玛特辽娜·萨维希娜也好，生点病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内容，再要没有痛苦，就会完全空虚，跟阿米巴的生活一样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给这类想法压垮，心灰意懒，不再天天到医院里去了。

六

他的生活是这样过的。他照例早晨八点钟起床，穿好衣服，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到医院里去。那边，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又窄又黑的小过道里等着看病。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皮靴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地响；穿着长袍、形容憔悴的病人也从这儿过路。死尸和装满脏东西的器具也从这儿抬过去。小孩子啼哭，过堂风吹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种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一般敏感的病人是痛苦的，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候诊室里，他遇见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那是一个矮胖子，脸蛋很肥，洗得干干净净，胡子刮光，态度温和沉稳，穿一身肥大的新衣服，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倒不如说像枢密官。他在城里私人行医，生意做得很大。他打着白领结，自以为比医师精通医术，因为医师不另外私人行医。在候诊室的墙角神龛里放着一个大圣像，面前点着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一个读经台，蒙着白罩子。墙上挂着主教的像、圣山修道院的照片、一圈圈干枯的矢车菊。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教，喜欢庄严的仪式。圣像是由他出钱设置的。每到星期日，他指定一个病人在这候诊室里大声念赞美歌。念完以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就亲自拿着手提香炉，摇着它，散出里面的香烟，走遍各病室。

病人很多，可是时间很少，因此诊病工作就只限于简短地问一问病情，发给一点药品，例如挥发性油膏或者蓖麻油等等。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那儿，用拳头支着脸颊，沉思着，随口问话。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下，搓着手，偶尔插一句嘴。

“我们生病，受穷，”他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向仁慈的上帝祷告。对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诊病的时候从来也不动手术。他早已不干这种事，一看见血心里就不愉快地激动起来。每逢他不得不扳开小孩的嘴，看一下喉咙，而小孩哭哭啼啼，极力用小手招架的时候，他耳朵里的闹声就会弄得他头晕，眼睛里涌出眼泪来。他连忙开个药方，摆一摆手，让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在诊病时候，病人的胆怯和前言不搭后语，再加上身边坐着的庄严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像片、二十多年以来他反反复复问过不知多少次的那些话，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看过五六个病人以后就走了。他走后，余下的病人由医士接着看下去。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家里，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已经很久没有私人行医，现在没有人会来打搅他了，就立刻在书房里桌子旁边坐下，开始看书。他看很多书，老是看得津津有味。他的薪水有一半都用在买书上，他的住处一共有六个房间，其中倒有三个房间堆满了书籍和旧杂志。他最爱看的是历史书和哲学书。医学方面，他却只订了一份《医师》，而且他总是从后面看起。每回看书，他老是一连看好几个钟头，中间不停顿，也不觉着累。他看书不像伊万·德米特里奇过去那样看得又快又急，而是慢慢地看，集中心力，遇到他喜欢的或者不懂的段落常常停一停。书旁边总是放着一小瓶白酒，旁边放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盐渍苹果，不是盛在碟子里，而是干脆放在粗呢桌布上。每过半个钟头，他就倒一杯白酒，慢慢喝下去，眼睛始终没离开书。随后，他不用眼睛去看，光是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小截来。

到下午三点钟，他就小心地走到厨房门口，嗽一嗽喉咙说：“达留希卡，给我开饭才好……”

吃过一顿烧得很差、不干不净的午饭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着。钟敲四下，后来敲五下，他始终走来走去思索着。偶尔厨房的门吱吱嘎嘎响起来，达留希卡那张带着睡意的红脸从门里探出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您喝啤酒的时候了吧？”她操心地问。

“没有，还没到时候……”他回答，“我要等一会儿……我要等一会儿……”

照例，到了傍晚，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了，他在全城当中是唯一没有惹得安德烈·叶菲梅奇讨厌的人。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从前是个很有钱的地主，在骑兵队里当差，后来家道中落，为贫穷所迫，晚年就到邮政部门里做事了。他精神旺盛，相貌健康，白色络腮胡子蓬蓬松松，风度文雅，嗓音响亮而好听。他心眼好，感情重，可是脾气躁。每逢邮政局里有个主顾提出抗议，或者不同意他的话，或者刚要辩理，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涨红脸，周身发抖，用雷鸣般的声调叫道：“闭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就出了名，到这个机关去一趟真要战战兢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喜欢而且尊重安德烈·叶菲梅奇，因为他有学问，心灵高尚。可是他对本城的别的居民总是很高傲，仿佛他们是他的部下似的。

“我来了！”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说，“您好，老兄！您恐怕已经讨厌我了吧，对不对？”

“刚好相反，我很高兴，”医师回答说，“我见着您总是很高兴。”

两个朋友在书房里一张长沙发上坐下来，沉默地抽一会儿烟。

“达留希卡，给我们拿点啤酒来才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他们仍旧一句话也不说，把第一瓶酒喝完。医师沉思着，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现出畅快活泼的神情，仿佛有什么极其有趣的事要讲一讲似的。谈话总是由医师开头。

“多么可惜啊，”他轻轻地、慢慢地说，摇着头，没有瞧他朋友的脸（他从来不瞧人家的脸），“真是可惜极了，尊敬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我们城里简直没有一个人能够聪明而有趣地谈一谈天，他们也不喜欢谈天。这对我们就是很大的苦事了。甚至知识分子也不免于庸俗。我跟您保证，他们的智力水平一点也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对。我同意。”

“您知道，”医师接着轻声说，音调抑扬顿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的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以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而没有趣味的。智慧在人和兽类中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暗示人类的神圣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它代替了实际并不存在的不朽。因此，智慧成为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了。可是在我们四周，我们却看不见，也听不见智慧，这就是说我们的快乐被剥夺了。不错，我们有书，可是这跟活跃的谈话和交际根本不一样。要是您容许我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话，那我就要说，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

“完全对。”

接着是沉默。达留希卡从厨房里走来，站在门口，用拳头支住下巴，带着茫然的哀伤神情，想听一听。

“唉！”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叹口气，“要希望现在的人有脑筋，那可是休想！”

他就叙述过去的生活是多么健康、快乐、有趣，从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多么聪明，他们对名誉和友情有多么高尚的看法。借出钱去不要借据。朋友遭了急难而自己不出力帮忙，那是被人看做耻辱的。而且从前的出征、冒险、交锋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再说高加索，好一个惊人的地区！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常穿上军官的军服，傍晚骑马到山里去，单身一个人，向导也不带。据说她跟一个山村里的小公爵有点风流韵事。

“圣母啊，母亲啊……”达留希卡叹道。

“那时候我们怎样地喝酒！我们怎样地吃饭啊！那时候有多么激烈的自由主义者！”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没听进去。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在想什么。

“我常常盼望有些聪明的人，跟他们谈一谈天，”他忽然打断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我父亲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硬叫我做医生。我觉得当时要是没听从他的话，那我现在一定处在智力活动的中心了。我多半做了大学一个系里的教员了。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变动无常的，可是您已经知道我为什么对它有偏爱。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脱逃的牢笼里面。确实，他从虚无中活到世上来原是由不得自己作主，被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或者跟他说些荒唐话。他敲门，可是门不开。随后死亡来找他，这也是由不得他自己做主的。因此，如同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灾难联系着，聚在一块儿就觉着轻松得多一样，喜欢分析和归纳的人只要凑在一起，说说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来消磨时间，也就不觉得自己是关在牢笼里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智慧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快乐。”

“完全对。”

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瞧朋友的脸，继续轻声讲聪明的人，讲跟他们谈天，他的话常常停顿一下，再往下讲。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专心听着，同意说：“完全对。”

“您不相信灵魂不朽吗？”邮政局长忽然问。

“不，尊敬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怀疑。不过我又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永远也不会死似的。我暗自想道，得了吧，老家伙，你也该死了！可是我的灵魂里却有个小小的声音说：‘别信这话，你不会死的！’……”

九点钟过后不久，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告辞了。他在前堂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是命运把我们送到什么样的穷乡僻壤来了！顶恼人的是我们不得不死在这儿。唉！……”

七

安德烈·叶菲梅奇送走朋友以后，就在桌旁坐下，又开始看书。傍晚的宁静以及后来夜晚的宁静，没有一点响声来干扰。时间也仿佛停住，跟医师一块儿呆呆地看书，好像除了书和带绿罩子的灯以外什么也不存在似的。医师那粗俗的、农民样的脸渐渐放光，在人的智慧的活动面前现出感动而入迷的笑容。“啊，为什么人类不会长生不死呢？”他想。为什么人要有脑中枢和脑室，为什么人要有视力、说话能力、自觉能力、天才呢？这些不都是注定了要埋进土里，到头来跟地壳一同冷却，然后在几百万年中间随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吗？只为了叫人变凉，然后去旋转，那根本用不着把人以及人的高尚的、近似神的智慧从虚无中拉出来，然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再把他变成泥土。

这是新陈代谢！可是用这种代替不朽的东西来安慰自己，这是多么懦弱啊！自然界所发生的这种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还要低劣，因为，不管怎样，愚蠢总还含得有知觉和意志，在那种过程里却什么也没有。只有在死亡面前恐惧多于尊严的懦夫才会安慰自己说：他的尸体迟早会长成青草，长成石头，长成癞蛤蟆的……在新陈代谢中见到不朽是奇怪的，就像一个宝贵的提琴砸碎，没用了以后却预言装提琴的盒子会有灿烂的前途一样。

每逢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就把身子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为的是思索一会儿。他在刚从书上读到的优美思想的影响下，不由得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看一眼。过去是可憎的，还是不想为妙。可是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如今正当他的思想随同凉下去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在那跟医师住宅并排的大房子里，人们却在疾病和肉体方面的污秽中受苦，有的人也许没睡觉，正在跟虫子打仗，有的人正在受着丹毒的传染，或者因为绷带扎得太紧而呻吟。也许病人在跟助理护士打牌，喝酒。每年有一万二千个人受到欺骗，全部医院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窃、污秽、毁谤、徇私上面，建立在草率的庸医骗术上面。医院仍旧是个不道德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他知道尼基达在那安着铁窗子的第六病室里殴打病人，也知道莫依谢依卡每天到城里走来走去讨饭。

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地知道：在最近二十五年当中医学起了神话样的变化。当初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觉着医学不久就会遭到炼金术和玄学同样的命运。可是如今每逢他晚上看书，医学却感动他，引得他惊奇，甚至入迷。真的，多么意想不到的辉煌，什么样的革命啊！由于有了防腐方法，伟大的皮罗戈夫[3]认为就连in spe[4]都不能做的手术，现在也能做了。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师都敢于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一百例腹腔切开术当中只有一例造成死亡。讲到结石病，那已经被人看做小事，甚至没人为它写文章了。梅毒已经能够根本治疗。另外还有遗传学说、催眠术、巴斯德[5]与科赫[6]的发现、以统计做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局医师的工作！精神病学以及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和医疗法，跟过去相比，成了十足的厄尔布鲁士[7]。现在不再往疯子的头上泼冷水，也不再给他们穿紧身衣了，人们用人道态度对待疯子，据报纸上说甚至为他们开舞会，演剧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就现代的眼光和水平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糟糕的东西也许只有在离铁路线两百俄里远的小城中才会出现，在那样的小城里市长和所有的市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把医生看做术士，即使医生要把烧熔的锡灌进他们的嘴里去，也得相信他，不加一点批评，换了在别的地方，社会人士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8]捣得稀烂了。

“可是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有防腐方法也罢，有科赫也罢，有巴斯德也罢，可是事情的实质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患病率和死亡率仍旧一样。他们给疯子开舞会，演戏，可是仍旧不准疯子自由行动。可见这都是胡扯和瞎忙，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然而悲哀和一种近似嫉妒的感觉却不容他漠不关心。这大概是由于疲劳的缘故吧。他那沉甸甸的头向书本垂下去，他就用两只手托住脸，使它舒服一点，暗想道：

“我在做有害的事。我从人们手里领了薪水，却欺骗他们。我不正直。不过，话要说回来，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县里的文官都有害，都白拿薪水……可见我的不正直不能怪我，要怪时代……我要是生在二百年以后，就会成为另一个人了。”

等到时钟敲了三下，他就吹熄灯，走进寝室。他并没有睡意。

八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表示慷慨，议决每年拨出三百卢布作为补助金，供城中医院作扩充医务人员用，直到将来地方自治局的医院开办为止。县医师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霍博托夫也应邀进城来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个人还很年轻，甚至没到三十岁。他身量高，头发黑，颧骨高，眼睛小。他的祖先多半是异族人。他来到本城的时候，一个钱也没有，只有一个又小又破的手提箱，还带着一个难看的年轻女人，他管她叫厨娘。这女人有个要喂奶的孩子。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平时脚穿高筒皮靴，戴一顶硬帽檐的大沿帽，冬天穿一件短羊皮袄。他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会计主任交成了好朋友，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却把别的职员叫做贵族，而且躲着他们。他的整个住宅里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9]。他去看病人，总要随身带着这本小书。一到傍晚他就到俱乐部去打台球，他不喜欢打牌。他在谈话中很喜欢用这类字眼：“无聊之至”，“废话连篇”，“故布疑阵”，等等。

他每个星期到医院里来两次，查病房，看门诊。医院里完全不用消毒方法，放血用拔血罐，这些都使他愤慨，可是他也没有运用新方法，怕的是这样会得罪安德烈·叶菲梅奇。他把他的同行安德烈·叶菲梅奇看做老滑头，疑心他有很多的钱，私下里嫉妒他。他恨不得占据到他的职位才好。

九

那是春天，三月底，地上已经没有积雪，椋鸟在医院的花园里啼叫了。一天黄昏，医师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走到大门口。正巧这当儿犹太人莫依谢依卡带着战利品回来，走进院子里。他没戴帽子，一双光脚上套着低腰雨鞋，手里拿着一小包人家施舍的东西。

“给我一个小钱！”他对医师说，微微笑着，冷得直哆嗦。

安德烈·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绝别人的要求，就给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这多么糟，”他瞧着犹太人的光脚和又红又瘦的足踝，暗想，“瞧，脚都湿了。”

这在他心里激起一种又像是怜悯又像是厌恶的感情，他就跟在犹太人的身后，时而看一看他的秃顶，时而看一看他的足踝，走进了那幢厢房。医师一进去，尼基达就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下来，立正行礼。

“你好，尼基达，”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发一双靴子给那个犹太人穿才好，不然他就要着凉了。”

“是，老爷。我去报告总务处长。”

“劳驾。你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好了。就说是我请他这么办的。”

从前堂通到病室的门敞开着。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惊慌地听着不熟悉的声音，忽然认出了来人是医师。他气得周身发抖，从床上跳下来，脸色气愤、发红，眼睛爆出来，跑到病室中央。

“大夫来了！”他喊一声，哈哈大笑，“到底来了！诸位先生，我给你们道喜。大夫赏光，到我们这儿来了！该死的败类！”他尖声叫着，带着以前病室里从没见过的暴怒，跺一下脚，“打死这个败类！不，打死还嫌便宜了他！把他淹死在粪坑里！”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就从前堂探进头去，向病室里看，温和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万·德米特里奇嚷道，带着威胁的神情走到他面前，急忙把身上的长袍裹紧一点，“为什么？你是贼！”他带着憎恶的神情说，努起嘴唇像要啐出一口痰去，“骗子！刽子手！”

“请您消一消气，”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抱愧地微笑着，“我跟您担保我从没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别的话，您大概说得大大地过火了。我看得出来您在生我的气。我求您，消一消气，要是可能的话，请您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那么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因为您有病。”

“不错，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十成百的疯子都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因为您糊涂得分不清疯子跟健康的人。那么，为什么我跟这些不幸的人必得像替罪羊似的替大家关在这儿？您、医士、总务处长、所有你们这医院里的混蛋，在道德方面不知比我们每个人要低下多少，那为什么关在这儿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道理在哪儿？”

“这跟道德和道理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关在这儿，谁就只好待在这儿。谁要是没关起来，谁就可以走来走去，就是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人，这是既说不上道德，也讲不出道理来的，只不过是刚好机会凑巧罢了。”

“这种废话我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用闷闷的声调说，在自己床上坐下来。

尼基达不敢当着医师的面搜莫依谢依卡。莫依谢依卡就把一块块面包、纸片、小骨头摊在他自己的床上。他仍旧冻得打哆嗦，用犹太话讲起来，声音像唱歌，说得很急。他多半幻想自己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吧。”伊万·德米特里奇说，他的嗓音发颤。

“我办不到。”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请您想想看，就算我放您出去了，那于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出去试试看。城里人或者警察会抓住您，送回来的。”

“不错，不错，这倒是实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用手心擦着脑门，“这真可怕！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声调、他那年轻聪明的容貌和那种愁苦的脸相。他有心对这年轻人亲热点，安慰他一下。他就在床边挨着他坐下，想了一想，开口说：

“您问我该怎么办。处在您的地位，顶好是从这儿逃出去。然而可惜，这没用处。您会被人捉住。社会在防范罪人、神经病人和一般不稳当的人的时候，总是不肯善罢干休的。剩下来您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您待在这个地方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对任什么人都没有必要的。”

“只要有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关在里面才成。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一个人。您等着吧，到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绝迹的时候，也就不会再有窗上的铁格，不会再有这种长袍了。当然，那个时代是早晚要来的。”

伊万·德米特里奇冷笑。

“您说起笑话来了，”他说，眯细了眼睛，“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达之流的老爷们跟未来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不过您放心就是，先生，美好的时代总要来的！让我用俗话来表一表我的看法，您要笑就尽管笑好了：新生活的黎明会放光，真理会胜利，那时候节日会来到我们街上！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会死掉，不过总有别人的曾孙会等到的。我用我整个灵魂向他们欢呼，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啊！求主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万·德米特里奇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站起来，向窗子那边伸出手去，继续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从这铁格窗里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啊！”

“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万·德米特里奇的举动像是演戏，不过他也还是很喜欢，“将来，监狱和疯人院都不会有，真理会像您所说的那样胜利，不过要知道，事物的本质不会变化，自然界的规律也仍旧一样。人们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害病，衰老，死掉。不管将来会有多么壮丽的黎明照亮您的生活，可是您到头来还是会躺进棺材，钉上钉子，扔到墓穴里去。”

“那么，长生不死呢？”

“唉，算了吧！”

“您不相信，可是我呢，却相信。不知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10]的一本书里，有一个人物说：要是没有上帝，人就得臆造出一个来。我深深地相信：要是没有长生不死，伟大的人类智慧早晚也会把它发明出来。”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微笑着，“您有信心，这是好事。人有了这样的信心，哪怕幽禁在四堵墙当中，也能生活得很快乐。您以前大概在哪儿念过书吧？”

“对了，我在大学里念过书，可是没有毕业。”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随便什么环境里，您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种对人间无谓纷扰的十足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比这更高的幸福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您哪怕生活在三道铁栅栏里，却仍旧能够享受这种幸福。第奥根尼[11]住在一个桶子里，可是他比世界上所有的皇帝都幸福。”

“您那个第奥根尼是傻瓜，”伊万·德米特里奇阴郁地说，“您干吗跟我提什么第奥根尼，说什么理解生活？”他忽然生气了，跳起来叫道，“我爱生活，热烈地爱生活！我害被虐狂，心里经常有一种痛苦的恐惧。不过有时候我充满生活的渴望，一到那种时候我就害怕自己会发疯。我非常想生活，非常想！”

他激动得在病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压低了嗓音说：

“每逢我幻想起来，我脑子里就生出种种幻觉。有些人走到我跟前来了，我听见说话声和音乐声了，我觉得我好像在一个树林里漫步，或者沿海边走着，我那么热烈地渴望着纷扰，渴望着奔忙……那么，请您告诉我，有什么新闻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外头怎么样了？”

“您想知道城里的情形呢，还是一般的情形？”

“哦，先跟我讲一讲城里的情形，再讲一般的情形吧。”

“好吧。城里乏味得难受……你找不着一个人来谈天，也找不着一个人可以让你听他谈话。至于新人是没有的。不过最近倒是来了一个姓霍博托夫的年轻医师。”

“居然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来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粗俗吗？”

“对了，他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您知道，说来奇怪……凭各种征象看来，我们的大城里并没有智力停滞的情形，那儿挺活跃，可见那边一定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回他们派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些看不上眼的人。这真是个不幸的城！”

“是的，这是个不幸的城！”伊万·德米特里奇叹道，他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情形怎么样？人家在报纸和杂志上写了些什么文章？”

病室里已经暗下来了。医师站起来，立在那儿，开始叙述国内外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潮流。伊万·德米特里奇专心听着，提出些问题，可是忽然间，仿佛想起什么可怕的事，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医师。

“您怎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伊万·德米特里奇粗鲁地说，“躲开我！”

“这是为什么？”

“我跟您说：躲开我！干么一股劲儿地追问？”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一耸肩膀，叹口气，出去了。他走过前堂的时候说：

“把这儿打扫一下才好，尼基达……气味难闻得很！”

“是，老爷。”

“这个年轻人多么招人喜欢！”安德烈·叶菲梅奇一面走回自己的寓所，一面想，“从我在此地住下起，这些年来他好像还是我所遇见的第一个能够谈一谈的人。他善于思考，他所关心的也正是应该关心的事。”

这以后，他看书也好，后来上床睡觉也好，总是想着伊万·德米特里奇。第二天早晨他一醒，就想起昨天他认识了一个头脑聪明、很有趣味的人，决定一有机会就再去看他一趟。

十

伊万·德米特里奇仍旧照昨天那种姿势躺着，双手抱住头，腿缩起来。他的脸却看不见。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万·德米特里奇把嘴埋在枕头里说，“第二，您白忙了，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狼狈地嘟哝着，“昨天我们谈得挺和气，可是忽然间不知什么缘故，您怄气了，一下子什么也不肯谈了……大概总是我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再不然也许说了些不合您的信念的想法……”

“是啊，居然要我来相信您的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欠起身来，带着讥讽和惊慌的神情瞧着医师。他的眼睛发红，“您尽可以上别处去侦察，探访，可是您在这儿没什么事可做。我昨天就已经明白您为什么上这儿来了。”

“古怪的想法！”医师笑着说，“那么您当我是密探吗？”

“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密探也好，大夫也好，反正是奉命来探访我的，这总归是一样。”

“唉，真的，原谅我说句实话，您可真是个……怪人啊！”

医师在床旁边一张凳子上坐下，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不过，姑且假定您的话不错吧，”他说，“就算我在阴险地套出您的什么话来，好把您告到警察局去。于是您被捕，然后受审。可是您在法庭上和监狱里难道会比待在这儿更糟吗？就算您被判终身流放，甚至服苦役刑，难道这会比关在这个厢房里还要糟吗？我觉得那也不见得更糟……那么您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些话分明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这是下午四点多钟，在这种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通常总是在自己家中各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希卡问他到了喝啤酒的时候没有。外面没有风，天气晴朗。

“我吃完饭出来蹓跶蹓跶，顺便走进来看看您，正像您看到的那样，”医师说，“外面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

“是的，三月尾。”

“外面很烂吗？”

“不，不很烂。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眼下要是能坐上一辆四轮马车到城外什么地方去走一趟，倒挺不错，”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揉揉他的红眼睛，好像半睡半醒似的，“然后回到家里，走进一个温暖舒适的书房……请一位好大夫来治一治头痛……我已经好久没有照普通人那样生活过了。这儿糟透了！糟得叫人受不了！”

经过昨天的兴奋以后，他累了，无精打采，讲话不大起劲。他的手指头发抖，从他的脸相看得出他头痛得厉害。

“温暖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并没有什么差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恬静和满足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普通人从身外之物，那就是说从马车和书房，寻求好的或者坏的东西，可是有思想的人却在自己内心寻找那些东西。”

“请您到希腊去宣传那种哲学吧。那边天气暖和，空中满是酸橙的香气，这儿的气候却跟这种哲学配不上。我跟谁谈起第奥根尼来着？大概就是跟您吧？”

“对了，昨天跟我谈过。”

“第奥根尼用不着书房或者温暖的住处，那边没有这些东西也已经够热了。只要睡在桶子里，吃吃橙子和橄榄就成了。可是如果他有机会到俄罗斯来生活，那他慢说在十二月，就是在五月里也会要求住到屋里去。他准会冻得缩成一团呢。”

“不然。寒冷如同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痛苦一样，人能够全不觉得。马可·奥勒留[12]说：‘痛苦是一种生动的痛苦概念：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个概念，丢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灭了。’[13]这话说得中肯。大圣大贤，或者只要是有思想、爱思索的人，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什么事都不感到惊讶。”

“那么我就是呆子了，因为我痛苦，不满足，对人的卑劣感到惊讶。”

“您这话说错了。只要您多想一想，您就会明白那些搅得我们心思不定的外在事物都是多么渺小。人得努力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这儿。”

“理解……”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皱起眉头，“什么外在，内在的……对不起，我实在不懂。我只知道，”他说，站起来，怒冲冲地瞧着医师，“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对了，先生！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对一切刺激就一定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见肮脏，我就憎恶。依我看来，说实在的，只有这才叫做生活。这个有机体越低下，它的敏感程度也越差，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机体越高级，也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就越有力。这点道理您怎么会不懂？您是医师，却不懂这些小事！为要蔑视痛苦，永远知足，对任什么事也不感到惊讶，人得先落到这种地步才成，”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指了指肥胖的、满身是脂肪的农民说，“要不然，人就得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练得麻木不仁，对苦难失去一切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生活才成。对不起，我不是大圣大贤，也不是哲学家，”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愤地接着说，“那些道理我一点也不懂。我也不善于讲道理。”

“刚好相反，您讲起道理来很出色。”

“您摹仿的斯多葛派[14]，是些了不起的人，可是他们的学说远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停滞不前，一步也没向前迈进，将来也不会前进，因为那种学说不切实际，不合生活。那种学说只在那些终生终世致力于研究和赏玩各种学说的少数人当中才会得到成功，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懂。任何鼓吹对富裕冷淡、对生活的舒适冷淡、对痛苦和死亡加以蔑视的学说，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是完全没法理解的，因为这大部分人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富裕，也从没享受过生活的舒适。对他们来说，蔑视痛苦就等于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损失等感觉以及哈姆莱特式的怕死感觉构成的。全部生活不外乎这些感觉。人也许会觉得生活苦恼，也许会痛恨这种生活，可是绝不会蔑视它。对了，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绝不会有前途。从开天辟地起一直到今天，您看得明白，不断进展着的是奋斗、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伊万·德米特里奇忽然失去思路，停住口，烦躁地揉着额头。

“我本来想说一句重要的话，可是我的思路断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我想说的是这个：有一个斯多葛派为了给亲人赎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那么，您看，这意思是说，就连斯多葛派对刺激也是有反应的，因为人要做出这种舍己救人的慷慨行为，就得有一个能够同情和愤慨的灵魂才成。眼下，我关在这个监狱里，已经把以前所学的东西忘光了，要不然我还能想起一点别的事情。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呢？基督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是哭泣，微笑，忧愁，生气，甚至难过。他并没有带着微笑去迎接痛苦，他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这杯子离开他。”[15]

伊万·德米特里奇笑起来，坐下去。

“就算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外界，而在自己的内心，”他说，“就算人得蔑视痛苦，对任什么事也不感到惊讶。可是您到底根据什么理由鼓吹这些呢？您是圣贤？是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不过人人都应当鼓吹这道理，因为这是入情入理的。”

“不，我要知道您凭什么自以为有资格谈理解生活，谈蔑视痛苦等等？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懂得什么叫做痛苦？容我问一句，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没有，我的父母是厌恶体罚的。”

“我父亲却死命地打过我。我父亲是个很凶的、害痔疮的文官，鼻子挺长，脖子发黄。不过，我们还是来谈您。您有生以来从没被人用手指头碰过一下，谁也没有吓过您，打过您，您结实得跟牛一样。您在您父亲的翅膀底下长大成人，用他的钱求学，后来一下子就谋到了这个俸禄很高而又清闲的差使。您有二十多年一直住着不花钱的房子，有炉子，有灯火，有仆人，同时您有权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爱干多少就干多少，哪怕不做一点事也不要紧。您本性是一个疲沓的懒汉，因此您把您的生活极力安排得不让任什么事来打搅您，不让任什么事来惊动您，免得您动一动。您把工作交给医士跟别的坏蛋去办。您自己呢，找个温暖而又清静的地方坐着，攒钱，看书，为了消遣而思索各种高尚的无聊问题，而且，”说到这儿，伊万·德米特里奇看着医师的红鼻子，“喝酒。总之，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对现实只有理论上的认识。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任什么事都不感到惊讶，那完全是出于一种很简单的理由。什么四大皆空啦，外界和内部啦，把生活、痛苦、死亡看得全不在意啦，理解生活啦、真正的幸福啦，这都是最适合俄罗斯懒汉的哲学。比方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出头打抱不平呢？让他去打好了，反正他俩早晚都要死的。况且打人的人在打人这件事上所污辱的倒不是挨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而又不像样子的，可是喝酒的结果也是死，不喝酒的结果也是死。一个农妇来找您，她牙痛……哼，那有什么要紧？痛苦只不过是痛苦的概念罢了。再说，人生在世免不了灾病，大家都要死的，因此，娘们儿，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索和喝酒。一个青年来请教：他该怎样做，怎样生活才对。换了别人，在答话以前总要好好想一想，可是您的回答却是现成的：努力去理解啊，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啊。可是那个荒唐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当然，回答是没有的。在这儿，我们关在铁格子里面，长期幽禁，受尽折磨，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室跟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分别。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清清白白，并且觉着自己是大圣大贤……不行，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16]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对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又生气了，“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用房门把您的手指头夹一下，您恐怕就要扯着嗓门大叫起来了！”

“可是也许我并不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温和地笑笑。

“对，当然！瞧着吧，要是您一下子中了风，或者假定有个傻瓜和蛮横的家伙利用他自己的地位和官品当众侮辱您一场，而且您知道他侮辱了您仍旧可以逍遥法外，哼，到那时候您才会明白您叫别人去理解和寻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这话很有独到之处，”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笑起来，搓着手，“您那种对于概括的爱好使我感到愉快的震动。多承您刚才把我的性格勾勒一番，简直精彩得很。我得承认，跟您谈话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好，我已经听完您的话，现在要请您费心听我说一说了……”

十一

这次谈话接下去又进行了一个多钟头，分明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天天到这个厢房里来。他早晨去，吃过午饭后也去，到了天近黄昏，他往往仍旧在跟伊万·德米特里奇交谈。起初伊万·德米特里奇见着他还有点拘束，疑惑他存心不良，就公开表示自己的敌意，可是后来他跟他处熟了，他那声色俱厉的态度就换成了鄙夷讥诮的态度。

不久医院里传遍一种流言，说是安德烈·叶菲梅奇医师开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好，尼基达也好，助理护士也好，谁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到那儿去，为什么在那儿一连坐上好几个钟头，到底谈了些什么，为什么不开药方。他的行动显得古怪。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常常发现他不在家，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达留希卡也很心慌，因为现在医师不按一定的时候喝啤酒，有时候连吃饭都耽误了。

有一天，那已经是在六月末尾，霍博托夫医师去看望安德烈·叶菲梅奇，商量点事。他发现医师没有在家，就到院子里去找他。在那儿有人告诉他，说老医师到精神病人那儿去了。霍博托夫走进厢房，在前堂里站住，听见下面的谈话：

“我们永远也谈不拢，您休想叫我改信您那种信仰，”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愤地说，“您完全不熟悉现实，您从来没有受过苦，反而像蚂蝗那样靠别人的痛苦生活着，我呢，从生下来那天起直到今天却一直不断地受苦。因此我老实对您说，我认为在各方面我都比您高明，比您有资格。您不配教导我。”

“我根本没有存心叫您改信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惋惜对方不肯了解他的心意，“问题不在这儿，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过苦而我没受过。痛苦和欢乐都是暂时的，我们不谈这些，不去管它吧。问题在于您跟我都在思考，我们看出彼此都是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人，那么不管我们的见解多么不同，这却把我们联系起来了。我的朋友，要是您知道我是多么厌恶那种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愚钝，而我每次跟您谈话的时候是多么高兴就好了！您是有头脑的人，我觉得跟您相处很快活。”

霍博托夫推开一点门缝儿，往病室里看了一眼。戴着睡帽的伊万·德米特里奇跟安德烈·叶菲梅奇医师并排坐在床上。疯子愁眉苦脸，打哆嗦，颤巍巍地裹紧身上的长袍。医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头低垂着，脸色发红，显得凄苦而悲伤。霍博托夫耸一耸肩膀，冷笑一声，跟尼基达互相看一眼。尼基达也耸一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跟医士一块儿到厢房里来。两个人站在前堂里偷听。

“咱们的老大爷似乎完全疯了！”霍博托夫走出厢房时候说。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庄重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叹道，小心的绕过泥塘，免得弄脏他那双擦得很亮的靴子，“老实说，尊敬的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我早就料着会出这样的事了！”

十二

这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发觉四周有一种神秘的空气。杂役、助理护士、病人，一碰见他就追根究底地瞧他，然后交头接耳地说话。往常他总是喜欢在医院花园里碰见总务处长的女儿玛霞小姑娘，可是现在每逢他带着笑容向她跟前走过去，想摩挲一下她的小脑袋，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她却躲开他，跑掉了。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听他讲话，也不再说“完全对”，却莫名其妙地慌张起来，含糊地说：“是啊，是啊，是啊……”而且带着悲伤的、深思的神情瞧他。不知什么缘故，他开始劝他的朋友戒掉白酒和啤酒，不过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在劝的时候并不直截了当地说，只是用了种种暗示，先对他讲起一个营长，那是一个极好的人，然后谈到团里的神甫，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俩怎样贪酒，害了病，可是戒掉酒以后，病就完全好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博托夫来看过他两三回，也劝他戒酒，而且无缘无故地劝他服用溴化钾[17]。

八月里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一封信，说是有很要紧的事请他去谈一谈。安德烈·叶菲梅奇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市政厅，发现在座的有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校长、市参议员、霍博托夫，还有一位胖胖的、头发金黄的先生，经过介绍，原来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姓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远的一个养马场上，现在凑巧路过这个城。

“这儿有一份申请关系到您的工作部门，”等到大家互相招呼过，围着桌子坐下来以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刚才在这儿对我们说起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太窄了，应当把它搬到一个厢房里去。这当然没有问题，要搬也可以搬，可是主要问题在于厢房需要修理了。”

“对了，不修理不行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说，“比方说，要是把院子角上那个厢房布置出来，改作药房的话，我想至少要用五百卢布。这是一笔不生产的开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十年前我已经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下去，“照现在的形式存在着的这个医院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种超过了它负担能力的奢侈品。这个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筑起来的，不过那时候的经费跟现在不同。这个城市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方面花的钱太多了。我想，换一个办法就可以用同样多的钱来维持两个模范的医院。”

“好，那您就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吧！”市参议员活跃地说。

“我已经向您呈请过把医疗部门移交地方自治局办理。”

“对，您要是把钱移交地方自治局，他们就会把它贪污了事。”头发金黄的医师笑着说。

“这是照例如此的。”市参议员同意道，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无精打采、暗淡无光的眼睛瞧着金黄头发的医师说：

“我们得公道才对。”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茶端上来了。不知什么缘故，军事长官很窘，就隔着桌子碰了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大夫。不过，您是个修士：您既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跟我们这班人来往一定觉着没意思。”

大家谈起一个正派人住在这个城里多么无聊。没有剧院，没有音乐，俱乐部最近开过一次跳舞晚会，女人倒来了二十个上下，男舞伴却只有两个。青年男子不跳舞，却一直聚在小卖部附近，或者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抬起眼睛瞧任何人，低声慢慢讲起来，说到城里人把他们生命的精力、他们的心灵和智慧，都耗费在打牌和造谣上，不善于，也不愿意，把时间用在有趣的谈话和读书方面，不肯享受智慧所提供的快乐，这真是可惜，可惜极了。只有智慧才有趣味，才值得注意，至于别的一切东西，那都是卑贱而渺小的。霍博托夫专心地听他的同事讲话，忽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月几号？”

霍博托夫听到回答以后，就和金黄头发的医师用一种连自己也觉得不高明的主考人的口气开始盘问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星期几，一年当中有多少天，第六病室里是不是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脸红了，说：

“是的，他有病，不过他是一个有趣味的年轻人。”

此外他们没有再问他别的话。

他在前厅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伸出一只手来放在他的肩膀上，叹口气说：

“现在我们这些老头子到退休的时候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出市政厅，才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一个奉命考察他的智力的委员会。他回想他们对他提出的种种问题，就涨红了脸，而且现在，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生平第一回沉痛地为医学惋惜。

“我的上帝啊，”他想起那些医师刚才怎样考察他，不由得暗想，“要知道，他们前不久刚听完精神病学的课，参加过考试，怎么会这样一窍不通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

他生平第一回感到受了侮辱，生气了。

当天傍晚，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看他。这个邮政局长没有向他打招呼，径直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双手，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亲爱的，我的朋友，请您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的真诚的好意，把我看做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他不容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口讲话，仍旧激动地接着说下去，“我因为您有教养，您心灵高尚而喜爱您。听我说，我亲爱的。那些医生受科学规章的限制，不能对您说真话，可是我要像军人那样实话实说：您的身体不大好！请您原谅我，我亲爱的，不过这是实情，您四周的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医师刚才对我说：为了有利于您的健康，您务必要休养一下，散散心才成。完全对！好极了！过几天我就要度假日，出外去换一换空气。请您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儿走！仍照往日那样，我们一块儿走。”

“我觉得我的身体十分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说，“我不能走。请您容许我用别的办法来向您表明我的友情。”

丢开书本，丢开达留希卡，丢开啤酒，一下子打破已经建立了二十年的生活秩序，出外走一趟，既不知道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这种想法一开头就使他觉着又荒唐又离奇。可是他想起了市政厅里的那番谈话，想起了他从市政厅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经历到的沉重心情，那么认为暂时离开这个城，躲开那些把他看做疯子的蠢人，倒也未尝不可。

“那么您究竟打算到哪儿去呢？”他问。

“到莫斯科去，彼得堡去，华沙去……在华沙，我消磨过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五个年头。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城啊！去吧，我亲爱的！”

十三

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向安德烈·叶菲梅奇建议，要他休养一下，也就是说要他提出辞呈，他满不在乎地照着做了。再过一个星期，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和他坐上一辆邮车，到就近的火车站去了。天气凉快，晴朗，天空蔚蓝，远处风景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离火车站有两百俄里远，坐马车走了两天，在路上住了两夜。每逢在驿站上他们喝的茶用没有洗干净的杯子盛来，或者车夫套马车费的时间久了一点，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涨紫了脸，周身打抖，嚷道：“闭嘴！不准强辩！”一坐上马车，他就一会儿也不停地说话，讲起他当初在高加索和波兰帝国旅行的情形。他有过多少奇遇，有过什么样的遭际啊！他讲得很响，同时还惊奇地瞪起眼睛，弄得听的人以为他是在说谎。再者，他一面说话，一面对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喷气，对着他的耳朵哈哈大笑。这弄得医师很别扭，妨碍他思考，不容他聚精会神地思索。

为了省钱，他们在火车上乘三等车，坐在一个不准吸烟的车厢里。有一半的乘客是上等人。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不久就跟所有的人认识了，从这个座位换到那个座位，大声地说他们大不该在这样糟糕的铁路上旅行。简直是骗人上当！如果骑一匹好马赶路，那就大不相同：一天走一百俄里的路，赶完了路还精神抖擞，身强力壮。讲到我们收成不好，那是因为宾斯克沼泽地带排干了水。总之，什么事都乱七八糟。他兴奋起来，讲得很响，不容别人开口。这种夹杂大声哄笑和指手划脚的不停的扯淡，闹得安德烈·叶菲梅奇很疲劳。

“我们这两个人当中究竟谁是疯子呢？”他懊恼地想，“究竟是我这个极力不惊吵乘客的人呢，还是这个自以为比大家都聪明有趣，因此不容人消停的利己主义者？”

在莫斯科，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穿上没有肩章的军衣和镶着红丝绦的裤子。他一上街就戴上军帽，穿上军大衣，兵士们见着他都立正行礼。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觉得这个人把原来所有的贵族气派中的一切优点都丢掉，只留下了劣点。他喜欢有人伺候他，哪怕在完全不必要的时候也是一样。火柴就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自己也看见了，却对仆役嚷叫，要他拿火柴来。有女仆在场，他却只穿着衬里衣裤走来走去，并不觉着难为情。他对所有的仆人，哪怕是老人，也一律称呼“你”[18]，遇到他生了气，就骂他们是傻瓜和蠢货。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这是老爷派头，可是恶劣得很。

首先，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领他的朋友到伊文尔斯卡雅教堂去。他热心地祷告，叩头，流泪，完事以后，深深地叹口气说：

“即使人不信神，可是祷告一下，心里也好像踏实点。吻圣像吧，我亲爱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很窘，吻了吻圣像，同时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努起嘴唇，摇头，小声祷告，眼泪又涌上了眼眶。随后，他们到克里姆林宫去，观看皇家的炮和皇家的钟，甚至伸出手指头去摸一摸。他们欣赏莫斯科河对面的风景，游览救世主教堂和鲁缅采夫博物馆。

他们在捷斯托夫饭店吃饭。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把菜单看了很久，摩挲着络腮胡子，用一种素来觉得到了饭店就像到了家里一样的美食家的口气对仆役说：

“我们倒要瞧瞧今天你们拿什么菜来给我们吃，天使！”

十四

医师走来走去，看这看那，吃啊喝的，可是他只有一种感觉：恼恨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他一心想离开他的朋友休息一下，躲着他，藏起来，可是那位朋友却认为自己有责任不放医师离开身边一步，尽量为他想出种种消遣办法。到了没有东西可看的时候，他就用谈天来给他解闷儿。安德烈·叶菲梅奇一连隐忍了两天，可是到第三天他就向朋友声明他病了，想留在家里待一整天。他的朋友回答说，既是这样，那他也不出去。实在，也该休息一下了，要不然两条腿都要跑断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一个长沙发上躺下，脸对着靠背，咬紧牙齿，听他朋友热烈地向他肯定说：法国早晚一定会打垮德国，莫斯科有很多骗子，单凭马的外貌绝看不出马的长处。医师耳朵里嗡嗡地响起来，心卜卜地跳，可是出于客气，又不便请他的朋友走开或者住口。幸亏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觉着坐在旅馆房间里闷得慌，饭后就出去散步了。

等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让自己沉湎于休息的感觉里。一动不动地躺在长沙发上，知道屋里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是多么痛快啊！没有孤独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堕落的天使之所以背弃上帝，大概就因为他一心想孤独吧，而天使们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孤独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打算想一想近几天来他看见了些什么，听见了些什么，可是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却不肯离开他的脑海。

“话说回来，他度假日，跟我一块儿出来旅行，还是出于友情，出于慷慨呢，”医师烦恼地想，“再也没有比这种友情的保护更糟糕的事了。本来他倒好像是个好心的、慷慨的、快活的人，不料是个无聊的家伙。无聊得叫人受不了。有些人就是这样，平素说的都是聪明话，好话，可是人总觉得他们是愚蠢的人。”

这以后一连几天，安德烈·叶菲梅奇声明他生病了，不肯走出旅馆的房间。他躺着，用脸对着长沙发的靠背，遇到他的朋友用谈话来给他解闷儿，他总是厌烦。遇到他的朋友不在，他就养神。他生自己的气，因为他跑出来旅行，他还生他朋友的气，因为他一天天地变得贫嘴，放肆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的思想提到严肃高尚的方面去。

“这就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所说的现实生活了，它把我折磨得好苦，”他想，气恼自己这样小题大做，“不过这也没什么要紧……将来我总要回家去，一切就会跟先前一样了……”

到了彼得堡，局面仍旧是那样。他一连好几天不走出旅馆的房间，老是躺在长沙发上，只有为了喝啤酒才起来一下。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时时刻刻急着要到华沙去。

“我亲爱的，我上那儿去干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恳求的声音说，“您一个人去，让我回家好了！我求求您了！”

“那可无论如何也不成！”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抗议道，“那是个了不起的城。在那儿，我消磨过我一生中顶幸福的五个年头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坚持自己主张的性格，勉强到华沙去了。到了那儿，他没有走出过旅馆的房间，躺在长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仆役的气，这些仆役固执地不肯听懂俄国话。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呢，照常健康快活，精神抖擞，一天到晚在城里蹓跶，找他旧日的熟人。他有好几回没在旅馆里过夜。有一天晚上他不知在一个什么地方过了一夜，一清早回到旅馆里，神情激动极了，脸涨得绯红，头发乱蓬蓬。他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走了很久，自言自语，不知在讲些什么，后来站住说：

“名誉第一啊！”

他又走了一阵，忽然双手捧住头，用悲惨的声调说：

“对了，名誉第一啊！不知我为什么起意来游历这个巴比伦[19]，真是该死！我亲爱的，”他接着对医师说，“请您看轻我吧，我打牌输了钱！请您给我五百卢布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数出五百个卢布，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交给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仍旧因为羞臊和气愤而涨红了脸，没头没脑地赌了一个不必要的咒，戴上帽子，走出去了。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回来了，往一张圈椅上一坐，大声叹一口气说：

“我的名誉总算保住了！走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该死的城里，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再待了。骗子！奥地利的间谍！”

等到两个朋友回到他们自己的城里，那已经是十一月了，街上积了很深的雪。霍博托夫医师接替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他仍旧住在原来的寓所，等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腾出医院的寓所。那个被他称做“厨娘”的丑女人已经在一个厢房里住下了。

关于医院又有新的流言在城里传布。据说那丑女人跟总务处长吵过一架，总务处长就跪在她的面前告饶。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本城以后第一天就得出外去找住处。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不好意思地对他说，“原谅我提一个唐突的问题：您手里有多少钱？”

安德烈·叶菲梅奇一句话也没有说，数一数自己的钱说：

“八十六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慌张地说，没听懂他的意思，“我问的是您一共有多少家底？”

“我已经告诉您了，八十六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有了。”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素来把医师看做正人君子，可是仍旧疑心他至少有两万存款。现在听说安德烈·叶菲梅奇成了乞丐，没有钱来维持生活，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流下眼泪，拥抱他的朋友。

十五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一个女小市民别洛娃家一所有三个窗子的小房子里住下来。在这所小房子里，如果不算厨房，就只有三个房间。医师住在朝街的两个房间里，达留希卡和带着三个孩子的女小市民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有时候女房东的情人，一个醉醺醺的农民，上她这儿来过夜。他晚上吵吵闹闹，弄得达留希卡和孩子们十分害怕。他一来就在厨房里坐下，开始要酒喝，大家就都觉着很不自在。医师动了怜悯的心，把啼哭的孩子带到自己的房间里，让他们在地板上睡下。这样做，使他感到很大的快乐。

他跟先前一样，八点钟起床，喝完早茶以后坐下来看自己的旧书和旧杂志。他已经没有钱买新的了。要就是因为那些书都是旧的，要就是或许因为环境变了，总之，书本不再像从前那样紧紧抓住他的注意力，他看书感到疲劳了。为了免得把时间白白度过，他就给他的书开一个详细书目，在书脊上粘贴小签条；这种机械而费事的工作，他倒觉着比看书还有趣味。这种单调费事的工作不知怎么弄得他的思想昏睡了。他什么也不想，时间过得很快。即使坐在厨房里跟达留希卡一块儿削土豆皮，或者挑出荞麦粒里的皮屑，他也觉着有趣味。一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就到教堂去。他站在墙边，眯细眼睛，听着歌声，想起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想起大学、想起各种宗教，他心里变得平静而忧郁。事后他走出教堂，总惋惜礼拜式结束得太快。

他有两次到医院里去看望伊万·德米特里奇，想跟他谈天。可是那两回伊万·德米特里奇都非常激动，气忿；他请医师不要来搅扰他，因为他早就讨厌空谈了。他说他为自己的一切苦难只向那些该死的坏蛋要求一种补偿：单人监禁。难道连这么一点儿要求他们也会拒绝他吗？那两回安德烈·叶菲梅奇向他告辞，祝他晚安的时候，他没好气地哼一声，回答说：

“滚你的吧！”

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知道该不该再去看望他。不过他心里还是想去。

从前，在吃完午饭以后的那段时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可是现在从吃完午饭起直到喝晚茶的时候止，他却一直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靠背，满脑子的浅薄思想，无论如何也压不下去。他想到自己做了二十几年的事，既没有得到养老金，也没有得到一次发给的补助金，不由得愤愤不平。不错，他工作得不勤恳，不过话说回来，所有的工作人员，不管勤恳也好，不勤恳也好，是一律都领养老金的。当代的正义恰好就在于官品、勋章、养老金等不是根据道德品质或者才干，却是一般地根据服务，不论什么样的服务，而颁给的。那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是例外呢？他已经完全没有钱了。他一走过小杂货店，一看见女老板，就觉着害臊。到现在他已经欠了三十二个卢布的啤酒钱。他也欠小市民别洛娃的钱。达留希卡悄悄地卖旧衣服和旧书，还对女房东撒谎，说是医师不久就要收到很多很多钱。

他恼恨自己，因为他在旅行中花掉了他积蓄的一千卢布。那一千卢布留到现在会多么有用啊！他心里烦躁，因为人家不容他消消停停过日子。霍博托夫认为自己有责任偶尔来看望这个有病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他处处都讨厌：胖胖的脸、恶劣而尊大的口气、“同事”那两个字、那双高筒皮靴。顶讨厌的是他自以为有责任给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病，而且自以为真的在给他看病。每回来访，他总带来一瓶溴化钾药水和几粒大黄药丸。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也认为自己有责任来看望这个朋友，给他解闷儿。每一回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屋里总是装出随随便便的神情，不自然地大声笑着，开始向他保证说今天他气色大好。谢谢上帝，局面有了转机。从这样的话里，人就可以推断他认为他朋友的情形没有希望了。他还没有归还他在华沙欠下的债，心头压着沉重的羞愧，觉着紧张，因此极力大声地笑，说些滑稽的话。他的奇闻轶事现在好像讲不完了，这对安德烈·叶菲梅奇也好，对他自己也好，都是痛苦的。

有他在座，安德烈·叶菲梅奇照例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紧牙关听着，他的心上压着一层层的水锈。他的朋友每来拜访一回，他就觉着这些水锈堆得更高一点，好像就要涌到他的喉头来了。

为了压下这些无聊的感触，他就赶紧暗想：他自己也罢，霍博托夫也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也罢，反正早晚都会死亡，甚至不会在大自然中留下一点痕迹。要是想象一百万年以后有个精灵飞过地球上空，那么这个精灵就只会看见粘土和光秃的峭壁。一切东西，文化也好，道德准则也好，都会消灭，连一棵牛蒡也不会长出来。那么，在小店老板面前觉着害臊，有什么必要呢？那个不足道的霍博托夫，或者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的讨厌的友情，有什么道理呢？这一切都琐琐碎碎，毫无意义。

可是这样的想法已经无济于事了。他刚刚想到一百万年以后的地球，穿着高筒靴的霍博托夫或者勉强大笑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从光秃的峭壁后面闪出来，甚至可以听见含羞带愧的低语声：“讲到华沙的债，好朋友，过几天我就还给您……一定。”

十六

有一天，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饭后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正躺在长沙发上。凑巧，霍博托夫同时带着溴化钾药水也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费力地爬起来，坐好，把两条胳膊支在长沙发上。

“今天您的气色比昨天好多了，我亲爱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开口说，“对了，您显得挺有精神。真的，挺有精神！”

“您也真的到了该复原的时候了，同事，”霍博托夫说，打个呵欠，“大概这种无聊的麻烦事您自己也腻烦了。”

“咱们会复原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快活地说，“咱们会再活一百年的！一定！”

“一百年倒活不了，再活二十年是总能行的，”霍博托夫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同事，别灰心……那种病只不过是给您故布疑阵罢了。”

“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哈哈大笑，拍一拍他朋友的膝头，“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明年夏天，求上帝保佑，咱们到高加索去玩一趟，骑着马到处逛一逛——驾！驾！驾！等到我们从高加索回来，瞧着吧，大概还要热热闹闹地办一回喜事呐。”讲到这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调皮地眨一眨眼，“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好朋友……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忽然觉着那点儿水锈涌到喉头上来了。他的心猛烈地跳起来。

“这是庸俗！”他说，很快地站起来，走到窗子那边去，“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说的是些庸俗的话吗？”

他本来想温和而有礼貌地讲下去，可是他违背本心，忽然攥紧拳头，高高地举到自己的头顶上。

“躲开我！”他嚷道，嗓音变了，脸胀得通红，浑身打抖，“出去，你们俩都出去！你们俩！”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和霍博托夫站起来，瞧着他，先是愣住，后来害怕了。

“出去，你们俩！”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断地嚷道，“蠢材！愚人！我既不要你们的友情，也不要你的药品，蠢材！庸俗！可恶！”

霍博托夫和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狼狈地互相看一眼，踉跄地退到门口，走进了前堂。安德烈·叶菲梅奇抓起那瓶溴化钾，对他们背后扔过去。药水瓶摔在门槛上，砰的一声碎了。

“滚蛋！”他跑进前堂，用含泪的声音嚷道，“滚！”

等到客人走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长沙发上躺下来，像发烧一样地哆嗦，反反复复说了很久：

“蠢材！愚人！”

等到他的火气平下来，他首先想到可怜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现在一定羞愧得不得了，心里难受，他想到这件事做得真可怕。以前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他的智慧和客气到哪儿去了？对人间万物的理解啦，哲学性质的淡漠啦，都到哪儿去了？

医师又是羞愧，又是生自己的气，一夜也没有能够睡着，第二天早晨大约十点钟就动身到邮局去，向邮政局长道歉。

“以前发生的事，我们不要再提了，”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十分感动，握紧他的手，叹口气说，“谁再提旧事，就叫谁的眼睛瞎掉。留巴甫金！”他忽然大喊一声，弄得所有的邮务人员和顾客都打了个哆嗦，“搬椅子来。你等着！”他对一个农妇嚷道，她正把手伸进铁栅栏，向他递过一封挂号信来，“难道你没看见我忙着吗？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要再提了，”他接着温和地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我恳求您，坐下吧，我亲爱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揉着自己的膝头，然后说：

“我心里一点也没有生您的气。害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我明白。昨天您发了病，吓坏了医师跟我，事后关于您我们谈了很久。我亲爱的，您为什么不肯认真地治一治您的病呢？难道可以照这样下去吗？原谅我出于友情直爽地说一句，”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小声说，“您生活在极其不利的环境里：狭窄，肮脏，没有人照料您，也没有钱治病……我亲爱的朋友，我跟医师全心全意地恳求您听从我们的忠告：到医院里去养病吧！在那儿有滋补的吃食，有照应，有人治病。咱们背地里说一句，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虽然举止粗俗，不过他精通医道，咱们倒可以完全信任他。他已经答应我说他要给您治病。”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这种真诚的关心和忽然在邮政局长脸颊上闪光的眼泪感动了。

“我尊敬的朋友，不要听信那种话！”他小声说，把手按在胸口上，“不要听信那种话！那全是骗人的！我的病只不过是这么回事：二十年来我在全城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又是个疯子。我根本没有害病，只不过我落进了一个魔圈里，出不来了。我觉得随便怎样都没关系，我准备承担一切。”

“进医院去养病吧，我亲爱的。”

“我是无所谓的，哪怕进深渊也没关系。”

“好朋友，答应我：您样样都听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的安排。”

“遵命，要我答应我就答应。可是我再说一遍，我尊敬的朋友，我落进了一个魔圈里。现在不管什么东西，就连朋友的真心同情在内，也只有一个结局：引我走到灭亡。我正在走向灭亡，我也有勇气承认这个事实。”

“好朋友，您会复原的。”

“何必再说这种话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愤愤地说，“很少有人在一生的结尾不经历到我现在所经历到的情形。临到有人告诉您说您肾脏有病或者心房扩大之类的话，因此您开始看病的时候，或者有人告诉您说您是疯子或者罪犯，总之换句话说，临到人家忽然注意您，那您就得知道您已经落进魔圈里，再也出不来了。您极力想逃出来，可是反而陷得越发深了。那您就索性听天由命吧，因为任何人力都已经不能挽救您了。我觉得就是这样。”

这当儿窗洞那里挤满了人。为了免得妨碍人家的工作，安德烈·叶菲梅奇就站起来告辞。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又一次取得他的诺言，然后送他到外边门口。

当天，将近傍晚，出人意外，霍博托夫穿着短羊皮袄和高筒靴到安德烈·叶菲梅奇家里来了，用一种仿佛昨天根本没出过什么事的口气说道：

“我是有事来找您的，同事。我来邀请您：您愿意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参加会诊？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心想霍博托夫大概要他出去散步解一解闷儿，或者真的要给他一个赚点儿钱的机会，就穿上衣服，跟他一块儿走到街上。他暗自高兴，总算有个机会可以把他昨天的过失弥补一下，就此和解了。他心里感激霍博托夫，因为昨天的事他绝口不提，分明原谅他了。这个没有教养的人会有这样细腻的感情，倒是很难料到的。

“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在我的医院里。我早就想请您去看一看了……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病例。”

他们走进医院的院子，绕过主楼，向那住着疯人的厢房走去。不知什么缘故他们走这一路都没有说话。他们一走进厢房，尼基达照例跳起来，挺直了身子立正。

“这儿有一个病人两侧肺部忽然害了并发症，”霍博托夫跟安德烈·叶菲梅奇一块儿走进病室，低声说，“您在这儿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我只是为了去拿我的听诊器。”

说完，他就出去了。

十七

天渐渐黑下来。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那个瘫子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轻声地哭，努动嘴唇。胖农民和从前的检信员睡觉了。屋里寂静无声。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床上坐下，等着。可是半个钟头过去了，霍博托夫没有来，尼基达却抱着一件长袍、一身不知什么人的衬里衣裤、一双拖鞋，走进病室里来。

“请您换衣服，老爷，”他轻声说，“您的床在这边，请到这边来，”他又说，指一指一张空床，那分明是不久以前搬进来的，“不要紧，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原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心里全明白了。他一句话也没说，依照尼基达的指点，走到那张床边坐下。他看见尼基达站在那儿等着，就脱光身上的衣服，觉着很害臊。然后他穿上医院的衣服，衬裤很短，衬衫却长，长袍上有熏鱼的气味。

“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原的。”尼基达又说一遍。

他把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衣服收捡起来，抱在怀里，走出去，随手关上了门。

“没关系……”安德烈·叶菲梅奇想，害臊地把长袍的衣襟掩上，觉着穿了这身新换的衣服像是一个囚犯，“这也没关系……礼服也好，制服也好，这件长袍也好，反正是一样……”

可是他的怀表怎么样了？侧面衣袋里的笔记簿呢？他的纸烟呢？尼基达把他的衣服拿到哪儿去了？这样一来，大概直到他死的那天为止，他再也没有机会穿长裤、背心、高筒靴了。这种事，乍一想，不知怎的，有点古怪，甚至不能理解。安德烈·叶菲梅奇到现在还相信小市民别洛娃的房子跟第六病室没有什么差别，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无聊、空虚。然而他的手发抖，脚发凉，一想到待一会儿伊万·德米特里奇起来，看见他穿着长袍，就不由得害怕。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一个来回，又坐下。

在那儿，他已经坐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他厌烦得要命。难道在这种地方人能住一天，一个星期，甚至像这些人似的一连住好几年吗？是啊，他已经坐了一阵，走了一阵，又坐下了。他还可以再走一走，瞧一瞧窗外，再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可是这以后怎么样呢？就照这样像个木头人似的始终坐在这儿思考吗？不，这样总不行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去，可是立刻坐起来，用衣袖擦掉额头上的冷汗，于是觉着整个脸上都有熏鱼的气味了。他又走来走去。

“这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他说，茫然摊开两只手，“这得解释一下才成，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

这当儿伊万·德米特里奇醒来了。他坐起来，用两个拳头支着腮帮子。他吐了口唾沫。然后他懒洋洋地瞧一眼医师，起初分明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不久他那带着睡意的脸就现出了恶毒的讥讽神情。

“啊哈！好朋友，他们把您也关到这儿来了！”他眯细一只眼睛，用带着睡意而发哑的声音说，“我很高兴。您以前吸别人的血，现在人家要吸您的血了。好极了！”

“这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安德烈·叶菲梅奇给伊万·德米特里奇的话吓坏了，慌张地说。他耸一耸肩膀，再说一遍：“这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

伊万·德米特里奇又吐口唾沫，躺下去。

“该诅咒的生活！”他嘟哝说，“这种生活真叫人痛心，感到气忿，要知道它不是以我们的痛苦得到补偿来结束，不是像歌剧里那样庄严地结束，却是用死亡来结束。临了，来几个医院杂役，拉住死尸的胳膊和腿，拖到地下室去。呸！不过，那也没关系……到了另一个世界里，那就要轮着我们过好日子了……到那时候我要从那个世界到这里来显灵，吓一吓这些坏蛋。我要把他们吓得白了头。”

莫依谢依卡回来了，看见医师，就伸出手。

“给我一个小钱！”他说。

十八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窗口去，瞧着外面的田野。天已经黑下来，右面天边一个冷冷的、发红的月亮升上来了。离医院围墙不远，至多不出一百俄丈的地方，矗立着一所高大的白房子，由一道石墙围起来。那是监狱。

“这就是现实生活！”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他觉着害怕了。

月亮啦，监狱啦，围墙上的钉子啦，远处一个烧骨场上腾起来的火焰啦，全都可怕。他听见身后一声叹息。安德烈·叶菲梅奇回过头去，看见一个人胸前戴着亮闪闪的星章和勋章，微微笑着，调皮地眼。这也显得可怕。

安德烈·叶菲梅奇极力对自己说：月亮或者监狱并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勋章是就连神智健全的人也戴的，人间万物早晚会腐烂，化成粘土。可是他忽然满心绝望，双手抓住窗上的铁窗格，使足力气摇它。坚固的铁窗格却一动也不动。

随后，为了免得觉着可怕，他走到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床边，坐下。

“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我亲爱的，”他喃喃地说，发抖，擦掉冷汗，“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

“可是您不妨谈点儿哲学啊。”伊万·德米特里奇讥诮地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对了，对了……有一回您说俄罗斯没有哲学，然而大家都谈哲学，连小人物也谈。其实，小人物谈谈哲学，对谁都没有什么害处啊，”安德烈·叶菲梅奇说，那声音仿佛要哭出来，引人怜悯似的，“可是我亲爱的，为什么您发出这种幸灾乐祸的笑声呢？小人物既然不满意，怎么能不谈哲学呢？一个有头脑、受过教育的人，他有神那样的相貌，有自尊心，爱好自由，却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到一个肮脏愚蠢的小城里来做医师，把整整一辈子消磨在拔血罐、蚂蝗、芥子膏上面！欺骗，狭隘，庸俗！啊，我的上帝！”

“您在说蠢话了。要是您不愿意做医师，那就去做大臣好了。”

“不行，我什么也做不成。我们软弱啊，亲爱的。……以前我满不在乎，活泼清醒地思考着，可是生活刚刚粗暴地碰到我，我的精神就支持不住……泄气了……我们软弱啊，我们不中用……您也一样，我亲爱的。您聪明，高尚，从母亲的奶里吸取了美好的激情，可是刚刚走进生活就疲乏，害病了……我们软弱啊，软弱啊！”

随着黄昏来临，除了恐惧和屈辱的感觉以外，另外还有一种没法摆脱的感觉不断折磨安德烈·叶菲梅奇。临了，他明白了：他想喝啤酒，想抽烟。

“我要从这儿出去，我亲爱的，”他说，“我要叫他们在这儿点个灯……这样我可受不了……我不能忍受下去……”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门口，开了门，可是尼基达立刻跳起来，挡住他的去路。

“您上哪儿去？不行，不行！”他说，“到睡觉的时候了！”

“可是我只出去一会儿，在院子里散一散步！”安德烈·叶菲梅奇慌张地说。

“不行，不行。这是不许可的。您自己也知道。”

尼基达砰的一声关上房门，用背抵住门。

“可是，就算我出去一趟，对别人又有什么害处呢？”安德烈·叶菲梅奇问，耸一耸肩膀，“我不明白！尼基达，我一定要出去！”他用发颤的嗓音说，“我要出去！”

“不许捣乱，这可要不得！”尼基达告诫说。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万·德米特里奇忽然叫道，他跳下床，“他有什么权利不放我们出去？他们怎么敢把我们关在这儿？法律上似乎明明说着不经审判不能剥夺人的自由啊！这是暴力！这是专横！”

“当然，这是专横！”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叫声，添了点儿勇气，说道，“我一定要出去，非出去不可！他没有权利！我跟你说：你放我出去！”

“听见没有，愚蠢的畜生？”伊万·德米特里奇叫道，用拳头砰砰地敲门，“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残暴的家伙！”

“开门！”安德烈·叶菲梅奇叫道，浑身发抖，“我要你开门！”

“你尽管说吧！”尼基达隔着门回答道，“随你去说吧！”

“至少去把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叫到这儿来！就说我请他来……来一会儿！”

“明天他老人家自己会来。”

“他们绝不会放我们出去！”这当儿伊万·德米特里奇接着说，“他们要把我们在这儿折磨死！啊，主，难道下一个世界里真的没有地狱，这些坏蛋会得到宽恕？正义在哪儿？开门，坏蛋，我透不出气来啦！”他用嗄哑的声调喊着，用尽全身力量撞门，“我要把我的脑袋碰碎！杀人犯！”

尼基达很快地开了门，用双手和膝盖粗暴地推开安德烈·叶菲梅奇，然后抡起胳膊，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安德烈·叶菲梅奇觉着有一股咸味的大浪兜头盖上来，把他拖到床边去。他嘴里真的有一股咸味：多半他的牙出血了。他好像要游出这股大浪似的挥舞胳膊，抓住什么人的床架，同时觉得尼基达在他背上打了两拳。

伊万·德米特里奇大叫一声。大概他也挨打了。

然后一切都安静了。淡淡的月光从铁格子里照进来，地板上铺着一个像网子那样的阴影。这是可怕的。安德烈·叶菲梅奇躺在那儿，屏住呼吸：他战兢兢地等着再挨打。他觉着好像有人拿一把镰刀，刺进他的身子，在他胸中和肠子里搅了几下似的。他痛得咬枕头，磨牙，忽然在他那乱糟糟的脑子里清楚地闪过一个可怕的、叫人受不了的思想：这些如今在月光里像黑影一样的人，若干年来一定天天都在经受这样的痛苦。这种事他二十多年以来怎么会一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不懂痛苦，根本没有痛苦的概念，可见这不能怪他，不过他那跟尼基达同样无情而粗暴的良心却使得他从后脑勺直到脚后跟都变得冰凉了。他跳起来，想用尽气力大叫一声，赶快跑去打死尼基达，然后打死霍博托夫、总务处长、医士，再打死他自己。可是他的胸膛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的腿也不听他使唤了。他喘不过气来，拉扯胸前的长袍和衬衫，撕得粉碎，然后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了。

十九

第二天早晨他头痛，耳朵里嗡嗡地响，觉得周身不舒服。他想起昨天他的软弱，并不害臊。昨天他胆怯，甚至怕月亮，而且真诚地说出了这以前他万没料到自己会有的感情和思想。比方说，想到小人物爱谈哲学是由于不满足。可是现在，他什么也不在意了。

他不吃不喝，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也不说话。

“对我说来，什么都一样了，”他们问他话的时候，他想，“我不想回答了……对我说来，什么都一样了。”

午饭后，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了，送给他四分之一磅的茶叶和一磅果冻。达留希卡也来了，在床边站了整整一个钟头，脸上现出茫然的悲伤神情。霍博托夫医师也来看他。他拿来一瓶溴化钾药水，吩咐尼基达烧点什么熏一熏病室。

将近傍晚，安德烈·叶菲梅奇因为中风而死了。起初他感到猛烈的寒颤和恶心；仿佛有一种使人恶心的东西浸透他的全身，甚至钻进他的手指头，从肚子里往上冒，涌到他的脑袋里，淹没他的眼睛和耳朵。一切东西在他眼前都变成绿色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明白他的末日已经到了，想起伊万·德米特里奇、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成百万的人，都相信长生不死。万一真会不死呢？可是他并不希望不死，他只想了一想就算了。他昨天在书上读到过一群非常美丽优雅的鹿，如今在他的面前跑过去。随后有一个农妇向他伸出手来，手里拿着一封挂号信……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说了句什么话。后来一切都消散，安德烈·叶菲梅奇永远昏过去了。

杂役们走来，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把他抬到小教堂里去了。在那儿他躺在桌子上，睁着眼睛，晚上月光照着他。到早晨，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来了，对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雕像虔诚地祷告一番，把他前任长官的眼睛阖上了。

第二天安德烈·叶菲梅奇下了葬。送葬的只有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和达留希卡。

1892年

[1] 伊万的爱称。

[2] 这种铺子里的东西价钱便宜。

[3] 皮罗戈夫（1810—1881），俄国外科学家和解剖学家。

[4] 拉丁文：在将来。

[5] 巴斯德（1822—1895），法国生物学家。

[6] 科赫（1843—1910），德国微生物学家。

[7] 高加索地区的高山。

[8] 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时巴黎民众所捣毁的黑暗监狱。

[9] 《第六病室》发表在一八九二年，那本书相当旧了。

[10] 法国作家伏尔泰（1694—1778）在《致关于三个冒充者的新书的作者》中说：“如果不存在上帝，就该臆造一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引用了上述的话，并且增补了一句：而且确实，人类臆造出上帝来了。——俄文本编者注

[11] 第奥根尼（公元前约400—前约325），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他的生活，有很多传说保留下来。人们断言第奥根尼由于是禁欲主义的信徒而住在木桶里。据传说，这个哲学家大白天举着灯找有权利称为人的人。——俄文本编者注

[12] 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帝国皇帝，是斯多葛派最后的一个大哲学家。

[13] 在契诃夫故乡塔干罗格的契诃夫私人图书馆里保存着《马可·奥勒留·安东尼皇帝关于对自己重要的事物的思考》一书，上有契诃夫的很多批注。此处的一段话即引自该书。——俄文本编者注

[14] 自公元前四世纪起在古代奴隶占有制社会兴起的一个哲学派别，鼓吹人完全听从命运的宿命论观点。

[15]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十六节。

[16] 指伊斯兰教或印度教的被人目为圣者的沿街乞讨者。

[17] 一种医治神经的镇静剂。

[18] 意谓有礼貌的人对仆人应该称呼“您”。

[19] 借喻“乱糟糟的城”，典出基督教经书《旧约·创世记》。

文学教师

一

木头地板上响起马蹄的嘚嘚声；他们从马房里先拉出黑马努林伯爵，然后拉出白毛大马，随后拉出它的妹妹玛依卡。它们全是名贵的骏马。老人谢列斯托夫给大马上好鞍子，对他女儿玛莎说：

“行了，玛丽亚·戈德芙鲁阿，上马！唷！”

玛莎·谢列斯托娃是一家当中顶年轻的一个。她已经十八岁了，可是她的家人积习难改，还把她看做小孩，因此大家仍旧称呼她玛尼娅[1]和玛纽莎[2]。自从城里来了个马戏团，她热中地去看马戏以后，大家又开始把她叫做玛丽亚·戈德芙鲁阿了。

“唷！”她骑到大马的背上，叫了一声。

她姐姐瓦丽娅骑上玛依卡，尼基京骑上努林伯爵，军官们骑上各自的马。这个又长又好看的马队，闪着军官们的白上装，小姐们的黑色骑马装，五颜六色，缓缓地走出院子。

尼基京瞧出来：大家上马的时候，以及后来大家骑着马走过街道的时候，不知因为什么，玛纽莎专注意他一个人。她担忧地瞧着他和努林伯爵，说：

“您得时时刻刻勒住马嚼子，管住它才行，谢尔盖·瓦西里奇。别让它畏缩。那是它装样。”

要么因为大马跟努林伯爵十分要好，要么也许机会凑巧，总之，她骑着马始终挨着尼基京身旁走，跟昨天和前天一样。他呢，瞧着骑在骄傲的白马身上的她那苗条娇小的身子，瞧着她那秀丽的侧影，瞧着那顶跟她一点也不相称、使她看起来显老的高礼帽，心里又快活，又温柔，又痴迷，虽然在听她讲话，可是没大听清她在说什么，却在暗想：

“我凭我的人格担保，对上帝赌咒：我不再怕羞，我今天非跟她说穿不可了……”

那时候是傍晚六点多钟，正是洋槐和丁香的香气非常浓郁，空气和树木本身好像也因为那浓香而变凉了的时候。城中公园里的乐队已经在奏乐。马儿在大街上踩出一片清脆的蹄声，四面八方传来欢笑声、谈话声、关门声。在路上遇到的兵都向军官们敬礼，男学生向尼基京鞠躬。所有从容散步或者匆忙地赶到公园里去听音乐的人，看见这一伙人马，显然都很愉快。天气多么暖和啊！散布在天空东一朵西一朵的白云，那样子多么轻柔！白杨和洋槐的影子伸过整个宽阔的大街，笼罩在街对面的房屋的阳台和二层楼上，看上去多么温柔而舒畅！

他们骑马出城，在大道上快步奔跑起来。这儿已经没有洋槐和丁香的香气，也听不见音乐声，可是田野透出清香，嫩黑麦和小麦碧绿，金花鼠吱吱地叫，白嘴鸦呱呱地噪。不管往哪儿看，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只不过这儿那儿现出几块瓜地，颜色发黑，左边远处在墓园那儿有一片正在凋谢的白色苹果花罢了。

他们走过屠宰场，然后走过啤酒酿造厂，追上一群赶到市郊公园去奏乐的军乐队员。

“波利扬斯基有一匹很好的马，这我不否认，”玛纽莎对尼基京说，用眼睛指了指那个骑着马跟瓦丽娅并排走着的军官，“不过那马有缺点。左腿上有块白斑，简直长的不是地方，而且请看，它的脑袋老往后仰。现在是任凭怎么样也没法叫它不仰了，它要照这样一直仰到死的那一天了。”

玛纽莎跟她父亲一样爱马着了迷。她看见别人有好马，总觉着心痛，一看出别人的马有缺点就痛快。尼基京却一点也不懂马，勒住马缰也好，勒住马嚼子也好，马快跑也好，慢跑也好，在他完全没有什么分别。他只觉得自己骑马的姿势不自然，别扭，因此那些善于骑马的军官一定比他更能使玛纽莎中意。于是他因为她喜欢那些军官而吃醋了。

他们路过郊外的公园，有人提议大家进去，喝点矿泉水。他们就进去了。这公园里只有橡树。那些橡树最近才长出叶子，因此现在从新生的树叶里望出去，仍旧看得见整个公园，和公园里的高台、小桌、秋千。所有的乌鸦窝也都看得见，样子像大帽子。这伙骑马的人和他们同来的小姐们在一张小桌旁边下了马，要矿泉水喝。有些他们认得的人，原在公园里散步，这时候走到他们跟前来。其中有穿高筒靴的军医官，有等音乐师的乐队指挥。医师大概把尼基京看做大学生了，因为他问：

“请问，您是回来过暑假吗？”

“不，我一向住在这儿，”尼基京回答说，“我是中学校的教师。”

“真的吗？”医师觉着奇怪，“这么年轻就已经做老师了？”

“怎么能说年轻？我都二十六岁了！……感谢上帝！”

“您留了胡子和唇髭，可是从您的相貌看起来，您至多不过二十二三岁。您显得多么年轻啊！”

“真是混账话！”尼基京暗想，“连这个人也拿我当小娃娃看待！”

别人讲到他年轻，特别是当着女人或者学生的面，他总是极不痛快。自从他到本城来做事以后，他一直讨厌他自己这副显得过于年轻的相貌。学生不怕他，老人叫他年轻人，女人倒高兴跟他跳舞，却不高兴听他的长篇大论。他呢，情愿付出任何代价，只求马上能老这么十岁才好。

从公园出来，他们再往前走，到谢列斯托夫的田庄去。他们在院子门外勒住马，唤出总管的老婆普拉斯科维亚，要她拿点鲜牛奶来。牛奶拿来了却没人喝。大家互相望望，笑起来，策动马，跑回去了。等到他们骑马回来，乐队已经在市郊公园里奏乐，太阳躲到墓园后面，半个天空给晚霞染成深红色了。

玛纽莎骑着马又跟尼基京并排走着。他有心告诉她说他多么热烈地爱她，可是他又怕给军官们和瓦丽娅听了去，只好不响。玛纽莎也一声不响。他体会到她为什么沉默，为什么骑着马跟他并排走，就暗暗觉着幸福，于是大地、天空、城中的灯火、啤酒酿造厂的黑轮廓，总之，一切东西在他的眼里合成了一种很美妙可爱的东西。他觉着他的努林伯爵仿佛凌空走着，想跃上深红的天空似的。

他们到了家。茶炊已经在花园里的桌子上滚沸，老人谢列斯托夫跟他的朋友，地方法院的官员们坐在桌子的一边谈心，他照例在批评什么事情。

“这是粗鄙！”他说，“粗鄙，不是别的。对了，先生！粗鄙，先生！”

自从尼基京爱上玛纽莎以后，谢列斯托夫家的东西样样都中他的意：房子、房子旁边的花园、晚茶、藤椅、老奶妈、甚至老人常爱说的那两个字“粗鄙”。他所不喜欢的只有那无数的猫和狗，还有在露台上一个大笼子里凄凉地哀叫着的埃及种鸽子。室内狗和看家狗也实在是多，他跟谢列斯托夫一家来往这么久，却只认清了其中的两只：穆希卡和索木。穆希卡是一条脱了毛的小狗，脸上却毛茸茸，恶毒而且惯坏了。它痛恨尼基京。它每一次看见他，总要偏着头，龇出牙，叫起来：“呜……汪汪汪……呜……”

然后它就趴在椅子底下。每逢他想把它从自己的椅子底下赶走，它就尖声狂吠起来，主人们就说：

“别害怕，它不咬人。它是一条好狗。”

索木是一条高大的黑狗，腿长，尾巴跟木棒那么硬。每逢人们吃饭或者喝茶，它总是一声不响地在桌子底下走动，摇着尾巴拍人们的靴子和桌腿。它是条忠厚的笨狗，可是尼基京受不了它，因为它有个习惯，总喜欢把头放在吃饭的人的膝盖上，弄得裤子沾上它的唾沫。尼基京不止一回用刀柄打它的大额头，用手指头弹它的鼻子，骂它，抱怨它，可是任凭怎么样也还是免不了让自己的裤子沾上污斑。

骑马闲游一番以后，茶啦，果酱啦，面包干啦，牛油啦，显得都很好吃了。他们默默地、津津有味地喝完第一杯茶，不过喝到第二杯，他们就吵起架来了。每次喝茶和吃午饭的时候领头吵架的总是瓦丽娅。她已经二十三岁，长得俊俏，比玛纽莎好看，素来被人认为是这一家人中顶聪明、顶有教养的一个。她的举动端庄严正，凡是在家里代替了亡母地位的大女儿都有这样的气派。她既是这家里的女主人，就觉得有权在客人面前穿着短上衣走来走去，而且直呼那些军官的姓，她把玛纽莎看做小姑娘，用女训导员的口吻跟她谈话。她老是把自己叫做老处女，这就是说，她相信自己准嫁得出去。

每一回谈话，哪怕是讲到天气，她也一定把它变成吵架。她有一种嗜好，喜欢抓住别人的语病，揭穿别人的矛盾，挑剔话里的毛病。您刚跟她谈起什么事，她就盯着您的脸，忽然插嘴说：“对不起，对不起，彼得罗夫，前天您讲的话可是刚好相反啊！”

要不然，她就冷冷地一笑，说：“可是我瞧您是在鼓吹第三厅[3]的原则呢。那我该给您道喜了。”

要是您说句俏皮话，或者说句双关语，您就马上可以听到她的声音：“这是老套头！”要不然：“这是耍贫嘴！”要是军官说了句俏皮话，她就做出轻蔑的脸相，说：“丘八的俏皮话！”

她把“丘”字念得很用劲，弄得穆希卡总要从椅子底下回她一声：“呜……汪汪汪……”

这回喝茶时候，吵嘴是因为尼基京讲到学校的考试而开的头。

“对不起，谢尔盖·瓦西里奇，”瓦丽娅拦住他的话，“您说什么学生觉着考试难。容我问您一声，这到底是谁的错呢？比方说，您叫八年级的学生写作文，题目是‘作为心理学家的普希金’。第一，不应该出这么难的题目，第二，普希金怎么能算是心理学家呢？是啊，讲到谢德林或者比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就不同了，可是普希金却是伟大的诗人，再也不是别的。”

“谢德林是一回事，普希金又是一回事。”尼基京闷闷不乐地回答。

“我知道，你们中学校的老师是不大看得起谢德林的，不过问题不在这儿。请您告诉我，普希金在哪方面可以算得是心理学家呢？”

“难道您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心理学家吗？要是您不嫌弃，我不妨给您举点例子。”

尼基京就朗诵了几段《奥涅金》[4]，然后又朗诵了几段《鲍利斯·戈东诺夫》[5]。

“我一点也看不出这里头有什么心理学，”瓦丽娅叹道，“心理学家是描写人类灵魂细微曲折的变化的那种人。您念的那些却是优美的诗，再也不是什么别的。”

“我知道您要的心理学是什么！”尼基京说，生气了，“您要的是别人拿把钝锯子来锯我的手指头，我呢，大叫大喊，这就是您所谓的心理学。”

“耍贫嘴！不过您还是没有对我证明为什么普希金是心理学家。”

每逢尼基京因为反对一种他认为狭隘陈腐的或者这一类的见解而不得不吵架的时候，他照例从座位上猛的跳起来，两只手捧住头，哼哼唧唧，从房间这一头跑到那一头。现在也是这个样子：他跳起来，用手抱住头，哼哼唧唧，绕着桌子兜了个圈子，随后在稍稍远一点的地方坐下。

军官们来给他撑腰。波利扬斯基上尉开口，对瓦丽娅担保说，普希金真的是心理学家，为要证明这点，他还引了莱蒙托夫的两行诗。盖尔涅特中尉说，如果普希金不是心理学家，他们就不会为他在莫斯科立纪念像了。

“这是粗鄙！”这话从桌子的另一头传来，“我对总督就是这么说的：‘这是粗鄙，大人。’”

“我不愿意再吵了！”尼基京叫道，“这样吵下去没完没了！够了！咳，给我滚开，这条脏狗！”他对索木喊道，索木把脑袋和爪子都放到他的膝盖上来了。

“呜……汪汪汪……”狗叫声从椅子底下传来。

“承认您自己错了吧！”瓦丽娅叫道，“承认吧！”

可是这时候有几位做客的小姐走来，吵架自然而然中止了。大家一齐走进大厅。瓦丽娅在钢琴旁边坐下来，开始弹舞曲。他们先跳华尔兹舞，然后跳波利卡舞，再后跳卡德里尔舞和grɑndrond[6]舞，由波利扬斯基上尉领着穿过各个房间，然后又跳华尔兹舞。

跳舞时候，老年人坐在大厅里抽烟，看那些青年男女。老人当中有一个是市立信用社的经理谢巴尔津，他以爱好文学和戏剧艺术出名。他创办了当地的音乐戏剧小组，亲自参加演出，不知什么缘故老是只限于演滑稽的听差，或者用唱歌的声调朗诵《女罪人》。他在本城有个外号，叫木乃伊[7]，因为他长得高，又很瘦，青筋暴起，而且老是做出庄严的脸相，眼睛发呆，没有光彩。他那么真诚地爱好戏剧艺术，甚至剃光上髭和胡子，这就弄得他越发像木乃伊了。

等到大环舞拆散，他迟迟疑疑，侧着点身子走到尼基京跟前，咳了一声，说：

“刚才喝茶时候你们的一番辩论，我很荣幸地全听见了。我十分赞成您的见解。我们的看法一样，因此跟您谈一谈，在我是很大的乐事。您看过莱辛[8]的《汉堡剧评》那本书吗？”

“没有，我没看过。”

谢巴尔津大吃一惊，不住地摆手，仿佛烫伤了他的手指头似的。他什么话也没说，从尼基京身边走开了。谢巴尔津的身材、他问的那句话、他那惊奇的神情，尼基京都觉着好笑，不过他仍旧暗想：

“这真叫人难为情。我是文学教师，可是直到今天我还没读过莱辛的书。我得读一读他的著作才成。”

晚饭以前，这班人，老老少少，全坐下来玩“命运”[9]。他们拿两副牌，一副发给大家，每个人得的牌一般多，一副摊在桌子上，背面朝上。

“谁手里有这张牌，”老人谢列斯托夫翻开第二副牌面上的一张，正正经经地开口说，“命运就派谁马上到儿童室去吻一下奶妈。”

吻奶妈的荣幸落在谢巴尔津身上了。大家就簇拥着他，把他领到儿童室去，一面笑一面鼓掌，逼他吻奶妈。这就引起了一大片嚷叫喧哗的声音……

“不够热情！”谢列斯托夫喊道，笑得流出眼泪来，“不够热情啊！”

命运派定尼基京听取所有的人的忏悔。他就坐在大厅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有人拿来一块披巾，蒙住他的脑袋。第一个来向他忏悔的是瓦丽娅。

“我知道您的罪，”尼基京开口说，在黑暗中瞧着她那副严厉的模样，“小姐，告诉我，您每天跟波利扬斯基一块儿出去散步，到底是为什么？哼，她绝不会无缘无故跟骠骑兵在一块儿呀！”

“这是耍贫嘴。”瓦丽娅说，走开了。

然后，他在披巾里面看见两只凝眸不动的大眼睛闪闪发光，还在黑暗中隐约看到一张可爱的脸儿的轮廓，又闻到一股早已熟悉的名贵香水的气味，使得尼基京想起了玛纽莎的房间。

“玛丽亚·戈德芙鲁阿，”他说，嗓音都变了，它变得那么柔和而温存，“您犯的是什么罪呢？”

玛纽莎眯细眼睛，朝他吐了吐舌尖，然后她笑起来，走开了。过一分钟，她站在大厅中央，拍着手叫道：

“吃晚饭啦，吃晚饭啦，吃晚饭啦！”

大家就一齐拥进了饭厅。

吃晚饭的时候，瓦丽娅又吵起架来，这回是跟她父亲吵。波利扬斯基庄重地吃着，喝着红葡萄酒，对尼基京讲起有一年冬天作战的时候，他怎样通宵站在一个沼泽里，烂泥没到膝头，讲起敌人离得怎样近，大家奉命不准抽烟或讲话，那天夜里又冷又黑，刮着刺骨的寒风。尼基京听着，斜起眼睛看玛纽莎。她呢，正在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眼也不眨，仿佛在想什么心事，或者是想得出了神似的……这使他觉得又快活又痛苦。

“为什么她这样看着我呢？”这问题折磨着他，“这真叫人难为情。人家会瞧出来的。啊，她还多么年轻，多么天真啊！”

午夜，客人散了。尼基京刚刚走出门口，楼上一扇小窗子就砰的一声推开了，玛纽莎探出头来。

“谢尔盖·瓦西里奇！”她招呼一声。

“有什么吩咐吗？”

“是这么回事……”玛纽莎说，明明想找点话说，“是这么回事……波利扬斯基答应一两天内带着他的照相机来，给我们大家照像。我们得在这儿聚齐才行。”

“好吧。”

玛纽莎消失了，窗子砰的一声关上，那所房子里立刻有人弹起钢琴来。

“嘿，这一家人！”尼基京想着，穿过大街，“这个家里没有人唉声叹气，只有那些埃及种的鸽子除外，可是就连那些鸽子唉声叹气也只是因为它们不会用别的方法表白它们的欢乐罢了！”

不过，也并不是只有谢列斯托夫家才过得快活。尼基京还没走出两百步去，就听见另一所房子里传出钢琴声来。他再往前走不远，又看见一个农民在门口弹三弦琴。公园里，乐队奏着俄罗斯歌曲中的集成曲……

尼基京的家离谢列斯托夫家有半俄里远，那是一个公寓，共有八个房间，他按年租三百卢布赁下来，跟他的同事史地教师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同住。那位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还不能算是老人，长着狮子鼻和棕红色的小胡子，相貌有点粗，不文气，跟工匠一样，可是神情温和。尼基京走回家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己房间里桌子旁边改学生们画的地图。他认为学地理顶要紧顶重大的事是画地图，学历史呢，是记年表，他往往一连好几夜坐在那儿用蓝铅笔改他的男学生和女学生所画的地图，或者编年表。

“今天天气多好啊！”尼基京走进他的房间里说，“您真叫人奇怪，怎么能坐在房间里不出去呢？”

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是个不善于言谈的人，他要么一声不响，要么只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事。现在他就是这样回答：

“不错，非常好的天气。现在是五月，不久就要到真正的夏天了。夏天跟冬天不同。冬天得生炉子，可是夏天不生炉子也暖和。夏天晚上开着窗子还是觉着热，冬天就连装了双层窗子也还是觉得冷。”

尼基京在桌旁坐了没到一分钟，就觉着烦闷了。

“晚安！”他说，站起来，打个呵欠，“我本来想告诉您一件跟我有关系的爱情方面的事，可是您呢，就知道搞地理！人家刚跟您谈到爱情，您就会立刻问：‘卡尔卡战役是在哪年？’您跟您那些大战役啦，您那些丘库奇岬[10]啦，统统见鬼去吧！”

“您为什么生气？”

“真烦死了！”

他想到他还没有跟玛纽莎说穿，又想到现在找不到一个可以谈一谈自己的爱情的人，就心烦起来，走进自己的书房，在一个长沙发上躺下。书房里黑暗而寂静。尼基京躺在那儿，呆望着黑暗，不知什么缘故，开始想象过两三年后他为办一件事要到彼得堡去，玛纽莎怎样到车站去送他，哭哭啼啼，到了彼得堡，他怎样接着她寄来的一封长信，恳求他快点回家。他呢，怎样写信给她……他的信开头照这样写：“我亲爱的小耗子！……”

“对了，就写我亲爱的小耗子！”他说，笑起来。

他觉着躺得不舒服。他就把两条胳膊垫在脑袋底下，抬起左腿来架在长沙发靠背上。他觉得舒服了。这当儿，窗口开始明显地发白，睡意蒙眬的公鸡在院子里高声啼起来。尼基京接着想他怎样从彼得堡回来，玛纽莎怎样到车站来接他，高兴得尖叫一声，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或者，更妙一点儿，他耍个花招：半夜三更偷偷回到家里，厨娘替他开门，然后他踮起脚尖走进卧室，一声不响脱掉衣服，一下子跳上床！她醒过来，乐得什么似的！

天大亮了。窗子和书房却不见了。在昨天他们骑马路过的那个啤酒酿造厂的门廊台阶上，坐着玛纽莎，喃喃地说着什么。随后她挽着尼基京的胳膊，跟他一块儿走进市郊公园。在那儿他看见橡树和像帽子一样的乌鸦窠。有一个窠摇晃起来，谢巴尔津从里面探出头，大喝一声：“您没看过莱辛的书！”

尼基京周身打一个冷战，睁开眼睛。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站在长沙发前面，头往后仰着，正在打领带。

“起来吧，现在该到学校去了，”他说，“不应当穿着衣服睡觉。这样会弄坏你的衣服。应当脱了衣服睡在床上才对……”

照往常一样，他开始冗长而抑扬顿挫地讲着人人早已知道的事。

尼基京的第一堂课是二年级的俄语。九点钟整，他走进教室，却看见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两个大字——玛·谢。这两个字大概指的是玛莎·谢列斯托娃。

“他们已经闻出来了，这些坏蛋……”尼基京想，“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的？”

第二堂文学课是在五年级。黑板上也写着玛·谢两个字。他上完课走出教室，听见身后传来一片叫嚷声，仿佛是戏院里最高楼座上传来的喝彩声：

“乌拉！谢列斯托娃！！”

由于和衣睡了一觉，他的脑袋不好受，身体酸懒发软。那些学生天天盼望着考试以前的停课，什么功课也做不下去，心里焦躁，由于无聊而胡闹起来。尼基京也厌烦，没理会他们的胡闹，不断地走到窗前去。他看见大街让太阳照得挺亮。房子上空是透明的蓝天和鸟雀，远远的，在苍翠的公园和许多房子的背后是广漠无垠的远方、罩在蓝色雾霭里的小树林、奔驰的火车冒出来的煤烟……

这时候有两个穿白上装的军官耍弄着小马鞭，走过街上洋槐的树荫。然后有一群犹太人，留着白胡子，戴着便帽，坐着一辆敞篷马车经过这里。一个家庭女教师带着校长的孙女出来散步……索木同另外两条狗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然后瓦丽娅穿一身素雅的灰衣服和红袜子，手里拿着《欧罗巴通报》，走过去。她必是到市立图书馆去了一趟……

下学还早得很呢，要到下午三点钟！课后他还不能回家，也不能到谢列斯托夫家里去，却得到沃尔夫家里去教课才行。这沃尔夫是个有钱的犹太人，改信路德派[11]，不把自己的孩子们送进中学校，却请中学的教师到家里来教他们，每上一回课给五个卢布……

“心里真闷啊，闷啊，闷啊！”他暗想。

到三点钟，他到沃尔夫家里去了，坐在那儿他觉着时间好像长得无穷无尽似的。五点钟他离开那儿，可是六点多钟他得回到中学校去开教师会议，拟定四年级和六年级的口试时间表！

他到暮色很深的时候才离开中学到谢列斯托夫家里去。他心跳，脸红。一个月以前，甚至一个星期以前，每逢他打定主意向她求爱，他总是准备好一大套话，有开场白，有结束语。现在呢，他却一个字也没准备好，他的脑子里乱哄哄的，他所知道的只是今天他一定要说出自己的爱情，再拖下去是绝对不行了。

“我要邀她到花园里去，”他想，“我们先蹓跶一会儿，然后就说出自己的爱情……”

前厅里没有一个人。他走进大厅，后来又走进客厅……那儿也是一个人都没有。他听见瓦丽娅在楼上跟人吵嘴，还听见儿童室里有雇来的女裁缝的剪刀的裁剪声。

这所房子里有一个小房间，同时有三个名字：小房间、过路的房间、黑房间。那里面有一个旧的大立柜，里面装着药品、弹药、猎具。这房间里有一道窄小的木头楼梯通到楼上，楼梯上老是睡着猫。这房间有两个门，一个通到儿童室，一个通到客厅。尼基京走进这个房间，预备上楼去，忽然儿童室的门开了，又砰的一声关上了，震得楼梯和立柜发颤。玛纽莎穿着黑衣服，跑进房间里来，手里拿着一段蓝色衣料。她没看见尼基京，照直往楼梯口跑去。

“等一等……”尼基京拦住她，说，“您好，戈德芙鲁阿……容我……”

他上气不接下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一只手拉住她的手，一只手抓住蓝色衣料。她呢，不知是害怕还是惊奇，睁着大眼睛瞧他。

“容我……”尼基京接着说，深怕她走掉，“我要跟您谈一件事……只是……这儿不方便。我不能，我不能够……戈德芙鲁阿，您明白不，我不能……就是这么回事……”

蓝色衣料掉在地板上，尼基京拉住玛纽莎的另一只手。她脸色煞白，努动嘴唇，然后从尼基京面前往后退，退啊退的，发现自己夹在墙壁和立柜中间的角落里了。

“凭我的人格，我向您担保……”他轻声说，“玛纽莎，凭我的人格……”

她扬起头，他就吻她的嘴唇，为了吻得久些，他用手指头捧住她的脸蛋儿。后来，不知怎么一来，他发现自己夹在墙壁和立柜中间的角落里了。她伸出胳膊搂着他的脖子，脑袋抵着他的下巴。

随后他们双双跑进花园去了。

谢列斯托夫家有一个占地四俄亩的大花园，里面有约摸二十棵老枫树和菩提树，有一棵枞树，此外全是果树：樱桃树啦，苹果树啦，梨树啦，野栗树啦，银白的橄榄树啦……花也很多。

尼基京和玛纽莎一句话也不说，顺林荫路跑着，笑着，时不时地互相问些前后不连贯的话，谁也不回答。在花园的上空，一弯新月照着；在地上淡淡的月光下，含着睡意的郁金香和鸢尾花从黑暗的青草里探身出来，仿佛请求人们也跟它们谈情说爱似的。

等到尼基京和玛纽莎回到正房里来，军官们和小姐们已经到齐，正在跳玛祖尔卡舞[12]。波利扬斯基又领头带着众人跳大环舞，走遍各个房间，跳完舞大家又玩“命运”。晚饭前，等到客人已经从大厅走进饭厅，只剩下玛纽莎和尼基京在一块儿，玛纽莎就紧偎在他的身边，说：

“你自己去跟爸爸和瓦丽娅谈吧。我怕羞……”

晚饭后，他去找老人谈话。谢列斯托夫听他说完，想了想，说：

“承您看得起我和我的女儿，我很感激，不过容我像朋友那样跟您谈一谈。我不是凭父辈的身份跟您讲话，却是照上流人对上流人那样跟您讲话。请您告诉我，您年纪还这么轻，何苦要结婚呢？只有乡下人才那么年轻就结婚，那当然是粗鄙，可是您是为什么呢？您这样年轻，就给自己戴上镣铐，到底有什么乐趣呢？”

“我完全不能算年轻了！”尼基京生气地说，“我已经快满二十七岁了。”

“爸爸，兽医来了！”瓦丽娅在隔壁房间里叫道。

谈话就此中断。瓦丽娅、玛纽莎、波利扬斯基，送尼基京回家。他们走到他的家门口，瓦丽娅说：

“为什么您那个神秘的劈里拍拉·劈里拍拉奇从来不在什么地方露面？他尽可以到我们家里来玩啊。”

尼基京走进去，那位神秘的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正坐在自己床上脱裤子。

“别躺下睡觉，亲爱的！”尼基京喘吁吁地对他说，“等一会儿，别躺下睡觉！”

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赶紧穿好裤子，惊慌地问：

“究竟什么事？”

“我要结婚了！”

尼基京在他的同事身旁坐下，瞧着他，带着惊奇的眼神，好像觉得自己很古怪似的，说：

“您想想看，我就要结婚了！跟玛莎·谢列斯托娃结婚！今天我求婚来着。”

“哦？她好像是个挺好的姑娘。只是她年轻得很。”

“是啊，她年轻！”尼基京叹了一口气，说，现出担忧的神气耸耸肩膀，“年轻得很，年轻得很哟！”

“她在我教过的中学里念过书。我认识她。她的地理学得还好，历史不行。她上课不专心听讲。”

不知什么缘故，尼基京忽然可怜他的同事，想对他说点温存的安慰话。

“好朋友，您为什么不结婚呢？”他问，“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比方说，您为什么不去跟瓦丽娅结婚呢？她是个可爱的、非常好的姑娘啊！固然她很喜欢吵架，不过她那颗心……那是什么样的心啊！她刚才还问起您呢。跟她结婚吧，好朋友！嗯？”

他明明知道瓦丽娅绝不肯嫁给这么一个无味的、翘鼻子的人，可是仍旧劝他娶她。这是为什么呢？

“婚姻是终身大事，”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想一想，说，“人得面面顾到，考虑周详才成，万不可以草率从事。慎重绝没有害处，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因为一结婚，就不再做单身汉，要开始过新生活了。”

他又开始讲那些人人早已知道的话。尼基京听不下去，道了晚安，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他很快地脱掉衣服，很快地上床，为的是赶快开始想自己的幸福，想玛纽莎，想将来，微微地笑着，忽然想起自己还没读过莱辛的著作。

“我得读一读他的著作才成……”他想，“其实，话说回来，我何必读它呢？滚它的！”

而且他让自己的幸福弄得很累，马上就睡着了，脸上的微笑一直保持到第二天清早。

他在梦中听见木头地板上的嘚嘚马蹄声。他梦见从马房里先牵出黑马努林伯爵，随后牵出白毛大马，再后，牵出它的妹妹玛依卡……

二

教堂里很拥挤，很嘈杂，有一回甚至有个人叫喊起来，替玛纽莎和我举行结婚仪式的大司祭，隔着眼镜望着人群，厉声说道：

“‘不准在教堂里走来走去，不准嚷，安安静静站在那儿祷告。应该敬畏上帝才是。’

“我的男傧相是我的两个同事，玛尼娅的男傧相是波利扬斯基上尉和盖尔涅特中尉。主教的唱诗班唱得好极了。烛花的爆裂声啦，灿烂的光啦，华丽的服装啦，军官啦，无数快活满意的脸啦，玛尼娅那种特别娇弱的神情啦，总之，整个环境和婚礼的祷告词，把我感动得流下泪来，使我满腔得意。我想：近来我的生活开了多么茂盛的花，变得多么美丽而富于诗意！两年以前，我还是个大学生，我还在涅格林诺伊租住着便宜的公寓房间，没有钱，没有亲属，而且，依我当时的想法，也没有前途。现在呢，我是一个顶好的省城里的中学教师，收入牢靠，有人爱，万事如意。我暗想：都是为了我，这群人才聚在这儿，都是为了我，那三个枝形烛架才点亮，助祭才大声喊叫，唱诗班才努力唱好。不久我就可以叫一声妻子的那个年轻的人儿这么年轻，这么优雅，这么高兴，那也是为了我。我想起我们最初的相逢，想起我们城外的旅行，想起我的求爱，想起天气，整个夏天，仿佛上天故意安排好了似的，天气好得不得了。当初住在涅格林诺伊，我觉得只有在长篇和中篇小说里才可能有的那种幸福，现在我却实际经历到了，仿佛已经把它抓在手心里了似的。

“行完婚礼，大家乱糟糟地围着我和玛尼娅，表白他们的真诚的快乐，向我们道喜，祝我们幸福。有一位准将是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头儿，只向玛纽莎一个人道喜，用尖细的苍老嗓音对她说话，声音却响得整个教堂都听得见：

“‘亲爱的，我希望您婚后也仍旧跟眼前一样是一朵玫瑰花。’

“军官们、校长、所有的教师，都出于礼貌微微地笑。我也觉得我自己的脸上有一种愉快的、做作出来的笑容。史地教师，最亲爱的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素来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话，这时候使劲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

“‘这以前您没结婚，一直单身过活。现在您结婚了，要两个人一块儿生活了。’

“我们从教堂里出来，坐车到一座两层楼的没抹灰泥的房子去，那是嫁妆的一部分，现在由我接收下来了。除了这所房子以外，玛尼娅还带给我大约两万卢布，和一片叫做美里托诺甫斯卡亚的荒地，那儿有一所给看守人住的小房子，据说还有很多鸡、鸭，没人照管，变成野鸡、野鸭了。我从教堂来到这儿，就走进我的新书房，伸个懒腰，在一个土耳其式长沙发上躺下来，摊开四肢，抽烟，我觉着软和，舒服，安乐，这是我生平从没感到过的。这当儿客人们正在欢呼‘乌拉’，前厅有一个不高明的乐队吹奏喜歌和种种乱七八糟的曲子。玛尼娅的姐姐瓦丽娅跑进书房里来，手里拿着一个高脚玻璃杯，脸上现出古怪的紧张表情，仿佛嘴里含满了水似的；她分明还想再往前走，可是忽然又哭又笑起来，酒杯当的一声落在地板上。我们搀着她的胳膊，领她走了。

“‘谁也弄不懂！’后来她躺在后屋老奶妈的床上，含含糊糊地说，‘弄不懂，弄不懂！我的上帝啊，谁也弄不懂！’

“可是人人都十分明白：她比她妹妹玛尼娅大四岁，却还没结婚。她哭，倒不是出于忌妒，却是因为她忧郁地领会到她的年华正在消逝，甚至也许已经消逝了。他们跳卡德里尔舞的时候，她带着一张沾着泪痕、擦了浓粉的脸回到大厅里来。我看见波利扬斯基上尉在她面前端着一碟冰激凌，她拿小调羹舀着吃……

“这时候已经是清早五点多钟了。我拿起我的日记本来描写我的圆满而多彩的幸福，心想我要写出足足六页来，明天好念给玛尼娅听。可是说来奇怪，我的脑子里乱七八糟，迷迷糊糊，跟在做梦一样。我只生动地想起瓦丽娅那段插曲，想写一句：‘可怜的瓦丽娅！’我简直能够照这样一直坐下去，写：‘可怜的瓦丽娅！’顺便提一句，树叶沙沙地响起来，天要下雨了。乌鸦呱呱地叫；我的玛尼娅刚刚睡着，不知为什么，她的脸色忧愁。”

后来，有很长一阵子尼基京没写日记。八月初，他开始忙补考和入学考试，过了圣母升天节，学校开学了。照例早上八点多钟他动身上学校去，到九点多钟就已经惦记玛尼娅和他的新家，不住地看表了。上低年级课的时候，他就叫一个学生起来念书，让别的学生随着默写。在孩子们默写的时候，他自己坐在窗台上，闭了眼睛遐想。不管瞻望将来也好，回想过去也好，在他都是同等美妙，跟神话一样。上高年级课的时候，他叫学生大声读果戈理或者普希金的散文，这使得他犯困，人啦，树啦，田野啦，马啦，在他的幻想里升起来，他就叹口气，仿佛让作者迷住似的，说：

“多么好呀！”

在中午休息时间，玛尼娅打发人给他送来早饭，上面盖着雪白的小餐巾，他就慢慢地吃着，吃吃停停，停停吃吃，好拉长享受的时间。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的早饭照例只有白面包，他尊敬而羡慕地瞧着他，说些人人熟悉的事情，例如：

“人不吃东西就不能生存。”

放学以后，尼基京先去教家馆。最后他五点多钟回家去，觉得又快活又不安，仿佛出去了整整一年似的。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楼去，找到玛纽莎，搂住她，吻她，发誓说他爱她，没有她就活不下去，又着重地说他十分惦记她，还提心吊胆地问她身体可好，为什么脸色那么不快活。然后他们两个人吃午饭。饭后他在书房里一个长沙发上躺下来，抽烟，她坐在他身旁，低声讲话。

现在他的顶幸福的日子是星期日和假日，到了那种日子他就一天到晚在家里待着。在那种日子他过着纯朴的、然而非常愉快的生活，它使他联想到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他一刻也不停地观察他那头脑清楚、办事认真的玛尼娅怎样布置她的窠儿。他自己也想表示自己在家里不是多余的人，就做些白费力气的事情，比方说，从车房里推出双轮马车来，绕着它走一圈看一遍。玛纽莎用三头奶牛办了一个地道的牛奶场，在她那些大小地窖里收藏着许多坛牛奶和许多小罐的酸奶油，全是留着做黄油用的。有时候尼基京想开玩笑，就问她要一杯牛奶喝，她吓慌了，因为这搅乱了她定下的规矩。于是他笑着搂住她，说：

“算了，算了，我是闹着玩儿的，我的宝贝儿！我是闹着玩儿的！”

要不然，他就嘲笑她的小家子气，比方说，她在食橱里找到一小块变了味的、跟石头那么硬的腊肠或者干酪，她就一本正经地说：

“让厨房里的用人拿去吃吧。”

他对她说，这么一小块东西只配放到捕鼠器上去，她就开始激昂地证明说男人根本不懂家务事，哪怕你送三普特的珍馐美味到厨房去，也不会使得仆人大吃一惊的。他就同意她的话，欢欢喜喜地搂抱她。凡是她所说的公道话，他总觉得不平凡而惊人，至于她所说的跟他的见解抵触的话，他也觉得天真而动人。

有时候他起了玄想的兴致，他就谈起抽象的问题来。她听着，好奇地瞧着他的脸。

“我跟你在一块儿，真是无限地幸福，我亲爱的，”他说，抚摸着她的手指头，或者把她的辫子拆散，再编好，“不过我不认为我这种幸福是一种偶然落到我身上来的东西，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这幸福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合情合理的、势所必然的现象。我相信人是自己的幸福的创造者，现在我得到的正是我自己创造的东西。对了，我要不假装谦虚地说：我自己创造了这幸福，我有权享受这幸福。你知道我的过去。孤苦、贫困，不幸的童年、惨淡的青春，这一切都是奋斗，这就是我铺平的、达到幸福的一条路……”

十月间，中学校遭到重大的损失，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脑袋上生了丹毒，死了。他临死的前两天，已经神志不清，说胡话了，不过哪怕是说胡话，他也只说些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伏尔加河流进里海……马吃燕麦和草料……”

他出殡的那天，学校停课。他的同事和学生抬着盖严的灵柩在到墓园去的一路上，学校的唱诗班唱着《神圣的上帝》。三个司祭，两个助祭，所有男学生和中学的教职员，还有主教那个穿着讲究的长外衣的唱诗班都参加了出殡的行列。过路的行人碰见这隆重的出殡行列，就在胸前画十字，说：

“求上帝让我们大家都死得这么风光才好。”

从墓园回到家里，尼基京感动得很，从桌子抽屉里找出日记本来，写道：

我们刚刚把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雷日茨基放进坟墓。

愿你安息吧，勤劳的工作者！玛尼娅、瓦丽娅和送葬的一切女人全动了真情，哭了，也许因为她们知道这个没有趣味的、受尽折磨的人永世没被任何一个女人爱过吧。我原想在我同事的坟墓上说几句热情的话，可是有人警告我，说这样会惹得校长不高兴，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死者。自从结婚以来，好像这还是第一天我的心头不轻松……

后来在这一学期里，没出什么特别的事。

冬天天气暖和，下着湿雪，不算太冷，比方说，在主显节的前夜，大风整整哀号了一夜，仿佛到了秋天似的。水从房檐上滴下来，到早晨，在举行圣水仪式[13]的时候，警察不许任何人到河面上去，因为据说冰在膨胀，变黑了。可是尽管天气坏，尼基京生活得仍旧跟夏天一样幸福。他甚至又添了另外一种娱乐：他学会了玩“文特”[14]。只有两样东西偶尔使他烦躁，惹他生气，似乎妨害他的幸福不能变得圆满，那就是猫和狗，这是他连同妻子的嫁奁一齐接收下来的。各房间里，特别是在早晨，总有一股动物园的气味，任凭怎么样也消不掉那股臭气。猫常跟狗打架。那凶恶的穆希卡一天要喂十次才行；它至今还是不认尼基京，老是对他唔唔地叫：

“呜……汪汪汪……”

大斋的一天晚上，他在俱乐部里打完牌，午夜走出来，回家去。天黑，下雨，道路泥泞。尼基京心里有一种不痛快的感觉，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是什么缘故。不知道那是因为他在俱乐部里打牌输了十二卢布呢，还是因为付牌账的时候有一位对手说了句尼基京当然有的是钱，这不明明是指他妻子的陪嫁钱说的吗？他并不心疼那十二卢布，对手的那句话也没有什么可气的地方，不过，那不痛快的感觉仍旧存在。他甚至不想回家去了。

“呸，真不好！”他说，在一个灯柱旁边站住。

他猛的想到他所以不心疼那十二卢布，是因为那笔钱在他是白来的。如果他是工人，那他就会明白每一个戈比的价值，就不会不在乎输赢。再者，他心想：就是他的全部幸福在他也完全是白来的，没费什么气力，实际上对他来说是奢侈品，就跟药物对健康的人来说是奢侈品一样。要是他跟绝大多数的人那样，老是为一块面包操心，为生存奋斗，要是他工作累得胸口和背脊疼痛，那么晚饭啦，温暖舒服的住所啦，家庭幸福啦，才会成为他生活中的必需品、奖赏和装饰品。照眼前这样，那一切在他却只有一种古怪的、不明确的意义罢了。

“呸，真不好！”他又说一遍，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本身就已经是坏兆头。

等他走到家，玛尼娅已经睡在床上了。她呼吸平匀，满脸笑容，明明睡得很舒服。一只白猫躺在她身旁，蜷成一团，呜呜地打呼噜。尼基京点亮蜡烛，再点上一根烟，玛尼娅醒来了，一口气喝下一杯水。

“我大吃了一顿蜜饯，”她说，笑起来，“你到我家里去了吗？”她停了一停，问道。

“没有，我没去。”

尼基京已经知道波利扬斯基上尉（瓦丽娅最近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要调到西部的一省去，他已经在城里各处辞行，所以岳丈的家里很沉闷。

“今天傍晚瓦丽娅来了一趟，”玛尼娅说，坐起来，“她没说什么，可是从她脸上看得出她多么难过，可怜的人！我看不入眼那个波利扬斯基。他胖得皮肉松软，一走路，一跳舞，他的腮帮子就哆嗦……我绝不会挑中那种人。不过，我本来总当他是个正派人。”

“就是现在我也认为他是正派人。”尼基京说。

“那他为什么待瓦丽娅那么不好？”

“怎见得不好呢？”尼基京问，开始气恼那只白猫，它正在伸懒腰，弓起背来，“据我所知道的，他并没求婚，也没应许过她什么话。”

“那他为什么常到我家里去？要是他不想跟她结婚，他就不应该去。”

尼基京吹熄蜡烛，上了床。可是他觉着不困，也不想躺着。他觉得自己的脑袋又大又空，跟粮仓一样，有些特别的新思想在里面游荡，好像是些细长的阴影。他想除了那盏圣像灯的柔光所照着的恬静的家庭幸福以外，除了他和那只猫平静甜蜜地生活着的这个小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他就忽然生出热烈迫切的愿望，一心想到那个世界里去，在一个工厂或者什么大作坊里做工，或者去发表演说，去写文章，去出版书籍，去奔走呼号，去劳累，去受苦……他需要一样东西来抓住他的全身心，使得他忘记自己，不管个人的幸福，这种幸福的感觉是那样单调无味。他的脑子里忽然活生生地升起谢巴尔津的剃光胡子的模样，吃惊地对他说：

“您居然没读过莱辛的著作！您多么落后！上帝啊，您多么堕落！”

玛尼娅又开始喝水。他瞧着她的脖子，瞧着她的丰满的肩膀和胸脯，想起当初那个准将在教堂里说过的那句话：“玫瑰花。”

“玫瑰花。”他嘟哝了一句，笑起来。

他的笑声由床底下睡意蒙眬的穆希卡的吠声接应着：

“呜……汪汪汪……”

浓重的怨恨像一个冰凉的小锤子那样捣他的心。他有意对玛尼娅说句粗鲁的话，甚至想跳起来打她。他心跳起来。

“这么一说，”他抑制着自己的愤怒问，“当初我既是到你们家里去，我就非跟你结婚不可？”

“当然。这你自己也很明白嘛。”

“妙极了。”

过了一分钟，他又说一遍：

“妙极了。”

为了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为了少说废话，尼基京就走进自己的书房，在长沙发上躺下来，也不垫个枕头。后来他又躺在地板上的地毯上。

“简直是胡想！”他宽慰自己说，“你是教师，干的是顶高尚的职业……你何必还要什么另外的世界？真是荒唐！”

可是他立刻很有把握地对自己说：他完全算不得教师，不过是个官僚罢了，跟那教希腊语的捷克人一样庸碌无能。他素来没有当教师的志向，一点也不懂儿童教育，对它也从不发生兴趣。他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孩子才好。他不明白他所教的课的意义，甚至也许简直没教对。去世的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明显地蠢笨，所有的同事和学生都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都料得出他的作为，可是他尼基京跟那捷克人一样，善于掩藏自己的蠢笨，巧妙地蒙哄大家，装出他的一切都顺顺当当的样子。这些新想法使得尼基京害怕。他丢开它们，骂它们荒唐，相信这全是因为他神经失常，将来他会笑他自己。

到第二天早晨，他果然笑自己神经过敏，骂自己是个娘们儿，可是他已经清楚地感到他的平静心境消失了，大概永远消失了。在这没抹灰泥的两层楼的小房子里，要想幸福在他已经不可能了。他发觉幻想已经破灭，一种新的、心思不宁的、自觉的生活正在开端，这跟平静心境和个人幸福却不能并存。

第二天是星期日，他在中学校的小教堂里碰见校长和同事。他觉得他们都仿佛在费尽心机周密地遮盖自己的无知和对生活的不满。他自己为了不在他们面前露出自己的心慌意乱，就赔着笑脸，讲些废话。然后他到火车站去看邮车开来，再开走。他觉着倒是剩下自己一个人，不必跟别人敷衍，还痛快些。

回到家里，他碰见瓦丽娅和他岳丈来他家里吃饭。瓦丽娅带着泪痕，抱怨头痛。谢列斯托夫吃了很多东西，说眼下的青年人全靠不住，他们当中很少人有正人君子的胸襟。

“这是粗鄙！”他说，“我要当面对他这样说：‘这是粗鄙，先生。’”

尼基京赔着笑脸，帮玛尼娅招待客人，可是吃过饭，他却走进自己的书房，关上了门。

三月的太阳光辉灿烂，照进玻璃窗，在桌上洒下炎热的光。这天只不过是这月的十二日，可是马车夫已经在赶马车[15]，椋鸟已经在花园里嘁嘁喳喳地吵闹。看样子，玛纽莎马上会进来，伸出一只胳膊搂着他的脖子，告诉他说马儿或者敞篷马车已经等在门口，问他她应该穿什么衣服才不致挨冻。春天开始了，跟去年春天一样美妙，应许了同样的欢乐……可是尼基京却在想：现在请个假，到莫斯科去，到涅林诺伊他的旧居去住下来才好。在隔壁房间，他们在喝咖啡，谈着波利扬斯基上尉。他极力不去听他们的话，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着：“我的上帝，我是在什么地方啊？我给庸俗，庸俗，团团围住了。乏味而渺小的人、一罐罐的酸奶油、一坛坛的牛奶、蟑螂、蠢女人……再也没有比庸俗更可怕、更使人屈辱、更使人愁闷的东西了。我得从这儿逃掉，我今天就得逃，要不然我就要发疯了！”

1894年

[1] 都是玛丽亚的小名。

[2] 都是玛丽亚的小名。

[3] “第三厅”是沙皇的最高警察机构，在一八二六年成立，目的在于镇压革命活动。“第三厅”特别残酷地迫害进步的出版物和进步的俄罗斯文学。

[4] 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5] 普希金的历史诗剧。

[6] 法语：“大环舞”，一种古代集体舞蹈的花样。

[7] 古埃及人用防腐剂保存下来的人体。

[8] 莱辛（1729—1781），德国批评家兼剧作家。

[9] 一种牌戏名。

[10] 在西伯利亚。

[11] 路德派是基督教中的新教派。

[12] 波兰的一种民族舞。

[13] 基督教的仪式，为水祝福，在一月六日举行。

[14] 一种牌戏名。

[15] 照理这时候天气还冷，雪没化，应当赶雪橇才对。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一

婚礼以后，就连清淡的凉菜也没有；新婚夫妇各自喝下一杯酒，就换上衣服，坐马车到火车站去了。他们没有举行欢乐的结婚舞会和晚餐，没有安排音乐和跳舞，却到二百俄里以外参拜圣地去了。许多人都赞成这个办法，说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已经身居要职，而且年纪也不算轻，热闹的婚礼或许不大相宜了。再者，一个五十二岁的官吏跟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姑娘结婚，音乐就叫人听着乏味了。大家还说：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其所以想出到修道院去旅行一趟，是特意要让年轻的妻子知道：就连在婚姻中，他也把宗教和道德放在第一位。

人们纷纷到车站去给这对新婚夫妇送行。一群亲戚和同事站在那儿，手里端着酒杯，专等火车一开就嚷“乌拉”，新娘的父亲彼得·列昂契奇戴一顶高礼帽，穿着教员制服，已经喝醉，脸色很苍白，不住地端着酒杯向窗子那边伸过头去，恳求地说：

“阿纽达[1]！阿尼娅[2]，阿尼娅！有一句话要跟你说！”

阿尼娅在窗口弯下腰来凑近他，他就凑着她的耳朵小声说话，用一股酒臭气熏着她，用呼出来的气吹着她的耳朵，结果她什么也听不明白。他在她脸上、胸上、手上画十字，同时他的呼吸发颤，眼泪在他眼睛里发亮。阿尼娅的兄弟，那两个中学生，彼佳和安德留沙，在他背后拉他的制服，用忸怩的口气悄悄说：

“爸爸，够了……爸爸，别说了……”

火车开了，阿尼娅看见她父亲跟着车厢跑了几步，脚步踉跄，他的酒也洒了，他的脸容多么可怜、善良、惭愧啊。

“乌——拉！”他嚷道。

现在只剩下这对新婚夫妇在一起了。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瞧一下车室，把东西放到架子上去，在年轻的妻子对面坐下来，微微笑着。他是个中等身材的官吏，相当丰满，挺胖，保养得很好，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却没留上髭。他那剃得光光、轮廓鲜明的圆下巴看上去像是脚后跟。他脸上最有特色的一点是没有唇髭，只有光秃秃的、新近剃光的一块肉，那块肉渐渐过渡到像果冻一样颤抖的肥脸蛋上去。他风度尊严，动作从容，态度温和。

“现在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情来了，”他微笑着说，“五年前柯索罗托夫接受二等圣安娜勋章，去向大人道谢的时候，大人说过这样的话：‘那么您现在有三个安娜了：一个挂在您的纽扣眼上，两个挂在您的脖子上。’这得说明一下。当时柯索罗托夫的太太，一个爱吵架的轻佻女人，刚刚回到他家里来，她的名字就叫做安娜。我希望等我接受二等安娜勋章的时候，大人不会有理由对我说这种话。”

他那双小眼睛微笑着。她也微笑，可是一想到这个人随时会用他那粘湿的厚嘴唇吻她，而且她没有权利拒绝，就觉着心慌。他那胖身子只要微微一动，就会吓她一跳；她觉得又可怕又恶心。他站起来，不慌不忙地从脖子上取下勋章，脱掉上衣和坎肩，穿上长袍。

“这样就舒服一点了。”他在阿尼娅身边坐下来说。

她想起参加婚礼的时候多么痛苦，那时候她觉着不管司祭也好，来宾也好，总之，教堂里所有的人都忧愁地瞧着她，暗自问着：这么一个可爱的漂亮姑娘为什么，究竟为什么嫁给这么一个没有趣味、上了岁数的人呢？只不过那天早晨，她还因为一切布置得很好而高兴，可是后来在举行婚礼的时候，现在坐在火车车厢里的时候，她却觉着做错了事，上了当，荒唐可笑了。现在她跟一个阔人结婚了，可是她仍旧没有钱，她的结婚礼服是赊账缝制的。今天她父亲和弟弟来给她送行，她从他们的脸容看得出他们身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今天他们有晚饭吃吗？明天呢？不知什么缘故她觉着眼下她不在家，她父亲和那两个男孩坐在家里正在挨饿，而且跟母亲下葬后第一天傍晚那样感到凄凉。

“啊，我是多么不幸！”她想，“为什么我那么不幸啊？”

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个庄重的、不惯于跟女人打交道的人，他挺别扭地搂一搂她的腰，拍一拍她的肩膀。她却想着钱，想着母亲，想着母亲的死。她母亲去世以后，她父亲彼得·列昂契奇，一个中学里的图画和习字教员，喝上了酒，紧接着家里就穷了。男孩们没有皮靴和雨鞋穿，她父亲给拉到调解法官那儿去，有一个法警跑来把家具列了清单……多么丢脸啊！阿尼娅只得照料喝醉的父亲，给弟弟补袜子，上市场。遇到有人称赞她年轻漂亮，风度优雅，她就觉着全世界都在瞧她的便宜的帽子和靴子上用墨水染过的窟窿。每到夜里她就哭，心里充满不安的、摆脱不掉的思想，老是担心她父亲很快就会因为他的嗜好而被学校辞退，那他会受不了，于是也跟母亲一样死掉。可是后来他们所认识的一些太太们出头张罗起来，开始替阿尼娅找一个好男人。不久她们就找到了这个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既不年轻，也不好看，可是有钱。他在银行里大约有十万存款，还有一个租赁出去的祖传的田庄。这个人规规矩矩，很得上司的赏识。人家对阿尼娅说，要他请求大人写封信给中学校长，甚至给督学，以免彼得·列昂契奇被辞掉，那在他是很容易办到的……

她正在回想这些事，却忽然听见音乐声飘进窗口来，掺杂着嗡嗡的说话声。原来火车在一个小车站上停住了。月台后面的人群里，有一个手风琴和一个吱嘎吱嘎响的便宜提琴正在奏得热闹，军乐队的声音从高高的桦树和白杨后面，从浸沉在月光中的别墅那边传来。别墅里一定在开跳舞晚会。别墅的住客和城里人遇到好天气，总要到这儿来透一透新鲜空气，如今他们正在月台上走来走去。这当中有一个人是所有的消夏别墅的房东，富翁，他是一个又高又胖的黑发男子，姓阿尔狄诺夫。他生着暴眼睛，脸长得像亚美尼亚人，穿一身古怪的衣服。他上身穿一件衬衫，胸前没系扣子，脚上穿一双带马刺的高筒靴，一件黑斗篷从肩膀上耷拉下来，拖在地上像长后襟一样。两条猎狗跟在他身后，用尖鼻子嗅着地面。

眼泪仍旧在阿尼娅的眼睛里闪亮，可是她现在不再回想她母亲，不再想到钱，不再想到她的婚事了。她跟她认得的中学生和军官们握手，欢畅地微笑着，很快地说：

“你们好！生活得怎么样？”

她走出去，站在两个车厢中间的小平台上，让月光照着她，好让大家都看见她穿着漂亮的新衣服，戴着帽子。

“为什么我们的火车停在这儿不走？”她问。

“这儿是个让车站，”别人回答她说，“他们在等邮车开来。”

她看见阿尔狄诺夫在看她，就卖弄风情地眯细眼睛，大声讲法国话。于是，因为她自己的声音那么好听，因为她听见了音乐，因为月亮映在水池上，又因为阿尔狄诺夫，那出名的风流男子和幸运的宠儿，那么热切而好奇地瞧着她，还因为大家的兴致都很好，她忽然觉着快活起来。等到火车开动，她所认识的军官们向她行军礼告别，她索性哼起树林后面军乐队轰轰响着送来的波利卡舞曲了。她一面走回车室，一面觉得方才在那小车站上好像已经得到保证：不管怎样，她将来一定会幸福的。

这对新婚夫妇在修道院里盘桓了两天，然后回到城里。他们住在公家的房子里。每逢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出去办公，阿尼娅就弹钢琴，或者郁闷得哭一阵，再不然就在一个躺椅上躺下来，看小说，或者翻时装杂志。吃饭时候，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吃得很多，谈政治，谈任命、调职、褒奖，还谈到人必须辛苦工作，说是家庭生活不是取乐，而是尽责，说一个个的戈比都当心着用，卢布自然就会来了，又说他把宗教和道德看得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要紧。他手里捏紧一把餐刀像拿着一把剑似的，说：

“各人都应当有各人的责任！”

阿尼娅听着他讲话，心里害怕，吃不下去，通常总是饿着肚子从桌旁站起来。饭后她丈夫睡午觉，鼾声很响，她就出门回到自己家去。她父亲和弟弟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瞧她，仿佛刚才在她进门以前，他们正在骂她不该为钱嫁给一个她并不爱的枯燥无味的男子似的。她的沙沙响的衣服、她的镯子、她周身上下那种太太气派，使他们觉得拘束，侮辱了他们。他们在她面前有点窘，不知道该跟她谈什么好，不过他们还是跟从前那样爱她，吃饭时候她不在座还会觉着不惯。她坐下来跟他们一块儿喝白菜汤，喝粥，吃那种有蜡烛气味的羊油煎出来的土豆。彼得·列昂契奇用发抖的手拿起小酒瓶斟满他的酒杯，带着贪馋的神情，带着憎恶的神情匆匆喝干，然后喝第二杯，第三杯……彼佳和安德留沙，那两个生着大眼睛的、又白又瘦的男孩，夺过小酒瓶来，着急地说：

“喝不得了，爸爸……够了，爸爸……”

阿尼娅也不安，央求他别再喝了。他却忽然冒火了，用拳头捶桌子。

“我不准人家管我！”他嚷着，“顽皮的男孩！淘气的姑娘！我要把你们统统赶出去！”

不过他的声音流露出软弱和忠厚，谁也不怕他。饭后他总是仔细地打扮自己。他脸色苍白，下巴上因为刮胡子不小心而留下一个口子。他伸长了瘦脖子，在镜子前面足足站半个钟头，加意修饰，一会儿梳头，一会儿捋黑唇髭，周身洒上香水，把领带打成花结，然后他戴上手套和高礼帽，出门教家馆去了。如果那是放假的日子，他就待在家里绘画或者弹小风琴，那个琴就呼呼响，咕咕叫起来。他极力弹出匀称和谐的声音，边弹边唱，要不然就向男孩们发脾气：

“可恶的东西！坏蛋！你们把这乐器弄坏了！”

每到傍晚，阿尼娅的丈夫就跟那些同住在公家房子里的同事们打牌。在打牌的时候，那些官员的太太也聚到一起来，她们都是些丑陋的、装束粗俗的、跟厨娘一样粗鲁的女人。于是种种诽谤的话就在这房子里传开了，那些话跟这些官太太本身一样的丑恶和粗俗。有时候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带着阿尼娅到剧院去。在休息时间，他从不放她离开身边一步，挽着她的胳臂走过走廊和休息室。每逢他跟什么人打过招呼以后，就立刻小声对阿尼娅说：“他是五等文官，……大人接见过他，……”或者“这人家道殷实……有房产……”他们走过小吃部的时候，阿尼娅很想吃点甜食，她喜欢吃巧克力糖和苹果糕，可是她没有钱，又不好意思问丈夫要。他呢，拿起一个梨，用手指头揉搓一阵，犹疑不定地问：

“多少钱一个？”

“二十五个戈比！”

“好家伙！”他回答，把那只梨放回原位。不过不买东西就走出小吃部又不像话，他就要了瓶矿泉水，自己把一瓶全喝光，眼泪都涌到他眼睛里来了。在这种时候，阿尼娅总是恨他。

或者他忽然涨得满脸通红，很快地对她说：

“向那位老太太鞠躬！”

“可是我不认识她。”

“没关系。她是税务局长的太太！我说，你倒是鞠躬啊！”他固执地埋怨道，“你的脑袋又不会掉下来。”

阿尼娅就鞠躬，她的脑袋也果然没有掉下来，可是这使她难过。她丈夫要她做什么她就做，同时她又恼恨自己，因为他把她当作最傻的傻瓜那样欺骗她。她原是只为了钱才跟他结婚的，不料现在她比婚前更缺钱。早先，她父亲至少有时候还给她一枚二十戈比银币，可是现在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偷偷拿钱，或者跟他要钱，她都办不到。她怕她丈夫，她在他面前发抖。她觉着她灵魂里仿佛早就存着对这个人的惧怕似的。从前她小时候总是觉得中学校长永远是世界上顶威严可怕的一种力量，好比乌云似地压下来，或者像火车头似地开过来，要把她压死似的。另一个同样的力量是大人，这是全家常常谈起，而且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大家都害怕的一个人。此外还有十个别的力量，不过少可怕一点，其中有一个中学教师，他上髭刮得光光的，严厉，无情。现在，最后来了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他连相貌都长得像校长。在阿尼娅的想象中所有这些力量合成一个力量，活像一只可怕的大白熊，威逼着像她父亲那样的弱者和罪人。她不敢说顶撞的话，勉强陪着笑脸，每逢受到粗鲁的爱抚，被那种使她心惊胆战的搂抱所玷污的时候，还要装出快乐的神情。

彼得·列昂契奇只有一回大着胆子向他借五十卢布，好让他还一笔很讨厌的债，可是那是多么受罪啊！

“好吧，我给您这笔钱，”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想了一想说，“可是我警告您，往后您要是不戒酒，我就再也不帮您忙了。一个在政府机关里做事的人养成这样的嗜好是可耻的！我不能不向您提起一件人人都知道的事实：许多有才干的人都是被这种嗜好毁掉的，然而他们一戒掉酒，也许能逐渐成为头面人物。”

随后是很长的句子：“按照……”“由于这种情形的结局……”“只因为上述的种种”。可怜的彼得·列昂契奇受了侮辱而十分难堪，反倒更想喝酒了。

男孩们总是穿着破靴子和破裤子来看望阿尼娅，他们也得听取他的教训。

“各人都应当有各人的责任！”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对他们说。

他不给他们钱。可是他送给阿尼娅镯子、戒指、胸针，说是这些东西留到急难的日子自有用处。他常常打开她锁着的五屉柜，查看一下那些东西还在不在。

二

这当儿冬天来了。还在圣诞节以前很久，当地报纸就发布消息，说一年一度的冬季舞会“定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贵族俱乐部举行。每天傍晚打完牌以后，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总是很兴奋，跟那些官太太们交头接耳，担心地打量阿尼娅，随后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走上很久，想心事。最后，一天晚上，夜深了，他在阿尼娅面前站定，说：

“你应当做一件跳舞衣服。听明白没有？只是请你跟玛丽亚·格里戈里耶夫娜和娜塔利娅·库兹明尼希娜商量一下。”

他给了她一百卢布。她收下钱，可是她在定做跳舞衣服的时候并没有找谁商量，只跟父亲提了一下。她极力揣摸她母亲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参加舞会。她那故去的母亲素来打扮得最时髦，老是为阿尼娅忙碌，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跟洋娃娃一样，教她说法国话，教她把马祖尔卡舞跳得极好（她在婚前做过五年家庭女教师）。阿尼娅跟母亲一样会用旧衣服改成新装，用汽油洗手套，租赁bijoux[3]穿戴起来。她也跟母亲一样善于眯细眼睛，娇声娇气地说话，做出妩媚的姿势，遇到必要时候装得兴高采烈，或者做出哀伤的、叫人琢磨不透的神情。她从父亲那儿继承了黑色的头发和眼睛、神经质、经常打扮得很漂亮的习惯。

在动身去参加舞会的半个钟头以前，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没穿礼服走进她的房间，为了在她的穿衣镜面前把勋章挂在自己脖子上，他一见她的美丽和那身新作的轻飘衣服的灿烂夺目，不由得着了迷，得意地摩挲着他的络腮胡子说：

“原来我的太太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原来你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啊！阿纽达！”他接着说下去，却忽然换了庄严的口气，“我已经使得你幸福了，那么今天你也可以办点事来使我幸福一下。我请求你想法跟大人的太太拉拢一下！看在上帝的份上，求你办一办！有她出力，我就能谋到高级陈报官的位子！”

他们坐车去参加舞会。他们到了贵族俱乐部，门口有看门人守着。他们走进前厅，那儿有衣帽架、皮大衣，仆役川流不息，袒胸露背的太太们用扇子遮挡着穿堂风。空气里有煤气灯和士兵的气味。阿尼娅挽着丈夫的胳臂走上楼去，耳朵听着音乐声，眼睛看着大镜子里她全身给许多灯光照着的影子，心头不由得涌上来一股欢乐，就跟那回在月夜下在小车站上一样感到了幸福的预兆。她带着自信的心情骄傲地走着，她第一回觉着自己不是姑娘，而是成年的女人，她不自觉地摹仿故去的母亲的步态和气派。这还是她生平第一回觉着自己阔绰和自由。就连丈夫在身旁，她也不觉着难为情，因为她跨进俱乐部门口的时候，已经本能地猜到：老丈夫在身旁不但一点也不会使她减色，反而会给她添上一种男人十分喜欢的、搔得人心痒的神秘意味。大厅里乐队已经在奏乐，跳舞开始了。阿尼娅经历过公家房子里的那段生活以后，目前遇到这种亮光、彩色、音乐、闹声，就向大厅里扫了一眼，暗自想道：“啊，多么好啊！”她立刻在人群里认出了她所有的熟人，所有以前在晚会上或者游园会上见过的人，所有的军官、教师、律师、文官、地主、大官、阿尔狄诺夫和那些上流社会的太太们。这些太太有的浓装艳抹，有的露出一大块肩膀和胸脯，有的漂亮，有的难看，她们已经在慈善市场的小木房和售货亭里占好位子，开始卖东西，替穷人募捐了。有一个身材魁伟、戴着肩章的军官（她还是当初做中学生的时候在旧基辅街跟他认识的，可是现在想不起他的姓名了）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请她跳华尔兹舞。她就离开丈夫，翩翩起舞，马上觉得自己好像在大风暴中坐着一条小帆船随波起伏，丈夫已经远远地留在岸上了似的……她热烈而痴迷地跳华尔兹舞，然后跳波利卡舞，再后跳卡德里尔舞，从这个舞伴手上飞到另一个舞伴手上，给音乐声和嘈杂声闹得迷迷糊糊，讲起话来俄国话里夹几句法国话，发出娇滴滴的声调，不住嗬嗬地笑，脑子里既没有想她丈夫，也没有想别的人，别的事。她引得男子纷纷艳羡，这是明明白白的，而且也不可能不这样。她兴奋得透不出气，颤巍巍地抓紧扇子，觉着口渴。她父亲彼得·列昂契奇穿一件有汽油味的、揉皱的礼服，走到她面前，递给她一小碟红色冰激凌。

“今天傍晚你真迷人，”他快活地瞧着她说，“我从没像今天这么懊悔过，你不该急急忙忙地结婚……何必结婚呢？我知道你是为我们的缘故才结婚的，可是……”他用发抖的手拿出一卷钞票来，说，“今天我收到了教家馆的薪水，可以还清我欠你丈夫的那笔钱了。”

她把小碟递到他手里，立刻就有人扑过来，一转眼间就把她带到远处去了。她从舞伴的肩膀上望出去，一眼看见她父亲搂住一位太太，在镶木地板上滑着走，带她在大厅里回旋。

“他在没有喝醉的时候多么可爱啊！”她想。

她跟原先那个魁伟的军官跳马祖尔卡舞；他庄严而笨重，像一具穿着军服的兽尸，一面走动一面微微扭动肩膀和胸脯，微微顿着脚，仿佛他非常不想跳舞。她呢，在他四周轻盈地跳来跳去，用她的美貌和裸露的脖子打动他的心。她的眼睛兴奋地燃烧着，她的动作充满热情。他却变得越来越冷淡，像皇帝发了慈悲似地向她伸出手去。

“好哇，好哇！……”旁观的人们说。

可是魁伟的军官也渐渐的来劲了。他活泼起来，兴奋起来，已经给她的妩媚迷住，满腔热火，轻盈而年轻地跳动着，她呢，光是扭动肩膀，调皮地瞧着他，仿佛她已经是皇后，而他是奴隶似的。这当儿她觉着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在瞧他们，每个人都呆住了，而且嫉妒他们。魁伟的军官还没来得及为这场舞蹈向她道谢，忽然人群让出一条路来，男人们有点古怪地挺直身子，垂下两只手贴在裤缝上……原来，燕尾服上挂着两颗星章的大人向她走过来了。是的，大人确实向她走过来了，因为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她，脸上现出甜蜜的笑容，同时像在咀嚼什么东西似的舔着自己的嘴唇，他每逢看见漂亮女人总要这样。

“真高兴，真高兴……”他开口了，“我要下命令罚您的丈夫坐禁闭室，因为他把这样一宗宝贝一直藏到现在，瞒住我们。我是受我妻子的委托来找您的，”他接着说，向她伸出胳膊，“您得帮帮我们的忙……嗯，对了……应当照美国人的办法那样……发给您一份美人奖金才对……嗯，对了……美国人……我的妻子等得您心焦了。”

他带她走到小木房那儿，给她引见一个上了岁数的太太，那太太的脸下半部分大得不成比例，因此看上去倒好像她嘴里含着一块大石头似的。

“帮帮我们的忙吧，”她带点鼻音娇声娇气地说，“所有的美人儿都在为我们的慈善市场工作，只有您一个人不知什么缘故却在玩乐。为什么您不肯帮帮我们的忙呢？”

她走了，阿尼娅就接替她的位子，守着茶杯和银茶炊。她这儿的生意马上就兴隆起来。阿尼娅卖一杯茶至少收一个卢布，硬逼那个魁伟的军官喝了三杯。富翁阿尔狄诺夫生着一双暴眼睛，害着气喘病，也走过来了。他不像夏天阿尼娅在火车站看见的那样穿一身古怪的衣服，而是跟大家一样穿着燕尾服了。他两眼盯紧阿尼娅，喝下一杯香槟酒，付了一百卢布，然后喝点茶，又给了一百，始终没开口说话，因为他害气喘病而透不过气来……阿尼娅招来买主，收下他们的钱，她已经深深相信：她的笑容和眼光一定能给这些人很大的快乐。她这才明白：她生下来是专为过这种热闹、灿烂、有音乐和舞蹈，获得许多崇拜者的欢笑生活。她许久以来对于那种威逼着她、要把她活活压死的力量的恐惧依她看来显得可笑了，现在她谁也不怕，只是惋惜母亲已经去世，要是如今在场，一定会为她的成功跟她一块儿高兴呢。

彼得·列昂契奇脸色已经发白，不过两条腿还算站得稳，他走到小木房这儿来，要一小杯白兰地喝。阿尼娅脸红了，料着他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她已经因为自己有一个这样穷酸、这样平凡的爸爸而觉着难为情了），可是他喝干那杯酒，从他那卷钞票里抽出十卢布来往外一丢，一句话也没说就尊严地走了。过了一会儿，她看见他跟一个舞伴参加大圆舞[4]，这时候脚步已经不稳，嘴里不断地嚷着什么，弄得他的舞伴十分狼狈。阿尼娅想起三年前他在舞会上也这样脚步踉跄，吵吵嚷嚷，结果被派出所长押回家来睡觉，第二天校长威吓他说要革掉他的差使。这种回忆来得多么不是时候啊！

等到小木房里的茶炊熄灭，疲乏的女慈善家们把自己的进款交给那位嘴里含着石头的上了岁数的太太，阿尔狄诺夫就伸出胳膊来挽住阿尼娅，走到大厅里去，那儿已经为全体参加慈善市场的人们开好了晚饭。吃晚饭的只不过二十来个人，可是很热闹。大人提议干杯：“在这堂皇的餐厅里，应当为今天市场的服务对象，那些廉价食堂的兴隆而干杯。”陆军准将提议“为那种就连大炮也要屈服的力量干杯”，大家就纷纷举起酒杯跟太太们碰杯。真是快活极了，快活极了！

临到阿尼娅由人送回家去，天已经大亮，厨娘们上市场去了。她高高兴兴，带着醉意，脑子里满是新印象，累得要命，就脱掉衣服，往床上一躺，立刻睡着了……

当天下午一点多钟，女仆来叫醒她，通报说阿尔狄诺夫先生来拜访了。她赶快穿好衣服，走进客厅。阿尔狄诺夫走后不久，大人就来了，为她参加慈善市场工作而向她道谢。他带着甜蜜蜜的笑容瞧她，像是在咀嚼什么东西似的舔着嘴唇，吻她的小手，请求她准许他以后再来拜访，然后告辞走了。她呢，站在客厅中央，又吃惊又迷惑，不相信她的生活这么快就起了变化，惊人的变化。这当儿她丈夫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走进来了……现在他站在她面前也现出那种巴结的、谄笑的、奴才般的低声下气神情了，这样的神情在他遇见权贵和名人的时候她常在他脸上看见。她又是快活，又是气愤，又是轻蔑，而且相信自己无论说什么话也没关系，就咬清每个字的字音说：

“滚开，蠢货！”

从这时候起，阿尼娅再也没有一个空闲的日子了，因为她时而参加野餐，时而出去游玩，时而演出。她每天都要到夜半以后才回家，在客厅地板上睡一觉，过后却又动人地告诉大家说她怎样在花丛底下睡觉。她需要很多的钱，不过她不再怕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了，花他的钱就跟花自己的一样。她不央求他，也不硬逼他，光是派人给他送账单或者条子去。“交来人二百卢布，”或者“即付一百卢布。”

到复活节，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领到了二等安娜勋章。他去道谢的时候，大人放下报纸，在圈椅上坐得更靠后一点。

“那么现在您有三个安娜了，”他说，看着自己的白手和粉红色的指甲，“一个挂在您的纽扣眼上，两个挂在您的脖子上。”

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出于谨慎举起两个手指头来放在嘴唇上，免得笑声太响。他说：

“现在我只巴望小符拉吉米尔出世了。我斗胆请求大人做教父。”

他指的是四等符拉吉米尔勋章。他已经在揣想将来他怎样到处去讲自己这句妙语双关的话了。这句话来得又机智又大胆，妙极了。他本来还想说点同样妙的话，可是大人又埋下头去看报，光是对他点一点头……

阿尼娅老是坐上三匹马拉着的车子到处奔走，她跟阿尔狄诺夫一块儿出去打猎，或是演独幕剧，或是出去吃晚饭，越来越不大去找自己家里的人。现在他们吃饭没有她来作伴了。彼得·列昂契奇酒瘾比以前更大，钱却没有，小风琴早已卖掉抵了债。现在男孩们不放他一个人上街去，总是跟着他，深怕他跌倒。每逢他们在旧基辅街上遇见阿尼娅坐着由一匹马驾辕、一匹马拉套的双马马车出来兜风，同时阿尔狄诺夫代替车夫坐在车夫座上的时候，彼得·列昂契奇就脱下高礼帽，想对她嚷一声，可是彼佳和安德留沙揪住他的胳膊，恳求地说：

“不要这样，爸爸……别说了，爸爸！……”

1895年

[1] 安娜的爱称。

[2] 安娜的爱称。

[3] 法语：贵重的首饰。

[4] 一种法国的舞蹈。

带阁楼的房子

画家的故事

一

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某省某县，住在地主别洛库罗夫的庄园上。他是个青年人，起床很早，平时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每到傍晚就喝啤酒，老是对我抱怨说，他从没得到过任何人的同情。他在花园中一所小房里住着，我却住在地主的老宅子一个有圆柱的大厅里，那儿除了我用来睡觉的一张宽阔的长沙发和我用来摆纸牌卦[1]的一张方桌以外，别的家具一无所有。那儿的一个亚摩司式的旧火炉里，哪怕在没风的天气，也老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而在暴风雨的时候，整个房子就都颤摇，仿佛要咔嚓一声倒下来，土崩瓦解似的，特别是夜里，所有十个大窗子突然被闪电照亮，那才有点吓人呢。

我命中注定了经常闲散，简直什么事也不做。我一连几个钟头从我的窗子里望出去，瞧着天空，瞧着飞鸟，瞧着林荫道，或者把邮递员给我送来的信件报纸之类统统读完，或者睡觉。有的时候我走出房外，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散步，直到暮色很深才回来。

有一次我走回家来，无意中闯进一个我不熟识的庄园里去了。太阳已经在落下去，黄昏的阴影在开花的黑麦地里铺开来。有两行老云杉立在那儿，栽得很密，生得很高，好比两堵连绵不断的墙，夹出一条幽暗而美丽的林荫道。我轻巧地越过一道栅栏，顺着那条林荫道走去，地上盖着云杉的针叶，有一俄寸厚，走起来滑脚。那儿安静而阴暗，只有树梢高处有的地方颤抖着明亮的金光，蜘蛛网上闪着虹彩。空中有一股针叶的气味，浓得叫人透不出气来。后来我拐一个弯，走上一条两旁是椴树的长林荫道。这儿也荒凉而古老，去年的树叶悲伤地在我的脚下沙沙响。树木之间的昏光里隐藏着阴影。右边古老的果园中有一只金莺用微弱的嗓音不起劲地歌唱，它一定也老了。可是后来椴树林也到了尽头，我走过一所有露台而且带阁楼的白房子。出乎意外，我的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地主的庭院，一个宽阔的池塘，边上有个浴棚，栽着一丛碧绿的柳树。对岸有一个村子，矗立着一座高而窄小的钟楼，楼顶上的十字架映着夕阳，像在燃烧。一时间，我感到一种亲切而又很熟悉的东西的魅力，倒好像以前我小的时候见过这些景物似的。

一个石砌的白色大门口由院子里通到野外，大门古老而坚固，上面雕着狮子，门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年纪大一点的那个，生得苗条，苍白，很美，头上的栗色密发蓬蓬松松，长着一张倔强的小嘴，神态严峻，看也不看我。另一个还十分年轻，不过十七八岁，也苗条而苍白，生一张大嘴和一双大眼睛，看见我路过就惊奇地瞧着我，说了句英国话，神情忸怩。我觉得那两张可爱的脸以前也好像早就认识似的。我一面走回家去，一面觉得仿佛做了一场美梦。

这以后不久，有一天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正在我们的房子附近散步，忽然出乎意外，有一辆安着弹簧的四轮马车沙沙响地滚过草地，走进院子里来，车上坐着的就是那两个姑娘当中的一个。她是年纪大一点儿的那个。她是带着认捐单来替遭了火灾的人募捐的。她眼睛没有看着我们，严肃而详尽地向我们说明西亚诺沃村有多少所房子烧毁，有多少男女村民和儿童无家可归，救灾委员会初步打算采取什么步骤，而她现在就是那个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她要我们写下认捐的款项以后，收起认捐单，立刻开始告辞。

“您完全忘了我们，彼得·彼得罗维奇，”她对别洛库罗夫说，向他伸出手去以便握手，“您来吧，如果某某先生（她说出我的姓）愿意看一看他的才能的崇拜者在怎样生活而光临寒舍，我的母亲和我是会很高兴的。”

我鞠躬。

她走后，彼得·彼得罗维奇讲起来。这个姑娘，依他的说法，是上流人家出身，名叫莉季娅·沃尔恰尼诺娃，她同母亲和妹妹所住的庄园，如同池塘对岸的村子一样，都叫谢尔科夫卡。她父亲从前在莫斯科地位显赫，做到三品文官，后来去世。尽管广有家财，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却不论冬夏总是住在乡下，从不离开。莉季娅在她们的谢尔科夫卡村一个由地方自治局开办的学校里做一名教师，每个月领二十五个卢布的薪金。她自己的用项全靠这笔钱开支，由于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是个很有趣的家庭，”别洛库罗夫说，“也许，过一天我们到她们家里去一趟吧。她们见到您会很高兴。”

有一个假日，我们吃过中饭以后，想起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就动身到谢尔科夫卡去。她们，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以前大约很美，现在却未老先衰，害着哮喘病，神态忧郁，精神恍惚，极力跟我谈绘画。她从女儿那儿知道我也许会到谢尔科夫卡来，就连忙回想她在莫斯科的画展上见过我的两三张风景画，现在就问我在那些画里打算表现什么。莉季娅，或者按她在家里的称呼，莉达，大半在跟别洛库罗夫说话，很少跟我谈天。她神情严肃，不带笑容地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局去工作，为什么地方自治局的会议一次也没有参加过。

“这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道，“这不好。该害臊才是。”

“说得对，莉达，说得对，”母亲同意道，“这不好。”

“我们全县都由巴拉京把持在手心里，”莉达转过身来对着我，继续说，“他自己做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把县里所有的职位都分给他那些侄子和女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必须斗争才行。青年人应当组成强有力的一派，可是您看，我们的青年人是什么样子。该害臊才是，彼得·彼得罗维奇！”

妹妹叶尼娅在他们议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没有开口。她从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家里的人还没有把她看成大人，由于她小而叫她米修司，因为她小时候就是把她的家庭女教师叫做Mucc[2]的。她一直带着好奇心瞧我，临到我翻看照片簿，她就解释说：“这是舅舅……这是教父。”而且伸出小小的手指头指点照片。这时候她就像小孩子那样把肩膀挨着我，我就近看见了她那柔弱而没有发育起来的胸脯、消瘦的肩膀、发辫、由腰带勒紧的苗条身材。

我们玩槌球，打lown-tennis[3]，在花园里散步，然后在晚饭席上坐很久。在立着圆柱而且又大又空的厅里住过以后，来到这个不大而又舒适的房子里，看见墙上不贴粗俗的彩色画片，听见大家对仆人一律称呼“您”，我感到颇为自在。由于有莉达和米修司在场，在我的心目中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一切都带着正派的意味。晚饭席上，莉达又对别洛库罗夫谈起地方自治局，谈起巴拉京，谈起学校图书室。她是个活跃、真诚、有信念的姑娘，听她讲话是有趣的，只是她讲得太多，声音太响，也许这是因为她在学校里讲课讲惯了吧。可是我的彼得·彼得罗维奇从大学时代起就养成习惯，喜欢把一切谈话都变成争论，而且讲起话来枯燥无味，疲沓冗长，明明要显出他自己是个聪明进步的人。他比划手势，而他的袖子却带翻了佐料碟，弄得桌布上湿了一大摊，不过除了我以外，好像谁也没看见似的。

我们回家的路上，黑暗而清静。

“良好的教养不是表现在自己不把佐料碟碰翻在桌布上，而是表现在别人做出了这样的事，自己只做不看见。”别洛库罗夫说，叹了口气，“是啊，这是很好的、有知识的一家人。我已经跟上流人隔绝了，唉，完全隔绝了！而这全是因为工作，工作啊！”

他讲起人要是做一个模范的农业经营者，就非辛苦工作不可。我却心里暗想：他是个多么沉闷懒散的人！他一严肃地谈到什么事，就紧张地拖长“啊”的尾音，工作起来也像说话那样慢吞吞，老是迟误，错过时机。我对他的办事才干是不大相信的，因为我托过他把信带到邮局去寄，他却一连几个星期揣在口袋里忘了寄。

“最痛心的，”他跟我并排走着，嘟哝说，“最痛心的是辛辛苦苦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点同情也得不到！”

二

我从此常到沃尔恰尼诺娃家里去，照例我在露台的下面一层台阶上坐着。我被不满意自己的心情煎熬着，为我的生活惋惜，它过去得那么快，那么没有趣味。我老是在想：我的心变得那么沉重，要能把它从胸膛里挖出去才好。同时露台上有人在说话，或者可以听见连衣裙的窸窣声，或者有人在翻书页。不久我就习惯了这儿的生活：白天莉达总是给病人看病，分发书籍，常常不戴帽子，打着阳伞到村子里去，傍晚就大声谈论地方自治局，谈论学校。这个苗条美丽、神态永远严峻、小嘴轮廓优美的姑娘开口谈正事的时候，总是干巴巴地对我说：

“您对这种事是不感兴趣的。”

她对我没有好感。她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不在我的图画里画人民的困苦，而且依她看来，我对她所坚定地相信的工作是漠不关心的。我不由得想起从前我在贝加尔湖[4]畔遇到过一个布略特族的姑娘，穿着中国蓝布的衬衫和裤子，骑着马，我问她能不能把她的烟袋卖给我。我们谈话的时候，她轻蔑地瞧着我的欧洲人的脸容和帽子，不一会儿就懒得跟我讲话，吆喝着马，疾驰而去。莉达恰好也是这样把我看做外路人而蔑视我。外表上她一点也不露出厌恶我的样子，不过这一点我是能感觉到的，于是我坐在露台的下面一层台阶上，生出一肚子闷气，就说，自己不是医生而给农民治病，无异于欺骗农民，再者自己有两千俄亩土地而要做慈善家，那是很容易的。

至于她的妹妹米修司，却丝毫也没有什么操劳的事，跟我一样十足悠闲地打发她的生活。她早晨起床以后，立刻拿过一本书来，在露台上一把很深的圈椅上坐下，两只小小的脚几乎挨不到地，开始看书，要不然就拿着书躲到椴树的林荫道上去，再不然索性走出大门以外，到旷野去。她成天价读书，贪婪地看着书本，只因为她的目光有的时候变得疲乏而呆板，而且她的脸色极其苍白，别人才能猜出这种阅读使得她的脑筋多么劳累。每逢我到这儿来，她见到我就微微涨红脸，活泼起来，睁着她的大眼睛，讲起家里发生的事，例如仆人的房间里煤烟起了火，或者工人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平日她照例穿着淡色的衬衫和蓝色的裙子。我们一起散步，摘些樱桃做果酱用，或者划船。每逢她跳起来够樱桃，或者划动船桨，她的瘦弱的胳膊就从肥大的衣袖里露出来。或者我在画一个速写稿，她就站在一旁，看得出了神。

七月末一个星期日，早晨九点钟光景，我来到沃尔恰尼诺娃家里。我在花园里蹓跶，离正房相当远，寻找白蘑，今年夏天这种菌生得多极了。然后我在白蘑旁边做上记号，准备以后跟叶尼娅一块儿来采。空中刮着暖和的风。我看见叶尼娅和她的母亲都穿着假日的浅色连衣裙，从教堂走回家来，叶尼娅拉住帽子，怕风吹掉。后来我听见她们在露台上喝茶。

对我这个一无牵挂而且为我的经常闲散寻找理由的人来说，夏天，在我们庄园里，这类假日的早晨总是格外迷人的。每逢碧绿的花园还沾着露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显得那么幸福，每逢房子附近弥漫着木樨草和夹竹桃的香气，青年人刚从教堂里回来，在花园里喝茶，每逢大家都装束得那么可爱，高高兴兴，每逢你知道所有这些健康、饱暖、美丽的人在这漫长的一整天里什么事也不会做，你就不由得希望整个生活都能这样才好。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着，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准备照这样没有工作、没有目标地走它一整天，走它整整一个夏季。

叶尼娅提着一个篮子走来。她脸上带着那么一种神情，仿佛知道或者预感到会在园子里找到我似的。我们采菌，谈话，每逢她问我什么话，她就走到前边去，看一看我的脸。

“昨天我们村子里发生了奇迹，”她说，“瘸腿的女人佩拉格娅病了整整一年，任什么医师和药物都无济于事，可是昨天来了一个老太婆，嘴里念了一阵，病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应当光是在病人和老太婆身上寻找奇迹。难道健康就不是奇迹？还有生活本身呢？凡是不能理解的东西，那就是奇迹。”

“您对不能理解的东西就不害怕？”

“不。我见着我不理解的现象，总是勇敢地迎上前去，不对它屈服。我比它们高。人应当感到自己高于狮子、老虎、繁星，高于自然界的万物，甚至高于不可理解的以及似乎是奇迹的东西，否则他就算不得人，而是见着什么都怕的老鼠。”

叶尼娅认为我既是艺术家，就知道很多的东西，而且能够准确地猜出我不知道的东西。她希望我把她领到永恒和美的领域里去，领到我必定十分熟悉的、高一等的世界里去。她跟我谈上帝，谈永恒的生活，谈奇迹的东西。我不承认在我死后我和我的想象力会永久消灭，就回答说：“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永恒的生活在等待我们”。她听着，相信了，也不要求我提出证据来。

我们往正房走去，她忽然停住脚，说：

“我们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不是这样吗？我热烈地爱她，随时能为她牺牲我的性命。不过您说说看，”叶尼娅伸手摸了摸我的衣袖说，“您说说看，为什么您总是跟她争论？为什么您生气呢？”

“因为她说得不对。”

叶尼娅不以为然地摇头，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眶。

“这是多么不可理解啊！”她说。

这时候莉达不知刚从哪儿回来，站在门廊那儿，手里拿着马鞭子，苗条，美丽，照着阳光，在对一个工人交代什么话。她匆匆忙忙，大声说话，给两三个病人看过病，后来带着办事的操心脸色走遍各处房间，时而打开这个立柜，时而打开那个立柜，不久又走上阁楼去。大家找了她很久，叫她吃午饭，可是直到我们吃完菜汤，她才来吃。所有这些琐碎的细节不知什么缘故我至今都记得，而且很喜爱，就连那一整天，虽然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我也记得很清楚。饭后叶尼娅靠在一把深圈椅里看书，我在露台的底下一层台阶上坐着。我们没有讲话。整个天空乌云四合，下起稀疏的细雨。天热，风早已止住，仿佛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似的。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走到露台上我们这边来，带着睡意，摇着扇子。

“啊，妈妈，”叶尼娅说，吻她的手，“白天睡觉对你身体是有害的。”

她们相亲相爱。一个人走进花园里，另一个人就站在露台上，瞧着树林，叫道：“喂，叶尼娅！”或者：“妈妈，你在哪儿呀？”她们两个人老是一块儿祷告，有共同的信仰，即使不讲话，也彼此了解得很清楚。她们对外人的态度也相同。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不久也跟我处熟，相好了，只要我有两三天没去，就打发人来问我身体好不好。她也像米修司那样热心地瞧我的画稿，也那么不嫌烦琐，一老一实地告诉我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常常向我透露她的家庭秘密。

她对大女儿是极其尊崇的。莉达从来也不撒娇，只讲严肃的事。她过着她的独特的生活，在母亲和妹妹的心目中是一个神圣而略微带点神秘的人，犹如水兵看待老是坐在舰长室里的海军上将一样。

“我们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不是吗？”

这时候细雨飘飞，我们谈起了莉达。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然后像阴谋家那样压低了嗓子，战兢兢地回头看一眼，补充说，“这样的人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不过呢，您知道，我却也渐渐有点担心了。学校啦，药房啦，书本啦，这些都挺好，可是何必走极端呢？要知道，她已经二十三岁出头，现在总应该认真想一想自己了。老是这么为书本和药品忙碌，却没有看见生活在过去……应该出嫁了。”

叶尼娅由于专心看书而面色苍白，头发蓬乱，微微抬起头来，仿佛自言自语似的，瞧着母亲说：

“妈妈，一切都是天意！”

她又埋下头去看书。

别洛库罗夫来了，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和绣花衬衫。我们玩棒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我们在晚饭席上坐很久，莉达又讲起学校，讲起把全县把持在手里的巴拉京。这天傍晚我从沃尔恰尼诺娃家里出来，带走了长而又长和闲散无事的这一天的种种印象，忧郁地感到人世间的一切事情不管多么长久，总是要完结的。叶尼娅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也许因为这一天从早到晚我都是跟她在一起度过的，我觉得我缺了她似乎感到寂寞无聊，觉得这个可爱的家庭对我来说是亲近的，于是在这整个夏季当中我头一次起意要认真画我的画了。

“您说说看，为什么您生活得这么枯燥无味，毫无光彩？”我跟别洛库罗夫一块儿走回家去，对他说，“我的生活乏味，沉闷，单调，那是因为我是个画家，我是个怪人，我从年轻的时候起嫉妒、不满意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工作之类的心情就把我折磨得好苦，我素来贫穷，我是个流浪汉。可是您呢，您是个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主人，那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没有趣味，从生活里取得的这么少呢？比方说，您为什么至今没爱上莉达或者叶尼娅呢？”

“您忘了我爱着另外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说。

他指的是他的女伴柳博芙·伊万诺夫娜，跟他同住在那所小房里。我每天看见那个极其丰满而近乎肥胖的女人神态尊严，近似一只养得过肥的母鹅，在花园里散步，穿着俄国式的衣服，戴着项链，老是打着阳伞，仆人不时去叫她吃饭或者喝茶。三年前她租下一间厢房做别墅用，就此在别洛库罗夫家里住下，看样子要永远住下去了。她比他年纪大十岁，把他管束得很严，每次他走出家门，都要先征得她的许可。她常用男人的嗓音痛哭，在那样的时候我就打发人去对她说，如果她不止住哭，我就从宅子里搬走，她才不哭了。

等我们走到家里，别洛库罗夫就在长沙发上坐下，皱起眉头思索着。我开始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感到一阵淡淡的激动，就像在恋爱似的。我有心谈一谈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

“莉达只能爱像她那样热中于医院和学校的地方自治工作者，”我说，“啊，为了那样的姑娘，不但可以做地方自治工作者，甚至不妨像神话所说的那样穿破铁鞋呢。还有米修司呢？这个米修司多么可爱啊！”

别洛库罗夫开始讲一种时代病：悲观主义，说得很长，拖着长音念“啊”字。他讲得振振有辞，从他的声调听起来倒好像我在跟他争论似的。你看见一个人坐在那儿，不住说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走掉，那你心中郁闷透了，哪怕几百俄里方圆的荒凉单调而又干枯的草原也不致引起这样的郁闷。

“问题不在于悲观主义，也不在于乐观主义，”我气愤地说，“而在于一百个人当中倒有九十九个没脑筋。”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话指的是他，生了气，走掉了。

三

“公爵在马洛泽莫沃村做客，问你好，”莉达不知从哪儿回来，脱着手套，对母亲说，“他讲了许多有趣的事……他答应在全省会议上重提在马洛泽莫沃村开设医疗所的问题，不过他说：希望不大。”然后她转过身来对我说：“对不起，我总是忘记您对这种事不会发生兴趣。”

我感到气愤。

“为什么不会发生兴趣呢？”我问，耸起肩膀，“这只不过是您不愿意知道我的意见罢了，不过我向您保证，我对这个问题是很感兴趣的。”

“是吗？”

“是的。依我的看法，在马洛泽莫沃村设立医疗所是完全不需要的。”

我的气愤感染了她。她瞧着我，眯细眼睛，问道：

“那么什么才需要？风景画吗？”

“连风景画也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

她脱完手套，打开刚才邮递员送来的报纸。过一分钟，她分明按捺住她的怒火，轻声说：

“上个星期安娜因为难产而死掉了，可是如果附近有个诊疗所，她就会活下来。连风景画家先生们，我觉得，在这方面也得有某种信念才对。”

“我在这方面有很明确的信念，我向您担保，”我回答说，她却用报纸遮住她的脸，仿佛不愿意听似的，“照我看来，医疗所啦，学校啦，读书室啦，药房啦，在现在条件下是只为奴役服务的。人民已经被一条巨大的锁链拴住，您不是砍断这条锁链，反而添上些新的环节，这就是我的信念。”

她抬起眼睛来瞧着我，冷冷地一笑。我极力抓住我的主要思想，继续说道：

“重要的不是安娜死于难产，而是所有那些安娜、玛芙拉、佩拉格娅从一大早到天黑弯着腰操劳，由于力不胜任的劳动而生病，一生一世为挨饿和生病的孩子发抖，一生一世害怕死亡和疾病，一生一世医病，很早就憔悴，很早就苍老，在污秽和恶臭当中死掉。她们的孩子长大了，重演那套旧故事，这种情形已经有好几百年，千千万万的人只为有一口饭吃而生活得比牲畜都不如，经常担惊害怕。他们的处境的全部惨痛就在于他们没有工夫想到他们的灵魂，没有工夫想到他们的形象和样式[5]。饥饿、寒冷、牲畜般的恐惧、繁重的劳动，像雪崩那样压下来，把他们通往精神活动的条条道路全部堵死，而精神活动才是人和牲畜的区别所在，才是唯一使人值得生活下去的东西。您用医院和学校去帮助他们，可是您用这些东西并没有解除他们的桎梏，反而加深了他们的奴役状态，因为您给他们的生活里带来了新的迷信，给他们增添了需求的项目，更不要说他们为了买发泡膏和书本就得付钱给地方自治局，因而就得更加弯着腰劳动了。”

“我不想跟您争论，”莉达放下报纸说，“这种话我已经听见过了。我只想对您说一句：人不能揣起手坐着不动。不错，我们没有拯救人类，而且也许在许多方面还犯了错误，不过我们是在做我们所能做的事，那我们就是对的。有文化的人最崇高神圣的任务就在于为人们服务，我们就是在尽我们的能力服务。您不满意，可是话说回来，一个人做事不能叫人人都满意。”

“说得对，莉达，说得对。”母亲说。

有莉达在座，她总是胆怯，一面讲话，一面不安地瞧着她，生怕自己说出什么多余的或者不得当的话来。她从不反驳她的话，总是同意；说得对，莉达，说得对。

“教农民识字，给他们看思想冬烘和文笔粗俗的书本，为他们开设医疗所，那是既不能消除蒙昧，也不能减少死亡率的，就像您窗子里的光照不亮广大的花园一样，”我说，“您没有给他们任何好处。您干预这些人的生活的结果，无非是创造了新的需求，新的劳动理由而已。”

“哎呀，我的上帝，可是要知道，人总得做事才行！”莉达懊恼地说，从她的口气里可以听出她认为我的见解无聊，而且鄙视它。

“必须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里解放出来，”我说，“必须松掉他们的枷锁，给他们喘息的时间，让他们不致一辈子守在炉灶和洗衣盆旁边，守在田野上，也有时间考虑灵魂，考虑上帝，可以广泛地发挥他们的精神能力。每个人的使命就在于精神活动，在于探讨真理和生活意义。等到您使得粗笨的、牲畜般的劳动在他们成为不必要，使得他们感到自由，那您就会看出那些书本和药房是什么样的嘲弄了。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使命，那么能够满足他的就只有宗教、科学、艺术，而不是那些无聊的东西。”

“解除劳动！”莉达冷笑道，“难道这是可能的吗？”

“可能。您自己分担一份他们的劳动就行。如果我们大家，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们，无一例外，全体同意：凡是人类用来满足生理需要而耗费的劳动由大家平均承担，那我们每个人也许一天只要工作两三个钟头就够了。请您设想一下，我们大家，富人和穷人，每天只工作三个钟头，我们其余的时间一概是空闲的。您再设想一下，为了少依赖体力，少辛苦，我们发明机器来代替劳动，而且极力把我们的需求的项目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锻炼我们自己，锻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怕饥饿、寒冷，让我们不致像安娜、玛芙拉、佩拉格娅那样经常为她们的健康发抖。请您设想一下，我们不医病，不开药房、烟厂、酿酒厂，那么最后我们会剩下多少空闲的时间！我们大家就共同把这种闲暇献给科学和艺术。如同有的时候整个村社的农民一齐出动去修路一样，我们大家也齐心合力去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那么，我相信，真理会很快为人们所发现，人类就会摆脱对于死亡的那种经常痛苦不堪的恐惧，甚至会摆脱死亡本身。”

“不过，您自相矛盾，”莉达说，“您说科学，科学，可是您又反对识字。”

“我反对的是在只有酒店的招牌可看和偶尔有几本看不懂的书可读的情况下教人识字。这样的识字从留里克[6]时代起就延续下来，果戈理的彼得鲁希加[7]早就会读书，可是乡村呢，留里克时代是什么样子，现在也还是什么样子。需要的不是识字，而是广泛发挥精神能力和自由。需要的不是小学，而是大学。”

“您也反对医学。”

“是的。医学只有在以疾病作为自然现象加以研究而不是为了医病的时候才是需要的。真要是谈医治，那么要医治的也不应当是病，而是病因。消除了主要的病因，体力劳动，那就不会有病。我不承认治病的科学，”我激动地继续说，“科学和艺术，如果是真正的科学和艺术，那就不是致力于暂时的目标，不是致力于局部的目标，而是致力于永恒而普遍的目标。它们寻求真理和生活意义，探索上帝和灵魂。如果把它们同当代的贫困和怨恨结合在一起，同药房和图书室结合在一起，那它们反而会使生活复杂，加重生活负担。我们有许多医师、药剂师、律师，识字的人也多起来，然而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诗人却完全没有。人的全部智慧、全部精神力量都用在满足暂时的、转眼就过去的需要上了……科学家、作家、画家都在紧张地工作，由于他们的努力，生活的舒适在一天天地增长，肉体方面的需求在加多，可是真理却还远得很，人像以前一样仍旧是最残暴卑劣的野兽，整个局势趋向于人类大多数退化，永远失去一切生活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画家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他越有才能，他的地位就越古怪，越不可理解，因为仔细一看，原来他工作是供残暴卑劣的野兽消遣，维护现行社会制度的。我现在不想工作，将来也无意工作……什么都不需要，叫这个世界掉到地狱里去才好！”

“米修司，你出去。”莉达对妹妹说，显然认为我的话对那样年轻的姑娘有害。

叶尼娅凄凉地看一看姐姐和母亲，走出去了。

“凡是打算为自己的漠不关心辩解的人，总是说这一类的漂亮话，”莉达说，“否定医院和学校，比治病和教书容易得多。”

“说得对，莉达，说得对。”母亲同意道。

“您口口声声说您不工作了，”莉达继续说，“显然，您对您的工作估价很高。那我们就不要再争吵，我们永远也谈不拢，因为您方才那么鄙夷地评价过的图书室和药房，即使设备极不完善，我也认为高于世界上的一切风景画。”说完，她立刻转过脸去对着她的母亲，用完全不同的口气说：“公爵自从到我们这儿来过以后，瘦得多，模样大变了。他们要把他送到维琪[8]去。”

她对她母亲谈公爵，是为了不跟我说话。她脸色通红，为了掩盖她的激动，她像近视眼那样，弯下腰去凑近桌子，做出看报的样子。我再坐下去，就会惹人不愉快。我就告辞，回家去了。

四

外面很安静，池塘对面的村子已经睡熟，一点灯火也看不见，只有池塘的水面上映着繁星的淡光而微微发亮。在雕着狮子的大门旁边，叶尼娅站着不动，她在等我，为的是送我一程。

“村子里大家都睡了，”我对她说，极力在黑地里看清她的脸，见到一对悲伤的黑眼睛瞧着我，“酒店老板和偷马贼都安然地睡了，而我们这些上流人却互相生气，争吵不休。”

那是八月间一个忧郁的夜晚，其所以忧郁，是因为已经有秋意了。月亮正在从紫红的云里钻出来，略微照亮道路以及两旁乌黑的冬麦田。常有星星坠落下来。叶尼娅跟我并排在道路上走着，她极力不看天空，免得看见陨落的星星，不知什么缘故那些星使她害怕。

“我觉得您说得对，”她说，由于夜间的潮气而冷得发抖，“如果人们能够共同献身于精神活动，他们不久就会了解一切。”

“当然。我们是高级生物，如果我们真正认清人类天才的全部力量，只为高尚的目标生活，我们就会变成跟天神一样。可是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人类会退化，天才连影踪也剩不下。”

等到大门已经看不见，叶尼娅就停住脚，匆匆握一下我的手。

“晚安，”她颤抖着说，她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衫，冷得缩起脖子，“您明天来吧。”

我想到只剩下我一个人生闷气，对自己和别人都不满意，就害怕起来，也极力不去看那些陨落的星星。

“您再陪我一会儿吧，”我说，“我求求您。”

我爱叶尼娅。我所以爱她，大概是因为她总是接我和送我，因为她温柔热情地瞧着我。她的苍白的脸、她的细脖子、她的瘦胳膊、她的娇弱、她的闲散、她的书，都是多么美丽动人！智慧吗？我不能断定她有不同寻常的智慧，不过我欣赏她眼界开阔，这也许是因为她的想法跟严峻美丽而不喜欢我的莉达不同。叶尼娅爱我是因为我是画家，我的才能征服了她的心。我满心想只为她一个人绘画，我把她幻想成我小小的皇后，跟我一块儿去占领那些树木、田野、迷雾、彩霞，占领那美妙迷人的大自然，而在那里我一直感到孤独得心灰意懒，感到我是个多余的人。

“您再留一会儿吧，”我要求说，“我求求您了。”

我脱掉我身上的大衣，披在她的受冻的肩膀上。她怕穿着男人的大衣显得可笑而难看，就笑起来，把它扔在地下。这时候我就抱住她，不住地吻她的脸、肩膀、手。

“明天见！”她轻声说，小心地、仿佛生怕侵犯夜晚的宁静似的，拥抱我，“我们一家人之间是不隐瞒彼此的秘密的，我得马上去告诉妈妈和姐姐……这真可怕！妈妈倒没什么，妈妈喜欢您，可是莉达呀！”

她往大门口跑去。

“再见！”她叫道。

然后有两分钟光景我听见她在奔跑。我不想回家去，再者也没有必要急着回家。我犹豫不定地站了一会儿，慢吞吞地退回去，想再看一看她住的那所房子，那所可爱的、纯朴的、古老的房子。阁楼上的窗子像眼睛似的瞧着我，显得什么事情都了解似的。我走过露台，到了网球场旁边，在老榆树底下摸着黑在一张长凳上坐下，从那儿瞧着那所房子。米修司就住在阁楼里，那儿的窗子射出明亮的光，后来变成柔和的绿色，那是因为灯上加了一个罩子。人影在移动……我满腔的温情，心里平静，满意自己。我满意的是我还能够入迷，能够爱人，同时我又觉得不自在，因为我想到这时候，离我几步远，在那所房子的一个房间里住着莉达，她不喜欢我，也许还痛恨我。我坐在那儿，一直等着，不知道叶尼娅会不会出来。我倾听着，觉得阁楼里好像有人在谈话似的。

将近一个钟头过去了。绿色的光熄灭，人影看不见了。月亮高高地停在房子上空，照亮沉睡的花园和小径。房子前面的花坛里，大丽花和玫瑰花可以看得很清楚，似乎都是一种颜色。天气很冷了。我就走出花园，在路上拾起我的大衣，不慌不忙地走回家去。

第二天午饭后，我来到沃尔恰尼诺娃家里。通到花园里去的玻璃门敞开着。我在露台上坐了一会儿，等着叶尼娅随时会从花坛后面走到网球场上来，或者在一条林荫道上出现，或者她的说话声从房间里传出来。后来我走进客厅，又走进饭厅。一个人影也没有。我从饭厅里出来，走过一条长过道，来到前厅，然后又退回去。这儿，在过道上，有几个门口，其中的一个门里响起莉达的说话声。

“上帝……送给……乌鸦……”她大声说，拖着长音，大概在教人默写，“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干酪……是谁呀？”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忽然叫道。

“是我。”

“哦！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出来见您，我在教达霞功课。”

“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在花园里吗？”

“不在，今天早晨她同妹妹动身到平扎省我的姨母家里去了。而且她们今年冬天大概要出国……”她沉吟一下，补充道，“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干酪……写完了吗？”

我走到前厅，什么也没想，站住，从那儿眺望池塘，眺望村子，莉达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来：

“一小块干酪……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干酪……”

我顺着第一回到这儿来的路走出庄园去，只是顺序相反：先从院子里走进花园，经过正房，然后顺着椴树的林荫道走去……在那儿，一个小男孩追上我，交给我一封短信。“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姐姐了，她要求我跟您分手，”我读那封信，“我不能违拗她而伤她的心。求上帝赐给您幸福，您原谅我吧。但愿您知道我和妈妈哭得多么悲伤！”

后来是那条云杉的幽暗的林荫道、坍倒的栅栏……田野上，那时候黑麦开花，秧鸡鸣叫，现在却只有些母牛和腿上套着绊绳的马在徘徊。高坡上有些地方生出绿油油的冬麦。日常的清醒心情来到我的心头，我不由得为我在沃尔恰尼诺娃家里讲过的那些话害臊，跟以前一样感到生活乏味。我回到家里，收拾行李，当天傍晚就动身到彼得堡去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不久以前有一次我动身到克里米亚去，在火车上遇见别洛库罗夫。他还是像先前那样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和绣花衬衫，等到我问起他身体可好，他就回答说：托福托福。我们谈起来。他已经卖掉他原有的庄园，另外买了一处小一点的，写在柳博芙·伊万诺夫娜的名下。关于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他讲得不多。莉达，依他说来，仍然住在谢尔科夫卡，在学校里教儿童读书。她逐步在她的四周聚合了一群同情她的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派别，在最近一次地方自治局的选举中“击败了”一直把全县把持在手心里的巴拉京。关于叶尼娅，别洛库罗夫只告诉我说，她没在家里住着，不知到哪儿去了。

我已经在开始忘掉那所带阁楼的房子，只有偶尔在绘画或者读书的时候，忽然无缘无故，想起那窗子里的绿色灯光，或者想起那天晚上我这个堕入情网的人走回家去，冷得搓着手，我的脚步在野地里踩出来的响声。更加少有的是某些时候，孤独煎熬着我，我满心凄凉，就不由得模模糊糊地想起往事，于是不知什么缘故，我渐渐地开始觉得她也在想我，等我，我们会见面的……

米修司，你在哪儿啊？

1896年

[1] 摆纸牌猜卦。

[2] 英语：小姐的译音。

[3] 英语：网球（原文如此）。

[4] 在西伯利亚的东部，中国境外的西北部（顺便提到，一八九〇年契诃夫赴库页岛时路过此地）。

[5] 指上帝或人的尊严，典出《旧约·创世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6] 留里克，俄罗斯的建国者，八六二至八七九年在位。

[7] 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主人公乞乞科夫的仆人。

[8] 法国城名，那儿有矿泉，是疗养地。

我的一生

一个内地人的故事

一

主任对我说：“我留用您，纯粹是出于对您可敬的父亲的尊重，要不然您早就从我这儿滚开了。”我回答他说：“大人，您认为我会滚开，未免过奖了。”这以后我就听见他说：“把这位先生带走，他惹得我冒火。”

过了两天光景，我就给辞退了。自从我被人看做成人以来，我照这样更换了九次工作，这使得我父亲，一个城市建筑师，十分伤心。我在各式各样的机关里做过事，可是所有那九种职务却彼此相像，就跟这滴水和那滴水相像一样：我总得坐着写字，听愚蠢的或者粗鲁的训斥，等着革职。

我去见我父亲的时候，他正靠在一把圈椅上，闭着眼睛。他的脸又瘦又干，胡子剃光的地方颜色发青，如同一个天主教年老的管风琴琴师，脸上现出谦卑的、听天由命的神情。他没有理睬我的问候，也没有睁开眼睛，只是说：

“要是我那亲爱的妻子，你母亲，如今活在世上，那你的生活就会成为她经常苦恼的源泉。她死得这样早，我看倒是天赐之福了。”他睁开眼睛，接着说，“请你教一教我，你这倒霉的家伙，我拿你怎么办呢？”

从前我年纪小的时候，我的亲人和朋友都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有的劝我去参军，有的劝我进药房，有的劝我进电报局，可是现在我已经满了二十五岁，两鬓甚至出现了白头发，我已经参过军，做过药剂师，进过电报局，人间的一切工作我好像都已经干完，别人就不再劝我，只是叹气或者摇头了。

“你对你自己是怎样想的呢？”父亲接着说，“一般年轻人到了你这种年纪都有牢靠的社会地位了，可是你看看你自己：没家没业，穷叫化子，吊在你父亲的脖子上靠他养活！”

照例，他接着讲到现在的青年人都在自取灭亡，因为他们不信宗教，却相信唯物主义，过分的自高自大，还讲到业余演出应该加以禁止，因为这种东西引诱青年离开宗教，放弃自己的责任。

“明天我们一块儿去，你要跟主任赔罪，答应他以后勤恳地工作，”他最后说，“你一天也不应该没有社会地位。”

“请您听我讲一下，”我闷闷不乐地说，我对这种谈话根本不存一点好指望，“您所谓的社会地位是用金钱和教育换来的特权。没有金钱和没受过教育的人靠体力劳动来糊口，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应当成为例外。”

“你一讲到体力劳动，你那些话就又愚蠢又庸俗！”父亲气恼地说，“你要明白，蠢材，没脑筋的家伙，你除了粗野的体力以外还有神灵，圣火[1]，它使你远远地高出驴子和爬虫，使你接近神！几千年来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得到这种圣火。你曾祖父波洛兹涅夫将军在包罗吉诺一带鏖战，你祖父是诗人、演说家、首席贵族，你伯父是教师，最后我，你父亲，是建筑师！波洛兹涅夫家历代的人传下这种圣火来，莫非是要你来扑灭它！”

“应当公平才对，”我说，“成千累万的人都在从事体力劳动。”

“让他们去从事体力劳动好了！此外他们也不会干别的！体力劳动什么人都干得了，就连十足的蠢货和犯人都会干，这种劳动正是奴隶和野蛮人的特点，圣火却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

再谈下去也无益了。父亲崇拜自己，对他来说只有他自己说的话才能使他信服。此外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评论粗重劳动的高傲态度骨子里倒不是出于圣火之类的考虑，而是因为他暗自担心，生怕我去做工人，招得全城的人纷纷议论。主要的是所有我的同辈早已在大学里毕业，有了很好的前程，国立银行办公室主任的儿子已经做了八品文官，我这个独生子却什么也说不上！再谈下去是无益了，也不愉快了，可是我仍旧坐在那儿，无力地反驳他，希望他终于会了解我。其实，整个问题又简单又清楚，无非是我如何谋生的方法罢了，可是父亲没看出这种简单，却找出些堂皇得肉麻的话来跟我讲包罗吉诺，讲圣火，讲伯父，讲一度写过虚假的坏诗、如今已经被人忘记的诗人，粗暴地骂我是没脑筋的家伙和蠢材。我却多么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啊！不管怎样，我是爱我父亲和我姐姐的。我从小就养成习惯，遇事向他们要主意，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日后恐怕也改不掉了。我做得对也好，不对也好，总是怕伤他们的心，我生怕父亲激动得涨红他那细脖子，深怕他中风。

“对我这种年纪的人来说，”我说道，“老是坐在一个不通气的房间里抄写，好比一架写字的机器，未免丢脸，难堪。这哪儿谈得上什么圣火呢！”

“这毕竟是脑力劳动啊，”父亲说，“可是算了，别再谈下去了。不管怎样我要警告你：要是你再不去上班，而追随你那种可鄙的倾向，那我和我女儿就不再爱你。我当着上帝发誓：我要取消你的继承权！”

我十分诚恳地想要证明我的动机完全纯正，我打算一辈子照这原则生活，我就说：

“对我来说继承权问题是不关重要的。我预先声明，我不要一切遗产。”

不知什么缘故，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这些话深深侮辱了我父亲。他涨得满脸通红。

“不准你跟我这样讲话，蠢材！”他用尖细的声音叫起来，“坏蛋！”他又敏捷又灵便地用习惯的动作照准我的脸颊打了两巴掌，“你变得无法无天了！”

我小时候，父亲一打我，我一定站得笔直，手心对着裤缝，直直地瞧着他的脸。如今他打我，我张皇失措。仿佛我的童年仍旧在继续着似的，我挺直身体，极力直着眼睛瞧他的脸。我父亲苍老了，而且很瘦，可是他的瘦筋肉一定像皮带那么结实，因为他把我打得很痛。

我往后退，退到了前堂，他在前堂抓起他的伞，照准我的脑袋和肩膀又打了好几下。这时候姐姐推开客厅的门，想看一看为什么这样吵闹，可是她立刻现出害怕和怜悯的神情扭转身回去了，没有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

我那种不预备回办公室而打算过新的劳动生活的心愿已经没法动摇了。剩下来要做的只有选择哪种行业，这是不大困难的，因为我觉着我很强壮，刻苦耐劳，最繁重的劳动也担得下来。我的面前摆着一种单调的工人生活，半饥半饱，四下里一股臭气，环境粗俗，经常盘算工钱和面包。而且谁知道呢？日后我下工回来，走过大贵族街，也许会不止一次地嫉妒靠脑力劳动生活的工程师多尔日科夫吧，可是现在我想到日后这种种苦处反而觉着高兴。从前我也想望精神活动，一会儿想象自己做教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医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作家，然而想望始终只是想望罢了。我对智力方面享受的爱好，例如对戏剧和阅读的爱好，曾经发展到入迷的地步，可是我究竟有没有脑力劳动的才干，那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对希腊语厌恶极了，因此我念到四年级，家人只好把我从学校里领出来。家里有很长一段时期请了家庭教师，给我补习功课准备考五年级。后来我在各式各样的机关里做事，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十分清闲地度过，而人家却对我说，这就是脑力劳动。我在读书和做事方面的活动并不需要什么脑力的紧张，也不需要什么才能或者个人的才干，更不需要创造的热情，那是一种机械的活动。我把这样的脑力劳动看得低于体力劳动，我瞧不起它，我认为这种劳动一分钟也不能成为人们过无忧无虑的闲散生活的借口，因为这种劳动本身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种骗局，只不过是闲散的一种形式罢了。大概，真正的脑力劳动我还从来没有见识过吧。

傍晚来了。我们住在大贵族街，这是城里的一条主要街道。由于缺乏像样的城市公园，我们的beau monde[2]每逢傍晚总到这条街上来散步。这条美丽的街道多多少少代替了公园，因为街道两旁生长着白杨，发散着一股股清香，特别是在雨后。另外从围墙里和小花园里露出一棵棵洋槐树、高高的紫丁香树丛、稠李树、苹果树。虽然春天是每年必来的，然而这种五月的暮色、这种娇嫩清新的绿荫、这种紫丁香的芬芳、这种甲虫的嗡嗡声、这种寂静、这种温暖，这一切多么新奇，多么不平常啊！我站在便门的门口，看那些散步的人。我跟其中大多数的人一块儿长大，从前一块儿玩过，现在我站在他们旁边却只能使他们发窘，因为我穿得寒酸，又不时髦，人家看到我的很窄的裤腿和又大又笨的靴子，就说这好比两条通心粉挂在海船上。此外，我在城里的名声很坏，这是因为我没有社会地位，常在便宜的酒馆里打台球，也许还因为我有两次被人硬拉去见宪兵军官，而在我这方面其实并没有犯什么过错。

街对面那所大房子里，工程师多尔日科夫家里，有人在弹钢琴。天色黑下来，星星开始在天空眨眼。这时候我父亲一面跟熟人点头，一面慢慢走过去，他戴着一顶旧的高礼帽，宽帽檐已经向上卷起来。他用胳膊挽着我姐姐。

“你看！”他对我姐姐说，同时他举起刚才用来打过我的那把伞指着天空，“你看天空！那些星星，连顶小的也算上，都是一个个世界！跟宇宙相比，人是多么渺小啊！”

照他说话的口气听来，倒好像他自己这样渺小，对他来说是非常荣耀和愉快的事似的。他是一个多么庸庸碌碌的人啊！不幸他是我们城里唯一的建筑师，就我的记忆来说，近十五年到二十年以来城里就没有盖过一所像样的房子。每逢人家来请他设计，他总是先画出大厅和会客室。如同旧日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跳舞必得从炉子旁边跳起一样，他的艺术构思也只能以大厅和会客室做出发点，往前进展。他画好大厅和会客室以后，再画饭厅、儿童室、书房，各房间都有门通连着，结果那些房间就不免成了过道，每个房间都有两道以至三道多余的门。大概他的构思总是不清楚，非常杂乱，丢三落四。他每回都似乎觉着还缺点什么，就想出各种拼凑的办法，这儿添一间，那儿挤一间。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又窄又小的前堂、又窄又小的过道、弯弯曲曲的小楼梯，那些楼梯通到阁楼上，人要站在阁楼里就非弯着腰不可，并且那里的地板是三层大台阶，像是浴室里的蒸浴床。厨房一定在房子底下，盖着拱顶，铺着砖地。房子的正面显出死硬冷酷的气派，线条干巴巴，却又怯生生。房顶低矮而扁平。在那些仿佛加了奶油的粗烟囱上必得扣着用铁丝编的罩子，罩子上总有一个吱哩吱哩响的黑色风向标。这些由我父亲设计造成的房屋彼此十分相像，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总是使我隐隐约约联想到他那顶高礼帽和他那死硬干瘪的后脑勺。日积月累，城里人也就看惯我父亲的平庸，于是这平庸生下根，变成我们的风格了。

父亲还把这种风格带到我姐姐的生活里来。首先他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克丽奥佩特拉（如同给我起的名字叫做米萨伊尔一样）。她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给她讲星星啦，古时候的圣贤啦，我们的祖宗啦，使她听得战战兢兢。他花很长的时间给她解释究竟什么叫做生活，什么叫做责任。现在她已经二十六岁，他却仍旧讲他的老一套，只许她跟他一个人出门，挽着他的胳膊。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象早晚一定会出现一个规规矩矩的青年人，由于尊敬他的人品而愿意跟她结婚。她呢，崇拜我父亲，怕他，相信他的不平常的智慧。

天完全黑了，街上渐渐没有人了。对面房子里的音乐声停下来，街门大开，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马车跑出来，沿着我们的街道跑去，一路上小铃铛轻柔地响着。这是工程师带着女儿坐车出来兜风。我却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

正房里有我自己的房间，可是我住在院子里一个小屋里，这个小屋跟用砖砌成的堆房共用一个房顶。当初造这个小屋大概是为了存放马具的，墙上钉着大钩钉，可是现在这个小屋没用了，父亲三十年来在这屋里存放报纸，不知什么缘故还把这些报纸每半年装订成一册，不准人动一动。我住在这儿，父亲和他的客人看见我的机会就比较少。我觉着既然我不是住在一个真正的房间里，又不是每天到正房里去吃饭，那么父亲所说的我靠他养活的话听起来就似乎不那么使人难堪了。

姐姐在等我。她瞒过父亲把晚饭给我带来了：一小块冰凉的小牛肉和一小块面包。我们家里常常说这样的话：“钱要算计着花”，“省了小钱就来大钱”等等，姐姐经不起这些俗套头的压力，就千方百计节省开支，因此我们吃得很坏。她把碟子放在桌子上，她自己在我的床上坐下，哭起来。

“米萨伊尔！”她说，“你在怎样对待我们啊？”

她没有用手蒙住脸，她的眼泪滴在她的胸脯上，手上。她的神情悲伤。她一头倒在枕头上，让眼泪尽情地流出来，周身颤抖，发出抽抽搭搭的声音。

“你又辞职……”她说，“啊，这是多么可怕呀！”

“可是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姐姐，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我说。她一哭，我简直急坏了。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的小灯里的煤油已经完全烧光，灯里冒出黑烟，灯就要灭了。墙上的旧钩钉显出凶相，它们的阴影跳动不定。

“可怜可怜我们吧！”姐姐坐起来说，“父亲非常忧愁，我心里难过，简直要发疯了。你将来怎么办呢？”她问道，她一面哭着一面向我伸出手来，“我求求你，我央告你，我凭我们去世的母亲的名义请求你：回去工作吧！”

“我办不到，克丽奥佩特拉！”我说，觉着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屈服了，“我办不到！”

“为什么呢？”姐姐接着说，“为什么呢？是啊，要是你跟你的上司处不好，那就另外谋一个差事也行。比方说，你何不到铁路上去工作呢？我刚才跟安纽达·布拉戈沃谈过，她断定铁路局肯用你，她甚至答应去替你奔走呢。看在基督份上，米萨伊尔，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吧，我求求你了！”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我就屈服了。我说：为那正在修建中的铁路去工作，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那我不妨去试一试。

她带着眼泪快活地微笑着，握住我的手，可是她仍旧在流泪，因为她自己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就到厨房里去取煤油。

二

在具有慈善性质的业余演出、音乐会、戏剧亮相[3]的爱好者当中，本城的头一名应当属于阿若京一家人。她们住在大贵族街上自己的一所房子里，每一回都拨出房屋来供演出用，一切杂事和开销她们也揽在自己身上。这个富足的地主家庭在本县有将近三千俄亩土地和一所豪华的庄园，可是她们不喜欢乡间，无论冬夏都住在城里。这家人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女儿，母亲长得又高又瘦，身体很弱，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短短的上衣和一条英国式的平板的裙子，至于那三个女儿，人们在谈到她们的时候，不提她们的名字，只是简单地叫她们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这三个女儿都长着难看的尖下巴，眼睛近视，背有点驼，装束跟母亲一样，说起话来发音不清，很不好听，尽管这样却仍旧一定参加每次演出，经常做点具有慈善性质的事情，例如演剧，朗诵，唱歌等。她们都很严肃，从不笑一笑，甚至在带歌唱的轻松喜剧里也演得没有一点点快活的样子，做出一本正经的脸相，倒好像在做会计工作似的。

我喜欢我们的演出，尤其喜欢那些一再举行的、有点杂乱的、热闹的排演，每次排演过后她们总留我们吃晚饭。在选择剧本和分配角色方面我完全不管。我管的是后台的事。我画布景，抄台词，提台词，化装。我还负责制造各种效果，例如雷鸣、夜莺的啼叫等。由于我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像样的衣服，每逢排演，我就躲在一边，站在侧面布景的阴影里，怯生生地一声不响。

我在阿若京家的堆房里或者院子里画布景。帮我忙的是一个油漆工人，或者按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名称，那就是油漆工作的承包人。他叫安德烈·伊万诺夫，是个五十岁上下的人，身量很高，长得很瘦，脸色苍白，胸脯凹进去，两鬓也凹进去，眼眶下有黑眼圈，他的样子甚至有点可怕。他害着一种折磨人的病，每年秋天和春天大家都说他就要离开人世了，可是他躺一阵又起床了，事后总是惊奇地说：“我又没死！”

城里人叫他烈吉卡（萝卜），说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姓。他也跟我一样爱好戏剧，只要听说我们在筹备演出，他就丢下自己的一切工作，到阿若京家里来画布景。

在我跟姐姐谈话的第二天，我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在阿若京家里工作。排演规定在傍晚七点钟举行，在开始排演的前一个钟头，所有的业余戏剧爱好者已经在大厅里会齐，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已经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本子念台词。萝卜穿着褪色的长大衣，脖子上围一条围巾，已经站在那儿，鬓角靠在墙上，瞧着舞台，现出一种虔诚的神情。阿若京家的母亲时而走到这个客人面前，时而走到那个客人面前，对每个人都说几句好听的话。她有一种习惯，喜欢盯着人的脸，小声说话，仿佛在说什么机密的事似的。

“画布景一定很不容易吧，”她走到我面前来，小声说，“我刚才跟穆甫凯太太谈迷信的时候，看见您走进来。我的上帝啊，我这一辈子，一辈子都在跟迷信做斗争！为了要女仆相信她们的那些恐惧多么没道理，我就永远点三支蜡烛，到每月十三日那天才开始办我的一切重大事情。”

工程师多尔日科夫的女儿来了，她是个美丽丰满的金发姑娘。她的装束，照我们这里的人的说法，从头到脚都是巴黎式的。她不演剧，可是在排演的时候人们总在舞台上为她放一把椅子，到演出的时候也一定要等她穿着漂亮衣服，周身放光，在头一排坐下，引得人人惊叹的时候才开演。她是从京城来的人，因此可以在排演的时候提意见。她一面提意见，一面总要露出可爱的、宽容的微笑，看得出她把我们的表演看做孩子的游戏。据说她在彼得堡的音乐学院里学过唱歌，甚至好像整个冬天都在一个私营的歌剧团里演唱。我很喜欢她，照例在排演和演出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离不开她。

我已经拿起本子来要开始提台词，不料我的姐姐来了。她没有脱掉大衣和帽子，一直走到我面前来，说：

“我求求你，我们一块儿走吧。”

我就去了。在舞台背后的门口站着安纽达·布拉戈沃。她也戴着帽子，披着黑面纱。她是法庭副审判长的女儿，这位副审判长早就在我们城里工作，差不多从创办地方法院的时候起就来了。他的女儿长得很高，身材好看，因此大家认为她非参加戏剧亮相不可，每逢她扮演一个菲雅[4]或者天神，她的脸就羞得通红，可是她不参加演剧，即使到排演场上来也只待一会儿，也总是为了接洽什么事，而且不肯走进大厅里来。就是现在也看得出来，她待一会儿就要走的。

“我父亲谈到了您，”她淡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脸却红了，“多尔日科夫答应在铁路上给您一个职位。请您明天去找他，他在家。”

我鞠躬，并且为她的奔走道谢。

“您可以把这个还给他们了。”她指着我的本子说。

她和我姐姐走到阿若京娜面前，跟她小声谈了大约两分钟，眼睛看着我。她们在商量什么。

“真的，”阿若京娜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脸，小声说，“真的，如果这种事引得您放弃了正业，”她从我手里把本子拿过去，“那您可以把它交给别人。别担心，我的朋友，您去吧。”

我向她告辞，很难为情地走了。我走下楼去，看见姐姐和安纽达·布拉戈沃正走出去。她们热烈地谈着什么，大概在谈我到铁路上去工作的事吧，她们匆匆忙忙地走着。以前姐姐从没到排演场上来过，现在她的良心大概在折磨她，而且她深怕父亲知道，她没得到他的许可就到阿若京家里来。

第二天十二点多钟，我到多尔日科夫家里去。听差领我走进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那是工程师的客厅，又是他的工作室。这儿一切东西都柔软，优雅，对我这样没有见惯的人来说甚至显得古怪。这儿有贵重的地毯、大的圈椅、青铜器、绘画、镀金的和丝绒的镜框，相片分散地挂在墙上，那上面都是些很美的女人，脸容聪明妩媚，神态潇洒。客厅的门直接通到花园里，从阳台上，人可以看见紫丁香，还可以看见一个准备开早饭的桌子、许多瓶酒、一束玫瑰花。空中有春天的气息、贵重的雪茄烟的气息，总之是一派幸福的气息，一切都似乎极力想说：这儿生活着一个人，他辛苦地工作过，终于得到了人间所能有的幸福。写字台后边坐着工程师的女儿，她在看报。

“您来找我父亲吗？”她问，“他正在洗淋浴，马上就来。请您暂时坐一坐。”

我坐下。

“您好像就住在我们对门吧？”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

“是的。”

“我因为闲得无聊，每天总是从窗子里往外看。请您原谅，”她看着报说下去，“我常看见您和您的姐姐。她的神情老是那么善良，庄重。”

多尔日科夫走进来了。他用一块毛巾擦脖子。

“爸爸，波洛兹涅夫先生来了。”女儿说。

“是啊，是啊，布拉戈沃对我说过了，”他很快地转过身来对我说，没有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不过，您听我说，我能给您什么工作呢？我这儿有些什么样的职位呢？你们也真是些怪人，先生！”他大声接着说，照他的口气听来好像在申斥我似的，“每天总有二十个像您这样的人来找我，都以为我这儿有个机关！先生，我这儿只有铁路线，我这儿只有繁重的活动，我需要机械工、钳工、挖土工、木工、掘井工，可是话说回来，你们却只会坐着写字，别的都不行！你们都是些作家！”

从他身上，就跟从他的地毯和圈椅上一样，冒出一股幸福的气息，向我迎面吹来。他又胖又健壮，脸颊很红，胸脯宽阔，洗得干干净净，穿着花布衬衫和肥腿的裤子，像是一个小孩玩的瓷制马车夫。他留着一圈鬈曲的胡子，没有一根白头发。他长着鹰钩鼻，眼睛乌黑、明亮、坦率。

“您会做什么事？”他接着说，“您什么也不会做！不错，我是工程师，我是生活富裕的人，可是在人家要我修铁路以前我干过很长时间的苦差事，我做过机车司机，在比利时当过两年普通的加油工人。您自己来说说看，最可爱的人，我能给您找个什么工作呢？”

“当然，事情是这样的……”我受不了他那对明亮坦率的眼睛，十分慌张，支支吾吾地说。

“至少您总会管个电报机什么的吧？”他想了一想，问道。

“是的，我在电报局里做过事。”

“嗯……好，那我们来试试看。请您姑且到杜别奇尼亚去。那儿我已经用着一个人了，然而他是个十足的废物。”

“那么我的职务是在哪方面呢？”我问。

“到那儿再看吧。您暂且上那边去，我给他们下个命令。只是请您别酗酒，也别提出什么请求来打扰我。要不然我就把您赶走。”

他甚至没有对我点一下头就扭转身走开了。我对他和他那看报的女儿鞠了躬，走出来。我的心头十分沉重，临到姐姐问我工程师怎样接见我的时候，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为了到杜别奇尼亚去，我一清早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就起床了。我们的大贵族街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大家都还在睡觉，我的脚步声孤零零地、闷闷地响着。沾着露水的白杨给空气填满柔和的清香。我心里难过，不想出城去。我喜爱我这个故乡，这个城。我觉着它那么美丽，那么温暖。我喜爱这种苍翠、这晴朗而安静的早晨、我们的大钟的当当声，可是那些跟我同住在这个城里的人依我看来却乏味，生疏，有时甚至可恶。我不喜欢他们，也不了解他们。

我不明白所有这六万五千人为什么活着，靠什么活着。我知道基木雷城的人靠了做靴子过活，土拉城的人做茶炊和枪支，奥德萨是一个港埠，可是我们这个城究竟是什么，它做出些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大贵族街和另外两条比较干净的街道上住着的人要么靠现成的资金生活，要么靠做官从国库领来的薪金生活，此外还有八条街道，彼此平行，大约有三俄里长，街的尽头伸到高岗背后，住在这八条街上的人又靠什么生活呢，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个捉摸不透的谜。至于这些人在怎样生活，那真叫人羞得说不出口！没有公园，没有剧院，没有像样的乐队。市立图书馆和俱乐部图书馆只有犹太籍的少年才光临，因此杂志和新书放在那儿，一连好几个月没有人去裁开书页。有钱的和有知识的人睡在又窄又闷的寝室里，躺在满是臭虫的木床上。孩子们住在脏得使人恶心的房间里，还美其名曰“儿童室”。至于仆人，哪怕是年纪大的和令人敬重的，也睡在厨房的地板上，盖着破被子。在平常日子，屋子里有红甜菜汤的气味，到了持斋的日子就有用葵花子油煎的鲟鱼的气味。他们吃没有滋味的菜，喝不卫生的水。在国会里，在省长家里，在主教家里，在各处屋子里，许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纷纷谈论，说我们城里没有价钱便宜、清洁卫生的水，说必须向国库借二十万卢布来安装自来水。很有钱的富翁在我们城里总也不下于三十个，有时候，打一场牌就输掉整整一个庄园，可是也喝不好的水，一辈子热心地谈借款，这种事我也不懂，我觉着他们干脆从自己口袋里拿出那二十万卢布来倒简单多了。

在全城当中我没见过一个正直的人。我父亲收受贿赂，认为人家是出于尊敬他的思想品质才给他贿赂的。中学生们为了升班而到教师家里去搭伙食，教师乘机收下他们大笔的钱。军事长官的太太在招募新兵时期接受新兵的贿赂，甚至容许新兵邀她去吃喝，有一回在教堂里跪下去以后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因为她喝醉了。在招募新兵时期就连医师也接受贿赂。本城的医师和兽医向肉铺和酒馆要钱。县立学校出售那种特准豁免兵役的证书。监督司祭向下面的教堂教士和长老索取贿赂。在市政机关里，在市民机关里，在医务机关里，在别的一切机关里，每个有所请求的平民办完事，刚要走，就会有人对他的背影大喝一声：“应当表示感激才对！”那个平民就走回来，给他们三十个到四十个戈比。凡是不接受贿赂的人，例如司法机关的官员，总是傲慢无礼，跟人握手的时候只伸出两个手指头，为人十分冷酷，见解极其狭隘，很爱打牌，喝很多的酒，娶有钱的女人，对他们四周的人无疑地起着有害的、腐化的影响。只有从姑娘们那儿才吹出一股道德纯洁的气息，她们大都有高尚的抱负，正直纯洁的灵魂，可是她们不懂生活，相信给人贿赂是出于对那人的思想品质的尊崇，而且出嫁以后很快就衰老，堕落，不可救药地陷在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泥潭里了。

三

我们这个地区正在修建铁路。每逢假日的前夕，就有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人在城里走来走去，城里人叫他们“修铁路的”，怕他们。我常常看见衣衫褴褛的人脸上带着血迹，头上没戴帽子，被人拉到警察局去，后面跟着人，手里拿着一个茶炊或者一件不久以前洗过、现在还湿着的内衣，作为物证。“修铁路的”通常聚集在小酒店附近和集市上，他们喝酒，吃东西，骂下流话，碰见举动轻佻的女人过路就吹出刺耳的呼哨声。我们的小铺老板为了给这些饿着肚子、衣衫褴褛的人开一开心，就用白酒把一条狗和一只猫灌醉，或者在狗尾巴上拴一个空煤油桶，吹一声口哨，那只狗就沿着街道飞跑，铁桶轰隆轰隆地响起来，吓得那只狗尖声乱叫，以为身后追来一个什么怪物，一口气远远地跑出城外，到了田野上，在那儿累得精疲力尽。我们城里有几只狗经常发抖，尾巴夹在后腿当中，据说这些狗受不了这样的娱乐，发疯了。

火车站建筑在离城五俄里远的地方，据说工程师为了把铁路修得挨近城边而索取五万卢布的贿赂，市政机关只同意给四万，双方为那一万闹翻了。现在城里人后悔了，因为他们得修一条公路通到火车站去，据估算修这条公路破费的钱还要多。整个铁路线上已经铺好枕木和钢轨，公务列车来来往往，运输建筑材料和工人。由于多尔日科夫正在造桥，全线工程便受到了耽搁，另外有些地方的车站也还没有修好。

杜别奇尼亚是我们的第一个车站的名字，离城有十七俄里远。我是走着去的。秋播和春播的麦子沉浸在清晨的阳光里，一片碧绿。这一带土地平坦，草木欣欣向荣，远处明晃地现出火车站、古墓、更远的庄园的轮廓……到野外来是多么好啊！我多么希望充满自由的感觉，哪怕只有一个早晨也好，免得去想城里发生的事，免得去想自己的贫穷，免得去想自己的饥饿！再也没有一种东西比强烈的饥饿感觉更妨碍我生活的了。这种感觉一出现，我的优美思想就跟荞麦粥、牛排、煎鱼的念头古怪地掺混起来。例如现在，我一个人站在野外，抬头看着一只百灵鸟，它在天空中好像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似的，不住声地唱，仿佛发了歇斯底里一样，我自己却在想：“这时候要是能够吃一块抹上黄油的面包，那该多好啊！”或者我在路边坐下，闭着眼睛养一养神，听着五月里这种美妙的闹声，这时候我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滚烫的土豆的气味。尽管我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平素我却只吃得到很少的东西，因此整个白天我的主要感觉就是饥饿，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深切地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只为吃饭而干活，一谈话就离不开吃食这个题目吧。

在杜别奇尼亚，工人们正在车站内部抹墙，修建水塔上部的木楼。天气炎热，空中有石灰浆的气味，工人们有气无力地在一堆堆木片和碎砖上走来走去。老扳道员睡在自己的小屋旁边，阳光直射到他脸上。一棵树木也没有。电报线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电报线上这儿那儿停着几只鹰。我也在那一堆堆土屑和碎砖上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于是想起我问工程师我的职务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我的那句话：“到那儿再看吧。”可是在这个荒凉地方有什么可看的呢？那些抹灰工人在谈一个工头，谈一个名叫费多特·瓦西里耶夫的人，我听不懂，渐渐地我觉着烦闷无聊了。这是一种生理的感觉：人感觉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脚，自己的高大身体，可又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好，也不知道该把它们摆在哪儿好。

我至少蹓跶了两个钟头，才发现车站外面，铁路线右边，有一排电报线杆子，排到一俄里半或两俄里以外，它的尽头是一道白色石墙。工人说办公处就在那边，我终于想到那才是我该去的地方。

那是个很旧的、早已荒废的庄园。墙上的白石头有了麻点，墙已经风化，有些地方已经坍下来了。院里有所厢房，它那灰泥脱落的光墙面对田野，房顶生了锈，有些地方补了一块块白铁，闪闪发亮。从大门口往里看，可以看见一个长满杂草的大院子和一所古老的正房，窗口下了百叶窗，房顶很高，锈得发红。正房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所孤零零的厢房，一所厢房的窗子上钉了板条，另一个小屋的窗子开着，小屋旁边有一根绳子，上面晾着内衣，附近有几条小牛走来走去。最后一根电报线杆子立在院子里，那上面的电线通到那个厢房的窗口，厢房的一面光墙面朝田野。屋门是开着的，我走进去。一个放电报机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先生，一头乌黑的鬈发，穿一件帆布上衣。他皱起眉头严厉地瞧着我，可是马上笑了，说：

“你好，小利钱！”

这人是伊万·切普拉科夫，我的中学同学，他在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吸烟而被开除了。有一年秋天我们一块儿去捉过金翅雀、黄雀、蜡嘴雀，一清早趁我们父母还睡觉，就拿到集市上去卖。我们藏在暗处等着小群的南飞的椋鸟飞过，用小霰弹向它们射过去，然后把受伤的鸟拾起来，有的鸟极痛苦地死去，我至今还记得它们夜里怎样在我的笼子里呻吟，有些鸟复原了，我们就拿去卖掉，而且厚着脸皮对买主赌咒说这些都是雄鸟。有一回在集市上，我手里只剩下一只椋鸟没有脱手，向顾客们兜售了很久，终于卖出去，可是只卖了一个戈比。“好歹也算是得了一点小利钱！”我安慰自己说，把那个戈比藏起来，从此以后街上的男孩们和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利钱，就是现在偶尔也还有些小男孩和小店员开玩笑，叫我这个名字，其实除了我以外谁都不记得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了。

切普拉科夫身体不结实，胸脯很窄，伛着背，腿挺长。他的领结是用细绳扎的，根本没穿背心，靴子比我的还糟，靴后跟都歪了。他很少眨眼睛，脸上有一种性急的神情，好像打算一把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他老是忙忙乱乱的。

“你等一等，”他往往慌张地说，“你听我说！……咦，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们谈起天来。我这才知道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庄园不久以前还是切普拉科夫的产业，去年秋天才转让给工程师多尔日科夫。工程师认为把钱用来买地产比买证券有利，他已经在我们这一带地方买下三所上流社会的抵押过的庄园。在卖房的时候，切普拉科夫的母亲说妥她有权利在一所厢房里再住两年，而且要求给她儿子在办公处找个工作。

“他还有不买的！”切普拉科夫说到工程师，“光是从包工头那儿他就拿到多少钱！他跟人人要钱！”

然后他带我去吃饭，忙忙乱乱地决定我跟他两人合住在厢房里，我在他母亲那儿搭伙食。

“她是个吝啬的人，”他说，“不过她也不会问你要很多钱。”

他母亲住着的那些小房间里很挤，所有的房间连前堂和门道在内都堆满家具，这是在卖掉庄园以后从大房子里搬到这儿来的。这些家具都是用红木做的老古董。女主人切普拉科娃是一位长得很胖、上了年纪的太太，长着中国人那种斜眼睛，坐在靠窗子的一把大圈椅上织袜子。她对我很客气。

“妈妈，这人是波洛兹涅夫！”切普拉科夫介绍我说，“他将来在这儿工作。”

“您是贵族吗？”她用一种古怪的、不好听的声调问，我觉着她喉咙里好像有一块肥油在翻腾似的。

“是的！”我回答说。

“请坐。”

这顿饭不好吃，菜只有一种用苦奶渣做馅的馅饼和奶汤。女主人叶连娜·尼基佛罗芙娜不知怎的老是古怪地眨眼，一会儿眨这只眼，一会儿眨那只眼。她说话，吃东西，可是她的整个身体里已经透出一种死亡的味道，甚至似乎隐隐透出死尸的气息。生命在她身体里微弱地发光，同时她心里微弱地闪着一种感觉：她是地主太太，以前家里有过许多农奴，她又是将军夫人，女仆对她非尊称“夫人”不可。每逢这些可怜的生活残余在她心头亮一下，她就对儿子说：

“让[5]，你不该这样拿刀子！”

要不然她就呼哧呼哧地喘气，现出女主人打算应酬客人的那种装模作样的神情，对我说：

“您知道，我们把我们的庄园卖了。当然这是叫人惋惜的，我们在这儿住惯了，可是多尔日科夫答应要让做杜别奇尼亚的站长了。所以我们就不必离开这儿，将来住到车站附近去，那跟住在这个庄园里一模一样了。工程师是个大好人！您不觉得他长得挺漂亮吗？”

不久以前切普拉科夫一家还很阔绰，可是将军死后，一切都变了。叶连娜·尼基佛罗芙娜开始跟邻居吵架，打起官司来。管家和工人应得的钱她总不肯付足。她老是担心遭到别人的敲诈，于是不出十年光景，杜别奇尼亚变得叫人认不得了。

大房子后面是一个古老的花园，如今却变成野地，长满杂草和灌木，一片荒凉。我穿过至今还坚固好看的露台，隔着玻璃门可以看见里面的房间，那儿铺着镶木地板，大概这是客厅，房里有一架旧式钢琴，墙上挂着大的红木框的版画，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以前花坛里的花卉至今还留存着的只有芍药和罂粟花，它们从青草里伸出白色的和鲜红色的花苞。花园幽径上长着些小槭树和小榆树，虽然被奶牛啃过，却不住地往上长，互相纠缠在一起。这个花园茂茂密密，好像路也走不通似的，然而只是在房子附近才这样，在这一带，旧日的林荫道两旁，还留存着白杨、松树、老菩提树，至于这后面远一点的地方，园子里的树木却已经清除掉，开辟了一个刈草场，这儿已经不闷热，也没有蜘蛛网粘到人的嘴上和眼睛上来，倒有吹拂着的清风了。越走得远也就越空旷，空地上已经长起樱桃树、李树、枝叶茂密的苹果树，这些树用棍子撑住，生着癌肿病，很难看，梨树长得高极了，简直叫人不相信这是梨树。花园的这一部分已经让我们城里的商人租去了。有一个痴呆的乡下人住在一个窝棚里，看守这块地方，防备盗贼和椋鸟。

花园的树木越来越稀疏，渐渐变成一片真正的草场，顺一个高坡溜下去，到了一条长满绿色芦苇和柳丛的河边。在磨坊的堤坝附近是水深段，水深而鱼多，那个铺着草顶的小磨坊愤愤地送出一片嘈杂声音，蛤蟆使劲地聒噪。水面平滑，好比一面镜子，偶尔出现一圈圈细纹，不住颤抖，原来是河里的莲花被快乐的鱼惊扰了。河对岸是小小的杜别奇尼亚村庄。安静的、蓝色的水引诱着人们，应允着凉爽和休息。现在这一切，水面啦，磨坊啦，舒适的河岸啦，却都属于工程师了！

随后我的新工作开始了。我收电报，发电报，写各种报表，把文笔不通的工头和工长送到我们办公室里来的领物单、请求书、报告等一律誊写干净。不过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我仍旧没有事情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电报，或者叫一个小孩守在厢房里，我自己到花园去散步，直到孩子跑来告诉我说电报机响了才回去。我在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吃饭。肉很少见，菜都是牛奶做的，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持斋，遇到这种日子就用一种粉红色的碟子盛菜，名叫斋食的碟子。切普拉科娃经常眨眼，这在她已经成了习惯，有她在座我总是觉着不自在。

这个厢房里的工作少到不够一个人做的，因此切普拉科夫什么也不做，光是睡觉或者带着枪到水边去打鸭子。每到傍晚他总到村子里或者车站上去灌一通酒，临睡觉老是照一照镜子，嚷一声：

“你好，伊万·切普拉科夫！”

他喝醉了酒，脸色就变得很白，老是搓着手笑，那声音像是马嘶：唏唏唏！他往往一时性起，脱掉衣服，光着身体在田野上跑起来。他吃苍蝇，而且说味道有点酸。

四

有一天吃过饭后，他跑进厢房里来，喘着气说：

“走，你姐姐来了。”

我就去了。果然那所大房子的门廊前面停着一辆城里的敞篷马车。我姐姐来了，安纽达·布拉戈沃也跟她一块儿来了，另外还有一位穿着军装的先生。等到走近了，我才认出这个军人就是安纽达的哥哥，他是医师。

“我们是到您这儿来野餐的，”他说，“还好吗？”

姐姐和安纽达想问我在这儿生活得怎样，可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光是瞧着我。我也没有说话。她们明白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姐姐眼睛里出现了泪水，安纽达·布拉戈沃开始脸红了。大家往花园里走去。医师走在大家前头，快活地说：

“多好的空气！圣母啊，多好的空气！”

从外表看来，他还完全是个大学生。他说话和走路都像个大学生，他那对灰色眼睛的眼光那么活泼，朴实，坦率，像一个很好的大学生。他跟他那又高又美的妹妹站在一起却显得虚弱，显得单薄，他的胡子稀疏，他的嗓音也是那种不洪亮的男高音，不过十分好听。他在某地一个军团里服务，现在休假，回来探望亲人。他说今年秋天要到彼得堡去参加医学博士考试。他已经成了家，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女，他结婚很早，那是在他念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现在城里人说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他已经不跟妻子住在一块儿了。

“现在几点钟了？”姐姐不安地问道，“我们得早点回去才好，爸爸放我出来看弟弟，说定了要我六点钟回去！”

“唉，您的爸爸真是严！”医师叹道。

我端来了茶炊。在大房子的露台前面铺了一张地毯，我们就坐在那上面喝茶，医师跪在地毯上，用碟子喝茶，说他体验到了幸福。后来切普拉科夫回去取钥匙，开了玻璃门，我们大家就走进了那所房子。房子里阴暗，神秘，有蘑菇的气味，我们的脚步发出很响的声音，仿佛地板底下是个地窖似的。医师站在那儿按钢琴的键，钢琴就用微弱的、颤抖的、嘶哑的、然而仍旧和谐的琴音回答他，他就试了试嗓子，唱起一支抒情歌来，等到有个琴键不出声了，他就皱起眉头，急得跺脚。我姐姐不再张罗回家，在房间里兴奋地走来走去，说：

“我快活啊！我快活得很，快活得很啊！”

从她的声调里可以听出惊奇的意味，倒好像她信不过自己也能心绪很好似的。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她这么快活。她甚至变得好看了。她的相貌本来不美，她的鼻子和嘴有点向前翘起来，显出一种神情，好像她在吹气似的。可是她那对黑眼睛好看，她那张脸白得娇嫩，脸上总有善良和悲哀的动人神情，因此，她讲话的时候就显得妩媚，甚至美丽。她和我，我们两个人，都长得像我们的母亲，肩膀宽，身体壮，刻苦耐劳，可是她脸上的苍白却像有病的样子。她常常咳嗽，我有时候在她眼睛里看出凡是身患重病，而又因为某种缘故瞒住不说的人所常有的那种神情。眼前，她的快活却有点孩子气，有点天真，倒好像我们小时候，被严厉的教育压制和扑灭的那种欢乐，现在突然在她灵魂里醒过来，要爆发出来似的。

可是等到黄昏到来，马车准备好，姐姐就消沉下来，在那辆敞篷马车上坐下，变得憔悴了，从她的神色看来仿佛这辆马车是被告席上的凳子似的。

他们都走了，热闹收场了……我想起安纽达·布拉戈沃始终没有跟我交谈一句话。

“这真是个怪姑娘！”我想，“这真是个怪姑娘！”

圣彼得节前的斋期到了，从此我们就天天吃素。我闲着没事做，职位又不固定，因此那种生理上的烦闷折磨着我，我不满意自己，无精打采，肚子又饿，一味在这庄园上蹓跶，只等生出一种适当的心情，那就可以动身离开此地了。

有一天将近黄昏，萝卜正坐在我们的厢房里，忽然多尔日科夫走进来，他给太阳晒得挺黑，浑身扑满尘土，变成灰色了。他在自己的工段上待了三天，现在坐机车到杜别奇尼亚，从车站步行到我们这里来。他在等马车，而马车大概要从城里来，他就趁这工夫带着总管在这个庄园上巡查一遍，大声地发命令，然后在我们这个厢房里坐了整整一个钟头，写了一些信。就在这段时间，来了一些电报，是打给他的，他就亲自在电报机上回了电报。我们三个笔直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响。

“简直乱七八糟！”他厌恶地瞧着表报说，“过两个星期我就要把这办公处移到车站上去了，我真不知道该拿你们怎么办才好，先生们。”

“我尽了力了，大人。”切普拉科夫说。

“当然，当然，我看得出来您在怎样尽力。您只会拿薪水，”工程师瞧着我，接着说，“您老是指望托人情，只求快一点，便当一点地faire la carrière[6]。哼，我才顾不得什么人情不人情。以前从来就没有人为我张罗过，先生。在人家叫我修铁路以前，我当过机车司机，在比利时做过普通的加油工人，先生。还有你，潘捷列，你在这儿干什么？”他回过身去问萝卜，“是跟他们一块儿灌酒吧？”

不知什么缘故，他把一切普通人都叫做潘捷列，他看不起像我和切普拉科夫这样的人，背地里骂我们是酒鬼，畜生，下流胚。总之，他对小职员很苛，常常罚他们钱，冷冰冰地把他们革职，而且连一句解释的话也不说。

最后马车来接他了。他临走说定，过两个星期把我们一股脑儿革职，骂总管是个笨蛋，随后在马车上大模大样地坐好，进城去了。

“安德烈·伊万内奇，”我对萝卜说，“收我做个工人吧。”

“哦，那有什么不行的！”

我们就一块儿往城里走去。等到车站和庄园远远地落在我们后面，我就问：

“安德烈·伊万内奇，为什么您刚才到杜别奇尼亚来？”

“第一，我的那些小伙子在铁路线上做工；第二，我来付将军夫人的利息。去年我在她那儿借了五十个卢布，现在我每月付给她一个卢布的利息。”

这个油漆工人站住，抓住我的纽扣。

“米萨伊尔·阿列克谢伊奇，我的天使。”他接着说，“我是这样看事情的：要是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位先生，哪怕拿很小很小的一点利钱，那他就是一个坏人。这种人心里不会有真理。”

清瘦苍白、样子可怕的萝卜闭上眼睛，摇着头，用哲学家的口气说：

“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主啊，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吧！”

五

萝卜办事不精明，不善于考虑。他应下的活儿总是太重，弄得自己担不下来，临到结帐就发了愁，不知该怎么办好了，因此差不多永远赔钱。他涂油漆，装玻璃，糊墙纸，甚至应下修盖房顶的活儿。我还记得他往往应下一桩很小的活儿，却一连跑上三天去找铺房顶的工人。他是个高明的手艺人，有时候他一天能挣十个卢布之多，要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心愿，不管怎样一定要当头儿，让人叫一声包工头，那他大概已经积下一大笔钱了。

他自己讲定价钱包下活儿来，可是他每天得付给我和另外的一些小伙子工钱，从七十个戈比起到一个卢布为止。遇到天气炎热而干燥，我们就做各种外部的工作，主要的是油漆房顶。由于不习惯，我的脚觉着烫，仿佛在烧红的铁板上走路似的，等我穿上毡靴，两只脚却又闷热。不过只是在起初的时候才这样，后来我也就习惯，一切都顺顺当当了。现在我生活在那些把劳动看做理所当做而不可避免的人们当中，他们像拉重车的马那样劳动，常常体会不到劳动的道德意义，甚至在谈话中从来不用“劳动”这两个字。跟他们在一起，我也觉得自己成了拉大车的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我所做的工作是理所当做的，不可避免的，这就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使我摆脱了种种怀疑。

起初一切都吸引我，样样事情都新奇，我好像重新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可以睡在地上，可以光着脚走路，而这是非常痛快的。我可以站在普通人当中，不会使谁觉着拘束，遇到街上有拉马车的马倒在地上，我就跑过去，帮着把它扶起来，不怕弄脏自己的衣服。主要的是我靠我自己生活，不成为别人的累赘！

油漆房顶，特别是用我们自己的干油和油漆来做这工作，素来被人认为是很赚钱的活儿，因此就连萝卜这样的好手艺人也不看轻这种枯燥乏味的粗活儿。他穿着短裤，露出浅紫色的瘦腿，在房顶上走来走去，像是一只鹳。他用刷子涂漆的时候，我听见他沉重地叹口气，说：

“我们这些罪人真是倒霉啊，倒霉啊！”

他在房顶上走路跟在地板上一样地自由自在。尽管他有病，脸色白得跟死人一样，他却非常灵活。他跟年轻人那样不用搭脚手架就在拱顶上和教堂圆顶上涂油漆，只要有梯子和绳子就行。每逢他站在高处，离地面很远，挺直身子，不知对谁说起话来，他那样子总是有点可怕，他老是说：

“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

或者他正在想着什么，就说起话来回答自己的思想：

“什么事都会有！什么事都会有！”

每逢我下工回家，那些坐在门口凳子上的人，那些店员，顽皮孩子和他们的主人就纷纷对我的背影讲出种种讥诮和恶意的话来，起初这使我激动，甚至弄得我觉着奇怪。

“小利钱！”从四面八方传来喊叫声，“油漆工！赭石！”

对我最不客气的恰好是不久以前自己还是普通人、靠干重体力劳动糊口的那些人。我在商场里走过铁铺，他们仿佛一不小心似的把水泼了我一身，有一回甚至把一根棍子扔到我身上来。有一个鱼贩子，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堵住我的去路，恶狠狠地瞧着我说：

“傻瓜，你没有什么可怜的！你父亲才可怜！”

我的熟人一遇见我，不知什么缘故都发窘。有的人把我看做怪人，小丑，有的人为我惋惜，有的人不知道怎样对待我才好。要了解他们是困难的。有一天我在我们的大贵族街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遇见安纽达·布拉戈沃，我去上工，手里拿着两把长刷子，提着一桶油漆。安纽达认出了我，脸红了。

“请您在街上不要跟我打招呼……”她没有跟我握手，光是用发颤的声音又烦躁又严厉地说，她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了泪光，“要是依您看来过这种生活是必要的，那也由您……由您，可是请您别再跟我来往了！”

我已经不住在大贵族街，而住在城郊玛卡利哈我的奶娘卡尔波芙娜家里了。她是个善良的、然而心境阴郁的老太婆，老是预感到要出什么坏事，不管做了什么梦都害怕，甚至看见蜜蜂或黄蜂飞进房间里来也觉得是不祥之兆。至于我做了工人，那在她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她难过地说，摇摇头，“完了！”

她的养子普罗科菲跟她同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他是一个卖肉的小伙子，长得身材魁梧笨重，年纪在三十上下，头发发红，唇髭挺硬。他在门道里遇见我，总是一声不响，恭恭敬敬地给我让路，要是他喝醉酒，就把张开的五个手指头一齐举到帽檐那儿行一个礼。每天傍晚他吃晚饭，我隔着木板间壁听见他嗽喉咙，叹气，一杯连一杯地喝酒。

“妈！”他低声叫着。

“什么？”卡尔波芙娜非常疼爱她的养子，这时候回答一声，“什么事，好儿子？”

“妈，我要待您厚道。在这尘世的痛苦生活中，我要给您养老送终，等您死了，我自己出钱给您办丧事。我早就说过这话，这是真话。”

我每天在太阳东升以前就起床，睡得很早。我们油漆工人吃得很多，睡得香甜，只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天夜里心跳得厉害。我没有跟同伴吵过架。诟骂、情急的发誓、诅咒（例如“巴不得你瞎了眼才好”或者“巴不得你害一场霍乱才好”）是成天价不停的，然而我们之间仍旧处得很和睦。那些工人疑心我是一个什么教派的信徒，就好意地拿我开玩笑，说是连我的亲爹都不认我做儿子了，同时他们又说他们自己很少到教堂里去，他们有很多人已经有十年没到教堂里去忏悔过。他们为这种疏懒辩白说，油漆工人在人当中所处的地位就跟乌鸦在鸟当中的地位一样。

伙伴们看重我，对我很尊敬。我不喝酒，不吸烟，过一种平静而规矩的生活，这显然中了他们的意。只有两件事情使他们不痛快，不赞成，那就是我不跟他们合伙偷干油，也不同他们一块儿去向顾主讨赏钱。偷主人的干油和油漆在油漆工人当中已经成为风气，不认为是偷了，引人注意的是就连萝卜这样公正的人每回下班也总要带走一点白粉和干油。至于讨赏钱，就连在玛卡利哈买下了房子的、可敬的老人也不觉着害臊，每逢我看见伙伴们在开始上工或者结束工程的时候成群结队地去向一个庸庸碌碌的顾主道喜，拿到一枚十戈比的银币，低声下气地道谢，我总是又烦恼又害臊。

他们如同一批狡猾的廷臣那样对待顾主，差不多每天我都要想起莎士比亚的普隆涅斯[7]。

“大概天要下雨。”顾主瞧着天空说。

“要下的，一定要下的！”油漆工人们同意。

“不过，这不是雨云。也许不会下雨。”

“不会下雨，老爷！真的，不会下雨。”

他们在背后对顾主总是带着讽刺的态度，比方说他们看见老爷坐在阳台上看报，他们就说：

“他在看报，可是大概连吃的都没有呢。”

我没有到父亲家里去过。我下工回到自己家里，常发现房间里有字条，写得又简短又焦虑，那是姐姐写的，她时而在字条上告诉我说，父亲在吃饭时候不知怎的特别心事重重，什么东西也没吃，时而又说父亲差点绊了一跤，时而又说他坐在自己房间里，关上门，很久没出来。这一类消息使我激动，弄得我睡不着觉，有时候我甚至深夜到大贵族街去，走过我家门口，瞧着黑窗子，极力推测家里是不是平安无事。每到星期日，姐姐常来看我，然而是偷偷地来，装得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奶娘的样子。等到她走进我的房间，她的脸色总是很苍白，眼睛带着泪痕，而且立刻哭起来。

“我们的父亲受不了这个局面！”她说，“万一他有个什么好歹（但愿别这样才好），那你的良心就要折磨你一辈子了。这真可怕，米萨伊尔！我用我们母亲的名义请求你：改悔吧！”

“姐姐，我亲爱的，”我说，“既然我相信我是在按良心行动，那我怎样改悔呢？你要了解我才好！”

“我知道你是按良心行动，可是说不定这种事可以换一个方式做，不致伤别人的心。”

“唉，圣徒啊！”老太婆在门外叹道，“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灾难会来的，我的亲人，灾难会来的！”

六

有一个星期日，出人意外，医师布拉戈沃来找我。他穿着军装，军装里面是一件绸衬衫，脚上穿一双高筒漆皮靴。

“我来找您了！”他开口说，而且照大学生那样使劲握一握我的手，“我天天听见人家谈起您，老是打算来找您，照俗话所说的那样，掏心窝子谈一谈。城里烦闷得可怕，简直没有一个活人，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谈一谈话的人。圣母啊，天好热！”他接着说，脱掉上衣，只穿一件绸衬衫，“好朋友，请您允许我跟您谈一谈！”

我自己也觉着闷得慌，早就想在油漆工人以外找个人一块儿谈一谈了。我见了他从心里高兴。

“首先我要说，”他在我床上坐下说，“我满心同情您，深深地尊敬您这种生活。这儿的城里人都不了解您，而且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您，因为您知道，这儿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果戈理笔下的那些猪。可是上回野餐的时候我却一眼就看透了您。您有高尚的灵魂，是一个正直而崇高的人！我尊敬您，认为跟您握手是莫大的荣幸！”他接着热诚地说，“要照您这样猛一下子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那就得经历复杂的精神过程。如今为了继续过这种生活，经常站在自己的信念的高处，您的头脑和心灵必定一天到晚紧张地活动着。现在，作为我们的谈话的开端，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认为倘使您把这种毅力，这种紧张，这种精力用在一种别的事情上，例如用在逐步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或者艺术家上，那么您的生活就会更加广阔，更加深刻，在各方面都有更多的效果？”

我们畅谈起来。当我们的话题碰到体力劳动的时候，我就表白了这样的想法：必须使强者不奴役弱者，必须使少数人不成为多数人的寄生虫或者不成为逐步吸尽多数人身上的脂膏的唧筒，这也就是必须使所有的人，强者和弱者，富人和穷人，没有一个例外，各人为自己，一律参加生存斗争。在这方面，除了体力劳动可以作为普遍的、人人理所当尽的责任以外，再也没有比它更好的消除差别的办法了。

“那么依您看来，体力劳动是人人必须承担的，不能有一个例外？”医师问。

“是的。”

“可是您不认为倘使大家，包括最优秀的人、思想家、大学者也在内，各人为自己，一概参加生存斗争，把时间用在敲碎石头和油漆房顶上，那就可能为进步造成严重的危机吗？”

“在哪方面会造成危机呢？”我问，“进步的关键在于见诸行动的爱，在于实践道德的准则。如果您不奴役什么人，也不成为什么人的累赘，那此外您还需要什么样的进步呢？”

“可是请您容我说！”布拉戈沃站起来，忽然冒火了，“请您容我说！倘使一个蜗牛躲在自己的壳里致力于个人的道德完善，摸索道德的准则，您把这个叫做进步吗？”

“可是何必去摸索呢？”我生气了，“如果您不驱使您的同胞供您吃，供您穿，给您赶车，为了保卫您而去跟敌人作战，那么在眼前这种完全建立在奴役上的生活里这岂不就是进步吗？依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进步，而且恐怕是唯一可能的、为人类所需要的进步。”

“全人类全世界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如今却来谈一种受到我们的需要或者暂时的观念所限制的‘可能的’进步，对不起，这简直奇怪了。”

“如果照您所说的那样，进步是没有止境的，那就无异于说，进步的目标是不明确的，”我说，“活着而又不明确地知道为什么活着，那又何必活着呢？”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这个‘不知道’却不像您的‘知道’那么枯燥乏味。我顺着一道名叫进步、文明、文化的楼梯往上爬，爬呀爬呀，并不明确地知道我在往哪儿爬，可是，真的，单单为了这道美妙的楼梯就值得活着。您呢，知道为了什么活着，为了让一些人不奴役另一些人，为了让画家和为他研碎颜料的人吃同样的饭。可是要知道，这是生活中小市民的、厨房的、灰色的一面。只为了这一点而活着，难道不叫人恶心吗？倘使有些昆虫奴役另一些昆虫，那就滚它的，随它们去互相吞吃好了！我们不该去想它们，不管您怎样把它们从奴役里救出来，反正它们要死，要烂掉的。应该想那个伟大的未知数，它在遥远的未来等着全人类呢。”

布拉戈沃跟我激烈地争论着，不过同时也看得出来另外有一种思想在使他激动。

“大概您姐姐不会来了，”他看了看表说，“昨天她到我们家里去，说她要到您这儿来。您一个劲儿地说奴役，奴役……”他接着说，“可是要知道，这是局部的问题，所有这类问题会由人类逐渐解决，自生自灭的。”

我们就开始谈这个渐进论。我说，关于做好事还是做坏事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是自己把它解决的，并不等到人类通过逐渐的发展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再来解决。此外，讲到循序渐进，也吉凶不定。伴随着人道主义思想逐渐发展的过程，还有另一种思想也在逐渐地成长。农奴制度没有了，可是资本主义在成长。在解放思潮的全盛时期也跟在拔都的时代一样，多数人供少数人吃穿并且保卫他们，而多数人本身却挨饿，没有衣服穿，没有保障。这样的社会秩序能够跟任什么样的思潮和潮流融洽地相处，那是因为奴役的技术也逐渐细致起来。我们不再在我们的马厩里打我们的仆人，可是我们给奴役添上一种精致的形式，至少我们善于在每个个别例子里为奴役找出借口来。在我们这儿，思想只不过是思想罢了，要是如今，在十九世纪末尾还可以把我们的最不愉快的生理机能的需要转嫁到工人身上去，那我们一定转嫁，而且事后当然会为自己辩白说：如果最优秀的人、思想家、大学者把宝贵的光阴耗费在这方面，就可能为进步造成严重的危机了。

可是这时候姐姐来了。她一看见医师，就慌慌张张，惊恐不安，立刻说她现在该回家到父亲那儿去了。

“克丽奥佩特拉·阿列克谢耶芙娜，”布拉戈沃把两只手按在胸口上，恳切地说，“倘使您跟您弟弟和我一块儿消磨半个钟头，这于您父亲有什么妨碍呢？”

他为人爽直，善于把自己的欢乐感染别人。我姐姐想了一想，笑了，忽然高兴起来，就跟那回野餐时候一样的奇突。我们走到旷野上去，在草地上躺下，继续我们的谈话，眺望着那座城，城里所有朝西的窗子由于夕阳而放出万道金光。

这以后每一回姐姐到我这儿来，布拉戈沃也来，从他俩打招呼的样子看来倒好像他们在我这儿相逢是出于偶然似的。姐姐听我和医师争论，同时她的表情快活得入了迷，而且温柔，好奇，我觉着她的眼前好像渐渐展开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她以前就连在梦里都没有见过，现在她极力要弄明白它。遇到医师不在座，她总是安静而忧郁，如果现在她有的时候坐在我床上哭，那却是出于一种她自己从来不提的原因了。

八月里萝卜吩咐我们准备着到铁路线上去。在我们“被赶”出城的大约两天以前，我父亲来看我。他坐下，眼睛没有看我，不慌不忙地用手绢擦干净他的红脸，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份我们城里出版的《通报》，一板一眼地慢慢念了一段消息：我的同龄人，国立银行办公处主任的儿子，奉派担任省税务局的科长了。

“现在看一看你自己，”他叠起那份报来说，“叫化子，穿得破破烂烂，下流胚！就连小市民和农民也受教育，为的是成为一个人。你呢，出身于波洛兹涅夫家族，有显赫而高贵的祖先，却极力往泥里滚！可是我上这儿来不是为了跟你谈话；我对你已经死了心，”他站起来，压低喉咙接着说，“我来是想弄明白你姐姐上哪儿去了，混蛋。她吃过午饭后就走出家门，现在已经八点钟了，她还没回来。她近来常常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她变得不如以前孝顺了，在这儿我看到了你的卑鄙恶劣的影响。她在哪儿？”

他手里拿着那把我熟悉的伞，这时候我慌了，挺直身体，像个小学生，等着父亲打我，可是他注意到我的眼光落在他那把伞上，大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没有打我。

“你要怎样生活都由你！”他说，“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我的老天爷！”奶娘在隔壁房间里嘟哝着，“可怜的、苦命的孩子！唉，我的心感到会有不吉利的事发生，我感到了！”

我在铁路线上工作。整个八月不断地下雨，天气潮湿而寒冷。田野上的庄稼没有运走，在用机器收割的大农场上小麦没有扎成捆，乱堆着，我还记得这些悲惨的麦堆怎样一天天变得越来越黑，麦粒在发芽。工作是困难的，我们刚做完什么活儿，一阵大雨就把它全冲毁了。人家不准我们在车站的房子里住着，睡觉，我们就挤住在夏天“修铁路的”住过的又脏又潮的土窑里，每天夜里我总是冷得睡不着觉，而且有些潮虫在我脸上和胳膊上爬来爬去。每逢我们在桥旁边做工，粗鲁的“修铁路的”晚上总到我们这儿来，专门为了打油漆工人，这在他们已经成了一种娱乐。他们打我们，偷去我们的刷子，为了惹恼我们跟他们打架而破坏我们干的活儿，例如把绿漆涂在小屋上。萝卜给我们这些灾难添上最后一笔，他常常不按时付给我们工钱。这个地段所有的油漆活儿先是由一个包工头承包下来，这个包工头再转包给另一个包工头，那个包工头给自己扣下两成利润以后又把它转包给萝卜。这种活儿本来就无利可图，不料天又下雨，时间白白耗费过去，我们不能做工，可是萝卜却得每天给工人开工钱。挨饿的油漆工人差点把他痛打一顿，骂他是骗子，吸血鬼，出卖基督的犹大，他呢，这个可怜虫，唉声叹气，绝望地向天空举起两只手，屡次到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去借钱。

七

多雨的、泥泞的、阴暗的秋天到了。失业的日子来了，我常常一连三天没有事做，坐在家里，要不然就去做各种跟油漆无关的活儿，例如去拉沙土铺柏油路，每天挣二十个戈比。布拉戈沃医师到彼得堡去了。姐姐没有来找我。萝卜躺在家里害病，天天料着自己要死了。

我的心境也像秋天。这也许是因为我做了工人，才看清我们这个城的生活的内幕，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有所发现，这种新发现总是惹得我灰心丧气。我那些同乡，早先我对他们倒没什么意见，或者单从外表看上去显得十分正派，现在却露出本相，原来是些下流的、残忍的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们这些普通人受他们的欺骗，被他们克扣工钱。他们逼得我们一连几个钟头在寒冷的前堂里或者厨房里等着。他们侮辱我们，对待我们粗暴极了。秋天我在我们的俱乐部里给阅览室和两个房间糊壁纸。我糊好每一方壁纸，他们只付给我七个戈比，可是他们吩咐我在收据上写二十个戈比。我拒绝这样做，那位戴着金边眼镜、仪表堂堂的先生（多半是俱乐部的一个主任），就对我说：

“要是你这坏蛋再多费话，我就打你一嘴巴。”

仆役小声告诉他说我是建筑师波洛兹涅夫的儿子，他才有点发窘，脸红了，可是他立刻又恢复原样，说：

“滚他的！”

小铺卖给我们工人臭肉、坏了的面粉、泡过的茶叶。在教堂里警察总是推搡我们，在医院里医士和助理护士向我们敲诈，要是我们因为穷而没有给他们贿赂，他们为了报复就拿不堪下咽的食物给我们吃，在邮局里就连起码的小官儿也认为自己有权利把我们看做牲畜一样，对我们粗野无礼地嚷叫：“等着！你往哪儿钻？”就连那些看家狗都对我们不客气，特别凶恶地向我们扑过来。可是，自从我处在新的地位以后最使我吃惊的一种重大发现，就是社会上根本缺乏公平，这种情形老百姓叫做“他们忘了上帝”，很少有哪一天不遇到欺诈的事。在欺诈的人当中有卖给我们干油的商人，有包工头，有同事的工人，甚至有主顾本人。不消说，这里根本谈不到我们的任何权利，就连我们做工挣来的钱我们每一回都得站在黑门廊旁边，脱下帽子，哀求很久才拿得到，倒好像讨饭似的。

我在俱乐部阅览室隔壁的一个房间里糊壁纸。傍晚我刚打算下工，工程师多尔日科夫的女儿走进这个房间里来了，臂弯里抱着一捆书。

我对她点一点头。

“啊，您好！”她立刻认出我来，就对我伸过手来说，“跟您见面我很高兴。”

她微笑着，又好奇又困惑地瞧着我的工作服、浆糊桶、摊在地板上的壁纸。我挺窘，她也觉着不自在了。

“请您原谅我这么瞧着您，”她说，“人家对我谈了许多关于您的话。特别是布拉戈沃医师，他简直迷上您了。您姐姐我也已经认识，她是个亲切可爱的姑娘，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法说得她信服：您做平民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刚好相反，您现在成了城里最有趣味的人了。”

她又看一眼浆糊桶，看一眼壁纸，接着说：

“我本来请求布拉戈沃医师设法使我跟您比较亲密地交个朋友，不过他分明忘了，或者没有办到也未可知。不管怎样，我们总算相识了，如果您肯不拘礼节到我家里来玩，那我会十分感激您。我真想谈一谈！我是个普通人，”她说，向我伸过手来，“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块儿不会觉着拘束。我父亲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她走进阅览室里去了，衣服沙沙响，我呢，走回家去，很久都睡不着觉。

在这个缺乏欢乐的秋天，有一个好心人，显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轻松一点，时而给我送来茶叶和柠檬，时而送来饼干，时而送来烤松鸡。卡尔波芙娜说这些东西每一回都是由一个兵送来的，可是究竟是谁派他来的，就不知道了。那个兵总要探问我身体是否健康，我每天是否吃到饭，我有没有御寒的衣服。等到严寒来了，那个人仍旧照这样趁我不在，派一个兵送来一条松软的毛线织的围巾，围巾上冒出一股柔和的、几乎闻不出的香水气味，我猜出我的好心的仙女是谁了。围巾上有铃兰的香气，这是安纽达·布拉戈沃所喜爱的香水气味。

将近冬天，活儿多起来，大家高兴多了。萝卜又活了，我们一块儿在墓园的教堂里做工，给那儿的圣像壁打好塑金的底子。这是一种又干净又清静的活儿，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是一种顺手的活儿。一天中间可以做出许多活儿，同时光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大家不骂街，不笑，不大声说话。这个地点本身就使我们不得不肃静庄重，而且它让人生出平静严肃的思想。我们站着或者坐着，专心做工，一动也不动，跟塑像一样。四周是一片墓园里所应有的、死气沉沉的寂静，因此要是有个工具掉在地上，或者长明灯的火苗发出爆声，这些声音听起来就又响又刺耳，我们都回过头去看一眼。经过长久的寂静以后，往往可以听见像蜜蜂飞过一般的嗡嗡声：这是教士在门廊里正在为去世的婴儿做安魂祈祷，声音很低，不慌不忙，要不然，一个画工正在拱顶上画鸽子和它周围的星星，轻声吹起口哨来，忽然醒悟过来，立刻就不出声了。再不然萝卜叹口气，回答自己的思想说：“什么事都会有！什么事都会有！”或者在我们的头上飘过一阵缓慢悲凉的钟声，油漆工人注意到大概有一个富足的死人抬过来了。……

白天我在这种寂静里，在教堂的幽暗里度过。在漫长的傍晚我总是去打台球，或者到剧院楼座去看话剧，穿一身新的花呢的衣服，那是我用做工挣来的钱买下的。阿若京家已经开始演剧，举办音乐会，现在却只有萝卜一个人在那儿画布景了。他给我讲他在阿若京家有机会看到的话剧和戏剧亮相的情节，我就带着嫉妒的心情听他讲。我很想去看排演，可是要到阿若京家去，我又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圣诞节的一个星期以前，布拉戈沃医师来了。我们又争论，到傍晚总是打台球。他打台球的时候，脱掉上衣，解开衬衫胸前的扣子，不知什么缘故总是极力做出嗜酒如命的人的样子。他喝得不多，可是一喝酒就闹起来，而且在“伏尔加”那样便宜的下等酒馆里一个傍晚居然能够用掉二十个卢布。

姐姐又常上我这儿来了。他们俩一见面总是很惊讶，可是凭姐姐的又快活又负疚的脸色看得出来这种相逢并不是出于偶然。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打台球，医师对我说：

“您听我说，为什么您不到多尔日科娃家里去呢？您不了解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她是个聪明姑娘，迷人，心地单纯而厚道。”

我对他讲起春天工程师怎样对待我。

“这是废话！”医师笑着说，“工程师是工程师，她是她。真的，好朋友，别惹她不高兴，好歹上她那儿去一趟吧。比方说，我们明天傍晚就去找她。您肯去吗？”

他说动了我的心。第二天傍晚我就穿上那身新的花呢衣服，心里很激动，到多尔日科娃家里去了。仆役不像那天早晨我以谋事人身份到这儿来的时候那样傲慢和可怕，家具也显得不那么豪华了。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正在等我，像老朋友那样迎接我，友好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穿一件灰色呢料的连衣裙，袖子肥大，她那种发式等到过了一年在我们城里流行起来的时候被大家叫做“狗耳朵”。她的头发从两鬓起一直盖到耳朵上，由于这个缘故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的脸显得好像宽了一些，这一次我看上去，她很像她父亲，她父亲的脸就长得宽，绯红，神态有点像马车夫。她长得美丽优雅，可是不年轻了，看上去有三十岁光景，其实她至多不过二十五岁。

“亲爱的医师，我多么感激他呀！”她给我让座，说，“要不是他，您就不会到我这儿来。我闷得要死！父亲走了，撇下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在这个城里该怎么办好了。”

然后她问我目前在哪儿做工，挣多少钱，住在哪儿。

“您只花您做工挣来的钱吗？”她问。

“是的。”

“幸福的人啊！”她叹口气说，“依我看来，生活里的一切坏事都是由闲散，由烦闷无聊，由心灵的空虚来的。人习惯了靠别人过活的时候，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您不要以为我是在装模作样，我真心对您说：做富人是没有趣味，也不愉快的。大家说，人都是靠不义之财去结交朋友，因为一般说来正当的财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她用严肃冰冷的眼光瞧一眼四周的家具，仿佛想把家具点一点数似的，接着说：

“舒适和安乐有一种魔力。它们能够逐步吸引那些甚至意志坚强的人。以前父亲和我过得并不富裕，简简单单，现在呢，您看见我们在怎样过活。说起来骇人听闻，”她说，耸了耸肩膀，“我们一年要花到两万！而且是在外省！”

“人们往往把舒适和安乐看做金钱和教育的不可避免的特权，”我说，“我觉得生活的安乐可以跟任什么东西，甚至跟最繁重肮脏的劳动结合起来。您父亲阔绰，可是照他说来他做过一阵机车司机，当过普通的加油工人。”

她微微一笑，怀疑地摇摇头。

“爸爸有时候吃克瓦斯泡的面包渣汤，”她说，“这简直是寻开心，胡来！”

这时候传来门铃声，她站起来。

“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应当跟大家一样都做工，”她接着说，“要是有安乐的话，那就应当人人有份。任何特权都不应当有。哎，算了吧，别谈哲学了。请您跟我讲点快活的事吧。请您谈谈油漆工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可笑吗？”

医师来了。我开始讲油漆工人，可是因为不习惯而觉得拘束，就跟民族学家那样讲得严肃而没有力量。医师也讲了几个工厂工人的生活逸事。他身子摇摇晃晃，哭起来，跪下去，甚至学醉汉的样子躺在地板上。这简直是演员的表演，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瞧着他，笑得流出了眼泪。后来他在钢琴那儿坐下来，用他那柔和好听的男高音唱着，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站在旁边，给他挑选歌曲，他唱错的时候就纠正他。

“我听说您也会唱歌？”我问。

“这还用问！”医师吃惊地说，“她是个了不起的歌唱家，演员，您还要问！您说到哪儿去了！”

“从前我认真干过这一行，”她回答我的问题说，“可是现在我把它丢开了。”

她在一个矮凳上坐下，对我们讲起她在彼得堡的生活，模仿一些著名歌唱家的模样，学她们的声调和唱歌的姿态。她在纪念簿上画医师的肖像，然后画我的肖像，画得不好，结果把我们两个人画得很相像。她笑，胡闹，做出可爱的鬼脸。她做起这些事来比谈不义之财自然得多，我觉着她刚才对我讲财富和安乐仿佛不是认真地在讲，而是模仿什么人的话似的。她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我暗自把她跟我们的小姐们摆在一起，就连美丽端庄的安纽达·布拉戈沃都比不上她。这两个人的区别是很大的，好比人工培育出来的上等玫瑰和野玫瑰之间的区别一样。

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吃晚饭。医师和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喝红葡萄酒、香槟、加白兰地的咖啡。他们碰杯，为友谊，为智慧，为进步，为自由干杯。他们没有喝醉，只是脸红了，常常无缘无故大笑起来，笑到流出眼泪。为了免得显出烦闷的样子，我也喝红葡萄酒。

“那些有才能的、天资特富的人，”多尔日科娃说，“知道该怎样生活，顺着自己的道路走去。至于普通人，比方拿我来说，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会做，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瞧着深奥的社会潮流，随它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难道人能瞧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吗？”医师问。

“不对。这是因为我们看不见。”

“是这样吗？所谓社会潮流，那是新文学捏造出来的东西。我们没有这种东西。”

争论开始了。

“任何深奥的社会潮流，不但我们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医师大声说，“新文学捏造出来的东西多的是！它还捏造过一种在乡村工作的知识分子，然而您就是找遍我们的村子，恐怕也只能找到一个穿着短上衣或者黑上衣的村学究，写起‘也’字来倒会写错三笔。有文化的生活在我们这儿还没开始呢。那种野蛮、那种十足的粗鄙、那种微不足道，跟五百年前一模一样。潮流啦，思潮啦，有倒是有过，可是话说回来，那些东西都浅薄渺小，为种种庸俗的、一个钱也不值的利益服务。难道在这儿看得见什么严肃的东西吗？要是您以为您发现了深奥的社会潮流，您顺应它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那种把昆虫从奴役里解放出来或者从此不吃牛肉饼之类合乎当代风气的工作，那么我该给您道喜了，小姐。我们得学习，学习，再学习，至于深奥的社会潮流，我们得等一等：目前我们还没有长大成人，谈不到那种东西，凭良心说那种东西我们一点也不懂。”

“您不懂，我却懂，”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说，“上帝才知道您今天是多么乏味！”

“我们的任务是学习再学习，竭力积累尽量多的知识，因为只有在有知识的地方才会有严肃的社会潮流，将来人类的幸福都包藏在知识里。为科学干杯啊！”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必须给我们自己安排另外一种生活了，”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沉默一阵，想了一阵以后说，“像这种一直过到现在的生活是一个钱也不值的。我们别再谈它了。”

等到我们从她家里出来，教堂里已经敲两点钟了。

“您喜欢她吗？”医师问，“她挺好，不是吗？”

圣诞节的头一天我们在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家里吃饭，后来在这段节日里差不多天天到她家里去。她那儿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外人，她说得对：她在这个城里除了我和医师以外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谈话上。有时候医师随身带来一本书或者杂志，大声念给我们听。事实上他是我生平所遇见的头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不能判断他的知识是不是广博，不过他经常讲出他的知识来，因为他希望别人也知道。每逢他讲到有关医学的事，他的话总是跟我们城里任何一个医师都不同，给人留下一种新颖独特的印象，我觉得只要他有意，他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也许是当时唯一对我有重大影响的人。我跟他见面，不断读他拿给我的书，结果我渐渐开始感到需要知识，知识给我的缺乏欢乐的劳动充满高尚的精神。我已经觉着奇怪，早先我竟不知道，比方说，全世界是由六十种简单的物体构成的，不知道干油是什么，油漆是什么，而且好像没有这些知识也行了。跟医师的结交甚至也把我从精神上提高了。我常跟他争论，虽然我总是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可是由于他，我还是渐渐发现我并没有把一切事情都弄明白，我就极力形成尽量明确的信念，好让良心的指示明明白白，没有一点含混的地方。不过这个全城最有学问最优秀的人仍旧离着完美很远。他的风度、他那种喜欢把任何谈话都变成争论的习惯、他那好听的男高音，甚至他那种亲热，都有点粗野，缺乏教养，每逢他脱掉上衣，只穿一件绸衬衫，或者在酒馆里丢给仆役一点赏钱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文化到底是文化，他的心里却仍然有个鞑靼人[8]在活动。

到主显节他又到彼得堡去了。他是早晨动身的，午饭以后姐姐来找我。她没有脱掉皮袄和帽子，坐在那儿一声不响，脸色很白，眼睛瞧着一个地方发呆。她一阵阵发冷，看得出她强忍着病痛。

“你多半感冒了。”我说。

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站起来，去找卡尔波芙娜，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倒好像我得罪了她似的。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用沉痛的责备口气说：

“奶妈，我一直活到现在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呢？你说说看：我岂不是糟蹋了我的青春吗？我在一生的最好岁月里却只知道记账、倒茶、数戈比、招待客人，以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些更高尚的事了！奶妈，你要明白，我也有人的要求啊！我要生活，可是人家却把我变成一个带钥匙的女管家。这真可怕，真可怕呀！”

她把一串钥匙往门外一丢，钥匙当啷一响掉在我的房间里。这些是食器橱上的钥匙、厨房柜子上的钥匙、地窖的钥匙、茶叶匣的钥匙，也就是当年我母亲带过的那些钥匙。

“啊，哎，天呐！”老太婆害怕地说，“圣徒啊！”

姐姐回家去的时候，到我这儿来捡起钥匙，说：

“你原谅我吧。近来我起了点古怪的变化。”

八

有一回夜色很深了，我从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家里回来，在我的房间里碰见一个年轻的警察分局长，穿着一身新制服。他坐在我的桌子旁边，正在翻看一本书。

“到底来了！”他说，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找您了。省长吩咐您明天早晨九点钟去见他。务必要去。”

他要我写一个笔据说我一定执行省长大人的命令，然后就拿着它走了。这位警察分局长的深夜光临和省长的突然召见对我说来好比晴天霹雳。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怕宪兵、警察、法官，目前我心里七上八下，好像我真犯了什么罪似的。我无论怎样也睡不着觉。奶娘和普罗科菲也心不定，睡不着。此外奶妈耳朵痛，她哼哼唧唧，有好几回痛得哭起来。普罗科菲听见我没睡着，就举着一盏小灯小心地走到我房间里来，在桌子旁边坐下。

“您得喝点胡椒酒才对……”他沉吟一下说，“在尘世的愁苦生活里喝上一点酒是没什么关系的。要是妈往耳朵里倒一点胡椒酒，那也会有大好处。”

到两点多钟他动身到屠宰场去取肉。我知道这一夜直到天亮也睡不着，为了消磨九点钟以前这段光阴，就跟他一块儿去了。我们提着灯走去。他的学徒尼科尔卡年纪在十三岁上下，冻得脸上生出青斑，那副神情十足像个强盗，他坐在雪橇上跟着我们走，用沙哑的喉咙吆喝马。

“您在省长那儿大概要受罚，”亲爱的普罗科菲对我说，“省长有省长的章法，方丈有方丈的章法，军官有军官的章法，医师有医师的章法，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章法。您没有守住您的章法，人家就不能依您了。”

屠宰场坐落在墓园后面，以前我只是远远地看见过它。那是三个阴暗的板棚，四周围着一道灰色篱墙，夏天逢到炎热的日子风从板棚那边吹来，就带出闷人的臭气。现在我走进院子，四下里一片阴暗，看不见那些板棚，老是撞着马和那些空的或者已经装好肉的雪橇。人们提着灯走来走去，用下流的话互相骂着。普罗科菲也在骂，尼科尔卡也在骂，而且骂得同样难听，空中弥漫着不断的相骂、咳嗽、马嘶的嘈杂声。

到处是兽尸和畜粪的气味。这正是解冻的时令，雪已经跟泥土混成一片，在黑暗里我觉着好像在血泊里走来走去似的。

我们把肉装满雪橇，就动身到市上肉店里去。天亮起来了。拿着筐子的厨娘和穿着大衣的上了年纪的太太一个个来了。普罗科菲手里拿着斧子，身上系着溅了血迹的白围裙，嘴里恶狠狠地咒骂，面对着教堂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大声叫嚷，响得整个市场都听得见，反复说他照原价给肉，甚至赔了本钱。他克扣分量，少找零钱，厨娘看出这些毛病，可是给他的喊声震聋了耳朵，没有跟他计较，骂他一声刽子手就算了。他举起他那把可怕的斧子，砍下来，架势十分好看，每一次都带着凶恶的神情发出“嘿！”的一声吆喝，我深怕他别真的砍掉什么人的脑袋或者胳膊。

我在肉店里待了一个早晨，等到我终于去见省长，我的皮大衣上也有了肉和血的气味。我的精神状态好像是我奉了什么人的命令，拿着矛去猎熊似的。我至今还记得那道高楼梯，楼梯上铺着有条纹的地毯，有一个年轻的官员穿着礼服，纽扣发亮，一句话也不说，用两只手向门口一指，就跑去通报了。我走进大厅，那里面布置得很豪华，然而冷冰冰，引不起一点美感，特别难看刺眼的是在窗子中间墙壁上挂着的那些高而且窄的镜子和窗上挂着的那些黄得耀眼的窗帘。看得出来，尽管省长换来换去，这儿的布置却老是这个样子。那个青年官员又用两只手向门口一指，我就向一张大绿桌子走去，那边站着一个将军，脖子上挂着弗拉基米尔勋章。

“波洛兹涅夫先生，我请您来，”他开口了，手里拿着一封信，把嘴张得又大又圆，像是字母“O”，“我请您来是为了向您说明一件事。您那受人尊敬的父亲在书面上和口头上向本省首席贵族提出一个要求，请他召见您，向您指出您的行为跟您所荣幸的具有的贵族称号互相抵触。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大人公正地认为您的行为可能诱惑别人犯罪，觉得光是由他出面对您加以劝告已经不够，必须采取严肃的行政干涉了，因此在这封信里把他对您的看法陈述一遍，这种看法我也是赞同的。”

他说话声音很低，恭恭敬敬，站得笔直，倒好像我是他的长官似的。他那瞧着我的眼光一点也不严厉。他的脸憔悴，皮肉松弛，布满皱纹，下眼泡肿着，他的头发染过色，总之单凭外貌很难确定他究竟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

“我希望，”他接着说，“您会重视可敬的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谦和，他不是正式的，而是用私人方式向我提出要求的。我也不是正式地邀请您来，我对您也不是用省长的身份，而是以您父亲的真诚崇拜者的资格讲话的。因此我请求您，或者改变您的行为，回到跟您的称号相称的职务上去，或者为了避免诱惑别人犯罪，就请搬到人家不认得您的地方去，在那种地方您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在与此相反的情形下，我就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措施了。”

他沉默地站了半分钟，张着嘴瞧我。

“您是素食主义者吧？”他问。

“不，大人，我吃肉。”

他坐下，把一份公文拉到自己面前来，我就鞠躬，走出来了。

在吃午饭以前犯不上再去上工了。我就回家去睡觉，可是睡不着，因为屠宰场和省长的谈话在我心里引起不愉快的、不正常的感觉，到了傍晚我心神恍惚，闷闷不乐地去找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我告诉她我见省长的经过。她困惑地瞧着我，好像不相信，忽然间她哈哈大笑，声音那么快活，响亮，激昂，只有好心的、爱笑的人才会这样大笑。

“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讲才好！”她说，笑得几乎跌倒，赶紧倚住桌子，“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讲才好！”

九

现在我们常常见面，差不多一天见两次面了。她几乎每天吃过午饭后就坐车到墓园来，一面等我，一面念十字架和墓碑上的题词。有时候她走进教堂里来，站在我身旁，看我怎样做工。这里安安静静，画工和塑金工做着纯朴的工作，萝卜通情达理，我呢，在外貌上跟别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像他们一样只穿着背心和破鞋做工。别人对我讲话都说“你”，所有这些在她都是新奇的，感动了她。有一回她在场，一个在上面画鸽子的画工对我叫一声：

“米萨伊尔，把白颜料递给我！”

我就把白颜料送到他那儿去，等到后来我顺着一个单薄的木板台走下来，她就瞧着我，感动得流出眼泪，微微笑着。

“您多么可爱啊！”她说。

我从小就记得一件事：我们的一个富翁家里养着一只绿色鹦鹉，它从笼子里飞出来，后来这只美丽的鸟有整整一个月在我们城里飞翔，懒散地从这个花园飞到那个花园，孤单单，无家可归。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使我联想到那只鸟。

“除了墓园以外，我现在简直没地方可去了，”她笑着对我说，“这个城简直叫人烦闷得要命。在阿若京家，大家朗诵、唱歌、娇声娇气地说话，近来她们简直叫我受不了。您姐姐是个孤僻的人，布拉戈沃小姐不知什么缘故恨上了我。我又不喜欢看话剧。那么请教：我该怎么办呢？”

我常到她家里，身上带着油漆和松节油的气味，手是黑的，这却使她喜欢。她也希望我不要换一个样子去找她，只穿着普通的工人装就好。可是在客厅里这身衣服使我觉着拘束，我别别扭扭，仿佛穿着军装一样，因此每次我去找她，总是穿那身新的花呢衣服。这反而使她不痛快。

“您得承认，您还没有完全习惯您的新地位，”她有一回对我说，“工人服使您觉着拘束，您穿着它还嫌别扭。您说说看，这是不是因为您缺乏信念，您不满意这种地位？您自己选中的这种工作，您的油漆工作，莫非使您不满意吗？”她问，笑了，“我知道，油漆使得物件美观结实些，然而要知道，那些物件是属于市民和富人的，归根结蒂造成了奢华。此外，您不止一回说过，每个人都应当凭自己的双手挣来自己的面包，可是您挣来的是钱，而不是面包。为什么不照您那些话的真正含义去做呢？应当挣来粮食，那就是说应当耕耘，播种，收割，打谷，或者做这一类跟农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比方说放牛，垦地，造木房……”

她打开立在她写字台旁边的一个好看的柜子，说：

“我跟您讲这些话，是因为想让您知道我的秘密。Voilà！[9]这是我的农业藏书。这儿有田地，有菜园，有果园，有牲口棚，有养蜂场。我热心地读过这些书，已经在理论上把这一切研究透彻了。我的梦想，我的美好的幻想是一到三月我就到我们的杜别奇尼亚去。那儿真好，妙极了！不是吗？头一年我要仔细把事情看一看，习惯一下，第二年我就真正亲自动手干活，像俗话所说的那样，拼命地干。父亲答应过把杜别奇尼亚送给我，我要在那儿按我的意思干起来。”

她涨红了脸，兴奋得流出眼泪，笑着，说着自己的梦想，她说她要在杜别奇尼亚住下，那会是很有趣味的生活。我羡慕她。三月快要到了，白昼越来越长，在晴朗的日子里，到了中午，房檐上往下滴水，空气中有春天的气息了，我自己也想下乡。

她说她要搬到杜别奇尼亚去住下，我就痛切地想到我要一个人留在城里了，我觉着我羡慕她的书柜，羡慕农业。我不懂农业，也不喜欢务农，很想对她说：务农是奴隶的工作，可是想起这类的话我父亲说过不止一次，我就没有说出来。

大斋期到了。工程师维克托尔·伊万内奇从彼得堡回来，我却已经渐渐忘记这个人了。他出人意外地回来，甚至没有预先打个电报通知一声。一天傍晚我照例到他家去，不料他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讲着什么，他刚洗过脸，刮过胡子，年轻了十岁。他的女儿跪在那儿，从手提箱里拿出许多盒子、小瓶、书籍，把这些交给仆人巴威尔。我一看见工程师，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他却向我伸出两只手，露出又白又结实像马车夫一样的牙齿，含笑说道：

“他来了，他来了！看见您我很高兴，油漆工人先生！玛霞把事情都跟我讲了，她刚才对您大唱赞歌。我完全了解您，赞成您！”他接着说，挽住我的胳膊。“做个正派的工人比起消耗公家的纸张和戴上公家的帽徽高明多了，也正直多了。我自己就用这两只手在比利时做过工，后来还当了两年机车司机……”

他穿着短上衣，按着家常打扮穿着拖鞋，走来走去，好像害了痛风病似的，身子有点摇晃，搓着手。他小声哼着一支歌，带点鼻音，畅快得不住缩起脖子，因为他终于回到家，洗过自己所心爱的淋浴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在吃晚饭时候对我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们是可爱的、招人喜欢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先生，你们只要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开始拯救农民，到头来总是弄到这一切变成教派活动了事。难道您不是一个教派信徒吗？瞧，您不喝白酒。这不是教派是什么呢？”

为了使他满意，我就喝白酒。我还喝了葡萄酒。我们品尝工程师带回来的奶酪、腊肠、馅饼、酸辣菜、种种的凉菜，另外还有工程师不在家的时候从国外寄来的葡萄酒。葡萄酒是上等的。不知什么缘故工程师常常收到从国外免税寄来的葡萄酒和雪茄烟，不知什么人常常免费寄给他鱼子和干鱼肉。他住房子不花钱，因为房主供应铁路煤油。总之，他和他的女儿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仿佛全世界一切好东西都是供他们使用的，他们完全不必出钱就可以拿到手。

我仍旧常上他们家去，可是兴致已经不那么好了。工程师使我觉着拘束，有他在场我就觉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全给捆住了。我受不了他那两只明亮坦率的眼睛，他那些论调使我厌倦，反感。我想起不久以前我还是这个保养得很好、脸色红润的人的部下，想起他待我粗暴得不得了，这些回忆也使我厌烦。不错，他搂住我的腰，亲热地拍我的肩膀，赞成我的生活，可是我觉着他照旧看不起我的卑微，只为博得女儿的欢心才跟我敷衍。我再也不能照我本心那样说说笑笑了，我觉着话不投机，老是暗自料着马上他就要叫我潘捷列，就跟叫他的仆役巴威尔一样，我那内地的、庸俗的自尊心是怎样地愤愤不平啊！我这个穷人，油漆工人，每天来找这些被全城看做外国人而且跟我全不相干的富人，每天在他们家里喝贵重的葡萄酒，吃不平常的食物，我的良心不肯容忍这些！每逢我到他们家去，总是阴沉地避开路上的行人，皱起眉头，倒好像我真是个教派信徒似的，每逢我从工程师家里出来，总因为自己饱餐了一顿而害臊。

最主要的是我担心自己会入迷。不管我在街上走着也好，在做工也好，跟同伴谈话也好，我时时刻刻只是想着傍晚我要去找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暗自想象她的嗓音、笑声、步态。每次我准备去找她，总要在奶娘那面凸凹不平的镜子前面站上许久，系好领带，我那身花呢衣服惹得我讨厌。我一面难过一面又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那么浅薄。遇到她在另一个房间里向我打招呼，说是她没穿好衣服，要我等一等，我就听她换衣服的声音，这使我激动，觉着我脚底下的地板好像陷下去了。我在街上哪怕远远地看见一个女人的身材，也一定要比一比，在这种时候我觉着我们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俗气，穿得不像样子，举动粗俗，这种相比在我心里挑起一种骄傲的感觉：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比所有的人都好！夜里做梦，我总是梦见她和我在一块儿。

有一天晚饭时候，我们跟工程师一块儿吃了整整一只大海虾。后来我回到家，想起来晚饭席上工程师有两次叫我“最可爱的人”，我就暗想：在这个家里他们待我亲热就像待一只跟主人失散的、倒霉的大狗一样，他们在拿我取乐，等到他们厌倦了我，就会把我像狗似的赶出来。我又害臊又难过，难过到流出眼泪，好像我受了侮辱似的。我瞧着天空，暗自赌咒要从此把这件事一刀两断。

第二天我就没有到多尔日科夫家里去。夜深了，天色已经完全漆黑，又下着雨，我沿大贵族街走着，瞧着窗户。阿若京家的人已经睡熟，只有边上的一个窗子里有亮光，那是阿若京家的老太婆在自己房间里刺绣，点着三支蜡烛，自以为在跟迷信做斗争。我家已经黑了，对门多尔日科夫家的窗子却亮着，可是隔着花和窗帘什么也看不清。我不住地在街上走来走去，三月的凉雨浇在我的身上。我听见我的父亲从俱乐部里回来，他敲大门，过一分钟窗子里透出灯亮，我看见姐姐举着灯急急忙忙走来，一边走一边用一只手整理头上浓密的头发。后来父亲在客室里走来走去，搓着手讲一件什么事，姐姐坐在一把圈椅上，一动也不动，在想什么，没有听他讲话。

可是后来他们走出去，灯就熄了……我回头看工程师的家，这时候也黑了。在黑暗中，在雨地里，我觉着自己孤苦伶仃，听凭命运摆布，觉得如果跟我这种孤独相比，跟现在和日后的生活里还要发生的痛苦相比，那么我的一切行动、愿望、这以前我想过和说过的一切，就都渺小了。唉，活人的行动和思想远不及他的悲伤重大！于是我自己也没有弄明白我自己在做什么，竟用尽气力拉一下多尔日科夫家的门铃，把它拉断，然后沿着街道跑去，像小孩子一样，担惊害怕，以为马上一定会有人走出来，认出我。等我跑到街头站住，喘一口气，却只听见雨声哗哗地响，守夜人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敲一块铁板。

我有整整一个星期没到多尔日科夫家里去。那身花呢衣服被我卖掉了。油漆工作没有，我就到处去找繁重而不愉快的工作，每天挣一二十个戈比，又半饥半饱地活着。我在没膝的冷泥里蹚来蹚去，累得胸腔隐隐作痛，我想照这样把种种回忆压下去，仿佛要为我在工程师家里吃过干酪和罐头食品而惩罚自己似的。可是话虽如此，等到我又湿又饿地在床上刚刚躺下来，我那有罪的幻想就立刻开始为我画出美妙诱人的画面，我就只好暗暗吃惊地对自己承认说我爱着她，热烈地爱着她。随后我就沉酣健康地睡熟了，我觉着我的身体在这苦役般的生活中反而变得更强壮更年轻了。

有一天傍晚，跟时令大相径庭，天下起雪来，而且刮起了北风，倒好像冬天又来到了。这天傍晚我下工回家，碰见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坐在我的房间里。她穿着皮大衣坐在那儿，把两只手揣在暖手筒里。

“为什么您不到我家里去了？”她问，抬起她那对聪明而发亮的眼睛。我快活得心乱极了，笔直地站在她面前，就跟父亲要打我的时候我站着的姿势一样。她瞧着我的脸，从她的眼神看得出她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心慌意乱。

“为什么您不到我家里去了？”她又问一遍，“既然您不肯去，我就自己来了。”

她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别丢开我，”她说，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我孤单，十分孤单！”

她哭起来，用暖手筒盖住脸说：

“我孤孤单单！对我来说生活是沉重的，沉重得很。在整个世界上除了您以外我没有第二个人了。别丢开我！”

她微微一笑，同时找手绢要擦干眼泪。我们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我就搂住她，吻她，这时候她帽子上别着的佩针把我的脸划出了血痕。

我们就谈起来，谈得那么亲热，仿佛我们早已很亲密了似的……

十

大约过了两天她就打发我到杜别奇尼亚去，我说不出的高兴。我到车站去的时候，后来坐在火车里的时候，老是无缘无故地发笑，人们瞧着我，把我看成醉汉了。天在下雪，早晨很冷，可是道路已经变黑，乌鸦在那上面飞来飞去，呱呱地叫。

起初我打算在切普拉科娃太太家对面那个厢房里给我们两个人，我和玛霞，布置住处，可是那里原来早已住下许多鸽子和鸭子，要收拾干净就不能不毁掉许多鸟巢。无可奈何，我们只好搬进那所下着百叶窗的大房子，住在那些不舒适的房间里。农民们把这所大房子叫做宫殿。那里面有二十多个房间，摆设却只有一架钢琴和一个给孩子坐的、如今放在阁楼上的小圈椅，即使玛霞把自己的全部家具都从城里运来，我们也仍旧不能消除这种阴森的空虚和寒冷的印象。我选出三个不大的房间，它们的窗户都对着花园。我从早到晚收拾这几个房间，安上新玻璃，糊好壁纸，填塞地板上的隙缝和小洞。这是轻松愉快的劳动。我不止一次跑到河边去，看冰流走没有，老是觉着好像椋鸟飞来了。晚上我想着玛霞，带着说不出的甜蜜感觉，带着满腔的快乐，听耗子吵闹，听风在天花板上呜呜地叫，不住敲打。好像有个老家神在阁楼上咳嗽似的。

雪很深，到三月末还下了很大的雪，不过，仿佛谁使了魔法似的，雪很快就融化，春天的洪水汹涌而来，于是四月初椋鸟就嘁嘁喳喳地叫，黄色蝴蝶飞进花园里来了。天气好极了。每天黄昏以前我总要走到城里去跟玛霞见面，在那渐渐干燥、至今还发软的道路上光着脚走路是多么痛快啊！我走到半路上坐下来，瞧着那座城，下不了决心再往前走了。一看见那座城，我就心慌意乱。我不住地想：我的熟人听到我的恋爱以后会怎样对待我呢？父亲会说什么呢？特别使我心慌的，是我想到我的生活复杂起来，我完全失去纠正它的能力，它像气球似的把我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我不再想怎样挣来每天的食物，不再想怎样生活，而只是想，说真的，我不记得我想什么了。

玛霞坐着马车来了。我就在她旁边坐下，我们一块儿高高兴兴，自由自在地到杜别奇尼亚去。或者我等到太阳下山，独自一个人烦闷无聊，满腔不满意地走回家来，不明白玛霞为什么没有来，不料在庄园门口或者在花园里，出人意外，有个可爱的影子迎着我走来，那就是她！原来她是坐火车来的，她出了火车站就步行到这儿来了。这是什么样的喜庆啊！她穿一件朴素的毛料连衣裙，围一条三角围巾，拿一把平常的阳伞，然而腰身束紧，身段苗条，穿着外国的贵重皮靴，这是一个有才能的女演员在扮演一个小市民姑娘。我们就在我们的庄园上巡视一遍，决定谁的房间应该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应该是我们的林荫道、菜园、养蜂场。我们已经有了鸡、鸭、鹅，我们喜爱这些东西，因为它们是属于我们的。它们已经为播种准备下燕麦、三叶草、猫尾草、荞麦、蔬菜种子，我们每一回都要把这些东西检查一遍，花很多的工夫讨论收成会怎样，凡是玛霞对我说的话依我看来都非常聪明美妙。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期。

圣多马周[10]过后不久，我们在距离杜别奇尼亚三俄里远的库里洛夫卡村我们教区的教堂里结了婚。玛霞希望一切都安排得平平常常，按照她的心意，我们的傧相是农村里的青年，唱歌的只有教堂诵经士一个人，我们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坐着一辆不大的、颠簸的马车，由她亲自赶车。从城里来的客人只有我姐姐克丽奥佩特拉一个人，玛霞在举行婚礼的前三天写给她一封信。姐姐穿着白色连衣裙，戴着手套。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她由于感动和快乐而轻声哭着，她脸上的表情像是慈母，无限的善良。她由于我们的幸福而陶醉，微微笑着，仿佛吸进一种甜美的空气似的。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我瞧着她，这才明白对她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爱情，人间的爱情更高尚的东西，她正在渴望这种爱情，这渴望虽是暗藏着的，胆怯的，然而它持久而且热烈。她搂住玛霞，吻她，不知道怎样表白她的快乐才好，就对她讲到我：

“他好！他好得很！”

在她动身离开我们以前，她换上平时的衣服，把我带到花园里去好跟我单独谈一谈。

“父亲很伤心，因为你没有写信告诉他，”她说，“应当请求他给你的婚礼祝福才对。不过实际上他很满意。他说在整个社会的眼睛里这段婚事把你抬高了，又说在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的影响下你会比较严肃地对待生活了。现在我们一到傍晚就只谈你的事，昨天他甚至这样说：‘我们的米萨伊尔。’这真叫我高兴。看起来，他正在暗自盘算什么，我觉着他仿佛打算对你做出宽宏大量的榜样，先跟你讲和。很可能过几天他会亲自到这儿来看你。”

她有好几回匆匆忙忙在我胸前画十字，说：

“好，求上帝跟你同在，祝你幸福。安纽达·布拉戈沃是个很聪明的姑娘，她谈起你的婚事，说这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新的考验。可不是！在家庭生活里不光是有快乐，也有痛苦。不会没有痛苦的。”

我和玛霞陪着她步行三俄里光景，然后我们慢慢走回来，一句话也不说，仿佛在养神。玛霞挽住我的胳膊，我们心里轻飘飘的，不再想谈情说爱。举行婚礼以后，我们彼此之间变得更亲近更密切，我们觉得再也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把我们拆开了。

“你姐姐是个可爱的人，”玛霞说，“不过看上去她好像长时期在受苦似的。你父亲一定是个可怕的人。”

我就对她讲起我和姐姐一向受着什么样的教育，实际上我们的童年多么痛苦，多么荒唐。她听到不久以前父亲还打过我，就打了个冷颤，紧紧地依偎着我。

“别说下去了，”她说，“这真可怕。”

现在她再也不离开我了。我们住在那所大厦的三个房间里，每到傍晚就关紧那道通到这所房子里没有人住的地方去的门，仿佛那边住着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和害怕的人似的。我很早就起床，天一亮就起来，然后我立刻找点活儿干起来。我修理好大车，在花园里开辟道路，挖掘苗床，油漆房顶。临到播种燕麦的时候，我试着把地重耕一遍，耙一耙松，撒下种子，这些事我做得很认真，不下于雇工；我干得很累，受着雨淋，迎着刺骨的冷风，我的脸和腿长久地发烧，每天夜里我都梦见一片垦松的土地。可是田间工作不能吸引我。我不懂农业，也不喜欢它，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祖先不是农夫，我的血管里流着的纯粹是城里人的血。大自然我是深深喜爱的，我喜爱田野，喜爱草场，喜爱菜园，可是用犁耕地、吆喝着瘦马的农民却穿得破破烂烂，浑身湿透，伸长了脖子，依我看来他们是一种粗暴的、野蛮的、丑恶的力量的表现，每逢我瞧着他们的笨拙的动作，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早已成为过去的、人类还不会用火的时代的、传奇般的生活。常有一头凶猛的公牛跟农民的成群的牲口一块儿走着，或者一匹马在村子里跑来跑去，响起一片马蹄声，这种事总是弄得我满心害怕。凡是略略大一点、强壮一点、凶猛一点的东西，不管它是长着犄角的公羊也好，鹅也好，拴着链子的狗也好，总使我觉得就是那种粗暴野蛮的力量的表现。遇到恶劣的天气，在耕耘过的黑土上空悬挂着沉重的乌云，这种成见就特别强烈地在我心里抬头。尤其是我耕地或者播种的时候，总有两三个人站在一旁看我干活，我就体会不到这种劳动是无法避免，理所当做的，反而觉着自己好像在玩乐似的。我比较喜欢做院子里的工作，再也没有比油漆房顶更使我喜欢的工作了。

我常常穿过花园，穿过草场，到我们的磨坊去。这个磨坊已经由一个库里洛夫卡村的农民斯捷潘承租下来，他长得漂亮，皮肤发黑，留一把浓密的黑色大胡子，从外貌看来像是一个大力士。他不喜欢磨坊的生意，认为这种生意枯燥乏味，无利可图，他只是为了免得住在家里才到磨坊来住的。他是个马具匠，周围总有一股好闻的松香和皮革的气味。他不喜欢谈话，为人疲疲塌塌，不爱活动，老是坐在岸边或者门槛上，嘴里哼着“乌——溜——溜——溜”。有时候他妻子和岳母从库里洛夫卡村来找他，她俩都长着白白的脸，身子很瘦，性情温柔。她们对他深深地鞠躬，称呼他“您，斯捷潘·彼得罗维奇”。他呢，既不说一句话也不动一下来回答她们，反而躲到一旁去，在岸边上坐下，轻声哼着“乌——溜——溜——溜”。他的岳母和妻子在沉默中过了一两个钟头，然后交头接耳地说几句话，站起来，对他看一阵，等他回过头来，然后她们深深地鞠躬，用娇滴滴的唱歌声音说：

“再见，斯捷潘·彼得罗维奇！”

她们就走了。这以后，斯捷潘就把她们留下的包着小面包圈或者衬衫的包袱收拾起来，叹口气，对她们那边一下眼，说：

“娘们儿！”

这个有两盘磨的磨坊昼夜不停地工作。我帮斯捷潘做工，我喜欢这种活儿。每逢他因事出外，我总是很愿意留下来替他干活。

十一

温暖晴朗的天气过去以后，来了道路泥泞的季节。整个五月下着雨，天气很凉。磨盘的闹声和雨声使人发懒和犯困。地板颤摇，空中弥漫着面粉气味，这也使人想打盹。我妻子穿着短皮袄，穿着男人的高筒雨靴，一天来两次，老是说那一套话：

“这也叫做夏天！比十月里还糟！”

我们一块儿喝茶，烧粥，或者一连几个钟头默默地坐着，等着雨停。有一回斯捷潘赶集去了，玛霞在磨坊里住了一夜。等到我们起床，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几点钟，因为雨云盖没了整个天空，只有杜别奇尼亚的那些带着睡意的公鸡在啼，草场上有些秧鸡在叫，时候还很早很早……我跟妻子走下坡去，到了水边，把昨晚斯捷潘当着我们的面抛下河去的捕鱼篓子拖上来。那里面有一条大鲈鱼在挣扎，另外还有一只螃蟹，向上举起螯，直立起来。

“把它们放了吧，”玛霞说，“让它们也幸福吧。”

由于我们起身很早，后来又没有事做，这一天就显得很长，成了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天。将近傍晚，斯捷潘回来了，我就回家，到庄园里去了。

“今天你父亲坐车来了。”玛霞对我说。

“他在哪儿？”我问。

“他走了。我没有招待他。”

她看见我站住，一句话也不说，看出我为我父亲抱歉，就说：

“人得始终一贯才对。我没有招待他，吩咐人传话给他说，从今以后他不必再担心，不必再来看我们。”

过了一分钟我走出门外，往城里走去，想对父亲解释一下。路上又烂又滑，天气很冷。婚后，这还是我头一回突然心境忧郁起来。我那脑子被这漫长灰色的一天弄得十分疲乏，这时候忽然闪过一种想法：也许我不该这样生活吧。我疲倦了，我渐渐无精打采，心灰意懒，不愿动手脚，动脑筋了。我走了一会儿，挥一挥手，转过身走回去了。

院子中间站着工程师，他穿一件带风帽的皮革大衣，大声说：

“家具上哪儿去了？本来这儿有帝国式的好家具，有画片，有花瓶，可是现在却空空如也！我买这庄园是连家具一齐买下的，叫鬼逮了她去才好！”

他身旁站着将军夫人的雇工莫伊谢伊，手里揉着自己的帽子。这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身材很瘦，脸上长着碎麻子和一对满不在乎的小眼睛，这边脸比那边脸大，好像他把这边脸压扁了似的。

“老爷，您买下的时候不带家具，”他迟疑地说，“我记得。”

“闭嘴！”工程师大叫一声，满脸涨紫，全身发抖，花园里的回声响亮地应答他的叫声。

十二

我在花园里或者院子里干活，莫伊谢伊常常站在我身旁，把手背在后面，用他那对小眼睛懒洋洋地、满不在乎地瞧着我。这总惹得我十分不痛快，弄得我只好丢下工作一走了事。

我们从斯捷潘那儿听说这个莫伊谢伊是将军夫人的情夫。我发现人家来找她借钱的时候，总是先找莫伊谢伊，有一回我看见一个乡下人，全身发黑，大概是煤炭工人，在他面前跪下来。有时候他跟别人小声商量一阵，自己拿出钱来，并没有去报告太太，因此我推想他遇到机会来了，自己拿出钱来做交易。

他在我们花园里窗跟底下开枪打鸟，从我们地窖里拿走食物，事先也不问一声就把我们的马牵走。我们生气，不再相信杜别奇尼亚是属于我们的了，玛霞脸色发白地说：

“难道我们得跟这些混蛋再相处一年半吗？”

将军夫人的儿子伊万·切普拉科夫在我们铁路上做乘务员。一个冬天，他变得瘦多了，弱多了，只要喝一杯酒就能醉，到了不见太阳的地方就觉着冷。他穿着乘务员的制服很不痛快，而且很难为情，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职务有油水，因为他可以把蜡烛偷起来卖掉。我的新地位在他心里勾起一种可笑的感触，他又是惊奇又是羡慕，而且抱着模糊的希望，但愿他也有同类的机遇才好。他用欣赏的眼睛瞧着玛霞，问我现在进餐时候吃什么东西，他那难看的瘦脸上就现出忧郁而甜蜜的神情，他的手指头也动起来，倒好像摸着了我的幸福似的。

“听着，小利钱，”他忙忙乱乱地说，每隔一分钟就点一回烟。他站着的地方总是很脏，因为他吸一支烟要用十根火柴，“你听着，现在我的生活糟透了。主要的是每个小小的军官都可以吆喝我：‘你这看车的！你！’老兄，我在火车上听够了各式各样的话，你要知道，我现在明白了：生活是一片肮脏！我母亲毁了我！在火车上有一位医师对我说：如果父母放荡，他们的子女就会成为酒鬼或者罪犯。原来是这样！”

有一回他摇摇晃晃地走进院子里来。他的眼睛茫然地乱看，他的呼吸困难。他又笑又哭，嘴里说着什么，仿佛发着高烧在说胡话似的。在他那些乱糟糟的话里我只能听懂这样几句：“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在哪儿？”他哭着说这几句话，好像小孩子在人群中跟母亲走散了似的。我就把他领到我们的花园里去，把他安顿在树荫底下，然后那一整天和一整夜我跟玛霞轮流守在他的身旁。他病了，可是玛霞带着憎恶瞧着他那苍白湿润的脸，说：

“难道这些混蛋在我们的院子里还要住上一年半吗？这真可怕！这真可怕呀！”

那些农民惹得我们多么伤心啊！在最初那段时期，在春天那些月份，在我们那么巴望幸福的时候，我们却遭到多么沉重的失望！我的妻子要办一个学校。我为那学校画了一个草图，容纳六十个孩子。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也赞同，可是劝她在库里洛夫卡村办学校，那是个大村子，离我们有三俄里远。顺便要说到，库里洛夫卡村原有一个学校，在那里有四个村子的孩子去读书，我们杜别奇尼亚也包括在内，可是这学校又旧又挤，在那儿的朽烂地板上走路已经有危险了。三月末，按照玛霞的心意，她奉派担任了库里洛夫卡村学校的监督人，四月初我们三次召集会议，劝告农民说他们的学校又挤又旧，非修建新学校不可。地方自治局执行处派人到场，平民学校的学监也来了，他们也都劝告农民。每次开完会以后，农民总是围住我们，要我们请他们喝一大桶白酒。我们被人群围住，觉着很热。我们不久就筋疲力尽，回家去了，心里很不满意，而且有点发窘。最后农民总算给学校拨出一块地，然后他们得用自己的马从城里把全部建筑材料运回来。他们刚忙完春播作物，头一个星期日就从库里洛夫卡和杜别奇尼亚赶着大车去运砖回来奠地基。天刚亮他们就动身，可是直到夜深才回来；那些农民喝得醉醺醺的，说是他们累得要命。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整个五月一直下雨，天冷。道路坏了，泥泞不堪。从城里回来的大车照例绕到我们的院子里来，那是多么可怕呀！瞧，大门口出现了一匹马，叉开前腿，大着肚子，在把车拉进院子里来以前深深低下头去。车上装着一根二十俄尺长的圆木，看上去又湿又滑。车子旁边走着一个农民，因为有雨而把衣服裹紧身子，把衣裾掖在腰带里，他眼睛并不瞧着脚底下，也不绕过泥塘，却大踏步走着……随后又出现一辆大车，装着薄木板，然后又出现一辆，装着圆木，再后又是一辆……正房前面那块空地渐渐挤满了马匹、圆木、木板。农民和包着头、把连衣裙底襟掖起来的农妇气冲冲地瞧着我们的窗子，吵吵嚷嚷，要太太出来，粗野的咒骂声传来。莫伊谢伊站在一旁，我们觉得他看见我们受到侮辱仿佛高兴似的。

“我们再也不管运了！”农民们喊道，“我们累坏了！让她自己去运吧！”

玛霞脸色发白，惊慌失措，以为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房子里来了，就打发人送出半桶酒去，这以后吵闹声才平息，长长的圆木一根连一根地爬出院子去了。

我准备到建筑工地去，我妻子激动起来，说：

“农民们凶得很。只求他们别对你胡闹才好。不，等一等，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们一块儿坐着车到库里洛夫卡村去，在那儿木工们要我们赏他们一些酒钱。木架已经搭好，是奠立基石的时候了，可是瓦工还没来，结果只好窝工，木工们抱怨起来。后来瓦工总算来了，不料又发现没有沙土，不知怎的大家忘了这儿要用沙土。农民们利用我们束手无策的局面，要三十个戈比运一车沙土，其实从工地到河边去装沙土不到四俄里远。他们一共要运五百多车才够用。误会啦，谩骂啦，纠缠啦，闹个没完，我妻子生气，瓦工的包工头季特·彼得罗夫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挽住她的胳膊说：

“你瞧着吧！你瞧着吧！你只要给我运来沙土，我就一下子给你派十个人来，两天里头就把活儿做完。你瞧着吧！”

可是沙土运齐了，过了两天，四天，一个星期，在准备奠基的那个地方仍旧张开着一条空荡荡的沟。

“这简直要叫人发疯！”我妻子激动地说，“这些老百姓是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人啊！”

正在这种乱糟糟的时候工程师维克托尔·伊万内奇到我们这儿来了。他随身带来用纸包着的一瓶葡萄酒和凉菜，吃了很久，然后在露台上躺下来睡觉，呼呼地打鼾，招得工人们摇着头说：

“可了不得！”

他来了，玛霞并不高兴，她不相信他，同时却又跟他商量，他饭后睡了一大觉，醒来心绪恶劣，对我们的农活批评一阵，或者后悔买下杜别奇尼亚，因为它给他带来那么多的损失，在这种时候可怜的玛霞脸上总是现出难过的神情。她向他抱怨起来，他就打着呵欠说，应当把农民打一顿才对。

他把我们的婚事和我们的生活叫做喜剧，他说这是任性，胡闹。

“她已经出过这类的事，”他对我讲到玛霞，“有一回她自以为是歌剧演员，就离开我走了。我找了她两个月，我最可爱的人，单是电报费我就花了一千卢布。”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称呼我教派信徒，油漆工先生，也不像以前那样用赞许的态度对待我的劳动生活，而只是说：

“您是个怪人！您是个不正常的人！我不敢预言，不过您的下场好不了！”

玛霞夜间总睡不好，老是坐在我们寝室的窗前想什么。吃晚饭的时候不再有笑声，她也不再做可爱的鬼脸。我心里难过，天下雨的时候每颗雨点都像小子弹似的打进我的心里，我恨不得跪在玛霞面前，替天气赔罪才好。农民们在院子里闹，我也觉着自己有罪。我往往一连几个钟头坐在一个地方不动，一心想玛霞是个多么出色的人，多么了不起的人。我热烈地爱她，凡是她说的话，她做的事都使我陶醉。她倾向于安静的书房工作，她喜欢长时间看书，研究点什么。她只凭书本了解农业管理，然而她的知识却使我们惊奇，她出的主意全都合用，没有一个在农业管理中是白费的。此外她又多么高尚，多么风雅，多么温和啊，只有受过极好的教育的人才会那么温和！

对这个具有健康活跃的智慧的女人来说，我们现在生活中的这种杂乱环境以及种种小烦恼和小是非是痛苦的。这一点我自己也看出来了，一到晚上我就睡不着觉，苦苦思索，喉咙里发堵，恨不能哭一场才好。我翻来覆去，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我坐车进城，给玛霞运来书籍、报纸、糖果、花卉。我跟斯捷潘一块儿捕鱼，一连几个钟头淋着雨在凉水里走来走去，让水没到脖子上，为的是捉到一条山鲶鱼，给我们的饭菜添一点花样。我低声下气地求农民们别闹，请他们喝酒，花钱买动他们的心，对他们许下种种的愿。此外我还做了多少蠢事啊！

最后雨总算停了，土地干了。我清早四点钟光景起床，走进花园，看见露珠在花朵上闪光，鸟儿和昆虫叫出一片嘁嘁喳喳的闹声，天上一点云也没有，花园、草场、河流都那么美，可是我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我和玛霞坐一辆轻便的马车到田野上去看一看燕麦。她赶车，我坐在她身后。她的肩膀微微耸起来，风戏弄她的头发。

“靠右边走！”她对迎面来的人嚷道。

“你很像赶车的。”有一天我对她说。

“很可能！我祖父，也就是工程师的父亲，本来就是赶车的。你不知道吧？”她回转身来问我，而且立刻表演赶车的怎样吆喝，怎样唱曲子。

“谢天谢地！”我听着她的声音暗想，“谢天谢地！”

我又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

十三

医师布拉戈沃骑着自行车来了。姐姐也开始常常到这儿来。我们又谈体力劳动，谈进步，谈在遥远的未来等待人类的神秘的未知数。医师不喜欢我们的农活，因为它妨碍我们争论，他说耕耘、收割、放牧之类的工作跟自由人是不相称的，人类逐渐会把所有这些生存斗争的粗鄙方式交给牲畜和机器去做，他们自己专门致力于科学研究。姐姐老是要求让她早点回家去，要是人们把她留到夜深，或者留她过夜，她就非常心神不定。

“我的天，您简直还是个孩子！”玛霞用责备的口气说，“是啊，这甚至可笑。”

“不错，这是可笑的，”姐姐同意说，“我承认这是可笑的，可是我既然没有力量克制自己，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老是觉着好像我做得不对似的。”

到割草季节，我由于没有做惯而周身酸痛。傍晚我跟家里人一块儿坐在露台上谈天，我往往忽然睡着了，大家就对着我大声笑起来。他们叫醒我，把我安顿在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我睡意蒙眬，好像在梦中似的看见那些灯火、人脸、菜碟，听人们说话，却什么也听不懂。我一清早就起床，立刻拿起镰刀来，或者到建筑工地去，工作一整天。

遇到节日我留在家里，就会发现我妻子和姐姐瞒着我什么事，甚至仿佛要躲开我。妻子待我仍旧温存，不过她脑子里有了一种什么想法，却不肯告诉我。毫无疑问，她对农民的气忿正在增长，对她来说生活变得越发沉重了，然而她却不再向我抱怨。如今她倒乐意跟医师谈话，却不大乐意跟我谈话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省里有一个风俗，遇到割草和收粮食的季节，每天傍晚工人们就走到主人院子里来，主人就请他们喝白酒，连年轻的姑娘也喝一杯。我们没有照这个风俗做。割草人和村妇们就在我们院子里一直站到夜深，等酒喝，然后一边骂着一边走出去。在这种时候玛霞就严厉地皱起眉头，一声不响，或者气忿地低声对医师说：

“野人！贝琴涅戈人[11]！”

在乡村里就跟学校里一样，新来的人总是受到无礼的、甚至敌意的对待。我们也受到了这种待遇。起初人们把我们看做两个头脑简单的笨人，认为我们买下庄园只是因为有了钱无处用罢了。他们笑我们。农民把牲口放进我们的树林里，甚至放进我们的花园里来。他们把我们的奶牛和马赶到他们村子里去，然后走来要求赔偿，说是踏坏了他们的庄稼。他们成群结伙地到我们院子里来，七嘴八舌地声明说，好像我们在割草的时候侵入了不属于我们所有的什么贝谢耶甫卡村或者谢明尼哈村的地界。我们还不很清楚我们的地界，因此我们听信这话，付了罚款，可是事后查明，我们割草的地段没有弄错。我们树林里的小菩提树被人剥掉了树皮。有一个杜别奇尼亚的富农没有牌照私自卖白酒，他买通我们的工人，一块儿用最奸诈的方式欺骗我们，把大车上的新车轮换成旧车轮，把我们耕田用的马轭弄到手再转卖给我们，等等。然而最可气的是库里洛夫卡建筑工地上出的事，在那儿村妇们每天夜里偷木板、砖头，瓷砖、生铁，村长带着证人到她们家里搜查，村社罚她们每人出两个卢布，然后这些罚款却被整个村社拿去喝酒了。

玛霞知道了这件事，就愤慨地对医师或者对我姐姐说：

“简直是畜生！这真可怕！可怕！”

我不止一次地听见她说，她后悔起意造学校了。

“您要明白，”医师劝她说，“您要明白，要是您造这个学校，或者一般的做好事，那您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文化，为了未来。农民越坏，也就越有理由要造学校。您要明白这一点才好！”

可是他的声调透露了他缺乏信心，我觉得他跟玛霞同样憎恨农民。

玛霞常到磨坊去，而且带我姐姐一块儿去。她俩笑着说，她们去看斯捷潘，他长得多么漂亮。原来斯捷潘只有跟男人在一起才显得迟钝，不爱说话，他跟女人在一块儿就随随便便，他的话也滔滔不绝了。有一回我来到河边洗澡，无意中听见他们在谈话。玛霞和克丽奥佩特拉两个人都穿着白色连衣裙，坐在岸边一棵柳树的宽大的荫影下面，斯捷潘站在旁边，把手放在背后，说：

“难道农民算是人吗？他们不是人，而且，对不起，他们是野兽，骗子。农民过的是什么生活呢？光是吃啦，喝啦，只求伙食便宜点就好，到酒馆里拼命灌酒。他们对你说不出一句好话，没有一点好样子，不懂什么叫礼数，就是粗野！他自己在烂泥里打滚，他妻子在烂泥里打滚，他孩子在烂泥里打滚。不管到了哪儿他倒头就睡，菜汤里有土豆，他干脆伸出手指头去捞，喝起克瓦斯来连蟑螂也一齐喝下去，连吹一口气把它吹掉都不肯！”

“要知道这是穷啊！”姐姐插嘴说。

“哪里是穷！不错，他们苦是苦的，可是苦跟苦不同，小姐。要是人关在监狱里，或者比方说瞎了眼睛，瘸了腿，那么实在，求上帝别让人落到这步田地才好，可要是他自自由由，有头脑，有眼睛，有手，有力气，有上帝，那他还缺什么呢？这是胡闹，小姐，这是愚昧无知，不是穷。比方说，要是您，好心的上流人，受过教养，有一片好心，打算周济他，那他就会昧下良心把您的钱拿去喝酒，要不然就更糟，他索性开一家酒店，拿您的钱去抢劫老百姓。您刚才说到穷。可是难道富裕的农民过活得好一些吗？对不起，也跟猪差不多。又粗又野，扯开嗓门哇哇地叫，蠢头蠢脑，横下里比直下里宽，一脸的肥肉，脸膛通红，你恨不能抡起胳膊来给他这个混蛋一记耳光才好。比方说，杜别奇尼亚的拉利昂就是个富裕的农民，可是恐怕他也在你们树林里剥树皮，不在穷农民以下。他爱骂人，他的那些孩子也爱骂人，他喝多了酒，就往泥塘里一滚，睡着了。小姐，他们都是些没出息的东西。跟他们一块儿住在村子里就跟住在地狱里一样。我讨厌它，那个村子。多亏主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我有吃有穿，在龙骑兵团里服满兵役，做过三年村长，现在成了自由的哥萨克，想上哪儿去就可以上哪儿去生活。我不愿意在村子里生活，谁也没有权利硬逼着我在哪儿生活。人家说，你有老婆啊。他们说，你得跟老婆一块儿住在小木房里。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呢？我又不是她雇来的。”

“告诉我，斯捷潘，您是因为爱情才结婚的吗？”玛霞问。

“我们乡村里有什么爱情呢？”斯捷潘回答说，笑了笑，“太太，要是您有意知道的话，老实说，我是第二回结婚了。我并不是库里洛夫卡村的人，而是扎列戈希村的人，后来我是入赘到库里洛夫卡来的。这是说，爹妈不肯给我们分家，我们一共弟兄五个，我就鞠个躬，照这样子跑到一个外村来入赘了。我头一个老婆年轻轻的就死了。”

“怎么死的？”

“因为她蠢嘛。她老是哭，没来由地哭啊哭的，到后来就憔悴了。她一个劲儿地喝一种什么药水，好变得漂亮点儿，可是多半伤了内脏。我的第二个老婆是库里洛夫卡村的人，她有什么可取的呢？她是个乡下女人，村里的娘们儿，别的什么也不是。人家为她来找我提亲的时候，我心里活动了，我想她年纪挺轻，长得白白净净，家里样样都清洁。她妈就跟鞭身派教徒一样，喝咖啡，顶要紧的是她们过日子干干净净。所以我们就成了亲。可是第二天我们坐下来吃饭，我叫丈母娘给我拿一把调羹，她就去拿，我一瞧，她用手指头擦调羹呐。好家伙，我心想，这就叫做干净啊。我跟她们一块儿过了一年就走了。也许我该娶个城里人才对，”他沉默一会儿，接着说，“据说，老婆是丈夫的帮手。我要帮手干什么？我自己就会帮自己，做老婆的该跟我谈谈天，不过也别老是嘁嘁喳喳，应该有条有理，带感情地谈。缺了这种畅快的谈天还成个什么生活呢！”

斯捷潘忽然停住嘴，我立刻听见他哼起他那无聊而单调的“乌——溜——溜——溜”。这是说他看见我了。

玛霞常去磨坊，显然她在跟斯捷潘的谈话里找到了乐趣。斯捷潘那么真心而有力量地痛骂农民，这就把她吸引到他那儿去了。每逢她从磨坊回来，看守花园的呆子农民就对她喊道：

“小妞儿巴拉希卡！你好，小妞儿巴拉希卡！”他又学狗那样对她叫道：“汪！汪！”

她就停下来，注意地瞧他，仿佛她在这呆子的吠声中找到了她思想的解答似的。大概他也像斯捷潘的痛骂那样吸引她。家里等着她的却无非是一些消息，例如村里的鹅钻进我们的菜园，把白菜啄坏了几棵，或者拉利昂偷了缰绳，她就耸着肩膀冷冷一笑，说：

“您对这些人还能指望什么呢？”

她生气，心里满是怨恨。同时我却跟农民们处熟，越来越跟他们相好了。他们大多数是神经质的、爱生气的、受尽侮辱的人。这些人的想象力已经被扑灭，他们愚昧无知，见识贫乏而模糊，老是那一套关于灰色的土地、灰色的日子、黑面包的想法。这些人狡猾，然而跟鸟那样只把头藏在树后面。他们不会算计。他们不肯为二十个卢布而上您这儿来割草，可是您只要肯出半桶酒，他们就来了，其实二十个卢布可以买四桶酒哩。他们也确实肮脏、酗酒、愚蠢、骗人，不过尽管这样，人却觉得一般说来农民生活是立足在一个坚固健康的核心上的。不管农民赶犁走着的样子多么像是一头笨拙的野兽，也不管农民怎样用白酒灌醉自己，可是人只要走近前去细细一看，就会感到农民有一种不可缺少的、很重大的东西，而比方说玛霞和医师就恰好缺少这种东西，那就是农民相信人世间最重要的东西是真理，他和所有人民的得救都只在于真理，因此人间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公正。我对妻子说，她看见了玻璃上的斑点，却没有看见玻璃本身。她往往用沉默作为回答，或者像斯捷潘那样哼着：“乌——溜——溜——溜”……每逢这个善良聪明的女人气得脸色惨白，嗓音发颤地跟医师讲到酗酒和欺骗，我总是弄不懂，而且为她的健忘吃惊。她怎能忘记她父亲，那位工程师，也喝酒，而且喝很多，他用来买杜别奇尼亚的钱是借助于一连串没廉耻、昧良心的欺骗得来的呢？她怎么能忘了这些呢？

十四

我姐姐也过着她自己的独特的生活，严密地瞒过我的耳目。她常跟玛霞交头接耳地说话。每逢我走到她跟前去，她总是畏畏缩缩，她的眼光变得负疚，哀求了。显然她灵魂里起了什么变化，她怕它，为它害臊。为了避免在花园里跟我相遇，或者跟我单独待在一块儿，她随时跟玛霞厮守着，弄得我很少有机会跟她谈话，只剩下吃饭的时候了。

有一天我从建筑工地回来，轻轻地走过花园。天黑下来了。我姐姐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的脚步声，自顾在一棵枝叶茂密的老苹果树旁边走来走去，没有一点声音，仿佛是个幽灵。她穿一身黑衣服，走得很快，老是顺着一条线往返，眼睛瞧着地下。树上掉下一个苹果来，她给那响声吓一跳，站住，用手按住鬓角。这当儿我就向她面前走去。

一股温柔的爱忽然倾注到我的心头，不知什么缘故我含着眼泪想起了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童年，我就搂住她的肩膀，吻她。

“你怎么了？”我问，“你心里难过，我早就看出来了。告诉我，你怎么了？”

“我害怕……”她说，身子发抖。

“你到底怎么了？”我追问道，“看在上帝分上，你老老实实说出来吧！”

“我说，我老老实实说出来，我把实在情形都告诉你。瞒着你是太沉重、太苦了！米萨伊尔，我在恋爱……”她接着小声说，“我在恋爱，我在恋爱……我幸福啊，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又那么害怕！”

有脚步声传来，树木之间现出医师布拉戈沃的身影，上面穿着绸衬衫，下面穿着高筒靴。显然这儿，在这棵苹果树旁边，正是他们指定的约会地点。她一看见他，就激动地往他那边扑过去，痛苦地喊叫着，仿佛有人要把他从她身边夺去似的。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

她依偎着他，贪婪地瞧他的脸。一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近来她多么消瘦，多么苍白。这从她那花边衣领特别容易看出来，这个衣领我早就见过，现在却显得比以前任什么时候都肥大，包不严她那又瘦又长的脖子了。医师有点慌张，不过立刻镇定下来，抚平她的头发说：

“好，得了，得了……为什么这样激动呢？你瞧，我来了。”

我们没有谈话，不好意思地互相看看。随后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走着，我听见医师对我说：

“我们的文化生活还没有开始。老人安慰自己说：要是现在什么也没有，那么四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却有过一些东西，这是老人，至于我们，都还年轻，marasmus senilis[12]还没有碰到我们的脑子，我们还不能用这类幻想来安慰自己。俄罗斯开国是在八六二年，而有文化的俄罗斯依我的理解却还没有开始。”

可是我没有理会这些论调。不知怎的有点奇怪，我不能相信姐姐在恋爱，不能相信她挽着一个生人的胳膊走着，温柔地瞧着他。我姐姐是个神经质的、担惊害怕的、受压制的、不自由的人，却爱上一个已经结了婚而且有了孩子的男人！我觉着有点惋惜，可是究竟惋惜什么，我却不知道，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医师在场使我不愉快，而且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他们这种恋爱会有什么下场。

十五

我和玛霞坐车到库里洛夫卡去参加学校落成典礼。

“秋天了，秋天了，秋天了，……”玛霞瞧着两旁的景色小声说，“夏天过去了。鸟儿没有了，只有柳树还是绿的。”

是的，夏天过去了。晴朗温暖的日子来了，可是早晨很凉，牧人已经穿皮袄，我们花园里翠菊上的露珠一整天都不干掉。空中老是传来悲凉的叫声，分不清这是护窗板在生锈的合页上哀叫呢，还是有仙鹤飞过，总之人的心里那么畅快，那么想望生活！

“夏天过去了，……”玛霞说，“现在我们可以算一笔总账了。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思考了许多事，因而我们变得好多了，这增添了我们的名誉和光彩，我们在个人修养上有很大成就，可是我们这些成就对四周的生活有显著的影响吗？对任何一个人带来了益处吗？没有。愚昧无知、身体上的污秽、酗酒、惊人的高度的儿童死亡率，一切照旧。你耕地，下种，我花钱，读书，可是谁也没有因此得益。显然，我们只在为自己工作，我们海阔天空的思索也只是为自己罢了。”

这类论调常常使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

“我们从头到尾始终是诚恳的，”我说，“凡是诚恳的人，就是对的。”

“谁会来争论呢？我们是对的，可是我们在做我们认为对的事的时候却做得不对。首先就我们方法的外在的一面来说，难道不是错的吗？你想对人们有益，然而只因为你买下庄园，那你从一开头起就堵塞了你对他们做任何有益的事的一切可能。其次，既然你跟农民一样地做工，穿衣服，吃东西，那你就用自己的威信把他们那种又粗又笨的服装、可怕的木屋、愚蠢的胡子合法化了……另一方面，姑且假定你工作很久很久，工作一辈子，而且到头来产生了一些实际效果，可是它们，你这些实际效果，挡得住像普遍的愚昧、饥饿、寒冷、退化之类的自发力量吗？这只不过是一滴水投进汪洋大海罢了！这儿需要另一种斗争方式，强大、勇敢、迅速的斗争方式！如果你真想变得有益，那就得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极力一下子影响广大的群众！这儿需要的首先是轰轰烈烈的、精力充沛的宣传。艺术，比方说音乐，为什么那样生动，那样广泛流传，实际上那样强大呢？这就是因为音乐家或者歌唱家一下子影响成千的人。可爱的艺术，可爱的艺术啊！”她接着说，梦幻地瞧着天空，“艺术给人翅膀，把人带到远远的、远远的地方去！凡是厌恶污秽和厌倦细小的、一分一厘的利钱的人，凡是被激怒的、受了委屈的、愤愤不平的人，只有在美的东西里才找得到安宁和满足。”

我们到库里洛夫卡的时候，天气晴朗，欢畅。有些院子里在打谷子，空气中弥漫着黑麦的麦秆香气。篱墙里面的花楸果一片鲜红。放眼看去，四周的树木都在变成金黄色或者变成红色。钟楼上响起钟声，人们抬着圣像到学校里来，同时传来了歌声：《热心的女保护神》[13]。空气多么清澈，鸽子飞得多么高啊！

人们在教室里做祷告。然后库里洛夫卡的农民把一个圣像献给玛霞，杜别奇尼亚的农民把一个大面包和一个镀金的盐瓶送给玛霞。玛霞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

“要是有人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做过什么使人不痛快的事，那么请您原谅才好。”一个老人说，对她和我深深一鞠躬。

我们坐车回家的时候，玛霞不住回过头去看学校。由我漆成的绿房顶如今在阳光底下发亮，我们很久都看得见它。现在玛霞投过去的那种眼光，我觉得，是告别的眼光了。

十六

傍晚她准备进城去。

近来她常常坐车进城，在那儿过夜。她不在，我就没法做工，我的胳膊耷拉下来，软绵绵了。我们的大院子就显得乏味，空虚得讨厌。花园里充满怒冲冲的闹声。缺了她，房子、乡村、马匹，对我来说，就不再是“我们的”了。

我总是不出家门，老是坐在她的书桌那儿，挨近那个装满农业书籍的书柜，那些往日受到宠爱的书籍现在已经不需要，它们那么困窘地瞧着我。我一连几个钟头赏玩她的旧手套、她平时用来写字的钢笔或者她那把小剪刀，听着钟声敲七下，八下，九下，窗外出现了秋天的夜晚，黑得跟煤烟一样。我什么事也做不下去，清楚地体会到：如果早先我做过什么事，如果我耕过地，割过草，砍过柴，那也只是因为她希望这样罢了。即使她打发我去清理一口深井，而我得站在井里让水齐到腰上，我也会爬进井里去，不管这样做需要不需要。如今她不在旁边，杜别奇尼亚、这片废墟、这份杂乱、那些被风吹得砰砰响的护窗板、那些白天和夜晚不断光临的盗贼，在我眼里就成为一片混沌，做任什么工作也无益了。再者，既然我觉得我脚底下的土地已经不存在，我在这儿，在杜别奇尼亚所扮的角色已经演完，总之既然等待着我的是那些农业书籍所遭到的那种命运，那我何必再在这儿做工，何必为未来操心和费脑筋呢？啊，晚上，在那些孤独的光阴里，我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地听着，好像预料马上就会有个人来大叫一声，说是我该走了，在那种时候我是怎样苦恼啊！我倒不是舍不得杜别奇尼亚，我是惋惜我的爱情，显然这爱情也已经到了它的秋天。爱着别人而又被人爱着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啊，可是感觉到自己从这个高塔上一头栽下来，那又是多么可怕！

第二天傍晚以前玛霞从城里回来了。她为了一件什么事不高兴，不过她瞒住我，只是说，为什么把冬天用的外层窗子都装上了，这样真会闷死人呢。我就卸下了两扇窗子。我们不觉着饿，可是我们还是坐下来吃晚饭。

“别忙，你先洗一洗手吧，”妻子说，“你手上有一股油灰的气味。”

她从城里带回来一些新的画报，吃过晚饭以后我们就一块儿看画报。画报的副刊上有时装画和衣服式样。玛霞略略浏览一遍，就把它放在一边，为的是以后再单独仔细观赏。不过有一件连衣裙，配着大袖子和宽大没皱折的裙子，像一口钟似的，却引起她的兴趣，她认真地、聚精会神地看了它一分钟。

“这个样子不坏。”她说。

“是的，这件连衣裙跟你非常配得上，”我说，“非常配得上！”

我满腔温情地瞧着那件连衣裙，欣赏那些灰色的花点，只因为她喜欢它。我接着温柔地说：

“多么美妙漂亮的连衣裙！美丽的、光辉夺目的玛霞！我亲爱的玛霞呀！”

眼泪滴到插图上了。

“光辉夺目的玛霞……”我喃喃地说，“可爱的、珍贵的玛霞……”

她去睡觉了，我却仍旧坐在那儿，看了一个钟头的画报。

“你不该卸下窗子来，”她在寝室里说，“恐怕这样会冷了。瞧，多大的风吹进来了！”

我把《杂俎栏》读了几段，那里面讲到怎样制造廉价的墨水，讲到全世界最大的钻石。我又翻到她喜欢的那件时新连衣裙的插图，我就想象她在舞会上摇着扇子，裸露着肩膀，周身华丽，闪闪发光，而且对音乐也好，绘画也好，文学也好，她无所不知，于是在我眼里，我所扮的角色显得多么渺小短暂啊！

我们的相逢，我们的结合，仅仅是一个插曲而已，像这样的插曲日后在这天赋优厚、性格活跃的女人的一生中是不会很少的。就跟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是供她享用的，她完全不必破费什么就可以拿到手，就连思想和当代的思想运动也为她效劳，成为一种娱乐，给她的生活添上一些花样，我呢，只不过是个马车夫，把她从这项消遣转送到那项消遣上去罢了。可是现在她不需要我，她要高飞了。那就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了。

仿佛回答我的思想似的，院子里传来绝望的叫声：

“救——命——啊！”

这是女人的尖细声音。好像要模仿它似的，风也在烟囱里发出尖细的呼啸声。过了半分钟，在风声中又传来那绝叫声，不过这一回好像从院子的另一头传来：

“救——命——啊！”

“米萨伊尔，你听见了吗？”妻子轻声问道，“你听见了吗？”

她从寝室里出来，向我这边走，身上只穿着衬衣，头发披散着。她瞧着黑暗的窗子，听着。

“有人正在勒死什么人！”她说，“竟有这样糟糕的事。”

我拿着枪走出去。外面很黑，刮着大风，弄得人站都站不住。我走到大门口，听一听：树木飒飒地响，风呼啸着，花园里那个呆子农民的狗大概在懒洋洋地吠叫。大门外漆黑，一点灯光也没有。在去年做办公室用的那个厢房左近，忽然传来低抑的喊声：

“救——命——啊！”

“是谁？”我叫了一声。

有两个人在打架。这一个在推那一个，那一个不肯动，他们俩呼哧呼哧地喘气。

“放开我！”那一个说，我听出这是伊万·切普拉科夫的声音，用女人的尖细声音喊叫的就是他，“放开我，该死的，要不然我就咬你的手！”

我认出另外一个是莫伊谢伊。我把他们拆开，同时我忍不住打了莫伊谢伊两个耳光。他倒下去，随后站起来，我就又打了他一下。

“他要害死我，”他嘟嘟哝哝说，“他偷偷去开他妈的柜子……为了安全起见，我要把他关在厢房里……”

切普拉科夫喝醉了，没有认出我来，不住地粗声喘气，仿佛要吸足气再喊救命似的。

我丢下他们，回到房里去。妻子躺在床上，她已经穿好衣服。我把外面出的事讲给她听，就连我打了莫伊谢伊也没有瞒她。

“住在乡下真是可怕，”她说，“夜晚是多么长啊，我的天。”

“救——命——啊！”过了一会儿又传来喊叫声。

“我去叫他们别吵。”我说。

“不，随他们去咬断彼此的喉咙吧。”她带着厌恶的神情说。

她瞧着天花板，听着，我坐在她身旁，不敢跟她说话，心里觉着外面喊“救命”和夜晚那么长好像都该怪我不好似的。

我们沉默不语，我着急地等着窗外现出曙光。玛霞的神态始终像是大梦初醒，如今正在暗自惊奇她这样一个聪明而受过教育的女人，她这样一个整齐干净的女人，怎么会跑到这内地的、破烂的荒漠里来，怎么会跑到这群渺小无聊的人们当中来，怎么会完全忘了自己，甚至迷上这群人当中的一个，做了他半年多的妻子。我觉着，依她看来，不管是我也好，莫伊谢伊也好，切普拉科夫也好，都是一个样子。对她来说，无论是我，是我们的婚姻，是我们的农活，是秋天的泥泞，都化成了那醉醺醺的、粗野的“救命”声。每逢她叹口气，或者动一动以便躺得舒服点，我就在她脸上看出这样的表情：“啊，快点天亮才好！”

天亮以后她就走了。

我为了等她而在杜别奇尼亚多住了三天，然后就把我们的东西收拾起来，放在一个房间里，锁上，进城去了。等到我在工程师家拉门铃，那已经是黄昏时候，我们大贵族街上的街灯亮起来了。巴威尔对我说家里没人：维克托尔·伊万内奇到彼得堡去了，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大概在阿若京家里排戏。我至今还记得，后来我多么兴奋地往阿若京家走去，我的心怎样跳动和缩紧，我走上楼梯，在楼梯口上站很久，不敢走进那座艺术之宫！大厅里的一个小桌子上，钢琴上，舞台上点着蜡烛，都是一排三支，第一次公演规定在十三日，第一次排演定在今天，星期一，不吉利的日子。这是对迷信的斗争！所有戏剧艺术爱好者已经聚齐，那些老年的、中年的、年轻的人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拿着台词本念台词。萝卜离开大家，独自站在旁边，一动也不动，额角靠在墙上，用崇拜的眼光瞧着舞台，静等排演开始。一切都跟从前一样！

我向女主人那边走过去，我总得问候一声才对。可是忽然大家对我发出嘘声，摇手，要我别踩响地板。四下里一片寂静。钢琴盖掀开来，有一位太太挨着钢琴坐下，对乐谱眯起近视的眼睛，我的玛霞就向钢琴那儿走过去，衣服艳丽，模样俊美，然而美得有点特别，有点新奇，完全不像春天到磨坊里来找我的那个玛霞。她唱起来：

为什么我爱你啊，明亮的夜晚？[14]

自从我们认识以来，这还是我头一回听见她唱歌。她的嗓音优美，响亮，有力。她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在吃一个又熟又香的甜香瓜。后来她唱完了，大家对她鼓掌，她很满意地微笑，眼，翻看乐谱，整理身上的连衣裙，好比一只鸟终于冲出鸟笼，在自由中拍着自己的翅膀。她的头发梳到耳朵上，脸上现出一种不好看的逞强神情，倒好像她要向我们大家挑战，或者把我们当马那样吆喝一声：“喂，我的小乖乖！”

这当儿她多半很像她那赶车的爷爷。

“你在这儿吗？”她问，对我伸出手来，“你听见我唱歌了吗？那么，你觉着我唱得怎么样？”她没有等到我回答就接着说，“很凑巧，你在这儿。今天夜里我要到彼得堡去，不会去很久。你让我去吗？”

半夜里我送她上火车站去。她温柔地拥抱我，大概是因为感激我没有提出什么多余的问题。她答应给我写信来。我把她的手握了很久，吻了很久，费力地忍住眼泪，没有对她说任何话。

她走了，我站在那儿瞧着越去越远的灯火，在想象里爱抚着她，小声说：

“我亲爱的玛霞，光辉夺目的玛霞呀……”

这天夜里我到玛卡利哈去，在卡尔波芙娜那儿过夜。到早晨我就跟萝卜一块儿到一个富裕的商人家里去给他的家具包上面子，这个商人正要把女儿嫁给一个医师。

十七

有一个星期日，吃过午饭以后，姐姐到我这儿来，跟我一块儿喝茶。

“现在我看很多的书，”她说着，把书拿给我看，这是她来找我的时候从市图书馆里借来的，“谢谢你的妻子和弗拉基米尔，他们唤起了我的自觉。他们救了我，使我现在感觉到我自己是个人了。以前夜里我常常为各种操心的事睡不着觉：‘哎呀，这个星期我们吃掉了那么多糖啊！哎呀，腌黄瓜可别太咸呀！’现在我也睡不着觉，可是我的思想已经换了一种。我难过，因为我这么愚蠢而胆怯地活了半辈子。我看不起自己的过去，为它害臊，现在我把父亲看做敌人一样了。啊，我多么感激你的妻子！还有弗拉基米尔！他真是个出色的人！他们打开了我的眼睛。”

“你夜里睡不着觉可不好。”我说。

“你以为我病了吗？我一点病也没有。弗拉基米尔给我听过，说我完全健康。不过关键不在于健康，健康不健康并不那么重要……你告诉我，我说得对吗？”

她需要精神上的支持，这是很明显的。玛霞走了，弗拉基米尔在彼得堡，城里除我以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够告诉她说她对了。她定睛瞧着我的脸，极力要看出我心底里的想法。要是我在她面前沉思不语，她就会把这看做是因为她的缘故，就会伤心。我随时得当心。每逢她问我她对不对，我总是连忙回答她，说她对，我深深地尊敬她。

“你知道吗？我在阿若京家里演剧了，”她接着说，“我想上舞台。我想生活，一句话，我想喝干满满的这杯酒。我什么才能也没有，我的全部台词不出十行，不过这还是比一天倒五次茶，注意厨娘别多吃一块面包高明不知多少倍，高尚不知多少倍。主要的是让父亲终于看出来我也能反抗。”

喝过茶，她就在我床上躺下来，闭上眼睛歇一会儿，脸色很苍白。

“多么软弱啊！”她坐起来说，“弗拉基米尔说，城里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因为不工作而贫血。弗拉基米尔是个多么聪明的人！他说得对，对极了。应当工作！”

过了两天她就到阿若京家里去，带着台词本排演。她穿一件黑色连衣裙，脖子上挂一串珊瑚珠，佩着一支远远看去像是一块夹馅小点心似的胸针，耳朵上戴着大耳环，由于嵌着钻石而发亮。我看着她，觉得别扭，我暗暗惊奇她这样不会打扮。别人也注意到她不恰当地戴着钻石耳环，装束得古怪。我在他们脸上看见了微笑，听见有人笑着说：

“这是那个埃及的克丽奥佩特拉。”

她极力做出善于交际，随随便便，心境坦然的样子，因此显得做作、古怪。她不再朴素可爱了。

“刚才我对父亲声明说我来排演，”她走到我跟前说，“他嚷着说他要不认我这个女儿，甚至差点打我一顿。你猜怎么着，我还没背熟台词，”她看一眼台词本说，“我准定会演得一塌糊涂。那么，该怎样就怎样吧，”她十分激动地说，“该怎样就怎样吧……”

她觉得大家好像都在看她，大家都惊奇她决意迈出这重大的一步，大家都期待她做出点不同寻常的事似的。谁也没法让她相信像我和她这样没有趣味的小人物是任何人也不来注意的。

第三幕以前她没有戏。她演一个客人，一个内地的饶舌的女人。她的戏只有一点点：她得在门外站上一阵，装出偷听的样子，然后说一段简短的独白。这时候离她出场至少还有一个半钟头。别人正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念台词，喝茶，吵嘴，她却一步也不离开我，随时嘟嘟哝哝念她的台词，烦躁地揉她的台词本。她想象大家都在看她，等她出场，就用发抖的手理她的头发，对我说：

“我一定会演得一塌糊涂……我的心多么沉重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我心里那么害怕，好像马上就要有人来拉着我去处死刑似的。”

终于要轮到她上场了。

“克丽奥佩特拉·阿列克谢耶芙娜，该您了！”导演说。

她走到舞台中央，脸上带着害怕的神情，样子难看，笨手笨脚，呆站了半分钟，仿佛吓呆了，一动也不动，只有她耳朵上的大耳环在摆动。

“头一回排演可以看台词本。”有人说。

我看得清楚她在发抖，她抖得说不出话来，没法翻台词本，她根本顾不上她的角色了。我刚要走到她那儿去，跟她说一句话，忽然她在舞台中央跪下来，嚎啕大哭。

大家活动起来，四下里一片喧哗，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儿，身子靠着侧面的布景，给眼前发生的事吓呆，不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看着别人把她扶起来，搀出去。我看见阿纽达·布拉戈沃向我走过来，以前我在大厅里没有看见她，如今她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她戴着帽子，罩着面纱，照例做出她到这儿来只待一会儿，马上就要走的样子。

“我跟她说过，叫她不要演戏，”她生气地说，不连贯地吐出一个个字来，涨红了脸，“这是——胡闹！您本来应该拦住她才对！”

阿若京家的母亲长得干瘪精瘦，穿着短衣袖的短上衣，胸脯上面沾着烟灰，很快地走过来。

“我的朋友，这真可怕，”她说，绞着手，照例盯紧我的脸，“这真可怕！您姐姐怀孕了……她怀孕了！求求您，把她带走吧……”

她激动得直喘气。她的三个女儿站在一旁，跟她一样长得干瘪精瘦，惊慌地互相挨紧。她们忐忑不安，吓呆了，倒好像她们家里刚刚捉住一个女苦役犯似的。多么丢脸，多么可怕呀！要知道，这个可敬的家庭终生终世在跟迷信做斗争呢。显然，她们认为人类所有的迷信和偏见只不过是三支蜡烛，每月十三日，不吉利的日子——星期一罢了！

“求求您……求……”阿若京娜太太反复地说，她说到“求”的时候把嘴做成心的样子，念成“秋”的声音，“求求您，把她带回家去吧。”

十八

过了一会儿，我和姐姐顺着楼梯走下去。我用我大衣的前襟包住姐姐的身子，我们匆匆忙忙走着，专挑没有路灯的小巷，躲开行人，这就像是在逃跑。她不再哭了，用干巴巴的眼睛瞧着我。我要把她带到玛卡利哈去，这段路只要走二十分钟光景。说来奇怪，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我们竟回想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谈到了一切，考虑了我们的处境，思索……

我们决定我们再也不能在这个城里住下去，等我挣到一点钱，我们就搬到别的一个什么地方去。有些房子里的人已经睡着了，有些房子里的人正在玩纸牌。我们痛恨这些房子里的人，怕他们，谈到他们那种由偏执而来的残暴、他们的心灵的粗鲁、这些可敬的家庭的微不足道、这些被我们吓坏的戏剧艺术爱好者。我禁不住要问：这些愚蠢、残忍、懒惰、狡猾的人究竟在哪方面比库里洛夫卡那些酗酒和迷信的农民高明呢，或者，这些人究竟在哪方面比野兽高明呢，因为只要有什么偶然的事件侵犯了野兽那种受本能限制的生活的单调气氛，也会把那些野兽弄得张皇失措的。如果现在姐姐只好回到家里去住，那她会有些什么样的遭际呢？她要跟父亲谈话，她每天遇见熟人，那她会经历到什么样的精神上的痛苦呢？我暗自揣摩这种情形，不由得想起了那些人，想起了所有那些熟人，他们总是把自己亲近的人从这个世界上慢慢排挤出去。我还想起那些受尽虐待、发了疯的狗，想起那些被小孩拔光了毛、丢进水里的活麻雀，想起我在这个城里从小就不断观察到的那许许多多愚蠢的、缓慢的痛苦。我不明白这六万居民到底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读《福音书》，为什么祷告，为什么读书籍和杂志。既然他们精神上一片黑暗，对自由心存厌恶，就跟一百年前，三百年前一样，那么古往今来人们所写和所说的一切东西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益处呢？木工包工头一辈子在城里造房子，可是一直到死都把“游廊”说成“牛廊”，同样这六万居民祖祖辈辈读真理，听真理，读仁爱和自由，听仁爱和自由，却一直到死还是从早到晚撒谎，互相折磨，害怕自由，痛恨自由跟痛恨敌人一样。

“那么，我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我们走到家后姐姐说，“出了这些事以后，我再也不能回到那边去了。天啊，这多么好呀！我心里轻松了。”

她立刻在床上躺下来。她睫毛上闪着泪光，然而她的神情幸福，她睡得又香又甜，看得出她心里真也轻松，她休息了。她好久好久没有这样酣睡过了！

我们从此开始一块儿生活。她老是唱歌，说她很痛快。我总是把我们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书原封不动地送回去，因为她已经读不下去，她只愿意幻想未来，谈论未来。她给我补内衣，或者帮卡尔波芙娜烧饭的时候，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讲她的弗拉基米尔，讲他的聪明，他的文雅和善良，讲他的不平常的学问。我虽然不再喜欢她那个医师，却也同意她的话。她想工作，想独立谋生，她说等到她的健康许可她工作，她马上就去做教师或者助理医士，亲自擦地板，洗衣服。她已经热烈地爱上自己的孩子，他还没有出世，可是她已经知道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儿，他的手是什么样儿，他笑起来是什么样儿。她喜欢谈孩子的教育，由于世界上最好的人是弗拉基米尔，她关于教育的全部主张就归结到一点：孩子应该跟他父亲一样可爱。她的话永远说不完，她讲的一切话都在她心头勾起真正的快乐。有时候我也高兴起来，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多半她把幻想的热情感染了我。我也什么书都不看，光是幻想。每到傍晚，尽管我已经很累，可是我仍旧把手插在衣袋里，从这个房角走到那个房角，讲起玛霞。

“你怎样想？”我问姐姐，“她什么时候回来？我觉得她会在圣诞节前回来，不会再迟。她在那边有什么事做呢？”

“既然她没有给你写信，她分明很快就会回来。”

“这话对。”我同意，其实我清楚地知道玛霞已经没有必要回到我们城里来了。

我非常想念她，我不再能够骗我自己，而极力要别人来骗我了。姐姐等她的医师，我等玛霞。我们俩不住地又说又笑，却没注意到我们在妨碍卡尔波芙娜睡觉，她躺在炉台上，不断地嘟哝说：

“茶炊一清早就呜呜地叫，呜呜地叫！唉，这可不是好兆头，可怜的人啊，这可不是好兆头。”

我们这儿谁也不来，只有邮递员来，他把医师的信带给姐姐，有时候普罗科菲傍晚也来看我们，他一句话也不说地看了看姐姐，就走了，在厨房里说：

“各行各业的人都得知道各行各业的章法，谁要是性子傲，不愿意明白这一点，谁就要过一过人世的愁苦生活了。”

他喜欢说这几个字：“人世的愁苦生活”。有一天，那已经是圣诞节节期了，我走过市场，他招呼我走进他的肉铺里去，他没有跟我握手，只是声明说，他有一件很要紧的事要跟我说。天冷，他又刚喝过酒，因此他满脸通红，他身旁柜台里面站着那个一脸凶相的尼科尔卡，手里拿着一把沾着血迹的刀。

“我想跟您说一说我心里的话，”普罗科菲开口了，“这种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因为您自己明白，人家不会为这种人世的愁苦生活而夸奖我们或者你们的。妈妈心肠软，当然不肯说惹您不高兴的话，要您姐姐明白自己的情形，搬到别处去住。我却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因为我不赞成她的行为。”

我明白他的意思，走出了肉铺。当天我就跟姐姐一块儿搬到萝卜那儿去了。我们没有钱雇马车，我们就走着去，我把我们的东西打成包袱，背在背上，姐姐手里没拿东西，可是她喘气，咳嗽，老是问我是不是快要走到了。

十九

最后，玛霞的信来了。

“亲爱的、好心的米·阿，”她写道，“善良温柔的我们的天使（那个老油漆工人就是这样称呼您的），请您原谅，我就要跟父亲到美国去参观展览会了。过几天我就要看见海洋，离杜别奇尼亚那么遥远，想着都可怕！它遥远，辽阔，跟天空一样，我很想上那儿去自由一下，我得意，我发狂，您看，我的信写得多么不连贯啊。亲爱的，善良的，给我自由吧，赶快把那根至今还完好地连结着您和我的线扯断吧。讲到当初我遇见您，认识您，那就像是一道从天上射下来的光，照亮了我的生活；可是后来我做您的妻子，那却错了，这一点您是明白的，犯错误的感觉至今压在我的心头，我跪下来求您，我的慷慨的朋友，在我动身去做海上旅行以前，赶快，赶快打个电报给我，说您同意纠正我们的共同错误，搬掉我翅膀上唯一的这块石头，我父亲承担这一切麻烦，答应我说不会用过多的手续来麻烦您。那么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向四面八方飞去了吧？对吗？

“祝您幸福，求主保佑您，请您原谅我这个有罪的人。

“我活着，我健康。我挥霍金钱，做了许多蠢事，每一分钟都在感激上帝，幸好像我这样的坏女人没有生孩子。我在演唱，而且获得了成功，不过这不是我入迷了，不，这是我的避风港，我的修道室，我现在从中得到了休息。大卫王有一个戒指，上面刻着几个字：‘一切都会过去’。人难过的时候，看看这几个字就会高兴起来，不过人高兴的时候看了它们又会难过起来。我给自己定做了一个这样的戒指，刻着这几个埃及字，这个护身符使我免得入迷。一切都会过去，就连生活也会过去，这就是说：什么也不需要。或者只需要自由感，因为人在自由的时候就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了。扯断那根线吧。紧紧拥抱您和您的姐姐。请您原谅而且忘掉您的玛。”

姐姐躺在一个房间里，萝卜躺在另一个房间里，他又生过一场病，现在正在复元。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姐姐正巧悄悄地走到油漆工人那儿去，在他身旁坐下，开始念书。她每天给他念奥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果戈理的作品，他听她念，眼睛瞧着一个地方，并不发笑，摇着头，有时候暗自嘟哝说：

“什么事都会有！什么事都会有！”

如果剧本里描写到什么丑恶的、不成体统的事，他就用手指头戳一下那本书，仿佛幸灾乐祸地说：

“就是它，虚伪！毛病就出在它身上，虚伪！”

剧本的内容、含义、复杂而艺术的结构，都吸引他。他赞叹他的本领，却永远也不提他的姓名：

“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把这些东西配搭得那么合适！”

现在姐姐只轻声念了一页，就念不下去了：嗓子里出不来声音了。萝卜拿起她的手，努动发干的嘴唇，用沙哑的声音很低很低地说：

“正派人的灵魂又白又光滑，跟白垩粉一样，有罪的人的灵魂却好比浮石。正派人的灵魂是清亮的干油，有罪的人的灵魂是煤焦油。人应当干活，应当伤心，应当有病，”他接着说，“凡是不干活，不伤心的人，就上不了天堂。那些脑满肠肥的要倒霉，那些强横霸道的要倒霉，那些富足的要倒霉，那些放债的要倒霉！他们看不到天堂。蚜虫吃青草，锈吃铁……”

“而且虚伪吃灵魂。”姐姐接着说，笑起来。

我把信又看一遍。这时候厨房里走进来一个兵，不知是由谁派来的，每个星期来两次，给我们送来茶叶、法式白面包、松鸡，那些东西有香水气味。我没有活儿做，只好一连好几天待在家里，大概那个给我们送面包的人知道我们穷。

我听见姐姐跟那个兵讲话，快活地笑着。随后她躺下来，吃着面包，对我说：

“当初你辞掉工作，做油漆工人的时候，我和安纽达·布拉戈沃从一开头就知道你做得对，可是我们不敢说出口来。你说，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妨碍我们把我们所想的据实说出来？就拿安纽达·布拉戈沃来说吧。她爱你，崇拜你，她知道你做得对，她跟姐妹一样地爱我，知道我做得对，恐怕心里还羡慕我，可是不知一种什么力量在妨碍她来找我们，她躲着我们，怕我们。”

姐姐把手放在胸前，热情地说：

“她多么爱你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这种爱情她只对我一个人说过，而且是悄悄的，在黑地里。她把我带到花园里幽暗的林荫道上，小声对我说，她把你看得多么宝贵。你看，她始终没有出嫁，就因为她爱你啊。你为她歉然吗？”

“是的。”

“面包是她送来的。不错，这是可笑的，何必瞒着呢？从前我也可笑，愚蠢，现在我已经摆脱这些，已经谁也不怕，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愿意说什么就大声说出来，我变得幸福了。当初我住在家里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现在就是要我做皇后我也不干了。”

布拉戈沃医师来了。他得了博士学位，如今住在我们城里，在他父亲家里休假，说是很快就又要到彼得堡去了。他打算研究抗伤寒的疫苗以及大概是抗霍乱的疫苗，他打算出国深造，然后回来做教授。他已经辞去军职，穿着宽松的啥味呢上衣和很肥的裤子，打着漂亮的领带。姐姐欢欢喜喜地欣赏他的领带上的佩针、袖扣、大概为了漂亮才插在上衣胸前衣袋里的红绸手绢。有一回我们闲着没事，我和姐姐就按照记忆算一算他有多少套衣服，结果断定他至少有十套上下。他分明仍旧爱我的姐姐，可是他甚至在开玩笑的时候也没有说过一次他要带着她到彼得堡或者国外去，我简直想不出来要是她活下去，她会怎么样，她的孩子会怎么样。她光是无休无止地幻想，不认真地考虑未来，她说随他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吧，就是丢掉她也没关系，只要他自己幸福就好，至于她，有过以往那段生活也就满足了。

他来看我们的时候，照例很专心给她听诊，要求她当着他的面把药水连同牛奶一齐喝下去。这一回也是这样。他为她听诊，逼她喝下一杯牛奶，这以后我们的房间里就弥漫着一股杂酚油的气味。

“这才是乖孩子！”他说，从她手里接过杯子来，“你不可以说很多的话，近来你却像喜鹊那样嘁嘁喳喳。请你别说话了。”

她笑起来。随后他走进萝卜的房间，我正好坐在那儿，他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哦，你怎么样，老头子？”他弯下腰去凑近那个病人，问道。

“老爷……”萝卜轻轻努动嘴唇说，“老爷，我要冒昧奉告……我们都在上帝手下活着，大家都得死……我说一句老实话……老爷，您不会进天国！”

“那有什么办法呢，”医师开玩笑地说，“地狱里也总得有人去啊。”

忽然我的知觉出了点毛病，我好像在做梦，梦见去年冬天那天夜里我站在屠宰场的院子里，普罗科菲跟我并排站着，他身上冒出一股胡椒酒的气味。我使劲控制自己，揉我的眼睛，却立刻觉着好像在到省长那儿去听训似的。这类情形在这以前或者以后都没发生过，我把这种像是做梦的古怪回忆解释做由于我的神经过度疲劳。我重又到了屠宰场，重又在省长面前听训，同时我又模糊地感到实际上并没有这种事。

等到我醒过来，却看见我已经不是在家里，而是在街上，跟医师一块儿站在路灯旁边了。

“真叫人难过啊，真叫人难过啊，”他说，眼泪流下他的脸颊，“她高兴，经常发笑，抱着希望，可是她的情形没有希望了，我的好朋友。您那个萝卜恨我，一个劲儿要我明白我待她不好。他按他的想法是对的，不过我也有我自己的观点，我一点也不为过去发生过的事后悔。人应当爱，我们大家都应当爱，不是吗？缺了爱就没有生活；谁怕爱，躲开爱，谁就不自由。”

他渐渐转到别的话题上去，谈到科学，谈到自己的论文，那篇论文在彼得堡受到人们的喜爱。他谈得热烈，再也想不起我的姐姐，想不起他的难过，想不起我了。生活在吸引他。我暗想：那一个有美国，有刻着字的戒指，这一个有博士学位，有学者的前程，只有我和我姐姐还是老样子。

我跟他告别以后，就走到路灯那儿，把玛霞的信再看一遍。我想起，生动地想起今年春天有一天早晨，她怎样到磨坊里来看我，躺下来，用皮袄盖在身上，她想装得像一个普通的村妇。另外有一回，也是在一天早晨，我们正从水里捞捕鱼的篓子，河边的柳树忽然把一颗颗大水珠洒到我们身上，我们就笑起来……

大贵族街上我们的家里已经一片漆黑了。我爬过围墙，照从前的办法，从后门走到厨房里去取一盏灯。厨房里没有人。火炉旁边有一只茶炊嘘嘘地冒汽，在等我父亲。“现在，”我想，“谁给父亲倒茶呢？”我举着灯，走进那个小屋，在那儿用旧报纸好歹给自己铺了床，躺下来。墙上的椽钉照旧严厉地瞧着我，它们的影子闪闪摇摇。天很冷。我觉着好像姐姐一定马上就要走进来，给我送来晚饭，可是立刻想起她在害病，躺在萝卜家里，于是我觉着奇怪：我怎么会爬过围墙，躺在这冰凉的小屋里。我的神志乱起来了，我看见了种种荒唐的事。

门铃响了。这是我从小就熟悉的铃声：先是铁丝擦着墙沙沙地响一阵，然后厨房里响起短促悲凉的铃声。这是父亲从俱乐部里回来了。我站起来，向厨房走去。厨娘阿克西尼娅看见我，把两只手一拍，不知什么缘故哭起来。

“我的亲人！”她小声说，“亲爱的！啊，我的天！”

她由于兴奋而不住用两只手揉搓她的围裙。窗台上立着四个瓶子，里面盛着白酒，酒里泡着果子。我给自己斟了一茶杯，一口气喝完，因为我渴得很。阿克西尼娅刚刚擦过桌子和凳子，厨房里弥漫着一种气味，那种气味是干净的厨娘所掌管的明亮舒适的厨房里常有的。这种气味和蟋蟀的叫声，从前在童年时候，总是引诱我们这些孩子，到这儿，到厨房里来，让我们听神话，玩“老K”……

“克丽奥佩特拉在哪儿？”阿克西尼娅小声问，匆匆忙忙，透不过气来，“你的帽子在哪儿，少爷？听说你太太到彼得堡去了？”

她远在我母亲生前就来做事，从前给我和克丽奥佩特拉在木盆里洗过澡，现在依她看来我们仍旧是孩子，必须开导才成。足足有一刻钟的工夫，她在我面前摊开她的种种想法，这是一个老仆人在我们没有见面的这段时期里，在厨房的宁静里，凭她的深谋远虑想出来，积累起来的。她说我们可以逼医师跟克丽奥佩特拉结婚，只要吓唬他一下就成，又说如果好好写一份呈文，主教就会解除他的第一次婚姻，还劝我最好瞒住我的妻子悄悄把杜别奇尼亚卖掉，把钱放在银行里存起来，写上我的名字。她还说如果我和姐姐在父亲面前跪下来，苦苦哀求一番，他也许会原谅我们，又说我们应当向圣母做一回祈祷……

“好，去吧，少爷，跟他去谈一谈吧，”她听见父亲的咳嗽声以后说，“去吧，去讲一讲，鞠个躬，您的脑袋不会掉下来的。”

我就去了。父亲坐在书桌那儿，正在画一个别墅的草图，那别墅有哥特式的窗子和近似消防队瞭望台的粗塔，这是一张非常死板而平庸的草图。我走进书房，在正好可以看见那张图纸的地方站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来找父亲，可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看见他的瘦脸、他的红脖子、他那印在墙上的阴影，我就恨不得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照阿克西尼娅所教的那样跪在他的面前。可是我一看见那座有哥特式窗子和粗塔的别墅，就止住了自己。

“您晚上好。”我说。

他看一看我，立刻低下眼睛去看那张草图。

“你有什么事？”过了一会儿，他问。

“我是来告诉您：姐姐病得很重。她快要死了。”我闷闷地加了一句。

“是啊，”父亲叹道，摘下眼镜，把它放在桌子上，“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你种什么，”他又说一遍，离开书桌站起来，“就收什么。我请你回想一下：两年前你来见我，就在这个地方我请求过你，要你离开你的迷途，我对你提起义务和荣誉，提起你对祖先所负的责任，我们必须神圣地保持祖先的传统。那时候你听了我的话没有呢？你忽视我的忠告，固执地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这还不够，你又把你姐姐引到你的迷途上去，促使她失去道德和廉耻。现在你们两个人都倒霉了。是啊，你种什么就收什么！”

他一边说，一边在书房里走来走去。大概他以为我是来请罪的，大概他在等我为我自己和我姐姐讨饶。我觉得身上发凉，我打抖，好像害了热病似的，我用嘶哑的声音费力地说话。

“我也请您回想一下，”我说，“就在这个地方我也请求过您，要您了解我，要您细细想一想，一块儿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为了什么而生活，您在回答的时候却谈祖先，谈那位写诗的祖父。刚才我对您说您的独生女已经没有希望了，您又谈祖先，谈传统……您这么大的年纪，跟死已经不是隔着万重山，在世上只能再活五年或者十年了，却还是这样的轻率！”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父亲厉声问道，听我责备他轻率，显然感到受了委屈。

“我不知道。我爱您，我非常痛心：我们彼此离得这么远。所以我来了。我还爱您，可是姐姐已经跟您彻底决裂了。她不能原谅您，永远也不会原谅您。一提起您的名字，就会勾起她对过去，对生活的憎恶。”

“这是谁的错呢？”父亲叫道，“这是你的错，混蛋！”

“好，就算是我的错吧，”我说，“我承认我在许多方面有错，然而，为什么您的生活，您认为我们也必须照这样过的生活，是这样的乏味，这样的平庸呢？为什么您三十年来所盖的这些房子里，没有一个人能教导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才不会犯过错呢？全城一个正直的人也没有！在您这些房子，这些该死的小窝里，人们把自己的母亲和女儿从世界上排挤出去，折磨子女……我那可怜的母亲啊！”我绝望地接着说，“可怜的姐姐啊！人必须用白酒，用纸牌，用诽谤来麻醉自己，必须做下流事，假仁假义，或者在几十年里不住地画，画，才能不发现所有暗藏在那些房子里的恐怖。我们这座城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里它没有为祖国献出一个有益的人，一个也没有！凡是稍稍带点生气的、稍稍发出点亮光的东西在萌芽时期就统统被你们扼杀了！这座城只培养小店主、酒馆老板、办事员、教士，这是一座不必要的、没益处的城，即使它忽然陷进地底下去也不会有一个人可惜它。”

“我不要听你的话，混蛋！”父亲说，从桌子上拿起一把尺子来，“你喝醉了！你醉成这样居然敢来见你的父亲！我最后一次告诉你，而且也把这话转告你那不顾道德的姐姐：你们休想在我这儿得到任何什么东西。我已经把不听话的孩子从我的心里抹掉了，如果他们由于不听话，由于顽固而受苦，我并不怜惜他们。你可以回到你来的那个地方去！无论上帝怎样用你们来惩罚我，我也温顺地忍受这种考验，我像约伯[15]一样会在痛苦和持久的工作中找到安慰。在你没有改邪归正以前不准你跨过我的门坎。我是公正的，所有现在我说的话都是有益于你的，如果你希望自己好，你就该终生终世记住我以前对你说的和现在说的这些话。”

我挥了挥手，走出去。我不记得后来那天夜里和第二天我是怎样度过的了。

据说我在街上走来走去，没戴帽子，摇摇晃晃，大声唱歌，顽皮的男孩成群结伙跟在我的背后，大声喊叫：

“小利钱！小利钱！”

二十

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样一句话来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就过去，对现在的和将来的生活来说我们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是有意义的。

我所经历的一切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的巨大的不幸和我的耐性感动了市民们的心，现在他们不再叫我小利钱，不再嘲笑我，每当我走过市场，也不再往我身上泼水了。关于我做工人这件事，他们已经看惯，虽然我这个贵族提着油漆桶，安装玻璃，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可奇怪的了。他们反而乐意给我活儿干，我已经被人看做高明的手艺人和继萝卜之后的最好的包工头了。萝卜虽然病后复元，虽然仍旧不搭脚手架就能够油漆钟楼的圆顶，可是已经没有力量再管工人的事。现在我就代替他在城里跑来跑去找活儿干。我雇来工人，付清工资，再解雇他们。我也借高利的债。现在我做了包工头，才明白为什么为了一个小钱的活往往会在全城跑三天以便找到铺房顶的工人。大家对我很客气，对我称呼“您”了。在我做工的房子里，房主人请我喝茶，打发人来问我要不要就在这儿吃饭。孩子们和姑娘们常常走过来，带着好奇和忧虑的神情瞧着我。

有一天我在省长的花园里做工，把那儿的一座凉亭漆成像是用大理石造出来的。省长出来散步，信步走进凉亭，由于闲着没事，就跟我攀谈起来。我提醒他说，从前有一天他怎样请我到他那儿去听训。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我的脸，然后把嘴努成字母“O”的样子，两手一摊，说：

“我记不得了！”

我老了，变得不爱说话，严肃起来，甚至严厉起来，不大发笑。据说我变得像萝卜了，而且跟他那样常常说些无益的训诫，弄得工人们听着乏味。

我原先的妻子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如今在国外生活。她父亲，那个工程师，在东部省份一个什么地方修铁路，在那儿买产业。布拉戈沃医师也在国外。杜别奇尼亚又转到切普拉科娃太太手里，她从工程师那儿打了八折把它买回来了。莫伊谢伊已经戴上圆顶礼帽。他常常坐着轻快的马车进城办事，在银行旁边停下来。据说他自己也买下一份被抵押过的田产，经常在银行里打听关于杜别奇尼亚的情形，那份田产他也打算买下来。可怜的伊万·切普拉科夫在城里漂泊很久，不做事，喝得醉醺醺的。我本来打算要他来做我们的活儿，有一个时期他跟我们一块儿油漆房顶，安装玻璃，甚至干得很有味，跟真正的油漆工人那样偷干油，要赏钱，酗酒了，可是这工作很快就使他厌倦，他想家，回到杜别奇尼亚去了，后来工人们告诉我说，他曾经挑唆他们挑一天夜里跟他一块儿去害死莫伊谢伊，抢劫将军夫人的财产。

父亲老多了，背驼了，每到傍晚就在自己家门附近散步。我没有到他那儿去过。

普罗科菲在霍乱流行时期用胡椒酒和焦油给小店主治病赚钱。我在报纸上看到，他坐在自己的肉铺里，把医师恶意批评一番，被官府用树条抽打了一顿。他的店员尼科尔卡害霍乱死了。卡尔波芙娜还活着，仍旧爱她的普罗科菲，怕他。她每次看见我，总要悲伤地摇头，叹口气说：

“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

在工作日，我总是一天到晚地忙。到了假日，遇上好天气，我就抱着我那很小的外甥女（姐姐原来料着是男孩，可是生下来一个女孩），不慌不忙地走到墓园去。到了那儿我站着或者坐着，久久地看着那个我所珍爱的坟墓，告诉小女孩说那里面躺着她的妈妈。

有时候我在墓地上碰见安纽达·布拉戈沃。我们打个招呼，默默地站在那儿，或者谈起克丽奥佩特拉，谈起她的女儿，谈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多么可悲。后来我们走出墓园，沉默地走着。她放慢了脚步，这是故意的，为的是跟我并排多走一会儿。那个小女孩快活，幸福，因为阳光太亮而眯起眼睛，她笑着，对她伸出手去，我们就站住，逗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玩一阵。

等到进了城，安纽达·布拉戈沃就心神不定，满脸通红，跟我告别，一个人继续走路了。她稳重而严峻……路上的行人看见她，再也想不到刚才她跟我并排走过路，甚至逗过小女孩。

1896年

[1] 指天才。

[2] 法语：上流社会的男女。

[3] 指无声无动作的戏剧场面。

[4] 西欧神话中的仙女。

[5] 这是法国名字，相当于俄罗斯的伊万。在谈话中夹杂法国字是为了表示上流社会的身份。

[6] 法语：飞黄腾达。

[7] 莎士比亚所著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一个佞臣。

[8] 指缺乏文化的人。

[9] 法语：都在这儿了！

[10] 基督教的节日，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古时常在此期间举行婚礼。

[11] 土耳其的一个古代民族，曾经屡次侵入俄罗斯。

[12] 拉丁语：老年的衰弱。

[13] 指基督教中的圣母。

[14] 摘自俄国诗人波隆斯基的诗《夜》，这首诗由柴可夫斯基编成歌曲。

[15] 见《旧约·约伯记》。

农民

一

莫斯科旅馆“斯拉夫商场”的一个仆役尼古拉·契基尔杰耶夫害病了。他的两条腿麻木，脚步不稳，因此有一天他手里托着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着一份火腿加豌豆，顺过道走着，绊一个筋斗，摔倒了。他只好辞去职务。他已经把他自己和他妻子所有的钱都花在治病上，他们没法生活了，而且闲着没事做也无聊，就决定应该回家乡，回村子里去。在家里不但养病便当些，生活也便宜些。俗语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1]，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将近黄昏，他到了他的故乡茹科沃。据他小时候的记忆，故乡的那个家在他的心目中是个豁亮、舒服、方便的地方，可是现在一走进木房，他简直吓一跳，那么黑、那么窄、那么脏。他妻子奥莉加和他女儿萨莎是跟他同路来的，她们瞧着那个不像样的大炉子发了呆，它差不多占据半间屋子，给煤烟和苍蝇弄得污黑。好多的苍蝇哟！炉子歪了，墙上的原木歪歪斜斜，好像小木房马上就要坍下来似的。在前面墙角靠近圣像的地方。贴着瓶子上的商标纸和剪下来的报纸，这些是用来代替画片的。穷啊，穷啊！大人一个也不在家。大家都收庄稼去了。炉台上坐着一个八岁上下的、淡黄色头发的姑娘，没洗脸，露出冷冷淡淡的神情，她甚至没有看一眼这些走进来的人。下面，一只白猫正在炉叉上蹭痒痒呢。

“猫咪，猫咪！”萨莎叫它，“猫咪！”

“我们这只猫听不见，”那小姑娘说，“它聋了。”

“为什么？”

“是啊。它挨了打。”

尼古拉和奥莉加头一眼就瞧出来这儿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可是彼此都没说话。他们一声不响地放下包袱，一声不响地走出门外，到街上去了。从尽头数起他们的木房算是第三家，看上去好像是顶穷苦、顶古老的一家。第二家也好不了多少。可是尽头的一家却有铁皮房顶，窗上挂着窗帘。那所木房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四周没有围墙，那是一个小饭铺。所有的木房排成一单行，整个小村子安静而沉思，从各处院子里伸出柳树、接骨木、山梨树的枝子，有一种愉快的景象。

在农民住房的背后，有一道土坡溜到河边，直陡而险峻，这儿那儿的粘土里露出一块块大石头。在陡坡上，有一条小路顺着那些石头和陶工所挖的坑旁边蜿蜒出去。一堆堆碎陶器的破片，有棕色的，有红色的，在各处垒得很高。坡下面铺展着一片广阔、平整、碧绿的草场，草已经割过，如今农民的牲口正在那儿蹓跶。那条河离村子有一俄里远，在美丽的、树木茂密的两岸中间弯弯曲曲流过去。河对岸又是一个广阔的草场，有一群牲口和长长的好几排白鹅。过了草场，跟河这边一样，有一道陡坡爬上山去。坡顶上有一个村子和耸起五个拱顶的教堂，再远一点是一个老爷的房子。

“你们这儿真好！”奥莉加说，对着教堂在胸前画十字，“主啊，多么宽敞啊！”

正好这当儿钟声响起来，召人去做彻夜祈祷（这是星期六的黄昏）。下面有两个小姑娘，抬着一桶水，回过头去瞧着教堂，听那钟声。

“这会儿，‘斯拉夫商场’正在开饭……”尼古拉沉思地说。

尼古拉和奥莉加坐在陡坡的边上，观赏日落，看金黄和绯红的天空怎样映在河面上，映在教堂的窗子上，映在空气中。空气柔和、沉静、难以形容的纯净，这在莫斯科是从来也没有的。太阳下山，成群的牲口走过去，咩咩地、哞哞地叫着，鹅从对岸飞过河来，然后四下里又沉静了。柔和的亮光融解在空气里，昏暗的暮色很快地降下来。

这当儿尼古拉的父母，两个干瘦的、驼背的、掉了牙的老人，身材一般高，回家来了。两个女人，儿媳妇玛丽亚和菲奥克拉，本来在对岸的地主庄园上工作，也回家来了。玛丽亚是尼古拉的哥哥基里亚克的妻子，有六个孩子。菲奥克拉是他弟弟杰尼斯的妻子，有两个孩子，杰尼斯出外当兵去了。尼古拉一走进木房，看见全家的人，看见高板床上、摇篮里、各处墙角里那些动弹着的大大小小的身体，看见两个老人和那些女人怎样用黑面包泡在水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他就暗想：他这么生着病，一个钱也没有，回到这里来，而且带着家眷，是做错了，做错了！

“哥哥基里亚克在哪儿？”他们互相招呼过后，他问。

“他在一个商人那儿做看守人，”他父亲回答，“他住在那边树林子里。他呢，倒是个好样儿的庄稼汉，就是酒喝得太厉害。”

“他不是挣钱的人！”老太婆辛酸地说，“咱们这一家的庄稼汉都倒霉，都不带点什么回家来，反倒从家里往外拿。基里亚克喝酒，老头子呢，也认得那条上小饭铺去的路，这种罪孽也用不着瞒了。这是圣母生了咱们的气。”

由于来了客人，他们烧起茶炊来。茶有鱼腥气，糖是灰色的，而且已经有人咬过。蟑螂在面包和碗盏上爬来爬去。喝这种茶叫人恶心，谈话也叫人不舒服，谈来谈去总离不了穷和病。可是他们还没喝完一杯茶，忽然院子里传来响亮的、拖长的、醉醺醺的声音：

“玛——丽亚！”

“看样子好像基里亚克来了，”老头子说，“说起他，他就来了。”

一片沉寂。过了不大工夫，嚷叫声又响起来，又粗又长，好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

“玛——丽亚！”

大儿媳妇玛丽亚脸色变白，缩到炉子那边去。这个结实的、宽肩膀的、难看的女人的脸上会现出这么害怕的神情，看上去很有点古怪。她女儿，那个原先坐在炉台上、神情淡漠的小姑娘，忽然大声哭起来。

“你号什么，讨厌鬼！”菲奥克拉对她吆喝道。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身体也结实，肩膀也宽，“他不会打死她，不用怕！”

尼古拉已经从老头子口里听说玛丽亚不敢跟基里亚克一块儿住在树林子里。每逢他喝醉酒，他总来找她，大吵大闹，死命地打她一顿。

“玛——丽亚！”嚷叫声从门口传来。

“看在基督面上，救救我，亲人们，”玛丽亚嘟嘟哝哝地说，喘着气，仿佛浸在很冷的水里似的，“救救我，亲人们……”

木房里的孩子有那么多，他们一齐哭起来。萨莎学他们的样，也哭起来。先是传来一声醉醺醺的咳嗽，随后有一个身材高大、满脸黑胡子的农民，戴着一顶冬天的帽子走进木房里来，由于小灯射出昏暗的光，他的脸看不清，显得很吓人。这人就是基里亚克。他走到妻子跟前，抡起胳膊，一拳头打在她脸上。她没喊出一点声音就给这一拳打昏了，一屁股坐下去，她的鼻子里立刻流出血来。

“好不害臊，好不害臊，”老头子嘟哝着，爬到炉台上去，“而且当着客人的面！造孽哟！”

老太婆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躬着身子想心事。菲奥克拉摇着摇篮……显然，基里亚克感到自己招人害怕，心里得意，索性抓住玛丽亚的胳膊，拉她到门口，像野兽似地吼叫，为了显得更可怕些，可是这当儿他忽然瞧见客人，就停住手。

“哦，他们已经来了……”他说，放了妻子，“亲兄弟跟他家里的人……”

他在圣像前面念完祷告，摇摇晃晃，睁大他那发红的醉眼，接着说：

“亲兄弟跟他家里的人到爹娘家里来了……就是说，打莫斯科来的。就是说，莫斯科那个古时候的京城，所有的城市的母亲……原谅我……”

他在靠近茶炊的一张长凳上坐下，开始喝茶，在一片沉寂里独有他凑着小碟大声地喝茶……他喝了十来杯，然后在长凳上躺下，打起鼾来。

他们分头睡下。尼古拉因为有病，就跟老头子一块儿睡在炉台上。萨莎躺在地板上，奥莉加跟别的女人一块儿到板棚里去了。

“算了，算了，亲人儿，”她说，挨着玛丽亚在干草上躺下来，“眼泪消不了愁！忍一忍就行了。《圣经》上说：谁要是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也送上去……算了，算了，亲人儿！”

然后，她压低嗓音用唱歌样的声调跟她们讲莫斯科，讲她的生活，讲她怎样在那些带家具的房间里做女仆。

“在莫斯科呀，房子都挺大，是用石头砌的，”她说，“教堂好多好多哟，四十个四十都不止，亲人儿。那些房子里都住着上等人，真好看，真文雅！”

玛丽亚说她不但从来没有到过莫斯科，就连故乡的县城也没去过。她认不得字，也不会祷告，就连“我们的父”[2]也不知道。她和她的弟媳菲奥克拉（这时候她坐在不远的地方听着呢）都十分不开展，什么也不懂。她们俩都不喜欢自己的丈夫。玛丽亚怕基里亚克。每逢只剩下她一个人跟他待在一块儿，她就害怕得发抖，而且一挨近他就总是被他喷出的浓烈的酒气和烟气熏得头痛。菲奥克拉一听到人家问起丈夫不在，是不是闷得慌，就没好气地回答说：

“滚他妈的！”

她们谈了一会儿，就不响了……

天气凉了。一只公鸡在板棚附近逼尖了喉咙喔喔地啼着，搅得人睡不着。等到淡蓝色的晨光射进每条板缝，菲奥克拉就悄悄地爬起来，走出去，随后听见她匆匆地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那双光脚踩出一片吧嗒吧嗒的声音。

二

奥莉加到教堂里去，带着玛丽亚一路去了。她们顺小路下坡，向草场走去，两个人兴致都挺好。奥莉加喜欢空旷的乡野。玛丽亚觉着这个妯娌是一个贴心的亲人。太阳升上来了。一只带着睡意的鹰在草场上面低低地飞翔，河面黯淡无光，有些地方有雾飘浮，可是从对面的高岸上面已经伸过一长条亮光来。教堂发亮了，白嘴鸦在地主的花园里哇哇地叫得很欢。

“老头子倒没什么，”玛丽亚讲起来，“可是老奶奶挺凶，总是吵架。咱们自己的粮食只够吃到谢肉节，现在我们在小饭铺里买面粉，所以她不痛快。她说：‘你们吃得太多了。’”

“算了，算了，亲人儿！忍一忍就行了。经上写着：上我这儿来吧，所有你们这些辛苦劳累的人。”

奥莉加用唱歌样的声调平心静气地说着，她的步子像参拜圣地的女人的那种步子，又快又急。她每天念《福音书》，念得挺响，学教堂执事的那种腔调，有很多地方她看不懂，可是那些神圣的句子却把她感动得流泪，她一念到“如果”和“暂且”那类字，就觉着晕晕乎乎，心都不跳了。她信仰上帝，信仰圣母，信仰圣徒。她相信不管欺负什么人，普通人也好，德国人也好，茨冈也好，犹太人也好，都不应该。她相信甚至不怜恤动物的人都会倒霉。她相信这些是写在圣书上的，因此，每逢她念《圣经》上的句子，即使念到不懂的地方，她的脸容也会变得怜悯、感动、放光。

“你是哪儿的人？”玛丽亚问她。

“我是弗拉基米尔省的人。可是我早就到莫斯科去了，那时候我才八岁。”

她们走到河边。河对岸有个女人站在水边上，正在脱衣服。

“那是咱们家的菲奥克拉，”玛丽亚认出来了，“她刚才过河到老爷的庄园上去了。她去找老爷手下的男管事。她胡闹，爱骂人，真不得了！”

眉毛乌黑，头发蓬松的菲奥克拉年纪还轻，身体跟姑娘家一样结实，从岸坡上跳下去，用脚拍水，向四面八方送出浪花去。

“她爱胡闹，真不得了！”玛丽亚又说一遍。

河上架着一道摇晃的小木桥，桥底下清洁透亮的河水里游着成群的、宽额头的鲦鱼。碧绿的灌木丛倒映在水里，绿叶上的露珠闪闪发亮。天气暖起来，使人感到愉快。多么美丽的早晨啊！要是没有贫穷，没有那种可怕的、无尽头的、使人躲也没处躲的赤贫，大概人世间的生活也会那样美丽吧！这时候只要回头看一眼村庄，昨天发生的一切事情就会生动地想起来，她们本来在四周的风光里感到的那种令人陶醉的幸福，这时候就一下子消灭了。

她们走进教堂。玛丽亚站在门口，不敢再往前走。虽然要到八点多钟教堂才会打钟作弥撒，她却不敢坐下去。她始终照这样站在那儿。

正在念《福音书》的时候，人群忽然分开，闪出一条路来让地主一家人走过去。有两个姑娘穿着白色连衣裙，戴着宽边帽子，走进来，跟她们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脸蛋儿又胖又红的男孩，穿着海军服。她们一来，感动了奥莉加。她第一眼看去，就断定她们是上流社会的、有教养的、优雅的人。可是玛丽亚皱起眉头阴沉而郁闷地瞟着她们，仿佛进来的不是人，而是妖怪，要是她不让出路来，就会被踩死似的。

每回辅祭用男低音高声念着什么，她总觉着仿佛听见了一声喊叫：“玛——丽亚！”她就打冷颤。

三

村子里的人已经听说这些客人来了，做完弥撒以后，马上有许多人聚到那小木房里去。列昂内切夫家的人、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人、伊里巧夫家的人，都来打听他们那些在莫斯科做事的亲戚。茹科沃村所有的青年，只要认得字，会写字，就都送到莫斯科去，专门在旅馆或者饭馆里做仆役（就跟河对面那个村子里的青年都送到面包房里去做学徒一样）。这早已成了风气，从农奴制时代[3]就开始了。先是有一个茹科沃的农民名叫卢卡·伊万内奇的，现在已经成为传奇人物了，那时候在莫斯科的一个俱乐部里做食堂的侍役，只肯推荐同乡去做事。等到那些乡亲得了势，就找他们的亲戚来，把他们安插在旅馆里和饭馆里。从那时候起，附近一带的居民就把茹科沃这个村子不叫做别的，只叫做下贱村或者奴才村了。尼古拉在十一岁那年给送到莫斯科去，由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伊万·马卡雷奇谋了个事，当时伊凡·马卡雷奇在隐居饭店当差。现在，尼古拉带着一本正经的神情对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人说：

“伊万·马卡雷奇是我的恩人，我得日日夜夜为他祷告上帝，因为多亏他提拔，我才成了上流人。”

“我的爷啊，”伊万·马卡雷奇的妹妹，一个身材很高的老太婆，含着泪说，“我们一直没得着一点他的消息，那个亲人。”

“去年冬天他在奥蒙那一家当差，听说这一季他到城外一个花园饭店去了……他老了！是啊，往年夏天，他每天总要带着大约十个卢布回家，可是现在到处生意都清淡，这就苦了老人家了。”

女人们和那些老太婆瞧着尼古拉的穿了毡靴的脚，瞧着他那苍白的脸，悲凉地说：

“你不是挣钱的人了，尼古拉·奥西培奇，你不是挣钱的人了！真的不行了！”

大家全都疼爱萨莎。她已经满十岁了，可是她个子小，很瘦，看上去不过七岁的样子。别的小姑娘，都是脸蛋儿晒得黑黑的，头发胡乱地剪短，穿着褪了色的长衬衫，她夹在她们当中，却脸蛋儿白白的，眼睛又大又黑，头发上系着红丝带，显得滑稽可笑，倒好像她是一头小野兽，在旷野上给人捉住，带到小木房里来了似的。

“她认得字呐！”奥莉加夸道，温柔地瞧着她的女儿，“念一念吧，孩子！”她说，从墙角拿出一本《福音书》来，“你念，让那些正教徒听一听。”

那本《福音书》又旧又重，皮封面，书边摸脏了。它带来一种空气，仿佛修士们走进房里来了似的。萨莎抬起眉毛，用唱歌样的声音响亮地念起来：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

“‘小孩子同他母亲，’”奥莉加跟着念了一遍，激动得涨红了脸。

“‘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4]

听到这里，奥莉加再也忍不住，就哭起来。玛丽亚看着她那样子，就也抽抽搭搭地哭了，随后伊万·马卡雷奇的妹妹也跟着哭。老头子不住咳嗽起来，跑来跑去要找一件礼物送给孙女，可是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挥一挥手，算了。等到念完经，邻居们就走散，回家去了。他们都深受感动，十分满意奥莉加和萨莎。

由于这天是节日，一家人就在家里待了一天。老太婆（不管丈夫也好，儿媳妇也好，孙子孙女也好，统统都叫她老奶奶）样样事情都要亲自做。她亲自生炉子，烧茶炊，甚至自己给田里的男人们送午饭去，事后却又抱怨说累得要死。她老是担心家里人吃得太多，担心丈夫和儿媳妇闲坐着不做事。一会儿，她仿佛听见饭铺老板的鹅从后面溜进她的菜园里来了，她就捞起一根长棍子跑出小木房，到那些跟她自己一样瘦小干瘪的白菜旁边尖声喊上半个钟头，一会儿，她又觉着仿佛有一只乌鸦偷偷来衔她的小鸡，就一边骂着，一边向乌鸦冲过去。她一天到晚生气，发牢骚，常常叫骂得那么响，弄得街上的行人都站住脚听。

她待她的老头子很不和气，一会儿骂他懒骨头，一会儿骂他瘟疫。他是个没有主张而很不可靠的人，要不是因为她经常督促他，也许他真就什么活也不干，光是坐在炉台上扯淡了。他对儿子说起他的一些仇人，讲个没完没了，抱怨邻居每天欺负他，听他讲话是乏味的。

“是啊，”他的话头拉开了，手叉在腰上，“是啊……在圣十字架节[5]以后，过了一个星期，我把干草按一普特三十戈比的价钱卖出去了，是我自个儿要卖的……是啊……挺好……所以，你瞧，有一天早晨我把干草搬出去，那是我自个儿要干，我又没招谁惹谁。偏偏赶上时辰不利，我看见村长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打小饭铺里出来。‘你把它拿到哪儿去，你这混蛋？’他说啊说的，给我一个耳光。”

基里亚克害着很厉害的醉后头痛，在他弟弟面前觉得不好意思。

“这白酒害得人好苦啊。唉，我的天！”他嘟哝着，摇着他那胀痛的脑袋，“看在基督的分上，原谅我，亲兄弟和亲弟妹。我自己也不快活啊。”

因为这天是节日，他们在小饭铺里买了一条鲱鱼，用鲱鱼头熬汤。中午，他们坐下来喝茶，喝了很久，喝得大家都出了汗。他们真也好像让茶灌得胀大了。然后他们又喝鱼汤，大家都就着一个汤钵舀汤喝。至于鲱鱼，老奶奶却藏起来了。

傍晚，一个陶器工人在坡上烧汤钵。下面草场上，姑娘们围成一个圆圈跳舞，唱歌。有人拉手风琴。河对面也在烧窑，也有姑娘唱歌，远远听来歌声柔美而和谐。小饭铺里面和小饭铺左近，农民们闹得正有劲。他们用醉醺醺的嗓音杂七杂八地唱歌，互相咒骂，骂得非常难听，吓得奥莉加只有打抖的份儿，嘴里念着：

“啊，圣徒！……”

使她吃惊的是这种咒骂滔滔不绝，而且骂得顶响、骂得顶久的反而是快要入土的老头子。姑娘们和孩子们听着这种咒骂，一点也不难为情，他们明明从小就听惯了。

过了午夜，河两岸陶窑里的火已经微下去，可是在下面的草场上，在小饭铺里，大家仍旧在玩乐。老头子和基里亚克都醉了，胳膊挽着胳膊，肩膀挤着肩膀，走到奥莉加和玛丽亚所睡的板棚那边去。

“算了吧，”老头儿劝道，“算了吧……她是挺老实的娘们儿……这是罪过……”

“玛——丽亚！”基里亚克嚷道。

“算了吧……罪过……她是个很不错的娘们儿。”

两个人在堆房旁边站了一分钟，就走了。

“我啊，爱——野地——里的花！”老头子忽然用又高又尖的中音唱起来，“我啊，爱——到草场上去摘它！”

然后他啐口痰，骂了句难听的话，走进小木房里去了。

四

老奶奶把萨莎安置在菜园附近，吩咐她看守着，别让鹅钻进来。那是炎热的八月天。小饭铺老板的鹅可能从后面钻进菜园里来，可是眼下它们正在干正经事，它们在小饭铺附近拾麦粒，平心静气地一块儿聊天，只有一只公鹅高高地昂起头，仿佛打算看一下老太婆是不是拿着棍子赶过来了。别的鹅也可能从坡下跑上来，可是眼下它们正在远远的河对面打食，在草场上排成白白的一条长带子。萨莎站了一会儿，觉着无聊，看见鹅没来，就跑到陡坡的边上去了。

在那儿她看见玛丽亚的大女儿莫特卡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瞧着教堂。玛丽亚生过十三个孩子，可是只有六个孩子还活着，全是姑娘，没有一个男孩，顶大的才八岁。莫特卡光着脚，穿一件长长的衬衫，站在太阳地里。太阳直直地晒着她的脑袋，可是她不在意，仿佛化成了石头。萨莎站在她旁边，瞧着教堂，说：

“上帝就住在教堂里。人点灯和蜡烛，可是上帝点绿的、红的、蓝的小圣像灯，跟小眼睛似的。夜里上帝就在教堂里走来走去，最神圣的圣母和上帝的侍者尼古拉陪着他走——咚，咚，咚！……守夜人吓坏了，吓坏了！算了，算了，亲人儿，”她说，学她母亲的话，“等到世界的末日来了，所有的教堂就都飞上天去了。”

“带——着——钟——楼——一——齐——飞？”莫特卡用低音问道，拖长每个字的字音。

“带着钟楼一齐飞。世界的末日来了，好心的人就上天堂，爱发脾气的人呢，可就要在永远燃着的、不灭的火里烧一烧了，亲人儿。上帝会对我妈和玛丽亚说：‘你们从没欺负过人，那就往右走，上天堂去吧。’可是对基里亚克和老奶奶呀，他就要说：‘你们往左走，到火里去。’在持斋的日子吃了荤腥东西的人也要送到火里去。”

她抬头看天，睁大眼睛，说：

“瞧着天空，别眼睛，那你就会看见天使。”

莫特卡也开始看天，在沉静中过了一分钟。

“看见没有？”萨莎问。

“没有。”莫特卡用低音说。

“可是我看见了。天空中有些小天使在飞，扇着小翅膀，一闪一闪的，跟小蚊子一样。”

莫特卡想了一想，眼睛瞧着地下问：

“老奶奶会遭到火烧吗？”

“会的，亲人儿。”

从这块石头直到紧底下，有一道光滑的慢坡，长满柔软的绿草，谁一看见，就想伸出手去摸一摸，或者在那上面躺一躺。萨莎躺下，滚到坡底下去了。莫特卡现出庄重而严肃的脸相喘着气，也躺下去，往下滚。她往下一滚，衬衫就卷到她肩膀上去了。

“多好玩呀！”萨莎说，高兴得很。

她们俩走到顶上预备再滚下去，可是正好这当儿那熟悉的尖嗓音响起来了。啊呀，多么可怕！那老奶奶，没了牙，瘦得皮包骨，驼着背，短短的白发在风里飘动，正拿着一根长棍子把鹅赶出菜园去，哇哇地叫着：

“它们糟践了所有的白菜，这些该死的东西！把你们宰了才好，你们这些该诅咒三次的恶鬼，祸害，为什么你们不死哟！”

她一眼看见那两个小女孩，就丢下棍子，拾起一根枯树枝，伸出又干又硬的手指头一把掐住萨莎的脖子，活像加了一个套包子，开始抽她。萨莎又痛又怕，哭起来，这当儿那只公鹅却伸直脖子，摇摇摆摆迈动两条腿，走到老太婆这边来，咭咭地叫了一阵，这才归到它的队里去，招得所有的雌鹅都用称赞的口气向它致敬：“嘎——嘎——嘎！”后来，老奶奶又打莫特卡。这一打，莫特卡的衬衫就又卷上去了。萨莎伤透了心，大声哭着，跑到小木房里去申诉。莫特卡跟着她跑，她也哭，可是嗓音粗得多，眼泪也不擦，脸湿得仿佛在水里泡过一样。

“我的圣徒啊！”奥莉加瞧见她俩走进小木房来，吓慌了，叫道，“圣母啊！”

萨莎刚开头讲她的事，老奶奶就尖声叫着，骂着，走进来了，然后菲奥克拉生气了，屋子里闹得乱哄哄的。

“没关系，没关系！”奥莉加脸色苍白，心里很乱，摩挲萨莎的脑袋，极力安慰这孩子，“她是你的奶奶，生她的气是罪过的。没什么，孩子。”

尼古拉本来已经给这种不断的吵嚷、饥饿、烟子、臭气闹得筋疲力尽，本来已经痛恨而且看不起贫穷，本来已经在妻子和女儿面前为自己的爹妈害臊，这时候就把两条腿从炉台耷拉下来，用气恼的、含泪的声音对他母亲说：

“您不能打她！您根本没有权利打她！”

“得了吧，你就待在炉台上等着咽气吧，你这病包儿！”菲奥克拉恶狠狠地顶撞他，“鬼支使你们上这儿来的，你们这些吃闲饭的！”

萨莎和莫特卡和家里所有的小女孩都躲到炉台上尼古拉的背后去，缩在一个角落里，在那儿一声不响，害怕地听着大人讲话，人可以听见她们的小小的心在怦怦地跳。每逢一个家庭里有人害很久的病，没有养好的希望了，就往往会发生一种可怕的情形：所有那些跟他贴近的人都胆怯地、悄悄地在心底里盼望着他死，只有小孩子才害怕亲近的人会死，一想到这个总要战战兢兢。现在，那些小姑娘屏住气息，脸上现出凄凉的神情，瞧着尼古拉，暗想他不久就要死了，她们就想哭，一心想对他说点什么亲切的、怜恤的话才好。

他呢，紧挨着奥莉加，仿佛求她保护他似的，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对她说：

“奥里亚[6]，亲爱的，我在这儿住不下去了。我没有力量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天上的基督的份上，你写封信给你妹妹克拉夫季·阿勃拉莫芙娜吧。叫她把她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当掉，叫她把钱给我们寄来，我们好离开这儿。啊，上帝呀，”他痛苦地接着说，“哪怕让我看一眼莫斯科也好！哪怕让我梦见它也是好的，亲爱的！”

黄昏来了，小木房里黑了，大家心里都发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生气的老奶奶拿黑面包的碎皮泡在一个碗里，吃了很久，足足有一个钟头。玛丽亚给奶牛挤完奶，提进一桶牛奶来，放在一张凳子上。然后老奶奶把桶里的牛奶灌进罐子里，也灌了很久，不慌不忙，明明很满意，因为眼下正是圣母升天节的斋期，谁也不能喝牛奶，这些牛奶就可以原封不动地留下来了。她只在一个茶碟里倒了一点点，留给菲奥克拉的小娃娃吃。等到老奶奶和玛丽亚把罐子送到地窖里去，莫特卡却忽然跳起来，从炉台上溜下去，走到凳子那儿，瞧见凳子上摆着那个装着面包皮的木头碗，就把茶碟里的牛奶倒一点在碗里。

老奶奶回到小木房里来，又吃她的面包皮。这当儿萨莎和莫特卡坐在炉台上瞧着她，心里暗暗高兴，因为她已经吃了荤腥，现在包管要下地狱了。她们得了安慰，就躺下去睡觉。萨莎一面迷迷糊糊地睡着，一面暗自描画最后审判的可怕情景：有一个大炉子烧着火，那炉子像陶窑，魔鬼长着牛样的犄角，周身漆黑，用一根长棍子把老奶奶赶进火里去，就跟刚才老奶奶自己赶鹅一样。

五

圣母升天节晚上十点多钟，正在坡下草场上游玩的男孩和女孩，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往村子那边跑。那些上边，坐在峭壁边上的人起初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着火了！着火了！”焦急的嚷叫声从底下传上来，“村里着火了！”

坐在坡上的人回头一看，就有一幅可怕的、不同寻常的景象映进他们的眼帘。村子尽头的几个小木房中，有一个小木房的草顶上升起一个火柱，有一俄丈高，火舌往上卷着，向四面八方撒出火星去，仿佛喷泉在喷水。猛然间，整个房顶燃成一片明亮的火焰，火烧的爆裂声传过来。

月光朦胧，整个村子已经笼罩在颤抖的红光里。黑影在地面上移动，空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从坡底下跑上来的人一个劲儿地喘气，抖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互相推挤，摔倒，他们不习惯明亮的光芒，变得什么也看不见，彼此都认不清了。这真吓人。特别吓人的是在火焰上空，烟雾里面，飞着一些鸽子。小饭铺里还不知道起火的事，大家继续在唱歌，拉手风琴，仿佛压根儿没出什么岔子似的。

“谢苗大叔家里着火了！”有人粗声粗气地大叫一声。

玛丽亚在她的小木房附近跑来跑去，哭哭啼啼，绞着手，牙齿打战，其实火还远得很，在村子的那一头呢。尼古拉穿着毡靴走出来，孩子们穿着小衬衣一个个往外跑。乡村警察小屋左近，一块铁板敲响了。当当当的声音飘过空中。这急促而不停的响声闹得人心里发紧，浑身发凉。那些老太婆站在一旁，举着圣像。母羊、小牛、奶牛，从院子里给赶到街上来了。衣箱啦，羊皮袄啦，桶啦，也搬出来了。一匹黑毛的雄马，素来跟成群的马隔开，因为它踢它们，伤它们，这时候却撒开了缰，嘶叫着，踏得咚咚响地在村子里跑来跑去，跑了一两个来回，后来忽然在一辆大车旁边猛的站住，扬起后蹄踢那车子。

河对面教堂里的钟也响起来。

在起火的小木房旁边又热又亮，地上的每一根小草都可以看清楚。在一口抢救出来的衣箱上坐着谢苗，这是一个生着棕红色头发的农民，长着大鼻子，穿一件上衣，戴一顶便帽，扣在脑袋上，一直碰到耳朵。他的妻子扑在地上，脸朝下，神志昏迷，嘴里哼哼唧唧。一个八十岁上下的老头儿，身材矮小，留一把大胡子，看上去活像一个地精[7]。他不是本村的人，可显然跟这场火灾有关系，他在火场旁边走来走去，没戴帽子，抱着一个白包袱。火焰映在他的秃顶上。村长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黑黑的脸，黑黑的头发，跟茨冈一样，手里拿着一把斧子，走到小木房那儿，把一个个的窗子接连砍掉（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然后开始砍门廊。

“娘们儿，拿水来！”他嚷道，“把机器弄来！快办！”

方才在小饭铺里闹酒的农民们把救火的机器拉来了。他们全醉了，不断地绊绊跌跌，脸上露出束手无策的神情，眼睛里泪汪汪的。

“姑娘们，拿水来！”村长嚷着，他也醉了，“快办，姑娘们！”

妇女和姑娘跑下坡到泉水那儿，再提着装满水的大桶和小桶爬上坡，把水倒进机器里，再跑下坡去。奥莉加、玛丽亚、萨莎、莫特卡，都去取水。女人们和男孩们用唧筒压水，水龙带咝咝地响，村长把水龙带时而指着门，时而指着窗子，有时候用手指头堵住水流，这样一来，吱吱声越发尖了。

“真是一条好汉，安契普！”好些人的称赞声音嚷着，“加一把劲！”

安契普蹿进起火的过道屋，在里面哇哇地喊：

“用唧筒压水！惨遭不幸，教徒们，出力啊！”

一群农民站在旁边，什么也不干，瞧着火发呆。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什么事也不会做。而四周围全是麦子垛、干草、板棚、成堆的枯树枝。基里亚克和他父亲老奥西普，两人都带着几分醉意，也站在那儿。仿佛要为自己的袖手旁观辩护似的，老奥西普对伏在地上的女人说：

“何必拿脑袋撞地，大嫂？这小木屋保过火险啊，那你还愁什么？”

谢苗把起火原因一会儿对这个人讲一遍，一会儿又对那个人讲一遍：

“就是那个老头子，那个抱着包袱的老头子，茹科夫将军的家奴……他从前在我们的将军家里做厨子，但愿将军的灵魂升入天堂！今天傍晚他上我家来：‘留我在这儿过夜吧，’他说……是啊，当然，我们就喝了一小盅……老婆忙着烧茶炊，想请老头子喝点茶，可是活该倒霉，她把茶炊搁在门道上了，烟囱里的火星一直吹到顶棚上，吹到干草上，就这么出了事。我们自己都差点给烧死。老头子的帽子烧掉了，真罪过！”

那块铁板被人不断地敲着，河对岸教堂里的钟一个劲儿地鸣响。奥莉加周身给火光照着，气也透不出来，害怕地瞧着红色的羊和在烟雾里飞翔的粉红色鸽子。她时而跑下坡去，时而跑上来。她觉得钟声跟尖刺似的钻进她的灵魂，觉得这场火永远也烧不完，觉得萨莎丢了……等到小木屋的天花板咔嚓一声坍下来，她心想这一下子包管全村都要起火，就浑身发软，再也提不动水，在岸坡的边上坐下来，把桶子放在身旁。她的身旁和她的身后都有农妇们坐着嚎啕大哭，仿佛在哭死人一样。

这当儿，从河对岸地主的庄园里来了两辆大车，车上坐着地主家的管事们和工人们，带着一架救火机。有一个年纪很轻的大学生骑着马赶来，穿着白色海军上衣，敞着怀。他们用斧子劈砍，声音很响，又把梯子安在起火的房架子上，立刻有五个人由大学生带头爬上去。那大学生涨红了脸，用尖利的嘶哑声调和仿佛干惯了救火的事的口气嚷着。他们拆开那个小木屋，把一根根木头卸下来，把畜栏、篱笆、附近的干草堆都移开了。

“不准他们捣毁东西！”人群里有人用很凶的声音喊叫，“不准！”

基里亚克带着坚决的神气走到小木屋去，仿佛要拦阻新来的人毁掉东西似的，可是有一个工人把他一把拉回来，在他脖子上打了一拳。这引起了笑声，那工人又打他一拳，基里亚克就倒下去，四肢着地，爬回人群里去了。

从河对岸还来了两个戴帽子的漂亮姑娘，大概是大学生的姊妹。她们站在远点的地方，看这火灾。拆下来的木头不再燃烧，可是冒着浓烟。大学生操纵水龙带，先对着木头冲，然后对着农民冲，再后又对那些提水的女人冲。

“乔治！”两个姑娘责备地、不安地斥责他，“乔治！”

火烧完了。直到人群开始走散，他们才注意到天亮了，大家的脸色苍白，有点发青，一清早残星在天空消失的时候人的脸色总是这样的。农民们一面走散，一面笑着，拿茹科夫将军的厨子和他那顶烧掉的帽子说了一阵笑话。他们已经有意把这场火灾变成笑谈，甚至好像惋惜火熄得太快了。

“您救火很有本事，少爷！”奥莉加对大学生说，“您应当到我们莫斯科去，那儿差不多天天有火灾！”

“您莫非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位小姐问。

“正是这样。我丈夫原先在斯拉夫商场当差。这是我女儿，”她说，指一指萨莎，萨莎觉着冷，正偎在她身边，“她也是莫斯科人。”

两位小姐跟大学生说了一句法国话，他就给萨莎一个二十戈比的钱。老奥西普看在眼里，他的脸上顿时放出了希望的光。

“感谢上帝，老爷，幸好没风，”他对大学生说，“要不然一下子就都烧光了。老爷，好心的贵人，”他又说，声音放低了，而且觉着不好意思，“清早天冷，想法暖一暖才好……求您恩典赏几个钱买一小瓶酒喝吧。”

他没得着钱，就大声嗽了嗽喉咙，磨磨蹭蹭走回家去了。后来奥莉加站在岸坡的边上，瞧那两辆车子涉水过河，看那位少爷穿过草场。河对岸有一辆马车等着他们。她走进小木屋，对丈夫赞赏地说：

“那几个人真好！长得也好看！两位小姐出落得跟天使一样。”

“叫她们咽了气才好！”困倦的菲奥克拉恶狠狠地说。

六

玛丽亚认定自己不幸，常说巴不得死了才好，菲奥克拉却刚好相反，觉得这生活里样样东西，例如穷困、肮脏、不停的咒骂，都合她的胃口。人家给她什么，她不分好歹拿着就吃。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用被褥，她倒头就睡。她把脏水随手倒在门廊上，或者从门槛上泼出去，然后再光着脚蹚着泥水塘走过去。从头一天起她就恨尼古拉和奥莉加，这也正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生活。

“我倒要看看你们在这儿吃什么，莫斯科的贵人！”她幸灾乐祸地说，“我倒要看看！”

有一天早晨，那已经是九月初了，菲奥克拉从坡下担着两桶水回来，脸冻得发红，健康而美丽，这当儿玛丽亚和奥莉加正坐在桌子旁边喝茶。

“又是茶又是糖！”菲奥克拉讥诮地说，“两位贵夫人！”她放下水桶，补了一句，“她们倒养成了天天喝茶的派头。小心点，别让茶胀死！”她接着说，憎恨地瞧着奥莉加，“她在莫斯科养得肥头胖脸，这油篓子！”

她抡起扁担来，一下子打在奥莉加的肩头上，弄得两个妯娌只能把两手举起，轻轻一拍，说：

“啊呀，圣徒！……”

然后菲奥克拉下坡到河边去洗衣服，一路上高声痛骂，弄得木房里都听得见。

白昼过去了，然后来了秋天悠长的黄昏。他们在小木屋里缠丝线，人人都做，只有菲奥克拉例外，她过河去了。他们从附近的工厂里拿来这丝，全家人一齐工作，挣一点点钱，一个星期才挣二十戈比左右。

“当初，在东家手底下，日子倒好过得多，”老头子一面缠丝，一面说，“干完活就吃，吃了就睡，一样挨着一样。午饭有白菜汤和麦粥，晚饭也是白菜汤和麦粥。黄瓜和白菜多的是：随你吃，吃得你心满意足。那时候也严得多。人人都守本分。”

小木房里只点一盏小灯，灯光昏暗，灯芯冒烟。要是有人遮住灯光，一个大黑影就会落在窗上，人就能看见明亮的月光。老奥西普不慌不忙地讲起来，说到在农奴解放以前人们怎样生活，说起在这一带，现在固然穷了，生活乏味了，可是当初人们怎样带着猎犬、快腿狗、受过特别训练的猎狗去打猎，在围捕野兽的时候，农民都喝到白酒。成串的大车队怎样载着被打死的飞禽，送到莫斯科年轻的东家那边去。他又说到坏农奴怎样给人用桦树条打一顿，或者发配到特威尔的领地上去，好农奴怎样受到嘉奖。老奶奶也有话讲。她什么都记得，一样也没忘。她讲到她的女东家是一个好心的、信神的女人，她丈夫却是酒徒和浪子，他们所有的女儿都嫁给一些天晓得的人物：一个嫁给酒徒，一个嫁给小市民，一个私奔了（老奶奶当时是个年轻的姑娘，帮过她的忙），她们三个不久都郁郁地死了，她们的母亲也一样。想起这些事，老奶奶甚至洒下几滴眼泪。

忽然有人来敲门，大家都吃一惊。

“奥西普大叔，留我住一夜吧！”

随后走进来一个矮小的、秃顶的老头子，他就是茹科夫将军的厨子，也就是帽子被烧掉的那个人。他坐下，听着，然后他也开始回忆，讲各式各样的往事。尼古拉坐在炉台上，垂着两条腿，听着，详细问他旧日为老爷烧些什么菜。他们谈到肉饼、肉排、各种汤、各种佐料，那厨子样样事情也都记得清楚，举出一些现在已经不烧的菜，比方说有一种用牛眼睛做的菜，名叫“早晨醒”。

“那时候你们烧‘上将肉排’吗？”尼古拉问。

“不烧。”

尼古拉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

“唉！你们这些半吊子的厨子！”

小女孩们在炉台上坐着或者躺着，眼也不地瞧着炉台下面。那儿好像有很多的孩子，仿佛是云端里的小天使。她们爱听故事。她们时而高兴时而害怕，不住叹气，打冷战，脸色发白。老奶奶讲的故事比所有的故事都有趣味，她们就屏住呼吸听着，动也不敢动。

大家默默地躺下去睡觉。老年人给那些故事搅得心不定，兴奋起来，心想年纪轻轻的，那是多好啊，青春，不管是什么样儿，在人的记忆里留下的总是活泼、愉快、动人的印象。至于死，那是冷酷得多么可怕，而死又不很远了，还是别想它的好！小灯熄了。黑暗啦，给月光照得明晃晃的两个小窗子啦，寂静啦，摇篮的吱吱嘎嘎声音啦，不知什么缘故，只使得他们想到生活已经过去，再也没法子把它拉回来了。……刚刚迷迷糊糊，刚刚沉入遗忘的境界，忽然不知什么人碰了碰肩膀，朝自己的脸上吹一口气，睡意就没有了，身体觉着发麻，种种有关死亡的想头钻进脑子里来。翻一个身再睡，死亡倒是忘掉了，可是关于贫穷、饲料、面粉涨价等种种早就有的枯燥而沉闷的思想又在脑子里出现了，过一会儿，又不由得想起生活已经过去，再也没法子把它拉回来了……

“唉，主啊！”厨子叹气。

不知什么人轻轻地，轻轻地敲着小窗子。一定是菲奥克拉回来了。奥莉加起来，打个呵欠，小声念一句祷告，开了房门，然后走到外面门道里拉开门栓。可是没有人走进来，只有一阵冷风从街上吹进来，门道忽然给月光照亮了。从敞开的门口可以瞧见寂静而荒凉的街道和在天空浮游的月亮。

“是谁啊？”奥莉加喊一声。

“我，”传来了回答，“是我。”

靠近门口，贴着墙边，站着菲奥克拉，全身一丝不挂。她冻得打哆嗦，牙齿打战，在明亮的月光里显得很白、很美、很怪。她身上的阴影和照在皮肤上的月光，使人看来黑白分明。她的黑眉毛和结实而年轻的乳房特别清楚地显露出来。

“河对岸那些胡闹的家伙把我的衣服剥光，照这样把我赶出来了……”她说，“我只好没穿衣服，走回家来……就这么光着身子。给我拿件衣服穿上吧。”

“你倒是进屋里来啊！”奥莉加小声说，也开始发抖了。

“不要让老家伙们看见才好。”

事实上，老奶奶已经在动弹，咕噜了，老头子问：“是谁啊？”奥莉加把她自己的衬衫和裙子送出去，帮菲奥克拉穿上，然后她俩极力不出声地掩上门，轻手轻脚地走进屋里来。

“是你吗，野东西？”老奶奶猜出是谁了，生气地咕噜着，“该死的，夜游鬼……怎么不死哟！”

“没关系，没关系，”奥莉加小声说，给菲奥克拉穿好衣服，“没关系，亲人儿。”

一切又都沉静了，这屋子里的人素来睡不稳，各人都给一种捣乱的、纠缠不已的东西闹得睡不熟：老头子背痛，老奶奶心里满是焦虑和恶意，玛丽亚担惊害怕，孩子身上疥疮发痒，肚里饥饿。现在他们的睡眠也还是不安。他们不断地翻身，说梦话，起来喝水。

菲奥克拉忽然哇的一声哭了，粗声粗气，可是立刻又忍住，只是时不时地抽抽搭搭，她的哭声越来越轻，越来越含混，到后来就完全静下来了。河对面偶尔传来报时的钟声，可是那钟敲得挺古怪，先是五下，后是三下。

“唉，主啊！”厨子叹道。

瞧着窗口，谁也弄不清究竟是月亮仍旧在照耀呢，还是天已经亮了。玛丽亚起床，走出去。可以听见她在院子里挤牛奶，说：“站稳！”老奶奶也出去了。小木屋里还黑着，可是一切物件都已经可以看清楚了。

尼古拉通宵没睡着，从炉台上下来。他从一个绿箱子里拿出自己的燕尾服，穿上，走到窗口，摩平衣袖，揪一揪燕尾服的后襟，微微一笑。然后他小心地脱下这身衣服，放回箱子里，再躺下去。

玛丽亚走进来，开始生炉子。她明明没有睡足，现在一边走才一边醒过来。她一定做了什么梦，或者也许昨晚的故事来到了她的脑海里吧，因为她在炉子前面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说：

“是啊，自由好得多！”

七

老爷来了，村里的人这样称呼县警察所长。他什么时候来，为什么来，大家早在一个星期以前就知道了。茹科沃村只有四十家人，可是他们欠下官府和地方自治局的税款已经积累到两千多卢布了。

县警察所长在小饭铺里停下。在那儿，他“喝了两杯茶”，然后步行到村长家里去。村长家门的附近已经有一群欠缴税款的人等着了。村长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尽管年轻，只不过三十岁出点头，却很凶，总是帮着上级说话，其实他自己挺穷，也总不能按期纳税。大概他很喜欢做村长，喜欢权力的感觉，他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借严厉来表现他的权力。在全村开会时候，人人怕他，听他的话。往往，在街上，或者在小饭铺附近，他忽然抓住一个醉汉，倒绑上他的手，把他关进禁闭室里去。有一回他甚至逮捕老奶奶，把她拘留在禁闭室里，关了一天一夜，因为她替奥西普出席村会，在会上骂街。他从没在城里住过，也从没看过书，可是他不知从哪儿学来各式各样文绉绉的字眼，喜欢插在谈话里用一用，人家虽然不能常常听懂他的意思，倒也因此敬重他。

奥西普带着他的缴税底册走进村长的小木屋，那县警察所长，一个瘦瘦的老头子，生着又长又白的络腮胡子，穿一件灰色衣服，正坐在过道屋墙角一个桌子那儿，写什么东西。小木屋里干干净净，四壁贴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画片，花花绿绿，在靠近圣像顶显眼的地方贴一张以前保加利亚巴丹堡公爵的照片。桌子旁边站着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

“他欠一百十九个卢布，大人，”轮到奥西普的时候，他说，“在复活节以前他付过一卢布，打那时候以后没给过一个钱。”

县警察所长抬头看奥西普，问：

“这是为什么，老兄？”

“发发慈悲吧，大人，”奥西普开口了，激动起来，“容我回禀，去年从留托列茨基来的一位老爷对我说，‘奥西普，’他说，‘把你的干草卖给我……你卖了吧，’他说。那有什么不行？我有大约一百普特要卖呢，都是娘们儿在水草场上割来的……好，我们就成交了……这事儿干得挺好，我自己个儿要卖的……”

他抱怨村长，一个劲儿扭回头去瞧那些农民，倒好像要请他们来作见证似的，他脸红，冒汗，他的眼睛变得尖利而凶狠。

“我不懂你说这些干什么，”县警察所长说，“我问你……我问你为什么不缴欠款？你们都不缴，难道这要我来负责吗？”

“我缴不出来嘛！”

“这些话是岂有此理，大人，”村长说，“固然，契基尔杰耶夫家道贫寒，不过请您问问别人好了，此中症结都在白酒上，他们是一班胡作非为之徒。糊涂之至。”

县警察所长写下几个字，然后镇静地对奥西普说话，口气平和，仿佛跟他要一杯水喝似的：

“出去。”

不久他就坐上车走了。他坐上一辆简便的四轮马车，咳嗽着，甚至只凭他那又长又瘦的背影也看得出他已经记不得奥西普、村长、茹科沃的欠款，只在想他自己的心事了。他还没走出一俄里路，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已经从契基尔杰耶夫的小木屋里拿着茶炊走出来。老奶奶跟在后面，用尽气力尖声叫道：

“不准你拿走！不准你拿走，该死的！”

他迈开大步，走得很快，她呢，在后面紧紧地追他，驼着背，气冲冲，喘吁吁，差点跌倒。她的头巾滑到肩膀上，她的白头发看上去好像带点绿颜色，在风里飘着。她忽然站住，像一个真正的叛党似的，握着拳头使劲捶胸，用拖长的声音比平时更响地嚷着，好像在痛哭似的：

“正教徒啊，信仰上帝的人啊！圣徒啊，他们欺侮我！亲人啊，他们挤对我！哎呀，哎呀，好人啊，替我伸冤报仇！”

“老奶奶，老奶奶！”村长厉声说，“不得无理取闹！”

契基尔杰耶夫家的小木屋里缺了茶炊显得沉闷极了。茶炊丢了不要紧，可是这却有点叫人难堪，含着点侮辱意味，仿佛这家的名誉也完了似的。要是村长拿走桌子、所有的凳子、所有的盆盆罐罐，那倒好些，这地方不会显得这么空荡荡。老奶奶哇哇地叫，玛丽亚呜呜地哭，小姑娘们看见她们流眼泪，也哭了。老头子自觉有罪，坐在墙角，无精打采，闷声不响。尼古拉也一声不响。老奶奶爱他，为他难过，可是现在却忘了怜悯，忽然哇啦哇啦地骂他，责备他，对准他的脸摇拳头。她尖声叫道，这全得怪他不好，是啊，他在信上夸口，说什么在“斯拉夫商场”他一个月挣五十卢布，那为什么他汇给他们那么一点点钱？为什么他上这儿来，而且把家眷也带来？要是他死了，上哪儿去找钱来葬他？……尼古拉、奥莉加、萨莎的样儿，看起来真叫人心酸。

老头子嗽了嗽喉咙，拿起帽子，找村长去了。天擦黑了。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正在炉子旁边焊什么东西，鼓起腮帮子，屋里满是炭气。他的孩子们挺瘦，没有洗脸洗手，不见得比契基尔杰耶夫家的小孩强多少，正在地板上爬着玩。他妻子是一个难看而长着雀斑的女人，大着肚子，正在缠丝。他们是一个极穷的、不幸的家庭。只有安契普一个人看上去还算结实、漂亮。有一张长凳上摆着五个茶炊，排成一行。老头子对巴丹堡[8]念了祷告，然后说：

“安契普，发发慈悲，把茶炊还给我吧！看在基督的面上！”

“拿三个卢布来，那你就可以取走。”

“我拿不出来嘛。”

安契普鼓起腮帮子，火呜呜地响，吱吱地叫，亮光映在茶炊上。老头子揉搓着帽子，想了一想，说：

“把它还给我吧！”

黑皮肤的村长好像变得完全漆黑，活像一个魔法师。他扭过头来对着奥西普发话，吐字很快，声音很凶：

“这全得由地方行政长官决定。到本月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议去口头或者书面申诉你不满的理由。”

奥西普一个字也没听懂，可是也算满意，就回家去了。

过了十天光景，县警察所长又来了，待了一个钟头就坐上车走了。那些天，天气寒冷而且有风，河老早就结冰了，可是雪仍旧没下。道路难走，人们很痛苦。在一个节日的前夜，有几个邻居到奥西普家里来坐着闲谈。他们摸着黑说话，因为做工是有罪的，他们就没点灯。消息倒有几个，不过听着都十分不痛快。例如为了抵欠款，有两三家的公鸡被捉去送到乡公所，不料在那儿死掉了，因为没有人喂它们。羊也给捉去，而且捆在一块儿运走，每过一个村子就换一回大车，其中有一只死掉了。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要解答：这都该怪谁呢？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说，“不怪它，还怪谁？”

“当然，该怪地方自治局。”

虽然谁也不知道地方自治局是什么东西，可是样样事情，什么欠款啦，欺压啦，歉收啦，都怪在地方自治局身上。这种情形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那时候有些富农自己开工厂、商店、客栈，做了地方自治局的议员，却始终不满意地方自治局，便在自己的工厂和酒馆里痛骂它。

他们谈到上帝还不把雪送下来，谈到该去砍柴了，可是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没法走车子，也不能步行。原先，十五年到二十年以前，在茹科沃，大家谈的话要有趣味得多。在那年月，看起来每个老人心里好像都藏着一份秘密，仿佛他知道什么，正在盼着什么似的。他们谈加金色火漆印的圣旨，谈土地的划分，谈新土地，谈埋藏的财宝，总之，他们的话里暗示着什么。现在呢，茹科沃的人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就像都摊在手心上一样，大家看得明明白白。他们没别的可谈，只能谈贫穷和饲料，谈天还不下雪……

大家沉静了一阵。然后他们又想起公鸡和羊，又开始争论该怪谁不对。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垂头丧气地说，“不怪它，还怪谁呢？”

八

教区的教堂在六俄里以外的柯索果罗沃村里，农民们只有不得已的时候，例如给孩子施洗礼，举行婚礼，或者举行教堂葬仪，才去一趟。他们做礼拜，通常是到河对面的教堂去。到了节日，遇上好天气，姑娘们就打扮漂亮，成群结伙地去做弥撒。她们穿着红的、黄的、绿的衣服，走过草场，看上去很快活。不过遇着坏天气，她们就都待在家里了。为了忏悔和领圣餐，她们总是到教区的教堂去。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各个小木屋，向每一个在大斋期间没有能够领圣餐的人要十五戈比。

老头子不信上帝，因为他差不多从没想到过上帝。他承认神奇的事，可是他觉得这只可能跟女人有关系。人家在他面前谈起宗教或者奇迹，向他提出关于这类事情的问题，他总是搔搔头皮，勉强地说：

“谁知道呢！”

老奶奶信上帝，可是她的信仰有点朦朦胧胧，在她的脑海里一切事情都掺混在一起，她刚想起罪恶、死亡、灵魂的得救，贫穷和烦恼立刻就插进来，盘踞她的脑海，她马上忘了刚才在想什么。祷告词一点也记不得，通常在傍晚躺下去睡觉以前，她总站在圣像面前，小声说：

“喀山的圣母，斯摩棱斯克的圣母，三臂的圣母……”

玛丽亚和菲奥克拉经常在胸前画十字，每年持斋，可是完全是应景儿。孩子都没学过祷告，也没人向他们讲起过上帝，传授过训诫，只是不准他们在斋期吃荤腥罢了。别的家庭也差不多，相信的人少，理解的人也少。同时大家又都喜欢《圣经》，温柔而敬仰地喜爱它。可是他们都没有书，也没有人念《圣经》，讲《圣经》。奥莉加有时候对他们念《福音书》，他们就尊敬她，对她和萨莎都恭恭敬敬地称呼“您”。

遇到当地教堂的命名节和祷告仪式，奥莉加常常到邻村去，到县城去，县城里有两个修道院和二十七个教堂。她痴痴迷迷，在朝圣的路上完全忘了家人，一直到回来的路上才会忽然发现自己有丈夫，有女儿，就高兴起来，笑眯眯、喜洋洋地说：

“上帝赐福给我了！”

村子里发生的事，她觉得厌恶，使她痛苦。到圣伊利亚节[9]，他们喝酒。到圣母升天节，他们喝酒。到圣十字架节，他们喝酒。圣母节[10]是茹科沃教区的节日，逢到这个节期，农民们一连喝三天酒。他们喝光了村社公积金五十卢布，然后还要挨家敛钱拿来喝酒。头一天，契基尔杰耶夫家宰了一头公羊。早晨，中午，傍晚，连吃三顿羊肉。他们吃得很多，到夜里孩子们还要起来再找补一点。那三天，基里亚克喝得酩酊大醉，他把所有的东西，连帽子和靴子也在内，统统换酒喝了，而且死命地打玛丽亚，打得她昏过去，一定要往她头上浇水，她才能醒过来。事后，大家都觉得害臊，恶心。

然而，甚至在茹科沃，在这“奴才村”，每年也总有一回隆重的真正的宗教盛典。那是在八月，他们抬着赐与生命的圣母从这村走到那村，走遍全县。到了茹科沃所盼望的这一天，正好没风，天色阴沉。姑娘们一清早就穿上鲜艳华丽的衣服，出去迎接圣像，将近傍晚才把它抬进村子来，排成严肃的行列，举着十字架，唱着歌，同时河对面教堂的钟全部响起来。一大群本村和外村的人堵住街道，吵吵嚷嚷，尘土飞扬，挤成一团……老头子也好，老奶奶也好，基里亚克也好，大家都对圣像伸出手去，热切地瞧着它，哭哭啼啼地叫道：

“保护神啊，母亲！保护神啊！”

大家好像忽然明白人间和天堂并不是两隔开的，明白有钱有势的人还没有把一切都夺去，明白他们在遭受欺侮，遭受奴役，遭受沉重而难堪的贫穷，遭受可怕的白酒的祸害的时候，还有神在保佑他们。

“保护神啊，母亲！”玛丽亚哭道，“母亲！”

可是祈祷做完，圣像抬走了，一切就又恢复老样子，小饭铺里又传出粗鲁而酒醉的声音。

只有富裕的农民才怕死，他们越阔，就越不相信上帝和灵魂的得救，只因为害怕在人世的寿命会完结，才点蜡烛，做礼拜，以防万一。贫穷的农民并不怕死。人家当着老头子和老奶奶的面说他们活得太久，到死的时候了，可是他们满不在乎。他们一点也没顾忌地当着尼古拉的面对菲奥克拉说，等尼古拉死了，她丈夫杰尼斯就可以得到优待从军队里退伍，回家来了。玛丽亚呢，不但不怕死，反而惋惜死亡这么久还不来。她的小孩一死，她倒高兴。

他们不怕死，可是对于各种疾病，他们却过分地害怕。只要生一点点小毛病，肠胃不消化啦，着了点凉啦，老奶奶就在炉台上躺下，盖得严严的，不断地大声哀叫：“我要死——了！”老头子赶紧去请神甫，老奶奶就领圣餐，受临终涂油礼。他们常常谈到受凉，谈到蛔虫，谈到瘤子，说是瘤子在胃里移动，滚到心脏那儿去了。他们顶怕的是着凉，因此就是夏天也穿厚衣服，躺在炉台上取暖。老奶奶喜欢看病，常坐上车子到医院去，到了那儿她老是说她自己才五十八岁，而不说七十岁。她认为医生如果知道她的真岁数，就不肯给她看病，反而会说她该死了。她通常一清早就动身到医院去，随身带去两三个小姑娘，傍晚才回来，肚子挺饿，怒气冲冲，给自己带回来药水，给小姑娘带回来药膏。有一回她把尼古拉也带去，这以后他喝了两个星期的药水，说是觉得好一点了。

老奶奶认识周围三十俄里以内所有的医生、医士、巫医，其中她一个也不中意。在圣母节那天，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各个小木屋，教堂执事对她说：城里监狱附近住着一个小老头儿，做过军医士，医道很好，劝她去找他。老奶奶听了他的劝。等到头一场雪落下地，她就坐车进城，带回一个小老头子，留着胡子，穿一件长上衣，是一个皈依正教的犹太人，脸上满是蓝色的细血管。那当儿正好有些短工在小木屋里工作。一个老裁缝戴着极大的眼镜，正拿一件破烂的衣服裁成背心，还有两个年轻小伙子在用羊毛擀成毡靴。基里亚克因为酗酒而给革掉了差使，这时候住在家里，跟裁缝并排坐着，修理一个套包子。小木屋里又挤又闷，臭烘烘的。皈依正教的犹太人诊察了尼古拉，说是须得给病人放血。

他放上拔血罐去，老裁缝、基里亚克、小姑娘们站在一旁瞧着，他们觉着他们仿佛瞧见疾病从尼古拉身子里流出来了。尼古拉也瞧着吸血的罐子附在他胸膛上，渐渐充满浓浓的血，觉得好像真有什么东西从他身子里出去似的，就满意地微笑了。

“这挺好，”裁缝说，“求上帝保佑，这对你有好处。”

那皈依正教的人放了十二罐血，然后又放十二罐，喝了茶，坐车走了。尼古拉开始打抖，他的脸瘦下去，照女人们的说法，缩成一个小拳头了。他的手指头发青。他盖上一条被子和一件羊皮袄，可是觉着越来越冷。将近傍晚，他觉着很不好过，要求把自己放在地板上，请裁缝不要抽烟，然后他在羊皮袄下面安安静静地躺着。将近早晨，他死了。

九

啊，这个冬天多么寒冷，多么长啊！

到圣诞节，他们自己的粮食已经吃完，只好买面粉吃了。基里亚克现在住在家里，每到傍晚就吵闹，弄得人人害怕，到了早晨又因为头痛和羞愧而难过，他那样子看上去很是可怜。饥饿的母牛的叫声昼夜不停地从畜栏那边传来，叫得老奶奶和玛丽亚的心都碎了。仿佛故意捣乱似的，天气始终非常冷，雪堆得很高，冬天拖延下去。到报喜节[11]，刮了一场真正的冬天的暴风雪。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又下了一场雪。

不过，不管怎样，冬天毕竟过完了。到四月初，白昼变得温暖，夜晚仍旧寒冷。冬天还不肯退让，可是终于来了温暖的一天，打退了冬季，于是小河流水，百鸟齐鸣。河边的整个草场和灌木给春潮淹没，茹科沃和对岸的高坡中间那一大块地方被一片汪洋大水占据，野鸭子在水面上这儿一群那儿一群地飞起飞落。每天傍晚，火红的春霞和华美的云朵造成新的、不平凡的、离奇的景致，日后人们在画儿上看见那种彩色和那种云朵的时候简直不会相信是真的。

仙鹤飞得很快很快，发出哀伤的叫声，声音里好像有一种召唤的调子。奥莉加站在斜坡的边上，长久地望着水淹的草场，瞧着阳光，眺望那明亮的、仿佛变得年轻的教堂，流下了眼泪，喘不过气来，因为她恨不得快快走掉，随便到哪儿去，即使到天涯海角去也行。大家已经决定让她重回莫斯科去当女仆，叫基里亚克也跟她一路去，谋个差使，做个管院子的或者雇工什么的。啊，快点走才好！

土地一干，天气一暖，他们就打点着动身了。奥莉加和萨莎背上背着包袱，脚上穿着树皮鞋，天刚亮就走了。玛丽亚也出来，送她们一程。基里亚克身体不舒服，只好再在家里待一个星期。奥莉加最后一次对着教堂在胸前画个十字，念了一阵祷告。她想起自己的丈夫，可是没哭，只是脸皱起来，变丑了，像老太婆一样。这一冬，她变得瘦多了，丑多了，头发也有点花白，脸上失去从前那种动人的风韵和愉快的微笑，现在只有她经历到的愁苦所留下的一种悲哀的、听天由命的神情了。她的目光有点迟钝呆板，仿佛耳朵聋了似的。她舍不得离开这个村子和这儿的农民。她想起他们怎样抬走尼古拉，在每一个小木屋旁边怎样为他做安魂祭，大家怎样同情她的悲痛，陪着她哭。在夏天和冬天有过一些日子，这些人生活得仿佛比牲口还糟，跟他们在一块儿生活真可怕，他们粗野、不老实、肮脏、醺醉。他们生活得不和睦，老是吵嘴，因为他们不是互相尊重，而是互相害怕和怀疑。谁开小酒馆，灌醉人民？农民。谁把村社、学校、教堂的公款盗用了，喝光了？农民。谁偷邻居的东西，放火烧房子，为一瓶白酒到法庭上去做假见证？谁在地方自治局和别的会议上第一个出头跟农民们作对？农民。不错，跟他们一块儿生活是可怕的。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也是人，他们跟普通人一样受苦，流泪，而且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一件事无法使人谅解。劳动是繁重的，使人一到夜晚就周身酸痛，再者冬季严寒，收获稀少，住处狭窄，任何帮助也得不到，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寻求帮助。比他们有钱有势的人是不可能帮助人的，因为他们自己就粗野、不老实、醺醉，骂起人来照样难听。任何起码的小官儿或者地主的管事都把农民当做叫花子，即使对村长和教会的长老讲话也只称呼“你”，自以为有权利这样做。再者，那些爱财的、贪心的、放荡的、懒惰的人到村子里来只是为了欺压农民、掠夺农民、吓唬农民罢了，哪儿谈得上什么帮助或者做出好榜样呢？奥莉加想起冬天基里亚克被押去挨打的时候那两位老人的悲悲惨惨、忍气吞声的表情……现在，她可怜所有这些人，为他们难过。她一边走，一边老是回过头去瞧那些小木屋。

送出三俄里以后，玛丽亚告别，然后她跪下来，把脸凑到地面，哭诉起来：

“又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了，我这可怜的人啊，多么可怜，多么不幸啊……”

她照这样哭诉很久。奥莉加和萨莎很久很久还看见她跪在地上，双手抱着脑袋，一个劲儿地向一边不知对谁叩头，一些白嘴鸦在她头顶上飞来飞去。

太阳升高了，天热起来。茹科沃村远远地落在后面了。走路是畅快的，奥莉加和萨莎不久就忘了村子，也忘了玛丽亚她们多么高兴，样样东西都吸引她们。时而出现一个古老的坟丘，时而出现一长排电线杆子，一根挨着一根，伸展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到了地平线就不见了。电线神秘地嗡嗡响，时而她们远远看到一个小农庄，完全给一片苍翠遮住，飘来一股潮气和大麻的香气，不知什么缘故她们觉得好像那儿住着一些幸福的人似的，时而出现一匹皮包骨的瘦马，在田野上成为孤零零的一个白点。百灵鸟不停地歌唱，鹌鹑互相呼应。秧鸡不断尖声叫着，仿佛谁猛的丢出一个旧铁环去似的。

中午，奥莉加和萨莎走进一个大村子。那儿，在宽阔的街道上，她们遇见一个小老头，就是茹科夫将军家的厨子。他挺热，他那冒汗的、红红的秃顶在阳光里发亮。起初，他和奥莉加彼此都没认出来，后来他们正好同时看见对方，认出来了，却各走各的路，一句话也没说。有一个小木屋比别家显得新一点，阔气一点，奥莉加就在它那敞开的窗前站住，鞠一躬，提高喉咙，用尖细的、唱歌样的声调说：

“东正教的教徒啊，看在基督的分上多多周济周济吧，好让上帝保佑您，让您的爹娘在天国得到永久的安息。”

“东正教的教徒啊，”萨莎唱起来，“看在基督的份上，多多周济周济吧，好让上帝保佑您，让您的爹娘在天国……”

1897年

[1] 原文直译是“在家庭的四面墙壁里有帮助”。

[2] 祈祷文的开头几个字。

[3] 农奴解放令是在一八六一年颁布的。

[4] 见《新约·马太福音》。“小孩子”是耶稣，“约瑟”是耶稣母亲马利亚的丈夫，当时希律王要捉耶稣，所以全家逃了。

[5] 基督教的节日，在九月十四日。

[6] 奥莉加的爱称。

[7] 西欧神话中守护地下财宝的丑陋的侏儒。

[8] 前面叙过，他是保加利亚公爵，他的相片贴在圣像旁边，老头子原该对圣像念祷告，不料忙忙乱乱地弄错了。

[9] 基督教的节日，在七月二十日。

[10] 基督教的节日，在十月一日。

[11] 基督教的节日，在俄旧历三月二十五日。

套中人

误了时辰的猎人们在米罗诺西茨科耶村边上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住下来过夜了。他们一共只有两个人：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姓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奇姆沙-吉马莱斯基，这个姓跟他一点也不相称，全省的人就简单地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伊万·伊万内奇。他住在城郊一个养马场上，这回出来打猎是为了透一透新鲜空气。然而中学教师布尔金每年夏天都在П伯爵家里做客，对这个地区早已熟透了。

他们没睡觉。伊万·伊万内奇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留着挺长的唇髭，这时候坐在门口，脸朝外，吸着烟斗。月亮照在他身上。布尔金躺在房里的干草上，在黑暗里谁也看不见他。

他们讲起各种各样的事。顺便他们还谈到村长的妻子玛芙拉。她是一个健康而不愚蠢的女人，可是她一辈子从没走出过她家乡的村子，从没见过城市或者铁路，近十年来一直守着炉灶，只有夜间才到街上去走一走。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布尔金说，“那种性情孤僻、像寄生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的人，这世界上有不少呢。也许这是隔代遗传的现象，重又退回从前人类祖先还不是群居的动物而是孤零零地住在各自洞穴里的时代的现象，不过，也许这只不过是人类性格的一种类型吧，谁知道呢？我不是博物学家，探讨这类问题不是我的事。我只想说像玛芙拉那样的人并不是稀有的现象。是啊，不必往远里去找，就拿一个姓别里科夫的人来说好了，他是我的同事，希腊语教师，大约两个月前在我们城里去世了。当然，您一定听说过他。他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出门上街，也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装在套子里，怀表也总是装在一个灰色的麂皮套子里，遇到他拿出小折刀来削铅笔，就连那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一个套子，因为他老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他戴黑眼镜，穿绒衣，用棉花堵上耳朵。他一坐上出租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来。总之，在这人身上可以看出一种经常的、难忍难熬的心意，总想用一层壳把自己包起来，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称赞过去，称赞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实际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无异于他的套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了现实生活。

“‘啊，希腊语多么响亮，多么美！’他说，现出甜滋滋的表情。他仿佛要证明这句话似的，眯起眼睛，举起一个手指头，念道：‘Anthropos！’[1]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要求禁止性爱，他就觉着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这就行了。他觉着在官方批准或者允许的事里面，老是包含着使人起疑的成分，包含着隐隐约约、还没说透的成分。每逢经当局批准，城里成立一个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

“‘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凡是违背法令、脱离常轨、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垂头丧气。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中学生顽皮闹事，再不然要是有人看见一个女校的女学监傍晚陪着军官玩得很迟，他总是心慌意乱，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他那种多疑、他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出气，他说什么不管男子中学里也好，女子中学里也好，青年人都品行恶劣，教室里吵吵闹闹，哎呀，只求这种事别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才好！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还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开除，那倒很好。后来怎么样？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镜（您要知道，那张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把我们都降伏了，我们只好让步，减少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最后终于把他俩开除了事。他有一种古怪的习惯：常来我们的住处访问。他来到一位教师家里，总是坐下来，就此一声不响，仿佛在考察什么事似的。他照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钟头，就走了。他把这叫做‘跟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显然，这类拜访，这样呆坐，在他是很难受的。他所以来看我们，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对同事们应尽的责任罢了。我们这些教师都怕他。就连校长也怕他。您瞧，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极其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然而这个老穿着套鞋、拿着雨伞的人，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他辖制呢！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星期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知道。有他在，教士们到了斋期就不敢吃荤，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在最近这十年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发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伊万·伊万内奇想说点什么，嗽了嗽喉咙，可是他先点燃烟斗，瞧了瞧月亮，然后才一板一眼地讲起来：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既读屠格涅夫，又读谢德林，还读勃克尔[2]等等，可是他们却屈服，容忍这种事……问题就在这儿了。”

“别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布尔金接着说，“同住在一层楼上，他的房门对着我的房门。我们常常见面，我知道他在家里怎样生活。他在家里也还是那一套：睡衣啦，睡帽啦，护窗板啦，门闩啦，一整套各式各样的禁条和忌讳，还有：‘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吃素对健康有害，可是吃荤又不行，因为人家也许会说别里科夫不持斋。他就吃用奶油煎的鲈鱼，这东西固然不是素食，可也不能说是斋期禁忌的菜。他不用女仆，因为怕人家对他有坏看法，于是雇了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做厨子，名叫阿法纳西，这人老是醉醺醺的，神志不清，从前做过勤务兵，好歹会烧一点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站在门口，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老是长叹一声，嘟哝那么一句话：

“‘眼下啊，像他们那样的人可真是多得不行！’

“别里科夫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睡觉，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动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响，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他生怕会出什么事，深怕阿法纳西来杀他，生怕小偷溜进来，然后他就通宵做噩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闷闷不乐，脸色苍白。他所去的那个有很多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的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我们的教室里吵得很凶，’他说，仿佛极力要找一个理由说明他的愁闷似的，‘太不像话了。’

“您猜怎么着，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还差点结了婚。”

伊万·伊万内奇很快地回头瞟一眼堆房，说：

“您开玩笑了！”

“真的，尽管说起来古怪，可是他的确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师，一个原籍乌克兰、名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的人，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着他姐姐瓦连卡一路来的。他是个高高的、皮肤发黑的青年，手挺大，从他的脸相就看得出他说话是男低音，果然他的嗓音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嘭，嘭，嘭！……’她呢，已经不算年轻，年纪有三十岁上下了，可是她长得也高，身材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简直不能说是姑娘，而是蜜饯水果，活泼极了，谈笑风生，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老是哈哈大笑。她动不动就发出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记得我们初次真正认识科瓦连科姐弟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那些死板板的、又紧张又沉闷的、甚至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做应公差的教师中间，我们忽然看见一个新的阿佛洛狄忒[3]从浪花里钻出来。她两手叉着腰，走来走去，笑啊唱的，翩翩起舞。……她带着感情唱《风在吹》，然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又唱一支。她把我们大家，连别里科夫也在内，都迷住了。他挨着她坐下，露出甜滋滋的笑容，说：

“‘小俄罗斯语言的柔和清脆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言。’

“这句话她听着受用，她就开始热情而恳切地对他讲起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个庄园，她的妈就住在庄园里，那儿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4]！乌克兰人把南瓜叫做卡巴克，把酒馆叫做希诺克，他们用红甜菜和白菜熬的红甜菜汤：‘可好吃了，可好吃了，简直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啊听的，忽然大家灵机一动，生出了同样的想法。

“‘要是把他们配成夫妇，那倒不错。’校长太太轻声对我说。

“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大家这才想起来：原来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结婚；这时候我们才觉着奇怪：不知怎么，他生活里这样一件大事，我们以前竟一直没有理会，完全忽略了。他对女人一般采取什么态度呢？这种终身大事的要紧问题他怎样替他自己解决的？这以前我们一点也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许我们甚至不允许自己想到：一个不问什么天气总是穿着套鞋、睡觉总要挂上帐子的人，也会热爱什么人吧。

“‘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她呢，也三十了……’校长太太说明她的想法，‘我看她肯嫁给他的。’

“在我们内地，由于闲得无聊的缘故，什么事没做出来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大家却根本不做。是啊，比方说，这个别里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想象他是一个可以结婚的人，那我们何必忽然要给他撮合婚事呢？校长太太啦，学监太太啦，我们中学里的所有太太们，都活跃起来，甚至变得好看多了，仿佛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剧院里订下一个包厢，我们一看，原来瓦连卡坐在她的包厢里面，搧着扇子，满脸放光，高高兴兴。她旁边坐着别里科夫，身材矮小、背脊拱起，看上去好像刚用一把钳子把他从家里夹来的一样。我在家里办小晚会，太太们就要求我一定邀请别里科夫和瓦连卡。总之，机器开动了。看来瓦连卡也并不反对出嫁。她在她弟弟那儿生活得不大快活，他们只会成天价吵啊骂的。比方说，有过这样一个场面：科瓦连科顺了大街大踏步走着，他是又高又壮的大汉，穿一件绣花衬衫，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耷拉在他的额头上，一只手拿着一捆书，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他身后跟着他姐姐，也拿着书。

“‘可是你啊，米哈伊里克[5]，这本书绝没看过！’她大声争辩说，‘我告诉你，我敢赌咒：你压根儿没看过！’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科瓦连科大叫一声，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顿得直响。

“‘唉，我的上帝，米哈伊里克！你为什么发脾气？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原则问题啊。’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科瓦连科嚷道，声音更响了。

“在家里，要是有外人在座，他们也一个劲儿地争吵。这样的生活多半使她厌烦，盼望着有自己的小窝了。况且，也该想到她的年纪，现在已经没有工夫来挑啊拣的，跟什么人结婚都行，即使是希腊语教师也将就了。附带还要说一句：我们的小姐们大多数都不管跟谁结婚，只要能嫁出去就算。不管怎样吧，瓦连卡对我们的别里科夫开始表示明显的好感了。

“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去拜望科瓦连科了，就跟他常来拜望我们一样。他去了就坐下，一声不响。他沉默着，瓦连卡就对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双黑眼睛沉思地瞧着他，再不就忽然扬声大笑：

“‘哈哈哈！’

“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外人的怂恿总会起很大作用。所有的人，他的同事们和太太们，开始向别里科夫游说：他应当结婚了，他的生活没有别的缺憾，只差结婚了。我们大家向他道喜，做出一本正经的脸色说了各种俗套，例如，‘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况且，瓦连卡长得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庄，尤其要紧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真该结婚了。”

“哦，到了这一步，就应该拿掉他的套鞋和雨伞了。”伊万·伊万内奇说。

“您只要一想就明白：这是办不到的。他把瓦连卡的照片放在自己桌子上，不断地来找我，谈瓦连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终身大事，常到科瓦连科家去，可是他一点也没改变生活方式。甚至刚好相反，结婚的决定对他起了像害病一样的影响。他变得更瘦更白，好像越发深地缩进他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6]·萨维希娜我是喜欢的，’他对我说，露出淡淡的苦笑，‘我也知道人人都必须结婚，可是……您知道，这件事发生得这么奇突……总得细细想一想才成。’

“‘有什么可想的？’我对他说，‘一结婚，就万事大吉了。’

“‘不成，婚姻是终身大事，人先得估量一下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闹出什么乱子。这件事弄得我六神不安，现在我通宵睡不着觉。老实说，我害怕：她和她弟弟有一种古怪的思想方法。您知道，他们议论起事情来有点古怪。她的性情又很活泼。结婚倒不要紧，说不定就要惹出麻烦来了。’

“于是他没求婚，一个劲儿地拖延，弄得校长太太和我们所有的太太都烦恼极了。他时时刻刻在估量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他又差不多天天跟瓦连卡出去散步，也许他认为这是在他这种情形下照理该做的事吧。他常来看我，为的是谈家庭生活。要不是因为忽然闹出一场Kolossalische Scandal[7]，他临了多半会求婚，因而促成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在我们这儿，由于闲得无聊，没事情做，照那样结了婚的，正有成千上万的先例呢。

“应该说明一下：瓦连卡的弟弟科瓦连科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受不了他。

“‘我不懂，’他常对我们说，耸一耸肩膀，‘我不懂你们怎么能够跟这个告密的家伙，那副叫人恶心的嘴脸处得下去。唉！诸位先生，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下去啊！你们这儿的空气闷死人，糟透了！难道你们能算是导师，教师吗？你们是官僚，你们这儿不是学府，而是城市警察局，而且有警察岗亭里那股酸臭气味。不行，诸位老兄，我在你们这儿再住一阵，就要回到我的田庄上去，在那儿捉捉虾，教教乌克兰的小孩子念书了。我是要走的，你们呢，尽可以跟你们的犹大留在这儿，叫他遭了瘟才好！’

“要不然他就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时而用男低音，时而用非常尖细的嗓音，摊开双手，问我：

“‘他干吗上我这儿来坐着？他要干什么？他一直坐在那儿发呆。’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一个外号叫‘蜘蛛’。当然，关于他姐姐瓦连卡打算跟‘蜘蛛’结婚的事，我们对他绝口不谈。有一回校长太太向他暗示说，要是他姐姐跟别里科夫这么一个稳重的、为大家所尊敬的人结婚，那倒是一件好事。他就皱起眉头，嘟哝道：

“‘这不关我的事；哪怕她跟毒蛇结婚也由她。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您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张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着雨伞，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瓦连卡，下面缀着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您要知道，那神态画得像极了。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教师们、宗教学校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每人都接到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给他留下极其难堪的印象。

“我们一块儿从房子里走出去，那天正好是五月一日，星期日，我们全体教师和学生事先约定在学校里会齐，然后一块儿步行到城郊的一个小树林里郊游。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下有多么歹毒的坏人！’他说，他的嘴唇发抖了。

“我甚至可怜他了。我们走啊走的，忽然间，您猜怎么着，科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在他身后，瓦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涨红了脸，筋疲力尽，可是快活，兴高采烈。

“‘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天气多么好啊！多么好，简直好得要命！’

“他们俩走远，不见了。我的别里科夫的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好像呆住了。他站住，瞧着我……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问，‘或者，也许我的眼睛骗了我吗？难道中学教师和女人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让他们尽管骑自行车，快快活活玩一阵好了。’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起来，看见我平心静气，感到惊讶，‘您在说什么呀？！’

“他大为震动，不愿意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心不定地搓手，打哆嗦，从他的脸色看得出他身体不舒服，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呢。他没吃午饭。虽然门外已经完全是夏天天气，可是将近傍晚，他却穿得暖暖和和的，慢腾腾地走到科瓦连科家里去了。瓦连卡不在家，他只碰到她弟弟在家。

“‘请坐吧，’科瓦连科冷冷地说，皱起眉头：他的脸上带着睡意，饭后他打了个盹儿，刚刚醒来，心绪很坏。

“别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了：

“‘我上您这儿来，是为了减轻我心里的负担。我心里沉重得很，沉重得很。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画了一张漫画，把我和另一个跟您和我都有密切关系的人画成可笑的样子。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事没一点关系……我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该得到这样的讥诮，刚好相反，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

“科瓦连科坐在那儿生闷气，一句话也不说。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然后压低喉咙，用悲凉的声调接着说：

“‘另外我还有件事情要跟您谈一谈。我已经教书多年了，您最近才开始工作。我是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认为有责任给您进一个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完全不成体统的。’

“‘怎么见得？’科瓦连科用男低音问。

“‘难道这还用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头朝下，拿大顶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吓了一大跳！我一看见您的姐姐，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说实在的，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米哈伊尔·萨维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多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衬衫出门，经常拿着些书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吗？’

“‘讲到我姐姐和我骑自行车，这不干别人的事！’科瓦连科说，涨红了脸，‘谁要来管我的家事和私事，我就叫谁滚他的蛋！’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起来。

“‘要是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就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上司的时候永远不要这样说话。您对当局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说了当局什么坏话吗？’科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正直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告密的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脸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要知道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这么不客气的话。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他一面走出前堂，到楼梯口去，一面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话；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避免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先生……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去，报告去吧！’

“科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滚下楼去，他的套鞋乒乒乓乓地响。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瓦连卡回来了，还带着两位太太。她们站在楼下，呆呆地瞧着，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什么事情都可怕。看样子，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听说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人家又会画一张漫画，到头来就会弄得他奉命辞职吧……

“等到他站起来，瓦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套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扬声大笑，响得整个房子都可以听见：

“‘哈哈哈！’

“这一串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结束了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没听见瓦连卡说了些什么话，他什么也没看见。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瓦连卡的照片，然后他躺下，从此再也没有起床。

“大约三天以后，阿法纳西来找我，问我要不要派人去请医生，因为据他说，他的主人不大对头。我走到别里科夫的屋里去。他躺在帐子里，盖着被子，一声不响：不管问他什么话，他总是回答一声‘是’或者‘不’，此外就闷声不响了。他躺在那儿，阿法纳西呢，满脸愁容，皱着眉头，在他旁边走来走去，深深地叹气，可是像酒馆一样冒出白酒的气味。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那就是说，两个中学校和宗教学校的人都去了。这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暗自庆幸终于装进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是啊，他的理想实现了！老天爷也仿佛在对他表示敬意，他出殡的时候天色阴沉，下着雨。我们大家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连卡也去送葬，等到棺材下了墓穴，她哭了一阵。我发现乌克兰的女人总是不笑就哭，对她们来说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有的。

“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来的时候，露出忧郁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充分自由的时候，都经历过。啊，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园回来，心绪极好。可是一个星期还没过完，生活又过得跟先前一样，跟先前一样的严峻、无聊、杂乱了，这样的生活固然没有奉到明令禁止，不过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许可啊。局面并没有变得好一点。确实，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种套中人活着，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

“问题就在这儿。”伊万·伊万内奇说，点上了他的烟斗。

“那样的人，将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布尔金又说一遍。

这个中学教师从堆房里走出来。他是一个矮胖的男子，头顶全秃了，留着一把黑胡子，差不多齐到腰上。有两条狗跟他一块儿走出来。

“多好的月色，多好的月色！”他抬头看，说道。

这时候已经是午夜了。向右边瞧，可以看见整个村子，一条长街远远地伸出去，大约有五俄里长。一切都浸在深沉而静寂的睡乡里，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人甚至不能相信大自然能够这么静。人在月夜看着宽阔的村街和村里的茅屋、干草垛、睡熟的杨柳，心里就会变得恬静。这时候村子给夜色包得严严紧紧，躲开了劳动、烦恼、忧愁，安心休息，显得那么温和、哀伤、美丽，看上去仿佛星星在亲切而动情地瞧着它，大地上不再有坏人坏事，一切都挺好似的。左边，村子到了尽头，便是田野。可以看见田野远远地一直伸展到天边。在这一大片浸透月光的旷野上也是没有动静，没有声音。

“问题就在这儿了，”伊万·伊万内奇又说一遍，“我们住在城里，空气污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这一切岂不就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爱打官司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嗯，要是您乐意，那我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现在也该睡了，”布尔金说，“留到明天再讲吧。”

他俩走进堆房，在干草上睡下来。他俩盖好被子，刚要昏昏睡去，忽然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人在离堆房不远的地方走着，走了一会儿站住了，过一分钟又是吧嗒，吧嗒……狗汪汪地叫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来走去。”布尔金说。

脚步声渐渐听不见了。

“你看着人们做假，听着人们说假话，”伊万·伊万内奇翻了个身说，“人们却因为你容忍他们的虚伪而骂你傻瓜。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边，你自己也做假，还微微地笑，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得到一个温暖的角落，做个一钱不值的小官儿罢了。不成，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

“算了吧，您扯到别的题目上去了，伊万·伊万内奇，”教师说，“睡吧！”

过了大约十分钟，布尔金睡着了。可是伊万·伊万内奇不住地翻身，叹气，后来他起来，又走出去，坐在门边，点上烟斗。

1898年

[1] 希腊语：人。

[2] 勃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

[3] 希腊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相当于古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她在海里诞生，从浪花里钻出来。

[4] 俄语：酒馆。

[5] 米哈伊尔的爱称。

[6] 这名字的爱称即上文的瓦连卡。

[7] 德语：大笑话。

醋栗

从大清早起，整个天空布满了雨云。那天没风，不热，可是使人烦闷，遇到灰色的阴天日子，乌云挂在田野的上空，久久不散，看样子会下雨，却又不下，那就会碰到这样的天气。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已经走累了，依他们看来田野好像没有尽头似的。向前望去，远远的隐约可以看见米罗诺西茨戈耶村的风车，右边有一排高岗，伸展出去，越过村子，到远方才消失。他们俩都知道那是河岸，那儿有草场、绿油油的柳树、庄园，要是站在一个高岗的顶上望出去，就可以看见同样辽阔的田野，看见电报线，看见远处一列火车，像是毛毛虫在爬，遇到晴朗天气在那儿甚至看得见城市。如今，遇到这没风的天气，整个大自然显得那么温和，正在沉思。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对这片田野生出满腔热爱，两人都心想：这个地方多么辽阔、多么美丽啊。

“上回我们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布尔金说，“您打算讲一个故事来着。”

“对了，那时候我本来想讲一讲我弟弟的事。”

伊万·伊万内奇深深地叹一口气，点上烟斗，预备开口讲故事，可是正巧这当儿下雨了。过了大约五分钟，雨下大了，连绵不断，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雨才会停。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站住，考虑起来。狗已经淋湿，站在那儿，用后腿夹着尾巴，带着温柔的神情瞧他们。

“我们得找个地方避一避雨才好，”布尔金说，“那就到阿廖欣家去吧。离这儿挺近。”

“那我们就去吧。”

他们往斜下里拐过去，穿过已经收割过的田地，时而照直走，时而往右走，后来走到大道上了。不久出现了白杨和花园，后来出现了谷仓的红房顶。有一条河，河水闪闪发光，于是眼界豁然开朗，前面是一大片水，有一个磨坊和一个白色的浴棚。这就是阿廖欣所住的索菲诺村。

磨坊在工作，声音盖过了雨声，水坝在颤抖。有几匹淋湿的马垂着头，站在大车旁边。人们披着麻袋走来走去。这儿潮湿、泥泞、不舒服，河水仿佛冰凉，不怀好意似的。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已经觉得周身潮湿、不干净、不舒服，脚沾着烂泥而变得挺重，他们穿过水坝，爬上坡，往地主的谷仓走去，都不说话，仿佛在互相生气似的。

有一个谷仓里筛谷机轰轰地响。门开着，滚滚的灰尘冒出来。阿廖欣本人就站在门口，这是一个四十岁光景的男子，又高又胖，头发挺长，与其说像地主，倒不如说像教授或者画家。他穿一件白的、可是好久没洗过的衬衫，拦腰系一根绳子，算是腰带，下身没穿长裤，只穿一条衬裤，靴子上也沾着烂泥和麦秸。他的眼睛和鼻子扑满灰尘，变得挺黑。他认出了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显然很高兴。

“请到正房里去吧，两位先生，”他说，微微笑着，“我马上就来，用不了一分钟。”

那所房子高大，有两层楼。阿廖欣住在楼下的两个房间里，那儿有拱顶和小窗子，原先是管家们居住的。屋里设备简单，有黑面包、便宜的白酒、马具的气味。楼上的正房他难得去，只有客人来了他才去一趟。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走进那所房子，遇到一个使女，是个年轻女人，长得很美，他俩一下子都站住，互相瞧了一眼。

“你们再也想不出来我看见你们有多么高兴，两位先生，”阿廖欣说，跟着他们一块儿走进前堂，“真是想不到！佩拉格娅，”他对那使女说，“给客人找几件衣服来换一换吧。顺便，我也要换一换。只是我先得去洗个澡，因为我大概打春天起就没洗过澡了。两位先生，你们愿意到浴棚里去吗？他们也好趁这工夫在这儿打点一下。”

美丽的佩拉格娅那么娇弱，看上去又那么温柔，她给他们送来毛巾和肥皂，阿廖欣就陪着客人到浴棚里去了。

“是啊，我很久没洗过澡了，”他一面脱衣服一面说，“你们看，我的浴棚挺好，这还是我父亲盖起来的，可是不知怎么，我总是没工夫洗澡。”

他在台阶上坐下，给他的长头发和脖子擦满肥皂，他四周的水就变成棕色了。

“对了，我看也是的……”伊万·伊万内奇瞧着他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我很久没洗过澡了……”阿廖欣难为情地重说一遍，又用肥皂洗起来，他四周的水就变成深蓝色，跟墨水一样了。

伊万·伊万内奇走到外面去，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冒着雨游泳，抡开胳膊划水。他把水搅起波浪，弄得白色的百合在水浪上摇摇摆摆。他一直游到河当中水深处，扎一个猛子，过一分钟在另一个地方钻出来，接着再往远里游去，老是扎猛子，极力想够到河底。“哎呀，我的上帝啊！……”他反复说着，游得痛快极了。“哎呀，我的上帝啊！……”他游到磨坊那儿，跟农民们谈一阵，再游回来，平躺在水塘中央，仰起脸来承受雨水。布尔金和阿廖欣已经穿好衣服，准备走了，可是他仍旧在游泳，扎猛子。

“哎呀，我的上帝啊！……”他说，“哎呀，求主怜恤我！……”

“您也游得够了！”布尔金对他嚷道。

他们回到房子里。一直等到楼上的大客厅里点上灯，布尔金和伊万·伊万内奇穿好绸长袍和暖拖鞋，在圈椅上坐下，阿廖欣本人也洗好脸，梳好头，穿好新上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显然很痛快地享受着干净、温暖、干衣服、轻便的鞋，一直等到俊俏的佩拉格娅没一点声音地在地毯上走着，温柔地微笑，用盘子端来加了果酱的茶，一直到了这时候，伊万·伊万内奇才开口讲他的故事，而且仿佛不光是布尔金和阿廖欣在听，就连藏在金边镜框里、严厉而沉静地瞧着他们的那些老老少少的太太以及军官也在听似的。

“我们一共弟兄两个，”他开口了，“我伊万·伊万内奇和我弟弟尼古拉·伊万内奇，他比我大约小两岁。我学技术行业，做了兽医。尼古拉从十九岁起就已经在税务局里工作。家父奇姆沙-吉马莱斯基本来是少年兵[1]，可是后来他升上去，作了军官，给我们留下世袭的贵族身份和一份小小的田产。他死后，那份小田产抵了债，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的童年是在乡下自由自在地度过去的。我们完全跟农民的孩子一样，一天到晚在田野上，在树林里度过，看守马匹，剥树皮，钓鱼，等等……你们知道，只要人一辈子钓过一次鲈鱼，或者在秋天见过一次鸟南飞，瞧着它们在晴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样成群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他会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的生活。我弟弟在税务局里老是惦记乡下。一年年过去了，他却一直坐在他那老位子上，老是抄写那些文件，老是想着一件事：怎样才能回到乡下去。他这种怀念渐渐成为明确的渴望，化成梦想，只求找个靠河或者近湖的地方给自己买下一个小小的庄园才好。

“他是个温和善良的人，我喜欢他，可是这种把自己关在自家小庄园里过一辈子的愿望，我却素来不同情。人们通常说：一个人只需要三俄尺的土地[2]。可是要知道，三俄尺的土地是死尸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活人需要的。现在还有人说，要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贪恋土地，盼望有个庄园，那是好事。可是要知道，这种庄园也就是三俄尺土地。离开城市，离开斗争，离开生活的喧嚣，隐居起来，躲在自己的庄园里，这算不得生活，这是自私自利，偷懒，这是一种修道主义，可又是不见成绩的修道主义。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够尽情发挥他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我弟弟尼古拉坐在他那办公室里，梦想将来怎样喝他自己家里的白菜汤，那种汤怎样散发满院子的清香，他怎样在绿草地上吃饭，怎样在太阳底下睡觉，怎样一连好几个钟头坐在大门外的凳子上眺望田野和树林。农艺书和日历上所有那些农艺建议，成了他的欢乐，成了他心爱的精神食粮。他也喜欢看报，可是他光看报纸上的一种广告，说某地有若干亩田地、连同草场、庄园、小溪、花园、磨坊、和活水的池塘等一并出售。他脑子里就暗暗描出花园的幽径、花卉、水果、椋鸟巢、池塘里的鲫鱼，总之，你们知道，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想象的图画因他看到的广告不同而有所不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其中每一个画面都一定有醋栗。他不能想象一个庄园，一个饶有诗意的安乐窝里会没有醋栗。

“‘乡村生活自有它舒服的地方，’他常说，‘在阳台上一坐，喝一喝茶，自己的小鸭子在池塘里泅水，各处一片清香，而且……而且醋栗成熟了。’

“他常画他田庄的草图，而每一回他的草图上都离不了这几样东西：（甲）主人的正房，（乙）仆人的下房，（丙）菜园，（丁）醋栗。他生活节俭，省吃省喝，上帝才知道他穿的是什么衣服，活像叫花子，可是不断地攒钱，存在银行里。他变得贪财极了。我一瞧见他就痛心，常给他点钱，遇到过节也总要寄点钱给他，可是他连这点钱也收藏起来。一个人要是打定了主意，那你就拿他没法办了。

“许多年过去了，他调到别的省里去了。他年纪也已经过四十岁，却仍旧看报上的广告，存钱。后来我听说他结婚了。他仍旧存心要买一个有醋栗的庄园，就娶了一个又老又丑的寡妇，其实对她一点感情也谈不上，只因为她有几个臭钱罢了。跟她结婚以后，他生活仍旧吝啬，老是弄得她吃不饱，同时，他把她的钱存在银行里，却写上他自己的名字。早先她嫁给一个邮政局长，跟他一块儿过活的时候，吃惯馅饼，喝惯果子露酒，可是跟第二个丈夫一块儿过日子，却连黑面包也吃不够；过着这样的生活，她开始憔悴，而且不出三年就把灵魂交给上帝了[3]。当然，我的弟弟一分钟也没想过她的死要由他负责。金钱跟白酒一样，会把人变成怪物。从前我们城里有个垂危的商人。他临死叫人给他端来一碟蜂蜜，把他所有的钱钞和彩票就着蜜一古脑儿吃到肚子里，让谁也得不着。有一回我正在一个火车站检查牲口，正巧有个马贩子摔到火车头底下，压断了一条腿。我们把他抬到候车室里，血哗哗地流，样子真是可怕，可是他老是求大家找回他的腿，老是放心不下：原来那条压断的腿所穿的靴子里有二十卢布，他深怕那点钱丢了。”

“您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布尔金说。

“我的弟媳死后，”伊万·伊万内奇沉吟了半分钟，接着说，“我弟弟就开始给他自己物色一份田产。当然，尽管物色了五年，到头来仍旧会出错，买下来的东西跟所想望的迥然不同。我弟弟尼古拉托中人买成一个抵押过的庄园，有一百十二俄亩土地，有主人的正房，有仆人的下房，有花园，可是单单没有果树园，没有醋栗，没有池塘和小鸭子。河倒是有，可是河水的颜色跟咖啡一样，因为田产的一边是造砖厂，另一边是烧兽骨的工场[4]。可是我的尼古拉·伊万内奇倒也并不十分难过，他订购二十株醋栗树，栽好，照地主的排场过起来了。

“去年我去探望他。我心想我要去看看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弟弟在来信上称它为‘楚木巴罗克洛夫芜园，又称吉马莱斯科耶’。我是在下午到达那个‘又称吉马莱斯科耶’的。天挺热。到处都是沟渠、围墙、篱笆、栽成一行行的杉树，弄得人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到院子里去，应该把马拴在哪儿。我向房子走去，迎面遇见一条红毛的肥狗，活像一头猪。它想叫一声，可又懒得叫。厨娘从厨房里走出来，是一个光脚的胖女人，看样子也像一头猪。她说主人吃过饭后正在休息。我走进去看我弟弟。他在床上坐着，膝上盖一条被子。他老了，胖了，皮肉发松，他的脸颊、鼻子、嘴唇，全都往前拱出去，眼看就要跟猪那样咕咕叫着钻进被子里去了。

“我们互相拥抱，哭了几声，一半因为高兴，一半也因为凄凉地想到我们原先都年轻，现在两人却白发苍苍，快要入土了。他穿好衣服，领我出去看他的田庄。

“‘怎么样，你在这儿过得好吗？’我问。

“‘哦，还不坏，谢谢上帝，我过得很好。’

“他不再是往日那个畏畏缩缩的、可怜的文官，而是真正的地主，老爷了。他已经在这儿住熟，习惯，而且觉得很有味道了。他吃得很多，常到浴棚去洗澡，长得胖起来，已经跟村社和两个工厂打过官司，农民若不称呼他‘老爷’，就老大地不高兴。他还带着老爷气派郑重其事地关心他的灵魂的得救，就做起好事来，然而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做，却是摆足了架子做的。然而那是什么样的好事啊！他用苏打和蓖麻子油给农民治各种病，到了他的命名日就在村子中央作一回谢恩祈祷，然后摆出半桶白酒来请农民喝，自以为事情就该这么办。啊，那可怕的半桶白酒！今天，这位胖地主拉着农民们到地方行政长官那儿去控告他们放出牲畜来践踏他的庄稼，明天遇上隆重的节日，却请那些农民喝半桶白酒，他们喝酒，嚷着：‘乌拉！’喝醉了的人就给他叩头。生活只要变得好一点，吃得饱，喝得足，闲着不做事，就会在俄罗斯人身上培养出顶顶骄横的自大。尼古拉·伊万内奇当初在税务局里自己甚至不敢有自己的见解，现在说起话来却没有一句不是真理，而且总是用大臣的口气：‘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还未免言之过早。’‘体罚总的来说是有害的，可是遇到某些情形，这却是有益的，不可缺少的。’

“‘我了解老百姓，我会应付他们，’他说，‘老百姓都喜欢我。我只要动一动手指头，老百姓就会把我要办的事统统给我办好。’

“请注意，这些话都是带着贤明而慈悲的笑容说出来的。他把‘我们这些贵族’‘我以贵族的身份看来’反反复复说了二十遍。他分明已经不记得我们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兵了。就连我们的姓，奇姆沙-吉马莱斯基，实际上是个不相称的姓，他现在也觉着响亮、高贵、十分中意了。

“可是问题不在他，而在我自己了。我要跟你们讲一讲我在他那庄园上盘桓了短短几个钟头，我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傍晚，我们正在喝茶，厨娘端来满满一盘醋栗放在桌子上。这不是买来的，而是他自己家里种的，自从那些灌木栽下以后，这还是头一回收果子。尼古拉·伊万内奇笑起来，对那些醋栗默默地瞧了一分钟，眼睛里含着一泡眼泪，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拿起一颗醋栗送进嘴里，瞧着我，现出小孩子终于得到心爱的玩具那种得意的神情，说：

“‘多好吃啊！’

“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住地反复说道：

“‘啊，真好吃！你尝一尝吧！’

“那些醋栗又硬又酸，可是普希金说得好：‘我们喜爱使人高兴的谎话，胜过喜爱许许多多的真理。’[5]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梦想显然已经实现，他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他所想望的东西已经到手，他对他的命运和他自己都满意了。不知什么缘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带一点哀伤的感觉，这一回亲眼看到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感觉。夜里我心头特别沉重。他们在我弟弟的卧室的隔壁房间里为我搭好一张床，我听见他没有睡着，老是爬下床来，走到那盘醋栗跟前，拿一颗吃一吃。我心想：实际上有多少满足而幸福的人啊！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沮丧的势力！你们看一看这种生活吧：强者骄横而懒惰，弱者无知而且跟牲畜那样生活着，处处都是叫人没法相信的贫穷、拥挤、退化、酗酒、伪善、撒谎……可是偏偏所有的屋子里也好，街上也好，却一味的心平气和，安安静静。一个城市的五万居民当中竟没有一个人叫喊一声，大声发泄一下他的愤慨。我们看见人们到市场上去买食物，白天吃饭，晚上睡觉，他们说废话，结婚，衰老，心平气和地送死人到墓园去。可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在幕后什么地方正在进行着的人生惨事，我们却没看见，也没听见。处处都安静而太平，提抗议的只有那些没声音的统计表：若干人发了疯，若干桶白酒喝光了，若干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世道显然是必要的，幸福的人所以会感到逍遥自在，显然只是因为那些不幸的人沉默地背着他们的重担，缺了这种沉默想要幸福就办不到。这是普遍的麻木不仁。每一个幸福而满足的人的房门背后都应当站上一个人，拿一个小锤子经常敲着门，提醒他：天下还有不幸的人，不管他自己怎样幸福，可是生活早晚会向他露出爪子来，灾难早晚会降临：疾病啦，贫穷啦，损失啦，到那时候谁也不会看见谁，谁也不会听见他，就跟现在他看不见别人，听不见别人一样。可是拿小锤子的人却没有，幸福的人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日常的小烦恼微微地激动他，就跟微风吹动白杨一样，真是天下太平。

“那天晚上我才明白：我也幸福而满足，”伊万·伊万内奇接着说，站起来了，“我在吃饭和打猎的时候也教导过别人，说应该怎样生活，怎样信仰宗教，怎样驾驭老百姓。我也常说学问是光明，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对普通人来说，目前只要认得字，能写字，也就够了。我常说：自由是好东西，我们生活中不能没有它，就跟不能没有空气一样，不过我们得等待。对了，我常说那样的话，现在我却要问：‘为什么要等？’”伊万·伊万内奇问，生气地瞧着布尔金，“我问你们：为什么要等？根据什么理由？人们就告诉我说：什么事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各种思想都要渐渐地到一定的时期才能在生活里实现。可是这话是谁说的？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话对？你们引证事物的自然规律，引证社会现象的合法性，可是我，一个有思想的活人，站在一道壕沟面前，本来也许可以从上面跳过去，或者在上面搭座桥走过去，却偏要等它自动封口，或者等它让淤泥填满，难道这样的事还说得上什么规律和合法性？再说一遍，为什么要等？等到没有了生活的力量才算吗？可是人又非生活不可，而且也渴望生活！

“那一次一清早，我从弟弟家里出来，走了，从此我在城里住着就感到不能忍受。城里的那种和平安静压得我不好受。我不敢看人家的窗子，因为这时候再也没有比幸福的一家人团团围住桌子喝茶的光景更使我难受的了。我已经老了，不适宜作斗争了，我甚至不会憎恨人了。我只能满心地悲伤，生气，烦恼，一到夜里，我的脑子里种种思想纷至沓来，弄得我十分激动，睡不着觉……唉，要是我年轻点就好了！”

伊万·伊万内奇激动得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反复地说：

“要是我年轻点就好了！”

他忽然走到阿廖欣面前，先是握住他的一只手，后来又握住他的另一只手。

“帕维尔·康斯坦丁内奇！”他用恳求的声调说，“不要心平气和，不要容您自己昏睡！趁您还年轻力壮，血气方刚，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情！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应当有。如果生活有意义，有目标，那意义和目标就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幸福，而是比这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做好事情吧！”

这些话，伊万·伊万内奇是带着可怜样的、恳求的笑脸说出来的，仿佛他本人为自己请求一桩什么事似的。

然后这三个人在客厅里挑了三张圈椅各据一方坐下来，沉默了。伊万·伊万内奇的故事既没满足布尔金，也没满足阿廖欣。金边镜框里的将军们和太太们在昏光中显得像是活人，低下眼睛来瞧他们，在这样的时候听那个可怜的、吃醋栗的文官的故事觉得乏味得很。不知什么缘故他们很想谈一谈或者听一听高雅的人和女人的事。他们所在的这个客厅里，样样东西，蒙着套子的枝形烛架啦，圈椅啦，脚底下的地毯啦，都在述说如今在镜框里低下眼睛瞧他们的那些人，从前就在这房间里走动过，坐过，喝过茶，现在俊俏的佩拉格娅正在这儿没一点声音地走来走去；这倒比一切故事都美妙得多呢。

阿廖欣困得要命，他一清早两点多钟就起床干农活儿，现在他的眼皮粘在一起了，可是他生怕客人等他走后也许会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就流连着没走。他并没细想伊万·伊万内奇刚才所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正确，反正他的客人没谈起麦粒，也没谈起干草，也没谈起煤焦油，所谈的都是跟他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他不由得暗自高兴，盼望他们接着谈下去才好……

“不过，现在该睡了，”布尔金说，站起来，“请允许我跟你们道一声晚安吧。”

阿廖欣道了晚安，走下楼回到自己的住处去。客人们仍旧待在楼上。他俩被人领到一个大房间里过夜，房间里安着两张旧的雕花木床，墙角有一个象牙的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那两张凉快的大床由俊俏的佩拉格娅铺好了被褥，新洗过的床单冒出好闻的气味。

伊万·伊万内奇一声不响地脱掉衣服，躺下。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他说，拉过被子来蒙上头。

他的烟斗放在桌子上，冒出一股浓烈的烟草的焦气。布尔金很久睡不着觉，不住地纳闷，想不出这股难闻的气味是打哪儿来的。

雨点通宵抽打着窗上的玻璃。

1898年

[1]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兵士的儿子从出生的那天起就编入军籍，到相当年龄就入军事学校受训。

[2] 指墓穴的长度。

[3] 意思是“死了”。

[4] 烧兽骨是为了制胶。

[5] 引自普希金的诗《英雄》，但引文不全，原文是“我们喜爱使人高兴的谎话，胜过喜爱许许多多卑微的真理。”——俄文本编者注

约内奇

一

每逢到这个省城来的人抱怨这儿的生活枯燥而单调，当地的居民仿佛要替自己辩护似的，就说正好相反，这个城好得很，说这儿有图书馆、剧院、俱乐部，常举行舞会，最后还说这儿有些有头脑的、有趣味的、使人感到愉快的人家，尽可以跟他们来往。他们还提出图尔金家来，说那一家人要算是顶有教养，顶有才气的了。

那一家人住在本城大街上自己的房子里，跟省长的官邸相离不远。伊万·彼得罗维奇·图尔金本人是一个胖胖的、漂亮的黑发男子，留着络腮胡子，常常为了慈善性的募捐举办业余公演，自己扮演老年的将军，咳嗽的样儿挺可笑。他知道许多趣闻、谜语、谚语，喜欢开玩笑，说俏皮话，他脸上老是露出这么一种表情：谁也弄不清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说正经话。他的妻子薇拉·约瑟福芙娜是一个身材瘦弱、模样俊俏的夫人，戴着夹鼻眼镜，常写长篇和中篇小说，喜欢拿那些小说当着客人朗诵。女儿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一个年轻的姑娘，会弹钢琴。总之，这个家庭的成员各有各的才能。图尔金一家人殷勤好客，而且带着真诚的纯朴，兴致勃勃地在客人面前显露各自的才能。他们那所高大的砖砌的房子宽敞，夏天凉快，一半的窗子朝着一个树木苍郁的老花园，到春天就有夜莺在那儿歌唱。每逢家里来了客人，厨房里就响起叮叮当当的菜刀声，院子里散布一股煎洋葱的气味，这总是预告着一顿丰盛可口的晚餐要开出来了。

当德米特里·约内奇·斯达尔采夫医师刚刚奉派来做地方自治局医师，在离城九俄里以外的嘉里日住下来的时候，也有人告诉他，说他既是有知识的人，那就非跟图尔金家结交不可。冬天，有一天在大街上他经人介绍跟伊万·彼得罗维奇相识了。他们谈到天气、戏剧、霍乱，随后伊万·彼得罗维奇就邀他有空上自己家里来玩。到春天，有一天正逢节期，那是耶稣升天节[1]，斯达尔采夫看过病人以后，动身到城里去散散心，顺便买点东西。他不慌不忙地走着去（他还没置备马车），一路上哼着歌：

在我还没喝下生命之杯里的泪珠的时候……[2]

在城里，他吃过午饭，在公园里逛一阵，后来忽然想起伊万·彼得罗维奇的邀请，仿佛这个念头自动来到他心头似的，他就决定到图尔金家去看看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您老好哇？”伊万·彼得罗维奇说，走到门外台阶上来接他，“看见这么一位气味相投的客人驾到，真是高兴得很，高兴得很。请进。我要把您介绍给我的贤妻。薇罗琪卡[3]，我跟他说过，”他接着说，同时把医师介绍给他妻子，“我跟他说过，按照法律他可没有任何理由老是坐在医院的家里，他应该把公余的时间用在社交上才对。对不对，亲爱的？”

“请您坐在这儿吧，”薇拉·约瑟福芙娜说，叫她的客人坐在她身旁，“您满可以向我献献殷勤。我丈夫固然爱吃醋，他是奥赛罗[4]，不过我们可以做得很小心，叫他一点也看不出来。”

“哎，小母鸡，你这宠坏了的女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温柔地喃喃道，吻了吻她的额头，“您来得正是时候，”他又转过身来对客人说，“我的贤妻写了一部伟乎其大的著作，今天她正打算高声朗诵一遍呢。”

“好让[5]，”薇拉·约瑟福芙娜对丈夫说，“dites que l’on nous donne du thé．”[6]

斯达尔采夫由他们介绍，跟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见了面。她长得很像母亲，也瘦弱，俊俏。她的表情仍旧孩子气，腰身柔软而苗条。她那已经发育起来的处女胸脯，健康而美丽，叫人联想到春天，真正的春天。然后他们喝茶，外加果酱、蜂蜜，还有糖果和很好吃的饼干，那饼干一送进嘴里就立时溶掉。等到黄昏来临，别的客人就渐渐来了，伊万·彼得罗维奇用含着笑意的眼睛瞧着每一个客人，说：

“您老好哇？”

然后，大家都到客厅里坐下来，现出很严肃的脸色。薇拉·约瑟福芙娜就朗诵她的长篇小说。她这样开头念：“寒气重了……”窗子大开着，从厨房飘来菜刀的叮当声和煎洋葱的气味……人们坐在柔软的、深深的圈椅里，心平气和。在客厅的昏暗里灯光那么亲切地着眼。眼前，在这种夏日的黄昏，谈笑声从街头阵阵传来，紫丁香的香气从院子里阵阵飘来，于是寒气浓重的情景和夕阳的冷光照着积雪的平原和独自赶路的行人的情景，就不容易捉摸出来了。薇拉·约瑟福芙娜念到一个年轻美丽的伯爵小姐怎样在自己的村子里办学校，开医院，设立图书馆，怎样爱上一个流浪的画家。她念着实生活里绝不会有的故事，不过听起来还是很受用，很舒服，使人心里生出美好宁静的思想，简直不想站起来……

“真不赖……”伊万·彼得罗维奇柔声说。

有一位客人听啊听的，心思飞到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去了，用低到刚刚能听见的声音说：

“对了……真的……”

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附近，在本城的公园里，有一个乐队在奏乐，歌咏队在唱歌。薇拉·约瑟福芙娜合上她的稿本，大家沉默五分钟，听着歌咏队合唱的《卢契努希卡》，那支歌道出了小说里所没有的，实生活里所有的情趣。

“您把您的作品送到杂志上发表吗？”斯达尔采夫问薇拉·约瑟福芙娜。

“不，”她回答，“我从来不拿出去发表。我写完，就藏在柜子里头。何必发表呢？”她解释道，“要知道，我们已经足可以维持生活了。”

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人人叹一口气。

“现在，科契克[7]，你来弹个什么曲子吧。”伊万·彼得罗维奇对女儿说。

钢琴的盖子掀开，乐谱放好，翻开。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坐下来，两只手按琴键，然后使足了气力按，按了又按，她的肩膀和胸脯颤抖着。她一个劲儿地按同一个地方，仿佛她不把那几个琴键按进琴里面去就决不罢休似的。客厅里满是铿锵声，仿佛样样东西，地板啦，天花板啦，家具啦……都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正在弹一段很难的曲子，那曲子所以有趣味就因为它难，它又长又单调。斯达尔采夫听着，幻想许多石块从高山上落下来，一个劲儿地往下落，他巴望着那些石块快点停住，别再落了才好。同时，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紧张地弹着，脸儿绯红，劲头很大，精力饱满，一绺卷发披下来盖在她的额头，很招他喜欢。他在嘉里日跟病人和农民一块儿过了一冬，现在坐在这客厅里，看着这年轻的、文雅的，而且多半很纯洁的人，听着这热闹的、冗长的、可又高雅的乐声，这是多么愉快，多么新奇啊……

“嗯，科契克，你以前从没弹得像今天这么好，”当女儿弹完，站起来的时候，伊万·彼得罗维奇说，眼里含着一泡眼泪，“死吧，丹尼司，你再也写不出更好的东西来了。”[8]

大家围拢她，向她道贺，表示惊奇，说他们有很久没听到过这么好的音乐了。她默默地听着，微微地笑，周身显出得意的神态。

“妙极了！好极了！”

“好极了！”斯达尔采夫受到大家的热情的感染，说，“您是在哪儿学的音乐？”他问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在音乐学院吗？”

“不，我刚在准备进音乐学院，眼下我在家里跟扎夫洛芙斯卡娅太太学琴。”

“您在这儿的中学毕业了？”

“哦，没有！”薇拉·约瑟福芙娜替她回答，“我们在家里请了老师。您会同意，在普通中学或者贵族女子中学里念书说不定会受到坏影响。年轻的女孩子正当发育的时候是只应该受到母亲的影响的。”

“可是，我还是要进音乐学院。”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

“不，科契克爱她的妈妈。科契克不会干伤爸爸妈妈心的事。”

“不嘛，我要去！我要去！”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逗趣地说，耍脾气，还跺了一下脚。

吃晚饭的时候，轮到伊万·彼得罗维奇来显才能了。他眼笑脸不笑地谈趣闻，说俏皮话，提出一些荒谬可笑的问题，自己又解答出来。他始终用一种他独有的奇特语言高谈阔论，那种语言经长期的卖弄俏皮培养成功，明明早已成了他的习惯：什么“伟乎其大”啦，“真不赖”啦，“一百二十万分的感谢您”啦，等等。

可是这还没完。等到客人们酒足饭饱，心满意足，聚集在前厅，拿各人的大衣和手杖，他们身旁就来了个听差帕夫卢沙，或者，按照这家人对他的称呼，就是巴瓦，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蛋儿胖胖的。

“喂，巴瓦，表演一下！”伊万·彼得罗维奇对他说。

巴瓦就拉开架势，向上举起一只手，用悲惨惨的声调说：“苦命的女人，死吧！”

大家就哈哈大笑。

“真有意思。”斯达尔采夫走到街上，想道。

他又走进一个酒店，喝点啤酒，然后动身回家，往嘉里日走去。一路上，他边走边唱：

在我听来，你的声音那么亲切，那么懒散……[9]

走完九俄里路，上了床，他却一丁点倦意也没有，刚好相反，他觉得自己仿佛能够高高兴兴地再走二十俄里似的。

“真不赖……”他想，笑着昏昏睡去。

二

斯达尔采夫老是打算到图尔金家去玩，不过医院里的工作很繁重，他无论如何也抽不出空闲工夫来。就这样，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辛劳和孤独中过去了。可是有一天，他接到城里来的一封信，装在淡蓝色信封里……

薇拉·约瑟福芙娜害偏头痛[10]，可是最近科契克天天吓唬她，说是她要进音乐学院，那病就越发常犯了。全城的医师都给请到图尔金家去过，最后就轮到了地方自治局医师。薇拉·约瑟福芙娜写给他一封动人的信，信上求他来一趟，解除她的痛苦。斯达尔采夫去了，而且从此以后常常，常常上图尔金家去……他果然给薇拉·约瑟福芙娜略微帮了点忙，她已经在对所有的客人说他是个不同凡响的、医道惊人的医师了。不过，现在他上图尔金家去，却不再是为了医治她的偏头痛了……

那天正逢节日。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坐在钢琴前弹完了她那冗长乏味的练习曲。随后他们在饭厅里坐了很久，喝茶，伊万·彼得罗维奇讲了个逗笑的故事。后来，门铃响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得上前厅去迎接客人。趁这一时的杂乱，斯达尔采夫十分激动地低声对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

“我求求您，看在上帝面上，别折磨我，到花园里去吧！”

她耸耸肩头，仿佛觉得莫名其妙，不明白他要拿她怎么样似的。不过她还是站起来，去了。

“您一弹钢琴就要弹上三四个钟头，”他跟在她的后面走着，说，“然后您陪您母亲坐着，简直没法跟您讲话。我求求您，至少给我一刻钟的工夫也好。”

秋天来了，古老的花园里宁静而忧郁，黑色的树叶盖在人行道上。天已经提早黑下来了。

“我有整整一个星期没看见您，”斯达尔采夫接着说，“但愿您知道那是多么苦就好了！请坐。请您听我说。”

在花园里，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喜欢流连的地方：一棵枝叶繁茂的老枫树底下的一个长凳。这时候他们就在长凳上坐下来。

“您有什么事？”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用办公事一样的口吻干巴巴地问。

“我有整整一个星期没看见您了，我有这么久没听见您的声音。我想念得好苦，我一心巴望着听听您说话的声音。那您就说吧。”

她那份娇嫩，她那眼睛和脸颊的天真神情，迷住了他。就是在她的装束上，他也看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妩媚，由于朴素和天真烂漫的风韵而动人。同时，尽管她天真烂漫，在他看来，她却显得很聪明，很开展，超过她目前的年龄了。他能够跟她谈文学，谈艺术，想到什么就跟她谈什么，还能够对她发牢骚，抱怨生活，抱怨人们，不过，在这种严肃的谈话的半中央，有时候她会忽然没来由地笑起来，或者跑回房里去。她跟这城里的差不多所有的女孩子一样，看过很多书（一般说来本城的人是不大看书的，本地图书馆里的人说，要不是因为有这些女孩子和年轻的犹太人，图书馆尽可以关掉）。这使得斯达尔采夫无限的满意，每回见面，他总要兴奋地问她最近几天看了什么书，等到她开口讲起来，他就听着，心里发迷。

“自从我上回跟您分别以后，这个星期您看过什么书？”他现在问，“说一说吧，我求求您了。”

“我一直在看皮谢姆斯基[11]写的书。”

“究竟是什么书呢？”

“《一千个农奴》，”科契克回答，“皮谢姆斯基的名字真可笑，叫什么阿列克谢·菲奥菲拉克特奇！”

“您这是上哪儿去啊？”斯达尔采夫大吃一惊，因为她忽然站起来，朝房子那边走去，“我得跟您好好谈一谈才行，我有话要说……哪怕再陪我坐上五分钟也行，我央求您了！”

她站住，好像要说句话，后来却忸怩地把一张字条塞在他手里，跑回正房，又坐到钢琴那儿去了。

“请于今晚十一时，”斯达尔采夫念道，“赴墓园，于杰梅季墓碑附近相会。”

“哼，这可一点也不高明，”他暗想，清醒过来，“为什么挑中了墓场？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明明白白的：科契克在开玩笑。说真的，既然城里有大街和本城的公园可以安排做相会的地方，那么谁会正正经经地想起来约人三更半夜跑到离城那么远的墓园去相会？他身为地方自治局医师，又是明情达理的稳重人，却唉声叹气，接下字条，到墓园去徘徊，做出现在连中学生都会觉得可笑的傻事，岂不丢脸？这番恋爱会弄到什么下场呢？万一他的同事听到这种事，会怎么说呢？这些，是斯达尔采夫在俱乐部里那些桌子旁边走来走去，心中暗暗想着的，可是到十点半钟，他却忽然动身上墓园去了。

他已经买了一对马，还雇了一个车夫，名叫潘捷列伊蒙，穿一件丝绒的坎肩。月光照耀着。空中没有一丝风，天气暖和，然而是秋天的那种暖和。城郊屠宰场旁边，有狗在叫。斯达尔采夫叫自己的车子停在城边一条巷子里，自己步行到墓园去。“各人有各人的怪脾气，”他想，“科契克也古怪，谁知道呢？说不定她不是在开玩笑，也许倒真会来呢，”他沉湎于这种微弱空虚的希望，这使得他陶醉了。

他在田野上走了半俄里路。远处，墓园现出了轮廓，漆黑的一长条，跟树林或大花园一样。白石头的围墙显露出来，大门也看得见了……借了月光可以看出大门上的字：“大限临头……”斯达尔采夫从一个小门走进去，头一眼看见的是宽阔的林荫路两边的白十字架、墓碑以及它们和白杨的阴影。四外远远的地方，可以看见一团团黑东西和白东西，沉睡的树木垂下枝子来凑近白石头。仿佛这儿比田野上亮一点似的，枫树的树叶印在林荫路的黄沙土上，印在墓前的石板上，轮廓分明，跟野兽的爪子一样，墓碑上刻的字清清楚楚。初一进来，斯达尔采夫看着这情景惊呆了，这地方，他还是生平第一次来，这以后大概也不会再看见：这是跟人世不一样的另一个天地，月光柔和美妙，就跟躺在摇篮里睡熟了似的，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生命，无论什么样的生命都没有，不过每棵漆黑的白杨、每个坟堆，都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种神秘，它应许了一种宁静、美丽、永恒的生活。石板、残花、连同秋叶的清香都在倾吐着宽恕、悲伤、安宁。

四周一片肃静。星星从天空俯视这深奥的温顺。斯达尔采夫的脚步声很响，这跟四周的气氛不相称。直到教堂的钟声响起来，而且他想象自己死了，永远埋在这儿了，他这才感到仿佛有人在瞧他。一刹那间他想到这不是什么安宁和恬静，只不过是由空无所有而产生的不出声的愁闷和断了出路的绝望罢了……

杰梅季墓碑的形状像一个小礼拜堂，顶上立着一个天使。从前有一个意大利歌剧团路过这个城，团里有一个女歌手死了，就葬在这儿，造了这墓碑。本城的人谁也不记得她了，可是墓门上边的油灯反映着月光，仿佛着了火似的。

这儿一个人也没有。当然，谁会半夜上这儿来呢？可是斯达尔采夫等着。仿佛月光点燃他的热情似的，他热情地等着，暗自想象亲吻和拥抱的情景。他在墓碑旁边坐了半个钟头，然后在侧面的林荫路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帽子，等着，想着这些坟堆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妇人和姑娘，她们原先美丽妩媚，满腔热爱，每到深夜便给热情燃烧着，浸沉在温存抚爱里。说真的，大自然母亲多么歹毒地耍弄人！想到这里觉得多么委屈啊！斯达尔采夫这样暗想着，同时打算呐喊一声，说他需要爱情，说他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等着爱情。由他看来，在月光里发白的不再是一方方大理石，却是美丽的肉体。他看见树荫里有些人影怕难为情地躲躲闪闪，感到她们身上的温暖。这种折磨叫人好难受啊……

仿佛一块幕落下来似的，月亮走到云后面去，忽然间四周全黑了。斯达尔采夫好容易才找到门口（这时候天色漆黑，而秋夜总是这么黑的）。后来他又走了一个半钟头光景才找到停车的巷子。

“我累了。我的脚都站不稳了。”他对潘捷列伊蒙说。

他舒舒服服地在马车上坐下，暗想：

“唉，我这身子真不该发胖！”

三

第二天黄昏，他到图尔金家里去求婚。不料时机不凑巧，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由一个理发匠为她理发。她正准备到俱乐部去参加跳舞晚会。

他只好又在饭厅里坐着，喝了很久的茶。伊万·彼得罗维奇看出客人有心事，烦闷，就从坎肩的口袋里掏出一封可笑的信来，那是由管理田庄的一个日耳曼人写来的，说是“在庄园里所有的铁器已经毁灭，粘性自墙上掉下。”[12]

“他们大概会给一笔丰厚的嫁资。”斯达尔采夫想，心不在焉地听着。

一夜没睡好，他发觉自己老是发呆，仿佛有人给他喝了很多催眠的甜东西似的。他心里昏昏沉沉，可是高兴、热烈，同时脑子里有一块冰冷而沉重的什么东西在争辩：

“趁现在时机不迟，赶快罢手！难道她可以做你的对象吗？她娇生惯养，撒娇使性，天天睡到下午两点钟才起床，你呢，是教堂执事的儿子，地方自治局医师……”

“哎，那有什么关系？”他想，“我不在乎。”

“况且，要是你娶了她，”那块东西接着说，“那么她家的人会叫你丢掉地方自治局的工作，住到城里来。”

“哎，那有什么关系？”他想，“要住在城里就住在城里好了。他们会给一笔嫁资，我们可以挺好地成个家……”

最后，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走进来，穿着参加舞会的袒胸露背的礼服，看上去又漂亮又利落。斯达尔采夫看得满心爱慕，出了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光是瞧着她傻笑。

她告辞。他呢，现在没有理由再在这儿待下去了，就站起来，说是他也该回家去了，病人在等着他。

“那也没法留您了，”伊万·彼得罗维奇说，“去吧，请您顺便送科契克到俱乐部去。”

外面下起了小雨，天色很黑，他们只有凭着潘捷列伊蒙的嘶哑的咳嗽声才猜得出马车在哪儿。车篷已经支起来了。

“我在地毯上走，你在说假话的时候走……”伊万·彼得罗维奇一面搀他女儿坐上马车，一面说，“他在说假话的时候走……走吧！再见！”

他们坐车走了。

“昨天我到墓园去了，”斯达尔采夫开口说，“您啊，好狠心，好刻薄……”

“您真到墓园去了？”

“对了，我去了，等到差不多两点钟才走。我好苦哟……”

“您既不懂开玩笑，那就活该吃苦。”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想到这么巧妙地捉弄了一个爱上她的男子，想到人家这么强烈地爱她，心里很满意，就笑起来，可是忽然惊恐地大叫一声，因为这当儿马车猛的转弯走进俱乐部的大门，车身歪了一下。斯达尔采夫伸出胳膊去搂住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腰。她吓慌了，就依偎着他，他呢，情不自禁，热烈地吻她的嘴唇和下巴，把她抱得更紧了。

“别再闹了。”她干巴巴地说。

过了一会儿，她不在马车里了。俱乐部的灯光辉煌的大门附近站着一个警察，用一种难听的口气对潘捷列伊蒙嚷道：

“你停在这儿干什么，你这呆鸟？快把车赶走！”

斯达尔采夫坐车回家去，可是不久就又回来了。他穿一件别人的晚礼服，戴一个白色硬领结，那领结不知怎的老是翘起来，一味要从领口上滑开。午夜时分，他坐在俱乐部的休息室里，迷恋地对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

“噢，凡是从没爱过的人，哪儿会懂得什么叫做爱！依我看来，至今还没有人真实地描写过爱情，那种温柔的、欢乐的、痛苦的感情恐怕根本就没法描写出来；凡是领略过那种感情的人，哪怕只领略过一回，也绝不会打算用语言把它表白出来。不过，何必讲许多开场白，何必渲染呢？何必讲许多好听的废话呢？我的爱是无边无际的……我请求，我恳求您，”斯达尔采夫终于说出口，“做我的妻子吧！”

“德米特里·约内奇，”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想了一想，现出很严肃的表情说，“德米特里·约内奇，承蒙不弃，我感激得很。我尊敬您，不过……”她站起来，立在那儿接着说，“不过，原谅我，我不能做您的妻子。我们来严肃地谈一谈。德米特里·约内奇，您知道，我爱艺术胜过爱生活里的任什么东西，我爱音乐爱得发疯，我崇拜音乐，我已经把我的一生献给它了。我要做一个艺术家，我要名望，成功，自由。您呢，却要我在这城里住下去，继续过这种空洞无益的生活，这种生活我受不了。做太太，啊，不行，原谅我！人得朝一个崇高光辉的目标奋斗才成，家庭生活会从此缚住我的手脚。德米特里·约内奇，”（她念到他的名字就微微一笑，这个名字使她想起了“阿列克谢·菲奥菲拉克特奇”。）“德米特里·约内奇，您是聪明高尚的好人，您比谁都好……”眼泪涌上她的眼眶，“我满心感激您，不过……不过您得明白……”

她掉转身去，走出休息室，免得自己哭出来。

斯达尔采夫的心停止了不安的悸跳。他走出俱乐部，来到街上，首先扯掉那硬领结，长吁一口气。他有点难为情，他的自尊心受了委屈（他没料到会受到拒绝），他不能相信他的一切梦想、希望、渴念，竟会弄到这么一个荒唐的结局，简直跟业余演出的什么小戏里的结局一样。他为自己的感情难过，为自己的爱情难过，真是难过极了，好像马上就会痛哭一场，或者拿起伞来使劲敲一顿潘捷列伊蒙的宽阔的背脊似的。

接连三天，他什么事也没法做，吃不下，睡不着。可是等到消息传来，说是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已经到莫斯科去进音乐学院了，他倒定下心来，照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

后来，他有时候回想以前怎样在墓园里漫步，怎样坐着马车跑遍全城找一套晚礼服，他就懒洋洋地伸个懒腰，说：

“唉，惹出过多少麻烦！”

四

四年过去了。斯达尔采夫在城里的医疗业务已经很繁忙。每天早晨他匆匆忙忙地在嘉里日给病人看病，然后坐车到城里给病人看病。这时候他的马车已经不是由两匹马而是由三匹系着小铃铛的马拉着了。他要到夜深才回家去。他已经发胖，不大愿意走路，因为他害气喘病了。潘捷列伊蒙也发胖。他的腰身越宽，他就越发悲凉地叹气，抱怨自己命苦：赶马车！

斯达尔采夫常到各处人家去走动，会见很多的人，可是跟谁也不接近。城里人那种谈话，那种对生活的看法，甚至那种外表，都惹得他不痛快。经验渐渐教会他：每逢他跟一个城里人打牌或者吃饭，那个人多半还算得上是一个温顺的、好心肠的、甚至并不愚蠢的人，可是只要话题不是吃食，比方转到政治或者科学方面来，那人一定会茫然不懂，或者讲出一套愚蠢恶毒的大道理来，弄得他只好摆一摆手，走掉了事。斯达尔采夫哪怕跟思想开通的城里人谈起天来，比方谈到人类，说是谢天谢地，人类总算在进步，往后总有一天可以取消公民证和死刑了，那位城里人就会斜起眼来狐疑地看他，问道：“那么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在大街上随意杀人？”斯达尔采夫在交际场合中，遇着喝茶或者吃晚饭的时候，说到人必须工作，说到生活缺了劳动就不行，大家就会把那些话当做训斥，生起气来，反复争辩。虽然这样，可是那些城里人还是什么也不干，一点事也不做，对什么都不发生兴趣，因此简直想不出能跟他们谈什么事。斯达尔采夫就避免谈话，只限于吃点东西或者玩“文特”。遇上谁家有喜庆的事请客，他被请去吃饭，他就一声不响地坐着吃，眼睛瞧着自己的碟子。筵席上大家讲的话，全都没意思、不公道、无聊。他觉得气愤，激动，可是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老是保持阴郁的沉默，瞧着菜碟，城里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架子大的波兰人”，其实他根本不是波兰人。

像戏剧或者音乐会一类的娱乐，他是全不参加的，不过他天天傍晚一定玩三个钟头的“文特”，倒也玩得津津有味。他还有一种娱乐，那是他不知不觉渐渐养成习惯的：每到傍晚，他总要从衣袋里拿出看病赚来的钞票细细地清点，那都是些黄的和绿的票子，有的带香水味，有的带香醋[13]味，有的带熏香[14]味，有的带鱼油味，有时候所有的衣袋里都塞得满满的，约莫有七十个卢布，等到凑满好几百，他就拿到互相信用公司去存活期存款。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走后，四年中间他只到图尔金家里去过两次，都是经薇拉·约瑟福芙娜请去的，她仍旧在请人医治偏头痛。每年夏天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回来跟爹娘同住在一块儿，可是他没跟她见过一回面，不知怎的，两回都错过了。

不过现在，四年过去了。一个晴朗温暖的早晨，一封信送到医院里来。薇拉·约瑟福芙娜写信给德米特里·约内奇说，她很惦记他，请他一定去看她，解除她的痛苦，顺便提到今天是她的生日。信后还附着一笔：“我附和我母亲的邀请。”

斯达尔采夫想了一想，傍晚就到图尔金家里去了。

“啊，您老好哇？”伊万·彼得罗维奇迎接他，眼笑脸不笑，“彭茹尔杰。[15]”

薇拉·约瑟福芙娜老得多了，头发白了许多，跟斯达尔采夫握手，装模作样地叹气，说：

“您不愿意向我献殷勤了，大夫。我们这儿您也不来了。我太老，配不上您了。不过现在有个年轻的来了，也许她运气会好一点也说不定。”

科契克呢？她瘦了，白了，可也更漂亮更苗条了。不过现在她是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是科契克了，她失去旧日的朝气和那种稚气的天真烂漫神情。她的目光和神态有了点新的东西，一种惭愧的、拘谨的味儿，仿佛她在图尔金家里是做客似的。

“过了多少夏天，多少冬天啊！”她说，向斯达尔采夫伸出手。他看得出她兴奋得心跳，她带着好奇心凝神瞧着他的脸，接着说，“您长得好胖！您晒黑了，男人气概更足了，不过大体看来，您还没怎么大变。”

这时候，他也觉得她动人，动人得很，不过她缺了点什么，再不然就是多了点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怎么回事了，可是有一种什么东西作梗，使他生不出从前那种感觉来了。他不喜欢她那种苍白的脸色、新有的神情、淡淡的笑容、说话的声音，过不久就连她的衣服，她坐的那张安乐椅，他也不喜欢了。他回想过去几乎要娶她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他也不喜欢。他想起四年以前使得他激动的那种热爱、梦想、希望，他觉得不自在了。

他们喝茶，吃甜馅饼。然后薇拉·约瑟福芙娜朗诵一部小说。她念着生活里绝不会有的事，斯达尔采夫听着，瞧着她的美丽的白发，等她念完。

“不会写小说，”他想，“不能算是蠢。写了小说而不藏起来，那才是蠢。”

“真不赖。”伊万·彼得罗维奇说。

然后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在钢琴那儿弹了很久，声音嘈杂。等到她弹完，大家费了不少工夫向她道谢，称赞她。

“幸好我没娶她。”斯达尔采夫想。

她瞧着他，明明希望他请她到花园里去，可是他却一声不响。

“我们来谈谈心，”她走到他面前说，“您过得怎么样？您在做些什么事？境况怎么样？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您，”她神经质地说下去，“我原本想写信给您，原来想亲自上嘉里日去看您。我已经下决心要动身了，可是后来变了卦，上帝才知道现在您对我是什么看法。我今天多么兴奋地等着您来。看在上帝面上，我们到花园里去走走吧。”

他们走进花园，在那棵老枫树底下的长凳上坐下来，跟四年前一样。天黑了。

“您过得怎么样？”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问。

“没什么，马马虎虎。”斯达尔采夫回答。

他再也想不出别的话来。他们沉默了。

“我兴奋得很，”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用双手蒙住脸，“不过您也别在意。我回到家来，那么快活。看见每一个人，我那么高兴，我还没有能够习惯。这么多的回忆！我觉得我们说不定会一口气谈到天明呢。”

现在他挨近了看着她的脸、她那放光的眼睛。在这儿，在黑暗里，她比在房间里显得年轻，就连她旧有那种孩子气的神情好像也回到她脸上来了。实在，她也的确带着天真的好奇神气瞧他，仿佛要凑近一点，仔细看一看而且了解一下这个原先那么热烈那么温柔地爱她、却又那么不幸的男子似的。为了那种热爱，她的眼睛在向他道谢。于是他想起以前那些事情，想起最小的细节：他怎样在墓园里走来走去，后来快到早晨怎样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他忽然感到悲凉，为往事惆怅了。他的心里开始点起一团火。

“您还记得那天傍晚我怎样送您上俱乐部去吗？”他说，“那时候下着雨，天挺黑……”

他心头的热火不断地烧起来，他要诉说，要抱怨生活……

“唉！”他叹道，“刚才您问我过得怎么样。我们在这儿过的是什么生活哟？哼，简直算不得生活。我们老了，发胖了，泄气了。白昼和夜晚，一天天地过去，生活悄悄地溜掉，没一点光彩，没一点印象，没一点思想……白天，赚钱，傍晚呢，去俱乐部。那伙人全是牌迷，酒鬼，嗓音嘶哑的家伙，我简直受不了。这生活有什么好呢？”

“可是您有工作，有生活的崇高目标啊。往常您总是那么喜欢谈您的医院。那时候我却是个怪女孩子，自以为是伟大的钢琴家。其实，现在凡是年轻的小姐都弹钢琴，我也跟别人一样地弹，我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那种弹钢琴的本事就如同我母亲写小说的本事一样。当然，我那时候不了解您，不过后来在莫斯科，我却常常想到您。我只想念您一个人。做一个地方自治局医师，帮助受苦的人，为民众服务，那是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热烈地反复说着，“我在莫斯科想到您的时候，您在我心目中显得那么完美，那么崇高……”

斯达尔采夫想起每天晚上从衣袋里拿出钞票来，津津有味地清点，他心里那团火就熄灭了。

他站起来，要走回正房去。她挽住他的胳膊。

“您是我生平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好的人，”她接着说，“我们该常常见面，谈谈心，对不对？答应我。我不是什么钢琴家，我已经不夸大我自己。我不会再在您面前弹琴，或者谈音乐了。”

他们回到正房，斯达尔采夫就着傍晚的灯光瞧见她的脸，瞧见她那对凝神细看的、悲哀的、感激的眼睛看着他，他觉得不安起来，又暗自想道：“幸亏那时候我没娶她。”

他告辞。

“按照罗马法，您可没有任何理由不吃晚饭就走，”伊万·彼得罗维奇一面送他出门，一面说，“您这态度完全是垂直线。喂，现在，表演一下吧！”他在前厅对巴瓦说。

巴瓦不再是小孩子，而是留了上髭的青年了。他拉开架势，扬起胳膊，用悲惨惨的声调说：

“苦命的女人，死吧！”

这一切都惹得斯达尔采夫不痛快。他坐上马车，瞧着从前为他所珍爱宝贵的乌黑的房子和花园，一下子想到了那一切情景，薇拉·约瑟福芙娜的小说、科契克的热闹的琴声、伊万·彼得罗维奇的俏皮话、巴瓦的悲剧姿势，他心想：这些全城顶有才能的人尚且这样浅薄无聊，那么这座城还会有什么道理呢？

三天以后，巴瓦送来一封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写的信。她写道：

您不来看我们。为什么？我担心您别是对我们变了心吧。我担心，我一想到这个就害怕。您要叫我安心才好，来吧，告诉我说并没出什么变化。

我得跟您谈一谈。——您的叶·图。

他看完信，想一想，对巴瓦说：

“伙计，你回去告诉她们，说今天我不能去，我很忙。就说过三天我再去。”

可是三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去。有一回他坐着车子凑巧路过图尔金家，想起来他该进去坐一坐才对，可是想了一想……还是没有进去。

从此，他再也没到图尔金家里去过。

五

又过了好几年。斯达尔采夫长得越发肥胖，满身脂肪，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走路脑袋往后仰了。每逢他肥肥胖胖、满面红光地坐上铃声叮当、由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出门，同时那个也是肥肥胖胖、满面红光的潘捷列伊蒙挺直长满了肉的后脑壳，坐上车夫座位，两条胳膊向前平伸，仿佛是木头做的一样，而且向过路的行人嚷着：“靠右，右边走！”那真是一幅动人的图画，别人会觉得这坐车的不是人，却是一个异教的神[16]。在城里，他的生意忙得很，连歇气的工夫也没有。他已经有一个田庄、两所城里的房子，正看中第三所合算的房子。每逢他在互相信用公司里听说有一所房子正在出卖，他就不客气地走进那所房子，走遍各个房间，也不管那些没穿好衣服的妇女和孩子惊愕张皇地瞧着他，用手杖戳遍各处的房门，说：

“这是书房？这是寝室？那么这是什么房间？”

他一面走着说着，一面喘吁吁，擦掉额头上的汗珠。

他有许多事要办，可是仍旧不放弃地方自治局的职务。他贪钱，恨不得这儿那儿都跑到才好。在嘉里日也好，在城里也好，人家已经简单地称呼他“约内奇”：“这个约内奇要上哪儿去？”或者，“要不要请约内奇来会诊？”

大概因为他的喉咙那儿叠着好几层肥油吧，他的声调变了，他的语声又细又尖。他的性情也变了，他变得又凶又暴。他给病人看病，总是发脾气。他急躁地用手杖敲地板，用他那种不入耳的声音嚷道：

“请您光是回答我问的话！别说废话！”

他单身一个人。他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他对什么事也不发生兴趣。

他在嘉里日前后所住的那些年间，只有对科契克的爱情算是他唯一的快活事，恐怕也要算是最后一回的快活事。到傍晚，他总上俱乐部去玩“文特”，然后独自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吃晚饭。伊万，服务员当中年纪顶大也顶有规矩的一个，伺候他，给他送去“第十七号拉菲特”酒。俱乐部里每一个人，主任也好，厨师也好，服务员也好，都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想尽方法极力迎合他，要不然，说不定他就会忽然大发脾气，拿起手杖来敲地板。

他吃晚饭的时候，偶尔回转身去，在别人的谈话当中插嘴：

“你们在说什么？啊？说谁？”

遇到邻桌有人提到图尔金家，他就问：

“你们说的是哪个图尔金家？你们是说有个女儿会弹钢琴的那一家吗？”

关于他，可以述说的，都在这儿了。

图尔金家呢？伊万·彼得罗维奇没有变老，一丁点儿都没变，仍旧爱说俏皮话，讲掌故。薇拉·约瑟福芙娜也仍旧兴致勃勃地朗诵她的小说给客人听，念得动人而朴实。科契克呢，天天弹钢琴，一连弹四个钟头。她明显地见老了，常生病，年年秋天跟母亲一块儿上克里米亚去。伊万·彼得罗维奇送她们上车站，车一开，他就擦眼泪，嚷道：

“再会啰！”

他挥动他的手绢。

1898年

[1] 基督教的节日，在复活节后的第四十日。

[2] 意思是“在我还不懂愁苦的时候……”，这是诗人杰尔维格的诗《悲歌》，经另一诗人亚科甫科夫编成歌曲。

[3] 薇拉的爱称。

[4]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所著剧本《奥赛罗》中的男主人公。他疑妻不贞，杀死了她。

[5] 俄文伊万等于法文的让。

[6] 法语：叫人给我们拿茶来。

[7] 叶卡捷琳娜的爱称。

[8] 这是极高的赞语，似是波乔木金公爵对伟大的俄罗斯剧作家冯维辛说的，那是在一八七二年喜剧《纨绔少年》初次公演以后。

[9] 这是普希金抒情诗《夜》中的一行，在谱成歌曲时作曲家已略加更动。原句不是这样，而是“在你听来，我的声音那么亲切，那么懒散……”

[10] 偏头痛是一种神经性的头痛。

[11] 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12] 意思是“铁门都坏了，墙上的泥灰剥落了。”

[13] 一种化妆品，洗脸时和在脸水里用。

[14] 一种带香味的树脂，在举行宗教上的礼拜式时烧出烟来。

[15] 把法语Bonjour（您好）加上了俄语语法意在取笑。

[16] 指木雕的偶像。

出诊

教授接到利亚利科夫工厂打来的一封电报，请他赶快就去。从那封文理不通的长电报上，人只能看懂这一点：有个利亚利科娃太太，大概就是工厂的厂主，她的女儿生病了，此外的话就看不懂了。教授自己没有去，派他的住院医师科罗廖夫替他去了。

他得坐火车到离莫斯科两站路的地方，然后出车站坐马车走大约四俄里。有一辆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已经奉命在车站等科罗廖夫了。车夫戴着一顶插一根孔雀毛的帽子，他对医师所问的一切话都照军人那样高声回答：“决不是！”“是那样！”那是星期六的黄昏，太阳正在落下去。工人从工厂出来，成群结伙到火车站去，他们见到科罗廖夫坐着的马车就鞠躬。黄昏、庄园、两旁的别墅、桦树、四周的恬静气氛，使科罗廖夫看得入迷，这时候在假日前夜，田野、树林、太阳，好像跟工人一块儿准备着休息，也许还准备着祷告呢……

他生在莫斯科，而且是在那儿长大成人的。他不了解乡村，素来对工厂不感觉兴趣，也从没到工厂里去过。不过他偶尔也看过讲到工厂的文章，还到厂主家里拜访过，跟他们谈过天。他每逢看见远处或近处有一家工厂，总是暗想从外面来看那是多么安静，多么平和，至于里面，做厂主的大概是彻头彻尾的愚昧，昏天黑地的自私自利，工人做着枯燥无味、损害健康的苦工，大家吵嘴，灌酒，满身的虱子。现在那些工人正在战战兢兢、恭恭敬敬地给四轮马车让路，他在他们的脸上、便帽上、步法上，看出他们浑身肮脏，带着醉意，心浮气躁，精神恍惚。

他的车子走进了工厂大门。他看见两边是工人的小房子，看见许多女人的脸，看见门廊上晾着被子和衬衫。“小心马车！”车夫嚷道，却并不勒住马。那是个大院子，地上没有青草。院子里有五座大厂房，彼此相离不很远，各有一根大烟囱，此外还有一些货栈和棚子，样样东西上都积着一层灰白的粉末，像是灰尘。这儿那儿，就跟沙漠里的绿洲似的，有些可怜相的小花园，和管理人员所住的房子的红色或绿色房顶。车夫忽然勒住马，马车就在一所重新上过灰色油漆的房子前面停住了。这儿有一个小花园，种着紫丁香，花丛上积满尘土。黄色的门廊上有一股浓重的油漆味。

“请进，大夫，”好几个女人的语声在过道里和前厅里说，同时传来了叹息和低语的声音，“请进，我们盼您好久了……真是烦恼。请您往这边走。”

利亚利科娃太太是一个挺胖的、上了岁数的太太，穿一件黑绸连衣裙，袖子样式挺时髦，不过从她的面容看来，她是个普通的、没受过教育的女人。她心神不宁地瞧着大夫，不敢对他伸出手去。她没有那份勇气。她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头发剪短，戴着夹鼻眼镜，穿一件花花绿绿的短上衣，长得清瘦，年纪已经不算轻了。女仆称呼她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科罗廖夫猜想这人是家庭女教师。大概她是这家人里顶有学问的人物，所以受到嘱托来迎接和招待这位大夫吧，因为她马上急急忙忙地开始述说得病的原因，讲了许多琐碎而惹人讨厌的细节，可是偏偏没说出是谁在害病，害的是什么病。

医师和家庭女教师坐着谈话，女主人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等着。科罗廖夫从谈话里知道病人是利亚利科娃太太的独生女和继承人，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名叫丽莎。她害病很久了，请过各式各样的医师治过病，昨天夜里，从黄昏起到今天早晨止她心跳得厉害，弄得一家人全没睡觉，担心她别是要死了。

“我们这位小姐，可以说，从小就有病，”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用娇滴滴的声音说，屡次用手擦嘴唇，“医师说她神经有毛病，她小时候害过瘰疬病，可是医师把那病闷到她心里去了，所以我想毛病也许就出在这上面了。”

他们去看病人。病人已经完全是个成人，身材高大，可是长得跟母亲一样难看，眼睛也一样小，脸的下半部分宽得不相称。她躺在那儿，头发蓬松，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科罗廖夫第一眼看上去，得了这么一个印象：她好像是一个身世悲惨的穷人，多亏别人慈悲，才把她弄来藏在这儿。他不能相信这人就是五座大厂房的继承人。

“我来看您，”科罗廖夫开口说，“我是来给您治病的。您好。”

他说出自己的姓名，跟她握手，那是一只难看的、冰凉的大手。她坐起来，明明早已习惯让医师看病了，裸露着肩膀和胸脯一点也不在乎，听凭医师给她听诊。

“我心跳，”她说，“通宵跳得厉害极了……我差点吓死！请您给点什么药吃吧。”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

科罗廖夫诊查过后，耸一耸肩膀。

“心脏挺好，”他说，“一切都正常，一切都没有毛病。一定是您的神经有点不对头，不过那也是十分平常的事。必须认为，就是神经上的毛病也已经过去了，您躺下来睡一觉吧。”

这当儿一盏灯送进寝室里来。病人看见灯光就眯细眼睛，忽然双手捧着头，号啕大哭起来。于是难看的穷人的印象忽然消散，科罗廖夫也不再觉得那对眼睛小，下半个脸过分宽了。看见一种柔和的痛苦表情，这表情是那么委婉动人，在他看来她周身显得匀称、娇气、朴实了，他不由得想要安慰她，不过不是用药，也不是用医师的忠告，而是用亲切简单的话。她母亲搂住她的头，让她贴紧自己的身子。老太太的脸上现出多么绝望，多么悲痛的神情啊！她，做母亲的，抚养她，把她养大成人，一点不怕花钱，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她身上，叫她学会法语、跳舞、音乐，为她请过十来个老师，请过顶好的医师，还请一个家庭女教师住在家里。现在呢，她弄不明白她女儿的眼泪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她这么愁苦，她不懂，她惶恐，她脸上现出惭愧、不安、绝望的表情，仿佛她忽略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有一件什么事还没做好，有一个什么人还没请来，不过究竟那人是谁，她却不知道了。

“丽桑卡[1]，你又哭了……又哭了，”她说，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我的心肝，我的宝贝，我的乖孩子，告诉我，你怎么了？可怜可怜我，告诉我吧。”

两个人都哀哀地哭了。科罗廖夫在床边坐下，拿起丽莎的手。

“得了，犯得上这么哭吗？”他亲切地说，“真的，这世界上任什么事都值不得这么掉眼泪。算了，别哭了，这没用处……”

同时他心里暗想：

“她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我们工厂里的医师给她溴化钾吃，”家庭女教师说，“可是我发觉她吃下去更糟。依我看来，真要是治心脏，那一定得是药水……我忘记那药水的名字了……是铃兰滴剂吧，对不对？”

随后她又详详细细解释一番。她打断医师的话，妨碍他讲话。她脸上带着操心的神情，仿佛认为自己既是全家当中顶有学问的人，那就应该跟医师连绵不断地谈下去，而且一定得谈医学。

科罗廖夫觉得厌烦了。

“我认为这病没有什么大关系，”他走出卧房，对那位母亲说，“既然您的女儿由厂医在看病，那就让他看下去好了。这以前他下的药都是对的，我看用不着换医师。何必换呢？这是普普通通的小病，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从容地讲着，一面戴手套，可是利亚利科娃太太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他。

“现在离十点钟那班火车只差半个钟头了，”他说，“我希望我不要误了车才好。”

“您不能在我们这儿住下吗？”她问，眼泪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了，“我不好意思麻烦您，不过求您行行好……看在上帝面上，”她接着低声说，朝门口看一眼，“在我们这儿住一夜吧。她是我的命根子……独生女……昨天晚上她把我吓坏了，我都沉不住气了……看在上帝面上，您别走！……”

他本来想对她说他在莫斯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说他家里的人正在等他回去，他觉着在陌生人家里毫无必要地消磨一个黄昏再过一个通宵是一件苦事，可是他看了看她的脸，就叹一口气，一言不发地把手套脱掉了。

为了他，客厅和休息室里的灯和蜡烛全点亮了。他在钢琴前面坐下来，翻一会儿乐谱，然后瞧墙上的画片，瞧画像。那些画片是油画，镶着金边框子，画的是克里米亚的风景，浪潮澎湃的海上浮着一条小船，一个天主教教士拿着一个酒杯，那些画儿全都干巴巴，过分雕琢，没有才气……画像上也没有一张美丽的、顺眼的脸，尽是些高颧骨和惊讶的眼睛。丽莎的父亲利亚利科夫前额很低，脸上带着扬扬得意的表情，他的制服像口袋似的套在他那魁伟强壮的身子上面，胸前戴着一个奖章和一个红十字章。房间里缺乏文雅的迹象，奢华的布置也是偶然凑成，并不是精心安排的，一点也不舒适，就跟那套制服一样。地板亮得照眼，枝形吊灯架也刺眼，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起一段故事，讲的是一个商人，就是去洗澡的时候，脖子上也套着一个奖章……

从前厅传来交头接耳的语声，有人在轻声地打鼾。忽然，房子外面传来金属的、刺耳的、时断时续的声音，那是科罗廖夫以前从没听到过的，现在他也不懂那是什么声音。这响声在他的心里挑起奇特的、不愉快的反应。

“看样子，怎么也不该留在这儿住下……”他想，又去翻乐谱。

“大夫，请来吃点东西！”家庭女教师低声招呼他。

他去吃晚饭。饭桌很大，上面摆着许许多多凉菜和酒，可是吃晚饭的只有两个人：他和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她喝红葡萄酒，吃得很快，一面戴起夹鼻眼镜瞧他，一面说话：

“这儿的工人对我们很满意。每年冬天我们工厂里总要演剧，由工人自己演。他们常听到有幻灯片配合的朗读会，他们有极好的茶室，看样子，他们真是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对我们很忠心，听说丽桑卡病重了，就为她做祈祷。虽然他们没受过教育，倒是些有感情的人呢。”

“你们这家里仿佛没有一个男人。”科罗廖夫说。

“一个也没有。彼得·尼卡诺雷奇已经在一年半以前去世，剩下来的只有我们这些女人了。因此，这儿一共只有我们三个人。夏天，我们住在这儿，冬天呢，我们住在莫斯科或者波梁卡。我在她们这儿已经住了十一年。跟自家人一样了。”

晚饭有鲟鱼、鸡肉饼、糖煮水果，酒全是名贵的法国葡萄酒。

“请您别客气，大夫，”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说，吃着，攥着拳头擦嘴。看得出来，她觉得这儿的生活满意极了，“请再吃一点。”

饭后，医师被人领到为他准备好床铺的房间里去了。可是他还没有睡意。房间里闷得很，而且有油漆的气味，他就披上大衣，出去了。

外面天气凉爽，天空已经现出微微的曙光，那五座竖着高烟囱的大厂房、棚子、货栈在潮湿的空气里清楚地显出轮廓。由于假日到了，工人没有做工，窗子里漆黑，只有一座厂房里还生着炉子，有两个窗子现出红光，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偶尔裹着火星。院子外边远远的有青蛙呱呱地叫，夜莺在歌唱。

他瞧着厂房和工人在其中睡觉的棚子，又想起每逢看见工厂的时候总会想到的种种念头。尽管让工人演剧啦，看幻灯片啦，请厂医啦，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良措施啦，可是他今天从火车站来一路上所遇见的工人，跟许久以前，在没有工厂戏剧和种种改良措施以前，他小时候看见的那些工人相比仍旧没有什么两样。他作为医师，善于正确判断那种根本病因无法查明，因而无法医治的慢性病，他把工厂也看做一种不能理解的东西，它的存在原因也不明不白，而且没法消除。他并不是认为凡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种种措施都是多余的，不过这跟医治不治之症一样。

“当然，这是一种不能理解的事……”他想，瞧着暗红色的窗子，“一千五百到两千个工人在不健康的环境里不停地做工，做出质地粗劣的印花布，半饥半饱地生活着，只有偶尔进了小酒店才会从这种噩梦里渐渐醒过来。另外还有百把人监督工人做工，这百把人一生一世只管记录工人的罚金，骂人，态度不公正，只有两三个所谓的厂主，虽然自己一点工也不做，而且看不起那些糟糕的印花布，倒坐享工厂的利益。可是，那是什么样的利益呢？他们在怎样享受呢？利亚利科娃和她女儿都悲悲惨惨，谁瞧见她们都会觉得可怜，只有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那戴夹鼻眼镜的、相当愚蠢的老处女，才生活得满意。这么说起来，这五座大厂房里所以有那么多人做工，次劣的花布所以在东方的市场上销售，只是为了叫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可以吃到鲟鱼，喝到红葡萄酒罢了。”

忽然传来一种古怪的声音，就是晚饭以前科罗廖夫听到的那种声音。不知是谁，在一座厂房的近旁敲着一片金属的板子。他敲出一个响声来，可又马上止住那震颤的余音，因此成了一种短促而刺耳的、不畅快的响声，听上去好像“杰儿……杰儿……杰儿……”然后稍稍沉静一会儿，另一座厂房那边也传来同样断断续续的、不好听的响声，那声音更加低沉：“德雷恩……德雷恩……德雷恩……”敲了十一回。显然，这是守夜人在报时：现在是十一点钟了。

他又听见第三座厂房旁边传来：“扎克……扎克……扎克……”于是所有的厂房旁边全都响起了声音，随后木棚背后和门外也有了。在夜晚的静寂里，这些声音好像是那个瞪着红眼的怪物发出来的，那怪物是魔鬼，他在这儿既统制着厂主，也统制着工人，同时欺骗他们双方。

科罗廖夫走出院子，来到空旷的田野上。

“谁在走动？”有人用粗鲁的声音在门口对他喊了一声。

“就跟在监狱里一样……”他想，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走到这儿，夜莺和青蛙的叫声听起来更清楚一点，人可以感到这是五月间的夜晚了。车站那边传来火车的响声。不知什么地方，有几只没睡醒的公鸡喔喔地啼起来，可是夜晚仍旧平静，世界恬静地睡着了。离工场不远的一块空地上，立着一个房架子，那儿堆着建筑材料。科罗廖夫在木板上坐下来，继续思索：

“在这儿觉得舒服的只有女家庭教师一个人，工人做工是为了使她得到满足。不过，那只是表面看来是这样，她在这儿只不过是傀儡罢了。主要的东西是魔鬼，这儿的一切事都是为他做的。”

他想着他不相信的魔鬼，回过头去眺望那两扇闪着火光的窗子。他觉得，仿佛魔鬼正在用那两只红眼睛瞧着他似的，他就是那个创造了强者和弱者相互关系的来历不明的力量，创造了这个现在没法纠正过来的大错误。强者一定要妨害弱者生活下去，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可是这种话只有在报纸的论文里或者教科书上才容易使人了解，容易被人接受。至于在日常生活所表现的纷扰混乱里面，在编织着人类关系的种种琐事的错综复杂里面，那条法则却算不得一条法则，反而成了逻辑上的荒谬，因为强者也好，弱者也好，同样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下受苦，不由自主屈从着某种来历不明的、站在生活以外的、跟人类不相干的支配力量。科罗廖夫就这么坐在木板上想心事，他渐渐生出一种感觉，仿佛那个来历不明的神秘力量真就在自己附近，瞧着他似的。这之际，东方越来越白，时间过得很快。附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仿佛万物都死了似的，在黎明的灰白背景上，那五座厂房和它们的烟囱显得样子古怪，跟白天不一样。人完全忘了那里面有蒸汽发动机，有电气设备，有电话，却不知怎的，一个劲儿想着水上住宅[2]，想着石器时代，同时感到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粗暴的、无意识的力量……

又传来那响声：

“杰儿……杰儿……杰儿……杰儿……”

十二下。随后沉寂了，沉寂了这么半分钟，院子的另一头又响起来：

“德雷恩……德雷恩……德雷恩……”

“难听极了！”科罗廖夫想。

“扎克……扎克……”另外一个地方响起来，声音断断续续，尖锐，仿佛很烦躁似的，“扎克……扎克……”

为了报告十二点钟，前后一共要用去四分钟工夫。随后大地沉寂了，又给人那种印象，仿佛四周的万物都死去了似的。

科罗廖夫再略略坐一会儿，就走回正房去，可是在房间里又坐了很久，没有上床睡觉。隔壁那些房间里，有人低声说话，有拖鞋的声音，还有光脚走路的声音。

“莫非她又发病了？”科罗廖夫想。

他走出去看一看病人。各房间里已经很亮，一道微弱的阳光射透晨雾，照在客厅的地板上和墙上，颤抖着。丽莎的房门开着，她本人坐在床旁边一张安乐椅上，穿着长袍，没有梳头，围着披巾。窗帘放下来。

“您觉得怎样？”科罗廖夫问。

“谢谢您。”

他摸摸她的脉搏，然后把披在她额头上的头发理一理好。

“原来您没有睡觉，”他说，“外面天气好得很，这是春天了，夜莺在唱歌，您却坐在黑地里想心事。”

她听着，瞧着他的脸，她的眼神忧郁而伶俐。看得出来她想要跟他说话。

“您常这样吗？”他问。

她动一动嘴唇，回答说：

“常这样。我几乎每夜都难熬。”

这当儿院子里守夜人开始报告两点钟了。他们听见：“杰儿……杰儿……”她打了个冷战。

“打更的声音搅得您心不定吗？”他问。

“我不知道。这儿样样事情都搅得我心不定，”她回答说，随后思考了一下，“样样事情都搅得我心不定。我听出您的说话声音里含着同情。我头一眼看见您的时候，不知什么缘故，就觉得样样事都可以跟您谈一谈。”

“那我就请求您谈一谈吧。”

“我要对您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病，只是我心不定，我害怕，因为处在我的地位一定会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个顶健康的人，比方说，要是有个强盗在他窗子底下走动，那他也不会不心慌。常常有医师给我看病，”她接着说，眼睛瞧着自己的膝头，现出羞答答的微笑，“当然，我心里很感激，也不否认看病有好处，可是我只盼望跟一个亲近的人谈谈心，倒不是跟医师谈心，而是跟一个能了解我，也指得出我对或者不对的朋友谈心。”

“难道您没有朋友吗？”科罗廖夫问。

“我孤孤单单。我有母亲，我爱她，不过我仍旧孤孤单单。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孤独的人老是看书，却很少开口，也很少听到别人的话。在他们，生活是神秘的。他们是神秘主义者，常常在没有魔鬼的地方看见魔鬼。莱蒙托夫的达玛拉[3]是孤独的，所以她看见了魔鬼。”

“您老是看书吗？”

“对了。您要知道，我从早到晚，全部时间都闲着没事干。我白天看书，到了夜里脑子中空空洞洞，思想没有了，只有些阴影。”

“夜里您看见什么东西吗？”科罗廖夫问。

“没有看见什么，可是我觉着……”

她又微微地笑，抬起眼睛来瞧医师，那么忧郁、那么伶俐地瞧着他。他觉得她仿佛信任他，要跟他诚恳地谈一谈似的，她也正在那样想。不过她沉默着，也许在等他开口吧。

他知道应该对她说些什么话才对。他明明白白地觉得她得赶快丢下五座厂房和日后会继承到的百万家财，要是他处在她的地位，就会离开这个夜间出巡的魔鬼，他同样明明白白地觉得她自己也在这样想，只等着一个她信任的人来肯定她的想法罢了。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怎么说呢？对于已判决的犯人，谁也不好意思问他一声为了什么事情判的罪，同样，对于很有钱的人，谁也不便问一声他们要那么些钱有什么用，为什么他们这么不会利用财富，为什么他们甚至在看出财产造成了他们的不幸的时候还不肯丢掉那种财产。要是谈起这种话来，人照例会觉着难为情，发窘，而且会说得很长的。

“怎么说才好呢？”科罗廖夫暗自盘算着，“再者，有必要说出来吗？”

他没有率直地把心里要说的话说出来，而是转弯抹角地说了一下：

“您处在工厂主人和富足的继承人的地位，却并不满足；您不相信您有这种权利。于是现在，您睡不着觉了。这比起您满足，睡得酣畅，觉得样样事情都顺心当然好得多。您这种失眠是引人起敬的。不管怎样，这是个好兆头。真的，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些话在我们父母那一辈当中是不能想象的。他们夜里并不谈话，而是酣畅地睡觉。我们，我们这一代呢，却睡不好，受着煎熬，谈许许多多话，老是想判断我们做得对还是不对。然而，到我们的子孙辈，这个对不对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他们看起事情来会比我们清楚得多。过上五十年光景，生活一定会好过了；只是可惜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要是能够看一眼那时候的生活才有意思呢。”

“我们的子孙处在我们的地位上会怎么办呢？”丽莎问。

“我不知道……大概他们会丢开一切，走掉吧。”

“上哪儿去呢？”

“上哪儿去吗？……咦，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啊，”科罗廖夫说，笑起来，“一个有头脑的好人有的是地方可去。”

他看一看表。

“可是，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他说，“您该睡觉了。那就脱掉衣服，好好睡吧。我认识了您，很高兴，”他接着说，握了握她的手，“您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好人。晚安！”

他走回自己的房间，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马车被叫到门前来了，她们就都走出来，站在台阶上送他。丽莎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头发上插一朵花，身上穿一件白色连衣裙，像过节似的。跟昨天一样，她忧郁地、伶俐地瞧着他，微微笑着，说着话，时时刻刻现出一种神情，仿佛她要告诉他——只他一个人——什么特别的、要紧的事情似的。人们可以听见百灵鸟啭鸣，教堂里钟声叮当地响。厂房的窗子明晃晃地发亮。科罗廖夫坐着车子走出院子，然后顺着大路往火车站走去，这时候他不再想那些工人，不再想水上住宅，不再想魔鬼，只想着那个也许已经很近了的时代，到那时候，生活会跟这宁静的星期日早晨一样的光明畅快。他心想：在这样的春天早晨，坐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好马车出来，晒着太阳，是多么愉快啊。

1898年

[1] 丽莎的爱称。

[2] 指古昔湖上生活时代。

[3] 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中的女主人公。

宝贝儿

退休的八品文官普列米扬尼科夫的女儿奥莲卡[1]，坐在当院的门廊上，想心事。天气挺热，苍蝇讨厌地钉着人，不飞走。人想到不久就要天黑，心里那么痛快。乌黑的雨云从东方推上来，潮湿的空气时不时地从那边吹来。

库金站在院子中央，瞧着天空。他是剧团经理人，经营着“季沃里”游乐场，他本人就寄住在这个院里的一个厢房内。

“又要下雨了！”他灰心地说，“又要下雨了！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好像故意跟我为难似的！这简直是要我上吊！这简直是要我破产！天天要赔一大笔钱！”

他举起双手一拍，朝奥莲卡接着说：

“喏！奥莉加·谢苗诺芙娜，我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真要叫人哭一场！一个人好好工作，尽心竭力，筋疲力尽，夜里也睡不着觉，老是想怎样才能干好。可是结果怎么样？先不先，观众就是些没知识的人，野蛮人。我为他们排顶好的小歌剧、精致的仙境剧，请第一流的演唱家，可是难道他们要看吗？你当是他们看得懂？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哟！给他们排庸俗的戏就行！其次，请您看看这天气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下雨。从五月十号起下开了头，一连下了整整一个五月和一个六月。简直要命！看戏的一个也不来，可是租钱我不是照旧得付？演员的工钱我不是也照旧得给？”

第二天傍晚，阴云又四合了，库金歇斯底里般地狂笑着说：

“那有什么关系？要下雨就下吧！下得满花园灌满水，把我活活淹死就是！叫我这辈子倒霉，到了下一个世界也还是倒霉！让那些演员把我扭到法院去就是！法院算得了什么？索性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好了！送上断头台就是！哈哈哈！”

到第三天还是那一套……

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库金说话，有时候眼泪从她的眼眶里滚出来。临了，他的不幸打动她的心，她爱上他了。他又矮又瘦，脸色发黄，头发往两边分梳，讲话用的是尖细的男高音，他一讲话就撇嘴。他脸上老是有灰心的神情，可是他还是在她心里挑起一种真正的深厚感情。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早先，她爱她爸爸，现在他害了病，在一个黑房间里坐在一把圈椅上，呼吸困难。她还爱过她的姑妈，往常她姑妈隔一年总要从布良斯克来一回。再往前推，她在上初级中学的时候，爱过她的法语教师。她是个文静的、心好的、体贴人的姑娘，生着温顺柔和的眼睛和很结实的身子。男人要是看见她那胖嘟嘟的红脸蛋儿，看见她那生着一颗黑痣的、柔软白净的脖子，看见她一听到什么愉快的事情脸上就绽开的天真善良的笑容，就会暗想：“对了，这姑娘挺不错……”就也微微地笑，女客呢，在谈话中间往往情不自禁，忽然拉住她的手，忍不住满心爱悦地说：

“宝贝儿！”

这所房子坐落在城边茨冈区，离“季沃里”游乐场不远，她从生出来那天起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而且她父亲在遗嘱里已经写明这房子将来归她所有。一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见游乐场里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地爆响，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他的命运打仗，猛攻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观众，她的心就甜蜜地缩紧，她没有一点睡意了。等到天快亮了，他回到家来，她就轻轻地敲自己寝室的窗子，隔着窗帘只对他露出她的脸和一边的肩膀，温存地微笑着……

他就向她求婚，他们结了婚。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

“宝贝儿！”

他幸福，可是因为结婚那天昼夜下雨，灰心的表情就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们婚后过得很好。她掌管他的票房，照料游乐场的内务，记账，发工钱。她那绯红的脸蛋儿，可爱而天真的、像在发光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子里，时而在饮食部里，时而在后台，闪来闪去。她已经常常对她的熟人说，世界上顶了不起、顶重要、顶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剧院，只有在剧院里才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才会变得有教养，有人道主义精神。

“可是难道观众懂得这层道理吗？”她说，“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昨天晚场我们演改编的《浮士德》，差不多全场的包厢都空着，不过要是万尼奇卡和我叫他们上演一出庸俗的戏，那您放心好了，剧院里倒会挤得满满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叫他们上演‘奥尔菲欧司在地狱’。请您过来看吧。”

凡是库金讲到剧院和演员的话，她统统学说一遍。她也跟他一样看不起观众，因为他们无知，对艺术冷淡。她在彩排的时候出头管事，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师的品行。遇到本城报纸上发表对剧院不满意的评论，她就流泪，然后跑到报馆编辑部去疏通。

演员们喜欢她，叫她“万尼奇卡和我”，或者“宝贝儿”。她怜惜他们，稍稍借给他们一点钱。要是他们偶尔骗了她，她就偷偷流几滴眼泪，可是不告到她丈夫那儿去。

冬天他们也过得很好。整个一冬，他们租下本城的剧院演戏，只留出短短的几个空当，或是让给小俄罗斯的剧团，或是让给魔术师，或是让给本地业余爱好者上演。奥莲卡发胖了，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库金却黄下去，瘦下去，抱怨赔累太大，其实那年冬天生意不错。每天夜里他都咳嗽，她就给他喝覆盆子花汁和菩提树花汁，用香水擦他的身体，拿软和的披巾包好他。

“你真是我的心上人！”她捋平他的头发，十分诚恳地说，“你真招我疼！”

到四旬斋[2]，他动身到莫斯科去请剧团。他一走，她就睡不着觉，老是坐在窗前，瞧着星星。这时候她就把自己比做母鸡：公鸡不在窠里，母鸡也总是通宵睡不着，心不定。库金在莫斯科耽搁下来，写信回来说到复活节才能回来，此外，关于“季沃里”他还在信上交代了几件事。可是到受难节[3]前的星期一，夜深了，忽然传来不吉利的敲门声，不知道是谁在用劲捶那便门，就跟捶一个大桶似的——嘭嘭嘭！睡意蒙眬的厨娘光着脚啪嗒啪嗒地踩过泥水塘，跑去开门。

“劳驾，请开门！”有人在门外用低沉的男低音说，“有一封你们家的电报！”

奥莲卡以前也接到过丈夫的电报，可是这回不知什么缘故，她简直吓呆了。她用颤抖的手拆开电报，看见了如下的电文：

伊万·彼得罗维奇今日突然去世星期二究应如河殡葬请吉示下。

电报上真是那么写的——如“河”殡葬，还有那个完全讲不通的字眼“吉”。电报上是歌剧团导演署的下款。

“我的亲人！”奥莲卡痛哭起来，“万尼奇卡呀，我的爱人，我的亲人！为什么当初我跟你要相遇？为什么我要认识你，爱上你啊？你把你这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哟？……”

星期二他们把库金葬在莫斯科的瓦冈科沃墓地。星期三奥莲卡回到家，刚刚走进房门，就往床上一倒，放声大哭，声音响得隔壁院子里和街上全听得见。

“宝贝儿！”街坊说，在自己胸前画十字，“亲爱的奥莉加·谢苗诺芙娜，可怜，这么难过！”

三个月以后，有一天，奥莲卡做完弥撒走回家去，悲悲切切，深深地哀伤。凑巧有一个她的邻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从教堂走回家去，跟她并排走着。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木材场的经理。他戴一顶草帽，穿一件白坎肩，坎肩上系着金表链，看上去与其说像商人，还不如说像地主。

“万事都由天定，奥莉加·谢苗诺芙娜，”他庄严地说，声音里含着同情的调子，“要是我们的亲人死了，那一定是出于上帝的旨意，遇到那种情形我们应当忍住悲痛，逆来顺受才对。”

他把奥莲卡送到门口，对她说了再会，就往前走了。这以后，那一整天，她的耳朵里老是响着他那庄严的声音，她一闭眼就仿佛看到他那把黑胡子。她很喜欢他。而且她明明也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不久以后就有一位不大熟识的、上了岁数的太太到她家里来喝咖啡，刚刚在桌旁坐定就立刻谈起普斯托瓦洛夫，说他是一个可靠的好人，随便哪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都乐于嫁给他。三天以后，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门来拜访了。他没坐多久，只不过十分钟光景，说的话也不多，可是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通宵都没睡着，浑身发热，好像害了热病，到第二天早晨就派人去请那位上了岁数的太太来。婚事很快就讲定，随后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和奥莲卡婚后过得很好。通常，他坐在木材场里直到吃午饭的时候，饭后就出去接洽生意，于是奥莲卡就替他坐在办公室里，算账，卖货，直到黄昏时候才走。

“如今木材一年年贵起来，一年要涨两成价钱，”她对顾客和熟人说，“求主怜恤我们吧，往常我们总是卖本地的木材，现在呢，瓦西奇卡只好每年到莫吉列夫省去办木材了。运费好大呀！”她接着说，现出害怕的神情双手捂住脸，“好大的运费！”

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做过很久很久的木材买卖，觉得生活中顶要紧、顶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什么“梁木”啦，“原木”啦，“薄板”啦，“护墙板”啦，“箱子板”啦，“板条”啦，“木块”啦，“毛板”啦等等，在她听来，那些字音总含着点亲切动人的意味。……夜里睡觉以后，她梦见薄板和木板堆积如山，长得没有尽头的一串大车载着木材从城外远远的什么地方走来。她还梦见一大批十二俄尺高、五俄寸厚的原木竖起来，在木材场上开步走，于是原木、梁木、毛板，彼此相碰，发出干木头的嘭嘭声，一会儿倒下去，一会儿又竖起来，互相重叠着。奥莲卡在睡梦中叫起来，普斯托瓦洛夫就对她温柔地说：

“奥莲卡，你怎么了，亲爱的？在胸前画十字吧。”

丈夫怎样想，她也就怎样想。要是他觉得房间里热，或者现在生意变得清淡，她就也那么想。她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遇到节日总是待在家里。她就也照那样做。

“你们老是待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熟人们说，“你们应当去看看戏剧才对，宝贝儿，要不然就去看一看杂技也是好的。”

“瓦西奇卡和我没有工夫上剧院去，”她庄重地回答说，“我们是工作的人，我们可没有工夫去看那些胡闹的东西。看戏剧有什么好处呢？”

每到星期六普斯托瓦洛夫和她总是去参加彻夜祈祷，遇到节日就去做晨祷。他们从教堂出来，并排走回家去的时候，总是现出感动的脸容。他们俩周身都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她的绸子连衣裙发出好听的沙沙声。在家里，他们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酱，然后他们吃馅饼。每天中午，他们院子里和大门外街道上，总有红甜菜汤、煎羊肉，或者烧鸭子等等喷香的气味，遇到斋日就有鱼的气味，谁走过他们家的大门口都不能不犯馋。在办公室里，茶炊老是滚沸，他们招待顾客喝茶，吃面包圈。两夫妇每个星期去洗一回澡，并肩走回家来，两个人都是满面红光。

“没什么，我们过得挺好，谢谢上帝，”奥莲卡常常对熟人说，“只求上帝让人人都能过着瓦西奇卡和我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每逢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列夫省去采办木材，她总是十分想念他，通宵睡不着觉，哭。有一个军队里的年轻兽医斯米尔宁寄住在她家的厢房里，有时候傍晚来看她。他来跟她谈天，打牌，这样就解了她的烦闷。特别有趣味的是他自己的家庭生活的种种事情。他结过婚了，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跟妻子分居，因为她对他变了心，现在他还恨她，每月汇给她四十卢布做儿子的生活费。听到这些话，奥莲卡就叹气，摇头，替他难过。

“唉，求上帝保佑您，”在分手时候，她对他说，举着蜡烛送他下楼，“谢谢您来给我解闷儿，求上帝赐给您健康，圣母……”

她学丈夫的样，神情总是十分庄严稳重。兽医已经走出楼下的门外，她喊住他，说：

“您要明白，弗拉基米尔·普拉托内奇，您应当跟您的妻子和好。您至少应当看在儿子的份上原谅她！……您放心，那小家伙心里一定都明白。”

等到普斯托瓦洛夫回来，她就把兽医和他那不幸的家庭生活低声讲给他听，两个人就叹气，摇头，谈到那男孩，说那孩子一定想念父亲。后来，由于思想上发生了某种奇特的联系，他们两个都到圣像前面去，双双跪下叩头，求上帝赐给他们儿女。

就是这样，普斯托瓦洛夫夫妇在相亲相爱和融洽无间里平静安分地过了六年。可是，唉，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场里喝饱热茶，没戴帽子就走出门去卖木材，得了感冒，病了。她请来顶好的医生给他治病，可是病一天天重下去，过了四个月他就死了。奥莲卡就又守寡了。

“你把我丢给谁啊，我的亲人？”她送丈夫下葬后痛哭道，“现在没有了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人怎么过得下去啊？好心的人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魂吧……”

她穿上黑衣服，缝上白丧章，永远不戴帽子和手套了。她不大出门，只是间或到教堂去或者到丈夫的坟上去，老是待在家里，跟修道女一样。直到六个月以后，她才去掉白丧章，开了护窗板。有时候可以看见她早晨跟她的厨娘一块儿上市场去买菜，可是现在她在家里怎样生活，她家里情形怎样，那就只能猜测了。大家也真是在纷纷猜测，因为常看见她在自家的小花园里跟兽医一块儿喝茶，他对她大声念报上的新闻，又因为她在邮政局遇见一个熟识的女人，对那女人说：

“我们城里缺乏兽医的正确监督，因此发生了很多疾病。常常听说有些人因为喝牛奶得了病，或者从牛马身上招来了病。实际上对家畜的健康应该跟对人类的健康那样关心才对。”

她重述兽医的想法，现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显然，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她在她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换了别人，这种行径就会受到批评，不过对于奥莲卡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往坏里想，她生活里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谅解。他们俩的关系所起的变化，她和兽医都没对外人讲，还极力隐瞒着，可是这还是不行，因为奥莲卡守不住秘密。每逢他屋里来了客人，军队里的同行，她就给他们斟茶，或者给他们开晚饭，谈起牛瘟，谈起家畜的结核病，谈起本市的屠宰场。他呢，忸怩不安，等到客人散掉，他就抓住她的手，生气地轻声说：

“我早就要求过你别谈你不懂的事！我们兽医谈到我们的本行的时候，你别插嘴。这真叫人不痛快！”

她惊讶而且惶恐地瞧着他，问道：

“可是，沃洛杰奇卡，那要我谈什么好呢？”

她眼睛里含着一泡眼泪，搂住他，求他别生气。他们俩就都快活了。

可是这幸福没有维持多久。兽医动身，随着军队开拔，从此不回来了，因为军队已经调到很远的什么地方去，大概是西伯利亚吧。于是剩下奥莲卡孤单单一个人了。

现在她简直孤苦伶仃了。父亲早已去世，他的圈椅扔在阁楼上，布满灰尘，缺了一条腿。她瘦了，丑了，人家在街上遇到她，已经不照往常那样瞧她，也不对她微笑了。显然好岁月已经过去，落在后面。现在她得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熟悉的生活，关于那种生活还是不要去想的好。傍晚，奥莲卡坐在门廊上，听“季沃里”的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地响，可是这已经不能在她心头引起任何思想了。她漠不关心地瞧她的空院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盼望，然后等到黑夜降临，就上床睡觉，梦见她的空院子。她固然也吃也喝，不过那好像是出于不得已似的。

顶顶糟糕的是，她什么见解都没有了。她看见她周围的东西，也明白周围发生些什么事情，可是对那些东西和事情没法形成自己的看法，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有任何见解，那是多么可怕呀！比方说，她看见一个瓶子，看见天在下雨，或者看见一个乡下人坐着大车走过，可是她说不出那瓶子、那雨、那乡下人为什么存在，它们有什么意义，哪怕拿一千卢布给她，她也什么都说不出来。当初跟库金或普斯托瓦洛夫在一块儿，后来跟兽医在一块儿的时候，样样事情奥莲卡都能解释，随便什么事她都说得出自己的见解，可是现在，她的脑子里和她的心里，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涩，仿佛嚼苦艾一样。

渐渐，这座城向四面八方扩张开来。茨冈区已经叫做大街，“季沃里”游乐场和木材场的原址已经辟了一条条巷子，造了新房子。光阴跑得好快！奥莲卡的房子发黑，屋顶生锈，板棚歪斜，整个院子生满杂草和荆棘。奥莲卡自己也老了，丑了。夏天，她坐在走廊上，她心里跟以前一样又空洞又烦闷，充满苦味。冬天，她坐在窗前赏雪。每当她闻到春天的清香，或者风送来教堂的叮当钟声的时候，往事的记忆就突然涌上她的心头，她的心甜蜜地缩紧，眼睛里流出一汪汪眼泪，可是这也只不过有一分钟的工夫，过后心里又是空空洞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黑猫布雷斯卡依偎着她，柔声地咪咪叫，可是这种猫儿的温存不能打动奥莲卡的心。她可不需要这个！她需要的是那种能够抓住她整个身心、整个灵魂、整个理性的爱，那种给她思想、给她生活方向、温暖她的老血的爱。她把黑猫从裙子上抖掉，心烦地对它说：

“走开，走开！……用不着待在这儿！”

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没有一点快乐，没有一点见解。厨娘玛夫拉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七月里有一天很热，将近傍晚，城里的牲口刚沿街赶过去，整个院里满是飞尘，像云雾一样，忽然有人来敲门了。奥莲卡亲自去开门，睁眼一看，不由得呆住了：原来门外站着兽医斯米尔宁，白发苍苍，穿着便服。她忽然想起了一切，忍不住哭起来，把头偎在他的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非常激动，竟没有注意到他们俩后来怎样走进房子，怎样坐下来喝茶。

“我的亲人！”她嘟哝着说，快活得发抖，“弗拉基米尔·普拉托内奇！上帝从哪儿把你送来的？”

“我要在此地长住下来，”他说，“我已经退休，上这儿来打算凭自己的能力谋生计，过一种安定的生活。况且，现在我的儿子已经应该上学了。他长大了。您要知道，我已经跟我的妻子和好了。”

“她在哪儿呢？”奥莲卡问。

“她跟儿子一块儿在旅馆里，我这是出来找房子的。”

“主啊，圣徒啊，就住到我的房子里来好了！这里还不能安个家吗？咦，主啊，我又不要你们出房钱，”奥莲卡着急地说，又哭起来，“你们住在这边屋里，我搬到厢房里去住就行了。主啊，我好高兴！”

第二天房顶就上漆，墙壁刷白粉，奥莲卡把两只手叉在腰上，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发命令。她的脸上现出旧日的笑容，她全身都活过来，精神抖擞，仿佛睡了一大觉，刚刚醒来似的。兽医的妻子到了，那是一个又瘦又丑的女人，留着短短的头发，现出任性的神情。她带着她的小男孩萨沙，他是一个十岁的小胖子，身材矮小得跟他的年龄不相称，生着亮晶晶的蓝眼睛，两腮有两个酒窝。孩子刚刚走进院子，就追那只猫，立刻传来了他那快活而欢畅的笑声。

“大妈，这是您的猫吗？”他问奥莲卡，“等您的猫下了小猫，请您送给我们一只吧。妈妈特别怕耗子。”

奥莲卡跟他讲话，给他茶喝。她胸膛里的那颗心忽然温暖了，甜蜜蜜地收紧，倒仿佛这男孩是她亲生的儿子似的。每逢傍晚他在饭厅里坐下，温习功课，她就带着温情和怜悯瞧着他，喃喃说：

“我的宝贝儿，漂亮小伙子……我的小乖乖，长得这么白净，这么聪明。”

“‘海岛者，一片陆地，周围皆水也。’”他念道。

“海岛者，一片陆地……”她学着说，在多年的沉默和思想空虚以后，这还是她第一回很有信心地说出她的意见。

现在她有自己的意见了。晚饭时候，她跟萨沙的爹娘谈天，说现在孩子们在中学里功课多难，不过古典教育也还是比实科教育强，因为中学毕业后，出路很宽，想当医师也可以，想做工程师也可以。

萨沙开始上中学。他母亲动身到哈尔科夫去看她妹妹，从此没有回来。他父亲每天出门去给牲口看病，往往一连三天不住在家里。奥莲卡觉得萨沙完全没人管，在家里成了多余的人，会活活饿死。她就把他搬到自己的厢房里去住，在那儿给他布置一个小房间。

一连六个月，萨沙跟她一块儿住在厢房里。每天早晨奥莲卡到他的寝室里去，他睡得正香，手放在脸蛋底下，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她不忍心叫醒他。

“萨宪卡[4]，”她难过地说，“起来吧，乖乖！该上学去了。”

他就起床，穿好衣服，念完祷告，然后坐下来喝早茶。他喝下三杯茶，吃完两个大面包圈，外加半个法国奶油面包。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因此情绪不好。

“你还没背熟你那个寓言哪，萨宪卡，”奥莲卡说，瞧着他，仿佛要送他出远门似的，“我为你要操多少心啊。你得用功，学习，乖乖……还得听老师的话才行。”

“嗨，请您别管我的事！”萨沙说。

然后他就出门顺大街上学去了。他身材矮小，却戴一顶大制帽，背一个书包。奥莲卡没一点声息地跟在他后面走。

“萨宪卡！”她叫道。

他回头看，她就拿一个枣子或者一块糖塞在他手里。他们拐弯，走进他学校所在的那条胡同，他害臊了，因为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他回转头来说：

“您回家去吧，大妈。现在我可以自己走到了。”

她就站住，瞧着他的背影，眼也不眨，直到他走进校门口不见了为止。啊，她多么爱他！她往日的爱恋没有一回像这么深，以前她从没像现在她的母性感情越燃越旺的时候那么忘我地、那么无私地、那么快乐地献出自己的心灵。为这个头戴大制帽、脸蛋上有酒窝的、旁人的男孩，她愿意交出她整个的生命，而且愿意带着快乐，带着温柔的泪水交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谁说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她把萨沙送到学校，就沉静地走回家去，心满意足，踏踏实实，满腔热爱。她的脸在最近半年当中变得年轻了，微微笑着，喜气洋洋，遇见她的人瞧着她，都感到愉快，对她说：

“您好，亲爱的奥莉加·谢苗诺芙娜！您生活得怎样，宝贝儿？”

“如今在中学里念书可真难啊，”她在市场上说，“昨天一年级的老师叫学生背熟一个寓言，翻译一篇拉丁文，做一个习题，这是闹着玩的吗？……唉，小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她开始讲到老师、功课、课本，她讲的话正好就是萨沙讲过的。

到两点多钟，他们一块儿吃午饭，傍晚一块儿温课，一块儿哭。她服侍他上床睡下，久久地在他胸前画十字，小声祷告，然后她自己也上床睡觉，幻想遥远而朦胧的将来，那时候萨沙毕了业，做了医师或者工程师，有了自己的大房子，买了马和马车，结了婚，生了子女……她睡着以后，还是想着这些，眼泪从她闭紧的眼睛里流下她的脸颊。那只黑猫在她身旁躺着叫道：

“咪……咪……咪……”

忽然，响起了挺响的敲门声。奥莲卡醒过来，害怕得透不出气，她的心怦怦地跳。过半分钟，敲门声又响了。

“这一定是从哈尔科夫打来了电报，”她想，周身开始打抖，“萨沙的母亲要叫他上哈尔科夫去了……哎，主啊！”

她绝望了，她的头、手、脚，全凉了，她觉得全世界再也没有比她更倒霉的人了。可是再过一分钟就传来了说话声：原来是兽医从俱乐部回家来了。

“唉，谢天谢地。”她想。

渐渐的，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觉得轻松了。她躺下去，想着萨沙，而萨沙在隔壁房间里睡得正香，偶尔在梦中说：

“我揍你！滚开！别打人！”

1899年

[1] 奥莉加的爱称。

[2] 基督教的大斋期，在复活节前的四十日内，纪念耶稣在荒野绝食。

[3] 基督教的节日，在复活节前的一周，纪念耶稣受难。

[4] 萨沙和萨宪卡都是亚历山大的爱称。

在峡谷里

一

乌克列耶沃村坐落在一个峡谷里，因此从公路上和火车站上只能看见教堂的钟楼和棉布印花厂的烟囱。过路的人一问起这是什么村子，就会听见人家说：

“这就是那个教堂执事在丧宴上吃光鱼子酱的村子。”

有一回在厂主科斯丘科夫家里的丧宴上，一个年老的教堂执事在各种凉菜中间一眼看见成粒的鱼子酱，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人家用胳膊肘碰他，拉他的衣袖，可是他好像因为吃开了胃而变得麻木了，一点感觉也没有，只顾吃。他把鱼子酱都吃光，那一罐子有四磅光景呢。从那以后好多年过去了，那教堂执事早已死了，可是鱼子酱的事大家却还记得。不知是因为这儿的生活十分贫乏呢，还是因为人们除了这件十年前发生的小事以外不知道注意别的事，总之，人们一提起乌克列耶沃村就没有别的事可讲了。

这个村子里没有断绝过热病，就连在夏天也是满地泥泞，特别是靠近围墙的地方。老柳树在围墙上弯下腰来，造成一片宽阔的树荫。此地永远有一股工厂垃圾的气味和用来给花布加工的醋酸的气味。那些工厂，三个棉布印花厂和一个制革厂，并不在村子里面，而是在村边，离这儿相当远。那都是些不大的工厂，合起来一共雇了不过四百个工人。制革厂常常使得小河的水发臭。垃圾污染草地，农民的牲口害炭疽病，于是制革厂奉命关闭了。这厂子表面看来算是关闭了，其实在秘密地开工，这是得到县警察局长和本县医师默许的，因为厂主按月送给他们每人十卢布。全村只有两幢像样的房子是用石头砌成，用铁皮铺成房顶的，其中有一幢是乡公所，另外一幢是两屋楼的房子，正巧坐落在教堂对面，住着一个从叶皮方搬来的小市民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齐布金。

格里戈里开一家食品杂货店，不过这只是摆样子的，实际上却贩卖白酒、牲口、兽皮、原粮、猪，碰上什么他就卖什么，比方说，国外需要喜鹊毛做女帽，他就买卖喜鹊，每一对赚三十戈比。他买下树林采伐权，他放钱生利，总之，他是一个善于谋利的老头子。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阿尼西姆在警察局侦缉队里做事，很少在家。小儿子斯捷潘做生意，帮助父亲，可是要希望他帮很大的忙是不行的，因为他身体弱，耳朵聋。他妻子阿克西尼娅是个相貌俊俏、身体匀称的女人，遇到节日总要戴上帽子，撑起阳伞。她起床早，上床迟，成天价提起裙子，跑来跑去，弄得钥匙叮当响，忽而到谷仓去，忽而到地窖去，忽而到小铺去，老齐布金高兴地瞧着她，眼睛发亮。遇到这类时候，他总是觉着歉然：她没嫁给他的大儿子，却嫁给耳朵聋的小儿子了，小儿子分明不会欣赏女人的美丽。

老头子素来喜欢家庭生活，他爱他的家庭胜过世上的一切，特别喜爱做暗探的大儿子和儿媳妇。阿克西尼娅刚刚跟那聋儿子结了婚，就显出她精明强干，对谁可以赊账，对谁不可以赊账，她心里清清楚楚。她保管钥匙，甚至信不过她丈夫。她拿过算盘来，打出一片噼啪声。她像农民那样察看马的牙齿，她老是发笑或者喊叫。不管她干什么，说什么，老头子总挺感动，喃喃地说：

“真有你的，儿媳妇！好一个美人儿，小娘子……”

他本来是鳏夫，可是儿子婚后过了一年，他自己忍不住，也结婚了。人家给他找了一个姑娘，住在离乌克列耶沃村三十俄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名叫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出身于一个上流人家，年纪不算轻了，可是长得美丽，大方。她一搬到楼上的小房间里住下，这所房子里一切东西就都放光了，仿佛所有的窗子都安了新玻璃似的。圣像前面的油灯亮起来，桌子上铺了雪白的桌布，窗台上和花圃里出现了花，结着红苞。吃饭时候也不是公用一个木钵，而是各人面前有各人的碟子了。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愉快而亲切地微笑着，仿佛房子里样样东西都在微笑似的。乞丐、男香客、女香客，开始走进院子里来，这种事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窗根底下传来乌克列耶沃的村妇们那种哀诉的、唱歌样的说话声，和因为喝醉酒而被工厂开除的、衰弱干瘦的乡下人的惭愧的咳嗽声。瓦尔瓦拉周济他们钱、面包、旧衣服，后来她在这儿住熟了，就开始把铺子里的东西也送出去了。有一回聋子看见她拿去四分之一磅的茶叶，这使他不放心了。

“妈在这儿拿去了四分之一磅茶叶，”事后他告诉父亲说，“这笔账出在哪儿呢？”

老头子没答话，站着不动，想了一想，眉毛动弹着，然后上楼看他妻子去了。

“瓦尔瓦鲁希卡[1]，要是你，亲爱的，要铺子里的什么东西，”他亲切地说，“你尽管拿好了。随便拿吧，不必犹疑。”

第二天聋子跑过院子，对她招呼道：

“妈，倘或您要什么东西，您就来拿吧！”

她这种布施显得有一点新鲜，有一点轻松畅快，就跟圣像前面的油灯和那些小小的红花蕾一样。斋期前最后一次荤食日或者一连三天的当地守护神节日当中，商店里总是把腐臭的腌牛肉卖给农民，那种肉冒出那么浓的臭气，就连站在肉桶旁边都会受不住，他们从醉汉手里收下镰刀、帽子、老婆的头巾，作为抵押品，工人们喝了低劣的白酒，昏昏沉沉倒在泥地里打滚。罪恶凝结起来，像雾那样停在空中，每逢这种时候，人要是想起那边，在那所房子里，有一个文静的、穿得整整齐齐的、跟腌牛肉或者低劣的白酒没一点关系的女人，心头就会稍稍轻松一些。在那种沉重的、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她的施舍起着机器里的安全阀的作用。

齐布金家里，白天过得很忙。太阳还没出来，阿克西尼娅就已经在前堂洗脸，发出喷鼻子的声音，厨房里茶炊滚沸着，发出呜呜的响声，好像预告着要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似的。老人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穿一件又长又黑的上衣，一条印花布裤子，一双亮晃晃的高筒靴，那么干净，那么矮小，在各房间里走来走去，小小的靴后跟踩得噔噔响，活像一首著名的歌里的老公公。商店开门了。等到天色大亮，就有一辆轻快的二轮马车来到门廊外边，老头子矫健地坐上车，把他那顶大便帽压到耳朵边上，谁瞧见他都不会说他有五十六岁了。他的妻子和儿媳妇送他上车。每逢老头子身上穿一件讲究而干净的礼服，马车上套一匹值三百卢布的又大又黑的雄马，他就不喜欢农民们到他面前来请托什么事，诉什么苦情。他痛恨农民，讨厌他们。要是他看见有个农民站在门口等他，他就生气地嚷道：

“你为什么站在这儿？躲我远远的！”

或者，如果那是一个乞丐，他就叫道：

“上帝才会养活你！”

他坐着车子办事去了。他妻子穿一身黑衣服，系一条黑围裙，打扫房间，或者在厨房里帮忙。阿克西尼娅在店里做买卖，这时候院子里就传来酒瓶和钱的叮当声，她嗤嗤地笑着或者喊叫，被她得罪的顾客发脾气了，同时还可以看得出白酒已经在那边，在店子里偷偷地出售了。聋子也坐在店里，要不然就不戴帽子，把手插在口袋里，在村街上散步，心不在焉地一会儿瞧着农民的小木房，一会儿瞧着上面的天空。他们一天在家里大约喝六道茶，大约有四次围着桌子坐下来吃饭。到了傍晚，他们就把进款算清，登在账上，然后酣畅地睡觉。

乌克列耶沃的所有三家棉布印花厂跟厂主住宅都用电话联系着，那三家厂主是赫雷明家年长的一辈人，赫雷明家年轻的一辈人和科斯丘科夫。乡公所里也安一架电话，可是不久那架电话就给臭虫和蟑螂爬满，打不通了。乡长是个半文盲，写起公文来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用大草。可是他看见电话坏了，却说：

“得，现在我们没有了电话可就有点困难了。”

赫雷明家年长一辈人经常跟年轻一辈人打官司，有时候年轻一辈人自家伙儿里起内讧，也打官司，于是他们的工厂停工一个月，两个月，直到他们重又讲和为止。这种事总是使得乌克列耶沃的居民们很高兴，因为每次吵嘴总会引起许多闲话和流言蜚语。到了节日，科斯丘科夫和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就坐上车子出去兜风，飞快地在乌克列耶沃村里跑来跑去，把小牛压死了事。阿克西尼娅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她商店附近的街上走来走去，弄得她那浆得蓬起的衬裙沙沙响，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就把她拉上车去，仿佛硬把她架走了似的。然后老齐布金也坐车出来，为的是夸耀他的新马。他带着瓦尔瓦拉一块儿坐在车上。

坐车兜风以后，到傍晚，人们都躺下睡觉，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的院子里却有一个贵重的手风琴响起来，如果那天晚上有月亮，人们听了乐声就会觉得又忧愁又快乐，乌克列耶沃就不再像是一个陷阱了。

二

大儿子阿尼西姆很少回家来，只有遇到大节期才回来一趟，可是他常托同乡带回礼物和家信，信是托别人代写的，字迹优美，每回都是用大张的信纸，看上去像是正式的呈文。信上满是阿尼西姆在谈话里素来不用的词藻：“亲爱的爸爸妈妈，兹奉上花茶一磅，借以满足您们生理上之需要耳。”

每封信的下款都好像是用破钢笔尖歪歪斜斜地写出：“阿尼西姆·齐布金。”下款底下又是那笔优美的字：“侦探。”

那些信经人大声念过好几遍，老头子听得很感动，兴奋得涨红脸，说：

“瞧，他不愿意待在家里，却去干念书人的营生了。好的，随他去吧！各人有各人的行业！”

在谢肉节[2]以前，有一天下了一阵夹着雪粒的大雨，老头子和瓦尔瓦拉走到窗前去看雨，可是看啊，阿尼西姆从车站坐着雪橇来了。他来得完全出人意外。他走进门来，心神不定，看样子仿佛在为什么事担忧似的，后来，在他住下的那些天也始终是这样子，他的举止有点随随便便。他并不急着要走，倒好像给革掉了差使似的。他回来，瓦尔瓦拉倒很高兴，她老是带点狡猾的神情瞧他，摇头，叹气。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天？”她说，“啧啧，这小伙子已经二十八岁了，可是他仍旧是光棍儿，没个牵挂。唉，啧啧……”

她讲的那些轻柔平稳的话在隔壁房间里听起来就像是“啧啧啧”。她开始跟老头儿和阿克西尼娅交头接耳地说话，他们的脸就也现出狡猾的、鬼鬼祟祟的神情，仿佛他们串通了要做什么坏事似的。

大家决定要给阿尼西姆办亲事了。

“唉，啧啧！……弟弟倒早就结婚了，”瓦尔瓦拉说，“可是你仍旧没个伴儿，就跟集市上的公鸡一样。这成什么话？唉，啧啧，求上帝保佑，结婚吧，然后随你的便，自管出外去做事好了，让老婆留在家里做个帮手。小伙子，你过日子没有一点章法，我看你已经把什么章法都忘了。唉，啧啧，你们这些城里人呀，全有罪哟。”

齐布金家里的人既是要结婚，那么大家就得给他们这些有钱的人挑顶好看的新娘。他们给阿尼西姆也找了一个俊俏的姑娘。他自己呢，长着一副不招人喜欢的、不起眼的相貌，尽管身体单薄而且病态，个子矮小，脸蛋却挺肥，鼓起来，倒好像他把腮帮子吹起来似的。他那对眼睛一眨也不眨，眼神尖利，胡子又稀又红，每逢他想心事，老是把胡子塞进嘴里去嚼。此外，他常常喝酒，这从他的脸容和他的步态就看得出来。可是他一听说他们已经给他找到一个很漂亮的新娘，就说：

“哦，话说回来，我自己也不丑啊。应当说，咱们齐布金家的人都长得漂亮。”

靠近城边有一个托尔古耶沃村。最近，这个村子有一半已经并进城里去，剩下来的一半仍旧算是村子。在并出去的那一半里面，有一个寡妇住着一所自己的小房子，她跟她妹妹同住。这妹妹很穷，白天出去做零工，有个女儿名叫丽巴，是个姑娘，也出去做零工。托尔古耶沃的人们已经在称道丽巴的美貌，可是她那赤贫的家境却吓退了一切人。大家认为只有鳏夫或者上了岁数的人才肯不顾她穷而跟她结婚，或者索性不结婚而跟她同居，她母亲跟着她也就有吃有喝了。瓦尔瓦拉听媒婆说到丽巴，就坐车子到托尔古耶沃去了。

然后，在那姑娘的姨妈家里照规矩安排了相亲的仪式，备了凉菜和葡萄酒。丽巴穿一件特为相亲做的粉红色新衣服，一条鲜红的缎带在她头发上面像火焰一样闪着。她又瘦又弱，脸白，五官温柔而秀气，她的皮肤由于在露天底下工作而晒得发红，羞臊哀伤的笑容老不离开她的脸，一双眼睛带着孩子气看人，显出信任和好奇的神情。

她年轻，仍然是个小姑娘，乳房还看不大出来，不过她可以结婚了，因为已经到了年纪。她长得确实美，只有一个地方不招人喜欢，就是她那双像男人一样的大手，现在那双手没事可做，垂在那儿，好比两只大爪子。

“陪嫁钱没有，我们倒也不在乎，”老人对姨妈说，“早先我们给我们的儿子斯捷潘也娶了个穷人家的姑娘，现在我们不知该怎样称赞她才好了。在家里也罢，在店里也罢，她那双手简直称得起是金子打的呢。”

丽巴站在门口，好像要说：“随您怎样摆布我就是，我相信您。”她母亲普拉斯科维娅，这个做零工的女人，躲在厨房里，胆怯得一动也不能动。当初她还年轻的时候，有一回，她在一个商人家里擦地板，那商人发火了，对她跺起脚来，她十分害怕，吓傻了，从此她一辈子心底里老存着害怕的感觉。她一害怕，胳膊和腿就老是发抖，脸颊抽筋。她坐在厨房里，极力听客人们说什么话，不断地在胸前画十字，用手指头按着前额瞧着圣像。阿尼西姆微微有点醉意，推开厨房的门，毫不拘束地说：

“您坐在这儿干什么，亲爱的妈妈？您不来，我们觉着闷得慌呢。”

普拉斯科维娅战战兢兢，用手按着干瘪的瘦胸脯，回答说：“哪儿的话，求上帝怜恤吧……您心真好，老爷。”

相亲以后，婚期定妥了。这以后，阿尼西姆在家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吹口哨，或者忽然想起什么，就变得心事重重，一动也不动地凝神瞧着地板，仿佛眼光要钻到深深的地底下去似的。他知道自己就要结婚，而且那么快，定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却没露出高兴的样子，也不打算去看新娘，光是不断地吹口哨。他所以结婚，显然只因为他父亲和后妈要他结婚，又因为村子里有这样的风俗：要儿子结婚是为了给家里添一个帮手。他走的时候，一点也不匆忙，总之他一举一动都跟先前几次回来的情形不一样。他显得满不在乎，说出来的话也不对头。

三

希卡洛沃村住着两个女裁缝，是姊妹俩，属于鞭身派教徒[3]。婚礼的新衣服就交给她们做，她们常常来量尺寸，喝很久的茶。她们给瓦尔瓦拉做一件棕色连衣裙，镶黑花边和玻璃珠，给阿克西尼娅做一件淡绿的连衣裙，配上黄色前胸，拖着长后襟。等到裁缝做完活，齐布金却不付她们工钱，只给店里的货物。她们愁闷地走了，手里提着她们完全不需要的几小捆硬脂蜡烛和沙丁鱼。她们走出村子，到了野外，就在一个土坡上坐下，哭起来。

举行婚礼的三天以前，阿尼西姆回来了，从头到脚一身新。他穿着发亮的胶皮雨鞋，没扎领结，却拴着一条红线绳，上面穿着小珠子。他肩上披着一件大衣，没把胳膊伸进衣袖里去，这件大衣也是新的。

他在圣像面前庄重地祷告一番，然后向父亲问安，送给他十枚银卢布和十枚半卢布银币，送给瓦尔瓦拉的也是这样一份。他送给阿克西尼娅的是四分之一卢布银币二十枚。这份礼物特别可爱的地方就在于所有的钱币仿佛是精心选出的一样，一律是新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阿尼西姆极力要显得庄重严肃，绷紧了脸，鼓起腮帮子。他嘴里冒出酒气来。他一定每到一个火车站就到小吃部去一趟。这个人仍旧带着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那种多余的气派。然后，阿尼西姆跟老头儿一块儿喝茶，吃点东西。瓦尔瓦拉把那些新卢布放在手心上翻来覆去地看，同时问起那些在城里生活的同乡。

“谢谢上帝，他们都不错，他们过得挺好，”阿尼西姆说，“只是伊万·叶戈罗夫家里出了点事：他的老婆子索菲娅·尼基福罗芙娜去世了。她害的是痨病。他们为了让她的灵魂安息而安排了丧宴，是从包办宴席的人那儿定来的。每一客是两个半卢布。还有真正的葡萄酒。我们的同乡，几个庄稼汉，也去了。叶戈罗夫为他们也叫了两个半卢布一客的饭菜。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吃。庄稼汉哪儿懂得什么口味！”

“两个半卢布呀！”老头说，摇摇头。

“可不是！那儿又不是乡下。比方说，你走进一家饭馆想吃一顿，点了这样那样的菜，凑上三朋四友，一块儿喝上一通酒。一眨巴眼儿的工夫，天就已经亮了。对不起，你得替每个人付三四个卢布才成。要是跟萨莫罗多夫在一块儿，那他饭后喜欢喝上一杯掺白兰地的咖啡，可是，先生，上等白兰地要六十戈比一小杯呐。”

“这全是随口乱说了，”老头子惊叹地说，“这全是随口乱说了！”

“现在我老是跟萨莫罗多夫在一块儿。替我给你们写信的就是这个萨莫罗多夫。他写得好极了。妈，”阿尼西姆快活地对瓦尔瓦拉说下去，“要是我告诉您萨莫罗多夫是个什么样的人，您才不会相信呢。我们大家都叫他穆赫达尔，因为他跟亚美尼亚人一样，周身上下一片黑。我把他看得透里透，妈，他的事儿就跟我手上的五个指头一样，我全知道，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就老是跟着我，难舍难分，现在我们真是拆不开，打不散了。他好像有点怕我，可是离开我又活不下去。我上哪儿他也上哪儿。妈，我长着一对真正厉害的眼睛。我在旧衣市上一眼看见一个农民卖一件衬衫。‘慢着，这衬衫是偷来的！’果然不错，那衬衫真是偷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呢？”瓦尔瓦拉问。

“也说不出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长着那样的眼睛呗。我并不知道衬衫的来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就那么心血来潮了：这东西是偷来的，准是这么的。我们侦缉队里那些同事常常这么说：‘嘿，阿尼西姆打山鹬去了！’那意思是说去找贼赃了。对了……偷是谁都会的，可是要想保牢贼赃，那就难了！世界挺大，可就是没有地方藏贼赃。”

“上个星期我们村里贡托列夫家给偷走了一只公羊和两只小母羊，”瓦尔瓦拉说，叹一口气，“却没有人去把它们找回来……唉，啧啧……”

“行。我可以去找。这没什么，我办得到。”

结婚的日子到了。那是四月里一个凉快、晴朗、快活的日子。从一清早起，人们就坐着由两匹或者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在乌克列耶沃村里来来去去，铃子叮当地响，车轭和马鬃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绦带。白嘴鸦给车马声闹得心慌意乱，在柳树林里呱呱叫，椋鸟也提高嗓门，不停地叫唤，倒好像因为齐布金家办喜事而高兴似的。

屋里桌子上，已经摆满长条的鱼、整只火腿、肚子里填满东西的家禽、一盒盒的熏鲱鱼、各种各样盐腌的和醋渍的吃食、许多瓶白酒和葡萄酒，空气里弥漫着熏腊肠和酸龙虾的气味。老齐布金在桌子旁边走来走去，靴后跟嘎吱嘎吱地响，拿着两把刀子互相磨着。大家不断地喊住瓦尔瓦拉，问她要这样要那样，她呢，样子慌慌张张，上气不接下气，不断地在厨房里跑进跑出。厨房里面，科斯丘科夫家的厨师和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的给老爷做饭的女厨子从天亮起就在干活了。阿克西尼娅卷起头发，只穿着紧身胸衣，没穿连衣裙，脚上穿一双嘎吱嘎吱响的新皮鞋，一阵风似地跑过院子，只看见她那光光的膝头和胸脯一闪就过去了。各处热热闹闹，人们可以听见骂人和赌咒的声音。行人在敞开的大门口站住，样样事情都使人觉得马上就要发生一件大事了。

“他们坐车去接新娘了！”

马车铃子叮当响着，出了村子很远才消失……到两点多钟，人们奔跑起来，原来铃声又响了，他们把新娘接来了！教堂里挤满了人，圣像前的枝形烛台点亮了，唱诗班按老齐布金的意思照着乐谱歌唱。辉煌的亮光和鲜艳的衣服弄得丽巴眼花缭乱。她觉得歌手用响亮的嗓音砸她脑袋，就跟锤子一样。她生平第一回穿的紧身胸衣和她那双皮鞋勒得她挺痛。她的脸相看上去仿佛是在昏厥以后刚清醒过来似的，她呆瞪瞪地往四下里瞧，却什么也没看明白。阿尼西姆穿一身黑礼服，脖子上没扎领结，却系了一条红线绳，心事重重，瞧着一个地方出神，每逢歌手高声唱起来，他就赶快在胸前画十字。他心里感动，想哭出来。这个教堂他从很小很小的时候起就熟悉，从前有一个时期他那去世的母亲常带他上这儿来领圣餐，有一个时期他还在儿童唱诗班里歌唱，每个圣像、每个角落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呢，他结婚了，为了合乎世道而必须娶妻子，可是现在他没想这些，不知怎么他竟不记得而且完全忘了他的婚事。眼泪使得他眼睛看不见圣像，心里堵得慌。他暗自祷告，祈求上帝让那个在劫难逃的灾难，即使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会降在他身上的灾难，好歹放过他去，就跟天旱的日子里雨云掠过村子却不落下一滴雨来一样。过去已经积下那么多的罪，那么多的罪，事情已经闹到简直没有退避的余地，没有挽回的余地，就连要求宽恕也好像不近情理了。可是他仍旧恳求宽恕，甚至大声哭出来，不过谁也没理会，因为他们以为他喝醉了。

有一个孩子用惊慌的声音哭着说：

“好妈妈，带我离开这儿吧，亲妈妈！”

“不许说话！”司祭叫道。

新婚夫妇从教堂出来，走回家去，人们跟在他们身后跑着。小铺附近，大门附近，院子里窗跟前，也都围满了人。村妇们来唱喜歌。合唱队早已站在前堂，拿了乐谱等着，年轻的夫妇刚刚跨进门槛，他们就提高喉咙用尽力气齐声唱起来。特意从城里约来的一个乐队也开始奏乐。顿河香槟酒已经盛在高脚杯子里，送过来。木匠兼包工头叶利扎罗夫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眉毛生得很密，弄得眼睛也看不大见了，他对新婚夫妇说：

“阿尼西姆和你，孩子，要相亲相爱，要按上帝的意思过日子，孩子们，求圣母不要抛弃你们。”他伏在老头子的肩膀上，呜呜地哭了，“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咱们哭一场吧，高兴得哭一场吧，”他用尖细的声音说，然后立刻突然笑起来，用响亮的男低音接着说，“哈哈哈，你又添了个好儿媳妇！她呀，处处都合格，处处都光溜溜的，没一点杂音，整个机器都没毛病，螺丝钉多得很。”

他是叶戈列夫县的人，可是从年轻时候起就在乌克列耶沃村的工厂和县里做工，已经在这儿住惯了。多年以来，大家觉得他一直是这么老，一直跟现在一样瘦高，多年以来，大家一直叫他“拐杖”。也许因为近四十多年来专门在工厂里做修理工作吧，总之，他批评每个人和每样东西的时候总是在扎实上面着眼：看一看是不是需要修理。他在靠着饭桌坐下来以前，先试了好几把椅子，看它们结实不结实，他还摸了摸鲑鱼。

喝过顿河香槟酒以后，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客人们谈天，移动椅子。歌手在前堂唱歌，乐队奏乐，同时院子里村妇们齐声唱喜歌，结果造成一种可怕的、乱七八糟的声音，闹得人头昏眼花。

“拐杖”坐在椅子上扭个不停，胳膊肘碰着他身旁的人，妨碍人家谈话。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他急促地嘟哝着，“阿克西尼娅宝贝儿，瓦尔瓦拉宝贝儿，咱们太太平平、和和睦睦地过日子吧，我亲爱的小斧子……”

他酒量小，现在只喝了一杯英国白酒就醉了。这难于下咽的白酒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一喝就昏醉，仿佛一闷棍把人打晕了似的。舌头开始转动不灵了。

在座的有本地的教士、带着妻子一同来的工厂职员们、商人、从别的村子来的饭铺老板。乡长和乡里的文书也并排坐在那儿，他们已经一块儿服务了十四年，在这段时期里每逢给人签署文件，或者在放人走出乡公所以前，总是把人欺骗一下或者侮辱一下，如今他俩养得肥头胖脑，仿佛他们在欺诈里泡得太久，连脸上的皮肤都有了一种特别的骗子色彩。文书的老婆是一个斜眼的瘦女人，把她所有的孩子都带来了，她像一只鹰似地斜着眼瞄准菜碟，凡是她的手够得到的都被她一齐抢光，放进她自己的或者孩子的衣袋里去了。

丽巴坐在那儿不动，好像变成了石头，仍旧现出在教堂里的那副表情。阿尼西姆自从认识她以后还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因此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她的嗓音是什么样儿。现在，他坐在她身旁，始终闷声不响，只顾喝英国白酒，等到喝醉了才开口，跟坐在对面的丽巴的姨妈说：

“我有个朋友，姓萨莫罗多夫。他是个有专长的人。论身份他是个非世袭的名誉公民，能说会道。不过我把他看得透里透，姨妈，这他也知道。请您跟我一块儿为萨莫罗多夫的健康干一杯吧，姨妈！”

瓦尔瓦拉筋疲力尽，精神恍惚，绕着桌子走来走去，劝客人吃东西。她明明很满意，因为菜有那么多碟，全都那么丰富，现在谁也不能挑剔他们了。太阳落下去了，可是酒宴一直没停，客人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喝什么，他们讲的话也休想听得清，只有在乐队的乐声偶尔停下来的时候，才可以清楚地听见外面有一个村妇嚷道：

“你们吸饱了我们的血，强盗，叫你们死了才好！”

到傍晚，大家和着乐声跳舞。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带着他们自己的酒光临了，其中有一个在跳卡德里尔舞的时候，两只手各拿一个酒瓶，嘴里还衔着酒杯，逗得大家都笑了。卡德里尔舞跳到一半，他们忽然挫下身去，蹲着跳起来。穿绿衣服的阿克西尼娅像一道闪电似地飞过来飞过去，她的长后襟扇起一阵风。有人踩坏她下摆的绉边，“拐杖”就嚷道：

“喂，他们把护墙板扯下来了！孩子们！”

阿克西尼娅生着天真的灰色眼睛，那对眼睛难得眨巴一下，她脸上老是带着天真的笑容。她那对一眨也不眨的眼睛、长脖子上的小脑袋、她那苗条的身材，都有点蛇的样子。她配上周身的绿色，配上她那黄色的前胸，唇边露出微笑，看上去活像春天从嫩嫩的黑麦田中挺直身子昂起头来瞧着行人的一条毒蛇。赫雷明家的那些人待她随随便便。很明显，她跟他们当中年纪较大的一个早已打得火热了。可是她那聋丈夫却一点也没看出来，他压根儿就没瞧她。他坐在那儿，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正在吃胡桃。他咬开胡桃壳的声音响得很，听上去跟放枪一样。

可是，看哪，老齐布金自己走到房中央来了，他挥动手绢，表示他也要跳俄罗斯舞了。于是从房里各处，从院子当中的人群里，响起一片嘈杂的赞叹声：

“大老板也出场了！大老板！”

瓦尔瓦拉跳舞，可是老头子光是挥动手绢，跺靴后跟。院子里的人互相推搡着，往窗子里看，十分高兴。一时间，他们宽恕了他的一切——他的财富，他的欺侮。

“跳得好哇，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那群人叫道，“对，跳吧！你还能行呐！哈哈！”

这场舞直跳到深夜一点多钟才散。阿尼西姆踉踉跄跄走过去跟乐师和歌者一一告别，送给他们每人一枚新的半卢布银币。老人身体倒没摇晃，不过走起路来也还是有一条腿下脚很重。他一面送客人出去，一面对每个客人说：

“办这场喜事花了两千卢布呐。”

大家走散的时候，有人穿错衣服，丢下自己的旧外衣，穿走了希卡洛沃村的小饭铺老板的好外衣。阿尼西姆忽然冒火，嚷起来：

“别忙！我马上就会找着它！我知道是谁偷的！别忙！”

他跑上街去追一个人，可是人家拦住他，把他搀回家来，尽管他醉醺醺，气得满脸通红，一头的汗，仍旧把他推进屋里去，扣上了门。在那屋里，姨妈已经在给丽巴脱衣服了。

四

五天过去了。阿尼西姆准备好动身，就走上楼去向瓦尔瓦拉告辞。她房间里圣像前面的灯都点亮了，弥漫着熏香的气味。她本人坐在窗口，正在用红毛线打袜子。

“你在我们这儿住得不久，”她说，“大概你觉得腻味了吧？唉，啧啧……我们过得挺好，样样东西都很多。我们把你的喜事办得挺像样，挺风光，老头子说用了两千卢布呢。一句话，我们生活得跟商人一样，只是我们这儿很乏味。我们净欺负老百姓。我的心都痛了，我亲爱的。我们把他们欺负得多厉害啊，我的上帝！我们交换一匹马也好，买什么东西也好，雇工人也好，处处都要骗人。骗了又骗。铺子里的素油又苦又有哈喇味，就连人家的煤焦油都比它强。可是请你说说看，难道我们不能卖好油吗？”

“各人有各人的行业，妈。”

“可是话说回来，我们将来不是都得死吗？唉唉，你真应该跟你爸爸谈一谈才好！……”

“您自己该跟他谈才对。”

“算了吧，算了吧！谈呢，我倒是对他谈了，可是他也跟你一样，说什么各人有各人的行业。你想，将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人家会管你干的是什么行业吗？上帝的裁判可是公道的。”

“当然，人家不会管的，”阿尼西姆说，叹一口气，“话说回来，反正上帝是没有的，妈。哪儿会有人来管呢！”

瓦尔瓦拉惊奇地瞧着他，扬声大笑，两只手举起来一拍。由于她真心地对他的话感到惊奇，而且睁大眼睛瞧着他，把他当作怪人一样，他窘了。

“也许上帝是有的，只是信仰没有罢了，”他说，“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觉着很不自在。如同从母鸡身子底下拿到一个鸡蛋，鸡蛋里面有个小鸡在唧唧叫一样，我的良心也忽然唧唧叫起来，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时时刻刻暗想：‘上帝是有的！’可是我一走出教堂啊，就全完了。再者，究竟有没有上帝，我怎么知道呢？我们从小就没受过这样的教育。娃娃还在娘怀里吃奶的时候，就只是受到这样的教育：‘各人有各人的行业。’要知道，爸爸也不信上帝啊。您先前说贡托列夫家里有些羊给人偷走了……我已经找着了，那是希卡洛沃村的一个农民偷的。他偷了羊，可是爸爸得了羊皮……这就叫做信仰！”

阿尼西姆眨巴着眼睛，摇头。

“乡长也不相信上帝，”他接着说，“文书也一样，就连教堂执事也一样。至于他们上教堂，持斋，那也只是为了免得人家说他们的坏话，而且防着万一真有世界末日的审判罢了。如今大家都说世界的末日好像已经来了，因为人变得软弱，不尊敬父母，等等。这全是废话。妈，依我的看法，毛病全出在人们昧了良心。我看得透，妈，我明白。要是人家有一件偷来的衬衫，我一眼就看得出来。比方说，有一个人坐在小饭铺里，您还当是他在喝茶，没什么，我呢，不但看见他在喝茶，还看见他没有良心。您走来走去，尽可以走上一整天，却碰不见一个有良心的人。这原因完全在于他们不知道有没有上帝……好了，再见，妈。希望您好好活下去，身体健康，别记着我的坏处。”

阿尼西姆在瓦尔瓦拉面前跪下来。

“我为种种事情感激您，妈，”他说，“我们家有了您，得了很大的好处。您是一个很正派的女人，我对您很满意。”

阿尼西姆十分感动地走出去了，可是又回来，说：

“萨莫罗多夫把我牵连到一桩麻烦事里面去了：我要么发一笔大财，要么完蛋。要是出了什么事，那就求您务必安慰爸爸，妈。”

“唉，何必说这种话？唉，啧啧……上帝是仁慈的。你呢，阿尼西姆，对你老婆也该心疼一点才好，可是现在你们却大眼瞪小眼。说真的，你至少也该带个笑脸啊。”

“是啊，她也真是个怪物……”阿尼西姆说，叹口气，“她什么也不懂，老是不讲话。她年轻得很，那就让她慢慢长大吧。”

一匹高大壮实的白毛公马已经拉着一辆二轮马车停在门廊外面。

老齐布金一纵身上了车，意气扬扬地坐下，拿起缰绳。阿尼西姆吻瓦尔瓦拉、吻阿克西尼娅、吻他的兄弟。丽巴也站在门廊上，一动不动，眼睛瞧着别处，仿佛她不是来送他，而是不知什么缘故凑巧站在那儿似的。阿尼西姆走到她面前，用嘴唇轻轻碰了碰她的脸蛋儿。

“再见。”他说。

她没有瞧他，却现出一种古怪的笑容，她的脸颤抖起来，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可怜她了。阿尼西姆也一蹿就跳上了马车，两只手叉在腰上，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美男子。

他们坐着车子上坡，一路出了峡谷，阿尼西姆不断回过头去瞧村子。那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日子。牲口还是第一回给人赶到外面来，村姑和村妇们穿着过节的华丽衣服在牲口旁边走来走去。一头褐色的公牛在嗥叫，由于得到自由而高兴，用前蹄刨地。四面八方，上上下下，都有百灵鸟在歌唱。阿尼西姆回过头去看一眼那座端正的白色教堂（它最近才粉刷过），想起五天前怎样在那里面祈祷，又看一眼绿色房顶的学校，看一眼从前他常在里面游泳和钓鱼的小河，就有一股欢乐的浪头在他的胸中激荡，他恨不得地下忽然升起一堵墙来，不容他再往前走，让他永远伴着过往的岁月才好。

到了火车站，他们走进小吃部，各人喝了一杯白葡萄酒。老头子伸手到口袋里摸钱包，打算付钱。

“我请客！”阿尼西姆说。

老头子感动地拍拍他的肩膀，对小吃部的服务员眨一眨眼，好像说：“瞧，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儿子。”

“你应当留在家里做生意才对，阿尼西姆，”他说，“对我来说，你是个了不起的宝贝！我会把你从头到脚镀上金呢，好儿子。”

“这是办不到的，爸爸。”

白葡萄酒有点酸，而且有火漆的气味，可是他们又喝了一杯。

老齐布金从火车站回到家来，一下子竟认不出他的小儿媳妇了。丈夫刚刚坐着车出了院子，丽巴就变了样，忽然高兴起来。她换上一条早先穿过的旧裙子，光着脚，把袖子卷到肩膀上，擦前堂的楼梯，用银铃样的尖嗓音唱歌。她端着一大盆脏水走出去，抬头看太阳，露出孩子气的笑容，她自己也像一只百灵鸟一样了。

一个老工人正好走过门口，摇着头，嗽了嗽喉咙。

“是啊，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上帝给你送来的儿媳妇真了不起！”他说，“她不能算是娘们儿，简直该算是一宗宝贝！”

五

七月八日，星期五那天，外号叫做“拐杖”的叶利扎罗夫和丽巴，从卡桑斯科耶村回来，这天是当地教堂纪念卡桑圣母的祭礼日，他们刚刚到那儿去做过礼拜。丽巴的母亲普拉斯科维娅在他们身后很远的地方走着，她老是落在后面，因为她有病，气喘。天色已经将近黄昏了。

“啊，啊，啊！……”“拐杖”一面听丽巴讲话，一面惊奇地说，“啊，啊！……真的吗？”

“我啊，挺爱吃果酱，伊利亚·马卡雷奇，”丽巴说，“我坐在我那小屋里，老是喝茶呀，吃果酱呀。要不然我就跟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一块儿喝茶，她常常讲点打动人心的事儿。她们有许多许多的果酱，四罐子呐。‘吃吧，丽巴，’她说，‘由着性儿吃吧。’”

“啊，啊，啊！……四罐子呐！”

“他们过得可阔气了。喝茶的时候还吃小白面包，牛肉也是要吃多少就吃多少。他们过得可阔气了，不过我在他们那儿总觉着害怕，伊利亚·马卡雷奇。唉唉，我好怕哟！”

“你怕什么呢，孩子？”“拐杖”问，他回过头去看普拉斯科维娅落得远不远。

“结婚以后，我先是怕阿尼西姆·格里戈里奇。阿尼西姆·格里戈里奇并没怎么样，也没欺负我，只是他一走近我的身边，就有一股凉气跑遍我的全身，一直钻进我所有的骨头里去了。我没有一夜睡着过，老是发抖，祷告上帝。现在呢，我怕阿克西尼娅，伊利亚·马卡雷奇。她也没怎么样，老是笑呵呵的，不过有时候她瞧一眼窗外，眼神却那么凶，射出绿光，就跟关在栏里的羊眼睛一样。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正在撺掇她：‘你家的老头子，’他们说，‘在布乔基诺有一小块地，大约有四十俄亩，’他们说，‘那儿有沙土，有水，所以你，阿克秀霞[4]，’他们说，‘在那儿自己盖一个砖厂吧，我们来合股经营就是。’现在的砖价是二十卢布一千块。那是赚钱的生意。昨天吃午饭的时候阿克西尼娅就对老头子说：‘我打算在布乔基诺盖个砖厂，我自己做点生意。’她一边说一边笑。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的脸可就阴下来了，看得出来他是不喜欢这个办法的。‘只要我还活着，’他说，‘那就不能分家，我们得守在一块儿。’她瞪了他一眼，暗自咬牙……油炸饼端上来了，可是她不吃！”

“啊，啊，啊！……”“拐杖”惊奇地说，“她不吃呀！”

“还有，劳您的驾说说看，她到底什么时候才睡觉啊？”丽巴接着说，“她刚刚睡了半个钟头，就跳起来，这儿走走，那儿走走，看农民们放火烧什么东西没有，偷什么东西没有……她真可怕，伊利亚·马卡雷奇！赫雷明年轻一辈人喝过喜酒以后，没有回去睡觉，却一块儿坐车到城里去打官司了。大家都说这大概是阿克西尼娅闹出来的。有两个兄弟答应给她盖一个造砖厂，可是第三个生气了。他们的工厂就此停工一个月，我的叔父普罗霍尔没活儿可做，挨门挨户地要饭。‘叔叔，趁这工夫，您应该去种地，或者砍柴，’我对他说，‘何必这么丢脸？’‘庄稼活我已经丢生了，’他说，‘我什么也不会干了，丽宾卡[5]。’……”

他们在一小片新生的山杨树林旁边站住，歇歇气，等普拉斯科维娅。叶利扎罗夫早就在做小规模的包工活儿，可是买不起马，总是徒步走遍全县，什么也不带，只带一个小口袋，里头装着面包和洋葱，他大踏步地走路，甩搭着胳膊。同他一块儿走路是很难跟得上的。

树林的进口地方立着一块地界标。叶利扎罗夫碰一碰它，看它结实不结实。普拉斯科维娅喘吁吁地走到他们面前来了。她那满是皱纹、素来神色惊恐的脸，这时候却快活得放光，今天她跟别人一样到过教堂，后来赶了一趟集，在那儿还喝了梨汁克瓦斯！这在她是少有的，现在她甚至觉得今天是她生平第一回过得满意的一天了。他们休息了一阵，三个人并排走着。太阳已经在落下去，斜阳射进树林，树干发亮。前面隐约传来了人声。乌克列耶沃的姑娘们早就在他们前头走过去了，可是一直留在树林里没走，多半在采菌吧。

“喂，姑娘们！”叶利扎罗夫叫道，“喂，美人儿！”

回答的是一片笑声。

“‘拐杖’来了！‘拐杖’！老生姜！”

回答的也是笑声。然后树林也落在后面了。工厂的烟囱顶可以看见了。钟楼上的十字架发亮：这就是那个“教堂执事在丧宴上吃光鱼子酱”的村子。现在他们差不多要走到家了，他们只要下坡，走进那大峡谷就成了。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本来光着脚走路，这时候就在草地上坐下来穿鞋，包工头叶利扎罗夫也陪她们坐下来。要是从上面往下瞧一眼，乌克列耶沃和它的柳树、白教堂、小河，就显得美丽平静，只有工厂的房顶刺眼，主人为了少花钱而把房顶涂成一种暗淡无光的古怪颜色。他们可以看见对面山坡上有黑麦，一垛垛，一捆捆，东一堆，西一堆，仿佛让暴风吹散了，那些新割下来的麦子一排排地躺在那儿。燕麦熟了，这时候给太阳照得跟珍珠母一样发出反光。这时令正是农忙期。今天是节日，明天是星期六，他们割黑麦，运走干草，随后是星期日，又是假日。每天远处有隆隆的雷声。天气闷热，看起来像要下雨。因此，现在每个人瞧着这片田野都会想：求上帝保佑我们及时收割完庄稼才好。大家觉得高兴，畅快，同时却又着急。

“如今割麦子的工人真能挣钱，”普拉斯科维娅说，“一天挣一卢布零四十戈比呢！”

人们纷纷从卡桑斯科耶的市集回来：村妇啦，戴新帽子的工人啦，乞丐啦，小孩子啦……一会儿有一辆大车走过去，扬起灰尘，车后跟着一匹没卖掉的马，那匹马仿佛因为没卖掉而暗自高兴似的，一会儿有一头母牛由人牵着犄角往前走去，它却死命地不肯走，一会儿又过去一辆大车，车上坐着些醉醺醺的农民，把腿耷拉下来。一个老太婆领着一个头戴大帽子、脚穿大靴子的男孩走过去，男孩热得累了，又因为那双沉甸甸的靴子不容他的腿在膝头那儿打弯，就更加累了，不过他还是用足气力不断地吹一个玩具喇叭。他们已经走下斜坡，转弯上了大街，可是喇叭声仍旧听得到。

“我们的厂主好像完全变了……”叶利扎罗夫说，“这可真糟！科斯丘科夫生了我的气。‘飞檐上用的薄板太多。’‘怎么太多？该用多少就用多少，瓦西里·丹尼雷奇。我又没拿它们就着粥吃到肚子里去，那是薄板啊。’‘你怎么可以跟我这样说话？’他说，‘你这蠢货，没出息的！别忘了形！’他嚷着说，‘是我提拔你做包工头的。’‘这也没什么稀罕！’我说。‘当初我没做包工头的时候，我也天天有茶喝啊。’‘你们全是下流胚……’他说。我没言语。‘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下流胚，’我心想，‘到了那个世界你们就是下流胚啰。’哈哈哈！第二天他软下来了。‘你别因为我说的话记恨我，马卡雷奇，’他说。‘要是我说话有过火的地方，’他说，‘那么话说回来，我到底是一等行会的商人，比你上流，你应当闭嘴才是。’‘您是一等行会的商人，我是木工，’我说，‘这话不错。可是圣徒约瑟也是木工啊。我们这行业是正当的，连上帝都喜欢。要是你愿意做比我上流的人，那也随您，瓦西里·丹尼雷奇。’后来，我是说在谈过这回话以后，我心想：‘到底谁是上流人啊？一等行会的商人呢，还是木工？’一定是木工，孩子们！”

“拐杖”想了一想，补充几句：

“是这样的，孩子们。谁劳动，谁能忍，谁就上流。”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浓雾在河面上，在教堂的围墙里，在工厂四周的空地上升起来，白得跟牛奶一样。这时候，黑暗很快地降临了，坡下面已经有灯火在闪亮，看上去那片浓雾好像掩盖着一个不见底的深渊似的。生来穷苦、准备照这样过一辈子、除去惊恐而温柔的灵魂以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别人的丽巴和她母亲，也许在这一刹那间会隐约感到：在这广大神秘的世界里，在生命世世代代无穷的延续中，她们也是一种力量，而且比某些人上流吧。她们坐在坡上挺痛快，幸福地微笑着，却忘了她们还得走下斜坡回家去。

末后，她们回到了家。收割工人坐在小铺附近和大门外面的地上。乌克列耶沃的农民们素来不肯到齐布金家来做活，他们只好雇外乡人。如今在黑地里看上去，坐在那儿的人仿佛长着又长又黑的胡子似的。小铺开着门，从门口可以瞧见聋子在里面跟一个男孩下跳棋。收割工人轻声唱歌，低得差不多听不清，或者大声要求发给他们前一天的工钱，可是雇主不发给他们，因为生怕他们明天走掉。老齐布金脱掉上衣，穿着坎肩，跟阿克西尼娅坐在门廊前面桦树底下喝茶，桌子上点着一盏灯。

“老大爷！”收割工人在门外叫道，好像要嘲弄他似的，“哪怕发给我们一半工钱也是好的！老大爷！”

立刻来了笑声。然后他们又唱起来，声音低得差不多听不清……“拐杖”也坐下来喝茶。

“喏，我们去赶集来着，”他讲起来，“我们玩玩乐乐，痛快极了，孩子们，赞美主吧。可是出了一件不好的事儿：铁匠萨希卡买烟叶，喏，给了店老板一枚半卢布银币。不料那半卢布银币是个假钱，”“拐杖”接着说，往四下里看一眼。他想小声说话，可是他却用一种发闷的、嘶哑的声音讲着，人人都听得见。“原来那半卢布银币是假钱。人家问他这钱是哪儿来的。‘这是阿尼西姆·齐布金给我的，’他说，‘他是在我去吃喜酒的时候给我的，’他说。他们就把警察叫来，把这人带走了。……注意啊，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可别出什么事儿，也别惹出什么闲话来……”

“老大——爷！”那个声音又在门外嘲弄地叫道，“老大——爷！”

随后是沉默。

“啊，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拐杖”很快地嘟哝着，站起来。他困了，“好了，谢谢您的茶，您的糖，孩子们。到睡觉的时候了。我有点朽了，我的脊梁全都朽了。哈哈哈！”

他一面走，一面说：

“我大概到死的时候了！”

他就呜呜地哭了。老齐布金没有把茶喝完，只是仍旧坐了一会儿，想心事，从他那脸容看上去像是在听“拐杖”的脚步声，“拐杖”已经顺着大街走远了。

“铁匠萨希卡多半是胡说。”阿克西尼娅猜中他的心事，说。

他走进房里去，过一会儿拿着一包东西走回来，他打开包，卢布闪闪发亮，都是些簇新的钱币。他拿一个，用牙咬了咬，往托盘上一丢，然后又丢一个……

“这些卢布果然是假的……”他说，瞧着阿克西尼娅，好像糊涂了，“这都是当初阿尼西姆带回来，算做他的礼物的。你，孩子，拿去，”他小声说，把包塞在她手里，“拿去丢在井里……去它的吧！注意，可别张扬出去。千万别出什么岔子才好……把茶炊收拾了，灯熄掉……”

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坐在板棚里，瞧着灯亮一个个地灭了，只有楼上瓦尔瓦拉的房间里，有些蓝色和红色的圣像前的油灯还亮着，安宁、满足、神秘的空气从那儿飘下来。普拉斯科维娅对女儿嫁了阔人这件事始终还没习惯，每逢她来到这儿，总是怯生生地缩在前堂里，脸上现出恳求的笑容，茶和糖就给她送来了。丽巴也过不惯，丈夫走后就不在自己的床上睡觉，随便在哪儿倒头就睡，或是在厨房里，或是在板棚里。她天天擦地板，洗衣服，觉得自己像是来打短工的。现在，她们做完礼拜回来以后，就到厨房里去跟厨娘一块儿喝茶，然后她们走进板棚，在雪橇和矮墙中间的地板上躺下来。那儿挺黑，有套包子的气味。正房四周的灯全熄了，然后她们听见聋子关上店门，收割工人们在院子里打点着睡觉了。远处，在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的家里，他们正在拉那贵重的手风琴……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开始昏昏地睡去。

她们给什么人的脚步声惊醒了，月亮正在明晃晃地照着板棚。门口站着阿克西尼娅，手里抱着她的被褥。

“这儿也许凉快点……”她说，然后走进来，几乎就躺在门口，月光照亮了她的全身。

她睡不着，喘气，热得摊开四肢，差不多把被子全揭掉了。在月亮的魔光下这是个多么美丽、多么骄傲的动物啊！过了不大工夫，又来了脚步声：老头子穿一身白，在门口出现了。

“阿克西尼娅！”他叫道，“你在这儿吗？”

“怎么？”她生气地回答。

“我刚才叫你把钱扔在井里。你扔掉没有？”

“哪有这样的事，把一大笔钱扔在水里！我已经把它发给收割工人了……”

“啊呀，我的上帝！”老头儿叫道，又惊讶又害怕，“你这个胡闹的娘们儿……唉，我的上帝！”

他举起两只手来一拍，走出去了，一面走一面不住地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阿克西尼娅坐起来，心烦得长叹一口气，然后站起来，收起铺盖，抱着走了。

“你为什么把我嫁到这个人家来啊，妈！”丽巴说。

“人总得结婚，女儿。那不是我们做得了主的。”

一种没法慰解的悲痛准备来抓住她们的心。可是她们觉着在高高的天上好像有人低下头来，从那一片布满星斗的蓝天里瞧着下界，看见了乌克列耶沃发生的种种事情，注视着。不管罪恶有多么强大，可是夜晚仍旧安静美丽，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里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同样恬静美丽的真理。人间万物，一心等着跟真理合成一体，如同月光和黑夜融合在一起一样。

于是她俩放了心，互相依偎着睡着了。

六

早就来了消息，说是阿尼西姆因为制造和使用假钱而关在监牢里。好几个月过去了，大半年过去了，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春天开始了。家里的人也好，村子里的人也好，对阿尼西姆关在监牢里这件事都已经习惯了。谁要是晚上走过这所房子或者这个小铺，就会想起阿尼西姆关在监牢里。每逢乡村墓地里响起钟声，不知什么缘故也会使人想起他在坐牢，等候审判。

仿佛有一个阴影罩住了这所庭院似的。正房变得暗淡，房顶生了锈，那扇沉甸甸的、包着铁皮的店门上，绿漆褪了色，或者用聋子的话来说，就是“起茧子”了。老齐布金自己也好像变得暗淡了。他早已不剪头发和胡子，看上去乱蓬蓬的。他也不再一纵身跳上马车，也不再吆喝乞丐：“上帝才养活你们！”他的精力衰退了，这在种种事情上都看得出来。人们也已经不大怕他，警官虽然仍旧接受他按期拿的贿赂，却把他的铺子告了一状。老头子已经三次被传到城里去，为了卖私酒而受审。由于证人没有出庭，这案子不断地拖下去，老头子给闹得筋疲力尽了。

他常坐车去探望儿子，请个什么律师，递个什么呈文，捐给某个教堂一方神幡。他送给囚禁阿尼西姆的监狱看守一个茶杯的银托子，珐琅上刻着字：“灵魂知分寸”。另外他还送了一个长的小匙子。

“没有人替我们张罗一下，没有人替我们好好张罗一下，”瓦尔瓦拉说，“唉，啧啧……你应当去求一位老爷给主要的长官写封信才好……至少可以让他交保释放嘛！……何必折磨那小伙子呢？”

她也难过，可是长得更胖更白了。她照旧点亮自己屋子里圣像前面的油灯，监督着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用果酱和苹果软糕招待宾客。聋子和阿克西尼娅在铺子里做生意。一个新的事业开始了，那就是布乔基诺的砖厂。阿克西尼娅差不多天天坐着马车上那儿去。她亲自赶车，每逢遇见熟人，总是伸出脖子去，活像嫩黑麦中间的一条蛇，天真而谜样地笑着。丽巴在大斋以前生了个娃娃，现在老是逗着娃娃玩。那是个一丁点大的、瘦瘦的、可怜样的小娃娃，奇怪的是他居然会哭，会看，居然算是一个人，甚至起了个名字叫尼基福尔。他躺在摇篮里。丽巴走开，到门口去，然后向他鞠躬，说：

“您好啊，尼基福尔·阿尼西梅奇！”

然后她连忙跑到他身边去吻他。后来她又走到门口去，鞠躬，说：

“您好啊，尼基福尔·阿尼西梅奇！”

他呢，踢蹬着他那两条小小的红腿。他的哭声跟笑声混在一起，跟木匠叶利扎罗夫一样。

临了，审判的日子确定了。齐布金提前五天动身赶去。随后，听说有些奉命作证的农民被传去了，他们的一个老工人也接到传票，动身赶去了。

审判是在星期四。可是星期日已经过去了，齐布金还没回来，一点消息也没有。到星期二将近黄昏，瓦尔瓦拉坐在敞开的窗口，听老头子回来没有。丽巴在隔壁房间里逗她的娃娃玩。她用双手托住他，往上颠他，欢欢喜喜地说：

“你将来会长得挺大，挺大！那你就会做农民，咱们一块儿出去打短工！咱们出去打短工！”

“得了，得了！”瓦尔瓦拉生气地说，“亏你想得出，要打什么短工，傻孩子！他将来要做商人的！……”

丽巴轻声唱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忘了，又开口说：

“你将来会长得挺大，挺大！那你就会做农民，咱们一块儿出去打短工。”

“瞧，她又说起来了！”

丽巴把尼基福尔抱在怀里，站在门口，问：

“妈妈，为什么我这么爱他？为什么我这么怜惜他？”她用发颤的声音接着说，她的眼睛含着泪水而发亮，“他是什么？他是怎么一个人？轻得跟一小片羽毛一样，跟一小块面包一样，可是我爱他，把他当做真正的人一样的爱他。对，他什么事也不会做，话也不会说，可是我凭他的小眼睛完全明白他要什么东西。”

瓦尔瓦拉竖起了耳朵：晚班车到达火车站的响声传到了她这儿。老头子来了吗？她不再听丽巴讲话，也没弄明白丽巴说了些什么，她更没理会时间怎样过去，光是周身发抖，这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她看见一辆大车装满农民，辘辘响着，很快地滚过门前。那是从火车站回来的证人。大车经过小铺的时候，老工人跳下车，走进了院子。她听见院子里有人招呼他，问他话……

“判决褫夺公权，”他大声说，“流放西伯利亚，判处六年苦役。”

她看见阿克西尼娅从小铺后门走出来，她本来在卖煤油，一只手拿着一个瓶子，一只手拿着一个漏斗，嘴里衔着几枚银币。

“公公在哪儿？”她咬字不清地问。

“在火车站，”工人回答，“‘过一会儿，等到天黑一点，’他说，‘我再回去。’”

等到全家都知道阿尼西姆被判了苦役，厨娘就在厨房里忽然哭起来，就跟死了人似的，她自以为这样才合乎礼节的要求：

“阿尼西姆·格里戈雷奇啊，漂亮的小鹰啊，你这一走不要紧，撇下我们有谁来管哟……”

那些狗惊恐地叫起来。瓦尔瓦拉跑到窗口，忧愁地走来走去，用尽气力提高嗓音，吆喝厨娘：

“闭嘴，斯捷潘尼达，闭嘴！看在基督分上，别折磨我们！”

她们忘了烧茶炊，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有丽巴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仍旧把全副心思都用在娃娃身上。

临到老头子从火车站回来，她们都没再问他什么话。他跟她们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在各房间里走进走出，他没吃晚饭。

“没有人出来张罗一下嘛……”瓦尔瓦拉等到房间里只剩他俩的时候，说，“我早就说过你应该去请托一位老爷才对，当时你却不肯听……应该递一份呈文上去……”

“我想过办法的！”老头子摆一摆手说，“阿尼西姆判罪以后，我去找那位替他辩护的先生。‘现在没法子了，’他说，‘时机太迟了。’阿尼西姆自己也这样说，时候太迟了。不过我走出法庭以后，仍旧请了个律师，而且给了他一笔定钱。我等一个星期再上那儿去。这要托上帝的福了。”

老头子又一声不响地走遍各房间。等到他回到瓦尔瓦拉身边来，他说：

“我一定病了。我的脑袋有点……迷迷糊糊。我的思想乱了。”

他关上门，免得让丽巴听见，接着轻声说：

“我担心钱。你还记得阿尼西姆在结婚以前，就是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里，给我一些新卢布和半卢布的银币吗？当时我把一部分钱收在一个包里藏起来，可是另外的钱我却拿来掺混在自己的钱里了……当初我叔父德米特里·菲拉狄奇——祝他到了天国——在世的时候，常到莫斯科或者克里木去办货。他有一个妻子，这妻子趁他像我所说的那样出去办货，常常勾搭别的男人。他们有六个孩子。叔叔一喝醉酒，就笑着说：‘我怎么也分不清哪个是我的孩子，哪个是别人的孩子。’你看，这种脾气称得起是马马虎虎。我呢，现在也就是这样分不清我的钱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我眼里，它们好像全是假的。”

“别胡说了，求上帝保佑你！”

“我在火车站买票，付了三卢布，心想别是假钱吧。我害怕。我一定是病了。”

“这是不消说的，我们都在上帝的手心里……唉，啧啧……”瓦尔瓦拉说，她摇摇头，“这倒也应当想一想，彼得罗维奇……保不住会出什么事，你到底不是青年人了。你会去世的，总要想法在你去世以后不要让人欺侮你的孙子才好。啊，我真担心他们会亏待尼基福尔，欺负他！他只好算是没有爹了，他母亲又年轻，傻头傻脑……你应当给那可怜的小男孩留下一点什么才好，至少把布乔基诺那块地给他吧，真的，彼得罗维奇！你想一想吧！”瓦尔瓦拉接着劝他，“那孩子挺好看，而又可怜！明天你出门一趟，立个遗嘱吧。何必再拖呢？”

“我把孙子也忘了，……”齐布金说，“我得去看一看他。那么你是说孩子长得挺好？嗯，好，让他长大吧。求上帝保佑！”

他开了门，弯起手指头，招呼丽巴过来。丽巴就抱着娃娃走到他面前来了。

“要是你需用什么，丽宾卡，你开口好了，”他说，“想吃什么就尽管吃，我们绝不吝惜，只要你身强力壮就好……”他在娃娃胸前画十字，“好好照应我的孙子。我儿子不在了，不过总算留下了一个孙子。”

眼泪滚下他的面颊，他抽抽搭搭地哭了，走开了。过一会儿，他上了床，在一连七夜没睡好以后，他沉酣地睡着了。

七

老头子进城去略略盘桓了一阵。有人告诉阿克西尼娅说他进城是到公证人那儿去立遗嘱的，说他已经把布乔基诺留给他孙子尼基福尔了，而那就是她烧砖的地方。她得到这个消息是在早晨，那时候老头子和瓦尔瓦拉正坐在门廊附近一棵桦树底下喝茶。她就关上铺子的正门和后门，检齐她所带的一切钥匙，使劲往老头子的脚旁边一扔。

“我再也不给你们干活了！”她大声嚷着说，忽然放声痛哭，“看起来，我不是你们的儿媳妇，而是工人！大家都在讪笑我说：‘瞧啊，齐布金家找了个多好的女工！’我可不是你们雇来的！我既不是叫花子，也不是无家可归的婊子，我有爹有娘。”

她没有擦她的眼泪，却睁着含满泪水的眼睛盯紧老头子，她的眼光凶恶，气得发斜。她的脸和脖子一齐涨红，绷得很紧，因为她用足了气力嚷叫。

“我不愿意再给你们卖力气了！”她接着说，“我累死了！讲到干活儿，讲到成天价坐在店里，讲到深更半夜偷偷出去私运白酒，那就都该我做，可是讲到分地，却分给那苦役犯的老婆和她的小鬼！她是这儿的女主人，太太，我成了她的女用人！那就索性把样样东西都给她，这囚犯老婆，让她活活噎死才好，我呢，回家去！你们另外去找傻瓜来吧，你们这些该死的强盗！”

老头子生平从没骂过或者责罚过他的子女，甚至从没想到过他家里的人会对他说粗鲁的话，或者做出不恭敬的举动。这时候他怕得很，就跑进房去，躲在立柜后面。瓦尔瓦拉慌得什么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光是挥动两只手，倒好像在赶走蜜蜂，免得螫着自己似的。

“啊，圣徒！这是什么意思啊？”她害怕地嘟哝着，“她在嚷什么呀？唉，啧啧……人家都听见了！小点声吧……唉，小点声吧！”

“你们既然把布乔基诺给苦役犯的老婆，”阿克西尼娅接着咆哮道，“那现在索性把样样东西都给她就是，你们的东西我一样也不要！滚你妈的蛋！你们这儿的人是一帮土匪！我看得够了，我看得不要看了！你们讹诈来往的行人，坐车的乘客，不管老的还是少的，你们一律讹诈，这群土匪！是谁没有领执照就卖酒？还有假钱呢？你们的箱子里装满了假钱，所以现在再也用不着我了！”

这时候敞开的门口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往院子里瞧。

“随人家来看吧！”阿克西尼娅嚷道，“我要让你们丢尽了脸！我要叫你们让羞耻活活地烧死！我要叫你们趴在我脚跟前求我！喂！斯捷潘！”她招呼聋子，“咱们马上回家去！咱们去找我爹，去找我妈，我不要跟囚犯们住在一块儿！收拾一下就走！”

当院的几根绳子上晾着衣服，她一把拉下她那些仍旧湿着的裙子和短上衣，丢在聋子的胳臂上。随后，她大发脾气，在院子里那些晾着的内衣旁边跑来跑去，把所有不是她的衣服都扯下来，丢在地上，拿脚踩脏。

“哎呀，圣徒啊，拦住她吧！”瓦尔瓦拉哀叫着，“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把布乔基诺给她吧！为了基督的缘故，给她吧！”

“嘿！好一个娘们儿！”门口有人说，“居然有这样的娘们儿！她撒泼好厉害！”

阿克西尼娅跑进厨房，那儿正在洗衣服。只有丽巴一个人在洗，厨娘到河边用清水过衣服去了。洗衣槽里和炉子旁边的锅里冒着热气。厨房里闷热，由于弥漫着水气而发暗。地板上还放着一堆没洗过的衣服，尼基福尔躺在这堆衣服旁边的一个凳子上，踢蹬着他那两条小小的红腿，这样即使摔下来，也摔不坏。阿克西尼娅走进来的时候，丽巴正巧从那堆衣服里拿出阿克西尼娅的衬衣放进洗衣槽里，已经伸出手去拿桌子上摆着的一个盛满开水的大水勺……

“拿过来！”阿克西尼娅说，仇恨地瞧着她，从洗衣槽里抽出衬衣来，“不准你碰一碰我的衬衣！你是囚犯的老婆，应当识相点，应当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东西！”

丽巴呆呆地瞧着她，吓慌了，一点也不懂，可是她忽然瞅见阿克西尼娅落到小孩子身上的眼光，就明白过来，周身僵住了……

“你夺去了我的地，那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

说罢，阿克西尼娅就抓起那个装满开水的大水勺，往尼基福尔身上一泼。

这以后，厨房里发出乌克列耶沃人从没听见过的一声尖叫，谁也不相信像丽巴那样一个又弱又小的人儿会发出这样的叫声。院子里忽然静下来。阿克西尼娅默默地走进正房，唇边带着她平素那种天真的笑容……聋子不断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怀里抱满了衬衣，然后他一言不发，不慌不忙地重又把一件件衣服挂起来。在厨娘没从河边回来以前，谁也不敢走进厨房去看一看出了什么事。

八

尼基福尔给送到地方自治局的医院里去，将近黄昏，他在医院里死了。丽巴不等到人家来接她，就用小被子包起尸首，带回家去了。

这医院是新的，不久以前才造起来，安着大窗子，高高地立在一座山上，在夕阳里整个房子发亮，看上去好像里面着了火似的。山下有一个村子。丽巴顺着大路走下坡去，还没走到村子，就在一个小池塘旁边坐下来。有一个女人牵着一匹马来饮水，马却不肯喝。

“你还要怎么样呢？”女人轻声对马说，没了主意，“你还要怎么样呢？”

一个穿着红衬衫的男孩坐在水边上，洗他父亲的靴子。此外，村里也好，山上也好，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了。

“它不喝……”丽巴瞧着那马说。

后来，女人牵着马，男孩拿着靴子，都走了。一个人也看不见了。太阳睡了，盖上金黄和火红的锦缎。长条的云，红的，紫的，铺满天空，保卫着太阳的安宁。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只大麻鸻在叫，声音哀伤而低沉，好像一条母牛关在板棚里的叫声一样。这种神秘的鸟的叫声每年春天都听得见，可是谁也不知道它长的是什么样子，住在什么地方。在山顶上医院旁边，在池塘附近灌木丛中，在村子后边，在田野四处，夜莺嘹亮地啼叫着。杜鹃数着什么人的年纪，数啊数地就数乱了，又从头数起。池塘里那些青蛙愤愤地互相招呼，拼命地叫，人甚至听得清那些话：“你就是这种东西！你就是这种东西！”好热闹啊！这些生物这么唱啊嚷的，仿佛是故意要在这春夜吵得谁也睡不着觉，好让大家，就连气愤的青蛙也包括在内，爱惜而且享受每一分钟。要知道生命只有一次啊。

一个银白的半月在天空照耀，星星很多。丽巴没理会自己在池塘旁边坐了多久，可是等到她站起来，往前走，村子里的人却已经全都睡着，一个灯亮也没有了。大概还有十二俄里才能走到家，可是她的气力差了，也没法动脑筋去想该怎样走了。月亮时而在前面照耀，时而在右边照耀。那只杜鹃仍旧不断地叫唤，嗓子已经叫哑，而且带一点笑音，仿佛在嘲弄她：“喂，注意啊，你要迷路了！”丽巴加紧步子走去，头巾从脑袋上掉了……她瞧着天空，心想：现在她孩子的灵魂在哪儿呢？它究竟在跟着她走呢，还是高高地在繁星中间飘荡，不再想到他母亲了？啊，夜里在旷野上走路是多么孤单啊，特别是听着四周的歌声自己却唱不出来，夹在不断的欢呼中自己却高兴不起来，而且那月亮，不管时令是春天还是冬天，不管人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在心上，也孤单地从天空看着下界……心里痛苦的时候，没有人做伴是难受的。要是她母亲普拉斯科维娅，或者“拐杖”，或者厨娘，或者一个农民来陪陪她就好了！

“布——布！”大麻鸻叫道，“布——布！”

忽然清清楚楚地传来人的说话声：

“套车，瓦维拉！”

在她前面，道路旁边，烧着一堆篝火：它已经没有火苗，只剩下一堆红炭在发亮了。她可以听见马在嚼草。黑暗中显出两辆大车的轮廓，一辆车上有一个大桶，另一辆比较矮的大车上有些麻袋。另外还显出两个人影，一个牵着一匹马去套车，一个呆呆不动地站在火边，手抄在背后。有一只狗在车子附近叫起来。那个牵着马的人就站住，说：

“好像有人顺大路走过来了。”

“沙利克，不准叫！”另一个人吆喝狗。

这另一个人从声调听得出是个老人。丽巴站住，说：

“求上帝保佑你！”

老人走到她面前，停了一停才回答说：

“你好！”

“你们的狗不咬人吧，老爷爷？”

“不咬，走吧。它不会碰你的。”

“我本来在医院里，”丽巴沉默了一阵说，“我的小儿子在那儿死了。现在我把他带回家去。”

老人听了这些话，大概觉着不痛快，因为他走开了，匆匆地说：

“这也没关系，我的好人儿。这是上帝的旨意。你别磨蹭啊，小伙子！”他对他的旅伴说，“你打起精神来！”

“你的套包子没有了，”青年说，“我看不见。”

“瓦维拉，拿你简直没法办！”

老人拾起一小块炭，对它吹口气，它只照亮了他的鼻子和眼睛。后来，他们找到了套包子，他就带着那点亮光走到丽巴跟前，瞧她一眼，他的眼光流露了怜悯和温柔。

“你做娘了，”他说，“凡是做娘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

他说完，叹口气，摇摇头。瓦维拉往火上丢了点东西，把火踩熄，四周立刻很黑了。眼前的景象消失了。跟先前一样，只有田野、星罗棋布的天空、鸟儿那种吵得彼此睡不着觉的鸣叫。听起来倒好像秧鸡就在烧篝火的那地方鸣叫似的。

可是过了一分钟，那两辆车子、老人、高高的瓦维拉，又可以看清楚了。车子上了路，吱吱嘎嘎地响着。

“你们是侍奉神的人吧？”丽巴问老人。

“不是的。我们是菲尔萨诺沃的人。”

“刚才你瞧我一眼，我的心就松动了。那小伙子也挺斯文。我当你们一定是侍奉神的人呢。”

“你要上很远的地方去吗？”

“到乌克列耶沃去。”

“上车吧，我们把你送到库兹敏基。到了那儿你就照直往前走，我们就往左拐弯了。”

瓦维拉坐上那辆载着桶子的大车，老头子和丽巴坐上另外一辆。车子慢腾腾地走着，瓦维拉的车子在前面。

“我的小儿子受了一天的罪，”丽巴说，“他睁着一对小眼睛瞧我，什么话也没说。他想要说话，可又不会说。上帝啊！天上的圣母！我难受得老是倒在地上。我站啊站的，就倒在床旁边了。告诉我，老爷爷，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孩子临死以前要受那么大的苦？大人，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受过了苦，犯的罪就得到了宽恕，可是一个小孩子，没犯过什么罪，为什么也要受苦呢？为什么呢？”

“谁知道呢！”老人回答。

他们坐着车默默地过了半个钟头。

“人总不能样样事情都知道：怎么样啦，为什么啦，”老人说，“鸟儿注定了不生四个翅膀，只生两个，因为有两个翅膀也就能飞了。所以人也注定了不能样样事情都知道，只能知道一半或者一半的一半。人为了生活该当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

“我还是走路轻松一点，老爷爷。此刻我的心抖得什么似的。”

“不要紧，坐着吧。”

老人打个呵欠，在嘴上画十字。

“不要紧……”他又说一遍，“你的苦恼还算不得顶厉害的苦恼。人寿是长的，往后还会有好日子，有坏日子，什么事都会来的。俄罗斯母亲真大呀！”他说，往左右两边看了一看，“我走遍了俄罗斯，什么都见识过，你相信我的话吧，好孩子。将来还会有好日子，也会有坏日子的。早先，我走着到西伯利亚去，到过黑龙江，到过阿尔泰山，在西伯利亚住过，在那儿垦过地，后来想念俄罗斯母亲，就回到家乡来了。我们走着回到俄罗斯来，我记得我们有一回坐渡船，我啊，要多瘦有多瘦，穿得破破烂烂，光着脚，冻得发僵，啃着面包皮。渡船上有一位过路的老爷——要是他下世了，那就祝他升天堂——怜恤地瞧着我，流下了眼泪。‘唉，’他说，‘你的面包是黑的，你的日子也是黑的……’等我到了家，正好应了那句俗话：家徒四壁。我有过老婆，可是我把她留在西伯利亚，她葬在那儿了。所以我就做长工过日子。你猜怎么样？我告诉你吧：打那时候起，我过过坏日子，可也过过好日子。眼下，我却还不想死，好孩子，我还想再活上二十年呢。这样说来，还是好日子多。我们的俄罗斯母亲真大哟！”他说，又瞧了瞧两边，还回头看了一眼。

“老爷爷，”丽巴问，“人死了，他的灵魂在人世间还要飘荡多少天？”

“谁知道呢！这得问问瓦维拉，他上过学。眼下，学校里什么都教。瓦维拉！”老人招呼他。

“啊！”

“瓦维拉，人死了，他的灵魂在人世上还要待多少天啊？”

瓦维拉勒住马，等到马站住才答话：

“九天。我叔叔基里拉死后，他的灵魂在我们的木房里还活了十三天呢。”

“你怎么知道？”

“炉子里一连十三天有敲敲打打的声音嘛。”

“哦，行了。走吧。”老人说。看得出来，他一点也不相信那些话。

走到库兹敏基附近，大车拐弯，上了大道，丽巴就照直走下去。这时候天已经亮了。她走下坡，进了峡谷，乌克列耶沃的农舍和教堂蒙在雾里。天气很冷，她觉着仿佛那只杜鹃还在叫似的。

丽巴回到家的时候，牲口还没放出来，大家都在睡觉。她就在门廊上坐下，等着。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老头子，他只瞧了她一眼就立刻明白出了什么事，好久说不出话来，光是吧嗒嘴唇。

“唉，丽巴，”他说，“你没保护好我的孙子……”

瓦尔瓦拉给叫醒了。她举起两只手合起来一拍，痛哭起来。她立刻动手装殓尸首。

“他是个挺好看的娃娃……”她说，“唉，啧啧……你只有一个孩子，可是就连这一个孩子也没保护好，你这蠢东西……”

早晨做了安灵祭，傍晚又做一回。第二天下葬。举行葬礼以后客人们和神甫们吃了许多东西，狼吞虎咽，仿佛许久没吃过东西了。丽巴伺候他们吃饭，神甫举起一把叉着腌蘑菇的叉子，对她说：

“不用为娃娃伤心。这样的娃娃总要上天堂的。”

直到大家告辞以后，丽巴才真切地体会到现在尼基福尔已经不在，而且再也不会活回来了。她明白过来，就痛哭不止。而且，她不知道跑到哪个房间里去哭才好，因为她觉着孩子一死，这所房子里已经没有她待的地方，她没有理由再在这儿待下去，她变成一个多余的人了，而且别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喂，你嚎什么？”阿克西尼娅忽然在门口出现，大叫一声，为了参加葬礼，她穿得一身新，脸上扑了粉，“闭嘴！”

丽巴想止住哭，可又止不住，反而哭得更响了。

“你听见没有？”阿克西尼娅嚷道，大发雷霆地顿脚，“我在跟谁讲话？滚出这所房子去，从此不准再上门，你这苦役犯的老婆！滚出去！”

“算了，算了，算了！……”老头子慌慌张张地说，“阿克秀霞，小点声，我的好人……她哭，这也是人情之常……她的孩子死了……”

“人情之常……”阿克西尼娅学着他的话说，“姑且让她在这儿住一夜，明天可别让我再看见她的人影！人情之常！……”她又学着他的话说，笑呵呵地，往小铺那边走去。

第二天一清早丽巴就回到托尔古耶沃村她母亲的家里去了。

九

现在小铺的房顶和前门涂过油漆，明晃晃的，就跟新的一样，窗子里照旧开着鲜艳的天竺葵。三年以前在齐布金家里和院子里出过的事，差不多给人忘光了。

老头子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仍旧跟往常一样算是主人，不过实际上一切事情全由阿克西尼娅掌管了。她买东西，卖东西。不管什么事，不得她的同意就办不成。砖厂经营得挺好。由于修铁路需用砖，砖价已经涨到二十四卢布一千块了。村妇和村姑用大车把砖运到火车站上，装进火车，做这样的活儿，一天赚四分之一卢布。

阿克西尼娅跟赫雷明家年轻的一辈人搭伙经营，他们的工厂现在叫做赫雷明兄弟公司了。他们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饭铺，那个贵重的手风琴已经不是在工厂里，而是在这个饭铺里奏乐了。邮政局长也在做一种什么生意，常常到饭铺去。火车站站长也一样。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送给聋子斯捷潘一个金表，他常从衣袋里拿出那个表，放到耳朵旁边听一听。

村里人谈到阿克西尼娅，都说她有很大势力。不错，每逢她早晨坐上马车到自己的砖厂去，脸上挂着天真的笑容，漂亮，幸福，以及后来到了砖厂，在那儿发命令，人都会感到她有很大势力。家里也好，村里也好，砖厂里也好，人人都怕她。遇到她上邮政局去，邮政局长总是很快地站起来，对她说：

“请您赏光坐一坐，克谢尼娅·阿勃拉莫芙娜！”

有一回有个上了岁数、可是装束时髦的地主，穿一件细呢料的长外衣和一双高统的漆皮靴，卖给她一匹马，跟她谈来谈去，谈得入了迷，竟迎合她的心意，压低价钱对她让步了。他跟她握了很久的手，瞧着她那快活、狡猾、天真的眼睛，说：

“为了您这样的女人，克谢尼娅·阿勃拉莫芙娜，随您喜欢什么，我都愿意照办。不过，请您说一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单独相会，没人来打搅我们？”

“那随您的便，什么时候都行！”

这以后，那个上了岁数的花花公子差不多天天坐着车到小铺来喝啤酒。啤酒挺难喝，苦得跟艾草一样。地主摇头，可是仍旧喝下去了。

老齐布金已经不管生意上的事。他身边不带钱了，因为他怎么也分不清真钱和假钱，可是他一声不响，绝不对任何人提到这个弱点。不知怎的他变得健忘了，要是人家不给他东西吃，他也不要。他们已经惯了，吃饭时候总不记得找他。瓦尔瓦拉常常说：

“昨天我们那口子又没吃东西就上床睡了。”

她满不在乎地说这句话，因为她也惯了。不知什么缘故，不论冬夏，他总穿一件皮大衣，只有遇到很热的天气才不出门，坐在家里。他照例穿着那件皮大衣，裹得严严的，竖起衣领，在村子里蹓蹓跶跶，顺着大路到火车站去散步，或者从早到晚坐在教堂门口附近的长凳上。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行人向他鞠躬，可是他不理，因为他跟先前一样，仍旧不喜欢农民。要是人家问他话，他总是合情合理、客客气气地回答，不过答话很简单。

村子里传播着一种流言，说是他的儿媳妇把他从自己家里赶出来了，不给他东西吃，说是他靠施舍活着。有人听了高兴，有人替他难过。

瓦尔瓦拉长得越发胖，皮肤也越发白了。她仍旧在做好事，阿克西尼娅也不来过问。现在，果酱多得很，他们来不及吃完，新果子就又收下来了。果酱凝成糖块，瓦尔瓦拉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差点哭出来。

大家已经开始忘记阿尼西姆。有一天他写了一封信来，是用韵文写成的，用的是大张的纸，仿佛呈文一样，而且写的仍旧是先前那一笔好字。显然他的朋友萨莫罗多夫跟他在一块儿服刑。那些诗句下面，有一行字却是用难看的、几乎认不清的笔迹写出来的：“我在这儿一直害病，我很痛苦，看在上帝份上帮帮我。”

有一回，那是秋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将近黄昏，老齐布金坐在教堂大门附近，竖起皮大衣的衣领，只有鼻子和帽檐还看得清。这条长凳的另一头坐着包工头叶利扎罗夫，跟他并排坐着的是学校看守人亚科夫，他是一个脱了牙齿、大约七十岁的老头儿。“拐杖”和看守人正在聊天。

“孩子应当养活老人，供老人吃喝……孝敬爹娘，”亚科夫有气地说，“她呢，一个做儿媳妇的却把公公从自己家里撵出来了。老头子没吃没喝，上哪儿去好呢？他三天没吃东西了。”

“一连三天啊！”“拐杖”吃惊地说。

“他就这么坐着，老是一句话也不说。他已经变得衰弱了。何必闷声不响呢？告她一状就是，反正法院也不会夸奖她。”

“法院夸奖谁？”“拐杖”没听清，问道。

“什么？”

“那娘们儿不错，她也算卖力气了。干他们那行生意，不那么办就不行……我是说，不能不犯罪……”

“他打自己的家里给撵出来了，”亚科夫接着气愤地说，“你得自己挣下钱，买下房子，然后才能撵人啊！嘿，你想想看，真有这样的女人！简直是瘟疫嘛！”

齐布金听着，一动也没动。

“不管是自己的房子也好，别人的房子也好，只要暖和，娘们儿不骂人，那就都是一样……”“拐杖”说，他笑起来，“我年轻时候，很疼我的娜斯达霞。她是个文文静静的小女人。那当儿她老爱说：‘买所房子吧，马卡雷奇！买所房子吧，马卡雷奇！买匹马吧，马卡雷奇！’她临死，还一个劲儿地说：‘你买一辆快马马车吧，马卡雷奇，免得自己走路。’我呢，什么也没给她买，只给她买过蜜糖饼干。”

“她的丈夫又聋又笨，”亚科夫接着说，没听“拐杖”的话，“十足的傻瓜，活像一只笨鹅。他能懂什么？拿根棍子照准鹅脑袋兜头打下去，它也还是不会懂啊。”

“拐杖”站起来，要回到工厂的家里去了。亚科夫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走，边走边谈。等他们走出大约五十步去，老齐布金也站起来，跟着他们勉强地走，他迈步不稳，倒好像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

村子已经笼罩在薄暮的昏暗里，那条大路蜿蜒地爬上坡去，好比一条蛇，太阳只照到大路的上半部了。老太婆们从树林里回来，身边带着小孩子。她们提着装满片状蕈和乳蘑的篮子。村妇和村姑成群地从火车站回来，她们已经在那儿把砖装进车厢了。她们的鼻子和眼睛底下的脸颊布满红色的砖末。她们在唱歌。领头走着的是丽巴，眼睛望着天空，用尖细的嗓音唱着，声音发颤，仿佛在得意，在高兴：谢天谢地，白天总算过去，可以休息了。她母亲，做短工的普拉斯科维娅，也夹在人群里，抱着一个包袱走着，跟往常一样，一边走一边喘气。

“你好，马卡雷奇！”丽巴一看见“拐杖”，就说，“你好，亲爱的！”

“你好，丽宾卡！”“拐杖”叫道，挺高兴，“姑娘们，娘们儿，爱这个阔绰的木匠吧！哈哈！我的孩子们，孩子们！（“拐杖”鼻子一酸，哭出来了。）我亲爱的小斧子！”

“拐杖”和亚科夫往前走去，可以听见他们在谈话。他们走后，人群遇见了老齐布金，大家忽然静下来。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稍稍落在大家的后面。等到老头子跟她们走到并排，丽巴就深深地一鞠躬，说：

“您好，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

她母亲也鞠躬。老头儿站住，没说话，瞧着她俩。他的嘴唇抖动，眼睛里满是泪水。丽巴从母亲的包袱里拿出一块荞麦面馅饼，递给他。他接过去，吃起来。

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大路的上半部的阳光也消失了。天黑下来，凉下来了。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往前走去，她们在自己胸前画了很久的十字。

1900年

[1] 瓦尔瓦拉的爱称。

[2] 大斋前的一星期。

[3] 基督教的一种宗派，相信鞭笞自己，可以平息神怒。

[4] 阿克西尼娅的爱称。

[5] 丽巴的爱称。

新娘

一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光景，一轮明月照着花园。在舒明家里，祖母玛尔法·米哈伊洛芙娜吩咐做的晚祷刚刚完事，娜佳到花园里去蹓跶一会儿，这时候她看见大厅里饭桌上正在摆小吃，祖母穿着华丽的绸衫在忙这样忙那样。安德烈神甫，大教堂的大司祭，正在跟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谈一件什么事，这时候隔着窗子望过去，母亲在傍晚的灯光下，不知什么缘故，显得很年轻。安德烈神甫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站在一旁，注意地听着。

花园里安静，凉快，宁静的黑影躺在地上。人可以听见远处，很远的什么地方，大概是城外吧，有些青蛙呱呱的叫声。现在有五月的气息了，可爱的五月啊！你深深地呼吸着，热切地想着：眼下，不是在这儿，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天空底下，在树木上方，远在城外，在田野上，在树林里，春天的生活正在展开，神秘、美丽、丰富、神圣，那是软弱而犯罪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人恨不得哭一场才好。

她，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了。她从十六岁起就热切地盼望着出嫁，现在她总算做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这个青年现在正站在窗子里面。她喜欢他，婚期已经定在七月七日，可是她并不高兴，夜里也睡不好，兴致提不起来……厨房是在地下室那一层，从敞开的窗子里，她听见人们忙忙碌碌，刀子叮当响着，安着滑轮的门砰砰地开关，那儿飘来烤鸡和醋渍樱桃的气味。不知什么缘故，她觉得整个生活似乎会永远像现在这样过下去，没有变化，没有尽头！

这时候有一个人从正房走出来，在门廊上站住。这人是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单地叫做萨沙。他是大约十天前从莫斯科来到她们家里做客的。很久以前，祖母的一个远亲，贵族出身的穷寡妇玛丽亚·彼得罗芙娜，一个带着病容的、瘦小的女人，常到她们家来请求周济。她有个儿子名叫萨沙。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说他是出色的画家，等到他母亲去世，祖母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就送他到莫斯科的科米萨罗夫斯基学校去念书。大约两年以后他转到一个绘画学校去，在那儿差不多念了十五年书才勉强在建筑系毕业。可是他仍旧没做建筑师，却在莫斯科的一个石印工厂里做事。他差不多每年夏天都到祖母这儿来，总是病得很重，以便休息调养一阵。

他现在穿着一件常礼服，扣上纽扣，下身穿一条旧帆布裤子，裤腿下面都磨破了。他的衬衫没熨过，周身上下有一种没精神的样子。他很瘦，眼睛大，手指头又长又瘦，留着胡子，黑脸膛，不过仍旧挺漂亮。他跟舒明家的人很熟，如同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住在他们家里，觉得跟在自己家里似的。他每回来到这儿所住的那个房间，早就叫做萨沙的房间了。

他站在门廊上，看见娜佳，就走到她面前去。

“你们这儿真好。”他说。

“当然，挺好。您应当在这儿住到秋天再走。”

“是的，大概会这样的。也许我要在你们这儿住到九月间呢。”

他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在她身旁坐下。

“我正坐在这儿，瞧着妈妈，”娜佳说，“从这儿看过去，她显得那么年轻！当然，我妈妈有弱点，”她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不过她仍旧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是的，她很好……”萨沙同意道，“您的母亲，就她本人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善良很可爱的女人，可是……怎么跟您说好呢？今天一清早我偶然到你们家的厨房里去，在那儿我看见四个女仆干脆睡在地板上，没有床，被褥不像被褥，破破烂烂，臭烘烘，还有臭虫，蟑螂……这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样，一点变动也没有。哦，奶奶呢，求上帝保佑她，她毕竟是个老奶奶，不能怪她了。可是要知道，您母亲多半会讲法国话，还参加演出。想来，她总该明白的。”

萨沙讲话的时候，总要把两根瘦长的手指头伸到听话人的面前去。

“不知怎么这儿样样事情我都觉得奇怪，看不惯，”他接着说，“鬼才明白为什么，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母亲一天到晚走来走去，跟一位公爵夫人一样，奶奶也什么事都不做，您呢，也一样。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种话娜佳去年就听过了，仿佛前年也听过。她知道萨沙一开口，总离不了这一套，从前这种话引得她发笑，可是现在不知什么缘故，她听着心烦了。

“这些话是老生常谈，我早就听厌了，”她说，站起来，“您应当想点比较新鲜的话来说才好。”

他笑了，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朝正房走去。她又高又美，身材匀称，这时候挨着他，显得很健康，衣服也很漂亮。这一点她自己也体会到了，就替他难过，而且不知什么缘故觉得挺窘。

“您说了许多不必要的话，”她说，“喏，您方才谈到我的安德烈，可是要知道，您并不了解他。”

“我的安德烈……去他的吧，您的安德烈！我正在替您的青春惋惜呢。”

等到他们走进大厅，大家已经坐下来吃晚饭了。祖母，或者照这家人的称呼，老奶奶，长得很胖，相貌难看，生着两道浓眉，还有一点点唇髭，说话很响，凭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可以看出她在这儿是一家之长。她的财产包括集市上好几排的商店和这所有圆柱和花园的旧式房子，可是她每天早晨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别受穷，一面祷告一面还流泪。她的儿媳，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生着金黄色头发，腰身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每个手指头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神甫是一个掉了牙齿的瘦老头子，看他脸上的表情，总仿佛要说什么很逗笑的话似的。他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的未婚夫，是一个丰满而漂亮的青年，头发卷曲，样子像是演员或者画家。他们三个人正在谈催眠术。

“你在我这儿再住一个星期，身体就会养好了，”奶奶转过身对萨沙说，“只是务必要多吃一点。看你像个什么样儿！”她叹口气，“你那样儿真可怕！真的，你简直成了个浪子。”

“挥霍掉父亲所赠的资财以后，”安德烈神甫眼睛里带着笑意，慢吞吞地说，“就跟不通人性的牲口一块儿去过活了[1]……”

“我喜欢我的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摸摸他父亲的肩膀，“他是个非常好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大家沉默了一阵。萨沙忽然笑起来，拿起餐巾捂住嘴。

“这么说来，您相信催眠术喽？”安德烈神甫问尼娜·伊万诺芙娜。

“当然，我也不能肯定说我相信，”尼娜·伊万诺芙娜回答，脸上做出很严肃的、甚至严厉的表情，“不过必须承认，自然界有许多神秘而无从理解的事情。”

“我完全同意您的话，不过我还得加一句：宗教信仰为我们大大地缩小了神秘的领域。”

一只很肥的大火鸡端上来。安德烈神甫和尼娜·伊万诺芙娜仍旧在谈下去。钻石在尼娜·伊万诺芙娜的手指头上发亮，后来眼泪在她眼睛里发亮，她激动起来了。

“虽然我不敢跟您争论，”她说，“不过您也会同意，生活里有那么多解答不了的谜！”

“我敢向您担保：一个也没有。”

吃过晚饭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万诺芙娜弹钢琴为他伴奏。十年以前，他在大学的语文系毕了业，可是从来没在任何地方做过事，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应邀参加为慈善目的召开的音乐会。在城里大家都称他为艺术家。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子上，茶炊轻声地滚沸，只有萨沙一个人喝茶。后来，钟敲十二下，小提琴的一根弦忽然断了，大家笑起来，于是忙忙碌碌，开始告辞。

娜佳送未婚夫出门以后，走上楼去，回自己的房间，她和母亲住在楼上（楼下由祖母住着）。楼下，仆人把大厅里的灯熄了，萨沙却仍旧坐在那儿喝茶。他老是照莫斯科的风气喝很久的茶，一回要喝七杯。娜佳脱了衣服上床，很久还听见女仆在楼下打扫，奶奶发脾气。最后一切都安静了，只是偶尔听见萨沙在楼下自己的房间里用男低音不时咳嗽几声。

二

娜佳醒来的时候，大概是两点钟，天在亮起来。守夜人在远处什么地方打更。她不想睡了，床很软，躺着不舒服。娜佳在床上坐起来，想心事，跟过去那些五月里的夜晚一样。她的思想也跟昨天晚上一样，单调、不必要、缠着人不放，总是那一套：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怎样开始向她献殷勤，向她求婚，她怎样接受，后来她怎样渐渐地敬重这个善良而聪明的人。可是现在距离婚期只有一个月了，不知什么缘故，她却开始感到恐惧和不安，仿佛有一件什么不明不白的苦恼事在等着她似的。

“滴克搭克，滴克搭克……”守夜人懒洋洋地敲着，“滴克搭克……”

从旧式的大窗子望出去，她可以看见花园，稍远一点有茂盛的紫丁香花丛，那些花带着睡意，冻得软绵绵的。浓重的白雾缓缓地飘到紫丁香上面，想要盖没它。远处树上，带着睡意的白嘴鸦在呱呱地叫。

“我的上帝啊，为什么我这样苦恼！”

也许每个新娘在婚前都有这样的感觉吧。谁知道呢！要不然这是萨沙的影响？可是话说回来，接连几年来，萨沙一直在讲这样的话，好像背书一样，他讲起来总显得很天真，很古怪。可是为什么萨沙还是不肯离开她的头脑呢？为什么呢？

守夜人早已不打更了。窗子跟前和花园里，鸟儿吱吱地叫，花园里的雾不见了。四下里样样东西都给春天的阳光照亮，就跟被微笑照亮了一样。不久，整个花园被太阳照暖，让阳光爱抚着，苏醒过来，露珠跟钻石那样在叶子上放光，这个早已荒芜的老花园在这个早晨显得那么年轻，华丽。

奶奶已经醒了。萨沙粗声粗气地咳嗽起来。娜佳可以听见他们在楼下端来茶炊，搬动椅子。

时间过得很慢。娜佳早已起来，在花园里散步了很久，早晨却仍旧拖延着不肯过去。

后来尼娜·伊万诺芙娜带着泪痕斑斑的脸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杯矿泉水。她对招魂术[2]和顺势疗法[3]很有兴趣，看很多的书，喜欢谈自己心里发生的怀疑。所有这些，依娜佳看来，似乎包含着深刻而神秘的意义。这时候，娜佳吻一吻她的母亲，跟她并排走着。

“您为什么哭了，妈妈？”她问。

“昨天晚上，我开始看一个中篇小说，那里面写一个老人和他的女儿。老人在一个什么机关办公，不料他的上司爱上了他的女儿。我还没看完，不过其中有一个地方看了叫人忍不住流泪。”尼娜·伊万诺芙娜说，喝一口杯子里的水，“今天早晨我想起来，就又哭了。”

“近些天来我心里那么不快活，”娜佳沉默了一会儿，说，“为什么我夜里睡不着觉？”

“我不知道，亲爱的。每逢我夜里睡不着觉，我就紧紧地闭上眼睛，喏，就照这个样儿，而且暗自想象安娜·卡列宁娜[4]怎样走路，讲话，或者暗自想象古代历史上的一件什么事情……”

娜佳觉得她母亲不了解她，而且也不可能了解。这还是她生平第一回有这样的感觉，她甚至害怕，想躲起来。她就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下午两点钟，他们坐下来吃午饭。那天是星期三，正是斋日，因此给祖母端上来的是素的红甜菜汤和鳊鱼粥。

为了跟奶奶逗着玩，萨沙又喝他的荤汤，又喝素甜菜汤。大家吃饭的时候，他却一直说笑话，可是他的笑话说得笨拙，一律含着教训，结果就完全不可笑了。每逢说俏皮话以前，他总要举起很瘦很长跟死人一样的手指头，因而使人想到他病得很重，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久了，谁都会为他难过得想流泪。

饭后奶奶回到自己房间去休息。尼娜·伊万诺芙娜弹了一会儿钢琴，然后也走了。

“啊，亲爱的娜佳，”萨沙开始了照例的午饭后的闲谈，“您要听我的话才好！您要听我的话才好！”

她坐在一张旧式的圈椅上，背往后靠着，闭上眼睛。他就在房间里慢慢走着，从这头走到那头。

“您要出去念书才好！”他说，“只有受过教育的、神圣的人才是有趣味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所需要的。要知道，这样的人越多，天国来到人间也就越快。到那时候，你们这城里就渐渐不会有一块石头留下，一切都会翻个身，一切都会变样，仿佛施了什么魔法似的。到那时候，这儿就会有极其富丽堂皇的大厦、神奇的花园、美妙的喷泉、优秀的人……可是这还算不得顶重要。顶重要的是我们所谓的群众，照现在那样生活着的群众，这种恶劣现象，到那时候就不再存在，因为人人都会有信仰，人人都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再也不会有人到群众里面去寻求支持。亲爱的，好姑娘，走吧！告诉他们大家：您厌倦了这种一潭死水的、灰色的、有罪的生活。至少您自己要明白这层道理才对！”

“办不到，萨沙。我就要结婚了。”

“唉，得了吧！这种事对谁有必要呢？”

他们走进花园，蹓跶了一会儿。

“不管怎样吧，我亲爱的，您得想一想，您得明白，你们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不干净，多么不道德，”萨沙接着说，“您得明白，比方说，要是您，您的母亲，您的奶奶，什么事也不做，那就是说别人在为你们工作，你们在吞吃别人的生命，难道这样干净吗，不肮脏吗？”

娜佳想说：“不错，这话是实在的。”她还想说她自己也明白，可是眼泪涌上她的眼眶，她忽然不再作声，整个心发紧，就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将近傍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照例拉了很久的小提琴。他总是不爱讲话，喜欢拉小提琴，也许因为一拉小提琴，就可以不用讲话吧。到十一点钟，他已经穿好大衣，要告辞回家去了，却搂住娜佳，开始贪婪地吻她的脸、肩膀、手。

“宝贝儿，我心爱的，我的美人儿！……”他喃喃地说着，“啊，我多么幸福！我快活得神魂颠倒了！”

她却觉得这种话很久很久以前就听过，或者在什么地方……在小说里，在一本早已丢掉的、破破烂烂的旧小说里读到过似的。

萨沙坐在大厅里的桌子旁边喝茶，用他那五根长手指头托着茶碟。奶奶摆纸牌卦，尼娜·伊万诺芙娜在看书。圣像前面的油灯里，火苗劈劈啪啪地爆响，仿佛一切都安静平顺似的。娜佳道了晚安，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马上就睡着了。可是如同前一天夜里一样，天刚刚亮，她就醒了。她睡不着，心神不宁，苦恼。她坐起来，把头抵在膝盖上，想到她的未婚夫，想到她的婚礼……不知什么缘故，她想起母亲并不爱她那已经去世的丈夫，现在她一无所有，完全靠她婆婆，也就是奶奶过活。娜佳思前想后，怎么也想不出在这以前为什么会认为妈妈有什么特别的、不平常的地方，怎么会一直没有发现她其实是个普通的、平凡的、不幸的女人。

楼下，萨沙也没睡着，她可以听见他在咳嗽。娜佳想，他是个古怪而天真的人，在他的幻想中，所有那些神奇的花园和美妙的喷泉，都使人觉着有点荒唐。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那天真，甚至那种荒唐，却又有那么多美丽的地方，只要她一想到要不要出外求学，就有一股凉气沁透她整个的心和整个胸膛，给它们灌满欢欣和快乐的感觉。

“不过，还是不想的好，还是不想的好……”她小声说，“我不应该想这些。”

“滴克搭克……”守夜人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打更，“滴克搭克……滴克搭克……”

三

六月中，萨沙忽然觉得烦闷无聊，准备回莫斯科去了。

“在这个城里我住不下去，”他阴沉地说，“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我一吃饭就腻味：厨房里脏得不像话……”

“再等一等吧，浪子！”不知什么缘故，奶奶小声劝道，“婚期就在七号啊！”

“我不想再等了。”

“可是你本来打算在我们这儿住到九月间的！”

“不过现在，您看，我不想住下去了。我要工作！”

正巧这年夏天潮湿而阴冷，树木湿漉漉的，花园里样样东西都显得阴沉沉的，垂头丧气，这也实在使得人想要工作。楼下和楼上的房间里响起一些陌生女人说话的声音，奶奶的房间里有达达达的缝纫机声音，这是她们在赶做嫁妆。光是皮大衣，就给娜佳做了六件，其中顶便宜的一件，照奶奶说来，也要值三百卢布！这种忙乱惹得萨沙不痛快，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闷气，可是大家仍旧劝他留下，他就答应七月一日以前不走了。

时间过得很快。在圣彼得节[5]那天吃过午饭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跟娜佳一块儿到莫斯科街去再看一回早已租下来、准备给年轻夫妇居住的那所房子。那所房子有两层楼，可是至今只有楼上刚装修好。大厅铺着亮晃晃的地板，漆成细木精镶的样子，有几把维也纳式的椅子、一架钢琴、一个小提琴乐谱架。屋里有油漆的气味。墙上挂着一张大油画，装在金边框子里，画的是一个裸体的女人，她身旁有一个断了柄的淡紫色花瓶。

“好一幅美妙的画儿，”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出于尊敬叹了一口气，“这是画家希什马切夫斯基的作品。”

旁边是客厅，摆着一张圆桌子，一张长沙发，几把套着鲜蓝色布套的圈椅。长沙发的上方挂着一张安德烈神甫的大照片，戴着法冠，佩着勋章。然后他们走进饭厅，那儿摆着一个餐具柜，随后走进寝室。这儿光线暗淡，并排放着两张床，看上去好像在布置寝室的时候，认定将来这儿永远很美满，不会有别的情形似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着娜佳走遍各个房间，始终用胳膊搂着她的腰。她呢，觉着衰弱，惭愧，痛恨所有这些房间、床铺、圈椅，那个裸体女人惹得她恶心。她已经明明白白地觉得她不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了，也许从来就没有爱过，可是这句话怎么说出口，对谁去说，而且说了以后要怎么样，她都不明白，而且也没法明白，虽然她整天整夜地在想着这件事……他搂着她的腰，谈得那么热情，那么谦虚，他在自己的住所里走来走去，显得那么幸福。她呢，在一切东西里，却只看见庸俗，愚蠢的、纯粹的、叫人受不了的庸俗。他那搂着她腰的胳膊，她也觉得又硬又凉，跟铁箍一样。她随时都想跑掉，痛哭一场，从窗口跳出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她走进浴室，在这儿他碰了碰一个安在墙上的水龙头，水立刻流出来了。

“怎么样？”他说，放声大笑，“我叫人在阁楼上装了一个水箱，可以盛一百桶水，喏，我们现在就有水用了。”

他们穿过院子，然后走到街上，雇了一辆出租马车。尘土像浓重的乌云似地飞扬起来，好像天就要下雨了。

“你不冷吗？”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尘土吹得他眯缝着眼睛。

她没答话。

“你记得，昨天萨沙责备我什么事也不做，”沉默一阵以后，他说，“嗯，他的话很对，对极了！我什么事也不做，而且也做不了。我亲爱的，这是什么缘故？就联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也许会在额头上戴一枚帽章，去办公，我都会觉着那么厌恶，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看见律师，或者拉丁语教师，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觉着那么不自在？啊，俄罗斯母亲！啊，俄罗斯母亲，你至今还驮着多少游手好闲的、毫无益处的人啊！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压在你身上啊，受尽痛苦的母亲！”

他对他什么事不做这一点，得出一个概括的结论，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等我们结了婚，”他接着说，“那我们就一块儿到乡下去，我亲爱的，我们要在那儿工作！我们给自己买下不大的一块土地，外带一座花园，一条河，我们要劳动，观察生活……啊，那会多么好！”

他脱掉帽子，头发让风吹得飘扬起来。她呢，听着他讲话，暗自想着：“上帝啊，我要回家！上帝啊！”他们快要到家的时候，车子追上了安德烈神甫的车子。

“瞧，我父亲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高兴地说，挥动帽子，“真的，我爱我的爹，”他一面给车钱，一面说，“他是个非常好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佳走进家里，心里觉着气愤，身子也不舒服，心想：整个傍晚会有客人来，她得招待他们，得赔着笑脸，得听小提琴，得听各式各样的废话，而且一味地谈婚礼。奶奶坐在茶炊旁边，穿着绸衫，又华丽又神气，她在客人面前好像总是那么傲慢。安德烈神甫带着他那调皮的笑容走进来。

“看见您玉体安康，十分快慰。”他对奶奶说，很难弄明白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在认真地说这句话。

四

风敲打着窗子，敲打着房顶。呼啸声响起来，家神在火炉里哀伤忧闷地哼他的歌。这时候是夜里十二点多钟。一家人都上床睡了，可是谁也没睡着，娜佳时时刻刻觉着仿佛楼下有人在拉小提琴似的。忽然砰的一声响，大概是一扇护窗板刮掉了。一分钟以后，尼娜·伊万诺芙娜走进来，只穿着衬衫，手里举着一支蜡烛。

“这是什么东西砰的一响，娜佳？”她问。

她母亲，头发梳成一根辫子，脸上现出胆怯的笑容，在这暴风雨的夜晚她显得老了，丑了，矮了。娜佳回想前不久她还认为母亲是个不平常的女人，带着自豪的心情听她讲话，现在她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些话了，她所能想起的话都那么软弱无力，不必要。

火炉里传出好几个男低音的歌唱，甚至仿佛听见：“唉，唉，我的上帝！”娜佳坐在床上，忽然使劲抓住头发，痛哭起来。

“妈妈，妈妈，”她说，“我的亲妈，要是你知道我出了什么样的事就好了！我求求你，我央告你，让我走吧！我求求你了！”

“到哪儿去？”尼娜·伊万诺芙娜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床边坐下来，问道，“要到哪儿去？”

娜佳哭了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让我离开这个城吧！”最后她说，“不应该举行婚礼，也不会举行婚礼了，你要明白才好！我不爱这个人……就连谈一谈这个人，我都办不到。”

“不，我的宝贝儿，不，”尼娜·伊万诺芙娜赶快说，吓慌了，“你镇静一下，这是因为你心绪不好。这会过去的。这种事常有。多半你跟安德烈拌嘴了吧，可是小两口吵架，只不过是打哈哈呢。”

“得了，你走吧，妈妈，你走吧。”娜佳痛哭起来。

“是啊，”尼娜·伊万诺芙娜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久以前你还是个孩子，是个小姑娘，可是现在已经要做新娘了。自然界是经常新陈代谢的。你自己也没留意，就会变成母亲，变成老太婆的，你也会跟我一样有这么一个倔脾气的女儿。”

“我亲爱的好妈妈，你要知道，你聪明，你不幸，”娜佳说，“你很不幸，那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庸俗的话呢？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为什么呢？”

尼娜·伊万诺芙娜想要说话，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哽咽了一声，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那些男低音又在炉子里哼起来，忽然变得很可怕。娜佳跳下床来，连忙跑到母亲那儿去。尼娜·伊万诺芙娜，泪痕满面，躺在床上，盖着浅蓝色的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

“妈妈，你听我说！”娜佳说，“我求求你，好好想一想，你就会明白了！你只要明白我们的生活多么琐碎无聊，多么有失尊严就好了。我的眼睛睁开了，现在我全看明白了。你那个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是个什么样的人？要知道，他并不聪明，妈妈！主啊，我的上帝！你要明白，妈妈，他愚蠢！”

尼娜·伊万诺芙娜猛的坐起来。

“你和你的祖母都折磨我！”她说，哽咽一声，“我要生活！生活！”她反复说着，两次举起拳头捶胸口，“给我自由！我还年轻，我要生活，你们却把我磨成了老太婆！……”

她哀哀地哭起来，躺下去，在被子底下蜷起身子，显得那么弱小，那么可怜，那么愚蠢。娜佳走回自己的房间，穿好衣服，靠窗口坐下，静等天亮。她通宵坐着，想心事，外面不知什么人老是敲打护窗板，发出呼啸声。

到早晨，奶奶抱怨说，一夜之间风吹掉了花园里所有的苹果，吹断一棵老李树。天色灰蒙蒙，阴惨惨，凄凉，使人想点起灯来。人人抱怨冷，雨抽打着窗子。喝完茶以后，娜佳走进萨沙的房间，一句话也没说，就在墙角一把圈椅前面跪下来，双手蒙住脸。

“怎么了？”萨沙问。

“我忍不下去了……”她说，“以前我怎么能一直在这儿生活下来的，我真不懂，我想不通！现在我看不起我的未婚夫，看不起我自己，看不起整个这种游手好闲、没有意义的生活。”

“得了，得了……”萨沙说，还没听懂这是怎么回事，“还没什么……这挺好。”

“我讨厌这种生活了，”娜佳接着说，“我在这儿连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明天我就离开这儿。看在上帝面上，带我一块儿走吧！”

萨沙惊愕地瞧了她一分钟。临了，他明白过来了，高兴得跟小孩一样。他挥舞胳膊，鞋踏起拍子来，仿佛高兴得在跳舞似的。

“妙极了！”他说，搓一搓手，“上帝啊，这多么好！”

她抬起充满爱慕的大眼睛一也不地瞧着他，仿佛中了魔似的，等着他马上对她说出什么精辟的、有无限重大意义的话来。他还什么话也没跟她讲，可是她已经觉着她的面前展开了一种新的、广大的、这以前她一直不知道的东西，她已经充满期望地凝神望着它，做了一切准备，甚至不惜一死了。

“我明天走，”他想了一想，说，“您到车站来送我好了……我把您的行李装在我的皮箱里面，我替您买好车票。等到第三遍铃响，您就上车，我们就走了。您把我送到莫斯科，然后您一个人到彼得堡去。您有身份证吗？”

“有。”

“我向您发誓，您不会后悔，不会遗憾的，”萨沙热情地说，“您走吧，您去念书吧，然后听凭命运把您带到什么地方去。您把您的生活翻转过来，那就一切都会改变了。主要的是把生活翻转过来，其余的一切都不关紧要。那么明天我们真走了？”

“噢，是啊！看在上帝份上吧！”

娜佳觉得很激动，心头从来没有这么沉重过，觉得她一定会在痛苦中，在苦恼的思索里打发掉她行前的这一段时间，可是她刚刚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床上躺下，就立刻睡着了，脸上带着泪痕和笑容，沉酣地一直睡到傍晚。

五

出租马车雇来了。娜佳已经戴上帽子，穿好大衣，这时候就走上楼去再看一眼她的母亲，再看一下她所有的东西。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挨着那张仍有余温的床站着，往四下里瞧一遍，然后轻轻地走到她母亲的房间里去。尼娜·伊万诺芙娜在睡觉，房间里很静。娜佳吻了吻她的母亲，理一理她的头发，站了两分钟光景……然后她不慌不忙地走下楼去。

外面雨下得很大。出租马车支起车篷停在门口，上下都淋湿了。

“车上坐了他，就没有你的位子了，娜佳，”祖母说，这时候女佣人开始把手提箱搬上车去，“遇到这种天气还要去给他送行，这是何苦！你还是待在家里的好。瞧，雨下得好大！”

娜佳想要说一句什么话，可是说不出来。这时候萨沙扶娜佳上车，用毯子盖好她的腿。然后在她的旁边坐下。

“一路平安！求上帝赐福给你！”祖母站在台阶上喊道，“你，萨莎，到了莫斯科要给我们写信来啊！”

“好，再见，奶奶！”

“求圣母保佑你！”

“唉，这天气！”萨沙说。

直到这时候，娜佳才哭起来。现在她才明白她确实走定了，先前她对奶奶告辞，她瞧着母亲的时候，还不相信真正会走。别了，这个城！她忽然想起一切：安德烈啊，他的父亲啊，新房子啊，裸体女人和花瓶啊，所有这些东西不再惊吓她，也不再压着她的心，却显得幼稚渺小，不住地往后退，越退越远。等到他们在车厢里坐定，火车开动，那整个极其巨大严肃的过去，就缩成了一小团，同时这以前她不大留意的那个广大宽阔的未来，却铺展开来。雨点抽打车窗，从窗子里望出去只看见碧绿的田野，电线杆子和电线上的鸟儿纷纷闪过去。欢乐忽然使她透不出气来：她想起她在走向自由，去念书，这就跟许多年前大家所说的“出外做自由的哥萨克”一样。一时间，她又笑，又哭，又祷告。

“没关系，”萨沙得意地微笑着说，“没关系！”

六

秋天过去了，冬天跟着也过去了。娜佳已经非常想家，天天惦记母亲和祖母。她也想念萨沙。家里的来信，口气平静，和善，仿佛一切已经得到原谅，被人忘掉了似的。五月间，考试完结以后，她动身回家去，身体很好，兴致很高，她中途在莫斯科下车，去看萨沙。他跟去年夏天一模一样，仍旧一脸的胡子，一头散乱的头发，仍旧穿着那件常礼服和帆布裤子，眼睛也仍旧又大又美，可是他的外表看上去不健康，疲惫不堪，他又老又瘦，不断地咳嗽。不知什么缘故，娜佳觉得他又灰色又土气。

“我的上帝啊，娜佳来了！”他说，快活地笑起来，“我的亲人，好姑娘！”

他们在石印工厂里坐了一会儿，那儿满是纸烟的气味，油墨和颜料的气味，浓得闷人。后来他们到他的房间里去，那儿也有烟气和痰的气味。桌上，在一个冰冷的茶炊旁边摆着一个破碟子，上面盖着一小块黑纸，桌上和地板上有许多死苍蝇。处处都表现萨沙把自己的私生活安排得马马虎虎，随遇而安，十分看不起舒适。要是谁跟他谈起他的个人幸福，谈起他的私生活，谈起对他的热爱，他就会一点也不了解，反倒笑起来。

“挺好，样样事情都顺当，”娜佳匆匆忙忙地说，“去年秋天，妈妈到彼得堡来看过我。她说奶奶没生气，只是常常走进我的房间，在墙上画十字。”

萨沙显得很高兴，可是不断地咳嗽，讲起话来声音嘶哑。娜佳一直仔细瞧着他，不能够断定究竟他真的病得很重呢，还是只不过她觉得如此。

“萨沙，我亲爱的，”她说，“要知道，您病了！”

“不，挺好。病是有病，可是不很重……”

“唉，我的上帝！”娜佳激动地叫道，“为什么您不去看病？为什么您不保重您的身体？我宝贵的，亲爱的萨沙。”她说，眼泪从她眼睛里流出来，而且不知什么缘故，在她的想象里浮起来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那裸体女人和花瓶、现在显得跟童年一样遥远的她那整个过去。她哭起来，因为在她眼里，萨沙不再像去年那么新奇、有见识、有趣了，“亲爱的萨沙，您病得很重很重了。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才能够让您不这么苍白，消瘦。我欠着您那么多的情！您再也想不出来您帮了我多大的忙，我的好萨沙！实际上，您现在是我顶亲切顶贴近的人了。”

他们坐着谈了一阵话。现在，娜佳在彼得堡过了整整一个冬天以后，萨沙，他的话语、他的微笑、他的整个体态，在她看来，成了一种过时的、旧式的、早已活到头、或许已经埋进坟墓里的东西了。

“后天我就要到伏尔加河去旅行，”萨沙说，“喏，然后去喝马乳酒[6]。我很想喝马乳酒。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太太跟我一块儿走。他太太是个了不起的人，我老是怂恿她，劝她出外念书。我要她把她的生活翻转过来。”

他们谈了一阵，就坐车到车站去。萨沙请她喝茶，吃苹果。火车开动了，他向她微笑，挥动手绢，就是从他的腿也看得出来他病得很重，未必会活得很久了。

中午娜佳到了她家乡的那座城。她从车站坐着马车回家，觉着街道很宽，房子又小又扁，街上没有人，她只遇见那个穿着棕色大衣的、德国籍的钢琴调音技师。所有的房子都好像盖满了灰尘。祖母已经十分苍老，仍旧肥胖、相貌难看，她伸出胳膊搂住娜佳，把脸放在娜佳的肩膀上，哭了很久，不能分开。尼娜·伊万诺芙娜也老多了，丑多了，仿佛周身消瘦了，可是仍旧像以前那样束紧腰身，钻石戒指仍在她手指头上发亮。

“我的宝贝儿！”她说，周身发抖，“我的宝贝儿！”

然后她们坐下来，哭着，说不出话来。看得出来，祖母和母亲分明体会到过去已经完了，从此不会回来了：她们在社会上已经没有地位，没有从前那样的荣耀，也没有权利请客了，这就如同在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半夜里忽然跑进警察来，大搜一通，原来这家的主人盗用公款或者铸造伪币，于是那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此完结了一样！

娜佳走上楼去，看见先前那张床，先前那些挂着素白窗帘的窗子，窗外也仍旧是那个花园，浸沉在阳光里面，充满欢乐，鸟语声喧。她摸一摸自己的桌子，坐下来，思索着。她吃了一顿好饭，喝茶时候吃了些可口的、油腻的鲜奶油。可是总好像缺了点什么，使人觉着房间里空荡荡，天花板低矮。傍晚，她上床睡觉，盖好被子，不知什么缘故，她觉着躺在这暖和的、很软的床上有点可笑。

尼娜·伊万诺芙娜走进来待了一会儿，她坐下，就跟有罪的人一样，畏畏缩缩，小心谨慎。

“嗯，怎么样，娜佳？”她停了一停，问道，“你满意吗？完全满意吗？”

“满意，妈妈。”

尼娜·伊万诺芙娜站起来，在娜佳的身上和窗子上画十字。

“你看得明白，我开始信教了，”她说，“你要知道，现在我在研究哲学，我老是想啊想的……现在有许多事情在我已经变得跟白昼一样豁亮了。首先我觉着整个生活应当如同透过三棱镜那样地度过去。”

“告诉我，妈妈，祖母的身体怎么样？”

“她好像挺好。那回你跟萨沙一块儿走后，你打来了电报，祖母看完电报，当场就晕倒了。她躺在床上一连三天没动弹。这以后她老是祷告上帝，老是哭。可是现在她好了。”

她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滴克搭克……”守夜人打更，“滴克搭克，滴克搭克……”

“首先，整个生活应当如同透过三棱镜那样度过去，”她说，“换句话说，那就是，在我们的意识里，生活应当分析成最单纯的因素，就跟分成七种原色一样，每个因素都得分别加以研究。”

尼娜·伊万诺芙娜后来又说了些什么，什么时候走的，娜佳都没听见，因为她很快就睡着了。

五月过去，六月来了。娜佳在家里已经住惯。祖母忙着张罗茶炊，深深地叹气。每到傍晚，尼娜·伊万诺芙娜就讲她的哲学，她仍旧像食客那样住在这所房子里，哪怕花一个小钱也要向祖母要。家里有许多苍蝇，房间里的天花板好像越来越低了。祖母和尼娜·伊万诺芙娜不出门上街，因为害怕遇见安德烈神甫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在花园里和街道上蹓跶，瞧那些房屋和灰色的围墙，她觉得这城里样样东西都早已老了，过时了，只不过在等着结束，或者在等着一种年轻的、新鲜的东西开始罢了。啊，只求那种光明的新生活快点来才好，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勇敢而直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觉着自己对，心情愉快，自由自在！这样的生活早晚会来！眼前，虽然奶奶的家里搞成这样：四个女仆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只能挤在一个房间里，住在地下室里，住在肮脏的地方，可是总有一天，那个时代一到来，这所房子就会片瓦无存，被人忘掉，谁也想不起它来……给娜佳解闷的只有邻居院里几个顽皮的男孩。她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们敲着篱墙，笑着讥诮她说：

“新娘哟！新娘哟！”

萨沙从萨拉托夫[7]寄来一封信。他用快活而歪歪扭扭的笔迹写道，他在伏尔加河的旅行十分圆满，可是他在萨拉托夫害了点小病，喉咙哑了，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的心里充满一种近似信念的兆头。她感到不愉快，因为不管这兆头也好，想到萨沙也好，都不像从前那样激动了。她热切地要生活，要回彼得堡。她和萨沙的交往固然是亲切的，可是毕竟遥远了，遥远地过去了！她通宵没睡，早晨坐在窗口，听着。她也真听见了楼下的说话声音，惊慌不安的祖母正在着急地问一件什么事。随后有人哭起来……等到娜佳走下楼去，祖母正站在墙角，在圣像面前祷告，满脸泪痕。桌子上放着一封电报。

娜佳在房间里来来去去走了很久，听着祖母哭，然后拿起电报读了一遍。电报上通知说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单一点，萨沙，昨天早晨已经在萨拉托夫害肺痨病去世了。

祖母和尼娜·伊万诺芙娜到教堂去布置安魂祭，娜佳呢，仍旧在房间里走了很久，思索着。她看得很清楚：她的生活已经照萨沙所希望的那样翻转过来，现在她在这儿变得孤单，生疏，谁也不需要她，这儿的一切她也不需要，整个的过去已经跟她割断，消灭，好像已经烧掉，连灰烬也给风吹散了似的。她走进萨沙的房间，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别了，亲爱的萨沙！”她想，这时在她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

她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收拾行李，第二天早晨向家人告辞，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个城，她觉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1903年

[1] 指《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所写的浪子故事。

[2] 一种迷信的法术，信奉者认为能把死人的灵魂招来进行笔谈。

[3] 某些药物大量用于健康人身上则能产生症状，和要用此种药来治的病的症状相似。用微量此种药物治疗疾病的方法即称顺势疗法。

[4] 托尔斯泰著《安娜·卡列宁娜》中的女主人公。

[5] 基督教的节日，在六月二十九日。

[6] 马乳酒有医疗肺结核的功效。

[7] 欧俄东部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城名。

名著名译丛书（第一辑）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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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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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

契诃夫

出版说明

前言

目录

不平的镜子

谜样的性格

一个文官的死

嫁妆

查问

胖子和瘦子

在海上

站长

变色龙

凶犯

厨娘出嫁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

苦恼

风波

巫婆

阿加菲娅

歌女

丈夫

磨坊外

万卡

薇罗奇卡

冷血

吻

渴睡

草原（游记）

精神错乱

没意思的故事

贼

跳来跳去的女人

在流放中

第六病室

文学教师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带阁楼的房子

我的一生

农民

套中人

醋栗

约内奇

出诊

宝贝儿

在峡谷里

新娘

名著名译丛书（第一辑）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