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乡愁蓝调
Author: 马世芳
Date: 2015-05-31T16:00:00+00:00
Publisher: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序马世芳《地下乡愁蓝调》/张晓舟

你和我和一只狗叫布——兼序马世芳的《地下乡愁蓝调》/詹宏志

致简体中文版读者

门，消失的酒吧与青春期

二十岁的佩珀军士与十六岁的我

白碟遗事

寂静的声音，一九六六

遥望嬉皮世代的背影——《乌兹塔克口述历史》序[1]

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

青春舞曲——我的记忆，关于那些歌

那时，我们的耳朵犹然纯洁

“美丽岛”的前世今生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

我凉凉的歌是一帖药——“民歌”小史

坐进时光机，挡下那瓶毒酒

一本音乐杂志如何撼动社会？

西雅图故事——一则广播稿

拥舞的诗神与厉鬼

那柄火焚的红吉他

这一夜，摇滚失去了童贞

光环毁弃，美梦骤醒——关于《列侬回忆》

我所知道的科恩

深邃南方升起的吟哦

那些寂寞美丽的噪音

有一阵风——《地下乡愁蓝调》后记

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序马世芳《地下乡愁蓝调》/张晓舟

一个漂亮的名字——地下乡愁蓝调。然而这不是一杯小资调调、供你在秋日午后发呆的鸡尾酒。当然，一个正在向自己青春告别的人，总难免要频频回头，一再去舔自己青春的血，并骄傲地说：这也是时代的血，大地的血，诸神的血。

蓝调——这并不是一本关于蓝调布鲁斯的书，但书中所写的人与乐，都少不了蓝调血脉和布鲁斯根基。而有关台湾民歌运动之风起云涌，以胡德夫后来的命名，也不妨笼统称作“海洋蓝调”，它也难免受启于鲍勃·迪伦们，但更离不开本土的山川海洋，以及环球同此凉热的、汹涌的大时代。

地下——这个词一直被当作一个简单粗暴而又方便有效的标签，用来与“主流”、“流行”对立，划分身份和阶层。比如有一次我跟一位朋友说起我认识某位红歌星，却遭其质问：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我说上个世纪。对方不屑：那就不能算认识。意思就是说，在人家还没红之前认识等于白认识，更进一步理解，这个人在走红之前是作废的，可以一笔勾销的。我确实在这哥们走红之后再没见过他，也就是说，我不幸只认识了一个地下的废人，却无缘结交一个红星以沾光。如此说来，马世芳小时候在自家客厅或者学校里、酒吧里认识很多叔叔阿姨，实在都不能算认识，哪怕日后这个叔叔成了李宗盛，那个阿姨成了齐豫。

在我小时候，“地下”意味着革命和解放，意味着露天电影上的地下党，以及电影散场后地下防空洞的捉迷藏。小时候迷恋《地道战》，长大后则喜欢库斯图里卡的《地下》。地下，从来都意味着革命和解放，自由与魔幻，神秘与探险，死亡与再生。假如你去巴黎的地下，你还可以与几个世纪的千万骷髅白骨相逢，向地下的幽灵和死神问好，就像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那样唱：“哈喽，撒旦，是上路的时候了。”且修改一下他的歌词——“你可以把我的尸体，埋在地下，这样，我邪恶的老灵魂，才能搭上地铁，到处游荡。”

“地下”意味着根基——地基和根，在情感与道德上，“地下”抓住了大地的根，在艺术与思想上，“地下”验证了深度。

没有密西西比三角洲摘棉花黑人的号子和长歌，就没有蓝调，没有蓝调就没有摇滚。没有台湾“民歌运动”的地下野史，就没有后来流行音乐的殿堂——只是这个殿堂如今已失去地下的根基而摇摇欲坠。但地下的目的，未见得就是有朝一日浮出地面进入主流修成正史，尽管从马世芳在本书中着力梳理的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出，不管是西方摇滚史，还是台湾的“民歌运动史”，无不是一章章犯上作乱、最终跻身殿堂的历史，然而剽悍的地下从来不需要解释，地下永远意味着颠覆的勇气和创新的本能，一种已然修成正果进入主流的文化要防止枯竭，必定要时时“重返地下”，珍视并汲取自由无限的地下状态，或即马世芳在《青春舞曲》一文中怀念和召唤的“没想太多”的纯粹之境。

乡愁——乡愁不只是青春的怀旧和那喀索斯式的自恋，乡愁是对大地的一再追忆和重返，是对故土的守望，更是对乌何有之乡绝望中的希望。乡愁即对乌托邦的执念与热望。

数月前在深圳和胡德夫老师聊起当年那首伟大的时代曲《少年中国》——在纪念香港回归的那张两岸三地合辑《生于七月一日》开首，便是胡德夫和杨祖珺年轻时对唱的《少年中国》——“少年的中国不要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胡德夫说李双泽当年豪出此言有特殊时代语境，而老胡说自己如今仍有深深的乡愁。说罢当晚他忍不住抱病引吭高歌一曲他如今已很少唱的《少年中国》。

这“深深的乡愁”遥遥飘向故乡故国，更飘向那风云激荡的大时代。老胡在深圳根据地酒吧的演出，免不了要唱《美丽岛》，而杨祖珺版的《美丽岛》我还无缘听到，只能从马世芳的文字遥想。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杨祖珺唯一一张专辑的内页中，这个和齐豫一样喜欢翻唱琼·贝兹（Joan Baez）的小女生竟也大笔一挥写下“大时代”这样的字眼：“我总在心中惶惶恐恐地想着：我的歌声足以回答社会上关心我的人们的爱心吗？如果音乐除了作为娱乐的消遣品而外，不能在这大时代中负起一份该尽的义务与责任，音乐的存在是必要的吗？”

这乡愁其实就是“六○年代乡愁”。我与马世芳素不相识，但同样生于七○年代，却带着某种六○年代遗老遗少的气息，我们只是通过文字，在六○年代浩瀚大河边隔岸观火并相互问好，我们的问候语和接头暗号是伍德斯托克，是鲍勃·迪伦和吉姆·莫里森，乃至哈维尔和“宇宙塑料人”，是《同情魔鬼》和《露西和钻石在天上舞蹈》……当年的美国评论家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描述为“整整一代人去那儿相互问好”，那一代人也曾被称为“伍德斯托克民族”或“伍德斯托克国”。伍德斯托克国的子民是超越国家、民族的。

然而“伍德斯托克乡愁”毕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浩叹，就像前年，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耗资百万美元，遵“刚左教父”亨特·汤普森（Hunter Tompson）生前遗愿为其举行炮葬，将其骨灰用几十门大炮轰向星空，六○年代的骨灰亦随烟花散尽。当你看到今日的Rolling Stone杂志封面上，二十一世纪的亚瑟小子（Usher）打跑了六○年代的亚瑟王，牛逼轰轰地说“More Woman, Less Time”，你不知道是该给约翰·列侬收尸还是招魂。大时代已成小世界，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那些在“娱乐至死”的天罗地网中突围的浪人，宁可如丧家犬继续在路上游荡。

我们曾通过杨德昌和蔡明亮去了解隔岸的牯岭街少年和青少年哪吒。现在马世芳又掏出一份有血有肉有骨有气的个人成长史和时代鉴证书，并砰然打开每一位读者的音乐成长记忆之门。难免会联想到大陆“打口的一代”，记得第一次奔赴打口青年心中的延安——粤东某镇——的时候，我竟禁不住唱起约翰·丹佛的《乡路带我回家》，或许迟早有一天，马世芳会带我在牯岭街淘黑胶，而我会带他去广州的岗顶、上海的大自鸣钟、北京的新街口……这本书像大河一样延伸，终将激起两岸对话的浪花。

唯有上路可以治疗乡愁。我在去美国的前夕写下这篇小文，在无数影像中，我们早已熟悉了那典型的美国场景：旅人在大路上拦车，音速青年（Sonic Youth）有首歌的MV尤其令人既迷幻沉醉又热血沸腾。你可以将《地下乡愁蓝调》当作一部公路电影，或者，当作一辆虽老旧然而依旧凶猛呼啸的卡车，现在司机朝你停下来了，搭上你，一起上路吧。在路上，乡愁是一管粗大的萨克斯，径自吹出满天霞光。

你和我和一只狗叫布——兼序马世芳的《地下乡愁蓝调》/詹宏志

那时候，一九七○年代才刚刚翻开第一页，本名Kent La Voie的乡村摇滚歌手灰狼罗伯（Lobo）的一首歌已经唱遍了全世界。

那首歌叫做《我和你和一只狗叫布》（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觉得音韵可爱，朗朗上口，全都跟着唱：

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

Traveling and living off the land

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

How I love being a free man

我们是一群高中生，并不真的知道自由人是什么，住在全球文明的边缘角落一个叫台湾的岛上。世界上也真还没有人知道台湾是什么，除了一船船来台度假嫖妓的越南美军。台湾，是他们买醉前的东方幻想，宿醉后的蝴蝶春梦，以及战火弹片震撼中短暂的忘忧谷；台湾，也是他们的鸦片，疗愈他们疼痛无法拼合的肉体与灵魂，就像陈映真笔下《六月里的玫瑰花》中的军曹巴尼一样。

因为有着这些夜醉街头的美国大兵，以及他们揽腰搂着的火辣浓妆台湾吧女，我们来不及清理内心的隐隐作痛，一些美国大众文化，包括可口可乐与Spam火腿肉罐头、《花花公子》杂志及其折页女郎，以及美国告示牌流行歌排行榜（Billboard Top 100），却也悄悄溜进我们的生活。

我们只是高中生，出外在街头逛来逛去，没钱看电影买东西，回家在笔记本中涂涂抹抹，或者是诗或者是画，满腹的苦闷无路可出，也不能拿世界怎样。披头士Love Me Do的天真时期已经过了，带着哀伤和呐喊的Let It Be刚刚为披头士画下句点，我们没有赶上青年披头士的黄金时代，我们是聆听凯特·史蒂文斯（Cat Stevens）的世代（一代人——编案，下同）。

我们懵懵懂懂看着拼字错误百出的歌词，跟着美国告示牌排行榜逐首哼唱，反复聆听盗版黑胶唱片《学生之音》里的破碎选辑，想捕捉当中那些远方隐约的革命暗号或灵修信息，但因为战争和学生运动都太遥远了，最后多半跌入情歌不知所云的伤感陷阱。我们曾经也以为灰狼罗伯是我们福音书的一部分，虽然不一定知道那是什么。

即使是同时代的我们也还不认识彼此，认识同时代的人要等到很多年后。当时在台中读高中编校刊的我，一面也读着其他高中的校刊，罗智成（后来当了台北市政府新闻处处长）主编的《附中青年》就是当时全台湾最厉害的校刊。附中校刊里有一篇小说也叫《我和你和一只狗叫布》，也是来自“罗伯福音”的启发,那是另一位在苦闷中成长的高中生张惠国写的。时隔三十五年了，我还清楚记得故事里青春期的主角五英尺十一和他与朋友间百无聊赖的生活内容。伴随着歌词，我，和你，和一支狗叫布，可见每一个世代都有某些音乐作为伴奏而成长的……

吉他兀自铿铿锵锵地继续弹唱着，然后我们就各自长大了，进入台北一所知名的大学。我们来自全岛各地，靠海的和靠山的，通通都凑在一起了，所有原来只闻其名的校刊主编也都彼此相见了。虽然这些英雄豪杰多半见面不如闻名，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但也算是八方风雨会中州，好像有个美丽新世界正等着他们。（想想看，现在这些主编都已年过五十，有的从政，有的经商，有些则成了名嘴或教授，有的甚至成了某件精彩香艳绯闻的主角，际遇不同，但都头渐秃腹渐宽，不复当年苍白青涩的文艺青年了。）

新的年份仍然有属于它的伴奏基调，虽然那个时代我们人人初学吉他，弹到指尖流血长茧，也只能唧唧哼哼唱些和弦简单的歌曲，像灰狼罗伯的How Can I Tell Her，就够手忙脚乱的了，但我们好像已经不能满足它太简单的讯息。同班同学廖爱听The Who，一遍又一遍观看电影版摇滚歌剧《汤米》（Tommy，或译《冲破黑暗谷》），忍不住困惑地在夜里找我讨论，艰难地咀嚼并想象其中性爱与药物的气息。同寝室的诗人杨泽则爱听长笛手Ian Anderson领军的Jethro Tull乐团，半夜强迫我听他的Too Old to Rock ‘n’ Roll, Too Young to Die，并且诗兴大发，彻夜不眠埋首创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能在他笔记本里看到好几首正在发展为诗作的残句和断片……

我自己则是个没什么分辨能力和倾向的音乐杂食者，也难怪，乡下人进城，什么都感到有趣。我有时候爱听概念恢宏的Chris de Burgh，有时候着迷于实验风的大卫·鲍伊（David Bowie），弹起民谣吉他时却也不介意胸无大志、声音甜美的约翰·丹佛（John Denver），我敲着吉他扯着嗓子唱着：

I had an uncle name of Matthew

Was his father’s only boy

Born just south of Colby, Kansas

Was his mother’s pride and joy

我只有叔叔叫阿憨仔，在乡下是个诚实而愚钝的工人，也许马修这种名字更合适当一首歌的歌词。

唱歌的人并不同意，唱自己的歌的台湾民歌运动风潮其实也已经悄悄吹起，我目睹它的发生而不觉。杨弦唱《乡愁四韵》的历史时刻，就在学校里的体育馆，我也在现场，但我只盯着台上一位负责打击乐器的美女。不久后，《我们的歌》和“金韵奖”的唱片也开始出版了。抱着吉他的齐豫，常常就坐在文学院天井的草坪上；更激进的李双泽也不遥远，同学相约到淡水去听歌，听的就是李双泽。其实一切风云已变色，像蝎子乐团（Scorpions）的歌词唱的：

An August summer night

Soldiers passing by

Listening to the wind of change

时间从生命走过，一路上都有时隐时现的背景音乐，我只是都忘了。直到有一天，收音机里传来年轻音乐人兼广播DJ马世芳和张大春的对谈。马世芳仿佛是一个老灵魂装错了青春的身体，他竟然在电台上介绍早期闽南语歌手文夏的音乐，而文夏正在做乡村歌曲的试验呢。

我的时间一下子被推回到五○年代，回到基隆雨港的家乡，灯光颜色昏黄，声音也回到单轨温暖的真空管音色，家里那部据说是村里最早的三十三转唱机兼收音机，正流泻出美丽的声音《台中州进行曲》，邻居们躲在楼梯口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时间静止，乐音充满，那是另一个我魂萦梦系的年代。

致简体中文版读者

《地下乡愁蓝调》有缘面对大陆的读者，是当初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完全无从想象的。这是我的幸运，应当说声谢谢。

这些文字之中，最远的篇章成于一九九五年，我二十四岁。刚服完兵役，未来是一则则待填的申论题，胸口堵着各种跃跃欲试的渴望，写文章便成了自我证明的凭据。彼时作文偶有机会在报端杂志发表，下笔亦全凭直觉，不大有余裕介意读者的目光、想象读者的面目——那连“傻胆”都称不上，纯粹只是懵懂。写完交稿，亦无从揣想文字印出去又会导引出哪些事情。如今回头看那几篇成于九○年代的旧稿，义无反顾的抒情和悲壮，确实是“后青春期”的尾大不掉。然而那样的热切，如今是连装都装不出来了。

接下来十多年，断断续续地写，积累的文字不能算少，然而始终自认“业余”，不敢僭称“作家”，更不敢奢望自己的文字真能拿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怎么办。去年冬天，总算是硬着头皮出了书。我想，这本小书于我最大的意义，大概在终于能够了结自己的“青春期”——歇下脚来深深回望一眼，看明白了来时的路，方能鼓起勇气，往下走去。

出书以来，屡有识或不识的朋友好言鼓励，感激之余，心里始终明白，在作文这件事情上，自己只能算是“见习生”，但我始终是乐意一直写下去的，只希望文章不要愈写愈应付，人不要愈写愈糊涂。所谓音乐，多半只是借口——这些文章，其实是在试着让余烬犹温的青春期，借着文字的煽动，或许再发一点热、发一点光。这里面有我自己的青春，也有不止一整代人的青春。

起初以为，写作是为了抵挡遗忘，后来发现，写作其实是编织记忆——无论是那些未能亲历的故事，抑或确凿经验过的自己的少年。一篇一篇地写下来，仿佛便是确认了自己的所来处，毕竟不是一片荒芜，这样也就可以了。

这本小书竟发行简体版了。海峡两岸重启交通，倏忽已近廿载，然而我们隔着历史的断层，背着积累的成见，兼以大环境的激变，彼此真心的理解，毕竟还是薄弱。这本小书，若能让我们彼此多出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真心的体贴，于愿足矣。

二○○七年八月于台湾台北

门，消失的酒吧与青春期

我一直记得不可遏抑地想听The Doors的那种感觉。十七岁那年的一个冬夜，离大学联考还有一百三十九天。独自站在亮晃晃的公车里看着窗外冷清的街景，身上散放着适才跟友朋聚会沾染到的烟味，忽然极度想听The Doors，想让冷飕飕的夜里多出一些距离遥远的、素色的颓废声响。下车走在回家的路上，所有的店家都打烊了，路灯照着无人的巷弄，小蝙蝠绕着圈盘旋飞舞。想起前几天把The Doors的卡带都借给M了，顿时觉得前所未有地空虚起来。

我跟M是在校刊社认识的。高二那年我跟他竞选社长没选上，M当选之后便邀我做社团的首席干部。在一学期的共事中，我对M产生出一种既是革命同志又是竞争对手的微妙情感：瘦长的M总是显出一种不慌不忙的早熟姿态，笑起来永远带着嘲弄的表情，仿佛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足以让他惊惶。在他身边，我总觉得自己是个笨拙可笑的二流货色——老实说，我一直忌妒着M。

拿卡带到学校借给M的那天，我们一人分一边耳机，听着《人们变得古怪》（People Are Strange）。

人们变得古怪，当你是个陌生人

面容如此丑陋，当你独自一人

女人变得邪恶，当你不被需要

街道也倾斜起来，当你失意落魄……1

罗比·克里格（Robby Krieger）幽幽咽咽弹起吉他间奏，喝醉了似的，指法却又十分精准。

“等考完我就要去学电吉他，而且不要狂飙，要弹就要弹这种的。你听，它的每个音都有意义。”我比手画脚地对M说。

M没有回话，用他一贯的表情扬起嘴角，斜斜地看了我一眼。

当时校刊社干部拥有无限制请公假不必上课的特权，于是我们镇日窝在漏雨破窗、僻处校园最角落的社办，一知半解地啃着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库跟五○年代那些意象奇诡的现代诗，并且不时为着庞大的议题用尽脑中新习得的冷硬词汇反复论辩。那一年也是我的摇滚乐启蒙期：我拿三百块跟班上同学买了一对随身听专用的外接喇叭，在社办一边做完稿一边放着一卷又一卷的卡带。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在一九六八年的录音里嚣张地吼道：

We want the world and we want it

We want the world and we want it now, now？ ...NOW!!

The Doors的专辑《奇怪的日子》（Strange Days），一九六七年出版。

其实我们并不确知自己是否真能掌握这个世界，因为世界正以恐怖的速度激变着。请公假窝在校刊社听The Doors的那年，刚解严没多久，大学校园里学运四起，毕业的学长带他们编的地下刊物回来给我们看：米黄的纸张印着一帧帧黑白分明的木刻版画和墨色淋漓的标题，满是我无法理解、却又不能不在阅读当下感到热血沸腾的词汇：“特别权利关系的父权心态”、“党国大一统”、“国家机器v s.民间社会”、“权力的第三面向”。政治迫害、记过退学的威胁是他们头顶明亮的光环，这种悲壮的、反体制的气氛令人神往不已。

在台湾压抑已久的民间力量骤然倾泻而出的时节，我听着整整二十年前造反派年轻人听的摇滚乐，等待着大学联考，每天对校门口的“伟人”铜像投以轻蔑的眼神，且一面揣想风起云涌的六○年代该是什么模样。

离联考还有一百三十九天的那个晚上是Y的生日派对。Y是某女校的校刊社主编，跟M介乎熟与不熟之间，就像两个邦交国的总理一样，在惯例上必须建立某种程度的友好关系吧。总之，那个晚上我临时被M抓去作陪，上馆子吃了一顿火锅，同去的还有M的另一个朋友跟Y的同学。在餐桌上我被M灌了好几杯啤酒——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喝啤酒，所以不久就头疼起来。吃饱之后时间还早，有人提议到罗斯福路一家叫做AC/DC的酒吧去续摊。

在校刊社代代相传的神秘故事里，总会提到AC/DC这间酒吧。传说古早的学长写不出东西或者创意枯竭的时候，就把完稿纸卷一卷带到AC/DC去，叼着烟、拎着啤酒瓶，把酒吧的桌子当编辑桌，做出一张张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校刊版面。他们在那儿饮酒、论辩、写诗、生产满篇夹杠（jargon的音译，行话，隐语）的论述。在那些故事里，AC/DC就是这一代的“明星咖啡屋”，是早慧的心灵宣泄满腔才情的所在。

不过说也奇怪，我从来也没想过要到那儿去瞻仰前辈豪气干云的遗迹。大概“酒吧”这种地方，对十七岁的我来说，还是过于危险的吧。

我们来到一个停满机车（摩托车）的阴郁骑楼，除了入口处一块巴掌大的木牌，完全看不出任何类似酒吧的迹象，只有一条窄小的梯级，往上看去，昏暗的楼梯间隐约有几堆装啤酒的木箱。攀爬而上，推开门，The Doors幽深冰冷的乐音混杂着烟味迎面扑来。DJ端坐在满墙唱片围绕之中，散放出独裁君王的雍容气派。客人们错落散坐，匿身在晕黄光圈笼罩不到的黑暗里，只见每张木桌中央一圈圈雾气袅绕的亮光，照着烟包、酒杯、写了字的纸、一双双交叠的手。已经死了十几年的吉姆·莫里森缓缓唱着：

骑在蛇背上／骑在蛇背上／来到湖边／史前的湖边

这条蛇好长／身长七里／很老很老／皮肤冰冷

骑在蛇背上／蜿蜒向西……2

就在这样的乐音中，我跟M、M的另一个朋友，还有并不相熟的女孩子Y以及她的同学，围坐在AC/DC的长条木桌前，大家一边吃我带去当生日礼物的虾味先跟七七巧克力（我不记得为什么带了这么寒碜的礼物）、一边玩一种叫做“心脏病”的扑克牌戏——这是一种玩起来必然喧闹尖叫不已的牌戏，所以一直到离开酒吧，我都没有余暇专心地听完一首歌，然而伊们并不介意在The Doors的音乐声中玩“心脏病”，伊们甚至并不知道那是The Doors，我又能说什么呢。

离开AC/DC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在罗斯福路吹着夜风等公车，愈想愈不甘心，便渐渐悒郁了起来。在弥漫着烟雾和迷幻摇滚的酒吧里，一群玩扑克牌的高中生显得多么不上道、多么伧俗！最最不幸的是，我自己也成为这种无可原谅的伧俗的共犯。于是暗暗决定此后不再到这家酒吧，除非终于能找到知己至交，或者拥有一个真心了解我的情人。

然而这个愿望一直都没有实现：知己和爱人一样难寻，而且AC/DC不久就关店了。这间酒吧遂夹带着不完满的记忆，在我脑中升高、神化。即使后来走遍台北播放着摇滚乐的酒吧，在不同的昏黄灯光下学习吸烟、争辩、饮酒，甚至一度竭力把指间的香烟想象成大麻、把窗外乌烟瘴气的台北想象成旧金山的嬉皮社区，其实都还是在偷偷比对AC/DC留在心底的，那块青春期的残片而已。

顶着夜风回家的那天晚上，坐在没有The Doors可听的房间拨电话给M，想跟他讨回我的录音带。

“喂。”M的声音很虚弱。

“喂，我啦。你还好吗？”

“满干的，不晓得自己在那边做什么。”M很无奈的样子。

“喔。”我无以为继。

多年之后从军中退伍，独自背着包包跑到欧洲去晃荡了一个月。一个晴朗的秋日下午，我走到广袤的巴黎拉雪兹神父（Père Lachaise）公墓，沿着指示找到了吉姆·莫里森的坟。这趟旅行之前，我已经从书本和影片中无数次看过他的葬地的壮观模样：多年来，每个月都有数以百千计的乐迷从世界各地前来凭吊这位永远被冻结在二十七岁的偶像。照片里的墓地有一座胸像，被涂抹得面目全非。大理石的墓座上，吉姆的名字也几乎全被层层叠叠的涂鸦遮掩。喷漆和刻字不仅布满他的墓冢，更蔓延到周围的坟墓和围墙。据说每年忌日都会有歌迷翻墙潜入墓地，在他的坟前燃起一支支蜡烛，轮流吸大麻，把满地烟屁股排成他的歌名——THE END。

然而当我来到他的坟前，却完全看不到这些。墓地在不到一年前才彻底整建过，胸像被搬走，刻在大理石上的文字被换成更坚固的铜牌，镌刻的名字也还原成他的本名，索然无趣的“詹姆斯·道格拉斯·莫里森”（James Douglas Morrison），满墙的喷漆涂鸦全部抹得一干二净，坟墓上整整齐齐摆着几束鲜花。

一个表情忧郁、穿着皮衣和牛仔裤的长发青年，架起三脚架想在坟前替自己拍照，马上被旁边拿着对讲机、戴墨镜的健壮女警制止。两个操南方口音的肥仔老美拿着地图走来，对坟墓端详了半天，品头论足一番就离开了，仿佛他们来看的是卢浮宫的一幅名画。秋日的暖阳斜射而下，我站在坟前，愈看愈觉得不可思议：吉姆·莫里森的躯体，真的就躺在这下面吗？

直到离开墓地、踏进地铁车厢，才猛然想起十七岁的那个夜晚。吉姆·莫里森的声音在玩着扑克牌的我们周身飘荡，他离我那么近却又那么遥远。那间埋藏在记忆里的AC/DC，竟然和照片里已经不存在的坟地遥遥对望起来。此刻我才醒觉，彼时恋慕着的迷幻、颓废、激进和悲壮，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自己的生命，就像我压根儿没沾到过六○年代的边一样，那只不过是对自己未尝理解过的生命状态、未尝经验过的历史情境一厢情愿的想象。墨色淋漓的地下刊物、耳机里穿越二十年岁月嘶吼着摇滚乐的造反派青年、墓碑表面横七竖八的涂鸦，它们杂糅在一处，化成一种虚幻的乡愁。然而嬉皮皆已老去，吉姆·莫里森凝定在二十七岁的脸孔和六八学潮的街头涂鸦都印在明信片的背面，一张五法郎。那场集体的青春期，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站在拥挤的车厢里，望着窗外映照出另一个模糊摇晃的自己，再度不可遏抑地想听The Doors。那是当你真正孤独的时候才听得进去的音乐。

一九九七

歌词原文

1 People are strange when you’re a stranger

Faces look ugly when you’re alone

Women seem wicked when you’re unwanted

Streets are uneven when you’re down...

选自People Are Strange

2 Ride the snake, ride the snake / To the lake, the ancient lake, baby

The snake is long, seven miles / Ride the snake...he’s old, and his skin is cold

Ride the snake / to the west

选自The End

二十岁的佩珀军士与十六岁的我

“那是二十年前的今天……”

it was twenty years ago today...

那年夏天，《佩珀军士》（Sgt. Pepper）出版之后整整二十年，刚上高中的你在中华商场买到了这张唱片。那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周末下午，你把大盘帽塞进书包，一路搭公车到中华路南站，挤进纠结奔流的人潮，穿越骑楼下连绵不绝的摊位，做奖杯的、修随身听的、展示币钞邮票的、挂着军服制服的、算命的、卖面的……憋着气避开楼梯间臭气四溢的公厕，爬上二楼，走进最角落的那间唱片行。你一手紧攥着书包，一手慌慌地翻着架子上一排排的唱片封套。几经搜寻，心脏猛然一跳，这帧在旧杂志上看过的著名封面赫然出现在眼前。

你毫不迟疑地付掉了一整个星期的零用钱。从唱片行走出来，天气真热，阳光刺得你睁不开眼睛。你决定到隔壁的面店暂歇，吃一顿已然延迟了的午餐。坐在板凳上，忍不住取出袋中的唱片，满怀幸福地审视着。身边忽然有人冲着你说话，吓了你一大跳。

“刚刚买的吗？”

是面店的伙计，端着你点的炒面。他年纪很轻，比你大不了多少，眼里带着促狭的神色。你点点头，不晓得该说什么。

“这是一张好唱片，你很会买。”你赧然微笑。“我也想买这张，已经想了好一阵子。我有一台很旧的唱机，不过还可以听，最近很想好好买一些唱片来听，不过唱片很贵。”

那时候，一张原版唱片要两百三十块，真的很贵。

“我已经有这么多唱片了。”他用手比了比，大约是一条鲤鱼的长度，“唱片实在很贵，慢慢买，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么多。”老板远远喊他，他做了一个歉然的表情，匆匆跑去招呼别桌的客人。

你吃饱，找他付账。他说：“有空可以来找我，我告诉你哪些片子好听，值得买。”

你再也没有去过那家面摊，中华商场也早就被铲平了。不过每次放这张唱片，你都会看见夏天午后从中华商场密密麻麻的墙孔透进来的阳光，并且嗅到肉丝炒面的香味。

“心里有些东西被否定了这么多年……”

something inside that was always denied for so many years...

那年你刚考上第一志愿，这都要归功于那位体罚与恶补不遗余力的国中（相当于内地初中）班导师（时至今日，她依旧定期出现在你的噩梦里）。国中三年，记忆完全一团混沌，只剩若干鲜明的片段，每个片段都浸满了恐惧。

比如作业没有写，天蒙蒙亮的时候，就跑到班上借同学的来抄。奋力抄到一半，说笑的同学们倏然沉默下来，你回头，赫然是老师。她反常地早早来到学校，并且故意从后门静静地潜进教室，就为了来这么一个突击检查。你抖抖索索把纸笔收起来，老师却什么也没说，只沉默地坐到了她的桌前。足足一小时之后，等全班到齐，她才慢慢开口：“没写作业的自己起立。”之后，自然是一顿好打。

老师总是叫你们趴着，用藤条狠狠抽打你们这些小男生的大腿——那支藤条长而且韧，像钓竿一样弯曲着，尾端炸开了花，于是用胶带一圈圈缠起来，“嗖”地甩下去，一条血痕立刻鼓起来，辣麻麻、凉飕飕的，回座之后，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老师并不随身带着藤条，它总是搁在教室前面的桌子抽屉里，你当值日生的时候还用它打过板擦。有一次藤条不知道被谁偷走扔掉了，老师正待打人，一看抽屉是空的，遍寻不得，便跑去隔壁班借了一条三指宽的厚木板来用。嗬，木板比藤条厉害多了，力道深深吃进肉里去，挨完打的手心整个肿起来，亮得发紫，不像藤条只是痛在皮上。你想，那个偷藤条的家伙一定后悔莫及。还好，第二天老师手上就有了一根簇新的藤条。老师永远不缺藤条，或许“教育部”有编列教具的预算吧，断了就去总务处领一支。

还有一次，班上集体作弊被逮到，孩子们排着队挨揍，老师使出全身气力，拼了命地打，藤条一断再断、愈打愈短，忽然教务处招呼你们去中正纪念堂表演——你们是乐队班，随时都得出任务。于是全班速速换穿乐队制服，到仓库取乐器，上游览车。一路上，老师并没有随行，大伙却全惨白着脸，车里鸦雀无声。那简直就是一辆囚车，想到回去即将继续的酷刑，你们都恨不得它半路撞上安全岛，延迟一下回校受刑的时间。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以致一离开那所丑恶的学校，你就迫不及待地摧毁了那段时间的记忆。未料弄巧成拙，你的国中时代在脑海中变成一团糨糊，最怕人的部分反而都鲜明地保留了下来。

放榜那天，你终于自由了——然则你该怎样证明你的自由呢？被奴役太久，一朝撤除镣铐，竟然连路都不会走了。高一那年，你的生活全是矛盾与混乱，功课一团糟，又没有什么谈得来的朋友。你很焦虑，囫囵阅读名声显赫的书籍，什么也没读懂，但总记得竖起书背，展示你的与众不同。班上传说某人“马子很正”，某人跟哪里的班花“搞上了”，你故意摆出鄙弃的神色，心里却不可遏抑地忌妒着。

家里没人的时候，你把这张唱片摆进母亲的老唱机，大声播放鼓手林哥（Ringo）悲伤自嘲的《朋友帮了点忙》（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你是否觉得，孤孤单单的好难受？

你是不是很伤心，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

你需要一个人来陪你吗？

我需要人来爱……

随便谁都可以吗？

我就是需要一个人来爱！

……1

然而你该怎么爱呢？你无从想象爱情是怎么回事，比起来，你更期盼浓烈的友情。但是你什么也没有，只有这张唱片，陪你度过那些难熬的日子。

“没什么好说的，我很好……”

I’ve got nothing to say but it’s OK...

父亲伤心了，你的成绩单连续出现颇不体面的数字。你走出房间，父亲叫住你，询问成绩的事。你唯唯诺诺，顾左右而言他，终究无法避免一场严厉的训诫。个头开始抽长的你，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老是驼着背，眼睛也总是低低盯着地面。这种委顿的姿态想必加倍惹恼了父亲，训诫也就更加漫长。

然而你是尊敬着父亲的。你是如此尊敬他的识见，慑服于他条理分明的思维与辩才，以致毫无顶撞的动力，更无同龄孩子惯常出现的反叛情结。父亲的训诫只能一遍遍让你陷入沮丧。

一次与父亲上馆子，食罢，你们各自剔着牙，气氛融洽，适于谈心。你于是难掩兴奋地向父亲提起买得这张唱片的欢喜，顺带以炫示的语气讲起披头士音乐的伟大与美丽。

父亲微笑地听着，然后缓缓地说：“我只希望你也能好好地读书。”

你顿时语塞，气氛冰冷了下来。一股气上来，手上的牙签被你愤然掰断，掷往桌角。这之后，结账上车回家，父子一路无言。

“我花时间做了好多事情，昨天我还不觉得它们重要……”

I’m taking the time for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weren’t important yesterday ...

父亲最担心你“胸无大志”，搞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浪费大好青春。你倒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就像许多十六岁的孩子那样，你相信自己可以搞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只是懒得想到底要搞什么事业而已。

那是“强人时代”的末尾，报禁解除，舆论尺度大开，许多掩埋已久的禁忌都在溃堤边缘，稍一触动就要轰然迸发，到处浮动着躁郁不安的气味，再迟钝的人都知道剧变正在到来，只是没有人说得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偶尔班上有人会为着政治议题激烈争执，甚至差点动起手来。周记里写到“民进党”一律要加引号，否则老师会帮你添上去。

你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你在班会上慷慨陈词，主张班报应该由逸乐取向的《民生报》换成言论大胆的《自立早报》，培养同学关心社会现实的能力——天知道你自己到底翻过几次《自立早报》。这个提案（毫不意外地）被全班投票否决。你很气愤，决定自掏腰包替班上多订一份报纸，终于还是被老师劝阻了。

你很沮丧，觉得青年堕落至此，台湾前途无望。这是个大人瞧不起年轻人、年轻人瞧不起自己的岛屿。回到家，你戴上耳机，音量钮旋到九，让电吉他和鼓声发泄你的愤恨：

我曾经是个愤怒的小伙子

我把脑袋藏在沙里

可是你对我说的那些话

我终于听了进去

现在我想尽力做好每件事

我得承认，事情正在好转

每分每秒都在好转……2

好转个屁。这个小伙子骨子里还是个造反派，他只是被爱情冲昏了头，一时迷糊罢了。环境根本跟以前一样烂，恋爱只会让他昏头，让他的反叛力量缴了械。所以披头士是伟大的，因为他们知道事情明明“不会好转”，还故意这么唱，让反讽更强，让你从状似乐观的歌词里嗅出绝望的气味。你仔细研究歌词，得到了符合自己心情的结论：恋爱使人目盲，使人丧失了造反的骨气。所以，宁可不要恋爱。

“往上看，发现我已经迟了……”

looking up, I noticed I was late ...

你拿三百块跟隔壁同学买了一对随身听的外接喇叭，于是终于可以在自己房间把音乐放出来听了。你把《佩珀军士》的唱片录成卡带，反复听了好几百次，直到你能默背每一段间奏的音符、每一句歌词的咬字。你总是一面听，一面盯着唱片封面，希望能够认识上面的每一颗人头。那是一个玄奇丰富的世界，全是难解的隐喻。那尊臭着脸的石像是谁？列侬背后那张苍白的脸是王尔德吗？为什么右首那只洋囡囡胸前绣着“欢迎滚石”？她横陈的姿态，很有几分狎昵的怪异感。前景那片繁盛的花草，是否真的夹杂着大麻？——即使有，你也不知道大麻长什么样子。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呀！你总是幻想着，希望自己早生二十年。你大概会参加嬉皮公社，让头发披散到腰际，在大麻烟雾和迷幻摇滚里玄思证道（而你甚至连一支香烟都未尝吸过）。你一定会写出足以传世的好诗，甚至组一个自己的摇滚乐团（而你只会弹两三个蹩脚的吉他和弦）。运气好的话，你会亲眼看见披头士站在伦敦一幢楼房的屋顶，举办最后一场演唱会。他们披发当风、鼓琴而歌，大批路人流连仰观，道为之塞，引来警伯取缔，真是令人神往。那是在你出生前两年四个月零十二天发生的事。

来不及了。那个时代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结束，只留下这些五彩斑斓的唱片封面，以及纪录片里惊涛骇浪的片段。人们满街游行，拳头高高举起。画质粗粝、色彩半褪的影片里，有人倒在地上翻滚哭号，直升机在丛林上空盘旋，愤怒的群众抬着标语，向着镜头张开黑洞洞的嘴巴。各种旗帜、口号交织成一大片迷茫的风景，向来不及参加的你招手。

“生命从你的里面与外面流逝……”

life flows on within you and without you...

一天夜里，弟弟打开你的房门，神色严重地说了一句什么。你摘下耳机、关上录音机，弟弟又说了一次：“蒋总统”死了。你往客厅跑去，电视上都是哀戚的颜脸。

一切都显得不真实，于是你走到阳台探望狗狗。狗狗见到你，欢快地跳跃起来——不论这世界怎么了，于它其实是毫无差别的啊。这么一想，心情就静定了。你回到房间，戴上耳机，继续未完的音乐。已经放到最后一首，《生命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列侬冷冷地唱着：

我看了今天的新闻，老天

关于一个功名显赫的幸运者

尽管那消息相当哀伤

嗯，我只能发笑

我看了那帧照片……3

整个管弦乐团一齐轰奏着不协调的声响，由远而近，排山倒海。最后一记重重的钢琴声，狠狠敲下去，回音缭绕、久久不散，仿佛要把你的魂魄席卷净尽。

这天晚上你做了一个梦。

你在一个圆顶的大厅里，等待表演开场，一切对象都泛着洗涤过度的苍白，大厅因为太高，显得有些冷清。观众稀稀落落，迟迟不能坐定，主持人走上台，用过度激动的口气大声介绍乐队出场：“The Beatles!”你大声欢呼，没想到有生之年真的看到了披头士的演唱会，你流下了眼泪。约翰叼着香烟走到台前，抄起鼓棒，准备打鼓。鼓棒？那林哥怎么办？再仔细一看，你发现这几个家伙竟然是冒牌的！仅仅面孔长得像罢了！你悲愤已极，站起身，一面哭，一面大声用英文詈骂起来（你不知为什么英文顿时流畅无碍），周围的观众依旧默然望着舞台，看都不看你一眼。台上的冒牌保罗斜斜瞟了你一下，走到钢琴前，张口欲唱，双手却猛力往琴键摁压下去：《生命中的一天》最后的延长音！声音愈来愈响，大厅开始崩塌，瓦砾落下如骤雨，最后，整个画面慢慢碎裂，你的视界就像一帧中世纪古画一样朽坏殆尽，最后只剩一片漆黑，钢琴声还兀自回荡着。

你惊醒过来，心脏突突跳个不停。望着墙上的日历，想到时代就要改变了。这是属于你这一代的记忆与历史，世界不会再跟以前一样，约翰·列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死了。

《佩珀军士》的唱片封套静静倚在一旁。你拿起它，凝视那一张一张的面孔。他们纷纷活动了起来，争着要对你说什么，可你什么也听不见。穿着军乐队制服的四名智者静静站在中央，与你对视。他们的表情神秘而安详，看起来既年轻，又古老。

一九九八

【附记】

一、本文篇名剽窃自曾淑美的诗题《一九七八年：十三岁的挪威木与十六岁的我》，一首向披头士致意的好诗，特此鸣谢。又，“披发当风、鼓琴而歌”是余光中先生描述披头士屋顶演唱会的词句，谨此注明，不敢掠美。

二、文章各节标题，均取材自《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专辑歌词。

歌词原文

1 Does it worry you to be alone？

Are you sad because you’re on your own？

Do you need anybody？

I need somebody to love

Could it be anybody？

I want somebody to love...

选自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2 Me used to be angry young man

Me hiding me head in the sand

You gave me the word

I finally heard

I’m doing the best that I can

I’ve got to admit it’s getting better

A little better all the time...

选自Getting Better

3 I read the news today oh boy

About a lucky man who made the grade

And though the news was rather sad

Well, I just had to laugh

I saw the photograph...

选自A Day in the Life

白碟遗事

已经十年了吧，从第一次听《白碟》（White Album）到现在。每次听完，总觉得还有大半个身躯陷在青春期的废墟里，心甘情愿晒着古老的太阳，走不出来。同时，记忆里的世界每温习一次就被纯化一次，愈来愈像是寓言或神话的场景。尽管一再用赌徒起誓戒瘾的口吻宣称：是告别青春期的时候了，是学着长大的时候了，却又一再放纵自己沉落下去。记忆里的世界，每件物事都充满象征，每句话语都是预言。

无计可施，只能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堆满了唱片的架子上往复翻索。既然是深夜，好像就应该放老LP（黑胶唱片），让必必剥剥的炒豆子声把你带回悠远斑驳的记忆底层。在正确的时刻，音乐可以让你顺利修改自己的过去，让青春期的贫弱无知焕放出浪漫勇敢的光芒。这时候，炒豆声甚至比音乐还重要，就像古书因为蛀痕与水渍而显得高贵庄严。

打开唱盘，凝神等待唱针落下去时那声轻轻的“波”，心底某个角落便被温柔地刺了一下。隔着稀里哗啦的炒豆子声，犹然年轻的披头士奋力唱着，他们并不需要证明什么，他们的音乐已经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现在拿在我手上的，是流水号码为0042215的欧洲版《白碟》，大学时代第一次赴欧旅行，在布鲁塞尔的二手唱片行买到了这张旧唱片，封皮早已扯裂，连补缀在裂缝上的透明胶带都变成了脆脆的玻璃纸。唱片封面布满泛黄的霉斑，不过附赠的四帧披头士肖像和全开大海报却都完好如初。这张唱片是我的第一张原版《白碟》，后来我又陆陆续续搜集了五六种版本的《白碟》，几乎是下意识地，见一张买一张，仿佛这样就能让记忆中的味道持续得久一些，让青春期的影子拖曳得长一些……

《白碟》是披头士最神秘的作品，两张四面三十首歌，像一幢隔出无数房间的巨宅，每扇门都紧紧锁着，各自装潢成截然不同的面目。《白碟》是一大片凌乱错落的风景，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意义深远的细节。那些幽深古怪的表述方式，糅合了怀旧的记忆和革命的激情，在媚俗与前卫之间剧烈摆荡……它曾经是我记忆中，整整一年的背景音乐。

欧洲版《白碟》，流水编号0042215，一九九○年购于布鲁塞尔。

《白碟》只是权宜的称呼，事实上，这张唱片并没有标题。它的封面是一片彻彻底底的白，只有The BEATLES几个小小字母凸印在中央，必须侧着光才看得到。右下角是一列打印上去的流水号码，每张《白碟》都有一组独一无二的号码。展开对折的唱片封套，触目仍是一片雪白，四人的黑白肖像在下方排开，另一侧是淡色印刷的曲目。抽出唱片，内套是漆黑的厚纸，反衬出外套的白。专辑附送四大张全彩精印的披头士肖像，他们各自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你，刚好可以在床头的墙上贴成一排。继续翻寻，还有一张全开的海报，你必须站起身来，才能完全展开。海报正面是五颜六色的照片和涂鸦，背面则密密麻麻印着歌词。

唱片史上大概很难出现比《白碟》更酷的设计概念了，在几乎不可能更收敛的极简包装下，竟暗藏了这么多美丽的内容。

这些，在我第一次听《白碟》的时候都毫无所悉。那是一九八八年，正好是《白碟》发行二十周年。彼时我们听的都是卡带，连随身听都还是笨重不堪的那种造型。高二那年某个下午，天空阴沉着，仿佛很冷。我把还没拆封的《白碟》卡带塞进书包，钻进校刊社社办——那是一个僻处校园角落的报废教室，偶尔会在大家编贴着完稿的半途“砰”一声砸下一片天花板。大家都不在，社办空荡荡的，我坐进旧铁柜围起来的小隔间（那是一块只容一人工作的空间，摆了一副课桌椅和一盏点亮之后嘶嘶响个不停、随时像要烧掉的桌灯），把卡带塞进听写访问稿专用的手提录音机（那时候的手提录音机，一堵墙似的竖着，多么古朴的模样呀），用细细的音量放起《白碟》，然后摊开一摞稿纸，寻思该写一篇小说，抑或一首诗。

事实上我很清楚自己什么也写不出来，但热烘烘的桌灯照在稿纸上的气味让我心安。破烂的录音机喇叭传出一段段奇异的音乐，和我熟悉的披头士完全搭不上线，一直放到卡带第四面，喇叭里的声响使我惊骇莫名，那是约翰·列侬的实验作品，长达九分钟的《革命九号》（Revolution 9）。没有歌词、没有旋律，只有层层叠叠的音效拼贴：男人女人的喃喃自语、各种噪声、逆放的磁带、群众的骚乱、失焦的乐音、雨声、枪炮声、呼喊声……就像一部抽离了画面的实验电影，你只能听见声轨，据以想象一幕幕怪异的场景。《革命九号》就这样占领了我的脑海，像是在梦中反复走过无数次的景色倏然出现在眼前，却仍然隔着一层醒睡之间的隔膜，怎么样都跨不过去。

我在笔记簿里密密麻麻记录了《革命九号》的所有声音——那时候每个人都有一本意义深远的笔记簿，记载所有跟现实生活无关的事情（我们总是叫它“札记”，仿佛这个名称能让里面的文字都变成智慧的箴言）。根据那时刚刚学习到的信息，一九六八据说是轰轰烈烈的一年，革命的激情四处延烧，青年人正在造反。然而革命是什么？这个词似乎比较适合用来想望，而非身体力行。十六岁的我，怎么都无法体会革命是怎么回事。相片里墙上被涂销的反动标语、穿套头毛衣的金发青年在防暴警察的枪口种花、黄布条临风飘摇、焚烧的旗帜和证件冒出的黑烟，是这样吗？

或许，革命是像电影《墙》（The Wall）那样，把学校烧个精光，把该死的老师都抓去处绞刑吧。M便恨透了社团的那些“指导老师”，他不止一次用恶毒的语言诅咒他们。“干，”他会这样说，“我真的希望他们都去死。”

M这样说的时候，口气总是十分虚弱。他是校刊社社长兼总编辑，我是他的副手，社团首席干部。几乎没有人投稿给校刊，偶尔收到一两篇，也通常会被我们判为“水准不够”，塞进退稿抽屉，最后绝大多数文章都是社员自己包办。那时候每篇文章都要上呈指导老师审稿，老师们总会用尽方法刁难我们的文章，无论那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高中课程改良刍议，抑或一首佶屈难读的现代诗。一开始，M还能浑身是劲地和老师拍桌子对骂，但这样的对立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后，谁都不免精疲力竭。

是的，彼时社会正在经历沸沸扬扬的改变，大家其实都知道，因为高一下学期“发禁”解除，那顶丑到极点的大盘帽也不用戴了。同学们开始抹“浪子膏”、把鬓角修成梯形，甚至义无反顾地烫一头卷毛，引起全班哗然。我偷偷心仪着约翰·列侬在《白碟》海报里的披肩长发和圆框眼镜，默默告诉自己，有朝一日也要把头发留成那样。《白碟》时期的披头士造型真是令人神往，他们披垂着好看的长发，穿着贵族派头的西装，结着飘扬的领巾，表情平静自得，同时拥有年轻的面容和沧桑的智慧。他们是青年世代的王者，站在整个时代的巅峰朝远方眺望……

然后据说“舞禁”也解除了，但是高中生上舞厅依旧悬为厉禁，唯一合法的是一种叫做“镭射舞会”的名堂：大家在学校的体育馆挤作一堆，破烂的音响听起来像是社办那台手提录音机拿去放大一千倍。大家在砰砰砰的节奏中蹦来蹦去，作为最大噱头的镭射，通常只有寥寥几条光束，怎么看都和偌大的体育馆不成比例，那是一种典型的属于八○年代的俗艳和凄凉。我去过一次，被巨大的音量震得头疼，全场又没有半个认识的女生。看着大家努力把自己打扮成电视里的青春偶像模样，心里只觉得忧伤，没待几分钟就回家了，并且对那种集体的欢快情绪，那种官能上的铺张，感到深恶痛绝。

偶尔，在大学里搞学运的学长们会回到社里，带着他们编纂的地下刊物。我们敬而畏之地聆听他们细数与当局抗争的种种，也低头接受他们对我们这群不长进学弟的训斥。地下刊物的美编延续他们在高中便发展出来的优良品味，不同的是那些理直气壮的标题字句，墨色淋漓打在刊头，充满了铿锵的语感。我们把那些刊物在社办的墙上贴成一排，尽管未必看得懂上面的长篇大论，却有股“与有荣焉”的骄傲，仿佛也在校园民主的抗争中尽了一份责任。

当然，教官永远对我们这群躲在学校角落、整天请公假不上课的小鬼存有戒心，三不五时总会踱过来巡逻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在偷抽烟或者聚赌打牌。一天教官趁门没关跑进社办，看到墙上那排地下刊物，二话不说，通通撕下来揣在怀里带走。事发之后，我们都等着训导主任或者总教官的约谈，带着一丝丝的忐忑和巨大的兴奋——这样一来，我们对抗的姿态就会落实了。然而等了几天，无声无息，我们怅然若失，但是也坚信在校长室隔壁那个神秘的“业检处”——传说中掌管“忠诚资料”的黑手单位，已经留下了我们的案底。这样的幻想，多少让我们好过了一些。

那位训导主任，屡次和我们拍桌对骂，他被激怒之后，总会涨红着脸一语不发，额头青筋暴现，脸颊的筋肉牵动眼角微微抽搐，那个表情总是被我们当成笑柄。在和训导主任历次对阵的记录中，我们都能成功地激怒他，并且好整以暇欣赏他抽搐的表情。大概只有一次例外：他找了M跟我去谈话，从八竿子打不着边的琐碎事情讲起，不外乎师长如何宽宏大量不与我们计较，年轻人应该把握光阴不要辜负社会栽培之类，然后话锋一转，忽然表情暧昧地问道：“怎么样，要不要吃公家饭？”

我和M面面相觑，过了片刻才醒觉，他是在邀我们入党。我们尴尬地笑了，训导主任说：“没问题，你们决定好，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国家需要像你们这样优秀的青年！”然后热络地拍了拍我们的肩头，仿佛我们是他的老友，而非被他“训导”的学生。我们告辞，走回社办，一路无话，脸颊烧烫。我们当然没有回去找他，也没有跟社里其他人提起，仿佛连被考虑到入党名单里，都是件可耻至极、应该赶快被忘记的事。

天气渐渐热起来，校刊快要送厂印刷了，我们开会讨论封面设计的问题。大家士气并不高，一篇讨论台湾民主前途的长文被指导老师封杀，另一篇针对同学做的问卷调查，关于操场是不是该无限期封闭让草皮长好之类的问题，也被迫重写，删掉了所有质疑口吻的句子。连M的编者按都屡经刁难，他已经没有力气咒骂了，只简单拜托我帮他把文章改一改，先弄成老师那边会通过的样子再说。总之，我们都觉得这期校刊编得窝囊极了。

然后我想起了《白碟》。既然这是一本我们都不满意的刊物，不晓得它有什么主题可言，让大家都赌烂（非常气愤）到极点，那还有什么封面设计会比留白更适合？我兴奋地比手画脚：从封面到封底，干脆一律纯白，只在封面上浮凸起校刊的名字，要侧着光才能看见。这完全符合我们对它的感觉：缺乏中心主题，零碎混乱，而且令人赌烂到无话可说。原本意兴阑珊的M也双眼发亮，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是个好点子，他说，去问问印刷厂，那种打凸起来的字会不会很贵，要是可以，我们就这么办。

我们都很得意，仿佛这是整本校刊唯一值得嘉许的部分。印刷厂也说技术跟成本都不是问题，剩下没几天就要送厂了，我们都有默契，千万不要让指导老师知道这个点子，否则不知道他们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到时候直接进厂印刷，生米煮成熟饭，就谁也没办法了。

不过，倒霉的事情总会不偏不倚地降临。指导老师竟然鬼使神差，自己跑到社办来问起封面的事。M支支吾吾地解释了半天我们的构想，然后用一种谁听了都知道是臭盖（鬼扯，瞎掰）的口气说：“我们想用这个白色，来代表‘年轻人的纯洁’，大家都是未经污染的白纸，还有大好的彩色青春，等待我们去开创。这就是我们这个设计的意思。”

我在一旁既紧张又忍不住想笑，老师皱着眉头，想了几秒钟，便恢复到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这表示我们要倒霉了。他慢吞吞地说：“哼哼，‘白色恐怖’是吧？你们以为我看不出来！哼哼，开什么玩笑！我绝对不会答应你们这样乱搞！”然后掉头而去，留下我们坐困愁城。

两个礼拜之后的周末，新印好的校刊运到了社里，封面是黑底的版画，由才气纵横的美编T操刀完成。据他说，画中那个挽弓射日的小人，就是被威权压制的我们，多少有点螳臂当车的悲壮意味。这个隐讳的抗议符号总算瞒过了指导老师的法眼，顺利通过。

校刊发放下去没多久，楼上高三班的窗户便飘出一架架纸飞机，在空中画出美丽的弧线，翩然降落。捡起来一看，那是我写的文章。

那天正好是我的十七岁生日，但是我没有跟任何人说。别人客气的一句“生日快乐”，只会让我感到更凄凉。顶着炽热的太阳走回社办，窝在铁柜围起来的隔间，想着没多久就要二十岁，不免恐慌起来。怎么，还来不及把自己搞清楚，就已经要长大了吗？

M走进来，看到了我。

“还好吧？”他问。

“还好。”我不晓得该说什么。

我伸手进书包，掏出《白碟》的卡带，问他：“要听吗？”

M笑了，点点头。我把卡带塞进录音机里，轻声放起音乐，披头士欢快地唱着，我们良久无言。

咦，正巧披头士唱到那首《生日》（Birthday）：你说今天你生日／今天也是我生日／祝你生日快乐！／我们要开派对／请你一起跳舞！……1

唉，真是一首荒唐的歌。

“……今天也是我生日。”我轻声说。

“真的啊！生日快乐。你吃了没？”我摇摇头。

“那走吧！我请你吃面。”M拍拍我的肩膀。

我们一起走出社办，太阳好大，蝉声在四面八方聒噪着。

“说实在的，White Album真的不错。”M有感而发地说。

“等会我可以借你听。”

“喔……我是说封面设计啦。”

“喔。”我笑了。

“以后再做刊物，我一定要做一本封面全白的！干！”

“好啊，那我帮你做完稿。”我们都笑了。

那是十七岁的第一天，天气很好，年轻的披头士奋力唱着歌，仿佛革命的年代正要开始。

一九九八

歌词原文

1 They say it’s your birthday

It’s my birthday too, yeah...

Happy birthday to you...

Yes We’re going to a party party...

I would like you to dance...

选自Birthday

寂静的声音，一九六六

天哪，我真想听听他们制造出来的声响。这几个小伙子替自己取名Diamond（当时的乐团都比照老外，直呼洋名），成员包括三兄弟和一个临时征招的贝司手。从发式来看，他们大概都还在念高中吧。很显然，这是一个情绪欢快、组织松散的业余团体。就跟这天轮番上台的其他七八个乐团一样，Diamond唱的都是英文歌。根据当天的演出记录，他们的开场曲是《寂静之声》（The Sound of Silence）。不久之前，这首歌正在排行榜上大放异彩呢。

在那样的年代度过青春期是什么滋味？我只能胡乱猜想。这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国广播公司”的音乐厅，背景布幕上的字样大约是“全国纪念　国父诞辰／畅销音乐听众同乐晚会”。这一年台湾最大的新闻，除了“蒋总统”四度连任，大概就是烧死了五十一人的西门町大火吧。十二月十七日，“教育局”宣布“各大夜总会、舞厅、观光饭店申请在圣诞节前后增加通宵节目，将一律不准”。整体而言，台湾算是蛮平静的——尤其跟同时期的海外新闻对照起来，那个激亢昂扬、波澜壮阔的六○年代，好像是在另一个星球发生的事。

你们并不了解

寂静就像蔓延的癌

聆听我的话语，或许我会教导你

挽起我的臂膀，或许我会到你那里

然而我的言语

就像悄悄降落的雨水

在寂静的井底回响……1

约翰逊在这年派遣了三十七万五千人到越南战场，足足是前一年的二十倍，美国年轻人开始公开焚烧征兵卡，拒绝入伍。黑白冲突愈演愈烈，从芝加哥、洛杉矶到底特律，种族暴动绵延不断，新闻画面满是起火燃烧的商店和汽车，还有倒卧道旁的尸体。就在照片中这几个小毛头登台的两个月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然迸发，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的狂热场面震撼了全世界，中国成为左派青年心目中的圣地，而这个“中国”，用脚指头想都知道，当然不包括台湾。

这年三月，埃弗利兄弟二重唱（Everly Brothers）到台北的美国军官俱乐部做劳军表演，劳的当然是美军，台湾歌迷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躬逢其盛。平心而论，艾佛利兄弟的黄金时代早在好几年前就结束了，跟他们同时走红的歌星也多半退居二线，让位给更生猛的新秀。属于他们那一辈的万王之王——猫王（Elvis Presley）已经不再公开演唱，反倒跑去拍了一堆奇烂无比的歌舞片，完全跟摇滚乐脱了节；排行榜上，梳着包包头的女子美声团体被一波波英国入侵的摇滚乐团取代，流行歌曲的音质愈来愈狂肆奔放，其中具有标杆作用的披头士和滚石，更以惊人的速度蜕变着。相较之下，埃弗利兄弟已经显得像是恐龙时代的遗物了。

过气的二重唱背着吉他，从美利坚来到地球背面，一个僻处汪洋、与世隔绝的小岛，替驻扎在第三世界的美国军人献唱。这里的女孩仍然梳包包头，男孩一律把后脑勺刮得青青亮亮，三轮车在大街小巷穿梭来去。镜头拉高、跨越太平洋，在美国兵遥远的故乡，征兵卡燃烧着，黑人贫民窟冒着浓烟，长发青年噗噗抽着大麻，唱机里是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歌声：

有件事情正在发生

而你不知道那是什么

不是吗，琼斯先生？2

尽管台湾彼时施行着极严厉的信息管制，广播电台对西洋歌曲的播放却毫无戒心，许多英美电台禁播的歌到了台湾反而畅通无阻，这不能不归功于电台主管的无知与迟钝。于是我们透过真空管收音机，在戒严时代的台湾上空听到了好些药味十足的名曲，诸如飞鸟（The Byrds）的《八英里高》（Eight Miles High）、鲍勃·迪伦的《雨天女士12与35号》（Rainy Day Women #12 & 35）、沙滩男孩（The Beach Boys）的《绝妙震动》（Good Vibrations），还有杰斐逊飞机（Jefferson Airplane）的《找个人来爱》（Somebody to Love），美丽的格雷斯·斯利克（Grace Slick）披散着长发大声吼道：

当真理全都成了谎言

体内的欢悦也已死灭

你难道不要找个人来爱吗？3

唉，这样的歌词跟彼时的台湾相距何等遥远。我忍不住想象Diamond若是无意间听到《八英里高》酸麻浓烈的电吉他前奏，或者《绝妙震动》层层叠叠、高潮迭起的复杂音场，该会是什么表情？他们会好奇吗？他们会重新发现摇滚乐的可能性吗？他们会受到刺激，进而想写自己的歌吗？或者他们只是撇撇嘴，骂一句“什么玩意儿”，就把收音机扭灭了？回到一九六六年，我们究竟该怎么替这些怪诞突梯的编曲和违反文法规则的歌词译码？收音机里奇奇怪怪的歌响了一阵，或许有人会皱皱眉头、耸耸肩膀，但不消多久，这些声音便会重新沉埋到厚重的寂静里去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九六六。罗大佑还有十六年才要出道，不晓得照片里这几个小伙子日后渐入中年，若无意间在收音机里听到《鹿港小镇》，可有感受到某种似曾相识的震动？英美的摇滚乐手总喜欢把手上那柄吉他称作axe，斧头，颇有江湖绿林的气味。照这样算起来，Diamond一共有三把斧头。不过光凭这几把斧头，显然还是劈不开笼罩着这片岛屿的寂静之声。

我相信Diamond是快乐的。《寂静之声》到底在讲什么，大概也不怎么打紧。上学之余玩玩乐团、听听唱片，原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毕竟电吉他从来就不是革命的媒介，而是舞会的助兴工具。要到差不多十年以后，台湾才会有人把年轻人写歌唱歌视为严肃的文化使命——Diamond努力弹着《寂静之声》的时候，杨弦才十六岁，李双泽还是个爱画水彩的高中生（可口可乐还有两年才要登陆台湾，还有十一年才会被他拿来当成崇洋的象征，砸碎在淡江的演唱会舞台）。小学五年级的罗大佑正靠在闭目养神的阿妈身边，听着收音机里模模糊糊的歌仔戏。七○年代躺在遥不可及的前方，人类还没有登陆月球，美利坚则几乎跟月球一样遥远。简陋的舞台灯光照耀下，四个剃着平头的小男生踏上“中广音乐厅”的舞台，勉力唱着他们并不十分懂的歌词：

在赤裸的光里我看见：

一万个人，也许更多

他们说话，却什么也没讲

他们聆听，却什么也没入耳

他们写歌，却从不让声嗓分享

毕竟没有人敢打扰寂静的声音……4

一九九八

【附记】

“畅销音乐”是家母陶晓清当时主持的广播节目，那年她二十一岁，刚踏入广播圈不久，文中这帧照片取材自当年出版的听友通讯。

歌词原文

1 “Fools,”said I,“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And echoed in the wells of silence...

选自The Sound of Silence

2 Because something is happening here

But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Do you, Mister Jones？

选自Ballad of Thin Man

3 When the truth is found to be lies

And all the joy within you dies

Don’t you want somebody to love？

选自Somebody to Love

4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Ten thousand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And no one dare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选自The Sound of Silence

遥望嬉皮世代的背影——《乌兹塔克口述历史》序

一九六九年，我还有两年才要出生。金龙少棒队在威廉波特以 5A∶0大败美西代表队，首度夺得世界少棒赛冠军。就在里奇·黑文斯（Richie Havens）穿着麻纱长袍、足蹬凉鞋、背着身躯硕大的木吉他踏上舞台替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开场的一个月前，台北市警局在七月九日以“妨害风化”为由拘捕一位穿迷你裙的小姐，处以一日拘留。正当成百上千的美国青少年在伍德斯托克的溪里裸泳、在草丛交欢的时节，高雄高中联考男生组的作文题目是“革新应从自己做起”，女生组是“名誉重于生命”。次年一月十八日，台北市龙山分局一口气抓了三十九个倒霉的长发男生进警局，把头毛剃光。“警务处”通令全省执行“整肃青少年仪容工作”，台北市总共取缔“奇装异服青少年”一百八十一名，“警务处”并通令基隆港务警察所：凡“披头散发不男不女”的外籍人士一律须劝导剪发。至于“内政部”也没闲着，这一年来查扣的“不良书刊”，总共有四百二十三万件。

1. ◎乌兹塔克，台湾译法，即伍德斯托克（Woodstock）。

这样的时代背景，台湾囝仔竟然可以和英美青年同步听到排行榜上的畅销摇滚曲，着实不可思议，只能归功于司掌文化管制的官员英文太烂，无法领略摇滚乐挟带的张牙舞爪的讯息。于是这些歌脱离了上下文脉，就这么硬生生戳进了台湾静悄悄、冷冰冰的天空。那是摇滚乐从“青少年傻气情歌”迅速进化、蜕变成一门新兴艺术的时代，台湾青年在翻版唱片里听到了一连串作品，光看歌名便已经猗欤盛哉：大门（The Doors）的《点燃我》（Light My Fire）、斯莱与斯通家族（Sly & The Family Stone）的《带你上九重天》（I Wanna Take You Higher）、杰斐逊飞机的《白兔》（White Rabbit）、飞鸟的《八英尺高》、鲍勃·迪伦的《雨天女士12与35号》、滚石（The Rolling Stones）的《同情魔鬼》……这些奇形怪状的歌就在三轮车满街走的台湾上空飘呀飘。牯岭街的旧书摊上可以买到美军带来的《生活》（LIFE）画刊，翻开一看，反战青年在防暴警察的枪口种花、斜眼睛的萨特站在塞纳－马恩省河畔咬着烟斗出神、一身皮衣的黑豹党徒戴墨镜扁帽攥着手枪——这些穿越重洋阻隔、翩然降临的音乐和画面，到底对彼时的台湾青年起了些什么作用，一直让我很好奇。

我是连六○年代的边都没沾到的世代。然而幸或不幸，毕生听得最多、用情最深的音乐，几乎都是六○年代生产的。彼时的摇滚已经发展出复杂的形式和深邃的内容，却还来不及创造太高大的权威、背负太沉重的包袱。所有的声音、所有的概念都是“树头鲜”，都染满了青莽的气味，那是任何艺术都只能经历一次的“第一个辉煌时代”。而伍德斯托克，有意无意，替那个时代做了总结。

年轻时初闻伍德斯托克史事，看了那出著名的纪录片，也曾经慨叹不能早生二十年，亲历那样疯狂美妙的场景——足足五十万蓄长发的嬉皮男女（差不多是彼时波士顿市的总人口），平均年龄二十上下，在暑热和豪雨交逼中脱去轻软衣物，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中吸大麻、打泥巴仗、下河泅水、畅意交欢——它的每一个画面、每一颗音符都写着“解放”，哪个年轻人不会心生向往？

这些年下来，不止一次遇到曾经心仪甚或身体力行嬉皮生涯的长辈——他们都在那个年头买过数以千百计的翻版黑胶唱片、躲过满街剪长发和喇叭裤脚的警察、学过吉他、吸过大麻。Woodstock这个字眼是他们共同的“通关密语”，一听见这三个音节，便双眼放光、脸泛潮红——他们当然都没去过伍德斯托克现场，至少不是一九六九年八月那三天。但我知道不止一位长辈多年后大老远到了美国，再大老远专程开车亲访伍德斯托克故址，只为了去看一眼那片起伏的空旷的青草地。当他们终于抵达现场，嬉皮们早已脱下五颜六色的衣服、铰去长发、拎着公文包到硅谷和华尔街上班了，只偶尔会在带小孩去看鲍勃·迪伦演唱会的时候套上一件“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的棉衫表示不忘革命情感。那是一场我的长辈们永远错过了的大拜拜（祭拜祖宗或神灵的仪式）。

伍德斯托克固然是摇滚乐与彼时青年文化的力量臻于极致的大展现，同时却也替那个时代敲响了第一记下课钟。就像迪伦后来唱的：“当你抵达峰顶，你也身处谷底。”伍德斯托克落幕后，青年世代洋洋自得，满心以为爱与和平与摇滚乐终将推翻“大人世界”，让地球变得更美好——这样的美景只维持了短短四个月。一九六九年冬，滚石乐队发起的阿尔塔蒙特（Altamont）免费演唱会在暴乱中落幕，一个黑人青年在舞台前被乱刀刺死，在冲突中挂彩的孩子不计其数。看着阿尔塔蒙特的纪录片《给我庇护》（Gimme Shelter），和伍德斯托克相比，你发现同样是数十万嗑药嗑昏了头的青少年，这回他们的眼神不再是狂喜，而是一片混沌、一片空无。

在阿尔塔蒙特的遍地狼藉中，摇滚世代怵然惊醒。谁会知道，美好的六○年代，那场持续了好几年的集体trip，竟会以这样丑陋的方式结束。

用更世故、更后见之明的眼睛回头观看上个世纪六○年代的神话，对照这些青年长大之后纷纷成为八○年代雅痞的惨剧，你我实在很难心无芥蒂地复述彼时的口号：“做爱不作战”、“别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你只需要爱”……然而这也是那群青年比我们幸运的所在。有那么一段日子，千千万万青年人真的相信摇滚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衰败还没有开始，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珍妮丝·乔普林（Janis Joplin）、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都还醒着，披头士还没有解散，大麻和LSD（迷幻药）还没有被海洛因与古柯碱全面取代。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持续上扬没有止境的曲线，摇滚愈来愈美丽，愈来愈张狂，一张张黑胶唱片就是革命的通行证。回首伍德斯托克，至少在那三天，他们是幸福的。他们见证了这门艺术的第一个烂熟期，见证了几十万年轻人有能力在没有“大人世界”横加干涉的状况下自己搞定一切，见证了那许多年轻、美丽、才气逼人的乐手，在洋溢着腐味的、不祥的七○年代罩顶而来之前，做出来最最纯粹的、不断向上飞升的音乐。他们并不知道花开极盛的瞬间也就是凋落的起点，还好他们并不知道。

二○○三

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

鲍勃·迪伦在一九六五年说过，从来就没有哪个政权是被抗议歌曲唱垮的，他才不相信音乐可以改变世界哩！迪伦大概不会想到，他说完这句话二十多年后，有个乐团确确实实唱垮了一个政权——以某种间接的方式。

我刚回来，从布拉格。就跟所有观光客一样，手捧两三种版本的旅游导览书，背包塞着地图和相机，跟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当然还有中国人，挨肩挤过熙熙攘攘的观光景点，提防着传说中的扒手，隔着橱窗对一排排水晶艺品和悬丝傀儡品头论足，站在各色珍奇建筑前面轮流摆姿势拍照，在弯进巷子里的剧院看《堂·乔凡尼》（Don Giovanni）木偶戏第一千七百二十场的公演之前，不忘偷时间抢购风景明信片，以及印着卡夫卡肖像的T恤。

当然我不是要讲这些观光客的例行任务给你听，光凭短短几天的居留便要故作大惊小怪貌、写些欢喜赞叹的旅游见闻，只是招人耻笑而已。我想说的是，一个改变了捷克历史的乐团——“宇宙塑料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毕竟在那些观光客的例行活动之外，我还是偷时间跑去唱片行，买了好几张他们的专辑。店员听说我要买“宇宙塑料人”的唱片，还露出“阁下十分识货”的赞许表情哩，害我虚荣了好几天。

据说他们前前后后出了十来张唱片，我只买到五张，其中两张还是九○年代捷克剧变之后的重组演唱会实况。CD附的说明小册是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捷克文，我只能望纸兴叹。不过我还是在其中一篇评述文章的末段，辨认出作者署名：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剧作家，捷克共和国总统。

反复听着手上这几张专辑，从七○年代初期偷偷录下的地下演唱会实况，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重组演唱会，这几个造型怪异的长发老嬉皮，玩的音乐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宇宙塑料人”的音乐有一种弥天盖地的感染力，有时小提琴和笛子跟压迫力十足的低音贝司一起出现，配着阴沉的鼓击和往复循环的电吉他音节，构成既沉重又优雅的强大张力。有时整首歌都是漫乱倾侧的不规则音符，配上长长的念白，抑扬顿挫，像一帧康定斯基的抽象画。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的音乐非常压抑，有些自恋，有些骄傲，但总是挥洒自如、才情洋溢。那样的音符罗列，埋藏着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绝不是英美摇滚乐团做得出来的。当然，他们的歌词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那好像也不大要紧。无论如何，我已经变成他们的歌迷了。

会知道这个乐团，中间颇有一些波折。记得最早看到这个团名，是报上一篇关于一九九○年哈维尔的专访。这篇文章激起了我莫大的好奇——当然，捷克刚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在前一年，剧作家哈维尔领导的“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令捷共丧失政权，半年前还在吃牢饭的哈维尔，众望所归地出任共和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上慷慨陈词：“人民，你们的政府归还给你们了！”但是老实说，那时候的我对东欧情势一无所悉，也弄不清楚哈维尔原来是做什么的。真正激发我兴趣的，是在那篇文章里负责访问哈维尔的家伙——来自纽约的摇滚歌手娄·里德（Lou Reed）。

《音乐点燃民主运动：摇滚怪才访问捷克总统哈维尔》，冯光远译介，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中国时报》。

你当然知道娄·里德，知道他在六○年代的乐团“地下丝绒”（The Velvet Underground），还有那张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设计封面、画了一只大香蕉的名作。关于“地下丝绒”，最著名的描述就是：“没几个人买他们的唱片，但每个买了的人，后来都组了自己的摇滚乐团。”娄爱男人也爱女人，娄是只大毒虫，娄对性虐待的种种仪式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娄把自己充满奇特情节的私密生活谱成歌，用一种神经质的、自恋至极的、半吟半念的方式哼唱，好听得叫人想咬他一口。然而，共和国总统为什么会跟这种家伙混在一起呢？

后来我才知道，哈维尔是全球头号“地下丝绒”歌迷，不仅如此，他还是怪老子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的歌迷！哈维尔刚刚当上总统，就迫不及待地把扎帕请到捷克，以上宾之礼相待，还有意请他担任文化使节。毕生都在边缘奋斗的扎帕大受感动，差点就入了捷克籍。此外，哈维尔还邀请到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为国宴表演——我想，地球表面不可能有对摇滚乐更友善的国家元首了。

哈维尔是在一九七六年，他四十岁的时候迷上摇滚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有个朋友拎着酒跑来敲他的门，跟他彻夜长聊，并且还提议他跟一个名叫伊凡·希罗斯（Ivan Jirous）的年轻人见见面。他跟哈维尔说，希罗斯别名“马哥”（Magor）——这个字在捷文的意思是“疯汉”。马哥不但是“宇宙塑料人”这个乐团的“艺术总监”，还有一群满怀激情的波希米亚浪子，把马哥当成精神领袖，他们替这个次文化社群取名为“地下社会”。雪夜来客说：他们真精彩，你真该认识一下这群小伙子。

关于马哥这号传奇人物，有位记者是这么说的：“马哥经历过嗑药、酗酒、摇滚、吃牢饭、被条子痛揍、样板审判、重刑监狱、神话传奇、一场大革命，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诗。”经过引荐，哈维尔抱着“姑妄听之”的心情，和他在布拉格相会。马哥是个长发披肩、形容邋遢的汉子，一面滔滔不绝发表他对捷克音乐复兴的看法，一面拿出两三卷卡带，塞进录音机，放给中年剧作家听，那是几个当地摇滚乐团，包括“宇宙塑料人”的表演实况。哈维尔听着破录音机里的音乐，大受震动，于是推掉了其他约会，跟马哥跑去酒吧，彻夜聊到天明，从此成为忘年至交。

哈维尔在多年后回忆那天的感觉：“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从这天开始，哈维尔变成了“宇宙塑料人”的忠实歌迷。后来，这些年轻人又介绍他听“地下丝绒”和弗兰克·扎帕的音乐。它们从一张张刮花了的旧唱片，转拷成一卷卷秘密流传的卡带——在那个年头，一旦被秘密警察发现你在听美国摇滚乐，可是会被抓去关的。后来，就跟千千万万捷克青年一样，不知不觉，哈维尔已经把摇滚乐视为和文学一样重要的生命元素了。

在肃杀、灰暗的七○年代，许多捷克政治犯被秘密警察逮捕，关押在牢房里。面对无穷无尽的审讯与折磨，他们重获平静的方法，往往不是祈祷，而是轻轻哼唱娄·里德的歌、背诵约翰·列侬和鲍勃·迪伦的诗句。弗兰克·扎帕和“地下丝绒”的唱片，在美国从来就不是畅销品，然而扎帕怪异突梯、充满荒谬色彩的音乐，和“地下丝绒”描述种种陷溺堕落景象的作品，对捷克青年来说，毋宁是更贴近生活实况的。

在一九六八年苏军坦克大举压境之前，布拉格生气蓬勃的文化圈，经常被拿来跟六○年代的“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和纽约东村相提并论：大家写诗、蓄长发、搞现代艺术、弹吉他、嗑药、穿五颜六色的衣服，觉得生活理应就是这样。也不知该说幸或不幸，“宇宙塑料人”的成立，正巧在“布拉格之春”被十八万大军剿灭之后一个月，碰上了当权者用尽全力要铲除那种花花绿绿的生活，让一切回归“正常化”的起点。一九七一年，官报公然宣示：“政府不会容许‘百花齐放’，我们所要栽培、要灌溉、要保护的，只能是那唯一的花朵——马克思主义的红蔷薇！”“宇宙塑料人”的披肩长发、奇装异服、放荡行径和高分贝的摇滚乐，简直摆明了跟国家机器过不去，注定了他们被整肃的命运。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猜想，“宇宙塑料人”应该是个政治意识十分强烈的乐团吧。但肉店学徒出身的团长米兰·贺拉夫萨（Milan Hlavsa）回忆说：才不是哩，他只是忍不住想玩摇滚而已。“宇宙塑料人”的歌词完全不提政治，甚至连抱怨与哀叹的情绪都不多见。他们是这样相信的：“对这个荒谬体制最好的反击，就是竭尽所能地忽视它。”他们用不和谐的高分贝噪音、粗鄙的打油诗、油腻的长发、惊世骇俗的打扮和浪荡的生活方式，直接把官方标举的那套“好公民的价值”扔进了茅坑。一位捷克文化人这样描述“宇宙塑料人”的行径：“他们不跟当政者对话，只跟自己人对话；他们没有变成异议分子，反而创造出一种可以暂时满足自己的另类文化；他们没有要求当权者赏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们的行径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一样。”

不消说，这替他们惹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在七○年代初“正常化”运动雷厉风行之下，无论搞摇滚的小伙子多么不愿意和政治扯上关系，都不可能幸免。所有乐团都必须重新接受“资格审查”，领有执照才能表演。团名或歌词不能出现英文、不能蓄长发、不能穿奇装异服、不能写晦暗悲观的歌词、不能有挑逗夸张的舞台动作、不能把音量开得太大声……最糟糕的是，万一没领到执照，先不说你根本没有场地可以表演、拿不到演出酬劳，连舞台音控器材都会被警察没收，因为那是国有财产。

以上各项标准，“宇宙塑料人”无一符合。然而他们不愿意改团名，更不想剪头发。他们自己用报废的收音机拼装出堪用的音响器材，一面做工赚钱，一面想尽办法登台演出。一场典型的七○年代“宇宙塑料人”演唱会通常是这样展开：表演开始前两三天，耳语悄悄在熟人之间传开——据说“宇宙塑料人”要表演，地点可能是一个城郊谷仓，也可能是某人的结婚典礼，或者是一片林间空地。确切的时间地点，要到演出当天傍晚才公布。一旦地点确定，便会有几十个人，千里迢迢坐火车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然后长途跋涉，穿越森林、踏过雪地、顶着风雨，来到一座波希米亚农庄。众人摸黑踏进约定的那个谷仓，运气好的话，“宇宙塑料人”会在里面，准备办一场秘密演唱会。

然而，消息灵通的秘密警察往往会循迹而至，打断演出，让所有心血通通泡汤。

这类故事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一九七四年的“布多维茨‘大屠杀’”：这年三月，一千多个年轻人费尽千辛万苦跑到小镇布多维茨（Budějovice），准备看“宇宙塑料人”的表演，没想到警察早就等在当场。这些年轻人被押进黑漆麻乌的隧道里，惨遭警棍痛殴，然后整批送上火车，开回布拉格。几百名青年录了口供、六人被正式逮捕、几十个学生被退学——整个事件之中，“宇宙塑料人”根本还没开口唱歌呢。

回头说马哥。一九七六年，就在马哥跟哈维尔相识之后不久，他决定结婚，而且要大宴宾客。不用说，婚宴变成了一场“宇宙塑料人”和所有捷克地下乐团的马拉松演唱会。就在“地下社会”的亲朋好友共聚一堂、狂欢正酣的时候，秘密警察破门而入，所有参加演唱会的人都被抓去录口供，二十二个人被拘捕，大批录音带、歌曲手稿和乐队自制的控音器材都被没收。

“宇宙塑料人”的团员在一场样板审判中，被形容成吸毒酗酒性乱交打架滋事的地痞流氓，他们是“堕落的象征、社会的毒瘤”。国家机器动员大批人马抹黑这几个年轻人，让一般大众相信这只不过是单纯的刑事案件。最后，马哥和“宇宙塑料人”团员被判处八到十八个月不等的徒刑，“捷克青年永远不会在这种音乐之下起舞！”判决书上张牙舞爪地吼道。

哈维尔大为愤怒，决定展开救援“宇宙塑料人”的行动。他认为，假如大家都认同当局的说法，觉得这些年轻人罪有应得，那么这个社会可以算是完蛋了。“这些青年根本没有政治历史，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只不过是想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活，创作自己喜爱的音乐，唱自己想唱的歌，不与自己过不去，”他义愤填膺地说，“政权可以把所有独立思考、独立表达意见的人（即使只是私下思考和表达意见）都关起来……权力不知不觉暴露出它的真正意图：要让生活变得千篇一律，凡出现稍有不同的、个人的、突出的、独立的，甚至于不能归类的事物，都要用手术刀切除移走。”

“宇宙塑料人”作品全集，二○○二年出版。

没有人想象得到，这个救援事件竟成为捷克历史的转折点。尽量用简单的说法浓缩这段故事吧：哈维尔发起的联署抗议活动，竟发展成捷克知识分子在一九六八年之后的首次大串联。这群人觉得民意可用，决定一鼓作气，集体起草了“七七宪章宣言”，正式和当政者杠上了。哈维尔身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自此屡遭迫害，数度进出牢房，成为东欧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他在一九八九年最后一次出狱后不久组成“公民论坛”，在“丝绒革命”中促成了捷克当局的下台。

后来，就像全世界都知道的，哈维尔当选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成为地球上最喜欢摇滚乐的国家领导人。

而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忍不住想玩摇滚乐的肉店学徒开始的。你能想象吗？当然，说是“宇宙塑料人”推翻了捷共政权，未免也太夸张——他们真的只是几个忍不住要玩摇滚乐的小伙子罢了。然而，你可知道他们为了实践“搞摇滚”这个简单到近乎可笑的愿望，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出狱之后的“宇宙塑料人”，被官方剥夺了所有公开表演的权利，然而他们不改其志，仍旧钻尽漏洞寻找机会。马哥想出一个极具创意、又不触犯法律的表演方式：他先开一班讲解“现代艺术”的课程，放几张安迪·沃霍尔作品的幻灯片，然后请“宇宙塑料人”出场，表演整整一小时的“地下丝绒”音乐。偶尔会有朋友提供场地让他们表演，这些地方却经常在几天之后被一把无名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宇宙塑料人”的成员后来又数度被捕，萨克斯手伍拉提斯拉夫·布拉碧涅（Vratislav Brabenec）下狱的新闻被西方媒体大肆报道，害捷共政权变成国际笑柄，颜面尽失。到了七○年代末期，警察只要在街上看到他，就是一顿痛殴，实在没办法忍受这种迫害的他于一九八二年逃到加拿大去了。对“宇宙塑料人”的乐迷来说，布拉碧涅的出走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至于偷偷摸摸参加演唱会的歌迷，也长期处在类似的恐惧中。假设你是个十九岁的青年，星期五晚上跑去酒吧看了一场演唱会，到了星期天，那家酒吧忽然失火，烧得精光；星期一清早，秘密警察跑来敲门，把你带去问话，其中一个对你的肚子狠狠揍了两拳，另外一个则以你的学业和工作相胁，你已经在当局留下了案底。请试着想象一下：下次再听说“宇宙塑料人”的演出讯息，你还会不会去听？朋友偷偷把一卷《白光/白热》（White Light/White Heat）专辑转录的卡带，或者一本听写传抄的约翰·列侬歌词集交到你手上，你会不会紧张得心跳停止？

实在很难想象当局何苦动用这么极端的手段对付这些喜欢摇滚乐的年轻人。他们真的相信这种音乐会毁掉整个政权吗？或许这是一个循环的问题：正因当局相信这种音乐必须被摧毁，摇滚乐反倒成为某种心照不宣的认同符号。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凡是政府讨厌的东西，就是好东西。”于是摇滚乐禁忌的魅力与日俱增，它在当局眼中的危险性也就愈升愈高。最后，很讽刺地，政权真的垮了，而且真的肇因于一个被迫害的摇滚乐团。

“变成‘异议分子’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贺拉夫萨在多年后回忆说，“我们只是觉得，应该替自己的生活做主而已。”然而这几个形容猥琐的摇滚浪子，确确实实改变了捷克当代的历史，也成为摇滚乐诞生近半世纪以来，最让人心醉神驰的传奇之一。你当然知道，摇滚乐的历史中，“传奇”这两个字早就被滥用到了极点。然而，“宇宙塑料人”是当之无愧的——放眼望去，世界上还有哪一个乐团，能够翻转历史、成就一场货真价实的大革命？

最后让我引一段娄·里德的歌词吧。这是他一九八九年的专辑《革命》，我挚爱的专辑。这段唱的简直就是“宇宙塑料人”传奇的写照：

你不能指望家人

你不能指望朋友

你不能指望聪明才智

你不能指望上帝

你不能指望智者

因为智者不存在

你不能指望好心人

好心人专做灯罩和肥皂

很多事情都不能指望

最糟的事情老在发生

你得要有满满一公车的执念

才能让自己过下去……1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宇宙塑料人”的故事。

一九九八

【附记】

二○○一年，贺拉夫萨因癌症去世，享年五十岁。二○○五年一月，娄·里德和早已卸下总统职务的哈维尔相隔十五年之后在布拉格重逢，媒体多有报道。

“宇宙塑料人”在一九八八年（“丝绒革命”前一年）解散，改组为P ǔ lnoc。一九九七适逢“七七宪章”二十周年，“宇宙塑料人”在哈维尔的敦促下重组举行巡回演唱，并且发表了实况录音。一九九八年，“宇宙塑料人”赴纽约演出，并且和娄·里德同台表演了“地下丝绒”的名曲《甜蜜的简》（Sweet Jane）与《脏污大道》（Dirty Blvd）。贺拉夫萨逝世之后，“宇宙塑料人”仍然继续在欧美巡回演出，极受好评。二○○七年二月，“宇宙塑料人”应邀赴台北演出，这是他们首度来到亚洲。

歌词原文

1 You can’t depend on your family

You can’t depend on your friends...

You can’t depend on intelligence

Ooohhh, you can’t depend on a god...

You can’t depend on a wise man

You can’t find them because they’re not there...

You can’t depend on the goodly hearted

The goodly hearted made lampshades and soap...

You can depend on the worst always happening

You need a busload of faith to get by...

选自Busload of Faith

青春舞曲——我的记忆，关于那些歌

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十岁。全校小学生去阳明山郊游，我走在山路上，有些累了，吹着风，想找首歌替自己打气，便唱起了李建复的《渔樵问答》：

喝一杯竹叶青／唱一声水花红

道什么古来今／沉醉嘛付东风……

老师说：马世芳，你怎么这么来劲啊，唱的这是什么歌呀。我便害羞地住嘴了。

二十四年后，为了制作“天水乐集”的复刻版专辑，重听这首歌的录音，蓝调吉他、梆笛与弦乐呼应交响，李建复的声嗓清澈嘹亮，编曲的创意与成熟令我惊诧不已。这才憬悟当年自己唱着的是什么样的歌，当年那群二十啷当的音乐人又是多么有勇气、多么有才华……

当年的制作人李寿全回顾那张专辑，有感而发：“如果现在才要做，大概就不会做了。”七十年代以降的青年创作歌谣，就在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下，烧起了燎原大火，永远改变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说起来，“没想太多”的状态其实是最珍贵的——因为所有的气力、全部的生命，都摆在歌里了。

回首三十年来几波创作歌曲的风潮，其中最动人的作品，多少都是从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里发生的：七十年代中期“唱自己的歌”的“民歌”运动，八○年代初期罗大佑的摇滚黑潮，八○年代后期林立的音乐工作室和轰动一时的“新母语歌”运动、九○年代由魔岩和独立厂牌带起来的民谣摇滚、原住民音乐和另类摇滚——这些音乐的火种，都是老早就在酝酿，只等适当的时机“从地下转进地上”——只要土壤是丰沃的，我们便有“百花齐放”的条件。

听听杨弦在一九七七年《西出阳关》专辑里那样虔敬地弹唱着胡德夫教他的卑南语《美丽的稻穗》，你很清楚“流行音乐”这四个字压根儿就未尝进入过他的脑海。它的录音和编曲是那样朴素，但是跨越将近三十年的岁月，仍然能让我们这些后辈感动掉泪，它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同时代早已朽灭的许多“流行歌”。

杨弦在一九七五年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的母亲陶晓清还不到三十岁。她在“中广”做节目，每星期固定播放一些年轻人自己在家里录下来的歌，反应之热烈出乎预期，她便邀请这些年轻人来上节目，替他们组织演唱会。很快地，这些歌录成了唱片，卖得比谁都好，渐渐形成了一股人称“民歌”的风潮。那是我还在幼儿园满地乱跑的时代，家里常常会有一些叔叔阿姨带着吉他，坐在我家铺着榻榻米的客厅地上，说是要开会，结果都在喝茶吃零食讲笑话和唱歌。

后来我才知道，“民歌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我家客厅开展起来的，那些歌手几乎都还在念大学，我每次叫叔叔阿姨，他们往往露出不习惯的尴尬样。我的同学知道家里经常有歌手出没，纷纷叫我替他们要签名，我觉得丢脸死了。不过倒是有一张李建复亲笔签名的《龙的传人》唱片现在还留着，上书“给马世芳小朋友”。

我记得李宗盛最爱讲笑话、王梦麟最爱骂脏话、郑怡性子最急、邰肇玫酷得像大姊头。那些年轻人经常恋爱或失恋，有时候唱着新写好的歌，唱到一半还会哭起来。那个年头的“民歌手”，几乎没有人想过要靠唱歌营生，写歌录唱片也是几千块钱就傻傻地卖断了。而且无论有多红、唱片多畅销，一旦和求学就业计划抵触，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告别乐坛。

回头想想，这种别无所求的天真精神，也是“民歌”时代最动人的特质之一吧。

一九八○年冬，苏来在我家看电视转播大陆的“四人帮”大审，忽然回过头对我母亲说：听说可能要解除戒严了，我们这个社会总算还是有点希望的。我妈没搭腔，我则纳闷着戒严跟社会希望有什么关系。那时苏来写了一首叫做《中华之爱》的歌，却因为有“向往赤色祖国”之嫌，屡次送审均未通过，最后只好加写一段“要努力奋起复我河山”的“光明尾巴”，才获准出版。在那个“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年代，有一阵子甚至连提到“故乡”两个字的歌都会禁播。谁能想象二十几年之后，国民党会变成在野党，当年的“新闻局长”宋楚瑜会在北京和中共总书记握手……

我记得李双泽的《美丽岛》和《少年中国》常常是连在一起唱的，那个年头没有谁觉得奇怪，现在的青年人恐怕是难以理解的了。《美丽岛》的旋律真是漂亮，当时常常用作演唱会结束时大合唱的曲目。没有人知道这首歌会变成一本党外杂志的名字、变成地下流传的禁忌秘语、变成光芒万丈的认同符号、最后终于被大多数人遗忘……早在美丽岛事件之前，《美丽岛》和《少年中国》便双双被禁播，前者据云是“鼓吹分离意识”，后者又似乎有“向往赤色祖国”之嫌，李双泽地下有知，恐怕会气得跳脚。

我记得一九八一年十月在高雄的“天水乐集”演唱会上，二十二岁的李建复入伍当兵前的最后一场演出，全台湾成千上万的女歌迷都舍不得他。会后李建复在场外的一张长桌上替歌迷签名，众多迷妹大呼小叫挤成一团，连旁边比人高的盆栽都被碰倒，玻璃门也险些被挤碎。那是“民歌”时代的尾声，那天的迷妹们，如今有不少人的女儿可能正在以同等的热情疯魔周杰伦和王力宏呢。

后来，在“民歌”渐渐没落，卡拉OK和KTV还来不及发明的时代，最屌的那家唱片公司叫做“滚石”，齐豫、潘越云、陈淑桦、张艾嘉、罗大佑、李宗盛、罗纮武、赵传、陈升、林强……八○年代“滚石”全盛期的每张唱片，几乎都是一种新观念、一片新天地。那真是一段“太平盛世”的黄金岁月。

在漫长绵延、景气起伏不定的八○年代，流行音乐脱去了民歌时期的天真青涩，化身为整个社会的发声筒，成年人的“真实世界”和青年人的狂傲梦想一块儿入了歌：苏芮的《一样的月光》、潘越云的《谢谢你曾经爱我》、张艾嘉的《忙与盲》、陈淑桦的《那一夜你喝了酒》、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林强的《向前走》、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陈雷的《风真透》、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每一首歌，都是一块社会的切片，这是一个和七○年代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色彩、节奏和情绪。就连彼时初兴、锁定年轻男女的偶像歌手，都充满了日系的摩登风情：杨林、林慧萍、方文琳、伊能静、红唇族、城市少女（多么理直气壮的团名啊），当然还有轰动一时的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因为这样的艺名，她俩拍照时非得一个傻笑、一个装苦脸）。

我记得摇滚乐悄悄在乐坛建立起滩头堡。苏芮在“国父纪念馆”的舞台上一身亮黑奋力唱着《一样的月光》，李寿全猛刷着电吉他边跺脚边唱《我的志愿》。他唯一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集合了陈克华、张大春、吴念真和詹宏志的词作，和之前他制作的两张“天水乐集”唱片一样销量惨淡，如今却成为公认的经典——说来有趣，这位王牌制作人最厉害的作品，似乎都是为了后世更成熟更聪明的耳朵准备的。

最难忘的，当然还是罗大佑。一九八四年的最后一天，罗大佑在还没被烧掉的“中华体育馆”办演唱会。那年我十三岁，刚上国中，自觉不再是“小朋友”，于是努力要装出世故的表情，跟着满屋子大人大喊、拍手。罗大佑仍然是招牌的黑衣墨镜爆炸头，配一双白得刺眼的阿迪达斯球鞋。唱完最后一首歌，他把手上的铃鼓远远一扔，台下掀起一阵尖叫，上百双手高高伸出去。那只在空中旋转着划出一道漂亮弧线的铃鼓，是那一夜最鲜明的画面。办完这场演唱会后不久，精疲力竭的罗大佑离开台湾，暂别歌坛。他再度回来开“音乐工厂”的时候，台湾已经解严，世界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就在罗大佑“出走”的那几年，我冒出青春痘、长出喉结和胡子楂儿、戴上了眼镜，急着想长大，却又不清楚大人世界是什么模样。回头去听罗大佑的旧专辑，赫然发现他的作品洋溢的伤逝、压抑与世故，正好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世界最完美的主题曲。

一九八九年暑假，大学联考放榜之前，几个相熟的哥儿们约好到北海岸谁家的别墅去玩三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夏天整个滨海社区空无一人，一整排的别墅里只有我们这几个刚考完大学的孩子。有人因为没考好而心情郁闷，有人因为不知道算不算恋爱的情事而心情郁闷。入夜以后，我们把罗大佑的录音带塞进卡拉OK机，音量开到最大，用灌过台啤的喉咙，向着远方的大海和满天星星铆足了气力唱《将进酒》：

多愁善感你已经离我远去／酒入愁肠成相思泪

蓦然回首／想起我俩的从前／一个断了翅的诺言……

十七岁的我们真有那么多的愁绪吗？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浓得化不开的情绪，让我们自觉长大了，却又不至于一下子被大人世界吞没。是啊，我们如此年轻，却又不复童年的懵懂，我们总算有了值得流泪叹息的回忆。就像大佑唱的：“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我总觉得，关于青春，再也没有比这句歌词更动人的描述了。

大一快开学的一个黄昏，我把原本要用来买丑得要命的“大学服”的钱，换了一件手染的吉米·亨德里克斯恤衫，垮垮地套在身上，自觉很有浪荡嬉皮的风情。经过台大旧体育馆，听见里面传出极有韵致的蓝调shuffle节奏，电吉他不愠不火，大为惊奇，于是跑进去听这个正在排练的叫做China Blue的乐团，然后就一路待到了半夜。那是水晶唱片办的第二届“台北新音乐节”，玩蓝调摇滚的长发眼镜胖子叫做吴俊霖（那时候他还不叫伍佰），那似乎是他生平第一场正式演出。还有另外一个个头比较小的眼镜胖子叫做林暐哲，激昂万分地唱了一首叫做《民主阿草》的歌，并且向台下稀稀落落的观众大喊：“台湾的枝仔冰（闽南语，即“冰棍儿”），站起来！”我于是知道，新的音乐时代仿佛又要开始了。

台下的观众之一，是同样留着一头长发的薛岳。我记得他看着台上的伍佰说：“这家伙还可以，不过要再多练练。”当时薛岳并不知道自己只剩一年多可活，更不会知道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唱会“灼热的生命”，竟成为台湾摇滚史上最动人的绝响。伍佰当然也不晓得再过三年他就会变成全台湾最红的男歌手，而且还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登上娱乐版最前线的摇滚吉他手。

罗大佑《青春舞曲》，一九八五年出版，记录他一九八三、八四两年的“中华体育馆”岁末演唱会实况。

那时候，“摇滚”还是一种带着秘密结社气味的极小众乐种。一头长发的薛岳和刘伟仁都恪于“新闻局”的规定而不能上电视，更别说本来就不喜欢上电视的“小孩”罗纮武了。不过这并不能阻挡雄心壮志的老岳、阿仁和小孩，早在伍佰出道前好几年，老岳做出了《你在烦恼些什么呢？亲爱的》、阿仁做出了《离身灵魂》，都是极为动人的摇滚经典，而小孩摧肝裂胆的《坚固柔情》，更是无法重现的历史巅峰。这些专辑当年都卖得不怎么样，如今疯魔着五月天和F.I.R的

年轻乐迷，恐怕也不太有机会认识它们——直到现在，这几个名字都还是带着秘密结社的气味。然而若是在适当的时刻对适当的人提起这些名字，你会遇见一对湿润的眼眶，还有一番关于青春记忆的激切倾吐。

在新生训练的社团联展摊位上，我拿到一份叫做《台大人文报》的刊物，四版头条的文章标题就是“站起来的台湾枝仔冰”，作者是比我大两届的黄威融。后来我加入那个社团，学着编刊物、写文章、交朋友、谈恋爱，而且认认真真听了很多很多音乐。回想起来，之后十几年的“人生主旋律”，好像就是在那个时候悄悄“定调”的。

我有幸以一双天真的眼睛见证了一整个世代创作歌谣的勃兴，如今则意外踏上了母亲三十年前走过的道路——做广播、写音乐文章、参与创作歌曲的催生。我相信再怎么不景气，每个时代都还是需要动人的歌。只是在这个时代，做音乐这一行的，心里最在乎的事情，往往早已不再是音乐了，这才是最悲哀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你能像大佑说的“抛开一些面子问题”，让歌回归到音乐的本质，新的燎原大火，其实随时都会烧起来的。那捧火种，也许早就“捂”在那儿，闷烧很久了。或许，我们应该回到当初那个“没想太多”的状态里面；或许，我们终将发现，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时代，仍然会诞生二十五年后足以让我们的儿女感动落泪的作品——就像现在我们还在时时重温的那些老唱片一样。

二○○五

那时，我们的耳朵犹然纯洁

时间是一晚一晚地过去，每晚我都在黑暗中等待着黎明，每一次都希望，这是最后的等待……

—— 李双泽，一九七四年写给李元贞的信

Strap yourself to a tree with roots,

You ain’t going nowhere.1

——鲍勃·迪伦，一九六七年

这帧相片，是从一本叫做《摇滚笔记》的记事簿翻拍下来的。这本笔记由张照堂主编，是一九七九年的记事历，里面总共放了五十四张摇滚乐手的相片，扉页正当中印着一行黑体字：“摇滚是一种折磨以前自省以后的喜悦。”

鲍勃·迪伦摄于一九六二年。取材自一九七八年出版的《摇滚笔记》。

这张照片就摆在一月一日那页，相片里边吸烟边唱歌的迪伦只有二十一岁，却已经写下平生最著名的那首歌曲，一连问了九个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一座高山要屹立几年，才会滑入大海？一些人要活多久，才能重获自由？一个人要几次昂首，才能看见蓝天？又要长几只耳朵，才能听见人们哭喊？答案哪，朋友，在茫茫的风里。2

这个本子已经绽线掉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七○年代末的行事历和通讯簿。这个由失联的人名、无效的地址、过期的电话和废弃的证件构筑的废墟，包围着那些摇滚歌手的照片，一页页犹然年轻、意气风发的容颜。“折磨以前自省以后的喜悦”？一九七九年，台美“断交”，《龙的传人》传唱全岛。也是这年，张照堂替杨祖珺的首张个人专辑拍摄封面照，唱片上市才两个月，就因为官方压力而全面回收，恐怕多半都被销毁了。

半年之后，美丽岛事件爆发，飘风烈烈，迪伦二十一岁那年写下来的问题，还是没有人能够回答。

老鼓手呀老鼓手呀

我们用得着你的破鼓但不唱你的歌

“青草地演唱会”宣传海报，林洲民摄影，姚孟嘉设计，照片中是广慈博爱院的女孩。

我们不唱孤儿之歌也不唱可怜鸟

我们的歌是青春的火焰是丰收的大合唱

我们的歌是汹涌的海洋是丰收的大合唱

——《老鼓手》，梁景峰词、李双泽曲

这是姚孟嘉替杨祖珺主办的“青草地演唱会”设计的海报。不愧是《汉声》杂志的大将，这张海报二十多年后再看，仍然酷极。

一九七八年，杨祖珺二十三岁，刚刚辞掉台湾电视公司“跳跃的音符”的主持工作。她在节目里总是一身衬衫牛仔裤，背着吉他，在电视上唱琼·贝兹（Joan Baez）的歌、新生代的创作曲、传统民谣，还有李双泽的遗作。这个节目很受欢迎，每星期总能收到一百多封观众来信。直到“新闻局”规定所有综艺节目都要演唱当局审定的“净化爱国歌曲”，她才决定不干了。

杨祖珺个人专辑，张照堂封面摄影，一九七九年五月出版。

这年八月，杨祖珺在荣星花园举办“青草地演唱会”，广邀当时最受欢迎的新生代创作歌手登台演出，为广慈博爱院的雏妓募款。她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台湾战后第一次的户外大型演唱会，而特务单位总是把“户外集会”跟“群众运动”画上等号，继而替她扣上“搞工运、学运、串联社运”的大帽子。自此，杨祖珺遭到无穷无尽的骚扰和封杀，压力如此巨大，年轻的她几乎无法承受。当时，蒋勋是这么写的：

……坚持着往善良、光明、正义一面走去，同时要含忍着一切“恶”的讪笑、屈辱与打击啊！我便看到了祖珺颓丧、自弃。她甚至酗酒，把自己撞死在暗夜的路上……车祸后的祖珺躺在淡水一间医院中，满面伤口，倔强地沉默着……

读杨祖珺一九九二年的自传《玫瑰盛开》，可以清楚看到当年那个天真热血的青年，如何被环境逼迫，在一连串的挫折和幻灭之后，终于看到外在体制的荒谬、蛮横、丑恶。在那个肃杀的年代，一旦洞悉体制的不合理，出路不外乎抵抗、逃逸或者妥协。她最后选择的是一条激进的道路，直接投入党外阵营，踏上政治运动的道途，并且，放弃了歌唱。

当然，照片里这个二十出头的女子，不可能预见自己后半生的波澜起伏。一九七九年五月，杨祖珺摒弃唱片公司沿袭的制式美工，自己找张照堂设计封面，出版了她唯一一张个人专辑，短短两个月就卖掉将近一万张。就在这时候，唱片公司风闻杨祖珺是“问题分子”，生怕惹祸上身，迅速把市面上的唱片回收销毁，这张专辑就这么绝版了。

我的朋友S几年前到牯岭街闲晃，有家旧书摊不知怎么弄到六七百张电台资料室淘汰的黑胶唱片，老板说这种东西没什么人要，通通十块便宜卖。S闻讯大喜，趴在店里翻了整整一下午，搞得脸孔双手衣裤全都沾满黑灰。在比人还高的唱片堆里，他赫然翻到这张逃过劫数的杨祖珺专辑，连内页歌词都完好无缺。里面每首歌都有电台主持人用圆珠笔注记的号码，86、82、93、81……这是歌曲送审通过的代号。只有《美丽岛》被画了一个大叉叉，想来是“送审没通过，严禁在电台播放”的意思。

S没有旧式唱机，却又按捺不住兴奋，当场飞车来找我，连手都没来得及洗。我们屏住呼吸，抽出这张唱片，惊奇地发现，尽管历经近二十年光阴，它的状况却相当完好，既无霉斑，也无刮痕。我们小心翼翼把唱片里外的灰尘刷干净，打开已经不大听的老唱机，让唱针落下。必必剥剥的炒豆子声中，《美丽岛》的管弦乐前奏响起，尘封了一整个世代的唱片，在九○年代还魂了。

唱片放完，我们良久无言。那个模糊褪色的懵懂年代，一下子弥天盖地扑过来。我记得《美丽岛》在成为一本党外杂志的名称、继而升级成光芒万丈的认同符号之前，曾经是每场民歌演唱会必备的结束曲。七○年代后半期，我还是拖着鼻涕的小鬼，每次听到“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就会呵呵大笑，于是母亲总是唱这首歌逗我开心。这是一首旋律悠扬清新的歌，台上的歌手和台下的观众合唱《美丽岛》的时候，气氛总是欢快的，它所承载的诸般悲情和暗示，当时还没有披挂上去。歌曲检查、政治迫害、反对运动、社会实践、国族、身份……这些严重的主题，对那时候合唱这首歌的人们，会不会有些超出理解范围，而显得难以捉摸呢？

九○年代中期，重新与这首歌相遇，一时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听它了。杨祖珺的歌声是那样干净，用心是那样纯良，就跟她在内页认认真真写下的问题一样：“我总在心中惶惶恐恐地想着：我的歌声足以回答社会上关心我的人们的爱心吗？如果音乐除了作为娱乐的消遣品而外，不能在这大时代中负起一份该尽的义务与责任，音乐的存在是必要的吗？”

这好像真的是那个年代才会出现的文句。如今谁还会把“大时代”跟自己联想在一起呢？

……灵车慢慢地移动，李元贞怨恨地敲打着棺木：“双泽，你去死吧！我们不寄望你一个人，我们寄望所有中国人！”十几名朋友坐在棺材四周，在壅塞的台北市区，红灯亮时，附近车内的人都探头望着我们——这群时而哭泣、时而唱歌、时而对着棺木讲话的一群人。那时没有开口的，大概就只有安静躺着的李双泽，心中还在思索究竟的我以及灵车角落红着双眼的蒋勋吧！

棺木推进了焚化炉，胡德夫拍拍我的肩膀，暗示我到屋外。

“你看！双泽在那里！”他指着焚化炉烟囱冒出的那一大股浓烟。

——《玫瑰盛开》，杨祖珺

一九七七年九月，李双泽葬礼的前一天，胡德夫和杨祖珺来到台大对面的“稻草人西餐厅”（也就是半年前陈达从恒春北上驻唱的地方），两人连夜整理出九首李双泽和梁景峰合作的歌，录成了一卷卡带。有些歌才刚写好，李双泽来不及留下录音，他们只能依照凌乱的手稿一个音一个音地学着弹唱。后来传唱全台的《美丽岛》和《少年中国》，就是在这天有了最早的录音版本。

李双泽纪念音乐会的专册封面校样。一九七七年九月十日，他为了救人而在淡水被大浪卷走，时年二十八岁。

李双泽传世的创作曲，就仅有这九首歌。杨祖珺和胡德夫录的这卷卡带一直没有正式出版，却在之后的二十年间被辗转传拷、四处流传。卡带里面《美丽岛》和《少年中国》是录在一起的，在那个禁忌刚要松动的年代，“身份认同”的焦虑好像还不是太严重的问题，这两首歌录在一起，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有趣的是，“新闻局”后来一视同仁地查禁了这两首歌——《美丽岛》是因为“鼓吹台独”，《少年中国》则有“向往赤色祖国”之嫌。李双泽地下有知，想必会气得蹬腿吧。

为着许多始料未及、互相牵缠的历史因缘，这卷卡带，连同李双泽自己用手提录音机留下的寥寥几首歌曲，渐渐变成一个世代共同拥有的秘密，一种心照不宣的认同符号。两年后，其中一首歌甚至替台湾战后政治史最惊心动魄的事件提供了大标题（指一九七九年发生的“美丽岛”事件）。

直到八○年代晚期，在新一辈的学运青年之间，一只破洞的旧书包、一叠“南方出版社”的新左派论著、一套公馆路边书摊买来的大陆版“马恩选”，再加上这卷迭经转录的卡带，就算是“运动精英”的标准配备了。尽管私底下他们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和齐柏林飞船（Led Zeppelin），聆听这卷历史录音，却跟啃读《共产主义宣言》、学唱《国际歌》一样，是跻身某个圈圈必不可少的隆重仪式。

去年冬天，我到一位老学长家里做客。他曾经是八○年代投身学运的热血青年，后来赴美念博士，接着回台结婚，到民进党主政的台北市政府当公务员。凌晨两点多，酒过三巡，四邻阒静，我们不经意聊起七○年代的音乐。他喝多了，跌跌撞撞跑进房间，摸出这卷旧卡带，塞进客厅的音响，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怔怔地听，任指间的香烟愈烧愈短，烟灰一截截落在地毯上。音响传出二十年前李双泽自弹自唱的声音，那声音有一大半掩埋在层层杂音嘶声之下，听起来悠远缥缈，又像隔着一堵厚厚的墙。我学长缓缓低下头，默默啜泣起来。那幅景象，真是无比凄凉。

幻灭——幻灭是跟死亡跟春天同样流行的

一种颓废（我们陷落在一桩美丽的阴谋里）……

——《一九七六断想》，杨泽

李双泽遗墨，典出梁景峰的歌词《老鼓手》。

换个角度说，李双泽或许也算幸运的吧。那样一个热血沸腾的汉子，绝不会在后来台湾社会的翻腾动荡中置身事外。他会选择靠边站吗？他会像杨祖珺一样投身反对运动，在不同的阵营经验相同的幻灭吗？在这个犬儒与自嘲成为共同习惯的时代，他还写得出歌吗？李双泽毕竟不必面对那些，只留下九首歌，就化为轻烟，潇洒地走了，把幻灭和尴尬留给活着的人。

当然，这些都只是一个后生晚辈不负责的猜想。在另一个喝酒清谈的深夜场合，我看到两位在文化圈打滚多年的头脸人物竟然为李双泽争辩起来。他们都已两鬓飞霜，各自在声誉卓著的出版单位掌管决策大权，却在那一夜孩子气地吵得面红耳赤。导火线是：李双泽若是活了下来，究竟会不会“变节”，变得“跟那些人一样”？

吵了一阵，两位中年男子不胜酒力，都累了，嘴里却仍然不甘愿地嘟囔着：

“像他那种左派，后来八成就会变成那样……”

“他不一样，你不能用左派去套他，双泽不是那样的……”

仿佛要再次说服自己似的，这位眼镜滑落鼻梁、头发散乱的总编辑，反复叨念着：“双泽不只是左派……他不是那样的，他不一样。”

另一位满眼血丝、歪坐在沙发上的前辈，只默默干了一杯高粱酒，没有再说什么。我觉得，他们根本不是要讲李双泽，反倒像是在逼问自己，这么多年下来，究竟是不是变节了……

李双泽疯狂迷恋过鲍勃·迪伦的作品，据说在他刚开始创作的时候，不管怎么弹、怎么唱，脑中都是迪伦的旋律，令他痛苦万分。我想他一定知道，迪伦曾经唱过这样的歌词：

To live outside the law,

You must be honest...3

某些句子，就像他那幅墨色淋漓的题诗，经过二十多年，仍然触目惊心，不断刺痛我们的良心。听着那些古老的录音，纷至沓来的是李双泽毫无遮拦的笑容、杨祖珺和胡德夫年轻的面孔、许多理直气壮的宣言和口号、许多伸向天空的拳头、许多被遗弃的梦想。格言和教条就像刻在墙上的惊叹号，尽皆崩解风化。我不禁想道：还有什么，可以比死亡更诚实呢。

举目四顾，到处都是嘈嘈切切的声响，背后却又隐约埋藏着更巨大的苍凉。跨在青春与壮年的门槛，望着泛黄的书页里犹然年轻、叼着烟唱歌的迪伦，说实在的，我依旧没有答案。

一九九八

歌词原文

1“把自己绑在一棵扎了根的树上……”选自You Ain’t Going Nowhere

2 How many years must a mou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si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How ma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选自Blowing in the Wind

3“如果想活在法律之外，你必须诚实。”

选自Absolutely Sweet Mary

“美丽岛”的前世今生

一九七三年，“笠”诗社的前辈女诗人陈秀喜写了一首题为《台湾》的诗，反映了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同时也把对未来的寄托，重新放回了脚下这片土地：

形如摇篮的华丽岛／是母亲的另一个／永恒的怀抱

傲骨的祖先们／正视着我们的脚步／摇篮曲的歌词是

他们再三的叮咛／稻米／榕树／香蕉／玉兰花

飘逸着吸不尽的奶香／海峡的波浪冲来多高／台风旋来多强烈

切勿忘记诚恳的叮咛／只要我们的脚步整齐

摇篮是坚固的／摇篮是永恒的／谁不爱恋母亲留给我们的摇篮？

杨祖珺个人专辑封底，收录《美丽岛》最早发行的版本。

七○年代初，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短短三年不到，就失掉了二十多个“邦交国”。彼时，警察满街追捕长发“嬉痞”然后抓进警局剃光头，年轻人最时髦的去处是“野人”、“艾迪亚”、“稻草人”这些播放、演唱着摇滚乐的咖啡室。披头士的翻版唱片一张八块五毛，牯岭街的书摊除了可以挖到三○年代“陷匪”和“附匪”作家的禁书，还有美军带来的《生活》（Life）画刊，里面登载着越战实况、校园示威和年轻男女抽大麻的照片。“保钓运动”从台湾校园延烧到北美，而收音机里震天价响、反复播送的口号，是“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就在这样一个既压抑又激昂的时代，一群青年人从存在主义的苍白和摇滚乐的喧嚣中抬起头来，发现了洪通的素人画、朱铭的木雕、陈达的恒春民谣，还有黄春明和王祯和的小说。那是许多人的“启蒙时刻”，他们不安地蠢动起来——那是一种糅杂着素朴的正义理想（以彼时的政治气氛，没有人敢公然提起“左”这个形容词）与纯真的国族情感，在压抑中渐渐累积的一股冲动。那股冲动，或许可以翻译成“在这样一个闷到不行的时代，我们非得干出些什么事情不可”。

于是段氏兄弟创办了《滚石》杂志，成为“滚石唱片”的前身；向子龙把陈达老人请到台北，从大学校园一路唱到“稻草人西餐厅”；张照堂把电视台的“新闻集锦”玩成实验性的影音拼贴，再过几年就要和雷骧、杜可风、阮义忠一起改写台湾纪录片史；林怀民的“云门舞集”则把八家将和宋江阵都搬上了“国父纪念馆”的舞台……

一九七四年，胡德夫在国际学舍办了第一场创作发表会。一九七五年，杨弦在中山堂办了“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后来出了唱片，轰动全台，成为点燃“民歌运动”的燎原之火。一九七六年，淡江毕业的菲律宾侨生李双泽在一场演唱会上拿着可口可乐跳上台，说自己从国外回来，喝的却还是可口可乐，接着愤然质问台上的歌手：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是什么滋味？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然后他在满堂倒彩中，唱起了《补破网》（一首创作于一九四八年的台湾民谣）。“唱自己的歌”渐渐成为共识，结合了当时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青年世代的自觉、初初萌芽的乡土意识和不假他求的原创精神，它们都是“民歌运动”早期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李双泽文集《再见·上国》附录，《少年中国》与《美丽岛》排在一起。

李双泽在一九七七年夏天一口气写了九首歌，包括后来成为传奇的《美丽岛》。它的歌词脱胎自陈秀喜的诗，由淡江的年轻老师梁景峰改写而成：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李双泽为什么能够写下这样完美的旋律，是一桩无解的谜。唯独《美丽岛》这首歌，词曲咬合之无懈可击，旋律之美丽慑人，在在超越了时空环境的局限。假如李双泽继续写歌，他还会留下什么样的精彩作品？我们永远得不到答案了—— 一九七七年九月，李双泽为了救人而淹死在淡水海边，时年二十八岁。他自己还来不及替《美丽岛》留下录音，葬礼现场播放的歌，是老友胡德夫和杨祖珺合唱——前一天晚上，他们连夜整理李双泽的手稿，在“稻草人”西餐厅录下了这首歌传世最早的录音版本。

因为好听易学，《美丽岛》很快就传唱开来，之后的两三年，几乎每一场民歌演唱会，都会以全体歌手和观众合唱《美丽岛》作结。一九七七年，胡德夫在陶晓清筹划的民歌合辑《我们的歌》里演唱了《牛背上的小孩》、《匆匆》、《枫叶》几首作品，这是他第一次录唱片。一九七九年四月，杨祖珺首张专辑收录了《美丽岛》，是这首歌第一个公开发表的版本。然而唱片公司风闻杨祖珺入社运工作，四处到工厂、农村和学校演唱，是个“问题人物”，发行才两个月，就把专辑回收销毁了。她和战友胡德夫，从此被贴上“偏激分子”的标签，不仅作品被全面封杀，也无法再参与演唱会（否则“警备总部”会找主办单位的麻烦，同台的歌手还会被迫写悔过书）。谁也不会想到，胡德夫再度为唱片献声，竟要再等二十多年，而杨祖珺后来投身反对运动，更是彻底和音乐圈断绝了往来……

专辑被销毁后两个月，党外杂志《美丽岛》创刊，刊名是周清玉从唱片得到的灵感。四个月后，高雄“美丽岛事件”爆发，这首歌也自此万劫不复，从所有公开场合消失，转入地下，等到八○年代晚期禁忌松绑的时候，除了极少数“运动圈”分子，大多数人都忘了它怎么唱，甚至压根儿不知道“美丽岛”曾经是一首歌了。

离开音乐圈，胡德夫和杨祖珺双双投身反对运动最前线，他们曾经在竞选的卡车上合唱《美丽岛》、在政见发表会现场义卖的录音带里灌唱《美丽岛》、在群众运动的现场合教唱《美丽岛》。二十几年过去，他们一路经历了我辈难以想象的磨难与挫折。即使在戒严体制崩溃之后，仍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太愿意提及昔日歌唱的那段岁月，仿佛一旦忆起那些汹涌澎湃的歌，好不容易愈合的伤口又要被撕开。

直到一九九六年，王明辉力邀胡德夫参与黑名单工作室《摇篮曲》专辑录音，我们才再度听到他久违的声嗓。长年的颠沛流离，在他的肉身和心灵都留下了难以想象的伤痕。Kimbo（胡德夫的别名）已经满头白发，而他的歌声，和一九七七年意气风发的录音相比，愈发显得深邃、黝黑，像是刚刚踏出死荫的幽谷。

李双泽纪念音乐会的专册内页，记录了当时参与的歌手与演出曲目。

当年和胡德夫一起清谈歌唱的老友、和他一起冲州撞府的战友，如今有许多都变成了台湾最有钱、最有权的人。敏督利台风来袭时，他用几通电话就调到了赈灾物资、弄到了直升机，然后立刻抛下专辑工作，往灾区飞去。然而，无论过眼的钱财权位是多么令人咋舌，Kimbo自己从来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他当过油漆工，在工地扛过水泥、钉过板模、绑过钢筋……别人替他不平，他却说了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在阿里山达邦部落的河里，看到一群小孩子在游泳，小朋友很快乐地分享那个河水，又说着“我们原住民”怎样怎样……很自信很骄傲。那时我心里想，如果我曾努力做过什么事，所求也不过如此吧！自己要有信心，能够站起来，像个浪人也没有关系……

这些年，日子再怎么难过，胡德夫始终没有忘记音乐。生命中残酷的磨难，却让他的歌声与琴艺真正“熟成”了。近年，他的现场演出在年轻世代之中找到了许多知音，这些年轻人多半在李双泽逝世的时候都还没出生，却在Kimbo的歌声里找回了熊熊燃烧的青春之火。

近几年，胡德夫演唱《美丽岛》的时候，会在最后加上一段新词。他说，这是回应故友李双泽的答唱，想要告诉他，我们生长的地方，的确是美丽的：

我们的名字叫做美丽／在汪洋中最瑰丽的珍珠

福尔摩沙／美丽／福尔摩沙……

二○○五年，胡德夫五十五岁，终于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他行走江湖、吞吐着大山大海的声嗓和钢琴，直抒胸臆、浑然天成。文化圈的显赫人物用尽最高级形容词赞美Kimbo，然而他只尴尬地说，面对这些褒奖与称赞，他“极不对位、极不自在”。他说：

我唱歌无所求，我所歌颂的山川和人们，早已给我所需的……云海、山脉和清流，和波涛。

二○○六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

胡德夫，朋友都叫他Kimbo。他的个人专辑《匆匆》终于出版了：从一九七七年录制第一首创作歌曲到现在，将近三十年，我们才等到这张唱片，沧海桑田，一时还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这张专辑是在Kimbo少年时代读书的淡江中学旧礼拜堂录的，那架老钢琴也是四十年前就在那儿了。时值盛暑，聒噪的蝉声也跟着钢琴一起入了歌。制作人郑捷任让录音机一直开着，随便Kimbo要唱什么都好，就这样一路录下去。情绪卡住的时候，他们便和录音师陈冠宇一起去操场打橄榄球。

专辑问世之后，感动涕零者有之，意犹未尽者有之，也有人觉得录音可以更好、编曲可以有更多想法，还有人说，Kimbo根本就应该出一张现场演唱会实况专辑，那才是真精神。更有多年来听过无数场Kimbo演出的朋友表示，他的声嗓其实还可以更如何如何……

然而一位朋友说得好：面对像这样的歌手，这张专辑“怎么做都对，却也都不够”。信哉斯言。我们怎么可能用一张薄薄的CD去总结Kimbo四十年的创作生命呢，那岂止是音乐而已，那是他血泪交织的一生啊。

拿到这张专辑，按下PLAY，《太平洋的风》前奏钢琴流泻出来，才放半首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为什么？其实我自己也说不上来。Kimbo的声嗓跟钢琴，对我来说，是直抒胸臆、难以描述的神奇体验。《美丽的稻穗》、《大武山美丽的妈妈》、《美丽岛》……它们招回了一个我们以为早该逝去的热血年代。Kimbo的每一首歌，都来自某个特殊的时代片断。然而就跟所有了不起的艺术一样，它们超脱了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同时又与它们所从出的时代血肉相连。Kimbo从不刻意追求完美，同一首歌，唱一百次有一百种版本，然而正是这样的“浑然天成”，成就了这些歌的力量。

二○○五年四月十五日，胡德夫在台北红楼举办专辑发表会，现场冠盖云集─资本家与革命党、当朝权贵与落难王侯、文艺老中青年与老左小左、媒体宠儿与文坛祭酒、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白人红人、昔日战友今日仇寇失联旧爱，全数到齐。那真是一场诡异的聚会─当Kimbo开口唱歌，现场一片泪光闪烁，Kimbo汹涌澎湃的音乐，像一阵狂风扫过所有人的记忆，扫出许多我们未必愿意回想，却又不舍得忘却的往事。

我们想起了大家同仇敌忾不问左右统独，一致要干倒万恶国民党的年代。我们想起了那些“代夫出征”的女子悲愤的演讲，想起了政见发表会场上眼神冷峻的便衣。我们想起了哪一年夏天旧书店老板不动声色偷偷塞给你的那本《呐喊》，想起了“尊严”、“梦想”这两个词尚未被糟践到令人羞于启齿的时候、一提起“未来”眼睛就会放光的年岁。我们想起三十几年前那群弹着吉他、“梦一样年轻”的男女。灯光昏暗的咖啡厅里，唱盘沙沙放着鲍勃·迪伦和琼妮·米歇尔，陈达在台北的西餐厅里自顾自拨弄着月琴，林怀民在实践堂在艺术馆舞动着年轻的身躯。我们想起了诚恳地学唱《美丽的稻穗》的杨弦、轻轻弹着《好了歌》的吴楚楚、个头娇小却活力四射的杨祖珺大声唱着《少年中国》和《美丽岛》。啊是的，我们想起了那个热血沸腾的胖子，李双泽。

李双泽，一九七七年在淡水的海浪中灭顶，他轰轰烈烈喊出“唱自己的歌”的口号，自己却先走一步，只留下九首作品，包括后来成为传奇的《美丽岛》。在红楼的那晚，当舞台侧边的屏幕打出“李双泽”这三个字，还有那帧他盘腿弹着吉他、回头咧嘴而笑的黑白照片，观众席倏然爆出欢呼与掌声，仿佛必须这样欢呼、这样鼓掌，才能确认他没有被我们遗忘─照片中的李双泽青春飞扬，舞台上的Kimbo却早已满头银发。

李双泽走得早，还来不及跟“大人世界”正面冲突，便浑身燃烧着理想主义的烈焰往天堂奔去。未死者则没有那样幸运─看看Kimbo和杨祖珺，他们投身反对运动的最前线，牺牲了音乐生命，也牺牲了自己的生活。直到戒严体制崩溃，当年许多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战友也纷纷成了在朝新贵，他们却依旧远离所有“权力场”，依旧寂寞、愤怒、遍体鳞伤。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们不太提起当年歌唱的记忆，仿佛那一首首的歌，便是一道道难愈的旧疤，犹在淌着血。

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鼓起勇气，和自己的过去“和解”了。你现在仍然可以在社运场合看到祖珺的身影，听到她嘹亮的歌声。而Kimbo的声嗓，经历了这些年，愈发显得沧桑深沉。颠沛流离的生涯，竟然成全了他独一无二的歌喉。这张专辑的十二首歌，就像莽林飞瀑、高山落叶，完全没法用我们习惯的音乐分类去贴卷标：你可以说它是蓝调、是民歌、是摇滚、是原住民的hohaiyan……然而那些都无关宏旨。更不需要说什么“他是台湾的谁谁谁”或者“台湾唯一世界级的歌者”云云，我只知道，全世界只有一个Kimbo，他不需要标签和头衔。歌声和琴声，就是他最耀眼的勋章。

后人在追怀前贤的时候，总有寻找英雄的冲动。可惜，历史并非对错黑白一刀两半那么简单。李双泽地下有知，大概也不会愿意变成“圣徒”或“烈士”吧。我不愿意遽尔把Kimbo说成“英雄”，他大概也不需要这样的光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胡德夫还愿意继续唱，还愿意给我们这张个人专辑，于我辈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

不禁猜想，当我们的骨灰与草木同朽，这些歌在我们的后代耳里，又该会唤起什么样的情感呢？谢谢Kimbo─能与你处在同一个时代，亲耳听到你大声唱歌，真是我们的荣幸。

二○○七

我凉凉的歌是一帖药——“民歌”小史

多少靴子在路上，街上

多少额头在风里，雨里

多少眼睛因瞭望而受伤

我是一个民歌手

我的歌

我凉凉的歌是一帖药

敷在多少伤口上……

——《民歌手》，余光中诗、杨弦曲，一九七五年

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日子，流行歌曲排行榜上最受欢迎的，是一群穿着T恤牛仔裤、背着吉他、自己写歌自己唱的年轻人。他们几乎都还在学校念书，尽管动辄出现十几万张唱片的销售纪录，这些人还是很少想到靠唱歌维生。他们最痛恨别人叫他们“歌星”，而宁愿被称作“歌手”。在这段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这些自弹自唱的年轻人不仅彻头彻尾改变了台湾人对流行音乐的想法、创造出一个以学生为主的庞大消费群，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歌曲，让我们发现：单纯、诚恳的创作，只要能打动人心，不必过度包装、不必媚俗妥协，也一样能得到巨大的回响、超越一时的流行，成为两三个世代的共同记忆。

这种从七○年代中期到八○年代初期横扫台湾社会的歌曲风潮，有人叫它“校园歌曲”,有人叫它“中国现代民歌”,有人叫它“新乐府”、“青年创作歌谣”……但是绝大多数的歌迷，都习惯用简单的“民歌”两个字，来称呼这种清新、纯情的音乐。一直到现在，提起“民歌”，不少人都还是会直接反应到这些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创作歌曲，而非它原本指称的那种作者失传、经历一代代的教唱和改编而辗转流传下来的民俗歌谣。

七○年代的台湾，在一连串剧烈动荡中蹒跚前进。“退出”联合国、“邦交国”相继离弃、蒋介石逝世、第二次石油危机、台美“断交”、美丽岛事件……一个接一个的考验，撼摇着这片岛屿上的人民。“乡土文学论战”之后，文化圈渐渐走出了六○年代的虚无，开始关注起脚下的土地：《汉声》杂志创刊，陈达的歌、洪通的画和云门舞集席卷知识界，掀起了“寻根”的热潮。每个稍稍有点意识的年轻人，都不可能置身于这种“大时代”的气氛之外。

“民歌”，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孕育出来的。当时有人喊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唱自己的歌”，这句话其实有两层意义：首先，相对于当时风靡的西洋流行音乐，我们的年轻人终于要用“自己的”声带、“自己的”语言来创作歌曲；其次，相对于老一辈的流行音乐，年轻人要拥有“自己的”歌曲，走出陈腔滥调的套式，用“自己的”方式，唱出这一代的心声。

这股轰轰烈烈的“民歌”创作运动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其实很难说。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台湾的年轻人从一九五○年代晚期就一直有人在搞“热门乐团”，不过他们以翻唱西洋歌曲为主，既没有创作歌曲，也没有发行专辑。英美流行音乐在六○年代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作品脱离了“靡靡之音”的范畴，为青年世代的思想提出了有力的宣言，而鲍勃·迪伦和琼·贝兹社会意识强烈的民谣歌诗，也对当时戒严体制下的台湾知识青年，产生了可观的冲击。

七○年代初，杨弦、胡德夫、李双泽、韩正皓、吴楚楚因缘际会在哥伦比亚咖啡店，提起年轻人没有自己的歌，只能靠洋歌表现自己，大家都不甘愿，于是便互相鼓励、尝试写歌。他们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方式，不约而同向美国六○年代的民谣歌手看齐，与当时浓妆艳抹的“歌星”或是搞热门音乐的小伙子，都有很大的差别。

这些努力并未汇聚成有组织的力量，作品数量也不多。直到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台大农学院毕业的杨弦在中山堂个人演唱会上唱了八首由余光中诗作谱曲的作品，“现代民歌”运动才算有了眉目。杨弦在这年发表了《中国现代民歌集》，全部是余光中的诗作，被认为是第一张有资格被称作“民歌”的专辑；一九七七年，杨弦发表第二张专辑《西出阳关》，同样大受欢迎，后续效应远超过当事人的想象，也吸引更多人投入歌曲创作的行列。

一九七六年，在淡江大学的一次西洋歌曲演唱会上，刚刚从国外旅行归来的菲律宾侨生李双泽，拿着一瓶可口可乐上台慷慨陈词，自谓远赴欧美游历多时，终于回到台湾，却见年轻人喝的仍是可口可乐，听的唱的仍是洋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然后他在一片惊诧之中，拿起吉他唱起了《补破网》，此即著名的“淡江事件”。事后，校园刊物掀起一连串论争，进一步刺激很多年轻人思索“唱自己的歌”的意义，然而李双泽本人却来不及留下太多作品，在次年九月不幸为救人而淹死在淡水。李双泽的早夭使他成为永远的传奇，许多知识青年都会唱他谱的《少年中国》和《美丽岛》。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怀念着这位热血青年。

李双泽的思考方向由杨祖珺、胡德夫承袭下来，杨祖珺把民歌和社会运动结合，替女工、雏妓举办义演，让民歌“下乡”，指出了一条朝向“社会实践”的道路。然而在戒严时代，高压的政治气氛根本不容许这样的活动持续下去。杨祖珺后来投身社会运动，放弃了民歌；胡德夫则致力于原住民运动，多年来颠沛流离，直到二○○五年才重回歌坛，推出生平第一张个人专辑。回首过往，他们的勇气和坚持，替后人树立了值得仰望的高度。

从杨弦开始，替现代诗谱曲演唱蔚为风气，即使是创作歌词也充满了诗化的文艺腔。有不少作品在木吉他、钢琴以外，还配上了中国传统乐器和西洋古典音乐的编曲，甚至用接近艺术歌曲的唱腔来诠释，这种音乐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品种。一九七七年，广播人陶晓清邀集杨弦、吴楚楚、韩正皓、胡德夫等歌手陆续合录了三张名为《我们的歌》的合辑，在毫无前例可循的状况下，他们自己编曲、演奏、唱自己写的歌，这是几年来零星的创作力量第一次有组织的展现。《我们的歌》非常受欢迎，一年不到就卖了十几版（当年卖唱片还是用“版数”计算的呢！），也连带打响了“中国现代民歌”的旗号。

陶晓清原本在“中广”主持西洋流行音乐的节目，听了一些年轻人创作的歌曲之后，开始在节目里播放他们自己录的试听带，也邀约这些歌手来上节目，无心插柳，这些歌曲竟得到极为热烈的回响，也让许多歌手得到参加演唱会甚至录制唱片的机会。原来只是零零星星的创作火苗，一两年间竟然烧成了燎原大火。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知识青年认真写歌、演唱，广播节目无远弗届的力量，在这波风潮里扮演了相当吃重的角色。

一九七七年，就在《我们的歌》出版后不久，新格唱片公司创办了“金韵奖”，重金悬赏优秀的词曲作者和歌手，并且采取公开比赛的方式甄选。海山唱片公司也在一九七八年创办了“民谣风”比赛，和“金韵奖”打对台，空前的盛况把创作歌谣带到了完全不同的境界。

在全盛时期，“金韵奖”一年有好几千人报名，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都是顶尖的人才。包美圣、陈明韶、邰肇玫、王海玲、齐豫、蔡琴、苏来、靳铁章、郑怡、王新莲、施孝荣、李建复、黄大城……一大串优秀的歌手和创作者，都可以照“金韵奖”的届次来“排辈分”。不少人后来更投入幕后制作，成为台湾唱片业的中坚分子。经过杨弦、吴楚楚、胡德夫这些创作先驱的努力耕耘，一九七○年代末期出现的这些“金韵奖”、“民谣风”歌手，才是让“校园民歌”真正横扫歌坛、深入民心的主角。

“金韵奖”和“民谣风”可以算是商业力量全面接管歌曲创作风潮的开始。歌曲的风格愈来愈多样化，一些基本的营销概念也出现了。一个以大学生和高中生为主要目标的唱片市场已经形成，原本那种文学气质浓厚、充满大时代使命感的“中国现代民歌”，渐渐被曲风清纯、旋律简单的“校园民歌”所取代，内容多半在描写学生时代的青春情怀。出片的歌手年纪都很轻，多半还在念书，并不是每个人都写歌。他们透过一场场演唱会拉近和学生群众的距离，而这些好记好唱的歌，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是更亲切的。

校园民歌的兴盛，几乎带起了“全民吉他运动”。那是个没有卡拉OK的时代，“一起唱歌”是指三两好友找个空旷的角落，拿出吉他，大家一起唱，这是年轻人最喜欢的休闲活动之一，也连带使乐器行和吉他教室生意大好。当时市面上流行一种迷你歌本，定期更新，收录数百首歌曲的简谱，大受欢迎，几乎人手一册。

原本卖到一两万张就算是很畅销的唱片市场，在“金韵奖”推出合辑之后，出现了十万张以上的销售量，还不包括数倍于此的盗版。随着唱片愈卖愈好，编曲跟录音的技术也愈来愈进步，整个感觉更精致、更专业，更像是“流行音乐”了。写词、作曲、演唱、制作的分工愈来愈精细，加上唱片公司愿意花钱投资，超过百万元的大制作纷纷出现。早期民歌那种“自己动手做”的“手工业”感觉，乃渐渐绝迹。既然做唱片有利可图，唱片公司也比较敢投入更多的成本去呈现精致的音乐品质。新格唱片的姚厚笙不仅在唱片的录音、编曲、制作各方面都投入大量的资金，更在抬高唱片零售价的同时，从日本引进自动糊封套机和高品质的刻片机，质量有问题的唱片一律回收，使台湾自己压制的唱片渐渐接近国际水准。

“民歌”时代的珍贵演唱实况与试听带，来自资深广播人陶晓清的档案柜。

商业力量的介入，未必表示作品必须牺牲“纯度”，相反，在资金充裕、制作环境日趋精良的条件下，创作者甚至可能获得更大的空间来挥洒创意、实现理想。一些古典音乐科班出身的创作者，像李泰祥、陈扬，都发挥特长，替民歌手编曲作曲，谱出像《偈》、《橄榄树》这些脍炙人口的名作。发展到后期，甚至出现像《柴拉可汗》、《一千个春天》这样结合中国古典戏曲、西方民谣和现代摇滚的实验性作品。在经费拮据的“手工业”时代，这样的创意是不可能实现的。

早期歌手念念不忘的“大时代使命感”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创作空间更宽广、表达方式更成熟的情况下，这种对历史、国家、大环境的思考，体现在《月琴》、《中华之爱》这样的作品上，今日听来仍然颇具震撼力。个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侯德健在一九七九年台美“断交”时创作的《龙的传人》。这首歌替整个台湾的悲壮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唱片都还没出就已经冲进排行榜，后来轰动全台，蝉联十几周冠军，也使演唱人李建复成为声望崇隆的青年偶像。

唱片市场大幅度扩张之后，到底哪些作品是纯正的“民歌”，已经没有人太在意了。歌坛全面年轻化的趋势已经完成，对真正认真在做音乐的人来说，作品的诉求也早已超越了校园。渐渐地，“民歌”反而变成“赚学生钱”的一块招牌。唱片公司一窝蜂推出许多风格相似、内容空洞的作品，用“学生歌手”的形象包装来抢搭“民歌”风潮末班车。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做法，很快就让大家倒足胃口。许多红极一时的民歌手无意以音乐维生，毕业后当兵、出国、就业，纷纷淡出歌坛，造成人才的断层，少数留下来打拼的歌者则必须适应环境变化、调整演唱风格，“民歌”不知不觉竟变成了过时的词汇。

“天水乐集”的成立，是民歌风潮末期力挽狂澜的尝试。这个团体由李建复、蔡琴、苏来、许乃胜、靳铁章和李寿全组成，在演唱、词曲创作、编曲和制作各个面向都拥有最顶尖的人才。他们在八○年代初期做出《柴拉可汗》和《一千个春天》两张作品，惊人的原创概念、严谨的制作、出色的演唱和编曲，使它们成为民歌运动的登峰造极之作。“天水乐集”虽然只维持了一年，却替日后林立的“工作室”建立了最早的分工模式，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八○年代初，报刊纷纷出现“民歌没落了”这样的标题，那些一窝蜂的投机作品也持续不了多久。一九八二年，“金韵奖”在举办了五届、出了十张专辑之后停办，次年，创办“民谣风”的海山唱片结束营业，算是宣告了民歌时代的结束。同时“滚石”和“飞碟”两家唱片公司先后成立，罗大佑和苏芮分别替它们打下半壁江山，开辟出一套全新的音乐路线与营销模式，台湾流行音乐乃跨入了新的阶段。

进入八○年代中叶，“民歌”渐渐成为历史名词，但是它在全盛期打下的基础，让台湾流行音乐拥有长期发展的雄厚资本。八○年代末期以降，台湾之所以能在华文世界担起流行音乐的龙头地位，民歌时代奠定的坚固基础，绝对是最重要的资产。而民歌时代那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原创精神”，还有反映青年世代思维的“时代意识”，屡经变迁，流传迄今，仍然是创作歌谣最珍贵的核心价值。

愿创作之火生生不息，照亮每一个世代。

一九九五初稿，二○○五补完

坐进时光机，挡下那瓶毒酒

你坐进时光机，准备选择一个日期，改变你所知道的历史。身为摇滚乐迷，你该选哪一天，回到什么地方？

谁不想回到一九八○年十二月八日晚上十点半的纽约？你会冲到中央公园对面的Dakota大宅门口，找到那个正倚着街灯翻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着约翰·列侬回家的马克·查普曼（Mark David Chapman）——他兜里有一把左轮手枪，再过二十分钟，列侬正要走进家门，他会大喊一声“Mr. Lennon!”然后一口气把五颗子弹全部打进四十岁摇滚歌手的胸膛。你该趁早抢下他的枪，让约翰·列侬可以和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一样活到六十好几还能办全球巡回演唱会，让他有机会对小布什、海湾战争、MTV和iPod表示表示意见。天啊，我们多么想知道约翰会在他的博客上写些什么！

又或者你应该先赶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的佐治亚州梅肯（Macon）市，找到一位卡车司机，想办法拖延一下他开车上路的时间。要是他按计划上路，将会在Hillcrest和Bartlett两条路的交叉口回转，这时候，二十四岁的吉他手杜安·奥尔曼（Duane Allman）会骑着他的哈雷机车飞奔而来，刹车不及，一头撞上卡车，两小时之后死在手术台上。杜安·奥尔曼前一年刚和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录完《莱拉》（Layla）专辑，又以奥尔曼兄弟乐团（Allman Brothers Band）主奏吉他手的身份录完《在东菲尔莫现场》（At Fillmore East）演唱会实况，他的傲世才华才刚刚崭露头角，当时他们不会知道，这两张唱片会在多年之后仍然被奉为经典，然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重现杜安那粒粒音符都能咬进你心坎里去的滑弦吉他了。

要是你顺利拦下了那位卡车司机，别高兴，你还要再去一趟梅肯市，再去挡一辆公车——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杜安忌日刚过不久，奥尔曼兄弟乐团的团长巴里·奥克利（Berry Oakley）骑着机车狠狠撞上一辆巴士，当天晚上就在杜安逝世的同一家医院断了气，时年二十四岁。他的失事地点，距离一年前杜恩出车祸的路口，只隔着三条街。

一九七三年，来自佛罗里达的摇滚乐团林纳德·斯金纳德（Lynyrd Skynyrd）发表了《自由鸟》（Free Bird）这首名曲，向英年早逝的杜安·奥尔曼致敬，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悲剧就等在四年后的未来。若是可以，你会赶到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提醒林纳德·斯金纳德乐团的专机驾驶员记得先加满油槽——那天，满载全体团员的飞机从南卡罗来纳州起飞，半途却因为油料不足，坠毁在密西西比的野林里。鼓手阿蒂默斯·派尔（Artimus Pyle）摔断了好几条肋骨，却还是爬出飞机残骸，挣扎到一英里外的农家求救。农场主人见到这个汉子满身都是泥巴和鲜血、长发乱披、张牙舞爪地连话都讲不清楚，以为他是劫匪，当场抄起散弹枪往他肩膀轰了一家伙，还好没把他打死，这才明白原委，赶紧打电话求救，把一息尚存、身受重伤的团员们从坠机现场拖出来。然而，乐团创作首脑兼主唱龙尼·范·赞特（Ronnie Van Zant）、吉他手史蒂夫·盖恩斯（Steve Gaines）和歌手卡西·盖恩斯（Cassie Gaines）都已经断气了。

就在坠机前三天，林纳德·斯金纳德乐团才刚刚发行新专辑《街头生还者》（Street Survivors），封面是团员一字排开站在街头，被熊熊烈火吞噬。坠机事件之后，唱片公司紧急把封面照片换成团员站在全黑背景前的版本，直到二○○一年重新发行CD版，才把最早那帧不祥的照片摆回去。

讲到飞机，要是来得及，你得赶去好几座机场拦下好多人：姑且先到一九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晚上的美国威斯康星州东特洛伊城（East Troy）吧。你会和停在亚平山谷戏院（Alpine Valley Theatre）外面的直升机驾驶员说：明天早上会起大雾，螺旋桨要是勾到电缆线就完蛋了，还是别飞了吧！要是不听劝阻，他们会在清晨时分坠毁在亚平山谷，无人生还。罹难者包括一位刚戒了毒、重新开始的吉他手史蒂维·雷·沃恩（Stevie Ray Vaughan），前一天晚上，他刚和几位“大神”级的吉他手埃里克·克莱普顿、罗伯特·克雷（Robert Cray）、巴迪·盖伊（Buddy Guy）同台演出，史蒂维游刃有余、技压群雄，博得老中青三代一致的敬畏。演出结束，克莱普顿本来要跟工作人员一块儿坐进那架直升机，史蒂维临时跟他商量换了位子。次晨失事消息传来，克莱普顿才知道他无意间用挚友的性命，和死神换来了自己的余生。

不过，类似的故事，早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就演过一遍了。那天晚上，摇滚先驱巴迪·霍利（Buddy Holly）和乐队成员结束演出，正要搭四人座小飞机离开爱达荷州的澄湖（Clearlake）、继续赶场到北达科他州的法戈（Fargo），其他同台演出的歌手只能坐巴士开夜车去和他们会合。作为主角，巴迪·霍利当然坐飞机，巴迪的团员威龙·詹宁斯（Waylon Jennings）和汤米·奥苏普（Tommy Allsup）顺理成章和他一块儿走。

不过，老天爷另有打算：同台演出的歌手里奇·瓦伦斯（Ritchie Valens），几个月前刚以La Bamba红遍全球。他实在不想在大风雪里坐夜车，而且他从来没搭过小飞机，非常好奇，便和汤米·奥苏普提议掷铜板，谁输了就去坐巴士。汤米输了，里奇开心地挤上飞机。另一位歌手“大舞棍”理查森（“Big Bopper” J. P. Richardson）得了重感冒，好心的威龙·詹宁斯不忍看他搭夜车，便把机位让了出来。当时风雪已经很大，临走前，巴迪·霍利用幸灾乐祸的语气对威龙说：“祝你们巴士抛锚！”威龙则回敬道：“你们才会坠机哩！”

威龙·詹宁斯一语成谶，飞机在二月三日凌晨一点五分起飞，没多久就遇到暴风雪，坠毁在几英里外的玉米田，机长和三位乐手全部罹难。巴迪·霍利时年二十三岁，距离他发表第一首单曲才短短两年。然而，从鲍勃·迪伦到披头士和滚石都把他尊为启蒙恩师。若是他躲过这一劫，迎面走进六○年代的青年文化狂潮，巴迪会和晚期的披头士一样留起胡须和长发、穿起五颜六色的衣服、唱出青年文化的革命之声吗？他会和凯斯·理查兹（Keith Richards）、埃里克·克莱普顿这些英国来的后生小子同台飙吉他， 甚至一起录唱片吗？一九七一年唐·麦克莱恩（Don McLean）那首《美国派》（American Pie），替一九五九年二月三日取了个合适的名字——“音乐死去的那天”（The Day the Music Died）。

捡回一条命的威龙·詹宁斯后来成为乡村乐界备受尊崇的革命元勋，一直到二○○二年才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去世，享年六十五岁。他在后半生不断痛悔一九五九年大雪之夜他讲的那句该死的玩笑话。

讲到初享盛名的歌者，你还应该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的威廉康星州麦迪逊（Madison）去阻止灵魂乐歌手奥蒂斯·雷丁（Otis Redding）登机。四个月前，他才刚在加州蒙特雷（Monterey）音乐节登台，面对足足二十万名嬉皮唱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巅峰演出，透过演唱会的纪录片，奥蒂斯·雷丁的演出震撼了整个迷幻世代的青年。他不但有着所有摇滚歌手都妒忌的歌喉（他是娄·里德最崇拜的歌者），也拥有创作经典名曲的才华。奥蒂斯若能继续唱下去，会不会在七○年代做出可以和马文·盖伊（Marvin Gaye）、史蒂维·旺德（Stevie Wonder）那些概念专辑相互辉映的伟大作品？十二月十日那天，奥蒂斯搭的飞机栽进了莫若纳湖（Monona）冰冷的水底，那年他才二十六岁。

还有，当然不能够忘记另一位伟大的黑人乐手，那是一九七○年九月十八日。你应该提前在十七日深夜抵达伦敦，找到撒玛尔罕旅馆的地下套房。你应该很容易就进得去，据说那天房门根本是敞开的。床上躺着一位疲倦的黑人吉他手，正准备一把吞下九颗俗称“红中”的安眠药（Vesperax）。你得把他的药拿开，告诉他，要是一口气吃这么多颗，明天天亮之前，你就会在睡梦中被自己的呕吐物噎住气管而死——对一个旷古难寻的天才、彻底重新“发明”了电吉他这项乐器的伟人来说，这样的死法真的太窝囊了。你希望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困顿沮丧的脑袋能够听懂你的话，你希望他能撑过去，因为全世界的吉他手都会在之后的几十年捶胸顿足，幻想他要是能活下来，会继续玩出什么样的音乐——短短四年的录音生涯实在不够啊。他应该会有兴趣和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一起录点东西，也可能会做一张完全不插电的木吉他专辑，或许他会和管弦乐团合作，结合多轨录音的技术，玩出比平克·弗洛伊德、金·克里姆森（King Crimson）更有趣的前卫摇滚实验？唉，谁知道呢，那九粒安眠药……

或许在这所有的悲剧场景里，你终究还是该回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密西西比州的绿林镇（Greenwood）。镇外有间兼营酒店的杂货铺，经常有走唱歌手到这儿来娱乐乡亲。你应该趁天还没黑，赶紧找到那个眼神灼烫、有着修长手指的黑人吉他手，告诉他，他和酒店老板娘厮混的事儿已经被发现了，老板打算今天来个了断——今天晚上你唱得再热再渴，也千万别喝人家递上来的酒，里头下了毒呢！更惨的是，你得在床上痛苦翻覆整整三天才断气。

这个叫做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的二十六岁歌手，肯定不会听你的，他冷笑一声，斜斜背起吉他，走进酒店。你知道这天晚上，满场舞客将会最后一次领受传说中他跟魔鬼打交道才换来的琴技。和他同台的乐手会两次打掉他手上的酒瓶，一再提醒他：出来混的基本规矩就是千万别喝别人开过的酒。然而罗伯特实在渴了，狠狠骂了声娘，接过吧台递上来的第三瓶酒，一仰而尽。他没多久就觉得头晕腹痛，跌跌撞撞离开了酒店。三天后，他在简陋的客栈床上断了气，浑然不知自己两年前录下的那批卖得不怎么样的七十八转单曲唱片，会在二十年后催生出一种叫做“摇滚乐”的玩意儿，并且间接改变了半个世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假如你成功拦下了那天晚上的毒酒，罗伯特·约翰逊或许会在南方继续走唱一两个月之后，辗转接到来自纽约的邀请，让这个大半生耗在穷乡僻壤赚酒钱的蓝调歌手，踏上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厚软的红地毯，参加传奇制作人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策划的“从灵歌到摇摆乐”（From Spirituals to Swing）演唱会—— 一九三八年，哈蒙德一心想在种族歧视仍然牢不可破的年岁里，让白人听众和主流媒体认识到黑人音乐的神奇与美好。他偶尔听到了罗伯特的录音，惊为天人，无论如何要请他北上演出。然而哈蒙德透过各种管道打听罗伯特·约翰逊的下落，最后只得到他刚在一两个月前暴毙的消息。

要是罗伯特·约翰逊真的到了卡内基音乐厅，他应该会很乐意留在纽约发展，毕竟这里集合了西半球最顶尖的音乐人和制作人。或许他会在音乐厅的后台结识大乐团领队贝西伯爵，然后决定以后自己也要在表演的时候搞一组乐团来伴奏，以壮声势；或许他会替吉他插上电、接上扩音器，然后在纽约的录音室留下一批全新编曲的作品——这将会比底特律的约翰·李·虎克（John Lee Hooker）、芝加哥的马迪·沃特斯（Muddy Waters）都早上十来年，罗伯特·约翰逊可能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打之前，就一手催生了摇滚乐……

然而，我们毕竟都没能挡下那瓶毒酒。如今你还是可以开车沿着七号公路，七弯八拐开上一条蜿蜒的泥路，然后在一座小教堂后院里找到罗伯特·约翰逊的小小墓碑——多年来，史家仍对他的埋骨处争论不休，如今至少还有两个地方也竖着他的墓碑，都是后人新制的，偶尔还会被观光客趁夜敲下一块，当成纪念品带回家。罗伯特的老灵魂恐怕到现在都还是难以安息——就跟他歌里唱的一样：

你可以把我的尸体，噢，埋在公路旁

这样，我邪恶的老灵魂，

才能搭上灰狗巴士，到处游荡……1

或许，那瓶毒酒、那捧药丸、那些失控的机车、摔下来的飞机，甚至马克·查普曼兜里的那把左轮枪，都是注定好了的；或许，摇滚就是需要以青春鲜血写成的悲壮故事来滋养它的土壤，才能喂养出如许怒放的繁花。唉，假如我有一部时光机……

二○○六

歌词原文

1 You may bury my body,down by the highway side

Oh, my old evil spirit

Can take a Greyhound bus and ride...

选自Me and the Devil Blues

一本音乐杂志如何撼动社会？

给你们这些肮脏又嗑药嗑到傻掉的“垮掉的一代”痞子（beatniks）：随函寄上半年的订费。谁都知道你们是一群左派分子，拿摇滚乐当幌子。——弗兰克·雷蒙斯（Frank Lemons），寄自俄勒冈州

没错。——编者

——录自《滚石》（Rolling Stone）

杂志读者投书栏，一九六八年

时至今日，你仍然可以在贩卖进口杂志的店里找到这本杂志，却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把这本全彩精印、封面经常是俊男美女、将近一半篇幅是广告的杂志，和上面那段对话联系在一起。几十年下来，《滚石》创办人扬·温纳（Jann S.Wenner）也从血气方刚的嬉皮青年变成家财万贯的上流社会精英。《滚石》的兴衰，其实正反映了婴儿潮世代的集体转变。

跨越激昂的六○年代、梦醒的七○年代、雅痞当道的八○年代，乃至于众声喧哗的九○年代，《滚石》并不是一本简单的双周刊。它提供给我们一个窥视美国青年文化的窗口，并在这个议题上发挥过无可取代的影响力。这是一本围绕着摇滚乐打转的期刊，要了解何以这样一本刊物竟会成为杂志史上的传奇，我们还是得回溯创刊之初，看看它究竟集合了哪些特定的条件。

时间退回到一九六七年。披头士在这年夏天推出著名的《佩珀军士》专辑，把摇滚乐带到全新的纪元；吉米·亨德里克斯、大门、珍妮丝·乔普林都在这年发表第一首畅销曲，同时开展了他们短暂耀眼的艺术生命；戴花的嬉皮刚刚办完集结了二十万人的蒙特雷音乐节（Monterey Pop Festival），替两年后五十万人规模的伍德斯托克大露营暖身；旧金山成为青年人的精神首都，整个西方世界的年轻人都在造反，催泪弹与汽油弹交相抛掷的一九六八年即将到临。不再乖驯的青年世代拥有自己的文学、自己的衣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麻药，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自己的音乐。而这一切，都是你的双亲必然痛恨、无法理解的。新生代正在上升，鲍勃·迪伦早在二十二岁那年就唱过了：

外面有一场战争正在蔓延

它将摇撼你的窗户

震垮你的墙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1

这年十月，一本篇幅轻薄、双色印刷、纸质粗糙的双周画报悄然上市，名唤《滚石》——这个名字当然来自那句老话“滚石不生苔”，但它也是老蓝调歌手马迪·沃特斯的一首名曲，后来被伦敦的五个小毛头拿来当作自己乐团的名称，然后在一九六五年被迪伦袭用，他的第一首摇滚经典就叫《像一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对年轻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这是居无定所、躁动不安的一代。

这并不是第一份讨论年轻人亚文化的刊物，甚至也不是第一份严肃讨论摇滚乐的期刊，当时在美国有许多同人刊物，像是Crawdaddy!，已经在颂扬这门新兴的、仅仅属于年轻人的艺术。但是《滚石》拥有一流的编辑、一流的写手、一流的美术设计，还有一流的摄影师，这些条件综合起来，使《滚石》甫创刊就占尽优势，成为当时“反文化”（Counter Culture）的喉舌刊物。

在简短的发刊词里，时年二十一岁的总编辑扬·温纳写道：

你也许搞不清楚我们想干什么。很难说：也算一本杂志，也算一份报纸。它的名字叫《滚石》，出自一句老话：“滚石不生苔”……因为报纸变得如此不堪信任、毫无意义；因为偶像杂志早已不合时宜，老是用神话传奇和无聊的俗套装点自己，我们希望这儿可以有一些东西给艺术家、给这个工业，还有每一个“相信魔法能使你自由”的人……《滚石》不仅仅与音乐相关，也与音乐所拥抱的事物与态度相关。我们拼命地工作，希望你觉得不错。任何对这本杂志进一步的解释都很难不变成狗屎，而狗屎是会生苔的。

这段意气昂扬的豪语揭示了一件重要的事：《滚石》有心建立一个全新的言论领域，让讨论唱片工业乃至青年文化的深度评述有挥洒的空间，把摇滚乐当成一门新兴艺术，给予摇滚歌手等同于作家和艺术家的尊重。《滚石》脱离了小众、地下的发行模式，创造出一个新鲜的言论空间，这不仅需要见识和魄力，更需要一个题材丰沛的环境作为这些年轻人尽情宣泄的舞台。想想看，还有哪里比六○年代末的美国更适合他们大干一场？

扬·温纳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甫毕业，他就跟妻子简·温纳（Jane Wenner）一起创办了这份刊物。他在创刊二十周年的自叙提到：最初《滚石》的意图是“认真制作引介音乐人和艺术家的深度专访，就像《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的作家专访那样”。这个信条至今仍被《滚石》的编辑奉行不渝。多年来，每期“滚石专访”都是杂志的重头戏，除了摇滚歌手和艺术家，他们的访问对象还扩及从教唆杀人犯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到总统克林顿的各色人等。《滚石》从年轻人的角度出发，对年轻世代关心的焦点人物做详尽的访谈，一篇访问稿经常耗费好几个月才从多次对谈中萃取成篇，这种殚精竭虑的精神，替同类期刊树立了难以超越的典范。

《滚石》集结了一群才气纵横、不修边幅的青年，除了专访和音乐评述，温纳还延揽了一群人写文化观察和政治观察。温纳回忆他初识传奇记者亨特·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的情景：汤普森“左手拎着半打啤酒，右手抱着书包，里面东倒西歪塞着酒瓶、录音机、报纸和笔记簿，剃了个光头，却戴着一顶假发”。谁能想到这号人物在一九七二年对美国总统选举的记述不仅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刚左报道文体”（Gonzo Journalism），影响后继无数写手，更奠定了《滚石》在政治舆论领域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除此之外，一九七三年的水门事件、一九七五年轰传一时的核电厂污染黑幕案“丝克伍”（Silkwood）事件，《滚石》的记者都抢到了不少独家新闻，随着发行量的膨胀，这本杂志的影响力也愈滚愈大，到八○年代中期，它已经是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期刊了。

《滚石》创刊之初，登了一则广告在《纽约时报》：

假若你是学生、教授、家长，这就是你的生命。因为你已经了解：摇滚乐不仅仅是音乐而已，它是新文化和新世代革命的能量中心。

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何以一本摇滚乐期刊，竟能产生这么庞大的影响：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摇滚不只是音乐而已，它是青年世代所有价值观的综合，也是当代文化的橱窗。《滚石》的特约摄影师可以跟着“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四处巡回，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一面拍照一面跟乐手在后台嗑药，口袋塞着一本加缪的《反抗者》。文首那封读者投书其实所言不虚：音乐只是幌子，更重要的是音乐拥抱的事物与态度。

尽管涵盖这么多硬邦邦的议题，《滚石》还是把自己定位成音乐本位、休闲本位的杂志，对流行风尚和花边新闻从不放过，在严肃与轻松之间巧妙地取得平衡。《滚石》在视觉方面下的工夫也不容忽视：从创刊号开始，它就是一本图像与文字并重的刊物，不仅版面设计煞费苦心，而且不吝礼聘一流的摄影家提供报道相片。著名的摄影家诸如安妮·莱布维兹（Annie Leibovitz，约翰·列侬生前最后一组照片就是她拍的）、吉姆·马绍尔（Jim Marshall，他替无数爵士乐、蓝调大师拍摄的人像和六○年代末的演唱会实况摄影都是当代文化史的重要文献）、理查德·阿维东（Richard Avedon，他在一九七六年替美国高层政要拍摄的群像是当代最著名的报道摄影之一），都曾在《滚石》留下许多经典之作。光是《滚石》历年的图片，不用任何文字装点，就足以编出好几本精彩绝伦的画册。

一九七五年十月出刊的一九八期《滚石》封面印了墨黑的几个大字——“内幕故事”，掀起了全美媒体的大地震。媒体大亨伦道夫·赫斯特（Randolph Hearst）的孙女帕蒂（Patty Hearst）被左派游击队SLA绑架已经一年半了。令人震骇的是，她竟然在遭绑两个多月之后出现在一帮银行劫匪之中，戴着扁帽、拿着一挺长枪，从人质摇身一变成为游击队的同志。之后，帕蒂彻底失去踪影，连FBI都没了头绪。所有媒体都在追踪这条“资本家窝里反”的大新闻，耗费了一年多，却总是没有进展。

震撼全美的《滚石》杂志一九八期，一九七五年十月出版。

这期《滚石》事无巨细地报道了帕蒂·赫斯特事件的始末，包括她如何加入SLA、失踪期间去过哪些地方，还有遭绑的幕后原因。撰写报道的记者霍华德·孔恩（Howard Kohn）跟大卫·威尔（David Weir）学生时代都曾经是左派活跃分子，他们透过自己的眼线，采访到曾跟帕蒂一齐逃亡的成员，那是一段惊险万状的过程：记者随时可能被暗枪击毙，稿子写好送印之后，印刷厂更得派警卫看守，以防泄密。《滚石》出刊之后，两位记者竟成为全国媒体疯狂竞逐采访的对象，FBI威胁要打断他们的腿，许多左派游击组织更宣称要对《滚石》不利。发刊之后，没有人敢靠近编辑室的窗口，生怕被狙杀。然而，他们打算继续挖下去。

这本杂志的编辑团队，平均年龄不过二十五岁。时年二十八岁的总编辑温纳对孔恩和威尔说：“继续干，你们写，我就印。”想想看，这只不过是一本来自旧金山的摇滚乐刊物—— 一群二十来岁、邋里邋遢的毛孩子，竟然可以对全国舆论产生这么大的震撼。

后来做了《滚石》国内事务部主任的亨特·汤普森说：“在那个年头，替《滚石》工作是众人眼中的‘错事’，没有人知道你在搞什么。”但是这种“和大人世界作对”的感觉，正是这份工作最吸引人的地方。

《滚石》的创刊团队是婴儿潮世代的中坚，六○年代末，他们多半二十啷当，青春正好。七○年代以降，唱片市场急速膨胀、摇滚乐变成利润动辄以千万计的娱乐工业，《滚石》也逐渐摆脱创刊初期的草莽抗争气味，歌手艺人纷纷以登上《滚石》封面为荣。随着唱片市场分众愈来愈细密，《滚石》的唱片评论逐渐成为最权威的声音。七○年代末，《滚石》开始编纂唱片指南，历经多次修正再版，巩固了它在乐界的论述霸权。要一直等到八○年代，像Spin、Q这类同样标榜深度论述的摇滚乐期刊相继问世，这种权威地位才算被打破。

八○年代之后，《滚石》的锋芒不再像它的第一个十年那么耀眼，随着温纳渐入中年，嬉皮一代的儿女也陆续步入叛逆的青春期、听起自己的音乐，摇滚不再是哪个世代的专利。许多更生猛的音乐刊物出笼，相形之下，《滚石》竟显得保守了。在《滚石》初创的六○年代，邪恶的国家机器让嬉皮世代反叛得理直气壮、义无反顾。然而后来事情不再这么简单：激情退潮之后，革命尚未成功，从肮脏的水门事件到虚伪保守的里根政权，每次幻灭，都是甩在老嬉皮脸上的耳光。连《滚石》也搭上商品化的列车，不复创刊之初的草莽性格。《滚石》的文化光环，至此也已经褪色得差不多了。

假如在台湾，我们可以怎么样用刊物来捕捉青年世代的集体状态？我们有可能编出一本属于年轻人的深度文化刊物，既不过分自恋，又能紧扣时势吗？《滚石》的传奇有它特殊的时空环境来成全，我们的年轻人又该怎样找到青年文化的书写方式？

退一步来说，“刊物”到底对新世代而言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年轻人“需要”一份属于自己的喉舌刊物吗？它究竟应该以哪些人为对象？又该承载什么内容？纽约的《村声》（Village Voice）也好，伦敦的Time Out也好，它们都是许多既存的次文化社群的反映，放在台湾来看，类似的社群在哪里？其实“台湾的青年世代”这个群落向来都是面目模糊的。在这片每年平均每个人花不到十几块钱买书的岛屿，或许“刊物”从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滚石》找到了摇滚乐这个主题，它是年轻世代价值观的总集合。在台湾，我们似乎还没有办法找到可以凝聚整个世代的“文化主题”。年轻世代跟台湾的过去是断裂的，不仅缺乏世界观，也缺乏对当下环境的认同。缺乏问题意识，当然也就找不到施力点。

台湾《滚石》杂志创刊号，一九七五年五月出版，封面有“一本年轻人为年轻人办的杂志”字样，焦点人物是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

七○年代的台湾，也曾经出现过一本名唤《滚石》的音乐杂志，编辑几乎都还不满三十岁，显然也想师法美版《滚石》的精神。七○年代后半叶，它不仅是台湾唯一的摇滚乐杂志，也留下了不少青年文化的纪录。台湾《滚石》的编辑风格相当随兴，翻译文章、乐坛新闻、作品剖析、歌手访问、歌谱教唱、心情随笔……无所不包，算是台湾出现过的比较接近美国《滚石》的刊物。但是摇滚乐毕竟是舶来品，七○年代的言论尺度也不可能让他们对社会议题或时政做任何深入的讨论。八○年代开始，唱片工业越来越蓬勃，商品销售的手段日趋细致，像台湾《滚石》这种“纯情”的杂志，也就无以为继了。这本《滚石》后来在“滚石唱片”成立之后，转变成公司的宣传刊物，再也不是当年的模样。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回忆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谈到整个社会在一小段时间里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情绪起伏：

先前冷漠、沮丧的社会，竟会在短短半年之内发扬了真正的公民意识，以勇气和智慧对抗强权，而又在这之后重新堕入更可怕、更深沉的沮丧之中，人们退缩到个人生活的圈子内……冷漠沮丧的社会情绪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灰暗专制的消费主义年代。社会重新变成一盘散沙……独立思考、创造性都躲进了私生活的深深的壕堑。

尽管八十年代以降的台湾未曾经历什么镇压，这种大动荡之后的深沉失望却几乎如出一辙。八○年代末，我们这一代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迫成长，然后迅速耗尽所有的热情和理想。一九九○年的“三月学运”总结了这段时间累积的热情，就像一场轰轰烈烈的告别演唱会，八○年代的学运领袖纷纷进入体制，政党轮替带来的竟是更多幻灭，昔日的敌我界线愈来愈模糊，整个世代似乎又陷入了琐碎、冷漠、虚无的情绪之中。网络带来的信息爆炸，只用了两三年就完成了青少年符号消费的总教育，新生代迅速重返个人的小小天地，淹没在舶来符号的汪洋里。

在八○年代启蒙、九○年代成长的我们，自诩“青壮一辈”，然而上有满心焦虑、大权在握的前辈，下有披挂着高科技配备闯荡江湖、勇敢而美丽的新生代，我辈杵在中间，进退失据，眼看正被后起者视为无聊、退缩、不长进的绊脚石，还没夺权成功，就已经准备成为被革命的靶子了。青年刊物、文化论述的付之阙如，或许只是我辈长期全面“不景气”的投射而已。

一九九七初稿，二○○六改写

歌词原文

1 There’s a battle outside,and it is ragin’.

It’ll soon shake your windows.and rattle your walls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选自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西雅图故事——一则广播稿

西雅图？是的。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夜里失眠的那个城，吉米·亨德里克斯和“涅磐”（Nirvana）成长的故乡，九○年代另类摇滚风暴的起点，除此之外你对西雅图还知道些什么呢？我们要讲一个五十岁的西雅图男子和一个二十五岁的台北青年的故事——他们在两年前相识，那个时候，台北青年正在左营当兵，西雅图中年男子则跟老婆住在这个冬天会下雪的城里，听着鲍勃·迪伦的唱片。

苦闷的台北青年——我们就叫他阿芳吧——无聊的军队生活里，除了厚厚的小说，最能安慰他的，还是只有摇滚乐。他最崇拜鲍勃·迪伦——这个歌词难懂得要命、嗓音活像便秘三天的老狗的摇滚诗人。阿芳曾经很臭屁地跟我说：一九六六年以后出生的台湾青年里，没有人比他更懂迪伦。为了证明这个，他不停搜集跟鲍勃·迪伦相关的所有出版品——CD、老唱片、乐谱、录像带、言论集、论文……男孩子总是这样，一天到晚想打遍天下无敌手，把自己搞得累得要命。

阿芳在一本原文书里，发现一份鲍勃·迪伦歌迷杂志的通讯地址——这本杂志专门服务最死忠的迪伦迷，阿芳就像挖到武功秘笈一样，当场迫不及待写信去科罗拉多州订了这本杂志，成为可能是台湾地区唯一的订户。过了几个礼拜，杂志寄来，他才觉悟到：武功底子不好的时候，秘笈是不管用的。这简直就是“国际迪伦学报”，内容有迪伦歌词中的《圣经》典故考证、对某一张专辑美日德澳各国不同版本的封面印刷与混音品质比较，还有数不清的“靴子腿”（bootleg，关于“靴子腿”一词的详解，请参阅《拥舞的诗神与厉鬼》一文）的详细评析和编年史……总之，非常变态就对了。就在阿芳边冒冷汗边自惭形秽的时候，他翻到了“分类广告”这个部分，多半是交换珍贵版本、征求稀有唱片的启事，广告费并不算贵。阿芳想一想，决定依样画葫芦，也登一篇广告，征求鲍勃·迪伦的bootleg，看有谁肯帮帮这个住在世界边陲的东方人。

【播歌】I’ll Keep It with Mine（1965）——这首歌第一句说：You will search babe, at any cost——“你要寻找，宝贝，不计任何代价”——我想阿芳是真的满疯狂的，换成是你，你会这么做吗？

广告登出来之后，阿芳每次从左营放假回家，都会收到几封信，贴着奇怪的邮票，盖着没见过的邮戳。短短两个月，他已经收到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南非的一大堆回信。绝大多数寄来的是整叠厚厚的私人收藏目录，并且注明愿意和阿芳交换台湾特有的珍贵版本——假如有的话。他们都很友善，其中一个德国佬还写道：没想到台湾也有人搜集鲍勃·迪伦的bootleg，似乎真的有一条“迪伦联连”把世界各地的歌迷串起来，不是吗？问题是，阿芳根本没有什么珍贵版本，只好写回信道歉，请这些遍布全球的朋友不嫌弃的话卖几张bootleg给他。就在这时候，一个来自西雅图的小包裹翩然降临。

包裹里面是一卷六十分钟的录音带，录满了迪伦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之间的未发表作品，此外还有一封字迹潇洒的短信，写信的人说他第一次跟亚洲人通信，除了寻找珍贵的亚洲版迪伦唱片，他也有不少好东西可以便宜卖给阿芳。回到左营军区的夜里，阿芳在部队用随身听反复听着这卷带子，仿佛天堂的大门开了一道缝，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是一份意义深远的礼物，也是一段美好友谊的开始。

几次通信之后，阿芳知道了这位住在西雅图的乔丹先生从七○年代开始就在搜集迪伦的bootleg，有满坑满谷的珍贵收藏，最喜欢搜集“彩色的”LP唱片——红色、绿色、透明的都有。他跟阿芳的第一笔交易，是一盒十几年前出版的、十张LP一套的bootleg。包裹寄来， 打开一看，唱片竟然是透明的，掺杂着深浅不一、水染一般的红色花纹，每张唱片染的都不一样，还没听里面的音乐，光是“看”唱片，就已经爽呆了。这盒唱片让阿芳足足兴奋了一整个夏天，逢人就拿出来献宝，觉得这下子仿佛跻身“迪伦收藏家”之列了，不免志得意满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西雅图先生对阿芳来说，简直就变成了“长期饭票”，跟迪伦相关的货源再也不会匮乏。阿芳那份微薄的军饷，一大半拿去换了美金汇票，再换回一箱箱装满了唱片跟CD的航空包裹。到他退伍的时候，从西雅图“进口”的东西已经多得足以让阿芳宣称他是东南亚鲍勃·迪伦收藏的权威了（不过我看他未必都有听完，光急着搜集，却不急着听，这种心态非常奇怪，大家不要学）。

【播歌】What Was It You Wanted？（1989）——“到底你要的是什么？”——我不知道阿芳究竟是真的热爱迪伦的音乐，还是已经不知不觉变成某种“为收藏而收藏”的恋物癖。嗯，就让迪伦代替我们来问问他好了。

退伍之后，阿芳回到台北的家，与西雅图的联络改用传真机，讯息的往返不必再苦等一两个礼拜，他和这位乔丹先生的联络也就更频繁了。他们聊台湾的台风和西雅图的大雪、聊六○年代的那群摇滚英雄、聊东西方文化环境的差异、聊他们共同的偶像迪伦，也聊自己的生活。乔丹先生跟太太两个人住，没有小孩，家里满满都是唱片。他太太对摇滚乐毫无兴趣，还威胁说要是胆敢搜集迪伦以外的bootleg就要叫他睡走廊，因为家里已经没有地方摆唱片了。他寄了一些当地的音乐刊物来，还谈到当地的政客动脑筋想替吉米·亨德里克斯立铜像，好争取选民认同、换取政治资源。我们的阿芳则寄了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崔健的《红旗下的蛋》跟陈明章第一张现场专辑给他，还查了半天字典，把好几首歌词翻译成半通不通的英文。

乔丹先生说他最喜欢陈明章，尽管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他觉得那把吉他是会说故事的。他也觉得罗大佑绝对有在美国做巡回演唱的成熟实力。至于崔健，年轻、愤怒、放肆，充满煽动的能量，他完全能体会某些人为什么会害怕这样的音乐。

【播歌】Simple Twist of Fate（1975）——“命运的简单扭曲”。有些无奈的标题，是不是？这是迪伦一九七五年的歌，是他在感情低潮的时候写的经典作，这首歌预言着下一段的忧郁气氛。既然已经拿出这张专辑，我们也一并听听它的开场曲Tangled Up in Blue，“纠缠在忧郁之中”，这首行云流水的叙事诗道尽了生命的沧桑与无奈，相爱、分离、重逢……作为阿芳当时的背景音乐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其实退伍之后的那几个月，阿芳过得并不算好。对未来一片茫然，感情又受到挫折，他跟我说，那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混乱与低潮。听着乔丹先生寄来的唱片，他百无聊赖地敲着键盘，把自己的心事也一页页喂给了连向地球另一端的传真机。一九九六年初，他们都买了调制解调器，也有了自己的email地址，从此告别传真卡纸、字迹模糊的问题。在第一封email里，刚过五十岁生日的乔丹先生叹道：几年前刚装传真机的时候，他还觉得“真的进入太空时代了”，哪里想到会有网络这种东西。他告诉阿芳怎么订阅网络上的迪伦乐迷通讯、怎样在新闻讨论区结交世界各地的变态迪伦迷，还告诉他好几个跟鲍勃·迪伦有关的大网站，比方一个叫做BDBDB的怪站，其实是Bob Dylan Bootleg Database 的缩写。

阿芳在那一阵子很害怕寂寞，所以经常彻夜不眠，读遍网络上的讨论文章，躲在屏幕后面的世界里，一边用光驱听音乐，电脑旁边CD堆得像小山一样。他继续以每个月三四封email的频率跟乔丹先生联络，一次西雅图寄来的唱片里，乔丹先生还附了三张自己拍的相片，里面是积雪的山峦、色彩缤纷的高大树木，还有蔚蓝的天空。他说他开车到靠近加拿大边境的高山去度假，觉得那儿一定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一定得寄几张照片来跟阿芳分享。后来阿芳自己跑到欧洲去旅行，也把所见所闻絮絮叨叨地向西雅图报告，乔丹先生通常会告诉阿芳：他重金买回来的珍贵唱片，在西雅图只要三分之一的价钱就可以找到，而且并不太稀罕，令阿芳痛不欲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总会在信件结尾引用一段鲍勃·迪伦的歌词来比喻自己的心情，或者用来描写西雅图和台北的天气状况，简直就跟春秋时代的诸侯引用《诗经》来明志一样。

有一次，西雅图寄来几张影印的鲍勃·迪伦唱片封套，乔丹先生说他在一次唱片展上搜购了几张台湾版的唱片，可是他看不懂中文，想请阿芳帮他翻译一下。仔细一看，天哪，那不是一九七一年左右，阿芳刚出生的时候，“丽鸣唱片”、“第一唱片”出的盗版LP吗？阿芳小时候见过，用塑料袋套着，封套不是硬纸板而是软软的那种，还用红色大字印着“立体双声道”的字样，最早一张卖十块，后来涨成十二块到十五块不等。乔丹先生请阿芳翻译的中文，都是唱片公司在中和市还是哪里的地址，或者“鲍勃·迪伦第一辑”之类的唱片标题。原来台湾当年的盗版唱片，现在居然都成了行家眼中的宝贝了，可惜阿芳家的旧唱片老早被妈妈丢掉了，不然搞不好还能发一笔小财哩。当他跟乔丹先生说那些唱片当年每张只值美金两毛五分的时候，这次轮到西雅图那边痛不欲生了。

【播歌】Never Say Goodbye（1974）——这首歌的诗句跟下面这段密切相关，我们边听边说。

一九九六年夏天，阿芳收到了一张印着西雅图夜景的生日卡，还有一卷录音带，是鲍勃·迪伦那年第一场巡回演唱会的实况。这时他们已经不再以客套的Mister互称，而是像哥儿们一样直呼名字了。乔丹先生跟阿芳说，自己刚刚完成一个壮举——独自开车到数十英里外的高山里，沿着人车稀少的公路一直往上攀升，开到四千英尺高的山上去。那儿盖着厚厚的雪，山上有一个湖，天空就倒映在结冰的湖面上，方圆几英里一个人都没有。他戴上墨镜，免得眼睛被雪地反射的阳光刺伤，一步一步踏着积雪，走到湖边——他很确定自己是过去几个月来唯一踏上这块区域的人类。他从车里拿出便当，坐在结冰的湖边，万籁俱寂，只有风声在耳边呼啸。他一个人吃完三明治，然后开车回家。在这封email里，他对阿芳说：这样的旅行的确不大容易在路上买到什么好唱片，不过你总不能太贪心，对不对？然后他引用了一段迪伦的诗句，正好是你现在听的这首歌：

结冰的湖面映着黎明的微光

北风即将吹乱那些

留在雪地上的足迹

在这之下，一片静寂1

一直到现在，这两个年龄相差一倍的朋友都还是不知道另外一个人长什么样子。我想乔丹先生可能不会到台湾来，阿芳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到西雅图去。但是这些应该都无所谓吧。

前一阵子阿芳决定跑到日本去看鲍勃·迪伦的巡回演唱，他在出发前跟我说，日本的唱片虽然极贵，却有许多别处买不到的珍贵版本，他打算先跟乔丹先生请教一下，顺便问问他要不要阿芳帮他买节目单、T恤、海报、马克杯、纪念章、贴纸……他甚至连票根都要裱起来哩。阿芳得意地说，他打算买一大堆迪伦纪念品回来，还打算携带随身听到演唱会场去自制bootleg，之后拿到网络上卖，看能不能赚回一点机票钱。世界上竟然有这种走火入魔的歌迷，我想鲍勃·迪伦他老人家要是知道的话，应该会很欣慰吧。

在那之前，我们不要管bootleg，让时光倒流，听一首鲍勃·迪伦一九六四年的歌如何？这首歌叫做All I Really Want to Do，“我真正最想做的事，就是做你的朋友”。

【播歌】All I Really Want to Do（1964）——二十二岁的迪伦在这首歌里耍赖也似的反复唱着：All I really want to dooooooo...is, baby, be friends with you，他丝毫不为自己走音的声喉感到尴尬，一边自弹自唱，一边欢悦地笑着。啊，听听这个年轻潇洒的声音，你的心情也将随之轻盈起来。

一九九七

歌词原文

1 Twilight on the frozen lake

A north wind about to break

On the footprints in the snow

Silence down below

选自Never Say Goodbye

拥舞的诗神与厉鬼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

于天上看见深渊。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一九二五年

这是最后一场演唱会了。鲍勃·迪伦在漫天掌声中缓步上台，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一束聚光灯从伦敦皇家艾伯特大厅（The Royal Albert Hall）漆黑的天幕斜射下来，笼罩着迪伦和他的吉他，把瘦长的影子打在背后的布幕上，琴身不时随着身躯的倾侧反射出刺眼的亮光。

迪伦的头发纠结夹缠、散乱地爆开，宛若火山喷发瞬间凝定的熊熊烟雾。他的肤色呈现病态的苍白，原本圆润的脸庞整个瘦了下来，困顿的双眼漫无目标地游移着。那个态势，似乎随时身子一倾就要倒在舞台上了。他像醉汉一样颤巍巍地站定，静静等待掌声止歇，然后不发一言，刷起木吉他，清脆的拨弦声顿时响彻整个大厅。迪伦缓缓开口：

她拥有她需要的一切／她是艺匠／她从不回眸

她能萃取出夜晚的幽暗／继而染黑白昼……1

两天前，迪伦刚刚过完二十五岁生日，然而他沙哑、疲倦的声嗓，只能属于两百岁的苍老灵魂。他像一抹鬼影飘浮在舞台上，成串诡奇的意象自唇齿间源源不绝滚动而出，弥漫开来，把所有聆听者攫进浓稠绵密的乐音中，逐渐灭顶。

迪伦拨弄着琴弦，一字一句唱着佶屈聱牙的歌词，他唱得极慢，仿佛要重新确认每个词汇的定义一样，把每个音节都拉得长长的，令人担心他是不是要在舞台上睡着了。强光照射下，迪伦迷离的双眼看不见舞台下的人群，他聚精会神弹着吉他，不按章法地吹着架在脖子上的口琴，苍凉凄厉的音色破空而出，迤逦蜿蜒，令人汗毛倒竖。他不再意识到台下一排排的观众，只偶尔昂首向天顶的强光，沉溺在歌词织就的幻境，一脚踏进了黎明与暗夜的暧昧交界：

圣母依旧没有现身／我们看见空着的牢笼都已蚀坏

布幔曾一度翻涌／在彼处她的舞台

提琴手正踏上旅途／他写道：

曾经亏欠的物事／如今尽皆偿还

在载鱼的货车后座／我的良知爆炸开来

口琴吹奏着／骷髅的乐符以及雨水……2

观众的掌声听起来有些迟疑，困惑显然多于赞叹。就像迪伦自己唱的：

我们困坐，搁浅在这里

却又竭尽所能地否认……3

事实上，有不少人是为了闹场才来的。他们知道：结束上半场自弹自唱的表演之后，迪伦要和一个五人组摇滚乐团一齐登台，肩上的木吉他即将换成一柄通体黑亮的Fender Telecaster，凝滞的气氛也将转为狂嚣暴烈。这些不满的群众静静坐着，准备等下半场节目再给他难看。对他们来说，迪伦是个背弃理想、无可救药的变节者。这是怎么回事？

迪伦的一夕成名，从琼·贝兹在一九六三年的新港（Newport）民谣音乐节带他上台合唱《在风中飘荡》（Blowin’in the Wind）轰动全场算起，到这时才不过三年，这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男孩却已经永远改变了流行音乐的模样。只消看看一九六四年的《时代正在改变》（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和一九六五年的《通通带回家》（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两张唱片封面就可以明白，短短一年之间，迪伦的变化有多大。一九六四年那幅照片是黑白分明的高反差，一颗脑袋就占掉了大半个画面。瘦削的迪伦扎着一头洗衣刷似的短发，穿着粗布衬衫，眉头紧蹙，冷冷往下睨视，仿佛要用凌厉的目光杀死世间所有的罪恶与不义。这张封面的一切，连同印刷字体在内，都在告诉你这张专辑有多么严肃、多么沉重——再也没有比这帧相片更完美的“抗议歌手”形象了。然而仅仅一年之后，迪伦坐在摆满雅致饰物的沙龙，换上了一身剪裁合度的西装，穿着硬领衬衫，露出精巧的袖扣，搂着一只长毛猫，身后斜躺着一位仿佛刚从法国电影里走出来的红衣女子，用完美的手势捏着一支香烟——当年歌迷煞有介事地传说这位女子其实就是迪伦本人扮装演出，可惜并非如此，她是迪伦经纪人的妻子。画面外围那圈柔焦效果，替这幅精心布局的场景增添了几分华丽颓废的神秘感。把标题遮去，你几乎不可能认出这两张照片上的男子竟是同一个人。

这两帧完全对立的相片，意味着迪伦已经跟过去的自己一刀两断了。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迪伦推出一张名为《地下乡愁蓝调》（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的单曲唱片，彻底放弃了口琴木吉他的民谣诗人形象，改用摇滚乐团伴奏，结果成为迪伦第一支打进排行榜前四十名的单曲。在专放畅销歌曲的电台节目里，人们听到轻快的摇滚节奏竟然配上了这种挑衅、调皮的歌词：“不要跟随领袖／看好你的停车表……你不需要一个气象员／来告诉你风往哪个方向吹。”这首歌夹杂在排行榜上一堆偶像情歌中间，简直就像高中毕业舞会上忽然闯进来卖艺的流浪汉，把学校乐队赶下台，自顾自唱起啰啰唆唆的劝世歌。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

不过，许多人不喜欢迪伦这样的转变。大多数的民谣听众是自许为“垮掉的一代”（beatniks）的知识青年，对媚众的流行音乐深恶痛绝。对他们来说，摇滚乐就是几个穿着滑稽制服的傻笑偶像，拿着电吉他在荧幕上蹦蹦跳跳，唱些冲浪飙车泡马子之类的玩意儿。这种东西只能拿来骗骗十来岁的青少年，迪伦搞摇滚根本是哗众取宠、出卖良心，不仅背叛了当初栽培他的民谣圈，更严重亵渎了当代美国民谣从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到皮特·西格（Pete Seeger）一脉相传的老左派知识分子传统。

事实上，迪伦从来就不甘被囿在那个老传统里。他的野心太大，完全没有可以追寻的典范，只能单枪匹马、奋力辟出一条险路。从粗布衬衫牛仔裤到爆炸头墨镜法兰绒西装长筒靴，从一柄木吉他一支口琴到狂暴放肆的摇滚乐团，从主题鲜明的抗议歌曲到糅合兰波（Arthur Rimbaud）、艾略特（T. S. Eliot）和金斯堡（Allen Ginsberg）风格的晦涩诗句，迪伦孤独地走在整个世代的前端，步伐太大、脚程太远，完全没有人跟得上。毫不夸张地说，即使他此刻死在艾伯特大厅的舞台上，一笔抹掉此后数十年的种种，仅只这短短三年，也足以在乐史留下不朽的传奇了。

这次巡回演唱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九个月。从纽约开始，踏遍美国本土，之后是澳大利亚、瑞典、丹麦、爱尔兰、英国、法国，再折回英国，以连续两天在伦敦艾伯特大厅的演出作结，这绝不是一趟轻松的旅程。从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踏上纽约森丘网球馆（Forest Hill Tennis Stadium）的舞台开始，来自观众席的嘘声与倒彩就未尝间断。日复一日，迪伦和他的乐团来到一个新的城市，表演，被愤怒的歌迷喝倒彩；接着转向下一个城市，继续表演、继续被喝倒彩——歌迷甚至包车跟着迪伦到每个城市，只为当着他的面大声鼓噪。场场爆满的演唱会，总是从迪伦背着电吉他现身的那一刻就充斥着怒骂和嘘声。流行音乐史上从来没有谁能激起这样的公愤，让歌迷甘愿跟踪他跑遍全国，仅仅为了喝倒彩。替他伴奏的乐团名叫“鹰”（Hawks），平均年龄还不到二十二岁。鼓手莱文·赫尔姆（Levon Helm）受不了每天被嘘的压力，挂冠求去；吉他手罗比·罗宾逊（Robbie Robertson）多年之后回忆起当时种种，感慨地说：每一场演出，他们在满室鼓噪中结束表演，回到旅馆，挫败沮丧之余，总会重新聆听当夜的现场录音，然后说：“操！我们明明棒透了，为什么他们不喜欢？”

迪伦和他的乐团其实是在全无前例可循的情形下，进行摇滚史上第一遭激烈、大胆的实验。他们把演唱会当成即席创作的场所，在舞台上摸索“新的声音”，夜复一夜，迪伦的作品在舞台上发展出和原始版本完全不同的面目。以当时的演出环境而言，要实现这样的野心，先天上极其艰困：摇滚乐是一门诞生才不过十年的新兴艺术，一般的巡回演唱纯粹是为了促销唱片，现场器材只能算聊备一格，演唱会的“看秀”意义远大于“听歌”，没有人把舞台音响认认真真当一回事。就在迪伦拥抱摇滚乐的同时，披头士正在欧美各地巡回演唱，但是现场除了歌迷的尖叫声，什么也听不见——事实上，连站在舞台上演唱的披头士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演出品质可想而知。当年看过披头士演唱会的人表示：就算他们一人拿一支扫把装装样子，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差别。两相比较，迪伦的企图着实令人咋舌。

迪伦已经有好几个礼拜完全没合眼。他靠安非他命（Amphetamine）提神，喝大量的咖啡，在所有人都沉沉睡去的时分仍坐在打字机前，叼着烟，噼里啪啦敲着一行行的诗句，等待天明。他并不在意进一步虐待自己的身躯：酒精、药物（可能是海洛因，可能是古柯碱），还有不断投怀送抱的女子们姣好的肉体——迪伦在急速耗竭自己的能量，而且唯恐不够快似的，他在两头燃烧的蜡烛中央又架起一盆烈火，任凭这一切加速摧毁自己。

他独自站在艾伯特大厅的舞台上，唱了七首歌，五十分钟已经过去。中场休息之前的最后一首歌，是著名的《铃鼓先生》（Mr.Tambourine Man）：

嘿！铃鼓先生，为我奏一曲

我还不想睡，而且无处可归

嘿！铃鼓先生，为我奏一曲

在这铿锵的晨早，让我与你同去……

尽管你也许听见笑声，旋转着、疯狂地摆荡，越过烈阳

那并不针对谁，只是漫长路途逸出的声响

况且蓝天之上，并无栅栏阻挡

若你还听见模糊的印迹，韵脚跳跃旋转

与你的铃鼓唱和，那只是跟在身后，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丑

我并不介意，毕竟他捕捉的，只是

你眼中的一抹淡影……

迪伦一九六六年英伦巡回演唱会的场次表

然后带我消失罢，穿过意识底层的烟圈

沉入时光深处雾蒙蒙的废墟，远远越过冻僵的寒叶

穿出阴森悚栗的树林，来到多风的沙滩

与狂乱伤悲的扭曲界域，遥遥隔开

是的，在钻石的天空下起舞，一只手自在地挥呀挥

侧影反衬着海水，四周是圆场的黄沙

带着一切记忆与命运，潜入波涛之下

明天到来之前，且让我把今日忘怀……4

他的声嗓已经几乎报废了，不时在句与句的空当咳嗽着。从他残破虚弱的声音，不难嗅出颓败的气味正在吞噬他的肉体、咬啮他的知觉。听到这样的声音，没有人会相信他还撑得下去。

然而在下半场的演出，迪伦和“鹰”把音量扭到最大，从飘浮在舞台上的梦游诗神，变成自焚的狰狞厉鬼。只等迪伦的靴跟用力踏在地板上数拍子，一、二、三、四，整个乐团就会像火球一样迸炸开来。目睹他们演出的人回忆说：你听见火箭在教堂里飞蹿、原子弹在脚底引爆，震耳欲聋的声量让你呼吸困难。观众席的鼓噪愈大声，乐手的满腔怨怒就愈炽烈，两相交缠，把舞台幻化成噪音的战场，这是地球表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声音。真正的冲突和暴乱，这时候才要开始。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的艾伯特大厅演唱会，至今仍未正式发行实况录音（按：详见文末附记）。不过早在七○年代初，这卷母带的拷贝就已经从唱片公司外流，在一小撮死忠歌迷之间辗转流传。这张“出版年鉴上不存在的专辑”，多年来一直笼罩着一圈神秘的光晕，仿佛一旦缺少了它，摇滚史就永远空着一个“失落的环节”，无法衔接成完整、合理的故事。这张名叫《艾伯特大厅一九六六》的专辑，在摇滚史的地位几乎跟《死海残卷》一样珍贵。然而，这也是一张不折不扣的非法出版物：唱片封套上通常印着一个奇怪的厂牌，可能是“摇摆猪”（Swingin’Pig），可能是“蝎子”（Scorpion），循线追查下去，你会发现世界上并没有用这些名字登记的公司。

这种搜集珍稀作品的地下唱片，有个诨号叫“靴子腿”（bootleg）——这个词原指禁酒令雷厉风行的时代，法外之徒藏在靴筒里的私酿酒，后来引申为所有“未授权出版物”的泛称。“靴子腿”唱片是摇滚乐迷的致命诱惑——它们打开了通往历史后台的门户，那是一个幽深、复杂的世界。透过“靴子腿”，你可以把每张专辑的制作脉络、每首歌的诞生过程巨细靡遗地摊开来检视。你看到创作者如何从支离破碎的点子逐步整合灵感，锤炼出完整的作品，你甚至可以借着被放弃的半成品揣测历史演进的其他可能。演唱会实况、原版专辑未能收录的遗珠、著名作品的相异版本、家用录音机做的试听带、电台访谈、记者会录音……这些零碎片段共同建构出一座盘根错节的地下迷宫，与见诸正史的专辑相互辉映。

当然，歌者若是没有相应的深度与广度，是不太可能引起搜集者兴趣的。流行音乐史上拥有最庞大“靴子腿”目录的艺人，正是迪伦，而在迪伦数以千计的“靴子腿”清单里，地位最崇隆、争议最大、版本也最多的，就是这张《艾伯特大厅一九六六》。

一九六六并不是一个平静的年份。黑人民权领袖马尔科姆·X（Malcolm X）在前一年遇刺身亡，陆续引起一连串种族冲突，最后终于在芝加哥掀起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黑人暴动。地球的另一端，“文化大革命”横扫全中国，许多左派青年相信这是新生代接管世界的开始。越战规模持续扩大，反战的声浪也随之高涨，畅销歌曲榜上出现了许多承袭迪伦早期风格的作品： 巴里·麦基尔（Barry McGuire）的《毁灭之夕》（Eve of Destruction）唱着战争与毁灭，飞鸟的《转！转！转！》（Turn! Turn! Turn!）唱着大时代的动荡流转，西蒙和加芬克尔（Simon & Garfunkel）的《寂静之声》满是箴言式的警世词句，这些“信息歌曲”（message songs）纷纷拿下了排行榜的冠军。大家都相信：年轻人当家做主的时代终于来临了，而年轻人的音乐，也将在这场浩浩荡荡的革命中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

他们的信念并没有错，只是或许低估了“革命”的意义——除了对体制的正面冲撞，许多渗透力更强、影响更长远的改变也在进行，只是意会的人不多。迪伦抛弃抗议民谣的“变节”行动，尽管在当时引起两极化的争议，却也加速了摇滚乐的融合与转化，使它得以发展成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有力量的艺术形式之一。事隔多年，我们当然可以清楚辨认这个脉络，找出历史演进的合理性。然而回到一九六六年，包括迪伦自己在内，根本不可能有谁想到这些，他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音乐”而已。

迪伦转向摇滚之后，记者们总是反复诘问：“你是不是不再唱抗议歌曲了？你对青年世代的反叛文化有什么看法？”一次他终于被问烦了，冲口而出：“抗议什么的早就不新鲜了，它到底有什么用？有人真的会听这种东西吗？歌曲又不能拯救世界！”在青年世代最需要标语口号跟革命领袖的时刻，迪伦反而抛弃了抗议歌曲和民权运动，他从来都不属于那群满腔热血、天真纯情的“戴花世代”——迪伦太聪颖、太世故，他无法被任何简单的乌托邦理念收编。

《艾伯特大厅一九六六》之所以成为传奇经典，就是因为它正好记录了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世界的风暴和个人的才情相互撞击，意外触发了摇滚史上最剧烈的板块挪移。短短四十五分钟的录音，却浓缩着整个六○年代的混乱、彷徨和疯狂，事隔多年，依旧惊心动魄。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

——《启示录》第十六章

中场休息结束，灯暗、幕启。舞台上多出了五名男子，分别是鼓手米基·琼斯（Mickey Jones）、主奏吉他罗比·罗宾逊、钢琴手理察德·曼纽尔（Richard Manuel）、贝司手里克·丹科（Rick Danko）和弹电风琴的加思·哈德森（Garth Hudson）。

当然，观众席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只觉得这几个小子看起来活像刚犯下火车劫案的匪徒。情绪逐渐沸腾起来：就是这些家伙！就是他们在迪伦的“变节”行动里扮演共犯，谋杀了那个充满社会良心的民谣歌手！数以百计的观众站起身来、走出会场，留下整排空荡荡的坐椅。满场响起嘈嘈的低语，好奇、不安、愤怒兼而有之。至于众人目光的焦点，仍然是站在舞台中央的迪伦：他背对观众，肩上挂着一柄Telecaster电吉他，一面调着琴，一面和乐队交换着眼神。迪伦的面色苍白依旧，身子却站得挺直，不再是上半场的衰敝姿态了。

迪伦对观众席的骚动连看都不看一眼，这种场面他早已习惯。没有人报幕、没有人说话，乐手们拨弄着乐器，做最后的调音。迪伦叉开腿、踏着脚数拍子，涣散的各色乐音渐次跟上了节奏，终于，他把靴跟重重跺下去，扯开嗓子吼道：one, two, three, FOUR！炽烈的声响像燃烧弹一样爆开。这是在场观众有生以来听过最吵闹、最令人魂飞魄散的声音，大多数观众紧紧挨着椅背，觉得艾伯特大厅的圆拱屋顶仿佛就要坍塌。有几个人回过神来，开始发出嘘声，骂起难听的字眼，可是乐队的声音实在太大，这些零星的鼓噪都被淹没了。

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形容这种音乐。这是没有人涉足过的黑暗地域，这是斩断岁月、粉碎天地的声响。在极度耗竭的状态下，迪伦闭起眼睛，用力刷着电吉他，表情充满恍惚的狂喜，仿佛在这样的自虐里得到了极大的快感。他豁出去了，他要把五脏六腑都呕出来，通通抛洒到观众席。天哪，他要死了，唱完这首歌他就要死了。他怎么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摧残自己的生命？

然而这才只是开始。一曲唱毕，迪伦试了试架在脖子上的口琴，凑近麦克风，冷峻地说：“下面这首歌叫做《我不相信你》（I Don’t Believe You）……它以前像‘那样’，现在像‘这样’。”尖锐如刀刃的口琴和乐团的火网同时爆开，啊啊，这是他两年前的旧作，但是没有人认得出了。原本清淡的情歌小品此刻竟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你可以嗅到鲜血和硝烟的气味。该怎么形容迪伦的声嗓呢？仅仅十几分钟以前，他的嗓音虚弱、残破、洋溢着鬼气。此刻站在乐团喧天的声响之前，所有理智的回路都已经烧断，他再也没有多余的气力思考或者“表演”了。面对台下数千双嗜血的眼和怒骂不已的嘴，迪伦别无选择，只有把自己抛出去。他昂起脸孔，几乎是欢快地吼唱着，每一次鼓手的重击都把他带到更亢奋、更放肆的境地。

你以为他撑不下去了，你以为他唱完这首就该倒下了，结果没有。曲罢，观众们成百上千地打起拍子来，这不是鼓掌，这是愤怒的倒彩：啪、啪、啪、啪——迪伦全不搭理，一径吹起悠扬的口琴前奏，乐手们跟了上来，电吉他利刃一般破空而出，天哪，这种声音。这只不过是一九六六年，迪伦和他的乐队是怎么做到的？这绝不是普通的噪音，这是像数学公式一样精确、复杂的噪音。所有乐器相互嵌合、滴水不漏，层层构成饱满的整体：贝司的低音铺在底端，像一条深不见底的大川；鼓手的交互重击织成绵密的巨网，狠狠捶打着你的胸膛；电吉他的拨弹颗颗粒粒缀饰其间，明亮而优雅；电风琴时而像缎带、时而像蛇信；凌驾在这一切之上的，是迪伦的唱腔——他仿佛要把每句歌词每个单字的骨血髓浆都榨出来，用力嚼烂，再啐吐到你脸上。

这不只是演唱会而已，这是在玩命。然而坐在艾伯特大厅的观众并不理解这些。他们心中只有那个消失了的社会良心、变节的民谣歌手。他们捂着耳朵，继续叫骂。

“伍迪·格思里死不瞑目！”

“把乐团赶出去！”

“乱七八糟！”

迪伦冷冷望向观众席，汗水顺着脸颊流下。还有五首歌要唱，这将是漫长的一夜。他面无表情，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这首歌叫：yes I see you’ve got your, brand new, leopard-skin, pill-box, ha-a-t——”怒骂与掌声并起，接着响起一阵阵整齐的拍手声，表示抗议。迪伦踩着拍子，对乐队点点头，舞台上爆出更强大的震波，硬生生把一切声音都压了下去。

我看见他在跟你做爱／你忘了关上车库的门

你或许觉得他爱上你是为了钱／我却知道他真正爱你的是什么

你的簇新的豹皮的药盒形状的，帽子！5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首唱完，观众席爆出数倍于前的叫嚷和嘘声，大家拼命打着拍子，存心不让迪伦表演。乐队一面零零落落地调着音，一面望向迪伦：这样还能继续吗？迪伦走向麦克风，在震耳欲聋的倒彩声中说起话来。他用镇静得出奇的语气，絮絮叨叨念着一大串无意义的音节：“他了吗哦们哦分比嗓，哈今谈哦分拜文他嗓……”

大家都想知道他在讲什么故事，喧闹声渐渐安静了下来。不过全场观众听得清楚的只有最后一句：

“要是你们拍手没那么大声的话。”

显然有不少人被逗乐了，对这个妙计报以热烈的掌声跟欢呼，其他人则企图重新组织新一波的倒彩。观众席分裂成两大阵营，各自叫喊着诋毁和颂扬的句子。一片混乱之中，乐队已经开始演奏，迪伦听起来悲伤而虚弱：

我说的每一件事／你都可以说得一样好

从你那边看／你是对的

从我这边看／我也是对的

因为我们都经历了太多个早晨／还有身后一千里的路途……6

唱罢，迪伦放下电吉他，坐到钢琴前面，弹起《瘦人之歌》（Ballad of a Thin Man）深沉抑郁的前奏。乐队的声音缓缓流荡开来，渲染出一幅构图诡异的风景。保守拘谨的主人翁误闯一个属于边缘人的世界：

你走进房间／一支铅笔握在手里

你看见谁光着身子／你问：“那是什么人？”

你竭尽所能／可还是不明白：

该说些什么，等你回到家？

迪伦用力敲着钢琴，歌声愈来愈激昂：

因为有件事情正在发生，而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不是吗，琼斯先生？7

这个句子后来成为六○年代进步青年朗朗上口的名言，他们借“琼斯先生”象征所有懵懵懂懂、对新世界无法适应的既得利益者。而此刻艾伯特大厅的舞台之下，迪伦正面对着成百上千的“琼斯先生”。

一阵不太热烈的掌声之后，零星传来若干叫喊，不过都听不大清楚。迪伦和乐团开始调音，准备演唱最后一首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乎众人的意料，几乎每一本迪伦的传记都会提到这个突发事件——有位观众在默默酝酿了一整晚之后，终于鼓足勇气，站起身来，高声叫道：

“犹大！”

周围立刻响起喝彩声，接下来是更多的叫骂。迪伦终于忍不住了，他走上前去，用充满压抑的声音说：“我不相信你。”他顿了顿，一股郁气从体内翻腾上来，湿润了双眼。他握紧吉他，愤怒地大喊：“你是个骗子！”

最后一首歌的前奏渐渐响起，某位乐手生怕场面失控，轻声说：“老兄，别这样！”迪伦回过身，对乐队吼道：“Play Fucking LOUD !!!”然后猛力一跺——音乐像焰火一样轰然迸开，迪伦用尽全身的气力，把《像一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的歌词一句一句吼了出来：

从前从前，你衣着光鲜

志得意满扔给乞丐一毛钱，对不对？

……

你总是嘲笑那些徘徊流连的人

可是现在，你的口气不再招摇

你的表情不再骄傲

为了下一顿饭，你要拐骗、乞讨！

这是什么感觉？这是什么感觉？

独自一人无依无靠

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完全没有人认识你

就像一颗滚动的石头

……

迪伦的愤怒传染到每个团员身上，鼓手恨不得把手臂甩断似的轮番重击着，电风琴海啸般扬起又复沉落，贝司手狠狠敲打着每一条弦，因为用力过猛而不得不弯下身来。尖锐的口琴和电吉他交相竞逐，像愈蹿愈高的火舌。迪伦呕吐般地咆哮着：Ahhh! How does it FEEEEEL？

你从前不是觉得挺有趣吗？

关于穿着破衣烂衫的拿破仑

《像一颗滚石》副歌部分，迪伦手稿，写于此曲录制完成四个月后。

还有他搬用的语言

现在，到他那儿去吧

他叫唤着你，你不能拒绝

当你一无所有，你连可以失去的东西都没有

现在没有人看得见你，你已经没有秘密需要掩藏……8

整个世代的狂乱和失落，都交缠在这首歌澎湃壮烈的音场里。关于放逐，关于沉沦，关于狼狈不堪的现实，关于如何被世界彻底背叛、彻底遗忘。人间其实一点也不美丽，它总是令人作呕。忘记那些体面的过去罢，现在你剩下的只有卑污和猥琐。你是一颗往复滚动、遍体鳞伤的石头。狂风骤起，你惶然四顾，看不清现在，找不到未来。茫茫天地之间，你已一无所有。

这首歌结束之后，他只说了一句“谢谢”，就走回后台。跟过去九个月的每场演出一样，没有安可（encore），没有谢幕。嘈嘈的人声渐弱，画面暗下来，这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迪伦和“鹰”终于替这段狂嚣激烈的历史画下了句点。

结束演唱之后，他们只有被击溃、被掏空的感觉，怀着满腔的委屈和怨怼，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改写了历史。精疲力竭的迪伦只想摆脱噩梦一样的巡回演唱，躲回他在伍德斯托克乡间的房子，和新婚妻子相聚，重新拾回属于“人间”的感情。不过，他的经纪人艾伯特·葛洛思曼（Albert Grossman）显然不打算让他休息。迪伦的专辑正在排行榜上热卖，连披头士和滚石的新作都公开承认受到他的影响，情势大好，打铁就要趁热。葛洛思曼替他安排了新的行程表：接下来的三个月，迪伦还有六十四场巡回演唱！八月开始上路，没得商量。可是所有人都知道，以迪伦的状态根本不可能负荷这么多场演出，这样的行程简直是谋杀。一年多以来，迪伦依赖着药物勉力撑起虚弱的身体：某种兴奋剂让他在白天保持清醒；某种针剂让他有力气站到舞台上表演；某种药丸让他能度过漫漫长夜不需睡眠——这些药物，当然都是违禁品。长期摧残之下，他的身体几近报废，随时可能崩溃。迪伦身边的朋友私下都有预感：他刚过完的二十五岁生日，多半就是“最后一届”了。

然后，那场著名的意外发生了。摇滚史最引人遐思的谜题之一就是：假如迪伦没有在七月发生意外，一九六六年的巡回演唱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他或许会吸毒过量，死在某个旅馆房间；也可能会继续透支精神和体力，最后完全失去行为能力，把之前九个月发展出来的音乐形式彻底搞砸；或者，他会不顾一切，把原先那种暴烈的噪音，一路推到更极端、更炽热的境界，创造出全新的乐种？

另外一个相反的推论是：迪伦若是步上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的后尘，以二十五岁之龄意外身亡，摇滚史又将发展成什么样子？他将永远冻结在艾伯特大厅舞台上的厉鬼形象：瘦削，苍白，眼里燃烧着烈火，踏在黎明与暗夜的交界，唱着令人震慑的诗句。他会成为二十世纪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殉道者。

历史既然无法重来，种种猜测也是徒劳。总之，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一个风光明媚的下午，迪伦在伍德斯托克乡间骑着他的Triumph 500重型机车，阳光破云而出，迎面照来，他闭上眼睛，后轮倏然卡死，机车翻滚了好几圈，把他整个人抛了出去。迪伦脑袋着地，颈骨应声而裂。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这一摔，替摇滚史摔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途，也把迪伦从自毁的深渊里救了回来。我们不得不说：这场车祸来得正是时候。

迪伦躺在病床上，痛定思痛，决心归隐。他托病取消了所有的演唱行程，接下来的十七个月，迪伦从地球表面彻底消失，死亡的传闻到处流窜。这段时间，他和“鹰”的团员躲在乡下一栋大屋子的地下室，用双轨录音机录下一批漫溢着草根气味和超现实意象的歌曲。这批史称《地下室录音带》（Basement Tapes）的作品后来被歌迷辗转拷贝、私自压成唱片，创造出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靴子腿”，再度改变了历史。“鹰”后来改名为The Band，在六○年代末出版了两张经典专辑，成为足以跟披头士、滚石平起平坐的伟大乐团。而迪伦自己在告别艾伯特大厅之后，足足过了七年又七个月，才再次踏上巡回演唱的舞台。

当然，这些都是另外的故事了。在留下《艾伯特大厅一九六六》这张震古烁今的录音之后，迪伦永远告别了那个恍惚自虐的形象，也告别了那段仅仅在舞台上存活了九个月的嚣烈声响。扭曲的Triumph 500机车兀自倒在路边冒着烟，轮子空转着，远方火红的夕阳徐徐下沉，一望无际的路途遥遥伸往七○年代，画面淡出。迪伦的“狂飙时期”至此戛然而止，那个满头爆炸卷发的苍白青年，就这么遁入了历史，再也没有回来。

一九九七

【附记】

本文成于一九九七年。一九九八年，这场传奇的实况录音终于由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正式发行。经考证，这份流传多年的录音实际上是来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的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厅（Manchester Free Trade Hall）演唱会，而非死忠乐迷言之凿凿的伦敦艾伯特大厅。但唱片公司为了纪念这场录音多年来的“地下经典”地位，特地在标题保留加了引号的“皇家艾伯特大厅”字样，向这段历史致意。专辑名为《靴子腿系列第四辑：“皇家艾伯特大厅”演唱会》（Bootleg Series Vol.4 : The “Royal Albet Hall” Concert）。

二○○五年，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执导的纪录片《归乡无路》（No Direction Home）记述迪伦至一九六六年为止的生平故事，片中收录许多首度曝光的六六年巡演实况，弥足珍贵。

《铃鼓先生》歌词中，“在钻石的天空下起舞……四周是圆场的黄沙”数句，是余光中先生在《听听那冷雨》书中的译笔，谨此说明并致谢。

歌词原文

1 She’s got everything she needs

She’s an artist, she don’t look back

She can take the dark out of the nighttime

And paint the daytime black

选自She Belongs to Me

2 And Madonna, she still has not showed,we see this empty cage now corrode

Where her cape of the stage once had flowed

The fiddler, he now steps to the road

He writes ev’rything’s been returned which was owed

On the back of the fish truck that loads

While my conscience explodes

The harmonicas play the skeleton keys and the rain...

选自Visions of Johanna

3 We sit here stranded
though we’re all doin’our best to deny it...

选自Visions of Johanna

4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I’m not sleepy and there is no place I’m going to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In the jingle jangle morning I’ll come followin’ you...

Though you might hear laughin’, spinnin’, swingin’madly across the sun

It’s not aimed at anyone, it’s just escapin’on the run

And but for the sky there are no fences facin’

And if you hear vague traces of skippin’reels of rhyme

To your tambourine in time, it’s just a ragged clown behind

I wouldn’t pay it any mind, it’s just a shadow you’re

Seein’that he’s chasing...

Then take me disappearin’through the smoke rings of my mind

Down the foggy ruins of time, far past the frozen leaves

The haunted, frightened trees, out to the windy beach

Far from the twisted reach of crazy sorrow

Yes, to dance beneath the diamond sky with one hand waving free

Silhouetted by the sea, circled by the circus sands

With all memory and fate driven deep beneath the waves

Let me forget about today until tomorrow

选自Mr.Tambourine Man

5 Well, I saw him Makin’love to you / You forgot to close the garage door

You might think he loves you for your money / But I know what he really loves you for

It’s your brand new leopard-skin pill-box hat

选自Leopard-Skin Pill-Box Hat

6 When ev’rything I’m a-sayin’

You can say it just as good

You’re right from your side

I’m right from mine

We’re both just one too many mornings

And a thousand miles behind...

选自One Too Many Mornings

7 You walk into the room / With a pencil in your hand

You see somebody naked / And you say, “Who is that man？”

You try so hard / But you don’t understand

Just what you’ll say / When you get home

Because something is happening here

But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Do you, Mister Jones？

选自Ballad of a Thin Man

8 Once upon a time you dressed so fine

You threw the bums a dime in your prime, didn’t you？

..

You used to laugh about Everybody that was hangin’out

Now you don’t talk so loud

Now you don’t seem so proud

About having to be scrounging for your next meal

How does it feel

How does it feel

To be without a home

Like a complete unknown

Like a rolling stone？

...

You used to be so amused

At Napoleon in rags and the language that he used

Go to him now, he calls you, you can’t refuse

When you got nothing, you got nothing to lose

You’re invisible now, you got no secrets to conceal

...

选自Like a Rolling Stone

那柄火焚的红吉他

我总悄悄希望，哪一天能遇见吉米·亨德里克斯的鬼魂（我相信他将是个和善的鬼）。我总幻想他会带着在蒙特雷（Monterey）被焚的那柄火红色Stratocaster，在烟雾弥漫的午夜现身。

然而，假若真的见到了他，我将说些什么呢？大概只要轻轻握住他的手，拍拍他的肩，让他知道寂寞的人也可以相互陪伴，这样就够了吧。

据说吉米是因为吞了太多安眠药和镇静剂，在睡梦中被自己的呕吐物堵塞住气管，才活活噎死在女友的床上。对一个旷古难寻的天才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窝囊的死法？

据说吉米的女友因为害怕被警察搜到毒品而迟迟不敢报案，耽误了救活他的机会。据说当天街头交通很乱，救护车偏偏选了一条塞车最厉害的路线，结果人还没到医院就断气了。据说吉米死前那几天心情不太好，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打算在一九七○年九月十八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吉米身边尽管多的是攀亲道故的朋友，却连一个可以谈心的人也没有。

吉米惯用左手弹琴，但他拒绝使用左撇子专用的吉他。他把专为右手设计的Fender Stratocaster六条弦顺序倒装，再反过来弹，创造出许多只有左撇子才做得到的弹奏技巧。他的个头有点矮，所以总是穿着厚底鞋，奇怪的是只要一站上舞台，他就显得高大无比。许多认识吉米的人都说，他拥有一双最最美丽的手。就是这双手，使他在舞台上变得气势凌人、难以逼视。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看见吉米弹吉他的那天，当时他已经死了将近二十年。那是一九六七年加州蒙特雷音乐节的实况录像，电视屏幕先是由黑转亮，接着一个顶着爆炸头的身影慢慢浮现出来，他的颈间团团围绕着羽毛，衣服袖口都是花边和皱褶，活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小丑。舞台只有微光，把吉米的侧影映照成一轮镶滚着花边的新月。他的身躯不断倾侧扭转，电吉他的握柄像一把利斧，来回斩劈着周围的空气。暴戾的声浪从舞台四面八方的音箱轰然喷泻，层层叠叠筑成一道厚重的音墙。吉米缀满羽饰的身影旋舞其间，宛若燔祭的巫师扮成巨鸟，在熊熊火堆中作法。

然后灯光乍亮。我清楚地看见他那柄上下颠倒的火红色Fender Stratocaster——哎哎，魂萦梦系的名琴啊。这柄Strat遍体绘满五彩斑斓的花纹，据说当天登台之前，吉米根本没怎么排练，时间都拿来彩绘他的吉他了。他真能画，好一支美丽的神器！我瞪大眼睛，望着屏幕里的吉米，他微微笑着，嘴巴老像在嚼什么东西，一派自在悠闲。

这段纪录片拍摄当时，吉米在故乡仍是默默无闻的冷门歌手，难怪开场时只有稀稀落落的掌声。这天是他在英国闯荡经年，终于决定回美国参加的第一场大型演唱会。一切端看此役，成则英雄，败则草寇，他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吉米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仿佛早就知道自己没有被埋没的道理。

果然，当开场曲弹罢，吉米像大师落款似的，让音箱发出一连串抑扬顿挫的尖啸，噪音筑成的墙愈来愈高，然后轰然崩落，一切归于静止。观众席的喝彩和鼓掌排山倒海而来，所有人都知道，巨星诞生了。

吉米·亨德里克斯的电吉他，翻摄自一九六七年蒙特雷音乐节纪录片。再过几分钟，这把琴就会被焚烧、砸烂在舞台上。

然而这还只是开始而已。接下来，为了让观众印象更深刻些，他脱下羽毛围巾，不慌不忙地，用牙齿弹了半分钟的solo。半分钟！接下来的一小时里，他把吉他吊在背后弹、倒挂在身侧弹、骑在胯下弹，他的能量如此惊人，连音箱都炸坏了好几个，许多人看得呆了，压根儿忘了鼓掌。演唱会将近结束的时候，吉米兴致高亢地对台下观众说：“我现在要牺牲一个真正心爱的东西，为了所有在这里的朋友。大家要冷静，不要发疯，好吗？”然后他和那柄通体彩绘着花叶纹饰的火红色Fender Strat电吉他，展开缠绵悱恻的爱抚，扩音系统传出阵阵不属于这个星球的奇妙声音。接着吉米把吉他平摆在地，弯下身去吻了它一下，便在上面泼了一把油，放火。火舌愈舔愈高，吉米抡起琴柄，趁着火焰未熄，把它舞成一圈风火轮，然后用力把吉他砸成两截。吉米利落地捡起断落的琴柄，往台下一扔，鞠躬下台。

下一个出场的乐队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让几近暴动的观众平静下来。在吉米之前登场的乐队是“感恩而死”，团长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多年后接受访问，苦笑着说：“全世界根本没有人记得那天我们弹了什么，连我自己都忘了。”

这是吉米·亨德里克斯走红的开端。接下来的一千多天，他把摇滚乐的规训里外翻转了一遍，仿佛上帝专程派他下凡，叫他用三年时间重写电吉他的定义。七○年代刚冒芽，几颗药丸又把他带回了天堂——吉米毕竟没能熬过二十七岁。许多摇滚乐手不约而同在这个年份耗竭殆尽，留下一帧帧永远年轻的容颜，装点无数青少年卧室的墙壁。吉米穿着大翻领军乐队制服、结一条花领巾、睨视着镜头的形象，便是这样和一代代渴望拥有一柄电吉他的少年对视，勾引着他们心底迸蹿的火苗。

吉米身后留下一沓沓写在不同旅馆便笺上的诗句和歌词，全都涂得密密麻麻——他习惯写长长的手稿，再把精华整理萃取成歌。据说他最著名的歌，《紫雾》（Purple Haze），原本竟是厚厚一摞长达十页的手稿。吉米用左手弹琴，却惯用右手写字，笔路潇洒不羁，仿佛相当享受书写的乐趣。尽管脸上总是挂着随和的微笑，他的内心却一直存在着挥之不去的脆弱和孤单。千千万万的歌迷去看他表演，仅仅为了期待他再来一次牙齿弹琴的绝技。一九六九年的一场演唱会上，吉米弹罢一曲，吉他凑近脸孔，用牙齿弹了几个音。底下欢声雷动，吉米的脸上却看不出一丝高兴。他把吉他卸下，往脚边砰地一扔，草草鞠了个躬，就走回后台。

舞台下的吉米是个内向而羞涩的青年，和舞台上的狂放完全相反。愈接近生命尾声，吉米在舞台上的肢体动作也愈少。到最后，他几乎整场演唱会都站着不动，闭上双眼，整个人浸溺在指端流泻的音符里，或许那才更接近他的本我吧。在最后这一年，吉米强撑着被药物和酒精浸润过度的知觉，在录音间漫无章法地探索着音乐上的种种可能。天才毕竟是天才，那些生命末期留下的断简残篇也都充满了熠熠生辉的珠玉，可惜他身边既没有才华足堪匹敌的对手，也没有了解他的朋友，能帮助他把这些作品组织出完整的面目。所有人都在猜想吉米若逃过了一九七○年九月的劫数，将会做出什么样的音乐，但这样的猜测已经毫无意义了。

翻着他的手稿复印本，脑海中浮现深夜兀自坐在旅馆房间的吉米，静静涂写着一句句歌词，任凭那些乱暴癫狂的音符在体内奔窜。只有独处的时候，他才不必装出随和的笑脸，暂时忘却经纪人和歌迷无穷无尽的需索，专心砌筑内心那座脆弱的城堡。每一页涂布着字迹的手稿，都是这座城堡的砖瓦。吉米需要更多这样的时刻，可惜，老天不愿意施舍给他。

一九六八年，整个西方世界都在暴动的时刻，吉米曾经轻轻唱道：

然而那座沙做的城堡

最终还是滑到了海里1

就这样，一直到最后，他都还是没有解决内在的混乱，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悲剧的终结。

一九九八

歌词原文

1 And so castles made of sand

Slips into the sea eventually...

选自Castles Made of Sand

这一夜，摇滚失去了童贞

滚石（The Rolling Stones）一九六九年的美国巡回演唱，是摇滚乐有史以来最最恶名昭彰的故事之一。

这年十二月六日，他们在加州阿尔塔蒙特（Altamont）的巨型免费演唱会完全失控，终于酿成惨剧：飞车党组织“地狱天使”（Hell’s Angels）被请来当保安人员，这些身披皮衣的莽汉和现场乐迷不断爆发冲突，台上台下一团混乱，请来暖场的乐团杰斐逊飞机主唱还被“地狱天使”打肿了眼睛。滚石为了保持神秘感，等到太阳下山才上台，观众焦躁不安的情绪早已暴涨。最后，一个黑人青年在距舞台数步之遥的地方亮出手枪，众多“地狱天使”一拥而上，乱刀把他活活刺死。这一切都被摄影机捕捉下来，成就了影史最惊心动魄的纪录片之一《给我庇护》（Gimme Shelter）。

摇滚乐史以这个事件为分水岭，“伍德斯托克国”（Woodstock Nation）那个充满鲜花和大麻味的嬉皮梦被彻底粉碎，阿尔塔蒙特之后，摇滚乐永远失去了童贞。

然而，在这场丑陋的意外之前一个星期，滚石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连续演出两天，这场演出纪录就是Get Yer Ya-Ya’s Out专辑，史上最巅峰的实况录音之一。演唱会开场时，我们听见工作人员用睥睨一切的英国腔向满坑满谷欢呼的乐迷宣布：“全世界最伟大的摇滚乐团，滚石！”听完这张实况录音，你并不会觉得他们在说大话。

尽管平均年龄才二十六岁，滚石却已经在乐坛打滚六年，经历过媒体围剿、歌迷暴动、吸毒坐牢、创始团长暴毙，还有夹缠不清、愈理愈乱的男女关系。放到现在来看，成军六年或许不是多么值得夸耀的经历，但滚石的第一个六年，却是流行音乐史上决定性的关键年代。这段时间里，摇滚乐从风花雪月的流行歌曲转变成青年世代表现自我的艺术形式。滚石站在这波大革命的浪头，成为形塑这门新兴艺术的奠基者之一，也成为摇滚乐大爆炸时期永远的神话。

摇滚乐原本是美国人的东西，直到六○年代初期，英国摇滚乐都还只是不大成气候的地域性乐种。成军之初，滚石也只是个在俱乐部走唱的蓝调摇滚乐团。直到一九六四年，披头士攻下美国市场，带起轰动一时的“英伦入侵”风潮，美国观众才接着认识到这个自称“全世界最丑的摇滚乐队”——他们刻意和披头士出道时讨喜的乖乖牌形象打对台，维持“邋遢坏男孩”的邪恶形象，成功吸引了规模不亚于披头士的广大乐迷——没人想到这种形象竟会一直延续数十年，滚石也成了摇滚史上第一个臭名远播的“坏男孩”组合，变成后世许多放浪形骸的摇滚乐团的“原型”。

滚石的音乐根源是美国黑人的草根蓝调，尤其是五○年代芝加哥“象棋牌”（Chess）旗下那些泥浆滚滚的“节奏蓝调”（Rhythm & Blues，虽与当今R&B一词典出同源，乐风却大相径庭）。从艾莫·詹姆斯（Elmore James）、马迪·沃特斯（Muddy Waters）到查克·贝里（Chuck Berry），当年这些唱片并不受美国年轻人青睐，在英国也只有通过邮购才能买到，却成为六○年代初一整代英国摇滚乐手启蒙的珍宝。滚石从翻唱这些歌曲起家，但很快就发展出自己的创作。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和吉他手凯斯·理查兹（Keith Richards），也成为堪与披头士的列侬／麦卡特尼平起平坐的写歌搭档。

几年下来，滚石历经节奏蓝调和迷幻摇滚的洗礼，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完全熟成”。这年，凯斯·理查兹发现了吉他的开放和弦（open tuning），使滚石从此拥有他那注册商标式的，厚重、饱满、张力十足的节奏吉他。一九六八到一九六九年，滚石出版了《乞丐盛筵》（Beggar’s Banquet）和《任血流》（Let It Bleed）两张专辑，音乐风格回归草根，以蓝调和乡村音乐为核心，使用大量原音吉他，却创造出异常旺盛的摇滚火力，被誉为摇滚乐的里程碑。此后数十年，凡玩四件式摇滚（鼓、吉他、贝司、主唱）的家伙，莫不把这两张专辑奉为“玩团最高境界”。

此外，米克·贾格尔的歌词创作愈来愈不受拘限，六○年代的革命激情、毫不掩饰的肉欲情色、法外之徒的颂歌、死亡和魔鬼密教、历史传奇的幽暗隅角，都可以入歌，这也使滚石和头上戴着花、满脑子爱与和平的天真嬉皮渐行渐远——即使没有阿尔塔蒙特的悲剧，滚石也会走到嬉皮价值的对立面去。他们注定是一个集堕落、幻灭、阴暗、败德于一身的团体。

一九六九年，阔别巡回演唱舞台已经三年，他们的美国之行在高涨的期待声中揭开序幕。不久之前，他们的创始团长布赖恩·琼斯（Brian Jones）才刚被开除出团，随即沉尸自宅的游泳池底，年仅二十七岁，死因跟药物酒精都脱不了关系。他们找来二十岁的吉他手米克·泰勒（Mick Taylor）取代布赖恩的位置，接下来这一年，米克·泰勒和凯斯·理查兹在舞台上的双吉他竟飙出许多滚石最令人难忘的音乐。鼓手查理·瓦茨（Charlie Watts）和贝司手比尔·怀曼（Bill Wyman）共同织就紧密连绵、跌宕起伏的节奏组。米克·贾格尔张着著名的血盆大口满场跳跃，一身墨黑的紧身衣，裹着鲜红的披风，胸口是一枚类似魔鬼纹章的牛角图样。他的眼神带着邪气，尽管从里到外早被毒品、烈酒和过度的性交浸了个透，他浑身上下仍燃烧着青春的火焰。

这五个年轻人，共同创造出流行音乐前所未有的、令人战栗不安、兴奋莫名的音乐。在他们最著名的魔鬼颂歌《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米克·贾格尔公然以撒旦的口吻嘲笑庸碌世人：

请容许我介绍自己

我是个富裕有品味的人物

我存在已经很久很久

偷走了很多人的灵魂和信仰

当初我就在那儿，看着耶稣基督

那时他心里充满怀疑和痛苦……

我狂喜难抑地看着你们的国王和皇后

互相厮杀，战火连绵百年，只为了他们自己造出来的上帝

我大吼：“谁杀了肯尼迪兄弟？”

到头来，凶手不就是你跟我？1

就在这首歌问世前不久，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即将迈向白宫、继承一九六三年遇刺的约翰·肯尼迪遗志时，骤然遇刺身亡。再过不久，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也在孟菲斯遇刺，全美掀起种族暴动，电视新闻里满是冒出黑烟的汽车、横卧道旁的死尸和抢砸一空的商店。滚石激动不安的音乐，成了那个年代最完美的背景曲。《同情魔鬼》这首歌同时也替七○年代许多标榜“魔鬼密教”、“撒旦崇拜”、“黑魔法”之流的重金属乐团开启了一扇门，只不过后起者玩得更过火，滚石的《同情魔鬼》其实没那么神秘，照米克·贾格尔的说法，这只是“玩得很好的角色扮演”罢了。不过，当年有很多人并不像他那么轻松，媒体上不乏忧心忡忡的人士指责滚石利用摇滚乐推销撒旦邪教。这类把摇滚乐跟魔鬼画上等号的指控，尽管早在猫王出道时便曾出现，但摇滚歌手公然以撒旦自居，确实前所未见。事隔多年，这桩争议显得相当可笑，但也证明滚石的音乐当时确实有足以让“大人世界”感到威胁的力量。

阿尔塔蒙特的悲剧发生之后，竟有人以为是滚石在舞台上唱《同情魔鬼》这首邪恶的歌，才煽起舞台下不可收拾的暴动，还说“地狱天使”是因为这首歌的教唆才犯下命案。尽管此说荒谬至极，滚石仍然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都不愿意在舞台上重唱这首歌。然而，听听专辑里的现场版吧。曲末，米克·泰勒的吉他独奏像断线的风筝一样癫狂翻飞、不知所止，遥遥穿入恍惚之境，这确实是魔鬼的音乐，饱含着致命的诱惑……

这张专辑除了翻唱两首早期节奏蓝调巨擘查克·贝里的老歌，其他作品都是一九六八以后的新作，从它们便能清楚看出，摇滚乐早已告别了天真纯情的年代，再也没有什么禁忌是不能入歌的了。和这些败德、堕落、惊世骇俗的作品比起来，十多年前猫王仅仅在舞台上扭扭屁股就被视为人民公敌，时代转变不可谓不大。

比如《流浪猫蓝调》（Stray Cat Blues）歌颂与未成年少女翻云覆雨的情事，很多人都相信这是贾格尔的亲身经验：

我看得出你只有十五岁

不，用不着看你的身份证

我也知道你离家甚远

不过这还不用上绞架

这算不上罪大恶极

你是只陌生的流浪猫

打赌你娘没听过你这样叫

打赌你娘没看过你这样咬

打赌她没见过你抓我的背2

《街头斗士》（Street Fighting Man）则把街头暴动和青春期的躁动冶于一炉，满是勃发的怒火。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延烧整个西方世界的学潮：

我听见街上到处都是队伍行进的脚步

因为夏天到了，上街战斗，时机正好

嘿，我的名字就是动乱

我要狂吼，我要高喊

我要杀了国王，囚禁他的仆从

但一个可怜的小伙子，到底还能干什么

除了在摇滚乐团大声歌唱？

毕竟在昏昏欲睡的伦敦城

并没有街头斗士施展的余地……3

但整张专辑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怕还是《午夜浪人》（Midnight Rambler），一首描述连续杀人犯的歌。他把当年轰传一时的连续凶案主角“波士顿勒颈人”（Boston Strangler）写进了歌词，撩拨起每个人午夜时分最恐怖的梦魇：

你可看到我翻进你家院墙？

你可看见我闯进你的卧房？

假如你真的遇到了午夜浪人

他踏进你铺着大理石的客厅

扑上来，像头骄傲的黑豹……

听听午夜浪人制造的声响

我会砸碎你的每一片玻璃窗

一拳打穿铜墙铁壁的大门……

假如你真逮到了午夜浪人

眼睁睁偷去了你的爱人

且压下你满腔难忍的怒火

我会用利刃捣进你的喉咙，宝贝，那会很疼！4

除了这些灼热压迫的暗黑摇滚，滚石用《徒劳的爱》（Love in Vain）这首翻唱的老蓝调，证明了他们仍然有着抒情的灵魂，并且拥有深沉辽阔的历史感。这首歌原本是老蓝调巨擘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一九三七年录下的作品，滚石先在《任血流》专辑中翻唱，把它改成了柔情万种、肝肠寸断的慢板乡村摇滚，继之在演唱会舞台上加入了米克·泰勒慢腾腾的滑弦电吉他，使这首原就凄美绝伦的歌，多了一层既甜且苦的浓郁滋味。这段独奏和《同情魔鬼》末段的吉他狂飙交互辉映，足以列入整张专辑最精彩的器乐段落。

阿尔塔蒙特事件大大掩盖了这张专辑的光彩，许多人在当时只记得这桩丑恶的事件，却忽略了滚石这年在舞台上创造的，可能是他们有史以来最精彩、最饱满、最滴水不透的演出。这是摇滚乐百花齐放的成熟期，但一旦爬到了巅顶，接下来无处可去，只有下坡。阿尔塔蒙特事件让滚石从巅峰摔到谷底，七○年代之后的米克·贾格尔满场蹦跳依旧，眼神里那股鲜鲜莽莽的邪气却烟消云散，他们的演出也永远不再拥有一九六九年这种令人胆寒的、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

这之后，滚石仍然继续创作演出不懈，并且至少又出了两张名垂千古的经典专辑。但在舞台上，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他们听起来也只能像是对Get Yer Ya-Ya’s Out这段时期的模仿。再荒唐的青春仍然是青春，后来的滚石尽管又卖掉了上千万张唱片、不断打破票房纪录，但这种浸透骨髓、让你打从灵魂深处颤抖的音乐，就跟我们的青春期一样，注定是不会再回来的了。

二○○一

歌词原文

1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self

I’m a man of wealth and taste

I’ve been around for a long long year stolen many man’s soul and faith

I was around when Jesus Christ had His moment of doubt and pain...

I watched the glee while your kings and queens fought for
ten decades for the Gods they made

I shouted out“Who killed the Kennedy’s？”when after all
it was you and me...

选自Sympathy for the Devil

2 I can see that you’re fifteen years old

No I don’t want your I.D.

And I can see that you’re so far from home

But it’s no hanging matter

It’s no capital crime...

Oh yeah, you’re a strange stray cat

Bet you mama don’t know you scream like that

I bet your mother don’t know that you bite like that

I’ll bet she never saw you scratch my back

选自Stray Cat Blues

3 Everywhere I hear the sound of marching, charging feet, boy
cause summer’s here and the time is right for fighting in the street, boy...

Hey! said my name is called disturbance

I’ll shout and scream

I’ll kill the king, I’ll rail at all his servants

Well then what can a poor boy do

Except to sing for a Rock‘N’ Roll band？

’Cause in sleepy London Town

There’s just no place for a street fighting man...

选自Street Fighting Man

4 Did you see him jump the garden wall...

The one that closed the bedroom door...

So if you ever meet the midnight rambler

Coming down your marble hall

Well he’s pouncing like a proud black panther...

Well, don’t you listen for the midnight rambler

Play it easy, as you go

I’m gonna smash down all your plate glass windows

Put a fist, put a fist through your steel-plated door...

And if you ever catch the midnight rambler

I’ll steal your mistress from under your nose

I’ll go easy with your cold fanged anger

I’ll stick my knife right down your throat, baby

And it hurts!

选自Midnight Rambler

光环毁弃，美梦骤醒——关于《列侬回忆》

假如七○年代的降临意味着一连串残酷的幻灭，那么约翰·列侬的这篇访谈，很可能是其中最狠最痛的一击。一九七○年，列侬早已对昔日的“披头士”身份和所谓六○年代神话深恶痛绝。身为这桩神话的创建者，他决定当着万万千千观众的面，亲手揉碎它。就像《上帝》（God）这首歌里唱的：

我曾经是织梦的人／但现在我已重生

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得自己过下去

梦已经做完了……1

这篇石破天惊的访谈录，不妨视为一次压抑了三十年才终于爆发的呕吐，一场透过对话开展的驱魔仪式。而它的背景音乐，当然就是一九七○年的《塑料小野乐团》（Plastic Ono Band）专辑。

《塑料小野乐团》可能是列侬最了不起的作品。综观列侬毕生的创作，连披头士时期在内，没有任何东西比《塑料小野乐团》更赤裸、更诚实、更苦涩。这是剥除一切伪饰，探往内在最脆弱的伤口，用音乐进行自我治疗的纪录。受到“原生呐喊”心理疗程的启发，列侬终于敢让压抑多年的苦痛宣泄而出：失父丧母的阴影、社会阶级的矛盾、情爱与人际关系的混乱、独自面对世界的无力感、对伪善大人世界的怨怒……他正面逼视自己的懦弱与恐惧，仿佛只有大声吼叫出来，才能除魅驱魔、重获平静。

透过这张专辑，还有这篇访谈录，列侬正式告别了五光十色的六○年代，也告别了披头士的神话。

一九七○年大约是摇滚乐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尾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二重唱西蒙与加芬克尔、民谣摇滚超级乐团CSNY和地下摇滚宗师“地下丝绒”纷纷宣告解散，嬉皮世代桀骜不驯的偶像吉米·亨德里克斯、珍妮丝·乔普林相继暴毙。一九七一年夏天，躲到巴黎写诗的吉姆·莫里森也因嗑药过量，陈尸自家浴缸。一九六九年五十万人齐聚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及它所代表的天真烂漫的“花童”精神，已经像是上一个时代的陈迹了。

在这一切令人沮丧的消息之中，最让全球乐迷心碎的，恐怕还是一九七○年四月十一日的一则外电：保罗·麦卡特尼宣称脱团单飞，披头士正式解散。我们不得不承认，摇滚乐终究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丑恶的世界。事隔多年，在音乐市场分众日益细碎的现在，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披头士对那个世代的青年到底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何以一个乐团的解散竟能让半个地球的年轻人如丧考妣？

套用《滚石》杂志总编辑扬·温纳的话，在当时，披头士是“地球上最受瞩目的现象”。用列侬自己的话来说，则是“比耶稣更受欢迎”。于是我们多少可以想象列侬要打破的那个神话，是多么牢不可摧。那是不止一整个世代共同拥有的记忆与梦想；那是数以亿计的青春年华共同见证的笑声与泪水；那是当我们对生命中种种不堪感到绝望时，重新赋予我们力量的源泉。而列侬几乎亲手毁灭了这一切——梦已经做完了。

时年二十四岁的温纳拎着录音机去面见列侬夫妻的时候，《滚石》创刊才三年，还是一份带着同人刊物气味、犹保有若干“地下精神”的双周画报，和后来那本全美发行量最大的音乐时尚杂志，乃至日后温纳创建的媒体帝国，尚完全无法联想到一块儿。年轻的温纳充满自信，单刀直入、一无所惧，列侬本人也正好想要“豁出去”，把话一次讲清楚，加上小野洋子不时插入、火上加油的发言，使这篇对话录充满了张力和奇趣。

这篇轰动一时的专访大大扩张了《滚石》的影响力，让它站稳了青年世代媒体霸权的地位。《滚石》的专访单元，从此也成为它的招牌，替当代文化史留下不少珍贵的记录。多年来，《列侬回忆》一直都是所有“文化人专访”的参考坐标，也是“深度摇滚书写”的经典范例——每个拎着录音机的记者，梦寐以求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写出像《列侬回忆》这样专业、深入、“后劲十足”的对话录，而能留名青史。

不过，这毕竟是一篇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境下的产物，就连列侬自己，日后也修正了若干自觉过分的说法。

列侬是个缺乏耐性、喜新厌旧的人，对饾饤考证的“披头士学”更是嗤之以鼻。访谈中他屡屡弄错自己作品的细节，甚至连披头士专辑的出版顺序都搞不清楚，可见他对自己的作品，往往远不如乐迷那么在乎。此外，当时的媒体（包括一些自诩前进的乐评刊物）对列侬和洋子惊世骇俗的行径充满敌意，并屡屡把披头士的解散归咎于洋子的介入。列侬满腹委屈，不免口无遮拦，一心否定披头士的功绩，偶有“矫枉过正”之嫌。例如他对制作人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的否定，还有他对某些披头士歌曲创作角色分工的错误印象，在日后的专访中都做了修正。所谓“披头士的音乐在签约给唱片公司之后就死了”的说法，显然也是一时激愤之语。访谈当时他和新任经纪人艾伦·克莱恩（Allen Klein）关系正好，语多赞许，然而这并没有维持很久——克莱恩在一九七三年被开除，列侬后来甚至表示“保罗当初对此人的怀疑或许有几分道理”。此外，由于跟保罗交恶，列侬所谓披头士众多畅销曲仅有创作初期少数作品是两人合写、后来便几乎都是各写各的，也与事实不尽符合。

这些枝节并不影响阅读这本书的乐趣。况且这篇专访最大的价值，正是列侬的“口无遮拦”。在挟沙带泥的滔滔议论中，我们得窥他如何评价自己的才华;如何在自信与自卑之间反复焦虑；如何面对盘根错节的娱乐工业和媒体生态；如何痛恨虚伪的上层阶级；如何看待自己的财富；如何在“艺术家”和“经营者”冲突的角色之间痛苦辗转——即使碰到药物、宗教、政治、痛苦的成长经验、披头士热潮不堪闻问的阴暗面，乃至私密生活的挫折，列侬也都侃侃而谈。这样彻底的自我暴露，在当时是绝无前例的。

列侬毕生仅仅做过两次“真正深入”的专访，分别在一九七○年披头士解散之初，以及一九八○年遇难身亡前夕。读者若想更全面地了解列侬，不妨一并参阅他在一九八○年底猝遭枪杀前一星期，和洋子一起接受《花花公子》（Playboy）深度专访的纪录All We Are Saying。三十岁的列侬是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急于在一片混乱中重新定位自我，甚至不惜自虐自毁；四十岁的列侬则是一个顾家的父亲，对未来充满乐观和希望，回顾披头士时代的种种，也有了更多的包容和自信。若是读完《列侬回忆》如鲠在喉，不妨试着读一读All We Are Saying，相信对“约翰·列侬”这个被太多形容词与光环笼罩的名字，会有更实在、更贴近的理解。

一九七○年，阿姆斯特朗刚刚登月成功，尼克松将要连任美国总统。“文革”仍然如火如荼，“四人帮”还有六年才要垮台。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邦交国”七零八落。次年基辛格密访中国，游长城喝茅台，替尼克松会见毛泽东铺路。消息传来，台湾全岛“悲愤不已”，咸有“奈何明月照沟渠”之叹——尽管台美“断交”还得等上八年才会成真。尽管民族主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大学毕业生共同的出路仍然是赴美深造。假如你在一九六九年秋天从台北松山机场离开冷肃的故乡，飞往美国，那么你有机会一头撞进全美学潮的最巅峰，亲眼目睹十一月十五日华盛顿国家广场集结五十万人的反战大游行。就在留学生目瞪口呆看着长发嬉皮焚烧征兵证、举牌游街、和警察互殴、群聚吸大麻之后不久，保钓运动大兴，开了窍的留学生发起激烈的斗争。经历复杂曲折的几个寒暑，不同立场的人在相异的阵营纷纷经验了相似的幻灭，如今你还可以在刘大任、张系国、郭松棻的小说里，捕捉那个时代苦涩的余味。

而在这一切画面的背后，轰轰然不断响着的，是百花齐放猗欤盛哉的摇滚乐，那是六○年代一切青春神话的主题曲。披头士的歌，则是其中最嘹亮的篇章。列侬苦涩的回忆，如今看来，不仅没有遮蔽披头士音乐的光彩，反倒让它们显得更立体、更生动了。当我们明白披头士也只不过是凡人的同时，反而更要感激他们竟能在那个疯狂混乱的时代，做出这样美好的音乐——即使过了这么多年，那仍然是披头士神话中最玄妙、最神秘、连创作者自己都难以解释的部分。

但愿《列侬回忆》的中文全译本，能够给二十一世纪的读者一些启发，尤其是列侬始终守住了的原则——诚实面对自己，诚实面对世界，诚实创作。相信不管在哪个时代，这都是不该被遗忘的美德。

二○○四

歌词原文

1 I was the dreamweaver / But now I’m reborn

And so dear friends / You’ll just have to carry on

The dream is over...

选自God

我所知道的科恩

第一次听伦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是毫无心理准备的。那是一张七○年代的精选辑，封面底色昏黄，一块圆形穿衣镜占满了画面，镜里映照出一个全身墨黑的男子，黑色的西装，黑色的套头衫，一手整理着领口，望着镜中的自己，表情严肃，像要去参加葬礼。他跟我所认识的“摇滚乐手”形象完全不相干，那帧黑白照片里挂着花布窗帘的房间，是另一个纪元的世界。

专辑开场第一首歌就是屡经翻唱的名作《苏珊》（Suzanne），它像梦一样渗透到我的血液里去：

苏珊带你下去／到她河畔的居处

在那里你会听见／船徐徐驶过

你会和她共度今夜／你知道她半癫半狂

正因如此你想到她身边

她喂你茶和橙子／来自遥远的中国

你正想对她说／你没有爱可以给她

她便让你融入她的波长／让河水回答一切

你一直都是她的爱人

你想和她一起旅行／你想盲目踏上旅途

你知道她会信任你

毕竟你用你的心灵／抚触过她完美的身躯……

耶稣是个水手／当他在水面行走

他也花上长长的时间眺望

自那座孤悬的木塔／他终于明白

只有溺水的人能看见他

他说：“那么所有人都是水手／只有海能让他们自由”

但他自己却被毁坏／早在天门大开之前

被抛弃，几乎像凡人

他在你的智慧中沉没／像颗岩石……

你想和她一起旅行／你想盲目踏上旅途

你想或许可以信任她

毕竟她用她的心灵／抚触过你完美的身躯……

苏珊执起你的手／领你来到河边

她披挂着破布和羽毛

来自旧衣回收站／阳光像蜂蜜流淌

照耀港口的守护女神

她带引你的视线／穿越垃圾和鲜花

那儿有藻草中的英雄／那儿有晨光中的儿童

他们探出身躯期待爱情／然后永远保持那样的姿势

苏珊手里／正握着一面镜子……

你想和她一起旅行／你想盲目踏上旅途

你知道可以信任她

毕竟她已经用她的心灵

抚触过你完美的身躯……1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首歌原来是一桩真实故事，苏珊真有其人，彼时已经结婚，科恩和她一如歌里所述，始终没有肌肤相亲。那座港市，正是科恩成长的蒙特利尔。一九九四年科恩接受访谈时，甚至还记得歌中橘茶的厂牌。如今，所有歌迷来到蒙特利尔观光，都不会忘记去看一眼歌里提到的那座海滨圣母像。

科恩是加拿大人，从创作辈分上来看，他算得上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诗人，比迪伦、滚石和披头士年长一整个世代——仔细算下来，他比猫王还大一岁。他比所有摇滚乐手都更早尝试迷幻药，并且把那样的经验写进了书里，《美丽失败者》（Beautiful Losers）堪称个中代表。尽管科恩十三岁就学过吉他，也玩过一阵子乐团，但他很早就放弃了音乐，专心写诗。早在五○年代，迪伦还在高中乐队翻唱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的歌，摇滚乐还在青少年你情我爱的世界打转的时候，科恩已经在文坛卓然自成一家，甚至还有一出以诗人科恩为题的纪录片《各位来宾，伦纳德·科恩》（Ladies & Gentlemen, Leonard Cohen）。在以歌手身份站上一九六七年新港民谣节的舞台之前，科恩已经写了五册诗集、两本小说，并且被誉为“加拿大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父亲留下的遗产，加上版税和文学奖助金，让科恩得以浪迹天涯，往来于故乡蒙特利尔、纽约东村和爱琴海的岛屿之间，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就像所有向往流浪又自认有才气的年轻男子所梦想的那样，他是个离不开女人的男子。科恩早年的情史，据说可以写成厚厚的百科全书。他在希腊一座名为海德拉（Hydra）的岛上拥有一间木屋，在那个年代，岛上聚集了许多自我放逐的艺术家，他和其中一位挪威女子玛丽安·吉森（Marianne Jensen）同居许多年，甚至还生了孩子。这段恋情最后以玛丽安回到前夫身边作结，科恩的名作《再会，玛丽安》（So Long, Marianne），记录了这段感情的尾声：

我总以为自己是个吉卜赛男孩

直到我让你带我回家

你知道我多么喜欢与你同住

但你让我彻底忘却了这些

我忘了为天使祈祷

于是天使也忘了为我们祈祷……

我俩相识的时候几乎还年轻

在郁郁葱葱的丁香园深处

你紧抱着我，仿佛我是一尊受难像

我俩跪着，度过漫长黑暗的时光……

现在我多么需要你私藏的爱

我像一把簇新的剃刀那样冰冷……

所以再会，玛丽安

是时候了，我们又要为这样的事

发笑，哭泣，哭泣，发笑

一切又要从头开始……2

也是在海德拉岛上，刺眼的阳光里，科恩用一台Olivetti打字机，眯着眼，裸着上身，敲出了一整本的《美丽失败者》。这部书问世时，《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赞道：“乔伊斯（James Joyce）其实没死，他住在蒙特利尔，化名伦纳德·科恩。”这部书一九六六年上市迄今，在全球各地已经卖出超过一百万册，并且被誉为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前卫、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写完这部书，科恩便再也没有发表小说创作——次年他在新港音乐节的演出获得哥伦比亚唱片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的注意［此公慧眼发掘的奇才包括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鲍勃·迪伦、阿雷莎·富兰克林（Aretha Franklin）、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和史蒂维·雷·霍恩（Stevie Ray Vaughan）等等］，经过哈蒙德穿针引线，科恩的首张专辑在一九六八年发表，大受好评，从此“歌手科恩”的形象，便永远取代了“诗人科恩”。

科恩出版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已经三十四岁，对喊出“别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口号的嬉皮世代来说，科恩简直就是个老头儿了。为什么要唱歌？根据科恩自己的说法，他觉得闷头写诗迟早会饿死在阴沟里，灌唱片或许可以多赚点钱。他和纽约东村的民谣歌手厮混，也认识了不少摇滚青年。其中一段罗曼史发生在纽约著名的切尔西旅馆（Chelsea Hotel）——在旅馆电梯里，科恩结识女歌手珍妮丝·乔普林，两人短暂相恋，旋即分道扬镳。后来这故事被他写进了《切尔西旅馆之二》（Chelsea Hotel #2）：

我清楚记得在切尔西旅馆的你

你已名满天下，你的心是一则传奇

你说你比较喜欢英俊的男人

不过为了我，你可以容许例外

你为我们这样的人握拳

我们总被所谓美丽的尺度压迫

你打点好自己，你说，无所谓，

我们都很丑，可是我们有音乐……

然后你便这么走了，不是吗宝贝

你转过身去，背对人群

你便这么走了……3

科恩从来就不是快乐的。歌里的他自怜、愤世、犬儒、沉溺，但从来都不快乐。就像他的一身黑，和唇边那两道深深的、刀刻一样的法令纹。他很少笑，笑的时候也像是在自嘲，或者讥诮，那不是快乐的表情。他穿西装，黑色的；他穿羊毛套头衫，黑色的；他喝大量的咖啡，烟不离手；他的眼神灼灼逼人，像两口深井反射着阳光。

从一九六八年的《伦纳德·科恩之歌》（Songs of Leonard Cohen）开始，到二十一世纪初，他总共只出了十来张录音室专辑，张张均非凡品。很多人都说科恩首先是个诗人，然后才是歌手。他的词即使脱离旋律，仍然深邃、动人。然而，科恩的旋律也是过耳难忘的。谁能抗拒他那要死不活自怜低沉的嗓音呢。作为音乐人的科恩，仍然足以在乐史投下高大的身影，只是他的诗太好，光芒往往掩盖了他的音乐。无论和什么样的制作人合作，科恩的诗句永远是压倒性的主角，即使是菲尔·斯佩克特（Phil Spector）那样横征暴敛的制作人，也不得不臣服。

科恩早年的编曲多半简洁，只有寥落的吉他和键琴，偶尔配上淡淡的弦乐跟和声。后来他尝试不同的乐器编制，一路听下来，惊奇不断，每张专辑几乎都是新的实验。比如一九八八年的《我是你的男人》（I’m Your Man），电子合成乐的沉郁节奏成为编曲的主干，加上妖娆的合音天使，风格极是强烈。在人欲横流、泡沫愈堆愈高的年代，科恩找到了他和“当代”接轨的声腔。从这个时期开始，科恩的声嗓一路沉落下去，昔时自溺、忧郁、脆弱的歌声，变得粗粝迫人。这样的声音一路延续到二○○一年的《十首新歌》（Ten New Songs）和二○○四年的《亲爱的希瑟》（Dear Heather），那被酒浸过被烟熏过被火烧过被风吹过的声喉，冷漠的表情底下，是滚滚如岩浆的温度，照亮人心最深最暗的底层。

早在浪荡的青年时代，科恩便已经对东方玄学大感兴趣。禅、道、佛学和中国古典诗，都是彼时“垮掉的一代”苦闷精神的出口，这方面的主题一直延续到科恩的晚年。一九九五年，他六十一岁，竟然剃度出家，到洛杉矶市郊的禅寺去当和尚了。他透过网络把自己的手稿和画作交给一个歌迷网站发表，也没有中断写歌，但已经完全跟音乐圈斩断了关系。唱片公司也无可奈何，只能等他修成正果，早日下山。我们都知道，科恩是催不得的。一九九九年，科恩终于结束禅僧生涯，重回人间，新专辑《十首新歌》却迟至二○○一年冬才问世。这张专辑在他自家录制完成，仔细听完，你会同意，漫长的等待确实值得。放眼乐坛，科恩仍然没有对手。

二○○四年，年满七十的科恩推出了《亲爱的希瑟》专辑，仍然低调、深沉、细腻、无可取代。法国人曾经说他是“二十世纪后期最重要的诗人”，未必是过誉之辞。二○○六年，向科恩致敬的纪录片《我是你的男人》杀青上映，横扫全球各大影展。时至二十一世纪，科恩仍然是全球最酷的男人……

科恩还是经常穿一身黑西装，住在洛杉矶郊区。他抽很多香烟，开一辆丰田 4×4 货卡，喜欢吃希腊菜，用起email十分顺手，并且自学电脑编曲和电脑绘图。其中一部分画作交给“伦纳德·科恩档案”（The Leonard Cohen Files）网站发表，画得比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好。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那颗深不见底的脑袋还会带来哪些惊叹，作为歌迷，只能祈祷他长命百岁，继续唱、继续写。《亲爱的希瑟》不该是他最后一张专辑，更希望《美丽失败者》并不是他最后一部小说。

在结局揭晓之前，且让我们按下PLAY，继续等待。

二○○三，二○○六补完

歌词原文

1 Suzanne takes you down / To her place near the river / You can hear the boats go by

You can spend the night beside her / And you know that she’s half crazy

But that’s why you want to be there

And she feeds you tea and oranges / That come all the way from China

And just when you mean to tell her / That you have no love to give her

Then she gets you on her wavelength / And she lets the river answer

That you’ve always been her lover

And you want to travel with her / And you want to travel blind

And you know that she will trust you

For you’ve touched her perfect body / With your mind...

And Jesus was a sailor / When he walked upon the water / And he spent a long time watching

From his lonely wooden tower / And when he knew for certain / Only drowning men could see him

He said “All men will be sailors then / Until the sea shall free them”

But he himself was broken / Long before the sky would open / Forsaken, almost human

He sank beneath your wisdom like a stone...

And you want to travel with him / And you want to travel blind

And you think maybe you’ll trust him

For he’s touched your perfect body / with his mind...

Now Suzanne takes your hand / And she leads you to the river / She is wearing rags and feathers

From Salvation Army counters / And the sun pours down like honey / On our lady of the harbour

And she shows you where to look / Among the garbage and the flowers

There are heroes in the seaweed / There are children in the morning

They are leaning out for love / And they will lean that way forever

While Suzanne holds the mirror

And you want to travel with her / And you want to travel blind / And you know that she will trust you

For you’ve touched her perfect body / With your mind...

选自Suzanne

2 I used to think I was some kind of Gypsy boy / Before I let you take me home.

Well you know that I love to live with you / But you make me forget so very much.

I forget to pray for the angels / And then the angels forget to pray for us...

We met when we were almost young / Deep in the green lilac park.

You held on to me like I was a crucifix as we went kneeling through the dark...

For now I need your hidden love / I’m cold as a new razor blade...

Now so long, Marianne / It’s time that we began to laugh and cry and cry and laugh about it all again...

选自So Long, Marianne

3 I remember you well in the Chelsea Hotel you were famous, your heart was a legend

You told me again you preferred handsome men but for me you would make an exception

And clenching your fist for the ones like us who are oppressed by the figures of beauty you fixed yourself, you said,Well never mind
we are ugly but we have the music

And then you got away, didn’t you babe you just turned your back on the crowd you got away...

选自Chelsea Hotel #2

深邃南方升起的吟哦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们。那些匿身在两次世界大战隔开的久远年代之前，从祖先的祖先就一直默默劳动着的奴隶的后裔。他们有着比最深的海水还深的肤色、大而多骨节的手掌、紧抿着的厚唇、眼瞳深邃明亮。他们住在我所无法想象的田野深处，在都市与都市之间的荒凉地带耕种，生养后代，然后默默死去。他们没有太多娱乐，有人偶尔会用雪茄烟盒、扫把柄或者空罐头，缠上细铁丝，铿铿弹奏起一阵紧似一阵的乐音，配上即兴的歌词，一唱三叹，勾引出潜藏在非洲大陆深处的集体记忆。这些自制的简陋乐器后来被木吉他取代，留声机适时发明，把他们的声音拦截在蜡盘上，也让这种音乐有了迅速传播开来的载体。就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从二○年代后期开始，横越整个不景气年代，蓝调，在弥天漫地的老唱片炒豆子声中吟哦着，自历史的烟尘中徐徐升起。

蓝调，这种音乐当初是如何扑攫上身，让我中毒一般深陷进去，如今竟已不复记忆。到底是什么使我着魔？或许是绵延不绝的炒豆子杂音造成那种古文物般的魅趣气氛，或许是斑驳漫漶的老照片里那些盲眼歌者的枯索面容，总之，这些粗粝苦涩的音乐，锉磨着我的听觉神经，涂绘出一帧帧诡异的风景。有的歌像是黑暗时代的木刻版画，记录着令人汗毛倒竖的噩梦：

今天一早，你在敲我的门

今天一早，噢，你在敲我的门

我说：“哈罗，撒旦，

是上路的时候了。”

我和魔鬼，肩并肩走着

我和魔鬼，噢，肩并肩走着

我要揍我女人，

一直揍到我满意……

摘自一九三○年代美国南方的唱片广告单。一张图描述一首蓝调歌曲，分别是：《掘墓人的蓝调》、《我仍烂醉如泥》、《被遗弃的男人》。

你可以把我的尸体

埋在公路旁

（念白：你把我埋到哪里都无所谓，宝贝，在我断气之后）

你可以把我的尸体，噢，

埋在公路旁

这样，我邪恶的老灵魂

才能搭上灰狗巴士，到处游荡……1

这是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的《我和魔鬼的蓝调》（Me and the Devil Blues）。是什么样的历史、什么样的土壤，让一个黑人小伙子在一九三七年唱出这样的歌词？那条灰狗巴士隆隆驶过的，二次大战前被毒杀的蓝调歌手鬼魂会在午夜出游晃荡的公路，该是什么模样？我翻出世界地图，拿出放大镜，从密西西比三角洲逆流而上，想从密密麻麻的陌生地名拼凑若干线索。红线是公路，蓝线是河流，大片的绿底代表广袤的平原。沿着河，我找到了他的出生地榛林（Hazelhurst），再往上，看见了他被毒死的所在：绿林镇（Greenwood）。

“深邃的南方”（Deep south），这是美国人形容这块地区的别名。星罗棋布的小村庄，远离所有大都市的势力范围，这里是无数蓝调歌手的出生地。他们在农庄采棉花，在公路开货卡，闲时则背着吉他，在城镇间走唱赚钱。彼时做一个走唱歌手，生涯处处险恶：你若唱得比别人好，其他歌手会嫉恨你；你若勾搭上不同的女人，每个吃醋的姑娘都会和你结仇；万一勾搭上的女人原本就有伴，她的男人便会千方百计要做掉你。而年轻气盛的罗伯特·约翰逊，一样都不缺。

罗伯特·约翰逊大概是最有名的老蓝调歌者，这都得谢谢那部名叫《十字路口》（Crossroads）的二流电影。影片中，八○年代的白人少年为了寻找传说中的罗伯特·约翰逊第三十首创作曲，深入密西西比三角洲，最后在一场演奏大赛里把反派的吉他怪杰打垮［由重金属神手史蒂夫·范（Steve Vai）饰演］，结局皆大欢喜。那是高中时代的一卷录像带吧，大家看过之后，从此讲起罗伯特·约翰逊把灵魂卖给魔鬼、换取吉他神技的故事都朗朗上口。然而这则传说的魅异魔力，永远也比不上约翰逊本人的歌声：他凄楚的嗓音和精准繁复的吉他指法环环相扣，徐徐释放出最深最黑的恐惧、欲望与伤痛。独自聆听他当年在充当录音室的旅馆房间录下的歌曲，整个世界都随着他的拨弹与吟唱暗沉下来。那是一个“背面的世界”，充满了歪斜的情感和无解的矛盾。

一九三八年，约翰逊本来有机会北上，参加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出，扬名立万。但是当主办单位试图在南方平原繁星般的乡镇间联络他的时候，罗伯特·约翰逊已经因为勾搭酒店老板娘，而被酒店老板以一杯掺了番木鳖碱（一种引哚生物碱，又称土的宁，毒性极大）的威士忌毒杀了，只留下二十九首歌，盘根错节，构成一片黑暗的小宇宙。这些歌后来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直接构成五○年代崛起的摇滚乐的根源。

而罗伯特·约翰逊，在沉埋了半个世纪之后，他小小的墓碑近年终于被考据家发现，离灰狗巴士呼啸而过的七号公路，只有一石之遥。

许多早期的蓝调歌者都是盲人。他们有着相似的背景：出身穷乡僻壤的贫户，家里经常有十几个小孩，瞎眼的孩子没办法贡献劳动力，只好放着自生自灭，于是他们离乡背井，学琴卖唱养活自己。对他们来说，歌唱不是娱乐，而是生死交关的谋生之道，于是他们的歌声经常沉郁而悲凉，这又恰巧捕捉到了南方大多数黑人的集体情绪。在经济不景气的三○年代，这些盲歌手灌录的七十八转单曲唱片被称作“种族唱片”（race records），和白人听的“流行唱片”（pop records）相对，通常只在南方的城镇间流传，一般销量从数百张到三四千张不等，一旦卖到万张以上就算超级金曲了。这些现在都成为传奇的歌者，当年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录音会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成为流行音乐史不可或缺的基石。

最早成名的盲眼蓝调唱片艺人是“盲柠檬”杰斐逊（Blind Lemon Jefferson），他的第一张唱片可以推回至一九二五年。杰斐逊在走唱街头之前曾经当过职业摔跤手（盲眼摔跤手！），但是走唱赚的钱多得多，所以他把收赏钱的洋铁皮杯子挂在脖子上，转战南方各州走唱维生，靠着街头的赏钱，他居然也过得挺好，据说还养得起老婆和孩子。

杰斐逊传世的照片只有一张，就像当时的许多沙龙照一样，杰斐逊正襟危坐，紧闭着的双眼挂着一副金丝框眼镜。他侧坐在画出来的布景前，斜斜端着吉他，高壮的体格使那把琴显得十分小巧。扣着的西装前襟上，这位七十年前的摄影师替杰斐逊曝光过度的领口画上了一条领带，顺便描出了他的领子。领带草草点上去的碎花，说明了这不是一家太考究的摄影社。此外，照片上还有杰斐逊的签名，以一丝不苟的书写体直接签在底片上——这显然是代笔。

杰斐逊的录音，听在我们被宠坏了的耳朵里，简直就像吃惯小笼点心的人被迫生吞草根树皮。夹在暴雨般的杂音中间，瞎眼的歌手呜咽地唱起《黑蛇叹》（Black Snake Moan）。第一句就石破天惊：

Oh...oooh, ain’t got no mama now...

呜——呜，没有妈妈了……

接着就是一段用力刷奏吉他的声音。此时你只会全身起鸡皮疙瘩，他唱的“妈妈”其实是俚语里的“娘们”。也就是说：他的女人跑了。他还有一首令人整颗心揪结成一团的歌，《看看我的墓穴干不干净》（See That My Grave Is Kept Clean）：

两匹白马跟着我，

两匹白马跟着我，

它们要到我的葬地去。

可曾听见棺木碰撞的声响？

可曾听见棺木碰撞的声响？

又一个可怜的男孩，埋到了地底下……

最后只想请你再帮一个忙，

最后只想请你再帮一个忙，

看看我的墓穴干不干净？2

“盲柠檬”杰斐逊的唱片生涯只有短短三四年，至于他到底死在哪一年，一直众说纷纭。据说他在一九三○年死于突发心脏病，但另有传说指出，他在一九二九年芝加哥大风雪过境时倒卧街头，活活冻死。当人们把杰斐逊的尸首从雪堆里挖出来，他的手，已经和吉他的琴把紧紧冻结在一起了。

一九九八

歌词原文

1 Early this morning, you knocked upon my door

Early this morning, you knocked upon my door

And I said, “Hello, Satan, I believe it’s time to go.”

Me and the Devil, were walking side by side

Me and the Devil, were walking side by side

I’m gonna beat my woman,until I get satisfied....

You may bury my body,down by the highway side

（I don’t care where you bury my body, baby,when I’m dead and gone）

You may bury my body,oooh, down by the highway side

So, my old evil spirit,can take a Greyhound bus and ride

选自Me and the Devil Blues

2 You can see that my grave is kept clean

And there’s two white horses following me

And there’s two white horses following me

I got two white horses following me

Waiting on my burying ground

Did you ever hear that coffin sound

Have you ever heard that coffin sound

Did you ever hear that coffin sound

Means another poor boy is under ground...

There’s just one last favor I’ll ask of you

And there’s one last favor I’ll ask of you

There’s just one last favor I’ll ask of you

See that my grave is kept clean

选自See That My Grave Is Kept Clean

那些寂寞美丽的噪音

你在MTV台弹弹吉他

什么都没做，钱就来了

还有免费的姑娘！1

——恐怖海峡（Dire Straits），《浪得虚财》

（Money for Nothing），一九八五年

给我钱，很多钱！

那就是我要的！我要自由！2

——披头士 约翰·列侬， 翻唱老歌《钱》（Money），

一九六四年

摇滚乐手的形象，是这样令人神往：原本注定一败涂地的人生，因为一把电吉他（或者一双鼓棒一架键琴一支麦克风）而放散出摄人心魄的光芒。

那些人渣青年，早在乳牙还没换的时代就被老师放弃、被家长毒打。你从小听到的都是羞辱和奚落，来自大人，也来自势利眼的同侪。你的青春期总在百无聊赖的晃荡中度过，由于长相多半寝陋，口才亦非辩给，往往在男女争逐的游戏中屡战屡败，这使你的眼神渐渐累积出愤世的疏离。运气好的话你会在几年后娶一个其貌不扬的女子，生养一群其貌不扬的子女；运气不好的话你会在许多低层工作之中游走，最后你的名字会成为亲族聚会时没人愿意提起的禁忌。

假如不是在哪个百无聊赖的午后看了一场乐团演出，或者买了一张“地下丝绒”的唱片，或者碰到另一个人渣朋友打算邀你一起搞乐团（乐器可以等团员到齐再学），你的生命大概就这么不死不活地过下去了。然而摇滚乐改变了这一切，是的，在背起电吉他狠狠刷下去的那一刻，你清楚地知道，得救了。

你得救了。原本畏缩惧光的脸，倏忽有了足以让女子们昏厥男子们妒忌的魅力。挥手成风，凝眸成雨，原本在街上擦肩而过也不会看你一眼的那些人，一下子全都挤在你的脚边欢呼雀跃，想尽办法要摸你一下。

一夕之间，你有了花不完的钱，睡不完的美女，还有嗑不完的药。啊，是的，总统套房里满床横陈的女体，桌上是吸了一半的白粉，昂贵的名牌衣饰随便扔在地上，房间里的豪华电视机早就在刚刚的派对中被扔进游泳池了。你的鼓手昨天才撞烂他的第三辆兰博基尼（Lamborghini），他自己竟然毫发无伤。此刻你俩想着还有什么事情是更刺激的？或许我们该把这见鬼的房间一把火烧了？反正唱片公司会付账。

渐渐你发现这一切都来得太容易，只要站上舞台，千万人就会自动粘上来，就算你弹得乱七八糟、唱得荒腔走板，他们照样给你欢呼给你拥抱。无穷无尽的派对和过度饱胀的官能刺激，使你提前感受到衰老的阴影惘惘逼近。你无计可施，在舞台上对着千万人骂脏话、摔乐器、把满肚子大便都奋力呕出来抛回观众席，却只让他们比以前更更疯狂、更更爱你。

你沮丧极了，只好继续吸白粉。旅馆清洁妇在浴室发现你的尸体的时候，水龙头还开着，床头的手提音响正大声播放着多年前那个百无聊赖的午后你买的那张“地下丝绒”唱片。根据摇滚史的平均曲线，这一年你最可能的年纪，是二十八岁。

二十啷当，暴得虚名，换成你我，大约也会做出差不多的事情。他们只是用肉身证成了你我永远不敢也永远没有本钱去实践的白日梦。

我知道你跟我一样寂寞

但至少今夜，我们是自由的

所有的许诺都要粉碎……3

——布鲁斯·斯普林斯廷，《雷霆大道》

（Thunder Road），一九七五年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青春时代的某一天，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启蒙时代便倏然来临。

生命中只会有寥寥几个这样珍贵的片刻。你撞上了一桩什么物事，足以改变你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就在那个瞬间，你永远告别了懵然的旧时光。你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饱满，然而也感觉到一些些的失落。你知道这样的经验是无法言说、难以分享的。而且渐渐地，你会习惯这种孤独，甚至享受起这种孤独，不过难免带着点不甘心——你总觉得，世界这么大，总该有人懂得你的感觉。若是遇到那样的朋友，你们或许只需要交换一个会意的眼神，微笑颔首，无须言语，一切便已足够。

十六岁那年，疯狂听起父母辈的摇滚乐。彼时那都已经是二十年前的老古董了，我所认识的同龄孩子之中，完全没有同道。我掏光口袋里不太多的零用钱，换回一卷又一卷的卡带，一有空便从教室抽屉里抓出随身听戴起耳机，把自己跟整个吵吵嚷嚷的世界隔离开来。

在没有网络没有第四台（台湾有线电视）更没有诚品书店的时代，我会努力多攒一点儿钱，跑遍进口书店寻找砖头重的摇滚工具书，然后翻着字典，从第一页啃到最后一页。要不就是冲去还没拆迁的中华商场，买原装进口的黑胶唱片，珍而重之地捧回家，用母亲的老唱机一遍遍播放，然后转成录音带——彼时都只肯用高档的二氧化铬录音带，甚至昂贵的麦克赛尔（Maxell）黑壳金属空白带，这是不能够妥协的。一卷九十分钟AB两面的空白带，刚好录两张专辑。我总会一边录着唱片，一边拿各种颜色的圆珠笔在卡带标签上用花体字慢慢描出专辑名称和曲目。卡带录完，贴好标签，还得把带子底侧的两格小塑料片拗断，以防日后误洗。那两声“喀”，表示又一桩工程的完结，总让我感到巨大的满足。

为了节约空间，我把卡带横摆着叠起来，一摞接着一摞，在书桌上砌成了一堵墙。偶尔抽出底下的带子，便会哗地“塌方”。我从四处搜集的摇滚书里影印了许多旧时代偶像的照片，错落有致地拼贴在墙上：迎风披散着长发的四披头士、双手叉腰睨视着镜头的吉米·亨德里克斯、满面胡髭的吉姆·莫里森、裸着全身只挂着串串珠链的珍妮丝·乔普林……我坐在书桌前，戴上耳机，对着满墙的照片出神。啊，俱往矣，那不是我的时代，但竟感觉如此亲切。能够分享这种感动的人，究竟在哪里呢。

那时，就像所有十六七岁的孩子一样，自觉一下子长大了，不复童年的懵懂。整个世界几乎跟不上自己的改变，遂不免在跌跌撞撞中感到寂寞。曾经不无赌气地在日记上写，“啊我需要浓烈的友情和清淡的爱情”，然而除了清淡的友情，我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哪里知道什么是爱情呢，不过是一些模糊的渴慕和想象。曾经暗暗对自己说，要是有哪个女孩和我一样，被齐柏林飞船的《远在群山以外》（Over The Hills & Far Away）落拓潇洒的吉他前奏狠狠感动，我一定就会爱上她的。又或者，在换下高中制服混进一间名叫AC/DC的摇滚酒吧学抽烟和喝啤酒的时候，总对自己说：未来有了爱人，我一定要带她来，一起听The Doors的音乐……定就会爱上她的。又或者，在换下高中制服混进一间名叫AC/DC的摇滚酒吧学抽烟和喝啤酒的时候，总对自己说：未来有了爱人，我一定要带她来，一起听The Doors的音乐……

后来AC/DC倒店，那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十七岁少年一厢情愿的幻想，就像八○年代的电子鼓音色，单薄、天真，却又理直气壮，不免令后来的自己尴尬。然而这么多年过去，偶尔午夜独坐，耳机里传来令人激动的乐段，还是会忆起那种感觉：世界这么大，此刻一定有可以分享这份感动的人罢。我们或许只需要交换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就够了。

摇滚乐其实是很矛盾的，看似热闹，实则无处不浸透着寂寞。它的核心往往就是“和这个世界过不去”的寂寞。而那撼动了整个世代的、真正了不起的摇滚乐，便是找到了那条纽带，把千千万万人的寂寞和萧条，串织在一块儿。每个摇滚迷多少都是寂寞的，即使和几万人一起在轰轰然的乐声中欢呼落泪，也只是把这份寂寞复制成几万份。摇滚之所以意义深远，之所以能像娄·里德唱的那样，足可拯救一条年轻的性命，或许就是因为它让我们知道，自己终究不是唯一懂得这份寂寞的人。

有时候，寂寞在音乐结束之后的宁静空气中涌现，你会愿意迟些再去换播下一张唱片，独自咀嚼一下这种感觉。你微笑摇头，你知道此刻没有人能分享这样的心情，尽管你也知道在这颗星球上一定有千千万万人在不同的夜晚和你一起经历这样的感觉。那让你跟很多人一样，又跟很多人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你喜欢这样的感觉，这种既空虚又饱满的心情。

而那唱着的人，更是寂寞。我常常在想，你得要有多么强悍的灵魂，才能经受得起夜复一夜舞台下的欢呼与需索。你得多么坚定多么自制，才能抗拒诱惑，不去讨好他们，甚至执意走向他们未必理解的道路。你甚至不是为了青史留名，不是为了自我标榜，更不是为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的成就感，那些都无关宏旨，重要的只有当下的创造的欲望。

这真难，然而还真有人做到了。而我们往往会觉得，自己是那少数在舞台下洞彻这一切的人。我们以为自己真懂了那唱着的人，又或者我们乐于承认其实自己也不懂，但懂不懂并不重要。我们乐于在舞台下交换那意味深长的微笑，有时候我们宁愿那舞台上的人不要太在意我们。我们在脑海中反复操练可能的情景：设若有机会和那人近身相见，我们只需要礼貌地颔首，绝不多嘴乱问不上道的蠢问题，甚至不需要索讨签名更不需要合影留念，我们不必用那样的方式证明什么。我们总是对自己说，就让他做他想做的事吧，只要他还愿意站上舞台，就是值得欣喜的事了。

打从十六岁疯魔上摇滚，我没有忘记过这种渴望——当你默默站在一段距离之外，望向舞台，领受那令人激动的声响，偶尔在茫茫人海之中，你会看见另一个相似的身影。当他回过头来，望向你，你们会彼此交换一个理解的眼神。在那个瞬间，这眼神，甚至比你最轰轰烈烈的恋爱还要深刻。或许有一天，时移事往，我们不再那样在意彼时眺望过的舞台上的那个人，但我们不会忘记曾经交换过的那个眼神和微笑。

相信舞台上的那人，知道了这些，也会微笑颔首的。

二○○三、二○○五

歌词原文

1You play the guitar on the MTV... Money for nothin’and chicks for free

选自Money for Nothing

2 Now give me money / That’s what I want...Wow, yeah, I wanna be free...

选自Money

3 And I know you’re lonely

For words that I ain’t spoken,But tonight we’ll be free

All the promises’ll be broken...

选自Thunder Road

有一阵风——《地下乡愁蓝调》后记

“你们你们，你们不能在椰子树上钉东西！”从行政大楼跑出来的女人说。她跑得很喘，讲话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没有钉，我们用胶带贴，应该没关系吧。”我说。

“不行不行，每个人都像你们这样乱贴还得了！你们再乱贴我要叫警卫来了。”

“好啦好啦。”我和SY只好把那叠传单放回脚踏车篮子里，不情不愿地离开。骑到路口，我们回头看了椰林大道一眼，每隔一株椰子树，便贴着一帧约翰·列侬长发披肩满面髭须的黑白肖像。我和SY贴了大半条椰林大道，总有几十张吧。两大排的列侬像，看起来还满壮观的。

“这样也可以了啦，意思到了。”我说。

“是啊。剩下的我拿回宿舍发，没关系。”SY微笑道。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笑起来总是带着一种无辜而认分的表情，仿佛在说：既然这样那只好笑一笑了。整整十年后一个晴朗的夏日傍晚，他告诉我他得了血癌的时候，也是带着这样的笑容。

贴传单那天，是列侬被歌迷枪击身亡十二周年的忌日。前一天晚上，我从平装版《列侬自叙》（In His Own Words）最后一页找到他最帅的那幅头像，然后略事加工，标上生卒日期，做成底稿，准备拿去影印两百张。左看右看，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于是补上一行小野洋子悼文里的句子：“有一阵风永不寂灭（There is a wind that never dies）。”

这张传单并不是要推销什么活动，只是想在这个日子有一点儿表示。再过几个月我就要毕业了，想在校园里做点什么，机会也不多了。我和SY从新生南路侧门的海报墙开始贴，沿着运动场一路贴到旧体育馆对面，再转到小福（台湾大学校内“小福利社”的简称）对面的布告栏，最后骑回校门口，从椰林大道的第一株椰子树贴起。

那阵子椰林大道经常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语，有时候傅钟（台湾大学为纪念前校长傅斯年所铸，在椰林大道正中央，是台大的精神象征）那圈栏杆上会展示一幅全开书面纸拼接的大海报，墨迹淋漓写着“废国大反独裁”，有时候整排椰子树都绑上了曳着长长尾巴的黄丝带，上书“工人斗阵”或者“反核救台湾”。秋冬多雨，那些字迹很快便模糊了，破了的海报耷拉下来，黄丝带也无精打采粘在树干上。同学们骑着脚踏车匆匆来去，大都不会多看它们一眼。

那阵子是校园刊物的“爆炸期”，总图书馆侧门和活动中心的木架横七竖八堆满了各色各样的期刊报纸，往往溢到地上被大家踢来踩去。“社禁”解除，学校开放新社团登记之后，数以百计的学生社团都开始编纂自家的“机关报”，仿佛每个人都得编一编刊物，才足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学校附近的印刷厂生意好得不得了，外围的商家也被上门拉广告的学生闹得不堪其扰。然而那景象看似热闹，骨子里不免虚乏。那些一阵兴头搞出来的刊物多半文笔平庸、版型俗恶，许多更在创刊号之后便无以为继，编报的人似乎比读报的人还多。那些乏人问津的报纸，最后大半都还是垫了便当吧。

这是颇为沮丧的事情，因为编刊物对彼时的我来说，正是全天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有时候甚至比谈恋爱还重要。大二从学长手上接棒编报的时候，我曾经立志要做全校首席美编。但是当我看到乱成一团的刊物架，便明白已经没有人在乎这种事情了。

然而别人愈是轻忽以待，“舍我其谁”的情绪就愈是高昂。那片被四条大马路围在中间的校园，就是我们的城、我们的国，暗藏着所有的命运与梦想。我们窝在文学院地下室角落的社办，绞尽脑汁写出一篇篇校园观察和文化论述，还有自传体的抒情诗文，努力描绘着大时代、革命、青春和理想。我们天真地张望校园外边那个翻腾激变的大社会，并且确凿相信一份发行量四千张的学生刊物便足以改变别人和自己的生命。我们自恃年轻，并不怯于暴露自己。社办桌上的留言簿总是密密麻麻写满了各自呕心沥血的思索与告白。我们多的是不吝挥霍的时间，用以倾吐和聆听，用以想象渺不可知的未来。二十来岁的大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恐怕也就是这些了。

我们在那个潮湿多蚊虫的地下室角落开会、写稿、编报、弹吉他、恋爱和失恋。偶尔为了一些抽象笼统的主题陷入冗长的激辩，偶尔呆呆坐着什么都不做，贪看楼梯间玻璃窗漏下来的那方阳光在墙面缓缓扫过。有时候看看学弟妹，觉得自己已经很老很老，很有几分沧桑之叹；有时候想到未来，又觉得自己实在太年轻，还扛不动“大人世界”的重量。鲍勃·迪伦二十来岁的时候不是这样唱过吗：

啊我彼时竟是那样苍老，

如今的我却更年轻了……1

离开学校之后，我们慢吞吞地长大。有人继续在学院体制里攻城略地，有人开始领一份固定或临时的薪水。我们努力在“大人世界”里摸索自己的位子，渐渐也不太在意昔时念兹在兹的“战斗位置”、“论述霸权”、“共犯结构”什么的了。年岁愈长，出手愈谨慎，生命中总有更要紧的牵绊，遂也不愿侈谈什么野心了。

进入社会没几年，陆续替一些刊物写稿，加上做广播仿佛做出了一点点名气，便有相熟的编辑学姐鼓励我写书。然而离开学校之后，不曾再有那样热切的创作欲望，对“写作”这个动词总是感到心虚。我和还在继续写的同辈友朋，言谈间皆只敢以“写手”自称，而万万不敢僭称“作家”，仿佛这么一来，写些不痛不痒的东西混饭吃的罪恶感就略略可以释然了。出书的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

SY退伍之后到嘉义去念哲学研究所，我们便难得见面了。一次约了南下去找他玩两天，SY带我去吃著名的庙口鸭肉羹和民雄肉包，逛了逛他的学校，然后回到他在稻田中央赁居的小公寓。那晚我们照例没怎么睡，彼此聊了很多当下的困惑和未来的想望。原本是登山社健将的SY，那阵子变得苍白多病，总觉得疲惫而虚弱。“应该是我一直没有认真面对自己，老是在逃避问题，身体也感觉到这些状况了。”他说。

后来SY辗转查出病因，不得不休学入院做化疗，等待骨髓移植。我们不方便去医院探望，便在BBS上互相留言。他尽管躺在病床上，还是可以用笔记本电脑上网，联系外面的世界。

我提起有人找我出书的事，一想到自己的书要和那些“真正的作家”的书摆在一块儿，便觉得事态严重。SY比谁都了解我的焦虑，他说：你已经写了那么多文章，其中真正用了心思的也不少，值得整理成一本书，那就别想太多了。至于你会被视为“写手”还是“作家”，现在且先不要烦恼，书出之后或许就不是问题了。

既然如此，我贾其余勇，整理了一批自觉还算用心的文字，列出想改写新写的篇目，编了个目录，传给SY。他看了很是开心，直说等不及想看看成品，从我们一起编刊物的经验，他知道我对美编会有很多龟毛的要求。

SY的状况时好时坏，药物的副作用经常带来幻觉，使他看到不存在的人物和场景。他一面用惊人的意志力忍受着肉体的痛苦，一面在稍微清醒的时候用笔记本电脑饶富兴味地记录下那些栩栩如生的幻象。SY对自己的病况和风险了如指掌，然而他说：你的书我都还没看到呢，这也算是我要活着的理由之一吧。

于是我仿佛觉得或许书出了，SY的病就会好了。我决定不再踌躇焦虑、瞻前顾后，不过就是出个书嘛。我重新联系编辑学姐，讨论出书的细节，并且订下了工作时间表。

然而SY终究没有能够等到我的书。那天从他的告别式归来，我清楚地知道，从此以后，有些事情只能放在心里，没得说了。或许SY用这种方式，递给了我一张进入“大人世界”的门票吧？

SY不在了，生命中总有更紧急的事情不断插队，出书的事也就这么延搁下去。编辑学姐当初挺着怀孕的肚子和我在咖啡厅谈出书计划，如今连他们家老二都上幼儿园了，我的书还在继续难产。出书，竟变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

后来想起那天SY的自责，也觉得总不能老是逃避问题，迟早得去面对枯坐在那儿等候多时的年轻的自己。套句我们常讲的话：“出清存货，才能告别青春期。”——该是走上前去拍拍那个小伙子的肩膀，彼此好好聊聊的时候了。

二○○六年秋，为了替这本书拍些照片，我回旧家翻箱倒柜找资料，打开十几年没翻过的活页夹，赫然发现一张当年自制的列侬肖像传单，我马上知道可以为它做点什么。我和帮忙摄影的C开车回到久违的校园，来到椰林大道，选定一株椰子树，把那帧悼亡的肖像贴上，一如多年前SY和我的那个下午。C开始测光抓角度，我则望向对面的行政大楼——这次并没有气急败坏的女人从那里边跑出来。

忽然有风，将传单微微掀起。C按下快门，完成了一切。

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歌词原文

1 Ah but I was so much older then

I’m younger than that now...

选自My Back Pages

附注：此文写于2007年此书简体字版首版之时。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序马世芳《地下乡愁蓝调》/张晓舟

你和我和一只狗叫布——兼序马世芳的《地下乡愁蓝调》/詹宏志

致简体中文版读者

门，消失的酒吧与青春期

二十岁的佩珀军士与十六岁的我

白碟遗事

寂静的声音，一九六六

遥望嬉皮世代的背影——《乌兹塔克口述历史》序

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

青春舞曲——我的记忆，关于那些歌

那时，我们的耳朵犹然纯洁

“美丽岛”的前世今生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

我凉凉的歌是一帖药——“民歌”小史

坐进时光机，挡下那瓶毒酒

一本音乐杂志如何撼动社会？

西雅图故事——一则广播稿

拥舞的诗神与厉鬼

那柄火焚的红吉他

这一夜，摇滚失去了童贞

光环毁弃，美梦骤醒——关于《列侬回忆》

我所知道的科恩

深邃南方升起的吟哦

那些寂寞美丽的噪音

有一阵风——《地下乡愁蓝调》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