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在伦敦

作者：钟宜霖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2

ISBN：978-7-5594-1139-6

上半场

Chapter 1

星期天

1．春天的傍晚

A Spring Evening

时光要追溯到两年前的一天，我和David，一位英国作家，也是我所上大学系里的终身文学教授，在傍晚伦敦街边的咖啡店喝茶。

“还要点别的什么吗？”他问。尽管他是几十年前从加勒比海地区移民到英国来的，但多年来的英国生活已经把他彻底变成了一个绅士风度十足的英国男人。

“不，我只要喝茶就够了。”我说。

他要了一杯咖啡。

“我一喝咖啡就会睡不着觉，会一直到天亮都睡不着。”我说，向他解释我没有要咖啡的原因。

“喝茶应该不会有问题吧？”David问。

“茶也仅限于英国茶。如果我一喝正宗的中国茶，也会失眠。”我端起侍者送来的白瓷小茶壶，开始往同样雪白的瓷杯里倒茶。水流出来，深深的褐红色。

我倒入牛奶，又放了两小勺糖，在茶杯里搅拌均匀。

David说：“我还以为中国人喝茶不加奶和糖。”

听他这么说我突然想到，不知道他此刻喝的是不是来自他的故乡加勒比海的地道黑咖啡？

我笑笑，说：“喝中国茶我肯定不会加的。但我现在喝的是英国茶——其实虽然英国最早的茶叶来自中国，可在我们中国人眼里，现在英国人喝的这些红茶好像都不是茶叶一样。”

“中国人的茶是绿的。”David点点头说。

“也不完全是。”我说，“不过大多数都是的。可即使我们有红茶，也不是英国的这一种。你知道，我经常觉得奇怪，感觉英国的这些红茶包里装的不像是茶叶，倒像是红色颜料似的。”

David咧开嘴笑了。

我继续申诉：“真的，你不觉得是这样的吗？不管什么茶包，只要一放进水里去，就只见无数的红色从包里弥漫出来，两秒钟的工夫，整个茶杯里的水就全红了。我简直怀疑自己是在喝颜料。”

“我们中国的茶都是至少要泡上五到十分钟，茶叶里的绿色才会慢慢地渗透出来的。”我说，“有的特别讲究的茶，还需要泡过三、四遍水，才会泡出真正的成色来。而且我们的茶即使泡上一个晚上，也不会有英国茶两秒钟泡出来的颜色那么深。”

我和教授David为中国茶叶和英国茶叶的差别滔滔不绝地议论着。虽然主要都是我在说。在大学里，他是我的导师教授先生，给我上课，到了这里，英国伦敦街边的一家小咖啡馆，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由我来告诉他我有关茶叶的困惑。

“总之，英国什么地方都透着奇怪。”我总结性地说。喝下了一口热乎乎甜蜜蜜的英国奶茶。

“他们借鉴了其他很多地方的文化，却又把它们变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教授说。

说到这里，我想起教授曾经在为英国博物馆制作的一期在博物馆放映的资料介绍片里作为主持人说过的一句话：

“到底什么是英国的民族性和英国文化呢？是英国茶吗？茶来源于中国。还是建筑？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英国的古建筑……”

教授到底是教授，看什么问题都有学术性的深刻。

但是在这个春天的夜晚，当我们在伦敦喧嚣的街头一起坐在咖啡馆外面的凉椅上喝着茶与咖啡的时候，他不是教授先生，而是我的朋友David。

在那个春天的夜晚，故事就象白瓷茶壶里的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

2．教授先生

Mr.Professor

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先介绍一下我自己，也就是这本小说的主人公。首先，我是一个女性。而且是一名来自亚洲，更准确地说是来自中国的女性。当飞机降落在大英帝国的领土上时，我二十五岁。一个星期以后我在伦敦度过了我的生日，我想我是刻意把这个生日安排到英国来度过的。

在中国我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我毕业于一所全国甚至全世界都闻名的专业学院。我只需要举一些当时和我一起在学院里念书的同学的名字大家就知道了：“国际章”（她比我低三个年级，当时和我住在同一层女生宿舍）、李亚鹏（当时他在上定向分配的新疆班，但是毕业后他们全班没有一个人回新疆）、刘烨（可能是金马奖史上最年轻的影帝吧，生活中他也的确很帅），等等等等。是的，按照外界的话来说，我们学校就是一明星演艺学校，或者说，从我们学校出去的名人全都是演艺界的大牌明星。我们学校位于北京市区中心一个小而破旧的老胡同里，全校占地39亩，可能还不够一般大学一个操场的面积。可不管它有多小，多穷，多破，那就是我们心爱的母校。我们学校的名字叫中央戏剧学院。

我们学校一共（只）有四个系：表演系，导演系，编剧系和舞台美术设计系。完全是按照戏剧所需的工作形式严格划分的。据说在我毕业多年以后学校又新开设了什么影视系，估计那都是学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的手段。也许是我的思想太落伍了吧，现在连美国的大学课堂里都开设了影视写作或者表演的专业课程，何况中国。不过话说回来，这都是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干的好事，把全球的文化氛围都搅和得鱼龙混杂、乌烟瘴气。

我就读的不是最出名也最出明星的表演系，而是最不出名也最没有明星人物的编剧系。其实当初我也想过要当导演，也考了导演系，专业考试也通过了，但最后我还是上了编剧系。别人也许看来觉得我不幸，但这却实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因为我得以继续我最热爱的写作，而没有改行去当女导演。我对母校深怀感激，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和表达的，可以说没有中戏，就没有现在的我。

“你们都学了些什么？”有一次，走在英国大学校园的小路上，David问我，“学习中国的戏剧吗？”

“不，”我迟疑地回忆了一下，突然发现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虽然我是在中国就读的戏剧学院，但居然还真没怎么学过中国戏剧。“我们主要都是在看欧洲的戏剧剧本。也有美国的，不过主要的还是欧洲。”我回忆着回答，“那时候我记得每个学期老师都要求我们看几十个剧本，开了长长的书单让我们去读，还要考试。那几年我们起码看了两、三百个外国剧本。”

“欧洲戏剧？”教授有些意外地说，“你们不学中国戏剧吗？”

“中国本身其实是没有戏剧这个形式的。”我解释道，“我们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戏曲，有点类似于欧洲的歌剧的形式，但那不是我们学习的内容。我们的专业是话剧，也就是从欧洲传入中国以后才有的这种戏剧形式。真正的中国话剧是从二十世纪初才开始诞生的。”

“哦，”教授明白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看的全都是欧洲戏剧的剧本。”我说，“我入学的时候才十六七岁，哪儿看得懂啊，整天看得我头都大了。”

教授呵呵地笑了，一面继续和我匆匆地走在从教学楼去往图书馆的路上。那天我只有走这一段路十分钟的时间和他谈话。而这也是我和他第一次私人性质的谈话。

“那你喜欢（看欧洲的戏剧）吗？”他问。

“当然！”我拼命地赞叹，“那简直就是杰作！好多剧本我都喜欢得要命，真的是太伟大了。”然后我说了几个翻译成中文的欧洲剧作家的名字，梅特林克、迪伦马特、毕希纳等等，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英文名或者德文法文的原名，教授先生一个也没听懂。

我很遗憾。

“你喜欢莎士比亚吗？”他终于想起来了一个我铁定知道的戏剧家。

我有些为难：“……说实话，我还真不怎么喜欢他……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觉得他的戏很难懂。”

“也许是翻译的问题。”教授非常敏锐地做出了判断，“语言越漂亮的作品越难翻译出作品原来的味道。”

“哦？”我想了想，“也许是吧。”

这时候，教授先生要去的图书馆已经到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和他告别。到英国几个月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和我谈起那些过去的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次谈话我才发现，和学校里其他做学术和研究的教授们不一样，原来David是一个那么敏感的人。

不敏感的人是当不了作家的。我仿佛突然间找到了同类。

可惜的是，路已经走到头了，我不得不和教授先生说再见。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教授最后对我说，“我不会再到学校来。下个学期我要到第三周才会回来上课，那之前我要去参加一个在美国召开的学术研讨会。”

“哦。”我心中恋恋不舍。好像突然间找到了一个爱人却马上就要分开，就是那一种感觉，虽然我知道那不是爱情。

我和教授先生的关系是彻底纯洁的。——虽然我完全没有必要特意跑出来说明这一点——教授先生至今还是单身，而且从未结过婚。

大约在半年以后，教授曾经得意地告诉我（这时他已经把我当作了很好的好朋友，我猜想），他说：

“天哪，我现在有两个女朋友，我真的非常非常爱她们俩。两个我都爱，爱极了。可是你知道，有时候事情完全不像你想的那样。”

我深表同情地点了点头，看着他喜悦而忧伤的神情心想：可怜的教授先生。——在私人生活中，他变成了一个在两个姑娘的床笫之间疲于奔命的男人。

我想这真是所有男人的幸与不幸。

3．时间像一种水

Time as Some Water

时间像一种水，缓缓地滑过天际。

所有的云都席卷过来，凝聚在天空的中部，不断地翻卷、涌现。

在天空中，我仿佛看到一种遥远的颜色。它远远地出现在我的梦境里。像一种幻觉，想要抓住却又抓不着，只远远地在前面的天空里浮动着，疏离着。我看不清它存在的形状，只恍惚可以看到它遥远的光与影。

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呢？

我仿佛已经看见了，可我醒来的时候就忘记了。

全部都忘记了。我努力地回想，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后来我再也没有梦见过它。那一种奇怪的、淡淡的天空中的颜色。

而那个曾经在梦中出现的色彩，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4．写作问题

Problems of Writing

“很多时候我想要去说明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就突然不存在了。”在一次谈话中我对David说。

“现在你的问题是什么？”他直截了当地问我。

“我写不出东西来了。”我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已经整整三年了，我写不出小说来。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那时候是2003年，也就是两年以前。

我们坐在教授David在系里的私人办公室里。桌子上放着我在中国的时候出版的作品。一、二、三、四，那时候一共是四本，是我25岁以前出版的作品。其中有三本是长篇小说。

David扭头坐在他身边的一位来自南美洲某个国家（我已经想不起是哪个国家了）的访问学者对面，那人也是当地的一位著名男作家说：

“看看，这个小姑娘已经出了四本书，还说她写不出东西。”

访问学者宽容地微笑着看着我。

David：“你为什么不继续写呢？就坐在桌子面前，拿起笔，让自己开始写，一点一点地写。”

我带着痛苦不堪的神情（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一种巨大的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痛苦，只有写作的人才能体会得到）说：“可是，可是，天哪，我就是什么也写不出来啊！”

他们两个人都被我给搞糊涂了，面面相觑地看了对方一会儿，然后同时再看看我。

我的脸上写满了扭曲、痛苦而迷茫的表情。

“怎么会写不出来？”访问学者和蔼地安慰我，“既然你写过那么多作品，就应该继续写下去啊。”

“是的，是的，可是……”我突然发现不仅自己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出这种内心的困惑与痛苦，就连他们这两个同样写作的男人也无法明白我所处的状态。

“我什么都试过了，可我还是什么都写不出来。”我终于让自己安静下来，说，“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来到英国的原因。——我想换一个地方开始写作。可到了这里我才发现，虽然一切都变了，生活中的一切元素都发生了变化，而我仍然无法写作。”

教授和访问学者都不说话了。面对我这种莫名其妙的痛苦，他们无话可说。

好在他们不会认为是我疯了。

“听着，Juliet，你现在需要的不是我们，你现在需要的是回到家里，在桌子面前好好地坐下来，一天什么也不要做，就是坐在那里，铺开你的稿纸，拿起你的笔，告诉自己现在你就要开始写作，就是从现在开始。”David终于为我想出了最后的办法，“然后你要强迫自己写，你需要强迫自己开始写，并且继续写下去。这样坚持住哪怕是一天，或者是两天，哪怕两天以后你的稿纸上只写了两行字，也没有关系。现在你就给我回家去，开始坐在桌子旁边写东西。”

我想要继续申辩，但显然我这时已经完全没有申辩的权利了。

访问学者听着教授先生的话，和蔼地看着我点了点头：“别担心，你会继续写下去的。”

我用绝望的眼神看着他们说：“不，我知道那样做行不通……”

“就按照我说的话去做。”David说，“你现在就回去给我写。一个星期以后的同一个时间，”说着他看了看桌上的小表，“星期四下午三点到三点半，我和XX教授（实在抱歉，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我这个人在记人名尤其是外国人名方面简直是个白痴，我花了整整两个学期才记住给我上课的老师的名字，还不包括姓）还会在这里，那时候，如果你写出了东西，哪怕只是一行字，你也把它带过来见我。可如果你还是什么都没有写，你就不要来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我知道教授先生这样严厉地要求我，只是为了逼我回去努力地写作。

“好吧。”我无奈地站起身说，“那我先走了，再见教授先生。再见XX先生。”

一个星期以后，我还是什么也没有写出来。

星期四下午差五分三点的时候，我只能看着桌子上几天前划拉出的全是废话的半页稿纸发呆，我实在没有勇气拿着这样的废纸去见我的导师和访问学者。不，是那两个男作家。我把稿纸撕碎扔进了垃圾筒。

那天下午，我没有去David的办公室。后来也再也没有去过。

Chapter 2

星期一

5．喝不完的可乐

Unfinished Coke

故事应该在这里开始了，我的脑子里却突然出现一片空白，一大片空白，无边无际的空白。

空白着，仿佛窗外透明的阳光。它无所不在。

我喝着可乐，加了盐的可乐。这两天我感冒了，每天吃很多的药片，但感冒还是没有好转，我很郁闷。有人告诉我一个偏方：在可乐里加点盐，喝了可以治疗感冒。我如法炮制，果然还挺管用。也不知道是真的管用还是心理作用。于是我就跑到超市去买了两大箱可乐回来，慢慢地喝，慢慢地等我的感冒过去直至消失。后来我发现可乐买得实在太多了，怎么喝也喝不完。我更加郁闷了。收音机里的音乐唱着：“像这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早晨般慵懒……”

一会就是翻来覆去的广播广告。“为了你和他人的健康，请戴避孕套。”“欢迎捐助英国癌症研究协会，每个月两镑而已，你可以挽救很多人的幸福。”“每天晚上都闷坐在家里不觉得寂寞吗？每次在酒吧都碰见同样的朋友不觉得无聊吗？欢迎加入我们的交友网络！”“最新的网络宽带优惠价格！17.99镑一个月，并且免费试用第一个月！啊，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我要赶快去告诉别的朋友！”……诸如此类，如此种种，烦不胜烦。听多了我都想吐。后来我干脆一到播放广告的时间就把收音机的遥控器调到“静音”，等广告播完了再按回来。

现在就按下：静音。

谢天谢地，我总算得到片刻的安静了。

我想起我第一次去办公室和David谈话的情景。在郁闷地经历了关于我无法写作的问题的漫长而毫无结果的讨论以后，David最后终于不得不非常小心而又非常委婉地（怕刺伤我的自尊心和对文学的伟大理想）对我说：“Juliet，有时候你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写作的。写作不仅需要其他东西，还需要有天赋。如果一个人没有写作天赋的话，他当然很难写出东西来。”

我知道他是在暗示我，如果我实实在在是写不出作品来，那就表示我根本就不具备写作天赋，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在这条死路上瞎耗下去。

那时David对于我过去的一切都一无所知。这是我第一次去他的办公室找他谈话，仅仅是因为我刚刚从系里的公告牌上得知他今年新出版了一本长篇。我这才知道原来教授先生是一个作家。

我跑到他的办公室，在贴在他门口的预约条剩下的最后一栏时间里填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坐在外面的会客沙发上等着见这位我只和他说过一次话（就是下课后从教学楼走到图书馆的那一次）的教授先生。

教授一直在和他带的一位博士生谈话，那位女博士是从非洲某个国家拿了学院和英国政府共同颁发的奖学金过来读书的。她向David申请的研究方向是后殖民文学与黑人写作。

我坐在外面的沙发上发呆。教授办公室的门开着，但谁也听不清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我只听见一直是那个女人在说话。David只是间或插上一句，或者两句。

女博士超时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直到她终于决定要走了。我从开着的门口看见她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拿了外套准备离开。

我刚想站起来冲过去，谁知道她拿着外套的手突然又停了下来，然后她站着，又开始冲着教授坐着的方向（教授坐在门里的另一侧，我看不见）不停地说了起来。我耐心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终于看见女博士皱着眉头走了出来，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轻轻地说了一声：“对不起。”

声音小得我差点没有听见。

其实我已经完全不在乎她说不说这个对不起了，我发愁的是现在预约面谈的时间已经全部结束了，教授还能有几分钟和我说话，解决我长期以来萦绕在头脑里的写作的问题的困惑呢？

所以一进去我就愁眉苦脸。我想我的脸色一定比那位刚出去的女博士还要抑郁。可怜的教授先生。他已经被这些奇奇怪怪的学生们折磨了一整个下午。

“哦，是你。”他认出了我。很显然他对我的到来有一些意外。在我们系里划分的课程设置里，他的课只是我的选修课程，而且是不用参加考试的。因为后殖民文学研究不是我学习的课程，当初选修这门课纯粹是出于我的好奇和兴趣。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教授和我并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我不属于他带的学生。而一般来说，如果我在学习或者生活上碰到任何问题，都应该去找系里分配给我的个人导师，而不是教授先生。

“是的，教授先生。”我愁眉苦脸地说，“你还好吗？”看得出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思想上和那个勤奋的女博士艰难的沟通与文学理论说服战，我想此刻他应该比我更痛苦。

“哦，还好，”David给自己换了个舒服点的姿势，可能因为看见是我（我不是他名下的正式学生），他舒服地把两支脚放在桌子上跷了起来，整个人在椅子和桌子之间躺成了一条直线。我想他这样做一定比刚才舒服多了。“有什么问题吗？”然后他问。

“有。”我皱着眉头说。我在刚才女博士坐着的那张正对着教授桌子的椅子上局促不安地坐下来，想不好该怎么开这个口。

“怎么了？说。”David说。

我想了一想，非常艰难地开口说：“是这样教授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是怎么样写作的？我是说，写小说？”David立刻被这个问题问得一愣，他眨了眨眼，有些奇怪地看着我说：“你问我怎么写小说？”这可是跟他的专业和我的专业都八杆子打不着的一个问题。

我点点头：“是的。因为我刚看见你新出版了一本小说。”

“哦，”他略微放下心来，继续两腿放在桌子上靠在座椅上仰着头说：“嗯，这可不是一个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问题。——你看过我的小说吗？”

我摇摇头。

教授显然有一些郁闷。这个学生既没有看过他的书，又跑过来问他是怎么写小说的，他简直不知道该对她说点什么。

“是这样，”我开始解释，“我也很想写小说，可是，可我老是写不出来……”

“哦，”这下他全明白了，原来他面前坐的是又一个文学女青年而已。他的面色变得和蔼起来，然后他问：“你想写什么？”

我说：“小说。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写。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可全部都半途而废……已经好几年了，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David从桌子上放下脚，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一包烟和打火机，点燃一支烟慢慢地说：“嗯，别着急，刚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多写一点，写到后来慢慢地就会好了。”

我仍然满心的烦恼只是说不出口，只是拼命地摇着头：“不是，不是这样的教授先生，我只是觉得，我觉得问题不是出在我不会写那些东西，问题是在于我怎么样才能把它们写出来，还有，我为什么又要去写它们……”

也许是这种怪异的语言他已经听得多了，David很自然地在桌上的烟灰缸里弹弹烟灰鼓励我说：“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说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不想写，如果你想写，就写出来，如果你不想写就不要写。”

他说得真是太对了。可还是无法解决我的问题。

“可我的问题是我想写，却又写不出来呀。”我绝望地说，“所以我今天才跑来问您，您说这样的话怎么办？”

“怎么会写不出来？”他似乎很奇怪，“如果你想写怎么还会写不出来？趴到桌子跟前去，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就是了。”看上去他被我莫名其妙地苦恼的样子快要逗得笑了出来。

我挣扎着说：“问题就在这里，我真的很想写，故事、情节、人物甚至所有的细节安排已经全都构思好了，虚构一个精彩离奇的故事对我来说绝不是什么难事……可每次一到桌子面前，一拿起笔在稿纸上写字，我又突然觉得什么都不存在了。什么意义都消失了。我突然觉得即使把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写下来仍然毫无意义。那种感觉……就好像我要死了一样，你明白吗？”

很显然他不明白。

他古怪地看着我说：“既然你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为什么不写呢？你管别的那么多干什么？”

“可是，可是，”我在自己思想的旋涡里苦苦地挣扎着说，“可那样写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虚构了一个故事，你编造了几个人物，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一切，把它们全都写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写作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

“谁在乎？！”David突然叫了出来，“天哪，谁在乎你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我突然说不出话来了。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他继续说道：“Juliet，你必须明白一件事，一个小说家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写出一个又一个好的小说来。没人会问你你为什么要去写它，写它又有什么样的意义，重要的是你写出了一个好小说还是很差的小说。人们是愿意去仔细阅读还是连看都不想看一眼，明白吗？”

“明白。”我仍然不确定地低声回答。这时候我仍然还处于恍惚之中。我试图想起点什么，却又一时间什么也想不起来。

教授说：“不要去想其他任何的问题，你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你的小说写得精彩，如何把故事写得好看，如何把人物写得生动，等等等等，天哪，如果你已经把这一切都考虑好了，怎么还会写不出一个小说？”

可这恰恰就是我的问题。

我已经把一切故事和一切故事情节中发生的可能性都想好了，却发现了写作本身的毫无意义。

但在那个时候，教授是无法理解我的。就连我自己也无法理解我自己。

所以我们枯燥的谈话还在继续。

“那如果，我还是写不出来呢？”我不想对他撒谎。虽然问出这样的问题来我心里也很恐惧。

教授立刻平静了下来，他开始考虑如何在不伤害我自尊心的情况下善意地提醒我的前途，于是他用一种缓和的口气对我说：

“Juliet，有时候你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写作的。写作不仅需要其他东西，还需要有天赋。如果一个人没有写作天赋的话，他当然很难写出东西来。”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我还是无法面对我自己困境。但在这个即将被全面否定的时刻，我不得不抬起头来看着他说：“可我的确是有这个天赋的。”

“你以前写过什么东西吗？”David恢复到他在办公桌旁舒服的姿势，灭了烟问我。

我点点头：“是的。”

“有什么东西发表过吗？”

我点点头：“是的。”

他开始有点认真了，又看了我一眼：“你发表过小说吗？还是散文、诗歌？”

我说：“我出版过四本书。”

David吃惊得从椅子上坐了起来：“什么？你已经出版了四本书？”

我点点头：“是的。”

“在哪儿？都在哪儿？拿给我看看。”他似乎有些急不可耐地说。我估计他可能从来没碰到过这么奇怪的学生。在大学里都上了近一个学期的课了，还没人知道她出过书。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如果不是看了系里的新书通告，我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也还不知道教授是一个作家。我早就说过，在现实生活里没人知道我写作。

“现在吗？我今天没带，”我说，“你要看的话下次我给你带来吧。”

“好，好，”他立刻点头答应，“下个星期我还会在这个时间约见学生，你可以提早来。把你的四本书都带来，我要看看。”

“可那全都是中文，”我忍不住提醒他说，“您一个字也看不懂啊。”

他一想也是，但还是说：“你还是全都带来吧，我看看封面就行了。一本书看的就是个感觉，对吧。”

天哪，他可真是一个浪漫派的诗人。在走出他办公室大门的时候我想。

然而，为什么要写作？在北京时我看过萨特的《为什么写作》，那篇理论性的文章居然把我感动得哭了，但是它仍然没能回答我的问题。当时我的写作已经陷入困境。萨特曾经在晚年的时候说，他发现他写的作品既不能给饥饿中的孩子一块面包，也不能拯救非洲地区受灾的难民们，于是他越发怀疑自己写作的意义。当我向教授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已经困惑了我三四年的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次向别人（他者）提出这个内心中困顿已久的问题。

写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仍然苦苦思考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6．梦中的笔

A Pen in the Dream

这天早晨，我做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梦，然后我突然就醒了。

我梦见我和父母住在一间临海的公寓里。那个地方既不在英国，也不在北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从来没有住过这间高层的海滨公寓。我完全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只记得窗外就是大海。

在进入这个梦境的时候，我正在客厅制作着甜点，好像是水果沙拉。我正在给水果削皮，然后分别切成小块，再拌上奶油和沙拉酱。在现实里如果我要做这些事情的话，肯定会在厨房，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是在临海的客厅里制作着甜点。

客厅很宽敞，也很明亮。那时候是白天，却不是晴天，窗外的天边云朵繁复而阴暗，像是就快要下雨。光线从通往阳台的落地窗柔和地散发过来。一整面墙的落地窗外，有一个宽阔的阳台，阳台外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这样的房子会在我的梦境里出现，只能说也许我一直都向往着住这样的高层公寓，可以从客厅里直接看见大海。虽然这样的场景我在现实里从未见过。

我在客厅里手忙脚乱地切着水果，各种颜色的果汁在案板上流淌，爸爸突然从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站了起来。这时候他已经是晚年，因为中风后遗症的影响，有点步履蹒跚。我看见他去客厅通往阳台的玻璃门角落找什么东西，那里有一个小小的书桌，桌子上没有电脑，只零散地放着几张便签纸和笔记本一类的东西。爸爸似乎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然后拿起什么走出去了。我走过去，发现他刚才坐过的沙发垫已经脏了，洒上了茶水，于是我拿起那个沙发垫，把套子拆下来放到客厅的洗手池里去洗——这么看来，如果当时我是在客厅做着甜点，而且这里还有清洗的水池，那么客厅里应该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虽然在梦里面，我完全没有这个厨房的印象。

在我洗这个坐垫的时候，妈妈走了进来，她看见餐桌上我做水果沙拉用过的碗和盘子，开始叽里咕噜地抱怨，说我怎么做完东西也不把碗洗干净。我说妈，没看我正在这儿洗沙发垫儿吗？爸爸把茶洒在上面了，你就帮我把那些碗洗了吧。

妈妈看我正在手忙脚乱清洗垫子，只好抱怨着把那些脏碗和盘子放进另一个水池里洗了起来。在她洗碗的时候，我已经洗好了垫子，然后把它拿到阳台上去晾晒。

这是我第一次打开客厅的玻璃门，来到可以看得见海的阳台上。但这个场景没有丝毫的浪漫。我费力地用夹子把潮湿的垫子固定在晾衣服的绳子上，然后发现这条绳子上还晾晒着其他的衣服，妈妈却没有打开阳台的玻璃窗。

我行走在滴着水的晾衣绳下的衣服之间，走到阳台的尽头，打开了窗户。刹那间，海风直贯而入，吹起了绳子上的衣服。

“妈，你怎么晾衣服不打开窗户透风啊？”我在阳台上大声地向屋里喊道，“没有风衣服怎么干呢？”

妈妈在客厅里忙碌地洗着盘子，没有回答我。

我从阳台打开客厅的门，回到没有风的家里。我正要说话，巨大的海风突然把晾衣绳上的衣服吹掉了一件。我赶紧又跑出去，拣起那件衣服，然后迅速地关上了那扇吹风的窗户。

我回到客厅里，看见房间里仍然乱成一团。爸爸已经回来了，继续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妈妈在水池边洗着一大摞盘子。我发现刚才我切水果的时候没注意，有一块梨掉在了地板上。我赶紧跑过去，把地上那枚月牙儿状的梨捡了起来。

我想等妈妈洗完碗以后再过去继续做我还没做完的水果沙拉，就站在一边等着她，这时候我突然注意到客厅角落的那张小小的桌子上，有什么东西在歪斜的桌子的边缘晃动着，被刚才的风吹得几乎快要滑落。我走过去，听见妈妈在身后对我说：

“快去拿你的笔。”

我走过去，拿起了那支笔。记不清那是一支什么样的笔了，只恍惚记得是一支很普通的深灰色的笔。而我之所以还记得它的颜色，是因为在我拿起那支快要掉到地上的笔的瞬间，看见桌上还有一只白色的圆珠笔。

“那是你的笔，”妈妈说，“把你的笔拿起来。”

然后我突然就醒了。

Chapter 3

星期二

7．伦敦生活

London Life

有一天晚上，我在伦敦西区的一家酒吧和一群男人在一起喝酒。他们中不只有英国人，还有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俄罗斯人。事实上那天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女朋友的生日派对。这么说起来可能有点太绕了，现在让我来给这些人物都安排上名字，再一一地解释给你们听，就容易明白了。

先说我的这个朋友，他是个英国人，三十二岁，有着一头深褐色的卷发，个子很高，也很瘦，走起路来像一只竹竿。关于我和他邂逅的奇遇一会再说，现在先用他介绍出这天开生日派对的女主人。我的这位朋友叫John，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恍惚中他告诉过我一次，但我已经完全地忘记了。前面说过，我这个人在记住别人的名字方面是一个白痴，尤其是那些漫长的由不知所云的外国字母组成的毫无逻辑的姓。

也许是叫John的英国人太多了，以至于我的手机电话本里记录了三个“John”的电话。于是他们在我的手机显示屏幕上就成了“John 1”“John 2”和“John 3”。到最后经常我自己都被这些1、2、3给搞糊涂了，但往往接了电话又不好意思问他是哪一个John，我总不能拿着电话说，“请问你是1号John还是2号John”吧？要那样人家还不以为我是神经病。

这天晚会上的这个John在我的手机电话号码存储本里存的是一个家庭号码，也就是当时他住的地方的号码。在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是他家的号码，所以我就把这个号码存了起来。但问题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号码他几乎再也没有用过。每次我接到他的电话，肯定都是一个不知道是谁的陌生人的电话号码，有时候是手机号，有时候则干脆是“无号码显示”。在这种失去了John 1或者John 2的预设的前提下，每次我一接电话听到对方对我说：“你好，我是John”，我都不得不困惑而又带着非常抱歉的语气问一句：

“对不起，请问你是哪个John？”

对方往往被我这样的问题问得目瞪口呆。是啊，要换了我我又该怎么回答呢？“我就是John啊，那个叫John的John……”天哪，这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确定自己的身份呢？如果我们的身份只是一个名字的话，那当这样重复的名字出现的时候，我们又如何才能让对方知道，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后面的那个人是我，而不是另外一个和我一样（名字或者身份）的男人或者女人？

这真是一个值得继续想下去的问题。但很显然不是我这个小说所要继续下去的内容。在我问了几次John这个同样的问题以后，有一次在电话的那头他终于忍不住笑了。他说：“Juliet，你到底认识多少个叫John的男人？”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三个。”

“哦。”他有些惊讶，但同时也伴随着理解。

“可问题是你的号码老换，”我有些委屈地向他解释，“别人的电话都只用一两个固定的座机或者是手机号码，所以我的手机电话本里都有记录。只有你每次打来电话的号码都是新的，所以我完全没法知道你是谁。”

“哦，是这样，”他呵呵地笑了，在电话里，“主要我每次都是用的朋友们的电话，所以电话号码老不固定。有时候又很长时间没有联系，难怪你不知道我是谁。”

“你干吗不自己买一个手机呢？”我虽然小心翼翼但终于还是忍不住对他问出了我的困惑。怎么说他都是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而且一看就是典型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出来的孩子，总不至于连个几十镑钱的手机都买不起吧？

“哦，我只是不习惯让别人找到我。”John有些俏皮地笑着在电话里说，“你知道，我这个人，总是有一些麻烦。”

我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这样。一定是你追过的女孩子太多了吧？怕她们都回来找你算账。”

他也在电话的那边笑了起来，说：“不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事实不是这样。但这时候是不是这样都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以这样一个共同的话题进行交谈，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话题本身已经退后到了不再重要的位置。有时候想想人们的谈话真是有趣，你一言我一语的，可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说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并且互相以此进行交流。嗯，这就是伟大的人类和人类所发明的叫做语言的东西。

但不管怎么样，我总算从身份上确定了他是哪一个John，他既不是那个只和我见过一次面后来就互相再也没有联系的在酒吧演奏萨克斯风的John，也不是曾经做过我的前任男朋友的John。总之这个John就是John他自己，虽然我已经想到在这段时间里，其他的那两个John按道理也不会给我打来这样的电话，可为了在心里最后地确定我没有认错人（类似的错误我以前不是没有犯过），我还是每次都需要问他一遍，后来他也形成了习惯，往往在电话一接通的时候他就主动自己介绍说：

“嗨，Juliet，我是和你一起在唐人街吃烧鸭饭的那个John。”

我的天哪。他这样简短而准确的自我介绍倒是一下子就能让我确定他的身份，可也正因为如此，以后我每次一看到他或者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烧鸭饭。

但不管怎么样，他的这种说法已经把他自己从吹萨克斯的John和前男友John之中给区分了出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的作用：不是靠事物自身去确定事物自己，而是靠区别于其他不同的事物来界定出它在语言中的身份。

John每次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肯定不知道我脑子里会想了这么多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东西，否则我敢打赌，如果他知道，那他一辈子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也不会和我说话了。

还好我没有把我这些莫名其妙的内心活动全部用语言表达出来，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我和他之间的谈话全都像其他任何在大街上碰到的熟人的谈话一样，简洁，明了，几句轻松愉快的寒暄和笑话以后就直奔主题。然后再在双方的话都说完了以后，或者说在两个人使用物质上的电话和精神上的语言共同沟通或者说交流结束以后，说一句“再见”或者“晚安”之类的结束语，然后继续轻松愉快地挂掉电话。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电话里的谈话过程。当然，不只是我和John的。不过也许只是因为我和他的电话最具有代表性而已，因为我永远也不知道哪个是他打来的电话。他从不使用存储在我手机记忆里的电话号码，所以我永远也无法分辨。

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开始在像一架自动处理机器一样生活？看到手机上显示什么样的号码立刻知道该说什么样的话，或者在生活中碰到什么样的人就立刻知道该怎样礼貌而适度地去对待他。

我突然觉得自己要疯了。

可是我没疯。我发现自己分外地清醒。很显然，我是清醒的，这个世界也是清醒的。可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劲呢？我说不上来。

8．烧鸭饭

Roast Duck Rice

John是我在伦敦市中心唐人街附近一家中餐馆吃饭的时候认识的一个男人。那天我刚好手里有点零钱，刚够给自己买一份像样点的午饭，于是我就坐公共汽车来到West End，走进查宁街（Charing Cross Road）那家平时没怎么去过的餐馆点了一份饭。由于餐馆的座位主要都设置在二楼，John就坐在二楼上楼处人人都必须经过的一个拐角处的餐桌旁边，在经过他的餐桌的时候我一眼瞥见他桌上有一份吃了一半的烧鸭饭，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唐人街任何一家餐馆都卖烧鸭饭，但让我意外的是这家餐馆做的烧鸭饭上居然还带着两片白菜叶子——在英国中国大白菜可是稀奇东西，一颗大白菜在超市最便宜也要人民币十五元，所以我们真是平时连白菜都吃不起——我顿时又惊又喜，当即一坐下来就二话不说地对前来点餐的侍者说了一句：

“要一份烧鸭饭。”

说的时候，我还用眼睛看看那位客人桌上的盘子，意思是和他一样的就行了。

侍者回头看了那客人桌上的饭一眼，点点头记下走了。一会走过来送给我一份账单，压在桌子的小佐料瓶下面。这家餐馆在唐人街只属于一般的，不算低档但也绝不算高档，一般来的客人都只点一份饭或者再加一份饮料，然后吃完饭要自己拿了账单去柜台处买单，所以也不用给小费。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说那天因为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餐馆里还没有什么人吃饭，所以侍者也会走到桌子跟前来用小碟子给你买单。

可能因为我和他点了一样的饭菜，那个英国男人扭过身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坐的桌子在他身后，正对着他的方向，所以我可以看见他的一举一动，可对我他什么也看不见。看他回头看我的时候我正在用中文跟侍者交待再来点辣椒酱，所以我虽然看见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但也没工夫理他。

点完饭，我坐在桌子边开始喝茶。好在这里的茶都是免费的，和国内一样，不像有的中餐馆连茶都要按人头算钱。钱虽然不多，但给人感觉很不舒服。

星期四下午的餐馆，所有的地方都静静的。这里也就是在市中心SOHO地带，才零零落落地坐了几个人。在我漫不经心地看着落地窗外过往的车辆和人群的时候，远处另外一桌吃饭的客人也结完账走了，整个餐厅二楼就只剩了我和前面那桌的那个英国男人。

带着两片白菜叶子的烧鸭饭来了。让我惊喜的是我发现这次我盘子里的大白菜不是两片，而是三片。我顿时有种捡到便宜的感觉。继而又想到，也许刚才那个男人的盘子也是三片，只不过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吃掉了一片呢？不管了，反正饭一来我就开始开心地吃了起来。

在我开始吃饭的时候那个英国男人已经吃完了。但是他看上去还不想走。侍者礼貌地从他的桌子上撤掉了已经吃得一干二净（这是他们英国人吃饭的习惯）的空盘子，见他还不想买单的样子，就又礼貌地问了一句：

“你还想要点别的什么吗？”

他显然是想了一下，然后说：“再给我来杯咖啡吧。”

侍者答应着去了。一会又给他送来一小份账单，压在装佐料的小玻璃瓶下面，连带着他的咖啡一起送来了。

于是那个男人一个人坐在下午四点来钟的查宁街上的中餐馆里喝起了咖啡。好在这家餐厅的环境还算优雅，尤其是在二楼。光线虽然暗了一点，但正符合小资的审美情趣。我啃着鸭骨头吃午饭（虽然已经可以叫晚饭了），他喝着咖啡，我们两个人（也是整个餐厅仅有的两位客人）相安无事。

那天按我的打算，就是到唐人街吃顿饭，然后随便在附近的书店和超市逛一逛，再去趟图书馆上上网，傍晚六七点钟就可以回家了。那时候我已经从英国的大学里毕业将近一年了，还在到处找工作，可哪儿的工作也不要我。所以我只好无所事事地成了一个待业青年，或者按照他们英国人的说法就是失业青年，或者按照我自己最喜欢的说法就是无业游民。我经常会成为这样的无业游民。即使在北京的时候也是。

但是在这个普通的星期四下午，这个无业游民却在餐馆碰到了一个英国人。而且很明显这是一个想和她搭讪的英国男人，否则他没必要吃完了饭还耗着不走。这倒也罢了，最有趣的是喝咖啡的时候他似乎太过无聊，又不好意思回头和我说话，想来想去，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道具：他从手边拎着的看上去像是哪个书店的袋子里拿出了一本书，开始坐在座位上翻看起来。我为什么说那本书是一个道具呢？因为他在看书的时候实在不像是正常人看书的样子：一般人都是把书放在桌子上看，或者用手把书放在视线的中央部位（也就是身体的中央）看，但是那样书就被他的背影挡住，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他当时采取的看书的姿势是，歪着身子，让自己很不舒服地斜坐在椅子上，然后单手拿着书，跷起一支腿，把书侧放在跷起的腿边，翻开书的最开始一两页——这样他不仅是在看书，而且最主要的，是我终于可以看见他在看书，而且可以看到那本书的封面和标题了。

那是一本关于一个美国老电影导演的传记，但是对不起，再一次地，我又忘了那个名字是谁了。

哦，原来他还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对艺术感兴趣的工作者。我继续费力地啃着盘子里的最后一块鸭骨头想。

他大约一米八二左右的个子，很瘦，那天他穿着一件普蓝色的便服外套，一件灰不溜秋看不清什么颜色的衬衫，褐色的头发在头上卷曲着，不知怎么的让我联想到曲奇饼干。

光看背影觉得这个男人还行，而且还看着电影导演的传记作品，品位也还过得去。

于是我终于啃着骨头说出了一句他已经等待了很久的一句话：“那是本什么书？”

他立刻像被谁扎了一针的地跳了起来，迅速地扭过身体，整个人都转了过来，还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对我说：“哦，是一个电影导演的传记，XXX，你知道他吗？”

我摇摇头，继续吃着盘子里的饭。虽然饭已经不多了。如果可以给我自己找一个借口的话，我当时说那句话只是好奇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子。现在我已经看到了，所以继续吃饭。

但是他显然没有气馁，见我反应一般，仍然热情洋溢地拿着手里的书对我介绍说：“哦，你不知道也有可能，他是美国三十年代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也许他的很多电影你都没有看过——你是从中国来的吗？”

这次我点点头：“是的，我是从北京来的。”

“那就难怪了，我估计他的电影中国可能都没有放过。”他欣然说。

“也不一定，”我赶紧为中国电影的翻译事业申辩，“也许国内早就翻译过了，只不过我没有看。也许我看过也不知道导演是谁。”最后这句倒是说的实话。

“你都看过哪些美国电影？”他已经干脆整个人都转身过来了，双手搭在椅背上坐着问我，似乎想跟我在这里长谈三个小时的美国电影的架势。

“三十年代的？”我抓住他问话的漏洞说，“三十年代的我可没怎么看过。要说现在的，那可就多了，基本上英国这里能看到的我们在中国都能看到。”

他忽然明白过来，笑了：“是盗版的对吗？”

我突然有些民族自尊心奇怪地上来了：“也不全是，电影院里放的都是正规渠道来的，只有在马路边卖的碟才是盗版。”

我们继续这样天马行空地聊了一会儿。

“你是在这里上学吗？”他好奇地问，“说实话我很少碰到中国女孩儿，虽然我一直想有一个中国女孩做朋友。”

“我已经毕业了。”我说，然后又问，“为什么？”

“我很好奇。”他说，“我每次来唐人街的中餐馆吃饭的时候都很好奇，不知道这些菜是怎么做出来的。”说到这里他又补充了一句：“太好吃了。”

我哈哈大笑。原来他好奇的就是这个。

“这个简单，你去买一本中国菜谱，自己回家照着做就行了。”我笑着说，“上面连盐要放的克数都清清楚楚。”

“现在就去吗？”他敏捷而微笑地问道，“这旁边就有好几家书店呢，一会你能帮我参考买一本中国菜谱吗？我真的很感兴趣。我是说，不只是吃的，而是对整个东方文化。”

我的天，我终于知道这次是碰上一个打算对任何一个他在这里（或者是这天下午）碰到的外国女孩搭讪或者钻牛角尖的英国人了。

难道我还会和他发生点什么？我有些狐疑地想。

我点点头，吞下盘子里的最后一口烧鸭饭。

然后他兴奋地自我介绍说：“谢谢你，我的名字叫John。”

然后他就成了我手机存储里John这个条目的编号3。

Chapter 4

星期三

9．现场乐队演出

Live Band Show

那天我好像特别倒霉。在结账的时候侍者才告诉我，他们这里只收现金不收卡。John立刻替我付了钱。我有些尴尬，心想他该不会以为我是故意不带现金或者故意想让他替我付账才和他聊天的吧。

“正好我还要陪你去书店，我记得书店旁边就有一个取款机，我到那里取了钱就还你。”在看他付完账以后我说。

John不在乎地笑笑，说Never Mind（没关系）。我更加郁闷起来，好像自己真的被他看成了那种人一样。

出了饭馆，我和他一起走在查宁街的大道上。因为是夏末，伦敦的天黑得很早。有时候才下午五六点天就全黑了。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多，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华灯初上。大街两边的书店全亮着，亮得晃眼。

我在书店的取款机里取了钱，立刻按账单上的数还给了他。他也很明确地把零头找给了我。这下我们总算两不相欠了，我松了口气想。但是也因为这样，我们就成了新认识的两个朋友。

他问我大学里是学什么的，我告诉了他，然后也问他学的专业，他笑笑，说那都是十年以前的事了（这时他已经三十二岁），我说那我也想知道你学的什么？他说，在大学里学的是捷克语和捷克文学，出来以后还做过翻译。

“什么？”我顿时惊讶地叫起来，“你还会说捷克语？”

我知道绝大多数英国人是不屑去学习英语以外的第二种语言的。倒不是不愿意，是他们觉得根本没这个必要。英语已经是全世界通用的最流行的语言，很多外国人大老远地跑到英国来学英语都来不及。所以这也越发滋长了英国人的自豪感，觉得没必要去学习别的语言。

“哦，”这个地道的英国人自嘲地笑了笑说，“说吗，我是肯定不会的了，早忘到爪哇国去了。但读和写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仍然对他充满了崇拜：“你都翻译过捷克的什么作品？有小说吗？”

他想了想说：“嗯，有过那么一两篇，可我早不知道放到哪儿去了。怎么？你喜欢捷克的小说？”

这时我们正走在两边全是伦敦市最大书店的街道上，打算去不知道哪一家有中国菜谱卖的书店。下午五点半，已经进入车流的高峰期阶段，整个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潮如涌。在寻找书店的这一路上，我们路过SOHO街区琳琅满目的牛排餐厅、街边的小咖啡馆、卖性用品的小铺、披萨店、卖二手书和旧地图的老书店，以及门口挤满了站在外面喝酒聊天的醉汉的同性恋酒吧。

“捷克文学里我只看过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我说，“他的小说在中国有中译本。”

“哦，我的天哪！”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仿佛无比悲伤地摇着头说，“为什么我碰到的人全都会跟我谈到他！”

“怎么了？”我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他。

他非常郁闷地摇着头说：“其实他简直是捷克文学里最没意思的作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他？”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我奇怪地说，“我觉得他虽然不能算是一流的，但写的东西也不错啊，有深刻性，也有力度。”

“哦，不，不，”他说，“我认为米兰·昆德拉其实是一个最媚俗（kitsch）的作家。”

“媚俗”。我注意到他使用了一个昆德拉最喜欢在作品里使用的名词。不知道他们俩用的是不是同一个词语。也许只是因为翻译的缘故。从捷克语到英语再到汉语。现在我理解又是从英语到汉语再反推到捷克语。

“是吗？”我说，“看来我应该回去再好好看看他的作品。”

John说：“难道你不觉得他很矫情吗？你不觉得他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他对自己那点小聪明的得意吗？真正的捷克文学根本不是他这样的，他受到了很多外来的影响。”

这么听着，我想他说的也许是对的。

然后我又想，想不到我居然在餐馆里碰到了一个文学家。这么一想我又高兴了，一下子觉得整个下午都充满了生活的意义。

可能是因为忙着说话，我们连着逛了好几家查宁街的书店都没有找到他要买的什么中国菜谱，反而看到了很多最新出版的不错的小说。整齐地放在排得满满的标着“最新畅销书”的书架上。John把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望着那些五花八门的畅销书封面说：

“看看，我们现在成天就只能看这些书。”

我一窍不通（因为全都是英文的，显然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完全没有评价的资格）地抬着头看看那排书架，又看看他：“是吗，都是些什么书？言情小说（Romance）吗？还是恐怖小说（Thriller）？”

我这么说是因为听说在美国最畅销的书就是恐怖小说。直到真正的恐怖分子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

“不，不，”他摇着头说，“反正都是些垃圾。”

我不说话了。反正我对这些新出版的英语文学也一无所知。我所有关于英国文学的阅读都来源于国内出版的中文译本。我知道这样做很不利于我的英语水平，让我阅读英文原著不是不可以，就是看得太费劲，而且很难找到像中文阅读那么流畅的语感。相反，也许是因为在这里上过学的原因，理论性的东西我反而喜欢看英文原著，倒不是因为难懂，而是因为中文翻译很多时候都翻错了。文学性的句子翻错那么一两句没什么问题，可要是理论性的句子，哪怕翻错一个字，整段话的意思都会出现天壤之别。在认真地进行过比较以后，从此以后我看理论文章就只看英文原著。

John和我分别浏览了一下各个大型书店里畅销的“垃圾”们，然后终于决定放弃了找到中国菜谱的打算。

“这里没有，回头我去唐人街的中国超市里给你找找，”我安慰着他说，“实在没有我就让我妈从北京寄一本过来，反正加上邮寄费都比在这里买一本书便宜。”

“算了，算了，反正我也很少在家里做饭。”他似乎心满意足地说，又似乎对刚才的书店之旅有些意犹未尽的样子，然后他突然在大街上转过身子来，整个人站在我的面前问我：

“你晚上有什么事情吗？”

我被他这样问得一怔，说：“本来我还想去超市买点菜……然后就没什么事情了。”

他笑了。

“你别去买菜了，一会我要和几个朋友去参加附近一个酒吧举行的现场演唱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去吗？”他说。

我简直快要被今天的奇遇给高兴死了，兴奋得看着他两眼发光：“好啊好啊，是什么样的演唱会？”

“哦，那只是一个，小型的，简简单单的演唱会，”他立刻恢复了原来走路的姿势，在我旁边一边走一边用满不在乎的语气说，“你知道，一会要和我们（这时候他已经说我们了）一起去的我那几个朋友，就是今天晚上要在那里演出的一个乐队。”

“天哪，”我简直要被眼前的这个人惊得傻呆了，“真的吗？演出的乐队还是你的朋友？”

他笑笑：“一会你就能见到他们了。”然后他和我一起向托特翰府大街（Tottenham Court Road）走去。

10．“盛开的黄玫瑰”‘

Blooming Yellow Roses’

下午七点，我们终于到达了托特翰府中心地带的一家昼夜酒吧。虽然刚刚才六七点，很多酒吧还没有开门，这里一进去就已经是人声鼎沸。我进去几乎都找不到站的地方。

“嗨！John！”里面坐在吧台旁边的一个男人伸出头来跟他打招呼。

John一看见他，立刻高兴地带我走了过去：“嗨！你们已经来啦？”

John很高兴，他找到他的朋友们了。和他打招呼的那个男人看上去也是三十出头的年纪，可他比John胖了整整一倍不止，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这个乐队的主唱。

那个男人从吧台旁边的椅子上站起来，一把拉过John的胳膊说：“看看，还有谁来了？”

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甜美迷人的英国女孩子，看上去也就二十一二岁。绝对不会超过二十三岁。一头浅金色的短发，穿着短短的迷你裙和过膝的黑色皮靴坐在旁边黑暗拥挤的人群中，像一朵娇艳盛开的黄色玫瑰花。

“你好，John，”她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你来啦。”

“嗨，你好啊Christina，”John稍微有一点意外了一下，但迅即转过身去向她问好，“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碰到你。”

Christina装作不经意地迅速看了我一眼，然后仍然面带微笑地对他笑道：“你还不知道吗？Simon没有告诉你我今天也在吗？”

John立刻把头转向Simon，也就是那个比他胖一倍的男人，乐队主唱兼吉他手。Simon憨厚地笑着说：

“哦，我本来以为他会为此感到意外的惊喜的。”

我立刻在突然间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尴尬。虽然我还完全搞不清楚这些人之间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但不管怎么样，凭直觉我感到自己待在这地方不对劲。我刚想张口跟John说我还有事先走一步，没想到John后退一步，把我置于众人位置的中央对Simon说：

“哦，刚才我忘了跟你们介绍了，这位是Juliet，我的新朋友。”

我的天啊，他怎么能在这种时候采用这种暧昧或者说含糊的称呼呢？“新朋友”？是的，我和他才认识不到两三个小时，可他这么说，会很容易让人们误会我是他“新”的什么。——也许是我太过敏感了吧，反正我觉得这个说法里面很容易出现歧义，特别是在这种特定的尴尬场面里，虽然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在为什么尴尬。

“你好Juliet。”Simon和Christina同时向我点头问好。紧接着John又向我介绍了其他的几位朋友，英国男孩Mark（称他为男孩是因为他的确是这群人中间看上去最小的一个，他比Simon矮了一头，但没他那么胖，只是稍微有一点胖而已，看上去像个不听话的高中生），俄国人Senkevish（谢天谢地，难为我居然还能大致记得他的这个名字的英文拼法，中文叫显克维奇，但俄语是怎么拼的我可死活想不起来了）和他的女朋友也是未婚妻，美国女孩Sophia（她也就是那个生日Party上的女主人，我的上帝，故事说到这儿才终于说到她了，可现在我已经没办法再回去讲那个还没开始讲的生日Party上的故事了，还是等到后面再讲吧，保证会让你听到的，我发誓），还有一个看上去很古怪的英国男人Charles，据说他也是一个贝司手。等等等等。

我一一地和他们问好。人太多了，一下子又是那么多外国名字。我一下就糊涂了，怎么记也记不过来。

“这位是Juliet，她从中国北京来的。”John向大家介绍我说。

“Cool（酷）！”Mark第一个对我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然后他立刻孩子般地缠着我问这问那。John见我和他聊到一起去了，也就对我放了心，他给我买了杯饮料，然后就去应付他自己那边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去了。

“你会说英语吗？”他（Mark）先是问我。

“哦，我只会一点。”我谦虚地说，想起奶奶跟我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话来，何况问我的还是一个英国人。

“是吗，可你的英语说得相当好啊！”他惊奇地说，“你是出生在这里的中国人吗？”

“不，不，”我赶紧说，“我是从中国来的，我来英国还不到两年。”

“哦，可你的英语已经相当好了，”他说，“你要不说我都不会以为你是外国人。”

我感激死他了：“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可你这么说只是因为我们还没说几句话，我还没露馅儿呢，多聊一会儿你就知道我不是英国人了。”

“哦，可是你知道，有很多‘英国人’说的英语也没你发音这么好听，”他笑道，“你知道，那些住在伦敦的印度人还有非洲人……即使是他们生在这里。”

我有些受宠若惊，但同时又有些莫名其妙地胆战心惊地说：“那也许只是因为他们虽然出生在这里，但是从小到大语言都受他们父母或者家庭的影响吧。嗯，不过我知道有很多黑人英语也说得很好，比如说BBC里的播音员。”

“哦……”他不言而喻地微笑着从眼角看了我一眼。我也对他笑了笑，喝了一口手里端着的可乐。

“你喜欢中国还是英国？”他又问了我一个足以让我头疼的问题。

“嗯，怎么说呢，”我想了想怎么回答，“两个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东方的典型国家，一个西方的典型国家……我想各有各的千秋吧，不过从城市上来讲，我更喜欢伦敦，我是说比中国的北京和上海而言。”

“哦？”这下他又感兴趣了，“为什么？”

我开始头疼：“嗯，你知道，至少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太快了，所以很多大城市变化的速度都很快，可以说日新月异，但是这就造成了城市里的人们物欲横流的风气，因为一切都变得太快了，所以逼得人们不得不一味地去赚钱，去追赶时髦，去赶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我简直已经快要被这些乏味的问题给逼疯了，可是又不得不回答。身为一个中国人，我必须得想办法让他们明白在中国发生的事实真相，尤其是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英国人。否则在以后他们见到中国的时候就只会惊叹于我们漂亮的城市建设和高楼大厦，而忘记了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们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但这可是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个好奇的英国小伙子已经把我给累坏了。

John的出现终于把我解救了出来：“嘿，你们俩再这儿说什么呢？这么起劲儿？”他端着杯喝了一大半的啤酒来到我们中间，想必是Christina那边的事情已经圆满完成了。

“John，你的女朋友在向我介绍中国——她真是太酷啦！我真喜欢她。”Mark童言无忌地说。

在造成了这里他所有的朋友对我和他关系的误会以后，这时候，只有Mark一个人在面前的时候，他才笑嘻嘻地低声对他说：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也就刚刚才认识二十分钟。”

“什么？！”这回轮到Mark瞪大眼睛看着他了，他似乎还不敢相信似的看看他，又看了看我。

我对他笑：“真的，我们俩真的刚刚认识。你误会了。”

Mark又回头看看John。

John向他使了个眼色，Mark往那边一看，只见Christina还坐在不远处的座位上，她正在和Charles说说笑笑。Mark也不是傻孩子，立刻就明白了。然后他再次回头看看我，见我也在微笑地看着他，他脸上突然露出了艳羡的神色：

“天哪，你是在哪儿碰见她的？告诉我下次我也去。”

John和我都笑了。

“在一家中餐馆。”John说，“下次我带你去吃那里的烧鸭饭。”

Mark再次难以置信地看看了我和他，然后突然叫着说：“天啊，可我不知道去唐人街的中餐馆吃过多少次饭了啊！”

“演出什么时候开始？”我问John。

John看了看腕表，说：“半个小时以后。”

Chapter 5

星期四

11．这就是伦敦

This is London

Christina带着一种微妙的敌意向我走来，虽然我想John已经跟她解释过了我和他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而且还是刚刚认识的（他到底有没有跟她解释我可不知道）。她有着非常漂亮的嘴唇和长长的眼睫毛，覆盖着碧绿碧绿的眼睛，这些都让我羡慕不已。

还没有等她走到，我只忽觉耳边一痒，John已经低头悄悄地在我耳边用只有我一个人才听得见的声音轻语了一句：“她是我的前一个女朋友。”

我顿时心中豁然开朗，什么都明白了。

难怪如此。

可我还没来得及对John回一句表示明白的话，Christina已经微笑着来到了我们身边。

“John，你们聊什么呢？”她假装不经意地问道。

“哦，随便聊天而已，刚才Juliet对Mark谈到她的中国。”John说，他仍然从容微笑地端着他的啤酒杯。

“中国？”Christina眨着她迷人的大眼睛看了看我，有这么漂亮的眼睛和在英国女孩子中少见的苗条身材，我真不明白John为什么会离开她，“我一直还以为你是日本女孩呢。”

“是吗，”我呵呵地笑起来，“我长得像日本人吗？”可能因为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的关系，很多英国人（尤其是玩摇滚的）都对日本女孩有一种特殊的情愫，所以她才会以为我是日本人。我对于她毫无敌意，因为我和身边的这个男人刚刚认识三个小时，我甚至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

“不，”她很快也发现了这一点，看着我的眼神也没有那么紧张了，“是你的打扮。”

我看看自己的打扮，那天我穿的是一件简单的白色V字领短衫和黑色紧身中长裙，系带凉鞋，背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大包，应该是一副到哪里都再普通不过的打扮。

“可我的衣服都是在中国买的啊，”我呵呵地笑了，“连人带衣服都是绝对正宗的中国原版。”

Christina看着John笑道：“你的朋友很有意思啊。”

John也笑了，他看看我，我没有看他。要是看了就麻烦了。

“你觉不觉得她长得很像凯瑟琳·泽塔琼斯？”我对一边的Mark笑道。

“什么？”Christina立刻警觉地问，“说我像谁？”

Mark抢先回答：“Christina, Juliet说你长得像凯瑟琳·泽塔琼斯呢！”

大家都笑了，顺着我的眼神看去，还真的是有点像。连那种骄傲地仰着小脸的气质都像。

Christina的脸上顿时笑开了花，配上她那天穿的那件鲜艳的奶黄色上衣，在阴暗嘈杂的酒吧里越发地娇艳美丽了：“哦，是吗？谢谢你Juliet。”

我察觉到她已经对我消除了敌意，微微地向她一笑，便开始和Mark继续随意地聊起了天。然后就只听见Christina转过身去，这才幽幽地对John说：

“John，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你？”

John一脸紧张地把Christina带到酒吧的最里边聊了起来，偶尔还可以看到他试图抓住她的胳膊，却被Christina毫不留情地一把甩开了。我随便瞟了一眼心里便乐得半死，心想自己今天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莫名其妙地给搅进了这里面来，一面继续和Mark聊天。这时候Mark的搭档Simon也从那边的朋友里空出来了，走过来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还是听Mark的介绍才知道他就是这个“绝望”乐队的主唱。

“我们的乐队叫‘绝望’。”Mark有些得意地告诉我，或者说自豪。

我表示惊叹：“很好的名字啊，很有想法。是谁的主意？”Mark指指Simon宽阔的胸膛：“就是他，他也是我们的主唱和吉他手。一会你在台上看他表演就知道了。”

“哦，天哪，”我说，“那你们肯定不是什么流行乐队咯？是属于什么？摇滚吗？还是说唱？”

“我们当然是搞摇滚乐的，”Simon说，“谁会搞什么饶舌的说唱乐队？那都是小丑。只有摇滚才能算是真正的音乐。”

“有道理。”我想了想。

“真正的音乐！”Simon说，“你懂吗？音乐是有灵魂的，可你看看现在到处流行的都是些什么？那也能叫做音乐吗？不过是随便弄个小曲儿加上一点点电子节奏罢了。还有那些装腔作势的歌星们，哼，我就不说他们什么了，有的还是我的好朋友呢。”

“哦。”我开始崇拜他了。

Mark一直就是以无限崇拜的眼神望着他们的大哥。一直就是。

“音乐是什么？音乐不是从你嘴里唱出来的东西，音乐是从你心里出来的最真实的声音！”Simon说。

“我完全同意。”我点头说。

Simon得到了我这个中国女孩（我有些迟疑这里是不是应该改成“女人”，可一想，在他的眼里我可不就是个女孩！）的支持，更加兴奋地严肃起来：“那些电台里成天播放的流行歌儿根本就不是音乐！即使是，那也都是些没有灵魂的音乐！真正的音乐是有灵魂的！”

“那么，什么样的音乐才是有灵魂的呢？”我有些迟疑地问。因为自己一面也在想这个问题。

他瞪了我一眼：“当然是摇滚乐！”

“哦，”我明白了，也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同意他这番话，然后我若有所思：“所以你们才叫‘绝望’。”

Simon立刻像如获至宝般狠狠地拍了一下放着他啤酒杯的吧台桌面，差点把他的扎啤洒出来：“是啊，是啊，天哪，终于有人理解我了！终于！”

我被他巨大的手掌拍得不知所措：“是吗？哦，哦，是的。”

Simon欢天喜地地对Mark说：“你看，她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女孩啊！她居然明白了我的意思！”（Mark继续对他崇拜地笑着）然后他兴奋地问我：“中国也有摇滚乐吗？”

“啊？中国？”我被他问得突然怔了一下，反应过来：“当然啦，中国当然也有摇滚乐啦，最早的，八十年代的，崔健你知道吗？崔健，他是一个中国人，他很早就搞起了摇滚音乐，在中国。他的成名作叫做《一无所有》，就是他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我说。

Simon津津有味地听着，说：“嗯，看来我真应该去一趟中国。我还真没想到那里还会有人能听懂我对音乐的理解。”

“你去过中国吗？”我不得不再次问出这个问题。

“没有，但我听说过。”Simon说，“我一定会去一趟的。我还要去看看万里长城。你们中国有句话说的，‘不到长城非好汉’，所以我一定要去一次。”

我晕，他居然还能知道“不到长城非好汉”，我已然感动无比。民族自豪感刹那间油然而生。

“欢迎你去中国。”我说，“到中国给我打个电话，我带你去看长城。”

他顿时欣喜无比地和我握手为定。这个伦敦“绝望乐队”的主唱手，就这样开始一心向往着去看长城。

12．蓝色药片

Blue Pills

John终于把Christina搞定了，然后丢下她急匆匆地跑过来对我们说：“我们该走了，还有几分钟酒吧就该收入场费了。”

大家一听他这话，立刻开始纷纷行动起来。有的从座位下面拿出了硕大的乐器箱，有的将杯中剩余的酒一饮而尽，有的从一边拿起了外套来披上。

“什么？不是在这家酒吧演出么？”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这是在演出场地以外的另一个酒吧喝酒呢，在等待着演出的开始。

John来不及和我多说，只说了一个“不是”，然后就匆匆拉了我准备在众人之前离开。在他即将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发现他趁谁也没有注意的时候往Mark手里塞了一个小小的密封了的蓝色药片板，上面大约有两三片蓝色的药片。Mark立刻在手心里攥紧了，然后心领神会地看了他一眼。然后John就带着我匆匆地走了。

哦，原来是这样。我想。

John以为我还什么都没看见。一般的女人是不会在这些方面这么细心的。我是说，在男人和男人之间。所有的女人都只把注意力放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比如那个漂亮得玫瑰花一般的Christina.

忘了交待了，刚才Simon告诉我说，Christina是另一个乐队的主唱，那个乐队的名字叫“盛开的黄玫瑰”。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心想，哦，难怪。不过这个乐队名字听上去可明确多了。至少不会让人“绝望”。

13．蜘蛛人酒吧

Spiderman’s Bar

不幸的是我忘记了拿放在座位靠背上的薄外套，我于是赶回去拿，John说他等不了我，他必须按点到达那家酒吧去见这次活动的组织人，以确保后面的人可以进场，我说那我一会就跟乐队他们一起进去再到里面去找你吧，他显然犹豫了一下，因为他没有手机（虽然我那时还不知道），和我联系很不方便，但还是同意了我的提议，并且嘱咐我到了那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让门卫进去找他。

“还能有什么问题。”独自回酒吧去拿衣服的时候我想，“反正我是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他们乐队还能进不去？”

回到酒吧，他们果然都还没走到一半。因为要准备乐器和服装，他们的行动都很缓慢。特别Mark和Simon，他们俩一见我回来都很高兴，说我们都正夸你聪明呢，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忘了拿外套了。”我伸手拿起还搭在椅背上的薄纱外套，对他们笑道，“正好和你们一起走啦。”

我随着他们乐队在繁华的夜色霓虹中穿过车流如注的牛津街主街（Oxford Street），又穿过一个有红绿灯的小巷，走了没几分钟，就到了一个旧了吧唧看上去又脏又破的地方。一扇两个门大的门口，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外面破旧不堪的墙壁上竖着一块脏乎乎的招牌，上面支棱着四五个不完全亮着的小灯泡，照耀着黑暗中这条大街上惟一可以清楚看到的几个英文字：“Spider-man Bar（蜘蛛人酒吧）”。酒吧外面站着一个门卫模样的黑人。

“到啦。”他们说。

什么？这就是他们今天晚上要演出的酒吧？我简直惊得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虽然在北京的时候我也知道搞地下摇滚的乐手们生活都非常地清苦，可没想到伦敦的摇滚乐队们的境遇居然也是这样。而且这还是他们张罗了不知道有多久的一场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商业演出。

可我实在难以想象他们能在这个破破烂烂的路边小酒吧里赚到什么收入。

也许他们只是想要做一场演出罢了。

我猜得果然没错。在我们这两支乐队浩浩荡荡就要进入酒吧的时候，门口的门卫突然伸手拦住了他们：

“请出示你们的入场券，否则每人要交十镑入场费。”

还没等Simon说话，Charles第一个在后面叫了起来：“你没有搞错吧？我们可是今天晚上来演出的乐队！”

门卫冷冷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没有人跟我说过，对不起，我只是在这里负责收票的。”

大家一下全都冷场了。我这才意识到John对我说的那个“问题”，原来就出在这里。看来他早就知道了，所以才会带着我先行一步离开。可是既然他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我实在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来。

我刚要说话，Mark已经替我说了：“先生，我们是John叫过来的，他应该已经进去了，不信你可以去问问他。”

一听到“John”的名字，门卫的脸色显然缓和了很多，然后他示意我们在外面等一下，自己跑到酒吧门口里边的一个小窗口里和一个人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又跑出来对我们说：

“哦，是的，这里刚才是有一位John跟我们打了招呼，不过我们头说了，即使这样也只能优惠两个人的入场费，其他的人还是需要买票。你们知道，今天晚上是一场商业演出……”

他话还没落音，Simon已经绷不住面子了，他叹口气，大声地说：“好啦好啦，你不用多说了，我们都知道了。”

然后他回头对我和那位美国姑娘Sophia说：“你们俩都不是乐队里的，你们就先进去吧。”然后抬起头来对他身后队伍中的人说：“我们其他人都买票进去。”

怎么会搞成这样。我在心里嘀咕着。一面不知道John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照理说，这些人都才是他的老朋友，而我只是一个和他认识还不到五个小时的陌生人，但是Simon为了照顾我和John的关系，让我和那个美国女孩一起先入了场。

门卫的话说得很清楚，只“优惠”两个人入场，所以我和Sophia还是花五镑钱买了票，算是半价优惠。这家酒吧的老板真是算得太精了。掏钱的时候我心里恨恨地想：都是那份烧鸭饭闹的！要知道一份烧鸭饭也不过是四镑钱，早知道进这破酒吧还要买票，我还不如不来了呢。后来又一想，如果不是自己忘了拿外套又跑回去，这时候早已经跟着John一起免费入场了，所以也不能怪他，只能怪自己粗心大意。可如果不是这样，我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John会这样把他的朋友们远远地扔在后面不管；但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我就真不知道了。

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

14．伦敦的心脏

Heart of London

终于入场了。酒吧里居然比外面还冷，我和Sophia两个人独自在前面走着，一面在瑟瑟的寒风中进了门就下楼梯，这才知道原来这个酒吧设在地下室。

“你要不要先等一下你的男朋友？”我关心地问她。因为她穿着一件薄薄的吊带衫，看上去很冷地抱住了胳膊。

“不用了。”她说，抱着胳膊和我一起一步一步地下着眩目的环形钢铁制楼梯，四周的墙壁上全是猩红色的丝绒幕布，不知道是他们故意设计成这样的还是为了省钱。反正不用进到里边去我也已经看出来了，这是虽然位于伦敦中心SOHO区但也是最低级并且廉价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地下酒吧。也许根本就是不久前刚开的。没有哪家上档次的酒吧会收前来演出的乐队成员的入场费。

“一会儿到里面他就能碰到我了。”她一面走一面说，“你是John新交的女朋友吗？以前没有见过你。”

我说：“不是，我和他也是今天刚刚才认识。”

“哦！”她吓得差点在楼梯上滑了一跤。我赶紧扶了她一把。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我笑了笑：“真不好意思，我的高跟鞋实在太不好走了，特别是在这种钢面的楼梯上。”

“没关系。”我笑笑。

“听你的口音不像是英国人？”我说。

她笑了：“对，我是美国人。我的男朋友是俄罗斯的。”

“哦，这真是奇妙的组合，”我笑道，“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俄国人一起生活在英国。现在你和一个中国人走在伦敦的地下通道上。”

Sophia也哈哈大笑了起来，她开始我解释他们的罗曼史：“我男朋友原来是莫斯科的一家国营企业的经理，那时候我也在莫斯科工作，我在一家美国公司设在俄罗斯的办事处做业务主管。我们俩恋爱以后，他们那家国企改制了，他不想在那儿继续待下去，想换个地方生活，然后我们就来到了伦敦。”

“那为什么不去美国呢？”我奇怪地问，“你自己就是美国人。”

她摇摇头：“你知道，那时候‘9·11’刚发生没多久，美国的签证很难签，再说他迟早也是要到美国去的，也不急于这一天两天。再说如果他要去美国留学的话还要考很难的GRE（听到这里我立刻点头表示我非常理解），所以他干脆就到英国来了。好在只是一年，我就辞职陪他过来了。现在我们都在伦敦生活，可实际我们到这个城市还不到两个月。”

“是吗？”我有些惊讶和羡慕地说，“可你们已经非常深入伦敦中心地带的生活了哦。你瞧瞧，要不是今天认识了John，我到英国两年了都还没来到过这种地方。”

Sophia再次哈哈大笑起来，她开始觉得我是一个有趣的姑娘。她说：“一会儿我要把你的话告诉Senkevich，他一定会喜欢你的。”

这时候，我们已经随着螺旋式迷宫般的楼梯下到了酒吧的最底层，并且已经隐约听到了从里面传来的喧嚣的演奏声。这里的空气没那么冷了。我们又穿过一个低矮的门口，终于进入到了这个所谓的酒吧里。我在想，能不能把这里叫做伦敦的心脏（Heart of London）呢？

Chapter 6

星期五

15．抑郁

Depression

看到标题是“星期五”字样的时候我突然高兴起来。心情非常简单的高兴。因为星期五意味着这一个星期马上就要结束了，而我们也将迎来彻底休息的周末时间。在我们的生活中，周末往往都是用来狂欢的。狂欢当然是一件值得让人高兴的事情。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想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都已经快要忘记怎么去快乐了。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还有每年在诺丁山举行的全伦敦人的街头狂欢大游行，我都没觉得自己怎么样真正地狂欢过。狂欢按照字面上来讲应该“发疯地高兴”，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过发疯地高兴。

我在想我为什么这么不高兴。或者说，抑郁。

是的，我为什么这样抑郁不已？

16．地下城市

The Underground City

这是一个很大的地下酒吧。里里外外，有好几片空旷的可以演出的场地。吧台设计在两个较大的区域。虽然刚刚才晚上九点半，酒吧里已经挤满了人。真不知道这破地方从哪儿找来了这么多人。在我第一眼看到这个酒吧的时候，差点以为我是进入了一座电影中的地下城市。

演出已经开始了。在靠里面的一个演出区，那里已经挤满了前来观看摇滚乐队现场演出的人们。震天的乐队演奏声和主唱声嘶力竭的喊叫声透过酒吧四周几个巨大的音响炮发射出来，整个城市里一片飞机轰炸般的轰鸣。

我想我已经无法听到任何人说话的声音。

Sophia看着这里热闹的场面，又看看我。我看看她，但我根本没有试图和她说话的打算。

总算她连说带比划地跟我喊了半天我才明白，她说她在这里等后面乐队的人和她男朋友，让我赶快去找John过来和大家汇合。

我明白过来，然后狠狠地点了点头。我把她留在入场处的座椅上，进入汹涌的人潮之中寻找失踪的John去了。

我钻进人群里，努力地找啊找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舞台上是一个重金属的组合在表演，两个男人模仿林肯公园的双主唱形式，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吼叫着：

“我们为什么存在？！

我们为什么存在？！

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妈的存在？！

……”

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看来这还真是个伦敦地下摇滚乐队的精英们聚会的地方。

我总算找到John了。中途有一刻我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寻找戈多。John正站在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手里拿着一个半空的啤酒瓶子，装着那本电影导演传记的书店塑料袋夹在两腿之间放在地下，一个人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看着乐队的演出，脸上流露出愉悦的傻笑。

“嘿，John，你在这里！”我从人缝之间挤过去，心惊肉跳地大声地叫他。如果不这么大声地叫的话，在台上敲打的强烈音乐里他根本什么也不可能听见。

“哦，是你，Juliet，他们来了吗？”John看见我，一阵惊喜。显然他认为等待我们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但是由于忘情地欣赏着台上的表演，他已经享受这种等待，并且已经开始忘记他是在等待什么了。

“走吧，”我拉了拉他的袖子，指着我过来的方向说：“他们已经下来了，全都在那边呢。”

John拉住我要走的胳膊。“你不用去了。他们到这儿来彩排过，他们知道该干些什么。你就在这里看演出吧，一会儿就该轮到他们上台了。”John大声对我说。

可是，Sophia和她的男朋友怎么办呢？我想着。此时尽管我心里仍然存在着种种困惑和不解，比如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和这帮朋友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比如怎么会由他来安排大家的见面和聚会，却又自己先跑了过来，把我们扔在外面买票？比如既然是他们已经来彩排过了，而且今天晚上也有“盛开的黄玫瑰”的演出，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前女友也会去那家酒吧？比如Sophia和她的男朋友明明是他带来的朋友，可他们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俄罗斯的，怎么又会认识他？比如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怎么又会和这么多地下摇滚者混在一起，而且关系非常亲密（比如一个主唱还曾经是他的女朋友）？比如他怎么会给Mark那些蓝色的药片？如果那是软性毒品的话那么是不是不只Mark，连Simon也会服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John会不会也是一个吸毒者？如此等等，我的脑子里已经一团混乱——但我还是听从他的话，在这里留了下来。Sophia等到她男朋友以后他们俩会知道该怎么办的，我想，既然连他们的朋友John都这么说，我就不用替他们操心了。

我在John的旁边找了一个尽量可以看到舞台多一点的位置，开始安静下来观看他们的演出。就是那支双主唱的乐队。John向我介绍说这支乐队来自曼彻斯特，现在在伦敦发展，也是英国地下摇滚乐队里小有名气的一支。不过他们虽然经常在外面演出，但直到现在还从没有公开发行过任何一张单曲。我问他为什么，John说，也许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唱片公司签约吧。我点点头，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一会儿，一曲终了，这支曼彻斯特乐队的全部演出也告以结束了。两个主唱向大家最后介绍了乐队的几个主创成员，然后又说了几句最后表示感谢的话，宣布他们乐队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十五分钟以后欢迎大家继续观看下一支乐队：“绝望”乐队的现场演出。然后舞台的灯光骤然明亮，曲终人散。

巨大的音乐声骤然而止，然后立刻换成了酒吧里经常播放的那种轻轻的背景音乐，人群哗地疏散开来，我这才定下神来，开始想去找那个美国女孩Sophia，好歹跟她打个招呼。

“你们刚才进来还顺利吗？”John这才想起来问我。

我心想，还是让你的朋友们告诉你吧，我点点头说：“还好。我们去找Sophia他们吧。”

John说：“不用了，你没看见他们吗？”他用已经空了的酒瓶子指了指一个方向，我顺着看过去，才发现人群已经散开得差不多了，吧台的调酒师们却开始忙碌了起来，在最靠近演出现场的那个位置，Sophia正和她的男朋友趴在吧台上告诉调酒师他们要喝什么样的酒。

我微微笑了。John说得对，我们果然没必要替他们操心。

“你想要喝点什么吗？”John看看自己手中空了的酒瓶，又看看我，问。

“不用了，我一会渴了自己去买。”我说，毕竟是第一次见面，我不想太麻烦他，“刚才在那边你给我买的一大杯可乐我都没喝完就扔掉了。”

他微微地笑了一下，看着我说：“你别喝可乐了，喝点酒吧。”在那边酒吧他问我的时候我说我只喝饮料，所以他才给我买了可乐。

我摇头说：“不行，我不能喝酒，一喝我该没办法回家了。”

他说：“你家远吗？”

我说：“不远，但是我一喝酒就会醉。”

他笑了，说：“那你干吗不醉一次？”

我想了想，突然发现他问得对，是啊，我为什么不能醉一次呢？

“可是，我得回家……”我犹豫着说。

“一会我送你回家。”他说。

我突然感觉到大大地不妥，嗯，至少这时候我还不能醉：“不，不用了，我家离这里很近，坐车半个小时就到了。——你就给我买杯可乐吧。”

于是他就又给我买了杯可乐。

他排了很久的队才买到酒，他排队的时候Sophia还在人群中远远地看见了我，笑着冲我挤了挤眼睛，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这也是个很可爱的女人。

在这座地下城市里，人们是那么地和谐，相亲相爱。在那一个瞬间，我突然恍惚地不着边际地想，一切仿佛都像一场梦一样。

当John把买来的可乐杯子送到我的手里的时候，全场的灯光突然瞬间熄灭——“绝望”乐队的演出正式开始了。

17．机器时代

Time of Machine

Simon在全场灯光重新亮起的时候站在了舞台中央。Mark站在他左侧贝司手的位置上。在他们身后还有两个键盘手和鼓手，四个人中只有那个女鼓手我在刚才的酒吧里没有见到。可能她是晚到的，直接到这边来了，后来我才发现“绝望”乐队里就数她的节奏点打得最漂亮。

人群重新在舞台的周围迅速地聚集起来。像乌云一样瞬间地就包围了过来，把John和端着可乐的我围到了刚才我们所站的位置。不同的是我们站得更靠前了一点，也就是离舞台更近了一些。现在我终于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整个舞台和乐队的表演了。我喝了一口冰凉的可乐，感到万分的兴奋和欢喜。

Simon调整好立式话筒，对着话筒头轻轻地“喂”了两声，人群里有他的乐迷立刻发出了一阵欢呼和尖叫。“Simon！Simon！”有人在人群中喊着。Simon抬头看了那个人一眼，微微地笑着点了点头，然后用手指在斜挎在他微胖的身体（我已经形容过他胖的比例了：两个John上的原音吉他上轻轻地划拉了几下试音，一串清晰而美丽的音符立刻轻盈地流出。我立刻惊觉，这才意识到还真不能小看了这个“绝望”乐队的主唱。换句话说，就算是他这么随便地划拉几下，出来的乐感也比国内很多所谓的摇滚乐队强到不知道哪儿去了。

Mark站在一边低着头，中长的头发已经在后面扎了一个小小的尾巴，大约只有手指头那么长一点的一个小辫，只是为了不让头发在演出的时候掉下来。Simon，我在酒吧见到他的时候他则是扎着头发的，所以我也没注意他的头发有多长，到了这里，站在舞台上，我才发现他已经把头发解开了，长长地披了一头深褐色的披肩发——长度几乎超过了我的头发。我这才明白起来为什么有人把The Beatles翻译成“披头士”乐队。

我正兴奋地等待着他们演出的开始，身边的John突然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向我努嘴指了指一个人。我定睛一看，是一个站在最边角的黑暗角落里的英国老头。看上去已经五六十岁了，但还非常硬朗的样子，穿着西服便装，身边还陪着一个西装笔挺一看就是身着手工定制的昂贵西服的中年男士。他们似乎很随意地观看着舞台上即将发生的表演，但两个人一看都是颇有身份地位的人，或者说，是属于富豪阶层的上流社会的人物。这样的两个人竟然会出现在这种赤贫阶级非主流的摇滚狂欢派对上，怎么看都有些生硬和不可理解，和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显得格格不入。

我正想开口问那是谁，John已经低头凑到我耳边说了一句：

“他就是Simon的爸爸。”

“啊？”这下倒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可我还没来得及多问，一阵急促的鼓点声起，灯光突然迅速闪耀旋转起来，演出已经正式开始了。

舞台上，只见乐队的几个人都低头闷声不响地努力演奏着乐曲，刹那间整个地下城市的空间再次被剧烈的音乐声彻底席卷了。金发的女鼓手不时激烈地敲响着每个小节致命的节奏点，终于，在舞台与灯光眩目的中央，长发披肩的Simon闭上眼睛弹着吉他对准黑色的话筒唱了起来：

他们把一切都塞进了你的嘴里，告诉你那都是营养食品

他们把一切都塞进了你的脑子，告诉你那都是科学知识

他们把一切都塞进了你的心脏，告诉你那都是文化思想

他们把一切都塞进了你的肚子，告诉你那都是规则法律

去他妈的，去他妈的，是谁在这个机器时代制造了我自己

去他妈的，去他妈的，是谁在这个机器时代毁灭了我自己

我想停止思考，可我的脑子已经像一台机器一样地在开始思考

我想停止生活，可我的身体已经像一台机器一样地在开始生活

我想停止这一切，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停止

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停止，这一切，该怎样停止

我应该按下哪一个键，我应该按几次，我应该按哪里

我想停止思考，可我的脑子已经像一台机器一样开始自动思考

我想停止生活，可我的身体已经像一台机器一样开始自动生活

我想停止这一切，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停止

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停止，这一切，该怎样停止

我应该按下哪一个键，我应该按几次，我应该按哪里

我应该按下哪一个键，我应该按几次，我应该按哪里

我应该按下哪一个键，我应该按几次，我应该按哪里

我不是一台机器，我不是一台机器，我不是一台机器

歌声在Simon最后的一丝声线中结束。寂静了片刻，全场顿时爆发出排山倒海般激烈的掌声和嘘声。在演出的中间我简直已经都端不住可乐杯子了，只好干脆把可乐放在地上，自己和旁边的大家一起拍掌迎合着鼓手的鼓点，在震天巨响的摇滚歌声中跳起舞来。天哪，在那时候你才可以感受到音乐是一种力量，摇滚更是一种力量，而且不仅仅是音乐的力量，身体的力量，Simon说得没错，那绝对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来自于灵魂的力量。我的天啊，这样的现场演出实在是太精彩了。我在北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热烈和激动人心的摇滚演出现场，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地下演出，还是在这么破旧寒碜的一个伦敦地下酒吧，在这么恶劣的演出环境里。

“他们实在是太棒了！”我忍不住在鼎沸的喧嚣声中对John大声叫道，异常兴奋地拍红了手掌。

“呵呵，”John也兴高采烈地笑着，但显然没我那么激动，“他们的演出我看过很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这首《机器时代》也的确是他们最好的音乐作品之一。他们的确才华横溢。”说着他突然看了看我：“没想到你会喜欢。”

“我当然喜欢！他们的音乐太棒了！”我说。接下来我又随着热烈的人群继续迎来了“绝望”的第二首、第三首……大家全都在音乐声中扭动着热舞的身体，整个地下城市里一片沸腾和狂欢的景象。天哪，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过了，这时候我感觉自己傻乎乎地简直像个国内追星一族的初中生。

我当然不是。现场观看演出的人百分之九十都是英国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还真没发现什么学生模样的人，虽然偶尔也有像Simon的父亲这样年老的观众——这时候我看看他，他已经为自己儿子精彩演出的场面乐得满脸是笑了，还不时和身边的那个中年朋友交流几句什么。

我什么都不管了，只随性地在人群中随着音乐舞动着，感觉整个现场几乎成为了一个大舞场，所有的人都在随着剧烈的强悍的摇滚音乐扭动着身体，尽情释放自己的尖叫、意识和热情。我这才感受到刚才Simon对我所说的他想表现的音乐的灵魂。在音乐里，你可以听到灵魂撕裂的声音—那是一种来自于内心的撕心裂肺的呼喊和发自他们灵魂的声音。他们的音乐不是流行的，不是媚俗的，不是大众的。他们的音乐绝不讨好听众的耳朵，但他们的音乐却是孔武有力的，震撼的，强大的。他们的声音仿佛是一种惊天动地的怒吼，又仿佛是一种来自你内心深处最强烈的力量，拉着你往外冲，冲，冲，一直狂奔不止，仿佛一路奔驰到了最广阔的原野上，又仿佛让你置身在最热烈灿烂又眩目的太阳核心……什么都不存在了，我也根本不去听什么歌词了，什么都不去想了，时光就停驻在这一刻——一切都仿佛停止了。时间，空间，地点，在这座沸腾中的地下城市里，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18．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演出大约持续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漂亮的女鼓手敲出一连串激烈的节奏，然后在最后的一击中向大家宣告：

“我们的演出到此结束，请大家休息片刻，十五分钟后回来继续观看今晚最后一支乐队：‘盛开的黄玫瑰’乐队的精彩演出！”

灯光再次亮如白昼。我们仿佛都刚从一场摇滚的大梦中清醒过来。

我已经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觉得还处在精神的亢奋状态中。

John微笑着看了我一眼，我这才又想起他来。

我从地上拿起那杯仍然幸存的可乐，往他手里的啤酒瓶子（整个过程中他都没有跳舞，只拿着酒瓶在那里晃）上轻轻一碰，说：

“谢谢你今天带我来看这么精彩的演出。”

他也喝了一口，说：“只要你喜欢就好——我也没想到你这么喜欢。”

我喝了口可乐在休息，望着已经空空如也的舞台说：“我也是好几年没看乐队的现场演出了——你知道，来英国以后我一直都在学校上学，也没什么机会认识外面的朋友。大学里虽然也有乐队，但学生的水平和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档次。”

然后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俏皮地看着他笑道：“一会就该看你的前女友上台演出啦。”

他忽地也笑了，说：“她吗，她的演出我看过的。”

“怎么样？”我正经问道，“她们那支‘盛开的黄玫瑰’乐队比‘绝望’如何？”

他认真地想了想说：“嗯——很难说，你知道，他们完全是两种风格，而且一个是男主唱一个是女主唱，很多地方都不一样，很难去比较——待会你听了就知道了。”

“整体上呢？”我问。

“整体上可能我前女友的乐队更容易流行一点。”John说，“你知道，女歌手总是容易受欢迎一些。”

我笑了：“摇滚乐队可不一定。”

“到时候你看现场就知道了。”他笑说，“喜欢她的人很多。而且她还很年轻，她现在才二十一岁。”

这时我才终于有机会问出来：“真的，我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她长得那么漂亮，又那么年轻，而且最关键的是，傻子都看得出来她那么在乎你，都分手了还那么在乎你的一举一动，这么好的女孩子，你怎么会跟她分手呢？”

John顿时“哈”地笑了出来。他说：“你不知道，她太烦人了。”

天哪，那么如花似玉的一个英国女孩子，居然被他一个词“烦人”就打发掉了？我仔细看看他，虽然我承认面前的这个男人比Simon瘦一点，比Mark高一点，或者说比他们几个都长得斯文和好看一点，可绝对也不至于到这种“目中无美女”的程度啊。至少，我可丝毫没看出他有多么巨大的魅力来，这之前我还奇怪呢，像Christina那样的英国美女怎么会死心眼地爱上他？

“她怎么烦人了？多可爱的一个小女人啊。”我替她申辩着。

John笑了一下，似乎是不屑于和我就这个话题争论似的：“你第一次见到她当然这样想，可你要是和她在一起同居过六七个月，你一定就不会这么想了。”

哈！原来他们还同居过几个月。我心里暗暗地想着，对这两个人奇怪的关系感觉更加不可思议。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我突然一想，我跟眼前的这个男人认识还不到七个小时呢。可以说对他仍然一无所知。

我正这么想着，只听John忽然说：“Juliet，我觉得这里太热了，我想到外面去吸支烟，你能陪我一起出去透透气吗？”

我一呆：“嗯？那……那会误了一会儿的演出吧？”休息时间已经快要过去了。

John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

他不在乎，可我还真有些恋恋不舍呢。

Chapter 7

星期六

19．想和你去吹吹风

Enjoy the Wind with You

我和John从地下酒吧里攀登过那漫长而曲折的钢铁楼梯走出地面，终于再次回到了群星闪耀的伦敦的夜色都市之中。走出酒吧门口，John和门卫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带我走到不远处暗处的街角，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了起来。又突然想起来问我：“你要吗？”我微笑着摇摇头。

好不容易从闷热而混沌的地下城市里走出来，突然回到这可以望见满天繁星和吹着徐徐晚风的大地上，我抱紧双臂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新又清凉的夜晚的空气，在伦敦晚夏夜晚的街头无比幸福地东张西望着。这里已经离开了车辆行驶的牛津街主路，所以既没有了车，也没有了人。

John在那里吸着烟。有一个瞬间我甚至已经忘记了他是一个英国男人。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十五岁上高中的时候，我和班上的一个男生在晚自习的间隙偷偷跑出去，站在教学楼无人的高层阳台上吹着夏夜的晚风。

那时候觉得全世界的浪漫也不过如此。

十年以后，我和这个还算英俊的英国男人站在伦敦SOHO区夜晚无人的街角，一样清新凉爽的晚风徐徐吹过，空气中飘散着一丝半缕他吐出的香烟的味道。我竟然觉得也不过如此。

我又想起很久以前听过的一首老歌，叫做《想和你去吹吹风》。

歌里有两句词我还记得，说的是：想和你一起去吹吹风，一起说说心里的梦。

咳，都什么年纪了。一个单身女子在异乡，还能说什么心里的梦，不过是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罢了—和身边的这一个陌生人。无论他是谁，无论我在哪儿。

他沉默地吸着烟，我沉默地靠在街边竖立的邮筒上，我们一起吹着夏天夜晚微有些凉的风。

“你冷吗？”他突然开口问我。

“不冷。”我虽然抱着胳膊，可毕竟刚从异常闷热的环境里走出来，一吹风，身体里还只觉得凉快。“里面太热了，出来吹吹风正好。”我说。

他说：“如果你冷的话我可以把外套脱下来给你。”

“不用不用，我真的一点都不冷。”我赶紧说，“放心好了，冷的话我会跟你要外套的。”

他点点头，相信了我的话。

然后他说：“你真的认为我应该喜欢Christina吗？”

我笑了：“我只是觉得她很适合你。她真的很漂亮。”

“可我说过，她是我的前女友。”他说，“说实话我今天也根本没想到会在那里碰到她——你知道，今天晚上这个演出是我一个朋友办的，‘绝望’乐队这几个人都是我很好的朋友，以前我还差点加入这个乐队，所以我才会叫他们今天一起来。我本来跟他们约好了去演出场地以前先在牛津街上的那家酒吧碰面……虽然我知道‘盛开的黄玫瑰’也会参加今晚的演出，可没想到他们居然也会去那家酒吧等我。你知道，我猜一定是傻Simon告诉她我会在那儿的。”

虽然他说得有点喋喋不休，可也算大致都说清楚了。好歹也让我明白了今天开始那种尴尬的局面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其实他最大的意外不是黄玫瑰，而是我。他怎么知道自己会在下午吃饭的时候莫名其妙地碰到了一个中国女孩，然后还会把她带到有他前女友在的酒吧里去见他的众多乐队的朋友？不过说白了其实一切也都没什么，我只不过是他刚认识的一个陌生人，他和Christina的关系也早就结束了。他说不说这些解释性的话其实都无所谓。虽然我对他和Christina之间的关系很好奇，可我知道我不能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一旦我问了，就说明了我对他有兴趣，那以后可就麻烦了。这个男人，至少现在我还一点都不了解他，我还不想和他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我只是静静地听他说完，然后笑道：“我猜也是这样的。不过没关系，这些事本来也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很开心今天看到了英国地下乐队这么精彩的演出。虽然今天从下午到现在一直都是奇遇——还是，John，真的要谢谢你。”

他深吸了一口烟，走到我的面前说：“其实我也应该谢谢你。”

“谢我？”我惊讶地笑了起来，“你有什么好谢我的？”

“谢谢你今天和我说的第一句话。”他看着我，“其实吃饭的时候我一直想和你说话，但是（他低头笑了）我一直很害羞，也没找到机会。”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心想。“所以你就拿出了电影导演的传记书？”我笑说。

他突然笑得喷出了烟来：“你别笑我。我只是……真的想认识你。”他看着我，这时候他和我已经近在咫尺，甚至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呼吸。

我感到不妙。虽然出于女人的虚荣心我很想问他一句为什么，可我知道，这样的谈话只要再继续下去一点点我就跑不掉了。于是我赶紧抬手看看表，说：“十一点了？”

他见我这样，也顿时冷静下来，吸掉最后一口烟说：“走吧，演出应该开始了，我们回去吧。——我知道你不想错过演出。”

然后我一言不发地和他穿过街头小巷，经过酒吧的层层楼梯通道回到那座似乎久已荒废的地下城市，再次进入那万众狂欢的音乐领地。

20．狂欢之城

Reveling Castle

最后一场。

“盛开的黄玫瑰”乐队的演出的确已经开始了，并且似乎已经进行到演出的中部，刚刚一进入酒吧，我们就听到了主唱Christina惊人的演唱声：

这天晚上杰克想要进入我的身体，然后他说，我要你

啊，啊，啊，啊，啊！……

这天晚上这个男人进入我的身体，然后我说，天哪

啊，啊，啊，啊，啊！……

啊完了以后我怎么办呢，他没有告诉我

啊完了以后他怎么办呢，他也没有回答

于是我们只是在那张床上

啊，啊，啊，啊，啊！……

于是我们只是在身体里

啊，啊，啊，啊，啊！……

这是一个多么空虚而无聊的夜晚啊，我们也许会这样想

这是一个多么幸福而美妙的夜晚啊，我们也许会这样想

我们也许会这样想，我们也许会这样想，我们也许会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

啊，啊，啊，啊，啊！……

虽然我们有点知道，我们为什么会

啊，啊，啊，啊，啊！……

我们需要如此，只是需要如此，或者还因为有点别的什么

别的什么？

这是一个多么空虚而无聊的夜晚啊，我们也许会这样想

这是一个多么幸福而美妙的夜晚啊，我们也许会这样想

哦，我亲爱的Christina，我真是太爱你了。她的声音高亢而嘹亮，几乎快要把整个地下城市的地板都要唱翻了。作为写作者（只能写而没法表演出当时的情景）我必须在这里特别描述她独特的唱法：在唱到歌曲中“啊，啊，啊，啊，啊！……”的时候，这几个字她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她双手拿着一人高的话筒，嘴直对着话筒，身体一直往后仰，然后嘴里不断发出一种令人恐惧的巨大的喊叫声，仿佛是一个即将死亡的人发出最后的尖叫，并且一个“啊”比一声“啊”的声音更加强烈，如果说第一个还是惊叫，到最后一个已经是歇斯底里的狂喊了。而且在叫喊的过程中，她的眼睛也在随之不断恐惧地睁大，睁大，再睁大，到最后几乎已经快要变成恐怖惊悚片中被吓死的恐惧女主角。

John和我重新站在舞台前沿的中间地带，周围满是欢呼和发狂的人群。他们都已经几近疯狂，为了她和她的音乐。在一曲终了的时候我轻微而复杂地看了John一眼，轻轻地对他说：

“她简直太棒了。”

我当时的言外之意是：“你怎么能放过她？”

John虽然自称看过她的演出，但很可能也没有看过这首她最新的作品。很显然他也完全被震惊了，但在听到我的话以后他所表现出来的神情却是一种难言的喜悦，他望着舞台上穿着艳丽的鲜黄色低胸花纹紧身衣的Christina喜悦地说：

“哦，是啊，她并不坏。”

我再次淡淡地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回头认真地欣赏“盛开的黄玫瑰”后面的演出了。

这时候我发现，乐队的主唱“黄玫瑰”Christina只有在舞台上才彻底展现出了她让人惊艳美丽的一面。在生活中，尤其是在刚才的酒吧里，她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外形甜美的英国女孩，而现在，一站到舞台上，她立刻变成了一个成熟妩媚、热烈奔放，甚至放荡不羁的光彩照人的摇滚女明星。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所有的艺术家在生活中都是非常普通的，甚至无异于常人，只有在自己的舞台当中，他才会真正地表现出自己，展现出自己光彩照人的艺术魅力。

Charles这时才真正发挥出了他作为一名乐队贝司手和主要作曲力量在这支乐队中所起到的灵魂作用。在乐队演出的过程中，我看到他一直在Christina的旁边发狂一般地演奏着，中等长度的金黄色头发在空中凌乱地飞舞，在演奏到乐曲的高潮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都快弯曲成90度了，几乎是整个人都快俯在了手中的贝司上，两只手的手指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地运动着，演奏着，有一个瞬间我几乎疑心那是不是机器或者电脑控制的手指，如何得以精确而迅速地演奏出那样疯狂而充满激情的音乐。在演出结束时我对John说，其实Charles才是整个乐队的灵魂人物，那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天才，而Christina只是一个杰出的嗓音和表演者。John告诉我，他们乐队大部分的歌词都是由Christina创作的，而Charles则是乐队的作曲。

但是当演出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说话。所有的意志全都被剧烈的音乐占满了。那些疯狂的乐迷们，他们已经在我们身体的四周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像一阵阵呼啸的海浪般冲袭着Christina和他们的舞台。Christina就仿佛是那个指挥着这片海啸的女神，用她尖锐的歌声，用她歇斯底里的歌唱，所有的海浪都在她的歌声里起伏着，咆哮着，运动着，一浪高过一浪地翻卷着，冲击着她所站立的海岸线。我仿佛置身在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随着“盛开的黄玫瑰”这艘巨大的轮船飘摇着，在浪尖中升起，又在风暴中突然陷落到谷底。在汹涌奔流的大海深处，我和身边所有的人群一样不能自主地呼吸着，沉迷着，挣扎在最后的理性的时空中……一切都失控了，在翻卷的歌声中，我们所有人都回到了最原始世纪的混沌状态，脑海中最后残留的理性被彻底放逐，我们都彻底恢复了自己的身体和最初的意念。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最纯粹、最原始的那个自己。

那是一种狂欢般的奔驰，彻底解除心灵的禁忌，重获自由。

在恍惚不清的神智中，我听到疯狂盛开的黄玫瑰Christina唱出了那天晚上最后的绝唱：

飞机从城市的天空呼啸而过

它投下几枚炸弹、向这个城市

嘣！嘣！嘣！嘣！

它投下几枚炸弹、向这个城市

这是一座早已经废弃的城堡，我们在里面吃饭睡觉

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我们既看不到也听不到

我们只是、只是居住在这个、这个城堡

这是一座狂欢之城，我们在里面尽情地歌唱舞蹈

这是一座狂欢之城，没有人会来问我们为什么这样

这是一座狂欢之城，如果你从未来过，当心迟到

这是我们的狂欢之城，我们尽情地歌唱和舞蹈

来吧，飞机，将我们狂欢的身体炸个粉碎

将我们快乐的声音炸得干干净净、如果你可以真做得到

如果你可以真做得到，嘣嘣嘣，啊——

来吧，飞机，将我们狂欢的身体炸个粉碎

将我们快乐的声音炸得干干净净，如果你可以真做得到

如果你可以真做得到

没有人可以炸碎我们，灵魂的身体

——上半场完——

中场休息

A．关于“保鲜”的对话

时间：3月25日

地点：MSN

人物：魔鬼天使和我

话题：“保鲜”

魔鬼天使（以下简称她）：嘿，怎么好久不见你来了？

阳光灿烂（以下简称我）：没办法，我家里上不了网，只能在外边的网络咖啡上网。又有时差，老碰不上你们。你和XX（国内的一位男作家）怎么样了？

她：哈哈，真有你的，我的绯闻都传到伦敦去了！

我：我也是跟网上看的。你和他到底怎么样了？上床了吗？

她：别逗了！你呀，成天看我好像跟谁都会上床。没有，我们是很“纯洁”的朋友关系。

我：哈哈，我才不信呢。为什么你怎么说我都觉得不信呢？呵呵，你不可能跟他没那种关系，不然人家疯啦？采访都把你们俩放到一块儿做？

她：哎哟，我跟你说了那是赶巧了的！真的是碰上的，我和他真没关系，全北京人民都知道。

我：那是，全北京人民都不知道，只有天知道。

她：哈哈，我看你是跟英国待得闷得慌了，看谁都觉得有男女关系。

我：那你们最近的动向如何？即使没上床，饭总是在一起吃过的吧？

她：呵呵，没有没有，上个星期他只是请我吃了顿便饭而已。

我：这个星期呢？

她：人现在没在北京，到上海去开会去了。

我：啊？

她：我们亲爱的XX（她的绯闻男友）现在就正在上海开会呢，已经去了一个星期啦。

我：我怎么感觉咱俩跟说相声似的？

她：哈哈。

我：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和你继续发展啊？真盼望早日看到你们上床的那一天。

她：靠，我看你是真急疯了。

我：靠，我这是为了你好。你也老大不小快三十的人了，现如今好容易寻摸到一个单身王老五，还那么有钱，简直就是钻石级的，还不赶紧搂住。

她：XX的保鲜会要开三个星期呢，他得在上海先完成学习任务才能回来和我上床啊。

我：哈哈哈哈！终于招了吧？你个小样儿。

她：没有没有，我是在顺着你的话说呢。

我：唔……（心虚地四处看看）

B．关于哲学的对话

时间：3月9日

地点：QQ

人物：北望射天狼和我

话题：哲学

北望射天狼（以下简称他）：新自由主义可以和法兰克福分庭抗礼，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爱睡觉的猫（以下简称我）：为什么？简单说说。

他：有一场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很著名的论辩，罗是新自由主义当代最杰出的，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理性的分析下，他的自由主义只能守在政治学的范畴内。

我：我知道，他们的争论是关于现代性的。你认为哪一点是他站不住的致命弱点？

他：我觉得读书未必要读当代学者的书，整体上来说他们是很平庸的一群。

我：我现在读的东西收获最大的是七十年代左右的作品。现在还活着的人里也有很伟大的，不过不能与七十年代以前的并论就是了。

他：七十年代考夫曼不错，一些哲学评论很好，比如对黑格尔与尼采的。

我：嗯。

他：他的哲学在哲学上没有根基，麦克太尔曾责问他的《正义论》：“谁之正义，何之理性？”

我：但按照福柯的话来说，这种源头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种根基恰恰是我们需要放弃的。

他：哲学的发展是有继承性的，要从源流来阅读、思考。

我：我一说你该不高兴了，哲学真的已经没有意义了。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观念我非常非常地赞同。他彻底地解构了哲学。

他：无根的哲学？我不认同福柯。

我：但是世界其实是一个平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历史是不存在的，思想也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是统治的手段。这就是福柯的精髓所在。

他：我曾较详尽地阅读过维特根斯坦，还写过一篇东西。在那篇东西里，我分析了他的可敬之处与不足。

我：哈哈……那没准我看的就是你写的呢。

他：你要看吗？看我找给你。

我：好，给我网址。我正在看读书论坛有一篇写汉字的贴子，很不错，正准备回复他。

他：对于你说的分类……你说的分类在当代不好分，因为学派很杂且之间有交叉。如果纵观整个上世纪尼采之后的哲学，就可以分为现象学（胡塞尔、海德格尔那一路）与语言分析学（维特根斯坦开创，乔姆斯基）。事实上应该单就每一个人来分析他的血质，他的思想的承继，像分蛋糕那样划分学派是不好的。

我：我在《谈汉语》那贴里做了个回复，你有兴趣可以去看。正好这个时间留给我看你的文章。

他：他（《谈汉语》作者）的观点我扫了几眼，他不懂哲学。

我：跟哲学没有关系，人家是在研究语言，有一定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他介绍的英语的发展历史我就很感兴趣。

他：说语言不如去读乔姆斯基了。

我：哈，反正你总是脱不开哲学的思路。人家研究语言是从语言本身的科学性来研究的，和哲学没有关系。

他：他借用了一些哲学观点来说语言，而我不赞同他借用的这些观点。

我：我也不赞同。你看我的回复。但是我估计你也不会赞同我的回复。哈哈。

他：呵呵。我觉得你对哲学的理解有些定式，但你的回复我还是部分赞同的。

我：哈哈，我正在看你那段说10月25日聚会的文字，看得我哈哈大笑。

他：呵呵。“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是不赞同的。

我：那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本质上我更赞成老子的说法，“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天下所有的哲学都在这十二个字当中了。

哲学是无可言说的。

这就是为何维特在后期发现了哲学不过是一场语言的游戏。

他：不好这么说。

我：我知道你肯定不同意。但你自己也说了，维特后期的思想才是他的意义所在。那么，你所理解的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他后期为语言立法，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界定，替哲学扫清了由于语言而构成的误区。

我：不对，他后期的工作是为了论证：哲学只是来自于语言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他：他曾把自己思想的目的比喻为“给捕蝇瓶里的苍蝇指一条出路”。“沉默”显然不能称之为出路。他迷失在自我的世界，没有岸。

我：哈哈！他太聪明了。那个瓶子就是哲学，那些苍蝇就是哲学家们。他的这句话你没有真正地理解。他是个绝对的天才。

他：那个苍蝇就是他，他说没有这个瓶子，可是他为什么逃不出那个瓶子。

我：错。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正是因为他推翻了20世纪以前所有的哲学。他使哲学变成了一场无意义的废墟与游戏。

他：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太过于巨大，对哲学自身的解读与解释人类精神何去何从的命运，这样的命题令20世纪的最伟大的思想者也无能为力。上帝也有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天才的维特根斯坦依旧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把它留给了我们。面对着真正哲学上的高峰，维是肤浅的，虽然他仍然是那么的值得尊敬。

我：关键的问题是，你所认为的高峰并不存在。

他：呵呵。

我：对你文章最后引用的海德格尔的那句诗：“只有伐木工人，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林中路。”我非常愿意给你提供另一句中国的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样，东西方的哲学就可以在其中可见一斑了：前者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只看到了林中的路，却看不到整个的森林。而后者，也就是东方哲学，他看到了整个森林，却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森林。

他：他说如果要认清这世界，必须置身于世界之外。而我们每个人的世界是建立在对客观世界感知理解的基础上，跳出是不可能的。

我：哈哈。这不正是我刚才说的“不识庐山”的那两句诗吗？

他：你的引用是不恰当的，或者可以用来说维特根斯坦，他没有到山顶而已。

我：连山都没有，哪儿来的山顶？

哲学家多了，是那些苍蝇，不是那只苍蝇。他自己不是复数。那些苍蝇，是你，是我，是所有研究哲学的人们。

他：苍蝇是他和其他一些相对的“庸人”，我早已有自己的路。

我：误读啊你……可怜的维特根斯坦。

他：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我：做学术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不然就容易走死胡同，固执。谈到这个层面就已经没法再谈了。我们现在所发生的就是1946年的那场争论。不可能说出个结果来的。呵呵。

他：和1946的那场不一样。

我：呵呵，差不多。我说哲学不存在，你说他存在，而且还有高峰。

他：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导致了他哲学的崩塌。

我：要知道，真理不是掌握在书里的，是在你自己手里的。

什么问题？

他：“色点”的问题，这也导致了他晚年的哲学，但他晚年哲学仍未建起体系。你知道海德格尔对这个问题怎样说吗？

我：别问我，你说就是了。

他：哲学的问题不是无名的问题。无名之剑的最高境界就是无剑，哲学是不成的。

海德格尔说：哲学终结。

这终结不是取消哲学，而是指形而上学的结束。

说形而上学已经没有可发展的余地了，只有理解了这句话，才能理解他的所有哲学。

我：好，继续。

他：他前期从“存在”开始说事是为了建起自己的体系，后来发现不可能。所以他后来说“无蔽”。说“尼采误我”。

我：说得好。

他：真正的哲学体系在黑格尔那里就完结了，马克思致力于改变世界，从社会学的角度发展了他的哲学，主要是承继了他的辩证法，而西方很多哲学家希望建起自己的体系，但都未成功。

这种完结是仿佛有些可疑的，但想超越几乎是不可能，但发展的空间还有。

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最致命的问题在于他的哲学是静止的哲学。

“色点”这个问题就是因静止产生的。

静止的、概念化的理解和概括这世界是不准确的，他哲学上的痛苦都由此发生。

我：嗯。

他：嘿嘿，恭喜你。你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呵呵，不过解决他这个问题的不是我，是福柯。

他：也不是我。

维特本人很少看别人的书，其实在他之前，运动的逻辑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了，我只不过从那些极为晦涩的言语下理解他们。

这个问题大体上是颜色和点的复合问题。

你可以找一本较详尽介绍维特哲学的书，应该有，另外，维自己后期的书上也有，然后再从静止、运动的角度自己思考一下，哲学的力量在于思考，灌输是没用的。

我：问题是我这里可是一本中文书都没有啊！要看只能看原文了。累死我……所以要你先给我一个大致的定义。我好去看。

他：我可以给你（在网上）找些发给你。

其实维特的前期观点部分脱胎于莱布尼姿，他的哲学体系承继了莱布尼姿“单子说”的东西，“色点”好像就是颜色和点的复合问题，在单子说的范畴内解释不了这问题的。

我：好。我等着。

我正在整理我们今天的谈话，一会贴在论坛，如何？

他：不要了吧，我已准备淡出江湖了，呵呵。

我：那我匿名？我想看看别人的说法而已。

他：维特根斯坦不值得我们那许多时间。

我：可我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也是后无来者的。

他：但他为哲学而生、为思想而生的精神，他的痛苦、他的不停求索让我动容。

不过我认为他放在那个伟大的时代尚在谢林之下。

我：对一个人的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了什么，想了什么。这是贡献。

他：诚然，在20世纪，罕有出其右者。

他为我所敬仰，但我不认同他的很多看法。包括那句著名的“对不可说者，我们应当沉默”。

我：这恰恰就是他的伟大所在啊：也就是我所说的老子的那十二个字。

他：本来想说说中国哲学的，不过真的很累了。

我：好，下次再聊。

C．一个午间的电话

时间：10月25日

地点：国际长途电话里

人物：XX和我

话题：生日快乐

今天是他的生日，特意打过电话去祝他生日快乐。不幸的是电话卡里就剩下够打几分钟的钱，都是前天给老妈打电话打的，一打就是半个多小时，完了才发现电话快没钱了。没办法，只好将就着给他打了过去。

电话通了，我这边是中午12点，不知道他那边是几点，大约是傍晚。打他手机，因为早已经忘了他家里电话，电话通了，他接了。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我：喂？

他：喂。

我：哈哈。生日快乐！

他：哦，谢谢谢谢。

我：呵呵……（听到电话那边杯盏的声音）在干吗呢？在外边吃饭呢吧？

他：是啊，在和几个朋友吃饭呢。

我：我想起来今天是你的生日，所以特地给你打过电话来。

他：谢谢谢谢，谢谢你还记得我的生日。

我（突然想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知道，当然知道。

我：那你说，我是谁？（这家伙身边女人太多了，怕他弄混淆）

他：XX。（我的名字）

我：哈哈。你居然还听出来了。（很高兴）

他：怎么样啊，你在上海还好吗？

我：什么？什么上海？（叫起来）你又把我记成谁了？我什么时候去上海了？

他：（他笑）那你在哪儿啊？

我：英国啊，我告诉过你我在英国啊。（开始明白是他故意的）

他：哦，那你在英国怎么样啊，什么天气？

我：在下雨。（愁眉苦脸地望着窗外说）老是下雨。

他：北京也在下雨啊。今天。

我：（一下子高兴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哈哈……那太好啦。（什么话）

他：你还好吗？

我：还好。还好。你呢，生日过得高兴吗？

他：高兴啊。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你知道我那天给你打那个电话，要说什么的吗？（几天前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当时他正在睡觉，我便说那我过几个小时再打给你，后来就没再打）

他：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后来我没再打……我想说，我们结婚吧。

（电话里突然传来一阵人工机械的声音说：你的时间还剩下三分钟……）

（因为这该死的要命的话费通知，后面他说的那句话我没听见。）

（电话信号也突然变得很差，什么也听不见，我赶紧摇电话）

我：喂？喂？……

他：喂？（他很不清晰的声音）

我：你能听得见我说话吗？

他：能。

我：那，刚才你说什么？

他（笑了）：我说你真是个浪漫主义的诗人。

我（哈哈大笑）：不是，你知道吗，那天英国下雨，我一个人待得那个郁闷……心情特别不好，所以我就想，我得结婚。

他（也笑）：可下雨也会天晴的啊……

我（笑）：是啊……所以后来我就没打啊……后来又好了。

他：呵呵……所以什么事情都会变。

我（点头）：是啊。不过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人选。（笑）

他：那就等你回来再说吧。（他也笑）

我：谁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

他：那总不能让我去英国吧。（他笑起来）

我（开心地）：哈哈……（想起来电话费可能只剩下半分钟了）好好过生日吧。

他：好，谢谢你，你也保重。

我：嗯。拜拜。

他：拜拜。

电话挂掉。

一切已经过去了八年。那场八年前的爱情。我初恋的男人，那时候我17岁。

八年以后，他已经33岁，和我一样，仍然没有结婚，仍然在那个遥远的城市单身。

八年中，有时候我们会在公共场合里偶然碰到，记不清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几年以前。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几年通几个电话。

也许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习惯了单身，习惯了没有对方的生活。习惯了在自己的私人领域里给对方留下一块只属于他的天空。我没有告诉他那个给他打电话的英国的夜晚，因为吃了感冒药后失眠，凌晨四点我仍然无法入睡，然后我想起他，想起那段多年以前的情感，我没有告诉他我泪流满面。

下半场

Chapter 9

星期六

21．主题思想

The Theme

一切都在走向结束。

我想。

事实上，我一直在避免让自己把这个小说写成一部庸俗而毫无意义的爱情小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上个星期六（第七章）的时候让John和“我”的故事在那里戛然而止。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这也不是一部爱情小说。不是。绝对不是。

这是一部文本生活，而不是爱情小说。

而我真正想要表现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此刻我有些混乱地想着。这之前我不是没想过，但是在写到中间的时候，我才发现所有预设的小说主题都已经消失了。或者说，它已经完全消失在了小说自行发展的故事本身里。我不知道自己是已经把它写了进去，还是已经把它给写丢了。我不知道。我真的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的大脑重新进入了一片空白。上个星期一的空白，在我喝不完那听可乐的时候。一切又重新回到了起点。

现在我只知道，我必须把这个未完的故事继续地讲下去。讲下去。一直讲到它结束的时候为止。

但是生活中的故事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我们任何人也不会知道。除了上帝。

22．裸体呈现

Naked Representing

那天晚上的摇滚晚会以后，John后来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大都是邀请我参加各种他的朋友们在伦敦举行的乐队演出，或者是别的聚会。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酒肉朋友”，或者在英文里可以说成是“Party Animal”（派对动物）。也许是由于那一天晚上他抽烟时我们的对话，John和我后来再也没有谈到过类似的话题。每次也都是只要他打电话来叫我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就肯定会在约定的时间在约定的地方出现。然后大家一起开心地HAPPY，玩到很晚，再各自回家。

伦敦的夜生活也不过就是如此。无论是一掷万金的泰晤士河畔豪华游艇上的富豪派对还是SOHO区某个破烂不堪的小酒吧里的私人聚会，都一样地不过是大家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跳跳舞。所有的娱乐都是一样的娱乐，惟一不同的只是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毫无疑问，在伦敦这座聚集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亿万富翁的城市，John和我还有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朋友们，却是整个伦敦城最贫穷和最无聊的“无产阶级”（如果现在还有无产阶级这个名词的话，我在想是不是使用赤贫阶层这个词会更加准确一些）。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无产者狂欢组织，在聚会中我总是碰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有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捷克人，俄罗斯人，美国人，西班牙人，爱尔兰人，瑞典人，南非人……当然最多的还是英国人，比如说John，还有Simon, Christina等等；也许是出于巧合，我是这里面唯一的中国人，不过也正好作为中国代表充了个数。

我们这帮人当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工作。虽然我也在奇怪大家都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就说我自己吧，我是因为刚刚从学校毕业，拿着英国名牌大学的硕士文凭想找一份像样点的工作，可哪家公司也不要我（也许因为我是个外国人）；好在我到英国来留学的时候带来的钱还一直没有用完，所以也就暂时不急着去找什么狗屁工作了，只等着哪天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大馅饼把我砸死。至于John呢，我可从来没有想过他干什么，只知道他现在也没有工作，或者已经不工作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也许是他以前工作的时候还存了些钱吧，总之我也从来没问过他现在花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没准是买卖蓝色药片得来的也不一定。天知道，可我也没看见有人为此给过他钱啊）。Simon就不用说了，他爸爸是有钱得要命的一个英国实业家，开着好几家大公司，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所以儿子不工作，搞乐队需要花再多的钱他都支持，就盼着能遂了儿子的心愿，哪天被某家大唱片公司看中了，和他们乐队签约出唱片。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到现在也没能等来这幸运的一天。至于Christina和“盛开的黄玫瑰”乐队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中没有谁有一个像Simon那样有钱的财阀老爸，可他们还是省吃俭用，靠在各个酒吧演出走穴的微薄的收入维持乐队的开销，一门心思地搞着自己热爱的真正的音乐。这几个还都是搞音乐的，好歹还算是有点事业，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Sophia根本就没有工作，差不多就是个陪读太太，天天打电话约我去喝咖啡或者是购物（我也不知道她哪儿来的钱购物，不过她好歹是个美国人，以前还在莫斯科做过商业经理），她的男朋友Senkevich则是个全职的学生，听说在学什么工商管理。不过更多的还是什么都不干也什么都不是的人，他们全部没有任何工作，整天也不做任何的事情，给我感觉好像就光是参加每个星期或者每几个星期朋友们举行的这些聚会来了。这些事一会你们会在后面的小说中看到。

总之，简单说吧，我们这帮人大多都是无业游民或者说失业青年。问题是我们谁也没想去找什么工作。只要我们的口袋里还有一点钱，或者生活还不需要我们去发愁钱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不必去想工作的事情。还有什么成功，事业，金钱，奋斗，这些词听上去简直就是整个世界上最可笑的东西。

但我们并不是什么朋克。朋克是愤怒的，可我们一点都不愤怒。我们也压根没想要去摧毁什么旧秩序。我们既不想去摧毁什么，也没指望说想建立点什么。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我们还这样快乐地活着。我们最大的特点不是愤怒，而是懒惰。也许是我们生活得太舒服了，所以我们什么都懒得做。曾经有一首流行歌曲唱着：“嘿，宝贝我很懒惰，我懒得吃饭、懒得睡觉，我懒得起床、懒得约会，我懒得做爱、懒得思考，总之我很懒惰，嘿，宝贝我很懒惰，难道你不想拯救我？”天哪，我才不需要任何人来拯救呢。我们就愿意这样慵懒地生活着，并且感觉一切良好。

和朋克们不一样，我们一点都不愤怒，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任何和愤怒有关的事。愤怒已经成为了一件可笑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愤怒呢？有什么可值得愤怒的？我们需要愤怒什么？这个社会的不公正吗？巨大的贫富差距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斗吗？还是非洲受苦受难的饥饿的儿童？这些事情难道是为了让我们愤怒才存在的吗？还是说，只要我们愤怒了，这些事就可以马上一笔勾销，并且得以不复存在了？如果是这样，那我的肚子都要笑破了。我是真的想知道，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可愤怒的？而不是可笑的？

我们不是垮掉的一代。因为我们谁也没有垮掉。我们全都好好地活着呢，而且还活得很高兴。大家都好好的，干吗要垮掉？或者说，要什么样的垮掉才叫做垮掉？是自暴自弃彻底地把自己给毁灭了吗？那么是不是只有自杀一条路才可以算做是真正地“垮掉”了呢？我不相信有任何人在彻底“垮掉”以后还能够活下来。或者说，我不信谁垮掉了还会有生活的勇气让他继续“垮掉”地活下去。活着本身就是一件没有垮掉的事情。至少活着就证明他们还有活着的勇气，活着的决心和活着的希望。否则，他们为什么还要活着？一个彻底垮掉了的人还有像一个常人那样生活下去的欲望吗？显然那些说法都只是他们用来为自己标榜一种与众不同的姿态的标签而已。

那我们到底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到一个词可以准确形容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知道我们都只是正在处于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里。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我们活得都很高兴。我们的生活是颓废的，是没有幻想也没有欲望的，是接近于死亡般的无聊的，是世界末日来临般的狂欢的，是快乐的，是欢喜的，却又是沮丧的，颓败的；是灿烂的，阳光的，明亮的，却又是阴暗的，潮湿的，低沉的。我们的生活日复一日，我们的生活无休无止。我们的生活仿佛是乐谱上永远被弹奏的D大调乐曲中一个沉闷的低音，只是那么一个音符，却永远重复地、不停止地被一下一下地弹奏着，永远无法休止。永远都是那一个同样的低音音符。永远如此。

生活永远这样令人沮丧地欢乐地进行着，继续着。沿着它似乎永远不变的轨迹缓慢进行。也许曾经有人模糊地渴望着有什么奇迹的出现，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没有奇迹，在他们周围的现实生活里没有奇迹，甚至什么也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哪怕只是一丁点的奇迹出现，在这样平淡无奇而又无可奈何的漫长岁月里。没有什么是值得我们记忆的，也没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忘记的。一切都只是静止地持续发生着。白天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夜晚也是一样。一切都只是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又去。

23．生日派对

Birthday Party

现在我终于可以回来描述那个一直没说的生日派对了。美国姑娘Sophia的生日派对。那天是她的生日，直到派对都进行了一半了我才从别人的嘴里知道。John这个人就是这样，他老是什么都不告诉我，或者是忘记了告诉我。仿佛我知道不知道对他来说都是一样。他这样总是搞得我出一些小小的洋相，可他总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在事后才笑嘻嘻地来替我解围。我真是烦透了他这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可又总是拿他没办法。

也是，我又不是他的女朋友，凭什么教训他？

所以每当这种情况发生（由于他没有跟我提前打招呼而使我在朋友中出了些小误会或者小笑话），我也只能埋怨地看他一眼，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然后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

那天的生日派对也是这样。虽然我是在派对的前一天才接到他的电话。而且又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打来的莫名其妙的号码，看区号好像都出了伦敦了。我接了电话。

“喂，哪位？”我漫不经心地问。

“咳，Juliet，我是John。”电话那头的他说。

虽然我已经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百分之八十又是“John 3”的电话，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还是谨慎地多问了一句。

“是上个星期和我一起参加野外烧烤的John吗？”我问。

他笑了：“是我，Juliet，你好吗？”

“很好，谢谢，”我也轻松起来，“你怎么样？还在你妈妈家吗？”上次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搬出他在伦敦和别人合租的房子，暂时搬回了伦敦郊区的他妈妈家，因为他的房东在合同期满了以后要求房租涨价。

“哦，是的，我现在用的是我妈妈家的电话打的。”他说，“你明天晚上有时间吗？”

“明天？哦，当然没事，怎么，又有什么新鲜活动吗？”我喜笑颜开地说。正好这几日我过得无聊极了，正想着到哪儿去玩呢。

“哈哈，太好了，明天晚上我们有一个派对，你来参加吗？”他说。

“是在伦敦吗？”我问，“是在伦敦我就肯定参加。”我心想，别因为他搬到他妈妈家去了活动的地点就改在外伦敦了，那大老远的我可不去。

“当然！”John呵呵地笑了起来，“当然就在伦敦，而且还离你很近呢，在帕丁顿（Paddington）附近的一个酒吧里。”

我立刻欢呼起来：“好呀好呀，我几点钟过去找你？”

他说：“嗯，是这样，五点钟的时候我和一些朋友在另一个地方还有一个聚会，然后我们才一起去Paddington，嗯，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在七八点钟的样子到Paddington去和我们会合。”我说：“没问题。问题是怎么和你联系？——你还没有买手机吗，John？”

John笑笑：“放心好了，到时候我会用朋友的手机给你打电话的。——那我们就七点半吧，在Paddington地铁站附近，好吗？”

“好，没问题。七点半我到了地铁口等你电话。”我一口答应，“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你还是先告诉我我们要去的那家酒吧的名字和地址吧，我到网上去查一查那儿的地图，到时候万一要是和你失去联系，我也可以自己寻摸着过去。”

“没问题。”接着他在电话里告诉了我那家酒吧的地址。我用笔在小纸片上记下来了。

“明天见。”John说。

“明天见。”我微笑着回答，“谢谢你给我打来电话。”

第二天，我从柜子里找出一件大毛毛领的粉红色薄毛衣开衫，里面配了一件白色的低胸吊带衫，下面穿着低腰牛仔裤，外面再套了一件搪寒的皮夹克。这时候已经是冬天了，我认识John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Paddington在伦敦一区，为了省钱我从来不买一区的地铁票
，所以我在地图上查到了去Paddington的巴士线路图，然后提前出门，改坐巴士过去。没想到那天坐车出奇地顺，一点也没堵车，大约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我到了Paddington一看表，好嘛，现在才六点五十，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呢。我站在Paddington的地铁口，在寒风里冻得瑟瑟发抖，心想算了，我还是先上哪儿去逛逛吧。

这时候我就想，如果John有个手机就好了，我可以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到地点了，是就在这里等他还是先去他现在和朋友们正在会合的地方，如此等等，即使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总算可以告诉他一声我已经到了，心里也踏实点。可John就是这样。我猜他也许是我们这群人当中惟一没有手机的人。虽然我知道大家都很穷，可至少一个电话一个月十几镑的电话费总还不成问题，少吃两顿烧鸭饭就有了。有一次我曾经为此严厉地抱怨过John，我说John你哪怕只是买一个手机，不打电话光接大家的电话呢（那样的话就根本不用花电话费，英国的手机都是单项收费的）？John犹豫了一下说，你知道，上个星期Mark刚刚丢了一个三百块钱（英镑）的手机，那还是他新买的呢。

我知道John是要面子，不承认自己不买电话是为了省钱。也有可能他是真的穷得连一个电话都买不起了，反正即使是这样我也没法知道。可我每次见他他都打扮得有模有样的，穿的衣服也很有品位很体面，比如西服便装加休闲皮鞋什么的，怎么看也不像是个穷到买不起电话的人。“也许就像我最开始开玩笑说的那样，他只是不想让女孩子们找到他找他的麻烦吧。”最后我只好这样想了。谁知道在聚会以外的其他时候他是个什么样的男人，没准是个大花花公子或者专门欺骗小女孩感情的骗子也未可知。连Christina那么漂亮的英国女孩都被他搞得当众歇斯底里，我看我还是小心一点为妙。

John虽然不买手机，可每次活动的组织者还都少不了他，所以我真是佩服这个人，到哪儿他都能找到可以打的电话。

没法和John取得联系，也不知道他现在和什么人在一起，我只好孤独地躲进地铁站，无聊地在没有风的地铁站里走来走去。时间过得可真慢啊，三十分钟也变成了一场《尤利西斯》。我发呆地靠在地铁的墙壁上，看着面前的人过来过往。检票口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检票的机器滴滴答答地忙个不停。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城市生活。

七点半终于来到了。还有五分钟到七点三十的时候我跑出了地铁站，怕在里面没有信号，如果John提前给我打来电话的话我收不到。一到外面，立刻又是冬天夜晚的凛冽寒风，我裹紧了身上的衣服，惊慌地四处张望着，想发现路过的人当中有John的影子。

Paddington真是一个无趣的区域，在我试图找一个可以避风的地方随便逛逛的时候发现这附近一无商场二无超市，连个像样的饭店都没有，有的只是几座威严的大楼，看上去像是办公用的，要么就是学校的教学楼。无聊透了。所以我才不得不跑到地铁里面去等着。现在一出来，看看四周更是如此，连霓虹灯都找不到几个，马路上黑乎乎地一片，只有几辆过路的车尾灯一亮一亮地闪烁着。

这是多么无聊而无趣的生活啊。我想。

Chapter 10

星期五

24．中国问题

Issue of China

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去？

谁都知道，在英国，尤其是在伦敦，我过着多么贫困而落魄的生活。现在我已经快要穷死了，我是说在写这个小说的这个时候。昨天在取这个星期房租的时候我刚在提款机上查过，银行里的现金余额已经只有几百块钱，最多够我再支持一两个月。一两个月以后怎么办？我还一点主意都没有。我已经没法再跟人借钱了，去年借的钱到现在都还没还。都借了一年多了，人家知道我没钱，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开口，我也不好意思再跟人联系了。现在我总是奢望着，有一天我会突然接到一份工作通知单，然后像我在国内一样挣着白领的收入，几个月的薪水就足以偿还我全部的债务。可真要是那份工作通知明天寄到我家里来了，我还真有点犹豫去还是不去——因为如果现在就去上班了，那我的这个小说也就写不完了。

好在长期以来，在英国我一直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所以根本不必担心这样的幻想可能发生。最有可能让我去上班的只是一些路边咖啡店和中餐馆，而且连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都难以得到。而且即使我去那儿上班，一个小时最多也只能拿到英国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每小时4.7英镑）。还有，如果我真能拿到这个最低工资都已经算是万幸了，因为按照不成文的规定来说，大多数这种性质的工作都只能拿到比最低工资还低的钱。我曾经去一家印度人开的餐馆找工作，因为当时他们在外面的橱窗上贴着招人的小广告，结果我进去，还没找到老板问要不要我呢就被吓出来了，那里的女招待好心地告诉我，老板给她们的工资是一个小时两英镑，而且必须每个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十一个小时，而她们也是因为老板拖欠了她们的工钱而不得不继续在那里做。当然也不排除她们除了在那里工作也没有别的生计。

事情就是这样，虽然我是英国顶级名校毕业的文学硕士，但什么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好一点的工作比如像秘书、行政职员什么的，英国公司根本不会考虑用我这样的外国人。英国的劳工雇佣制度是非常苛刻的，为了保证英国本地人的就业率，英国政府规定：如果一家公司要雇佣一个非英国籍人士，而这个人来自的国家又不属于欧盟成员国（欧盟国家的公民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在英国工作），那么这家公司的老板必须要在报纸媒体上刊登公开的招聘广告，为期一个月，直到一个月以后，他们仍然在本国范围内以及欧盟国家都找不到这个职位合适的人选，那么，他才可以考虑雇佣这个外籍人士，并且还要为他向英国内政部申请办理相关的工作许可。这一套手续是异常烦琐而又恐怖的，在这套严酷的程序底下还能获得英国老板的赏识和雇佣的外国人简直是凤毛麟角。更不用说中国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我学的是文科（MA），就连在英国名校学MSC、PHD、MBA的中国人都很难在英国找到任何相关的工作。我们大学的商学院是全英排名第一的商学院，在全世界的排名都属于前列，我上学的时候和我住一个宿舍单元的有三个在商学院读MBA的中国人，他们在国内的专业背景都特吓人，全是国际知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北京上海分公司的中坚管理人员（否则他们也进不了我们大学的商学院），其中一个人还曾经在新加坡为一家美国金融集团工作过五年，英语肯定是不用说的了。学校为了保证他们毕业后的就业率（这也会影响到学院来年的MBA排名指数），还经常性地邀请英国各大知名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到大学来举行见面会，发掘人才，但在我们毕业即将搬出学校宿舍的时候，我问那个从新加坡来的男生：“你们在英国找到工作了吗？”他苦笑着告诉我：“早在三个月以前，我们班从中国来的十五个学生已经全部都放弃了在英国，甚至是在欧洲找工作的打算。”他告诉我：“我们全部都计划回国，或者去香港、新加坡发展。”

我没有问为什么。因为我根本就不用问为什么。这样的问题简直就是多余的。除非我是个白痴。

连他们都是如此，我就更不用再指望什么了。

于是退一步讲了，在中餐馆当服务员的工作我总可以做吧？哈哈，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你以为在餐馆找服务员的工作就那么容易？连这样的工作也是大把大把的人排着队地在等呢！越是低级的工作，申请的人就越多，像我这样在国内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成天在北京的高档写字楼里动动笔杆子就能赚钱的小资阶层，天天跟着伍尔芙叫嚣着一个女人要写作必须要有自己的屋子所以一定要自己买房的现代女性，论吃苦论体力论劳动的技术，哪一点能和那些排着队的国内小县城来到英国、学也不上了、豁出去就是要挣了英镑回国去的大小姑娘们比呢？

再说了，我不是没试过。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有一次我发狠了心，下定决心一定要找个工作开始赚钱了，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馆看到窗户上贴了“招请楼面一名，详情面议”字样的招贴，立刻欢喜得见了宝似的跑去“面议”。谁知道我前脚还没迈进餐馆大门呢，后脚就被站在门口的那位穿旗袍的门客给拦住了。问我：

“你是想找人还是吃饭？”

我立马红了脸，说：“我看见你们在招人……想进去问问。”

那位听口音像东北来的大姐地翻着眼皮扫了我一眼，然后非常利落地告诉我：“你不用去了，肯定没戏。”

“啊？”我简直快被她给惊呆了，“为什么？”

她嘴角淡淡地冷笑了一下，仿佛跟我多说一句都多余似的：“你干过吗？”

——这位大姐的眼神果然厉害，一看我就是没经验的。我不得不有些心虚地说：“……没有。可我学得很快啊。”

大姐白了我一眼道：“你知道今天进去问要做这楼面的就有多少个了吗？”她给我用手比划了一个数字。

我看着她的手指头，胆战心惊地说：“两个？”说完了立刻自己也觉得不对。

“二十几个！”大姐说，“连你我看都快三十了吧。”

“……”我没话了。

“而且人家还都是有经验的，”大姐说，“所以我看你也别浪费这个时间了。我跟这儿都站了三年了，什么样的人没见过？跟你说了你不行，不信你就进去找经理，找到他也保准没戏。”

“那，我就不能试试吗？”我还不死心，心想，万一就是你自己看我不顺眼呢？

“那你去吧，”她倒是立刻非常痛快地让开了道儿，“不过别说我没告诉你，经理现在不在，前台肯定会让你明天再来。”她看我迟疑的样子，又说：“不信你就去呀。”

我到了这家餐馆却连门也没进去。

回来一想我也那么地恨自己：你怎么就那么不争气呢？连一个可能中学都没毕业的大姐都能把你给训得一愣一愣的，你说我这个人咋活得这么失败哩？

可话又说回来，真要说做餐馆、做楼面、做门客这些行当，人家还就是比我强。不服气还真不行。

不过这都是最近的事情了，小说里写的我碰到John和他的朋友们的时候是在一年前，那时候我还有点钱，至少还可以衣食无忧地跟他们瞎混。要搁现在肯定不行了。现在我每天睁开眼睛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挣钱付房租。但就像我说的，在伦敦，中国人找工作简直是难于登天。找得到是运气，找不到也不用生气，因为找不到才是正常的。这可真不是说我眼高手低或者说心高气傲高不成低不就，而是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哪个行业都不简单，我找来找去找了又找找了半天可人家还是不要我。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只好就这么颓废了下去。还好当初出国之前在国内还工作过几年，挣了点积蓄，本来是想做一个独立的现代女性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后来一冲动，房子也不买了，拿着这笔钱去英国留学吧，现在可好，人倒是留出来了，书也读完了，毕业证也拿到了，可反而连个工作都找不着了。还好当时剩下的钱勉强还够我支撑一年半载的，虽然我自己也知道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可我该试的已经全都试过了，只可恨天不遂人愿，那我还能为这痛苦日夜悲啼、悬梁自尽了不成？

所以我在英国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那也实在是无可奈何万不得已的事。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每天不出门（省交通费），一个星期只去家门口的超市买一次菜，回来做一顿饭放冰箱里能吃上两三天；聚会是肯定不参加的了，除非有人替我买单；现在我最快乐的事就是接到哪个朋友说要请我吃饭的电话了，为这顿饭我豁出去了才会考虑买一天的车票出门。当然如果有车来接我更好，连车费都省了。但是这样的饭局也越来越少，因为我的朋友们大多和我一样穷，请我吃饭也是谁刚发了一笔小财或者好久没见了。在我现在不顾银行的存款数字飞速下降地一天到晚废寝忘食发疯地写小说、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写字也不出去找工作的时候，我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作家必须是一个职业。为什么？写作也需要时间啊，从开始写小说到现在两个月了，我每天不停地写着字，简直就是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可这样我不仅一分钱的收入没有，每个星期都还在交着昂贵的房租。就好像写作不是工作一样。都知道伦敦的房子多贵啊，虽然我现在租的已经是最便宜的房子，可每次一交房租看着那些钱我还是会肉痛。一周的房租换成人民币够我在北京活一个月的了。

我也想过，如果只是关在家里写小说，在哪儿不是一样地写呢？回北京写，或者住到英国哪个乡下村里去写，不都一样吗？问题是我小说里描写的生活都是在伦敦，虽然都已经是过去发生过的事了，可每天一睁开眼想起来还是有感觉的。住在哪儿就写哪儿的作品，至少我现在是这样。现在我已经深深体会到了当初巴尔扎克为什么写小说写得那么快了，不是他不想慢点写，静下心来慢慢地推敲琢磨小说里的每一个字，是他根本就没有写慢的时间啊！当你穷得一干二净甚至负债累累的时候，时间就是金钱啊，他为什么写得那么快？是因为每天都有大量的账单向他飞来啊！我的天，我算是深深地理解这些贫穷而可怜的作家同志们了。有钱的，有时间的，就像弗吉尼亚那样的女人，可以慢悠悠地坐在自己一个女人的屋子里，有事没事地闲得无聊了在桌子上铺开稿纸，拿支笔悠哉游哉地写那些无聊的文字，把一个墙上的斑点也写成一本书。对不起，我做不到。因为我太穷了，我没她那么有钱也没她那么有闲功夫，所以我只能玩命地飞快地写，赶快把这个小说写完然后好去赚钱找份工作付房租养活自己——哪怕就是在印度餐厅一个小时挣两英镑呢，搁现在我也干了。

这些倒都也罢了，最要命的是前两个星期写着写着我还生起了病，猛咳不止，后来每次咳嗽都会一咳就是两分钟不停。刚开始我没注意，以为就是点小感冒，过几天就好了，所以还是在家里照写不误，也没去医院。直到有一天早上起来喉咙里一阵发痒，睁开眼睛就一通狂咳，咳得我这个死去活来，最后把痰吐出来才发现里面有一团暗红色的血迹。当时我心哗地就凉了，以为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了。可不，连血都咳出来了，鲁迅就是肺结核死的，难不成我这么年轻就要客死异乡了不成？吓得我赶紧给我妈打电话，把一个星期来的咳嗽症状跟她描述了一下。我妈以前是个医生，一般的大病小病我在家的时候从来就没去过医院。我妈在电话里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的，只好详细地问了我情况，说你发不发烧？我说发，但不是很严重，稍微有一点低烧而已，我妈说，肺结核的症状就是每天下午发低烧，而且脸色潮红，吓得我这个一哆嗦，赶紧跑去照镜子，看自己脸红不红。看完了我说，现在我的脸不红，等下次发烧的时候我再照照。我妈又问，你咳出来的血是鲜红色还是暗红色的？我说是暗红色，她说，鲜红色的血就说明是上呼吸道的问题，如果血是暗红色的那就是下呼吸道或者肺部的问题了。我听了只觉得两眼一发黑，心想，完了，完了，这回是什么事全出来了，难道我还要在英国病逝了不成？

我跑到我家附近的医院门诊挂了个号。英国的医院都是需要预约排队的，所以那天我只能是先做个预约。我跟医院说我咳嗽得厉害，需要看医生，说话的时候才发现嗓子都已经咳哑了，说出来的英语都不像英语。我去的那天是星期一，负责预约的护士小姐看我一眼，又看看预约本子上的时间，说：

“最早的时间是下个星期三。”

天哪，我心里想，要等到下星期三我还不早就咳死了？

即使这样我还是约了，那时候死马当活马医吧，好不好就要看我的造化了。我从医院跑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妈打电话，说医院要十天以后才能看我，你还是先赶紧跟我说，该吃点什么药吧。我总不能这十天里咳着等死。

我妈又详细地问了我一遍，说往好处说那你可能是支气管炎或者肺炎早期，你就先别想着肺结核了，现在那个病也不是绝症，即使是也可以治好，炎症咳得多了也可能出血，你现在就先按支气管炎吃药吧，国内我给你带的抗生素还有吗？就先紧着那个吃吧。

我哆嗦着，从三年前北京带来的药袋子里找出几片先锋，按说明书说的剂量吞了下去。到底是我的亲妈啊，这么一吃下去立竿见影，第二天我的咳嗽就好多了，发烧的症状也不那么明显了。知道自己不会死了，那天我一高兴，一下子写了一万字。

打这以后我就开始变得分外珍惜健康和生命，也分外珍惜自己的时间。我给自己定下了这条规矩：生命不息，写作不止（non-stop living, non-stop writing）。我得赶紧趁着这宝贵而短暂的活着的时间多写点字，把想要表达的东西全部都写出来。巴尔扎克那么伟大的《人间喜剧》的宏伟蓝图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我只想赶紧写出点真事儿来就完了。把我们生活中最真实的生活状态表现出来，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无论以什么样的体裁，只要它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物和故事，这样的小说就一定有它的生命力存在。

至于钱，还有工作，这些让人烦恼的问题当然也不是不真实存在的。所以也许我那条格言里应该还得加上一句：生命不息，写作不止，赚钱不停。不过我可从来没指望我写的小说能给我挣来什么钱。我只能指望写完这个小说自己能赶快在附近的哪家餐馆找到份工作。自打我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我每出版一本书的稿费还不够买一张从北京到伦敦的往返机票钱。包括今年刚出的那一本书，到现在我还没拿到稿费，可即使拿到了也就是一张机票钱。怪只能怪自己写的书都不畅销。怎么才能畅销呢？当初我鄙视和鄙夷的某些作家脱了脱乳罩就成了全球畅销书作家，据说已经赚了三千万。早知道那也能赚钱，当初我还不如跟风也脱一把乳罩呢。让人看看你粉红的乳头有什么关系？三千万啊，国际畅销书作家啊。可是说良心话，要是真的有人给我三千万，让我为促销自己的书脱一下乳罩，我还真做不到。不是我装，我是真的真的做不到。

所以我现在混得这么惨，也是活该。有时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了的时候我就想，车到山前必有路，实在混不下去了我还可以一走了之呢，到时候我最多回北京不就完了。

是啊，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了：我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去呢？

25．开往

SOHO的地铁The Train towards Soho

哦，让我想想，这可真是一个复杂而又一言难尽的问题。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只怕我再写一本书也写不完。我还是想想办法简单地说了吧，虽然我也不清楚我是不是能把这问题说个明白。

先说点别的。几年前我刚到伦敦不久的时候，有一次晚上在伦敦坐地铁去参加市中心一个朋友的聚会。那时候我刚来英国也就两三个月，对伦敦的一切都不是很熟悉，而且英语也不是很好，还在伦敦的一所大学里读硕士学前预备班（Pre-sessional course）。那天我因为是去参加一个Party，又是在夏天，所以我穿了条性感的黑色紧身裙和流苏大花边的玫瑰色纱质衬衫，化着晚妆。那时候我二十五岁，一个年轻靓丽的中国女孩子，在伦敦深夜的地铁站里等着开往Party的地铁，应该也算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吧。没想到就是这样的靓丽差点给我惹了麻烦。还好这也就是在伦敦的地铁，伦敦的治安还算是很好的了，要是在美国纽约深夜的地铁站，我打扮得这样花枝招展地往地铁里一站，还不得让人给先奸后杀了算。

废话少说，且说那天不谙世事的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在地铁站里等着，打算乘坐那开往SOHO的地铁去参加Party，已经是深夜大约十点多钟的时候，因为我上车的地方是个小站，地铁站里空无一人，大概只有上面检票的地方才有一两个值班的工作人员。等了一会儿，地铁来了，车厢里也是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列车在我的面前停下，车门缓慢地打开，我看也没看地就走了进去，在空空荡荡的地铁车厢里随便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来。

我随身带着一个小小的参加Party用的小包，里面也没什么钱，在英国我都用卡，很少随身带现金，包里也就装了一支补妆用的口红，一小面镜子，一个钱包和一个手机之类的东西。要真碰上抢钱的我也就把这包东西给他了，反正统共除了手机别的也值不了几个钱。而且我一直以为伦敦的治安很好，不会有什么问题，不然我也就不敢一个单身女子晚上一个人出门了。

恰恰就是这天我差点碰到了麻烦。

我刚在地铁里一坐下来，车厢的门就关上了。地铁开始迅速地在轨道上行进，一秒钟的工夫就钻入了地道，行驶在黑暗的地下隧道里。

“嘿，你是从中国来的吗？”我听见突然有人用口音很不纯正的英语问我。听得出他不是英国人，最多也就是移民第二代，反正绝不是纯正的英国人。

我猛地抬起头，看见对面的一排座位上，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黑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儿。他的肤色偏黑，但又不完全是黑的，稍稍带着一点巧克力的颜色，而且从五官上看也更像是印巴一带的人，所以我猜想他是黑人和印度人混合的后裔。

我四处看看，发现整列车厢里竟然只有我和他两个人。

我开始有点心慌了。

但在表面上，我还是做出镇定的样子。我若无其事地低着头，一言不发，只当他说的话我听不见。或者听不懂英语。

“喂，中国人，你没听见我在问你话吗？”那个黑男人又说了一句。他的年龄不会超过二十八岁。在匆匆的一瞥中我注意到他穿着一件黑不溜秋的T恤衫，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裤子也是灰扑扑的，说不出什么颜色来。脚底下一双彻底脏掉的运动鞋，看上去好像已经穿了十年了。

我继续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心里只急切地盼望着下一个地铁站赶快到来。停车，赶快，停停停。

“你怎么了？听不见我在跟你说话吗？”他说。

我抬头漠然地看看他，又看看四周，仿佛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样子。

天哪，这一站怎么跑得这么久？怎么会这么长？一般来说一站地很快就会过去了，现在应该早到站了啊。

我开始有点慌了。我不知道我这样下去还能再坚持多长时间。

那个男人果然开始有点急了。看他的样子他已经有点想要站起来。如果真的那样那就完了，当时我心里飞快地想，绝对不能让他靠近我。绝对不能。

我赶紧再次低下头。仍然是若无其事的表情。

“你这个中国婊子，不知道我在跟你说话吗？啊？”他的声音开始变得凶狠了。

天啊，怎么还不快到站？！下一站是哪里？是哪里？地铁你怎么还不到站呢？怎么还不停车？下一站在哪儿啊？我心里简直快要急疯了。

脸上却仍然平静地，没有任何表情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一动不动。

那个男人终于站起来了，我开始发慌，就在他试图要向我走过来的时候，他突然有些站不住地走了个趔趄——我迅速地抬起头来，天啊，谢天谢地，地铁终于到站了！刚才那一下是因为刹车的惯性，让他站起来又摇晃着往后倒了两步。

车厢外的世界立刻白昼般明亮。我一个箭步地冲向尚未开启的地铁车门。

要命的是，可能是因为夜太深了，车门外的地铁站台上居然也一个人都没有！

我紧张得要命地站在地铁车厢门口，握着栏杆的手心都已经出汗了。

车彻底停稳了，车门缓慢地打开，我迫不及待地一步就窜了出去。

这时候那个男人已经跑了过来，在我出门的刹那他已经跑到了车厢的门口，看见我已经逃出去并且跑得远远的了，他才明白他即使出来也追不上我了（一上楼就有地铁值班的工作人员了），于是他气急败坏地站在已经正在尖叫着关闭的地铁车门里无限恶毒地冲着我喊道：

“滚回你的中国去！为什么到英国来？你这个中国母狗，滚回你的中国去！”

……

我的心在听到这句话的那个瞬间突然被什么紧紧地揪住了，扯得难受。我奔跑在深夜无人的地铁站台，看到那辆承载着那个魔鬼般的黑人的长长的地铁列车正在迅速地从我的眼前飞驰而过，带着那个黑暗而高大的噩梦般的身影离我远去，突然我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中了一般，我再也跑不动了。我停下来，捂住自己几乎窒息的胸口。在伦敦深夜空旷而荒凉的地下站台里，整个世界仿佛只有我一个人，我看到自己的影子被头顶上的白炽灯光打在灰色的地面上，它轻轻地晃动着，像一个扭曲的黑色剪影。

这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心在异常地跳动着。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而激烈的悸动。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心悸。

Chapter 11

星期四

26．我爱你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need you（我爱你，我需要你）……”在冬夜的Paddington地铁站口，我手机的歌曲铃声终于响了起来，我一看号码，又是一个不认识的手机电话，我知道这肯定是John，还没等手机唱完“我爱你”就赶紧接了电话：

“喂？是John吗？你现在在哪儿？我已经到了半个多小时啦！”

“哦，是吗？”John欢快的声音说。

在那天的派对上我见到了很多陌生的新面孔，也就是很多在以前的聚会中从没有出现过的人。比如说在那天晚上我认识了Joe、Vincent还有George，三个都是非常有趣的男人，我觉得他们都比John有意思多了。我已经越来越讨厌John总是对什么（包括我）都心不在焉的样子，可同时每次聚会他又自以为是我的男朋友似的，总是和我说几句俏皮话，让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和他有了什么关系似的。我不喜欢这种暧昧不清的状态。但他那些话都是开玩笑说的，我又不能当真和他生什么气。总之就是很麻烦，慢慢就开始转变成了讨厌。但还不是完全的讨厌，只不过在他胡说的时候不理他就是了。

我们去了Paddington大街上一家很偏僻的酒吧。说实话平时Paddington街上就没什么新鲜地方，枯燥得要命，他们居然还能在街的尽头拐角处找到那么一家适合开生日派对的酒吧（因为那里人少，地方又大，酒也不贵，还有漂亮幽雅的大落地窗），真不容易。进入酒吧的时候还不到八点，而且来的人寥寥无几，只有John、我、Sophia的男朋友Senkevich还有另外一个不知道名字（忘了）的男人。其他的人都还没到。John对我说，他们也是刚刚从Senkevich的家里过来，那里下午已经开了一个Party，但是Senkevich家的地方太小，只容得下几个人，所以没叫我去。我也无所谓，何况当时也完全不知道这天是Sophia过生日（John压根没告诉我），心想让我在酒吧玩可比去人家家里自在多了。John说结果他们有些人喝醉了，还在他家醒酒呢，所以Senkevich先和他们过来招呼早到酒吧的朋友，Sophia带着其他的朋友一会儿过来。

我去吧台边买酒，虽然往常大多都是John给我买饮料，可这并不等于每次我都得等他给我买。我一直自认为自己和他就是普通的酒肉朋友而已，凭什么老让人家为我付账，除非他自己抢着要付，那我也不拦着。谁知道这次我刚对吧台的调酒师说出了饮料的名字，Senkevich一个箭步就上来了，付给了调酒师一张可以买十杯酒的钞票，我刚要说话，他冲我笑笑，说：

“你别管了，这一轮是我的。”

他的意思是进酒吧所有人的这第一轮酒由他付账，后面的再由我们买。我一听也就罢了，心安理得地端过了我的饮料。

冬天的伦敦天黑得早，往往到下午三四点钟天就黑了。这时候虽然是八点来钟，窗外的夜色看上去却犹如午夜般漆黑一片。尤其是在这虽然属于市中心却很偏远的大街酒吧里，外面马路上几乎连行人都没有几个，路灯也黑乎乎的，感觉就像在德国乡间的哪个荒凉无人的当地酒吧里一样，虽然我也不知道德国乡间的酒吧是什么样子，反正当时的感觉就是那样。像是在世界边缘的最后一个酒吧里，几个预约死神的人在黑暗的房间里喝着酒聊着天，打发着生命最后的寂寞时光。

酒吧的人陆陆续续地来了。这时候我坐在离窗户不远的长条沙发里和John以及他的朋友们聊着天。当然主要都是他们在聊，我只在旁边静静地听着，装得像个淑女。不过也不是我故意想装淑女，而是因为他们说的英语都太复杂了，我需要非常费力地听才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总之都是一些男人之间的话题，所以我很快就懒得去听了，反正也不需要我发表意见。不过我还是礼貌地做出认真聆听的模样，一面无聊地喝着杯中的可乐。我只要了一杯加冰的可乐，懒洋洋地脱了外套穿着毛领开衫坐在柔软的沙发里，听着男人们闲聊的话题，看着酒吧落地窗外深黯的夜色无所思想。

这也算是一种美妙的时光吧。我茫然地想。

人渐渐地多了起来。他们开始不断地起立和新来的人打招呼。渐渐地John作为Party的中心人物已经没有坐的地方了，他站在这里或者那里，不断地和前来和他拥抱说笑的朋友们应酬着。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开心过，脸上的笑容持续地绽放着，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都是他的朋友。也许只是因为这天是一个生日聚会，所以他把很多他平时见面不多的好朋友全都叫来了。

他和Senkevich都越来越忙，我就没什么事干了。这时候我身边的沙发座位上已经坐满了奇奇怪怪的人。虽然每一个John都已经给我们介绍过了，可一圈下来，我一个名字也没记住。早就说了，我记人名是一个白痴。现在他们都忙了起来，我只好开始试图和坐在我旁边的人聊天。

酒吧里参加聚会的人直到现在为止还只有我一个人是女性。我早就知道，这帮人的聚会永远是一种男性性质的聚会，只有少数我这样女性中的异类才会被他们吸收进来。再有就是像Christina那样的女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至少我是这样想她的。还有就是Sophia，不过她纯粹是作为Senkevich的女朋友的形象出现的，而且每次都乐此不彼地扮演着这一形象。她实在太爱这个男人了，甚至都已经没有了她自己。她真是一个幸福的小女人，说实话我还真有点羡慕她。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行。或者说，还没有哪个男人能让我变成一个幸福得失去自己的女人。作为一个可爱善良的女性，我还是蛮喜欢Sophia的。Christina那样的女人在舞台上是一个光彩照人的摇滚歌手，可在生活中她那样动不动就歇斯底里的性格，不要说John，就连我也受不了她。何况后来的聚会中除了有她的演出，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也许是John学乖了，那之后就尽量避免我和她碰面。我倒是没什么，就怕Christina又乱七八糟地醋意大发，到时候就算是我赌咒发誓我和John真的没什么，但她若是看到我这样频繁地和John在一起出席聚会，也会胡子眉毛一把抓地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她绝对是这样的女人，从第一次见面，我看她和John在酒吧角落里差点撕扯着打起架来就知道了。

当然，在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她还曾经为John打掉过一个孩子。在她二十岁的时候。

这还是后来Sophia在和我单独逛街的时候告诉我的。

“你真的不喜欢John吗？”当时她这么问我，“我真的觉得你们俩很奇怪，很多女孩子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呢，你怎么一直都和他若即若离的？”

我苦笑。心想原来他们觉得我是在和John“若即若离”啊，那没准John也是因为这个才一直喜欢我的呢？虽然他从来没有开口对我说过他喜欢我，可连傻子都能看出来他对我怎么样。也许是他太害羞了吧，他一直很怕再跟我提到任何和私人感情有关的事。我们只是一直没心没肺地在各种各样的Party里傻玩着。

“John是个很好的男人呐。”我说，“可这不等于我就一定要喜欢他吧？我是说，那种喜欢。”

她很纳闷：“Juliet，你到底是想要什么呢？”

“我？我想要什么？”我被她的这个问题给问得傻掉了，我耸耸肩膀，“我什么都不想要。”

Sophia看看我，叹了口气。

“你是不是觉得John配不上你？”她说，“或者是嫌他没钱？”

天哪，我还有什么资格嫌弃一个年轻英俊的英国男人？连我自己都是一无所有地在伦敦有上顿没下顿地活着，我还有什么资格嫌弃别人？那时候我甚至都在想，如果再过半年还找不到工作，我还不如回国算了。像我这样一穷二白在伦敦漂着的外国女孩，能有个英国男人喜欢我就不错了。再说了，真嫁给他了我还能拿一英国护照呢，是啊，其实我也很奇怪我为什么没有爱上他。

“怎么可能，”我自嘲地说，“我配不上他才是真的。你看Christina多漂亮，人家还是地道的英国女孩子。我真不知道John怎么会舍得离开她。”

Sophia显然是误会了我的话，她以为我这么说是因为对Christina和John的那一段过去耿耿于怀。很多傻乎乎的女人都会这样，可问题我还真不是吃醋。

“Juliet，很多事情John可能都没跟你说过吧，”她说，“你知道吗，他们俩是不可能再在一起的，……Christina还为John打掉过一个孩子呢。”

“啊？！”

“当时Christina才二十岁，你不知道她有多伤心，那时候她哭得死去活来……她自己告诉我的。”Sophia神情惋惜地说。

“为什么要打掉？”我有些不忍地问。在英国，有很多女孩都会把孩子生下来做单亲妈妈的，英国的福利好，政府会给她们钱养这个孩子，还会给她们免费的住房。

“John不想要。”她皱着眉头说，“具体他们俩之间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是太清楚，可我知道，他们是绝对不会再回到一起的了。”

我无话可说。

“Juliet，你真的不喜欢他吗？”Sophia异常严肃地问我。

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回答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严肃性的后果。或许，她是替John和她的男朋友来问我这些话的。

“Sophia，你爱Senkevich吗？”我问。

“当然啊！”她毫不犹豫地说。

“在你遇到Senkevich以前，你还爱过别的男人吗？”我问。

她犹豫了一下，想了想说：“爱过，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爱过其他的男人，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现在我对Senkevich这种情感。”她考虑了很久才得出这个结论：“在遇到Senkevich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男人。对Senkevich，我可以牺牲掉自己的一切去爱他，但是以前的那些男人，没有一个能让我这样。”

“Sophia，我对John的感觉，就是你对你男朋友以前的那些男人的感觉。”我静静地说。

她略微地怔了一怔。

我看看她，笑了。微笑着扭过头去看邦德街咖啡馆外络绎不绝的鲜艳的人群和街头风景。

“你的意思是说，你还不够爱他？”她若有所思地说。

我说：“我还不能确定那是不是就是爱。还是只是像朋友一样的普通情感。”

那是我们之间关于John的最后一次谈话。

那以后，她再也没有问过我和John的关系发展得如何，甚至都再没有提起过他。我们还像往常一样，偶尔出来逛逛街，喝喝茶，谈一些女人之间琐碎的话题。John也还像以前一样不远不近地对待我，一到有聚会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

我对John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我和Sophia之间关于他的谈话。甚至连我和她逛街的事情都没有告诉他。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淡的。仿佛远远地站着，中间却又似乎连着一条细细的线。这条线就是我们的聚会，和朋友们。John甚至从来没有单独约会过我。他是一个聪明的男人，知道该怎么保持和我的关系以及距离，不至于把我吓跑或者被我拒绝。我们就这样君子之交淡淡如水，一起参加伦敦各种各样的狂欢派对。也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中所不能承受的轻吧。但我们承受着，愿意，并且继续。

27．荒凉酒吧

Desolate Bar

在那个如同村落般荒凉的黑暗酒吧里，坐在我身边沙发上的是一位年轻的英国男子，也是我从没见过的一个人。他留着半长的头发，黑色的头发有些自然波浪型的卷曲。从侧面看过去，他长着一个非常挺拔而且略微下勾的鼻子，有着非常犀利的眼神。在他回过头来看我的时候我差点让他给吓了一跳。

“你是侦探吗？”我半开玩笑地说。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圆领T恤衫，长长的袖子，袖子的中间被剪了一块下去，上半只胳膊是黑色的袖子，下半只就成了白色的。这是最近很流行的款式，但只是在青年人中间。

“不是。”他笑了，虽然刚才John向我介绍过这是他的朋友但我还是忘了他的名字，“你到这里多久了？”

我一愣：“到这个酒吧还是英国？”

他想了想，决定改变他的问题：“英国。”

“两年。”我说，“你呢，你是英国哪儿的人？”听他的口音不像是伦敦的。

“我出生在英国南边的海岸，朴恩茅斯你知道吗？”他说。

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我是Juliet。”

他笑了，显然他记得John刚才告诉过我他的名字：“我是Joe。”

“怎么拼的？”只有记住一个词的拼法我才能记住一个人的名字。

他拼给我：“J-O-E。”

“哦，这个简单。”我欣喜地说。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你是来英国上学的吗？”他问。

“是的，不过我已经上完了。”然后我说，“你是做什么的？”

他犹豫了一下，笑道：“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就都笑了。我发现人在说真话的时候特别可爱。

“我也一样。”我笑说。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开口告诉我：“事实上，最近我一直在写一本书。”

“哦？”我不得不开始对他崇拜起来，“是什么？诗歌还是小说？”

他说：“当然是小说。——我想写一个故事。”

“哦。”我说。眼睛发光地盯着他。我已经崇拜他了。

他继续若有所思地说：“你知道……写诗是我十年前上中学的时候做的事情了。”

我点点头。像听着一个大作家的心曲。

“这个故事是关于什么的？”我好奇地问。

“关于很多。”他说，说到这里他突然抬起头来，非常感慨似的看了看酒吧黑乎乎的天花板，“你知道，人生……总是有很多事情发生的。”

我点点头。

“是你自己的故事吗？”

“……不完全是。”他说，“我还在考虑。”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在考虑什么。

“那你还写过别的小说吗？我是说，除了这一部？”我很想借来看看。

他低下头来，忘掉了天花板：“没有，你知道，写一部小说是很困难的，我一直在努力。”

“嗯。”我说。继续崇拜着。他的样子开始越来越像一个作家了。

“这一部小说我也还没有写完。”然后他又说，“不过我会很快完成它的。”

我说：“你写了多久了？”

他说：“哦，很多年了吧，让我想想。”

然后他就开始忙着计算他开始写作的年头去了。这时候，沙发对面坐着的一个人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Joe，你在和这个小姑娘说些什么呢？”他笑呵呵地跟他开着玩笑。

这个人的玩笑话立刻打断了Joe严肃而沉思的状态，他开始有一点点被中断的不高兴，但很快看见是对面的这个朋友，就又恢复了他原来的姿态，高傲地说：“我在告诉她我写的一部小说的情形。”

“是吗？你还写小说？”对面的人惊奇而微笑地说，看上去这事没人知道。

我说：“他是你的朋友吗？”

还没等Joe回答，那个男人先微笑着向我问好了：“我和Joe都是John的朋友。我们都很要好。”

他这么一说，我反倒更糊涂了。更加拎不清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不过现在这些问题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Joe能不能告诉我他的小说都写了些什么。我很好奇。真的很好奇。

这还是我在这个圈子里碰到的第一个作家呢，我有些兴奋地想。

但是我的喜悦很快就破灭了。当John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对面的男人用好笑的口气告诉John, Joe说他正在写一本书，John立刻睁大眼睛微笑着看着我说：“哦，难道我没有告诉过你吗？——我也一直在写一本小说呢。还有Nick，他今天没来，他也在写小说，我看过他写的几个短篇小说，非常好，等下次他来了我介绍你认识他。”

天哪。

突然间满酒吧的人都成作家了。我开始慌了神，不知道到底该崇拜谁了。

“哦，是吗？”我说，“什么时候拿给我看看吧。”

“不行，”John干脆地说，“我还没写完呢。等我什么时候写完了，一定拿给你看。我想那会是一本书，我的第一本书。”

原来John也是个作家。可我怎么一直都没听他说起过？他只告诉我他翻译过一些捷克文学。我还知道他讨厌米兰·昆德拉。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了。

John在宣布完这几句话以后就走了，继续回到他别的朋友身边去喝酒聊天了。我们剩下的这几个人还坐在原来的沙发上，继续谈论着Joe写书的话题。

但是这一次主要就不是我在和Joe谈话了，变成了那个叫Neil的男人和Joe之间的谈话。我再次变成了一个坐在两个男人中间的花瓶，或者说听众。傻傻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你知道，我经常在想，有些意识形态上的缺陷是我们人类原始的逻辑思维自远古以来就无法弥补也无法企及的，”Joe开始满嘴都是我听不懂的英文单词，什么“超现实意象”啦，什么“达达主义”啦，什么“狗屁意识流”啦，还有什么“文过饰非”之类的打死我也听不懂的、五万字的英文词典也查不着的深奥而怪异的英文单词。

也许是为了回应他，Neil也不管我这个外国人的死活了，在他的话里也开始充满了大量复杂而生僻的单词，我简直如听天书，闻所未闻。刚开始我还厚着脸皮打断他们不好意思地问其中某一个长达16个字母的单词的含义，在他们两个人共同费了长达三百字以上的英文解释我还是一片茫然以后，我再也不问了。而他们俩也更加肆无忌惮地信口开河起来，到最后一句话里我能找出一两个能听懂的日常用词就已经算不错了。

天知道他们俩在说些什么。但总是和文学有关的话题吧。我满脸茫然地想。

感觉有点像我在国内的时候，在饭局上听见有人在一本正经地谈文学谈艺术，并且比着拽大词儿。

后来我已经干脆放弃不听了，也不管他们俩了，让他们俩自己继续比去吧。我无聊地喝着自己杯子里剩下的可乐。里面的冰块已经几乎融化了，变成了水，混合在深褐色的液体里，只留下零星的一点冰块的碎片，在窗外昏暗的路灯光的反射下散发出一丝寒凉的光线，进入我的眼瞳。

听着酒吧里若有若无的音乐，我想，这又将会是一个多么无聊的夜晚。就好像Hotel California（《加州旅店》）的那句歌词：you can check out any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你可以在任何时间离开，但是你永远也无法离开。）

Chapter 12

星期三

28．你为什么不结婚？

Why Don’t You Get Married?

“John，你为什么不结婚呢？”我问他。

他已经醉了。在Paddington大街深夜的酒吧里，他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半杯还没喝完的威士忌。

“什么？结婚？”他说，“我为什么要结婚？”

我说：“比如说，为了要一个孩子？你不想要孩子吗？”

他笑了一下，很荒诞的笑容，仿佛我说的是天方夜潭：“我干吗突然想起来要一个孩子？我连自己怎么过都还不知道呢。”

我有些难过地沉默了一下，说不上来是为什么。不过想想他说得也对。

“你有过孩子吗？”我问。

他嘲笑般地眨了一下眼睛，说：“有过几个吧。”

“在哪儿？”我有些意外。

“我不知道，”他突然彻底笑了，“……可能他们早变成几个鬼魂了。”

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

我说：“John。”

他仿佛稍稍有一点从醉意中醒过来，他回过头来，看着我说：“什么？”

我看了他一会儿。

“没什么。”我说。

夜色在窗外无边地淌落。在冬天。

29．垮掉的诗篇

The Beat Poetry

是的，我们为什么不结婚呢。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是说，我自己。

我为什么不结婚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是因为我还没有碰到那个让我想和他结婚、或者说可以和他结婚的男人。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或者男人来说，在二十五岁以后要做出婚姻的决定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虽然我和John毫无男女朋友方面的关系，但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他那个没出生就死去的孩子，我总是为他说不出地难过。或者是为了年轻漂亮的Christina，我不知道。可我一想起这个就觉得难过。就好像为他打掉孩子的不是Christina而是我。

John说得对，他连自己怎么生活都没有想好呢，又怎么可能去和她建立一个家庭，组成婚姻，并且生下那个由错误造成的孩子？

有天晚上John喝醉了，在半夜一点用家里的电话给我打电话。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将近两个多小时。因为那是他妈妈家的电话，所以他不用担心电话费，可以放开了跟我聊。也不知道我们都聊了些什么。也许是文学（因为我知道了他也写小说）。也许是生活。忘记了，全忘记了。

他说：“你好像对音乐很感兴趣？”

我笑了，我说：“我对什么都感兴趣，只要是艺术——我对中国的摇滚乐的了解主要来自我以前的一个男朋友，他是个DJ，在北京。”

他说：“现在你们还在一起吗？”

我笑：“怎么可能，我们分手都快十年了。——他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他安静了一会儿，忽然说：“其实我也知道，我对不起Christina……可是你知道，有些事情，还是早一点决定比晚一点决定好。她现在还年轻，还有很多好的机会。”

我表示同意：“如果你知道以后你不会和这个人在一起，那就越早离开她越好。”

然后我们又懒懒地说了些别的。一些不关痛痒的闲聊话题。

后来不知怎么的又说到了诗人们。我说其实有很多诗人也吸毒，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诗，是一个美国诗人（虽然我知道他的中文译名，可我不知道在英文里他原来的名字是什么，怎么说）的著名诗篇，然后我突然说：

“你知道那个诗人吗？他写过一首诗，里面有几句是：钥匙放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妈妈说，不要吸毒，孩子，结婚吧。”

由于这首诗我看的也是中文版本，所以在电话里我只好自己把它按意思翻译成了英文。John听得很费劲，努力想回想起我说的这是哪一个诗人来。在听到我翻译的诗的最后一句他突然叫了起来。

“哦，是了，我知道你说是谁了，是Allen Ginsberg对吗？”他说。

我恍惚听上去他说的发音是那个我们叫做艾伦·金斯堡的人：“对对，就是他。你知道我说的那几句诗是哪儿的了吧？”

“是的，当然。”他说。然后他突然停了一下——发生了点什么，是的，在那一个瞬间我们都感觉到了，在我和他之间，突然悄悄地发生了一点什么。

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感觉到有什么发生了。在我和他的心里。

可那不是爱情。我不爱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他。我对他从来没有过任何爱或者欲望的感觉。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潜意识里，我已经把他当作了我在伦敦最亲密的好朋友。可我对John的感觉和爱情没有半点关系。我只是很喜欢和他还有他的朋友们待在一起，哪怕只是成天在一起无所事事地鬼混，喝酒，聊天，开各种各样的Party，或者去看各种各样的地下演出……无论是做什么，无论是做着有意思还是没意思的事情，过着有意义还是没意义的生活我都愿意。我就是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因为我在他们身上能找到和我相似或者相通的东西。我知道他们是我的同类。我喜欢和他们一起毫无意义地生活着。像在整个巨大的城市中一片树叶的荫凉下生活的一群蚂蚁，我们成天无所事事，也不知道自己一天在干些什么，可我们无比快乐地享受着这一无所有却自由快乐的生活。

然而在这一个瞬间，在John和我已经抱着电话聊了两个多小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经常这样？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当我突然说出那个垮掉的美国诗人在半个世纪前写出的落魄的诗句的时候，我知道，他终于第一次明白了，我是懂得他的。

或者说，在那个时候他才知道，我是多么地喜欢着这一切。和他一样居无定所的、穷困潦倒的贫民生活。

他突然不说话了。我想在那一刻我们都体会到了一种心灵相通的感动。伴随着某种难言的辛酸。那是一种说不出为什么的辛酸的感动，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懂得彼此。

他说：“原来你知道他的诗。”

似乎是一句废话，可我知道他想说的意思。这时候，语言再次成为不可交流的可笑而无力的东西。一种毫无意义地存在着的中介体。然而我们又不得不依赖着它的存在来进行交流。尤其是在电话里。当两个人甚至都无法见到对方的时候，语言就成了我们惟一可以沟通的工具。

而且我使用的不是我母语的语言，让这种交流变得更加不可交流。可我们还是懂得了彼此。

在那句诗篇出现的瞬间。

来自于心灵最轻微的触动。在刹那间。

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能真正感受到诗歌或者说文学的力量。那巨大的、排山倒海般的、席卷整个人的灵魂与身体的、伟大而无所不在的力量。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能感到自己的心灵是多么地脆弱，多么地柔软而苍白、多么不堪一击。

孩子，不要吸毒，钥匙在窗台上，结婚吧。

是的，我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30．迟到的客人

The Late Guest

Sophia出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随着她的出现，酒吧里终于多了几个女性的身影。Sophia带来了好几个她的女朋友，还有几个我没见过的她的男性朋友。大家一见她来了，立刻上前去和她拥抱问好。

“抱歉我来晚了，”她欢快地吻着他们的面颊说，“你不知道Nina刚才醉成了什么样，把我们家的地板全吐脏了。”

大家哈哈大笑着，夸奖她今天的打扮真漂亮。

这时候对面的Neil才告诉我，今天是Sophia的生日。

“啊？”我立刻把身体转向John，惊讶地看着他问：“你、你怎么早不告诉我？”

John还是微醉着，无所谓地微笑着看着我：“告诉你，告诉你什么？”

我知道我已经没法和这个人说下去了。赶紧起来跑过去拥抱Sophia，祝她生日快乐。

“你今天的发型真漂亮，谁给你做的？”我恭维地说。

“哈，在我们家那边的发廊做的，”Sophia开心地说，“花了我好几十镑呢，怎么样，还好吧？”

“太适合你的脸型了，”我说，“你以后就这样吧。宝贝，生日快乐。”

“谢谢你，亲爱的。”

然后Sophia就跑去应酬别的客人去了，我跑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坐下。这时候朋友基本上都到齐了，酒吧的座位也显得拥挤了起来，有点不够用的样子。我们这条本来只能坐两个人的沙发上坐了四个人。

这时候突然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了一个极其可爱的男人，他的身材和John一样又瘦又长，不同的是他的脸比他的身材还要瘦长，窄窄的脸上长着一个高高的尖尖的鼻子。不过最可爱的还不是他长的模样，而是他的性格。

“咳！美女！”他一过来就从后面趴在我们沙发的靠背上，头枕在双手上好奇地问我和John：“John，这是你的美人儿吗？”

我哈哈大笑起来：“什么呀，不是。”

John也在同时笑道：“这是我的朋友，Juliet，”然后又对我说：“这是我的朋友Vincent。”

“你好你好，”Vincent卡通般地在沙发上向我招了招手说，“你是从哪儿来的？日本还是中国？”

我看着他可爱的样子笑道：“中国。”

“啊！我喜欢中国！”他立刻叫了起来，“如果中国都是你这样的美女的话。”

我被他的甜言蜜语逗得开怀大笑：“天哪，Vincent，你简直太会讨女孩子开心了！”

“真的真的，”他说，怕我不信的样子，“你能让我吻你一下吗？”

我吓了一跳，说：“什么？”

他嘿嘿地笑着说：“没什么啦，就是轻轻吻一下你漂亮的小脸蛋儿而已。”

我搞不清楚这是个什么人，迟疑地看看John，只见他微笑着对我说：“你别介意，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到哪儿都胡说八道。”

他这么一说我反而放心了，开心地对Vincent笑道：“OK，没问题啊，你想吻我的左边还是右边？”我冲他仰起了小脸。

他像看着一个不知道从哪儿下口去啃的苹果一样，左看看，右看看，然后突然决定了似的说：“还是两边都来吧！”话未落音，他就在我的脸颊两边飞速地一边轻吻了一下。

然后他立刻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兴奋地笑道：“我吻了中国美女啦！还是两下！”

看他的神情，就像个三四岁的得到糖果的小孩子一样，可我看他脸上的褶子，少说也得有三十多岁了。可他这样的性格，我真是喜欢他。对他的好感立刻像夏天的温度计一样，噌噌地往上巨幅攀升。如果要是在股市上金融家该乐疯了。

“Vincent，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我开始对他表示亲热，“你要是早来我就不会有这么无聊了。”

“哈哈！”他高兴得不得了地说，“美女喜欢我了是吧？你叫什么名字来着？Juliet是吗？哦，真是个好名字！你的中国名字叫什么？”

我告诉了他。又找了张小纸片儿（从废弃的香烟盒子上撕下来的），然后满世界地找人借笔，终于在作家Joe的口袋里找到了一支圆珠笔，在沙发靠背上一笔一划地给可爱的Vincent写下了我的中国名字还有拼音。

“喔，连我都不知道你的中国名字是什么。”John正和旁边的人聊着天，看见我写字，扭过头来看了一眼说道。

我没理他，兴奋地把写好的我的名字的纸片拿给Vincent看，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发音。

“记住了吗？”我问。

他有些为难地想了想，对着纸片又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发音重复了一遍，说：“对吗？”

“太对啦！”我兴奋地从沙发上跳起来，翻过身去拥抱了他一下。他因为我这一抱高兴得手舞足蹈。

“哦，我早知道我有学习中文的天才！”他得意地说。并且跟我要走了那张写着我名字的纸片儿，小心地折叠起来放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这样我回去了还能再复习复习，下次见到你我就能记住它了！”

我和Vincent在几分钟的时间里立刻成了最好最好的好朋友。他简直是我在这个聚会中碰到的最有趣的男人了。我实在是喜欢他。太喜欢了。和他在一起我有点像找到了自己的镜子的感觉。

“你想坐下来吗？”我注意到他为了和我说话已经弯着腰趴在沙发背上半天了，我怕他累着。

“不坐不坐！”他头摇得拨浪鼓似地说，“坐着有什么意思？我要站着到处走走。”

哈哈，我觉得他真是太可爱了。太太可爱了。

“知道吗，以前我做专业摄影师的时候，一天能站上十几个小时呢！”他有些自我炫耀地说。

“哦！是吗？原来你还是摄影师？”我眨了眨眼，两眼立刻放射出灿烂的光芒，“这么说，以后你可以给我照点照片咯？”我欢喜地说。

“当然了美女，”Vincent开心地说，“我一定给你照出最漂亮的照片来！”

看我们说得这么热闹，而且越来越亲热，喝醉了的John再次回过身来看了我们俩一眼。

“干什么？”我看着他问道。

John又看了我一眼，发现自己也说不出什么来，就只是点了点头，胡乱地说了句：“Vincent的确是个非常棒的摄影师。”

“那是，那是！”Vincent更加孩子般地高兴起来，并且一把掏出他的可拍照手机来，“Juliet，给你看我的照片！”

John有些无奈地又转过身去了，继续和他的朋友们聊天。我欢天喜地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翻身跪在沙发座位上，以便于和Vincent一个高度地参观他手机里的照片。

“哦，天哪，你照了两百多张！”还没进入照片菜单呢我就惊叹了起来，“我的手机上才照十几张。”

“哈哈，那是因为你不喜欢照相。”Vincent得意地说，“我天天拍照片都已经成了习惯。”

“你都给哪儿拍照？报纸还是杂志？”我问。

“阿，”他的声音低了一点点，“我以前是拍广告的——那时候我在一个广告公司工作，不过我早就不在那里干啦！”

“哦。”我聪明地没再问下去。开始兴致勃勃地看他手机里小小的照片。

“哈哈！太好玩啦！”我边看边笑得开心极了，里面有很多都是他自拍的鬼脸，各种奇形怪状的鬼脸，真亏他想得出来。

“我真是太喜欢你啦！”我说，“别老看你，有什么漂亮姑娘的照片吗？”

“哦！当然！”他说。然后他用手在手机键盘上按了几下，一会就出来了一大堆姑娘们的照片。我仔细一看，几乎把牙都要笑掉了。

“天哪！Vincent，你真是我碰到的最有趣的男人了！”我在酒吧里开心得大呼小叫地说，“我真的爱死你了！”

John听得再也按捺不住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晃着喝醉了的脑袋也凑到我们小小的手机屏幕面前来。可他只看了一眼就放心了。又晕乎乎地坐回去了。

“她是你的女儿吗？几岁了？”我大笑着问道。

Vincent异常得意而语气温暖地说：“刚刚半岁，怎么样？她是个小美人吧？”

“绝对是个大美人！”我说，看看照片上的她又看看他，“好在她长得不像你，她的妈妈一定是个出色的大美人。比你漂亮一百倍。”

Vincent继续温暖地笑了笑，在这一个瞬间我发现了他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父亲特有的温柔的片刻。

“她妈妈生完她以后就胖得不行啦。”他有些惆怅地说。一面继续向我展示更多他女儿的照片。有在地上爬的，有在床上哭的，有光着屁股回头做惊讶状的，有咧着没有牙齿的嘴傻笑的。千姿百态，可爱万分。

我说：“别担心，女人都是这样，很快就会瘦下来的。”

“你生过孩子？”他突然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我哈哈大笑，拍打了他的肩膀一下：“你别开玩笑了！我倒是想生个孩子，可孩子的父亲在哪儿我都还没找到呢。”

“别那么早生孩子，”Vincent作为一个过来人的模样说，“女人一生完孩子连爱都不想做了。”

“嗯……”我可真不敢苟同，可又没法反驳他。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还有别的什么好玩的照片吗？”我说。

“嗯……”他想了想，从他女儿的照片夹里退出来，又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进入了另一个影集。

“哈哈……”我已经笑得说不出话来了。只吃吃地看着他，双手拍打着他的身体笑个不停。

“不给你看了。”他突然收起了手机，“你今天已经看得太多了。现在我的什么秘密你都知道了。这样不行。”

“为什么？”我说，“我还没仔细看呢！给我看给我看！”

现在我变成一个三岁的小孩了。

“不。”他彻底把手机放进了裤子的口袋里，并且再也不打算把它取出来了，“除非你也给我看你的。”

这可不行。刚才他最后给我看的都是各种女人裸体的照片。到底是专业摄影师，连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都那么精彩。

“我哪有啊。”我委屈地说，见他不信，又翻出手机来示意给他看，“你看，你看，这都是我的生活照啊。真没你那样的。”

他开始津津有味地看起我的照片来。不过我手机里照的照片不多，而且大多都是在各种晚会Party上照的，效果都不是很好，黑黢黢的一片，中间突兀地蹦出一两张大白脸。

“你照得不好。”他说，“看我给你照一张……你这个手机怎么用？”

我教给他。然后“咔嚓”“咔嚓”！我们像一对热恋的恋人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头挨着头照了无数张大头像。有一张Vincent还对我伸出了长长的大舌头，要舔掉我半张脸的样子。

我检阅着我们自拍的照片，发现自己在里面笑得比鲜花还要灿烂，嘴巴都快咧到耳朵根子去了——跟刚拣到几个大元宝似的。

“看我们俩多上相！”我们自卖自夸地感叹。看着手机上丁点大的照片不住点头。

Vincent，他真是我在整个伦敦碰到的最最可爱的男人了。

Chapter 13

星期二

31．走向非洲

Going to Africa

“Vincent为什么不在广告公司干了？”有一次我问John，“他现在干什么？”

John想了想说：“他现在在一座办公大楼里做清洁工。”

“什么？”我睁大了眼睛。没法想象他这样有天赋的广告摄影师居然会跑到一个写字楼去打扫卫生。

“没什么，他愿意这样。”John说，“他愿意干这个。他说这样比在公司里上班舒服多了。”

我一想也是。

可我只是佩服他的勇气。我是说，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勇气。首先他得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还要看他能不能完全做到。我知道很多人都想像他这样过自己真正喜欢的生活，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到。

我倒不是做不到的问题，而是我想工作也没有人要我。纯粹属于歪打正着。

“你最近工作过吗？”我终于第一次问了John这个问题。

John耸耸肩：“没有。我已经一两年没有工作了。”

然后他告诉我：“过段时间我想去一趟非洲。”

“非洲？”我莫名其妙。

“对，我可能去尼日利亚还有索马里什么的兜一圈，”他轻松地说，“我想去那里走走，做一年的自助旅行。”

“然后呢？”我问。因为我知道问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是愚蠢的。

“然后我会回到英国。”他说，说到这里他忽然看了我一眼，“我只是想离开这里，到外面去经历一下不同的生活。去非洲，一年应该足够了，我想。”

我沉默着，不知道是该为他高兴还是遗憾。说真的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他走，如果他真的有一天突然消失不见了，我想我会想他的，还有他的那些朋友们。

但他的决定是与我完全无关的事情。我知道。正如我从来没告诉他我什么时候打算回到中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英国待多久，我是说，如果一直找不到工作的话。

“那一定会是一趟奇异的旅行。”我高兴地说，“肯定会有很多神奇的事情发生。是啊，比待在伦敦这个无聊的破地方有趣多了。”

John微笑着说：“我还不知道呢。不过肯定会在今年。”他说的是他去做这件事的时间。

我没问他哪儿来的钱。也许他只是打算到了非洲以后再随地打点零工挣钱。像他这样的英国男人到了哪儿都不用发愁找不到活儿干，至少他还可以做个英语老师呢。

“你会在非洲写完你的小说吗？”突然我问。

他好像突然想了起来似的，或者是被我提醒了过来：“啊，是啊。——也许吧。”

他笑了：“你还记得我那本没写完的小说。”

我点点头。

“嗯，是个好主意。”我说。

32．没写完的书

The Incomplete Book

是的，我几乎已经都快要忘记了。那一本没写完的书。

我这才想起来，原来我还有一本书要写的。虽然我一直没有写过。

空虚、无聊的现代生活。被物质吞没的哲学命题。被抽空的理智与情感。被腐蚀的意志与概念。被麻痹的思维与神经。被格式化的日常生活，格式化的爱情，格式化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关系，格式化的人。

我想这是很多小说家都试图表现过的主题。也许他们没有表现过，谁知道呢，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想再表现一次。是的，在这里，是我自己，想再表现一次。

再再再表现一次。

又怎么样呢？

33．行将结束

Going to the End

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写更多的东西了。和John的故事必须在这一章结尾，虽然我知道，我还远远无法让这个人物在这里消失。

我只能先让这个生日派对告以结束。

谢天谢地，现在我终于可以回到这个小说开始时的句子上来了：有一天晚上，我在伦敦西区的一家酒吧和一群英国男人在一起喝酒。他们中不只是英国人，还有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俄罗斯人。事实上那天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女朋友的生日派对。——现在我才发现，我写的这整本书只是为了写这一句话。现在我终于可以把这句话按照它原来的意思写出来了，其实这个句子应该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我在伦敦西区Paddington大街上的一家酒吧和一群人在一起喝酒。他们中不只是英国人，还有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芬兰人和俄罗斯人。事实上那天是John的朋友Senkevich的女朋友Sophia的生日派对。

在这个行将结束的生日派对里，最后一个要出场的人物是George，如果他不出来的话这个故事结不了尾。在那天酒吧的生日派对上，George是和我聊天的最后一个对象。他告诉我他是芬兰人，一年前到伦敦来读书，在全欧洲最好的伦敦商学院读MBA。他告诉我他来参加这个聚会是因为他是Senkevich的同班同学。

“Sophia是他的妻子，你不知道吗？”George告诉我。

我有些意外：“是吗？她不是他的女朋友吗？”

George见我这么说，也有些不确定起来，看到他的表情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Sophia是Senkevich的妻子而不是女朋友。

“哦，我听说他们已经结婚了的。”他说，“即使没有那也是他的未婚妻吧。”

和John一样，这个男人在我面前缺乏自信心。他们都觉得Senkevich长得很帅，或者说比他们英俊。这种情形我见得多了，倒也不以为意，反而越发膨胀了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虚荣心。

“哦，是吗，不过这也无关紧要，”我说，“他们迟早是要结婚的，他们俩太相爱了。如果是我，我都不会为了一个男人放弃自己的工作陪他到英国来读书。Sophia实在太爱他了。”

听我这么说，George立刻宽心地点了点头，说着回头看了正在另一边喝酒应酬的Sophia和Senkevich：“Senkevich的确很优秀，在我们班里他也是很出色的。”他说。

然后我们继续聊了点别的。我问他为什么来读MBA而放弃了原先很好的工作，他说因为他想如果继续在那家芬兰的美国公司做下去的话也不过如此，他想再上一层楼，就选择了来英国充电读书。

“你知道，拿了这么一个MBA回去，我的薪水会比原来高出几倍。”George以一种成功人士炫耀而刻意平静的口吻对我说，“多读点书还是很重要的。也许以后我还会开一家自己的金融公司，在伦敦。你知道，伦敦拥有全世界最好的金融环境。”

我听出来这个男人在对我描绘他的雄心壮志，换句话说，这只能说明他对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女人有兴趣。我了解这种男人的心理。他总是喜欢在女性面前做出一副优秀男人的样子。也许每个男人都是如此。

但John不是。John和John的朋友们都不是这样，而这也才正是我喜欢他们的原因。

但我和George的谈话仍然进行得很愉快。因为在沙发上坐的人已经太多了，我们站在酒吧门口附近的壁炉旁边端着杯子聊天。我向他请教了一些金融和股票方面的问题，在此之前我对这些全部一无所知，看电视里类似的节目报道的时候就像个白痴。反正也是随意地聊聊天，还不如长点这方面的知识，至少对类似的事情有个大致的了解。

聊了一会儿，George很抱歉地告诉我他必须先走一步了。“明天一早我们Team（小组）还有一个Meeting（会议），我必须要回去做点准备了。”他说。然后他非常礼貌地问我可不可以给他留个电话，以后好再跟我联系。

我当然说没问题。然后我从他的手中把正在输入我的名字的手机拿过来，给他输入我的手机号码。

我正在低着头输入的时候，John忽然像个幽灵一样地出现了。不知道他从哪里走了过来，他显然已经醉了，可手里还端着一只新的酒杯。

我知道这个人又要来惹麻烦了，看在George马上就要离开的份上我不想让他说出点什么让人家尴尬的话来，所以在他还没来得及开口的时候我赶紧对他说：

“John，你去给我买一杯可乐吧。”

我举着快要空了的玻璃杯在他面前晃了一下。

但是他显然误会我是想赶他走了。他以为我是怕他妨碍了我和这个芬兰来的成功男人说话，所以想赶他走。他立刻被激怒了。

“你凭什么让我去给你买可乐？”他有些愠怒地说。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知道事情麻烦了。我把输完号码的手机还到George手里，然后冷冷地对他说：“OK，你不想给我买就算了。”

George发现了我们俩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但他又不清楚我和面前这个他不认识的英国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他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们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John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在那里又站了一会，然后转身就走了。

他走以后，George小心翼翼地问我：“他是？”

“一个朋友。”我恨恨地说，然后喝完了杯子里的最后一口可乐，在嘴里咀嚼着冰块。John这样做搞得我也很没面子。这个蠢货。

George立刻放心了，然后他非常绅士地问：“我可以为你买一杯饮料吗？”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心想，这可真是个会找时机讨好女人的男人。我微微笑了一下，说：“谢谢你，不用了。我会自己去买的。”

“我真的只是想在走之前再请你喝一杯。”他继续风度翩翩地说。

我笑了，他这么一来，我心里的怒气立刻全部消掉了：“真的不用，你赶快回去准备功课吧。电话再联系。”

“好，那电话联系。”他说，然后我们道了别，他又去和Senkevich他们说了再见，离开了酒吧。

他走以后我又自己平静了一会儿，以确保一会见到John自己不会对他发出脾气来。毕竟今天是Sophia的生日晚会，我可不想在这里和他闹出点什么乱子。我只是可恨这个男人怎么这么不自信，居然会吃起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的醋来，只是因为我给人家留了电话。难道我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不成？他凭什么这样？到现在他连我的手都还没有碰过，就到处乱吃起醋来。可笑的男人。他简直就是个不可理喻的神经病。

我走到John的面前去，他正在和Neil站在酒吧靠窗的地方聊天。这时候我已经自己买了一杯加着冰块的可乐。

“John，你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过去尽量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知不知道刚才你那样搞得我很难堪？”

他略带醉意地看了我一眼，居然怒气冲冲地说：“我怎么了？我怎么了？还是问问你自己你怎么了吧！”

我瞠目结舌地瞪着他，几乎不敢相信面前的这个人是John。和John认识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我怎么了？”我叫起来，“我不就是和Senkevich的朋友聊了会天吗？你何必这样？”

他气得想说些什么，又说不出什么来，毕竟我又不是他的女朋友，他根本没有权力对我说任何他想说的话。

旁边的Neil看我们俩不对劲，莫名其妙地想出来劝劝：“怎么了，你们这是？出什么事了吗？”

我盯着John，他气得脸色发青，我想我当时也气得够呛。我死死地看着John回答Neil说：“没什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然后我转身就走了。

我随便找了个偏僻的角落坐下来，打算喝完这杯可乐就走人。

过了一会儿，John向我走过来。

“你怎么了？”他显然是觉得自己过分了，想过来跟我和好。

“没什么。”我闷闷地回答。好像也想出来个所以然。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他在我对面的位子上坐下来，说：“Juliet，你的脾气很不好。”

我叫：“是你的脾气不好还是我的脾气不好？老天爷！”

他说：“你为什么不让他去给你买饮料？”

我恨恨得瞪着他：“我为什么要让他给我买东西？为什么？我才刚和人家认识不到一个小时，我为什么要让他去给我买饮料？！”我气得胸鼓鼓的，恨不能把杯子里的可乐泼到他身上。

他看着我呆呆地怔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开心地笑了。这个蠢货，直到现在他才明白我为什么叫他去给我买可乐。

“你还要喝点别的什么吗？”他快乐无比地说，“我现在去给你买。”

“谁稀罕。”我气乎乎地说，“我什么也不想喝了。我想回家。”

John已经开心起来，现在我说什么他也不在乎了，我再怎么摆臭脸冲他发火，他也不生气了。

“再玩一会儿，一会我送你回家。”他笑嘻嘻地说。

“谁要你送。”我起身说，“我这就走了。”

我穿上外套，拿了自己的包和大家简单地告了别，然后闷闷地走出酒吧，一个人来到深夜时分伦敦荒凉无人的大街上。

我看看表，这时候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半了，想坐地铁也已经没有了。我看到马路对面有一个公共汽车站，就看着来往的车辆穿过马路，想走到对面的车站去。

在我过马路的时候John突然从后面跑了过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穿上外套从酒吧里跑了出来。

“你要干什么？说了不要你送。”我没好气地说。

“没关系，我已经跟他们说了，送你回家。”他看着马路两边飞驰的车辆说。

“真的不用，”我的口气缓和下来，“这里离我家很近，估计坐车二十分钟就到了。”现在已经是深夜，平日里车水马龙的伦敦城应该不会堵车了。

他一言不发地护送我过了马路。

“你真的回去吧，”我说，“今天是Sophia的生日，你不该走这么早。你回去继续和他们玩吧，我自己回家真的没事。”我反复唠叨着。

“那至少我也要送你上车吧。”他终于让步了。

我同意了：“那可以。不过你一会还得回去，我不想让Sophia觉得你是为了我离开她的生日聚会，那样不好。”

他也同意了：“好的，我会回去的——不过其实他们也玩不了多久了，一点钟这家酒吧就要关门了。刚才他们想买酒都买不了了。”

我们步行来到对面的车站。

我看看车站小亭子里贴的公交示意图，点头说：“行了，我就在这儿坐XX路，直接到我家门口。”

John靠在车站巨型灯箱广告的玻璃上，懒洋洋地看着我。我知道他已经醉了很久了，估计他现在还在头晕脑涨。

已经是伦敦的深夜，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底下除了我和John以外只有两三个人，还都是女人。有一个年轻点的女孩坐在亭子里高高的条凳上。

晚上的夜班巴士都很难等，等了一会儿还不见车来，我看看旁边一脸醉意的John，说：

“要不你先回去吧，夜班车要等很久的，外面这么冷，你在这儿陪我也没什么必要。你还是回酒吧去吧，我真的不用你在这儿陪我。”

他摇摇头，说：“不，我等你上了车再回去。”

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一会儿车来了，却不是我要等的那一辆。另外两个等车的人上了车，伦敦的双层大巴士摇摇晃晃开走了，车站就只剩下了我和John还有那个坐在长凳上的英国女郎。她有一头金黄色的卷发，看上去比我稍微大一点点，可能和John差不多，三十岁左右的样子。我们说话的时候，她只是若无其事地看着四周，无聊地等着下一辆车。从离开的这辆巴士我知道，她应该和我等的是同一辆车。

我有些倦了，就在离那个女郎不远的地方也靠着高凳半坐下来。John可能是醉了，他在我旁边的地方靠着玻璃隔断慢慢地往下滑，最后蹲在了地上。

午夜的街道仍然安静着。只有浅黄色的昏暗的路灯光薄薄地照耀着大地。

“Juliet，”静了一会儿，John突然在我身边轻声地对我说，“我一直想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我若无其事地看着四周，随意地问道。这时候虽然我已经不生他的气了，可还没有完全原谅他。

John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他带着一种微微的奇怪的微笑抬起头，用近乎谦卑的口气看着我问道：

“我想知道……你到底……到底想不想做我的女朋友？”

天哪！认识他快一年了，他怎么现在突然想起来问我这么奇怪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干脆地回答。

他立刻蔫了下去。接着他又趁着醉意问我：“那你喜欢我吗？”

我看了蹲在地上的他一眼，忽生怜意。“当然。”我温和地说，“但是你知道，我和你认识还没多久，我也不是很了解你……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他终于得到了一个还算是满意的答复。然后他满足地带着醉意微笑了。

然后他继续蹲在那里，用手捂着一半脸，低声地对我说：“Juliet，你知道，我一直都在想，你到底喜欢不喜欢我……”

我有点烦了：“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了解你。至少像今天这样的事情，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你这么生气。”

他说：“今天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只是有一点喝醉了……”

我说：“我知道。”现在我已经彻底原谅他了。我只是需要一个解释而已。

然后我们就都不说话了。或者说，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等车的时间仍然漫长地持续着。有时候一个小时才来一辆的夜班巴士。

一阵寒风吹来。

我扭头看看还蹲在地上的他，知道他这样在我的身边蹲着只是为了和我一个人说话，不让那个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的英国女郎注意到他。或者说，他要面子。虽然他已经打算今天跟我这儿彻底地不要面子了。

“你回去吧。”我心平气和地说，“外面很冷，你穿得太少了。”

他抬起头来，像一条喝醉了的狗：“我不冷。”

“好好，我知道你不冷，”我开始像哄一个小孩一样地哄他，“但是你已经陪我在外边等了那么久了，你需要回去跟他们打个招呼，让他们知道你还没走。”

他想了想说：“不需要。”

我知道他还没醉到神智不清的程度，便说：“总之你没必要在这儿继续陪我等车了。你知道，这儿又没什么人，我很安全，你回酒吧和你的朋友喝酒去吧，要不放心，你透过酒吧的窗子就看见我了。”

我说了一大堆的话，也不知道他听进去了没有。我听他只是说：

“我没事……我没醉……我等把你送上车了再走……”

我终于不耐烦了，用命令的口气说：“你赶紧回去吧，我不想让你再这儿陪我了。”

他抬头看着我说：“为什么？”

我说：“不为什么。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这下他不说话了，我知道他是彻底地被我搞糊涂了。

一会儿又问：“你真的想让我走？”

我看着他说：“对，你赶紧回去吧。”

他充满疑惑地望着我：“你真的自己一个人没事？”

我说：“真的没事。我喜欢一个人待着。我不需要一定要有个男人在等车的时候陪着我。”

他低下头想了一下，终于缓缓地站起身来，又困惑地确认了一遍：

“你真的想要我走吗？”

和他说话我已经累死了：“是，是，你赶紧回去吧，啊。”

他说：“那我走了？”

我说：“嗯。”

他说：“你真的没有生我的气？你真的没有不喜欢我，对吧？”

他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起来？我努力地点着头肯定说：“对，对，我没有生气，绝对没有。是的，我仍然喜欢你，你快走吧。”

他终于走了。我看着他高高的身影穿过车辆穿梭的午夜大街，然后消失在对面的酒吧门口。

我长长地松了口气。

他刚走了没一会儿，身边的那个金发的英国女郎突然说话了。

“天哪，你简直是我碰到的最酷的女人了。”她说。

我吃了一惊，回过头去看她。确定她是在跟我说话。

她见我扭头看她，继续微笑着对我说：“真的，今天晚上我听到的你们的这场谈话简直是我所听到的最酷最酷的对话了——他被你给彻底搞懵了！”

我被她夸得头昏眼花，乐得心里开了一朵大大的花，差点以为自己是碰到了同性恋。——居然还有人这么欣赏我！而且还是这么年轻漂亮的金发女郎！

我受宠若惊，正想说两句表示感谢的话，车来了。

我们一先一后地上了车。我爬上巴士的二楼，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子上。

过了没一会儿，她也买完票上来了，坐在我旁边也第一排靠窗的位子上，我们俩一个坐左一个坐右，中间只隔了一个窄窄的过道。夜班巴士的顶层空无一人。

“谢谢你。”我说。

Chapter 14

星期一

34．在夜班巴士上

On the Night Bus

“你简直太酷了。”金发女郎又说了一遍，“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酷的女孩子。”

我呵呵地傻笑着：“是吗？”

金发女郎立刻打开了话匣子，开始喋喋不休地和我谈论起来：“你知道，英国的男人都这副德行，以为自己怎么了不起似的，好像全天下的女人都得爱死他……”

我估计她是有感而发，但绝不是有感于刚才她所听到的我和John的谈话。

“……你今天真是为我们女人争了这口气！”她终于结束了她漫长的关于英国男人的牢骚，说，“哦，你真是太酷了。对待男人就应该这样！”

我想她是完全误会了我的心情。事实上我真不是为了扮酷才那么对John说话的，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因为George的事情得罪了我，我一直还对他耿耿于怀，所以才对他爱搭不理的；再加上他又莫名其妙地问我什么愿不愿意做他的女朋友，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他是真喝醉了——这么好几件事加一块儿了才会出来刚才巴士站发生的那个效果。但是显然这些前因后果这位金发女郎全不知情，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

不过也许根本就没有告诉她的必要。因为很快她的话题就转变到别处去了。

“你是中国来的吗？”她问我。

“是的，”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说点别的了。

“哦，天哪，我应该下车了！”她突然望着车窗外轻呼了一声说，“和你聊着天，差点都要坐过站了。”

然后她匆忙从座位上拿起了自己的手袋，站起身来准备下楼，一面匆忙地对我说：“今天真的很高兴碰到你，和你聊天也很开心。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是Amanda。”

“我叫Juliet。”我说。

“哈哈，”听到我的名字她笑了起来，在下楼前的最后一秒对我说，“希望你早日找到Romeo！再见，祝你好运！”

“也祝你好运。”我微笑着目送她下楼。过了一会儿，巴士在下一个站台停了下来，我听见车门打开的声音，紧接着在车窗外出现了那个身姿窈窕的金发女郎跳出车来的身影。我看见她快速地向一个方向跑去。

35．回到星期一

Back to Monday

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是的，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支撑着把这个小说写完。虽然它现在已经只差最后一章没写，可我真的已经感到筋疲力尽。

我想起我还在大学校园的时候，我偷偷地跑到教授David的课堂上去听课。那个专业既不是我的主修课也不是我的选修课，听课学生的名单上根本没有我的名字，我只是在他上课的时间悄悄地混了进去。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和系里惟一的教授David见面。也就是在那天下课以后，我追随着教授先生一直到了他要去的图书馆。

那节课他们谈论的是一本我从来没有看过的、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小说。听上去那是一个移民英国的非洲黑人作家的作品。当时课堂上大家满嘴谈论的都是什么后殖民，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一头雾水像个傻瓜似的坐在教室最偏僻的角落里。

David略微有些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在课堂刚刚开始的时候。大概他也注意到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个中国学生。坐在教室里的全是来自英国或者英国殖民地国家的学生。有黑人，有白人，有印度人，就是没有一个中国人。

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被真正地殖民过，所以我无法理解他们所谈论的所谓后殖民文学意义何在。也许对于曾经殖民和曾经被殖民的国家的人来说，这样的文学理论是极具价值的。

但是后来我很快推翻了自己的想法。我发现所谓殖民的意义也许并不仅仅只是政治上的，它还隐藏着一个精神上的层面。如果纯粹从精神的角度上来讲，不只是中国，整个世界可能都无一幸免地笼罩在殖民与被殖民的境遇当中。如果可以，我想把这称为一种文化上的殖民，或者说，文化上的国际战争，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全球化的大潮下，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无可避免处在这样的境地中。

如果说我在中国时所接受的戏剧教育赋予了我文学的敏感性，那么英国的大学教育则赋予了我文学的理论性的指导。中国给予了我感性的心灵，而英国则给予了我理性的眼睛。在进入英国大学的课堂以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文学是和政治息息相关的，并且不可避免地有着如此深刻而无法割断的关联。这真是让人绝望的一件事情。在发现并且确信这一点的时候我简直快要崩溃了。

我开始质疑，写作究竟有什么意义？

甚至，我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们这样地活着，这样地吃着喝着想着睡着，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毫无意义的个体，我们所有的这一切行为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感到绝望，并且窒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自由，到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真正禁锢人类心灵自由的不是别的，就是他自己。

我开始发现，我已经别无选择。

36．午餐时的电话

A Call during Lunch

让我想想，我最后一次见到John的时间。

我最后一次见到John是在那个生日聚会后的一个月，已经快要到春天了。因为John总是在聚会的时候给我买酒，我一直都说哪天我一定要请他吃顿饭，不为别的，就为了请他吃一顿唐人街另一家餐馆做的“最好吃的烧鸭饭”。

“上次那家虽然有白菜，可他们的鸭子做得不好。”我对John说，“下次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烧的鸭子是烧得最好的。”

虽然一直是这样说着，可John这个人整天行踪不定，又没有电话可以找到他，他邀请我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又大多是在夜晚，所以这顿饭我们一直就没吃成。可能是因为生日聚会那天晚上发生的那一些事情和那晚他在巴士站对我说的话，我们的关系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个月后的一天，我终于接到John的一个电话，说他想吃那顿一直没吃成的烧鸭饭。

“好啊好啊，”我满心高兴地说，心想总算可以还他这个人情了，“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哪天中午吧？晚上那家饭馆的人太多了，根本没座儿。”

于是我们就商量好了第二天中午。电话里他什么也没有说。直到很久很久以后的今天我才想起来，原来那天他打算和我吃这顿饭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什么。

是什么呢？我也不是很清楚。但至少，他是在下着什么最后的决心。我想。

我们在莱斯特广场的地铁站见了面，然后我仍然兴高采烈地带他去唐人街的那家中餐馆。

“那里午餐的时间还赠送免费的例汤，”我兴奋地向他介绍说，“我很喜欢喝他们的例汤，可以说每次我都是冲着喝汤去的。”

“什么汤？”他问。

“萝卜排骨汤啦，花生猪骨汤啦，牛肉菜汤啦等等，”我说，“不知道今天会是什么。”

那天我和他一见面就感觉到这次他好像和平时不太一样。实际上，自从我们第一次在查宁街的那家中餐馆认识以来，后来见面全都是在朋友们的派对或者演出上，算起来，这天应该是我们第二次单独见面。这时候我们都已经认识将近一年了。从头一年夏天到第二年的春天。

想起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从来没有单独约过我呢？是缺乏勇气吗？还是害怕我会拒绝？

现在想想，也许他之所以永远都在有朋友聚会的时候约我出来，只是因为知道那样的话我永远都不会拒绝他。

而那天他为什么突然下了决心再次单独和我见面，我至今仍然不能确定真正的原因。

我们进了那家装修得很高档的中餐馆，可实际上这里的午餐和其他的小店是一个价钱，只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罢了。我给他点了烧鸭饭（因为他好像除了烧鸭并不想吃别的东西），给自己要了一份豆腐膳球饭。我告诉小姐说：“膳鱼不要油炸。”

英国的中餐馆为了迎合英国人的饮食习惯，很多中餐都是经过改良了的。所以每次点菜的时候我都要特别地嘱咐一下。

我们拣了一个最靠里的墙角的位置坐下来，这样我们无论说什么外面的人都听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从在地铁站见到他到现在，我一直感觉他好像心里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本来这天吃饭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地谈一谈的，可是，万分不幸的是，我刚坐下来点了饭菜，手机就开始响了。我从皮包里取出来打开一看，是一个短信息。

“哦，我妈妈给我发了个短消息。”我皱着眉说，“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我得给她回一个电话——你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他有些慌乱地说。我不知道他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从头到尾都是这副样子。

我装作没看见他不自然的表情，从钱包里取出国际长途电话卡，用手机拨通了北京我家里的电话。每次都是这样，如果我妈妈有急事找我，她就会在北京用她的手机给我伦敦的手机发一个短信息，写拼音或者只是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我看见了就会给她回电话。

“不知道这次又是什么事，”我自言自语地说，一面跟他解释，“对不起，我要开始说中文了。”

他点点头，喝着小姐送来的例汤和茶。我注意到今天的例汤是我最喜欢的猪骨汤。他们会把骨头用小火慢慢地炖化了，可以把骨头放到嘴里嚼烂。

电话通了，我妈接了电话。手机里传来她欢快的声音：“你还好吗？”

我赶紧换了中文说：“是的，妈妈，我一切都好，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本来我想着我妈找我肯定是有什么急事，我跟她三句两句地说完也就完了，这个电话要搁平时肯定不会超过三分钟。可今天不知怎么的就那么不幸，我是说John，他实在太可怜了，在我通电话说着中文的时候一句也听不懂地坐在旁边默默地喝汤。

我妈第二句话就兴奋地说：“你等一下，姑妈要和你说话！”

然后还没等我来得及反应，一个熟悉而沧桑的声音就从电话里传了过来：“闺女啊，我是你姑妈！”

“啊！姑妈啊，”我赶紧换了语气说，“姑妈您好！怎么，您怎么到北京来啦？”

我小的时候在姑妈家住过两年，那时候我父母被下放到煤矿，带不了我，就把我放在了四川的姑妈家。姑妈一辈子都说四川话，到现在都六七十岁人了，在电话还兴高采烈地用四川方言大声地对我说：

“我和你大哥到北京旅游来啦！”

“哦！真的？实在太好了！”我说，“这么多年了怎么请您来您都不来，怎么到现在终于想通了，也愿意出来走走玩玩了？”我呵呵地笑道，姑妈毕竟对我有过养育之恩。这个电话我是无论如何也挂不掉了。

然后姑妈就开始在电话里跟我唠叨起来，向远在伦敦的我汇报他们一家老小的情况。什么我大表哥现在开始做生意啦，我大侄女今年已经考上中山大学啦，我二表哥在老家马上就要升到副局级啦（他当科长已经当了若干年，就等着这一天呢），我二表嫂已经做了当地的校长啦，我表姐生了个小女儿，现在连她都已经会说话啦等等等等。我可知道姑妈的口才，再说也是好几年没通电话了，我知道她这一说起来可就没完没了了，急得我赶紧给John使眼色，叫他千万别等我，赶紧自己吃饭。我们点的饭早就端上来了，这会儿已经都快凉了。

在我连眼色带手势的比划和催促下，John左右为难了一会儿，终于还是在我的鼓励下一个人开始吃了起来。但显然他吃得很不是滋味。为了激励他放心大胆地吃，我只好左手拿着电话，右手拿起勺子，一边听着（我根本不用说话，只需要每隔一个段落“嗯”一声就行了，姑妈一直滔滔不绝地讲着电话，像发表建国宣言一样）一边铲着米饭和菜也吃了起来，而且努力地不发出半点声音，就好像在偷吃谁家的米一样。

John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只能这么形容了。尤其是在我不得不间或大声地在餐馆里说着中文的情况下，更要命的是，John听不出来，可整个餐馆里的服务员和客人们都能听出来我大声嚷嚷的还不是普通话，而是半生不熟的四川方言。

我怎么能变得这么没教养呢？我郁闷透顶地想。

可姑妈可是把我从小一把屎一把尿地带大的啊，我来英国两三年了才第一次和她通上这个电话，我能不这样吗？况且在她一鼓作气的发言下，我根本就没有和她说半句别的话的机会。只能不时地傻笑着：“是吗？姑父现在身体这么好呢？……这真是太好啦！……”

只是这样还是不够的，姑妈说了半个多小时刚刚把她想对我说的话说完，我还没来得及加两句对她的话的总结性评论呢，只听她说：“好啦！你大表哥要跟你讲几句啊！”然后还没等我说半个不字，大哥的声音已经在耳边洪亮地响起了：

“小妹啊？你现在在英国还好吧？”

我已经快要发疯了。

“哦，大哥啊，我还好还好，一切都好，你还好吧？大嫂还好吧？……哦，小芸都上大学啦？中山大学是个名牌大学啊，她可真给你们父母争气啊……”我不得不快乐地大声在中餐馆里喊道，以希望尽快结束这个打得太不是时候的电话。

我只能说，John那天实在是太倒霉了。

这是我和他认识以后第一次单独一起出来吃饭。结果，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在大表哥也向我诉说了他们一家人的状况，并且得到我以后帮他把我的大侄女也办到英国来读硕士博士的保证以后，终于满意地结束了和我的谈话，然后开心地说：“妹妹已经长大了啊！现在有男朋友了吗？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时候我简直已经恨不能在餐厅里找个地缝钻进去了。虽然John一句都听不懂，可全餐厅的人和经常看我来这里吃饭的服务小姐们都看着我呐！他们可听得懂我说的每一句话！

“你一定要好好地找个老公哦！不要像你的表姐，我就经常说她，她那么好的条件，找来找去找了个书呆子！还没有她挣的钱多，唉，妹妹啊，你可一定要吸取你表姐的教训啊！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一定要找个有经济实力的，至少你们结婚以后不用像你表姐那样还要去挣钱养家！”大表哥痛心疾首地忠告着我说。

“唔、唔、唔，知道了大哥。”我怎么听着感觉就像自己做了贼似的心虚呢？

谢天谢地，电话终于在打到第四十五分钟的时候结束了。我都已经等不及电话最后回到我妈手里的时候再埋怨她半句了，赶紧说声“我现在不方便，明天再给你打电话”就挂了。

我亲爱的妈妈呀，如果你能在一开始就让我把这句话说出来，我就不用在这极端尴尬的四十五分钟时间里听这个要了命的电话了！

电话终于挂断了。我关上手机，重重地对着盘子里的残羹冷炙叹了口气。

John在二十分钟以前就已经结束了他这顿万分不幸的午餐，再好的烧鸭饭也吃不出胃口了。但我敢肯定，他再郁闷也没有我这时的心情郁闷。

“你快吃饭吧，”他善解人意地说，“饭都冷了。”

我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觉得这是我自打来到伦敦以来最丢人现眼的一次了。全身感觉就像被活生生地扒掉了一层皮。

我精疲力尽地喝了一口尚有余温的茶，问：“你吃完了吗？”

“吃完了。”他赶紧点着头说。

我知道现在我们两个人都心慌意乱。只不过原因不同。准确地说他是心慌意乱，而我是心烦意乱。

我鼓起勇气，向已经听了半天单口相声的小姐招招手：“小姐，买单。”

37．离开

Leaving

走出那家让我感觉晦气不已的饭店，我们来到行人络绎的唐人街大道上。放眼望去，满街都是中国人。有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我知道她们不是在看我，而是在看我身边这个高大帅气而又彬彬有礼的英国男青年。

“你要去哪儿？”他问我。显然现在他愿意陪我去任何地方，因为我们俩从见面到现在都还没正经地说过几句话。

但是我的情绪已经糟透了。只能说那天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坏了，居然碰到这种从来没在我身上发生过的、如此尴尬而我又无法阻止或是拒绝的事情。

想了想，我打起精神抬起头来，对他说：“我想回家。你能送我去车站吗？”

他高兴地说：“好。”

可我还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为了今天这顿不幸的午饭。走了几步我又安慰他（也许是为了安慰我自己）说：“这次你可以一直等到把我送上车了再走。”

他高兴地说：“好。”

我们一起朝着附近的巴士站走去。我们的步履缓慢，我想是因为两个人的心都很沉重。我是因为那个要命的电话而无限地悔恨着，情绪沮丧。

而我当时还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决定离开英国。

Chapter 15

星期天

38．伦敦春天

Spring of London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伦敦春天的晚上。

在那个春天的夜晚，我和David坐在街边咖啡店外面的小圆桌上喝着茶和咖啡，讨论着有关中国茶和英国茶的区别。

“你以后还打算写作吗？”David问我。

我点点头：“是的。”然而我的眼神却相当地迷茫，那时候我还没有找到写作的方向。

“可我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开始写作，”我茫然地望着伦敦市中心大道上忙碌的车流和闪烁不停的霓虹灯说，“你知道，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写东西了。”

“Juliet，你需要拿起笔来，哪怕写出的都是废品。”David说，“如果你永远不写，你当然永远也写不出来。”

我困惑地摇了摇头，低头看着深褐色的茶杯里的英国茶说：“你不知道，我写作是靠灵感的。如果找不准方向，我就好像在大海里失去航标的轮船一样，除了在原地打转，哪儿也去不了。”

我喃喃地说：“哪儿也去不了。”

David看了看我说：“那你首先需要搞清楚一点：你为什么要写作？”

“这就是一直都在困扰着我的根本性问题啊，David，”我抑郁地说，“我就是一直都在考虑着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写作？”

David不再说话了，他喝着微凉的咖啡。

“你知道，其实在很多时候，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也遇到过很多困惑，”David开始真诚地对我倾诉他的烦恼，“比如我刚刚写完的一个长篇小说吧，写完以后给我的一个文学评论家朋友看，他是第一个看这个小说的人，结果你知道他怎么说？”

我摇摇头，微笑着看着他，已经知道了那个结果。

他告诉我说：“我不理解，你这个小说想表达什么？”

我笑笑：“你那个小说写的故事是什么？说给我听听。”

David说：“简单说，就是我写了两个故事，一个发生在十八世纪的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小镇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另一个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末的英国的一个小城市，也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穿插在一起，就是这部小说。”

我简直已经为这样绝妙的构思惊叹得叫了出来：“天哪！”我大叫着：“天哪！这么好的小说！”

“你那个朋友怎么会不明白？”我说，“天哪，你的书我还没有看，但就你刚才跟我说的这几句，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小说了！我的天，你那个朋友居然还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他怎么连这都看不懂？”

他轻轻地笑了笑，说：“他问我，你这两个故事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他们之间为什么没有任何的联系？”

我简直已经出离愤怒了：“我要是你，我就告诉他：我想这么写就这么写，我不仅可以让这两个故事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还可以让这两个故事中的人物和发生的事件全部都没有半点联系！我为什么要制造两个有因果关系或者血缘关系或者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联系的小说？我就是要让他们彻彻底底地不存在任何联系！”

我异常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显然我说的这些也许连David自己都没有想到过。他有些吃惊地看着我愤怒地表达了这些观点，然后什么也没有说。

我知道他在考虑什么，关于他自己的小说。

然而在这个时候，我已经从心底里无比深刻地佩服他了。从前是作为一个教授和文学理论家，而现在则纯粹是作为一个作家——虽然我至今也没看过他写的任何小说，但只是那样简单的几句话，一个故事结构，一个情节或者一个简单的构思，我就已经知道了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作家。

“看来谁写作都不容易，”我颇有感慨地说，“即使你写出了这么好的作品，也不一定会有人欣赏。”这时我已经猜到David所说的那个朋友不只是文学评论家，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否则他不会这么郁闷。评论家不会有权力要求他修改自己的小说，甚至让他产生这样的想法。

David感触良多地点了点头。

“我们要不要继续散步？可以继续沿着这条海德大街（Hyde Park）走下去。”他提议。在坐在这里喝咖啡以前，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二三十分钟了，教授先生一定要我陪他在傍晚的伦敦大街上散步。他说他喜欢在傍晚的时分散步。然后我们一路上都在谈论着关于文学和写作的问题。

我欣然同意。喝掉了杯子里的最后一口茶，尽管它已经凉了。

茶已经喝完了，故事也已经讲完了。

“走吧。”我说。

教授挥挥手，叫小姐出来买了单。

那时候我已经从学校毕业了。教授先生只是作为我的私人朋友邀请我在他来伦敦工作的时候见个面聊聊天，陪他在伦敦这个城市里散散步，然后在路边的露天咖啡馆喝杯咖啡。

他知道我还在困难地找工作，尽管他为我写了很好的推荐信，说我的英语非常出色，正在协助他翻译中国的小说。但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想在伦敦找一份像样的工作还是非常地困难。在这次见面的时候他问到我的生活情况，我如实地告诉了他。但是我让他不用替我担心。

“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很快乐。”我告诉他，“这是真的，比我在北京的时候好多了。虽然如果现在我回到北京，可以在最好的国家新闻机构或者电视台里工作，那对我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你知道，来英国以前我就已经在那些地方干得相当出色了——还得过奖呢。”

教授先生有些忧虑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是在担心我的前途。一个罗素联盟名校毕业的研究生，这样没着没落地在伦敦混着日子，他很替我担心。

“那你为什么不回中国去呢？”他说。

他不知道，这也是我曾经问过自己很多很多次的问题。

夜幕深沉，我在灯火辉煌的伦敦中心大街上停下来，看着教授深深的眼睛说：“重要的是，你想要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过什么样的生活。”

在回答教授先生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在突然间意识到，原来伦敦所让我如此深深地迷恋和不舍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们。

是他们，John和John的朋友们。不管他们是英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还是美国人，我喜欢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关于他们，关于伦敦，还有此刻在我面前的亲爱的教授先生。

我想告诉他这一切。告诉他我在英国，在伦敦所遇到的经历，我所遇到的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然而当我在伦敦最繁华的海德大道上面对教授先生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是啊，我该如何跟他诉说这所有的一切呢？过去一年中发生在伦敦，发生在我身边的这一切？亲爱的教授先生。我该如何才能告诉他，这一切的一切，就是我此刻在这里，在伦敦，站在他面前的答案。

而我竟然无法告诉他。我是说，用语言。

这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那就是我所想要表达的东西。那就是我想写的小说，想要讲述的故事。用文字，讲述这所有的一切。

生活。

“你喜欢现在这样吗？”在我突然顿悟这一点的时候，教授先生也停了下来，看着我问道。

“是的，我自由。”我静静地回答。

39．消失的群体

The Disappeared Group

我和John站在春天的巴士站，等待着送我回家的公共汽车。从唐人街走到巴士站的这一段路上，我和他都没有怎么说话，但也没有不说话，我们只是心不在焉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什么，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无聊话题。那时候我满脑子都还是那个令人沮丧的长途电话，我非常后悔为什么要在餐馆吃饭的时间拨通那个漫长的电话。我以为母亲找我有什么急事，我只需要三分钟就可以结束和她的通话的。

这件芝麻大点的事情影响了我那天整个的情绪。从那以后我整整一天都十分抑郁，神情懊丧地和John走在伦敦的大街上。

我们来到查宁街，那个可以送我回家的巴士的站牌底下。

白天的巴士来得很快，基本上都是七八分钟就来一辆。在巴士站等车的人虽然不多，但也满满地站了一些人，在我们的左右。街上的人流来来往往，来往的车辆更是一秒钟都没停过，不断地开过来开过去，还经常堵在行人过往的红绿灯路口。

在巴士站等车的时候，可能是突然意识到白天等车的时间不会太长，John突然表情很不自然地对我说：

“我一直打算去一趟非洲。”

我闷闷地低着头，根本没理会他在说什么：“哦，是的，我听你说过。那不错。”

“嗯，我打算去做一个长途的旅行，可能会去一年的时间，”他说，“也许一年半，但是很快我还会回来。”

“哦。”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John仍然非常不自然地看着我，似乎有些急急的样子对我说：“你知道，我一直很想去那个地方……那是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我还从来没去过……”

“嗯，对，去非洲是个不错的主意。”我毫无意识地回应着。脑子里还想着电话的事情。伦敦的天空在我们头顶上不明不暗地阴着，哦，这真是让人郁闷的一天。真的是糟糕透了。

John看着我，似乎还想要说点什么的样子，可他一时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闷闷地低着头，心不在焉地等着回家的汽车。

就在我们犹豫着下一句话该说什么的短暂的时间里，我要坐的巴士从马路那头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

“车来了。”我稍微有些开心地说。我要回家了。

他看着我，他根本没有回头去看远处驶来的汽车。我想就是在那一个瞬间，他突然在心里决定，什么都不说了。

“一会儿我会去逛逛这边的书店，”他突然说，“我好久都没去过书店了。”

我点点头，由于心情混乱，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他想让我再陪一会儿，哪怕只是逛逛书店。我只是闷闷地回答：“嗯，那你去吧，我回家了。”

“谢谢你今天的午餐，”他说，“这里的烧鸭饭的确比上次那家好吃多了。”

我有些尴尬地笑起来，嗔怪地对他说：“快别提这顿饭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那个电话，是我好几年没有联系的姑妈打来的……”

我还没有来得及把那一大堆复杂的状况向他解释完，公共汽车已经开过来了。我开始随着排队的人群上车。

他点头表示理解：“没关系，我吃得很好。谢谢你。”

“也谢谢你，John。”我说，“回头见。”

“回头见。”他目送我上车，在靠窗的座位上坐下来，微笑地对他点了最后一下头。

我没有想到的是，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John和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有时候我想。和他认识以来，我一直把他当作是我在伦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可我对他的感情不是爱情，绝对不是。虽然那时候我也没男朋友，我说过，认识他的时候我刚刚和电话名单里的John2分手。那是一个乏味而枯燥的英国男人，比John和他的朋友正经而无趣多了。他每天朝九晚五地在伦敦金融城的投资银行上班，做着他引以为豪的工作，天天跟一堆数字打交道并且乐此不疲，因为他想象着这些数字全都是金钱，而可以每天处理这么多与大笔金钱有关的事务，这是一件让他多么兴奋和骄傲的事情。真不知道当初我怎么会看上他，这个曾经努力追求过我的男人。和他交往一段时间以后我曾经设想过如果我和他结婚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大男子主义的男人一定会让我老老实实地在家做一个家庭主妇，给他洗衣服做饭生孩子，而他仍然每天朝九晚五地去银行上班——我的天啊，我简直无法想象那会是多么无趣而乏味的生活。我会变得和他一样每天只对那些电视机里的肥皂剧感兴趣，享受着所有庸俗无聊的大众娱乐并且认为那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努力工作赚钱的全部目的。在下决心离开他的时候我也就彻底下决心离开了他所代表的某种中产阶级富裕而满足的理想生活。虽然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但至少我清楚地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在我彻底结束和前男友John2的关系以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压根没想再去谈什么恋爱，也没碰到什么产生爱情触电般感觉的人。至于John，我对他更多地应该说是一种惺惺相惜的类似于兄弟般的情谊。我们像某种同一类型的动物，我们喜欢群居在一起，在寒冷的城市中温暖彼此枯涩的灵魂。我们是soulmate（灵魂伴侣），这是一种深厚无比的友情，却不是爱情。这么说吧，我简直都无法想象如果我和John做爱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甚至连想想我都会觉得可笑。有时候灵魂和肉体是分开的，它们并不完全在一起。但必须要两者合一的才是真正的爱情。

惟一不幸的是，这个男人可能爱上了我。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也许我惟一的错误就是忘记了自己的性别。我和他们是同类，却不是同性。虽然我没刻意想把自己当成个女人，可我本来就是。每次派对我都穿着花枝招展的漂亮裙子，化着美丽的妆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并且享受着自己作为女性的种种魅力——我没想到这也许会让他爱上我。或者说，原因之一。

如果说这里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想惟一的问题就是，我忽略了自己是一个女人。

而现在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因为我已经再也找不到John了。John这个在伦敦四处活跃的派对动物，好像突然从人间蒸发了一样。连同他的那些朋友，好像全部统统都消失了。一个月多以后，当我发现自己再也没有接到John那些带着莫名其妙的号码的电话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他怎么不见了？

可如果他不和我联系，我就永远也无法找到他。他没有手机，没有电话，甚至没有固定的住所。我倒是记得他在他妈妈家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可那都是半年前了，号码早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帮朋友中我惟一有电话联系的就是Sophia，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可传来的声音竟然是“该号码已停止使用”。天哪，我真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在最后我还想起来手机存储记忆里还有一个芬兰人的电话，虽然他不是John这个圈子里的人，可至少我能从他那儿找到Senkevich。我回忆了很久他叫什么名字，最后终于拨通了这个George的电话，谢天谢地，这个号码还没有停止使用，他接了。

“咳，George，”我兴奋地说，“你好吗？”

“哦！是Juliet？”他显然非常意外，高兴地说，“我很好，你还好吗？”

“谢谢，我很好，”我说，“你知道Sophia在哪儿吗？我打她的电话，怎么说停止使用了？”

George恍然大悟地笑了：“哦，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在商学院的MBA课程已经结束了呀，我和Senkevich都已经毕业啦，Sophia？我想她已经和Senkevich回俄罗斯去啦，不过也许他们是去美国了……怎么，有什么事吗？”

“哦，没什么……谢谢你。”我失落地说，“我只是想知道她的消息。”

George突然兴奋起来：“Juliet，别难过，他们走了我还在英国呢，我毕业后在伦敦找了份工作，现在在金融城的一家美国银行做风险投资管理——你哪天能有空和我出来喝杯咖啡吗？”

哦，天哪，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成功男人”了，尤其还是在这种时候，在我最后确定自己与这帮人彻底失去了联系而心中一片悲伤的时刻，这个“成功”的“商业精英”还在这里喋喋不休地炫耀着自己“优越”的身份、职业、财富和社会地位，这一切让我突然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强烈的厌恶感。虽然我很清楚地知道，我这种突如其来的坏心情完全与他无关。

“好的，我有时间的时候再和你联系。”我说，然后我对他说声再见，挂掉电话。

就这样，我和John还有那些成天和我一样无所事事地在伦敦鬼混的朋友们，或者说那群同样热爱音乐、写作或者艺术的无业游民们彻底地失去了联系。这时候我才发现，John曾经在我的生活里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失去了他，我仿佛就失去了那整个的世界。突然之间我又变成了原来的自己，我又变成了那个孤独的行者。失去了和我群居的同类们，那些和我一样在这个城市中变形的甲壳虫。我已经习惯了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我知道我们都是群居的动物，但是现在，我又变成了孤独的个体。这个形影相吊的自我。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和John最后一次在唐人街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想要去非洲旅行。

我一直没有意识到他说的就是现在。

原来那一次见面，他是想向我告别，或者是想告诉我些别的什么。毕竟那还是我和他认识以后第一次单独见面。我不知道那之前他为什么没有勇气，哪怕只是单独约我出来，这样简单的事。

也许他是去非洲完成那本他没有写完的小说去了。我忽然想到。在这个一切故事都已经消失，我突然从那个热闹的群体坠入凡间，跌落到现实的地面，重新回到孤独的时候，我才想起，是的，也许，现在，该是写那本书的时候了。那本我一直想写却写不出来的书。我自己的。关于伦敦，关于生活。我需要让自己记住那些过去的日子。生命中曾经欢乐而幸福的时光。和这些快乐、贫穷而富有的朋友们。在这个城市，我和他们一样一无所有。但我和他们一样自由而快乐地生活着。不为金钱名利所笼罩的生活，是多么地珍贵和快乐。

代表伦敦的不是英国的皇室和那些世袭贵族，也不是旅游手册和明信片上印刷的那些宫殿和景点，不是那些贵族私校牛剑毕业口若悬河的精英和政治家，更不是那些穿着私人定制手工西服的福布斯富豪和拥有私人飞机的投行总裁，不，真正代表伦敦的绝不是他们这些王侯将相、富贾名流，而是他们，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诗人和艺术家们。虽然在伦敦，他们是这个城市里最贫穷的流浪者。他们都是地道的英国人，却穷到居无定所，穷到朝不保夕。但即使他们穷困潦倒，一无所有，即使他们碌碌无为，在强大的物质现实面前失败得一塌糊涂，生活得狼狈不堪，在犹如巨型机械齿轮持续旋转的后工业社会里无处藏身，即使他们的口袋里只剩下几枚只够买张公共汽车票回家的硬币，他们，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精神贵族。因为他们真正地拥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生命，而那些所谓商学院毕业年薪百万的“成功人士”，在他们看来只是没有灵魂的傻X。

他们是这个城市最鲜活而生动的群体，只有他们才真正地代表了这个城市的灵魂。他们是这个拜金时代最后的精神印记。他们用摇滚的利刃划破这个浮华世界一切物欲横流的表象，用沙哑的重金属吼叫在午夜的城市里嘶喊着这个时代最刺耳的盲音。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记录，是永恒的艺术在稍纵即逝的物质世界最后的窒息与嚎叫。

这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是他们，是他们为我打开了生命中的另一扇门。是他们让我深刻地体会到，金钱、地位、成功和财富，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也绝不是我们生存的目的。绝对不是。因为它们永远也无法带来真正的快乐，就像毒品也并不能带给你这个世界最大的快乐一样。然而当他们突然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对我是多么地重要。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些和他们一起厮混度过的在伦敦的日与夜，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异乡人来说，是多么巨大的震撼和改变。

也许我没有爱上John，但我爱上了他所带给我的整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世俗名利都是垃圾，只有真正的存在才是生活。那是一扇从未打开过的门，是他们让我在颤栗中看到了一个全新的美丽新世界。摇滚的音乐，和摇滚的人生。只有在经历了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毫无意义的生活之后，我才真正地懂得了伦敦，懂得了英国，懂得了这个城市和民族的灵魂。Rock your life，和他们在伦敦度过的那一段摇滚生活，光辉的岁月，有如一场灵魂的洗礼，像英伦的雨，洗净了这个肮脏世俗满目疮痍的尘埃，也洗净了每一个深陷在物欲金钱与欲望沼泽里的肉体和灵魂。君不见金钱名利皆粪土，当眼前的繁华瞬息散尽，当喧嚣的盛宴终于散场，所有的奢靡与美艳都纷纷落幕，不留下一丝痕迹。世界，原来是如此地简单而干净，清澈而透明。

也只有那些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里，我才感受到了那种恍若新生般的惊喜与狂热，放浪与自由，悲伤与快乐。就好像我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自我。那才是真正的我，一个源自于心灵深处最真实的自我。

因为我们共同拥有着自己的灵魂。在这个没有灵魂的世界。

40．文本生活

Textual Life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可是David还没有一点停下来的意思。

“我们究竟是要去什么地方？”我有些困惑地问David。

David摇摇头说：“无所谓去哪儿——我只是喜欢在晚上散散步。多么宜人的春天的夜晚啊，不是吗？”

我点点头说：“是的。”

我满怀感慨地看着这个满眼灯火的繁华的城市，突然意识到这就是伦敦。这就是我所生活的这个城市。虽然我也不知道我们这是在去往哪里。

“David，在你写你小说里的故事的时候，你有为里面的人物困惑过吗？”我忽然问道。

“困惑？”他说，“你指的困惑是什么意思？”

我摇了摇头：“没有什么。”

小说中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而我却迟迟无法抽身离场。

过了一会儿我说：“其实，我是在想，更多的时候，也许只有在我的小说中，在虚构的那个世界里，我才真实地存在着；而在我真实的现实生活里，这个‘我’才是虚构的我。”

David听见我的话，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但他没有说话。

我试图让自己的思路更加清醒一些：“换句话说，那个小说中的‘我’才是真正的自我，而现实生活中的‘我’，只不过是我所创造的一个小说中的人物。”

说到这里，我突然被自己的想法给震惊了。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突然为发现这个事实感到一阵没来由的恐惧。无法解释的深深的恐惧。

David说：“你所说的其实是一个从生活到文本的过程。你的意思是，你的生活变成了文本，而你的文本却变成了你的生活。”

“是的。”我有些豁然开朗。

然后我忽然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写作了。生活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就好像这些花草树木本身都没有意义，只有在诗人和画家的笔下，它们才变得有了意义。写作同样也是如此。所有的意义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只有在用文字（word）描述这个世界（world）的过程当中，一切事物才具有了它的意义。”

顿了一顿，也不知道是对他还是对我自己，我轻声说：“所以对写作者来说，一切生活都是文本，一切文本都是生活。生活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写作，就是让这一切原本毫无意义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他没有说话，仿佛和我一样若有所思。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抬起头来，看到头顶一片广袤而深邃的星空。群星闪耀，像硕大的钻石镶嵌在天幕。它们中的每一颗，都是一个美丽的灵魂。它们静止在那里，默默地凝视着这个人类的世界，并且已经凝视了不知道几万个世纪。然而它们始终一言不发，只静静地在遥远的夜空里，熠熠闪烁。①

我们继续漫步在伦敦市区中心最繁华的街道上。这一带是伦敦最有名的富人区，夜已经深了，整个城市一片霓虹艳影，灯火繁华。

——全文完——

2005年3月29日，28岁

写于英国伦敦

【创作后记】

无法停止的写作，无法停止的生活

Non-Stop Living, Non-Stop Writing

钟宜霖

我的上帝，终于熬到写这部小说的后记了。现在我必须发誓，今年内我再也再也不写任何的小说了。从二月中旬到现在，整整两个月过去了，我已经连续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近六十万字，外加另外整理完成的一部长篇，加起来一共是四部。写得我整个人都已经快要发疯了。

我真的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这中间我还用菜刀削掉了自己的手指，生了一场大病，咳嗽咳出了一块淤血。一系列近乎肉体虐待的事件莫名其妙地不断发生在我的身上，这在我以前的创作经历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写得最厉害的时候我最多只是哭，现在哭已经不够了，它还要肆虐我的身体。从情感到肉体。不写了。我发誓今年是绝对不写了。再这么写下去非出人命不可。

从这篇疯狂的后记中你已经可以看出来，现在我已经有点处于成为一个神经病最后的发狂的状态。没错。我也觉得自己真的要疯了。

所以我必须彻底放弃，彻底停止写作，让自己彻底平静下来。让自己平静一段时间，重新去面对自己所处的生活。或者说，恢复做一个正常人的样子，过稍微正常一点的生活。

两个月当中我每天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每天中午十二点左右起床，然后跑到卫生间去洗澡，然后去厨房倒一杯水。喝了。回到房间里就开始写字。一直写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如果觉得饿了就去做点吃的，如果不饿或者正是写得冲动什么都顾不上的时候就随便抓一块饼干或者吃两包薯片。休息一会，如果那天写得不是很顺利的话就穿戴整齐，出门到附近的网吧上一个小时的网。——我住的公寓里没装网线，上不了网，好在离家不远就有个网吧，走去网吧的路上就成了两个月来除了去超市买菜以外我惟一的体育活动。来回也就是十分钟。如果写得顺利的话我根本就一天不出门，就闷在屋子里写。蓬头垢面地像个疯子。

上网收收电子邮件，看看新闻，再在MSN上和国内的朋友聊聊天。然后时间一到就回来，换上睡衣继续开始在屋里写作。这一写一般就是到晚上的十一二点了。写到半夜的时候如果觉得饿了，就再去厨房热点剩菜剩饭，凑合着吃了（我一般做一次菜都放冰箱里能吃上两三天），喝口水回来接着写。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我都不敢喝咖啡。我这人对咖啡因特别敏感，只要喝哪怕小小的一杯咖啡那我也别想睡觉了。有一天我一直写到凌晨六点，等于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想把生物钟给倒回来，就一时糊涂，在那天早上六点的时候喝了一大杯咖啡。这下好了，生生地给我醒了一整天，直到第三天的凌晨四五点我还睡不着觉。天呀，这简直是给我创记录了。整整两天半的时间没睡成觉！

这是特例。现在我们接着说正常的情况。正常情况下就是吃完半夜十一二点的这一顿饭以后，回来上床，盖上被子，把笔记本放在大腿上，靠着床头开始继续在电脑上写作。这一写就又是好几个小时，而且往往属于我一天当中神志最清醒的阶段。小说里精彩的片段大多都是在这个时间里写出来的。这时候写的时间就随兴了。写到什么时候困了就什么时候关上笔记本睡觉。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越写越兴奋一直就写到第二天凌晨五六点去了，还一种就是突然思维严重短路，或者是小说写到了某个节骨眼上，那一步怎么也迈不过去了，就不写了，凌晨一点就关灯睡觉。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写到凌晨三四点左右，然后一觉再睡到第二天中午。

这就是两个月以来我大致的生活作息时间表。惟一的休闲活动就是偶尔跑出去上一下网，但是在最关键的几个星期里别说上网，就连饭我都是没有时间吃的，饿了就随便啃一个面包，几分钟就啃完了，然后再接着写。另外写累了的时候我就随便翻翻手边的中文书看。都是些闲书，我在英国很少能找到中文的好书看，多亏中间有一个朋友从北京过来，给我带了几本世界名著过来，我有空就翻几页，不过到现在一本也没看完。一方面是没时间看，另一方面也是我在自己写东西的时候不爱看别人的东西，换换脑筋可以，一看多了就容易影响自己的思路。所以一般每次看书都不会超过十页。武打小说例外。

写作当中另一种放松神经的休闲项目就是音乐。我在写作的时候经常会把收音机遥控到某一个电台，纯粹是作为一种背景；有时候听听电子舞曲，有时候听听爵士音乐，基本上就这么两种类型。如果碰到需要找感觉或者煽情的时候（想让小说煽情就必须先要把自己的情绪煽起来，就好像演员在演戏以前需要培养感情一样），我就放一张国内带来的中文唱片，多半都是港台情歌什么的。偶尔也放点欧洲的迷幻音乐。

在这个过程中，我最深恶痛绝的就是电台插播的各种广告。电台广告就像斩不完的九头怪兽一样，随时随地地从地缝里钻出来烦扰你的神经。伦敦这点比较好，大多数电台都二十四小时连续播放不止，可问题是它们的广告也是如此，即使在深夜或者凌晨三点的时候都还有插播的商业广告。我的天哪，由于全天候地听着那该死的电台音乐节目，很多广告我简直都快能背出来了。甚至有些广告我在听了几十遍上百遍以后已经一听就想吐了。纯粹的生理反应，神经被强奸得怀孕了一样。如果以后让我发现伦敦有哪家没有插播广告的电台，那我一定二十四小时固定在写作中播放。

写完这部小说我也终于意识到，关于伦敦，关于我在这座城市的生活，到这里终于算是结束了。我已经把一切都写进了这部最后的小说里。在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拒绝写作，像有点舍不得写完了似的，我开始拒绝写到这部小说的结尾。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仿佛听到有个小小的声音说：我不想结束，我希望它永远也不要结束……永远。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有一个永远。

然而它终究还是要结束的。如同我们过去的生活。时间是一个点，而小说所划出的，只是它所需要划出的那条线。那就是小说开始与结束的时间。

在写完这个小说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一个人难过了很长的时间。我独自坐在这个伦敦春天的夜晚里，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坐在那张一直坐着写作的书桌前的椅子上，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做，一个人坐在那里难过了很久。

写完了，就发现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的生活再次回复到无止境的空虚之中。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它从不终止。仍然继续地发生着，如同我们的写作。

下一部小说我要开始编故事了。这么写实在消耗太大，写完一个长篇像是人死了一半，元气大伤，极难恢复。而写编故事的小说可就容易多了，个人的感情上也会轻松很多，看着小说中的人物在故事里挣扎，而不是作者自己濒临崩溃的神经。所以一开始我就在小说里说过，写这种小说对我来说远远要比写情节小说困难。我已经大致想好了，下部小说我会写一个都市喜剧。可能是言情小说，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轻松好看的喜剧故事。

最关键的问题是，我确实需要完全彻底地放松一下自己了。

2005年3月27日-28日

于伦敦寓所

【出版后记】

摇滚人生

Rock Your Life

钟宜霖

十二年后的今天，2017年3月26日，当我终于可以在十二年前完成这部小说的同一天写这篇出版后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已无话可说。

是的，就像我十二年前写的那篇创作后记说的，我发现自己已经把一切都写进了这部最后的小说里。当一个写作者完全（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在他自己所创造的文本里，他就已经死掉了，变成了一个已经与文本完全无关的人。对文本而言，在文本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起，作者本人就已经毫无意义了，所以此后不管我再说什么，你们最好都只当我是在胡说八道。因为我再说什么都已经不再重要。这就是罗兰巴特多年前就曾经宣告的“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author。

就好像此刻我所呈现的这种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疏离状态：在多年以后，当我面对自己曾经创造出来的这部文本，我已经无话可说。

既然对于小说本身的文本我已然无话可说，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那个曾经创作它的作者“我”已然死去，完全不存在了（好吧，让我们假设那个曾经的“我”可以在同时两次踏入同一条时间的河流），所以对于小说本身，我已经无权发表任何与之相关的言论了。那么在这篇狗尾续貂的出版后记里，就让我像个苦大仇深的怨妇说说小说的创作过程，以及小说如何在写完十二年以后才得以出版的苦逼经历吧。

2005年2月初到3月底，大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突然不知道是发了神经病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谁打了鸡血，在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创作任何长篇小说甚至短篇小说的情况下，突然发疯一样地连续（是的连续，所以我说像被打了鸡血）创作了整整三部长篇小说：《伦敦爱情故事》《唐人街》和《在伦敦》，而且每部长篇写作的时间都不超过十天。

如果允许我完整地回忆一下当时我的创作时间表的话，2005年那个神奇的“鸡血二月”里是我这样度过的：2005年春节前后，我既没恋爱也没工作，无所事事地一个人呆在伦敦租住的公寓里闲极无聊，百无聊赖。此时全中国人民都在欢天喜地地过春节吃团圆饭，就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漂泊在海外。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并不是我不想回国回家和父母过年，而是正如我在小说后记里所说的，我连回国的路费都没有，而且已经穷得连下个月的房租都快交不上了，所以那时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每天去附近的网吧上网发简历找工作。而在过年给家里打电话拜年的时候，我肯定什么都不敢跟父母说，怕他们担心我的生存问题。好吧，这就是当年的我，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作家在伦敦苦逼的真实生活。

然而即使在这样艰苦卓绝并且压力山大的情况下，我仍然不知道动了哪根筋，吃饱了撑的突然想起来要写小说。对此我自己也深感莫名其妙，要知道从2000年写完《个人现状》以后，五年中我没有一天不在梦想着能写出下一部小说，然而在我丰衣足食的整整五年时间里，就像“我”在小说里对教授先生说的，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而到2005年我已经弹尽粮绝几乎快要身无分文的时候，神奇的缪斯女神却突然跑来爱我了。唉，只能说，灵感往往只能眷顾最悲惨和最穷困潦倒的作家们吧，正所谓“文章憎命达”。从屈原曹植李后主，到李白杜甫白居易，中国历朝历代最伟大的诗人们无不是在他们命运最低潮、人生最失意的时刻写下了那些千古传唱的著名诗篇。所以幸之不幸，这大概也是文人的一种宿命吧。

我大约是在除夕前后开始整理2002年到2004年初到英国的三年时间里写的一些散文和日记随笔的，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发现里面有很多故事性的篇章，完全就是天然的小说文本。于是在整理编辑完全部的四部散文后，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工作：就是我把总共四部约五十万字的日记里最具有戏剧性的部分摘选了出来，再选了一部分篇章作为它们之间互相的连接，然后再进行加工整理，把这精选出来的二十万字的日记整理成了一部日记体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后来你们所看到的2009年出版的《伦敦单身日记》。

由于只是加工整理，做这个工作只用了我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部小说全部整理完成以后，由于是日记体的形式，小说整体性不够强，所以我决定写一篇统领性的后记把这部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都串起来——事实证明，有时候写后记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多么地重要，因为正是在写这篇长达一万字的后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很多故事在这个提纲挈领的后记里根本讲不完，于是在我草草结尾这篇后记的时候，我已经决定了要写另一部小说。最初的动机很简单：就是为了把在这篇后记里没有时间和篇幅讲出来的故事讲完。

写这篇后记的那天是2005年2月14日，那一年的情人节。我一个人的情人节，独自在伦敦，没钱，没工作，也没情人。只有一间租来的屋子，一台三年前买的旧笔记本电脑，一部想写还没有开始写完全不知道在哪儿的小说，以及在小说的世界以外，在那个现实社会的世界里，我完全渺茫的未来和不知道将会何去何从的日子。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子。

四天以后，在2005年2月18日晚上，我想把已经整理好的《伦敦单身日记》投稿给国内的出版社，于是我想到了出国前在北京曾经熟识的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想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对这部小说有没有兴趣。然而因为时差的关系，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我的傍晚是你的凌晨，当时北京的时间还是凌晨两三点，所以我没法打这个电话。于是我决定熬夜等一等，等到北京早上人家上班以后再给那个朋友打电话，掐指一算，那个时间大约是伦敦的凌晨两三点。

于是，就在熬夜等着想给国内出版社的编辑打电话的这段时间里，在2月18日的午夜和2月19日的凌晨一点，闲极无聊的我打开不能上网的笔记本电脑，玩了一会儿纸牌游戏以后，突然想到了那部几天前我想写但还没有开始写的小说。

然后我就开始写了起来，最开始只是想先写一点试试看，没想到这一写就一口气写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根本停不下来，一直写到了伦敦时间的凌晨五点半。这段时间里我写出来的，就是《伦敦爱情故事》全书的第三章。没错，这部小说我最先写的不是第一章，而是第三章。事实上，在这里我没有时间细述，所以只简单提一句，在《伦敦爱情故事》和紧接其后所写的《唐人街》这两部小说里，所有的章节都并不是按顺序的时间写作完成的，而都是在小说提纲的总体构思完成以后，随机乱序创作每一部章节，然后再分别插入相应的地点结构完成的。这么写小说无疑会让作者的写作难度呈几何级数增长，但是这么写长篇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因为作者体力或者其他任何不可预测的原因造成的小说创作上的水平参差。比如长篇小说最常见的虎头蛇尾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作家的水平写不出好的结尾，而是因为长篇小说的工作强度太大，耗时太长，作家往往写到最后已经体力不支，精疲力竭，所以已经无法再用最开始活力四射的精神和状态来完成整部作品了。这种创作上的弊病，即使很多著名作家也无法避免，相信读者在阅读很多长篇小说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

相反，《在伦敦》恰恰由于其文本本身的碎片性质强烈，所以我反而无法以这种乱序的方式来写作，于是这部小说成了这三部长篇里唯一我按照章节顺序来创作的小说。然而，正如我上面所说，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写到最后几章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而且虽然现在完成的版本我还算满意，但如果按我自己的要求，我还是认为结尾章节没有达到我预期的理想水准。

继续回到我当时的写作时间表里。所以纯属机缘巧合，从2005年2月19日凌晨我开始写《伦敦爱情故事》，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打鸡血游戏通关24小时大战蛮荒的自动开机外挂模式，几乎每天20个小时不舍昼夜地写这个小说，并且奇迹般地在一个星期后（没错，就是一个星期，这也是我迄今最快的写作速度，七天写完一部长篇），在2005年2月25日凌晨0:55完满收官。

可以想象，在我打完小说的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已经用尽了洪荒之力，只差狗带（go die）了。有没有大睡三天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毕竟那都已经是十二年前了），总之肯定是累得我几乎吐血（当然那时候还没吐血，不过到写到《在伦敦》这一部的时候就真吐了）。

就在我终于觉得自己已经圆满完成了创作五年来一直想写但一直没办法写然而现在终于彻底写出来了（所以说文学即大便，这话是有道理的）的长篇小说的历史使命，现在终于可以功德圆满地跑出去玩跑出去嗨跑出去找工作赚钱过正常人的生活不用再做这个苦逼的又苦又累又没钱的作家的时候，可惜啊，好日子才没过几天，发神经的缪斯小姐又跑来砰砰砰砰地敲响我命运的门了。几天以后，是伦敦的三月，一年一度的伦敦书展即将如期举行。本来这个全世界各国出版社跑来伦敦做生意的国际书展跟我这个名不见经传身无分文的穷作家是没有半点关系的，然而，我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从北京发来的电子邮件，是我以前在北京文艺圈里吃喝玩乐认识的一个出版界的朋友，说他下周要到伦敦来参加伦敦书展，然而书展地点附近的酒店在那三天已经全部订满，所以他问我能不能帮他找找附近还有没有什么可以预定房间的酒店。

要知道那时候还是2005年，就算是在英国，互联网也还没有普及到今天这样。那时候只有希尔顿这样连锁型的大酒店才会有自家的预定网站，大部分中小型酒店别说网站，可能连个有网页介绍的黄页都没有。所以我在北京的朋友订不到伦敦的酒店，才会想到找我帮忙，因为我就在伦敦，可以给那些没上网的酒店前台打电话预定，甚至还可以直接去酒店看下房间。

对我来说这是举手之劳，不就是打个电话的事情嘛，分分钟搞定。于是当天这位朋友就如愿订到了书展附近一家小酒店还剩余的最后一个空房间。他在北京高兴坏了，觉得我帮他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立刻回邮件给我表示感谢，并强烈要求来伦敦后一定要请我吃饭。

后面的故事你们在《唐人街》这部小说的后记里都已经看到了，就是因为伦敦三月份书展，我这位当时已经是中国亚马逊图书部执行总裁的朋友（不过由于我已经出国多年，所以完全不知道他已经改了行，所以我一直都还以为他还是我在北京时认识的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到伦敦来请我吃晚饭，然后就是在吃那顿饭聊天的过程中，我突然迸发了想要创作《唐人街》的灵感。

于是，刚刚庆幸自己逃脱了24小时不吃不睡写作的苦逼作家的命运的我，还没来得及享受我青春快乐阳光灿烂的自由生活，就被命运的女神再次抓小鸡一般地抓进了写作的囚笼，在朋友风光无限地在伦敦书展上与各国出版界名流交流互动的时候，我再次滚回了自己那个破旧的伦敦公寓，在伍尔夫笔下一个女人自己的房间里，吭哧吭哧地又开始每天蓬头垢面足不出户地写下一部小说了。

然后从3月13日写到3月19日，再一次地，七天，一部长篇。

这部长篇就是你们后来看到的《唐人街》。2005年创作，2015年出版。耗时十年。

然而这还并不算时间最长的。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这部小说，《在伦敦》是在我写完《唐人街》后一个星期里写的，然而直至今日才得以出版。2005年创作，2017年出版。耗时十二年。《在伦敦》的姊妹篇《个人现状》则更夸张（真不愧是姊妹），2000年创作，2013年出版，耗时十三年。

伦敦的书展只有三天，在《唐人街》刚写到一半的时候，朋友就已经开完书展回北京了。由于我完全是每天20个小时发疯一样地写小说，连这位给我带来小说写作灵感的朋友离开伦敦去机场的时候我都完全没时间去送他一程，只能在电话里跟他道了声再见。原本我以为写完《伦敦爱情故事》我就已经累瘫了，需要好好休养个三五年再充电写下一部小说的，结果没想到，缪斯给我打的应该不是鸡血，而是龙血，仅仅两周以后，我就又开始满血复活，全盘开挂写完了《唐人街》，再然后，更疯狂的是，在刚刚写完《唐人街》的第二天，3月20日，我又开始不顾死活地写起了第三部长篇：《在伦敦》。

我没有在28岁的这一年英年早逝，吐血身亡，我想我应该感谢神。

从2月14日开始写《伦敦单身日记》的后记，到3月29日《在伦敦》完稿，一共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我以平均每个星期写一部长篇的速度，陆续完成了《伦敦爱情故事》《唐人街》《在伦敦》，这三部不仅仅在当时，甚至至今对我来说仍然算是非常重要的长篇小说。十二年以后，这三部作品终于得以全部出版。虽然它们出版的时间分别是：2010年，2015年，2017年，让读者无法注意到这三部作品其实是在同一段时间里创作的，但对我本人来说，2005年那惊心动魄的两个月，无疑是我本人写作生涯中一个无可逾越的创作高峰。因为在那之前和以后，我的精力，体力，写作的动力和速度，都不可能让我再创造出这样骇人的奇迹了。

至于《在伦敦》这部小说为什么成为了最难出版的一部，以至于拖到了十二年后，这个问题说来实在话长，其间的起承转合、无数曲折、世态炎凉、拍案惊奇都够我再写一部长篇的了，所以我也懒得在这里啰嗦了。不过让我聊以欣慰的是，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在创作完成三年五年甚至十几年以后才得以出版的，至少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一点，就是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无惧时间的大浪淘沙的。石沙瓦砾，随波逐流，大江东去浪淘尽，真金白银，历久弥新，在经历岁月的洗练后散发出永恒的光芒。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自古而今，历千年而不衰，虽万世而不灭，真正的魅力。

回到2005年。实际上按我当时的想法，本来在4月份的时候我还想继续写另一部长篇，叫《伦敦单身女郎》，而且我连前面三章大约四五万字的内容都已经写出来了；然而这个长篇当时为什么没有写下去呢，就是因为我突然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在投送了成百上千的简历和工作申请以后，突然有一家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律师事务所在2005年4月给我发送了一封面试邀请信。把我的眼都快亮瞎了。于是我欢天喜地地立刻停下穷困落魄作家的生活，梳洗打扮成现代都市白领女性的模样跑去面试，并且谢天谢地终于得到了我在伦敦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某律师行的总裁行政助理，摇身一变，从落魄宅女变成了一个摩登时尚的单身白领女郎。——那以后的故事，就是后来我在2006年到2010年之间创作的另一个系列的长篇小说了，也就是我在2005年4月只开了个头还没有写完的那部小说：《伦敦单身女郎》。

当然，这都是后话。我之所以在这里交代这一段人生经历，纯粹只是为了让读完我的小说不禁为我的生存而担忧的读者朋友们放个心。那就是虽然我穷困潦倒地在我人生最困窘的时期里生死时速般玩命写出了我当时最重要的三部长篇小说，然而命运女神也并没有亏待我，天上掉馅饼一样地砸给了我一份再完美不过的工作；让我得以从此晋升为伦敦的白领职业女性，并且由此真正地进入到英国的主流社会，开始了做为一个经济独立的伦敦单身女郎的职业生涯。

从十二年后的今天倒回去看，这是一份十分完满的人生的答卷，然而在十二年前的今天，在2005年3月26日，当我正在为《在伦敦》这部小说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话，最后一个字而挣扎在现实社会的残酷世界与文学世界中的神奇美妙之间无法自拔的时候，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刻，年轻的我完全无法预知此后的这一切，这一切在后来的十二年中所发生的所有的离合与悲欢，浪漫与哀愁。没有任何事物是我们可以预知的，然而这也才正是人生的魅力所在。那些人生中不断起伏并行、到来或者离开的种种境遇，所有的困惑与迷茫，所有的快乐与忧伤，所有的困顿与奇迹。所有这一切都纷纷跌入时间的河流，星星点点，点点滴滴，在记忆的长河里熠熠发光。

而那所有的记忆与河流，就是我在其中书写和记录的这一切，用文字，用小说。

2017年3月26日

于伦敦花园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