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潮：崛起的发展中世界
Author: 【美】斯蒂芬·拉德勒
Date: 2018-06-30T16:00:00+00:00
Publisher: 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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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大浪潮：崛起的发展中世界
作者：【美】斯蒂芬·拉德勒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ISBN：9787508686301

各方推荐

有力，清醒，启人深思。《大浪潮》提出的观点极其重要，为未来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剂良方。

——乔治·索罗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主席

斯蒂芬·拉德勒的最新力作揭示了近些年来世界是如何进步的：不是一小步，而是一大步。这对于当下流行的悲观主义论调来说是一副精心的解药，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

——弗朗西斯·福山，作家，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无线电波传播着充斥着暴动、绝望与顽固疾病的新闻，而此书却将人隔离在陈词滥调之外。斯蒂芬谨慎而细致地描述了过去二十年来人类所取得的最伟大的一些成就——以前从未有这样一个时代，有这么多人做出了这么大的成就。人类的事业当然还未结束，但这本书摆出了证据：只要我们选择行动，便能达成所愿。

——波诺，U2乐队主唱，慈善组织“One”的联合创始人

斯蒂芬·拉德勒是当今世上在发展问题上最杰出的思考者与践行者。这部魅力之作表明了：贫困状况的改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发生在世界各地。

——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利比里亚前总统

从进化的意义上来说，人性就更容易注意到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但对于这个星球上的数百亿人而言，好消息是存在的。斯蒂芬·拉德勒用振奋人心的事实与数据向我们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已经走到了哪一步，并且让我们相信，理解这段进步的历史对于未来的决策而言十分重要。

——安妮–玛丽·斯劳特，新美国基金会主席、首席执行官与政策规划负责人

你在每天的新闻头条里看不到这些，但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极度贫困与疾病正在减少，而儿童入学率与政府自治水平正在提升。乔治城大学教授斯蒂芬·拉德勒写了这样一本鼓舞人心、充满能量、令人信服的书。他写的是一场他称之为“大浪潮”的变革——在这场正在进行的全球性变革中，我们有幸不仅是见证者，也可以成为推动者。这本书是描绘不久前的过去与将来的一幅沸腾的画卷。

——穆泰康，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

在这个厄运、危险和疾病成为全球发展趋势分析主流的时代，斯蒂芬·拉德勒反其道而行之，用大量的证据与激动人心的图景抵抗悲观主义。《大浪潮》一书讲述了过去20年里全球发生的另一些变革，这是一段贫困、饥饿、文盲、压迫、儿童死亡率，甚至是暴力冲突（尽管仍然出现在新闻头条里）空前减少的人类进步史。这本书的想法并不天真。拉德勒是一名顶尖的发展经济学家，在政策研究方面经验丰富，他爽快地承认人类进步还有大量未竟的工作与顽固的障碍。但通过揭示那些造就重大发展变革的因素，拉德勒告诉我们全球层面与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力和相互合作，加上在技术方面的持续投入，如何减少了人类曾经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苦难。这是一本令人动容、高明睿智、充满希望的书，每一个关心全球发展的人都应该读一读。

——拉里·戴蒙德，胡佛研究所与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大浪潮一词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发展状况最乐观，也是最扣人心弦的解读。它促使我们对经济发展与环境可持续性进行再思考，尤其是在二者发生冲突之时。这种两难处境已经让发展学者困惑了几十年，拉德勒却指出了一条前行的路，这条路不但可行，而且迫在眉睫。

——霍华德·巴菲特，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这是一本必读书。书中对全球发展抱持的强烈乐观主义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重大的议题：从1990年到2010年左右的发展浪潮如何能在2015年之后的阶段再焕生机。

——凯末尔·德尔维什，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副主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土耳其经济部部部长

序

1989年11月9日，在非洲西南部的纳米比亚，人们在炽烈的阳光下聚集起来，等待领取他们为之奋斗数十载的奖励：投票权。短短5天里，竟有高达98%的登记选民参与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这次国民代表大会将起草新的宪法，并为总统选举与新政府的成立做好准备。

那天排着队等待投票的纳米比亚民众并不知道，他们的行动带来的巨大影响将跨越国界，揭开一场稳步发展并逐步席卷整个非洲大地的民主浪潮。

他们也不知道，就在他们投票的时候，一些大事件正在发生，并给世界历史带来了重要的变革。就在同一天，在遥远的东方，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是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最后一个正式职务。邓小平放弃了毛泽东时期奉行的具有时代背景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采用了一种混合的、基于市场的经济体制，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大局。他的离任标志着中国政治的重要变革——在事实上终结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同时，这一事件也使权力平稳交接给了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标志着实际上的任期限制的出现。中国开启了领导权力有序交接的新篇章。

还是同一天的下午，在5000英里
[1]
之外的柏林，东德政府由于难以平息国内社会动荡，28年来首次开放了西部边境——柏林墙倒塌。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关系与政治体制都将经历一场地震——在欧洲东部尤为剧烈，而纳米比亚等发展中国家被裹挟其中。受到美国与苏联背后支持的独裁者们将一一倒台。在发展中国家肆虐的代理人战争与冲突会逐渐消弭。同时，作为经济体制与政治制度的共产主义将遭遇重大挫折。思想与意识形态即将改变。贸易将会扩大，科技将得到传播。许多发展中国家将采用更有活力、更能问责的政治体制与更加面向市场、更加开放的经济战略。

世界历史上推动发展中国家进步的大浪潮即将到来。

[1]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第一部分
浪潮

第1章
大变革

发生在利比里亚的改变只是一场席卷许多国家的大变革的缩影。独裁被民主取代，威权主义让位于问责制，萧条的经济正开始复苏。最重要的是，绝望的情绪为希望所取代——人们感到有希望与邻居和睦相处，父母有希望养活整个家庭，孩子们有希望去学校接受教育并享受良好的医疗服务，人们能够畅所欲言，不再心怀恐惧。

——利比里亚共和国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世界历史上全球贫困问题取得最重大进展的时代。在此之前，从未有如此多的发展中国家、如此多的人取得过如此大的进步。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贫困得到缓解，收入不断提升，健康得以改善，冲突与战争减少，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

如果你对此感到难以置信，那么你并不是唯一一个心存疑虑的人。反之，很多人都相信除了中国和印度这一类特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深陷贫困的泥沼——独裁者昏庸无能，人民生活在饥荒遍地、疾病盛行、暴力事件不断的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一丝改变的希望。

然而这幅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世界上大多数最贫穷的国家，正在上演一场重大的变革——这场变革已经开场了20年，只是在很大程度上被世界主流话语所忽视。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经有10亿人口脱离了赤贫的生活。在很多贫穷国家，数百万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两倍以上；每年因疾病死亡的儿童少了600万；战争和暴力事件的次数在急剧减少；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6年；数千万女孩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长期生活在饥饿中的人数减少了将近一半；数百万人喝上了干净的水；民主制度（尽管还存在缺陷，而且往往很脆弱）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非特例。

诚然，上述在医疗、收入、脱贫、教育与制度方面取得的飞跃性进展还未惠及每一个人，许多贫穷国家也仍然滞于贫困与冲突的泥潭，甚至在那些正在进步的国家里，也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被社会进步抛在后面，即便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同时，快速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城市化、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威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然而从更广泛的发展指标上来看，大部分的贫穷国家，以及生活在这些国家里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

本书讲述了这场发生在全球贫困人口身上的引人注目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变革。接下来我会用一部分篇幅来说明一些因素——比如冷战的结束、民主的进步、突破性新技术的发展、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地方行动及有魄力的领导，还有某些情形下的好运气等——如何共同产生影响、改善了全世界贫穷国家里数以亿计的人民的命运。这些非凡的变革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一些国家向前发展，而另一些则止步不前？这些变革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又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成果能够保持吗？抑或是这股发展进步的大浪潮终会因为气候变化、资源需求、人口压力、经济政治管理不善以及可能发生的战争等因素的合力而脱离原本的轨道？

发展中国家的这场惊人的变革始于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东亚与东南亚的几个国家（还要加上其他一些国家，如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就开始收获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快速崛起，从多个方面为更多国家接下来发生的更广泛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另一些发展中国家最初有所发展，却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因为全球石油危机与接踵而至的债务危机而裹足不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此之后发展迟缓，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加快了发展进程。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直到此时才刚刚开始发展。

我关注的焦点在于衡量这种发展进步的四个关键维度：贫困、收入、医疗与教育、民主与治理方式（尽管我也会涉及许多其他的维度）。全球的贫困率在下降——而且速度很快。1993年，全世界大约有20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中，日均收入不足1.25美元
[1]
。但正是在那一年，全球极度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下降。令人吃惊的是，在短短18年内，极度贫困人口就减少了将近一半：截至2011年，只剩下10亿多人。这意味着极度贫困人口减少了将近10亿人。而这部分人口占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比重则下降得更快，从1993年的42%下降到2011年的仅17%。中国的对外开放为上述变化的发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极度贫困人口数下降的情形同样发生在中国以外，涵盖了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包括许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民众的个人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如今，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几乎是他们的父辈20年前人均收入的两倍（按实际收入计算，计算过程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这是一项卓越的成就，尤其是考虑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上一代人的人均收入基本没有任何提高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普遍开始加快。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仅有大约20个发展中国家取得了些许进展，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已有70个发展中国家（一共109个）开始加快发展。这股发展的浪潮从中国和印度扩散到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包括莫桑比克、加纳、卢旺达、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蒙古、巴西、智利、多米尼加、摩尔多瓦、波兰、土耳其、摩洛哥等。新兴市场不断涌现，商业逐步开放，投资与贸易额飙升，拥有更高薪酬的工作机会也比以往更为丰富了。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与教育得到了巨大的改善。1960年，每100名出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中就有22名在5岁之前夭折；而现在这个比例只有5%。也就是说，如果放在区区几十年以前，现在每100名儿童里就有超过17名可能已经夭折了。1990年，约有1300万名儿童死于可预防疾病。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630万（而且仍在下降）。由于儿童死亡人数的下降，以及疾病治疗水平的进步（比如疟疾），如今人类的寿命要比以往长得多。1960年，一个典型的出生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可能拥有50岁的寿命，而在今天，他或她的孙辈可以活到66岁。现在，发展中国家出生的人比起两代以前的人，其平均寿命延长了1/3。更多孩子接受并完成了初等教育，尤其是女孩。1980年，发展中国家仅有一半的女孩完成初等教育，现在这个比例则达到了4/5。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口能够享受干净的水、基本卫生设施与电力供给。

更深入的变革正在进行，包括个人自由与政治体制方面。在世界范围内，独裁制度为民主制度所取代。战争与暴力有所减少，基本权利与自由在更广的范围内受到肯定。1983年，发展中国家中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有17个；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涨了3倍不止——达到56个（这还不包括没有被我纳入讨论的许多人口在100万以下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专制与特权制度被大大削弱。尽管近年来民主制度的传播进程趋缓，在某些国家甚至有所倒退，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变化发展仍是惊人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指形式上的政治选举，还包括了基本政治权利的保障与个人自由方面的提升，立法机构更加强大，公民社会组织欣欣向荣。此外，选举也变得更加公平自由。许多新生的民主制度并不完美，甚至相当脆弱，但已经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同样了不起的是暴力事件的快速减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内战发生的次数减少了一半，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减少了75%以上。

政治体制的巨大变革颠覆了人们关于民主与发展的某些旧观念。直到不久之前，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一个贫穷的国家要获得发展的最佳途径就是开明领袖的统治。东亚地区那些“创造奇迹”的国家仿佛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这种观念已然转变。在绝大多数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密切相关。还有一些国家是例外，如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但它们实际上已经逐渐成了少数。如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蒙古、菲律宾、巴西、哥斯达黎加、智利、多米尼加、保加利亚、匈牙利、摩尔多瓦、土耳其、突尼斯、博茨瓦纳、加纳、利比里亚、塞内加尔、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进步都表明，民主制度已经成为新的常态，并且推动、支持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变革并不仅仅发生在某一个地区，而是同时在以上所有地区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发生在如此多的世界最贫穷国家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如此多方面的发展成就，这种现象是前所未见的。以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出现过几次井喷（如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初），几十年来全球的卫生状况也一直在不断改善，但我们从未见过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扶贫、卫生、教育与行政等方面同时取得过如此大的实质性进展。

此时，你可能在想：等等，情况不可能有你说的这么好。新闻报道里出现的可全是负面消息。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这些深陷严重冲突泥潭的国家该怎么说？索马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政府；居住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人民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海地的领导层十分软弱、腐败严重，不仅让海地在2010年的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面前不堪一击，也无力组织高效的震后重建工作；朝鲜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还有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卡里莫夫这样的铁腕领袖：这些又该怎么说？

以上都是事实。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幸运地获得发展。一些国家在冲突、专制与萧条中停滞不前，与旧时代无甚差别。然而，尽管它们仍然占据着报纸上的醒目位置，但是已经成了发展中国家中的少数，而且这样的国家数量正在不断减少。20世纪80年代，全球还有60多个国家实行专制制度，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它们的数量占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半以上。现在，这样的国家缩减到了20个左右，数量不到全部发展中国家的1/5。它们是少数的例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向前迈进。

我并不是在说发展中国家目前取得的成就已经足够大，或是这些成就未来一定能持续，也不认为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一切都好。这些论断容易造成误解，也过于天真。至今世界上仍然有10亿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而那些日均收入超过1.25美元基本标准的人，也很难算得上生活宽裕。每年仍有600万名儿童死于可预防疾病。许多国家，尤其是最贫困的那些国家，对任何灾难性的打击仍旧毫无招架之力，例如2007年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或是2014年肆虐非洲西部的埃博拉疫情。要建立一个基本人权受到尊重、领导者恪守职责、机制运作良好的民主体制，发展中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高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环境恶化、空气污染、水污染与生物多样性损失等方面的高昂代价（如今的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这些，并且持续时间更长）。持续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成为它们面临的重要威胁。发展中国家要想维持近年来取得的成果并取得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都十分关键。尽管如此，最近20年里的变革是一个重大的开端——历史上最强劲、最充满希望的开端——目标是提升世界上大多数最贫穷的国家中数百万人民的福祉。

本书的分析将围绕109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无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定义，我在此书中讨论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在1960年至2013年间人均收入低于3000美元（按2000年的不变美元价值计算）的所有国家。这条收入基准线大致符合世界银行对于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尽管其对收入水平的界定标准每年都在变化。名单里也包括了巴拿马、博茨瓦纳和泰国这样的当前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的国家，因为它们在1960年至201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均年收入水平低于这个数值（如果把这些国家排除在名单之外，将得抹掉所有已经成功获得持续性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名单不包括一些数据资料不充分的国家，如缅甸、朝鲜、索马里和阿富汗，也不包括人口在100万人以下的国家。由于许多小国家在过去20年里都实现了经济进步与政治民主，我将它们排除在名单之外，宁可低估发生变革的国家的实际数目，也要避免让名单中包含一大批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另外，本书中的所有数据，除了特别注明出处的以外，均来自《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最重要的公共数据库）。

普遍的悲观主义

很多人都难以相信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20年里发生的变革。有关发展中国家前景的传言，基调往往无比黯淡。报纸、电视与电影里对发展中国家的描述充斥着战争、暴力、疾病、腐化与失败。对消极面的关注反映了人的本性：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总是容易被悲剧与失败的故事所吸引。世界上大多数人眼中的发展中国家就是他们从媒体中看到的样子：阿富汗的战争，达尔富尔的饥荒，津巴布韦的选举造假，海地的地震灾害，印度尼西亚的恐怖袭击事件，西非的埃博拉疫情，等等。慈善组织为了募集捐款，对媒体过分渲染发展中国家的匮乏与悲剧的事实也三缄其口。

诚然，战争、疾病、饥荒都是需要人们给予关注的重大问题。但过分关注消极面使得我们对于这些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情绪，它占领了媒体，掩盖了人类进步的更大真相。稳步的发展无法成为吸引眼球的新闻素材。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贫困率在人类历史上有了最大幅度的下降，但这一事实鲜有媒体提及。成功的选举——那些没有掺杂暴乱、枪击与欺诈的选举——总容易被人们忽略。人们对战争冲突与疾病暴发的关注倒是恰如其分，但却忘了战争与暴力正在不断减少，疟疾与腹泻的死亡率也大幅下降。失败的对外援助项目占领着报纸的头版，而那些成功达成目标的项目却无人问津。

过去20年里，有近10亿人口摆脱了极度贫困，这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知道的人却少之又少。实际上，人们通常相信的事实正好相反。最近一项调查表明，66%的美国人以为世界上的贫困人口在过去20年里增加了一倍，还有29%的人认为贫困人口大致没有变化。这意味着95%的美国人有着错误的观念。只有5%的人了解（或猜到）真相：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比重下降了50%以上。

对于世界的发展，普遍的悲观态度不仅仅来自错误的认知或是对坏消息的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的几十年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境况的确充满失败的坏消息。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经济萧条、经济与政治上的治理不善、右翼的极权主义统治、左翼的独裁专制、军国主义的失败尝试，以及冷战带来的动荡与混乱，所有这些因素引发了持续20年的动荡。除了亚洲创造奇迹的几个国家以及其他少数几国，发展中国家取得的进步甚微，许多国家甚至有所倒退：债台高筑，通胀剧烈，发展停滞。发展中国家在1977年到1994年间，人均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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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的家庭收入下降。随着人口增长，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数量也在增多。20世纪60年代的亚非独立运动之后，独立民族国家的民主化尝试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独裁专制遍及各国，从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海地的杜瓦利埃、拉丁美洲的各路军阀，到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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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名昭著的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从柬埔寨、斯里兰卡、莫桑比克、利比里亚、尼加拉瓜到其他十几个国家，战火到处肆虐。就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这段历史是悲惨而失败的。

这段历史已经结束，而且已经结束20年了，然而从这段岁月中滋生出的悲观情绪却蔓延开来。20年前冷战结束时，几乎所有对贫穷国家的书写都在预言：由两个超级大国对峙而形成的表面稳定与秩序被打破，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1994年，记者兼作家罗伯特·卡普兰写出了他著名的《无政府时代的来临：资源匮乏、犯罪、人口过剩、部落主义和疾病如何迅速摧毁我们的社会建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正开始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冲突与贫困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治理水平已经开始提升，暴力冲突减少，卫生状况得到改善，经济逐步发展。尽管有些敏锐的观察者已经发现并开始书写其中的一些变革——比如全球发展中心的查尔斯·肯尼，作家马特·里德利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迈克尔·曼德巴姆——大多数人仍然将发展中国家描绘成一个充满失败与灾难的世界。

过去20年里，每当出现一次重大危机，就有人出来唱衰发展中国家的前途，断言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都将因为这些危机而产生倒退。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地区爆发金融危机之后，悲观主义者抓住机会，声称亚洲的奇迹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这些国家很快开始了复苏。2007年爆发了全球粮食危机，很多分析者预言贫困与饥荒会迅速蔓延，但是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了很强的恢复能力，贫困率继续下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让人们害怕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会终止，然而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虽然放缓，却比发达国家更快开始从危机中恢复。

尤其在非洲问题上，悲观主义十分普遍。作家保罗·泰鲁最近声称：“我可以证实，非洲比我50年前去那里教英语的时候更加糟糕了，更贫穷，更多疾病在蔓延，受教育的人更少，治理更加不善。”然而我们很容易找到与此相反的证据来证明，如今的非洲从整体上来说，贫困与疾病在减少，教育与行政管理在改善。国际援助也成了众矢之的。作家丹比萨·莫约指责说“压倒性的证据已经表明，其他国家对非洲的援助使得非洲贫困加剧，发展延缓，让非洲国家日益债台高筑，通货膨胀风险加剧，在变幻莫测的货币市场里更易受到冲击，对高质量的投资的吸引力进一步减弱，同时还增加了内战与不稳定的风险。”然而事实与此相去甚远：贫困率在下降，收入在上升，债务水平直线下降，通胀率达到几十年里的最低水平，投资前所未有地增加，内部冲突在减少。有证据表明，国际援助（即使有诸多弊端）整体上促进了非洲国家的发展进步。

突破贫困陷阱

这样的发展进步大多被相关工作者与研究者所忽略。除了少数例外，有关发展的争论近年来一直受到三股思潮的支配。它们都在以不同方式影响着我们对发展的认知，然而每一股思潮都忽略了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而且对这样的忽略不做任何解释。

第一股思潮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着眼：它考察了各个国家的特点以及长期历史进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以此来解释为什么当今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后来到哈佛大学任教的大卫·兰德斯教授在他的著作《国富国穷》中认为，欧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它的文化、工作伦理、对科学与宗教的态度以及社会组织有关，而且这些由来已久的差异至今仍在产生巨大的影响。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得出了一个与之不同的结论：欧洲繁荣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人类刚刚学会畜牧与种植的时代，可以归因于各地在地理、人口学与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差距。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认为，欧洲殖民者在遭遇重大疾病的威胁时（比如19世纪晚期的比属刚果），就会建立高压制度，通过暴力手段萃取资源，而这些一百多年前确立的策略与制度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现今的制度十分重要。还有的研究者则认为，现在的收入差距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人类发明，或者到更久远以前——当非洲各个部族迁徙到世界各地建立新社会的时候。

这些争论激烈的研究对于理解当今世界各国贫富不均的历史根源很有启发，但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却帮助不大，因为它们把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归因于几百年前的决定和行动，或是某些人们无法掌控的因素。它们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近来的加速发展，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同时开始崛起。

第二个研究领域正好相反，是对特定背景下的特定行动与项目的有效性所做的微观层面上的研究，基于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R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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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针对的问题包括：经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的定价对其使用率的影响；身份证是否能减少偷窃，能否让更多的补贴粮食送到穷人手中；对公共汽车司机大声喊叫对于促进安全驾驶的影响（事实证明是有效的）。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等人的开拓性研究中得以发扬光大。这些研究可以在个人与家庭层面帮助人们了解贫困的本质，剖析人们面对的限制条件与激励因素，以及他们做出某种决定的理由，同时也可以帮助某个扶贫项目制订具体的策略与计划。但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发展停滞多年的国家忽然情势好转，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同时开始进步。

第三股思潮主要针对“贫困陷阱”理论。该理论认为低收入国家陷于贫困落后的境地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贫困本身。低收入的家庭（或社会）难以积累储蓄，因而无法投资教育、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更无法增加收入，只能继续陷于贫困的窘境中。这种观点在学术研究与流行的观点中都由来已久。但按常理来说，仅仅着眼于收入层面的“贫困陷阱”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它对于每一个人都一直存在，而整个世界在500年前都很贫穷，那么现在我们所有人应该仍然是贫穷的。如果存在这种类型的“贫困陷阱”，许多人——乃至许多国家——都应该有能力摆脱它们。我不是说这些“贫困陷阱”不会存在于某些国家或是某种历史背景下，而是说一些人有机会有能力突破“贫困陷阱”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可以。

“贫困陷阱”的基本观点在近年来得到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保罗·科利尔等人的萃取与完善，他们向理论中加入了一些与收入和储蓄相互影响的附加因素——比如卫生健康状况、地理环境、矛盾冲突和政府治理——以此来解释为什么一些家庭、地区或社会仍然深陷“贫困陷阱”。萨克斯指出，发展中国家更易发生疟疾等地方性疾病，这不仅降低了工人的生产效率，也吓跑了许多投资者，使得当地一直贫穷下去。反过来，贫穷也使人们更容易感染疾病，如此便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陷阱）。牛津大学的科利尔则认为贫穷国家容易受到冲突与战争的影响，破坏发展的根基，提高了产生冲突的概率，让整个国家陷于一种不断自我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同样，由于领导者窃取资源、破坏经济机遇，治理不善会导致国家持续贫困，而贫困则使国家更难建立起改善治理状况所必需的法律制度、政府机关和政治制度。萨克斯与科利尔得出的结论是：要使一个国家突破贫困陷阱并非不可能，但十分艰难。

最近学术界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发展陷阱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而且与我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和生活的三十年中近距离观察到的事实相一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过去几个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被困于某种形式的陷阱之中，来自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多重阻力令他们步履维艰。有的国家成功突破贫困陷阱，并不代表贫困陷阱对于那些仍深陷其中的国家而言不是真实存在的。暴力、苛政、疾病、冲突、与市场隔绝以及不利的地理环境都阻挡着发展中国家的机遇，阻挠人们接触科技、接受教育，也限制了个人与社会的进步。

我在本书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自20世纪60年代始，在某些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里，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口开始挣脱发展的陷阱，而且这个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显著加快。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突破了贫困陷阱，显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极度贫困中挣扎脱身。有一些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博茨瓦纳，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就开始了进步。中国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几大因素合力造就了促使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大环境。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进展：减少贫困，增加收入，改善医疗和教育，减少暴力和冲突，建立更加有效的制度，朝着更广泛的自由与民主转变。

变革之风

那么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大范围进步需要以下三个因素合力造就：一是出现有利于发展的全球环境；二是产生个人与团体实现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机遇；三是抓住这些机遇所需的手段与能力的提高——在国家层面上，最重要的就是领导力。所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为穷人创造新的机遇——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范围内——然后培养起人们利用这些机遇的能力与才干。而这些恰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了更大程度的发展。

有三大催化剂推动了这股大浪潮。首先，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造就了更有利于发展的全球环境。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全球权力结构、战略关系和政治经济上的主流观点都发生了改变。阻碍发展的一些最大障碍消失殆尽——其中许多障碍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殖民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特权统治。世界上一些最恶劣的独裁者接连倒台，美国和苏联种植了对它们的公开支持。冷战带来的代理人战争和政治暴力被画上了句点。右翼极权独裁政体失去了可信度。围绕市场经济体制，更负责、透明、民主的政府以及更尊重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的一系列新的共识开始达成——至少在大多数国家里是如此。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开始建立起一套更适合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制度。通向更多可能的大门就此开启。

第二，全球化与新科技为发展中国家人民迈向繁荣提供了重要机遇。通过贸易、资金流动、信息与观点传播、人口迁移与科技发展建立起来的更加深刻的全球联系，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增加收入、减少贫困、改善健康、提高治理水平提供了手段。发展中国家如今的出口规模比20年前增加了6倍（按不变价格计算）。目前发展中国家每年的资金流入额高达1万亿美元，是1990年水平的整整20倍（按不变价格计算）。这两项增长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发展中国家相互间的贸易与资金流动。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也成为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更深层次的全球一体化使得一系列的科技成果刺激了发展中国家的进步：疫苗、药物、种子、化肥、手机、网络，更快更划算的航空旅行，以及集装箱货运。诚然，全球化带来了挑战、风险与不稳定性，尤其是2007年的粮食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它同时也带来了投资、工作机会、技能、思想和市场，并且已经成为全球发展大浪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这股大浪潮还需要适当的手段和能力，尤其是发起体制变革的领导力。发展中国家开始取得重大进步，主要是由于本国人所做出的选择、决策与行动。在有些国家，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新的领导者挺身而出，发动变革，开始在这些国家建立更加行之有效的制度，获得进步。而在另一些国家，旧的独裁者依然在位，或是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便仍为他们所把持。在乡村、地方乃至国家层面，强大的领导力、明智的政策制定和坚定勇敢的行动能在变革之初令局面焕然一新，以建立各项制度，点燃、延续进步之火。新一代的国家领导人，比如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菲律宾的科丽·阿基诺、哥斯达黎加的奥斯卡·阿里亚斯、波兰的莱赫·瓦文萨等，都曾努力建立新的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同时加强了对本国经济的管理。民间社会组织与宗教领袖，如危地马拉的里戈韦塔·门楚·图姆、南非的德斯蒙德·图图、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菲律宾的辛海棉和肯尼亚的旺加里·马塔伊，让普通公民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也让穷人能享有更多的经济机遇。有的地方领袖名气不如上述几位，但他们也在通过开办学校、诊所、小额信贷组织和经营商业来支持大变革。每当在一些国家出现有效的领导模式，其他国家就会纷纷效仿，因为前者不仅为后者树立了新的榜样，也让后者感到自身治理方式亟须改善的同侪压力。

地理条件也为各国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影响着哪些国家能够较早起步，哪些则不能。地理条件更为优越的国家——如毗邻全球海运航线，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拥有更多的选择与机遇，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尤其是当同时具备强大领导力的时候。如果你生活在偏远的荒漠之中，或是某个疾病负担沉重的地方，要获得发展并非不可能，但比上一种情况要困难得多。

国际援助在各国的发展进步中扮演着辅助角色。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讨论中，涉及国际援助的部分最后常常演变为一场论战，一些知名作家也宣称国际援助已然失败。这些评论者的有些观点是合理的，部分援助行动也的确失败了，但他们对于成功的案例过于轻描淡写。大量证据表明，整体来看，国际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视国家和领域不同而大小各异。国际援助，特别是在改善全球健康卫生状况、对抗疾病、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与缓和人道主义危机、帮助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之类的国家在兵燹后重建家园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全球性的运动强化了援助工作的力度，比如联合国启动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它是获得世界各国一致赞同的在1990年到2015年间要达到的具体发展目标（其中多项目标已经实现）。援助不是发展最大的推动力，但它在最近二十年的发展大浪潮中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他的经典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将发展定义为“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他认为，“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
[5]

从本质上来讲，我的基本观点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阻碍发展的许多“限制自由的因素”开始被一一消除。重大地缘政治变化、不断改革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持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广泛传播的新科技、更强的领导力以及勇敢的行动——这些因素的合力造就了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条件、机遇和动力。发展的大浪潮正是这种天时地利的必然结果。

西方也是受益者

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对于最富裕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来说最终都是一件好事。有些发达国家的人对竞争对手的崛起心怀恐惧，然而，贫穷国家的进步尽管会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竞争，它们对于推动未来全球的繁荣与安全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美国、欧洲和日本在未来几十年里将面临重要的机遇和挑战，而其未来已经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未来密不可分了。全球性的威胁不分国界，比如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和恐怖主义；与此同时，世界领先大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也将日渐依赖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与繁荣。

发展中国家的持续进步将在以下三个方面造福传统的西方强国。首先，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发展与日渐富裕有利于改善全球安全形势。这些国家的收入增加，卫生状况改善，治理加强，其发生暴力冲突，或被利用成为暴力与恐怖主义发源地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近年来对全球安全形势构成最严重威胁的一些组织，都是在已经衰落或正走向衰落的国家内部滋生的。发展能带来更健全的制度、更有效的治理、更少的暴力冲突和更小的安全威胁。随着最近20年来发展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内战次数减少了一半。无论是对富国还是穷国来说，冲突的减少都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并减少了对国际军事干预的需求。正如美国国防部前部长罗伯特·盖茨所说：“（帮助当地）发展比派遣军队要省钱得多。”同时，发展也加强了全世界抵御与控制传染性疾病及其他威胁的能力。随着发展中国家日渐富裕，制度能力得到加强，它们也更有能力与跨境传播的疾病做斗争，比如埃博拉、H1N1禽流感和艾滋病。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有利于贸易、投资、商业的发展，最终将促进全球收入的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中国、南非到巴西——为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全球中产阶级的壮大为飞机、汽车、半导体、医疗器械、药物等制造业，咨询、金融等服务业以及娱乐产业创造了新的机遇。1990年，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到了2013年，这个比例达到49%。一些新兴国家成了当今西方国家商品与服务的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40%，上升到目前的53%。在日本，这个比例为65%。

诚然，新兴国家的崛起给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带来了竞争，也给因为国外竞争而失业的工人造成了困难，但全球一体化的深入与更大新兴市场的出现也同时在美国与欧洲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不仅是因为西方企业的国际扩张，也是因为新兴国家在西方国家增加了投资。此外，发展中国家日渐成为科技创新的源头，从医药、粮食安全到可替代能源等领域，促进了全世界的进步。日本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崛起曾引发西方国家的广泛担忧，但最后它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深远且有益的影响：日本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一个创新与理念的发源地，也是一个可信赖的全球合作伙伴。

第三，发展有利于开放、繁荣与自由等价值观的传播与深化。发展中国家进步的浪潮赋予基本权利更多的尊重，实现了更大的个人自由，加强了国际合作，传播了民主思想。世界最贫穷国家的持续发展将意味着上述价值观在全球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与深化。最终，这些变化将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安全。

变革能持续吗？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浪潮令人瞩目。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这股浪潮从开始到现在只有20年左右，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并不算长。发展的关键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持续性发展，然而没有人能保证20年前开始的这次发展浪潮能够持续下去。我们曾经见证过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井喷式经济增长（尽管不持久，也没有同时实现大规模的减贫或向民主制度的重大改革），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衰落下去。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的转变尚不完整：虽然在贫穷国家，有成百万上千万人的命运正在改变，还是有许多穷人被发展抛在了后面。未来的发展面临着一些巨大的威胁，包括人口压力、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人口结构变化、疾病威胁、恐怖主义，甚至是发展中大国崛起带来的压力，这里列举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这些风险为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增添了不确定性。

一种可能的前景是，发展中国家的变革将继续进行：持续的经济增长，明智的投资和政策选择，技术与理念的持续进步，教育和医疗系统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民主程度的深化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继续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发展，改善社会福利。中国、印度、巴西及其他的中等收入国家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年增长率放缓），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南非、加纳等国紧随其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额将持续增长，移动电话与互联网的使用范围扩大，惠及更多贫穷国家的民众。新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用清洁高效的能源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进一步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状况。尽管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发展进步，有的国家依然停滞不前或是面临倒退的悲剧，但大多数国家，如古巴和缅甸，最终都会加入快速发展的行列中来。民主思想将得到传播和深化，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形式或新的形态，更多的国家将采用更负责、更透明、更完善的治理方式。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数量会急剧下降。

第二种前景是发展的速度大幅放缓。中国现阶段的快速经济扩张开始减缓，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依然疲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情况变得后继乏力。更多国家会像泰国和委内瑞拉一样，民主化进程遭遇挫折。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都无力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科技领域做出重大战略投资。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各国建立新的贸易壁垒，选择保护夕阳产业而非扶持更有活力的新兴产业。资源利用不善和环境恶化开始动摇发展的根基。医疗仍在进步，但是速度放慢，随着病菌耐药性的增强，新的传染病开始流行，一如肆虐西非地区的埃博拉。民主制度遭到一波强烈抵抗，这就为专制独裁打开了方便之门。贫困率仍在下降，但是速度趋缓。

第三种前景则是发展脱轨：人口压力、资源匮乏、气候变化、环境恶化以及不断升级的战争冲突使得发展中止，有的国家甚至出现倒退。城市人口增长、收入提高扩大了对资源的需求，使得水、粮食、能源、矿产资源的匮乏不断加剧，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导致粮食产量不稳定，人们的健康状况恶化。无论富国还是穷国都无力采取必要的行动，例如采取可靠的政策，进行明智的投资，发展新科技，以减缓气候变化，增加粮食产量，研发新的能源。粮食与商品的价格上涨，并且价格波动变大。崛起的亚洲和衰落的西方之间的局势紧张加剧——伴随着对稀缺资源的激烈竞争，或是全球宗教与意识形态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内与国际冲突不断升级。西方国家变得更保守内敛，全球权力真空使得安全威胁趁机滋长，贸易与投资将遭受影响。国际组织丧失了合法性与执行力。民主被视为失败的试验，独裁者再度登上政治舞台。经济增长急剧减速，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况十分类似，全球消除贫困的进程也大幅放缓，发展在很大程度来说已经中止，有的国家甚至会出现倒退。

以上任何一种未来图景，或是介于三者之间的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对此人们很容易悲观，认为持续发展的阻力过于强大，发展的前景堪忧。过去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预言世界的发展进步将在某个时期中止。然而他们都低估了世界各国合作面对新的挑战、促进繁荣与基本自由的能力。我们可以设想出发展中国家未来将会面临的许多困境，但却很难预见我们面对这些困境时可能迸发的思想、创新能力、技术、治理结构与领导力。理念和创新不是自动产生的。它们是建立在人类的选择、牺牲、合作、领导和行动的基础上的。

我相信在未来的数十年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步都能够持续，也必将持续。我们处在一个全球繁荣新时代的开端，一路会遇到许多挫折与挑战，但极度贫困率将会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将会提升，医疗健康和教育状况将得到改善，民主思想与基本自由将继续传播——有可能一波三折，不一定齐头并进，但依然不懈前行。

[1] 世界银行把“极度贫困”定义为日均生活费不足1.25美元（以同等购买力计算并考虑了通货膨胀，详见第2章）。

[2] 根据简单（未加权）算数平均数计算得出，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如果按照加权平均数计算，因为受到中国等几个人口数量庞大、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影响，增长率会更高。

[3] 今刚果民主共和国。——译者注

[4] 在随机对照试验中，一群人被随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人（试验组）接受作为研究对象的产品、政策、计划或行动的试验（例如治疗疟疾的新型药物，或是学校的免费午餐），另一组人（对照组）则不接受任何试验。这种研究方法为更精确地衡量研究对象（试验）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5] 此两处引文引自任赜、于真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译者注

第2章
从底层突破贫困

人的一生，孤独、贫穷、卑劣、野蛮，而且短暂。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651年

霍布斯对人类历史的看法，绝大部分是正确的。直到工业革命前夕，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我们今天所定义的“极度贫困”之中，辛苦度日，勉强维持生计，靠仅相当于今天每日一到两美元的收入过活。他们住在摇摇欲坠的居所里，健康状况不佳，而且没受过多少教育。在大城市，如巴黎和伦敦，穷人挤满了城市里的肮脏角落，几乎享受不到干净的水和基本的卫生设施。而在城市之外，大多数人居住在原始简陋的棚屋里，难以躲过日晒雨淋，在从一个收获季节到下一个收获季节之间饥寒交切，勉力求生。很少有人接受正规教育，也没钱去看医生。许多人年纪轻轻就夭亡了：超过1/3的婴儿夭折于5岁之前；人类的平均寿命不到35岁。

根据我们最乐观的估计，1820年，世界上约有10亿人每天靠低于2美元的收入过活（按1985年的美元价格计算），约占世界人口的94%，这个数据来自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森。这意味着全球每20个人中就有19个人是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这不是因为过去的2美元更值钱，或是用这2美元在一些国家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我们的数据已经考虑到了这些差距（而且这已经是我们能够估计的最好结果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加糟糕：84%的人每天的消费还不到1美元。我们如今所说的极度贫困在那时并不凸显；贫困是几乎每一个人所面临的生活常态。

从12世纪到13世纪，在世界上的一部分地区，福利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开始缓慢提升，但这种提升只是数值上的增加，并没有扩散开来。到19世纪，这种情形迅速改变，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逃脱极度贫困的蹂躏。18世纪70年代，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引发了一股新发明与新技术的浪潮，包括从手工业到机器生产的变革，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实现了纺织品的批量生产），杰斯洛·图尔（在工业革命之前）发明的马拉式播种机（提高了粮食与农业总产量），主要能源从木柴和炭转变为更加便宜的煤，以及化学制品和铁的大规模生产。现代制造业和工业化进程的开始，为数以百万计贫穷、低技能的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他们赚取的工资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显得微不足道，但比起几乎被他们抛在身后的低廉又不稳定的农业收入来说，已经好太多了。随着制造业发展得越来越复杂精细，工人学习到了更专业的技术，几十年过去后，工资也开始上涨。到19世纪中期，人们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越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这些变革的影响十分重大，却只集中在西欧、北美和其他一些地区，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1]
。在世界上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尤其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极度贫困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扭转。因此，随着全球人口增多，极度贫困人口数量继续上升，上升，再上升。

贫困的定义与范畴

贫困率通常是根据消费或收入低于特定贫困线的人数（或人口比例）来估算的。发展中国家最广泛使用的贫困线标准为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按2005年的美元价格计算），这是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世界银行同时也定期追踪收入低于另外两条贫困线——日均1美元和日均2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状况。）1.25美元这个数字可能显得有些武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如此。制定任何贫困线都是武断的，因为我们把消费刚好低于贫困线的状况认定是贫困，却把刚好高于这个数字的案例排除在外。不过1.25美元这个数字并不是凭空捏造的。世界银行使用这个标准，是因为它与世界上最贫穷的15个国家的政府制定的国家贫困线大致相当。也就是说，这个数字是以最贫穷国家自身制定的贫困线为基准的。随着这些国家的境况转好，它们通常也会将贫困线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线中位数约为每天2美元，而美国官方制定的贫困线为每天16美元，比“极度”贫困线高了12倍不止。

1美元，1.25美元和16美元这三条贫困线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是否具有可比性呢？答案是肯定的，至少我们现有的数据具有这种可比性。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对这三个数字做了相应的调整。首先，它们是使用某一基准年的美元价格计算出来的，中和了国内持续通胀的影响。（也就是说，数据是按照“不变”价格或“实际”价格来计算的。）大多数数据是按2005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布吉尼翁和莫里森的数据，它们是按1995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第二，数据的计算是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有时也被称为国际价格。购买力平价考虑到了各国价格水平的差异。只要你去国外旅行，就会知道每个国家的生活成本差距很大，同种商品的价格可能相差甚远。比如，水果、蔬菜、理发、乘坐出租车的价格，在坦桑尼亚十分低廉，在瑞士却很昂贵，因而在达累斯萨拉姆按当地汇率折算的1美元能买到的东西远比在苏黎世要多。根据最新的数据估算，坦桑尼亚的物价水平大致只相当于瑞士的1/4。考虑到这些差异，贫困线数字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进行了折算，以使所有的商品和服务在每个国家都能用同一价格来衡量——也就是说，经过折算后的1美元在各国具有同等的购买力。因此，贫困线数字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都具有可比性，至少是有比较的可能的。通过购买力平价下的不变价格计算，A国1990年的1美元与B国2010年的1美元价值大致相当。

本书采用的贫困问题数据直接来源于世界银行的PovcalNet数据库，由马丁·拉瓦雷（目前供职于乔治城大学）和陈少华领导的团队负责收集。这些评估结果基于广泛的数据采集，包含了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成百上千个关于家庭收入与消费的调查。有些分析者认为世界银行制定的日均消费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太低，有些人又认为这个标准太高，还有的人质疑世界银行的估算方法。世界银行的数据未必完美，但却是目前世界上被使用与接受最为广泛的。对贫困线标准进行微调或是使用其他的估算方法，并不能改变近20年来全球极度贫困率不断下降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趋势。

全球贫困率空前下降

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影响开始显现，人们的收入逐渐提高，全世界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比例有史以来首次开始稳步下降。但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比这更快，所以极度贫困人口数量仍在继续急剧增长。极度贫困率与极度贫困人口数量这两者的区别是极为关键的。贫困率开始下降已有两个世纪之久，在近几十年里下降速度有所加快。而随着世界人口数量的增多，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的绝对人数却从人类有史以来一直看似无情地上升。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状态发生了惊人的改变。

让我们先来看看贫困人口总数，从最严重的贫困状态开始：那些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总数。根据布吉尼翁和莫里森的数据，1820年约有9亿人每天花费不足1美元（按199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由于人口增长，在图2–1中可以看到，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上涨到14亿左右。接着出现了一个转折：日本和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复苏，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启了经济腾飞的新篇章，日均消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总数停止了增长，并且在大约40年里基本保持不变。这个事实很容易被忽略，然而实际上却很重要。看似没有变化，实际上是最大的变化，因为世界人口在不断增长，但世界贫困人口总数却有史以来第一次停止了增长。

图2–1 全球贫困人数变化（1820—2011）、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的总人口数

来源：布吉尼翁、莫里森，《世界公民间的不平等》（“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世界银行PovcalNet数据库；拉瓦雷、陈少华，《世界银行有关消费贫困数据的评估更新》（“Update to the World Bank’s Estimates of Consumption Poverty”）。

20世纪90年代，人类历史出现了巨大的转折，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的总人口数第一次开始下降，并且下降的速度非常快。

要观察这个变化，我们需要把目光转向拉瓦雷和陈少华的数据集，因为布吉尼翁和莫里森的数据到1992年就截止了。尽管两套数据并不能精确匹配，但它们的结论十分相似。

根据拉瓦雷和陈少华的数据，1993年每日花费不足1美元的人数为13亿出头，与上一个数据集大致相当。之后这个数字持续下降。令人惊奇的是，到2011年——短短18年后——每日花费不足1美元的人数就降到了6亿。请注意这个变化带来的深远影响：世界的极度贫困人口总数自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增加，但仅仅在这18年里就减少了一半以上。

当然，每日1美元的贫困线实在太低，它是根据刚好能够满足基本需求的消费水平制定的。因此在最近10年里，大多数分析家都在关注更高一些的贫困线：日均1.25美元。数据变化的情况类似，但贫困线提高后，贫穷人口总数也自然有所增长，如图2–2所示。从1981年到1993年间，极度贫困人口总数保持在20亿以下，之后便开始急剧下降。到2011年，下降到了10亿人——在仅仅18年里就下降了将近一半。尽管无法取得2011年以后的数据，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个趋势还在继续，每年大约有5000万或更多的人脱离极度贫困状态。

同时，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比例的下降速度在加快。1981年，发展中国家约有53%的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然而到了2011年，这个比例降到了17%——在30年里下降了36个百分点，这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就在30年前，全世界2/3的人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现在比例已经降低到了1/6。每日消费2美元的贫困人口变化趋势也与之相似，以1999年为转折点。自1999年起，日均消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总数从29亿下降至2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从57%降至36%。

图2–2 1981—2015年世界极度贫困人口下降趋势，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总数和比例（贫困线为日均消费1.25美元）

来源：世界银行PovcalNet数据库，http://iresearh.worldbank.org/PovcalNet/。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最近几十年这样，极度贫困人口总数下降得如此之快，甚至也不曾取得相近的成就。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由联合国成员国在2000年千年首脑会议上确立——计划在1990年到2015年间让世界极度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一半，而这个目标提前5年就实现了。极度贫困率下降是世界经济史上最重大的成就之一，是持续至今的颠覆性转折，对世界经济、政治与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

我们听到的并不全是好消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尽管贫困人口在几十年里减少了一半，仍然有10亿人依靠每天不足1.25美元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太多的人仍然处于或接近最低的生活水平，饥一顿饱一顿，买不起基本的药物，无法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住所或教育。而且很显然，那些从每日消费1.25美元提高到1.5美元或2美元的人，生活尽管比从前略有改善，但依然十分艰难。

极度贫困人群的生活状况不但因国家而异，在同一个国家中也有城乡差别。大部分人的贫穷都是因为缺乏从事全日制工作、维持一份体面生活的机会，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因此许多人只好从各种渠道赚取小额收入。他们没有某一方面的专长，也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而是靠打许多份零工挣钱。在农村，大多数穷人耕种自己家的土地，但一小块地的收成通常无法支撑一家人的生计，务农也不是他们的唯一（或主要）的收入来源。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讲述了一个居住在印度南部城市贡都尔的女人的案例。她早晨制作并出售多莎饼（一种用大米和豆类制成的薄饼，是早餐的主食），之后的一整天用各种方法赚些外快：捡垃圾、卖自制泡菜、收集并出售木柴、做苦力、卖水果和蔬菜、卖纱丽服饰。穷人不但要耕种自己的土地，还要出卖劳动力做临时工或是人力车的车夫，或者经营一家小商店，或是在小店里做帮工。许多人会离家一两个月去寻找一份临时工作。一项对西孟加拉邦27个村庄的调查显示，那里平均每个家庭拥有3个劳动力，而这3个人同时做着7份不同的工作。

穷人的收入面临着多方面的风险，朝不保夕。过度依赖农田收入是有风险的，干旱或洪涝灾害会让他们颗粒无收。花大把时间做临时工或是卖多莎饼，使得他们与许多其他干同样行当的人直接竞争，而且也不一定能赚多少钱。染上任何疾病都意味着无法做工挣钱。好不容易将微薄的收入积攒起来，又要花钱去买化肥、缝纫机或是一间小商铺，而这些行为又带来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一年内挣钱的机会很不均衡。每日收入1.25美元只是一个年均水平，但穷人并不是每一天都能挣到1.25美元，有时候能挣到更多（比如丰收季节），有时候却远远不及这个数目。

因此，正如达里尔·科林斯和他的同侪们在著作《穷人的钱包：全世界的穷人怎样依靠每天2美元生活》中所述，世界贫困人群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他们没有资金积累，让他们在收入低谷期用于救急，即便从他们的全年收入来看可能（刚好）能够应付这些危机。问题不只在于他们的收入微薄，还在于其收入十分不稳定，难以预期。《穷人的钱包》叙述了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的人是如何运用基本的理财手段艰辛度日的：自己这里省一点儿，从亲戚处借一点儿，向邻居借盐或其他生活必需品，加入合会，或是向本地商店或借贷者借贷一些。这些计划虽然聪明，却是杯水车薪。它们不总是能及时派上用场，还可能代价高昂、耗费时间、效率低下，而且本身就伴随着风险和压力。

印度的人力车夫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艰辛的一种职业。他们不仅一直在踩着车踏板，而且收入也因为天气状况、警察骚扰、经济活动水平以及单纯的运气好坏而上下浮动。即使一切顺利，这份工作也十分累人，因此也很少有人一周能做这份工作4天以上——而这还要以拥有人力车为前提。许多车夫都去寻找其他的活计，比如卖路边小吃、捡垃圾或是当建筑工人。而待在家中的其他家庭成员则会做些房屋清洁工作，织补工作——如果她们能找到这些零工机会的话——或是招徕房客提供食宿。由于拥有一份稳定工作的机会很少，因此穷人家庭通常需要依靠多种渠道赚取小额收入，日子才能过得下去。

标准经济学强调专业化的好处——更高的技能、速度、质量和效率——但对极度贫困人群来说，这些好处根本比不上他们面临的风险：无法找到专业化的全职工作，收入太过依赖天气或是变幻莫测的市场。他们不去从事专门化的工作，是因为他们需要充分利用那些可能会被专门化工作浪费的时间——例如专门卖多莎饼，就算做出全镇最好吃的多莎饼，做饼和卖饼也还会占用早晨的大量时间。农民在播种和收获之间有很长的空闲期，即使他们想要专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也通常会面临经济上的压力，这是最大的障碍。依靠借债来实现全年资金周转已经够艰难了，要筹集足够的资金启动一项占用他们全部时间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即使扩大店面或是灌溉一块更大的田地对他们来说有利可图，他们也可能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

让全职工作更加难以实现的一个原因是，极度贫困人群通常容易患病，或是营养不良。举例来说，班纳吉和迪弗洛发现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乌代浦地区，每个家庭平均只有57%的成员能够全年不挨饿。许多人的体质指数（BMI）偏低，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患有贫血。将近一半的成年人表示他们在从事至少一项以上的日常活动时感到困难，比如在田间劳作、走路，或是从井里汲水。疟疾十分常见，在儿童中尤其流行。在乌代浦近一半的极度贫困家庭里，成年人在一年内的某个时节必须减小饭量，有1/8的家庭的孩子们也必须减小饭量。在超过1/3的家庭里，成年人在某个时节会饿着肚子出门劳作一整天。

再比如迪奈什和他的妻子希卡面临的困难（见达里尔·科林斯等人所著的《穷人的钱包》）。他们一度在印度的乡村拥有4英亩
[2]
肥沃的田地，但迪奈什生了病，时常咳血，无法干活儿。整个家庭需要筹钱为他治病，因此他们开始变卖田地。一年不到，地就被卖光了，他们只能开始从一个本地的放贷者手里借钱，被收取180%的高额利息。希卡和她的儿子们在给别的农民做帮工挣钱，虽然最后还清了债务，但他们却失去了自己的农田。因此他们搬去德里找活儿干。然而不久，她的其中一个儿子患上了肺结核，于是这个借钱—还债的恶性循环又开始了。他们很快就债台高筑，欠款超过1200美元，这是很大一笔钱，需要许多年才能还清——还要他们足够幸运，能挣到这么多钱才行。两次疾病，就使他们基本安稳的生活濒临赤贫。

所有这些困难合在一起，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极度贫困人群承受的巨大压力，远远超过高收入人群。来自印度和南非的调查报告表明，与收入较高的人群相比，极度贫困人群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面临着更沉重的压力。

至于那些摆脱极度贫困的人，他们的生活会有明显的改变。收入从每天1.25美元增加到2美元看上去也许微不足道，但60%的增长率（通常）对一个六口之家意味着年收入从2700美元增加到4400美元。摆脱极度贫困代表着遭遇灾难性打击的风险要小得多，收入更加稳定，以及每天面临的压力减轻——例如无须为一家人的生计发愁。它意味着每天多吃一顿饭，也许可以让铁皮屋顶取代茅草屋顶，为家人挡风遮雨，或是可以在不久后住进一幢用水泥搭建的房子里。它意味着多了一些钱，可以供另一个孩子上学，换一套新衣服，买一些必备的药品。它意味着能买一辆自行车，或是一台缝纫机，这些可以用来为家里赚些外快。它意味着有收入的时候家里能多些积蓄，以备不时之需。它意味着能更痛快地花钱，买味道更好的食物——买一颗糖果或是一块蛋糕，再来点儿啤酒和香烟，或是为儿子或女儿筹备一个更美好的婚礼。最重要的是，摆脱极度贫困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死亡的风险：一边是生活朝不保夕，一场持续性的旱灾就能造成饿殍遍地，一边是收入足可果腹，尚有余下的种子或食物可以贮藏，在可能的灾祸降临时有所保障——二者有天壤之别。

我们也不必将事实看得太过浪漫：收入增加到每天1.5美元或是2美元，并不意味着彻底摆脱了贫困。生活仍然步履维艰，压力重重。何况目前还有10亿人的日均收入连1.25美元都没达到。但与此同时，在贫困的底层开始出现引人注目的突破，比起20年前，数百万贫困人口的生活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

发生了什么？

中国无疑是使全球贫困率降低的最主要因素。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个体量如此庞大的国家，在国民收入显著提升的情况下，它能成为全球贫困人口减少的重要动力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实际上，中国的巨大影响使得一些人认为贫困率的下降仅仅发生在中国。这个观点并不正确，因为其他许多国家的贫困率也都在下降。但中国的确是最大的功臣。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的时期，贫困现象依然广泛存在。20世纪5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健康水平有所改善。在随后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依然拮据。尽管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健康与卫生状况大幅改善，但他逝世时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1981年，中国有8.38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占总人口的84%。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中国开展了大范围的经济改革，加快了经济发展，极度贫困率开始下降。到1993年为止——仅仅在12年之后——极度贫困人口便下降到6.46亿，极度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到55%。令人吃惊的是，在这样快速发展的开端之后，贫困率下降的速度有增无减，到了2011年，中国极度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8400万，贫困率下降至6%。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极度贫困率在短短30年里从84%下降到了6%，实在难以形容这项成就是多么惊人。

从1993年到2011年，中国减少的极度贫困人口有5.6亿，占全世界9.55亿贫困人口的近60%。那么剩下的3.95亿人呢？他们在什么地方？

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已经开始在数个发展中国家内实现，遍及全世界的各个地区。在1981年到1993年间，有17个发展中国家的极度贫困人口数量达到了历史峰值，接着就开始下降。从1993年起，又有64个国家加入这个行列。仅仅在30年里，有81个发展中国家的极度贫困人口总数达到了历史峰值后开始下降——尽管他们的总人口数一直在增加。

让我们放眼全球：在东亚（除了中国），极度贫困人口在1987年达到高峰，有2.81亿人；到2011年，只剩下7700万人——在柬埔寨、东帝汶、印度尼西亚、韩国、越南和泰国等国家，贫困人口数量都在下降。在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贫困率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下降了。在东欧和中亚地区，极度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始于1996年，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哈萨克斯坦、马其顿、摩尔多瓦、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情况都是如此。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极度贫困人口从1999年开始下降，包括巴西、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等国。在中东及北非地区，极度贫困人口总数从1987年开始逐渐下降，包括阿尔及利亚、约旦、摩洛哥和埃及——是的，埃及——极度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630万减少到了2011年的130万。在印度，极度贫困人口在2002年达到峰值，为4.76亿人。9年后，这个数字下降了超过1/3，降至3亿人。至于南亚的其他国家，极度贫困人口也在减少，如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是的，巴基斯坦，其极度贫困人口从1993年的7400万下降到2011年的2200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极度贫困人口总数还没有开始减少的地区，但即使是在那里，贫困人口总数的增长从2002年起也开始趋向平缓。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极度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99年的59%下降到2011年的47%。在博茨瓦纳、加纳、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塞内加尔、南非和非洲大陆的其他几个国家，极度贫困人口总数都在减少。在全世界，一个接一个国家的极度贫困人口总数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下降。

为了证明这种变化的幅度，请试想一下，如果延续早期的变化趋势，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现在会是什么数字。我们把中国排除在外，是因为它庞大的面积和非凡的发展成就容易使数据发生倾斜。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统计，在1981年到1993年间，极度贫困人口总数从10亿增加到13亿，或者说，极度贫困人口每年都新增加1400万人。如果这个趋势延续下来，到2011年，极度贫困人口总数应该已经达到15.5亿。而事实上，现在这个数字降到了9.3亿。

这中间相差了6亿人。除中国之外，极度贫困人口总数比起按照1981—1993年的趋势发展的可能人口数量减少了超过5亿。这显然只是一种粗略的计算，而且这种延续过去趋势的预设也过于简单化。然而，它大致体现了过去20年里极度贫困人口从不断上升到持平乃至锐减的巨大变化，同时也说明了在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情况同样在改善。

发展中国家的极度贫困人口数量相继快速减少，经济的增长是其背后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增长意味着穷人在农业、建筑业、零售业、酒店餐饮业、基础制造业等类似行业中拥有了新的经济机遇。然而，单凭经济增长并不能说明一切。发展中国家开始加大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增加了穷人争取过上体面生活的机会。同时，冲突和暴力大大减少，给穷人的生计带来了直接的好处。对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可怕了。

此外，许多国家正在积极建立帮助贫困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多种形式：针对老人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险；针对劳动人群的职业培训和失业保险；还有各种直接帮扶项目，例如灾害救助、食品补助、补助金以及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这些对穷人来说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国家都开展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例如巴西的“家庭津贴计划”，为每个家庭的孩子接受学校教育、接种疫苗提供现金补助。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员估算，有超过1.5亿人口因社会保护与保障体系而脱离极度贫困的生活。

印度尼西亚是个很好的例子。它目前有2.5亿人口，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印度尼西亚的贫困率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下降，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保持持续下降势头，直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那时，极度贫困人口总数的增长持续了三年，但此后又开始不断下降。与其他许多国家类似，印度尼西亚的减贫进程也是从农村开始的。政府为支持农业发展制订了眼光长远的发展战略，包括分发新品种农作物的种子和化肥，作为“绿色革命”的一部分，保障小户米农的价格优势，以及构建覆盖范围广泛的农村公路网以连接农场与市场。农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增加了农村人口的收入。非农收入对农村人口增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从事农具制造、家具生产、食品加工、小商铺零售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印度尼西亚开始发展以城市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针对国外市场制造鞋子、纺织品、服装、玩具、珠宝等商品。这些产业为上百万的低技能工作者创造了工作机会——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属于贫困人群或接近贫困线人群。一直以来，印度尼西亚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完善它的战略，包括投资基础教育，实现基础医疗保障，推行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小额信贷项目。良好的微观经济管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理智的经济政策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为穷人创造了新的经济机遇。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那场金融危机过后，政府建立了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网体系，包括向极度贫困人群发放补助，开展劳动密集型工程项目，为贫困家庭的小孩上学提供现金转移支付，为贫困人群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和开展社区营造计划。这些政策的影响巨大：在1981年到2011年间，极度贫困率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下降，从82%降至16%。

或者想想萨尔瓦多的例子，该国自1992年的残酷内战结束后，贫困率迅速下降。萨尔瓦多巩固了国内和平，实行民主政体，启动了广泛的经济与社会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国经济迅速起飞，每年以超过6%的速度增长，学校的入学率实现了跳跃式提高，更多的人享受到了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干净的水源。新创立的企业开始向美国出口种类繁多的工业制成品。尽管近些年来，萨尔瓦多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它的贫困率仍然从1990年的15%一路下降到2011年的仅3%。

命运正在扭转

有成百万上千万人脱离了极度贫困状况，那么，他们的生活又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改善呢？他们的日均消费标准是1.25美元、1.5美元还是更高？对很多人来说，收入上的提升并不明显；但对其他许多人来说，收入的上升幅度则更大。发生改变的不只是日均消费不足1.25美元的人群，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日均消费1.5美元或2美元的人也实现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图2–3集中体现了这些变化。从1993年起，日均消费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同时，日均消费在1.25美元到1.5美元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幅度不大。最大幅度的增长出现在更高的消费水平区间：日均消费在2~5美元区间的人数翻了一倍多，日均消费在5美元以上的人数几乎增长到了原来的三倍。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日均消费在5美元以上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日均消费不足1.25美元的人数。

图2–3 正在扭转的命运：发展中国家各消费水平区间人口数

来源：计算结果基于世界银行ProvcalNet数据库统计资料：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rovcalNet/。

那么至今仍然靠着每天不足1.25美元过活的10亿人口怎么样了？很显然，他们的生活依然无比艰辛，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收入几乎没有任何提升。然而，有研究表明，很多极度贫困人群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开始逐步提升，即使他们还没有跨过最基本的贫困线。世界银行的研究员得出了每日消费不足1.25美元人群的平均消费水平数据，这一数据基于详尽的家庭调查，并且考察了这个消费水平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1981年，极度贫困人群每天的消费平均只有0.74美元。要知道这只是平均水平，有一半左右的极度贫困人群的日均消费水平连这个数字都达不到。到2010年，极度贫困人群每天的消费平均为0.87美元。（两个数字都是基于2005年的不变价格，即计算了通货膨胀对价格的影响。）这样的增长幅度谈不上是什么重大的进步——约为18%（扣除物价因素影响）——但也不是毫无建树。当然，对一些人来说，就算有所改变，也变化不大。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收入提升得更多。因此，即使在极度贫困人群之中，平均消费水平也有所提升。

人们仍然不够富裕。尽管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脱离了极度贫困，但以全球标准来看，他们仍然很贫穷。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消费水平都在上升。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劳伦斯·钱迪等人收集的调查数据，我们可以得知消费水平的整体增长率（如图2–4所示）。两条曲线表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1990年和2010年不同日均消费水平区间的人口数量。图中还包括了一条垂直线，代表日均消费1.25美元的极度贫困线。曲线与这条直线的交点所在的高度表示日均消费水平刚好为1.25美元的人口数量。直线左侧的整块区域表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的人口总数；直线右侧的区域则表示收入高于极度贫困线的人口数量。

图2–4 跨越贫困线

来源：劳伦斯·钱迪、娜塔莎·莱德利、弗罗妮卡·潘西娅科娃，《最后的倒计时：到2030年终结贫困之展望》，政策报告2013–04，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部，华盛顿特区，2013年4月。

1990年和2010年这两条曲线的变化都很剧烈。1990年的曲线在日均消费为0.8美元时陡然上升到最高点，这表明在仅仅二十几年前，有数量庞大的人口靠着这点儿微薄的收入糊口，而且多数人的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但是到了2010年，整条曲线的重心都向右移动。曲线的最高值——比起1990年曲线要低得多——恰好在每天1.25美元左右，整个曲线下方位于贫困线左侧的部分所占比重不到整体的1/4。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困线右侧的任何一个点，2010年曲线都要高于1990年曲线，这说明在高于每天1.25美元的任何消费水平的人口数量上，2010年都要高于1990年。

无论你怎样看待，这张图传递的信息都非常明确：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口已经从极度贫困状态过渡到更高一些的水平。脱贫减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开始。

[1] 明治维新是明治天皇在位期间进行的一场改革，终结了德川幕府时代，巩固了天皇的统治，日本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进行了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改革。

第3章
新一代的财富

1992年，莫桑比克内战结束，整个国家却成了一片废墟。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武装运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兴起。然而在1974年里斯本政变之后，冲突剧烈升级，才使得葡萄牙最终放弃了殖民统治。大卫·史密斯在《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葡萄牙撤出莫桑比克时，“他们满腔恼怒，蓄意毁坏交通工具，用混凝土填塞水井、谷仓和厕所，留下一个烂摊子”。马普托的新政府建立了一党专政，与苏联结盟。苏联支持南非和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的解放运动，而南非和罗得西亚的政府则通过赞助一支反对派武装来抵制莫桑比克政府。偶发的冲突升级成了全面战争。莫桑比克的总人口为1300万，其中有超过100万人在内战中丧生，还有170万人沦为难民。

莫桑比克政府的经济政策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实行企业国有化；制造高额的财政赤字；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弥补财政支出缺口；操纵农产品价格，打压农民积极性；阻挠私有制经济发展。投资和贸易崩溃，贫困率激增。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莫桑比克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被殖民的历史、冷战、种族隔离、宏观经济管理不善和无休止的战争共同酿就了莫桑比克的灾难。它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遭遇的一切不幸的缩影。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起，一切都开始发生改变。莫桑比克政府减少了财政赤字，使得国家经济稳定下来，通货膨胀有所缓解，并加强了对汇率的管理，以打击黑市现金交易。它使1200多个国有企业实现私有化，降低进口关税，改善海关管理，并且激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主要赞助国提供的财政支持帮助莫桑比克减轻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修建了道路、学校、诊所，还从其他方面支持了莫桑比克的经济复苏。它还吸引了大量新的民间投资，以莫札尔炼铝厂为首，最近更是围绕煤矿、石油与天然气开采开展了许多投资项目。除此之外，大企业、农民、商店店主、建筑工人、市井女商贩以及其他许多行业的人都在莫桑比克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机遇。

莫桑比克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20年来，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都保持着将近5%的增长率，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人均收入也增加了一倍不止（已考虑了通胀因素），远远超过战前水平。小学的入学率从42%跃升到90%，儿童死亡率减少了一半，负债率也从330%下降到了40%。贫困率从1990年的82%下降至2011年的55%。

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莫桑比克裔美国企业家加布里埃尔·福萨蒂–贝拉尼这样说道：“人们期待从莫桑比克看到更多——他们也应该如此。商业在发展，中产阶级在扩张，专业素质和服务供给实现了跳跃式提高。如今，马普托已经成为一个大都市，它在今天，在这个时代都发挥着一个城市应有的作用。”

莫桑比克仍然是一个贫穷国家。贫困率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很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有时候也会爆发冲突，重新点燃过往内战的紧张气氛。莫桑比克的政治体制得到了改进，但它仍然不是一个充分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行政管理的能力和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护仍显薄弱。然而，自内战结束以来这里发生的转变依然引人注目，取得的成就也超过了大部分人的想象。

莫桑比克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因此从全球视角来看，它的变化可能显得不太重要。但莫桑比克不是唯一一个发生改变的国家。它是一场更大范围的变革的冰山一角。

经济的复苏

20年来，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越以往。自1995年始，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7%，而人均GDP增长率平均为每年3%。因此，实际人均GDP在1995年到2013年间增长了超过70%（见图3–1）。很多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今都保持着稳定的经济增长，包括中国、印度和其他许多国家，如蒙古、孟加拉国、多米尼加、约旦、加纳、智利、卢旺达、巴西、越南、坦桑尼亚。

在农业、零售业、建筑业、旅游业、制造业、金融业和工业等领域，有更多人获得了更好的工作机会。按人口加权估算，自1994年起，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90%——这个数据还不包括中国在内。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实际上，应是几十亿人——收入比20年前大为提高。收入的增长不止集中在这些国家的富人群体，在大多数国家（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里，穷人、中产阶级和富人的收入差不多在以同样的速度增长。

图3–1 经济正在迅猛增长：109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变化（未加权平均数）

来源：作者根据不变价格下未加权的人均GDP数据计算得出，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图中数字为指数值，109个国家的原始人均GDP数据以1960年为基准（100%）重新计算。

商业正在不断繁荣，无论规模大小，也无论是本地还是跨国企业。仅在2013年的第一季度，拉丁美洲的智能手机销量就超过1600万台。而在巴西，智能手机的销量在一年内就激增了89%。2014年初，苹果公司在里约热内卢的第一家专卖店开张。可口可乐最近在中国开设了第43家装瓶工厂，在华招聘员工总计超过5万人。在2013—2015年的短短3年里，可口可乐一共在中国投资40亿美元，而且计划在2015年到2017年再追加投资40亿美元。沃尔玛在2011年出资24亿美元收购麦什马特公司，后者在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11个国家拥有350家零售商店。这件事若放在20年前，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公司为了打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零售市场而耗资20多亿美元，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竞争力也在逐步加强，在当地和全球范围内的收益都有所增加。1980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仅占全球贸易总额的6%，到了2010年，已经占到21%以上。

1994年，厄瓜多尔的Florecot公司开始生产用于出口的夏季花卉。当时它只是一家仅拥有10名员工和4公顷花田的小型企业。但Florecot不断成长，现在已经成为厄瓜多尔最大的夏季花卉生产商之一。到2008年，公司已雇用花圃工人700名，拥有花田面积47公顷，年收入达800万美元，产品行销美国、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法国、英国、俄罗斯、智利、委内瑞拉、多米尼加和科威特等多个国家。

萨法利（Safaricom）通信公司是非洲东部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而且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公认的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之一。2007年，萨法利推出了“M–Pesa”服务，这是非洲第一个基于短信的手机支付服务产品，之后更是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手机支付系统之一。M–Pesa（“M”意为“移动”，“Pesa”在斯瓦希里语中是“钱”的意思）的用户可以在移动设备上通过公民身份证或者护照使用存款、取款和转账的功能。只需要很少的手续费，用户就可以把钱存入与他们手机相关联的账户中，通过短信服务（SMS）发送文字短信，就可以支取余额并发送给别的用户（包括商店和企业），还可以取现。仅在5年内，肯尼亚就有1700万人注册了M–Pesa账户。

在全世界的多个发展中国家，还有成百上千家与之相似的成长型企业——而一般的观察者往往不会把这些国家看作经济发展的理想之地。

想要理解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幅度，方法之一就是考察最近20年来经济加快发展的国家的数量。具体来说，就是观察人均GDP增长率超过2%和4%的基准线的发展中国家数量，以及这两个数量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要注意是人均增长率，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为2%，那么它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大致相当于4%和6%。
[1]
）为什么是这两条基准线呢？经济学家通常将人均GDP增长率为2%看作值得推崇的适度增长，原因有两个：2%大致相当于美国等全球领先经济体在工业革命后长时段内的平均增长率，也大致相当于1960年后全世界的平均增长率。这个逻辑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像美国在过去200年里一样发展良好，如果它的人均GDP增长率处于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它的进步速度就是合理的。事实证明，如果能够长期保持2%的人均GDP增长率，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已经足够强大了。在2%的增长率下，人均收入在第35年将翻一番，或者至少在每两代人的时间里翻一番。而保持4%的人均增长率无论以任何历史标准来衡量，都是很快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大多数西方国家曾经保持的最快发展速度。在这样的增长率下，人均收入在18年内可以增加一倍——这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

那么，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如何呢？

从1977年到1994年，在109个能获得完整数据且人口总数大于100万的发展中国家里，只有不到1/5的国家人均GDP年增长率超过2%（见图3–2）。但在1995年到2013年间，增长率超过2%的国家已经达到71个，是之前的3倍不止。经济发展已经从少数特例变成了普遍现象：将近2/3的发展中国家正实现适度发展，有的国家的发展势头甚至更好。如果我们从个人而非国家的角度去衡量，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有46亿人——几乎是世界人口的2/3——生活在人均GDP增长率超过2%的发展中国家里。

图3–2 更多国家获得了发展：不同人均GDP年增长率的国家数量

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计算得出。

很多国家的发展势头更加喜人。举例来说，有30个国家从1995年起每年的人均GDP增长率达到4%或者更高，而在1995年以前这样的国家只有10个。而这些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意义非凡——这30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超过32亿。在这些总人口数占世界人口总数超过40%的国家里，实际人均收入从1995年起就上升了一倍不止。

我们还可以观察另一项标准：人均GDP负增长——或者说人均收入负增长——的国家数量。从1977年到1994年，有51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为负增长，有将近一半的发展中国家都走了发展弯路。然而从1995年起，这个数字下降到了仅仅10个：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加蓬、几内亚比绍、海地、牙买加、马达加斯加和津巴布韦。

那么人均GDP年增长率超过2%的71个国家都分布在世界的哪些地区？其中有15个国家位于南亚与东亚地区，这并不令人惊讶，然而还有19个位于东欧与中亚地区，包括格鲁吉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格鲁吉亚每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平均为6.5%，人均收入上涨了2倍。有8个国家位于拉丁美洲，包括多米尼加、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等，还有8个位于中东和北非地区，包括突尼斯、摩洛哥和约旦等。多米尼加人均GDP年增长率平均为4.2%；摩洛哥最近20年来的人均GDP年增长率稳定保持在平均2.7%的水平。巴西的家庭平均收入在2003年后的仅仅6年内就实现了50%以上的增长（考虑了通胀因素）。

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有17个国家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包括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加纳、利比里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卢旺达、塞拉利昂、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纳萧条的经济开始好转，经济增长率自此以后一直在稳步攀升。卢旺达的人均收入从1994年起就开始成倍增长。坦桑尼亚的经济增长了70%。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许多。

如果你认为在快速发展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能受益，或是认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渡过难关，那么你就错了。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很快，但这些国家里仍有几亿人口的收入未见多大改善，依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在另一些国家，国民经济的增长依赖石油或者其他自然资源，只有少数精英群体能从中获益。更有甚者，还有38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一直低于2%，其中包括10个增长率为负的国家。有些国家的经济依旧停滞不前，数十年来未见改变。布隆迪、刚果、海地、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也门等国的人均收入也几乎没有得到提升。津巴布韦的情形更是一片萧条，1998年以来经济急剧下滑，目前的人均收入还远不及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数百万人一直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

图3–3清楚地展示了几个不同群组的国家在发展过程方面的差异，包括25个发展最快的国家、25个发展最慢的国家和考查的所有109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的变化（已指数化，所有国家数据均以1960年为100%）。中间的曲线代表所有109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结果与图3–1所显示的如出一辙。最上面的曲线代表25个发展最快的国家，考虑通胀因素后，这些国家近年来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是1960年水平的5倍以上。这段时间内，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下面的曲线代表25个发展最慢的国家，人均GDP水平在50年内几乎没有改变。

图3–3 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加快，但仍有部分国家被落在后面：快速发展的国家、平均水平、慢速发展的国家的人均GDP平均水平

来源：作者根据不变价格下人均GDP未加权平均值计算得出，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图中数字为指数值，所有国家均以1960年的水平为基准，将该年人均GDP水平设为100%。

什么触发了经济复苏？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加快？我将在第6~9章详细讨论这个现象背后的推动因素，但其中有三点在此先行论述。

第一，冷战结束后，很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政府治理改善，暴力和镇压活动实际上有所减少，也出现了更多的经济机遇。在殖民主义时期，一直到整个冷战时期，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人都与经济发展的机遇相隔绝。独立运动潮流兴起的三十年后，更开放、更高效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已然在各国生根发芽。

第二，新一代领导人上台执政，不仅实行了更为理性的经济政策，关闭了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矫正了汇率扭曲的现象，也改变了妨碍农业发展与工业品出口的政策。1994年，约有50个发展中国家的通胀率超过20%——这显然是经济管理不善的表现。到了2013年，这样的国家只剩下5个。

第三，全球一体化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整个世界都朝着一体化的方向转变，贸易联通四海，投资与日俱增，信息流通高效便捷。新的技术手段降低了贸易成本，连接了不同市场，创造了人们之前难以想象的新的经济机遇。

简而言之，地缘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变化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新的机遇。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方针使人们得以抓住这些机遇。

由此，发展中国家在当下的全球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现在已经占到了一半，而且仍在快速上升。即使把中国排除在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就可见一斑。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是新兴国家推动全球经济继续向前发展。2009年，发达国家的经济急剧萎缩，平均GDP增长率为–4.2%，可谓一片惨淡。很多人认为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保持在相对乐观的3.1%，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全球经济所受到的压力。贸易额急剧下滑，说明全球经济活动突然减速。然而在两年内，贸易活动就回升到了几近历史最高水平。投资、信贷和其他形式的资金流动情况也是如此：2007年达到顶峰，2008年和2009年急剧减少，到了2010年又回升至最高水平。这样迅速的恢复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经济低迷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发展中国家花了14年时间才恢复到之前的贸易水平。不仅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提高了，它们如今的决策者们也远比其历届前任更为睿智和富有才干。

这只是商品繁荣吗？

经济的发展从何而来？发展中国家究竟生产了什么？具体的产品和服务因国家而异，在同一个国家内也随着时代而改变。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少部分是依靠原材料的生产：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金属、木材和其他初级产品。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对这些原材料的需求也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的大型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这些国家随着自身收入的增长，对这些初级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长。许多原材料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价格飙升。莫桑比克出口铝；加纳出口石油；秘鲁出口铜；菲律宾出口镍；蒙古出口煤和铁矿石。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出口某些种类的矿产或农产品，其中许多国家的经济对这些产品的依赖程度很高。

很多人担忧发展中国家最近的经济迅猛增长只不过是一次商品繁荣的潮流。如果只是商品繁荣，那么这种增长的转变应该是暂时、肤浅的，不太可能持续下去或是随着时间推移带来更重大的发展进步。同时它也应该有很大的风险，可能在价格下跌的时候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或是造成类似于“资源诅咒”的长期危害。

发展中国家的命运转折只是一次商品繁荣的潮流——这种观念是以偏概全的，而且太过简单化。的确，从2002年起，商品需求的增加，价格的上涨，支撑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发展中国家的转机始于1995年，早在当下的商品繁荣潮流兴起之前。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商品价格是下跌而非上涨的。非能源类商品价格在1995年到2000年间下降了30%。而且，尽管很多国家的出口商品价格从2002年起就在上涨，但进口商品价格同样也在上涨。2008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也许使一部分粮食出口商从中获利，但却损害了依赖进口粮食产品的人们的利益。

从广阔的经济视角来看，衡量全球价格影响的一个方法是计算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即“价格贸易条件”。图3–4表现了发展中国家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以及人均GDP指数的变化。价格贸易条件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直到2002年一直在稳步下降，说明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来说一直在降低。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即使彼时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加快。从1995年到2002年，价格贸易条件下降了10%，而人均GDP反而增长了20%。恰好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始好转之时——在之后的三年里也是如此——商品价格走势对发展中国家其实是很不利的。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还是开始了增长。

价格贸易条件从2002年起开始上升，说明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速度高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速度，这支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但各个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平均下来仍然低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水平。因此，尽管最近的商品繁荣对发展中国家有所助益，也只是弥补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价格下跌的损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远远不止是一场商品繁荣。

图3–4 商品价格和人均GDP的变化：价格贸易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下降，但经济增长却加快了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图中数据为指数值，以所有国家1995年的商品价格和人均GDP为基准（100%）进行再计算。

实际上，各行各业都在迅猛发展。在许多国家，服务业是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部门，表现在移动通信业务、旅馆、餐饮、建筑、客服中心、金融服务等行业的高速增长。从1995年起，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产出年增长率都保持在5%以上，而服务业创造的实际总价值（已考虑通胀因素）增长了150%。在有些国家，服务业的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尤其转向提供更加现代化的服务，比如软件研发、技术服务（工程与建筑），外包业务流程（从保险理赔到抄写病历）和客服中心，在长时段内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强了国民的职业技能。不同于以往的是，技术的进步以及更深入的全球连通性使发展中国家首次获得了向其他国家提供服务的机会：1990年，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输出占全世界的14%；20年后，这个比例已经跃升至21%。最著名的案例是印度的软件公司，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斯里兰卡的工程师们跟随他们的公司在世界各地工作，南非的银行业务扩展到整个非洲大陆，伯利兹的客服中心为美国的手机用户解答有关账单的问题，菲律宾的公司抄写医疗与保险记录，肯尼亚的会计公司为客户为邻国提供会计服务。

制造业和工业的扩张也十分迅速，年增长率超过了5%。越来越多的国家面向世界市场生产轻工业制品，并且加工更多的原材料以供应本地和国际的消费市场。发展中国家正向纺织品、鞋履、服装、加工食品、家具、机械、电子、玩具、人造珠宝和其他制造业门类中扩张实力。越南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与服装生产国，解决了国内成千上万人的就业问题。多米尼加专注于邻近的美国市场，生产多种电子、服饰、鞋履和皮革制品。我写作此书时身上所穿的蓝色牛仔裤是在孟加拉国制造的，而我脚上的耐克鞋则来自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正在为欧洲人生产内衣裤。而在埃塞俄比亚，仅在2013年中的三个月时间内就有58家新纺织厂开业。

在许多国家，农业也在继续发展。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比不上其他的经济部门，这是经济开始扩张的典型现象，但农业的发展进步也并非全无亮点。从整体来看，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的年增长率约为3%，意味着自1995年来农业生产增长了75%。光是粮食产量就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高出50%。

秘鲁的农业曾经是一场灾难：20世纪70年代，军队从大庄园征用田地，建立了国有的合作社，其中绝大部分都失败了。为取悦城市消费者而实行的严格的价格管制压低了农产品价格，损害了农民的利益。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业去集体化运动和价格管制的放宽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产量开始回升。在20世纪80年代，农业生产用地扩展到了以前难以被开垦的地区。伊卡市外的维拉库利平原曾是一片贫瘠的荒漠，然而截至2005年，人们已经在这里开垦出6000公顷的出口农作物基地，主要生产用于出口的蔬菜和水果：芦笋、洋蓟、橄榄、杧果、藜麦、牛油果和葡萄。红辣椒的出口额从2000年的600万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亿美元。在1973年到1992年的20年间，秘鲁的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24%，而在此后的20年里却增长了170%，给秘鲁的农民带来了更高的收入。

这种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复苏一部分来自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但也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上百万努力奋进、百折不挠的本地企业家，比如莱索托的马塞图莫·莱比查（Masetumo Lebitsa）。20世纪90年代早期，邻国南非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结束时，莱索托也陷入了政治混乱，曾在莱索托创建了安哥拉山羊毛纺织工业的欧洲女人们离开了，当地的纺织工人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这些女人受过的教育极少，更不用说管理方面的培训，为了成功，她们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许多人都失败了。莱比查将留在马特拉纺织者公司（Matela Weavers）里的女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协会，并把公司更名为“马塞卢挂毯及垫子生产公司（Maseru Tapestries and Mats）”。她报名参加了一系列由援非项目赞助的免费的手工业技术培训，培养自己的专业技能。她与她的客户面谈，以便深入了解他们的所需所想——可以算是她自己做的市场调查——并且一直坚持这样做。最初的几年十分艰苦，但莱比查专注于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取成功，正如她所说，“我希望我的公司像一家真正的企业那样运营，我不想继续接受他人的救济和捐赠”。莱比查将马塞卢挂毯及垫子生产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她的客户包括游客、外交官，甚至还有国王。她的业务扩展到了国外，所生产的纺织品如今远销南非、欧洲和美国。

更多的工作，更高的薪酬

所有这些经济增长都在为人们创造就业机会——成百万上千万的工作岗位。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发展中国家2010年的经济活动人口比1994年要多出7亿多人，仅在16年里就增长了1/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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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哥斯达黎加的办公室、约翰内斯堡的金融行业和坦桑尼亚的水果市场，到里约热内卢的货运港口和巴基斯坦的足球加工厂，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迎来了自己新的经济机遇。

巴西是个很好的例子。它在1999年到2003年间的经济增长十分温和，创造了约240万个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随着经济发展加快，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多：从2003年到2007年，新增加的就业机会翻了一倍，达到510万个；从2007年到2011年，新增就业岗位达到了870万个。巴西的经济增长从那时起稍稍放缓，但如今的就业机会比起十几年前仍旧多出数百万个。

实话说，这些新增的岗位中有许多报酬很低，工作辛苦，特别是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无论是做鞋厂工人还是码头工人，或是在施工工地挖水沟，都是重体力活儿。但是辛苦的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好，而且这些工作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摆脱赤贫状态，有机会凭双手养家糊口。在漫长的历史中，许多国家的穷人压根儿就找不到就业机会。尽管在工厂车间里干活儿的人经常被比喻为“血汗劳工”，但比起他们在田地里足蒸背灼的祖辈们来说，已经好太多了。

20世纪90年代初，我住在印度尼西亚。刚来到这个国家时，我对在水稻田里劳作的人们有一些浪漫美好的幻想，对迅猛增加的工厂工作机会持保留意见。然而我在印度尼西亚待的时间越久，我就越清楚地认识到耕种稻田是何其艰难的工作。这是一项会压弯人脊梁的苦差事，人们在烈日下弯着腰劳作数小时，开垦、播种、除草、插秧、除虫、收割，才得以艰难维持基本的生计。一直站在水洼中容易招引蚂蟥，也时常有感染疟疾、脑炎和其他疾病的风险。而且，当地气候一直都很炎热。因此当工厂开出2美元的日薪时，有成百上千的人排队应聘，也并不那么令人惊讶了。

很重要的一点是，很多工人都是年轻女性，工厂的工作为她们提供了一个独立的收入来源。孟加拉国服装产业的就业人数从1983年的4万人迅速增长到今天的400万人，其中80%都是女性。根据经济学家——来自华盛顿大学的雷切尔·希斯和耶鲁大学的穆什菲克·穆巴拉克——估计，孟加拉国年龄在16到30岁之间的女性中，约有15%的人在服装产业中工作。两位经济学家找到了有力的证据，证明服装产业中的就业女性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有利于降低生育率、推迟结婚时间，以及提高女孩的受教育程度。

尽管有人担心全球一体化会带来“逐底竞争”，拉低薪酬水平，但投资与经济活动的增长通常更可能带来收入的提升——而且是大幅度的提升。工资增长幅度最为明显的是在“贸易”行业：通过出口商品或是与进口商品竞争从而与全球市场接轨的企业。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无论是非技术性工种（比如缝纫机操作工）还是技术性工种（比如化学工程师），商品和服务贸易行业的工资水平按实值计算共上涨了60%。而在非贸易性的经济活动（比如施工建设）中，工人的工资也在上涨，但上涨幅度不大。如今，不仅就业机会增多，薪酬也在随时间推移而上涨，虽然速度慢，但的的确确有所上涨。世界银行认为极度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与新增的就业机会有直接的联系：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新增的成百万上千万具有生产力的就业机会一直是最主要的助推力量，尤其在亚洲国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里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这些工作有许多是辛苦的，而且所得的报酬即便是比过去要高，也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然而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知道，繁荣昌盛远非一日之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几十年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才能实现，尤其在那些技术与教育水平起点很低的国家。在由工业革命引发的大变革中，当今世界最贫穷的几个国家是最后受益的，但人们的生活终究还是在渐渐改善。

在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上一两代人从事的工作同样非常辛苦。我的祖父约翰·拉德勒没上过高中，他小时候是个农家孩子，后来在威斯康星州绿湾北边的老林子里做了木匠和伐木工。他年轻的时候，冬天会和朋友们滑冰穿过冰封的绿湾，在北岸扎营，替本地的锯木厂伐木，再把木材经由五大湖水道运输出去。这份工作包含了血汗劳工的所有要素，更糟糕的一点是，他一开始流汗，汗水就会结成冰粒。我的祖母也没上过高中，她是绿湾附近一家医院里的洗衣工，为维持生计挥洒着她的汗水。

尽管祖父母过得很辛苦，但他们在工作中挣得的收入也远远超过家族中先辈们的想象。他们最终买下了一栋漂亮的房子，俯瞰着绿湾地区的一个小公园，房子里的设施一应俱全，管道、暖气、电力、冰箱，房子外的车道上还停了一辆别克车——这在我们家族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头一回。以上这些在一两代人以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毕生都在努力工作，而当他们享受着一些回报时，我也从他们的劳动成果中得到了更多。纵观美国、西欧和日本，绝大多数家庭的几代人都经历了从农民、木材搬运工到制造业、建筑业、工程、管理、法律、商务等行业从业者的转变。我们因此有了更健康的体魄、更干净的水、更优质的食物，享受到了更好的教育。

这个过程和全世界贫困减少、经济发展的步调是一致的。发展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过程，而非一夜致富的神话。洗衣妇变成了缝纫工，再变成裁缝，随后是设计师。清洁工站上了装配流水线，成了班组长，然后变成了经理。伐木工变成了木匠，然后是技艺娴熟的细木工。他们的孩子们继承了他们共同的技能与智慧，然后把自己的人生带向新的高度。

但是，发展能持续吗？

并不是所有关于发展的消息都是好消息。很多国家的经济迅猛增长都伴随着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日渐严重的环境恶化，包括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破坏，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导致的气候变化。木材生产以森林面积减少为代价；过度捕捞消耗了渔业资源，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工业生产排放的废弃物污染了地下水；经济活动频繁加剧了汽车、工厂和发电站的废弃物排放。这样的发展模式本身就问题重重，因为人们——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都将自然环境与资源视为重要的基础。杜克大学的经济学家杰弗里·文森特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在热带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人们的收入步入中上层水平，对环境保护的公共需求也在增长。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正如剑桥大学的帕萨·达斯古普塔很多年前指出的那样，环境恶化引发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涉及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其与贫困、匮乏之间的关联。

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是以GDP为基础的。GDP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它核算了一个国家生产的各种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与价值，同时估计了总体收入。然而，GDP的核算远称不上完美无缺。它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的第一个字母G（Gross，意为“总数”）。GDP核算了生产总值，却并没有减去资产的损耗（例如机械设备和建筑的损耗）。而另一项衡量指标——国民净产值（NNP）减去了资产的损耗，却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引用。更令人担忧的是，GDP（以及NNP）都忽略了自然资源的损耗（或破坏）：森林、水、空气、生物多样性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如果GDP的增长建立在对森林滥砍滥伐的基础上，又不事后补植，那么这样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在这种情况下，GDP增长的数字高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改善情况，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到森林的减少。

也许这个问题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在中国城市中大范围加重的空气污染。在空气质量最差的时候，比如北京，在2013年的最初几个月，可视距离不超过几百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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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感觉可以闻到、尝到空气的味道，甚至感觉被它堵住了口鼻。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但GDP数字过高估计了实际的进步和国民福利，因为它忽略了这样的污染以及实际付出的代价。你并不能靠GDP来呼吸。

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环境问题会在何等程度上危害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一点我将在此书的最后几个章节里论述。但在过去的20年里，它们是如何影响我们对发展的估计的呢？

环境经济学家对可持续性的思考，围绕着一个国家的储蓄与其他形式的资本资产积累是否足够抵消自然资源和其他自然资产的损耗（这就是哈特维克法则）。如果一种资本资产的增长足够抵消另一种资产的损耗，发展就具有可持续性。近年来世界银行已经开始研究这些议题，也开始评估整体财富（而不仅仅是年收入），包括估算“生产性”资产（如机械与设备）、“自然”资产（如土地、保护区、森林、矿产）和“无形”资产（如人力、社会、制度资产）。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发现，自然资产的损耗减少了总体收入。在把自然资产价值的变动纳入计算之后，低收入国家的人均财富在1995年到2005年间（2005年是此书援引数据的最后一年）增长了16%。在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人均财富实际增长了49%。但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实现了增长。尼日利亚的人均财富有所下降，因为石油和其他资源被迅速消耗。而在把自然资产和其他资产资本的价值变动纳入计算之后，大部分国家的人均财富都有所增长。

针对少数几个国家的具体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帕萨·达斯古普塔和他们的合著者深入考察并统计了五个国家的所谓“综合”财富以及其他形式的资产，包括自然资产。这5个国家是：美国、中国、巴西、印度和委内瑞拉。他们考察了不同种类资产的变动和综合财富的增长幅度。他们发现，从1995年到2005年，5个被研究国家的自然资产储备都下降了。以中国为例，自然资产储备减少了大约5%，印度约为1%。然而，在其中的4个国家（美国、巴西、中国和印度），其他形式的资产价值增长足够使综合财富增加，这意味着可持续性。相比之下令人担忧的是，委内瑞拉的自然资产储备在仅仅5年内就下降了12%，综合财富也有所下降。

在尽可能乐观地估计了自然资产的变动后，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整体福祉与财富上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当然，我们最关心的是，这种增长模式在未来能否持续下去，尤其是在面临气候变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和其他环境问题的挑战的情况下。在持续经济进步的同时减少环境恶化，这种局面不会自动产生：它需要更加关注自然资产的强大领导力、对新科技的投入、行为方式的改变和明智的政策选择。

大浪潮是否帮助了穷人？

当我在讲座中谈及经济发展时，听众中时常有人这样质问我：“我知道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些新增的财富难道不是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吗？穷人几乎一无所得。”接下来他会举这样一个例子：“我最近去了孟加拉国，看见了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崭新的汽车，数不胜数的精致餐馆，但同时也看到了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的很多穷人。富人安居乐业，但穷人似乎被忽略和遗忘了。”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有关经济发展是否帮助了穷人，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而他们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的确，发展中国家有许多新晋的富豪，其中一些人极其富有。也的确还有很多穷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有从最近的发展大浪潮中受益。

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在大多数经济发展加快的国家里，成百万上千万的穷人不断找到新的经济机遇，他们的收入也一直在提升。即使很多人现在仍然很贫穷，收入只是从每天1美元上升到了2美元或是3美元，但他们远没有以前那么穷了。经济学家们对发展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得出的结论很明确：尽管发展并不是减少贫困的唯一动力，但持续的经济增长却是减少极度贫困的最强大动力。

乔治城大学的马丁·拉瓦雷就发展与贫穷之间的关系有过大量著述，其中多项研究是他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写成的。他和其他几位经济学学者一再证明，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贫困减少的速度就越快。两者之间的准确关联程度因国家而异，也因收入差距水平、对商品的依赖程度和经济结构而异。这种动态关系说明了一个问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越不均衡，发展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就越弱。作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面临的普遍问题，发展与减贫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另一些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考察的不是贫困率的变化，而是最贫穷人群收入水平的变化，更具体地说，他们关注的是一个国家全体人口的收入增长率和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再一次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平均而言，整体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穷人的收入就增长1个百分点。

我要强调一点，发展与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不是自然形成的，这一点很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国家采取的政策与策略。当经济活动发生在这样一类地区——从事农业、简单商品制造和基础服务的非技术劳动者能够获得最多的经济机会——那么经济发展带给穷人的帮助是最大的。而在收入不平等现象已经很严重的地区，或者当经济增长集中在自然资源相关行业或不那么需要低技术劳动力的行业时，经济发展带给穷人的帮助是最弱的。穷人无法从发展中受益的例子毕竟是少数现象，而不是普遍规律。正如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杜大伟和阿尔特·卡拉伊合著的一篇知名研究报告的标题所说的那样，大多数情况下，“发展有利于穷人”。

收入差距正在缩减

我们已经看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正在提升。那么有多少人能分享到发展的福利呢？第2章所述的极度贫困大幅减少的事实似乎给了我们极大的暗示：发展的福利不仅仅限于富人阶层。但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那么，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到底是正在加剧、缓和还是保持不变呢？

这个问题看上去直截了当，但实际上很难回答，因为看待与衡量不平等问题可以有多种方式。收入不平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把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收入与他人的情况相比较，所以这个问题的结论取决于你用哪个人或哪群人作为比较对象。我们是在比较某个富人和穷人的个人收入，还是在比较富国和穷国的国家收入？如果是拿个人做比较，那么我们是在一个国家内进行比较，还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如果是拿国家做比较，我们是对它们一视同仁，还是给予大国更大的权重？因为有这些变量的存在，我们时常能听到关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截然不同的论断。一个人认为收入不平等正在趋于缓和，另一个人却认为正在加剧，但这种结论上的差异归根结底在于他们对不平等的定义不同。在发展的语境中，关于不平等两个最常用的概念是“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在他那本了不起的著作《富人与穷人：全球贫富差距的另类简史》中，考察了有关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各种理论。

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很多人都很相信这样一个假设：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将会加剧，而且——有可能——会在收入水平普遍提升之时得到缓解。很多有关发展的早期研究，特别是西蒙·库兹涅茨和阿瑟·刘易斯爵士在20世纪50年代的著述，都认为事实的确如此。他们的观点大致是：每个人在一开始时都是贫穷且平等的；接着，有的人开始赚取更多的钱，于是收入差距被不断拉大；随着时间推移，其他人渐渐追赶上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这个差距。然而，大量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模式并不成立。在一些国家，收入差距的确在加剧，比如中国；但在另一些国家里，收入差距却在缩小，比如巴西；而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即使经济发展的速度有所加快，收入差距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过去几十年里，约有75个发展中国家在收入分配方面保持着良好的数据（衡量指标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一个被广泛用于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可以衡量收入分配情况与绝对平等之间的偏离度）。在大约半数的发展中国家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既没有缩小，也没有变大。在略多于1/4的发展中国家里，不平等的现象稍有缓解。在略少于1/4的发展中国家里，不平等的现象有所加剧。

在中国，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因素造成的。沿海城市的发展繁荣，不仅造福了富人阶层，也同时造福了低技术劳动者，后者可以在成千上万的生产鞋履、衬衫、电子产品和其他产品的工厂中从事服务类或制造类的工作。但在聚集了大多数穷人的农村地区，收入的增长一直相对缓慢（尽管用大多数指标衡量，这种速度仍然很快），因此各个收入群体之间以及全国各个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加大。当然，中国穷人阶层的收入一直在快速增长，所以从绝对意义上来讲，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比过去显著提高。然而在其他一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很缓慢，同时收入差距也在加大。在也门，穷人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的人口数量翻了一番，而且贫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在其他一些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改善。20年前，巴西还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贫困率和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开始下降，尽管整体的经济增长直到其后十年才开始加快。从1995年到2005年，巴西最贫穷的20%人口，平均收入的增长高达127%；而最富裕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则增长了54%。因此，最贫穷的20%人口和最富裕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缩小了1/3。巴西近十年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穷人从中受益良多，而且巴西的发展也不仅限于经济增长：巴西不仅加大了教育和医疗投入，制定新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一标准使巴西人按实值计算的基本薪酬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高了2倍以上），在实际上降低了本来处于历史较高水平的通胀率（高通胀率对穷人的生活伤害很大），而且加强了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富有创见的“家庭津贴计划”，即为每个家庭的孩子接受学校教育和接种疫苗提供现金补助。这个项目帮助巴西全国成千上万的穷人提高了消费水平。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在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方面也取得了适度的进展。

然而近几十年来，在收入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面最常见的表现是维持原有水平，或是变化不大。在莫桑比克、摩洛哥、孟加拉国、菲律宾、塞内加尔、乌干达和越南等国家，收入分配状况20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即使是在经济稳步或高速增长的时期。

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在加剧，另一些国家有所缓和，而大多数国家却保持不变？这个问题存在争议，缺乏有确切证据支撑的答案。除了具体的政策选择，它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特点与历史，这些都很难归纳。战争冲突和宏观经济冲击更容易使财富集中，因为穷人在面临灾难性事件时自我保护的能力更弱。在经济增长依赖自然资源（如石油）的国家，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幸运者（或者说与政界关系密切者）的手中。与此相反，在经济增长依靠农业或低技术就业岗位（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家，财富分配的范围更广，也更公平。在土地所有权或其他经济资产更为集中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使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态更加积重难返。拉丁美洲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部分是因为数个世纪以来的极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南非种族隔离的历史遗留问题延续至今，导致土地和其他资产都分配不均。韩国在“二战”后实行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则为今天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收入分配公平性的不仅仅是历史。巴西的案例说明，公平增长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的仁慈。它需要的是为大多数人（包括穷人）创造经济机会的增长与发展战略，以及在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投入。

收入分配情况的变化不大才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流，这会让那些目睹了围绕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大讨论的人大跌眼镜。托马斯·皮凯蒂的巨著《21世纪资本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世界上最富裕国家（尤其是美国、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本质是什么？这次讨论始于一个事实——而且是有充分证据的事实——那就是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发达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有所缓解，但从那以后情况便开始急转直下。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乎没有提升，而最富有的10%的人口收入却提升了1/3。最富有的1%的人口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1976年的9%上升到2011年的20%。皮凯蒂认为，对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最近的收入分配发展态势并不是不幸的历史偶然，而是必然趋势。他认为在相对富裕的国家，资本收益率要高于总体的经济增长率，因此经济的增长部分会一直集中在富人阶层——除非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例如制定更高的边际税率。

尽管皮凯蒂的观点十分重要，但他的关注对象是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关联度不大。他很少谈及中等收入国家，对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更是只字未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贫困和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都在不断提高，与富裕国家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不前的情况相去甚远。皮凯蒂很少关注这样的国家——它们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是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如何让劳动力渐渐流入制造业与服务业，如何有效管理自然资源，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经济与政治制度。

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里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并没有明确的发展趋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现象在加剧；在另一些国家，情况则有所缓和；而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即便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贫困的不断减少，收入分配状况也基本保持不变。

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很多人在讨论全球不平等的时候，脑中想到的往往是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非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以及贫国和富国在平均收入上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都曾兴起关于全球化的热议，评论家认为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贫富差距一直以来都在加剧，至少直到最近仍是如此。工业革命以前，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远比现在要小。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欧洲和北美的经济都在飞速发展，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处于停滞状态，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被迅速拉大。两个世纪以来，曾经更贫穷却更平等的世界正变得更加富裕却更加不平等。

然而，这种局面已经开始扭转。最近20年里，有如此多的国家获得了如此高速的发展，从而使得富国和大多数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收入差距具体缩小了多少，以及这个过程从何时开始，取决于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在衡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状况时，应该对所有的国家一视同仁，还是应该给予大国更大的权重？第一种情况下，中国、印度和布隆迪、伯利兹的权重相同；第二种情况下，中国和印度的权重大，而布隆迪和伯利兹的权重小。选择不同，结果也会大相径庭（至少曾经是这样）。

由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绘制的图3–5对两种情形都有所反映。底部的实线代表国家之间收入不平等状态的未加权平均数（所有的国家权重相同），顶部的虚线则代表加权平均数（权重与人口数量成正比）。两条曲线都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程度，0代表绝对平等，1代表绝对不平等。两条曲线显示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至少在2000年以前是如此。

图3–5 全球收入差距正在缩减

来源：布兰科·米兰诺维克，《全球收入不平等数据：历史与现状概览》，6259号政策研究工作报告，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研究团队，华盛顿特区，2012年11月。

在未加权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状况在1960年到1980年间变化不大。此后则持续加剧，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20年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没有增长，富国和贫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大也就不难理解了。贫富差距的确扩大了，而且不止一星半点。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如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不平等发展趋势一样，这种情形开始改变。差距扩大的速度减缓，从2000年前后开始，不平等的状况开始改善：最贫穷的国家的经济开始以平均高于最富裕国家的速度增长，缩小了收入差距。

第二条曲线——按人口加权的平均值曲线——在早期与第一条曲线南辕北辙。在1960年到1980年间，即使在只有极少数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20世纪80年代，不平等状况的变化也不大。这是因为那时候实现经济增长的都是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从1990年开始，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加快发展，以及其他数十个发展中国家加入快速发展的行列中来，收入不平等状况也开始迅速得到改善。

这两条曲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布兰科·米兰诺维克所说的“所有关于不平等的争议的根源”。正当大家在激烈争论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时，未加权的曲线显示全球不平等的状况加剧，而人口加权的曲线则显示不平等状况有所改善。哪种衡量方法才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归根结底，这种争论与其说是讨论加权与未加权的优缺点，不如说是探讨人们更愿意相信全球化的哪一种影响。

尽管很多人仍然宣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加剧，但无论你用何种方法去衡量，这早已不再是事实了。一个简单的数据就能说明问题：1994年，世界上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109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8倍以上；到2011年，这个差距变成了大约6倍。虽然贫富差距依然悬殊，但在不超过20年的时间里，这个差距的下降幅度已经非常可观。而且我们统计的还是未加权平均数。如果算上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权重，统计出的收入差距缩小速度会快得多。

当然，我们距离收入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也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在各个发展中国家里，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赶上了平均水平。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显著提升。富裕国家和大多数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这自工业革命以来尚属首次。

[1] 简单的计算原理如下：如果GDP=Y，人口总数=N，那么人均GDP=Y/N。如果GDP增长了4%，人口增长了2%，则人均GDP会增加到（Y×1.04）/（N×1.02），相当于Y/N×1.0196，也就是在原来的Y/N基础上增加了大约2%。

[2] “经济活动人口”是国际劳工组织使用的一个宽泛的概念，用来衡量为各种经济生产和服务活动提供劳动力供给的人口，包括正规部门的“岗位”就业人口，季节工（比如农业就业人口）与非正式的经济活动就业人口，如集市上的小贩。

[3] 1码≈0.9144米。——编者注

第4章
有更多的孩子活下来——而且活得更好

埃克薇菲这一辈子受过不少罪。她生了10个孩子，其中有9个在幼年时就夭折了，大多都没活过3岁。她一个接一个地亲手埋葬自己的孩子，从悲伤变成了绝望，最后只好无奈地认命。孩子们的出生本应是一个女人最引以为荣的事，对埃克薇菲而言这却成了心灵没有指望、身体饱受痛苦的过程。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七个市场周举行的命名典礼也变作一场毫无意义空洞的仪式。她日渐绝望的情绪在她给孩子们的名字中显露无遗。有一个名字是一声可怜的呼唤，“奥温比克”——“死神，我恳求你”。然而死神不曾理会过她，奥温比克在15个月大的时候夭折了。下一个孩子是个叫“奥佐埃美娜”的女孩，意为“希望不要再发生同样的事”。她夭亡的时候才11个月大，而后又有两个孩子难逃厄运。埃克薇菲心一横，给她的下一个孩子取名“昂乌玛”——“死神，随你心意吧”，而死神最后果然遂了心意。

——钦努阿·阿契贝，《瓦解》

在1960年，发展中国家有22%以上的儿童活不过5岁。请你设想一下这样的情景，至少试着想象一下：每5个孩子里，就有1个会在5岁之前夭折。对最贫穷的人群来说，死亡数字还会更大：有的国家是每3个孩子里有1个，在一些贫穷的村子或落后地区，甚至会出现每2个孩子里就死去1个的情形。有的新生儿永远也没有机会长大，在出生后的几个小时或数天里便会夭折。有的能撑过一两年，而后便感染上疟疾、肺炎、腹泻，或是严重的发育不良。那些存活下来的孩子也承受着疾病的重担，而且通常是那些我们本可以控制或治愈的疾病。很少有孩子有机会上学或接受体面的教育，女孩尤其如此。绝大多数人都无法享受到干净的水和基本的公共卫生设施。

但这些都已成为过去。最近几十年来，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人们在与致命疾病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干净的用水和卫生设施更为普及，中小学的入学率比以往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同发展的其他层面一样，我们依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且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享受到了进步的福利。但有一件事很清楚：过去20年里，世界上最贫穷的一些国家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远比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要大。

儿童死亡率一直在飞速下降。从1960年到2012年，5岁以前的儿童死亡率从22%下降到5%——在短短50年里下降了3/4（见图4–1）。几十年前的每4个在5岁之前夭折的孩子中，就有3个能在今天活下来。

这样的进步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得到了拯救。1990年，有1270万名低于5岁的儿童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降到了630万，而且还在继续快速下降。每年有600多万的儿童，放在20年前有可能已经夭折，如今却存活下来。这还只是每年的数据，而从1990年起，全世界一共有6000多万名儿童活到了成年，若在过去，他们很可能在幼年时便已夭亡。

图4–1 5岁以下儿童的存活率提高：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所有发展中国家）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有时候人们会担心儿童死亡率的降低只意味着更庞大的人口数量，以及有更多的成年人会生活在更悲惨的境地中。然而，正如我在下一章将会讲述的，这种观念并不正确。减少儿童死亡率是降低生育率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而且从长远来看，也会减缓人口增长的速度。随着儿童死亡率的降低，每个母亲生育的孩子数量会更少。生育率的下降也使得这些孩子更有可能过上更健康的生活，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儿童死亡率的降低不仅有利于当事人，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同样十分重要。如果同时伴随着贫困率的下降、收入的增加、教育的普及以及暴力活动的减少等重大进展（下章将会讨论），其结果不仅是有更多的孩子存活下来，而且他们还可以活得更好。

不只是儿童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死于分娩过程的产妇人数也变少了。1990年，全世界每10万名产妇中就有420人死亡（在美国，这个数据大约为20人）。仅在20年后的2011年，这个数字就减少到238人——几乎减少了一半。自1990年起，全世界每年减少的孕产妇死亡人数超过25万人，这意味着死于分娩的产妇减少了几百万人之多。到了现在，仍然会有不少产妇死亡的悲剧发生，但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无疑已经走上正轨。

健康的改善还体现在更多方面。许多疾病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极具破坏力了。

·从2000年到2013年，死于疟疾的人数减少了47%，430万人的生命得到拯救，其中大多数都是5岁以下的儿童。

·因为艾滋病相关原因死亡的人数从2005年的240万减少到2013年的150万，在仅仅8年内就减少了35%。

·从2000年到2013年，肺结核死亡人数减少了33%，拯救了超过400万人的生命。

·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有400万名儿童死于痢疾。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下降到76万。

过去几十年里，全世界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如此广泛的巨大改善，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全世界有这么多人的基本福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得到了实质的提升，也是极为罕见的。尽管如此，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事实正在发生。

玛丽亚和罗莎

我和妻子凯莉亲眼见证了这场变革的开端。那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萨摩亚（当时还叫西萨摩亚）的和平队里做志愿者。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女性朋友，名叫玛丽亚，故事开始时，她和她的丈夫西奥内有8个孩子。他们一家住在一间长不过40英尺
[1]
、宽不过20英尺的传统萨摩亚式小屋里，四周没有墙壁，几根椰子树树干制成的房梁支撑着茅草搭建的屋顶。他们很贫穷，在几英里外的内陆山脉斜坡上有一块田，西奥内靠出售自己种的芋头和其他农作物换得一点儿微薄的收入，才能维持一家的生计。他们过着清苦的日子，但玛丽亚看上去十分乐观、勇敢，而且富有活力。

有一天，凯莉去探望玛丽亚，却发现她在哭泣。玛丽亚即将拥有她的第9个孩子，这个事实让她难以接受。西奥内不允许她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玛丽亚变得歇斯底里，忧虑重重。她那年32岁，已经有了8个孩子，她的直觉告诉她，再生育一个孩子会有相当大的风险。而她的直觉是正确的。

凯莉四处打听，知道邻村有一间新开的小诊所，那里有一名助产士。于是她和玛丽亚一起前去咨询。助产士马上就意识到玛丽亚这次怀孕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于是建议她开始服用铁质叶酸片，并且每月定期孕检，最重要的是，要在诊所而不是家中分娩。玛丽亚道了谢，但同时也知道做到这些并不容易——西奥内有可能同意她吃药和做孕检，却不会同意她在诊所分娩。传统就是传统：萨摩亚的孩子必须在家中出生，而不是在别的村子里的某个毫无生气的诊所里。她知道她的丈夫不愿意打破这个传统，她在家以外的地方分娩的机会十分渺茫。

在有些国家，安全分娩的最大难题在于附近没有诊所，或是没有道路通往诊所，或者缺乏受过训练的医疗人员。很多产妇的死亡仅仅是因为她们没有就医的机会。在有的国家，难题在于偏见和固执。出身低下的产妇去医疗机构时会遭到医疗人员和其他病人的鄙夷。还有一些国家的问题仅仅是贫穷：产妇家里没钱去看医生。像玛丽亚这种情况，她所受到的是文化价值观和传统的束缚。他们的文化要求女人多多生育，孩子将降生在家中，大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所幸那位聪慧的助产士曾经遇到过这种思想守旧的丈夫，知道该如何处理。她开始抽时间去玛丽亚家中出诊，并让西奥内坐在旁边参与产前咨询。渐渐地，她赢得了西奥内的信任，给他列举了几个当地人敢于突破传统，选择在诊所分娩的事例。而西奥内也最终改变了自己的观念。

当分娩这个重大的日子来临时，他们将玛丽亚塞进一辆破旧皮卡车里，及时送到了诊所。几个小时后，漂亮的婴儿罗莎降生了。

但麻烦还是来了。孩子出生10分钟后，玛丽亚突然开始产后大出血。她的生命在迅速流逝。这本可能成为一场悲剧，但幸运的是，诊所内不仅有位受过训练的助产士，还有他们所需要的仪器和药品。于是她活了下来。如果玛丽亚在家中分娩，她可能已经死了。

这个结果是由一些很小的因素促成的：邻村的一间新开的小诊所；一位不仅接生技术娴熟，而且善于和顽固不化的产妇丈夫沟通的助产士；一个渐渐愿意改变自己既有看法的丈夫；一个如今已经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的婴儿（她现在也成了一名母亲）；还有一位勇敢的——而且意志坚定的——母亲（她至今仍然好好活着，之后没有再生过孩子），她有能力给她的9个孩子带来家庭的温暖和关怀。

寿命在延长，生育在减少

玛丽亚的故事在最近几十年里以各种不同的版本被重复了上百万次，尤其是随着科技的传播，知识的增长，诊所越开越多，医疗工作者的训练日趋完善，人们的态度也在改变。世界上的极度贫困人口大为减少，数以百万计的人过上了健康安稳的生活。

发展中国家最近在医疗健康方面取得的进步，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西欧国家的医疗健康状况随着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开展而逐步改善。收入增加，营养改善，生活水平的提升，教育的进步，对干净用水的公共健康干预措施以及卫生条件的改善，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死亡率与患病率的快速下降。最重要的突破是1855年一位伦敦医生约翰·斯诺的发现——能够致人死亡的霍乱是通过受污染的饮用水传播的。约翰·斯诺被誉为“现代流行病学之父”，他和其他几位科学家的研究促进了现代微生物理论的发展。这门学科以及它所推动的公共健康干预措施对于西欧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以及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来说意义重大。疫苗、抗生素以及各类药物的研发更加快了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1850年，英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为40岁；一个世纪后，这个数据跃升至70岁。

最初，这些进步并未惠及世界各地，它们几乎全部集中在西欧、北美和其他少数几个地区，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很少能够从中受益。一道健康差距的鸿沟出现了，反映出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各地在财富、教育和人类福利等其他方面的巨大差距。富裕国家日新月异，贫穷国家则被抛在了后面。

20世纪中期，形势开始发生改变。随着“二战”的结束和欧洲殖民历史的终结，良好的健康习惯常识和关键的药物、疫苗都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推广普及。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儿童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也开始下降，人口平均寿命开始延长。

婴儿死亡率的急剧下降、孕产妇死亡率的降低以及疟疾、肺结核、麻疹等疾病死亡人数的减少使得人们的体格更加健壮，寿命也在不断延长。1960年，发展中国家的人通常可以活到50岁左右，而如今他们的孙辈能够活到65岁，如图4–2所示。如今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起两代人以前延长了1/3。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可能更长。智利现在的出生时预期寿命足足有76岁，越南为73岁，阿尔及利亚和约旦则达到了72岁。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既是因为儿童死亡率的降低，也是因为青少年和成人的疾病防治取得了进步。毫无疑问，任何生命在诞生初期都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如果一个孩子活到了5岁，那么他或她活得健康长久的概率就大为增加了。如今，发展中国家5岁儿童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从1960年的61岁上升到了69岁。出生时和5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数据共同证明，出生时预期寿命的延长至少有一半的原因是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剩下那部分则来自更大年龄区间的人群疾病发病率的降低以及其他医疗健康条件的改善。

图4–2 人们的寿命在延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

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版》，“‘年龄别’平均预期寿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生命变得更健康而持久的原因在于基本营养的巨大改善和饥饿的减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报告显示，2013年，生活在长期饥饿中的人口比起1991年减少了2亿，相当于在20年里减少了20%。长期生活在饥饿中的人口比例从将近24%下降到14%——这个比例仍然很高，但在短短20年里已经算是成效卓著了。最重要的是，在世界上的每个地区，长期生活在饥饿中的人口比例都在下降。同时，发育不良与体重未达标的儿童比例也都在降低。

随着绿色革命的开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绿色革命促进了新品种农作物种子与施肥技术的传播与推广，提高了水稻、小麦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尤其是在亚洲。20世纪80年代，粮食产量的增速减缓，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又再度加快。过去20年间，粮食年产量共增长了50%以上。

营养改善的部分原因是人均收入的增长，随着收入的提升，人们买得起更多更优质的食物。同样重要的还有营养改善的常识得到了普及，这与女孩（未来的母亲）受教育情况的改善密不可分，于是婴幼儿的营养状况得到了更大的关注，膳食也得到了改善。不仅是营养方面取得了进步：能享受到干净饮用水的人口比例也从70%增长到了80%，能使用到改善的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从50%上升到了60%。

然而我们要走的路依然很长。50%以上可预防的儿童死亡——每年有300万例儿童死亡——的原因都在于营养不良。在有些国家，高达半数少女发育不良，增加了孕期并发症与胎儿发育不良的风险。不过全世界范围内的营养水平在稳步提升，人类健康状况正在不断改善。

随着健康水平的提升与寿命的延长，生育率与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20世纪60年代早期，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6个孩子，当然，有的女性生育得更多。但生育率一直在稳步下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每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平均为5个；1997年降为4个；到了2010年，每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平均为3.25个。这个比例仍然远高于所谓的人口置换率——能保证成年人拥有可以替换自身的孩子数量的生育率（发达工业国家为2.1个，有些发展中国家为3个或3个以上，因育龄女性的死亡率不同而高低不等）。好消息则是，如今发展中国家中的亿万女性的生育率比起她们的祖父母辈几乎减少了一半。

生育率的变化反过来也开始影响人口增长率。起初，由于寿命的延长，健康的改善，人口增长率一路飙升。从1960年到1987年前后，发展中国家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4%——按照这个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总人口每30年就会翻一番。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2003年以后，年均人口增长率为大约1.6%。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与冷战的结束、新科技的浪潮以及更深刻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是联袂而行的。随着未来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将继续下降。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人口健康状况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世界人口总数在21世纪末的某个时段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

让生命更健康更长久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或是水到渠成的。有时候，一些国家或这些国家统辖的地区会因为武装冲突、政治动荡、新的疾病暴发和治理不善等原因导致人口健康状况恶化。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半岛，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洲地区和最近20年来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战争给当地人民的健康状况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更不用说对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发展的遏制了。

20世纪90年代，人类的健康之路还经历过两次重大的波折。一是苏联的解体，它使得许多国家的医疗体系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受到经济与社会动荡的破坏，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直到十年后才开始恢复。二是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这给许多国家带来了一场浩劫，在非洲的中部、东部和南部地区尤其严重。

这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平均只增加了1岁左右，有的国家甚至还出现了人均寿命急剧下降的情况。俄罗斯的人均预期寿命从1989年的69岁下降到2005年的65岁。博茨瓦纳尽管在发展的其他层面上不失为一个成功的案例，但由于该国的艾滋病高感染率，它的人均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4岁下降到了2002年的46岁。

幸运的是，无论是前苏联成员国，还是大多数受到艾滋病滋扰的国家，其国民各项健康指标已经再度有了起色。人均预期寿命也在提升，尽管在受到艾滋病滋扰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还没有回升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这种提升是无法忽略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已经整体加快了健康改善的进程。继20世纪90年代增加了1岁之后，人均预期寿命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又增加了3岁。

重大疾病的威胁远未结束，近些年来有许多例子提醒了我们这一点：2002年在中国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2009年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H1N1流感病毒（甲型流感），2014年肆虐西非地区的埃博拉出血热。尤其是埃博拉的蔓延，使得3个最贫穷国家（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在10年内战结束后所取得的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疫情蔓延的速度和严重程度，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迟缓，都暴露了全世界在应对新疾病疫情的能力方面还存在着重大缺陷。然而，尽管遭遇了困难与挫折，但毫无疑问的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在健康方面取得的进展仍然足够令人惊叹。

健康改善惠及全球

全球健康领域取得的所有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们所影响的范围。比起其他的发展指标，健康方面的进步惠及的范围更加广阔，几乎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提高收入和减少贫困方面，有几个国家依然落后，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但健康方面的情形却与此大为不同。在军人统治下的缅甸，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自1980年以来减少了一半，人均预期寿命则从55岁增加到65岁。津巴布韦的儿童死亡率在过去10年里下降了1/3，人均预期寿命在早年艾滋病盛行时曾一度下降到仅仅43岁，但后来又恢复到51岁的水平。海地的儿童死亡率从1980年起下降了60%，孕产妇死亡率减少了一半以上，人均预期寿命从50岁提升到62岁。

中东和北非地区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那里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13岁，孕产妇死亡率降低了2/3，儿童死亡率甚至下降了80%。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都见证了健康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发展最为滞后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人均预期寿命从1980年起平均增加了8岁——尽管受到了艾滋病盛行的影响，孕产妇死亡率降低了40%，儿童死亡率减少了一半。

这就是令人惊叹的非凡成果：自1980年起，在世界上每一个可获取数据的发展中国家，儿童死亡率都在降低，无一例外。

我们尚未取得这场持久斗争的胜利。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尤其是生活在偏远的农村和山区的人——还未跟上全球健康状况改善的步伐。贫困的女性及少数群体常常不幸地被健康医疗服务体系拒之门外，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也成了一大公共健康威胁。每年仍有600万名儿童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在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有10个以上的孩子失去生命——或是因为饮用了被污染的水，或是因为没有接种疫苗，或是因为缺乏足够的食物，或是因为缺少一顶蚊帐，或是因为没有抗生素来治疗肺炎。在那些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里，死亡仍然是司空见惯的事。

儿童死亡率下降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不幸的是，有些人会质疑（通常是在自己心里这样想，但偶尔也会大声表达出来）让这些穷人活下来是否真的是一件好事。他们认为这样只会迫使穷人继续面临悲惨穷困的窘境，进而给全球人口增长带来更大的压力。最近，针对《华盛顿邮报》的比尔·盖茨专访，有一篇网络评论十分发人深省。专访的内容是关于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为改善儿童健康状况所做出的努力。一名评论者这样写道：

盖茨可能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对人类有益。但是他的行动利弊参半。为什么要“拯救”成百万上千万孟加拉国或是尼日利亚的婴儿与孩童呢？他们无法接受学校教育，将会愚昧无知地长大，成为八九个孩子的父母，既无力给予他们的孩子足够的物质基础，又无法让他们身体健康、接受教育。（原文如此）

诸如此类的观点令人警醒。它们反映出一个更广泛的误解——挽救社会底层的生命可能并无用处，因为这样做只会增加人口压力，加剧贫困。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挽救儿童的生命并不会导致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事实上，从长远来看它起到的是截然相反的作用：挽救儿童的生命使人口增长速度变慢了。

这种模式一开始显得不合常理，但它绝对符合实际。大量孩子夭折的情况下，父母往往会选择生育更多的孩子来弥补。但他们容易矫枉过正，想要有足够多的孩子给他们养老。儿童死亡率高，父母也面临巨大的风险，他们不确定有多少孩子可以存活，于是只能生育更多的孩子，人口数量也因此飙升。婴儿死亡率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受到文化、经济机会、计划生育选择、战争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其中有一种显著关联：婴儿死亡率高的地方，生育率与人口增长率往往也居高不下。马里、乍得和刚果是世界上儿童死亡率最高的国家，5岁以前的儿童死亡率超过16%。而这三个国家也在全世界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列，每年的人口增长率超过2.6%。

当有更多的孩子可以活到成年，儿童死亡的风险降低时，父母便开始对自己的孩子能够活到成年抱有希望，生育孩子的数量也会因此减少。萨尔瓦多、毛里求斯和泰国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低于1.5%，三国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也保持在0.5%左右或者更低。即使把影响生育率的其他因素纳入考虑，挽救儿童生命对于降低人口增长率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要想弄清楚这几个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我们就来看看印度尼西亚的例子。我和我的妻子曾在那里住了4年，她对于当地的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状况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正如图4–3所示，儿童死亡率在20世纪60年代有所下降。从1968年开始，由于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和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也开始下降。人口增长率在初期延续了以往的上升趋势，在1970年后则开始急剧下降。在1970年到2012年，印度尼西亚的生育率从每名女性生育5.5个孩子减少到2.4个，人口增长率从2.6%下降至仅为1.2%。虽然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不是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的全部原因，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图4–3 儿童死亡率降低，人口增长随之减缓：印度尼西亚的儿童死亡率、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

来源：基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计算得出。图中数字为指数值，以基准年1960年的人口增长率、生育率和儿童死亡率水平为100%。

更多的孩子接受学校教育——尤其是女孩

长期发展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便是教育与培训。欧洲和美国在19世纪开始飞速发展的原因有很多，但教育进步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30年前就在一篇题为“为什么并非全世界都是发达国家”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一点。

“全球范围内的现代经济增长建立在有关新生产技术的知识体系广为传播的基础之上。而不同国家对这类知识的掌握与应用情况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民众是否能通过正规学校教育获得相关的特质与动机。”

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扮演着同其他公共投资项目不相上下的重要角色。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这是一个由许多备受推崇的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和学者组成，由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担任首席专家的智囊团——考察了在过去20年里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发展背后的一系列因素，并指出：

“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健康领域没有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一个政府能够给人民提供的最有效的保护措施可能就是教育了——教育使人们更容易掌握新技能，同时新增了大量就业机会，让人们更容易找到新的工作。”

对女孩的教育尤其重要，这部分是由于各国女性在漫长的岁月里遭受了长期的边缘化和歧视。因此，这种未被充分开发的劳动力资源具有巨大的潜力。教育投入在最初几年收到的回报是十分惊人的，此前甚至没有多少女孩有上小学的机会，更别提有几个能完成初级教育了。对女孩的教育投入还有更深远的影响：大量证据表明，儿童的健康和学业表现与他们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因此对女孩的教育投入对数代人的成长发展都具有乘数效应。受过教育的女性不仅拥有健康的体魄，也能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好的健康关怀与教育，还能提升收入水平，减少生育数量。女孩教育是提升个人、家庭和社会福祉的核心因素，也是使她们所在的家庭摆脱贫困的有力杠杆。

直到几十年前，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男孩还是女孩的教育方面都进展甚微。殖民政府根本不会花费力气去修建学校、培养教师，甚至不会提供最基本的教育资源。在伟大的独立运动时期，发展中国家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文盲，有机会上学的人少之又少。这些国家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在教育方面慢慢追赶上来。

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改变——进展缓慢，却无疑在稳步向前。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只有33%左右的成年人识字。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识字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达到67%。时至今日已经超过80%。女性的识字率依然落后，但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提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仅仅58%提升到了如今的将近75%。

在全世界，接受学校教育的儿童比以前多了数百万。20世纪80年代后期，达到小学学龄的儿童入学率只有72%左右，然而到了2010年，已经超过了87%。在小学学龄的儿童中，辍学儿童从1999年的1.06亿减少到2008年的6800万，在短短十年里就减少了2/3以上。想想看，如今上小学的儿童数量比起仅仅15年前要多4000万。

同时，完成初等教育的儿童人数也大为增加。20世纪80年代，只有50%的女孩完成初等教育，如今却有80%。女孩的中等教育完成率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30%上升到如今的60%，增加了一倍。虽然对女孩的教育仍然滞后，但她们正在奋起直追。1991年，发展中国家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女生人数是男生人数的84%，现在已经达到了96%。孟加拉国中学入学的女生从1991年的仅仅100万出头增加到如今的600多万。在布基纳法索的20个最不发达的省份里，女生的入学率也从2000年的36%跃升至2006年的55%——在仅仅6年内就实现了大幅提升。

据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和高丽大学李钟和教授的统计，1970年，发展中国家的成年人平均每人只完成了3.4年的教育。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7年多一点儿（见图4–4）。也许最好的消息是女性教育取得的巨大进展，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70年的2.7年跃升至如今的6.5年。

图4–4 受教育人数增加，受教育程度提升：发展中国家成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来源：罗伯特·巴罗和李钟和，《全世界受教育程度新数据：1950—2010》，15902号研究报告，国家经济研究局，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2010年4月。

证据表明，对教育的投入是值得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埃斯特·迪弗洛考察了印度尼西亚扩充学校及教师数量的举措。她发现，这项措施大幅提升了学校入学率，而这些学生毕业后也获得了更高的工作收入。大量基于多个国家的长期调查研究发现，对教育的投入获得了很高的回报。而在教育起点低的国家，尤其是初等教育匮乏的地方，教育投入所收到的回报是最高的，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对女孩的教育投入尤其重要。1992年，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劳伦斯·萨默斯指出：“考虑到各方面的有利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女孩的教育投入所能得到的回报，很可能比其他任何一项投入的回报都要高。”他得出的结论是，让100个女孩多接受哪怕1年的教育，就能减少60名婴儿和3名孕产妇的死亡，并且可以降低生育率，减少500名婴儿的出生。

然而，尽管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普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教育质量的提升却差强人意。学生能力水平的提升与教育年限的增加不成比例。经济学家兰特·普利希特在其著作《教育的重生：上学不等于学习》中描述了发展中国家教育质量低下的事实。教师时常缺席，其中许多都称不上合格。教育模式偏重死记硬背，而不是培养学生的能力，学生的考试分数也并无多大进步。许多儿童即使上了学，最后也不得不辍学，这多多少少是因为教育质量不高。用考试分数以及其他指标来检验教学质量，这种做法依然十分落后。然而，全世界在这20年里取得的教育进步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慢慢地，有更多的孩子开始接受教育。

健康、教育和收入的良性循环

在过去20年里，健康和教育都得到了改善，这并不是巧合，而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大浪潮发生的。这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我在下文会做讨论）。教育与知识进步改善了健康状况，健康状况的改善又反过来促进了学习能力的提升，二者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收入的提高也推动了医疗健康和教育的发展。在过去20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健康、教育和收入相互支持、发展，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这正是西方国家将近两个世纪以来所走过的历程。

我们很容易理解教育进步是如何促进健康状况改善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教授认为“现如今教育进步可能已经成为低收入国家医疗健康改善的最重要因素”。女性教育尤其重要，因为她们扮演着母亲和主要家庭照顾者的角色。通过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项目的推行，健康卫生的基本常识在最近几十年里得到了推广：饮用干净水，妥善处理食材（例如生蔬菜食用前须经过清洗），改善卫生设施以及了解细菌和疾病传播的常识。

医疗健康的改善反过来也促进了教育的进步。当孩子们身体健康、营养状况良好时，往往更有可能去上学读书，上学的时候也能学到更多的东西。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身体更健康的儿童——数据上表现为身高和体重更具优势——往往能够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广泛意义上的提升成人健康状况和寿命的举措也同样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人们活得越长久，越有动力在教育方面投入以及延长在学校学习的年限。

健康和教育的进步都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父母——尤其是母亲——越健康、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的孩子也会越健康、受教育程度越高。美国和西欧的历史经验显然可以印证这一点：我们用三代人的时间完成了从高中学历凤毛麟角到大学教育司空见惯的转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代人都变得更加健康了。

同时，健康和教育也与收入有着重要的相互联系。随着收入的提升，个人和家庭更容易买得起药物、吃得起更好的食物、拥有质量更好的住宅，也付得起去本地诊所和医院就医的费用。他们也更有能力支付学费、书本费、各种用品和校服的费用。重要的是，随着收入的提升，父母也更愿意让孩子去学校读书，而不是让他们待在家里帮忙干活儿。

我的一个研究生布兰登·托马斯，来自乔治城。他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所大学做教师的时候，近距离考察了这样的联系。他最好的学生王欢（音译）是一个来自邻县——宁县的年轻姑娘，她的家族在干燥多风的黄土高原上辛苦劳作了数个世纪，堪堪维持生计。王欢出生后没多久，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始繁荣发展，她的父母决定冒着巨大的风险离开祖辈世代居住的家乡，去深圳经济特区找寻更高收入的工作和更多的经济机遇。他们只好把王欢留给她的祖父母抚养，这样的决定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莫大的牺牲。幸运的是，她的父母找到了好工作，收入也有了起色，能供女儿上更好的小学和该地区唯一的高等院校。王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陇东学院。她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通过严格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学生之一，被西安外国语大学语言学专业录取。王欢希望毕业后能回到宁县工作，为家乡的农村教育体系建设出一分力。王欢的父母当年冒险做出的决定获得了回报。他们的故事只是中国经济发展大潮的一个缩影，正是这样的故事促进了中国教育在未来的更进一步发展。

教育发展的进程不只发生在这样的单个家庭里，而是体现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在更富裕的社会里，人们更有能力修建医院和学校，也有更多的人可以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更好的学校就读；他们拥有医生、护士、助产士、教师，还拥有让这些专业人士各司其职的其他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纳税的增长，政府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建设完善的医疗和教育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富裕国家的民众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都要比贫穷国家高上许多：更高的收入通常意味着更为完善的医疗保健系统。

与此同时，健康和教育的进步也促进了收入的提升。健康改善后，人们能够工作的时间和强度都增加了，他们不必把那么多钱花在买药上，也不必花那么多时间照顾生病的家人。公共健康项目也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机会。疾病传播媒介物得到控制，肥沃的土地得到开发利用，例如印度北部物产丰饶的特莱地区，在疟疾得到控制之后被开垦利用，为当地农民提供了新的机遇，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全球健康2035委员会——由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召集的一批杰出医学专家和经济学学者组成——认为中低收入国家最近的经济增长中有11%可以归功于死亡率的下降。

因此，收入对于健康和教育而言十分重要，反之亦然。但若是认为健康和教育进步的唯一原因是收入的提升，那就大错特错了。促使它们进步的因素还有很多。

让我们更细致地考察一下健康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地说，是从数据方面考察一下平均预期寿命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过去20年里是如何变化的。图4–5展示了所谓的普雷斯顿曲线（因人口学家塞缪尔·普雷斯顿的开拓性同主题研究而得名）在1980年和2012年的数据。

图4–5 每一个收入区间的平均预期寿命都有所增长：收入水平和平均预期寿命（1980年和2012年）

来源：作者基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计算得出。

平均预期寿命和收入之间呈正相关性：收入提升与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密切相关，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应关系的程度在递减：曲线在低收入区间十分陡峭，随着收入的提高趋向平滑。最显著的健康改善发生在收入起点低，却保持上升趋势的区间。这是因为低收入人群的死亡率可以归因于所谓的“贫穷病”。婴儿死亡、腹泻、麻疹、疟疾和其他传染性疾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预防的，但它们却摧毁了穷人的生活。在贫穷国家，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占总死亡人数一半的情况并不鲜见。但当国家变得富裕起来时，儿童死亡就不那么司空见惯了，而且死亡原因主要是慢性疾病，死亡年龄也更为年长。因此，随着收入提高到超过某个临界点，平均预期寿命虽然也在增加，但增加的速度变慢了，疾病负担也从传染病转变为非传染性疾病和身体伤害。

让我们看看1980年到2012年间收入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在每一个收入区间——从最贫穷的人群到最富裕的人群——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都延长了。年人均收入为1000美元的位置是一个临界点（即左边的那条竖线）。在1980年，年收入为1000美元的人群预期寿命为52岁左右，到了2012年，同等收入水平下，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超过了57岁，即增加了大约5岁半。而年人均收入为10000美元的人群，其平均预期寿命从67岁提升到将近72岁，增加了大约5岁。（随着收入的提升，平均寿命增长的幅度变小了，反映了致死病因由传染性疾病向非传染性疾病的转变。）在整张图中，同等收入的人群如今的平均预期寿命都要远远高于30年前的水平。最近几十年里健康事业的进步程度，远不是仅凭收入增长就能一力促成。

还有两项证据可以表明促使健康状况改善的因素不仅仅是收入的提升（在教育方面情况也与此类似，尽管影响程度没有这么高），正如经济学家查尔斯·肯尼在他的著作《变得更好：为什么说全球发展是成功的，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中指出的那样。首先，健康事业的进步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即使是在经济止步不前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健康状况也在不断改善。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的发展历程，发展中国家这段时期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几乎为零，儿童死亡率依然平均下降了35%，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5岁。其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很多国家，健康改善的速度要超过收入增长的速度，而且在经济增长没有加快的国家，健康领域仍然在快速进步。在缅甸、乍得和海地等国家，即使是在经济停滞期，健康状况仍然得到了改善。

技术、本地领导力和全球倡议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将更具体深入地探讨医疗和教育进步背后的一系列推动因素、这些因素与收入提升、贫困减少、民主发展背后的推动力多管齐下，并行不悖。这其中有三个因素值得着重强调。

首先，技术因素对于全球医疗健康发展的作用十分关键，不仅包括新技术的开发，还包括一些在西方早已习以为常的旧技术的推广：诸如抗生素之类的基础药物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应用，此外还有用于治疗疟疾的新药，经过杀虫剂处理、可以驱除蚊虫的蚊帐，富含维生素的食物，还有可以抑制艾滋病恶化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以及其他一些新技术。口服补液疗法（ORT）——一种由糖分、盐分和水兑成的简单药物，可以防止儿童由于脱水和腹泻死亡——是20世纪医疗领域取得的最重要的进步之一。在仅仅20年前，平均每年有500万名儿童死于腹泻。如今这个数字已经降至76万，而取得这种成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口服补液疗法的推广。在所有的医疗技术中发挥了最重要作用的莫过于疫苗接种。最近几十年，全世界在疫苗接种技术和覆盖范围上经历了一场革命，技术的进步和组织管理的改善共同推动了这场革命。20世纪70年代早期，全世界只有5%的儿童通过接种疫苗对6种主要疾病免疫，这6种疾病分别是：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小儿麻痹症和肺炎。如今，全世界接种这些基础疫苗的儿童已达到80%。疫苗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第二，更强有力的本地领导力促进了教育和医疗健康体系的建设。大多数的殖民政府无论是在提供服务方面还是建立本地治理体系方面都毫无作为，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教育体系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逐渐认识到了医疗和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开始了对这两项事业的投入与建设。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和教育系统仍然处于不成熟阶段，通常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供给以及经过训练的教育工作者和医疗工作者。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看到的玛丽亚和新来的本地助产士的案例，医疗健康体系的覆盖范围大大扩展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的医生、护士和教师人数在增多。尽管经验丰富的从业者仍然供不应求，而且医疗和教育系统也存在诸多缺陷，但一切正在得到改善。举例来说，从2003年到2010年，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拥有护士、助产士和医生人数增加了50%，参与新生儿接生与护理的专业医疗人员人数增加了1/4。

第三，与国家层面取得的进展携手并进的，还有致力于对抗疾病和促进教育方面的全球倡议和国际援助项目。疾病防治的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要使疫苗供应量快速增加，需要许多因素的合力：过关的技术、目标明确的全球性运动、有力的国际援助、强大的本地领导力和资金支持。全球性运动的发起者通常是世界卫生组织（他们与本地领导者合作，由外国资本和当地资金共同资助），这些运动根除了天花，而且在防治几内亚龙线虫病、小儿麻痹症、肺炎、疟疾、艾滋病和其他多种疾病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也在抗击这三种疾病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疫苗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及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共同推动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为具体目标赢得关注和汇聚资源上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如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产妇健康，抗击艾滋病、疟疾以及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

最近数十年来，世界贫困人群的健康水平经历了一场革命式的发展，教育领域也开始取得重大进展。全世界的人，即使是最贫穷国家里的居民，都变得更加长寿，致命疾病的数量也减少了。有更多的母亲和孩子存活下来，生育率不断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变慢，更多的孩子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尤其是女孩。不过正如贫困率下降和收入提升的情形一样，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享受到了医疗和教育进步的成果。很多人仍然面对着诸多疾病的威胁，面临孕产妇或儿童死亡的风险，有机会接受优质教育的人仍然太少，尤其是生活在农村的贫困人群。这个困扰世界的难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但这些人的数量在不断地减少。与20世纪90年代末期相比，如今符合初等教育年龄的儿童辍学人数减少了4000万。年幼夭折的儿童数量也大为减少。每年的儿童死亡人数比起25年前少了600万。

这意味着在你读到本书的这一天，儿童死亡人数比起1990年少了17000人。世界上大多数的儿童都将拥有更长的寿命，过上更健康的生活，享受更好的教育。

[1] 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第5章
冲突和暴力减少

除了人类尝试过的其他一切政府形式，民主的确是最坏的政府形式。

——温斯顿·丘吉尔，1947年11月11日

1904年，美国小说家欧·亨利（真名为威廉·西德尼·波特）出版了他的经典作品《白菜与国王》。这部小说描述了主人公在一个虚构的国度——多灾多难的安初利亚共和国——经历的一系列冒险和遭遇。欧·亨利的安初利亚活脱脱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洪都拉斯的社会缩影，他曾为了躲避美国法律的追究而逃亡至此，并居住了一段时间。欧·亨利把安初利亚描绘成一个“狭小的沿海的香蕉共和国”——这个带有贬抑色彩的称呼也由此变得尽人皆知，成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代称。

就在作品发表的几年后，欧·亨利对香蕉共和国的描写就显得十分有先见之明了。1911年，现实生活中的一队受古亚美果品公司（联合果品公司的前身）资助的雇佣兵对洪都拉斯总统发动了一场政变，然后安插了“自己人”，由美国政府“协助”指定了继任最高统治者的人选。是的，这是一场由水果公司雇用的军队发动的政变。这家公司想要的只是垄断香蕉贸易。如果不是卷入其中的人民命运十分悲惨，这整个事件可以说是极其荒诞可笑的。

60年后，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多少改变，至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贫穷的国家都处在一个接一个的独裁者的统治之下。他们中的许多人昏庸无能，还有一些则是残忍的暴君，为了攫取权力或者财富（或是两者都要），可以无情地践踏弱小者。政变与反政变时有发生，暴力事件屡见不鲜，暗杀成为一种手段策略，对人权的践踏无处不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寥寥无几。1975年，109个发展中国家之中只有少数是民主国家。香蕉共和国既羸弱又失败的形象不断加深，一直延续下来。

然而，至少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样的绰号已经不再恰当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场推行民主制度、改善国家治理的大变革开始启动。截至2012年，109个发展中国家里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实行的是民主制度，是20世纪70年代时的4倍。到了今天，世界上的贫穷国家有大约一半都是民主国家，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所说的“民主国家”不包括那些自称民主，却在选举中弄虚作假的国家。真正的民主国家需在保护基本人权和自由方面达到国际基本标准，举行合法、自由且公平的选举，实现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的，许多新生的民主制度还很脆弱，不无漏洞，正在经历腐败、法治和基本权利的角力拉扯。在一些国家，民主化进程和治理改善的脚步停滞不前，另一些国家甚至还发生了倒退。

即便如此，在过去的20年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力和政府治理水平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问责制加强，独裁者减少，战争与政治冲突频率降低，选举更加公平，制度更加有效。而且，正如其他所有方面的变革一样，这些进步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发展中国家的独裁者崛起

50年前，当独立运动的浪潮席卷整个世界之时，人们对于民主制度和有能力、能问责的政府抱有极大的希望。当地民众都期盼由自己同胞领导的新政府能够扭转殖民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为国家带来繁荣与发展。许多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承诺保护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并将政治多元化载入宪法。在有些国家，多党相互竞争的政治体制开始萌芽。

然而，一旦独立后的第一代领导人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们中的许多人便出尔反尔，试图攫取绝对控制权。新生的多元政治体制让位于威权主义与军事独裁。权力集中在强大的领袖人物手中，司法部门软弱无能，立法机构工作人员多由上级指派。奉行威权主义的政府不容许有异议的存在。大多数政府甚至连体现民主的表面文章都不愿费神去做，更别提坚守对他们公民负责的内在使命了。他们限制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驱逐反对党派，操纵新闻媒体，削弱审计和其他公共财政管理机制，并解散了仅存的几个权力监督与制约机构。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的独裁者不断巩固他们的势力。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强人政治”如日中天。易卜拉欣·巴达莫西·巴班吉达上将其时正任尼日利亚总统，若干年后便是萨尼·阿巴查上台后实施的暴政。塞缪尔·多伊在利比里亚灾难性的独裁统治还有几年才以血腥事件收尾，取代他的查尔斯·泰勒让利比里亚陷入了长达14年的内战泥沼，比起多伊有过之而无不及。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在索马里的专制统治当时已有20年之久。印度尼西亚独裁者苏哈托推行打压异己的铁腕政治。韩国军官全斗焕在1980年政变后掌握大权，在这场政变发生的前一年，前总统朴正熙遭暗杀身亡。萨尔瓦多深陷激烈的内战，1980年奥斯卡·罗梅罗总主教遭暗杀身亡的余殃，以及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总统暴戾恣睢、侵害人权的统治，民主化进程在血与火中艰难前行。阿根廷的军事独裁者们则试图通过侵略马尔维纳斯群岛来转移人们对国内经济崩溃的关注，最后沦为笑柄。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冷战时期的政治局势强化了这些专制统治背后的潜在动力。独裁者们从美国或是苏联那里获得财政和军事上的支持，专制统治更加肆无忌惮。美国支持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海地的杜瓦利埃以及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等，而苏联则支持了埃塞俄比亚的德格政府以及拉美、东亚、中亚地区的几个国家。

苏联对民主和基本人权毫无兴趣，美国在那个年代也不太关注这些。比起建立自由的民主制度，华盛顿更感兴趣的是支持盟友，无论它们奉行什么样的政治信仰。美国曾数次支持他国政变，或是作为直接发起者，阻碍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如在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马拉、1960年的刚果、1973年的智利等。另外，美国也与一些刚开始是民主制度，后来却转变为独裁专制的政权交好。菲律宾的马科斯在1965年的选举中当选总统，却在1972年颁布“军事戒严令”，并且宣布将他的任期无限期延长。美国默认了这一举动，因为20世纪70年代它在东南亚地区需要盟友。而对美国在彼时的态度最恰当的形容莫过于传闻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尼加拉瓜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的描述：“他也许是狗娘养的，但他是我们的‘狗娘养的’。”

也许破坏性最大的要数美国和苏联所支持的代理人战争，战火蔓延到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安哥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以及更为偏远的地区，使这些国家兵燹频仍，生灵涂炭，国家机构和制度毁坏殆尽。在这些国家里，发展简直是痴心妄想。

在大多数国家，专制政体都与国家控制的经济体制紧密相连。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强劲的全球意识形态潮流的影响下，很多国家的政府都采用了国家对经济的广泛控制，包括操控汇率和利率、调控大量商品的物价、建立从电力公司到百货商店的大型垄断企业、补贴受到优待的私营企业、扩张行政机构以及对进出口商品价格实施管控。

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在缺乏竞争力与责任感的政体里，专制政府无须为大多数公民的福祉考虑，相反，它们会帮助其支持者牟取经济利益：有裙带关系的商人、军方、官员和城市消费者。农民和其他政治影响力弱的阶层则属于弱势群体。但也有例外——几位亚洲国家的领导人为国民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做出了贡献——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萧条和政治独裁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当专制政府加强了政治控制，国民经济也会骤然崩溃。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全面爆发。

变革之风

在发展中国家内部，随着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专制政府拥有的维持政权必需的资源也越来越少。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发展停滞，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激增，投资减少，资本外流。随着赤字的增长，政府外债不断累积，对内则印制越来越多的钞票，造成债台高筑、通胀严重的局面。

自1982年8月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一切都开始失控。各大银行以及其他债权人不再贷款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失去了重要的融资选择。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财政上的周转余地越来越小。

无处借款，发展中国家走投无路，只能：节省财政开支，减少粮食和能源补助，限制医疗和教育服务投入，增加赋税，以及实行货币贬值。很多国家只得通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援助和债务延期来推行国内改革。这些改革——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往往会引发争议，本质上是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作用的较量——令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经济困难、增长缓慢、发展停滞的时代。人们的愤怒情绪与日俱增。

紧缩政策意味着严重的政治不稳定。独裁者们无法再继续收买盟友和支持者。与他们有裙带关系的商人也失去了政府补贴和关税保护。公务员和工会工人的薪金降低，或者干脆失业。城市消费者，包括军方，只能眼看着电力、粮食和燃料价格一路上涨，由于外汇的稀缺，黑市溢价也不断飙升。过去，独裁者可以通过给公务员加薪、减免大学学费和加大电力或粮食补贴力度来应对反抗行动，而此时他们已经无能为力。许多曾经支持过专制政府的团体纷纷倒戈相向。到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抗议活动不断增多，抗议群体从大学生扩大到工人组织、公务员和其他社会团体。仅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政治抗议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不到20次增加到1990年的每年50次以上，在1991年和1992年都超过了80次，政治风波也扩散到更多的国家，抗议频率大大增加。

不满情绪在民众中蔓延开来，人们的基本信念、思想和观点都在发生改变。公民领袖、企业主、银行家、学者、神职人员等群体开始认识到威权主义的失败，呼吁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每一个人都渐渐明白，无论他们的领导人是何说辞，旧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都已经破产了。

随着发展中国家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全世界进入了大规模变革的时代。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经济的快速转型为其他各国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很多独裁政府失去了赞助人，不仅失去了金钱后盾，连在国际上仅存的那一点儿合法性也丧失殆尽。独裁者们无法再靠老朋友们的撑腰逍遥法外。经济上，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失去了可信度。政治上，在欧洲东部和中部地区建立更多元化、更具竞争力的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

反抗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激励了整整一代人。菲律宾的主教辛海棉为了保护当时与马科斯总统决裂的军方副总参谋长菲德尔·拉莫斯，号召自己的追随者包围马尼拉的警局和军方总部，促使100万人加入这次抗议之中。肯尼亚东非长老会教长蒂莫西·恩乔亚在1990年的新年布道时谴责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政府的腐败，号召非洲各国政府效仿东欧，拥抱民主制度。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也在南非和其他地区呼吁社会公平。

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不仅感到激愤，他们同样充满了信心与勇气。民主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

冲突和暴力减少

随着民主的传播，战争、冲突和暴力也在减少。大多数人都很难相信这个事实，因为每天的新闻报道中充斥着大量有关战争、冲突和暴力的消息。尽管没有完全消除暴力，但暴力的确在大幅减少。是的，大幅减少。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一书中，记录了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全球暴力的不断减少。他用世界各地的大量数据和案例证明，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尽管有人对此持截然相反的悲观态度。单举一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每年死于国家间战争的人数平均为6.5万人，20世纪70年代为5万人，20世纪80年代为2.5万人，到了2000年以后降为3000人左右。平克写道：“不管你相信与否，从全球、历史和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20世纪60年代的民谣里歌唱的梦想已然实现：世界（几乎）已经没有了战争。”

平克的关注对象是全球性的，对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一视同仁。大多数冲突都发生在发达国家，最具毁灭性的战争在那里上演了好几个世纪。但显然发展中国家也有冲突，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的那些年。

最重大的变化莫过于内战的减少。20世纪60年代，殖民统治终结，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同派系的势力对统治权的激烈争夺，内战爆发次数增加。到了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内战已经屡见不鲜，经济发展停滞，自然资源价格暴涨，反对派组织武装起来为取代本国长期掌权的领导人而斗争。在1981年到1990年的10年间，发展中国家平均每时每刻都有接近13场主要的内战正在进行——相当于每8个发展中国家中就有1个处于内战之中（见图5–1）。到了21世纪初，发展中国家的内战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近期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13年，发展中国家的内战数量减少到平均每年5次。内战并没有完全消弭，但现在每20个国家中大约只有一个处于内战状态下，而非以前的每8个国家中就有一个。而且内战次数的减少始于1992年，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随着冷战的结束，民主开始在各个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全球贸易扩大，各国经济都得到了巩固，并开始增长。

图5–1 内战频率减少：发展中国家主要内战的数量

来源：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CDP/PRIO武装冲突数据集，v.4–2014，1946—2013”（2014年6月12日），乌普萨拉大学，乌普萨拉，瑞典。

比起冲突数量的减少，更明显也更具深远意义的变化是死于战争冲突的人数下降。为了体现这一变化，我们需要参考两个数据来源，第一组数据包括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的数据（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简称PRIO），另一组数据是从1989年到2013年年底（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简称UCDP），如图5–2所示。在1981到1988年间的每一年里，发展中国家死于冲突（包括国家间冲突和内战）的人数都超过20万。而在此之后的每一年，死亡数字再也没有接近过这样高的水平。从2002年到2013年年底，每年死于战争的人数平均低于5万人。在仅仅20年内，发展中国家的战争死亡人数就下降了75%以上。在现今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中（其中有许多在过去并不是民主国家），战争死亡人数的下降幅度更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每年超过5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每年5000人左右。

图5–2 死于战争的人数大为减少：发展中国家死于战争的总人数（包括所有类型的冲突）

来源：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RIO），“PRIO战争死亡人数数据集3.0版”（2009年10月）；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CDP战争相关死亡人数数据集，v.5–2014，1989—2013”，2014年6月12日，乌普萨拉大学，乌普萨拉，瑞典。

不只是战争，其他形式的政治冲突也比以往少了很多。在从1970年到1979年的10年里，发展中国家一共发生了36场成功的政变；而在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里，成功的政变只有7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政坛的暗杀事件超过30起，而在更近一段时间内，这个数字只有原来的一半。

我并不是在说战争和暴力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正如婴儿死亡和极度贫困依然存在，战争与暴力的阴影也并没有完全消散。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索马里、叙利亚等国家，冲突仍在继续。恐怖主义在很多国家中蔓延，正如它曾以多种形式在历史上出现过。我无意忽略无数家庭每日经历的恐怖体验：他们的国家正处于战火之中，或是战争让他们失去了亲爱的人。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尽管战争死亡人数下降，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和谋杀行动却与日俱增，尤其是在中亚地区。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战争、暴力和死亡比起从前已经变得少见了。我们的世界不是和平的，但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暴力的减少不仅意味着可怕的直接伤亡数字在下降，还意味着发展。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研究了战争给经济和发展带来的代价。他指出，处于战争中的国家经济增长率通常每年都会损失2.3个百分点。因此，一场持续7年的战争会使一个国家比战争前贫穷15%左右。要想恢复元气，需要经年累月的努力，还有不止一点儿的运气。一旦某个国家发生战争，它深深陷入一个具有极强破坏性的战争循环的概率便大大增加。科利尔及其同侪的研究表明，即使战争已经结束，该国仍有40%的概率在10年之内再度陷入战争。科利尔在他的巨著《最底层的10亿人》中将冲突也作为一种发展的“陷阱”，并阐述了冲突是如何破坏经济机遇和良政善治的，以及经济萎缩和收入下降又是如何反过来增加了暴发更大冲突的风险，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暴力冲突同时也会破坏健康和教育。战争使得诊所、医院和学校关闭，基本药物供应链断裂。疾病在难民中横行，全球小儿麻痹症的防治工作在硝烟弥漫的地区一直无法开展，如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马里和叙利亚。

暴力冲突也加剧了贫困。当战火点燃的时候，经济发展停滞，教育系统瘫痪，公共健康状况恶化，贫困人群受害最深。世界银行发现，在那些未经重大战事滋扰的国家，极度贫困情况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便开始迅速好转（见图5–3）。在那些受战争侵扰但不严重的国家，极度贫困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下降，但并不明显。在那些经历过重大战争的国家，极度贫困率几乎没有变化，尽管在世界上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极度贫困率都在出现历史性的下降。该图表明在24年后（1981—2005年），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争的国家的贫困率降低了22个百分点。重大的暴力冲突使得一个国家的贫困率下降速度每年减少1个百分点。一二十年之后，这种影响是令人震惊的。

图5–3 暴力与贫困

来源：《2011年世界发展报告：冲突、安全和发展》，（华盛顿，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2011年），第60页。

然而暴力冲突的破坏性还可以更加严重，甚至是严重得多。想想利比里亚的例子，女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是这样描述的：

种族冲突、政治倾轧和独裁统治的悲惨历史使利比里亚四分五裂，20世纪80年代我们坠入了暴力冲突的旋涡，几乎被一场毫无意义的内战摧毁。据估计有27万人丧生——每12个利比里亚人中就有一个死于战争——还有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无数家族被连根拔起，社区被破坏殆尽，基础设施沦为废墟。孩子们花更多的时间去应对战争，而不是去学校上学。军阀们使用暴力和恐吓来掠夺我们国家的资产，走私钻石，进行武器和毒品交易。愤怒和悲伤之人随处可见。

第二部分
催化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三个重大变化引发了全球发展的大浪潮。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创造了一个更有利于全球发展的大环境，包括向更开放的市场转变、基本权利和自由更加巩固、更少的暴力冲突和更广泛的民主制度。其次是全球化和新技术的传播为发展中国家的个人与组织创造了推动经济与社会进步的一系列新机遇。最后则是新领导者的崛起——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还是社区组织层面——推动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些机遇，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本书的这一部分将逐一讨论这三大变化。

第6章
别了，冷战

1985年3月11日，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时候，苏联陷入了一系列的麻烦之中。苏联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在下滑。工厂效率低下，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低劣，无论是在苏联国内还是其他国家都难以销售。工业产量不断下降，农业产量也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求。国家控制、中央计划和农业集体化在国民经济的每一个层面都暴露出不可避免的重大缺陷。人们缺乏勤奋工作与创新的动力。当时的一句流行语很好地概括了人们的这种情绪：“他们假装给我们支付报酬，我们也假装在工作。”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政府突然增加了军事装备的生产，使得工业制品和消费品的供应日渐短缺，从而导致进口增多，债台高筑。苏联不得不尴尬不已地向西方购买粮食。1979年，苏联入侵并在之后长久占据阿富汗的计划终告失败，不仅造成了苏联经济上的崩溃，也使苏联在军事和政治上蒙羞。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任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时间都十分短暂，均不足18个月，这只让苏联的局势更加不稳定，陷入了恶性循环。

戈尔巴乔夫推行了广泛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但为时已晚。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局势加速恶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似乎只是进一步凸显了整个体制的缺陷。正当苏联式微之际，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这一变革掀起的巨大波澜进一步昭示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基本上是在向世界宣告旧的苏联模式已然失败，而戈尔巴乔夫则是它最后的守护者。

戈尔巴乔夫基于开放性的政治改革给苏联民众带来了他们从未体验过的个人自由，包括更广泛的言论自由和更宽松的媒体控制。1988年，他宣布莫斯科将放弃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允许东欧国家自主决定国内事务。希求改革的呼声在整个苏联控制地区蔓延开来。从1988年到1989年，抗议运动席卷了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匈牙利在1989年8月自行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变革的力量势不可当。到了1989年11月，一切都走到了尽头。

如果有一个日期可以用来标志低收入国家突破几十年来发展停滞的转折的开始，那就是1989年11月9日，在这一天，东德开放了它的西部边境，柏林墙开始倒塌。令人惊讶的是，在同一时间，苏联陷入了全面的混乱局面。大多数人也注意到在同一天，在远方的一个被称为“西南非洲”的国家——不久即更名为纳米比亚——举行了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宣布脱离南非统治而独立，掀开了非洲民主化转型的新篇章。南非的种族隔离政府也气数将尽。

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造就了世界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全球权力格局、经济关系以及有关经济与治理的重要理念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些结构性的改变巩固了全球发展的条件，为重大变革创造了新的机遇，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倚仗背后超级大国支持的独裁者纷纷倒台。内战和国家暴力开始减少。新上台的领导人决心带领他们的国家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新的思想引起广泛共鸣。僵化的苏联体制丧失了合法性，右翼极权主义独裁制度亦然。人类开始达成共识，要建立更为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以及更负责、更透明、更民主的政府。

过去阻碍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民跟上全球发展步伐的壁垒正在崩塌，通向新机遇的大门则渐渐敞开了。

要全面理解20世纪90年代的变革，我们需要对此前的历史有所了解。长久以来，全球环境与权力结构对于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都十分不利——早在冷战之前，也早在苏联成立之前便是如此。

今天的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然存在了，欧洲在15世纪时萌生了一些新的思想、技术和制度，有些国家凭借它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在工业革命之后加快了发展进程，而大多数别的国家则没有这么幸运。这些进步本来有可能快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然而两个多世纪以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囿于本国当时的权力体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集权统治，没有机会好好利用西方的发展浪潮。这几种体制，究其本质都是控制资源为少数人所用。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盛行的观点——认为某一群人在种族、宗教、阶级上的优势（通常还伴随着军事武力的后盾）是与生俱来的——使这些体制进一步合理化了。而绝大多数人都被排除在优越阶层之外。有时候，外国人是发展的绊脚石，有时候则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领导人”和精英们阻碍了国家的发展。无论是哪种情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发展的机遇都是遥不可及的。

殖民历史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印度尼西亚居住了4年，那里的经济正开始起飞：投资大量涌入，贸易快速扩张，经济不断发展，极度贫困率急剧下降。然而，这样的好形势并不是一直都有。在过去四个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印度尼西亚一直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殖民者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攫取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己所用。一部分欧洲人富起来了，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却依然贫困，看不到发展的希望。

葡萄牙人于1512年来到印度尼西亚，企图——以他们新征服的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为根据地——控制印度尼西亚东部岛屿上的肉豆蔻、肉豆蔻干皮、丁香和其他稀有香料的贸易。他们为荷兰人的殖民统治铺平了道路，后者在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占据了印度尼西亚。1602年，荷兰议会将贸易垄断和殖民地管理的权力交给了联合东印度公司（VOC），又被称为荷兰东印度公司。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目的十分明确：从香料和其他产品的贸易中谋取利润。尽管它是一家私有企业，却掌握着惊人的权力，包括有权自组佣兵、发动战争、开辟殖民地、修筑防御工事、任命总督，以及代表荷兰政府签署协议。实际上，它的权力根本不受任何制约——集企业、法律部门、军队和政府的职能于一身。它冷酷无情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影响力比起其他在亚洲活动的组织都广。两个世纪里，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4785航次的船班将100万欧洲人运往亚洲，并运回超过250万吨的亚洲货物。它夺取了印度尼西亚东部海港安汶的控制权，然后占领了爪哇岛北岸的贸易小镇查雅加达，将它更名为巴达维亚，这个名字后来一直沿用，直到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将它改名为雅加达。荷兰殖民者迫使印度尼西亚本地的当权者签署专属条约，逼迫当地居民交纳贡金或强制劳动。没有制度可以保障个人权利、加强法律权威、保护个人或集体财产，或是可以限制那些端着枪的殖民者的权力。事实上，这两个世纪里建立起来的几乎所有经济与政治制度，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资源，充实荷兰人的腰包。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800年因为严重的腐败而解散——这是许多权力不受制约的组织内部的常见问题——但荷兰政府并不想因此放弃对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政府接管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财产和殖民地，建立了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正式成为荷兰的殖民地，这段殖民历史继续延续了将近150年——而在同样长的一段时间里，工业革命兴起并将影响扩散到整个欧洲。荷兰殖民者则继续热衷于榨取资源，极少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学校、医疗系统等能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发展铺路的机构和制度。他们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941年日本侵略者将他们驱逐出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被日本占领的情形并不见得比之前好多少。对很多印度尼西亚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斥着折磨、性奴役、肆意拘捕和处决的时代。被日本占领后，仅在4年里就有超过400万的印度尼西亚人丧生。1945年8月17日，就在日本向美国及其盟国投降的3天后，印度尼西亚宣布了独立。印度尼西亚的日据时代结束了。

然而荷兰殖民者并没有死心。他们认为印度尼西亚理应属于荷兰，因此他们卷土重来，试图重新确立自己的统治，给印度尼西亚造成了长达4年更为惨烈的军事冲突与政治动荡。到了1949年，荷兰殖民者迫于巨大的国际压力不得不放弃在印度尼西亚的巨额利润，承认印度尼西亚为独立国家，最终铩羽而归。

印度尼西亚终于获得了独立——在被葡萄牙人最初占领的437年后。然而印度尼西亚人发现，建立在殖民者长达四个世纪的军事统治、暴力冲突、无限制权力和对资源疯狂掠夺基础上的制度，要摆脱起来绝非易事。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模式基本上是从荷兰政府实行的残忍粗暴的殖民统治转变为日本通过印度尼西亚军队对整个群岛的军事统治。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第一任领袖苏加诺试图在制衡民族党和日渐崛起的共产党（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继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的同时巩固自己的统治。但他失败了，致使整个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陷入了动乱。陆军少将苏哈托上台之后，实行了更加极端的独裁统治。

当时印度尼西亚最宝贵的自然资源是石油，但石油资源长期被荷兰殖民者所控制。1880年，殖民政府将苏门答腊岛上一个大型种植园的一切权力都交给了一个名叫艾伊科·扬斯·宰尔克的荷兰烟草种植园主。5年后他在种植园里发现了石油矿藏，这时候石油的身价刚刚开始上涨。宰尔克组建了一个小公司，后来发展成了荷兰皇家石油公司，这个公司又同英国壳牌运输和贸易有限公司合并成为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以公司收入衡量）。荷兰人——而不是印度尼西亚人——控制印度尼西亚所有与石油相关的产业长达80年之久，直到1965年才将这些产业出售给了印度尼西亚政府。

苏哈托在20世纪60年代末上台，彼时越南正深陷战争泥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社会动荡，加上越南这个“前车之鉴”，这些因素都使苏哈托把主要目标放在巩固统治和遏制共产主义蔓延上。在美国的支持下，他采取了极其野蛮残忍的行动，影响遍及整个群岛乃至东帝汶——印度尼西亚将共产主义视为威胁，于1975年入侵东帝汶，并将它并入印度尼西亚。

长达四个世纪的殖民历史，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笼罩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战火，无怪乎苏哈托将统治建立在百试不爽的军事强权、绝对的政治控制与榨取自然资源之上——只顾少数人的利益，缺乏实际意义上的权力监督机制。换作别的领导人，也许有可能选择基础更加广泛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但很少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真的这样做。最重要的是，只要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仍然存在，美国（后来也包括日本）就会全力支持这些独裁者。

在经济上，苏哈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门户开放的经济政策，为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更广泛的机遇。苏哈托政府修建了农村公路运输网络，鼓励农业发展（尤其是提高粮食产量），并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学校和医院。20世纪80年代，油价下跌，政府重新制定了促进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鞋类、纺织品、服饰、家具、珠宝和玩具——生产的经济政策，为上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创造了就业机会。随着农业兴旺、制造业壮大，人们的收入增长，贫困率陡降，医疗与教育状况也有所改善。虽然石油、天然气、金矿、锡矿、木材及其他矿产资源依然被政府及一小部分关系户所把持，但苏哈托政府的确为农业和制造业发展创造了大量机会。苏哈托政府跟随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和新加坡的步伐，在加强政治控制的同时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再加上渐渐失去美国的支持，苏哈托倒台，民主制度在印度尼西亚萌芽。

印度尼西亚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尽管各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的历程不同，但民主化是共同的主题。在发展中国家里，绝大多数国家直到几十年前还处于某种形式的殖民统治之下，而且被殖民历史长达一个世纪甚至更久。在那些未曾经历过殖民统治的国家，本地统治的残酷程度与殖民统治不相上下，一小撮统治集团通过压榨广大人民群众来攫取资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统治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结束，但是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者在当地建立了精英统治，精英阶层一心为自己攫取资源与特权，而不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广泛的机遇。许多殖民政权比起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殖民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在刚果的比利时殖民者。最残酷的殖民政权支持奴隶贸易，对当地的制度和人力资本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在非洲以及其他地区贻害至今。

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剥削制度：西班牙从拉丁美洲攫取资源，英国在印度次大陆建立了英属印度，葡萄牙和荷兰在亚非地区控制了大片属地，法国在西非和东南亚地区推行的殖民统治，以及后来美国对其殖民地和属地进行控制，并且为许多国家的“强人”提供支持。这些剥削制度困住了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

获得独立以后：大多照旧

尽管有一些国家在获得独立后开始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但大部分国家的情况并非如此。大多数的政权——它们最大的兴趣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的仍然是殖民者遗留下来的体制和机构，只做了小修小补，正如苏哈托那样。乔治·阿耶提在他杰出且令人震撼的作品《被背叛的非洲》中，讲述了当殖民者离开非洲之时，新的独裁者是如何接管（有时甚至是强化了）这些不受监督的权力和统治制度的。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拉丁美洲在20世纪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殖民主义了，而是一个又一个的独裁者不顾国家利益，公然推行服务于少数精英集团的制度。

这种情况背后有两大因素。首先，殖民者的离开造成了权力的真空，没有一个明确的程序来选举新的领导人。多个不同的势力集团加入对权力的角逐：独立运动领导人、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商界领袖和军方等。这些国家也举行选举，但这些选举根本称不上民主——换言之，缺乏关键的法律制度、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以及问责机制。比起制定公平选举的规则，这些不同的势力更感兴趣的是如何为各自谋求权力。与军队结盟的那一方通常会获得胜利，而其胜利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对其他利益竞争者乃至对全国的统治。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统治制度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了便利。

其次，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迫使这些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或是控制拉美国家的精英阶层）在两大阵营之间做出选择。只要他们“站对”了阵营，美国或苏联就会就极其迫切地为新的独裁者提供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苏联严格控制着东欧和中亚地区、朝鲜、古巴、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几个国家。而美国则支持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韩国的军事领袖、智利的皮诺切特、海地的杜瓦利埃、扎伊尔的蒙博托和南非的反共种族隔离政府等。没有一个政权致力于营造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政治环境、保护基本权利与自由以及争取更广泛的经济发展机遇。

在那些内部权力斗争中没有决出获胜方的国家，国际势力则会同时支持交战双方——在朝鲜半岛、越南、南非、阿富汗，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以及在整个中美洲地区都是如此。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攘权夺利的不同势力之间战火频燃。而在独裁者统治的国家，经济发展则止步不前。

还有一些例外存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向前发展，只是这些国家都有强大的领袖，比如博茨瓦纳，以及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几个国家（就算不是在政治层面，至少在经济层面上也是如此）。许多国家的新领袖的产生需要历经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在拉丁美洲，需要的时间更久）。事实上，对于许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得独立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发展进步的浪潮都伴随着领导层的更新换代。独立后的第一批领导人许多都是凭借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或是终结殖民统治的贡献而上台执政的。事实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新成立的政府中都远谈不上是有效率的政治或行政领导者。经历了一代人的失败后，到了寻找新的方向的时候了。

想想封建统治曾延续了数个世纪之久，新体制与新机构的建立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西欧各国和北美地区，建立高效的体制花费的时间更久。在美国，光是建立开始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机会的制度就用了好几个世纪。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宣扬“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人人”实际上指的是“所有拥有土地的白人男性”。新成立的各州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放宽了选举权对财产的限制，允许穷人投票。又过了188年，美国黑人才获得了完整的公民权利。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直到1865年前，美国的奴隶人数一直占总人口的13%（至少有6个州的奴隶人数占总人口的40%以上）；北美印第安人被屠杀殆尽，许多人认为这就是一种种族灭绝；美国经历了一场残酷的南北战争；对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保护制度并不均衡；发生过多起严重的腐败与权力滥用事件。

我说这些的目的并不是要诋毁美国，而是想强调：要基于法制和对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保护建立起一套良好的治理体系并非易事。延续了数个世纪之久的机构、制度、权力关系和商业伙伴关系等，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

但它们的确可以改变。这就需要我们的讨论回到1989年。

苏联的解体引起了世界历史上最重大也是最具戏剧性的一次变革。尽管欧洲和中亚地区的变革最为剧烈，但变革的影响却以多种方式遍及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首先，两个超级大国结束了对世界上一些最卑鄙的独裁者不加质询的支持。这些独裁者开始接连倒台。其次，战争与冲突在发展中国家开始相应减少。最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体制丧失了可信度，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因此开始改变，基于市场模式的经济体制被广泛接受，许多国家开始了民主化进程。

独裁者的末日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上一些最可怕的独裁者在失去了来自美国和苏联的支持后，开始纷纷倒台。费迪南德·马科斯自从在1983年暗杀了他的长期政敌贝尼格诺·阿基诺之后，就失去了美国的青睐。而当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下开始实行开放政策、共产主义的“威胁”开始减弱的时候，马科斯对美国来说也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他于1986年被推翻后流亡美国。

重大的变革发生于1989年，东欧与中欧地区的独裁者们相继倒台。12月29日，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新一届总统。1990年11月，莱赫·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匈牙利选举出新的议会，并且将一支10万人的苏联军队遣送回国。两年以内，新政权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保加利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和其他多个国家之中建立起来。

冷战的结束所影响的远远不止东欧地区。柏林墙倒塌后的几天里，南非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召集内阁商议承认南非国大党为合法，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12周之后，这些都做到了。据说蒙博托·塞塞·塞科——非洲最暴虐无道的独裁者之一——认为自己的统治摇摇欲坠，于是他立即宣布启动“民主化”进程。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曾于1973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变，夺取了智利的最高权力，而在1989年12月却不得不让位于新的民选政府。在同一个月，美国入侵巴拿马，推翻了昔日的盟友曼努埃尔·诺列加将军的统治（他曾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并以贩毒罪的名义将他逮捕入狱。贝宁的马蒂厄·克雷库少校通过1972年的军事政变掌权，在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后，他宣布进行选举，并于1991年初在与反对党候选人尼塞福尔·索格洛的竞选中惨败。埃塞俄比亚的暴君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手中的权力随着苏联撤军而岌岌可危，他于1991年5月被赶下了台。孟加拉国的军事独裁者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将军在失去了西方的支持后，于1990年12月辞职。

还有不少国家的变革花费的时间更久。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繁荣，苏哈托的统治地位也十分牢固。然而东欧剧变发生后，他发现他的“老朋友们”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后续的经济衰退中不再对他施以援手。1998年5月，他在民众暴乱和街头抗议的浪潮中下台。从某种程度上说，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进程是在喧嚣动荡中逐渐推进的。一年后，东帝汶在经历了流血与冲突之后脱离印度尼西亚而独立。1989年发生在柏林的事件在10年后推动印度尼西亚走向民主，并让东帝汶获得了自由。

在有些国家，新的领导人推行了经济政策上的重大改革，也许在治理方面也有所作为，但并没有推动民主的实现——至少现在还没有，例如越南、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卢旺达等。之后我还会详细介绍这些国家的情况。尽管这些国家在保障公民享有基本政治权利方面做得还不够，但他们的确创造了许多新的经济机遇，促进了收入增长和贫困减少，这一点比起他们的前任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让所有国家的领导层都发生变动。一些旧的独裁者仍然大权在握，比如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还有些国家的领导层确实发生了变动，但很难说是一种进步。莫斯科在1991年放松了对乌兹别克斯坦的严密控制，而后这里却受到了伊斯兰·卡里莫夫长达20年的人权侵犯和独裁统治。蒙博托在扎伊尔大势已去，但事实证明新的（同样也是严重名不副实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既不奉行民主，也绝无共和之实，而且在蒙博托下台以后，关于这个国家的新闻几乎全是战争、偷窃、施虐的内容。查尔斯·泰勒在1989年入侵利比里亚，推翻了塞缪尔·多伊的统治，但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各方势力似乎都对这个国家失去了兴趣，利比里亚遭受了长达15年的残酷内战兵燹，直到2005年新兴的民主制度才得以建立。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尽管存在这些特例，对全世界的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冷战的结束仍然意味着世界上某些独裁者的末日——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并且带来了民主制度、更高效的领导力以及新的经济机遇。

告别战争冲突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冷战结束的第二大重要影响就是暴力冲突的减少。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挑起并资助了一系列的局部战争，从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到孟加拉国、莫桑比克、乍得、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印度和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其中最匪夷所思的战争发生在西南非洲——今天的纳米比亚——苏联支持的古巴军队与来自安哥拉的纳米比亚反对派并肩作战，合力对抗美国支持的南非军队。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政治变革所带来的动荡局势使得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内的暴力冲突次数有所增长，但这一数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幅下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内战的频率下降了一半，而死于战争的人数减少了3/4。但并不是每个地区的冲突都在减少。在那些冷战结束后出现政治权力真空的国家里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冲突，比如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内战，以及索马里建立政府和平息国内纷争的失败尝试，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看来似乎有些矛盾。阿富汗目前陷入的这场战争（战火还波及了巴基斯坦），其部分原因仍然可以追溯到苏联入侵的失败以及随后的撤军。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至今仍然烽火连年，战乱不断，尤其是现在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后者是由美国于2003年发动的入侵引发的）。而且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恐怖主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威胁。但是冷战的结束的确使战争、政变和暗杀事件的数量大幅减少，从而也增加了发展的机遇。

意识形态正在改变

冷战结束的第三个影响是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发生了改变，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影响。极权主义以及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失去了可信度，形式更为自由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走在了世界思想的前沿，并且第一次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

20世纪早期，几乎总是与资本主义并行的自由民主制的发展呈上升趋势。到1926年为止，多达29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即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世界上其他的几个重要国家对民主采取了回避态度，并且以不同形式加强了一贯奉行的专制制度或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德国处于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的统治之下，日本则发生了明治维新，有许多拉美国家在19世纪获得了独立，这些威权国家大都实行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

从“一战”过后到大萧条之初，墨索里尼逐渐掌握了意大利政权，几年后，希特勒的上台——他们两人都似乎获得了各自国家多数国民的热情拥戴——标志着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和纳粹主义的崛起。与此同时，在俄国的沙皇统治被推翻的几年后，共产主义也从一种理论构想转变为一种实践观念。随着大萧条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美国和西欧（以及其他地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学者都在质疑资本主义的有效性。到了1942年，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国家只剩下12个。其他大多数国家则采用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专制或法西斯主义制度。极权主义以不同的形式控制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

随着盟军在“二战”中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覆灭，也是到此时，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才开始赢得独立。这些国家并不认为西方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有什么吸引力，这也不足为奇。它们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的桎梏，饱受列强压迫和资源被掠夺之苦，并不急于效仿那些曾经对他们实行殖民统治的国家。与此同时，苏联在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势力愈加巩固，一些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抱幻想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追随。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的发射以及看似高歌猛进的经济与技术转型也为苏联赢得了更多的国际认可。并非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全盘采用共产主义制度，但许多国家的体制都借鉴了它的一些元素，加强了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那些拒绝共产主义的国家也并没有将民主制度视为切实可行的选择——许多精英阶层害怕民主——因此他们采用了不同形式的专制独裁制度或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一些国家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包括韩国、智利、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以及之后的越南。到了今天，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是绝大多数国家只落得经济停滞、贫困加剧、政治压迫和人权侵犯日益严重的下场。

在几十年的治理不善与挫折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终于厌倦了独裁体制。在经济层面，受到国家高度控制的经济体制的失败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取得的经济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愈加受到广泛认可。随着中国体制的成功转型和苏联的解体，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失去了可信度。独裁者统治下的人权侵犯行为——包括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使得人们对政治自由的呼声更加高涨。

失去了苏联和美国的支持，极权主义政府——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开始相继倒台。本地民众、商界及宗教界领袖，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领导者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旧的社会体制在理论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已经破产，于是他们开始大力呼吁改革。这些呼声也得到了更多西方人的回应与支持，曾经支撑着殖民扩张和种族隔离的种族优越感，被更加广博的平等自由观念所取代。而且，这是一个媒体覆盖更加广泛、全球联系更加紧密、信息流动性更强的时代，认为一场重大变革切实可行的观念传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全世界的人民都可以收看马科斯登机逃往夏威夷、柏林墙倒塌、东欧多国政府解散以及曼德拉走出监狱的实况转播。

20世纪90年代初，重大的变革已经开始，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巨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所述：

在20世纪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暴露了那些看上去最强大的独裁者的最大弱点，无论他们奉行的是右翼的军事独裁主义，还是极“左”的极权共产主义。从拉丁美洲到东欧地区，从苏联到中东地区和亚洲，强权政府在近20年里一直在遭遇挫折。尽管并不是所有地区的强权政府都能被稳定的自由民主制所取代，自由民主一直是跨越世界不同宗教和文化的共同政治诉求。此外，经济领域内的自由主义原则——“自由市场”——广为传播，并且成功地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不仅仅在工业发达国家，在“二战”结束时还一贫如洗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情况亦然。经济思想上的自由主义革命或先于全球政治自由化运动，或跟随其后。这一切的发展进步都与20世纪上半叶极权政府大行其道的可怕历史大相径庭。

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开始推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向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体制转型，减小公有制的比重，减少价格干预，加强竞争机制，以及加快与全球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比起以往，这些国家开始加大力度鼓励贸易和投资，扫除农业发展阻碍，更加重视（尽管仍然不够）为穷人创造经济机遇。同时，许多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帮扶那些未能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中获益的群体。这些国家并没有采用传统、完全的自由市场体制（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但在许多国家，高度集中的国家控制体制明显在向市场化体制转型。

在大多数国家，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比起经济领域的转型要深入得多。来自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革命者——曼德拉、瓦文萨、哈维尔、阿基诺和阿里亚斯——不仅仅在提倡经济上的改革，他们也在呼吁自由，以及更多的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在发展中国家，与更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联袂而至的民主思想，彻底打败了专制与剥削。

思想领域内大规模讨论的主题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工作时，咖啡馆和市集里的讨论内容主要是围绕着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孰优孰劣，殖民主义的遗留影响，平民主义的风险以及跨国公司的威胁。如今大家讨论的则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最佳途径，如何增加出口、引进先进技术，什么是减少腐败、改善治理的最有效方式，以及如何深化与扩展民主制度。大多数未采用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当然，不可能是全部——发表了公开的宣言（至少会表明姿态），表示它们最终会朝着更民主的制度前进。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最近20年的大讨论所围绕的内容，都是如何使民主制度和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而不是这二者从根本上说正确与否。

因此，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开始进一步扫除一些发展进步的主要障碍。有关如何使政治经济体制惠及更广大人群的新的思想观念逐步兴起。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限制发展中国家获得进步的发展“陷阱”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被移除，发展中国家开启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新纪元。

然而，仅仅改变全球环境是不够的。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是能够推动它们进步的机遇和途径，以及引领这个过程的强大领导力。这些重大机遇来自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我们接下来就会讨论这一主题。

第7章
你好，全球化！欢迎，新科技！

在发现（通往东方和西印度群岛）新航路的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凭借其武力优势，在那些偏远的国家为所欲为，干尽种种暴虐不公之事。在此之后……也许当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拥有了同等的勇气与实力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对彼此的忌惮来威慑这些独立国家的专横，使他们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但最有可能让诸国拥有同等实力的，似乎就是知识的交流与各种技术的进步了……这两者都伴随着广泛的商业贸易而来。

——亚当·斯密，1776年

1405年7月11日，中国的海军统帅郑和率领一支明朝舰队从南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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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锚，浩浩荡荡向西南航行，开启了一场为期两年，里程长达6000英里的下西洋之旅，沿途经过了今天的越南、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终于到达了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郑和的舰队也十分庞大，包括317艘舰船，共计27000人——相当于一个小城镇的人口规模。舰队拥有62艘巨型“宝船”，每艘“宝船”长达400英尺，上有9根巨型桅杆。欧洲的船队相较之下显得十分寒酸：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探险队仅有3艘船，而（一个世纪以后）瓦斯科·达·迦马也不过只有4艘，把它们全都加起来才刚够填满一艘“宝船”的甲板。这些巨型舰船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建造的最大的木船，连同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以及指南针这些更早期的重大发明，使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军者，更不用说它们在全球地理大发现中所起到的作用了。

郑和船队在1405年到1433年共完成了七次伟大的航行。前三次航行围绕着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沿途经过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爪哇、苏门答腊、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主要目的地是印度西南部。第四次的航行距离更远，穿越了阿拉伯海，到达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南部海岸。接下来的三次航行更是到达了阿拉伯半岛上的名城亚丁和麦加，向南则到了今天的索马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郑和并不是开辟这些航线的第一人，但他的船队却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船队离开中国时满载丝绸、瓷器、香料和金银，回来时则装满了稀有宝石、名贵木材、纺织品、象牙、矿物和稀有动物——包括骆驼、长颈鹿和斑马。它们也载回了来自各国的使团，包括许多来中国朝贡的苏丹和王子。它们同时也带回了大量有关建筑、宗教、语言、动植物、食物、社会风俗、国家治理的观点和学问。《国家地理》杂志的弗兰克·维维亚诺将这些航行形容为“明朝中国不断丰富的海上百科全书——汇集了南京与非洲之间一切值得了解的知识”。在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到来的几十年前，郑和就已经实现了桑给巴尔、波斯和南京之间的往来。

郑和的航行后来没能继续下去。1424年，新登基的明仁宗朱高炽在主张孤立主义的朝臣与郑和政敌的劝阻下终止了下西洋的活动，他们认为这些航行的代价太过高昂，而且转移了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当来自北方蒙古族的积患日深时。同时，他们也越来越担心海外贸易会让商贾阶层积累财富，政府对其控制将越来越难。新皇帝允许郑和进行最后一次航行，此后这支巨型舰队的历史使命就宣告终结。

中国的海洋开拓精神被“内敛”的治国思想所取代。它的航海探险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日渐减少，而在同一个时代，欧洲国家正在积蓄力量，意欲探索这个世界。1647年，清朝皇帝重新恢复了一个世纪前被撤销的“海禁”政策，禁止私人海上贸易，并终止了大型船只的建造。1661年，顺治帝规定东南沿海地区的所有居民都必须以一条新划定的界线为准向内陆迁移15英里，防止他们与台湾的叛军进行贸易活动。这项法令十分严厉，“越界者格杀勿论”。如果想要限制贸易，这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郑和研究的权威学者，南京大学的刘迎胜教授认为，中国转向封闭的行为“改变了历史进程，终止了亚洲和世界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在中国退而闭关自守的时候，欧洲国家扬帆远航征服了世界。到了19世纪末，英国已经掌控了与中国相关的大部分贸易。它在两场鸦片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制定了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签署了出让香港控制权的协议，并将新界租借给英国99年（从1898年至1997年）。与郑和的艨艟巨舰威震异域的时代大相径庭，中国此时竟无力守护它自己的领土。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封建统治的结束，长时间的内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发展的脚步可谓“步履蹒跚”。尽管收入在缓步增长，医疗与健康水平得到了大幅改善，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1970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在350美元左右（以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甚至低于今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中国一度与全球经济脱节，不再是创新与科技的发源地。中国1970年的出口额仅占GDP的3%，排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之末。

仅仅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人均年收入超过了8000美元，比1970年水平（以不变价格计算）高出23倍以上。中国成为全球商业活动最重要的发源地和目的地之一，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贫困率下降的速度也超过了世界历史纪录。中国重新成为创新与科技的重要孵化地，在全球思想和创新的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的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从3%跃升至30%，进口额比重也同步增长。交易量的上升不仅体现在商品上，也体现在服务上，包括设计、营销、工程建设、建筑、金融和其他服务。它既是资本的来源地，也是目的地：外商直接投资、银行信贷、债券、股票、汇款以及国际援助。如今中国公司的投资范围覆盖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北美，而全世界的企业也在向中国投资。中国的繁荣已经成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民众现在可以通过手机和互联网与世界联通，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与先进思想。

同时中国也再一次成为世界创新与科技发展的领导者之一。1985年，中国约有9000项专利申请，占全球总数的1%左右，到了2012年，专利申请数量飙升至60万项以上，占全球总数的30%。此外，中国居民如今进行国际旅行也比过去更简便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无论是中国人想要出国旅行，还是外国人想要去中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第一次到中国游历是在1984年，外国访客必须去各个城市的政府机关报到，住在政府指定的宾馆里。而现如今飞往迪拜、南非、巴西以及其他无数个旅游目的地的飞机上都满载着中国游客，外国人想要访问中国也比访问其他许多国家要方便得多。尽管中国内陆地区与外界的联系要逊于沿海地区，但是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隔绝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

西方不再是资本主义飞地

正当中国开始与全球经济恢复往来之时，世界上还有数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融入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中来。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加快，但在90年代才真正起飞。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此前在外向型经济和开放性体制上的实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那些闭关自守而受挫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它们树立了榜样。

印度、波兰、匈牙利、巴西、智利、加纳、土耳其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鼓励贸易发展——有些国家发生了剧烈的重大变革，另一些国家则温和地循序渐进。政府降低关税，减少限额，建立出口加工区，简化通关程序，减少烦琐的审批手续和打破瓶颈，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让本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更具竞争力。有些国家还更进一步为出口商提供补助，或对经过挑选的重点企业进行直接补贴，或降低汇率，以此作为对出口商的额外激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回避来自跨国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投资者开始受到广泛欢迎。

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加快了这一过程（我们在下一章会讨论到这一点，还有新的物流运输技术，尤其是集装箱运输的普及）。虽然从1947年到1980年，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框架下举行的前7轮贸易谈判只有富裕国家的参与，但在从1986年到1993年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首次出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则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的增长，尤其是它将墨西哥视为一个具有平等地位的贸易伙伴。地区性的贸易协定——时常引发争议，但一直在深化地区间的贸易与金融联系——在中美洲地区、安第斯山区和东南亚地区等世界多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这些贸易协定在过去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多少好处，因此许多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其采取质疑态度也是情有可原的。早期的全球化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手持枪炮的外国人靠武力打开自己国家的大门，一心只想攫取资源。殖民者对本地资源和领土的争夺导致了战争和悲剧。而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则是全球化最可怕的面孔。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认识到了在军事力量不均衡的情况下，全球收入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全球化并非从形成之初就是一件好事。实力的不均衡意味着只有少数国家能从早期的全球化进程中受益。

但亚当·斯密同时也相信，随着知识的共享和商业的发展，这种不均衡的情况最终会得到改善。“二战”结束以后，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新的机遇，开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拥有比以往更大的优势。然而一开始抓住机遇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深陷冷战所带来的权力斗争、意识形态分歧和暴力冲突之中。然而当苏联解体、更多的国家开始推行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时，全球化和新科技将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进步的重要机遇。

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有多种形式：商品与工业制成品贸易，金融和技术服务的外包，新技术的传播，金融与投资的加速流动，全球信息的飞速传播，去国外接受教育的机会，知识与技术传播带来的医疗条件改善，以及思想观念的交流分享——包括对政治体制、国家治理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看法。民主思想的传播便是全球化的一个显著表现。

许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比起几十年前要深入得多。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总额占GDP的平均比重从1990年的66%上升至2012年的95%，这意味着贸易额增长的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快了大约50%（由于贸易总额是进口额与出口额的总和，它占GDP的比重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1990年，仅有22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占GDP的比重超过75%，到了2008年，达到这个水平的国家数量增加了将近2倍，达到63个。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与投资比1990年水平高出11倍（计入通货膨胀），目前每年超过10000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目前每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国企业对当地企业进行的重大股权投资——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而在1990年这个数字只有260亿美元。

·除开中国和印度，发展中国家的专利申请数量在1990年到2012年间增长了7倍。

·截至2014年，全世界共有将近70亿份手机订单——相当于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一部手机——而这些订单中的3/4以上都来自发展中国家。从2005年到2014年，发展中国家的手机订单数量从10亿猛增到超过50亿。

·2014年，发展中国家的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能够通过移动宽带或固网连接到互联网，人数比起仅仅5年之前便翻了一番。

·2014年，全世界接入移动宽带的客户数量达到23亿——是6年前的5倍以上——其中一半都来自发展中国家。

·全球移动宽带渗透率提升最快的地区是非洲，从2010年的2%跃升至2014年的20%。

贸易、金融以及疫苗的全球化

在运行良好的情况下，全球一体化为发展中国家的家庭与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发展进步的机遇。对那些依靠政府补贴度日的穷人而言，能够买到更便宜的东西提高了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无论他们的收入如何，他们的境况都比以往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全球一体化为出口创造了新的市场，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全球供应链使得企业分工更加专业化，能够在某些领域树立权威地位，并将商品和服务销往更广阔的全球市场，而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提供服务，比如会计或客户服务中心，几十年前这些服务根本就不存在。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使得企业能够在无法找到国内投资的情况下吸引外国资本的支持。也许最关键的一点是，全球一体化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可以引进新的科技和思想，从而促进技术进步、产量提升，以及收入和工资的增长。

全球化的影响多体现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比起20年前，发展中国家现在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食品、药物、计算机、机械、原油、日用品、鞋履、玩具、服饰、半导体、汽车零部件，以及银行和金融服务、数据输入等其他一系列的服务。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贸易成本，而且全球化的供应链使得一个产品的不同部件有可能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生产，而后又在另外的国家或地区组装。一个在印度尼西亚生产的芭比娃娃身上的塑料小球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尼龙发丝由韩国生产，硬纸包装盒则是泰国货。

1990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总额仅占全球的24%，这个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经济不景气还曾经历过下降。但20年后这个比重跃升至41%，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开始打入世界各地的市场。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市场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向跨国公司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额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从22%上升至38%。

到了2012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14万亿美元，远远多于1990年的2.6万亿美元（以2012年的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在20年里就增加了5倍（见图7–1）。而且，这一进步也不止发生在中国。除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总额增加了3倍，从1990年的2.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0万亿美元。东欧、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工业制成品贸易在2000年到2010年间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年增长率则是13%，全都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贸易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变得至关重要。1986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7%，到了2012年则超过了40%，进口总额也几乎在以同样的速度增长。

投资与金融资本流动也在急速增长（见图7–2）。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人资本总额——包括外商直接投资、有价证券投资、债券和银行信贷——在20世纪80年代实际上有所减少。而在1990年到2000年间，投资总额则增长了一倍以上，从910亿美元增加到2150亿美元（以2012年的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即便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的投资总额仍超过了1.1万亿美元，是2000年的5倍以上。考虑通货膨胀之后，2012年的私人资本流动总额比起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要高出11倍以上。

图7–1 贸易正在爆炸式增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总额

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计算得出。

图7–2 金融资本流动紧随其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总额

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计算得出。

埃塞俄比亚的公司在瑞典出售T恤衫，而印度公司则在利比里亚购买铁矿。阿布扎比投资局在里约热内卢兴建了办公大楼。在位于华盛顿郊区的我家附近的杂货店里，来自秘鲁的杧果正在打折。美国的跨国企业通用电气集团在尼日利亚耗资2.5亿美元修建了一座电气设备工厂。韩国企业在墨西哥进行投资。可口可乐饮料在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村庄里都能买到。产于乌干达的花卉在荷兰鹿特丹的街道上售卖。来自柬埔寨、孟加拉国和哥斯达黎加的企业正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市场上激烈竞争。巴西的建筑工程公司在莫桑比克修建了一个港口，卢旺达则将自己定位为东非地区的服务与信息交流中心。中国企业的投资似乎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无论贫国还是富国。

全球一体化进程远远不止这些贸易和金融领域内的宏观数据。它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全球联系，影响着健康、教育、水资源利用、扫盲行动、新闻广播以及争取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斗争。

全球化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全世界的穷人进行疫苗接种远比过去要容易得多。20世纪80年代早期，针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小儿麻痹症和肺结核等疾病的疫苗在发达国家已经十分普及，但在发展中国家还十分稀缺。发达国家掌握着知识和技术，与接种疫苗所带来的好处相比，为疫苗接种花费的代价显得微不足道。然而疫苗并未惠及所有发展中国家，部分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对促成此事不甚关心，但也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有时甚至还会遇到来自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阻碍与敷衍。1980年，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大约11%的儿童接种了预防白喉、百日咳和破伤风（DPT3）的推荐疫苗。

如今，全世界超过80%的儿童都接受了全面的疫苗接种。这一进步是全球化的直接成果。为孩子接种疫苗需要协调与联系多方力量：研发、生产疫苗的企业；宣传接种知识与信息的全球公共卫生团体；一个发起全球性运动的大型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发展中国家里致力于推行接种计划、改善公共健康的官员；负责联系各方的非政府组织，比如全球疫苗和免疫接种联盟（GAVI）；国际救援机构和私人基金会（例如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有意向的捐赠者，以及提供部分资金支持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多方力量的合作使得发展中国家接种疫苗的儿童数量从1980年的200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2亿人。疫苗供应与接种的全球化每年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全球化博弈中的赢家与输家

全球化与资本主义、民主主义一样，天然具有一种破坏性。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在全球化的博弈中，有赢家，就有输家。这种破坏性的许多影响是积极的：融入全球商业体系的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扫盲行动可以通过手机推广至全球的每个角落；人权和公平意识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通过互联网，知识和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散；有裙带关系、靠着政府补贴过活的企业面临不参与竞争就会倒闭的抉择，向消费者漫天要价的本地垄断企业也风光不再了。

全球化也带来了许多挑战。经济理论和大量证据都表明，所有的国家都会从全球贸易中受益，但对于个人来说却不尽然。当国家开放进口，进口商品又比本地商品更廉价时，本地工人常常会遭遇失业。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一部分，墨西哥开放了边境，种植玉米的当地农民却输给了美国的竞争者，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农民得到了政府的补贴。也许开放政策能为墨西哥的汽车零部件工厂带来利益，但对于种植玉米的农民来说却不是福音——对美国汽车零部件工厂的工人来说也不是。相似的例子还有莱索托的牛仔裤生产商在与中国公司的竞争中举步维艰，许多工厂纷纷倒闭。玻利维亚的制鞋厂也无法与进口鞋履竞争。越南开始种植咖啡后，埃塞俄比亚咖啡种植园主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无论这些行业是否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工业和农业的工作环境都十分恶劣。无论是外国工厂还是本地工厂，血汗工厂的压榨行径屡见不鲜，比如巴基斯坦的工厂火灾事故和孟加拉国的建筑倒塌事故。高收入国家的工厂也面临来自新兴市场的激烈竞争，许多工人失去工作，并且找到新工作的希望也不大。即便全球化的利大于弊，对那些因外来竞争压力而失业的人来说，听说全球化为别的行业新增了几个工作机会也并不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

全球商品贸易的发达以及更深入的全球化生产流程带来了有关能源消耗、资源开采、环境破坏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我将在第12章中继续讨论。全球市场的价格具有波动性，尤其是商品价格，在其中经营的企业会受到这种价格波动性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可可生产的繁荣可能会损害科特迪瓦或者多米尼加种植可可的农民的利益。国民经济依赖矿产资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则面临众所周知的“资源诅咒”：依赖某一主要商品（如石油）的出口会改变物价、工资和汇率，阻碍其他出口商品的生产，损害相关经济部门的工人利益。经济学研究表明，成功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的发展中国家通常会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而那些依赖矿产资源出口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则要低得多（而且更加不稳定）。并非所有出口都能带来同样的结果，全球一体化会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影响。

在波动性大的全球金融市场，影响尤为明显。发展中国家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尽管它们并不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金融市场变幻莫测，尤其是短期金融市场，数秒钟之内资金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一旦管理不善，金融一体化可能会酿成金融危机，给牵涉其中的人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也是人们反对全球化（或至少反对它的某些方面）的原因。这些担忧大体上与那些对资本主义的公正表述如出一辙。尽管这些担忧针对的大多是在全球市场中运营的跨国企业，但很多问题也同样适用于与全球市场关联甚少的本地企业。在资本主义诞生的几个世纪之后，我们认识到，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利大于弊，但仍然有许多人在竞争中一败涂地，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也并不总是高效、稳定或符合社会期望的。

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趋利避害，需要成熟的经济管理，务实的理念，还有张弛有度的规则和监管机制，而非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鼓励全球化并不代表让彻底的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掌控一切。有时候，对本地企业的适度保护是有必要的，只要这种保护不是全方位的，或是长时间的。全球市场化的竞争需要教育和技能培养上的高投入。由于资本市场具有不稳定性，对银行提出更高的准备金要求，以及对“热钱”（即短期投机性资金）进行适度管控可以降低资本市场的风险。人们奋力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高的薪酬标准，并且关心投资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无论投资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这些都无可厚非。但国家必须规划好社会保障体系，如失业保险，使人们在全球资本主义偶尔发生经济紊乱时免于落入最坏的境地。很多国家都宣称要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劳工标准，加强教育和技能培训，但真正做到这些的国家少之又少。仅仅开放贸易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在开放贸易的同时辅以谨慎的宏观经济管理，投资健康和教育体系，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促使经济发展持续进步。

更重要的是，全球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触发一些改变，帮助解决工资过低、工作环境差等问题。融入全球市场促使工人的技能水平提升，因此随着企业产品的加工程度越来越高，工人的工资也相应上涨。在制造业与服务业更加全球化的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都更容易随着时间有所改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商品贸易与服务部门的工人工资就已经在稳步上涨了。我在乔治城大学的同事泰德·莫兰的研究表明，在管理得当的制鞋厂和成衣厂，工人的工资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来自消费者的压力，比如由杜克大学或乔治城大学的学生教师委员会来监督工厂生产印有学院标志的T恤和帽子，可以促进工人收入的提升和工作环境的改善。如今，像盖璞（GAP）和锐步（Reebok）这样的大公司对进货工厂里工人工作环境的关注要高于以往，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消费者的压力。莫兰的研究还发现，为耐克或李维斯的代工工厂工作的年轻女性拥有更加丰富的健康知识（尤其是生殖健康知识），结婚与生育的时间也更晚，与那些一直待在家里的女性相比，她们在选择配偶时的“主动性”会更强一些。塔布茨大学的经济学家德鲁希拉·布朗和她的同事发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工待遇改善的例子：比起纪律松散的工厂，那些有最低工资标准和限制加班的规定，并且言语虐待行为和性侵事件发生较少的工厂，其产量和利润都要更高。

渐渐地，生产制造和组装产业里的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已经不再属于工资水平最低的那一批了。工业的全球化越来越向中、高技术产业倾斜。在新兴市场中，汽车与汽车零部件、电子与电子产品、医疗器械、工业设备、化学产品和药物等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是服装、鞋履和玩具行业投资额的10倍以上，而且投资增长速度也更快。在这些行业，外资企业向基本生产岗位上的工人支付的工资是低技术行业工人工资的2~3倍，而监督与管理岗位的员工薪酬则是低技术行业中同等岗位薪酬的10倍以上。

从总体上来说，全球化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在近20年来发展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为上百万人口带来了机遇，让他们有机会摆脱贫困，增加经济机会与收入，改善健康状况。世界银行经济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以及一些蜚声国际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包括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和罗伯特·索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19名专家——对可以印证这一点的诸多证据做了很好的总结。专家团队考察了近几十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国家背后的推动力。他们发现，这样持续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二战”以前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得出结论（即他们声称的这份报告的“中心思想”）：

（这种高速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如今的世界经济更加开放与一体化，使得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能够从世界其他地区引进思想、科技以及专门技术。获取知识的途径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许多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也的确在积极引进外资；另一种途径则是海外留学，这种方式通常能够建立长久的国际关系。由于学习知识总是比创造知识更容易，学习能力强的后起之秀可以快速赶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些国家。持续性的经济高速增长都是追赶型增长，而全球经济则是它最重要的资源。

科技全球化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许全球一体化在最近20年里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能接触到更多的科学技术。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技术上的创新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工业革命本质上也是一场科技革命。然而，出于我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种种理由，许多技术都未能惠及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

但这次科技革命并不是这样。随着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地融入全球经济，它们如今也能利用计算机、互联网、手机和集装箱运输的便利，享受更经济也更安全的航空旅行，获得新的作物品种和农业技术，以及新的药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近年来的全球一体化之所以重要，一部分原因在于它顺应了时代：过去的200年里诞生了人类科技史上的一些最重大的成果。正如工业革命可以追溯到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从而推动了人类经济的创新与变革，当今这场科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半导体和计算机的发明。这段历史在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与安德鲁·麦卡菲合著的《第二次机器革命》中有所叙述。科技全球化的例子很多，但我将要讨论的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十分重要的四大领域中的科技进步：交通运输行业、农业、信息产业和医疗行业。

物流运输与客流运输

全球贸易一体化在20世纪最重要的发展既不是世界贸易组织，也不是全球贸易协定或降低关税，而是发明了一个“盒子”：标准集装箱。直到20世纪50年代，货物装船使用的仍然是单个的盒子、桶、袋子和板条箱，过程缓慢，效率低下，而且价格十分昂贵，不仅货物损坏的比例很高，空间利用率也很低。一位名叫马尔科姆·麦克莱恩的企业主想出了改良的方法。20世纪50年代，他将一艘“二战”遗留下来的旧油轮改造成了一艘货运船，甲板上可以装载48个大小相同的金属箱，这些大金属箱可以方便而快速地装卸，在甲板上堆叠金属箱的做法也使空间利用率变得更高。

1956年4月，麦克莱恩的第一支集装箱船队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出发，驶往休斯敦，开启了世界运输史上的一场革命。要统一集装箱尺寸以及建造提高运输效率所必需的港口设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但10年后，集装箱走向国际，集装箱运输船开始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往来穿梭。造船厂开始建造大量的集装箱运输船，集装箱港口也发展起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集装箱运输被广泛应用于从日本到美国西海岸，以及从欧洲到美国东海岸之间的航线上。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欧洲、东亚与东南亚、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的海上运输也大多采用了集装箱运输的方式。又过了10年，伴随着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采用集装箱运输。海上贸易发展突飞猛进。

运输成本大幅下降，第一艘集装箱运输船的货物装载成本从每吨5.83美元降到0.16美元，价格下降幅度竟达97%。由于集装箱是密封的，货物失窃和损坏带来的损失也减少了，保险费用随之降低。装船速度得到了提升，从1965年的每小时1.7吨增加到1970年的每小时30吨。集装箱运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过去20年里，集装箱运输使工业国家的贸易额翻了三番，并且在过去的50年里，它对贸易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各种贸易协定。无论是对富裕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低的运输成本与更快的运输速度都意味着能以更低的价格获取更多的高质量货物，本国企业也得以更加充分地融入全球市场。

其次就是航空客运的发展。“二战”后，航空旅行在北美和西欧地区变得越来越普遍，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大型喷气式客机的问世，它才真正地开始繁荣起来。波音707和道格拉斯DC–8的问世使飞行速度提高了一倍，运输量也有所增加，这使得飞机票价格稳步下降。到了20世纪60年代，喷气式客机服务已经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市场。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始建立了航空联系，尽管长距离的旅行需要多次迂回中转。随着波音747和其他大容量客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宽机身的波音747–400客机的问世，这一状况才得到了改善。在纽约和上海，伦敦和约翰内斯堡，东京和伊斯坦布尔，以及洛杉矶和圣地亚哥之间，都有了价格合理的直达航班。机票价格下降了：在美国国内，每英里航程的价格从1980年到2005年下降了一半以上（见图7–3），长途航班的价格下降幅度更大。

航空运输的革命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以及不同市场之间的联系，尽管各地发展并不均衡。那些运输货物体积小、重量轻的行业从中获益最大。世界主要的电脑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就十分依赖航空运输。它在菲律宾投资建厂，将产品通过飞机运输到世界各地。与之类似的还有乌干达和肯尼亚的园艺产品，新采摘的花卉从建在机场旁边的温室通过飞机运输到欧洲市场，第二天的早晨就能在欧洲的街头出售。

图7–3 航空旅行的价格降低：美国国内每英里航程实际价格

来源：航空美国，《年度往返航班票价与收费：国内航班》。

更重要的是，更便宜的机票价格意味着人们的旅行更加方便和频繁，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思想与知识的交流。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相互联系的世界各地的企业管理者和工程师，也得益于可以更方便地往返于不同的城市去制订计划和解决问题的人。由于人们的出行变得如此便利，商业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了。便宜的航空票价对于旅游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1909年，西奥多·罗斯福加入史密森学会赞助的探险团队，花了4个星期才到达肯尼亚。如今我却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在一夜之间抵达目的地。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从交通运输的革命中受益。在地理位置偏远的地带，数以百万计的人仍然要靠简陋的马路与小径与外界取得联系。全球海运与航空运输技术突飞猛进，但全球仍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社区仅靠残破的道路与外界联通，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差距也是有些地区发展的速度更快，而另一些则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交通运输业已取得巨大的进步，但仍然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绿色革命一直延续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没有哪一种技术变革比绿色革命更加重要，时至今日它仍然在造福全球的贫困人群。为了应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在植物科学家诺曼·博洛格的领导下，科学家和农业专家培育新的作物品种，改良化肥和农业生产技术，使全球农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尤其是亚洲地区。这些进步是靠多方的努力与合作取得的——包括私营企业、基金会、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国际援助机构（尤其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这种合作促进了粮食增产和营养水平改善，对亚洲人的健康状况改善和亚洲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过去的50年里，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作物产量增长了2倍。许多国家从长期粮食短缺转变为自给自足，甚至出现粮食过剩的情况，关于将发生大范围饥荒和死亡的可怕预言也在很大程度上不攻自破。到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80%以上的农田都种植了改良后的作物品种。一些统计数据表明，若没有科学家之前的努力，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量会比现在少20%，粮食价格要高35%到65%，人均可获得热量要比现在低12%左右。现在有关亚洲经济奇迹的讨论都倾向于把原因归于贸易、工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管理，但实际上这些的前提是绿色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农业增产和营养改善。没有最初的粮食增产，接下来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进步根本无法实现。

很多人都认为绿色革命的影响在2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但实际上农业技术的进步一直持续到今天，包括在非洲。高粱、小米和木薯的改良品种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粮食和块茎作物的产量在1980年到2005年间增长了40%。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培育出了更耐旱涝、更抗寒防冻、更适应盐碱地和贫瘠土壤的新稻种。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是一个广受尊敬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它在2006年启动了非洲耐旱玉米项目，将农民、研究机构、推广机构、种子生产商、农业组织、基金会（例如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国际援助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等多方力量联合起来。该项目目前已经将60种抗旱杂交作物和58种自然授粉作物推广给当地的小农户，在一般的旱季，这些新品种的产量比起传统品种要高出20%到30%。新品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已达100万公顷以上（约等于非洲所有玉米田面积的3%），可以惠及2000万人口。

甚至连木薯——一种在大范围内被广泛种植的主要作物，为全球5亿人提供了日常主食——的产量也在增加。不断有新的改良品种出现，辅以新的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技术，木薯增产超过40%，被誉为“非洲的最大秘诀”。因为穷人往往将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购买粮食，而穷人之中的很多人都是以种田为生的农民，近几十年来农业产量的提高无疑是极度贫困减少的主要动力。

转基因食品，或者说转基因生物（GMO），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未来最为重要的农业技术之一。转基因农作物可以在更缺水、更贫瘠的土壤环境中增加产量；还能加强农作物对抗病毒、害虫、干旱和洪涝灾害的能力；更多的维生素也丰富了食物的营养。不幸的是，转基因食品存在巨大的争议，反对者声称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负面影响，以致它在欧洲受到限制，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敦促政府给转基因食品贴上标签。这些行动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降低，尤其是在非洲，在那里转基因食品本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非洲国家的政府害怕一旦引进这些产品，就会“污染”本地的种子，今后他们出口的农产品就会在西方国家市场遭受冷遇。

目前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它们是安全的，并不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美国科学促进会是世界最大、最权威的科学学会之一（也是《科学》杂志的出版者），根据其理事会的说法，“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表明：现代生物学转基因技术下的农作物改良是安全无虞的”。它还认为给转基因食品打上标签“只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和发出错误的警告”。欧盟的研究理事会也认为，“有500个以上的独立研究团队，在历时长达25年、总数超过130个的研究项目里所得出的结论都是：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生物技术，并不比诸如植物杂交技术之类的其他技术更具危害性”。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医学协会、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等许多备受尊崇的科学协会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发展中国家正在错失这项已被证明安全无虞的技术所能带来的利益。韦尔斯利学院教授罗布·帕尔伯格列举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错失的机遇：

在亚洲的某些贫穷国家，人们以大米为主食，因而缺乏维生素A，容易罹患失明，如果那里的农民获得许可种植经过基因改造后富含胡萝卜素的“黄金大米”，这一情况就会改善许多。在当下的印度，人们种植和食用的茄子都带有高效杀虫剂，如果能够种植转基因茄子，农民和消费者接触到这类毒药的概率就会小很多，因为转基因茄子需要喷洒的化学药剂更少。在东非，如果农民能够获准种植转基因的抗干旱白玉米，那里也不会因为旱灾的来临而陷入饥荒和赤贫的境地。

转基因技术和人类历史上的其他安全有效的农业先进技术一样，是解决全球粮食供应问题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全球气候变化，未来将面临粮食产量不断减少的困境。

救人无数：医疗领域内的技术创新

很少有一门技术能像医疗技术这样，造福了全世界那么多的人口。基础药物（如抗生素等）的应用十分广泛（在许多地方甚至被过度使用了），除此之外，还有防止幼儿腹泻的口服补液、做过防蚊处理的床帐、防治疟疾的强效药物、补充维生素的食物以及抑制艾滋病恶化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就在几十年前，医疗科技还很少能惠及全球的贫困人群，而在如今，发展中国家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从这些进步中受益。

这些医疗技术中最简单也最有效的一种便是口服补液疗法（ORT），它能防止儿童因为脱水和腹泻而死亡。口服补液疗法是20世纪最重要的医疗进步之一。仅仅在20年前，每年都有500万儿童死于腹泻，如今这个数字降到了76万。取得这样的进步，口服补液功不可没。这种由盐、糖和水混合而成的简单口服溶液可以像静脉注射疗法一样有效，而且成本要低得多，在家就能很方便地使用。口服补液疗法自诞生以来，已经拯救了无数生命，造福深远。在1980年的埃及，大约每20名未满周岁的儿童中就有一名死于腹泻，但自从口服补液在埃及全国推广之后——推动者包括埃及政府、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的执行伙伴约翰·斯诺研究所（一个公共健康管理咨询与研究机构，总部位于美国）以及其他的捐赠者——到了1987年，由腹泻造成的儿童死亡率降低了62%。当然，全世界每年仍有76万儿童死于腹泻这一事实仍然让人难以接受，但比起仅仅20年前数百万的儿童死亡数字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发展中国家有大约21%的学龄前儿童因缺乏维生素A而影响健康，每年都有80万的妇女和儿童因缺乏维生素A而死亡。维生素A的缺乏会危及免疫系统，增加罹患麻疹、腹泻和疟疾以及因此死亡的风险。但在有些地区，由国际组织、救援机构和当地社会活动者合力推动的简单项目就能起到巨大的改善作用。1993年，尼泊尔政府开始每两年为儿童补充一次维生素A。仅仅5年内，尼泊尔的儿童死亡率就下降了一半，而这个项目每年在每个儿童身上的花费平均只有1.25美元。

30多年来，艾滋病的肆虐已经摧毁了全世界无数个家庭，尤其是在非洲中部和南部地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每20名成年人里就有一名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在斯威士兰王国，孕妇的艾滋感染率一直高达42%。据估计，艾滋病相关疾病已经造成超过3900万人死亡，是全球年龄介于15至59岁的成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但艾滋病的防治也大有进展。从2001年到2013年，艾滋病新发感染的案例从340万减少到210万，而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则从2005年的240万减少到150万。在5个艾滋病最为盛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里，有4个国家（埃塞俄比亚、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艾滋病新发感染案例减少了1/4以上。

这些进步的背后有许多原因，包括举办了更多的宣传和教育活动，人们的防范意识更强，男性接受包皮环切术，更安全的血液供应以及安全套的使用更为广泛。但死亡人数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法（ART）的发展与普及。仅在2012年12月，中低收入国家里就有大约970万人接受了ART治疗，比2005年增加了6倍以上。ART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在高危人群中对艾滋病感染的预防工作。2012年，发展中国家有超过60%的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呈阳性的孕妇在怀孕期间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联合疗法，有50%的HIV呈阳性的哺乳期妇女接受了ART疗法，有效降低了把艾滋病病毒传染给新生儿的概率。尽管这些进展代表了人类在艾滋病防治上的巨大成就，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在发展中国家，只有大约1/3的需要接受治疗的艾滋病病人接受了ART治疗。尽管如此，如果没有ART，今天存活下来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可能早在10年前就已经死了。

还有许多例子能够表明技术创新在拯救人类生命上的贡献。“eRanger”是一种将摩托车的挎斗改装成担架的“救护车”，在马拉维的农村地区，人们用它将病人运送至医疗中心。比起救护车，它能让延迟时间最多减少四小时，而且比一般救护车的造价更加低廉，拯救了许多分娩中的产妇的生命。一家名为Zyomyx的公司研发了一种用于CD4细胞计数的简单设备，而CD4细胞计数在艾滋病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中是一项十分关键的测试，决定了治疗开始的时间。这种新的测试方法无须电力，只需要在手指上采血，就可以在10分钟内获得测试结果。在尼日利亚，医疗工作者用从网络上获取的通用组件改造了婴儿保暖箱，这种可以循环利用的保暖箱和现代流行的保暖箱一样实用，而且造价比后者要低得多，据说这种保暖箱使得当地的新生儿死亡率显著下降。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信息革命

2000年，发展中国家里每100个人中只有4个人使用手机，到了2012年，这一数字达到81个。现在，发展中国家竟有50亿人在使用手机（图7–4），或者说，每5个人中就有4个人使用手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著名的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认为，手机“已经改变了一切发展的方式”。

手机和互联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降低了企业成本，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金融网络的扩展、医疗系统的改善和信息流动的加快，并且提升了政府管理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在那些路况不良、没有固定电话、铁路无法到达以及邮政系统不发达的贫困农村地区，手机为人们打开了世界的大门，使得有关价格、市场环境、银行服务、法律咨询以及医疗保健方面的信息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可及性。

在富有的国家，手机只是对旧有技术（陆上通信线路）的一次升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区来说，手机带来的是从“与世隔绝”到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巨大改变。新闻和信息的传播速度比以往更快了。创新性的短消息提醒可以让农民及时了解有关价格、市场行情和天气的信息。住在偏远的村庄里的人可以通过手机接收来自亲戚的汇款。通过手机进行口头授课的文教项目可以帮助文盲妇女识字。成千上万贫穷的农村妇女利用手机做起了小生意。

图7–4 与世界联通：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手机使用人数

来源：从1995年至2010年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2014年的数据来自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页。图中为综合数据。

《纽约时报》的评论家莎拉·昂奇斯特这样描述乌干达的一个叫布申依的小村庄里的手机使用情况：

拉班·卢塔古米瓦使用汽车蓄电池为他的手机充电，因为他家住在乌干达西部广种香蕉的深山里，家里很脏，而且没有供电。每当手机没电的时候，这位50岁的农民就会走上4英里的路去为手机充电，否则就没法继续为他在村里的邻居中转信息，或是监测香蕉作物的病害。在那些电力稀缺、几乎没有网络连接的地区，手机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一场革命，使他们可以追踪农作物的病害情况，并且可以将最新的科技成果传达给这些地区的农民。卢塔古米瓦先生使用他的手机拍摄数码照片，并配备了全球定位系统，让附近家中作物有病虫害的农民完成包含50个问题的调查问卷。他将这些数据用无线网络即时发送给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科学家。“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使用手机来获取信息，”卢塔古米瓦先生说，“过去我们想不明白，但现在我们的思路已经打开了。”

而在乌干达的另一端，老妇人玛丽·沃克维尔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批“乡村电话”运营商之一。她利用小额贷款买了一部手机，一个充电器和一根天线，做起了向其他村民收取通话费用的生意。偿清贷款之后，她买了第二部手机，并且用赚来的钱开了一间小商店，贩卖食品、啤酒和影碟。“我一直靠手机赚钱糊口。”老妇人这样说道。

无论是出租车司机、砖瓦匠，还是小商店老板，手机都能为其生意发展提供便利。小商店老板使用电话订货，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关上店门去外地进货。建筑工人用手机购买建筑材料，不用再离开工地。农民可以用手机找到最佳市场，从而使农作物卖出更好的价格。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者罗伯特·詹森发现，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渔民有了手机之后，在出海捕鱼的时候就已经用手机联系好了市场，决定好去何处出售他们捕获的海产品。手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减少了渔业损失，缩减了沿海各地鱼类价格的差异，消费者支付的价格降低了4%，而渔民的收益却上涨了8%。渔民在仅仅两个月内就收回了买手机的成本。类似的例子还有塔夫茨大学的珍妮·阿克的研究结果，她发现手机使尼日尔粮食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最低缩减到了6.4%，在偏远地区差异更小，不仅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价格，还提升了农民的收益。

当然，不光是手机，互联网的普及也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遇，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至少在它能覆盖到的范围内。菲律宾的客户服务中心为人们提供旅行服务和计算机技术支持，还面向全世界提供客户关怀服务和金融服务。菲律宾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家客户服务中心，为几十万的半熟练工人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数据录入公司在肯尼亚、加纳、孟加拉国、印度、哥伦比亚、巴西等多个国家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布基纳法索的Song–Taaba Yalgré妇女协会利用互联网将加入协会的牛油树脂生产者与本地及本区域的外贸市场联结起来。在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的普及程度还比不上手机，但只要是互联网所及的地方，它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且深远的。

孕产妇移动联盟（MAMA）是一个用手机短信为孕产妇提供健康营养相关信息的项目。MAMA每两周发送一次手机短信，或是一条60秒的“微短剧”语音信息，让不识字的孕产妇也能够参与到项目中来。这些短信提供一些关于提高免疫力、铁质叶酸片的重要性、母乳喂养以及婴幼儿基本保健的提示信息。在孟加拉国，MAMA就有超过50万名注册会员，这意味着有50万孕产妇及其亲属现在有了获得重要健康信息的机会，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她们照顾好婴幼儿、家人以及她们自己。

手机在促进教育发展、提升人们文化水平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布鲁金斯学会的丽贝卡·温斯罗普描述了一个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哈菲兹巴德村里推行的项目：

一个年轻的女孩用乌尔都语给她的老师发送手机短信，之后她收到了老师的回复，然后很用功地将这些短信抄录在笔记本上，练习写作技巧。这个女孩是在安全的家中做这些事的，而且得到了父母的许可，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此时正是假期，而她所在的农村地区治安不佳。这个女孩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巴基斯坦电信运营商Mobililink合作推广的一个文教项目，其主旨在于提升巴基斯坦女孩的文化水平。项目的初期成果十分可观：4个月后，在识字测验中获得A的女孩的比例从27%上升到54%。与之对应的是，考试成绩为C的女孩的比例从52%下降到了15%。

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更多的例子可以证明：数不尽的新科技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农业、银行业以及人民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直到几十年前，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还与全球市场、信息交流和新科技沾不上边。这一情形已经开始改变，尤其是在最近的20年。尽管进步的空间还很大，但全球一体化的巨大进展、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日趋便利、令人称奇的新科技的广泛传播都创造了大量的机遇，并且成为全球发展大浪潮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

[1] 明成祖任命郑和为“钦差总兵太监”，下西洋的起始地为江苏太仓。——译者注

第8章
领导力、公民社会和行动——
以及一点幸运

贫穷并非偶然。正如奴隶制与种族隔离制度一样，贫穷也是人为的，而且可以在人类的行动之下消弭。

——纳尔逊·曼德拉

1980年，当津巴布韦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时候，人们对于新政府寄予厚望。这个国家过往的历史十分不堪：1889年英国政府授权塞西尔·罗得斯和他的英国南非公司在后来被称为南罗得西亚的地区建立了白人精英阶层的殖民统治。白人殖民者从南非镇压了恩德贝勒部落的起义，而这只是后续更多反抗行动的开始。政府采取强权统治，将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群体排除在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机遇之外。1930年的《土地分配法案》确立了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制度：大多数土地都不属于黑人所有，他们只能去白人的农场充当雇佣劳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抗白人统治的游击战争愈演愈烈，双方终于在1979年达成和平协议，津巴布韦随后于1980年宣布独立。

罗伯特·穆加贝被选为总理，他最初组建的政府班子成员包括与他有竞争关系的反对党领袖乔叔亚·恩科莫，以及前政府军队的白人总司令彼得·沃尔斯。但穆加贝对于和解与民主的兴趣其实只是一种伪装。他将沃尔斯和恩科莫排挤出内阁，迫使国家进入一种紧急状态，建立了一支由朝鲜负责训练的警卫部队用来镇压国内抗议，之后还修改了宪法，取消了总理职位，赋予总统全部的行政权力。政府对经济实行严格管控，而穆加贝最亲密的支持者却从中大肆渔利。生产、就业和工资水平都停滞不前，最终全面崩溃。

1998年津巴布韦陷入了一场重大的经济危机，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暴动与罢工。而后津巴布韦在刚果内战中的军事冒进使得国内与区域局势进一步恶化。1999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强行没收了白人农场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黑人。穆加贝不愿放弃权力，但他在这个位置上待得越久，津巴布韦的局势就越糟糕。政府对人权的侵犯日益严重，颁布严苛的法律限制媒体自由，操纵选举。有几个不愿对他唯命是从的政府官员最后死于蹊跷的“事故”。2002年，由于日趋严重的粮食短缺造成的饥荒威胁，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国家经济如自由落体般极速下滑：外汇缺口不断扩大，汇率实行双重标准，国民经济陷入极度的通货膨胀之中。据津巴布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仅仅在2008年7月的一个月时间之内，通胀率就飙升至2800%。通货膨胀率在此后的数月里不断加速飙升，但政府已经不再采取应对措施了。

现在津巴布韦的人均年收入仅仅为430美元，按实际价值计算，比1980年刚刚独立时的水平下降了1/3左右。自1995年起津巴布韦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2%，是世界上经济状况最糟糕的国家。“自由之家”将津巴布韦列入全球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程度最差的国家之列。就在本书写就之时，81岁高龄的穆加贝仍然重掌大权，从他第一次任职总理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5年。津巴布韦人民对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梦想支离破碎。

幸而还有纳尔逊·曼德拉。1994年，曼德拉在南非总统选举中获胜，结束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那时各方矛盾已经白热化，黑人分为两派，一派希求和解，一派渴望复仇。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因卡塔自由党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以及经常性的武力争斗），后者极力推动夸祖鲁–纳塔尔省的自治。很多南非白人也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政府时常遭到来自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的攻击。其他很多国民都倾向于支持政府，但人们普遍担忧南非政坛会进一步分裂，国家会发生内战。

曼德拉一直在为和解与包容而努力。他组建了一个成员背景广泛的联合政府，包括一些白人和反对党成员。他努力使南非白人相信他们在这个“彩虹之国”里受到保护，拥有发言权。他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某些成员的意见相左（他们更赞成组建特别法庭），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调查种族隔离政府统治下的种种恶行，并且特赦了那些为自己或他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所犯罪行作证的人。他驳回了没收白人所有的土地和企业的提议。就在穆加贝改写津巴布韦宪法、谋求自身权力最大化之时，曼德拉却促成了对自身权力进行监督、在民主体制下限制行政权力的新宪法的颁布。他仅仅任职了一届总统，拒绝了其他人想让他连任甚至无限期任职的请求。1999年他离任时，南非的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南非被“自由之家”列为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一直维持着和平。

曼德拉并非完人，他也承认他在任期内犯下了许多错误，尤其是在对抗艾滋病方面反应过于迟钝。南非早期的成功也并不全是他一个人努力的结果——他得到了来自民间组织、宗教界和商界领袖的许多帮助。自那时起，南非就面对着许多问题，有的问题要追溯到种族隔离时期的冲突与不公，有的问题则源于曼德拉继任者的软弱无能。南非在建立一个包容的政治体制和刺激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并不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大。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20年里，南非的人均GDP增长率平均只有1.5%。虽然这个增长率以全球标准来看显得有些缓慢，但比起种族隔离的那20年里人均GDP增长率为0的情况简直好太多了。婴儿死亡率和极度贫困率正在下降。毫无疑问，曼德拉的领导对于南非维持和平与稳定、步入追求民主与发展的正确道路而言至关重要——在1994年时还有很多人认为这绝无可能。

领导力与行动

为什么在过去20年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开始进步，而有些国家却止步不前呢？我在前两章讨论过的一些因素——冷战的结束，独裁者的垮台，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新科技的传播——为发展营造了更好的全球环境，创造了更大的机遇。然而，虽然有大约2/3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调整发展方向，并且抓住了这些机遇，但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主要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决策与行动不同，以及引领这个过程的领导者不同：国家元首，政府高级官员，商界、社区、民间组织或宗教界的领袖，以及其他做出决策、采取行动、赋予国家新的发展方向的人物。在取得进步的国家里，领导者往往锐意变革，建立更有效率的制度和机构，选定新的政策方向，实施良好的行政治理。

除了治理方式和领导力因素之外，地理条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是否接近全球航线（接近全球航线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受益于全球化与科技发展）、土壤质量、气候状况和自然资源。地理条件更为优越的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选择和机遇，也更有可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对于那些地理位置偏远、气候干旱、土地贫瘠又疾病盛行的国家，发展进步的难度要大得多。

但治理方式和领导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国家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领导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时候一个国家的命运往往与领导者个人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决策休戚相关。冷战的结束为变革创造了机遇，全球化为发展创造了一套重要的机制，但两者都不能保证会出现有能力的领导者来做出正确的决策。很多国家出现了这样的领袖，除了曼德拉，还有波兰的莱赫·瓦文萨、捷克共和国的瓦茨拉夫·哈维尔、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东帝汶的何塞·拉莫斯–霍塔、哥斯达黎加的奥斯卡·阿里亚斯、利比里亚的埃伦·约翰逊·瑟利夫，以及其他许多带领国家走上新的道路、开始建立更高效的体制和行政问责制的领袖。

有效的领导方式会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选定了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并且取得初步进展的时候，便会被相邻国家的人民及领袖所注意。成功的例子会造成同侪压力，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期待同样的成功，而卓越的领导者会起到让他人争相仿效的模范作用。（然而法西斯的盛行也表明不好的领导人也可以成为反面模范。）20世纪90年代，我在印度尼西亚居住时，那里的政府官员经常想知道在一个具体的事件中，韩国和新加坡会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南非的和平崛起为其他许多非洲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在过去的20年里，许多现象都有一种传染效应：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越大，其他国家就越有可能将它视作一个模范。一个国家的良政善治可以影响邻近诸国。

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出现了能力卓著的新领导者。在有的国家，旧领导人紧抓着权力不放，如缅甸的军官、赤道几内亚臭名昭著的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以及中东地区的诸多领袖（至少目前如此）。在有的国家（例如索马里），冷战结束造成了政治的真空。而在另一些国家，全球性的变革使新的领导人上台执政，但他们不是平庸无能（比如海地），就是走旧式暴君的老路，比如穆加贝、苏丹的奥马尔·巴希尔、秘鲁的阿尔韦托·藤森、白俄罗斯的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劳伦特·卡比拉。2011年，埃及爆发的抗议运动将霍斯尼·穆巴拉克赶下了台，但这既没有让埃及的治理情况变得更好，也没有推动民主的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些国家只是比较幸运地出现了卓越的领袖，尤其是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领导者的好坏，并不仅仅是由历史和制度原因决定的：个别人物的崛起也可能将他的国家推向新的方向。在马科斯之后，不是科拉松·阿基诺，而是别的什么人掌控了菲律宾的政权（也确实有几个人曾试图这样做），然后继续维持独裁专制的传统制度，这是有可能的。而在利比里亚，没有人能保证埃伦·约翰逊·瑟利夫能够击败几个前军阀头子（他们全都宣称自己已经改过自新），并在2005年的大选中获胜。如果是其他人掌权，毫无疑问，利比里亚不会取得如今这样的进步（如果还能有所进步的话）。

但政治领袖的个人能力并不是全部，他们并非在孤军奋战。如果没有商界、公民社会、工人、宗教界以及社会各阶层的领袖的支持，他们不可能取得成功，而正是这些人在背后的支持，才让他们得以开创先例，为后继者建立制度框架。没有广泛的公民社会的联合推动，政治改革不可能推行下去。这些领袖所组成的圈子越是深入和广泛，国家就越有可能建立起发展进步所必需的机构和制度。曼德拉除了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获得广泛支持之外，还与图图大主教合作，将因卡塔自由党的曼戈苏图·布特莱齐争取过来（尽管曼德拉并不情愿），并且取得了白人企业主和其他政治领导人的支持。这样一张支持者的名单所具有的威信几乎与领袖本人旗鼓相当。领袖与支持者，都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之必需。

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卡多佐曾于1973年指出建立一种联盟的重要性，彼时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还没有开启自己的政坛生涯。他认为，要想推翻巴西军方的统治，需要“公民社会再度活跃起来……包括各行业协会、商会、教会、学生组织、研究团体和评论界，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运动”。科拉松·阿基诺在“人民力量”革命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莱赫·瓦文萨的身后有工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支持，更不用说来自波兰教皇的支持了。

但要建立这样的联盟，需要自上而下的努力，包括政治领导人做出的决定，以及他们所起到的表率作用。福山曾经这样描述过领导力的重要性：“没有那些明智干练的政治家，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就不可能建立，他们能够理解政治的艺术，并能将不同人群潜在的政治倾向转化成具有持续性的政治制度。”斯坦福大学的拉里·戴蒙德教授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民主的命运并不是简单地受抽象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力量驱使的。它是所有参与者的斗争、策略、才智、视野、勇气、信念、妥协和选择的结果。”这些国家的进步既是因为抓住了冷战结束后的历史机遇，也有卓越领导力的因素。

1993年的巴西经济一片混乱。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短暂高速增长之后，巴西经济在全球石油价格冲击、汇率管理不善、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和债务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开始螺旋式下滑。自1964年以来就一直掌权的军政府让位于文官政府，1989年，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成为巴西近30年来第一位通过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但经济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系列命运多舛的经济改革并没能在极度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89年到1990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00%）和经济萎缩（1990年巴西经济缩水了6%）中力挽狂澜。1992年，科洛尔·德梅洛因贪腐被弹劾。

新总统伊塔马尔·佛朗哥任命费尔南多·卡多佐为财政部部长——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他十分清楚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对民主改革的重要性。卡多佐和他在财政部的继任者任用了一个经验丰富的经济与金融专家团队，以“雷亚尔计划”为中心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改革。政府发行新货币“雷亚尔”，减少财政赤字，采取了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并且逐渐开始了贸易自由化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巴西的经济终于稳定下来，并且开始增长，尽管一开始速度很慢。过了一段时间，巴西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加快，尤其是在1994年以后。最重要的是，巴西政府不仅仅是努力实现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它还采取了行动确保更多的穷人能参与进来，并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遇。巴西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加大投入，颁布了新的最低薪酬法，巩固了社会保障体系，并且启动了“家庭津贴计划”，为每个家庭的孩子接受学校教育、接种疫苗提供津贴补助。这些措施的结果不仅仅是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速度的加快，而且使贫困率有所下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得到改善。而这些变革并不是在全球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大背景下自发进行的：它们是巴西领导人的决策与行动的结果。

个人领导力对那些在经济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在人权、个人自由和民主方面进展相对缓慢的国家和地区也至关重要。埃塞俄比亚、卢旺达、乌干达、约旦、摩洛哥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属于此类，跟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印度尼西亚和智利的步伐。埃塞俄比亚现今的政府要远远好过德格集团，乌干达的约韦里·穆塞韦尼即便有过失，毕竟也不似伊迪·阿明那般残暴专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他的父亲侯赛因一世为约旦带来了长期的经济稳定与社会发展。智利在皮诺切特的带领下取得了实质性的经济发展，一如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的政绩，他们都促使本国的贫困率大幅下降，人民收入与健康状况显著提高。如今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比起二三十年前要好上太多了。而在政府治理方面，许多国家的人民享有了比从前更多的自由。在这里我同样要说明的是，领导力是这些国家与那些独裁者当道、经济停滞（或者倒退）的国家之间最大的区别所在。

转折点与新方向

当一个国家处于变革的关键时期，领导者的行动与决策就尤为重要：在这样的关键时期，他们能对一个国家在未来数年内建立有效制度、政治先例和政策方向等方面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在发展中国家，制度建设——包括规章、法律、先例，以及那些管理经济、政治与社会活动的组织——要么十分薄弱，要么只服务于少数精英群体。许多发展中国家从历史的标准来看还十分年轻，还在构建其国家认同。还有一些国家处于刚刚脱离独裁制度的过渡时期，新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现有的制度本身并不是既定的，更确切地说，决策、事件和选择可以创造和改变这些制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到未来的决策与选择。人们可以建立制度，也可以改变它；他们所需要的是精明能干且坚持不懈的领导者，以便使这些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高效、更具包容性。世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发现，“发展中国家通常缺少这些市场制度及监管机制。而实际上，构建制度的能力正是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良性循环：强大的领导力、明智的决策和公平的规则，为建立更有效的制度提供了范例和希望，促进了国家的发展，而国家的发展反过来也提升了领导层的能力，使决策者倾向于在未来做出更好的决策与选择。建立这样的良性循环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建立有效的制度更需要经年累月的不懈努力——事实上，是几代人的努力，正如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所经历的那样。这样自我强化的循环，当然也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些试图集中权力、削弱问责制、扭曲经济激励的决策可能会创造出使未来的变革更加艰难（如果还有变革可能的话）的先例。正如保罗·科利尔在他的《最底层的10亿人》中所提出的，治理不善会导致经济恶化的循环以及“贫困陷阱”。

杰里·罗林斯从1981年到2001年任加纳共和国的元首和总统，最初他并不是一个包容性强的，靠民主选举上台的领导人。1979年5月，罗林斯还是一名31岁的空军上尉，他联合其他6名士兵发动了一场政变，试图推翻当时的弗雷德·阿库福军政府。政变失败后，罗林斯遭到逮捕，并且被判死刑。他想办法越狱后，在一个月以后发动了第二场政变，这次他成功了。罗林斯当时将权力移交给了文官政府，但两年后他又发动了一场政变，重新登上了最高领导人的位置。这一次，他的任职持续了一段时间。那是1983年，正是加纳的经济与政治局势一片混乱的时期。此前的15年里，一系列的政变与反政变将国家的最高权力一分为八，其间伴随着无数的暗杀、失踪和严重的人权侵犯事件，而罗林斯发动的第二场政变结束了这一切。那时加纳的经济状况也是一场灾难：政府财政崩溃，通货膨胀率扶摇直上——超过了100%，人均GDP在1970年到1983年间竟下降了1/3。

罗林斯的第一套重要决策集中在经济方面。他任用了非洲最有才干的财政部部长之一——奎西·博奇韦，制订了一个经济复苏计划。这个计划非常大胆，与当时大多数传统意义上的明智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政府削减了财政赤字，取消了贸易限制，实行货币贬值，提高了可可收购价格，并且促使许多国有企业向私有化转型。这个计划的成效令人印象深刻：通货膨胀率停止了增长，外汇的黑市溢价失去了来源，物资不再匮乏，经济开始增长，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经济增长期。加纳的人均收入自1983年起翻了一番还多，极度贫困率也从56%下降到18%。

随之而来的第二套决策则是政治体制方面的。罗林斯的军队背景和他的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意味着他本可以终其一生重掌大权。但是相反，他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在2000年的大选中主动退出，让副总统约翰·阿塔·米尔斯竞争总统一职。而米尔斯却在大选中输给了反对党候选人约翰·库福尔。很多领导人若在罗林斯的位置上，会选择虚报票数、宣布选举无效或者用其他手段来维护自己的亲信和本党派手中的权力。而罗林斯却做出了第二个决定，使得民主制度经受住了考验：他同意库福尔就任总统一职，将自己的党派定位为“忠诚的反对派”。这两个决定为加纳民主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的加纳已经举行了几次公平竞争的选举活动，历经了党派之间的权力更迭交替，并且当2012年米尔斯死于任上（他于2008年被选为总统）的时候，也实现了和平而平稳的权力交接。民主制度已经在加纳的土地上扎下根来。

成功需要的技能、才干与能力

当然，聪明的领导者所做的并不仅仅是制定新的政策与策略。他们还要争取广泛的支持，需要能够把他们的理念付诸实施的基本才干。这就是我们即将讨论的在过去20年里有所改变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正在养成满足社会各层面需求的技能和才干，使得政策改革得以推行，制度得以建立，以及在经济、医疗、教育和政府治理方面取得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曾经很缺乏这些技能。在许多国家，被殖民的历史导致很少有人受过完备的教育和训练，具备足够的技能与经验。1966年，博茨瓦纳获得独立时，全国上下只有22名大学毕业生。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形更糟：全国的大学生只有16名——而该国人口总数是1300万人。在刚果（金）本地人中也没有医生和工程师。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在西非的冈比亚工作生活的时候，那里只有两名高级经济官员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他们是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政府中其他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屈指可数。当地人的专业基础是如此薄弱，以至政府只能聘用英国侨民暂时担任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首席会计师的职位。此前担任这些职位的冈比亚本地人的工作表现太过糟糕，政府只得求助于具备这些专业技能的外国人来做这些工作——回头求助殖民者是令人厌恶的，但起初本地人的受教育机会十分有限。

1980年，发展中国家只有10%的成年人完成了中等或以上程度的教育（见图8–1），拥有大学学位的不到2%。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几乎增长了2倍，达到29%。诚然，光是接受学校教育并不能说明拥有相当的专业技能，但这个指标仍然能反映出人口素质在稳步提升。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们比以往更有能力执行政府的政策，办好当地社区的项目，干好企业经营，并监督政府实现问责制。

图8–1 教育基础正在提升：完成中等或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口比例

来源：罗伯特·巴罗和李钟和，《1950–2010年全世界受教育程度数据统计》，第15902号工作报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剑桥，马萨诸塞州，2010年4月。

我时常在冈比亚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里看到这样的变化：官员的技能与经验水平比起20年前有了极大的提升。这种变化的巨大作用在经济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2008年的那场全球金融危机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应对有度——比起他们25年前的前辈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衰退中的表现要好得多——而且发展中国家也成功地将这场危机的损失降到了最小。除了财政部以外，医疗、教育和农业等部门也比过去拥有更多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即使这仍然不够。无论是在经济政策方面还是在改善治理的努力方面，如今的状况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简直天差地别。

经济政策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将中国经济带上了全新的发展方向。1991年7月，印度财政部部长曼莫汉·辛格开始推行深入的经济改革。巴西推行的经济改革虽然成功了，但拉美各国的改革答卷令人喜忧参半。在加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经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而东欧国家则开展了一些最为剧烈的变革。

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宏观经济管理。在30年前，双重汇率制度、货币估值过高和外汇短缺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导致外汇黑市交易盛行，出口贸易受到很大限制。如今外汇短缺和黑市贸易都已经很少见了。除了在像今天乌克兰这样的交战地区以及朝鲜这样的国家，我们很难发现哪些国家的汇率管理如此混乱，以至货币短缺和黑市贸易现象盛行（很不幸，阿根廷是一个例外）。大多数国家都持有更大量的外汇储备，用以维持经济稳定，降低突发危机的风险。

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并通过大量加印钞票来平衡财政收支，这一举动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如今很少有国家会这样做。1994年，有50个国家的通胀率在20%或以上（这还不包括许多未公布数据的国家）。而到2013年，这样的国家只剩下5个（见图8–2）。

图8–2 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大幅提升：通胀率超过20%的发展中国家数量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国家积累了大量外债。199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额与GDP之比平均超过100%。而如今，由于债权国的债务减免行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的改善，负债率已经下降到GDP的40%左右。

其次，各国的贸易开放程度日增，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远远大于过去。影响贸易的政策因素有很多，包括汇率、限额、补贴、工业政策及定向信贷等。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进口关税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关税税率平均为38%左右。随着人们对于贸易的重要性以及全球一体化的观念转变，关税税率也开始下降，2010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仅为9%（见图8–3）。

图8–3 各国贸易开放程度提高：发展中国家平均进口关税税率

来源：《贸易与进口关税数据》，世界银行，2012年12月最新修订版。

第三，大多数国家的农业政策有所改善。20世纪80年代，政府普遍对农产品价格进行了管控，这样做虽然可以保证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农产品，但同时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如今这些管控措施中不合理的部分都已经去除，农民能够以更好的价格出售农产品。几乎拥有低价收购农产品专属权力的国有农产品经销机构已经不多见了。对农产品的税收也大幅下降，尤其是对出口农产品。世界银行的研究团队统计了农民在沉重税赋、出口限制和价格管控上损失的金钱总额，其结果令人震惊：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相当于他们农产品总价值的12%，如图8–4所示。到了1995年，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管制放宽、税赋减轻、出口限制减少以及农产品收购机构变少等多方面原因，农业扭曲发展的状况在大体上得到了矫正。2010年农民享受到了相当于他们年产出总价值4%的实际补贴。

农民也对政策和激励措施上的改革做出了回应：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农业产量每年增长3%左右，如今的农业总产量比20年前增加了75%。有些国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在20世纪80年代，莫桑比克的国有农场控制着50%的农业生产，而个体农户只能将他们所有的收成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国有的农产品收购机构。这是一场灾难：农业产量从1975年到1982年下降了30%。从1987年开始，政府出售了几家国有企业，放宽了对价格的管制，取消了被高估的汇率，允许市场中的个人交易。在排除了这些不利因素之后，农民这一方也做出了回应。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莫桑比克的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2倍——而农业产量也翻了不止一番。

图8–4 阻碍农业发展的因素被普遍消除：对农业的“名义支持率”从纯粹的遏制因素（消极）转变为纯粹的促进因素（积极）

来源：吉姆·安德森，西格妮·奈尔根，《从1955年到2011年有关遏制农业发展的因素的国内外最新统计》（华盛顿：世界银行，2013年6月）。

第四，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过去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对私有企业抱有敌意（除非企业主有裙带关系），而如今政府采取了更加欢迎的态度。创立和经营企业所需要的执照、许可和注册手续大大减少了。在许多国家，进行资产登记也比以往容易得多，既减少了土地纠纷，也方便了资产抵押。

商业经营环境的改善体现在成立企业所需要的总成本上。有时候一些极有才干的企业家会失败在起跑线上：他们发现不仅需要获得各类许可证和签章，还要过五关斩六将地走完冗杂的流程，创业的代价太过高昂，这还没有算上每一个步骤需要花费的高额费用（有时还要行贿）。世界银行有关成立企业所需成本的数据只统计到2003年，但此后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见图8–5）。在2003年，创业所需的成本相当于个人收入的138%——这个比例对于大多数企业家来说都太高了（而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代价几乎肯定是更高的）。到了2013年，创业成本下降到了人均收入的37%——在仅仅10年内就下降了3/4。

图8–5 企业成本大幅下降：创业成本占平均收入的比例

来源：《2014年世界商业环境报告：解读中小企业的经营规则》，华盛顿，国际重建与发展银行/世界银行，2013年。

在许多国家，现有的经济政策很难称得上理想。创业仍然很艰难，农民也面临过多的障碍，基础设施依旧薄弱，烦琐的手续和不必要的花费使得人们的负担更加沉重。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比起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治理改善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尽管远远不是全部——公民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政府也更加注重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立法机关更有效率，民间组织与公民团体也更多地参与到政治中来。正如经济政策与制度方面的变革一样，政治体制上的变革——尽管有些国家更为领先——并不是一个既成的事实。

一个新的民主制度会成功还是失败，并不是由历史、文化、宗教、贫困程度、矿产资源、社会分工和民族分化等因素预先决定的。这些因素的确十分重要，但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很可能是新的领导人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关键行为。新兴的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尤其脆弱：一个新的政府和一套新的体制，很难给国家带来足够快速的发展，或是为民主制度的不断深化提供支持。如果新政府没有成功做到这一点，人们就有可能认为民主的实验已然失败。塞缪尔·亨廷顿发现，“实际上，新的民主制度往往会陷于像第22条军规那样无法逾越的困境，当民主不具有合法性的时候，它就没法取得成效；然而如果民主不取得成效，它又无法获得合法性”。

也许使新兴的民主制度深入人心的最佳方式就是促进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让贫困率开始下降，并且通过提升学校入学率和新建医院来改善教育和医疗服务。巴西的民主制度在最初也遭遇了无数攻讦，但它在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复兴以及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成就，足以使得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得以确立。

此外，那些在巩固民主制方面颇有成效的国家领导人，都曾经致力于进行体制改革。伊桑·卡普斯坦和内森·康弗斯在合著的《新兴民主国家的宿命》中得出结论，“民主制度的建立者对于他们的国家来说作用匪浅，尤其是当他们建立起一套能有效限制行政权力的制度的时候”。最成功的领导人都足够明智，就像曼德拉一样，会建立起一套限制他们自身以及继任者权力的规则和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采取措施限制自身权力，需要非同一般的领导力。

选举制度——这里指自由且公平的选举制度——是最为人广泛接受也是最有效率的权力限制机制。而强大的立法机构、运作良好的司法制度，公开透明的政府财政与决策过程、活跃的民间组织，以及足够的新闻自由都是十分重要的补充机制。此外还有对军队权力的限制，并且确保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正好相反。

领导人开始限制自身行政权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加强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赋予公民更强的话语权和其他权利。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因为它将政治领导人置于舆论监督之下，允许人们非议政府，并且赋予人们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自由。20世纪80年代早期，只有22个发展中国家达到了保障公民自由的基本水平（具体来说，就是在“自由之家”的7分制评估中达到4分或以上），如今达到这个标准的已有65个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方面，也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见图8–6）。

图8–6 更多的国家支持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在“自由之家”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评估中，分数等于或低于4的发展中国家数量（总数为109个国家）

来源：“自由之家”，《1973—2015年世界各国横向与纵向自由度数据系列：各国自由度等级与状态》，“自由之家”，华盛顿。

这种变化使得社会在建立自我治理的标准、预期与准则方面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基本权利一旦在公民中普及，就很难再被剥夺了（尽管并非绝无可能）。建立言论、宗教、集会和新闻的自由创造了这样一种公众预期，即自由不仅会得到保障，而且会继续深化。自由公平的选举，即使并不总是成功的，也总能在公民中树立一些预期与标准，即他们有权选择本国的领导人，而不是任由那些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只要公民组织、工会、青年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的成立与运作得到允许，公民就会开始期待并要求他们在未来继续享有这份权利。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领导人必须愿意承担这些风险，对权力加以限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建立保障个人自由度、政府透明度、行政问责力度以及国家治理整体良好的制度。

位置，位置，还是位置

我们已经讨论过全球政治力量、思想观念、全球化进程、科技、制度和领导力等因素对发展的影响。此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影响着发展的机遇：地理因素。一个国家相对于全球主要市场的地理位置、土壤质量、疾病流行情况、气候以及自然资源储量等情况，都会影响发展进程。这种影响有时候是积极的，有时候则是消极的。

单凭地理因素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地理特征本身也不能左右成败。然而，地理特征对一个国家来说的确十分重要：它也影响着经济机遇的程度和范围，利用全球化与科技进步机遇的能力，以及那些能促进制度与治理改善的因素。这一特征影响最近十年里有哪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进步，而哪些则被落在了后面。

对发展影响最大的地理因素当属国家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与全球市场的距离。关于这一点，早有谚语称：“做生意最重要的三件事就是位置，位置，位置。”如今的全球贸易建立在海路运输的基础上，近几百年间一直如此。离海更近的城市与国家，海运成本更低，这些地方的企业与个人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就更优越，可以尽享贸易所带来的全部好处，包括更早接触到新的技术。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就提到了通过海上贸易建立全球联系的重要性：

比起陆上运输方式，水路运输为各行各业带来了更为宽广的市场，因此，在沿海地区和可通行的河流沿岸地区，每一种行业都自然而然地开始细分，不断进步，而且通常过不了多久，这些进步就会延伸到其所属国家的内陆地区。

使亚当·斯密的观点得到印证的是，在以欧洲为先导经济迅速发展的近两个世纪里，沿海城市——或是可以通过河流与海直接相通的城市——成为全世界商业活动的重要中心：伦敦、鹿特丹、纽约、洛杉矶、新奥尔良、东京、首尔、悉尼、上海、伊斯坦布尔、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等。

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道理也是一样。所有取得高速发展“奇迹”的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利用了在海上贸易中的地理位置优势来增加就业、促进发展。新加坡的繁荣是因为其地处繁忙的马六甲海峡的优越港口位置，正位于中东石油输出国与日本之间航线的中点。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进步是由各大港口城市出口加工区的制造业推动的。菲律宾则将苏比克湾的原美国海军基地改建成了电子设备生产集散地。而印度尼西亚——经常有这样的说法，遍布印度尼西亚周边海域的3万多个岛屿代表着“上天注定的印度尼西亚的自由贸易之路”——建立在主要海港附近的工厂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腾飞。

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来源于沿海或沿河城市中的鞋履、服装、玩具、电子设备、冰箱以及其他一系列商品制造业。诚然，中国的农村地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升，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贫困率大幅下降。但沿海地区的进步更大，因为地理位置给那里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发展机遇。不仅中国如此，巴西的沿海城市也比腹地城市更加富裕，加纳的沿海地区也要比干旱又偏僻的北部地区更加繁荣。

当然，这些国家的成功并不仅仅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一小部分对地理因素的作用持怀疑态度的人为了获得其他人的认同，宣称那些指出地理因素重要性的人都是“把地理因素作为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但这并不是事实。）领导力、良好的治理水平以及明智的政策是更为重要的因素。那些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亚洲国家，在教育和医疗方面进行了投入，建立了有效的制度，维持着较高的储蓄利率，修建了强大的公共基础设施，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然而，它们进行海上贸易的近便性对其成功同样重要。

理由很简单：成本。内陆国家同它们的沿海邻居相比，在运输上花费的成本一般要高出50%左右，因为当货物抵达港口后，还需要通过铁路或公路等陆上交通方式进行转运。支付高昂的运输成本就像上缴了巨额的税款：客户的消费能力降低，企业的利润减少，工人的工资降低，投资减少，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下降。结果是某些类型的投资就此中断，比如制鞋和计算机组装等低成本的制造业，而这些产业恰恰对于经济的高速起步十分重要。生产耐克鞋和松下电视的厂商永远不会把厂址迁到那些没有直接、便利和价格低廉的渠道开展海上贸易的地方。

尼泊尔、阿富汗、布隆迪、尼日尔、玻利维亚等内陆国家与和它们相邻的沿海国家相比，劣势就十分明显。二者所享有的经济选择与机遇不可同日而语。这并不足以说明前者不可能得到发展，只是要艰难许多罢了。

需要澄清的是，地理位置对发展的限制在于进入全球市场的成本与难度，而非仅仅因为地处内陆。并不是所有的内陆国家都与全球市场相隔绝，也并不是所有在地理位置上与全球市场接触有限的国家都是内陆国家。瑞士和奥地利就是内陆国家，但它们位于欧盟国家的中心，因此与各国市场之间联系都很便捷。博茨瓦纳也地处内陆，但它能通过南非的优良公路网络与全球市场相连。这种情况就是保罗·科利尔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中所提到的，“邻居不太中用的内陆国家”会置身发展的“陷阱”。如果相邻的国家也无法直接与全球市场相连，那么想要发展就很困难了。

与此同时，有些国家虽然四面临海，但如果面积较小并且地处偏远的话，仍然与全球市场相对隔绝。我曾经在西萨摩亚做过两年的和平队志愿者，那里几乎一无所有，除了距新西兰2000英里、距东京或者洛杉矶超过5000英里的广阔洋面。萨摩亚与其他一些像萨摩亚一样的岛国，尽管与内陆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但它们同样孤立于全球市场之外。

全球贸易发达或是薄弱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前景有着巨大的影响。几年前我去过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交界的米塔里桥，它位于波特科西河（在中国境内叫作波曲河）上，是少数能够穿越边境的路径之一。而尼泊尔唯一可以真正融入全球贸易的渠道，是通过南边穿越印度的陆上运输线路——尽管走这条路耗时日久，路面状况不佳，而且成本高昂。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距离加尔各答——毗邻孟加拉湾的印度城市，也是距离加德满都最近的主要港口——有500英里，而且道路十分难走。而北部边境背靠喜马拉雅山脉，任何交通运输方式都十分艰难。要跨过这道自然屏障，无论是船只、卡车、马车还是毛驴都无法通行。大多数货物都必须靠夏尔巴人背负肩扛。而运输的距离则是以他们步行的天数来衡量的。

当我来到这条河边的时候，桥已经被冲垮了，人们踩在一块块石头上跳着过河。这是一条繁忙的国际贸易线路——即使非常袖珍。源源不断的夏尔巴人从中国西藏自治区内“凭空”出现，背上背着沉重的货物——鞋履、服饰、香皂、火柴——全部都是“中国制造”，从原产地穿越大半个国家，再经由中国西藏自治区，靠夏尔巴人徒步运送到尼泊尔。这些夏尔巴人在踩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注意不要冲撞到从对面过来的另一队搬运工，他们背着成袋的稻米、蔬菜以及其他食品，从尼泊尔运往中国西藏。他们跳着穿过河流，踏上山边的小径，最后消失在群山深处。

由于地处偏远，贸易量不大，附近的科达里村几乎不可能实现任何形式的持续发展：这里不会有人投资，也不会产生就业机会。即使在加德满都，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的发展道路要比大多数其他城市更为艰难。由于印度是唯一的出路，尼泊尔为了经济上的生存，只能完全依赖与印度维持友好关系，并对其开放边境。这样的处境使得印度对于尼泊尔来说完全居于上风。1989年，两国关系交恶，此时的印度只需要关闭边境——仅仅是这样简单的措施——尼泊尔的经济便遭遇了崩溃：粮食、燃料和基本日常供给都出现了短缺；公路运输（以及国内贸易）处于瘫痪状态；企业纷纷倒闭；人们（比以往更疯狂地）砍伐森林，用作做饭的柴火。印度封闭边境15个月，用这种手段提醒尼泊尔谁才是“老大”。假使尼泊尔拥有自己的海港——或是有另一种陆上交通线路可供选择，比如直接穿过孟加拉国的路线——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许多本有可能帮助尼泊尔获得经济上快速起步的企业，都不会考虑在这里投资。它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投资呢？它们在印度洋沿岸的加尔各答进行投资要有利得多，可以省下陆路运输的巨额成本与时间，更不用说还可以避免禁运的风险。这对于尼泊尔来说是个噩耗：不仅获得的投资少、工作机会少、国民收入低，而且技术落后，发展迟缓。发展并非完全不可能，但确实相当艰难。

其他地理因素也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有着重要影响。土壤质量和降水量对于农业发展、粮食产量和食物营养来说至为关键，进而也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经典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论述了这些因素在几个世纪以来是如何影响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中最突出的一些观点对现在仍然有意义，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进步，而另一些却仍然落后。

印度尼西亚人口最多的爪哇岛拥有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和最丰沛的降水量。当这些优势与先进科技——绿色革命中推广的新品种和新型化肥——和有效的经济管理相结合，结果自然是农业的兴旺发达，为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贫困率的下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和爪哇岛上的农民相比，尼日尔的农民就没那么幸运了。尼日尔是一个地处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的内陆国家，耕地匮乏，降水稀少，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在1英寸
[1]
以下。有些地区气候炎热，降雨还没有落到地面就已经在空中蒸发了。即使其他条件再好，在沙漠边缘种植任何一种作物也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事实上，像尼日尔这样的国家在地理方面面临的是双重劣势：大部分地区位于沙漠地区或是半干旱地带；深居内陆，与世界主要的贸易线路脱节。由于农业和贸易对一个国家发展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当两者的发展都受到阻碍时，要起步就十分困难。归根结底在于选择和机遇：尼日尔人与印度尼西亚人相比，在生产性投资、就业机会创造和经济增长方面的选择更少。因此，一些对发展来说最为艰巨的挑战，都出现在那些既地处内陆，国内地貌又以荒漠或山区为主的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阿富汗、尼泊尔、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在地球的另一端、拥有乌尤尼盐湖的玻利维亚。

地理因素对于健康和疾病也有影响，杰弗里·萨克斯对此做过大量研究。疾病负担因国家而异，一部分原因在于收入水平、公共医疗体系、制度和政策选择的差异，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地理和气候因素的不同。在热带国家，疾病负担往往更重，尤其是在湿热的赤道地区，那里的生态环境容易导致致命疾病的流行，如疟疾、登革热、肺结核、血吸虫病、钩虫感染等。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诸国，疾病负担尤为沉重，这一点在过去数十年里不断地被事实证明：非洲中部和南部是艾滋病流行的中心，更近期一些的埃博拉疫情肇始于西非地区。疾病负担越沉重的地区，发展起来就越艰难：工人生病或照顾生病的家人时，产量会降低；在该地区投资会受到更多的限制（或者根本没人会投资）；孩子生病或营养不良时，认知能力减弱，教学效果大打折扣；用于公共事业的开支也会更多地被用来处理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

最后，一个国家的矿产资源储备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乍看之下，似乎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储备越丰富，对发展就越有好处。然而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看法与事实相去甚远。在发展上取得成就最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恰恰拥有很少的自然资源，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与此同时，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却灾难不断。保罗·科利尔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中曾描述过“自然资源陷阱”效应，杰弗里·萨克斯和全球发展中心的经济学家阿兰·盖尔布等人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那些资源储量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受到“资源诅咒”，这一点我在第7章中曾简要地讨论过。资源富国更有可能在货币和更广泛的经济管理方面表现不佳，更有可能拥有只为少数精英群体牟利的政府与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概率也更低。令人震惊的是，发展中国家里的主要石油输出国，没有一个采用民主制度。

资源富国也更容易爆发战争。许多发展最为迟缓的国家恰恰是那些矿产储量巨大进而引发了战争冲突的国家。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一直处于近两个世纪以来历时最长的一场内战之中，而冲突的根源则在于对钻石矿归属权的争夺。在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冲突的核心在于对水资源的争夺。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等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内战，从很大程度上来讲也源自对珍贵的锡矿、钻石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争夺。

幸运的是，地理上的优势和劣势可以随着科技的新发展、适当的投资、新的发现以及更高效的制度与政策选择而变化，尽管变化的过程很缓慢。举个例子，与全球市场联系最便捷的地理区位就随着技术的进步发生了改变。一直到大约700年前，几乎所有的贸易运输都是通过人力、马、驴或者骆驼来完成的。廷巴克图、马拉喀什、开罗、伊斯坦布尔、加德满都和喀布尔都曾经因为它们在陆上贸易线路上的重要地位而辉煌一时，其中有几个城市还位于古老的丝绸之路上。

廷巴克图城（位于今天的马里中部地区）的诞生是因其地处尼罗河北段与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的交界处。舟船上和沙漠地区的黄金、盐、象牙和奴隶贸易在此地交会，促进了这座城市的繁荣。然而在15世纪，当新的海船技术兴起后，大部分的贸易都转向海上，沿海地区也第一次成为具有优势的地理区位——而这种优势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廷巴克图只是它昔日版图的一小部分，而且十分贫困落后。

贸易模式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当下有越来越多的贸易通过航空运输或互联网来实现。有了这些新的技术，地理区位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各国都有了更广泛的选择。玻利维亚可以将自己的水果、蔬菜和花卉运往美国销售。深居内陆的卢旺达正试图成为互联网、手机和航空服务的区域中心。尽管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终其选择机会也会因为地理因素而受到更大的限制，但它的确有成功的可能。到目前为止，港口城市仍然享有地理上的显著优势。

对发展而言，最好的情况是良好的治理与地理优势相互结合。博茨瓦纳自独立后，得益于强大的领导者和有效的制度，在非洲诸国中脱颖而出。即使它地处内陆，仍然有两个地理条件上的优势：盛产钻石以及与南非接壤。博茨瓦纳完善的制度使得它对于钻石矿产的管理十分有效，并且能与南非合作修建基础设施，让钻石得以顺利出口。没有高效的制度，博茨瓦纳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的发展成就，甚至有可能因为丰富的钻石资源而爆发战争冲突。另一方面，即便它有着高效的制度和强大的领导者，如果它不是与南非接壤（打个比方，假设它和南非之间隔着津巴布韦），也不会取得现在的成功。

过去20年的全球发展大浪潮，是由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席卷全球的政治关系重大变革所推动的。这些变革消除了数个世纪以来的发展障碍和限制，营造了一个更有利于发展的全球环境。与此同时，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新科技的进步创造了广泛的新机遇，并为各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新的手段。

到目前为止，有些发展中国家仍未能好好利用这些机遇，尤其是那些旧的独裁者依然在位，或是新的独裁者利用政治动荡攫取权力（比如津巴布韦、塔吉克斯坦和苏丹）的国家。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地理条件上的限制则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比如尼泊尔、尼日尔、马拉维和阿富汗。

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凭借强大而专注的领导力、更利国利民的政策、更高效的制度、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更为完善的政府治理等因素所形成的共同合力，把握住了这次机遇。没有完美的发展之路，毫无疑问，这些国家在未来也会面临问题，但它们依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巨大进步，为持续发展与普遍繁荣打下了基础。

[1] 1英寸=25.4毫米。——编者注

第9章
国际援助：是福还是祸？

利比里亚能从长期的内战中恢复元气，得益于利比里亚人民的决心和勇敢的行动。但若没有国际社会的强大支持，我们不可能走得这么远，国际援助的作用至关重要。

——利比里亚共和国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

几个世纪以来，灾难性的疟疾暴发夺走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的生命，更使得数以千万计的人口的行动能力减弱。仅在20世纪，就有2亿人死于疟疾。这种疾病对儿童来说尤其致命：全世界死于疟疾的人中有60%是5岁以下的儿童。它对于穷人的威胁尤其大，因为他们更有可能生活在容易感染疟疾的地方（例如贫民窟或乡下），或是居住的房屋没有防蚊处理，感染疟疾后，他们也不太可能买得起蚊帐，或是接受治疗。患了疟疾，即使没有致死，也意味着连日旷工、失去工作或是耽搁学业。这也意味着农业（尤其是粮食）减产，跨国企业的投资减少（它们可以选择别的地方）。据经济学家约翰·盖洛普和杰弗里·萨克斯估计，疟疾发病率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要减少1.3%左右，经过几十年的累积，结果十分惊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水平相当于其他国家的1/3。

但好消息还是有的。在发展中国家的当地政府、有责任感的公民，以及国际援助项目的共同努力下，疟疾正在逐步得到控制，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因此获救。自2002年以来，全世界死于疟疾的人数减少了47%。这意味着有超过400万人免于死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5岁以下的儿童。国际援助项目并不是促成这些进步的唯一因素，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国际援助，要挽救这么多人的生命是根本不可能的。

很多人都不记得，疟疾在全球的蔓延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1945年“二战”结束时，疟疾在全世界各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逞凶肆虐，只有南极洲和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得以幸免。被疟疾阴影笼罩的范围向北可达加拿大、芬兰和苏联，向南可及智利和澳大利亚。在美国南部各州，疟疾也十分盛行。1946年成立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其最初的目的就在于防控疟疾——它的前身是“二战”中的战区疟疾防控计划。CDC的总部位于亚特兰大，正位于美国疟疾发病重灾区的中心。事实上，我的父亲曾于1941年在得克萨斯州感染过疟疾，彼时他正在位于威奇托福尔斯北边的谢帕德空军基地服役。之后的8个月里，他熬过了疟疾的3次发作，住院6个星期。万幸的是他没有死，而且这场疾病还给他带来了好处，让他能够留在得克萨斯州负责军官的训练，而不是远赴欧洲或太平洋战场前线参加战斗。

在历史上，疟疾曾给个人、家庭、社会和各国经济都带来过浩劫。在数个世纪里，没有人知道它的来源以及如何进行防控。人们曾把沼泽地里的烟雾和有害的空气视为罪魁祸首。（疟疾的英文“malaria”就来源于意大利语中的“mala aria”，意为“有害的气体”。）直到1880年，法国军医阿方斯·拉韦朗发现疟疾病毒由一种寄生虫携带。1897年，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发现疟疾通过蚊子传播，从此对疟疾的防控才成为可能。

这些发现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9世纪80年代，第一次尝试开通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因为有2万多名工人死于疟疾或黄热病而搁浅。就在1906年第二次动工时，疟疾再度来袭，让工程险些再遭搁置：在参与修建运河的26000名工人中，有21000名因罹患疟疾而住院。6年后，由于针对疟疾和黄热病的防控措施得当，住院的工人人数下降了3/4，仅为5000人，尽管这时的工人总数已经倍增到了5万人。医疗进步带来的好处从运河沿岸扩展到整个巴拿马，仅仅在1906年到1909年的3年间，巴拿马死于疟疾的总人数就减少到了原来的1/6。当然，运河的开通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世界卫生组织于1955年发起的全球消除疟疾计划是对抗这种疾病的第一次重大国际行动。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在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的所有国家中根除疟疾。非洲的挑战更为艰巨，因此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在非洲的目标是实现对疟疾的控制，而不是根除。到1978年，共有37个国家摆脱了疟疾的滋扰——其中大多数都是位于气候相对温和的富裕国家。即使在疟疾并未得到根除的地区，强有力的疾病控制措施也支持了地区的发展。罹患疟疾的人数减少，使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以及印度北部的特莱地区的农民能够开垦新的耕地，疟疾的肆虐曾是这些地区不可逾越的发展障碍。新加坡的经济繁荣也部分得益于疟疾流行得到了控制。

尽管在相对富裕的国家以及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疟疾防治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在大多数贫穷的热带国家，尤其是非洲，灾难仍在继续。不幸的是，富裕国家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也产生了一个消极影响，那就是疟疾的防治工作不再被列入全球健康行动的日程表之内。1969年，随着资金来源的中断，全球消除疟疾计划也终止了。许多人似乎都认为，疟疾在富裕国家已经得到控制，就相当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控制，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在接下来的30年里，有关发展中国家疟疾防治的全球基金项目一直很少，国际机构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其他问题上，发展中国家自身——许多国家还是由独裁者统治——也在疟疾的防控上不太上心。而在同时，对抗疟疾药物的抵制却开始愈演愈烈。1972年联合国禁止使用DDT——它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灭蚊剂——因为大范围喷洒DDT具有毒副作用，而美国及大多数其他富裕国家，还有许多贫穷国家都响应了这样过度反应的措施，在国内严禁DDT的使用，哪怕使用量很小，而且也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能证明它的有害副作用。这些措施的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疟疾死亡人数持续增长。

然而，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组织与科研人员开始重新注意到疟疾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的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向人们证明了在疟疾防治上的投入可以产生巨大的积极效果。大约从2000年开始，全球的疟疾防治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死于疟疾的人数也开始迅速下降。全世界的抗疟疾行动汇集了多方力量：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和救援机构，“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组织，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各国政府，以及其他致力于疟疾防治工作的当地活动者。国际救援行动中用于疟疾防治工作的资金从2000年的1.4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将近12亿美元。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各国政府也增加了对当地疟疾防治工作的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的增加使得疟疾防治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包括推广使用蚊帐，扩大公共教育宣传活动，在安全的室内环境下有限度地喷洒DDT和其他药物杀虫剂，基于社区的病例检测与治疗，以及推广抗疟疾药物。2004年，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3%的家庭拥有经过杀虫处理的蚊帐，而到了2013年，这个比例达到了49%，而且受室内残留喷洒杀虫剂保护的家庭比例也增加了一倍。此外，新型的低成本诊断性检测手段与治疗手段的发展，如青蒿素联合疗法（ACTs），加上国际援助机构的赞助推广，已经拯救了成百万上千万的生命。

经过了几十年，此前一直不断上升的疟疾死亡率开始呈下降趋势。全球疟疾多发区的面积正在缩减。曾几何时，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受疟疾之害，然而如今有108个国家彻底消除了疟疾，还有几十个国家的疟疾感染人数正在减少。值得注意的是，从2001年到2013年，死于疟疾的人数下降了47%。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2001年到2013年间，有430万疟疾感染者保住了生命，其中5岁以下的儿童大约有390万，占总人数的92%。这些成就的背后并不仅仅是国际援助：它们汇聚了援助机构、国际组织、科学工作者、负责的政府以及当地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但如果缺少了国际援助，这些成就便无法取得。

国际援助是与发展相关的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几十年来，诸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彼得·鲍尔、威廉·伊斯特利和安格斯·迪顿等评论者曾提出尖锐的批评，指责国际援助使得政府官僚机构愈加臃肿，只会使腐败国家的政府继续腐败下去，使贫穷国家的少数精英变得更加富裕，或者有可能是一种浪费。他们举出的例子是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在接受了30年的国际援助之后仍然普遍贫穷，更不用说有些国家得到了巨额的援助，却一直多灾多难，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海地、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索马里。在他们眼中，国际援助项目应当改革、缩减或者干脆被取缔。

支持援助项目的人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些观点具有误导性，夸大其词。杰弗里·萨克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罗·科利尔、尼古拉斯·斯特恩、比尔·盖茨等人认为，尽管国际援助有时候不能尽如人意，但从总体上说仍然改善了全球健康状况，提供了人道主义救援，提高了粮食产量，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那些经济政策强健、治理良好的国家。他们援引了一些发展受益于国际援助的新兴国家（有博茨瓦纳、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时间更近的坦桑尼亚、越南、莫桑比克和卢旺达）以及一些成功的行动案例，比如“绿色革命”、“儿童疫苗接种计划”，以及防治结核病、麦地那龙线虫病、盘尾丝虫病、天花、艾滋病等疾病的行动。

那些批评者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援助项目的确并不总是能够达到目标（顺便说一句，私人投资项目也同样如此），官僚机构臃肿，当地投入过少，有些资金被浪费在思路不对、设计不佳的项目上，有时候（尤其是冷战期间）成了独裁者与邪恶政府的帮凶。

但这些人夸大了事实，陈述过于笼统，证据也过于陈旧。有大量证据可以表明，尽管国际援助存在缺陷，但仍然在总体上促进了当地的进步。它并不是这些国家取得发展成就的最主要推动力。它有时会遭遇失败，其实用性在许多方面都有待提升。然而，总体而言，国际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教育进步、农业增产和经济加快发展，并且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即便是最激烈的批评者有时候也不得不收回他们从前的评价，因为国际援助显然已经在全球卫生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所有的抗击某种特定疾病、提高免疫接种率的重大项目都得到了国际援助的支持，连同国际组织、慈善家、当地政府和有责任感的公民所付出的努力。我在全球发展中心的前同事露丝·莱文（现今在威廉与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工作）和她的团队在《全球健康案例研究：数百万人得救》一书中记录了卫生事业的诸多成就，以及国际援助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受到国际援助资金赞助的项目已经促使接受免疫接种的儿童人数从1980年的2000万人上升到如今的2亿人。结核病感染人数从2002年起下降了25%。艾滋病相关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在短短7年内就减少了超过1/3，这要归功于获得资金赞助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项目。天花——世界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之一——在发展中国家已经销声匿迹，这也要部分归功于国际援助所赞助的全球项目。自1988年起，小儿麻痹症流行的国家数量从88个下降到仅仅3个，小儿麻痹症在全球范围内的彻底消灭指日可待。死于腹泻的儿童数量在短短20年里下降了80%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际援助赞助下的项目促进了口服补液疗法的研发与推广。

国际援助也支持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女性教育。2002年，阿富汗的在校儿童连100万都不到，他们几乎全部都是男性，女孩和妇女被排除在外。自那以后，阿富汗政府与国际上的赞助者共同修建了超过13000所学校，招募并培训了超过186000名教师，促使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净增至56%。仅仅在10年后的2012年，在校儿童的人数就达到了800万人——是2002年的8倍以上——其中包括250万名女性。

我在前面章节中讨论到的许多农业生产和科技上的巨大进步，都曾受到过国际援助项目的支持。绿色革命也许是所有的援助项目中最为成功的案例，因为它救人无数，改善了更多人的营养状况，并且为亚洲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时间上更近的外国资助项目则帮助培育了更加抗旱涝、防寒性更好、更适应盐碱和贫瘠土地的新品种水稻、玉米和木薯。牛瘟是一种传染性疫病，几千年来已经造成大批牛群死亡。一些国际项目聚合援助机构、当地政府、个体农户、科学家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消除了这种疫病，减少了牛群的死亡，改善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养牛农民的生活与生计。国际水稻研究所——一个总部位于菲律宾的研究与教育组织，由赞助人、政府和基金会共同提供财力支持——在1985年到2009年间使得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粮食产量平均增加了11%，这些国家的农民每年生产的粮食总价值也增加了14.6亿美元。

援助项目为基础设施的广泛建设提供资金，包括公路、学校建筑、发电厂、机场、海港以及供水和卫生设施。开罗的许多供水和卫生设施都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赞助修建的。印度尼西亚的很多小学也受到了援助基金的资助。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帮助了战后的莫桑比克、利比里亚、乌干达和东帝汶人民重建家园。举一个例子：千年挑战公司——隶属于美国政府的一家国际援助机构——与贝宁政府密切合作，共同设计并投入了1.88亿美元，用于科托努港的建设。该港口的商品流通总量在从2004年到2009年的6年内增加了75%，不但刺激了贝宁的经济增长，也促进了更广泛的发展进步。

一些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是国际援助项目的受益者，从几十年前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始便是如此，二者在“二战”后都是在国际援助的帮助下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非洲的两个最为成功的国家——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都曾经接受过大量的国际援助。博茨瓦纳在过去30多年里一直接受每年人均超过150美元（以今天的美元价值估算）的国际援助，超过非洲其余国家平均受援数额的3倍，国际援助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教育事业的发展。毛里求斯在30年里每年接受人均65美元以上的国际援助，改善了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进而实现了经济腾飞。自1993年起，莫桑比克的GDP年增长率超过7.5%，贫困率大幅下降，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每年人均60美元的国际援助支持。卢旺达、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其他几个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都在接受巨额国际援助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这些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也得益于许多其他的因素，但大量研究证据表明，国际援助是促进其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后我们将继续讨论。

如今，赞助者之间以及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正在建立更为协调一致的合作关系，以达成具体的目标，让援助项目发挥更大的效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由援助国与受援国政府在2000年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共同设定的，具体包括减少贫困、改善健康状况、提高教育水平、促进性别平等、增强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其他的发展问题，援助国与受援国皆有义务为目标实现而努力。这些目标促使双方共同努力对抗疾病，减少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提高女童入学率，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尔·盖茨将年千年发展目标称作全世界的“成绩单”，因为它们通过聚焦重要的发展问题来衡量人们的表现，从而成为造就变革的动力。而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2015年生效，旨在推动一些国际援助工程和项目，以实现获得各国一致认同的未来30年的发展目标。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在他的《最底层的10亿人》中表示，国际援助对那些处于冲突后重建时期的国家尤其有用，可以帮助改良主义政府将国家带回正轨。利比里亚在残酷的15年内战中四分五裂，据估计，有27万人丧生（相当于大约每12个利比里亚人中就有一人死于内战战火），还有无数的家庭、社区、基础设施和社会机构遭到摧毁。自2003年获得和平之后，利比里亚的国家重建成效显著。孩子们回到学校，道路得到重修，企业恢复运营，而且从2005年到2013年，利比里亚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它举行了两场自由、公开、公正的选举，赋予国民更多的个人自由，鼓励新闻舆论自由，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建立了有活力的民主制度。利比里亚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2014年埃博拉疫情的暴发就是一个巨大的难关，它表明虽然这个国家在战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要想建立强大而坚韧的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如此，利比里亚所取得的进步仍然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因为在2002年这个国家还处于内战的水深火热之中。利比里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认为国际援助是这些成就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没有国际上的支持，”她说，“利比里亚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而且很可能已经重新陷入冲突之中。”

三枚烟幕弹
[1]

针对国际援助有许多抨击性的言论，其中一些是有根据的，但也有三枚常见的具有误导性的烟幕弹，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更重要的问题上转移开来。

首先，许多批评者宣称用于援助的资金数额十分庞大（同时也在暗示它们本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实际上，国际援助的资金数额十分有限。2012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一共接受了30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这些国家的总人口数是9.3亿人，平摊下来每年的人均获得援助金额大约为33美元，人均每天所获得的援助不超过10美分。这个数额并不大，因此我们很难指望有奇迹出现。

从援助国的角度来看，援助资金的数额相对不大。在所有的主要援助国，官方（政府）用于进行国际援助的资金都不超过国民收入的1%的1/3（约0.3%）。美国用于国际援助的资金不超过国民收入的1%的1/5（即0.2%），大约仅相当于联邦预算的1%。即便如此，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以为美国用于国际援助的开销甚巨。据多项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他们用于国际援助的金额占联邦预算的15%到30%。当他们被问到美国应当花费多少钱在国际援助方面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应当远远小于现在的规模——大约只占预算的5%即可。换言之，美国人认为他们应当在国际援助上花费的支出其实是美国实际支出的5倍以上，而他们以为的支出数额其实是他们实际支出的15倍以上。

第二枚烟幕弹则是一种认为国际援助本身就能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观点，换言之，如果它做不到，那么它就是失败的。这种言论大多以后半句的形式出现，前半句则是“国际援助耗资甚巨”。“援助国在60多年来花费了30万亿美元”，但现在“仍有10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或“大多数非洲人仍然贫穷”，或“仍然有人死于疟疾”，或“仍然没有足够的纯净水”。这种逻辑的谬误之处很明显：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国际援助显然是失败的。

我一直很敬佩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的研究，但他最近就使用了这样的错误逻辑抨击国际援助。他将国际援助称为“援助的幻觉，一种只要富人或富裕国家愿意给穷人或贫穷国家更多的钱，全球贫困就能够消除的错误观念”。他接下来还用一些具体事例证明了国际援助本身并不能解决全球贫困问题。这个结论并不令人讶异——单靠国际援助本身当然不能解决问题。真正的幻觉正是在于有人认为国际援助本身就能够消除全球贫困，或是认为彻底消除全球性的贫困才是衡量一个援助项目是否有效的恰当标准。发展没有万灵药，也不可能单凭一种途径就能解决全球性的贫困问题——无论是靠贸易、外商投资、更有利的商业环境，还是更高的医疗和教育水平、民主制度、治理方式，抑或是更低的人口增长率，都无法彻底消除全球贫困。国际援助是否可以彻底解决贫困问题不能成为检验它成功与否的标准。

尽管有一些国际援助的支持者会着力强调它可能带来的益处（尤其是慈善机构在募集资金的时候），但无论是援助组织还是学术界，都不可能断言单凭国际援助就能够消除全球贫困。批评者时常针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他是国际援助的力挺者之一。（多年来，批评家指出，萨克斯错误地认为仅凭宏观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开放贸易或者地理因素就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单凭自然资源诅咒就能导致经济失败，或者说，单凭国际援助就能够解决贫困问题。）实际上，萨克斯在提出国际援助能带来巨大好处时，并不是在说单凭国际援助就能解决贫困问题。他对宏观经济管理、贸易政策、民间投资、制度、技术和其他在减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都有大量研究和著述。最近，他这样写道：

当然，我并不认为国际援助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或主要动力。我也不认为国际援助会自动发挥效力。因此对于发生在非洲——或是华盛顿——的治理不善问题，我们不应姑息。国际援助是多个促进发展的因素之一，只有在和健全的经济政策、较高的政府透明度、良好的治理和有效的新科技进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发挥最好的效用。

要评判国际援助的价值，单看国际援助自身是否能消除贫困是错误的，正确的衡量标准是看它是否能促使这些国家取得实质上的发展进步。

说起第三枚烟幕弹，我们需要回到英国经济学家彼得·鲍尔在1977年写过的一段著名的话：

如果发展的诸多要素都齐备，只缺资金，那么资金或者很快会在本地生成，或者会经由商业条款从国外进入，提供给政府或民间企业……不过，如果发展的诸要素都不成立，那么国际援助必然会是徒劳无功的，因此可说是无效的。

这种思路具有欺骗性和诱惑性：如果发展条件齐备，国际援助就没有必要；如果发展条件不足，国际援助就是一种浪费。这样的言论赢得了许多怀疑派的附和与掌声。

但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前半部分实际上肯定了国内外资本市场运作机制的完美性：如果发展的诸要素具备，私人金融市场便很乐意提供资金，满足所有贫穷国家的需求。但是，资本市场当然远称不上是完美的。即使在发展条件很有利的情况下，人们也并不是那么乐意为贫穷国家提供资金。对于那些在战争冲突后开始发展的国家，比如东帝汶或者塞拉利昂，可用的民间资本相当少，即使愿意在这些国家投资的私人企业，也通常会向当地政府索要补贴和权利担保。私募市场的资金也不会投入到对发展十分重要但少有现金回报的社会建设领域，比如疫苗接种项目、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农业研究所。低收入国家的政府——特别是那些经济刚开始加速增长的国家——通常没有足够的税收收入来资助所有的生产性投资。因此，我们不要以为资本市场是完美的，或是认为民间资本可以提供所有贫穷国家需要的资金支持。事实并非如此。

而鲍尔的第二部分陈述——如果发展条件不利，国际援助就是一种浪费——最多只能算是部分正确，而作为一个观点来说，它是不正确的；它取决于国际援助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方式。津巴布韦并没有适合发展的条件，只要罗伯特·穆加贝还在位，那些意图促进广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大规模投资都是徒劳，这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国际援助都是一种浪费。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援助正在帮助艾滋病患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或是改善疟疾的治疗状况，或是正在帮助那些在穆加贝政府恶政下生活的津巴布韦人。诚然，这些国际援助在更好的环境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挽救受援国人民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当一个国家的环境不适宜大规模的广泛发展时，这就说明这个国家更适合那些规模更小、目标更有针对性的国际援助项目。这些项目专注于社会服务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由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赞助。可这并不代表国际援助一无是处。因此，彼得·鲍尔式的陈词滥调可以省省了。

对国际援助的批评

撇开某些激烈的抨击言论不谈，国际援助的确无法总是发挥效用，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这些项目在管理和实施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弊端。评论家们发表了一些真知灼见，其中许多言论成了近年来援助机构改革的基础。援助组织本身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一，有些援助项目计划十分不合理，少有当地居民或是了解当地情况的人参与其中。他们很可能无视项目会遇到的阻碍，忽略潜在的刺激因素，抑或是在做出的计划里埋下了失败的隐患。第二，援助者与受援者对于何为发展最紧要之事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候，援助者想要投资的领域并不符合该国社会最迫切的需要（这对于许多慈善机构和组织来说都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如果援助者想要捐赠教科书，而受援者实际需要的却是教师培训，那么援助的作用便会大打折扣。第三，由于资本具有可替代性，那些援助目标广受认可的项目可能会使当地政府将更多的资金投向别的、不那么受认可的领域。例如，赞助疫苗接种事业的项目可能会使政府在疫苗上减少支出，加大豪华车的生产投入。第四，有些赞助项目管理成本高昂，在原始赞助者与目标受益人之间还隔着层层机构与承包人，等等。这些中间者的存在是有理由的，比如起到财务监督的作用，以减少资金被盗用的风险，或者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聘请受援国当地有可能找不到的、拥有特定专业知识的人才。尽管如此，有时候项目的进度太过缓慢，赞助者与最终受益人之间的办事机构太过臃肿，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率，减少了每一分援助资金的效用。第五，赞助者并不能时刻对项目进行监管和评估。受益人与项目目标有时候并不具体，或者根本不存在，这使人更难以衡量援助项目的效果。

有一种普遍的批评是，国际援助让邪恶政府继续掌权。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年来——尤其是冷战期间——富裕国家向世界上的一些最糟糕的独裁者提供了大量资助，包括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海地的“杜爸爸”弗朗索瓦·杜瓦利埃，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中非共和国的让–贝德尔·博卡萨等。对于这些国家，援助国政府的目的曾经确实是让这些独裁者继续掌权。这种行为至今仍然存在，包括资助一些独裁政府，它们要么正在帮助富国打击恐怖主义与毒品贩卖，要么在其他方面与富国的目标一致。在那些政府不负责任的国家，国际援助的最初目标是什么根本不重要。由于资本具有可替代性，国际援助使得独裁者可以腾出资金来做他们想要做的任何其他的事。

这些都是关于国际援助正当性的担忧。但从本质上说，比起援助本身，它们更多的是在讨论富国扶植盟友背后的政策因素和目的。现在美国、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国家都在使用一系列的不同手段支持一些“友好”的独裁政权：外交政策、贸易优惠、军事支持、民间投资补助、贷款、宣传运动以及国际援助——是的，国际援助。国际援助是一种手段，而且像其他所有的手段一样可能被滥用。在被滥用的情况下，国际援助的目的并不是发展，因此它没能促进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有理由质疑富裕国家用自己的力量扶植独裁者的行为，但并不代表着在扶植独裁者的所有手段中，援助比贸易优惠、外交政策、贷款担保所起到的负面作用更大。至少民间投资在支持独裁者的活动中就差不多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拉丁美洲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印度尼西亚的木材公司，赤道几内亚的石油公司等都是例证——但这也不能证明民间投资都是无用的。

然而，我们也的确应当严肃对待这些担忧。当下一些援助项目仍然流向受独裁统治的国家，但比起以前数量已经有所减少了。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从专制制度过渡到民主制度，更多的援助项目支持的都是经过合法、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比如加纳、塞内加尔、南非、土耳其、东帝汶、印度尼西亚、蒙古、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国际援助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自冷战结束起就发生了改变。冷战后，国际援助似乎开始帮助一些国家向民主过渡，一方面促进这些国家的广泛进步，另一方面则支持民间组织、强化司法系统和推动多党选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学家萨德·邓宁发现，冷战后，国际援助在促进非洲民主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他由此得出结论，“冷战的结束是国际援助在非洲的政治分水岭”。杜克大学的政治学家莎拉·贝尔梅奥发现，1992年之后，来自民主国家的国际援助与受援国民主转型的概率增大有所关联。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密苏里大学的西蒙·迪特里希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约瑟夫·赖特，二人的研究表明，过去二十年来，援助国越来越多地把对非洲的国际援助与民主化目标联系起来。他们的结论是，“经济上的援助加大了向多党制政体转型的可能，与此同时，来自民主国家的援助降低了多党政治失败与选举失当的风险，从而巩固了民主制度”。这些研究都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广义上的国际援助能够破坏民主，或是支持特权阶层继续掌权。

来看一个最近的例子。援助国对塞内加尔的施压——它们支持大部分民众的意愿——有力地阻止了前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在2012年修改宪法、试图第三次连任的举动。援助国不但没有支持独裁者，反而帮助塞内加尔民众去争取一场公开、公正的新总统选举。许多支持民间社会组织的项目似乎都是有作用的，至少从专制政府的反应来看是如此。2012年，俄罗斯禁止美国向大量支持民主的民间社会组织提供支持，因为它将这些赞助项目视作美国“插手”俄罗斯的内政。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很明显并不认为这些项目是在巩固俄罗斯的现有制度。

虽然如此，还是有大量的国际援助流向了非民主国家。援助国向遭遇天灾或人道主义危机的索马里、苏丹、叙利亚等国都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援助与支持。他们向2010年遭遇重大地质灾害的海地提供关键的援助，即使海地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他们也向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卢旺达、越南等国提供大量资助，用于支持疾病防治与其他发展项目。

有的国家在发展的某些领域是进步的，但在其他领域却未必，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会遇到许多问题——而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对当下国际援助资金分配的评论里，有一点很有道理，即应该让更多的援助资金流向民主国家，以及用于非民主国家的社会民主组织活动。这样做会让国际援助更有效地实现发展目标，支持民主制度，并增加它的合法性。认为国际援助在广泛意义上所发挥的最主要作用是让特权阶层继续掌权，并且破坏民主制度这一强势观点再也站不住脚了。

国际援助与经济增长

关于国际援助的作用，最消极的看法大多围绕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援助对于经济增长的帮助甚微。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之间，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之外，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以及发展）已经失败了大半，因此旨在支撑发展的国际援助也是无效的：这个推论尽管很肤浅，但的确是简单明了。评论家们断言，学术研究已经得出最终结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国际援助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这样的言论是一种谬误。尽管有一些研究得出了以上结论，绝大部分的研究——尤其是时间更近的研究——表明援助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正相关性。

在所有研究援助与增长之间关系的成果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经济学家彼得·布恩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文章的结论是援助对投资（乃至经济增长）毫无影响。2000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杜大伟和克雷格·伯恩赛德认为援助在总体上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对于一个国家经济政策与制度的改善有积极作用。2008年，拉古拉姆·拉扬和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在一篇论文中得出援助与增长无关的结论，这一结论被广泛引用，因为拉扬当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如今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但这些研究结论都经不起推敲。我花了好几年时间与三位同事——全球发展中心的迈克尔·克莱门斯、威斯康星大学的利克希尔·巴夫纳尼和波士顿大学的萨米·巴济——一同试图厘清援助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最新的一篇论文里，我们详细审视了我刚刚提到的三篇著名文章。我们发现，只要在他们的基本假设上做出一点儿很小但很合理的调整，所有的结论都会发生逆转，呈现出积极的相关性。比如说彼得·布恩的文章，当我们做更细致的考察时，发现他最初的研究实际上发现了援助和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他简要地提到了这个积极的结果，却在之后——不合情理地——从样本中去除了14个考察对象——而这些考察对象所接受的援助数额是最大的。正是因为样本被截断，他才没有找到援助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因此，正确地说，布恩的原始研究在样本完整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投资之间呈正相关性。

让我们来做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对这些研究的假设做出三个简单的调整。第一，我们要考虑到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援助对增长的影响随着援助数额的增加而递减——而不是这些研究所基于的那种站不住脚的假设，即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持续的、线性的，新增的每一美元都在持续地对经济增长产生同样的效用。第二，我们应该考虑到援助作用的发挥需要大约在4年以后才能见效（投资项目的完成与生效需要时间），而不是像这些研究所假设的那样，能够立刻验收援助成果。第三，我们发现考察所有种类的国际援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很大一部分国际援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卫生健康与教育项目，这些项目即便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也不会在近几十年内体现出来。一个陷于困境的国家（比如刚刚遭遇了一场重大洪涝灾害）会吸引更多的援助资金涌入，而此时正值经济增长率下降，从基本统计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援助与经济表现不佳被关联在了一起。所以，要想更好地理解援助与增长之间真正的联系，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那部分援助。

在做出了这些简单调整后（研究在其他方面保持原状），我们发现对于这三个颇有影响的研究而言，用同样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恰恰是援助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性。我们并不认为援助在每一个国家的每段时期都能发挥作用。援助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各个国家呈现出很强的多样性，在有些国家呈正相关性，在另一些国家却不是（甚至呈负相关性）。但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发现援助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相关的，并且在数据上显著相关。我们的这篇论文做了大量而广泛的文献回顾，之后于2012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它获得了由英国皇家经济学会颁发的当年度最佳文章奖。

当然，任何单篇的研究论文都不可能一锤定音，也并非所有人都为文章的观点所动，但继我们的研究之后不断有其他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亨里克·汉森、芬·塔普、罗伯特·兰辛克、霍华德·怀特、桑德琳娜·贝尔托·莫雷拉、钱宁·阿恩特、马尔库斯·布鲁克纳等，他们的论文都发表在颇有声誉的杂志上（但几乎很少被批评者提及）。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者塞巴斯蒂安·加利亚尼与其他三位世界银行的学者最近共同发表了一份工作报告，其统计结果表明，在获得世界银行减让性援助资格的35个国家里（减让性援助包括机构拨款和补贴性贷款），援助对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且积极的作用。有些评论者声称所有的学术研究证据都表明援助对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作用，而当前的事实远非如此，大多数的近期研究都指向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知名经济学者开始接受这一结论。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国际援助……即便问题重重，仍然造福了百万大众，而且往往是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方面。”乔治城大学的马丁·拉瓦雷教授是世界上贫困研究领域的翘楚，他在经过细致的文献回顾后得出结论，认为“对贫穷国家持续的援助投入从长远角度来看有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牛津大学的保罗·科利尔则认为“根据合理的估算，国际援助在过去30年里使最底层的10亿人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都提升1%”。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说过：“支持明智且高效的国际援助项目具有财政上的意义，因为它们正在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哥本哈根大学的钱宁·阿恩特与他的合作研究者也认为“（援助的）流入资金相当于这些国家GDP的10%，从长远来看，这刺激了受援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增加至少1个百分点”。

幸运的是，关于援助的讨论已经由过于简单无用的极端看法转向如何更好地理解援助产生效果的时机和地点，以及如何强化援助项目，使它支持经济发展。其中的一些观点我将在最后一章讨论。国际援助在过去20年里从来不是发展进步的主要动力，未来也不会成为主要动力。但无论如何，仍然有证据表明援助在发展进步的浪潮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原文为三只“红鲱鱼”（red herrings），意为用于转移注意力的话题。——译者注

第三部分
未来

发展的大浪潮能否持续？它能够到达那些迄今为止仍然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吗？还是说它即将放慢速度，甚至发生倒退？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将探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三种可能的未来图景：（1）发展的趋势持续并延伸到更多地区；（2）随着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乏力与机会流失，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势头也在减弱；（3）由于领导不当、环境压力加剧以及重新陷入重大冲突，国家发展脱离了应有的轨道。在最后一章里，我会详细讨论导致这些不同局面的关键行为。

第10章
第一种未来——
发展增势：全球繁荣的新时代

我们正处于一个幸运的时代，过去几十年的成功与越来越有利的经济局面共同给予发展中国家一个契机——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有望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消除极度贫困。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2013年4月2日

从16世纪初开始——距今已有近5个世纪——西方国家一直在世界经济版图上占据优势。1820年，西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总量一共占世界经济的25%，然而到了19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比例飙升至55%，即使这些国家的总人口还不到世界人口的20%。在这段时期，这些国家每年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2%，这个速度看似不温不火，但实际上已经足够使人均收入增长8倍之多。在这些国家里，极度贫困被消除殆尽，人们的平均寿命增长了一倍，个人自由、对基本权利的尊重以及民主思想逐渐根深蒂固。然而对于全世界其他80%的公民来说，进步几乎为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或接近极度贫困的状态中，健康堪忧，营养匮乏，没什么机会接受教育，收入也十分低。

自20世纪60年代起，全世界人民的收入状况开始发生巨大的改变。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迅速崛起。中国觉醒了，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变革的范围扩大，步伐加快，有超过70个发展中国家都取得了经济上的加速增长，上百万的人口平均收入翻了一番，极度贫困人口大量减少，人类社会的福利与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极大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继续延续。据大多数主流观点预测，在未来的20年里，有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节奏将会——再一次——达到使人均收入翻番的程度。如果是这样，还会有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口将摆脱极度贫困，儿童死亡率将持续下降，面临饥饿或者饥荒的人数会大大减少，3/4的成年人得以接受中等程度以上的教育，其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基本持平，民主制度——哪怕如过往般并不完善——也将继续扩散，虽然过程曲折而缓慢，却将会在大多数国家里变得更加深入与强大。

也许这些对于未来的设想听上去很像天真的童话故事，但它们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些相对保守的假设：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每年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在3%左右，医疗与教育方面的进步更加广泛，民主制度传播到世界上的更多国家。这样发展下去，上述的未来图景虽然远称不上十拿九稳，但也是很有可能实现的。

如果这样的未来图景得以顺利实现，那么这场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90年代席卷整个世界的发展大浪潮将只是下一场变革的开端。这场变革将持续数十年，并让发展中国家的上百万人摆脱极度贫困，步入小康生活，还有数百万人的收入足以使他们养得起家，生活更加宽裕，获得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条件，并享有更大范围的基本自由与权利，经济衰落的国家数量将会减少，世界也因此成为更美好的人类居所。

正如我在2015年年初发表过的文章里所说的，现在的地平线上乌云集聚，阻碍着人类向前航行。全球经济还没有从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中完全恢复，人们日渐担忧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能否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速度都已经放缓。全球的民主发展进程停滞不前，有些国家甚至还出现了倒退——引发人们关于民主制度的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收缩的质疑。在10年前所未有的世界和平期之后，冲突与争端呈上升趋势。乌克兰危机，中国边境发生了几场小摩擦，叙利亚内战爆发，世界多地遭遇恐怖主义袭击，这些冲突都预示着一个新的敌对冲突时代的到来。人口扩张、城市化加快、资源需求增长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都给人类生存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与挑战，尤其是对低收入国家而言。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许多机遇伴随着挑战而来。技术不断进步，为可替代能源、医疗健康、水资源保护以及粮食增产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契机——比如电力、柏油路、疫苗与互联网，将提升上千万人的福祉。发展中国家在为自身发展融资时有了更广泛的选择，从积累国内储蓄、依靠税收收入到利用全球融资网络。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银行利率一直处于历史低谷之中，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有机会融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吸引其他投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拥有比以往更坚实的技能储备与更丰富的人才资源，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刚刚开始深化它们彼此间的贸易、融资与信息网络，未来的发展有无限可能。

发展大浪潮能否持续，取决于三个主要领域的行动，我会在最后一章详细讨论。首先，这需要发达国家发挥强大的领导力，与新兴国家开展更为密切的合作，以建立与维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格局。世界各国的领袖也应当解决自己国内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发展速度放缓，以及因民主制度有效性受到质疑而产生的政治僵局。另外，在设立全球性机构、发挥领导力以及做出重大决策时，老牌大国需要更大程度地吸收新兴国家的力量——比如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和土耳其。

第二，持续的发展将取决于全球贸易、金融、信息、思想和——最重要的是——对新技术的投入能否实现更加深入、有效的融合。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能源、交通运输、医疗、信息流通和农业科技方面的进步都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并且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威胁、解决人口增长压力带来的粮食问题也至关重要。没有决心、创新与投入，就没有这些技术的兴起。

第三，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卓越领导力——这种领导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对于建立足以支撑持续发展的有效体制而言，作用十分关键。要获得持续的发展，需要在多个方面采取行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贸易、金融系统、能源、自然资源管理、经济多元化、医疗和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女性与少数群体、行政治理、反腐、人权与政府问责制。成功的模式并非只有一种，但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必须与这些问题苦苦斗争——与当今许多高收入国家过去和现在面临的处境并无二致。

这些挑战都不是轻易就能克服的，但如果决策正确，行动果决，持续的发展进步前景大好。

发展的浪潮还在继续

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非、土耳其等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对经济发展浪潮的持续与扩大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的持续进步不仅对本国国民意义非凡，同时也会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中国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保持着非同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这种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了。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五年（2003—2007年）时间里，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1.7%，而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这个速度放慢到9.6%，2012年和2013年降到了7.7%，2014年进一步降至7.4%。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经济会在2014年到2015年继续放慢，并将在2019年前降至6.3%左右。一些观察者，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和劳伦斯·萨默斯均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会在此基础上再下降2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阻力，迅猛的经济发展势头虽然不会因此中止，但很可能逐渐放慢。其中有三股阻力尤为强劲。

首先，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很高，但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开始降低。这种变化表现为常见的投资收益递减：当资本总量扩张——包括道路、电力供应、工厂、机器设备——每一次新的投资所带来的产量增加数额便会减少。中国的投资一直在填补道路、港口、电力供应和住房供给方面的缺口，但这些缺口正在弥合，因此当下能带来巨额回报的投资项目减少了。长期研究中国的哈佛教授德怀特·珀金斯发现，仅仅在2011年到2012年，中国的住宅建设面积就达到了38亿平方米，足以让1亿人口舒适居住。这种类型的投资可以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但中国不可能年复一年地修建这么多的新住宅——即使是在中国，每年对新住宅有需求的人口也不会有1亿之多。

其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业人口向制造业转化，而制造业工人的人均劳动生产率要远远大于农业人口。同时，中国一直从其他国家引进技术，并将之应用于制造业。这两个因素都是中国生产力——进而也是GDP——增长的动力。而如今，这两者的进程都在放慢：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化的人口数量减少，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的人口增多，而在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更加难以实现。与此同时，中国正渐渐从技术输入国转变为自主研发技术的创新者——这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但当下却体现为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因为创新比借用他人的智力成果要困难得多。

第三，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开始显露弊端。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从“人口红利”中获益颇多，全国人口中有很大比例都属于劳动人口，老人和孩子的比例较小。当劳动人口多，接受供养的人口少时，经济增长率更高。但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重，劳动人口相对于接受供养的人口将会减少，因而总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下降。

日本经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经历过盛极而衰的过程，韩国、博茨瓦纳、中国台湾等几十年前崛起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其发展势头也在更近一段时间里开始减退。韩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从1966年至1990年的8.5%下滑到1991年至2000年的6.2%，近10年来更是低至4.1%。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与他的合作者通过数十个案例来研究“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在何时衰退”。他们发现，尽管各国情况殊异，但在人均收入达到17000美元（按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时，经济增长率最有可能下降大约2个百分点。

像中国这样的巍巍大国，即使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减缓，实际增量也依然可观。大多数的预测认为，在未来十年里，中国经济将保持6%~7%的增长率，这依然是一个很高的速度。考虑到中国这个经济体的规模，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依然处于领跑地位，带动着许多跟它有贸易往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将继续推动全球发展的大浪潮。

无论是资本的积累还是接近人口结构的转折点，印度都没有中国走得那样稳健。从1996年到2005年，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了6.4%，并在2006年到2010年的五年间提高到8.3%——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也是如此。然而，在2012年和2013年，由于新投资的骤减，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了5%左右，2014年又小幅上升至5.8%。印度储备银行前行长、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拉古拉姆·拉扬将经济下滑的原因归咎于印度在促进投资方面的制度瓶颈，尤其是围绕土地、采矿权、无线频谱分配，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管理遇到的挑战。他对印度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并相信只要进行适当的改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将重回8%的高位。

另一些人则不像拉扬这样乐观，但也认为印度经济将会获得相对快速的发展。最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项研究便预测，到2030年，印度的年平均GDP增长率将达到6.7%，之后就会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在未来五年内，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在6%到7%之间。还有一些人则更为悲观，如普里切特和萨默斯，二者都认为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在未来十年里会下滑至4%，此后还会更低。印度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政府实施的政策行动与制度改革。

鉴于印度和中国的总人口加起来超过20亿，这两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会给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全世界穷人的未来带来巨大的影响。印度是极度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2011年超过了3亿——因此它的经济发展对于全球未来的减贫工作至关重要。然而，发展并不局限于这两个大国，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很可能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包括印度尼西亚、越南、孟加拉国、巴拿马、哥伦比亚、土耳其、突尼斯、格鲁吉亚、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依存关系将变得更加密切，较大经济体的发展会越来越多地带动其他经济体的发展，贸易和投资关系会日渐深化。在2035年之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很可能从现在的20%左右上升到35%。当今发展中国家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有超过1/3的部分都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还将继续稳步上升。

大多数预测者都认为，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可达3.5%~4%。一些国家爆炸式增长的势头会开始出现减退的现象，但另一些国家则会因近年来实施的政策与制度改革而实现经济更加快速地增长。最重要的是，这些预测者认为并不是三两个国家，而是数十个国家可能实现经济的加速发展。1977年到1994年间，只有21个发展中国家（总数为109个）每年的人均经济增长率超过2%。1995年到201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71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从2015年到2019年，在109个发展中国家里将有92个国家的年人均经济增长率超过2%，还预测31个国家的年人均经济增长率会超过4%，这个数字与过去20年的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见图10–1）。

显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只限于未来5年。这些也只是预测，事实可能会证明预测者过于乐观，过去很多次的预测都是如此。然而，这个预测表明了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在不远的未来，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而更多国家则很有可能出现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的现象。许多国家在发电、道路网建设、互联网与移动设备普及和教育系统等方面的投资，以及这些国家在深化与加强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都会收到回报。如果平均增长率能继续维持在接近过去20年的水平，甚至略低于这个水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在这些国家生活的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口——都会取得引人注目的进步。

图10–1 发展浪潮能否持续：不同人均经济增长率下的发展中国家数量，根据历史数据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5—2019年）

来源：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及《世界经济展望：遗留问题、潜在危机与不确定因素》，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0月，第188页。

我们可以假设在未来的20年里，每年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3%，与过去2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一致。实际上，这种假设意味着即使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会自然下降，但在其他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率会因为政策与制度的改革而加快。如果一切顺利，发展中国家2035年的人均收入将是2013年收入水平的将近2倍、1994年水平的3倍以上（见图10–2）。即使在未来的20年里，每年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平均只有2%，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也会是1994年水平的近3倍。

图10–2 收入持续增加：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经人口加权处理，按不变价格计算）

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计算得出。图中数据为以1994年所有国家的人均GDP数据为原始基准（100%）重新计算的指数值。

*2035年的数据根据2013到2035年每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和3%的预测估算得出。

维持相当的经济增长率是意义非凡的。坦桑尼亚的总人口数为4700万，其中有2800万人的日平均收入低于1.25美元。当人均经济增长率预期超过4%时，2013年的人均收入——17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35年时将会翻上一番还多，达到约4000美元。这个数字足以使大部分坦桑尼亚人拥有更好的居住条件，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教育，并且让他们享有更好的医疗保障，极度贫困率将会大幅下降。

在发展中国家，有上百万的人开始成为新的中产阶级。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斯曾深入探究过这种新趋势。尽管人们对于在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中产阶级”仍颇有争议，卡拉斯采用的标准是日均收入在10美元到100美元之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一标准高于其他的大多数研究者（要知道，这个标准的底线是日均收入1.25美元的极度贫困线的8倍）。按照卡拉斯的标准统计，2009年全世界的中产阶级人数约有18亿人（占世界人口的25%左右）。他的研究结果发现，在合理的假设条件下，全世界中产阶级的数量将在2035年以前扩大到近50亿人（约占世界人口的60%），当下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被包括在内。

个人收入的增长意味着国家储蓄与税收收入的增加，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更有底气地进行支撑经济发展所需的投资与制度建设。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将会发展起来，创造出更大的资金池用以拉动投资。税收收入增加意味着国家能够投入更多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司法系统、医疗系统、教育系统、警察机构等公共部门的建设。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可以建立起一个“收入增加—制度得到巩固—公共与民间投资增长”的良性循环机制，这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增进人民福祉。

这些进步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世界上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收入两极分化长达两个多世纪以后，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收入水平趋于统一的时代，许多贫穷国家开始缩小和富裕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曾经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称为“大融合”。如果发展进程顺利，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额的比例可能在2035年前达到55%（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而在1995年，这个比例是41%。

让另外7亿人口摆脱极度贫困

如我们所见，在1993年到2011年间，发展中国家的极度贫困人口比例从42%骤降到17%，绝对人数从20亿下降到10亿，减少了一半。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一项——在1990年到2015年间实现极度贫困人口比例减半——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实现。这个世界的贫困现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减少。

全球的极度贫困率在20年时间内下降了25个百分点，这一成果使得一些人禁不住问：我们能在2030年以前让极度贫困率再下降17个百分点，彻底消除极度贫困吗？这样的前景令人心驰神往。事实上，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都制定了在2030年前消除极度贫困的目标，正如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这一章的引言中所说的那样。只是还有一个小问题需要大家注意：所谓“消除”，指的是极度贫困率下降到世界人口的3%左右，也就是极度贫困人口数量下降到3亿人左右。且不提用“消除”这个表述来形容极度贫困率下降到3%的事实是否贴切，这一目标仍然堪称雄心勃勃。因为这意味着在2030年以前，让另外7亿人摆脱极度贫困。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那么从1993年到2030年极度贫困率的迅速下降，足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极度贫困率在未来20年里要保持现在的下降速度，远比过去困难，这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中国的极度贫困人口数量没有过去那么多了。1993年到2011年，中国共有5.6亿人摆脱了极度贫困，占全球极度贫困人数减少数量的一半还多。但如今中国的极度贫困人口只剩下8400万（数据截至2011年），因此全球减贫项目的推进需要更多其他国家的努力，尤其是极度贫困人口高达3亿的印度，还需要许多较大国家的持续发展，比如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非洲的一些国家。

其次，全球减贫工作最大的困难在于，在几个贫困人口众多且数量不断增长的国家，经济增长、贫困减少的进程还没有开始，比如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索马里、朝鲜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对这些国家来说，仅仅维持过去的发展趋势还不够——它们需要的是发展方向上的根本变革。只有改变这些减贫困难国家的发展轨迹，消除极度贫困才有实现之机。

第三，随着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剩下的那部分贫困人口是减贫工作最难惠及的：这些人的日平均收入远低于1.25美元的标准线，居住在偏僻孤立的地理区域，资产（比如土地）少得可怜，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歧视（例如女性和少数群体），或者生活在硝烟弥漫、治理混乱的国家。随着全球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要想让极度贫困率继续下降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说，让另外7亿人摆脱极度贫困、全球极度贫困率下降到3%，是否真的切实可行？劳伦斯·钱迪和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对全世界每个国家在未来几十年内贫困人口状况的三种预测情况（平稳、乐观、悲观）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与其他一些专家，比如乔治城大学的马丁·拉瓦雷的观点一致），未来贫困人口的减少既取决于经济增长率，也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这是一种简单直接的直觉：如果收入分配失衡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收益都将归于富人，那么经济增长对于减少贫困的作用也将被弱化。相反，如果收入分配结构保持适中或有所改善，那么经济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都会让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加快。全球贫困人口在过去20年里迅速下降，不仅是因为经济增长较快，也是因为大多数国家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动幅度一直相对较小。

根据钱迪的预测，如果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符合预期，且收入分配结构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全世界的极度贫困人口比例可能会在2030年前下降到5.3%（在2040年前会下降到更低的水平，尽管他们的预测范围没有那么远，见图10–3）。极度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将减少到3.86亿人。这样的结果将会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从广泛的历史角度衡量，这意味着极度贫困人口数量——从人类历史初期便开始不断增加，并在20世纪初达到顶点，即约20亿人——竟在短短的40年内奇迹般地下降了80%以上。这意味着全世界成百上千万的人口摆脱了接近赤贫的生活状态，在衣食和家庭教育方面有所改善，并且具备了在未来取得更大进步的基础。

图10–3 极度贫困的终结之路将要开启？以下为三种预测：日平均收入低于1.25美元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

来源：劳伦斯·钱迪、娜塔莎·莱德利、维罗妮卡·宾西亚科娃，《最后的倒计时：到2030年终结贫困之展望》，政策报告2013–04，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部，华盛顿，2013年4月。

然而，如果经济增长放慢或是收入分配失衡，贫困率下降的速度就会减慢，并且只会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在悲观的预测下，极度贫困率虽然在继续下降，但只是缓慢地下降到世界总人口的15%左右。由于人口增长，世界人口总数仅仅会稍微下降一点点。这样的结果将会令人大失所望。

从另一方面来说，实际情况有可能要好于钱迪的平稳预测结果。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加快，而且收入分配有所改善——通过科学技术的更大进步，更深入的全球一体化，明智的政策决定，以及一些大国（例如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的经济转而开始更加高速地增长，贫困率有可能下降到他们所说的“几乎接近于零”，即贫困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1.4%左右，绝对人数约为1亿人。

最后，所有这些预测都是针对2030年的，距现在并不遥远。即使平稳或更为乐观的预测前景无法在2030年实现，也极有可能在2040或2050年成为现实。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的确可以接近全球终结极度贫困的那一天。

更优质的医疗，更优质的教育

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医疗与教育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比例已经从1960年的22%下降到2012年的5%左右，人口预期寿命从49岁延长到65岁，完成初等教育的女性达到80%。然而，尽管成就非凡，发展中国家的居民要想享受到和发达国家一样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诸多有利因素——有利的国际环境、持续的经济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援助组织与发展中国家自身进行的活跃的社会领域投资——的共同作用下，未来几十年内我们将有望见证发展中国家医疗健康和教育行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医疗健康领域的进步并非理所当然，因为全世界正面临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新型流行病、新生传染病和气候变化等诸多新的威胁。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近来成立了全球健康2035委员会——由25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医生、公共健康专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由劳伦斯·萨默斯和华盛顿大学教授迪恩·贾米森担任首席。该委员会认为，健康领域内的持续进步大有潜力：如果可以发挥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卫生组织的领导力，促进对医学研究与发展的投资，并且让持续的经济增长带动医疗健康行业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将在未来见证医疗健康事业的巨大成就。具体来说，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率可能会继续减少7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将下降至2%左右，相比1960年的22%，这已经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了。曾经，每5个儿童里就有一个夭折，而未来这个概率将减少到1/50。新增结核病感染人数将减少2/3，新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可能会下降85%。如果把这些成果加在一起，截至2035年，每年将有1000万人的生命得到拯救。早期用来防治疟疾的多种手段正在得到改良，包括通过接种疫苗来减少疟疾传播、单剂量治疗和快速诊断测试，这些手段如果改良成功，将会拯救数以百万计的更多的生命。

这些进步并不会自行发生。据全球健康2035委员会说明，要取得这些成果，需要在计划生育、孕产妇及新生儿健康、免疫、疟疾治疗、肺结核治疗、艾滋病治疗、医疗卫生系统以及医疗技术改进的研究与发展等方面多加投入。据他们估计，这些投资每年需达人均20~24美元。而他们同时也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效益将是这笔花费的9~20倍。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在未来将更容易筹集到资金，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税收收入都会大幅增加。因此，大部分项目的融资都可以在这些国家的内部完成，援助国与援助机构的补充性投资主要针对的是新医疗技术与遏制抗生素耐药性的研究与推广。

与之类似，随着收入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将会见证教育事业的持续进步。在未来20年里，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系统最有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重要变革。首先，学校教育的质量会得到提升，因为家长们更加努力地推动师资力量、课程设置以及学校专业与就业市场对口性等方面的提升。私立学校的兴起将会给公立教育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因为更多的富裕家庭开始选择私立学校，但私立学校也会带来激烈的竞争和教育质量的提升。与此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税收收入的增加，投入到公共教育中的资金也将增加，这将使公立学校拥有更加训练有素的老师、更好的教育资源与设备，以及更小的班级规模。

其次，由于完成中等教育的青少年人数增加，更多的国家开始扩大并强化它们的高等教育系统。许多原本前景明朗的高等教育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政治危机中受到了严重波及。发展中国家的数百所高校因为战争、经济动荡、经费削减（由于税收收入直线下跌），或是其他原因而被迫关停。但这一切正在发生改变，过去20年里许多大学重新开始兴旺发展，例如中国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土耳其的海峡大学和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南非的开普敦大学和金山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巴西的圣保罗大学，哥伦比亚的安第斯大学，波兰的华沙大学，以及印度理工学院等。到2035年，其中的一些学府很有可能步入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列，而且发展中国家将会创建更多所大学。这一切都让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第三，过去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的人群——女性、少数族裔和农村的贫民——将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教育。在全世界范围内，女性接受正规教育的比例已经全面赶上男性，在有些地区——比如亚洲——甚至可能已经超越。少数族裔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增多了。国民收入的提高使得正规教育体系可以扩展到更广大的偏远地区，为农村地区的贫民提供了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这些从前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的人群如今被纳入发展中国家的技能人才库，他们将在未来的数年里促进经济增长和健康进步，同时提高自身的政治参与度。

民主制度的新近传播

民主制度的快速传播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后在2005年传播速度减缓，使得认为民主制度正在倒退的忧虑情绪日渐增长。然而，如果本章中所描绘的未来图景中有任何一点能够实现，赋予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民主的制度——或是与之类似的制度——将在未来25年里继续传播与深化。随着国民收入提高、促进信息流通的技术进步、贸易联系深化、贫困率持续下降、中产阶级的兴起、国民健康与教育程度的提高，民主制度将进一步传播与加强。新加坡、马来西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亚美尼亚、古巴、海地、津巴布韦等国家有可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而在一些最近政局不稳定的国家，例如泰国和委内瑞拉，民主制度将在未来重新得以确立。在这样的前景下，民主制度虽然无法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但确实将广泛传播。

随着社会继续进步，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既期望他们的领袖给国家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同时也希望他们坚持个人自由和政府问责制度。女性、少数族群和其他在历史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人群将逐渐获得自由权利，享有更大程度的政治参与。教育程度的增加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取信息、享受医疗卫生服务，将有更多的女性拥有正式的工作。这一切都将促进这些人群政治参与度的提升。

在已经确立民主制度的国家，民主制度也将进一步巩固。波士顿大学的约翰·吉尔林和他的同事研究了世界范围内民主制度的历史和持续时间。该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持续时间越长，越能得到巩固与加强，也越不可能发生复辟倒退的现象。有关个人自由、选举、政治责任以及人民对军队的控制的规范、原则、法律与期望也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由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进而生生不息，根深蒂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制度现在已经有了20年或更长的历史。随着时间流逝，民主制度更有可能成为惯例，一直延续下去。吉尔林等人的研究还发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持续的时间越长，民主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也会愈加凸显。

民主的传播总会遇到挫折。在有些国家，独裁领袖或武装叛乱组织可能会夺得政权、颠覆民主制度。但在全世界范围内，随着人们收入的提升和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些都将成为个别现象，而非普遍惯例。

房间里的龙
[1]

那么中国未来发展的图景又将是怎样的呢？正如过去30年我们所见证的那样，中国在未来将对全球发展发挥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这其中有三个理由：中国本身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紧密的经济政治联系；中国是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范例。

有关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未来走向，也有两种宽泛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中国将延续过去30年来的进步，经济繁荣发展（尽管增长速度减慢），在个人自由方面有所进展，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期望，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期望：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中国人民见证持续的物质进步，中国经济将继续发挥世界经济“稳定锚”的作用。

第二种观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得更加剧烈，甚至陷入停滞。有不少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都试图证明这样的预测将成为事实，比如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长期创新的动力被削弱，未来的发展预期被降低。老旧而低效的企业（及银行）限制了“创造性破坏”的发生——这一概念由约瑟夫·熊彼特提出，指的是更具创造力、更高效的新企业通过淘汰旧企业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动态平衡。

诸多案例表明，在某一段时间被视作经济发展超级巨星的国家发展速度会放慢，比如20世纪的阿根廷、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和德国。值得铭记的是，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时被视作一个足以取代美国的经济巨头，并且据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经济与政治模式。1956年11月，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的大使们扬言“我们将会埋葬你们”，紧接着，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惊世界，使得人们普遍开始相信他的宣言很可能成为事实。但苏联最后解体了。

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曾长期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要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就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政府需要以更大的智慧与勇气，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的弊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

如果始于20年前的那场发展大浪潮能够持续到未来数年——即使发展的速度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弱——世界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将在2035年翻上将近一番，还有7亿多人将摆脱极度贫困，儿童死亡率会持续下降，更多的儿童能够接受更优质的教育，民主将继续得到巩固与传播。这种对未来图景的描绘备受质疑，正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家对发展中国家未来前景的质疑一样，都是错误的。这些积极的未来图景不只是“可能”存在，而是切实可行、能够实现的。我相信，如果发展顺利，这样的未来必然会实现，尽管也存在悲观的预测——如果富国与穷国采取的行动如我在最后一章中将论述的那样的话。历史将会证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正处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场变革的早期阶段。

然而这场变革的结果还存在另外两种可能。

[1] “房间里的龙”（Dragon in the Room），化用自英语习语“elephant in the room”，意指某些显而易见却被大家避而不谈的事情。——译者注

第11章
第二种未来——
发展趋缓：勉力跨过困境

冷战刚刚结束的那些年，新的国际秩序如惊鸿一瞥，民族国家或统一或不复存在，意识形态冲突逐渐消弭，不同的文化互相融合，自由贸易与沟通交流越发频繁……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海市蜃楼。世界仍未改变。

——罗伯特·卡根，《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

2001年，泰国民众的内心是振奋的。泰国的国民经济正从1997年由曼谷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灾难中迅速恢复过来，投资大量涌入，贸易繁荣，商业发展。泰国再一次感到自己成了“亚洲奇迹”式的经济大国。新宪法深得民心，赋予了人们更多新的权利与自由，建立了更多的监督政府、问责政府的机制。2001年大选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自由的选举之一，全国各地民众都积极地参与进来。泰国被视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范本，供其他发展中国家仿效。2002年，美国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宣称：“泰国的自由、开放、强大和相对繁荣让它成为地区的一个榜样，让其他国家知道自由民主的程度有多高，发展的成就就有多大。”

当时新任泰国总理的他信·西那瓦，凭借平民政策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从而获得了农村地区选民的强烈支持，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但政治局面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腐败丑闻早在他信还是电信业大亨时就开始挥之不去。他公开鄙视受城市选民支持的政治对手，并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不屑一顾。他利用“禁毒战争”做借口，实施无关毒品贸易的法外处决。最可怕的是，2004年10月，泰国军警包围了参加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的几百名青年，其中有85人在押解途中窒息而死。尽管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家经济发展的势头却依然良好，尤其是农村地区。他信在第二年的选举中获得了连任。然而对他信的腐败指控持续升温，城市中产阶级对他不再抱有幻想。反对他信政府的抗议示威活动影响了国家的正常运转。2006年，泰国军方发动政变迫使他信下台。

从那以后，骚乱与动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泰国军方在2007年推动发布了一部颇有争议的新宪法，并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决定举行大选，还政于民。他信所属的政党则在农村地区选民的大力支持下重新控制了国会。（他信本人并没有进入新政府任职，但被普遍认为是幕后操纵者。）城市里的反对者随后在2008年又占据了上风，尤其在他信的妻子被查出涉嫌腐败之后。2009年，泰国宪法法院以选举舞弊的罪名宣布解散执政党，由反对党接管政府。几乎是紧接着，新的抗议运动爆发了，这次是来自支持他信的一方，他们在街头举行集会抗议。在2010年的一场集会中，抗议者与警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91名抗议者死亡。2011年，他信的政党以汹涌之势重新夺回权力，这次是他的妹妹英拉·西那瓦担任总理。泰国国内的抗议运动一浪接着一浪，敌对双方的势力此消彼长。泰国经济开始受到影响：2006年政变以前的五年里，泰国的GDP平均年增长率为5.7%；而到了2009年，GDP增长率陡降至–2.3%，后来也仅仅只恢复到每年2%左右的水平。

抗议活动在2013年到2014年年初的时间段内频繁发生，通过协商找出某种可行解决方案的努力也均告失败。2014年5月，军方重新接管了政权，解散了政府，并宣布军事戒严。泰国的民主制度摇摇欲坠，冲突滋生，经济增长后继乏力。泰国——曾经位居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之列——的发展进程已经放慢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倒退了。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减慢，印度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幅度更大。巴西经济衰退，阿根廷再一次面临金融危机，而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整体，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才刚刚超过1%。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如今已经走入了寒冬，整个地区的政治局面都变得更加动荡，冲突升级，经济增长减速，除了突尼斯以外，没有其他国家有明显的向民主制度过渡的迹象。叙利亚硝烟弥漫，满目疮痍。全球民主制度的发展已经进入停滞期，不仅是在泰国，也包括委内瑞拉、亚美尼亚、马里、斯里兰卡等许多国家。土耳其似乎正在向更专制的体制转变，匈牙利总理主张反对自由主义——匈牙利曾是北约组织成员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维持着稳固的民主制度。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权力进一步加强，他对乌克兰采取的行动似乎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俄罗斯将重新处理与邻国及西方的关系。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地区肆虐。而与此同时，西欧国家还没有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日本经济再一次陷入僵局，而美国经济恢复的形势虽然好过其他主要国家，但依旧不温不火。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弱点，它们的领导层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或是采取共同行动。这一切都导致全世界对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和有效性产生了怀疑。

难道发展的大浪潮将就此搁浅吗？

这完全有可能。这个世界面临如此多的挑战，发展的浪潮很可能会在未来的数年内消退。如果全球经济继续疲软，发展中国家每年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至1%~2%——还不到过去20年里水平的一半。少数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会继续加快，比如中国和印度，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会恶化。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极度贫困率下降的速度也会大不如前，在某些国家，极度贫困人口的数量有可能再次走高。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在有些国家里已经有所加剧，未来可能在更多的国家里变得越来越严重。如果新的传染病开始流行或是微生物耐药性增强，而全球的领袖们和发展中国家没能对此做出有效反应的话，全球卫生事业的进展也会变得十分缓慢。随着经济与政治发展受挫，民主进程也会陷入停滞，因为人民开始对民主制度失去信心，而更多的领导者会伺机钻体制的空子，巩固自身的权力。简而言之，2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整体上的发展可能只比现在的情况好一点点，少数几个国家取得较大的进步，而更多的国家则遭遇挫折。

许多人相信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可能性最大的。这种认为发展注定会趋缓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于我们天然倾向于悲观主义，这一点我在第1章就讨论过。未来的挑战看上去总是大于机遇。然而除了盲目的悲观主义，这种观点的背后的确有事实的支撑，发展中国家如今正面临一系列重大难题：全球经济尚未从上一次重大的危机中恢复元气；在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里很难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美国和欧洲未来可能会更多地奉行孤立主义，更少插手全球事务；民主制度由于未能达到人们的期望或是宗教激进主义的兴起而面临挑战；人口压力、资源需求和气候变化使得生态环境的压力增大；俄罗斯的军事化程度提高，中东地区矛盾一触即发，世界面临更多的冲突威胁。

总而言之，如果缺乏足够的应对措施，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拖慢发展大浪潮的步伐。

全球性阻力

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无论是对世界经济还是国际政治来说都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尽管决策者们最终避免了令很多人恐惧的灾难性经济崩溃，但世界经济恢复的速度十分迟缓。在危机发生前的10年里，发达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8%，这个数字从2011年起下降了一半。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在危机前的5年里大约为4.4%，危机后便开始放慢，2013年更是只有2.6%。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大幅降温，随着两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紧随其后。全球贸易体系在2009年崩溃，在2010年至2011年得到恢复，在2012年至2013年开始缓慢增长。这些变化是金融危机后的暂时挫折，还是一场根本性转折的体现，答案尚难确定。如果它们持续更久，尤其是如果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衰退速度超过预期，依赖这些国家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也将同时放慢速度。

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担心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美国和其他几个大国难以重现过去的发展速度，可能会进入一个“长期停滞”的时代。全球经济增长率的恢复速度远远达不到许多人的预期，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也远远低于发展潜力。日本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缓慢的第2个10年，当下的GDP增长率低于20年前任何一方的预测结果。尽管银行降低了利率，全球投资与总需求量却始终不温不火。萨默斯并不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会陷入长期停滞，但在他看来，如果决策者不采取措施扩大需求，比如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修订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向可替代能源领域注资，长期停滞很可能将成为事实。

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戈登认为，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了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缓慢。其一是人口问题：诞生于婴儿潮的那一代人正步入退休年龄，劳动力新增的速度远低于退休的速度，这种形势短期内不会发生逆转。同时他还指出，这些因素还包括大众教育正在进入高原期（因此技能的提升幅度大不如前）、社会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以及公共债务剧增。他还认为——这一点最具争议——创新的速度正在下降，未来的新技术的发展将不足以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

发达国家长期发展缓慢也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尽管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但它们的消费品、工业制品和服务出口依然依赖发达国家市场。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推动着世界各地的企业发展。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让发展中国家受益的技术创新大都源于发达国家信息技术、医疗健康、农业和能源领域的成就。尽管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程度不如往昔，它们的命运依然休戚相关。

人们担忧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体系。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发展一直得到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支持，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后者发展成了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这些组织属于一个更大的国际组织体系（包括联合国在内），尽管不无缺陷，但它们为过去70年的全球繁荣和冲突减少做出的贡献值得嘉许。

这些机构和组织的衰落已初见端倪。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世界贸易组织举办的多哈全球贸易谈判的破裂。谈判从2001年启动，主要目标在于促进发展中成员的贸易，但在2008年彻底陷入僵局，成员们在农业进口条例与补贴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多哈回合谈判的最终破裂发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那就是全球贸易协商在未来将会更难达成一致。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的发展，它们比以往更加需要参与这些组织并在其中发挥领导力，期望在协商与决策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却在抵制它们的努力，只希望发展中国家排着队“守规矩”，即使后者在建立这些规则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发言权。这些组织没能吸收新兴国家的力量，意味着它们开始失去可信度与有效性，而这在更大程度上削弱了全球发展的势头。

这些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部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些国际组织选举首脑的方式已经过时，其正当性也存在争议。在不成文的惯例下，世界银行行长通常是一名美国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通常来自欧洲。实际上，世界银行行长是由美国总统选择的，而欧盟则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谁来运营。这样的安排毫无意义。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现有的成员国投票权比重也已经过时，无法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美国国会近来未能通过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比重的草案——而这个变革早已在其他成员国的多年讨论之下成了共识。

几周后，中国宣布将成立一个新的亚洲投资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此后将会在亚洲和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紧接着，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即所谓的“金砖五国”）宣布它们有意向成立两个新的国际组织：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为新兴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发展项目融资的发展银行（即“新发展银行”），以及旨在帮助金砖国家应对流动性资金压力的“应急储备基金”。金砖国家首脑在宣布成立这些新组织时做出了如下的官方声明，就一份公共外交文件而言，其指向性可谓十分明确：

在其他权力结构框架下成立的国际管理组织正在越来越明显地丧失其合法性和有效性，由于过渡性质的临时安排越来越成为常态，通常以牺牲多边主义为代价……我们一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的改革方案并未能实施而深感失望与担忧，这对该组织的合法性、可信度和有效性产生了消极影响。

当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无法发挥领导作用时，世界经济问题频发，发展进程停滞。有一点儿竞争对世界银行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正如乔治城大学的拉杰·德赛和詹姆斯·弗里兰主张的那样，对区域性组织的依赖度提升不乏益处，因为成员国往往会在区域内加深彼此的经济联系，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然而即使是在一个更趋向于区域化经济的时代，全球性组织在支持经济持续发展方面仍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的举措表明传统的国际组织正面临风险，未来很可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眼中失去合法性。

经济阻力

除了这些全球性因素以外，人们还担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缓还有其内部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从20年前开始增长，如今却面临如何维持增长的艰难考验：它们不可能总是制造同样的产品和服务，而是必须不断改变产品结构，升级换代，以便为新一代劳动者创造技术含量更高、薪酬更丰厚的工作机会。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一个国家往往需要依赖自然资源和农业。但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国家经济向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工业和服务业倾斜，这些行业基于知识和创新，以及更深厚的实物和人力资本积淀。

推动经济转型绝非易事。它需要新的基础设施、更先进的技术、广泛的全球供应链、营销网络和有效的策略。它还需要医疗和教育领域的进步，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为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群提供更为广泛的机遇。从前适用于更低收入水平的经济增长策略如今已然过时。因此，一些国家的商品经济一开始呈现爆发式增长，但稍后便陷入停滞，从未有机会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例如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许多国家，其经济仍然严重依赖农业与自然资源。过去20年里，加纳、塞内加尔、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的经济都获得了高速发展，但它们尚未实现经济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的多元化发展。如果这些国家无法充分实现经济转型，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放慢，很可能会从过去20年3%的人均GDP增长率下滑至1%~2%，甚至更低。潜在的人口动态变化将使这个问题雪上加霜，大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青少年很快将步入就业年龄，他们需要体面的工作。

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发现低收入国家在向制造业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几大阻碍。他认为，其中一部分阻力来自能源成本、交通运输、腐败、规章和合约的执行。但他同时也指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竞争范围扩大以及技术革新（例如机器人技术），这些因素导致制造业的一些环节向资本密集型倾斜，发展中国家也就更难在基础工业领域取得持续性的发展。

如果这些国家的经济从一开始便向基础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那么一般来说，它们能够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内取得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劳动力从农业流向制造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企业又从制造低端产品转向制造更加复杂的产品，为工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更高的收入。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为这些国家带来了新思想与新技术，进一步推动其经济发展。

在某些时候，许多国家将面临第二次大转型。一旦大多数劳动力流向基础制造业与服务业，经济增长也可能再次遭遇瓶颈，这是因为霍米·卡拉思和英德米特·吉尔所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从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例如鞋类与服装制造）向高技术含量的产业（例如电子产业与客户服务）转型颇有难度。向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都会对转型大有助益，然而有些国家并不会在这些方面投资。如果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高技能要求的产业，而其他人依然从事低收入的生产活动，那么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可能会加剧。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同时关注经济发展的加速与衰退，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一开始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并不能长久保持。错误的起步方式比比皆是，10年甚至是20年的经济稳定增长——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并不能保证这种状态能够一直持续下去。长期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造就经济上的爆发式增长，而是建立起确保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制度。20世纪，阿根廷凭借发达的商品经济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它一直没有实现向高技能要求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转型，随后便日渐衰落。虽然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实现了转型，但仍然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没能转型成功，例如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南非和巴西。

为什么转型如此困难？一些人认为转型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会更加激烈，尤其是在未来。随着更多发展中国家尝试将生产力提升到新的水平，发展中国家之间也会彼此竞争，以便吸引投资和发展专业知识。亚洲那些最早采取行动的国家曾经占据着优势，少有与之匹敌的竞争者，但目前，相互竞争的发展中国家有数十个之多。而历史表明，这种观点有些夸大：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同国家之间虽然会为了吸引投资而相互竞争，但同时也在为彼此的商品和服务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并会因为全球生产链而联系得更趋紧密。正如美国、欧洲和日本在“二战”后不仅相互竞争，同时也成了彼此的重要市场一样。发展中国家在过去20年里遵循着一条类似的道路——它们日益加强彼此之间的竞争，也同时加强了贸易往来。

但要实现产业的转型并在全球市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非易事。向新产业转型不仅需要淘汰旧产业，还需要向新产业投资。决策者必须愿意接受旧产业在失去竞争力时将退出市场这一事实，这意味着在过渡期内一些工人会失业，而相关企业主则会遭受利益损失（他们之中不乏决策者在政治上的支持者）。经济转型也意味着动用储备资金向基础设施、科技、教育培训和医疗健康领域投资。而丹尼·罗德里克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这还包括对一些产业的适度补贴与关税保护政策。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都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冒险与牺牲，除此之外还需要高效的经济管理。因此，向高技能要求的产业转型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它们无法实现转型，经济增长速度必然放慢，更广泛的发展进程也会被拖垮。

政治阻力

我们在第5章已经看到，建立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数量自20世纪60年代起快速增加，然而在2005年左右，民主化进程停滞不前。尽管有一些国家继续取得进步，但在另外一些国家，民主形势发生了逆转。泰国、亚美尼亚、巴基斯坦、乌干达、津巴布韦、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的民主化进程都发生了倒退，而在土耳其、匈牙利甚至是博茨瓦纳，形势也不容乐观。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希望已然褪色。中产阶级的抗议运动从巴西蔓延到土耳其，再到泰国。但也不是没有好消息：缅甸、科特迪瓦和突尼斯的民主化进程取得了一定进展。马里、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和菲律宾尽管发生了倒退，但现在看来也大有重回正轨之势。过去有许多人认为印度尼西亚会发生倒退，然而印度尼西亚在2014年成功举行了大选，民主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尼日利亚在2015年年初的成功选举与权力平稳交接，也似乎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但民主国家的数量不再增长，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正如约斯·库尔兰奇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民主制度很可能正在退潮。

在某些情形下，压力来自民主制度无法迅速实现公民所期望的那种发展状态。民主制度——就其初衷而言——包含了复杂的决策过程，要求达成共识和分散权力。但低效的流程令人心生沮丧，期待与希望可能常常被无情的现实击垮，于是各方面的压力骤增。如果经济发展不顺利，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加剧，这种政治体制就有可能失去合法性。再加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和欧洲都无法有效应对，这一切都助长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民主制度的幻灭感。对许多人而言，美国和西欧如今已经不再是值得效仿的榜样。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大幅下滑，人们的挫折感急剧升高，而抗议运动也因此不断爆发。

有些国家的问题在于腐败现象严重，选举出来的领导者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片面民主和表面民主的现象并不鲜见——这种现象被记者、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称为“非自由民主”——例如没有问责的选举（这实际上已经完全不是民主制度了），或是缺乏足够监督与制衡的集权制度。在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和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统治下的菲律宾，他信执政时期的泰国以及雅各布·祖马执政时期的南非，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蚕食着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基础。在以上案例中，司法系统、立法机关、媒体和其他用来限制行政权力的民主机制都无法有效地运作。有些国家的公民人身安全也成问题。中美洲地区犯罪现象猖獗——也许洪都拉斯尤为突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另一些民主倒退现象则是由于领导人利用制度薄弱之机巩固一己权力，比如俄罗斯、委内瑞拉、乌干达和津巴布韦。几乎在以上所有的国家里，一些辅助的民主机制——司法机构、媒体、立法机构与公民社会团体——都不够坚韧，或是不够强大，无法对倒退现象防患于未然。换言之，有问题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恰恰是没有充分发扬民主。

随着沮丧情绪的滋长，人们也失去了耐心，这为专制独裁主义的回归打开了方便之门。2012年3月，马里的士兵在总统选举的几周之前发动政变，将马里20年的民主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这场政变为北方奉行分离主义的图阿雷格人和伊斯兰叛军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些叛军趁着正规军在首都巴马科忙得不亦乐乎，在他们无暇顾及的领土上攻城略地。路透社记者谢赫·迪欧拉和阿达玛·迪亚拉将这场政变描述为“华丽的乌龙球”——表面上看，这场政变源于士兵想要争取更多的资源来阻止叛军，可结果反而帮了叛军的大忙。2013年年初，一场由法国人领导的军事干预击败了叛军，为新的总统选举铺平了道路。马里保住了脆弱的和平，渐渐回到正轨，但那场政变依旧是一次重大的倒退。

同时，民主制度也正在遭受宗教激进主义的冲击。我们亲眼所见，在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塞内加尔、土耳其还有最近的突尼斯等国家，民主制度与当地的宗教激进主义势力时有冲突。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日益乏力。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信奉宗教激进主义的穆斯林少数派，他们用暴力与恐惧动摇着民主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激进主义者十分类似于法西斯分子（尽管后者从根本上来说效忠的是国家而非宗教）、纳粹分子以及历史上的基督教基要派与保守派团体，比如三K党。

民主发展的历史一波三折——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包含无数次进步、倒退、再取得新的进步的曲折历程。在塞缪尔·亨廷顿的经典著作里，随着1926年至1942年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兴起，第一波民主浪潮也以倒退的局面收场。第二波民主浪潮的发展轨迹与之相仿，民主制度在1962年到1974年间被大为削弱。第三波民主浪潮虽然没有发生倒退，却已经进入停滞期。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发生了倒退，比如泰国。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也缺乏进展，宗教激进主义兴起，一些领导人有向腐败与独裁靠拢的倾向。这一切共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受挫的局面。

全球健康面临威胁

过去20年来全球医疗健康事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既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最重大的进步，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胜利，然而，这样的进步有可能难以为继。新的疾病威胁总是不断出现，许多人们过去可以控制的疾病在将来也未必能继续得到有效控制。

艾滋病的暴发便是一个残酷的警告，提醒我们医疗卫生上的进步有时候是短暂易逝的。这种病毒在全世界潜伏了数十年之久，不为人们所察觉，到20世纪80年代却在全球大规模暴发，数百万人因此丧生。在非洲南部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5个国家（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里，1992年的人均预期寿命为61岁，10年后降低到仅仅46岁。这次疾病的暴发对于家庭和社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与之类似的还有1976年被发现的埃博拉病毒，而且它在此前更长一段时间里应该早就已经存在了。在从1976年到2013年的38年里，尽管埃博拉破坏了受到感染的家庭和社区，但总体来说仍然具有偶发性。那段时期，埃博拉一共导致1700人丧生，只在非洲东部与中部地带流行，而且通常只持续短短几周，受灾者通常在数百人左右。最严重的一次疫情发生在2000年的乌干达，造成了425人死亡。但在2014年，埃博拉在西非暴发，这次受波及的国家之前从来没有过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记录。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脆弱的医疗系统在这场危机面前不堪一击，国际卫生组织和赞助国在一开始就低估了这次疫情的威胁，其后也似乎无法迅速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到2014年年底，埃博拉共造成8000多人死亡，有超过20000人受到感染。这次疾病暴发对于受害最深的三个国家来说是不可言喻的悲剧，尤其是在它们终于结束了长年内战，刚刚开始恢复元气，经济稳步向前发展的时候。但这同时也表明，现有的国际力量在阻止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时做得不够到位。

与此同时，抗生素和其他抗微生物药物在对抗疾病感染时效力越来越弱，增加了细菌、真菌与寄生虫感染者的死亡风险。英国首席医疗官萨莉·戴维斯曾将抗生素耐药性形容成一个“正在倒计时的定时炸弹”，对全世界的人来说都是一项“具有毁灭性的威胁”，尤其是在近年来更加强效的新药研发进展甚微的情况下。《柳叶刀》杂志召集的全球健康2035委员会则发出如下警告：

在有些国家，过去数十年里用于治疗肺结核的抗生素如今对20%的患者来说都不再有效。而能够治愈疟疾的只有一种新药——青蒿素。更危险，从长期看来后果也更严重的例子，莫过于常见的一些致命感染源对青霉素、头孢菌素类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首选药物的耐药性越来越强。然而自2000年起，只有10种抗生素新药在美国获得许可，其中2009年后获得许可的只有两种。抗生素的研发趋势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放缓，能够研发出新药的企业越来越少，新药的种类也创下历史新低。

威胁还远不止于此。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传播和H1N1病毒等传染病的流行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全世界有可能很快就会面临一场类似1918年世界性大流感的全球性流行病。任何一种重大流行疾病，或是抗生素耐药性的扩散，都必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应对新疾病威胁的资源和专业知识都十分有限。

最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健康威胁还包括不断飙高的非传染性疾病发生率，例如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健康专家托马斯·波利基的研究发现，随着儿童死亡率和传染病死亡率的下降，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人口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状况属于正常的流行病学转型范畴：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霍乱、腹泻、疟疾以及其他寄生虫与病毒导致的传染病是人口死亡的最主要原因。随着收入增长，当社会更有能力预防这些疾病时，人们的寿命会延长，但也更有可能罹患非传染性疾病。但这样的转变似乎发生得太快，并且受到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年轻患者的比例偏高。非传染性疾病流行的一部分原因在于长期薄弱的医疗系统，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伴随快速城市化而来的饮食缺乏营养、吸烟人口增多和空气污染问题。2013年，发展中国家60岁以下人口中有超过800万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这个数字还有可能继续上升。在接下来的20年里，许多发展中国家既要与仍然威胁到许多人的传染病和儿童疾病抗争，也要建设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体系，可谓面临着双重压力。

所有的这些健康威胁意味着，如果对新技术的投资不到位，公共医疗健康体系没有得到巩固，全球卫生组织不能更加有效地运作，国际援助和其他赞助资金也不充足，那么医疗健康领域在过去数十年里取得的巨大成就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在未来的数年里，这些影响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有可能会相互强化，变得更加严重。如果社会无力创造就业和新的经济机遇，本来就很薄弱的民主制度将会失去人们的信任，回归独裁专制的吸引力也会日渐滋长。与此同时，缺乏问责、限制言论自由的政府将重新推行为小团体谋取私利而非造福大众的经济政策。新疾病暴发，或是防治旧疾病的能力减弱，都将制约发展的几乎每一个层面。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增加了全球发展大浪潮衰退的可能性。

其中一些新的威胁与阻碍将会愈演愈烈，事实上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都曾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必然会中止，或者放慢脚步。在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2007年的全球粮食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H1N1病毒在全球肆虐之后，人们都曾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衰退心怀忧虑。但这些危机过后，发展中国家都成功恢复了元气，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然而，我还没有提到一些最大的威胁因素：人口增长、资源需求和气候变化给地球带来的压力不断增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全球经济与政治局势的持续紧张；恐怖主义的潜在威胁。所有这些压力都可能导致环境严重破坏以及暴力冲突与战争的频繁发生。这些威胁加在一起，不仅有可能致使经济衰退，还有可能使发展脱轨甚至发生逆转。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讨论这些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了。

第12章
第三种未来——
发展脱轨：气候问题与矛盾冲突中断人类进步

人口繁殖力与土地提供给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相比，是无限大的。

——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论》，1798年

2009年，一场暴风雨摧毁了贾哈娜拉·卡顿的河边居所，片瓦不留。不久后她的丈夫去世，她变得一贫如洗，只得将一双儿女抵押为奴。而她还有可能失去更多。卡顿女士如今住在距离海堤50码
[1]
的一座竹棚里，地势低洼，比海平面还要低。她每天收集用作燃料的牛粪，并且费心尽力地想在被海水侵蚀的土壤上种植蔬菜。据气候专家估计，随着海平面上升，风暴潮越来越频繁，这片区域（在孟加拉国）将彻底被海水淹没，一阵旋风或别的什么灾难就可能轻而易举地摧毁卡顿辛苦重建的生活。但她现在仍然在坚持，哪怕只能坚持一会儿——就像其他数百万同样在这片河流岛屿众多、竹棚遍地的地区讨生活的人一样，过着苟延残喘的日子，历经令人心碎的抉择，抱着不可能的希望。

——加德纳·哈里斯，《纽约时报》，2014年3月28日

直到20年前，孟加拉国还时常因为糟糕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被认定为无可救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宣称“这个国家现在是，并将永远是一个烂摊子”。而现在看来，至少是在此后的20年里，他的说法很可能是对的。在孟加拉国获得独立的最初20年里，其人均经济增长率一直是零——1990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与1970年相差无几。极度贫困率不减反增：1981年，日均收入不超过1.25美元的人口比例为46%，仅仅9年后就上升到59%，极度贫困人口总数从3900万陡然增加到6300万。疾病广为流行，每7名儿童中就有一名活不过5岁生日。从1943年到1974年，成百万上千万的人死于大面积饥荒，让人们不禁怀疑这个国家能不能实现粮食自给。最糟糕的是，孟加拉国直到1990年前，一直处于残暴的军事统治之下，这期间还发生了两场政变，践踏人权的事件屡见不鲜，总统齐亚·拉赫曼还于1981年遭到了暗杀。

然而从1990年起，孟加拉国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均经济增长率为4%，实际上的人均收入也在1990年至2010年的20年里翻了一番。发展成果的惠及面相对较广——极度贫困率不仅停止了增长，而且在21年里大幅下降了19%，在2011年为40%（现在无疑更低）。人均寿命从59岁延长到69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4%下降到不到5%，90%的女孩得以接受初等教育。此外，孟加拉国的政治体制也从专制独裁转变为民主制度——尽管还很不完善，存在诸多缺陷与弱点，但与旧时的军事统治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过去的20年发展为孟加拉国的未来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希望的开始。

但这些发展成果如今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孟加拉国的人口总数从原先的1亿骤增到1.6亿，这使国家拥挤不堪，几乎相当于在伊利诺伊州的范围里生活着全美国的半数人口。它成为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国家之一。大多数人口挤在恒河河口的一块冲积平原上，那里时常受到旋风和洪水的侵害。随着人口增长，粮食和水资源供给的压力也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已然拥挤不堪的棚户区。脆弱的平原地下淡水资源被迅速地抽取利用，导致地面下沉，增加了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

而所有的威胁之中，最严重的莫过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新危机。海平面已经开始升高，有专家预测在21世纪末前各处海平面都将升高5~13英尺。即使是5英尺这个保守估计，后果也将是灾难性的。除了海平面升高、气温变化更显著之外，孟加拉湾海域的旋风也更为强大且频繁了。越来越严重的盐碱化使得珍贵的淡水变咸，使原本就很稀缺的农田也变得荒芜。成千上万的孟加拉国人像贾哈娜拉·卡顿一样，面临家园被海水冲垮的威胁，不仅会造成众多人员伤亡，还会迫使大量人口向高地迁移，给沿途增加新的棚户区。在未来的40年里，多达1800万人——超过孟加拉国总人口数的10%——将被迫离开家园，迁移到别处居住。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的教授拉斐尔·鲁文尼是这样说的：“世界上有许多地区面临海平面升高带来的风险，但孟加拉国无论如何都是最严重的。而且，全世界都还没有做好解决问题的准备。”

孟加拉国并不是特例。人们日益担忧，在气候变化、人口增长、资源需求增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将面临环境灾难的风险：土地压力增大，有限的淡水资源越来越供不应求，旱涝灾害更为频繁。近几十年来的经济进步加速了这些风险因素的酝酿过程——经济进步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福音，也增加了全球的资源需求。尤其是新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带来的压力，不仅带来了全球经济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也使得对稀有资源的竞争不断升级。

因此，发展中国家还可能有第三种未来：发展脱轨，进步中断甚至倒退。气候变化和日趋严重的环境压力导致农业产量下降，与此同时，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对粮食和水的需求增加。粮食价格上涨，一些国家不得不牺牲农产品出口贸易以保障国内的粮食供给。针锋相对的贸易冲突升级为全面的贸易战争，加强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贸易限制。各国政府都面临着公民不满物价上涨的压力，消费低迷致使投资缩减，包括对新技术的投资，而新技术恰恰有助于解决部分难题。人们只顾攫取资源，而非合理利用资源。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围绕能源、粮食和水资源的竞争都使得矛盾与冲突升级。恐怖主义蔓延并愈演愈烈，极端分子用更先进的武器瞄准了发展中国家的弱势人群。全球经济发生重大衰退，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趋势停止，多半国家的国民收入开始下降。全球贫困率上升，气候变化导致更多的健康威胁与新的疾病流行。民主化进程也开始逆转，或是因为一些领导人趁经济衰退掌握权力，或是由于致力于发展的领导人无法兑现经济繁荣的诺言而被迫下台。民主被视为一项失败的实验，而独裁者们将再度崛起。

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早已预料到人口增长、需求增加和生态环境破坏将会导致饥荒、战争和经济倒退。这种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伟大的英国教士与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本章的开头便引用了他的名言。马尔萨斯在1798年便提出，“男女之间的激情”是如此旺盛，以至于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必定会快于粮食供给的增长速度。他特别提出的是，世界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生产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马尔萨斯相信，我们的地球无法养活数量不断高速增长的人口，而人口增长迟早会遭遇饥荒、疾病、冲突或者其他灾难的考验。“马尔萨斯人口论”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末日的代名词。

但还是让我们公平客观地看待马尔萨斯吧：他并非愚人。他所描述的情形实际上存在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直到他所处的年代为止。历史上的农业产量增长速度没有那么快，因此更多的孩子意味着每个人分到的口粮变少了，人口过度拥挤，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在工业革命早期，民主甫兴，马尔萨斯站在他所在的历史高度观察，并没能察觉到迅猛的经济政治变革的苗头。他无法预见知识和技术的巨大进步足以推动大规模的农业增产和营养健康状况的改善，让70亿人的生活比从前10亿人的生活更加幸福繁荣。同样，他也无法预见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和民主化进程，人类社会可以完善集体决策，增强实行问责制的能力。他低估了人类创新和变革的力量。

自马尔萨斯以后，其他一些人在不同时期也做过相似的预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保罗·艾里奇的《人口爆炸》——这本书写于1968年，适逢全球人口突破35亿——他预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将发生大规模的饥荒，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尤其是在亚洲。这本书的开头便是一句可怕的警示：“让全人类不挨饿的战斗已经失败。尽管我们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到20世纪70年代，仍将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饿。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够阻止全球死亡率的大幅上升。”艾里奇如同他的前辈马尔萨斯一样，并不愚蠢：他是在斯坦福大学生物科学系从事人口研究的教授，同时担任斯坦福生物保护中心主任。然而，他像马尔萨斯一样，并不看好绿色革命——那时它才刚刚启动——让亚洲实现粮食自给的可能性。他低估了社会应对新问题的能力。近几十年里，艾里奇也不是唯一一个对地球的未来做出可怕预测的人。

所幸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预测都还没有成为现实。人类在每一次面临人口压力与资源需求增长的威胁时，都凭借创新、技术进步、治理结构改革和其他方面的进步经受住了考验。

但过去并不代表未来。过去，我们的确为促进技术发展和知识进步做出了牺牲和投入，技术令我们进步，我们也提升了治理制度与合作的效率，为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未来仍会继续进行这些投入，做出同样艰难的决策。马尔萨斯和艾里奇等人的预言很有可能成为现实。比如艾里奇，他坚持，自己唯一拿不准的就是预言会在何时成真。世界总人口正在向90亿、100亿甚至110亿迈进。能源、水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大幅增加。气候变化与生态问题带来的损失有可能使发展脱轨，破坏繁荣发展的现状，并造成巨大的灾难。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将遭受最可怕的代价与苦难，发展的大浪潮在历史上将是昙花一现。

70亿人口，而且还在增加

“二战”以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并在1965年到1972年间达到了每年超过2%的高峰。自那以后，人口增长率下降到每年1.2%左右，主要原因是全球生育率的大幅降低。20世纪60年代，每个成年妇女大约生育5个子女，但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减半到2.5个。

然而，即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全球人口总数也仍然在迅速增加。据联合国2012年的中位预测，全球人口在2025年前将接近81亿，2050年将增至96亿，2100年将达到109亿（见图12–1）。根据这些预测，在一个世纪以内全球人口数量将增长50%以上。

图12–1 世界人口：高位、中位、低位三种预测

来源：《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人口估计与预测部分，2014年4月14日最后修订。

这些数据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生育率会继续下降，降至每名妇女只生育2个子女的水平。在联合国的高位预测中——假设生育率维持在2.5个左右——世界人口将在2100年达到166亿。

另一方面，如果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每名妇女生育1.5个子女，世界人口将呈现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在2050年达到83亿的峰值，在那之后，世界人口将出现自公元14世纪的黑死病以来的首次下降趋势，在21世纪末以前减少到68亿——低于现今的全球人口总数。

城市人口将继续增加。随着经济重心从农业转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城市化进程的步伐也越来越快。比如在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800年的仅仅6%上升到如今的80%左右。据联合国预测，全世界的城市人口比例将从目前的1/2增加到2050年的2/3。到2020年，半数亚洲人口都将居住在城市地区，到2035年，非洲的城市人口比例也将达到一半。实际上根据预计，从现在到2050年，世界人口增长将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更多的人会居住在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人的超大城市里。1970年，全世界只有两座超大城市——纽约和东京。如今全球的超大城市已达22个，新发展起来的20个超大城市中有16个位于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里。

城市化进程加快意味着更加拥挤的居住空间，当地水资源更加紧张，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日趋严重，低技能水平的城市工人面临新的就业问题，城市在水资源供给、卫生条件和垃圾处理方面难题不断。在人口更密集的地带，犯罪与暴力活动也更容易滋生，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大城市在近年来都印证了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可能就是中美洲国家了。此外，城市化无疑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城市地区的能源消耗量更大，也更集中，容易产生“热岛效应”——改变城市气候，大气污染物滞留不去，从而威胁到人类的健康。而且正如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居民发现的那样，大量抽取地下水可能会导致地面下沉，增加了洪涝等灾害发生的风险及破坏性。

资源之荒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发展中国家广泛的经济与社会进步提升了全世界亿万穷人的基本福利。而且，随着他们收入提升，寿命延长，他们自然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水、粮食、能源和矿物质。这些当然也是发展取得的成就。毕竟，提升全球贫困人口收入的一个主要目标便是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但这个局面显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由于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的提升，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总收入到2040年很可能达到现在的3倍。而收入增长也使得人们对基础资源的需求大幅上升——也许会达到世界历史上资源需求增长幅度之最。实际上，对全世界的个人有益处的事物，未必对全人类同样有益。

有三种资源最有可能面临新的巨大压力：能源、水和粮食。这三种资源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粮食生产需要水和能源，水的处理和输送需要能源，能源生产和发电都需要水。

现今富裕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耗量超过贫穷国家的9倍以上。随着贫穷国家的持续发展，这个差距会持续缩小，而能源需求总量将会增加。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未来30年里全球的能源需求总量很可能会增长56%，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则会增长125%，每一种重要能源的需求量均有所增长（见图12–2）。全球电能需求量很可能是现在的将近2倍。据估计，天然气的需求量会迅速增大，尤其是近年来，天然气价格相对低于其他燃料的价格。

图12–2 能源需求飙升：2010至年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率

来源：《2013年世界能源展望》，华盛顿，美国能源信息署，2013年。

也许全球资源利用前景中最堪忧的就是煤炭需求很可能增长50%，尽管燃煤对环境影响很大。无论是从本地还是全球角度来说，煤炭都很脏，挖煤对于矿工而言也十分危险，而露天煤矿开采不但破坏表层土壤，也会影响水资源供给。更严重的是，燃煤加快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会加剧全球变暖。然而，虽然煤炭制造了难题，贫困同样也是个难题，这让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从许多方面来说，煤炭对致力于经济进步和减贫的政府来说都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选择。它价格低廉，开采和运输简单，很容易燃烧并产生能量。即使富裕国家开始减少对煤炭的利用，发展中国家仍有可能加大煤炭消耗，除非有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更新型、更清洁、更廉价的能源被开发出来。而按照目前的技术和经济发展轨迹，发展中国家对于煤炭的需求——以及对其他能源的需求——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还会飞速上涨。

对水资源的需求也是如此。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化程度加深以及制造业和工业的发展，人们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持续上升。根据中位预测，到2030年，全球水资源需求量将从现在的4.5万亿立方米上升到6.9万亿立方米，相当于在20年里增长了50%以上。单是印度，随着稻米、小麦和糖类作物种植量扩大，以及工业生产活动的发达，都会使水资源的需求量翻倍至1.5万亿立方米。

地球提供的淡水资源能不能满足如此巨大的需求，尤其是在南亚、非洲局部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全球的淡水资源只占全部水体的3%，而其中有70%都贮藏在冰川之中。有些预测者认为，到2025年，全球大约有50亿人将面临缺水危机。淡水短缺很可能会严重破坏人类的健康和基本福利，遏制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拖慢工业发展速度。随着人们尝试从新渠道获取更多的水，还会产生更大的生态破坏。由于国家（以及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对稀缺水资源存在竞争，淡水短缺还有可能加剧冲突。

然后便是粮食问题。我们的粮食供给能否在满足如今70亿人口需求的基础上，再加上30亿人的负荷？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人们的需求增长不仅限于基本谷物和主食作物，还包括肉类、蛋类、乳制品、鱼类和其他富含蛋白质的食品，于是加大了其他各方面的压力，人们需要种植更多的玉米和大豆，以饲养更多的牛、猪和鸡——产出1公斤牛肉需要7公斤的谷物。从现在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对富含蛋白质食品的需求很可能会翻倍。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到2050年，粮食产量必须保持每年7%的增速，每年的谷物产量需要增加大约30亿吨，肉类产量需要增加2亿吨。而且我们在这方面必须策略得当：农业已经占用了地球40%左右的不冻土地带与70%的可用淡水资源。

粮食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世界范围内森林覆盖率的降低。森林被砍伐的速度是新森林重建速度的3倍以上。自2000年以来，全世界减少的森林面积就超过了格陵兰岛的总面积，而重建森林的面积只占它的1/3。消失的森林绝大部分位于发展中国家。尽管巴西减少森林砍伐的举措值得称道，但许多其他国家的森林砍伐行为却愈演愈烈，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拉圭、玻利维亚、赞比亚和安哥拉等。对森林滥砍滥伐导致大量二氧化碳进入大气：1公顷热带雨林也许可以吸收超过200吨的二氧化碳，然而只需毁林开荒的大火燃烧一个下午，这些二氧化碳就会全部散入大气。还有一部分砍伐森林的行为是出于人们对纸和纸浆、木料的需求，但至少在这些情况下森林还会得到重建，以备未来使用。大部分热带森林一旦被砍伐后，就转化为农业或畜牧用地，用来生产大豆、牛肉、棕桐油和其他农副产品。森林牺牲了自己，喂养了我们。

在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中，粮食需求增加，肥料价格飙升（一部分原因是燃料价格上涨），重大气候灾害频频发生（包括澳大利亚大旱灾、美国加州热浪、印度的洪灾和缅甸的旋风，这些灾害都影响了粮食生产），富裕国家对生物燃料采取补贴政策（土地从生产粮食转为生产生物燃料作物），这一系列因素使得全世界的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玉米的价格在两年内翻了一番，小麦价格达到了近30年来的最高点，主要粮食的价格总体上涨了80%。

在发展中国家，一部分农民和其他农业从业者从粮食价格上涨中大量获利，但城市工人和无业人员却受到了严重打击。购买粮食的支出占发展中国家人民日常支出的1/2到3/4左右，因此粮食价格上涨对城市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将近30个国家发生了骚乱和抗议活动，包括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及、几内亚、海地、印度尼西亚、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秘鲁、塞内加尔、乌兹别克斯坦和也门。

讽刺的是，终结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正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它遏制了全球对能源、食品和农产品的需求。但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依然存在，粮食价格保持在历史高位，并且一直处于异常波动状态。这场粮食危机，会不会仅仅是未来局势的一段前奏？

烫手山芋

现在让我们来面对最难缠的问题吧。就好像人口增长和资源需求增加还不够令人头疼似的，我们还日渐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它很有可能严重影响到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发展。大多数世界最贫穷国家与造成气候变暖的因素无关，却很有可能承受它所带来的破坏性打击。

科学界已然达成了异常强烈的共识：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而全球范围内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注意到，97%的气候科学家认为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正在上演。它在2014年发布的报告《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和应对：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中指出：

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正在增加。气温正在上升。春季来得越来越早。冰川正在融化。海平面不断升高。雨季及旱季的模式正在发生改变。热浪与极端降水的情况日益严重。海洋逐渐酸化。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类似于抽烟与肺部、心血管疾病之间的联系。医生、心血管科学家以及公共健康专家等专业人士都认同吸烟可以致癌。而这些健康工作者的共识也成功地使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吸烟给健康带来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如今气候科学家之间也达成了一个类似的共识，即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而人类活动正是始作俑者。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数据，大气温度在20世纪升高了0.85℃（约1.5℉）左右，而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就突破了高温历史纪录。海洋温度的上升速度更快。海平面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平均上升了0.2米，有的地区上升幅度更大。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在大气中的浓度升高到至少是过去80万年以来的最高值。尤其是二氧化碳浓度，自工业革命以来升高了40%。

当然，关于气候变化在未来会如何发展，大家众说纷纭。IPCC认为全球平均气温“有可能”在21世纪再升高0.7℃，气温总增幅为1.5℃（约2.7℉）。在某些情况下，气温总增幅很可能达到或超过2℃，这个温度在许多科学家看来，会使我们的星球遭受不可逆转的伤害。

问题不仅仅在于气温升高本身，天气波动也越发剧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干、湿两季的区别将变得更加显著。北冰洋的冰层与积雪不断消融，海水温度很可能继续升高。据科学家预测，高纬度地区的降水量将会增加，而热带与亚热带地区的降水量则会减少，部分地区的沙漠面积扩大。一些地方将面临日趋严重的极端天气，比如冷暖周期交替的时间更短，暴风雨灾害更加频繁和严重。这些变化给世界各地带来的影响并不一致。有些国家的气候可能会因此改善，农业产量也会有所增加——尤其是在一些寒冷气候遏制农业生产的地区，比如北欧和加拿大的部分地区。

但对于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几乎所有的热带国家——而言，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截然相反。正当我们需要提高农业产量来满足数量更多、更富裕的人群的需求之时，气候变化却很有可能降低我们的农业总产量与粮食产量，使问题雪上加霜。

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富裕国家里的人来说已经足够头疼了——我们可能面临能源价格上涨，在做购房和买车的选择时不得不再三思虑，或者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做出艰难的妥协。一部分富裕国家的人——比如生活在飓风时常光顾的美国东海岸与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或是耕地变得日益干旱的美国西南部地区的人——很可能遭遇更加频繁的自然灾害。而我们的政治体制使得我们很难意识到这个问题，更别说采取应对措施了。

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所受的影响要比我们严重得多。对于挣扎在生存边缘的人来说，气候变化很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它改变了干旱、降水和洪涝的规律，从而影响到了水资源的可利用量。粮食产量也会因为气温升高而受到影响，波动性更大，近海地区的农田将因咸潮而沦为荒地，更多的城市贫民窟地区将被洪水淹没。暴风雨发生得更加频繁，破坏性也更加严重。菲律宾在2013年和2014年都遭遇了特大台风灾害，许多人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气候变化导致的。

一些预测者认为，气候变化将使面临饥饿威胁的人口增加3000万到2亿人。这可能改变疾病模式，增加重大疾病暴发的频率，引发更多的热应激反应，并且增加空气污染相关疾病的发生率。《柳叶刀》召集的全球健康2035委员会发出警告称，“除非采取平衡措施，否则因全球气候变化而造成的死亡人数与病媒传播疾病的发生率皆有可能升高”。实体基础设施也更有可能因为暴风雨与土壤条件的变化而损坏，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且不说改进——也有可能增加。

据预计，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也将变得更加炎热干燥，这意味着水资源供给压力增大，农业减产——在有些国家甚至会减产50%以上。亚洲面临着可用淡水资源减少、洪涝灾害风险却上升的局面。拉丁美洲的沙漠化也许会更加严重，或是生物多样性迅速减少，水资源压力增大，农业减产。也许面临最大压力的要数那些居住在海岛上的人，尤其是地势低平的环状珊瑚岛，如塞舌尔群岛、马尔代夫和马绍尔群岛，其中一些岛屿有可能因为海平面上升而彻底消失。

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也许会试图离开自己的国家。如果事实如此，我就有可能会那样做，正如我母亲的祖辈在19世纪中叶发生大饥荒时离开爱尔兰一样，那时有超过100万人死亡，另外100万人逃离了祖国。有谁愿意盘桓不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人饿死呢？据估计，印度如今每年都有多达30万人移民，或者更多，每年离开墨西哥与巴基斯坦的移民也有20万人。

资源战争

来自庞大人口、资源需求与气候变化的压力不断增长，也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包括全面战争。人类历史充满了因争夺自然资源而引发的冲突与战争，包括入侵新的领土，占据耕地，为了攫取资源而进行殖民统治与军事占领，争夺本地的水资源与放牧权利，以及为争夺石油与钻石的开采权而引发的战争。最近的几十年也不例外。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指出：“自1990年起，对于木材、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开采权争夺至少导致了18起暴力冲突的爆发。”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常年内战本质上是对钻石与木材的争夺，发生在利比里亚与塞拉利昂的战争也是如此。尼日利亚在石油资源开采上的分歧，导致了经年累月的持续暴力冲突。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地区冲突，则是因非洲农民和阿拉伯牧民争夺越来越稀少的水资源和牧场而起。这场冲突使得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约有200万人流离失所。苏丹内战——现在已经演变为新成立的南苏丹共和国的内战——最大的焦点便是石油和水资源的控制权。在秘鲁，过去10年里企业、政府和当地居民对矿产开采计划的争议已经导致数百人丧生，因为采矿作业对当地居民的土地、水资源和生计产生了不利影响，引发了不少抗议活动。大型跨国企业的“圈地”行为已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地造成了诸多冲突与争议，它们迫使小农户和牧民离开家园，迁入土地瘠薄的地区。中东地区——这里聚集了全世界5%的人口，却只有世界1%的淡水资源——在水资源的问题上争端不断。1967年的六日战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约旦河水资源利用的冲突引发的。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围绕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资源的争端由来已久。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争夺尼罗河，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则为了发源于咸海的多条河流的控制权而争得不可开交。

一些争端已经酝酿了数十年，却似乎要在未来几年内演变成为重大冲突。印度和巴基斯坦对于印度河及其支流的争端由来已久，巴基斯坦的农业经济依赖印度河的水源，印度却控制着印度河上游的两条支流。两国在1960年签署了《印度河河水条约》，尽管条约维持了多年，却经受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巴基斯坦的水资源匮乏日趋严重，不断增长的人口使可用水储备总量日益减少。此外，人们越来越担忧气候变化会使喜马拉雅山的冰川融化，印度河流量减小，这意味着水资源僧多粥少的局面会更加严重。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对巴基斯坦来说可能是一场灾难。它不仅会导致农业产量减少，而且影响公共卫生与健康，反过来也会加剧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紧张局势，使得本来就很复杂的两国关系更加剪不断理还乱。

在有些国家，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可能在民众中酝酿敌对情绪，尤其是当穷人、少数族裔或宗教团体感到自己无法正当享有水资源、土地或其他资源时。许多城市贫民窟拥挤不堪、肮脏杂乱的生存环境很可能激起穷人的不满，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无法满足人们预期的情况下。如果少数族裔与宗教团体认为他们没能和其他人享有同等机遇，紧张局势便有激化的可能。

在我们的星球面临的所有越来越大的困难中，冲突、暴力事件和战争烽火死灰复燃的后果可能是最严重的。还有一个可能导致摩擦与冲突的因素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很大的影响：恐怖主义的威胁。

恐怖主义的魔爪

2002年10月12日，“伊斯兰祈祷团”的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走进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一间小酒吧，而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他引爆了背包里的炸弹，导致多人丧生，更多的人则惊慌失措地逃到街上。而就在20秒后，第二枚破坏力更大的炸弹在酒吧外面被引爆。爆炸的后果惨烈，摧毁了附近的楼房，窗户玻璃的碎片被震得飞出了几条街，街中央被炸出了一个一米深的大坑。有超过200人死于这场爆炸，还有几百人受了重伤。就在10个月后，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引爆了南雅加达万豪大酒店外的汽车炸弹，造成12人死亡，超过150人受伤。两年后，巴厘岛又遭遇了袭击事件，两场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自杀式袭击导致2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2008年9月13日，印度德里市发生了几场精心策划的爆炸事件，造成30人丧生，130多人受伤。就在7天之后，一辆满载炸药的自卸卡车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万豪酒店门前被引爆。巨大的爆炸留下了一个20米宽、6米深的大坑。至少有54人在这次爆炸中丧生，超过260人受伤。两个月后的11月26日，极端主义者在印度孟买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至少造成166人死亡，几百人受伤。

2004年2月20日，来自基督教极端组织“圣主抵抗军（LRA）”的几百名士兵包围了乌干达北部的巴隆尤难民营——这座营地里住满了之前因为“圣主抵抗军”的暴行而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切断了逃生通道，烧毁了无数棚屋和居住在里面的难民，并残忍杀害了试图逃离的人。一共有200多人遭到屠杀，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这次袭击仅仅是“圣主抵抗军”20年以来试图以摩西十诫的名义统治乌干达的无数暴行之一。

2014年4月14日，尼日利亚北部的一所中学里有276名女生遭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的绑架。这个组织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在一系列的袭击行动中杀害了1000多人，使得尼日利亚政府宣布博尔诺州进入紧急状态。他们袭击学校，杀死成百上千的学生，绑架女孩，据说是为了让她们充当厨娘和性奴隶。超过10000名儿童因为这些袭击而停止上学。

历史上不乏利用暴行来向公众灌输恐惧情绪和己方观念的宗教激进主义者与恐怖主义活动，包括法西斯与纳粹分子、基督教激进主义者、巴斯克分离主义分子、秘鲁的“光辉道路”、信奉白人至上的民兵组织、“圣主抵抗军”、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威胁便来自这些鼓吹暴力、为达目的不惜大肆施行破坏行为的恐怖主义组织。

恐怖主义的猖獗目前还未达到破坏全球发展大浪潮的程度，但未来却很有可能会达到。我们已经见证了全球化和科技传播带来的巨大利益，但巨大的下行风险也同样存在。全球化也使得思想观点和暴力手段的快速传播成为可能，例如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化学武器的配方。至少自原子弹发明以来，很多人已经开始恐惧科技进步可能带来的毁灭，小规模的边缘群体也能造成巨大的破坏。极端主义团体有可能在伊斯兰堡、拉各斯、伦敦或纽约引爆放射性炸弹，在集装箱里放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是通过无人机散播生物制剂。这样的行动可能改变一切：贸易与投资受到影响，西方国家拉起隔离外界的吊桥，民主化进程发生倒退。弗朗西斯·福山曾指出：“现在与过去的区别在于暴力手段的民主化，如今非常小的无国籍组织也有可能掌握破坏力巨大的武器。”

两难处境

我们面临如下严重威胁：日趋严重的人口增长压力有可能导致发展脱轨或倒退；能源、粮食和水资源需求迅速增加；气温不断上升，气候波动更加剧烈。更大的挑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持续进步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愈加严重，因为收入增长和贫困减少增加了全球的资源需求（尽管同时也有望减缓人口增长）。加快经济发展的目标与保护地球环境之间是否存在根本上的矛盾？

看起来似乎如此，因此一些关注环境问题的人对经济的加快增长顾虑重重。与此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对环境保护措施心存质疑，他们有时将这些行动视为富国为了保持相对于穷国的经济优势而发起的虚伪之举。因此这场争论走向两个极端，一些人指责环境保护主义者没有顾及全球贫困人口，而另一些人则指责醉心经济增长的人丝毫不考虑它在榨干我们的星球。

尽管发展、减贫与保护环境的目标明显有所矛盾，但二者却也不是全然对立的。要达成其中一个目标未必一定要以牺牲另一个为代价。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在他的著作《被掠夺的星球》中阐述了这两个目标如何能够联系在一起，并且相辅相成的原理。自然资源是发展的核心：利用得好，可以为发展繁荣提供动力；利用得不好，则会导致掠夺与贫困。同时，贫困与不发达状态会增加资源开采利用的规模以及相关冲突，而贫困减少则有利于改善资源利用的状况。从长期来看，忽视其中任何一方都有可能损害另一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将这一观点简要地概括为：我们在任何一方面的失败，最终都会导致两方面的全面失败。

正确的做法既不是遏制经济发展，也不是不计代价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停止经济发展，或者哪怕是让经济发展的速度变慢，都意味着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将继续存在，而且剥夺了许多穷人改善生活的机会。这不仅不公平，在道义上也大错特错。但若在闷头向前冲的同时，摧毁我们的家园，这就会葬送我们所有人的未来。科利尔想要表达的是，如果我们遏制经济发展，全世界的人都会挨饿；而如果我们无视地球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我们有可能会走向毁灭。

身处两难之境，需要的是我们行动起来，而不是一味绝望。过去200年的历史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人类的创新、决心和合作比最终的荣耀或毁灭更加重要。在继续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环境的可持续性，需要全球领导者的支持，尤其是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它需要我们做出艰难的抉择，对有助于提升粮食供给能力和新能源开发方面的创新、科学与技术加大投入力度。它还需要在国际组织与发展中国家内部建立良性高效的管理模式。

[1] 1码=0.9144米。——编者注

第13章
通向美好未来

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作为。

——莫罕达斯·甘地

我相信在未来的20年里，全球发展的大浪潮将持续下去。若果真如此，全世界还会有7亿人口摆脱极度贫困，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也将再次翻番，儿童死亡率继续下降，上千万的儿童能够接受应有的教育，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够享有基本权利与民主自由。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会骤然下降，而是逐渐趋缓，中国将继续发挥全球经济“稳定锚”的作用。印度将不稳定地向前发展，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继续或慢或快的经济增长。新科技将推动疾病防治、农业增产以及新的清洁能源的开发。世界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将会对发展中国家更加包容，并在处理全球性问题上更具效率。我们的世界将变得更加安全、健康与繁荣。

尽管我相信这样的进步有可能实现，却无法肯定。要想实现进步，取决于人们的选择与行动，无论对于富裕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还是贫穷国家都是如此。决定发展中国家未来的不是一成不变且不可抗拒的客观历史、生物、气候、经济或政治因素，而是如莫罕达斯·甘地所说的那样，取决于我们现在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未来数年内将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一些挑战尚能应付，但也有许多问题会脱离掌控，包括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加剧，粮食和水资源压力增大，气候变化，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与潜在冲突，打击恐怖主义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民主化进程倒退的隐忧。人们很容易悲观地看待未来，也很容易忘记自人类文明初期开始，对地球未来的绝望情绪就一直存在。也许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比起过去要更加严重，但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比过去更高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预见许多全球即将面临的问题，而我们却很难预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新发明、新科技、新思想、新治理结构以及新的领导力。

1981年，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发表了著作《最终的资源》，回应了那些认为人口压力与资源限制带来的灾难迫在眉睫的人。根据他的观点，尽管人类总是把资源的概念和土地、水、粮食和矿产联系在一起，但他认为最后的资源乃是人类自身——“与人类精神相匹配的人类想象力”。自那以后我们已经见证了粮食产量、收入水平和人均寿命得到巨大提升，疾病与贫困大幅减少，这些都是由创新、科技进步、全球与本地治理改善推动的。

创新不仅限于技术创新：经济与政治体制也必须与时俱进，包括民主制度、自由市场机制、全球治理体系，还有平等、包容、自由的观念。这些制度与观念在过去的20年、50年，以及10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未来数十年里，还将继续改进，发挥更大的效力。正如英国记者约翰·米克尔斯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所指出的，人们总是对政府冷嘲热讽，假定它永远不会发生改变。这种观念“无视了历史的经验：政府的形态——尤其是西方的政府形态——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通常是由于那些兼具远见卓识与坚定决心的人不遗余力地推动了它们的变化。

我们如何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争取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要达到这个目标，无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我们的牺牲、合作、妥协、远见、领导力、智慧以及不懈努力。我们已经知道，在过去20年的全球发展大浪潮背后，有三股重要的推动力量：利于发展的全球环境与领导力，技术与市场一体化推动的新机遇，发展中国家自身强有力的领导层与不断提升的综合实力。未来，在这三个方面继续采取有效行动，对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全球领导者为发展奠基

要为世界最贫穷国家的持续发展营造有利环境，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欧盟国家与日本——将发挥核心作用。在进行关于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的论战时，这些国家是民主与市场资本主义的典范。它们的领导力与行动将是世界长期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关键。

首先，世界大国需要考虑本国的发展，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它们也必须确保全球经济发展强劲，而发展中国家也能借此东风，趁势进一步繁荣发展。美国迫切需要重新取得全球经济领导者的地位，于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技术领域做了巨大投入；美国与欧洲国家需要减少长期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巩固金融体系，避免重蹈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的覆辙；日本为了复兴经济，则需要依靠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精简监管体系，以及制定策略应对劳动力萎缩问题（比如说为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国的根基正在产生裂隙，而修补裂隙十分关键，只有坚实的根基才能让这些国家继续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与此同时，美国、欧洲和日本必须以身作则，成为民主的典范。值得肯定的是，它们在许多方面都在继续进步，比如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扩大，尤其是最近赋予同性恋群体平等的权益。但在其他一些方面，民主国家似乎有没落的征兆，无论对于几个大国自身还是将它们奉为榜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都存在巨大的风险。塞缪尔·亨廷顿在20年前就说过：“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把美国视为一个没落的国度，政局不稳，经济疲软，社会动荡，它展露的失败将必然被视作民主的失败，那么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将会大减。”自1997年以来，美国国会从未能按时通过一份适度的财政预算案。深刻的两级对立、毫无意义的国会论战和缺乏互让的诚意（这也是民主的标志性特征）、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不景气，以及2008年至2009年欧美的金融危机，都引发了人们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否依然有效且有吸引力的质疑。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最近指出：“美国政府在当下很难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存在。”如果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民主国家都无法有效运行，那么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传播与深化的希望就会大为削减。

第二，主要大国必须与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共同对抗气候变化。众所周知，其中的关键环节在于：要取得进展，世界上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必须大量减少排放，无论富国穷国皆应如此。此举无疑代价高昂，在政治上也颇有难度，无论是在国内推行还是要促进国际合作都绝非易事，尤其是对于解决问题至关重要的国际合作。然而从长远来看，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必将付出更高的代价。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在于：每一个国家都不是孤军奋战，而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在美国和其他世界大国的带领下发展低碳电力及其他可持续性技术。

如今，行动终于开始。2014年年初，奥巴马政府大幅提升了汽车与卡车的燃料效率标准，目标是在2020年以前减少17%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发布新规，要在2030年前实现发电厂减排30%（这一举措促使电力企业从燃煤转向更为清洁的能源）。就在发电厂新规颁布的第二天，作为回应，中国便宣布将限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这无疑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重要的是，2014年11月，奥巴马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美国保证到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相比2005年减少26%~28%。中国则同意在2030年前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并让清洁能源——比如太阳能和风能——占到能源生产量的20%。

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污染国达成协议，联合行动，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与环境学者罗伯特·斯塔文斯指出，这样的协议“很可能是20多年来有关气候问题的国际谈判中最重要的进展”。它为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比如欧盟国家和印度树立了榜样，并且可能预示着多年来的谈判僵局将被打破——发展中国家此前曾表示富裕国家必须率先采取行动。就在美国和中国达成协议的仅仅两周之后，菲律宾——它是受气候问题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2013年和2014年接连遭受重大台风灾害——也表示它的立场将从要求由富国承担减排责任转为推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做出减少使用矿物燃料的承诺。

我们早该如此通力合作。它让全世界看到了改善的希望，合作行动是有可能的。但这一切只是开始，我们还需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

第三，富国必须引领国际组织与机构的变革，提高它们的执行力与合法性。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都是在“二战”后成立的，当时的全球政治格局与面临的问题都不同于今日。但它们正日益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从世界贸易组织举办的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比重与财务改革方案，以及中国等金砖国家成立新发展银行等事件便可以看出端倪。这些机构必须与时俱进，更好地反映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着力于解决当今最重要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机会享有更高的参与度与更大的领导权，并在讨论、谈判和决策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何帆是这样说的：“中国比以前更不信任现有的国际机构，因为中国并不是这些机构的创立者，总是感到少了一份归属感。”
[1]
如果这些组织不把发展中国家视为真正的伙伴，那么必然会失去合法性与执行力。

传统的七国集团发展成包含多个新兴大国的二十国集团便是一个重大进步。这样的发展并不能简化问题：国际组织规模扩大通常会让谈判、达成共识与决策变得更加困难。但“二战”后美国及其盟友能够合作建立这些组织机构也同样不易，尤其是后来还要接纳德国、日本和苏联这样的昔日死敌。发展中国家愿意与发达国家在全球事务中共同合作的前提乃是与富国共同享有话语权与决策权。全球发展中心总裁南希·博德塞奥曾指出：“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通过全球经济组织中的权力分享，美国才能确保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反映我们自身价值观与目标的全球事务中来。”

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中美关系在未来数十年里将影响全球事件的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未来。中国未来的经济政治状况对全球的持续发展十分关键，一部分是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它对于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经济政治发展都具有实质上的影响——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国家建立了深入的贸易、金融与投资关系。在有些国家，中国已然取代了美国，成为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中国也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的重要赞助国，投资建设铁路、学校、发电厂和医院。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未来中国经济的成功直接挂钩，因而我们需要意识到，中国的利益必须得到尊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崛起也提升了它的综合国力，在亚洲地区的政治话语权也增大了。

然而，中美之间缺乏完全信任，容易导致误解、矛盾与冲突的升级，这将给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正如雪城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詹姆斯·斯坦伯格与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欧汉伦所提出的，“由于对双方来说，发生冲突都有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如何对矛盾加以控制便成了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里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两国的人民也大都认为，或者至少希望，美国、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能够超越政治与权力上的分歧，将冲突风险降到最低。尽管这样的局面有实现的可能，但也并非十拿九稳，因为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同样埋藏着冲突的种子。未来几年内将存在矛盾与分歧，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的难题在于如何阻止小争执升级成大冲突。处理矛盾的基础乃是建立信任，在各国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的领导者之间开辟沟通渠道，明确传达哪些方面彼此一致，哪些方面是关注重点，哪些方面存在分歧。我们还需要让中国在国际组织与谈判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同时避免损害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的正当利益。随着中国领导力与领导地位的提升，它所承担的责任也将相应增多。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动力”。

科技与创新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技术变革最为迅猛的时代——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称其为“第二次机器时代”。许多人都将微处理器看作人类继蒸汽机（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最重大的发明。信息技术、能源、交通、医疗健康和农业的进步一直在推动世界经济向前发展。发展中国家至今尚未完全享受到现有的科技成果带来的好处，更别提未来了。许多最贫穷的国家都还没有开始使用互联网，而未来互联网的普及将创造新的经济机遇，降低成本，促进思想与创新成果的交流。移动电话也比过去更为普及，不过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还未完全发挥。电力并不是新技术，但至今仍有数以百万计的居民（以及无数小企业主）未能享受全时供电。农业、粮食、水资源和能源领域均有很多机会取得重大进展，这些在企业家彼得·戴曼迪斯和科学作家史蒂芬·科特勒的巨著《富足》中均有描述。

但挑战也同样艰巨。全球粮食生产必须在2050年前增长70%，以满足由于人口与收入增长而不断增加的粮食需求，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能够促进粮食作物更加高产（并且提高质量）的新技术。全球对淡水资源的需求有可能增长50%之多，这就需要能够保护水资源、开辟新的淡水资源，并且让大规模的海水淡化工程符合成本效益的新技术。在未来30年里，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将增长一倍以上，满足能源需求对于提高收入、减少贫困来说十分关键。发展中国家需要找到更清洁、更丰富、更符合成本效益的能源技术，包括针对特定环境的专门技术（比如在偏远地区推行小型离网水力、太阳能或者风能发电）。医疗健康领域也亟待发展，继续防治疾病，遏制抗生素耐药性的蔓延。而气候变化增加了以上每一个问题的紧迫性与复杂性。

单靠技术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技术只有在结合了强大的全球领导力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有效制度与治理时才能推动各项事业的进步。一些技术的诞生带来了新的挑战。机器人科学就好像过去的传送带与自动化技术一样，有可能淘汰掉一些手工制造类的工作，也有可能创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能带来进步，某些技术如落入恶人之手，就有可能带来毁灭，比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如果我们不去加大在新技术领域的投入，就根本无法应对未来数十年里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

这些投入需要资金，而且是巨额资金，同时还需要我们的合作，明智的政策选择，以及强有力的领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技术的发展将由私营企业与企业家推动。市场因素——尤其是高价格——可以成为刺激新发明的有力机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使得提高能源效率与新能源研发的相关研究突飞猛进。矿物燃料价格的上涨，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家研发更加节能、更加高效的引擎，并开始研发太阳能、水电以及风能。粮食价格的上涨，刺激了私营企业开展改良农业技术的新研究，其中许多研究有力地推动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提升。

但是单凭私营经济领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市场价格的激励方向并不总是正确的。无论是消除污染、对抗气候变化还是研发新的疟疾疫苗，市场激励都无能为力。这些都是典型的“公共利益”，这个社会能从这些领域的创新中受益无穷，但是对于私营领域投资者来说，支持相关研究所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政府都必须直接推动相关研究，比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研究机构。国家还有必要通过补助金、价格调节、奖励以及其他手段资助高校、非政府研究机构、国际组织以及私营企业从事的研究。历史上一些最重大的技术进步都是由政府及政府资助来推动的，从互联网到疫苗再到绿色革命，皆是如此，未来几十年里也不例外。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国家）自身将见证更多创新发明在本国的涌现，它们可以更为直接地被应用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无论创新的来源为何，推动技术领域新投入以及进一步扩大现有技术的使用范围，对于未来数十年里全球发展大浪潮的持续以及全人类福利的改善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力、行动和制度

无论全球大环境与技术发展的状况如何，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将始终掌握在它们自己手中。虽然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但若想持续进步，都需要在三个关键领域采取行动，以建立能够加强民主制度、推行合理的经济政策以及改善教育与健康系统的高效国家制度与良好治理方式。

首先，持续进步需要良好的治理与有效的领导力。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将越来越取决于它是否能给人民带来经济繁荣与民主自由。市场的作用与民主的观念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虽然还没有遍及每一个角落，但比起20年前已经广泛得多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的争议在于如何让这些制度与观念更好地运作，而非关于它们的根本合法性。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袖都大有作为——无论是善政还是恶政，而在未来的发展中国家，领导力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个人领导力尽管十分关键，却还不够。要取得发展进步并且实现持续发展，有赖于建立更加能干、高效的国家机关与制度。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都需要国家有能力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保护合法权益，执行法律法规，规范商业贸易，捍卫基本自由，并且提供基本的健康与教育服务。然而在许多低收入国家，政府治理仍旧乏力，制度薄弱，腐败猖獗，法庭形同虚设，卫生系统毫无作用，个人自由遭到遏制，银行系统不够规范，儿童无法接受教育。

抱怨国家体制总是容易的，一些人也的确在这样做，他们认为只要完善这些制度，繁荣发展便水到渠成。但现实情况总是复杂得多。要建立这些制度需要花费时间、努力、领导力与财力。好的法院系统不可能一夜建成，更不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建成。国家机关无能、制度薄弱是发展不成熟的标志，正如婴儿死亡率高、普遍贫困与识字率低一样。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在他的著作《最底层的10亿人》中描述了这样一种根源于治理不善的发展陷阱：国家发展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政府，但要建设一个有能力的政府首先需要国家发展。

幸运的是，如我们所见，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正在走出这个陷阱：政府能力、国家制度以及其他公共部门的能力都远远胜于20年前。民主制度尽管依然脆弱，却正在生根发芽。治理不善陷阱的恶性循环开始转变为良性循环——更为有效的制度开始推动发展进程，而发展也会促进更多有效制度的建立。

要维持这样的良性循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必须继续加大投入，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基本制度建设。民主制度的巩固与深化取决于政府是否有能力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包括经济增长、健康改善，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教育体系。领导者必须加强问责制度，包括自由公平的选举、有效的立法制度、精熟法律的法院系统、自由的新闻媒体以及活跃的公民社会。这些进步反过来也会加强政府的合法性，促进制度的巩固与民主的深化。

其次，除了更为高效的治理之外，持续发展还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战略必须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为所有公民提供越来越多的机遇，一方面保证广泛的发展，一方面维持了政府的合法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要实现经济多样化，升级产品与服务。有太多国家的经济仍然依赖于自然资源与初级工业品。而实现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便是经济活动逐渐向更高技能要求——同时也是更高收入的多样化生产领域转型。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着这一挑战。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曾在未有强劲的公共投资的前提下实现持续发展。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十分不完善：优质道路的数量少之又少（尤其是连接农场与市场、市场与港口的道路），能源供给不足，港口拥挤，水资源供应日趋紧张。同时，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少数独立的城市国家除外）曾在农业领域未获大量投入的情况下取得并维持发展。要想持续提高农业产量，为农村地区的贫困人群提供更多的经济机遇，就需要修建更多从农场通向市场的道路，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开展新作物与新化肥的本地研究，以及提供更广泛的配套服务。这些投入在未来面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威胁农业生产的环境压力时，会变得愈加重要。

未来几十年里，更广泛的贸易以及与之相应的能力和技术将继续充当推进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将继续寻求专门领域的机遇，寻找利基市场，融入全球供应链。在许多国家，降低关税及其他贸易藩篱依然大有空间。在另一些国家，少数贸易保护措施有时可能会带来好处，尤其是当关税具有时限，或是应用在一些本国企业能够在短期内获得竞争力的经济领域。许多最成功的出口企业已经在利用各种各样的出口平台，比如出口加工区，这样能为企业节省开支，增强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对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对于总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会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许多国家依然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出口，因而十分容易受到资源“诅咒”的影响。要战胜这种诅咒，就需要：实行明智的宏观经济与汇率管理政策；在生产协议和金融流动方面健全透明度与问责制；谨慎使用为基础设施、医疗健康和教育发起的融资资金；共同努力，实现经济多样化，降低对资源的依赖。相关的国际指南可以帮助规范政府实行有效治理，并帮助私营开采企业确立行为规范，包括《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企业公告付费促进联盟和自然资源管理协会。这些指南以补充的方式提供了有关预算、支付和合同透明度、公共受托责任机制、资源管理的最佳实践以及相关资本流入与投资等方面的条款。

第三，长期发展要求在教育与医疗健康领域内的持续投入。这些投入不仅本身就是人类发展的核心要素，而且对于增进发展其他领域的能力与技能也十分重要。教育的关注点必须越来越集中在教育质量上。在太多的国家，教师收入微薄，时常缺勤，培训与设备不足，难以创造高效的学习环境。尽管每个国家接下来要采取的措施各有不同，但改进教师培训、提高资深教师的收入、加强课程规划以及本地对学校的监管将显著促进这些国家的进步。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开始更多地关注高等教育，培养更多的工程师、医生、教师、研究者以及其他未来需要的技术工人。学校也必须继续为传统的边缘人群创造更多机遇，尤其是女性与少数群体。

健康领域的持续进步要求我们建设更加强大的医疗健康系统，加大对先进医疗技术与设备的投入，同时对研发新医疗技术的国际研究进行资助。《柳叶刀》召集的全球健康2035委员会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应该重点投入建设一个初级卫生保健诊所网络，提供基础的医疗服务，以本地层面的社区卫生工作者与国家层面的大型医院作为补充，这就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卫生工作者培训两个方面加大投入。发展中国家必须继续降低生育率，以减轻人口增长压力。这一点又依赖于持续的收入增长，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父母不再那么需要依靠他们的孩子养老），女性在学校与职场的机会增加，以及节育措施更加普及。国际援助项目将继续在医疗健康系统建设与疾病防治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详见下文），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有了额外的税收收入，它们也将有能力自行投资其他补充的医疗服务，建设更加可持续也更加有成效的医疗健康系统。

最后，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为社会上最贫困、脆弱与边缘化的人群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为穷人提供及时救助；二是帮助他们培养更大程度地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与技术。设计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无条件现金援助或实物援助（粮食或住所），有条件的援助（以接受学校教育或接种疫苗为条件），以及有针对性的补助。社会保障体系在近年来开始蓬勃发展，然而，虽然已经有将近10亿人从中受益，但仍有超过8亿需要保障的人群还未被这个体系覆盖。

加强发展援助

国际援助将继续在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尤其是在最贫穷的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赞助国政府应当提供更大数额的援助，与此同时也要将资金重新集中用于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并加强资金的管理与评估。赞助国应该在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减少资助，更多地资助那些需求迫切、融资选项有限的最贫穷国家，尤其是那些经济政策得当、治理状况良好的贫穷国家。换言之，国际援助应当集中在低收入的民主国家。它可以促进这些国家在农业、健康、教育、水资源和治理等领域的进步。与此同时，民主选举政府必须在援助项目资金的优先级评定、发展策略以及结果问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将更多资金集中于民主国家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非民主国家。但这样做的确意味着非民主国家获得的援助项目数量更少，范围也更有限。在诸如津巴布韦之类的国家，大量的援助资金并没有多大意义，在没有重大政治变革的前提下，依靠援助实现整体发展的希望微乎其微。但资金援助项目仍然可以直接改善人民的福祉。例如，防治艾滋病与疟疾的项目即使是在治理不善的情形下也能拯救许多生命。

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同时，援助机构应为解决发展难题的新技术研发与传播提供额外的支持。这就要求援助机构必须与高校、基金会、私营企业和其他研究机构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探索出全新的融资机制。

最后，援助机构必须找到与私营经济部门合作的有效方式，鼓励民间投资。长久以来，援助一直被视为民间投资的替代物，目的在于填补储蓄“缺口”，而不是一种刺激投资的机制。其实援助机构有许多种方式可以激励投资。它们可以帮助农村合作社的农民根据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与时间的需求来生产咖啡、水果或蔬菜。它们可以和本地银行合作，鼓励它们向有潜力的本地企业提供贷款，就像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发展信贷机构所做的那样。它们还可以替投资者承担尽职调查与环境影响评估的花费（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之前就必须支付这些费用），从而帮助他们降低投资风险。通过以上所有方式以及其他的可能方式，援助者可以与民间投资者合作，充分利用其投资资本，优化结果，进一步支持广泛的发展与进步。

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我可以肯定一些人会认为个人、组织和社会不太可能合作采取行动，并为未来的收获做出必要的牺牲。但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未来也必将做到，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过去已经这样做了。

请想想“二战”以后我们为了缔造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所提出的行动议程，它所期待的收获自那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得以实现。这些议程包括：帮助欧洲和日本进行战后重建；防止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死灰复燃；建立一个各国能够站在一起探讨与争论，最终找到共同利益、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全球组织——我们称之为联合国；创立了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国际组织，帮助各国家和地区奠定（尽管并非完美）全球经济稳定与贸易发展的基础；投资上千亿美元用于新技术的研发，让航空旅行变得更加便宜与快捷；让海路运输更有效率；减少世界领先经济体的空气与水污染；研发出能够拯救无数生命的疫苗；开发新的农作物品种；在实际上增加了全球粮食产量；发明了手持超级电脑（即智能手机）让大规模的全球即时信息流成为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彻底根除了天花（世界上最大的杀手）也几乎根除了小儿麻痹症及其他重大疾病；为世界最贫穷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创造经济与政治基础，让他们摆脱极度贫困，生活在真正有效的民主制度下。

要实现以上这些议程，在过去看来同样是不可能的。但所有这些都已经实现了，而且成就还远远不止这些。正如纳尔逊·曼德拉曾说的，“在事情未成功之前，一切总是看似不可能”。

20年前，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刚刚开始一场悄然但有力的变革。它们所取得的成果——迄今为止——包括极度贫困率大幅下降，收入获得实质性提升，健康与教育得到重大改善，战争发生的频率大减，民主化进程与政府治理水平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发展中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机遇已经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有共同的行动，坚定的领导力与明智的决策，未来的20年将变得更好，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贫困问题取得最大进展的时期。未来取得进步的潜力巨大，不只对发展中国家的50亿人口来说如此，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也是如此。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为共同进步与世界和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正是我们利用这难得的机遇，减少贫困，扩大全球的发展、繁荣与自由的大好时机。

[1] 此句并非何帆的原话，而是译自《纽约时报》的引言。——译者注

致谢

此书的成型历时良久，有许多人对我在书中表达的重要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我写书过程中提供了大量帮助，我对他们心怀感激。其中最感谢的是乔治城大学埃德蒙·A.沃尔什外交服务学院前院长卡罗尔·兰卡斯特女士，她于2014年过早地辞世。正是卡罗尔在2012年给予我加入乔治城大学，在此教书、做研究并书写全球发展的机会。她热情地鼓励我写就此书，并在我开始动笔之时给了我诸多指导。我深深地怀念她，我的顾问、导师、同事与朋友。受她启发的不只是我的作品，她曾经的同事与学生中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从她那里受到影响。

几位朋友与同事或通读了我的全部手稿，或阅读了一部分，我非常感激他们。其中最感谢的是我的多年好友与合作者，韦尔斯利学院的戴维·林道尔，他仔细阅读了此书的每一个章节，每一行字句，有时不止一遍，并向我提出了特别富有洞见的评论与批评，是他让此书更加成熟。查理·柯克伍德也通读了全部手稿，并像以往一样，极大地帮助我理清了思路。许多其他同事也在读过全书后给了我一些有用的想法与建议，包括史蒂夫·布洛克、邓肯·鲍顿、史蒂夫·卡欣、劳伦斯·尚迪、迈克尔·克莱门斯、凯末尔·德尔维什、拉里·戴蒙德、杰米·德拉蒙德、金·埃利奥特、弗兰克·福山、汤姆·哈特、乔治·英格拉姆、霍米·卡拉斯、露丝·莱文、莎拉·卢卡斯、泰德·莫兰、德怀特·珀金斯、马丁·拉瓦雷、索纳尔·沙阿、利斯贝特·斯蒂尔、埃内斯托·塔尔维、杰夫·文森特和埃里克·韦尔克。

还要感谢我在乔治城大学优秀的助手三人组——安娜·邦费尔特、马洛里·普拉克斯和泰勒·索尔兹伯里——正是他们所做的大量工作为此书打下了基础。他们不仅追踪数据，并将之整理成简明易懂的表格，绘制图表，核对引用来源，还通读了不少章节的草稿。沃特·塔肯伯格则娴熟地协助我构建一些章节。没有他们，我可能早就晕头转向了。我要感谢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曾经的同事们，此书系在他们所做的工作基础上发展而来，他们不但帮忙整理了一些图表的原始版本，还启发我确定了一些核心观点。他们是：瑞秋·巴恩、苏珊娜·邓巴、莎拉·莱恩、杰罗德·梅森、阿娜斯塔西亚·德·桑托斯和戴维·特里奇勒。

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也从我的好友们以及乔治城大学同事们的大力支持中获益匪浅。自我来到这所大学起，兰卡斯特院长便为我引荐了卡罗尔·萨金特，我们学术出版办公室的主任。卡罗尔花了大量时间与我讨论此书的诸多观点与研究方法，帮助我完成了最初的大纲与写作方案，并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坚定的支持。乔治城大学的校长约翰·德吉奥亚，以及汤姆·班科夫、乔·费拉拉、盖尔·格里菲斯、詹妮弗·朗、克雷尔·奥格登、金·里尔登–安德森尤其对我表示了支持与欢迎。我的多年好友史蒂夫·卡欣为我在乔治城大学、利比里亚乃至世界各地奔波协助，而且他富有创见，我总是被他的热情所感染。感谢乔治城大学的全球人类发展专业（GHD）的优秀团队给予我的支持与鼓励，包括安·凡·杜森、吉莱特·霍尔、珍妮丝·霍格斯、印迪卡·加亚拉特南、谢林·乔什、弗朗索瓦·卡博雷、莫林·刘易斯、凯瑟琳·马歇尔、苏珊·马丁、查理·乌多姆萨夫和霍利·怀斯。我还很感激我的学生，我从他们那里总能学到很多，他们也一直乐于修正我的失误。

可口可乐基金会以及艾姆·尤内斯、卡洛琳·海因茨–尤内斯和唐纳德·麦克亨利是GHD专业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的资金支持、合伙人、实习生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对我完成此书以及整个专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令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我在乔治城大学的教席是以杰出的唐纳德·麦克亨利教授命名的，他不仅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长期在乔治城大学担任教授，也是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

感谢休利特基金会为此书问世提供的慷慨帮助，尤其要感谢特蕾莎·邓巴、露丝·莱文和莎拉·卢卡斯三位的指导。在布鲁金斯学会，我从凯末尔·德尔维什、亚米莱特·富恩特斯、霍米·卡拉斯、根本亚纪和克里斯蒂娜·瑟夫那里获得了支持与鼓励。

我要向三叉戟媒体集团致以深切的谢意，它是我的作品经纪方，为我一路走来提供了专业的指导与帮助。感谢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本·洛恩，他是我的编辑，在为我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同时也给了我有力的支持，极大地提升了此书的质量。感谢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社长乔纳森·卡普，在一开始就对我充满信心与热情。感谢布里特·赫维德，他以极大的耐心和淡定推动了整个项目沿着预定轨道的进展，还有责任编辑西娅拉·罗宾逊，她对细节的关注使得此书的内容质量提升到了新的水平。我还要感谢现在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工作的托马斯·勒比恩，他一直肯定这个项目的价值，为我提供了许多很棒的想法，并且促进了此书的出版。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爱与鼓励，我无法完成此书的写作。梅根和山姆学会了忍受我的古怪习性，还要确保我不会对我的作品和我自己太过较真。嘉莉读了此书的大部分章节，并且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她是全球发展领域的资深专家，修正了我的不少失误，而且总能在我还没把话说出口时就洞悉我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她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耐心、理解与支持。没有她，我不可能完成这部作品，或者其他书的写作。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各方推荐

序

第一部分 浪潮

第1章 大变革

第2章 从底层突破贫困

第3章 新一代的财富

第4章 有更多的孩子活下来——而且活得更好

第5章 冲突和暴力减少

第二部分 催化剂

第6章 别了，冷战

第7章 你好，全球化！欢迎，新科技！

第8章 领导力、公民社会和行动——以及一点幸运

第9章 国际援助：是福还是祸？

第三部分 未来

第10章 第一种未来——发展增势：全球繁荣的新时代

第11章 第二种未来——发展趋缓：勉力跨过困境

第12章 第三种未来——发展脱轨：气候问题与矛盾冲突中断人类进步

第13章 通向美好未来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