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録

自序

緒論

第一章　國學概論

一．“國學”釋義

二．“國學”概念的提出

三．國學的載體

四．先哲時賢論國學内容

五．本書編纂體例與論定的國學内容

六．超越本書論定的國學内容的視野

第二章　文獻引論

第一節　文獻與文獻學

一．“文獻”釋義

二．“文獻學”釋義

第二節　文獻探源

一．文字

二．書寫材料

三．曆法

四．社會需要

上編　中國古代文獻的載體及其形成的文獻——六體五學

第一章　甲骨文——甲骨文學

第一節　甲骨文概説

一．古人重卜筮

二．占卜程式與卜辭格式

三．卜辭内容

四．卜辭以外的甲骨刻辭

五．甲骨文的儲藏

第二節　甲骨文的發現與發掘

一．甲骨文的發現

二．甲骨文的發掘

第三節　甲骨文的著録與研究

一．早期著録與考釋甲骨文的學者與著述

二．“四堂”對甲骨文學的貢獻

三．早期學者與“四堂”先生外著録研究甲骨文學者擇述

四．西周甲骨文

五．《甲骨文合集》與甲骨文字典

第二章　金文與石刻——金石學（即：金文學、石刻學）

第一節　金石學概説

一．釋金石

二．金石學的興起與發展

第二節　金文

一．鐘鼎彝器

二．其他器物

三．著録研究金文的部分著述簡録

第三節　石刻

一．秦前石刻

二．漢後石刻

三．著録研究石刻的部分著述簡録

第三章　簡書——簡書學

第一節　漢前簡

一．戰國簡

二．秦代簡

第二節　漢代簡

一．邊塞漢簡

二．墓葬漢簡

第三節　漢後簡

一．三國簡

二．兩晉六朝簡

三．新疆漢文以外其他民族文字簡

第四節　簡書形制

一．簡

二．牘

三．介紹研究簡書的部分著述簡録

第四章　帛書——帛書學

第一節　戰國帛書

第二節　漢代帛書

第三節　帛書形制

一．形制諸端

二．帛簡比較

第五章　紙書

第一節　紙名正義

一．絲質紙

二．植物纖維紙

三．現代紙的概念

第二節　紙書形制

一．卷軸裝

二．由卷軸裝向册葉裝過渡的裝幀形式

三．册葉裝

下編　中國古代四部文獻——四部五學

導言

一．中國古代文獻分類概説

二．書目舉要

第一部　經部——經學（附：小學）

第一章　經部總論

第一節　儒家經典“十三經”

一．“經”本是書籍通稱

二．儒家經典壟斷“經”的稱號

三．解經之作——傳、記

四．從“五經”到“十三經”

第二節　經學史述要

一．先秦有儒學而無經學

二．漢代經學

三．魏晉南北朝經學

四．唐代經學

五．宋明經學

六．清代經學

第三節　經部圖書與“六經皆史”

一．經部類目與圖書著録

二．六經皆史

第四節　經學著述

一．十三經注疏

二．通志堂經解

三．十三經清人注疏

四．附：緯書集成

第二章　經部主要文獻（上）——十三經

第一節　周易

第二節　尚書

第三節　詩經

第四節　三禮

一．周禮

二．儀禮

三．禮記（附：大戴禮記）

第五節　《春秋》與《春秋》三傳

一．春秋

二．左傳

三．《公羊傳》與《穀梁傳》

第六節　論語

第七節　孟子、孝經、爾雅

一．孟子

二．孝經

三．爾雅

第三章　經部主要文獻（下）——小學類圖書

第一節　字書

一．説文解字

二．玉篇

三．字彙

四．正字通

五．康熙字典

六．中華大字典

七．漢語大字典

第二節　詞書

一．爾雅（見前十三經）

二．方言

三．釋名

四．廣雅

五．經籍籑詁

六．辭源（1979年修訂本）

七．辭海（1979年修訂本）

八．漢語大詞典

九．中文大辭典

第三節　韻書

一．切韻

二．廣韻

三．集韻

第二部　史部——史學

第一章　史部總論

第一節　史、史學、史學史

一．釋“史”

二．史學史述要

第二節　史部的確立與圖書著録

一．史部的確立

二．史部類目的劃分

三．史部著録的圖書

第二章　紀傳史

第一節　紀傳史概説

一．紀傳史體的創始與體例

二．“正史”與“二十四史”

三．别史

第二節　紀傳史主要文獻（一）

一．史記

第三節　紀傳史主要文獻（二）

二．漢書

第四節　紀傳史主要文獻（三）

三．後漢書

四．三國志

五．晉書

六．宋書

七．南齊書

八．《梁書》與《陳書》

第五節　紀傳史主要文獻（四）

九．魏書

一〇．北齊書

一一．周書

一二．《南史》與《北史》

一三．隋書

第六節　紀傳史主要文獻（五）

一四．舊唐書

一五．新唐書

一六．舊五代史

一七．新五代史

一八．宋史

一九．遼史

二〇．金史

第七節　紀傳史主要文獻（六）

二一．元史

二二．新元史

二三．明史

二四．清史稿

第八節　紀傳史主要文獻（七）

二五．東觀漢記

二六．十六國春秋

二七．通志（見政書）

二八．契丹國志

二九．大金國志

三〇．二十五史補編

三一．二十四史訂補

第三章　編年史

第一節　編年史概説

一．編年史體的創立

二．編年史的發展

三．幾種各具特點的編年史

第二節　編年史主要文獻（上）

一．竹書紀年

二．漢紀

三．後漢紀

四．資治通鑑

五．續資治通鑑長編

六．建炎以來繫年要録

七．三朝北盟會編

第三節　編年史主要文獻（下）

八．續資治通鑑

九．國榷

一〇．明通鑑

一一．清通鑑

一二．大唐創業起居注

一三．明實録

一四．清實録

一五．東華録

第四章　紀事本末史

第一節　紀事本末史概説

一．紀事本末史體的創立

二．紀事本末史體的學術淵源

三．紀事本末體史書的編撰

四．紀事本末史體的缺點

第二節　紀事本末史主要文獻（上）

一．三代紀事本末

二．繹史

三．左傳紀事本末

四．通鑑紀事本末

五．宋史紀事本末

六．遼史紀事本末

七．金史紀事本末

第三節　紀事本末史主要文獻（下）

八．元史紀事本末

九．明史紀事本末

一〇．三藩紀事本末

一一．清史紀事本末

一二．新編中國歷朝紀事本末

第五章　雜史　詔令奏議

第一節　雜史

一．雜史概説

二．雜史主要文獻

第二節　詔令奏議

一．詔令奏議概説

二．詔令奏議主要文獻

第六章　傳記

第一節　傳記概説

一．傳記綜述

二．學案

第二節　傳記主要文獻（上）——年譜

一．中國歷代年譜總録

二．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録

三．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

四．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録

五．部分年譜與研究著述簡録

第三節　傳記主要文獻（下）——學案

一．兩漢三國學案

二．宋元學案（附：宋元學案補遺）

三．明儒學案

四．清儒學案

五．部分傳記學案著述簡録

第七章　政書

第一節　政書概説

一．“政書”類目的設立

二．政書的學術淵源

三．政書的産生與類别

第二節　政書主要文獻

一．通典

二．通志

三．文獻通考

第八章　地理

第一節　地理概説

一．沿革地理

二．方志

三．地圖

四．外紀

第二節　地理主要文獻（上）

一．山海經

二．三輔黄圖

三．華陽國志

四．水經注

五．洛陽伽藍記

六．元和郡縣圖志

第三節　地理主要文獻（下）

七．太平寰宇記

八．元豐九域志

九．輿地紀勝

一〇．元明清三代“一統志”

一一．天下郡國利病書

一二．讀史方輿紀要

第九章　史評

第一節　史評概説

一．“史評”類目的設立

二．評論

三．考辨

第二節　史評主要文獻（上）

一．史通

二．讀通鑑論

第三節　史評主要文獻（下）

三．章學誠遺書

四．十七史商榷

五．廿二史劄記

六．廿二史考異

第三部　子部——子學（附：類書、叢書）

第一章　諸子

第一節　諸子總論

一．先秦諸子的産生

二．諸子學術派别劃分與子部著録圖書

三．子書叢書

第二節　諸子主要文獻（一）

一．論語（見經部）

二．孟子

三．老子

四．莊子

五．文子

六．列子

第三節　諸子主要文獻（二）

七．墨子

八．管子

九．晏子春秋

一〇．公孫龍子

第四節　諸子主要文獻（三）

一一～一二．《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

一三．商君書

一四．鬼谷子

一五．荀子

一六．韓非子

一七．吕氏春秋

第五節　諸子主要文獻（四）

一八．新語

一九．新書

二〇．淮南子

二一．春秋繁露

二二．鹽鐵論

二三．法言

第六節　諸子主要文獻（五）

二四．白虎通義

二五．論衡

二六．潛夫論

二七．困學紀聞

二八．日知録

二九．天工開物

第二章　類書

第一節　類書概説

一．類書的創始

二．類書的發展

三．類書的價值

四．類書的著録

第二節　類書主要文獻（上）

一．北堂書鈔

二．藝文類聚

三．初學記

四．白孔六帖

五．太平御覽

六．册府元龜

七．玉海

第三節　類書主要文獻（下）

八．永樂大典

九．淵鑑類函

一〇．古今圖書集成

第三章　叢書

第一節　叢書概説

一．叢書的創始與發展

二．叢書的著録

三．叢書目録

第二節　叢書主要文獻（上）

一．四庫全書

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四．四庫未收書輯刊

五．續修四庫全書

第三節　叢書主要文獻（下）

六．四部叢刊

七．四部備要

八．叢書集成（初編）

九．四部精要

第四部　集部——文學

第一章　集部總論

第一節　集部綜述

一．集部溯源

二．文集的編輯與集部地位的確立

三．集部文獻的價值

第二節　集部類目分解

一．楚辭類

二．别集類

三．總集類

四．詩文評類

五．詞曲類

第二章　集部主要文獻（上）——總集

第一節　先秦至唐五代詩文總集

一．楚辭

二．文選

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四．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五．文苑英華

六．全唐文

七．全唐詩

第二節　宋至清詩文總集與歷代部分詩文總集簡録

一．宋文鑑

二．全宋詞

三．元曲選

四．全元散曲

五．六十種曲

六．古謡諺

七．明經世文編

八．清經世文編

九．歷代部分詩文總集簡録

第三章　集部主要文獻（中）——别集

第一節　三國晉别集

一．諸葛亮集

二．曹植集

三．陶淵明集

第二節　唐别集（上）

一．王維集

二．李太白全集

第三節　唐别集（下）

三．杜甫全集

四．白居易集

五．韓昌黎集

六．柳宗元集

第四節　宋金别集（上）

一．歐陽修全集

二．王安石全集

三．蘇軾詩文集

第五節　宋金别集（下）

四．曾鞏集

五．朱熹集

六．元好問全集

第六節　明别集

一．宋濂全集

二．王陽明全集

三．張太岳集

四．澹園集

第七節　清别集與歷代部分詩文别集簡録

一．漁洋精華録

二．方苞集

三．嘉定錢大昕全集

四．歷代部分詩文别集簡録

第四章　集部主要文獻（下）——詩文評

第一節　《文心雕龍》與《詩品》

一．文心雕龍

二．詩品

第二節　詩話詞話曲話與歷代部分詩文評著述簡録

一．詩話

二．詞話

三．曲話

四．歷代部分詩文評著述簡録

後記

自序

本人趨步先哲後塵，畢生以國學爲業。今日際遇國學熱潮，欲藉本書介紹國學於國人，以效綿薄。不敢以“概論”、“研究”名書忝躋先哲時賢大作之列，故題名《國學教程》以饗讀者。

多年來，爲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本科生高年級、研究生、高校青年教師進修班開設“中國古代文獻學”、“中國古代文獻研究”、“四部文獻學術源流”、“四部文獻舉要”等課程。退休後，系與教研室從學科建設考慮，讓寫本書，作爲一部教材，以爲日後教學參考。本書即在綜合多年講授諸門相關課程講稿之基礎上，通貫體例，充實内容，撰寫而成。2004年8月命筆，2007年5月竣事，歷時三年。其間，雖不時忙於其他學術諸端，然大部分時日與心力皆注瘁於此。初擬内容，在介紹每一部文獻本身的情況後，簡録後人主要是近現代學者研究該文獻的部分著述，使讀者在瞭解靜態文獻知識的同時，還可獲取大量動態研究訊息。完稿後，因文字過多，故於付梓前將文獻研究訊息部分割愛删去；爲求簡明，考辨與論證内容也删棄不少。書中吸取先哲時賢之研究成果，參考有關論著之序言、題跋及前言、後記，慮及篇幅與版面所限，恕未一一注明。編次、内容難免有失當、疏漏以致舛誤之處，敬祈方家與讀者批評指正。

公元2008年元月

緒論

第一章　國學概論

近些年來，社會上掀起一股“國學”熱潮，歷時數年，熱度不減。但是，人們對國學的認識，往往還停留在一種不甚明晰的狀態。所以，本書於卷首先就國學的一些基本問題略作論述。

一．“國學”釋義

什麽是國學？不少人認爲國學既深奥，又神秘，可談而不可喻。其實，並非如此。顧名思義，國，國家；學，學問，學術。國學，就是一個國家特有的學問、學術。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它本國特有的學問、學術，都可稱之爲它本國的國學。我們謂之國學者，所指就是我中國特有之學問、學術，如此而已。學問，謂知識的總和。何謂學術？學者，指學識、學説、觀點、主張等；術者，指方法、手段、技藝、方略、律令、典制等。學以明理，術以致用。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歷史上産生過各種思想觀點、意識形態、政治主張，創製出各種改造自然的器物生産財富以滿足人類衣食住行的需要。歷代又有各自的文學藝術、禮儀風俗與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各種典章制度、治國方略。學術文化積澱深厚，藴涵豐富。凡我中華民族以往産生的思想意識與從事的社會實踐給後人留下的有歷史價值的印記，既包括精神的，也包括物質的，皆可一言以蔽之曰傳統文化；對傳統文化進行研究的學術，皆可一言以蔽之稱之爲國學。這様説來，“國學”豈不成了“傳統文化”的同義語嗎？二者並不等同，因爲二者的視角不同：稱之傳統文化，重在傳統文化本身的存在與傳承；稱之國學，重在對傳統文化存在與傳承的研究。

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見證，隨着社會歷史的演進，經過我們祖先世代社會生活的實踐，一代一代的學者將他們研究的成果著之於典籍，使之得以傳承。傳統的傳承有起點而無終點，每一位生活於起點以下的人無一例外地都活動在傳承傳統延長綫的一個位置點上。傳統的内涵是過去的，但它的内涵不是靜止的，是隨着社會歷史的演進不斷充實新的過去。傳統是可以告訴人們如何做人處事的重要資源，大者治國，小者修身，都能爲人們提供借鑑。所以，無論在社會歷史進程中的哪一階段，都離不開傳統。那麽，我們生活於今天的中華兒女，没有理由不重視國學，不傳承傳統，而是應該從學習國學中認知傳統，從傳承傳統中充實自己，使傳統爲我所用，成爲豐富現代社會生活的珍貴財富。

二．“國學”概念的提出

“國學”作爲一個學術命題提出來加以關注，予以研究，是近代的事。因爲，在古代，國學就是學者學術活動的全部。清代於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隨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學術也日漸東來，傳統的中華文化受到衝擊。於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在提出“科學”、“民主”理念的同時，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使兩千年來作爲社會主導思想核心的儒家思想面臨傾覆之勢，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出現危機。在此背景下，晚清、民初之時，一些學者提岀“振興國學”的口號，以之與“西學”抗衡，希望藉此增强國人的民族自信心。於是，由此拉開重建傳統的序幕。此間，岀現了國學宣講組織與研究機構。1906年9月，章太炎在日本東京發起國學講習會，不久又在此基礎上成立國學振起社。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相繼成立國學研究機構國學門與國學研究院，北大國學門還岀版刊物《國學季刊》。胡適與梁啟超先後開列國學書目《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胡目）與《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梁目）發表。

國學成爲學人普遍關注的學術課題，陸續有研究論著問世。章太炎組織的國學講習會，在宣倡國學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章太炎本人就多次進行國學演講，他的《國學概論》一書就是根據上海演講記録整理而成的。他晚年在蘇州國學講習會所作的最後一次演講，題名《國學講演録》，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於1995年整理出版。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版的以“國學”命名的專著，尚有范皕誨撰《二千五百年來之國學》、顧藎臣撰《國學研究》、錢穆撰《國學概論》、曹伯韓撰《國學常識》等。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國學”命名的專著，主要出版於臺灣，如董桂先撰《國學問答三百題》、黄章明等撰《國學方法論叢》、李九瑞撰《國學表解》、王易撰《國學概論》、馬瀛撰《國學概論》、鍾泰撰《國學概論》、傅隸樸撰《國學概論》、程發軔撰《國學概論》、杜松柏撰《國學治學方法》、邱燮友等撰《國學常識精要》、龔鵬程撰《國學入門》等。

中國大陸，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使傳統遭到嚴重的摧殘破壞。當人們對傳統降低信仰而尚在文化迷茫之中的時候，隨著“改革開放”的展開，不可避免地又帶來西方文化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衝擊，使中華傳統文化的生存與傳承又都面臨著新的、可以説是更爲嚴峻的危機；特别是青少年，是否會出現“數典忘祖”的情況實在令人擔憂。在此背景下，一些有識之士再次提出“振興國學”的口號以警悟世人。近些年來，全國不少高校與研究部門成立國學研究院、所，同時也有不少介紹與研究國學的著述先後出版，如胡道靜主編《國學大師論國學》、桑兵撰《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孔祥驊撰《國學入門》、詹杭倫撰《國學通論講義》、喬繼堂、王槐茂撰《國學六百問》、謝謙撰《國學詞典》等；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主持編印的學刊《國學研究》，1993年出版第一卷，2007年已出版至第十九卷。不難看出，上次世紀之交與這次世紀之交先後兩次提出“振興國學”，皆時勢使然，有很强的時代特色。

如此説來，今天提出“振興國學”，是否就是爲了保存國粹，拒外族文化於國門之外呢？非也。兩次世紀之交發出“振興國學”的同一種呐喊，其初衷，皆爲矯正國人崇慕西學之弊而發，其産生的實際效果，可能會使人一時萌發排外情緒，然從中華民族的發展歷史來看，這種情緒決不會成爲中華民族的主流思潮。中華民族在五千年發展過程中的文明史，以其博大胸懷容納吸收其他民族諸多文明精華，用以豐富充實自己。外族文明生於異域，移植中華，在中華大地滋潤養育下生根、發芽、成長、結果，最終成爲中華文明大花園中的一朵新花。外來文明中華化的事實，史不乏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發展史用事實證明，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交流，是各自文明發展的一種重要的外在動力。在今天全球一體化的網絡時代，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勢在必行，成爲我中華文明容納吸收外來文化的又一良好機遇。不瞭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而在外來文化面前，或者妄自菲薄，或者妄自尊大，都是愚昧無知的表現。這就要求我們首先需要知道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傳統，然後才能更好地在知己知彼的情況下決定對外來文化的棄取。今天提倡振興國學，並非要固守國學舊壘，而是要使國人都能更多地瞭解國學，認知傳統，在瞭解、認知的基礎上，反思自我傳統，審視外來文化，通過認真鑑别，無論是國産的還是外來的，一律劣者棄汰，優者繼取並使之發揚光大。這既是歷史賜予我們的機遇，也是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國人豈可等閑視之！

三．國學的載體

國學涵蓋寬泛，内藴豐富，我們後人何以知之？全靠古代文獻的記載。由於古代文獻的記載，國學才得以延續後世，使代代中華兒女都能够分享到祖先創造的輝煌。所以説，古代文獻是國學的載體。國學記載於古代文獻之中，古代文獻成爲國學的集散地：集聚在這裏，又從這裏傳佈四方（空間），流傳後世（時間）。我們要瞭解國學，首先需要瞭解古代文獻，然後方可進而登堂入室，去做探索它、發掘它的工作，從中吸取豐富的營養，使它爲今天服務，爲美好的明天增添光彩。

中國古代文獻有兩種類型：一爲傳世文獻，一爲考古文獻。

傳世文獻，是指一直在社會上流傳的古代文獻。從載體來説，傳世文獻主要是紙書文獻。傳世文獻的學術分類，長期以來，主要采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方法。經部著録經書（儒家經典，附小學類圖書），史部著録史書，子部著録諸子百家書及科技、宗教書，集部著録詩文集。古代四部分類著録文獻，學術實分五科：一曰經學，二曰小學，三曰史學，四曰子學，五曰文學。

考古文獻，是指原被埋没、後被發現的古代文獻。從載體來説，考古文獻主要是甲骨文、金文、石刻、簡書、帛書等文獻。中國的考古事業，若溯其源，可從北宋興起的金石學説起。真正的科學考古，是在上世紀初才開始的。自二十世紀初至今，近代考古學的發展，取得了累累成果，其中獲取的大量文字材料，是保存在地下的文獻，它與地上文獻共同構成中國古代的文獻遺存。考古文獻重新面世，生發出諸多新的學術領域，大大促進了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充實並擴大了國學的藴涵，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百年來，近代考古的普遍開展，發現的文字材料諸如甲骨文、金文、石刻、簡書、帛書等皆豐碩可觀，衆多學者在考古開闢的新學術領域開荒耕耘，撰寫了大量研究論著，甲骨文學、金文學、石刻學、簡書學、帛書學等蓬勃興起並得到長足發展，使考古文獻所記載的國學内容得顯於世，並大放異彩。考古文獻的學術分類，依其載體，主要有甲骨文學、金文學、石刻學、簡書學、帛書學等五種。

傳世文獻與考古文獻都是國學的載體，國學依賴它們得以記載與傳承。

四．先哲時賢論國學内容

國學藴涵豐富，其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下面，以上文提到的章、錢、顧、傅、程、詹、喬七書爲例，簡列其目，藉以瞭解先哲時賢介紹國學的專門著述所範圍的國學内容概略。

章太炎撰《國學講演録》，目分五説：一、小學略説。二、經學略説。三、史學略説。四、諸子略説。五、文學略説。

錢穆撰《國學概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版，1997年商務印書館新一版），目分十章：一、孔子與六經。二、先秦諸子。三、嬴秦之焚書坑儒。四、兩漢經生經今古文之爭。五、晚漢之新思潮。六、魏晉清談。七、南北朝隋唐之經學注疏及佛典翻譯。八、宋明理學。九、清代考證學。十、最近期之學術思想。

顧藎臣撰《國學研究》（1930年出版），目分經、史、子、集四部。

傅隸樸撰《國學概論》（1958年出版），目分五編：一、小學。二、經學。三、史學。四、子學。五、文學。

程發軔撰《國學概論》（1972年出版），目分十四章：一、導言，闡釋國學概念及國學書籍要目。二、經學。三、諸子概説。四～五、兩漢魏晉學術。六、佛學。七～九、宋元明理學與唐宋元明之經學。十、經學、佛學、理學之結論。十一～十四、清代考證學、近世學術之趨勢與民國思想家。

詹杭倫撰《國學通論講義》（2007年出版），目分八編：一、基礎編。闡釋國學概念及語言文字學。二、經部編。三、史部編。四、子部編。五、集部編。六、宗教文化編。七、天文曆法與社會習俗編。八、海外漢學編。

喬繼堂、王槐茂撰《國學六百問》（2007年出版），目分五編：一、前編，闡釋國學諸端。二、甲編，經部。三、乙編，史部。四、丙編，子部。五、丁編，集部。

上列七書，在出版時間上，涵蓋了自上世紀初“振興國學”口號提出伊始至本世紀初的一百年。七書的編次體例不盡相同，標立類目多有差異，記載内容也互見寬狹，但它們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把國學内容局限在傳世文献經、史、子、集四部的範圍之内。

五．本書編纂體例與論定的國學内容

本書内容，分爲三個部分：一曰“緒論”，概論國學諸端，闡釋“文獻”意義，探討作爲國學載體的古代文獻的源頭。二曰“中國古代文獻的載體及其形成的文獻”，論述甲骨文、金文、石刻、簡書、帛書、紙書等形制與研究情況。三曰“中國古代四部文獻”，概論文獻學術源流與發展情況，介紹主要文獻。如此的編排體例，使理論知識與具體文獻緊密結合，讀者可以對中國古代文獻充實理性認識，豐富感性知識，從而打通一條跨入國學大門、進而登堂入室的治學門徑。

本書與此前介紹國學的專門著述比較，其内容有一個顯著特點，即：前此之書，國學的内容，皆以經、史、子、集四部文獻爲範圍。這種認識，在近代考古大量發現地下遺存的古代文獻以前是可以的，因爲，那時候，國學的記載傳承所依靠的載體主要是傳世文獻；這種認識，在近代考古大量發現地下遺存的古代文獻以後是不可以的，因爲，這時候，國學的記載傳承所依靠的載體既有傳世文獻，又有考古文獻。既然如此，那麽，這時候的國學内容，既要包括傳世文獻的傳統學術，還應包括考古文獻的後起學術。學人向以由考古文獻的發現而出現的新的學術領域作爲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研究國學的論文著述中包含大量這方面的内容。但是，介紹國學知識的專門著述卻拘守舊貫，至今介紹國學内容仍還局限在經史子集四部範圍，顯然不妥。基於這樣的認識，本書論定的國學内容，既包括經史子集四部文獻的經學、小學、史學、子學、文學等傳統學術，又包括考古文獻的甲骨文學、金文學、石刻學、簡書學、帛書學等後起學術，且在編排上後者爲上編，前者爲下編，以明二者學術之先後。如上所述，以今日之觀點視之，國學内容的範圍包涵兩個“五學”即四部文獻之“五學”與考古文獻之“五學”，方可稱之全面。

六．超越本書論定的國學内容的視野

國學，是一個國家特有的學問、學術。中國之國學，所指當然是中國特有之學問、學術。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生活在中國廣袤疆域的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中的一員，共同創造了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可知，中華民族文化是組成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各民族文化的融合體。在中華民族組成的族群中，漢民族人數最多，居住地區所佔面積最大，且處於國土中心，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文明程度最高，所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在幾千年來形成發展過程中，漢民族文化一直處於絶對優勢，佔據主導地位。直至今天，人們談起國學，依然僅指研究漢民族傳統文化的學術。漢民族不等同中華民族，生活在中國疆域的所有民族組成的民族群體才是中華民族的同義語。研究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學術爲中國的國學，那麽，中國國學的内容，應該是研究以漢民族傳統文化爲主而又包括生活於中國境内的所有民族傳統文化的學術，它既包括中華民族各族群各自的文化特色，又包括中華民族各族群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融合。這樣，確言之，中國的國學，是綜合研究以漢民族爲主體、組成中華民族的各民族各自的文化特色與相互文化融合的學術。這樣的國學内容，才是中國國學的完整概念。

以此作爲標準，審視本書論定的國學内容，也僅局限於研究漢民族傳統文化的學術的範圍，並非中國國學内容的全部。這是因爲，在今天，本人只是有這種認識，而實無進行這種研究的能力。將這種認識寫在這裏，以期認同這種認識的有志學者能注力於此，推動國學研究向廣度與深度發展，爲促進中華民族各民族之間的文化認同與融合作出貢獻。

在這裏，對與“中國國學”相關的問題，提出數端，不予展開論述，僅以略表己見：

一、從“正名”上説，將包括組成中華民族各民族之學術的中國國學稱爲“大國學”的提法值得商榷。國學是一個國家特有的學術，中國國學是中國特有的學術。長期以來，人們談起中國國學，只是局限於漢民族一族之學術，而卻將中華民族中其他族群的學術排除在外。漢民族一族的學術，應該稱之爲漢學，稱爲中國國學是濫用了中國國學的名稱，犯了以局部代全部、以部分代全體的錯誤。中國的學術，除了漢學，還有藏學、維學、蒙學、滿學、壯學、苗學等中華民族中各民族之學術，將包括組成中華民族各民族之學術稱爲“中國國學”，才名實相符。每一族群之學術，都僅是中國國學的一部分，所以都無權獨擅“中國國學”的名號。“中國國學”是一個特定的學術概念，無大小之分，名實相符者稱之爲“中國國學”，名實不符者不管是縮小範圍還是擴大範圍都不能稱之爲“中國國學”。組成中華民族的各民族之學術稱爲“中國國學”，漢民族學術以外的各民族學術不是被“大”進中國國學來的，而這本來就是它們應該享有的學術名號與學術地位，只是它們這種學術名號與學術地位以前被人爲地剥奪了罷了。既然“中國國學”既不可大，也不能小，“大國學”的提法顯然不妥。

二、所謂“中華民族各民族”，不是僅限於今天所説的“組成中華民族的五十六個民族”，而是指歷史上在中華大地上繁衍生息而爲創造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做出過貢獻的所有民族。

三、將漢民族之傳統學術謂之中國國學内容之全部，是大漢族主義在國學問題上的反映，十分有害於中華民族各民族之間的融合、認同與團結。

四、國學，不是一個學科名稱，而是一個龐大的學術區域，包含衆多不同門類的不同學科。提倡國學，讓國人瞭解國學，認知傳統，以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這是學人應盡之責任。但是，將國學作爲一個學科對待的做法不可取，因爲這是學術區分門類的一種由細返粗的倒退行爲，與學術發展的總趨勢背道而馳。

五、國學既然不是一個單一的學科，而是一個包含衆多不同門類的不同學科的龐大學術區域，所以，國學難出“大師”。

六、本書書名，題爲《國學（漢學篇）教程》才名實相符。考慮到目前尚屬“國學”正名的初始，所以姑且仍以傳統之稱稱之。

第二章　文獻引論

中國古代文獻是國學的載體，所以，要認識國學，首先需要瞭解古代文獻。在討論有關文獻的諸問題之前，我們先將什麽是文獻及文獻的産生等情況作概略闡述，以爲引論。

第一節　文獻與文獻學

“文獻”首見於《論語》。“文獻”作爲一個複合詞，表述一個概念，是孔子首先提出來的。《論語·八佾》：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孔子所説的“文獻”，指的是什麽呢？今天使用“文獻”，又是指什麽呢？討論“文獻”問題，首先需要明白“文獻”的意義——包括它的初義與今義。

一．“文獻”釋義

1．“文獻”初義探析

關於“文獻”的意義，今天所看到的最早解釋，是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的《論語注》。鄭玄的《論語注》今已不存，在三國魏人何晏所撰《論語集解》中徵引鄭注云：“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顯然，鄭玄以“文章”釋“文”，以“賢才”釋“獻”。那麽，孔子這段話的意思，用今天的話説就是：

夏代的禮制，我能够講述它，可是它的後代杞國没有足够的條件驗證；殷代的禮制，我能够講述它，可是它的後代宋國没有足够的條件驗證。這是因爲杞國、宋國缺少歷史文件和通曉夏代、殷代禮制的賢者的緣故。如果有足够的歷史文件和賢者，我就能够驗證夏代和殷代的禮制情況了。

鄭玄對“文獻”意義的訓釋，符合不符合孔子這句話的原意呢？下面，從訓詁和歷史兩個方面，對“文”與“獻”的意義分别進行分析。

鄭玄訓“文”爲“文章”。“文章”一詞，《論語》中兩見。一見《論語·公冶長》：“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朱熹撰《論語集注》：“文，德之見於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文辭可聞，威儀可見；釋“文辭”則是，釋“威儀”則非。康有爲撰《論語注》：“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六藝’也，孔子日以教人。”六藝，即後世所説的“六經”，指儒家《易》、《書》、《詩》、《禮》、《樂》、《春秋》等六部典籍。孔子以“六藝”教弟子，所以“可得而聞”。一見《論語·泰伯》：“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何晏注：“焕，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這裏，何氏以“立文垂制又著明”釋其義。對此，清人劉寶楠撰《論語正義》作了進一步申説：“‘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者，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又載籍尚存，故《尚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若親睦、平章、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云‘黄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考見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又《史記·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張守節《正義》：“言‘六藝’之文雖異，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六藝”就是垂制之文，前代之制，著之簡册，流傳後世，使後人閲讀前代之文，即可明瞭前代之制。由此可知，“文獻”之“文”，義爲文章、典籍，所載内容，爲前代以禮治國之制。所以，孔子認爲，驗證夏、殷禮制，需要參閲足够之“文”。

鄭玄訓“獻”爲“賢才”。“獻”訓“賢才”，今天看來似覺費解，其實，在古代典籍中，訓“獻”爲“賢”是不乏其例的。《尚書·皋陶謨》“萬邦黎獻，共惟帝臣”(1)句僞孔安國傳曰：“獻，賢也。萬國忠賢共爲帝臣。”周滅殷，殷之遺民有不肯臣服於周者，周人稱爲頑民；臣服於周者，則周人稱爲獻民。周人以獻民與頑民對稱，猶以賢否、善惡對言。這在金文及《尚書·周書》、《逸周書》中都有語例。金文《簋銘》：“余以士獻民，爯盩先王宗室。”又《尚書·酒誥》“汝劼毖殷獻臣”句孔傳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又“越獻臣百宗工”句孔傳曰：“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尚書·洛誥》“其大惇典殷獻民”句孔傳曰：“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又《逸周書·商誓》“及太史比、小史昔及百官里居獻民”句晉人孔晁注曰：“里居賢民，致仕及未仕者。”

“獻”何以有“賢”義？先看下面數例：

上面所引《尚書·皋陶謨》“萬邦黎獻”中的“黎獻”，漢代《泰山都尉孔宙碑》、《斥彰長田君碑》、《堂邑令費鳳碑》皆作“黎儀”。

《尚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予翼。”民獻，伏生撰《尚書大傳》作“民儀”。

《周禮·春官宗伯》司尊彝之職“鬱齊獻酌”句鄭司農注曰：“獻，讀爲儀。”段玉裁撰《周禮漢讀考》：“《説文》‘獻’從犬鬳聲，‘鬳’從鬲虍聲，在魚模部，與歌戈部漢通用，最近周人，則元寒部與歌戈部多合用之處。司農讀‘獻’爲‘儀’，如《周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尚書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莽《大誥》作‘民儀九萬夫’，亦其證也。”段玉裁撰《六書音韻表》，分古音爲十七韻部，魚模部指第五部，歌戈部指第十七部，元寒部指第十四部。據《説文》段注，“獻”、“鬳”在十四部，“儀”在十七部。段氏於“鬳”字下注曰：“歌、元古通，魚、歌古又通，虍聲即魚、歌之合也。”

《説文》：“轙，車衡載轡者。從車，義聲。钀，轙或從金、獻。”轙是車軛上的大環，用來穿繫繮繩。轙是車的一部分，所以從車；其字讀義聲，所以聲旁爲“義”。這是一個形聲字。“轙”的或體，也就是别體，作“钀”，由金、獻組成。别體“钀”也是一個形聲字的結構，環由金屬製成，所以從金，“金”爲義符，“獻”則作聲符。段注：“獻聲與義聲古合音最近。”

以上數例，可證獻、儀二字古音相近，故可通假。

“儀”字何義？

《詩經·我將》：“儀式刑文王之典”句毛傳：“儀，善也。”

《爾雅·釋詁》：“儀，善也。”

《廣雅·釋詁》：“儀，賢也。”

善、賢同義。“儀”有善、賢義，“獻”與“儀”同音通假，故“獻”亦可訓“善”訓“賢”。

在用法上，金文、《尚書》、《逸周書》中“黎獻”、“獻臣”、“民獻”之“獻”字，都指人，具體説，指人中的賢者。這和鄭玄將“文獻”之“獻”字解釋爲“賢才”，訓義相同。

顯然，從訓詁角度認識，“獻”訓“賢才”是可以成立的。

下面，再從歷史角度作進一步探討。

勞動創造了人類。人類産生以後，由於共同勞動、進行交際的需要，隨之産生了語言。人類的一切活動，諸如征服自然界的鬥爭、各人類群體之間的交往、各種生産活動等，都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往下傳遞。人類社會的最初歷史，就是這樣被流傳下來，形成後人所謂的傳説時代。口碑知識是典册知識的源頭。

進入階級社會以後，由於國家的産生，社會分工的複雜化，口耳相傳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於是産生了文字。但是，文字的初生階段，是一種筆畫繁雜的象形文字，寫字類似繪畫，相當費時，不便使用，加之字數不多，所以只能記録一些君王的文告、國家的政令等文句不多的文件，而大量的歷史情況與現實活動都還得憑著口耳相傳的方式流傳下來。這種狀況，使得我們的祖先既重視用文字記録在典册上的歷史，同時也十分重視由先人那裏口耳相傳下來而記録在人們腦子裏的歷史。後者是前者十分有價值的補充。要瞭解歷史，這二者提供的材料同等重要。

典册上記録的歷史和口耳相傳的歷史並重這一觀念，直到周代，還牢固地保持在人們的意識裏。《尚書·多士》記載周公對殷遺民説：“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墨子·貴義》説“周公旦朝讀書百篇”，雖然可能有誇大之辭，但是，西周建立之時有典册可讀，確是事實。雖有典册記録著殷朝的史實，但是，在武王滅殷之後，還是要鄭重地訪問箕子，徵詢他關於治理天下的意見，以吸取殷朝統治者的統治經驗，彌補典册不足的缺陷。這篇意見大綱，整理成文，就是《尚書》中的《洪範》篇。

春秋時期，周王與各國諸侯遇有典册上没有記載而自己又不瞭解的古史今事，遵循慣例，依然向那些知識淵博、通古知今的“博物君子”求教，徵詢意見。《國語·周語上》記載：“（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内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這是怎麽回事呢？歷史上曾發生過這樣的事嗎？於是内史過從神道聯繫到人事，證之以夏、商、周三代的興亡歷史，説明“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左傳》魯僖公六年記載，這年夏天，齊、宋等國伐鄭。秋天，楚成王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楚成王撤軍回國。到了冬天，“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到楚國的武城去見楚成王。許僖公本是去請罪，但是，楚成王没有見過這種場面，不知應如何處理，就“問諸逢伯”。大夫逢伯回答説：“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成王就根據逢伯所談的情況，學著周武王的做法處理了這件事。春秋時期，會盟是各國交往中的一項重要的禮儀活動，而且這一活動由來已久，到這時候，已經形成一定的禮儀和制度。《左傳》魯成公三年記載：“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在會盟問題上，魯成公遇到了難處理的事情，徵詢大夫臧宣叔的意見。臧宣叔首先説明“古之制”的情況，又根據晉、衛二國的實際地位，提出先晉後衛的意見。於是，魯成公頭一天盟晉，第二天盟衛。《左傳》作者肯定魯的做法符合盟約的禮儀制度。春秋時期，君主就古制今事向臣下徵詢意見，《左傳》及其他先秦典籍均有很多記載，僅從上面所引例事就可知道，這些被徵詢意見的博物君子所談古史，所論今事，是當時君主處理禮儀制度等方面重大事情的重要依據。

先秦典籍記載人們徵引古事古制時，常常習慣於用“臣聞之”一類的詞語提起。這是因爲，當時人們對古事古制的瞭解，不僅是通過典册的記録閲讀來的，還有一條重要途徑就是通過口耳相傳聽來的。這些口耳傳聞的重要古事古制，都記録在博物君子的腦子裏。統治者們要想很好地吸取過去的統治經驗，使自己的統治符合古制，一方面要參考典册上記録的歷史文件，同時還需要訪詢通曉古事古制的賢達。古代重視尊長養老，三代都有養老於學之制。《孟子·滕文公上》：“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三代之學是養老、教育、習射之所。老者，德高望重，其德行可以作爲天下楷模，君主還可以向他們徵詢善言嘉謀、治國方略。《禮記·内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詩經·行葦·序》：“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漢書·藝文志》：“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對古代訪獻之臣的活動情況，《詩經·皇皇者華》有生動的描述。請看：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訪獻之臣坐著馬車，急匆匆地奔馳在原野上，去向忠信之士徵求治國方略，訪詢禮儀制度。根據《左傳》魯襄公四年的記載，訪獻活動視對象與内容的不同，還有一些特定的專門稱謂，即所謂“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現在我們雖然還不好貿然提出當時有訪獻之制，但是，就古史今事訪詢博物君子的做法受到當時統治者們的特别重視這一點，確是無容置疑的。

孔子生活於春秋後期，在當時，他就已經被人們視爲知識淵博的賢者。孔子的知識是怎麽得來的呢？我們雖無法探知其詳，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不僅學習典籍知識，而且重視向人們求教從典籍上學不到的知識。《論語·八佾》：“子入太廟，每事問。”《史記·孔子世家》：“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左傳》魯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於是講述了從黄帝、炎帝、共工、太皞到少皞分别以雲、火、水、龍、鳥命官的原由。在孔子的眼裏，郯屬四夷之國，而孔子對四夷是持蔑視態度的。但是，當他聽説一個遠方小國的君主能詳述中原各國已不得聞知的前古官名的沿革，感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就“見於郯子而學之”。在孔子看來，問，就是學，所以他不肯放過任何一個通過向人求教獲取知識的機會。《論語·公冶長》記載，孔子的學生子貢問孔子説：衛國大夫孔圉，爲什麽用“文”字做他的諡號呢？孔子説：“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一學，一問。《淮南子·泰族訓》：“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一問，一學。“學”和“問”是“文”的兩個方面，同等重要。早在先秦時期，已經“學問”連文。《孟子·滕文公上》：“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荀子·勸學》：“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後世把人們掌握的知識稱爲“學問”，是有它的淵源的。

孔子的勤奮好學，使他成爲一個知識淵博的人。所以，人們遇有一些自己不瞭解，而又在典籍中不易查尋到的古史今事，都來向他求教，徵詢他的意見。《韓非子·外儲説左下》：“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國語·魯語下》：“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論語·顔淵》：“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對於人們求教的問題，説古論今，圓滿以對。訪獻的重要，顯而易見。

孔子之時，人們對古事古制的瞭解，所以重視傳聞的口碑知識，是因爲當時還很受典籍不足這一條件的限制。因爲，當時距古尚未爲遠，而且著作權依舊掌握在史官手中，所以還有很多傳説時代的歷史没有用文字記録下來。《韓非子·顯學》有這樣一段記載：“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傳説時代的歷史，靠口耳相傳世代流傳，而口耳相傳全憑人的記憶力。每個人的記憶能力有好壞，口傳的表達能力有優劣，所以，傳説歷史經過若干世代千百年的口耳相傳之後，和歷史的本來面目相比走樣變形，本來是在情理之中。特别是某些傳説歷史到了一些思想家那裏，他們出於自己學派思想學説的需要，往往再進行一番加工改造，製成符合本學派需要的新産品加以兜售。《韓非子》在這裏揭露的就是這種情況。但是，它卻同時向我們表明，在孔、墨之前，有關堯舜的傳聞歷史，用文字記録在典册的還不多，所以，他們才得以各自任意加工改造，而對他們各自改造過的堯舜，人們又没有可引以爲據的典册記載參驗真假。當時，不僅傳説時代的歷史還有很多没有用文字記録下來，文字産生以後的歷史，因爲條件所限，也還未能全部載入典册。劉知幾撰《史通·書事》：“始自太上，迄於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黄熊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自遠古原始傳説時代以降，直到周朝春秋時期，雖然已有記事典籍，但於史事缺略甚多，幸賴訪詢博物君子，方得知之。即使載之典册，因爲當時學在王官，典册收藏在王室或公室，一般人也是很難看到的。《左傳》魯昭公二年記載，這年春天，晉國執政大夫韓宣子訪問魯國，“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宣子訪魯之前竟然没有見過重要經典《易象》與《魯春秋》，執政之卿尚且如此，可見其他人！加之，當時專門用來記録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竹簡和木牘，竹木材料容易朽壞，不宜長期保存，所以，有些已被用文字記録下來的歷史情況，又常常因爲簡牘朽壞殘損而重又失於記載。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談到劉向校讎《尚書》的情況時説：“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再有，就是政治上的原因，像《孟子·萬章下》所説的“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完全是統治者有意對典籍的摧毁。瞭解古史古制，受到典籍不足的限制，所以人們不得不向掌握這方面知識的人詢訪求教。客觀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當時的人們將文、獻並重，是很自然的。口碑知識與典册知識並重，是上古時期人們的求知觀。所以，孔子認爲，驗證夏、殷禮制，既需要參閲足够之“文”，還需要求教足够之“獻”。

“文獻”訓釋爲“文章”與“賢才”，從訓詁的角度分析，訓之有物；用歷史的眼光探討，符合歷史實際。所以，後世學者都沿從此訓。朱熹撰《論語集注》：“文，典籍也；獻，賢也。”劉寶楠撰《論語正義》：“文謂典策，獻謂秉禮之賢士大夫。”近代劉師培在《文獻解》中説：“儀、獻古通。書之所載謂之文，即古人所謂典章制度也；身之所習謂之儀，即古人所謂動作威儀之則也。孔子言夏、殷文獻不足，謂夏、殷簡册不備，而夏、殷之禮又鮮習行之士也。”劉師培的解釋，源於漢代鄭司農説。鄭玄注《周禮·春官宗伯》司尊彝之職“鬱齊獻酌”句徵引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儀酌，有威儀多也。”孫星衍撰《周禮正義》：“謂賓祭行祼時，升降先酌及拜送諸威儀多，故云‘儀酌’也。”獻、儀互通，以“儀”釋“獻”，“儀”有“威儀”義。《漢書·藝文志》：“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威儀，亦禮也。所以，劉師培將“獻”解釋爲“身之所習”、“動作威儀之則”；獻不足，就是“夏、殷之禮又鮮習行之士”。“獻”訓“威儀”，意指習禮之士，那麽，也就和劉寶楠訓“獻”爲“秉禮之賢士大夫”是同一個意思了。

2．“文獻”意義由初義到今義的演變

將“文獻”一詞題入書名，是從馬端臨撰《文獻通考》開始的。馬端臨是怎樣理解“文獻”的意義呢？他在自序中説：

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録，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言談，稗官之記録，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録之，所謂獻也。

馬端臨對“文獻”意義的理解，符合不符合孔子原意呢？一些文獻學論著，大都信從馬氏對“文獻”的解釋，認爲其書取材於兩個來源，一是書本記載，一是賢者言論，是一部名副其實的《文獻通考》。但是，如果稍作認真分析，就會發現，馬氏之説已經偏離了孔子原意。

（1）馬氏用“叙事”與“論事”來區分“文”與“獻”，不符合“文獻”的初義。

孔子感歎的“文獻不足”，是説孔子想到杞國與宋國驗證自己瞭解的有關夏、殷兩代的禮制情況，驗證的途徑有二：或是通過典册的記載，或是通過人們的口耳傳聞。但是，孔子失望了，因爲這兩個國家既缺乏記載夏、殷兩代禮制的典册，又缺乏明瞭與通曉夏、殷兩代禮制的人才。這裏，孔子是將“文”與“獻”看作驗證同一事的兩個方面。兩個方面俱“足”更好，即使只有一個方面，也是可以作爲依據的，上文提到的《左傳》魯僖公六年所載楚成王問逢伯處理許僖公面縛銜璧事，就是在無典册記載的情況下，以賢者之言爲據的，而這賢者之言又並非“論事”，而是“叙事”。馬氏簡單地用叙事與論事來區分“文”與“獻”，顯然違背孔子的本意。

（2）馬氏忽視“文”與“獻”在是否載於典册這一點上的區别，不符合“文獻”的初義。

“文獻”之“獻”，是指人，這部分人所以被稱之爲“賢”，是因爲他們知識淵博，通古知今，叙古事而不謬，論當今而合禮，所以其言被稱之爲賢者之言。這些賢者之言所涉古史今事，有些可能在典册中有簡略記載，但是，有不少還没有被用文字記録在典册裏，只是保存在人們的腦子裏，流傳在人們的口頭上。載之典册者謂之“文”，不載典册而聞之於賢人之言者謂之“獻”。由此可知，“獻”是可以變之爲“文”的，昨日之“獻”，今日用文字録載於典册，即是所謂“文”了。《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漢志》所云“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即所謂賢者之言，也就是“獻”；“門人相與輯而論篹”，將“夫子之語”用文字記録在典册上，就成爲“文”。如果説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取材於書本記載和賢者言論，那麽，和“書本記載”對言的“賢者言論”，自然應該是“非書本記載”的了，那當然屬於“獻”所包含的範圍。但是，馬端臨的所謂“獻”，雖説都是一些賢者之言，而這些賢者之言卻大都是記録在典籍上的文字材料。也就是説，馬端臨的所謂“獻”，只是從是否賢者之言這一點上著眼，並不考慮這些賢者之言是否已經載之典籍。所以，馬端臨將《春秋》三傳、《國語》、《管子》、徐偉長撰《中論》、劉昭撰《後漢書·郡國志》注、杜佑撰《通典》、吴曾撰《能改齋漫録》、沈括撰《夢溪筆談》、蘇軾撰《仇池筆記》、洪邁撰《容齋隨筆》、李心傳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朱熹撰《四書集注》等衆多重要典籍，都視之爲“獻”。他是將典籍中記載的叙事部分稱爲“文”，論事部分視爲“獻”。如是，文、獻豈不都成“文”了麽？如果將已經記載在書本上的賢者言論還依然稱爲“獻”，那麽，這種“獻”還和“文”有什麽區别呢？“文”與“獻”二者對言不就失去了它的意義了嗎？我們可以這樣説，馬端臨的所謂“文獻”，大都來源於文字記録的材料，總的來看應屬“文獻”初義的“文”。他對二者的區别，只是在内容上，一爲叙事，一爲論事，如此而已。這顯然違背孔子的本意。

通過上述分析，對於馬端臨的“文獻”觀，得出如下認識：馬端臨雖然意在遵循“文獻”兼指“典籍與賢才”的訓義，但是，實際上，他已使“文獻”的意義由兼指“典籍與賢才”明顯地向偏指“典籍”的方向傾斜，實開後世以“文獻”專指“典籍”用法的先河。此後，有仍使用以“文獻”兼指“典籍與賢才”之義者。如明人鄭岳撰《莆陽文獻》，載鄉人著作與名公列傳。文、獻合編，所以題名《莆陽文獻》。明人項篤壽撰《今獻備遺》四十二卷，記載内容全部是明人傳記，首記徐達等明初人物，末卷記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三人事跡。因是明人記明人，所以題名“今獻”。清末民初，臺灣學者連雅堂撰《臺灣通史》，他在該書《序》中説：“顧修史固難，修臺之史更難，以今日而修之尤難。何也？斷簡殘編，蒐羅匪易，‘郭公’、‘夏五’，疑信相參，則徵文難；老成凋謝，莫可諮詢，巷議街譚，事多不實，則考獻難。”也已有使用以“文獻”專指“典籍”之義者。如明人焦竑撰《中原文獻》(2)，全書分編四個部分，依次爲經集、史集、子集、文集，最後附《中原文獻通考》一卷。焦竑在《中原文獻·凡例》中説：“經、史、子、文，坊間刻此遺彼，偏而不全。是輯總群書而薈萃，合四集以成帙，後附通考圖説，凡古今載籍，大略具備，所云統同析異、博收約取者也。學者覯是編而有得焉，即一册可盡五車矣，奚俟旁搜遍覽、費神銷晷而後足哉。”在這裏，“文獻”成了“載籍”的同義語。今天，雖然還可偶見以“文獻”兼指“典籍”與“賢才”的用法(3)，但是，這屬於個别用例，從總體來説，“文獻”專指“典籍”的意義，已經成爲今天使用“文獻”一詞的通義。

任何事物的産生，都有它特定的背景和條件。語言是人類社會進行交際的工具，社會是發展的，語言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組成語言的辭彙的意義，有些基本詞彙，意義有牢固的穩定性，經久不變，如人、牛、羊、山、河等；不少辭彙的意義，都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發展而發生變化。所以，在探討一些詞的意義時，應該將它放到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考察。“文獻”這個詞，是孔子首先提出的，我們將它放到孔子生活的時代來探求它的意義，就很容易明白，將它的含義單純地解釋爲“典籍”，就不如訓釋爲“典籍與賢才”顯得全面，而且又較爲符合歷史的實際。

到了後世，典籍越來越多，原來通過口耳相傳才賴以流傳下來的古事古制，也逐漸被記録在典籍裏。特别是出現了印刷術以後，一些賢達高論，很快被印成書本，廣泛地傳佈於社會。這時，雖然求教於人仍是獲得知識的一條重要途徑，但是，那些知識淵博、通曉古今的人所掌握的知識，基本上人們都可以從典籍裏學習到，不象“文獻”一詞産生的當時，不少知識還只是保存在一些人的腦子裏，流傳在口頭上，只能通過向人求教才能獲得。這種情況，使得人們的治學觀念逐漸産生變化。南北朝末期，顔之推在《顔氏家訓·勉學》中提出“必須眼學，勿信耳受”的治學觀點。《舊唐書·經籍志》：“禮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者非他，方策之謂也。”人們偏重於書本知識，而不再重視耳朵學問。於是，“文獻”一詞的意義也隨之日漸發生變化。“文”義突出出來，“獻”義日趨微弱。“文獻”本來是由兩個名詞組成的聯合詞組，兼指“典籍與賢才”，而逐漸變成了一個偏義複合詞，“獻”字失去了它的意義，而專指“典籍”一義了。當代學者楊伯峻在《論語譯注》中説：“《論語》的‘文獻’和今天所用的‘文獻’一詞的概念有不同之處。《論語》的‘文獻’包括歷代的歷史文件和當時的賢者兩項，今日‘文獻’一詞只指歷史文件而言。”如果不考察詞義的歷史性變化，將一個詞的今義與初義渾然等同，要犯歷史的錯誤。“文獻”的今義，若用定義性的語言表述，即爲：文獻是用文字記録知識的載體。

今天，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出現了不用文字記録的知識載體，如視聽資料類的録音、録影、唱片等。所以，國家製定的“文獻”的標準定義是：“文獻：記録有知識的一切載體。”(4)有人對此定義作了説明性闡述：“爲了把人類知識傳播開來和繼承下去，人們用文字、圖形、符號、聲頻和視頻等手段將其記録下來：或寫在紙上，或曬在藍圖上，或攝製在感光片上，或録製在唱片上，或存儲在磁帶上。這種附著在各種載體上的記録，統稱爲文獻。”(5)由此定義規定的“文獻”範圍，不僅包括用文字記録知識的載體，而且包括不是用文字記録知識的載體。如果用傳統的“文獻”義説衡量，這一定義概念，涉及到許多現代才出現的新的科學技術，大大開闊了“文獻”的内涵。所以，有人將這一“文獻”定義稱之爲“現代廣義文獻的術語概念”(6)。

本書討論的“文獻”，是中國古代文獻。中國古代文獻，一般是指“五四”（1919年）以前形成的文獻。今天，雖然已有運用現代科技手段製作的古代文獻的電子版文本，但是“文獻是用文字記録知識的載體”這一基本屬性卻没有絲毫改變。本書既然是討論古代文獻，自當以傳統的“文獻”義説規範，而不取用現代廣義文獻的概念。也就是説，我們討論的“文獻”，是指“用文字記録知識的載體”。

二．“文獻學”釋義

目前，對於“文獻學”這一概念的表述，還不一致。這裏，列舉數説，試加辨析。

一曰：文獻學就是校讎學。

有人説：“文獻學也就是目録學。”(7)有人説：“我國古代，無所謂文獻學，而有從事於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學者，在過去稱之爲校讎學家。所以，校讎學無異成了文獻學的别名。”(8)這是説，文獻學就是校讎學。還有人説：“既稱爲文獻學，就必須名符其實，至少要掌握怎樣來認識、運用、處理、接受文獻的方法。”“根據前人積累的經驗，實踐的效果，定爲三個内容：一，目録；二，版本；三，校讎。”並把這三個方面的内容稱爲“文獻學的三位一體”(9)。文獻學即校讎學之説與文獻學三位一體説，從文字的表述上看，二者概念不同，但是實際上卻是同一概念。張舜徽在《中國文獻學》中談到他這樣的看法：“所謂版本、校勘、目録，都不過是校讎學的幾個組成部分。”這也是張舜徽的一貫看法，他早在《廣校讎略》卷一《校讎名義及封域論》中就提出：“目録、版本、校勘皆校讎家事也。”既然校讎學包括了版本、校勘、目録，那麽，二説也就實爲一説了。

文獻學作爲一門學術，研究、闡述與文獻有關的諸問題。它的内容，可以概括地分爲兩大部分，一是對文獻自身的研究，一是對文獻的整理。研究是爲了對文獻自身有更深入的認識；只有對文獻自身有深入的認識，才能有科學的整理；而整理，是爲了更好地利用。版本、校勘、目録，是整理文獻的三種主要的基礎知識。它們雖然能够闡述文獻自身的一些問題，但是，畢竟不能揭示與文獻自身有關諸問題的全部内容。所以，把傳統的校讎學與文獻學等同起來，作爲一門學科的概念，有以偏代全之弊。至於説“文獻學也就是目録學”這種提法，表述的概念比校讎學更爲狹窄，它的不妥更是顯而易見。

一曰：結集、翻譯、編纂諸端謂之文，審訂、講習、印刻諸端謂之獻；叙而述之，故曰文獻學。

這是鄭鶴聲，鄭鶴春在其撰著的《中國文獻學概要》的《例言》中闡述的。他們接下來對表述的這一概念作了説明：“典籍結集，爲文獻學上最重大之事業，故首及之。然結集而不施以審訂，則無以取精而用宏，擇要而棄微，故審訂又次之。既審訂矣，而不能‘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10)，則結集、審訂皆虚事，仍不能發揚其光輝，故講習又次之。故結集表也，審訂裏也，講習則表裏相兼者也。自外學輸入而後有翻譯之事業，自印刷發明而後有編纂之規模，皆吾國文獻學上之偉大紀念物焉，並次而論之。”從上面的説明，可以知道二鄭的《中國文獻學概要》一書内容編次的出發點。他們認爲，結集、審訂、講習爲文獻學的三大事業，所以首先依次加以論述。他們所説的翻譯，不是指把古代文獻的文言文翻譯成現代的語體文，而是指把外文書籍翻譯爲中文。被譯之書，前有佛教經典，後有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之書。外文文獻翻譯成中文，就成爲中國文獻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也包括在文獻學研究的範圍之内。編纂是指利用印刷術的進步而編印巨帙類書與叢書。這屬於對文獻的整理工作，二鄭稱其爲“文獻學上的大功業”。

叙，排列次序。述，闡述，説明。二鄭認爲，把有關文獻的結集、審訂、講習、翻譯、編纂、印刻等多項内容按照主次排列次序加以闡述，就是文獻學。

鄭氏把“講習”作爲“獻”之一端，在《中國文獻學概要》中列專章論述，其内容爲論述中國古代學術發展源流，其中歷述各個歷史時期的賢達之論。講習一端的内容，在今天學術日益發展、學科劃分日益細密的情況下，雖然已有經學史或學術思想史等專門學科加以研究，但是，若用傳統的“文獻”義説視之，它確屬“文獻”的範疇。

鄭氏之説，亦有可商之處。首先，對傳統的“文獻”義説闡述得不確切。如：編纂的工作由人進行，而編纂的對象是“文”，被視爲“文”之一端；而審訂的工作也由人進行，而審訂的對象也是“文”，卻被作爲“獻”之一端。同樣的道理，印刻工作由人進行，但印刻的對象亦是“文”。所以我們説，對“文”與“獻”分述的内容，有牽强之弊。其次，缺少研究文獻自身諸端的内容。鄭氏把“文獻”諸端，概括爲六。對其六端加以分析，即：結集爲文獻流傳之一端，審訂爲文獻整理之一端，講習爲文獻傳授之一端，編纂亦爲文獻整理之一端，印刻亦爲文獻流傳之一端，而翻譯則爲引入外域文獻之一端。顯然，所舉“文獻”諸端，無涉“文獻”自身之事者。

那麽，什麽是文獻學？

簡言之，研究與闡述文獻的學術即爲文獻學。如果用一個比較完整的概念來表述，就是：文獻學是研究與闡述文獻的産生、撰述、發展及流傳、收藏、整理、利用的學術。

顯然，凡是與文獻有關的諸問題，皆可納入文獻學研究的範疇。比如，就文獻的自身來説，文獻的産生、文獻載體與書籍形式的演變、文獻的撰著與編纂、文獻的内容與體例等；就文獻在社會上的流傳來説，文獻在流傳過程中，因受歷代政治與社會因素的影響，幾乎代有集聚與散亡；就文獻的收藏、整理與利用來説，涉及到版本、目録、校勘、辨僞、輯佚、注釋、翻譯等諸多方面的知識。

第二節　文獻探源

文獻是用文字記録知識的載體。文獻的産生，需要具備哪些必要的條件呢？

一．文字

文獻的産生，首先需要的是文字。因爲，有了文字，才能有用文字記録的資料。語言是人們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文字産生的基礎；而文字是語言的記録，是輔助語言進行交際和交流思想的手段。但是，文字不同於語言，語言是與人類社會相始終的，而文字卻晚出。語言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話講出來，語意立即隨著聲音的消失而消失，文字卻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不留痕跡的語言不能滿足社會的要求，需要把語言表達的意思記録下來，傳佈給生活在不同空間以至於不同時間的人們，這時，記録語言的文字，便應運而生。

（一）文字産生前人類原始記事方法

在人類的原始時期，有一個相當漫長的無文字時期。這時，人們利用什麽方法記事呢？采用的記事方法，主要有三：一是口耳相傳，二是圖畫記事，三是實物記事。

1．口耳相傳

口耳相傳，就是利用口頭語言，把要傳播的事情一人傳一人，一代傳一代。這是無文字時期最主要的記事方法，當時的史事大都通過這種方法流傳後世。

2．圖畫記事

圖畫記事，就是把需要記下的事情用圖畫表示出來，用以幫助自己記憶，也可以藉以告訴别人。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洞裏的野牛，就是有名的原始人圖畫記事的遺跡。當然，它表示的意思是有關野牛的什麽事情，後人只能作種種分析猜想，不好確指。圖畫記事，中國文獻也有記載。《周易·繫辭上》：“河出圖，洛出書。”圖即圖畫，書指文字。在先秦文獻中提及河圖、洛書的，還有《尚書》、《論語》、《墨子》、《管子》、《禮記》等書。這些記載，都或多或少地把它作爲祥瑞之物來看待。到了漢代，讖緯之學大興，河圖洛書更被渲染得光怪陸離，成爲帶有濃厚神秘色彩的神話故事，説黄河裏龍馬獻圖、洛水裏靈龜獻書。其實，河圖、洛書，只不過可能是從黄河和洛水中沖出來的遠古人類刻劃在石頭上的圖畫和文字。它的意義在於，它反映了中國圖畫記事到文字初生階段的文化脈絡。原始人圖畫記事的遺存，在中國已經陸續發現多處，爲研究中國文字産生以前的記事方法提供了實證。

3．實物記事

實物記事，就是拿件實物，利用多種辦法在這件實物上作出記號，以幫助記事。中國古代文獻關於實物記事的記載，就是“結繩”。《周易·繫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結繩，就是在繩上打結。鄭玄注：“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在《莊子·胠篋》中，也有遠古時期“民結繩而用之”的記載。這説明，戰國時期，人們在探求文字起源的時候，就已提出在文字産生以前，我們的祖先曾結繩記事，我們參比世界上許多民族在使用文字以前都曾有過結繩記事的經歷來看，戰國學者提出的這一看法應該是有傳聞作爲根據的，所以説，應該是可信的。

（二）造字傳説

上面我們引到《周易·繫辭下》的一句話：“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指文字，契義爲刻；書契，就是把文字刻在書寫材料上，這裏是説文字記事。這裏所説的“後世”，是指何世？也就是説，中國文字具體産生於何時？對於這個問題，現在我們還無法作出確切的回答。根據中國的傳説歷史，文字的産生有多種不同的説法，主要有倉頡造字説與伏犧造字説。

1．兩種造字説

（1）倉頡造字説。

倉頡造字説産生於戰國時期，戰國末期的文獻多有記載。《世本·作篇》：“倉頡作書。”《韓非子·五蠹》：“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吕氏春秋·君守》也説：“倉頡作書。”書，就是文字；作書，就是造字。李斯幫助秦始皇作文字統一工作，編纂字書，首句曰“倉頡作書”，所以書名就叫《倉頡篇》。

（2）伏犧造字説。

伏犧造字説産生於魏、晉時期。僞孔安國《尚書序》：“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記，由是文籍生焉。”

這兩種説法，比較而言，以倉頡造字説影響較大。

2．倉頡其人

倉頡是一個傳説人物。關於倉頡的時代，戰國文獻尚未提及，漢代始有記載。孔穎達在《尚書序》的正義中，概括地綜述自漢初至魏、晉關於倉頡年代的歧異記載時説：“其倉頡，則説者不同。故《世本》‘倉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倉頡，黄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黄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倉頡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如揖此言，則倉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説倉頡其年代，莫能有定。”孔穎達所引慎到，是戰國諸子之一，《漢書·藝文志》著録《慎子》四十二篇，後多散佚，今本僅存七篇，但亦非舊文原貌，其中，無倉頡“在庖犧之前”的文句。從孔穎達所引諸家之説，大致説來，反映出一個問題，就是從西漢初年到魏、晉時期，關於倉頡時代的説法，越來越向上推延。東漢許慎主倉頡造字説，説他是黄帝史官。許慎在《説文解字·叙》中説：“黄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初造書契。”後世大都沿用許説，認爲文字爲黄帝史官倉頡所創造。

3．對倉頡造字説的認識

關於倉頡造字，晚至戰國才始見記載，且屬聖人造字説，實不可信。從文字的自身發展來看，作爲人們交流思想的手段和積累知識的工具，不可能是在某一個短暫時期由某一個人獨創出來，必然要經過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這樣一個相當長期的草創、使用和規範的過程。所以説，文字決不可能是哪一個人天才的個人發明，而是社會的集體創造。即使有倉頡其人，最多不過是曾對文字做過整理劃一的工作。對於這一點，前代學者早已指出。《荀子·解蔽》：“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意思是説，文字産生之初，人人都是文字的創造者，而獨有倉頡流傳後世，只是因爲他是專心於文字的一個人。近代學者章太炎在《造字緣起説》一文中説：“倉頡以前，已有造書者。”“夫人具四肢官骸，常動持莛畫地，使已縱横成象，用爲符號，百姓與能，自不待倉頡也。”“倉頡者，蓋始整齊劃一，下筆不容增損。由是率爾箸形之符號，始爲約定俗成之書契。”前人的這些觀點，確是頗有見地的。

（三）考古提供的與漢字産生有關的資料

傳説畢竟是傳説。要科學地回答文字産生的年代，還有賴於考古資料。

1．半坡遺址的刻劃符號

西安半坡遺址，是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典型，據推算，距今約有六千年的時間。在半坡遺址的陶器上，有一些類似文字的簡單刻劃，與花紋圖案不同。如：

等。在稍晚於半坡遺址的仰韶文化遺址陝西臨潼縣姜寨，也發現了一些陶器刻畫符號，其中不少跟半坡遺址刻劃符號的形體相同或者相似，另外還有一些形體比較複雜的例子。如：

等。半坡遺址的刻劃符號，大都刻劃在同一種陶器的同一個部位上，有些符號不僅重復出現在很多器物上，而且還出現在不同的遺址裏。由此可以推想，它們已經不是普通的花紋圖案，很可能已經比較固定地用來表示某種意義。對於半坡遺址刻劃符號的性質，目前，學術界尚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爲，它們是文字，並且根據古漢字的形體進行破釋，認爲其中的“”是“五”字，“”是“七”字，“丨”是“十”字，“丅”是“示”字，“”是“艸”字，“”是“阜”字(11)。有人認爲，它們不是文字，而“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製造者的專門記號”(12)。有人認爲，它們不是文字，只不過是製造陶器時“爲標明個人所有權或製作時期的某些需要而隨意刻劃的”(13)。拿它與黄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説相比照，就會發現，大致説來，二者的時間，上下相差不是太遠。從歷史的發展階段來看，當時已發展到新石器時代，已是原始社會的晚期，文字的産生應該是可能的。郭沫若認爲，這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這些刻畫符號就是“漢字的原始階段”。郭沫若把漢字起源定於這個時期，無論從傳説歷史、考古資料，還是歷史的發展階段來看，都是可從的(14)。當然，半坡遺址的這些刻劃符號即使是文字，也是極其原始的文字，由這種極爲原始的階段發展到形成較爲完整的文字體系，能够用文字完整地記録事情，還需要一個相當漫長的逐步演進的過程。

2．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的刻劃符號

山東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晚於西安半坡遺址，距今約有四五千年的時間。在十六件陶尊與殘器片上，共有十八個刻劃符號。如：

等。這些刻劃符號，有明顯的象形表意特點。對這些刻劃符號的性質，目前，學術界有兩種不同看法。有人認爲，它們是文字，並且加以考釋。例如，于省吾認爲，“”是“炅”字(15)。唐蘭認爲，“”是“炅”字，“”是“炅”字的繁體，“”是“斤”字，“”是“戌”與“戊”字(16)。李學勤認爲，“”是“炅山”二字的合文，“”是“封”字(17)。有人認爲，它們不是文字，而“屬於圖畫記事的範疇”，是“代表個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圖形標記”(18)。有人認爲，雖然“還不能把這種符號看作文字”，但是，它“畢竟是我國已發現的最像古代象形文字的一種符號”，“無疑可以看作原始文字的先驅”(19)。大汶口文化晚期，如果拿它與傳説歷史相比照，大致説來，其時間略早於堯、舜時期，這已是中國原始社會的末期，已經初步具備文字産生的社會條件。從這些符號的形體來看，與早期的象形漢字十分相像，不應當把它與原始社會較早時期的象物圖畫等量齊觀。所以，把它看作已經從象物圖畫蜕變爲原始的象形文字，是比較合適的。

3．甲骨文

目前，根據考古資料而又能準確解釋出音義的中國最早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是殷朝後期形成的刻在龜甲與獸骨上的文字，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文字的産生，凡表示可寫實的事物的字多從圖畫蜕變而來，始爲實物描摩，進而爲綫條象形。象形字有很大的局限性，只宜表示實體可象之物，無形的意念、物性的區别、生物的活動等，則不易用象形表示。於是，就先後出現了在象形字上另加表意符號的指事字、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象形字組合成一個新字而會各字之義爲新字之義的會意字及附加音符的形聲字。甲骨文中，主要是象形字、指事字與會意字，也出現了不少形聲字。從甲骨文的形體結構來看，甲骨文已超過象形造字的階段，正值盛用會意字的時期，並已步入附加音符創造形聲字的階段。可見，漢字從産生到甲骨文，已經走過一個相當漫長的歷程。甲骨文是商朝文字，但商朝文字並非只是甲骨文。根據考古發現，商朝的青銅器上已鑄有銘文，只是文字資料較少。根據文獻記載，商朝已有用竹木爲書寫材料的典册，只是竹木易腐，不易久存，後人未得眼見。所以，考察商朝文字的狀況，叙述已識漢字的源頭，只能姑且從甲骨文説起。所以，就目前來説，甲骨文是已識漢字的源頭，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從殷代開始。

二．書寫材料

書寫材料，也就是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的載體。有了文字，要用文字記事，就需要有書寫文字的材料。當初，把文字記在什麽材料上呢？這個問題，今天看起來很平常，但是，書寫材料卻是遠古時代的人們頗費心思探求解決的問題。從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國來看，他們各自尋求到的書寫材料並不相同。印度人用過棕櫚樹葉和樹枝，巴比倫人和亞西利亞人用過泥板，埃及人用過紙草，羅馬人用過蠟板，小亞細亞人用過羊皮等。中國古代曾經使用過的書寫材料，根據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有龜甲、獸骨、金、玉、石、竹、木、帛、紙等。

三．曆法

一般説，有了文字，有了書寫文字的載體，就可以用文字記録事情。但是，要使文字記録具有歷史價值，就需要有時間概念，因爲歷史是用時間作爲尺規來計量的。而時間的推算，只有有了曆法知識才能作到。

1．黄帝曆的傳説

中國曆法的産生是很早的，可以追溯到堯、舜以前。先秦文獻《世本·作篇》與《吕氏春秋·勿躬》都記載，黄帝之臣大撓作甲子，容成作曆。《史記·曆書》説：“神農以前尚矣。蓋黄帝考定星曆。”後世便認定《世本·作篇》所記的容成“著調曆”之“調曆”，即是黄帝曆的曆書之名。關於黄帝曆，雖然歷代史志多有記載，但畢竟是傳説歷史，難以確信。所以，我們可以擱置不論。

2．《尚書·堯典》關於天象曆法的記載

《尚書·堯典》：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宵中星虚，以殷仲秋。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日中”、“宵中”指晝夜平分，即春分、秋分。“日永”，即晝長夜短，指夏至。“日短”，即晝短夜長，指冬至。春分之日，黄昏時七星上中天，七星是朱雀七宿的第四宿，所以説“日中星鳥”；其餘三季，也各有黄昏時上中天的標誌性星宿，如夏火、秋虚、冬昴等。《尚書·堯典》還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的記載。期，就是一周年。

《尚書·堯典》關於天象、曆法的記載，後世學者解説紛紜，看法不一。有人認爲《堯典》中的四仲中星是堯時的天文記録，認爲《堯典》中的四仲中星是殷末周初的天文現象，有人認爲《堯典》中的四仲中星天文曆法知識不可能早於周初，有人認爲《堯典》置閏的記載是春秋中期以後人們才有的曆法知識。由於《堯典》寫成的年代較晚，當在戰國時期，雖其中有依據傳聞記録下來的古史古事，但同時也必然帶有後世的社會、政治及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痕跡。所以，目前在學術界尚有爭論的情況下，我們還難於據以認爲，《堯典》的記載，反映的就是堯、舜時期天文曆法知識的水平。

3．《夏小正》與夏代曆法

關於夏代曆法，保存在《大戴禮記》中的《夏小正》，相傳就是夏代遺留下來的曆書。《史記·夏本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玄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夏小正》按十二月的順序，詳細地記載天上星宿、大地生物等多種自然現象在各個月份的相應的變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人民對天文曆法時令氣候的認識。《夏小正》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一部曆法文獻，如果它確爲夏代曆法的部分遺存，則可以看出，夏代的曆法已相當精密。

有了文字，解決了書寫材料，就可以用文字記録事情。有了曆法知識，就可以使得那些用文字記録的事情有了明確的時間概念。有明確時間概念的文字記載，才真正具有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價值。

四．社會需要

在漫長的原始社會時期，人們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中爲市，交易而退”，生産力低下，人類的社會生活與生産活動都較爲簡單，一切都憑藉口耳相傳及結繩記事的方法流傳後世。隨著生産的發展，貧富的分化，社會生活的複雜化，需要設置國家機構發佈文告、政令，制定刑法。在這種情況下，文字就成爲必需的了。於是，文字便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産生。從以上分析可知，文字産生以後，首先正式用文字記録的，應當是官方文書。這些官方文書，分門别類地保管起來，以備日後稽查參考，即爲後世所説的檔案。這些用文字記録的官方文書檔案，便是最早的正式文獻資料。

中國何時始有文字記載？根據中國上古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分析，夏朝開始進入階級社會，那麽，應該説，夏朝就已有了文字記載。但是，因爲有關夏朝這方面的情況文獻無載，又乏考古資料，所以，目前尚難確言。

根據文獻記載，殷代已有典册。《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是簡册。寫文字的竹木片稱爲簡，把多根竹木簡用絲繩或麻繩編聯起來就成爲册，把簡册放在架子上收藏保管叫做典。殷有典册，已被甲骨文所印證。甲骨文中有“册”字與“典”字，並且有叫做“作册”的史官。只是這些用竹木簡編連成的典册容易朽爛，没有流傳下來。

今天，我們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文字記録，是甲骨文。甲骨文是殷代後期形成的文獻資料，距今三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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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句引文，見今本《尚書·益稷》。

(2)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三《中原文獻》提要認爲，此書“舊本題明焦竑編”，“殆書賈所僞託”。此書無論是否焦氏所撰，其爲明人之作無疑。

(3) 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録·序》中談到方志多方面的史學價值時，其中提到：“紀文獻，則有人物、藝文、金石、古跡。”藝文爲“文”，人物爲“獻”。

(4) 《文獻著録總則》（GB3792.1－83）。中國文獻工作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制定，國家標準局批準，1983年7月2日發佈，1984年4月1日實施。

(5) 《圖書館專業基本科目名詞簡釋》，李紀有等撰。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3頁。

(6) 《現代廣義文獻術語概念淺説》，朱南撰。載《文獻》雜誌1987年第2期。

(7) 《釋“文獻”》，傅振倫撰。載《文獻》雜誌1986年第1期。

(8) 張舜徽撰《中國文獻學》第一章《文獻學的範圍和任務》。

(9) 王欣夫撰《文獻學講義》第一章《緒言》。

(10) 蘇東坡撰《李氏山房藏書記》。

(11) 于省吾撰《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載《文物》雜誌1993年第2期。

(12)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半坡博物館撰《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出版，第198頁。

(13) 汪寧生撰《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載《考古學報》1981年第1期。

(14) 郭沫若撰《奴隸制時代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

(15) 于省吾撰《關於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

(16) 唐蘭認爲“戌”、“戊”古爲一字，載《文物》雜誌1975年第7期唐蘭撰《關於江西吴城文化遺址與文字的初步探索》。

(17) 李學勤撰《考古發現與中國文字起源》，載《中國文化研究集刊》1985年第2輯。

(18) 汪寧生撰《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

(19) 裘錫圭撰《漢字的起源和演變》，載陰法魯、許樹安主編《中國古代文化史（一）》。

上編　中國古代文獻的載體及其形成的文獻——六體五學

用文字記録知識，需要有書寫文字的材料，這些用來書寫文字記録知識的材料就是載體。用文字把知識記録在載體上，記録著知識的載體即爲文獻。書寫文字的材料，有多種多樣。就中國來説，主要有龜甲、獸骨、金、玉、石、竹、木、帛、紙等。不同的載體，形成不同的文獻形式。記録與研究各種載體及其形成的文獻，即爲一門學術。

第一章　甲骨文——甲骨文學

用龜甲、獸骨作爲載體形成的文獻，稱爲甲骨文。研究甲骨文的學術，稱爲甲骨文學。

甲骨文是商代後期遺留下來的珍貴文物與文字資料，是中國文化寶庫中的珍品。它的形成時間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但是，長期以來，深埋地下，不爲人知。它的被發現，是近百年的事。一百年來，已發現甲骨十五萬片左右，使用單字四千多個（目前可識字約二千個左右）。隨著出土材料的不斷增多，研究的逐步深入，形成一門以古遺址出土的有字甲骨爲研究對象的新學科，即甲骨文學。甲骨文學的建立，爲商朝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得由甲骨文記載的古代社會的奥秘被日漸一一窺破。所以，在今天，要瞭解、學習、研究中國古文字、上古史，就需要具備一定的甲骨文學方面的知識。

第一節　甲骨文概説

一．古人重卜筮

古人迷信，遇到難於決定的事情，總是喜歡向神靈請示。卜和筮便是這種迷信活動的形式。《尚書·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古人把蓍龜視爲神物，《史記·龜策列傳》：“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云覆之。”所以，用之進行卜筮，以決疑難，定吉凶。《周易·繫辭上》：“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史記·龜策列傳》：“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足見卜筮在古代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佔有極爲重要的地位。

甲骨文就是古人占卜留下的文字遺存。

甲，指龜甲；骨，指獸骨，主要是牛肩胛骨。文字刻寫在甲骨上，所以稱爲甲骨文。甲骨文是商朝後期王室貴族占卜活動的記録，所以又稱卜辭。因其發現於殷墟，所以又稱殷墟卜辭、殷墟書契、殷契等。

二．占卜程式與卜辭格式

甲骨文是商朝後期遺留下來的占卜記事文字。占卜記事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甲骨。所謂甲，指龜甲，主要是腹甲，也間或用背甲。所謂骨，指獸骨，主要是牛肩胛骨，也間或用牛頭骨、牛肋骨、鹿頭骨、人頭骨、虎骨及羊、鹿、豬的胛骨等。占卜用的甲骨，都經過整治，包括取材、削鋸與刮磨、鑿鑽製作等工序。整治的甲骨，由卜官保管起來，以供占卜時使用。占卜時，把經過整治的龜甲或獸骨放在火上，燒灼鑽鑿的孔槽，一邊燒灼，一邊禱告，述説卜問的事情。燒灼過後，甲骨的正面裂出、、、等形的裂紋。這種裂紋，叫做卜兆。《説文》：“兆，灼龜坼也。”又：“坼，裂也。”兆，就是灼龜顯出的裂紋。兆是據以推斷所卜問事項吉凶的依據，故稱卜兆。《説文》：“卜，灼剥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衡也。”灼，灸也。剥，裂也。灼剥，灸而使裂。《説文》：“占，視兆問也。”所謂占卜，就是灼龜視兆以問吉凶。

灼龜呈兆以後，根據卜兆做出吉凶的判斷，這就是占辭。占卜以後，把占卜事項的内容刻寫在卜用甲骨卜兆的旁邊，謂之卜辭。在此之後，有時過了若干天，所卜問事情的結果在現實生活中得到驗證是對的，或者事實與占卜的結果相反，便把這些經過現實生活驗證的事實補刻在原來刻寫的卜辭之後，稱爲驗辭。可知，驗辭與卜辭不是同時刻寫的文字。

一條完整的卜辭，包括四個部分，即：叙辭、命辭、占辭、驗辭。

叙辭，又稱前辭，記占卜的時間與占卜者。

命辭，又稱貞辭，即命龜之辭，記向龜陳述此次貞問的事情。

占辭，記根據卜兆作出的判斷。

驗辭，記占卜之後現實生活中應驗的事實。

如武丁時期的一條完整卜辭：

癸卯卜，，貞亡禍？王曰：祟。其有來艱。迄至七日己巳，允來艱自西。友角告曰：方出，我於，田七十、人五。(1)

這條卜辭的意思是：癸卯這一天進行占卜，負責占卜的人是。卜問的事項是這一旬没有災禍嗎？商王推斷説：有災禍。大概有外來的災禍。等到七天以後的己巳日，果然有從西方來的災禍。友角報告説：方出動，在地侵襲我商，掠奪七十田、五個人。

用甲骨卜辭的文例分析，它的基本組成部分是這樣的：

叙辭：“癸卯卜，。”

命辭：“貞亡禍？”

占辭：“王曰：祟。其有來艱。”

驗辭：“迄至七日己巳，允來艱自西。友角告曰：方出，我於，田七十、人五。”

但是，並不是每條卜辭都四個部分齊全，而是常常有省略。如1976年在安陽小屯村西北發掘了一座殷後期王室貴族的墓葬，學者認定爲武丁嬪妃婦好墓。甲骨文中，有記録婦好分娩的卜辭：

甲申卜，。貞帚好冥，？王曰：其唯丁冥，；唯庚冥，弘吉。

又：

甲申卜，。貞帚好冥，？不其？三旬又一日甲寅冥，允不。三旬又一日甲寅冥，不，唯女。(2)

商王武丁對婦好生孩子極爲關心，一日連續占卜兩次，希望她生一個男孩兒。結果三十一天以後分娩，卻生了個女孩，認爲不吉利。

這兩條卜辭，第一條有叙辭、命辭、占辭而無驗辭，第二條有叙辭、命辭、驗辭而無占辭。細想起來，兩條卜辭皆是占卜婦好生育之事，第一條既已占其丁、庚日分娩吉利，在第二條中就没有必要再重複這同樣内容的占辭。其生育的事實只有一個，既是結果，自當記在最後；既已記在最後，前面也就無須記這同樣内容的驗辭。

三．卜辭内容

卜辭的内容十分豐富。其中，大部分是與農業生産有關的卜辭，如祭祀上帝、祖先以求雨、求禾、求年，使年成好，收穫多。有一些是卜問王及王婦、王子没有災禍的卜辭，如卜旬、卜夕與卜上帝是否降禍、祖先是否作祟。還有不少涉及征伐方國、方國來侵及俘獲情況。至於卜田獵、芻漁、出入，則是爲了商王的游樂。幾十年來，學者們根據内容將卜辭排比分類，其類目的區分，有的粗疏，有的細密。《甲骨文合集》分爲四大類，二十二小類。四大類是：一、階級和國家。二、社會生産。三、科學文化。四、其他。二十二小類是：（一）奴隸和平民。（二）奴隸主貴族。（三）官吏。（四）軍隊、刑罰。（五）戰爭。（六）方域。（七）貢納。（八）農業。（九）漁牧。（十）手工業。（十一）商業、交通。（十二）天文、曆法。（十三）氣象。（十四）建築。（十五）疾病。（十六）生育。（十七）鬼神崇拜。（十八）祭祀。（十九）吉凶夢幻。（二十）卜法。（二十一）文字。（二十二）其他。科學的分類，既便於初學，又便於研究。《甲骨文合集》的分類，比較細密。由其類目即可大致瞭解，甲骨卜辭的内容確實十分豐富，它爲從事上古史的多學科研究提供了極爲豐富的第一手珍貴資料。

四．卜辭以外的甲骨刻辭

卜辭是甲骨文的主要部分。另外，還有少量的非卜辭的記事文字，主要有：（一）有關準備占卜材料的記事刻辭。這類刻辭，是記録有關占卜前占卜材料的準備情況，諸如關於甲骨的來源與經過某人的檢驗查看等情況的記事文字。（二）表譜刻辭。表，指干支表。在甲骨著録中常見干支表，其中一版是武丁時期的干支表，版上刻著六旬的干支。這種干支表，當是人們用來檢校和推算干支記日的日期的曆表，所以，可以把它看作中國最早的日曆。譜，指家譜刻辭。家譜刻辭，所記爲商王家系。雖然這類刻辭在全部十五萬片甲骨中不多見，但是，它卻是中國最早的珍貴譜牒史料。（三）與占卜活動無關的記事刻辭。這些文字内容，既與占卜材料的準備情況無關，也與占卜過程無關，大都刻寫在甲骨上與卜辭有一定距離的地方。

我們所説的甲骨文，既包括卜用甲骨上的文字，也包括非卜用的文字；既有卜辭，又有不是卜辭的記事刻辭。

五．甲骨文的儲藏

殷人收儲甲骨文的方法，根據殷墟的實地發掘，證明主要是采用窖穴收儲。民國時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進行十五次大規模科學發掘。在第一次發掘的第九坑，出土一期（武丁及其以前至盤庚）、二期（祖庚、祖甲）、五期（帝乙、帝辛）凡三期的甲骨，而無三期（廪辛、康丁）、四期（武乙、文丁）的甲骨。説明此窖於武丁時就開始使用，歷祖庚、祖甲二王繼續使用，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四王時停用，到帝乙、帝辛又重新使用。在第三次發掘的“大連坑”，出土一期、二期、三期、五期凡四期的甲骨。在第十三次發掘的第一二七坑，主要是一期甲骨。坑口距地面1.7米，坑底距地面6米，坑圓形，徑約2米。整坑儲滿了甲骨，其中龜甲一萬七千〇八十八片，牛骨八片，共計一萬七千〇九十六片。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整坑都佈滿了甲骨，並有一拳曲人架靠近北壁，身軀大部分壓在龜甲之上，只有頭和上軀露出龜甲層以外。好像此人是在甲骨傾入坑中之後才進入坑内的。”“這麽多甲骨集中存放一起，並有一個管理甲骨者的遺骸，推知這坑甲骨應是有意存儲的。”(3)

甲骨用來占卜，占卜過後，將占卜情況與驗證結果刻在占卜用過的甲骨上，而後將其集中存放在窖穴中，以備日後查檢。一個個的存儲甲骨的窖穴，猶如今天一個個的文書檔案室；一版版的甲骨文，猶如今天一件件的文書檔案。甲骨文雖然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著作，但它卻有著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

第二節　甲骨文的發現與發掘

一．甲骨文的發現

甲骨文是1899年王懿榮首先發現的。在這之前，位於今河南省安陽市西北五里小屯村的殷墟一帶的農民，在農耕等生産活動中，就不斷挖出一些甲骨來。有的甲骨，被藥商當成名爲“龍骨”的藥材收購，銷售各地。

王懿榮，字正儒，一字廉生，謚文敏，清朝山東省福山縣人，清末國子監祭酒。王懿榮性嗜金石古物，鈎稽年代，補證經史，對文物鑑定與古文字考釋有較深造詣，是一位著名的金石學家，所以，他能够見到甲骨便“審定爲殷商故物”(4)。相傳，王氏發現甲骨文，完全事出偶然。1899年秋天，王懿榮患瘧疾，派人到宣武門外菜市口達仁堂藥店買藥。藥買回後，王氏發現“龍骨”上刻有一些筆道，很像古代的文字。王氏本來是一位金石學家，精心研究銅器銘文之學，對古文字有很深的造詣，他認定這些“龍骨”上所刻寫的文字，比當時已知的各種較早的古文字還要古老。於是，他開始購求，先後搜集到甲骨一千五百餘片。

關於王懿榮患病吃藥發現甲骨文的説法，頗有學者提出疑問。疑點主要有三：一是北京菜市口於清末光緒年間没有名叫“達仁堂”的中藥店；二是中藥店的龍骨一向搗碎後出售，王氏不可能親眼看到甲骨原片；三是當年有字甲骨無人要，將字刮去方能賣出。所以，藥店買到的甲骨上已無文字，王氏更無從目睹甲骨上所刻寫的文字。這三個疑點，至今無人能説得清楚。所以，今天，一般的看法是，甲骨文是由王懿榮於1899年首先發現，至於是否由吃中藥而偶然發現，只是傳聞之一説而已。

與王懿榮同時，得知甲骨消息而進行搜集購求的人，還有天津王襄、孟定生及清朝大臣端方等。

二．甲骨文的發掘

甲骨文在被發現以前，不知道被作爲中藥“龍骨”吃了多少年，又吃掉了多少片。在被認定爲原始古文字後，身價倍增，小屯村的村民更是不斷私掘甲骨，以此作爲牟利賺錢的手段。如：先是在小屯村東北劉家二十畝地的中段挖掘出不少甲骨，於是1904年冬又在劉家二十畝地北端的東面朱坤家十四畝地内挖掘出數車甲骨。1909年，在小屯村前張學獻地中因掘山藥溝發現甲骨，於是村人相約挖掘，所得甲骨甚多。1924年，小屯村中有人築牆起土，發現一坑甲骨。1925年，在小屯村南大路旁挖掘出數筐甲骨。1926年，小屯村數十人在張學獻家菜園中挖掘，掘得甲骨甚多。自甲骨文被發現到1928年的三十年間，出土大量甲骨，這些甲骨，有的爲國内學者收藏，有的爲外國人所得。據胡厚宣統計：

國内學者收藏情況：

（一）王懿榮，約一千五百片。

（二）王襄、孟定生，約四千五百片。

（三）劉鶚，約五千片。

（四）羅振玉，約三萬片。

（五）其他各家，約四千片。

外國人所得情況：

（一）庫壽齡、方法斂，約五千片。

（二）日本人，約一萬五千片。

（三）加拿大明義士，約三萬五千片。

總計其數，“共約十萬片左右”(5)。

甲骨文已被認識三十年，卻還處於無人過問的私掘狀態，仍在遭受嚴重破壞，且有不少流往國外，有識學人深深地爲此痛惜。正值此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1928年10月成立。史語所籌建之時，就於當年八月派董作賓等人赴小屯村考察，爲大規模科學發掘作準備工作。史語所當時所以急於科學發掘殷墟的原因，胡厚宣在《殷墟發掘》中概括爲四個方面，胡氏指出：“首先因爲甲骨文是重要的歷史資料，多少年來，歐、美、日本帝國主義者大量搜購甲骨，引起了販賣者集衆挖掘，所出甲骨，多已杳無下落。其次是這樣非科學的挖掘，多經一次，即多一次損失。因只知搜求甲骨，卻毁壞了他種器物，攪亂了地下的情形。三則殷墟遺址因有甲骨，時代明確，可以作爲其他遺址的尺度準繩，要想解決其他遺址的問題，必先發掘殷墟。四則應用近代考古學的科學方法發掘殷墟，除了挖掘甲骨文字之外，更重要的是注意地下情形，搜尋其他器物、工具、人骨、獸骨，以解決一切甲骨文字所不能解決的殷代整個文化的問題。”(6)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殷墟科學發掘，自1928年10月開始，到1937年6月結束，歷時十年，發掘十五次，得有字甲骨二萬四千九百一十八片。其間，河南省政府派何日章於1929年和1930年兩次在小屯村挖掘甲骨，共得有字甲骨三千六百五十六片。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有計劃發掘中止，個人私掘亂挖風又起，被挖掘甲骨與其他文物甚多，其中不少被日本掠走，有些流散在京、津、上海等地。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又開始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組織考古專業人員進行科學發掘。自1950年以來在殷墟發掘出土有字甲骨計五千多片，主要是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出土。小屯村南地一處出土甲骨五千〇四十一片，其中有字甲骨多達五千〇三十三片。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次發掘所得甲骨最多的一次。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土的小屯村南地甲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纂《小屯南地甲骨》一書，著録甲骨四千六百一十二片（包括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四千五百八十九片與1975至1977年在小屯一帶零星采集二十三片），分編上下兩册，上册爲圖版，下册爲釋文。所收甲骨的編排，以出土單位爲次，如灰坑（H）、房基（F）、墓葬（M）、探方（T）等。這種編排方法，將出土地層與有關遺物互相聯繫起來，使得出土甲骨資料更具科學價值。其餘多次殷墟發掘，有的未見甲骨，有的發現甲骨也僅一片、二片，多者也不過數片而已(7)。

第三節　甲骨文的著録與研究

一．早期著録與考釋甲骨文的學者與著述

1．劉鶚與《鐵雲藏龜》

劉鶚（1857～1909年），字鐵雲，一字蝶雲，又字公約，號鴻都百煉生，室名抱殘守缺齋，江蘇省丹徒縣（今江蘇省鎮江市）人。早年在河南、山東督治黄河。光緒十九年（1893年）以知府任用。後棄官經商，曾建議借外資修鐵路，並集資籌辦企業，皆未成。繼爲英國福公司主持山西煤礦，不久辭歸。庚子之亂，即1900年八國聯軍攻進北京，反抗侵略者的大刀王五被殺，劉爲王五收屍安葬，又低價購買俄國侵略軍掠奪的太倉儲糧，賑濟饑民。數年之後，袁世凱爲報私怨，於1908年以“擅散太倉粟”的名義治罪，流放新疆，次年病死新疆。劉鶚精於數學、醫術、水利，善於寫作，並酷愛金石碑帖。其著述，有《治河七説》、《黄河變遷圖考》、《勾股天元草》、《弧角三術》、《鐵雲藏龜》、《鐵雲藏陶》及晚清譴責小説代表作《老殘游記》等。

1900年，八國聯軍入京，王懿榮殉難，王氏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由王氏之子轉售給了《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1903年，劉鶚把先後搜集到的五千餘片甲骨選拓出一千〇五十八片，編爲《鐵雲藏龜》。這是開始著録甲骨文的第一部書。王懿榮是發現甲骨並精心搜求甲骨文的第一人，而劉鶚繼王懿榮之後，是著録甲骨文的第一人，所以吴昌綬在《鐵雲藏龜》序中説王氏“導其前馬”，劉氏“備其大觀”。

劉鶚所編《鐵雲藏龜》，爲著録甲骨文的首帙。1909年劉鶚死後，他所收藏的甲骨便流散他人。散見於諸書著録者，如：羅振玉編《鐵雲藏龜之餘》、姬佛陀編《戩壽堂所藏殷虚文字》、葉玉森編《鐵雲藏龜拾遺》、商承祚編《福氏所藏甲骨文字》與《殷契佚存》、李旦丘編《鐵雲藏龜零拾》等。

2．孫詒讓與《契文舉例》

孫詒讓（1848～1908年），字仲容，號籀廎，晚年又號越東逸民，清末浙江省里安縣人。同治年間舉人，官刑部主事，後主温州師範學校，充任浙江省教育會長。孫詒讓爲晚清著名文字訓詁學家，著述宏富，重要的有《周禮正義》、《墨子間詁》、《契文舉例》、《周禮政要》、《周書斠補》、《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尚書駢枝》、《札迻》、《籀廎述林》等。

1904年，孫氏看到《鐵雲藏龜》，憑藉他對古文字的深厚功力，僅用兩個月的時間，即撰成《契文舉例》二卷。全書分爲十章，依次爲：

（一）日月。（二）貞卜。（三）卜事。（四）鬼神。（五）卜人。

（六）官氏。（七）方國。（八）典禮。（九）文字。（十）雜例。

《契文舉例》是考釋甲骨文的第一部著作。《契文舉例》以《説文》爲根據，通過與鼎彝銘文進行比證，考釋甲骨文字。這種方法，頗顯孫氏在古文字學方面的造詣與卓識，至今仍爲學人所遵循。胡樸安撰《中國文字學史》第四篇中指出：“孫氏之書，粗有發明：略辨文字，一也；略知卜法，二也；考知商禮，三也；論定官制，四也；考證商都方國，五也；正鄭氏龜卜之誤，六也。”認爲在甲骨文發現之初孫氏能“有此甲骨文例之創作，可謂難能矣”。《契文舉例》由於受到當時條件局限，孫氏僅據劉書釋一百八十五字，且有不少字錯認誤釋，但爲後來的甲骨文分類研究開創了先例，顯示了它在甲骨學發展史上的篳路椎輪之功。

3．王襄與《簠室殷契類纂》、《簠室殷契徵文》

王襄（1876～1956年），字綸閣，祖籍浙江省紹興縣，世居天津市。年輕時即開始研究金石，後將精力主要用於對甲骨文的搜集與研究方面，是最早搜求與鑑定甲骨文的學者之一。1953年，王襄任天津市文史館館長，他將畢生搜購珍藏的甲骨文全部獻給了國家。其著述，有《簠室古俑》、《簠室殷契類纂》、《簠室殷契徵文》、《古文流變臆説》等。

《簠室殷契類纂》，是甲骨文的第一部字彙書。每字之下對該字的考釋，既有王襄本人的研究所得，又吸取他人的研究成果，並徵引使用該字的整條卜辭作爲字例。

《簠室殷契徵文》，收甲骨一千一百三十五片，後附考釋。本書編纂的緣起與體例，王襄在自序中説：“自清光緒己亥至民國紀元，此十四年間所出甲骨，頗有所獲”，“念古物出土，終有佚毁之時，因選所藏，分拓若干本，類别十二，曰天象、地望、帝系、人名、歲時、干支、貞類、征伐、游田、雜事、文字，各爲一編，後附考釋。”本書在石印前曾對拓本甲骨文用筆加工描摹，所以印後一度被學者疑爲僞品。

二．“四堂”對甲骨文學的貢獻

此後，收藏、考釋、研究甲骨文的人日多，像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董作賓（字彦堂）、郭沫若（號鼎堂）等人，都取得突出成績，被人們譽爲甲骨文學的“四堂”先生。

1．羅振玉（雪堂）

羅振玉（1866～1940年），字叔藴，一字叔言，號雪堂；室名貞松堂，故又號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縣，生於江蘇省淮安縣。曾任清政府學部參事廳行走，後升任參事。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羅以清朝遺臣自居。應清廢帝溥儀之召，入值清宫南書房，秘密護送溥儀出宫經日本使館至天津的日本租界張園，任顧問。參與策劃建立僞滿洲國，任僞滿洲國監察院院長、“滿日文化協會”常任理事等。1940年，在旅順病死。

羅振玉在政治上保守反動，自命清朝遺臣，充當日僞漢奸，但在學術上成績很大，特别是對甲骨文、金文、漢簡、敦煌文書、明清檔案等的收集、著録與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僅甲骨文方面，羅氏的貢獻，一是在甲骨的搜集與流傳方面做過不少工作。羅振玉因在劉鶚家做家庭教師，於是有機會接觸甲骨，所以他在《鐵雲藏龜之餘》的序言中説：“予之知有貞卜文字也，因亡友劉鐵雲。”而後，與甲骨結下不解之緣。羅振玉以一人之力，多方搜集，獲得甲骨三萬片以上，先後編印成《殷虚書契》的《前編》（1913年，收甲骨二千二百二十九片）、《後編》（1916年，收甲骨一千一百〇四片）、《續編》（1933年，收甲骨二千〇一十六片），《殷虚書契菁華》（1914年，收甲骨六十四片），《鐵雲藏龜之餘》（1915年，收甲骨四十片）等重要材料書，爲甲骨文的搜集、拓印與流傳作出了巨大貢獻。二是在甲骨文的考釋研究方面也有較大的成就。羅氏這方面的成就，主要反映在《殷商貞卜文字考》與《殷虚書契考釋》兩部著作中。前書1910年出版，内容分四篇：（一）考史。（二）正名。（三）卜法。（四）餘説。文中考定河南省安陽市西北五里小屯村爲甲骨文出土地點，並考定小屯村爲殷代晚期都城，是羅氏的重要貢獻之一。後書是對《殷商貞卜文字考》增補與改寫而成，是羅氏考釋甲骨文集大成的著作，考釋四百八十五字，1914年出版。1927年出版增訂本，考釋文字增至五百七十一字。本書内容分爲八篇，其篇次：（一）都邑。（二）帝王。（三）人名。（四）地名。（五）文字。（六）卜辭。（七）禮制。（八）卜法。羅氏在寫作此書過程中，首先考索文字，由《説文》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窺書契，然後考求典制。考釋文字，多從與《説文》形體比較中求索其義，結果發現，甲骨文與篆文合者十三四，且有合於《説文》之或體者，有合於今隸者，但於《説文》所出之古籀則不合者十八九，其僅合者，又與籀文合者多，而與古文合者少。由此認爲，大篆蓋因商、周文字之舊，小篆又因大篆之舊，非大篆創於史籀、小篆創於李斯。在考釋文字基礎上，比校史籍，進一步探考商代史跡，所得則有六端：一曰帝系，二曰京邑，三曰祀禮，四曰卜法，五曰官制，六曰文字。其考定者，帝王二十二，先妣十四，人名七十八，地名一百九十三，文字四百八十五。增訂後，考定帝王二十三，先妣十六，人名九十，地名二百三十，文字五百六十。《殷虚書契考釋》開了用甲骨文資料研究商代歷史之先河。而他這一治學經驗，對研治上古史來説，至今依然有借鑑意義。

羅振玉在甲骨文學上的貢獻，爲學人所推重。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説：“甲骨自出土後，其搜集、保存、傳播之功，羅氏當居第一，而考釋之功也深賴羅氏。”

2．王國維（觀堂）

王國維（1877～1927年），字伯隅，又字靜安，初號禮堂，後改號觀堂，清末民初浙江省海寧縣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攜眷隨羅振玉東渡日本，主治經學、小學、古史，並協助羅振玉整理、編輯、考訂羅藏甲骨、金石等古文物資料。1916年，從日本回到上海，任上海倉聖明智大學教授。1922年，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導師。1923年，受清廢帝溥儀之命任清宫南書房行走。1925年，受聘爲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1927年5月3日，投頤和園昆明湖自殺。

王國維是中國近代一位取得巨大學術成就的學者。他在甲骨文、金石、簡牘、經學、小學、古代史、文學等學術領域，都建樹豐碩。王國維在甲骨文學方面的貢獻。一是在著録方面。由姬佛陀署名而實爲王國維編纂的《戩壽堂所藏殷虚文字》，1917年出版。本書公佈劉鶚舊藏未收入《鐵雲藏龜》的甲骨六百五十五片，隨文考釋，不作通論，在考釋先王、禮制、文字等方面，多有創見。二是在研究考釋方面。王氏的不少研究論著，如《戩壽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釋》、《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與《續考》、《殷周制度論》等，代表了甲骨文學研究草創時期的最高水平。《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與《續考》，1917年發表。這兩篇論文考證甲骨文中出現的先公、先王與父、兄之名，論證《史記·殷本紀》所載“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見於卜辭者殆鮮”，也考察出《史記·殷本紀》對世次的一些誤記。考釋殷人先公、先王，是從王亥開始的。首先，正確考釋出“王”字，然後考定“王亥”爲人名，於是便打開了考釋先公、先王的大門，古籍上的異記誤載被一一清理出來。另外，王國維大量考釋甲骨文字及利用甲骨文研究其他問題的著述，散見於他的文集中。

王國維的研究工作，突出顯示兩個特點：一是他不僅考釋文字，更重要的是考證商史。他用甲骨文資料研究商代歷史與典章制度，把甲骨文學研究由“文字時期”推進到“史料時期”，極大地提高了甲骨文的學術價值。二是他不僅重視書本文獻，而且重視出土文物。1925年，他在《古史新證總論》中提出，考證古史，必須利用書本文獻與地下發掘材料相互印證的著名的“二重證據法”。他説：“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新材料，我輩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録，即百家不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王氏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以考古資料與古代文獻相結合來探求古史的真正面目，對中國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中國學術史上揭開新了的一頁。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説：“我們要説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是絲毫也不過分的。”(8)

3．董作賓（彦堂）

董作賓（1895～1963年），字彦堂，號平廬，河南省南陽縣人。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成立，受聘爲通訊員，該年8月派去殷墟考察，10月再赴殷墟，主持第一次殷墟科學發掘工作。1932年，聘爲研究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殷墟發掘中止，隨歷史語言研究所輾轉長沙、桂林、昆明、四川等地。1949年1月去臺灣，兼任臺灣大學文學院教授。1950年，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1963年，在臺灣病逝。

董作賓的學術成就，涉及到古文字學、考古學、歷史學、年代學、地理學等諸多學科，著述甚富。董氏去世後，嚴一萍輯其文編爲《董作賓全集》甲、乙編，共十二册，臺灣藝文印書館1977年出版。

董作賓的主要成就在甲骨文學方面，爲中國甲骨文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董氏在甲骨文學方面的貢獻，主要是：一、1928年8月，董氏受中央研究院之命赴河南省安陽殷墟調查甲骨文出土情況，調查結果，他得出“甲骨挖掘之確猶未盡”的結論，由是促成中央研究院自1928年至1937年歷時十年之久進行的十五次大規模殷墟科學發掘工作，使甲骨文的發掘由“盜掘時期”開始進入有組織的“科學發掘時期”。董作賓作爲殷墟歷次科學發掘工作的主持者之一，親自發掘和整理了大批甲骨文，輯爲《殷墟文字甲編》與《殷墟文字乙編》出版，爲甲骨文學與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科學發掘資料，在刊佈甲骨文材料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二、董氏運用甲骨文研究殷代曆法，提出殷代一年十二個月，閏年十三個月，月有大、小月之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寫成《殷曆譜》，於1945年出版。三、董作賓在甲骨文學方面的最大貢獻，是對甲骨文的斷代研究。1935年，他寫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發表，提出甲骨文斷代“五期”分法與“十項標準”。董氏將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亡先後二百七十三年中十二王的殷墟甲骨文，分爲五個時期，即：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盤庚、小辛、小乙）。二期，祖庚、祖甲。三期，廩辛、康丁。四期，武乙、文丁。五期，帝乙、帝辛。這五個時期，是用下面十項標準研究得出的：（一）世系。（二）稱謂。（三）貞人。（四）坑位。（五）方國。（六）人物。（七）事類。（八）文法。（九）字形。（一〇）書體。這“十項標準”，猶如打開看來似是渾沌一團的十五萬片甲骨時代先後大門的鑰匙，使其有條不紊地各歸於五個不同時期，分屬於十二王的名下。幾十年來，雖有小的修正，但基本原則一直被甲骨文學界所沿用。《甲骨文合集》甲骨分期的處理，采用的仍然是董作賓的五期分類。董作賓的斷代研究，建立起甲骨文學的科學研究體系，在甲骨文研究與商史研究中，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此文成爲甲骨文學史上劃時代之作。

1965年，出版《甲骨學六十年》，對自1899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甲骨文的發掘、搜集與研究情況作了總結性的描述。

4．郭沫若（鼎堂）

郭沫若（1892～1978年），號鼎堂，四川省樂山縣人。早年赴日本學醫，後從事文學創作。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北伐失敗，於1928年再渡日本，開始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郭沫若自1928年東渡日本至1937年回國，在日本十年期間，撰寫《甲骨文字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金文叢考》、《卜辭通纂》、《殷契粹編》等著作，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金文與古史研究中的學術地位。回國後，又先後出版《十批判書》、《青銅時代》、《歷史人物》、《奴隸制時代》、《史學論集》等著作。他在《甲骨文字研究》一書的序言中説：“余之研究卜辭，志在探討中國社會之起源，本非拘拘於文字史地之學。”他利用甲骨文資料研究商代社會歷史，開闢了史學研究的新天地。1931年出版《甲骨文字研究》，是郭沫若研究甲骨文的第一個集子，通過考釋一些已識與未識的甲骨文字，闡述殷代的生産方式、生産關係與意識形態，開創了爲探討古代社會的實際而研究古文字的道路。1933年出版《卜辭通纂》，是郭沫若爲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所建立的整理、研究甲骨卜辭新體系的代表作，著録甲骨九百二十九片，分八類：（一）干支。（二）數字。（三）世系。（四）天象。（五）食貨。（六）征伐。（七）田游。（八）雜纂。前爲甲骨片的摹本，後爲釋文，考釋中有許多精闢見解。1937年出版《殷契粹編》，著録甲骨文一千五百九十五片，都是從劉體智收藏的二萬八千片甲骨中擇取的精品。考釋文字的内容，涉及到商朝的文字、禮制、政治、經濟等諸多方面，頗有參考價值。

晚年，主編著録甲骨文的集大成巨著《甲骨文合集》，奠定了甲骨文學今後發展的基礎。

三．早期學者與“四堂”先生外著録研究甲骨文學者擇述

百年來，除早期學者與“四堂”先生外，還有許多在著録與研究甲骨文方面取得突出成績的學者，實在難以數舉。不得已，這裏僅擇述幾位於下。

1、于省吾。于省吾對古文字研究取得多方面成績，就甲骨文考釋説，在羅、王、董、郭後同輩學者中，成績突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出版《雙劍誃殷契駢枝》、《雙劍誃殷契駢枝續編》、《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編》，考釋甲骨文字一百多個。1979年出版《甲骨文字釋林》，是删訂《駢枝》初、續、三編並收入其後撰寫的考釋甲骨文字之作而編成的，收考釋文字之作一百九十篇，考釋範圍包括于氏新識之字，對已識之字造字本義作出新的解釋以及對已識字的義訓與通假提出新的見解，考釋内容關涉天文、地理、世系、社會活動諸多方面，可以説是于氏研究甲骨文一部總結性著作。晚年主編《甲骨文字詁林》。

2、唐蘭。唐蘭對甲骨文、金文的考釋研究都取得了突出成績。1934年出版《殷虚文字記》，1939年出版《天壤閣甲骨文存》，二書考釋甲骨文一百多字，集中了唐蘭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又，1999年出版唐蘭撰《甲骨文自然分類簡編》。

3、胡厚宣。胡厚宣是“四堂”之後對甲骨文學作出突出貢獻的一位學者，在搜集、整理、著録、研究甲骨文方面，著述豐碩，建樹頗多。他所撰寫的《甲骨學商史論叢》，涉及的商史範圍很廣，不僅論述商代社會作爲經濟基礎的農業生産，而且論述商代社會上層建築諸多方面，如封建制度、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天神崇拜等。此外，對商代天文曆法、氣象、醫學等方面也有深入研究。《論叢》出版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但書中不少精闢見解，至今仍有參考價值。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胡厚宣全國南北奔波，搜集甲骨材料，所獲甚豐，集爲《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録》、《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録》、《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等書，先後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期出版。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爲總結甲骨發現五十年以來著録與研究情況，出版《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與《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胡厚宣的甲骨文著述，此外尚有《甲骨續存》（1955年）、《殷墟發掘》（1955年）等。又，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1983年）。《甲骨文合集》是甲骨文學發展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集成巨帙。編纂《合集》，郭沫若任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爲調查、搜集全國各地甲骨文收藏與拓本情況，胡厚宣奔走各地，付出大量心血。

4、陳夢家。陳夢家研究中國古代問題，涉獵面很廣，在甲骨文、金文、簡牘及文獻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詣，所撰《殷虚卜辭綜述》、《漢簡綴述》、《尚書通論》等著作，都爲學界所重視。陳夢家從事甲骨文研究多年，1956年出版的《殷虚卜辭綜述》，可以説是他一生研究甲骨文成果的集結性著作。《殷虚卜辭綜述》全面、系統地總結自甲骨文1899年被發現到1956年以前五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詳述甲骨文出土及研究的經過、方法、内容、分期斷代等問題，是甲骨文學一部百科全書式的科學論著。

5、饒宗頤。甲骨文分期斷代研究，貞人是依據的重要標準之一。1959年，饒宗頤出版《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作爲一部全面考察貞人的專著，專從貞卜人記名的刻辭進行研究，使有貞卜人記名的刻辭得到一次全面的綜合清理，從而提出“分人研究法”，這對甲骨文的分期斷代研究很有參考價值。1956年出版饒宗頤撰《巴黎所見甲骨録》。

6、楊樹達。楊樹達治小學，功力頗深。一生著作頗豐，研究古文字方面，有《積微居小學述林》、《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與《積微居甲文説》、《耐林廎甲文説》、《卜辭瑣記》、《卜辭求義》等。

7、嚴一萍。嚴一萍是一位台灣學者。1978年出版《甲骨學》，全面論述甲骨學諸問題，内容詳備，配有插圖。1982年出版《甲骨斷代問題》，主要是闡釋組卜辭與歷組卜辭兩組爭論較大卜辭的有關問題，認爲組卜辭應爲文武丁時代，“貞人歷與貞人扶的時間相近，貞人歷是武乙時人，貞人扶在文武丁早年任職，正可以銜接。”嚴一萍有關甲骨文的著述尚有《殷墟第13次發掘所得卜甲綴合集》、《甲骨綴合新編》（1975年）、《甲骨集成（一）》（1975年）、《商周甲骨文總集》（1985年）等。

8、李學勤。李學勤對甲骨文、金文、簡册、帛書等古文字皆有研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成績顯著。1959年出版《殷代地理簡論》，是一部利用甲骨文研究商代地理的專著，采用地名之間的聯繫進行系統考察的方法考釋地名。1996年出版與彭裕商合撰《殷墟甲骨分期研究》，是一部研究甲骨文分期的專著，對甲骨文分期提出一些新意見，促進了學界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探討。

9、姚孝遂。姚孝遂考釋甲骨文字頗顯功力。1985年出版與肖丁合撰《小屯南地甲骨考釋》，分類考釋在殷墟小屯南地出土近五千片甲骨。1988年出版姚孝遂主編、肖丁副主編《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對已著録全部甲骨刻辭整理與釋讀，采用摹本與釋文兩相對照形式編排，釋文盡可能吸收新研究成果。1989年出版姚孝遂主編，肖丁副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是一部收録完備的有關殷墟甲骨刻辭的綜合性工具書。全書采用甲骨約五萬片，分部首一百四十九個，字頭三千六百多個，辭條近二十萬條。每辭字形皆用甲骨文的形體摹寫，並附釋文。本書既是殷墟甲骨刻辭的分類彙編與通檢索引，也是一部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研究考釋成果。姚孝遂尚撰有《吉林大學所藏甲骨選釋》。

10、王宇信。王宇信是一位研究甲骨文的專門學者，成績突出。1981年出版《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三十年甲骨文學研究的總結。1984年出版《西周甲骨探論》。1989年出版《甲骨學通論》，概述殷墟甲骨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從發現到研究，從卜法到文例，從斷代到分期，從辨僞到綴合，從文字到歷史等，皆有論述；並兼及西周甲骨，論述亦頗詳贍。1999年出版與楊升南主編《甲骨文一百年》。2004年出版與楊升南、聶玉海主編《甲骨文精粹釋譯》。2006年出版與徐義華合撰《商周甲骨文》。

四．西周甲骨文

説到甲骨文，都是指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論語·爲政》記載孔子的話，説：“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周文化與商文化有承繼因襲關係。殷墟甲骨文直至殷朝末期，那麽，繼殷而起的周朝，還有没有甲骨文？這個問題，學者們很早就在思索，從道理上推理，西周與殷緊相銜接，應該有自己的甲骨文。郭沫若早在1944年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9)中就預言：“西周的文化大體上是承繼殷人的遺産”，“殷人用卜，周人也用卜，只是我們現在還没有發現周人的甲骨文字而已。誰也不能斷定説：周人一定没有。”科學研究需要大膽的科學推理，但是推理畢竟不能代替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科學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發展與考古發掘工作的全面展開，各地不斷有西周甲骨出土。特别是1977年在陝西省岐山縣鳳雛村宫殿基址西廂二號房内窖穴中出土甲骨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五片，其中有字甲骨二百八十九片。歷年各地出土的西周甲骨中，有五處出土了有字甲骨，共計有字甲骨三百〇二片，總字數一千〇四十一個。大批西周甲骨的發現，把西周甲骨文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在甲骨文學研究領域形成一個新的學科分支，即西周甲骨文學。西周甲骨文的發現，擴大了甲骨文學的研究範圍，打破了凡談甲骨則必殷商的這一傳統看法。

五．《甲骨文合集》與甲骨文字典

1．《甲骨文合集》

爲了對出土甲骨作總結性彙集，由郭沫若任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組織力量編纂《甲骨文合集》。

《甲骨文合集》自1967年起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到1982年出齊，共十三巨册。全書著録甲骨四萬一千九百五十六片，所收甲骨，先行分期，每期内再按内容分爲四大類二十二小類。其類目：一、階級和國家。七目：（一）奴隸和平民。（二）奴隸主貴族。（三）官吏。（四）軍隊、刑罰。（五）戰爭。（六）方域。（七）貢納。二、社會生産。四目：（八）農業。（九）漁獵、畜牧。（十）手工業。（十一）商業、交通。三、科學文化。十目：（十二）天文、曆法。（十三）氣象。（十四）建築。（十五）疾病。（十六）生育。（十七）鬼神崇拜。（十八）祭祀。（十九）吉凶夢幻。（二十）卜法。（二十一）文字。四、其他。一目：（二十二）其他。這是一部集大成式的甲骨文著録巨帙。《合集》既不是一部有片必録的“全集”，也不是一部只擇其要的“選集”，而是一部基本上囊括了十五萬片甲骨中對商代歷史文化有研究價值的甲骨材料的“總集”。也就是説，凡是有研究價值的甲骨材料，都著録在《合集》裏面了。《合集》的編輯出版，爲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提供了一部内容豐富的資料彙編，爲今後甲骨文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它無疑是甲骨文學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2．甲骨文字典

（1）《甲骨文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撰，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本書是一部甲骨文字典，在1934年出版的孫海波編撰《甲骨文編》的基礎上增訂而成，内容與體例都已改訂與增益。全書收4672字，其中正編收1723字，附録收2949字，甲骨文已釋與未釋之字大體上都已收入，且考釋也能儘量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書末有筆劃檢字表。

（2）《甲骨文字集釋》，台灣學者李孝定編撰，臺灣中央研究院1965年出版。本書所收文字，依《説文》部首，分部編次。每一文字之下，分類編列各種專書及散見書報雜誌的有關考釋甲骨文字的資料，詳加解説。可以説，《甲骨文字集釋》是一部集七十多年甲骨文字考釋成果大成的工具書。

（3）《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編，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年出版。這是一部薈萃甲骨文研究成果較爲完備的工具書。本書的具體編排，所收之字，依《説文》部首分部編次。凡《説文》有的字，皆用《説文》的篆體字頭作字頭；《説文》没有的字，皆用甲骨文的形體作字頭，附於各部之後。每字之下的内容，分爲三部分：首先，字頭之下分期排列摹寫的甲骨文多種形體。其次，是“解字”，分析甲骨文的字形，以釋其義。其三，是“釋義”，分列甲骨文中的幾種用義。卷首有所收字的楷體筆劃檢字表。

（4）《甲骨文字詁林》，于省吾主編，中華書局1996年出版。本書1973年開始籌劃，次年著手編纂。1984年于省吾去世後，由姚孝遂主其事。1992年竣事，歷時十八年。根據計劃，要出版全面整理研究著作共五部，《甲骨文字詁林》爲其一。《甲骨文字詁林》廣泛搜集自1899年甲骨文發現至1989年九十年間有關甲骨文字考釋的研究成果，衆家之説凡有價值者皆予采録，依次序列，最後編纂者撰“按”語以斷之。這是一部對九十年來研究成果進行總結的集成性著作。其編次，正文前，有著録簡稱表、五期稱謂表、部首表、字形總表。正文後，有三種檢字表：部首檢索、筆劃檢索、拼音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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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羅振玉撰《殷虚書契菁華》二。

(2) 這裏所引一日兩卜婦好生育的卜辭，載董作賓撰《小屯·殷虚文字乙編》七七三一。

(3) 王宇信撰《甲骨學通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88～89頁。

(4) 王漢章撰《王文敏公年譜》。

(5) 胡厚宣撰《殷墟發掘》，學習生活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36頁。

(6) 胡厚宣撰《殷墟發掘》，第45～46頁。

(7) 吴浩坤、潘悠撰《中國甲骨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9頁、42頁。

(8) 郭沫若撰《十批判書》。

(9) 收入郭沫若的論文集《十批判書》。

第二章　金文與石刻——金石學（即：金文學、石刻學）

用金、石作爲載體形成的文獻，稱爲金文、石刻。研究金文的學術稱爲金文學，研究石刻的學術稱爲石刻學。文獻中，金、石常連稱，故研究金文、石刻的學術又常合稱爲金石學。

第一節　金石學概説

一．釋金石

金，指金屬，凡古代金屬製作的器物皆屬之，而主要是銅器。它以鐘鼎彝器爲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錢幣、鏡鑑等器物。凡此種器物上所鑄、刻之文字，稱爲金文。

金，又稱吉金。吉者，善也，美也。吉金，猶言善美之金，也就是好銅。古代以“吉金”指適宜於鐘鼎彝器的金屬。如“子璋鐘”：“其吉金，自乍（作）龢鐘。”又如“沇兒鐘”：“王庚之子沇兒其吉金，自乍龢鐘。”因此，後世便以“吉金”作爲鐘鼎彝器的統稱，一些著録古代鐘鼎彝器之書也常稱作“吉金録”，如清代端方撰《陶齋吉金録》、近人吴闓生撰《吉金文録》、羅振玉撰《三代吉金文存》、于省吾撰《雙劍誃吉金圖録》與《雙劍誃吉金文選》等。

石，指石刻，凡古代石刻皆屬之。它以碑碣墓誌爲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經幢、柱礎、石闕、石經等物。石，又稱樂石。樂石，謂石之質地精美，可以用作製造樂器的石料。“樂石”之稱，最早見於秦代李斯所撰嶧山刻石。刻石的最後幾句是：“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漢代碑文又有稱“嘉石”者，南北朝的墓誌有的稱“貞石”，與“樂石”的意思是一樣的。因嶧山刻石有“刻此樂石”之文，於是後人便以“樂石”指稱碑石或碑碣。如：唐代柳宗元撰《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刊樂石，篆遺德，延休烈，垂憲則。”清代龔自珍撰《阮尚書年譜·第一序》：“公謂吉金可以證經，樂石可以劻史。”

把文字鏤刻於金石以記事，根據記載，時代很久遠。晉代王嘉撰《拾遺記》卷一《軒轅黄帝》：“帝以神金鑄器，皆銘題。”《管子》：“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黄帝是中國上古傳説中的歷史人物，而無懷氏也是上古傳説人物，相傳更在黄帝之前。所以，這些關於銘金、刻石之始的記載，皆應視爲小説家言，自不當以史信之。《墨子》的《尚賢》、《兼愛》、《天志》、《非命》、《明鬼》、《貴義》、《魯問》諸篇，皆有“書於竹帛，鏤之金石”之語。如：《墨子·天志中》説，堯、舜、禹、湯、文、武都曾“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墨子·貴義》説：“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又如：《墨子·魯問》：“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盤盂也有刻銘文者，《禮記·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今見文獻，作爲鏤刻文字的材料“金石”並稱者，以《墨子》爲最早。

中國古代，作爲書寫文字以記事的材料，主要是竹木簡牘。但竹木容易殘損朽爛，不容易保存長久。爲了傳之久遠，就要另想辦法，於是便托之於質地堅硬的金石。

二．金石學的興起與發展

1．金石的早期著録

著録金石，始於《漢書·藝文志》。《漢志》“六藝略”的《春秋》類中著録：“《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六史部“目録類”《集古録》提要中説：“自梁元帝始集録碑刻之文，爲《碑英》一百二十卷，見所撰《金樓子》，是爲金石文字之祖。今其書不傳。”其實，作爲著録金石專著，此非首帙。根據《隋書·經籍志》集部“總集類”的著録，晉將作大匠陳勰撰《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這要比梁元帝所編《碑英》的時間早得多，可以視爲著録碑刻專著之祖。《隋書·經籍志》史部“譜系類”著録梁代顧烜撰《錢譜》一卷，又著録《錢圖》一卷，其書久佚不傳；今尚存世者，有梁代陶弘景撰《古今刀劍録》一卷與梁代虞荔撰《鼎録》一卷。此可視爲著録銅製器物專著之祖。

2．兩宋時期金石學的興起

許慎在《説文解字叙》中説：“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兩漢時期，已有古器物出土。漢代以後，歷魏、晉、六朝至隋、唐，不斷有古器物出土，也有一些學者著録考證，但是，只是一鱗半爪，没有引起學者的普遍重視，未能形成一個專門的學科。到了北宋，古器物出土數量大大增多，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對金石的搜集、著録與研究，以古代銅器與石刻爲主要研究對象的金石學才開始興起。最早進行金石研究，爲金石學的確立進行開創工作的學者，當推歐陽修與劉敞。歐陽修搜羅歷代金石刻文，積至千卷。撮其大要，各爲之説，作跋尾四百餘篇，輯成《集古録》十卷。此爲中國現存最早著録、研究金石文字的專書。與其同時，劉敞將家藏十一器使工摹其文，圖其像，編爲《先秦古器記》一書。劉敞在自序中説，攻研古器，一可考制度，二可明世謚，三可正文字。劉氏的著録方法與對金石作用的認識，對金石學的確立與發展都起了積極作用。其後，好古探奇之士，竟相廁身金石，相繼撰述，如吕大臨撰《考古圖》十卷、王黼撰《宣和博古圖》三十卷、趙明誠撰《金石録》三十卷、薛尚功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王俅撰《嘯堂集古録》二卷、洪适撰《隸釋》二十七卷與《隸續》二十一卷、王象之撰《輿地碑記目》四卷、陳思撰《寶刻叢編》二十卷等。金石之作，一時稱盛學林。也正是由於宋代學者的這些卓有成效的著録與研究成果，使金石學正式確立它在學林中的地位。

3．元明清時期金石學的發展

元、明兩代，金石學的成果寥寥，屬於金石學的冷落時期。

到了清代，樸學興起，金石之學也衰而復盛，著録與研究金石的學者輩出，著述如林。生活於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撰《金石文字記》六卷，他在自序中説：“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歐、趙二《録》所未具者。”他以金石證經訂史的研治金石之法，對清代學者頗有影響。錢大昕撰《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八卷，以金石考訂經史多有卓見，有人稱其盡掩前人而出其上，爲古今金石學之冠(1)。乾隆帝敕撰《西清古鑑》四十卷、阮元撰《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吴式芬撰《古録金文》三卷等，都是著録與考釋金文的有名著作。孫星衍撰《寰宇訪碑録》十二卷，其後有一批補續之作繼出。王昶撰《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其後也有一批補續之作問世。清代末年，還出現了葉昌熾撰寫的系統論述石刻諸問題的專著《語石》。這使石刻的著録與研究，盛極一時。梁啟超在1918年讀完《語石》後指出：“前清乾、嘉以降，金石之學特盛，其派别亦三四。王蘭泉、孫淵如輩，廣搜碑目，考存佚源流，此一派也。錢竹汀、阮芸臺輩，專事考釋，以補翼經史，此又一派也。翁覃溪、包慎伯輩，特詳書勢，此又一派也。近人有顓校存碑之字畫石痕，别拓本之古近者，亦一派也。其不講書勢，專論碑版屬文義例者，亦一派也。”(2)有清一代，誠中國古代金石學發展的極盛時期。

第二節　金文

一．鐘鼎彝器

1．鐘鼎銘文的發展概況

中國鑄造青銅器，始於商代。但是，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銅器上，至今還没有發現銘文，到了晚期，青銅器上才開始鑄有銘文。較早的銘文只有幾個字，一般都是造器者的名字，有的是説明器物用途的文字，而且大多鑄在器物比較隱蔽的地方。如：著名的“司母戊鼎”，1939年在河南省安陽市殷墟吴家柏樹墳園出土，專家推斷其年代，當爲商王武丁末年到祖庚、祖甲時期，銘文中的母戊其人，有的人認爲可能是武丁之配妣戊，有的人認爲可能是文丁之母的廟號。鼎帶耳通高133釐米，口長110釐米，寬79釐米，重達875公斤，爲目前已發現的商代最大的青銅器，卻只在鼎内腹壁鑄有“司母戊”三個字。後來，銘文逐漸增多。商代末期，較長的銘文有的已有三四十字。進入西周，青銅器銘文，數量多，篇幅長，如“毛公鼎”，清代道光末年在陝西省岐山縣出土，專家考其年代，當爲西周宣王時期。銘文三十二行，連重文共四百九十七字，記述周王策命毛公，誥誡其忠於王室，並予褒賞，反映了西周時期的政治矛盾與統治不穩定的情況。這是目前已發現的銘文最長的青銅器。從春秋中期到戰國末年，青銅器銘文一般都很簡短，百字以上的銘文已較少見。自秦代至西漢末年，青銅器上的銘文由少而漸至消失，這樣，青銅器就失去了用銘文記事的文獻性質。

2．鐘鼎銘文的内容

青銅器銘文的内容，最初，僅是鑄上器物主人的名字，後來逐漸鑄有説明文字，如説明作器的原因、器物的用途、作器的人等，有的青銅器就是專門爲紀念一件事情而鑄造的，銘文就記述這件事情的經過。大致説來，統治階級舉行祭祀、征伐、封賞、頒佈政令以至於訴訟等都要鑄器記録。

我們從作爲文字載體的文獻價值的角度來看，以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爲最重要，因爲西周的青銅器有銘文的最多，而且不少銘文都比較長，記載的事項較詳，史料價值較大。

研究西周歷史，常苦文獻不足。彝器銘文提供的資料，成爲重要的歷史文獻，它不僅對古文字研究具有重要價值，特别是對歷史研究更具有極爲重要的價值。如“大盂鼎”，銘文二百九十一字，記載周康王二十三年貴族盂受策命時，周王告周立國的經驗與殷喪國的教訓，命盂效忠王室，賜盂一千七百多名奴隸與許多物品。在所賜的奴隸中，有農業生産奴隸，也有養馬趕車的奴隸，還有管家奴隸即奴隸頭，包括周人原有的與從殷人那裏接受過來的，是研究西周奴隸社會歷史的重要史料。又如“曶鼎”，爲西周穆王之後器，其具體時間，學者們有恭王時、懿王時、孝王時等諸説。“曶鼎”銘文約四百字，其内容分爲三個部分，第一記載周王策命與錫金鑄鼎，第二記載曶與其他貴族因買賣奴隸而引起的訴訟，第三記載因匡指使奴隸搶掠曶禾而引起的訴訟。其中，在奴隸交易中，五名奴隸的身價只抵“匹馬束絲”，兩次訴訟關於奴隸買賣與以奴隸抵償寇禾的史實，爲瞭解西周的社會經濟與階級關係提供了重要資料。又如“衛鼎”，西周中期青銅器，銘文二百〇七字，叙述執政大臣們同意貴族邦君厲租給裘衛四百畝田，並命令官員踏勘所租田的四界。這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珍貴史料。又如“大克鼎”，西周後期青銅器，銘文二百九十字，叙述克依憑先祖功績，受到周王的策命與大量土地、奴隸的賞賜，也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並對研究西周官制也有重要價值。

有的彝器銘文，記載了文獻上記載的一些史事，可與文獻互爲印證、補充。如記載周武王伐紂的“利簋”，1976年在陝西省臨潼縣零口公社零河西出土，器内底鑄銘文四行，三十二字，銘文云：“征商，隹甲子朝，歲鼎，克聞夙又商。”銘文是説，周武王在甲子日的早晨征商，迎著歲星卜問戰況，説能够戰勝昏亂的紂王而迅速佔領商地。對於周武王伐紂滅商的史事，文獻多有記載。《尚書·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淮南子·兵略訓》：“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文獻記載與金文相合，歷代學者對文獻記載的種種疑問，由此得以豁然冰釋。又如記及興建成周的“何尊”，1963年在陝西省寶雞市賈村原出土，尊之内底鑄銘文十二行，一百二十二字，記及周成王五年營建成周洛邑的史事，銘文云：“隹王初宅於成周，復口王豐福自天。”“隹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此中或，自之民。”“隹王五祀。”銘文是説，王始營建成周，對武王舉行豐福之祭。武王滅商後，祭告於天説：“我要建都在這天下中心的地方，從這裏來治理人民。”周初營建東都成周，《尚書》的《召誥》、《洛誥》、《多士》及《逸周書》的《度邑解》、《作雒解》等諸篇皆有記述。又如記載分封諸侯的“宜侯夨簋”，1954年在江蘇省丹徒縣煙墩山出土，簋内底鑄有銘文，今存一百一十八字，銘文記載周康王將宜地封給虞侯夨的史事，詳述了省圖分封及分封時的豐厚賞賜。賞賜之物有四：一曰禮器，二曰弓矢，三曰土地，四曰奴隸。這使我們知道，周初統治者在滅商之後，爲加强對廣大疆域的統治而實行封邦建國的具體情況。又如記載周宣王中興之器銘：“毛公鼎”銘文中記述時王英邁，振作有爲，大有撥亂反正之志，是宣王中興氣象的生動寫照；“虢季子白盤”銘文中記述虢季子白奉王命抗擊獫狁侵犯，“伐于洛之陽”的史事；“兮甲盤”銘文中記述“兮甲從王”，“伐于”及王命甲征治四方，“至於南淮尸”的史事；“師簋”銘文中記述師奉王命征伐淮夷的史事等。綜合銘文記載的史實，西周早期，周王朝征伐的方國主要是東夷、鬼方、荆楚，到西周中後期，主要敵人是淮夷與獫狁。這是研究中國上古時期民族關係的珍貴史料。

二．其他器物

前面提到，金以商、周彝器爲大宗。彝器以外，還有兵器、度量衡、符節、璽印、錢幣、鏡鑑等。

1．兵器

古代兵器，大都刻有銘文，記録製造者或使用者的或人名，或國名，或軍隊名。南朝梁代陶弘景撰《古今刀劍録》，是古代兵器的最早記録。後世出土兵器甚多。1965年，湖北省江陵縣出土越王句踐劍，上有銘文八字，即：“王鴆淺自乍用鐱”。“越”作“”，“句踐”作“鳩淺”，“作”作“乍”，“劍”作“鐱”。馬承源説：“‘鳩淺’就是句踐的同音字。據銘文，句踐的正確寫法應是‘鳩淺’。”(3)

2003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劉秋霖等撰《中國古代兵器圖説》。

2006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周緯撰《中國兵器史稿》。

2．度量衡

度量衡上刻有銘文，有世傳的商鞅方升，又稱商鞅量，是秦孝公十八年（前344年）商鞅任大良造時爲統一秦國度量制度所頒發容量一升的標準器。方升邊刻有銘文：“十八年，齊率卿大夫衆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壹爲升。”方升前端刻“重泉”二字，重泉是當時頒發此方升的縣，在今陝西省蒲城縣南。這是當初鑄器時的銘文。此外，在方升外底刻有一篇秦始皇廿六年（前221年）即統一中國之年頒發的統一全國度量的詔書：“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且在方升另一側面刻有一個“臨”字。這些刻辭，顯然是秦統一後補刻上去的。由此可知，秦始皇統一度量所采用的標準乃是商鞅的舊制，這件方升在秦始皇統一度量時曾上繳檢驗，於此時補刻上了秦始皇統一度量的詔書與這件方升的改發地點臨。臨是何地？有人提出，“臨可能就是臨晉，故址今在陝西省大荔縣東”(4)。這裏需要附帶説明一點，就是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制度，在秦代的度量衡器上，都刻有始皇帝的詔書，有的是把詔書全文鑄成一塊銅板釘在器具上，這種東西，在金石學上稱爲“詔版”。

3．符節

符是判合信物。《説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符制，一分爲二，判而分執，合而取信。《史記·孝文帝本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顯然，漢符並非全爲竹製。虎符是古代君主調動軍隊的一種憑信物。如：“新郪虎符”，是戰國晚期秦國攻佔魏地新郪後頒發給駐守將領的兵符，銅製，虎形。傳世的只是符之左半，上有篆書錯金銘文四行，凡四十字，即：“甲兵之符，右才王，左才新郪。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雖毋會符，行殹。”秦、漢至隋，調兵遣將皆用虎符作爲憑信之物。到了唐代，爲之一變，爲避唐高祖李淵的祖父李虎的名諱，改爲用魚符與龜符。宋代有符，又有牌，史載宋高宗與秦檜一日之内以十二金字牌命岳飛撤軍，此牌即猶古之符。符、牌名稱不同，作用一樣，所以總稱其爲“符牌”。清人瞿中溶撰《集古虎符魚符考》一卷，是關於符牌的第一本研究專著。近人羅振玉撰《歷代符牌圖録》二卷，是第一本符牌拓本的譜録。

古代作爲憑證信物的，還有“節”。節與符同爲憑信之物，故世以“符節”連稱。節上刻有銘文，著名的實物就是於1957年與1960年在安徽省壽縣先後發現的“鄂君啟節”。它是戰國時楚懷王六年（前323年）發給親族鄂君的符節，是一種青銅製的通行憑證。兩次共發現五枚，其舟節二枚，車節三枚。舟節、車節原本五枚一組，每組的五枚合攏後，便成帶有竹節的竹筒形。節上有錯金銘文，舟節與車節的銘文分别規定著水陸通行路綫、車船數目等。鄂君啟節，爲研究戰國時代商業、交通、地理及符節制度，都提供了重要資料。

4．璽印

璽印，在中國出現很早。相傳黄帝得龍圖，中有璽章；湯克夏，取璽書置座右。這些傳説，至今還只能是無法證實的傳説。于省吾撰《雙劍誃古器物圖録》著録商代銅璽摹本三：一曰“商鉩”，一曰“商隼鉩”，一曰“商奇文鉩”。此三璽皆得之古董商，疑不可信。《周禮·地官司徒》掌節之職：“貨賄用璽節。”鄭玄注：“璽節者，今之印章也。”《左傳》魯襄公二十九年記載，魯襄公到楚國參加楚康王葬禮，事畢，“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璽書，以璽封書。此當爲今見古人使用璽印之始。東漢衛宏説：“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蔡邕也説：“璽者印信也，古者尊卑共之。”(5)《説文》“土部”訓釋説：“壐，王者之印也。以主土，從土，爾聲。”先秦既尊卑共之，則非獨王者之印；既卑者亦稱爲璽，則稱璽者並非皆爲有土之人。許氏以漢制臆釋，失其本義。以實物考之，漢代尚有諸侯王之印稱“璽”者，如“菑川王璽”、“河間王璽”。私人用印，印文是人的姓名；官印，印文是職官名。

古代璽印的重要作用，就是用來封檢。古代文書以竹木簡牘爲之，文書之上加用一片簡牘，覆蓋在本文之上，這片簡牘，稱爲“檢”。在檢的下端，一般均有一凹處，用以綁繩子，然後在綁繩上面填塗上封泥，再在封泥上加鈐璽印，以防文書在傳遞過程中私拆洩密。漢末劉熙撰《釋名》，以音求義，對器物的義釋，重在其用。在《釋書契》中釋“檢”曰：“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釋“璽”曰：“璽，徙也，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也。”釋“印”曰：“印，信也，所以封物爲信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以此可知，至漢代末年，璽印之用，亦僅施之封泥，以爲信驗。“璽”字，古有三體，即鉩、璽、壐。分析三體結構，皆爲形聲字。以璽之質地講，鑄金則字從金，刻玉則字從玉；以璽之用途講，鈐印於土，故從土。王國維撰《簡牘檢署考》：“書函之上，既施以檢，而復以繩約之，以泥填之，以印按之，而後題所予之人，其事始畢。故《論衡》十二《程材篇》曰‘簡繩檢署’。”並説：“竊意璽印之創，在簡牘之世，其用必與土相須。”因爲璽印與封泥有不解之緣，所以封泥也成了金石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檢而封泥，以印按之，爲的是保密，以防他人私自拆閲，所以後人可據封泥考正古代官制，稽查歷史地理。學者們根據封泥的出土地域及其印文，對比史料，詳加考訂，在學術上曾取得不少成果。由上面的討論可知，璽印之用，當初以施諸泥。而封泥之制，與簡牘之用相關聯。大致説來，至南北朝時，簡牘逐漸被紙所代替，璽印即可直接鈐之於紙。所以，可以説，至此，印泥才與簡牘俱廢。

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故宫博物院編《古璽彙編》。

1931年，西泠印社出版吴幼潛編《封泥彙編》；又，1984年上海古籍書店出版。

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羅福頤撰《古璽印概論》。

三．著録研究金文的部分著述簡録

1、《殷周金文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華書局1984年至1994年以八開本分十八册出版。

2、《國家圖書館藏金文研究資料叢刊》，全二十二册，徐蜀選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影印出版。

3、《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郭沫若撰，初版於1932年，1935年再版，1957年出版增訂本。

4、《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趙誠撰，書海出版社2003年出版。

5、《金文著録簡目》，孫稚雛編，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

6、《金文編》，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新增訂版。

7、《金文大字典》，戴家祥主編，學林出版社1995年出版。

8、《金文詁林》，周法高主編，香港中文大學1974年出版。

第三節　石刻

一．秦前石刻

（一）夏禹岣嶁碑與周穆王壇山刻石

石刻，依《墨子》等書記載，出現很早。唐、宋以來，世傳湖南省衡山岣嶁山有七十七字古代石刻，是夏禹治水到此，刻石紀功，金石著録家稱其爲“夏禹岣嶁碑”。河北省贊皇縣壇山有“吉日癸巳”四字刻石，説是周穆王登山時爲記其時日而刻，金石著録家稱其爲“周穆王壇山刻石”。“禹碑”爲後人依託之僞品當無置疑，而壇山刻石是否真品亦難確信。所以，此二石刻，可姑且置而不論。

（二）石鼓文

有實物傳世的最早石刻，是《石鼓文》。在十個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詩一首，内容主要是歌詠貴族階級的畋獵游樂生活。石，圓者爲碣，因而《石鼓文》又稱爲《獵碣文》。

《石鼓文》，唐代初年在天興縣（今陝西省鳳翔縣）南發現。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卷二於關内道鳳翔府天興縣條云：“《石鼓文》，在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跡也。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勖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跡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志者不存記録，尤可歎息。’”這段記載，可讓我們知道以下幾點：其一，《石鼓文》的發現地。其二，石鼓的形狀。其三，石鼓的數目。其四，《石鼓文》的文字形體。其五，唐人以之爲周宣王時之物。其六，《石鼓文》被發現後，虞世南（558～638年）、褚遂良（596～658年）、歐陽詢（557～641年）三人皆曾眼見，故予稱譽。由此可知，《石鼓文》的被發現時間必在公元638年（貞觀十二年）之前。其七，《石鼓文》雖歷時久遠，但直至被發現前，未見文獻記載。

歷代學者對《石鼓文》的研究，主要是考證年代，其次是校釋文字。關於《石鼓文》的製作年代，意見紛紜，莫衷一是。唐代有學者認爲是西周作品，宋代有人提出是秦國之物。《石鼓文》出自秦國，但又刻自何時？經近代學者研究，認爲産生於春秋、戰國時期是多數學者之共識，但仍有襄公、文公、穆公、獻公諸説(6)。《石鼓文》中雖然直接的社會史料不多，但是，它是兩千多年前的古人所作之詩刻在石頭上遺留到現在的實物資料，在詩的形式上，每句四言，遣辭用韻，情調風格，都與《詩經》中與其時代相近的詩篇大致吻合。以此可證，《詩經》所收之詩儘管可能經過删改潤色，但其基本上仍爲原始資料，由此更可確信《詩經》的文學價值與史料價值。另外，《石鼓文》的書體，爲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前的大篆（即籀文），歷代學者對其書法評價很高。原石現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十石的文字大多剥泐，其中一石的文字已全部無存。北宋時，歐陽修所見本“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7)。今存字數，合重文、合文計之，僅存三百廿一字(8)。

近現代學者著録與研究《石鼓文》的著述多種，如羅振玉撰《石鼓文考釋》、馬衡撰《石鼓爲秦刻石考》、王國維撰《與馬叔平論石鼓書》、張政烺撰《獵碣考釋初稿》、馬叙倫撰《石鼓爲秦文公時物考》、羅君惕撰《秦刻十碣時代考》、楊壽祺撰《石鼓時代研究》、郭沫若撰《石鼓文研究》、唐蘭撰《石鼓文年代考》、震鈞撰《石鼓文集注》、鄧散木撰《石鼓斠釋》等。其中，以郭沫若之文影響最大，既有拓本，又有考釋，論證石鼓之年代及考釋石鼓之文字，皆有見地，甚多精當見解。

（三）詛楚文

《石鼓文》之後的著名石刻，是《詛楚文》。

《詛楚文》共有三石，一爲《巫咸文》，一爲《大沉厥湫文》，一爲《亞駝文》，北宋時先後在不同的地方發現。《巫咸文》是北宋仁宗嘉祐年間在鳳翔府（治天興縣，即今陝西省鳳翔縣）開元寺出土，時任鳳翔府判官的蘇軾曾於嘉祐六年（1061年）寫詩以記其事。《大沉厥湫文》是北宋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年）渭州（治平涼縣，即今甘肅省平涼縣）耕者在朝那湫旁發現的。《亞駝文》得之於洛陽劉忱的家藏。巫咸、湫、亞駝，都是神名。詛，詛咒。《詛楚文》是一篇秦國詛咒楚國的石刻文，内容爲秦君禱告神明，祈求制克楚兵，復其邊城。《詛楚文》本是一文，因所求告神明不同，求告某神明時，即改爲該神之名，故成三石之文，各以其所求告神之名名之，則曰《巫咸文》、《大沉厥湫文》、《亞駝文》。

《詛楚文》中，有“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兩邦若壹”，“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誇甚亂，宣奓競從，變輸盟約”及“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侯之兵以臨加我”等語。依《史記·秦本紀》，秦自穆公至惠文王，恰爲十八世。時楚爲懷王。依《史記·秦本紀》、《楚世家》，楚懷王十一年，秦惠文王後元七年，“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爲縱長”，又“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詛楚文》又云：“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怖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吾邊競，將欲復其凶逑。”楚懷王十六年，秦遣張儀至楚，許楚“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派人到秦割地，只肯給六里。於是懷王大怒，“發兵西攻秦”，“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楚大敗；“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楚又大敗。《詛楚文》“今又悉興其衆”與《史記·楚世家》“乃悉國兵復襲秦”，二者所記，於文、於事，皆相吻合。郭沫若據以在《詛楚文考釋》中論證“文爲秦人所作”，寫作具體時間“在楚懷王十七年，秦惠文王後元十三年”的“下半年”(9)。

（四）秦代刻石

《詛楚文》之後的著名石刻，是秦代刻石。

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後，於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210年的十一年間，先後五次巡游天下，到處刻石頌揚功德。計共刻石有七，即：（一）嶧山刻石。（二）泰山刻石。（三）琅邪刻石。（四）之罘刻石。（五）之罘東觀刻石。（六）碣石刻石。（七）會稽刻石。

秦始皇時刻石七，其中六石之文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全文録載，不見載者只有嶧山刻石之文。七石遺物，只有琅邪刻石與僅存十字的泰山刻石流傳至今，其餘五石皆已不存。

秦始皇刻石，雖爲頌揚功德，而其中也有反映秦始皇的政治思想與秦統一後所實行的鞏固統一的政令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如嶧山刻石中説：“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這裏指出，過去社會動亂不安，相互爭鬥，分封制是其根源。琅邪刻石中説：“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這裏指出，秦統一後，實行重農抑末政策，采取統一度量衡與統一文字的措施。會稽刻石中説：“飭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這裏講的是社會倫理道德，從中可以瞭解秦代的倫理道德觀念：對丈夫來説，若與别的女子搞不正當男女關係，殺之無罪；對妻子來説，棄夫改嫁者，子女不得認其爲母親，丈夫死了而拋棄子女改嫁者爲不守貞操。秦始皇刻石中，多有反映秦代重視法度的文句，如“治道運行，諸産得宜，皆有法式”（泰山刻石）；“除疑定法，咸知所辟”（琅邪刻石）；“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之罘刻石）；“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别職任，以立恒常”（會稽刻石）等。

秦二世亦嘗巡游刻石。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二世元年（前209年），“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法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法。’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二．漢後石刻

漢代石刻，西漢實物傳世較少，似在有意向後人訴説秦代興起的刻石紀事之風在西漢被冷落的情景。到了東漢，刻石之風復興，特别是東漢末年的桓、靈之世，尤盛靡一時。自漢代以後，石刻的種類與數量漸多，其中以碑刻、墓誌爲大宗。

（一）可以考見西漢諸侯王國紀年情況的三石刻

1．上壽刻石

根據著録，漢代的最早石刻是“群臣上壽刻石”。該石全文是：“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壽此石北。”篆書，一直行，刻在今河北省永年縣吴莊村外的山上，清代道光年間發現。學者考定爲西漢初年趙國的遺跡。

2．殿陛刻石

1942年，在山東省曲阜縣發掘出土一塊長方石，其一邊有刻文，即：“魯六年九月所造北陛。”學者考定爲西漢初年魯國靈光殿的陛石。

上面二石足證，西漢初年，諸侯王國既使用自己的國號，也使用自己的紀年，而且無需同時使用漢王朝的國號與紀年。由此，我們可以推想，當時的諸侯王國，對漢朝廷，具有很大的獨立性。

3．泮池刻石

可以考察諸侯王國紀年史實的西漢刻石，還有山東省曲阜縣孔廟一塊方石石刻，其文爲：“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五鳳是漢宣帝年號，五鳳二年是公元前56年。這時魯國諸侯王是魯孝王劉慶忌。根據《漢書》表、傳記載，他於武帝後元元年（前88年）嗣，在位三十七年。然而，後元元年至五鳳二年只三十三年，與刻石之年相差一年。刻石爲王國所刻，又是當時之物，所以當以刻石之年爲是，魯孝王嗣位之年當上推一年，在武帝征和四年，即公元前89年。此刻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重修曲阜孔廟時，在西漢諸侯王國魯國靈光殿遺址發現，學者考定爲魯孝王泮池用的石料。此石所刻紀年，除有王國紀年，又有漢王朝紀年。這是西漢後期王國紀年情況，與上面二石相比較，即可瞭解西漢時期王國紀年的前後變化，由此也可透露出一些西漢時期諸侯王國勢力消長的信息。

（二）地界石與石闕

1．地界石

清代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在山東省鄒縣嶧山西南卧虎山出土一石，方形，上刻三十五字，即：“始建國天鳳三年二月十三日，萊子侯爲支人爲封，使者子食等用百餘人。後子孫毋壞敗。”這是至今發現的西漢石刻中文字最多的。此石刻於王莽新朝天鳳三年（16年），是萊子侯爲諸子分封土地時劃定地界所立的地界石。

這是至今發現的最早的一塊地界石。

2．石闕

在漢代刻石中，闕銘佔著相當的比重。闕，是宫殿大門口兩邊左右對立的兩個高大建築物。在祠廟與陵墓前的神道口，也常建造左右對立的兩座石闕。闕上刻字，稱爲闕銘。根據宋人著録，有西漢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所建的“鄭三益闕銘”，這是見之於著録的最早的漢代石闕，可惜此石闕早已不存，闕銘也無拓本傳世。現存西漢闕銘，是“麃孝禹闕銘”，是清代同治九年（1870年）在山東省平邑縣出土的，闕形與後世的墓碑相近，所以有人把它看作墓碑的先聲。上有闕銘兩行，即：“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口里麃孝禹。”河平，是西漢成帝年號，河平三年爲公元前26年。這是現存西漢的唯一闕銘，今藏山東省博物館。到了東漢，石闕大都集中在四川，其他地區的石闕雖也有發現，但數量不多。

（三）摩崖

漢代遇有闢山開路、鑿石治水等巨大工程，往往刻石紀事，以告後世。這種石刻，大都依據天然山崖石壁而刻，稱爲“摩崖”。陝西省漢中地區褒城是秦、蜀交通要道，秦、漢兩代屢次修建棧道。漢代修道摩崖，都是東漢作品，如明帝永平九年（66年）的“開通褒斜道摩崖”、順帝永建元年（126年）的《李治道表》、桓帝建和二年（148年）的《石門頌》、靈帝建寧四年（171年）的《西狹頌》（在今鄰近漢中的甘肅省成縣境天井山崖壁）與建寧五年（172年）的《郙閣頌》等。根據這些摩崖，可知東漢時期先後修治各條棧道的工程共有五次，而且這些摩崖記述每次修道的緣起、經過，爲後世提供了闢山修道的具體的原始資料，可補史書文獻記載之不足。有些史實，文獻雖有記録，但因記載過於簡略，故使後人難語其詳，甚至引起衆人的歧解。如漢高祖劉邦被項羽封爲漢王，軍入漢中，及後來又從漢中出定三秦，入與出的路綫，《史記》、《漢書》都只是説“從杜南入蝕中”，後世學者對劉邦入出漢中的路綫不得其詳，於是發生歧異之説。《石門頌》中説：“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子午，即子午道，是説劉邦由子午道入漢中。劉邦入漢中後，燒棧道給項羽看，表示無回歸之意，所燒自當爲子午棧道。散，即大散關，在今陝西省寶雞縣西南大散嶺上，在褒斜道的北口，是説劉邦由漢中出定三秦時道經大散關。石門，在漢中褒城縣（今陝西省勉縣）北，地處褒斜道的南口。《郙閣頌》中説：“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説明劉邦曾開鑿石門通道，這一史實，文獻缺載。以《石門頌》與《郙閣頌》摩崖可知，劉邦由子午道入漢中，由褒斜道出漢中入秦。

漢代以後，摩崖成爲一種常見的石刻形式。

（四）碑碣

1．“碑”名正義

（1）先秦豎石爲碑，碑非爲刻字而立

東漢石刻最多的是碑。“碑”之名，先秦已有之。但是，碑之用，先秦之所謂“碑”與漢代以後之所謂“碑”並不相同。

宫廷有碑，我們謂之宫碑。《儀禮·聘禮》：“饔，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内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此言公食大夫庶羞，正鼎之外，又設加鼎，以表示殷勤豐盛之意。所引幾句，説的是正鼎與加鼎各陳設的位置。這裏，有“碑”字。鄭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這是説，宫廷有碑，以記日影，由日影邪正以知時間之早晚，由日影長短以知陰陽之進退。

宗廟有碑，我們謂之廟碑。《禮記·祭義》：“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鄭玄注：“祭，謂祭宗廟也。麗，猶繫也。”孔疏：“君牽牲入廟門，繫著中庭碑也。”此言祭宗廟之日，國君牽牲，君之子對君，共牽之也。卿大夫依次跟在牲之後。這是説，宗廟有碑，用來繫牲。

墓穴有碑，我們謂之墓碑。《禮記·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此言季康子的母親死了，年幼的公輸若掌斂事。斂，即“殯殮”之“殮”字。喪事期間，有幾項事情皆稱斂，如：爲死者改换壽衣稱小斂，將死者遺體入棺稱大斂，棺木埋入墓穴亦稱斂。這裏引文所説的“斂”，指棺木下穴。機，指設置機關，使可轉動，以作下棺之器械。封，通“窆”；穿土下棺爲窆。此言以機窆，是説公輸般想用機械下棺以代替原來的下棺辦法。結果遭到反對，説魯國有故事，即舊制，其中説到下棺用豐碑，豐者大也，豐碑即大碑。鄭玄注：“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孔穎達疏根據《禮記·喪大記》的一些記載，具體叙述了下棺的做法。他説：“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根據《禮記·檀弓下》鄭玄注與《禮記·喪大記》，下葬所用碑數，依等級地位不同而有差别，天子四碑，諸侯二碑，大夫二碑，士無碑。至於説，下墓之碑，原以木爲之，後改用石，這是鄭玄的説法，經無明文。《儀禮·聘禮》“上當碑南陳”句，鄭玄注：“其材，宫廟以石，窆用木。”孔穎達疏：“云‘其材，宫廟用石，窆用木’者，此雖無正文，以義言之，葬碑取縣繩繂，暫時之間，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其宫廟之碑，取其妙好，又須久長，用石爲之，理勝於木。故云‘宫廟以石，窆用木’也。”從鄭注知道，宫廟之碑用石，下棺之碑用木。又從孔疏知道，鄭玄“窆用木”之説，經無明文，僅是“以義”言之。鄭玄僅以義而論，斷定“窆用木”，而後世卻墨守鄭説，認其爲史實。至今如此。其實，此説大可商榷。《説文》：“碑，豎石也。”“碑”字從石、卑聲，是個形聲字。豎石爲碑，何以豎木而言碑？漢末劉熙撰《釋名·釋典藝》：“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劉熙釋碑之用，本爲下棺而設，則下棺之碑用石而非用木。因此，我們不必拘守鄭玄“窆用木”的説法。這是説，墓穴有碑，用來下棺。

可知，先秦的所謂“碑”，並不是爲刻字而設，而是各處所立之碑，各有其用。《説文》：“碑，豎石也。”凡是豎立之石皆謂碑，即是説的碑之本義。所以，我們説，先秦之“碑”非指刻字之石，先秦刻字之石亦不稱“碑”。如上面已經提到的，《墨子》只説“鏤之金石”，秦代刻石中僅稱“金石刻”、“刻石”而已。

（2）自漢始稱刻字之石爲碑

立石專爲刻字記事而謂之“碑”，究始何時，難以確指，依傳世實物言之，大致説來，蓋在兩漢之交。其初，可能是人們利用下棺之碑，在上面刻字以記死者之事。所以，最早出現的碑上刻文，當是墓碑。漢碑實物，首多有穿，即是墓穴下棺之碑爲穿以施鹿盧的遺制。《釋名》：“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無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無故，即“物故”，指死亡。就，指就著原有的名稱。劉熙在這裏所説的，就是由墓穴下棺的無文之碑演變爲專爲追述先人功德所立的墓道刻文之碑的情況。

刻字之碑，墓碑之外，還有立於宗廟及神廟的廟碑。

2．碑體釋名

碑的各個部位，都有專門稱謂。碑石上端刻碑文題目的地方叫做碑額，又稱碑頭。碑額下面一段長方形的碑石，正面稱碑面，又叫碑陽，碑面是刻碑文的地方，它的反面稱碑陰，碑石左右兩邊的側面叫碑側。碑石下端有一塊馱載碑石的方石，叫碑座，又叫碑趺，趺是腳跟，碑趺是碑的腳跟之義。有的碑座刻成一個巨大烏龜，此龜有一專名叫做贔屭。相傳龍王生九子，其一名贔屭，力大，喜負重。刻成巨龜的碑座，又稱龜趺。

3．碣

説到碑，還需要説一下碣，因爲歷代人們常以“碑碣”連稱。《説文》：“碑，豎石也。”又：“碣，特立之石也。”從《説文》之訓，看不出二者究竟有多大區别。《後漢書·竇憲傳》李賢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唐代柳宗元在叙述唐代葬令時説：“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説明唐代以石之形制來區分官品的高低。它告訴我們，碣之下端爲方形，因爲方形埋入土中較圓形穩固。後世之石，有的雖石方爲碑也題名爲碣，已乖碣之本義。

4．魏晉碑禁

東漢末年以至魏、晉，有立碑之禁。據《宋書·禮志》記載，東漢末年，漢獻帝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入晉以後，晉武帝咸寧四年（278年），又詔令禁絶，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虚僞，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

雖然如此，立碑之風，自漢以來，一直延續到今天。

（五）墓誌

墓誌石刻，依實物考察，其制始於東漢。宋代洪适《隸釋》卷十三著録《張賓公妻穿中二柱文》，題署時間是東漢章帝“建初二年”，爲公元77年。此爲壙中之刻，馬衡撰《凡將齋金石叢稿》説它“爲後世墓誌之權輿”(10)。另有比此刻晚三十年的《賈武仲妻馬姜墓記》，刻石於東漢殤帝延平元年，爲公元106年。此石雖晚三十年，但從形制來看，前石爲壙柱，此石則是專爲刻記文而設置。高文在《漢碑集釋》中説“此爲墓誌之濫觴”。

墓誌與墓碑，其文字内容，二者相類，記姓名、世系、生卒年月、生平事跡，只是碑文一般來説詳於墓誌，而墓誌之後一般有銘（韻文），故又稱之爲墓誌銘；其放置地點，二者不同，墓碑立於地上（墓前），墓誌埋於地下（壙中）。

自東漢經魏、晉至南北朝時期，壙藏墓誌之風日盛，尤以北朝爲甚。“隋、唐以後，遂著爲典禮矣”(11)，不僅官宦門第，一般富有之家也大都壙藏墓誌。

著録研究墓誌部分著述：

1、《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趙超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2、《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編輯委員會編，吴樹平主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

3、《唐代墓誌彙編》，周紹良、趙超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4、《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周紹良、趙超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5、《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誌目録》，榮麗華編集，中華書局1993年出版。

6、《古代墓誌通論》，趙超撰，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出版。

（六）石經

石刻之作，還有儒家經典與釋、道經典刻於石者，世謂石經。其中，以儒家經典的石經爲大宗。

儒家經典的石經始刻於東漢。東漢石經，史稱“漢石經”；以其刻於靈帝熹平四年（175年），又稱“熹平石經”；以其用隸書一種字體，又稱“一字石經”。《後漢書·孝靈帝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據《後漢書·蔡邕列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禄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説、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又據《後漢書·儒林列傳》：自漢質帝本初（146年）後，“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綜合上引《後漢書》記載，可知以下幾事：（一）經典刻石原因，是爲禁止私改經書文字與平息紛爭，爲社會提供一個統一的標準讀本。（二）經典刻石緣起，先由蔡邕會同他人奏請，靈帝批準後，刻石立於太學門外。（三）石經問世伊始，收效顯著。關於所刻經數，文獻記載歧異，有五經、六經、七經之説(12)。近人王國維考證，實爲《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五經與《公羊傳》、《論語》二傳(13)。

其後歷代，亦多有刻儒家經典石經者。如：三國魏時，齊王曹芳正始年間用古文、篆、隸三種字體刻《尚書》、《春秋》兩種儒家經典，史稱“魏石經”，又稱“正始石經”、“三字石經”。唐代文宗開成年間所刻石經，史稱“唐石經”，又稱“開成石經”。五代十國時，後蜀孟昶廣政年間所刻石經，史稱“蜀石經”，又稱“廣政石經”。北宋仁宗時期用篆、隸二體所刻石經，慶曆元年（1041年）始刻，嘉祐六年（1061年）畢工，史稱“嘉祐石經”，又稱“二字石經”。南宋石經，始刻於高宗紹興五年（1135年），至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畢工，史稱“南宋石經”；相傳字由宋高宗所書，又稱“紹興御書石經”。清代乾隆時期所刻石經，史稱“清石經”，又稱“乾隆石經”。清石經是根據蔣衡手寫“十三經”摹勒上石的。這是最後一部石經，所刻之經，即我們今天所説的“十三經”。

歷代刻儒家經典於石立於太學者有七，如上述，統稱之爲“太學石經”。

2000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賈貴榮輯《歷代石經研究文獻輯刊》，全八册。

釋、道經典刻於石者，稱爲“釋道石經”。釋、道相比，道經刻石較少。釋經刻石，當推北京市房山區雲居寺石經山之石經爲大觀。從隋代煬帝大業年間靜琬和尚開始在這裏刻造石經，此後代代相傳，直至清代康熙年間。其間，以盛唐、遼、金所刻最多。石經分别藏於石經山上九個洞穴與雲居寺西南的地穴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佛教協會於1956年至1958年，對石經進行調查、發掘與整理，共有大小經板一萬五千餘塊，刻佛經一千餘部，三千四百多卷。2000年，華夏出版社出版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編《房山石經》，三十卷。

三．著録研究石刻的部分著述簡録

1、《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石刻文獻全編》，收文一千七百餘篇。

2、《隋唐五代石刻文獻全編》，收文近三千篇。

3、《宋代石刻文獻全編》，收文三千餘篇。

4、《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收文兩千餘篇。

5、《明清石刻文獻全編》，收文三千六百餘篇。

以上先秦至清歷代《石刻文獻全編》凡五種，皆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出版。所收資料全部録自民國與民國前編印的金石志書。

6、《石刻史料叢書（甲、乙編）》，嚴耕望編撰，臺灣藝文印書館1966年影印出版。

7、《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全一百〇一册（其中索引一册），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徐自强主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1991年出齊。

8、《中國碑林大觀》，蔣文光、張菊英編撰，中國旅游出版社1993年出版。

9、《道家金石略》，陳垣編，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

10、《歷代陶文研究資料選刊》，賈貴榮、張愛芳選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影印出版。本刊收録文獻十五種。

11、《古代石刻通論》，徐自强、吴夢麟撰，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出版。

12、《金石學》，朱劍心撰，商務印書館1940年出版、1948年再版、1955年修訂再版。1981年，文物出版社據商務印書館1955年再版書影印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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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劍心撰《金石學》第一編第五章第一節之一《石刻之著録》：“一曰跋尾。自國初顧炎武、朱彝尊輩重在考據，以爲證經訂史之資，此風一開，踵事者多，凡清人之言金石者，幾莫不以證經訂史爲能事。炎武所著有《金石文字記》六卷，彝尊有《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六卷”。“其後，錢大昕著《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八卷，王鳴盛稱其盡掩永叔（歐陽修《集古録》）、德父（趙明誠《金石録》）、元敬（都穆《金薤琳琅》）、子函（趙崡《石墨鐫華》）、亭林、竹垞、虚舟（王澍《虚舟題跋》）七家而出其上，遂爲古今金石學之冠。”

(2) 周嵐、常弘編《飲冰室書話》第四編《葉鞠裳語石》。

(3) 馬承源撰《中國古代青銅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37頁。

(4) 馬承源撰《中國古代青銅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53頁。

(5) 上引衛宏、蔡邕語，皆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矯王御璽”句裴駰集解引。

(6) 郭沫若認爲産生於秦襄公八年，即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馬叙倫認爲産生於秦文公四年，即周平王九年，公元前762年。馬衡認爲産生於秦穆公時（前659～前621年）。唐蘭認爲産生於秦獻公十一年，即周烈王二年，公元前374年。各家研究《石鼓文》的論著，見下文。

(7) 歐陽修撰《集古録》。

(8) 郭沫若撰《石鼓文研究》。

(9) 郭沫若考證《詛楚文》之作在楚懷王時。根據《史記·楚世家》等記載，楚懷王名熊槐，而不名熊相。郭氏認爲，相，名；槐，字。郭氏在《詛楚文考釋》中説：“楚懷王之名《史記》作熊槐而詛文作熊相的矛盾。案此乃是一名一字。《周禮·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三公是論道經邦的相位，故名相可字槐。秦人出於敵愾，當呼名；楚人由於避諱，故傳其字。”

(10) 馬衡撰《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二《中國金石學概要（下）》第四章《歷代石刻之三》：“經典諸刻與紀事諸刻之别·墓誌”。

(11) 同上。

(12) 《後漢書·孝靈帝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後漢書·蔡邕列傳》：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隋書·經籍志》：“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

(13) 王國維撰《觀堂集林》卷二十《魏石經考》。

第三章　簡書——簡書學

竹木作爲書寫文字的材料，稱爲簡牘。用竹木簡牘作爲載體形成的文獻，稱爲簡書。研究簡書的學術，稱爲簡書學。

中國什麽時候始用簡牘？一般地説，在文字産生以後，用文字記事初期階段，簡牘應是用來記事的主要材料。但是，這個問題，因爲没有實物參證，所以目前尚難確言。雖然如此，根據文獻記載，參之考古資料，還是可以肯定地説，起碼在商代，已使用簡牘記事。《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商代甲骨文中，有“册”字，也有“典”字。從字形來看，“册”作“”，作“”，像竹木簡編連之形；“典”作“”，作“”，像以手捧册置於架上之形。甲骨文中還有稱爲“作册”的史官。這都證明，商代已使用簡册記事。只是因爲簡牘的原材料竹木容易朽爛，不易長期保存，時間過於久遠的實物難於流傳後世，所以商代、西周下至春秋時期的簡牘至今没有發現。歷代發現的簡牘，最早的是戰國簡，秦簡也有發現，最多的是漢簡，魏晉簡雖有發現但數量不多。

第一節　漢前簡

一．戰國簡

戰國簡的發現，應該上溯到西漢武帝時期。《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這批孔壁古文，是用秦代以前的文字蝌蚪文抄寫的儒家經典，與漢初以來經師傳授的用當時通行文字隸書抄寫的儒家經典對言，稱爲古文經，後者稱爲今文經。可以説，這是歷史上最早發現的戰國簡書。這次發現，引起漢代今古文經學之爭，並且影響了此後兩千年的經學歷史的發展，成爲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影響深遠的一件大事。

根據王充撰《論衡》記載，漢宣帝時又曾發現戰國簡書。《論衡·正説》：“孝宣皇帝之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只是這次發現的數量不多。

戰國簡的又一次重大發現，是在西晉初年。《晉書·束皙列傳》記載：晉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劄，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這次重大發現，當時朝廷集中著名學者進行整理，“以今文寫之”，統稱《汲冢書》。《汲冢書》在隋、唐時期尚有流傳，後來逐漸散佚，傳至今日的只有《穆天子傳》一書。另外，傳世的還有《竹書紀年》，據王國維等學者考證，不是《汲冢書》原本，而是南宋或元、明時人彙集他書所徵引的《紀年》文字及其他資料編纂而成。這個本子，人們稱其爲《今本竹書紀年》。清代學者朱右曾從他書彙輯《紀年》佚文，編成《汲冢紀年存真》。後來，王國維又在《存真》基礎上重新編輯，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書。《古本竹書紀年》比《今本》更具史料價值。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方詩銘、王修齡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書中還收載王國維撰《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一書。

漢、晉時期發現的戰國簡書，距今已時間久遠，不僅其簡不存，即是其書也大都失傳。

現有的戰國簡牘實物，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土的。其出土地，主要是在戰國時代的楚國地區，其他地區亦有發現。從1951年起，先後在湖南省長沙、河南省信陽、湖北省江陵、湖北省隨縣等地的戰國墓中發現出土大量戰國楚簡。其中，1978年在湖北省隨縣發掘的曾侯乙墓，出土竹簡二百餘枚。曾侯乙大約生活於戰國初期的公元前433年前後，墓中出土的竹簡是目前國内保存的最早的一批竹簡實物。

（一）長沙戰國楚簡

湖南省長沙市戰國簡，發現地有數處。

1951年10月至1952年2月，在湖南省長沙市發掘四處古墓地，在城東五里牌一座第406號戰國楚墓中，出土竹簡三十七枚，竹簡殘破，文字多不可識，其中可識者如“金戈八”、“鼎八”之類，大概是記録隨葬器物的品名與件數的遣策。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次出土的戰國簡。

1953年7月，在長沙市南門外仰天湖一座第25號戰國楚墓中，出土竹簡四十三枚，内容爲記録隨葬器物的遣策。

1954年8月，長沙市北郊楊家灣一座第6號戰國末年墓中，出土竹簡七十二枚，其中十枚字跡模糊不清，二十七枚上面無字。

（二）信陽戰國楚簡

1956年春，河南省信陽市長臺關西北小劉莊農民在後崗打井時發現一座大型楚墓，當即封存。1957年3月，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正式發掘，出土竹簡一百四十八枚。簡文内容，一是古佚書。存簡一百十九枚，殘損嚴重，存字四百七十餘字，内容是一篇記申徒狄與周公談話的文章，早期研究者大都認爲是春秋戰國之際儒家著述，近年李學勤撰文提出當爲《墨子》佚篇。二是記録隨葬器物的遣策。存簡二十九枚，保存較好，存字九百五十七字。

（三）江陵戰國楚簡

湖北省江陵縣戰國簡，發現地有多處。

1965年秋至1966年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爲配合漳河水庫二幹渠工程建設，在江陵縣八嶺山古墓區進行考古調查與勘探發掘，在八嶺山左脈東北麓的望山與沙冢發掘四座戰國楚墓，其中望山第1號墓、第2號墓發現竹簡，共出土竹簡二百七十三枚（第1號墓編號207，第2號墓編號66）。望山第1號墓竹簡的内容，主要是墓主卜筮與祭禱記録。卜筮記録的格式，先記卜筮時間，爾後記卜筮工具、所問事項、卜筮結果，最後記墓主求福去疾的祭禱措施。卜筮貞問與墓主有關之事，内容主要有三：（一）出入侍王。（二）仕進升官。（三）疾病吉凶。根據簡文分析，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孫邵固。墓主患有心疾、首疾、胸疾及足骨病等多種疾病，所以祭禱記録的主要内容，是通過祭禱活動爲墓主治病驅祟。望山第1號墓竹簡記録卜筮與祭祀祈禱的内容，在考古發掘中是首次發現，對研究楚國風俗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望山第2號墓竹簡的内容，是記録隨葬器物的遣策。所記隨葬器物三百二十多種，許多器名不見於文獻記載。

1973年，在湖北省江陵縣藤店發掘的第1號墓中，出土殘簡二十四枚。簡文大都模糊不清，内容爲記録隨葬器物的遣策一類。

1978年1月至3月，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發掘江陵縣觀音壋公社巫山大隊天星觀第1號楚墓，在墓的西室發現竹簡，出土整簡約七十餘枚，存字四千五百餘字。簡文内容，一是卜筮記録，二是記録隨葬器物的遣策。根據簡文内容，墓主爲邸君番。江陵天星觀戰國楚簡對研究楚國封君制度及潘氏家族史都有重要價值。

1981年5月至1989年，湖北省博物館江陵工作站在江陵縣九店公社磚瓦厰發掘東周墓五百九十六座，其中三墓發現竹簡。第411號墓出土竹簡二枚，字跡不清，内容尚難判定。第621號墓出土竹簡一百二十七枚（其中三十八枚無字），簡文内容有關於烹飪及女子道德者。第56號墓竹簡放在墓室側壁一個側龕中，所以保存較好，且數量較多，有二百〇五枚，從中清理出有字簡一百四十六枚。簡文内容也較重要，一是記農作物名稱與數量，二是日書占卜書之類。簡文内容以日書占卜書之類居多，且九店日書是目前所能見到最早的古代日書，其中記録的資料，反映出楚人信神好鬼的信仰，對研究楚國社會史、思想史及宗教方術具有重要意義。簡文中所記楚地特有的月名及其與四季相配的關係，對研究楚國曆法具有參考價值。

1982年，在湖北省江陵縣馬山公社磚瓦厰發掘第一號戰國墓，在從墓中出土的竹笥上繫有一枚竹簡，僅八字，内容爲簽牌記事。

1986年，在湖北省江陵縣雨臺山發掘第二十一號戰國墓，出土四支殘竹律管。律管上有字，共三十八字，内容爲樂律名稱。

1986年5月至1987年6月，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在湖北省江陵縣秦家嘴發掘四十九座戰國楚墓。其中，三座墓内發現竹簡：第1號墓出土竹簡七枚，内容是“祈福於王父”一類卜筮祭祀祈禱詞語。第13號墓出土竹簡十八枚，内容也是卜筮祭祀祈禱一類。第99號墓出土竹簡十六枚，内容一是卜筮祭祀祈禱詞語，二是記録隨葬器物的遣策。

1992年，發掘湖北省江陵縣磚瓦厰第370號墓，出土殘簡六枚，内容爲卜筮祭祀祈禱記録。

（四）隨縣曾侯乙墓戰國簡

1978年，在湖北省隨縣擂鼓墩發掘一座戰國墓，墓主爲曾國國君乙。該墓出土竹簡二百四十枚，有六千六百餘字，主要記録喪禮所用車馬兵甲等事。文中述及車馬之制及曾國與楚國的關係，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五）青川戰國秦簡

1979年2月至1980年7月，四川省博物館、青川縣文化館在四川省青川縣城郊公社郝家坪發掘一批墓葬，共清理墓葬七十二座，在其中的第50號墓的墓室邊箱内出土木牘兩枚。一枚木牘字跡殘泐，無法辨認。另一枚木牘字跡清晰，且兩面書寫，正面寫的是秦王頒佈的《爲田律》命書，背面寫的是不除道日干支。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統一天下後，更定名號，“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號曰‘皇帝’”。簡文法令稱“命”，君主稱“主”，不諱秦始皇嬴政之嫌名“正”字，知其爲秦統一前物，研究者根據簡文内容，將其確定爲《秦武王二年王命左丞相更修田律》。

（六）荆門戰國楚簡

湖北省荆門市戰國簡，主要發現地有兩處，其一是包山，其二是郭店。

其一，包山簡

1987年初，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爲配合修建荆門至沙市鐵路的工程，在荆門十里鋪鎮王場村包山崗發掘五座戰國中晚期楚墓。其中，第2號墓的位置最顯著，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第2號墓出土竹簡四百四十八枚，其中有字簡二百七十八枚，另有竹牘一枚。從簡文提供的資料可知，第2號墓的墓主是楚國大臣邵，曾任左尹，職掌楚國的司法工作。下葬時間，在楚懷王十三年（前316年）楚曆六月二十五日。簡文内容，可分爲三大類，即文書、卜筮祭祀祈禱記録、遣策。文書簡，有《集箸》、《集箸言》、《受期》、《疋獄》等篇題。《集箸》是關於查驗名籍的記録，《集箸言》是關於名籍糾紛的訴訟，《受期》是受理與審理各種訴訟案件及初步判決結論的摘要記録，《疋獄》是關於起訴的簡要記録。另外還有一些未標篇題的文書簡，整理者將其分爲三組：第一組是關於官員奉楚王之命以黄金與砂金糴種的記録，第二組是呈送左尹的一些案件案情與審理情況的報告，第三組是各級司法官員經手審理或復查的訴訟案件的歸檔登記。從簡文内容，可知楚國各級司法官員的設置情況及訴訟案件的審理、户口的管理。簡文中提到不少朝廷與地方各級官員的官名、楚國各地的地名，這爲研究戰國中晚期楚國官制、司法制度、户口管理制度以及疆域情況提供了許多新的資料。卜筮祭祀祈禱簡的内容，可分爲卜筮、祭祀祈禱兩類，主要是爲墓主占問吉凶禍福及請求鬼神保佑賜福之辭。遣策簡與隨葬器物放在一起，記録隨葬物品。遣策分爲四組：第一組記食品與食器，第二組記青銅祭器與漆木器，第三組記車馬器與兵器，第四組記墓主常用衣物什器。竹牘一枚，記受葬車一輛。

其二，郭店簡

郭店，是荆門市沙洋區四方鄉一個村名。郭店有楚國貴族墓葬群，其中一墓1993年兩次被盜，荆門市博物館報請文物主管部門同意，於該年10月進行搶救性發掘，編號郭店楚墓第1號。在發掘第1號楚墓中，清理出各種隨葬器物，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出土竹簡八百〇四枚，總字數約計一萬三千餘字。整理者從中歸納出多種古書，並且根據語意擬加了篇題，其中有兩種道家學派著作，其餘爲儒家著作。簡書《老子》，有甲、乙、丙三種，是至今所見年代最早的《老子》傳本，甲種存三十九簡，乙種存十八簡，丙種存十四簡。《太一生水》，共十四簡，是一篇佚文。“太一”是先秦時期人們所稱的“道”，該文主要論述太一與天、地、四時、陰陽等的關係，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道家論説。《緇衣》，共四十七簡，内容與今本《禮記》中《緇衣》篇相類，但章序有較大差别，文字也有不少出入。兩相比照，簡書《緇衣》較今本所據原始，章序也較今本合理。《魯穆公問子思》，存八簡，整理者以簡文中有“魯穆公昏（問）於子思”句，故而以其名題。《窮達以時》，存十五簡，記孔子被困陳蔡時與子路的對話。《五行》，存五十簡，五行所指乃仁、義、禮、智、聖，屬子思、孟子五行學説。本篇以“五行”二字開頭，文中闡釋五行之義，故而整理者以之名題。《唐虞之道》，存二十九簡，簡文殘缺嚴重，大意讚揚堯、舜禪讓及舜知命修身具有仁義孝悌品德。本篇首簡簡首有“湯虞之道”，故而整理者以之名題。《忠信之道》，存九簡，論述忠信各種表現，認爲“忠，仁之實也；信，義之期也”。《成之聞之》，存四十簡，闡述永民之道。本篇首句是“成之聞之”，故而整理者以之名題。《尊德義》，存三十九簡，内容爲立君而尊德義、順民心之道。“尊德義”爲首簡首句，故而整理者以之名題。《性自命出》，存六十七簡，本篇主論性、情，由此涉及到各種事物的衍生與發展，故而整理者取簡文中“性自命出”句以爲題名。《六德》，六德所指乃聖、智、仁、義、忠、信，本篇論述六德具體内容。《語叢》，共有四種。《語叢》之一存一百一十二簡，闡述人與仁、義、德、禮、樂的關係。《語叢》之二存五十四簡，闡述人的喜、怒、悲、樂及慮、欲、智等皆源於性。《語叢》之三存七十二簡，内容涉及君臣、父子、孝悌、仁義等方面。《語叢》之四闡述游説之道。

由以上的簡單介紹可以知道，郭店戰國簡出土楚地，自然對研究戰國楚文化有其重要意義，而簡文内容，使它在研究先秦文獻方面更具重要學術價值。

（七）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的戰國楚簡

1994年初，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收購到一批被盜賣出去的出土竹簡。該年秋冬之際，香港的上海博物館之友集資，又在香港購買到一批竹簡捐獻給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得到兩批竹簡，有完整的，也有殘斷的，總計一千二百餘枚，總字數約三萬五千餘字。因屬盜賣之物，出土地點、時間皆不詳。從簡文形體與内容分析，應爲戰國時的楚國竹簡。有人懷疑它與湖北省的荆門郭店楚簡有關係。根據初步整理，簡文内容涉及八十餘種古書，包括儒家、道家、兵家、雜家等各家學説的著作，大都不見於今本，爲佚書。竹簡上保留了一些簡書篇名，如《易經》、《詩論》、《緇衣》、《子羔》、《孔子閑居》、《彭祖》、《樂禮》、《曾子》、《武王踐阼》、《賦》、《子路》、《恒先》、《曹沫之陳》、《夫子答史留問》、《四帝二王》、《曾子立笑》、《顔淵》、《樂書》等。這些竹簡上的篇題，有利於整理時對竹簡的綴合拼接，也有利於對古佚書内容的瞭解，如《易經》是目前能見到的最早的《易經》抄本，存簡涉及三十五卦内容。《詩論》記述孔子對詩的見解，其序列與今本《詩經》相反，依次爲《頌》、《大夏》、《小夏》、《邦風》。《詩論序》的論次與今本《詩經》的大序相反，又無今本《詩經》小序中“刺”、“美”的内容。《詩樂》篇殘缺，存簡上端寫詩篇名與演奏詩曲吟唱詩的音高，僅一篇名曰《碩人》者見於今本《毛詩·衛風》，其餘四十種篇名皆不見於今本《毛詩》，整理者認爲可能是三百〇五篇以外的詩篇名。《彭祖》的内容前所未見。《恒先》是一篇道家文獻的佚書，論述道家虚靜理論，闡述天地起源的宇宙生成論。這批簡書，上海博物館已在陸續彙編出版。第一册收《孔子論詩》、《緇衣》、《性情論》，第二册收《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甲篇、乙篇）、《昔者君老》、《容成氏》等。

2001年12月26日《中國文物報》載馬承源撰《戰國楚竹書的發現和整理》。

2001年與次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二）兩册。

二．秦代簡

秦朝時間短，從建立統一王朝到滅亡，才十五年時間（前221～前207年）。由於時間過短，所以考古發現秦代遺物較少。

（一）雲夢秦簡

湖北省孝感地區雲夢縣秦代簡，主要發現地有兩處，其一是睡虎地，其二是龍崗。

其一，睡虎地簡

1975年底至1976年初，在湖北省雲夢縣的睡虎地發掘十二座戰國末至秦代墓葬，其中，第4號墓與第11號墓出土簡牘。這是第一次發現秦代簡牘。

第4號墓出土木牘二枚，有四百餘字，内容爲名叫“”與“驚”二人寫給家人的書信，信中叙説他們從軍到淮陽一帶的情況。

第11號墓出土大量秦簡，共一千一百五十五枚，另有殘簡八十片。簡文内容，計有十種，即：（一）《編年記》，逐年記述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統一全國的戰爭過程等大事，同時記一個名叫喜的人的生平及有關事項。（二）《語書》，是秦王政（始皇）二十年（前227年）四月初二日南郡郡守騰頒發給本郡各縣、道的一篇文告。（三）《秦律十八種》，裏面包括《田律》、《廄苑律》、《倉律》、《金布律》、《關市》、《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軍爵律》、《置吏律》、《效》、《傳食律》、《行書》、《内史雜》、《尉雜》、《屬邦》等十八種秦律的部分條文。（四）《效律》，詳細規定核驗縣與都官物資賬目的一系列制度。（五）《秦律雜抄》，是根據應用需要從秦律中摘録的一部分律文，其中許多律文與軍事有關。（六）《法律答問》，内容共有一百八十七條，大多采用問答形式，對秦律某些條文、術語以及律文的意圖作明確解釋。（七）《封診式》，全文共二十五節，一、二兩節内容是對官吏審理案件的要求，其餘各節都是對案件進行調查、檢驗、審訊等程式的文書程式，其中包括各類案例。（八）《爲吏之道》，是供學習作吏的人使用的識字課本。（九）《日書》甲種。（十）《日書》乙種。最後兩種《日書》，屬於曆忌一類。

睡虎地秦簡的出土，彌補秦史文獻不足的缺陷，也糾正《史記》、《漢書》有關秦代史實的一些錯誤記載，爲秦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原始資料。

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編撰《睡虎地秦墓竹簡》。

其二，龍崗簡

龍崗位於湖北省雲夢縣城關東南郊，爲城關鎮建新村的土地。北距楚王城遺址南垣約一華里，西南與珍珠坡墓地相連，與位於城關西北郊的睡虎地墓地遥相對應。龍崗是一個地勢較爲平坦的緩坡臺地，崗上墓葬分佈密集。1989年10～12月與1991年10～11月，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會同孝感地區博物館、雲夢縣博物館，爲配合雲夢縣公安局修建三所（拘留所、預審所、看守所）與縣城“夢澤大道”東南路段的擴建工程，各進行過一次發掘，共發掘小型秦、漢墓十五座，其中，最北的一横排四座，位於西端的一座就是出土簡牘的南北向第6號墓。竹簡出自棺内足檔處，保存較差，多殘斷散亂。現場清理時，編爲二百八十三個出土登記號。簡上有上、中、下三道編綸，這批竹簡可能原爲一册，下葬時卷置於棺内。竹簡係先書寫文字，而後繫結編綸。簡文墨書秦隷，書於篾黄一面上，整簡可寫二十四字。簡背未見字跡。簡文的書寫風格前後統一，當係一人所寫。木牘一枚，出自棺内墓主腰部，長方形，完整無虧缺，牘面較平。出土時字跡清晰，正反二面皆墨書秦隷文字，正面二行，右行十八字，左行十七字；反面僅右上角寫有三字。共計三十八字。竹簡内容，爲秦代重要法律文書。原簡無律名，整理者根據簡文内容分爲五類，分别題篇名爲《禁苑》、《馳道》、《馬牛羊》、《田贏》、《其他》。其中，《禁苑》存簡最多，有六十多簡，六百餘字，主要記載關於禁苑管理的一些規定。《馳道》記載馳道、弩道、甬道的管理。《馬牛羊》記載管理馬牛羊的一些規定。《田贏》記載關於田贏賦税的法律。《其他》記載内容涉及宦者、追盜賊等。木牘内容，係一份司法文書抄本，記載墓主名辟死，曾被錯判爲城旦，經乞鞫重審，冤案昭雪，辟死免爲庶人，錯判官吏被論罪。《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統一天下後，天子“號曰皇帝”，“更名民曰黔首”。又《説文解字》釋“辠”曰：“辠，犯灋也。從辛自，言辠人戚鼻苦辛之憂。秦以‘辠’似‘皇’字，改爲‘罪’。”睡虎地簡只見“百姓”不見“黔首”，“罪”字作“辠”；而龍崗簡屢見“黔首”不見“百姓”，“罪”字作“罪”不作“辠”。由此可以斷定，龍崗秦簡的年代稍晚於睡虎地秦簡，係秦統一後物。龍崗秦簡是繼睡虎地秦簡之後又一重大考古發現，對研究秦代法律的演變及其相關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2001年，中華書局出版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撰《龍崗秦簡》。

（二）天水放馬灘秦簡

1986年3月，甘肅省天水市小隴山林業局黨川林場在放馬灘護林站修建房舍時發現古墓群。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獲悉，派員調查，於6月至9月進行發掘。此處古墓群有古墓一百多座，這次發掘十四座，十三座是秦墓，一座是漢墓。十四座墓葬出土文物四百餘件，其中有秦木版地圖七枚、西漢早期所繪地圖、竹簡等。

竹簡是一號秦墓出土的，存簡四百六十枚。簡文無標題，整理者根據竹簡形制、簡文字跡及簡文内容，將其分爲三部分：一曰《日書》甲種，二曰《日書》乙種，三曰《墓主記》。一、《日書》甲種。存簡七十三枚。其内容，與湖北省雲夢縣的睡虎地秦簡《日書》相近，是選擇時日的曆忌數術著作。簡文原無篇題，整理者根據内容將《日書》甲種的内容分爲八章，依次爲：（一）月建。（二）建除。（三）亡盜。（四）人月吉凶。（五）男女日。（六）生子。（七）禹須臾行。（八）禁忌。二、《日書》乙種。存簡三百七十九枚。整理者根據内容將《日書》乙種的内容分爲二十章，依次爲：（一）月建。（二）建除。（三）亡盜。（四）人月吉凶。（五）男女日。（六）生子。（七）禹須臾行。（八）門忌。（九）日忌。（十）月忌。（十一）五種忌。（十二）入官忌。（十三）天官書。（十四）五行書。（十五）律書。（十六）巫醫。（十七）占卦。（十八）牝牡月。（十九）晝夜長短。（二十）四時啻。三、墓主記。存簡八枚。所記是墓主丹傷人棄市、死而復活的怪誕故事。

（三）江陵秦簡

湖北省江陵縣秦代簡，主要發現地有三處，其一是岳山，其二是楊家山，其三是王家臺。

1986年，湖北省江陵縣文物局、荆州地區博物館在江陵縣岳山崗發掘四十六座古墓葬，内有十座秦墓。在第36號秦墓中出土木牘二枚，内容皆爲日書。

1991年至1992年，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爲配合從宜昌至黄石的宜黄公路江陵段的施工，在江陵縣荆州鎮黄山村的楊家山一帶發掘一百七十八座古代墓葬，内有一百二十七座是秦、漢墓葬，而僅在第135號墓發現竹簡，出土竹簡七十五枚。該墓在這批墓葬群中規模最大，有封土，保存完好，發掘者根據棺槨形制與隨葬物品特徵，推測此墓當爲秦墓。簡文内容，爲記録隨葬器物的遣策。

1993年，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在江陵縣荆州鎮郢北村王家臺發掘十六座秦、漢墓，在第15號秦墓中出土一批竹簡。竹簡保存較差，有部分散亂，經整理者整理，存簡有八百餘枚。簡文内容，主要是抄録的書籍文字材料，其中有《效律》、《日書》、《易占》等。《效律》，内容與睡虎地秦簡《效律》大致相同。《日書》，内分《建除》、《夢占》、《病》、《日忌》、《門》等篇目。《易占》，是對《易》卦卦名的記載與解説。另有木牘一枚，字跡模糊，内容不詳。

（四）沙市關沮秦簡

1993年6月，湖北省沙市博物館（現爲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發掘荆州沙市西北郊關沮鄉周家臺第30號秦墓，出土竹簡三百八十一枚，木牘一枚。簡有長短兩種。簡文内容，有日書、曆譜、病方與其他等。

（五）里耶秦簡

里耶，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的一個小鎮，位於湘西湘、鄂、渝、黔四省區的交界處，在沅江支流酉水中游的東岸。

里耶考古發掘，是一次配合水電站工程建設的搶救性發掘。199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對碗米坡水庫庫區進行了文物考古調查，發現古文化遺址和墓地數十處，包括從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商、周、戰國、秦、漢一直到宋、元各個時期的古文化遺存，其中里耶盆地是文物集中埋藏地區。2002年4月初，碗米坡水電站動工建設，爲搶救淹没區的遺存文物，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4月7日開始對水庫工程最急迫的里耶戰國古城及其墓地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古城遺址緊靠酉水，占地二萬多平方米，有夯土城牆、護城河、房屋建築遺址、排水設施等，另有多口古井規則地分佈在古城内外。6月3日，在發掘一號井過程中，開始發現簡牘，此後，出土的簡牘越來越多。簡牘與淤泥混雜在一起，大量的簡牘裹著淤泥從井中清理出來。6月26日，一號井内堆積物的清理工作結束。從出土簡牘的數量看，約三萬六千餘枚，除去其中上千枚的無字簡，有字簡約三萬五千枚左右。一地一次出土如此大量的有字秦簡，這是空前的。從出土簡牘的内容看，多爲當時的官署檔案，内容十分廣泛豐富，記述了當時社會的各個層面，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法律、職官、行政設置、交通、地理、民族、曆法、數學、文化等諸多領域。簡文紀年，從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前222～前209年），十幾年連續不斷，有的記事詳細到月、日。簡文中記有“九九乘法表”，文字齊全而無殘缺，且比湖北省江陵縣張家山西漢前期墓出土的《算術書》尚早二百多年，是目前所能見到的中國乘法口訣的最早實物。簡文中大量有關奴隸的記載，爲認識秦代階級關係與社會性質提供了實證。還有，簡文對所記地區政治活動與社會生活多方面的記載，爲瞭解秦代地方行政制度與行政區劃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人們對秦王朝的認識，原來僅局限在《史記》、《漢書》等史籍的簡單記載。三十幾年前出土了雲夢睡虎地秦簡，使人們對秦王朝的認識有了一些深入。這次里耶秦簡的出土，是繼睡虎地秦簡、秦始皇陵兵馬俑之後，秦代考古的又一驚世發現，而睡虎地秦簡僅有一千一百餘枚，秦始皇陵兵馬俑雖氣勢恢宏但卻無記事文字，所以都遠不能與里耶秦簡的價值相比。里耶秦簡極大地擴展了人們對秦王朝認識的廣度，也極大地加深與豐富了人們對秦王朝認識的深度。里耶秦簡自被發現的那一刻開始，就已經在改寫人們認識的傳統秦朝史，所以，里耶秦簡的出土對秦史研究具有無法估量的巨大意義。

里耶秦簡的全部簡牘，目前尚在整理中。

第二節　漢代簡

漢簡，據記載，早在宋代，就有零星發現。而大量發現漢簡，則自二十世紀初始。就漢簡的發現情況，我們可以把它分爲兩大類：一是邊戍遺物，一是墓葬隨葬物。

一．邊塞漢簡

邊塞漢簡先後發現四萬枚左右，絶大部分出土於中國西北地區的甘肅、新疆一帶。

（一）羅布泊漢簡

羅布泊在新疆天山之南、塔里木盆地之東，今屬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縣，位處若羌縣城的東北。古樓蘭遺址，在羅布泊西北沿岸。樓蘭遺址西南五十公里處，是海頭城遺址。塔里木盆地的南面是崑崙山，民豐縣位於崑崙山北、盆地之南，在若羌縣的西南方。民豐縣城有尼雅河自南而北流過，尼雅遺址在民豐縣城以北一百五十公里處的尼雅河下游。樓蘭，是西域之國，地處絲綢之路，魏、晉時期爲西域長史所在。海頭，是前涼時期西域長史的後期治所。尼雅，東漢、魏、晉期間爲鄯善精絶國屬地。所謂羅布泊漢簡，所指即樓蘭、海頭城、尼雅三處出土的漢代簡牘。

首先發現中國西北地區邊塞漢簡的，是一些外國學者。其後，才有中國學者繼之。

1900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羅布泊發現古樓蘭遺址，次年3月在古樓蘭遺址發掘，出土漢、晉簡牘一百二十餘枚，獲漢文紙文書三十六張，他寫的《亞洲腹地旅行記》中記有他在樓蘭發現簡牘的情況。1920年，德國學者孔拉第發表《斯文·赫定在樓蘭發現的漢文寫本及零星物品》的介紹與研究文章。

1900年至1916年，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三次考察尼雅遺址，獲漢文文書五十八件，發現四十餘枚漢文簡牘與五百二十餘枚佉盧文木牘；兩次考察樓蘭遺址，獲漢文文書四十九件。

1909年，日本人橘瑞超在斯文·赫定發現的樓蘭遺址西南約五十公里處發現又一座古城——晉時前涼海頭城遺址，並出土前涼西域長史李柏的兩封信稿及其他紙文書三十九件，木簡五枚。

1927年4月，中國與瑞典聯合組成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中國方面，徐旭生爲團長，團員有黄文弼等十人；瑞典方面，斯文·赫定爲團長，團員有瑞典、丹麥、德國等國學者十七人。考察工作自1927年5月至1933年期間斷續進行。其間，1930年2月，黄文弼在羅布泊的默得沙爾漢代遺址發現漢代木簡七十一枚。

上述漢簡，發現於羅布泊，其地屬漢代西域都護轄地，靠近樓蘭遺址，所以稱其爲羅布泊漢簡，又稱爲西域漢簡、樓蘭漢簡。

二十世紀下半期，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對漢代至魏、晉的漢文與其他民族文字的簡牘，在南疆又陸續有所發現。

介紹研究羅布泊漢簡部分著述：

1、《亞洲腹地旅行記》，瑞典人斯文·赫定撰，李述禮譯，開明書局1934年初版，臺灣開明書店1976年出版。

2、《沙埋和闐廢墟記》，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撰，殷晴、劇世華、張南、殷小娟譯，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出版。

3、《羅布淖爾考古記》，黄文弼撰，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中國西北科學考察理事會作爲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叢刊之一，1948年出版。本書記述黄文弼1930年在羅布泊發現七十一枚漢簡及簡文内容。

4、《樓蘭尼雅出土文書》，林梅村撰，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樓蘭、尼雅自二十世紀初年始，歷經中外多人多次考察發掘。林梅村綜合各家發表的樓蘭、尼雅出土簡牘、紙文書的研究成果，彙編爲本書。

5、《吐蕃簡牘綜録》，王堯、陳踐撰，文物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書對當時已發現口土蕃藏文簡牘的譯讀與摹録。

（二）敦煌漢簡

1906年至1908年，斯坦因第二次到中國西北，在甘肅省敦煌縣以北漢代長城遺址内，得漢簡七百〇四枚，這就是敦煌漢簡。法國學者郭魯柏寫的《西域考古記舉要》與《中國沙漠考古記》對此發現有詳細記載。羅振玉、王國維於1914年出版的《流沙墜簡》一書，收有這批漢簡的簡影。1913年至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到中國西北，於1915年在敦煌漢代遺址又得漢代簡牘一百六十六枚，在樓蘭遺址得漢文文書四十九件。中國學者張鳳編《漢晉西陲木簡彙編》，收有這批資料的簡影。斯坦因1933年出版他寫的《西域考古日記》，書中記述他在中國新疆、甘肅等地的考察情況。本書後由中國學者向達譯爲中文，書名題爲《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中華書局1936年出版中譯本。

1920年春天，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盤城外沙灘上采集到十七枚簡牘。

1944年，夏鼐等在敦煌得漢簡四十八枚，簡影見夏鼐1948年發表的論文《新獲之敦煌漢簡》。

二十世紀後半期，敦煌地區又有幾處出土漢代簡牘：

1977年，在玉門市花海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木簡九十三枚，内容主要有漢武帝遺詔、《蒼頡篇》、甲子表等。

1979年，在敦煌縣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簡牘一千二百一十七枚，内容主要有詔書、奏記、檄、律令、品約、牒書、爰書、符傳、簿册、書牘、曆譜、術數、醫藥等。最早的紀年簡爲漢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最晚的紀年簡爲王莽始建國地皇二年（21年）。

1981年，在敦煌縣酥油土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木簡七十餘枚，内容主要有詔書、律令、檄、屯戍簿册、字書、兵書、曆書、書信等。簡書年代，在西漢昭帝至王莽時期。

1990年至1992年間，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甜水井附近，發掘漢代懸泉置遺址。懸泉置是一處驛傳遺址，規模較大，使用年代從西漢到魏晉。根據簡文記載，此驛設有置、傳舍、廚、廄四大管理機構，由嗇夫各領其職。懸泉置出土遺物較多，有七萬餘件，但多爲殘損小件，完整大件者較少。出土遺物中，最重要的是簡牘。出土簡牘三萬五千餘枚，其中有字簡二萬三千餘枚，木簡爲主，竹簡很少，另有帛書、紙文書、牆壁題記等。簡牘形制，有簡、兩行、牘、觚、封檢、楬、削衣等，爲研究漢代簡牘制度提供許多實物新證。簡牘中有明確紀年者很多，計有一萬九千餘枚。紀年上始西漢武帝時期，有武帝時“元鼎六年”（前111年）、“大始三年”（前94年）、“征和元年”（前92年）等年號。紀年下至東漢安帝時“永初元年”（107年）。簡牘内容非常豐富，内有大量詔書及各級官府通行文書、律令、司法文書、簿籍、書信、典籍等。此略舉數項：（一）傳。所謂傳，指通行證件。簡牘中有大量作爲通行證件的傳，可以瞭解傳的形制、用途、持傳過往人員的身份與任務以及乘傳人員按級别乘用傳車的情況。（二）記載驛置道里。一是記載懸泉距張掖、武威等地的距離，二是記載河西四郡部分縣置及其相距里程。（三）官府文書。官府文書中不僅有簡牘中常見的郡、縣、亭隧文書，而且還有以往簡牘少見甚至未見的督郵、鄉、置文書。（四）律令。律令大多未見律名。從簡文内容分析，其中當有賊律、盜律、置吏律、田律、令乙、兵令、倉令等。（五）司法文書。司法文書中，最常見的是爰書，其中與傳車、驛馬相關的爰書最多，此外就是爲追捕與羈押罪犯專設的逮書。（六）簿籍。簿籍是常用的會計、統計賬簿及名册。懸泉置的簿籍名目衆多，如計簿，有田簿、入租簿、平糴租税簿、錢出入簿、穀出入簿、兵簿、器物簿、傳車簿、日作簿等；又如名籍，有吏名籍、戍卒名籍、驛卒名籍、户籍、官奴婢出入名籍、歸義羌名籍、刑徒名籍、驛馬名籍等。（七）典籍。内有《蒼頡篇》、《急就章》、《論語》、《日書》、《相馬經》、《醫藥方技》、《葬書》及各種曆譜。

以上提到的敦煌漢簡，因有的出土地點是在漢代酒泉郡地區内，所以這部分漢簡又有人稱爲酒泉漢簡。

介紹研究敦煌漢簡部分著述：

1991年，中華書局出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撰的《敦煌漢簡》。本書著録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在甘肅省敦煌地區先後發現的二千四百八十四枚漢簡的簡影與文字材料，包括全部漢簡的圖版、釋文與部分漢簡的摹本。

《文物》雜誌2000年第5期載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撰《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

（三）居延漢簡

邊塞漢簡發現最多的是居延漢簡。居延漢簡的發現，分爲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與七十年代先後兩次。

1、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現居延漢簡的情況

1930年至1931年，由中國與瑞典組成的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在今甘肅省額濟納旗居延地區的額濟納河兩岸與該河下游黑城東南的漢代遺址，掘得漢簡一萬一千餘枚。這就是著名的居延漢簡。這批漢簡，勞榦於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與《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五、六十年代又在臺灣先後出版了《居延漢簡》圖版之部與對圖版的考釋。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印《居延漢簡甲乙編》，則是目前收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掘得的居延漢簡一部最完備的資料書。

2、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發現居延漢簡的情況

1972年，甘肅省多部門組成居延考古隊，對額濟納河南起金塔縣雙城子、北至額濟納旗居延海原來曾出土過居延漢簡的遺址進行全面考古調查。1973年至1974年間，居延考古隊分别對北部地區的甲渠候官遺址（俗稱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遺址、肩水金關遺址等三處遺址進行發掘，又出土簡牘一萬九千餘枚，各種器物二千三百餘件（其中有一件墨書“張掖都尉棨信”的帛書）。根據紀年簡牘，其年代上起西漢武帝元鼎元年（前128年），下迄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時歷武、昭、宣、元、成、哀、平、莽新、光武等數朝一百六十年。這批居延漢簡，已由甘肅省文物考古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爲《居延新簡》，中華書局1994年出版。

二．墓葬漢簡

墓葬漢簡，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陸續發現的，出土地點幾乎遍佈全國各地。其中，有幾個主要的發現地區。

（一）長沙漢簡

1951年10月至1952年2月，在湖南省長沙市的四處古墓地進行發掘，在楊家山北徐家灣一座漢墓中出土木簡一枚，上有隸書“被絳函”三字。這是江南地區第一次發現漢簡。

1972年初，在長沙馬王堆一號西漢墓出土竹簡三百一十二枚，内容爲記録隨葬器物名稱與數量清單的遣策。

1973年底至1974年初，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簡牘六百一十枚，其中，四百一十枚爲記録隨葬器物名稱與數量清單的遣策，二百枚爲醫書。遣策簡中，有一板記事木牘，内容是“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家丞奮移主藏郎中移藏物一編書到先選具奏主藏君”，記載三號墓下葬的具體時間，成爲判斷該墓葬絶對年代的可靠根據，參考其他情況，斷定其年爲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醫書簡分作兩卷，内有四種佚書，即《合陰陽》、《雜禁方》、《天下至道談》、《十問》。文中多韻語，假託黄帝與天師、容成等人，堯與舜及其他人相互問對的形式，講述所謂“接陰治氣之道”。

（二）武威漢簡

武威，今甘肅省縣名，漢時叫姑臧縣，爲武威郡的郡治所在。此地位處河西走廊東端，是中原與西域交往的要衝。

1959年，在武威縣磨嘴子第6號東漢墓與第18號東漢墓分别出土簡牘：

第6號墓出土簡六百一十枚，其中完整的三百八十五枚，殘片二百二十五枚。多爲長簡，内容是《儀禮》九篇；少量是短簡，内容記日忌、雜占等事。《儀禮》簡，分三部分：（一）甲本，記《儀禮》七篇，依次爲：《士相見》、《喪服傳》、《特牲》、《少牢》、《有司》、《燕禮》、《泰射》。（二）乙本，記《儀禮》一篇，即《喪服傳》，與甲本《喪服傳》同。（三）丙本，記《儀禮》一篇，即《喪服》。武威漢簡《儀禮》，與傳世的鄭玄注本不同。漢宣帝時，后倉治《禮》，傳弟子戴德、戴聖、慶普，故世有二戴與慶氏之學。有學者提出，武威漢簡《儀禮》，可能是已經失傳的慶氏本或后倉今文《禮》本。武威漢簡《儀禮》的出土，成爲目前得見《儀禮》的最古寫本，對於研究漢代經學與《儀禮》版本都有重要學術價值。

第18號墓出土簡十枚，出土時簡還纏繞在鳩杖上，内容是漢代皇帝賜予墓主人年高優待的文書，對於瞭解漢代尊老、養老之制及其具體措施，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1972年，甘肅省武威縣旱灘坡東漢墓出土醫藥簡書。這批漢簡，有木簡七十八枚，木牘十四枚，共九十二枚。簡牘内容，皆爲有關醫學的記載。大多在簡首標列醫方名稱，其下依次連書藥味、藥量、治藥與用藥方法、針灸穴位、針刺深度、留針時刻以及針灸、服藥等禁忌，還有對疾病理療方法的論述。簡書所記醫療方劑，現存簡文中較完整的尚有三十多個，分屬針灸科、内科、外科、五官科、婦科等。此外，還有其他一些醫療方劑，如千金膏藥方、百病膏藥方等。簡書所列藥物名稱，現存簡文中約一百味，有植物類的，有動物類的，還有礦物類的。從簡書所記製藥方法，可知漢代已有湯、膏、丸、散等諸多制藥劑形。

1981年9月，武威縣文物管理委員會作文物調查時，新華公社纏山大隊社員袁德禮交出一份近年在磨嘴子漢墓出土的“王杖詔書令”木簡二十六枚。每簡背面皆有墨書編號，自“第一”至“第廿七”，可知原簡應有二十七枚，因缺佚“第十五”，所以只有二十六枚，最後即“第廿七”號簡云“右王杖詔書令”，顯係簡書總名稱，故稱之爲《王杖詔書令册》。該簡書包括五個詔書令文書，依其内容，可分爲三部分：（一）一至六簡，兩個詔令，前者是尊敬長老、撫恤鰥寡詔令，後者是撫恤孤獨、廢疾詔令。（二）七至二十六簡，三個詔令，前者是高年賜王杖詔令，其二是處決鄉吏毆辱王杖主詔書，後者是年七十杖王杖詔令。（三）第二十七簡，記該簡書總名稱與收藏情況。簡書的五個詔令，最晚爲西漢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詔，全部簡文未及元延以後事，所以推斷簡書成書時間，當在成帝元延三年或其稍後的成帝、哀帝之際。《王杖詔書令册》的發現，可補正1959年發現的王杖十簡及史書有關記載的不足與缺漏，對研究漢代養老扶弱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

介紹研究武威漢簡部分著述：

1、《武威漢簡》，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撰，文物出版社1964年出版。本書介紹1959年在甘肅省武威縣磨嘴子兩座東漢墓出土的簡書情況。書中有叙論與簡書釋文、校記、摹本、圖版等。

2、《〈儀禮〉漢簡本考證》，王關仕撰，臺灣學生書局1975年出版。

3、《武威漢代醫簡》，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撰，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本書介紹1972年在甘肅省武威縣旱灘坡東漢墓出土的醫藥簡書情況。

（三）甘谷漢簡

1971年12月，在甘肅省甘谷縣十字通村北的牛家山坪上，發現一座漢墓，從墓中出土木簡二十三枚，現存簡文九百六十四字。每簡背首寫有順序號，較完整的有“弟一”、“弟二”、“弟五”等十二根簡，大多殘存片斷，難以綴連；還有一些殘破簡片，多爲已失順序的“弟四”、“弟八”、“弟九”三簡的文字。這一木簡文書，是東漢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將宗正卿櫃、丞敬上奏有關宗室事務的文書，以詔書形式頒佈天下，令各州郡“如詔書律令”遵照執行。文中述及東漢中期與晚期的順帝、桓帝之世皇室衰微、劉姓宗族遭地方侵辱的事例，多不見史書記載。

1984年，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内收張學正撰《甘谷漢簡考釋》。

（四）臨沂銀雀山漢簡

1972年，在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兩座西漢墓中發現漢簡：

第1號墓，出土竹簡四千九百四十二枚，其内容，大部分是先秦兵書，其中有久已失傳的《孫臏兵法》與《孫子》、《尉繚子》、《六韜》，還有《墨子》、《管子》、《晏子春秋》及其他陰陽書、風角、災異雜占等。

第2號墓，出土竹簡三十二枚，其内容是西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的曆譜。這是現在發現的中國最早而又最完整的古代曆譜。

介紹研究銀雀山漢簡部分著述：

1、《銀雀山漢墓竹簡》，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

2、《孫子兵法》（銀雀山漢墓竹簡），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

3、《孫臏兵法》（銀雀山漢墓竹簡），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

（五）定縣漢簡

1973年，在河北省定州（定縣今名定州）距州（縣）城西南四公里的八角廊村，發掘一座漢墓（編號第四十號），墓主是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中出土隨葬器物衆多，還有大量簡書。簡書内容，主要有：（一）《論語》。文字約有傳本《論語》的一半。（二）《儒家者言》。闡發忠、孝、禮、信等倫理道德。（三）《哀公問五義》。（四）《保傅傳》。（五）《太公》。（六）《文子》。（七）《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記載漢宣帝五鳳二年（前56年）六安國繆王劉定前往長安入朝途中的經歷及朝謁慶賞，詳記地名與里程。（八）日書占卜。

（六）江陵漢簡

湖北省江陵縣漢簡，重要發現地有兩處：其一是鳳凰山，其二是張家山。

其一，鳳凰山簡

1973年，在江陵縣鳳凰山發掘九座西漢早期墓，在其中三座墓（編號爲第8號、第9號、第10號）中出土簡牘四百三十四枚。

1975年，又在鳳凰山發掘兩座漢墓。上半年發掘第168號墓，出土竹牘一枚，記墓主姓名、籍貫、身份及下葬時間。出土竹簡六十六枚。下半年發掘第167號墓，出土木簡七十四枚。

1973年與1975年在江陵縣鳳凰山漢墓出土簡書，主要記載隨葬器物的遣策，另有文書、契約、賬目等，反映了當時江陵地區土地佔有、租賦、徭役、商業、借貸等方面情況。

其二，張家山簡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江陵縣張家山三座西漢前期墓（編號第247、249、258）出土簡一千餘枚，簡書有《漢律》、《奏讞書》、《蓋廬》、《脈書》、《引書》、《算數書》、《日書》、曆譜、遣策等。這次發現，與睡虎地秦簡内容相仿，也是以律書爲主，兼雜其他文書及曆譜。《漢律》簡五百餘枚，内容豐富，包括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傳食律、行書律、雜律、口市律、均輸律、史律、告律、錢律、賜律等，可補蕭何《漢律九章》的闕佚及漢律文獻的不足。《奏讞書》簡二百枚，是議罪案例彙編。《蓋廬》是兵家書。《脈書》與《引書》屬醫類書。《算數書》是一部數學問題集，成書早於《九章算術》。

1985年秋至1988年初，在張家山自1983年底至1984年初發掘的三座漢墓之西四百米至六百米處，發掘第127號、136號兩座西漢早期墓，出土竹簡一千一百三十枚，其中，第127號墓出土三百〇一枚，第136號墓出土八百二十九枚。第127號墓簡書，皆爲日書，内分若干篇題，如“祠日”、“八者八風”等，篇題下爲具體内容，包括擇日、吉凶、禁忌等事項。第136號墓簡書，内容可分七個部分：（一）篇名《功令》，内容爲西漢初期戍邊殺敵具體記功方式與詳細規定，以及官序遞補序列。（二）無篇名，内容爲養生修身之道類的食氣卻穀之法。與馬王堆帛書《卻穀去病》篇相同而内容較爲完整。（三）篇名《盜》，内容爲孔子見盜。此篇即爲《莊子·盜蹠》篇而與之文字内容亦基本一致。（四）無篇名，内容爲記載宴享及飲食器皿等。（五）篇名《七年質日》，内容爲曆譜。經專家考證，此“七年”爲漢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六）内容爲漢律十五種，各律皆有篇名。（七）内容爲記録隨葬器物名稱與數量的遣策。

200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張家山漢簡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撰《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

（七）阜陽漢簡

1977年，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在雙古堆西漢墓出土大量簡書。據考證，此墓主人爲西漢開國功臣夏侯嬰之子汝陰侯夏侯竈。竈卒於漢文帝時期，墓中出土的簡書皆爲西漢前期遺物，主要有《倉頡篇》、《詩經》、《周易》、《萬物》、《年表》、《大事記》、《雜方》、《刑志》、《相狗經》等。

（八）連雲港漢簡

1962年，南京市博物院在江蘇省連雲港市海州區南門大隊綱疃莊焦山東漢初期墓出土木牘一枚，文字已不甚清晰，僅可見“□□衣一領”等字，當爲記隨葬器物的遣策。

1973年12月，南京市博物院在連雲港市海州區南門大隊綱疃莊附近發掘一座西漢中晚期墓，出土木牘二枚，其一字跡漫滅，其一字跡清晰，内容爲記録隨葬器物的遣策。根據墓中出土的龜鈕銀印，確定墓主姓名爲侍其繇。

1973年，南京市博物院、連雲港市博物館聯合發掘連雲港市海州區小礁山北的一座西漢墓，出土木牘七枚。僅一枚有字，可確定墓主爲霍賀。

1978年，連雲港市花果山雲臺磚厰爆破取土時發現一座漢墓，出土木竹簡十三枚。簡文内容是一些有關傷害罪刑事案件文書，另有幾枚曆日干支。

1985年，在連雲港市新浦之南八公里處黄石崖發掘一座西漢中晚期墓，出土木簡五枚。五枚木簡排列的順序爲：素木楬一，名楬一，載有陪葬物的木楬（兩面書寫），名楬二，素楬二。名楬上寫有“東海太守寶再拜/楬/西郭子筆”等字樣，據此定墓主爲西郭寶。有人根據五枚木楬排列順序，認爲它是一組有首封與底封形式的木楬組合件。這對研究漢代簡楬形式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1993年，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發掘連雲港市東海縣温泉鎮尹灣村西南六座漢墓。其中，第2號墓年代，約在莽新或東漢早期，出土木牘一枚，是記隨葬器物名稱與數量的遣策；第6號墓年代，當在西漢末期，出土木簡一百三十三枚（綴合後爲一百〇四枚），木牘三十三枚，大都保存較好，字跡較清晰，基本可完整釋讀文字内容，可以確定六號墓主姓師名饒字君兄，生前爲東海郡功曹吏。六號墓簡文内容非常豐富，其篇題如下：（一）集簿。（二）東海郡吏員簿。（三）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四）東海郡下轄長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五）東海郡屬吏設置簿。（六）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七）贈錢名籍。（八）神龜占。（九）六甲占雨。（一〇）博局占。（一一）元延元年曆譜。（一二）元延三年五月曆譜。（一三）君兄衣物疏。（一四）謁。（一五）元延二年日記。（一六）刑德行時。（一七）行道吉凶。（一八）神烏傅（賦）。這批簡文四萬餘字，内容涉及官方文書、方術、文學等諸多方面。特别是官方文書，是至今能見到的最早郡級官方檔案資料，爲研究漢代上計制度、行政建制、吏員設置、官吏遷除、兵器製造、户口管理、田地開墾等大量的當時實證。

1997年，中華書局出版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本書公佈尹灣漢墓簡牘的全部照片與釋文。

（九）青海上孫家寨漢簡

1978年，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一座西漢晚期墓中，發現簡牘約四百枚。這是青海省首次發現漢簡。這批漢簡的主要内容，是有關軍事方面的，有軍事律令文書、軍隊編制、陣法、標誌、賞罰、兵書等，對研究古代軍事制度與當時中央政府對青海地區的屯戍情況，具有重要價值。

第三節　漢後簡

三國、兩晉簡，直至1996年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出土以前，發現較少。除二十世紀初期在中國西北地區對三國、兩晉邊塞簡有所發現外，二十世紀後半期在全國各地對三國、兩晉墓葬簡也僅有一些零星發現。1996年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的出土，打破了這種局面，一則走馬樓吴簡的數量多，二則走馬樓吴簡不是墓葬簡。

二十世紀初期在中國西北地區發現三國、兩晉邊塞簡的情況，在上文漢簡部分已有涉及，請參看。這裏，主要介紹二十世紀後半期在全國各地發現的三國、兩晉簡的情況。

一．三國簡

二十世紀後半期發現的三國簡，都是在三國時期吴國管轄地區出土的。

1978年，安徽省南陵縣麻橋公社東風大隊發現磚室吴墓四座，其中二、三號墓出土木方三枚，第一枚一百一十六字，第二枚一百五十六字，第三枚殘存四十五字，都是記録隨葬品的衣物疏。

1979年，江西省南昌市陽明路中段清理一座吴墓，出土木簡二十一枚，木牘二枚。簡書文字全同，皆爲“弟子高榮再拜，問起居，沛國相高萬綬”。木牘爲記録隨葬物品的遣策。

1980年，湖北省鄂城縣的鄂城水泥廠一號東吴早期墓，出土木牘六枚，皆爲名刺。

1984年，安徽省馬鞍山市雨山鄉安民村林場發現三國吴朱然墓，出土木牘十四枚、木楬三枚。木牘爲名刺；木楬三枚的正面頂端書寫“楬”字，下寫“口節右軍師左大司馬當陽侯丹楊朱然再拜”。

1993年，湖北省鄂州市濱湖西路發掘吴墓二座，墓室中有記録墓主人身份及隨葬品的名刺與遣策。

1996年7～12月，湖南省長沙市文物工作隊對長沙市中心的五一廣場走馬樓街西南側平和堂商貿大廈建設工地的古井窖群進行搶救性發掘清理，共發掘古井六十一口，在其中編號爲第22號的古井中發現大批三國時期吴國有紀年的簡牘。這批簡牘的數量，經過全部清理，總計十三萬六千七百二十九枚，其中，完整者二萬五千枚，殘斷者約三萬五千枚，碎片約七萬七千枚。竹簡長寬不一，其中一種大竹簡形制特别，長49.8釐米至56釐米，寬2.6釐米至5.5釐米。簡文内容，大致可以分爲五類：（一）券書類，包括佃田租税券書與官府之間各機關的錢、米、器物等調撥交接券書。（二）官府文書與司法文書類。（三）户籍類。（四）名刺類。（五）賬簿類。這批簡牘可以使我們瞭解三國時期的吴國農民根據所佃田畝數交納租布租米與税錢的情況、沉重的高額租税、物價狀況、官府組織機構與各機構之間的關係、户籍管理制度、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與管理方法、行政區劃與地理設置等諸多方面的歷史狀況。簡牘的多種形制，也爲研究古代簡牘制度提供大量的實物資料。顯然，走馬樓三國吴簡對研究吴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

199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編《嘉禾吏民田家莂》。本書公佈了第一批整理出來的走馬樓簡牘。

二．兩晉六朝簡

1959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南疆考古發掘隊在巴楚縣脱庫孜沙來古城一帶進行發掘與徵集文物，先後獲得有文字的古代木簡二十枚，寫著漢文或其他民族文字的大小紙片一百五十餘件。簡、紙皆魏、晉以後物。

1966年至1969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在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古墓群發掘第53號晉墓時，出土晉武帝泰始九年（273年）木簡一枚，兩面寫字，内容爲買棺契約。

1974年，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永外街一座晉墓中，出土木“刺”五枚，木方一枚。五枚木刺中，三枚文字相同，爲“弟子吴應再拜，問起居，南昌，字子運”；一枚爲“豫章吴應再拜，問起居，南昌，字子運”；一枚爲“中郎豫章南昌都鄉吉陽里吴應年七十三，字子運”。木方爲記録隨葬物品的遣策。

1985年，甘肅省武威市松樹鄉旱灘坡第19號晉墓出土木牘五枚，記録内容爲墓主人的身份、職位、有關記事與隨葬的衣物疏等。根據木牘中的紀年時間爲“升平十三年”，知爲東晉時期的前涼墓葬。

1997年，江西省南昌市火車站發掘東晉穆帝永和八年雷陔墓，爲男女合葬墓，在男棺内出土木牘二枚，爲隨葬名刺，上面寫有“弟子雷陔再拜，問起居，鄱陽，字仲之”。

1955年，在湖北省武漢市武昌任家灣修建武泰閘的采土區清理一座六朝初期墓，出土木牘名刺三枚。文字多模糊不清，僅有一枚上面可識“道士鄭丑再拜”數字。

三．新疆漢文以外其他民族文字簡

二十世紀以來，在新疆地區陸續發現漢文以外其他民族文字的簡牘。

二十世紀初期，主要是英、法、德、日等外國學者到中國西北探險考古，既攫得大量漢文簡牘，也采集不少其他民族文字的簡牘材料。

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學者——主要是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通過科學考察與發掘，又陸續取得一些新的成果，根據伊斯拉菲爾·玉素甫撰《新疆新發現的古文獻》這篇文章的記述，發現的漢文以外其他民族文字的簡牘，主要有龜兹文、粟特文、婆羅迷文、回鶻文、于闐文、佉盧文等。

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新疆若羌縣東北米蘭地區還發現多批、大量吐蕃藏文簡牘。1959年，在米蘭古城的多處房址中發現有書寫吐蕃藏文木簡，共二百二十五枚。1973年至1974年，在若羌米蘭地區發掘一座唐代時期吐蕃的戍堡遺址，出土大量吐蕃藏文木簡。新疆若羌米蘭地區出土的吐蕃藏文木簡，内容包括經濟、軍事、氏族、部落、地理、文書（報告、稟帖、指令）、宗教等諸多方面，是研究古代吐蕃歷史的重要資料。它的重要意義還在於，它使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簡牘作爲書寫材料，在中原地區由於紙在東漢出現並被逐漸用作書寫材料，經魏至晉，雖然還有使用簡册記事的情況，但已是簡、帛、紙三者並用，而且已成簡、帛日漸被紙取代之勢。南北朝時期，簡牘逐漸廢而不用，完全被紙所取代；而在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直到唐代後期，簡牘作爲書寫材料還在一直使用。這對簡牘史的研究，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與參考價值。

第四節　簡書形制

簡牘是用竹木加工製作成的書寫文字的材料。在中國，竹木資源豐富，有取材方便、成本低廉、容易加工的特點。所以，自使用文字記事之始的上古時代到被紙取代的南北朝時期，竹木一直是書寫文字的主要材料。瞭解簡牘制度，便可知道以簡牘爲載體形成的文獻形式。

一．簡

簡，是用竹、木加工製作成的狹長條的竹、木片。從“簡”字的形體結構看，是個形聲字，從竹、間聲，説明當初可能是取竹作簡。而從出土的簡的實物來看，既有竹質的，也有木質的，一般地説，多爲就地取材。

（一）簡的製作

用竹製簡，首先將竿截成段，劈成竹片，然後刮削修治成狹長條的簡片。《論衡·量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説的就是先將竹竿截成一段一段的竹筒，然後把竹筒破爲竹條，修治成簡片。竹簡片原有青皮的一面叫篾青，另一面叫篾黄。《玉篇》竹部：“篾，竹皮也。”一般情況，文字寫在篾黄的一面。新竹水分多，容易朽爛、生蟲、變形，所以在削治平整、光滑以後，要用火烘乾竹内水分，使竹由青而黄，叫做“殺青”。殺者，治也；殺青，就是烘乾其水使其去掉青色。又叫汗青、汗簡。汗，本指青竹被火烘烤後像出汗一樣冒出的水分，此指以火烘乾青竹的水分而言。汗青，就是用火烘乾青竹的水分。關於殺青，漢人已有記載。劉向《别録》説：“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殺，亦治也。”(1)殺青以後的簡就可以寫字，所以後人常以“殺青”或者“汗青”作爲書籍的代稱，南宋文天祥在《過零丁洋》詩中就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製簡時，還要在簡的編繩所過之處的棱角上契刻三角缺口，以便編聯簡册時固定編繩，以免編繩移動、脱落。

在乾燥少竹地區，竹料難求，就用木材作簡，製作方法大體與竹簡相似。

（二）簡的編聯

一根一根簡片，是用以寫字記事的最小單位。要記一件事情，或者寫一篇文章，一根簡片難以寫完，就需寫在多根簡上。把這多根簡用繩子編聯起來，就是“册”。在古代文獻中，“册”字又常寫作“策”。唐代孔穎達説：“單執一劄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2)賈公彦也説：“簡謂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3)

册，甲骨文作、、等形，小篆作形。《説文》“册”字下云：“象其劄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何謂編？《説文》：“編，次簡也。”段玉裁注：“以絲次弟竹簡而排列之曰編。”編就是用繩子把多根簡穿聯起來，而穿聯簡册所用的繩子叫做編。根據文獻記載與實物考察，“編”有皮、絲、麻幾種。《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説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韋，去毛熟治的皮革，也就是熟皮條。孔子讀的《周易》，是用熟皮條編聯的。《劉向别傳》：“《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4)縹絲，青白色的絲。這是説，劉向整理先秦簡書，《孫子兵法》的簡書是用青白色絲繩編聯的。晉代荀勖撰《穆天子傳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綸。”素絲，白絲；綸，繩子。這是説，晉代發現的《汲冢書》中，《穆天子傳》的簡書是用白色絲繩編聯的。劉歆《七略》：“《尚書》有青絲編目録。”(5)《南齊書·文惠太子列傳》：“時襄陽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這是説，簡書有用青色絲繩編聯的。以上數例，皆是絲繩編，而絲繩顔色各不相同。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撰《長沙楊家灣第六號墓清理簡報》中説：墓中隨葬物有竹簡，“計七十二片，色褐黑，似乎是用兩條綢帶編成爲一册。”(6)這是説，簡書有用帛帶編聯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現的居延漢簡中，有西漢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給喪假的文書，簡三枚，簡書用麻繩編聯；還有東漢和帝永元五年至七年（93～95年）的器物簿，簡七十七枚，簡書也是用麻繩編聯。這是説，簡書有用麻繩編聯的。

簡編聯成册，一般是先將空白簡編聯成册，然後書寫，也就是先編後寫，但也有先寫後編的。

編聯簡册，具體用幾道編繩，一般根據簡之長短而有所不同，就出土簡册的實物來看，有二道、三道、四道、五道等幾種情況。

（三）簡的長度

據記載，漢簡長度，以漢尺爲準計量，長者爲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爲一尺二寸，再次爲三分取一爲八寸，還有更短一些的。簡的長短，一般與書寫内容有關。當時，儒家經典尊爲經，居尊位，所以用長簡書寫。鄭玄撰《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後漢書·周磐傳》記載，後漢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周磐年七十三。有一天，對其二子説：“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這是文獻記載儒家經典用二尺四寸簡書寫的實證。《論衡·謝短》説：“二尺四寸，聖人文語。”《説文》：“典，大册也。”用最長簡編聯成册的簡書，即爲大册，稱爲典，故有“儒家經典”之稱。除儒家經典外，書寫國家法律與禮儀制度等重要内容，也用最長簡。《史記·酷吏列傳》：“客有讓（杜）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裴駰集解引《漢書音義》：“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周代有八寸尺，三尺合漢二尺四寸，所以《鹽鐵論·詔聖》説：“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這是書寫法律之簡。據《後漢書·曹褒傳》，東漢章帝章和元年（87年），曹褒受帝命“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這是書寫禮制之簡。

長簡二分之，則爲一尺二寸簡。前已提到，《孝經》用尺二簡。漢代官府册籍也用尺二簡。《後漢書·百官志》“衛尉”條：“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宫名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劉昭注引胡廣曰：“符用木，長尺二寸，鐵印以符之。”

長簡三分之，則爲八寸簡。《論語》與其他儒家經典之外當時稱爲傳記的儒家著作，用八寸簡。《論衡·量知》：“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諸子之書，及當時的一般記事材料，也用八寸簡。八寸，即周代八寸尺之一尺，所以稱爲“尺書”。《論衡·書解》説“諸子尺書”，《謝短》説：“漢事未載於經，各爲尺籍短書。”

還有更短一些的，如有一種記事備忘之簡，稱爲“專”，長六寸。《説文》：“專，六寸簿也。”陳夢家説：“傳記之傳從此來。”(7)

以上所説簡之長度，就文獻記載的一般情況而言。實際上，根據出土的簡册實物考察，簡之長度大致與文獻記載相符或接近，但是，並不十分嚴格。

（四）簡的書寫

1．書寫工具

簡上書寫文字，所需工具有筆、墨、硯、削等。筆何時開始使用，還無法詳考，但根據考古資料，學者認爲，筆的使用可追溯到史前時期。現在見到的最早實物，是戰國時期的毛筆。蔡邕《筆賦》“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以纏束”，講的就是古時毛筆之形制。墨的使用也很早，殷代甲骨文上就發現有近似黑墨的痕跡。《管子·霸形》説，齊桓公“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現在見到的最早實物，是睡虎地出土的戰國末秦朝初的一塊圓柱形古墨。硯是用以研磨墨汁的器具。劉熙撰《釋名·釋書契》：“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考古出土的古硯實物，現有不少。削，是專門用來刮削錯字的刀，漢時稱之爲書刀。

2．簡書是寫而非刻

簡上的字，是刻的還是寫的，過去曾有不同看法。從出土的簡册實物考察，簡上的字是用毛筆蘸著墨寫上去的，刻字之説，可能是因爲文具之中有刀而産生的誤解。刀的作用，不是刻字，而是字寫錯了，用刀削刮掉，然後重寫。削，就是一種專門用來削刮簡上所寫文字的小刀的名稱。《周禮·考工記》：“築氏爲削。”鄭玄注：“削，今之書刀。”劉熙撰《釋名·釋兵》：“書刀，給書簡劄有所刊削之刀也。”所謂“刊削”，是説簡上寫了錯字，用書刀削刮，然後補寫上正字。“削”義引申，用刀删削所寫的文字爲之削。《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唐代顔師古説：“削者，謂有所删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也。”(8)《史記·張丞相列傳》：“（趙）堯年少，刀筆吏耳。”張守節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漢書·朱博傳》：朱博治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府功曹受其賄。博知情後，召見功曹，“責以禁等事，與筆劄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讓功曹“自記”時給的是“筆劄”，“削所記”時給的是“刀”，筆與刀的不同用途區分得一清二楚。《後漢書·劉盆子傳》：臘日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請之。”李賢注：“古者記事書於簡册，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顯然，刀與筆雖然同爲簡之書寫文具，但用途截然不同。

3．書寫格式

抄寫簡書，自右向左，豎行。每根簡所寫字數，没有一定，少則一、二字，多則幾十字，甚至有的超過百字，一般情況寫二十多字。每簡一般寫一行，也有寫兩行的。

文字書寫格式，有的簡之上下兩端留有空白，如同後世書的天頭、地腳。有的簡之上下兩端不留餘地，自上而下寫滿文字。還有的一簡上下分爲幾段，一段爲一欄，分欄書寫。

簡書的正文寫完以後，還要寫有題記。根據出土實物考察，許多簡書不題書名與篇名，有的題篇名而無書名。如果書名、篇名俱題，一般是篇名（小題）在上，書名（大題）在下。從篇名題寫的位置看，有的第一簡先寫篇名，寫篇名的這根簡叫做標簡。標簡後面的兩根簡空著不寫字，叫做贅簡，用來保護後面的正文不受磨損，有似後世册頁裝書籍的扉頁。贅簡後開始抄寫正文。這種篇名題寫在正文前的格式，成爲後世書籍篇名的通常格式。有的第一簡就寫正文，而篇名題寫在第一簡的背面，這種篇題格式，與簡書成卷存放的收藏方式有關，因爲整篇文字寫好後，把簡册卷起存放，卷時，寫字的一面向裏，背面向外，這樣，正文第一簡背面的篇名正好露在最外面。還有的簡書把書名題於全文的最後。如睡虎地秦簡中的《語書》與《封診式》兩種簡書，書名都寫在正文最後一簡的背面上端，出土時簡的外皮有一層覆蓋物，書題未被發現，於是整理小組根據二書的内容分别爲其命了書名，《語書》命名爲《南郡守騰文書》，《封診式》命名爲《治獄程式》。後來，簡書經過長期浸泡處理，書題才顯露出來，得以發現，於是，又將簡書改回原名。

在簡書篇名題記中，考古出土實物還發現專設的篇題木牘。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一號漢墓，隨同簡書出土的還有木牘，經過綴合整理的五件木牘，都記載著與簡書内容相對應的篇名與篇數，其中有《孫子兵法》與《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篇題。在二號木牘的中腰兩側各刻有小缺口，木牘中腰也留有清晰的繫繩痕跡，可見這些篇題木牘，原來是與簡書編繫在一起的，是簡書的目録。後世書籍在正文之外還要編有篇名目録，在簡書時代已有其制。

簡書題記，除了書名、篇名外，還有葉題與尾題。葉題，就是把簡書的每根簡按編聯順序編數，把葉數寫在簡的下端。葉題，一則便於翻檢，二則防止編繩斷後錯簡與脱簡。尾題，就是在簡書正文的末尾，寫上全篇簡書的字數，稱爲計字尾題。今天看到的一些古代文獻，有的篇後附有統計全篇字數的文字，就是簡書計字尾題的遺制。

（五）簡書收卷

簡書寫好以後，要卷起來存放。在卷起來存放之前，還有一道裁齊邊緣的工作，就是“等簡”。《説文》：“等，齊簡也。”段玉裁注：“齊簡者，疊簡册齊之，如今人整齊書籍也。”

簡書的書寫，直行，自右向左寫，也就是説，簡册的右端是簡書的開始，左端是簡書的末尾。卷時，自左向右卷，也就是以簡册左端最後一根簡爲中軸，簡册有字的一面在内，背面在外，由左向右卷，卷完後，簡册右端的最後一簡，也就是簡書的首簡，正好露在最外面。前面在談到簡書篇名的題記時，曾説到有的篇名題在第一簡的背面，這種篇題格式與簡册的收卷形式有關。簡書卷畢，首簡在外，而簡書字面向裏，背面向外，所以簡書卷子露在最外面的就是首簡的背面。首簡背面題寫篇名，就非常便於查閲。

編册卷好後，外面用布套裝起來，這種布套叫做囊，又叫做帙。《説文》：“帙，書衣也。從巾，失聲。袠，帙或從衣。”一般一帙十卷。除帙裝之外，古人還以篋盛書。箱子，大者曰箱，小者曰篋；篋，就是小箱子。《戰國策·秦策一》記載蘇秦始以連横説秦惠王，“書十上而説不行”，“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於是“乃夜發書，陳篋數十”，“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漢書·賈誼傳》録載賈誼所上《陳政事疏》，其中有云：“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顔師古注：“刀所以削書劄，筐篋所以盛書。”

（六）册、篇、卷的關係

編簡成册，用簡册寫字記事，每一個内容完整的文字單位稱爲篇。有的篇内容較多，一册書寫一篇，卷爲一卷。如此，則一册就是一篇，一篇就是一卷。有的篇内容過長，分寫在兩册上，如此，則兩册一篇，一篇分爲兩卷。有的篇内容較短，一册可以書寫多篇，如此，則一册上有多篇，多篇合爲一卷。篇是以文字内容完整爲單位，卷是以編聯成的簡册卷爲單位。卷與册言，則一卷就是一册；卷與篇言，則一卷可能是一篇，也可能是半篇，還可能是多篇。

二．牘

《説文》：“片，判木也。從半木。”據《説文》，“片”爲會意字。判，分；判木，分木爲二，則半木。篆文“木”作“”，“”字之半則爲“”。所以，段玉裁注云：“謂一分爲二之木。”又《説文》：“牘，書版也。從片，賣聲。”據《説文》，“牘”爲形聲字，義由“片”出。分木爲片，治片爲牘，牘形寬大如版（板），或長方，或正方，故稱“版牘”；因其用於書寫，故稱“書版”；有時又被單稱爲“版（板）”或“方”。可知，雖然歷來“簡牘”連稱，但是，簡與牘是不同形制的書寫材料。

牘的長度，也不一致。最長的是三尺，稱爲槧。《釋名·釋書契》：“槧，板之長三尺者也。”何以有三尺之長？《説文》：“槧，牘樸也。”樸，是未加修治的意思。《論衡·量知》：“斷木爲槧，析之爲板。”版牘之未加修治者謂之槧，所以牘長如槧者亦謂之槧。《西京雜記》卷三：“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9)，從諸計吏，訪殊方絶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輶軒所載。”揚雄所提持之槧，即謂長牘。

二尺之牘，用於書寫軍檄。《説文》：“檄，二尺書。”

古代信、傳，用同符、節，皆是通過關卡、住宿驛站或使用驛站車馬等的取信憑證之物。所用版牘，有長有短。《漢書·平帝紀》“在所爲駕一封軺傳”句顔師古注引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此爲乘傳所使用的傳信，長爲一尺五寸。《周禮·地官司徒》司關之職：“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鄭玄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崔豹撰《古今注》：“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此爲出入關門所使用的傳信，長爲五寸。

人們的書信，一般使用一尺長的版牘，所以古稱書信爲“尺牘”。天子尊貴，所以天子之書用一尺一寸的版牘，稱爲“尺一板”，或稱“尺一詔”，有時徑稱“尺一”。《史記·匈奴列傳》：漢文帝“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説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匈奴倨傲，以加長書牘的長度來表示尊大。

版牘書寫詔令公文或書寫個人書信要傳送外地，所以需要在書信上面加蓋一塊蓋板，作爲封緘，叫做“檢”。關於“檢”的情況，前面在“金石”部分講到璽印時曾經提到。檢上書寫收件人的地址、姓名，叫做“署”。《説文》：“檢，書署也。”檢與文書用繩子纏束一起，塗以封泥，加蓋印章，以起到保密作用。《釋名·釋書契》：“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牘比簡寬，適合作圖，古代地圖常常繪在版牘上。於是，後世便把地圖稱爲“版圖”，進而又把地圖所繪示的國家的領土區域稱爲“版圖”。

還有一種稍窄的長方形版牘，用來記所要呈奏的事情，稱爲“奏牘”，或單稱爲“奏”。《釋名·釋書契》：“奏，鄒也。鄒，狹小之言也。”《釋名》説的是“奏”的形制。《説文》：“奏，進也。”《説文》説的是“奏”的功用，即爲進“奏”言事。

版牘記事，一般可寫幾十字，多者可寫百餘字。就單個簡、牘相比，牘所寫字數要多於簡。但是，牘一般是單獨使用，而簡一般是編聯成册，一個版牘與一册相比，所寫字數就少得多了。因爲版牘不能容納過多的内容，所以，一般地説，版牘不作爲書籍的書寫材料。在一般情況下，記事内容字少者書於版牘，字多者書於簡册。《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三．介紹研究簡書的部分著述簡録

1、《簡牘檢署考》，王國維撰，收入《王國維遺書》第九册。本文對簡牘制度作了全面考證，文中提出的一些見解，常爲研究簡牘的論著徵引，至今仍是一篇權威性著作。

2、《漢簡綴述》，陳夢家撰，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

3、《簡牘概述》，林劍鳴撰，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4、《古代簡牘》，李均明撰，文物出版社2003年出版。

5、《中國簡牘學綜論》，鄭有國撰，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

6、《簡牘文書學》，李均明、劉軍撰，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7、《二十世紀簡帛學研究》，沈頌金撰，學苑出版社2003年出版。

8、《簡牘帛書字典》，陳建貢、徐敏撰，上海書畫出版社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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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劭撰《風俗通義》引，已佚。今見《太平御覽》卷六百〇六引。

(2) 《春秋左氏傳·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句疏。

(3) 《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句疏。

(4) 《太平御覽》卷六百〇六引。

(5) 《文選》卷三十八《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

(6) 載《文物參考資料》雜誌1954年第12期。

(7) 陳夢家撰《漢簡綴述·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册制度（三）》。

(8) 顔語，見《漢書·禮樂志》“削則削，筆則筆”句顔《注》。

(9) 鉛，指古人用以點校書文或繪畫的鉛粉筆。

第四章　帛書——帛書學

帛是絲織品的通稱。用帛作爲載體形成的文獻，稱爲帛書。研究帛書的學術，稱爲帛書學。

中國養蠶、繅絲、織帛的歷史悠久，傳説是黄帝的妻子嫘祖發明的。我們的祖先把黄帝看作華夏族的始祖，所以把華夏文化的一切開創都歸功於黄帝時期，這自然不足憑信。根據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所收《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掘》、《西陰村史前的遺存》等文的記述，1926年，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在李濟主持下組織考古團赴山西省夏縣西陰村發掘一處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遺址，出土一件形狀像半個蠶繭的遺物。李濟將其拿到美國化驗，證實確是蠶繭。在該處遺址還同時出土了一些陶製的與石製的紡輪殘片。考古資料證明，遠在新石器時期，我們的祖先就已經知道養蠶織帛。殷代甲骨文中，已有“絲”字、“帛”字。“絲”字，作“”，象兩束絲綫纏束之形；“帛”字，作“”，是個形聲字。實物産生於表示它的文字之前，由此也足證中國開始養蠶織帛時期的久遠。

帛用作書寫文字的材料始於何時，不得詳知。前面在講到金石時，徵引一些先秦文獻，大都“金石”、“竹帛”並稱，如《墨子》書中多處提到“古者聖王，書之竹帛”，《韓非子·安危》也説“先王寄理於竹帛”。古之聖王、先王，雖無法知其具體所指，但參之其他文獻，依稀能够知其概略。《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於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齊桓公生活於春秋前期。《論語·衛靈公》記載，孔子的學生子張向孔子求教如何做才能使自己到處行得通，孔子對此談了自己的看法，於是“子張書諸紳”。紳是絲織衣帶。孔子生活於春秋末期。我們大致可以説，至遲在春秋時期，已開始用帛寫字。

絲織品不僅比金石容易朽爛，即使與竹木簡相比也是容易朽爛之物。所以，考古發現的帛書，與簡書相比，要少得多。到目前爲止，除在西北地區有幾次零星發現漢代帛書外，帛書的重大發現僅有兩宗，一是長沙子彈庫戰國帛書，二是長沙馬王堆漢代帛書。

第一節　戰國帛書

現已發現的帛書，最早的是戰國實物。

1942年9月左右，湖南省長沙市東郊子彈庫王家祖山（又名紙源沖）一座戰國楚墓被盜墓賊任全生等人盜掘，從墓中盜取的物品中，有帛書。帛書放在一個竹篋中，出土時，一塊較爲完整，另有一些殘片。一塊完整的帛書，長38.7釐米，幅寬47釐米。帛書中間，寫有兩段方向互爲倒置的文字，一段八行，一段十三行，兩段文字各分爲三節，節與節之間有一朱色方框作爲間隔標誌。帛書四角，有分别用青、赤、白、黑四色繪畫的樹木。帛書四周邊緣，有文字十二段，每段文字都配有一個異樣的怪形神像，段與段之間也有一朱色方框作爲間隔標誌。帛書中間八行的文字，主要記述日月四時形成的傳説。文中提到上古傳説人物伏羲、女媧；伏羲四子，是爲四神，在没有日月的時候由四神分守四方；提到“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奠定三天、四極，“帝夋乃爲日月之行”、“共工誇步十日四時”，爾後“有宵有朝，有晝有夕”。十三行的文字，主要記述天象災異，强調知歲順時的重要性。説明人要敬天順時，否則就會造成天降凶咎，遭災受禍。帛書四周邊緣的十二段文字，主要記述一年十二個月每個月的神名、職司與月忌，每段文字記一個月，每段文字所配神像就是該月的月神。帛幅略近正方形，四方配以春、夏、秋、冬四時。十二個月每月一神；每時三月，其末月，即三、六、九、十二等四個月月神的職司分别是“司春”、“司夏”、“司秋”、“司冬”，説明四時末月的月神，同時也分别是各時的時神。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帛書每月的神名與《爾雅》月陰的月名基本相同。《爾雅·釋天》：“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塗。”這套月名，與月建具有對應關係。正月建寅，正月爲陬，换言之，也就是月在寅爲陬，在卯爲如，在辰爲寎，在巳爲余，在午爲皋，在未爲且，在申爲相，在酉爲壯，在戌爲玄，在亥爲陽，在子爲辜，在丑爲塗。月陰中的有些月名，在先秦文獻如《詩經》、《國語》、《離騷》中已有記載，説明出現時間很早。後在長期使用過程中，逐漸形成一年十二個月的成套别名。這套月名各月名稱的意義，兩千年來，人們不得其解。晉代郭璞爲《爾雅》作注時説：“皆月之别名。其事義皆所未詳通，故闕而不論。”歷代雖有學者强爲解説，但多爲根據字義主觀臆斷。長沙東郊子彈庫戰國楚墓出土的這件帛書，每月的神名與《爾雅》月陰的月名基本相同，子彈庫帛書月神名與《爾雅》月陰月名相互的對應關係爲：取與陬、女（汝）與如、秉與寎、與且、倉與相、臧與壯、姑與辜，兩兩同音通用。昜，古陽字。、，字書未收，不識。，從構形分析，與塗同從余得音，當與塗同音，所以二字可以通用。，有人認爲，此字從九得音，九、皋古爲雙聲疊韻，故知、皋異形而同音。由此可知，《爾雅》記載的月陰月名，原來是借用的各月的司月神名。據學者考證，這件帛書的年代，當在戰國中晚期之交，則這套月名的形成時間自當在戰國中期以前。它有可能是《禮記》中所記月令的濫觴。這件帛書，現存美國，原存紐約大都會博物館，1987年移藏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

上文已經提到，該墓出土的帛書不止一件，除一件完整者外，另有一些殘片。這些殘片中的大部分，也都流入美國，今藏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另有十四片留存國内，歸商承祚收藏，只是其中十三片原件已失，僅存照片與摹本，只有一塊殘片尚存，今藏湖南省博物館。美國收藏的帛書殘片材料尚未公佈，留存國内的帛書殘片材料已於1992年公諸於世。經學者初步研究，認爲是占書，與那塊完整的帛書一樣同屬數術類。

秦代帛書，文獻曾予記載。《史記·陳涉世家》：“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史記·高祖本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史記》所記皆秦朝末年事，但是，考古至今尚未發現秦代帛書的實物。

1944年，出版蔡季襄撰《晚周繒書考證（附摹本）》石印本。又，臺灣藝文印書館1972年重印。本書首次公佈子彈庫戰國楚帛書形制、文字與圖像，並進行了初步研究。

1993年，中華書局出版曾憲通撰《長沙楚帛書文字編》。

第二節　漢代帛書

根據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漢代，帛被普遍應用於書寫文字的材料。應劭撰《風俗通義》：“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竹書，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1)據《後漢書·儒林傳》記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製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製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可見兩漢時期朝廷所收藏的帛書十分豐富，漢末之亂亦毁損慘劇。

二十世紀發現的漢代帛書，出土地一是在中國西北地區數處，一是在長沙馬王堆第3號漢墓，而以長沙馬王堆帛書爲大宗。

中國西北地區發現漢代帛書，自二十世紀初至九十年代，先後數次。

二十世紀初，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三次到中國西北進行考古探險活動。1908年，斯坦因第二次到中國西北時，在敦煌發現三件帛書。其中兩件是書信，似是發自一人的信件，信中多爲抱怨通信困難的内容，學者認爲二信年代當在西漢之末。另一件帛書，一面有字一行，共二十八字，即：“任城國亢父，縑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重廿五兩，直錢六百一十八”；另一面印有黑墨印章。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甘肅省居延考古隊，對原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曾出土過居延漢簡的遺址進行全面考古調查。地處金塔縣天倉北二十五公里處的肩水金關遺址，出土一件漢代“張掖都尉棨信”帛書。棨信，就是信幡，是一種作爲符信的旗幟，用來傳達啟閉關門的命令。這件棨信帛書，是一塊長21釐米、寬16釐米的紅色織物，正面墨書“張掖都尉棨信”六字，學者認爲應是西漢晚期遺物。

1979年，在甘肅省敦煌縣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現一件帛書，是一塊紅色絲織物，上面有一行墨書：“尹逢深，中殽左長傳一，帛一匹，四百卅乙株幣，十月丁酉，亭長延壽，都吏稚，釳。”

1990年至1992年間，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甜水井附近，發掘漢代懸泉置遺址，出土遺物較多，其中有帛書十件，都是私人信件，内容多爲問候祝福、叙説邊塞艱苦，也有的囑咐從内地買物寄來敦煌等事。

長沙馬王堆第3號漢墓出土大批帛書，是在1973年。

湖南省長沙市東郊五里牌外，距長沙市中心約四公里，有一個方圓約0.5公里的土丘，土丘中部有兩個圓頂土冢，一東一西，緊挨並排，望之，形似馬鞍，故人稱此丘爲馬王堆。

1972年，考古工作者發掘東側的土冢，出土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屍，另有一千餘件珍貴文物，由此考定這是一座漢代墓葬，於是將發掘的這座東側土冢定名爲馬王堆第1號漢墓，而西側的土冢則爲馬王堆第2號漢墓。

在發掘1號墓的過程中，發現它的南面還有一座從地表未能發現的墓葬，並且距1號墓很近，僅4.3米，於是將位於1號墓南面的這座墓定名爲馬王堆第3號漢墓。1973年，在發掘1號墓後，接著發掘第3號墓。在第3號漢墓中，出土隨葬器物一千餘件，其中有大量帛書，還有簡牘。簡文内容，主要有二，一是記録隨葬器物的遣策，二是醫書。紀時簡牘記有該墓的下葬時間是“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由此考定第3號漢墓的確切年代爲漢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

馬王堆第3號漢墓出土的大量帛書，原放在一個長59.8釐米、寬37釐米、高21.2釐米的長方形漆奩内。這些帛書，長期折壓，多有粘連殘損，出土後，整理者對其進行復原、綴合、釋文、注釋等。馬王堆第3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内容非常豐富，研究者參據《漢書·藝文志》的分類，對其種類進行統計。李學勤統計有帛書六類二十八種，陳松長以一篇帛書作爲一種統計有帛書六類四十四種(2)。由李、陳二家的分類統計可知，《漢書·藝文志》分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類著録圖書，除詩賦外，其餘五類，馬王堆第3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中皆有其書，足見帛書内容包括的方面非常廣泛。

下面擇録數種，略述其内容梗概。

（一）帛書《周易》。帛書《周易》包括經、傳兩部分，有《六十四卦》、《二三子問》、《繫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諸篇，寫在兩幅帛上，《六十四卦》與《二三子問》抄寫在一幅帛上，其餘五篇抄寫在另一幅帛上。經，即《六十四卦》。每卦有卦畫、卦名、卦辭、爻辭。卦畫，陽爻與傳本同，作“—”；陰爻與傳本不同，作“”。卦名，傳本用字大多爲本字，帛書本用字大多爲假借字或同義字，所以帛書本用字一半以上與傳本用字不同，如“乾”作“健”，“坤”作“川”，“需”作“襦”，“履”作“禮”，“否”作“婦”，“無妄”作“無孟”，“坎”作“贛”，“離”作“羅”，“遯”作“椽”，“睽”作“乖”，“姤”作“狗”，“萃”作“卒”，“升”作“登”，“兑”作“奪”等。卦辭與爻辭，帛書本與傳本的文字不同之處甚多。在卦畫的組合與卦序的排列方面，今本《周易》與帛書《周易》比較，二本有同有異。八經卦，二本同者，一是八經卦相同，二是八經卦都是采用陰陽相間、兩兩相配的排列方法，三是八經卦都是以《乾》、《坤》居首；二本不同者，是《震》、《巽》與《艮》、《兑》四卦卦序位置互换。六十四别卦，二本同者，一是六十四别卦相同，二是别卦都是用經卦重疊組合而成；二本不同者，一是卦序不同，二是卦序的排列方法不同。傳，共六篇，即：《二三子問》、《繫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約一萬六千多字。《二三子問》，闡述《易》之德義。《繫辭》，與傳本《繫辭》基本相同，而比傳本《繫辭》少若干章。《易之義》，有的闡述陰陽和諧相濟，有的闡述乾、坤之義，有的是傳本《繫辭》中的文字。《要》，有的闡述孔子晚年與子貢論《易》事，有的闡述孔子爲孔門弟子解説《損》、《益》二卦的義理，有的是傳本《繫辭》中的文字。《繆和》，前半部分以問答形式解《易》，後半部分則以史證《易》。《昭力》，采用問答形式解説《易》之義藴。帛書《周易》，從經、傳角度分，有經有傳，《六十四卦》爲經，其餘六篇爲傳；從存、佚角度分，有存有佚，《六十四卦》、《繫辭》都見於傳本，其餘五篇不見於傳本，爲佚書；用帛書各篇抄寫位置與存佚情況分，一爲《六十四卦》與其後佚書，一爲《繫辭》與其後佚書。

（二）帛書《老子》。帛書《老子》，有兩種本子，一本字近篆體，整理者稱爲甲種本，當抄寫於秦亡之後，漢高祖死前；一本字爲隸書，整理者稱爲乙種本，當抄寫於惠帝、吕后時期。其内容的編排次序，德經在前，道經在後，恰與今本相反。在文字上，帛書亦與傳本有不少歧異。帛書《老子》的發現，有利於對老子哲學思想的深入研究，並對《老子》一書的訓詁提供了新的資料。《老子》甲種本卷後有佚書四種，皆無篇題。第一種約五千四百餘字，主要内容是論述“仁、義、禮、智、聖、聰、明、樂”八個道德規範，應屬先秦儒家子思、孟軻學派的作品。第二種約一千五百餘字，内容是“伊尹論九主”，應屬黄老刑名之學，其思想包含有法家的成分。第三種約一千五百字，是兵家論述攻戰守禦的著作。第四種約四百字，因殘缺過甚，内容詳情難明。《老子》乙種本卷前有佚書四種，即《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共一萬一千餘字，爲先秦黄老學派的重要著作。

（三）《春秋事語》。《春秋事語》，是一種出土的古佚書，原無題名，整理小組根據内容命名《春秋事語》。全書十六章，記事起自魯隱公被弑（前712年），至於韓、趙、魏三家滅智氏（前453年）。記事年代與《左傳》相近，而記事内容較爲簡略；所記言論較多，内容以記言爲主，略如《國語》的語式之體。於是整理者將其定名爲《春秋事語》。

（四）《戰國縱横家書》。《戰國縱横家書》是一部記載戰國史事的帛書，原無題名，整理小組根據内容命名《戰國縱横家書》。全書二十七章，一萬一千多字。其中，十一章的内容在《戰國策》與《史記》中有記載，而且文字大體相同；另外十六章是久已失傳的佚書。這部書的發現，可以校正《戰國策》與《史記》記載的一些錯誤，彌補其記載的不足，爲進一步研究戰國歷史提供了珍貴資料。

（五）醫書。馬王堆帛書中，有四種醫書，即《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五十二病方》、《導引圖》。《足臂十一脈灸經》與《陰陽十一脈灸經》的内容，反映出人們對人體經脈的認識在《黄帝内經》確立十二脈學説之後所産生的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所以，對於研究古醫學中經脈學説的起源與發展，是極其珍貴的文獻資料。《五十二病方》是醫方專著，全書五十二題，每題之内都是治療同一類疾病的方法，有的一方，有的多方。現存醫方二百八十方劑，提到病名一百多個，涉及内科、外科、婦科、兒科、五官科等。醫方中提到藥名二百四十多種，接近一半不見於現存最早藥物專著《神農本草經》記載。《五十二病方》與《黄帝内經》對照，看不出《黄帝内經》中已經出現的五行學説痕跡，陰陽學説也很少反映；没有各穴位名稱，脈名只提到“泰陰”、“泰陽”兩個；治療方法，除藥劑外，還有灸法、砭法，而没有提到針法。由此大致可以推斷，《五十二病方》的産生年代應早於《黄帝内經》編纂成書的時間，它應該是迄今爲止中國已發現的最早的古醫方書。《導引圖》繪在一幅長約100釐米、寬約50釐米的帛上，共四十四人，分列四排。圖前無題總名，根據圖像的運動姿勢與每個圖像旁的題字内容，應是導引圖。導引，就是今天所説的醫療保健體操。馬王堆帛書《導引圖》，有的是描述運動的姿態，有的是説明這類運動是摹仿何種動物的動態，有的是説明某種運動方法所針對的病症。它是中國考古發現的最早一件導引健身圖譜，爲研究中國獨特的導引療法的源流與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圖像實物資料。

（六）天文學著作。馬王堆帛書中，有兩部天文學著作，即《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五星占》約六千字，内容包括兩個部分，前爲占文，後是五星位置。《五星占》記載了當時觀測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運動的資料，這些資料即使今天看來也已相當精確。《五星占》的成書年代比《淮南子》、《史記》的成書年代都早，而它記載五星運行會合周期的觀測資料要比《淮南子·天文訓》與《史記·天官書》精確得多。《天文氣象雜占》繪有雲、蜃、氣、暈、虹、恒星、彗星等各種天象圖約二百五十幅，上有簡短的文字説明，包括圖像的名稱、解釋、占文等。這是一種利用天象占驗災異變故、戰爭勝敗的著作，所以整理者定名爲《天文氣象雜占》。

（七）地圖。馬王堆帛書中，有三幅地圖。一爲《城邑和園寢圖》，畫的可能是當年軑侯家墓地與臨湘城。一爲《地形圖》，畫的是漢初長沙國南部及當時爲南越王趙佗佔據的五嶺以南地區，圖上畫有山脈、河流、道路、居民地等。一爲《駐軍圖》，畫的地域範圍僅是《地形圖》所畫地域的一部分，上面除畫有一般的地貌，還繪有軍隊駐地等軍事内容。這三幅地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彩繪地圖，在中國地圖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大量帛書，是中國考古工作對帛書的一次重大發現，它爲瞭解中國古代帛書制度提供了實證，填補了中國書史研究中帛書實物的空白，所以在中國書史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漢代發明造紙術以後，紙逐漸被用作書寫文字的材料。魏、晉時期，紙的使用日漸普及，但是，帛作爲傳統的書寫材料，仍在使用。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西晉初年，秘書監荀勖編著《中經新簿》，總括群書，“盛以縹囊，書用緗素。”可以説，魏、晉時期，是簡、帛、紙三種書寫材料同時並用的時期。此後，雖然仍有人用帛寫字作畫，皇帝的詔書、聖諭依舊用帛書寫，但是，這只是一些特定的個别情況，就其總體來看，魏、晉以後，帛書與簡書同時俱廢。

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湖南省博物館撰《長沙馬王堆漢墓》。

又，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撰《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出版社出版，預定分出六册，第一、三、四册已分别於1981年、1983年、1985年出版。

第三節　帛書形制

關於帛書形制，文獻記載不多，幸而有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大批帛書出土，爲瞭解帛書形制提供了實證。

一．形制諸端

1．長寬尺寸

《漢書·食貨志下》：“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可知周至秦漢，帛幅寬二尺二寸，長四十尺。帛書寬度，文獻記載以一尺爲常制。《墨子·明鬼下》：“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但是，根據帛書實物考察，其寬度並不一致。馬王堆帛書中，有的是用整幅帛寫的，寬約48釐米，約合漢尺二尺一寸。如帛書《周易》與《易傳》佚書《二三子問》寫在同一整幅帛上，帛書《繫辭》與《易傳》佚書《易之義》、《要》、《繆和》、《昭力》寫在同一整幅帛上，帛書《經法》寫在一整幅帛上，帛書《老子》乙本也是用一整幅帛寫，帛寬皆48釐米。有的是用半幅帛寫的，寬約24釐米，約合漢尺一尺多一點。如帛書《春秋事語》、《戰國縱横家書》、《老子》甲本都是寫在半幅帛上，帛寬皆24釐米。

上文在《簡書形制》一節中已經提到，漢代簡長度，以漢尺爲準計量，最長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爲一尺二寸，再次三分取一爲八寸，還有更短一些的。簡的長短，一般與書寫内容有關。漢武帝時，儒家經典尊爲經，居尊位，所以用最長的二尺四寸簡；《孝經》半之，用一尺二寸簡；《論語》三分取一，用八寸簡。帛之寬，猶簡之長。内容重要的典籍用寬帛寫，亦猶用長簡之制。根據書寫内容不同選擇高低（簡）寬窄（帛）不同的書寫材料，初始只是人們個人意識的反映，漸成衆人的共同行爲，至漢形成定制。馬王堆帛書寫於西漢前期文帝前，選用帛幅寬窄既視所寫書内容是否重要，又不盡然，也就是説，尚未遵循嚴格的等差制度。如《易經》與《易傳》用寬48釐米整幅帛寫，顯示《周易》的重要。帛書《春秋事語》、《戰國縱横家書》皆史書，用寬24釐米的半幅帛寫，顯示它們的重要程度次於《周易》。帛書《老子》有甲本、乙本兩種，抄寫兩種《老子》所用帛幅寬卻不同。《老子》乙本用寬48釐米整幅帛寫，而《老子》甲本卻又用寬二十四釐米半幅帛寫。帛書《相馬經》是一篇目驗馬匹優劣的書，帛書《五星占》與《天文氣象雜占》是兩篇利用星、彗、雲、氣占問吉凶的書，依《漢書·藝文志》圖書分類，皆屬數術類，説不上是重要著作，卻都寫在寬48釐米的整幅帛上。這又顯示出用帛寬窄的隨意性。

二十世紀初，敦煌發現時值兩漢之交的兩件帛書，内容是書信，其一寬6.5釐米，長15釐米，約合漢尺0.28尺與0.65尺；另一件是約9釐米見方，約合漢尺0.39尺見方。帛畫的寬度，就已發現的實物看，有28釐米、22.5釐米等。可以説，帛書寬度，既有對所寫内容重要與否的考慮，又常服從於所寫文字多少的實際需要。

帛書的長度，完全依内容而定。從帛書實物來看，長沙子彈庫十二神像帛書長38.7釐米。馬王堆帛書中，《周易》長約85釐米，《春秋事語》長約74釐米，《戰國縱横家書》長約192釐米。唐代徐堅撰《初學記》卷二十一：“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前面提到的漢末董卓之亂時把朝廷收藏的帛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製爲縢囊”，就是説的帛書這種長短不一的情況。

2．劃織界欄

用作書寫材料的帛，書寫前，大部分都要在帛上用朱筆或墨筆先劃好上下欄與直行格，稱爲界欄或者欄綫。早期多爲手拿筆劃，後來爲求美觀，也有織帛時就用赤絲或黑絲織出界欄的，猶如後世格紙的行格一樣，專爲書寫之用。也有一些不劃界格，直接書寫在淨面帛上。所劃界格，一般爲紅色與黑色。紅色的界欄稱爲朱絲欄，黑色的界欄稱爲烏絲欄。馬王堆帛書《周易》與《易傳》佚書《二三子問》抄寫在同一整幅帛上，帛上有朱絲欄界格。帛書《繫辭》與《易傳》佚書《易之義》、《要》、《繆和》、《昭力》抄寫在同一整幅帛上，帛上也有朱絲欄界格。帛書《經法》抄寫在一整幅帛上，帛上行與行之間有烏絲欄界格。帛書《春秋事語》抄寫在半幅帛上，帛上也有直界烏絲欄界格。

3．書寫格式

帛書的書寫格式，猶如簡書，自右向左，上下直行書寫。

（1）篇題

篇題，一般寫在篇尾，小題（篇名）在上，大題（書名）在下。如馬王堆帛書《經法》篇，全篇分九章節，各有題目，即：道法、國次、君正、六分、四度、論、亡論、論約、名理，篇尾寫本篇總篇題《經法》。又如帛書《經》篇，全篇分十五章節，每一章節都題有章節名。各章節名寫在各章節之後，篇名寫在全篇之尾的第十五章節名後。出土後，認定篇名卻曾經歷一個過程。最初定名爲“十大經”；有人比對帛書“大”與“六”二字的形體，提出“大”應是“六”字，篇名應爲“十六經”。帛書該文分十五章節，僅前十四章節有章節名，最後一章節無章節名，“十六經”作爲篇名與實際不符，有人提出改稱“十四經”。李學勤提出，“六”應爲“大”，“十大”與“經”應分開讀，“十大”應是第十五章節的章節名，“經”則是該文的篇名。這一見解，已被廣泛認同。

從馬王堆四十餘種帛書的實際情況看，不少帛書不寫書名、篇名。所以，考古發現的帛書，其書名、篇名多是出土後由整理者所增題。如馬王堆帛書《易之義》，原無篇題，由於與帛書《繫辭》抄寫在同一塊整幅帛上，並且緊接《繫辭》之後，加上文中又有不少今本《周易·繫辭下》的内容，所以不少學者都將其視爲帛書《繫辭》的下篇。後來有學者提出這是一篇古佚書，被學界認同。但它的篇名叫什麽？有人參照古代文獻多取篇首兩字定名的通例，取該文開篇兩字稱爲“子曰”篇。有人以文中“易之義唯陰與陽，六畫而成章”乃是本文著重闡述的主要問題，認爲定名“易之義”爲妥。其後，“易之義”便成爲學界認同的該篇篇名。又如帛書《五行》篇，原無篇題，整理者根據該文内容定名“五行”。魏啟鵬根據周、秦古書以篇首字名篇通例，又參考該文内容主旨，取該文首句殘存字中的“德行”二字名篇，並撰《德行校釋》一書。1993年在湖北省荆門市沙洋區四方鄉的郭店村發掘第一號楚墓，出土竹簡八百餘枚，整理者從中歸納出多種古書，其中有該文。帛書該文首句殘缺；簡書該文首句文字完整，首句開頭是“五行”二字。由此驗證，該文應以“五行”作爲篇名。

（2）表示上下文字隔開的符號

開篇處有長條形墨釘。帛書多以篇首墨釘作爲分篇標誌。如帛書《繫辭》與《易傳》佚書《易之義》、《要》、《繆和》、《昭力》抄寫在同一整幅帛上，《易之義》篇、《要》篇、《繆和》篇的開篇處都有長條形墨釘作爲篇與篇之間隔開的標記。

篇中章節間用圓點隔開。帛書多以圓點作篇中章節分隔符號。如馬王堆帛書《易之義》篇，通篇用圓點將其文意分隔爲若干章節。又如《要》篇，也用圓點作爲章節區分標誌。

（3）計字尾題

有的篇末有計字尾題。篇末若有篇題，則尾題字數寫在篇題之後。如帛書《老子》乙本的《德》、《道》二篇之末分别題曰：“《德》，三千卌一”，“《道》，二千四百廿六”。又如帛書《要》篇尾題曰：“《要》，千六百卌八。”有的兩個篇題的字數統計在一起，則寫在後一篇文字之末的篇題之後，如帛書《繆和》、《昭力》二篇。帛書《繆和》篇最後一句“觀國之光明達矣”後空一格，而後有“繆和”二字，爲篇題，“繆和”後無字數統計。《昭力》篇緊接《繆和》篇，雖另起一行抄寫，但篇首前無表示篇之間隔開的墨釘。《昭力》篇最後一句“良月幾望，處女之義也”後空一格，而後有“昭力”二字，爲篇題，“昭力”後又空一格，而後有字數統計曰：“六千。”《昭力》篇篇幅較短，全篇僅約九百三十餘字，何以統計爲“六千”？《昭力》篇前面没有統計字數的《繆和》篇篇幅較長，約五千餘字。二篇字數之和，正合六千之數。原來，“六千”是《繆和》、《昭力》二篇字數的總和。前後兩篇的字數爲什麽統計在一起呢？帛書《繆和》、《昭力》二篇雖然各自名篇，但從内容來看，二篇實如一篇，或許因篇幅過長而被分爲同一篇的上、下篇，雖分篇抄寫，但因本爲一篇，所以既未在二篇之間描畫表示篇之間隔開的墨釘，全篇字數也統計在一起。

4．收藏方式

帛書寫好以後，收藏方式有軸卷與折疊兩種。如長沙子彈庫十二神像帛書經過八次折疊，然後放在一個竹匣中。馬王堆三號漢墓帛書，出土時，全部盛在一個長方形漆盒内。這個漆盒，長59.8釐米，寬37釐米，高21.2釐米。漆盒内有五格，最邊上是一個較窄的通格，盛放著帛書《導引圖》與纏在2、3釐米寬木片上的帛書《老子》甲本，上面還壓著兩卷醫簡。中間較大的一格，則放著一疊折疊成長方形的帛書。其他三格中基本上是空的，有兩個空格中放有牡蠣殼與植物枝莖，這類東西放在盒内不知何用。用整幅帛寫的帛書，折疊成長方形存放。用半幅帛寫的帛書，用二、三釐米寬的竹木片作軸自左向右卷起來存放。用折疊式收藏帛書，天長日久，折疊處難免破損斷裂，如帛書《經法》，用寬48釐米的整幅帛抄寫，出土時，沿對折處斷裂成多塊24釐米寬的帛片。又如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用寬48釐米的整幅帛抄寫，出土時，也已碎成大小不等的數十張帛片。所以，後來的帛書，大多采用卷起來收藏的方式。

二．帛簡比較

帛、簡相比，各有利弊。

帛書有優於簡書之處：（一）簡體大笨重，而帛體小輕便。簡册用竹、木製作，體大笨重，既不便攜帶，又不便閲讀。《莊子·天下》：“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惠施所著之書，要用五輛車拉載。《史記·秦始皇本紀》説，秦始皇每天批閲公文，“至以衡石量書”。石，此作重量單位用，一百二十斤曰石。説明秦始皇每天批閲的公文重量，至少在一百二十斤以上。《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一篇奏疏，兩個人才能拿得起來。帛書則不然，體積小，分量輕，攜帶、收藏及閲讀都很方便。（二）簡編易斷，造成簡之錯脱；帛用整塊，不會散斷錯亂。簡書是編簡成册，編聯簡册的繩子如有散斷，則簡書就容易出現錯簡、脱簡等問題。《漢書·藝文志》記載：“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帛書則不然，所用之帛是個整體，無散斷之失。

簡書也有優於帛書之處：應該説，作爲書寫材料，帛優於簡。那麽，爲什麽簡書未廢而能與帛書長期共存呢？這是因爲，簡比帛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簡的材料是竹、木，而竹木隨處可得，成本低廉，製作簡册也很方便。帛則不然，帛是絲織品，産量少，成本高，價錢昂貴，作爲書寫材料難於普遍使用。所以，帛書未能完全取代簡書，而是二者並存，共同構成中國古代的簡帛文化。

漢代出現紙以後，書寫文字的材料除簡、帛外，加紙凡三。三者自東漢經魏至晉，雖同時作爲書寫文字的材料使用，但人們對三者並不是一視同仁，則是重縑帛而輕簡、紙。上面已經徵引到應劭《風俗通義》的一句話：“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竹書，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劉向校書，未刊定時先抄爲簡書，刊定以後，再正式用上等的白絹抄寫。這正是“重帛輕簡”的反映。東漢崔瑗在《與葛元甫書》中説：“今遺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3)崔氏之言，反映了東漢“貴素賤紙”的風尚。據胡沖撰《吴曆》記載，三國魏文帝曹丕“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4)這裏，曹丕把“素書”與“紙寫”當成區分政治地位尊卑等級的做法，貴素賤紙的思想尤爲明顯。所以，在紙作爲書寫材料已在社會上普遍使用時，仍有一些人繼續使用帛書，或是表示其事的莊重，或是表示自己的尊貴高雅。

2000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陳松長撰《帛書史話》。

200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劉國忠撰《古代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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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平御覽》卷六百〇六引。

(2) 李學勤撰《記在美國舉行的馬王堆帛書工作會議》，載《文物》雜誌1979年第11期。陳松長撰《帛書史話》，第20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出版。

(3) 《北堂書鈔》卷一百〇四引。

(4) 《三國志·文帝紀》“號曰《皇覽》”句裴松之注引。

第五章　紙書(1)

用紙作爲載體形成的文獻，稱爲紙書。

作爲文字的書寫材料，簡牘雖成本低廉但體大笨重，縑帛雖體小質軟但成本昂貴，都不是十分理想的材料。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終於找到一種有簡牘之廉而無其重、有縑帛之輕軟而無其貴的新的書寫材料，就是紙。紙，作爲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先後傳到世界各地，成爲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對促進文化的發展與傳播發揮了並仍在發揮著巨大作用。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榮與驕傲。

第一節　紙名正義

什麽是“紙”？關於“紙”的概念，有一個演變過程。

一．絲質紙

1．方絮曰紙

《説文解字》：“紙，絮一也。”什麽是“絮”呢？《説文》：“絮，敝緜也。”什麽是緜呢？《説文》：“緜，聯微也。”這是説，蠶絲的細微纖維交互結聯即爲絲緜。絮即質量低下的絲緜，也就是纖維短小的絲緜叫做絮。什麽是“”呢？《説文》：“，潎絮簀也。”“潎”，《説文》：“潎，於水中擊絮也。”簀，竹席。《説文》“”下段玉裁注：“潎絮簀，即今做紙密緻竹簾也。”這是説，在水中沖洗捶打絲絮的密竹簾，叫做。在中國古代，蠶絲業很早就已發展起來。上等的蠶繭可繅絲織綢，次等的蠶繭經漂洗捶打後可製成絲綿。制做絲綿時，先把煮好的蠶繭鋪在竹席上，放到水中，用木棍將蠶繭捶打敲爛，絲纖維交互纏連，即成絲綿。把絲綿從竹席上取下後，竹席上還留下一層薄薄的絲絮，曬乾，揭下，成爲一種很薄的絲絮片。這種薄絲絮片，就是“紙”。因紙是絲絮片，所以又叫“絮紙”。因紙是絲質的，所以其字從“糸”。糸者，《説文》：“糸，細絲也，象束絲之形。”爲漂絲所用竹席，所謂“絮一”者，一的薄絲絮片即成紙一張。東漢服虔在《通俗文》中説：“方絮曰紙。”(2)由此可知，凡是成方的絲絮薄片，皆可稱爲紙。

絮紙作爲漂絲的副産品，當是人們在長期的漂絲實踐中逐步發現並日漸利用的。《莊子·逍遥遊》：“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龜，通“皸”，皮膚破裂曰皸。洴澼，指漂洗。絖，通“纊”，指綿絮。這是説，宋國有善於製作不裂手的藥的人，代代以在水中漂洗捶打絲綿絮爲職業。有人認爲，《莊子》所言“洴澼絖”，説的就是製作絮紙的事情(3)。

《三輔舊事》記載，西漢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武帝生病，衛太子進宫探視，“以紙蔽其鼻”。這裏所説的紙，用來爲太子蔽鼻，當爲絲質紙。《漢書·孝成趙皇后傳》中提到“赫蹏書”。赫，赤色。赫蹏，猶言巴掌大的紅紙片。《漢書》顔師古注引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又引孟康曰：“蹏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黄紙也。”孟康所言“紙素”，就是指白色的絲質紙。也就是説，小片白色絲質紙染成紅色，即所謂赫蹏。

2．縑帛謂之爲紙

絲質紙，不僅指漂絲時停留在漂絲竹席上的破絲絮剩餘薄片，而用作書寫材料的絲織品也稱爲紙。《後漢書·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這種絲質紙，又稱“幡紙”。三國魏人張揖撰《古今字詁》，於“巾”部曰：“古之素帛，依舊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遝，即名幡紙。”(4)所謂幡紙，就是指剪裁成一定規格、用來作爲書寫材料的絹帛。由此可知，這種稱爲幡紙的絲質紙，就是指帛書所用之帛。帛很早就被作爲一種獨立的文字載體使用，前面已經詳細討論，這裏討論紙，首先正名，所以談到曾有“紙”名之物。下文討論的紙書，主要是指植物纖維紙作爲文字載體使用諸端，並不涉及帛書問題。

二．植物纖維紙

1．關於蔡倫造紙

提起紙，人們就會很自然地聯想到東漢蔡倫造紙的故事。

蔡倫，東漢桂陽郡（治郴縣，即今湖南省郴州市）人，漢明帝末年入宫爲宦者。和帝時，任尚方令。尚方令，少府屬官，掌管製造與供應宫廷所用器物。蔡倫富有才學，爲事盡心，憑藉職務的有利條件，能够有機會同有實踐經驗的工人接觸，研討技術，改進工藝。所以，他負責監造的各種器物，都很精巧。在這期間，他也改進了造紙方法。據《後漢書·蔡倫傳》記載：“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漢和帝元興元年，爲公元105年。

《後漢書》關於蔡倫造紙的記載，告訴我們以下三點：（一）在此之前，所謂紙，主要是指絲質紙。這一點，上文所徵引許慎在《説文》中對“紙”的訓釋及《漢書》“赫蹏書”的記載便可説明。（二）蔡倫所造的紙，是植物纖維紙。這一點，《後漢書》記載得很明確，無庸置疑。（三）蔡侯紙造出後，隨即被社會用作書寫材料。作爲書寫材料，蔡侯紙既無簡之重、帛之貴，又有適合用於書寫的薄而軟的優點。所以，對於衆多的讀書人來説，何樂而不用之呢。

這裏尚需明確下面兩個問題：（一）植物纖維紙的製造不始於蔡倫。根據考古資料，植物纖維紙的産生，並不始於蔡倫，而是早在其前。幾十年來，中國已先後多次發現古植物纖維紙實物。1933年，在新疆羅布泊西漢宣帝時期的烽燧遺址發現西漢古紙，方塊薄片，色白而粗糙，是麻纖維所造(5)。1957年，在陝西省西安市灞橋發現西漢武帝時期的古紙，紙的原料也是麻類纖維(6)。1986年，在甘肅省天水市放馬灘西漢早期墓中發現一幅地圖的碎片。據報道，這是一幅紙質地圖。“紙質薄而軟，紙面光滑而平整，係以植物纖維製成”，“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紙張實物”(7)。天水放馬灘的地圖碎片是不是紙，還有待於學者們的進一步鑑定，所以我們現在只是説“據報道”而已。即使從灞橋植物纖維紙算起，已早於蔡倫所造的“蔡侯紙”二百年。西漢植物纖維紙的多次發現，證明早在西漢時期已有了植物纖維紙，植物纖維紙的製造並不是始於蔡倫。（二）蔡倫的功績。既然植物纖維紙的製造不始於蔡倫，那麽，爲什麽把紙的發明歸功於蔡倫呢？我們知道，任何發明創造，都不是某一個人在某一時間内冥思苦想出來的，而是經過衆多人們漫長時間的實踐探索，從原始、粗糙開始，逐步改進，日漸達到科學、精細的程度。植物纖維紙的製造也應該是這樣。從西漢古植物纖維紙的實物來看，製作都比較粗糙，主要用途是作爲物品的襯墊與包裝，尚未作爲文字的書寫材料。前面提到，作爲書寫材料，簡書笨重，帛書昂貴，這就要求尋找一種兼二者之利而又無二者之弊的書寫材料來取代它。這種社會需要，對植物纖維紙製造方法的改進，無疑起到促進作用。蔡倫總結前人的造紙經驗，擴大原料來源，改進技術，完善工藝，製造出適宜於用作書寫文字材料的高質量的紙張。蔡倫改進造紙方法，提高紙張質量，使其成爲適宜於書寫文字的材料，促進了文化知識的記載與傳播。這，就是蔡倫的功績所在。

2．“紙”字形體由“紙”而“帋”反映了由絲質紙到植物纖維紙的變化

從文字形體結構來説，凡是與蠶絲有關之物皆從“糸”，而與葛、麻等植物纖維及絲纖維有關之物皆可從“巾”。如“布”從“巾”，指葛、麻纖維的紡織品；而“帛”也從“巾”，卻是絲織品的統稱。“紙”字從“糸”，説明當初稱作“紙”的是與絲有關之物，即上面所説的絲質紙。植物纖維紙出現以後，隨即出現了“紙”字新的形體，即從“巾”的“帋”字。王隱撰《晉書》：“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紙，今也其字從巾。’古之素帛，依舊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遝，即名‘幡紙’，字從‘糸’，此形聲也。後和帝元興中，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搗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糸’、‘巾’爲殊，不得言古紙爲今紙。”(8)“紙”字形體由“紙”而“帋”，正是紙的質地由絲變爲植物纖維這種客觀事實的反映。所以，王隱指出，從“紙”的形體由“紙”而“帋”就可以知道“不得言古紙爲今紙”。

三．現代紙的概念

蔡倫改進植物纖維紙的製造工藝以後，提高了植物纖維紙的質量，成爲書寫的主要材料。千餘年來，造紙方法雖然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改進，特别是現代技術的運用，工藝日益精密，但是，就造紙的基本原理與主要工序來説，大致説來，古今没有多大變化。潘吉星在所撰《中國造紙技術史稿》一書中説：“紙是植物纖維原料經人工的機械、化學作用而得到提純的分散纖維與水製成漿液，經漏水的模子濾水，使纖維素在模子上交織成爲濕紙膜，再經乾燥後，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由纖維素靠氫鍵締合交織成的薄片，作爲書寫、印刷、包裹等用途的物質。”蔡侯紙，已經基本上具備了這種現代紙的概念。我們通常所説的“紙”，就是指植物纖維紙。

今天，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地發展，新技術不斷湧現，紙的原料已不僅僅局限於植物纖維，造紙方法也正走向更高水平，已經製造出以礦物及其他化學合成纖維爲原料的紙。這樣，紙的概念便又有了新的變化，使得凡是“用以書寫、印刷、繪畫或包裝等的片狀纖維製品”皆可稱之爲紙。(9)

第二節　紙書形制

紙作爲書寫材料，始於漢。

紙用作書寫材料，以絲質紙論，《漢書》所謂“赫蹏書”是在西漢成帝時期；以植物纖維紙論，則從東漢開始。據《後漢書·賈逵傳》記載：東漢章帝建初元年（76年），章帝“令逵自選《公羊》嚴、顔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這説明，當時，儒家之書，既有以簡抄寫的，也有用紙抄寫的。《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記載：東漢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冬至，立爲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後即位，悉令禁絶，歲時但供紙墨而已。”蔡倫向朝廷獻上經他改進工藝造出的植物纖維紙是在和帝元興元年（105年），上面提到的賈逵事與鄧后事皆早於是年，而且一爲儒家之書用紙，一爲皇宫内用紙，想來不會是用原來的製造方法造出的粗糙的植物纖維紙，當是沿襲西漢宫内用紙之制，爲絲質紙。賈逵的學生崔瑗在《與葛元甫書》中説：“今遺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10)崔瑗在信中以素、紙對言，且以紙爲貧者所用之物，這裏所説的紙，顯然是用植物纖維所造之紙。用植物纖維紙作爲書寫材料，考古發現有東漢實物。1974年，在甘肅省武威縣旱灘坡漢墓中發現的麻纖維紙片，上面寫有隸體字，經專家考證，爲東漢晚期遺物(11)。這是國内現存最早的寫有文字的古紙。

造紙技術經過蔡倫改進以後，紙的質量提高，作爲書寫材料，很快在社會上使用。但是，由於受到當時社會環境與生産條件的限制，新的生産工藝不可能在短時期内很快地普及到全國各地，紙的産量自然也就不可能在短時期内有較大的增加。所以，終漢之世，抄寫書籍仍以簡、帛爲主。

魏、晉時期，已經較爲普遍地用紙抄寫書籍。《三國志·闞澤傳》：闞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王隱撰《晉書》：“陳壽卒，詔河南尹華澹下洛陽令張泓遣吏齎紙筆，就壽門下寫取《三國志》。”(12)《晉書·左思傳》記載：西晉著名文學家左思寫成《三都賦》，“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東晉初年，著作郎虞預在《請秘府紙表》中説：“秘府中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所給，愚欲請四百枚，付著作史，書寫起居注。”(13)這些記載説明，魏、晉時期，紙已相當普及，用紙作爲抄寫書籍的材料已是平常的事情，即使官方文書也已開始大量用紙抄寫。但是，由於長期使用簡牘與縑帛而形成的傳統觀念，在一些官僚士大夫的心目中，瞧不起紙的思想根深蒂固，如魏文帝曹丕“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14)。西晉初年荀勖編《中經新簿》，著録皇家藏書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其書全部“盛以縹囊，書用緗素”(15)。這些，都是這方面的突出事例。所以，在蔡侯紙出現以後的二三百年内，歷經東漢中後期與魏、晉兩代，作爲書寫材料，簡、帛與紙一直並行於世。雖然如此，但就總體來説，簡、帛是處於由盛行而日漸衰廢之勢，而紙卻是一天天地普及盛行。

魏、晉以後，紙取代簡、帛成爲主要書寫材料。

東晉末年，權臣桓玄於公元404年廢晉安帝自立爲帝，改國號爲楚，下令停止用簡牘書寫文章，而以黄紙代之。詔令説：“古無帋，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黄紙代之。”(16)這是由政府下令正式用紙的開端。從此，簡策開始廢除，簡、帛時代結束，簡、帛爲紙所取代。此後，紙作爲記録文字的主要載體，一直使用至今。

魏、晉以後，作爲書寫材料，紙取代了簡、帛，紙書成爲書籍的主要形式。雕版印刷術一般認爲出現於唐代，根據文獻記載與現存實物考察，唐代書籍的生産方法，主要還是用手抄寫，雕印之法雖已開始流行，但是尚未形成生産書籍的主流。大致説來，印刷術出現以後，中國印製書籍，始於唐，成於五代，盛於宋、元，完善於明、清。紙書從魏、晉以後取代簡書與帛書直到今天，其間，生産方式經歷了手寫與印製兩個時期，而裝幀形式更是發生過多次變革。

一．卷軸裝

紙書的卷軸裝，沿襲了簡書與帛書的形制。紙書的寫本，也是豎行，自右向左寫。紙的寬度歷代不一，晉代紙寬23釐米至24釐米，唐代紙寬26釐米至27釐米，敦煌卷子的紙寬一般在30釐米左右。紙上一般要畫出界欄。抄寫時，開頭兩行一般空著，然後寫篇名、書名，也是小題（篇名）在上，大題（書名）在下。篇名、書名之後寫著作人姓名，有時帶上職銜。然後提行抄寫正文。全篇之後寫本篇或本章的名稱、次第，有的還寫上抄書人姓名、抄書的年月日及抄書緣由、經過等内容，即爲“題記”。如果篇幅較長，一張紙抄不完，就抄在第二張、第三張以至數張紙上，抄完後用漿糊把它們按先後次序粘連起來，形成一條長紙。然後，在長紙左端（也就是紙書的末尾）粘接一根木條，叫作軸，軸要比紙的寬度稍長一些，在紙的上下兩邊都長出一點；在長紙右端（也就是紙書的開頭）加粘一空白紙或絹帛一類的絲織品，叫作包首、包頭，又叫褾。褾的中間繫上一根帶子，叫做帶。軸、褾起保護作用，帶用來捆綁書卷。紙書有了軸、褾、帶，就可卷起。卷時，以軸爲中心，自左向右卷，卷完後，用帶子纏綁好。爲使書籍不受磨損，一般要在卷子外面再包上書衣，叫做帙。帙的一端也有帶，以便纏綁。用帙把卷子包好後，平放在架子上。用帙包書，只包住了卷身，卷子的兩端和軸頭仍露在外面。如果架子上存放的卷軸很多，爲便於檢索，就在軸頭上掛一個小牌子，上面寫上書名及卷次，這個小牌子叫做簽（籤）。到此，卷軸的裝幀就完成了。由此可知，卷、軸、褾、帶、帙、簽等是卷軸裝的幾個主要組成部分。

古人裝幀卷軸是相當講究的。有的以用料的好壞來區分書籍的等級。《隋書·經籍志》：“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有的以不同的用料來區分書籍的類别。《唐六典注》卷九在談到唐玄宗時集賢院分經、史、子、集四庫收藏的四部書籍時説：“其經庫書，鈿白牙軸，黄帶，紅牙籤；史庫書，鈿青牙軸，縹帶，緑牙籤；子庫書，彫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緑牙軸，朱帶，白牙籤。以爲分别。”以上説的是皇家藏書。即使私人藏書，一般也都十分考究。韓愈在《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中，對鄴侯李泌家的藏書有這樣的描述：“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如手未觸。”

卷軸裝示意圖

二．由卷軸裝向册葉裝過渡的裝幀形式

紙書的卷軸裝是由簡書與帛書的卷軸制度發展而來。經過不斷改進，逐漸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卷軸制度。但是，隨著社會的前進與文化事業的發展，卷軸裝的缺點也日益明顯。卷子一般都比較長，閲讀時，需要一邊拉開，一邊閲讀，再一邊卷起，讀完後還得再把卷子卷回去。這還是説的正常的閲讀，從頭到尾的閲讀。如果是想要查找其中的某些章節，就更爲不便。這樣，卷軸裝就有了改進的必要。於是，到了唐代後期，便先後出現了經折裝、旋風裝、龍鱗裝等幾種由卷軸裝向册葉裝過渡的裝幀形式。

1．經折裝

經折裝，先將寫好的長條紙卷按照一定尺寸的寬度一反一正地折疊成長方形的摺子，然後在摺子前後的首葉與末葉的外面各加粘一張與摺子同樣大小的較硬紙片作爲封面。這種裝幀，把紙卷折疊成“折本”，所以通稱“摺子裝”；由於佛家經典首先改用“摺子裝”，所以稱爲“經折裝”。經折裝克服了卷軸裝翻閲不便的缺點，是書籍形制的一大進步。經折裝的外形及它所采用的折疊形式，都已大致具有了書籍的册葉形式。但是，它仍是一張整紙卷子，尚未裁截成單葉。所以，經折裝是書籍形制由卷軸裝到册葉裝過渡的一種裝幀形式。

經折裝示意圖

2．旋風裝

旋風裝，先把長條紙卷折疊成經折裝的形式，另外把一張紙對折作爲書皮，然後把摺子的首葉粘在對折紙内面的右方，把摺子的末葉粘在對折紙内面的左方，整個摺子都包在了作爲書皮的對折紙的裏面了。顯然，旋風裝是在經折裝的基礎上加以改進而形成的一種新的裝幀形式。經折裝是把長紙卷折成厚厚一疊，閲讀時，往往散開而成長長的紙卷，容易破損斷裂。改進經折裝而成的旋風裝，把摺子散伸的長度限制在首葉與末葉所粘連的作爲書皮的對折紙的長度，閲讀時摺子只能在書皮内開合。用這種方法裝幀的書籍，可以從首葉翻到末葉，又可以從末葉翻回到首葉，迴旋往復，迅疾如風，所以稱爲“旋風裝”。旋風裝是改進經折裝而形成的一種裝幀形式，它雖有了册葉裝的外觀，但是仍保留著紙卷的整體性，並未裁截成一張一張的單葉。所以，旋風裝也是書籍形制由卷軸裝到册葉裝過渡的一種裝幀形式。

旋風裝示意圖

3．龍鱗裝

龍鱗裝，用一張略寬於書葉的長條厚紙作底，寫好的單葉一張一張地粘貼在底紙上，從底紙的右端向左粘貼。粘貼時，用書葉右邊空白無字處的背面粘貼在底紙上，按照書葉的先後順序依次自底紙的右端向左貼，前後緊相連接的兩張書葉的距離，以前一葉（右葉）蓋住下一葉的大半爲宜。全書的書葉貼完以後，成一種依次錯落壓疊的鱗狀式樣。然後，以底紙作爲卷子，自右向左卷起。這種裝幀形式，叫做“龍鱗裝”。龍鱗裝的外表，仍爲卷軸裝的形式，而内裏已不是整張的紙卷，而是錯落粘貼的一張一張的鱗狀書葉。也就是説，龍鱗裝既保持了卷軸裝的外觀，又出現了册葉裝的内涵。顯然，龍鱗裝也是書籍形制由卷軸裝到册葉裝過渡的一種裝幀形式(17)。

龍鱗裝示意圖

三．册葉裝

1．册葉裝的産生

印刷術發明以後，書籍的生産方式由手寫改爲雕印。手寫可以隨意寬窄長短，而雕印就不同了，同一部書，需要按照一定尺寸與規格，把全書文字分爲若干版，一版一版地雕刻，一版一版地印刷。書籍被印出來的時候，是以版爲單位的一張一張的單葉。這些印好的單葉如何裝幀？當初，曾經繼續采用卷軸裝幀的辦法，把一張一張的單葉粘連起來，卷爲卷子。但是，這樣做，一則裝幀起來費時費工，再則閲讀之時翻閲不便。到了唐朝後期，便出現了改進卷軸裝而形成的經折裝、旋風裝與龍鱗裝。這幾種裝幀方式，經折裝和旋風裝都是折疊形式，翻閲雖比卷軸裝方便，但是翻閲次數多了折疊處就容易斷裂；龍鱗裝雖然都是單葉，但是一張一張的單葉都被粘在底紙上以後又卷成卷軸形式，仍然保持著卷軸裝的外觀，也給翻閲帶來一定的不便。因此，從唐末到宋初，在印本書逐步取代寫本書的過程中，卷軸裝以及改進卷軸裝而形成的幾種由卷軸裝向册葉裝過渡的裝幀形式也逐步被册葉裝所取代。

2．印本書的版式

印本書都是單面印刷，每一印葉都有一定的格式，這種格式叫作“版式”。

印葉上印版所占的面積，叫做“版面”，也叫“匡郭”。版面以外的空白部分，在版面上面的叫“天頭”，在版面下面的叫“地腳”，在版面左、右側的都叫“邊”。

版面四周由綫條圍著，叫做“版框”，又叫“欄綫”、“邊欄”，或者省稱“邊”、“欄”。版框上方的邊欄叫“上欄”，下方的叫“下欄”，在左、右側的分别叫“左欄”、“右欄”。邊欄綫有單、雙之分，只有一條綫的叫“單邊”或“單欄”，單欄一般用粗綫條；用兩條綫的叫“雙邊”或“雙欄”，雙欄一般外面的欄綫用粗綫條，裏面的欄綫用細綫條。欄綫一般有四周單邊、左右雙邊、四周雙邊三種形式。

版框内即是版面，用上下豎直的直綫把版面分爲若干行，這種分行的直綫叫做“界行”，又叫“界格”，也叫“邊準”。版面正中的一行叫做“版心”，又叫“版口”，也叫“中縫”。版心中間距離上欄約爲版面高度四分之一的地方，一般刻有一個像魚尾似的狀圖形，叫做“魚尾”；有時在版心下方與上方魚尾相對稱的位置也刻一個魚尾圖形。只刻一個魚尾的叫做“單魚尾”，刻兩個的叫做“雙魚尾”。在上面的稱“上魚尾”，在下面的稱“下魚尾”。魚尾是黑色的叫“黑魚尾”，是白色的叫“白魚尾”，白魚尾上加有花紋的叫“花魚尾”。版心的上魚尾到上欄、下魚尾到下欄的部分，叫做“象鼻”。象鼻處於版心正中，印有一條黑綫，叫做“版心綫”。折葉時，以版心綫與魚尾爲標準，版心綫正折在版口（書口）處，有版心綫的書口黑，稱“黑口”；無版心綫的書口白，稱“白口”。

采用蝴蝶裝的印本書，在版框左右欄外面的上角，有時印有一個小長方格，叫做“書耳”，裏面刻印篇名或篇名省稱。

印本書版式示意圖

3．印本書裝幀的稱謂術語

印本書采取册葉裝的裝幀形式。册葉裝的書，外部結構的各個部位，有一些專用的稱謂術語。

書的前後封皮，叫做“書衣”，又叫“書皮”或“護封”，今天叫“封面”。書衣上粘貼一個長方形的長紙條，用來題寫書名，叫做“書簽”。

書衣内加粘一張空白襯紙，用來保護書葉，叫做“護葉”，又叫“副葉”或“扉葉”。

護葉裏面的一葉，用來題寫書名，叫做“封面”，今天叫做“内封面”。

書册上端的切口部分，叫做“書頭”或“書首”；書册下端的切口部分，叫做“書根”或“書足”。書册從右側粘連或裝訂，書册右邊叫做“書脊”或“書背”，而裝訂打眼穿綫的空白處叫做“書腦”。綫裝書書腦一側的兩個角容易磨損，一些貴重書籍常用綾錦一類絲織品把書角包起來，叫做“包角”。書册從左側翻閲，書册左邊叫做“書口”。

綫裝書一般還要單獨製作一個書套，包在書的外面，對書起保護作用，叫做“函”。

4．印本書裝幀的幾種形式

印本書采用册葉裝。中國最早的册葉裝是蝴蝶裝，而後發展爲包背裝，再由包背裝發展爲綫裝。

（1）蝴蝶裝

蝴蝶裝，又稱蝶裝。這種裝幀方式，以印葉的版心綫爲中折綫，印字的一面向裏、没有字的一面向外對折，一葉一葉對折完畢，按照順序排列好，弄整齊，然後在中折處背面（即外面）抹上漿糊，將所折書葉粘連一起，把用漿糊粘連好的印葉粘連在一張既厚又硬的對折紙上。粘好後，把上、下、左三邊裁齊。這樣，一册蝴蝶裝的書便裝幀完成。

蝴蝶裝文字朝裏，版心在内，有利於保護版面文字。打開時，書葉向左右兩邊張開，版心在中間，看去像是一隻蝴蝶展翅飛翔，所以稱爲“蝴蝶裝”。《明史·藝文志·序》：“秘閣書籍，皆宋、元所遺，無不精美。裝用倒摺，四周外向，蟲鼠不能損。”這裏所説的，就是蝴蝶裝的書。“裝用倒摺，四周外向”，是説蝴蝶裝的裝幀特點。“蟲鼠不能損”，是説蝴蝶裝的優點。“皆宋、元所遺”，説明蝴蝶裝的書曾流行於宋、元時期。

蝴蝶裝單葉示意圖

（2）包背裝

蝴蝶裝版心在裏，版面左右的空白邊幅作書口，有利於保護書籍的有文字部分。但是，從書口打開書籍，都是一張張的單葉，而且有一半書葉有文字，另有一半是没有文字的背面。閲讀時，讀完一葉，需要連翻兩張書葉才能找到與上面銜接的文字，很不方便。於是就改進蝴蝶裝，出現包背裝。

包背裝，以印葉的版心綫爲中折綫，印字的一面向外、没有字的一面向裏對折。全書的單葉折好後，以版心爲準弄齊，作爲書口，在書葉的右邊餘幅空白處（書腦）打眼，穿入紙捻，訂牢，砸平，將一張硬而厚的整紙對折繞粘書背，把書背前後包裹起來。然後把書頭與書根上下兩邊不齊的餘邊裁齊。書的這種裝幀形式，就是包背裝。

包背裝大約出現於南宋，經過元朝，一直沿用到明朝中期。

包背裝單葉示意圖

（3）綫裝

包背裝版心就是書口，不再有無字書葉，而是前後書葉的文字相接，甚便閲讀。同時，版心處一般都刻印篇名、卷次、葉數等項，又甚便查檢。但是，包背裝的裝訂，僅靠兩三個紙捻，一則紙捻拉力小，不容易將書腦部分拉緊壓平；二則紙捻不結實，翻閲次數多了，容易出現捻斷葉散的問題。顯然，包背裝仍需改進。於是，出現綫裝。

綫裝，折疊書葉的辦法與包背裝相同，也是以印葉的版心綫爲中折綫，印字的一面向外、没有字的一面向裏對折。書衣不再用一整張硬而厚的紙連同書背一起包裹，而是改用兩張與對折後的書葉大小一樣的軟紙分放在書册前後。全書的書葉折好後，書衣與書葉一起以版心爲準弄齊。版心作爲書口，將天頭、地腳及右邊餘幅裁齊，即可在右邊餘幅空白處（書腦）打眼，穿綫裝訂。書的這種裝幀形式，就是綫裝。

綫裝示意圖

綫裝書始於何時，現在尚未考知。敦煌文書中就有采用穿綫裝訂的，只是爲數極少，也與後世綫裝的形式不同，顯然，它與後世所説綫裝書的概念不盡相同。我們這裏所説由包背裝發展而來的綫裝，大致説來，自明朝中葉以後開始盛行，成爲中國古代書籍最完善的裝幀形式。直到今天，一些仿古鉛印本與影印古本，還在繼續采用綫裝的裝幀形式。

紙書文獻的具體體式與内容，下編《中國古代四部文獻》中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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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世文獻，基本上都是紙書文獻。所以，紙書文獻的學術類例，在下編“中國古代四部文獻”中詳述。這裏，僅就紙作爲載體形成的幾種文獻形式加以討論。

(2) 《太平御覽》卷六百〇五《文部·紙》引。

(3) 《説文》“”字下段玉裁注：“《莊子》所謂‘洴澼絖’，即做紙之事。‘糸’部曰‘紙，絮一也’，謂絮一成一紙也。紙之初起，用敝布、魚網爲之，用水中擊絮之法成之，‘紙’字、‘’字載於《説文》，則紙之由來遠矣。”

(4) 《太平御覽》卷六百〇五《文部·紙》引。

(5) 黄文弼撰《羅布淖爾考古記》，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中國西北科學考察理事會1948年出版。

(6) 潘吉星撰《關於造紙術的起源》，載《文物》雜誌1973年第9期。

(7) 《文物天地》雜誌1990年第1期。

(8) 《太平御覽》卷六百〇五《文部·紙》引。

(9) 《辭海》修訂本於“紙”字下解釋説：紙是“用以書寫、印刷、繪畫或包裝等的片狀纖維製品。一般由經過製漿處理的植物纖維的水懸浮液，在網上交錯組合，初步脱水，再經壓榨、烘乾而成。”“近世又發展用無機纖維（如玻璃纖維、陶瓷纖維等）、金屬纖維、合成纖維和塑膠薄膜造紙。”《辭海》修訂本，《辭海》編輯委員會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出版。

(10) 《北堂書鈔》卷一百〇四引。

(11) 武威縣文管會党壽山撰《甘肅省武威縣旱灘坡東漢墓發現古紙》，載《文物》雜誌1977年第1期。

(12) 《北堂書鈔》卷一百〇四引。

(13) 《初學記》卷二十一引。

(14) 《三國志·文帝紀》“號曰《皇覽》”句裴松之注引胡沖撰《吴曆》

(15) 《隋書·經籍志》。

(16) 《初學記》卷二十一引《桓玄僞事》。

(17) 旋風裝與龍鱗裝，目前，在書史研究中，還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爲，這是兩種裝幀形式，一是旋風裝，一是龍鱗裝；有人認爲，這是旋風裝的兩種形式，都是旋風裝；有人認爲，從未有過我們這裏所説的旋風裝，而我們這裏所説的龍鱗裝就是旋風裝。這些不同的學術見解，隨著研究的深入或實物的發現，或許有望得到解決。

下編　中國古代四部文獻——四部五學

導言

中國古代文獻，時代久遠，數量宏富。它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見證，是古代學術文化的寶庫。爲了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首先需要對古代文獻有所瞭解，然後方可進而登堂入室，去做探索它、發掘它的工作，從中吸取豐富的營養，使它爲今天服務，爲美好的明天增添光彩。要瞭解“浩如煙海”的傳世古代文獻，到哪里去找登堂入室的門徑呢？清代學者王鳴盛在談到治學問題時説：“目録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1)

何以如此言之？因爲中國古代學者一向重視圖書目録的學術性質，在編製書目時，首先依照圖書内容區分部類，然後據以著録，編爲書目。通過圖書目録的分類體系，即可概略反映每一部類圖書的學術源流。南宋鄭樵所説“類例既分，學術自明”(2)，揭示的就是目録與學術的關係。所以，可以説，古代的目録之學，就是對古代文獻“辨章學術，考鏡源流”(3)之學。古代文獻浩如煙海，學術類别千門萬户，要航游書海，因書究學，只有以此爲門徑，方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一．中國古代文獻分類概説

經過秦代焚書與秦末戰亂，不少先秦典籍慘遭毁滅厄運。漢朝建立之後，漸弛挾書之禁，廣開獻書之路，散失的典籍逐漸集聚朝廷。漢武帝時，搜求的圖書已經“積如丘山”。到西漢後期，於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開始組織人力對國家藏書進行整理，先後由劉向、劉歆父子主持其事。每整理完一部書，劉向則寫一篇本書的解題，内容包括書名、篇目、作者情況、書的内容、價值、真僞等項，謂之“叙録”。各書叙録彙集一起，另編爲一書，謂之《别録》。劉歆在《别録》的基礎上，總括群書，區分部類，撰成《七略》。《七略》把圖書分爲六個部分，稱爲“略”，即：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略”下分“種”，“種”下分“家”。“略”爲部，“種”爲類，“家”指師徒授受的一個學派，爲小類。六略共分類著録圖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篇）。《七略》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分類圖書目録。今天，《七略》雖佚，我們可以從據《七略》撰成的《漢書·藝文志》窺其概略。

魏、晉之際，産生圖書四部分類方法。《隋書·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荀勖的《中經新簿》，是中國古代圖書四部分類的創始之作。四部著録的圖書，雖然部次區分不甚精密，但是，就各部著録圖書的總體來説，一曰甲部，記儒家經典；二曰乙部，記子書；三曰丙部，記史書；四曰丁部，記詩賦。其次序爲經、子、史、集。東晉初年，李充編《晉元帝四部書目》，仍用甲、乙、丙、丁標稱四部，而乙、丙二部的内容互换，其次序則爲經、史、子、集。清代學者錢大昕撰《補元史藝文志》的《序言》指出：“至李充爲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而經、史、子、集之次始定。”

南北朝時期，出現像宋代王儉撰《七志》與梁代阮孝緒撰《七録》這樣有影響的七分法書目。《隋書·經籍志》：宋代王儉“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梁代阮孝緒“爲《七録》：一曰經典録，紀六藝；二曰記傳録，紀史傳；三曰子兵録，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録，紀詩賦；五曰技術録，紀數術；六曰佛録；七曰道録。”王、阮二書，是七分法書目，都已失傳。二書區分部類都很精審，特别是阮氏《七録》的分類系統，尤爲嚴明整齊，上承《七略》，下啟《隋書·經籍志》，在圖書分類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南北朝時期雖然出現七分法，但是，當時，四分法已爲社會廣泛接受，而且經、史、子、集的概念也已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並加以運用。《北齊書·顔之推傳》載有顔之推寫的《觀我生賦》，在“或校石渠之文”句下顔氏寫有自注，内容是校理秘閣圖書八萬卷事。具體做法，是將圖書分爲“經部”、“史部”、“子部”、“集部”四個部分，分别指定學者比校整理。關於《觀我生賦》的寫作時間，王利器在《顔氏家訓集解》附録二提出：“此賦作於齊亡入周之時。”這説明，至遲在南北朝末期，圖書四部分類已經有了經部、史部、子部、集部的名稱。當然，到了隋代，還有仍然使用甲、乙、丙、丁標稱四部的。《隋書·經籍志》：隋煬帝時，“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這説明，直到隋代，四部的名稱尚未固定。到了唐初，編修《隋書·經籍志》，區分四部分類，便廢棄甲、乙、丙、丁標稱部次的做法，而直接采用經、史、子、集作爲四部的部稱。從此，確立了以經、史、子、集爲部稱的四部在圖書分類體系中的主導地位。自唐至清，雖然曾先後出現過一些非四部分類的書目，如南宋鄭樵撰《通志·藝文略》分爲十二類，明代楊士奇等撰《文淵閣書目》分爲三十九類，清代錢曾撰《讀書敏求記》分爲四十四類，王聞遠撰《孝慈堂書目》分爲八十五類，孫星衍撰《孫氏祠堂書目》分爲十二類等，但是，總觀《隋志》至清的官修、私撰書目，十之八九都是沿用《隋志》四部分類之法。可以説，四部分類是中國古代長期采用的收藏與著録圖書的主要方法，成爲區分古代文獻學術部類的主流。

近現代的圖書分類，早已突破四部分類的藩籬，采用新的方法。但是，直至目前，全國大多數圖書館的古籍分類，還一仍舊貫，采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體系，以反映古代文獻的分類狀況與學術源流。所以，不論從掌握古籍四部分類的知識，還是從瞭解古代文獻的學術源流，都需要對中國古代文獻的四部分類體系有所瞭解。

二．書目舉要

（一）漢書藝文志

《漢書》是一部紀傳體西漢史，東漢初年班固撰。《漢書》體例，分爲紀、表、志、傳四部分。志有十篇，《藝文志》爲十志之一，著録圖書。西漢後期，於成帝時，對典籍進行一次大規模整理，由劉向總負責。工作尚未完成，劉向去世，其子劉歆繼承父業。事竣，編成《七略》，著録群書。這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分類圖書目録。《漢書·藝文志》是删簡《七略》寫成的，所以，《七略》雖已於宋代亡佚，後人仍可通過《漢書·藝文志》窺知《七略》著録圖書分類體系的概略情況。

《漢書·藝文志》著録體例，篇首有一段文字，作爲總序，概述自先秦至西漢的學術源流及西漢後期校理群書的情況。其後，分類著録圖書。

《漢書·藝文志》把圖書分爲六部分，稱爲“略”。略下分類（種）。其略、類目次：

一、六藝略。著録儒家經典與小學類圖書。下分九類（種）：（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樂。（六）春秋。（七）論語。（八）孝經。（九）小學。

二、諸子略。著録子書。下分十類（種）：（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横家。（八）雜家。（九）農家。（一〇）小説家。

三、詩賦略。著録詩歌辭賦。下分五類（種）：（一）至（三）賦。（四）雜賦。（五）歌詩。

四、兵書略。著録軍事著作。下分四類（種）：（一）權謀。（二）形勢。（三）陰陽。（四）技巧。

五、術數略。著録天文、曆法、數學等自然科學及占卜、星相等方面的圖書。下分六類（種）：（一）天文。（二）曆譜。（三）五行。（四）蓍龜。（五）雜占。（六）形法。

六、方技略。著録醫藥、養生及神仙等圖書。下分四類（種）：（一）醫經。（二）經方。（三）房中。（四）神仙。

每略内，先依次分類著録圖書，著録内容有二，一是書目，一是小注。一、書目著録體例有四：（一）著録書名、篇卷、編撰人。有的編撰人在後，如“《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有的編撰人在前，如“桓寬《鹽鐵論》六十篇”。（二）著録書名、篇卷而不著録編撰人。如“《漢大年紀》五篇”、“《劍道》三十八篇”等。（三）以編撰人姓名、官爵爲書名著録書名、篇卷。如“《太史公》百三十篇”、“《賈誼》五十八篇”、“《廣武君》一篇”等。（四）以編撰人姓名、官爵後繫文體名稱爲書名著録書名、篇卷。如“《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待詔馮商賦》九篇”等。有的書目下面，有班固的自注文字。二、小注體例有五：（一）指出作者。如“《國語》二十一篇”下注曰：“左丘明著。”（二）介紹内容。如“《世本》十五篇”下注曰：“古史官記黄帝以來迄春秋諸侯大夫。”（三）説明篇卷存佚。如“《太史公》百三十篇”下注曰：“十篇有録無書。”（四）指出真僞。如“《力牧》二十二篇”下注曰：“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五）説明附録。如“《楚兵法》七篇”下注曰：“《圖》四卷。”

每類書目之後，是該類著録圖書家數與篇卷數的統計數字。如“諸子略”道家類著録圖書後統計曰：“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統計數字後，是該類小序，概述本類學術源流。每略各類之後，是該略著録圖書家數與篇卷數的統計數字。如“方技略”著録各類圖書後統計曰：“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統計數字後，是該略的序，概述該略學術源流。六略之後，是六略著録圖書總的統計數字，即：“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後人研究《漢書·藝文志》的著作頗多，可分爲兩類。一是《漢書》注，如唐初顔師古撰《漢書注》與清末王先謙撰《漢書補注》等。二是專門著作，如宋末王應麟撰《漢書藝文志考證》、清代姚振宗撰《漢書藝文志拾補》與《漢書藝文志條理》，王、姚二氏所撰三書皆收入開明書店編印的《二十五史補編》。又，張舜徽撰《漢書藝文志釋例》、陳國慶撰《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顧實撰《漢書藝文志講疏》等。

（二）隋書經籍志

《隋書》是一部紀傳體隋朝史，有紀、志、傳三部分。唐初官修，紀、傳由魏徵主持編寫，所以署名“魏徵等撰”；志成書時由長孫無忌監修，所以署名“長孫無忌等撰”。《隋書》“志”的部分，共十篇，分爲三十卷，其中有《經籍志》四卷。

《隋書·經籍志》把圖書分爲經部、史部、子部、集部四部分，是中國古代以經、史、子、集爲四部名稱的第一部綜合圖書目録。佛、道二教的圖書，“録其大綱，附於四部之末”。《隋書·經籍志》分爲四卷，經、史、子、集四部各一卷，道、佛之作與集部同在第四卷。

《隋書·經籍志》的編排體例，前有總序，概述自先秦至唐初的學術源流；其後，依部次著録四部圖書，部有部序；部下分若干類，類有類序。

一、經部。下分十類：（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樂。（六）春秋。（七）孝經。（八）論語（附爾雅、五經總義）。（九）緯書。（一〇）小學。

二、史部。下分十三類：（一）正史。（二）古史。（三）雜史。（四）霸史。（五）起居注。（六）舊事。（七）職官。（八）儀注。（九）刑法。（一〇）雜傳。（一一）地理。（一二）譜系。（一三）簿録。

三、子部。下分十四類：（一）儒家。（二）道家。（三）法家。（四）名家。（五）墨家。（六）縱横家。（七）雜家。（八）農家。（九）小説家。（一〇）兵家。（一一）天文。（一二）曆數。（一三）五行。（一四）醫方。

四、集部。下分三類：（一）楚辭。（二）别集。（三）總集。

《隋書·經籍志》收録圖書下限爲隋亡之年，即公元618年。此下限之年，以圖書編撰人的卒年爲斷，卒於此年前者收録，卒於此年後者不予收録。著録圖書的體例，以書名與卷數作爲正文，編撰人姓名與其他説明文字作爲注文。注文中的説明文字，内容大致有四：（一）説明存佚殘缺。如“《周易》八卷”下注曰：“漢曲台長孟喜章句，殘缺。梁十卷。又有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四卷，亡。”又如“《莊子》十六卷”下注曰：“司馬彪注。本二十一卷，今闕。”（二）概述内容。如“史要十卷”下注曰：“漢桂陽太守衛颯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又如“《周載》八卷”下注曰：“東晉臨賀太守孟儀撰。略記前代，下至秦。本三十卷，今亡。”（三）指出别本。如“《易林》十六卷”下注曰：“焦贛撰。梁又本三十二卷。”又如“後漢黄門郎《葛龔集》六卷”下注曰：“梁五卷，一本七卷。”又如“《兵書接要》十卷”下注曰：“魏武帝撰。梁有《兵書接要》别本五卷。”（四）辨别真僞。如“古文《孝經》一卷”下注曰：“孔安國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又如“《廣成子》十三卷”下注曰：“商洛公撰，張太衡注。疑近人作。”

《隋書·經籍志》采用《漢書·藝文志》統計圖書之法，於每部、類之後都有著録圖書的統計數字。經、史、子、集四部著録存書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萬六千七百〇八卷，佚書一千〇六十四部、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九卷，總計存亡圖書共四千一百九十一部、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卷。(4)

四部之後，著録道、佛二教圖書，先道後佛。著録之法，無具體書目，僅有圖書總計部、卷數目，計道教圖書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佛教圖書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道、佛圖書共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道、佛二教各有一篇説明文字，概略介紹二教在中國的發展與傳播情況。

《隋書·經籍志》的最後，是全志著録圖書總數的統計數字，即：“大凡經傳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卷。”

《隋書·經籍志》是中國古代現存第二部綜合性分類圖書目録，又是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並用經、史、子、集作爲四部名稱的第一部綜合性分類圖書目録。它的著録方法，諸如全篇有總序，部有部序，類有類序，書目之下加注編撰人及該書内容、傳本、殘佚、真僞等情況，爲後人提供了豐富的學術文化資料，是瞭解與研究唐代以前學術文化發展情況與古籍概況的重要文獻，在中國目録學史上佔有極爲重要的地位。

清人姚振宗撰《隋書經籍志考證》五十二卷，廣徵博引，詳加考訂，是研究《隋書·經籍志》成績卓著之作。此書收入開明書店編輯的《二十五史補編》。

（三）郡齋讀書志

《郡齋讀書志》是一部私撰書目，南宋初年晁公武撰。

晁公武，字子止，號昭德先生，澶州清豐縣（今河南省清豐縣）人。生於北宋末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進士，歷任四川轉運司屬官及知恭、合、榮等州。在四川轉運司任職時，轉運司副使井度臨終前將自己的藏書贈給晁公武。晁公武當時知榮州（今四川省榮縣），其任“僻左少事”，於是他主要據井度贈書，並加上自己的收藏，剔除重複，得二萬四千五百餘卷，“日夕躬以朱黄校讎舛誤，每終篇，輒撮其大旨論之”，寫成本書。晁公武大約於孝宗淳熙末年去世。

本書在孝宗淳熙年間初刻。始刻，由其門人杜鵬舉刊印行世，是爲蜀刻四卷本。此本刊印後，晁公武曾作大量修訂補充，又由其門人姚應績編輯刊行，是爲蜀刻二十卷本。理宗淳祐年間，游鈞在衢州（今浙江省衢縣）重刊蜀刻二十卷本，是爲衢本；黎安朝在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重刊蜀刻四卷本，並刻趙希弁續撰《讀書附志》一卷、摘編衢本而成《讀書後志》二卷及二書《考異》，合刊《前志》（指先刻的蜀刻四卷）、《附志》、《後志》爲一書，是爲袁本。《郡齋讀書志》在以後的流傳過程中，形成衢本與袁本兩個版本系統。清末，王先謙取衢、袁二本合校，以衢本爲底本，校以袁本。王先謙在其《例略》中説：“其衢無袁有者，依類補入，每書目下悉著袁本次第。既創立全書總目，又爲袁本《後志》書目次第，備考附焉。”又説：“趙氏《附志》遠遜昭德，然叙録詳實，足資考訂，晁書竣工，仍取附後，依其元題曰《郡齋讀書志》卷五上、下，亦創立書目，用備檢閲。”這樣，形成一個衢、袁二本合一的合校本。

《郡齋讀書志》衢本與袁本皆按經、史、子、集四部體系編排，部有總論，即大序。部下分類，類有類序，類序寫在該類所著録第一部書的解題中（先類序文字，後解題文字）。類下著録該類圖書，各書大體按成書時代先後爲序排列。著録各書，皆有解題，其内容爲作者姓名與簡歷、成書過程與内容、流傳與版本等。

依據衢本，全書四部分爲四十五類，依次爲：

一、經部。下分十類：（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樂。（六）春秋。（七）孝經。（八）論語。（九）經解。（一〇）小學。

二、史部。下分十三類：（一）正史。（二）編年。（三）實録。（四）雜史。（五）僞史。（六）史評。（七）職官。（八）儀注。（九）刑法。（一〇）地里。（一一）傳記。（一二）譜牒。（一三）書目。

三、子部。下分十八類：（一）儒家。（二）道家。（三）法家。（四）名家。（五）墨家。（六）縱横家。（七）雜家。（八）農家。（九）小説。（一〇）天文。（一一）星曆。（一二）五行。（一三）兵家。（一四）類書。（一五）藝術。（一六）醫書。（一七）神仙。（一八）釋書。

四、集部。下分四類：（一）楚辭。（二）别集。（三）總集。（四）文説類。

全書四部四十五類共著録圖書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剔除重複，爲一千四百六十八部，二萬四千五百餘卷。

《郡齋讀書志》著録圖書有以下特點：（一）體例比較完備。著録圖書采用四部分類方法，部下又分若干類。書首有總序，部有部序，類有類序，書有解題。《郡齋讀書志》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解題式私家藏書目録。（二）著録圖書比較豐富。所收録圖書，基本上包括南宋以前中國古代各類重要著作，尤以搜羅唐、宋時的圖書較爲完備。其中，有一些圖書在當時已屬罕見，可補此前書目缺漏著録之失。更有一些圖書今已殘闕以至亡佚，據有人統計，今已亡佚五百餘種，後人瞭解這些殘闕與亡佚之書，只有查閲此書。（三）内容比較翔實。所著録圖書，都是晁公武實際收藏，親眼所見，所以，所記書名、卷篇數、卷篇目次、成書原委、版本流傳、書目著録及作者生平等情況，都較爲翔實可靠。

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孫猛撰《郡齋讀書志校證》。《校證》本做了四個方面的工作，即標點、校勘、疏證、考訂。校勘，仿效王先謙合校之法，用衢本、袁本進行合校，以衢本爲底本，校以袁本。凡一書見於二本者，於該書目標題下注明“袁本《前志》某類第幾”或“袁本《後志》某類第幾”。凡袁本未著録者，注明“袁本未收”。凡衢本未著録者，則據袁本補録，在校注中以“某類”形式説明該書在袁本的歸類與編次。凡二書有異文處，都寫校注説明。袁本所收趙希弁撰《讀書附志》，編排於《郡齋讀書志》之後。可知，這個“校證”本實際包括了衢本與袁本兩個本子的内容，人們持此一本猶得衢、袁二本。書末附有用四角號碼檢索方法編的“書名索引”與“著者索引”。

（四）直齋書録解題

《直齋書録解題》是一部私撰書目，南宋陳振孫撰。

陳振孫，字伯玉，號直齋，安吉（今浙江省安吉縣）人。大約生於南宋孝宗淳熙末年，先後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做地方官，大約於理宗淳祐末年去世。他愛好圖書，或購或抄，藏書甚富。仿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體例，撰成《直齋書録解題》。

《直齋書録解題》著録圖書三千〇九十六種，五萬一千一百八十卷。依經、史、子、集爲序編次，但無經、史、子、集四部之名，亦未分爲四部，而是依次分爲五十三類，即：

屬經部者十類：（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春秋。（六）孝經。（七）語孟。（八）讖緯。（九）經解。（一〇）小學。

屬史部者十六類：（一）正史。（二）别史。（三）編年。（四）起居注。（五）詔令。（六）僞史。（七）雜史。（八）典故。（九）職官。（一〇）禮注。（一一）時令。（一二）傳記。（一三）法令。（一四）譜牒。（一五）目録。（一六）地理。

屬子部者二十類：（一）儒家。（二）道家。（三）法家。（四）名家。（五）墨家。（六）縱横家。（七）農家。（八）雜家。（九）小説家。（一〇）神仙。（一一）釋氏。（一二）兵書。（一三）曆象。（一四）陰陽家。（一五）卜筮。（一六）形法。（一七）醫書。（一八）音樂。（一九）雜藝。（二〇）類書。

屬集部者七類：（一）楚辭。（二）總集。（三）别集。（四）詩集。（五）歌詞。（六）章奏。（七）文史。

本書全書無總序，四部無部序，五十三類中只有九類有類序，它們是：（一）語孟類。（二）小學類。（三）起居注類。（四）時令類。（五）農家類。（六）陰陽家類。（七）音樂類。（八）詩集類。（九）章奏類。每書有解題，説明編撰人、卷數、成書經過、内容、流傳、版本等情況。它是繼《郡齋讀書志》之後又一部解題目録。

本書傳本很少。明初被輯入《永樂大典》，此後，世無全帙。清代乾隆時期編修《四庫全書》，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將本書輯出，經過館臣詳加校訂，編定爲二十二卷，刻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世稱“館本”。此後所傳各本，皆源於館本。

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徐小蠻、顧美華校點本《直齋書録解題》。此校點本吸收四庫館臣與清人盧文弨的校勘成果，書後載有衆多“附録”資料。“附録”有四個部分：（一）有關《直齋書録解題》之提要題識，收録二十一種資料。（二）關於陳振孫之生平與著述，收録十七種資料。（三）陳振孫所撰序跋三則，收録三種資料。（四）盧文弨校本《直齋書録解題》新定目録。書末有兩種用四角號碼檢索法編的索引：一是“書名索引”，一是“著者索引”。

（五）通志藝文略

《通志》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南宋初年鄭樵撰。《通志》體例，分爲本紀、譜、略、世家、列傳、載記等六部分。其中的“略”，即紀傳體中的“志”。所以稱“略”，取其概略之義，表示只是舉其大綱。《通志》有二十略，《藝文略》爲其一，計八卷。

《通志·藝文略》突破四部分類體制，將圖書分爲十二大類；類下又分小類，共分六十五小類，依次爲：

一、經。九小類：（一）易。（二）書。（三）詩。（四）春秋。（五）春秋外傳國語。（六）孝經。（七）論語。（八）爾雅。（九）解經。

二、禮。七小類：（一）周官。（二）儀禮。（三）喪服。（四）禮記。（五）月令。（六）會禮。（七）儀注。

三、樂。

四、小學。

五、史。十三小類：（一）正史。（二）編年。（三）霸史。（四）雜史。（五）起居注。（六）故事。（七）職官。（八）刑法。（九）傳記。（一〇）地理。（一一）譜系。（一二）食貨。（一三）目録。

六、諸子。十一小類：（一）儒術。（二）道家。（三）釋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横家。（八）雜家。（九）農家。（一〇）小説。（一一）兵家。

七、天文。三小類：（一）天文。（二）曆數。（三）算術。

八、五行。

九、藝術。

一〇、醫方。

一一、類書。

一二、文。二十二小類：（一）楚辭。（二）别集。（三）總集。（四）詩總集。（五）賦。（六）讚頌。（七）箴銘。（八）碑碣。（九）制誥。（一〇）表章。（一一）啟事。（一二）四六。（一三）軍書。（一四）案判。（一五）刀筆。（一六）俳諧。（一七）奏議。（一八）論。（一九）策。（二〇）書。（二一）文史。（二二）詩評。

小類下又分目，稱“種”，種目分得很細，共分四百二十九種。

《通志·藝文略》著録圖書的範圍貫通古今，自上古傳説時期直至宋代，不問存佚，皆予著録，所以，著録的圖書數量甚多。但是，既無大小序，又無圖書解題，僅書名目録而已，只是個别圖書下面寫有注文。

鄭樵極爲重視通過區分類例揭示學術源流。他在《通志·校讎略》中説：“學之不專者爲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爲類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又説：“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他編次《藝文略》分爲類、小類、種三個層次，而且三個層次的分目都很詳細，正是他這種目録學思想的具體體現。

（六）文獻通考經籍考

《文獻通考》是一部記載歷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宋末元初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將典制事類分爲二十四門，稱“考”。《經籍考》是二十四考之一，編次在第十八，計七十六卷。

《文獻通考》著録圖書，按經史子集四部編次。部下分類，分五十五類。其部類：

一、經部。十四類：（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春秋。（六）論語。（七）孟子。（八）孝經。（九）經解。（一〇）樂。（一一）儀注。（一二）謚法類。（一三）讖緯。（一四）小學。

二、史部。十四類：（一）正史。（二）編年。（三）起居注。（四）雜史。（五）傳記。（六）僞史霸史。（七）史評史鈔。（八）故事。（九）職官。（一〇）刑法。（一一）地理。（一二）時令。（一三）譜系。（一四）目録。

三、子部。二十一類：（一）儒家。（二）道家。（三）法家。（四）名家。（五）墨家。（六）縱横家。（七）雜家。（八）小説家。（九）農家。（一〇）天文。（一一）曆算。（一二）五行。（一三）占筮。（一四）形法。（一五）兵書。（一六）醫家。（一七）房中。（一八）神仙家。（一九）釋氏。（二〇）類書。（二一）雜藝術。

四、集部。六類：（一）别集。（二）詩集。（三）歌詞。（四）章奏。（五）總集。（六）文史。

《文獻通考》采用文、獻、己意三位一體的編纂方法。馬端臨在《自序》中説：“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録，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録，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録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録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從馬氏《自序》可知，《文獻通考》是輯録有關各種典章制度的原文資料編纂成書。按照這樣的編纂體例，《經籍考》的編排，四部之前有一篇總叙，四部無序，各類皆有一篇序文。著録圖書，首先標出書名、卷數，其下依時間先後爲序輯録諸家有關本書的説明文字，其中徵引最多的是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與陳振孫撰《直齋書録解題》。這是一部輯録體的解題書目，開卷便可知諸家之説。

（七）四庫全書總目

《四庫全書總目》，是中國古代一部最大官修書目，清代乾隆時編撰。

1．編撰

清乾隆時期，歷時十年，即從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六年（1772～1781年），修成《四庫全書》。當時，爲修纂《四庫全書》，朝廷成立《四庫全書》館負責其事。負責校訂工作的纂修官，每當校訂完一部書，就寫一篇該書的提要，經總纂官紀昀、陸錫熊潤飾審定後，隨書一起進呈。將各書提要分類彙編，即成《四庫全書總目》，又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共二百卷。紀昀在《四庫全書》館時間最久，提要的整理加工也以他用力爲多，所以，《總目》雖然以乾隆帝第六子永瑢領銜編撰，但是實際上由紀昀總其成。

2．體例與内容

《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體例，是采用中國古代傳統的圖書四部分類方法，將圖書分爲經、史、子、集四部。部下分類，一些内容比較複雜的類下又分小類（子目）。全書計有四部，四十四類，六十六子目。

一、經部。十類，九子目：（一）易。（二）書。（三）詩。（四）禮，六子目。（五）春秋。（六）孝經。（七）五經總義。（八）四書。（九）樂。（一〇）小學，三子目。

二、史部。十五類，二十七子目：（一）正史。（二）編年。（三）紀事本末。（四）别史。（五）雜史。（六）詔令奏議，二子目。（七）傳記，五子目。（八）史鈔。（九）載記。（一〇）時令。（一一）地理，十子目。（一二）職官，二子目。（一三）政書，六子目。（一四）目録，二子目。（一五）史評。

三、子部。十四類，二十五子目：（一）儒家。（二）兵家。（三）法家。（四）農家。（五）醫家。（六）天文算法，二子目。（七）術數，七子目。（八）藝術，四子目。（九）譜録類，三子目。（一〇）雜家，六子目。（一一）類書類。（一二）小説，三子目。（一三）釋家。（一四）道家。

四、集部。五類，五子目：（一）楚辭。（二）别集。（三）總集。（四）詩文評。（五）詞曲，五子目。

《總目》四部之首有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提挈綱領。四十四類之首有類序，概述其分併改隸，以縷析條目。子目之末有案語，統計該子目著録圖書部、卷數的數字，如果有的類目劃分有需要説明的地方，則在統計數字後附注案語以説明類例變通之由。各類目之下著録之書，以各書編撰的時代先後爲序，但是歷代帝王著作則著録在各代之前。《四庫全書》未收之書，作爲“存目”書著録於各類之後，也按時代先後爲序編次。著録圖書，首先標書名，其下注明卷數及該書的來源。提要内容，一般包括介紹作者情況，説明書的内容及著作源流，考訂文字的增删、篇帙的分合，論辨書之優劣得失等。全書共著録圖書一萬〇二百五十四部，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卷。其中，著録書三千四百六十一部，七萬九千三百〇九卷；存目書六千七百九十三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是在《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編成的一部解題目録，先由數十名學有專長的學者分頭撰寫，最後經紀昀、陸錫熊等學者考核增删、潤飾審定，成爲中國古代目録學史上一部最重要的官修目録。總目傳佈之後，一直受到學人重視，至今仍是研究中國古代問題必備的一部重要工具書。

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四庫全書總目》，十六開本，精裝，全二册。此本在《總目》後附録有《四庫撤毁書提要》與《四庫未收書提要》。書末有用四角號碼檢索法編的“書名及著者姓名索引”。

3．部分研究著述

研究、考訂《總目》的著述，首先應該提及的，是余嘉錫撰《四庫提要辨證》二十四卷。本書系統地考辨《總目》的乖誤違失，對所論及的古籍，從内容、版本到撰者生平，都詳加考證，最後取四百九十篇，依《總目》編次，彙爲一書。余氏在本書《序録》中説本書爲自己“一生精力所萃”，所以實是余氏一部學術專著，對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學、哲學及版本目録學等都極有參考價值。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

除余書外，尚可擇舉數種，如黄愛平撰《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崔富章撰《四庫提要補正》、李裕民撰《四庫提要訂誤》、周積明撰《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等。

4．兩部與《四庫全書總目》有關的書目

（1）四庫全書簡明目録

在編纂《四庫全書總目》的同時，乾隆帝認爲《總目》彙輯圖書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不便翻檢，便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七月下令“於提要之外，另刊簡明書目一編，只載某書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於是館臣將《四庫全書》收録之書依四庫門類次第標列卷目並撰人姓名，撮舉大要，纂成《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二十卷。《簡目》與《總目》比較，一是不著録“存目”書，二是提要簡明扼要，所以篇幅只佔《總目》的十分之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書末附有用四角號碼檢索法編的“書名索引”及“著者索引”。

（2）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

清代邵懿辰撰《四庫簡明目録標注》二十卷，其孫邵伯絅於1911年印行。其後，邵伯絅仿照“標注”體例作“續録”，專門著録各書在清代咸豐以後繼出的各種刊印本，並補録没有提及的咸豐以前的刊印本。邵伯絅之子邵友誠將其父所作“續録”加以整理，分條附於各書之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出版，題名《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這是一部著録《四庫全書》收録圖書的版本目録。

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新版《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書末附有用四角號碼檢索法編的“書名與作者綜合索引”。

（八）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

《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賈貴榮、王冠編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出版。

重視宋、元版書的收藏始於明代，至清代中期達到鼎盛，有“百宋千元”之説。現存有關宋、元版書的目録主要有清代黄丕烈撰《求古居宋板書目》、清代徐乾學撰《傳是樓宋元版書目》等十餘種，構成幾百年來宋、元版書的流通歷史。有關宋、元版書的題跋主要有清代黄丕烈撰《百宋一廛書録》、清末民初曹元忠撰《箋經室所見宋元書題跋》等，研究宋、元版書的版本及明、清翻刻宋、元版書的情況。此外，還有通考宋、元版書的著作，如清末民初王國維撰《五代兩宋監本考》、《兩浙古刊本考》及佚名撰《福建版本志》等。

本《輯刊》選輯清人所撰有關宋元版書目二十七種，基本以目録、題跋、通考爲次編排。書末附有“書名索引”。

（九）明代書目題跋叢刊

《明代書目題跋叢刊》，馮惠民、李萬健等編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出版。

明代是中國古代目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明代的書目著作，約有三十餘種，既有官藏書目與私藏書目，又有綜合書目與專科書目，還有書目題跋之作。《明代書目題跋叢刊》選編明代書目三十種，其中，官藏書目八種，如楊士奇等奉敕撰《文淵閣書目》、錢溥撰《秘閣書目》、張萱等奉敕撰《内閣藏書目録》等；私藏書目十六種，如晁瑮撰《晁氏寶文堂書目》、祁承撰《澹生堂藏書目》、高儒撰《百川書志》等；專科書目三種，如道士白雲霽撰《道藏目録詳注》、殷仲春撰《醫學書目》等；書目題跋三種，如毛晉撰《隱湖題跋》等。本《叢刊》所選，較爲全面地展示出明代的書目成果。

（一〇）清人書目題跋叢刊

《清人書目題跋叢刊》，中華書局編印。

中國自古有私人藏書的傳統。《莊子·天下》記載，惠施“其書五車”。《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記載，漢景帝之子劉德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至清代，私人藏書不僅數量宏巨，而且各具特色。藏書家不僅富有藏書，而且富有學識，大都是版本、校勘、目録方面的專家。他們對自己所藏之書，或寫解題，或作題跋，以介紹内容要旨，考訂文句正誤，叙述版本流變。其中不少題跋，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將衆書題跋彙集成册，成爲書目著作的一種體裁，稱之爲題跋目録。

中華書局選取部分清人題跋書目，彙輯爲《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分編十輯，第一輯分裝二册，二至十輯皆一輯一册，自1990年至1995年以十六開精裝本出版。每輯最後，附有用四角號碼檢字法編制的本輯著録的“書名索引”。

（一一）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是一部國家現藏古籍善本書的總目録，《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5年開始出版，1996年全書出齊）。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始議於1975年。1977年1月，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善本書目籌備會；同年4月，又在北京召開會議，研究書目的收書範圍、分類方法、著録條例等。1978年3月，國家文物局在南京召開會議，著重討論並確定收書範圍、分類方法、著録條例等及編輯工作的具體步驟。此後，各地先後進行古籍善本的普查。1980年5月，在文化部圖書館事業管理局的領導下，部分省市自治區圖書館選派人員在北京開始書目的彙編工作。次年一月，編出草目，印成徵求意見稿，分送各藏書單位核對，同時分函有關專家學者徵求意見。1983年8月開始定稿，數年後書稿全部完成。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收書範圍，涉及到對“善本”的界定。所謂善本，一向是指精加校讎、誤字較少的版本或稀見舊刻、名家抄校及前賢手稿等。本書目收書，就上述界定範圍，概括爲凡具有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而又流傳較少的古籍。分類方法，採用四部分類而酌加修訂，分經、史、子、集、叢書五部。收書下限，截止清末1911年。著録形式，各書著録，先書名，次卷數，次編著注釋者，次版本，次批校題跋者。各部類所著録書，以著者時代先後爲序；同書有多種版本，按時代先後，先稿本，次刻本，次抄本。

本書目分立五部，部下分類，一些内容比較複雜的類下又分小類（子目）。全書計五部，五十六類，一百三十六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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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七史商榷》卷一。

(2) 《通志·校讎略》。

(3) 章學誠撰《校讎通義·自序》。

(4) 《隋書·經籍志》總計四部著録圖書數目曰：“凡四部經傳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通計亡書，合四千一百九十一部，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卷。”此數與四部分别統計的四部數字的總和不符。按四部分别統計的各部數字，四部著録圖書的總數爲：二千八百五十一部，三萬一千六百九十四卷；通計亡書，合三千八百二十三部，四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卷。

第一部　經部——經學（附：小學）

根據中國傳統的圖書四部分類方法，中國古代文獻分爲經、史、子、集四部，經部著録儒家經典“十三經”，後附小學類圖書。

第一章　經部總論

第一節　儒家經典“十三經”

一．“經”本是書籍通稱

“經”字，其初文爲“坙”，“經”是後起字。甲骨文中未見，始見於西周金文，金文中已具“坙”、“經”二體。就字形看，“坙”像織機的縱綫形。《説文》：“經，織從絲也。”又：“緯，織横絲也。”“經”的本義是織機的縱綫。經繫在織機的機軸上，緯繫在機杼（梭子）上。以經爲標準綫，人持杼緊緊繞經往返穿行，將緯綫交織在經綫上，織成布帛。經，猶緯之綱。詞義引申，凡爲事物之綱紀、法則、標準者皆可稱經。《國語·周語下》：“國無經，何以出令？”《禮記·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左傳》魯昭公十五年“禮，王之大經也”句孔穎達疏：“經者，綱紀之言也。”詞義再向外引申，記載綱紀、法則、標準之言的書也可稱經。這時，“經”字開始有了“經典”的意義。《國語·吴語》在記述春秋末年吴王夫差與晉國交戰前“秣馬食士”、陳師布陣的情況時，有“挾經秉桴”之語，韋昭注：“經，兵書也。”這是今見用“經”字指稱典籍的最早記載。先秦文獻中，用“經”指稱各家之書者多有其例。以“經”作爲書名者，《山海經》是地理家言，《黄帝内經》是醫家言。《墨子》有《經》上、下篇，又有《經説》上、下篇。《莊子·天下》説墨子門人“俱誦《墨經》”。這是墨學典籍。《荀子·解蔽》提到《道經》，清人郝懿行説：“蓋古言道之書。”《韓非子》的《内儲説》與《外儲説》，文中叙述分“經”、“説”兩部分，論點爲“經”，例釋爲“説”，以闡述法治思想。這是法學典籍。《管子》爲首九篇合稱“經言”，這是雜家言。馬王堆第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五行篇》，是一篇戰國時期的儒家著作，内容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内容主要是提出若干儒學命題與基本理論，第二部分内容是對第一部分提出的命題與理論進行闡釋與解説，研究者以第一部分爲“經”，第二部分爲“説”，認爲這是採用戰國後期流行的“經”與“説”相配合以論證闡説論點與主張的體式。可知，當時以“經”名書，並非專指儒家典籍，而是各家書籍的通稱。從《墨子》之篇有《經》又有《經説》、《韓非子》與帛書《五行》的論述體式有“經”有“説”大致可以推知，戰國時期的所謂“經”，是指提綱挈領的文字，由於它語義重要而文字簡略，所以需要有所謂“説”對其作進一步的解釋説明。

二．儒家經典壟斷“經”的稱號

凡書皆可稱“經”，自然儒家書也不例外。《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把儒家這六部書合稱“六經”，這是第一次。雖然我們不相信這是孔子的話，但是它説明在戰國時期，已經把這六本書合稱“六經”。而《莊子·天道》又説，孔子往見老聃，“繙‘十二經’以説”。“十二經”都是哪些書，没有具體説。《荀子·勸學》：“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荀子在《勸學》中把“經”、《禮》分言，似乎把《禮》看作“經”外之書，可是在《大略》中又稱《禮經》。可見，儒家經典在先秦雖已稱“經”，但名稱尚未固定。

人們認識一個學術派别，特别是統治階級對一個學術派别的態度，重要的是看它提出的主張、學説作爲治國之術運用到治理國家方面是否對自己有利，有利則用，無利則棄。正因如此，入漢之後，儒家學術，以學言稱爲儒學，以術言又被稱爲儒術；儒家經典，以道言稱爲“六經”，以術言又被稱爲“六藝”(1)。陸賈撰《新語·道基》：“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新語·道基》首句曰：“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其下文，依時間先後之次分述先聖、中聖、後聖的製作之功。王利器撰《新語校注》於“後聖”句注曰：“後聖，指孔子。”於“六藝”句注曰：“六藝，即“六經”也。”賈誼撰《新書·六術》：“是故内本六法，外體六行，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爲大義，謂之六藝。”《史記·孔子世家》：“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漢書·董仲舒傳》録載董仲舒《賢良對策》三篇，其三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東漢初年，班固據劉歆《七略》撰《漢書·藝文志》，將圖書分爲六個部分，稱爲“略”，“六藝略”著録儒家經典。這些，都説明，當時，“六經”與“六藝”兩種名稱是同時使用的。但是，正如上文所説，言“經”、言“藝”，二者側重不同。言“經”，重在道、在義；言“藝”，重在術、在用。儒家經典原有六部，經秦代焚書及秦末戰亂，《樂》亡，入漢，僅有《易》、《書》、《詩》、《禮》、《春秋》五部，所以，言“經”合稱“五經”。但是，儒家一向重視“樂”的教化作用，所以，從術、用的角度看儒學，言“藝”仍加上“樂”合稱“六藝”。

儒家本是百家之中的一員，漢武帝時被從百家中擡出來，躍居百家之上，處於獨尊地位，於是儒家經典隨之成爲法定的官書，獨擅“經”的稱號。順應這種需要，劉歆撰《七略》及班固據《七略》撰《漢書·藝文志》分類著録圖書，特意設立“六藝略”（相當於後世四部分類的經部）置於各類之首，專門著録儒家經典。從此，經部便被儒家經典所壟斷。

儒家經典壟斷“經”的稱號後，地位提高，於是“經”的含義也出現與其獨尊地位相適應的解釋。《釋名·釋典藝》：“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龍·宗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這是説，儒家經典是永恒真理，永遠遵循的準則。不僅如此，還把“五經”與儒家提倡的“五常”仁、義、禮、智、信聯繫起來解説。《白虎通義·五經》：“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漢書·藝文志》：“《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儒家經典被尊奉成“與天地爲終始”的宗教信條，被人爲地神聖化了。

三．解經之作——傳、記

經書之外，還有解釋經書的書，這些書稱爲“傳”或“記”。

解經之作何以稱傳、記？

先説“傳”。

傳，《説文》：“傳，遽也。”又：“遽，傳也。”傳、遽爲互訓轉注字。《詩·江漢》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以車爲傳，以馬爲遽。”古代驛站，備車馬供來往官員乘騎，乘車爲傳，騎馬爲遽。《禮記·玉藻》“士曰傳遽之臣”句鄭玄注：“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爾雅·釋言》“馹、遽，傳也”句清人郝懿行義疏：“蓋傳之爲言轉也，以車展轉而期於早達也。”人們乘車由此地到達彼地爲傳。詞義引申，不論任何事物，凡是由此達彼者皆可稱傳。傳遞，是由此地到彼地；流傳，是由此時到彼時。那麽，在語言方面，凡是可以用此語解説彼語之義者也可稱傳。《釋名·釋典藝》：“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文心雕龍·史傳》：“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經典釋文》於《周易·上經》“傳”字下曰：“以傳述爲義。”《漢書·古今人表》“傳曰”句顔師古注：“傳，謂解説經義者也。”由此可知，傳，就是解説道義事理，以傳述於人。傳，可以是口説材料，也可以是文字記載。《荀子》全書徵引“傳曰”二十處，僅《君子》一處所引見今《尚書·吕刑》，它皆不見今傳上古文獻。唐人楊倞於《荀子·修身》全書首引“傳曰”處注云：“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荀子》所引“舊所傳聞之言”，多類後世所説的格言諺語，如“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等。這些“傳曰”之言，用簡潔凝煉的語言來解説道理，所以，《荀子》文中時有徵引。《儀禮·喪服》經文後附有傳文，據説傳爲孔子學生子夏所作。傳文中有數處引傳。如：“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慈母如母”是經文，第一個“傳曰”以下的文字是傳文。第二個“傳曰”之“傳”，是解經之傳引用的舊傳，傳引用舊傳的解説來回答“慈母者何”的問題。賈公彦疏：“傳别舉傳者，是子夏引舊傳證成己義故也。”既然在解釋儒家經典的傳文中就時見傳中引傳，如果傳文確爲孔子弟子傳述師説之文，那麽傳中所引舊傳所述的師説理當尚在孔子之前。由此可知，傳，産生於儒學出現之前，它是一種利用口説材料或文字記載對語義重要而又記述簡略的文字進行解説的文體。因爲儒家學派在戰國成爲顯學，儒家經典在漢代又被獨尊爲經，才使得漢代以後儒家經典之傳地位獨顯。

民國初年，章太炎在《國故論衡·文學總論》中對“傳”義提出另一種解釋：“傳者，‘專’之假借。《論語》‘傳不習乎’，《魯》作‘專不習乎’。《説文》訓‘專’爲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謂之忽（今作笏），書思對命以備忽忘，故引申爲書籍記事之稱。書籍名簿，亦名爲專；專之得名，以其體短，有異於經。鄭康成撰《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此則專之簡策當復短於《論語》，所謂六寸者也。”傳述之解，從經、傳内容的主次著眼；章氏解爲“專”之假借，從經、傳載體的長短形式著眼。二者相較，前者義勝，而章氏的解釋亦可姑備一説。

傳的内容，有的通過詮釋文字名物解説經義，如《毛詩詁訓傳》、《尚書》孔安國傳、《詩集傳》等。這種傳體，實與注同。《公羊傳》魯定公元年“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句何休解詁：“讀謂經，傳謂訓詁。”指的就是這種傳體。有的通過記述史事證實經義，如《左傳》；有的通過探究義理闡發經義，如《公羊傳》、《穀梁傳》。“《春秋》三傳”的傳體，不主詮釋文字名物，而重在記述史實與探究義理。《論衡·書解》：“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采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指的就是這種傳體。

根據《漢書·藝文志》著録，《易》有《易傳周氏》、《服氏》、《楊氏》、《蔡公》、《韓氏》、《丁氏》等，《書》有《傳》四十篇，《詩》有《齊后氏傳》、《齊孫氏傳》、《韓内傳》、《韓外傳》、《毛詩故訓傳》等，《禮》有《周官傳》，《春秋》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虞氏微傳》、《公羊外傳》等。

再説“記”。

記，《説文》：“記，疋也。”又：“疋，一曰記也。”記、疋爲互訓轉注字。段玉裁注：“疋，今字作‘疏’，謂分疏而識之也。”據記載，上古記事書稱“記”。《吕氏春秋·務本》“嘗試觀上古記”句高誘注：“上古記，上世古書也。”《公羊傳》魯僖公二年“記曰‘唇亡則齒寒’”句何休《解詁》：“記，史記也。”《禮記·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孔穎達疏：“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者引之耳。”上古記事書稱“記”，又稱“志”。《周禮·春官宗伯》小史之職“小史掌邦國之志”句鄭玄注引鄭司農曰：“志，謂記也。”《左傳》魯文公二年“周志有之”句杜預注：“周志，周書也。”孔穎達疏：“志者，記也。謂之周志，明是周世之書。”顯然，上古記事書稱“記”、稱“志”，都是取用記録、記載爲義。解釋經義之作，重在傳述師説，所以稱“傳”。有的傳類作品，主要通過記録舊聞闡釋經義，所以又稱“記”。《儀禮·士冠禮》經文後附有大段“記”文，其上冠曰：“記：冠義。”賈公彦疏：“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陸德明撰《經典釋文》於《禮記》書名下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孔穎達疏解《禮記》書名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没後，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録舊禮之義，或録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2)，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録之，以爲記也。”可知，記，本爲記事書的通稱，後因有傳述師説之作主要通過記録舊聞闡釋經義，於是又用“記”題名傳類之書，這才得以“傳記”並稱。

根據《漢書·藝文志》著録，《書》有劉向《五行傳記》、許商《五行傳記》，《詩》有《齊雜記》，《禮》有《記》百三十一篇，“樂”有《樂記》、《王禹記》，《春秋》有《公羊雜記》、《公羊顔記》等。

解經之作稱爲傳記。次於經的其他儒家著作，地位如同傳記，又對理解經義具有輔助作用，所以也可用“傳記”稱之。《史記·李將軍列傳》“傳曰”云云，其下引文，見《論語·子路》。《韓非子·忠孝》“記曰”云云，陳奇猷集釋：“此下所引見《孟子·萬章篇》，則所謂‘記’者，《孟子》書也。”趙岐撰《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趙岐所説的傳記，顯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諸書。

四．從“五經”到“十三經”

儒家經典原有六部，經秦代焚書，《樂》亡，西漢時剩下五部，就是《易》、《書》、《詩》、《禮》、《春秋》，稱爲“五經”。相傳這五部書都經過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整理、編訂，所以一向被視爲儒家學派的典籍。儒術處於獨尊地位之後，孔子被尊爲聖人，經過聖人整理、編訂過的書籍自然要被尊爲經典。

儒家經典何以由“五經”增至“十三經”？

傳記，爲解經之作，地位低於經。在漢代，書寫經與傳記的簡册長短不同。唐代賈公彦疏解《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句時引鄭玄撰《論語序》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以所用載體的長短不同，來顯示經與傳記尊卑有别。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與統治階級加强思想統治的需要，經的範圍逐漸擴大，一些本來屬於傳記及其它儒家典籍，其地位不斷提高，也升入經的行列。

據《後漢書·張純傳》記載，張純於光武帝建武年間欲上奏“建辟雍”時，曾“案‘七經’讖”。唐人李賢《注》：“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這説明，東漢初年已有“七經”之名。《後漢書·趙典傳》“博學經書”句李賢《注》引謝承《後漢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三國志·秦宓傳》載宓語曰：“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趙典、秦宓都是東漢末年人，秦宓所説文翁、司馬相如雖爲西漢人，但“七經”的名稱只有東漢人才有可能説得出來。由此可證，東漢時儒家經典已由“五經”擴大爲“七經”。東漢“七經”，所指何書？清代全祖望撰《經史問答》：“七經者，蓋‘六經’之外加《論語》。東漢，則加《孝經》而去《樂》。”東漢末年，曾鐫刻石經立於太學。《後漢書·孝靈帝紀》：熹平四年（175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東漢石經用隸書一種字體鐫刻，又稱一字石經。因其刻於靈帝熹平年間，史稱“熹平石經”。根據《後漢書·蔡邕傳》記載，東漢石經乃邕“書丹於碑，使工鐫刻”，且共刻“六經”。《隋書·經籍志》也記及東漢石經，曰：“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從以上徵引的資料可知，關於東漢石經所刻經數，有五部、六部、七部三種説法。檢《隋書·經籍志》經部末附“小學”類所著録，一字石經有七部，爲《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王國維在《魏石經考》中對東漢一字石經詳加考證後所得結論，與《隋志》正相吻合(3)。至於東漢石經之數，如果以經、傳分視，其中五經二傳，所以可以言其鐫刻“五經”；如果以是否立於學官、置博士教授分視，其中“除《論語》爲專經者所兼習不特置博士外，其餘皆當時博士之所教授”(4)，所以言其鐫刻“六經”也未嘗不可。由此可知，東漢石經鐫刻七經，而其數卻有五、六、七之説，實爲事出有因。但從實際鐫刻經數與經之範圍逐漸擴大的趨勢來認識，當以“七經”之説爲是。至於東漢“七經”之書，因漢時已無《樂》經，可知上引李賢《注》之七經決非東漢所稱“七經”之書；全祖望之説係後人推度之見，也不足信據；熹平石經乃時人據實而刻，東漢“七經”之書自當以熹平石經所刻爲是。

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政分南北，經學也分爲南學與北學。在官學所授儒家經典，今可考見者，南朝宋有“十經”。《宋書·百官志》：“國子祭酒一人，國子博士二人，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爲一經，合十經。助教分掌。”可知南朝宋之官學所立名曰“十經”，實爲十一經。其中，《論語》、《孝經》雖名爲經，但其地位實次於其他九經。

唐是繼隋建立的一個統一王朝。從漢末至隋初，中國政治分裂達二百多年。其間政權更迭，學術紛亂。唐代出現大一統政治局面，十分需要適應統一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建立與思想、學術的規範。《舊唐書·儒學列傳》：太宗“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舊唐書·高宗本紀》：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令科舉“依此考試”。唐太宗命孔穎達等人撰“五經”義疏，《禮》選用《禮記》，《春秋》選用《春秋左氏傳》。也就是説，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的“五經”，是《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左氏傳》。《五經正義》爲皇帝敕撰，由朝廷頒行天下，作爲科舉考試依據，所以唐國子監在國子博士外專設“五經博士各二人”，“掌以其經之學教國子”(5)。實際上，唐國子監教授的儒家經典有九經。《舊唐書·職官志》於“國子監”條記載：“凡教授之經，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爲一經，《孝經》、《論語》兼習之。”根據各經文字多少，分爲上經、中經、下經，讓學生搭配學習。《新唐書·選舉志》：“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據《通典》卷十五《選舉三》記載，唐代科舉“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因秀才科常“舉而不第”，所以實際上，“士族所趣向，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高宗調露二年（680年）始，明經、進士二科考試内容“並加帖經”。所謂帖經，是一種考試方法，將經文前後各行都掩蓋上，中間只留一行露在外面，再用紙將這一行中的三個字帖住，讓考生回答被帖的三個字。玄宗天寶十一年（752年），帖經“始開爲三行。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通典》作者杜佑自注：“舊制帖一小經並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經，其《爾雅》亦並帖注。”代宗寶應二年（763年），有人提議升《孟子》爲經，未成(6)。唐朝後期，於文宗時曾鐫刻石經。事情始議於文宗大和四年（830年）(7)。鐫刻經數，據《唐會要》卷六十六“國子監”條記載，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壁九經並《孝經》、《論語》、《爾雅》”。石經於文宗開成二年（837年）鐫刻完成，史稱“開成石經”。從上引資料可知，唐代以《周易》、《尚書》、《詩經》、“三禮”（《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合稱“九經”。另外，前期有《孝經》、《論語》，中期以後又加《爾雅》，雖不在“九經”之數，但其地位重於其他儒家著作，僅次於經，國子監修業及科舉考試皆與“九經”同科，“開成石經”也包括其中。所以，可以這樣説，在唐代，《孝經》、《論語》、《爾雅》雖未名經，實同於經。有人稱“開成石經”鐫刻經數爲十二經，不無道理。

五代十國時期，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年），依唐開成石經“刻‘九經’印板”，廣其傳佈(8)。其後，後蜀孟昶相毋昭裔又據唐開成石經鐫刻石經立於成都學宫，但當時僅刻十部，即《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孝經》、《論語》、《爾雅》(9)。蜀石經文字一仍開成石經，另又增刻入古注(10)，所以，入宋後，受到學人重視，仁宗皇祐年間，又將蜀石經未刻的開成石經十二經中《公羊傳》、《穀梁傳》也補刻進去。北宋末年，於徽宗宣和年間，席旦知成都，以爲“僞蜀時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11)，於是又刻入《孟子》。南宋晁公武《石經考異序》(12)：“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於人間。唐大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版。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13)，僞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宫。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獻又刻孟軻書參焉。”至此，儒家經典足成“十三經”之數。

由上述可知，用經與傳記分視的觀點認識圖書四部分類中“經部”著録的儒家經典“十三經”，原本並非皆屬經，實爲經與傳記的混合體，是自漢至宋經歷代拼湊組合而形成的一部巨帙經學叢書。它既不作於一時，又體例不一，内容龐雜。《周易》是一部古代占筮書，書中既有殷周之際的歷史資料，又藴涵豐富的哲學思想。《尚書》是上古歷史文件與追述上古史事文章的彙編，記載内容從傳説人物堯舜到春秋中期秦穆公。《詩經》是一部周代詩歌總集，其中有大量反映社會問題的現實主義作品，也有不少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叙事詩篇。《周禮》是一部記述周代設官分職的政典，分述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闕，以《考工記》補之）等六官的職掌。《儀禮》記載上古冠、婚、喪、祭、朝、聘、鄉、射等禮儀，反映了古代的親族關係、宗法思想以及統治階級各方面的生活情況。《禮記》是一部解釋《禮經》之書，内容涉及上古宗法制度、儒學思想、教育文化等。《春秋》依年、時、月、日的時間順序記載春秋時期魯國的歷史，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春秋》三傳”相傳爲解釋《春秋》之書，《左傳》重在記述史實，是繼《春秋》之後又一部編年史，而記事範圍遠遠突破魯史特點，還較爲詳細地記載了晉、秦、齊、楚、鄭、宋、衛等諸侯國的史事；《公羊傳》、《穀梁傳》對於春秋史事叙及很少，重在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内容涉及儒學思想、經學歷史等諸多方面。《論語》、《孟子》分别記載孔子、孟子言行（主要是言），是瞭解孔、孟思想的主要著作。《孝經》專講倫理孝道。《爾雅》是一部按内容分類編纂的詞典。“十三經”内容龐雜的特點，從另一方面認識，它多角度記録了中華民族早年的生活歷程，描繪中國傳統文化源頭的風貌，爲後人保存了多學科的豐富資料。

199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夏傳才撰《十三經概論》。

1983年，中華書局據開明書店1934年版重新排印出版補訂本葉紹鈞編《十三經索引》。

2000年，中國社會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吴楓主編《十三經大辭典》。

第二節　經學史述要

歷代學者解釋、闡述與研究儒家經典的學術，叫做經學。考察、闡述與研究經學的産生、發展以及源流演變的學術，叫做經學史。

一．先秦有儒學而無經學

孔子生活於春秋末期，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創辦私人教育，“六經”就是他整理舊文編訂成的教授學生的課本。相傳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是儒學之祖。戰國時期，儒學成爲“世之顯學”，分爲八派。《韓非子·顯學》：“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世之顯學，儒、墨兩家，戰國時期，墨三儒八，可見在這一時期，儒家學派最爲活躍。儒家八派之中，又以孟子與荀子兩派影響最大。《漢書·儒林傳》：“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在先秦，儒家學派雖爲顯學，但是也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員，還没有取得獨尊地位。所以，當時有儒學而無經學。

二．漢代經學

到了漢代，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儒家躍居百家之上，取得獨尊地位，儒家經典壟斷了“經”的稱號，於是以儒家經典爲研究對象的經學便由此産生。所以説，漢代是經學的源頭。漢代經學的諸多問題，影響了以後兩千年的經學發展歷史。

1．今文經與古文經

經過秦代焚書坑儒與秦末戰亂，到西漢初年，儒家經典毁滅殆盡，通經之儒也爲數寥寥。劉邦建漢，不學無術，不重儒學。《史記·酈食其列傳》：“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史記·叔孫通列傳》：“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史記·陸賈列傳》：“陸生時時前説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可知劉邦的想法，也是時勢使然。當聽了陸賈所説“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及叔孫通所説“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的意見後，“於是喟然歎，興於學”。又通過施行叔孫通制定的朝廷禮儀，使他由衷發出“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這時，他對儒學在治理天下中的作用，開始有所體悟。但是，正如《史記·儒林列傳》所説，因當時“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所以“亦未暇遑庠序之事”。到惠帝方除挾書令，文景世漸開獻書之路，搜求古代典籍，於是始有儒師在各地傳授儒家經典。當時，因繼秦火之後，儒生傳授儒家經典大都無書可據，所以只能憑藉記憶口授。師徒口耳相傳，然後用當時通行文字隸書寫爲定本。即使有書可據，也都在傳授過程中，將先秦古文本或秦篆本改寫成了當時通行文字隸書的抄本。後來，又陸續從私人收藏或房屋牆壁中發現一批用先秦古文字寫的經書。爲區别二者，就把用漢代通行文字隸書寫的經書稱“今文經”，把用先秦古文字寫的經書稱“古文經”。今文經與古文經本來只是抄本不同，字句與篇章有一些差異，但因師承不同，經説各異，於是日漸形成迥然不同的經學派别。一般説來，今文經學注重闡發經書的“微言大義”，經説引入陰陽五行等學説，神化孔子，擡高儒學，以迎合統治階級需要；而古文經學注重訓釋經書的文字名物制度，從而闡發經書作爲古代歷史資料的原本意義。

2．西漢經學

西漢時期，今文經學盛行。《漢書·儒林傳》：“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但漢初統治者政治上實行休養生息政策，與民生息，無爲而治，崇尚黄老之術。經文景到武帝，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化，諸如勢力日强的諸侯王與中央政權的對抗無法用黄老思想解決、平息七國之亂後中央集權的加强要求思想統治的高度統一等，統治者對儒家日益推重。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正是順應當時政治上的需要。於是五部經書成爲法定儒家經典，儒家經學成爲官學，設立博士，列於學官，即今文經作爲學校教科書設博士講授。根據《漢書》的《百官公卿表》、《儒林傳》記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始立五經博士，所立有楊何《易》，歐陽《書》，后倉《禮》與《公羊春秋》。宣帝時又立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與《穀梁春秋》。元帝時又立京氏《易》。自武帝至元帝所立都是今文經博士，他們在太學教授弟子，博士弟子免除徭役賦税，受到國家特殊優待，學業有成，即可入仕爲官。今文經中，最受重視的是《公羊傳》，因爲它的“大一統”等經説迎合了統治階級需要，《公羊》學大師董仲舒也倍受尊譽。當時，古文經不被官方重視，只在民間流傳。據《漢書·劉歆傳》記載，哀帝時，劉歆爲古文經爭立博士、列學官地位，遭今文經博士激烈反對，於是劉歆寫《移太常博士書》與之論辯。由此引起今古文經學之爭，成爲漢代學術一件大事，並對後世經學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劉歆這次爭立古文經博士的鬥爭没有成功，反而“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指斥劉歆“改亂舊章，非毁先帝所立”。在這種情況下，劉歆“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可見當時鬥爭之激烈。平帝時，王莽執政，王莽想借古文經行托古改制，於是設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古文經博士。這已是西漢末期。

3．東漢經學

光武中興，建立東漢，所立五經博士，據《後漢書·儒林傳》記載：“《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顔，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所立十四博士皆爲今文，無一古文。當時，有人上疏要求爲《春秋左氏傳》立博士，遭到今文經學者的反對，經過鬥爭，還是立了《左氏》博士。後來，今文經學者又屢次提出反對意見，正好《左氏》博士李封去世，光武帝難違衆議，此後便没有再補立《左氏》博士。雖然這樣，由於西漢後期劉歆力倡古文，此後王莽又借重古文以行改制，所以，在兩漢交替之際，古文經學即已開始擡頭。到東漢，古文經學派以私人教授的方式傳授古文經，古文經學在社會上得到廣泛傳播，先後出現賈逵、許慎、馬融等幾位古文經學大師，學風純樸，實力雄厚，經説精闢，古文經學的勢力得到迅速發展，終於在今古文經學的派别鬥爭中壓倒今文學，佔據優勢，使東漢成爲古文經學的興盛時期。

4．師法與家法

漢代經學，重視師法與家法。儒生傳授儒家經典，每位儒師經説，經數傳之後，句讀、義訓難免互有歧異，分爲各家之説。清人皮錫瑞在所撰《經學歷史》中指出：“前漢重師法，後漢重家法。先有師法，而後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師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是師法；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有翟、孟、白之學，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是家法。家法從師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師法又從田王孫一師分出者也。”一師所出，稱爲師法；師授衆徒，徒自成家，稱爲家法。但師亦有師，師之師視師，亦徒；徒又授徒，徒之徒視徒，亦師。所以師法、家法既可分别言之，又非截然無涉，析言之可分稱，渾言之視其爲一事亦無不可。清人王鳴盛説：“漢重師法如此。又稱家法，謂守其一家之法，即師法也。”(14)重視師法、家法，也就是説，經師傳授經義，必須嚴格拘守老師的經説，既不得隨意更改，也不能吸取其他經師見解。《後漢書·儒林傳》：“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如果有人不遵師説，就會遭到非議指責。《漢書·儒林傳》：“（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孟喜因不守師法，被取消做《易》學博士資格。漢代重視師承、家法的學術風尚，使漢代經學不僅有今古文兩大經學派别間的鬥爭，而且即使同爲今文經學或古文經學，又各有千門萬户。這種狀況，爲經學發展帶來極爲不利的影響。

5．鄭學

東漢末年，出現一位經學大師鄭玄。鄭玄（127～200年），字康成，東漢末年北海高密（今山東省高密縣）人。經學家稱“後鄭”，以與“先鄭”鄭衆相别。早年從京兆人第五元先學習今文京房《易》、《公羊春秋》及《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人張恭祖受古文《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後西游求學，師事古文經學家馬融。學成歸鄉，講學授徒，學徒相隨者常數百人。因黨禍事被禁錮，便杜門治學。鄭玄兼通今古文經學，他以古文經説爲主，兼采今文經説之長，遍注群經，箋《詩》以《毛詩》爲主而兼采魯、齊、韓三家，注《尚書》用古文，注《儀禮》並存今古文，注《論語》混合《張侯論》、《齊論》與《古論》。鄭《注》把今文長處融入古文，消除了各自的門户之見，推倒了今古文間師承、家法的森嚴壁壘，自成一家之言，形成新的經學，稱爲鄭學。鄭玄是漢代經學集大成者，鄭學使經學出現一統局面，在兩漢延續將近二百年的今古文經學之爭，由此得以平息。

三．魏晉南北朝經學

三國時期，王肅發起反鄭學運動。王肅（195～256年），字子雍，三國魏東海郯（今山東省郯城縣北）人，出生於會稽（今浙江省紹興市）。王肅是一位兼通今古文經學的學者，喜賈逵、馬融之學，不喜鄭玄之學。他綜合今古文各家經説注釋經書，專意攻駁鄭説，凡鄭學主古文説者則王肅用今文説攻之，凡鄭學采今文説者則王肅采古文説駁之，史稱王學。王肅是廢魏建晉的晉武帝司馬炎的外祖父，所以，西晉時期，借助於政治勢力，王肅所撰《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等書的解説及其父王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當時，雖然仍有學者遵信鄭學，但已難於與王學抗衡。

南北朝時期，由於政治上南北分裂，經學也分爲南學與北學。《北史·儒林傳》：“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大致説來，南學崇尚玄學，不重經術，解經往往雜采老莊思想。北學承繼東漢學風，崇尚儒道，解經往往拘泥漢儒舊説。

四．唐代經學

根據唐經學發展趨向，可分爲前後兩個時期。唐建國之初，爲統一南北經學，解決“儒學多門，章句繁雜”(15)之弊，太宗命孔穎達等人撰《易》、《書》、《詩》、《禮記》、《左傳》的“五經”義疏。書成，名《五經正義》。高宗時頒行全國，作爲官學教授教材與科舉考試取士的標準經説。後來，又有賈公彦撰《周禮疏》與《儀禮疏》，楊士勛撰《穀梁傳疏》，徐彦撰《公羊傳疏》，合《五經正義》，稱《九經正義》。經學自漢代以來，經説紛紜，唐人《九經正義》把經説統一起來，是對漢代以來經學的一次總結，使經學再次出現一統局面。當時，儒生讀經，重視訓詁，遵循章句，墨守注疏，思想受到束縛，學術空氣較爲沉寂。

唐玄宗時發生安史之亂，唐朝國勢由盛而衰，朝廷失宗主之尊，藩鎮成割據之勢。一些學者反思經學發展趨向，認爲應糾正只知誦記章句而不求明曉經義之風，以求突顯經學思想教化作用。《新唐書·啖助傳》：代宗“大曆時，（啖）助、（趙）匡、（陸）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其中以啖助、趙匡影響較大。助、匡皆治《春秋》，關於孔子修《春秋》用意，啖助指出：“夫子傷主威不行，下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統，先王人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示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唯王爲大，邈矣崇高。”(16)啖助認爲，孔子爲維護周王至高無上的獨尊地位而修《春秋》。趙匡説：“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不失纖介，如斯爾已。”(17)趙匡認爲，孔子通過《春秋》提供的救世方法，在於尊崇周王，懲治不守本分、僭越犯上者，提倡三綱、五常以維護君君、臣臣的正常等級秩序。這些解説，顯然切中時弊。唐朝後期，雖然官方學校教育與科舉考試依舊遵依注疏解説，但是這種拋棄注疏章句解説而直接從本經探求經義與孔子修經之旨，以望找到能解決社會現實問題之方的做法，卻直接影響了唐朝後期的經學發展。啖助、趙匡後，以韓愈、柳宗元等爲代表的一批學者，更以批判態度與創新精神積極進行理論探索，使儒家經學具有了新活力。特别是韓愈面對日漸顯示出的儒、釋、道融合趨勢，力斥佛、老，尊揚儒學，提出自堯至孟軻一脈相承的道統説，並以道統繼承者自任。柳宗元認爲，儒、釋、道三家“道本於一，離爲異門”(18)，“道”本來是一個，後來分化爲不同教派，所以主張三教融合。唐朝後期的經學思潮，成爲宋代經學發展的先導。

五．宋明經學

宋代經學，一反漢、唐訓詁、義疏傳統，拋開傳注，直接從經文中尋求義理，借助經學論究理欲心性等哲學問題，稱理學。因宋儒標榜自己是儒學正宗，並以繼承孔、孟道統自居，所以又稱道學。實際上，宋代經學是吸收佛家與道家思想中某些成分形成的新經學，是哲學化的經學。南宋學者朱熹是宋代理學集大成者。他把《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抽出，配上《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並爲之作注，稱《四書章句集注》。《四書》與朱注，是元、明、清三代讀書人必修教科書，是科舉考試法定標準。所以元、明、清三代朱學盛行。

元、明經學，上承宋學，而又日趨空疏。一般説來，屬於經學發展史的中衰時期。

六．清代經學

清代經學，大致可以分爲三個發展階段。

一、清初。清初，知識分子鑑於明亡的沉痛教訓，認爲明承宋學，理學泛濫，學問空疏，乃是誤國致亡的重要原因。於是奮起批判宋、明理學，提倡經世致用。顧炎武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實爲清代古文經學的開創者。

二、乾嘉時期。到乾隆、嘉慶時期，由於清統治者的高壓政策與文化專制，知識分子不敢繼續走治經致用的研究道路，只好埋頭於純學術研究，於是考據學興盛起來，研討訓詁，考據古籍，成爲時代風尚。他們繼承古文經學訓詁方法，用於對經書等古籍整理與語言文字研究，形成乾嘉學派，稱樸學。因他們上主漢儒經注，推崇東漢古文經學，所以又稱漢學派或清代古文經學派。乾嘉時期是清代樸學黄金時代，出現一大批著名學者，如戴震、錢大昕、段玉裁、邵晉涵、王念孫與王引之父子、孫星衍、阮元等人，都是有成就的經學大家。

三、清朝後期。道光、咸豐後，清統治面臨内憂外患的政治危機，一些知識分子不再滿足乾嘉學派所走純學術研究的治學道路，致力於尋求經國致用的救國之術。這樣，經過鄭玄采今文入古文及鄭學與王學之爭後一直銷聲匿跡的今文經學，又在清儒提倡下活躍起來。代表人物有龔自珍、魏源、康有爲等人。清代今文經學派，就其學統説是《公羊傳》經學，就其中心思想説依然是闡發孔子的“微言大義”。自然，清儒通過“微言”闡發出的“大義”，只是他們自己的歷史哲學與政治思想。一言以蔽之，托古改制是清代今文經學的精髓。

儒家經學，自漢初興起，經過兩漢的今古文學，東漢末年至魏晉時期的鄭學與王學，南北朝時期的南學與北學，唐代的義疏之學，宋、明的理學，到清代的樸學與今文學的復興，綿延二千年，成爲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學術的主體。

第三節　經部圖書與“六經皆史”

一．經部類目與圖書著録

（一）經部類目

儒家經典在西漢確立了經的地位以後，東漢初年，班固據劉歆《七略》撰《漢書·藝文志》，於“六藝略”著録儒家經典，分立九個類目，即：《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樂類、《春秋》類、《論語》類、《孝經》類、小學類。《漢志》“六藝略”的類目，奠定了後世書目經部類目劃分的基礎，以書爲類成爲經部類目的一個突出特點。

從《隋書·經籍志》到《四庫全書總目》，經部類目的設立，皆沿從《漢志》，其間雖時有書目或有出入，但也大都是大同小異，從無超出其規範者。《隋志》將《七録》“技術録”中的“讖緯類”移入經部，唐代毌煚的《古今書録》、《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南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録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等書目因之。《隋志》於《論語》類後附著“五經總義”方面的圖書而無獨立類目，《古今書録》增立“經解類”，兩《唐志》、南宋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等書目因之；其中，《明志》改稱“諸經類”，《四庫全書總目》改稱“五經總義類”。南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將《孟子》由子部移入經部，附著於《論語》類之後，《直齋書録解題》仍合類著録，而將類名改稱“《論》《孟》類”，《文獻通考·經籍考》始分立《論語》類與《孟子》類，《明志》與《四庫全書總目》删《論》、《孟》二類而增立《四書》類。由上述可知，其間，經部類目的變化，一是有的書目曾增立“讖緯類”；二是增立《孟子》類，後又删《論》、《孟》二類而增立《四書》類；三是增立“經解類”，後改稱“五經總義類”，僅此而已。經過大沿小變、增删分併之後，《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分立十個類目，即：《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

（二）經部圖書著録

經部著録的圖書，具體地説，有三個部分：一是儒家經典，即“十三經”；二是歷代學者撰著的經學著作；三是小學（即文字學）類圖書著録於經部之末。

本來，儒家經典只有十三部，字數也不過六十五萬左右，但是悠久的經學歷史，産生了大量經學著作。僅以幾部有代表性的書目爲例，即可看出經部著録圖書數量日漸增多的大致情況。《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著録圖書一百〇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卷）。《隋書·經籍志》經部著録圖書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宋史·藝文志》經部著録圖書一千三百〇四部，一萬三千六百〇八卷。《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著録圖書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萬〇四百二十七卷。近人孫殿起撰《販書偶記》與《販書偶記續編》，基本上是一部清代以來的著述總目，被視爲《四庫全書總目》續編，經部著録圖書二千五百〇二部，二萬一千九百六十六卷。總計《四庫全書總目》與孫書的著録，經部圖書共四千二百七十五部，四萬二千三百九十三卷。這雖是不完全統計，但大致反映了直至二十世紀初經部圖書的著録情況。

二．六經皆史

（一）以經爲史，自古如此

以經爲史，先秦學者已明言之。《孟子·離婁下》記載孟子的話説：“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孟子認爲，《春秋》不過是一部魯國史書而已。《莊子·天運》：“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所謂陳跡，不就是歷史嗎？司馬遷寫《史記》，上古史部分，《書》、《詩》、《春秋》是他所據基本史料。如史公於《殷本紀》説：“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又於《十二諸侯年表》説：“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迄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見譏盛衰大指著於篇。”史公以經爲史，是承其家學。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説：“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説：“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史官所記，古稱“史記”，也就是史書。隋代王通（文中子）在《中説·王道》中提出“聖述三史”：“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尚書》是記言之史，記言則制度詳具，求言則制度皆可獲知。《詩經》是明教化之史，探究教化得失，政治興衰皆可知曉。《春秋》是記事之史，考察行事之跡，邪正皆可明瞭。三者皆爲聖人編次的史書，因其體例不同，所以分題《書》、《詩》、《春秋》之名。

論及此者，代不乏人，上面提到的，僅是其中數例。由此可知，以經爲史，自古如此。

（二）明清學者倡“六經皆史”説

自古以來，以經爲史，但是明確提出“‘六經’皆史”，是在明、清之時。根據《傳習録》卷一記載，當有人向王守仁談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時，王守仁説：“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六經”皆史，所以既經又史，是因爲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王世貞在《四部稿》卷一百一十四中説：“天地間，無非史而已。”歷代著述，無不爲史。那麽，經也是史嗎？是的，“‘六經’，史之言理者也。”“六經”是言理之史。到明末，李贄首先用“‘六經’皆史”來表述經、史關係。他在《焚書》卷五《讀史》的“經史相爲表裏”條説：“經、史，一物也”，“謂‘六經’皆史可也。”清代學者章學誠撰寫《文史通義》，第一句話就用肯定的語氣告訴讀者：“‘六經’皆史也。”(19)章學誠對“‘六經’皆史”論述甚多。他説：“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20)又説：“‘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21)“六經”都是史書，只是聖人把這六種史書拿來教育後人，因是聖人所重，所以就被尊崇爲經。此後，有不少學者在論及經、史關係時，申説“‘六經’皆史”的觀點。如張爾田在《史微·史學》中説：“《周易》爲伏羲至文王之史，《尚書》爲堯、舜至秦穆之史，《詩》爲湯、武至陳靈之史，《春秋》爲東周至魯哀之史，《禮》、《樂》爲統貫二帝三王之史。”“六經”皆史，日漸成爲學人的共識。

（三）經史學術淵源

“六經”皆史，經、史歸一，符合經、史的學術淵源。上古時期，學在官府，一切文化事業都控制在統治階級手中，具體職掌者就是史官。史官所記，謂之“史記”，因所記内容不同，所用體例各異，於是題以不同名稱，如記誥、命、誓、訓之策書者謂《書》，記行事之跡以辨邪正善惡者謂《春秋》等。所以説，在典籍産生伊始的上古時期，有史而無經。春秋、戰國之際，開始打破學在官府局面，文化知識逐漸流播民間，戰國時期便出現百家爭鳴的學術景象，各個學派撰著衆多政論哲理著作。與之相比，記述官方活動事跡的史書反而顯得大爲遜色。秦代焚書，對史書摧毁極爲慘重，除《秦記》外，各國史書基本上全被焚滅。到漢代，儒家被推崇到獨尊地位，儒家經典也獨佔“經”的稱號，除去經書與各個學派撰著的子書以外，被視爲史書之書者寥寥無幾。班固據《七略》撰寫《漢書·藝文志》時，史書數量之少，竟然無法單獨標立一類，而被附於“六藝略”《春秋》類後面，做了經的附庸。經源於史，在《漢書·藝文志》中卻史附於經，這是對經、史源流的一種倒置。儒家經典雖被人爲地尊奉爲“經”，並且爲其披上一層神聖的外衣，但是，它記載的内容是上古政跡，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所以歷代學者一方面尊其爲“經”，一方面又視其爲“史”。明清以來，學者們明確提出“‘六經’皆史”，“經”本爲“史”的本來面目逐漸復原。

總之，“經”的運動軌跡，可以這樣來描繪：先由史而經，後又由經而史，即經源於史而後又歸於史。大致如此。

今天所以還要閲讀經部著作，不是因爲我們還在承認它的神聖至尊地位，而是要從它所記述的内容中吸取有益的營養。我們是爲學習歷史而讀經，是爲學習哲學思想而讀經，是爲學習文學而讀經，是爲學習語言文字而讀經。可以這樣説，“十三經”是一座藴涵中國古代多學科豐富資料的寶庫，它記録著中華民族早年的生活歷程，描繪了中國傳統文化源頭的風貌。所以，要學習與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要繼承與發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就必須閲讀經部之書。

第四節　經學著述

“十三經”産生的時代距我們已很久遠，今天讀之，文字艱澀，内容費解，所以，需要借助歷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但是，歷代學者撰著的經學著作甚多，任何一個人都無法讀完它，當然也没有這樣做的必要。那麽，要閲讀“十三經”，首先就需要選擇讀本。

“十三經”注疏的彙編本，歷代學者輯有多種。其中，清代阮元校勘彙刻的《十三經注疏》與中華書局近期編輯的《十三經清人注疏》兩部注疏體經學叢書，是古人注疏體經學著作的精選本。二者收書中間所空時段，可用清代納蘭性德所輯《通志堂經解》充之。今天，利用前人經學成果研讀“十三經”，這三部經學叢書可資參閲。

一．十三經注疏

《十三經注疏》四百一十六卷，清代阮元校刻。宋代曾刊刻自漢至宋歷代經師寫的注疏體經學著作。阮元對宋刻“十三經”經文與注疏精密校勘，彙刻行世。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阮刻本縮印本。

1980年，中華書局在改正世界書局縮印本一些錯誤後據之出版影印本，後多次重印。

200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李學勤任主編、龔抗雲、盧光明任副主編整理校點的《十三經注疏》，豎行繁體，十六開精裝，全二十六册。

具體書目，詳《十三經注疏》一覽表。

［經］附表一：《十三經注疏》一覽表

阮元校刻的《十三經注疏》，是今天利用自漢至宋注疏體經學著作閲讀“十三經”的最好讀本。

二．通志堂經解

《通志堂經解》一千八百六十卷，清代納蘭性德（原名成德）編。康熙十九年（1680年）通志堂刊本，又同治十二年（1873年）粤東書局刊本。

納蘭性德，字容若，滿洲正黄旗人，大學士明珠之子。鄉試出徐乾學門；康熙十六年（1677年）進士，年僅十六歲；三十一歲病卒。一生淡於榮利，篤意經史，編輯經學叢書《通志堂經解》，總計輯書一百四十種，一千八百六十卷。作者，周一人，唐三人，後蜀一人，佚名一人，宋八十六人，元四十八人，明四人；另有編輯者納蘭性德一人。所輯書，主要是宋元學者的經學著作，也有少量明人之作。《通志堂經解》所輯經學著作，上承《十三經注疏》所收之作，下接清代學者經學著述，且多爲世所罕見之本，所以不失爲一部可供參考的經學叢書。

《通志堂經解》的纂輯，對保存經學文獻與開導清代編輯經解叢書風氣，都有莫大的啟示與影響。如乾隆時纂修《四庫全書薈要》，經部收書一百五十二種，其中據《通志堂經解》本謄録者就有九十九種。又如嘉慶時張金吾編輯《詒經堂續經解》，廣摭宋元説經之作，即蹤繼《通志堂經解》。《通志堂經解》卷帙繁多，循覽難遍，乾隆時翁方綱撰《通志堂經解目録》，記其版本頗詳。民國初年關文瑛撰《通志堂經解提要》，對各書源流概要、撰述大旨，辨證詳確。

2005年，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林慶彰、蔣秋華主編《通志堂經解研究論集》。

三．十三經清人注疏

《十三經清人注疏》七百七十七卷，中華書局編印。自1982年始陸續校點整理出版。先出版各書單行本，而後出版叢書彙編本。

經學開始於漢，結束於清。清代是經學發展的最後一個階段，也是在經學發展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清代的經學家，在經書文字的校訂、訓釋與名物制度的詮解、考證等方面，都超越以前各代，取得重要成果，對研讀經書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清代的經學著作，數量極富。阮元於道光九年（1829年）刊印所編《皇清經解》，彙輯乾隆、嘉慶時期經學名著一百七十三種，一千四百〇八卷，作者七十四人。王先謙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刊印所編《皇清經解續編》，彙輯乾隆、嘉慶以後的經學名著及乾隆、嘉慶以前的經學名著而阮刻未收者二百〇九種，一千四百三十卷，作者一百一十三人。兩部清代經學叢書收入的著作，共三百八十二種，二千八百三十八卷。實際上，清代學者撰寫的經學著作遠不只此數，此僅其中之佳品而已。清代這麽多的經學著作，要想參閲，實難盡讀。

早在二十世紀初，章太炎就在其所著《訄書·清儒》（重訂本）中列出清代學者經學著述代表作品十六種，作爲清代群經新疏。

1982年，中華書局決定選取清人用疏體撰著的有代表性的經學著作二十四種，輯爲《十三經清人注疏》，陸續校點整理出版。所收具體書目，詳《十三經清人注疏》一覽表。

［經］附表二：《十三經清人注疏》一覽表

四．附：緯書集成

《緯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編，1994年出版。書中，編者對緯書總體情況與編入各書作了概要介紹(22)。

緯書，有《易》、《書》、《詩》、《禮》、《樂》、《春秋》與《孝經》七經的緯書，總稱“七緯”。又有《論語讖》及《河圖》、《洛書》等，合稱“讖緯”。雖世多“讖緯”合稱，其實讖自讖，緯自緯，並非同一類文字。讖，指詭爲隱語以預決吉凶的文字；緯，對“經”而言，指經的支流而衍及旁義的文字，依託儒家經義宣揚符籙瑞應占驗，其内容附會人事吉凶，預言治亂興廢。雖然讖多預言，緯附經義，本不同類，但它們又有突出的共同特點，就是都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與宗教迷信。

緯書的起源，有人認爲孔子所作，自不足信。《四庫全書總目》經部“五經總義類”附録《古微書》曰：“考劉向《七略》不著緯書，然民間私相傳習，則自秦以來有之”，大抵它起於秦代，流行於西漢末期哀、平之時，“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

緯書，《漢書·藝文志》不載，《隋書·經籍志》緯讖類著録十三部，合九十二卷，其中純屬緯書的，計《易緯》八卷、《尚書緯》三卷、《詩緯》十八卷、《禮緯》三卷、《樂緯》三卷、《春秋災異》十五卷、《孝經鈎命訣》六卷、《孝經援神契》七卷，共八部六十三卷。《舊唐書·藝文志》載宋均注《易緯》九卷、《詩緯》十卷、《禮緯》一卷、《樂緯》三卷、《春秋緯》三十八卷、《論語緯》十卷、《孝經緯》五卷，鄭玄注《書緯》三卷、《詩緯》三卷，共二家九部，八十四卷。而《後漢書·方術傳》中的《樊英傳》注則作《易緯》六、《書緯》五、《詩緯》三、《禮緯》三、《樂緯》三、《孝經緯》二、《春秋緯》十三，共三十五種，除《禮緯》、《樂緯》外，其餘與《隋》、《唐志》互有異同。

南朝宋大明中（457～464年），始禁圖讖。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詔圖讖秘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可知南北朝時，緯書已有禁令。隋統一後，更是嚴令禁廢。據《隋書·經籍志》，“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秘府之内，亦多散亡”。到宋代，緯書散失殆盡，僅存《易緯》。明代，開始雜采舊文，輯録緯書。明代孫瑴輯《古微書》三十六卷，分《焚微》、《綫微》、《闕微》、《删微》四部，今存輯録兩漢讖緯的《删微》，共輯《尚書》十一種、《春秋》十六種，《易》六種，《禮》三種、《樂》三種、《詩》三種、《論語》四種、《孝經》九種，《河圖》十種、《洛書》五種。清代乾隆年間，從《永樂大典》輯得《易緯》的《稽覽圖》、《通卦騐》、《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乾元序制記》六書。此後，輯佚之風盛行，緯書輯本，以趙在翰輯《七緯》與喬松年輯《緯攟》較爲詳盡。此外，陳喬樅以爲趙氏所輯於“《詩緯》佚文仍多遺漏，且以孔氏語羼入《汜曆樞》中，亦失之疏”，成《詩緯集證》四卷。這樣，殘佚的“緯書”，又大致可考其梗概。

緯書書名詭異，内容龎雜，又多記神學迷信，故致被禁焚佚。由此而後世諱言其書。其實，緯書中除神學迷信的内容外，還記録一部分天文、曆法、醫學與地理知識，也保存有很多古代的神話故事與歷史傳説，並且還可從中窺視到一些兩漢之際統治階級内部的鬥爭與社會政治的治亂興衰。再者，兩漢之際，讖緯盛行，這時的儒學，已經不是孔、孟的純儒之學，而成爲儒術與方術的混合物、結合體，陰陽五行神學思想都成爲儒學的主幹内容，談讖緯者皆儒士。要瞭解漢代儒學的發展演變，要研究漢代經學，不得不探究盛行於兩漢之際的讖緯問題。所以，緯書不應不加區别地作爲糟粕予以擯棄。

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鑑於此，將元末以來有關“緯書”的輯本，舉凡《説郛》、《四庫全書》、《古微書》、《七緯》、《漢學堂叢書》、《玉函山房輯佚書》、《緯攟》、《清照堂叢書》中所輯，加以彙集；並將未經刊佈的顧觀光《七緯拾遺》、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殷元正《緯書》等稿本一併付印。其中已刊諸本，有的流傳已稀，查閲不易；未刊諸本，又輯録佚文，拾遺補闕。今彙成一帙，集“緯書”之大成，較此前諸輯本的彙刻本都更爲完備。

本書收録緯書輯本十三種，此外還收録有關資料五種。

一、《易緯》。本書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隋、唐以後，由於屢遭禁毁，緯書大多散佚，存世較完整者惟《易緯·乾坤鑿度》、《周易·乾鑿度》二種。清代乾隆年間編輯《四庫全書》時，館臣發現《永樂大典》中尚存八種《易緯》的佚文，遂據以校訂傳世刊本《乾坤鑿度》、《乾鑿度》，並輯出另外六種《易緯》，編成此帙。館臣謂《永樂大典》所載《易緯》“多宋以後諸儒所未見”，蓋當時據輾轉傳承之宫廷藏本入録，是流傳有緒的珍貴材料。

二、《説郛》。元代陶宗儀編。本書據明代宛委山堂本《説郛》摘印攟五所收緯書三十五種，另附以民國排印本《説郛》卷二中所收緯書十三種。《四庫全書總目》謂“宗儀是書實仿曾慥《類説》之例，每書略存大概，不必求全，亦有原本久亡而從類書之中鈔合其文以備一種者”，“古書之不傳於今者，斷簡殘編往往而在，佚文瑣事時有徵焉，固亦考證之淵海也”。

三、《古微書》。明代孫瑴編。本書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本書是第一部全面輯緯書佚文之書，清代的有些輯本就是以此書爲基礎進一步輯考而成。

四、《緯書》。此書一名《集緯》，清代殷元正輯，陸明睿增訂。其書凡十二卷。本書據上海圖書館所藏寫本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不標卷數，從篇幅看，顯非殷氏所輯全帙。

五、《七緯》。清代趙在翰輯。本書據上海圖書館所藏小積石山房刊清代嘉慶十四年序本影印。本書初成於嘉慶九年（1804年），阮元見到書稿後曾建議趙氏據《五行大義》、《開元占經》等書增輯有關佚文。因書已付梓，故增輯之材料均以“補遺”形式附於相應篇卷之後。據書序，本書最後編定於嘉慶十四年（1809年）。清中期以後，輯緯書最著名者有兩家，一爲馬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書》，一即趙氏此編，馬書博而趙書以精見長。

六、《諸經緯遺》。清代劉學寵輯。本書據道光十五年（1835年）刊《清照堂叢書》第二函摘印。本書所録緯書佚文皆取之陶宗儀《説郛》，凡四十目。

七、《七緯拾遺》。清代顧觀光輯，成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本書據上海圖書館藏寫本影印。本書爲補趙在翰《七緯》之不足作。顧氏認爲趙氏《七緯》“所輯篇名一以《後漢書·樊宏傳》注爲準，其餘概置不録，以爲皆讖類也”，失於過嚴，遂輯《拾遺》以補趙書。

八、《詩緯集證》。清代陳喬樅輯。本書據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刊本影印。陳喬樅是經學大家，撰有《三家詩遺説考》，以《齊詩》多出於《詩緯》而在“三家詩”中最先亡，“最爲寡證”，近代輯緯諸家於《詩緯》多有遺漏，遂“網羅散佚，視各家輯本增十之三，揭所據依加以考訂”，成書四卷。

九、《玉函山房輯佚書》。清代馬國翰輯。馬氏是清中期著名輯佚家，所輯《玉函山房輯佚書》久已聞名於世。本書據清代通行版本摘印卷五十三至五十八的“經編緯書類”部份。馬氏的緯書輯本與趙氏《七緯》齊名，趙氏書以精嚴稱，馬氏書則以博洽見長；趙氏專注於緯書，而馬氏則讖緯並輯。凡文獻中所見讖緯篇目，幾乎於馬書中皆有收録。

一〇、《緯攟》。清代喬松年輯。本書據光緒四年（1878年）强恕堂初刊本影印。《緯攟》以明代孫瑴編《古微書》爲基礎，傍采博搜，訂訛正誤，較孫書精而資料多過孫書。松年死後，其弟整理成書，編定於光緒三年，次年刊行，民國時收入《山右叢書初編》排印流傳。

一一、《通緯》。清代黄奭輯。初刊於道光年間。本書據光緒年間印本影印。本書乃黄氏所輯《漢學堂叢書》（後改名《黄氏逸書考》）之一種，清代後期輯緯諸作中以此爲優。

一二、《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清代王仁俊輯。本書據上海圖書館藏稿本摘印緯書部份。

一三、《緯書佚文輯録》。本帙係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次印行《緯書集成》時，搜集中國、日本古籍中尚未爲以上諸輯本所收入之緯書佚文編成。

書末附録，收入有關緯書的校讎、解題資料，凡五種：（一）張惠言撰《易緯略義》。（二）孫詒讓撰《札迻》。（三）姚振宗撰《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九。（四）朱彝尊撰《經義考》卷二六三至二六七。（五）《讖緯書録解題》，係據陳槃在大陸時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的文章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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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禮·地官司徒》保氏之職曰：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保氏以貴族子弟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所必須具備的禮、樂、射、馭、書、數等六種基本技能作爲對其進行教育的六個科目，總名之爲“六藝”，與這裏所説用來指稱“六經”的“六藝”意義不同。

(2) 《禮記·禮器》：“禮也者，猶體也。”又《禮記·祭義》：“禮者，履此者也。”孔穎達疏解《禮記》書名時引鄭玄語曰：“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

(3) 王國維撰《魏石經考》，收入《觀堂集林》卷二十。

(4) 同上。

(5) 《新唐書·百官志》“國子監”條。

(6) 《新唐書·選舉志上》載楊綰疏。

(7) 《舊唐書·鄭覃傳》：文宗大和四年，“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奥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

(8) 《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

(9) 王昶輯撰《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二引趙抃撰《成都記》：“僞蜀孟昶有國，其相毋昭裔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於石。”中國書店1985年據掃葉山房1921年刊本影印出版。

(10) 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於“《春秋》類”著録“石經《公羊傳》十二卷”，其下引《國史藝文志》曰：“僞蜀刻‘五經’，備注傳，爲世所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孫猛校證本《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三，第102頁。又，南宋趙希弁撰《讀書附志》於“經類”著録蜀刻十經與北宋補刻三經，只有《孟子》、《爾雅》二經其下曰“不題經、注字數若干”，其餘十一經其下皆曰“經、注多少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孫猛校證本《郡齋讀書志校證》載趙希弁撰《讀書附志》卷上，第1083～1087頁。

(11) 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於“儒家類”著録：“石經《孟子》十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孫猛校證本《郡齋讀書志校證》卷十，第417頁。

(12)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孫猛校證本《郡齋讀書志校證》附録一：《晁公武傳略》，第1285頁。

(13) 趙清獻公，即北宋趙抃；清獻，是趙抃的謚號。《成都記》，根據《宋史·藝文志》著録，書名全稱爲《成都古今集記》。

(14)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七。

(15) 《舊唐書·儒學列傳》。

(16)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一《春秋宗指議》。

(17)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一《趙氏損益義》。

(18) 柳宗元撰《無姓和尚碑》。

(19) 卷一《易教上》。

(20) 卷一《易教上》。

(21) 《章學誠遺書》卷九《報孫淵如書》。

(22) 这裏，擇其大要介述之。

第二章　經部主要文獻（上）——十三經

經部文獻，分爲兩部分：一、十三經。二、小學類圖書。

第一節　周易

據文獻記載，夏、商、周三代皆有《易》書，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

三代《易》書，《連山》、《歸藏》皆亡佚無考，只有《周易》傳世。

一．釋名

先説“易”。

“易”字的意義，大致説來，主要有以下幾説。

《易緯·乾鑿度》：“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玄作《六藝論》，其中《易論》即根據《乾鑿度》之説來解釋“易”義。他説：“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對這三義，如何理解呢？鄭玄引《周易·繫辭》爲説：“‘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虚，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

“易”之一名三義，我們可以這樣認識：變易，揭示了事物絶對的運動性；不易，揭示了事物相對的穩定性；簡易，揭示了事物絶對運動與相對穩定的辨證統一的總規律。既有規律可以遵循，繁雜的事物也變得簡單而容易明瞭了。

“易”之義，我們可以用三義中之一義來概括，那就是“變易”。因爲，變易，才是最能揭示事物本質的特性。這種認識，在《易傳》中隨處可見。《繫辭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裏，把《易》的基本概念，或者説基本法則，概括爲一個“變”字。《繫辭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爲自然界的變化。又：“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聖人把自然界的變化法則運用於人類社會，此爲人類社會的變化。司馬遷撰《史記·太史公自序》：“《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孔穎達等撰《周易正義》卷首“八論”：“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换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疊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换代之功。”事物的運動，由變而求得不變，不變中仍然存在著變的因素，變是事物永恒的特性。

“易”字的意義，另有二説。一説，“易”是“占卜”的意思。清代吴摯父、民國尚秉和主此説。尚秉和撰《周易尚氏學·總論》：“吴先生(1)曰：‘易者，占卜之名。《祭義》：“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是易者占卜之名，因以名其官。《史記·大宛傳》“天子發書易”，謂發書卜也。又武帝《輪臺詔》曰“易之，卦得《大過》”，易之，卜之也。説者以簡易、不易、變易釋之，皆非。’愚案，《史記·禮書》云‘能慮勿易’，亦以易爲占。簡易、不易、變易，皆《易》之用，非‘易’字本詁，本詁固占卜也。”一説，“易”是“覡”的借字。清代朱駿聲、今人高亨主此説。朱駿聲撰《説文通訓定聲》於“解”部曰：“三《易》之‘易’，讀若‘覡’。”高亨撰《周易古經今注》於卷首曰：“余疑‘易’初爲官名，轉爲書名。《禮記·祭義》：‘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鄭《注》：‘立以爲《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是‘易’爲書名，又爲官名。易之爲官，蓋掌卜筮。筮官曰易，因而筮官之書亦曰《易》，猶史官曰史，因而史官之書亦曰史也。其本字疑當爲‘覡’。《説文》：‘覡，能齊事神明者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從巫從見。’”“卜筮原爲巫術，遠古之世，實由巫覡掌之。”“‘覡’與‘巫’同義，‘易’與‘覡’同音。筮官爲巫，而《禮記》稱易，則‘易’蓋即‘覡’之借字矣。筮官之‘易’既爲‘覡’之借字，則筮書之《易》亦即‘覡’之借字矣。”

再説“周”。

“周”的意義，古有三説：一曰普遍，二曰朝代名，三曰兼取以上二義，亦即既指周代之名，又有普遍之義(2)。《周易》之“周”作爲朝代名，當較符合它的原義。它既以“易”書的通名《易》作爲書名，爲避免與夏、殷二代之《易》相混淆，於是就在“易”上冠一“周”字，説明它是周代之易，名之《周易》以别之。

二．性質與内容

《周易》，簡稱《易》，被尊爲儒家經典之後又稱《易經》。

《周易》本是一部占筮書。古人迷信，遇到難於決定之事，總喜歡向神靈請示。卜與筮便是這種迷信活動的産物。卜用龜甲或獸骨。占卜時，將經過加工的甲骨放在火上燒灼，甲骨經火，出現裂紋，這些裂紋叫卜兆，根據卜兆判斷吉凶。把占卜情況記録下來，刻在甲骨上，就是卜辭。筮用蓍草。筮是通過數的運算求卦的具體手段，是數位的巫術，俗稱算卦。古代筮法，已無法詳知，根據《周易·繫辭上》記載，是用四十九根蓍草桿任意分成兩份，然後依照一定規則排列組合，求出卦象，判斷吉凶。把占筮情況記録下來，就是筮辭。古人把蓍龜視爲神物，所以用它決疑難，定吉凶。《尚書·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周易·繫辭上》：“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卜辭在地下檔案庫保存三千多年，現已被發掘出來，成爲研究商代歷史的第一手實物資料，這就是甲骨文。筮辭被選編成册，作爲地上文獻流傳下來，這就是《周易》。

《周易》内容，包括經、傳兩部分。

1．經

經的部分，是六十四卦。每卦都有卦畫、卦名、卦辭、爻辭四部分。

（1）卦畫

卦畫，是一種表示象徵意義的卦象符號。構成卦畫的基本符號只有兩個，一爲“”，一爲“”。“”爲陽，“”爲陰。爲什麽用“”表示陽性，用“”表示陰性呢？對此，大致説來，主要有以下幾説。（一）“”爲天，“”爲地。高亨撰《周易大傳今注》卷首：“竊謂最初乃以‘’象天，以‘’象地。蓋古人目睹天體混然爲一，蒼蒼無二色，故以一整畫象之；地體分水陸兩部分，故以兩斷畫象之。”“古人又認爲天爲陽類之首，地爲陰類之首，因而擴展之，以‘’象陽類之物，以‘’象陰類之物，於是‘’成爲代表陽性概念之符號，‘’成爲代表陰性概念之符號。”（二）“”爲奇數，“”爲偶數。金景芳撰《周易全解·乾卦》：“陽爻用‘’這個符號表示，因爲‘’是奇，奇是陽數。與陽爻相對應的陰爻用‘’這個符號表示，因爲‘’是偶，偶是陰數。”（三）“”爲男陰，“”爲女陰。郭沫若撰《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八卦的根柢我們很鮮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遺。畫‘’以象男根，分而爲二以象女陰，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陰陽、剛柔、天地的觀念。”（四）結繩記事的遺意。李鏡池撰《周易通義》：“八卦的構成當在結繩之後。結繩用來記事，改結繩爲書契時，如以‘’代表一大結，以‘’代表兩小結，三大結‘’爲乾，六小結‘’爲坤。”這裏所説的大結、小結、用鄭玄的説法。《周易·繫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句孔穎達正義引鄭玄注：“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

（2）卦名

“”、“”兩個基本卦畫符號平行横排，連疊三層，交互組合，得出八組，叫做八卦。八卦的名稱是：乾（）、坤（）、坎（）、離（）、震（）、艮（）、巽（）、兑（）。八卦自疊或者互疊，得出六十四組，就是六十四卦。這樣，每卦的卦畫都有六行，每一行叫做一爻。“”爲陽爻，稱爲“九”；“”爲陰爻，稱爲“六”。六行的順序，自下往上數，最下一行爲第一爻，叫做初爻；二、三、四、五行仍依次叫做二爻、三爻、四爻、五爻；最上一行爲第六爻，叫做上爻。這是六爻的位次。六爻的叫法，初爻與上爻，表示爻位的在前，表示爻陰陽的在後，另外四爻則相反，如“初九”、“上六”及“九二”、“六四”等，這叫做爻題。初成的八卦爲經卦，由經卦重疊而成的六十四卦稱爲别卦。經卦自疊組成的别卦仍用原名，經卦互疊而成的别卦則别立新名。

（3）卦辭與爻辭

卦名後是卦辭，卦辭文字一般較簡單，説明卦義。卦辭後是爻辭。爻辭解釋每一爻意義，是各卦内容主要部分。卦辭與爻辭，雖蒙著一層神學宗教外衣，但它的内容，有些叙述歷史事件，有些記載社會習俗，有些總結生産與生活經驗。這些，都有不可忽視的史料價值。

在卦辭、爻辭中，記載一些歷史事實。如《大壯卦》“六五”爻辭“喪羊于易，無悔”、《旅卦》“上九”爻辭“喪牛于易，凶”，記王亥喪牛羊于易事；《既濟卦》“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卦》“九四”爻辭“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記高宗伐鬼方事；《泰卦》“六五”爻辭“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歸妹卦》“六五”爻辭“帝乙歸妹”，記帝乙歸妹（嫁女）事；《明夷卦》“六五”爻辭“箕子之明夷，利貞”，記箕子明夷事；《晉卦》卦辭“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記康侯用錫馬蕃庶事(3)。

在卦辭、爻辭中，還有大量反映上古社會生活多方面的内容。

其中，有反映婚姻問題的。如《屯卦》“六二”爻辭：“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屯，難。如，語氣詞。邅，難行不進的樣子。班，盤桓。這是説：“欲進又難，騎馬盤桓。不是劫搶，是娶新娘。”又《睽卦》“上九”爻辭：“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睽，違離，此指離家的行旅之人。負塗，塗中運載。弧，指弓。説，通“脱”，放下。這是説，行旅的人在孤單地走路，看見一群人運載著大豬，拉著一車象鬼一樣的人。開始，行人以爲他們是强盜，張弓搭箭，準備防衛，後來弄清了情況，就放下弓箭。原來，他們不是來搶劫，而是帶著禮物，讓人裝扮成圖騰模樣去娶親的。

《周易》中提到“匪寇”婚俗，僅三卦。應該注意以下兩點：其一，屯如邅如，表現了求婚者心中没有把握、徘徊爲難之態。若是一夫一妻制的迎親，不應該有這種心態與舉動。其二，匪寇，乍一看到，形似寇；經審視，知非寇。説明這種求婚人群，具有搶劫的外部表現形態。它反映的當是上古時期對偶婚制度下的婚姻習俗，即掠奪婚。這種婚姻制度，是在原始社會母權制度時期由不同氏族的男女實行群婚制發展來的，通常是一男一女結爲配偶，是一種由群婚制向一夫一妻制演進過程中過度性的婚姻形式。因爲是族外婚，又是女重於男的母系氏族時期，所以男方要到女方去尋求配偶。反映婚姻問題的卦、爻辭中，還有男子娶妻、納妾及女子出嫁、女弟陪嫁等内容(4)。

有反映奴隸逃亡的。如《訟卦》“九二”爻辭：“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克，勝。訟，訴訟，爭訟。逋，逃亡。邑人，郭沫若撰《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邑人也是當時支配階級的所有物（奴隸）。”這是説，奴隸主出外爭訟，敗訴回來，奴隸逃亡了三百家。在奴隸社會，逃亡是奴隸進行反抗鬥爭的一種重要手段。

在卦辭、爻辭中，有不少是韻文，且多用比興表現手法，很富詩意。如：

《震卦》卦辭：“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指雷。虩虩，恐懼的樣子。啞啞，言笑的聲音。匕，勺子。鬯，酒。這是説：“始聽雷響心戰驚，後又發出説笑聲。哪怕沉雷驚百里，持勺把酒仍從容。”

《中孚卦》“九二”爻辭：“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陰，通“蔭”，指樹上蔭蔽處。子，指雌鶴。爵，酒杯，這裏指酒。靡，共。這是説：“鶴在樹蔭叫不停，它的配偶和聲鳴。我有好杯盛美酒，與你共飲樂融融。”這是一首生動的詩歌。先用比興的手法起句，以雙鶴的和鳴比興，寫出自己的思想感情。

《大過卦》“九二”爻辭：“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又“九五”爻辭：“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稊，通“荑”，草木新生、發芽。這是説：“枯死的楊樹生新芽，老漢把少女娶到家。”又：“枯死的楊樹開了花，老太婆嫁給了年輕娃。”這首詩運用比興手法，描寫老夫娶少妻與老妻嫁少夫這種不正常的婚姻狀況。

《周易》卦爻辭中這些古代歌謡，既反映不少上古時期社會歷史内容，具有一定史料價值，又顯示出從早期詩歌發展到《詩經》階段的一些軌跡，有著不容忽視的文學價值。

以上這些，來自當時的社會生活，是研究殷、周之際歷史狀況的珍貴資料。

關於《易經》的作者，舊説伏犧氏始畫八卦，周文王推演成六十四卦，周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這些説法，皆難確考。根據内容推斷，《易經》的卦辭與爻辭，當是長期積累的占筮資料，大約編定於西周初年。

2．傳

傳是經的最古解釋，共有七種十篇。其傳目次：（一）彖傳上。（二）彖傳下。（三）象傳上。（四）象傳下。（五）文言。（六）繫辭上。（七）繫辭下。（八）説卦。（九）序卦。（一〇）雜卦。

《彖傳》上下篇，解釋六十四卦的卦名、卦義與卦辭。《象傳》上下篇，解釋六十四卦的卦名、卦義與爻辭。《文言》，解釋《乾》、《坤》二卦的卦辭與爻辭。《繫辭》上下篇，是《易經》的通論。《説卦》，解説八經卦所象的事物。《序卦》，解説六十四卦組合的順序。《雜卦》，解説六十四卦的卦義。漢代人把傳的七種十篇稱爲“十翼”，意思是説它是經的羽翼。傳解説經，有正確的地方，也有不符合經文原意的地方。傳的作者往往借助於解經的形式，來闡發自己的政治主張與哲學思想，有人説它“好象借《周易》古經的舊瓶，來裝自己的新酒”(5)。經、傳既有聯繫，又有區别；既不能把它們完全割裂，更不能把它們等同看待。

關於《易傳》的作者，舊説孔子作“十翼”。這種説法，至今仍有學者信從，但從反映的哲學思想來看，它的成文時間，當在戰國時期，有的或遲至秦、漢之際。

《周易》作爲占筮書，早在春秋時期已經廣爲流傳。根據《左傳》、《國語》有關《周易》的記述，春秋時期人們基本上是把《周易》作爲占筮參考書來利用的，同時已經開始從哲理角度來理解《周易》。到戰國時期易傳寫成的年代，《周易》便由純筮書跨入以論述哲理爲基本内容的哲學著作的領域。於是，《周易》的地位隨之提高，日益受到重視，成爲儒家經典。《周易》的哲學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周易》是研究先秦哲學思想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獻。

三．傳本

漢前，經傳各自單行，而經分上下兩篇。據《晉書·束皙傳》記載，晉初於戰國魏襄王墓中發現大批簡書，内有“《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至漢《易傳》十篇始與《易經》上下篇合編，通稱《易經》。《漢書·藝文志》著録：“《易經》十二篇。”唐人顔師古《注》：“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可知漢代雖已將經傳合編，但依然經傳分開，各自成篇。到東漢末年，鄭玄爲《周易》作注，始割裂傳文與經文編在一起。《三國志·高貴鄉公紀》：“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淳于）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從此，《易傳》中《彖傳》、《象傳》與經編在一起，分列於六十四卦；又把《文言》一分爲二，分列於《乾》、《坤》二卦；《繫辭》、《説卦》、《序卦》、《雜卦》仍獨立爲篇，編排在六十四卦之後。這就是《周易》後世傳本的編排形式。

1973年底，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大批帛書，其中有《周易》。帛書《周易》的内容，分爲三個部分。（一）六十四卦。約四千九百餘字。（二）卷後佚書。佚書在六十四卦之後，共五篇，估計原來字數約有一萬一千餘字，現存字數約九千六百字。這部分内容，只有很少一部分見於今本《繫辭下》，其餘部分全爲佚書。佚書的大部分篇幅是孔子和弟子討論卦辭、爻辭含義的問答記録。（三）《繫辭》。帛書《繫辭》字數比今本《周易》的《繫辭》字數多，約有六千七百餘字。分爲上、下兩篇。上篇包括今本《周易·繫辭》上、下篇的大部分内容；下篇包括今本《周易·繫辭下》的第五、第六、第八三章及第七章的前面部分，還有今本《周易·説卦》的前三節，此外，有大約二千一百字的内容是今本《周易》所没有的部分。

今本《周易》與帛書《周易》比較，大致可以推知，今本《周易》與帛書《周易》當同出一源，而在長期的占筮活動中，逐漸發展成爲不同的傳本。

歷代研究解釋《周易》的著述很多，《十三經注疏》中所收《周易注疏》外，較著者，如唐代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南宋朱熹撰《周易本義》、高亨撰《周易古經今注》與《周易大傳今注》、金景芳與吕紹綱撰《周易全解》、張立文撰《帛書周易注釋》等，另有朱伯崑主編《周易知識通覽》、廖名春等撰《周易研究史》、北京大學圖書館索引編纂研究部編《周易索引》、張善文撰《周易詞典》等。

第二節　尚書

《尚書》是中國上古歷史文件與部分追述上古史事著作的彙編。

《尚書》記事時間，上起堯、舜，下迄春秋中期的秦穆公。記事内容，多數篇章重在記言，所記多是君主訓誓臣民與近臣告誡君主之辭，另有少數叙事之篇。編纂形式，全書分編爲《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其中，《虞書》五篇，《夏書》四篇，《商書》十七篇，《周書》三十二篇，共五十八篇。書前有一篇序，合序，共五十九篇。這就是今本《尚書》。

《尚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在古代文獻中，《尚書》的問題最爲複雜。

一．書名

《尚書》，最初只稱作《書》。先秦文獻稱引“《書》曰”、“《書》云”等等，都是指的《尚書》。

“書”本爲一切書籍泛稱。《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辟王，聿求厥章。’”引文見今本《詩經·周頌·載見》，作“載見辟王，曰求厥章”。又如《左傳》魯昭公二年記晉國韓宣子到魯國訪問，“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可知，《詩》、《易》、《魯春秋》等皆可以“書”稱之。所以《説文解字·叙》説“著於竹帛謂之書”。同時，“書”又專指記政事言論的簡册。古代君舉必書，設有左、右史分掌記君之言、行。《漢書·藝文志》：“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尚書》是一部以記言爲主之書，所以，“書”又成爲這部書的專稱。

《書》，後來有了《尚書》的名稱。

《書》稱《尚書》，始於何時？《墨子·明鬼下》：“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有人將此“尚書”作爲《書》有《尚書》名的最早記載。其實，此“尚書”只是以《夏書》修飾語出現，並非書名專稱。清代學者王念孫在《讀書雜誌》中提出“尚書”之“書”當爲“者”，他説：“‘尚書《夏書》’，文不成義，‘尚’與‘上’同，‘書’當爲‘者’，言上者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孫詒讓撰《墨子間詁》遵從王説，徑改“書”爲“者”。近現代不少學者也都以王説爲是。其實，“尚書”作爲《夏書》修飾語，是至今還在使用的語言表達形式。如果把“尚”訓爲“上”，把“上”理解爲時間久遠，那麽以現代語言之，就是：時間久遠的書是《夏書》，其次是商、周之書。顯然，文通義順，並非“文不成義”。王氏只是根據自己對文句的認識，並無其他文字佐證，而提出“書”當爲“者”。既然文可成義，則“書”當爲“者”之説自不能成立。所以，王説不可從。《書》稱《尚書》之始，根據文獻記載，有三説：（一）始於孔子。《尚書序》孔疏引鄭玄《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二）始於伏生。僞孔安國《尚書序》：“濟南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三）始於歐陽氏。《太平御覽》卷六百〇九《學部三》引劉歆撰《七略》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孔子生活於春秋末期，《論語》是其弟子彙輯其言行編纂而成。《論語》中三次提到《尚書》，但不稱《尚書》而稱《書》。直至戰國末年，在《荀子》、《韓非子》及《吕氏春秋》等文獻中仍不見以《尚書》稱《書》。所以《尚書》名始於孔子之説實不可信。伏生原爲秦博士，是漢初傳授《尚書》的經師。歐陽生是伏生弟子，徒承師説，自在情理中，所以第二與第三兩説實爲一説。歐陽生約與孔安國同時，略早於司馬遷。《史記》中，除《詩》、《書》連文者仍以《書》稱之以外，凡只是言及《書》者大都稱爲《尚書》。史公以《尚書》稱《書》，當上有所承。由此看來，《尚書》名始於伏生之説較爲可信。但就今見文獻記載，最早見於《史記》。

《書》稱《尚書》，於義何取？《尚書》之義，主要有四説：（一）上古之書。僞孔安國《尚書序》：“濟南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二）像天書一樣的重要之書。《藝文類聚》卷五十五引《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也，如天行也。”《尚書序》孔疏引鄭玄曰：“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三）史官所記帝王言行之書。《論衡》卷二十《須頌》：“或説《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陸德明撰《經典釋文·序録》引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四）所尊尚之書。清代牟庭撰《同文尚書》跋語曰：“《漢書·藝文志》有《周書》七十一篇，本注曰‘周史記’。師古注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也矣。’余案此則孔子所論《書》之餘，亦號《周書》，其名相混，故加‘尚’以爲别，謂所尊尚之書。”以上四説，對於“書”義的理解相同，皆與《説文》“著於竹帛謂之書”的意義相合，以今語言之，也就是文字記載。對於“尚”的解釋，前三説詞義的訓釋相同，皆曰“尚者上也”，但是，對“上”義的解説卻各不相同。一從時間分上下，“上”指以往時間的久遠；一從空間分上下，“上”指在上者，也就是天，天至高無上，所以最爲尊貴；一從人群等級分上下，“上”指在上者，也就是帝王。第四説以“尚”爲尊崇之義，是從人的認識分上下，“上”指認爲重要而受尊崇者。較之四説，以第一説於義爲長。第二説源於緯書，且繫人事於天，本不足信。第三説似可采從，但把“上書”解釋爲“上爲下書”或“上言下書”，於文難通，實不可取。第四説是從人的主觀認識上名書，書名未能揭示出書的性質與内容。第一説將“尚”作爲“書”的修飾詞，表示以往時間的久遠，於文、於義都很通順。且在先秦、兩漢的文獻中，以“尚”表示以往時間的久遠，句例甚多，如《吕氏春秋·古樂》“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史記·三代世表序》“五帝、三代之記尚矣”，《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殷以前尚矣”等。從《尚書》内容看，確是記載上古政事之書。所以，我們采用第一説，即：尚者，上也；《尚書》者，上古之書也。

《書》，後來又有《書經》的名稱。《書》稱“經”，是在它成爲儒家經典的時候，在戰國後期。不過，當時，它只是和《易》、《詩》、《禮》、《樂》、《春秋》合稱“六經”，尚未將“經”字單獨連綴書名之下，稱《書經》。《書》稱《書經》，始於《漢書》，凡三見：《律曆志》兩見，稱《書經》；《云敞傳》一見，稱《尚書經》。

直到今天，《書》、《尚書》、《書經》三名並用。

二．編定

《尚書》的編纂成書，漢代有三説：（一）《史記》説。《史記·三代世表序》：“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録。”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二）《書緯》説。《尚書序》孔疏：“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三）《漢書》説。《漢書·藝文志》：“《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迄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以上三説，最早始於《史記》。《史記》一曰“序”，一曰“編次”，序即編次之義。編次的篇章，在時限上，上自堯、舜，下至秦穆公。《史記》没有涉及編次的篇章數目。緯書出現於西漢末年，是用讖解經而産生的帶有很大宗教迷信色彩的經説，不足信據。班固生活於東漢初年，上承《史記》之説，下受緯書影響，認爲《尚書》爲孔子編纂，從衆多篇章中，選取自堯至秦，共百篇。

長期以來，人們都沿信漢人提出孔子編定《尚書》的説法。但從先秦文獻徵引《尚書》情況及《尚書》一些篇章成文年代推斷，孔子編定《尚書》之説不可信從，《尚書》最後編定當在孔子後。在先秦，《尚書》很早就已爲人們重視，常常爲説明問題而引《書》爲證。先秦文獻徵引《尚書》，最早見《論語》，而《論語》只稱《書》。《孟子》引《書》，有的只稱《書》，有的稱具體篇名。《左傳》、《國語》引《書》，有只稱《書》的，也有稱篇名的，更有了《虞書》、《夏書》、《商書》、《周書》的名稱。先秦文獻引《書》名稱逐次演變，反映了《尚書》編次的日漸進步，説明《尚書》編定遠在孔子後。關於《尚書》中一些文章的成文年代，大致可以説，有西周時期文字，也有戰國時期作品。也就是説，有一些成文於孔子前，也有一些成文於孔子後。這樣，《尚書》最後編定，自然不會在孔子時。

從《尚書》在戰國時期的流傳與漢代傳本的情況考察，大致説來，可以提出以下幾點看法。（一）先秦文獻徵引《尚書》，先稱《書》，後有稱篇名者，進而又有稱《虞書》、《夏書》、《商書》、《周書》者。由此大致可以推知，古代典册從官府傳佈社會，在社會上流傳的形式，開始當是以單篇形式，後來逐漸有了彙編若干篇的彙編本，而彙編的内容是從一個朝代的簡册中選取若干篇，稱爲“某書”。（二）先秦文獻徵引《尚書》，既有篇名不同者，又有篇名雖同但文字歧異者。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戰國時期當有不同的選編本。（三）用先秦文獻所引《尚書》與漢代傳本的《尚書》相比較，既有逸篇，又有逸文。由此大致可以推知，《尚書》在戰國時期的多種選編本，經過秦代焚書及秦末戰亂之後，大多已焚毁、散失。（四）漢代傳本的《尚書》，一則有些篇章的内容顯露出秦制的痕跡，二則記事的下限斷自秦國穆公時期的《秦誓》。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漢代傳本的《尚書》當爲秦國流傳本。（五）羅根澤在《由墨子引經推測儒墨兩家與經書之關係》中説：“《孟》、《荀》兩書，皆喜引《詩》、《書》”，“今《孟》、《荀》儒家書所引者略同今本，墨家所引者則懸殊太甚。今本舉世知爲儒家所傳，被有濃厚之儒家色彩。則孔子‘删《詩》、《書》，定禮樂’之説雖難遽信，而其經過儒家之修飾潤色，殊有極深之嫌疑。”(6)也就是説，漢代傳本的《尚書》，由孔子編定的説法不可信從，但是它經過孔子及其後學的遞相整理是可能的。（六）漢代傳本的《尚書》，編定者當是秦國的儒家後學，編定時間當在戰國末期或遲至秦朝統一到焚書前的一段時間。

三．體例

《尚書》重在記言，所記多是君主訓誓臣民與近臣告誡君主之辭，另有少數叙事之篇。對於重在記載古代帝王言辭之《書》，按其内容，區分類例，先秦文獻已涉及之。如《國語·周語中》記載單襄公對周定王，把先王之書的内容分爲教、制、官、令四項。又如《墨子·非命上》把先王之書的内容分爲憲、刑、誓三項。這些内容分類，大致反映了當時選編本所收篇章的内容情況。

漢代以來，一些學者對《尚書》内容的類例提出的意見，都是從當時見到的《尚書》本所收篇章内容綜合概括出來的。

《尚書大傳》區分爲七項，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7)這裏所區分的七項，前兩項概括言之，一曰“六‘誓’”，二曰“五‘誥’”，顯然，誓、誥各爲一類。後五項都是具體篇名，嚴格地説，都很難獨成一體，如果將它們姑且拼合爲一類，則《尚書大傳》所分之類可以概括爲三：一曰誓，二曰誥，三曰其他。

《尚書序》區分爲典、謨、訓、誥、誓、命六項，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孔穎達正義：“説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並之，則十矣。”孔穎達在《堯典正義》中對《尚書》十體作了具體説明。他説：“典書草創，以義而録，但致言有本，名隨其事，檢其此體，爲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除此之外，還有以人名命篇者，如《益稷》、《太甲》、《盤庚》、《微子》、《君奭》、《君陳》、《君牙》等；也有因事命篇者，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武成》、《旅獒》、《金縢》、《梓材》、《多士》、《無逸》、《多方》、《立政》、《周官》、《吕刑》等。孔穎達認爲：“《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爲文。”他根據“十體”之説，認爲這些以人名命篇與因事命篇的篇章，就其内容分析，實際上也都分屬謨、訓、誥、命之體，只是篇名没有體現出來罷了。

《尚書序》與孔穎達所依據的，是東晉初年梅賾所獻孔傳《尚書》。二者所區分類例，如果作一比較，前者簡明，後者過於瑣細；且孔穎達所分十體，實是摘取孔傳《尚書》篇名末字以爲體例，顯然不足爲據。

現代學者陳夢家將《尚書》内容分爲三類：一曰誥命，二曰誓禱，三曰叙事。陳氏所依據的，是西漢初年伏生所傳今文《尚書》。

今本《尚書》，即孔傳《尚書》，全書除序，共五十八篇，其内容，大致可以區分爲四類，即：典、誥、誓、事。（一）典。《爾雅》訓“典”，《釋詁》曰“典，常也”，又《釋言》曰“典，經也”。經、常同義。《周禮·天官冢宰》記載，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鄭玄注：“典，常也，經也，法也。”《尚書·堯典》孔疏：“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尚書》有《洪範》，洪，大；範，法。洪範，大法。又有《吕刑》，刑，《爾雅·釋詁》曰“刑，常也”，又曰“刑，法也”。所以，《洪範》、《吕刑》也歸併此類。這樣，此類内容，既有政教，又有刑法。（二）誥。我們將《尚書》中的誥、命、謨、訓都歸併此類。《説文》：“誥，告也。”以言告人皆曰誥，今言“告”，古用“誥”。誥者，告誡之辭。《説文》：“命，使也。從口令。”段注：“令者，發號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命者，策命、命令之辭。《説文》：“謨，議謀也。”謨者，謀議之辭。《説文》：“訓，説教也。”段注：“説教者，説釋而教之。”訓者，教導訓誡之辭。依其内容，可分爲四種情況，即：一曰上告下，二曰下告上，三曰君臣謀議，四曰人告神靈。上告下者，如《湯誥》、《盤庚》、《大誥》、《康誥》、《多方》、《文侯之命》等。下告上者，如《仲虺之誥》、《太甲》、《無逸》等。君臣謀議者，如《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等。人告神靈者，有《金縢》一篇。（三）誓。《説文》：“誓，約束也。”《尚書》凡以“誓”命篇的，都是用於軍事行動中的誓師之篇。《尚書·甘誓》孔疏：“《曲禮》曰‘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此即所謂“將戰而誓”者，如《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等。又有雖軍事行動但未戰而誓衆者，如《泰誓》。還有戰敗之後悔過而誓衆者，如《秦誓》。誥、誓，都是告誡、號令之辭，只是用於不同的場合。言辭發表在平時的稱誥，誥者告；言辭發表在軍事行動中的稱誓，誓者誓師。《周禮·秋官司寇》記載，士師之職掌“以五戒先後刑罰”，其中，“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馬融注《尚書·甘誓序》也説：“軍旅曰誓，會同曰誥。”(8)所謂會同，是對古時諸侯朝見天子的通稱。由此可知，誥、誓二類，都是重在記言之篇。（四）事。《尚書》中多爲記言之文，但也有少數叙事之篇。如《禹貢》、《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

四．傳本

1．漢代傳本

《尚書》在漢代傳本，根據《史記》、《漢書》、《後漢書》等文獻記載，主要有以下幾種。

（1）今文《尚書》

《史記·儒林列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漢書》的《儒林傳》、《藝文志》，《前漢紀》引劉向語，説法同《史記》。

《史記》、《漢書》等所説伏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其中有《泰誓》。漢代學者已指出，《泰誓》非伏生得之壁藏之篇，至武帝時才得於民間。《尚書序》説伏生傳授《尚書》“裁二十餘篇”句孔疏曰：“案《史記》及《儒林傳》皆曰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曰‘《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曰‘民間得《泰誓》’。《别録》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説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入於伏生所傳内，故爲史總之，並曰伏生所出，不復曲别分析。”如此，則伏生所得壁藏之《尚書》不是二十九篇，除去《泰誓》，爲二十八篇。其篇目：

（一）堯典(9)。（二）皋陶謨(10)。（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肜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一〇）牧誓。（一一）洪範。（一二）金縢。（一三）大誥。（一四）康誥。（一五）酒浩。（一六）梓材。（一七）召誥。（一八）洛誥。（一九）多士。（二〇）無逸。（二一）君奭。（二二）多方。（二三）立政。（二四）顧命。（二五）費誓。（二六）吕刑。（二七）文侯之命。（二八）秦誓。

伏生是秦朝博士官，他所誦習的《尚書》應該是秦代官本《尚書》，秦始皇焚書時，爲躲避焚毁而壁藏之。由此推想，伏生壁藏的《尚書》，應是用秦朝當時官方使用的標準文字篆文（或是古文，或是秦篆）抄寫。漢初，伏生以其所得二十八篇口授弟子，弟子用漢初當時通行的隸書抄寫，所以後人稱之爲今文《尚書》。伏生本《尚書》的傳授情況，據《史記》、《漢書》、《後漢書》記載，伏生授張生與歐陽和伯。歐陽和伯授倪寬，倪寬授歐陽和伯之子，此後，歐陽氏世世相傳，至其曾孫歐陽高，漢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立爲《尚書》博士。於是《尚書》有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夏侯始昌，始昌授夏侯勝，勝授從兄之子夏侯建。勝爲建之叔，所以史稱勝爲大夏侯，建爲小夏侯。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立大、小夏侯《尚書》博士。於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東漢初年，光武帝立“五經”博士十四人，《尚書》仍立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東漢後期，於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鐫刻石經立於太學，史稱漢石經，又稱熹平石經。熹平石經《尚書》用今文歐陽本，增後得《泰誓》，所以爲二十九篇。二十九篇中，《般庚》（即《盤庚》）、《大誓》各分爲上、中、下三篇，所以，漢石經所用歐陽氏《尚書》的篇目爲二十九，篇數爲三十三。

（2）古文《尚書》

根據文獻記載，兩漢時期古文《尚書》的傳本，分屬兩個不同的系統：一是孔壁本。《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二是張霸本。《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論衡·正説》：“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萊）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張霸百兩篇之古文《尚書》，乃漢代之僞古文，當時即已辨定爲僞書，被廢黜而不傳。所以，漢代古文《尚書》只有孔壁本。

孔壁古文《尚書》的篇數，上面已經提到，比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多十六篇。那麽，伏生本二十九篇（併後得《泰誓》計之）加上十六篇，即是孔壁本的篇數，孔壁本則爲四十五篇。據《尚書·堯典》孔疏（在《虞書》下），十六篇的篇目爲：

（一）舜典(11)。（二）汩作。（三）九共。（四）大禹謨。（五）益稷(12)。（六）五子之歌。（七）胤征。（八）湯誥。（九）咸有一德。（一〇）典寶。（一一）伊訓。（一四）肆命。（一三）原命。（一四）武成。（一五）旅獒。（一六）冏命。

其中，《九共》分爲九篇，所以，孔壁本篇目十六，篇數則爲二十四。

古文《尚書》在漢代實際傳習的篇數，並非孔壁本的全部，而只是與伏生本相同的部分。漢代只有三家今文立於學官，傳習今文成爲入仕的門徑。古文未立學官，傳習古文無補於功名，且比今文多出的十六篇又無今文參照，所以今文中没有的各篇很少有人傳授習誦。

2．梅賾獻《書》

漢之古文《尚書》，約於魏、晉之際亡佚，今僅存其篇目。

東晉初年，豫章内史梅賾向朝廷獻孔安國作傳（注）的《尚書》。梅獻孔傳《尚書》把今文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三篇，另有古文二十五篇，書首冠以孔安國撰《尚書序》，凡五十九篇。記事依時間順序，分編爲《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上始傳説人物堯、舜，下訖春秋中期秦穆公。梅獻孔傳《尚書》篇目的編排，依次爲：

（一）尚書序。

一、虞書（五篇）：（二）堯典。（三）舜典。（四）大禹謨。古文。（五）皋陶謨。（六）益稷。

二、夏書（四篇）：（七）禹貢。（八）甘誓。（九）五子之歌。古文。（一〇）胤征。古文。

三、商書（一七篇）：（一一）湯誓。（一二）仲虺之誥。古文。（一三）湯誥。古文。（一四）伊訓。古文。（一五）太甲上。古文。（一六）太甲中。古文。（一七）太甲下。古文。（一八）咸有一德。古文。（一九）盤庚上。（二〇）盤庚中。（二一）盤庚下。（二二）説命上。古文。（二三）説命中。古文。（二四）説命下。古文。（二五）高宗肜日。（二六）西伯戡黎。（二七）微子。

四、周書（三二篇）：（二八）泰誓上。古文。（二九）泰誓中。古文。（三〇）泰誓下。古文。（三一）牧誓。（三二）武成。古文。（三三）洪範。（三四）旅獒。古文。（三五）金縢。（三六）大誥。（三七）微子之命。古文。（三八）康誥。（三九）酒誥。（四〇）梓材。（四一）召誥。（四二）洛誥。（四三）多士。（四四）無逸。（四五）君奭。（四六）蔡仲之命。古文。（四七）多方。（四八）立政。（四九）周官。古文。（五〇）君陳。古文。（五一）顧命。（五二）康王之誥。（五三）畢命。古文。（五四）君牙。古文。（五五）冏命。古文。（五六）吕刑。（五七）文侯之命。（五八）費誓。（五九）秦誓。

此梅獻孔傳《尚書》，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尚書》。

梅獻孔傳《尚書》，係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的合編本。唐代學者對其可靠性深信不疑，唐初陸德明據以撰《經典釋文》，孔穎達等人奉敕據以撰《尚書正義》。至宋，始有學者對其提出懷疑。首先發難者是南宋吴棫，繼之有朱熹等人。他們從文字方面考訂，發現“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俱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13)，懷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書傳》並《序》“非孔安國作”(14)。

元代，趙孟頫撰《尚書今古文集注》，以古文爲僞，故將今文、古文分編。趙氏係《尚書》今文、古文分編之第一人。吴澄撰《書纂言》，以古文爲僞，故將古文全部删去，僅存今文而注之。吴氏係删古存今之第一人。吴澄尚在《題伏生授書圖》詩中明言：“先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論伏氏功，遺像當鑄金。”明代，梅鷟撰《讀書譜》與《尚書考異》，也力斥古文《尚書》爲僞作。他在《尚書考異·自序》中指出，“《史》、《漢》所載，絶無二十五篇影響”，進一步從内容上考辨所增古文二十五篇悉雜取傳記中語以成文。清初，閻若璩撰《古文尚書疏證》，列舉一百二十八條證據，考定梅獻孔傳本《尚書》爲僞作。稍後，惠棟撰《古文尚書考》，補舉例證，力主閻説。此後，雖不時有人爲僞古鳴冤，但終難翻此案，梅獻孔傳《尚書》之古文部分及孔安國《尚書序》、孔傳皆爲僞作之説，已成學術界公認之定論。至於僞於何時，何人作僞，目前尚無定説，一般認爲，僞作出現於漢代古文《尚書》亡後的魏、晉時期。

今本《尚書》，文分今古。古文部分，係僞作，只能視爲魏晉人寫的上古史，不可輕以信據。今文部分，被認爲是可靠上古史料，但具體篇章亦應區别對待，既有當時遺文，亦有戰國學者追記之作。如《虞書》、《夏書》都成文後世。《商書》中有無商朝遺文尚有不同看法，但有不少篇是後世擬作確是大家所公認。《周書》部分，大都爲當時作品。總的説來，年代越早，成文時間反而較晚，一般認爲多是戰國時追記之作。即使史料來源有據，但也難免加進去追記者所處時代政治、思想、經濟、制度等方面的特色。所以在作爲史料使用時仍須慎重對待。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今文二十八篇可靠程度雖各不同，但都形成於商周時期，或係當時之作，或據傳聞追記，流傳至今，成爲記載上古史跡爲數不多的最古文獻遺存。當時之作，確爲最有價值的第一手史料自不待言；即使後人據傳聞所寫追記之作，也有不少可信史料，如《堯典》記堯舜禹“禪讓”故事，反映了原始社會後期氏族評議推選首領制的存在。所以今文中追記之作，也都是研究中國上古史不可忽視的珍貴史料。

歷代研究《尚書》的學者很多。清代孫星衍撰《尚書今古文注疏》，代表了清代乾嘉時期研究《尚書》的水平。顧頡剛是民國以來研究《尚書》的大家，撰《尚書校釋譯論》。近幾十年來，綜合介紹與研究《尚書》的著述有陳夢家撰《尚書通論》、蔣善國撰《尚書綜述》、劉起釪撰《尚書源流及傳本》與《尚書學史》等。

1982年，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新一版顧頡剛主編《尚書通檢》。

199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民編撰《尚書詞典》。本詞典收録今文《尚書》二十八篇正文中的全部字詞。

第三節　詩經

《詩經》，先秦稱《詩》，漢後稱《詩經》，是周代樂官採集選編的一部周代詩歌總集。

一．編纂

《詩經》選詩來源，根據文獻記載，主要有二途：一是采詩。《漢書·食貨志上》：“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户而知天下。”何休撰《春秋公羊傳解詁》於魯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句下注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周王朝爲瞭解社會民情，自下而上地進行采集民間歌謡，然後由樂官整理編纂，獻給天子，以觀民風。二是獻詩。《國語·周語上》：“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又《國語·晉語六》：“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祅祥於謡，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在列者，指位在公、卿、大夫、士之列者。周王朝統治階級内部，從公、卿、大夫到士的各個階層，都通過向王室獻詩進行諷諫，歌功頌德。周室的樂官經過五百多年的采集編選，到春秋中期，《詩經》一書已初具規模，後來又經過孔子的整理修訂，用以教授學生，漸而成爲社會通行的定本。

二．體例與内容

《詩經》收周代詩歌三百〇五首。收詩時間，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期，前後約五百餘年。半數以上是各地民歌，其他是貴族作品。《詩經》分編爲《風》、《雅》、《頌》三大部分。這種分類體例，和音樂的曲調有關。《墨子·公孟》：“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孔子世家》也説：“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詩既可誦歌，又可弦奏，還可舞蹈，可知本來都是樂歌，《風》、《雅》、《頌》的分類是從音樂曲調的分類而得名。後來，樂譜亡失，獨有歌詞流傳下來。

《詩經》分《風》、《雅》、《頌》三部分編排，依次爲：

一、風。十五國風，一百六十篇：（一）周南。（二）召南。（三）邶風。（四）鄘風。（五）衛風。（六）王風。（七）鄭風。（八）齊風。（九）魏風。（一〇）唐風。（一一）秦風。（一二）陳風。（一三）檜風。（一四）曹風。（一五）豳風。

二、雅，一百〇五篇：（一）小雅，七十四篇。（二）大雅，三十一篇。

三、頌，四十篇：（一）周頌，三十一篇。（二）魯頌，四篇。（三）商頌，五篇。

《詩經》是中國最早一部詩歌總集，有很高的文學成就與史料價值，在中國文學史與史學史上都有極重要的地位。就文學言，它是中國詩歌的源頭；就史學言，可以説它是先秦歷史的一部史詩。《風》，是地方音樂，分十五國風。《風》詩中，絶大部分是民間歌謡，極少數是貴族作品，是中國最早的現實主義詩篇。《雅》，是王室宫廷與京畿一帶的樂歌，分《大雅》、《小雅》兩部分。從來源看，大部分是貴族作品，《小雅》中有少數作品是民間歌謡。從時間看，《大雅》全部是西周作品，《小雅》兼有春秋作品。從内容看，大致可分兩部分：一部分是西周初期作品。這些詩篇適應周初社會比較繁榮的景象，歌頌太平盛世及周王祖先，並且注意對統治階級生活的描寫。另一部分是在西周末年周室衰微到平王東遷歷史背景下産生的作品。這些詩篇大都反映了深刻的社會内容，對統治階級的昏庸腐敗持批判態度，並且表現出對國家命運的關心與對勞動人民的同情。《頌》，是用於宗廟祭祀的樂歌，分《周頌》、《魯頌》、《商頌》三部分。《周頌》全是西周初期作品，主要内容是叙述周祖起源與歌頌周先人的業績及周王室的文治武功。《魯頌》與《商頌》都産生於春秋前期，《魯頌》主要歌頌魯僖公的才略與功業，《商頌》是宋國作品而歌頌的是宋國先人商王的業績。總的説來，《詩經》所反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對現實生活的描寫，爲瞭解當時的社會情況，提供了豐富而生動的素材。它的一些叙事詩，有的記述了當時的社會制度，有的反映了重大的歷史事件，有的保存了古代的傳説歷史。這些，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史料價值。

三．傳本

秦代焚書禁學，《詩經》也遭劫難。西漢初年，《詩經》復傳。《漢書·藝文志》“藝文略”著録：“《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又：“《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詩》類小序説明四家傳授情況：“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説，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當時傳授《詩經》有四家：魯人申培所傳稱《魯詩》，齊人轅固所傳稱《齊詩》，燕人韓嬰所傳稱《韓詩》，毛公所傳稱《毛詩》。這就是漢代四家《詩》。魯、齊、韓三家屬今文，西漢立於學官；《毛詩》屬古文，西漢未立學官。四家傳授《詩經》，傳本不同，文字各異，解説更是多有不同。東漢末年，鄭玄爲毛公撰《毛詩故訓傳》作箋（注的一種形式）。鄭學受到社會尊崇，《毛詩》得到學者推重。其後，學《毛詩》者漸多，其他三家《詩》逐漸衰廢，並先後亡佚，只有《毛詩》獨傳後世。《隋書·經籍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今天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傳本。

《毛詩》爲“毛公之學”，毛公謂誰？《史記》叙漢初經師，《詩》舉魯、齊、韓三家，不及毛公。《漢書》著録《毛詩》，而稱“公”不名。至東漢末年，鄭玄箋《毛詩》，作《詩譜》，在《詩譜》中説：“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鄭玄提出與《毛詩》有關者有大、小毛公二人，但仍“公”而不名。三國吴人陸璣撰《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提出：“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依鄭、陸二氏説，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傳《毛詩》者是亨而非萇。南朝宋人范曄撰《後漢書·儒林傳》提出：“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唐初修《隋書·經籍志》著録：“《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傅毛萇傳，鄭玄箋。”又在《詩》類小序中指出：“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古學。”依范書、《隋志》説，傳《毛詩》者是萇而非亨。二説孰是？孔穎達等奉唐太宗命撰《五經正義》，在《毛詩正義》中疏解“《毛詩》”之義時，根據鄭玄在《詩譜》中所説“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提出：“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此後，學人多從孔氏正義説。

這裏，擇舉數種介紹研究《詩經》的著述，如南宋朱熹撰《詩集傳》、于茀撰《金石簡帛詩經研究》、洪湛侯撰《詩經學史》、陳宏天與吕嵐編《詩經索引》、向熹撰《詩經詞典》、遲文浚撰《詩經百科辭典》等。

第四節　三禮

本節介紹：一、周禮。二、儀禮。三、禮記（附：大戴禮記）。

一．周禮

《周禮》是一部記載周代設官分職的政典。

1．作者與成書年代

關於《周禮》的作者與成書年代，歷來衆説紛紜。一種説法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所作，一種説法是西漢末年劉歆僞造。這兩種説法都不足信。

《周禮》非劉歆僞作，理由有三。其一，《周禮》多用古字，其形體罕見於其他先秦典籍，有些也不見於《説文》所收古、籀文字，卻可從甲骨文、金文中找到它。漢代研究《周禮》的學者，如杜子春、鄭興、鄭衆、鄭玄等人，因“經文古字不可讀，故四家之學皆主於正字”(15)，足見其字體之古。近人洪誠在《讀周禮正義》中分析《周禮》的行文特點，指出：“從語法看，文獻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十數與零數之間皆用‘有’字連之，戰國中期之文即不用。《周禮》之經、記全部用，此種語法與《尚書》、《春秋》同。”(16)周代官制，由於文獻缺乏，難知其詳，而《周禮》“所載官制與《詩經·大雅》、《小雅》相合”(17)。從文字、語法與内容方面考察，都説明它采有春秋以至西周時期的原始資料。其二，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又據《史記·封禪書》記載，漢武帝與公卿儒生討論封禪時，群儒引及《周官》。這説明，戰國時已有其書，漢武帝時已被儒生所傳習。其三，“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皆不見於《周禮》”，《周禮》所記禮制又有不少地方與《儀禮》、《禮記》不同。劉歆“果贋托周公爲此書，又何難牽就其文，使與經、傳相合，以相證驗，而必留此異同，以啟後人之攻擊”(18)。由此可知，《周禮》不可能爲劉歆所僞作。

《周禮》非周公姬旦所作，理由也有三。其一，《周禮》所記禮制，不少地方與《左傳》、《儀禮》、《禮記》不同，與其他典籍也有不同之處。又如建都、封國、設官、九畿諸制，也多與先秦其他典籍不合。這説明，它揉進了一些不是西周時期的甚至也不是春秋時期的政治制度的記載。其二，孔子從未提及此書，孟子在談到周代爵禄時也説“其詳不可得聞”(19)。這説明，孔、孟都未曾見到此書。其三，《周禮》所記各種政治制度，組織精密周備，綱目井然條晰，是一部結構嚴謹的長篇巨制，根據中國書籍産生與發展的歷史，這樣的作品不可能産生於春秋以前。且所記地域之廣，設官之衆等，亦決非春秋以前所能有。由此可知，《周禮》不可能爲周公所作。

綜上所述，《周禮》既非周公所作，亦非劉歆所僞，當是戰國後期學者采西周及春秋時期的官制及其它原始資料，參考戰國時期各國的政治制度，再加上自己的政治理想，綜合融會而編纂成書。

2．體例與内容

《周禮》是一部專門記述古代設官分職的政典，全書以六官爲綱，分爲六大部分，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每官先標官名，綜述職掌，然後分述其各級官屬的官名、爵等、員數以及各自的職掌。本來還應該有冬官司空，職掌土木建築等，但在漢代發現此書時，《冬官》篇即已亡佚，據説當時曾出千金購求，也未購得，於是就取先秦記載各種手工工藝與其發展情況之書《考工記》補於《冬官》之處，以足成六篇之數。所以後世流傳的《周禮》，第六篇《冬官》的内容是《考工記》。

《周禮》全書六官及其官屬的編排，依次爲：

一、天官冢宰

《周禮·天官冢宰》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天官冢宰“治職”，故又謂之“治官”。

天官冢宰爲六卿之首，百官之長，職掌天下政務。正曰大宰，卿，一人，總理天下政務，輔佐天子治理天下；貳曰小宰，中大夫，二人，輔助大宰處理政務，並職掌王宫的政令刑法。正貳下有考官(20)，曰宰夫，下大夫，四人，佐助長官處理具體事務。天官冢宰下分立各級各種機構，設官分職，分掌各種事務。

二、地官司徒

《周禮·天官冢宰》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地官司徒“教職”，故又謂之“教官”。

地官司徒職掌邦教，管理人民、土地、賦税等。正曰大司徒，卿，一人，總掌教育、土地、産殖等事務；貳曰小司徒，中大夫，二人，輔助大司徒處理政務，並職掌民衆人數以及征役、祭祀、飲食、喪紀等事務。正貳下有考官，曰鄉師，下大夫，四人，司徒掌六鄉，鄉師佐助長官管理六鄉事務。地官司徒下分立各級各種機構，設官分職，分掌各種事務。

三、春官宗伯

《周禮·天官冢宰》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春官宗伯“禮職”，故又謂之“禮官”。

春官宗伯職掌國家各種禮儀制度與典禮活動。正曰大宗伯，卿，一人，總掌國家重大典禮；貳曰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國家重大典禮輔助大宗伯行之，一般禮儀小宗伯掌其事而行之。正貳下有考官，曰肆師，下大夫，四人，佐助長官負責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祭品。春官宗伯下分立各級各種機構，設官分職，分掌各種禮儀事務。

四、夏官司馬

《周禮·天官冢宰》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夏官司馬“政職”，故又謂之“政官”。

夏官司馬職掌軍政，負責統領軍隊，執行征伐，平定國家。正曰大司馬，卿，一人，總理天下軍政；貳曰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輔助大司馬處理軍政，且遇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等，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正貳下有考官，曰軍司馬，下大夫，四人，佐助長官處理軍政具體事務。夏官司馬下分立各級各種機構，設官分職，分掌各種事務。

五、秋官司寇

《周禮·天官冢宰》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秋官司寇“刑職”，故又謂之“刑官”。

秋官司寇職掌司法，負責獄訟刑罰。正曰大司寇，卿，一人，總掌國家司法刑獄，審斷諸侯、卿大夫及庶民的訴訟案件；貳曰小司寇，中大夫，二人，輔助大司寇處理司法事務，且掌外朝之政，以五刑審理民衆的訴訟案件。正貳下有考官，曰士師，下大夫，四人，佐助長官處理司法具體事務。秋官司寇下分立各級各種機構，設官分職，分掌各種司法事務。

六、冬官考工記

《周禮·天官冢宰》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冬官司空“事職”，故又謂之“事官”。

漢代發現《周禮》時，“冬官司空”篇即已亡佚，於是取《考工記》以充之。

《考工記》是一部記載先秦各種手工工藝與其發展情況的著作。篇首總論社會分工情況，指出：“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考工記》把社會分工分爲六種：一曰王公，二曰士大夫，三曰百工，四曰商旅，五曰農夫，六曰婦功。關於各類工種，《考工記》指出：“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刮摩之工，玉、即、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

《周禮》是一部疑信參半之作，其中既雜揉著編纂者設計的一些未成事實的治國方案，需與其他典籍對照參驗，確也保存了不少先秦原始資料，使後人可以通過它考見古制。郭沫若在《關於奴隸與農奴的糾葛》(21)一文中談到周代人民可同牛馬一樣買賣時，就引用《周禮·地官司徒》質人之職的記載作爲論據。郭文説：“周代的人民是可以買賣的，而且同牛馬一樣買賣。《周禮·地官》質人有下列的職掌：‘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22)。’（請注意序次是由賤而貴）”所以，它是研究先秦制度的一部重要典籍。

3．傳本

《周禮》，原名《周官》，經秦禁學焚書，入漢，晚出，漢景帝、武帝之際才被發現，屬古文。《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德立二十六年卒，卒時武帝已立十一年，可知《周官》發現於漢景帝、武帝之間。西漢末年，劉歆利用《周官》附佐王莽托古改制，復行古禮，提高了《周官》的地位，作爲儒家經典立於學官，其名又稱《周官經》，同時，也取得了《周禮》之名。《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著録：“《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荀悦撰《漢紀》卷二十五孝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記載：“歆以《周官經》六篇爲《周禮》。”陸德明撰《經典釋文·序録》亦曰：“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河間獻王劉德自何得《周官》？所得是否完帙？所得非完帙，史無異説。自何得來，記載紛歧。東漢馬融撰《周官傳》曰：“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録》、《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陸德明撰《經典釋文·序録》引“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禮記·禮器》“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句鄭玄注：“經禮，謂《周禮》也。”孔穎達正義疏解之曰：“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爲設官分職之法，亦名《周官》，有六卿，每卿下各有屬官六十，凡三百六十。經秦焚燒之後，至漢孝文帝時，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所謂“出之山巖屋壁”，山巖、屋壁並非一地，則馬氏顯係泛指，非具體言之。得之李氏，以人言；出之山岩屋壁，以地言。若將人、地合觀，二説則可合而爲一。較之馬、陸，孔疏晚出，而將《周官》的發現提前到文帝之時，且以《考工記》爲文帝時博士所作，因不知所據，故可姑且置而不論。

二．儀禮

1．書名與編定

《儀禮》，先秦至漢皆稱《禮》。儒家經典《易》、《書》、《詩》、《禮》、《春秋》合稱“五經”，其中的《禮》就是《儀禮》。《禮》爲儒家經典，入漢又稱《禮經》，有時還把它稱作《禮記》。漢代傳《禮》十七篇，所記多爲士的日常禮儀，且有一些篇徑以“士禮”題名，如《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士喪禮》、《士虞禮》等，所以漢代又謂之《士禮》。就今見資料，自漢至三國時期，《禮》無《儀禮》之名。根據《晉書》卷六《元帝紀》記載，晉元帝太興四年“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晉元帝爲東晉首帝，可知晉代始有《儀禮》的名稱。本爲《禮經》，何名《儀禮》？雖前賢多有解説，但至今難明其詳。這裏，僅録賈公彦於卷首書名下的疏解以備參考：“《周禮》言‘周’不言‘儀’，《儀禮》言‘儀’不言‘周’”，“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别夏、殷，故言‘周’。《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故此篇有‘醮用酒’，《燕禮》曰‘諸公’，《士喪禮》曰‘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又《周禮》是統心，《儀禮》是履踐，外内相因，首尾是一，故《周禮》已言‘周’，《儀禮》不須言‘周’周可知矣。且《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言‘儀’者見行事有威儀，言‘曲’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

禮，本來是人類在長期日常生活與社會實踐中逐漸形成的風俗習慣，經過日積月累，約定俗成，完善定型爲一定習俗規格、禮儀形式，成爲人們的行爲規範。統治階級把禮從社會生活領域推廣到社會政治領域，作爲治國規範，這就是所謂禮治。相傳，西周初年，周公旦曾“製禮作樂”，《儀禮》就成於周公之手。周公作《儀禮》的説法，現在看來不大可信，但《儀禮》有些内容反映的時代相當久遠，確是事實。孔子非常精通禮學，也非常重視禮儀制度對治理國家與個人修養的重要作用。但當時有關禮制記載已散失不全，於是孔子搜集資料，重加整理編訂，然後將其作爲教本傳授弟子。今傳《儀禮》十七篇，除《士相見禮》、《大射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四篇外，其餘十三篇中，十二篇不僅有經，還有記；另一篇《喪服》經分章節，章節經下有傳、並且有的傳中又引傳。《儀禮》於經文外增益之記、傳，當爲孔子弟子或其後學所作，所以《儀禮》最後編定，當在春秋末期至漢初之間。

2．篇次與内容

秦代焚書禁學，《禮》多有散亡。漢興，魯人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稱《士禮》。漢武帝時，又得古文《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士禮》相同，其餘三十九篇是已失傳的《禮》文，稱爲《逸禮》。《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著録：“《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其序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後來，《逸禮》又亡，所以只有《士禮》（即《儀禮》）十七篇傳世。

根據鄭玄《三禮目録》，漢代《儀禮》傳本有三家，即大戴（戴德）本、小戴（戴聖）本與劉向《别録》本。賈公彦在《儀禮》卷首“《士冠禮》第一”下的疏文中綜合鄭玄《三禮目録》對三家傳本篇次的記述曰：“大戴、戴聖與劉向爲《别録》，十七篇次第，皆《冠禮》爲第一，《昬禮》爲第二，《士相見》爲第三。自兹以下，篇次則異。”又曰：“其劉向《别録》，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倫叙，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即以《士喪》爲第四，《既夕》爲第五，《士虞》爲第六，《特牲》爲第七，《少牢》爲第八，《有司徹》爲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亦依此《别録》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爲第九，《特牲》爲第十，《少牢》爲第十一，《有司徹》爲第十二，《士喪》爲第十三，《既夕》爲第十四，《聘禮》爲第十五，《公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玄皆不從之矣。”據此，可知大戴、小戴、劉向《别録》三家《儀禮》傳本的篇次。

東漢末年，鄭玄注《儀禮》，采用劉向《别録》本的篇次。今《儀禮》傳本《十三經注疏》本，即鄭注本；也就是説，今本《儀禮》的篇次，與劉向《别録》本相同。

《儀禮》記載中國古代有關冠、婚、喪、祭、朝、聘、鄉射等各種禮儀的情況。因爲禮制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又成爲統治國家的重要手段，所以，《儀禮》關於各種禮儀的記載，爲考察與研究中國古代的親族關係、宗法思想以及統治階級各方面的生活情況，提供了極爲重要的資料。另外，不少禮儀形式都是人類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的風俗習慣的定型化，有的産生年代相當久遠，這些流傳下來的禮儀形式，就像一個打開著的窗口，人們可以從這裏窺探出遠古歷史的一些蹤影。所以，《儀禮》記載的那些繁夥的禮儀形式，今天雖已失去它的社會憑藉與實踐意義，但是不能因此而低估它的史料價值。

三．禮記（附：大戴禮記）

記，是對經而言，它是解釋經的文字。所謂《禮記》，就是解釋《禮經》之書。

禮學家在世代傳授《禮》的過程中，逐漸積累了解釋、説明或補充經文的大量資料——《記》，以幫助傳習者加深對經文的理解。

1．《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

西漢初年，傳授《禮》的是魯人高堂生，傳授《士禮》十七篇。到漢宣帝時，傳至后倉，戴德、戴聖、慶普都是后倉弟子。從此，《禮》有二戴與慶氏三家學。戴德、戴聖在向弟子傳授經義過程中，各選編一部分《記》，作爲輔助資料。戴聖是戴德的侄子，所以稱戴德所輯爲《大戴禮記》，戴聖所輯爲《小戴禮記》。後經傳習者輾轉增删，最後成爲定本，《大戴禮記》輯文八十五篇，《小戴禮記》輯文四十九篇。東漢末年，鄭玄爲《周禮》、《儀禮》、《小戴禮記》作注，合稱“三禮”。此後，鄭學受到社會推重，《小戴禮記》地位逐漸提高，最終升入經的行列，而《禮記》也成了《小戴禮記》專用名稱。相反，《大戴禮記》卻遭到了冷遇，研讀的人越來越少，使得原本八十五篇多有散失，只有三十九篇流傳至今。

2．禮記

《禮記》（即《小戴禮記》）是漢前及漢代學者解《禮》之作的彙編。全書輯文四十九篇。

《禮記》所輯之文，既非一人之作，又非成於一時，編次淩亂，内容龐雜，很難作一個包括全盡的綜合概括。大體説來，有的記述古代日常生活習俗，有的記述各種禮儀制度，有的記述教育問題與禮樂效用，有的記述孔子言行，還有的是解説《儀禮》經文的專篇與儒門後學闡述儒學思想的論文。正由於《禮記》内容龐雜，涉及面廣，所以爲後人保存了多方面的珍貴資料，使它成爲研究中國古代宗法制度、儒學思想及教育文化等問題的重要典籍。

3．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一樣，所輯也是漢代以前及漢代學者解《禮》之作。原輯文章八十五篇，現存三十九篇(23)。

《漢書·藝文志》於“六藝略”著録“《孔子三朝》七篇”。裴松之注《三國志·秦宓傳》引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清代王聘珍撰《大戴禮記解詁》引南宋王應麟語曰：“《孔子三朝志》七篇，今考《大戴禮》，《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閑》是也。”《大戴禮記》所載《孔子三朝記》七篇、《曾子》十篇闡述儒家學説，《五帝德》、《帝繫》叙述上古世系，《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符》論述古代禮制，還有《夏小正》相傳爲記載夏朝曆法月令的遺文，都是研究上古歷史與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獻。所以，《大戴禮記》雖然長期遭受冷遇，但是，它所彙集的資料不可忽視。

1996年，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錢玄撰《三禮通論》。

1993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錢玄、錢興奇撰《三禮辭典》。

第五節　《春秋》與《春秋》三傳

《春秋》相傳爲孔子編訂，《左氏傳》（省稱《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三書一向認爲都是解釋《春秋》之作而合稱“《春秋》三傳”。所以，介紹《春秋》三傳，爲把問題説得清楚，需先從《春秋》説起。

一．春秋

1．《春秋》釋名

據文獻記載，周代王室與各諸侯國都有自己的史官，負責記載王室與各諸侯國的史事。史官所記，即爲史書。“春秋”就是這些史書的通稱。《國語·晉語七》：晉悼公因叔向“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此當指晉史。又《國語·楚語上》：楚莊王詢問教育太子的事，申叔時説：“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此當指楚史。《墨子》還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24)，甚至還説“吾見百國《春秋》”(25)。也有的國家把本國史書另起專名。《孟子·離婁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史書何以名“春秋”？杜預在《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中説：“蓋以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則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意思是年有四時，不可遍舉，於是就交錯互舉，節取春、夏、秋、冬中的“春秋”二字以代表全年。這是傳統的説法。近年有人通過對甲骨文與金文的研究，認爲殷代與西周一年内只有春、秋二季，所以稱年爲“春秋”，史書即由此得名(26)。

2．傳世《春秋》爲魯國國史

今天我們看到的《春秋》，是魯國的國史，其他以“春秋”命名之史皆不傳。

魯國國史《春秋》，相傳經過孔子的整理編訂。它以年、時、月、日爲次記事，是中國留存下來的一部最早的編年史。因爲《春秋》一書記載了這一階段的歷史，所以後人就把《春秋》記載的這一段歷史時期稱爲春秋時期。因爲《春秋》是魯國的國史，所以記事之次以魯國的十二個國君的紀年爲序，始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中經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終於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計二百四十二年。

魯哀公在位二十八年，爲什麽《春秋》只寫到十四年呢？《春秋》哀公十四年只記了一句話：“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後世的經學家認爲，麟是一種傳説中的神獸，它的出現本是一種祥瑞，但因時無明主，禮崩樂壞，麟出非其時，反而遭獲。所以孔子在整理修訂《春秋》時，就到此爲止了。今天我們看到的《左傳》本《春秋》，記事到哀公十六年（前479年），最後一句是：“夏四月己丑，孔子卒。”一般認爲，這是孔門弟子在孔子死後，又參據魯國史書把孔子修訂的《春秋》續補到了孔子去世。但是，《春秋》的下限，一般不把《左傳》本《春秋》後續的兩年計算在内，而將其起訖年代簡單地概括爲：始於魯隱，絶筆獲麟。

《春秋》記載的内容，多是政治、軍事活動，也有少量的自然現象。據粗略統計，征伐佔百分之四十，會盟佔百分之二十，朝聘佔百分之二十，祭祀、婚、喪等佔百分之十，日月食、星變、地震、隕石、雨、雹、水旱、蟲等自然現象佔百分之十。這些，都是春秋史事的信實記録。

3．《春秋》傳授本

《春秋》本是一部史書，既然相傳曾經孔子修訂，所以被儒門弟子所重視。戰國時期，已與《易》、《書》、《詩》、《禮》、《樂》一起列爲儒家經典，合稱“六經”。到漢代，尊崇儒術，《春秋》尤爲所重。但是，《春秋》的文句特别簡短，記載二百餘年的史事才用一萬六七千字，有的記一件事只用一個字，最長的也只有四十多字，而且措詞也比較隱晦。這樣一部史書，人們要想讀懂它，通過它瞭解史事的原委，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孔門後學在世代傳習《春秋》的過程中，出現幾種解釋《春秋》的傳授本。《春秋》本是一部獨立的書，《漢書·藝文志》經、傳分别著録，可知漢代尚是經、傳各自單行。後來被各傳授本按年或按事拆開，與傳合併，先經後傳。於是，《春秋》不再有單行本傳世，後世看到的只是經、傳合編的傳授本——《春秋》三傳。

解經之作稱爲傳。《春秋》爲經，則解釋它的著作即爲傳。據《漢書·藝文志》著録，傳至漢代，解釋《春秋》的著作共有五家，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因爲“《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所以二傳未得傳世，後人看到的只有前三傳，合稱“《春秋》三傳”。

《左傳》屬古文，《公羊傳》與《穀梁傳》爲今文。在西漢，今文二傳立於學官，即在國立太學設有博士講授。《左傳》未得立於學官，而在民間流傳。《左傳》重在記述史實，《公》、《穀》重在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所以，從史學與文學的角度看，三傳之中，《左傳》爲優；從儒學與思想史的角度看，三傳之中，《公》、《穀》爲重。

2004年，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趙伯雄撰《春秋學史》。

二．左傳

1．作者與編定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左傳》於漢前的傳授情況，文獻缺載。相傳《左傳》爲春秋末期魯國史官左丘明編撰，司馬遷與班固都持此説。《漢書·藝文志》著録：“《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到唐代，開始有人對這種説法提出異議。此後，不少學者對《左傳》的作者及成書年代提出自已的看法，概括起來，主要有三種意見：（一）仍主舊説，認爲作者是左丘明。（二）戰國時人的作品。（三）西漢末年提倡古文經學的劉歆所僞造。根據近代學者的研究與通過對《左傳》記事内容及行文風格的分析，《左傳》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很可能開始由左丘明口頭傳授，後由授受的後學著之於簡策，編纂成書。

《左傳》經、傳合編，傳附於經，始於杜預。杜預撰《春秋序》：“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西晉初年，杜預將《春秋》經文按年拆開，分别放在各年的傳文之前，爲之作注，稱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從此，《左傳》經、傳合一。

2．體例與内容

《左傳》是一部記載春秋時期史事的編年史。《左傳》的記事時間，紀年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與《春秋》同；止於魯悼公四年（前463年），末事記晉國趙、魏、韓三家滅智氏，此事發生在魯悼公十四年（前453年），比《春秋》記事下延二十八年。記事範圍，遠遠突破《春秋》的魯史特點。它既解釋《春秋》，卻又不受《春秋》記事範圍的局限，不僅依據魯史記載魯國的史事，而且還利用各諸侯國的歷史記載較爲詳細地記述了晉、秦、齊、楚、鄭、宋、衛等諸侯國的史事。記事内容，重點記載當時的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同時兼及社會的各個方面。在國與國之間及各國内部各種政治力量之間錯綜複雜的鬥爭中，既有大量貴族之間的矛盾、傾軋與鬥爭，又有一些反映人民群衆與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與鬥爭。這些記載，反映出春秋時期王權的衰落，諸侯的强大，卿大夫的專權及統治階級的荒淫殘暴，勞動人民的深重災難。《左傳》不僅記載了春秋的當代史，而且還保存不少春秋以前的史事與歷史傳説。所以，它是學習與研究春秋與春秋以前的歷史所依據的重要歷史文獻。

《左傳》不僅是一部重要歷史著作，還是一部文學名著。它語言簡潔精煉，叙事層次分明，能用少量的筆墨描繪出事件的曲折情節與人物的生動形象。尤其擅長描寫戰爭，生動地再現了春秋時期爭霸鬥爭與互相征伐的情況。《左傳》是中國歷史散文的典範，在文學史上佔有極爲重要的地位。

有關《左傳》的今人著述，如楊伯峻撰《春秋左傳注》，廣泛吸收歷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並兼采考古資料，是一部代表當今《左傳》研究水平的著作；楊伯峻、徐提撰《春秋左傳詞典》，是與楊伯峻撰《春秋左傳注》配套的專書詞典。另有張高評撰《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陳克炯撰《左傳詳解詞典》等。

三．《公羊傳》與《穀梁傳》

1．《公》、《穀》的傳授與編定

《公羊傳》是《春秋公羊傳》的簡稱。《漢書·藝文志》著録：“《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公羊子何人？漢前如何傳授？據記載，其始傳自孔子的學生子夏。緯書《春秋説題辭》：“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戴宏《序》：“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27)依據戴説，原只口耳傳授，到漢景帝時才由公羊壽在其弟子胡母子都的幫助下最後寫定成書。所以，《四庫全書總目》説《公羊傳》是“壽撰”(28)。

《公羊傳》經傳合編、傳附於經的時間，《四庫全書總目》説，經、傳“漢末猶自别行”，“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彦作疏之時所合併歟？彦《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彦本以經文並爲二卷别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29)至今尚難確言。

《穀梁傳》是《春秋穀梁傳》的簡稱。《漢書·藝文志》著録：“《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穀梁子何人？漢前如何傳授？據記載，也始傳於子夏。唐代楊士勛在《春秋穀梁傳》范寧《序》的疏文中説：“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由是《穀梁》之傳大行於世。”根據近代學者的研究，《穀梁傳》原來也是口耳傳授，至漢才最後寫定成書，而寫定時間比《公羊傳》還要稍晚一些。

《穀梁傳》經傳合編、傳附於經的時間，《四庫全書總目》説：“范寧集解乃並經注之，疑即寧之所合。”(30)此乃推測，已難詳考。

2．《公》、《穀》的體例與内容

《公》、《穀》二傳記事時間相同，都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止於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與《春秋》同；經、傳合編形式相同，都按事分編，同一件事的經、傳合編一起，經在前，傳附經後；解經方式相同，都采用問答體，每事先列《春秋》經文，然後傳文以設問作答的形式，逐層疏解經文語句與涉及到的名物制度，闡發《春秋》書法與經文大義。二傳所據《春秋》經文雖同，但因對經文内容的意義理解不同，所以傳文對《春秋》大義的闡釋有所不同。如魯隱公元年，《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闡釋之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穀梁傳》闡釋之云：“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通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己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二傳闡釋文字的内容都分前後兩部分，前釋“元年春王正月”，後釋何以不書隱公“即位”。釋“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逐詞解説，最後指出《春秋》之義在於張揚尊王與大一統思想。《穀梁傳》則僅以概括的語句指出《春秋》於年始即使無事可書，也“必舉正月，謹始也”。《公》釋《春秋》大義，《穀》釋《春秋》書法。釋何以不書隱公“即位”，二傳都認爲是爲“成公意（志）”。“公意（志）”是什麽？二傳都認爲是隱公要把君位“反之桓（讓桓）”。至於爲什麽隱公要把君位“反之桓（讓桓）”，二傳看法不同。《公羊傳》以“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與“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爲據立論，認爲隱、桓皆非適出，隱年雖長於桓，但桓母尊貴而隱母卑微，根據宗法制度，立非適之子以貴不以長，自當桓繼父立以爲君。既當立桓，爲什麽隱立爲君呢？認爲桓雖尊貴而年幼，“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穀梁傳》以“《春秋》貴義而不貴惠，通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爲據立論，認爲隱要把君位“讓桓”是“成父之惡”，所以不合正道。二傳對隱讓君位於桓之論，《公羊》褒揚，《穀梁》批評，所闡釋的《春秋》之義截然不同。《公羊傳》除闡釋《春秋》的尊王與大一統思想，還提出《春秋》是孔子爲“撥亂世，反諸正”(31)而作及張三世、辨夏夷、大復仇等思想。《穀梁傳》闡釋《春秋》大義，多據禮立論。傳中判别是非正邪，曰“禮也”、“非禮也”；曰“正也”、“非正也”、“不正也”，“正”者謂符合禮，“不正”、“非正”者即謂不符合禮。《公》、《穀》闡釋《春秋》大義都講宗法，但《公》重視宗法法治，而《穀》强調宗法禮治。禮以序尊卑，别貴賤，目的在於維護與加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政治與倫理的尊卑等級關係。《穀梁傳》魯昭公四年：“《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穀梁傳》魯文公十四年“不以嫌代嫌也”句范寧《集解》：“《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一切以禮治非禮，不以非禮治非禮，這正符合孔子所説“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32)。

《公》、《穀》二傳傳文對於春秋史事叙及很少，所闡發的所謂《春秋》大義，多爲後世經師的政治思想，並非全合《春秋》本旨，所以對於研究春秋史價值不大。但要研究戰國、秦、漢時期的儒家思想、經學歷史等，卻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第六節　論語

《論語》是一部記載孔子言行（其中也記有若干弟子的少量言行）的語録體著作。

一．孔子

孔子是中國古代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省曲阜縣東南）人。先世是宋國人，宋襄公之後。宋襄公六世孫孔父嘉别爲公族，以孔爲氏。孔父嘉之曾孫孔防叔，爲避華氏逼害，逃到魯國。孔子乃孔防叔的曾孫。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是一位武士，任陬邑大夫，在貴族的各階層中地位較低。叔梁紇原娶施氏，生九女而無一男；後娶妾生一子，名伯尼，卻是一個有足病的跛子；年過花甲，又娶顔氏之女徵在，年不到二十，生一子，即孔子。傳説顔徵在懷孕期間，曾禱於尼丘山，故生子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喪父，幼年家境便日漸艱難，《論語·子罕》記載孔子的話説：“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作小吏。《孟子·萬章下》：“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吏管理倉庫，乘田管理牛羊。後至魯定公時，孔子已年至半百，才出仕做官。據《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當時的魯國國政，實權掌握在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手中。孔子行攝相事，與三桓的矛盾日深。最後，孔子只好辭去官職，離開魯國，開始國外周游的歷程。他首先到衛國。根據《史記·衛世家》記載，衛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此年爲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四嵗。此後，又先後到陳、曹、宋、鄭、蔡、楚等國。孔子周游列國，希望能有國家聽從其説，請其任職主政，藉以推行其德政禮治。他雖然奔波勞頓，走訪各國，但其主張並未得到各國諸侯的青睞，而是到處遭受冷遇。不得已，只好結束游説，返回魯國。根據《史記·衛世家》記載，衛出公九年，“仲尼反魯”，此年爲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六十七嵗。晚年，孔子傾注心血致力於整理古代文獻與從事教育事業，對保存與傳播中國古代文化學術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體例與内容

孔子收徒授業，僅“受業身通者”(33)就有七十多人。弟子們受業於孔子，記録了很多孔子的言行。孔子死後，孔門弟子相與輯録“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34)，編纂成書，即是《論語》。成書年代，大約在戰國初期。

漢代，傳《論語》者有魯、齊二家。漢武帝時，從孔子舊宅牆壁中發現一批先秦典籍，其中有《論語》，是謂古文《論語》。劉向《别録》：“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壁所得，謂之《古論》。”(35)《漢書·藝文志》於“六藝略”著録：“《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此即漢代的“三《論》”。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説，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36)。張禹以《魯論》篇目爲基礎，參考《齊論》，擇善而從，把魯、齊二《論》融爲一本，成爲一個新的傳本，曰張侯《論》。今天看到的《論語》，基本上就是張侯《論》。

《論語》分篇、章編排，全書二十篇，三百二十二章。每篇撮取篇首二、三字作篇名，篇名與全篇内容無涉。每篇中根據内容分爲若干章，章與章之間也没有邏輯與内容上的關聯。其篇次：（一）學而。（二）爲政。（三）八佾。（四）里仁。（五）公冶長。（六）雍也。（七）述而。（八）泰伯。（九）子罕。（一〇）鄉黨。（一一）先進。（一二）顔淵。（一三）子路。（一四）憲問。（一五）衛靈公。（一六）季氏。（一七）陽貨。（一八）微子。（一九）子張。（二〇）堯曰。

《論語》主要記載孔子言論，爲後人留下孔子豐富的思想財富。

孔子提出的“仁”，可以説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何謂仁？仁這個概念的内藴，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概括，一從自身，曰“克己”；一從對人，曰“愛人”。克己，《論語·顔淵》：“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何晏集解引馬融、孔安國曰：“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顔淵又“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鄭玄注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約束自己的一切言行皆合於禮即爲仁。何謂禮？《禮記·禮器》曰：“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禮之大者，可以立國治民。《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這段話，《禮記·禮運》也有記載，曰：“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論語》、《禮記》兩處，當爲同語異記，而《論語》言“禮”，《禮記》稱“道”。又《禮記·祭統》“此周道也”句鄭玄注曰：“周道，猶周之禮。”可知，禮即指道，道亦謂禮，治國之道謂之禮，以禮治國謂之道，在這裏，禮、道異詞同義。此所謂禮之大者、顯者。禮之小者，可以立身處事。《左傳》魯成公十三年“禮，身之幹也”、《荀子·修身》“禮者，所以正身也”，言修身；《禮記·表記》“無禮不相見也”，言交往；《儀禮·聘禮》“主人畢歸禮”句鄭玄注曰“禮謂饔餼饗食”，言宴享；《禮記·禮器》“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言祭享。此所謂禮之小者、微者。《禮記·禮運》曰：“夫禮，以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禮的製定，本於天象，效法地理，參據鬼神之序，所以，符合天地神靈之意。禮貫徹到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向人民顯示，治理天下國家有一定之制，它就是禮。統治者以禮治國，人民以禮行事，如此，就可政治清明，人民安居，國家得到正常發展。顯然，克己是爲了復禮；復禮，换言之，就是拯救與維護正面臨瓦解崩潰的以宗法等級制度爲主幹體制的各種制度。愛人，《論語·顔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如何愛人？體現在“忠恕”二字。爲人謀事做事，皆能竭盡心力，謂之忠。《子路》記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學而》記載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的首省就是“爲人謀而不忠乎？”足見“忠”被孔子及其弟子所重視。自己不願意要的，不要施加在别人身上，謂之恕。《顔淵》記載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里仁》：“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認爲“忠恕”二字可以概括孔子的全部學説。《雍也》記載子貢問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從積極方面言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從消極方面言仁。正面的積極爲之，負面的嚴禁防止，成爲修身、愛人完美的人格規範。

孔子的諸種思想理念，皆由其仁説引發。

在社會政治經濟方面，根據《禮記·禮運》的記載，以往的大同時代與小康時代都爲孔子所嚮往，然而三代以前的大同時代已是遠古而難及，三代出現的小康時代時尚未遠，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猶爲三代之季，社會制度由三代延續而來，只是原有制度有的方面已遭破壞，有的方面面臨崩潰，已是千瘡百孔難於維繫的局面。夏、商、周三代由夏禹、商湯與周之文、武、周公這些“三代之英”治理的小康社會，將禮作爲治理國家的綱紀準則。《論語·爲政》記載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三代之禮制，代代損益，可以想見，至周愈加完善。《八佾》記載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把恢復、維護周禮，當成了自己終生不渝的奮鬥目標。恢復、維護周禮，最重要的就是恢復、維護宗法等級制度。《顔淵》：“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君君，就是君要像君，君要有君應有的權力。君不君，就是君不像君，君雖名爲君而實際已無作爲君主應有的權力。如周王，本是宗法制度下的天下宗主，但至春秋時期，王室衰微，强大諸侯尾大不掉，反而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本是諸侯國的一國之君，但不少諸侯國的國君都大權旁落，受制於大夫；有的大夫又受制於他的家臣，如此，國君的權力實際上掌握在大夫家臣的手中。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句話，可以説是孔子“復禮”内藴在政治方面的高度概括；齊景公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所發表的意見，充分表明，在春秋末期，宗法等級制度已遭受到嚴峻挑戰，各國諸侯已感受到其君主地位已處於風雨飄摇的險境之中。面對這樣的現實，爲恢復、維護宗法等級制度，孔子提出“正名”説。《子路》：“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名，謂人在宗法等級中的身分地位，即所謂名分；正名，就是糾正現實社會中那些與名分不相符合的行爲。孔子希望通過正名，使名實相符，宗法等級中各種名分的人都各就各位，這樣，既能使各安本分以盡職守，自可使宗法等級制度得以維持延續。不難看出，孔子的“正名”説，是爲了“復禮”，希望挽救與維繫走上末路的周代宗法等級制度。

在治國方略上，孔子主張德政、禮治。孔子在《爲政》中提出“爲政以德”，在《先進》中提出“爲國以禮”，《爲政》又記載孔子之言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裏，德、禮並提，且與政、刑對言，形成兩種對立的社會政治觀。孔子重視人才，稱許賢人政治。《子路》記載孔子回答仲弓問“爲政”的問題時，其中一項就是“舉賢才”。《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又《衛靈公》：“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何以能够無爲而治？《大戴禮記·主言》記載孔子回答曾參的問題時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孟子·滕文公上》：“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趙岐注：“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己憂。”《新序·雜事三》：“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這些，都爲舜所以能够“無爲而治”作了注腳，即得益於賢臣輔佐，也就是賢人政治。孔子主張珍惜民力，反對重賦。《學而》：“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治國要節儉財用，愛惜民力，不誤農時。《先進》：“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左傳》魯哀公十一年記載此事引孔子之言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孔子認爲統治者對人民應該施厚斂薄，所以讓弟子譴責冉求幫助季氏聚斂財富的行爲。孔子的理想社會狀況，是庶、富、教三者皆具。《子路》：“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增加人口，使人民富裕，然後加强教育以提高素質。富而教之，成爲後世儒家學派的理想社會藍圖。

在認識論方法論方面，孔子提出“中庸”説。《論語·雍也》：“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中，中和；庸，用。中庸，中和以爲用。中庸，即用中。“中”的地位，是相對的，無邊側便無中，所以，要用中，就必須瞭解邊側，把握兩端。由此可知，孔子的中庸思想的特徵，是“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孔子提出的“過猶不及”、“文質彬彬”等命題，皆源於他的中庸思想。

孔子的教育思想，内容豐富。孔子生活於春秋末期，正是中國社會的劇烈變革時期。學術文化，也衝破原來“學在官府”的禁錮局面，流佈民間。就在此時，孔子收徒傳授學業知識，爲中國開展私人教育的第一人，對學術文化向社會的廣泛傳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孔子“有教無類”，使社會上各階層多層面的人得到學習與掌握學術文化的機會。孔子分“文、行、忠、信”四個學科授業，又根據每個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使學生的個性才能得到發揮。孔子的教育活動，重視道德，重視實踐。《論語·學而》：“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記載孔子弟子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雍也》記載魯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何以言顔回好學？接著孔子説出顔回做人的兩方面突出特點：一是“不遷怒，不貳過”，一是“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些都説明，孔子的教育，既非德才並重，更非重才輕德，而是首德次才，把如何做人、道德修養放到第一位。要學習如何做人，社會就是學校。《里仁》：“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治學，重視向人求教。《八佾》：“子入太廟，每事問。”《公冶長》：“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在孔子看來，學與問是治學的兩個方面。孔子强調思考，重視培養學生舉一反三的能力。《八佾》：“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八佾》：“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八佾》：“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述而》：“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論語》作爲語録體著作，語言簡潔，文字凝練，藴意深刻，很多語句成爲後人習用的成語格言。

總之，《論語》記載孔子關於政治、哲學、教育、倫理、道德修養、文學、語言等諸多方面的言論，是研究孔子思想與儒學的可信資料，也是研究中國社會史、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一部重要典籍。

《論語》注本，南宋朱熹撰《四書集注》本、清代劉寶楠撰《論語正義》、程樹德撰《論語集釋》、楊伯峻撰《論語譯注》等。另有北京大學圖書館索引編纂研究部編《論語索引》、安作璋主編《論語辭典》、蔡希勤撰《四書解讀辭典》等。

第七節　孟子、孝經、爾雅

一．孟子

《孟子》是一部記載孟軻言行及他同弟子、時人相互問答的著作。

1．孟子其人

孟子，名軻，戰國中期鄒（今山東省鄒縣）人。關於孟子的家世，先秦典籍不見記載，漢代人的零星記載亦難憑信。其先世，東漢趙岐撰《孟子題辭》説：“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這裏清楚地寫明只是“或曰”，不過有此説法而已。其父，緯書《春秋演孔圖》説孟子之父名激，字公宜。緯書本不足據。其母，韓嬰撰《韓詩外傳》記“孟母斷織”、劉向撰《列女傳》記“孟母三遷”，被後世傳爲佳話，成爲教子的楷模。關於孟子的生平事跡，雖《史記》有傳，但記載甚爲簡略，只能參據《孟子》一書的某些記載，推見其一生活動的梗概。孟子大約生於周烈王四年（前372年）前後。早年，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人。學業成就以後，先後出游齊、宋、滕、魯、魏（梁）等國。晚年，回到家鄉，著書立説。大約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年）前後，活了八十多歲。大致説來，孟子晚於孔子百年，略早於莊子與荀子，生活於戰國中期。

孟子是孔子之後儒家學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繼承與發展了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説，後世與孔子並稱“孔、孟”，尊爲“亞聖”。孟子的思想學説，記載在《孟子》一書中。

2．《孟子》其書

（1）編定

孟子所處時代是戰國中期，他也像孔子一樣周游列國，説諸侯，希望自己的政治主張能够被采納施行。但當時各國統治者或爲了自存，或爲了兼併他國，都在謀求富强之術，孟子主張被視爲迂闊之見，到處碰壁。正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説：“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吴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於是到了晚年，他便無意出游，呆在家中著書立説，在弟子參加下編成《孟子》一書。

關於《孟子》的編定，歷來衆説紛紜。大致言之，其説有三：（一）孟軻在其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的參加下整理編撰而成。《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二）孟軻自作。趙岐撰《孟子題辭》：“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三）孟軻死後，其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共同記述而成。唐代韓愈《韓昌黎集》卷十四《答張籍書》：“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没，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以上三説，各能言之成理，驗之《孟子》，當以史公之説爲妥。《孟子》一書，述仲尼之意，“擬聖而作”(37)，但與《論語》相比，《論語》有不少地方記述孔子的容貌動作，尤其是《鄉黨》，全篇只有四處引述孔子的話，總共才有二十字，其餘全是記述孔子衣食居行的文字；而《孟子》全書只載孟子的言論，未記孟子的容貌動作及生活情況。清代閻若璩撰《孟子生卒年月考》説：“《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孟子》全書以孟軻稱“孟子”，其弟子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也都稱“子”，他如陳臻、徐辟等弟子亦或稱陳子、徐子、唯獨萬章、公孫丑少數弟子不稱“子”，直書其名，可是，所記稱“子”之弟子的問答反少，不稱“子”之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的問答反多。清代魏源撰《孟子年表考》説：“公都子、屋廬子、樂正子、徐子皆不書名，而萬章、公孫丑獨名，《史記》謂退而與萬章之徒作七篇者，其爲二人親承口授而筆之書甚明。”《孟子》記述孟子所見時君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滕文公、鄒穆公、魯平公等，皆稱其謚。其書若爲孟子自作，雖然孟子卒年不能確指，但不可能所見時君皆死在孟子之前。梁啟超撰《孟子略傳》説：“今考其書，於時君皆舉其謚，其中梁惠王、齊宣王固先孟子卒，若魯平公、鄒穆公、梁襄王、滕文公之類，未必皆先孟子卒。疑此書由孟子發凡起例，而弟子寫定之。”

綜上所述，《孟子》蓋孟子生前在萬章、公孫丑參加下整理編撰，死後由弟子寫定。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作《孟子》七篇”，《漢書·藝文志》著録“《孟子》十一篇”。東漢末年，趙岐爲《孟子》作注時，對十一篇進行真僞辨析。他在《孟子題辭》中首先肯定孟子“著書七篇”，然後又説：“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説》、《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托之者也。”趙岐認定外書四篇爲僞品，便没有給它作注，以後讀《孟子》的人也就不再讀它，於是外書四篇逐漸亡佚，只有内書七篇流傳後世。至於今傳《孟子外書》四篇，則是明末姚士粦所僞撰，早被斥爲“僞中出僞”(38)之作。

（2）體例與内容

《孟子》的編纂體例，如《論語》，全書分編七篇，二百六十章。每篇撮取篇首二三字作篇名，篇名與全篇内容無涉。每篇中根據内容分爲若干章，章與章之間也没有邏輯與内容上的關聯。東漢末年，趙岐爲《孟子》作注，以每篇文字繁多，將各篇分爲上、下二卷，於是成七篇十四卷。其篇次：（一）梁惠王篇上。（二）梁惠王篇下。（三）公孫丑篇上。（四）公孫丑篇下。（五）滕文公篇上。（六）滕文公篇下。（七）離婁篇上。（八）離婁篇下。（九）萬章篇上。（一〇）萬章篇下。（一一）告子篇上。（一二）告子篇下。（一三）盡心篇上。（一四）盡心篇下。

孟子的思想學説有諸多方面，而他提出的“仁政”説，可以説是孟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孔子提出“仁”説，主要用於人自身的内在倫理道德修養。仁這個概念的内藴，用孔子的話表述，自身，“克己復禮爲仁”；對人，“仁者愛人”。如何“愛人”？正面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負面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把孔子“仁”説内藴推衍擴展，作爲一種治理國家的政治學説提出，即“仁政”。仁政，孟子有時又稱爲王政、王道。王指往昔的聖賢君王，王道即指先王之道。

孟子的諸種政治思想理念，皆由其仁政説引發。

在社會政治經濟方面，孟子稱譽堯、舜、夏禹、商湯與周文王、武王，希望時君施行先王之道，恢復井田制，重視學校教育。《孟子·梁惠王上》“寡人之於國也”章：“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滿足人們的生存需要，使之“養生喪死無憾”，是施行王道首先要做到的。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衆人不挨餓受凍，老人衣帛食肉，子弟在學校享受教育，描述的是施行井田制的社會狀況，如此即可稱王天下。孟子將關心民生，體恤民衆疾苦，主張輕徭薄賦，減輕對人民的剥削，反對兼併戰爭，指斥殘暴之君爲“獨夫”。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認爲歷代興亡皆由民心向背所致。《孟子·離婁上》“桀、紂之失天下也”章記載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將關心民生、重視民心與憎惡暴君的思想凝煉升華，提出著名的“民貴君輕”説，這一體現民本意識的命題在當時提出，難能可貴。

在哲學思想上，孟子提出“養浩然之氣”説。《孟子·公孫丑上》“夫子加齊之卿相”章記載，孟子自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在回答“何謂浩然之氣”時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孟子所養之氣，不是客觀存在的精氣，而是充滿儒家道義之氣。孟子提出自己的義利觀，認爲“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這種義利觀，過分强調主觀意識（仁義）的作用，反對對實際利益的追求，顯然偏頗。孟子主張性善論。《孟子·告子上》“性猶湍水也”章記載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人性本善，雖有時爲不善，時勢使然，並非本性。又《告子上》“性無善無不善也”章孟子指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的性善論與他的仁政説出自同一思想理念，性善論成爲仁政説的思想理論基礎。

《孟子》在記述同其他學派的論辯中，還保存了一些其他學派思想學説的資料，對研究先秦其他學派的思想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孟子》的文章寫得很好，語言流暢，善用比喻，感情强烈，筆帶鋒芒，具雄辯氣概，富有鼓動性，充分反映了戰國時期諸子論辯的咄咄氣勢，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對後世散文的發展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孟子》注本，南宋朱熹撰《四書集注》本、清代焦循撰《孟子正義》、楊伯峻撰《孟子譯注》等。另有楊澤波撰《孟子評傳》、北京大學圖書館索引編纂研究部編《孟子索引》、王世舜等撰《論語孟子詞典》等。

二．孝經

《孝經》是一部專講孝道的書。

《孝經》作於何時，作者何人，歷代學者意見不一。大致言之，蓋有五説：（一）孔子作。《漢書·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二）孔子弟子曾參作。《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業。作《孝經》。死於魯。”（三）曾子弟子作。南宋王應麟撰《困學紀聞》引胡寅語：“《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四）七十子之後學作。清代毛奇齡撰《孝經問》：“此是春秋、戰國間七十子之徒所作。”（五）漢人僞作。清代姚際恒撰《古今僞書考》：“是書來歷出於漢儒，不惟非孔子作，並非周、秦之言也。”考察《孝經》的文句與内容，就會發現有一些是從《左傳》、《孟子》以至《荀子》等書抄襲來的，或撮取大意，或襲用文句，都痕跡顯然，可知《孝經》不可能爲孔子或其弟子曾參所作。《吕氏春秋·察微》引用《孝經·諸侯章》的文字，冠以“《孝經》曰”，可知《孝經》也不可能爲漢人之僞作。如此，則《孝經》當成書於《孟子》、《荀子》流行以後，《吕氏春秋》成書以前，時在公元前三世紀戰國末期，作者當是孔門七十子之後學。

《孝經》僅一千七百九十九字，是《十三經》中字數最少的一部書。

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君主爲忠，由對父母行孝到爲君主盡忠是一脈相承的思想體系。所以，《孝經》一向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利用它來進行倫理説教，加强思想統治。

根據《漢書·藝文志》著録，在漢代，《孝經》有今文、古文兩種傳本。今文十八章，古文二十二章。古文本於南朝梁代亡佚，所以只有今文十八章本流傳至今。這裏需要順便提及的是，後來古文本復出，學者認定其爲僞書，所以雖今尚存，姑可不論。

三．爾雅

《爾雅》是一部訓詁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詞典。

1．作者與成書年代

先秦時期，學者們很早就已重視文字訓詁與名物釋義，在不少文獻中都或多或少包含著這方面内容。把這些分散在各書的資料加以彙編，即成訓詁專書。根據《晉書·束皙傳》記載，《汲冢書》中有《名》三篇，“似《爾雅》”。由此可以推想，戰國時期，已有訓詁資料選輯本在社會上流傳。《爾雅》就是一部選輯先秦文獻中訓詁資料編纂成的訓詁專書。

《爾雅》作者及成書年代，歷來衆説不一，主要意見有四：（一）西周初周公姬旦作。（二）孔子門人作。（三）秦漢之際儒生作。（四）漢儒作。考察《爾雅》所輯訓詁資料，有些確甚古遠。如《釋魚》：“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甲骨文“乙”作“”、作“”，“丙”作“”，“丁”作“□”。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釋干支》中説，“乙”之象魚腸，“丙”之象魚尾，“丁”係“睛”之古字，魚枕“蓋以魚睛大而又在頭之兩旁”。所以“乙、丙、丁均爲魚身之物，此必爲其最初義。蓋字既象形，而義又已廢棄，正其爲古字古訓之證”。又如《釋親》記“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的四“甥”稱謂，語源遠在上古原始社會母系氏族族外群婚制時期。《爾雅》中更多的是采自春秋、戰國時期的訓詁資料。如“《釋天》曰‘暴雨謂之涷’，《釋草》曰‘卷施草，拔心不死’，此取《楚辭》之文也；《釋天》曰‘扶摇謂之猋’，《釋蟲》曰‘蒺藜，蝍蛆’，此取《莊子》之文也；《釋詁》曰‘嫁，往也’，《釋水》曰‘瀵，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釋地》‘四極’曰‘西王母’，《釋畜》曰‘小領，盜驪’，此取《穆天子傳》之文也；《釋地》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此取《管子》之文也；又曰‘邛邛岠虚負而走，其名謂之蟨’，此取《吕氏春秋》之文也；又曰‘北方有比肩民焉，疊食而疊望’，《釋水》曰‘河出昆侖虚’，此取《山海經》之文也；《釋詁》曰‘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曰‘弘、廓、宏、溥、介、純、夏、幠’，《釋天》曰‘春爲青陽’至‘謂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釋鳥》曰‘爰居，雜縣’，此取《國語》之文也”(39)。可見《爾雅》不可能是周公或孔子門人作。東漢趙岐撰《孟子題辭》：“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漢文帝時已有《爾雅》，但秦焚書禁學，《詩》、《書》百家語毁滅殆盡，入漢，惠帝時除挾書之律，文景世開獻書之路，先秦古籍才陸續復出。顯然，廣輯先秦諸多文獻訓詁資料爲一書，秦和漢初都不具備這樣的社會與文獻條件。可見《爾雅》不可能是秦與漢初時編輯。如此，《爾雅》選輯的訓詁資料，既非編於一時，又非成於一手，經過長期積累彙輯，於戰國末年編纂成書。從《爾雅》編排體制、訓詁方式與采輯内容看，書中確有少數資料爲書成後增益文字，説明入漢後又曾增益部分内容。

2．“爾雅”釋義

這部書何以名《爾雅》？東漢末年劉熙撰《釋名·釋典藝》：“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音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清代阮元在《與郝蘭皋户部論爾雅書》中對“近正”之義加以申説：“爾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國近於王都之正言也。”阮氏還以古況今：“正言者，猶今官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於官話者也。”(40)近人黄侃在《爾雅略説》中解説“爾雅”之義説：“‘雅’之訓‘正’，誼屬後起，其實即‘夏’之借字”，“明乎此者，一可知《爾雅》爲諸夏之公言，二可知《爾雅》皆經典之常語，三可知《爾雅》爲訓詁之正義。”《爾雅》所輯資料，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標準語（正言）釋方言俗語，二是當代語釋古語，三是常用語釋難僻詞語。以是觀之，黄氏之説可以説是對“近正”之訓的具體闡釋。《爾雅》名書的取義，就是用雅正之言解釋古詞、方言與俗語，使之接近於規範化的標準語言。

3．體例與内容

《爾雅》是中國現存第一部訓詁書，首創按内容性質分類釋詞體例。《漢書·藝文志》著録“二十篇”，今本僅十九篇。《爾雅·釋詁第一》題下邢昺疏引《爾雅·叙篇》文，可見原有《叙篇》，後亡佚。《爾雅》十九篇次：（一）釋詁。（二）釋言。（三）釋訓。（四）釋親。（五）釋宫。（六）釋器。（七）釋樂。（八）釋天。（九）釋地。（一〇）釋丘。（一一）釋山。（一二）釋水。（一三）釋草。（一四）釋木。（一五）釋蟲。（一六）釋魚。（一七）釋鳥。（一八）釋獸。（一九）釋畜。

《爾雅》十九篇，按其内容，可以歸納爲五個方面：一是詞語（第一至第三），二是各種人事關係的稱謂（第四），三是建築與器物（第五至第七），四是天文與地理（第八至第十二），五是植物與動物（第十三至第十九）。按其性質，可以綜括爲兩種類型：一是解釋詞語的普通詞典（第一至第三），二是解釋各種名物的百科詞典（第四至第十九）。

閲讀古代典籍，首先需要通曉訓詁，明瞭詞義與各種名物制度，《爾雅》正是一部這樣的書，所以一向爲學人所重視，把它看成是“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41)。特别是在儒術處於獨尊地位的情況下，讀經成了讀書人進入仕途的必由之路，而經師解説經義大都援據《爾雅》以證古義，則“欲窮‘六經’之旨，必自《爾雅》始”(42)。於是“從其所重，列之經部”(43)，使它一開始就與儒家經典結下不解之緣。《漢書·藝文志》著録於“六藝略”的《孝經》類之後，《隋書·經籍志》著録於經部的《論語》類之後，處於儒家經典的附屬地位。唐文宗時，徑升尊位，成了經書中的正式成員。

用今天的學術觀點認識《爾雅》，其重要價值有三：（一）對辭書編纂學的貢獻。《爾雅》按照詞義系統與事物分類詮次内容的編纂方法編纂訓詁書，對後世辭書的發展産生了積極的影響，仿其體例，以“雅”名書的後繼之作一脈相承，自成體系。（二）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重要地位。《爾雅》彙輯了豐富的上古漢語詞彙，保存了大量的古訓古義，是一座上古漢語詞彙的寶庫，成爲研究上古漢語詞彙與閲讀先秦典籍的必備之書。（三）史料價值。《爾雅》的内容，包括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諸多方面，爲瞭解上古歷史與進行各有關學科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

清代郝懿行撰《爾雅義疏》，資料豐富，疏解詳實，爲學人所重。朱祖延主編《爾雅詁林》，遲文浚、王玉華編《爾雅音義通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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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先生，指吴摯父，清代安徽省桐城縣人，曾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其時，尚秉和從其學。

(2) “周”義三説，參閲孔穎達撰《周易正義》卷首“八論”。

(3) 以上五事，參閲《古史辨》第三册載顧頡剛撰《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

(4) 男子娶妻，如《蒙卦》“九二”爻辭、“六三”爻辭，《咸卦》卦辭。男子納妾，如《鼎卦》“初六”爻辭。女子出嫁，如《泰卦》“六五”爻辭，《漸卦》卦辭，《歸妹卦》“九四”爻辭。女弟陪嫁，如《歸妹卦》“初九”爻辭。

(5) 高亨撰《周易雜論·周易大傳的哲學思想》。

(6) 載《古史辨》第四册。

(7) 南宋王應麟撰《困學紀聞》卷二引。

(8) 陸德明撰《經典釋文》引。

(9) 合今本《舜典》而没有《舜典》篇首二十八字。

(10) 合今本《益稷》篇。

(11) 孔壁本别有《舜典》，非今本由伏生本《堯典》分出的《舜典》。

(12) 孔壁本别有《益稷》，非今本由伏生本《皋陶謨》分出的《益稷》。《益稷》，孔疏引作《棄稷》。

(13) 吴棫撰《書稗傳》文。《書稗傳》不傳，其文見明代梅鷟撰《尚書考異》卷一引。

(14) 朱熹語。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七十八、七十九。

(15) 阮元撰《周禮注疏校勘記序》。

(16) 洪誠撰《孫詒讓研究》。

(17) 朱謙之撰《周禮的主要思想》。

(18) 《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九《周禮注疏》提要。

(19) 《孟子·萬章下》。

(20) 《周禮·天官冢宰》大宰之職：“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鄭玄注：“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考。”考官，即輔佐長官處理具體事務之官。

(21) 收入郭沫若文集《奴隸制時代》。

(22) 儥：買。質劑：古代貿易券契質與劑的並稱。長券曰質，用以購買牛馬之屬；短券曰劑，用以購買兵器珍異之物。

(23) 《大戴禮記》原八十五篇，後亡四十六篇，僅三十九篇存世。但今本有四十篇目。《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大戴禮記》提要：“蓋後人於《盛德》第六十六别出《明堂》一篇爲六十七”，“實闕四十六篇，存者宜爲三十九篇。”這裏存篇之數仍以三十九計之，而篇題則按今本實際分列的四十目。

(24) 《墨子·明鬼上》。

(25) 《隋書·李德林傳》引。

(26) 于省吾撰《歲、時起源初考》，載《歷史研究》雜誌1961年第4期。按：甲骨文中，紀時名詞已有“春”、“秋”二字，不見“夏”字；雖見“冬”字，但不作紀時名詞，而爲“終”之初文。西周金文，未見四時名稱。《春秋》編年記事，以春、夏、秋、冬四時爲序，説明春秋時期已分一年爲四時。所以，于氏在本文中提出：“商代和西周只實行著二時制，四時制當發生於西周末期。”

(27) 緯書與戴説，見唐代徐彦在《春秋公羊傳》何休《序》“傳《春秋》者非一”句之《疏》文引。

(28)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春秋公羊傳注疏》提要。

(29) 同上。

(30)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春秋穀梁傳注疏》提要。

(31) 《公羊傳》魯哀公十四年。

(32) 《論語·顔淵》。

(33)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34) 《漢書·藝文志》。

(35) 南朝梁代皇侃撰《論語義疏·自序》引。

(36) 《隋書·經籍志》。

(37) 趙岐撰《孟子題辭》。

(38) 梁啟超撰《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

(39)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爾雅注疏》提要。

(40) 《揅經室集》卷五。

(41) 陸德明撰《經典釋文》卷一。

(42) 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與晦之論爾雅書》。

(43)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爾雅注疏》提要。

第三章　經部主要文獻（下）——小學類圖書

古人把語言文字之學稱爲“小學”。

“小學”之稱的含義，有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小學”原本是指八歲至十四歲的幼童讀書的學校。許慎《説文解字·叙》：“周禮，八歲入小學。”《大戴禮記·保傅》：“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小者所學之宫也。”北魏盧辯注：“古者太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也。”東漢崔寔撰《四民月令》：“農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學，學‘五經’；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篇章，是指《倉頡篇》之類的字書。也就是説，學童在小學學習的内容，是啟蒙教育的識字課本。《漢書·藝文志》於“六藝略”立“小學”類，著録圖書《史籀》、《蒼頡》、《凡將》等“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其類序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從《漢志》小學類著録圖書與類序所述可知：（一）漢前，“小學”指稱幼童始受啟蒙教育時學習識字課本（字書）的場所，即學校；至漢，將“小學”語意轉移引申，將在小學所學識字課本即字書稱爲小學。（二）小學類只著録字書，而不著録詞書。（三）小學類著録的“訓故”書，意在正音讀，故皆爲訓音而作之書。

唐初修《隋書·經籍志》，沿襲《漢志》，於經部設“小學”一類，著録字書與音韻書。《漢志》將當時已有的詞書《爾雅》、《小爾雅》著録於“六藝略”的《孝經》後。唐初修《隋志》時，詞書增多，繼《爾雅》、《小爾雅》之後，又有《方言》、《釋名》、《廣雅》等書。在《隋志》中，詞書著録於經部《論語》類的《論語》後、五經總義諸書前，其類序曰：“《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附于此篇。”

五代後晉時撰修《舊唐書》，於《經籍志》分經、史、子、集四部著録圖書，經部下分十二類，經部之首列目曰：“《易》類一，《書》類二，《詩》類三，《禮》類四，樂類五，《春秋》類六，《孝經》類七，《論語》類八，讖緯類九，經解類十，詁訓類十一，小學類十二。”其下，分類著録書目：前六類，一類書目之後，統計著録書的部、卷數；後六類，依次著録兩類書目之後，統計兩類共著録書的部、卷數。後六類三次統計著録書的部、卷數，而對類名的提法各不相同：一曰“右六十三部，《孝經》二十七家，《論語》三十六家，凡三百八十七卷”，與經部之首所列類名相同；二曰“右三十六部，經緯九家，七經雜解二十七家，凡四百七十四卷”，與經部之首所列類名意思相同，但用字不完全相同；三曰“右小學一百五部，《爾雅》、《廣雅》十八家，偏傍音韻雜字八十六家，凡七百九十七卷”，這是最後一次的統計，對類名的提法與前兩次完全不同，一是分列的二類名與經部之首所列類名完全不同，二是將經部之首所列第十二類的類名“小學”冠於這次統計文句之首，這次所統計的二類名被置於“小學”之下，“小學”儼然成了經部之首所列第十一、十二兩類的總名稱。從以上論析可知：（一）《舊唐書·經籍志》據毌煚撰《古今書録》著録四部書，經部分爲十二類，“詁訓”、“小學”各爲一類之類名。（二）最後一次統計文句的表述語清楚表明，詁訓類著録《爾雅》、《廣雅》類詞書，小學類著録《蒼頡》、《説文》類字書與《聲類》、《切韻》類韻書。（三）最後一次統計文句對類名的表述與經部之首所列類名不一致，反映了《舊唐書》文字方面的粗疏而不嚴謹，也正因爲留此疏誤，反給後人以啟迪而仿效之，使《舊唐書·經籍志》成爲訓詁詞書入“小學”類的先導之作。

至宋，編撰書目，已將訓詁詞書正式著録於經部小學類。歐陽修撰《崇文總目叙釋》於“小學類”曰：“《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説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三蒼》之説，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説文》，於是有偏旁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歐陽修所説的偏旁之學與字書之學，其實皆爲文字之學的範疇。

南宋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於經部小學類之類序曰：“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製，謂點畫有縱横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説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經籍志》又以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書目》，置於小學之首。”晁公武這裏所説的《藝文志》是指《漢志》，《經籍志》是指《隋志》，《四庫書目》是指《舊唐書·經籍志》所據毌煚撰《古今書録》。晁公武把“小學”稱爲“文字之學”，所指三個方面的内容，爲字形（體製）、字義（訓詁）、字音（音韻），即通常所説的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

此後，小學類著録的圖書，即文字、訓詁、音韻之作。

這裏，介紹小學類圖書，分爲字書、詞書、韻書三目。

第一節　字書

本節介紹字書：一、説文解字。二、玉篇。三、字彙。四、正字通。五、康熙字典。六、中華大字典。七、漢語大字典。

一．説文解字

《説文解字》，東漢許慎撰。

1．作者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省郾城縣）人。生卒之年不詳，生平事蹟亦記載甚略。《後漢書·儒林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説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説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於西南夷夜郎國部分記載：“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荆州刺史。”另有許慎之子許沖在《上説文解字表》中叙及許慎一些情況，説許慎“粤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開始撰寫《説文解字》，又説“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賈）逵受古學”，“作《説文解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黄門孟生、李喜等。以（《説文解字》）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齎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説”，“皆口傳，官無其説，謹撰具一篇並上。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許沖表中提供了兩個時間，一曰“永元困敦之年”，一曰“建光元年”。困敦，歲陰紀年之年名。《爾雅·釋天》：太歲“在子曰困敦。”永元，東漢和帝年號，共十七年，以干支紀年，遇一子年，即永元十二年，爲公元100年。建光，東漢安帝年號，僅二年，元年爲公元121年。從以上記載可知：（一）許慎是一位古文經學大師，文字學家。（二）許慎撰寫《説文解字》，自開始至定稿上呈歷時二十二年。（三）許慎生年，晚於賈逵，早於馬融。（四）建光元年許沖上書表中説“今慎已病”，並讓兒子代己到朝廷獻書，許慎此時似已年老。但是，尹珍於“桓帝時”曾從許慎受業。桓帝於公元147～167年在位，共二十一年。若以古人五十歲即可謂老，許慎卒於桓帝之世，則許慎享年當在八十以上。

2．體例與内容

《説文解字》是中國第一部有完整編纂體例與系統釋字原則的字典。《説文解字》以漢字的秦篆形體爲字頭，全書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重文（即正字的異體，其中有古文、籀文、别體、俗體等）一千一百六十三個。許氏分析字形，將所收字的形體綜合歸納爲五百四十部，每一部建立一個首字作爲該部所有文字組成的核心部分，凡用該部首字組成的字皆收入該部。根據文字形體結構建立部首體制，始“一”終“亥”，分别部居，這是許慎的創舉。

《説文解字》部首排列，以形相近爲次；部内收字排列，以義相引爲次。釋字，采用以形訓爲主，而形、音、義三者並重的釋字原則。具體釋字法，先釋義，次釋形，再釋音。釋義，主要采用形訓方法。字的形體，主要依據秦篆，分析認識文字形體結構的理論是“六書”。所謂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除轉注、假借外，以上四種字的訓釋，都有固定用語與行文格式。指事字，是“視而可識，察而見意”字，多曰“指事”。如：“二，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象形字，是“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字，多曰“象形”或“象某之形”。曰“象形”者，如：“，兵也。象形。”曰“象某之形”者，如：“，細絲也。象束絲之形。”形聲字，是“以事爲名，取譬相成”字，多曰“從某，某聲”。如：“杜，甘棠也。從木，土聲。”會意字，是“比類合誼，以見指撝”字，多曰“從某從某”或“從某某”、“從某怎麽某”。曰“從某從某”者，如：“吹，出氣也。從欠從口。”曰“從某某”者，如：“宦，事也。從宀臣。”曰“從某怎麽某”者，如：“休，息止也。從人依木。”如爲會意兼形聲之字，則在“從某某”後加曰“某亦聲”，如：“吏，治人者也。從一從史。史亦聲。”段玉裁注曰：“凡言‘亦聲’者，會意兼形聲也。凡字，有用六書之一者，有兼六書之二者。”轉注字，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字。所謂“建類一首”是指同屬一部，“同意相受”是指義可互訓。如“老”、“考”同在老部，“老”下曰“考也”，“考”下曰“老也”即是。也有不同部字義可互訓的，還有數字之義可以輾轉互訓的，這都可視爲轉注變例。假借字，是“本無其字，依聲托事”字。如“令”本義爲“發號也”而後借用爲“縣令”之“令”，“長”本義爲“久遠也”而後借用爲“長幼”之“長”即是。《説文解字》依形訓義突出特點，是探求字本義。今天，雖已有甲骨文、金文等上古原始文字材料，但《説文解字》仍不失爲人們探求文字本義依據的一部最重要字書。《説文解字》標注音讀有兩種方法：一是對佔全書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七千多個形聲字，都標明“從某，某聲”，從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形聲系統。二是用“讀若”擬出漢代人讀音。如：“，數祭也。從示，毳聲。讀若‘舂麥爲’之‘’。”段玉裁注曰：“凡言‘讀若’者，皆擬其音也。凡傳注言‘讀爲’者，皆易其字也。注經必兼兹二者，故有‘讀爲’，有‘讀若’。‘讀爲’亦言‘讀曰’，‘讀若’亦言‘讀如’。字書但言其本字本音，故有‘讀若’，無‘讀爲’也。”

《説文解字》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解説字義、辨識音讀的字典，是文獻語言學的奠基之作。它對漢字形、音、義的解説，是研究漢語與漢字發展史的重要資料；它保留的古文字的各種形體，對辨識更古的文字甲骨文、金文有著重要的參考與借鑑價值。不僅如此，它在訓釋字義中涉及廣泛的知識領域，保存著有關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狀況及科學技術成就方面的大量資料，正如許沖《上説文解字表》中所説，大凡“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説文解字》堪稱是一部含藴著豐富歷史文化知識的寶庫。

《説文解字》的缺點。編纂體例方面，一是部首劃分過繁，其中有的劃分也欠合理；二是部首與部内字先後次序的排列都無一定規則。釋義方面，一是受陰陽五行説影響，使一些字的義訓錯誤，如“五”字，本爲束絲之交午形，甲骨文借用爲數詞之五，而《説文》卻訓釋説“五，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二是依小篆分析字形，而有的小篆形體已距造字初文較遠，所以探求出的本義難免出現錯誤，如“爲”字，甲骨文形體作“”，從又從象，會手牽象以助役之意，而《説文解字》訓爲“母猴”。

五代末北宋初，徐鉉、徐鍇兄弟皆治《説文》。兄徐鉉校訂《説文解字》，其傳本，稱大徐本。即今通行本的《説文解字》。弟徐鍇撰《説文解字繫傳》，其傳本，稱小徐本。

清代研究《説文解字》的學者與著述很多，其中成就較大者，段玉裁撰《説文解字注》、桂馥撰《説文解字義證》、王筠撰《説文句讀》與《説文釋例》、朱駿聲撰《説文通訓定聲》，合稱清代《説文》四大家。其中，尤以段玉裁爲著。

1988年，中華書局出版清末民初丁福保編撰《説文解字詁林》。

1996年，中華書局出版洪文濤、華昌泗、洪兆敏編《説文八種單字索引》。

二．玉篇

《玉篇》，南朝梁代顧野王撰。

1．作者

顧野王（519～581年），字希馮，吴郡吴（今江蘇省蘇州市）人。自幼好學，七歲讀經，九歲能文。長而博覽經史，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在梁，先後任太學博士、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宣城王賓客等。侯景之亂，召募鄉黨隨義軍支援京都。入陳，補撰史學士，加招遠將軍，遷國子博士。任太子率更令，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遷黄門侍郎，光禄卿，知五禮事等。其著述，有《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卷、文集二十卷等；又有《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

2．流傳與版本

《玉篇》成書時間，據《大廣益會玉篇》卷首記載，在南朝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年）。《梁書·蕭愷傳》：“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删改。”《玉篇》寫成之初，就曾經人删改。唐代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經孫强增字。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再經陳彭年、吴鋭、丘雍等人重修。如此以來，《玉篇》内容廣益者衆，其面貌遠非顧氏之舊。今之傳本，即宋代重修本，題名《大廣益會玉篇》。民國期間，商務印書館出版建德周氏藏元刊本的影印本。1983年、1987年，北京市中國書店、中華書局先後出版張氏澤存堂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據宋槧刊本的影印本。

清朝末年，黎庶昌於光緒年間出使日本，在日本發現《玉篇》原本殘卷，計有：言部至幸部共二十三部爲一卷，即原書第九卷；放部至方部共十二部爲一卷，即原書第十八卷後半部分；水部一卷，即原書第十九卷；糸部至索部共七部爲一卷，即原書第二十七卷；册部至欠部共五部爲一卷，即原書第九卷的一部分；山部至厽部共十四部爲一卷，即原書第二十二卷。以上《玉篇》殘卷，黎庶昌翻印出版，題名《影舊鈔卷子原本玉篇零卷》。後來，羅振玉也在日本發現一些《玉篇》殘卷，影印爲《卷子本玉篇殘卷》。中華書局將黎、羅二書所收《玉篇》殘卷彙集爲一書，並增編入日本東方文化學院影印《玉篇》卷八心部五個字，書末附檢字表，於1985年出版，題名《原本玉篇殘卷》。

3．體例與内容

（1）宋代重修本《大廣益會玉篇》

《玉篇》是中國第一部用漢字楷書形體爲字頭的字典。其體例，分部首編排。部首的劃分，基本上沿用《説文解字》，而有少部分增删，改《説文解字》的五百四十部爲五百四十二部。部首的排列次序與部内收字的排列次序，都與《説文解字》不盡相同。釋字，先注音，後釋義，有的徵引書證。注音，用反切法，有的破音字注音間或使用直音法；釋義，或作者自釋，或引書代釋；徵引書證，多在釋義後，也有的在釋義前；多音多義字，若多音一義、一音多義或多音多義而不以音别義則先音後義，若以音别義則分别注音釋義；異體字，於注音釋義後標出説明。先注音，後釋義，字義作者自釋者，如：“秉，布永切，持也。”先注音，後釋義，字義引書代釋者，如：“睋，吴哥切。《公羊傳注》曰：‘睋，望也。’”又：“孰，示六切。《説文》曰‘食飪也’，《爾雅》曰‘誰也’。”徵引書證在釋義後者，如：“肖，先醮切，似也。《書》曰：‘説築傅巖之野，唯肖。’”徵引書證在釋義前者，如：“胯，口故切。《史記》曰：‘不能死，出我胯下。’胯，股也。”多音一義，先音後義者，如：“奃，丁計、丁奚二切，大也。”有的破音字注音，首音用切音法，後面的音用直音法，如：“慅，蘇勞切，憂心也，愁也。又音‘草’。”又：“詳，似良切，審也，論也，諟也。又音‘羊’，詐也。”一音多義者，如：“懷，胡乖切，歸也，思也，安也，至也。”以音别義者，如“惡，於各切，不善也。又烏路切，憎惡也。”不少以音别義的破音字，前音下有釋義，後音下無釋義，如：“漕，才到切，水轉運也。又才刀切。”又：“召，馳廟切，呼也。又音‘邵’。”異體字，於注音釋義後標出説明者，如：“詠，爲命切，長言也，歌也。亦作‘詠’。”又：“叜，蘇後切，老也。或作‘叟’。”又：“処，充與切，止也。與‘處’同。”又：“盉，户戈、胡卧二切，調味也。今作‘和’。”又：“準，之尹切，準平也。俗作‘准’。”又：“垺，撫俱切，郭也。正作‘郛’。”異體字中，有的是古、籀形體，如：“畊，古文‘耕’字。”又：“壐，昔紫切。《説文》云：‘王者之印也，以主土。籀文作“璽”。’”

今本《玉篇》自梁至宋數經重訂增删，釋字體例不盡統一，此所概括，只能説大致如此。

（2）原本《玉篇》

原本《玉篇》僅發現數卷，很難綜述全書體例，但從發現的幾卷可知，釋字先音後義，切音用“反”字而不用“切”字，釋義大量徵引文獻訓詁資料，且時下作者案語。如“亐”部“平”字：

今本《玉篇》：

“平，皮並切，成也，正也，齊等也，和也，易也，直也，舒也，均也。”

原本《玉篇》：

“平，皮兵反。《尚書》‘平秩東作’，孔安國曰‘平，均也’；又曰‘地平天成’，孔安國曰‘水治曰清，土治曰平’，野王案《毛詩》‘原野既平’是也；又曰‘王道平平’，孔安國曰‘平平，辨治也’，野王案《毛詩》‘平平左右’是也。《周禮·大司馬》‘以佐王平邦國’，野王案《穀梁傳》‘平者，成也’；又曰‘軍旅田獵平野民’，鄭玄曰‘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毛詩》‘喪亂既平’，箋云‘平猶正也’；又曰‘終和且平’，傳曰‘平，齊等也’；又曰‘平王之孫’，傳曰‘平，正也’。《左傳》‘平戎於晉’，杜預曰‘平，和也’；又曰‘鄭人來渝平’，杜預曰‘和而不盟曰平’。《爾雅》‘平，易日也’，郭璞曰‘謂易宜也’。《漢書》‘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又曰‘餘三年食進業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説文》‘語平舒也’。《謚法》‘布維行紀曰平，治而不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附不黨、疏不遺曰平也’。”

原本與今本相比，義項完備，引書豐富，文字增多。原本雖非完帙，但其價值顯而易見。

三．字彙

《字彙》，明代梅膺祚撰。

1．作者

梅膺祚，字誕生，明代寧國府宣城縣（今安徽省宣州）人。生平不詳。從兄梅鼎祚，生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卒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一生以古學自任，構天逸閣，藏書著述於其中，有著作多種，且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爲《字彙》作序。從梅鼎祚的生年及作序之年可以大致推知，梅膺祚生活於明代後期，《字彙》於萬曆四十三年已經寫成，此時梅膺祚當已年近半百或者年過半百。

2．體例與内容

《字彙》收字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字，按部首排列。該書沿用《説文解字》部首編排方法，但有改進：一是將《説文解字》的五百四十個部首簡併爲二百十四部；二是部首排列，摒棄《説文解字》“據形繫聯”與《玉篇》“以義相從”的排列方法，而是采用按筆畫多少爲序排列，部首筆畫少者在前，筆畫多者在後；三是每部内所收之字也按筆畫多少爲序排列，字也是筆畫少者在前，筆畫多者在後。釋字，先注音，後釋義，爾後是書證。注音，先用切音，後用直音。如“刈”字釋曰：“刈，倪制切，音藝，割也。《離騷》：‘願俟時乎吾將刈。’又，姓。”《字彙》用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將二百十四部分爲十二集。十二集前，卷首有凡例、總目及“運筆”、“從古”、“遵時”、“古今通用”等目。運筆，字之落筆次序。從古，字之俗體已失六書意義者當用古體。遵時，字有古今兩種寫法者用當時通行形體。古今通用，字之古今兩種形體通用，使用哪一種形體都可以。十二集後，附有“辨似”、“醒誤”、“韻法”等目。辨似，分辨筆畫形體差别很小之字。醒誤，注意認識經常被刻錯之字。韻法，辨别四聲與掌握反切之法。

《字彙》的編纂，將《説文解字》的五百四十個部首省併爲二百十四個，部首的排列與部内收字的排列皆以筆畫多少爲序，這對後來字書的編纂産生了積極的影響，《正字通》、《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辭海》、《辭源》等都沿用了它的編纂體例而有所改進。

1991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明代梅膺祚撰《字彙》與清代吴任臣撰《字彙補》。

四．正字通

《正字通》，明末張自烈撰。

1．作者

《正字通》作者，舊本或題明代張自烈撰，或題清代廖文英撰，或題張自烈、廖文英仝撰。據清代鈕琇《觚賸粤觚》下篇記載，《正字通》本爲張自烈撰，被廖文英買去據爲己有。又裘君宏撰《妙貫堂餘談》記載，廖文英死後，其子將書版賣給劉炳，海幢寺和尚阿字將《正字通》本爲張自烈所撰的情況告訴了劉炳，於是劉炳將書版上的作者署名“廖文英”改刻爲“張自烈”。張自烈，字爾公，明末江西南昌人，一説江西宜春人。博學洽聞，累徵不就，晚年卜居廬山。其著述，《正字通》外，尚有《四書大全辨》、《諸家辨》、《古今文辨》等十餘種。廖文英，字百子，廣東連州（今廣東省連縣）人，康熙朝曾任南康府知府。

2．體例與内容

《正字通》十二卷，收三萬三千餘字。該書爲補正《字彙》作，收字、注音、釋義都對《字彙》多有補充與訂正，書證也增引不少。編纂方法，沿用《字彙》體例，分卷與部首劃分都同《字彙》，但也有改進：一是對異體字的處理，《字彙》將字古、籀、篆、隸、俗、訛等諸體，分列各部，《正字通》除在各部分列外，還將一字各種異體皆列於本字下，注明“古作某”、“籀作某”、“篆作某”、“隸作某”、“俗作某”、“訛作某”等。二是對聯綿字的處理，《字彙》收聯綿字，往往在組成聯綿字各字下皆給聯綿字釋義；《正字通》只在組成聯綿字各字中編排在前面的字下給聯綿字釋義，組成聯綿字的其他字下用互見法注明“詳前某注”。三是處理義有相通的字，《字彙》對不同部而義相通的字，二字下皆注；《正字通》一字下詳注，另一字下用互見法注明“詳見某部某注”。四是注音，《字彙》有的字同一讀音列出幾個反切；《正字通》字的一個讀音只列一個反切。《正字通》這些改進，使得編纂體例更爲嚴謹簡潔。然其“徵引繁蕪，頗多舛駁，又喜排斥許慎《説文》，尤不免穿鑿附會”(1)。

1996年，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董琨整理校點的《正字通》。

五．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清代張玉書、陳廷敬等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奉敕編撰，至五十五年（1716年）編成印行。

1．作者與編撰

張玉書（1642～1711年），字素存，號潤甫，江蘇丹徒（今江蘇省鎮江市）人。順治朝進士。康熙朝，歷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及刑、禮、户三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等職。久爲參預機務的重臣，深爲康熙帝所器重。

陳廷敬（1639～1710年），字子端，一字小舫，號説岩，山西澤州（今山西省晉城縣）人。順治朝進士，康熙朝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善詩文。治經反對拘守一家之言，主張兼采古人注疏與後起諸家之説以求其是。當時，纂輯《三朝聖訓》、《政治典訓》，編修《皇輿表》、《明史》，陳廷敬並充總裁官。

《康熙字典》是在明代萬曆年間梅膺祚撰《字彙》與明末清初張自烈撰《正字通》兩部字典的基礎上改編增訂而成。

《康熙字典》具體編纂緣起，實奉康熙帝之命。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初九日《上諭》：“朕留意典籍，編定群書，比年以來，如《朱子全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廣群芳譜》，併其餘各書，悉加修纂，次第告成。至於字學，並關切要，允宜酌訂一書。《字彙》失之簡略，《正字通》涉於汎濫。兼之各方風土不同，南北音聲各異。司馬光之《類編》，分部或有未明；沉約之《聲韻》，後人不無訾議；《洪武正韻》雖多駮辯，迄不能行，仍依沉《韻》。朕嘗參閲諸家，究心考證。”“今欲詳略得中，歸於至當，增《字彙》之闕遺，删《正字通》之繁冗，勒爲成書，垂示永久。爾等酌議，式例具奏。”於是張玉書、陳廷敬等根據《上諭》，即行組織編寫人員，制定編寫凡例，開始編撰，歷時五年，全書寫成。

2．體例與内容

《康熙字典》收四萬七千〇三十五字。編排體例，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將全書分十二集，每集又分上、中、下。部首分二百一十四部，按筆畫多少爲序排列，分編在十二地支各集中。部首筆畫與十二地支對應關係口訣是：“一、二子中三丑寅，四卯辰巳五午尋，六在未申七在酉，八九戌集餘亥存。”每部中字按筆畫多少爲序排列。每字，先列楷書字形作字頭，有古文形體者將古文形體列在楷書字下，説明爲“古文”。釋字方法，先注音，後釋義。若是破音字，先注本音，釋本音所有義項，然後逐次注别音，而將每個别音所有義項分釋於它的注音下，即義隨音釋。注音，采用《唐韻》、《廣韻》、《集韻》、《韻會》、《正韻》等韻書反切或直音，這些韻書未收字，參以《玉篇》、《類篇》等書。釋義，博采《爾雅》、《説文》以來字書及經、史注疏義訓，廣引經、史、子、集四部文獻文句作例證。有考辨内容或有别體、俗字的，皆附於注末。凡有音義可入正集而未經增入者，另撰《補遺》一卷。凡無可考據、有音無義或音義全無者，另撰《備考》一卷。

《康熙字典》將“無一義之不詳，一音之不備”作爲編纂目標，書成之後，也就顯示出與之相應的優點與不足。收字豐富、字之義項列舉詳備、於每字每義下大都列舉始見古書作爲書證等，是其優點。但是《康熙字典》的缺點也不少，最重要的是：第一，它雖然引了不少的書，但錯誤很多，主要是，有的書名、篇名錯誤或妄改，有的引文錯誤或脱落，有的删節失當，甚至斷句錯誤，更有錯字、改字等等情況，清人王引之曾經特撰《字典考證》一書糾正它，共二千五百八十八條，不過是其中錯誤的一部份而已。第二，《康熙字典》爲了引用古書釋義，因而忽略了今義，對後世的通俗用法，多未説明；並且拘泥於古代原有的訓詁，在解釋字義時，往往不够確切，或者失於簡略。第三，在音讀方面有許多錯誤。1988年，中華書局出版今人王力撰《康熙字典音讀訂誤》，從反切、直音、同音歧爲二音、二音混爲一音、張冠李戴、以方言亂正音、抄錯韻書、避諱、叶音等九個方面予以訂正。

2002年，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出版《漢語大詞典》編纂處整理的《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

六．中華大字典

《中華大字典》，徐元誥、歐陽溥存等編，中華書局1915年出版，1978年出版縮印本。

《中華大字典》是在《康熙字典》基礎上修訂而成，在編纂中受西方字典編纂方法一些影響。收字四萬八千二百餘字，分二百一十四部，部首排列與各部收字排列都依筆畫多少爲次，少者在前，多者在後。全書用十二地支分十二集。釋字方法，先注音，後釋義。與《康熙字典》相比，有以下特點：（一）收字，比《康熙字典》多一千餘字。增收字，有的是《康熙字典》該收而未收字，有的是近代出現的俗語方言，有的是隨著社會前進、科學技術發展出現的新名詞，有的是由外文譯過來的新字等。（二）注音，以《集韻》爲主，《集韻》未收字則用《廣韻》或其他韻書注音。每字只注一個反切和直音，不像《康熙字典》羅列諸多韻書反切。（三）釋義，用數碼標列義項數目，且解釋簡明扼要，比《康熙字典》釋義準確、詳備，眉目清晰。（四）釋義中，有的字還收有少量複音詞列於單詞義項後，雖突破了字典之規，卻兼有詞典之用。（五）爲一些天文、動物、植物、器物等繪出圖形，輔助文字解説。

《中華大字典》缺點，有的解説前後自相矛盾，徵引書名也有前後不一致的地方等。

《中華大字典》今天仍是一部對閲讀古書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字書。

七．漢語大字典

《漢語大字典》是一部大型漢語語文字典。全書收單字五萬六千左右，分編七卷，另有檢索表和附録一卷，共八卷。徐中舒任主編，四川、湖北兩省共同編寫，四川辭書出版社與湖北辭書出版社聯合出版。1986年出版第一卷，1990年出版第八卷，全書出齊。

《漢語大字典》按部首分部編排單字。部首以傳統《康熙字典》二百一十四部爲基礎，予以删、併，共立二百部。部首依筆畫多少爲序排列，同部首單字按筆畫多少爲序排列。以解釋漢字形、音、義爲主要任務。訓釋溯源述流，古今並重，注重形、音、義三者密切配合，力求歷史地反映漢字形、音、義發展脈絡。每一字頭下，一般都包括解形、注音、釋義三部分。字形方面，凡有古文字者，楷書單字字頭下選列能反映字形源流演變關係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等各種文字形體，並根據闡明形、音、義關係需要，酌附字形解説。如“人”部“俎”字，收列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共十二種形體，下面有一段説明文字：“《説文》：‘俎，禮俎也。從半肉在且上。’羅振玉撰《增訂殷虚書契考釋》以爲甲骨文‘象置肉於且上之形’。按：俎、宜原爲一字，後分化爲二字。”字音方面，分注現代音、中古音與上古音三個時段的音讀。現代音用漢語拼音字母注音；中古音以《廣韻》、《集韻》反切音爲主要依據，並標明聲調、韻部與聲類；上古音只標韻部，以近人考訂的三十韻部爲準。如“巾”部“師”字注音：“shī《廣韻》疏夷切，平脂生。脂部。”“shī”是用漢語拼音字母注現代音；“《廣韻》疏夷切，平脂生”是用《廣韻》反切注中古音，音讀疏夷切，平聲，脂韻，生母；“脂部”指出上古音韻部在脂部。若是破音字，分列音項；若是異讀字，酌收兩種音讀。字義方面，不僅注重收列常用字的常用義，而且注意考釋常用字的生僻義與生僻字的義項，還適當收録複音詞中的詞素義。如“尢”部“”字下列了三個義項，即：①“［］足大。《集韻·末韻》：‘，，足大。’②［］行貌。《集韻·末韻》：‘，，行廣。’《字彙》‘尢’部：‘，，行貌。’③惡行。《字彙》‘尢’部：‘，惡行也。’”多義字的義項，按照本義、引申義、假借義的順序排列。排印用字方面，字頭與徵引的古代例證用繁體字，字典編寫者的訓釋文字與徵引的現代例證用簡化字。

第二節　詞書

本節介紹詞書：一、爾雅。二、方言。三、釋名。四、廣雅。五、經籍籑詁。六、辭源。七、辭海。八、漢語大詞典。九、中文大辭典。

一．爾雅（見前十三經）

見本部第二章《經部主要文獻（上）——十三經》之《爾雅》。

二．方言

《方言》，是中國第一部方言詞典。西漢揚雄撰。

1．作者與編撰

揚雄（前53～18年），字子雲，西漢後期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人。爲人口吃、好學，簡易少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産不過十金，乏無擔石之儲，卻安然處之。他經歷漢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以至莽新諸朝。一生多著述，在哲學、文學、語言學乃至天文學等方面皆有很深造詣，對後世影響很大。長於辭賦，漢成帝時作《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以獻，拜爲郎，給事黄門。王莽新朝時，爲大夫，校書天禄閣。以劉棻案被株連，投閣自殺，幾死。揚雄遍覽群籍，博學無所不覽，尤好聖哲之書，默而深思，仿《周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又編撰字書《訓纂》、《方言》。

《方言》全稱是《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别國方言》。由於名字太長，稱之不便，所以後來都通稱之爲《方言》。輶軒，是一種輕便的車子。周、秦時期，常於秋季八月派使者乘坐輶軒到各地搜集古今方言、俗語，彙編成册，以察考風俗民情。這些材料，漢人也可能看到。揚雄雖然没有機會親自到全國各地搜集方言資料，但是他利用在京城任職的有利條件，留意向各地來京官吏與士兵詢訪調查，經過長時間的搜集整理，最後編成《方言》一書。

2．體例與内容

《方言》所收方言辭彙，包括漢代黄河流域、長江流域的絶大部分地區。不僅有各地的漢語方言，還有一些少數民族語言，如秦、晉北方的方言中雜有狄語，南楚的方言中雜有蠻語，西秦的方言中雜有羌語等。

全書原爲十五卷，今本十三卷。從各卷内容看，大致説來，是按内容分類編排，但各卷只標卷次，未標類名。粗略言之，卷一、二、三、六、七、十、十二、十三等八卷解釋普通語詞，卷四解釋衣服裝飾名稱，卷五解釋用具、器物名稱，卷八解釋動物名稱，卷九解釋車、船、兵器名稱，卷十一解釋昆蟲名稱。

釋詞體例，主要采用兩種方式：（一）將不同方言的同義詞組成詞條，用一個通用語的同義詞解釋，然後再逐一解説每個方言詞的通行地區，有的還指出詞語性質，有的兼辨詞語意義差異。如卷一：“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二）先標出一個通用詞，然後分别解説各地不同稱謂（即方言同義詞）。如卷五：“罃，陳、魏、宋、楚之間曰，或曰，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瓺，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儋，周、洛、韓、鄭之間謂之甀，或謂之罃。”《方言》以方言釋古語，以通用語釋方言，從時間和空間探討詞語同異及在古今和地域上的變化，保存了古代相當豐富的口語詞彙，爲研究古代漢語辭彙發展演變提供了豐富的語言資料。

《方言》缺點，主要是有的釋義過於簡略，只有用“某，某也”方式對詞義直接解説，而没有各地方言同義詞。《方言》分類粗糙而不嚴密，釋義體例或有不一，後世有人因此提出可能此書没有寫成定本。

清代錢繹撰《方言箋疏》。周祖謨撰《方言校箋及通檢》。

三．釋名

《釋名》是一部名物詞典。東漢劉熙撰。

1．作者

劉熙，字成國，東漢末年北海國（治所在今山東省昌樂縣西）人。生卒之年不詳。漢獻帝建安年間避亂交州，曾與程秉考論“五經”大義，吴地薛綜、蜀地許慈俱師事之。

2．體例與内容

《釋名》依事物類别編排内容，分爲二十七篇。其篇目：（一）釋天。（二）釋地。（三）釋山。（四）釋水。（五）釋丘。（六）釋道。（七）釋州國。（八）釋形體。（九）釋姿容。（一〇）釋長幼。（一一）釋親屬。（一二）釋言語。（一三）釋飲食。（一四）釋采帛。（一五）釋首飾。（一六）釋衣服。（一七）釋宫室。（一八）釋牀帳。（一九）釋書契。（二〇）釋典藝。（二一）釋用器。（二二）釋樂器。（二三）釋兵。（二四）釋車。（二五）釋船。（二六）釋疾病。（二七）釋喪制。

釋詞方法，主要采用音訓。音訓，又稱聲訓，是用同音字或聲音近似字釋詞。如《釋言語》：“道，導也，所以通導萬物也。”《釋名》釋詞，常常探求詞義由來，從中可窺知古代一些名物制度。如《釋典藝》：“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無（物）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釋名》釋詞，拘泥音訓，不少地方陷入主觀，難免穿鑿附會。

《釋名》注本，清畢沅撰《釋名疏證》，清末王先謙撰《釋名疏證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本出版王先謙撰《釋名疏證補》影印本。

四．廣雅

《廣雅》是增廣《爾雅》内容編撰的一部詞典，三國魏人張揖編撰。

1．作者

張揖，字稚讓，三國時魏國清河郡（治所清河縣，在今河北省清河縣東南）人。生卒之年不詳，魏明帝太和年間（227～233年）爲博士。張揖精通文字訓詁之學，著《廣雅》以續《爾雅》，著《埤倉》以補《三倉》，著《古今字詁》以繼《説文》等。《埤倉》與《古今字詁》皆佚，今僅有《廣雅》存世。

2．體例與内容

《廣雅》編纂體例與釋詞方法，同《爾雅》。全書事物類别分十九類，也一仍《爾雅》。

《廣雅》專爲增廣《爾雅》而作，凡《爾雅》已載而訓釋者皆不收録，凡《爾雅》未載者悉著而訓釋之。張揖撰《上廣雅表》：“夫《爾雅》之爲書也文約而義固，其敶道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羅天地，綱紀人事，權揆制度，發百家之訓詁，未能悉備也。臣揖體質蒙蔽，學淺詞頑，言無尼取，竊以所識，擇撢群蓺，文同義異、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録品覈，以箸于篇，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2)。”這裏，舉《爾雅》與《廣雅》卷首《釋詁篇》開始兩條訓釋詞義爲“始”、“君”的詞爲例：

（一）始

《爾雅》：初、哉、首、基、肈、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

《廣雅》：古、昔、先、創、方、作、造、朔、萌、芽、本、根、櫱、鼃、、昌、孟、鼻、業，始也。

（二）君

《爾雅》：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廣雅》：乾、官、元、首、主、上、伯、子、男、卿、大夫、令、長、龍、嫡、郎、將、日、正，君也。

清代王念孫在《廣雅疏證序》中説：“魏太和中博士張君稚讓，繼兩漢諸儒後，參考往籍，遍記所聞，分别部居，依乎《爾雅》，凡所不載，悉著於篇。其自《易》、《書》、《詩》、‘三禮’、‘三傳’經師之訓，《論語》、《孟子》、《鴻烈》、《法言》之注，楚辭、漢賦之解，讖緯之記，《倉頡》、《訓纂》、《滂喜》、《方言》、《説文》之説，靡不兼載。蓋周、秦、兩漢古義之存者可據以證其得失，其散逸不傳者可藉以窺其端緒，則其書之爲功於詁訓也大矣。”足見《廣雅》所收先秦兩漢語言訓詁材料十分豐富，是一部頗有參考價值的詞書。若將《廣雅》與《爾雅》配合使用，則先秦、兩漢的訓詁資料就全在掌握之中了。

清代研究《廣雅》的學者較多，成果較著者，一是錢大昭撰《廣雅義疏》，一是王念孫撰《廣雅疏證》，尤以王氏《廣雅疏證》的學術成就最高。

1992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徐復撰《廣雅詁林》。

五．經籍籑詁

《經籍籑詁》，清代阮元編撰。

1．作者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進士。歷任編修，詹事，山東、浙江學政，兵、禮、户等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撫，湖廣、兩廣、雲貴總督等職，道光時官至體仁閣大學士。一生精究學術，爲清代著名學者。於杭州創立詁經精舍，於廣州創立學海堂。羅致學者編書刊印，校刻《十三經注疏》，彙刻《皇清經解》，主編《經籍籑詁》。阮元於金石、天文、曆算、地理、文學等，皆頗精通，著《疇人傳》、《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考工記車制圖解》等。有文集《揅經室集》。

2．編纂

古代典籍之正文與注疏中，藴涵著豐富的訓詁資料。將這些分散在群籍中的訓詁資料彙輯編纂爲一書，惠饗學人，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經籍籑詁》就是彙輯唐代以前詞語訓詁資料編纂成的一部詞典。

《經籍籑詁》的編纂過程，可粗分爲三：一、製定凡例。二、分書采集資料，從各書采集來的資料按韻分放。三、將各書采集的資料按聲韻之次彙輯一起，編纂成書。

《經籍籑詁》編纂完成後，發現有不少資料被遺漏。《凡例》曰：“至於遺漏，諒亦不少。現在杭州節署延友搜查，續爲《補遺》若干卷，刊刻嗣出，以裨學者。”又曰：“《補遺》採書，悉依舊例。前所失採，俱爲增入。又許氏《説文》及孔氏《易》、《書》、《詩》、《左傳》、《禮記》疏，賈氏《周禮》、《儀禮》疏，舊皆未採，今悉補纂每字下。”凡有補遺的字頭，補遺文字皆編排在前編之後，比前編低格刻印，以示區别。

3．體例與内容

《經籍籑詁》彙輯唐前詞語訓詁資料編纂成書，所收内容，包括文獻正文、注文及各種字書詞語訓詁資料。編排體例，依照《佩文韻府》辦法，按平（分上平、下平）、上、去、入四聲，分一百〇六個韻部。若爲《佩文韻府》未載字，則依《廣韻》；《廣韻》未收者，則依《集韻》。每韻一卷，共一百〇六卷。釋詞方法，只釋義，不注音。訓詁資料編次方法，主要有二：（一）將聲音相近的編排在前面。如卷一“東”韻“東”字下首列：“東，動也。”又卷三十二“腫”韻“腫”字下首列：“腫，鍾也。”（二）先列本義，次列引伸義、假借義，有釋名物者又次之。一個詞義有數家訓詁材料，都逐一照録，文有詳略者一仍其舊，不予增減删併，不避重複。每一訓詁材料下面，標明出處，詳載書名、卷次或篇名。

《經籍籑詁》的缺點，正如本書《凡例》所指出的：“此書采輯雜出衆手，傳寫亦已數過，訛舛之處或亦不免。”所以，它提醒讀者：“凡取用者，宜檢查原書，以期確實。”

《經籍籑詁》有嘉慶十七年（1812年）揚州阮氏琅嬛仙館刻本，中華書局1982年據之出版影印本。成都古籍書店1982年據世界書局1936年印本出版影印本。二書前皆有筆畫檢字索引。

六．辭源（1979年修訂本）

《辭源》初版編纂始於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陸爾奎、傅運森等編。商務印書館1915年以甲乙丙丁戊五種版式出版，1931年出版續編，1939年出版正、續編合訂本，1949年出版簡編本。

《辭源》初版以舊有字書、韻書、類書爲基礎，吸收現代詞書特點，收詞以語詞爲主而兼及百科，以常見爲主而强調實用，徵引書證而重在溯源，是中國現代第一部較大規模的語文詞典。

《辭源》初版的重新修訂工作，1958年開始。1964年出版修訂稿第一册。“文化革命”開始，修訂工作停止。“文化革命”後，修訂工作重新啟動。1976年，由國家統一規劃，廣東、廣西、河南、湖南四省區協作擔任修訂工作，以修訂稿第一册與未出版的其他各分册初稿或資料爲基礎，與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共同編輯、審定。吴澤炎、黄秋耘、劉葉秋等三人任編纂，主持修訂工作。

《辭源》修訂本以1915年出版的《辭源》正編與1931年出版的《辭源》續編爲基礎修訂。根據《辭源》、《辭海》、《現代漢語詞典》三部辭書分工原則，《辭源》修訂本爲一部專供閲讀古書與查閲古典文史基本知識使用的工具書。所以，《辭源》修訂本删去初版《辭源》中現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應用技術的詞語，收詞一般止於鴉片戰爭（1840年）。

全書使用繁體字。收單字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個，複音詞目八萬四千一百三十四條。編排體例，用十二地支將全書分爲十二集。單字按部首排列，部首分爲二百一十四部。同部首的字，以筆畫多少爲序排列。字頭下面，先注音，後釋義，然後分列以該字爲詞頭的複音詞目。注音，用三種方法：（一）漢語拼音；（二）注音字母；（三）《廣韻》的反切與聲鈕；《廣韻》不收之字，采用《集韻》或其他韻書、字書的反切。如“品”字：“品pǐnㄆㄧㄣˇ丕飲切，上，寢韻，滂。”“pǐn”，是漢語拼音；“ㄆㄧㄣˇ”，是拼音字母；“丕飲切”，是切音；“上”，是聲調；“寢韻”，表示“品”所在韻部；“滂”，表示“品”的聲母。一字多音的，分别注音，用1、2、3分行排列。釋義，分列義項，逐一解説，力求簡明確切，並注意語詞的來源與語詞在使用過程中的發展演變。義項排列，本義在前，引伸義其次，假借義在後。複音詞目，按字數多少爲序排列；字數相同的，按第二字的筆畫多少爲序排列。每一複音詞目，都包括釋義與書證，有的詞目在書證之後還注明“參考某書”，以爲讀者提供參考資料。内容近似的詞目，一般只在一個詞目下詳釋，他目從略，但注明“詳某某”以互見。内容相關的詞目，注明“參見某某”，以便通過參閲，起到互相補充的作用。

《辭源》的缺點，一是有的釋義欠妥。二是有的義項不全。三是書證中也有一些錯誤。

《辭源》修訂本分訂四册，商務印書館1979年出版第一册，1980年出版第二册，1981年出版第三册，1983年出版第四册。又，商務印書館出版一册裝的縮印本。

七．辭海（1979年修訂本）

《辭海》初版，舒新城、沈頤、徐元誥、張相等編。初版編纂於1915～1935年，中華書局1936～1937年分三册出版，1947年出版合訂本。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初版《辭海》新一版，並於此後重印多次。

《辭海》重新修訂工作於1957年提出，任務交給上海，由原主編舒新城著手籌備。1959年成立《辭海》編輯委員會，舒新城任主編。1960年舒氏去世，陳望道繼任主編。1962年出版《辭海》試行本，1965年出版《辭海》未定稿。“文化革命”開始，修訂工作停止。“文化革命”後，修訂工作重新啟動，因陳望道於1977年去世，改由夏徵農任主編。

《辭海》修訂本1979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三卷本，1980年又出版縮印本的一卷本。

《辭海》是一部綜合性辭書。全書收單字一萬四千八百七十二個，選收詞目九萬一千七百〇六條。所收單字，分部首編排，部首共二百五十個。同部首的字，按筆畫多少爲序排列。字頭用簡化字，也用繁體字和異體字，但以簡化字爲正。字頭是簡化字的，將繁體字寫在字頭後面的方括號内。字頭是繁體字或異體字的，下面只注明“某的繁體字”或“某的異體字”，無其他音、義内容，制同互見。字頭下面，先注音釋義，然後分列以該字爲詞頭的複音詞目。注音，用漢語拼音，標明聲調（輕音不標）。比較冷僻的字加注直音。現代讀音與傳統讀音不同的，酌注舊讀。一字多音的，用分行排列。釋義，分列義項，逐一解説。義項排列，先本義，後引伸義、假借義。複音詞目，按字數多少爲序排列；字數相同的，按第二字的筆畫多少爲序排列。所選詞目，内容包括古今中外，有成語、典故、人物、著作、歷史事件、古今地名、團體組織以及各學科的名詞術語等，釋文以介紹基本知識爲主，簡明扼要。全書附有插圖三千餘幅，輔助文字解説。

《辭海》修訂本的缺點，一是《辭海》所收複音詞目的内容包括一百二十多個學科，各學科選取詞目範圍寬窄不一，有的學科選取的是本學科最基本、最重要的詞目，有的學科的詞目就顯得過於瑣細。二是釋義有的欠妥。三是有的義項不全。

《辭海》修訂本的檢索方法，除卷首有筆畫查字表與書末有漢語拼音索引外，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還專門出版《辭海四角號碼查字表》，單獨發行。

《辭海》修訂本截稿於1978年12月。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出版修訂本《辭海》增補本。

八．漢語大詞典

《漢語大詞典》是一部大型漢語語文辭典，《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纂，羅竹風任主編。

《漢語大詞典》古今兼收，源流並重，但只限於漢語的一般語詞，著重從語詞的歷史演變過程加以全面闡述。全書收詞目約三十七萬條，五千多萬字，1986年開始出版，1994年全書出齊。本書按部首分部編排單字。部首以傳統的《康熙字典》二百一十四部爲基礎，予以删、併，共立二百部。部首依筆畫多少爲序排列，同部首的單字也按筆畫多少爲序排列，皆以筆畫少的居前，筆畫多的居後。每一字頭下面，先注音，後釋義，然後分列用該字作詞頭的複音詞目。注音，采用兩種方式：（一）用漢語拼音注現代音。（二）用反切注古音。本書單字義項分得細，複音詞目收得多，是兩個突出特點。單字字頭與複音詞目都用繁體字，釋義部分用簡化字；書證中，所引爲古代文獻，則作者、書名、篇名用簡化字，引文用繁體字；所引爲現代文，則作者、書名、篇名與引文皆用簡化字。這一點，使用時應該注意。

《漢語大詞典》由上海市、山東省、江蘇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等五省一市共同編寫。1975年開始籌備，並著手編寫。爲編纂工作高質量地順利進行，組織了《漢語大詞典》工作委員會、《漢語大詞典》學術顧問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編寫人員約四百餘人。第一卷由上海辭書出版社於1986年出版，自第二卷起改由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出版。正文分編十二卷，另有《附録》與《索引》一卷，共十三卷。至1994年出版第十三卷，歷經九年，全書出齊。

九．中文大辭典

《中文大辭典》，臺灣《中文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纂。

本辭典收單字約五萬字，按部首排列。每字以正體作字頭，下列甲骨、金文、篆、隸、楷、草諸體，其後，爲字注音、釋義、析形。解字之後，列釋以該字爲首字的辭彙。全書共收辭彙三十七萬多條。解釋字、詞之體，一如“凡例”規定的原則。

《中文大辭典》，由臺灣中國文化學院與臺灣中國文化研究所1968年出版發行，十六開本，精裝四十册，其中，前三十八册爲正文，最後二册爲檢字索引。

第三節　韻書

本節介紹韻書：一、切韻。二、廣韻。三、集韻。

一．切韻

《切韻》，隋代陸法言撰。

1．作者與編撰

韻書出現於三國時期。《隋書·經籍志》著録：“《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清代段玉裁撰《説文解字注》於“元”字下曰：“《聲類》已下，音書也。”李登撰《聲類》爲韻書之首帙。魏、晉、南北朝時期，學者撰寫了衆多韻書，可惜皆已亡佚。今見最早韻書，是隋代陸法言撰《切韻》。

陸法言（562～？年），名詞，以字行，隋代魏郡臨漳縣（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人。隋文帝時任承奉郎，後因父罪株連而被除名，閑居家中。博通文史，精於韻學，撰《切韻》。

關於《切韻》編纂的緣起，陸法言在隋文帝仁壽元年（601年）撰寫的序文中作了交代。他説(3)：“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别，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吴、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章移切）、脂（旨夷切）、魚（語居切）、虞（遇俱切）共爲一韻，先（蘇前切）、仙（相然切）、尤（於求切）、侯（胡溝切）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吕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蕭（該）、顔（之推）多所決定。魏（淵）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即燭下握筆，略記綱紀。博問英辯，殆得精華。於是更涉餘學，兼從薄宦，十數年間，不遑修集。今返初服，私訓諸弟子，凡有文藻，即須明聲韻。屏居山野，交游阻絶，疑惑之所，質問無從。亡者則生死路殊，空懷可作之歎；存者則貴賤禮隔，以報絶交之旨。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切韻》五卷。”

2．體例與内容

《切韻》收録一萬一二千字，以當時洛陽音爲基礎，兼顧古音及其他方音，彙合而成綜合性語音系統。按反切發聲分音，分爲平、上、去、入四聲，一東、二冬等一百九十三韻。聲、韻的具體劃分，平聲五十四韻，上聲五十一韻，去聲五十六韻，入聲三十二韻。由於平聲字多，分編兩卷，上、去、入三聲各爲一卷，共五卷。

陸法言彙集衆人研究成果，參考各韻書之説，吸取諸家之長，綜合南北語音，撰成《切韻》。這使《切韻》成爲兩漢、魏、晉、南北朝數百年音韻學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爲唐、宋韻書之始祖，奠定了漢語音韻學的基礎，在漢語音韻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切韻》原書已佚，今僅有敦煌文書中唐寫卷字殘本三種存世，分别藏於英國倫敦博物院、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德國柏林普魯士學院。國内學者周祖謨編撰《唐五代韻書輯存》中，收有《切韻》現存殘卷的影印原件。

3．唐代增補本

唐代韻書，皆祖《切韻》，出現幾種《切韻》的增字加注本。

長孫訥言於唐高宗儀鳳年間作《切韻箋注》。據他在儀鳳二年（677年）寫的序文所説(4)，箋注糾正了《切韻》的不少訛誤。

王仁昫約於唐中宗時期撰《刊謬補缺切韻》。周祖謨認爲，唐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流傳到現在的有兩種寫本，一是故宫博物院所藏葉子本，一是被法國伯希和盜去收藏於巴黎國家圖書館的敦煌石室本。王國維看到的本子(5)，並非王韻原本，“可能是後來裴務齊之流參合長孫和王仁昫兩家書纂修而成的”，“書中的韻目和韻次都與王韻大不相同”，“不能與王韻混爲一談，只能視爲《刊謬補缺切韻》系統中另一種韻書”(6)。

孫愐於唐玄宗天寶年間作《唐韻》。《唐韻》在《切韻》基礎上增字加注，多出十一韻，且對《切韻》原有内容多所刊正，在唐代影響很大。

李舟約於唐代宗、德宗之世撰《切韻》十卷。

1956年，科學出版社出版李榮撰《切韻音系》。

二．廣韻

《廣韻》，北宋陳彭年等撰。

1．作者與編撰

陳彭年（961～1017年），字永年，北宋撫州南城（今江西省南城縣）人。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進士，雍熙二年（985年）始入仕，歷任州縣。真宗景德初年，因人薦命直史館兼崇文院檢討。後歷官右諫議大夫兼秘書監、充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工部與刑部侍郎、參知政事、判禮儀院、兵部侍郎等。曾預修《册府元龜》，編次《太宗御集》，奉詔同編《景德朝陵地里》、《封禪》、《汾陰三記》，《閤門》、《客省》、《御史臺儀制》；又受詔編御集及宸章，集歷代婦人文集，與丘雍等編纂《大宋重修廣韻》。著有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等。

北宋初年，科舉取士，因無本朝編撰韻書，故取用“舊本”韻書。“舊本”韻書差訛、漏落、未備、豕亥魚魯處甚多，故須組織人員對“舊本”韻書討論、刊正，“校讎增損，質正刊修，綜其綱條，灼然叙列”，在此基礎上，編撰一部可“期後學之無疑，俾永代而作則”，以“垂於將來”的新韻書(7)。“舊本”所指，即《切韻》系列諸家。於是，組織編撰人員以《切韻》爲基礎，以《切韻箋注》與《唐韻》爲主要參考，廣泛吸取其餘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勒成《廣韻》。

《廣韻》卷首文字没有提及《廣韻》編撰者是誰。北宋丁度撰《集韻韻例》曰：“先帝時，令陳彭年、丘雍因法言韻就爲刊益。”丁度等編撰《集韻》，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始議，寶元二年（1039年）撰成，用時二年，上距《廣韻》成書三十一年。南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録解題》於“小學類”的“《廣韻》五卷”解題中曰：“陸法言本名《切韻》，孫愐修之爲《唐韻》，陳彭年等修之爲《廣韻》，雖相因而作，實各自成書。”又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爲撰集，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唐朝轉有增加。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中興書目》曰不知作者。案《國史志》有《重修廣韻》，題皇朝陳彭年等撰。《景祐集韻》亦稱真宗令陳彭年、丘雍等因陸法言韻就爲刊益。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勅牒，以《大宋重修廣韻》爲名，然則即彭年所修也。”《宋史·藝文志》著録：“陳彭年等《重修廣韻》五卷。”上所徵引資料足證，《廣韻》爲陳彭年等人奉勅編撰。

2．體例與内容

《廣韻》收録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收字比《切韻》多出一倍以上。注文十九萬多字，“凡經史子志，九流百家，僻書隱籍，無不摭采”，“而《世本》、《姓苑》、《百家譜》、《英賢傳》、《續漢書》、《魏略》、《三輔決録》等古書數十種不存於今者，賴其徵引，斑斑可見”(8)。内容比此前韻書豐富。《廣韻》按反切發聲分音，分爲平、上、去、入四聲，一東、二冬等二百〇六韻。《廣韻》分韻部比《切韻》一百九十三韻多出十三韻，係從《切韻》開、合韻中分立出的合口韻。《廣韻》聲、韻具體劃分，平聲五十七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由於平聲字多，分編兩卷，上、去、入三聲各爲一卷，共五卷。每韻從該韻收字中選用一字作爲該韻名稱，曰韻目，如東韻、冬韻等。每一韻中，以是否同音字作爲標準排列該韻收字，同音字排在一起，歸爲一小類，曰紐，又稱小韻。如東韻，内分三十四小韻。各小韻之間，用一個小圓圈隔開。每一小韻，第一個字，先釋義，後注音，注音用反切，切音後面是記該小韻所收字數的數字；從第二個字開始，其下所收同音字，只釋義，不注音；如果有的字有異讀，在該字釋義後增注異讀音，注異讀音可用切音，亦可用直音；如果有的字有異體，在該字釋義後增注異體字。以東韻中“馮（房戎切）”小韻爲例：

馮，馮翊，郡名；又姓，畢公高之後，食采於馮城，因而命氏，出杜陵及長樂。房戎切，七。堸，蟲室。汎，浮也；又孚劔切。芃，草盛也；又音蓬。，姬姓之國。渢，弘大聲也。梵，木得風皃；又防泛切。

《廣韻》韻目目録中，有的韻目下注有“獨用”、“某同用”，是在説明寫詩作文時如何用來押韻。所謂“獨用”者，是説只有同韻部的字才可以相互押韻。所謂“某同用”者，是説本韻部的字與某韻部的字可以相互通用押韻。以平聲上卷前八韻目爲例：

東第一獨用

冬第二鍾同用

鍾第三

江第四獨用

支第五脂之同用

脂第六

之第七

微第八獨用

根據韻目下所注“獨用”、“同用”可知，東、江、微各自爲韻，每個韻部的字不能與其他韻部的字通押；冬、鍾二韻部的字可以通押，支、脂、之三韻部的字可以通押。

《廣韻》纂輯此前多種韻書字書音義資料彙編而成，既是一部韻書，又是一部字典。它保存魏晉以來大量切音資料，後人可藉以瞭解《切韻》構築的語音系統，在漢語語音發展史上具有上溯古音、下推今音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書中輯録大量文字訓詁資料，有的與今見傳本文字不合，有的原書今已亡佚，所以在古代文獻學與詞彙學研究方面也都有一定參考價值。

《廣韻》存在的問題：（一）有的解説有誤。（二）有的誤記徵引書名。（三）文字訛奪、音義錯亂之處較多。

三．集韻

《集韻》，北宋丁度等撰。

1．作者與編撰

丁度（990～1053年），字公雅，北宋開封府祥符縣（今河南省開封市）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登服勤詞學科。真宗朝，歷大理評事、直集賢院、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等。仁宗朝，歷三司磨勘司、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端明殿學士、知審刑院、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觀文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尚書右丞等。屢上書言事，如曾獻《王鳳論》以戒外戚，上《備邊要覽》與《慶曆兵録》、《瞻邊録》等以陳邊防軍備之策。爲人德性淳質而不爲威儀，居一室十餘年而左右無姬侍，喜論事而不及私，爲世推重。其著作，有《邇英聖覽》、《龜鑑精義》、《編年總録》，還有奉詔領諸儒集《武經總要》、《集韻》等。

《集韻》卷首載丁度撰《韻例》曰：“近世小學濅廢，六書亡缺，臨文用字，不給所求。隋陸法言，唐李舟、孫愐各加裒撰，以裨其闕。先帝時，令陳彭年、丘雍因法言韻就爲刊益。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太常丞、直史館鄭戩建言：‘彭年、雍所定，多用舊文，繁略失當。’因詔祁、戩與國子監直講賈昌朝、王洙同加脩定，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爲之典領。”這段文字，説明了編撰《集韻》的緣起及參加編撰的人員。既是對《廣韻》加以“脩定”，編撰工作則是在《廣韻》的基礎上進行，换言之，《集韻》實是增補修訂《廣韻》而成。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始修，寶元二年（1039年）書成。宋末王應麟撰《玉海》卷四十五“小學下”《景祐集韻》曰：“景祐四年，翰林學士丁度等承詔撰，寶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十一日進呈朌行。慶曆三年八月十七日，雕印成。”慶曆，仁宗年號，三年爲公元1043年。《集韻》編撰成書，尚有一説。《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二《集韻》提要：“考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序》，稱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餘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嘗因討究之暇，科别清濁爲二十圖云云。則此書奏於英宗時，非仁宗時；成於司馬光之手，非盡出丁度等也。”治平，英宗年號，四年爲公元1067年，上距仁宗寶元二年二十九年。《總目》以治平四年成書爲是，而今大都信從寶元二年成書之説。

2．體例與内容

《集韻》爲增補修訂《廣韻》而編撰成書，收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個，比《廣韻》收字多出一倍，文獻中所見字、古字、俗字、别體及當時流行方言俗語所用字詞，皆録載其中，除去異體重文，尚有三萬餘字。收字之多、充分體現了《韻例》所説“務從該廣”原則。因收字比《廣韻》成倍增加，所以分卷也倍增，平聲四卷，上、去、入三聲各二卷，全書四聲十卷。韻部劃分總數仍如《廣韻》，爲二百〇六韻。聲、韻具體劃分，一仍《廣韻》，平聲五十七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每韻從該韻收字中選用一字作爲該韻名稱，曰韻目，如東韻、冬韻等。每一韻中，以是否同音字作爲標準排列該韻收字，同音字排在一起，歸爲一小類，曰紐，又稱小韻。各小韻之間，用一個小圓圈隔開。每一小韻，第一個字，先切音，後釋義，釋義後面是記該小韻所收字數的數字；從小韻第二字開始，不注音，只釋義。如果有的字有異體，一個字的所有異體排在一起，皆作正文，於其後切音、釋義。韻目目録中，有的韻目下注有“獨用”、“與某通”，是在説明寫詩作文時如何用來押韻。所謂“獨用”者，是説只有同韻部的字才可以相互押韻。所謂“與某通”者，是説本韻部的字與某韻部的字可以相互通用押韻。

但是，《集韻》與《廣韻》從漢語語音發展史上相比，韻部次序、韻内小韻次序、各韻部收字的獨用與同（通）用及韻目用字、反切用字皆有些不同(9)。

《切韻》成書于隋代，陸法言彙集衆人研究成果，參考各韻書之説，吸取諸家之長，綜合南北語音，以當時洛陽音爲基礎，兼顧古音及其他方音，彙合成一個綜合性語音系統。這使《切韻》成爲兩漢、魏、晉、南北朝數百年音韻學研究成果集大成之作，奠定了漢語音韻學基礎。《廣韻》與《集韻》皆編撰於北宋前期，《集韻》成書僅晚《廣韻》三十一年，但《廣韻》保存了《切韻》中魏晉以來大量切音資料，後人可藉以瞭解《切韻》構築的語音系統，在漢語語音發展史上起著上溯古音、下推今音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而《集韻》爲使所切字反切音與當時實際讀音一致，將一些隨著語音變化而與當時讀音不同的所切字反切音由所謂類隔切改成音和切。韻書之作，爲求實用，所以《集韻》此舉，未嘗不可。但從漢語語音發展史方面説，特别在《切韻》已佚的情況下，尤見《廣韻》的重要價值。《集韻》爲收字最多一部韻書，文字訓詁與宋代語音資料十分豐富，它的價值所在，既可作爲字書使用，亦爲瞭解與研究宋代語音情況必據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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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三《正字通》提要。

(2) 王念孫《疏證》云：“今本《廣雅》凡萬六千九百一十三文。删衍文九十六，補脱文五百九，其文萬七千三百二十六，較表内原數少八百二十四。”

(3) 陸法言撰《切韻序》，載《大宋重修廣韻》（又稱《大宋廣韻》，簡稱《廣韻》）卷首。

(4) 長孫訥言撰《切韻箋注序》，載《大宋重修廣韻》（又稱《大宋廣韻》，簡稱《廣韻》）卷首。

(5) 指王國維撰《書内府所藏王仁昫切韻後》所説的内府藏本，載《觀堂集林》卷八。

(6) 周祖謨撰《王仁昫切韻著作年代釋疑》，收入周祖謨論文集《問學集》上册。

(7) 《廣韻》卷首載宋真宗二敕文。

(8) 清代潘耒撰《重刊古本廣韻序》，載清代康熙年間張士俊澤存堂刻本卷首。

(9) 《廣韻》“某同用”，《集韻》改“與某通”。

第二部　史部——史學

按中國傳統的圖書四部分類，史部居第二位，著録史書。

第一章　史部總論

第一節　史、史學、史學史

一．釋“史”

我們要探求史部文獻的學術源流，就不能不首先瞭解“史”字的意義。

（一）“史”字本義

《説文解字》：“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又”是右手，右手持“中”，許慎訓“中”爲“正”，指人的品德，意謂史者記事要秉持中正之德。但品德是無形之物，不可手持，所以後人多不同意許慎的解釋。吴大澂撰《説文古籀補》：“史，記事者也，象手持簡形。按古文‘中’作‘’，無作‘中’者。推其意，蓋以‘中’當作‘’，即‘’之省形。‘册’爲‘簡策’本字，‘持中’即持册之象也。”吴大澂訓“中”爲“册”，“史”義則爲人手“持册之象”。江永撰《周禮疑義舉要》卷五《秋官》：“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訟獄之中’，皆謂簿書，猶今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從又、從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書也。”江永訓“中”爲“官府簿書”，“史”義則爲人“以手持簿書”。王國維撰《觀堂集林》卷六《釋史》：“中者，盛筭之器也”。“筭與簡策本是一物，又皆爲史之所執，則盛筭之中蓋亦用以盛簡，簡之多者自當編之爲篇，若數在十簡左右者盛之於中，其用較便，故當時簿書亦謂之中”。“然則‘史’字從又持中，義爲持書之人。”王國維訓“中”爲“盛筭之器”，“史”義則爲指以手“持書之人”。上面幾解，無論説“中”是“册”省形，還是説“中”爲簿書，或説“中”是盛簡器物，而認爲“史”象手持記事所用簡册（簿書）之形則是一致的。“史”字本義，指手持簡册記事的人，即史官。

（二）史官

中國何時始設史官？許慎在《説文解字·叙》中説，“黄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這只能視爲遠古傳説，不能作爲信史。《吕氏春秋·先識》説，夏朝末年，太史令終古看到夏桀荒淫無道，而又勸諫無效，於是棄夏投奔了商湯。這種説法，目前還没有得到考古資料的印證，但是，夏朝作爲階級社會，設置史官應該是可能的。目前發現的最早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形成於殷朝後期，在甲骨文中已有史、太史、作册、尹等史官名稱，證明殷朝確已設有史官。到了周代，在青銅器銘文與《尚書》、《左傳》、《國語》等文獻中，有史、大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作册、尹氏等史官名稱，可知周代的史官建置已相當完備。

史官職掌範圍相當廣泛。同屬史官，官名不同，職掌也有分工。大體説來，史官職責範圍包括起草文書、策命、記載時事、編修國史、保管圖籍及祭祀、天文、曆法、卜筮等事。就專以記事職事言，王國維在《釋史》中説：“古者書策皆史掌之”，“史之職專以藏書、讀書、作書爲事”。《尚書·金縢》：“史乃册祝。”又《顧命》：“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禮記·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又《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秦趙澠池之會，二國皆有御史隨從，掌記事之職。可知在殷周時期，凡記録時事、起草公文、掌管文書之職皆稱史官。

（三）史書的通稱

史掌記事；史官所記，謂之“史記”，即指史官用文字記録的材料。於是“史”由指記事之人逐漸轉指人所記之事。《論語》、《孟子》等春秋戰國時期文獻多有用“史”稱史書者。《論語·衛靈公》：“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離婁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論》、《孟》所説的“史”，即指史書。《史記》中更多次用“史”或“史記”指史書。如《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六國年表》：“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太史公自序》：“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又説：“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此後以“史”稱書的逐漸多起來。

到了唐初修《隋書·經籍志》，圖書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史”爲四部部稱之一。這樣，“史”就成了一切史書的通稱。

二．史學史述要

什麽是史？史有自然史與人類史。僅就人類而言，史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

什麽是史學？史學是記述和研究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學術。這就是説，史學的産生，需要具備“記述和研究”的條件。所以，具體地説，史學是以文字爲手段，史料爲素材，記述和研究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學術。

什麽是史學史？史學史是研究史學發展過程的學術。

（一）先秦史學

探究史學的起源，自當從史書的産生談起。因爲史學是以文字爲手段記述和研究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學術，所以，有了史書，才有史學。

中國何時起有文字記載？一般説，文字是階級社會的産物，進入階級社會的夏朝，應該有了文字記載。因爲奴隸主貴族爲了加强統治，設置國家機構，建立軍隊、監獄，這就需要發佈文告、政令，制定刑法，於是就産生了官方文書。這些文書，分門别類地保管起來，以備日後稽查參考，這就成爲檔案。這些用文字記録的檔案資料，便是最早的成文史料。但因有關夏朝這方面的情況文獻無載，又乏考古資料，所以目前尚難確言。

根據文獻記載，殷代已有典册。《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是簡册。寫文字的竹片稱爲簡，把多支竹簡用絲繩或麻繩編聯起來成爲册，把簡册放在架子上收藏保管叫做典。殷有典册，已被甲骨文印證。甲骨文中有“册”（）字與“典”（）字，並且有叫做“作册”（）的史官。只是這些用竹木簡編纂成的典册容易腐朽，没有流傳下來。今能看到的最早文字記録是甲骨文，甲骨文是殷代後期殷王室刻在卜用過的龜甲獸骨上的文字記録，是當時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獻，爲瞭解與研究殷代社會各方面情況提供了重要史料。但它不是有意識地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以供後人鑑古知今，而是爲了日後查驗才記録下來加以保存，就其性質説，屬文書檔案。在青銅器上鑄銘文，始於殷，盛於西周，銘文内容多記祭祀、戰功、賞賜、訓誥、誓約及頌揚祖先等，涉及當時社會各方面，有其重要史料價值，但它只是青銅器附加物，而不是正式史書。甲骨文與金文雖從嚴格意義上講都不是有意識的歷史記載，不是正式史書，但卻是正式史書的源頭，記上古歷史的早期史書，從形式到内容，無不淵源於它。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把它視爲中國早期史書的雛形。

殷、周時期，統治階級已開始逐步認識歷史記載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西周的統治者們，面對大殷朝被自己這個西方小邦滅亡的嚴峻史實，深感“天命靡常”(1)，産生了借鑑歷史經驗教訓以維護自己統治的强烈觀念。《尚書·召誥》：“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詩經·文王》：“宜鑑於殷，駿命不易。”這樣的意識觀念，正是史書産生的社會思想基礎。中國史學，從一開始就把“鑑史資治”作爲己任，並成爲後來史學發展的重要傳統。

西周時期，周王室與各諸侯國史事都由王室史官負責記載，歷史記載職權由王室嚴格控制。從西周末年到周室東遷，王室衰微，無力從各方面對諸侯國嚴密控制，各諸侯國才先後設置史官記載本國史事，從而打破了周王室壟斷歷史記載的局面，於是産生了像晉之《乘》、鄭之《志》、楚之《檮杌》、魯之《春秋》、齊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秦之《秦記》等各諸侯國自己的歷史記載。但是在西周與春秋時期，文化學術依舊掌握在貴族階級手中，歷史記載仍由史官職掌。這種狀況，嚴重阻礙了史書編撰和史學發展。

到了春秋末期，隨著社會制度的變革，分屬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都發生了劇烈變化，學術文化從官府解放出來，下移民間。特别是孔子開創的私人講學局面，更促進了學術文化向社會的廣泛傳播。正是在此歷史條件下，孔子得以整理編訂古代典籍，用以教授學生，並使流傳後世。中國古代史官按年月順序記載史事，這樣形成的檔案材料，稍事整理編訂，就成爲早期的編年史。《春秋》就是孔子根據魯國國史編訂而成，它沿用舊史按年月記事的編年體裁，並且記事有書法，行文有成例，成爲中國最早一部編年體史書。孔子是中國史學史上私人修史的開創者。

戰國時期，整個學術空氣活躍起來，在史官負責各國官方歷史記載的同時，私人寫史也蔚然成爲風氣，《左傳》、《國語》、《戰國策》、《世本》、《竹書紀年》等史書先後出現，成爲先秦史學發展的繁榮時期。

（二）兩漢史學

兩漢時期，史學逐步走上成熟發展的道路。（一）《史記》首創紀傳體，是中國古代史學走上成熟發展道路的奠基之作。中國古代所謂“正史”，全用紀傳體寫成，《史記》冠“二十四史”之首，爲“正史”之祖。（二）《漢書》奠定了紀傳體例基本格局。《史記》創紀傳體，全書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記自黄帝至漢武帝時期歷史，是一部紀傳體通史。東漢初年，班固寫《漢書》，沿襲《史記》所創紀傳體例，而改“書”爲“志”，併“世家”入“列傳”，全書分紀、表、志、傳四部分，記西漢一代歷史，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開創的紀傳體斷代史體例，爲後世史家所效法。（三）《漢紀》開創了編年體斷代史。東漢末年，荀悦奉漢獻帝之命，用編年體改編班固的《漢書》，寫成《漢紀》，開創編年體斷代史。《漢紀》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發展産生了積極影響，使這一時期斷代編年史的編撰興盛一時。（四）東漢開創官修國史之制。東漢時期，對私人撰修國史嚴加限制，寫《漢書》的班固當初就曾以“私改作國史”罪名下獄治罪。於是組織儒臣在皇家藏書之地洛陽宫中東觀殿撰修本朝史，最後撰成《東觀漢記》。這是中國最早一部官修國史。東漢開創官修國史之舉，後世相沿，前代所自修國史成爲下一朝代編修前代史時重要的參據資料。

（三）魏晉南北朝史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史學大發展的時期。（一）史學發展的原因。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發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其一，政府對修史重視。東漢時集中儒臣修國史，開官修史書之風。三國時魏明帝在中書省設著作郎，職掌修史，這是設官修史之始，從此寫史有了專職官員。北魏時於秘書省設著作局，以後又别置修史局，這是置局修史之始，從此寫史有了專門機構。北齊設史館，以宰相兼任史局之長，負責監修國史，這是宰相監修之始，從此寫史有了監修之官。統治階級設專門機構與官員負責修史，目的是爲强化對史書編纂權的控制，使史學更好地爲鞏固自己的統治服務，並且多人同修一書，其弊甚多，但這一制度，對於史料的及時搜集，妥善保存，都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時也爲史官修史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條件。其二，弛私修之禁。這一時期，全國處於分裂狀態，而且政權更迭頻繁，這就使統治者不可能對私人修史控制得過於嚴密，與東漢及以後的隋朝相比，這時私人寫史有較大自由，所以私人寫史成爲一代風氣。其三，政治上長期分裂，社會動蕩不安，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爲史書編撰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歷史事實。（二）史學發展的表現。主要表現在一個“多”字上：一是史書數量多。根據《隋書·經籍志》著録，史部書共計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其中除極少數是東漢前及隋代作品，絶大部分是這一時期所撰史書。數量之多，卷帙之富，遠超《漢書·藝文志》著録的史書。二是史體種類多。從記事時限看，有通史，有斷代史；從體裁看，紀傳史地位得到鞏固，編年史蓬勃興起，起居注、人物傳記、史注、地理方志等各類史書也大量湧現。（三）史學發展的時代特徵。主要有三：（1）政治上南北分裂對峙局面，在史書中有突出反映。（2）史書從編纂形式到記載内容，都反映了士族門閥制度的時代特點。（3）民族史學蓬勃興起，發展成爲中國史學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四）唐代史學

唐代是中國史學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不少方面都表現出承上啟下的特點：（一）確立史館修史制度。南北朝時期弛私修之禁，官修也未形成定制，所以官修與私修並行，並且私人修史盛極一時，産生了不少史學名家與史學名著。隋朝統一後，爲加强中央集權統治，對史學領域也采取了嚴密控制措施。據《隋書·高祖紀下》記載，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年）曾下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絶。”不許私人修史，自然要由政府掌握修史之權。因隋是一個短暫的王朝，還没來得及在這方面實施具體辦法就滅亡了。唐繼隋後，眼見隋朝在農民起義打擊下滅亡的嚴酷史實，特别重視借鑑前代興亡的歷史經驗，對史學的重視遠超前代。建國初就設史館，負責編修前代史與本朝國史。《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史館移置》：“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自唐至清，史館修史，宰相或重臣監修成爲定制，下個朝代編修前代史也成慣例。這是中國古代史書編纂工作的一次重大變革。此後，紀傳體“正史”，除歐陽修撰《新五代史》爲私人編撰外，其餘全是官修。這使政府對史書編纂的控制大大加强了。（二）實録發展成爲史書的一個重要部類。實録體史書始於南北朝時期，至唐，嗣君時期編纂先帝實録，成爲慣例，而且唐朝以後各個朝代都沿襲此制，使實録體發展成爲史書一個重要部類。（三）産生了對前代史學進行系統總結的史評專著《史通》。史學從産生到唐初，已經走過一段漫長路程，得到很大發展，已經從經部《春秋》類附庸壯大爲圖書四大部類之一。史學在過去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史學思想、編纂體裁、修史制度等情況，需要作一次總結性清理，以利史學更好地進一步發展。劉知幾的《史通》正是順應史學發展的這種要求産生的，對後世史學發展産生了積極影響。（四）新創典制體。杜佑撰《通典》，記歷代典章制度，首創典制體通史；唐玄宗時編修《唐六典》與唐德宗時蘇冕撰《唐會要》，都記唐朝一代典章制度，分創典制體斷代史的會典體與會要體。

（五）宋代史學

宋代是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的興盛時期，史書種類、數量與質量都超過前代，而爲元明所不及。（一）紀傳體史書的編撰。官修有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與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私撰有歐陽修撰《新五代史》、鄭樵撰《通志》等。（二）編年史空前發展。宋代對修起居注、實録非常重視，每帝都有官修起居注與實録。司馬光主持編撰通史《資治通鑑》，推動了編年史的發展，先後有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等本朝史。（三）典制體的發展。宋代對會要編撰非常重視，不僅納入官修範圍，且設專門機構“會要所”主其事，今有《宋會要輯稿》傳世。官修本朝會要外，還有私撰前代會要，如王溥撰《五代會要》、徐天麟撰《西漢會要》與《東漢會要》等。另外，鄭樵撰紀傳史《通志》，其中“二十略”記歷代典章制度沿革，實爲各種典制簡編通史。（四）新史體的創立。一是袁樞撰《通鑑紀事本末》，首創紀事本末體。二是朱熹撰《資治通鑑綱目》，首創綱目體。（五）方志體例進一步完善。（六）正式建立起金石學。

（六）元代史學

元代史學與唐宋相比雖顯遜色，但也取得多方面成就。（一）官修紀傳體《宋史》、《遼史》、《金史》三書。（二）編年史的編撰。元朝重視實録修撰，只是各帝實録皆亡佚不存。《資治通鑑》問世後史學界出現的“《通鑑》熱”至元不減，元人所寫編年史以“通鑑”命名者，據清錢大昕撰《補元史藝文志》著録有十六部，其中有胡三省撰《音注資治通鑑》、金履祥撰《通鑑前編》等。（三）典制體繼續發展。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把典制體編纂推進了一步。元英宗時官修《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後省稱《元典章》），是一部仿《唐六典》體例官修記元世祖至英宗時期典章制度的典制體史書。（四）民族史再度繁榮。南北朝時期，由於北方各少數民族南進中原及多民族數百年的融合，産生了大量反映多民族情況的歷史著作。元朝時期蒙古族滅宋建元，入主中原，這種大一統政治形勢反映到史學上，再次推動了民族史發展。

（七）明代史學

明代既因統治階級文化專制加强，也因整個學術界“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空疏氣氛，史學成就不大。其中，成就較突出的，一是方志的發展，二是私撰野史的盛行。此外尚可列舉數端：（一）紀傳史的編撰。官修，明初宋濂等撰《元史》。私撰，如柯維騏撰《宋史新編》、鄭曉撰《吾學編》、何喬遠撰《名山藏》等。（二）編年史的編撰。官修，每帝皆有實録。私撰，如陳桱撰《通鑑續編》、王宗沐撰《宋元資治通鑑》、薛應旂撰《宋元資治通鑑》、張銓撰《國史紀聞》、譚希思撰《明大政纂要》、陳建撰《皇明資治通紀》（又名《皇明通紀》）、談遷撰《國榷》等。（三）典制史的編撰。官修，《大明會典》，自孝宗至神宗，三次修纂，歷時九十年。私撰，如徐學聚《國朝典彙》、王圻撰《續文獻通考》等。

（八）清代史學

明清之際，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到末期而出現的一個短暫的重要時期。這時一些知識份子面對明亡與滿族入主中原的現實，總結明亡教訓，認爲是宋明理學空談心性，誤國致亡，所以提出“經世致用”主張，並把它運用於經學與史學等學術領域。這個時期史學代表人物是顧炎武、黄宗羲與王夫之。他們每個人在史學上都有多方面成就，就其主要的來説，顧炎武開清代考據之風，黄宗羲創立學案體，王夫之在史論方面的卓越見解。這些，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由於清朝統治者采取高壓手段，實行文化專制，到乾隆、嘉慶時期，史學已逐步走上脱離實際、爲考據而考據的道路，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説：“乾、嘉間之考據學，幾乎獨佔學界勢力”，“可以説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結晶體。”乾嘉時期史家在史學方面取得的具體成績，主要在整理舊史方面，如改撰與增補舊史、校注舊史、考證故實、辨僞、輯佚等。應該特别指出的是，在此期間，還出現了錢大昕撰《廿二史考異》、王鳴盛撰《十七史商榷》、趙翼撰《廿二史劄記》三部史考名著與章學誠撰史論名著《文史通義》。總觀清代史學成就，除上述之外，還有方志與典制體史書的編撰與發展等。

第二節　史部的確立與圖書著録

一．史部的確立

中國的古代史學走過了漫長的歷程，史學著作十分豐富。在圖書分類中，史部目録的確立，是史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現存中國最早的一部群書綜合目録《漢書·藝文志》，根據劉歆《七略》的分類方法，把圖書分爲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個部分，而没有史學的獨立部類，史書被附於“六藝略”中的《春秋》類。阮孝緒撰《七録》，於《叙目》中説：“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2)馬端臨撰《文獻通考·經籍考》：“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惟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漢志》這種經史不分、史不立類的狀況，正是史學處於早期發展階段、史書尚不發達的反映。隨著史學的發展，史書數量逐漸增加，史學的社會地位也不斷提高，把史學作爲經部附庸的分類方法已與客觀情況不相適應，史學獨立部類勢所必然。最早爲史學設立部類的是西晉荀勖。他撰次的《中經新簿》，是中國最早按四部分類的圖書目録，分甲、乙、丙、丁四部，丙部著録史書。從此，經、史分家，史學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立於學術之林。東晉李充撰《晉元帝四部書目》，仍用甲、乙、丙、丁標稱四部，而乙部著録史書，確定了以經、史、子、集爲序的四部位次。唐初修《隋書·經籍志》，廢棄甲、乙、丙、丁的標部方法，采用經、史、子、集的部稱。從此，史部之稱正式確立。

二．史部類目的劃分

荀勖創立四分法，使史學成爲獨立的部類。但他與李充只設大的部類，不分細目。南朝梁代阮孝緒撰《七録》，是用七分法編制的書目，第二大部類爲“紀傳録”，著録史書，下分十二類，稱“部”，其類目：（一）國史。（二）注曆。（三）舊事。（四）職官。（五）儀典。（六）法制。（七）僞史。（八）雜傳。（九）鬼神。（一〇）土地。（一一）譜狀。（一二）簿録。史部之下分立十二類目，這是阮孝緒的創舉，並且這十二類目名稱又基本上被《隋書·經籍志》及後世書目沿用，所以《七録》成爲確立史部類目奠基之作。

《隋志》史部分立十三類目：（一）正史。（二）古史。（三）雜史。（四）霸史。（五）起居注。（六）舊事。（七）職官。（八）儀注。（九）刑法。（一〇）雜傳。（一一）地理。（一二）譜系。（一三）簿録。顯然，《隋志》基本沿用《七録》而稍有變動：一是把“國史”分爲“正史”與“古史”兩類，二是改“僞史”爲“霸史”，三是併“鬼神”入“雜傳”，四是增“雜史”。

《隋志》以後，歷代書目史部類目大致相同，只是隨著史學的進一步發展，新史體不斷出現，類目時有創新。清代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分立十五類目：（一）正史。（二）編年。（三）紀事本末。（四）别史。（五）雜史。（六）載記。（七）詔令奏議。（八）職官。（九）政書。（一〇）傳記。（一一）時令。（一二）地理。（一三）目録。（一〇）史評。（一五）史鈔。《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分立的類目，雖然其中不無失當之處，但它基本上反映了當時史書的類别狀況。

［史］附表一：部分史志目録與官私書目史部類目一覽表

三．史部著録的圖書

史部從無到有，部次由第三提到第二，以及部内細目的劃分，正是史學發達、史書增多、史學地位提高在目録學中的反映。《漢志》把史書作爲“六藝略”中《春秋》類的附庸，著録史書只有三十四家，一千三百八十四篇（卷）。從篇（卷）數來看，只佔著録圖書總數的百分之十左右。從漢到隋，史學有了很大發展，史書增多，《隋志》史部著録史書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佔著録圖書總卷數的百分之三十四左右，爲《漢志》著録史書的近二十六倍。自唐至清，雖然圖書曾歷遭劫難，數量依然與日俱增。根據對《四庫全書總目》與《清史稿·藝文志》著録的史部圖書的粗略統計，至清末，史部圖書多達三千九百部左右，八萬多卷，爲《隋志》著録史書的將近五倍。原來的附庸小邦，儼然成了龐然大國。

本書選取史部部分類目，略述其學術源流與主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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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詩經·大雅·文王》。

(2) 清代姚振宗撰《漢書藝文志拾補》。收入開明書店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

第二章　紀傳史

第一節　紀傳史概説

以紀、傳等人物傳記爲主，輔以表、志，綜合記載史事的史書編纂體裁，叫做紀傳體。用紀傳體撰寫的史書，叫做紀傳史。

一．紀傳史體的創始與體例

紀傳體創始於《史記》。早在司馬遷寫《史記》前，先秦史學已在史書編纂方法上出現一些不同體例。司馬遷吸取前人成果，綜合各體，集於一書，創造性地組織成一種新的史書體裁。《史記》全書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五部分。本紀，是帝王及主宰時勢者的傳記，按編年體裁形式，依年月順序，記帝王政績言行，兼及當代各方面重大事件。表，是以表格形式，按時間順序，提綱挈領地譜列史事的大事記，它使紛亂繁雜的史事眉目清晰，條貫系統，一目了然。書，記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制度沿革或發展情況，是各種制度的專史。世家，是封國諸侯的傳記。列傳，主要是人物傳記，也有少數列傳記的是中國少數民族的歷史以及當時與中國有交往的國家的歷史。在每篇本紀、書、世家、列傳最後和每篇表前面，都有一段評論文字，發表史家對本篇記述的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意見，藉以表達作者的政治觀點與史學思想。《史記》創始的這種史書體裁，以紀、傳爲主體，表、書爲輔助，既各有分工，又互相配合，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後人稱爲紀傳體。

《史記》記載從傳説人物黄帝到司馬遷當代漢武帝大約三千年左右的歷史，是一部紀傳體的通史。班固撰《漢書》，沿襲《史記》體裁，而改“書”稱“志”，併“世家”入“列傳”，分爲紀、表、志、傳四個部分，記載西漢一代的歷史，創紀傳體的斷代史。《漢書》體例上的這些變化，爲後世史家所沿用，成爲後世史家撰寫紀傳體史書體例的基本格局。

歷代史家沿仿此體撰寫史書，形成一個貫通古今的龐大的紀傳體史書體系。

紀傳體的創製，是中國史書編纂方法上的突出成就，成爲後世史學史書體裁的主流。清代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一《各史例目異同》中評價司馬遷創製紀傳體在史書編纂學上的地位説：“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其後，沿爲編年、記事二種。記事者，以一篇記一事，而不能統貫一代之全；編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見其本末。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所謂“極則”，也就是“最好的模式”，今天看來，實有過譽。但是這種體裁，以帝王爲中心記載一代歷史，適應了封建社會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有利於君主獨尊地位的鞏固與加强，同時記事“包舉大端，委曲細事”，“顯隱必該，洪纖靡失”(1)，可容納豐富的内容，反映社會的各方面。所以創始後，爲歷代統治階級所推崇，成爲後世史家修撰官定正史的唯一模式。

紀傳體主要缺點。劉知幾在《史通·二體》中説，“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爲紀傳體之“短”。也就是説，紀傳體的主要缺點有二：一是割裂史事，二是記事重複。

二．“正史”與“二十四史”

1．正史

“正史”之名，最早見於南朝梁代阮孝緒撰《正史削繁》。把它作爲書目史部類名，始於《隋書·經籍志》。《隋志》史部分十三類，第一類著録紀傳體史書，用“正史”作類名。《隋志》該類小序説：繼《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國志》之後，“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作者尤廣”，“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隋志》後的史志目録與官私書目，都沿用《隋志》著録方法，史部立“正史”目，著録紀傳體史書。

2．二十四史

“正史”共有二十四部，合稱“二十四史”。第一部是《史記》，寫於漢武帝時期。最後一部是《明史》，編定刊行於清乾隆初年。“二十四史”整個編撰過程，前後長達一千八百多年（前104～1739年）。記事從傳説人物黄帝到明朝末帝崇禎帝弔死煤山，上下四千多年。共計三千二百二十九卷，四千萬字左右。這部卷帙龐大、内容豐富的“正史”叢書，是經過歷代積累，逐步形成的。三國時期，有“三史”之稱，指《史記》、《漢書》與《東觀漢記》。范曄撰《後漢書》流行後，取代《東觀漢記》爲“三史”之一。後加陳壽撰《三國志》，合稱“四史”。唐初設史館修前代史，記三國到隋這一大分裂時期歷史的史書，有《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等，共十部，稱“十史”。加前三史，又有“十三史”之稱。到宋代，再加《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成“十七史”。明代又增《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合稱“二十一史”。清代乾隆初修成《明史》，合稱“二十二史”。後來又增入《舊唐書》與《舊五代史》，遂成“二十四史”之數。這二十四部紀傳體史書，本來與史部群籍地位平等，只是由於在它形成過程中受到歷代統治階級推崇，最後又經清乾隆帝“欽定”，所以它得以淩駕史部群籍之上，取得“正史”的獨尊地位。《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正史類”小序：“凡未經宸斷者，則悉不濫登。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令典，莫敢私增。”因是皇帝“欽定”，所以尊之如經，不敢有所增益。於是“正史”名稱就被“二十四史”獨家佔有。

3．二十五史與二十六史

民國十年（1921年），柯劭忞修成《新元史》，當時的北京政府明令列入“正史”，於是又有了“二十五史”的名稱。

民國十七年（1928年），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刊佈，又有把《清史稿》合“二十四史”稱爲“二十五史”的，也有把《新元史》、《清史稿》合“二十四史”稱爲“二十六史”的。此後，雖然“二十五史”、“二十六史”的名稱與“二十四史”的名稱並行於世，但是，人們還是習慣於把“二十四史”作爲這套史部大叢書的固定名稱，一直沿用到今天。

4．“二十四史”版本

“二十四史”從清朝乾隆年間形成至今，全套刊印的版本，主要有以下幾種：（一）乾隆年間武英殿刻本，稱爲“殿本”。（二）清朝末年由金陵書局、淮南書局、浙江書局、江蘇書局、湖北書局合力刊刻的本子，稱爲“局本”。（三）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分别用宋、元、明本彙輯出版的影印本，稱爲“百衲本”。（四）民國時期開明書店刊印“二十五史”（增《新元史》）石印本，稱爲“開明本”。（五）民國時期中華書局刊印“《四部備要》本”。（六）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華書局出版“二十四史”校點本。

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校點本的出版，從1959年開始，到1978年全部出齊。這是今天“二十四史”最精善的版本。爲配合校點本“二十四史”使用，中華書局出版了《二十四史紀傳人名索引》與各史人名索引，並已出版幾部史書的地名索引。

［史］附表二：“二十四史”一覽表

三．别史

1．“别史”類目的設立

“别史”不是史書體裁，而是書目著録史部書籍的一個類目。“别史”類目是南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録解題》開始設立的。

從《隋書·經籍志》開始，史部類目設“正史”一類，居各類目之首，著録紀傳體史書。唐、宋兩代的書目大都沿襲這種著録體例。而後，紀傳體史書數量日增，良莠不齊，皆入“正史”，有些實難稱符“正史”之名。若將紀傳體史書分類著録，就需要爲没有被著録在“正史類”的紀傳體史書尋求一個著録的辦法。《直齋書録解題》史部“别史類”就是順應這種形勢設立的。《直齋書録解題》史部第一類是“正史類”，第二類就是“别史類”；受社會推重的紀傳體史書著録在“正史類”以實符其名，其他紀傳體史書則著録在“别史類”以降其次。所以稱爲“别史”，正是對“正史”而言，猶正宗之别支，以此體現“正史”與“别史”之間的主次與尊卑地位的不同。由此可知，所謂“别史”，本與“正史”同爲一體。

2．“别史類”著録圖書的變化

南宋後，書目大都沿用《直齋書録解題》之例，史部設“别史”類。但“别史類”位次與著録史書範圍，都與《直齋書録解題》已有不同，反映了對“别史類”理解的變化。以《四庫全書總目》爲例，“别史類”爲史部類目第四，與“正史”中隔“編年”與“紀事本末”兩個類目，從位次已不能反映“别史”是“正史”别支的地位；“别史”著録史書，更是各體兼容，比如《逸周書》與明代唐大章撰《書系》都同《尚書》體例，明代鄭曉撰《徵吾録》“體例略與紀事本末相近”，明代俞焕章撰《讀史圖纂》“凡列圖五十有七，上起三皇，下迄明之神宗，各以世系地域列而爲圖”，清代陳厚耀撰《春秋戰國異辭》“分國編次”，清代龍體剛撰《半窗史略》“輯歷朝史事，各撰爲歌，每歌綴以略言”等(2)。本來，陳振孫創立“别史”類目時義例顯明，經此變之後，破壞了原初義例，反而使人難於得其要領。特别是“别史”與“雜史”的類界，即使一些有名的圖書著録家，也感到“頗難分析”(3)。

“别史”作爲一個類目，應該以陳振孫創立此類目時確定的義例爲它的類界原則。今天，我們已不再承認“正史”的獨尊地位，以史體視之，“正史”與“别史”同爲一體，都是紀傳體，無需再立“别史”一類。這裏所以還要討論“别史”類目，不是仍在固守舊規，而是爲了説明歷代書目著録情況，探究其學術源流。

第二節　紀傳史主要文獻（一）

一．史記

《史記》是西漢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通史。

（一）作者

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左馮翊夏陽縣（今陝西省韓城縣）人。司馬遷的生卒之年，《史記》、《漢書》都没有記載。關於生年，主要有二説：一説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一説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兩種説法，前後相差十年。關於卒年，也無從詳考，大約在公元前90年前後，即漢武帝末期。王國維撰《太史公行年考》説司馬遷的一生“與武帝相終始”，大致如此。

1．家世

司馬遷出生在一個把史職視爲祖傳世業的家庭。其父司馬談，在漢武帝初年任太史令。太史令，太常的屬官，官位品級爲六百石，掌管天文星曆與占卜祭祀等事，同時兼掌文獻圖籍與記載朝廷大事。所以，官秩雖低微，卻有機會接觸中央所藏圖籍與政府部門辦理政務形成的文書檔案，瞭解朝廷情況。司馬遷生活在這樣一個學術文化氣氛濃厚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

2．周游考察

司馬遷自幼刻苦讀書，十歲便能誦讀古文。他除了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外，還曾向今文經學家董仲舒學習今文《公羊春秋》，也曾向古文經學家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但是，他不滿足於書面知識。二十歲時，懷著繼承父業的志向，開始進行地域廣闊的周游考察。他從關中出發，南渡長江，到達今天的湖南省。折而東行，經廬山，到達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北渡長江，經韓信家鄉淮陰縣，過淮、泗、濟、漯四河流域，到達今山東省。由此西行，過今河南省，而後回到關中。後來，步入仕途，在朝廷任職，有時隨從漢武帝巡視各地，有時奉朝廷之命到各地執行公務，又到過不少地方。僅據《史記》中提到的，東到海邊，西到今甘肅省東部，南到長江以南，北到長城以北，都曾留下他的足跡。這，可以看作他周游考察活動的延續。通過周游考察與出使、巡游，擴大了眼界，豐富了知識，對祖國河山的雄偉壯麗有了親身感受，許多歷史勝地都親臨其境，對許多歷史的與現實的重大問題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成爲他日後撰寫《史記》的重要準備。

3．父親遺訓

司馬遷始入仕途，做了一個郎官，爲郎中。郎中，郎中令屬官，官位品級爲比三百石，《漢書·百官公卿表》説“郎掌守門户，出充車騎”，是皇帝身邊的侍從小官。他曾受漢武帝之命，代表朝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4)，視察西南夷地區。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遷出使回到長安。這年，漢武帝始建封禪之制，已動身赴泰山進行封禪活動。封禪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大典，其父司馬談作爲太史令，自然要隨從前往參加這一祭祀盛典。但行至途中，病倒在河洛之間，即今河南省洛陽市一帶。司馬遷聞訊趕到病榻前時，司馬談病已垂危，老淚横流，向兒子交代後事。司馬談把史職視爲司馬氏的祖傳世業，擔心到自己這裏中斷。他本有上繼周公、孔子而撰著一部記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史書的宏大志向，但未能實現，留下莫大遺憾。於是，臨終前，他便將自己的宿願作爲遺訓交托給了兒子司馬遷。這，確也成爲司馬遷日後著述《史記》一種精神上的巨大鞭策力量。

4．《史記》寫作與李陵之禍

司馬談死後三年，於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繼作太史令。他遵照父訓，便著手“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爲《史記》的寫作進行準備工作。當時，朝廷正擬議改訂曆法，司馬遷作爲主管部門的官員參與了這一工作。太初元年（前104年），新曆完成，司馬遷便開始“論次其文”，寫作《史記》。關於寫作《史記》的動機，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説得明白：“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司馬談本有繼《春秋》而作之志，未竟而卒，歷史未能以周公——孔子——司馬談爲次，其子司馬遷決意要讓歷史以周公——孔子——司馬遷爲次，以實現父親遺願。

正在司馬遷潛心寫作《史記》的過程中，於天漢三年（前98年）因遭李陵之禍而被下獄，並慘遭腐刑。李陵，是西漢名將李廣之孫。天漢二年秋天，李陵在與匈奴作戰中，雖奮力拼殺，終因寡不敵衆，兵敗投降了匈奴。消息傳到朝廷，“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5)。適逢武帝召問，司馬遷談了自己對李陵的看法。武帝以爲他是有意爲李陵開脱，於是下獄治罪，終受腐刑。他在《報任安書》中這樣描述被刑的淒慘情景：“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司馬遷爲什麽肯於忍辱受此酷刑？在他看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所以忍辱受刑，是因爲立志繼孔子之後而撰著貫通古今的歷史巨著尚未完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6)。

受刑出獄之後，任中書令。中書令，即中書謁者令，少府屬官，職掌出入宫廷奏事，仍屬皇帝近侍之臣。此後，司馬遷將全部精力傾注於《史記》的寫作。根據學者考證，司馬遷撰《報任安書》寫於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而在《報任安書》中已經把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各種體例的篇數及全書總計一百三十篇的總數一一列出，説明在這時，《史記》的寫作已經完成。

（二）史記

1．書名與編撰

《史記》這部書，當初並不叫這個名字。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稱其書爲《太史公書》。此後的兩漢學者，除了稱《太史公書》以外，又有稱《太史公》、《太史公記》、《太史記》者。至東漢末年，始稱《史記》。宋代洪适撰《隸釋》卷二録載東漢靈帝熹平元年（172年）立的東海廟碑的碑文，碑陰曰：“闕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東門闕’。事在《史記》。”按《史記·秦始皇本紀》，於始皇三十五年“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即碑陰所説始皇所立之闕。以今知資料考察，這是《太史公書》改稱《史記》的最早記載。《史記》之名大概是《太史公記》、《太史記》的簡稱。

司馬遷所以能够撰著《史記》這樣一部五例並用，内容豐富的紀傳體通史巨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紀傳體以記天子的本紀爲中心記載歷史，有利於天子一尊地位的鞏固與加强，適應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的需要。其次，從司馬遷自身看，一則撰著傳世之作爲談、遷父子共同追求的目標，這成爲他撰著《史記》精神上巨大的推動力量；二則在文、史兩個方面，他都具有深厚扎實的知識功底；三則他所從事的工作，有搜集材料、進行寫作的有利條件。其三，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看，先秦時期，以編年體史書爲主流，也出現了其他一些史書編纂方法，特别是《世本》的編纂，已經採用了“本紀”、“世家”、“傳”等名稱，並有“帝系”、“譜”、“居”、“作”、“氏姓”、“謚法”等篇名。“本紀”記帝王事跡，“世家”記諸侯，“傳”記卿大夫，司馬遷效其法而用之。“帝系”記黄帝以下至堯、舜、禹等帝王世系，“譜”記夏、商、周三代王侯與卿大夫世系，司馬遷效其法而作“表”。“居篇”記帝王都邑，“作篇”記制度與器物的創制，“氏姓篇”記氏族的由來，“謚法篇”記謚號含義，司馬遷效其法而作“書”。司馬遷寫的《史記》，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配合，實是吸收先秦史書的編纂方法，加以綜合熔鑄而創造出來，並直接由《世本》體例發展而來。其四，從材料來源看，司馬遷注意通過多種途徑廣羅各種資料，大致説來，材料來源主要有五：一是圖書文獻，二是檔案材料，三是其父司馬談搜輯、編次的材料，四是游歷考察各地搜集的材料，五是本人耳聞目睹及親身經歷的當代史事。材料是寫作的基礎，只有有了豐富的素材，才能在此基礎上加以認真取捨，寫出富有内容，生動感人的作品。

2．體例與内容

《史記》是一部紀傳體通史，記事從傳説人物黄帝到司馬遷生活的當代漢武帝時期。全書内容，分爲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個部分。本紀，寫天子及主宰時勢者，采用編年記事形式，按朝代及年代依次記載從黄帝到漢武帝歷代王朝的興衰及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表，分世表、年表、月表等三種形式，將錯綜複雜的史事，用表格形式，以年月爲序，提綱挈領，排比列舉，是一種大事記。書，記述社會政治、經濟、禮樂及天文曆法、水利等方面的制度與情況。世家，寫諸侯，采用編年記事形式，記載自周代以來封爵建國而傳世的諸侯國情況。列傳，分單傳、合傳、附傳、類傳等四種形式，記載公卿將相與社會各階層的代表人物以及一些邊遠部族的情況。總觀《史記》五個組成部分，其中本紀、世家、列傳三部分雖然名稱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是以人物爲中心反映歷史事件的人物傳記。《史記》這種以紀傳（包括世家）爲主，各個部分互相配合的史書體例，稱爲紀傳體。《史記》全書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共一百三十篇，五十多萬字，是一部縱貫古今、横羅萬象、組織嚴密、内容豐富的紀傳體通史巨著。

3．司馬遷的思想傾向

從《史記》内容，可以清楚地瞭解作者司馬遷多方面的思想傾向，比如對經濟問題，司馬遷强調物質生産的基礎地位，主張農工商虞（山澤之利）四業並重，肯定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欲望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等。這裏，我們僅就司馬遷的政治思想與哲學思想中的一些問題略加考察。

在政治上，司馬遷主張國家統一，反對分裂；主張任賢施仁，反對酷吏暴政。國家的統一，靠什麽維繫？中國上古時期，實行宗法統治，依靠宗法制度維繫與鞏固政權。司馬遷借鑑歷史經驗，在撰寫上古史時，經過對先秦學者所描述的上古傳説歷史進行清理，編織了一個以黄帝爲始祖的龐大的宗族體系，堯、舜及夏、商、周、秦四代帝王都是這同一宗族的成員。這樣，就構築起一個宗法與政治合一的上古宗法社會政治體制。秦代建制中央集權制度，至漢武帝才百年時間，大一統的政治體制還處於逐步完善之中。如何使統一的國家長治久安，政治家們在思索，思想家們也在探討。司馬遷用歷史學家的眼光審視這一重大課題，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出發，提出華夏大地的所有人群同祖一源，都是黄帝的子孫。這成爲維繫國家統一的一條紐帶，至今仍是加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一個藴涵深邃而堅不可摧的文化意識堡壘。西漢是繼秦之後建立的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治理這樣的國家，用什麽作爲主導的統治思想呢？西漢的統治者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探索的過程。司馬遷生活於西漢中期的武帝時期，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根據周行分封、秦施暴政的歷史經驗及西漢百年左右的統治實踐，綜合考察了諸家思想的長短得失。如：道家，重視道家的“無爲”思想，肯定無爲而治，但批評老子“小國寡民”的復古倒退思想；儒家，肯定儒家的仁義德政，尚賢重民，但批評儒家的滑稽、倨傲、重喪厚葬及繁瑣禮儀；法家，讚揚法家人物，肯定法、刑作用，但批評法家“刻暴少恩”等。司馬遷融合諸家之長，擯棄其短，形成自己德法兼用、簡政輕刑的思想主張。這種思想主張，與漢朝統治者所説“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思想正相吻合。

在哲學問題上，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天人關係的認識。關於天人關係，《史記》中多次提到，反映了司馬遷思想觀念的不同側面。司馬遷的認識論，有承認天人感應、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如《天官書》歷述秦、漢時期天人感應的事例，最後還概括地指出，人間發生的事，“未有不”先由天象將天意顯示出來，接著人間就相應發生反映天意的事件。在這裏，司馬遷完全陷入了天人感應、天命支配人事的圈子裏。但是，他的認識論，還有懷疑天命，以至不相信天命的一面。《天官書》：“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説不書。”這裏説，占卜吉凶之書不可取法，所以孔子編次“六經”的時候，只記載了異常的自然現象，那些占驗天人感應的解説都棄而不載。這表明，司馬遷對天人感應之説並非堅信不疑。在《伯夷列傳》中，司馬遷用歷史事實對天命説提出質疑，明確表示了自己否定天道的觀點。司馬遷還常常借用“天”來指稱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一種客觀存在，那就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與某一時期特有的社會問題形成的特有形勢。司馬遷首先充分肯定項羽的歷史功績，是一位“近古以來未嘗有”的英雄人物。但是，滅秦之後，五年兵敗身亡，究其原因，主要有五：一是背先入關中者王關中之約，失信天下。二是佔領關中後東歸都彭城，戰略失策。三是殺義帝而自立，蒙受不義之名。四是自矜功伐而不能擇人善任，成爲孤家寡人。五是恃武力而忽智謀，有勇無謀。顯然，司馬遷分析楚敗漢勝的原因，與劉邦的見解正相吻合，即不是天意所決定，完全是人爲造成的。所以，司馬遷對項羽臨死前仍不覺悟，還在説什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斥之爲“豈不謬哉”。顯然，這裏的“天”，是指當時的客觀鬥爭形勢爲劉邦造成的有利機遇。

4．《史記》在史學與文學方面的主要成就

《史記》的史學成就是多方面的，概要言之，主要有四：（一）首創紀傳體的史書體裁。司馬遷寫《史記》，總結過去歷史編纂學的經驗，綜合運用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首創紀傳體的史書體裁，成爲中國古代史學走上成熟發展道路的奠基之作。（二）成功運用略古詳今的通史剪裁方法。《史記》是一部通史，記事從黄帝到當代，上下三千年。其中漢代記高祖至武帝，僅百年左右。按時間計，當代史僅佔上下三千年的三十分之一，但是，按篇幅計，當代史卻占全書的二分之一。撰寫通史厚今薄古，剪裁得當。（三）求實的治史態度。求實，首先是對已經掌握的材料進行鑑别，在鑑别的基礎上進行取捨，做到去粗取精，去僞存真。材料經過鑑别以後，敢不敢運用這些材料如實寫史，歷來都是對史學家的一個嚴峻考驗。司馬遷對搜集來的材料，總是以審慎的態度對待，力求采用真實的材料，寫出能够如實反映歷史本來面目的信史。所以，他撰寫的《史記》，揚雄在《法言·重黎》中品評爲“實録”。何謂“實録”？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贊”語中作了説明：“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四）嚴肅的批判精神。司馬遷作爲一位歷史學家，對待歷史問題，認真審視，一絲不苟。尤爲可貴之處，是他寫當代史所持的批判精神。如對漢高祖劉邦的流氓無賴、貪好酒色，吕后的殘忍，武帝的迷信方術、熱心封禪、生活奢靡，以及酷吏横行，刑法殘酷，權貴驕横等，都大膽揭露，無情抨擊。當然，史家寫當代史，要對社會的黑暗面做到直言不諱的揭露與批判，受到很多條件限制，很不容易。所以，常常運用隱寓之筆。《史記》中就多有其例。如《吕后本紀》寫吕后殘害戚夫人母子，司馬遷未評一詞，而是借吕后親生兒子之口説出自己要説的譴責的話：“此非人所爲！”又如《魏其武安侯列傳》寫武安侯田蚡三個月内先後殺害竇嬰、灌夫兩位大臣，不久田蚡患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田蚡害死竇嬰、灌夫不久，自己的性命就被二人的陰魂奪走。這一情節，乍看，似爲迷信描寫，但結合作者寫這一事件時字裏行間透露出的感情色彩深入體察，就會使人領悟到作者隱寓批判的良苦用心，不禁爲之拍案叫好。原來，作者“極惡武安，故借鬼以殺之”(7)。

《史記》的文學成就也是多方面的，概要言之，主要有五：（一）創立傳記體文學體裁。中國古代文史不分家，史學家撰寫的歷史著作，往往又是文學作品，《史記》就同時具備這兩種屬性。司馬遷寫史，常用被後世視爲文學手段的寫法記述史實，描寫人物，使《史記》又成爲一部文學作品，且記述人物，開頭點明主人公的姓名籍貫，然後記其家世，繼而述其生平事跡及子孫或家族興衰，篇末發表簡短評論。這種整篇結構的統籌佈局，保證了所寫人物的完整性，成爲後世傳記文學篇章結構的基本格局，創立了傳記體文學體裁。（二）成功運用以突出事例表現人物突出方面的表現方法。《史記》寫人，不是采用流水賬形式記述與主人公有關的所有事情，而是通過剪裁取捨，選寫突出事例，表現人物的突出方面。如項羽這個歷史人物，從起兵反秦到烏江自刎，時歷八年，身經七十餘戰。他的一生可以分爲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反秦鬥爭，而鉅鹿之戰是反秦鬥爭形勢轉折的決定一戰。後一階段是楚、漢之爭，而由反秦鬥爭轉入楚、漢之爭的關鍵事件就是鴻門宴的鬥爭。楚、漢之爭進行五年，强楚敗給了弱漢，垓下之戰成爲項羽的悲劇性結局。所以，在《項羽本紀》中，只重點寫了鉅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戰三個突出事件，著意表現項羽蓋世英姿、勇武雄威，也爲他至死不悟，一味地認爲“天之亡我，非戰之罪”而惋惜，成爲一位悲劇性的英雄人物。（三）通過細節描寫刻劃人物形象。如《廉頗藺相如列傳》寫藺相如。在秦廷，相如爲免受秦欺，完璧歸趙，“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沖冠”，又“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且説“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具碎於柱矣”，表現了人物誓與國寶和氏璧共存亡的決心。在澠池，秦、趙兩國國君相會，本應地位平等，而秦王卻要趙王爲他鼓瑟以自我尊大。這時，相如向前奏請秦王爲趙王擊缻，秦王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這段描寫，生動地表現了藺相如臨危不懼、不畏强權、爲維護國家尊嚴而勇於獻身的大無畏精神。（四）通過心理描寫刻劃人物形象。如《蕭相國世家》寫蕭何釋疑避禍的三件事，很是精彩。第一件事：楚、漢之爭時，蕭何任丞相，鎮守關中，爲前綫輸送糧餉，補充兵員。劉邦幾次派人到關中慰勞蕭何。有人提出這是劉邦“有疑君心”，蕭何便把宗族子弟派往前綫參戰，於是“漢王大説”。第二件事：劉邦在外平息陳豨叛亂，聽説淮陰侯韓信因謀反被殺，派人到朝廷爲蕭何增加封地，建置衛隊。有人提出劉邦“疑君心矣”，蕭何便讓封不受，拿出個人資財以供軍需，於是“高帝乃大喜”。第三件事：劉邦在外平息黥布叛亂，幾次派人到京城長安問候蕭何的近況。有人提出君入關中，得百姓心，“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蕭何便大量置買土地，借貸盤剥民財，藉以造成百姓對自己的不滿，於是“上乃大説”。以上三件事，司馬遷采用了同樣的描寫方法，先寫劉邦的行動，然後破釋劉邦這樣做的心理活動，蕭何采取了使劉邦解除疑心的行動以後劉邦便大喜、大悦。這三件事，如果作者只是記其事實，不破釋劉邦的心理活動，後人讀之，反會感到劉邦對功臣的信任與親寵；作者在將劉邦的心理活動挖掘出來以後，就把劉邦的真實嘴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原來是一位多疑詭詐之君！（五）《史記》的語言，形象生動，簡潔準確，作者善於運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語言刻劃人物，語言的個性化特點非常突出，聽其言即可想見其人。如寫反秦鬥爭的三位領導人物陳涉、項羽、劉邦，陳涉起義反秦時説：“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項羽在會稽看到秦始皇説：“彼可取而代也！”劉邦在咸陽看到秦始皇説：“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這聲音，是時代的呼聲，自當發自這三位歷史人物之口。又如縱横家是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游説諸侯混飯吃的，張儀在楚國游説受辱後，問其妻“視吾舌尚在不”？妻説“舌在也”，他説“足矣”。只要有舌頭就足够了。商人吕不韋感到在趙國作質子的秦國子楚有利用價值，便説“此奇貨可居”。掌握了難得的奇特貨物就可以賺大錢。霍去病是在多次與匈奴作戰中立有軍功的外戚，封冠軍侯，爲驃騎將軍。漢武帝給他修建府第，他不接受，理由是：“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不滅匈奴不考慮家事。酷吏王温舒，嚴法峻刑，好殺戮。古代一年之内，冬季行刑。所以王温舒在十二月份過完以後跺著腳歎道：“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老天多給我一個月冬天，我就可以把我想要殺的全都斬盡殺絶了。司馬遷還常運用典型詞語描述情節的演進與發展。如《高祖本紀》寫劉邦攻入關中的情景：劉邦攻破武關後，“秦人喜”；劉邦進入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後，“秦人大喜”；劉邦不接受老百姓犒勞軍隊的物品後，“人又益喜”。隨著劉邦在關中的進展，作者用“喜”、“大喜”、“益喜”表現了秦人對劉邦的擁護態度日漸加深。寫項羽進入關中，“屠燒咸陽秦宫室，所過無不殘破”後，“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一個“大”字寫出老百姓對項羽完全失去信任與希望，“恐”與“不敢”寫出項羽僅憑威勢脅迫老百姓屈從。僅僅幾個關鍵詞語，把人心向背極其清楚地反映了出來。

《史記》在史學與文學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對後世的影響巨大而廣泛。史學方面，《史記》創立紀傳體史書體裁，中國古代二十四部“正史”全部用紀傳體撰寫，《史記》冠“二十四史”之首。唐代劉知幾在《史通》中關於史書的編撰提出“二體”説，一爲編年，一爲紀傳，而《史記》爲紀傳之祖。這種開創之功，使《史記》成爲中國史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歷史著作。《史記》創立的紀傳體史書體裁，以帝王爲中心記載一代歷史，適應了統治階級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有利於君主獨尊地位的鞏固與加强，同時各體配合，可以容納豐富的内容，反映社會的各個方面。所以，創始之後，爲歷代統治階級所推崇，成爲後世史家修撰官定“正史”的唯一模式。此外，他的求實態度與批判精神，也都成爲後世歷史學家的楷模。文學方面，《史記》創立傳記體文學體裁，以人物爲中心組織篇章結構，並運用多種表現手法與純熟的語言記述故事情節，刻劃人物形象。這些，都成爲後世文學家寫作傳記文學作品效法學習的榜樣。此外，它對後世小説、散文、戲曲等多種文學體裁作品的創作與發展，也都産生了巨大影響。總之，《史記》既是一部歷史名著，又是一部文學名著，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稱《史記》爲“史家之絶唱，無韻之《離騷》”，正確評價了《史記》在史學與文學兩個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及在中國古代史學與文學的發展史上佔有的重要地位。

5．殘缺與補續

根據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自述，所寫之書“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連總字數都清楚地開列出來，説明《史記》全書是寫完了的。司馬遷死後，外孫楊惲將《史記》傳佈出來。《史記》很快有了殘缺，“十篇有録無書”，何時所缺？爲何而缺？司馬遷寫《史記》，以一個史學家的求實態度秉筆直書，對當代君臣行事多有批判，後人譽爲“實録”。這就決定了這部書不會受到當時統治者歡迎。東漢衛宏撰《漢書舊儀注》記載：“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漢書·蔡邕傳》記載王允把《史記》斥爲“謗書”。由此不難想見《史記》在漢代當時便殘缺的原因。關於殘缺的具體情況，三國魏人張晏作了説明：“遷没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8)既缺則補，今知主要補家是褚少孫。褚少孫，潁川人，宣帝時博士，仕於元、成時期。褚少孫在補缺篇的同時，還在個别未缺之篇後面綴續了一些内容。今本《史記》凡褚少孫補、續部分，都在前面冠以“褚先生曰”以别之。另外，還有在原文中增續内容的地方，如《楚元王世家》記宣帝“地節二年”事，《齊悼惠王世家》記成帝“建始三年”事，這些顯係後人補續。司馬遷生活在西漢中期，所以他在《史記》中只能寫西漢前半期歷史。這種一代歷史有半缺載的美中不足，使得一些學者總想補續西漢後半期的歷史。補續《史記》者，根據文獻記載，除褚少孫外，還有班彪、揚雄、劉歆等十餘人，只是他們的補續文字已不可詳考。從以上情況可知，今本《史記》基本存真，但有殘缺、補續。

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二十四史”校點本《史記》，内收“三家注”。南朝宋裴駰撰《史記集解》、唐司馬貞撰《史記索隱》與張守節撰《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注”，是今天能看到的最早注本。

有關司馬遷與《史記》的著述甚多，如韓兆琦撰《史記箋證》、吉春撰《司馬遷年譜新編》、張大可撰《司馬遷評傳》、鍾華編《史記人名索引》、李曉光與李波編《史記索引》、倉修良主編《史記辭典》等。

第三節　紀傳史主要文獻（二）

二．漢書

《漢書》是一部紀傳體西漢史，東漢班固撰。

（一）作者

班固（32～92年），字孟堅，東漢初年扶風安陵縣（今陝西省咸陽市東北）人。

1．家世

據《漢書·叙傳》：“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戰國末年，秦國滅楚，班氏自楚北遷。西漢後期，曾祖之女爲成帝婕妤，班氏成爲外戚。祖父兄弟三人，皆通經史，由於二伯祖班斿參與劉向領導的校理群書工作，得到朝廷秘書副本的賞賜。所以，班氏“家有賜書，内足於財”，在仕宦與學術方面都爲望族。父班彪，是一位歷史學家，尤通漢史，撰《史記》“後傳”數十篇。可知班氏自西漢以來，既是一個有外戚身份的官宦之家，又是一個有濃厚學術空氣的書香門第。班固生活在這樣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

2．生平

班固在父親的教育下，九歲能誦讀詩賦，寫文章。十六歲入洛陽太學學習，博覽儒家經傳及諸子百家之書。二十三歲，父親去世，班固棄學還鄉，爲父守喪。居喪期間，思父一生學術，專注史籍之間，但感到父親爲《史記》續寫前漢歷史還很不詳備，於是立志繼父之志，完成父親未竟事業。他便“潛精研思”(9)，開始在家撰寫《漢書》。不久，有人向朝廷告發班固在家私撰國史。明帝下詔將班固逮捕下獄，並收抄書稿。其弟班超“詣闕上書”(10)，爲兄申訴冤情，且説明寫作本意只是“續父所記述漢事”(11)。這時，書稿也由地方送到朝廷。明帝看過書稿，十分讚賞班固的文筆史才，便召班固到校書部擔任蘭臺令史，不久升任爲郎，讓他繼續《漢書》的寫作。蘭臺是東漢宫中藏書的地方，令史掌書寫劾奏，郎負責校理宫廷藏書。這樣的環境，爲他寫作《漢書》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蘭臺，他參加了撰寫《世祖本紀》，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等列傳、載記二十八篇，還作《兩都賦》盛讚東都洛陽之美。章帝雅好文章，班固受到特别的親寵。《漢書》的寫作，自接受明帝“終成前所著書”的詔命開始，“潛精積思二十餘年”(12)，直到章帝建初七年（82年）基本完稿。

漢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固升任玄武司馬，掌守衛宫廷玄武門。建初四年（79年），朝廷會集經師在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這是學術上一件大事，章帝親自主持。班固以史官身份參加，擔任會議記録。會後，根據會議記録整理而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後遭母喪，棄官還鄉。公元89年，外戚竇憲率軍出征北匈奴，班固在竇憲幕府任職，爲中護軍。這次戰爭，大破北匈奴，進軍到達燕然山（今蒙古國杭愛山），命班固作銘，刻石記功。和帝永元四年（92年），竇憲以“潛圖弑逆”(13)罪被“迫令自殺”(14)，班固因此而受到牽連，先是被免官職，後又被捕入獄。當年死於洛陽獄中，年六十一歲。

班固的著作，據《後漢書·班固傳》記載，除《漢書》外，還有“《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這些散篇，後世大多失傳。傳世作品，明代張溥輯成《班蘭臺集》，近代丁福保又輯爲《班孟堅集》。

（二）漢書

1．編撰

《漢書》的編撰，前後經過三個階段。（一）班彪“後傳”。司馬遷生活於西漢中期的武帝時期，所寫《史記》記西漢事至武帝太初年間，即公元前100年左右，下至王莽代漢建新，尚有百年時間。後來，曾有不少學者爭相補續《史記》未寫的西漢後期史事。班彪認爲，這些人的補續之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15)。於是，班彪廣泛搜集西漢後半期的史料，撰“後傳”數十篇。根據《後漢書·班彪傳》所載班彪撰《略論》，“後傳”只有紀、傳，而無世家(16)。《漢書》就是班固在其父“後傳”基礎上加以著述的。《漢書》中哪些是彪撰之篇，已難以盡數詳考，但還是可以略見一二。如《元帝紀》最後“贊”語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應劭《注》曰“臣，則彪自説也”。《成帝紀》最後“贊”語曰“臣之姑充後宫爲婕妤”，晉灼《注》曰“班彪之姑也”。早在東漢末年，應劭就指出：“元、成帝《紀》，皆班固父彪所作。”(17)又如《韋賢傳》、《翟方進傳》、《元後傳》等三傳最後的“贊”語前面都冠以“司徒掾班彪曰”，顯係班彪“後傳”文字遺留的痕跡。（二）班固著述。班固撰寫《漢書》，既有他的思想基礎，又適應了史書編撰的客觀需要。對此，班固在《漢書·叙傳》中作了説明：“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班固認爲，劉邦是堯之後裔，上承堯的國運而建立漢之帝業。漢帝之治要揚名後世，必須載於史籍。西漢之史，《史記》已有記載，但是一則因《史記》通史之體而將漢帝“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有損“漢紹堯運”的正統地位；二則《史記》僅記西漢前期，武帝“太初以後，闕而不録”，《史記》所記漢事並非西漢全史。在班固看來，《史記》記漢事這兩個缺陷都必須解決。其父班彪爲補續《史記》缺載的西漢後半期史事，作“後傳”數十篇，但班固認爲“彪所續前史未詳”(18)。即使補續詳備，也還有第一個問題没有解決。所以，“探篹前記，綴輯所聞”，斷代爲史，“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這樣，既突出了漢帝一尊的正統地位，又記載了西漢一代自始至終的全史，《史記》記載漢史的兩大缺陷都已解決。由此可知，班固撰著《漢書》，既是繼父之志，竟父之業，又突破了其父僅爲補續《史記》而作“後傳”的著述宗旨。班固立此志向，經過二十多年的潛心勤奮寫作，終於撰成《漢書》這樣一部文字典雅、結構嚴密、體例完整、内容系統詳備的西漢歷史。（三）班昭與馬續補作。班昭，是班固的妹妹，曹世叔之妻，人稱“曹大家”。馬續，是東漢著名學者馬融的哥哥。根據《後漢書》記載，《漢書》還没有全部完稿，班固就死於獄中了。《後漢書·班昭傳》：“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班昭補寫“八表”，馬續補寫《天文志》，最後由班昭校閲定稿。至此，《漢書》全書完成。《漢書》記西漢一代，武帝太初以前的史事，多采《史記》，且大都照抄原文，有時有所增删；武帝太初以後的史事，參據其父班彪的“後傳”；没有完成的“八表”與《天文志》，最後由班昭與馬續補足。南北朝時，南朝梁代劉昭在《後漢書注補志序》中説：“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引實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成父述者，夫何易哉！”確實如此。

2．體例與内容

《漢書》沿襲《史記》體例，記西漢一代的歷史，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事上起漢高祖劉邦元年（前206年），下至王莽新朝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二十九年。全書分紀、表、志、傳四部分，計有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分爲一百二十卷。

《漢書》體例，雖沿襲《史記》，但有自己的特點。

首先，《史記》是紀傳體通史，《漢書》首創紀傳體斷代史。

其次，對紀傳體各種體例，沿襲中又有改革創新，從而在内容上也比《史記》充實詳備。

本紀：《史記》對漢代以前分篇立紀有幾種情況：上古傳説時期，總立《五帝本紀》記載五位傳説人物；夏、商、周三代，一代一紀；秦代，二帝一紀，仍爲一代一紀之法，但卻在其前單立了一紀以記秦爲諸侯國時期的歷史。秦、漢之間，以個人姓名立一紀，即《項羽本紀》，記載項羽的一生事跡。漢代立紀，基本上是一帝一紀，只有惠帝未單立一紀，而是惠帝時事記入《吕后本紀》。《漢書》增立《惠帝紀》，西漢十一帝，一帝一紀，除首帝稱“高”，其餘各帝都以謚名篇。吕后雖無帝名，但是稱制治天下八年，仍依《史記》立紀，而紀名改《吕后本紀》爲《高后紀》。所以《漢書》十二紀，一后十一帝。顯然，《漢書》立紀已與《史記》大不相同。自《漢書》始，確立了紀傳體“本紀記天子”的一帝一紀的體例模式。“本紀”内容，《漢書》比《史記》充實。二書共同記載的部分，《漢書》增補了不少内容。如《高祖紀》增補二十八詔及諸侯將相勸稱皇帝疏，《高后紀》增補三詔，《文帝紀》增補八詔，《景帝紀》增補十詔，此外歷史事實也增補不少。

表：是用表格形式，按時間順序譜列史實的大事記。與《史記》記漢事部分相比，《漢書》增立三表，即《外戚恩澤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三表之中最受後人批評的是《古今人表》。此表問題有二：一是古人非漢人，與斷代之體不合；二是題名“古今”，而表中所列只有古人而無漢人。當然，若從此表的實際效用來看，它彌補了《史記》缺載的不足，確是有益於讀者。三表之中最受後人稱譽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記官制，分序、表兩部分，序文篇幅較長，用“志”體寫成，内容兼記秦制，雖突破了斷代之體，但因漢承秦制，無秦難以説清漢，所以，如此安排倒是一種變通的好辦法。表只譜列漢代公卿任免諸項。此表對後世紀傳體史書的編纂有兩個方面的影響：其序成爲後世“職官志”的源頭，其表後世仿效以作“宰輔表”、“職官表”。

志：《史記》稱“書”，是記載天文、曆法、禮樂、祭祀、經濟、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制度與發展情況的專篇。《漢書》十志，與《史記》相比，增立四個志目，即《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記載自上古至西漢末年的刑法沿革，其中西漢一些重要法律制度的建置與得失，尤其詳備，實是一篇自上古至西漢末的刑法簡史。《五行志》記載董仲舒、劉向、劉歆分别用陰陽五行對《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左傳》的解説及他們與西漢其他學者分别用陰陽五行對西漢史事的解説，以異常的自然現象比附人事。但是，如果摒棄荒誕的解説，僅取所記異常自然現象的客觀事實進行考察，就會發現，它是一座藴藏大量自然科學史料的十分有價值的寶庫，如太陽黑子、哈雷彗星等志中都有記載。《地理志》記載漢代郡國行政區劃的沿革以及各地户口、物産、風俗民情、經濟發展等情況，對山脈的分佈、河流的發源及流向、礦産資源等也都記載詳備，它成爲後世編修全國總志的雛形。《藝文志》記載自先秦至西漢學術發展的源流狀況，分類著録存世典籍，是中國現存最早一部綜合圖書分類目録，對瞭解與研究古代學術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史記》、《漢書》共有的志目，相比之下，《漢書》志目的内容也都比《史記》充實，因爲《史記》僅記西漢前半期，而《漢書》所記卻是西漢一代，有的志目内容還上溯至上古傳説時期。書志部分，經過《漢書》的調整增補，大致上確定了後世史志及典制專史的記事範圍。

傳：主要是人物傳記，另有少數篇記載中國少數民族及當時與中國有交往的國家的歷史。傳的類型，與《史記》同，有單傳、合傳、附傳、類傳四種。與《史記》相比，《漢書》傳的部分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取消“世家”，併入“列傳”。《史記》是通史，爲記載春秋、戰國時期各自獨立的諸侯國而設立“世家”一體。漢代郡國並行，封爵分王、侯二等，“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與政事”，“勢與富室無異”(19)，這與春秋時期諸侯“興師不請天子”而“政由五伯”(20)的情況已根本不同。但是既設“世家”以記諸侯，所以司馬遷還是將漢代一些重要王、侯人物寫入“世家”。顯然，如果只記漢事，就無再設“世家”一體的必要。所以其父班彪在《略論》中述及自己所撰“後傳”數十篇時説：“今此後篇，慎核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班固在《漢書》中取消“世家”一體，將其内容並入“列傳”，是上承父意而進行的體例變革，這種變革符合歷史發展的實際狀況，體現了形式爲内容服務的合理性。二是合傳人物大多以有相類之處者同著一篇，所以篇題雖不標類名，但卻與類傳相似。有的以行事相類合傳，如《陳勝項籍傳》，因爲陳勝、項羽都是反秦鬥爭的領導人物；有的以身份相類合傳，如《魏豹田儋韓王信傳》，因爲他們都是“舊國之後”，封地又都“及身而絶”；有的以節操相類合傳，如《王貢兩龔鮑傳》，因爲他們都是“清節之士”；有的以道術同類合傳，如《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因爲他們都是“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三是傳名叫法統一。《史記》傳名叫法比較雜亂，如《留侯世家》，用封爵；《絳侯周勃世家》，用封爵姓名；《孫子吴起列傳》，二人合傳，一人稱“子”，一人稱名；《吴子胥列傳》，用字不用名；戰國四公子每人一傳，四傳前後相連接，三位稱封號爲《孟嘗君列傳》、《平原君列傳》、《春申君列傳》，信陵君排在《孟嘗君列傳》後，卻稱《魏公子列傳》；《屈原賈生列傳》，一稱名，一稱“生”；《扁鵲倉公列傳》，二人合傳，都用綽號；《平津侯主父列傳》，二人合傳，一用封爵，一用姓。《漢書》傳名，除皇帝宗親王者用封爵地（如《荆燕吴傳》、《楚元王傳》）、帝子王者用帝謚加“幾王”（如《文三王傳》、《景十三王傳》）外，一律用姓名或姓，如《蕭何曹參傳》、《張陳王周傳》。只有個别特殊情況，如韓王信，韓國公子，名信，稱韓信，劉邦封信爲韓王，爲與淮陰侯韓信區别開來，史稱封韓王者爲韓王信。四是各傳排列次序一定。首先是按時間先後編次的單傳與合傳，其次是類傳，再次是少數民族與邊遠國家的傳，其後是《外戚傳》與《元后傳》，最後是《王莽傳》。比起《史記》各類列傳常交相穿插的排列做法，整齊劃一，體制規範。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元后傳》不放進《外戚傳》而單獨立傳，且後面緊接《王莽傳》。這種安排，表明作者用心良苦。王莽本漢臣，後廢漢建新稱帝，爲漢叛臣賊子，所以放在最後。王莽爲什麽能够權威日重，終成廢漢自立之事？因爲他是外戚，借元后之勢，才使其廢漢自立之心終可得逞。《元后傳》“贊”語：“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王莽傳》“贊”語：“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絶，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二傳“贊”語，都表述了作者的這一認識。可見二傳的編排，内藴著作者史學見解的深意。五是傳的部分内容比《史記》充實。首先，《史記》僅傳西漢前半期人物，《漢書》爲整個西漢一代人物立傳。其次，《漢書》與《史記》共同記載的部分，雖二書互有長短，但明顯的不同有二：一是《漢書》增寫了一些人物傳記，如《吴芮傳》、《趙隱王如意傳》、《趙共王恢傳》、《燕靈王建傳》、《蒯通傳》、《賈山傳》、《伍被傳》、《枚乘傳》、《江充傳》等。二是《漢書》增録了不少有價值的資料。凡涉政治、經濟、軍事、學術等方面的材料，班固都詳加搜求，載入本人傳中。如《賈誼傳》增録《陳政事疏》等三疏，《晁錯傳》增録《言兵事疏》等四疏，《賈山傳》增録《至言》一篇，《枚乘傳》增録《諫吴王書》兩篇，《董仲舒傳》增録《賢良對策》三篇等。這些當時人的論文，有的關係到經國大計，有的關係到邊疆防守，有的關係到用人之道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但《史記》卻略而不載。

3．班固的思想傾向

班固的思想傾向，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顯示出複雜的情況。

（一）班固以天人感應、君權神授與五德終始作爲儒學正統思想，解釋人類歷史發展進程及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問題，表現了他唯心史觀的一面。西漢建立之初，尊崇道家黄老之術，實行無爲而治。文景以後，儒家入世有爲思想越來越被統治者重視。到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官方正式確立儒家思想作爲主導統治思想的地位。董仲舒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五德終始的主要倡導者。這時儒學已不是孔孟的純儒，而成爲儒術與方術的混合物、結合體。特别是到了兩漢之際，讖緯盛行，陰陽五行神學思想都成了儒學主幹内容。班固生活於東漢初年，撰寫《漢書》，把這種新儒學作爲主導思想，使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五德終始等觀點充斥於《漢書》中。班固的歷史觀，直接承受於家庭教育。其父班彪在兩漢之交作《王命論》，説劉邦是堯後，繼堯後統治天下，以論證劉邦有先世“豐功厚利積累之業”，並非世俗所傳“運世無本，功德不紀”，只是一時得勢奪取了天下。並列舉符瑞徵兆，論證劉邦所以得天下並非人力能强求，乃天意所授。班固承父之説，在《高祖紀》“贊”語中概述自堯至劉邦的世系延續，並借符瑞徵兆説明漢繼堯後，以火德得天下。以五德終始之傳五德相生説，堯爲火德。漢爲堯後，當然也以火德得天下。自堯而下，火生土，繼堯者舜爲土德。土生金，繼舜者禹（夏）金德。金生水，繼夏者商爲水德。水生木，繼商者周爲木德。木生火，繼周者則爲火德。秦是繼周而建的統一王朝，理應取得火德之位。如果這樣，繼秦而建的漢朝就錯過火德之位而成土德。但是漢的火德之位原是根據天命事先安排好的，不能人爲地錯位。那麽，漢爲火德，就意味著天命是讓漢繼周而得天下。這樣，在五德終始之傳中就没有了秦朝位置，説明秦朝的出現違背天命，是多餘的。這種情況，就像曆法推算一年中月份，正常年一年十二月，有的年多出一月，於是在正常月份外安排一個閏月。多出的月份叫閏月，於是多出的朝代叫閏位。

（二）班固是一位歷史學家，對人類歷史發展進程及社會生活中的多種問題，又能够從實際出發，給予歷史考察，客觀分析，表現了他唯物史觀的一面。如對秦、西漢、王莽新朝三個王朝興亡的記載。《異姓諸侯王表》：“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囏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横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内鋤雄俊，外攘胡、粤，用壹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横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嚮應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班固指出“其勢然也”，意思是説，反秦鬥爭客觀形勢，使劉邦無需積累多世功業，僅憑在反秦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力量，滅秦朝，敗項羽，奪取天下，建漢稱帝。《宣帝紀》“贊”語稱宣帝爲“中興”之主，《元帝紀》“贊”語已指出“孝宣之業衰焉”。《成帝紀》“贊”語始發“外家擅朝”的“於邑”之歎，指出：成帝“湛于酒色，趙氏亂内，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到《平帝紀》“贊”語，已明言“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西漢王朝，自元帝時已顯衰弱之勢，成帝時王氏操縱朝政的形勢已始形成。王莽稱帝後，由於社會矛盾没有解決，加之沉重賦税，殘酷刑法，連年天災，又發動對邊遠各族的不義戰爭，所以反莽鬥爭很快在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結果，王莽被殺，新朝滅亡。以上論述説明，王莽廢漢建新與其迅速滅亡，都是歷史發展客觀形勢所造成。再如對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問題，能如實記載，對其中黑暗面，敢於批判，體現出史學家的嚴肅態度與求實精神。這裏，可用對漢武帝的記載與評價爲例。漢武帝時期，正值西漢中期，承上啟下，地位重要。《漢書》中充分肯定了漢武帝的“雄材大略”，文治武功，指出武帝時期“海内艾安，府庫充實”，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群士慕嚮，異人並出”，“漢之得人，於兹爲盛”(21)，廣羅各種人才；對外“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22)，動用武力，開拓疆土；在内“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禮百神”(23)，統一思想意識，建立各種制度。但是，對漢武帝奢靡作風、窮兵黷武、嚴刑峻法等進行了揭露與批判。如《夏侯勝傳》記載夏侯勝直言正論，在朝廷群臣面前，公然指斥漢武帝爲“亡德澤於民”之君。又如《西域傳》“贊”語記述漢武帝憑藉文景以來積聚的財富，外事四夷，内興土功，耗盡國庫資財，激起民衆反抗，於是派繡衣直指御史持節杖斧，到各地武裝鎮壓民衆反抗的情況。漢武帝時期，酷吏横行，刑法嚴峻。不僅黎民時刻懼怕犯禁被刑，性命難保，就是身居相位的人，也有不少遭受被殺厄運，以致朝中大臣聽説自已被任爲相，嚇得跪地“頓首涕泣”，不敢接受相印(24)。又如考察社會情況，比較注意民生問題，論及某一時期政治狀況，往往與民生問題相聯繫評其優劣得失。由此可以看出，班固清楚地認識到人民對穩定社會、鞏固與加强統治的重要作用，所以把與人民有關的事情視爲“時務之要”，對人民表現出關心與同情。

班固的史學思想與撰寫《漢書》開創的紀傳體斷代史體制，被後世史家所推崇，也爲歷代統治階級所重視，對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爲以“正史”爲代表的正統史學的“不祧之宗”(25)。

《漢書》是一部史學名著，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在中國古代史學與文學的發展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史學方面，首創紀傳體斷代史，並將《史記》的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改革調整爲紀、表、志、傳四體，成爲紀傳體史書體例的基本格局。班固撰寫《漢書》，用儒家思想作爲衡量是非的標準，堅持宣揚帝王受命於天的正統史觀，同時又能如實記載歷史事實。這樣的史體史法，爲後世史學家所仿效，對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文學方面，《漢書》是繼《史記》之後又一部歷史傳記文學的典型作品，且文句簡潔典雅，時用駢偶，對唐、宋古文運動及後世散文等文學作品的創作與發展也都有很大影響。

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二十四史”校點本《漢書》，書中收唐代顔師古《注》。

清末王先謙撰《漢書補注》，彙集顔《注》後六十七家研究成果，搜羅廣泛，内容豐富。

趙永春撰《班固評傳》，魏連科編《漢書人名索引》，李波等編《漢書索引》，倉修良主編《漢書辭典》。

第四節　紀傳史主要文獻（三）

本節介紹：三、後漢書。四、三國志。五、晉書。六、宋書。七、南齊書。八、《梁書》與《陳書》。

三．後漢書

《後漢書》，是南朝宋代范曄撰寫的一部紀傳體東漢史。

1．范曄撰《後漢書》

范曄（398～445年），字蔚宗，順陽（今河南省淅川縣）人。祖父范寧，長於經學，《十三經注疏》中的《春秋穀梁傳注》就是范寧所作。其父輩也都是儒學名流。這樣一個儒學世家，對范曄的史學思想有一定影響。東晉末年，范曄在劉裕之子劉義康手下任職。劉裕建宋後，范曄曾出任宣城太守，後升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參與國家機密。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密謀擁立劉義康爲帝的罪名被捕處死，時年四十八歲。

范曄前，已有多種記後漢史事著作，據清末王先謙在《後漢書集解述略》中説，約有十八家二十二種。范曄在這些著作基礎上，删繁就簡，潤色加工，集諸家之書而成一家之作。范書上起王莽新朝滅亡（23年），下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廢漢建魏，記東漢一百九十七年歷史。全書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與《史記》、《漢書》比較，不同之處主要有三：一是范書只有紀傳而無表、志，是其一大缺陷。二是范書改《史記》的《外戚世家》與《漢書》的《外戚傳》爲《皇后紀》。范書紀十卷，前九紀是帝紀，記東漢十帝；末一紀是后紀，記諸帝皇后與外戚。三是范書列傳：一則選人立傳，“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無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惟尊獨行”(26)。所以立傳對象除公卿將相外，較爲廣泛地網羅社會各階層、各類型代表人物。二則記人叙事，以類相從，創立《黨錮列傳》、《宦者列傳》、《文苑列傳》、《方術列傳》、《獨行列傳》、《逸民列傳》、《列女列傳》等七種《史記》、《漢書》没有的類傳。這些類傳的創立，不僅是形式變化，而且有深刻政治與社會背景。有的反映了東漢政治鬥爭特點。東漢中後期，宦官與外戚兩大集團先後把持朝政，後來發展成爲宦官專權，爲鎮壓官僚士大夫與太學生的反抗，兩次釀成黨錮之禍。有的反映了東漢社會的風尚。當時有些知識份子，崇尚名節，自命清高，隱居不仕，或以所謂“特立卓行”沽名釣譽。有的反映了東漢社會文化的發展情況。如《文苑列傳》，彙集了東漢文人學士在文學著述方面的成就，它與《儒林列傳》兩相結合，是研究東漢學術思想與文學藝術發展情況的重要史料。又如《方術列傳》，雖其中有一些神仙怪異等帶有迷信色彩的内容，但也記載了東漢在科學技術與醫學方面的成就，具有不可低估的史料價值。范曄創立《列女列傳》，自言要爲“才行尤高秀者”立傳，而且明確提出“不必專在一操”，在立傳婦女中，也確有像蔡文姬這樣的改稼才女，表現了作者的高見卓識。但總觀《列女列傳》所載人物事跡，顯然重在“女德”。

2．司馬彪撰《續漢書》

司馬彪，字紹統，晉朝皇族的宗室。據《晉書·司馬彪傳》記載：司馬彪“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録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

3．今本《後漢書》

范曄撰寫《後漢書》，尚未寫“志”，便遭殺身之禍。南朝梁代劉昭爲范書作注時，“乃借舊志，注以補之”。舊志，即指晉初司馬彪所撰《續漢書》中之“志”。劉昭注後，“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27)。彪書早已散佚，其“志”由於補入范書而賴以保存下來。但在宋代以前，范書與彪“志”仍是各自單行。北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年），孫奭奏請朝廷將兩書合刻印行。此後的刻本，便都采取了范書與彪“志”合刻的形式，范書在前，彪“志”在後。這樣，《後漢書》則由紀、傳、志三部分組成，計有紀十卷，傳八十卷，志八篇三十卷，共一百二十卷。這就是今本《後漢書》。

范曄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史學家，劉昭就説“范曄《後漢》，良誠跨衆氏”(28)，劉知幾稱譽范曄“博采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29)。因此，范書問世之後，其他記載後漢史事的著述，除袁宏撰《後漢紀》外，就逐漸被淘汰，先後散佚。范書成了後人研究東漢史的主要依據。

李裕民編《後漢書人名索引》，李波等編《後漢書索引》，張舜徽主編《後漢書辭典》。

四．三國志

《三國志》，是西晉陳壽撰寫的一部紀傳體三國史。

1．陳壽與《三國志》

陳壽（233～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省南充市）人。他的前半生生活於三國蜀漢，早年受學於古史學家譙周，曾任觀閣令史。後半生生活於西晉初年，官至治書侍御史。陳壽死後，因所撰《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30)，晉惠帝命人到陳壽家裏抄寫其書，傳佈社會。

陳壽寫《三國志》前，魏、吴二國已有史，官修的有王沈撰《魏書》、韋昭撰《吴書》，私撰的有魚豢撰《魏略》。此皆陳壽所據基本史料。只有蜀國無史，需由陳壽自己搜集史料。陳壽是蜀人，又是古史學家譙周的學生，一向留意故國文獻，特别是他曾奉命編纂《諸葛亮集》，這使他掌握不少蜀漢材料。所以他能獨力寫成《蜀書》，並完成《三國志》的撰著。

《三國志》由《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三部分組成，共六十五卷。曹丕廢漢建魏，蜀漢與吴亦相繼稱帝。陳壽從歷史實際出發，用“三國”命名，並分國編纂，記述這一時期的歷史，在紀傳體斷代史中别創一格。陳壽是晉臣，使他不能不尊晉。而晉是禪魏而建，要尊晉就不能不尊魏。所以《三國志》中，《魏書》居前，魏帝稱“帝”，其傳爲“紀”；《蜀書》、《吴書》居後，蜀、吴之帝稱“主”，其傳爲“傳”。但陳壽又正視三國時期魏、蜀、吴地位等同的歷史事實，蜀、吴之主的傳與魏之帝紀采取相同的記事方法，都采用紀傳體“本紀”編年記事體例。三國時期，一般是指從公元220年曹丕廢漢建魏（黄初元年）到公元280年西晉滅吴（晉武帝太康元年），共六十年。但實際上，從公元184年黄巾起義以後，東漢朝廷便無力維持統治，全國逐漸陷入軍閥割據混戰狀態。公元196年，曹操遷都於許，魏政權便已形成。公元208年赤壁戰後，三國鼎立形勢基本奠定下來。所以要把形成三國鼎立過程叙述清楚，就需要寫進東漢末年史事。於是東漢末年三四十年，就成了《三國志》與《後漢書》交叉記載時期。曹操本無帝號，但他是魏國實際創建者，他的傳被列在《魏書》之首，名爲《武帝紀》。所以《三國志》實際記載了從東漢末年黄巾起義（184年）到三國結束（280年）將近一百年的歷史。

《三國志》善於叙事，文筆簡潔，當時人就稱陳壽有良史之才。因此，陳壽撰《三國志》問世後，其他各家記載三國史事的著述相繼銷聲匿跡，獨有它流傳後世。但是《三國志》也有缺點：（一）只有紀、傳而無表、志。要瞭解三國時期典章制度，只能借助於《晉書》及《宋書》等其他史籍。（二）記載司馬氏與曹魏鬥爭，曲筆阿時，回護司馬。書中凡涉及司馬氏與曹魏矛盾與鬥爭，大都咎歸曹氏，而爲司馬氏“隱惡溢美”，對西晉最高統治者曲筆迎順，使一些歷史事實失去本來面目。（三）失於簡略。陳壽的《三國志》，歷代史家都欣賞他的史筆，又都爲其過於求簡而常有失漏感到遺憾。劉知幾在《史通·人物》中説《三國志》“網漏吞舟”。至南朝宋代，裴松之爲《三國志》作注，彌補了這一缺陷。

2．裴松之與《三國志注》

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南朝宋代人，他受宋文帝之命爲《三國志》作注。他認爲陳書是“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所以確定注書原則是“務在周悉”，具體體例有四：“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録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説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内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31)概括言之，即補缺、備異、正誤、評論。一般注書，重在對字句音義及名物制度訓釋，而裴注則重在增補與考訂事實，創立了一種新注史體例。裴注廣徵博引，所引魏晉人著述多達二百十種。這些著作，唐初修《隋書·經籍志》著録的已不到四分之三，唐宋後更十不存一。且裴注引書大都首尾完整，爲後人保存了大量資料。注文多於原文三倍，很多《三國志》失載的重要史實都保存在注文中。今天，閲讀《三國志》，就必須閲讀裴注；研究三國史，就必須參考裴注中豐富史料。

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二十四史”校點本《三國志》。書中收有裴注。

楊耀坤與伍野春撰《陳壽裴松之評傳》，高秀芳與楊濟安編《三國志人名索引》，李波等編《三國志索引》，張舜徽主編《三國志辭典》。

五．晉書

《晉書》，是唐初房玄齡等撰寫的一部紀傳體晉朝史。

1．作者與編撰

房玄齡（578～648年），名喬，以字行，唐代齊州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人。深得唐太宗李世民寵信，貞觀年間爲相十五年，與杜如晦共執朝政，史稱“房杜”。

唐代開始設置史館修史，由宰相或其他大臣監修。《晉書》的修撰，從唐太宗貞觀二十年（646年）開始，二十二年（648年）成書。參加編寫的前後有二十一人，由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爲監修，所以，署名“房玄齡等撰”。

《晉書》中，《宣帝紀》、《武帝紀》與《陸機傳》、《王羲之傳》等四篇的史論是唐太宗撰寫的，所以舊本《晉書》有的又署名爲“御撰”。

自晉亡至唐初，時過二百多年，各種晉史著作就有二十多種，還有大量的詔令、儀注、起居注及雜史、文集等，這爲修撰《晉書》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晉書》修成之後，“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32)，於是唐代以前的諸家《晉書》先後亡佚，此書便成了後人研究晉史主要依據的史籍。

2．體例與内容

《晉書》分立四體，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記事，從三國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年）司馬炎滅魏建晉，到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建宋，記載兩晉一百五十六年的歷史。

《晉書》編纂體例，基本上承襲前史，同時又從實際出發，有所創新。“本紀”記天子，而西晉建於司馬炎，其祖父司馬懿、伯父司馬師、父司馬昭並未稱帝，但因他們是西晉實際奠基人，所以仿《三國志》爲曹操立“紀”之例，亦爲他們立“紀”。諸“志”叙事，超出晉限，始於漢末，彌補了《三國志》無“志”缺陷，爲後人瞭解三國時期典章制度保存了不少有價值史料。“列傳”部分，一是合傳較多。七十卷中，立傳人有七百七十二人之多。有的合傳是記事跡相類者，沿用了前史以類相從的編纂方法；有的合傳是世家大族家傳，反映了門閥士族勢力强大。二是收録不少有價值的文章，成爲後人研究晉史重要資料。三是創立《孝友》、《忠義》、《叛逆》三種類傳，反映了統治階級思想對史學控制的加强。“載記”是《晉書》新設一個例目。“載記”名始於班固。據《後漢書·班固傳》記載，班固曾撰“載記”若干篇，記公孫述等一些自建名號而未成正統之君的割據勢力。從西晉末年到東晉時期，中國北方先後出現一些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史稱“五胡十六國”。它們不隸屬晉朝，不受晉封爵，與《史記》在“世家”所記對象有别；而它們又都是與晉朝同時存在於中國境内的政權，理應載入史册。於是采用“載記”之名，分國記述這些政權的興亡。

《晉書》也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有四：（一）編纂方面，官修史書，成於衆手，全書缺乏統貫，多有彼此失卻照應、前後重複與互相矛盾等疏漏之處。（二）内容方面，由於没有充分利用豐富史實資料，有些記載内容不够充實；又由於喜從《世説新語》、《搜神記》等筆説小説“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33)，使得有些記載失去了信史價值。（三）文風方面，編修者大多是擅長詩賦文章的文學之士，不嫻史法，缺乏質樸求實史家作風，過分追求詞藻華麗，而且受南北朝時期駢儷文風影響，四六體文句充斥全書。所以人們批評“競爲奇豔，不求篤實”(34)。（四）思想性方面，無論是《孝友》、《忠義》、《叛逆》三種類傳的創立，還是一些記載與論贊反映出的思想傾向，都突出表明統治階級從政治思想上對史學控制的加强。統治階級利用史學爲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服務，這正是控制史學、官修史書的目的所在。

張忱石編《晉書人名索引》，劉乃和主編《晉書辭典》。

六．宋書

《宋書》，是南朝梁代沉約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南朝宋朝史。

1．作者與編撰

沈約（441～513年），字休文，吴興武康（今浙江省德清縣西）人。歷仕南朝宋、齊、梁三代，宋爲尚書度支郎，齊官至五兵尚書、國子祭酒，因在齊、梁交替之際力勸梁武帝蕭衍代齊稱帝，所以梁時倍受寵信，封建昌縣侯，官至尚書左僕射、尚書令、領中書令等職。

宋史的修撰，在劉宋時即已開始。何承天等人先後參預編撰，後由著作郎徐爰參照前人舊稿，編成“國史”，上自東晉義熙元年（405年）劉裕實際掌權開始，下至宋武帝大明末期（464年）。南朝齊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春天，沈約受命修撰《宋書》。大明前的部分，主要依據何承天、徐爰等人的舊作加以補充修訂；大明以後的十四年，由他自撰。次年二月，就完成了紀十卷、傳六十卷。志三十卷，當時尚未寫完，到了梁代才最後完成。

2．體例與内容

《宋書》本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六十卷，共一百卷。記事從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滅晉建宋，到宋順帝升明三年（479年）蕭道成滅宋建齊，記南朝宋六十年歷史。

《宋書》編纂特點，主要有三：（一）内容豐富。記劉宋六十年歷史，用了百卷篇幅。（二）各“志”記事，注意溯源。各“志”記各種典章制度發展演變，往往上溯三代、秦、漢，詳述魏、晉，以至宋末。這雖突破了紀傳體斷代史時限，卻使許多典章制度源流完具，自成體系。（三）“列傳”叙事，往往采用帶叙法。所謂帶叙法，就是把没有立傳者的事跡，在他人傳中附帶叙述。這與附傳不同，附傳是在他人傳最後，帶叙法是插在他人傳中間相應之處夾帶寫出。帶叙法在不增傳目的情況下，保留了更多歷史人物事跡，被後人譽爲“作史良法”(35)。

《宋書》存在的問題，也主要有三：（一）始末忌諱，兩頭曲筆。宋初史事，本於宋時所撰的徐爰舊文，晉、宋之間的鬥爭爲宋諱；宋末史事，沈約在齊時自撰，宋、齊之間的鬥爭又爲齊諱。所以，記載始末朝代交替的鬥爭，多有失實。（二）創立《符瑞志》，以滿篇的白虎、丹書、甘露、嘉禾之類的怪異與人事附會，藉以神化君權，宣揚天命論。（三）維護門閥士族的特權地位。東晉以後，門閥士族擁有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特權，《宋書》的“列傳”部分，立傳人物幾乎半數都是高門士族，充分反映了這一時代特點；還創立新的類傳名目《恩倖傳》，專門記載那些由寒門爬到統治階級上層的人物，在稱道他們的才能的同時，又多帶貶抑之意，明顯地表現出站在維護士族特權的立場上，對這些人采取的輕視態度。

《宋書》在長期流傳過程中，有不少散失。散失部分，後人已雜取南史等書補入，但也有失而未補的地方。所以，今本仍有部分殘闕。

張忱石編《南朝五史人名索引》，袁英光撰《南朝五史辭典》。

七．南齊書

《南齊書》，是南朝梁代蕭子顯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南朝齊朝史。

1．作者與編撰

蕭子顯（489～537年），字景陽，南蘭陵郡南蘭陵縣（今江蘇省常州市西北）人。他是建立南齊政權的齊高帝蕭道成之孫，豫章王蕭嶷之子。齊亡時，蕭子顯才十四歲。在梁，官至吏部尚書。

蕭子顯撰寫《南齊書》之前，記載南齊歷史的著作已有數種。南齊初年，齊高帝就設置史官，命檀超、江淹等編修“國史”。到了梁代，又有沈約撰《齊紀》、吴均撰《齊春秋》等書問世。蕭子顯參考前人的書稿，加以增删條理，撰成此書。

2．體例與内容

《南齊書》原名《齊書》，爲區别李百藥撰《北齊書》，約到宋代始加“南”字。原六十卷，現存五十九卷，包括本紀八卷、志十一卷、列傳四十卷。記事從宋順帝升明三年（479年）蕭道成滅宋建齊，到齊和帝中興二年（502年）蕭衍滅齊建梁，記南齊二十四年的歷史。

蕭子顯以當代人寫當代史，有利亦有弊。所謂利，他對齊事耳聞目睹，熟知其詳；他是齊、梁皇室，便於掌握與搜求各種資料。所以《南齊書》不少記載内容詳備，史料可靠。如“志”部分，《州郡志》記南朝僑郡設置移徙情況，《百官志》記重要官職設置沿革；“列傳”部分，《竟陵王蕭子良傳》等篇記追逋租、徵賦税、興水利、墾荒田等情況，《沈文季傳》記爆發於江浙一帶的唐之起義，《祖沖之傳》記祖沖之在科學技術上的成就等，都是研究南北朝史十分有價值的史料。所謂弊，他以南齊帝王子孫寫南齊史，統治集團内部鬥爭不少事件與自己恩怨相關，所以記這些事大都曲筆；他爲自己祖、父作紀、傳，虚美隱惡，極盡回護頌揚事。齊高帝蕭道成十九子，其中四子早亡，《南齊書》記十五子：長子繼立，爲武帝，入“本紀”；一子出繼元王後，入《宗室列傳》；其他十三子本應同入一傳，而卻十二子同傳，名《高祖十二王列傳》，排“列傳第十六”，另外一子蕭嶷，因是蕭子顯之父，竟單立一傳，放在《皇后列傳》、《文惠太子列傳》後，排“列傳第三”，而傳文又多達九千字，字裏行間充滿鋪張虚美之辭，傳後史論更以“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作結。這種利用修史以誇飾不實之筆爲自己先世樹碑立傳的做法，頗爲後人非議。據《南史·蕭子顯傳》記載，蕭子顯“不畏鬼神”，是一個具有無神論傾向的人。但因齊高帝蕭道成好用圖讖，梁武帝蕭衍崇尚佛教，所以他在《南齊書》中不得不大談天道，闡揚禪理，曲意阿順時尚。

八．《梁書》與《陳書》

《梁書》與《陳書》，是唐初姚思廉撰寫的紀傳體南朝梁朝史與陳朝史。

1．作者與編撰

姚思廉（557～637年），字簡之，原吴興武康（今浙江省德清縣西）人，陳亡遷關中雍州萬年縣（今陝西省西安市）。仕陳、隋、唐三朝。唐時歷任著作郎、弘文館學士、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頗得唐太宗器重。梁、陳二史，是姚思廉在父姚察舊稿基礎上撰成的。

姚察（533～606年），字伯審，歷仕梁、陳、隋三朝，陳時官至秘書監、吏部尚書，入隋任秘書丞，襲爵北絳郡公。姚察是一位著名的史學家，又熟知梁、陳史事。陳時即開始撰寫梁、陳二史，隋文帝時又受命撰修二史，但未寫完就去世了，臨終囑子思廉續成其志。

姚察去世後，姚思廉上書隋煬帝“陳父遺言，有詔許其續成梁、陳史”(36)。當時，梁、陳二史姚察已寫多篇，“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由姚思廉一仍其父體例，“博訪撰續”(37)。唐初設史館修前代史，於太宗貞觀三年（629年）詔命魏徵總監編修梁、陳、北齊、北周、隋五代史，其中梁、陳二史命姚思廉修撰。姚思廉於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年）父死後即已始撰，受命後又經幾年努力，終於在貞觀十年（636年）前最後定稿。

可知，《梁書》與《陳書》是姚氏父子數十年相繼撰著的成果。

2．體例與内容

（1）梁書

《梁書》有本紀六卷，列傳五十卷，共五十六卷。記事，從齊和帝中興二年（502年）蕭衍滅齊建梁，到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年）陳霸先滅梁建陳，記載南朝梁朝五十六年歷史。

《梁書》是南朝各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范縝是一位無神論者，在佛教風靡之時，他“盛稱無佛”，“不言因果”，並與那些佛教信徒展開辯論。《梁書》在《儒林傳》中爲他立傳，記載他的反佛鬥爭，並全文載録集中反映他的無神論思想的論文《神滅論》。《梁書》還立傳記載不少在史學與文學方面有成就的人物的事跡，保存了有用的學術文化資料。《諸夷傳》中比較系統地記載海南諸國的情況及中國在經濟與文化等方面同這些國家的交往，也頗有參考價值。

昭明太子蕭統之子蕭詧與梁元帝結怨至深，逃到北方，引魏兵滅梁，由魏扶植在江陵建立後梁政權，傳三世，三十三年，於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年）爲隋所滅。《梁書》不爲蕭詧立傳，亦未載後梁史事，後人要瞭解後梁史事，需到《北史》、《周書》中去查閲，不能不説是《梁書》一個缺陷。

（2）陳書

《陳書》有本紀六卷，列傳三十卷，共三十六卷。記事，從陳霸先滅梁建陳，到陳後主禎明三年（589年）隋朝滅陳，記載南朝陳朝三十三年的歷史。

《陳書》内容不如《梁書》充實，紀、傳都寫得過於簡略，“二十四史”中卷數最少。記事側重皇族，本紀與皇后、王子、宗室列傳佔全書卷數將近三分之一，並過多羅列有關封爵、册立、譜系等事，忽視對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記載，史書變成帝王家譜。儘管如此，在今天已無其他記載陳史著述傳世的情況下，《陳書》仍是研究陳史重要參據資料。

第五節　紀傳史主要文獻（四）

本節介紹：九、魏書。一〇、北齊書。一一、周書。一二、《南史》與《北史》。一三、隋書。

九．魏書

《魏書》，是北齊魏收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北朝魏朝史。

1．作者與編撰

魏收（510～572年），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今河北省晉縣）人。魏收歷經北魏、東魏、北齊三代。魏時歷任太學博士、正常侍、中書侍郎等職；齊時官至尚書右僕射，封富平縣子。

魏收以文才名於時，北魏時就受命參加撰修起居注與國史。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二年（551年），受詔撰寫魏史，於五年（554年）完成。修史工作，雖由高隆之總監，但只是“署名而已”；雖先後有房延祐等人參預其事，但“並非史才”，“不堪編輯”(38)。所以，《魏書》名義上是設局修撰，實際上主要成於魏收之手。

2．體例與内容

《魏書》有帝紀十二卷，列傳九十八卷，志二十卷，共一百三十卷。

公元386年，鮮卑貴族拓跋珪建魏，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史稱北魏。公元534年，北魏分裂爲東魏與西魏：這一年，北魏孝武帝西奔長安，高歡另立孝靜帝，並遷都鄴（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史稱東魏；宇文泰在長安鴆殺孝武帝，於公元535年另立文帝，都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北），史稱西魏。公元550年，高歡之子高洋廢魏建齊，史稱北齊，東魏滅亡；公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覺廢魏建周，史稱北周，西魏滅亡。《魏書》記載了從北魏建立到東魏滅亡一百六十五年的歷史。

魏收寫《魏書》前，魏史著述已有多家，成爲魏收依據與參考的資料。後來這些書先後失傳，《魏書》成爲現存記載北魏歷史最原始的史籍。“帝紀”部分，記從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到東魏孝靜帝十四帝事跡。北魏爲鮮卑族拓跋氏所建，這個部族情況往籍缺載，或語焉不詳。《魏書》創立《序紀》，作爲帝紀第一篇，記建魏第一帝拓跋珪前世系情況，上溯遠祖至二十七代，可從中大略窺見拓跋氏發展源流。“列傳”部分，體例無甚創新，内容記載不少重要史實。如北魏時期各族人民反抗鬥爭，不少篇中都有概略記載。《李安世傳》記載請均田奏議及《張普惠傳》記載論長尺大斗與賦税疏等，可從中瞭解北魏實行均田制由來及經濟剥削的殘酷。有關中國北方少數民族與外國的記載，基本反映了當時中國東北、西北地區各族與中原地區密切聯繫及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加强。“志”部分，保存不少重要資料，特别是《食貨》、《官氏》、《釋老》三志，尤爲史家所重視。《食貨志》詳載北魏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其中提供了關於均田制的原始材料。《官氏志》前列官制，後列氏族，與他史《職官志》有所不同，其中有關拓跋氏與所屬部落姓氏及北魏孝文帝元宏所改漢姓的記載，成爲後世姓氏書的基本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拓跋部族的形成及當時北方各族的分并離合。《釋老志》是《魏書》所創志目，記載佛、道二教的源流、盛衰與北魏時期寺院經濟的情況，是研究中國宗教史的重要史料。

《魏書》的缺點，主要有三：（一）北齊是滅東魏建立的，魏收作爲齊臣，爲給北齊爭正統，於是在《魏書》中以北魏、東魏爲正統，其帝入紀；而西魏三帝二十三年的史實不爲作紀，致使西魏史事缺載。（二）列傳多載譜系，内容繁碎雜蕪。作者從維護門閥制度出發，爲了宣揚高門大族的“德業儒素”，“世家有業”，往往一人立傳，其子孫以至親屬不管有無事跡可記，皆不厭其煩地附綴於後。如趙郡李順傳中列舉五十九人，鮮卑貴族穆崇傳中列舉六十六人，史傳變成了一門家譜。（三）魏收借修史酬恩報怨，以自己的好惡作爲取捨立傳人物與褒貶事實是非的標準。他公然宣稱：“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凡是史官的“宗祖姻戚，多被書録，飾以美言”，而“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或“不見記録”。所以，書成之後，“衆口諠然，號爲‘穢史’”(39)。爲此，《魏書》寫成之後，又經兩次修改，才得以抄寫傳佈。平心而論，魏收在修史態度上反映出的問題，其他史學家也多有類似情況，只是没有像魏收表現得如此露骨罷了。再就《魏書》的成就來説，與南北朝時期其他各史相比，它“未見必出諸史之下”，原有記載魏史的著述多種，“千載而下，他家盡亡，收書巋然特存”(40)，便説明它確有傳世的價值。特别是今天，它成了唯一保存北魏系統史料之書，更不可因泥古人“穢史”之責而忽視它的重要價值。

陳仲安等編《北朝四史人名索引》，簡修煒撰《北朝五史辭典》。

一〇．北齊書

《北齊書》，是唐初李百藥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北朝齊朝史。

1．作者與編撰

李百藥（565～648年），字重規，定州安平（今河北省深縣）人。隋時曾任太子舍人、東宫學士。隋末授任建安郡丞，赴任途中被捲入農民起義隊伍，先後在李子通、杜伏威所部任職。入唐，唐太宗重其才名，拜中書舍人，後官至宗正卿，封子爵。

李百藥受命修《北齊書》，在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至貞觀十年（636年）完成。此前已有人編寫出幾種體裁不同的北齊史，其中有其父李德林撰紀傳體《齊書》與王劭撰編年體《齊志》等。據《史通·古今正史》記載，李德林在北齊時曾預修國史，撰紀傳二十七卷。到隋朝開皇初年，李德林又受命繼續寫北齊史，於是增寫到三十八篇。李百藥的《北齊書》，就是在其父舊稿基礎上，參考王劭《齊志》等有關北齊史著述，而編撰成書。

2．體例與内容

《北齊書》有帝紀八卷，列傳四十二卷，共五十卷。

《北齊書》作爲一朝斷代史，依照慣例，記事應該從北齊建立開始。但因北魏的分裂、東魏的建立，是高歡集團一手製造的，東魏時期的政權也已經完全掌握在高歡、高澄父子手中。所以，《北齊書》從歷史的實際出發，援沿陳壽《三國志》之例，“帝紀”部分爲死於東魏時期而並未做過皇帝的高歡、高澄作“紀”，並作爲“帝紀”的第一、二篇，冠全書之首；“列傳”部分，記人叙事，也多從魏始。這樣的編纂方法，一則説明了北齊建國的前後過程，再則也記載了東魏時期的不少史實。所以，《北齊書》的時限，大致説來，是從公元534年前後北魏分裂、東魏建立開始，中經公元550年高洋滅東魏建北齊，到公元577年北齊爲北周滅亡爲止，實際記載了東魏與北齊兩朝四十四年的歷史。

一一．周書

《周書》，是唐初令狐德棻等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北朝周朝史。

1．作者與編撰

令狐德棻（583－666年），宜州華原（今陝西省耀縣）人。德棻出身河西門閥貴族，歷任起居舍人、禮部侍郎、秘書少監、弘文館學士、國子祭酒等職，封公爵。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德棻建議編寫梁、陳、北齊、北周、隋五朝“正史”。高祖采納了他的意見，並指派了各史的編寫人員，但事經數年，不就而罷。太宗貞觀三年（629年），舊事重提，命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請殿中侍御史崔仁師協助。貞觀十年（635年），史稿完成。《周書》是一部集體撰寫的史書，令狐德棻主其事，所以，書成，署名“令狐德棻等撰”。

2．體例與内容

《周書》有帝紀八卷，列傳四十二卷，共五十卷。

《周書》的編纂方法，與他史相比，有其獨到之處。作爲一朝斷代史，記事時間，應從北周建立開始。但因北周是滅西魏建立，而西魏傳世三帝都只是傀儡而已，政權實際掌握在宇文泰手中。所以《周書》記事，從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次年西魏建立，中經公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覺滅西魏建北周，到公元581年北周被隋滅亡，實際記西魏和北周兩朝四十七年歷史。這一點，與《北齊書》相類似。作爲一朝斷代史，記事空間，應是這個政權統治地區（記與之有交往的邊遠部族及外國情況的内容除外）。但由於當時處於南北分裂時期，南方朝代遷革興廢，北方列國林立，政權迭更，而西魏、北周偏居西北一隅，如只記本朝，便難覽知全局。所以《周書》本紀記事，仿《三國志》例，兼載南方梁、陳二朝與北方東魏、北齊朝代興亡與君主立廢。清代學者趙翼將這種寫史方法譽爲史學“書法之最得者”(41)。南朝梁武帝蕭衍之孫、昭明太子蕭統之子蕭詧，因與湘東郡王蕭繹（即梁元帝）結怨而於公元549年歸降西魏。公元550年，西魏策命詧爲梁王。公元555年，詧在江陵稱帝。這個由西魏扶植在江陵建立的後梁政權，傳三世，三十三年，於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年）爲隋所滅。《周書》爲蕭詧立傳，記蕭詧及後梁政權歷史，彌補了《梁書》不載後梁史事的缺漏。此傳放在末篇《異域列傳》前面，表明立傳人既不是異域之屬，又與周人有别，雖未標“附庸”傳名，實際上置於附庸地位。李延壽在《北史》中設立《僭僞附庸列傳》，其中“附庸”之國，專記蕭詧及其所建後梁政權事跡，不能不説是受《周書》影響。

令狐德棻在向唐高祖建議編寫周史時説：“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曆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鑑今古？”(42)借修史以存先世功業的目的是很明確的。唐滅隋而建，隋禪周而立，自周至唐的政權交替，形式上都是和平方式，政權機構基本上代代承襲下來。所以，唐初的高層統治者，自天子到將相大臣，不少是周、隋以來世代官宦的子孫。《周書》爲當代顯貴的先人立傳，叙事中間難免有虚美隱惡之弊。令狐德棻撰寫《周書》所依據的資料，主要是西魏秘書丞柳虯寫的國史與隋朝秘書監牛弘撰《周紀》，没有更廣泛地“别求他述，用廣異聞”(43)。所以，有些史實顯得材料缺乏，内容不够充實。

一二．《南史》與《北史》

《南史》與《北史》，是唐初李延壽撰寫的紀傳體南朝史與北朝史。

1．作者與編撰

李延壽，字遐齡，先世爲隴西大族，後世居相州（今河南省安陽市）。生卒之年不詳，大約生於隋代，死於唐高宗調露年間（679～680年）以前。在唐太宗、高宗時期，歷任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符璽郎兼修國史等職。

李延壽寫南、北史，是承父志。據《北史·序傳》：父李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别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吴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但未及完成，李大師即於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去世。李延壽先後參預《晉書》與《隋書》十志的編撰，熟悉南北朝各史，並注意搜集有關史料。李延壽在父舊稿基礎上，改編年爲紀傳，主要撮取宋、齊、梁、陳、魏、北齊、周、隋八史之文，兼采其他雜史一千餘卷資料，連綴編撰。從貞觀十七年（643年）開始，經十六年辛勤努力，於高宗顯慶四年（659年）完成。

2．體例與内容

《南史》與《北史》，是分别記載南朝與北朝歷史的兩部紀傳體通史。

《南史》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共八十卷。記事，從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420年）滅東晉建宋，到陳後主陳叔寶禎明三年（589年）隋滅陳，記載南朝宋、齊、梁、陳四朝一百七十年的歷史。

《北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記事，從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國元年（386年）建魏，到隋恭帝楊侑義寧二年（618年）唐滅隋，記載北朝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六朝二百三十三年的歷史。

南北朝時期，各政權都只偏居一隅，存在時間也都較短，斷代寫成的各朝史，既不能反映當時整個形勢，而廢興更替兩個朝代或同時並存兩個或幾個朝代，各史記事又多互相重複矛盾。南、北二史，分記南、北二朝，打通朝代，通貫記事，本紀、列傳各按朝代前後順序依次分列卷目，既得通體之法，又使各朝斷限清楚，融通史、斷代兩種編纂方法於一書，克服了南北朝各史上述缺點。南、北二史，主要撮取南北朝八史之文，删去繁冗，增補未載，編撰成書。删削較多的是本紀中詔誥策命與列傳中奏章詩文等。雖也删掉一些不該删的材料，但總的來看，經過李延壽删繁補漏，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八史臃腫之弊，取得事增文省、行文簡潔之效。清代史學評論家章學誠稱譽“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44)。

南、北二史問題，主要有三：（一）爲突出門閥士族特殊地位，“列傳”部分較多用家傳形式，一姓一族之人，不論時代早晚，各屬何朝，按祖、父、子、孫世系編於一篇，史傳變成家譜，“遂使一傳之中，南朝則有仕於宋者，又有仕於齊、梁及陳者；北朝則有仕於魏者，又有仕於齊、周、隋者。每閲一傳，即當檢閲數朝之事，轉覺眉目不清”(45)。（二）立傳人中，有南、北二史皆有傳者，顯係剪裁不精，編次重複。（三）增補材料中摻雜不少神鬼故事、謡言讖語、戲謔笑料。清代李慈銘批評説：“李氏好述神怪，自是史家一病。”(46)。

一三．隋書

《隋書》，是唐初魏徵、長孫無忌等撰寫的一部紀傳體隋朝史。

1．作者與編撰

魏徵（580～643年），字玄成，鉅鹿下曲陽（今河北省晉縣西）人。早年參加隋末農民起義，後降唐，爲太子李建成洗馬。太宗即位，授諫議大夫，升任秘書監，參預朝政，後進爵鄭國公。魏徵遇事敢諫，爲太宗所敬畏。

長孫無忌（？～659年），字輔機，河南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人。太宗長孫皇后之兄。隋末李淵起兵，常從李世民征討。貞觀年間，任尚書右僕射等職，封國公。高宗即位，進授太尉，兼修國史。後有人誣無忌謀反，於顯慶四年（659年）流黔州（今重慶市彭水縣），不久在流所被逼自殺。

《隋書》是一部成於衆手的官修史書。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令狐德棻建議編寫梁、陳、北齊、北周、隋五朝史。高祖采納了他的意見，並指派了各史的編寫人員，但事經數年，不就而罷。太宗貞觀三年（629年），又命編寫五朝史，由魏徵總負責，並主編《隋書》，參加《隋書》編寫工作的還有顔師古、孔穎達、許敬宗等人。貞觀十年（636年），《隋書》的紀、傳與其他四史同時完成，合稱“五代史”。當時，“五代史”都没有“志”。貞觀十五年（641年），又命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等人續修“五代史志”。初由令狐德棻監修，後改由長孫無忌監修。高宗顯慶元年（656年）完成，共十志，分爲三十卷。從内容來看，十志記載隋事較詳，且隋又是五朝中的最後一朝，所以被編入《隋書》，於是又稱《隋志》。《隋書》的紀、傳由魏徵主持編寫，所以，署名“魏徵等撰”；十志成書時由長孫無忌監修，所以，署名“長孫無忌等撰”。

2．體例與内容

《隋書》帝紀五卷，志三十卷，列傳五十卷，共八十五卷。記事從隋文帝楊堅開皇元年（581年）滅北周建隋，到隋恭帝義寧二年（618年）隋爲唐滅亡，記隋朝三十八年歷史。

隋朝是一個結束了近三百年分裂局面而建立的統一王朝，又是一個只存在了三十八年就在農民起義的風暴中墜亡的短命王朝。唐初的統治者，總結與吸取隋朝短命而亡的教訓，以鞏固與綿延自己的統治，就成爲迫使他們著意思考與解決的問題。因此，“以隋爲鑑”的思想，突出地反映在《隋書》中。它雖然也用天命論説明一代興亡，但同時又特别强調人的因素。爲了説明“一人失德，四海土崩”(47)，皇帝本人的作爲與興亡攸關，對隋煬帝的殘暴統治作了較爲真實而充分的揭露，對隋末農民起義的起因、經過及不可抗拒的威力也作了較爲詳盡的記述。

《隋書》十志，後人評價較高。南北朝時期，典章制度變化頻繁，各國間時創異制，各朝之史又多無“志”，致使魏晉以來各種典章制度源流不明。《隋書》十志記梁、陳、北齊、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記述範圍有時概括了整個南北朝時期，甚至追溯到漢魏，使從魏晉經南北朝到隋代各種典章制度源頭可稽，流制分明，且編撰者又多是有學術專長的名家，所以十志學術價值很高，倍受後人重視。如《食貨志》記南北朝時期按官品佔有勞動力的等級制度及課役、貨幣、均田制度等經濟狀況；《刑法志》記梁以來律書編定，其中收載的“隋律”是中國保存下來的一部較早古代法典；《天文志》與《律曆志》記南北朝以來天文曆法方面的成就與科學技術方面突出成果；《經籍志》是繼《漢書·藝文志》後又一部古代文獻總録，采用的經史子集四部圖書分類體系，直至清代相沿未變，在中國目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隋書》成於衆手，記載一事有前後説法不一、矛盾互見之處。

鄧經元編《隋書人名索引》。

第六節　紀傳史主要文獻（五）

本節介紹：一四、舊唐書。一五、新唐書。一六、舊五代史。一七、新五代史。一八、宋史。一九、遼史。二〇、金史。

一四．舊唐書

《舊唐書》，是五代後晉劉昫等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唐朝史。

1．作者與編撰

劉昫（888～947年），字耀遠，涿州歸義（今河北省雄縣西北）人。五代唐、晉兩朝，劉昫都曾擔任相職，並監修國史。

《舊唐書》是一部官修史書，五代後晉高祖天福六年（941年）開始編寫，歷時四年，於後晉出帝開運二年（945年）成書。參加編寫的有張昭遠、賈緯、趙熙、鄭受益、李爲先等人。工作開始，宰相趙瑩監修，他在組織人員、收集史料與制定體例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後來，趙瑩去職，桑維翰以宰臣監修。最後一年，由宰臣劉昫監修，他雖對修史無甚建樹，因全書修成由他領銜上奏，所以，署名“劉昫等撰”。

《舊唐書》依據的資料，主要是唐代的實録與國史。唐代一向重視修史工作，並有一套較爲完備的搜集史料的方法。但中遭安史之亂，末年又世事多變，並經黄巢農民起義及其他戰亂，所以史籍損失嚴重。據《五代會要》卷十八記載：“唐高宗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録，武宗至濟陰廢帝（即哀帝）凡六代唯有《武宗録》一卷，餘皆闕略。”五代梁、唐二朝都曾打算編寫唐史，雖經幾十年重金購求唐史資料，終因所得無幾，未能著手編寫。直到晉時，資料大體完備，方得修撰成書。

2．體例與内容

《舊唐書》原名《唐書》，後人爲了與北宋歐陽修、宋祁等人修撰的《新唐書》相區别，加一“舊”字，稱《舊唐書》。

《舊唐書》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共二百卷。記事，從唐高祖李淵武德元年（618年）滅隋建唐，到唐哀帝李柷天祐四年（907年）朱温滅唐建梁，記載唐朝二百九十年的歷史。

《舊唐書》修成於五代後晉時期，後晉是一個只存在十年（936～946年）的短命王朝，能在動亂紛爭的年代設館修史，難能可貴。正因這樣的時代條件，《舊唐書》匆促成書，顯得有些粗糙，對所據資料因襲多而加工少，往往抄録唐代實録與國史原文，缺乏必要的剪裁整理，稍嫌繁冗蕪雜，成爲後人指摘的一個缺點。但如果從史料角度來看，《舊唐書》記事較詳，保存史料較爲豐富，而且抄取舊文，録而不改，保留了原始資料原貌，這又成爲一個優點。“本紀”部分，唐中葉前，由於有實録、國史可供采摘，所以“文簡而有法”；晚期史事，無現成史書可資利用，全靠作者采訪編輯，而“史官采訪，意在求多，故卷帙滋繁”。所以總觀本紀二十卷，存在前簡後繁，“前後簡繁不均”之弊(48)。由於唐代晚期史料缺乏，所以《舊唐書》全書記事，詳於中期前，晚期史事記載簡略，只是由於晚期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四朝本紀詳述史事，記載了有關唐末農民起義及其他衆多史實，保存了不少唐朝晚期重要而原始史料，才多少彌補一些晚期記事簡略不詳的缺陷。“志”部分，雖有些地方稍嫌簡略，但前史志目大都具備，唐朝將近三百年的典章制度大致都有記載。“列傳”部分，共載一千一百八十多人，立傳人物遍及政治、軍事、思想、儒學、文學、史學、科技等方面，較爲全面反映了唐代各方面情況與成就。在列傳第三至第六，爲一些隋末農民起義領袖立了專傳，彌補了《隋書》未爲立專傳的缺陷。關於國内外各民族的記載，史料份量超過以前各史，是研究國内少數民族歷史與中外關係史十分珍貴的資料。

《舊唐書》的缺點，一是全書内容前詳後略。二是書成衆手，時有剪裁失當、前後矛盾之處，甚至有一人兩傳、一文重出的現象。

張萬起編《新舊唐書人名索引》，趙文澗、趙吉惠撰《兩唐書辭典》。

一五．新唐書

《新唐書》，是北宋歐陽修、宋祁等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唐朝史。

1．作者與編撰

歐陽修（1007～1072年），字永叔，號醉翁，又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省吉安縣）人。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進士，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他是北宋中期文壇領袖，著名史學家。

宋祁（996～1061年），字子京，安州安陸（今湖北省安陸縣）人。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年）進士，歷任知制誥、翰林學士、史館修撰、工部尚書等職。

《新唐書》是北宋仁宗時期寫的一部官修史書。唐代是中國古代社會一個重要時期，各種制度較爲完備，不少制度爲宋代所沿用。唐代安史之亂後出現的藩鎮割據局面，實際上一直延續到整個五代時期。建立北宋的趙匡胤，也是憑藉自己軍事實力奪取了後周政權而登上皇帝寶座。他爲了防止别人再效尤故伎，曾采取杯酒釋兵權與宴會罷節鎮等措施。所以，宋初統治者特别重視吸取唐代統治經驗教訓，作爲借鑑。《舊唐書》修成於五代後晉時期，“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已不滿人意。於是就有了“補緝闕亡，黜正僞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的必要(49)。因此，重修《唐書》被提上日程。編寫工作大約從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開始，到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歷時十七年。參加編寫的，先後有歐陽修、宋祁、范鎮、王疇、宋敏求、吕夏卿、劉羲叟等人。歐陽修主持撰成本紀和表、志，宋祁負責完成列傳，所以，書成，由歐陽修、宋祁署名。

2．體例與内容

《新唐書》與《舊唐書》比較，互有長短。“本紀”部分，新書大量删削舊書。舊書本紀約三十萬字，新書僅九萬字。一篇《哀帝本紀》舊書約一萬三千字，新書只有千字左右。歐陽修寫本紀，仿效《春秋》筆法，務在褒貶，只記大事，不載詔令，而且減字縮句，專尚文字簡潔、體例嚴謹。所以很多重要史實失載，反而不如舊書内容充實。“志”部分，新書質量多在舊書之上。新書一些志目，如《食貨》、《地理》、《藝文》等，内容比舊書增加許多。新書還增加《儀衛》、《選舉》、《兵》三志，擴大了志目記事範圍。“表”部分，爲舊書所無。紀傳體編纂方法，創始於《史記》，完善於《漢書》，紀、表、志、傳四部分俱全，方稱體例完備。但《漢書》後所修紀傳體各史，少數有“志”，全部缺“表”。新書恢復表體，上承《史記》、《漢書》傳統，下啟後世修史恢復“表”體之風，其後所修《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都有“表”，顯受《新唐書》重開立“表”修史新風的影響。“列傳”部分，新書與舊書卷數相同，但新書删去舊書六十一傳，而增立三百三十一傳。雖删了一些不該删的重要内容，但總的來看，删少增多，增加了不少舊書缺載的資料。特别是唐代後期史事，内容更比舊書充實。但宋祁與歐陽修一樣，也著意求簡，所以對舊書傳文收録的詔令、奏疏、詩文等大加删削，還有一些表示確切年月的詞語也多被砍掉，使不少史事失去具體時間。宋祁喜歡散文，不好駢體，所以遇有駢文，不管是否重要資料，或删掉，或節録，甚至有的將其改寫爲散文，使其完全失去或者大大減弱應有的史料價值。新書删去一些不該删的舊書立傳人物，如玄奘、一行、孫思邈等人，使某些佛教情況與科學技術成就失載。總的説來，從體例嚴謹、文字簡潔看，新書勝過舊書；從保存較爲完整原始資料看，舊書又有勝過新書之處。清代學者王鳴盛認爲：“新書最佳者志、表，列傳次之，本紀最下；舊書則紀、志、傳美惡適相等。”(50)這個評價，大致説來，較爲切合《新唐書》與《舊唐書》的實際。

一六．舊五代史

《舊五代史》，是北宋初年薛居正等撰寫的一部紀傳體五代史。

1．作者與編撰

薛居正（912～981年），字子平，開封浚義（今河南省開封市）人。生於五代梁初，唐時進士，歷晉、漢、周三朝，官至刑部侍郎。入宋，官門下侍郎、平章事，身居相職。

《舊五代史》始修於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年）四月，至次年閏十月完成。參加編寫的，有盧多遜、扈蒙、張澹、李穆、李昉等人。宋初編寫五代史，有其有利條件：一是五代各朝實録俱存，二是宋初范質簡編五代各朝實録撰成的《五代通録》可資利用，三是編寫人員多曾親身經歷五代，熟悉五代史事。所以，僅用一年半的時間就寫成了。因由時任參知政事的薛居正監修，所以，書成，署名“薛居正等撰”。

2．今本《舊五代史》爲輯本

《舊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又名《梁唐晉漢周書》。後爲與歐陽修撰《新五代史》相區别，加一“舊”字，名《舊五代史》。《舊五代史》成書不久，歐陽修又寫成《新五代史》，北宋時期二史並行。歐陽修是北宋著名文學家與史學家，名聲遠在薛居正上，加之歐陽修寫《新五代史》，仿效《春秋》筆法，著意褒貶，更適合於統治階級需要，所以到南宋已獨重新史。北方金朝，於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也下令“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51)。此後，《舊五代史》傳佈日稀。明初編纂《永樂大典》，將該書内容按韻分割，收入《永樂大典》。清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已找不到《舊五代史》原本。於是館臣邵晉涵等從《永樂大典》中將薛史舊文輯出，又從《册府元龜》、《資治通鑑考異》、胡三省《資治通鑑注》等書中輯出一些引用薛史的片段材料，重新編排。薛史原書編纂體例已不得知，僅從列傳行文推知是斷代爲書。於是便以《永樂大典》中舊文爲主，他書所引材料作補充，將輯録所得，重新“按代分編，以還其舊”(52)。五代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大分裂時期。中原地區，從後梁太祖朱温滅唐建梁（907年），先後有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相繼建立的政權，直到周世宗顯德七年（960年）趙匡胤滅周建宋，共計五十四年，史稱“五代”。中原以外，另有吴、南唐、吴越、楚、閩、南漢、前蜀、後蜀、南平、北漢等十個割據政權，史稱“十國”。合稱“五代十國”。輯本《舊五代史》，“五代”史事，斷代爲書，一朝一史，編爲《梁書》二十四卷，《唐書》五十卷，《晉書》二十四卷，《漢書》十一卷，《周書》二十二卷，每代之“書”各有本紀、列傳兩部分。“十國”史事，未稱王稱帝、名義上與中原五代保持著君臣關係而傳位子孫的獨立政權編爲《世襲列傳》二卷，已稱王稱帝而與中原五代抗衡的政權編爲《僭僞列傳》三卷，記事皆較簡略。另有《外國列傳》二卷，其中一卷記契丹史事，較詳；一卷記吐蕃等十一個少數民族史事，較略。還有“志”十二卷，内容較爲簡略，且有殘闕。全書計有本紀六十一卷，列傳七十七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新輯本大致恢復了薛史原貌十之七八。輯者還從其他史籍、類書、宋人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輯録有關材料，作爲注文，附於輯本有關正文下，與正文相互補充印證。這就是新輯本《舊五代史》的來歷與情況。今天傳世的《舊五代史》，即是此本。

2006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陳尚君撰《舊五代史新輯會證》。作者歷時十一年輯成本書，全書三百多萬字，是清輯本字數的三倍，内容比清輯本有大量增補與修訂，成爲“二十四史”這套史學叢書定型後出現的《舊五代史》一個新輯文本。

張萬起編《新舊五代史人名索引》，宋衍申主編《兩五代史辭典》。

一七．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是北宋歐陽修撰寫的一部紀傳體五代史。

1．作者與編撰

作者歐陽修的情況，已作爲《新唐書》的作者在前面作了介紹。

北宋初年，薛居正主持修成《舊五代史》。時過六十餘年，歐陽修“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實”(53)，重新寫五代史。具體撰寫時間，從一些零星資料大致推知，約始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後，成於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前，前後十餘年。歐陽修生前不肯輕易示人，死後才由家人奏上朝廷，於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由國子監刊佈天下，與薛氏《五代史》並行於世。本書原名《五代史記》，世人爲區别薛書，把薛書稱《舊五代史》，本書稱《新五代史》。《新五代史》是唐代設館官修史書後唯一的一部私撰正史。

2．體例與内容

《新五代史》本紀十二卷，列傳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譜十一卷，四夷附録三卷，共七十四卷。記事，與《舊五代史》一樣，從後梁開平元年（907年），到後周顯德七年（960年），記載五代時期五十四年的歷史。

《新五代史》的體例與史法，與《舊五代史》有較大不同。

編纂體例方面，舊史斷代爲書，一代一史；新史改斷代爲通史，融貫五代爲一體。“本紀”部分，按五代前後順序，依次編排。“列傳”部分，一律采用類傳，其中不少類傳名目爲其新創。類傳共分十類：“家人傳”記五代各帝后妃、宗室。“各朝諸臣傳”記“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54)。“死節傳”記爲保守全節、不事二主而死的“忠臣義士”。“死事傳”記“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55)。“一行傳”傳名立義猶如《後漢書·獨行傳》，記“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56)。“唐六臣傳”記唐末大臣而投降朱温屈事後梁者。“義兒傳”記李克用八養子。“伶官傳”記宫中樂官。“宦者傳”記宦官。“雜傳”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57)。“考”部分，即他史之“志”，新史改“志”爲“考”。《司天考》即“天文志”，《職方考》即“郡縣志”。“世家”部分，分記十國史事，其中有《年譜》一卷，把五代與十國用表格形式統一編排，雖過於簡略，但眉目了然。最後是《四夷附録》，記中國少數民族與有關外國情況，比舊史爲詳。

修史筆法方面，新史仿效《春秋》筆法，重在一字褒貶。如寫軍事行動，兩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加有罪曰討，天子自往曰征；易得曰取，難得曰克；我敗曰敗績，彼敗曰敗之。寫各統治集團人員的離合降叛，以身歸曰降，以地歸曰附；背此附彼曰叛，自下謀上曰反。寫刑殺，無罪被殺曰殺，有罪被殺曰伏誅。寫天子行動，往而未至曰如，往而已至曰幸。新史過分强調《春秋》筆法，偏重褒貶義例，用賦予特定含義的一兩個字表示對人物或事件的抑揚褒貶，有時難免爲遷就書法義例而以詞害義。特别是規定了不少“不書”義例，如：命官不書，凡官皆不重書，反者皆不書日，諸王薨不書，州縣廢置不書，用兵無勝敗不書，攻城無得失不書，游幸不過度不書等，更使内容受損。新史重書法輕事實，對舊史内容删削甚多，全書篇幅僅舊史一半，不少史事失載。如“本紀”部分，舊史六十一卷，新史只有十二卷。又如“考”部分，舊史有十志，包括《天文》、《曆》、《五行》、《禮》、《樂》、《食貨》、《刑法》、《選舉》、《職官》、《郡縣》等，而新史只有其中天文、郡縣二志。歐陽修説：“《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58)他重寫五代史目的，是爲“以治法正亂君”，在他看來，“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59)。五代既屬亂世，經濟、文化、典章制度都無益於治，不可傳佈後人，遺害來世。其實，五代不少制度，上承隋唐，下啟兩宋，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有它一定地位，新史卻删而不載，成爲一大缺陷。

總之，新史“大致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叙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而事實則不甚經意”(60)。新史與舊史相比，雖然有的地方補充了一些内容，但由於“意主褒貶，將事實壹意删削”，保存史料遠遜舊史，“若非舊史復出”，許多史事“幾歎無徵”(61)。

一八．宋史

《宋史》，是元代脱脱等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宋朝史。

1．作者與編撰

脱脱（1314～1355年），蒙古族，字大用。元順帝元統年間，官至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元年（1341年），任右丞相，監修國史；三年，詔修宋、遼、金三史，爲三史都總裁官。後被政敵劾免，流放雲南，服毒死。

歷代新興王朝，不忘“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的古訓，爲借鑑前代統治經驗教訓，總是在建國初年，即著手編寫前代史，而元代到末期方修《宋史》，何以如此？實際上，元修宋史，始議頗早。元初，於元世祖忽必烈中統二年（1261年），便設立翰林國史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滅宋，當年即詔修宋、遼、金三史。後來，仁宗、文宗也曾詔修三史，但都未能終成其事。這是因爲，兩宋時期，在北方與宋長期並存的還有遼、金二朝。同時並存的三個政權，誰爲正統，成了三史編纂體例上衆人爭論不決的關鍵問題。歸納起來，大致分爲兩派意見：一派主張以宋爲正統，合修一史，仿效《晉書》例，宋爲“本紀”，遼、金爲“載記”。一派主張以遼、金爲《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關於正統問題的爭論，歷經數朝，未得解決，致使三史編寫工作拖延下來。直到順帝時期，決定宋、遼、金三朝各爲正統，各繫年號，各爲一史，才使長期爭論不休的正統問題平息下來，修史工作得以進行。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正式詔設宋、遼、金三朝各史局，分别編修三史。命中書右丞相脱脱任三史都總裁，《宋史》由鐵木兒塔識、賀惟一、張起岩、歐陽玄、李好文、王沂、楊宗瑞等七人任總裁，納麟等九人協恭董治，斡玉倫徒等二十三人爲史官，另有提調官二十三人。次年五月，脱脱罷相，仍任都總裁之職，而在都總裁之上增設“領三史”官，命中書右丞相阿魯圖與中書左丞相别兒怯不花領修三史事。經過兩年半的時間，於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宋史》寫成，由阿魯圖表進朝廷。

“二十四史”中，記事時限《宋史》僅次《史記》，卷帙篇幅《宋史》最多。如此巨作，何以在短短兩年半時間能寫成呢？首先，有關宋史資料豐富。宋代重視修史工作，設有國史院、實録院、日曆所、會要所等專門機構，纂輯編修極爲豐富的官修本朝史書。僅據《宋史·藝文志》著録，各帝實録三千多卷，日曆四千多卷，會要二千多卷，寶訓千卷，紀傳體國史一千多卷，總計一萬餘卷。宋私人著述也極宏富：有關宋史專書，如王偁撰《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九百八十卷、熊克撰《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二百卷等；另外，還有大量雜史、傳記、地志、筆記、家傳及個人文集等。宋代史料，雖遭兩宋末年戰亂浩劫，多有損失，但保存下來的仍爲數不少。《元史·董文炳傳》記載，元軍佔領南宋都城臨安後，董文炳留守。“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千餘册，歸之國史院。”其次，元代曾幾度詔修宋、遼、金三史，雖都未終其事，但在史料搜集及編輯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這爲順帝時修史工作準備了條件。其三，設局修史，集中衆多人員，僅就《進宋史表》提到的，有領史事二人，都總裁一人，總裁七人，協恭董治九人，史官二十三人，總計四十二人。借助衆力，“編劘分局”，分工撰寫，然後“彙粹爲書”，所以能在較短時間大功告成。

2．體例與内容

《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記事，從五代後周恭帝元年（顯德七年，即公元960年）趙匡胤滅周建宋，到南宋趙昺帝祥興二年（1279年）元滅南宋，記載兩宋三百二十年的歷史。

《宋史》特點，主要有二：（一）體例完備。紀傳史編纂體例，《史記》、《漢書》後，只有《新唐書》紀表志傳各體俱全，其他各史皆有紀傳而表志或缺。《宋史》不僅紀表志傳俱全，而且融會前史之長，間有創新。如“列傳”部分，每於長傳後另寫一段對其一生主要經歷的概括叙述文字，文簡事賅，略如全篇提要。這是《宋史》特有寫法，足救長傳文多事繁不得要領之弊。再是由於宋代道學（理學）興盛，並受到官方提倡，《宋史》創立《道學傳》類傳，置於《儒林傳》前，記道學家事跡，而不在道學家之列的經學家仍入《儒林傳》。道學與儒學分立，確反映了時代特徵。還有最後四種類傳《列國世家》、《周三臣列傳》、《外國列傳》、《蠻夷列傳》，顯係作者精心安排。《史記》設“世家”一體，記諸侯。《漢書》後這部分記述對象歸併“列傳”，不再用“世家”一體。歐陽修寫《新五代史》，用“世家”體記十國史事，表明以五代爲正統，以十國爲割據。趙匡胤公元960年滅周建宋，當時各地割據政權尚存，經十幾年統一戰爭，到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年）才把十國最後征服。這些政權宋初尚存，《宋史》應載，但如果完全像《新五代史》那樣把記述它們的“世家”作爲與紀、傳、表、志地位等同的一種體例，顯然不合適。因爲對宋來説，它們只是政權交替之際暫時的歷史現象。如果把它們也降稱“列傳”，它們又都非宋臣。於是《宋史》既吸取《新五代史》編纂方法，爲其立《列國世家》，又將其地位降如類傳。《周三臣傳》記爲忠周反宋而死的周末三臣韓通、李筠、李重進。新、舊《五代史》都未給他們立傳，《周三臣傳》彌補了這一缺陷。形式上似效《新五代史》的《唐六臣傳》，但褒貶判然不同。最後兩個類傳《外國列傳》與《蠻夷列傳》，將“外國”與“蠻夷”分立，這是《宋史》類傳傳目的又一創新，從傳目名稱就區分了國内與國外關係，比以前各史對同類内容的編排更爲得體。（二）内容豐富。宋代三百餘年統治，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點，各種制度較爲完備。這些都在《宋史》中或多或少地得到反映。如“志”部分，分量龐大，包括全面，十五志目，一百六十二卷，佔全書卷帙三分之一，系統而詳細地記載宋代各種典章制度。其中，《禮志》二十八卷，相當於“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禮志》卷數總和。《食貨志》十四卷，是《舊唐書·食貨志》卷數的七倍，按經濟類别記宋代農業、鹽業、茶業、手工業概況與賦役、貨幣等制度。其他各志，也都根據具體情況，詳述原委。“列傳”部分，立傳人有二千八百多個，從不同角度記載宋代各方面代表人物與社會情況。

《宋史》修於元末風雨飄摇的危亡之際，時間匆促，又成於衆手，所以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有二：一是兩宋記事詳略不一。北宋叙事詳備，南宋稍嫌簡略。二是有的内容編次失當。有的立傳人前後時代錯亂，倒置失序；有的一人重複立傳；有的一事數見，既有重複之弊，又往往記載互有矛盾；《藝文志》中著録圖書，一書兩見甚至三見的情況爲數不少。後人認爲《宋史》“繁蕪”，所以不少學者另撰新書，以糾救其病。其實，蕪雜，確是《宋史》的毛病；而繁多，從保存史料的角度視之，又恰是《宋史》的一大優點。

俞如雲編《宋史人名索引》。

一九．遼史

《遼史》，是元代脱脱等撰寫的一部紀傳體遼朝史。

1．作者與編撰

脱脱的情況，已在《宋史》作者處介紹。

遼代，也設有史官，編纂實録。遼末，耶律儼將歷次所修實録綜合編訂成書，後人稱爲耶律儼《實録》。此書雖名“實録”，但有紀、志、傳等紀傳體史書各體，這爲後來編修紀傳體的《遼史》打下基礎。金代曾兩次編修《遼史》，最後由陳大任於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完成，後人稱爲陳大任《遼史》。元修《遼史》，始議頗早，因宋、遼、金同時並存的三個政權正統誰屬，長期爭論不決，體例難定，所以編修工作拖延下來。直到順帝時期，決定宋、遼、金三朝各爲正統，各繫年號，各爲一史，這才使長期爭論不休的正統問題平息下來，修史工作得以進行。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正式詔令設立宋、遼、金三朝各史史局，分别編修三史，命中書右丞相脱脱任三史都總裁官。《遼史》由鐵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岩、歐陽玄、吕思誠、揭傒斯等六人任總裁，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陳繹曾等四人爲纂修官，另有提調官十四人。編修《遼史》，主要依據耶律儼《實録》與陳大任《遼史》，同時參考《資治通鑑》、宋人葉隆禮撰《契丹國志》等書，删潤研劘，修訂編撰，所以僅用一年時間，於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遼史》寫成，由脱脱表進朝廷。

2．體例與内容

《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傳四十五卷，《國語解》一卷，共一百一十六卷。記事，從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稱帝（907年），到遼天祚帝耶律延禧保大五年（1125年）金亡遼，記載遼朝二百一十九年的歷史。其中，還叙及建遼以前契丹族的概況與遼末耶律大石建立的西遼政權（1124～1218年）九十五年的歷史。

契丹是中國歷史上的古老民族之一，它在中國北部地區建立的遼國，時延二百餘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朝代。《遼史》比較系統地記載了契丹建遼的興亡歷史。“本紀”部分，記載自太祖至天祚帝九朝史事，遼代大事差不多都在本紀中有記載，内容較爲充實。在《天祚皇帝本紀》最後，附記遼末皇室分立的情況，編排較爲得體。其中，特别是有關耶律大石率衆西征、並在中亞一帶建立西遼政權始末的記載，雖然有些簡略，但卻是十分珍貴的史料。“志”部分，能結合契丹貴族適應游牧生活建立的政治、軍事組織特點，記載各種制度。如不拘泥於前史志目，創立《營衛》、《兵衛》二志，《營衛志》記宫衛、行營與部族建置，《兵衛志》記軍制情況。又如《百官志》記官制，“遼國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62)。“表”部分，《遼史》八表，所佔篇幅不多，記載的人物與事件卻不少，對紀、傳内容起到補充作用。其中，《游幸表》、《部族表》二目爲前史所無。後人稱譽“《遼史》立表最善”(63)。“列傳”部分，共立傳二百四十人，其中耶律氏與蕭氏佔十之七八。耶律氏是皇族，蕭氏是后族，二族累代通婚，實行聯合專政，“列傳”充分反映了遼代契丹貴族統治的這一特點。全書最後有《國語解》一卷，對《遼史》中用契丹詞語記載的官名、部族、姓氏稱謂、地名等，按卷數先後依次作了解釋，不僅有助於研讀《遼史》，對研究契丹族的語言文字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遼史》由於成書時間過於短促，存在不少缺點，前後重複、史實錯誤、互相矛盾、缺略遺漏的地方很多。

曾貽芬、崔文印編《遼史人名索引》。

二〇．金史

《金史》，是元代脱脱等撰寫的一部紀傳體金朝史。

1．作者與編撰

脱脱的情況，已在《宋史》作者處介紹。

金朝建國後，注意吸收漢文化，重視搜集文獻與修史工作，除《衛紹王實録》修而復失與末帝哀宗實録未修外，各帝都有實録，且還編修了記建國前先世事跡的《祖宗實録》。金亡，元將張柔“入史館，取《金實録》並秘府圖書”，“衛送北歸”，“獻諸朝”(64)。金末學者劉祁“值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金事”(65)，“第一卷至第七卷悉爲諸賢立傳，第八卷略記逸事，九卷至十三卷悉載當時得失”(66)。另一學者元好問在金亡後“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録，至百餘萬言”，撰《中州集》及《壬辰雜編》等書(67)。這些都是元修《金史》的重要依據。至元代，《金史》編寫工作曾先後進行幾次。始議於元初世祖時期，中統二年（1261年）“王鶚請修遼、金二史”，得到允準(68)，而王鶚所修《金史》有“帝紀、列傳、志書，卷帙皆有定體”(69)，已是一部較完整的史著。後又經仁宗延祐時期、文宗天曆時期幾次編修，皆因正統問題爭論不決而未終其事。直到元末順帝時期，決定宋、遼、金三朝各爲正統，各繫年號，各爲一史，才使長期爭論不休的正統問題平息下來，修史工作得以進行。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正式詔設宋、遼、金三朝各史局，分别編修三史。命中書右丞相脱脱任三史都總裁官。《金史》由貼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岩、歐陽玄、李好文、王沂、楊宗瑞等七人爲總裁，沙刺班、王理、伯顔、費著、趙時敏、商企翁等六人爲史官，另有提調官二十人。次年五月，脱脱罷相，仍任都總裁職，而在都總裁上增設“領三史”官，命中書右丞相阿魯圖與中書左丞相别兒怯不花領修三史事。經一年半時間，於至正四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寫成，由阿魯圖表進朝廷。

《金史》的編修雖費時較短，但因有“張柔歸金史於其先，王鶚輯金事於其後”的基礎，又有“延祐申舉而未遑，天曆推行而弗竟”的工作(70)，再加上劉祁撰《歸潛志》與元好問撰《中州集》、《壬辰雜編》等書可資參據，所以，並非倉促成書。與宋、遼二史相比，較《遼史》充實，較《宋史》簡潔，全書“首尾完密，條例整齊，在三史之中，最爲完善”(71)。

2．體例與内容

《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共一百三十五卷。記事，從金太祖完顔阿骨打收國元年（1115年）稱帝建國，到金哀宗完顔守緒天興三年（1234年）在蒙古與南宋夾攻下金朝滅亡，記載女真貴族所建金朝一百二十年的歷史。

《金史》内容詳備，叙事條理，體例也間有創新。“本紀”部分，《金史》仿效《魏書》在“帝紀”前列“序紀”例，在金朝第一帝《太祖本紀》前編排一篇《世紀》，記太祖前自始祖以來先世事跡。在金朝末帝《哀宗本紀》後編排一篇《世紀補》，記金朝統治時期生前未稱帝而死後謚帝者事跡，此體前史所無，係《金史》首創，而爲元、明二史所仿效（元、明二史移入列傳）。“志”部分，共有十四志目，三十九卷，佔全書三分之一，記事詳備。如《食貨志》分户口、通檢推排、田制、租賦、牛具税、錢幣、鹽、酒、醋、茶、諸征商、金銀税、榷場、和糴、常平倉、水田、區田、入粟、鬻度牒等十九目，所記包括金朝社會經濟各方面。又如《地理志》記中國北方各州縣廢置沿革，《河渠志》記修治黄河與中國北方水運交通情況，《選舉志》記金朝取士七目及選任官吏特定標準等，其内容都較能反映金朝社會特徵。“表”部分，僅《宗室表》、《交聘表》二目。其中《交聘表》是《金史》創目，把金與宋、夏、高麗間和戰慶弔交往記録下來，使複雜的多頭外交眉目清晰。“列傳”部分，有的叙事較詳。金與遼、宋、蒙古間頻繁征戰，《金史》記戰爭大都把一個戰爭的主要事實集中在戰事主持者的紀、傳中，條理清楚，便於查閲。最後一篇《金國語解》，與《遼史》末篇《國語解》性質與作用相同，而《遼史國語解》内容，以卷次爲序編排，《金國語解》按事類編排，依次分官稱、人事、物象、物類、姓氏五類。

《金史》譯名混亂，編次亦間有失當。

崔文印編《金史人名索引》。

第七節　紀傳史主要文獻（六）

本節介紹：二一、元史。二二、新元史。二三、明史。二四、清史稿。

二一．元史

《元史》，是明代宋濂等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元朝史。

1．作者與編撰

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號潛溪，金華府浦江縣（今浙江省浦江縣）人。朱元璋起兵反元，召濂，常侍左右，備顧問。文名重當時，爲明初文學大家。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修《元史》，爲總裁官。史成，授翰林院學士，人稱“太史公”。明初典章制度，宋濂大都參與制定。宋濂倍受明太祖器重，推爲開國文臣之首。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獲罪被殺，濂受牽連，貶置茂州，在赴貶所途中病死夔州。

明修《元史》，於滅元當年提出。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詔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次年二月開局修撰，以宋濂、王禕爲總裁，汪克寬等十六人爲編修。修撰《元史》主要依據，是元代太祖至寧宗《十三朝實録》、國史、元文宗時期所編記載元代典章制度的《經世大典》及元人文集、家傳、碑碣、墓誌等。因元代末帝“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録可徵”(72)，而《經世大典》又編於順帝之前，不載順帝史事，除此之外“又無參稽之書”(73)，所以到這年八月，寫成除順帝一朝史事以外的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共一百五十九卷。爲彌補順帝一朝史，又詔派員四出蒐集資料，“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册者，悉輯爲一。有涉於番書，則令譯而成文。其不繫公牘，若乘輿巡幸、宫中隱諱、時政善惡、民俗歌謡，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載群儒家集，莫不悉心諮訪”(74)。此後，又於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重開史局續修，仍以宋濂、王禕爲總裁，趙壎等十五人爲編修。到這年七月，又寫成本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列傳三十六卷，共五十三卷。然後，將兩次撰修之書合併一起，個别内容與篇卷作了一些分合調整，成爲一部完整的《元史》。至此，撰修《元史》工作完成。

2．體例與内容

《元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傳九十七卷，共二百一十卷。記事，從元太祖鐵木真爲帝稱成吉思汗（1206年），到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順帝北走元亡，記載元朝一百六十三年的歷史。

“本紀”部分，記十四帝事跡，始於太祖成吉思汗，而太祖、太宗、定宗、憲宗是建元前的四帝，因“當時史官不備”(75)，“其行事之詳，簡策失書，無從考也”(76)，所以，記載簡略，諸如三次西征這樣的重大史實，也都語焉不詳。世祖忽必烈建元滅宋，吸取漢族文化，設立翰林國史院編修實録、國史，所以，自世祖建元到元朝滅亡的九十年記事較詳，既詳述史實，又收録詔令奏疏，“事實與言辭並載”(77)，内容充實。“志”部分，有十三志目，内容詳備，保存大批珍貴史料。如《天文志》、《曆志》二志，吸收天文學家郭守敬與曆算學家李謙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元代天文曆法的進步，有的已居當時世界的前列。《地理志》根據岳鉉等撰《大元一統志》寫成，記載元代遼闊的疆域與政區建置。《河渠志》根據歐陽玄撰《河防記》等著作寫成，記載南北運河、溝渠、堤堰、海塘、黄河等水運情況。《選舉》、《百官》、《食貨》、《兵》、《刑法》諸志，取材於虞集等撰《經世大典》，記載元朝政治、經濟、軍事、刑法等各方面的制度與情況。“列傳”部分，取材於實録、國史及家傳、碑碣、墓誌等，内容比較豐富。本來，紀傳史體，本紀“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至列傳，則往往視其事之大小繁簡以爲詳略，不必拘拘於時日之細”。但是，《元史》則不然，“列傳”記事，多繫以年月日。這樣編纂，雖非古法，“然記事詳贍，使後世有所考，究屬史裁之正”(78)。

《元史》因成書倉促，所以記事歧異、重複，史實疏漏、訛誤之處甚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八《元史》提要：“書始頒行，紛紛然已多竊議，迨後來遞相考證，紕漏彌彰。”書成不久，曾參予纂修之役的朱右即撰《元史補遺》。永樂年間，胡粹中又撰《元史續編》。此後，解撰《元史正誤》，周復浚撰《元史弼違》。這些著作的相繼出現，表示出史學界對官修《元史》的不滿態度。到了清代，對《元史》的批評聲音更激烈。顧炎武在《日知録》卷二十六《元史》條指出：“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熔範”，而列傳部分又有“一人作兩傳”的疏失。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録》卷九《元史》條批評説：“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漏劣亦無如《元史》者。”章學誠在《信摭》中提出《元史》“不待觀書而知其無節度”(79)，魏源更斥《元史》爲“從來未有之穢史”，“蕪蔓荒漏”，“在諸史中最爲荒蕪”(80)。

明、清史學家對《元史》的批評所指出的問題很多，大致説來，主要有四：（一）詳略不均。“本紀”元前四帝只有三卷，而《世祖本紀》多達十四卷，《順帝本紀》也多至十卷。“列傳”第三十二以前多是蒙古人，第三十三以下多是漢人，而又詳於文人。這可能與修史當時所據史料多寡有關。從保存史料説，詳亦不可厚非；從編纂體例説，詳略不均確爲一病。（二）内容重複。“本紀”中有的同一史事重複記載，“列傳”中有同一人物立有二傳。（三）缺漏史實。清代學者錢大昕指出：“開國功臣，首稱‘四傑’，而赤老温無傳。尚主世胄，不過數家，而鄆國亦無傳。丞相見於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太祖諸弟止傳其一，諸子亦傳其一，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者。”(81)他還指出：“《禮》、《樂》、《兵》、《刑》諸志，皆闕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闕漏。”(82)（四）譯名不一。

《元史》雖然問題很多，但因其所據文獻如元代實録、國史、《經世大典》等均已不存，所以它成爲瞭解與研究元朝歷史最基本的史籍。

姚景安編《元史人名索引》，邱樹森撰《元史辭典》。

二二．新元史

《新元史》，是清末民初柯劭忞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元朝史。

1．作者與編撰

柯劭忞（1848～1933年），字鳳蓀，號蓼園，山東膠州（今山東省膠縣）人。清末光緒十二年（1886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部左丞、國史院纂修等職。清亡後，以遺老自居，曾任清史館總纂。

明修《元史》，成書於元亡之年，所據資料受到限制，紕謬疏漏甚多。明、清以來，有不少新的元史資料被發現，又有不少新的元史著述問世，甚至一些西方人寫的元史著作也被譯成漢文。於是，清至民初，便不斷有學者重寫新的元史，重要的有清代邵遠平撰《元史類編》、魏源撰《元史新編》及民國初年屠寄撰《蒙兀兒史記》、柯劭忞撰《新元史》等，其中以柯氏《新元史》爲最著名。

柯氏《新元史》寫成於1920年。1921年，當時的北京政府明令列入“正史”。“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於是有了“二十五史”之稱。

2．體例與内容

《新元史》本紀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四卷，共二百五十七卷。柯撰《新元史》與明修《元史》相比，組織結構較爲嚴密，糾正了《元史》諸如缺漏史實、詳略不均、重複立傳等嚴重缺陷。在内容上，也有不少增補。如“本紀”部分，在十四帝本紀之前，仿《魏書》與《金史》之例，增寫《序紀》一篇，記載成吉思汗以前先世的傳説歷史；元前四帝經營西域及三大汗國盛衰興亡的史跡，也較舊史爲詳。“列傳”部分，增傳不少，史實也多有補充。《元史》缺載的博爾忽、赤老温等將相大臣，都增立了傳目；對於元末紅巾軍農民起義的史實增加許多，並增立《韓林兒傳》，系統記載農民起義軍反元鬥爭的情況。

《新元史》存在明顯缺點。（一）有舊史缺漏、新史應補而未補的，也有舊史本有而新史反而遺漏的。（二）引用史料不注出處。（三）人名、地名的漢譯，采用清代時期的改譯名稱，造成譯名歧異。

二三．明史

《明史》，清代張廷玉等撰寫的紀傳體明朝史。

1．作者與編撰

張廷玉（1672～1755年），字衡臣，安徽桐城（今安徽省桐城縣）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軍機處大臣。曾先後預修康熙、雍正二朝實録，並任《明史》、國史館、《清會典》的總裁官。

清修《明史》，可分爲三個階段。清於入關的次年，即順治二年（1645年），就設立明史館，詔令編修《明史》，命馮銓、洪承疇、李建泰、范文程、剛林、祁充格等爲總裁官。因當時政局尚未穩定，加之史料難於很快地搜集上來，修史條件尚不成熟，所以遷延日久，遂致停擱。此爲第一階段。康熙十八年（1679年），再開史館，先後以徐元文、李霨、王熙、熊賜履、張玉書等爲監修，以葉方靄、張玉書、徐學乾、湯斌、陳廷敬、王鴻緒等爲總裁。爲搜羅修史人才，於這年三月特地舉行一次博學鴻詞科考試，中式者五十人，大都是當時有名望的學者，如朱彝尊、毛奇齡等皆在其中。他們都授翰林，分任編修、檢討、侍講、侍讀等官，同修《明史》。此外，還派盧君琦等十六人同爲纂修。在此期間，對修史用力最多的是萬斯同。他以明朝遺民自居，不仕清，不受俸，聘其以布衣身份參與修史，作爲《明史》的總審稿人，全書都經他審閲定稿。萬斯同於康熙四十年（1702年）去世後，花費精力最多的是王鴻緒。他在萬氏工作的基礎上加以改删，於雍正元年（1723年）完成全稿，是爲王氏《明史稿》。此爲第二階段。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又詔命張廷玉、朱軾、徐元夢爲總裁，在《明史稿》的基礎上再加修訂改編，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乾隆四年（1739年），校定刊刻，由張廷玉領銜表進朝廷。此爲第三階段。如果從順治二年詔修算起，至此已九十五年（1645～1739年）。即使從康熙十八年始修算起，至此也已六十一年（1679～1739年）。《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編修時間最長的一史。

2．體例與内容

《明史》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共三百三十二卷。記事，從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建明滅元，到莊烈帝朱由檢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朝滅亡，記載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歷史。

《明史》體例嚴謹，文字簡潔，内容充實，在“二十四史”中是寫得較好的一部。“本紀”部分，記明代十六帝，《明實録》將建文、景泰二朝分别附於《太祖實録》與《英宗實録》，而《明史》各爲一紀，特别是對《景帝本紀》的編次處理，“分英宗爲前後兩紀，而列《景帝紀》於中，斟酌最爲盡善”(83)。“志”部分，共有十五目，包羅面廣，且大都各有特色。《天文志》不僅記載中國天文學説，還介紹意大利人利瑪竇的天文理論。《曆志》詳述明代《大統曆》内容，還介紹回回曆概況，並用表、圖與文字配合，其中圖爲他史所無，乃《明史》首繪。《刑法志》詳述明代維護統治所設特務機構廠衛制度的情況，反映了明代政治黑暗、刑法殘酷的史實。《藝文志》只載明人著作，而不著録存世的前人著述，不同前史並列古今的通例。有人説它避免了同一部書各史重複著録之弊，但從學術史角度看，它割斷了整個學術發展的過程，使後人無法瞭解明代學術的全貌，應該説是一個缺陷。其他如《食貨》、《河渠》、《兵》諸志，分記明代經濟、水利、邊防、軍備等情況，也都寫得詳備而有條理。“表”部分，共有五目，其中《七卿年表》是《明史》新創。根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明代爲了加强皇權，廢除丞相制，分權於六部，分掌吏、户、禮、兵、刑、工等政務，又設都察院職掌糾劾百官，通政使司負責内外章疏敷奏封駁之事，大理寺職掌審讞平反刑獄的政令，合爲九卿。但從明代實際情況看，雖有九卿之名，但通政使與大理寺卿的權力遠比不上六部尚書與左右都御史，所以九卿去二，作《七卿年表》。“列傳”部分，充分運用類傳的編纂方法，共立二十類傳目，其中十七個是沿襲前史已有類傳目，三個爲《明史》新創，即《閹黨列傳》、《流賊列傳》與《土司列傳》。《明史》有《宦官列傳》記宦官，又立《閹黨列傳》專記宦官的黨羽，是因爲宦官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羶，則惟明人爲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爲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84)。《流賊列傳》系統記載李自成、張獻忠等領導明末農民起義的鬥爭史跡，雖然作者以敵視的態度，使用誣衊的詞語，但保存了珍貴史料，有一定參考價值。《土司列傳》記載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五個地區少數民族的歷史與隸屬關係。這些地區，“古謂羈縻州也，不内不外，釁隙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禦敵國又殊，故自爲一類”(85)。其他“列傳”，雖未標類傳名目，但也多是依照人物主要事跡，以類相從，將同類人物或同一史事相涉人物編於同卷，如是數十人共一事，就舉一主要人物立傳，他人各附一小傳於此人傳後。如“列傳”第七十六，記武宗時期“戒盤游，斥權幸”的諫爭之臣，立傳者十五人，附傳者就有四十五人，其中《陸崑傳》後附傳十二人，《張文明傳》後附傳十一人。這種編纂方法，既使次要人物不致於被湮没，又便於後人檢閲史實，較爲得體。

《明史》的缺點，主要有二：（一）對清朝皇室的先世女真族建州部的情況及其與明朝的臣屬關係，諱隱不書，或語焉不詳。所以，中國東北地區的情況缺略不少，即使在某些篇卷偶有提及也多有失實。（二）《明史》對明亡之後在南方建立的南明政權的史跡，未專立紀、傳記載，即使其事偶見他傳提及，也多是寥寥數語。這些缺點，皆由屈從於清朝統治者政治上的需要而産生。

李裕民編《明史人名索引》。

二四．清史稿

《清史稿》，是民國初年趙爾巽等撰寫的紀傳體清朝史。

1．作者與編撰

趙爾巽（1844～1927年），字公鑲，清末漢軍正藍旗人。清朝同治年間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任皖、陝、甘、新、晉諸省按察使、布政使等職。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起歷任湖南巡撫、署户部尚書、盛京將軍及湖廣、四川、東三省總督等職。中華民國成立，任奉天都督，不久辭職，居青島。1914年，任清史館總裁，主編《清史稿》。1917年，張勳復辟，被任命爲樞密院顧問。1925年，段祺瑞執政，任善後會議議長、臨時參議院議長。

1911年10月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兩千年之久的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1914年（民國三年），以袁世凱爲首的北京政府，設立清史館，以趙爾巽爲館長，編修清史。先後在史館任職的，有繆荃孫、柯劭忞等一百多人。當時設史館編修清史，可以參據的資料是極爲豐富的：一是清朝設有實録院，編有各朝實録；二是翰林院中的國史館，負責編寫國史，國史是用紀傳體寫成的當代史，紀、表、志、傳俱全；三是詔書制命，彙纂成册，清稱“聖訓”，裏面保存許多珍貴史料；四是清代所修典制政書，種類多，卷帙大，詳載清代各種典章制度；五是傳記、紀事的著述很多，還有大量文集、方志、碑傳及官府檔案等資料。由於參編人員衆多，可據資料豐富，所以，到1920年（民國九年），便完成初稿。1926年（民國十五年）修訂一次，1927年開始刊印，1928年全書出齊。從設館編修到編印完成，歷時十五年。因爲此書不是最後定稿，所以印行時仿王鴻緒《明史稿》之例，題名《清史稿》。

柯劭忞撰《新元史》寫成於1920年（民國九年），當時的北京政府於1921年明令列入“正史”，“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於是有了“二十五史”之稱。1928年（民國十七年），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刊佈，又有人把《清史稿》合“二十四史”稱爲“二十五史”，也有人把《新元史》、《清史稿》合“二十四史”稱爲“二十六史”。

2．體例與内容

《清史稿》本紀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傳三百一十六卷，共五百三十六卷。記事，從清太祖努爾哈赤於明朝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建國稱帝，到清朝末帝溥儀宣統三年（1911年）清朝被辛亥革命推翻，記載清朝二百九十六年的歷史。

《清史稿》“本紀”十二，包括入關前二帝，即建國稱帝的太祖努爾哈赤與其子太宗皇太極。“志”分十六目，《地理志》分量最多，分爲二十八卷；《藝文志》仿效《明史》之體，只著録清人著作；《交通》、《邦交》二志，係新創志目，爲前史所無，而《交通志》記鐵路、輪船、電報、郵政四項内容，《邦交志》記近代與世界各國的外交關係，都反映了時代特點。“表”分十目，其中《大學士年表》與《軍機大臣年表》約略相當於《明史》的《宰輔表》，《部院大臣表》約略相當於《明史》的《七卿表》，《疆臣年表》記各省總督、巡撫與各邊將軍都統的更替，《藩部世表》記屬國事，《交聘年表》記中外使節的往來，都編得較好。“列傳”部分，分量較大，其中《疇人傳》爲新創類傳傳目，記載數學家梅文鼎、李善蘭等人科技方面的成就。

《清史稿》存在嚴重缺點，主要有二：（一）《清史稿》編修於民國初期，當時，連年軍閥混戰，時局動蕩不安，一方面使得北京政府的地位時時瀕臨危機，無暇顧及修史工作，另一方面社會經濟受到破壞，凋敝不堪，給修史工作帶來經費不足的困難。没有經費，修史工作難以進行，修史人員勢必星散。名義上史館有總纂、纂修、協修等名銜一百多人，但編修工作常常處於時停時續的狀態之中，最後在整理付印時留館人員只剩下十幾人。爲了急於付印出書，整個書稿未經統一審閲，而是邊校邊改邊刊印。因此，在體例與内容方面，存在著體例不一、繁簡失當、紀表志傳各部分互相矛盾、一人兩傳、人名錯誤、史事失實等嚴重問題。（二）修史人員大都是清室遺臣，他們抱著舊有的思想觀點編寫清史，使《清史稿》全書貫穿著反對民主革命、溢揚清朝統治的傳統的修史思想與正統觀念。書中對清帝極盡頌揚之詞，而把太平天國、辛亥革命等稱爲“賊寇”、“粤匪”、“倡亂”等，在記述民國初年史事時，只以甲子記年，而不用民國紀年。《清史稿》雖存在不少缺點，但“它把大量資料彙集起來，初步做了整理，這就使讀者能够得到比較詳細系統的有關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傳並非取材於常見的史料，當另有所本。因此，仍有它的參考價值”(86)。

1977年，中華書局爲與出版的“二十四史”校點本配套，出版校點本《清史稿》。

何英芳編《清史稿紀表傳人名索引》。

1980年，中華書局出版張忱石、吴樹平編《二十四史紀傳人名索引》。

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編《二十五史紀傳人名索引》。

199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黄惠賢主編《二十五史人名大辭典》。

1999年，九洲圖書出版社出版馮濤等編撰《二十六史大辭典》。

第八節　紀傳史主要文獻（七）

本節介紹：二五、東觀漢記。二六、十六國春秋。二七、通志。二八、契丹國志。二九、大金國志。三〇、二十五史補編。三一、二十四史訂補。

二五．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是東漢官修的一部紀傳體本朝史。

東觀是東漢皇宫殿名，爲朝廷藏書與史官修史之所。本書是史官在東觀殿所修，所以稱《東觀漢記》。東漢時，命史官編修本朝史，始自明帝，中經諸帝，直到漢末，歷時一百六十年左右，隨著時間推移，先後經班固、劉珍、伏無忌、邊韶、蔡邕等二十餘位史家幾次編纂、陸續續修，最後彙編而成《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體例，分紀、表、志、傳、載記五部分，共一百四十三卷。魏晉南北朝時期頗重本書，與《史記》、《漢書》合稱“三史”。唐代李賢等人爲范曄撰《後漢書》作注，范書流行，《東觀漢記》便漸受冷落，後終散佚不傳。清代姚之駰從各書輯録佚文，編爲八卷。修《四庫全書》時吸取姚氏輯佚成果，又從《永樂大典》輯出本書佚文，成一新輯本，分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佚文一卷，共二十四卷。這就是今天看到的《東觀漢記》。

1978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吴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

二六．十六國春秋

《十六國春秋》，北魏崔鴻撰。

崔鴻，字彦鸞，東清河郡鄃縣（今山東省夏津縣東北）人。歷事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數朝，累官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等職。崔鴻博通經史，頗受魏帝器重，曾參預議定律令、編修國史的工作。

東晉時期，中國北方與四川先後由各族統治階級建立了一些政權，史稱“五胡十六國”。五胡，指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五族。十六國，指蜀、前趙、後趙、前燕、後燕、南燕、北燕、前秦、後秦、西秦、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夏等十六國。崔鴻早年“便有著述之志”，只是“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所以“無所措意”。他鑑於十六國各“跨僭一方，各有國書”，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録紛謬，繁略失所”，於是，便決意“搜集諸國舊史”，“審正不同，定爲一書”。他廣求公私藏書，獨力編撰，經二十餘年努力，終於撰成《十六國春秋》一百卷，另有《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共一百〇二卷(87)。

本書直接取材於各國國書，史料價值極高。且彙十六國史實於一書，是瞭解與研究十六國歷史的重要史籍。可惜原書流傳到北宋，就已不知去向。原書失傳，後人連它的編纂體例、篇目劃分，都已無從得知，只從《魏書·崔鴻傳》與《史通》的一些記載大致推知，原書分國記事，國稱“録”；國内以人名篇，人稱“傳”。如此而已。

今天傳世的《十六國春秋》，有三種，其中，兩個輯本，一個節本：一是明代屠喬孫、項琳的輯録本。他們從《晉書》、《北史》、《藝文類聚》、《册府元龜》、《太平御覽》等書中輯出有關十六國的史事，整理編纂，成一百卷，仍題崔鴻撰。二是明代何鏜輯《漢魏叢書》中，收有《十六國春秋》節抄本，十六卷。三是清代湯球重加輯録的《十六國春秋輯補》，一百卷。三種本子並行於世，研讀十六國史者可以互相參閲。

1958年，商務印書館用“國學基本叢書”本紙型重印清代湯球撰《十六國春秋輯補》。

二七．通志（見政書）

見本部第七章第二節《政書主要文獻》之《通志》。

二八．契丹國志

《契丹國志》，是南宋葉隆禮撰寫的一部紀傳體遼朝史，記載遼代二百一十八年的史事。

葉隆禮，生卒之年不詳，一説孝宗時人，一説宋末人。因文獻缺載，故難以考定。

《契丹國志》有帝紀十二卷、列傳七卷、五代後晉降表及宋、遼誓書議書一卷、輯録遼與北宋、西夏及其他鄰國相通饋獻禮物一卷、地理方域一卷、典章制度一卷、節鈔宋人使遼行程録二卷、諸蕃雜記一卷、雜記歲時風俗一卷，共二十七卷。書首還有《初興本末》、《世系圖》、《九主年譜》、《地理圖》等四個部分，未列入卷數之内。

本書是一部内容廣泛而又較爲系統的遼史，比元修《遼史》至少早出百年左右，是元修《遼史》的重要參據之書。宋元時期通記遼朝一代史事的著作，今天看到的，只有《契丹國志》與《遼史》二書。《契丹國志》雖然大部分内容是“取前人記載原文，分條采摘，排比成編”(88)，存在不少缺點，但與《遼史》相比，畢竟是較爲原始的資料，而且有些可訂正《遼史》錯誤，有些可彌補《遼史》缺漏。它是研究遼史的一部基本史籍，史料價值不容忽視。

二九．大金國志

《大金國志》，是一部紀傳體金朝史。

關於本書的作者，舊題宋代宇文懋昭撰。書前有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所呈《進書表》，自署爲“歸正人”。據此，可知作者是一個從金朝統治地區投奔到南宋的人。書中有些内容及行文詞語與成書年代及作者身份不相符合，因此，明、清學者有人懷疑它是後人所撰，而假託懋昭之名以行於世。元代蘇天爵在所撰《三史質疑》(89)中就已提到本書，説明本書至遲在蘇氏生活的元代中期已經成書。所以我們説，本書即使不是懋昭所作，也當出於元初學者之手，比元修《金史》至少早出五六十年。

《大金國志》有紀二十六卷、開國功臣傳一卷、文學翰苑傳二卷、雜録三卷、雜載制度七卷、許亢宗奉使行程録一卷，共四十卷。記事，從金太祖完顔阿骨打收國元年（1115年）稱帝建國，到金哀宗完顔守緒天興三年（1234年）在蒙古與南宋夾攻下金朝滅亡，記載女真貴族所建金朝一百二十年的歷史。

本書雖然“紕漏甚多”，“然其首尾完具，間有與《金史》異同之處，皆足資訂證。所列制度服色，亦能與《金史》各志相參考”(90)，所以，仍不失爲研究金史較爲原始的基本史料。

1986年，中華書局出版崔文印撰《大金國志校證》。

三〇．二十五史補編

《二十五史補編》，是開明書店1936年編印的一部彙編歷代學者對“二十五史”表、志補續考訂著作的大型史學叢書。

“二十四史”加上柯劭忞撰《新元史》，合稱“二十五史”。“二十五史”都是用紀傳體寫成。《史記》創紀傳體，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漢書》沿用《史》體，而改“書”爲“志”，併“世家”入“列傳”，分紀、表、志、傳四部分。此後，紀、表、志、傳俱全，成爲紀傳體裁的準式。但總觀“二十五史”，紀、傳每史皆備，而表、志或闕。具體地説，紀、表、志、傳四者俱全的只有《史記》、《漢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九部；有志無表的，有《後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九部；表、志皆無的，有《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北周書》、《南史》、《北史》七部。一部紀傳體史書中，表、志“於典章之沿革，人事之變遷，各盡其貫穿綜合之任務，使讀之者對於歷史現象有整個之認識”，“而與紀、傳相輔以作全書之綱領”。“若一史之中，表、志有闕，則讀史者目之所觸，惟有林林總總之故事浮動於前，無由得其綱領，而前後相循之人事亦爲之斷而不續矣”(91)。表、志如此重要，卻有不少史書無表無志；即使表、志俱全者，也往往因編撰者疏忽或後世傳刻中訛誤，使記載内容缺漏或有誤。鑑於這種情況，後世史家做了許多工作，或爲無表、志之史補撰表、志，或對已有表、志補續、考訂，以彌補這種缺失。《二十五史補編》把這些著作彙爲一編，與開明書店1935年刊印的“二十五史”相輔而行，從此，讀者開卷如讀百人書，免除了對“二十五史”原書表志缺誤的遺憾。

《二十五史補編》收書，“一以表、志爲限。凡增補、注釋、考訂、校勘諸作，不問往哲遺籍，時賢近著，知見所及，靡不甄采”(92)。計有宋四種，清一百九十種，近人五十一種，共二百四十五種。内容大致可分三類：“一是補作的工作，像錢文子作《補漢兵志》、郝懿行作《補宋書食貨志》等就是；二是校正的工作，像王元啟作《史記月表正訛》、汪遠孫作《漢書地理志校本》等就是；三是考訂的工作，像梁玉繩作《漢書古今人表考》、姚振宗作《隋書經籍志考證》等就是。”(93)

三一．二十四史訂補

《二十四史訂補》，徐蜀選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出版。

本書是繼《二十五史補編》之後，又一部彙編歷代學者對“二十四史”表、志補續考訂著作的大型史學叢書。《二十五史補編》首其事，《二十四史訂補》繼其後。二書性質相同，皆爲補續訂正“正史”書的彙編。但收書範圍有寬狹之分，《二十五史補編》收録書“一以表、志爲限。凡增補、注釋、考訂、校勘諸作，不問往哲遺籍，時賢近著，知見所及，靡不甄采”(94)。《二十四史訂補》則“在《補編》之外，擴大選書的範圍”，“在編輯體例上不作過多限制”，“凡與‘二十四史’有關之訂補著作，1949年以前編撰或出版的稿本、抄本、刻本、影印本，均在選擇的範圍”，只是“爲免重複，凡《二十五史補編》已收之書，本書不再收入”(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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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通·二體》。

(2)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

(3) 清代張之洞撰《書目答問》卷二。

(4) 《史記·太史公自序》。

(5) 司馬遷撰《報任安書》。

(6) 同上。

(7) 清代吴見思撰《史記論文》。

(8) 《史記太史公自序》“百三十篇”句裴駰撰《史記集解》引。

(9) 《後漢書·班固傳》。

(10) 同上。

(11) 《後漢書·班固傳》“具言固所著述意”句王先謙撰《後漢書集解》引《東觀記》。

(12) 《後漢書·班固傳》。

(13) 《後漢書·孝和帝紀》。

(14) 《後漢書·竇憲傳》。

(15) 《後漢書·班彪傳》。

(16) 《略論》：“今此後篇，慎核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

(17) 《漢書·元帝紀》顔《注》引。

(18) 《後漢書·班固傳》。

(19) 《漢書·諸侯王表》。

(20)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21)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22) 《漢書·宣帝紀》。

(23) 《漢書·武帝紀》。

(24) 《漢書·公孫賀傳》。

(25) 清代章學誠撰《文史通義·書教下》。

(26) 清代王鳴盛撰《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

(27) 南朝宋代劉昭撰《後漢書注補志序》。

(28) 同上。

(29) 唐代劉知幾撰《史通·書事》。

(30) 《晉書·陳壽傳》。

(31) 南朝宋代裴松之撰《上三國志注表》。

(32) 唐代劉知幾撰《史通·古今正史》。

(33) 《舊唐書·房玄齡傳》。

(34) 同上。

(35) 清代趙翼撰《廿二史劄記》卷九。

(36) 《舊唐書·姚思廉傳》。

(37) 《陳書·姚察傳》。

(38) 《北史·魏收傳》。

(39) 《北史·魏收傳》。

(40) 清代王鳴盛撰《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五。

(41) 清代趙翼撰《陔餘叢考》。

(42)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

(43) 唐代劉知幾撰《史通·雜説中》。

(44) 清代章學誠撰《文史通義·釋通》。

(45) 清代趙翼撰《廿二史劄記》卷十。

(46) 清代李慈銘撰《越縵堂讀書記·歷史·南史》。

(47) 《隋書·恭帝紀》。

(48) 以上引文，見清代錢大昕撰《廿二史考異》卷五十七。

(49) 宋代曾公亮撰《進唐書表》。

(50) 清代王鳴盛撰《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

(51) 《金史·章宗紀》。

(52) 《編定舊五代史凡例》。

(53) 宋代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卷五。

(54) 《新五代史·梁臣傳》。

(55) 《新五代史·死事傳》。

(56) 《後漢書·獨行列傳》。

(57) 《新五代史·梁臣傳》。

(58) 《新五代史·十國世家年譜》。

(59) 《新五代史》卷五十八“考”序。

(60)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六。

(61) 清代王鳴盛撰《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

(62) 《遼史·百官志》。

(63) 清代趙翼撰《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七。

(64) 《元史·張柔傳》。

(65) 《金史·劉祁傳》。

(66) 宋定國撰《歸潛志跋》。

(67) 《金史·元好問傳》。

(68) 《元史·世祖本紀》。

(69) 王惲撰《玉堂嘉話》卷一。

(70) 《進金史表》。

(71) 清代梁章鉅撰《退庵隨筆》卷十六。

(72) 明代宋濂撰《目録後記》。

(73) 《明史·徐一夔傳》。

(74) 明代宋濂撰《宋學士文集》。

(75) 《元史·太祖本紀》。

(76) 《元史·定宗本紀》。

(77) 《纂修元史凡例》。

(78) 清代趙翼撰《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九。

(79) 《章學誠遺書·外編》卷一。

(80) 《古微堂文集》卷三《擬進呈〈元史新編〉序》、《擬進呈〈元史新編〉表》。

(81) 清代錢大昕撰《十駕齋養新録》卷九。

(82) 清代錢大昕撰《潛研堂文集》卷十三。

(83) 清代錢大昕撰《十駕齋養新録》卷九。

(84)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六《明史》提要。

(85)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六《明史》提要。

(86) 中華書局校點本《清史稿》“出版説明”。

(87) 《魏書·崔鴻傳》。

(88)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契丹國志》提要。

(89) 《滋溪文稿》卷二十五。

(90)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大金國志》提要。

(91) 顧頡剛撰《二十五史補編·序》。

(92) 《二十五史補編·凡例》。

(93) 《二十五史補編刊行緣起》。

(94) 《二十五史補編·凡例》。

(95) 徐蜀撰《二十四史訂補·前言》。

第三章　編年史

第一節　編年史概説

編年史體，是按照年時月日的時間順序編排史事的史書體裁。

一．編年史體的創立

1．標時記事是人類早期使用的最基本的歷史編纂方法

有了文字，就有了文字記録；有了文字與曆法，就可産生標明時間的歷史記載。夏代的歷史記載，限於資料缺乏，目前還無從知道。殷代的甲骨文，已經采用干支記日，有的還記有月或年(1)，只是記日在記事文字的前面，而記月或年在記事文字的後面。如：“庚寅卜，夬貞：我其祀於河。”(2)又：“癸巳卜，貞：王旬亡禍。在十二月。”(3)又：“癸丑卜，貞：今歲受禾弘吉。在八月。隹王八祀。”(4)西周銅器銘文，有的不標時間，有的記有月日，還有一些已年月日俱全，而且記時部分完整地置於記事文字之前。如“曶鼎”銘文：“隹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大室。”又“虢季子白盤”銘文：“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寶盤。”西周金文的紀時形式，已與《春秋》的紀時方法極爲相似。事實説明，標時記事是人類早期使用的最基本的歷史編纂方法。

2．按連續不斷的準確年代編排史事的歷史記載與第一部編年史

根據《史記》記載周朝王室與各諸侯國世系紀年的情況來看，從西周後期開始，大都已經有了準確的、連續不斷的按年記事的歷史記載。將史官按年代順序記載史事形成的檔案材料，稍事整理編訂，就成爲早期的編年史。《春秋》就是孔子根據魯國國史整理編訂而成的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

二．編年史的發展

1．編年史是先秦史學的主流

孔子編修的《春秋》，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左傳》是繼《春秋》之後産生的又一部重要的編年體史書。雖然《左傳》的問世與孔子編訂《春秋》的時間相隔不久，但從其取材、叙事等編纂方法上來看，都反映出這時編年史體已經達到了成熟的程度。西晉武帝太康初年從戰國魏襄王墓中發現的《竹書紀年》，記事從夏代至魏襄王，“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5)，是戰國時期魏國的一部重要編年史。《墨子·明鬼下》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隋書·李德林傳》徵引墨子的話説“吾見百國《春秋》”。編年史是先秦史學的主流。

2．由編年、紀傳二體並重到甲紀傳而乙編年的變化

到漢代，司馬遷寫《史記》，創紀傳體。班固又沿襲《史記》體裁，斷代爲史，修撰《漢書》。從此，打破編年史獨盛史壇局面，而編年、紀傳二體並行於世。南朝梁代阮孝緒撰《七録》，於“國史録”兼録編年、紀傳二體史書，反映了紀傳體創立後編年、紀傳二體並重的情況。唐初修《隋書·經籍志》，史部類目基本上沿用《七録》，但是卻把《七録》的“國史”類分爲“正史”與“古史”兩類，“正史類”著録紀傳體史書，“古史類”著録編年體史書，並且首紀傳而次編年，反映了人們對紀傳、編年二體認識上的變化，已顯露出揚紀傳而抑編年的傾向。劉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雖然還把編年、紀傳並叙，但總觀全書，揚紀傳而抑編年傾向也表露的十分明顯。從此，紀傳體壟斷了“正史”地位，獨居各種史體之首，編年史體被迫退居其次。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書教下》指出：“自《隋書·經籍志》著録以紀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從漢至唐，編年史體的地位變化，主要是由於紀傳體的創立與長足發展，同時也由於編年體史書的相對貧乏。《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小序：“編年、紀傳皆正史也，其不列爲正史者，以班、馬舊裁，歷朝繼作；編年一體，則或有或無，不能使時代相續。”

3．《資治通鑑》的編撰推動了編年史的發展

到了宋代，由於司馬光主持編撰的編年體通史巨著《資治通鑑》的出現，使編年史一變長期沉寂的局面而得到迅速發展。《通鑑》是中國第一部成熟的編年體通史，它把編年史編纂學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峰。在它之後，史學界很快掀起一股“《通鑑》熱”，出現了撰寫編年史的高潮。自宋以來，代有續作。於是，編年史也形成了一個從上古傳説時代直到清代世代相繼的龐大的史書體系。

三．幾種各具特點的編年史

編年史體在發展過程中，産生了幾種各具特點的編年史類型。有的在内容上限於特定的記載範圍，如起居注、實録；有的在體例上限於特定的編纂方法，如綱目。

（一）起居注

起居注，是皇帝的編年言行録。

殷、周時期，“君舉必書”，設左、右史負責記録君主的言行。《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把史官記録的皇帝的編年言行録稱爲起居注，開始於漢代。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時有《明帝起居注》、《漢獻帝起居注》。《隋書·經籍志》：“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宫中，爲女史之職。”關於漢代編修起居注事，生活於東漢末年的荀悦在《申鑑·時事》中説：“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内史掌之，以紀内事。”又説：“宜於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盡則集之尚書。”最後一句，《後漢書》本傳引作：“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由此可知，一是漢代已有爲皇帝編修起居注的做法，只是尚未形成每帝必修起居注的定制。二是記載内容爲皇帝“日用動靜之節”。三是編修起居注的目的是爲了“助賞罰”、“弘法教”。四是當年所修起居注，年終送交尚書保管。

南北朝時期，已設置專職史官負責修史工作，起居注發展成爲重要史體之一。《隋志》史部分十三個類目，起居注爲其一，著録圖書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可惜皆已亡佚。

唐、宋時期，起居注受到政府的極大重視，修撰制度日趨完善。唐代，於門下省設起居郎，於中書省設起居舍人，同掌此職。關於記事之法，《舊唐書·百官志》記載：“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録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關於編纂體制與記載内容，《新唐書·百官志》記載：“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宋代，沿襲唐制，並設置起居院作爲修撰起居注的專門機構。唐、宋兩代所修起居注，流傳到今天的，只有唐初温大雅私撰《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與南宋周密撰《乾淳起居注》一卷而已，其他皆已不存。

自元至清，也有史官主修起居注，對起居注的重視程度雖遜唐、宋，但依然編修了卷帙浩巨的起居注册。元代的起居注册，今已不存。明、清兩代的起居注册，因爲没有整理出來，所以一向鮮爲人知。目前，已著手整理出版。現已出版的有：北京出版的《萬曆起居注》、《康熙起居注》與臺灣出版的《清代起居注册》中的道光、咸豐、同治三朝起居注等。

（二）實録

實録，是以皇帝爲中心，記載一個皇帝統治時期史事的編年史料長編。

“實録”一詞，最早見於西漢末年揚雄的《法言·重黎》：“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録’。”班固寫《漢書》，在《司馬遷傳》的“贊”語中評價《史記》時沿用了揚雄“實録”的提法，他説：“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顔師古撰《漢書注》引應劭曰：“言其録事實。”顯然，所謂實録，最初是指符合實際記載。

“實録”一詞，最早用於書名，是生活於東晉末年與劉宋時期的敦煌人劉昞撰《敦煌實録》二十卷。此書已亡，體例、内容都不得而知，只可從《史通》的一些記載中考其梗概。《史通·雜述》將其與常璩撰《華陽國志》、圈稱撰《陳留耆舊傳》、周斐撰《汝南先賢傳》等列歸同類，視同地志性質的郡書。所謂郡書，就是記述一個地區“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6)的地方史。劉知幾親見其書，其言應該可信。當代學者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十談到此書時認爲，此書“非如唐、宋之實録”，而是“著書以序耆舊”，“體同地志”。

把“實録”作爲編年體史書的一種類型，用以記載一代天子的言行，始於南朝的梁代。據《隋志》史部“雜史類”著録，周興嗣撰《梁皇帝實録》三卷，記梁武帝事；謝吴撰《梁皇帝實録》五卷，記梁元帝事。這兩部書都已亡佚。

唐代設館修史，修撰實録是一項重要工作。每一位皇帝必修一部實録，嗣君時期必修先帝實録，都成爲定例。南宋末年，王應麟在《玉海》卷十八《藝文》中指出：“實録起於蕭梁，至唐而盛。”唐代修撰實録的材料來源，主要是起居注、時政記、日曆與各政府部門報送史館的檔案材料。起居注，上文已述。時政記，創始於唐武后長壽二年（693年）。《唐會要》卷六十三記載：“長壽二年，修‘時政記’。先是，永徽以後，左、右史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聞。文昌左丞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即史官疏遠，無從得書。’是日，遂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即宰相一人撰録，號爲‘時政紀’。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紀’，自璹始也。”顯然，時政記是對起居注的一種補充記載。日曆，是史官按日記載朝政事務的史册。日曆之體，創始於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記載，唐順宗永貞元年九月，“監脩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胡三省注引葉伯益曰：“唐永貞初，韋執誼奏：‘脩撰，私家紀録，非是。望令各撰日曆，月終館中撰定。’從之。此日曆之所起也。”各政府部門報送史館的檔案材料，據《唐會要》卷六十三記載，唐朝政府曾製定《諸司應送史館事例》，條列了各政府部門報送材料的項目及其具體内容，並分别提出報送的時限。唐代形成的這些做法，爲實録與其他本朝史的修撰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對後世的史學發展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宋襲唐制，並且設立起居院、日曆所、實録院等專門機構，分别負責修撰起居注、時政記、日曆與實録。重視程度過於唐代，數量之多也爲唐代所不及，據《宋史·藝文志》著録，一部《高宗實録》就有五百卷之多，一部《孝宗日曆》竟多達二千卷。關於起居注、時政記、日曆與實録的關係，《宋史·職官志》於“日曆所”條目下指出：日曆“以宰執時政記、左右史起居注所書，會集修撰，爲一代之典。”又《宋史·汪藻傳》記載汪藻的話説：“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録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録。”可知日曆是編次起居注和時政記而成，實録又是在日曆基礎上再參考其他資料加以修訂編纂而成書。這基本上反映了歷代編纂實録的大致情況。

唐、宋以後，歷代都沿襲前代舊制，爲每一位皇帝修撰實録，使實録體發展成爲史書的一個重要部類。據粗略統計，自唐經宋、遼、金、元、明至清，歷代實録共有一百一十六部，且卷帙龐大，包羅宏富。這些實録，都是官修，而且是當代人編纂當代事，所以忌諱很多，往往幾經修改還不能定稿，致使一些事實失真，或被删削。雖然如此，但由於它是當代人所編纂，多是第一手材料，而且它所容納的内容又極其豐富，所以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一向爲學者所重視，成爲歷代修史者的重要依據，同時也是後人學習與研究各代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可惜其中絶大部分都已亡佚。唐實録只有韓愈撰《順宗實録》五卷，因收在《韓昌黎集》中，賴以保存下來。宋實録僅存《太宗實録》二十卷殘本。只有明、清兩代的各帝實録，至今保存完好。

（三）綱目

綱目，是每記一事，首先標列提要以爲“綱”，然後叙述具體内容以爲“目”的編年史。

綱目體是南宋朱熹編撰《資治通鑑綱目》一書創立的。《通鑑綱目》記事的起訖時間與《通鑑》相同，内容也取自《通鑑》，是《通鑑》的簡編本。朱熹編撰此書，仿效《春秋》與《左傳》，創立“綱”與“目”。他説：“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記事之法，綱舉而不煩，目張而不紊。”(7)王應麟在《玉海》卷四十七評論此書時指出：“綱效《春秋》，而參取衆史之長；目仿《左氏》，而集合諸儒之粹。”此書根據史事發生的時間順序編排内容，每叙一事，首先標列提要，用大字書寫，頂格編排，叫做“綱”；然後叙述具體内容，用小字分注，低格編排，叫做“目”。綱，有如《春秋》之爲“經”，是對“目”的提要；目，有如《左傳》之爲“傳”，是對“綱”的具體叙述。朱熹在《通鑑綱目》自序中説：“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這種史書體裁，稱爲綱目體。

《通鑑綱目》創立的這種史書體裁，有綱有目，條理清楚，簡明扼要，是一種簡化的編年史體。綱目體史書便於初學，利於普及，所以，問世之後，爲不少史家撰著通俗史書所效法。據不完全統計，自綱目體創始以來，綱目體史書計有二十七部，五百三十卷。記事從上古直到清末，上下連續，通貫古今，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史書體系。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編撰《通鑑綱目》，創立此體，著意仿效所謂《春秋》筆法，專從褒貶勸懲上做文章，藉以宣揚正統史觀與倫理名教。朱熹的這種史學思想與編撰目的，直接影響了後來的綱目體史書的編撰與發展：一方面，使它備受統治階級的推崇與重視；另一方面，使它的史料價值受到嚴重的影響。

第二節　編年史主要文獻（上）

本節介紹編年史：一、竹書紀年。二、漢紀。三、後漢紀。四、資治通鑑。五、續資治通鑑長編。六、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七、三朝北盟會編。

一．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是一部記載自夏朝至戰國史事的編年體史書。

1．《竹書紀年》的發現

西晉武帝太康二年（281年）(8)，一個名叫不準的人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汲縣西南）盜掘一墓，經學者考證，爲戰國魏襄王之墓。墓内隨葬品中，有大批竹簡。經整理，共有古書十六種七十五篇，其中完整的六十八篇，殘缺的七篇。這批古書，因發現於汲地古冢，所以通稱《汲冢書》。《竹書紀年》就是《汲冢書》中的一種。

《竹書紀年》這部書，編年記事，所以叫《紀年》；因是《汲冢書》中的一種，所以又叫《汲冢紀年》；又因用竹簡抄寫，所以又叫《竹書紀年》。據《隋書·經籍志》著録：“《紀年》十二卷，《汲冢書》，並《竹書同異》一卷。”共十三卷。記事從夏禹開始，記述夏、商、西周三代的歷史。入東周以後，春秋時期接記晉國史事；戰國初年韓、趙、魏三家分晉後，只記魏國史事，記到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爲止。文字質簡，與《春秋》相類，可能是魏國史官所記。所記史實有不少與傳統記載不同，可以訂正古代文獻記載之誤，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2．《竹書紀年》的散佚與輯本

從兩晉到唐、宋，《竹書紀年》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在一些古書的注釋及類書中常加引用。大約到了南宋，此書已有散佚。今天得見的《竹書紀年》，已不是當初的原本。後來，有人搜集佚文，再撮摘經史所記古史，輯合編成《竹書紀年》二卷，清代學者考定它是僞作，稱其爲《今本竹書紀年》。其後，有人作古本《竹書紀年》的輯佚工作，重要的輯佚本有清代朱右曾撰《汲冢紀年存真》二卷、近人王國維撰《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及今人范祥雍撰《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方詩銘、王修齡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等。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今本竹書紀年》雖由後人重編而成，但因其形成時間較早，看到的《竹書紀年》原本的佚文會多一些。如果對其作一番疏證考辨工作，就會發掘出它其中有價值的部分。清代陳逢衡撰《竹書紀年集證》、雷學淇撰《竹書紀年義證》及王國維撰《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等，都是研究今本的成果。

二．漢紀

《漢紀》，是東漢荀悦改編《漢書》寫成的一部西漢編年史。後人爲區别袁宏撰《後漢紀》，冠以“前”字，稱《前漢紀》。

荀悦（148～209年），字仲豫，東漢末年潁川郡潁陰縣（今河南省許昌市）人。初仕在曹操鎮東將軍府任職，後升任黄門侍郎。獻帝時侍講宫禁，深受獻帝賞識，官至秘書監、侍中。

漢獻帝喜讀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悦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於是荀悦從建安三年（198年）開始，用了三年時間，改編《漢書》，寫成《漢紀》三十卷。

《漢紀》仿照《左傳》以國君紀年爲序編年記事的體例，記載西漢二百三十年的歷史。全書分爲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王莽附）十二紀，共三十卷。《漢紀》把《漢書》所記西漢一代的史事，重新組合排比，删繁撮要，按年編入十二帝紀。全書僅約十八萬字，只有《漢書》四分之一，而《漢書》所記西漢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一代典章卻都得到反映；雖然主要内容取材没有超出《漢書》範圍，但也偶有增補史實之處。《漢紀》詞約事詳，體例又有所創新，受到後世史家好評。

《漢紀》是把斷代紀傳體史書改編爲斷代編年體史書的第一部。在它的影響下，兩晉、南北朝時期，斷代編年史的編撰興盛一時。

《漢紀》與袁宏的《後漢紀》分記前後漢事，體例相近，份量又大體相當，所以後世多以二書合刻。清代康熙年間蔣氏合刻本與《四部叢刊》影印明代嘉靖年間刊本，都較完善。

三．後漢紀

《後漢紀》，是東晉袁宏撰寫的一部東漢編年史。

袁宏（328～376年），字彦伯，東晉陽夏（今河南省太康縣）人。少孤貧，有文才。初由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尚舉用，參其軍事，累遷爲大司馬桓温府記室，後任東陽郡太守。卒於官，年四十九。

袁宏時，記載東漢史事的著述已有多種，但他認爲都“煩穢雜亂”，不滿人意。於是他便“聊以暇日”，撰著新史。歷經八年，寫成《後漢紀》三十卷。

《後漢紀》仿照荀悦《漢紀》以君主紀年爲序編年記事的體例，記載東漢一百九十多年的歷史。全書分爲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殤帝、安帝、順帝（沖帝附）、質帝、桓帝、靈帝、獻帝十一紀，共三十卷。

《後漢紀》與《漢紀》相比，有兩點不同：（一）荀悦寫《漢紀》，是奉命而作，目的是爲了漢獻帝閲讀前史借鑑統治經驗，袁宏寫《後漢紀》，是因爲不滿意已有的東漢史著述，要寫一部簡明扼要的新史流傳後世。（二）《漢紀》是改編《漢書》而成；《後漢紀》卻比范曄的《後漢書》早出幾十年，是廣泛參考已有各種著述編纂成書的。東漢史的著述，在長期流傳過程中大都散佚，今天得見完本的只有袁、范二書，而袁書又比范書早出，所以《後漢紀》的史料價值很高，是研究後漢史的重要史籍。

關於版本，清代康熙年間蔣氏刻本與《四部叢刊》影印明代嘉靖年間刊本，都較完善。

1987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周天游撰《後漢紀校注》。

四．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是北宋司馬光主持撰寫的一部記載自戰國至五代史事的編年體通史。

1．作者與編撰

司馬光（1019～1086年），字君實，陝州夏縣（今山西省夏縣）人。宋仁宗寶元初年進士，曾官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英宗時，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1068年），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執政變法，司馬光政治上屬保守一派，爲朝廷反對新法的舊黨領袖，因與主張變法的新黨政見不和，於是次年便自請西京御史臺（閑職），在洛陽居住十五年。哲宗即位（1085年），太皇太后臨政，起用舊黨，任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相職）。司馬光盡罷新法，貶斥新黨，數月之間，新法鏟革略盡。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去世，年六十八。贈太師、温國公，謚文正。

司馬光自幼喜讀史書，並且重視歷史的借鑑作用。但他“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於是便想“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以便統治者“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從歷史中吸收統治經驗。顯然，他編撰史書的目的，是要給皇帝提供一部適宜的歷史教科書。開始，他仿照《左傳》體例，將自戰國初年到秦二世的歷史，寫成《通志》八卷，進呈英宗。英宗看後，十分讚賞，命司馬光自選官屬，置書局續纂其書，改稱《歷代君臣事跡》。神宗即位，此書的編寫工作才開始不久，神宗即命司馬光在經筵進讀。神宗欣賞司馬光的文筆史才，認爲此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於是親爲作序，賜書名《資治通鑑》。熙寧四年，司馬光到洛陽判西京御史臺，神宗準其“書局自隨”。此後，即在洛陽主持編撰《資治通鑑》，至元豐七年（1084年）全書完成。自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開始置局編撰，此至已十九年。如果再加上司馬光獨力撰寫《通志》的幾年時間，所費時日就更長了。所以司馬光在《進書表》中説：“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2．體例與内容

《資治通鑑》作爲編年體通史，采用以君主紀年爲序編年記事體例，記載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即自戰國初年至五代末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全書分爲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十六紀，共二百九十四卷。另有目録三十卷，考異三十卷，總計三百五十四卷。

總觀《資治通鑑》的編撰、内容、體例，有以下幾個明顯的特點：

（一）編撰——集體撰著的範例。司馬光領導書局主持編此巨著，編寫人員素質的好壞，能否分工合作，寫作方法是否得當等，就顯得特别重要。編寫人員全由司馬光親自簡選，都是當時第一流的史學家。根據各人所長，分史段負責搜集資料與編寫初稿。在搜集資料時，各段如發現他段資料，就另紙抄出，提供給負責該段的編寫人員選用。具體分工：戰國至秦，已有司馬光撰成的《通志》作基礎；兩漢，劉攽負責；三國至隋，劉恕負責；唐與五代，范祖禹負責。工作程序：首先搜集資料，編成叢目，依其時間分置於各年之下；然後對叢目中彙編的資料考證異同，删汰重複，編出初稿，名爲長編；最後由司馬光總其成，校訂史實，斟酌取捨，删繁就簡，潤色文字，寫成定稿。司馬光這種編撰方法，使得這部卷帙浩繁之書，雖資衆手，如出一人，體例嚴謹，結構完整，始終連貫，不僅是叙事翔實的歷史著作，而且成爲文字質樸優美、生動傳神的文學佳品，爲集體著述樹立了範例。不僅古所罕有，即使在今天也很有借鑑意義。另外，爲編撰《資治通鑑》所搜集的豐富材料，有不少一事異説的情況。經過認真的考證辨析，最後只能采其一説寫入正文。書成後，司馬光將所剩異説資料另行編纂，成《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説明其舍此取彼之意。這種治史的考異方法，對後世史學的發展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二）内容——取材豐富，網羅詳盡。《資治通鑑》所參用的資料，來源有三：一是皇家藏書，包括三館（史館、昭文館、集賢院）、龍圖閣、天章閣所藏圖書，皆經特許借閲參用；二是神宗賜潁邸（神宗原封潁王時的府邸）藏書；三是搜求借閲私家藏書。在這些“簡牘盈積，浩如煙海”的典籍中，除十七部紀傳體正史之外，還包括大量的稗官野史、百家譜録、文集、雜記、墓誌、碑碣、行狀、别傳等，參考圖籍計有三百二十二種之多。大致可以説，凡當時尚存的前代典籍，無不“左右采獲，錯綜詮次”。由於取材豐富，所以内容充實，上起戰國，下至五代，重大史事，無一不載。而對於歷史上所謂符瑞災變、神異怪誕的謬説，卻很少記載，這又表現了作者思想上的超人卓識。

（三）體例——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體例上有所創新，是編年史作的傑出代表。編年體史書，以時間爲中心，根據史事發生的前後時間，按照年、時、月、日的順序依次叙述，層次分明，給人以完整的概念。但因一事常不只發生在一年一月，而一年一月又常是衆事俱作，所以，編年體史書記事常是同時發生的幾件史事齊頭並進，這就勢必使一件史事的連續性遭到分割破壞。《資治通鑑》在編纂方法上，發揚編年體以時間爲中心編年記事的優點，同時吸取紀傳體分别以時間（本紀）、事類（志）、人物（列傳）爲中心並自爲首尾的寫史方法，叙事記人，在必要的時候，常用追叙或附叙之筆補寫前因後果，使一件史事的全過程集中一處，以克服史事被前後分割之弊。司馬光在記述史實之外，還十分重視利用因事立論的史論形式，藉以闡發自己的政治思想與史學觀點，論述治亂成敗之要。全書史論，可分爲兩類：一是本人之論，用“臣光曰”三字發端；一是歷代史家原有之論，冠以原論人的姓名。史論之中，既有不少爲統治階級政治服務的説教，也不乏正確而精闢的學術見解，是研究司馬光政治、學術思想的珍貴資料。

由於司馬光社會政治上的保守，再加上本書的編撰目的，使《資治通鑑》存在著明顯的缺點：一是强調維護綱紀名分等倫理道德，主張維持現狀，反對改革措施。二是記事偏重於政治事件與軍事活動，而對於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記載過少。

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據清胡克家翻刻元刊胡三省《音注》本校點的《資治通鑑》。1963年後，此本改由中華書局出版。此本有胡三省注文，司馬光《考異》散注正文下。

李昌憲撰《司馬光評傳》，施丁、沈志華主編《資治通鑑大辭典》。

五．續資治通鑑長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是南宋李燾仿《資治通鑑》體例編撰的一部編年體北宋史。

1．作者與編撰

李燾（1115～1184年），字仁甫，號巽岩，眉州丹棱縣（今四川省丹棱縣）人。南宋高宗紹興八年（1138年）進士，歷仕内外，官至禮部侍郎、敷文閣學士兼侍講。

李燾是一個有民族氣節與愛國思想的史學家。他生活於北宋淪亡、南宋播遷的年代，面對民族傾危的嚴酷現實，起初曾想馳騁疆場，報效國家，因權臣力主和議，其志未酬。於是，便“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而治史，他認爲，遠代之事“於當時之事機疏而不近”，不如“取其近於時機而論之，取其失者而監之，則於謀謨爲有補矣”。所以他特别留心當代史事，立志著述，以圖通過自己的史作來爲南宋統治者提供成敗得失的歷史借鑑。他爲了編寫一部北宋編年史，認真進行資料的搜集與準備工作。他專門做了十個書櫥，每個書櫥有二十個抽屜匣，每個抽屜匣標上干支以記年月日。搜集到的史料，依其時日歸存其匣，有似今天從事學術研究所使用的卡片櫃。這在當時，應該説是撰著編年史積累資料的好方法，這種治學方法至今仍有參考價值。他數十年如一日，搜集資料，悉力寫作，前後花費近四十年時間，終於獨力撰成千卷巨著。司馬光主持編撰《資治通鑑》，先修叢目，次寫長編，最後删繁就簡，撰成本編。長編由幾個助手分工撰寫，本編由司馬光本人親手審定。李燾推崇司馬光，既自謙不敢以司馬光自比，又自謙不敢將己書以續《資治通鑑》稱之，加之事詳文繁，有類長編，所以命名爲《續資治通鑑長編》。

2．體例與内容

《續資治通鑑長編》輯撰九百八十卷，另有《目録》十卷，《舉要》六十八卷，《總目》五卷，共計一千〇六十三卷。記事，從五代後周恭帝顯德七年（960年）趙匡胤滅後周建宋，到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滅北宋，記載北宋一百六十八年的歷史。

李燾此書，是宋人撰宋史，史料的可靠性遠勝元代脱脱主持編撰的《宋史》。李燾遵循“寧失於繁，無失於略”的編纂原則，廣搜實録、日曆、國史、會要及私撰雜史、文集、碑碣、家傳等資料，内容極爲豐富。所以，此書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續資治通鑑長編》全帙九百八十卷，卷帙浩繁，難於傳寫，故於南宋當世已有詳略不同的傳本。自元至明，流傳日稀。清初，只有從太祖至英宗的五朝本傳世，一百七十五卷。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但神、哲二朝殘缺，徽、欽二朝全無。量其文字繁簡，重加釐定，編爲五百二十卷。此即今日傳世之本。

中華書局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本。

六．建炎以來繫年要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二百卷，是南宋李心傳撰寫的一部編年體南宋高宗一朝的歷史。

李心傳（1166～1243年），字微之，井研（今四川省井研縣）人。初應鄉試，落第。由人薦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後官至工部侍郎。曾編修《中興四朝帝紀》、《十三朝會要》，撰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等。

建炎是宋高宗第一個年號的名稱。此書仿《資治通鑑》體例，編年記事，記高宗一朝三十六年（1127～1162年）史事，是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的續作。

李心傳編撰此書，廣搜高宗一朝資料，内容豐富，叙事翔實，且對一些互有出入的史料多有考辨，加之元末修《宋史》時又未見到此書，所以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四庫全書總目》説它“在宋人諸野史中，最足以資考證”(9)。

今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録》，是清代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中華書局1956年用“國學基本叢書”本重印出版，1988年又予重印。

七．三朝北盟會編

《三朝北盟會編》，是南宋徐夢莘撰寫的一部記載兩宋之交徽、欽、高三朝同金朝和戰等交往史事的編年體史書。

徐夢莘（1124～1205年），字商老，臨江（今江西省清江縣）人。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進士，授南安軍教授，改知湘陰縣，後主管廣西轉運司文字，知賓州。《三朝北盟會編》成，擢直秘閣。

《三朝北盟會編》全書分上、中、下三帙，二百五十卷。一帙一朝，依次爲：

（一）上帙，記徽宗政和、宣和年間事，二十五卷。

（二）中帙，記欽宗靖康年間事，七十五卷。

（三）下帙，記高宗建炎、紹興年間事，一百五十卷。

記事，從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宋派人自登州渡海與金商議夾攻遼朝的宋、金海上之盟，到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完顔亮南侵敗盟，被其將所殺，記載徽、欽、高三朝四十五年的和戰史。

《三朝北盟會編》的編纂方法，根據史事發生的時間，按照年、時、月、日的順序，依次編排。但是，與一般的編年體史書又有所不同，其特點，主要有二：（一）編排形式，每事先列提綱，是編撰者用自己的話對這一史事的簡單概括，頂格編排；其下詳載資料，以述史事的原委，低一格編排。《四庫全書總目》認爲此書每事“悉爲詮次本末”，所以將其歸入“紀事本末類”(10)。其實，它與綱目體的編纂方法也很相類。（二）記述史事，廣泛徵引有關史料，取“諸家所説及詔、敕、制、誥、書、疏、奏議、記傳、行實、碑誌、文集、雜著，事涉北盟者，悉取詮次”(11)，據統計，“所引書一百二種，雜考私書八十四種，金國諸録十種，共一百九十六種，而文集之類尚不數焉”(12)。足見其采録的資料極爲豐富。徐氏徵引資料有一個特點，就是皆直録原文，既不加剪删，也不加論斷。《四庫全書總目》認爲：“南宋諸野史中，自李心傳《繫年要録》以外，未有能過之者。”(13)其譽並不爲過。當然，由於徵引資料無所去取，是非並見，同異互存，所以難免有一些傳聞失實、不盡可憑的無據之詞夾雜其間。

此書傳至明代還只有抄本，清代始有刊本行世。通行本有光緒四年（1878年）的袁氏排印本與三十四年（1908年）的許氏校刻本。

第三節　編年史主要文獻（下）

本節介紹編年史：八、續資治通鑑。九、國榷。一〇、明通鑑。一一、清通鑑。一二、大唐創業起居注。一三、明實録。一四、清實録。一五、東華録。

八．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是清代畢沅撰寫的一部編年體宋、遼、金、西夏、元五朝史。

1．作者與編撰

畢沅（1730～1797年），字秋帆，江蘇鎮洋（今江蘇省太倉縣）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進士，歷官翰林院修撰、侍讀、左春坊左庶子等。後外任，累官陝西、河南、湖廣等省巡撫、總督等要職，爲乾隆帝所寵信。但死後清廷指責冒支軍需，貽誤戎機，抄没了他的家産。

畢沅撰《續資治通鑑》，原有所本。其前，已有學者寫宋元時期的編年史。明代薛應旂撰《宋元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七卷，王宗沐撰《宋元資治通鑑》六十四卷，都效仿《資治通鑑》體例，上繼《資治通鑑》内容，記宋元時期史事。清初康熙年間，徐乾學邀請萬斯同、閻若璩、胡渭等著名學者，排比正史，參考衆書，重新編纂宋元時期史事，修成《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徐書雖勝薛、王二書，但援據資料仍多缺略。所以，到乾隆年間，畢沅又以徐書爲基礎，請人重加修訂，歷時二十年，四易其稿，撰成《續資治通鑑》。

2．體例與内容

《續資治通鑑》作爲編年體通史，采用以君主紀年爲序編年記事體例，記載從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到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宋、遼、金、西夏、元五朝四百〇九年的歷史。全書分爲宋、元二紀，每紀之中分别以宋、元君主紀年爲序編年記載宋、遼、金、西夏、元五朝史事。《宋紀》一百八十二卷，《元紀》三十八卷，共二百二十卷。

《續資治通鑑》廣采正史及其他資料一百餘種，綜括宋、遼、金、西夏、元五朝的主要史實，内容較其前作豐富充實。因其看到了一些前作所未見的史料，所以對前作有不少的增補訂正。在編纂方法上，仿《通鑑考異》之例，把歧異的史料編成《考異》，分注於相應的正文之下。所以，就質量上説，它的確達到了後來居上的地步。但全書文字，多係抄録舊史，缺乏統貫熔鑄與剪裁，考異也有不甚精詳之處。書中遇有遼、金、元史的人名、地名，都采用清代新譯名，雖新名之下注有舊名，還是給讀者帶來不少紛擾與不便。

1957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續資治通鑑》校點本。

九．國榷

《國榷》，是明末清初談遷撰寫的一部編年體明朝史。

1．作者與編撰

談遷（1593～1657年），原名以訓，字觀若；明亡後改名遷，字孺木。浙江海寧縣（今浙江省海寧縣）人。談遷家境貧困，靠當幕僚、替人辦理文墨事務、代寫應酬文字賺錢謀生。他酷愛讀書，尤喜治史，特别留意於明朝史事。他鑑於《明實録》及諸多著述的記載避諱回護、歪曲失實，便下決心親自動手撰寫一部真實可信的明史。他於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年）開始撰寫，天啟六年（1626年）即已完稿；入清後，談遷又陸續修訂，並增補明末史事，書稿告竣。遺憾的是，不久，書稿於清順治四年（1647年）全部被人竊走。這對談遷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時他已五十多歲，但鋭意不減，毅然決定動手重寫，並進一步廣搜有關資料，用以訂正與補充書稿的内容。此後，又經過數年的艱苦工作，終於再次完成全稿。算來，前後歷時三十餘年。

2．體例與内容

《國榷》正文一百〇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〇八卷。依年、時、月、日之序，記載有明一代的歷史。

談遷是一位有愛國思想的正直史學家。在明亡之後，他胸懷滿腔的亡國之痛，來總結故國興亡的史實，行文較少忌諱。所以，與其他明代史相比，《國榷》有其明顯特點。概括言之，特點主要有四：（一）能够按照史實的本來面目，秉筆直書。如明太祖朱元璋晚年大肆誅殺功臣，《明實録》諱不敢言，只寫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而不記死因；《國榷》卻都一一實寫，揭其真相。又如關於建文帝一朝史事的記載，《明實録》不顧事實，取消建文年號，把建文朝的史事歸於太祖洪武年下；《國榷》肯定建文帝一朝的客觀存在，恢復建文的年號，而且明成祖朱棣在建文期間的名號，“靖難”起兵前稱其“燕王”，起兵後因建文帝下詔削其王號，而直稱其“燕庶人”。（二）特别重視自明神宗萬曆年間至明亡七十餘年的史事，這部分内容的篇幅，約佔全書的三分之一。本來，崇禎朝没有實録，詳記史實有不少困難，作者就搜集邸報等有關史料，撰寫了崇禎朝十七年的史事，多爲他書所不載。（三）如實地記載了建州女真族的情況。明朝後期，涉及建州女真的史實頗多。清初寫明史，這是一大禁區，稍有不慎，就會惹來殺身滅門之禍。所以，這方面的史實，有關史籍大都缺而不載。《國榷》敢於如實記載滿族先世的情況，實在難能可貴。（四）在編纂方法上，此書編年記事，爲編年體。但是，書前四卷，又彙輯有明一代的朝章典制，分爲十二類目，即：大統、開聖、天儷、元潢、各藩、輿屬、勳封、戚畹、直閣、部院、甲第、朝貢等，略仿紀傳體的各志。這在編年史的編纂上，獨具一格。

此書原無刻本，一直以抄本傳世。直到1958年，才由古籍出版社第一次排印出版。

一〇．明通鑑

《明通鑑》，是一部編年體明朝史。清代夏燮撰。

夏燮，字嗛父，號江上蹇叟，安徽當塗縣人。生卒之年不詳，生平事跡也知之甚少。夏燮所撰著，除本書外，尚有《中西紀事》一書。《中西紀事》目録稱魏源爲同年，該書序中自言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任直隸省臨城縣訓導，咸豐十年（1860年）參加兩廣總督曾國藩的幕府。《明通鑑》署名“江西永寧知縣當塗夏燮”，知其或於咸豐十年後就任永寧知縣之職。

明代的編年史，重要者，除本書外，尚有明末清初談遷撰《國榷》、清中後期陳鶴撰《明紀》。《國榷》成書後，在當時爲禁書，未得刊佈，只有幾種傳抄稿本流傳，日久頗多散失，1958年才由古籍出版社第一次排印出版。《國榷》一百〇八卷，近於長編性質，篇幅長，份量大，字數比《明通鑑》多出一倍有餘。《明紀》六十卷，記事上起元朝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韓山童、劉福通等組織農民起義，下至南明桂王永曆十五年即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俘桂王，南明滅亡。書成後，江蘇書局於清同治十年（1971年）刊印行世。民國時期，世界書局出版影印本，中華書局出版《四部備要》排印本。《明紀》叙事扼要，過於簡略，篇幅只有《明通鑑》的十分之四。三書之中，《明通鑑》晚出，作者廣泛搜集明史資料，除依據《明實録》、《清實録》、《明史》、《御批通鑑綱目》、《御批通鑑輯覽》等書外，還參考各種野史、説部與各家文集，並且還將作者不能深信的資料，仿照司馬光撰《通鑑考異》的做法撰成《考異》，分列於各正文之下。《明通鑑》采用《通鑑》體編年史的編纂方法，可以説是比較完備的。加之，《明通鑑》叙事，詳略較爲適當。所以，中華書局在出版《資治通鑑》與《續資治通鑑》的校點本之後，1959年又出版了《明通鑑》的校點本。《明通鑑》於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由江西宜黄官署初刻，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又由湖北官書處重校刊行。中華書局就是依據湖北官書處刻本校點排印的。

《明通鑑》正編九十卷，記朱元璋建明稱帝（1368年）至崇禎帝弔死煤山，明朝滅亡（1644年）事；正編前有《前編》四卷，記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郭子興濠州起義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建明稱帝前事；正編後有《附編》六卷，記明亡後明朝福王在南京稱帝至清兵攻下臺灣事。全書一百卷。

一一．清通鑑

《清通鑑》，是一部編年體清朝史，當今學者戴逸等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横排簡體字，大三十二開平裝本，全二十二册。

編年記事的史書體裁，自《春秋》創始以來，直到明代，代有繼作。有清一代自滅明入關至辛亥滅亡，歷時二百六十八年，如果再加上清入主中原前在東北的活動，則時過三百年。但是，清朝卻至今尚無一本較爲詳盡的《通鑑》體史書。有鑑於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策劃編撰《清通鑑》，以網羅三百年史跡，詳其史實，著其人物，明其典章制度，考其記載異同，述一代盛衰，究世事治亂，示過往教訓，揭歷史規律。本書記載清朝崛起並從興盛走向衰亡的歷史過程，在内容上，舉凡人物的功過是非、事件的前因後果、制度的沿革演變、政策的利弊得失等俱囊括其中；清代三百年又是中國社會由傳統向近代轉變的重要時期，本書尤注意探索和揭示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狀況。因此，除對政治、軍事給以應有的重視之外，對經濟、社會、民族、文化、對外關係等内容也予以足够的關注。

《清通鑑》由戴逸、李文海任主編，郭成康、成崇德、宋富盛任副主編。撰寫人有房德鄰等十二人。

《清通鑑》全書三百卷，前三十二卷記入主中原前史事，後二百六十八卷記入主中原後史事。

除本書外，又有章開沅任主編，饒懷民、嚴昌洪任副主編，十多位專家、學者歷時四年撰寫的《清通鑑》，全四册，嶽麓書社2000年出版。

一二．大唐創業起居注

《大唐創業起居注》，唐初温大雅撰。

温大雅，字彦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縣）人。李淵自太原起事反隋，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入唐，官至禮部尚書，封黎國公。

此書記唐高祖李淵自起事反隋到建唐稱帝的史事。全書共三卷：第一卷記自起事反隋至太原發兵四十八日事，第二卷記自太原發兵至攻克長安一百二十六日事，第三卷記自李淵攝政至建唐稱帝一百八十三日事。此書所記，係作者親身經歷或耳聞目睹之事，屬第一手史料，内容翔實可靠，而與兩《唐書》、《資治通鑑》卻時有違異之説，特别是事涉大郎李建成的地方，後者多功歸二郎李世民一人，此書常大郎、二郎並提，足見它的史料價值。

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大唐創業起居注》校點本。

一三．明實録

《明實録》，是明代歷朝官修編年體史料長編。

明朝實録，共有十五部，二千九百八十四卷。如果不計《崇禎實録》，《明實録》共二千九百五十九卷。《睿宗實録》非記明帝，如果再將其除外，《明實録》共二千九百〇九卷。

明代各朝，都沿循舊制，於嗣帝朝編修前朝實録。但是，明代十六帝，卻只有十四帝有實録。另外二帝，一是建文帝，其事附於《太祖實録》；一是景泰帝，其事附於《英宗實録》。這種破例的做法，是明代宗室内部爭奪皇位鬥爭的反映。實録由嗣君時期編修，實録史料應有原始性與可靠性的突出特點，但因前朝史事多有關涉嗣君者，所以記述事實，取捨資料，常常有意曲護諱飾。即使如此，有時還是不能使嗣君滿意，强令一再改修，不惜歪曲、篡改以至僞造史實，以掩其劣跡。《明實録》中，《太祖實録》始修於建文帝時，永樂年間曾兩次重修，目的爲了掩飾成祖篡奪其侄建文帝皇位的史實。爲此，在實録中不惜否認成祖生母，而認馬皇后爲生母，並在行文中預示太祖原有傳位成祖的意圖。《光宗實録》因閹黨與東林黨的政治鬥爭，也曾改修，可以想見也多有失實之處。但因實録重修之後，舊本即被焚毁，所以被歪曲的史實，後人大都無從得知，只是有一些還可從其他載籍中稍窺其跡。《明實録》中，還有一個特殊情況，就是明世宗爲其父興獻王朱祐杬編修的《睿宗實録》。朱祐杬是憲宗之子，生前封王，死謚興獻。其子朱厚熜在武宗去世後入繼帝位，爲世宗，興獻王被追尊爲獻皇帝，廟號睿宗。世宗爲給其父修實録，專門組織編修班子，讓興獻王府裏的臣僚與太監提供情況，用一年時間，修成《睿宗實録》五十卷，成爲歷代實録體史作的贅疣，一般不把它計入《明實録》的總數之内。

實録不實，是歷代實録的通病，但不能因其有失實之處，就忽視它的重要的史料價值。大凡一朝的詔誥敕令、政務、軍事、經濟及典章制度的置廢、官吏的升遷任罷、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民族關係的演變以及天文、地理、自然災害等各個方面，凡事有可記者，都以發生的時間爲序，不間斷地依次記載下來，成爲纂彙豐富史料的寶庫。在《明實録》中，有關明、清關係史的資料，尤爲珍貴。因爲清初統治者爲了掩蓋其祖先與明朝的隸屬關係，在修《明史》時，凡涉清朝祖先的事跡多隱諱不載，而《明實録》對邊疆少數民族的記載卻大都據實而録，較爲詳備，所以後人考究明末後金的史事，多捨《明史》而用《明實録》。

明代各朝實録修成後，草稿焚毁，定稿抄寫正副兩本，正本存皇史宬，副本存内閣。明代後期，漸有實録抄本流布民間。今傳世《明實録》有數種。北京圖書館藏本，爲當時副本，其中缺熹宗天啟四年十二卷與七年六月一卷，是各本中最完善的。臺灣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用此本顯微膠卷陸續影印，並附有校勘記，還附刊原本所缺《崇禎實録》、《崇禎長編》及一部分皇帝寶訓等，爲今日所見最全之本。南京圖書館藏本，是傳抄本，也附有原本所缺《崇禎實録》，此本文字訛漏較多，1940年影印行世，爲今日通用之本。

1982年，上海影印廠出版中國歷史研究社編《崇禎長編》。

1982年，嶽麓書社出版王夫之撰南明永曆朝紀傳體史《永曆實録》校注本。

一四．清實録

《清實録》，是清代歷朝官修編年體史料長編。

清朝實録，共有十三部。

清在入關以前，歷太祖努爾哈赤與太宗皇太極兩朝。太宗朝，先於天聰九年（1635年）修成《太祖實録圖》，後於崇德元年（1636年）又修成《太祖實録》。《太祖實録圖》乾隆時改名《滿洲實録》。入關以後各朝，都依例於嗣帝朝編修前朝實録。《清實録》從《滿洲實録》算起，到光緒朝《德宗實録》，再加上民國初年清室依實録體撰《宣統政記》，凡十三部，共四千三百八十二卷。

清代各朝實録修成之後，用滿、蒙、漢三種文字各抄寫五份，分存於北京的内廷乾清宫、皇史宬、内閣與瀋陽的崇謨閣。其中内閣實録庫存兩套，其一專供皇帝調閲之用。這些《清實録》抄本，今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遼寧省檔案館，以保存完整、卷帙浩巨著稱。

僞滿時期，曾將《清實録》連同《宣統政紀》一併影印，共成一百二十一帙，一千二百二十册。

1985年至1987年，中華書局精裝全六十册出版《清實録》影印本。

清初實録，即入關前的《太祖實録》、《太宗實録》與入關後順治朝的《世祖實録》，都曾經過改修。這是因爲：一則爲了掩蓋清室祖先原爲明朝在建州的藩屬這一歷史事實，二則爲了掩蓋清初推行的野蠻而殘酷的民族壓迫的弊政，三則爲了適應清室統治集團内部權勢傾軋鬥爭的需要。實録幾經改修，失去了原來面目。清亡後，在故宫與内閣大庫發現改修後被廢置的初纂本《太祖武皇帝實録》、《太祖高皇帝實録》與《太祖實録》，已影印行世，其史料價值遠遠勝過修訂之本。

一五．東華録

《東華録》，是清代史官以實録爲主要材料來源，兼采其他重要資料，在國史館輯録編纂而成的編年體史料長編。其性質，略如實録的簡編。清代國史館設在皇宫東華門内，所以題名《東華録》。

初纂者是蔣良騏。蔣良騏（1723～1789年），字千之，全州（今廣西全州縣）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後任國史館纂修官，得閲實録。他輯録了太祖天命朝、太宗天聰與崇德兩朝、順治朝、康熙朝、雍正朝共五帝六朝的重要史料，記事從滿洲興起的天女傳説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編爲三十二卷，名《東華録》。

續纂者是王先謙。王先謙（1840～1917年），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今湖南省長沙市）人。同治四年（1865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國子祭酒、江蘇學政等。光緒年間任職史館時，依蔣氏《東華録》體例，輯録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實録中的重要史料，編爲二百三十卷，名《東華續録》。另外，王氏“病蔣氏簡略”，於是又重輯蔣氏《東華録》記事時限内的史料，增補加詳，編爲一百九十五卷，與其《東華續録》合稱《九朝東華録》。後來，潘頤福輯成《咸豐朝東華録》六十九卷，王先謙又輯《同治朝東華録》一百卷。以上所輯各本，合稱《十一朝東華録》，共五百九十四卷。此書於光緒十年至十七年（1884～1891年）間，先後以木刻與鉛印本刊印行世。

蔣、王二書，詳略不同。蔣書雖較簡略，但所據實録猶爲乾隆年間最後改定以前的舊本，其中某些部分的史料價值在王書之上。王書記事詳盡，但也有一些清初的重要史料蔣有而王無。二書各有短長，不可偏廢。

宣統元年（1909年），朱壽朋編成《光緒朝東華録》二百二十卷，其内容上接王書，所以又名《東華續録》。此書雖以“東華録”題名，但與蔣、王二氏之書不同，它成書於光緒朝的《德宗實録》之前，是以邸抄、京報與一部分報紙的記載爲主要材料來源，多方搜集光緒一朝的有關史料，輯録編纂而成。資料豐富，内容充實，所收皇帝訓諭及朝臣奏章又多全文録載，材料比後來修成的《德宗實録》多出四分之一，可以説是一個集彙清末重要史料的寶庫。

1958年，中華書局出版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録》的排印斷句本，不列卷數，而改爲以年分段，每年之首加排阿拉伯字碼。

1980年，中華書局出版蔣良騏編《東華録》校點本。

2005年，齊魯書社出版蔣良騏編《東華録》校點本。

2000年，學苑出版社出版兼收蔣、王、朱書的《東華録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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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骨文中“祀”的時間近似“年”。

(2) 乙二五八七。乙，這裏作爲董作賓撰《殷虚文字乙編》的簡稱。

(3) 前二、一五、三。前，這裏作爲羅振玉撰《殷虚書契前編》的簡稱。

(4) 粹八九六。粹，這裏作爲郭沫若撰《殷契粹編》的簡稱。

(5) 《隋書·經籍志》。

(6) 《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小序。

(7) 《朱子年譜》卷一。

(8) 《汲冢書》的發現時間，有三説：（一）《晉書·武帝紀》記載，咸寧五年（279年）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二）《晉書·衛恒傳》録載衛恒撰《四體書勢》文，文中説：“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武帝太康元年，即咸寧五年之次年，爲公元280年。（三）《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以上三説，清代雷學淇撰《竹書紀年義證》辨釋之曰：“竹書發於咸寧五年十月，帝紀之説，録其實也。就官收以後上於帝京時言，故曰太康元年。《束皙傳》云二年，或命官校理之歲也。”雷氏之説，録此備參。

(9)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録》提要。

(10)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三朝北盟會編》提要。

(11) 南宋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自序》。

(12)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三朝北盟會編》提要。

(13)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三朝北盟會編》提要。

第四章　紀事本末史

第一節　紀事本末史概説

紀事本末史體，是以事件爲中心記載史事始末的史書體裁。

紀事本末體史書記載的内容，分門别類，排比組合，條貫歸納爲一個或若干個歷史事件；每一個歷史事件獨自成篇，標以相應的題目，按時間順序記其始末。

上面三句話，第一句説明什麽是紀事本末體，第二、三兩句是對第一句的具體説明。第二、三兩句的説明，又分爲兩層意思：上句説明全書所記内容的組合編排，下句説明每一事件的具體編撰。

一．紀事本末史體的創立

1．紀事本末史體是南宋袁樞編撰《通鑑紀事本末》創立的

據《宋史·袁樞傳》記載：“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别其事而貫通之。”《資治通鑑》是編年體史書，卷帙大，内容多，而且迫於體例所限，一件史事又往往分記在前後的許多年中，讀起來既費時力，又難於對一件史事理出個頭緒。這就促使袁樞别出新意，對《通鑑》内容重新歸納條理，予以改編。袁樞將《通鑑》記事斷限内所記載的重要史事，按歷史年代順序，區别事類，歸納爲若干事題，“每事各詳起訖，自爲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爲首尾”(1)，書名《通鑑紀事本末》。本書創製的體例，稱爲紀事本末體。

2．紀事本末史體是適應史學發展的要求産生的

先秦時期，編年史體獨盛史壇。到了漢代，司馬遷寫《史記》，創立紀傳體。此後，編年、紀傳二體並行於世。它們各有長處，但也各有不可克服的缺點：編年史體以時間爲中心，按年代順序叙述歷史事件。而一件史事，從發生到結束常常要經過幾年或幾十年；如果再進一步探究它的前因、後果，可能需要追溯到百年之前或下延到百年之後。那麽，迫於體例所限，就不得不把一件事情分散地記載在前後幾年、幾十年以至上百年的各卷裏。而這些年代之内，又記載著同時發生的許多史事，翻閲檢索，甚是不便。何況又常常“讀本年所記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來歷；其結果在若干年後者，苦不能得其究竟”(2)。所以，要想瞭解一件史事的全過程，是很不容易的。紀傳史體以人物爲中心，按人立傳，記載立傳人物一生活動中涉及到的史事。而一件史事，往往需要多人才能完成它的全過程，一個人又往往只能經歷它的某一部分。那麽，迫於體例所限，就不得不把一件史事分散地記載在所有經歷此事的人物傳記裏，一個人物的傳記裏又只能記載他所經歷的部分。這樣，一則把完整的事件割裂成了零散的碎片，使人難於睹其全貌；再則同一事件在多人傳中都要記載，難免重複。編年、紀傳二體的這些缺點，一些史家在修撰史書時曾在編纂方法上作過一些改進，但由於體制所限，始終未能有大的突破，所以，長期以來，没能得到妥善解決。

紀事本末體就是適應史學發展的這種客觀要求，突破編年、紀傳二體的藩籬而出現的一種新史體。它以事件爲中心記載史事，既彌補了編年體把一件史事隨其發生、發展的時間分記在前後數卷的缺點，又克服了紀傳體把一件史事分散割裂、重複記載的弊端。清代閔萃祥在《彙刻九朝紀事本末序》中説：“學者欲求一事之本末，原始而要終，則編年者患其前後隔越，紀傳者患在彼此錯陳。袁氏樞有見於此，乃作《通鑑紀事本末》，揭事爲題，聚類而條分，首尾詳備，巨細無遺，一變編年、紀傳之例而實會其通，誠紀事之别格，而史學之捷徑也。”

二．紀事本末史體的學術淵源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在“紀事本末類”小序中説：“凡一書備諸事之本末與一書具一事之本末者”，皆爲紀事本末體。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很早就有了紀事本末體的歷史編纂方法。像中國最古老的史書《尚書》裏的《金縢》、《顧命》等篇，就是“具一事之本末”的篇章。清代章學誠在《方志立三書議》中就曾指出：“若夫紀事本末，其源出於《尚書》。”(3)隋代王劭撰《隋書》八十卷，唐代劉知幾認爲不是編年、紀傳之體(4)，而是采用的“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定其篇目”(5)的編纂體例。此書雖佚，但大致可以推知，應屬於“一書備諸事之本末”一類。唐代像《明皇幸蜀記》記載唐玄宗遭安史之亂出逃四川的始末，《平淮西記》記載唐憲宗時吴元濟據淮西反叛及朝廷平叛的始末，都屬於“一書具一事之本末”一類。至於把“事具本末”作爲一種叙事手段，更是被歷代史家在各種史體中廣泛運用。所以可以説，以事件爲中心的歷史編纂方法並非始自袁樞，而名標“紀事本末”，使以事件爲中心的歷史編纂方法成爲一種獨立的史體出現在史壇上，確是從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開始的。從此，紀事本末體與編年、紀傳二體鼎立史壇，成爲中國古代史學史書編纂的三大體裁之一，對後世的史學發展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三．紀事本末體史書的編撰

紀事本末體的創立，爲歷史編纂學開闢了新的途徑，後世史家紛紛仿效，沿用此體撰寫上接下續之作。上接之作，如清初馬驌撰《繹史》，記事從上古傳説時代到秦朝滅亡；清代高士奇撰《左傳紀事本末》，記春秋時期。下續之作，如明代陳邦瞻撰《宋史紀事本末》與《元史紀事本末》，分記宋、元史事；清末李有棠撰《遼史紀事本末》與《金史紀事本末》，分記遼、金史事；清代張鑑撰《西夏紀事本末》，記西夏史事；清初谷應泰撰《明史紀事本末》，記明代史事；民國初年黄鴻壽撰《清史紀事本末》與錢遹朋撰《清史紀事本末》，都記清代史事。這些紀事本末體史書，在體例上，仿效之中，間有創新，使紀事本末體的編纂方法日趨完善詳備。於是，紀事本末體的史書，有如編年、紀傳二體，也貫通古今，自成體系了。

四．紀事本末史體的缺點

袁樞創紀事本末體，克服了編年體“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紀傳體“或一事而復見數篇，賓主莫辨”的缺點(6)，做到了“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7)。但是，紀事本末體也有它的不足之處。它的最大缺點，是把歷史的錯綜複雜的有機整體，分裂爲一些孤立的歷史事件，使其失去了相互之間的内在聯繫。雖然可爲讀者瞭解某一個歷史事件提供方便，但給讀者瞭解某一時期的歷史全貌帶來了困難。

第二節　紀事本末史主要文獻（上）

本節介紹：一、三代紀事本末。二、繹史。三、左傳紀事本末。四、通鑑紀事本末。五、宋史紀事本末。六、遼史紀事本末。七、金史紀事本末。

一．三代紀事本末

《三代紀事本末》，是當今學者黄中業撰寫的一部記載夏、商、西周三代史事的紀事本末體史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南宋袁樞撰《通鑑紀事本末》，創製紀事本末的史書編纂體裁。此後，史家們撰寫了多種以“紀事本末”命名的斷代與通代紀事本末體史書。只是，春秋以前，雖有清代馬驌用紀事本末體撰寫的《繹史》記載三代至秦史事，但其書不用“紀事本末”題名。作者有鑑於此，撰寫了本書，題名《三代紀事本末》。

《三代紀事本末》自“大禹治水”至“西周封國”共分立六十二目。

本書所用資料，取《史記》與《尚書》、《詩經》等文獻有關篇章的長篇叙事，作爲夏、商、西周三代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的主體史料，以彌補三代史料的零散與不足。本書編撰體例，效仿清代高士奇撰《左傳紀事本末》的做法，正文之後，設“補録”與“按”兩部分。正文，皆用所引文獻的原文，出處注於頁下。補録，補充正文記載簡略者，録取與正文記載相異者。按，是作者對史料來源、史料斷代與真僞所作的説明與判斷，同時發表作者對歷史事件的簡要評論。

二．繹史

《繹史》，是清初馬驌撰寫的紀事本末體先秦與秦朝史。

1．作者

馬驌（1620～1673年），字驄御，一字宛斯，山東鄒平縣（今山東省鄒平縣）人。清代順治十六年（1659年）進士，任淮安府推官，改靈璧縣知縣，卒於官。

馬驌是清初著名史學家，尤精上古三代之史，人稱“馬三代”。

2．體例與内容

《繹史》記載自上古傳説時期到秦代末年的史事，分爲五個部分，立一百六十目。以目爲卷，共一百六十卷。其編排，依次爲：一、太古部分，十卷，自“開闢原始”至“有虞紀”，分立十目。二、夏、商、西周三代部分，二十卷，自“禹平水土”至“周室東遷”，分立二十目。三、春秋部分，七十卷，自“魯隱公攝位”至“春秋遺事”分立七十目。四、戰國至秦部分，五十卷，自“三卿分晉”至“秦亡”，分立五十目。五、外録部分，十卷，自“天官書”至“古今人表”，分立十目。

《繹史》仿袁樞撰《通鑑紀事本末》體例，每記事，各立標題，詳其始末。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把它著録在紀事本末類。在編纂方法上，馬氏博采古籍，凡有關記載，都予徵引，依所徵引材料的先後，排比編纂，並一一注明出處。遇到記有異同的史事，便疏通考辨，務求信實。每事之後，有一篇論斷，闡發作者對歷史人物或事件的看法。另外，外録十篇，“蓋以當諸史之表、志”(8)，在紀事本末體的史籍中别具一格。

此書搜羅資料豐富，並對先秦史料作了一番整理，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2002年，中華書局出版王利器校點本《繹史》。

三．左傳紀事本末

《左傳紀事本末》，是清初高士奇撰寫的紀事本末體春秋史。

1．作者與編撰

高士奇（1645～1704年），字澹人，號江村，浙江錢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屢試不第，因工書法受到康熙帝寵遇，命供奉内廷，授額外翰林院侍講、侍讀，日講起居注官，後官至禮部侍郎。

早在南宋初年，章沖撮取《左傳》記載諸國事跡，仍依魯國十二公之序，排比年月，按内容分類編排，各具首尾，撰《春秋左氏傳事類本末》五卷。高士奇撰《左傳紀事本末》，即以章書爲基礎，擴充而成。

2．體例與内容

《左傳紀事本末》將《左傳》所載史事分國編纂，每一國内以重大事件立目。全書共五十三目，以目爲卷，亦即五十三卷。其編排，依次爲：一、周，四卷。二、魯，十一卷。三、齊，七卷。四、晉，十一卷。五、宋，三卷。六、衛，四卷。七、鄭，四卷。八、楚，四卷。九、吴，三卷。一〇、秦，一卷。一一、列國，一卷。

《左傳紀事本末》在資料的采輯與運用方面，以《左傳》爲主，但不局限於《左傳》，而是同時廣采《公羊傳》、《穀梁傳》、《國語》、《史記》等先秦、兩漢典籍的有關記載，所以内容充實。在資料的運用與編纂方面，以《左傳》的文字爲正文，徵引的其他資料穿插置於各目有關具體史實的正文之後。根據所徵引資料的不同作用，分别稱爲“補逸”、“考異”、“辨誤”、“考證”。據此書凡例的解釋，“三代、秦、漢之書，經、史、諸子，雜出繁多，其與《左氏》相表裏者，皆博取而附載之，謂之‘補逸’；其與《左氏》異同迥别者，並存其説，以備參伍，謂之‘考異’；其有踳駁不倫，傳聞失實者，爲釐辨之，謂之‘辨誤’；其有證據明白，可爲典要者，别而志之，謂之‘考證’”；作者有時“參以管見，聊附臆説，謂之‘發明’”。每目最後，有一篇史論，冠以“臣士奇曰”，概括地介紹該目内容，同時闡發作者的史學觀點。這種編纂方法，在紀事本末體的史籍中，獨具特色。

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左傳紀事本末》校點本。

後來，中華書局將其已出版的各紀事本末體史書的校點本彙編在一起，題名《歷代紀事本末》，精裝，十六開，全二册，於1997年出版，《左傳紀事本末》在第一册。

四．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是南宋袁樞撰寫的紀事本末體戰國至五代史。

1．作者

袁樞（1131～1205年），字機仲，建安（今福建省建甌縣）人。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進士，出任温州判官。乾道九年（1173年）爲嚴州教授，《通鑑紀事本末》大致就是在這時候編纂的。後歷任國史院編修官、大理少卿、國子祭酒、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等職。

2．體例與内容

《通鑑紀事本末》以事件爲中心，區别事類，各爲標題，各詳起訖。依據《資治通鑑》記事斷限，起自韓、趙、魏“三家分晉”，終於五代末後周“世宗征淮南”，把一千三百六十多年的重要史事，按歷史年代順序，歸納爲二百三十九個題目，共四十二卷。就這樣，紀事本末的史書體裁便創造出來，《通鑑紀事本末》成爲中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的歷史著作。

袁氏作爲一名史學家，治史態度是嚴肅的。他在任國史院編修官時，負責編修國史人物傳。北宋末年宰相章惇的家人，以與袁氏同鄉，請其爲作佳傳。他説：“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人歎其“無愧古良史”。但是，他的史學態度是與其維護封建統治的政治立場緊密相聯的。《通鑑紀事本末》的每個題目，都用有一個動詞，其中有些用詞很能反映袁氏的褒貶傾向。如對於封建王朝與鄰國之間的戰爭、漢族統治者與兄弟民族之間的戰爭，多用“平”、“討”、“伐”等字；對於下層民衆的反抗鬥爭，多用“亂”字；對於與袁氏認爲的正統政權並存的政權，多用“據”字；對於反抗朝廷的行爲，多用“叛”、“逆”、“禍”、“亂”等字。袁氏改編《資治通鑑》，把一件史事的所有資料彙纂於同一題目之下，省去讀者不少翻檢之勞。但是，它的取材全據《資治通鑑》，只是《資治通鑑》有關資料的摘抄與重編，並無新資料的增補，所以内容受到《資治通鑑》的局限，所記絶大部分爲政治、軍事問題，經濟方面只有唐史二目，而文化方面未立一目。而且即使《資治通鑑》的資料，也尚有半數以上未被采用，有些是因爲材料過於零碎，無法歸納爲重大問題集中叙述，有些諸如府兵、漕運、土地制度等，都是歷史上的重要問題，《資治通鑑》也有記載，袁書卻没有爲之立目。在《資治通鑑》原書存世的情況下，袁書既不能代替《資治通鑑》，又不可輕易作爲原始史料加以引用。

1964年，中華書局出版《通鑑紀事本末》校點本。

1997年，中華書局出版《歷代紀事本末》校點本，全二册，《通鑑紀事本末》在第一册。

又，1999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民國楊悌撰《通鑑事緯》。本書内容，自《通鑑》記事之始至東晉滅亡，分編二十四卷，以紀事本末體分立事類五百八十五目。

五．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是明朝陳邦瞻撰寫的紀事本末體宋朝史。

1．作者與編撰

陳邦瞻（？～1623年），字德遠，高安（今江西省高安縣）人。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任浙江、福建、河南等省地方官，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廣東巡撫。後爲兵部左侍郎兼户、工二部侍郎，專理軍需。卒於官。其著述，除本書外，還有《元史紀事本末》四卷。

關於此書的編撰，《四庫全書總目》説：“初，禮部侍郎臨朐馮琦，欲仿《通鑑紀事本末》例，論次宋事，分類相比，以續袁樞之書，未就而没。御史南昌劉曰梧得其遺稿，因屬邦瞻增訂成編。大抵本於琦者十之三，出於邦瞻者十之七。”(9)實際上，南京侍御史沉越也用紀事本末體編撰了一部記載宋代史事的史書，名爲《事紀》。馮、沈二書都未完稿。馮稿歸了劉曰梧，沈稿爲徐申所得。劉、徐商定，將馮、沈二稿交陳邦瞻，請其編訂，合爲一書。陳邦瞻經過一年左右時間，全書編成。可知，此書始撰於馮、沈，成編於陳氏。

2．體例與内容

《宋史紀事本末》標立一百〇九目。記事，從宋太祖趙匡胤滅五代後周建宋（960年），到文天祥、謝枋得死而南宋亡（1279年），記載北宋與南宋三百二十年歷史的大概輪廓與重要史實。

《宋史紀事本末》與《通鑑紀事本末》相比，有一個不同，兩個突破。所謂一個不同，就是《通鑑紀事本末》是紀事本末體通史，而此書是斷代史。所謂兩個突破，一是不局限於依據一書。《通鑑紀事本末》的所有資料，全部抄自《資治通鑑》一書，而此書所依據的史籍，主要是《宋史》，另外還參考了宋人王偁撰《東都事略》、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及明人薛應旂撰《宋元資治通鑑》等。取材的史書範圍擴大了。二是不局限於記載政治、軍事方面的史實。《通鑑紀事本末》共二百三十九目，絶大部分是政治、軍事方面的事件，涉及經濟問題的只有唐史二目，水利問題的只有漢史《河決之患》一目，文化方面的未立一目。此書内容所涉及的問題比較廣泛，除政治、軍事方面的内容外，諸如治河、茶鹽、天文、禮樂、學校、科舉、學術思想等各種典章制度、經濟、文化方面的問題，也都立有專目。記載内容的範圍擴大了。

3．版本

《宋史紀事本末》初刻於明代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由劉曰梧、徐申校訂，分二十八卷。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黄起士將此書内容略加合併，改爲十卷，與陳邦瞻撰《元史紀事本末》、袁樞撰《通鑑紀事本末》合刻。明末崇禎年間，江蘇太倉人張溥爲每目作史論，置於每目篇章之後，並且改爲以目爲卷，將原來的二十八卷依目分爲一百〇九卷。這樣，此書從問世到明末，出現了二十八卷本、十卷本、一百〇九卷本等三種本子。入清以後，二十八卷本與十卷本傳本日稀，一百〇九卷本成爲通行本。也就是説，《宋史紀事本末》的清代刊本多用張溥本。

1977年，中華書局出版一百〇九卷本《宋史紀事本末》校點本。

1997年，中華書局出版《歷代紀事本末》校點本，全二册，《宋史紀事本末》在第二册。

六．遼史紀事本末

《遼史紀事本末》，是清末李有棠撰寫的紀事本末體遼朝史。

1．作者與編撰

李有棠，字芾生，江西萍鄉（今江西省萍鄉市）人。生卒之年不詳，江西學政吴士鑑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在向朝廷進呈《遼史紀事本末》與《金史紀事本末》的奏摺中説李有棠“年逾六旬”，由此推知，李有棠當生於道光中期，生活於清朝末年。據《昭萍志略·仕籍志》記載，李有棠“幼補博士弟子員，食廩餼，以優行貢成均就教職，考取八旗官學、漢國子監學，選授峽江訓導。”後家居事親，未再出仕。李有棠淡於榮利，潛心學術，諸經皆有撰述，而尤長於史學，撰有《歷代帝王正閏統總纂》、《怡軒雜著》與《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等書。

《遼史紀事本末》與《金史紀事本末》的撰寫，始於清光緒十年（1884年）。十年稿竣，於光緒十九年自峽江訓導任上寄胞弟仲棠校閲。仲棠因兵事無暇，命諸弟等人勘校付梓。而後，李有棠又繼續增輯資料，潤色審訂，遺者補之，謬者糾之，重付雕印。由此足見李氏治學著述的嚴謹態度與負責精神。

2．體例與内容

《遼史紀事本末》的編排，卷首二篇；正文四十目，以目爲卷，共四十卷；卷末一篇。

《遼史紀事本末》采輯資料，以正史爲主，兼采群籍有關記載。事類四十目的内容編纂，分爲正文、考異兩部分。正文“以正史爲主”，記述歷史事實。徵引的其他資料，“事有異同，詞有詳略”，則“倣裴世期補注《三國志》及胡身之注《通鑑》”之體，“取温公所著《考異》三十卷散入各條”之例，“小注雙行”，分載於各有關具體史實的事目正文之下，“名曰考異”(10)。這種編纂方法，在紀事本末體的史書編纂方面，獨具特色。

本書的“考異”部分，最見作者功力。一則，資料搜集較爲完備，内容充實。李仲棠在光緒十九年撰寫的《校刻遼金紀事本末原叙》中説：“其書以《遼》、《金》二史爲主，而參以新舊《五代史》、《宋史》、《元史》、葉隆禮《契丹國志》、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司馬温公《通鑑》、朱文公《綱目》、李氏燾《續通鑑長編》、徐氏夢莘《北盟會編》、李氏心傳《繫年要録》、商氏輅《續綱目》、陳氏桱《通鑑續編》、王氏宗沐《續通鑑》、薛氏應旂《宋元通鑑》、徐氏乾學《通鑑後編》、畢氏沅《續資治通鑑》等書，以及各家説部、傳記、文集，約百數十種，凡事涉遼、金者，靡不搜采、考證，同異注於下方。”二則，“考異”不僅彙集了豐富資料，提供了研究與解決問題的綫索，而且還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見解，並對一些具體史實進行考訂。

本書的缺點，一是截取史文有的地方有時序之誤，二是“考異”徵引了不少與史文關涉不大或根本無關的資料，三是没有標立有關典章制度的事目。

3．版本

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李栘鄂樓印行《遼史紀事本末》初刊本。經作者增訂後的重刊本，有上海慎記書莊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刊本，廣雅書局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刊本，上海文盛書局宣統二年（1910年）刊本等。

1982年，中華書局出版據重刊本整理的《遼史紀事本末》校點本。

1997年，中華書局出版《歷代紀事本末》校點本，全二册，《遼史紀事本末》在第二册。

七．金史紀事本末

《金史紀事本末》，是清末李有棠撰寫的紀事本末體金朝史。

作者李有棠的情況及《金史紀事本末》的編撰，已於《遼史紀事本末》的“作者與編撰”處介紹。

《金史紀事本末》的編排，卷首二篇；正文五十二目，以目爲卷，共五十二卷；卷末三篇。

本書編纂體例、資料彙集及内容得失、版本情況等，皆與《遼史紀事本末》同，可參閲彼文。

第三節　紀事本末史主要文獻（下）

本節介紹：八、元史紀事本末。九、明史紀事本末。一〇、三藩紀事本末。一一、清史紀事本末。一二、新編中國歷朝紀事本末。

八．元史紀事本末

《元史紀事本末》，是明代陳邦瞻撰寫的紀事本末體元朝史。

陳邦瞻撰《宋史紀事本末》刊行以後，又用一年左右時間，寫成《元史紀事本末》初稿。後經臧懋循訂補，增寫《律令之定》一篇。全書共二十七目，分爲六卷。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黄起士將此書改爲四卷，與《宋史紀事本末》、《通鑑紀事本末》合刻。明末崇禎年間張溥爲此書各目寫了史論，置於各目篇章之後，並改爲以目爲卷，依目分爲二十七卷。

《元史紀事本末》所記内容，較爲簡略。特别是作者把宋亡以前的元初史事，都已寫入《宋史紀事本末》，而朱元璋建明以後的元末史事又認爲應入明史，所以，元初與元末的一些重要史實都没有立目記載，成爲一部缺頭無尾之作。但是，書中對元代的天文曆法、學校科舉、漕運、河渠等重要問題記載較詳，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元史紀事本末》的清代刊本多用張溥本。

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元史紀事本末》校點本。

1997年，中華書局出版《歷代紀事本末》校點本，全二册，《元史紀事本末》在第二册。

九．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是清代谷應泰撰寫的紀事本末體明朝史。

1．作者與編撰

谷應泰（1620～1690年），字賡虞，别號霖蒼，直隸豐潤縣（今河北省豐潤縣）人。清代順治四年（1647年）進士，歷任户部主事、員外郎。順治十三年（1656年），調任提督浙江學政僉事，《明史紀事本末》就是在此時編撰的。

關於本書的編撰，清人有幾種異説：一説本書原爲張岱之書，名《石匱藏書》，谷應泰用五百金購得而據爲己有。一説本書史事部分是《國榷》的作者談遷所作，“後論”則爲杭州秀才陸圻所作。一説本書係請徐倬代寫而成。從有關資料來看，這些説法都不足憑信。谷應泰任學政後，曾延攬一些文人協助他編撰本書，像陸圻、徐倬、張子壇等人都曾做他的幕僚，參加編撰工作。在編撰過程中，博取衆書之長，兼采各家之説，像張岱撰《石匱藏書》、談遷撰《國榷》等記載明代史事的著作，都在參考之列。正因爲如此，本書才得以做到“取材頗備，集衆長以成完本”(11)。由此看來，本書雖不出谷氏一人之手，也決不是竊來之物，而是在谷氏的主持下，由衆人協助編寫而成。

2．體例與内容

《明史紀事本末》標立八十目，以目爲卷，共八十卷。記事，從元順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起兵反元，到明末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自縊於煤山，明朝滅亡，記載明朝二百餘年歷史的大概輪廓與重要史實。

《明史紀事本末》文筆簡明，資料豐富，内容翔實，明代的重要史事大致具備，特别是有關“治亂興衰”的政治事件記載尤詳。如農民的反抗鬥爭，從前期發生在成祖永樂年間的山東唐賽兒起義，到明末全國性大起義，都有專篇記載，計有十五篇之多，約佔全書篇目的五分之一。雖然作者將農民起義稱爲“盜”、“妖”，記載之中也多有歪曲誣衊之詞，但它畢竟爲後人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歷史資料。本書對於修治運河、防禦倭寇以及宦官專權、礦税爲害等問題，也都爲之立目，專篇詳載。本書的編成，比《明史》早八十多年，所以，它並非僅據一書抄撮而成，而是廣采衆書，綜合多種有關明朝史事的資料編撰成書，其記載與《明史》及其他明代史書常有不同，史料價值一向爲史學家所重視。在編纂方法上，每篇叙事之後，附有一篇冠以“谷應泰曰”的史論，以闡發作者的史學觀點，所論間有可取之處。

本書缺點，主要有二：（一）竭力頌揚那些謹守“君臣大義”的所謂“忠臣”、“義士”，專篇載列爲效忠皇帝而死難的人物。（二）在内容上缺載一些重要史實。明代的各項典章制度缺乏記載，鄭和下西洋的事件書中竟然完全没有提到，凡與清廷有關的史事都諱而不載等。

3．補續之作

清代學者針對《明史紀事本末》的缺陷，撰寫了該書的補續之作。

一、《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六卷，作者佚名，或説谷應泰撰。本書專記清朝的興起及其在東北、河北、山東等地與明朝軍隊作戰的情況。標立六目，以目爲卷。

二、《明史紀事本末補編》五卷，清初彭孫貽撰。本書專爲增補谷書所未備。標立五目，以目爲卷。

又，清末倪在田撰《續明紀事本末》十八卷。本書爲谷應泰撰《明史紀事本末》的續作，專記南明史事。標立十八目，以目爲卷。中華書局1977年出版《明史紀事本末》校點本，卷末附載《補遺》、《補編》二書，而未收本書。本書有清代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育英學社鉛印本。

1977年，中華書局出版《明史紀事本末》校點本，卷末附載《補遺》、《補編》二書，二書之後收有“附録”十篇。

1997年，中華書局出版《歷代紀事本末》校點本，全二册，《明史紀事本末》在第二册。

一〇．三藩紀事本末

《三藩紀事本末》，是清代楊陸榮撰寫的紀事本末體南明史。

楊陸榮，字采南，青浦（今江蘇省青浦縣）人。生平事跡不詳。本書之《叙》寫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可知楊氏生活於清朝前期。

1644年春，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圍逼北京城下，崇禎帝自縊煤山，明朝滅亡。一些明朝宗室，在南方繼續打著明朝的旗號，先後建立幾個政權，史稱南明。南明第一個政權，是清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在南京即位的福王朱由崧，年號弘光，次年五月，清軍進入南京，弘光帝被解送北京處死。順治二年閏六月，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即位，年號隆武，次年七月，清軍入閩，俘斬隆武帝。順治三年十一月，桂王朱由榔在肇慶即位，年號永曆，後遷桂林，順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率清軍進入緬甸，俘獲永曆帝，並於次年殺害。此外，還有順治二年閏六月魯王朱以海在紹興建立的監國政權，順治三年十一月唐王朱聿鍵之弟朱聿在廣州建立的政權，順治三年韓王朱本鉝在鄖西建立的政權等。三藩，指弘光、隆武、永曆三個政權。本書分立事目，記載南明三藩政權之建立、滅亡及有關人物、事件之始末。全書四卷，分立二十二目。

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三藩紀事本末》校點本。

1997年，中華書局出版《歷代紀事本末》校點本，全二册，《三藩紀事本末》在第二册。

一一．清史紀事本末

《清史紀事本末》，是當今學者用紀事本末體裁撰寫的清代史，南炳文、白新良主編。上海大學出版社2006出版。

民國初年，黄鴻壽撰《清史紀事本末》八十卷，四十萬言。黄書雖具一定價值，但是，一則，所據資料不够廣泛。其資料依據，主要是《東華録》、一些私家記載及耳聞目睹所及，對於清代各朝的“實録”、宣統時期的“政紀”以及清代國史館編寫的諸臣列傳均未采取，至於清朝留下的大量檔案更是未加利用，這使黄鴻壽撰《清史紀事本末》的史實内容受到很大局限。其二，所立事目過少。清朝二百多年風雲多變的歷史，僅立八十目，顯難全部包羅有清一代的重大事件。編撰者基於以上兩方面的情況，決定組織力量，發凡起例，重新撰寫這部新編《清史紀事本末》。編寫工作自1995年3月開始，至1998年3月全書完稿，歷時三年。新編《清史紀事本末》分編十卷，約三百萬字，記事四百四十八目。其記事範圍，上起清太祖、下迄宣統帝。其涉及領域，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族關係、中外交往等，力求全方位地扼要反映有清一代的歷史面貌，特别是較爲注意記載那些有時代特點、包含有重大經驗教訓的事件。其取材根據，爲清代各朝實録以及清末以來學術界已發現利用過的各種史書、檔案及其他文獻等。記事力求事實準確，觀點鮮明。凡遇學術界有不同意見的問題，則按照編撰者認爲最可信的意見進行編寫，而對不同的説法也根據需要，加以適當的介紹，以存異説。爲便讀者把握要點，每件事的末尾，都寫有三五百字的評論。

一二．新編中國歷朝紀事本末

《新編中國歷朝紀事本末》，是當今學者用紀事本末體裁撰寫的中國古代歷朝史，王連升主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全書分編《先秦卷》（張榮明主編）、《秦漢卷》《王連升主編》、《魏晉南北朝卷》（孫立群主編）、《隋唐卷》（馬俊民、于寶華主編）、《宋遼夏金元卷》（劉洪濤主編）、《明清卷》（杜家驥主編）凡六卷，以卷分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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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通鑑紀事本末》提要。

(2) 梁啟超撰《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章。

(3) 《章學誠遺書》卷十四。

(4) 《史通·古今正史》。

(5) 《史通·六家》。

(6)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通鑑紀事本末》提要。

(7) 《文史通義·書教下》。

(8)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繹史》提要。

(9)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宋史紀事本末》提要。

(10) 以上所引，皆本書《凡例》文。

(11)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明史紀事本末》提要。

第五章　雜史　詔令奏議

第一節　雜史

一．雜史概説

（一）“雜史”類目的設立

“雜史”不是史體，而是書目著録史部圖書的一個類目。“雜史類”是《隋書·經籍志》開始設立的。

什麽是雜史呢？《隋書·經籍志》：“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游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絶》相承以爲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爲《吴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絶，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衆。又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爲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説，迂怪妄誕，真虚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從《隋志》這段文字，可知以下幾點：（一）雜史既不包括編年體史書，也不包括紀傳體史書，都是所謂“非史策之正”者。（二）雜史不是官方史官撰修的正式史書，而是在“史官失其常守”的情況下，博達之士“各記聞見”的私撰之作，所謂“野史者流”(1)。（三）雜史包括“鈔撮舊史，自爲一書”，後世所謂“史鈔類”的史書。（四）記事“迂怪妄誕”的“委巷之説”，也包括在雜史的範圍之内。（五）“雜史類”所著録的以上四種史書，内容“大抵皆帝王之事”，有涉治國之道。

（二）“雜史類”著録圖書範圍的變化

《隋志》之後，各種書目大都設此類目。但因後世史學發展，史書增多，史體創新，史部類目又時有增減分併，所以，“雜史類”著録的圖書範圍有所變化。《宋史·藝文志》創設“史鈔類”，從此史鈔之書從“雜史類”分出，獨自成類。《四庫全書總目》又把“里巷瑣言，稗官所述”歸入子部“小説家類”，這樣，又減少了《隋志》著録的“委巷之説”這類圖書。但是，《四庫全書總目》把“但具一事之始末”的史書著録在“雜史類”中，卻是混淆了與“紀事本末類”的界限。

（三）“雜史類”圖書的特點與價值

“雜史”類目的設立，義取於“雜”。因爲“雜”之爲義，所以無所不包。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説：“蓋載籍既繁，難於條析。義取乎兼包衆體，宏括殊名。”(2)所以，凡是用史部其他類目的史體無法包容的體例撰著的史書，皆著録於“雜史類”，統稱之爲雜史。雜史有以下三個特點：（一）私人著述。（二）體例不一。（三）内容龐雜。概括言之，雜史乃私人異體雜記的史書。這種私人異體雜記的史書，不受官方主導思想的限制，不受編纂體例的約束，内容雜然並陳，記事一般無所顧忌，真實可靠。“雜史類”圖書中雖有少數“收摭鄙細，而通於小説者”(3)，但是，“要期遺聞舊事，足以存掌故，資考證，備讀史者之參稽”(4)。雜史中的豐富内容，記載了大量有價值的史料，它既是正史的重要補充，又可糾正正史記載的謬誤，在史部文獻中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雜史叢書：

1993年，巴蜀書社出版繆鉞、胡昭曦、林萬清主編《中國野史集成》。本叢書全五十一册，收先秦至清末野史著作。

2000年，巴蜀書社出版陳力、段志洪主編《中國野史集成續編》。本叢書全三十册，收先秦至民國初野史著作。

二．雜史主要文獻

介紹四部雜史：（一）逸周書。（二）國語。（三）戰國策。（四）貞觀政要。

（一）逸周書

《逸周書》，是一部記載西周與春秋時期史事的文章彙編性質的史書。

1．書名與編纂

《逸周書》，原名《周書》。後被視爲孔子編纂《尚書》時删餘的逸篇，所以又稱《逸周書》。西晉初年，汲郡古墓出土大批先秦古籍，其中有《周書》，所以此後又有稱它爲《汲冢周書》。《逸周書》各篇的寫作時間，有早有晚。有的是西周作品，有的是戰國學者擬仿周代誥誓辭命之作，還有的出現較晚，當作於秦、漢之際。本書的編纂成書，大概在春秋末到戰國初這段時間，此後又有一些新作之篇被陸續增補進去。

2．體例與内容

《逸周書》的體例，與《尚書》相類似，是記載周代自西周初年至春秋後期史事文章的彙編。《逸周書》的篇數，《漢書·藝文志》著録七十一篇，分編十卷。後亡佚十一篇，今本有文六十篇。

本書是研究周代歷史非常有價值的文獻。《克殷解》記述周武王伐紂滅殷的情況，與《史記·周本紀》的記載完全相符。《世俘解》記載周武王伐紂，滅國九十九，割取敵軍耳朵十七萬七千七百多，俘虜敵軍三十多萬，使六百五十二個方國屈服，這與《尚書·武成》所記武王伐紂，殺傷甚衆，以至“血之流杵”的情景，也相吻合。《孟子》諸書，説武王伐紂是仁義之師，兵不血刃，是經過後世學者理想化了的歷史，“而《逸周書》叙周武王殘暴之狀，或反爲真相”(5)。《度邑》、《作雒》、《明堂》等篇，記載周公東征、營建洛邑等重大戰略措施及周公攝政之事，比《尚書》、《史記》所記爲詳。《芮良夫》記載周厲王殘暴統治的史實，《職方》詳述九州人口、山川、物産，《王會》提供了許多古代民族史的重要資料。本書的學術價值，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

本書的最早注本，是晉代孔晁撰《逸周書注》。今本各篇篇名末字都用一“解”字，就是孔晁作注時所加。孔注本於唐代已有殘缺，今本六十篇中，有孔注者只有四十二篇；另外十八篇（其中一篇是序），只有原文而無孔注，或爲後人用汲冢本所補。

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黄懷信、張懋銘、田旭東撰《逸周書彙校集注》。

（二）國語

《國語》，是一部主要記載春秋時期史事的國别體史書。

1．作者與編撰

《國語》作者，舊傳與《左傳》作者同人，也是左丘明。此説始於司馬遷，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説：“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班固沿循此説，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贊”語中説：“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並在《漢書·藝文志》著録：“《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此後，一般都認爲《國語》爲左丘明所作。但自唐代以後，有人對這種説法提出懷疑。至今，學術界仍無定説。

從《國語》的内容來看，屬於資料彙編性質。這些資料，可能原爲各國史官所記，後經人整理加工，編纂而成《國語》。雖然編纂者是否左丘明尚無定説，但是大約編成於戰國初期卻是今天學術界的一般看法。

2．體例與内容

《國語》是中國第一部國别史。所謂國别史，就是分國記事之史。全書分八國記事：（一）周語。（二）魯語。（三）齊語。（四）晉語。（五）鄭語。（六）楚語。（七）吴語。（八）越語。每國史事，依時間先後順序編排，但前後史事多互不連屬。記事，從西周中期周穆王征伐犬戎，到春秋、戰國之交晉國韓、趙、魏三家滅智氏（前453年），前後約五百餘年。書中有關西周史實記載較少，主要是春秋時期各國的史事，其中以晉事最多，約佔全書一半的篇幅。

《國語》與《左傳》，作者相傳都是左丘明，内容又都是記載春秋時期的史事，所以，漢代就有人將二書作爲姊妹篇看待，稱之《春秋》内外傳，《左傳》爲《春秋内傳》，《國語》爲《春秋外傳》。二書同記春秋史事，但各有特點：（一）《左傳》編年記事，容各國爲一體，時間與史事都前後連貫；《國語》分國記事，而前後史事又大都不相連屬。（二）《左傳》重於記事，詳述史事的過程；《國語》重於記言，詳記有關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言論，通過言論來反映史事。（三）《左傳》在系統叙事方面遠勝於《國語》，《國語》對某些史事的記載卻又遠比《左傳》詳備，可補《左傳》的不足，與《左傳》互爲表裏。

《國語》今見最早注本，是三國吴韋昭撰《國語解》。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國語》校點本，收有韋《注》。

（三）戰國策

《戰國策》，是一部主要記載戰國時期史事的國别體史書。

1．書名與編纂

《戰國策》的内容，多是戰國時期策士們的游説言辭。相傳，這些資料，原爲戰國時期各國史官及策士所輯録，没有統一的編定本，並且名稱繁多，“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西漢末年，劉向校理群書，對其進行整理，將各本的原有材料删除重複，重加編訂，編爲一書，釐定爲三十三篇。劉向認爲本書“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6)，所以定名《戰國策》。

2．體例與内容

《戰國策》的編纂體例，與《國語》同，是一部國别史。“因國别者，略以時次之”(7)，分國記事，各國之事依時間先後順序編排。全書分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十二國，共三十三篇（卷）。記事，上繼《左傳》、《國語》，始於周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晉國韓、趙、魏三家滅智氏，到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陳勝領導的秦末農民大起義爆發之前，記載戰國二百四十五年的歷史。

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社會大變革時期，各種社會勢力之間的鬥爭異常激烈，各國之間的戰爭十分頻繁。面對急劇變革的社會現實，各國統治者或者爲了富國强兵以兼并他國，或者爲了挽救危亡以求取自存，都廣招賢士，以幫助自己治理國家。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相應地産生了許多能言善辯、敢作敢爲的政治活動家，也就是所謂的策謀之士。這些人，整天東奔西走，游説各國諸侯，一旦得意，便馬上飛黄騰達，撈個一官半職。《戰國策》的主要内容，是記載策士們的種種政治活動與游説辭令，從中可以瞭解到策士們游説諸侯時或互相辯論中各自提出的政治主張與鬥爭策略，也可以瞭解到當時各種社會勢力之間鬥爭的情況及長期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作爲一部史書，它是學習與研究戰國歷史的重要文獻。但是，策士們在游説諸侯時爲了説服各國統治者，或在互相辯論中爲了以口辯取勝，引述事實常有誇大、歪曲之處，甚至虚構情節，編造寓言。這個特點，從事史學工作的人應特别注意，以免將這部分内容認虚爲實，誤作信史。

《戰國策》作爲文學作品，文筆生動，語言流暢，對人物的刻劃活靈活現，描述策士們的游説、辯論，無不縱横反復，曲盡其意，堪稱辯論文的典範。《戰國策》是中國古代歷史散文的一部重要作品，在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漢代以後，因社會尊崇儒學，蔑斥縱横家言，所以很少有人著力於《戰國策》的研究，《戰國策》便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逐漸殘缺。到了北宋，曾鞏“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8)。經過曾鞏的校勘補編，本書才得以又恢復原有規模。

《戰國策》的最早注本，是東漢高誘注。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戰國策》校點本。本書以南宋姚宏注本爲底本，將南宋鮑彪注、元代吴師道注及清代黄丕烈撰《戰國策劄記》都彙集書中，書後附有舊序多篇與清人于鬯撰《戰國策年表》、出版者所編《戰國策人名索引》以及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戰國縱横家書》等。

2002年，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王延棟編撰《戰國策詞典》。

（四）貞觀政要

《貞觀政要》，是唐代吴兢撰寫的一部政論性史書。

1．作者與編撰

吴兢（670～749年），汴州浚儀（今河南省開封市）人。武則天時，入史館，編修國史。唐玄宗時，歷官修文館學士、衛尉少卿、左庶子、州刺史、郡太守、王傅等職，封襄垣縣子，繼續參預國史的編修工作。他編撰史書，主張叙事簡要，如實記載史實。他著述很多，流傳至今的只有《貞觀政要》一書。

“貞觀”是唐太宗的年號，共二十三年（627～649年）。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有作爲的皇帝。他從隋朝短暫的盛衰興亡，認識到爲君的不易與人民的力量，認爲必須皇帝勤於政事，大臣廉潔奉公，政府輕徭薄賦，使人民生産有時，衣食有餘，統治才能鞏固，天下方可久安。所以他“動靜必思隋氏，以爲殷鑑”，時常警惕自己重蹈隋朝短命而亡的覆轍。在他統治期間，任賢納諫，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史家譽稱“貞觀之治”。吴兢身歷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數朝，認爲太宗政善法良，“良足可觀”，及至玄宗，已遠不及。他希望玄宗能遵太宗之法，再致貞觀之治。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撰成《貞觀政要》一書，以備統治者們披閲鑑戒。

2．體例與内容

《貞觀政要》分類編撰貞觀年間唐太宗與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的問答、大臣的諍議與奏疏，以及政治上的一些設施等，共四十篇，分編十卷。

書中涉及的問題極爲廣泛，我們從《君道》、《政體》、《任賢》、《納諫》、《仁義》、《孝友》、《儉約》、《謙讓》、《崇儒》、《文史》、《禮樂》、《務農》、《刑法》、《貢賦》、《征伐》、《安邊》等的篇名中，可知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無不包羅其中。它是用新穎的體例，對貞觀之治的歷史經驗，作了系統的總結。與舊、新《唐書》及《資治通鑑》相比較，有關貞觀政事的記載，本書爲詳。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元戈直注明成化刊本《貞觀政要注》的校點本。

第二節　詔令奏議

一．詔令奏議概説

劉勰撰《文心雕龍》，設《詔策》、《章表》、《奏啟》、《議對》四篇，專論帝王對臣下與臣下對帝王之文，於其篇首皆論及其淵源所自與産生情況。

於《詔策》論“詔策”云：皇帝治理天下，其旨意得以傳佈四方，唯靠詔策。黄帝、堯、舜之時，皆謂之“命”。夏、商、周三代，“命”還和在誥（民事）、誓（軍事）之事。至戰國，皆稱“令”。秦國統一天下，建立秦朝，改“命”稱“制”。漢初製定禮儀制度，根據“命”文内容之不同，分定爲四種：一曰策書，用於分封王侯。二曰制書，用於發佈減免刑罰。三曰詔書，用於告知各種官吏。四曰戒敕，用於訓戒州部長官。

於《章表》論“章表”云：堯、舜之時，天子聽政，群臣來朝。群臣口頭陳述事情，天子以辦事功效考察任用群臣。君臣皆在朝廷口頭陳述意見，不靠書寫文辭。顯然，口頭向天子陳述事情，已有章表之意味。至商初，太甲立爲君主，伊尹寫文訓誡之；太甲改過回至亳都，伊尹又寫文讚揚之。由此可見，這時已用撰寫文辭揚善戒惡。周代借鑑前代做法，天子以“策命”封賞諸侯，諸侯口頭答謝。既口頭，又寫文，所以説是“言筆未分”。至戰國，臣下向君主陳述事情，皆稱“上書”。秦朝時，改“書”謂“奏”。漢初製定禮儀制度，根據“上書”内容之不同，分定爲四種：一曰章，用於拜謝主恩。二曰奏，用於揭發檢舉過失罪惡。三曰表，用於陳述與請求事情。四曰議，用於提出與議論不同政見。

於《奏啟》論“奏”云：昔日堯、舜之臣口頭向堯、舜陳述意見。秦、漢之臣上書向皇帝陳述意見，稱“奏”。臣下向皇帝陳述政事，提出典章禮儀建議，報告緊急事故，揭發檢舉過失罪惡，皆謂之“奏”。“奏”之意是“進”，利用文辭進呈欲言之事，使下情上達。秦代始用“奏”名，漢後奏事又稱“上疏”。又論“啟”云：“啟”之意是“開”。漢景帝名啟，故漢無稱“啟”之文辭。至三國魏時，箋記始用“啟聞”，或在奏事最後云“謹啟”。自晉代以來，盛行用“啟”，表奏也多用“啟”名，如陳述政見、議論國事之“啟”已是“奏”之分支，辭讓對爵、拜謝主恩之“啟”亦成“表”之支幹。

於《議對》論“議”云：與人商討謀劃，即謂“議”。“議”之意是“適宜”，探討事情適合情理。昔日管仲曾言，黄帝有在明臺與臣下商議國事之做法，則“議”之來源已爲時久遠。至漢始有“駁議”之名。“駁”之意是“雜”，議論之事非一，紛亂複雜，故謂之“駁”。又論“對”云：一曰“對策”，是接受詔命之提問，按照詔命中提出之問題分析論述，提出見解。一曰“射策”，是按抽取到之題目分析論述，提出見解。所言合理準確，好比射箭正好中的一般。對策、射策兩個名稱雖然不同，但皆“議”之别體。

詔令奏議之淵源上溯上古傳説人物，實難確信。春秋以後的情況及秦漢以來詔令奏議的使用，蓋如勰論。

後世之詔令奏議，流變甚廣，名稱繁多。詔令一類，有詔、命、令、制、敕、誥、册、諭、赦文、教戒、璽書等名。奏議一類，有奏、章、表、議、劾、奏疏、奏章、奏劄、奏狀、奏議、對策、射策、對事等名。雖然名目紛歧，但要之皆是天子對臣下與臣下對天子之言，所以概之以名類，曰詔令奏議。

詔令奏議在文獻目録中設立類目，始於南宋。詔令類，南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録解題》開始立目，在史部。南宋尤袤撰《遂初堂書目》，始設“章奏”類，置於集部，其後陳振孫撰《直齋書録解題》、馬端臨撰《文獻通考·經籍考》因之，且亦皆置集部。《四庫全書總目》將詔令、章奏二類合一，名曰“詔令奏議類”，其下分立詔令、奏議二目，置於史部。詔令奏議，皆針對時政而發，最能反映當時社會的政治風貌，是珍貴的第一手歷史資料，有十分重要的史學價值，《四庫全書總目》將其合類在史部著録，至當。

二．詔令奏議主要文獻

介紹四部詔令，二部奏議，凡六部：（一）唐大詔令集。（二）唐大詔令集補編。（三）宋大詔令集。（四）金大詔令釋注。（五）宋朝諸臣奏議。（六）歷代名臣奏議。

（一）唐大詔令集

《唐大詔令集》，是唐代二百九十年（618～907年）間各帝詔令的彙編。北宋宋敏求在其父宋綬纂輯的基礎上整理成書。

1．作者與編撰

本書由北宋宋綬、宋敏求父子相繼纂輯整理成書。宋綬（991～1040年），字公垂，趙州平棘（今河北省趙縣）人。蔭補太祝。召試中書，遷大理評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復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賜同進士出身。仁宗時，知制誥，翰林學士兼侍讀，同修《真宗實録》、國史。因請仁宗獨對群臣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太后死，召還。明道二年（1033年），拜參知政事。景祐四年（1037年），出知河南府。後復召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宋敏求（1019～1079年），字次道。宋綬子。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年），召試學士院，賜進士第。爲館閣校勘，出簽書集慶軍判官。爲編修官，預修《新唐書》。歷同知太常院、度支判官，出知亳州。英宗治平中，累擢知制誥、判太常寺。坐前後議異，降知絳州。神宗時，因事以本官右諫議大夫奉朝請。加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熟習掌故，著述多種。

關於《唐大詔令集》的編纂，根據宋敏求於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九月所寫《唐大詔令集·序》的概要叙述，《唐大詔令集》的資料主要由宋綬彙輯，未及編次而去世。宋敏求繼父之後，按内容分類編次，釐定十三類，分編一百三十卷，至神宗熙寧三年編定作序。

2．體例與内容

《唐大詔令集》彙輯唐代各帝詔令一千四百六十餘件，按事類編排，分爲十三類，有的類下又立若干子目。共一百三十卷。其類次：（一）帝王。（二）妃嬪。（三）追謚。（四）册謚文。（五）哀册文。（六）皇太子。（七）諸王。（八）公主。（九）郡縣主。（一〇）大臣。（一一）典禮。（一二）政事。（一三）蕃夷。

《唐大詔令集》於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軍事、外交等有關國家大事，無不畢具。由於兩《唐書》、《唐會要》、《册府元龜》等書所載詔令不多，特别是唐代各帝實録除《順宗實録》因載於韓愈文集而尚存世外他皆盡佚，所以，本書所輯唐代各帝詔令成爲瞭解與研究唐代歷史諸方面十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3．傳本

本書自纂輯以來，由宋經元、明至清，向無刻本，只有抄本傳世。清朝末年，浙江吴興縣人張鈞衡於光緒年間始據明抄本刊印行世。民國初年，張鈞衡編輯《適園叢書》，收入本書，作爲叢書第四集。195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斷句繁體排印本。1992年，學林出版社出版横排簡體校點本。

（二）唐大詔令集補編

《唐大詔令集補編》，當今學者李希泌主編，毛華軒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

本書爲補宋代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而作。編纂本書，最基礎的工作是搜輯宋書未收詔令。編者從《舊唐書》、《文苑英華》、《册府元龜》、《唐會要》、《全唐文》等書與部分唐人文集、唐代石刻、唐人墓誌中，收輯《唐大詔令集》未收詔令近五千篇，删去重複，實輯近四千篇，比《唐大詔令集》所收多一倍有餘。

《唐大詔令集補編》體例，大體依照《唐大詔令集》，按事類編排，分爲十四類，類下分二百六十二目，四百二十九子目。共三十四卷。

（三）宋大詔令集

《宋大詔令集》，南宋人稱爲《本朝大詔令》或《皇朝大詔令》，是北宋詔令的彙編，南宋佚名氏編纂。南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録解題》著録本書曰：“《本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寶謨閣直學士豫章李大異伯珍刻於建寧，云紹興間宋宣獻(9)家子孫所編纂也，而不著其名。”至今編者不詳。中華書局1962年校訂斷句排印出版，1997年重印。

《直齋書録解題》説李大異“刻於建寧”，南宋趙希弁撰《郡齋讀書附志》曰“《皇朝大詔令》”於“嘉定三年李大異刻於建寧”。南宋寧宗嘉定三年，爲公元1210年。據陳、趙著録，本書當有刻本，但檢元、明、清書目，不見著録刻本，僅有傳抄本。全書二百四十卷，另有目録二卷。今存世本有殘闕，全書缺佚四十四卷。

《宋大詔令集》收載自太祖建宋至宋徽宗宣和年間的詔令三千八百餘篇。依其内容，分門編排，門下分目，有的門、目下尚分子目甚至子子目，各門、目下所收詔令按時間順序依次排列。全書由於闕佚嚴重，究竟總共多少門、目，今已難知，而今存一百九十六卷，有十七門一百六十七目。今存門次：（一）帝統。（二）太皇太后。（三）皇太后。（四）皇太妃。（五）皇后。（六）妃嬪。（七）皇太子。（八）皇子。（九）親王。（一〇）皇女。（一一）宗室。（一二）宰相。（一三）將帥。（一四）軍職。（一五）武臣。（一六）典禮。（一七）政事。

本書中華書局印本取衆本校核補訂，擇善而從，斷句排印出版。

（四）大金詔令釋注

《大金詔令釋注》，當今學者董克昌主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用簡體字横排形式排印出版。

本書是今人編輯的一部金朝詔令集。編者輯録散見於《金史》、《三朝北盟會編》、《大金集禮》、《高麗史》、《大金弔伐録》、《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大金國志》、《閑閑老人淦水文集》、《周益國文忠公集》、《靖康稗史》、《北行日録》、《祖庭廣記》等二十餘部文獻中的金朝詔令，共得四百九十條，約十五萬字。書的編纂，吸取古人編纂詔令集的經驗，根據詔令内容分設門類，有些門類名稱作了更换，如舊題“恩宥”改爲“寬民”、“四裔”改爲“外事”等。書的内容，由詔令、附録、注、按語四個部分組成。詔令，選用文字較爲準確的本子，文末注明出處。附録，録載一些能幫助理解詔令内容的資料。注，對詔令中涉及的一些人名、地名、難字、難句、成語、歷史典故等予以解釋説明。按語，對每一種詔令的來龍去脈及性質、作用等予以闡釋解説。全書分編十七卷，内容分爲十二門六十九目，有的目下尚分有子目。其門次：（一）帝統。（二）皇太后，與皇后、妃嬪、公主。（三）皇后。（四）妃嬪。（五）公主。（六）皇太子。（七）宗室。（八）典禮。（九）軍事。（一〇）經濟措施。（一一）政事。（一二）外事。

（五）宋朝諸臣奏議

《宋朝諸臣奏議》，是一部北宋的奏議選集，南宋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本書的書名，南宋人稱其爲《皇朝名臣奏議》、《國朝名臣奏議》、《國朝諸臣奏議》等，皇朝、國朝，皆本朝人稱本朝。《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五於史部詔令奏議類著録，書名題爲《諸臣奏議》。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本改用今名。

1．作者與編撰

趙汝愚（1140～1196年），字子直，饒州餘干縣（今江西省餘干縣）人。宋太宗長子趙元佐的七世孫。祖父趙不求任饒州餘干縣監税官，於是便在此安家定居。汝愚於宋孝宗乾道二年中進士第一，歷任秘書省正字、校書郎、著作佐郎。乾道八年（1172年）出任地方官，先後任信州、台州知州與江西轉運判官。淳熙五年（1178年）調回京城臨安，先後任吏部郎中兼太子侍講、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淳熙九年（1182年），又出任地方官，先後任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光宗紹熙二年（1191年）調回朝廷，先後任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紹熙五年（1194年）擁立寧宗即位，任相職。因遭韓侂胄排擠陷害，貶永州，赴貶所途中，於寧宗慶元二年正月在衡州病卒。後賜謚忠定。

趙汝愚編纂《宋朝諸臣奏議》，是出於他對國家治亂問題的關注與認識。他在《進皇朝名臣奏議序》中説：“國家治亂之原，繫乎言路通塞而已。蓋言路既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得以其實上聞。人君以其用捨廢置，罔有不當，故其國無不治。言路不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壅於上聞，雖或聞之，亦莫得其實。人君以之用捨廢置，不得其當，故其國無不亂。”

趙汝愚編纂本朝諸臣奏議，既有對奏議有關國家治亂重要性的認識，又有他經歷中在秘書省任職得以接觸本朝文書資料的有利條件，所以他在《乞進皇朝名臣奏議劄子》中自言，自己“嘗備數三館，獲觀秘府四庫所藏及累朝史氏所載忠臣良士便宜章奏”，經過長期的“收拾編綴”，“篋中所藏殆千餘卷”。有了如此豐厚的資料基礎，而後經過删重遴選，編定一百五十卷。

本書的編纂，“開端於閩郡，奏書於錦城”(10)。從上文所述趙汝愚生平知，他在孝宗淳熙九年至光宗紹熙二年（1182～1191年）十年間，出任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繼而調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正是在這期間，完成了本書的編纂。

2．體例與内容

本書編排，“因事爲目，以類分次”(11)。朱熹聽説後，不以爲然。《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二記載：“趙子直要分門編奏議。先生曰：‘只是逐人編好。’因論舊編《精義》逐人編，自始終有意。今一齊節去，更拆散了，不見其全意矣。”編纂一代奏議，是按事類分編好，還是按人分編好？對此，《四庫全書總目》如此評論：“蓋以人而分，可以綜括生平，盡其人之是非得失，爲論世者計也。以事而分，可以參考古今，盡其事之沿革利弊，爲經世者計也。平心而論，汝愚所見者大矣。”《總目》所評甚是。

《宋朝諸臣奏議》選編北宋一代奏議，收録二百四十一位臣僚的一千六百三十篇奏議，按事類分編十二門。門下分目，十二門共一百一十四目。目下所收奏議，按上奏年月的先後依次編排。全書一百五十卷。其門次：（一）君道。（二）帝系。（三）天道。（四）百官。（五）儒學。（六）禮樂。（七）刑賞。（八）財賦。（九）兵。（一〇）方域。（一一）邊防。（一二）總議。

臣僚奏議，當時人議當時事，因事而發。從内容説，它最具針對性，又最具真實性；從資料説，它最具原始性，又最具可靠性。所以，它最能反映一個時期的政治狀況與社會風貌，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本書所收奏議，有些作者無文集傳世，其奏議其他文獻又未録載，尤其顯出它的珍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編纂的一大特點，就是每篇奏議之後，編者都增寫了上奏時間及上奏人當時官職，有些還簡述了上此奏議的背景以及因上此奏議而産生的後續情況。編者增寫的文字，作爲注文用雙行小字排印在每篇奏議的後面。這些注文資料，更大大地增加了本書所收奏議的史料價值。

《宋朝諸臣奏議》是北宋臣僚奏議的一個選本。趙汝愚選録奏議的標準是什麽呢？我們先來瞭解一下趙汝愚的政治態度。《宋史·趙汝愚傳》：“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趙汝愚《進皇朝名臣奏議序》：“我藝祖開基，累聖嗣業，深仁厚澤，相傳一道。”“逮至王安石爲相，務行新法，違衆自用”，“屏棄忠良，一時殆盡。自是而後，諂諛之風盛而朋黨之禍起矣。”史季温《國朝名臣奏議·跋》：“累朝國論，則淳厚見於立國之初，中正作於慶曆之際，矯激起於熙寧之後。”“夫以先朝名公巨卿，章疏聯篇累牘，未易管窺，然要其大綱，則畏天命也，法祖宗也，恤人言也。而或者乃以三不足之説反之，遂使小人祖述其説以禍天下，始作俑者未嘗不痛恨於荆、舒也。”從以上徵引的資料可知，趙汝愚的政治傾向，是反對王安石新法的，這在本書選録奏議方面有突出體現。司馬光反對王安石新法最爲賣力，是朝廷反對新法的保守派的領袖人物。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太皇太后臨政，起用舊黨，任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相職），司馬光盡罷新法，數月之間，新法鏟革略盡。而在本書中，司馬光一人的奏議就收入一百四十六篇，佔全書收録奏議總數的百分之九。而王安石的奏議僅收録六篇，推行或贊助新法的一些人如吕惠卿、曾布、曾惇等人的奏議皆無一篇收録。二者形成鮮明對比。

3．版本

本書編成後，在南宋兩次刊刻。一是趙汝愚於孝宗淳熙年間在成都編成本書後，即行雕版刊印，是爲蜀刻本。這是本書的最早刻本，可惜無印本傳世。二是理宗淳祐五年（1245年）趙汝愚之孫趙必願在福州“命工刊刻而未就”，而後史季温捐款命福州州學教授朱貔孫“鳩功木之工而墨之”(12)，於淳祐十年（1250年）竣事，是爲閩刻本。這是本書的第二個刻本，傳世的本子皆源於此本；可惜在傳世的諸本中，無一完本，且已不見宋印本，最早的是宋刻元印本，另有宋刻元修明印本、宋刻元明遞修本、明會通館活字本、《四庫全書》本等。

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鄧廣銘的倡儀與主持下，整理校點本書。這個校點本，是《宋朝諸臣奏議》目前最完善的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六）歷代名臣奏議

《歷代名臣奏議》，明代黄淮、楊士奇編。

1．編者

黄淮（1367～1449年），字宗豫，别號介庵，浙江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人。洪武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成祖即位，詔對稱旨，常立御榻左右備顧問，直文淵閣，永樂五年（1407年）進右春坊大學士。永樂十一年（1413年）成祖北巡，命黄淮輔太子留守監國。次年，成祖北征瓦剌還，太子遣使迎稍緩，東宫官屬下詔獄，黄淮繫獄十年。仁宗即位，獲釋復官，歷任通政使、武英殿大學士、少保、户部尚書等職。與楊士奇等俱充修《太宗實録》總裁官。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致仕。著有《省愆集》、《歸田稿》等。

楊士奇（1365～1444年），名寓，字士奇，號東里；以字行。江西泰和（今江西省泰和縣）人。幼年家貧，曾在湖湘江夏等地授徒自給。建文初以薦入翰林，充編纂官，與修《太祖實録》。成祖即位，爲東宫官，後進翰林學士、左春坊大學士。仁宗時，擢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進少傅，兼兵部尚書。與黄淮等俱充修《太宗實録》總裁官。宣宗即位，修《仁宗實録》，仍充總裁官。楊士奇在仁、宣二朝及英宗初年主持内閣，力主停止交阯軍事，屢請蠲免租税，且能知人善任，曲容待人。居官廉能，爲天下最。著有《東里文集》、《文淵閣書目》等。

2．體例與内容

《歷代名臣奏議》，是黄淮、楊士奇在明成祖時擔任東宫官期間根據成祖之命編輯的，永樂十四年（1416年）刊刻。所輯奏議，上自商、周，下迄宋、元，分編六十六門，三百五十卷。《歷代名臣奏議》所收奏議時間長，數量多，可謂古今奏議的淵海。其中收録最多的是宋人奏議，其次是元人奏議，所以對宋、元歷史，更是保存了大量具有原始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面的珍貴史料。

《歷代名臣奏議》的傳本有兩種，一爲明代永樂十四年（1416年）内府刊本，一爲明代崇禎八年（1635年）張溥節録本。1964年，臺灣學生書局據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永樂本影印出版本書。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鄧廣銘藏永樂本影印出版本書，書末附張希清等編《篇名目録》與《作者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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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代焦竑撰《國史經籍志·雜史·序》。

(2)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一“雜史類”小序。

(3) 明代焦竑撰《國史經籍志·雜史·序》。

(4)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一“雜史類”小序。

(5) 梁啟超撰《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與鑑别》。

(6) 劉向撰《戰國策書録》。

(7) 同上。

(8) 宋代曾鞏撰《戰國策校序》。

(9) 宋宣獻，指北宋宋綬，宣獻爲綬謚號。

(10) 南宋史季温撰《國朝名臣奏議跋》。

(11) 趙汝愚撰《乞進皇朝名臣奏議劄子》。

(12) 史季温撰《國朝名臣奏議·跋》。

第六章　傳記

第一節　傳記概説

一．傳記綜述

傳記，是傳人生平述其事跡的史書體裁。這種史書體裁，以人物爲中心，依人生平時序，記其一生事跡。

（一）傳記體的創立

傳記體是司馬遷寫《史記》創立的。

傳記，省“記”則單稱“傳”。以“傳”名書，先秦已有之，是一種對語義重要而又論説簡略的文字進行闡釋解説的文體，闡釋義理者如《易傳》，解説史事者如《左傳》等。傳者，取其“傳述”之義，謂解説道義事理以傳述於人(1)。司馬遷寫《史記》，借“傳”傳述之義用以傳人，於《史記》五體中立“列傳”一體以記述人物生平事跡。從此，傳人生平述其事跡之作也稱作傳；傳者，也取其“傳述”之義，只是傳述的内容爲人的生平事跡(2)。

（二）傳記體的學術淵源與發展

司馬遷寫《史記》創立傳記文體，其學術淵源可追溯久遠。上古以來，就有記録人善惡行跡的傳統，積累了豐富的人物生平事跡資料。司馬遷利用這些資料寫《史記》創傳記文體，正是對此傳統的創造性繼承，並又開闢了一個傳記文體發展的新紀元。

考之文獻，以獨立篇章集中記人生平事跡的作品，出現很早。《詩經·大雅》中，有幾篇描寫周人先祖開國的長篇叙事史詩，每篇集中寫一位或幾位周人先祖的事跡。第一篇《生民》，寫周人始祖后稷一生的主要事跡。周人女始祖姜嫄無夫生子，棄而見異，取養名棄。居有邰，善農藝，號后稷。稼穡有成，祭天祀祖。第二篇《公劉》，寫后稷曾孫公劉治豳事農建國的事跡。公劉自邰遷豳，遷豳之後視察各地，相土宅民，墾田農殖。宗廟成而勞群臣，建房舍而居衆民。第三篇《緜》，寫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治岐事農建國與其孫文王擊退敵人、施德解怨的事跡。古公亶父自豳遷岐之周原，視察地形，營建房舍；劃界修渠，治田農殖。傳至文王，擊退混夷；文王施德，虞、芮二國解怨。第四篇《皇矣》，寫古公亶父、子大伯與王季、孫文王三代的事跡。先寫古父亶父開闢岐山、打退混夷，次寫古公之子大伯、王季兄弟友愛，後寫王季之子文王討密伐崇。第五篇《大明》，寫王季、子文王、孫武王三代的事跡。王季娶妻大任生文王，文王之子武王伐商取得勝利。以上五詩相聯，就是一部周人開國史。五詩皆采用傳記體式，這種體裁，在甲骨文、金文及《尚書》中尚未出現，所以，我們完全可以將其視爲中國傳記作品的源頭。

先秦文獻中，有的有“傳”之名卻無傳人之實，有的有傳人之實卻無“傳”之名。至司馬遷寫《史記》，用“傳”之名傳人生平述人事跡，名、實合一；且寫人物傳記，開篇點明傳主的姓名籍貫，然後記其家世，繼而述其生平事跡及子孫或家族興衰，篇末發表簡短評論，這種整篇結構的統籌佈局，保證了所寫人物的完整性，成爲後世傳記文體篇章結構的基本格局。所以司馬遷的《史記》實爲中國傳記文體的創始之作。

《史記》創製傳記文體，其人物傳記於《史記》中獨立成篇，但非獨自成書。其後不久，劉向編《列女傳》、《列仙傳》，則始有獨自爲書的傳記作品。歷後漢至魏、晉、南北朝，傳記作品盛極一時。隋、唐以降，代有其作。

（三）“傳記”類目的設立

傳記文體的産生與傳記作品的日多，反映到文獻目録學上，南朝梁代阮孝緒撰《七録》，始於著録史書的紀傳録所分十二類中設“雜傳”、“鬼神”二類。《隋書·經籍志》史部分類沿襲《七録》，而併“鬼神”入“雜傳”合爲一類。《新唐書·藝文志》類名爲“雜傳記”，北宋初年所編《崇文總目》類名去“雜”稱“傳記”。此後書目類名，以“傳記”爲常。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下分聖賢、名人、總録、雜録、别録五目。《總目》釋立“總録”之義云：“案，合衆人之事爲一書，亦傳類也。其源出《史記》之《儒林》、《游俠》、《循吏》、《貨殖》、《刺客》諸傳。其别自爲一書，則成於劉向之《列女傳》。《册府元龜》有‘總録’之目，今取以名之。”一些以學術人物爲主記載學術史内容的著作，如南宋朱熹撰《伊雒淵源録》、明代馮從吾撰《元儒考略》、明末清初黄宗羲撰《明儒學案》、清代萬斯同撰《儒林宗派》、清代沈佳撰《明儒言行録》、清代李清馥撰《閩中理學淵源考》等，《總目》皆著録“傳記類”的“總録”目。今從《總目》，學案體學術史著作在“傳記類”介紹。

二．學案

學案，是采用以人物爲中心分立學案的編纂體例、記述學術發展情況的史書體裁。

（一）學案體的創立

學案史體是明末清初黄宗羲撰《明儒學案》創立的。

《明儒學案》綜述明代學術源流，梳理各家學術觀點，按師承淵源將儒學分爲若干派别，稱學案。少數上無師承、下無續傳的儒學名流，彙集衆家，單立學案。每一學案，前有小序，簡介該學派源流及學術概況，然後分述該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每一人物，先立小傳，傳前半爲生平事跡，後半爲編者評析，次録該人物文章或語録，反映其學術思想。全書立十七學案，記學者二百十二人，六十二卷。《明儒學案》基本反映了明代學術思想發展脈絡。

這種采用以人物爲中心分立學案的形式記述學術發展情況的學術史，因其創始之作以“學案”名書，所以稱爲學案體。

（二）學案體的學術淵源

學案體史書，屬於學術史。中國很早就有專述一代學術的歷史記載。《莊子·天下》與西漢司馬談撰《論六家要指》(3)，都是早期論述學術的專文。《莊子·天下》探究先秦諸子學術的學術淵源與産生原因，以諸子各家創始人或主要人物爲代表，將先秦諸子劃分爲六家，即一曰墨翟、禽滑釐，二曰宋鈃、尹文，三曰彭蒙、田駢、慎到，四曰關尹、老聃，五曰莊周，六曰惠施。《論六家要指》根據諸子各家的學術思想，將先秦諸子劃分爲六家，即一曰陰陽家，二曰儒家，三曰墨家，四曰法家，五曰名家，六曰道家。《史記》創製紀傳體，設立《儒林傳》類傳，此後的紀傳體史書沿襲《史記》體例，都有《儒林傳》，記一代儒學名家，成爲紀傳體史書中記述學術的專篇。這些，雖然都是記述學術問題，但是，其内容方面，或是以學派爲主而忽略分述人物，或是以人物爲主而忽略概述源流；其編纂方法，或是單篇論文，或是史書中的篇章，都還不是獨立成書的學術史專著。

學術史專著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朱熹撰《伊洛淵源録》。宋代程顥、程頤兄弟二人，是河南洛陽人，同爲著名理學家周敦頤的弟子，是宋代理學的奠基人。二程曾在河南洛陽、伊川講學多年，弟子甚衆，世稱其學爲伊洛之學。《伊洛淵源録》是一部反映宋代理學學術源流的著作，記述周敦頤以下四十六名宋代理學家的生平言行與師友傳授關係，其中以二程思想記載最詳，並且將一些身列程門而言行無大影響的，也都録載姓名，以備查考。繼此之後出現的一些學術史性質的史書，如明代宋端儀撰《考亭淵源録》、馮從吾撰《元儒考略》、周汝登撰《聖學宗傳》、清初孫奇逢撰《理學宗傳》等，大都是仿效《伊洛淵源録》編撰成書。這些著作，記述的人物範圍不够廣泛，不能反映一個時代的學術全貌，同時也缺乏統一而嚴密的編纂體例。所以，作爲一種記述學術史的獨立史體，顯然還不够完善。

黄宗羲撰《明儒學案》，總括一代儒學名家，網羅詳備，不主一尊；溯源别流，綜述分傳；既使各學派宗旨歷然可見，又使各儒師學術思想條貫分明。總觀全書，一代學術源流，瞭若指掌。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五）》：“著學術史有四個必要的條件：第一，叙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爲去取；第二，叙某家學説，須將其特點提挈出來，令讀者有很明晰的觀念；第三，要忠實傳寫各家真相，勿以主觀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時代和他一生經歷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學案》，總算具備這四個條件。”梁氏認爲：“中國有完善的學術史，自梨洲之著學案始。”

（三）學案體史書的編撰

學案體的創立，爲中國史書編纂學又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對史學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明儒學案》之後，不少學者撰著學案體學術史。主要著作有：由黄宗羲始撰、其子黄百家續作、學者全祖望完成的《宋元學案》；清代江藩撰《國朝漢學師承記》與《國朝宋學淵源記》(4)、唐鑑撰《國朝學案小識》、唐晏撰《兩漢三國學案》；民國初年徐世昌囑其門人夏孫桐等人撰《清儒學案》、陳叔諒等人撰《重編宋元學案》等。民國時期，學者們還編撰了一些子學學案，如郎擎霄撰《孟子學案》、《老子學案》、《莊子學案》及王恩洋撰《荀子學案》、梁啟超撰《墨子學案》等。這樣，學案體史書雖未能貫通古今，卻也能自成體系了。

第二節　傳記主要文獻（上）——年譜

本節介紹：一、中國歷代年譜總録。二、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録。三、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四、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録。五、部分年譜與研究著述簡録。

一．中國歷代年譜總録

《中國歷代年譜總録》，楊殿珣撰，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出版。

本書是一部古今人物年譜。收録之書，凡按年譜體例編制的，不論名爲年譜，還是題爲編年、年表、年紀、述略、繫年等，都包括在内，如《狄青大事年表》、《李清照事跡述略》、《李清照事跡編年》等。著述編年之書，雖與年譜有别，但因可供研究者參考，所以也一併收録，如《蘇洵詩文繫年》、《白石道人詩詞年譜》等。年譜有單行本、叢書本，有的附載於文集中，有的發表在報刊上，還有未經刊印的稿本與抄本，都儘量鈎求，予以收録。

本書分爲年譜目録、待訪年譜簡目、譜主姓名别名索引等三部分，共收録年譜四千四百五十種，譜主二千三百九十六人。收書下限時間爲1993年。

二．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録

《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録》，謝巍撰，中華書局1992年出版。

本書是一部古今人物年譜。收録之書，1983年以前，全國各主要圖書館及文物保管單位收藏中國歷代人物年譜爲主，兼收海外及私人所藏年譜。歷代文獻著録的年譜，也收録譜名，以備參考、查訪。凡與年譜體例相同之書，如年表、年略、歲略、時事略、編年、紀年、繫年等，雖不稱年譜，也予收録。年譜的别體之書，如詩譜、圖譜等，借用詩、畫譜事，也予收録。另外，還録載了評論年譜優劣得失、考證譜主生卒事跡等與年譜有關的文章目録，列入備考項内，以供參考。

本書分爲正編、附編、索引等三部分。正編，按時間順序編排，分爲十一卷，收年譜六千二百五十九種。附編，按類編排，分爲合編年譜、合刊年譜、通譜、齒譜、疑年録及生卒年表、學術年表、大事年表凡七卷内容都較爲簡略。書末有《譜主姓名索引》。

三．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影印出版，精裝十六開本，全二百册。

本書收載1996年以前北京圖書館所藏中國歷代人物的綫裝年譜，計收入年譜一千二百一十二種，記載譜主一千〇十八人。所收年譜的譜主卒年，大體以清朝滅亡的1911年爲下限，個别卒於民國及其以後的傳統文化人士的年譜也酌情收入。凡以年繫譜主事跡之書，其體例、功用與年譜同，如年表、年略、述略、編年、年狀、年紀、行實録、觀聖紀、夢痕録、知非録、言舊録、鴻爪録及詩譜、讀書譜等，皆予收入。另有對年譜考證、注釋之書，也擇要收録，分列於相關年譜之後。所收年譜的編排，以譜主的生卒先後爲序，先生者在前；同年生者，先卒者在前。每種年譜，著録其譜名、卷數、撰者、版本；著録版本，先按年號紀年記其版本年代，次記其版本類型如“刻本”、“抄本”等。

四．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録

《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録》，來新夏編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本書收年譜八百餘種，約一千二百餘卷，記譜主六百八十四人。編排之次，按譜主生卒之年爲序，結合清代各朝人物多少，適當分卷。全書分編六卷。其卷次：（一）收明、清之際人物，即生於明、卒於清者。（二）收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出生的人物。（三）收乾隆朝出生的人物。（四）收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五朝出生而卒於清的人物。（五）收生於清、卒於辛亥革命以後的人物。（六）附録。一是知而未見録。二是索引二種，即譜主索引與譜名索引。

本書收録的年譜，多爲作者所親見。作者在廣搜年譜過程中，每見讀一譜，便寫一篇書録，詳記年譜的諸方面情況。編纂本書時，每譜著録的内容，有如下諸項：（一）譜名。（二）編撰者。（三）刊本。（四）各書對該年譜的著録情況。（五）著録譜主事略，包括譜主姓、名、字、别號、籍貫里居、生卒年、科分、仕歷、榮衰、特長及主要事跡。（六）譜内記有與史事有關的重要資料者，酌情擇要採録。（七）該年譜的編纂情況。（八）收藏單位。

五．部分年譜與研究著述簡録

1、《歷代婦女名人年譜》，張愛芳選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影印出版。本書收漢至近代有代表性的婦女年譜二十六種，其編撰年代自宋朝及於現代。

2、《中國古代名人生卒·歷史大事年譜》，清代吴榮光撰，陳垣校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影印出版。本書爲表譜式歷代名人生卒與大事紀年，起漢高祖劉邦元年（前206年），迄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首列干支紀年，次爲帝王年號紀年，三爲重大歷史事件，最後乃生卒於該年之名人。

3、《中國古代史學家年譜》，張愛芳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影印出版。本書收中國古代史學家年譜四十種。

4、《先秦諸子年譜》，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影印出版。本書收先秦諸子年譜三十六種，譜主十人。

5、《漢晉名人年譜》，國家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影印出版。本書收漢、晉名人年譜四十五種，譜主二十四人。

6、《隋唐五代名人年譜》，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影印出版。本書收年譜五十九種，包括政治家、史學家、詩人、書法家、散文家、僧人等。譜主二十九人。

7、《唐宋八大家年譜》，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影印出版。本書收唐、宋八大家中韓愈、柳宗元、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等七人的年譜二十五種。

8、《宋明理學家年譜》，于浩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影印出版。本書收宋、明理學家年譜四十五種，譜主二十八人。

9、《遼金元名人年譜》，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影印出版。本書收遼、金、元名人年譜二十八種。

10、《明代名人年譜》，于浩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影印出版。本書收明人年譜十種。

11、《浙東學人年譜》，殷夢霞選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影印出版。本書收集吕祖謙、黄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浙東學派代表人物的年譜共計二十六種。

12、《清代人物大事紀年》，朱彭壽撰，朱鼇、宋苓珠整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影印出版。本書共收集約兩萬名清代自中央到地方有影響人物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字、號、籍貫、生辰、科第、官職、恩遇、封爵、著述、卒年、謚號、死因等十多項内容。

13、《清代民國藏書家年譜》，張愛芳、賈貴榮選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影印出版。本書收清代、民國藏書家年譜二十三種。

14、《佛教名人年譜》，殷夢霞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影印出版。本書輯録佛教代表人物年譜十七種。

15、《中國家譜綜合目録》，國家檔案局二處、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編，中華書局1997年出版。

16、《中華譜牒研究》，王鶴鳴撰，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0年出版。

17、《中國年譜辭典》，黄秀文撰，百家出版社1997年出版。本辭典收録中國（包括臺灣、香港、澳門地區）自先秦至當代（1993年底以前）的人物年譜四千一百十五種，涉及譜主二千四百三十一人。

第三節　傳記主要文獻（下）——學案

本節介紹：一、兩漢三國學案。二、宋元學案，附宋元學案補遺。三、明儒學案。四、清儒學案。五、部分傳記、學案著述簡録。

一．兩漢三國學案

《兩漢三國學案》，是一部記述兩漢、三國經學發展情況的學案體學術史，清代唐晏撰。

1．作者與編撰

唐晏（1857～1920年），滿族人，姓瓜爾佳氏，名震鈞，字在廷，自號涉江道人，唐晏是他的漢姓名。唐晏曾任江蘇江都知縣，晚年一度執教於京師大學堂，又曾擔任江寧八旗學堂總辦。他博學多聞，勤於著述，其著作，《兩漢三國學案》外，尚有《八旗人著述存目》一卷、《渤海國志》四卷、《天咫偶聞》十卷、《庚子西行記事》一卷、《陸子新語校注》二卷、《洛陽伽藍記鉤沉》五卷等。

2．體例與内容

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儒家學術高居獨尊地位，儒家經典成爲學人的必讀官書，研治儒家經典，通曉儒家學術，成爲士人進入仕途的主要途徑。所以，學習、研究、傳授儒家經典，成爲漢代學術的主幹。基於漢代學術的這種特點，本書分立十一學案，其中十書一傳，以述儒家經典在漢代的研治、傳承情況。其目次：（一）周易。（二）尚書。（三）詩。（四）禮、樂。（五）春秋。（六）論語、孝經、孟子、爾雅。（七）明經文學列傳。

十書學案，在漢，《周易》、《尚書》、《詩經》、《禮》、《春秋》合稱“五經”。《樂》亡無經，然儒家重樂，禮、樂並稱，故於《禮》下立樂之學案。《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四書，在漢尚未入經，但其地位比其他儒家著作要高，成爲“傳記”，故亦爲之各立學案。最後一個學案是《明經文學列傳》，作者在該學案的小序中説明立此學案的用意云：“余之輯學案，於本傳著傳某經者，則入之某經。其但以明經及文學進身者，則入之此傳；而其博習群經，不名一蓺，及以文章傳後，而其文實本之經術者，亦入焉。於是兩漢、三國之儒大略在是矣。”也就是説，該學案收載三種人：（一）僅以“明經”（而非“傳某經”）及文學提高其社會學術地位或進入仕途者。（二）博習群經而卻不以一經名家者。（三）以文名家而其文宣揚儒學經術者。前面的十書學案再加上列傳學案，使收録人物範圍擴大，凡傳經、明經、文本於經者“大略”皆記載於本書了。每一學案，前有該學案小序，總述該經傳承大要，或者概論該經義旨所在。次爲學案表，依家法分列各家法宗派的傳承人物，不知上承下傳者上冠“不知宗派”之名依各人時序的前後排在表的最後。學案表後，依表列之序，分宗派依次記述人物，記其生平，述其經術，其間時有唐晏加“按”以評之。每一宗派之後有一小結，對該宗派的傳承情況作一簡要總説。記述各宗派之後，記載《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著録該儒家經典的書目與小序。其後，有的學案（《詩》、《禮》、《樂》、《春秋》）有總論，上冠“按”字領起，發表作者對該學案的總體評説。

《兩漢三國學案》的體例與内容，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認識：（一）以書立案，於學案學術史的體例中别創一格。學案内以家法分宗派，以宗派繫人物，綱舉目張，結構嚴謹，層次清晰，源流分明。且記事廣徵博引，資料豐富，以充實的内容揭示了兩漢、三國經學發展的趨勢。這是一部頗具學術價值的學案體著作。（二）“凡例”云：“是書之作，本期明道，故其人之學行無愧孔子徒者，無不備載”，“故事雖取之於史，而其義則必求合於經，必不倍聖門之旨者乃始取之，以繼孔、孟之緒。”全書貫穿著尊經重道、紹續孔、孟儒家學術統緒的思想。與重今文而輕古文、尊魯學而黜齊學的學術傾向。（三）僅叙經術，不及其他，雖抓住了兩漢、三國時期學術發展的主體，但亦不免偏頗之失。

《兩漢三國學案》於民國三年（1914年）寫成，其後即由潮陽鄭氏刊入《龍谿精舍叢書》。1986年，中華書局以《龍谿精舍叢書》本爲底本校點出版。

二．宋元學案（附：宋元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是一部學案體宋、元學術史，明末清初黄宗羲始撰，清代全祖望續補，清代王梓材、馮雲濠校訂編定。

1．作者與編撰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沖，號南雷，又號梨洲，浙江餘姚縣人。其父黄尊素是明末東林黨的名士，明熹宗天啟年間，因彈劾宦官魏忠賢而被殺害。崇禎初年，閹黨失勢，黄宗羲進京爲父伸冤，在公堂錐擊陷害父親的仇人。明亡後，在浙江起兵反清，不久兵敗，被懸賞緝捕，只得隱伏山林。此後，便在家鄉講學著書。清代康熙年間，開明史館，多次被人推薦，都以年老多病爲由拒絶。他學識淵博，尤長史學，而且具有强烈的民族氣節與愛國思想，是明末清初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進步思想家與史學家。黄宗羲一生著作豐富，《明儒學案》是他的史學力作。據全祖望撰《梨洲先生神道碑》，黄宗羲撰《明儒學案》後，晚年始撰《宋元學案》，未及成編而卒。

全祖望（1705～1755年），字紹衣，號謝山，浙江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人。《漢書·地理志》於會稽郡屬縣鄞縣下記載：“鄞，有鮚埼亭。”顔師古注云：“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全祖望家近鮚埼亭，因自號鮚埼亭長，又以之名其集曰《鮚埼亭集》。年十四，補諸生。偶至鄉賢名宦祠，見有當地最早降清的謝三賓、張傑的木主，怒云：“此乃反覆賣主的奸賊，怎能放在這裏？”於是碎其木主投水池中。乾隆元年（1736年）進士，選庶吉士。因觸犯宰臣張廷玉，散館爲知縣。受此挫折，無意仕途，於是歸里不復出。全氏一生，留意搜集文獻資料，特别是明末清初的遺聞軼事。嘗主講蕺山書院與端溪書院，講學授徒，潛心著述。其著述，《宋元學案》外，尚有《七校水經注》、《困學紀聞三箋》、《經史問答》、《漢地志稽疑》、《古今通志年表》及文集《鮚埼亭集》等。據董秉純撰《全謝山先生年譜》，乾隆十一年（1746年），全祖望始補修由黄宗羲始撰的《宋元學案》，此後年年修補，直至乾隆二十年（1756年）全祖望去世未嘗間斷，然猶未能成書。

王梓材（1792～1851年），名梓，初字楚材，後改字梓材，以字行，人稱雘軒先生，鄞縣人。

馮雲濠，字五橋，浙江慈溪（今浙江省慈溪縣）人。與王梓材同時。

《宋元學案》黄宗羲原本無多，經全祖望續補者十居六七。全書由始撰經續補到編定，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本書由黄宗羲晚年始編，但未成書而卒。其後，由黄宗羲季子黄百家（别號耒史）與全祖望先後修補，仍未編定。至道光年間，王梓材、馮雲濠經過數年多方訪求彙輯，依全祖望《序録》所云“百卷”之數，補缺正訛，考訂勘校，删複合編，釐定百卷，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由馮雲濠出資刊刻。此時，上距全祖望去世八十四年、黄宗羲去世一百四十四年。《宋元學案》凝聚幾代人的心血，經歷一百多年，才得以刊刻面世。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書版毁於兵火。又經王梓材對原刊本重爲校訂，校出訛漏甚多，皆予更正，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由何紹基刊刻。今行之本，即何刻本。

2．體例與内容

《宋元學案》一百卷，記載九十一個學案，其中涑水、百源、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翁、水心、滄州諸儒等九學案因篇幅過大而分編爲上、下兩卷，其餘各學案皆一案一卷。每一學案，前面先列一表，譜列該學案案主、學者及師友、弟子的姓名，以明學術源流。表後，分立講友、學侣、同調、門人、私淑、家學、續傳等目，記述人物，記其生平，述其學述。有關遺聞軼事與時人或後人評論，則載之“附録”。

《宋元學案》記述二千多名學者的事跡與學述概況，宋、元重要思想家及其相關資料大多已收羅其中，資料豐富，内容翔實。各學案之前列表詳譜師承與案中細列諸目，使師承關係、地區影響、學術淵源等眉目清晰。清末民初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八部分《清初史學之建設——萬季野、全謝山》中論及《宋元學案》時指出：“拿這書和《明儒學案》比較，其特色最容易看出者：第一，不定一尊。各派各家乃至理學以外之學者，平等看待。第二，不輕下主觀的批評。各家學術爲並時人及後人所批評者，廣搜之以入附録，長短得失，令學者自讀自斷，著者絶少作評語以亂人耳目。第三，注意師友淵源及地方的流别。每案皆先列一表，詳舉其師友及弟子，以明思想淵源所自，又對於地方的關係多所説明，以明學術與環境相互的影響。以上三端，可以説是《宋元學案》比《明儒學案》更進化了。”

本書雖名題《宋元學案》，但其内容主要寫宋，元僅數案而已。百卷巨帙，又歷百餘年的編纂過程，所采資料頗有類似長編失於太繁之處。

本書印本，皆源於清代道光二十六年何紹基刻本，清有光緒五年（1879年）龍汝霖刻本，民國有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與分裝四大册本、世界書局《四朝學案》本。

附：宋元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清代王梓材、馮雲濠編纂。

王、馮在輯校編訂《宋元學案》過程中，翻閲大量文獻，發現很多相關資料，於是輯録彙編，纂爲本書。

本書體例，一如《宋元學案》，且亦釐爲百卷，以與《宋元學案》各卷所記一致。本書比《宋元學案》增多的内容，主要有四：（一）增補人物。（二）增補已有人物的生平、學術資料。（三）增補原無的新標目。（四）增補《宋元儒博考》三卷（其中《宋儒博考》二卷、《元儒博考》一卷），以收其人不可遺而其學無可歸者，附於卷末。

本書彙輯資料十分豐富，大大擴大了《宋元學案》收録人物的範圍，且彙輯資料，“俱用原文”，“並無參雜己語”，尤增加了資料的原始性價值。這些學術特點，從另一方面審視，又成爲受人非議的“博而寡要”、“收録過泛”的缺點。

《宋元學案補遺》於清代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編定，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才刊印了經張壽鏞整理的《宋元學案補遺》，收入《四明叢書》第五集。

2002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清代王梓材、馮雲濠編纂《稿本宋元學案補遺》。

三．明儒學案

《明儒學案》，是明末清初黄宗羲撰寫的一部學案體明代學術史。學案體的創始作。

1．作者黄宗羲

黄宗羲生平事跡，見前《宋元學案》作者介紹。

2．體例與内容

《明儒學案》，綜述有明一代學術。其編纂方法，在辨别學術宗派源流的基礎上，以展示明代學術思想發展的脈絡。全書首載《師説》，未列入卷數之内，簡要介紹方孝孺等二十餘位學者的學術思想，有似全書的緒論。然後，將學有傳承授受關係的學派分立十四學案分别記述，共四十二卷。接著，是諸儒學案，專門記述學無師承無所授受的學者方孝孺等四十二人的生平學術，十五卷。最後五卷，四卷爲東林學案，記東林這一明末重要學派的情況；末卷爲蕺山學案，專記黄宗羲的老師劉宗周（號蕺山）的生平學術。

全書六十二卷，十七學案：（一）崇仁。（二）白沙。（三）河東。（四）三原。（五）姚江。（六）浙中王門。（七）江右王門。（八）南中王門。（九）楚中王門。（一〇）北方王門。（一一）粤閩王門。（一二）止修。（一三）泰州。（一四）甘泉。（一五）諸儒。（一六）東林。（一七）蕺山。每一學案，前有小序，綜述該學派的源流及學術概況，然後依次分述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每一人物，先立小傳，傳的前半部分爲生平事跡，後半部分爲編者評析；次録該人物的文章或者語録，以反映其學術思想。全書共載二百一十二人，基本上囊括了明代學術方面的主要學者，反映了明代學術思想發展的脈絡。從全書學案類目的序列可以看出，黄氏綜括明代的學術思想，前期以吴與弼（崇仁）、薛瑄（河東）、陳獻章（白沙）爲主，中期以王守仁（姚江）爲主，後期以東林學派與劉宗周（蕺山）爲主。其中，極其明顯地突出了王守仁學派在明代學術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中心地位，這較爲符合明朝一代學術思想發展的實際情況。

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明儒學案》校點本。書後附有《人名索引》。

徐定寶撰《黄宗羲評傳》。

四．清儒學案

《清儒學案》，是一部學案體清代學術史，清末民初徐世昌主持編撰。

1．作者與編撰

徐世昌（1855～1939年），字菊人，天津（今天津市）人。光緒十二年（1886年）進士。於清歷任翰林院編修兼國史館、以内閣學士兼練兵處提調、軍機大臣、巡警部尚書、民政部尚書、東三省總督、欽差大臣兼管三省軍事、郵傳部尚書兼津浦路督辦、體仁閣大學士、皇族内閣協理大臣、軍咨大臣等。武昌起義（1911年），清朝滅亡，其後，參與袁世凱的竊國陰謀。民國三年（1914年），任國務卿。七年（1918年）被安福國會選爲總統，十一年（1922年）下臺。晚年居住天津，以賦詩、寫字與編書遣興，編有《清儒學案》、《晚晴簃詩彙》等。

徐世昌晚年居住天津，而在北京專門設置“編書處”進行編書。《清儒學案》的編撰工作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開始，由夏孫桐具體負責纂修事宜。編撰人員，除夏孫桐外，先後有金兆蕃、王式通、朱彭壽、閔爾昌、沉兆奎、傅增湘、曹秉章、陶洙等人。徐世昌所參與的編撰之事，是審閲體例與各卷書稿。歷時十年，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全書編撰完成。

2．體例與内容

《清儒學案》分爲兩部分，一是以學者姓名立的學案，稱“正案”；一稱“諸儒學案”。“正案”之後有“附案”，附載本學派的其他學者。介紹學者情況，内容有二，一是生平，一是著述。全書二百〇八卷，卷一至一九四爲以學者姓名立的學案，卷一九五至二〇八爲諸儒學案。全書列入正案者一百七十九人，附之者九百二十二人，諸儒學案者六十八人。共一千一百六十九人。”

《清儒學案》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完稿後，次年由北京文楷齋刊刻印行。1959年，中國書店出版。

2005年，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儒藏》史部《歷代學案》，由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内收《清儒學案》。

五．部分傳記學案著述簡録

1、《列女傳》與《續列女傳》。《列女傳》七卷，西漢劉向撰。本書分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七目，傳一百〇五人，上起舜二妃，下至戰國末期趙國趙悼后。後有人撰《續列女傳》，記周至東漢女子。至明，又有邵正魁撰《續列女傳》。

2、《列仙傳》，二卷，西漢劉向撰。本書記古代傳説中的仙人自赤松子至元俗凡七十一人。

3、《高士傳》，三卷，西晉皇甫謐撰。

4、《高僧傳》，十四卷，南朝梁代釋慧皎撰。本書分編十門，即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亡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收録自後漢至梁初僧人正傳二百五十七人，附見者也有二百餘人。所記有内地僧人西行求法者，也有西域僧人來内地傳法者。

5、《孔子編年》，五卷，南宋胡舜陟、胡仔父子撰。本書輯録孔子言行，以《論語》爲主，旁及《春秋》三傳、《禮記》、《史記》、《孔子家語》諸書，按年編排，如年譜之體。宋後輯録孔子言行之著述甚夥，諸書相較，以本書爲近古。

6、《名臣言行録》五集七十五卷，前集、後集南宋朱熹撰，續集、别集、外集南宋李幼武補編。五集共收録宋代人物二百二十六人。

7、《伊雒淵源録》，十四卷，朱熹撰。本書記宋代周敦頤以下及程顥、程頤交游門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門而言行無所表現者，也都記其姓名以備考。其後，《宋史》的《道學傳》、《儒林傳》多據本書資料撰寫。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本書始，宋人分道學門户也自本書始。

8、《考亭淵源録》，二十四卷，明代宋端儀撰。本書仿朱熹撰《伊雒淵源録》體例，收録朱熹及其師承淵源與後學門人。首記李侗、胡憲、劉子翬、劉勉之四人以溯朱學師承，繼記朱熹本人生平事跡始末，續記朱熹同時代友人，後記朱熹的弟子門人。本書宋端儀的原撰本後世不傳，世所傳者爲稍晚於宋端儀的明代薛應旂的重修本。

9、《伊雒淵源續録》，六卷，明代謝鐸撰。本書是繼朱熹撰《伊雒淵源録》而作，收録學人二十一人。全書以朱熹爲宗主，其上記羅從彦、李侗等人以明朱學之淵源，其時記張栻、吕祖謙等人以明朱學之友佐，其下記黄幹、何基、王柏等人以明朱學之傳授。

10、《伊雒淵源續録》，二十卷，清代張伯行撰。本書爲訂補宋端儀撰《考亭淵源録》、謝鐸撰《伊雒淵源續録》而作。

11、《名臣碑傳琬琰集》，一百〇七卷，南宋杜大珪撰。所收時限，自北宋之初至南宋初年高宗建炎、紹興時期。分編三集：上集，神道碑；中集，誌銘行狀；下集，别傳等。

12、《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元代蘇天爵撰。本書收録自元初至元仁宗延祐年間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學者凡四十七人。

13、《元儒考略》，四卷，明代馮從吾撰。本書輯諸儒事跡，各爲小傳。大抵以《元史儒學傳》爲主，而旁采志乘附益之。

14、《明儒言行録》，正録十卷，續録二卷，清代沈佳撰。“正録”記七十五人，附見七十四人；“續録”記五十九人，附見九人。

15、《東林列傳》，二十四卷，清代陳鼎撰。本書記明代萬曆年間出現的以顧憲成、高攀龍爲首的東林黨人一百八十餘人，分别立傳記載，叙事頗詳。

16、《儒林宗派》，十六卷，清代萬斯同撰。本書記孔子以下至明末諸儒授受源流，各以時代爲次。上無師承、後無弟子者，則另外附載之。

17、《閩中理學淵源考》，九十二卷，清代李清馥撰。閩中（福建）理學，淵源於二程（程顥、程頤），始傳於游酢、楊時。游酢早卒，弟子無幾，其學無傳。楊時弟子門人衆多，經羅從彦、劉勉之、胡寅、胡宏、陳淵的傳授，南宋初年已發展成爲東南地區最有影響的學派。其後，又經再傳弟子李侗特别是三傳弟子朱熹的發展總結，終於成爲儒學中的大宗。從南宋理宗以後直到明代，程、朱理學一直作爲官方哲學。《閩中理學淵源考》就是記述從楊時至明代閩中理學的發展情況及代表人物。書中先分别流派，某派傳幾人，某人爲某派，一一考察梳理。每人有一小傳，傳末注明所據書目，並以語録、文集中有關論學之語摘録於後，考證詳核。

18、《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清代江藩撰。本書收録清代嘉慶以前漢學家五十七人的生平事跡、師承淵源、著作、學術思想等。

19、《朱子新學案》，錢穆撰，巴蜀書社1986年出版。

20、《清儒學案新編》，楊向奎主編，齊魯書社1985年出版。

21、《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編撰，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

22、《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全六册，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侯俊德編，王德毅增訂，中華書局1988年出版。

23、《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李國玲編纂，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

24、《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全五册，王德毅、李榮材、潘柏澄撰，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初版；又，中華書局1987年出版。

25、《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輯撰，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1965年初版，1978年再版。

26、《叢書人物傳記資料類編·學林卷》，十六册，于浩、杜雲虹、唐桂豔主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影印出版。本卷從《青照堂叢書》、《琳琅秘室叢書》、《皇清經解》、《漢魏叢書》、《昭代叢書》、《榕園叢書》、《函雅堂叢書》等四十餘種叢書中，輯録歷代著名思想家、學者的傳記資料計五十七種，傳主達千餘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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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釋名·釋典藝》：“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經典釋文》於《周易·上經》“傳”字下云：“以傳述爲義。”《漢書·古今人表》“傳曰”句顔師古注：“傳，謂解説經義者也。”

(2) 清代趙翼撰《廿二史劄記》卷一《各史例目異同》：“傳者，傳一人之生平也。”

(3) 載《史記·太史公自序》。

(4) 江氏二書，雖不以“學案”名，實爲學案體，同爲清初學術史專著。

第七章　政書

第一節　政書概説

政書，是以事類爲中心、記載典章制度的史書。

“以事類爲中心”，説的是政書的編纂方法；“記載典章制度”，説的是政書的記載内容。這種史書體裁，今天又稱典制體。

一．“政書”類目的設立

“政書”這個名稱，運用到目録學上，最早見於明代錢溥撰《秘閣書目》。錢氏之前，史部著録此類史書的類目尚無定名。南朝梁代阮孝緒撰《七録》，設立“舊事”類，《隋書·經籍志》因之。《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改稱“故事”。到了清代乾隆年間撰《四庫全書總目》，沿用錢氏類名，稱“政書”，而將過去書目中“故事”、“儀注”、“刑法”三個類目著録的圖書都歸併此類。《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一史部“政書類”小序説：“志藝文者，有‘故事’一類。其間，祖宗創法，奕葉慎守，是爲一朝之故事；後鑑前師，與時損益者，是爲前代之故事。史家著録，大抵前代事也。《隋志》載《漢武故事》，濫及百官；《唐志》載《魏文貞故事》，横牽家傳。循名誤列，義例殊乖。今總核遺文，惟以國政朝章六官所職者入於斯類，以符《周官》故府之遺。至儀注、條格，舊皆别出，然均爲成憲，義可同歸。惟我皇上製作日新，垂謨册府，業已恭登新籍，未可仍襲舊名。考錢溥《秘閣書目》有‘政書’一類，謹據以標目，見綜括古今之意焉。”

政書類的設立，克服了過去循名誤列、同類别出以及只録前事、不登新籍的弊端，使記載古今典制的史書總括於一類之中，是史部分類的一個進步。

二．政書的學術淵源

中國有典制方面的記載，起源很早。司馬遷撰《史記》創紀傳體，内有“八書”。班固寫《漢書》，改“書”稱“志”。“書志”一門，專記禮樂、天文、地理、經濟、職官、兵刑等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及其沿革，猶如各種典制的簡史。探究紀傳體“書志”的學術淵源，可以追溯到《尚書》與“三禮”。《尚書》中的《禹貢》是地理專篇，《洪範》之義即是“大法”，《吕刑》專講刑制。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書教上》説：“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1)中也説：“紀傳體中有書志一門，蓋導源於《尚書》，而旨趣在專紀文物制度。”“三禮”是中國古代記載典章禮儀制度之書，自《史記》以下，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無不取法於它。唐代劉知幾撰《史通·書志》：“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别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

政書淵源於上古，上承於書志，但是，作爲一種體例完善的史書體裁，則是到了唐代才正式確立。

三．政書的産生與類别

（一）典制通史

政書中，有綜述歷代典章制度的，是爲典制通史。

1．典制通史是適應史學發展的要求産生的

（1）史書編纂學的需要

人類社會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向前發展的，今天是昨天的延續，又是明天的先導。歷史的連續性，在典章制度的沿革上表現得至爲明顯。下代因承上代之制而加以損益，使之成爲當代之制。歷代如此。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序》中説：“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所以，典制“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典制貴在會通古今，明其沿革。紀傳體史書的書志一門專述典制，但因自《漢書》以後，都是斷代史，記事斷代爲限，使得各種制度上繼下續的因承損益關係原委不明。況且有的紀傳體史書本缺書志，典制失載，更無法明瞭一代典制的情況。史書作爲人類以往行跡的記録，不僅應該縱横的方面反映人類社會在某個階段的狀況，而且應該從縱的方面反映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進程，使後人得以瞭解它的因革變化。典制，歷代上下相因，但卻無記載會通古今的典制之書，這種狀況，就使得編撰典制通史，統括歷代典制，綜述其因承淵源與演變發展情況，被提上史書編纂學的日程。

（2）時代的要求

從漢末至隋初，中國政治分裂長達二百多年。其間，政權更迭，律令不一，典章異制。唐代出現大一統的政治局面，統治階級十分重視制定統一的政治、經濟、法律與禮儀等典制規範。所以，對歷代典制的沿革加以考察，進行總結，以作爲當今統治的借鑑，已成爲時代的要求。

2．典制通史創始於唐代杜佑撰《通典》

杜佑，生活於唐代中期。杜佑之前，曾有學者劉秩於唐玄宗開元末年撰《政典》三十五卷。《舊唐書·杜佑傳》：“初，開元末，劉秩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爲時賢稱賞，房琯以爲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爲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由此可知，杜佑撰《通典》，是在劉秩撰《政典》的基礎上加以擴充增補而寫成的。《政典》雖已久佚不存，但從史書編纂學來説，它對典制通史體例的草創之功是應該肯定的。杜氏《通典》，記載歷代典制，上起上古傳説人物黄帝，下至唐玄宗天寶年間，肅宗、代宗以後的制度變革亦間有附載。全書將歷代典制分爲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九門，每門又分若干目，有的目下再分若干子目。每目皆標有目名，其下以朝代先後爲序，依次記述歷代之制。每一朝代，又以時間爲序，記載這一典制的沿革變遷。有的門、目中，還編入了前人的有關論議，並用説、議、評等形式發表編者自己的主張與見解。《通典》統括歷代各種典制於一書之中，分類編述，而每一典制都條貫古今，溯源明流。這樣完善的編纂體例，爲中國的典制通史開創了先例，成爲中國政書體的第一部典制通史。

3．典制通史的編撰與“十通”

（1）三通

《通典》之後，繼作之書接踵不斷。南宋初年，鄭樵撰《通志》，是一部紀傳體通史，記事上起上古傳説時代，下終唐代。其中“書志”稱“略”，共二十略，即：食貨、選舉、職官、禮、謚、器服、樂、刑法、藝文、圖譜、金石、校讎、氏族、六書、七音、天文、災祥、昆蟲草木、地理、都邑。“二十略”是《通志》的精華部分，其性質與《通典》相近，實爲各種典制的簡編通史。宋末元初，馬端臨仿效《通典》體例撰《文獻通考》，記事始於上古傳説時代，下至南宋寧宗時期，分爲二十四門，即：田賦、錢幣、户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輿地、四裔。《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出現的又一部典制通史專著。

《通典》、《通志·二十略》與《文獻通考》，是典制通史的代表作，又都用“通”字名書，所以，後人合稱“三通”。

（2）“三通”續作與“九通”、“十通”

以“續”字名書的“三通”續作，最早爲北宋宋白撰《續通典》二百卷，因未刊刻，所以早已亡佚不存。到明代，王圻撰《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四卷，記事始於宋寧宗時期，下至明代萬曆年間。清代撰《續文獻通考》時，從王書中抄襲了不少材料，但是，《四庫全書總目》卻極力貶低它，將其著録於“類書類”存目中，並斥其“體例糅雜，顛舛叢生，遂使數典之書，變爲兔園之策”(2)。所以，有清一代未曾刊刻，今有明代萬曆年間刊本行世。

清代乾隆年間，詔修“續三通”，原計劃上起時間各接“三通”之下終時限，下終時間皆至清代；後來，將清代内容分出，自成三書。從乾隆十二年（1747年）開始，歷時四十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續三通”（《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與“清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獻通考》）先後撰成。修成的“續三通”，記事上起時間各接“三通”的下終時間，下終時間皆至明末；“清三通”記事起訖時間，都是自清初至乾隆時期。其中，《續通志》仍用紀傳體例，而《清通志》僅存“略”體而已。

清代官修“六通”（“續三通”與“清三通”），與“三通”合稱“九通”。

民國初年，劉錦藻撰《清朝續文獻通考》，記事始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下至宣統三年（1911年）清帝遜位，清朝滅亡，是《清文獻通考》的續編。

劉書與“九通”合編，於是又有了“十通”的名稱。

（3）“十通”總説

先説體例。“十通”之中，記述清代典制之書，實非統括數代於一書的通史，但是，因其都是“三通”的續作，體例又宗效《通典》，所以，人們一向把它們作爲與“三通”同一體例的史書看待。這樣，由《通典》創始的典制通史體的史書，上起上古傳説時期的黄帝，下至清末，構成了貫通古今的獨立體系。

再説内容。“十通”是政書體典制通史的一套大叢書。雖然正、續各書之間，常有材料互出、内容重複之弊（尤以清代官修“六通”爲甚），但是，它分門别類地爲後人保存了大量有價值的史料，猶如典制之府庫，掌故之都市，實爲瞭解與研究中國古代歷代典制不可或缺的一套政書文獻。

（4）研究“十通”的著述

2004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賈貴榮輯《九通拾補》，是一部研究考訂校補“十通”的叢書，收清人著作十四種。

（二）典制斷代史

政書中，有記述一代典章制度的，是爲典制斷代史。

這裏，主要介紹會要、會典二體。

1．會要

會要體，是按典制類别分類編次一代典制及與典制有關史事的史書體裁。

（1）會要體創始於唐代蘇冕始撰、宋初王溥最後撰成的《唐會要》

據《舊唐書·蘇弁傳》：“冕纘國朝政事，撰《會要》四十卷，行於時。”蘇書撰於唐德宗時，記自唐初高祖至德宗歷朝典制及相關行事。唐宣宗時，又命崔鉉監修、楊紹復等編次德宗以後事，撰成《續會要》四十卷。北宋初年，王溥在蘇、崔二書的基礎上，再續唐宣宗以後事直至唐末，分爲帝系、禮、樂、學校、宗教、選舉、職官、民政、封建、曆數、災異、刑法、食貨、輿服、四裔等十五類，五百一十四目(3)，共一百卷，名爲《新編唐會要》，後世省稱《唐會要》。這是專記一代典制的會要體史書的第一部，創始於蘇冕，由王溥最後完成。

王溥在完成《唐會要》的同時，又撰《五代會要》三十卷。

（2）會要體史書的編撰

會要體史書的編撰，有兩種情況：

一是編修當代會要。宋代對會要的編撰非常重視，不僅納入官修的範圍，而且還設立專門機構“會要所”主司其事。總計所修，據《宋史·藝文志》著録，共十部，二千一百九十八卷。宋代所修本朝會要，至明皆毁於火。清代學者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所録載的《宋會要》之文，共得五、六百卷。後經輾轉整理，成今本《宋會要輯稿》，全書分爲帝系、后妃、樂、禮、輿服、儀制、瑞異、運曆、崇儒、職官、選舉、食貨、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釋等十七門類，共三百六十六卷。元代文宗時期，編修元會要，名爲《皇朝經世大典》（後世稱《元經世大典》），全書分爲帝號、帝訓、帝制、帝系、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等十個門類，共八百八十卷。可惜本書已於明後亡失。

二是補撰前代會要。借據已成之書提供的史料，補撰前代會要，始於南宋徐天麟。徐氏先成《西漢會要》七十卷，後成《東漢會要》四十卷。明代末年，董説撰《七國考》十四卷，“略如會要之體”(4)，實爲戰國會要。到了清代，補撰前代會要甚多，主要有姚彦渠撰《春秋會要》四卷、孫楷撰《秦會要》二十六卷、楊晨撰《三國會要》二十二卷、龍文彬撰《明會要》八十卷與朱銘盤撰《晉會要》、《南朝宋會要》、《南朝齊會要》、《南朝梁會要》、《南朝陳會要》(5)等。

這樣，會要體史書，從春秋到明末，也形成一個上下貫通的獨立體系。

（3）會要體史書的價值

會要體史書，保存了大量史料，但各書的價值卻不盡相同。一般説來，凡當代人編修的當代會要，都成書於正史之前，又多有正史未載的史實，所以，大都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凡借據已成之書提供的材料補撰的前代會要，大都没有什麽史料價值，但也不能一概而論，因爲這些補撰會要雖然主要依據正史，而也從經傳、諸子、文集等各種典籍中廣搜博采，將散見於正史與其他典籍中的有關一代典制的零碎史料，彙輯於一書，分類編纂，使各種典制“損益廢置之序，離合因革之原，不待廣詢博考，一開卷而盡見”(6)。這爲後人提供了極大方便，所以，頗有使用價值。

2．會典

會典體，是采用設官分職的分類編纂體例，將一代典制分别記於各有關官衙之下的史書體裁。

會典體史書記載的内容，多是皇帝的訓誥敕旨、各官衙的政令法律以及具有律令性質的辦事成例，是當時有關典制的原始檔的彙編，很少叙及歷史事實。

（1）會典體的創始與編撰

會典體創始於唐玄宗時官修《唐六典》。如果究其體例淵源，可以上溯到《周禮》。《周禮》是中國古代一部設官分職的政典，全書分爲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個部分。每官都先叙官名、爵秩、屬佐，然後分叙各自的職掌。唐玄宗時期官修的《唐六典》，就是仿照《周禮》體例編撰的一部官制專著。《唐六典》以唐代開元時期内外官制建置爲目，列其官職、屬佐，叙其品秩、職掌，追溯諸官職的歷代置廢沿革，其中收載不少唐代前期的詔敕政令，記載了豐富的典制資料，都分别繫於各有關官衙之下。這種編纂方法，創制了以設官分職爲綱記述一代典制的史書體裁。到了明、清時期，用這種體裁編撰的史書稱爲“會典”，所以，我們稱之爲會典體。

《唐六典》之後，重要的會典體史書有《元典章》、《明會典》、《清會典》等。《元典章》，記載元世祖至元英宗時期的典制。《明會典》，曾編修多次。初修於明孝宗弘治時期，成書一百八十卷；世宗嘉靖時期續修，續修本未及刊行；神宗萬曆時期重修，成書二百二十八卷。重修本《明會典》的體例大要，以六部爲綱，詳載皇帝訓誥、禮律政令及歷年行事成例。全書内容，文職衙門二百二十六卷，首列宗人府，下依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六科與各寺、府、監、司等爲序；武職衙門僅二卷，記述五軍都督府及各衛等。《清會典》，先後五次官修。康熙時始修，成書一百六十二卷。雍正時續修，成書二百五十卷。乾隆時第三次編修，始將典、例分纂，一爲“會典”，一爲“則例”，“一具政令之大綱，一備沿革之細目”(7)，各自成書，修成《大清會典》一百卷、《大清會典則例》一百八十卷。此後，又經嘉慶、光緒兩朝續修。嘉慶時續修，除依乾隆時編修體例撰成“會典”八十卷、“則例”九百二十卷外，又將某些能以圖示的類目（如禮部的儀式、祭器、鹵簿，户部的輿圖，欽天監的天體圖等）繪圖成編，增撰“會典圖”一百三十二卷。光緒時續修，一仍嘉慶本體例，撰成“會典”一百卷、“則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圖”二百七十卷。這樣，一代會典，編成三書，互爲經緯，相輔並行，使會典體的編纂方法達到完善詳備的程度。清代五修會典，各本所分門類大致相同。以光緒本爲例，首列宗人府，其下爲内閣、軍機處、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各寺監、八旗都統、内務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其中，只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因是清代後期才增設的官署，爲會典中後增類目，其他門類大都一仍舊式。

（2）會典體史書的價值

會典體典制斷代史，基本上屬於當時有關典制原始檔的彙編。編撰目的，是使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致廢馳，作爲各級官吏處理政事的依據。所以，不論是詔旨政令，還是行事成例，都原文抄録，保留原貌，而不加增損修飾。《四庫全書總目》指出：“蓋一朝之會典，即記一朝之故事。故事之所有，不能删而不書；故事之所無，亦不能飾而虚載；故事有善有不善，亦不能有所點竄變易。”(8)會典體編纂材料的這一特點，使其保存了豐富的第一手珍貴史料，其史料價值遠爲那些對原始材料進行綜合概括後而撰成的史書所不及。而且，一代典章時制，分隸於各有關官衙之下，釐然具備，甚便檢閲使用。

第二節　政書主要文獻

本節介紹：一、通典。二、通志。三、文獻通考。

一．通典

《通典》，是唐代杜佑撰寫的一部典制通史。

1．作者與編撰

杜佑（735～812年），字君卿，京兆萬年縣（今陝西省長安縣）人。出生顯宦家，初以蔭入仕，歷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六朝，累官江西青苗使、御史中丞、水陸轉運使、户部侍郎、嶺南節度使、淮南節度使、禮部尚書、司徒、同平章事等職，封岐國公。一生爲官，而“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爲己任”，“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9)。對歷代與唐朝典章制度及其優劣利弊頗爲熟悉，是唐朝中期著名政治家與史學家。

杜佑撰《通典》前，《史通》作者劉知幾子劉秩已撰《政典》三十五卷。《通典》是在《政典》基礎上，增補内容，擴充而成。《舊唐書·杜佑傳》：“初，開元末，劉秩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爲時賢稱賞，房琯以爲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爲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杜佑撰《通典》的材料來源，唐代以前部分，主要是將紀傳體各史書志加以條理而系統編纂，同時廣采經、史、子、集各部文獻所記有關資料；唐代部分，主要取自實録、國史、政府檔案等，同時又有作者耳聞目睹，親身經歷。所以，《通典》内容豐富，唐代部分尤爲充實。代宗大曆元年（766年）始撰，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成書，歷時三十六年。作者爲撰寫本書花費的心血，由此可以想見。

2．體例與内容

《通典》是中國第一部記載歷代典章制度的典制體通史。記事時間，始於上古傳説人物黄帝，下至唐玄宗天寶年間，肅宗、代宗以至德宗時期的制度變革亦間有附載。全書將歷代典制分爲九門，共二百卷。其門次：（一）食貨。（二）選舉。（三）職官。（四）禮。（五）樂。（六）兵。（七）刑。（八）州郡。（九）邊防。每門内分爲若干目，有的目下再分若干子目。每目都標有目名，目名之後以朝代先後爲序，依次記載歷代之制。每一朝代，又以時間爲序，依次記載這一典制的沿革變遷。有的門、目中，還編入了前人的有關論述，並用“説”、“議”、“評”等形式發表編撰者自己的主張與見解。《通典》統括歷代各種典制於一書，分類撰述，而每一典制都條貫古今，溯源明流。這樣完善的編纂體例，爲典制通史開創了先例。

《通典》在史學上取得突出成就，在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首先，《通典》創立典制體通史的史書體裁，在歷史編纂學上有創始之功。其次，全書門類的編排，以食貨爲首，在《食貨門》中又以“田制”爲先。經濟制度被放在各種典章制度的首位，土地佔有關係又被作爲各種經濟結構中最根本的制度，表明作者認識到社會經濟對於社會政治制度與倫理道德的影響，反映出作者卓越的社會經濟思想。第三，杜佑認爲，歷史是前進的，社會是發展的，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後世勝過前世。他反對美化上古傳説中的三皇、五帝時期與夏、商、周三代爲昌榮盛世，提出“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10)，稱讚“漢、隋、大唐，海内統一，人户滋殖，三代莫儔”(11)。這些觀戰，頗有見地。第四，重人事，輕天命，不記荒誕無稽的事情，未立陰陽五行的門類。第五，《通典》資料豐富，保存了大量有關歷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史料。特别是所引之書不少已經散佚，《通典》成爲史料輯佚與校勘的重要依據。

《通典》的缺點，主要有三：（一）杜佑從維護封建禮教的觀點出發，記載禮的篇幅佔全書的一半，《禮門》一百卷之多，分細目一千個左右，使全書詳略失當。（二）《兵門》只記兵法，不載兵制。杜佑將歷代戰爭的實例，分類歸納，分别標以相應的題目，概要叙述它們的成敗經驗。從軍事的角度看，有其特殊的意義。但是，不記歷代兵制沿革，與全書體例不合。（三）重視經濟、政治，忽視文化學術，未設“藝文”門類。

《通典》的通行本，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萬有文庫”的“十通”合刊本，中華書局曾據之影印。

1988年，中華書局出版《通典》校點本。

郭鋒撰《杜佑評傳》。

二．通志

《通志》，是南宋鄭樵撰寫的一部紀傳體通史。

1．作者

鄭樵（1103～1161年），字漁仲，興化軍莆田縣（今福建省莆田縣）人。早年居夾漈山（今莆田縣西北西岩），謝絶人事，讀書著述，並“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12)。時達三十年，人稱夾漈先生。高宗紹興十九年（1149年），向朝廷進呈他的部分著作。後由人薦，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不久，因受人彈劾，改監潭州南嶽廟。晚年專心編撰《通志》，書成進呈，授樞密院編修官。鄭樵一生著述宏富，多達八十餘種，今存者除《通志》外，還有《夾漈遺稿》、《爾雅注》等數種。

2．體例與内容

《通志》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體例，分六部分：本紀、譜、略、世家、列傳、載記，共二百卷。記事時間，各部分不同：本紀、譜始於上古傳説人物三皇，下至隋代；略始於上古傳説時期，下至唐代，其中《都邑略》序文論及宋事；世家只記周代諸侯；列傳始於春秋，下至隋代；載記只記東晉、南北朝時期東晉與宋、齊、梁、陳以外而建立在各地的政權。

《通志》的紀、傳、世家、載記，大都襲用前史舊文，删節連綴而成。譜即前史“表”，内容頗簡略。略即前史“志”。所以稱“略”，取其概略之義，表示只是舉其大綱。共有二十略：（一）氏族。（二）六書。（三）七音。（四）天文。（五）地理。（六）都邑。（七）禮。（八）謚。（九）器服。（一〇）樂。（一一）職官。（一二）選舉。（一三）刑法。（一四）食貨。（一五）藝文。（一六）校讎。（一七）圖譜。（一八）金石。（一九）災祥。（二〇）昆蟲草木。作者對“二十略”用力最深，多發前人未發之論，爲全書精華，且所記歷代典章制度沿革，實爲各種典制簡編通史，其性質與《通典》、《文獻通考》相近，而三書又都用“通”字命名，後人合稱“三通”。

從《通志》可探知鄭樵史學思想與治學精神。首先，提出“會通”主張。他説：“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13)爲説明“會通”之義，他還用百川會海、萬國通夏作比，他説：“百川異趨，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14)從歷史編纂學説，所謂會，就是縱横的方面會集天下書所記事爲一書；所謂通，就是從縱的方面貫通古今事爲一書。所以他讚譽通史，貶斥斷代史。他認爲，歷史是一個整體，只有通史才能反映歷代相因關係。孔子編訂“六經”，司馬遷撰寫《史記》，都體現了會通古今的精神。他撰《通志》，就是繼承和發展孔子編訂“六經”、司馬遷撰寫《史記》的史學傳統與編纂方法，編寫一部横羅萬象、縱貫古今的通史。其次，主張據事直書，反對任情褒貶。他認爲，紀傳史每篇紀傳後再加“論”、“贊”作褒貶，没有必要。他憎惡顛倒是非、歪曲史實的曲筆褒貶。他把寫史不詳事實，專事褒貶，視爲史家的恥辱。第三、具有批判精神。鄭樵史學思想中的批判精神，表現在多方面。他反對陰陽五行災祥説，斥爲“妖學”、“欺天之學”。《通志》有《災祥略》，但與前代各史《五行志》體現的思想截然不同。前史《五行志》大都用自然現象附會社會現象，爲神權思想籠罩。而鄭樵認爲：“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一一質之爲禍福之應？”提出：“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爲之配，此之爲欺天之學。”所以作《災祥略》“專以記實跡，削去五行相應之説”，並明確指出“國不可以災祥論興衰”，“家不可以變怪認休咎”(15)。他反對歷代儒生與史家對秦始皇“焚書坑儒”事件做誇大渲染。“焚書坑儒”確爲學術史上一大浩劫，但並非像後世儒生與史家描述的那樣對儒生斬盡殺絶，把書籍全部燒光。他認爲“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16)。他在《校讎略》中，專門寫了一篇《秦不絶儒學論》來申明這一觀點，公然爲秦始皇“焚書坑儒”事件翻案，足見他的膽識。他反對當代空談義理、不務實學的學術風氣。宋代理學控制著整個學術界，學者把理氣心性等作爲研究對象，形成一種空談義理性欲而脱離實際的學術風氣。他批評“學者操窮理盡性之説，以虚無爲宗，實學置而不問”，而他自己一反世俗常態，“結茅夾漈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以嚴謹的治學態度，深入考察，求實探真，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第四，重視學術文化。寫紀傳體史書，最難寫的就是記載典章制度與學術文化的“志”。鄭樵有鑑於此，花費三十年時間，對各類問題進行專題研究，先寫成專題論著，而後編爲“二十略”。他認爲“二十略”“總天下之大學術”，“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17)。今天看來，其中雖有不少缺點，但創見頗多。從門類數目看，前史志目都没有達到二十。從門類名稱看，九略爲前史所無志目。從門類内容看，大大拓廣了史志記事範圍，特别是增多了文化史内容。

《通志》的通行本，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萬有文庫”的“十通”合刊本，中華書局曾據之影印。

徐有富撰《鄭樵評傳》。

三．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是宋末元初馬端臨撰寫的一部典制通史。

1．作者與編撰

馬端臨（1254～？年），字貴與，號竹洲，江西饒州樂平縣（今江西省樂平縣）人。生於南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其父馬廷鸞，曾爲史官，後任右丞相兼樞密使。馬端臨早年師事朱熹學派的曹涇，初仕以蔭補承事郎。宋度宗咸淳年間（1265～1274年），漕試第一。其父遭賈似道排擠，於咸淳八年（1272年）冬辭相職，他隨父家居侍養。宋亡入元（1279年）後，他便無意仕途。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其父去世。之後，受地方官之聘，出任慈湖書院、柯山書院山長，又曾作台州儒學教授。

《文獻通考》約始作於父卒前後，經二十多年編撰，至遲於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前完成。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官方刊印，他奉命校勘，時已六十九歲。卒年不詳。

馬端臨爲什麽要寫一部典制通史呢？需要從他史學思想考察。他繼承前人“會通”思想，力主通史，且在認識上有獨到見解。他將歷史内容分爲“治亂興衰”與“典章經制”兩大部分。“治亂興衰”歷代不相因襲，“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所以無需與其他朝代“參稽互察”。“典章經制”不同，歷代因襲，“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很難説清楚。所以需要寫一部貫通古今的典制通史，才能反映歷代典制相因關係。宋代史學的實際狀況，卻是不相因的歷代治亂興衰有司馬光主持寫的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相因的歷代典章經制反無其書。他認爲這是史學發展的一種不正常現象。這種狀況促使他對歷代典章制度資料，“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18)，後終撰成《文獻通考》一書。

2．體例與内容

《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又一部記載歷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巨著。記事時間，始於上古傳説時期，下至南宋寧宗嘉定末年（1224年）。全書共三百四十八卷，分爲二十四門，稱“考”。其門次：（一）田賦。（二）錢幣。（三）户口。（四）職役。（五）征榷。（六）市糴。（七）土貢。（八）國用。（九）選舉。（一〇）學校。（一一）職官。（一二）郊社。（一三）宗廟。（一四）王禮。（一五）樂。（一六）兵。（一七）刑。（一八）經籍。（一九）帝系。（二〇）封建。（二一）象緯。（二二）物異。（二三）輿地。（二四）四裔。

《文獻通考》繼《通典》而作，在内容與編纂體例方面，都有其特點：

内容方面，實爲《通典》補續之書。所謂補，自上古至中唐内容，以《通典》爲基礎，“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所謂續，自中唐至南宋寧宗，全由馬氏廣搜博采，“續而成之”。所以與《通典》相比，資料豐富，内容充實。記事詳近略遠，記宋事最詳，多《宋史》諸志未載，成書時間又早於《宋史》，所以其中所記宋代史跡，其史料價值又超過《宋史》。

編纂體例方面，既“效《通典》之成規”，沿襲中又有創新，結構嚴謹。整個門類劃分，一方面，糾正《通典》“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的缺陷，“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將《通典》九門分爲十九門。如《通典》的《食貨門》，《文獻通考》分爲《田賦》、《錢幣》、《户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八門，且繼承《通典》傳統，列它門前，内容更詳備，篇幅大增，門目佔全書三分之一，表明馬端臨更重視經濟對政治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新創立《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比《通典》擴大了記事範圍。如《經籍門》彌補了《通典》缺載文化史料的不足。又如《物異門》將歷代史家用陰陽五行學説解釋的所謂妖孽、祥瑞都視爲事物的反常現象，認爲雖“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所以，取前代各史《五行志》所載妖孽、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這種反對陰陽五行迷信學説的進步思想，上承鄭樵，比杜佑在《通典》中不載五行的消極做法前進一大步。每門類的編纂，采用文、獻、己意三位一體編纂方法。他在《自序》中説：“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録，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録，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録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録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每門前有小序，詳説“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19)。同一門類材料，按時間先後依次排列。説明同一時期的同一問題材料，首列所謂“文”，頂格排印；次列所謂“獻”，低一格排印；最後是“己意”，用一“按”字冠領，再低一格排印。條貫分明，眉目清晰。

本書由於門類繁多，卷帙浩巨，失誤缺漏，實所難免。但通觀全書，“其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按類而考。又其所載宋制最詳，多《宋史》各志所未備。案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爲過之，非鄭樵《通志》所及也”(20)。這個評價，較爲允當，恰當地指出了《文獻通考》的史學價值與在“三通”中的地位。

《文獻通考》的通行本，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萬有文庫”的“十通”合刊本，中華書局曾據之影印。

王瑞明撰《馬端臨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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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啟超撰《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

(2)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一《續文獻通考》提要。

(3) 今本有殘闕，所以只有分目，而無大類。

(4)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一《七國考》提要。

(5) 朱氏五會要，皆分門類而不分卷。

(6) 南宋王應麟撰《玉海》卷五十一“藝文”門“會要”目之目末按語。

(7)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一《大清會典則例》提要。

(8)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一《大清會典》提要。

(9) 《舊唐書·杜佑傳》。

(10) 《通典》卷一百八十五《邊防門·序》。

(11) 《通典》卷三十一《職官門·王侯·總叙》。

(12) 《宋史·鄭樵傳》。

(13) 《夾漈遺稿·上宰相書》。

(14) 《通志·總序》。

(15) 以上引文，見《通志·災祥略·序》。

(16) 《通志·校讎略·秦不絶儒學論》。

(17) 《通志·總序》。

(18) 本段引文，均見《文獻通考·自序》。

(19) 本段引文，均見《文獻通考·自序》。

(20)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一《文獻通考》提要。

第八章　地理

第一節　地理概説

任何一個歷史問題，都必須具備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這四個基本條件。撰寫歷史，如果不明地理，就無法使歷史事件的過程條理分明；研究歷史，如果没有地理知識，就無法徹底搞清歷史事件的過程及其真相。這充分説明地理在史學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與史學的密切關係。所以，南朝梁代阮孝緒在《七録》“紀傳録”（即史部）始分類目時，即設“土地部”，著録地理著作。《隋書·經籍志》遵從《七録》，而改稱“地理類”，後世書目相沿不改。

“地理”一詞，始見於《周易·繫辭上》：“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孔穎達正義：“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地理，古代又稱輿地。《周易·説卦》：“坤爲地，爲大輿。”《淮南子·原道訓》：“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史記·三王世家》記載，御史掌“輿地圖”，司馬貞索隱：“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

中國很早就出現了記載“山川原隰”的地理著作。《尚書》中的《禹貢》、《周禮》中的《職方氏》與《山海經》等，是中國最古的地理文獻，爲歷代地理書志所宗之祖。後世地理著作的發展，無論是記述内容，還是編纂形式，都顯示了同源分流的情況，表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這裏，分沿革地理、方志、地圖、外紀等四個方面，述其源流梗概。

一．沿革地理

沿革地理，又稱歷史地理，主要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考察疆域政區與山川城邑等地理現象在人類社會各個歷史時期的分佈與變遷。

編撰沿革地理著作，記現狀，溯沿革，是中國古代地理著作的傳統。不僅考察地理沿革的專著是這樣，史志、典制史、方志等也是這樣。《漢書》創立《地理志》，是記一代地理概況的史志專篇，但它同時也兼顧古今沿革。此後，紀傳體史書大都有《地理志》，雖是斷代爲史，但都沿循《漢志》體例，主記當代，兼述沿革。唐代杜佑撰《通典》，創典制通史體，其中《州郡門》記述地理的古今沿革。此後，鄭樵撰《通志·地理略》與馬端臨撰《文獻通考·輿地考》，都承襲《通典》體例，通述歷代。方志中，更是多有記述地理沿革的内容，如唐代賈耽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既是全國性區域地理志，又是記述地理沿革的專著。

到了宋代，出現了一些研治沿革地理的專門學者，南宋王應麟是其中的一位大家。王應麟借用經史書名，撰《詩地理考》五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考釋三代以來的疆域、山川、郡國、城邑等。明代沿革地理著作，據《明史·藝文志》著録，有桂萼撰《歷代地理指掌》四卷、吴龍撰《郡縣地理沿革》十五卷、郭子章撰《古今郡國名類》三卷等。明、清之際，顧炎武撰《天下郡國利病書》，重在政治地理；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重在軍事地理。清代不少學者致力於沿革地理的研究與著述，如許鴻磐撰《方輿考證總部》六卷、王子音撰《古今地理述》十八卷、李兆洛撰《歷代地理韻編今釋》二十卷、陳芳績撰《歷代地理沿革表》、楊丕復撰《輿地沿革表》等。

另外，還有以水系爲主，記述流經地區的山川風物、建置沿革、歷史古跡等的地理著作。這些著作，以南北朝時北魏酈道元撰《水經注》爲最有名。後世研究《水經注》的學者代不乏人，但另撰以水系爲主的沿革地理新作卻不多。清代傅澤洪撰《行水金鑑》、齊召南撰《水道提綱》、徐松撰《西域水道記》等，都以水系爲綱，記述水文地理形勢，而有關古今沿革的諸多内容錯落其間。

二．方志

方志，是以地域爲範圍，采用横列門類、縱貫時間的編纂體例，記述一個地區史地、經濟、人文等諸方面古今概況的綜合性史書。

以方志記述區域範圍的不同，可分爲以全國爲範圍的總志，以京師爲範圍的都邑志，分别以省、府、州、縣、鄉、鎮等爲範圍的地方志，以山、水、古跡、書院、寺廟等某一單項爲範圍的專志等四種類别。

1．方志溯源

“方志”之名，最早見《周禮》。《地官司徒》：“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春官宗伯》：外史“掌四方之志”。方指四方，志是記的意思；方志，是指記述四方之事的書。稽之典籍，在先秦，凡書皆可以“志”稱之。記一國之事者稱爲某國之志，記古事者稱爲“故志”，記軍事者稱爲“軍志”，記四方之事者即爲“方志”。《周禮》所説方志，究竟如何記事（體例），所記何事（内容），由於文字過簡，無從考知。漢末經師鄭玄注《周禮》，説四方之志是“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1)，説方志是“四方所識久遠之事”(2)。方志就是四方之志，但卻一解爲國史，一解爲記四方久遠古事之書。這看起來互相矛盾，又都不類後世方志作品，其實，卻恰好反映了方志一方面一開始就確定了以地域爲範圍的特點，另一方面在編纂方法與記述内容上都還没有定例的客觀狀況。

追溯後世方志的起源，一般認爲，《尚書·禹貢》與《周禮·夏官司馬》的《職方氏》是它的源頭。二書都以全國九州的疆域區劃爲綱，分州記述各地的山河湖澤、土壤物産、貢賦等項。雖然文字過於簡略，體例與内容都很不完備，但是，確爲後世編纂全國性區域地理志勾劃了大致輪廓。

2．方志體的發展

用後世界定的方志體地理著作的概念來認識，方志體地理著作的編撰始於漢代。

（1）漢代。漢代是全國志、地方志、都邑志創始的重要時期。班固撰《漢書·地理志》，兼取地分、風俗爲一篇，記載了當時郡國行政區劃的沿革以及户口、物産、風俗民情、經濟發展等情況，創製了史志記述地理的專篇，成爲後世編纂全國性區域地理志的藍本。漢代記述一個地區情況的著作，内容多偏重一個方面，有的偏重地理，有的偏重物産，有的偏重人物。同時，也出現了諸方面兼記並重的著述，如袁康撰《越絶書》，記述吴、越之事，包括人物、地理、都邑三個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史地兼備、記述内容由單一型向綜合型過渡的一方之志，成爲後世地方志的濫觴。東漢還出現一種以“圖經”命名的地方志書。圖是地圖，經是圖的説明文字，又稱“記”或“志”。圖經是地圖與地志兩種表述方式的綜合運用。《文選》卷十一《蕪城賦》李善注所引王逸撰《廣陵郡圖經》與《華陽國志·巴志》所載但望奏疏中提到的《巴郡圖經》，是目前所知以“圖經”命名的最早著作。都邑志産生於漢、魏之際，創始之作《三輔黄圖》，作者佚名。《三輔黄圖》記述秦、漢京畿三輔的城郭、宫殿、門闕、樓觀、池苑、陵廟、街坊、風俗等，其記載内容、編纂體例，都對後世的都邑志産生了很大影響，被後人視爲都邑志的發端之作。

（2）魏、晉、南北朝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方志繼續發展，内容仍以偏重一個方面的爲多，但也有了内容綜括諸多方面、已具後世方志雛型的作品。晉代摯虞撰《畿服經》一百七十卷，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是一部以全國爲範圍的總志。可惜唐初已亡。東晉常璩撰《華陽國志》，綜述中國西南地區古今歷史、地理、人物，體例、内容都與後世地方志相仿佛，是繼《越絶書》之後現存古地方志的又一部代表作品。

（3）隋、唐時期。隋朝是在結束長期南北分裂之後建立的一個王朝。爲了適應政治上的統一與加强中央集權的需要，著手編撰全國地志，先後撰成《諸郡物産土俗記》一百五十一卷、《區域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這是中國歷史上由政府主持編撰全國總志的開端。唐代編撰的全國總志，著名的有李泰主持撰《括地志》五百五十卷、賈耽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與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等。前二書均已亡佚，今僅有《元和郡縣圖志》存世。《元和郡縣圖志》是中國現存最早而又較爲完整的一部全國總志，成爲後世修總志祖述之書。唐代十分重視編修地方志的工作。《新唐書·百官志》：“凡圖經，非州縣增廢，五年乃修。”圖經本以圖爲主，經是圖的説明文字，從屬於圖。到了唐代，文字部分日增，漸由原來的以圖爲主而爲圖、經並重，以至於以文字爲主，而圖從屬於經。於是，圖經與方志彙爲一體，並成爲這一時期方志的主要編纂形式。

（4）宋代。宋代是中國方志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時期。一方面，志書數量繁多，較爲著名的，全國總志，如樂史撰《太平寰宇記》、王存撰《元豐九域志》等；都邑志，如宋敏求撰《長安志》、孟元老撰《東京夢華録》及南宋先後編修的“臨安三志”（《乾道臨安志》、《淳祐臨安志》、《咸淳臨安志》）等；地方志，如范成大撰《吴郡志》、羅願撰《新安志》等。另一方面，志書記事範圍擴大，既仍記地理諸方面内容，又增志人文諸方面情況，編纂體例日趨完善、定型。這爲後世的修志工作奠定了基礎。元、明、清的修志工作，都是沿循宋代確定的修志體例進行的。

（5）元代。元代修志工作，上遜兩宋，下不及明、清。元修全國總志，名《大元大一統志》，一千三百卷。“一統志”之名始於元志，爲明、清總志所沿用。元志卷帙浩巨，居中國古代總志之首。元修地方志，也有一些好作品，如徐碩撰《至元嘉禾志》、郭薦撰《大德昌國州圖志》、袁桷與王厚孫撰《延祐四明志》、元于欽撰《齊乘》、李好文撰《長安志圖》、張鉉撰《至正金陵新志》等。

（6）明代。明代政府對修志工作十分重視，大大推動了志書的發展。總志《大明一統志》，體例一仍元志之舊，只是個别門類稍有增減。地方志數量繁多，僅傳世者就有七百餘種。其中較爲著名的，如韓邦靖撰《朝邑縣志》、康海撰《武功縣志》、謝肇淛撰《滇略》、董斯張撰《吴興備志》等。

（7）清代。清代是中國方志發展的全盛時期。志書數量龐大，傳世之作有五千餘種，種類齊全，幾乎所有省、府、縣莫不有志，而且有不少體例嚴謹的名作。全國總志，先後編修三次，三修本成書五百六十卷，名《嘉慶重修一統志》，體例一仍元、明總志而門類更加詳備，是中國古代方志史上最後一部全國總志。都邑志，顧炎武撰《歷代宅京記》二十卷，朱彝尊撰《日下舊聞》四十二卷，乾隆時在朱書基礎上官修《日下舊聞考》一百二十卷。地方志，名作很多，如沈荃撰《河南通志》、謝啟昆主修《廣西通志》、張之洞與繆荃孫撰《順天府志》、章學誠撰《和州志》與《永清縣志》等，皆爲上乘佳品。隨著方志的發展，清代不少學者提出頗有見地的方志理論。其中，對後世影響較大的有地學派與史學派兩家。地學派以戴震爲代表，他以水系、山脈爲主考察郡縣建置，對地理及其沿革與其他名物典章考訂精審，足資取信。史學派以章學誠爲代表，他主張志屬史體，對方志的性質、作用、源流、體例與編纂方法等提出一整套系統的精闢見解，奠定了方志學的理論基礎，使方志學正式成爲史學中的一個分支學科，對後來的修志工作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3．方志的價值

方志以社會爲中心，以地域爲範圍，内容廣泛，亦史亦地，記事具體而微，詳實可靠，保存了大量的正史及其他史書不載的史事，可以補史之缺，正史之誤，詳史之略，續史之無，確是社會史料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淵藪。當然，方志中也有不少糟粕，如突出皇權、宣揚封建倫理綱常、溢美鄉邦、詆毁勞動人民的反抗鬥爭等。只要采取正確對待態度，批判繼承，即使屬於糟粕的東西，也可從中挑選出有用史料，使其化腐朽爲神奇，爲今天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鑑。

4．部分方志叢書與研究方志著述簡録

1、《中國方志叢書》，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分三期出版。本叢書彙集中國全國府、州、縣史志編爲一書，成爲記載中國全國及各地地理沿革、疆域面積、政治建置、職官、兵備、經濟、物産、人口、田賦、社會風俗、方言、寺觀、人物、文獻、藝文、古跡等諸多方面情況的資料淵藪。收録的中國方志，分編爲七個地區：（一）華中地區，九百六十二種。（二）華北地區，五百六十四種。（三）華南地區，二百八十四種。（四）西部地區，五十四種。（五）塞北地區，四十二種。（六）東北地區，六十八種。（七）臺灣地區，三百四十五種。

與本叢書配套，臺灣萬億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中國方志叢書目録》，按地區與叢書總書號編排，可供檢索。

2、《宋元方志叢刊》，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纂，中華書局1990年出版，精裝，全八册。本書彙集現存最早的全部宋元方志四十一種。

3、《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至1992年編纂出版。本叢刊精裝，十六開本，全二十四册，收方志四十種。

4、《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殷夢霞選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出版。本叢刊精裝，十六開本，全二十册。

5、《地方志·書目文獻叢刊》，四十册，孫學雷主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影印出版。本叢刊係從國家圖書館地方志、家譜文獻中，選出清末民初地方通志的藝文志、經籍志部分，加以編選、彙集而成。

6、《陝西省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全十六册，陝西省圖書館編，謝林、徐大平、楊居讓主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影印出版。

7、《漢唐方志輯佚》，劉緯毅撰，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出版。本書收載所輯兩漢至唐代失傳方志四百四十種。

8、《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録》，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本書收録中國歷代地方志八千二百六十四種。收録的志書，編纂年代的下限截止到1949年。

9、《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金恩輝、胡述兆主編，臺灣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6年出版。

10、《中國地方志宋代人物資料索引》（全四册），沈治宏、王榮貴編纂，四川辭書出版社1997年出版。

11、《中國地方志宋代人物資料索引續編》（全四册），王榮貴、沈治宏編纂，四川辭書出版社2002年出版。

12、《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本叢刊采用方志三千種左右，在編纂過程中參考對照方志在六千種以上。本叢刊分編爲西北、西南、東北、華北、華南、華東六卷。每卷後，附有人名筆畫索引。從2001年開始，陸續印行。

13、《中國地方志詞典》，黄葦主編，黄山書社1986年出版。

14、《中國方志大辭典》，《中國方志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三．地圖

1．地圖的早期使用

記述地理現象，圖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懂得用圖來表述各種地理現象，僅有文獻可考的，就可追溯到西周初年。《尚書·洛誥》記載周公旦選擇營建洛邑的地址時，曾派人“以圖及獻卜”。這是地圖用於土建工程。金文《宜侯夨簋》銘文記載周康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東國圖”，於是將虞侯夨改封於宜。這是地圖用於軍事與分封諸侯。《周禮》詳盡地記載了周代設官職掌全國地圖及地圖被廣泛運用到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情況。張佩綸在《管子學》中指出：“《周禮》於地圖最詳。《地官》遂人職‘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此國中分圖也。《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此天下總圖也。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塗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此九州險要形勢約圖也。圖不能明，則書之，量人‘邦國之地與天下之塗數，皆書而藏之’，鄭注‘書地謂方圜山川之廣狹，書塗謂支湊之遠近’，此圖經也。書不能明，則説之，土訓‘掌道地圖’，鄭注‘説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此圖説也。”(3)《戰國策》、《史記》等文獻，也都有關於戰國地圖的記載，戰國時期各國既有七國總圖，又有本國地圖，圖上標繪各國的大小疆界與管轄地區。在先秦子書中還出現了像《管子·地圖》這樣論述地圖作用的專篇，文章直接用“地圖”名篇，著重闡述地圖在軍事上的重要意義，足見兵家重圖，由來已久。

2．漢代地圖

根據《史記》、《漢書》、《後漢書》等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漢代在政治、分封、軍事等活動中，都把地圖作爲決策的重要依據。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三幅繪在縑帛上的地圖，一爲地形圖，一爲駐軍圖，一爲城邑圖，是西漢初年繪制的作品。它在地下埋藏二千一百多年後又重新出土，成爲今天得見的最古老的地圖。在製圖方法上，已有不少特點，如用上南下北、左東右西定方位，用水道定格局，用閉合曲綫表示山體範圍與谷地、山脈的延伸方向，用三種顔色分畫三種不同項目等。這表明，這時的地圖製作，已經積累了不少經驗。

3．晉代裴秀的製圖理論與製圖方法

裴秀，西晉初年人，官至司空。“以職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4)。這是中國最早的成套歷史地圖。他還繪製了當代地圖《晉輿地圖》等。裴秀通過自己的製圖實踐，總結前人的製圖經驗，提出一系列的製圖理論。他在《禹貢地域圖·序》中説：“製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5)分率是比例尺，準望是方位，道裏是距離，高下、方邪、迂直是各種地形、地貌。裴秀在當時缺乏地球觀念與精密測量技術的條件下，提出“製圖六體”理論，采用“開方計里”的製圖方法，將繪製地圖的精確程度提高到如此地步，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使他成爲中國古代著名的地圖專家。此後，直至明代中後期西方先進的繪圖方法傳入中國以前，中國的製圖技術雖在不斷改進，但是，基本上都未突破裴秀的“開方計里”的製圖方法。

4．西方科學知識的傳入與中國製圖方法的改進

明代神宗萬曆年間，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運用經緯度、地圓説等西方的先進科學知識與繪圖方法，“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6)，開拓了中國地理學的視野，促進了中國繪圖方法的改進。清代，在中國長期積累的製圖技術的基礎上，吸取西方先進的測繪方法，地圖繪製工作有了很大發展。清初比利時人南懷仁繪成《坤輿全圖》，後來中國學者又在此圖基礎上繪成《清一統輿圖》，這是疆域全圖，成爲後來中國繪製全國地圖的重要依據。

1955年，出版顧頡剛、章巽合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1975年以後，又陸續出齊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圖將自上古原始社會至清代分編八册，十六開精裝。其目次：第一册，原始社會、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第二册，秦、西漢、東漢時期。第三册，三國、西晉時期。第四册，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國時期。第六册，宋、遼、金時期。第七册，元、明時期。第八册，清時期。譚圖反映了1840年以前中國各歷史時期的政區設置與部族分佈的基本概貌。地名采用古今對照的表示方法。古代各朝代的政區設置常有變革，部族分佈也時有遷移，於是選擇其中某一年或某一時期的情況代表該朝代進行編繪。現在的行政區劃，以1970年底的建制爲準。古今地名異色表示，古地用字爲黑色，今地用字爲棕色。古今水道也用異色表示，古水道與水名用藍色，今水道與水名用棕色。這種異色表示古今地名的方法，使用者既便於區别古今，又便於瞭解古今的演變，體現了歷史地圖的編繪特點。譚圖是目前最適用的一套内容詳備的歷史地圖集。

四．外紀

1．“外紀”目的設立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下分十個子目，“外紀”爲其一，著録記述外國情況之書。從其編纂體例與記述内容來看，頗近方志，所以，可以視爲域外方志。

2．外紀著作的編撰

（1）紀傳體史書中記載域外地理的專篇。司馬遷撰《史記》創紀傳體，專門設立傳目，記述邊遠地區各民族及與中國有交往關係國家的情況，成爲紀傳體史書中記載域外地理的專篇。此後，紀傳體史書都沿襲此例。各史此類專傳相聯，累積了中國各少數民族及歷史上曾與中國有過各種交往關係的國家系統而豐富的史料，是中國記載有關域外地理資料的寶庫。

（2）域外地理專著。（一）僧人著作。東漢時佛教從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此後，中國不斷有高僧西去取經。他們記述途中及到達目的地的見聞，編撰成書，成爲中國最早記載外國情況的文獻。據《隋書·經籍志》著録，此類著作始見於南北朝時期，其中大都亡佚，今有法顯撰《佛國記》（又名《法顯傳》）傳世。唐初和尚玄奘，赴印度取經，回國後記其見聞，撰《大唐西域記》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兩書，也是僧撰名作。（二）使外官員著作。唐代以後，中外交往頻繁，政府經常派遣使外官員到其他國家完成各種使命。使臣記述出使見聞之作，爲後人研究鄰國歷史留下了豐富資料，如唐代顧愔撰《新羅國記》、宋代徐兢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元代周達觀撰《真臘風土記》、清代圖理琛撰《異域録》等。（三）負責航海事務官員與航海人員著作。航海業在中國有著悠久歷史，隋、唐以後更加發達。航海業的發展，擴大了中國對外交往的範圍與認識外部世界的視野。負責航海事務官員與隨船外航人員，所聞所見，記述成書，成爲中國人瞭解海國的珍貴史料，如宋代趙汝适撰《諸蕃志》、元代汪大淵撰《島夷志略》、明代張燮撰《東西洋考》、馬歡撰《瀛涯勝覽》、費信撰《星槎勝覽》等。（四）西方傳教士著作。明代中後期，西方傳教士東來中國，帶來世界地理知識。意大利人利瑪竇編《萬國全圖》，使中國第一次知道天下有五大洲。另一位意大利人艾儒略，增補利書，撰成《職方外紀》。清初，比利時人南懷仁撰《坤輿圖説》，分五大洲記述各國道里、山川、民風、物産等。於是，中國對域外的瞭解，便從開始的鄰國，到後來的出使、航海所至之國，逐漸擴展到整個世界。

第二節　地理主要文獻（上）

本節介紹地理書：一、山海經。二、三輔黄圖。三、華陽國志。四、水經注。五、洛陽伽藍記。六、元和郡縣圖志。

一．山海經

《山海經》之名，最早見《史記·大宛列傳》。作者，舊説爲夏禹、伯益，不可據信。《四庫全書總目》説，“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7)，從内容看，大致如此。

《山海經》以山、海爲框架，由《山經》五卷、《海經》十三卷兩部分合編而成，故稱《山海經》。全書十八卷。其編次：

山經五卷：（一）南山經。（二）西山經。（三）北山經。（四）東山經。（五）中山經。

海經十三卷：（一）海外南經。（二）海外西經。（三）海外北經。（四）海外東經。（五）海内南經。（六）海内西經。（七）海内北經。（八）海内東經。（九）大荒東經。（一〇）大荒南經。（一一）大荒西經。（一二）大荒北經。（一三）海内經。

《山海經》是一部獨具風格的古代典籍，自古以來，號稱奇書。它記載很多諸如不死民、三身國、三面一臂、牛首蛇身、魚身蛇尾等怪誕之事，首先提到它的司馬遷，就説“《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8)。它記載很多諸如“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衛填海”等古代神話傳説故事，《四庫全書總目》説它是“小説之最古者”(9)，著録於子部“小説家類”。它記載各地不同的祀神用物，魯迅説它是“古之巫書”(10)。真是見仁見智，各重一偏。通觀全書，它確然内容豐富，記事廣泛，涉及到上古時代社會狀況和自然現象的很多方面，可以説是一部上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同時，記述當中，也確然摻雜有很多荒誕成分。所以，可以説，它是幻想與真實的結合。這構成了本書内容的最大特點。

雖然如此，對史學工作者來説，本書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首先，編排體例，突出了它作爲地理文獻的特點。它以山、海名篇，記載中國的名山大川，計有名山四百四十七，河流大澤二百五十八，其中不少名山大川都可考知，後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就徵引本書水道八十多條。而且由山及礦，記有産銅之山，産鐵之山，還有金、銀等其他一些礦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礦藏地質文獻。其次，記載很多上古傳説時代圖騰氏族的世系，載有人名者就有一百四十多人，是瞭解中國原始社會的重要資料，可與《世本》、《大戴禮記》等文獻的有關記載互相參證。第三，保存大量上古神話傳説故事。這些故事，有的反映上古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及改造自然的鬥爭，有的是對人類社會某些歷史事實的記録，如《大荒東經》記述“王亥僕牛”故事中的王亥，近人王國維據甲骨文考證，證明確係殷人的先公(11)。這些故事，流傳甚廣，對後世有較大影響，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定地位。1983年，在成都召開全國性的《山海經》學術討論會，對《山海經》的性質、作者、成書年代及所涉地理、民族、科技、宗教、神話等問題進行探討，會後出版論文集《山海經新探》。

《山海經》注本，以晉代郭璞注爲最早。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郭注、清代畢沅校的《山海經》。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袁珂撰《山海經校注》，五年之後又出版袁珂撰《山海經校譯》。

二．三輔黄圖

《三輔黄圖》，漢、魏之際的學者撰，作者佚名，是一部記載秦、漢首都咸陽、長安城市建置的都邑志。

《三輔黄圖》見於書目著録，始於《隋書·經籍志》：“《黄圖》，一卷，三輔宫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事。”《隋志》没有提及作者。此後書目著録，皆佚名。《三輔黄圖》的成書時間，南宋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著録《三輔黄圖》：“其間頗引劉昭《漢志》，然則出於梁、陳間也。”稍晚於晁公武的南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録解題》著録《三輔黄圖》：“載秦、漢間宫室、苑囿甚詳，多引用應劭《漢書解》，而如淳、顔師古復引此書爲據，意漢、魏間人所作。”通檢本書所叙人、事與所引資料，陳説可從。只是本書成書之後，歷代續有補綴，今見之本已非原作面貌。

關於《三輔黄圖》的卷數，歷代書目著録不一。《隋書·經籍志》著録一卷，兩《唐志》與《隋志》同。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著録三卷，陳振孫撰《直齋書録解題》著録二卷。後世傳本，爲六卷本，學者認爲，當爲南宋高宗紹興年間苗昌言校刊本書時所分析。

《三輔黄圖》作爲都邑志創始之作，記載秦漢京畿三輔的城郭、宫殿、門闕、樓觀、池苑、陵廟、街坊、風俗等。其記載内容、編纂體例，都對後世都邑志産生了很大影響。

陳直撰《三輔黄圖校證》，何清谷撰《三輔黄圖校釋》。

三．華陽國志

《華陽國志》，是東晉常璩撰寫的一部區域性地方志。

1．作者

常璩，字道將，蜀郡江原縣（今四川省崇慶縣）人。生卒之年不詳。少年好學。成漢李勢時期（344～347年），曾任散騎常侍。東晉穆帝永和三年（347年），桓温伐蜀，常璩勸李勢降晉，温以璩爲參軍。璩於成漢時曾撰《漢之書》十卷，記成漢歷史，入晉後改名《蜀李書》，此書久已失傳。傳世之作，只有《華陽國志》一書。

2．體例與内容

《尚書·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意謂梁州地處華山之陽（南），西達黑水之濱。本書記事地區，包括今四川、雲南、貴州三省與甘肅、陝西、湖北部分地區。這個地區，古爲梁州。所以，常璩以“華陽”名書，稱《華陽國志》。記事時間，上起遠古傳説時代，下至東晉穆帝永和三年成漢政權滅亡。記事内容，大體可分三個部分：卷一至卷四，主要記載這個地區的地理形勢與郡縣建置的歷史沿革，類似“正史”中的地理志；卷五至卷九，以編年記事的形式，記述公孫述、劉焉與劉璋父子、蜀漢、成漢四個割據政權以及西晉統一時期的歷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紀，而記事較本紀爲詳；卷十至卷十二，記載這個地區自西漢至東晉的“賢士列女”，有似“正史”中的列傳。

全書十二卷。其卷目：（一）巴志。（二）漢中志。（三）蜀志。（四）南中志。（五）公孫述劉二牧志。（六）劉先主志。（七）劉後主志。（八）大同志。（九）李特、雄、期、壽、勢志。（一〇）先賢士女總贊。（一一）後賢志。（一二）序志並士女目録。

本書采用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三種編纂體裁，容納地理、歷史、人物三方面的内容，在中國方志類史地著作的編纂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華陽國志》專記一方史地，有些内容，或爲他書所不載，或較他書爲詳備，所以，其史料價值，歷來受到史家們的重視，范曄寫《後漢書》、唐初修《晉書》、司馬光撰《資治通鑑》，都曾取材於它。今天，要瞭解與研究中國西南地區古代的歷史發展、建置沿革、政治、經濟、風俗、人物及少數民族等問題，它仍是一部必須參據的重要史籍。

劉琳撰《華陽國志校注》，任乃强撰《華陽國志校補圖注》。

四．水經注

《水經注》，是南北朝時北魏酈道元撰寫的一部注釋《水經》的地理著作。

1．作者與編撰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涿縣（今河北省涿州）人。歷官治書侍御史、冀州鎮東府長史、東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等職。爲官執法嚴峻，豪族權貴都畏懼他。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527年），雍州刺史蕭寶夤反，朝中權貴乘機使朝廷以酈道元爲關右大使。酈道元在赴關中途中，被蕭寶夤派人殺害。酈道元一生好學，歷覽群書，多有撰著，流傳至今的只有《水經注》一書。

《水經》是一部記載河流水道的地理著作。關於它的作者，舊有二説：一説漢代桑欽撰，一説晉代郭璞撰。清代學者經過推尋文句，考證地名，認爲《水經》作者上不及兩漢，下不及晉朝，當爲三國時人。《水經》對全國河流漏載很多，已載者也所記甚略。酈道元有見於此，故撰《水經注》以詳之。

2．體例與内容

酈道元爲《水經》作注，以水爲綱，分編四十卷。

酈道元作《水經注》，針對《水經》過於簡略、缺乏旁通的缺點，著意在詳備與旁通方面下功夫。所謂詳備，指其記載河流水道，數量增多，内容充實。從記載水流的情況看，《水經》只載水流一百三十七，河道所經及流向僅述其梗概，而《注》所介紹水流（包括湖、澤、泉、渠等水體）多達二千四百五十九，將近爲其十八倍，而且“其注《水經》也，於四瀆百川之源委，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紀其道里，數千年之往跡故瀆，如觀掌紋而數家寶”(12)；從卷數看，《水經》全書三卷，《注》四十卷，爲其十三倍；從字數看，《水經》僅一萬三、四千字，《注》多達三十餘萬，將近爲其三十倍。所謂旁通，指其不只局限於記載與河流水道直接關涉的河水源頭、河道流向與變遷、會入河海等項，更重要的是，以河流水道爲綱領，用大量篇幅，詳述所經地區的地貌物産、城邑關津、建置沿革、聚落盛衰、祠廟冢墓、石刻名勝、民間歌謡、神話傳説以及有關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酈道元爲做到詳備、旁通，廣徵博引，引書多至四百餘種，並博采漢、魏碑刻，還到處進行實地考察，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所以内容既豐富而又翔實，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本書不僅内容豐富多彩，而且體例嚴謹，文筆生動，不少短小精煉的游記小品，成爲後世傳誦的名篇。所以，在文學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水經注》的缺點，主要是北詳南略。這實因政治上南北分裂所致。

《水經注》在長期流傳中，已有殘缺，而經、注混淆、字句訛誤之處甚多。明、清以來，不少學者致力於本書的校釋。明代，以朱謀瑋的箋校本流傳最廣。清代，不少學者從事《水經注》研究。清初，以全祖望作《校水經注》、趙一清撰《水經注釋》、戴震作《戴校水經注》三氏之書爲最著名。清末，王先謙撰《合校水經注》彙各家之説，楊守敬撰《水經注疏》是一部集衆説於一書的集大成之作。

當今學者不少人涉足《水經注》研究，其中陳橋驛是一位研究《水經注》的大家，他先後出版《水經注》校點本、《水經注全譯》、《水經注校釋》、《水經注研究》一至四集、《酈學劄記》、《酈道元評傳》等著作。

五．洛陽伽藍記

《洛陽伽藍記》，是南北朝時北魏楊衒之撰寫的一部記述北魏洛陽佛寺的地理著作。

1．作者與編撰

楊衒之，北魏北平縣（今河北省滿城縣北）人。生卒之年不詳。北魏孝莊帝時爲奉朝請，歷任撫軍府司馬、郡太守、秘書監等職。

洛陽有佛寺，始於東漢明帝永平十一年（68年）建白馬寺。晉懷帝永嘉年間（307～313年），有佛寺四十二所。北魏時期，由於統治者尊崇佛教，在全國各地大造佛寺三萬餘所。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都城由平城遷到洛陽以後，王公百官及豪富地主在洛陽爭相興寺建塔，到北魏末年，佛寺多達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摹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13)。寺與寺鄰接，塔與塔相望，規模宏大，金碧輝煌。孝武帝永熙年間（532～534年），國内動亂，孝武帝西奔長安（史稱西魏）。高歡另立孝靜帝，且將都城遷往鄴城（史稱東魏）。遷都之後，洛陽殘破，而佛寺尚有四百二十一所。但是，時過十四年，楊衒之於孝靜帝武定五年（547年）因事重到洛陽，看到洛陽已是“城郭崩毁，宫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游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老，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14)。他面對洛陽城的一派蕭條荒涼景象，撫今思昔，對洛陽城的興哀變遷，頗有感觸。爲使後人能從中吸取有益的歷史教訓，便采拾舊聞，追述故跡，寫了這本《洛陽伽藍記》。

2．體例與内容

《洛陽伽藍記》記北魏京城洛陽佛寺的興廢，然寺數衆多，不可盡載，所以，書中所記，主要是大的佛寺，若有小的佛寺有事可記，就附記於大者之後。在編排上，從城内到城外。全書將洛陽分爲城内、城東、城南、城西、城北五個區域，區各爲卷，共五卷。主記四十三寺，附見四十四寺。每記一寺，凡與該寺有關的史事都一一記載。所以，本書内容所涉及到的方面非常廣泛，從中可以窺知洛陽城市的建置、佛寺園林的建築及北魏宣武帝以後諸如朝廷變亂、諸王廢立、權宦驕横、佛教傳佈、文人學士事跡、四方人物往來等重要歷史事實。内容極爲豐富，許多材料爲《魏書》、《北史》所未詳，可彌補正史之不足，所以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因爲作者是由發盛衰之感而作，所以，字裏行間都寄託了對國家治亂興亡的無限感慨，深寓著對北魏統治階級窮奢極欲、腐化墮落而致使國家由盛而衰的强烈譏刺之情。

此外，由於本書叙事簡明，文詞清麗，一向爲學人所重，在文學史上也佔有一定地位。

據唐代劉知幾在《史通·補注》中記載，本書内容原有正文、子注之分。後世傳抄、刊刻，不瞭解這種作者手自作注的編纂體例，將正文與子注混淆，都作爲正文抄、刻在一起。今人周祖謨廣引資料，校釋本書，重新區分正文、子注，撰《洛陽伽藍記校釋》。又，范祥雍撰《洛陽伽藍記校注》，楊勇撰《洛陽伽藍記校箋》，皆對正文、子注作了考辨校正。

六．元和郡縣圖志

《元和郡縣圖志》，是唐代李吉甫撰寫的一部唐代全國地理總志。

1．作者與編撰

李吉甫（758～814年），字弘憲，趙州贊皇縣（今河北省贊皇縣）人。好學能文，知識淵博。二十七歲爲太常博士，後歷任忠州刺史、考功郎中、淮南節度使等職。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兩次出任相職。其著述，除本書外，還有《六代略》三十卷、《百司舉要》一卷、《國計簿》十卷等。

《元和郡縣圖志》寫成於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年）。這時，已是唐朝後期，唐朝已度過它那所謂盛世年華，走上衰敗道路。名義上雖還保持著朝廷的一尊地位，實際上許多地方已控制在藩鎮割據勢力的手中。李吉甫兩任相職，面對混亂的政治現實，認爲要想佐君求治，他謀難籌，“當今之務”，以“版圖地理之爲切”。天子“時獲省閲”版圖地理之書，便可“辨州域之疆理”，“審户口之豐耗”，“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李吉甫基於這樣的認識，懷著如此明確的政治目的，編撰了《元和郡縣圖志》一書。

2．體例與内容

《元和郡縣圖志》是中國現存最早而又較爲完整的一部全國地方總志。它以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規劃的全國十道爲綱，再配以作者當時的四十七鎮，分篇記載，共四十卷。

十道的編次：（一）關内道。（二）河南道。（三）河東道。（四）河北道。（五）山南道。（六）淮南道。（七）江南道。（八）劍南道。（九）嶺南道。（一〇）隴右道。

道、鎮之下，以府或州爲記述單位。每一府或州，先標府或州名，下列户數、鄉數，次述府或州的建置沿革、四至八到的里數、貢賦，然後記管轄之縣：先總言管縣數目與縣名，再分述各縣建置沿革、歷史掌故、山川、城邑、墾田、鹽鐵等諸項。

《元和郡縣圖志》的内容，因是唐人記唐事，所記都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所以，詳明具體，翔實可靠，既可補兩《唐書·地理志》的不足，又可正兩《唐書·地理志》的錯訛，是唐代史地的第一手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元和郡縣圖志》的編纂體例與記載内容，爲後世地方總志所依仿，對後世地方總志的編纂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元和郡縣圖志》每鎮篇首本有圖冠於記事文字之前，所以題名《元和郡縣圖志》。“圖”的部分，宋時已佚，所以後來有人删“圖”字稱爲《元和郡縣志》。“志”的部分，宋後也漸有缺佚，今本已缺卷十九《河北道四》、卷二十《山南道一》、卷二十三《山南道四》、卷二十四《淮南道》、卷三十五《嶺南道二》、卷三十六《嶺南道三》等六卷，只有三十四卷傳世。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賀次君校點本，書後附載清人繆荃孫校輯《元和郡縣圖志闕卷逸文》三卷，“附録”序跋及書目著録文字十三篇，最後是校點者所編《元和郡縣志地名索引》。

第三節　地理主要文獻（下）

本節介紹：七、太平寰宇記。八、元豐九域志。九、輿地紀勝。一〇、元明清三代“一統志”。一一、天下郡國利病書。一二、讀史方輿紀要。

七．太平寰宇記

《太平寰宇記》，是北宋樂史撰寫的一部北宋初年全國地方總志。

樂史（930～1007年），字子正，撫州宜黄縣（今江西省宜黄縣）人。初爲平原主簿，曾歷官著作郎、直史館、太常博士、水部員外郎等職，且先後知陵州、舒州、黄州、商州等地，後分司西京，改判留司御史臺。一生勤於著述，僅《宋史》本傳提及的著作就有二十二種，一千〇三卷之多。

本書是寫成於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4年）的一部地方總志，所以名爲《太平寰宇記》。其編纂方法，承襲《元和郡縣圖志》的體例，行政區劃也都襲用唐以來的建置，分爲道、州郡、縣三級，以州郡爲記述單位。每一州郡，述其州郡沿革、領縣多少、州郡四境、四至八到、户口、風俗、人物、土産等項，然後分記所領各縣。首先從北宋京城東京開封記起，最後記四夷，共二百卷。

《太平寰宇記》所分門類，大都沿襲《元和郡縣圖志》，其中風俗、姓氏、人物、土産等門爲本書增設，還收録了一些人物題詠古跡的作品。後世編纂方志，多仿本書之例，列載人物，著録藝文，詳載風俗民情，使方志的内容進一步擴大與充實。

本書傳世本皆有闕佚。《四庫全書》用浙江汪啟淑家藏本，僅闕佚七卷（卷一百一十三至一百一十九），且每卷末附校正一頁，辨析頗詳，較諸本精善。清末楊守敬在日本發現該書宋本，曾傳回五卷半，黎庶昌刻入《古逸叢書》。從日本得到宋本殘卷配補五卷多，合舊有一百九十三卷，共存一百九十八卷多，仍闕一卷半。中華書局2000年將日本現存宋殘本全部影印，書名題《宋本太平寰宇記》，十六開綫裝，一函八册。

八．元豐九域志

《元豐九域志》，是北宋王存主持編修的一部北宋中期全國地方總志。

1．作者與編撰

王存（1023～1101年），字正仲，潤州丹陽縣（今江蘇省丹陽縣）人。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年）進士，歷官嘉興主簿、國史編修官、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兵部尚書、户部尚書、尚書左丞等職。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王曾、李宗諤參照唐代所修《十道圖》，撰成《九域圖》，作爲朝廷考定官吏俸給、賦役等的依據。時過六十餘年，到神宗時期，由於政區變遷，“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九域圖》所載區劃建置已不適用，另外，《九域圖》“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15)，也需要重修考訂。於是朝廷於熙寧八年（1075年）命重修。編修工作由王存主持，參加編修者有曾肇、李德芻等人。曾肇，官至吏部侍郎，以才學顯於當世。李德芻，曾官光禄寺丞、編修會要所檢閲文字，長於地理學。經五、六年編纂修訂，元豐三年（1080年）完成。相傳古代中國區劃分爲九州，“九域”即“九州疆域”的省略説法；原書《九域圖》，雖名“圖”而實無圖，名實不符，書名便改“圖”爲“志”；本書撰成時間，是在元豐年間。所以，書名題爲《元豐九域志》。

2．體例與内容

《元豐九域志》是北宋繼《太平寰宇記》後，第二部大型全國地方總志。《太平寰宇記》所載行政區劃是從唐經五代至宋初建制，本書所載行政區劃則是北宋中期神宗元豐年間之制。體例，與《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大體相同，以當時四京、二十三路爲綱分篇，首記四京府，次列二十三路，分路記所屬府、州、軍、監及其地里、户口、土貢、領縣，每縣又詳列鄉、鎮、堡、寨與名山大川，末載省廢州軍、化外州、羈縻州。全書“總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三十七，監四，縣一千一百三十五，離爲十卷”(16)。

《元豐九域志》文簡事核，略古詳今，條理分明，體例井然，所記内容，雖稍嫌簡略，但它是北宋中期行政區劃及户口、土貢等各方面實際情況的當時記録，其史料價值不言而喻。

1984年，中華書局出版《元豐九域志》校點本，廣搜衆本，校勘文字，還附録宋哲宗紹聖四年（1097年）黄裳爲彌補本書簡略輯録各地山川、民俗、物産、古跡等補編而成的《新定九域志》“古跡”一門，書末有《元豐九域志》及《新定九域志（古跡）索引》。

九．輿地紀勝

《輿地紀勝》二百卷，南宋王象之撰。

王象之，字儀父，婺州金華（今浙江省金華市）人。生卒之年不詳。宋寧宗慶元年（1195年）進士。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官長寧軍（今四川省珙縣東）文學，紹定年間（1228～1233年）任隆興府分寧縣（今江西省修水縣）知縣。

《輿地紀勝》是私人撰寫的一部大型南宋地方總志。王象之撰寫《輿地紀勝》的旨趣與此前的總志迥異。他在自序中説：“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記，輿地有記。或圖兩界之山河，或記歷代疆域，其書不爲不多。然不過辨古今、析同異，考山川之形勢，稽南北之離合，資遊説而誇辨，博則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於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效奇於左右，則未見其書。此《紀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基於這樣的編撰目的，所以書名題曰“紀勝”，其編撰體例與記載内容與此前的總地相比，都已有很大的不同：（一）本書捨棄此前總志所有的州境、四至八到、户鄉數字、物産貢賦等門類，將全書分編爲府州沿革、縣沿革、風俗形勢、景物上、景物下、古跡、官吏、人物、仙釋、碑記、詩、四六等十二門。從此，地志體例爲之一變。這種體例的變化，對後世總志的修撰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二）此前總志偶有引及前人詩文，本書除新增詩、四六二門專以輯録前人詩文外，又搜集大量與一地風俗、形勝、景物、古跡、人物有關的詩、賦、文，分繫於各門各條之下。

《輿地紀勝》繼承此前總志傳統，記述歷代建置沿革，特别是對宋代監司之沿革記載尤詳。同時采取新的編撰體例，記載了豐富的人文地理資料。由於大量輯録人物、碑記、詩文等，所以具有較高的歷史與文學價值。《輿地紀勝》保存了大量今已散佚的地志文獻與詩文資料，在文獻校勘方面也具有重要價值。

《輿地紀勝》完稿後，王象之於宋寧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自撰序言。其後，大約於理宗紹定初年（元年爲1228年）刊刻。本書在社會上傳佈不廣，可能是初刻印數不多的緣故。明代學者將書中“碑記”一門鈔出，題名《輿地碑記目》分爲四卷，刊刻行世。清代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未能尋覓采集到《輿地紀勝》，所以僅收入《輿地碑記目》四卷。其後不久，錢大昕於浙江藏書家何夢華處見到影宋抄本。此本缺三十一卷，另有多類缺頁。雖有殘缺，但這一發現，依然引起學界廣泛重視。嘉慶四年（1799年），阮元巡撫浙江，從何夢華處借來《輿地紀勝》的影宋抄本，影寫了兩部，一部獻於内府，一部藏於文選樓。次年，甘泉岑紹周欲出資刊刻《輿地紀勝》全書，於是借用了阮元文選樓藏影宋寫本抄録本，並延請劉文淇及其子劉毓崧纂輯校勘記，岑紹周自補抄本闕文。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付梓刊行，即今存據文選樓影宋抄本刊印的岑氏懼盈齋本《輿地紀勝》及校勘記五十二卷。時過六年，即咸豐五年（1855年），南海伍崇曜又據嶺南所存的影宋抄本於粵雅堂刊刻印行，即今存伍氏粵雅堂本。現存《輿地紀勝》，僅此兩種本子。

1992年，中華書局據清道光二十九年刊本影印。書前有鄒逸麟寫的前言，詳述本書版本與價值。書末附有地名、人名、碑記索引等。

2005年，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輿地紀勝》校點本。

一〇．元明清三代“一統志”

“一統志”之名，始於元代官修全國地方總志《大元一統志》。

1．大元一統志

元代初修全國地方總志，始於元世祖時期，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始撰，三十一年（1294年）寫成，“編類天下地理志書，備載天下路、府、州、縣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土産、風俗、里至、宦跡、人物，賜名《大一統志》”，凡七百八十七卷。這次編成之書，所載不盡完備，於是，元成宗大德年間，又命昭文館大學士、秘書監岳鉉等重修，大德七年（1303年）最後定稿，成書一千三百卷。除文字外，還有彩畫地理圖。《大元一統志》篇幅浩繁，内容豐富，不僅記載行政區劃的建置及山川、形勢、物産等，而且還有大量階級關係、城市生活、宗教活動等方面的資料。可惜明代即已散佚，今只有輯本傳世。

1966年，中華書局出版趙萬里校輯本《元一統志》。

2．大明一統志

《大明一統志》是明代官修全國地方總志，體例沿襲《大元一統志》。明志始修於明太祖時期，洪武三年（1370年），命儒臣魏俊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勢，成《大明志》，其書後世不傳。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命儒臣陳循、商輅等纂修地方總志，次年撰成《寰宇通志》一百十九卷，按兩京、北南二直隸與十三布政使司次序，下分載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勢、風俗、土産、城池、祀典、山陵、宫殿、宗廟、壇壝、館閣、苑囿、府第、公廨、監學、學校、書院、樓閣、館驛、堂亭、池館、臺榭、橋梁、井泉、關隘、寺觀、祠廟、陵墓、墳墓、古跡、名宦、遷謫、留寓、人物、科甲、題詠等三十八門類。内容已相當完備。但英宗復辟後，因政治上互相詆斥，藉口《寰宇通志》繁簡失宜、去取不當，又命儒臣李賢等重修，天順五年（1461年）書成九十卷，名《大明一統志》。神宗萬曆年間，曾予補續，增入世宗嘉靖、穆宗隆慶時期内容。《大明一統志》如同《寰宇通志》，也以兩京與十三布政使司爲綱分篇，而布政使司下以府爲記述單位，分載門類依仿《大元一統志》而稍有增減。從京畿府州、直隸六部、全國十三布政使司，總共爲府一百六十、州二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一十六，而邊陲之地，都司衛所及宣慰、招討、宣撫、安撫等司，皆備載無遺。最後兩卷是“外夷”，實記中國一些邊遠民族地區及朝鮮、日本等四鄰各國。

《寰宇通志》與《大明一統志》這兩部明代地方總志，今皆有刻本存世。

3．大清一統志

清代是中國方志發展的全盛時期，在朝廷重視明令下，全國普遍修省、府、州、縣以至鄉、鎮等志，這爲修《大清一統志》奠定了基礎。《大清一統志》先後修了三次：第一次始修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乾隆八年（1743年）成書三百四十二卷；第二次始修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成書五百卷；第三次始修於嘉慶十六年（1811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成書五百六十卷。第三次所修，記事下限止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所以通稱《嘉慶重修一統志》。體例一仍元、明《一統志》，門類更加擴大詳備，依清代行政區劃，首爲京師，後爲各省及新疆、烏里雅蘇台、蒙古等二十二統部，再後爲青海、西藏地區。各省先列圖、表，繼以總叙，再以府、直隸廳、州、縣分卷，列載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勢、風俗、城池、學校、户口、田賦、税課、職官、山川、古跡、關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廟、寺觀、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釋、土産等二十五門類。内容豐富。《嘉慶重修一統志》是清志最後定本，也是中國古代方志史上最後一部全國地方總志。

《四部叢刊（三編）》用原寫本影印《嘉慶重修一統志》。

1986年，中華書局出版《嘉慶重修一統志》精裝本，全三十五册。

一一．天下郡國利病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是明末清初顧炎武撰寫的一部地理著作。

顧炎武（1613～1682年），字寧人，初名絳，蘇州府崑山縣（今江蘇省崑山縣）人。居亭林鎮，學人稱亭林先生。少年時參加復社，進行反閹宦鬥爭。二十七嵗秋試被黜，爾後博讀群書，遍閲各地志書及章奏文册，著力探討疆域、形勢、水利、兵防、物産、賦税等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實際問題。明亡，清軍入關南進，南明魯王起兵，授兵部司務。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過江，在蘇州參加抗清鬥爭，事敗倖免。清軍攻破崑山，繼母王氏絶食死，囑其勿事二姓，因改名炎武字寧人以明志。其後離鄉北上，先後到山東、河北、北京、山西、陝西、河南等地，所至以書自隨，詢訪故老，瞭解風俗，廣輯遺聞，尤致力於地理形勢與邊防關隘實地考察。其間嘗數謁明陵，寄故國之思。清康熙時詔舉博學鴻詞科，薦參修明史，皆不就。晚年居陝西華陰縣。去世後移柩歸鄉，葬崑山千墩。顧炎武是一位具有民族氣節與愛國思想的學者，爲清代樸學先驅，與黄宗羲、王夫之合稱清初三大儒。治學提倡經世致用，注重考察求實，主張博贍貫通，辨别源流，審核名實，對國家典章制度及天文、地理、兵防、農事、金石、音韻、訓詁等經史百家之學皆有深入研究。一生著述豐富，《天下郡國利病書》外，尚有《日知録》、《音學五書》、《肇域志》、《歷代帝王宅京記》、《昌平山水記》、《左傳杜解補正》、《求古録》、《金石文字記》、《石經考》、《亭林詩文集》等，其中以《日知録》爲著。

《天下郡國利病書》始作於明末崇禎十二年（1639年）。他在《自序》中説：“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方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類，有得即録，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有散佚，亦或增補。”由此可以大體瞭解作者編撰此書的緣起及所取資料、散而後補等情況。直到清初康熙元年（1662年），書稿才大致編定。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不分卷，分訂三十四册；後人傳刻，分爲一百二十卷。内容，始爲輿地山川總論，分作地脈、形勝、風土、百川考四篇分論；繼而分别論述北南二直隸、十三布政使司（省）情況，各地地理形勢、疆域沿革、户口賦役、民情風俗、農田水利、糧食物産、官吏設置、邊防關隘等，都予重視，詳加論述。最後記邊備、河套、西域、交阯及海外諸蕃。此書雖爲地理著作，但所載明代史實頗多，内容豐富，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因本書不是最後定稿，所以編纂體例常有前後不一的地方，選取材料同異兼收，稍嫌叢雜，各部分内容詳略不等，並間有重複與矛盾之處。

本書原稿，存江蘇省崑山縣圖書館，不分卷，分訂三十四册，其中第十四册已佚。《四部叢刊（三編）》本，即據原稿影印。另有一百二十卷本行世。兩本比較，影印本爲佳。

2003年，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天下郡國利病書》校點本。

一二．讀史方輿紀要

《讀史方輿紀要》，是清初顧祖禹撰寫的一部地理著作。

1．作者與編撰

顧祖禹（1631～1692年），字景範，江蘇無錫縣（今江蘇省無錫縣）人。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軍入關，他才十四歲，隨父徙居常熟虞山。因生活所迫，年方弱冠便爲鄉里私塾先生。順治十六年（1659年），一面教書，一面開始撰寫《讀史方輿紀要》，此後，大部分精力都用到了本書的著述，前後歷時三十年，直到去世前方告完成。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徐乾學奉詔編修《大清一統志》，“知祖禹精地理學，固延請，三聘乃往”。其間，徐乾學曾想向朝廷推薦他，被他斷然拒絶。“書成，將列其名上之，祖禹不可，至於投死石階，始已”(17)，表現了他懷念明朝故國、不願效力清廷的愛國思想與民族氣節。

2．體例與内容

《讀史方輿紀要》卷首，有作者自撰的總序三篇，叙述著書動機與目的；凡例二十六則，概述全書要旨。書末附《輿圖要覽》四卷，用圖表説明自京師到各省、邊疆及漕運、海洋等情況。正文爲一百三十卷。就其所記述的内容來看，可分爲四個部分，依次爲：（一）卷一至九，共九卷，記述歷代州域形勢，依歷史順序，從唐、虞三代直到明代。（二）卷一〇至一二三，共一百一十四卷，以明代北南二直隸與十三布政使司的行政區劃爲單位，分述各地情況。每一省區，都先冠以總序，總論一省區建置沿革與山川形勢，下按府、州、縣次第，分述它們各自轄境内疆域、沿革、城邑、山川、關隘、橋梁、驛站等項。（三）卷一二四至一二九，共六卷，記川瀆，述山川、漕河、海道。（四）卷一三〇，即最後一卷，記分野，述歷代史志關於各地星宿分野的記載。

《讀史方輿紀要》内容的編排，作者都有用意。他在凡例中説：“是書首以列代州域形勢，先考鏡也；次之以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東、山西，爲京室之夾輔也；次以河南、陝西，重形勝也；次之以四川、湖廣，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東南財富所聚也；次以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自北而南，聲教所爲遠暨也；又次以川瀆異同，昭九州之脈絡也；終之以分野，庶幾俯察、仰觀之義與。”

《讀史方輿紀要》的編纂方法，采用朱熹《通鑑綱目》之體，自撰綱要，自作注文；版刻排印，綱要頂格，注文低一格。眉目清晰，條理井然。在地理著作中，獨創一格。

《讀史方輿紀要》是一部歷史地理著作，但它與其他同類著作的不同之處，是它具有濃厚的軍事地理特色。這是因爲，作者親身經受了明朝的亡國之痛，想借撰本書，詳載山川險易，闡明“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18)，以總結明朝覆亡的歷史教訓。所以，有人説它是“專爲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證”(19)。雖然如此，書中對自然地理、經濟地理也都給予一定的重視，載有不少重要資料。作者在凡例中概述本書的内容説：“方輿所該，郡邑、河渠、食貨、屯田、馬政、鹽鐵、職貢、分野之屬是也。”除分野一項，其他部分都與政治、經濟及人民生活有密切關係。

本書缺點，主要有二：（一）過份强調地理環境的決定作用，把明亡原因主要歸咎於當權者不明山川形勢，顯然不符合歷史的實際。（二）書中所記各地山川形勢，多非作者親身實地考察所得，主要依靠書本上的間接材料，所以常因所據材料之誤而誤。

1955年，中華書局出版本書精裝本，分訂六大册，爲此後社會通行讀本。

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手稿本。

2005年，中華書局出版賀次君、施和金校點的《讀史方輿紀要》。《讀史方輿紀要》問世後，在社會上流行之本，既有印本，也有抄本。本書刻本，以嘉慶十六年（1811年）四川龍萬育敷文閣本爲最早，其他各本大都源於此本。中華書局校點本，校勘以乾隆時經彭元瑞批校的商丘宋氏緯蕭草堂抄本爲底本，以敷文閣刻本作爲工作本，用底本、工作本與稿本對勘通校，發現刻本與抄本諸多訛誤及大量反映顧祖禹反清復明思想的文字被删除或改竄。對此，校者皆予一一校出，使校點本庶近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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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禮·春官宗伯》外史之職鄭玄注。

(2) 《周禮·地官司徒》誦訓之職鄭玄注。

(3) 轉引自郭沫若撰《管子集校·地圖》引。

(4) 《晉書·裴秀傳》。

(5) 同上。

(6) 《明史》卷三二六。

(7)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二《山海經》提要。

(8) 《史記·大宛列傳》。

(9)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二《山海經》提要。

(10) 《中國小説史略》第二篇。

(11) 王國維撰《觀堂集林》卷九《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12) 清代劉獻廷撰《廣陽雜記》卷四。

(13) 《洛陽伽藍記·序》。

(14) 《洛陽伽藍記·序》。

(15) 南宋王應麟撰《玉海》卷十五引劉師旦語。

(16) 王存撰《進書表》。

(17) 清代姚椿撰《通藝閣文集》卷五。

(18) 清代魏禧撰《序》。

(19) 清代張之洞撰《書目答問》。

第九章　史評

第一節　史評概説

評論、考辨史事與史書的專門著作，爲史評類史書。

一．“史評”類目的設立

“史評”作爲史部類目，是南宋晁公武私撰書目《郡齋讀書志》首先設立的。

《郡齋讀書志》設立“史評”類目，類内著録圖書二十三部，視其内容，可分爲三類：一是評論著作，如劉知幾撰《史通》、無名氏撰《歷代史贊論》、吕大忠撰《吕氏前漢論》、楊祐甫撰《三國人物論》、適適先生撰《唐史評》等；二是考辨著作，如劉攽撰《東漢刊誤》、吴縝撰《唐書辨證》(1)與《五代史纂誤》等；三是注釋著作，如司馬貞撰《史記索隱》、竇蘋撰《唐書音訓》等。晁氏之前，注釋類著作，大都隨本書著録；評論與考辨著作，或隨本書著録，或著録於“雜史類”。如《隋書·經籍志》“正史類”著録有關《史記》著作五部，其中本書一部，注釋書三部，考辨書一部；著録有關三國史著作七部，其中三國史本書有四家，各一部，注釋書一部，評論書二部。又如《舊唐書·經籍志》“正史類”著録有關《漢書》著作二十五部，《新唐書·藝文志》“正史類”著録有關《漢書》著作二十六部，其中各有本書一部，其餘皆爲注釋、評論、考辨著作。以兩《唐志》與《隋志》比較，有的考、評著作，《隋志》在“正史”，兩《唐志》在“雜史”，如譙周撰《古史考》、徐衆撰《三國志評》等。《新唐書·藝文志》另立“文史類”，附載於集部“總集類”之後，著録文史評論著作。這樣，有的史評書如《史通》等又被著録於“文史類”中。晁公武在説明設立“史評”類目時説：“前世史部中有‘史鈔類’，而集部中有‘文史類’，今世鈔節之學不行，而論説者爲多。故自‘文史類’内摘出論史者爲‘史評’，附史部，而廢史鈔云。”晁氏之後，有的書目仍沿前制，未立“史評”類目，如《宋史》，將注、考、評三種史作分散著録於本書所在類目及“史鈔類”、“文史類”等；有的宗循晁制，立“史評”類目，注釋著作仍隨本書著録，考、評著作著録於“史評類”中，如《四庫全書總目》等。晃公武於史部設“史評”，又於集部設“文説”，文、史批評著述分立類目，各得所歸，後世書目多宗之。

二．評論

1．史書論贊

史家寫史，對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態度，主要是通過歷史著作在叙述歷史事實的行文中表現出來。但史家又往往在史作中單獨集中一段文字進行議論，發表自己對史事的看法，以表明自己的史學觀點。這種史評形式，源於《左傳》。《左傳》裏的“君子曰”，就是它的最初形式。《左傳》是一部編年史，作者隨事發論，常冠以“君子曰”。如魯隱公五年記載衛國依靠南燕的力量抵禦鄭國的進攻，只注意對付正面敵人，而未防備潛至軍後之敵，結果失敗。《左傳》在記載這場戰爭之後説：“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借“君子”之口，對這場戰爭進行評論，指出：“不防備意外，不可以率軍作戰。”司馬遷寫《史記》，創紀傳體，它的史評形式，上承《左傳》“君子曰”，於每篇的開頭或結尾專門寫一段文字，發表作者的史學見解，上冠“太史公曰”。如於《廉頗藺相如列傳》最後説：“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史記》“太史公曰”以所記整篇内容爲發論對象，已比《左傳》“君子曰”隨事發論前進一步。後世史家寫史，采沿此體，雖冠名各異，而總稱“論贊”。唐代劉知幾在《史通·論贊》中説：“《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悦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焉。”

歷代史家寫史，都很重視“論贊”的寫作。《後漢書》作者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説：“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范曄所言，雖然不免誇大之辭，但是，它説明“論贊”確是史家十分著意的所在。綜觀史書“論贊”，雖然多有申説倫理名教的内容，但也確有不少精闢卓識的史學見解。如《史記》的“太史公曰”，剖析政治上的成敗興亡與綜論歷史的發展趨勢，均見其超人卓識。又如《資治通鑑》的“臣光曰”，一部分反映了司馬光政治上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保守態度，另外一些表現他史學思想的論述，多有獨到的精闢見解。

2．評論史事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研究歷史，借鑑以往，可以資治當今，指導未來。所以，評論歷史成爲歷代人們闡發自己的思想學説與政治主張的一種重要手段。《尚書》中的《周書》部分，有不少篇章記述了西周初年統治者們評論殷朝的興亡歷史，總結可資借鑑的經驗教訓。先秦諸子百家之學，更是喜用記載歷史人物的言行並加以評論，來伸張其思想學説，證成其政治主張。秦、漢以後，出現了專以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來闡發自己的史學觀點與政治主張的史論文章，西漢賈誼撰《過秦論》、東漢班彪撰《王命論》、三國魏曹冏撰《六代論》、三國魏李康撰《運命論》、晉代陸機撰《辯亡論》與《五等論》等，都是早期的著名史論作品。此後，在歷代學人的文集中，保存了大量的史論專篇。

以評論歷史爲主旨撰寫專著，最早出現於西晉，杜預撰《春秋左氏傳評》、孫盛撰《異同評》、徐衆撰《三國志評》等，都是這類史書的早期作品。此後，代不乏人。北宋范祖禹撰《唐鑑》，南宋吕祖謙撰《東萊博議》、李燾撰《六朝通鑑博議》，元代陳櫟撰《歷朝通略》、胡一桂撰《十七史纂古今通要》，明代張溥撰《歷代史論》、邵寶撰《學史》等，都是這類史書的專門之作。明末李贄撰《藏書》與《續藏書》、明、清之際王夫之撰《讀通鑑論》與《宋論》，言人之未嘗言，發人之不敢發，表現了他們獨到的史學觀點與思想意識，都是這類史書的名著。

3．評論史書

把歷史著作的編纂方法與史學思想作爲對象進行史學評論，始源很早。《左傳》對《春秋》書法的評論，是它的發端。《左傳》魯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微言大義”與“一字褒貶”，成爲後世公認的《春秋》筆法。《孟子·離婁下》記載孟子的話説：“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孟子認爲，三書是同類作品，内容都是春秋時期爭霸鬥爭的史實，記述方法都是史書的筆法。漢代揚雄在《法言·重黎》中説：“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録’。”揚雄對《周禮》、《左傳》、《史記》三部史書，各用兩個字作了高度概括的評論。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最後的“贊”語中，對揚雄評遷書爲“實録”作了具體説明：“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根據《後漢書·張衡列傳》記載，張衡曾“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張衡的意見，可以視爲對史書編纂體例最早的評論，而條上諸事，實開後世考評班、馬異同之端。

南北朝時期，南朝梁代劉勰在他撰寫的文學理論巨著《文心雕龍》中，有一《史傳》篇，專門評述先秦、兩漢、魏、晉時期的歷史著作。本文首述上古史官的設置，然後評論各種史體的優劣得失，最後提出自己的史學主張。這是中國史學史上一篇最早的史學評論，它實開唐代劉知幾史評專著《史通》的先河。

至唐，史學已走過一段漫長的歷程。特别是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空前發展，史學地位大大提高。對以往的史學發展從理論上進行總結，便被提上日程。於是，産生了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劉知幾撰《史通》，使劉氏成爲對唐前史學進行全面理論總結的第一人。劉氏之後，對史學理論進行探討者代有其人，但取得突出成績的學者爲數寥寥，值得稱道的只有南宋鄭樵、清代章學誠而已。劉知幾的學説在《史通》，鄭樵的學説在《通志·總序》及《藝文略》、《校讎略》、《圖譜略》，章學誠的學説在《文史通義》。《四庫全書總目》認爲，考評史體“非博覽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2)。三位史學家的史學理論，是中國史學理論寶庫中的三顆明珠，批判地繼承這份遺産，無疑會對豐富今天的史學理論與推動今天的史學發展，發揮積極的借鑑作用。

三．考辨

1．史書記事失實及其原因

本來，史家撰著史書，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能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成爲信實之史。但是，實際上，史家很難做到這一點，所寫史書多有失實。這是因爲：（一）傳説時代的歷史事實，最初是靠人們用口耳相傳的方式流傳的，等到用文字記載下來的時候，自然會有不少地方在長期流傳過程中被誇大或者縮小，使其本來面目走樣變形。（二）從戰國經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有仿古造僞的作品出現，給史家甄别史料帶來了困難。（三）史家搜集史料，或有缺漏而不完備，或缺乏去僞存真的甄别工作，所以使其撰寫的史書記載的歷史事實或不全面，或不真實。（四）一些史家從自己的史學觀點與政治立場出發，以偏見之筆記載自己持肯定或否定態度的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其間自會多有失實之處。（五）一些史家或懾於統治階級的淫威，或出於自己的私心，對那些涉及當今統治者的事實，常用虚美之詞阿諛奉承；對那些有礙當今統治的歷史事實，又常曲筆抑撻，以迎合統治階級的意願與需要。（六）歷代史家都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看待歷史與撰寫史書，把統治者作爲創造與主宰歷史的主體，很少記載民衆的活動，更把民衆的反抗鬥爭視爲洪水猛獸，稱“寇”稱“賊”。

2．考辨史料真僞正誤是史家撰寫史書的首要任務

史料有真僞、正誤，史家要想使自己撰寫的史書成爲信史、實録，就必須首先做好史料的考辨工作。《論語·子張》記載孔子學生子貢的話説：“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對古史的傳統説法提出了疑問。《孟子·盡心下》記載孟子的話説：“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對史書記載的古史事實表示了懷疑。

傳聞有失實，史料有真僞，需要通過考辨得其真相，所以，凡是態度嚴肅的史學家，都必然要在搜集與考辨史料上花費心血，認真地下一番功夫。司馬遷寫《史記》，因爲“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所以不予采納，而“擇其言尤雅者”撰成《五帝本紀》(3)。而在《大宛列傳》中，司馬遷説：“大宛之跡，見自張騫”，“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由於司馬遷以嚴謹審慎的態度鑑擇史料，所以使其撰寫的《史記》久傳不朽，被後人公認爲信實之史，譽稱“實録”。司馬光主持編寫的《資治通鑑》，博采群書，不遺巨細，“除去《史記》至《新五代史》十九種正史之外，《通鑑》用雜史、奏議、筆記、文集等共有二百九十六種，碑誌十四種，總數已在三百種以上”(4)。司馬光對於搜集到的各類史料，既不迷信正史，也不輕從他書，都要考辨其真僞虚實，然後決定取捨。他在《答范夢得書》中説：“其實録、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説未必皆無憑，在高鑑擇之。”一事異説的資料，經過認真考證辨析後，采其一説寫入正文，所剩異説資料另行編纂爲《資治通鑑考異》，説明捨此取彼之意。《資治通鑑考異》，開創了史家寫史同時編撰考辨史料專著的先例，對史學編纂學與史料學都是一個貢獻；這種治史的考異方法，對後世史學發展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3．考史專著

考辨史事的專著，有的專考一史，有的通考群史。三國時期蜀漢譙周撰《古史考》，是一部考糾《史記》謬誤的早期史考作品。宋代吴縝撰《新唐書糾謬》（即上文提到的《唐書辨證》）與《五代史記纂誤》、清代梁玉繩撰《史記志疑》等，都是專考一史的名作。金代王若虚撰《滹南遺老集》、清代錢大昕撰《廿二史考異》、王鳴盛撰《十七史商榷》、趙翼撰《廿二史劄記》、崔述撰《考信録》等，都是通考群史的名作。

另外，歷代注疏家對經史典籍所作的注疏，有的重於文字及名物制度的訓釋，有的重於史實的補遺、考訂、辨正，都包含著極其豐富的考史内容。陳壽撰《三國志》，善於叙事，文筆簡潔。但因陳氏文字過於求簡，所以記事又常有脱漏，劉知幾在《史通·人物》中形象地喻指《三國志》“網漏吞舟”。至南朝宋時，裴松之爲《三國志》作注，針對陳書“失在於略”，所以確定的注書原則爲“務在周悉”。具體地説，注書體例有四：“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録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説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内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5)概括言之，即所謂補缺、備異、正誤、評論。裴松之撰《三國志注》，重在增補與考訂史實，是一部運用注體考辨史事的典型作品。

第二節　史評主要文獻（上）

本節介紹史評書：一、史通。二、讀通鑑論。

一．史通

《史通》，是唐代劉知幾撰寫的一部史評專著。

1．作者與編撰

劉知幾（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進士。初授獲嘉縣主簿。武則天聖曆二年（699年）調任定王府倉曹。長安二年（702年）始作史官，歷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書少監等職，兼修國史。劉知幾一生篤愛史學，著述甚多。自撰者，除《史通》外，還有《劉氏家史》、《劉氏譜考》、《劉子玄集》；參修者，有《三教珠英》、《姓族系録》、《唐書》、《高宗實録》、《中宗實録》、《則天皇后實録》、《睿宗實録》等。可惜他作皆佚，只有《史通》及少量散篇傳世。

劉知幾撰《史通》，與他一生史學實踐有關。唐初確立設館修史制度，對後世史學發展産生重大影響。他久任史職，通過長期史學實踐，形成自己一套史學見解。但當時設館修史，權臣監修，意見時與監修不合，受到壓抑，史學見解無法在史學實踐中貫徹，史學才能不能得到發揮。自感“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於是“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如果“寢而不言，默而無述，又恐没世之後，誰知予者”。同時不滿“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的狀況，本想撰著一書“辨其指歸，殫其體統”，總結前代史書得失，闡述史學主張。所以就在史館工作之餘，“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6)。

《史通》成書於中宗景隆四年（710年）。劉知幾在《史通·序》中解釋命名之由，他説：“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兹名。”他既以漢世諸儒自況，又以上繼司馬遷爲己任，充分表現了劉知幾的史學抱負。

2．體例與内容

《史通》分内、外二篇，各十卷。内篇原有三十九篇，三篇宋初已亡，所以傳世三十六篇，主要論述史書體例與編纂。外篇十三篇，主要論述史官建置沿革、史書源流及古人著述得失。共四十九篇，二十卷。

《史通》論述的内容相當廣泛，史學諸方面問題都已涉及，較全面地反映了劉知幾的史學思想。概括言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唐前史書體例與編纂方法作了全面總結。關於史書體例，提出“六家”、“二體”説(7)。他認爲，唐前史書體例共有六種形式，合稱“六家”。各以其代表史書稱之，即：一爲《尚書》家，記言之史；二爲《春秋》家，記事之史；三爲《左傳》家，編年之史；四爲《國語》家，國别之史；五爲《史記》家，紀傳通史；六爲《漢書》家，紀傳斷代史。史體盡此六家，而六家各有原委，於是分述各體源流得失，得出其中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的看法，突出了編年史與紀傳斷代史二體的地位。還綜合史書體例與内容，將史書分爲正史與雜史兩部分(8)：以編年、紀傳爲正史二體，其他各種史書統稱雜史。雜史又分十類，即：偏記、小録、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别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劉知幾六家、二體説及正史、雜史的區分，全面概括了前代史書體例及其分類情況。關於史書編纂方法，他認爲，“爲史之道，其流有二”：一則“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一則“勒成删定，歸於後來之筆”(9)。他將史書編纂分爲當時“書事記言”與後來“勒成删定”兩類。前者爲史官“當時”記録的史料，後者爲史家“後來”正式撰著的史書。對史書編纂，分項論述，諸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曆、書志、論贊等各種體例，序例、題目、斷限、編次、稱謂以至史料采集、語言運用等有關問題，都設立專篇，詳加析説。

（二）力主直書、實録，反對徇情曲筆。他認爲，“良史以實録、直書爲貴”。何謂實録？他説：“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鑑也；虚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緜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録。”(10)史家只有實録直書，寫出信史，史書才能起到“申以勸戒，樹之風聲”(11)，“懲惡勸善，永肅將來”(12)作用。所以他對“用舍由乎臆説，威福行乎筆端”(13)的曲筆阿時，諛言媚主，深惡痛絶，作了無情鞭撻。

（三）主張批判繼承，反對盲從前哲，迷信經典。他總結前代史學發展，不泥守傳統説教，既擇善而從，又辨其紕繆。他對前代史學全面清理，一些重要史書都被品評褒貶，指其得失。他非常不滿學術思想界“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的不正常現象，在書中“多譏往哲，喜述前非”(14)，批判精神體現在字裏行間。即使被尊爲聖人的孔子及與之有關儒家經典，也采取懷疑態度，提出異議，並爲此寫《疑古》、《惑經》兩個專篇。他尊重孔子，但反對將孔子偶像化，認爲孔子也有得失。他在《疑古》中説：“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弑’。觀夫子之删詩也，凡諸《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吴，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孔子“事靡洪纖，動皆隱諱”，筆削不問是非，愛憎由己，使儒家經典很多記載失實。後世史家恪守孔聖人爲尊者諱、爲賢者諱、爲親者諱信條，史書多有隱諱回護之筆，給史學發展帶來很壞影響。他還揭露儒家經典一味頌古、對古代帝王美辭粉飾的虚妄之説，指摘《尚書》可疑者十，《春秋》未諭者十二，虚美者五。他認爲，堯舜禪讓實爲篡奪，三代盛世只是虚構，桀紂之惡多屬厚誣。自西漢以來，獨尊儒術，孔子尊爲聖人，相傳經其編訂過的著作奉爲經典，儒家思想佔據統治地位，人們只能信奉，不能懷疑，更是批評不得。特别是唐代，是一個“儒家之盛，古昔未之有”的時代，孔子尊爲王（封文宣王），其弟子也都封公或侯，詔定“五經”，撰《五經正義》頒行天下。劉知幾處於這樣的時代，敢於高舉批判大旗，挺身獨吼，實在難得。它開闊了史家思想，對後世史學進步與發展，無疑是一個積極推動。

（四）反對以天命解釋人事，以災祥徵驗吉凶，主張以史實論述興亡。劉知幾作爲史學家，牢記史學勸戒作用。將人類社會一切成敗興亡都歸於天命，禍福由上天主宰，史學就不能正確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無法做到懲惡勸善、永肅將來的作用。所以他極力反對在史書中妄稱天命，濫載災祥。他説：“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他歷述史實，以證推天命言人事虚妄，與情理相違，與史實不符。既然天命不可信，史書“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惑乎”(15)。所以他對司馬遷在《史記》中常事歸天命表示不滿，更對班固在《漢書》中創立《五行志》專記災祥以附會人事吉凶禍福持否定態度，專門寫《漢書五行志錯誤》、《五行志雜駁》兩篇，以斥其妄。

（五）稱譽獨家私撰，痛詆設館修史、權臣監修之弊。劉知幾充分認識史官重要。他認爲，要建不朽之業，必使“史官不絶，竹帛長存”，這樣，“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可使後之學者“不出户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内自省”。由此説來，“則史之爲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爲國家之要道”(16)。史職如此重要，關鍵在得人。他在《辨職》中説：“史之爲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强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這三者，雖有上、中、下之分，但都能立言不朽，成一家之言。這是因爲，“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他們不受權臣豪貴牽制拘限，所以能不負史任，據實撰著。到東漢，集群儒於東觀，致使“著述無主，條章靡立”，所撰史書被人“譏其不實”，斥其“可焚”。唐代統治者爲加强對史學控制，確立設館修史、權臣監修之制。這種制度可用國家力量，彙集衆多史家，對史學發展有一定積極作用，但弊端也顯而易見。尤其是劉知幾在史館任職二十餘年，更體會至深。他在《忤時》中斥其弊端，大凡有五：一爲人浮於事，成書無日；二爲史料難集，事難博資；三爲畏嫉權門，不敢直書；四爲受制監修，己意難申；五爲科條不立，無所遵奉。因是親身體驗，所以切中設館修史、權臣監修之弊。

（六）提出“史才三長”理論，作爲史家必備條件。《舊唐書·劉子玄傳》記劉知幾的話説：“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所謂史學三長，是指史才、史學、史識。史才，指史家駕馭史料、撰著史書的能力。史學，指史家掌握的歷史知識。史識，指史家史學觀點、見解及直書、實録的品德與精神。劉知幾認爲，三長中史識最重要，其次是史才與史學。這爲史家指明了修養方向，對提高史家素質，保證史書質量，起著積極作用。

總之，《史通》對史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在中國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史通》注本，以清代浦起龍撰《史通通釋》爲佳，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校點本。

許淩雲撰《劉知幾評傳》。

二．讀通鑑論

《讀通鑑論》，是明末清初王夫之撰寫的一部史論專著。

1．作者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今湖南省衡陽市）人。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舉人。明亡後，於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清軍南進衡州，他參加抗清鬥爭，兵敗逃亡。次年到廣東肇慶參加南明桂王政權，任行人司行人介子。幾經變故，感到國事已不可爲，決意隱遁。先隱居湘西郴、永、漣、邵等地，變姓名，易裝束，匿身瑶洞，自稱瑶人。後於康熙八年（1669年）定居衡陽石船山，自稱船山遺老，人稱船山先生。一生重要著作，大半在這以後整理完成。

王夫之對天文、地理、曆法、數學等都有研究，尤精經學、史學、文學等，學術造詣極深、是明末清初傑出思想家、經學家、史學家與文學家，對後世影響很大。一生著述豐富，生前未能刊行，後人編爲《船山遺書》，收録著作七十種，二百八十八卷。

2．體例與内容

王夫之寫史論《讀通鑑論》，用評論《資治通鑑》所載史事的形式，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與史學觀點。全書三十卷，其編次：（一）秦史。（二）兩漢史。（三）三國史。（四）兩晉史。（五）南北朝史。（六）隋史。（七）唐史。（八）五代史。每卷依《資治通鑑》列帝王系統分載若干篇，每篇選擇一個或若干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評論，有關史實都略而不載。書末附載《叙論》四篇，集中闡述本書寫作意圖、主導思想與作者史學觀點。

《讀通鑑論》是王氏史論代表作，最能反映其政治主張與史學思想。首先，他研究歷史、評論歷史目的明確，即借古鑑今，經世致用，以爲現實政治鬥爭服務。他認爲：“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爲來者師也。爲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爲！”(17)在解釋《資治通鑑》書名含義時提出：“‘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爲力行求治之資也。”(18)研究歷史，爲的是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借鑑成敗得失，以助對現實的認識、治理與改造。他以明朝遺臣自命，滿懷故國滅亡之痛、異族統治之恨、復明滅清之忱。所以所選評論史實多針對明末清初各種社會流弊，闡述的思想觀點表現出他强烈的民族思想與愛國熱忱。其次，反映王夫之的進步歷史觀。他認爲，人類歷史，自古到今，發展變化，不斷前進，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代勝過一代。社會所以能隨著時間推移向前發展，是由於“勢之所趨”(19)，決定於歷史發展必然趨勢，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爲轉移。所以他高度讚揚一切有利社會發展的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堅決反對一切泥古不化、頌古非今的論調。第三，堅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的史論方法。他認爲，評論歷史要切忌一般化，應“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儘然之實”，“因其時，度其勢，察其心，究其效”(20)。只有根據時代背景，分析當時形勢，考察動機，探究效果，審時度勢，知人論事，才能作出符合歷史實際的評論。歷史是發展變化的，所以評論歷史事件與人物，不可“據一時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21)，因爲有時“以一時之利害言之，則病天下；道古今而計之，則利大而聖道以弘”(22)。這就需要把一時是非與長遠利害綜合考察，做出符合歷史發展要求的判斷。王夫之關於史論問題的諸多獨到見解，表現了他的卓越史識。

1975年，中華書局出版《讀通鑑論》校點本。

蕭萐父、許蘇民撰《王夫之評傳》。

第三節　史評主要文獻（下）

本節介紹史評書：三、章學誠遺書。四、十七史商榷。五、廿二史劄記。六、廿二史考異。

三．章學誠遺書

《章學誠遺書》，是清代章學誠的著作彙編。

1．章學誠

章學誠（1738～1801年），字實齋，浙江會稽（今浙江省紹興市）人。早年隨父在湖北應城縣署讀書，曾參與編修《天門縣志》。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入國子監讀書。三十年（1765年），始師事内閣學士朱筠。朱筠多藏書，好賓客，章學誠因而得與當時名流學者如戴震、錢大昕、邵晉涵等人結交，並研討、論辯學術問題。後朱筠提督安徽學政，便在其幕府任職。在此期間，曾主修《和州志》。四十一年（1776年），任國子監典籍，並主講定州定武書院，主修《永清縣志》。四十三年（1778年）進士，但未獲得官職。此後，爲生活所迫，到處奔走謀生，先後主講肥鄉清漳書院、永平敬勝書院、保定蓮池書院。五十二年（1787年），往投河南巡撫畢沅，主講歸德文正書院，編纂《史籍考》。後往依亳州知州裴振，修《亳州志》。畢沅任湖廣總督，又到武昌投其幕府任職，修《湖北通志》，並襄撰《續資治通鑑》。畢沅貶官，章學誠還鄉。嘉慶二年（1797年），依安徽巡撫朱珪，後又依揚州鹽運使曾燠。嘉慶六年（1801年）病逝，年六十四。

章學誠是清代著名學者。他一生坎坷，而在學術上諸如史學、方志學、校讎學、哲學、文學、教育學、譜牒學等方面，提出許多獨到見解，取得傑出成就。

章學誠一生著述豐富，彙編爲《章學誠遺書》。

2．章學誠遺書

《章學誠遺書》分編五十卷，另有“佚篇”不分卷。

章學誠的著作，章學誠臨終前託付王宗炎編輯遺稿。王宗炎編次未竣，僅成三十卷而病故。稿本後歸沈曾植。二十世紀初，吴興嘉業堂主人劉承幹據沈氏藏本重加修補，增訂爲五十卷，於1920年刊刻行世，題名《章氏遺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文物出版社據吴興嘉業堂劉氏刻本斷句影印，並附《校記》一卷，又增入十八篇文章作爲《佚篇》標點排印在全書之後，於1985年出版，書名改爲《章學誠遺書》。

在章學誠的著述中，《文史通義》、《校讎通義》是其代表作。

章氏對於史學的論述創見甚多，他的史學思想是中國古代史學寶庫中的珍貴遺産。

（一）主張史學經世致用，反對專務考索與空談義理兩種學風。他在《文史通義》内篇四《説林》中指出：“學術固期於經世”，如能“得一言而致用，愈於通萬言而無用。”他生活的乾、嘉時期的學術風氣，一方面，考據學盛行，許多知識份子整天埋頭於故紙堆中，從事古籍的整理與語言文字的研究；另一方面，空談天性義理的理學仍然受到清朝統治者的尊崇，被視爲學術正宗，還有著很大影響。他認爲，考據家捨今求古，理學家捨事言理，都脱離實際，不能經世致用，無補於當世之務，所以他都給以抨擊。

（二）提出“‘六經’皆史”説，提高了史學地位，擴大了史學範圍。“‘六經’皆史”，前代已有學者提出，但作爲一個探討的命題，從理論上加以闡述，首推章學誠。他認爲，“‘六經’皆先王之政典”，是“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23)。所以，要想瞭解先王之史，就需讀經，“六經”就是記載上古先王史跡的史書。只是因爲“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24)後人，所以才被尊之爲經。章氏要揭示它的本質，恢復它的本來面目，於是提出“‘六經’皆史”、“經史同科”。一方面推倒了“六經”神聖的偶像崇拜，同時提高了史學的地位。他不僅認爲“六經”皆史，即使子部、集部之作，也是“其源皆出於史”，編撰《史籍考》時，就將“包經而兼采子、集”作爲内容取捨的原則。他認爲，“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25)。這種將一切學術著述都歸類史學的觀點，在今天學術發展、分類日密的情況下，不無可議之處，但它確擴大了史學範圍，開闊了史學工作者的學科視野，在史學理論上無疑是一種創見。

（三）對歷史編纂學的貢獻。歷史記録是隨著文字的出現就開始了的，而歷史編纂學的建立則是在對歷史編纂諸多問題給予理論上的説明之後，它開始於唐代劉知幾。劉知幾在《史通》中談到史書編纂時，從總體上將其分爲“書事記言”與“勒成删定”兩大類(26)。章學誠上承劉説，分史書爲“記注”與“撰述”(27)。二人看法相同，兩類的前者是史官當時所記史實，屬於史料彙編；後者是史家後來撰著之作，是正式史書。但對此從理論上給以説明，以章氏爲詳晰。章氏認爲，記注是記録歷史上的史事，因此需要“賅備無遺”，依照一定體例；撰述則是通過史事引出經驗教訓，以爲後人借鑑，因此需要有所“抉擇去取”，發揮見解，不必拘守一定體例(28)。他還設喻説明記注與撰述二者的關係：“著述（撰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記注）譬之蕭何轉餉。”(29)兩者都很重要，不可一缺，但是相較之下，一是創造性的再生産，一是歷史事實的客觀録載。代表史學發展水平的是撰述而不是記注，所以他尤重撰述工作。鑑於這樣的史學見解，他對史家撰述史書的體例、内容等都作了探討。他認爲，人類歷史是發展變化的，只有“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的撰述之作，才能“綱紀天人，推明大道”(30)，反映歷史發展的進程。所以，力主通史，對於斷代史則多所貶抑。在對待史書編纂體例方面，還表現出他的創新精神。南宋袁樞撰《通鑑紀事本末》，創紀事本末史體，雖然他認爲“紀事本末無深意”，但因其不襲成法，因事命題，受到他的盛譽，稱其爲化腐朽爲神奇之作(31)。他爲了克服前代史體之短，還擬取各體之長創一新體。在《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中，他談了新史體的構想。他説：“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删書志之名。發凡起例，别具《圓通》之篇。”本打算運用新體改編宋史，可惜未能付諸實踐。

（四）提倡方志，奠定了方志學的理論基礎。方志起源甚早，宋至明、清，得到長足發展。關於方志的性質、體例及作用，前人既無深入探討，也無統一認識。章學誠的貢獻，首先是確定了方志的性質，提出“志乃史體”(32)、“志屬信史”(33)的主張。他將史書分爲四類：“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34)所謂一國之史，指的就是方志。關於方志的編纂體例與内容，他提出方志分立三書的主張。所謂三書，就是“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35)。方志之體，包括志、掌故、文徵三個組成部分。“志”部分，“紀、傳、考、表，諸體略備，一如正史，以樹方志爲史之規”(36)；“掌故”部分，分類彙編當地官衙的章程條例、法規令文等重要檔案資料，有如會要、會典之體；“文徵”部分，分類編録詩文。三書相輔而行，而“志”爲主體。三書之外，還提出將修志没有采用的多餘材料輯録一起，名爲“叢談”，作爲附録，以考據軼事，資於旁證。方志既屬史體，它就如同其他史書一樣，具有經世致用、懲勸教育的作用；同時，因其内容廣泛，資料豐富，可供朝廷編修國史借資取裁。章學誠提出的較爲系統的方志理論，解決了方志的性質、任務、體例與内容，提高了方志在史學領域的地位，爲方志學正式成爲一個獨立的學科，奠定了理論基礎。

（五）上承劉知幾“史才三長”思想，强調史德的重要性。他認爲，劉知幾提出的良史應具備的“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但是，一個真正良史，只具備劉氏提出的才、學、識還不够，還需要具備史德。他特别强調史家具備史德的重要性，專門寫了《史德》闡述這一思想。所謂史德，是指“著書者之心術”，也就是史家的學術品德。對史家學術品德的要求，主要是“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即要求著書者尊重客觀史實，如實記載，而不摻雜個人好惡等主觀成分，不憑私意任情褒貶。這是繼劉知幾之後，更明確地爲史家指明了修養的方向。

倉修良、葉建華撰《章學誠評傳》。

四．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是清代王鳴盛撰寫的一部史考專著。

王鳴盛（1722～1797年），字鳳喈，一字禮堂，號西莊，晚年稱西沚居士，江蘇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縣）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遷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曾出爲福建鄉試主考官。二十四年（1759年），官至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旋因事被劾，調任光禄寺卿。二十八年（1763年），丁母憂，去職還鄉。此後三十年，定居蘇州，未再出仕，專以讀書著述爲事。他一生研經治史，又長於小學，是清代著名經學家與史學家。

《十七史商榷》所“商榷”之十七史，指《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等十七部“正史”。書中也論及《舊唐書》與《舊五代史》，但未計入數内。所謂商榷，乃自謙説法，實是對十七史“改訛文，補脱文，去衍文，又舉其中典制事跡，詮解蒙滯，審核舛駁”。全書内容，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校勘文字。他認爲，“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采用的校勘方法，有兩個明顯特點：一是不僅用本校、對校，更多用理校；二是不是全面校，而是重點校勘自感有疑誤的地方。（二）考證典制。本書考證典章制度，以地理、官制最詳。（三）評論歷史事件與人物。評論人、事，一般都有自己的主見，而不受前人定論的束縛，敢於提出不同的看法。（四）評論史書的優劣。他認爲，“治經斷不敢駁經，而史則雖子長、孟堅，苟有所失，無妨箴而砭之”(37)。他對各史的作者、體例、内容大都作了評論，發表了不少很好的見解。

王鳴盛學問淵博，貫通四部，尤精史學，這是事實。但他本人，卻爲此而自負。表現在他的學術活動中，每喜訾毁前人，持論不平。這在本書中時有所見，成爲一大缺點。

2005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十七史商榷》校點本。

五．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是清代趙翼撰寫的一部史考專著。

趙翼（1727～1814年），字雲崧，又字耘松，號甌北，江蘇陽湖縣（今江蘇省常州市）人。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參與編修《通鑑輯覽》。後出任外職，先後爲廣西鎮安府知府、廣東廣州府知府、貴州貴西道兵備道等。三十七年（1772年），因事被劾降職，遂以奉養老母爲名，辭官返鄉。此後四十餘年，除五十二年（1787年）應閩督李侍堯之邀參與鎮壓臺灣林爽文起義的軍事行動外，再未出仕，一直家居講學著述。他精史學，工詩文，是清代著名史學家與文學家。一生著述很多，彙刻爲《甌北全集》，收書七種，一百七十二卷。

《廿二史劄記》是用筆記體裁寫成的史考專著。名爲二十二史，實考“正史”的二十四史，只因當時《舊唐書》與《舊五代史》還未被清廷正式批準爲“正史”，所以題名《廿二史劄記》。書考評二十四史，每史之下分立若干目，每目集中考評一個專題，標一概括該目内容的題目。全書共立五百七十八目，釐爲三十六卷。

本書内容與考訂方法，都有其特點：

在内容方面，史法與史實並重，爲其最大特點。具體説，所記内容，主要有三：（一）評論諸史體例得失。他對各史體例，多有評論，肯定其長，指摘其短。如《後漢書》“不拘時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類相從”(38)來編次類傳，擴大了類傳之目，受到他的極力稱讚。又如《南史》、《北史》仿《魏書》子孫附傳之例，一人立傳，子孫數十人皆附其後，既有仕於南朝宋、齊、梁、陳者，又有仕於北朝魏、齊、周以至隋者，“每閲一傳，即當檢閲數朝之事，轉覺眉目不清”，被他指爲“作史者之弄巧成拙”(39)。（二）考訂史實正誤真僞。他考訂各史，對其材料來源及其真僞十分重視，因爲這是史書可信程度的基礎。書中諸如《漢書移置史記文》、《宋書多徐爰舊本》、《南史增删梁書處》、《舊唐書源委》、《宋史多國史原本》等條目，都是論述各史取材的專篇。在考訂、辨正史實的正誤真僞方面，也寫有大量專篇。如《史記自相歧互處》、《三國志誤處》、《宋書紀魏事多誤》、《北史與魏齊周隋書歧互處》、《新舊（唐）書誤處》、《宋史各傳錯謬處》等條目，對一史前後記載矛盾、各史記載互異及各史記載史事的疏漏、錯誤之處，都一一指摘考辨，有的還引證資料，評析産生錯誤的原因。（三）運用歸納綜合的方法，將各種同一性質的史事分别歸納爲專題，各以專篇論述，從不同角度反映有關一代治亂興衰的重大問題。如《兩漢外戚之禍》、《六朝清談之習》、《唐代宦官之禍》、《中官出使及監軍之弊》、《唐節度使之禍》等條目，都是這類專篇。這部分内容，爲其他史考著作所不備，是本書獨具的一大特色。

在考訂方法方面，以史證史，且多以本史證本史，爲其最大特點。他在《廿二史劄記·小引》中説：“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這裏表述的，正是以史證史的考訂方法。他認爲，“一代修史，必備衆家記載，兼考互訂”，“彼此校核，然後審定去取”，“筆之於書”。那些被史家棄而不用的材料，“必其記事本不確實”，如果用當年史家所棄“轉據以駁正史，此妄人之見”(40)。所以，他考訂史實，對稗乘野史慎而不取爲據，而是采用以“正史”證“正史”的考訂方法。這一見解，雖過於偏頗，但表現了一位史學家嚴謹的治學態度，使本書的考訂工作做得較爲紮實可靠。

總之，“此書貫串全史，參互考訂，不特闕文誤義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綜其要義，銓其異聞，使首尾井然，一覽可悉。即不讀全史者，寢饋於此，凡歷代之制度大略、時政得失、風會盛衰及作史者之體要各殊，褒貶所在，皆可曉然”(41)。所以，成書之後，頗得史家所重。但是，本書在思想觀點上也存在問題：一是有的地方表現出作者的天命史觀與相信因果報應的迷信思想，二是事涉女真及滿族者多有曲筆。

1984年，中華書局出版王樹民撰《廿二史劄記校證》。此乃有考證文字的《廿二史劄記》校點本。趙興勤撰《趙翼評傳》。

六．廿二史考異

《廿二史考異》一百卷，是清代錢大昕撰寫的一部史考專著。

錢大昕（1728～1804年），字曉徵，一字及之，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晚年稱潛研老人，江蘇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縣）人。他學識淵博，從事學術研究範圍極廣，對於經學、文字學、金石學、曆算等都有很深的造詣，尤以史學成就最大，是清代著名史學家、文字學家、金石學家，對清代後期的學術發展影響很大。著述宏富，1997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陳文和主編的精裝全十册豎排繁體字校點本《嘉定錢大昕全集》。

關於錢大昕的生平經歷與學術成就，詳見“集部”主要文獻“别集”部分《嘉定錢大昕全集》的作者介紹。

對於“正史”之書，錢大昕認爲，“文字煩多，義例紛糾。輿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迭代，冗要逐時”，所以想對它作一番“條理貫串”的工作，於是，“反覆校勘，雖寒暑疾疢，未嘗少輟”。積有年月，後加編次，纂成《廿二史考異》(42)。

《廿二史考異》所考二十二史，指“二十四史”中除《舊五代史》與《明史》以外其他二十二部“正史”。錢氏把司馬彪的《續漢書》八志從《後漢書》中分出，另立《續漢書》二卷，所以總目列爲二十三史。本書仿照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體例，考訂二十二史及其注釋的文字、訓詁、地理、職官、氏族、名物等。具體編纂方法，每卷先標紀、志、表、傳篇名，其下考訂條目少則一條，多則數十條。每條分爲前後兩部分，前半是被考訂“正史”原文，後半是考訂部分，著重於文字校勘與名物訓詁，對記載前後矛盾、内容有誤或文字衍脱、訓注不當之處，都羅列證據，指出異同，糾正錯誤，判其是非。由於錢氏知識淵博，不僅以史證史，而且以經證史，還采用金石考古資料以證史，所以考訂工作嚴謹縝密，使不少繁紛複雜的歷史資料都得到疏通辨析。雖所考多爲具體而微的問題，無法從中反映作者的史學見解，但它確爲後人學習與研究提供了可靠史料基礎，所以一直爲學人所重。

195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廿二史考異》。

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廿二史考異》校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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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宋吴縝撰《唐書辨證》，又名《新唐書糾謬》。

(2)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八“史評類”序。

(3) 《史記·五帝本紀》。

(4) 尹達主編《中國史學發展史》。

(5) 裴松之撰《上三國志注表》。

(6) 《史通·自叙》。

(7) 《史通》之《六家》、《二體》二篇。

(8) 《史通》之《古今正史》、《雜述》二篇。

(9) 《史通·史官建置》。

(10) 《史通·惑經》。

(11) 《史通·直書》。

(12) 《史通·品藻》。

(13) 《史通·曲筆》。

(14) 《史通·自叙》。

(15) 《史通·雜説上》。

(16) 《史通·史官建置》。

(17) 《讀通鑑論》卷六《光武》。

(18) 《讀通鑑論》卷末《叙論四》。

(19) 《讀通鑑論》卷一《秦始皇》。

(20) 《讀通鑑論》卷末《叙論二》。

(21) 《讀通鑑論》二十六《文宗》。

(22) 《讀通鑑論》卷三《武帝》。

(23) 《章學誠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内篇一《易教上》。

(24) 《章學誠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孫淵如書》。

(25) 同上。

(26) 《史通·史官建置》。

(27) 《章學誠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内篇一《書教下》。

(28) 《章學誠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内篇一《書教下》。

(29) 《章學誠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黄大俞先生》。

(30) 《章學誠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内篇四《答客問上》。

(31) 《章學誠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

(32) 《章學誠遺書》卷十五《方志略例二·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33) 《章學誠遺書》卷十五《方志略例二·修志十議》。

(34) 《章學誠遺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州縣請立志科議》。

(35) 《章學誠遺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書議》。

(36) 民國金毓黻撰《中國史學史》。

(37) 以上引文，皆見《十七史商榷·序》。

(38) 清代李慈銘於《廿二史劄記·小引》後的批注。

(39) 《廿二史劄記》卷四《後漢書編次訂正》。

(40) 《廿二史劄記》卷十《南北史子孫附傳之例》。

(41) 《廿二史劄記》卷一《史漢不同處》。

(42) 《廿二史考異·序》。

第三部　子部——子學（附：類書、叢書）

在古代文獻四部分類中，子部居第三位。

第一章　諸子

第一節　諸子總論

一．先秦諸子的産生

（一）社會制度的變革與學術文化由官府傳佈民間

西周時期，政治上，實行宗法統治，周王爲天下宗主，封地建國，世卿世禄；學術上，學在王官，一切學術文化都控制在王公貴族手中，“物物有官”，“官宿其業”(1)，“父子相傳，以持王公”(2)。當時，官師合一，不仕無學，也就是説，有官學而無私人師教，有官書而無私家著述。時至春秋，社會制度劇烈變革，維繫宗法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已瀕臨土崩瓦解之勢。在這種情況下，學術文化由官府嚴密控制的局面，失去繼續存在的政治與經濟基礎。於是，世宿學術文化之業的“疇人子弟”奔散四方，“或在諸夏，或在夷狄”(3)。隨著疇人散處各地，原本不得外傳的文獻資料也流佈社會，王官之學便日漸下移，逐步從官府擴散到民間。於是，王官變爲私教之師，官學成爲私學。到春秋末期，這一變化已十分顯著。孔子首開私人講學之風，廣收門徒，傳授歷史文化知識，就是由學在官府到學流民間的重要標誌，是政治制度更替在學術文化上的反映。它對春秋、戰國之際及戰國時期學術文化的發展繁榮，起到奠基與推動的重要作用。

（二）列國紛爭的政治形勢與諸子百家的産生

戰國時期，學術文化在社會上傳播，逐漸形成一個新的知識份子隊伍——士。由於處於社會制度變革時期，所以各種社會勢力之間的鬥爭十分激烈。政治鬥爭的激化，演成各國之間頻繁的戰爭。當時，列國紛爭，社會動盪，强權政治，弱肉强食。各國統治者，有的國勢强大想進一步開拓疆土，有的國勢弱小想求生存以免危亡；有的爲求國家穩定而繼續維持舊有秩序，有的爲求迅速發展而扶植新興力量。他們都希望得到士理論上的支持與實際行動上的幫助，以收富國强兵之效。順應社會歷史的需要，士成爲當時社會上最活躍的一個階層。有的東奔西走，到處遊説，一旦遊説成功，得到國君賞識，馬上飛黄騰達，撈個一官半職；有的聚徒講學，著書立説，以闡述、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與學術思想。士人各從不同階級與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議論政治，闡發哲理，相互間進行理論爭辨，開展思想鬥爭。於是形成不同學術派别，史稱“諸子百家”。

（三）歷代學者對先秦諸子産生條件的論述

先秦諸子産生條件，主要有二：一是學術淵源，一是社會條件。

1．學術淵源

《莊子·天下》是早期論述先秦諸子問題的一篇學術論文。作者在文中提出道術、方術兩個概念。道術，泛指學術，學説；就學術整體言。方術，一方之術；此與“道術”對舉，特指整體學術領域中僅適用於一種情況或一個方面的學術，就學術局部言。作者認爲，古代的道術，實爲後世的方術之母。後世出現的各個學派的思想學説、政治主張，原皆藴涵於古代道術之中。後來，由於世事變革，“道德不一”，所以，天下不再有治“無乎不在”之道術者，而“得一察焉以自好”的“治方術者多”了起來，於是，出現了衆多不同的學術派别。總之，上古學術是沿著道術分裂爲方術的軌跡演進的。

班固據劉歆《七略》撰《漢書·藝文志》，將圖書分爲六個部分，稱爲“略”。在“諸子略”中，對諸子各家的學術淵源作了概要叙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説家者流，蓋出於稗官”。顯然，《漢志》認爲，諸子的學術淵源皆出於王官。對《漢志》關於諸子出於王官的表述進行具體分析，可以歸納爲三點：（一）先秦諸子各學派的學術皆淵源於王官之學。（二）先秦諸子各學派的學術分别淵源於某一王官之學。（三）“蓋”之爲言，推測不定之辭。後世學者多承襲《漢志》之説。近代章太炎《國故論衡》卷下《原學》：“九流皆出王官，及其發舒，王官所不能與。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義。”章氏認爲，學術文化控制於官府之時，王官僅能世代因循，父子相傳，堅守成規而已，不可能有所發展。官學傳佈社會之後，漸而演育出各個學派，原被禁錮於官府的學術文化才得到空前發展。本來，學在王官，官外無學，所以，後來的學術文化皆由王官之學演進而來，其理甚明。但是，《漢志》拘泥地必將某一學派説成是出於某官，未免牽强，恐難全與史實相合。

也有人提出諸子源於“六經”説。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老子説本陰陽，莊、列寓言假像，《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吴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録》之所叙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今人也有持此説者。傅隸樸所著《國學概論（增訂本）》第四編《子學》在《諸子不出於王官》中説：“諸子既不出於王官，淵源何自呢？我以爲儒家由孔子建立，孔子的學説思想乃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大成。所以他能以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教弟子。由於夫子之道大，三千弟子中有的得其一鱗半爪，有的得其一體，有的具體而微。這班人進入社會，弘揚師説，自不免有些偏差或者是過分强調的，於是便引起了許多反感，衆説蜂起，群以儒家爲集矢的對象，不過他們的思想言行雖起自對儒家的反動，但他們的學説基礎仍建立在儒家的‘六經’上。”所以，“説諸子學説出自儒家，絶不是阿私之論。”其實，諸子源於“六經”的命題，《漢志》已啟其端。《漢志》“諸子略”：“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注》：“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漢志》在探究諸子的學術淵源時，既認爲皆出於王官，又指出皆爲“六經”之餘緒。本來，學在王官，官師合一，只有在王官失守、學流民間、官師分職的情況下，孔子才有可能開創私人收徒辦學，整理原由官府職掌的典籍以教庶民弟子，創立儒家學派。顯然，儒家學術與先秦諸子各家學術一樣也是出於王官之學。儒家本來是先秦諸子中的一員，到漢代，儒學獨尊，儒家地位才始居諸子之上。先秦諸子的學術皆淵源於王官之學，其中理應包括儒家學術在内，而後世有人認定先秦諸子的學術淵源於儒家之學，顯然是在儒學獨尊地位確定以後産生的學術觀念。根據這種觀念探究先秦諸子的學術與儒家學術的淵源關係，不可能得出符合歷史實際的正確結論。

2．社會條件

詳論先秦諸子産生的社會條件，首推《淮南子·要略》。其文云：文王“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故儒者之學生”；墨子以儒者“禮煩擾而不説，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於是主張“節財、薄葬、閑服”之墨家生；“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絶，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齊景公内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故晏子之諫生”；戰國之時“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横修短生”；“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别國也。”“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漢書·藝文志》既認爲諸子各家皆出王官，同時又指出諸子産生的社會條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説，取合諸侯。”民國時，羅根澤在《戰國前無私家著作説》中，從社會的政治體制與經濟制度的變革分析戰國諸子産生的社會背景。他説：“凡近於人事論之道術學説，無非所以解決當時之患難，俾社會國家漸進於理想。諸子學説，除晚出名家外，泰半屬於人事論，故方術不同，皆思所以救世之弊。”“春秋及春秋以前所以經緯萬端者，無不以禮，故各種學説無産生之必要與可能。及至戰國，世亂日亟，人心益詐，學者見先王之禮不能維持和平，於是各就所見，求所以維繫改善之方。”羅氏又在文後附言中説：“自春秋以前爲封建時代，於時之人，分貴族與農奴兩個階級。農奴無學識，不能著書立説；貴族不須要，抑且反對著書立説。至戰國，則封建勢力逐漸淪喪，資本勢力日益膨脹，中産階級率有求學之機會，由是學説因之蔚起。自春秋以前爲貴族掌政時代，遵祖宗之遺法，守國家之舊典，無庸新説；至戰國，則貴族逐漸失勢，士人進而奪取政權，其所以奪取政權之利器，每恃自己之政見與學説，由是積極消極相乘相除，群走於著書立説之途焉。”(4)

3．先秦諸子産生條件總説

任何一種學術思潮的出現，都不可能一下子從天而降，不會在一朝一夕的短時間内形成，必有所自之學術淵源。同時，任何一種學術思潮所以能够出現，又都可以從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找到原因，如果没有當時社會的需要並爲之創造産生的條件，它也是不可能出現的。《莊子·天下》所云道術裂變爲方術、《漢志》所云諸子出於王官，所指皆爲諸子所自之學術淵源；《莊子·天下》、《淮南子·要略》與《漢志》所云學術隨著世事的變革應時而興，所指皆爲諸子産生之社會條件。合二説以論諸子學術之所以出現，方爲全面。胡適在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附録”中載有一篇題爲《諸子不出於王官論》的文章，認爲《漢志》所説諸子出於王官“皆屬漢儒附會揣測之辭，其言全無憑據”。“《淮南子·要略》自‘文王之時，紂爲天子’以下專論諸子學説所自出，以爲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此所論列，雖間有考之未精，然其大旨以爲學術之興皆本於世變之所急，其説最近理。”他的結論是：“吾意以爲諸子自老聃、孔丘至於韓非，皆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濟之，故其學皆應時而生，與王官無涉。”胡氏是一非一，失之偏頗。

先秦諸子各學派之間的學術内藴，既有互相矛盾對立的一面，又有互相重合相通的一面。各家之間既互相擯斥，又互相吸收。認識先秦諸子各家學術，既不可因其學術觀點互相矛盾對立而忽略其學術思想中有彼此相通的一面，又不可因其學術思想中有彼此相通的一面而將雙方學術視爲源、流關係。關於先秦諸子的學術淵源及各家學術之間的關係，較爲符合歷史實際的解釋應該是：先秦諸子的學術皆淵源於王官之學，都是爲救時弊而應時産生。各從不同的立場出發采擇救世之方，所以其方各殊而不一。但總括言之，各取一偏以爲主，兼采他方爲次以輔之。所以各家學術的内藴往往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只是各家所取救世之方的主次不同，我主你次、我次你主而已。各家殊而不一之處，經過後學輾轉傳承，有的磨合歸一了；有的由微而顯，由小而大，甚至互爲水火，不能相容，百家爭鳴之局面由此而生。

二．諸子學術派别劃分與子部著録圖書

先秦諸子，本爲士人，何以稱“子”？周初分封，分爲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子爲五等爵位之一。所以，在西周，“大夫雖貴，不敢稱子”。到春秋時期，王室衰微，公室日弱，政權下移，各國“執政之卿始稱子”。春秋、戰國之際，學流民間，士人的社會地位提高，於是“匹夫而爲學者所宗”之師及從師受學之徒也都可以以“子”稱之(5)。這樣，“子”便成了春秋、戰國之際及戰國時期一般學者的尊稱。學者被尊稱爲子，他們的著作即稱爲子書。

（一）諸子學術派别的劃分

1．戰國子書對先秦諸子學術派别的劃分

據先秦諸子各自政治主張與學術思想將其歸納爲若干學術派别，戰國子書中已見記載：

《莊子·天下》提到六家：一曰墨翟、禽滑釐，二曰宋鈃、尹文，三曰彭蒙、田駢、慎到，四曰關尹、老聃，五曰莊周，六曰惠施。

《尸子·廣澤》提到六家：一曰墨子，二曰孔子，三曰皇子，四曰田子，五四列子，六曰料子。

《荀子·非十二子》提到六家：一曰它囂、魏牟，二曰陳仲、史鰌，三曰墨翟、宋鈃，四曰慎到、田駢，五曰惠施、鄧析，六曰子思、孟軻。

《韓非子·顯學》提到儒、墨兩家爲世之顯學，而孔、墨死後，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儒家八派：子張、子思、顔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墨家三派：相里氏、相夫氏、鄧陵氏。

《吕氏春秋·不二》提到十家：一曰老耽，二曰孔子，三曰墨翟，四曰關尹，五曰列子，六曰陳駢，七曰陽生，八曰孫臏，九曰王廖，十曰兒良。

這些戰國子書提到先秦諸子的學術派别，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以這個學派的創始人或主要人物爲代表，尚未概括爲什麽家。

2．漢代學者對先秦諸子學術派别的劃分

給先秦諸子各個學派一個什麽家的名稱，以高度概括各個學派的政治主張與學術思想，始於漢代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6)。司馬談將先秦諸子歸納爲六家，即：陰陽、儒、墨、名、法、道德。

班固承劉歆《七略》之説，在《漢書·藝文志》中將圖書分爲六部分著録：一曰六藝略，著録儒家經典與小學類圖書；二曰諸子略，著録子書；三曰詩賦略，著録詩賦；四曰兵書略，著録兵家書；五曰術數略，著録天文、曆譜、五行、卜筮等家書；六曰方技略，著録醫學、神仙等家書。在“諸子略”中對諸子學術派别的劃分，以司馬談六家爲基礎加以擴大，增縱横、雜、農、小説四家，共成十家。“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7)，除去小説家，剩九家，學術史上稱之爲“十家九流”。

3．《隋書·經籍志》子部類目的劃分

魏晉之際，産生了四部分類方法，其中乙部著録子書。當時只分四部，下未立類。唐初修《隋書·經籍志》，四部分類，合《漢志》諸子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而爲子部，其下分儒、道、法、名、墨、縱横、雜、農、小説、兵、天文、曆數、五行、醫方等十四家。

4．兩《唐志》子部類目的劃分

《舊唐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子部，除《隋志》十四目外，增雜藝術、類事、經脈(8)三目，擴大爲十七類目。儒家學派，先秦時即爲顯學，漢後更倍受尊崇，猶如國教；道教産生於東漢，與道家學派分流；佛教於東漢傳入中國，南北朝時盛極一時。儒、道、佛合稱“三教”。《隋志》以道、佛二教都是“方外之教”，所以子部“道家類”只著録道家書，而道教言神仙符籙書與佛教著作未入四部，只“録其大綱，附於四部之末”而已。到兩《唐志》，道、佛二教著作都歸入子部“道家類”，而在“道家類”下分爲“道家”、“神仙”、“釋氏”三個子目。這樣，所謂“三教九流”，都歸入到了子部之中。

此後，子部著録圖書的範圍，大致如此。

（二）子部著録的圖書

子書産生於春秋、戰國之際，興盛於戰國時期。所謂諸子，原指先秦士人，後擴大到後世學者。所謂諸子學派，原指政治及哲學思想方面一家之言，後擴大到科學技術方面專門知識。子部著録圖書，除子書外，還有道佛等宗教著作。四部中，子部内容最爲龐雜，包括哲學、思想、科技（天文、曆法、數學、醫學、工藝、農業等）、文學及宗教等諸多方面，是一個多學科知識寶庫，保存著豐富史料，成爲各單科專門史取之不盡的資料淵藪。

子部圖書的數量，十分宏富。《四庫全書總目》著録子部圖書（類書除外）二千六百五十七部，二萬四千八百三十五卷。《販書偶記》與《販書偶記續編》著録子部圖書（類書除外）三千三百〇二部，二萬三千一百五十卷。二者相加，共計五千九百五十九部，四萬七千九百八十五卷。這大致反映了清代存世的前代子部書與清人撰著的子部書總的情況。

三．子書叢書

自明代以來，彙刻諸子中重要學術派别的重要著作爲一編的子書叢書，有數十種之多。

（一）諸子集成

民國時期，國學整理社彙輯、世界書局1935年出版的《諸子集成》，彙集了先秦到魏晉六朝諸子著作二十六家二十八種，編選較精，而且凡有注者都選用較好的注本，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華書局曾多次重印，是最爲通行的子書彙編本。

（二）新編諸子集成

爲總結近幾十年整理研究子書的新成果，中華書局於1982年決定選編一套新的子書叢書，名爲《新編諸子集成》，收入先秦至唐、五代與哲學思想史研究關係較爲密切的子書。擬收書二十九家四十六種，各書正文與注文皆加新式標點。其中没有現成注本的，有的進行注釋，有的選擇較好的版本進行校點。擬收之書有的是殘闕或散佚之本，整理時區别不同情況，有的選取較好的現成輯本，有的進行補輯或重輯。《新編諸子集成》先出版各書的單行本，全部單行本出齊後出版精裝合訂本。

近代學者研究諸子的著述很多，子書大都有了注本。清末俞樾撰《諸子平議》。民國以來，錢穆撰《先秦諸子繫年》（又名《先秦諸子繫年考辨》）、蔣伯潛撰《諸子通考》、郭沫若撰《十批判書》。1993年，中華書局出版嚴靈峰編撰《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對唐前六十二種子書版本、著述搜羅甚富，達六千餘條，是迄今研究諸子著作甚爲詳盡、完備的工具書。上世紀九十年代先後出版三部諸子辭典，書名都叫《諸子百家大辭典》，一爲劉冠才、林飛、廖化、徐建華主編，一爲馮克正、傅慶升主編，一爲黄開國、李剛等編。

第二節　諸子主要文獻（一）

本節介紹：一、論語。二、孟子。三、老子。四、莊子。五、文子。六、列子。

一．論語（見經部）

見經部第二章《經部主要文獻（上）——十三經》之《論語》。

簡録：研究孔子與儒學的部分著述

1、《孔子評傳》，匡亞明撰，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

2、《孔子大辭典》，主編張岱年，常務副主編夏乃儒，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年出版。

3、《中國儒學》，龐樸主編，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出版。

4、《中國儒家學術思想史》，劉蔚華、趙宗正主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5、《中國儒學文化大觀》，湯一介、張耀南、方銘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

6、《中國儒學百科全書》，中國孔子基金會編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出版。

二．孟子

見經部第二章《經部主要文獻（上）——十三經》之《孟子》。

三．老子

《老子》，是先秦道家學派一部重要著作。

1．老子其人

老子，據《史記·老子列傳》記載，“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春秋末年人，孔子曾適周“問禮於老子”。他“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後“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是，老子是否李耳，漢時已有人提出異議。司馬遷在《老子列傳》的最後，提供當時人的另外兩種説法：或曰東萊子，亦楚人，與孔子同時；或曰周太史儋，後孔子百餘年。並且説：“世莫知其然否。”可見當時已有很多人弄不清楚了。後經兩千年來歷代學者的探討，至今仍無定説。目前學術界的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二：（一）春秋後期人，在孔子之先，即孔子向其學禮之李耳老聃。（二）戰國中期人，具體所指，主要有二説：一説老子確係李耳，但李耳本是戰國中期人，他的弟子爲提高老學地位，在宣傳中使孔子爲其弟子，於是生年上移，成了年長於孔子的春秋人；一説老子是太史儋。諸説相較，老子其人，仍當以司馬遷的意見近是。

老子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先秦道家學派所以稱之爲道家學派，是由於其創始人物老子提出“道”這一學術命題，哲學範疇。老子説：“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老子認爲，宇宙之間有道、天、地、人四種偉大的物質實體存在，其中道是最先出現的，早在天地剖分之前，宇宙尚爲混沌狀態之時，道已存在。道無聲無形，不靠外力的幫助而存在，周而復始，不停運行，可以把它作爲天下萬物的根本。有道而後有天、地、人。人以地爲法則，地以天爲法則，天以道爲法則，道以自身本來的樣子爲法則。這樣，宇宙之間，形成道、天、地、人四大物質實體並存的狀態，道先天、地、人而生，天、地、人的發展變化、運行規律，皆法道而行，道是宇宙間最偉大的存在，最根本的法則。老子提出的“道”這一哲學範疇，影響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哲學史的發展。老子的社會觀，一方面，猛烈抨擊不合理的社會現實，責駡統治者，表現了反壓迫、反剥削、愛自由的進步要求；另一方面主張小國寡民，鼓吹無爲而治，又具有保守、倒退、愚民的消極因素。老子的哲學思想與社會觀對後世都有重大影響，老子本人也被後世尊爲道家學派之祖。

2．《老子》其書

《老子》，又稱《道德經》，是一部記述老子思想學説的著作。它的成書時間，也像其他先秦典籍一樣，經過一個不斷增益補充的過程。最後寫成定本，約在戰國中期。

《老子》自先秦流傳至今，有多種傳本。今本全書分爲上下兩篇，上篇《道經》三十七章，下篇《德經》四十四章，共八十一章，約計五千字。

1973年12月，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大批帛書，其中有兩種《老子》寫本，分别稱爲甲本、乙本，抄於秦、漢之際。這兩種本子與傳世之本篇次不同，《德經》在前，《道經》在後，其中文字也時有出入。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一）》，其内容，有《老子甲本及卷後佚書圖版》、《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圖版》、《老子甲本釋文》、《老子乙本釋文》。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門市轄區内的郭店村發掘一號戰國楚墓，出土簡書，其中有《老子》甲、乙、丙三種本子。這是至今所見年代最早的《老子》傳抄本，其學術價值可想而知。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荆門市博物館編撰《郭店楚墓竹簡》。2003年，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廖名春撰《郭店楚簡老子校釋》。

許抗生撰《老子評傳》，熊鐵基、馬良懷、劉韶軍撰《中國老學史》，董治安主編，王世舜、韓慕君編撰《老莊詞典》。

附録：有關道教、佛教的部分著述

1、《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2、《道藏精華録》丁福保（1874～952年）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出版。

3、《道藏源流考》，陳國符撰，中華書局1963年出版增訂本；又，1989年重印。

4、《中華道教大辭典》，胡孚琛編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

5、《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正編》，任繼愈主編，全一百〇六册，中華書局1984年開始出版，1997年出齊，收書4200餘種，二萬三千餘卷，約一億多字，内容多於歷代藏經。

6、《二十二種大藏經通檢》，童瑋編，中華書局1997年出版。本書共收入兩種經録與二十種不同版本漢文大藏經中的佛教典籍四千一百七十五種。

7、《佛學大辭典》，丁福保編撰，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8、《佛光大辭典》，八册，釋慈怡主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據臺灣佛光山出版社1989年第五版影印出版。

9、《宗教大辭典》，任繼愈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出版。

四．莊子

《莊子》，是先秦道家學派一部重要著作。

1．莊子其人

莊子，名周，戰國時宋國蒙（今河南省商丘縣境）人。生卒之年不詳。生活於戰國中期，約與孟子同時。據史記與莊子有關記載，他做過蒙地的漆園吏。家境貧困，住在窮閭厄巷，嘗借粟於監河侯。穿著帶補丁的粗布衣服，用麻繩繫著鞋子，拜訪魏王。生活甚是潦倒。但他不求聞達，糞土富貴，楚威王派人攜帶厚禮迎他爲相，被他斥絶。終身不仕，著書十餘萬言。

2．《莊子》其書

《莊子》分爲内篇、外篇、雜篇三個部分。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共三十三篇。

一般認爲，内篇的思想、文風較爲一致，基本上當爲莊周自著；外篇與雜篇則大都爲莊周學派的後學之作。可以説，《莊子》是以莊周思想爲主體，彙編自戰國中期莊周以降至秦、漢之際莊周學派的文章總集。它上承《老子》，是戰國時期道家學派的一部主要著作。

莊子尊崇老子學説，詆斥儒、墨主張，世以“老、莊”並稱，是戰國時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繼承並發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觀點，把宇宙萬物的本體叫做道，認爲道是無限的，自本自根，無所不在，强調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認有神的主宰，他的思想包含著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但是，他認爲道是先天地生的，是絶對的，宇宙間的萬物都由道派生出來，是相對的。他看到一切都處在“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中，主張齊物我，齊是非，齊大小，齊生死，齊貴賤，泯滅事物的一切差别，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幻想一種“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的主觀精神境界。在對待社會問題上，他痛疾當時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從而對一切社會政治制度都感到失望，但他不是去反抗，去鬥爭，而是主張安時處順，無爲無爭，逃避現實，消極厭世。莊子的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在中國哲學史與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莊子》不僅是一部重要的哲學著作，而且是一部著名的文學作品，它那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創造性的寓言，辛辣的諷刺筆調，生動逼真的描繪，靈活多樣的句式，豐富絢麗的辭彙，是中國古代散文史上的少有佳作。魯迅撰《漢文學史綱要》中這樣贊評：“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

1961年，中華書局出版清末郭慶藩撰《莊子集釋》標點本，1978年重印。本書彙録材料較多，收有晉代郭象注、唐代成玄英疏、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中的《莊子》音義。

五．文子

《文子》，是一部道家學派的著作。

1．文子其人

由《文子》其書言及文子其人者，始見於《漢書·藝文志》。《漢志》於“諸子略”道家類著録《文子》：“《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班固説文子是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史記》云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10)。老子當長於孔子，老子弟子亦自當與孔子“並時”。班固又説文子與周平王問答以探討治國之道。周平王爲東周始王，卒於公元前720年。孔子生活於春秋末期，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前479年。周平王之死年與孔子之生年前後相隔一百六十九年，怎能稱爲“並時”？這樣兩個相互不能同時成立的時間概念，班固用“似依託者也”的表述句式表明自己認爲“稱周平王問”恐非事實，這實際上就肯定了文子與孔子“並時”這一種説法。班固的“稱周平王問”，是據《文子》其書而言，檢傳世《文子》與1973年在河北省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出土的簡書《文子》，書中發問者皆爲“平王”，“平王”上無“周”字。書中“平王”上無“周”字，而班固卻認定是“周平王問”，所以清代孫星衍批評“班固誤讀此書”。《文子》書中之“平王”不是“周平王”，那麽，與孔子同時的各國國君有没有“平王”呢？在春秋末期，中原各國的國君尚無稱王者，當時稱王者只有吴、越、楚三國，皆在南方。吴、越雖稱王，但不稱謚，史載直稱“某王某”，如“吴王夫差”、“越王句踐”等。楚國國君，春秋末期有一位謚“平”，史稱“楚平王”，公元前528年至前516年在位，在位十三年，是孔子二十四歲至三十六歲這段時間，説“與孔子並時”正相吻合。所以，後世學者多有持此説者。班固説文子其人，只稱“文子”，不言其姓氏名字。後世又有以文子爲計然、文種、尹文子、子夏弟子等數種説法。諸説孰是？皆乏實據，多出推測，故難確信爲定論。平心審析，不如仍依《漢志》所記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

2．《文子》其書

《文子》其書，《漢書·藝文志》依據劉歆撰《七略》著録於“諸子略”的道家類，曰“《文子》九篇”。唐初修《隋書·經籍志》，於子部道家類著録“《文子》十二卷”，其下注曰：“《七略》有九篇，梁《七録》十卷，亡。”《漢志》著録的九篇本《文子》與南朝梁代阮孝緒撰《七録》著録的十卷本《文子》，唐初即已亡佚。所以，唐代以後，僅有十二卷本《文子》傳世。《文子》之文十二篇，以篇爲卷。

《文子》闡釋老子思想，繼承與發展老子“道”的學説。《文子》既承繼老子“道”説，同時重視儒家所倡仁義禮在修身治國方面的作用。其思想，老子“道”説爲主，又吸收儒、墨、法等部分思想觀點，形成自己的一套思想學説體系。《文子》這套思想學説體系，成爲盛行於西漢初年的黄老之學的主幹。

歷代研究《文子》的學者，多以《文子》爲僞書。綜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爲班固説文子作爲老子弟子與周平王問答，年代相差甚遠，根本不可能，顯係僞託。二是《文子》的語句，很多地方與《淮南子》相同，有人認爲《淮南子》抄撮《文子》，也有不少人認爲是《文子》抄撮《淮南子》。1973年，在河北省定州發掘一座西漢後期中山懷王墓，出土大批簡書，其中有《文子》，證明在西漢時期《文子》已在社會上傳佈，至於《文子》與《淮南子》誰抄撮誰，今亦尚難考定。

《文子》成書年代，今有二説：（一）先秦説。持此説者認爲：“據定縣漢墓出土的竹簡，《文子》是漢初已有的先秦古籍無疑”(11)。（二）漢初説。持此説者認爲：“黄老之學，萌芽於戰國，特至漢初，始有治黄老之學者最録而筆之於書，是爲《文子》”，“《文子》之成書，其在漢惠帝之時乎”(12)。

《漢書·藝文志》著録《文子》，班固自注云書中“稱周平王問”。今傳世本《文子》，僅在《道德篇》有一處“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云云，他凡問答之處，皆爲“文子問”，而以“老子曰”答之。凡不用問答形式而直接申論其説之處，其上皆冠以“老子曰”領起。《文子》全書，文子只是一個提問人的配角而已，申論觀點的主角是老子。1973年在河北省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出土的簡書《文子》，雖簡殘不全，但就與今傳世本《文子》相同的部分比對，“凡簡文中的文子，今本都改成了老子，並從答問的先生，變成了提問的學生。平王被取消，新添了一個老子。”(13)1995年，簡書《文子》的釋文發表(14)，明顯看出，簡書中，凡問答之處，傳世本作“文子問，老子答”，簡書中作“平王問，文子答”；凡不用問答形式而直接申論其説之處，傳世本其上冠以“老子曰”領起，簡書中其上冠以“文子曰”領起。這樣，文子成爲全書的主角。簡書與《漢志》著録的《文子》相合。簡書《文子》的出土，證明傳世本《文子》不僞，也證明傳世本《文子》並非古本《文子》之原貌，曾經後人竄改。歷代學者關於《文子》之辨僞意見，由於簡書《文子》的出土，多已不攻自破。明代胡應麟撰《四部正訛》認爲，《文子》在漢後流傳過程中“有漢後字面，而篇數屢增，則或李暹輩潤益於散亂之後”。《隋書·經籍志》著録“《文子》十二卷”，其下注曰：“《七略》有九篇，梁《七録》十卷。”這使我們知道，漢代傳本《文子》九篇，南朝梁代傳本《文子》十卷（篇），唐初傳本《文子》十二卷（篇）。自漢至唐初期間，爲《文子》作注者，有東晉張湛、北魏李暹。《文子》多出的三篇，很可能爲注者所增益。今本《文子》改文子爲老子，改平王爲文子，始於何時？王利器認爲：“用《文子》之文，卻不道文子之名，而直稱爲‘黄帝曰’或‘老子曰’者”，在《鹽鐵論》、《淮南子》、《吕氏春秋》、《列子》、《文選》李善注中皆有其例。這是因爲，人們“以《文子》爲治黄老學者之言”，故以稱之也。至於“《文子》一書之加添‘老子曰’字樣，蓋自開元年間始矣”，“自此以還，《文子》一書，除由文子與他人問答者外，其餘無不加以‘老子曰’矣”(15)。

《文子》的部分研究著述。東晉張湛注、北魏李暹注，皆不傳。今見最早注本，是唐代默希子（徐靈府）撰《文子注》。唐玄宗尊崇道家學説，於開元二十九年（741年）正月，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並置崇玄學，其生徒習《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等，每年準明經例舉送。至天寶元年（742年）二月，詔文子號通玄真人，改《文子》爲《通玄真經》。默希子寫成《文子注》，時在唐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前後(16)，故其書名稱《通玄真經注》。

近年，有兩種《文子》注本問世，皆以《道藏》本默希子撰《通玄真經注》十二卷本爲底本。一爲王利器撰《文子疏義》，中華書局2000年出版。一爲李定生、徐慧君撰《文子校釋》，書末附録《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六．列子

《列子》，是一部道家學派的著作。

1．列子其人

列子，姓列名禦寇，史籍無載。記其人其事者，除《列子》其書外，主要是《莊子》，其他如《尸子》、《吕氏春秋》、《戰國策》亦有零星記載。

因爲列子《史記》無傳，《莊子》之文多屬寓言，且記列子之事又有不少荒誕矛盾之處，所以，歷代有一些學者懷疑歷史上是否曾真有列子其人。對此，今人楊伯峻在《列子集釋》的《前言》中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説：“這個人實有其人，因爲提到他的不止《莊子》一書。然而《莊子·逍遥游》卻把列子寫成神仙：‘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但同一《莊子》，在《讓王》又説：‘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便又是凡人，要吃要喝。吃喝不够，面黄肌瘦。這自相矛盾的情況，倒並不是由於《莊子》全書非出於一人手筆，而是莊周把實際存在的人物寓言化。《莊子·天下》説，‘以寓言爲廣’，《寓言》説，‘寓言十九’，《莊子》中把實際人物寓言化的例證很多，這只是其一。”楊伯峻的意見是對的。

列子，歷史上實有其人，但是，不僅生卒之年無考，其生活的時代也説法不一，有春秋末期、戰國前期、戰國中期等三説。何説可從？實難確言。可以肯定的是，列子生活之年代，晚於老子，早於莊子。

列子所宗，爲道家者言。《莊子》所記列子其言其行，多表現道家玄虚復樸之道。《吕氏春秋·不二》稱“子列子貴虚”，亦爲道家所主之説。《戰國策·韓策二·史疾爲韓使楚》：“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柰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這段議論，以名責實，名家者流之言。雖然“控名責實”(17)爲名家所主，但是重“名”並非名家所專有，先秦諸子幾乎無不重“名”，《論語·子路》記孔子“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的論“名”名言，荀子撰專文《正名》以論“名”。所以，列子之論雖有名家味道，但並不影響他作爲道家人物的思想主流。

2．《列子》其書

《列子》八篇，以篇爲卷，分編八卷。其篇次：

著録《列子》，最早見於劉向撰《列子書録》。西漢後期，朝廷組織人力校理群籍，由劉向、劉歆父子總其成。每校完一書，寫一篇整理提要，曰叙録。彙編群籍叙録爲一書，曰《别録》。《别録》早佚，今僅存八書叙録，《列子書録》即其一。劉向在《列子書録》中介紹整理該書情況説：“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内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其學本於黄帝、老子，號曰道家”。“孝景皇帝時貴黄、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列子》“定著八篇”篇名，與今本同。其後，班固據劉歆《七略》撰《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類著録《列子》云：“《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至東晉，張湛作注，序文概述所用《列子》書來歷及作注緣起。依張湛序所説，湛注《列子》書，是他祖父於東晉初年用幾個殘本拼合而成的一個全本。《隋書·經籍志》子部道家類著録《列子》云：“《列子》八卷。鄭之隱人列禦寇撰，東晉光禄勳張湛注。”後世流傳《列子》，即張湛注本。

今本《列子》，經歷代學者研究，認定爲僞書。首先提出懷疑是唐代柳宗元，他在《辨列子》中揭示其記人、事時間上的矛盾後指出，其書“多增竄，非其實”。其後，懷疑《列子》僞者越來越多。每人所論，皆有所持，從各方面揭其晚出事實。概言之，大致有三：其一，記載事實有戰國後事。其二，闡發思想多魏晉人的認識。其三，使用語言不少是漢後甚至魏晉後辭彙。《列子》作僞於魏晉，然作僞者誰？學者認識不一，主要有二説，一曰張湛祖父外家王弼（輔嗣）(18)，一曰張湛自作僞書自作注(19)。但其説皆屬推測。作僞者如何作僞？近人馬叙倫在《列子僞書考》(20)中認爲：“蓋《列子》書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稱於作者。魏、晉以來，好事之徒聚斂《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墨子》、《莊子》、《尸佼》、《韓非》、《吕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説苑》、《新序》、《新論》之言，附益晚説，成此八篇，假爲向叙以見重。”馬説可能較爲符合作僞事實。近年，有學者對《列子》作僞時、人提出一種見解，認爲：“從《列子》文氣簡勁宏妙、内容首尾呼應自成一體的特點看，似乎不可能在這樣一個長時期内經過多人多次的增竄而成，而只能出於一家之手筆。倘此説成立，便可將成書時間縮到一個小的範圍。根據《周穆王篇》本自《穆天子傳》，而後者係西晉太康二年與《竹書紀年》等册簡同出於魏襄王或魏安釐王冢，可定其成書最早不會超過公元二八一年，至遲不晚於永嘉南渡（公元三一五年）前後。至於僞作者誰，在没有可靠資料證明之前，最好不要捕風捉影。”(21)此説，大大縮短了作僞時段。

《列子》是僞書，是説不是産生於先秦時期的《列子》，書中反映的不是先秦列子的思想。既論定其作僞時間在魏晉時期，則書中反映的是魏晉人的思想。要瞭解魏晉人哲學思維、玄學清談，《列子》倒是可提供不少有用資料。另外，書中保存大量古代傳説與寓言故事，如著名的“愚公移山”故事就出自《列子·湯問》。所以，《列子》仍具一定學術價值。

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楊伯峻撰《列子集釋》，後多次重印。本書以清代汪繼培校訂的《湖海樓叢書》本爲底本，復取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宋、元、明多種刊本參校，於汪本頗有訂正。書中除《列子》正文外，收載晉代張湛注、唐代盧重玄解、唐代殷敬順釋文與宋代陳景元之補釋文，清人與今人之校勘訓釋也多所采摘。書末有“附録”三部分：（1）張湛事跡輯略。（2）重要序論彙録。（3）辨僞文字輯略。

劉殿爵、陳方正編《列子逐字索引》，王世舜主編《先秦要籍詞典》，内含《列子》。

第三節　諸子主要文獻（二）

本節介紹：七、墨子。八、管子。九、晏子春秋。一〇、公孫龍子。

七．墨子

《墨子》，是先秦墨家學派一部重要著作。

1．墨子其人

墨子，名翟，約生活於春秋末，戰國初，稍晚於孔子，而早於孟子，魯國人。他出身卑微，可能從事過手工業生産，生活儉樸，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青年時期，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是一位孔門弟子。但後來因“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説，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22)，於是，便背離儒學，倡導一系列與儒學相對抗的政治主張與思想學説，收徒授學，並身體力行，形成一個獨立學派墨家學派，成爲戰國時期與儒學並稱的兩大顯學。

2．《墨子》其書

《墨子》，是墨家著述的彙編，其中有的是墨子言論行事的輯録，有的是墨家後學的作品。《漢書·藝文志》著録《墨子》七十一篇，後亡十八篇，今存五十三篇。

《墨子》内容，可分爲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由《親士》到《非儒》三十一篇，集中闡述墨子的主要思想學説。墨子思想學説的根本出發點，是謀求制止戰爭，安定社會，利於民生；中心内容，是書中提出的十大主張，即：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尊天、事鬼。第二部分，《經》上下、《經説》上下、《大取》、《小取》六篇。這部分，後人稱爲《墨辯》，又稱作《墨經》，主要講述思想方法，即墨家的邏輯學，其中有關認識論與自然科學的内容，具有唯物因素，而對數學、力學、光學等方面的記載，在中國自然科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第三部分，《耕柱》到《公輸》五篇，記述墨子的言行，其中有墨子與時人的辯論，游説諸侯王公的言論，也有應答、教導弟子的談話。這些具體而又生動的材料，闡發了墨子的思想學説，同時也表現了墨子肯於獻身的鬥爭精神。第四部分，《備城門》以下十一篇，記述機械製造與守城之術，是中國古代機械工藝與軍事科學的珍貴史料。由於墨家非攻，所以重視防禦，這些篇章也是墨家學説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綜觀全書，墨家思想很多方面與儒家針鋒相對，不少主張都是對儒家學説的批判，它是一個與儒家尖鋭對立的學派。書中材料豐富，内容廣泛，論述問題常引古書爲證，或舉史實爲例，保存了不少有用的史料，是研治先秦史與思想史的一部重要子書。

清代孫詒讓撰《墨子閑詁》，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校點本。本書總結前人校注成果，加上孫氏自己的研究心得，對書中難解與錯誤之處，疏通考辨，多有訂正。

2002～2004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任繼愈主編《墨子大全》，全三編，一百册。

邢兆良撰《墨子評傳》，王裕安、孫卓彩、郭震旦編撰《墨子大辭典》。

八．管子

管子，名夷吾，字仲，春秋前期齊國人，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是中國早期法家人物。

《管子》一書，雖託名管仲，但並非管仲所撰，它是一部自戰國至秦漢的作品彙編。

《管子》内容相當廣泛，有的論述霸政法治，有的記述管仲相齊的歷史事跡，有的闡發道家思想，有的記述經濟政策與生産活動，有的是軍事問題的專篇，有的是講述哲學問題與陰陽五行學説，涉及到經濟、政治、軍事、哲學及自然科學等各個領域，包括儒、道、法、兵、農、縱横、陰陽等各個學派的言論，實爲雜家文集。《漢書·藝文志》曾把它著録於道家，自《隋書·經籍志》以後，書目著録才都列入法家。《管子》具有雜纂性質，從而保存了多方面有價值的歷史資料，所以，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法制及思想史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

《管子》原有三百八十九篇，西漢末年，劉向整理群籍，參校他書，删汰重複，編定爲八十六篇。後來佚失十篇，僅存七十六篇傳世，這就是今本《管子》。

《管子》素稱難讀，主要問題是簡篇錯亂，文字奪誤，詞義較爲古奥，費解之處甚多。早在唐代，尹知章就曾慨歎其書自漢代以後，“絶少尋覽，無人注解，或編斷簡蠹，或傳訛寫謬，年代綿遠，詳正莫由”(23)。歷代學者雖迭有校勘注釋，但因舛誤歧出，終有諸多問題難於疏解。郭沫若彙集聞一多、許維遹等各家校語注釋及郭沫若自己的研究成果而編成《管子集校》，博收衆説，參附己意，成爲研究《管子》的一部總結性著作。《管子集校》收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五卷至第八卷。2004年，中華書局出版黎翔鳳撰《管子集校補正》。

張力撰《管仲評傳》。

九．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是記載春秋後期齊國晏嬰言行的一部著作。

1．晏子其人與本書的編撰

晏子，指晏嬰。晏嬰（？～前500年），字平仲（一説謚平字仲），春秋後期萊之夷維（今山東省高密縣）人。齊國大夫，歷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三朝，爲執政之卿。他力行節儉，重視賢才，能够諍諫。主張計能定禄，誅不避貴，賞不遺賤。重視發展農業生産，種桑養蠶，反對厚賦重刑。他多次出使楚、晉、魯等國，名顯諸侯。

關於《晏子春秋》的成書年代與作者，大致有三種意見：一曰晏嬰本人所寫，一曰墨子門徒假託，一曰魏、晉、南北朝人僞造。吴則虞認爲，這三種意見都不能成立。《晏子春秋》的成書，有其長期的積累與演化過程。原始的素材可能有兩類，一類是古書裏的零星記載，一類是民間流傳的故事。將這些原始的素材編寫成書，大約在秦朝統一六國後的一段時間之内，編寫者當是一位任秦博士的齊國故臣(24)。

2．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分内篇、外篇兩部分。内篇六篇，外篇二篇，全書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劉向撰《晏子書録》介紹本書整理情況云：“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臣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今本篇章與《晏子書録》著録同。《晏子書録》介紹本書内容曰：“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

歷代書目著録《晏子春秋》，其部類歸屬，曾有子部儒家類、子部墨家類、史部傳記類等幾種處理方法。《漢書·藝文志》著録在“諸子略”儒家類，《隋書·經籍志》、兩《唐志》著録在子部儒家類。南宋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著録在墨家類，引唐代柳宗元“宜列之墨家”之論以爲説(25)。《四庫全書總目》著録在史部傳記類，於其書提要後附加案語云：“案：《晏子》一書，由後人摭其軼事爲之。雖無傳記之名，實傳記之祖也。舊列子部，今移入於此。”《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書中皆述嬰遺事，實魏徵《諫録》、李絳《論事集》之流，與著書立説者迥别。列之儒家，於宗旨固非；列之墨家，於體裁亦未允。改隸傳記，庶得其真。”《晏子春秋》著録部類的不同，表明學者對該書行文體裁與思想内容認識的不同。從行文體裁看，先秦子書多爲論證道理、申説主張的論文，純爲記事之篇者甚少。而《晏子春秋》全是記事之篇，且都是與晏嬰有關的故事，頗類傳記。從思想内容看，儒、墨二家的思想都有反映。顯然，著録部類的不同，原有所自。綜審全書，主要反映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學説，且《漢志》著録之始即在“諸子略”儒家類，所以，這裏姑仍舊貫，將其列在子部書。

民國時期，張純一撰《晏子春秋校注》。本書采集衆家研究成果，又“間附己意”，“凡一字可疑者，必反復審校，誼求其安而後已”，“寒暑兩更，稿經五易”而撰成本書。

一〇．公孫龍子

《公孫龍子》，是先秦名家學派一部重要著作。

1．公孫龍其人

公孫龍，生卒之年不詳。生平事跡，文獻僅有一些零星記載，其中還難免有不實的地方。根據文獻記載推測分析其生平事跡，試作如下概括：

公孫龍，戰國後期趙國人，主要活動於趙惠文王、趙孝成王時期。與惠施、魏牟、莊子、鄒衍、毛公、虞卿、平原君趙勝、信陵君魏無忌同時，而年小於惠施，與魏牟相伯仲，長於莊子。公孫龍曾爲魏君御，取譬以諷施惠於民。此事不知何年，但當在學業未成之早年。如此，則魏君可能是魏襄王。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即公元前318年至前296年。公孫龍自魏回趙，漸有學子投其門下，至公元前285年（趙惠文王十四年）前後，已有綦毋子等衆多弟子。公元前284年（趙惠文王十五年、燕昭王二十八年）燕昭王破齊以後，至前279年（趙惠文王二十年、燕昭王三十三年）燕昭王去世，在這期間，公孫龍曾帥弟子前往燕國，以偃兵説燕昭王。而後，回到趙國。公元前281年（趙惠文王十八年）趙之“藺、離石入秦”、次年趙“東攻齊得城”麥丘以後，至前266年（趙惠文王三十三年）趙惠文王去世，在這期間，公孫龍曾與趙惠文王問答“偃兵”問題。公元前257年（趙孝成王九年）秦圍邯鄲因楚、魏來救而解以後，公孫龍力説平原君不可聽從虞卿之言以請封，被平原君采納。公孫龍長期得到平原君的優厚禮遇。其後，在平原君於公元前251年（趙孝成王十五年）去世前，鄒衍由齊來趙，言至道，人皆稱善，公孫龍由此受到冷落。

用上文提到的時間大致計之，上限時點定在魏襄王去世的公元前296年，下限時點定在平原君去世的公元前251年（趙孝成王十五年），假定公孫龍在上限時點的年齡爲二十五歲上下，則公孫龍的有生之年大約七十歲上下（約前321～約前251年）；如果上推十年（約前331～約前251年）或下延十年（約前321～約前241年），則公孫龍的有生之年大約八十歲上下；如果上推下延各十年，則公孫龍的有生之年大約九十歲上下（約前331～約前241年）。

2．《公孫龍子》其書

《漢書·藝文志》於“諸子略”名家類著録：“《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

《漢書·藝文志》著録《公孫龍子》十四篇，今本僅六篇。今本六篇，總字數三千一百五十字。首篇《跡府》，非公孫龍之作，是後人編寫的公孫龍傳略，篇幅稍長，一千一百〇三字。其餘五篇，爲論述公孫龍學説之作，共二千〇四十七字，平均每篇四百一十字。以此每篇平均字數計之，《漢志》著録的《公孫龍子》十四篇總字數才有五千七百四十字。揚雄撰《法言·吾子》所云“公孫龍詭辭數萬”，或非指其書，只是泛言其善辯，多辯辭；或所指其書，是未經劉向校訂整理之本，故而字數較多。

今本與《漢志》著録本篇數不同，少八篇。後世學者有人認爲今本六篇爲僞作(26)；有人認爲今本六篇是全本(27)；多數人認爲原十四篇六存八佚，至於佚於何時，有人説宋，有人説唐，有人説早在唐前。

今本六篇，其篇次：（一）跡府。（二）白馬論。（三）指物論。（四）通變論。（五）堅白論。（六）名實論。

六篇篇旨，首篇記其傳略，二至六篇論其思想。首篇《跡府》。這是一篇記述公孫龍事跡的傳略。本篇首句云“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顯係後人彙集公孫龍事跡編寫而成，其成文時間最早不超過秦朝統一之年。第二篇《白馬論》。《跡府》曰：公孫龍“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跡府》還援引公孫龍之言曰：“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足見“白馬非馬”論，實爲公孫龍的代表性論題。文中指出“白馬”與“馬”爲不同概念，從而强調名應符實，並且揭示出物之個别與一般差異性的相互關係（白馬非馬），但卻忽視甚至否定物之個别與一般同一性的相互關係（白馬是馬）。第三篇《指物論》。本篇篇旨的理解，受到對篇題“指”字意義如何理解的影響。“指”字的意義，歷來解説紛歧。今人龐樸認爲，《指物論》“回答的是物質和意識的關係問題。所謂‘物’，就是物質或存在；所謂‘指’，就是意識或思維。”(28)第四篇《通變論》。本文是論述事物變化道理的專篇，“二無一”是其中心論題。“二無一”，即“二”不是“一”，“二”不同於“一”。文中較爲詳細地論證了“二無一”的見解。第五篇《堅白論》。龐朴認爲，“合同異”、“離堅白”，是先秦名家的兩大學派，公孫龍是“離”派的代表人物。在《堅白論》中，完整地保存了離派的堅白觀。文中提出，一塊“堅白石”，其“堅”、其“白”、其“石”，都是各自分離的，不可同時被感知的。認爲色、性、質互不相關，人的各種感覺一一分離，現象也不可知，感性認識也不可靠，一切事物均各自獨立而且離開現象世界藏於彼岸。“堅白石”使“離”派的觀點得到充分表現。所以，公孫龍以“白馬説”成名，卻以“離堅白”成家(29)。第六篇《名實論》。考察事物之實，給與相應的名稱，以使名與實符。其文之始曰：“天地與其所産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實以實其所實而不曠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不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公孫龍認爲，天地與其創生的東西叫做物，物用來形成它自身而又不過分的那個客觀存在的本體叫做實，實用來充實它自身而又没有空缺的那個客觀存在的本體所佔有的空間叫做位。超出它應在的位置就不是位，處於它應在的位置叫做正。用正端正不正，不用不正懷疑正。正，是端正實；端正了實，也就端正了名。名由實來，實用名稱，名實相符而位正，是謂正名。

公孫龍的思想是多方面的。他學先王之道，明仁義之行，主偃兵之説，稱譽莊子之言，主張惠施於民，顯然受到儒、墨、道諸家學派思想的影響。但其主要學説，是“白馬非馬”之論、“堅白”之辯、“審其名實，慎其所謂”之“正名”説，所以成爲先秦名家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宋代謝希深撰《公孫龍子注》，是今見最早注本。民國以來，陳柱撰《公孫龍子集解》，譚戒甫撰《公孫龍子形名發微》，龐樸撰《公孫龍子研究》等。

第四節　諸子主要文獻（三）

本節介紹：一一～一二、《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一三、商君書。一四、鬼谷子。一五、荀子。一六、韓非子。一七、吕氏春秋。

一一～一二．《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

1．孫武與《孫子兵法》

孫子，名武，字長卿，春秋末齊國人。生卒年不詳，約與孔子同時。當時，吴王闔閭正圖强爭霸，孫武爲施展軍事才能，由齊到吴。他的軍事思想受到吴王讚賞，委以重任，用之爲將。他與伍子胥協助闔閭經國治軍，終使吴國西破强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兵法》相傳爲孫武編撰，共十三篇。其篇次：（一）計篇。（二）作戰篇。（三）謀攻篇。（四）形篇。（五）勢篇。（六）虚實篇。（七）軍爭篇。（八）九變篇。（九）行軍篇。（一〇）地形篇。（一一）九地篇。（一二）火攻篇。（一三）用間篇。

本書在繼承與發展前人軍事理論的基礎上，系統總結春秋時期及其以前的戰爭經驗，闡述戰略戰術的規律，提出諸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等一系列精闢論斷。《孫子兵法》是流傳到今天的最古兵書，它是中國古代一部軍事理論名著，至今仍放射著奪目的光芒。

1972年，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西漢前期墓葬出土《孫子兵法》殘簡二百餘簡，二千三百餘字。雖僅及今本十三篇字數的三分之一，但其中有今本十三篇以外的《吴問》、《四變》等佚文，對研究孫武思想與訂正史籍，都有重要意義。

宋人彙集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皙、張預、賈林、梅堯臣、陳皞、孟氏、何氏等十一人注輯爲《十一家注孫子》。本書傳本爲南宋刻本。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以上海圖書館藏本爲底本校訂標點，郭化若寫代序並譯原文，1962年排印出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改名上海古籍出版社後，請郭化若改寫代序、修改譯文，另增注釋，1978年出版。

197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整理編輯《孫子兵法釋文》。本書爲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釋文附有簡注。

于汝波主編《孫子兵法研究史》，楊善群撰《孫子評傳》，邱復興主編《孫子兵學大典》。

2．孫臏與《孫臏兵法》

據《史記·孫子列傳》記載，戰國中期，有孫武之後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爲將軍，嫉臏之能，誑臏到魏，處以臏刑（去膝蓋骨）。後由齊使秘密載回齊國，爲威王師。他計敗魏軍，迫使龐涓在馬陵之戰中兵敗自殺。“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歷述前人窘境著述，其中提及“孫子臏腳，而論兵法”。《漢書·藝文志》的“兵書略”，著録有《吴孫子兵法》，師古注“孫武也，臣於闔廬”；又有《齊孫子》，師古注“孫臏”。從《史記》、《漢書》的記載説明，孫臏確撰有兵法，且於漢代還在流傳。唐初修《隋書·經籍志》，《孫臏兵法》已不見著録，説明亡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孫臏兵法》失傳，後世學者對孫武、孫臏是否都有兵法傳世歧説紛起，甚至對歷史上是否確有孫臏其人也産生懷疑，還有人提出“孫武、孫臏可能是一人”的假想。

1972年，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西漢前期墓葬出土竹簡一千九百餘枚，多爲兵書，其中就有《孫子兵法》與失傳一千多年的《孫臏兵法》。二書的同時發現，對有關孫武與孫臏其人、《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其書的種種疑團，一掃而散，有其極爲重要的學術價值。

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整理編輯《孫臏兵法》，由原簡影印，有釋文注釋。

1984年，中華書局出版張震澤撰《孫臏兵法校理》。

1987至1992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劉魯民、蘇德祥主編《中國兵書集成》，全五十册。本書纂輯自周、秦至清末兵家著作與各類典籍中論兵篇章二百種。

許保林撰《中國兵書通覽》，趙國華撰《中國兵學史》。

一三．商君書

《商君書》，又稱《商君》、《商子》，是先秦法家學派一部重要著作。

1．商君其人

商君，指商鞅。商鞅（？～前338年），是衛國公室諸庶孽公子，姬姓，公孫氏，名鞅，稱公孫鞅。後到魏、秦，因是衛國人，稱衛鞅。在秦國，以功封商地，號商君，稱商鞅。商鞅早年到魏國，在魏相公叔痤手下任中庶子。後於公元前361年自魏入秦，在秦孝公支持下於公元前359年實行變法，使秦國富民强。於是秦孝公以商鞅爲大良造，率軍圍攻魏國都城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北），迫使魏降。將秦都由雍（今陝西省鳳翔縣）東遷咸陽（今陝西省咸陽市東北），對東方六國顯示出進逼之勢。其後不久，商鞅又率軍伐魏，盡破魏軍，且虜魏軍主帥公子卬，魏懼强秦而將國都由安邑東遷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市）。秦孝公以商鞅之功，封他於、商十五邑之地。但因商鞅變法遭到保守勢力激烈反對，所以在秦孝公死之當年，即被告謀反，慘遭車裂而死。

2．商君書

《商君書》是商鞅及其後學著作的彙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法家類著録“《商君》二十九篇”，現存二十四篇，另有二篇有目無文。

《商君書》記商鞅變法史實，闡述主張法治、崇尚農戰、加强集權思想學説。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並非一帆風順，自始至終都遭到秦國貴族中保守勢力激烈反對。《商君書》首篇《更法》，記變法前商鞅與反對變法者一場爭論，闡發商鞅變法思想，提出“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歷代帝王“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商鞅法治思想，主張集權、峻法，獎勵農戰。《修權》指出：“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治國主要有三個條件，一法度，二信用，三權力。憑恃權力，嚴明法度，遵守信用，國家就能治理好，這充分體現了商鞅加强集權、嚴明法度法治思想。商鞅認爲，要使國家富强，國安主尊，必須獎勵農戰。《農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又曰：“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但當時秦國巧言善辯游客可在政治上尊貴，商人可發財富有，手工業者也可盈利賺錢。人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必不爲上守戰”(30)。富强乃立國之本，富者靠農，强者靠兵，“避農”則國貧，“不爲上守戰”則國弱。所以爲使國富强，首先必須重農戰，使民樂趨農戰。重農，提出重農抑商與獎勵墾荒、耕織主張；重戰，提出使人積極從軍、勇於作戰殺敵的重賞軍功主張。商鞅重農戰，但二者相比，尤爲重戰。《商君書·靳令》：“民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第一次變法令中規定“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復，免除。作戰有功者受賜爵位，努力從事農業生産、繳納糧食與絲織品多者免除賦税徭役，未提及《靳令》所載“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的相關内容。商鞅重農戰思想，貫徹到變法實踐中，重農，獎勵農民是憑粟帛復身；重戰，獎勵參戰者是憑軍功賜爵。也就是説，農，只可經濟上富有；戰，既可政治上顯貴，又可經濟上富有。商鞅重農戰思想，在變法中突顯了尤爲重戰一面。因爲，戰，決定國家國際地位。商鞅尤爲重戰思想，《商君書》中多有論説。《靳令》提出：“國以功授官予爵。”功，指軍功。體現政治地位的官爵，都來於軍功。商鞅還提出“壹賞”思想。何謂壹賞？《賞刑》云：“所謂壹賞者，利禄官爵摶出於兵，無有異施也。”摶者專，指專一不二。取得利禄官爵，只軍功一途，故曰“無有異施”。無論任何人，要取得富（利禄）與貴（官爵），必須參戰殺敵，立有軍功，即使國君家族成員也不例外(31)。有人説，《商君書》“全部的宗旨，盡於‘一民於農戰’一語”(32)，此論甚得其要。

鄭良樹撰《商鞅評傳》。王世舜主編《先秦要籍詞典》，内含《商君書》。

一四．鬼谷子

《鬼谷子》，是先秦子書中的一部奇作。

1．鬼谷子其人

鬼谷子，佚姓氏名字。隱居鬼谷，號鬼谷先生，人稱鬼谷子。鬼谷子，先秦文獻不見記載。首見於《史記》，兩處提及：一在《蘇秦列傳》：“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一在《張儀列傳》：“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其後，漢代著述多見。揚雄撰《法言·淵騫》：“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横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劉向編撰《説苑·善説》首文論“談説之術”，其始申釋何謂“善説”，援引兩位前人之論以爲據，一是“孫卿曰”云云；二是“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説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説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援引二人之論後云：“此之謂善説。”王充撰《論衡·答佞》：“術則縱横，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習縱横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秦兩位最有名的縱横家者流蘇秦與張儀，其學皆出鬼谷之門，可知鬼谷乃縱横家學派的先輩人物。

鬼谷之地何在？最早記載鬼谷之地的是《史記》(33)，最早以今地注釋鬼谷地理位置的是東晉末年徐廣，徐廣認定鬼谷在潁川郡陽城縣(34)。其後，異説紛出，不少地方都出現了鬼谷的地名。唐代李善注《文選》郭璞《游仙詩》“云是鬼谷子”句曰：“《史記》曰：‘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先秦有人隱居山林，爲表示自己隱居之地乃遠離塵世的荒山僻谷，名之曰鬼谷；因隱佚其名，人稱之鬼谷先生，號之鬼谷子。後世隱居山林者，類其事，便擬其名以名其居、號其人，於是名叫鬼谷的地方一代代地增多，“鬼谷子”成了歷代一些以此爲號的世外隱者的通號。顯然，作爲蘇秦、張儀老師的鬼谷子所居之地，當以陽城者爲是，其地在今河南省登封縣境内。

世傳鬼谷子編撰著述有二十餘種，多爲後人僞託之作，較爲可信的僅《鬼谷子》一書。

2．《鬼谷子》其書

今本《鬼谷子》，三卷，文十七篇。

《鬼谷子》是一部縱横家言，主要内容闡述游説藝術。《捭闔》，闡述縱横馳騁、大開大合的遊説之術。《反應》，闡述刺探情報的一種方法，即指重視經過我方刺探使對方發生的變化。《内揵》，闡述進獻計謀的方法。《抵巇》，闡述防止、消除裂痕的方法。《飛箝》，闡述用褒揚言辭抓住對方心理的方法。《忤合》，闡述應對聯合與對立的策略。《揣篇》、《摩篇》，闡述通過對方外部表現出來的情況探測瞭解其内在掩飾的情況方法。《權篇》，闡述重視度量權衡時勢。《謀篇》，闡述謀劃可以説服人的策略。《決篇》，闡述決策之術。《符言》，陶弘景注：“發言必驗，有若符契，故曰《符言》。”《轉丸》，闡述巧言善辯之術。《胠篋》，闡述盜之道。《本經陰符七術》，陶弘景《注》：“陰符者，私志於内，物應於外，若合符契，故曰陰符。由本以經末，故曰本經。”七術，指文中闡述的七種計謀，即：一曰盛神，二曰養志，三曰實意，四曰分威，五曰散勢，六曰轉圓，七曰損兑。《持樞》，全篇只有六十二字。陶弘景注：“持樞，樞者，居中以運外，處近而制遠，主於轉動者也，故天之北辰謂之天樞，門之運轉者謂之户樞。然則持樞者，執運動之柄以執物者也。”又曰：“此持樞之術，恨太簡促，暢理不盡。或簡篇脱爛，本不能全故也。”《中經》，是《鬼谷子》的最後一篇。中，謂心。陶弘景注：“中經，謂由中以經外，發於心，本以彌縫於物者也，故曰中經。”

《鬼谷子》這部書，《漢書·藝文志》没有著録，《隋書·經籍志》子部縱横家類始見著録，所以有人疑其爲後出的僞託之作，非先秦戰國之書。從本書的内容、漢人的徵引與評述及流傳、注本等情況綜合考察，應當相信它是先秦戰國時期縱横家學派的一部著作。

中國古代長期以儒家思想爲正統思想，《鬼谷子》一直處於被排斥的地位，歷代研究者少，其文字散佚訛脱者夥。今見諸本，以淸代盧文弨校本爲精善。《鬼谷子》古注，有皇甫謐、樂一、陶弘景、尹知章四家。四家注本，三家已亡，今天看到的只有陶弘景注。

1993年，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房立中編撰《鬼谷子全書》。

閻崇東撰《鬼谷子辭典》。

一五．荀子

《荀子》，戰國荀況撰。

1．荀子其人

荀子，名況，戰國末趙國人，時人尊稱荀卿，漢人避宣帝諱稱孫卿。生卒之年不詳，約活動於公元前298年至前238年這段時間。荀子年五十始游學齊國，在當時最大的文化學術中心稷下學宫聚徒講學，受人尊重，三爲祭酒（學宫之長）。這期間曾赴秦考察政治情況，回趙討論軍事問題。後到楚國，春申君黄歇任其爲蘭陵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死，荀子失官，定居蘭陵，著書數萬言。

2．《荀子》其書

西漢末年，劉向整理群籍，整理荀子著作後寫的《孫卿書書録》説：“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複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劉向看到荀子著作有三百二十二篇，除去重複，編定三十二篇，題名《孫卿新書》。到唐代，楊倞重新編排三十二篇次序，書名改稱《荀子》，並作注，爲《荀子》最早注本。今本篇次，即倞編定。

關於荀子思想流派歸屬，歷來認爲荀子是戰國末儒家大師，《荀子》是先秦儒家學派重要著作。《韓非子·顯學》言孔子後“儒分爲八”，八儒中“孫氏之儒”的“孫氏”即謂荀子。《史記》荀子與孟子同傳，《漢書·藝文志》列在儒家。但後世學者發現荀子思想並非與孔孟學説完全一致，漢代揚雄説荀孟在孔氏學派中“同門異户”，唐代韓愈認爲荀子對儒學是“大醇小疵”。今天看來，荀子主要是儒家思想，也受法、道、名等各學派影響。就整個思想體系看，不失爲儒學大師，但他又突破孔孟儒學説教，在批判地接受與總結先秦諸子基礎上，提出一套順應歷史發展需要的思想學説。政治理論上，主張建立統一中央集權統治秩序，是反復强調的一個中心思想，隆禮、重法是“一天下”思想中主要内容。隆禮是繼承儒家思想，重法是吸收法家主張。隆禮、重法構成他提出的王道、霸道思想理論基礎。哲學思想上，反對天命論，認爲人定勝天。一方面指出“天行有常”，肯定自然界及其規律的客觀性；一方面又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肯定人主觀能動作用。另外，他對經濟、軍事、音樂、教育及文學藝術等都有精闢論述。

孔繁撰《荀子評傳》。

一六．韓非子

《韓非子》，是先秦法家學派一部重要著作。

1．韓非其人

韓非（？～前233年），戰國末年韓國人。出身於貴族家庭，生年不詳。他與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喜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但文章寫得很好。他眼見韓國日趨衰弱，曾數次向韓王上書，建議變法圖治，未被采納。於是，便寫了數十篇文章，十餘萬字，來闡發他的政治主張。他的文章傳到秦國，受到秦王嬴政的極度讚賞，感歎道：“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35)當李斯告知秦王作者是韓非時，秦王便攻韓求非。於是，公元前233年韓王派韓非入秦。由於李斯、姚賈的讒害，韓非被秦王下獄，當年在獄中自殺。

2．《韓非子》其書

《韓非子》是韓非死後，其門人搜集韓非著作及他人論述韓非學説的文章編輯而成。《漢書·藝文志》著録五十五篇，篇數與今本一致。

韓非生活於戰國末期，對先秦諸子學説批判地總結，吸取有益營養，豐富與成熟自己的思想學説，成爲先秦諸子殿軍。先秦法家，各有所主，商鞅主法，申不害主術，慎到主勢。韓非總結先秦法家各派思想學説，提出以法爲主，法、術、勢三位一體的法治思想體系。何謂法、術、勢？所謂法，即代表統治階級意志與利益的國家制度、法律。國家法令製成條文，由官府公佈，使大家知道，一律遵守，順令賞，犯禁罰。所謂術，即用人政策與策略，也就是君主駕馭臣民的手段。可知法是公開的，術是秘密的，所以韓非説“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36)。也就是説，法係公開之法，術乃“潛御”之術。所謂勢，即君主地位與權力。總之，韓非主張加强君主地位與權力，用權術手段統治臣民，人們一律依法行事。韓非思想學説與政治主張，爲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政權提供了理論根據，使他成爲先秦法家學説集大成者。韓非還具有進步的歷史觀。他用發展觀點觀察與認識歷史，把人類社會從起源到他所處當時分爲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四個時期，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與“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37)等觀點，尖鋭地批判了儒家復古守舊歷史觀。

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據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版出版陳奇猷撰《韓非子集釋》。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陳奇猷新作《韓非子新校注》。

周鍾靈、施孝適、許惟賢主編《韓非子索引》，施覺懷撰《韓非評傳》。

一七．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稱《吕覽》，是吕不韋組織門下賓客寫的一部文章彙編。

1．吕不韋與《吕氏春秋》的編撰

吕不韋，戰國末陽翟（今河南省禹縣）人。商人出身，家累千金。吕不韋到趙國首都邯鄲經商，見在趙作質子的秦國公子楚處境困窘，認爲“此奇貨可居”，主動出千金爲爭取子楚在秦得勢進行活動，子楚終於在公元前249年立爲秦王，即莊襄王。莊襄王不負原先所許“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的諾言，以吕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户。莊襄王在位三年死，太子嬴政立爲秦王，尊吕不韋爲相國，稱仲父。秦王政繼王位時年方十三，秦國政事主要由吕不韋決定。吕不韋相秦執政期間，政治上廣招天下人才，引進大批儒士，一反秦國長期獨尊法家路綫。經濟上既重視農業生産，也鼓勵工商業發展，改變自商鞅以來在秦實行强本（農）抑末（工商）經濟政策。軍事上主張對外進行兼併戰爭，並曾率軍攻滅東周。吕不韋各種治國措施，擴大了秦國統治政治基礎，加强了經濟與軍事實力，爲秦王政日後完成統一大業準備了條件。吕不韋認識到，秦國統一天下已成必然之勢，統一後執行什麽路綫的問題已該提上議事日程。同時，他也認識到，秦國自孝公以來實行的法家路綫與自己主張不同，要使自己的主張成爲秦國長期國策，必須從理論上説明。而當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吕不韋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38)。把自己的思想與政治主張從理論上説明既是時勢發展需要，又具備這樣做的條件，於是集其門客，以各人所長，分工撰述，經過采擇綜合，條理編纂，而成《吕氏春秋》。但秦王政於公元前238年親理政事後，對吕不韋治國方略持否定態度，借嫪毐事件將吕不韋免去相國之職，遷居蜀地。吕不韋在赴蜀途中自殺。

2．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分十二紀、八覽、六論三部分。十二紀每紀文五篇，計六十篇；八覽每覽文八篇，其中僅《有始覽》七篇，計六十三篇；六論每論文六篇，計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全書共一百六十篇，二十六卷。

《吕氏春秋》内容，包容諸家學説，大抵以儒爲主，參以道、墨，兼采法、農、兵、陰陽各家。《漢書·藝文志》以來，書目著録皆入雜家。但它並非各家學説的拼湊，是在兼收並蓄基礎上，通過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反映吕不韋的思想與政治主張。其政治思想，主張君主加强自身修養，處虚無爲，選用賢能人材各盡其職，以便君主無爲而天下大治，並提出以民本思想爲基礎、以仁政德治爲核心的治國方略。此外，本書還保存很多先秦歷史及科學文化方面的資料，比如書中記有大量古代遺聞佚事，對研究上古歷史很有參考價值，又如醫學與天文曆法方面的知識、戰國時期重農思想與農業生産技術發展水平、有關音樂起源、關於戰爭問題等，大都有專篇記載。

《吕氏春秋》的最早注本，是東漢高誘撰《吕氏春秋注》。今人注本，有許維遹撰《吕氏春秋集釋》、楊寬、沈延國撰《吕氏春秋集釋》、陳奇猷撰《吕氏春秋校釋》等。

洪家義撰《吕不韋評傳》，張雙棣、殷國光、陳濤撰《吕氏春秋詞典》。

第五節　諸子主要文獻（四）

本節介紹：十八、新語。十九、新書。二十、淮南子。二十一、春秋繁露。二十二、鹽鐵論。二十三、法言。

一八．新語

《新語》，西漢初年陸賈撰。

1．陸賈

陸賈，楚地人，具體居地不詳(39)。秦朝末年，跟隨劉邦平定天下，以有口才善辯出名，經常被派往各地的政治軍事集團那裏爲劉邦游説周旋。劉邦建漢稱帝，於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出使南越，宣揚朝廷聲威，使已稱王南越的南越尉趙他臣服漢朝。回朝復命，拜太中大夫。惠帝時，吕后用事，陸賈稱病，免官家居。惠帝死，吕后稱制，王諸吕，諸吕擅權，陸賈以將相應相結交歡説陳平。陳平用其計，終於在吕后死後與太尉周勃誅諸吕，立文帝。文帝即位，復以陸賈爲太中大夫，再次出使南越，招撫復命。卒年無考，只知其以壽終。

陸賈的著作，《新語》外，尚有《楚漢春秋》九篇、賦三篇等。他皆佚，只有《新語》傳世。

2．新語

根據《史記·酈生陸賈列傳》的記載，《新語》是陸賈專門爲劉邦撰寫。《史記》曰：“陸生時時前説稱《詩》、《書》。高帝駡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漢書·藝文志》没有著録《新語》，在“諸子略”儒家類著録“《陸賈》二十三篇”。《新語》十二篇，應該包括在《陸賈》二十三篇之中。《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類著録：“《新語》二卷，陸賈撰。”今之傳本，卷數與《隋志》同，篇數與本傳同，即兩卷十二篇。

《新語》是一部申論治國之道的政論文集。它以儒家思想爲核心，兼收道、法、陰陽等各家思想而構建的思想體系與社會政治理念，對漢初的社會政治與以後的政治思想都有一定的影響。

1986年，中華書局出版王利器撰《新語校注》。本書徵引歷代數家之説以釋各篇篇旨，且於其後案以王利器自己的見解，開卷可見多家之説。

王興國撰《陸賈評傳》（附在《賈誼評傳》後）。

一九．新書

《新書》，又有《賈誼新書》、《賈子》等名，西漢初年賈誼撰。

1．賈誼

賈誼（前200～前168年），西漢初年雒陽（今河南省洛陽市）人。賈誼曾師張蒼受《春秋左氏傳》，且誦習《詩》、《書》，通曉諸家書，漢文帝初年，由廷尉吴公薦，召以爲博士。其材得文帝賞識，一年之内超遷爲太中大夫。建議朝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文帝采納他的意見，更定法令，遣列侯就國。賈誼的作爲，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對，斥其“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文帝亦漸疏賈誼，授其外任，爲長沙王太傅。賈誼離開朝廷，其意頗不自得，在赴長沙王國途中，渡湘水，作《弔屈原賦》以自傷。後改授梁懷王劉勝太傅。後因梁王劉勝墜馬死，賈誼自感失職，常哭泣，一年多以後，也悒鬱而死。

2．新書

《新書》全書十卷，五十七篇，分編爲事勢、連語、雜事三部分。

《新書》是一部申論治國之道的政論文集。賈誼繼承荀子隆禮重法思想，强調加强禮法建設。經過秦末戰亂，社會蕭條，生産破壞，所以漢初崇尚黄老之術，無爲而治，與民休養生息。至文帝時，社會已趨穩定，經濟漸得恢復與發展。面對這樣的國家發展大勢，賈誼提出一系列積極有爲的社會思想與政治主張。他主張：建立並鞏固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要加强朝廷權力的集中，削弱分封各地諸侯王的勢力；崇本抑末，重視發展農業生産；重視民心，仁義治國；富國强兵，抗擊匈奴。《道術》篇中連續使用同樣句式一連列舉五十六對互相矛盾的善惡、美醜、正邪、真僞等倫理道德的觀念，可以説是賈誼樸素的唯物辯證思想在社會生活方面的具體運用。在《六術》篇中，將儒家經典《書》、《詩》、《易》、《春秋》、《禮》、《樂》“六經”稱爲“六術”、“六藝”。以“經”言重在道，以“術”、“藝”言重在用，説明賈誼十分重視儒家經典的社會教化作用。

王興國撰《賈誼評傳》。

二〇．淮南子

《淮南子》，又稱《淮南鴻烈》，是西漢淮南王劉安組織門下賓客撰寫的一部文章彙編。

1．劉安

劉安（前179～前122年），是漢高祖劉邦的少子淮南厲王劉長的兒子。漢文帝時，劉長以謀反事在被遷蜀途中不食而死。後封安爲淮南王。武帝時，安又以謀反事被迫自殺。

2．淮南子

劉安喜愛文學，酷好典籍，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著書立説。據《漢書》本傳記載，編著“‘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其中“外書”與“中篇”皆已亡佚，只有“内書”二十一篇傳世，即今本《淮南子》。

《淮南子》内容十分豐富，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及天文地理等諸多方面。究其思想要旨，大抵以道家思想爲主，揉合儒、法、陰陽五行等先秦各家學説，《漢書·藝文志》著録在雜家。東漢高誘在《叙》中説：“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虚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説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這個意見，大致説來，概括了本書的基本面貌。書中論述宇宙及其它事物的起源，提出道、氣説。在社會問題上，認爲人類社會是發展變化的，提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本書因是雜采先秦各家學説撰文編輯成書，所以書中保存不少諸如道、儒、法、名、陰陽等各家資料，在先秦典籍大量佚失的情況下，《淮南子》中的這些資料更顯出它的重要價值。本書論證問題，有一顯著特點，就是徵引大量史事，以史證理，以事論道，從上古傳説時代的三皇、五帝到著書當時的漢代，許多重要史事都曾提及，這就增加了它的史料價值，成爲研治先秦與西漢前期歷史的一部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典籍。

《淮南子》的注本，最早始於東漢，注家有許慎、馬融、延篤、高誘等人。馬、延二注已佚，許、高二注各有存亡。今見最早注本《淮南鴻烈解》，注者雖只題高誘，但是，有學者考證，實際上，二十一篇中，十三篇是高誘《注》，八篇是許慎《注》(40)。

王雲度撰《劉安評傳》。

二一．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西漢董仲舒撰。

1．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廣川縣（今河北省棗强縣東北）人。研治《春秋公羊傳》，西漢今文經學大師，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景帝時爲博士。專注學術，講學授徒，深受學人敬重。武帝即位之初，以賢良對策授江都王國相，因言災異事下獄判死，受赦得免。後再任膠西王國相，因怕時久獲罪，託病辭職。晚年家居，治學著書。

《史記》、《漢書》都有董仲舒傳。《史記》董傳在《儒林列傳》中，只有三百餘字，僅記董仲舒的出身經歷。《漢書》爲董仲舒單獨立傳，增載董仲舒《賢良對策》三篇，是瞭解與研究董仲舒哲學政治思想的珍貴資料。

董仲舒的著作，大部分已經散佚；流傳到今天的，除《春秋繁露》、《賢良對策》三篇外，另有後人彙輯散見於《漢書》及他書的材料所編成的《董子文集》一卷。

2．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有文八十二篇，其中三篇亡佚，今存七十九篇。

董仲舒是西漢時期著名思想家與經學大師，《春秋繁露》是其重要著作，代表了漢代前期所謂“正統”的儒家哲學。書中上承孔、孟學派的思想，揉合儒、法、陰陽五行等各家學説，提出適應當時大一統局面需要的政治觀點、天命論與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觀念，形成一個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完整的政治哲學思想體系，以達到神化皇權，獨尊儒術的目的。董仲舒的哲學思想與政治觀點，不僅爲當時中央集權政治的加强給以理論上論證，起到推動作用，而且也爲後世的專制統治提供了理論根據。所以，本書對研究漢代經學、哲學與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史，都有重要參考價值。

二二．鹽鐵論

《鹽鐵論》，是西漢桓寬整理鹽鐵會議記録編次而成的一部著作。

1．桓寬

桓寬，字次公，汝南郡（治所在今河南省上蔡縣）人。生卒之年不詳。漢宣帝時，曾官廬江太守丞。一生研治《公羊春秋》，知識淵博，擅長文學。《鹽鐵論》是他唯一的傳世著作。

2．鹽鐵論

西漢初年，冶鐵業與煮鹽業大都掌握在豪强地主與富商大賈手中。武帝時期，任用大鹽商東郭咸陽、大鐵商孔僅與出身於洛陽商人家庭的桑弘羊做財政官，實行鹽鐵官營。這既使國家財政收入大大增加，同時也從政治上削弱與打擊了地方豪强勢力同朝廷的對抗，對鞏固與加强中央集權起到積極作用。這一政策，遭到豪强地主與富商大賈的反對。武帝死後，在統治階級内部，對鹽鐵官營問題的分歧公開暴露出來。於是，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召開鹽鐵會議，討論鹽鐵經營。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爲代表的一方堅持官營，以賢良、文學爲代表的一方主張私營。這是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除此之外，還討論了對匈奴的和、戰問題與在内政方面是實行法治還是實行德治的問題。宣帝時，桓寬根據當時的會議記録，“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41)，撰成《鹽鐵論》。

《鹽鐵論》有文六十篇，分編十卷，是桓寬整理鹽鐵會議記録編次而成。雖然桓寬編次帶有明顯的揚賢良文學而抑桑弘羊的傾向，但是，書中記述的内容，終究是雙方論戰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采用對話的編纂形式，更使論戰雙方的言論與主張能够較爲客觀地記載下來。所以，它對研究西漢的政治、經濟等基本國策及當時的社會矛盾、思想鬥爭與桑弘羊的思想等，都有重要價值。

在研究《鹽鐵論》的著述中，徐德培撰《鹽鐵論集釋》彙集各家校説，資料較富。

二三．法言

《法言》，西漢揚雄撰。

1．揚雄

作者揚雄的情況，見經部第二章《經部主要文獻（下）——小學類圖書》之《方言》的作者介紹。

2．法言

關於《法言》的寫作，班固在《漢書·揚雄傳》中介紹説：“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迄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象，仿效。法，準則，合乎法度。法言，合乎禮法的言論。揚雄即仿效《論語》以寫《法言》，可知寫作的顯爲捍衛和發揚正統的儒家學説。

《法言》仿效《論語》“子曰”之體制，采用設問作答的形式闡説論述問題，以篇爲卷，共十三篇。十三篇之後爲序，概述各篇篇旨大要。

揚雄生活於西漢末年，這時，識緯盛行，陰陽五行神學思想成了儒學的主幹内容，儒學成爲儒術與方術融爲一體的新儒學。揚雄爲了捍衛與發揚正統的儒家學説，對識緯五行、天人感應等一些迷信觀點進行了批判。《問明》中，揚雄提出“人爲不爲命”的觀點，認爲人的命運可以通過人的行爲改變，説明人的命運不是由天支配，而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君子》中，揚雄因言神仙之事而説到人之生死云：“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人言世有不死之神仙，實無之事。有生必有死，自然之理。《五百》中，揚雄提出“聖人以占天”與“在德不在星”的觀點，對此，汪榮寶義疏疏解云：“晷者表之景，猶星者德之應。晷之曲直視乎表，星之吉凶視乎德。人君以德爲尚，則表德而晷星，吾第修吾德，而星之妖祥不必問也。反是而以星爲尚，則表星而晷德，將詘折人事以傅合天象，或假借天象以粉飾人事，斯惑之甚也。”這是説，人間社會治理得好壞，在德不在星，所以人君重德而不管星象如何。凡是以人事傅合天象或者假借天象粉飾人事的做法，都是騙人的把戲。在當時，揚雄提出這些觀點，難能可貴。揚雄對孔孟思想並非一味地遵從，而對他認爲不妥的個别觀點進行了修正。如在《五百》中，否定了孟子在《孟子·公孫丑下》提出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觀點；又如在《修身》中，提出“人性善惡混”的觀點(42)，以修正孟子的“性善”説與荀子的“性惡”説。揚雄重視學習，他仿效《論語》以撰《法言》，《論語》以《學而》爲首篇，《法言》首篇以《學行》當之。《學行》：“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又《修身》：“君子彊學而力行。”這裏特别强調了學習與實踐的結合。爲什麽要學習？《學行》：“學者，所以修性也。”“學則正，否則邪。”學習是爲了修飬心性，提高思想道德境界。用什麽作爲判斷正邪、是非的標準呢？《吾子》：“或曰：‘人名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折，判斷。折諸聖，就是用聖人的思相民學説判斷正邪是非。揚雄在《法言》中還提出了自己的治國主張，反映了他的社會政治思想。《先知》：“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這裏提出“立身正爲之本”的觀點。論及治國施政的善惡之要時，揚雄認爲，“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人畝，婦人桑”，老病有養，男耕女織，是爲善政；“汙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軸空”，老病衣依無著，男不得農作而田畝荒蕪，女不得紡織而機杼閑置，是爲惡極。揚雄認爲，“民有三勤”。勤，苦。何謂三勤？他説：“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吏惡爲惡政，那麽揚雄認爲定的善政就是政、吏善，這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活中是很難做到的。

《法言》之文晦澀艱深，簡奥難讀。自漢代至北宋，爲之作注者，時有其人。北宋司馬光非常推崇《法言》，自幼好讀此書。到其晚年，彙集當時僅存的晉代李軌、唐代柳宗元、北宋宋咸與吴秘四家注，並附以己意，撰成《法言集注》。宋後，因揚雄曾任職王莽新朝而被人貶斥，瞧不起他的做人人格，他的著作也因此爲人所輕，遭到冷落。到了清代，漢學復興，《法言》才又重新爲人所重，不少學者對其考訂研究。注釋之作，以近人汪榮寶撰《法言義疏》最爲詳備。

第六節　諸子主要文獻（五）

本節介紹：二十四、白虎通義。二十五、論衡。二十六、潛夫論。二十七、困學紀聞。二十八、日知録。二十九、天工開物。

二四．白虎通義

《白虎通義》，又名《白虎議奏》、《白虎通》、《白虎通德論》，東漢班固編撰。

1．班固

作者班固的情況，見史部第二章《紀傳史》第三節《紀傳史主要文獻（二）》之《漢書》的作者介紹。

2．白虎通義

《白虎通義》收文四十三篇。

西漢建立之初，尊崇道家的黄老之術，實行無爲而治。文、景以後，儒家入世有爲的思想越來越被統治者重視。到了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官方正式確立儒家思想作爲主導的統治思想的地位。董仲舒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五德終始的主要倡導者。這時的儒學，已經不是孔、孟的純儒，而成爲儒術與方術的混合物、結合體。特别是到了西漢末年，讖緯盛行，陰陽五行神學思想都成了儒學的主幹内容。東漢建立以後，有的學者面對經學章句煩瑣、經説紛歧的狀況，希望能够借助朝廷的力量得以解決。經典章句煩多，難使學者得其要領；經説歧異，難使經義適應統治者的需要。所以，解決這些經學問題，既是學人的願望，也正好應合了朝廷的意願。於是在漢章帝建初四年（79年），下詔在白虎觀召開會議，講議“五經”同異。會議紀録，由班固整理編輯，成《白虎議奏》，即《白虎通義》(43)。《白虎通義》將會議討論的問題歸納概括，選其重要者分爲四十三個方面，各標篇目，將會議就這一問題討論的情況記述其下。有的問題意見一致，《白虎通義》就在該篇綜合論述其主要觀點；有的問題意見不一致，《白虎通義》就在該篇分别叙列各種不同觀點。由此看來，《白虎通義》很像是一部或綜合或分述各家經學觀點的經學名詞解釋彙編。由於這次會議章帝親自臨會主持，所以，雖爲經學的學術會議，卻頗具官方的政治性質。本來，經學的産生，就同時有它的兩重性：一方面，經學是學術；另一方面，經學又作爲統治階級的主導思想在社會教化中發揮作用。漢章帝親臨主持白虎觀經學研討會，目的就在於要突顯與加强經學的後一種屬性。從《白虎通義》的内容來看，這一目的基本上達到了。這次會議，進一步將宗教神學與儒學經典結合起來，神學思想融入經學，使神學經學化，經學神學化，構建起一套儒家經典與宗教神學相結合的思想統治理論。

《白虎通義》將自然界秩序與人類社會秩序緊密結合起來，以此解釋人類社會秩序中的各種關係。在首篇《爵篇》中，開篇就論證了君權神，曰：“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最高統治者以天爲父，以地爲母，是上天的兒子，接受上天的命令治理天下。這種説教，爲强化與鞏固君主的神聖與獨尊地位製造理論根據。在《天地》中，提出天道左旋，地道右周，“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在《日月》中，提出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日月五星“右行者，猶臣對君也”；提出日月東行而日遲月疾，所以如此，是因爲“君舒臣勞也”。

中國古代把構成各種物質的複雜成分概括爲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並用生、克來説明它們之間互相轉化與制約的關係，稱爲五行。古人常以五行來説明宇宙萬物的起源與變化。戰國末期，陰陽家鄒衍創立五德終始學説，把五行看成五德，認爲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的德性相生相剋，並終而復始地循環變化。他以此解釋人事，認爲歷代王朝各代表一德，按照五行相生或相剋的順序成敗興衰，交互更替，周而復始。王朝的更替，是隨著五行的循環運動進行的。《白虎通義》對五行的論説，更多地是用五行來附會人類社會的倫理關係。《五行》曰：“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等。這裏，連續發出四十一個“何法”之問，指出四十一種人類社會人倫與五行的關係，認爲人類社會中的諸多倫理關係，都是效法五行之間的關係形成的。《白虎通義》又把幾種人倫關係從衆多人倫關係中抽選出來，謂之“三綱六紀”，且設專篇予以論述。《三綱六紀》：“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以陰陽解説三綱，君、父、夫爲陽，臣、子、婦爲陰；以陰從陽，陽主陰輔，所以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這樣，三綱作爲最重要的倫理規範與永恒的政治準則，成爲所有人倫關係的總綱。

《白虎通義》闡述與論證的問題，雖多是步著董仲舒倡導的後塵，兼采讖緯之説，並非其第一次提出，但其作爲東漢的官方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仍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特别是它宣揚的神學化的經學與倫理觀，更對後世影響深遠。

研究著述。清代，不少學者皆曾校勘本書；陳立撰《白虎通疏證》十二卷。近代，劉師培撰《白虎通義斠補》、《白虎通德論補釋》、《白虎通義源流考》等。

二五．論衡

《論衡》，東漢王充撰。

1．王充

王充，字仲任，東漢會稽郡上虞縣（今浙江省上虞縣）人。生於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卒於和帝永元年間（89～105年）。王充出生於“細族孤門”。自幼好學，早年在京師洛陽太學學習，並嘗受業於班彪。因貧而無書，常到洛陽書肆閲讀所賣之書。知識淵博，通百家之學。後曾先後任縣、郡功曹小吏及州從事、治中等官。辭官回家後，“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生活潦倒，居家教授，專力著述。著作有《譏俗》、《節義》、《政務》、《論衡》、《養性》等。其他著作皆已亡佚，現僅有《論衡》存世。

2．論衡

《論衡》有文八十五篇，其中《招致》有目無文，所以實存八十四篇。

兩漢時期，是中國統一的封建專制主義政權發展與鞏固時期。這個時期封建正統思想的特徵，是由《春秋繁露》與《白虎通義》建立起來的天人感應、讖緯迷信的宗教神學體系。被漢武帝定爲一尊的儒學，披上了宗教外衣，塗上了神秘色彩，成爲更適合當時統治階級鞏固與加强統治所需要的理論根據。王充生活於儒學神化、讖緯盛行的時代，以大無畏的反潮流精神，繼承與發展了道家天道自然無爲的思想，認爲天地及萬物（包括人）都是由物質的元氣構成的，否認天有意志及天有意識地創造人類與自然界萬物的唯心主義觀點，區别天道與人道的不同，從而否定了人格化天神的存在，批判了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理論。在形、神的關係上，他繼承與發展了荀子的“形具神生”(44)説，認爲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形體由元氣構成，精神靠形體存在。人死如火滅，否認有鬼説，從而批判了靈魂不死、鬼神迷信的荒誕説教。在認識論上，他重視感覺經驗，認爲人要獲得知識，首先必須由人的耳、目、口等感覺器官與外界事物相接觸，任何超越感覺的認識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否認先天生而知之，而主張後天學而知之。但他同時也認識到，只靠感覺經驗是不够的，要想把感性知識深化提高，還必須進行理性思維。他雖然還没有解決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辯證關係，致使自己有時也産生一些不可知論的因素，但是，他提出“不徒耳目，必開心意”的命題，確是看到人的認識必須包括感性與理性這樣兩個過程。在歷史觀方面，他認爲歷史是進化的，發展的，反對崇古非今的復古主義觀點。王充的批判精神，還表現在對待傳統的態度上。他不拘泥於傳統觀念，也不盲從於世俗時尚，凡是自己認爲有問題的，都敢於懷疑，勇於批判，即是孔、孟與儒家經典，也不例外。在《論衡》中，寫了《問孔》、《刺孟》兩個專篇，集中批判孔、孟學説，並指出：“追難孔子，何傷於義？”“伐孔子之説，何逆於理？”在儒術獨尊、儒學神化的當時，這是何等大膽的舉動！此外，對墨、法、名、道、陰陽等先秦其他學派，也都有批判性的論述。王充這種悖逆時尚、蔑視偶像、懷疑傳統的勇敢精神，爲後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黄暉撰《論衡校釋》，劉盼遂撰《論衡集解》。

鍾肇鵬撰《王充年譜》，鍾肇鵬、周桂鈿撰《王充評傳》。

楊寶忠、馬金平撰《論衡訓詁資料纂輯》，程湘清等七人編《論衡索引》，時永樂、王景明撰《論衡詞典》。

二六．潛夫論

《潛夫論》，東漢王符撰。

1．王符

王符，字節信，東漢安定郡臨涇縣（今甘肅省鎮原縣東南）人。生卒之年不詳，生活年代，大約主要在和帝、安帝、順帝、桓帝時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當時，讀書人大都通過到處求當權者引薦的途徑以謀仕進。王符剛正耿直，憤疾世俗，不攀附權貴，以廉潔自持，因而終生未仕，隱居著書。書成，不欲顯揚其名，故題名《潛夫論》。

《潛夫論》全書十卷三十六篇。

2．潛夫論

《潛夫論》所收文章，多爲討論治國安民之術的政論之文，少數涉及到哲學問題。王符的一生，經歷東漢由興盛到衰敗的整個歷史演進過程，目睹並親自感受了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交互鬥爭所造成的嚴重的社會問題，特别是到他的人生晚年，已是東漢後期，朝政腐敗，吏治黑暗，統治階級内部宦官、外戚、官僚士大夫三大政治集團之間的鬥爭日益劇烈，黨錮之禍屢起，中央集權日衰，致使經濟蕭條，民生凋敝，社會動亂。王符面對這樣的政治社會現實，用批判的眼光，審視洞察，認真思考如何能够扭轉時局，而使國治民安。他提出，應該加强中央集權，樹立君主權威，嚴肅政令法制，選用賢才能士，實行富民政策，興教化以淳民風。《衰制》：“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也。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君尊則令行，令行則國治。《潛歎》：“凡有國之君，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代代有賢，但並非代代用賢，因此常有亂世。國欲治，必用賢。如何選任賢能，首先，要破除尊卑貴賤的等級觀念。《本政》：“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任賢之法，重在考功。《考績》：“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考功可收“昭賢愚而勸能否”之效。在王符的社會政治思想中，民本思想十分突出。《忠貴》：“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愛日》：“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無民則無國，民乃立國之本，所以治國必重民事。民事的要務有二，一曰富之，一曰教之；二者之次，先使富之，而後教之。王符在《浮侈》對東漢虚浮奢侈諸端，無論巨細，皆予舉列，咸加批判。他在篇首指出：“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爲非？爲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要使國家轉危爲安，就要安民、富民；要使民安、民富，就要使民事農桑，治本業。在《務本》中，王符開出他使“民富而國平”的治理良方。《務本》：“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教訓者，以道義爲本”。王符認爲，治國之要在務本抑末。何爲治國之本？有二：一曰實業之本，一曰教化之本。實業有三，教化有五，各有本末。實業三，即農桑、百工、商賈，守本則民富，事末則民貧。教化五，即教訓、辭語、列士、孝悌、人臣，守本則仁義興，事末則道德壞。實業有三而重在農桑，教化有五而重在教訓。農桑富民，民富而後可教，於是正學以教訓之，則仁義道德興而社會風俗淳。這就是王符所開出的治國良方。關於工、商與農的關係，先秦至漢論者很多，但皆以農爲本，以工、商爲末，且皆以重本（農）抑末（工、商）爲論證之歸宿。王符借用本、末之名，而改變並擴大本、末各自原有藴義的内涵，使工、商與農三業皆各有本末，王符所謂務本抑末，是三業並重而又各抑本業之末流。這一社會經濟思想，對後世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哲學上，元氣一元論是王符的基本哲學思想。王符認爲，在遠古的太素時代，宇宙只是一團幽深混沌的元氣，没有形跡。衆多精氣彙聚合併，渾然成爲一體，没有什麽能够控制駕馭。這種狀態延續了很久的時間，混沌的元氣突然迅速自行發生變化，分化出清氣與濁氣，變爲陽氣與陰氣。陽氣與陰氣各有形體，實由它們産生了天地。天地陰陽二氣的交互作用，化育出萬物。中和之氣化育出人類，來主宰治理自然界(45)。王符批判繼承先秦以來學者關於宇宙形成的氣論思想，認爲“元氣”是宇宙的唯一本原，提出元氣一元論的宇宙觀，對後世哲學思想家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清代汪繼培撰《潛夫論箋》，今人彭鐸爲之校正。

劉文英撰《王符評傳》。

二七．困學紀聞

《困學紀聞》，南宋末年王應麟撰。

1．王應麟

王應麟（1223～1296年），字伯厚，號深寧，學者稱厚齋先生，南宋慶元府（治所在今浙江省寧波市）人。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進士，疾當時學風虚浮，於是致力於制度典故的研究。寶祐四年（1256年）中博學宏辭科。歷任武學博士、太常寺主簿等。度宗時，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王應麟正直敢言，屢迕權臣，數遭貶斥，後便辭官歸里，頤養著述。一生著述豐富，其著作有《深寧集》一百卷、《玉海》二百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詩考》五卷、《詩地理考》五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小學紺珠》十卷、《困學紀聞》二十卷等。

2．困學紀聞

《困學紀聞》二十卷的内容之目，除經書與小學、經説外，還有天道、曆數、地理、諸子、考史、河渠、歷代田制、歷代漕運、兩漢崇儒、評文、評詩、雜識等。

《困學紀聞》徵引群籍，古奥艱深，讀之者很難盡知掌故所自。清代學者不少人爲之作注，其著者如閻若璩、何焯、全祖望、翁元圻等人。閻若據“詳於考索”，“然筆舌冗漫，不能決其精要”；何焯“簡核”，而謂本書“尚不免詞科人習氣”。乾隆六年（1741年），全祖望取閻、何二本進一步編訂，畢事後自感“是書雖經三箋，然闕如者尚多有之”(46)。翁元圻於道光五年（1825年）撰寫的自序中談及他注本書云：王應麟撰《困學紀聞》“徵引浩博，猝難探其本源，雖以閻潛邱、何義門、全謝山三先生之淵雅，尚未盡詳其出處。”翁元圻在三家注的基礎上爲之作注，閻若璩、全祖望二人之注全録，何焯之注與閻氏同者删之而其餘留之。三氏之外，注中尚引到多家之説。凡注中徵引諸家之説，其前皆標姓氏以明之。翁注本集衆家之説彙於一書，是《困學紀聞》的通行讀本，中華書局編入《四部備要》，於1936年出版。

195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翁注本《困學紀聞》。

1998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困學紀聞》校點本。

二八．日知録

《日知録》，明末清初顧炎武撰。

1．顧炎武

作者顧炎武的情況，見史部第八章《地理》第三節《地理主要文獻（下）》之《天下郡國利病書》的作者介紹。

2．日知録

《日知録》是用讀書劄記體例撰寫的著作。全書三十二卷，共記一千〇二十條，每條標一個題目；不分大門類，條目編次的先後，大致説來，根據内容以類相從。本書内容，顧炎武分爲經術、治道、博聞等三類，他的學生潘耒分爲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等八類。《日知録》内容豐富，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且徵引博洽，每事必探源究流，詳考始末，所以一向爲學人所推重。

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代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谿草廬重刊定本出版《日知録集釋》的影印本。顧炎武生前曾刊《日知録》八卷本。至康熙，門人潘耒從其家求得手稿，刻成三十二卷行世。流傳既久，學者如閻若璩等數十家，各有校文疏證。道光初年，黄汝成（1799~1837年）博采自閻若璩以下九十餘家之説，抉擇精義，正其得失，纂爲《日知録集釋》三十二卷。

許蘇民撰《顧炎武評傳》。

二九．天工開物

《天工開物》，明朝末年宋應星撰。

1．宋應星

宋應星，字長庚，江西奉新縣（今江西省奉新縣）人。生於明萬曆十五年（1587年）；卒年不詳，約在清初順治、康熙之交。明崇禎七年（1634年）任江西分宜縣教諭，十一年（1638年）任福建汀州府推官，十四年調任安徽亳州知州。明亡後，家居不仕。其著作，《畫音歸正》、《卮言十種》、《原耗》等佚而不傳；傳世者，《天工開物》外，尚有《野議》、《思憐詩》、《論氣》、《談天》凡四種。

2．天工開物

《天工開物》是總結中國古代工農業生産技術的一部科技著作。全書三卷，共十八篇。上卷六篇，主要記述農作物的栽培與加工技術，養蠶、治絲、紡織、製衣、染色等技術，製鹽、製糖的工藝等。中卷七篇，主要記述陶器的製作，金屬的冶鑄，車船的製造，石灰、煤炭、硫磺的開采與燒製，榨油方法，造紙工藝等。下卷五篇，主要記述金屬礦物的開採與冶煉，兵器的製造，釀酒工藝，珠玉的采集與加工等。每篇記事，先記物産名稱，次述人們加工所需工具及工藝，最後闡説物品的功用，篇末附有本篇所述及的一些工藝插圖。

本書記述内容與編纂方法，有三個突出特點：（一）所記皆爲與人民日常生活及生産活動直接有關的實用生産技術。（二）内容編排次序，先農作物（食），次絲、棉、布、衣（衣），然後其他，體現了“貴五穀而賤金玉”之義。（三）圖文並用，全書有插圖一百二十餘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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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傳》魯昭公二十九年。

(2) 《荀子·榮辱》。

(3) 《史記·曆書》。疇，裴駰《史記集解》引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

(4) 《古史辨》第四册。

(5) 顧炎武撰《日知録》卷四。

(6) 《史記·太史公自序》。

(7) 《漢志》“諸子略”序。

(8) 《新唐志》“類事”稱“類書”，“經脈”稱“明堂經脈”。

(9) 《老子》第二十五章。

(10) 詳《史記》之《孔子世家》、《老子韓非列傳》。

(11) 李定生、徐慧君撰《文子校釋》代前言《論文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12) 王利器撰《文子疏義·序》，中華書局2000年出版。

(13) 《定縣40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撰，載《文物》雜誌1981年第8期。

(14) 載《文物》雜誌1995年第12期。

(15) 王利器撰《文子疏義·序》，中華書局2000年出版。

(16) 《舊唐書·禮儀志四》。

(17) 司馬談撰《論六家要指》，載《史記·太史公自序》。

(18) 馬叙倫撰《列子僞書考》，載《古史辨》第四册。

(19) 梁啟超撰《古書真僞及其年代》中之《僞書的分别評價》。

(20) 載《古史辨》第四册。

(21) 嚴北溟、嚴捷撰《列子譯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22) 《淮南子·要略》。

(23) 唐代杜佑撰《通典》卷十二引。

(24) 吴則虞撰《晏子春秋集釋·序言》。

(25) 柳宗元撰《辨晏子春秋》：《晏子春秋》“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録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録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26) 清代姚際恒撰《古今僞書考》。

(27) 龐樸撰《公孫龍子今釋·述評》，巴蜀書社1990年出版。

(28) 龐樸撰《公孫龍子今譯》之譯文第三篇《指物論》“解題”。

(29) 龐樸撰《公孫龍子今譯》之譯文第五篇《堅白論》“題解”。

(30) 《商君書·農戰》。

(31) 《史記商君列傳》：“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

(32) 顧藎臣撰《經史子集概要》之子部《商子》，中國書店1990年據世界書局1930年印本（原書名《國學研究》）影印。

(33) 見《史記》之《蘇秦列傳》、《樗里子甘茂列傳》。

(34) 《史記·蘇秦列傳》“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句裴駰集解引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

(35)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36) 《韓非子·難三》

(37) 《韓非子·五蠹》。

(38) 《史記·吕不韋列傳》。

(39)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陸賈者，楚人也。”司馬貞索隱云：“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支子達食菜於陸。達生發，發生皋，適楚。賈，其孫也。’”

(40) 余嘉錫撰《四庫提要辯證》卷十四。

(41) 《漢書·田千秋傳》。

(42) 《法言·修身》：“人之性也，善惡混。”

(43) 《後漢書·儒林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故後題書名《白虎通義》，又名《白虎通》、《白虎通德論》。

(44) 《荀子·天論篇》。

(45) 《潛夫論·本訓》。

(46) 全祖望於乾隆七年（1742年）撰《序》。

第二章　類書

第一節　類書概説

顧名思義，類書，就是分類編纂的書。不過，分類編纂雖是類書的基本特徵，但卻不是它的全部特徵。凡是類書必然分類編纂，而分類編纂的書並非全是類書，只有彙輯衆書原文加以分類編纂的書才屬類書。我們可以這樣説：

類書是中國古代博采衆書原始材料分門别類纂輯而成的百科全書式的資料彙編。

它既是查閲各個專門知識的工具，又是廣採博納相容博納古代文獻資料的淵藪。

一．類書的創始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大型類書，是三國曹魏初年編纂的《皇覽》。魏文帝曹丕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十分重視文化事業，就在他廢漢建魏的前幾個月，於延康元年（220年）令儒臣王象、桓範、劉劭等人，纂集經傳，以類相從，分爲四十餘部，每部載文數十篇，共一千多篇，八百餘萬字，數年編成，名爲《皇覽》。《皇覽》開創了類書的編纂體例，成爲類書的創始之作。

類書出現在曹魏時期，並非偶然，有它多方面的原因：（一）它是中國文化事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曹魏時期，經過長期積累的文獻典籍，卷帙日繁，人們已難遍覽。將群書内容分門别類加以整理，以便於閲讀與利用，使人們不費搜求，即可檢得所需，已成爲文化事業發展進程中的一種要求。類書就是適應這種形勢的需要而産生的。（二）秦、漢時期，已經出現諸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兼收衆家學説之作及《爾雅》、《説苑》等分類標目之書。這些著作，實開類書編纂之體。類書就是在總結與繼承這些著作編纂方法的基礎上出現的一種新體典籍。（三）在漢代的文壇上，辭賦是一種重要的文學體裁，而辭賦講究文字華麗，往往詞藻堆砌成篇。如班固撰《西都賦》，在“鳥則玄鶴白鷺、黄鵠鵁鸛、鶬鴰鴇鶂、鳧鷖鴻雁，朝發河海，夕宿江漢”一句中，一連用十幾個“鳥”旁字；又如張衡撰《南都賦》，在“其木則檉松楔、槾柏杻橿、楓柙櫨櫪、帝女之桑、楈枒栟櫚、柍柘檍檀”一句中，一連用二十幾個“木”旁字。如此重視詞藻，這就要求文人學士有廣博的見聞與豐富的資料儲備，以備臨文所需。這也促進了類書的産生。（四）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都喜愛文學，不僅大力提倡，而且親自從事創作實踐。在他們周圍，籠絡了一批文人學士，使漢末魏初出現文學繁榮發展的景象。文人學士的社會地位大大提高，文化事業倍受重視，這爲會集衆人，博采群書，編纂一部大型類書，創造了有利的社會條件。

二．類書的發展

類書自創始至清末，大致可以分爲創始、發展、繁榮三個時期。

1．創始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類書創始的初期發展階段。

南北朝時，駢體文盛行，寫文章尚駢儷排偶，講究用典引事，逞博炫奇，標新立異，競相使用奇語難字僻典，成爲一代文風。於是抄集典故，彙儲偶句，以補記誦的不足，供臨文檢尋，也就成爲一般文人學士的普遍需要。加之，當時的統治者，喜歡憑藉手中的權力與財力，招聚文人學士編纂書籍，以爲炫耀。所以，類書的編纂受到重視，繼《皇覽》之後，又出現不少大型類書。較爲重要的，有南朝梁代相繼編纂的《壽光書苑》二百卷、《類苑》一百二十卷、《華林遍略》七百卷及北朝北齊祖珽等編纂的《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等。其中，以《華林遍略》與《修文殿御覽》最爲有名，對唐、宋類書的編纂影響較大。

這一時期的類書，有以下幾個特點：（一）主要類書都是官修。（二）編纂類書的目的主要是爲帝王提供省覽之便。（三）編纂體例一仍《皇覽》之舊，分類輯事。（四）類書内容多爲綜合性的，單項内容的類書很少。可惜，這一時期的類書都已失傳。

2．發展時期

隋、唐至宋，是類書的發展時期。

隋、唐至宋，官修類書繼續發展，出現了不少名作，重要的有：隋代，煬帝時虞綽等編《長洲玉鏡》四百卷；唐代，高祖時歐陽詢等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太宗時高士廉等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武則天時張昌宗等在《文思博要》基礎上增道、佛二教及親屬、姓名、方域等部類編訂而成《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玄宗時徐堅等撰《初學記》三十卷；宋代，大宗時李昉等撰《太平御覽》一千卷、真宗時王欽若等撰《册府元龜》一千卷等。這一時期，私撰類書也得到發展，較爲重要的有：隋代，虞世南撰《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唐代，元稹撰《類集》三百卷，白居易撰《白氏六帖》三十卷，温庭筠撰《學海》三十卷；宋代，吴淑撰《事類賦》三十卷，章俊卿撰《群書考索》二百十二卷，謝維新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三百六十六卷，祝穆撰《事文類聚》一百七十卷，高承撰《事物紀原》十卷，孔傳撰《孔氏六帖》三十卷，王應麟撰《玉海》二百卷等。

這一時期類書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從編纂目的看。官修類書仍然多以爲帝王提供省覽之便爲主要目的，而私撰類書目的卻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爲給文人學士寫詩作文儲備資料，有的是爲給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提供資料，有的純屬爲社會提供各種專門知識。（二）從編纂體例看。分類輯事，是類書早期使用的編纂形式，也是類書最基本的編纂方法。這一時期，在原有“分類輯事”體例進一步完善的同時，出現編纂體例的多樣化：（1）過去，彙“文”即爲總集，輯“事”則爲類書。唐初編《藝文類聚》，兼輯事、文，將事實與詩文彙輯一書，每一類目内，事居前，文列後，從而變更了以往類書的常規體例，後來的《初學記》、《事文類聚》等都是仿《藝文類聚》體例編纂的。（2）類書分類方法，早期都是采用以事分類，這一時期雖以事分類仍爲分類方法主流，但同時又出現其他分類方法，如按韻分類，唐顔真卿編《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宋陰時夫編《韻府群玉》二十卷等，都是以韻隸事類書。又如按數目字分類，宋王應麟編《小學紺珠》十卷，每類之下，以數目字爲綱，分隸故實。這些，都在類書編纂方法上别創一格。（三）從記載内容看。以綜合性類書佔多數，也有一定數量的專題性類書，如高承編《事物紀原》專收有關各種事物起源的典故，陳景沂（宋人）編《全芳備祖》五十八卷專收有關花卉草木果蔬農桑藥材方面的資料。

3．繁榮時期

明清兩代，是類書的繁榮時期。

類書經過唐宋時期的發展、元代短期的中衰之後，至明清兩代，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景象。不管是數量還是種類都遠遠超過前代，不論是官修還是私纂都得到長足發展。這一時期編纂類書，十分重視進行總結性的工作，所以出現一批集大成之作，其中最著名的，一是明成祖時撰《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再是清雍正時撰《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其他較爲重要的集大成性類書，還有：明代，俞安期彙輯唐人類書爲一編而成《唐類函》二百卷；清代，張英等增補《唐類函》而成《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陳元龍集宋代以來事物起源類書之大成而成《格致鏡原》一百卷，宫夢仁彙輯宋代以來以數隸事的類書而成《讀書紀數略》五十四卷，秦嘉謨以唐代韓鄂撰《歲華紀麗》與清代董谷士撰《古今類傳》爲基礎彙輯有關歲時典故類書而成《月令粹編》二十四卷等。這，成爲這一時期類書編纂的一個突出特點。

三．類書的價值

類書的作用，如果單從編纂者的用意來看，如上所述，有的是爲帝王提供省覽之便，有的是爲文人學士寫詩作文儲備資料，有的是爲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提供資料，有的是爲一般人提供專題知識。但是，書編成之後，在社會上流傳，就成爲社會成員的共同財富，其作用很自然地突破了編纂者原來的主觀設想而彼此互通了，於是便成爲所有讀書人共同擁有的資料分類儲備庫，可資利用查找各種資料的工具書。它的這一效能，至今仍不減當年。此外，由於類書分類彙輯衆書的原始資料，這就使它具有了編纂者難以預想而後世卻十分重要的兩個作用：（一）類書徵引之書，後世多已佚而不存，這些佚書的隻言片語賴類書徵引得以保存，所以，類書在輯録佚書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二）類書徵引之書，是當時抄寫或版刻的文字，是成爲後人校勘古籍的重要依據。

四．類書的著録

類書在古代文獻四部中的類屬，歷代書目的著録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這是類書的編纂特點與四部分類的局限造成的。類書乃彙輯衆書分類編纂而成，兼收四部之書，當它獨自成書之後，卻是既非經、非史、非子、非集，而又亦經、亦史、亦子、亦集，所以，“四部之内，乃無類可歸”(1)。歸入哪一部都不甚合適，但又不能棄而不録，於是便出現著録紛歧的情況。晉代荀勖編《中經新簿》創制四部分類，當時只有《皇覽》一部類書，荀簿歸附丙部（史部）。唐初修《隋書·經籍志》，將類書歸入子部“雜家類”，大概是因爲類書與雜家都是兼收並蓄，無所不包，二者有所近似。此後，凡四部分類的書目，基本上都沿襲《隋志》。但《隋志》只是將類書作爲子部“雜家類”的附屬，並未獨成一類。在子部中成爲與諸子並列的一個獨立類目，始於《舊唐書·經籍志》，而志類目名稱叫做“類事”。北宋仁宗時，官修《崇文總目》，始稱“類書”。從此，始用“類書”作爲概括此體之書的總名稱，類書在四部分類中的地位才最後確定下來。有些有創新精神的目録學家，不拘守四部成規，而從文獻數量日繁、門類日廣的實際出發，分類立目，這就使類書得以取得與其實際内容相符的部類地位。南宋初年，鄭樵撰《通志·藝文略》，分古今圖書爲十二類，“類書類”爲十二大類之一。此後，凡突破四部分類的書目，雖分類有多少，類名有異同，但基本上都將類書作爲一大部類與其他部類並列。

中國歷代編纂的類書，有人根據歷代書目綜合統計，約有七百種之多，如今存世者仍有五百種左右。這是一份珍貴的文獻遺産。

第二節　類書主要文獻（上）

本節介紹：一、北堂書鈔。二、藝文類聚。三、初學記。四、白孔六帖。五、太平御覽。六、册府元龜。七、玉海。

一．北堂書鈔

《北堂書鈔》，是中國現存最早一部類書，虞世南編撰。

1．作者與編撰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越州餘姚縣（今浙江省餘姚縣）人，著名書法家。自幼篤志勤學，在南朝陳代爲建安王法曹參軍，在隋代爲秘書郎，入唐官至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

《北堂書鈔》是虞世南在隋煬帝大業年間任秘書郎時編撰的。秘書郎是秘書省的屬官，職掌圖籍。北堂，指秘書省的後堂。虞世南在北堂摘抄秘書省所藏經史百家書，分類編纂，以備辦事作文的參考，所以名爲《北堂書鈔》。

2．體例與内容

《北堂書鈔》原爲一百七十三卷，分爲八十部，八百〇一類。但原本已不可得。今天傳世的本子，一百六十卷，分爲十九部。其部次：（一）帝王。（二）后妃。（三）政術。（四）刑法。（五）封爵。（六）設官。（七）禮儀。（八）藝文。（九）樂。（一〇）武功。（一一）衣冠。（一二）儀飾。（一三）服飾。（一四）舟。（一五）車。（一六）酒食。（一七）天。（一八）歲時。（一九）地。

每部之下，分若干類。十九部共分八百五十一類。每類之内，先摘録用以概括此事主要内容的詞語，用大字單行排列。然後，録載資料的書名與原文；如果編者對所抄資料有所釋説，就把自己的意見寫在被釋説的資料後面，上冠“謹案”二字，用小字雙行排列。但是，從全書看，有的只有摘録的概括性詞語，而没有録載原文資料，也有的載有原文資料而没有摘録的概括性詞語，體例不盡一致。

明代神宗萬曆年間，陳禹謨首刻本書，任意删削竄改，並增入唐太宗貞觀以後至五代十國之書，使之失去本來面目。清代孫星衍得到元末明初陶宗儀抄宋本，請當時數位名家分卷校訂，此本後爲孔廣陶所得，在孫星衍等人的校訂基礎上，又約人續校加注。全書二萬一千餘條，校定一萬八千餘條，凡原抄本未録書名的條目，只要能據現存陳、隋以前典籍校訂印證的，都補注了書名，上冠“今案”二字，以示區别。孔校本於光緒十四年（1888本）刊行，名爲《影宋北堂書鈔》，成爲此後通行的本子。

近年來，有的出版社據孔氏校刻本出版《北堂書鈔》，如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北堂書鈔》，北京市中國書店1989年據孔氏校刻本影印《北堂書鈔》，學苑出版社1998年據清代光緒十四年（1888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影宋刊本印製《北堂書鈔》等。

《北堂書鈔》雖然至今尚無一個較好的本子，但是它成書較早，且摘引六朝以前典籍八百多種，對於搜輯古書佚文、校勘古書文字都有重要價值，仍是一部值得重視的類書。

二．藝文類聚

《藝文類聚》，唐代高祖時歐陽詢等奉敕編撰。

1．作者與編撰

歐陽詢（557～641年），字信本，潭州長沙縣（今湖南省長沙市）人，著名書法家。仕隋爲太常博士，唐高祖時爲給事中。唐太宗貞觀年間，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

唐朝初年，於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詔修《藝文類聚》，七年（624年）成書。參加編修工作的，有給事中歐陽詢、秘書丞令狐德棻、侍中陳叔達、太子詹事裴矩等十多位學者。由歐陽詢總領其事，所以署名“歐陽詢撰”。

2．體例與内容

《藝文類聚》一百卷，分四十六部，部下分若干目。四十六部共分七百二十七目。其部次：（一）天。（二）歲時。（三）地。（四）州。（五）郡。（六）山。（七）水。（八）符命。（九）帝王。（一〇）后妃。（一一）儲宫。（一二）人。（一三）禮。（一四）樂。（一五）職官。（一六）封爵。（一七）治政。（一八）刑法。（一九）雜文。（二〇）武。（二一）軍器。（二二）居處。（二三）産業。（二四）衣冠。（二五）儀飾。（二六）服飾。（二七）舟車。（二八）食物。（二九）雜器物。（三〇）巧藝。（三一）方術。（三二）内典。（三三）靈異。（三四）火。（三五）藥香草。（三六）寶玉。（三七）百穀。（三八）布帛。（三九）果。（四〇）木部。（四一）鳥。（四二）獸。（四三）鱗介。（四四）蟲豸。（四五）祥瑞。（四六）災異。

《藝文類聚》内容的編次，先天地帝王，次典章制度，然後衣食住行，最後是植物、動物與災祥，反映了封建時代敬天尊君的正統觀念。在編纂體例上，突破了以前類書只分類輯事的編纂形式，而是事、文並重，把事實、詩文彙爲一書。每一類目之内，事居於前，文列於後，開創了類書編纂的新體例。這種編纂體例，大大開闊了輯録資料的範圍，内容極爲豐富。所引古籍，據北京大學研究所1923年所作的統計，共爲一千四百三十一種。這些“隋以前遺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2)，大量詩文歌賦等作品，獨賴此書的徵引，方得流傳至今。即使是傳世之書，因本書徵引的爲唐前古本，可以用來校正後世傳本的訛誤。本書雖然存在部、目繁簡失宜及間有疏漏失誤之處的缺點，但是它在文獻學上的重要地位，一向爲學人所重視。

1965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汪紹楹以南宋紹興年間的刻本爲底本整理校訂的《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時，書後附有《人名索引》與《書名篇名索引》。

三．初學記

《初學記》，唐代玄宗時徐堅等奉敕編撰。

1．作者與編撰

徐堅（？～729年），字元固，湖州長城縣（今浙江省長興縣）人。自幼好學，遍覽經史，舉進士。歷官司封員外郎、給事中、刑部侍郎、秘書監等職。唐玄宗開元十三年（725年），麗正書院改爲集賢院，以堅爲學士，副知院事。封東海郡公。

《初學記》是唐玄宗爲便於皇子們學習作文寫詩時查檢事類而命令編修的。《大唐新語》卷九記載：“玄宗謂張説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輩，部帙既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並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開元十三年開始編纂，十五年完成。參加編纂的，有徐堅、韋述等人。編纂目的是爲皇子們初學作文寫詩時查檢事類使用，所以書名叫做《初學記》。當時，張説以相職知集賢院事，編纂本書實以副知院事徐堅爲主，所以署名“徐堅撰”。

2．體例與内容

《初學記》三十卷，分二十三部，部下分目。二十三部共分三百一十三目。其部次：（一）天。（二）歲時。（三）地。（四）州郡。（五）帝王。（六）中宫。（七）儲宫。（八）帝戚。（九）職官。（一〇）禮。（一一）樂。（一二）人。（一三）政理。（一四）文。（一五）武。（一六）道釋。（一七）居處。（一八）器物。（一九）服饌。（二〇）寶器（花草附）。（二一）果木。（二二）獸部。（二三）鳥（鱗介、蟲附）。

《初學記》采輯文獻到隋代以前，所收詩文下及初唐各家。其體例，先爲“叙事”，次爲“事對”，最後是詩文。與其他類書相比，體例略有不同。叙事部分，雖雜采衆書，但經過精心編排，前後次第若相連屬，如果把前後事類連貫起來，即可成爲一篇對子目標題的系統説明。事對部分，把引用的資料概括爲對偶詞語，在這些對偶詞語下面，以小字録載所采書名與原文。詩文部分，先賦後詩，再其他文體，是爲初學者提供的寫詩作文的示範詩文。全書篇幅不大，簡明易讀，體制嚴謹，編選精當，“在唐人類書中，博不及《藝文類聚》，而精則勝之”(3)。所以，問世之後，一向爲學人所重視。本書所采衆書，都是隋前古本，且多已亡佚，大量資料與詩文獨賴本書的徵引而得以保存。所以，今天看來，它的重要價值，如同《藝文類聚》，一是用來輯佚，二是用來校勘，同時還可作爲檢索各種知識的工具。

1962年，中華書局排印出版司義祖校點本《初學記》。1980年重印時，同時出版許逸民編《初學記索引》，内分《事對索引》、《引書索引》兩部分。

四．白孔六帖

《白孔六帖》，是《白氏六帖》與《孔氏六帖》兩部類書合刻爲一書之後的名稱。

1．白氏六帖

《白氏六帖》，又名《白氏經史事類》，三十卷，唐代白居易編撰。

作者白居易的情況，見集部第三章第三節《唐别集（下）》之《白居易集》的作者介紹。

《白氏六帖》是白居易爲積聚寫作材料而自編的一部類書。關於這部書的編纂，據説白居易爲積累資料，用幾千個陶瓶，每瓶一個門類，瓶上寫著門類的名稱，排放在七層的架子上。采輯經史百家書所抄録的資料，分類投入瓶中。最後，把資料從瓶中倒出，抄録編次而成書。至於“六帖”的名稱，何所取義，有的説與唐代科舉考試的帖經有關，有的説與進士帖經絶不相涉；又有的認爲，此書本不爲科舉帖經而作，書成之後科舉士人卻取以作爲帖經之用，所以在本名之外又得此别稱。“六帖”的意義，至今還没有一個使人滿意的解釋。

《白氏六帖》編纂體例，是采輯各書成語、典故及詩文詞藻、佳句，或摘句，或提要，分類編次。但只有子目，子目上没有大的門類統領，全書計有一千三百六十七目，遠不如《藝文類聚》與《初學記》體制嚴謹而有序，與《北堂書鈔》相似而顯得更爲零散瑣碎。

《白氏六帖》所輯録的資料，不注出處，是個很大的缺陷。

《白氏六帖》成書之後，自晚唐到兩宋，出現幾部與此有關的書。唐代，盛均“以《白氏六帖》未備而廣之”(4)，編成《十三家帖》一部。北宋，晁仲衍爲《白氏六帖》作注，加注了出處，另又依據白氏的舊目，搜集材料，補其未備，編《事類後集》三十卷；陳紹編撰《重廣六帖學林》三十卷。南宋，孔傳編撰續補之作《六帖新書》三十卷，楊伯岩編撰《六帖補》二十卷。如今，只有孔、楊二書傳世。

2．孔氏六帖

《孔氏六帖》，又名《六帖新書》，或稱《後六帖》，南宋孔傳編撰。

孔傳，字聖傳，南宋初年兗州（今山東省兗州市）人。孔子後裔，精於《易》學。高宗建炎初南渡，寓居衢州（今浙江省衢州市）。歷知邠州、陝州、撫州、建昌等地。孔傳取自唐至宋詩、頌、銘、贊、奇編、秘録，纖芥不遺，撮其樞要，區分彙聚有益於世者，仿《白氏六帖》編次之體，分爲一千三百七十一目，於高宗紹興初年編成《六帖新書》。

3．白孔六帖

南宋末年，《白氏六帖》與《孔氏六帖》被合併刊刻，名爲《白孔六帖》，或稱《唐宋白孔六帖》。二書以子目爲單位進行合併，每一子目之内，先列白帖，後列孔帖，各自的前面分别冠以黑地白文的“白”字、“孔”字以示區别。二書原來都是三十卷，合併爲一書後分爲一百卷，一千三百九十九目。

《白孔六帖》内容，較爲支離瑣碎，不成片斷；編次，缺乏嚴謹次第；注文，也十分簡略。所以，其文獻價值與使用價值都遠不能與《藝文類聚》、《初學記》相比。但白帖“所徵引，究皆唐以前書，墜簡遺文，往往而在，要未爲無裨考證”(5)；孔帖輯録的唐宋人詩文，雖是些隻言片語的零散材料，但也偶有他書不載的佚文可供從事語言、文學研究的人采擇。

五．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北宋太宗時李昉等奉敕編撰。

1．作者與編撰

李昉（925～996年），字明遠，深州饒陽縣（今河北省饒陽縣）人。五代時，曾仕後晉、後漢、後周三朝。入宋，兩任中書侍郎平章事，身居相職。宋初所編四大書，除《册府元龜》外，《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書皆由李昉主持編撰。

宋朝從建國到太宗初年，統一工作已基本完成，政治形勢日趨穩定，社會經濟也逐步恢復並得到一定發展，這就爲文化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太宗於太平興國二年（977年）三月詔修本書，編纂人員以前代類書《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爲基礎，又廣采群書，於八年（983年）十二月編次完成，歷時六年九個月。初名《太平總類》，在將近成書之際，太宗爲顯示自己好學博覽，命每天進呈三卷，備其“乙夜之覽”，於是詔改今名。參與編纂的人員，先後有李昉、扈蒙等十七人。以李昉領修，所以署名“李昉等撰”。

2．體例與内容

《太平御覽》一千卷，分五十五部，部下分目。五十五部分五千二百六十八目。其部次：（一）天。（二）時序。（三）地。（四）皇王。（五）偏霸。（六）皇親。（七）州郡。（八）居處。（九）封建。（一〇）職官。（一一）兵。（一二）人事。（一三）逸民。（一四）宗親。（一五）禮儀。（一六）樂。（一七）文。（一八）學。（一九）治道。（二〇）刑法。（二一）釋。（二二）道。（二三）儀式。（二四）服章。（二五）服用。（二六）方術。（二七）疾病。（二八）工藝。（二九）器物。（三〇）雜物。（三一）舟。（三二）車。（三三）奉使。（三四）四夷。（三五）珍寶。（三六）布帛。（三七）資産。（三八）百穀。（三九）飲食。（四〇）火。（四一）休徵。（四二）咎徵。（四三）神鬼。（四四）妖異。（四五）獸。（四六）羽族。（四七）鱗介。（四八）蟲豸。（四九）木。（五〇）竹。（五一）果。（五二）菜茹。（五三）香。（五四）藥。（五五）百卉。

《太平御覽》是北宋初年太宗時官修的一部大型類書。《周易·繫辭上》記載：“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太平御覽》分立五十五部，就是據《易》説而劃分，義在表示本書内容囊括天地之間，包羅宇宙萬象。部下子目多達五千餘個，爲其他類書所罕見。

《太平御覽》的編排體例，部下分目，每目之内依時代先後編次徵引的資料，先列書名，後録原文，而不加己見。凡連續徵引同書數條資料者，只在排在最前面的一條冠以書名，其下各條皆以“又曰”領之。所徵引的多爲經史百家之書，小説與雜書采輯較少。《太平御覽》向以引證廣博見稱，據馬念祖《水經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彙編》説，《太平御覽》引用圖書，經核實後爲二千五百七十九種。這些古書，十之七八今已失傳，賴本書的徵引才得以保存下來其中的斷篇殘簡。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雖已不能見到原書，但還可用本書所引部分以資參考。輯佚工作者更把本書作爲寶山，發掘與采集藴藏的豐富寶藏。本書所引古書，有的今仍傳世，但所引字句往往與流行的原書不同，也有的爲傳本所無。所以，從事校勘工作的人，遇到疑難，往往取《太平御覽》的引文來作對照，有時也能解決問題，訂正傳本之訛。

本書爲千卷巨帙，成於衆手，又經過千年傳抄、刊刻，缺點與錯誤在所難免。其主要問題，一是類目有重複現象，二是所引書名往往有誤。

《太平御覽》的宋刻本，今天已無完本。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四部叢刊（三編）》影宋本，其中九百四十五卷根據南宋蜀刊殘本，蜀本所缺的，又取别種宋刊殘本與日本活字本分别補足。這個本子，好些地方都勝過明刻與清刻各本，成爲此後最流行與通用的本子。中華書局1960年據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三編）》影宋本縮印出版，分裝四大册，十六開，精裝，目録改爲排印，每個部、目之下標注所在的頁碼，較便查檢使用。

六．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北宋真宗時王欽若、楊億等奉敕編撰。

1．作者與編撰

王欽若（962～1025年），字定國，臨江軍新喻縣（今江西省新喻縣）人。太宗淳化進士。歷官參知政事、樞密使、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領修《册府元龜》，封冀國公。真宗、仁宗二朝兩次爲相。身居相職，智敏過人，善迎合帝意，爲時人非議。

楊億（974～1020年），字大年，建州浦城縣（今福建省浦城縣）人。太宗淳化三年（992年）進士。真宗時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官至翰林學士、户部侍郎。

宋太宗時期，曾敕編《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部大書。真宗繼位後，也想編一部大書與其父媲美，便於景德二年（1005年）詔修本書，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編成，歷時八年。參加編纂工作的，先後有錢惟演、夏竦等十幾人，由王欽若、楊億主修，所以署名“王欽若、楊億撰”。

本書開始名爲《歷代君臣事跡》，書成進呈，詔改今名。“册府”，書籍的府庫；“元龜”，大龜。龜是用以占卜的寶物，可占知未來，所以凡可作爲借鑑之事皆可稱爲龜鑑。《册府元龜》的取義，是説這部書編輯的歷代君臣事跡，可以作爲君臣的鑑戒，也就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意思。

2．體例與内容

《册府元龜》一千卷，分三十一部，部下分門。根據《玉海》卷五十四記載，三十一部共分一千一百〇六門。其部次：（一）帝王。（二）閏位。（三）僭僞。（四）列國君。（五）儲宫。（六）宗室。（七）外戚。（八）宰輔。（九）將帥。（一〇）臺省。（一一）邦計。（一二）憲官。（一三）諫諍。（一四）詞臣。（一五）國史。（一六）掌禮。（一七）學校。（一八）刑法。（一九）卿監。（二〇）環衛。（二一）詮選。（二二）貢舉。（二三）奉使。（二四）内臣。（二五）牧守。（二六）令長。（二七）宫臣。（二八）幕府。（二九）陪臣。（三〇）總録。（三一）外臣。

《册府元龜》是北宋初年真宗時官修的一部大型史學類書。本書編纂體例與輯録内容，有以下幾個特點：（一）輯録之書，以史爲主，幾乎括有當時已有全部正史“十七史”，並廣采唐與五代各朝實録；同時采輯經書與子書，對前代類書也時有擇録。小説、雜書等一概不取。（二）輯録内容，全部爲歷代君臣事跡，上自上古，下至五代。對天地時序、動物、植物、器物等，一概不載。（三）編纂體例，不僅有輯録衆書原文資料，而且還有編者寫的概括資料内容的文字。每部前有一總序，概述本部事跡沿革，等於一篇小史。每門前有一小序，議論本門内容，等於一篇總論。序文字數，一般多者幾千字，少者幾百字以至幾十字，都寫得言簡意賅，文筆精煉。（四）輯録資料，都不標注出處，這是一大缺陷。

《册府元龜》所引資料極爲豐富。雖與《太平御覽》同爲千卷，但實際容量卻超過《御覽》一倍，字數多達近千萬，保存了大量的史料，既可彌補現存史書的缺漏，又可訂正今本史書文句的訛誤，對文獻的輯佚與校勘工作作用很大，對歷史研究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960年，中華書局據明末崇禎年間黄國琦刻本影印出版，裝成十二大册，十六開，精裝，書末附有《類目索引》。

七．玉海

《玉海》，南宋末年王應麟編撰。

1．王應麟

作者王應麟的情況，見本部第一章《諸子》第六節《諸子主要文獻（五）》之《困學紀聞》作者介紹。

2．體例與内容

《玉海》二百卷，分二十一部，部下分目。二十一部共分二百四十目。其部次：（一）天文。（二）律曆。（三）地理。（四）帝學。（五）聖文。（六）藝文。（七）詔令。（八）禮儀。（九）車服。（一〇）器用。（一一）郊祀。（一二）音樂。（一三）學校。（一四）選舉。（一五）官制。（一六）兵制。（一七）朝貢。（一八）宫室。（一九）食貨。（二〇）兵捷。（二一）祥瑞。

《玉海》專爲應博學鴻詞科考試的人而編。博學鴻詞科是在正常科舉考試外臨時設置的一種考試科目，用來選拔博學能文的“通儒碩學”。這樣的編纂目的，使編者必須廣采博取歷史掌故與文學詞藻，以便爲士人提供多方面的知識。所以，本書采輯圖書十分廣泛，内容十分豐富，經史子集、傳記雜書及前代類書等無不賅具，特别是宋代掌故，大都采自實録、國史、日曆等書，記述更加詳備，多爲史志所未載。書中所立部類，多爲典章制度方面内容，采録故實也都是吉祥善事。記事大致以時代先後爲序，上起上古，下至宋代。除輯録原文材料外，還常用提要、概述的形式撮叙事實。遇有異説，都予注明，並常常加以考證。

《玉海》原二百卷，今本書末附有王應麟撰《辭學指南》四卷，全書爲二百〇四卷。

第三節　類書主要文獻（下）

本節介紹：八、永樂大典、九、淵鑑類函、一〇、古今圖書集成。

八．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明代成祖時解、姚廣孝等奉敕編撰。

1．作者與編撰

解（1369～1415年），字大紳，吉安府吉水縣（今江西省吉水縣）人。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進士。成祖永樂初年，官至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直文淵閣，參預機務，深爲太祖器重。有文才，勤著述，先後主纂《太祖實録》與《永樂大典》。因讒於永樂五年（1407年）遭貶謫，後下獄死。

姚廣孝（1335～1418年），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省吴縣）人。十四歲爲僧，名道衍，字斯道。住持北平慶壽寺，與成祖（時爲燕王）交往甚密。成祖發動靖難之變，用兵奪取天下，論功爲一。於是復其姓，賜名廣孝，官太子少師。廣孝自幼好學工詩，精陰陽術數之學，先後主持重修《太祖實録》與纂修《永樂大典》。

明成祖發動靖難之變，從他侄子建文帝手中奪取了皇位。爲消弭全國朝野上下的不平之氣，就想通過編修大型類書，以炫耀文治，籠絡人心。於是，即位當年（永樂元年，1403年），便命解等主持編纂。解早有編纂類書的願望，受命之後即組織人力著手編修。參與其事者，先後有一百四十七人。第二年編成，名爲《文獻大成》。明成祖當初詔修本書時指出：“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修輯一書，毋厭浩繁。”《文獻大成》編成後，成祖認爲内容過於簡單，所纂尚多未備。於是，永樂三年（1405年）又命姚廣孝、解等人重新編纂。爲把書編好，組織了龐大的編纂機構。參與其事者，先後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永樂五年（1407年）編成進呈，成祖審閲後十分滿意，親撰序言，讚揚本書“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采，彙聚群書，著爲奥典”，改名《永樂大典》。而後，向全國各地徵集大批各色善書的人清抄，第二年抄完，分裝成一萬一千〇九十五册。總計全書，共有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録六十卷，約三億七千萬字。

2．體例與内容

《永樂大典》的編纂體例，與一般類書所采用的按事類分部、目之方法不同，而是采用以韻隸事的編纂方法。它以明初製定的《洪武正韻》七十六個韻部爲綱，按韻部屬字編次資料。每一單字下，都先注《洪武正韻》的音義，次録各韻書、字書的反切與解説，再並列這個字的篆、隸、楷、草各種字體，然後分類彙輯與這一單字有關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詩文詞賦曲等各項資料。凡例規定，“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但在具體做法上，卻往往“割裂龐雜，漫無條理。或以一字一句分韻，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韻，或全録一書以書名分韻，與卷首凡例多不相應，殊乖編纂之體”(6)。如果依照用字繫事的體制要求，析取一篇而以篇名分韻與全録一書而以書名分韻的做法，不盡符合體例，可以算作缺點。但若從輯録與保存古籍資料的角度看，因爲“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傳者，轉賴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訂，復見於世”(7)，所以缺點則又變成了優點，《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永樂年間奉敕編修的一部規模空前的大型類書，搜集資料極爲豐富，采録典籍達七、八千種之多，而且不少是整篇或整書録入，所以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獻，清代乾隆時期修《四庫全書》，就收入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失傳古書三百八十五種。

3．抄本的散失毁佚

《永樂大典》編成後，抄寫了一部，本來計劃刻印，因工費浩巨而罷。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失火，《大典》險被焚毁，於是決定重録。由吏部與禮部共同主持，以“糊名考試”方式，招收了善於書寫的儒生一百〇九人，經六年時間，重録正、副二本。此後，永樂本仍存南京，重録的正、副本藏北京：正本藏文淵閣，副本原藏皇史宬，清雍正時改藏翰林院。永樂本與正本，約於明、清之際亡佚。副本，清乾隆時清查，也已缺失一千多册計二千四百二十二卷。乾隆後，散失漸劇。光緒元年（1875年）清查，已不足五千册；二十年（1894年）再次清查，所剩只有八百册；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大典》又遭厄運，大量書册被焚、被毁、被劫掠。民國初年，搜集幸存者，僅得六十四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文化部門又在國内外多方訪查搜求，中華書局1959年將當時搜集到的七百三十卷照相縮製，影印出版縮印綫裝本；同時還照原式大小印製了三卷“烏”字韻《永樂大典》仿製本，以使讀者藉以直觀地見到原書面貌。此後，又陸續搜集到一些，中華書局又出版了六十七卷續印本。中華書局把七百三十卷本連同六十七卷續印本共七百九十七卷印製成十六開精裝本，並於其後附印了六十卷，這是目前收集《永樂大典》存卷最爲齊全的影印本。

2005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張升編《永樂大典研究資料輯刊》，收集民國及以前關於《永樂大典》存目、輯佚及研究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述與資料。

九．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清代康熙年間張英等奉敕編撰。

1．作者與編撰

張英（1637～1708年），字敦復，號樂圃，又號夢敦，安徽桐城（今安徽省桐城縣）人。康熙六年（1667年）進士，選庶吉士。後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侍讀學士。十六年（1677年）入直南書房，爲康熙帝所器重，當時制誥多出其手。後歷官工部尚書、禮部尚書、兼管詹事府、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等職，拜文華殿大學士，充任編修國史、《一統志》、《政治典訓》、《平定朔漠方略》、《淵鑑類函》等書總裁官。張英爲人和易，不務外顯，有所薦舉，終不使人知。撰《聰訓齋語》、《恒産瑣言》，以務本力田、隨分知足告誡子弟。四十七年（1708年）卒，謚文端。著有《篤素堂文集》。

《淵鑑類函》是以《唐類函》爲基礎增補而成。《唐類函》，明代俞安期撰。俞氏將唐人所編類書如歐陽詢等撰《藝文類聚》、虞世南撰《北堂書鈔》、徐堅等撰《初學記》、白居易撰《白氏六帖》等，删除各書重複，分類彙編爲一書，題名《唐類函》，共二百卷。《唐類函》全書分四十三部，部下又分若干子目。每部之内，先列《藝文類聚》内容不予删除。然後依次編排《初學記》、《北堂書鈔》、《白氏六帖》，删除與前者重複的部分。於“歲時部”兼采唐人韓鄂撰《歲華紀麗》，有關政典者摘取唐人杜佑撰《通典》，以彌補四部類書之闕。

清初，康熙帝認爲：“曰《唐類函》者，以其皆唐輯也。既缺宋以來書，而唐以前亦有脱漏者。”於是“命儒臣逖稽旁搜，溯洄往籍，網羅近代；增其所無，詳加所略；參伍錯綜以摛其異，采賾索隱以約其同。要之不離乎以類相從，而類始備焉”(8)。《淵鑑類函》就是根據康熙帝的命令編纂的。編纂機構，設總裁、分纂、校勘、校録等官，張英、王士禎、王掞、張榕端任總裁，所以署名“張英等纂”。

2．體例與内容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分四十五部，部下分目。四十五部共分三千六百四十一目。其部次：（一）天。（二）歲時。（三）地。（四）帝王。（五）后妃。（六）儲宫。（七）帝戚。（八）設官。（九）封爵。（一〇）政術。（一一）禮儀。（一二）樂。（一三）文學。（一四）武功。（一五）邊塞。（一六）人。（一七）釋教。（一八）道。（一九）靈異。（二〇）方術。（二一）巧藝。（二二）京邑。（二三）州郡。（二四）居處。（二五）産業。（二六）火。（二七）珍寶。（二八）布帛。（二九）儀飾。（三〇）服飾。（三一）器物。（三二）舟。（三三）車。（三四）食物。（三五）五穀。（三六）藥。（三七）菜蔬。（三八）果。（三九）花。（四〇）草。（四一）木。（四二）鳥。（四三）獸。（四四）鱗介。（四五）蟲豸。

《淵鑑類函》搜采資料極爲詳備。《唐類函》的所有内容全部保留，在此基礎上，增補唐代以前的脱漏内容，彙輯初唐以後經五代、宋、遼、金、元至明代世宗嘉靖年間（1522～1566年）各重要類書及史書、諸子、文集中的資料。每目之下，内容分爲五個層次，依次爲：（一）釋名、總論沿革緣起。先列《釋名》、《説文》、《爾雅》等書的訓詁資料，然後編排經、史、子、集的資料。（二）典故。按典故的朝代先後依次編排。（三）對偶。采録對偶，以工致爲主，不拘引文朝代的先後。（四）摘名句。采摘詞語、散句，或摘自序記，或采自詩賦。（五）詩文。采録詩文，短篇收録全文，長篇則予節録。在編纂方法上，凡是《唐類函》原有内容的文字，在其前冠一“原”字；凡是《淵鑑類函》增補内容的文字，則在其前冠一“增”字。所以，二者眉目清晰，層次井然。

上海同文書局1887年石印出版《淵鑑類函》。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年據上海同文書局1887年石印本影印出版。

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淵鑑類函》影印出版。

一〇．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清康熙時由陳夢雷始編，雍正時命蔣廷錫重新編校增删而最後完成。

1．作者與編撰

陳夢雷（1651～？年），字則震，一字省齋，號松鶴老人，福建侯官縣（今福建省福州市）人。康熙九年（1670年）進士，官翰林編修。方家居，耿精忠反，迫受官職。反亂事敗，以附逆逮京，下獄判斬，減死流放尚陽堡。三十七年（1698年）召還，侍康熙帝三子誠親王胤祉讀書時，利用親王府協一堂藏書與自己的家藏圖書，於四十年（1701年）開始編纂《古今圖書彙編》。“目營手檢，無間晨夕”，時經五年，四十五年（1706）完成初稿。康熙帝審閲後，認爲尚需修訂增益，命開館重輯，並改名爲《古今圖書集成》。雍正帝即位後，排除異己，誅逐諸皇兄，胤祉受到排擠打擊，陳夢雷也因此受到牽連而與家口一起遣發黑龍江，卒於戍所。陳夢雷早年即以文章名世，著有《松鶴山房集》、《閑止書堂集鈔》等。

蔣廷錫（1669～1732年），字揚孫、酉君，號西谷、南沙、青桐居士，江蘇常熟（今江蘇省常熟縣）人。初以舉人供奉内廷。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賜進士，改庶吉士。四十三年，授編修。五十六年（1717年），任内閣學士。雍正帝即位，雍正元年（1723年）擢禮部侍郎，二年奏請續纂《大清會典》，任副總裁。後歷官户部尚書、兵部尚書，拜文淵閣大學士，任《聖祖實録》總裁，加太子太傅。著有《青桐軒集》等。

關於《古今圖書集成》，雍正帝即位，遣放陳夢雷，命蔣廷錫繼續編纂，又“窮朝夕之力，閲三載之勤，凡釐定三千餘卷，增删數十萬言”(9)，雍正四年（1726年）全書完成。

2．體例與内容

《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分六彙編，彙編下分典，六彙編共三十二典。典下分部，三十二典共六千一百〇九部。其六彙編三十二典之目次：

一曰曆象彙編。四典：（一）乾象。（二）歲功。（三）曆法。（四）庶徵。

二曰方輿彙編。四典：（五）坤輿。（六）職方。（七）山川。（八）邊裔。

三曰明倫彙編。八典：（九）皇極。（一〇）宫闈。（一一）官常。（一二）家範。（一三）交誼。（一四）氏族。（一五）人事。（一六）閨媛。

四曰博物彙編。四典：（一七）藝術。（一八）神異。（一九）禽蟲。（二〇）草木。

五曰理學彙編。四典：（二一）經籍。（二二）學行。（二三）文學。（二四）字學。

六曰經濟彙編。八典：（二五）選舉。（二六）詮衡。（二七）食貨。（二八）禮儀。（二九）樂律。（三〇）戎政。（三一）祥刑。（三二）考工。

《古今圖書集成》是中國現存最大類書，資料豐富，部類齊全。全書分六彙編、三十二典，典下分六千一百〇九部。每部内依資料性質，又分彙考、總論、圖表、列傳、藝文、選句、紀事、雜録、外編等目：“彙考”記大事並詳辨源流，“總論”輯録經史子集各書議論，“圖表”依内容需要插圖列表加以説明，“列傳”記人物傳記，“藝文”采集詩文詞賦，“選句”摘録儷句、對偶，“紀事”集録不見於“彙考”的瑣細事跡，“雜録”收載不宜收入“彙考”、“總論”、“藝文”各項的材料，“外編”多載荒唐無稽之言。本書有幾個明顯特點：（一）資料詳盡，内容豐富。陳夢雷在《進彙編啟》説：“凡在六合之内，巨細畢舉，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删一二。”(10)（二）收録資料，往往把原書整書、整篇或整段收入，完整保存清初前不少古籍。（三）圖文並茂。凡是可用圖形繪製之物，如花草樹木、蟲魚鳥獸、器物用具、臺榭樓閣及名山大川、省府縣治等大都描繪圖形，與文字配合。（四）分類詳細，編排系統。全書編、典、部、目四個層次，條理有序。本書缺點，主要是引文錯誤較多。

本書編成，印行四次。第一次，雍正六年（1728年）用銅活字排版，印六十四部，每部裝訂五千〇二十册。第二次，光緒十年至十四年（1884～1888年），由英國人安·美查與弗·美查兩兄弟在上海用鉛活字排印，印一千五百部，每部裝訂一千六百二十册，另有目録八册。第三次，光緒十六年至二十年，清政府委託上海同文書局依銅活字本原式照相石印一百部，增印龍繼棟撰《考證》二十四卷，每部裝訂五千〇四十四册。第四次，1934年上海中華書局縮小銅活字版影印，每部裝訂八百〇八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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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五子部“類書類”序。

(2)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五《藝文類聚》提要。

(3)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五《初學記》提要。

(4) 《新唐書·藝文志》。

(5)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五《白孔六帖》提要。

(6)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七《永樂大典》提要。

(7) 同上。

(8) 清代康熙帝《御制淵鑑類函序》。

(9) 清雍正帝《御制序》。

(10) 《松鶴山房文集》卷二。

第三章　叢書

第一節　叢書概説

叢，是叢雜、聚集的意思；叢書，就是彙集衆書，纂爲一書。叢書與類書在編纂上有共同點，即都是彙集衆書的原文而編纂成書；二者又有不同點，即在彙集衆書的原始材料時，類書根據編者重新分類編纂的需要分别以單篇、章節、段落、語句等爲單位，叢書則是以全書爲單位，也就是説，類書是衆書零散資料重新分類的彙編，而叢書則是衆多整部書籍的彙編。那麽，什麽是叢書呢？凡是彙集兩種以上整部書籍編爲一書並另題書名的書，稱爲叢書。

一．叢書的創始與發展

1．彙編叢書之始

叢書産生於南北朝時期。叢書的産生，最初是因爲書籍日益繁夥，一些致力於專門學問研究的學者不容易查找到所需資料，於是有了彙集諸多同類性質的書籍合編在一起以供使用的需要，這便出現了叢書。南北朝時，雕版印刷術尚未出現，書籍全靠手抄，實難輯衆多學科之書彙編爲一書，所以，單科性叢書首先出現，成爲叢書的源頭。據《隋書·經籍志》著録，生活於南朝宋、齊時期的陸澄，合《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編《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南朝梁代任昉，增擴陸澄編《地理書》内容，編《地記》二百五十二卷。陸、任二氏所編都是單科性叢書，實爲叢書之祖。

2．宋刻叢書

叢書於南北朝時出現之後，自隋至唐，未見彙編此體之書。至宋，由於文化事業的發展與雕版印刷術的進步，叢書的彙編刊刻才日益受到重視，並且出現了彙輯衆多學科内容的綜合性叢書。綜合性叢書不拘門類，兼收並蓄，更適合於從事多學科研究的使用。最早的綜合性叢書，出現於南宋。原來，一般認爲左圭編《百川學海》爲綜合性叢書之祖，此書收書一百種，共一百七十九卷，刻於南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後來發現，在它之前，已有俞鼎孫、俞經編《儒學警悟》刊行，此書收書六種，共四十卷，刻於南宋寧宗嘉泰二年（1202年）。《儒學警悟》雖然收書與卷帙都少於《百川學海》，但它卻早刊刻七十二年，所以，確切地説，《儒學警悟》才是綜合性叢書的第一部。

3．元刻叢書

元代前期與中期，不見彙刻叢書。元末，陶宗儀彙編《説郛》一百卷（一本一百二十卷），收輯零星單本經史百家雜記之書一千二百多種，成爲一部綜合性叢書的巨制。但因收書多不全載，每有割裂削删，不能盡滿人意。

4．明刻叢書

明代，叢書有了很大發展，彙刻了數量衆多的綜合性叢書與單科性叢書，如胡文焕編《格致叢書》、陳繼儒編《寶顔堂秘笈》、毛晉編《津逮秘書》等綜合性叢書先後刊行，陸楫編《古今説海》、吴琯編《古今逸史》、胡文焕編《壽養叢書》、秦淮寓客編《緑窗女史》等單科性叢書也相繼問世。從明刻叢書收書内容來看，出現一些新的叢書類型：（一）續編前代叢書的叢書。如吴永編《續百川學海》、馮可賓編《廣百川學海》、陶珽編《説郛續》等。（二）彙編某一歷史時期著作的叢書。如趙標編《三代遺書》、程榮編《漢魏叢書》、張遂辰編《唐宋叢書》、高鳴鳳編《今獻彙言》等。（三）彙編某一地區著作的叢書。如樊維城編《鹽邑志林》等。（四）彙編一人獨撰著作的叢書。如徐必達編《邵子全書》收宋代邵雍書、施邦曜編《陽明先生集要》收王守仁書、江湛然編《少室山房全稿》收胡應麟書等。

明人喜歡刻書，但刊刻不精，又往往隨意删節，失其本真。所以，明刻叢書，雖然也有一些依據舊本，經過精校，但爲數不多。

5．清刻叢書

清代是中國叢書發展的鼎盛時期，種類之全、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卷帙之大，都遠遠超過明代。

清代官修叢書，以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爲最，囊括四部，收書三千五百〇三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分裝三萬六千三百〇四册，是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一部大型叢書。

清代私刻叢書，既多且精，各從不同的方面反映出清代學術研究的狀況與取得的成果。如：阮元編《皇清經解》、王先謙編《皇清經解續編》等，綜合顯示出清代學者整理研究經部著作的成果；馬國翰編《玉函山房輯佚書》、王仁俊編《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與《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黄奭編《漢學堂叢書》等，顯示出文獻輯佚的成果；廣雅書局編《廣雅書局叢書》、文瀾書局刊印《史學叢書》等，反映出對歷代史志研究考訂的成果；陳運溶編《麓山精舍叢書》、丁謙自撰《蓬萊軒地理學叢書》、文瑞樓主人編《皇朝藩屬輿地叢書》等，彙輯了方輿地志、邊疆史地與中外交通方面的研究成果；黄丕烈編《士禮居叢書》、黎庶昌編《古逸叢書》等，反映出清代學者對古籍版本的考究；盧文弨編《抱經堂叢書》、畢沅編《經訓堂叢書》、孫星衍編《岱南閣叢書》等，顯示出清代學者對古籍校勘的功力；鮑廷博編《知不足齋叢書》、張海鵬編《學津討原》等，重在包羅宏富，都以卷帙浩繁聞名於世。此外，彙編一地學人著作的地方叢書與彙編一人多種著作的獨撰叢書，數量也都很多，大大豐富了叢書的内容。

6．民國以來編印的古籍叢書

民國時期，承繼清代彙刻叢書的餘緒，彙編了不少值得稱道的叢書。其中，卷帙最多、使用價值最大者，當推商務印書館編《四部叢刊》、《叢書集成（初編）》與中華書局編《四部備要》。《四部叢刊》編印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前後刊印三編，收書四百七十七種。收書注重版本是《四部叢刊》的一大特色，可以視爲一部善本叢書，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叢書集成（初編）》於1935年開始編輯出版，選輯宋、元、明、清四代叢書一百部，原擬分訂四千册，後因抗日戰爭爆發，出版了三千四百六十七册，未出版者還有五百三十三册。本書收四代百種叢書，内輯書約四千一百種，二萬卷左右。大致説來，四代所刻較爲重要的叢書，大都已被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四部備要》編印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前後刊印五集，收書三百五十二種，一萬一千三百〇五卷。本書以收書範圍廣、編排系統性强、注重實用等特色著稱於世。

近些年來，又編印不少大型叢書。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等。

叢書肇始於南北朝時期，繼作於宋，明、清、民國時期得到大的發展。它包羅極其豐富，舉凡歷代各類重要著作，大都收載其中，在保存古代典籍、促進文化傳播、爲學術研究提供資料等諸多方面，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二．叢書的著録

1．“叢書”一詞始見於唐代

“叢書”一詞，始見於唐代韓愈詩《剥啄行》：“門以版，叢書其間。”這裏的“叢書”，非指書名，而是説家中聚集著許多書籍。用“叢書”作書名，始於稍晚於韓愈的唐人陸龜蒙撰《笠澤叢書》。該書之《序》説：“‘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意謂煩瑣、細碎。本書係陸氏的詩文集，集中雜著多爲小品，以其叢脞細碎，所以取名“叢書”，《新唐書·藝文志》與《四庫全書總目》都著録在集部别集類，顯然，與後世所説的叢書概念截然不同。

2．用“叢書”作爲叢書的書名始於《漢魏叢書》

彙編衆書爲一書的叢書用“叢書”作爲書名，始於明代程榮編《漢魏叢書》。此後，“叢書”便被廣泛地用作叢書的書名。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説，唐代雖已有“叢書”之名而實非叢書之體，宋代雖已有叢書之實而尚無“叢書”之名，到了明代叢書才開始名實兼備。

3．用“叢書”作爲書目的類目名稱始於《澹生堂書目》

叢書出現於南北朝時，但是目録學上承認它的地位爲時較晚，是到了明代。長期以來，叢書一直未作爲一種獨立的新體典籍，它在書目中的歸類，都是以書目編纂者對每一部叢書的具體認識爲標準。陸澄編《地理書》與任昉編《地記》，《隋書·經籍志》都著録在史部“地理類”。俞鼎孫編《儒學警悟》，《宋史·藝文志》歸入子部“類事類”（類事，即類書）。入明之後，叢書有了發展，開始受到重視。萬曆年間，祁承編《澹生堂書目》，類目仍按四部次序排列，但不標經、史、子、集四部之名，類目各自獨立，共分四十五類，第三十九爲“叢書類”，依類目順序度之，是在子部之末。這是“叢書”在書目中立類之始。清初修《明史》，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總目》，又都去掉“叢書”類目，《明史》附於類書，《四庫全書總目》歸入子部“雜家類”。“叢書”類目的立而復廢，表明人們對叢書的認識尚不一致。清末張之洞編《書目答問》，以叢書所彙輯之書“經、史、子、集皆有，勢難隸於四部”，便在四部之後别立“叢書目”，與四部並列爲五。這一分類方法，反映了叢書的實際情況，提高了叢書在目録學上的地位，是一個頗有見地的開創。

三．叢書目録

叢書種類繁多，數量龐大，收書浩富，要充分發揮它的作用，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叢書目録，這是掌握叢書的一把鑰匙。中國第一部叢書目録，是清代嘉慶年間顧修編《彙刻書目》，收書二百六十種。此後，又先後有多種叢書目録編纂刊行。1959年，上海圖書館通過普查全國主要圖書館收藏叢書情況，編成一部大型叢書目録《中國叢書綜録》，收録全國四十一家主要圖書館所藏叢書二千七百九十七種，分訂三巨册：第一册，是《總目分類目録》，後附《全國主要圖書館收藏情況表》與《叢書書名索引》；第二册，是《子目分類目録》；第三册，是《子目書名索引》與《子目著者索引》。這種編排方法，不管從叢書書名、子目（即叢書所收書）書名還是從子目作者的任何一個角度，都非常便於檢索。

2005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施廷鏞編著，施鋭、施展整理的《中國叢書知見録》，全六册。本書是《中國叢書綜録續編》、《中國叢書題識》的配套工具書，内容包括書名索引、叢編、類編、子集與集類幾部分。

第二節　叢書主要文獻（上）

本節介紹：一、四庫全書。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四、四庫未收書輯刊。五、續修四庫全書。

一．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卷帙最大的一部叢書，編成於清代乾隆時期。

1．編纂

清王朝從1644年入關，到乾隆時期（1736～1795年），已歷百年，其統治地位得到極大的鞏固與加强。政治的統一與安定，經濟的發展，爲文化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乾隆帝爲宣揚文治功業，消除反清思想，加强文化專制，詔命編修《四庫全書》。乾隆三十七年正月（1772年2月），詔令各省廣收民間遺書彙送京師，開始修書的準備工作。次年二月，成立《四庫全書》館，正式開館修書。

書館機構龐大，人員衆多。最高職務是正、副總裁，總攬館事。下設總纂官，總管編纂；總閲官，總管各書的審定；總校官，總管校訂；提調官，負責提取翰林院、武英殿兩處的藏書；總目協勘官，負責總目的勘定。總纂官下面設有四種纂修官，分管書籍的編纂、審定以及輯録佚書、編寫提要、查勘違礙書籍等工作。擔任纂修工作的，大都是學有專長、知識淵博的著名學者，如紀昀、陸錫熊、戴震、邵晉涵、周永年、姚鼐、王念孫等人，都參加了纂修或校閲工作。此外，還有專掌督促編書、抄書的督催官與專掌書籍刻印、裝訂事宜的監造官等。開館修書期間，前後任命正、副總裁以下官員三百六十人，抄寫人員三千八百二十六人，館中官員總計四千一百八十六人。

編修《四庫全書》采用的書籍，主要有四個來源：一是内府本，即政府藏書，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處藏書；二是敕撰本，即清代皇帝著作與奉帝命纂修之書；三是公私進呈書籍，包括各省采進、私人進獻與社會通行的書籍；四是《大典》本，即從《永樂大典》輯録的佚書。其中，以各省公私進呈書爲最多。館臣對收集到的書籍，依内容等情況，提出應刻、應抄、應存、應毁等意見，呈皇帝裁定。所謂應刻書，認爲最好一類的書，不僅應抄入《四庫全書》，還應另行刊刻，以廣流傳。所謂應抄書，認爲應抄入《四庫全書》的、合格的書。所謂應存書，認爲不應抄入《四庫全書》的、不合格的書，但可保留書名，所以又叫存目書。所謂應毁書，認爲内容有礙清統治及明顯反清思想的書，不可傳世，而應銷毁，這類書依内容又分應全毁與應抽毁兩類。皇帝審定收録之書，由館臣分類編纂，然後交繕書處抄寫、校對，作爲定本。時經十年，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1月），《四庫全書》編修完成。

2．體例與内容

“四庫”之稱，始於唐代。中國古代，圖書分爲經、史、子、集四大部類。唐玄宗時設置四個書庫，分别收藏四部之書，稱爲“四庫書”。這部叢書名爲《四庫全書》，意在表明它收書之多。全書分爲經、史、子、集四部，部下分類，有的類下又分若干子目。共收書三千五百〇三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抄爲三萬六千三百〇四册。

《四庫全書》是清代乾隆時期以政府的力量在全國範圍内大規模地采集圖書而編修成的一部大型叢書，對前代文化作了一次較爲全面的整理與總結，較爲完整地保存了中國古代典籍，是中國古代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産。它收書之多，内容之廣，篇幅之大，在當時，不僅在中國是空前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僅有的。《四庫全書》所根據的底本，有很多是珍本、善本、稿本。不少孤本秘籍得免散佚，賴以保存下來。有些書久已失傳，經大事徵集又被重新發現，有的則被從古書中輯録出來，如《全書》中收有從《永樂大典》輯録出來的三百八十五種書籍，成爲全書的精華部分。

在開館編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還編纂了幾部與之有關的書。（一）因《四庫全書》卷帙浩繁，不便翻閲，選其精華，編成《四庫全書薈要》。《薈要》收書四百七十三種，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一卷，抄爲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一册，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先期完成。（二）四庫館在送呈皇帝審閲編定的書籍時，每種書前都寫有一篇提要。將著録書與存目書的提要彙爲一書，編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稱《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總目》前有凡例，經、史、子、集各部前有總叙，各類前有小叙，對中國古代學術源流作了較爲系統的叙述。每種書的提要，對作者生平及書的内容都作了簡要評介。這是一部流傳極廣、影響很大的目録學著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三）四庫館人員對所收各書都作了校勘，將校勘文字彙爲一書，編成《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此書對於校勘古籍，有參考價值。（四）《四庫全書》中的應刻書，用木活字印成《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收書一百三十八種，二千三百多卷。

編修《四庫全書》中的問題，主要有三：（一）在徵書、修書過程中，大量查禁與銷毁内容涉及“違礙、悖逆”之書，有的全毁，有的抽毁。據不完全統計，全毁書二千四百多種，抽毁書四百多種。乾隆帝修書有功，毁書有罪。（二）《四庫全書》收録之書，突出了儒家文獻的地位，釋、老文獻收録較少，歷代一些敢於批評孔子、反對禮教的思想家的著作多未收録。（三）不重視記載生産技藝的著作與戲曲小説，這方面的著作收録很少。

3．版本

《四庫全書》共抄七部，分别收藏在七個地方：一藏北京皇宫文華殿后面的文淵閣，一藏北京西郊圓明園的文源閣，一藏奉天（今遼寧省瀋陽市）皇宫的文溯閣，一藏熱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莊的文津閣。以上四處，都在北方，稱爲内廷四閣，又稱北四閣。另外三部，一藏江蘇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一藏江蘇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一藏浙江杭州西湖行宫的文瀾閣。以上三處，都在南方江浙地區，稱爲江浙三閣，又稱南三閣。

《四庫全書》分藏南北七閣，其後，各本發揮的作用與其命運不盡相同。北四閣，不準外人出入，完全是皇帝的私人藏書閣，所以，北四閣本密藏書閣，在社會上未能發揮作用。南三閣，對外開放，允許讀書人入閣閲抄，於是，南三閣本得以外傳，社會上逐漸出現“傳抄閣本”，使一些讀書人得受其益。這七部書，北四閣中的文淵閣本現在在臺灣，文源閣本於1860年英、法聯軍侵入北京時與圓明園一起被焚毁，文溯閣本現藏甘肅省圖書館，文津閣本現藏國家圖書館；南三閣中的文宗閣本與文匯閣本都在太平天國時期與藏書樓一起焚毁於戰火，文瀾閣本現藏浙江省圖書館。

民國時期，幾次醖釀影印《四庫全書》，皆因卷帙過大，需資過巨而未成。1935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收書二百三十一種。臺灣從1969年到1974年，除印珍本初集，又印珍本的第二到第五集，共收《四庫全書》中的罕見本九百六十種。之後，臺灣又於1983年到1986年，全部影印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内地購進二百三十部。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組織人力，出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詳後）。

現在，《四庫全書》已不再是難見之書。

1991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臺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四庫全書》索引編纂小組編纂《四庫全書傳記資料索引》。

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纂、出版《四庫全書目録索引》。

黄愛平撰《四庫全書纂修研究》。

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齊魯書社1995年至1997年出版。

1．編纂

清代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時，將搜集到的圖書分爲三類：（一）其“有益於世道人心，有裨於實用者”，予以著録，抄入《全書》。（二）其“抵觸本朝”之書，一概禁燬。（三）其“俚淺訛謬”之書，列爲存目，即其書不抄入《全書》，而是只存書名，且撰寫書的提要編入《四庫全書總目》。哪些書列爲存目書，當時掌握的標準，大致説來，有以下數端：（一）含有批評清朝統治的内容者。（二）含有反禮教、反傳統或宣傳異端傾向者。（三）學術上“未越群流”的平庸之書、“歸於小道”的無謂之書與“難以考信”的僞託之書。（四）著作年代切近編纂《四庫全書》之時者。（五）與已著録書重複者。

據統計，《四庫全書》著録書三千四百六十一種，而未著録的存目書多達六千七百九十三種，幾乎爲《四庫全書》著録書的二倍。數量如此龐大的存目書，就其内容進行分析，不難發現，並非全爲“俚淺訛謬”之作，不少存目書的價值並不在《四庫全書》著録書之下。

首先，存目書中，有許多著作對研究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與政治思想很有意義。如：明代張居正撰《太岳集》，對瞭解張居正的改革思想非常重要。王廷相撰《雅述》、《慎言》，闡述“理在氣中”與以行爲主的元氣本體論與認識論，反對崇古、泥古，提出因時而變的歷史觀。清代顔元撰《存學編》、《存性編》，反對程、朱理學空談誤國，大倡實用之學，並提出“理即氣之理”的思想。李顒撰《四書反身録》、《二曲集》，主張“兼朱、陸”各取所長，提倡“明道存心以爲體，經世宰物以爲用”的見解，要把“格物致知”擴充爲涉及禮樂兵刑、賦役農屯以至西方國家術法的實用學問。上舉數例，顯然皆爲瞭解與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與政治思想的重要資料。

其次，存目書中，史學著述最爲可觀。其著者，如：佚名《元典章》，所記史實多爲《元史》所未載。佚名《皇元聖武親征録》，所記多元開國史事，爲《元史》所本。清代傅維鱗撰《明書》，所記爲有明一代全史，對萬曆以前的典章制度、土地賦役等，記載較《明史》爲詳。明時高麗使臣鄭麟趾撰《高麗史》，所記王氏一朝史事，治亂興廢，制度文物，粲然可考，堪稱良史。存目書中的野史、筆記、雜録等類史書，數量較大，内容廣泛，尤爲值得注意。如：唐代姚汝能撰《安禄山事跡》，對安禄山的生平及他與史思明發動叛亂的經過記載頗詳。明代黄瑜撰《雙槐歲鈔》，在明人野史中頗有體要，多記當時掌故，其言洪武丁丑科場之獄特詳，爲《明史》所未載。陸夢龍撰《梃擊始末》，專記明末三案之一張差事始末，摹寫甚詳。何良俊撰《四友齋叢説》，内容包括經、史、雜記、釋道、詩、文、書、畫等十七類，其考證與評論對研究史學與文藝皆有參考價值。朱國楨撰《湧幢小品》，是歷時十三年寫成的筆記，記明掌故，包括朝章典制、政治、經濟、社會風俗以及明代中葉的人物遺事、東南倭寇、市民抗税鬥爭等，皆有述及。存目書中歷史地理方面的著作，除世罕其匹的大量地方志外，值得重視的還有許多。如：明代劉侗撰《帝京景物略》，詳述明末北京地區的山川、人物、園林、風俗、語言等，且其文頗具文學色彩。馬歡撰《瀛涯勝覽》、鞏珍撰《西洋番國志》、黄省曾撰《西洋朝貢典録》等三書，皆記鄭和下西洋所經各國疆域、風土等各方面情形，前二書作者曾隨同鄭和下西洋，所記爲親身經歷，後一書記西洋二十三國，凡道里遠近、風俗美惡、物産器用之殊，言語衣服之異，靡不詳載。

其三，存目書中，有大量文學作品，其中也有不少重要著作。如：明代俞憲編《盛明百家詩》，爲明人選明詩。袁宏道撰《袁中郎集》，爲明代公安派文學的代表作，其詩文排抵七子末流之僞體，變板重爲輕巧，變粉飾爲本色，使天下耳目爲之一新。吴子孝撰《玉霄仙明珠集》，所寫之詞意態流動，似豔而實雅，無一語蹈襲前人。明人詞集最爲罕見，《四庫全書》一部未收，此集尤顯珍貴。佚名《雍熙樂府》，收金元明散曲、南戲、雜劇、雜曲等，亦極豐富。蔣一葵撰《堯山堂外紀》，統記歷代文學源流掌故，猶如一部中國文學史。清代孫鋐編《皇清詩選》，爲清人選清詩。《通志堂集》，爲清代著名文學家納蘭性德的詩詞文集，其詞成就尤高，詞風淒婉，又有雄渾之氣。孫枝蔚撰《溉堂集》，爲作者詩文集，其文曠達灑脱，其詩直抒胸臆，風神氣骨，獨樹一幟，在清初文壇上佔有重要地位。

其四，在存目書中，除上述三類書外，還有諸多方面内容的書，都多具頗有價值之作。如：小學類，清代江永撰《四聲切韻表》，論古語七音、三十六母不可增減移易，最爲有見，爲談韻者不可或缺之書。目録類，清代錢曾撰《讀書敏求記》，是研究古籍版本學的重要著作。醫家類，清代徐大椿撰《難經經釋》，對經文的謬誤，多所辨正。演算法類，明代程大位撰《演算法統宗》，爲珠算史集大成之作，負有盛名。農家類，唐代陸龜蒙撰《耒耜經》，詳載歷代犁、鑱、磟碡之制，人稱農具史的經典。藝術類，明代張紳撰《法書通釋》，彙集晉、唐以來書法之論，間折衷己見，頗有卓識。法家類，宋代宋慈撰《洗寃集録》，爲全世界最早的法醫學與刑事檢驗學名著，後世刑名家奉以爲金科玉律。雜家類，明代西洋人艾儒略撰《西學凡》，叙述十七世紀歐洲學術的大凡，乃西學西教東漸的重要文獻。釋家類，宋代釋志磐撰《佛祖統紀》，是學術界公認的中國佛教史重要典籍，爲佛教史研究者頻繁徵引。

從以上的粗略剖析可知，被《四庫全書》摒棄未收的存目書，與《四庫全書》著録書一樣，都是我們的祖先創造的珍貴遺産，都是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富寶藏。但是，自清代後期以來，國家多難，兵燹頻仍，文獻散亡，存目書同樣遭此厄運，即使到了二十世紀的後期，存目書仍續有散亡。所以，存目書亟待搶救。在這種情勢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編纂出版遂被提上日程。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編纂工作，始於1992年。1992年12月，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約請部分學者，擬訂了編纂出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實施方案，報請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批準，列爲國家重點古籍整理出版項目。而後，1993年1月，成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出版工作委員會，開始調查編目、規劃體例、募集資金等籌備工作。1994年5月，組成《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由季羨林擔任總編纂，有中國大陸五十多所大學與研究機構以及臺灣、日本、美國等地的百餘位文史學者與古籍專家參與，開始遴選版本、拍攝製作、編輯加工等編纂工作。1995年9月，組成以齊魯書社爲主的大陸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出版委員會與以臺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爲主的大陸外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出版委員會，開始采購材料、終審發稿、印刷裝訂等出版工作。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編纂出版工作，以“尊重歷史，保存文獻”爲總方針。在這一總方針下，確定兩項基本原則：第一，不加選汰，盡數收集，目的是搶救盡可能多的古籍。第二，不加修飾，原版影印，目的是提供最可信賴的版本。具體工作的開展，采取五個步驟：（一）訪書編目。（二）選本剔重。（三）拍攝複製。（四）纂修成稿。（五）裒集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編纂出版工作，歷時五年，至1997年10月全部完成。

2．體例與内容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共收録散藏於國内外一百一十六所圖書館、博物館以及少數私人藏書家手中的《四庫全書》存目書四千五百一十九種(1)。據《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卷首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緣起》一文中的統計，其中，宋刻本十五種，宋寫本一種，元刻本二十一種，明刻本二千一百五十二種，明抄本一百二十七種，清刻本一千六百三十四種，清抄本三百三十種，稿本二十二種，有三成以上爲孤本或稀見本。全書共裝訂爲一千二百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編排，一仍《四庫全書總目》。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部下分類。部、類的具體劃分及收書情況：一、經部，十類，收書七百三十四種。二、史部，十五類，收書一千〇八十八種。三、子部，十四類，收書一千二百六十二種。四、集部，五類，收書一千四百三十五種。

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輯，齊魯書社2001年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於1997年竣事。由於篇幅、財力與其他客觀條件的限制，有二百餘種已經查明藏所的存目書未能編入。1998年10月，在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的推動下，齊魯書社同意出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同意爲出版投資。於是在劉俊文的主持下，組成《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開始編目、選本、拍攝、審稿與製作工作。歷時二年，編輯完成。收録歷代文獻共二百一十九種，大多屬稀見珍本秘笈，有些還是海外藏品，分裝九十九册。另又編制《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正編補編綜合索引》，包括“書名索引”與“著者索引”，自成一册。總計一百册。

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杜澤遜撰《四庫存目標注》，書附程遠芬編《索引》，全八册。本書集各存目書的各種印本，一一叙列，介紹各印本版式情況，有些印本摘録有序、跋文字，實爲一部存目書的版本標注專著。

四．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輯，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柯劭忞、江瀚、尚秉和、傅增湘、羅振玉等三十幾位著名學者開擬了一個《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録》，内有二萬餘條目録的書目，試圖以此補《四庫全書》所未備。《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録》主要收録清乾隆時《四庫全書》館的館臣未見書與乾隆以後直到清末撰寫的著作，幾乎網羅了當時存世的《四庫全書》以外的優秀典籍。學者們對整個目録進行了認真的遴選與編排，著録每部書的書名、著者與版本，並仿《四庫全書總目》的體例，爲各類書撰寫了“序言”與“按語”。重要的書定爲“著録”，擬影印出版；次要的書定爲“存目”，僅存目録。後因1931年發生日本軍隊大規模武裝侵佔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出版計劃遂遭擱置。

《四庫未收書輯刊》正是在《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録》的框架内徵訪善本秘笈編纂而成。

《四庫未收書輯刊》所收之書，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幾位著名學者編訂的《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録》中開列之書爲主，酌收本叢書顧問、編纂委員擬增之書。《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録》中開列之書有與近幾年編纂出版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毁書叢刊》、《續修四庫全書》所收之書相重者，對此，本叢書一律剔除，以避重複。

《四庫未收書輯刊》收書近二千種，分編十輯，每輯三十册，共三百册。每輯據所收書的部類，按經、史、子、集之次排序。每輯第一册之前爲該輯總目録，每册之前爲該册目録。另有“目録、索引”一册，包括分類目録、書名索引、著者索引等。

五．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1．編纂緣起

清代乾隆時期，編纂《四庫全書》，是對乾隆以前中國古代文獻的一次集大成性的總彙編。但是，當時搜集文獻的工作與《四庫全書》的收書標準，又限制了它的收書數量，主要問題，概言有五：其一，當時雖采取多種措施在全國範圍内廣泛徵集圖書，但限於當時社會的各種條件，不可能做到全數無遺。早在《四庫全書》編成不久的嘉慶初年，阮元就在江南陸續搜購到《四庫全書》未收書一百七十多種，與杭州著名藏書家鮑廷博等參互審訂，依仿《四庫全書總目》體例，爲每部書寫一提要，編成《四庫未收書提要》。其二，清政府采取“寓禁於徵”的政策，凡認爲有“違礙”、“悖逆”内容的圖書，一律禁止印行，直至銷毁。據富晉書社1932年印行的陳乃乾編《索引式的禁書總録》録載，在徵集圖書與編纂過程中，全毁書目二千四百五十三種，抽毁書目四百〇二種，銷毁書版五十種，銷毁石刻目二十四種，總計多達近三千種。其三，凡認爲書中有對金、元、清人詆侮的稱謂與内容的，多加改竄，有的甚至整段、整篇地予以删除。其四，由於受到傳統正統觀念的局限，一些很有價值的民間文學創作及戲曲、小説，因被視爲小道者流，皆未收入。其五，根據編纂體制，《四庫全書》館任職館員的著作，只有得到乾隆帝許可欽定者方可收入《四庫全書》，否則一律不得收入。所以，參與纂修的大批學者，如紀昀、戴震、邵晉涵、周永年、姚鼐、翁方綱、朱筠、彭元瑞、程晉芳、任大椿、孫希旦、王念孫、莊存與、謝墉等，他們都是當時的著名學者，因爲他們都是《四庫全書》館編修《四庫全書》的館員，因而他們的著作都没有收入《四庫全書》。

清代是中國帝制的最後一個王朝，學術文化的發展，都顯示出對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總結性特徵，在經、史、子、集諸方面都取得豐碩成果，其中，尤以經學、小學、史學成就最著，足以淩駕前代。但《四庫全書》編於乾隆中期，也正是清代中期。所以，《四庫全書》收入的清人著作，僅是清代前期學人之書。《四庫全書》編成之後直至清末的一百多年，學術得到繼續發展，又湧現出大批學者，取得大量成果。

《四庫全書》編修前的圖書，有的被脱漏而未收；《四庫全書》編修後的學術發展，又有各學科的新成果刊刻問世。這就需要編纂一部《四庫全書》的續修叢書，對《四庫全書》編修後的學術文化發展作一次新的總結。清代末期，就有學者提出續修《四庫全書》的問題。民國初年，再起續修之議。而金梁提出，“書不易續，目則易修”，新出之書可“始存其目，以待後來”。但因當時社會動亂，即使存目之議也無果而罷。1924年，商務印書館計劃選擇《四庫》存目及未收書刊爲續編，雖得學人群起回應，仍終未能付諸行動。1928年，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擬用日本退還的庚子賠款進行續修工作，並開始購求古書，還聘請一些中國學者爲續修而撰寫《四庫全書》編成後問世著作的提要。亦因時局動盪，特别是日本侵華戰爭的逐步擴大，續修工作開展十幾年之後被迫停止，只有一部分著述提要保留下來(2)。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再議續修《四庫全書》，並很快付諸實施，九十年代中期就開始陸續分册出版，至2002年全書出齊。《續修四庫全書》這部大型叢書，在議修百年之後，終於大功告成。

2．體例與内容

本書體例，大抵仿照《四庫全書》，依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編録。個别地方的部類分合，略有損益。各部類的編次，以作者時代先後爲序。各時代作者的先後，以生卒及科第年代爲準。凡無生卒及科第年代可考者，參考前代書目通則酌處。朝代更替時期的人物，依循成説確定其編排之次。所收各書之前，皆冠以書牌，説明所據底本刊刻年代、版框原有規格及底本現今藏所。

本書收書原則，收録現存古書，博覽約取，去粗取精，首取其學術價值，次取其版本價值，入選各書皆選擇善本作影印底本。收書時限，主要收録清修《四庫全書》以後迄於清末的學術著述，收録下限以成書年代計，大體止於民國元年（1912年）。收書範圍，包括以下七個方面：（一）《四庫全書》因遺漏、摒棄、禁毁而失收但確有學術價值的圖書。（二）《四庫全書》列入存目而確有學術價值的圖書。（三）《四庫全書》已收而版本殘劣，今有善本足可替代的圖書。（四）《四庫全書》未及收入的乾隆、嘉慶以來著述的重要圖書。（五）《四庫全書》所不收的戲曲、小説，擇收其中有重要文學價值的圖書。（六）新從域外訪回而合於本書選録條件的漢籍。（七）新出土而卷帙成編的簡帛類古籍。七項之中，以第四項爲全書收書重點。本書收書因注重學術，所以，凡屬一般性資料，如曆書、家譜、登科録、鄉試録、會試録、紳録之類，概不輯録。兵書、志書、及醫藥、方劑之書，遴選從嚴。佛教典籍僅收録中土著述中的精品。敦煌遺書中未能成編的零篇斷簡，悉從省略。

《續修四庫全書》收書五千餘種，約爲《四庫全書》收書種數的一倍半，是繼《四庫全書》之後又一部大型叢書。它的收書時限，上接《四庫全書》，下至清朝滅亡，爲中國古代傳統學術最後二百年的發展狀況作了全面清理與總結，在中國學術發展的歷程中又豎立起一通豐碑。這對保存與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無疑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續修四庫全書》分裝一千八百册，十六開本，精裝。其中，經部二百六十册（第一至二百六十册），史部六百七十册（第二百六十一至九百三十册），子部三百七十册（第九百三十一至一千三百册），集部五百册（第一千三百〇一至一千八百册）。每分册前，有該分册目録。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03年出版《續修四庫全書總目録、索引》，編裝一册。總目録，按經、史、子、集四部順序，從第一册至第一千八百册，每册都依次排列該册書名與作者。索引，分編“書名索引”、“著者索引”兩種，皆用四角號碼編排。

第三節　叢書主要文獻（下）

本節介紹：六、四部叢刊。七、四部備要。八、叢書集成（初編）。九、四部精要。

六．四部叢刊

《四部叢刊》，是商務印書館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著名出版家與版本目録學家張元濟主持下編印的一部大型叢書。

創議編印《四部叢刊》，是在1919年，到1922年完成，收經、史、子、集四部書三百二十三種，八千五百餘卷，裝訂爲二千一百册。因爲後來又編印二編、三編，所以這次編印的稱爲“初編”。1934年，編印“續編”，收書八十一種，裝訂爲五百册。“三編”刊印於1935年，收書七十三種，也裝訂五百册。前後共出三編，收書四百七十七種。

商務印書館編印《四部叢刊》的指導思想，概括地説，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印常見常用書，二是影印善本書。由於主持人張元濟對古書善本有特别的愛好，所以，實際上，在收書的選擇上，常把著眼點放在影印善本上面。張元濟利用商務印書館專門收藏珍貴圖書的藏書樓涵芬樓的圖書，又廣泛搜求私人藏書家的藏書，從中選取宋、元舊刻與明、清精刻及抄本、校本、手稿本，加以影印。注重版本，是《四部叢刊》的一大特色。《四部叢刊》可以視爲一部善本叢書，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查找《四部叢刊》所收圖書，可利用孫毓修編《四部叢刊書録》。

1989年，上海書店影印出版《四部叢刊》。

七．四部備要

《四部備要》，是中華書局於1924年至1931年編印的一部大型叢書。

民國時期，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是中國兩家影響最大的出版機構，在出版工作中經常互相攀比競爭。一方出版了什麽，對方定要想辦法出版一個能够與之抗衡的出版物。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四部叢刊》，中華書局便決定出版《四部備要》與之對壘。《四部叢刊》以收書的版本精善著稱，當時的善本被它網羅殆盡，中華書局在收書的版本上很難超出《四部叢刊》之上。因此，只能另尋可以勝過對方的蹊徑。《四部叢刊》編纂伊始，製定了常見常用書與善本書並重的原則，但在實際工作中，由於過分注重版本的精善，所以，實用價值常被忽略。中華書局看出《四部叢刊》只重版本不切實用的弱點，於是，編印《四部備要》就從提高實用價值方面下功夫。《四部備要》所收各書，以常見常用帶注者爲主，並且儘量吸收清人的研究成果。如經部有關“十三經”的著作收有三類：一是“十三經”古注，二是唐、宋注疏，三是清人注疏，有關“十三經”的重要資料基本上都包括進去。史部收入不少表譜考證類著作，這類著作多被《四部叢刊》所忽視而未予收録。集部收書，《四部備要》采用許多清人名注，並重視詞曲，收入不少詞曲著作，這些都勝過《四部叢刊》一籌。總的看來，《四部叢刊》是一部影印善本古書的大型叢書，具有較大的文獻價值；《四部備要》是一部排印常用古書的大型叢書，具有較大的實用價值。二者各具特色，互有長短。

《四部備要》全書五集，收經、史、子、集四部重要典籍三百五十二種，一萬一千三百〇五卷。該書以收書範圍廣、編排系統性强、注重實用等特點著稱於世。全部用從杭州丁氏那裏買來的聚珍仿宋版鉛字按綫裝書格式排印，印製非常精美，裝訂爲二千五百册。1935年印行精裝十六開點句本，全一百册。1936年再版，並出版縮印本。

1989年，中華書局據1936年版影印出版《四部備要》，書前有總目録，書末“附録”《四部備要書目提要》。

1971年，臺灣中華書局出版諸家駿編《四部備要索引》。

八．叢書集成（初編）

《叢書集成（初編）》，是商務印書館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編印的一部大型叢書。

1．編纂

《叢書集成（初編）》1935年開始編輯出版。中國歷代所編叢書數量繁多，商務印書館從數百種叢書中，選取宋、元、明、清四代所編刻最有價值的一百部叢書輯爲初編。百部叢書的選書標準，以實用與罕見爲主，前者爲適應需要，後者爲流傳孤本。百部叢書的編刻時間，宋代三種，元代一種，明代二十五種，清代七十一種。百部叢書的性質，普通叢書八十種，專科叢書十二種，地方叢書八種。百部叢書的内容，共收書約六千種，二萬七千多卷。收入《叢書集成（初編）》時，删汰各叢書收書的重複，實存書尚有約四千一百種，二萬卷左右。删汰重複書的原則：（一）内容詳略不一者，存詳删略。（二）内容相同而雕印時間有前後者，存前删後。（三）内容相同的校注本而校注人的年代有前後者，存後删前。

因本書集歷代叢書之大成，所以定名爲《叢書集成》。

《叢書集成（初編）》原計劃裝訂四千册，統一編排書册順序號碼，每册一號，共四千號，陸續分十批出齊。後因抗日戰爭爆發，出書中斷，初編四千册僅出版三千五百三十六册，尚有四百六十四册没有出版。

2．體例與内容

《叢書集成（初編）》彙輯百部叢書，但其編排方法，並非以百部叢書爲序，而是以百部叢書所收之書各自爲獨立單位，按照《叢書集成（初編）》的編纂體例分類編排。

《叢書集成（初編）》全書分爲十大類。大類之下，分若干小類。十大類共分一百七十九小類。其十大類目次：一、總類，十一小類。二、哲學類，十二小類。三、宗教類，五小類。四、社會科學類，十八小類。五、語文學類，七小類。六、自然科學類，十四小類。七、應用科學類，二十三小類。八、藝術類，十小類。九、文學類，二十五小類。一〇、史地類，五十四小類。

《叢書集成（初編）》收書範圍非常廣泛，凡需要常備參考的古籍，大致都已包羅其中。

1985年，中華書局據商務印書館原版重印出版《叢書集成（初編）》。

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叢書集成初編目録》。分編四部分：（一）叢書百部提要。（二）《叢書集成（初編）》類次。（三）《叢書集成（初編）》目録。（四）《叢書集成（初編）》收書書名索引。

九．四部精要

《四部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編輯並拼版影印。

以“四部”爲名編纂的叢書，較爲著名的，當數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編印的《四部叢刊》與中華書局編印的《四部備要》。《四部叢刊》收書五百多種，一萬五千多卷；《四部備要》收書三百五十多種，一萬一千多卷。兩部叢書彙輯宏富，適應了當時學人的需求。時過半個世紀以後，上海古籍出版社考慮到學術界的現實需要，認爲有必要編纂一套擷取《叢刊》、《備要》之長的中型百科性叢書，入收爲足以反映傳統文化精華的“最著名、最主要、最具代表性”的古籍，爲學術界提供一套反映傳統文化的“常用書、必備書”，於是編印了本叢書(3)。本叢書收書一百一十九種，其中，經部十八種，史部十九種，子部三十八種，集部四十四種。在版本取捨方面，注重收輯較爲通行的校注本與精刻本。十六開，精裝，全二十二册。每册皆編有篇名目録，有的册還附有詳細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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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裏所寫“四千五百一十九種”的數字，是本人根據《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目録》親自統計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卷首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緣起》一文，文中統計共收録“四庫存目四千五百〇八種”，比本人統計的少十一種，其中史部少二種，子部少九種。又，該文分計宋、元、明、清各代書之數與其所計總數亦不合。

(2) 全部原稿現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993年，中華書局出版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又，1972年，臺灣商務印書館曾根據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收藏的部分提要油印件，編印《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著録圖書一萬〇八十種，約佔原稿總數的三分之一。

(3)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説明”。

第四部　集部——文學

在古代文獻四部分類中，集部居第四位。

第一章　集部總論

第一節　集部綜述

一．集部溯源

集，指詩文集。稱“集”，意取集聚衆篇爲一書。兩漢時期，無“集”名，抒情明理之文與辭賦詩歌之篇大都以單篇形式保存於史傳中，《史記》、《漢書》、《後漢書》都録載不少。《漢書·董仲舒傳》録載董仲舒《賢良對策》三篇，傳末總言曰：“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説《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篇。”《漢書·司馬相如傳》録載相如賦數篇，傳末曰：“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屮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又，《後漢書·文苑列傳》凡立傳人有詩賦文者，皆於傳末記曰“著某某若干篇”，如《杜篤傳》末曰“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夏恭傳》末曰“恭善爲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黄香傳》末曰“賦、牋、奏、書、令凡五篇”等。所以《漢書·藝文志》分六部分著録圖書，無“集”名，“詩賦略”著録詩賦作品，類分五種。《隋書·經籍志》以經史子集四部著録圖書，集部分《楚辭》、别集、總集三類著録詩賦文集。《隋志》集部序：“班固有‘詩賦略’，凡五種，今引而申之，合爲三種，謂之集部。”清代姚振宗撰《隋書經籍志考證》認爲：《漢志》“詩賦略”著録詩賦一百〇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皆諸家賦集、詩歌集”，是“别集之權輿”(1)。近人姚名達撰《中國目録學史·分類篇》提出：四部分類中集部，“推其宗祖，實即《七略》之‘詩賦略’，不過加入散文耳。”也就是説，詩賦加非經、非史、非子之文，而爲集部。顯然，追溯圖書分類淵源，《漢志》“詩賦略”就是後來四部分類中集部的源頭。

二．文集的編輯與集部地位的確立

“集”名，《隋書·經籍志》謂東漢創始。《隋志》：“别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以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别。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别聚焉，名之爲集。”《隋志》以“蓋”領句，表示爲不定之辭，乃概言之。檢閲文獻，可證兩漢時期尚無“集”名，漢魏之際始有彙編衆文爲一書稱“集”的記載。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疾疫流行，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等文士“一時俱逝”，曹丕悲痛之餘，於建安二十三年“撰其遺文，都爲一集”(2)。此集編輯，下距漢亡兩年時間。

曹丕彙編諸子之作爲一集前後，曹植詩文作品也被彙編成集。曹植詩文集，在曹植當時已有編輯。曹植撰《前録·自序》：“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删定别撰，爲《前録》七十八篇。”此爲曹植親手選編自己的賦集。《三國志·陳思王植傳》裴松之注引《典略》載曹植寫給楊脩的書及楊脩答書。《典略》：“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曹植寫給楊脩的書中説：“僕少好詞賦，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楊脩寫給曹植的答書説：“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也”，“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據植傳，植於“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三國志·武帝紀》亦曰：“十九年秋七月，公征孫權。”可知，曹植二十五歲自編賦集，爲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時在曹丕編輯諸子作品爲一集之前。曹植於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年）去世，數年之後，魏明帝於景初年間（237～239年）詔編植集，“撰録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3)。這是詔編曹植各種文體之作的詩文集，時在曹丕編輯諸子作品爲一集之後。曹植自編集與詔編集編於漢末與魏初，只是文獻記載不見“集”名。

文集的編輯，至遲始於漢末魏初。

西晉初年陳壽撰《三國志》，在《諸葛亮傳》最後提到“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别爲一集”，並在其下録載陳壽於泰始十年向晉武帝呈報編輯亮集奏疏，詳列亮集二十四篇目録篇次。晉武帝泰始十年，爲公元274年，下距晉滅吴結束三國分裂局面有六年時間。《諸葛亮集》爲早期的文集編輯本。

魏晉時期，詩文集雖已出現，但數量不多，所以西晉初年荀勖編《中經新簿》創立四分法及東晉初年李充承荀勖之制所立四部，都以甲乙丙丁標示部次，丁部著録詩賦，尚無“集”目。南朝宋時王儉撰《七志》，圖書分七類，“文翰志”著録詩賦，仍不見“文集”類名。齊梁時期，編次詩文集已甚盛行，詩文集數量增多，阮孝緒於梁武帝普通年間編《七録》，始立“文集録”，作爲《七録》類目之一，及時反映文集發展實際狀況。唐初修《隋書·經籍志》，四部分類，正式以經史子集作爲部稱，從此，確立了集部在四部中的地位。

三．集部文獻的價值

集部書一向視爲文學作品，如果追溯四部分類淵源或從集部著録圖書狀況粗略言之，確係如此。但如果作一番深入考察，不難發現，集部書絶大部分是别集，别集編輯是以人相從，彙一人之作爲一書，這使别集具備一個最大特點就是“雜”。所謂雜，一是文體雜，凡一人所作詩賦詞曲文等各種體裁形式作品都彙編在一書中，僅文一體，即包括奏議疏表、書牘、政論、序跋、游記、傳記、墓誌、考辨、雜著等各體之文；一是内容雜，其中自然是文學作品佔多數，此外有政治性較强的政論、説理文章及純屬政治性的奏議疏表，還有縱論經史百家的學術論文。不少别集，囊括經學、史學、諸子、文學内容，猶如一個袖珍四庫彙編。别集中縱論經史百家的學術論文，資料價值自不待言。那些政論、説理文章，特别是奏議疏表，最能反映一個時代政治風貌，是從事歷史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即使文學作品，如果從史學角度對待，不少作品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南朝沈約撰《宋書》，在《州郡志》引詩以證郡置，曰：“譙郡太守：何《志》：‘故屬沛，魏明帝分立。’按王粲詩：‘既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粲是建安中亡，非明帝時立明矣。”東漢末年，政治動亂，軍閥混戰，社會殘破，百姓苦難。對此景況，時人詩文多有描述。如曹操詩《蒿里行》指出：“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又如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篇寫道：“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這些詩篇，後人稱爲“詩史”，譽爲“東漢實録”。再就小説言，人物姓名是虚構的，事件卻是對社會生活中同類事實的概括表現。一部能深刻反映社會問題的小説，就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的一個縮影，可從中瞭解階級關係、社會生活、經濟狀況、人民疾苦等。這些雖不能算作信史，但在一些方面恐怕要比被稱爲“信史”之史還要真實。

集部書藴涵多學科的有用資料，不是今天纔有的認識。集部書與史學關係，清代章學誠多有論及。他説：“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4)清末民初，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四章《説史料》中指出：“集部之書，其專記史跡之文，當然爲重要史料之一部，不待言矣。‘純文學的’之文——如詩辭歌賦等，除供文學史之主要史料外，似與其他方面無甚關係。其實亦不然。例如屈原《天問》，即治古代史者極要之史料；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即研究漢代掌故極要之史料。至如杜甫、白居易諸詩，專記述其所身歷之事變，描寫其所目睹之社會情狀者，其爲價值最高之史料，又無待言。章學誠云：‘文集者，一人之史也。’（《韓柳年譜》書後）可謂知言。非惟詩古文辭爲然也，即小説亦然。《山海經》今《四庫》以入小説，其書雖多荒誕不可究詰，然所紀多爲半神話半歷史的性質，確有若干極貴重之史料出乎群經諸子以外者，不可誣也。中古及近代之小説，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紀之非事實，然善爲史者，偏能於非事實中覓出事實。例如《水滸傳》中‘魯智深醉打山門’，固非事實也，然元、明間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門作逋逃藪，此卻爲一事實。《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舉人女婿’，固非事實也，然明、清間鄉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爲社會上特别階級，此卻爲一事實。此類事實，往往在他書中不能得，而於小説中得之。須知作小説者無論騁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筆叙事，總不能脱離其所處之環境，不知不覺，遂將當時社會背景寫出一部分以供後世史家之取材。”今天學術日益發展，學科區分日益細密，集部書藴涵資料的多學科功能更加日益突顯出來。

第二節　集部類目分解

《隋書·經籍志》集部，内分《楚辭》、别集、總集三類。後世因之。宋代以後，又有增立新類目的。《四庫全書總目》於三類之外增詩文評、詞曲二類，凡五類。

一．楚辭類

《楚辭》類，著録《楚辭》及研究《楚辭》的著作。

《楚辭》是繼《詩經》後又一部詩歌總集。所謂楚辭，按其本義，是指楚人的歌辭，它是在楚地民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詩歌形式，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西漢末年，劉向彙輯戰國楚人屈原、宋玉、景差等楚辭作家的作品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莊忌、王褒、劉向等人模仿此體之作，共十六篇，編成一書，名爲《楚辭》。從此，《楚辭》成爲一部詩歌總集的名稱。東漢王逸爲之作注，又編入己作一篇，共成十七篇，勒成十七卷，此即後世傳本《楚辭》。可知，《楚辭》類是以一書而獨成一類的類目。所以，著録的圖書數量很少，《隋志》僅十一部、四十卷，《四庫全書總目》也只有二十三部，一百四十卷。

二．别集類

别集類，著録個人的詩文集。

所謂别集，即彙編一人之作爲一書的詩文集。别集，既包括按文體分編一人之作的賦集、詩集、詞集、曲集、文集等，也包括彙編一人所有作品爲一書的全集。

别集的編輯，有多種情況，有的是本人自編的，有的是别人編的，還有的是後人補輯的。漢、魏之際，曹植曾將自己寫的賦“删定别撰爲《前録》七十八篇”(5)，當爲自編别集之始，只是未用“集”名。親手編次、自題“集”名，見於南朝齊張融的《玉海集》。據《南齊書·張融傳》記載：“融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於世。”從别集的總體看，自編的並不多，大多數都是由他人編輯。編輯者，或子孫，或弟子，或親朋好友。曹丕將已去世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等人之文“都爲一集”，當爲他編别集之始。唐代韓愈的集子是他的女婿李漢編的，柳宗元的集子是他的朋友劉禹錫編的，南宋陳亮的集子是他的兒子陳沆編的。由後人補輯的集子，有兩種情況：一是原來並無其集，由後人補輯的，魏、晉以前的集子大都屬於這種情況；一是原有其集，後散佚，又由後人補輯的，如今傳唐、宋人的某些集子就是這種情況。

一個人的集子，往往有兩種或幾種卷數與内容不盡相同的本子，這多是由於編輯情況的不同及流傳過程中的一些原因造成的：自編的集子，編定以後寫的作品，需要增補進去，於是有增補本；他人編的集子，所收作品常有遺漏，編定後陸續被發現，於是有補遺本；集子編定後，有的因一些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的某些作品被抽掉，於是有簡本；集子在流傳過程中，有的某些内容被删削，於是有删節本；等等。

别集的數量，十分龐大，無法確計。歷代别集已經散失了不少。新刻日增，舊編日減。《隋志》、《唐志》所著録，《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録，今又十不存一。但是，流傳至今的仍有很多。《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别集類著録圖書二千五百二十九部，三萬四千四百七十七卷。《販書偶記》與《販書偶記續編》集部别集類著録圖書四千三百八十五部，四萬五千六百六十三卷。二者相加，共計六千九百一十四部，八萬〇一百四十卷。這大致反映了現存别集的情況。

三．總集類

總集類，著録詩文總集。

所謂總集，即彙編衆人之作爲一書的詩文集。

彙編總集之始，《隋志》認爲晉代摯虞編輯的《文章流别集》是總集的首帙。其實，如果打破舊部類的局限，那麽，總集的始源當首推《詩經》。《詩經》是周代詩歌的總集，這已是一般常識，而它編成於春秋時期。《楚辭》是由劉向編輯的一部反映楚地文學形式與方言聲韻的文學總集，《四庫全書總目》稱其爲“總集之祖”(6)，它編成於漢代。《隋志》集部總集類著録杜預撰《善文》五十卷，此書久佚，難以詳知它的體例。在《史記·李斯列傳》的裴駰集解中，引到一位不知姓名的辯士寫的一篇《遺秦將章邯書》，集解説“此書在《善文》中”。可以推知，《善文》是一部文章選編性質的總集。杜預與摯虞爲同時人，且又稍早於摯虞，《善文》與《文章流别集》至少應視爲同一時期産生的兩部總集。《隋志》作者把《文章流别集》作爲總集之始，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一則《詩經》已被尊爲經，著録於經部；二則《楚辭》已於集部單獨立類；三則雖然《善文》與《文章流别集》同時，但以現有的資料考察，《文章流别集》區分類聚，自詩賦以下各爲條貫，每一類别，各爲之論，辭理愜當，是一部總括各體之作的詩文總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編輯的《文選》。《文選》是一部通代詩文總集，收録自先秦至南朝梁代一百三十位知名作者與少數佚名作者七百多篇作品，按文體分爲賦、詩、騷、七、詔、册、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移、檄、難、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等三十九類。《文選》分類繁細，大致可概括爲詩歌、辭賦、雜文三大類。

此後，總集歷代都有編輯。總的來看，總集的編輯有以下幾種情況：從時間的斷限看，有通載古今的，也有只彙編一代的；從文體看，有彙編各種文體的作品的，也有只編一種文體的作品的；從内容看，有全集，也有選集。編輯總集，是在“文籍日興，散無統紀”的情況下，被日漸重視並廣泛運用的一種編纂方法。它“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删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7)，其作用與價值是顯而易見的。

總集的數量，雖然遠比不上别集那樣龐大，但也相當可觀。《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集類著録圖書五百六十三部，一萬七千〇八十一卷。《販書偶記》與《販書偶記續編》集部總集類著録圖書六百五十一部，一萬三千二百三十卷。二者相加，共計一千二百一十四部，三萬〇三百一十一卷。

四．詩文評類

詩文評類，著録歷代評論詩文等文學作品的著作。

詩文評的著作，首推三國魏曹丕撰《典論·論文》，繼之則有西晉陸機的《文賦》。南朝齊、梁時期，出現兩部重要的詩文評名著，一爲劉勰所撰論文之《文心雕龍》，一爲鍾嶸所撰論詩之《詩品》。《文心雕龍》全書五十五篇，内容大致可以分爲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等四個方面。這是一部從理論上對前代文學創作進行全面總結的文學評論巨著，後世的文論著作，無不受到《文心雕龍》的影響。《詩品》是一部專門品評詩歌創作的著作，全書品評兩漢至南朝梁代一百二十二位詩人及其作品。《詩品》作爲中國第一部論詩專著，對後世的詩歌評論影響深遠。宋代，出現以“詩話”命名的詩評著作。明、清之世，詩話盛行。

書目對於詩文評著作的著録，《隋書·經籍志》著録於集部總集類，《舊唐書·經籍志》因之。《新唐書·藝文志》於集部總集類内的最後另立“文史類”著録詩文評與史評著作，鄭樵撰《通志·藝文略》與馬端臨撰《文獻通考·經籍考》因之。至《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始爲集部的一個獨立類目。

總計《四庫全書總目》與《販書偶記》、《販書偶記續編》著録的詩文評著作，共有三百八十一部，三千四百七十九卷。

五．詞曲類

詞曲類，著録宋代以來的詞、曲作品。

詞曲類著録的著作，詞，分“爲五類，曰别集，曰總集，曰詞話，曰詞譜、詞韻”(8)。其中的别集、總集及詞話之類的評論著作，本應分别著録於别集類、總集類、詩文評類，著録於此，自亂體例。曲，“惟録品題論斷之詞及《中原音韻》，而曲文則不録焉”(9)。只著録論曲之作而不著録曲作本身，更是於例不合，於理不通。《四庫全書總目》所以如此處理，只是因爲《總目》的作者認爲“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10)，是“倚聲末技”，“不足重輕”，所以把它單獨立類，放在集部之末，“姑附存以備一格而已”(11)。這種看法，顯然是封建士大夫的偏見。

總計《四庫全書總目》與《販書偶記》、《販書偶記續編》著録的詞、曲作品，共有六百七十八部，三千〇七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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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代姚振宗撰《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三十九《楚蘭陵令荀況集》。

(2) 《三國志》卷二十一《王粲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載曹丕撰《與吴質書》。

(3) 《三國志·陳思王植傳》。

(4) 《報孫淵如書》，收入《章學誠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文物出版社1985年據吴興嘉業堂劉承幹1920年刻本影印出版。

(5) 曹植撰《前録·自序》。

(6)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八《楚辭章句》提要。

(7)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六《總集類序》。

(8)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八《集部·詞曲類·序》。

(9) 同上。

(10) 同上。

(11)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八《集部·總序》。

第二章　集部主要文獻（上）——總集

第一節　先秦至唐五代詩文總集

本節介紹：一、楚辭。二、文選。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四、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五、文苑英華。六、全唐文。七、全唐詩。

一．楚辭

《楚辭》，是彙編屈原等人所寫詩歌的一部詩歌總集。

1．屈原

屈原，名平，字原。生卒之年不詳。楚王宗室，懷王時曾任左徒，此職權位較高，參與内政外交重大決策，頗受信任。他鋭志對内實行改革，對外聯齊抗秦，遭貴族保守勢力排斥，被迫離開楚都郢（今湖北省江陵縣紀南城），流逐漢北。後雖被召回郢，不能有所作爲。頃襄王在位時期，屈原受貴族保守勢力更大迫害，長期放逐江南地區。最後滿懷憂憤，投汨羅江（今湖南省境内）自殺。屈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他寫的《離騷》等不朽詩篇，深刻揭露楚國反動腐朽勢力，反映政治改革的必要，鞭撻醜惡，歌頌善美，充滿憂國憂民深沉而真摯的感情，表現了强烈的愛國精神。他的作品不僅藝術上把詩歌創作推上一個新高峰，内容上也達到史詩一樣的深度，對研究先秦思想文化及楚國歷史，都有重要參考價值。

2．“楚辭”與《楚辭》

楚辭，是在民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詩歌形式。産生於戰國末楚國，開創者屈原，繼作者宋玉、景差等人，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1)，故稱“楚辭”。楚辭有不少突破，形式上篇幅擴大、句式加長，字數參差錯落不一；語言運用上大量吸收方言，運用虚詞，特别是“兮”的普遍使用，更是顯著特點；創作方法上富有極大的浪漫主義色彩。它是繼《詩經》後産生的一種新詩體。楚辭的出現，使沉寂的詩壇重新充滿生機，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詩歌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入漢後，一些作家模仿此體創作了不少詩歌。西漢末年劉向整理群籍，編輯屈原、宋玉、景差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莊忌、王褒、劉向等人作品凡十六篇爲一書，稱《楚辭》。從此《楚辭》又爲一部詩歌總集的名稱。

東漢王逸注《楚辭》，編入己作一篇，以篇爲卷，成十七卷。

這就是今本《楚辭》。

《楚辭》今見最早注本，是東漢王逸撰《楚辭章句》。王逸於每篇前都增寫序文，説明作者、寫作時間、篇題意義、主要内容等。至宋，洪興祖爲王逸注作補注。南宋，朱熹撰《楚辭集注》。明代，汪瑗撰《楚辭集解》。清代，王夫之撰《楚辭通釋》、蔣驥撰《山帶閣注楚辭》、戴震撰《屈原賦注》。

近現代學者研究《楚辭》者甚多。游國恩主編《楚辭注疏長編》，輯録西漢到晚清的舊注，最後以“按語”形式申説己意，資料豐富。其中，第一編《離騷纂義》，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第二編《天問纂義》，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姜亮夫是研究《楚辭》大家，先後出版研究《楚辭》著作多種。學者還編纂了一些集成性著作，如馬茂元主編《楚辭研究集成》、崔富章總主編《楚辭評論集覽》、周建忠、湯漳平撰《楚辭學通典》等。

郭維森撰《屈原評傳》，周秉高編《新編楚辭索引》，袁梅撰《楚辭詞典》。

二．文選

《文選》，是南朝梁代蕭統編的一部詩文總集。

1．編者與編撰

蕭統（501～531年），字德施，南朝梁代南蘭陵（今江蘇省武進縣）人。梁武帝蕭衍的長子，於武帝天監元年（502年）立爲太子，但年壽不永，未繼皇位就於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年）死去了。死後謚昭明，史稱昭明太子，所編《文選》又被稱爲《昭明文選》。蕭統一生遍讀經、史，喜愛文學，著有《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英華集》二十卷，但都已失傳，只有所編《文選》流傳至今。

南北朝時期，中國文學史上的各種文學體裁，都已有很大發展，並已趨於成熟，文學作品的數量也日益增多。這使文學日益成爲一個獨立的學術門類，在整個文化學術領域中的地位得到提高，受到社會與學人的普遍重視。一些學者，從理論上對過去的文學發展進行總結，産生了劉勰撰《文心雕龍》與鍾嶸撰《詩品》兩部文學批評專著。也有一些學者，從文學創作的實踐上著眼，分别各種不同的文學體裁，編輯前人的文學作品，以反映各種文體源流與發展脈絡。據《隋書·經籍志》著録，在兩晉、南北朝時期，所輯各種文學總集有二百四十餘種，蕭統所編《文選》就是其中之一。

2．體例與内容

《文選》是一部通代詩文選集，共收録自先秦至梁當代一百三十位知名作者與少數佚名作者的七百五十三篇作品，按文體編排。文體分爲三十九類(2)，釐定三十卷。

《文選》内容豐富，風格多樣，文體完備，自成體系，所選大都是各時代有代表性作家與作品。所以《文選》成爲後人學習先秦至梁代各家代表作品與研究這一時期文學發展的必讀之書，一直受到歷代學者重視。

《文選》是中國現存最早一部詩文總集，對後世影響很大，研讀《文選》唐代已蔚然成風，並漸成一項專門學問《文選》學。唐高宗時，李善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引書一千五六百種，數易注稿，撰成《文選注》。後人對李注評價很高，譽其“淹貫古今”，推崇備至。此後對李注的研究也成爲《文選》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唐玄宗時，吕延祚認爲李善注過於繁雜，於是組織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等五人重新作注，稱“五臣注”。從此《文選》有李注與五臣注兩種本子流傳。至宋，有人把李注與五臣注合刻，於是又有稱“六臣注”本子。1987年，中華書局出版《六臣注文選》。

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斯波六郎編、李慶譯《文選索引》。

曹道衡、傅剛撰《蕭統評傳》。

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是一部自上古到隋代的文章總集，清代嚴可均編輯。

1．編者與編撰

嚴可均（1762～1843年），字景文，號鐵橋，浙江烏程（今浙江省吴興縣）人。嘉慶五年（1800年）舉人，官建德縣教諭，後病歸家居。學無不通，尤精於文字音韻之學，著有《説文聲類》、《説文校議》、《鐵橋金石跋》、《鐵橋漫稿》等。

嘉慶十三年（1808年），清政府開設《全唐文》館，編輯《全唐文》，嚴可均未能參與其事，於是獨自發憤，搜集資料，立志編纂一部下與《全唐文》相銜接的文章總集。經過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積稿等身者再，省并複重，將厚一寸者百餘册，一手校讎，不假衆力”(3)，於道光十四年（1834年）終成《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這一浩繁巨帙。

2．體例與内容

本書輯録上古至隋代的文章，按作者朝代先後順序編次。全書分編十五部分。一些可確定時代而不能確定具體時間先後的文章，置於確定的時代末；一些不能確定時代的文章，别設“先唐文”部分作爲第十五部分，置於最後。

每一朝代，按作者身份，分帝、后妃、宗室、諸王、國初群雄、諸臣、宦官、列女、闕名、外國、釋氏、仙道、鬼神等依類編排。同類身份作者，按時間先後排列。每一作者下，先是作者小傳，後分文體録載作品。計分文體七十種。每一作品後，注明出處及各書異同，間或附有旁證。

全書收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分編十五集，七百四十一卷。後附“韻編全文姓氏”五卷，合前共七百四十六卷。

本書搜集資料相當完備。嚴氏博采各種類書、總集、别集、金石、碑刻及經、史、子部書，從中選輯有關資料。既録整篇文章，也收殘篇、斷句，一些隻詞片語、義不連貫的，甚至只保留一個篇目的（如司馬相如的《魚葅賦》）也收而不遺。這使本書形成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全”。它雖然偶有不辨真僞、重複、失考、漏注、漏輯的缺點，但就全書而言，體例嚴謹，考訂精審，收輯完備，確是查閲隋前單篇文章的一部非常有用的資料書。前人説它“極學海之大觀，爲藝林之寶籍”(4)，實非過譽。

這部書編成後，當時並未刊刻。嚴可均去世後，書稿曾流落書肆，輾轉移手數人。後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王毓藻在廣州知府方功惠處見到此書，邀請二十八位學人，歷八年時間，進行八次校讎勘訂，於光緒二十年（1894年）由廣州廣雅書局刊刻印行。

1958年，中華書局用廣州廣雅書局刻本複製重印出版，十六開本，精裝四册。

1965年，中華書局出版與中華書局1958年所印《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配套使用的檢索工具書《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篇名目録及作者索引》，1988年曾重印。

四．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逯欽立編輯。

1．編者與編撰

逯欽立（1910－1973年），字卓亭，山東省鉅野縣人。1939年畢業於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中文系，隨即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專門研習漢、魏、六朝文學。後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廣西大學從事科研與教學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應聘去了東北，去世前爲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任該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

隋前詩歌總集，歷代學人已輯多種，但多爲選集。南朝梁代徐陵編《玉臺新詠》十卷，選輯梁前詩，可説是《詩經》、《楚辭》後一部最古詩歌總集。屬於全集性質的爲數不多。明代馮惟訥編《古詩紀》，上起上古，下至隋代，分前集、正集、外集、别集。民國初年，丁福保以《古詩紀》爲基礎，加以損益，去其繁蕪，正其紕繆，剪除先秦部分，編成《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五十四卷。丁書較馮書爲精審，但不收先秦部分，使人無法窺見源頭；收詩不注出處，使人無從信據。由此可見，據馮書與丁書研讀隋前詩歌，依然受許多局限，帶來不少困難。

逯欽立有感於《古詩紀》和《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的不足，早在1940年就立志重新搜集上古迄隋的詩歌謡諺，另纂新編。經過二十多年的輯録校訂，於1964年寫成定稿。又時過二十年，於1983年方由中華書局出版行世。

2．體例與内容

逯書收詩，上起上古，下至隋末，除《詩經》、《楚辭》二書之外，群籍所載，無不盡采畢收。全書分編十二部分，凡一百三十五卷。其編次：（一）先秦。（二）漢。（三）魏。（四）晉。（五）宋。（六）齊。（七）梁。（八）北魏。（九）北齊。（一〇）北周。（一一）陳。（一二）隋。

所收詩作，有姓名可考的作者計有八百多人。本書不僅網羅完備，而且考訂精審，且於詩後都予注明出處。在編排上，擯棄以往把帝王宗室冠於前、一般作者排於中、釋道閨秀置於後的陳陋規制，而每一朝代的所有作者，都以卒年的先後爲序以次排列，其時代不詳或無卒年可考者，列於所屬朝之末。這種編次方法，自然是編者所處時代的反映，而對於讀者揣摩詩歌發展源流的脈搏，無疑大有裨益。

常振國、絳雲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作者篇目索引》。

五．文苑英華

《文苑英華》，北宋初年編的大型詩文總集。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年），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奉敕始編，後有蘇易簡、王祐等參修，雍熙三年十二月（987年1月）編成，歷時六年，成書一千卷。

《文苑英華》收録詩文時限，上繼《文選》，起自南朝梁代，下至五代時期。收作者二千二百餘人，作品近二萬篇，其中唐人作品最多，約佔十分之九。編排體例仿照《文選》，分三十八類，類下分目。此書編纂，雖爲當時讀書人考試作文及官僚辦公應酬提供方便，但因輯録詩文極豐，所以成爲後世編纂詩文總集取材的重要來源，也爲輯佚、校勘工作提供了寶貴資料。

《文苑英華》錯誤甚多。《玉海》卷五四記載，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命“擇前賢文章重加編録，芟繁補缺，换易之，卷數如舊”。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命兩次覆校。南宋孝宗時，又命校訂，校訂本於淳熙八年（1181年）抄寫一百十册，質量很差，校勘不精，且多以意增删塗改。周必大（1126～1204年）因懼後人將此視爲刊定本以誤後學，於告老辭官後與胡柯、彭叔夏等學者遍求衆書，參校考訂。周必大撰《文苑英華·跋》云：“凡經史子集傳注、《通典》、《通鑑》及《藝文類聚》、《初學記》下至樂府、釋、老、小説之類，無不參用。”寧宗嘉泰元年（1201年）校訂完成，四年（1204年）刊刻印行。此本將校出錯誤分别用小字夾注或篇末黑地大字形式標明。今見《文苑英華》，即此本。

這次校訂，發現的錯誤數以千計，皆予訂正。事後，彭叔夏將這次校訂中發現的脱訛舛誤及體例缺陷彙輯整理，撰成《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其問題綜合歸納爲二十門類，即：用字、用韻、事證、事誤、事疑、人名、官爵、郡縣、年月、名氏、題目、門類、脱文、同異、離合、避諱、異域、鳥獸、草木、雜録。彭氏的《文苑英華辨證》，包羅豐富，體例嚴謹，論斷精當，集中反映了這次校訂的成果，是中國校勘學史上一部具有學術參考價值的優秀著作。

南宋寧宗嘉泰刻本之後，直到明代世宗末年才又重刻。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由福建巡按御史胡維新倡議，又得到巡撫塗澤民與總兵戚繼光的贊助，當年六月上版，第二年（穆宗隆慶元年）成書。此後僅於萬曆年間曾修補原版重印，清代二百多年既未刊刻，也未重印，其在社會上傳佈，主要依靠抄本。民國時期，因宋刻已殘，商務印書館曾將宋刻殘本配明刻本縮小製版，並印出印樣。

1966年中華書局影印《文苑英華》，十六開本，精裝六册。

六．全唐文

《全唐文》，清代董誥等奉敕編的唐五代散文總集。編纂工作從嘉慶十三年（1808年）開始，以清内府所藏舊抄《唐文》爲基礎，參采《四庫全書》、《永樂大典》、《文苑英華》、《唐文粹》等書，到十九年（1814年）完成，歷時七年，收作家三千〇四十二人，作品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八篇，成一千卷。嘉慶十二年（1807年），嘉慶帝得内府舊藏繕本《唐文》十六函，函十册，凡一百六十册，認爲“體例未協，選擇不精”，命儒臣重加釐定。當時曾設《全唐文》館，入館參加編校者約一百多人，由董誥領銜，清代知名學者如阮元、徐松等都曾參預其事。《唐文》爲何人所編，原帙如何，皆不得而知。《全唐文》編纂者，以十函一百六十册《唐文》爲基礎，參校《四庫全書》中唐人别集，抄撮《文苑英華》、《唐文粹》、《崇古文訣》、《文章辨體彙選》等多種總集，又鈎稽《永樂大典》中單篇殘段，廣蒐史子雜家記載與金石碑刻資料，終於編成這部總羅有唐一代文章、卷帙浩巨的唐文總集。

《全唐文》編纂體例，按作者分編作品。編次上，先依次編排身份爲諸帝、后妃、宗室、諸王、公主等作者，然後按時間先後編排一般作者。每一作者下，有作者小傳。最後幾卷，是釋道兩家、婦女與一些知名而不知生平或佚名者的文章。作者爲宦官與四裔者，附編卷末。所有文章體裁與類目區分，大致與《文苑英華》相仿而有所增益。唐五代不僅詩歌創作極爲繁榮，散文創作也十分活躍。無論是初唐時駢文，還是中唐古文，以及晚唐與五代小品雜文，都不乏名篇傑作。在這些散文作品中，不僅有豐富的文學史料，而且有大量歷史資料。《全唐文》收集文章較爲完備，是一部極有使用價值的資料書。

本書主要缺點有三：（一）編纂目的是要“示士林之準則，正小民之趨向”（清仁宗《御製全唐文序》），作爲加强思想統治的工具，凡是統治階級認爲是有傷風教之作，一律删除不載。（二）所收文章不注出處。（三）從“全”字上要求，雖網羅宏富，但還有漏收情況。清人陸心源編《唐文拾遺》七十二卷與《唐文續拾》十六卷，補輯了《全唐文》缺漏。

《全唐文》於清代嘉慶十九年成書後，交内府剞劂。1983年，中華書局據嘉慶本縮印出版，十六開本，精裝十一册。該縮印本書後附清代陸心源撰《唐文拾遺》與《唐文續拾》。《唐文拾遺》七十二卷，收文三千篇。《唐文續拾》十六卷，收文三百一十篇。

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馬緒傳編《全唐文篇名目録及作者索引》。本書是閲讀《全唐文》、《唐文拾遺》、《唐文續拾》使用的一部工具書。

七．全唐詩

《全唐詩》，清康熙帝敕編的唐五代詩歌總集。編纂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三月開始，參加者有彭定求等十人。以明人胡震亨《唐音統籤》與清初季振宜《唐詩》爲底本，再行廣收博采，拾遺補闕，增訂輯校，於次年十月編成本書，由曹寅在揚州設詩局刊刻印行。

《全唐詩》收作家二千二百餘人，詩四萬八千九百多首，九百卷。編纂體例，先依次編排諸帝、后妃、宗室、諸王、公主、宫嬪等作者，再編録以“樂府”題名的“郊廟樂章”與“公私常奏之曲”，然後以時間先後爲序編次一般詩人作品，最後是佚名、聯句、斷句、名媛、僧道、外國、仙神、鬼怪、諧謔及諸雜體等。末附補遺六卷、唐五代詞十二卷。本書雖因成書匆促，多有不注出處、誤收、重出之處及漏收之失，作者小傳也時有錯誤，但總的説來，體例較爲嚴謹，收録也頗完備，不少校注周密精審，是研治唐詩極有參考價值的一部書。

1960年，中華書局以揚州詩局刻本爲底本整理校點排印出版，書末附作者姓名索引；1979年重印，無索引。其後，1983年出版張忱石編《全唐詩作者索引》。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全唐詩》影印本。

近幾十年來，有學者對《全唐詩》作了一些輯補考索工作，以彌補《全唐詩》的缺失。較爲重要的，如，王重民從敦煌殘卷中輯出《全唐詩》未收詩九十六首（其中三詩殘缺），分屬五十名作者（其中十九名作者不見於《全唐詩》），題名《補全唐詩》，發表於《中華文史論叢》第三輯。又如，《開封師範學院學報》1961年第1期刊載的開封師範學院中文系編《全唐詩重出失注作品索引》，也很有參考價值。還有，1982年，中華書局出版《全唐詩外編》，内收王重民輯《補全唐詩》與《敦煌唐人詩集殘卷》、孫望輯《全唐詩補遺》、童養年輯《全唐詩續補遺》等。

1994年，現代出版社出版《全唐詩索引》，以作者分册，作品較少的作者合册編纂。

2000年，語文出版社出版張忠綱撰《全唐詩大辭典》。本辭典共收《全唐詩》、《全唐詩補編》所收唐詩作者、作品及有關著作方面的詞目共二萬八千餘條。

第二節　宋至清詩文總集與歷代部分詩文總集簡録

本節介紹：一、宋文鑑。二、全宋詞。三、元曲選。四、全元散曲。五、六十種曲。六、古謡諺。七、明經世文編。八、清經世文編。九、歷代部分詩文總集簡録。

一．宋文鑑

《宋文鑑》，南宋吕祖謙編。

吕祖謙（1137～1181年），字伯恭，南宋金華（今浙江金華市）人。吕好問孫，人稱東萊先生。官至直秘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其學以關洛爲宗，初與朱熹友善，後其學産生分岐，於是相互排斥。一生著述豐富，主要有《書説》、《家塾讀詩記》、《春秋集解》、《左氏博議》、《皇朝文盛》（即《宋文鑑》）等。

《宋文鑑》是吕祖謙根據南宋孝宗的命令選編的。他廣采公私藏書，所得文集凡八百家，斟酌去取，優擇精選，歷時一年之久，書成。本書初編，宋孝宗就傳諭吕氏，“令專取有益治道者”。吕氏選文，從載道與經世的觀點出發，以議政論學之文爲主，舉凡有關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科學技術等諸多方面的文字，無所不包。所以，書中保存了北宋豐富的文史文獻資料。

全書收文（含詩賦）之體，分爲五十三個門類，編爲一百五十卷。

1992年，中華書局出版《宋文鑑》校點本，書末“附録”十文，首文爲《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鑑〉始末》。

二．全宋詞

《全宋詞》，唐圭璋編輯。

唐圭璋（1901～1999年），字季特，滿族，江蘇省南京市人。1949年前，曾任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49年後，歷任南京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三校中文系教授。一生專治詞學，主要著作有《全宋詞》、《全金元詞》、《詞話叢編》、《宋詞鑑賞辭典》等。

中國文學史上，宋以詞名。宋代已有人彙輯宋詞。南宋初年黄大輿編《梅苑》，只收詠梅詞。南宋黄昇編《花庵詞選》，選編較爲嚴謹。明末毛晉編刻《宋六十名家詞》，清代以來流傳較廣，編排不以作者先後而以付刻先後爲次，對原本卷數任意拼合。清初朱彝尊選編《詞綜》，對後世頗有影響，而所選專重“醇雅”詞，忽視蘇軾、辛棄疾豪放派之作。清代張惠言編《詞選》，僅收宋詞三十三家六十八首。清末民初編詞風盛，先後有王鵬運編《四印齋所刻詞》與《宋元三十一家詞》、江標編《宋元名家詞》、吴昌綬編《雙照樓景刊宋元本詞》、陶湘編《續刊景宋金元明本詞》、朱祖謀編《彊村叢書》等行世。民國二十年（1931年），趙萬里補輯衆刻之遺，成《校輯宋金元人詞》，内收宋詞五十五家。後又有周泳先輯《唐宋金元詞鈎沉》，又比趙書多不少資料。以往衆刻，收詞家、詞作有多有少，訛誤甚多，即使有的重視版本精善，但遇一家僅有一首兩首者或一些零星殘篇斷句都概不輯録。所以都搜羅不完備。雖如此，歷代學者的工作爲《全宋詞》的編輯提供了豐富的前期資料準備，積累了足資借鑑的編輯經驗，這些都爲編輯《全宋詞》創造了有利條件，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唐圭璋綜合宋代以來諸家編輯的宋詞刊本，在此基礎上，更爲廣泛搜采，凡宋人文集所附詞、宋人詞選所録詞及宋人筆記中所載詞，都一併采録。此外，更旁求方志、金石、書畫題跋、花木譜録、應酬翰墨及《永樂大典》諸書中所載之詞，無論是全詞還是殘篇斷句，皆采録無遺。經過數年采集，輯録作者一千一百多家，詞一萬八千餘首，大部分作者寫有小傳，爲疑似兩存的詞寫了附注，對前人的訛誤也頗多訂正。所收詞家，按帝王、王室宗子、諸家、佚名、僧道、女流及見於諸類書、史籍、筆記的佚名詞、無名氏斷句爲序編次。分編三百卷。書末有“附録”：（一）話本小説戲曲中所記宋人詞。（二）宋詞互見表。1937年編成初稿，1940年商務印書館在長沙出版。

《全宋詞》出版後，陸續發現有誤收、漏收、失考、編次失當等問題。編者於是對其進行修訂增補，1965年中華書局出版修訂增補本《全宋詞》。

增訂本出版後，編者又陸續發現一些新資料，於是輯成《全宋詞補遺》，1979年發表於《南京師範學院學報》該年第一期。

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孔凡禮輯《全宋詞補輯》。本書從明抄本《詩淵》等書輯《全宋詞》未收宋人詞四百多首，按《全宋詞》體例編排。所輯作者有五十多位不見於《全宋詞》。

1999年，中華書局出版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的增訂簡體横排本《全宋詞》。《全宋詞》最早有1940年綫裝本流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經王仲聞參訂，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1981年，中華書局又出版孔凡禮輯《全宋詞補輯》。增訂簡體横排本《全宋詞》，就是上述二書的合編本，共收録作者一千三百三十人，詞近二萬首，是目前資料最爲完備的宋詞總集。

張惠民編《宋代詞學資料彙編》，范之麟撰《全宋詞典故辭典》，王兆鵬、劉尊明撰《宋詞大辭典》。

三．元曲選

《元曲選》，又名《元人百種曲》，是明代臧懋循編選的一部元人雜劇總集。

臧懋循（1550～1620年），字晉叔，自號顧渚山人，湖州府長興縣（今浙江省長興縣）人。他精通戲曲學，又是收藏家。博學多才，工詩文，精音律。明萬曆八年（1580年）進士，歷任荆州府學教授、夷陵知縣、南京國子監博士等職。萬曆十三年（1585年），被劾罷官，從此隱居故鄉顧渚山中，致力於詩文、戲曲及刊刻書籍。他悉心收集散失的元曲詩詞文稿，自選自編自刻。晚年，生活貧困潦倒，仍堅持寫作與編刻書籍。他編刻《古詩所》、《唐詩所》，删訂《玉茗堂傳奇》，校刻彈詞《仙遊録》、《夢遊録》、《俠遊録》等。另有自著文集《負苞堂集》九卷。臧懋循校訂編刻之書，以《元曲選》最爲重要。本書是他晚年根據自己收藏的雜劇秘本與麻城劉承禧所藏從宫廷中抄出的内府本，參互校訂，選輯而成。全書分爲十集，每集十卷，每卷一劇，共百卷，一百個劇本。其中包括三十九位作家的作品六十九種與無名氏作品三十一種。有元人雜劇九十四種，入明的元人作品六種。全書分成兩批刊印，第一批甲、乙、丙、丁、戊集，刊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第二批己、庚、辛、壬、癸集，刊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現存元人雜劇總數不足二百種，本書所收劇本，即佔現存元人雜劇的三分之二。而且，這些雜劇大都經過臧氏加工整理，校訂選擇，不少是元劇中的傑作。如元曲四大家關漢卿、馬致遠、白樸、鄭光祖的作品選二十種，佔總數的五分之一。又如元雜劇中思想藝術成就較高的作品，像《竇娥冤》、《救風塵》、《望江亭》、《陳州糶米》、《牆頭馬上》、《梧桐雨》、《倩女離魂》、《李逵負荆》、《趙氏孤兒》等名劇，都收在本書中。所以，《元曲選》刊行後影響很大，成爲流佈最廣的一部元人雜劇總集，對元代雜劇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後世研究元代雜劇也多以本書爲據。

《元曲選》於民國時期有商務印書館影印原刻本、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世界書局排印本。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用世界書局紙型校正重印，全四册；1958年轉由中華書局出版，全二册；1979年中華書局再次校訂印行，全四册。

另外，今人隋樹森搜羅《元曲選》未收的現存元人雜劇六十二種，編成《元曲選外編》。隋書是《元曲選》的補遺本，195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書末附有《現存全部元人雜劇目録》，是綜合《元曲選》與《元曲選外編》所收劇目編成的，全二册；1980年重印，全三册。

合《元曲選》與《元曲選外編》所收劇本，即成現存元人雜劇的一部全集。

李修生撰《元雜劇史》。

四．全元散曲

《全元散曲》，是今人隋樹森編輯的一部元代散曲總集。

隋樹森（1906～1989年），字育楠，原籍山東省招遠縣，生於北京。早年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抗日戰爭爆發，到了重慶，在教育部下屬編譯館任編審，對元曲産生興趣。1947年，開始編纂《全元散曲》。1949年後，隋樹森長期在北京出版總署圖書館與人民教育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1964年，《全元散曲》編成，由中華書局出版。此外，他還編輯了《元曲選外編》，校訂元人散曲總集《陽春白雪》、《太平樂府》、《樂府群玉》、《梨園樂府》等，並自著有《元人散曲論叢》、《古詩十九首集釋》、《文學通論》、文集《巴渝小集》等。在隋樹森的著述中，《全元散曲》最爲有名。

元代的散曲總集，今可見者，僅有限的幾種，如楊朝英編《陽春白雪》、《太平樂府》與佚名編《樂府群玉》、《梨園樂府》等。元代散曲作家的别集傳於世者，也僅有張養浩、喬吉、張可久、湯式四家。其他作品，則散見於别的各種著作中，隋樹森爲編輯《全元散曲》，廣采博輯，搜羅詳備。他不但仔細校閲散曲總集與别集，還遍閲曲譜、曲話、詞集、詞話、文集、筆記及有關材料約一百一十餘種，並且采用天一閣《小山樂府》、稿本《南北詞廣韻選》、殘本《北宫詞紀外集》等珍本加以比勘補充。所收散曲，曲末附注出處，有關作者異説、題目差異、字句不同等諸端附校勘記説明。編排以作家年代先後爲序，作家皆附有小傳。《全元散曲》收入自金代元好問迄元末明初湯式、谷子敬等散曲家二百十三人及無名氏的散曲作品，共輯小令三千八百五十三首，套曲四百五十七套，並且還輯録了元代作者的散曲殘句斷語等。元代散曲屬通俗文學，取代宋詞地位，成爲元代詩歌的主要形式，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因元代散曲大都散見各書，所以檢索較爲困難。本書彙輯現存所有的元人散曲，數量豐富，迄今爲止彙輯元代散曲最完備的一部元代散曲集成性總集。

中華書局1964年出版，精裝二册；2000年第七次重印。

齊森華、陳多、葉長海撰《中國曲學大辭典》。

李修生撰《元曲大辭典（修訂本）》。

五．六十種曲

《六十種曲》，是明末汲古閣主人毛晉編輯刊刻的一部明代傳奇劇本總集。

毛晉（1599～1659年），字子晉，號潛在。原名鳳苞，字子久。明代蘇州府常熟縣（今江蘇省常熟縣）人。毛晉是一位著名藏書家。他好古嗜書，搜求古書不遺餘力，以致當時有這樣的諺語：“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與毛氏。”建造藏書樓汲古閣、目耕樓等，藏書八萬四各餘册，大部分是明刻本，也有宋、元刻本。毛晉又是一位著名出版家。他求得秘笈善本，或手自校訂，或延請學者勘閲，然後刊行於世，校勘、雕版、用紙、用墨都很講究。平生所刻之書，達六百餘種。

《六十種曲》全書分爲十二集，每集五個劇本，每劇釐爲二卷，共輯六十個劇本，成一百二十卷。六十個劇本中，除有元代王實甫撰《西廂記》雜劇一種外，共收明代傳奇劇本五十八種與改編劇本一種。明代一些著名的傳奇劇作，如高明撰《琵琶記》、明初的“四大傳奇”（《荆釵記》、《白兔記》、《幽閨記》、《殺狗記》）、湯顯祖撰“臨川四夢”（《紫釵記》、《牡丹亭》、《邯鄲記》、《南柯記》）以及梁辰魚撰《浣紗記》、孫仁孺撰《東郭記》、袁于令撰《西樓記》等，都被輯入本書。所以，本書刊印以後，成爲一部流傳最廣的明代傳奇選本。

1935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排印本。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用開明書店紙型重印，作了校勘訂補。後來，中華書局又曾重印。

六．古謡諺

《古謡諺》，是清代杜文瀾編輯的一部自上古至明代歌謡諺語的總集。

編者杜文瀾（1815～1881年），字小舫，浙江秀水（今浙江省嘉興縣）人。曾做江蘇道員、兩淮鹽運使。著述除《古謡諺》外，尚有《曼陀羅華閣瑣記》、《采香詞》等多種。

本書爲古謡諺的彙編。徒歌曰謡，傳言曰諺。所謂謡、諺，也就是不合樂而唱的歌謡，流傳於社會的諺語。謡諺大多出自民間，反映當時人對社會的認識，而謡諺的流傳又直接影響到當代及後世詩歌創作的發展，所以謡諺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史學資料與文學作品。

杜文瀾編輯《古謡諺》之前，已有不少謡諺輯録本，且各有特色，亦多有缺憾。杜文瀾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廣輯博采，詳加裒摭，包羅宏富，集諸家之長，以編纂自己的新作，成《古謡諺》一書。

《古謡諺》分編一百卷，按經、史、子、集四部之序編次。所輯謡諺，自先秦至明代多達三千三百餘條，而且逐條注明出處，引述本事，遇有疑難予以考辨，頗有參考價值。

1958年，中華書局出版周紹良據《曼陀羅華閣叢書》本校點的排印本，1984年重印。

七．明經世文編

《明經世文編》，原名《皇明經世文編》，是一部明代文章總集，成書於明末崇禎十一年（1638年），由陳子龍、徐孚遠、宋徵璧等選編。共五百〇四卷，另有《補遺》四卷。

本書編纂是爲總結明朝統治經驗，作爲現時借鑑，以達到鞏固明朝統治的目的，所以選文以明治亂、詳軍事爲主。編者廣搜資料，所得文集千種以上，從中采録有關議論軍事、形勢、時政、邊防、禮儀、賦役、刑法以及農事、海運、水利、財政、科舉等多方面的奏疏與文章，依作家時間先後爲序，分卷編次。本書所收文章，有不少很有史料價值，特别是記清人入關前有關情況的章、奏、書、文，尤爲珍貴。清代列爲禁書，今爲研究明史重要資料。

中華書局1962年影印出版，書末附有《作者姓名索引》與《分類目録》。

八．清經世文編

《清經世文編》，原名《皇朝經世文編》，清代賀長齡、魏源等編輯，一百二十卷，成書於道光六年（1826年）。

本書選輯清初至道光三年（1823年）前官方文書、論著、奏疏、書劄等。收録作者六百五十四人，文章二千二百三十六篇。按事類分卷，分編八類。其類次：（一）學術。（二）治體。（三）吏政。（四）户政。（五）社政。（六）兵政。（七）刑政。（八）工政。類下分目，共六十三目。書前有作者總目，對作者逐一作傳簡介。本書於道光七年（1827年）刊行，光緒十二年（1886年）又由盛氏思補樓刊刻行世。

時過六十多年，世局變遷，議論日積，於是又有賀書續編相繼問世。先有饒新泉輯録道光、咸豐、同治間的名臣奏疏與私家著述，依初編體例，編成《皇朝經世文續集》。後又有兩種《皇朝經世文續編》：一是盛康編，一百二十卷，體例與初編同，輯録道光、咸豐、同治、光緒間的奏稿、論文約一千九百篇，並附有作者五百五十人的小傳。盛書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由思補樓刊行。一是葛士濬編，一百二十卷，體例與初編同，而增洋務，共爲九個部分，輯文約一千四百篇。葛書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由上海文盛書局刊行。

光緒年間，還有陳忠倚編《皇朝經世文三編》刊行，次年補訂重印八十卷。陳氏抱著挽救時弊的願望編纂此書，所以“所收之文，大要皆以力圖富强爲指歸”(5)。本書收録從光緒十四年（1888年）到二十四年經世文章約六百篇，依前書體例，分九部分，五十四目。

上述《清經世文編》五種，收録自清初到光緒時期二百多年豐富資料，對研究清史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1992年，中華書局出版賀長齡、魏源等編《清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

九．歷代部分詩文總集簡録

1、《玉臺新詠》，十卷，南朝陳徐陵編。本書選詩自先秦至南朝梁代，是《詩經》、《楚辭》之後又一部詩歌總集。編纂本旨雖是“撰録豔歌”，但其中也選有不少歌詠婦女的優秀詩篇。1985年，中華書局校點出版《玉臺新詠箋注》，清代吴兆宜注，程琰删補。

2、《樂府詩集》，一百卷，宋代郭茂倩編，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本書是彙集自上古至唐、五代樂府詩的總集。全書按曲調編排。書末附有人名、篇名索引。

3、《古詩源》，清代沈德潛編，中華書局1963年出版。本書選詩，自上古至隋代七百餘首，分編十四卷。唐代以前一些著名詩篇（除《詩經》、《楚辭》外），大多數已選録在内。

4、《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徐俊纂輯，中華書局2000年出版。本書對敦煌遺書中所有詩集、詩鈔寫本，皆作輯録與考證，分爲考辨、校録兩部分。

5、《唐代選本六百種提要》，孫琴安撰，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

6、《唐宋詩舉要》，清末民初高步瀛編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校點出版。

7、《宋詩鈔》，清代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選編，管庭芬、蔣光煦補，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本書是《宋詩鈔》初集與《宋詩鈔補》的合集，收録宋詩百家，計一百九十六集。

8、《全宋詩》，全七十二册，三十二開精裝，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至1998年出版。

9、《宋人總集叙録》，祝尚書撰，中華書局2004年出版。本書著録並考述現存宋人總集版本及源流，評述重要傳本優劣得失，且將主要傳本序跋附於其後。書末附《散佚宋人總集考》、《宋人總集館藏目録》二文。附文後編有《宋人總集叙録四角號碼綜合索引》。

10、《元詩選》，四集，是元代詩歌總集，收録作者二千五百餘人，詩約三萬首。清代顧嗣立編。中華書局出版：（一）初集，1987年。（二）二集，1987年。（三）三集，1975年。（四）癸集，2001年。又，《元詩選》初集、二集、三集，1994年合集出版。

11、《全明詩》，章培恒等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自1990年開始，以精裝十六開本陸續出版。預計全書編纂完成後，總册數將在二百册以上。

12、《清詩鐸》，清代張應昌編，中華書局1960年斷句排印出版，1983年重印。本書原名《國朝詩鐸》，共二十六卷，收録自清初至同治年間作者九百一十餘家，詩五千餘首。

13、《晚晴簃詩彙》，民國徐世昌編，中華書局1990年出版。本書爲清代詩歌總集。全書分編二百卷，收録作家一百五十九人，詩二萬七千四百二十首，附有各家小傳與詩話。

14、歷代詩别裁，中華書局出版。（一）《唐詩别裁集》，清沈德潛編注（1964年）。（二）《宋詩别裁集》，清張景星等編注（1975年）。（三）《元詩别裁集》，張景星等編注（1975年）。（四）《明詩别裁集》，沈德潛編注（1975年）。（五）《清詩别裁集》，沈德潛編注（1975年）。

15、《詞綜》，清朱彝尊編選、清汪森增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本書收録唐、五代、宋、金、元時詞作二千二百五十二首，作者六百五十九人（不包括無名氏）。

16、《全唐五代詞》，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撰。中華書局1999年出版。本書是唐、五代詞的總集，有搜羅作者作品完備、背景資料充分、考證辨僞翔實三大特點。作者、作品之下，分立作家小傳、版本校勘、作品本事、作家作品考辨等諸項。

17、《全金元詞》，全二册，精裝，唐圭璋編，中華書局1994年第三次重印。本書收録作者二百八十二人，詞七千二百九十三首。

18、《全明詞》，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中華書局2004年出版。

19、《全清詞》上起明清之際，下至清末民初，分編順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五卷，卷分若干册。作者以時代先後爲序編次。作者名下首列小傳，下輯録詞作。2002年，中華書局出版南京大學中文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全二十册。

20、《全清詞鈔》，葉恭綽編，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

21、《全清散曲》，謝伯陽、淩景埏編，齊魯書社1985年出版，2006年出版增補版。

22、《詞綜補遺》，林葆恒編，張璋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詞綜補遺》一書，爲繼王昶《明詞綜》、《國朝詞綜》及二集，黄燮清《國朝詞綜續編》，丁紹儀《國朝詞綜補》及《補遺》之後，又一網羅浩博、卷帙繁多的明、清及現代詞集。林葆恒（1872～1950年）將其同代人的詞作也收録書中。

23、歷代文舉要，清末民初高步瀛編注。（一）《先秦文舉要》，中華書局1991年校點出版。（二）《兩漢文舉要》，中華書局1990年校點出版。（三）《魏晉文舉要》，中華書局1989年校點出版。（四）《南北朝文舉要》，中華書局1998年校點出版。（五）《唐宋文舉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校點出版。

24、《全宋文》，全二十册，三十二開精裝，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曾棗莊、劉琳主編，巴蜀書社1988年至1991年出版。

25、《全遼文》，陳述輯校，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本書是遼代文章總集。初名《遼文彙》，後與《遼文彙續編》合併，而名《全遼文》。

26、《金文最》，清代張金吾編，中華書局1990年校點出版。本書是金代文章總集。

27、《全元文》，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編纂，李修生主編，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全六十一册（其中最後一册是索引）。本書是元代文章總集，收元代用漢文撰寫的文章除詩、詞、曲、謡諺、小説以外的一切散文、駢文、辭賦等。所收作家三千二百餘人，文章三萬五千多篇，約二千八百萬字。

28、《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明代文章總集，黄宗羲編。收作者近千人，文四千三百餘篇。未刊印，抄本流傳，中華書局1987年據涵芬樓藏本並參校他本補配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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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代黄伯思撰《校定楚辭序》。

(2) 《文選》三十九類文體中，只有賦類、詩類下分目，他類不分目。

(3)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編輯《凡例》。

(4) 王毓藻撰《序》。

(5) 陳忠倚編《皇朝經世文三編·例言》。

第三章　集部主要文獻（中）——别集

第一節　三國晉别集

本節介紹：一、諸葛亮集。二、曹植集。三、陶淵明集。

一．諸葛亮集

《諸葛亮集》，清代張澍編輯，原名《諸葛忠武侯文集》，中華書局1960年出版本書時改題今名。

1．諸葛亮與張澍

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東漢末年琅邪陽都（今山東省沂南縣南）人。早孤，隨從叔父諸葛玄至荆州依劉表。玄卒，亮遂隱居隆中（今湖北省襄樊市西），人稱卧龍先生。劉備屯駐新野，親自前往相請，三顧乃見，其“隆中對策”爲劉備籌定佔據荆、益二州，東聯孫權，北抗曹操的戰略之策。不久，聯吴於赤壁大敗曹操。後輔佐劉備入川，在成都建漢稱帝，史稱蜀漢，命亮任丞相，録尚書事。劉備章武三年（223年），備卒，後主劉禪立，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兼領益州牧。劉禪建興十二年（234年），亮病卒於五丈原（今陝西省眉縣西南）軍中，遺命葬定軍山（今陝西省漢中勉縣東南）。謚忠武侯。

張澍（1776～1847年），字伯瀹，自號介侯，清代甘肅武威（今甘肅省武威縣）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年未弱冠而中鄉試，嘉慶四年（1799年）進士。入翰林，充實録館纂修。其後，長期輾轉貴州、四川、江西等地任縣地方官。道光年間（1821～1850年）卒於家。張澍長於考證輿地及姓氏譜牒，撰姓氏五書，輯《世本》與《風俗通義》二書的《姓氏篇》。在貴州任職時，撰《續黔書》八卷。在四川任職時，撰《蜀典》十二卷。輯《諸葛忠武侯文集》十一卷。自定詩集二十六卷，文集三十五卷。

2．諸葛亮集

諸葛亮文集，西晉初年陳壽編輯成書。《三國志·諸葛亮傳》末，録載陳壽於晉武帝泰始十年（274年）爲完成亮集編輯工作向晉武帝的上書，其中談到亮集的編輯時説：“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内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輒删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亮傳還詳列了《諸葛氏集目録》，總計“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陳壽所編亮集收録之文，不少已散佚不存。

明清學者先後編輯亮集數種，在明、清學者所編多種亮集中，張澍所編《諸葛忠武侯文集》采用的編纂體例與收録内容，皆較他書爲優。

1960年，中華書局出版張澍編輯的《諸葛忠武侯文集》，題名《諸葛亮集》。1974年重印。

余明俠撰《諸葛亮評傳》。

二．曹植集

《曹植集》，是東漢末至三國魏初著名文學家曹植的詩文集。

1．曹植

曹植（192～232年），字子建，曹操子，曹丕弟，東漢末至三國魏初沛國譙縣（今安徽省亳州）人。曹植生於亂世，長於軍中，他的短暫一生，以曹操去世、曹丕廢漢建魏稱帝爲界，可以分爲前後兩個時期。他自幼聰慧好學，十餘歲便誦讀詩論辭賦數十萬言，十九歲作《銅雀臺賦》，曹操甚爲讚賞。《三國志》卷十九《曹植傳》記載：曹植“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所以“特見寵愛”，“幾爲太子者數矣”。但因“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而曹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宫人左右並爲之説”，所以曹丕“遂定爲嗣”。這就造成他與曹丕兄弟之間的尖鋭矛盾及曹丕對他的猜忌，也就決定了他日後生活道路必然的悲劇色彩。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卒，兄曹丕廢漢建魏稱帝，黄初三年（222年）立植爲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三年徙封東阿，六年（232年）二月封陳王。曹植在屢遭迫害倍感壓抑的憂憤之中，封陳王的當年十一月鬱悒而死。謚思，史稱陳思王。

曹植在政治上是一個有理想抱負的人。早年隨父南征北戰，熱望“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1)。不少詩文，都洋溢著作者意氣風發，壯志昂然，胸懷强烈的建樹事業、成就功名的勃勃雄心。可惜後期的作品中，即使在抒發豪情壯志的作品中，也總是流露出壯志難酬、無可奈何的抑鬱憤懣的情緒。少數詩文也涉及到社會民生問題。在《諫伐遼東表》中提出：“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勤農桑。”又如《送應氏》二首中的第一首描寫動亂時代洛陽殘破的景象，且把目光由城市轉到農村，衣歎“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滿目蕭瑟，沉痛悲涼。這都表現出作者對社會民生問題也給予了一定的關注。

曹植在文學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特别詩歌創作尤爲突出。其詩，脱胎於漢代樂府，但在藝術上著意創造發展，具有明顯文人詩特色。詩中善用比喻，工於起調，注意對偶、煉字與聲色。《白馬篇》、《贈白馬王彪》、《送應氏》、《泰山梁甫行》等，都是他詩中的重要作品。其賦，多是抒情小賦。其中，《洛神賦》通過夢幻境界，描寫人神戀愛，筆繪細膩，詞采流麗，抒情意味濃厚，充滿悲劇色彩，是他賦中的名篇。其文，多因事而作，因此大都是具有實際内容。在形式上，注意工整，講究對偶排比，又常用散句錯落其間。《與吴季重書》、《與楊德祖書》及《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等，都是瞭解曹植生平與思想的重要文章。

自東漢末年漢獻帝建安年間至三國魏之前期，出現了以曹操、曹丕、曹植曹氏三父子與世稱“建安七子”的孔融、王粲、陳琳、劉楨、徐幹、應瑒、阮瑀等一批在文學創作上取得成就的人才，史稱“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建安文學的主要成就在詩歌，而曹植是建安文學諸家中成就最爲傑出的人。曹植的詩歌，在漢樂府、古詩的基礎上，對五言詩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鍾嶸《詩品》中品評其詩説：“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曹植之詩作，的確大都具有“骨氣”與“詞采”兩方面的突出特色。

2．曹植集

曹植的詩文集，曹植當時已有編輯。曹植於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親自選編自己賦作，題名《前録》，收賦七十八篇。曹植《前録·自序》：“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删定别撰，爲《前録》七十八篇。”這是曹植親手選編的賦集。魏明帝景初年間（237～239年），曾詔編植集，“撰録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2)。這是詔編曹植各種文體之作的詩文集。二本收録具體内容，今已無法詳知。

曹植詩文集編次，舊本皆以文體分編，近有以諸文創作時間爲次重新編輯的。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趙幼文撰《曹植集校注》。

《曹植集校注》注釋詳備，有的作品注後還收有前人的評析。

《曹植評傳》，徐公持撰。載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所主編《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

張可禮撰《三曹年譜》，傅亞庶撰《三曹詩文全集譯注》，河北師範學院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編《三曹資料彙編》。

三．陶淵明集

《陶淵明集》，是東晉陶淵明的詩文集。

1．陶淵明

陶淵明（365～427年），名潛，字淵明，又字元亮，世號靖節先生，晉朝大司馬陶侃曾孫，尋陽郡柴桑縣（今江西省九江市）人。少懷高尚，博學，善詩文。穎脱不羈，任真自得，嘗撰《五柳先生傳》自況曰：“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頗示己志，忘懷得失，從此自終。”因親老家貧，無以生計，二十九歲（393年）出仕州祭酒，由於不堪吏職，没多久便自己解職回家。州召爲主簿，不去就職，而躬耕自資，遂患羸疾。四十歲（404年）爲鎮軍參軍。次年（405年）爲建威參軍，不久任彭澤令，在任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屬吏告知應束帶拜見。他慨然歎道：“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當日解印辭職，離縣返鄉，寫了著名的《歸去來辭》明其心志。從此，結束仕隱不定處境，走上歸隱田園的生活道路。

陶淵明是東晉末年的著名文學家。他的文學成就主要在詩歌方面，在詩歌方面的成就主要是描寫田園生活的詩篇。在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中，他開創田園詩一體，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著名的田園詩人，對後世的詩歌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辭賦散文不多，但卻都寫得很好，如《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等，皆千載傳頌之名篇。

2．陶淵明集

陶淵明時士林崇尚清談，玄言文學盛行，所以陶淵明質樸無華、平淡自然的詩歌不被重視。雖然如此，但其詩文作品當時社會上已彙抄流傳。南朝梁代，蕭統搜求其作編爲《陶淵明集》八卷。稍後，北齊陽休之在蕭統編輯八卷本的基礎上，再加搜補，編爲十卷。這是陶集初始編輯的情況。宋前傳本今皆不傳，今天能够看到的爲南宋及其以後的刊刻本。因爲陶淵明詩在社會上傳佈甚廣，所以世傳陶集版本有多種，卷數、篇目、文字皆有差異。

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

2003年，中華書局出版袁行霈撰《陶淵明集箋注》。

2004年，中華書局出版《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卷》上、下編。

2000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鍾優民編《陶淵明研究資料新編》。

李錦全撰《陶潛評傳》，鍾優民撰《陶學發展史》。

第二節　唐别集（上）

本節介紹：一、王維集。二、李太白全集。

一．王維集

《王維集》，是唐代中期著名詩人王維的詩文集。

1．王維

王維（701～761年），字摩詰，唐代太原府祁縣（今山西省祁縣）人。其父徙居蒲州（今山西省永濟縣西黄河東岸），遂爲河東人。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年）進士。事母以孝聞。與弟王皆博學多才藝，於代宗朝官至宰相。王維歷官右拾遺、監察御史、吏部郎中、給事中等。安史之亂，安禄山授其職給事中。安史之亂平息，被下獄，弟請削官贖兄罪，未重治，降職任太子中允，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後任尚書右丞，人稱王右丞。王維一生篤信佛教，他的名與字就是取自佛家《維摩詰經》。原先還半官半隱，晚年更長齋奉佛，完全遁入空門，成爲一位虔誠的佛教徒。

王維在詩的創作方面，取得很高的多方面的藝術成就。他善詩，也善畫，還通音律，所以，人們稱讚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他的詩作，寫邊塞題材，一般都繪景壯闊，還常以激昂慷慨的情調，抒發守邊將士保衛國土而無畏獻身的英雄氣概。寫山水，描寫自然風光，或壯觀或秀麗，千姿百態，佳景如畫。寫田園，清新淡雅，恬靜閑適，富於生活情趣。在晚年創作的山水田園詩中，反映出作者一些出世消極思想。另外，他還寫有一些送别詩，也都寫得情感真摯，讀之動人，成爲千載傳誦的名作。

2．王維集

王維詩文集的名稱，宋初編修的《崇文總目》著録曰《王維文集》，南宋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曰《王維集》，陳振孫撰《直齋書録解題》曰《王右丞集》。

《王維集》的編輯，始於其弟王。弟所編，輯四百餘篇，分編十卷。宋初官修書目《崇文總目》，著録《王維文集》十卷。南宋有兩部著名私撰書目，一爲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著録《王維集》十卷；一爲陳振孫撰《直齋書録解題》，著録《王右丞集》十卷。宋代三目著録維集，各用一名，卷數相同，且與王所編卷數符合。宋人看到的維集，是否就是編本，内容與編次是否與編本完全相同，這些都無從詳知。元代刻本，重要的有宋末元初人劉辰翁的評點本，僅詩六卷。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影印收入《四部叢刊》，題名《須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六卷。明人的王集注本，其著者有顧起經撰《類箋王右丞集》十卷。清人的王集注本，以趙殿成撰《王右丞集箋注》爲善。1961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據清代乾隆年間刻本校訂排印出版趙殿成箋注本。該所改名上海古籍出版社後，於1984年出版新一版，卷首録載諸文皆移至書末以爲附録。

1997年，中華書局出版陳鐵民撰《王維集校注》。本書是清代趙殿成注本之後第一個今人新注本，每首詩之後輯録有後人的評論，書末“附録”收有多種資料，是目前收録王維詩文及資料較爲完備的本子。

《王維評傳》，陳貽焮撰。載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所主編《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二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

二．李太白全集

《李太白全集》，是唐代詩人李白的詩文集。

1．李白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唐代武則天長安元年生於西域碎葉（今中亞地區吉爾吉斯斯坦國托克馬克附近）。李白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省秦安縣西北）。隋朝末年，先世被流放西域碎葉。李白五歲時，父親李客攜家遷回内地，居住在綿州昌隆縣（唐玄宗先天元年更名昌明縣，今四川省江油縣南）青蓮鄉。李白少年聰穎，自幼受到很好的教育，博覽衆書，並開始從事詩文創作。二十歲以後，開始在蜀中漫游。二十六歲，開始離蜀遠游。出川東行，浮洞庭，歷襄、漢，上廬山，達金陵，赴揚州，而後又西回湖北，在安陸結婚，其後十年左右，安家在此，開始了以安陸爲中心的漫游時期。

玄宗天寶元年（742年），李白四十二歲，經他朋友吴筠道士的推薦，玄宗召他進京。到了長安，李白的才華受到玄宗賞識，命他作供奉翰林，做些草擬皇帝詔令的工作。

天寶三載（744年）春，李白離開長安，又開始過漫游生活，在梁、宋滯游最久。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李白當時正在江南，先自宣城避地剡中，後至廬山隱居觀變。次年，玄宗十六子永王李璘以抗賊平亂爲號召，由江陵率師東下，過廬山時，李白應邀參加李璘幕府。由於李璘與其兄肅宗的矛盾，不久李璘被殺，李白受牽連長流夜郎（今貴州省桐梓一帶），途中因遇赦放還。李白晚年徘徊漂泊於金陵、宣城等江南各地，投靠他的族叔當塗令（今安徽省當塗縣）李陽冰，生活窘困淒涼，但仍懷報國立功之志。代宗寶應元年（762年），在當塗病逝，年六十二。

李白的文學創作主要是詩歌，他的詩現存九百多首。李白生活於盛唐時期，他的詩表現了他的一生經歷與思想狀況，反映了中唐盛世景象及由盛而衰的表徵。上文對李白生平的描述，就是根據他詩中提到的個人行蹤加以綜合勾勒出來的。李白自幼受到的教育，主要是接受儒家思想，而他生活的時代是道家倍受尊崇的玄宗時期，所以他又深受道家思想影響。在思想上，他有報效國家，建功立業的志向；在行動上，他又集游俠、策士、隱者、道人、酒徒之行於一身。詩歌中表現的内容，愛國愛民的愛國精神是其思想感情的主流，而狂飲醉酒、煉丹求仙、消極感歎人生的思想表露，顯係李白思想感情的消極方面。在詩歌的表現手法上，李白是一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與詩中表現的他在政治上的遠大抱負、愛國愛民的思想感情與蔑視權貴、狂傲不羈的叛逆性格，交織一起，相得益彰，形成形式與内容的融合統一。李白的詩歌，風格雄勁豪放，音韻和諧多變，善於從民歌與神話中吸取營養，常以大膽的誇張，驚人的想像，把詩人内在的感情世界表達得淋漓盡致。李白在詩歌創作方面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對後世詩歌的發展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2．李太白全集

李白的詩文，於其生前已有彙輯，然尚未輯爲定本。李白死後，才編定成集，爲二十卷。

北宋時，對李白文集進行整理工作，先後有樂史（930~1007年）、宋敏求（1019~1079年）、曾鞏（1019~1083年）等人。樂史輯李白詩編爲《李翰林集》二十卷，另輯李白文編爲《李翰林别集》十卷，詩文分編。樂史之後，宋敏求以樂史本爲基礎，又參稽他本增補重編，且將詩文合編一起，先詩後文，以類分編，共成三十卷。曾鞏與宋敏求是同時人，繼宋後整理白集。曾鞏在宋敏求本基礎上作的工作，是“考其先後而次第之”，即先考定白詩寫作時間先後，然後按考定時間先後依次編排。這樣，在編纂上的變化，就是將宋敏求本每類所收詩依考定的寫作時間先後編排。曾鞏考察李白詩文寫作時間，主要據李白詩文中述及到的自己的生平經歷。考定的歷程，難免其中有誤或有不確之處，但畢竟爲李白生平經歷梳理出一個輪廓。

曾鞏考定編次的白集，由時任蘇州太守的晏知止得到，交毛漸版刻刊印。毛漸於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刊刻白集。此本稱蘇本，又稱晏處善本，是今知李白詩文集的最早刻本。

南宋初年，於高宗時蜀地刊刻《李太白文集》，分編三十卷，是爲宋蜀本。

南宋末年，於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戴覺民刊刻李白詩文集，題名《李翰林集》，分編三十卷，是爲宋咸淳本。宋蜀本與宋咸淳本比較，二本詩的分類不同，宋蜀本詩分二十一類，咸淳本詩分十四類。再者，二本每類收詩的編排次序，古風、樂府二類詩的編次大致相同，其餘各類，宋蜀本基本上依曾鞏考定之次編排，宋咸淳本顯未采用曾鞏考次成果而編次較亂。

李白詩文集的最早注本，今可考知者，是南宋後期楊齊賢（字子見）爲李白集作的注。宋末元初，蕭士贇（字粹齋）對楊注删補而成《分類補注李太白集》。楊齊賢的注本早已失傳，今見最早注本即此楊、蕭二家注本。楊、蕭二家注，楊僅注詩，蕭注詩、賦，楊、蕭皆不注文。

明末，胡震亨（字孝轅）撰《李杜詩通》。其中，《李詩通》二十一卷，《杜詩通》四十卷。《李杜詩通》寫成於明末崇禎時，清初順治年間鏤版印行。

清代乾隆年間，王琦在楊齊賢、蕭士贇、胡震亨三家注的基礎上爲李白詩文作注。三家注中，開創者楊齊賢楊注繁瑣而有錯訛，蕭士贇注繁蕪而有疏漏，胡震亨注對典實解説甚少。王注彙集三家之長，改正其錯誤，補充其疏漏，且資料豐富，體例謹嚴。所以，此後王琦注本成爲人们最爲推重的白集注本。

王琦注的最早刊本，一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寶笏堂刻本，書名《李太白全集》，三十二卷；一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聚錦堂刻本，書名《李太白文集輯注》，三十六卷。1977年，中華書局出版分段標點王琦注三十六卷本《李太白文集輯注》，題名《李太白全集》。

1996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詹鍈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

1990年，巴蜀書社出版安旗、閻琦、薛天緯、房日晰撰《李白全集編年注釋》。

安旗、薛天緯撰《李白年譜》，周勛初撰《李白評傳》。

金濤聲、朱文彩編《李白資料彙編（唐宋之部）》，裴斐、劉善良編《李白資料彙編（金元明清之部）》。又，裴斐編《李白資料彙編》。

花房英樹撰《李白詩歌索引》，郁賢皓撰《李白大辭典》。

第三節　唐别集（下）

本節介紹：三、杜甫全集。四、白居易集。五、韓昌黎集。六、柳宗元集。

三．杜甫全集

《杜甫全集》，是唐代詩人杜甫的詩文集。

1．杜甫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河南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人。遠祖杜預，據《晉書》本傳爲“京兆杜陵人”，所以杜甫在《醉時歌》中自稱“杜陵野客”；杜，地名，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漢宣帝陵墓建此，稱杜陵。漢宣帝許皇后葬杜陵東南，稱少陵。杜甫在長安期間，曾居少陵，所以人稱杜甫“杜少陵”。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由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嚴武向朝廷薦舉，杜甫在其幕府任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所以人稱杜甫“杜工部”。祖籍襄陽（今湖北省襄樊市）。曾祖依藝，位終鞏縣令，後人滯留於此，遂定居鞏縣。祖父杜審言，官膳部員外郎，是武則天時期的著名詩人。父杜閑，終奉天縣令。杜甫在《進雕賦表》中自稱其家世代“奉儒守官”，所以自幼受到很好的教育。

杜甫自幼好學，七歲吟詩，十四五歲時寫的詩文就受到文學名流的稱讚。早年發奮讀書，勤於寫作，爲他日後詩歌創作打下深厚而堅實的基礎。二十歲時，開始漫游。先是南下吴越，後又北上齊趙。天寶五載（746年），杜甫結束漫游生活，到了長安。杜甫在長安期間，深刻感受到官場的腐敗，政治的黑暗，統治者的奢淫及社會下層人民的苦難，他將自己的内心感受傾灌筆端，揮灑於詩的字裏行間，創作了不少憂國憂民的著名詩篇，如《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安禄山起兵叛亂，杜甫與其家人也都在今陝西地區深受戰亂流亡之苦，創作了如《悲陳陶》、《哀江頭》、《春望》、《月夜》、《羌邨》三首、《北征》、《洗兵馬》、“三吏”（《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無家别》）、《秦州雜詩》二十首、《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等大量優秀的現實主義詩篇。此後，杜甫攜家人從今陝西地區入蜀，到了成都，在城西浣花溪畔建造了一座草堂，多年漂泊的杜甫終於有了一個安身之所，先任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離職過他與家人團聚的老農式生活，身處勞動人民中間，生活也較爲安定。後來由於世事變故，杜甫家人離開成都草堂南下，順江東去，輾轉漂泊於湖北、湖南一帶，身體衰老，病魔纏身，生活窮困艱難，杜甫最後的一段人生路走得極爲潦倒淒涼，代宗大曆五年（770年）冬死在由潭州到岳州的一條破船上。杜甫自入蜀到去世的十一年，寫詩一千多篇，不忘國家危難，關心人民疾苦，仍爲這一時期杜詩的主調。其中，《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諸將》、《秋興》、《歲晏行》及《壯游》、《登高》等，都是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優秀作品。

杜甫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善於對現實生活進行典型的藝術概括，形象地再現當時的社會風貌。杜詩的思想性，集中表現在對國家命運、人民疾苦的關心憂慮。杜甫早年就懷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3)的政治抱負，一心想要登入仕途，建功立業。雖然他的仕進之路未能走通，生計也日見窘困，又親歷戰亂之苦，但他始終思慮的仍是國家的命運與人民的處境，憂患的仍是國家的危難與人民的疾苦，而且他總是把國家的命運與人民的命運聯繫在一起。詩人運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表現當代社會的現實問題，而將自己的思想感情融鑄其中，使得形式與内容交融天成，達到高度統一。杜甫愛國愛民的思想感情，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其詩被後人視爲“詩史”，其人被後人尊爲“詩聖”，對後世詩歌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2．杜甫全集

根據《舊唐書》本傳記載與《新唐書·藝文志》著録，唐代彙輯的《杜甫集》有六十卷。至宋，已不見六十卷本。北宋仁宗時，王洙（字原叔）重新蒐裒編輯，删去重複，得一千四百〇五篇，其中古體詩三百九十九篇，近體詩一千〇六篇，按寫作時間先後依次排列，編爲十八卷。另又輯録雜著文章若干篇編爲二卷。詩、文共二十卷，於仁宗寶元二年（1039年）編定，題名《杜工部集》。仁宗嘉祐年間（1056～1063年），王琪在姑蘇刻印。幾年後，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年），裴集刊刻此本，又將搜輯到的遺文九篇附於集外。北宋後期，黄伯思（1079～1118年）校刊杜集，比王洙本多輯詩四十二首，詩由十八卷擴編爲二十卷，文仍爲二卷，詩、文共成二十二卷，編定《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

王洙編輯《杜工部集》刊印後，學人喜讀杜詩，於是宋代出現多種注本(4)，較著者有南宋郭知達《杜工部詩集注》三十六卷與黄希、黄鶴父子《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三十六卷及《外集》二卷。郭氏集注本，《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九著録：“此書集王洙、宋祁、王安石、黄庭堅、薛夢符、杜田、鮑彪、師尹、趙彦材之注，頗爲簡要。”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成書於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是今見最早的杜集注本。南宋黄希、黄鶴父子補注本，《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九著録：“《黄氏補注杜詩》三十六卷，宋黄希原本，而其子鶴續成之者也。”“書首原題《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所列注家姓氏，實止一百五十一人，注中徵引則王洙、趙次公、師尹、鮑彪、杜修可、魯訔諸家之説爲多，其他亦寥寥罕見。”黄氏父子補注本成書於南宋寧宗嘉定九年（1216年），晚於郭知達集注本三十餘年。

自元經明至清，杜集注家衆多，今存者尚有百種以上。最流行的本子有明末王嗣奭的《杜臆》、清初錢謙益的《錢注杜詩》、仇兆鰲的《杜詩詳注》、浦起龍的《讀杜心解》、楊倫的《杜詩鏡詮》等。其中，尤以仇書爲優。仇書彙輯宋、元、明至清初諸家的注、評，對杜詩分段、集注、考訂、品評，廣徵博引，資料繁富，是注杜之作中最爲詳備的注本。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用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校訂重印，題名《杜少陵集詳注》；1979年，中華書局采用清代康熙五十二年癸巳附記的後印本（即增補本）校訂標點而排印出版，題名《杜詩詳注》；1996年，珠海出版社出版横排簡體本，題名《杜甫全集》；1999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仇注本，題名《杜少陵集詳注》。

其餘幾部通行注本，也各有所長。王嗣奭生處明季，親歷明亡之變，心受亡國之痛，所以撰《杜臆》十卷注解杜詩，一反南宋至明一些注家重訓典故、繁瑣徵引而忽視探究詩旨的做法，著力彰顯杜詩反映的詩人憂國憂民的情懷。解詩雖間及章法、句法、遣詞用字等表現手法的分析，但重點是在探求每首詩的思想内容，以反映自己“以意逆志”的“臆見”，所以其書題名《杜臆》。清初錢謙益撰《錢注杜詩》二十卷，是在其所撰《讀杜小箋》、《杜詩二箋》的基礎上寫成的。注文簡明扼要，間糾舊注之誤，結合詩的内容注釋人名、地理、典章、文物時在史實考證、名物訓詁、年譜編訂方面都頗用心力，多有獨到見地。錢氏無獨到心得處，寧可闕如，也不屑采用舊注。1958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清代康熙年間靜思堂刊本斷句排印出版；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浦起龍撰《讀杜心解》總題六卷，以其子卷計之，實爲二十六卷。浦氏參考前注，辨析史實，考察背景，釋解詩意，不作繁瑣考證，力求通過簡明扼要的注文達到釋事見義。楊倫撰《杜詩鏡詮》二十卷，總結前此注杜諸家之經驗，力矯“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之説帶來的注杜多著意於廣徵博引以釋典故的弊病，注文不穿鑿附會，不呈博矜奇，平正通達，簡明扼要，間有正仇、浦諸家之誤、補前人疏略之失的地方。書中有眉批、旁批，且采録多家評語，亦有一定參考價值。

歷代研究杜甫及其著作的著述很多。1964年，中華書局出版華文軒等編撰《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卷》，其後多次重印。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采泉撰《杜集書録》，將歷代有關杜詩著作彙編爲一書，其中，“内編”以存書之書録解題爲主，“外編”以存目及參考資料爲主。1986年，齊魯書社出版鄭慶篤、焦裕銀、張忠綱、馮建國編撰《杜集書目提要》，搜得自唐代至1984年有關杜詩書目八百九十種。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鍾夫、陶鈞撰《杜詩五種索引》，是檢索杜甫詩句出處的工具書。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杜甫年譜》，陳貽焮撰《杜甫評傳》。

四．白居易集

《白居易集》，是唐代白居易的詩文集。

1．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年），字樂天，晚年隱居洛陽香山，自號香山居士，又稱醉吟先生，唐代下邽（今陝西省渭南縣東北）人。生於新鄭（今河南省新鄭縣），祖籍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唐德宗貞元十六年（800年）進士，歷任朝廷與地方官，官至秘書監、刑部侍郎、太子少傅，爵封馮翊縣侯。武宗會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謚文。

白居易一生爲官，其仕途生涯，憲宗元和十年（815年）以貶任江州司馬爲界，分爲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仕途順利，胸懷“兼濟天下”的宏願，積極進取，揭露抨擊黑暗現實，建議改革弊端。後期，白居易在仕途幾經挫折，屢遭貶謫，精神上受到一次次的打擊，思想上的消極情緒日重。此後，雖然在各地任州刺史期間也爲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但已無勇氣抨擊政治的黑暗險惡、揭露人民遭受苦難的根源所在了。

白居易一生的主要成就是詩歌。

唐朝在安史之亂以後，由盛而衰，唐代詩歌發展的主要趨向由原來的浪漫主義轉向現實主義。反映這一轉變的突出代表就是詩人杜甫的詩作。白居易是杜甫之後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在詩歌理論與詩歌創作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貢獻。在詩論方面，他認爲詩歌應該反映社會現實，關心人民疾苦，負起“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使命，從而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目的，提出“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5)。白居易將詩歌創作與反映社會現實、關心國計民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白居易强調内容與形式的統一，形式服從於内容。在運用語言上，重視平易近人，淺近易懂，形成中國古代詩歌史上平易通俗的一派。在詩歌創作方面，白居易的最大貢獻就是倡導新樂府運動。所謂新樂府，就是一種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式的詩歌，新樂府都是寫的社會現實問題。所謂“歌詩合爲而作”，就是新樂府詩的一項寫作準則。白居易將他寫的詩分爲四類：一曰諷喻詩，二曰閑適詩，三曰感傷詩，四曰雜律詩。四類之中，諷喻詩價值最高，閑適詩與感傷詩反映的多是作者精神世界消極的一面。諷喻詩多作於前期，閑適詩與感傷詩多爲後期之作，這也正是白居易人生道路前後兩個不同階段在詩歌創作中的反映。

2．白居易集

白集的編輯，白居易生前就曾多次親自進行。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白居易寫的《白氏集後記》説：“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白集後以《白氏長慶集》、《白氏文集》或《白香山集》等名傳世。

根據白居易自云，其詩文集總成七十五卷。北宋初年官修《崇文總目》著録作七十卷，南宋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與陳振孫撰《直齋書録解題》皆著録作七十一卷，説明經唐末、五代已有散佚，入宋僅存七十卷。至於後來何以又多出一卷，有人認爲，“北宋各本皆出於七十卷本，續後集五卷散佚”，“僅得續後集中律詩一百首，編成七十一卷”(6)。宋後流傳的白居易詩文合集刊印本，皆七十一卷本。

今見白集的最早刻本，是南宋初年高宗紹興年間所刻七十一卷本。此本今藏國家圖書館。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白氏長慶集》，就是用的這個本子。

白居易的詩文，白居易在世的時候已傳到日本，日本後水尾天皇元和四年（1618年，中國明朝萬曆四十六年），那波道圓活字本據狩谷掖齋所藏覆宋本白氏集重印，商務印書館已影印收入《四部叢刊》。

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顧學頡校點本《白居易集》。此本是以紹興刻本爲底本進行整理校點的。在整理校點過程中，校點者將前人已經拾補的連同新近發現的散佚詩文編爲“外集”二卷，其後附有關於白居易的傳記資料、白集序跋與顧學頡撰《白居易年譜簡編》，書末是“篇目索引”。顧學頡校點本《白居易集》，分編正集七十一卷，外集二卷，其後有“附録”與“篇目索引”，成爲白集一個新編印本。

蹇長春撰《白居易評傳》，陳友琴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白居易卷》。

五．韓昌黎集

《韓昌黎集》，是唐代韓愈的詩文集。

1．韓愈

韓愈（768～824年），字退之，唐河南府河陽縣（今河南温縣）人。三歲喪父，由嫂撫養。自幼刻苦學業，唐德宗貞元八年（792年）進士。十九年由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因上書極言宫市之弊貶連州陽山令。憲宗元和初年，召爲國子博士。十二年（817年），隨裴度平淮西，以功授刑部侍郎。十四年，因直言極諫迎佛骨入宫廷事貶潮州刺史，後轉任袁州刺史。十五年，召回京師，爲國子祭酒，後歷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御史大夫等職。長慶四年（824年）冬，韓愈去世，謚文，世稱韓文公。其先世郡望昌黎，後人稱之爲昌黎先生。

韓愈在政治上趨於保守，但主張維護國家統一，反對藩鎮割據。在思想上尊崇儒學，力排佛、道，高舉儒家復古主義旗幟，樹立起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到孔子、孟子的儒學道統，並且自己以儒學道統的繼承者自居。在文學上，其詩，力求新奇，以文入詩；其文，反對六朝以來的駢體文風，提倡散體，倡導與推動古文運動，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的文學主張與輝煌成就，對後世文學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積極的影響。韓文不僅是研究韓愈問題的重要依據，同時也爲瞭解中唐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資料。他爲别人寫的墓誌，多有阿諛虚美之辭，但也不乏有用的文字，如爲石洪作的《石君墓誌銘》與爲韋丹作的《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成爲《新唐書》增立《石洪傳》與《韋丹傳》唯一的或者説是主要的資料來源。特别是由韓愈撰修的《順宗實録》五卷，是今天僅存的一部唐代實録，它的史料價值與學術價值更是不言而喻。

2．韓昌黎集

韓愈的詩文集，最早由其門人李漢編輯。宋代學者對韓愈詩文集的整理，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對李編輯集進行輯佚補綴，正集外又編“外集”十卷，“遺文”不分卷。二是校正文字舛訛。入宋之後，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愈詩文，社會上對韓愈詩文輾轉傳抄，文字訛誤日多。這種狀況，使得一些推重韓愈詩文的學者將注意力集中到了對韓愈詩文的文字校勘上。北宋時，穆修、歐陽修都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南宋時，方崧卿取多種可據的重要韓集傳本比較勘正，撰成《韓集舉正》。此書刊行，學人稱爲善本。稍後，朱熹校勘韓集，就是在方書基礎上進行的，撰成《韓文考異》十卷，成爲中國校勘學史上的一部名作。三是爲韓集作注釋。宋人爲韓集作注，始於北宋末年，盛行於南宋。最早爲韓集作注的，當推北宋末年樊汝霖撰《韓集譜注》四十五卷，但此書不傳。南宋注本，較著者，有韓醇撰《詁訓唐昌黎先生文集》、文讜撰《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祝充撰《音注韓文公文集》、魏仲舉撰《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與南宋末年廖瑩中撰《世綵堂昌黎先生集注》等。廖注吸收前書校勘、注釋、考辨的成果，並且增入了一些新的資料，又是宋人各注本之殿，成爲一部總結宋人研究成果的集成性的韓集注本。明代萬曆年間，徐時泰東雅堂覆刻廖注世綵堂本，此後，東雅堂本幾乎成了韓集惟一在社會上流行的本子。中華書局編印《四部備要》，所收韓集就是這個本子。

據商務印書館用“萬有文庫”版本印行的“國學基本叢書”本《韓昌黎集》，也是東雅堂覆刻廖注世綵堂本，其卷次：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不分卷。

錢仲聯撰《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卞孝萱、張清華、閻崎撰《韓愈評傳》。

吴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

六．柳宗元集

《柳宗元集》，是唐代柳宗元的詩文集。

1．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唐代蒲州河東縣（今山西省永濟縣西南黄河東岸）人。因是河東人，又稱柳河東；後因貶居柳州，又稱柳柳州。二十一歲進士，二十六歲登博學宏詞科。始仕爲集賢殿書院正字，後任藍田縣尉，又調監察御史裏行。唐順宗即位（805年），升任禮部員外郎，參與王叔文集團的政治活動。不久，王叔文事敗，被貶爲永州（今湖南省零陵縣）司馬，又調柳州（今廣西柳州市）刺史。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病逝柳州。

柳宗元是唐代中期一位傑出的文學家與思想家，他的政治哲學思想與文學成就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在政治方面，柳宗元年青時就立有志向，想要“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7)。針對安史之亂以後的政治形勢，主張維護中央集權與國家統一，反對宦官專權與藩鎮割據。在吏治上，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所以，在王叔文集團中，柳宗元成爲核心人物。唐代中期哲學上的爭論，主要圍繞天與人的關係問題進行。柳宗元認爲，天是由渾沌的元氣構成，並没有離開元氣而存在的有意志的天。他指出，自然界的天與人類社會的人事之間互無干係，人的吉凶禍福與社會的治亂興衰並非天所主宰，而在人力所爲。在社會歷史觀方面，柳宗元否定上天主宰人類社會歷史與聖人創造歷史，他以進化的觀點指出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有其自身客觀的必然趨勢。在文學方面，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都成就卓著，爲倡導與推動古文運動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2．柳宗元集

柳宗元的詩文集，歷代曾有多種編印本。最早的本子，是柳宗元的好友劉禹錫編的三十卷本《河東先生集》。到北宋，出現經穆修校定的四十五卷本及小字三十三卷本、曾丞相家本三種。北宋末年，沈晦以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校定刊印《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自南宋經元、明至清，代有新編本刊刻，其中，南宋前期，出現《新刊增廣百家詳補注唐柳先生文集》的本子，稍後，建安書商魏仲舉又於寧宗慶元六年（1200年）編刻《五百家注柳先生文集》的本子。百家注本只有正集，五百家注本正集外尚有外集與附録。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編印的《四部叢刊》與中華書局編印的《四部備要》都收有柳集。《叢刊》本據元本景印，題名《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附録一卷，宋代童宗説注釋，宋代張敦頤音辯，宋代潘緯音義。《備要》本題名《唐柳河東集》，四十五卷，外集五卷，遺文一卷，附録一卷，明代蔣之翹注。北宋諸本早已亡佚，今天可見較早刻本便是百家注本與五百家注本。

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由吴文治、彭建、李秋媛等人校點的《柳宗元集》，正集，以百家注本爲底本；外集，以五百家注本爲底本，並參考其他諸本，重新編成本書外集。吴文治等人的校點本《柳宗元集》，成爲柳氏詩文集一個新編印本，正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外集補遺不分卷。書末附録，收有關柳宗元生平傳記與文集序跋、書目著録等資料凡三十九篇。

孫昌武撰《柳宗元評傳》，吴文治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柳宗元卷》。

吴文治、謝漢强撰《柳宗元大辭典》。

第四節　宋金别集（上）

本節介紹：一、歐陽修全集。二、王安石全集。三、蘇軾詩文集。

一．歐陽修全集

《歐陽修全集》，是北宋歐陽修的詩文集。

1．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年），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北宋吉州永豐縣（今江西省永豐縣）人。歐陽修於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四歲喪父，投靠叔父生活。母親教其識字讀書，“以荻畫地，教以書字”。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進士，授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景祐元年（1034年），充館閣校勘，參與編纂《崇文總目》。因支持改革派代表人物范仲淹，逐謫爲峽州夷陵令，再移乾德令，又調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元年（1040年），復任館閣校勘，繼續編修《崇文總目》，書成，改任集賢校理，後以太常丞知諫院，任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等。慶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失敗，歐陽修上書爲之申辯，被貶知滁州，又徙知揚州、潁州、留守南京等。至和元年（1054年），回朝任職，結束了輾轉各地的十年游宦生涯，在朝先後任翰林學士、集賢院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知禮部貢舉、右諫議大夫兼判秘書省、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樞密副使。以户部侍郎參知政事等職，進封開國公，進階正奉大夫加上柱國、光禄大夫等。神宗朝，歐陽修先以刑部尚書外知亳州，後又以兵部尚書知青州、蔡州。熙寧四年（1071年）致仕，次年去世，謚文忠，後人稱之曰歐陽文忠公。

歐陽修剛正耿直，諍諫敢言，且支持“慶曆新政”，致使他的仕途幾經沉浮，但他始終胸懷忠君憂國的思想，把匡弊圖治、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狀況作爲自己不懈奮鬥的目標。歐陽修屢遭貶外任，所以能有機會接觸社會下層民衆，瞭解他們的疾苦，這使歐陽修具有同情人民的思想。歐陽修做人坦蕩磊落，爲官廉潔操守，淡泊名利，重視信義，獎掖後進，舉賢薦能。歐陽修的學術成就，廣涉經學、史學、金石學、目録學與文學等諸多學科，且都多有建樹，尤以文學方面最爲卓著，爲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中期文壇領袖。

2．歐陽修全集

歐陽修詩文集的編纂，以歐陽修在其晚年親自編定的《居士集》五十卷爲最早。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修去世後，子歐陽發、歐陽棐等彙輯其作，除《居士集》五十卷外，又編纂《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録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除上述外，尚有遺佚未録的數百篇未及彙輯成編。爾後，彙輯歐陽修詩文以抄刻流傳，各地多有，其中，主要有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蘇軾編次本、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歐陽修之孫歐陽恕校定的寫本與曾孫歐陽建世以告敕宣劄爲編年的校本、南宋孝宗乾道年間（1165～1173年）陳亮選編的《歐陽文粹》二十卷本。至南宋光宗紹熙（1190～1194年）時，周必大發現歐陽修著作彙編本社會上流傳衆多，有的以意妄改，有的訛謬不可讀，以至遍行海内，而無善本。他便會同孫謙益、丁朝佐、曾三異等人，自光宗紹熙二年（1191年）春至寧宗慶元二年（1196年）夏，歷時五年，廣泛搜集公私刊刻收藏的歐陽修著作，精心輯校，編纂爲《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後附行狀、墓誌、傳文等五卷，總計一百五十八卷，卷首附胡柯整理編定的《年譜》一卷。周必大本是歐陽修詩文著作彙輯本中最爲完備的本子。元、明兩代，代有刊刻，既有全集，也有選本。清代，先後出現康熙十一年（1672年）曾弘刻本、乾隆十一年（1746年）歐陽安世刻本、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庫全書》本等，所據皆是周本。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歐陽衡以歐陽安世本爲底本，重新編校《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八卷。衡本與周本比較，二本雖卷數相同，但衡本除詩以外的篇目皆以年月前後爲序編次，每卷中所收篇目多少及前後順序亦時有改動。此外，衡本還從明代唐順之《荆川稗編》中輯出《本末論》、《時世論》等五篇，於書簡卷九後增補《與黄渭書》、《與李吉州書》，於附録中增收《朱子考歐陽文忠公事跡》等，這些皆爲他本所無。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編印《四部叢刊》與中華書局編印《四部備要》都收有《歐陽修集》，皆用周本。商務印書館1958年出版《歐陽修集》，題名《歐陽永叔集》。

中華書局2001年出版李逸安校點的歐陽修集，題名《歐陽修全集》。李逸安校點本“全集”，用清代嘉慶二十四年歐陽衡編校本爲底本。整理校點過程中輯得的散佚詩、詞、文，編爲“補佚”二卷，列入全集卷次，共一百五十五卷；搜集到的有關歐陽修的傳記資料、版本序跋等、周本系統的附録五卷及各本卷首書末附録的其他資料，包括《年譜》一卷，重新編排，仍作附録五卷，置於全集之後。書末有篇目索引。李逸安校點本《歐陽修全集》，成爲歐陽修詩文集一個新編印本。

黄進德撰《歐陽修評傳》，洪本健編《歐陽修資料彙編》。

二．王安石全集

《王安石全集》，是北宋王安石的詩文集。

1．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北宋撫州臨川縣（今江西省撫州市）人。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任地方官。嘉祐三年（1058年），入爲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萬言書建議重視人才，革新時政。神宗即位，知江寧府，入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向神宗上書指出北宋建國以來各項制度的種種弊端，提出改革以除積弊。熙寧二年（1069年），拜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主持變法，先後頒佈施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募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相職。王安石推行新法，遭保守派强烈反對，被罷相，出判江寧府，封舒國公。元豐二年（1079年）復拜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改封荆國公。王安石推行變法期間，曾與其子王雱、吕惠卿等新注《周禮》、《尚書》、《詩經》頒行學宫，時稱《三經新義》。王安石晚年居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謚文。

王安石於宋仁宗慶曆二年進士，開始步入仕途。慶曆年間，以范仲淹爲代表的革新派爲拯救北宋王朝面臨的危機，推行改革弊政的措施，史稱“慶曆新政”。慶曆新政雖然未能持久，但使王安石剛踏上仕途就受到革新思想的影響。到神宗即位，王安石已有二十餘年的從政經驗，對國家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民生問題都經過長期觀察，有了深刻認識，强烈希望改革以除諸弊。王安石的思想與宋神宗的想法正相吻合，於是得以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實行變法。這使王安石的政治生涯達到頂峰。變法雖因保守派的强烈反對而失敗，但它對當時及後世政治、社會的影響深刻而巨大。

王安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首先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同時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他的詩文創作方面。其詩内容廣泛，形式多樣，尤以古詩與絶句見長，而且以文爲詩，長於議論，對偶用典，精於修辭。王安石還有少量詞作，也多被人稱道。王安石的散文，也有題材廣泛，體裁多樣的特點，其中以政治性的居多，而且結構嚴謹，説理透闢，語言簡潔，表述生動。王安石認爲，文學創作重要的是内容，形式是第二位的，一定做到“有補於世”，“以適用爲本”。王安石是一位改革家，一生爲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鬥爭，他的文學創作大都與他的政治活動密切關聯，詩文多具現實内容與政治色彩。王安石的散文，向以識見高遠、議論犀利、邏輯謹嚴、筆力雄勁爲人稱道。

2．王安石全集

王安石的詩文集，先由其門弟子彙輯，後於北宋末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由薛昂等承詔編訂。其初的彙輯工作，做的較爲粗疏，一則輯入一些别人的作品，二則一些王安石的詩文未被輯入。後又經人奉敕編訂，依然有未能輯到之作，如葉夢得撰《石林詩話》記載，有人回憶，王安石作詩得詩句“青山捫詩坐，黄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詩，但其全詩該人已不能記起。薛昂奉旨編輯王安石集，到處尋訪此詩，也未能求得。這説明，當時未搜輯到的遺篇逸句尚有不少。由此大致可以知道，王集初編之本，既有舛誤，又有遺漏。

王安石詩文的早期編輯本，《宋史·藝文志》著録“《王安石集》一百卷”，陳振孫撰《直齋書録解題》同。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著録“王介甫《臨川集》一百三十卷”，馬端臨撰《文獻通考·經籍考》同。明代焦竑撰《國史經籍志》則作一百卷而别出《後集》八十卷。王集卷數，各書著録不一，何以如此，無從詳考，故難確言。《四庫全書總目》以不能確定的語氣推測説：“殆刊版不一，著録者各據所見，故卷數互異歟。”(8)或如是説。

後世所傳，有兩個版本系統，皆一百卷本：一曰《臨川先生文集》，一曰《王文公文集》。南宋初，高宗紹興十年（1140年）撫州知州詹大和刻《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詹本原刻不存，明代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撫州臨川知縣應雲鸑據詹本翻刻。1959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臨川先生文集》，以應刻本爲底本，取衆本校訂，輯詩、文、詞佚篇爲《臨川集補遺》一卷附於卷末。這是《臨川先生文集》一個較好的整理本。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王安石曾孫王玨在杭州刻《臨川王先生文集》，王玨在杭本跋文中提到：“比年龍舒版行，尚循舊本。”龍舒即今安徽舒城，宋時屬淮南西路盧州。據王玨杭本跋文，龍舒在紹興年間曾刊刻王集，且在王玨刻杭本之前。龍舒本即世傳《王文公文集》之祖本，亦一百卷。龍舒本現存兩部殘本：一在國内，原藏清之内閣大庫，光緒年間轉藏寶應劉啟瑞食舊德齋，存卷一至三、八至三十六、四十八至六十、七十至一百，共七十六卷，猶存蝶裝舊式，今藏上海圖書館。一在國外，原藏日本金澤文庫，後轉藏日本東京宫内省圖書寮，存卷一至七十，共七十卷。如果將兩部殘本除去重卷，即可補配爲足本。1962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用傅增湘從劉啟瑞食舊德齋本攝存玻璃版影印，缺卷以北京圖書館藏日本宫内省圖書寮藏本照片補足，使南宋龍舒本之完本重現於世。書前收載趙萬里撰《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題記》一文，對於本書的版本源流等情況考述頗詳。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唐武校點的《王文公文集》，以影印南宋龍舒本爲底本，取應刻本等衆本校訂。這是《王文公文集》一個較好的整理本。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王文公文集》爲底本整理出版王集，書名題爲《王安石全集》。

鄧廣銘撰《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李德身撰《王安石詩文繫年》。

朱傳譽撰《王安石傳記資料》，張祥浩、魏福明撰《王安石評傳》。

三．蘇軾詩文集

北宋蘇軾的詩文集，有詩文合編本，也有詩文分編本。

1．蘇軾

蘇軾（1036～1101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縣（今四川省眉山縣）人。早年就博通經史，好賈誼、陸贄，喜莊子文，關注古今的興亡成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進士，從此踏上仕途。蘇軾胸懷政治抱負，主張變政易令，革除積弊，提出厲法禁、抑僥倖、決壅蔽、教戰守等主張，表現出一個敢作敢爲的青年政治家的氣度風範。神宗時，任用王安石推行變法。蘇軾認爲新法操之過急，當以漸變爲宜，遂論新法行之不便。於是由京官外調出任杭州通判，後又先後調知密、徐、湖州。在湖州，因人告發寫詩諷刺新法，謫貶黄州任團練副使。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在黄州三年，轉任常州團練副使。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哲宗繼位，太皇太后高氏當政，任用舊黨領袖人物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相職）。蘇軾被召回朝任職。以司馬光爲首的保守派上臺以後，盡罷新法，數月之間，新法鏟革殆盡。王安石推行新法時期，蘇軾輾轉各地擔任地方官，既瞭解到一些新法的弊端，也感受到一些新法惠民的方面，認爲新法不宜盡廢，應區别情況，傷民者廢之，利民者留之。所以，與舊黨産生異見，又遭舊黨排斥。於是，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外調出知杭、潁、揚州。七年（1092年）被召入朝，任兵部尚書兼侍讀，尋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學士與翰林侍讀學士。八年，太皇太后去世，哲宗親政，起用新黨，蘇軾又以舊黨遭新黨排斥，於是外調出知定州。哲宗紹聖初年，被謫貶爲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於惠州（治所在今廣東省惠州市）。四年（1097年），又貶瓊州别駕，居昌化軍（治所在今海南省澹縣西北）。徽宗即位（1100年），遇赦，北歸，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於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謚文忠。

蘇軾歷任各地地方官，多施惠政。知徐州時，河決曹村，水圍州城，蘇軾率民抗洪保城。知杭州時，天大旱，饑疫併作，蘇軾采取各種措施救濟饑、疫之民，活者甚衆；又興修水利，疏河通漕，造堰築堤。這些，都爲人們所稱道。

蘇軾一生的最大貢獻，是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他對詩、詞、文、賦與書法、繪畫都造詣高深，成就一流。他寫的散文、詩、詞，藴含豐富的思想内容，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代表了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使他成爲繼歐陽修之後北宋文壇的領袖人物。

蘇軾主張，寫文章應該做到“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所謂辭達，就是要能做到“求物之妙”，要做到“求物之妙”，不僅“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而且“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蘇軾的散文正如他所自言，“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9)，只要“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10)，可以説已達到他所謂的“辭達”境界。

蘇軾的詩作，題材廣闊，風格多樣，長於抒情寫景，創意新奇，比喻用典都揮灑自如，且以文爲詩，議論入詩。蘇軾關心國計民生，寫了一些反映人民疾苦、譴責官吏貪鄙、關心國家命運的詩篇。最能代表蘇軾藝術成就的是那些抒發個人情懷與描寫自然景物的詩篇。議論入詩，闡發哲理，也是蘇詩一大特點。

蘇軾文學創作的最突出成就在詞的方面。詞産生於中唐以後，五代成形，語言綺豔婉麗，格調浮柔頹靡。入宋以後，總體格調改變不大。到了蘇軾，衝破五代以來形成的婉約詞風，擴大詞的題材，提高詞的意境，舉凡記事、抒情、懷古、感舊、記游、説理等内容，他都可以以高昂的激情，雄健的筆力，鏗鏘的語句，寫詞高歌。從此，詞風由婉約一派又别創豪放一派，蘇軾就是豪放派詞風的開創者。

2．蘇軾詩文集

蘇軾的詩文，在宋代即已編爲多種本子刊印。根據蘇轍撰蘇軾墓誌，蘇軾著作集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與陳振孫撰《直齋書録解題》著録皆同墓誌，而又别增《應詔集》十卷。將上述各集合爲一編，即世稱《東坡七集》。但其印本，即使是多集合刻本，仍各自成書，並未合併編訂爲一部書。合刻合編爲一書的詩文全集，實始明代憲宗成化四年（1468年）吉安程宗刊刻《蘇文忠公全集》。此本分集編纂，詩文合編。由七集彙編成書，所以世稱《東坡七集》。此本前六集，是宋代已有的七集中除《和陶詩》以外的六集，這六集是根據“宋時曹訓所刻舊本”重刻(11)。最後一集爲《東坡續集》十二卷及《年譜》一卷，《續集》是新編的，收了《和陶詩》、書簡與另外一些詩文。蘇軾的詩文全集，除分集合編本外，還有分類合編本。《四庫全書總目》著録的清代蔡士英據舊刻重訂本《東坡全集》，就是分類合編本，該本卷一至三十二是詩，卷三十三以下是文。

刊印蘇集，詩文分編，各自成書，宋代已有這種編纂形式。蘇詩於北宋末即始有注本。初有趙次公、程縯等四家注，後逐漸增補，約至南宋中期，出現題名王十朋編撰的百家分類注本《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稍後，又有施元之父子與顧禧編撰的編年合注本。至清，先後出現三種影響較大的蘇詩注本：一是查慎行（1650～1727年）撰《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二是馮應榴（1740～1800年）撰《蘇文忠公詩合注》，三是王文誥（1764～？年）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蘇文於南宋出現郎曄選注本。郎曄從蘇文中選出四百九十八篇，編爲六十卷，爲之作注，於南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年）表進，題名《經進東坡文集事略》。郎曄編注此書，在於呈進，所依據的當是當時較好的蘇文編纂本。近人羅振常校訂郎本，撰《經進東坡文集事略考異》四卷。《四部叢刊》“初編”影印烏程張氏、南海潘氏合藏宋刊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年據之重印。第一次把蘇文單獨集在一起，是明末茅維編《蘇文忠公全集》。茅本問世後，明清兩代以《東坡先生全集》爲名，多次印行。

中華書局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先後出版孔凡禮校點的《蘇軾詩集》（1982年版）與《蘇軾文集》（1986年版）。

（1）蘇軾詩集

孔凡禮校點的《蘇軾詩集》，用清代王文誥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清道光二年（1822年）武林韻山堂王氏原刊本做底本，參校衆本，整理校點。今存蘇詩二千七百餘首，其傳本，有詩文合集本，有詩集本；其詩集，有分類本，有編年本。王文誥《集成》本爲編年本。孔凡禮校點本《蘇軾詩集》分編五十卷，其卷次：卷一至四十五，古今體詩（編年）。卷四十六，帖子詞口號（不編年）。卷四十七至四十八，補編古今體詩（不編年）。卷四十九至五十，他集互見古今體詩（不編年）。卷五十，輯佚詩（不編年）。書末有篇目索引。

（2）蘇軾文集

孔凡禮校點的《蘇軾文集》，用卷首冠有明末項煜序、將書名《蘇文忠公全集》改爲《東坡先生全集》的刻本爲底本，參校衆本，整理校點。底本全書分編七十五卷。《校點説明》中説：“底本卷七十四、七十五爲詞。以詞將另出專集，本集不收此二卷。校點本未收録載詞的卷七十四與卷七十五兩卷，所以比底本少兩卷，爲七十三卷。”

王水照、朱剛撰《蘇軾評傳》，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蘇軾資料彙編》。

2001年，語文出版社出版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全二十册。本書分經史子集四部編次，書末附有“《三蘇全書》篇目索引”。

第五節　宋金别集（下）

本節介紹：四、曾鞏集。五、朱熹集。六、元好問全集。

四．曾鞏集

《曾鞏集》，是北宋曾鞏的詩文集。

1．曾鞏

曾鞏（1019～1083年），字子固，北宋建昌軍南豐縣（今江西省南豐縣）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進士。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英宗實録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諸州；加直龍圖閣，歷知福、明、亳、滄諸州。負才名，久任地方官，屢徙各地，不得升遷。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過京，留判三班院，加史館修撰。元豐五年拜中書舍人，次年在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病逝，謚文定。

曾鞏是北宋中期著名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學成就，雖詩、文並名於世，而主要在散文方面。曾鞏繼承與發揚“文以載道”傳統，其文皆因事而發，其内容，主要是宣揚儒家思想、論述時政見解與闡發對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主張；其形式，章法嚴謹，佈局分明。以古雅、平正見稱，叙事委曲細密，議論透闢周詳，思致明晰而文筆沉穩。曾鞏的詩作，追求詩意與哲理的結合，古樸典雅，格調超逸。詩作雖不能與其散文取得的成就相比，但其詩作所反映的社會内容以及清新自然的風格、樸實流暢的語言，依然爲後人所稱道。

2．曾鞏集

曾鞏的詩文集，據北宋韓維撰《曾鞏神道碑》記載，曾鞏去世以後，其作品彙編爲《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南宋時，除《正集》外，《續集》與《外集》凡五十卷已散佚不傳，而另又出現《别集》六卷，趙汝礪與陳東對《别集》校刊重編爲四十卷，以合原續集之卷數。

自宋入元，續稿又失。南宋編印本，至元亦佚不傳。所以，今見曾集最早而又完備的刊本是元代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丁思敬刻本，僅存《元豐類稿》五十卷。此即後世傳本。明、清諸本，皆源於此本。明代刊本，以憲宗成化八年南豐令楊參刻本的影響爲大。清代刊本，以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顧崧齡刻本校刊爲精善。顧本不僅對《元豐類稿》作了文字補正，而且從《聖宋文選》、《能改齋漫録》等書中輯録了集外文二卷，成爲收輯曾鞏作品最多的本子。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編印《四部叢刊》與中華書局編印《四部備要》皆收有曾集，皆題名《南豐先生元豐類稿》。

1984年，中華書局出版陳杏珍、晁繼周校點的曾集，題名《曾鞏集》。這個校點本，選用清代康熙五十六年顧崧齡刻本爲底本，以元代大德八年丁思敬刻本作爲主要校本。在整理校點過程中，從金代刻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清代陸心源輯《群書校補》等書中輯録出散佚詩文，計有詩三十三首，詞一首，文七十八篇。陳杏珍、晁繼周校點本《曾鞏集》，詩文編次五十二卷，其後有“輯佚”與“附録”，成爲曾集一個新編印本。

五．朱熹集

《朱熹集》，是南宋朱熹的詩文集。

1．朱熹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自號晦庵，又號晦翁。祖籍徽州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縣）。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生於南劍州尤溪縣（今福建省尤溪縣）。十四歲時，父卒，遷居建州崇安縣（今福建省崇安縣）。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年）進士。二十三年，赴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在任四年。此後二十餘年，家居著述、講學。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受命知南康軍，在任兩年。淳熙八年（1181年），改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知福建漳州。紹熙五年（1194年），調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這年七月，光宗内禪寧宗，八月朱熹奉詔入朝，十月十一日就任焕章閣待制兼侍講，入對不合寧宗意，立朝四十日，於閏十月二十一日便被免職。朱熹回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今福建省建陽縣）考亭家中。寧宗慶元六年（1200年）卒，謚文。

朱熹生活於南宋前期。這時，偏居南方的南宋與佔據北方的金朝南北對抗，民族矛盾十分尖鋭。朱熹早期主戰反和，態度堅決。後來，隨著宋、金南北對峙形勢出現相對穩定的局面，朱熹的政治態度也隨之發生變化。朱熹把注意目光轉向南宋國内，認爲“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12)於是，朱熹提出兩個方面的主張並付諸實施。一方面，是切中民生問題，提出社倉、經界主張。設社倉以賑濟青黄不接之貧民，劃定土地邊界以核定田畝。另一方面，對人民的反抗鬥爭主張嚴厲鎮壓，同時加以誘降招撫。在抗金與治亂的關係上，將“安内”放到首要位置。朱熹從政期間，還先後提出實施興修水利、保護耕牛、獎勵墾荒、鼓勵因地制宜進行多種經營，主張薄取於民、儉奢適中，開源節流、恤民省賦，節用賑饑、減輕差役等。

朱熹的學業，早期受學於劉子翬、劉勉之、胡憲三人。三人的思想基本一致，研治儒家經典外，還精於佛教禪學。所以，早年的朱熹，對佛學的研究已有所領悟，且興趣頗深。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師事李侗。李侗受業於二程（程顥、程頤）再傳弟子羅從産，是二程的三傳弟子。李侗對朱熹此前學尚佛教禪學提出批評，使其思想旨趣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朱熹深得李侗正傳，成爲二程四傳弟子。

在朱熹的哲學思想體系中，“理”是其基本範疇。他認爲，宇宙之内，有理有氣。雖然理、氣皆具，但並非地位等同，而是理爲主宰。理、氣的先後，理、氣共存，理爲主宰，推溯其源，理在氣先，即未有天地萬物，已先有天地萬物之理。理的全體，又稱太極，太極可説是最根本之理。理一分殊，萬物有萬理，萬理皆統於太極，源於天理。體現在人事方面，天理就是“三綱五常”。人們應去人欲，存天理，正心誠意，居敬、窮理以求仁。朱熹的哲學思想，認爲“理”是既先於物質世界、又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的精神本體，是宇宙的最高存在，是産生萬物的根源。非物質性的“理”與物質性的“氣”相結合，産生出萬事萬物。朱熹從對理、氣關係的詮釋出發，提出“格物致知”的認識論與“變化氣質”的修養論。上述諸項，建構了朱熹哲學基本框架。朱熹集北宋以來理學大成，成爲中國古代後期影響最大的思想家。

朱熹一生重視教育，除在各地興辦學校，還創建考亭書院、武夷書院、紫陽書院、晦庵書院、建安書院等，修復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等。除幾年從政生涯，大部分時間用於講學、著述，對經學、史學、文學、音律以至自然科學都有深入研究。學生衆多，著述宏富。其學派，被稱爲閩學，又稱爲程朱學派或考亭學派。

其著作，主要有《四書章句集注》、《伊洛淵源録》、《名臣言行録》、《資治通鑑綱目》、《楚辭集注》、《詩集傳》、《周易本義》、《韓文考異》及後人編輯的《朱子語類》、《朱文公文集》等。

2．朱熹集

朱熹生前，已有詩文被彙編刊印，今見最早刻本，即爲孝宗淳熙年間刊刻的分編前、後集本的殘本，存二十九卷。黄榦撰朱熹《行狀》云：“平生爲文，則季子在彙次之矣。”朱熹死後，編輯其詩文都爲一集者，始於其季子朱在。朱在所編之本，卷數不明。今存朱在編本之後的宋刻朱集殘本，分屬閩刻本、浙刻本兩個版本系統，皆分編百卷，用字避諱至寧宗趙擴之“擴”，説明編定版刻於寧宗時期。理宗淳祐五年（1245年），王遂將所輯佚文（多爲朱熹晚年書信）編爲《續集》十卷；淳祐十年（1250年），徐幾將得到的朱熹與劉觀光手帖數十紙作爲一卷增補進《續集》，自此《續集》遂爲十一卷。理宗景定四年（1263年），余師魯又將輯得的佚文編爲《别集》十卷，黄鏞於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刊刻。朱熹詩文集的南宋刻本尚有數種，今存得見者僅上述淳熙前、後集本與閩、浙百卷殘本凡三種而已。

元代以降，崇尚朱學，朱熹詩文集大量印行，既有全集，也有選集，版本多種多樣，各具特色，優劣不等。其中對其後影響較大者有數種。明代嘉靖十一年（1532年），張大輪、胡岳刊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正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别集十卷。此本校勘較細，刊刻較精，原文缺誤改補謹慎，間有考訂。所以，刊印以來，成爲影響最大的通行本，民國時期編印的《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即據之影印（《叢刊》）、排印（《備要》）。清代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蔡方炳、臧眉錫刊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正集一百卷、續集五卷、别集七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李光地等人奉敕編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此本將朱熹的全集分類重編，且混入朱熹語録，已非純粹的文集形式。上述康熙年間的兩種刊本，皆收入《四庫全書》。

1996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郭齊、尹波整理校點的朱集，書名題爲《朱熹集》。

郭齊、尹波整理校點本《朱熹集》，是以明代嘉靖十一年張大輪、胡岳刻本爲底本，參校衆本，並加以標點，而形成的一個新的校點本。全書一百二十六卷，其中，正集、續集、别集次序及卷次皆一仍其舊，另有所輯佚文編爲《遺集》三卷、《外集》二卷，正文前爲總目録，書末有附録。

束景南撰《朱熹年譜長編》，張立文撰《朱熹評傳》。

六．元好問全集

《元好問全集》，是金末元初元好問的詩文集。

1．元好問

元好問（1190～1257年），字裕之，號遺山，金代秀容（今山西省忻縣）人。自幼好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金宣宗興定五年（1221年），應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試，登進士第，未接受選官。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應汴京試宏詞科，中選，授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其後，先後任内鄉、南陽二縣令。正大八年（1231年），調汴京，歷任尚書省掾、左司都事、尚書省左司員外郎等。金亡入元，不仕，回到家鄉秀容，以著述自任，號遺山真隱。爲使金朝“一代之跡”不致“泯而不傳”，欲寫一部金朝史。他四處搜集資料，“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録，至百餘萬言”(13)。在家專門修建一亭，題名野史亭，在亭内著述，編纂《中州集》、《壬辰雜編》等書。元代修《金史》，元好問的《壬辰雜編》成爲重要的參據之書。

元好問生活的時代，正是金朝衰亡之際。他親身經歷了戰亂之苦，亡國之痛，嘗盡了奔波流離的艱辛，目睹了國家破亡、人民塗炭的悽愴慘狀，激發了他强烈的愛國思想，這直接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他的詩歌繼承中國古典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在金亡前後寫了不少直接反映現實問題的詩篇，揭示當時的民族與社會矛盾，表現了國家的殘破與人民的痛苦。晚年鄉居時期，一方面仍有不時發出懷念故國的感歎之作，另一方面卻有不少詩作流露了老人歎老嗟窮的感傷情懷。元好問的詩不僅内容豐富，思想性强，而且在藝術表現上也取得了較高成就。他的詩以七古、七律成就最高，他的詞大都針對國家衰破、人民苦難而抒發悲壯情懷。元好問的詩、詞創作，代表了金人詩、詞的最高成就。元好問的文學成就，還有散文、小説等。元好問是一位多方面都取得顯著成就的文學家，所以一直受到歷代學人的高度評價。

2．元好問全集

元好問一生著述豐富。《中州集》、《唐詩鼓吹》二書各自單行，《壬辰雜編》一書失傳不存，其餘詩文之作編輯成集刊印流傳。最早的刊印本，爲元刻本，一爲詩文總集，一爲詩集。詩文總集，最早的印本是元世祖中統三年（1262年）嚴忠傑刊刻本；詩集，最早的印本是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曹益甫刊刻本。兩種元刻本皆已不存。今見最早印本，詩文總集是明代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年）李瀚刊刻本，詩集是明末汲古閣毛氏翻刻曹益甫本。清代對元集多次刊刻，詩文總集的印本，收輯較爲完備的，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張穆校刻本，此本除詩文四十卷外，另有《附録》一卷、《補載》一卷、《年譜》四卷、《新樂府》四卷、《續夷堅志》四卷，而後於光緒七年（1881年）方戊昌增訂張穆本刊刻讀書山房本，又增收趙培因《考證》三卷；詩集的印本，帶有箋注的，有道光二年（1822年）蔣氏瑞松堂刊刻施國祁撰箋注本《元遺山詩集箋注》十四卷。

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據清代道光初年蔣氏瑞松堂刻本校訂排印出版清代施國祁撰《元遺山詩集箋注》。

2004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姚奠中主編元氏詩文集，題名《元好問全集》。本書是據清代光緒七年（1881年）方戊昌刻讀書山房本校訂增補而成的一個新編印本。

第六節　明别集

本節介紹：一、宋濂全集。二、王陽明全集。三、張太岳集。四、澹園集。

一．宋濂全集

《宋濂全集》，是明代初年宋濂的詩文集。

1．宋濂

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祖籍金華（今浙江省金華市）潛溪，至濂遷浦江（今浙江省浦江縣）青夢山。早年學於聞人夢吉、吴萊，後游學柳貫、黄門。元順帝至正年間薦授翰林編修，辭不受，隱居山林十餘年讀書著述。元朝末年朱元璋在反元鬥爭中攻佔婺州路（今浙江省金華市周圍地區），召見宋濂。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置江南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命子標受經學。不久改起居注。濂以文學受知朱元璋，常隨左右，備顧問。朱元璋建明稱帝，年號洪武。洪武二年（1369年）詔修《元史》，濂爲總裁官。書成，授翰林院學士。四年調國子司業。五年調任贊善大夫，議定五等封爵。六年調任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贊善大夫。九年進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十年（1377年）致仕家居。十三年（1380年）長孫宋慎以胡惟庸黨處死，逮濂至京，判死，皇后、太子救，安置茂州（今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次年行至夔州（今重慶市奉節縣）去世。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復其官。武宗正德年間追謚文憲。

宋濂自幼勤奮好學，《明史》本傳記載説：宋濂“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曆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咸以委濂。”所以，被“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實明初一代文宗。

2．宋濂全集

宋濂著作，元時已有編輯刊印。經明、清至民國，又有多種詩文集刊刻行世。1999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羅月霞主編的校點本《宋濂全集》。該校點本，彙輯歷代各種版本所收宋濂詩文，其中《潛溪前集》與《潛溪後集》以明太祖洪武初年刊刻本爲底本、《宋學士文集》以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張刊刻本爲底本，參校衆本，釐正文字，另外還輯補了大量詩文。該校點本卷首有全書總目録，其後編次：正集一百卷，收《潛溪集》二十卷、《宋學士文集》七十五卷、《龍門子凝道記》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正集後是輯補與附録。

王春南、趙映林撰《宋濂評傳》。

二．王陽明全集

《王陽明全集》，是明代中期王守仁的詩文集。

1．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8年），初名雲，後改今名，字伯安，明代餘姚（今浙江省餘姚縣）人。嘗築室於浙江紹興會稽山的陽明洞，自號陽明子、陽明山人，世稱陽明先生。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後改任兵部主事。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抗章救戴銑等人忤違宦官劉瑾，被謫貶貴州龍場驛丞。瑾誅，調任廬陵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鴻臚卿。十一年（1516年），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南康、贛州。十三年，以鎮壓南方各地反抗鬥爭之功升任右副都御史。十四年（1519年），明朝宗室寧王朱宸濠在江西起兵反叛，王守仁以平叛功拜南京兵部尚書。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嘉靖七年病卒。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追贈新建侯，謚文成。

王守仁從政，兼具文武之才。早年就曾遊覽居庸關、山海關等邊地關隘，關注邊地安全。弘治後期，曾向孝宗條陳邊務八事，提出“蓄財以備急”、“舍短以用長”、“簡師以省費”、“屯田以足食”、“行法以振威”、“敷恩以激怒”、“捐小以全大”、“嚴守以乘弊”等主張，以加强邊防。他先後領導指揮了對閩、粤、湘、贛等地農民與廣西邊民反抗鬥爭的武裝鎮壓，還平定了寧王朱宸濠的叛亂。王守仁從政任職期間，也曾提出一些減輕人民負擔、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

王守仁的主要成就，是在哲學方面。他專注於心學，領悟到“格物致知”的道理，認爲“聖人之道，吾心自足”，所以一切只需“求諸於心”，從而建立起他自己的心學體系。王守仁認爲，天下無心外之物，無心外之理，心爲天地萬物之本源，而又在這裏引進孟子的“良知”説(14)，提出心也叫“良知”，又稱“天理”，指先天的道德觀念。也就是説，王守仁認爲，“良知”是先天的、人人具備的、不教自能的道德品質，既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的原則，也是自然界天地萬物賴以存在的根據。王守仁把社會的治亂歸之於人心的善惡，道德的好壞，認爲要想把國家治理好，使社會安定，重要的是治人心；要治人心，就必須倡導去人欲、存天理的“致良知”學説。王守仁的“致良知”，根據《傳習録（下）》記載，其弟子概括爲四句話：“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王守仁把這種“致良知”的功夫稱爲“致知格物”，而心外無物，所以，認識的源泉不在外部的客觀世界（外物）而在心内，對象也不是外部的客觀世界而是自己的“良知”，即心不僅是認識的主體，同時也是認識的對象，也就是説，在本體論方面心是事物的源泉，在認識論方面心又是是非的標準。顯然，上面所引對“致良知”概括的四句話，也可視爲是對王守仁心學思想的總體表述。

2．王陽明全集

王守仁的講學語録與詩文著作，在其生前已有編輯，《傳習録》、《陽明文稿》等先後刊刻印行。王守仁去世後，門人錢德洪、鄒守益、歐陽德、王畿等人繼續廣泛搜輯遺稿，在嘉靖年間陸續刊刻《陽明先生文録》（包括《正録》、《别録》、《外集》三種）二十四卷、《文録續編》六卷、《陽明先生年譜》七卷。王守仁子王正億撰《陽明先生家乘》三卷（後改編爲《世德紀》及《世德紀附録》各一卷）。至穆宗隆慶六年（1572年），御史謝廷傑巡按浙江，彙集錢德洪等人搜集編訂《傳習録》、《文録》、《别録》、《外集》、《續編》、《年譜》、《世德紀》以及王守仁門人、友人、朝廷官員撰寫的《論年譜書》、奏疏、祭文、行狀、墓誌銘等，整合彙輯，編爲一書，題名《王文成公全書》。《全書》三十八卷，分爲六類，即：《語録》三卷，《文録》五卷，《别録》十卷，《外集》七卷，《續編》六卷，《附録》七卷（包括《年譜》三卷、《年譜附録》二卷、《世德紀》一卷、《世德紀附録》一卷）。隆慶謝本以後刊印的題名爲《王文成公全書》、《陽明全書》、《王陽明全集》的三十八卷本，大都依據隆慶謝本翻刻或排印。

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吴光、錢明、董平、姚廷福等四人編校標點的《王陽明全集》。該本以隆慶謝本爲底本，參校衆本，整理校點。其編次對原本略有調整，其内容比原本有所增補，編爲四十一卷，書末附錢明撰《〈陽明全書〉成書經過考》。

張祥浩撰《王守仁評傳》。

三．張太岳集

《張太岳集》，是明代張居正的詩文集。

張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號太岳，明代荆州府江陵縣（今湖北省江陵縣）人。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歷仕世宗、穆宗、神宗三朝，累官右中允、國子司業、侍講學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任《世宗實録》總裁，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太子太師。神宗即位，爲内閣首輔，主持國政。神宗萬曆十年（1582年）卒，謚文忠。

張居正死後，家遭籍抄之禍，文稿散佚不少。張集於萬曆末年由其子張嗣修編纂，刊刻行世，編次以詩、文、書、奏爲序，凡四十六卷；最後以張居正的《行實》一篇附之，總成四十七卷，題名《張太岳集》。書中所收詩文，皆從政以後之作。所以，沈鯉在所寫《序》之開篇就指出：“太岳張公集若干卷，即公之相業也。”

張居正的著作，除文集外，尚有《書經直解》十三卷、《太岳雜著》一卷、《帝鑑圖説》不分卷等。

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張太岳集》，據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明代萬曆末年刊《張太岳集》四十七卷本影印，並以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上海圖書館藏鄧氏刻本配補。

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張舜徽、吴量愷主編《張居正集》。本書以田楨刻本爲底本，參考明代萬曆本與鄧刻本、陶刻本及其他相關書籍而成的校點注釋排印本，全書四十八卷，分編四册：一爲奏疏，二爲書牘，三爲文，四爲詩、《女誡直解》及附録。

劉志琴撰《張居正評傳》。

四．澹園集

《澹園集》，是明代焦竑的詩文集。

1．焦竑

焦竑（1540～1619年），字弱侯，又字從吾、叔度，號漪園，又號澹園，明代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人。應童子試獲第一名，鄉試合格爲舉人。此後，先後七次赴京會試皆不第，直到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年）第八次會試才考中進士，並獲殿試第一名，成爲本科狀元。這一年，焦竑已五十歲。授官翰林院修撰，參與修撰國史，爲他日後編纂《國朝獻徵録》、《國史經籍志》奠定了基礎。在此其間，曾任皇長子朱常洛東宫講官。二十五年（1597年），因事謫福寧州同知。二十七年全國官員治績考察，得“浮躁”評語，被“鐫秩”(15)。於是，焦竑棄官回家，從此隱居不出，專以講學著述爲事。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在八十歲的生日無疾而終。福王時，追謚文端，後改謚文憲。

焦竑讀書勤奮，知識淵博。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始從耿定向、史惺堂學習心性之學，由此步入明代理學家的行列。焦竑主張率性而行，學貴自覺自得，反對依傍前人，思想禁錮。對待理、欲的態度，已不再堅持“存天理，滅人欲”之説，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人欲的合理性。焦竑的政治思想，主張加重朝廷威嚴，嚴明禮樂法度；關心國計民生，主張節用賑災，施行實惠之政。焦竑對道、釋的態度，主張道、釋、儒“三教合一”，意在融道、佛於儒，以充實壯大儒學理論體系。焦竑在考據學、史學、文學等方面，也都取得突出的學術成就。

在明代的學者中，以學問淵博著稱者，首推楊慎，次歸焦竑。焦竑著述宏富，門人衆多，早在中第之前已遐邇聞名。焦竑是嘉靖、隆慶、萬曆時期士林領袖人物之一，在明代學術思想史上佔有較爲重要的地位。

2．澹園集

焦竑一生勤於著述，著作宏富，有學術專著、讀書筆記、文獻史料輯録彙編、古籍校訂注評、詩文集等，獨立成書者就有五十餘種，其中重要者有《老子翼》、《莊子翼》、《易荃》、《焦氏筆乘》、《類林》、《玉堂叢語》、《國朝獻徵録》、《國史經籍志》、《俗書刊誤》等。諸散篇詩文，輯彙合編，即《澹園集》。今存《澹園集》版本，主要有明代萬曆年間刻本與民國初年《金陵叢書》本兩種。《澹園集》原有正、續、别三集，别集世無傳本，故今僅存正、續二集。正集所收詩文，以焦竑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貶官以前的作品爲主，有奏疏、序跋、信劄、傳記、行狀、墓誌、詩詞文賦以及講學文稿等。續集内容，與正集相仿，只是時間上以焦竑退隱金陵以後的作品爲主。

1999年，中華書局出版李劍雄整理校點本《澹園集》。此本以《金陵叢書》本爲底本，校以萬曆本，擇善而從。校點本計有“正集”四十九卷，“續集”二十七卷，共七十六卷。校點者輯録佚文得序跋及書信手稿近四十篇，編《焦竑年譜（簡編）》，撰《焦竑著述小考》，皆作爲“附編”編於書末。

李劍雄撰《焦竑評傳》。

第七節　清别集與歷代部分詩文别集簡録

本節介紹：一、漁洋精華録。二、方苞集。三、嘉定錢大昕全集。四、歷代部分詩文别集簡録。

一．漁洋精華録

《漁洋精華録》，是清初王士禎的詩作選集。

1．王士禎

王士禎（1634～1711年），字貽上，號阮亭，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今山東省桓臺縣西）人。本名士禛，爲避雍正帝胤禛名諱，去世十一年後追改其名爲士正，去世六十四年後又改爲士禎。順治十二年（1655年）進士，歷任揚州推官、翰林院侍讀入值南書房、國子監祭酒、刑部尚書等職。康熙五十年（1711年）卒。乾隆三十年（1765年）追謚文簡。

王士禎學問洽博，熟諳典章制度，能詩善文，而尤以詩著，“以詩受知聖祖”(16)，康熙朝“以詩學爲海内宗師”，主盟詩壇“四十餘年”(17)。王士禎論詩，以神韻爲宗，同時也反對豔麗詩風。他的詩歌創作，可以分爲前後兩個時期。早年，寫了一些反映社會現實、同情人民疾苦的詩作，也有一些感慨前朝往事之篇。中年以後，詩作内容則以歌頌朝廷威德、流連風景、詠懷古跡及應酬贈答者爲多，雖間有諷刺或寄託之篇，但多脱離現實，缺乏社會内容。王士禎的詩歌創作，體現了他的詩論主張。他强調神韻、過求典雅的藝術風格，專飾外表、忽略内容的創作實踐，適應了清廷粉飾其統治現實的需要，反映出清初詩風從現實主義向形式主義的轉變。

王士禎一生著述豐富，《四庫全書總目》著録他的著作二十九種，另有他所選編的詩集數種。

2．漁洋精華録

王士禎以詩名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仿南宋黄庭堅的《山谷精華録》編訂自己詩作的《精華録》，先委託門人初選，然後由王士禎親自審定。從王士禎寫的三千餘首詩作中選一千六百餘首，按古今體分爲十卷，其中古體詩四卷，今體詩六卷。《精華録》所收之詩，自當爲王士禎一生所寫詩作的精華，它更集中地展現了作者的創作思想與創作風格。

雍正年間，出現兩種《精華録》注本：一是惠棟撰《漁洋山人精華録訓纂》，一是金榮撰《漁洋山人精華録箋注》。惠、金二家注各具特色。惠注，其體例仍依原本分古今體爲十卷依次前後編排，但他加了目録並在上面注明具體篇目産生的年份與原在何集。金注，其體例打亂了原本編排順序，重新以編年不分體的形式分爲十二卷，將詩原在集名注在編年後。

1992年，齊魯書社出版伍銘校點整理的横排簡體字本《漁洋精華録集注》，收詩一千七百首。該校點整理本收惠、金二家注，體例兼采二家之長：用金注十二卷編年編排（自順治十三年至康熙三十五年），用惠注篇後注形式，合二注於一書。

二．方苞集

《方苞集》，是清代方苞的詩文集。

1．方苞

方苞（1668～1749年），字鳳九，又字靈皋，號望溪，安徽安慶府桐城縣（今安徽省桐城縣）人。唐熙四十五年（1706年）進士。五十年（1711年），戴名世所撰《南山集》案受牽連逮下詔獄。五十二年判決此案，方苞由康熙帝特批寬宥免治，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不久移直蒙養齋，編校樂律曆算諸書，方苞與徐蝶園承修樂律。六十一年（1722年），任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年間，歷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内閣學士兼吏部侍郎、充《一統志》館總裁與《皇清文穎》館副總裁。乾隆元年（1736年），命再直南書房，且充《三禮義疏》館副總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四年，充“經史館”總裁。七年（1742年），請求解職歸里，從此居家著書。十四年（1749年），卒於家，年八十二。

方苞“篤學修内行，治古文，自爲諸生，已有聲於時”(18)。人見其文，歎爲“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19)。後得萬斯同指教，於是輟古文之學，一意求經義焉。”(20)方苞注力經學，一以宋儒程、朱爲宗。

清代中期，文壇上出現一個古文散文學派，主要作家，首推方苞，繼有劉大櫆、姚鼐等人，因爲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世稱這一散文學派爲桐城古文學派。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論，是由方苞開始建立起來的。方苞繼承明代歸有光的“唐、宋派”古文傳統，提出“義法”主張。方苞的義法論，就其文論概念整體言之，是指根據義法撰寫的有内容、有條理、結構嚴謹的文章。將義、法兩種概念分别言之，則義、法二者一經一緯，相輔相成，主次關係十分明確，即依義立法，由法見義；作爲文論概念，經指内容，緯指形式，則是要求内容與形式的統一，且形式服從於内容。方苞義法論的文論主張，一傳劉大櫆，再傳姚鼐，於是形成桐城古文學派。桐城派形成之後，曾在文壇風靡一時，且其影響直至清末。方苞作爲桐城古文學派的初祖，在清代文學發展史上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

2．方苞集

方苞一生著述豐富，獨立成書之作有《周官集注》、《儀禮析疑》、《禮記析疑》、《春秋通論》、《左傳義法舉要》、《四書制義選》、《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等。散篇詩文，於方苞生前已有彙輯。方苞去世後，子孫及門人陸續以收藏及搜求到的方苞文稿彙刻。直到咸豐元年（1851年），桐城戴鈞衡廣泛搜求已刊與未刊的方苞詩文，編輯彙刻，題名《望溪先生全集》。此本較前刊諸本皆稱完備。

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劉季高用上海涵芬樓景印咸豐元年刊本校點的《望溪先生全集》，書名改題爲《方苞集》。校點本《方苞集》編次：（一）《方苞集》，十八卷。（二）《方苞集》集外文，十卷。（三）《方苞集》集外文補遺，二卷。（四）附録：方苞年譜、文目編年、諸家評論、各家序跋等。

三．嘉定錢大昕全集

《嘉定錢大昕全集》，是清代錢大昕的詩文著述全集。

1．錢大昕

錢大昕（1728～1804年），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晚稱潛研老人。江蘇嘉定（今上海市嘉定縣）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擢右春坊右贊善，累充山東、湖南、浙江等地的鄉試正副考官。後任翰林侍讀、侍講學士，擢詹事府少詹事，充河南鄉試主考官，提督廣東學政。乾隆四十年（1775年），四十八歲，歸鄉奔父喪，不復出，從此步出仕途。歸鄉之後，除服喪與患病家居數年，其餘時間全部用於主持書院，授徒著述。先後主持鐘山書院（在今江蘇省南京市）四年、婁東書院（在今上海市松江縣）四年、紫陽書院（在今江蘇省蘇州市）十六年。王昶撰《詹事錢君墓誌銘》：“歸田三十年，歷主鐘山、婁東、紫陽三書院，而在紫陽至十六年之久。門下士積二千餘人，其爲臺閣、侍從、發名成業者不可勝計。蓋皆欽其學行，樂趨函丈，即當事亦均以師道尊禮之。”錢大昕在《潛研老人自題像贊》中説：“官登四品，不爲不達。歲開七秩，不爲不年。插架圖籍，不爲不富。研思經史，不爲不勤。因病得閑，因拙得安。亦仕亦隱，天之幸民。”這，可以視爲錢大昕對自己一生的概括與總結。

錢大昕是清代的漢學大師，乾嘉學派的鉅子。錢大昕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王引之撰《神道碑銘》分述錢大昕的學術成就云：“精研經訓，尤篤好史籍，通六書、九數、天文、地理、氏族、金石，熟於歷代典章制度、政治臧否、人物邪正，著書三十五種，合三百餘卷。”錢大昕的學術既博且精，有清一代罕出其右。當時學者江藩在所撰《漢學師承記》中總評之曰：“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群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

2．嘉定錢大昕全集

錢大昕一生著述豐富，自乾隆後期開始，陸續刊刻印行。編輯錢氏全部著述彙刻爲一書，始於清代嘉慶十一年（1806年）至十二年間錢氏家刻本《潛研堂全書》，錢大昕次子錢東塾編，該本收書，史部十三種，子部二種，集部二種，共十七種。

清代光緒十年（1884年），長沙龍氏家塾刻本《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在嘉慶錢氏家刻本的基礎上增收五種，收錢氏著述凡二十二種。

1997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在光緒龍氏刻本的基礎上又增收十三種，收錢氏著述凡三十五種。全書由正文、輯録、傳記資料組成。正文爲錢大昕本人著述，並附《竹汀居士年譜續編》與《行述》。“輯録”收他人所輯詩文。“傳記資料”收錢大昕傳記、墓誌銘等。正文按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編排。爲避免全書篇幅過大，體例龎雜，錢大昕參預編纂的《乾隆鄞縣志》、《嘉慶長興縣志》等皆未收入。

張濤、鄧聲國撰《錢大昕評傳》。

四．歷代部分詩文别集簡録

1、《曹操集》，中華書局1959年編印。書末附“曹操年表”與“曹操著作考”。

又，《曹操集譯注》，安徽省亳縣《曹操集》譯注小組撰，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2、《王粲集》，東漢末年王粲的詩文集，俞紹初校點，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本書是《王粲集》的新輯本，附有《英雄記》與新撰《王粲年譜》。

3、《建安七子集》，俞紹初新輯、校點，中華書局1989年出版。

4、《王弼集校釋》，樓宇烈撰，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

5、《阮籍集校注》，陳伯君撰，中華書局1987年出版。本書是《阮籍集》的第一個全書詩文皆作校注的印本。書末附阮籍年表。

6、《陸機集》，西晉陸機的詩文集，中華書局1982年校點出版。

7、《嵇康集注》，晉代嵇康的詩文集，郭全藝注，黄山書社1986年出版。

8、《鮑參軍集注》，南北朝鮑照的詩文集，錢仲聯增補集説校，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出版。

9、《庾子山集注》，南北朝庾信的詩文集，清代倪璠撰，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

10、《江文通集彙注》，南北朝江淹的文集，明代胡之驥注，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

11、《陳子昂集》，唐代陳子昂的詩文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0年出版。書末附《年譜》。

又，彭慶生撰《陳子昂詩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12、《王梵志詩校輯》，張錫厚校輯，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王梵志是唐初民間詩人。本書依據敦煌遺書二十七種不同版本及散見於唐、宋詩話、筆記、小説中的王梵志佚詩，校釋編輯，分編六卷，收詩三百三十六首。這是目前輯録王梵志詩最多的本子。

13、《高適集校注》，唐代高適的詩文集，孫欽善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

又，《高適詩集編年箋注》，劉開揚撰，中華書局1981出版。

14、《張籍詩集》，唐代張籍的詩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出版。

15、《劉禹錫集》，唐代劉禹錫的詩文集，中華書局1990年出版整理校點本。

又，《劉禹錫詩集編年箋注》，蔣維崧、趙蔚芝、陳慧星、劉聿鑫撰，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16、《元稹集》，唐代元稹的詩文集，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

17、《李賀詩集譯注》，唐代李賀的詩集，徐傳武譯注，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又，《李賀研究資料》，陳治國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

18、《李商隱詩歌集解》，唐代李商隱的詩集，劉學鍇、余恕誠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出版。

又，《李商隱資料彙編》，劉學鍇、余恕誠、黄世中編，中華書局2001年出版。

19、《温飛卿詩集箋注》，唐代温庭筠的詩文集，清代曾益等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20、《唐集叙録》，萬曼撰，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本書是作者所寫唐人一百〇四種詩文集内容提要的彙編。

21、《李璟李煜詞》，五代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的詞集，詹安泰編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出版。

22、《樂章集校注》，北宋柳永的詞集，薛瑞生校注，中華書局1994年出版。

23、《珠玉詞》，北宋晏殊的詞集。本書收晏詞一百三十六首。在幾種印本中，以唐圭璋編《全宋詞》爲最完備。

24、《周敦頤集》，北宋周敦頤的文集，中華書局1990年出版。

25、《二程集》，北宋程顥、程頤兄弟二人的合集，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

26、《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北宋梅堯臣的詩文集，朱東潤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27、《蘇舜欽集》，北宋蘇舜欽的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28、《張載集》，北宋張載的文集，中華書局1978年出版。

29、《李覯集》，北宋李覯的詩文集，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

30、《張耒集》，北宋晚期張耒的詩文集，中華書局1990年校點出版。

31、《陳與義集》，兩宋之交陳與義的詩文集，中華書局1982年校點出版。

32、《李清照集》，兩宋之交李清照的詩文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出版。

（1）《李清照集校注》，王學初撰，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出版。

（2）《李清照資料彙編》，褚斌傑、孫崇恩、榮憲賓編，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

33、《陸游集》，南宋陸游的詩文集，中華書局1976年出版。本集收陸游《劍南詩稿》八十五卷、《渭南文集》五十卷、《放翁逸稿》上下卷。

（1）《放翁詞編年箋注》，夏承燾、吴熊和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2）《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陸游卷》，孔凡禮、齊治平編，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

34、《稼軒長短句》，南宋辛棄疾的詞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

又，《稼軒詞編年箋注》，鄧廣銘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

35、《陸九淵集》，南宋陸九淵的詩文集，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

36、《陳亮集》（增訂本），南宋陳亮的詩文集，鄧廣銘校點，中華書局1987年出版。

又，《龍川詞校箋》，夏承燾校箋，牟家寬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37、《葉適集》，南宋葉適的詩文集，中華書局1961年出版。

38、《白石詩詞集》，南宋姜夔的詩詞集，夏承燾校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本書中有十七首詞旁注當時的工尺譜，爲目前僅存宋詞樂譜。

又，《姜白石詞編年箋校》，夏承燾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39、《文天祥全集》，南宋末年文天祥的詩文集，中國書店1984年出版。

40、《宋集珍本叢刊》，主編舒大剛，副主編吴洪澤、尹波、陳建華。全套十六開本精裝一百〇八册，北京·綫裝書局2004年影印出版。本叢刊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纂的《儒藏》。

41、《元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陸峻嶺編，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42、《震川先生集》，明代歸有光的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43、《袁宏道集箋校》，明代袁宏道的詩文集，錢伯城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44、《海瑞集》，明代海瑞的詩文集，陳義鍾編校，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

45、《徐渭集》，明代徐渭的詩文戲曲集，中華書局1999年出版。

46、《史可法集》，明末史可法的詩文集，羅振常校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

47、《明别集版本志》，崔建英輯訂，賈衛民、李曉亞整理，中華書局2006年出版。

48、《孔尚任詩文集》，清代孔尚任的詩文集，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

49、《小倉山房詩文集》，清代袁枚的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50、《戴震文集》，清代戴震的詩文集，中華書局1980年校點出版。

51、《魏源集》，清代魏源的詩文集，中華書局1976年出版。

又，李瑚撰《魏源詩文繫年》，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52、《龔自珍全集》，清代龔自珍的詩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

53、《譚嗣同全集》，清末譚嗣同的詩文集，全二册，蔡尚思、方行編纂，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

54、《康有爲全集》，清末康有爲的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出版。

55、《飲冰室合集》，清末民初梁啟超的詩文集，中華書局1936年出版；1989年影印出版時，將原訂四十册合併裝訂爲十二册，前五册收文集四十五卷，後七册收專集一百〇四卷。

56、《清人文集别録》，張舜徽撰，中華書局1963年出版；又，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書是作者所寫清人六百種文集内容提要的彙編。

57、《清人别集總目》，李靈年、楊忠編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58、《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王重民、楊殿珣等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出版。本書於1931～1934年編成，1935年由前北平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這是國内第一部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全書著録四百二十八種清人别集、十二種清人總集所有文章篇目。

59、《四庫全書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學術文之部）（全三册），臺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四庫全書》索引編纂小組編撰，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出版。

60、《羅雪堂先生全集》，共七編，全一百四十册，清末民初羅振玉的著述集。臺灣文華出版公司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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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曹植撰《與楊德祖書》。

(2) 《三國志·陳思王植傳》。

(3)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4) 《宋史·藝文志》著録“王洙注《杜詩》三十六卷”，南宋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卷十七即已指出“世有爲之注者數家，率皆鄙淺可笑，有託原叔名者，其實非也”。原叔，王洙字。

(5) 白居易撰《與元九書》。

(6) 萬曼撰《唐集叙録·白氏文集》，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

(7) 柳宗元撰《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載《柳宗元集》卷三十四。

(8)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三《臨川集》提要。

(9) 以上引文，見《答謝民師書》。

(10) 宋代何薳撰《春渚紀聞》引蘇軾語。

(11) 成化程宗本李紹序。

(12) 朱熹撰《上宰相書》。

(13) 《金史·元好問傳》。

(14) 孟子從“性善論”出發，於《孟子·盡心上》提出：“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15) 《明史》本傳。鐫秩，謂降級或降職。

(16) 《清史稿》本傳。

(17) 林佶撰《漁洋精華録·後序》。

(18) 《清史稿》本傳。

(19) 清代蘇惇元撰《方苞年譜》引李光地語。

(20) 蘇惇元撰《方苞年譜》。

第四章　集部主要文獻（下）——詩文評

第一節　《文心雕龍》與《詩品》

一．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是南朝齊、梁時人劉勰撰寫的一部中國古典文學理論專著。

1．劉勰

劉勰，字彦和，東莞莒人。東莞郡莒縣，在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郡，南朝宋時屬宋，齊、梁時屬北朝魏，齊、梁於京口（今江蘇省鎮江市）僑置東莞郡，故劉勰實居京口。生卒年不詳。根據《梁書》本傳的簡略記載與《文心雕龍·序志》叙述的一些，劉勰的生年，當在南朝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前後。勰早孤，篤志好學，家境貧寒，未婚娶，依定林寺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於是區别部類，抄録而編次之。劉勰三十多歲始撰《文心雕龍》，數年書成，適值由齊入梁之際。梁之初年劉勰步入仁途。梁武帝天監初年，朝廷徵召爲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轉任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有清績。授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宫通事舍人。梁武帝天監十六年（517年），建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祭祀不再用牲腥、脯脩，用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果，自此至梁亡諸廟遂不血食。七廟饗薦已用蔬果，但二郊農社猶有犧牲。於是劉勰上書，言二郊等應與七廟同，祭享不再用犧牲而改用蔬果。皇帝下詔討論，采納了劉勰的意見。劉勰由此升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而後，受命在定林寺撰經證。事情結束，遂於定林寺出家爲僧，改名慧地，出家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劉勰的去世時間，當在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前後。如此，則劉勰享年約在五十六七歲(1)。

2．文心雕龍

文學理論是對文學創作經驗的總結。自先秦至兩漢，文學得到很大發展，不僅有騷賦詩歌這樣的文學作品，各種史哲著作中也都藴涵大量的文學成分，子書如《論語》、《孟子》、《莊子》、《荀子》等，史書如《左傳》、《史記》、《漢書》等，又都是後世公認的文學名著。東漢末年，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及其周圍出現的一批文人所進行的文學創作，使文學出現繁榮發展的跡象，史稱“建安文學”。魏、晉時期，延繼建安餘緒，詩文創作盛勢不減。至南朝宋文帝時設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館，文學成爲學術領域的獨立一類與儒、玄、史三學並列，反映了文學地位的提高。隨著文學的發展，文學評論也發展起來，魏、晉以來，不少學者撰寫文學評論方面的論著，如曹丕的《典論·論文》、曹植的《與楊德祖書》、應瑒的《文質論》、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别論》、李充的《翰林論》等，都是這方面的重要著作。建安文學之後，文學的發展受到玄學的影響，老、莊與佛、道思想逐漸彌漫魏、晉文壇，山水詩得到發展，過分追求文辭華麗豔美的形式主義也隨之成爲時尚。這種脱離現實生活的浮靡文風，需要文學評論的批判予以糾正。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需要理論性的總結，現實的不正文風需要通過文學批判將其引回正途，今後的文學發展需要正確的文學理論進行指導，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劉勰撰寫了《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全書有論文五十篇，根據《序志》所言，分爲上、下二篇：首篇《原道》至《定勢》凡三十篇爲上篇，《情采》至《程器》凡十九篇爲下篇，則末篇《序志》爲全書之序，自然不當計入上、下篇之内。根據各篇論述内容，全書五十篇可以分爲五個部分：（一）書序，即末篇《序志》，主要説明作者撰寫本書的動機、目的及本書的主要内容。（二）總論，即一（《原道》）至四（《正緯》）凡四篇，主要闡述撰寫本書遵循的原則。（三）文體論，即五（《辨騷》）至二十五（《書記》）凡二十一篇，論述三十五種文體的體裁特徵、寫作方法及發展概況。（四）創作論，即二十六（《神思》）至四十三（《附會》）凡十八篇，論述與文學創作有關的諸多問題，如藝術構思、風格與個性、繼承與革新、内容與形式、文學與現實及各種藝術方法、修辭技巧等，皆有專題論述。（五）批評論，即四十四（《總術》）至四十九（《程器》）凡六篇，論述文學評論的諸問題，如作者的才與德、作品的優與劣、文學評論的困難、文學評論的標準等。《文心雕龍》彙集材料豐富，涉及問題廣泛，寫作結構嚴謹，理論體系完整，是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的名作。特别是，宋代以來，“詩話”之類的文學評論成了中國古典文學理論著作的主要形式，《文心雕龍》一類的文學理論著作此後幾無繼響，從這個意義上説，更顯出《文心雕龍》在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方面的地位及學術價值。

《文心雕龍》注本。范文瀾撰《文心雕龍注》，劉永濟撰《文心雕龍校釋》，王利器撰《文心雕龍校證》，詹鍈撰《文心雕龍義證》，黄霖撰《文心雕龍彙評》。

楊明撰《劉勰評傳》，周振甫撰《文心雕龍辭典》。

二．詩品

《詩品》，一名《詩評》，宋後專稱《詩品》，中國第一部詩論專著。南朝梁代鍾嶸撰。

1．鍾嶸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省長葛縣東北）人。生卒年不詳。鍾氏爲潁川望族，鍾嶸出生於一個世宦士族之家。據《梁書》本傳與《南史》本傳記載，鍾嶸自幼好學。南朝齊武帝永明年間（483～493）爲國子生，通《周易》。齊明帝建武初年（元年爲494年），爲南康王侍郎。齊東昏侯永元（499～501年）末年，授司徒行參軍。502年，梁革齊命，梁武帝天監初年（元年爲502年），梁雖滅齊初建，卻不見新始之舉，而多仍前弊，鍾嶸上書言之，敕付尚書議行。調任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列爲寧朔記室，專掌文書。後爲西中郎晉安王記室。不久，在官位去世。鍾嶸的卒年，難以詳考，當在染武帝天監十二年（513年）沉約卒後的數年之間。

2．詩品

《詩品》是一部評論自漢至梁初詩歌的論詩專著。詩歌的發展，由四言而五言。自漢末至南朝齊、梁時期，五言詩已發展成爲詩歌創作的主要詩體形式。鍾嶸對五言詩似情有獨鍾，認爲五言詩最有滋味，是“指物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的詩體形式，最受廣大作者與讀者的歡迎，頗爲符合時代潮流。所以《詩品》品詩，專品五言詩。所評詩人一百二十三人。評人之詩，分爲三等，稱爲品，全書分編上品、中品、下品三部分。上品古詩與十一位作家，中品三十九位作家，下品七十三位作家。卷首有序，有的傳本序文分爲三部分，分置三品之前。

《詩品》通過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與卷首總序，闡述了作者的詩學理論。《詩品·序》是一篇重要的詩歌理論文章，從引發詩興的現實生活到詩人感物動情，創作詩篇，以至讀者讀後受到影響，産生作用，論述了與詩歌創作有關的全過程。《詩品·序》闡述的詩學觀點，成爲《詩品》三品論詩的基本依據與理論基礎。鍾嶸認爲，詩歌創作源於生活。皆由外界客觀事物的觸發有感而詠作，一年四季遞進寒暑的變化使人有所感觸而吟詠成詩，社會生活的複雜多變使人有感作詩而抒發歡悦哀怨的情懷。因物而感，有感而發，發而成詩，吟詠情懷。這種詩學理論，突顯了以下特點：（一）認爲詩歌創作源於客觀事物的感發。這就從理論上批判了脱離生活、空無内容而一味在講究音律上下功夫的形式主義詩學觀點。（二）認爲詩歌是一種吟詠情懷的文體，這就從理論上確定了詩歌在各種不同文體中的特有屬性。《詩品·序》：“夫屬辭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這裏，文體分三：一曰經國文符。治國文書，應該廣引“故事”以資治。二曰撰德駁奏。記叙德行、辯駁奏疏之文，應該儘量稱引過去的功業。三曰吟詠情性。外物動而心有感，有感而發，吟詠成詩。所吟詠者情性而已，無需徵引事實，堆砌掌故。鍾嶸認爲：“經國文符”、“撰德駁奏”等應用文體，是以理服人，所以需要廣徵博引，以加强説服力。詩則不同。詩是“吟詠情性”的文體，要以情動人，所以需要直抒胸臆，描寫自己被感所生的思想感情（情性）。《詩經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孔穎達正義疏解詩之六義云：“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六義”之中，風、雅、頌三義乃詩之寫作體例，賦、比、興三義乃詩之表現手法。鍾嶸主張，在詩的創作方法上，要賦、比、興三義並用。若專用比興或專用賦體，皆會有失弊之患，所以，只有“宏斯三義”，酌而並用，才是詩歌創作最好的表現手法。鍾嶸在論述詩歌創作三義並用的文字裏，提到“味之者”與“聞之者”，二“者”不是指作詩者，而是指讀詩者。這就由作詩者的創作活動轉到了讀詩者的欣賞活動。鍾嶸在三品評詩中亦論及於此。讀者讀詩，受到藝術感染，得到美的享受，可以蕩滌心靈，陶冶情性，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這樣，本始源於人們現實生活的詩歌創作，又回到了人們的現實生活之中。這是鍾嶸詩學理論的重要特色。

《詩品·序》闡述鍾嶸詩學理論，《詩品》品詩是鍾嶸運用《詩品·序》闡述的詩學理論進行詩歌批評的具體實踐。南朝時期，詩風頹靡，詩人寫詩多在講究音律、追求用典等形式技巧上下功夫。鍾嶸希望通過三品品詩，爲人樹起效法的高標，以引導詩風走上健康發展的正途。所以，《詩品》與《文心雕龍》雖爲並世而出的兩部文學理論名作，但其各所側重不同，《文心雕龍》側重文學理論的正面闡發論述，而《詩品》卻主要通過文學批評展現自己的文學主張。鍾嶸三品品詩，雖對詩人詩作的評價多較允當，但也有一些失當之處。如論人皆首叙淵源，其中不免有牽强附會之處；三品論詩，詩人的高低品第，多有失當等。

《詩品》版本。宋、元刻本，今已無存。今存最早刊本是明代刻本，有單行本，也有叢書本：單行本，如國家圖書館藏明代沉氏繁露堂翻刻宋本、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退翁書院抄本等；叢書本，如馮可賓輯刻《續百川學海》本、明世宗嘉靖年間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説》本、何允中輯刻《廣漢魏叢書》本、明代崇禎年間毛晉汲古閣輯刻《津逮秘書》本等。清代，未見單行本，大都收刻在叢書中，如《四庫全書》本、《歷代詩話》本、《增訂漢魏叢書》本、《學津討原》本等。諸本大體相同，所不同者有二：一是分卷，有的全書作一卷，有的編爲二卷，有的分爲三卷。二是序文，有的分編於三品之前，有的總冠於全書卷首。

《詩品》版本雖多，但清代以前未見注本刊行。直到民國時期，才有注本問世。

曹旭撰《詩品集注》。

楊明撰《鍾嶸評傳》（附於書名爲《劉勰評傳》後）。

第二節　詩話詞話曲話與歷代部分詩文評著述簡録

一．詩話

詩話，是評論詩歌、詩人、詩派及記録詩人故實的詩評著作。詩話之源，本於鍾嶸之《詩品》，至宋始有名爲“詩話”之作。延及明、清，詩話日多。詩話作品大都文字少，篇幅小，不便流傳，且易散佚。因此，明代開始有人編輯詩話叢書，至清代則此風尤盛。所編詩話叢書，大致言之，可分爲兩類：一是專類性質的詩話叢書，收詩格、詩式、詩法一類著作；一是綜合性質的詩話叢書，收歷代詩話著作。將從南北朝梁代鍾嶸撰《詩品》直至明、清的歷代詩話類著作的内容上下連貫，就是一部詩學評論史。

（一）歷代詩話吴景旭編

《歷代詩話》，八十卷，清代吴景旭編，京華出版社1998年出版陳衛平、徐傑校點本。

《歷代詩話》論詩，自《詩經》、《楚辭》始，至明朝末年。詩歌按朝代順序分爲十集，其卷次：一、甲集六卷，論詩經。二、乙集六卷，論楚辭。三、丙集九卷，論漢賦。四、丁集六卷，論古樂府。五、戊集六卷，論漢魏六朝詩。六、己集十二卷，前九卷論杜甫詩，後三卷論杜甫譜系。七、庚集九卷，論唐詩。八、辛集七卷，論宋詩。九、壬集十卷，前三卷論金詩，後七卷論元詩。十、癸集九卷，論明詩。

各卷分立條目，以所論詩篇之重要詞語爲標題，先列出所論詩句，再廣引前人論述，最後闡述自己的觀點。後雜采諸書以相考證，有的辨其是非，有的其異同，有的申其未盡，有的補其遺漏。有的無論説而吴景旭自立論者，則只列本詩於前，而以己意發揮之。本書取材繁富，能以衆説互相鈎貫以參考得失。

（二）歷代詩話何文焕編

《歷代詩話》，是一部歷代詩話叢書，清代何文焕編輯，清代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序刊本，又民國十六年（1927年）上海醫學書局印行，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標點本。

何文焕編《歷代詩話》，所收詩話，南朝梁代一種，唐代二種，宋代十六種，元代四種，明代四種，清代一種，共二十八種，五十八卷。所收詩話照顧到各個朝代，從南北朝梁代鍾嶸撰《詩品》直至明代，詩話内容也多爲有代表性的著作。何編《歷代詩話》優點突顯，所以傳佈廣泛，影響較大。

（三）歷代詩話續編

《歷代詩話續編》，是一部歷代詩話叢書，民國初年丁福保編輯，民國五年（1916年）無錫丁氏排印出版，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標點本。

本書爲補何文焕編《歷代詩話》而作。何文焕在《歷代詩話》的序文中曰：“詩話據‘經籍志’所載，存者無幾，就可考者付梓，弗嫌掛漏。”實際上，何文焕所編《歷代詩話》對歷代詩話掛漏頗多。丁福保有感於此，故編此書以補續之。丁氏《續編》所輯詩話，唐代四種，宋代十三種，金代一種，元代二種，明代九種，共二十九種，七十八卷。丁氏所輯，有的詩話是罕見之本，如天一閣藏宋代吴聿撰《觀林詩話》、明抄本宋代曾季貍撰《艇齋詩話》、《永樂大典》本宋代吴可撰《藏海詩話》、抄本明代俞弁撰《逸老堂詩話》等，使這些罕見之本得以存世流傳；有的詩話在輯入本書時丁氏作了改編，如明代楊慎撰《升菴詩話》，因佳本甚少，所以丁氏蒐集諸本改編之後輯入本書；不少詩話爲同類之作中的佳品，在當時以至後來都有一定影響，如記載詩壇掌故的唐代孟棨撰《本事詩》、論述詩藝詩法的唐代齊己撰《風騷旨格》、糾正蘇軾黄庭堅偏重用事押韻流弊的宋代張戒撰《歲寒堂詩話》、專講詩學理論的明代王世貞撰《藝苑巵言》、評論詩人得失的明代陸時雍撰《詩鏡總論》、追溯源流體制的宋代劉克莊撰《江西詩派小序》等。丁氏所輯諸本，對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皆具參考價值。

（四）清詩話

《清詩話》，是一部清代詩話叢書，民國初年丁福保編輯，民國十六年（1927年）無錫丁氏排印出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3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78年重印。

清代是詩話發展的全盛時期，也是利用詩話對中國古典詩學理論進行總結的時期。如王夫之專注研究抒情詩藝術，其詩學見解集中於所撰《薑齋詩話》；葉燮研究心、物關係提出詩歌進化説，其詩學見解集中於所撰《原詩》；王士禎提出神韻説，其詩學見解集中於所撰《帶經堂詩話》；袁枚提出性靈説，其詩學見解集中於所撰《隨園詩話》與《隨園續詩話》；同治、光緒時期對宋代詩風進行的總結性論述，其詩學見解集中於陳衍所撰《石遺室詩話》。詩話理論性内容的充實，大大提高了詩話在文論方面的理論地位，這就更促使諸多學者撰寫詩話，藉以發表自己的詩學見解。也有一些學者傾注於詩話的彙編，編輯了不少詩話叢書。所以清代詩話數量繁夥，多達四百餘種。民國初年，丁福保從中選取四十二種，共五十二卷，編輯爲《清詩話》。

（五）清詩話續編

《清詩話續編》，是一部清代詩話叢書，當今學者郭紹虞編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校點出版。

清代學者撰寫的詩話數量繁多，約有三四百種。民國初年，丁福保曾選編清人撰寫的詩話四十二種爲《清詩話》，被學界所稱道。郭紹虞爲繼丁氏之書的未竟之業，而編纂本書。清人詩話中，除評述歷代作家作品外，也有專述郊游軼事及聲韻格律者，郭書主旨是爲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理論提供參考，所以所選著作一以評論爲主。全書共選輯清人詩話三十四種，其中多有佳作，如毛先舒撰《詩辯坻》、賀貽孫撰《詩筏》、賀裳撰《載酒園詩話》、吴喬撰《圍爐詩話》、張謙宜撰《絸齋詩談》、喬億撰《劍溪説詩》、趙翼撰《甌北詩話》、翁方綱撰《石洲詩話》、管世銘撰《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余成教撰《石園詩話》、潘德輿撰《養一齋詩話》、朱庭珍撰《筱園詩話》等，都頗有真知灼見。

本書由富壽蓀校點。富氏精於詩學，校勘中廣徵群書，對文中引詩引文的脱誤多所補正。歷時五年，校點方竣，足見用力之勤。

（六）中國詩話珍本叢書

《中國詩話珍本叢書》，全二十二册，蔡鎮楚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影印出版。

本《叢書》所收詩話，始宋至清，首部是北宋歐陽修撰《六一詩話》，末部是清代王禮培撰《小招隱館談藝録初編》。計收宋代十一種，元代三種，明代十五種，清代二十八種，共五十七種。

二．詞話

詞，原有曲子詞、樂府、詩餘、長短句等名稱，後統稱爲詞。詞是詩歌的一種形式，産生的時間，雖難確言，但可知者，隋朝已有曲子詞。唐朝詩歌盛行，詞也隨之發展，不僅有民間詞，不少詩人也“倚聲填詞”，李白、白居易、劉禹錫等人都有詞作傳世。至晚唐、五代，詞有了進一步發展，詞這一文學體裁漸達成熟。兩宋是詞發展的全盛時期，詞成爲文壇主流體裁，名家輩出，形成婉約、豪放等各種不同風格的流派。由元至明，雖時有名家名作，但總的來看詞顯中衰之勢。明、清之際，詞漸起衰重振，特别是張綖撰《詩餘圖譜》，使詞的創作由原來的“倚聲填詞”轉向“按譜填詞”，也推動了詞的發展。清代，詞又出現繁榮景象，衆多詞人創作了大量詞作，其中不乏名家名作。隨著詞這種文體的發展，産生了研討詞體、評論詞作的詞學著作。這些詞學著作源於詞作，又推動著詞的發展。整理這份中國古典文學理論遺産，是詞研究工作的一項最基礎工作。彙編詞學著作的意義，由此顯見。

（一）歷代詞話

《歷代詞話》，是一部歷代詞話叢書，當今學者張璋、職承讓、張驊、張博寧編纂，大象出版社2002年出版。

《歷代詞話》所輯之篇，皆按作者所處朝代的順序編排，上起唐、宋，下至清末。全書分編爲上編、下編兩部分，上編收唐宋元明詞話，計有唐宋二十五種，元代四種，明代三十二種；下編收清代詞話，六十七種。全書彙輯歷代詞話一百二十八種。所輯各篇，以内容爲主，主要輯録闡述詞學理論、體制、風格、流派、品評、作法之作，對論述格律音韻、考辨版本諸方面的作品亦適當兼顧。有些雖非詞話之作，如序跋、題詠、劄記、書函等，只要具有詞話性質，亦酌情選録。

（二）歷代詞話續編

《歷代詞話續編》，是一部《歷代詞話》叢書的續編，當今學者張璋、職承讓、張驊、張博寧編纂，大象出版社2005年出版。

《歷代詞話續編》，是爲續《歷代詞話》而作。《歷代詞話》輯收詞學著作至清末。自晚清至民國，中國詞壇又湧現出大批詞人與詞學家，如王鵬運、文廷式、鄭文焯、朱孝臧、況周頤、王國維等人，在詞學上造詣頗深，不僅有許多名篇佳作，而且在詞學的研究上也取得突出成績。民國詞學的發展，可以説是中國古典詞學發展的餘緒，特别是研究詞學的著作，更具有對中國古典詞學發展史進行闡述與總結的性質。所以編纂者在編纂出版《歷代詞話》之後，又編纂出版本書，以續前帙。

《歷代詞話續編》彙輯民國詞話一百一十七種。上起民國初年，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收録原則與編排體例，一仍《歷代詞話》。

（三）詞話叢編

《詞話叢編》，是一部歷代詞評論叢書，民國唐圭璋編輯，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排印本；又，中華書局1993年出版。

本《叢編》收書，宋代七種，元代二種，明代四種，清代三十九種，民國八種，共六十種，一百九十二卷。

三．曲話

曲，是繼詞出現的一種新的詩歌形式。詞，本源民間，後入文人之手，日益追求體式規範、音律優美、文辭雅麗。詞成爲文人的壟斷品之後，逐漸失去社會民衆的基礎。於是，便又從民間興起一種通俗化的新詩體形式，就是曲。曲作爲一種新的韻文體裁，由詞演變而來，明代王世貞在所撰《曲藻序》中就指出“曲者詞之變”。元時，曲步入其發展的全盛時期，成爲元代文壇的主流文學形式，使之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取得唐詩、宋詞、元曲三者并稱的地位。

（一）增補曲苑

《增補曲苑》，是一部歷代曲評論叢書，民國古書流通處輯，民國正音學會增輯。本書在陳乃乾輯《曲苑》與《重訂曲苑》的基礎上編輯增補。

《增補曲苑》收書，自唐代至民國，唐代二種，宋代一種，元代一種，明代八種，清代五種，民國九種，共二十六種，五十五卷。

（二）新曲苑

《新曲苑》，是一部歷代曲評論叢書，任訥編輯。

《新曲苑》收書，自元代至民國，元代三種，明代十種，清代十七種，民國五種，共三十五種，四十七卷。

四．歷代部分詩文評著述簡録

1、《典論論文》，三國魏曹丕撰。

2、《文賦集釋》，西晉陸機撰，張少康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3、《與元九書》，白居易撰。

4、《二十四詩品》，唐代司空圖撰。

（1）《詩品集解》，郭紹虞撰，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出版，後多次重印。本書内容分兩部分，前爲對唐代司空圖撰《詩品》所作集解，後爲對清代袁枚撰《續詩品注》所作輯注。

（2）《二十四詩品譯注評析》，杜黎均撰，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

5、《文鏡秘府論校注》，日本僧人空海（法號遍照金剛，死後追封尊號弘法大師）撰，王利器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

6、《文則注譯》，宋代陳騤撰，劉彦成注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出版。

7、《滄浪詩話校釋》，宋代嚴羽撰，郭紹虞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出版。

8、《宋詩話全編》，吴文治編撰，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

9、《明詩話全編》，吴文治編撰，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又，《全明詩話》，周維德集校，齊魯書社2005年出版。

10、《詞品》，陳穎傑校釋，北方文藝出版社2000年出版。本書收三部詞論著作：（1）宋代王灼撰《碧雞漫志》。《碧雞漫志》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詞論專著。（2）明代楊慎撰《詞品》。《詞品》是一部優秀的詞論著作，對清代的詞學理論影響很大。（3）清代陳廷焯撰《白雨齋詞話》。本書論詞宗旨，主要針對清代詞壇受浙派“清空”詞風流弊影響而發，對清代詞論有很大影響。

11、《藝概》，劉熙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12、《射鷹樓詩話》二十四卷，清代林昌彝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林昌彝（1803～1876年），生當鴉片戰爭前後，對英國侵略中國的行徑切齒憤恨，撰寫《平夷十六策》與《破逆志》闡述驅除英國侵略者的計劃與措施，深得時人歎賞。他在英國侵略者駐地的對面建樓，命名“射鷹樓”，鷹，與“英”諧音，實即“射英樓”。他作詩話，題名《射鷹樓詩話》，書中收録大量反映鴉片戰爭、歌頌中國人民奮起抗擊英國侵略者的詩篇。全書述及詩人約四百人，詩二千餘篇，是研究清詩、特别是研究鴉片戰爭時期詩歌創作的一部重要文獻。

13、《飲冰室詩話》，梁啟超撰，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

14、《人間詞話》，王國維撰，靳德峻箋證，蒲菁補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又，《人間詞話及評論彙編》，姚柯夫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出版。

15、《中國古代文論家評傳》，牟世金主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16、《中國古代文論史》，李鐸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17、《中國古代文論類編》，賈文昭主編，海峽文藝出版社1988年出版。本書六目：（一）創作論。（二）文源論。（三）因革論。（四）文用論。（五）鑑賞論。（六）作家論。

18、《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論學術研究史》，蔣述卓等四人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

19、《中國辭賦發展史》，郭維森、許結撰，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20、《辭賦大辭典》霍松林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21、《中國詩學》，李笑野、張晶撰，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

22、《中國詩史》，陸侃如、馬沅君撰，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出版。

23、《中國歷代詩詞曲論專著提要》，霍松林主編，張連第等編撰，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

24、《詩詞格律集成》，劉茂芳撰，濟南出版社2006年出版。

25、《詞調名辭典》，吴藕汀、吴小汀撰，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出版。

26、《詞律辭典》，潘慎編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7、《中國詞學大辭典》，馬興榮、吴熊和、曹濟平撰，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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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勰生卒年，范文瀾有考證，見范氏撰《文心雕龍注》之《序志》注。

後記

余畢生所孜孜者唯學業，學業所專注者唯國學，國學所從事者唯古書、古文。從事古文研究與教學之學科謂之古代漢語，高校歷史學科古代漢語課謂之“中國歷史文選”，余撰《中國歷史文選》教材1996年出版，2002年作爲“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材系列”之一種出版增訂版，並榮獲北京市2004年高校精品教材獎。從事古書研究與教學之學科謂之古代文獻，本書《國學教程》即余長期從事古代文獻教學與研究之成果。古稀回首，聊可慰藉者，唯此結集一“學”二“古”之拙著得以由課堂傳授學生而走出校門奉獻社會。作爲一名教師，余願足矣。

每念及此，總會想到爲此付出辛勞之家人與熱忱襄助之朋友。夫人王青淑早年畢業於開封師範學院（今河南大學）歷史學系，長期從事中學教育。在家裏，不僅隻身擔負起家務重擔，使余得以專注學業，而且不少文稿皆由夫人謄寫，文稿校樣之校對也大都由夫人承擔，不僅如此，還對文稿時有賜正。余一生所有文稿皆用紙筆撰寫，邊寫邊改，寫好後由夫人謄寫清楚，然後交女兒張英電腦打字，成爲電子稿。女兒利用工餘時間不能畢全功，外甥張志强在大學學習期間，每年寒暑假皆由外地來京幫助電腦打字。《中國歷史文選》完稿，適值北京大學始設教材出版基金，拙著幸運，審準成爲教材出版基金資助之第一批立項出版教材。《國學教程》完稿，幸蒙朋友向出版單位推介，使出版單位得以瞭解本書並給予垂愛，付梓面世。在此，對扶持余學業之家人，熱忱襄助之朋友，及中華書局負責本書出版之先生，一併表示由衷謝忱。

公元2012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