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秦始皇（上下）

引子

一 荆轲刺秦王

两件重礼 一出悲剧

百密一疏 前功尽弃

荆轲死了 还有来者

一个荆轲 众多评说

二 襄公立国

看似“弼马温” 其实很关键

三个任性的天子 把西周给整没了

从卿士到诸侯 抓住机遇是关键

由余建言 称霸西戎

三 穆公东扩

五张羊皮换来两位王佐之才：百里奚与蹇叔

三救晋难 大打政治牌

拉下一个 扶上一个

襄助晋文公 全面合作

不听老人言 失败在眼前

四 孝公变法

魏惠王看走眼 有他后悔的时候

魏国不用鞅 自有用鞅处

政治经济全改革 富国强兵有一套

自古变法多艰难 商鞅为何能成功

五 合纵连横

连横失败落魄受辱 发愤读书重出江湖

东方六国合纵成功 苏秦佩带六国相印

苏秦设局 张仪入套

苏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各个击破：破解统一战线的最好方法

六 昭襄王称霸

昭襄王即位：朝中有人是关键

自魏奔秦 范雎死里逃生

远交近攻 确立统一大计

七 异人奇缘

落魄王孙：看似无缘未必无分

奇货可居 长线投资

抓七寸各个击破 讲利益步步双赢

人生四行 缺一不行

八 生父之谜

难道异人“喜当爹”

异人真是秦始皇的亲爹

吕政赵政 到底谁说得对

《史记》记载有没有被篡改

九 赵姬之乱

赵姬吕不韦再续前缘

找替身金蝉脱壳是上上策

嫪毐弄权 赵政果决灭族

茅焦冒死劝谏 秦王迎回生母

十 吕不韦之死

一封信，一道令：吕不韦自杀

明因与暗因

君权与相权

后果与影响

十一 李斯为政

李斯的“老鼠哲学”

一场间谍案引发的“驱逐门”

一封上书改变命运

一位天才的毁灭

十二 通天大计

先打谁 不单是顺序问题 还有立场

能用钱摆平的就不要用兵

谁该为韩非之死负责

十三 韩氏初兴

实力毁了规则：晋国的丧钟响了

任性再毁规则：种下内乱的种子

战争造就新贵 亡晋势力崛起

十四 三家分晋

欲壑难填：作死

明明可以靠实力 拼的偏偏是智慧

十五 韩国之亡

教国君如何“玩阴的”：改革走错了路

强国环伺 韩国如同待宰羔羊

朝秦暮楚 弱国无外交

十六 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造就辉煌 赵武灵王不一般

宠爱女人废长立幼 赵武灵王一般般

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十七 秦赵之争

完璧归赵：外交斡旋有能人

渑池之会：不仅仅靠外交，还有军事

阏与之战：打仗作战有能人

将相和：团队精神很重要

十八 长平之战

天上掉下的馅饼能吃吗

反间计易将：庸主误国

一个心存幻想，一个纸上谈兵：君臣皆误

十九 邯郸之战

战争是个集体活 缺一不可

信陵君窃符救赵：有了目的，还得有手段

毛遂自荐 胸有成竹

抱团取暖：弱国群殴强敌

虞卿力排众议：洞悉利害

反败为胜 回光返照

二十 赵国之亡

自毁长城 焉能不亡

有才不用 天地不容

黑白颠倒 天不佑助

主次不分 秦国坐收渔利

国土都不要了 死路一条

二十一 水灌大梁

吴起奔楚 痛失全才

商鞅不见用，范雎险丧命：亡国之始

孙膑逃齐 一落千丈

信陵君遭嫉：魏国玩儿完了

二十二 秦灭燕国

祸起刺秦

燕王哙玩儿禅让：玩儿砸了

燕齐相争 秦国得利

鼠目寸光 疲赵自弱

二十三 楚国之亡

王翦大搞心理战

改革虎头蛇尾

鱼烂土崩的无奈

瞎子领路

二十四 不战而降

不抵抗就当亡国奴

方向决定前途

一个女人的治国之道

方向选择是大智慧

二十五 股肱之臣

王翦父子、蒙氏父子：上阵父子兵

尉缭、吕不韦、李斯：人才济济

错误面前不逃避，责任面前敢担当：王者风范

虚心纳谏，宽厚待臣：王者胸怀

二十六 六世余烈

七位英主：老子英雄儿好汉

人才、人才、人才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太多的偶然就是必然

二十七 集权皇帝

始皇帝

奉天承运皇帝

郡县制：集权、集权、集权

二十八 统一制度

书同文

统一货币

一法度 车同轨

二十九 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 防御第一

哭倒长城骂倒秦

贡献与罪过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

三十 生死茫茫

海市蜃楼的仙界诱惑

除了诱惑，我什么都能抵挡

求长生，修陵墓：两手都要抓

三十一 焚书坑儒

秦始皇的一把火

秦始皇的一个坑

焚诗书焚不尽思想 坑术士坑不完怨恨

事与愿违

三十二 秦始皇之死

灾异连连 吓死朕了

预言成真 始皇驾崩

秦始皇是怎么谢幕的

三十三 秘不发丧

臭鲍鱼掩人耳目：内有隐情

秘不发丧：稳定压倒一切

未立太子 权力有真空

逃避立储 迷恋求仙

三十四 沙丘政变

诏书变遗诏 千古遗恨

赵高生贼心：政治漏洞是诱因

赵高三说胡亥：核心是利害

三十五 李斯变节

李斯败阵：又缘利害

李斯变节：趋利避害

到底该谁负责：人性不能考验

三十六 二世诈立

扶苏自杀：信息不对称

蒙恬被囚，胡亥即位：政治制度的“胜利”

蒙氏兄弟被杀：野心是一把屠刀

得益者受害者 可悲可叹

三十七 巩固帝位

装样子壮胆子 做贼心虚

杀手足除旧臣 白色恐怖

历史偶然与必然的偶然联手

三十八 李斯之死

赵高挖坑，李斯中招：阴谋家“赢了”

胡亥发飙，赵高暗算，李斯夷灭三族：内斗开始

流血的仕途

大秦帝国命悬一线

三十九 指鹿为马

赵高指鹿为马，秦二世一命呜呼：内斗升级

上帝想让谁灭亡，必定先让其疯狂：秦二世的死期近了

陈涉起兵，二世被杀：应对乏术

四十 赵高之死

子婴是谁

耍阴谋玩手段 赵高被夷灭三族

赵高是个坏人

四十一 子婴亡国

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寻欢作乐

赵高作威，章邯投降：帝国完了

子婴补天乏力：历史没有给他机会

子婴被杀 大秦帝国灰飞烟灭

四十二 皇陵之谜

时间与人力 都是问题

神秘地宫 秘在何处

秦陵缘何太豪奢

四十三 盗陵毁陵之谜

盗墓嫌疑人之一：项羽

盗墓嫌疑人之二：天下盗贼

盗墓嫌疑人之三：无名氏

毁陵者谁 牧童躺枪

幽幽地宫未见光

四十四 汉儒评秦

洛阳才子纵论秦亡之因

评秦皇入骨七分深

全面否定 服务现实

四十五 唐人论秦

反面教材秦始皇

骄奢罪证阿房宫

郡县制再获评骘

四十六 千古一帝

焚书坑儒：两千年公案渐趋真实

郡县制分封制 又起争议

掀翻一个世界 自是千古一帝

绝对的暴君：民间的声音

四十七 难说再见

统一是最大的贡献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帝国覆灭 原因几何

尾 声

秦皇吟

（代后记）

引子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十三岁即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他自称始皇帝，幻想他建立的帝国能够传至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庞大政权，在几个戍卒首发的反秦起义中轰然倒塌。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造就了惊人的历史反差。

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追溯秦始皇祖先的崛起之路；穿过后世对他的高歌，透过后人对他的唾骂，梳理他纠缠不清的身世之谜。荆轲的匕首与箕踞笑骂，挡不住大秦帝国的金戈铁马，滚滚烟尘中的那柄利剑，势如破竹地挑起了六颗高贵的头颅；焚烧竹简那扭曲跳动的烈焰中，映照出四百余士人在坑边依稀游荡的魂灵；从蜿蜒的长城上吹来的阴山凛冽的寒风，吹不散孟姜女的千年哭咒；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咸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东瀛的千名童男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朝歌夜弦能否唤起他昔日的春梦？骊山的陵墓却永久地隔绝了他的视听。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高呼；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拔剑自刎血沾衣，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大王旗。

“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丁卯集笺证》卷十一《途经秦始皇墓》，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一 荆轲刺秦王

公元前227年深秋的一天，咸阳宫中格外喜庆。秦王政换上了正装，用最隆重的九宾礼（九位迎宾赞礼的官员延引上殿）迎接即将到来的两位使者，这两位使者带来了秦王政梦寐以求的觐见大礼。但是，喜庆十足的场面最后竟然大煞风景，转瞬间定格为中国历史上一出著名的悲剧。那么，哪国的使者让秦王如此高兴呢？他们带来了什么觐见大礼？为什么这场喜庆大典最终又演变成为一出悲剧呢？又是谁导演了这出悲剧？

两件重礼 一出悲剧

这两位使者来自燕国：一位是荆轲，一位是秦舞阳。燕国派来两位使者，为什么能让秦王政如此高兴呢？

原来，这两位使者是燕王的特使，他们是代表燕王前来向秦国投降的。

燕王为什么不亲自来呢？据中间人——秦王政最信任的中庶子（国君的侍从）——蒙嘉说：燕王早被大王吓破了胆，因为这时候，秦国已经将韩、赵、魏等国收入囊中，马上要对燕国开刀了，所以燕王闻风丧胆，不敢与秦军交战，愿举国称臣，做秦国的诸侯，贡奉如同秦国的郡县，只要能保持先王的宗庙。燕王怕得要死，不敢亲自前来，斩了樊於期（wū jī，乌机）的人头，献上督亢（gāng，刚）地图，特派两位使者，携带重礼前来。使者出发前，燕王还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送行仪式，唯大王之命是从。秦王政一听，大喜，于是穿上朝服，用九宾礼会见燕国使者（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举兵以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本书凡引《史记》，均为此本，不再一一注明）。

咸阳宫这一天喜气洋洋，因为荆轲、秦舞阳要向秦王政进献重礼，要举行燕国的受降仪式。什么礼物让秦王如此开心呢？两样东西：一颗人头，一卷地图。

这颗人头不是一般的人头，这张地图也不是普通的地图。

这颗人头是樊於期的人头。

樊於期的人头为什么不一般呢？

樊於期原是秦国大将，因为攻打赵国时打了败仗，害怕秦王政的严惩，所以逃到了燕国，投奔燕国太子丹。太子丹要收留他，但遭到他的老师鞠武的坚决反对，鞠武认为：坚决不能这样办！凭着秦王的残暴劲儿，一旦迁怒于燕国，麻烦大了去了。这简直就是拿肉扔到饿虎经过的路上，即使有管仲、晏子，也不能化解此难（居有间，秦将樊於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史记·刺客列传》）。

太子丹为什么收留樊於期？

因为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时，与樊於期私交甚好，因此他不顾别人劝谏，毅然收留了樊於期。樊於期逃到了燕国，但他的家人还在秦国，秦王政把樊於期全家都杀了，但心里的怒火远未平息，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因此不惜重金悬赏樊於期的人头。

此时，燕国使者将樊於期的人头亲自送来，秦王自然非常高兴。

地图是燕国的督亢地图。督亢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今河北固安、涿州一带。这片区域土地肥沃，是燕国最富庶的地区。秦王政对督亢之地垂涎已久，无奈，秦国始终未能拿到督亢地图。冷兵器时代，地图对作战的意义极大。此时的秦军已经灭了韩国、赵国，陈兵易水，兵临燕国。但是，因为燕国地处偏远，秦国对燕国的地理形势所知甚少。因此，督亢地图对秦王政来说，干系甚大。而且这次是燕国特使来秦廷拱手奉送督亢地图，对于燕国来说即意味着向秦国投降。如果真是这样，燕国的投降意味着秦王政在统一中国的大路上又向前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而且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一步，这大大出乎秦王政的意料，他怎能不心花怒放，怎能不兴奋！所以穿上正装，用最隆重的礼节迎接两位特使（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史记·刺客列传》）。

一切准备就绪，仪式正式开始。

两位燕国使者来到秦宫之中。正使荆轲手捧盛有樊於期头颅的匣子，副使秦舞阳拿着督亢地图，跟随着九位迎宾赞礼官员的导引，走进了威严富丽的秦宫。到了秦廷台阶之下，燕国副使秦舞阳突然面如土色，浑身哆嗦，秦国的大臣们好生纳闷，不知道这位燕使是犯病了还是出现了意外。

原来，这位十三岁就在燕国杀过人、别人都不敢和他正面对视的燕国副使秦舞阳，在燕国耀武扬威，然而身到异地，见秦廷上上下下如此肃穆，戒备森严，想到即将到来的惊险场面，想到即将面临的后果，他内心积聚的勇气顷刻间土崩瓦解，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

秦舞阳的反常表现不仅让秦王政，而且让朝廷大臣都很纳闷，心生疑窦。不过荆轲非常镇定，他回头看了看秦舞阳，看到他吓得面如土色、战栗不止的熊样，笑了，这一笑立刻缓解了当时的紧张气氛，然后他继续笑着对秦王政解释说：北方偏远蛮夷之地的粗人，没见过什么世面，从来没有亲身感受大王的威风，没有经历过如此威严壮观的场面，所以怯场了。希望大王宽容他，让他能在大王面前完成出使的任务。

听了荆轲的解释，秦王政看了看镇定自若的荆轲，又看了看浑身哆嗦不止的秦舞阳，若有所思地说：荆轲，你拿着秦舞阳手中的督亢地图上殿吧。

荆轲从秦舞阳手中接过督亢地图，步履沉稳地走上了秦廷，在与秦王零距离接触时，缓缓展开了督亢地图。这幅督亢地图是卷轴，需要一点一点地展开。当督亢地图完全展开后，卷轴中心赫然露出一把锋利的匕首。

看见匕首，秦王大吃一惊，此时荆轲的左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秦王右臂的袖子，右手也一下子握住了带有剧毒的匕首，对着秦王的胸膛直刺过去。

这把匕首不是普通的匕首，叫徐夫人匕首，是当时最知名的“品牌匕首”，是太子丹花重金从赵国人那里买来的，这把匕首锻造时曾经被放在剧毒的药水中多次淬火，毒性已渗入其中。此前太子丹已经用活人做过试验，此匕首可顷刻之间使人毙命。所以只要匕首划破秦王政的皮肤，即可见血封喉，立刻置其于死地（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刺秦王

慌乱之中的秦王政本能地拼命挣脱，结果用力过猛，被荆轲左手紧紧攥住的秦王衣袖竟然从肩部撕开了，袖子撕开之时，也就是秦王挣脱之际。挣脱了荆轲的秦王拔腿就跑。荆轲一看秦王袖子断了，人跑了，穷追不舍。一场刺客与秦王之间的“百米竞赛”竟然在秦廷之上开演了。

惶恐之中的秦王一边绕着大殿的柱子转圈躲避，一边想拔出腰间的长剑以对付荆轲。但是，剑身太长，秦王怎么也拔不出来。据唐人注释，秦王的佩剑长约七尺。秦代一尺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3.1厘米，故七尺长剑约有1.62米，这个长度，几乎赶上一人身高了，即使秦王身材挺拔，在慌乱中想从腰间拔出剑，也很困难啊。

如此紧急的场面，秦朝宫廷的大臣们从来没有遇见过，惊慌得不知所措。按照秦法，大臣上殿不得携带任何兵器，台阶下的武士没有命令也不能持兵器上殿，所以，大家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慴。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史记·刺客列传》）。

无奈之中，大臣们只好徒手阻拦荆轲，这对手持带有剧毒匕首的荆轲并没有什么威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背药囊上朝的御医夏无且，突然解下身上背的药囊，冲着荆轲砸了过去。荆轲远远看见一件东西向他飞了过来，不自觉地放缓了一下脚步（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史记·刺客列传》），这给了秦王数秒钟的喘息之机。

愣在一旁的大臣这时也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是秦王的佩剑拔不出来，于是，齐声大呼：“王负剑！王负剑！”所谓“王负剑”，就是让秦王把长剑推到背后去，使剑柄向下，剑锋向上，可以从下部向上向前抽剑，这样秦王就有足够的空间顺利地抽出长剑。

一旦秦王拔出长剑，手持短小匕首的荆轲就完全处于劣势了。因此，荆轲尚未接近秦王，秦王的长剑就刺伤了他的左腿，他一下子瘫倒在地。受伤的荆轲孤注一掷，奋力把匕首投向秦王，结果只击中秦王旁边的柱子。秦王上前连刺荆轲八剑，荆轲此时知道大势已去，倚着柱子，放声大笑，并用最能侮辱人的方式，叉开双腿（由于中国古代衣服的形制，叉开双腿，即意味着“走光”，这种姿势对对方是最大的侮辱），大骂秦王：今天之所以让你小子保全小命，完全是因为我想劫持个活人，逼你立个契约，以回报太子（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史记·刺客列传》）。

此时，秦王左右的人一拥而上，杀死了已受重伤的荆轲。

百密一疏 前功尽弃

每读至此，笔者都不禁在想：如果秦舞阳能够上来帮助荆轲会怎么样呢？如果陪同荆轲前来的不是秦舞阳，而是荆轲的那位知己，结果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荆轲的剑术再精进一些呢？如果荆轲投掷匕首的技艺再高超一些呢？如果秦王的动作再慢零点几秒呢？如果荆轲的动作再快零点几秒呢？如果秦王的衣袖扯不掉呢？如果御医夏无且想不起来用药囊砸荆轲呢？如果上述猜想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出现了，历史将会怎样呢？

按照《史记》的这段记载，荆轲与秦舞阳应该是同时上殿，既然捧着督亢地图的是秦舞阳，那么负责展开地图的也应当是秦舞阳，而且秦舞阳有十三岁就杀人的“光辉历史”，照此推断，担当刺杀任务的应当是秦舞阳。但是，秦舞阳甫进秦廷的关键时刻突然“掉链子”，让秦王政多了个心眼，只准荆轲奉图上殿，秦舞阳不能上殿。

虽然荆轲替秦舞阳作了解释，但是秦舞阳在关键时刻的意外表现还是让整个计划大打折扣，功亏一篑：

第一，单人行动。秦舞阳因为形迹可疑不能上殿，这使得千斤重担只能由荆轲一人来承担了。两人一块儿行动，成功的概率肯定远远高于单人行动。

第二，一肩双挑。从整个行动来看，秦舞阳负责持凶器劫持秦王，荆轲的任务只是忽悠秦王；现在秦舞阳根本上不了殿，忽悠秦王与劫持秦王的双重任务必须由荆轲一人来完成，这就叫“一肩双挑”。两人分工协作尚无把握就一定能够成功，何况现在是由荆轲一人来完成呢？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荆轲表面上豪放不羁，曾在集市上与人一会儿高歌，一会儿大哭，其实他是一个做事十分精细的人。他重点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才能靠近秦王，二是要有一位得力助手。所以，他向太子丹索要樊於期的人头与督亢地图，因为樊於期的人头是一张进入秦宫的通行证，督亢地图则是燕国投降的标志。荆轲还考虑了助手。他在太子丹为他准备好匕首和助手秦舞阳之后，还迟迟不出发，他在等什么？等朋友！这位朋友史书无载，但是，这位朋友一定是荆轲非常信任的人，一定是比秦舞阳更为可靠的杀手！

荆轲对自己的剑术当然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尚未达到化境的剑术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出问题，所以，他坚持要等自己亲自挑选的朋友来了再出发；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因故失期。太子丹又一再催逼，甚至于怀疑荆轲不敢去了，这才激怒了荆轲（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史记·刺客列传》）。他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之中，在人们皆着素衣戴白冠以相送之下，带着这个实际上很不中用的秦舞阳，头也不回地匆匆上路了。

荆轲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太子丹为自己选的助手秦舞阳外强中干，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真是百密一疏啊！

荆轲当场被杀，但是，秦王政看着荆轲在殿上的横尸，呆坐了很久很久没有出声，心中的惊吓伴随着他，后怕更缠绕着他（秦王不怡者良久。《史记·刺客列传》）。这场虚惊，使秦王政第一次领教了什么是劫后余生，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事后，秦王论功行赏，御医夏无且理所当然地被赏了黄金二百镒（古代的计量单位，合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秦王当着所有朝臣的面说：无且爱我，才会想起来用药囊砸荆轲（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史记·刺客列传》）。

后来，夏无且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他的好友公孙季功、董生，公孙季功与董生又详细地讲给司马迁，司马迁把这件事写进了《史记·刺客列传》（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史记·刺客列传》。一说据刺秦时间和司马迁的存世时间推测，《刺客列传》似为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所写）。于是，“荆轲刺秦王”这件事成了中国历史上万人瞩目、千年流传的历史故事。直到今天，各种影视作品、文学作品还在不断演绎着这段为中国百姓所熟知的历史。

荆轲死了 还有来者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荆轲刺秦王”这件事呢？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千古伟业。秦王政灭六国统一中国，无疑会遭遇到六国反秦势力的顽强抵抗。原因非常简单，秦始皇兼并六国虽然客观上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主观上却是想当天下的霸主，因此，他成为六国的公敌，成为天下的公敌。想杀他的岂止是一个荆轲，荆轲只是当时众多行刺秦王者中最接近成功的一个，他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的反秦力量。秦始皇一生遇刺多次，荆轲刺秦王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在荆轲刺杀秦王后不到十年，秦王又经历了至少两次暗杀。

一次可以视为荆轲刺秦王的继续。

荆轲死后，秦王政追杀荆轲的朋友时，密友高渐离逃亡。后来，高渐离隐姓埋名为人打工，这家主人的一位客人的击筑吸引了高渐离，他禁不住对其多次进行点评。这世界上从不缺少捎话的人，捎话者告诉主人：那个帮工懂击筑，私下里做过好多点评。于是主人让高渐离击筑。高渐离换上衣服，拿出久藏的乐器，一出场就震惊全场，大家纷纷对其礼敬有加。一曲奏完，高超绝伦的击筑技艺让在座的人都动容落泪。于是，高渐离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声名大噪（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史记·刺客列传》）。

此时的秦始皇已经统一了全国，他听说了这位击筑高人，非常感兴趣，便下诏召见，秦始皇非常喜欢流行音乐，他不但欣赏击瓮叩缶、弹筝搏髀的本土音乐，对郑、卫之地的异国之音也颇有研究。要知道，一个人的偏执与爱好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

但是，高渐离不久就被秦始皇身边的人认出。秦始皇酷爱高渐离的技艺，舍不得杀他，便熏瞎了他的双眼，让他继续为自己演奏，听者无不称颂（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史记·刺客列传》）。高渐离在逐渐取得秦始皇的信任之后，便在筑中藏铅，企图砸死秦始皇。高渐离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行刺的，自然命中率大打折扣，行刺没有成功（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史记·刺客列传》）。

秦始皇杀了高渐离，从此不敢再接近六国之人。

但是，秦始皇不接近六国之人仍然免不了被刺。后来成为刘邦手下重要谋士的张良，在韩国被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就曾变卖家产，收买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但也未能成功。

由此可见，秦始皇完成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千秋伟业并非一帆风顺，六国的顽强抵抗使他多次遭遇刺杀之险。

可是如果秦始皇不统一六国，让战国纷争的局面继续下去，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无疑是失去了一次历史机遇。

一个荆轲 众多评说

从古至今，对荆轲的解读有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侠义英雄。

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始终被视为一个侠义英雄、千古义士。看看历代咏叹荆轲的诗篇就可明白这个道理。“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易水悲歌歇，秦庭侠骨香”（善住《谷响集》卷一《荆轲》，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这些诗句都高度赞颂了荆轲的侠义精神。

荆轲曾经漫游邯郸，与一位叫鲁句践的游戏，两人发生争执。鲁句践发怒，大声呵斥他，荆轲默无声息地逃走了，之后不再见面（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杀秦王的消息后来传至鲁句践那里，鲁句践深表后悔（囊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史记·刺客列传》）。这件小事，说明荆轲不好冲动，是一个办事沉着冷静的人。荆轲不是一位愤青，也不是殉国志士，而是一位侠义英雄，所以，他刺秦王绝非一时冲动。

因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较多是从道德角度肯定了荆轲的侠义精神。

第二种观点：愚蠢之人，匹夫一个。

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汉人扬雄，发挥其观点者是司马光。扬雄认为荆轲不能算是一个义士，以君子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个强盗罢了（荆轲，君子盗诸。《资治通鉴》卷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本书凡引《资治通鉴》，均为此本，不再一一注明）。司马光进一步认为，荆轲就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的豢养之恩（“豢养”二字让人黯然神伤），不顾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就能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起来，明摆着就是一个傻瓜（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资治通鉴》卷七）。朱熹也认为荆轲只不过是一介匹夫，其勇、其事不足挂齿，不值一谈（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楚辞集注》第二册《楚辞后语》卷一，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中国书店2015年版）。

所以，荆轲绝不是“义士”，而是一个愚蠢之辈。

第三种观点：雇佣者。

这是今人提出的。荆轲刺秦王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只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的太多，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收买他，最后他以命相还，充当了职业雇佣杀手。

第四种观点：反动派。

中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秦始皇是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皇帝，因此，秦始皇的作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他是名副其实的时势英雄。

荆轲刺秦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是自不量力的螳臂当车之举。他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盛名，这是荆轲的幸运。但荆轲是最幸运的刺客，并不是最伟大的刺客。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荆轲是反动派。刺客以为杀掉某个人就可以改变历史走向，或改变两个集团力量的对比，这是不可能的。刺杀最多能做到的是延缓，而绝不可能改变。

元人郝经《咏荆轲》诗中“纵使杀一秦，宁无一秦生”（《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七，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句讲得非常有道理。因为，即使荆轲刺杀了秦王政，秦国还会推举出一个新的继位者，他凭借秦国的优势照样可以横扫六合，一统天下。

这一派认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不可取。这个信条的唯一标准是有恩于己，或信任自己，但是对于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是不是正义之举，刺客们都缺乏理性分析。

所以，荆轲代表了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死硬派的垂死挣扎。

一个荆轲，众多评说。

在解读荆轲这位历史人物时，我们不能不提当代两部电影：张艺谋的《英雄》与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两位著名导演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演绎了两千多年前荆轲刺秦王的事件。

张艺谋的《英雄》套用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框架，但是，其中的刺客连名字都不叫荆轲。

残剑、飞雪、如月三人曾联合起来刺杀秦王，但以失败身亡，只有无名获得了秦王的信任，打入秦宫内部。无名怎样获得秦王的信任呢？无名练就了“十步一杀”的独门武功，可以在十步之内迅速置对方于死地。无名杀死了著名的刺客长空、残剑、飞雪，获得了接近秦王政十步的机会，但就在他决定下手时，却改变了主意。因为无名发现，自己试图刺杀的秦王政其实也是一位“英雄”，他要统一天下，给百姓带来和平。

在《英雄》中，张艺谋借残雪之口说出：我们不能再刺秦王了，因为刺杀了秦王，天下会更乱，受苦的还是百姓。不如让秦王顺利地灭了六国，天下从此太平，人民也就安居乐业了。

所以，在《英雄》这部电影中，英雄必须是和平的代言人。只有追求和平的人，只有为和平而战而死的人，才能算得上英雄。无名为赵人安宁想刺杀秦王是英雄，残剑为天下太平不杀秦王也是英雄，他们的行为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和平。长空舍身保无名，是英雄；残雪不杀秦王，使其取“天下”之大义，是英雄；秦王临危不惧、“刺客”当前识英雄，是英雄；无名不计个人恩怨、不计赵国一国的得失，着眼整个天下的太平，留得英雄秦王性命，成就天下大同的伟业，自己甘愿背负“刺客”骂名，走完万箭穿心的生命旅途，是天大的无名英雄。

这种解读是当代艺术家对“英雄”的一种诠释。

陈凯歌《荆轲刺秦王》中的荆轲形象较之张艺谋的《英雄》更贴近《史记》中的荆轲。陈凯歌认为，荆轲在那样一个历史潮流中去刺秦王，不是出于一个概念、出于一种简单的民族大义，而只是为了燕国，或者只为太子丹本人。他是一个自发、自觉去刺秦王的民族英雄。

陈凯歌给荆轲的定位是：普通平民。他以杀人为职业，经历了职业杀人者的良知觉醒的过程。荆轲用自己的死证明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荆轲与秦王政呢？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赞扬是出于对一种对抗暴力的侠义精神的赞扬。侠为名节，为尊严，为知己者死。“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侠客行》，中华书局1977年版）。侠客一诺千金，不负于人。自古艰难唯一死，而荆轲却从容赴死，悲壮苍凉，感动千载。在传统中国人的道德观中，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

其次，我们不能因为承认秦王统一中国顺应了历史潮流就简单地否定荆轲的行为。如果这样简单化地看问题，屈原为了楚国不被秦国吞并而多次抗争，直至沉江殉国，不也是逆历史潮流而行吗？屈原岂不也成了反动派？秦国要统一天下，楚国也要统一天下，齐国也可以统一天下，主观上要统一天下的并非只有一个秦国，我们不能因为最终是秦国统一了天下，就把所有曾经想统一天下的各国反秦志士都说成是反动派。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大英雄”的观念：秦王政统一天下，是时势英雄；荆轲刺秦王，是侠义英雄；屈原为自己的国家奋斗终生，自沉汨罗，是悲情英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荆轲是侠义英雄，因刺秦王而死。被荆轲在秦廷上追杀得绕柱而逃的秦王政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开创统一帝国的鼎鼎大名的秦始皇，也是在中国历代皇帝之中留下谜团最多的皇帝：

第一，秦始皇的生父是吕不韦还是子楚？

第二，秦始皇到底长什么样？

第三，秦始皇为什么不立皇后？

第四，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

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真如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写的那样吗？

所以，这位千古一帝是一位让人说不尽的皇帝，他既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创者。要说清楚这位皇帝，必须说清楚这个时代、说清楚秦国的崛起之路。秦王政毕竟是站在秦国先君的肩膀上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的。那么，秦国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崛起的呢？

二 襄公立国

秦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肇始，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浓重笔墨。秦始皇正是这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整整十年的时间他先后兼并了韩、赵、魏、楚、燕、齐东方六国。然而，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家族为这个目标奋斗了将近六百年。秦始皇的丰功伟业自然要大书特写，他的先辈们的不懈奋斗亦不能小觑。

秦始皇的祖上并无显赫家世，但因一技之长得到了周孝王的任用和赏识，后被封为卿大夫，遂有食邑，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但是，多年以后，秦始皇的祖上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作为。随着周室的衰微，尤其是到了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周幽王时代，秦始皇家族抓住了历史机遇逐渐兴起，被封为诸侯，在形式上获得了与东方诸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虽然当时秦始皇家族并没有太多的土地，但是却获得了周王“尊王攘夷”、攻伐西戎大片土地的正义号令。面对强大善战的西戎，秦始皇家族到秦穆公时代才最终称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这完全得力于一个人的援助。那么，秦始皇的祖上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抓住了怎样的历史机遇？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帮助秦穆公称霸西戎？

看似“弼马温” 其实很关键

据历史记载，在秦始皇继位之前，秦国的先君有三十五位，秦始皇是第三十六位。从有确切时间记载的秦庄公开始到秦王政继位，将近六百年，而这六百年恰恰是中国的西周、东周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周武王灭商，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这一段历史时期被称为西周；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256年为秦所灭，这段历史时期被称为东周。

东周又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一般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开始，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为止；周元王元年（前475）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是战国时代。

周武王灭商之后，大封诸侯，但是，在周初分封的诸侯中，不见秦人的踪迹。由此可知，西周初年的秦没有诸侯的名分，只不过是一个小族群。

到西周第八位天子周孝王时期，秦人的地位有了转机。当时，秦人的首领是非子，非子很喜欢马和其他牲畜，善于养殖，他养的马繁殖快，长得膘肥体壮，当地人报告到周王那里，周孝王召见了他。于是，善搞养殖业的非子被派到汧（qiān，千）水与渭水之间主管马匹，其业务精湛，颇受赏识，因此被封于秦（今甘肃陇西），并让秦人“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这是秦人得到采（cài，菜）邑的开始。

采邑是古代天子、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世禄的封地，也称食邑。而卿大夫世代以采邑为食禄，故也用食邑代指卿大夫。这样，非子成为秦嬴的合法继承人。

采邑只是卿大夫的封地，还远远比不上真正的诸侯。因此，得到采邑的秦嬴只是一个卿大夫。

卿大夫与诸侯是什么关系呢？

自周初开始，周天子把天下划分为若干领地（领主管理的土地），分给他的亲属、功臣，让他们成为诸侯。诸侯要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定期向天子朝贡、述职；但是，在诸侯的领地中他们又是世代相袭的最高统治者。诸侯在其国中又分封领地给卿大夫，卿大夫只有领地，没有政权。卿大夫的领地就是他们的采邑。

所以，卿大夫比诸侯的地位要低，而且，卿大夫没有国，即没有政权。

由此可知，秦人最初比东方的诸侯如晋、齐、燕的地位要低得多。

尽管秦人地位比东方的诸侯地位要低，但凭借一技之长，总算是在以周天子为塔尖的金字塔政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意味着秦人踏上了立国的第一步，这一步至关重要。

三个任性的天子 把西周给整没了

秦人获得封邑，是秦始皇家族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但是自此之后，秦始皇的家族一直没有太大的作为，直到西周王朝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秦始皇家族才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石。这个历史机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秦始皇家族又是如何把握这个历史机遇的呢？

这两个问题和西周王朝的衰败密切相关。西周王朝从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伐纣建国，到周幽王时期亡国。秦国由卿大夫提拔为诸侯，恰恰伴随的是这场变化——周天子的地位逐步下降，西周的王制走向衰落。这一过程很漫长，其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个就是周厉王。

周厉王的失误有两点：一是与民争利；二是压制言论。

周厉王在位时期，不准“国人”（西周、春秋时期住在国都的人的通称，他们有户口，可以住在国都，具有公民权，可以从军，充当基层官吏，参加祭祀，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和“国人”相对的是“野人”）利用山林和水面，把这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结果严重损伤了“国人”的利益，引发了“国人”强烈的不满。

面对“国人”的强烈不满，周厉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派了大量特工，监视“国人”，谁敢在背后议论，杀无赦。这导致百姓见面不敢打招呼，在路上碰见了熟人也只是交换眼色（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史记·周本纪》），可见“白色恐怖”的严酷。

周厉王控制言论，短期之内造成两种结果：

一是“其谤鲜矣”；二是“诸侯不朝”。周厉王本人还沾沾自喜地对他的大臣召公说：“我能禁止他人说我的坏话了！”（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史记·周本纪》）

召公对厉王进谏说：堵住百姓的嘴不让他说话，比堵住河水不让它流淌的危害还要大。堵住河水不让它流，最终会导致决堤，会伤害很多人，堵住百姓的嘴不让他们说话，何尝不是这样呢（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史记·周本纪》）？但是，周厉王还沉浸在短期的政治高压的效应中欣欣然、飘飘然，对召公的谏言充耳不闻。

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内是没有人敢讲话了。不过，三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忍无可忍的“国人”，“乃相与畔，袭厉王”，周厉王遂从镐京（今西安）出逃，流亡到了彘（今山西霍县）。

周厉王从镐京出逃时，他的太子静藏在召公的家里，“国人闻之，乃围之”。最后，召公没有办法，“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周厉王逃亡之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主持政事，史称“共和行政”。一说朝政由共（gōng，躬）伯和执掌。共伯和是西周时期的共国（今河南辉县市）国君，周厉王被驱逐之后，他受诸侯的拥戴，代行王政。这一年（共和元年，前841）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又过了十四年（前827），周厉王在流放地死亡，太子静被拥立，他就是周宣王，召穆公、周定公交还政权。

周天子被“国人”赶出京城，客死于流亡之地，天子的颜面扫地、权威全失，这是西周王朝衰落的开始。

第二个导致西周衰亡的周天子是谁呢？

周宣王。

周宣王登基后，采纳大臣召公等人的意见，整顿朝政，曾经出现过一度中兴的局面。但是，宣王晚年，连续用兵失利，先是败于姜氏之戎（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史记·周本纪》），后来，又在南征中损失了“南国之师”，军力受到重创，再次陷入危机。

西周初年，周王室拥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等大量军队，周天子的军力远远大于诸侯。这是周天子号令天下诸侯的军事保证。但是，到宣王时期，周天子的兵力损失极大，已经严重不足。大臣劝谏周宣王，举行天子籍田助耕的礼仪，这虽然只是一种形式，却需要各国诸侯齐至，是强化权威的有利时机，然而，周宣王不听劝谏。曾经一度中兴的宣王没能够担当起重振周室权威的大任，反而因为不听劝谏而使军力大大削弱，失去了号令诸侯的军事保证。

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周天子是谁呢？

周幽王。

周幽王怎样摧毁了西周呢？

曾经号令天下诸侯的西周灭于犬戎之手。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缯侯、犬戎，对周幽王的都城镐京发动突然袭击。周幽王见势不妙，立即点燃烽火，希望诸侯能够率兵保卫京城；但是，各地诸侯看到镐京的烽火，都按兵不动（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史记·周本纪》）。结果，西周的京城被犬戎攻破，幽王逃到骊山被杀，镐京的财宝与美女褒姒（sì，似）都被掠走（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史记·周本纪》）。西周王朝宣告灭亡。

周天子自立国之初就拥有号令诸侯的权力，如果诸侯不听从周天子的号令，周天子就可以进行征伐，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三十三《季氏》，中华书局1990年版）为什么周幽王点燃烽火竟然无人勤王呢？

这件事其实和一位女人有关，她就是美女褒姒。

周幽王本来就是一位昏庸之王，他宠信了一位贪财图利而善于逢迎、能说会道的大臣主持朝政，导致民怨鼎沸。后来，褒国进献了一位美女褒姒，深得周幽王宠爱。周幽王对褒姒言听计从，竟废掉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的儿子为太子。原太子被废，只好和其母亲逃回申国。

褒姒虽然美艳绝伦，却是个冷美人，特别严肃，不爱笑。幽王想尽了一切办法，希望博得褒姒一笑，但始终未能成功（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史记·周本纪》）。黔驴技穷的幽王竟然下令：点燃烽火台。烽火台本是幽王的国都镐京遇险时紧急征召天下诸侯勤王的标志，烽火一起，说明国都有警，各地诸侯纷纷率兵前来救驾。但是，各地勤王的诸侯赶到京城，却看不到敌兵。褒姒看到各地诸侯心急火燎地奔到京城城外又见不到敌兵的尴尬情景，放声大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史记·周本纪》）。褒姒一笑，幽王开心极了，很有成就感；但是，各地赶来的诸侯却满腔怒火，可大家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发指的是，幽王并没有到此为止，既然没有其他的娱乐项目可以博美人一笑，既然美人因烽火戏诸侯而露出笑容，那么周幽王便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了下去，“数举烽火”，一发而不可收了（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史记·周本纪》）。

有位大臣劝周幽王，烽火台是救急用的，这个玩笑开不得。大王如此戏弄诸侯，真有急事，诸侯又认为大王在戏弄他们，不派兵相救，那会怎么样？但是，周幽王此时却像着了迷一样，为了博得褒姒一笑，根本听不进忠言劝告。

所以，后来幽王再举烽火，各地诸侯都不再来救援（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周本纪》）。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周幽王为了博取美人褒姒的一笑，大玩“狼来了”的游戏，终于自食恶果，这轻轻的一“点”、微微的一“笑”，美人没了，江山没了，自己的性命也玩儿完了。

申后及太子被废，这让申后的父亲申侯十分恼火，便联合缯国与犬戎，攻灭幽王（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史记·周本纪》）。幽王被杀之后，诸侯与申侯共同立幽王原来的太子继位，史称周平王。周平王继位之后，犬戎时时刻刻威胁着镐京。周平王没有力量保卫镐京，惹不起犬戎，只好逃离，公元前770年，将周王朝的都城东迁到洛邑（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史记·周本纪》）。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东周的开始。

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周王室的力量更加衰落，天下的诸侯相继称霸，这些霸主成为天下真正的主宰者（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这就是孔子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历史由此进入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是春秋时代的开始。

从卿士到诸侯 抓住机遇是关键

西周没了，对周民族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对秦始皇家族而言，未尝不是好事。

西周王朝的逐渐衰亡为秦始皇家族走上历史舞台创造了一个历史性机遇。尤其是当西周最后一个天子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视国家大政如同儿戏的时候，大部分诸侯对周王朝丧失了信心，没有勤王，周幽王最终兵败被杀，西周灭亡。但是秦人审时度势，奋起勤王，之后又亲率大军护送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

这个秦人是谁呢？

他就是秦始皇之前三十五位秦君中的第六位——秦襄公。秦襄公这一次勤王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崛起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次勤王至少说明秦襄公具备两点政治素质：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第二，他有政治魄力，敢于带兵救驾，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讨好周天子，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

秦襄公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勤王作战非常有力，立下了赫赫战功（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史记·秦本纪》）。平王东迁的时候，为了报答秦襄公的救援，遂封其为诸侯，并把自己现在守不住、将来也管不了的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赏给了他。周平王对秦襄公说：犬戎不讲道义，屡屡侵夺我岐、丰之地；如果秦能攻占其地，驱逐犬戎，就把岐、丰之地封给你们，并且赐予秦襄公爵位（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史记·秦本纪》）。

秦襄公这次勤王得到了两样珍贵的礼物：一是立国封侯，二是占领西戎之地。

先说立国封侯。秦襄公由于率兵勤王被正式封为诸侯，可以和原来的诸侯国互派使者（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史记·秦本纪》）。周初分封诸侯没有秦，所以，秦人在秦襄公正式封侯之前的政治地位十分低下，与已经封国数百年的齐、晋、燕等国根本不能平起平坐。秦襄公的立国封侯使秦国获得了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本——与原来的诸侯国平起平坐。

周代社会非常重视名分。秦人在此之前只是个卿士，其地位与关东诸侯不能比，更谈不上称霸天下、统一全国了。秦人自襄公起，有了诸侯的名分，这是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基础。所以，在秦国的发展史上，秦襄公是第一位有巨大贡献的君王。

再说占领西戎之地。西戎是中国古代西部的一个族群，他们占有大片土地。杀死周幽王的犬戎即属于这一族群。当时西戎的势力很大，周平王为了躲避西戎的侵扰，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发祥地迁到洛邑避难。周平王将西戎之地封给了秦襄公，实际上，统治这一地方的仍是西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周平王的这一赏赐只是一纸空文，但是，这一纸空文对于秦国来说意义非凡，它使秦国获得了攻占西戎大片土地的合法性。秦国从此可以公开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大张旗鼓地攻取西戎之地，建立起以关中为中心的根据地。

这就好比赏给你一套房子，房产证给你了，不过，房子里目前有他人住着。但是，这个“证”非常重要，它证明这套房子从法律上讲是属于你的。至于何时收回，那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对于秦国来说，襄公立国是秦国兴盛发达的重要一步，也是秦国日后统一中国的关键一步。秦襄公锐意进取，一生致力于夺取西戎之地，最终战死在与西戎作战的战场上。

我们不厌其烦地讲述周幽王的亡国，是想说明一个观点：西周的亡国给秦国崛起创造了一个历史契机，秦襄公抓住了这个历史契机，使秦国走上了一条振兴之道。

大国的崛起无不有一定的历史机遇。抓住机遇者盛，失去机遇者衰。秦襄公这位抓住机遇的君王是秦国历史上第一座巍巍丰碑。

秦襄公虽然获得了攻占西戎的赏赐，但是直至战死疆场他都没能占领西戎。所以，他并没有从周平王的封赏中得到任何实惠。

由余建言 称霸西戎

秦襄公拿着房产证当然想把房子收回来，可是一直到最后战死，他都没有能够把西戎之地夺回来。秦襄公死后，秦国经历了七代国君，近一百七十年都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从周平王的封赏中得到实惠，但是，到了秦穆公时期，周平王的恩赐终于使秦国获得了极大的回报。

这叫做：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

秦襄公战死疆场都没有得到的东西，秦穆公凭什么得到了呢？

这主要得力于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能够让秦穆公得到这么大的回报呢？

这个人叫由余。

由余的祖上是晋国人，后来逃到了戎地。戎王听说秦穆公非常贤明，为了了解秦穆公，于是派由余来秦国做实地调研。

听说戎王的使者由余来了，秦穆公特意安排由余参观巍巍壮观的秦宫和宫中大量价值连城的财宝。秦穆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能有一个答案：炫富。

但是，由余看完之后却淡淡地飘过来四句话：这些东西如果让鬼神造出来，也能把鬼神累死。你让人民造出来，那真是苦了天下的民众啊（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为之，亦苦民矣。《史记·秦本纪》）！

由余并没有羡慕富丽堂皇的秦宫和各种稀世珍宝，反而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批评。由余为什么要批评秦穆公呢？因为由余既看透了秦穆公的用心，又感到秦穆公的炫富非常可笑。

由余的回答让穆公大为惊诧，于是问：中原各国用“德”（诗书礼乐）和“法”来治理国家，还不时出现战乱；戎人没有诗书礼乐与法律，他们靠什么来治理国家？

由余笑答：这就是中原各国出现战乱的原因啊！自从黄帝创造了礼乐法度，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也只是实现了低水平的太平。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仗着法律的威严监督民众，民众不堪忍受了，就怨恨君上，要求实行仁义。上下互怨，篡夺屠杀，甚至灭绝家族，都是由礼乐法度引发的。戎人不是这样。在上位者怀着仁德来对待臣民，臣民怀着忠信侍奉君上，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轻松自如，根本不需要什么治理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圣人治国（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史记·秦本纪》）。

穆公听了由余的这番高论，既震惊又赞赏。会见一结束，他便立即召见一位大臣，说：邻国有了圣人，就是我国的灾难。现在这个由余太有才了，必然是我们将来的麻烦。我们怎么办呢（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史记·秦本纪》）？

这位大臣回答穆公说：我告诉你三个字——一送，二扣，三怠。一送，戎王地处偏僻，没有听过中原各国的音乐，送给他漂亮的歌女舞伎，让他整天沉迷于歌舞声色之中，丧失斗志。二扣，扣着由余，延误他回国的日期，并且积极主动向戎王给由余请功，这样，戎王一定会产生怀疑。一旦他们君臣之间有了隔阂，我们就可以设法得到由余了。三怠，戎王一旦喜欢上歌舞声色，一定也没心思处理国事了（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史记·秦本纪》）。

秦穆公一听，大喜，说：好，就这么办。于是，秦穆公一方面盛情款待由余，另一方面送给戎王十六名漂亮的歌女。戎王非常高兴，整日沉迷在歌舞声色之中。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戎王看不足。

过了很长时间，秦国才让由余回国。由余看见戎王整天泡在声色犬马里，便多次向戎王进谏，戎王一概听不进，由余因此非常郁闷。

秦穆公放由余回戎地之后，一直密切关注着由余的动向。当他得知由余郁闷之后，屡次派人秘密到戎地，盛情邀请由余到秦国就业。看着戎王日日无所作为，无可奈何的由余只好痛下决心，离开戎王，投奔秦国。

秦穆公得知由余到来，用最隆重的宾客之礼接待他，并非常尊敬地向他咨询，应该在什么样的形势下、怎么进攻戎族（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史记·秦本纪》）。

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国用由余的计谋攻打戎王，一下子吞并了十二个西戎之国，开辟了千里疆土，终于在西戎之地称霸（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

周天子听到这个消息，亲自派召公带着金鼓前来祝贺。

周天子派人祝贺有两个原因：一是报仇，秦穆公替周天子报了当年戎王杀死幽王之仇；二是拉拢，通过嘉奖秦穆公拉拢秦国。因为，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更加衰弱，笼络有实力的诸侯已经成为其生存的一项重要法则。

秦襄公当年得到的封赏，终于在秦穆公手里变成了现实。秦国因此有了幅员广阔的根据地。两年后（秦穆公三十九年，前621），当秦穆公仙逝之时，他留下了一个疆土更为广阔的秦国。

秦穆公继承秦襄公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的基业。但是，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向东发展。而且，秦穆公对西戎用兵，是在其晚年，他在位三十九年，称霸西戎在第三十七年，那么，前三十多年秦穆公在干什么？他对进军中原有没有什么作为呢？

三 穆公东扩

秦国西邻诸戎,东接强晋。秦穆公晚年称霸西陲，大大拓展了秦国的疆域，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但是，秦国要想成为诸侯国中的大国，偏安西方一隅肯定不行，东扩是秦国的历史选择。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有三十六年的时间在与东方周旋，想要东扩必须先和强大的晋国打交道。秦穆公称霸西戎势如破竹，那么，他在向东扩张的道路上也能所向披靡吗？

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东扩用去了其中三十六年的光阴。

秦国的东邻是强大的晋国，秦国东扩，必须和晋国一争高下。当时的晋国，地广人众，势力非常强大。秦穆公一方面积极网罗人才，一方面针对晋国不同国君，区别对待：东扩中心不改变，政治、军事两手抓。三救晋难，大打政治牌，在诸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帮助在外奔亡十九年的公子重耳归国继位，为晋文公，与晋国展开全面合作；晋文公死后，开始东进，大胜于韩原，终于打败了强大的晋国。

五张羊皮换来两位王佐之才：百里奚与蹇叔

为了秦国的东扩，秦穆公继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网罗人才。秦穆公非常清醒，如果没有王佐之才，自己不可能完成东扩的大业。

秦穆公网罗到人才了吗？他是怎么网罗到人才的呢？

秦穆公五年（前655），晋国向虞国借路去征伐虢国。当时晋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只有向虞国借路，才能去征讨虢国。

当晋国向虞国借路的时候，虞国一位非常有见识的大夫宫之奇认为，虞国与虢国的关系好像嘴唇与牙齿的关系，“唇亡则齿寒”，虢国灭亡了，虞国还能存活吗？但是，虞国国君因为曾经接受过晋献公的宝玉、名马，所以，他认为晋国和自己的关系非常铁，对于宫之奇的进谏置若罔闻，非常干脆地答应了晋国。宫之奇很清楚这件事情的后果，虞国的日子不多了，于是率领整个家族离开了虞国。

在虞国还有一个像宫之奇一样头脑清醒的大臣，叫百里奚（一作百里傒），是虞国的大夫，他深知虞国国君鼠目寸光、昏庸无能，很难听进不同意见，便缄默不语。结果正如这些大臣们所预料、所担心的，晋国在顺利灭亡虢国之后，回师之时不费吹灰之力顺手灭了虞国，虞君及百里奚都被俘，这就是著名的虞国国君贪贿亡国事件。后来，晋献公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百里奚被当作陪嫁的小臣送到秦国。百里奚以此为奇耻大辱，便从秦国逃到宛（今河南南阳），被楚国边境人员抓获、扣留。

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是一位贤能之人，就想用高价赎回百里奚，但又怕出价太高会引起楚人的疑虑，反而要不到人，就对楚国人说：我妻子出嫁时陪嫁的小臣百里奚在你们那儿，我想用五张羊皮把他换回来（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史记·秦本纪》）。楚国人得知自己扣押的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还能值五张羊皮，便爽快地答应了。

百里奚

百里奚百里奚因此被交还秦国。百里奚回到秦国时，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囚车，向他询问国家大事。百里奚推辞说自己是亡国之臣，不值得询问。秦穆公礼贤下士地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虞国国君不用你，所以虞国才灭亡，这绝不是你的错（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缪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史记·秦本纪》）。

秦穆公态度很恳切，百里奚也敞开了心扉，两个人一连好多天谈论国事，秦穆公十分赏识百里奚的才华，越谈越高兴，决定把国家大政交给百里奚处理，号称“五羖（gǔ，谷）大夫”。羖，就是黑色公羊。之所以如此称呼百里奚，是因为他是由五张黑色羊皮换来的。

百里奚是秦穆公得到的第一位人才。

当秦穆公大大称赏百里奚时，百里奚却说：我不如我的朋友蹇（jiǎn，简）叔，蹇叔才是真正的贤才，可惜没有人了解他（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史记·秦本纪》）。

为什么百里奚认为蹇叔是真正的贤才呢？他解释说：我过去外出游学求官，被困在齐国，沦落到沿街讨饭的地步，是蹇叔收留了我。当我想当齐国国君无知的臣子的时候，蹇叔坚决阻止了我，我这才躲过了齐国政变的那场灾难。后来，我到了周，周王子喜爱牛，我想凭着养牛的本领求个官职，也想用我，但是，蹇叔又劝阻了我。我离开了，才没有和一起被杀。我到虞国做官，蹇叔也劝阻过我。我虽然知道虞君不能重用我，但我心里贪恋俸禄和爵位，就暂留下来。我两次听蹇叔的话，两次躲过灾难；一次没听，就遇到虞国亡国而被俘的灾难。所以，我知道蹇叔非常有才（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是以知其贤。《史记·秦本纪》）。

于是，秦穆公派人带着重礼迎接蹇叔，任命他为上大夫（于是缪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史记·秦本纪》）。

这样，秦穆公得到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两位王佐之才：百里奚与蹇叔。

三救晋难 大打政治牌

秦穆公一生和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五位晋国国君打过交道。其中，秦穆公继位之时，晋献公已经继位十八年，进入晚年，所以，秦穆公与晋献公往来并不多。晋襄公继位时秦穆公已经进入执政后期，两人往来也不多。因此，秦穆公在位之时，主要是和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三位晋君打交道。

秦穆公和晋国三位国君交往是区别对待的，根据晋国的实力采取不同的对策。

秦穆公和晋惠公打交道的过程堪称经典，核心策略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一切以“东扩”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道义和武力。无道义不足以服众，无武力则没有话语权。

秦穆公三救晋难，道义尽显。

一救晋难，拥立晋惠公。

先前，晋献公宠幸一个叫骊姬的女人。骊姬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王位继承人，设计迫使太子申生自杀，又诬陷申生的两位弟弟重耳、夷吾，二人为保全性命出奔。晋献公去世后，骊姬的儿子奚齐被拥立，而献公的大臣里克杀了奚齐。另一位大臣荀息在奚齐被杀之后拥立了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大臣里克又把卓子杀死（晋献公卒。立骊姬子奚齐，其臣里克杀奚齐。荀息立卓子，克又杀卓子及荀息。《史记·秦本纪》）。这一系列的事情，被称为“骊姬之难”。骊姬的私心导致晋国朝中一片混乱。

晋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状况呢？

原来，周代宗法制盛行，嫡长子继承制深入人心。骊姬之子不是宗法制承认的法定继承人，大臣们不从。此时的晋国出现了权力真空。出逃的公子夷吾在国外知道了晋国国内的消息后，许诺以割让河西之地八座城为条件（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史记·秦本纪》），请求秦穆公协助他夺取君位。

秦穆公面对晋国国君的政治真空，毅然决然地派百里奚率兵护送公子夷吾回国。解决了晋国的君权继承之难。夷吾就是晋惠公。

这就是秦穆公一救晋难，拥立晋惠公。

但是，晋惠公即位之后，立即背叛了自己“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的承诺。

秦穆公虽然对晋惠公的言而无信很愤怒，但是，他并没有立即举兵伐晋，而是审时度势，静观待变。

秦穆公二救晋难，赈济晋灾。

秦穆公十二年（前648），晋国大旱，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饥荒。晋国向西邻的秦国紧急求援（晋旱，来请粟。《史记·秦本纪》）。

秦穆公当时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出兵晋国，二是开仓赈灾，三是坐视不救。

出兵晋国，可以利用晋国的自然灾害达到削弱晋国之实，但是，对秦国的政治形象不利，这是乘人之危；开仓赈灾，帮助晋国渡过难关，政治上可以得分，但是，强晋会继续成为阻碍秦国东扩的障碍；坐视不救，实际上与出兵是同一性质，只是手段温柔一点而已。

秦国大臣在这一问题上分两派意见：主战派主张趁“饥”讨伐；主和派认为不能见死不救。

两派各持己见，秦穆公最后询问他最信任的百里奚。百里奚说：晋国国君夷吾从前背叛自己的诺言，得罪过你，但是，晋国的老百姓有什么罪呢（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史记·秦本纪》）？百里奚还说：天灾出现，是每个国家都可能遇到的，救灾扶困，体恤邻国，这是国家道义所在啊（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国之道也。《史记·晋世家》）！

秦穆公听从了百里奚的意见，大规模向晋国运粮。运粮的队伍从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出发，沿着渭水向东，随后换成车运，渡过黄河以后，再由汾河漕运，直达晋国的都城绛（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史记·秦本纪》）。队伍前后相连，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就这样，秦穆公援劲敌天下称誉，重道义形象得分。

秦穆公通过两救晋难，为秦国摸索了一条大国崛起之道：重视道义。春秋之际，已经进入了大国称霸、兼并小国弱国的阶段。但是，一个大国，绝不单单是个经济强国，而且还要是个道德强国。这样才能让诸侯宾服。所以，秦穆公在秦晋关系上高举道义的大旗，在政治上得了重要的分值。说白了，秦穆公打的是政治牌。

秦穆公三救晋难，遣返晋惠公。

两年之后（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请求援助。晋惠公夷吾和他手下的大臣们商议，有位大臣对晋惠公说，趁秦国发生灾荒出兵讨伐它，一定可以获得大功（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史记·秦本纪》）。

晋惠公采纳了这位大臣的意见，于秦穆公十五年（前645），趁秦国灾荒，出兵攻秦。

晋国饥荒，秦穆公大规模救灾；秦国饥荒，晋惠公却落井下石，兴兵伐秦。二者相比，晋国明显在道义上失了分。

但是，秦穆公是道义、军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国君。既然晋国要打，秦穆公当然要奉陪。于是，秦、晋两国在韩地开战，这就是著名的韩原之战。

韩原之战一开始，晋惠公扔下自己的大部队就往前冲，回来的时候，驾车的战马陷到泥潭里。秦穆公和部下看到这个情景，纵马追赶，想趁机抓住晋惠公，但是，秦穆公不但没能抓到晋惠公，反而被晋军包围了。晋军围攻秦穆公，秦穆公受了伤，形势非常危急。

在此危急之时，秦军三百多名士兵不顾个人危险，驱马冲入晋军，撕开了晋军的包围圈，不仅秦穆公得以脱险，反而活捉了晋惠公。这三百多名勇士是什么人呢？

原来，秦穆公曾经丢失过一匹良马，岐山下的三百多个乡下人抓到这匹良马，把它吃了，官府抓到他们，要严办。穆公说：君子不能因为一头牲畜而伤害人，吃了良马肉，如果不喝酒，会伤身。于是，不但不处罚他们，还赐给他们美酒，并将他们全部加以赦免（缪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史记·秦本纪》）。

这三百多人心怀感激，听说秦穆公要去攻打晋国，都要求跟着去。作战时，他们发现秦穆公被敌军包围，个个高举兵器冲上前来，争先死战，报答秦穆公的恩德。这就是秦穆公被困时冲上来的敢死队。结果，冲上来的三百勇士不但帮秦穆公解了围，还意外地俘虏了晋惠公。这就叫善有善报。

回国后，愤怒的秦穆公发布命令：人人斋戒，独宿，我要用晋君祭祀上帝。秦穆公的这个决定可以理解。晋惠公知恩不报也就罢了，反而恩将仇报，兴兵伐秦，怎能不让秦穆公恼羞成怒？一定要杀他祭天。

周天子听说了这件事，想要替晋君求情，他对秦穆公说：晋国国君是我的同姓，可否网开一面（晋，我同姓。为请晋君。《史记·秦本纪》）？晋惠公夷吾的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她听到这件事，穿上丧服，光着脚，跑到秦穆公面前说：我是夷吾的姐姐，却不能救自己的兄弟，这真是辱没您的命令。（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史记·秦本纪》）

秦穆公在战场上俘虏了晋惠公，要杀要放，本来全凭秦穆公一句话。现在，周天子求情，夫人也求情，他该怎么做呢？按理说，秦穆公完全可以我行我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他却说：我俘虏了晋惠公，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本想用他祭天以报天下。可是现在天子来求情，夫人也为此事忧虑。于是，秦穆公跟晋惠公订立盟约，答应让他回国，并以诸侯之礼相待。

秦穆公此举，再次在道义上得了分。晋惠公背恩负义，战败被俘。秦穆公本可以杀了这个忘恩负义之徒，结果，秦穆公以德报怨，再次放他回国。

秦穆公在晋国内乱之际首立晋惠公，结束了晋国的内乱，一救晋难；在晋国旱灾之时送粮赈灾，二救晋难；在晋惠公企图趁秦国灾荒而兴兵攻打秦国之时，俘获了晋惠公，并再次送他回国，三救晋难。

从秦穆公三救晋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成熟、大度、负责任的秦穆公。而且，在三救晋难的过程中，秦穆公不仅政治上得了满分，秦国自身也有了重大收获——秦国势力在向东大规模地扩张。秦穆公送晋惠公夷吾回国，晋惠公夷吾献出了晋国河西的土地。

同时，晋惠公还派他的太子子圉（yǔ，语）到秦国做人质。秦穆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子圉。这时候，秦国的地盘向东已经扩展到陕西、山西的黄河一线（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时秦地东至河。《史记·秦本纪》）。

再说武力。

秦穆公的武力不用多讲，拥立晋惠公，靠的是军事实力作后盾，秦穆公与晋惠公的韩原之战，显示的也是军事力量，道义实施的话语权需要依靠背后的军事武力作支撑。所以，秦穆公是两手（政治、军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国君。

拉下一个 扶上一个

秦穆公二十二年（前638），晋惠公的太子子圉偷偷地逃回了晋国。原因是子圉听说自己的父亲晋惠公病重，担心自己在秦国当质子会失去继位的机会，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第二年（前637），晋惠公病故，从秦国逃回晋国的子圉被立为国君，他就是晋怀公。

这是秦穆公东扩要面对的第二位晋国国君。秦穆公三救晋难，对晋惠公实行的是怀柔政策。对晋怀公，秦穆公却决定将他拉下马来，另立新君。

秦穆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对晋怀公非常不满。

秦穆公对晋惠公自食其言也有不满，但是，他还是三救其难；对于晋怀公，秦穆公更为不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晋怀公抛弃了自己的女儿秦嬴，偷偷跑回晋国继位。

既然秦穆公认为晋怀公相当可恶，当然想找人取而代之（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内之。《史记·晋世家》）。此时，晋惠公的兄弟公子重耳在外流亡近二十年到达了楚国，长期流亡在外的重耳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于是，秦穆公派人到楚国迎来了重耳，并且把被晋怀公抛弃的自己的女儿再嫁给重耳，虽然重耳开始不同意娶秦穆公这位二婚的女儿，但是，斟酌再三，最终还是把她娶了回来（秦怨圉亡去，乃迎晋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谢，后乃受。《史记·秦本纪》）。

重耳是晋怀公的叔叔，娶了晋怀公的妻子，就是娶了自己亲侄子的妻子。有人说这是乱伦，其实在当时并不在意这些，历史上真正重视婚姻中的辈分是宋代之后的事情。

重耳娶了被晋怀公抛弃的秦穆公的女儿，获得了秦穆公的敬重，于是，秦穆公对重耳回报以重礼，坚决支持他回国继位。

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二月，在晋国大臣的支持下，重耳被秦穆公武装护送回国，继位为君，史称晋文公。之后，晋文公重耳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晋怀公子圉。

襄助晋文公 全面合作

晋文公是一位英主。他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迅速成为一代霸主。

面对晋文公治理下迅速强大的晋国，秦穆公首先采取了全面合作的态度。

一是协助晋文公解决周襄王时的内乱（秦缪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史记·秦本纪》）。周襄王的异母弟王子带联合叛臣，借用戎狄的军队发动叛乱，周襄王被迫出逃到郑国，史称“王子带之乱”。周襄王派人向晋、秦求助，秦穆公带领军队，协助晋文公，把周襄王护送回都，杀掉了王子带。

二是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帮助晋文公围郑。但是，这一次围郑对秦穆公触动很大。

晋文公攻打郑国主要是出于私怨。当年晋文公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国君对重耳很不友好（过郑，郑文公弗礼。《史记·晋世家》），重耳对此耿耿于怀，因此当他当了晋国国君便要讨伐郑国，以雪此仇。恰好城濮之战的时候，郑国站在了楚国阵营，这给了晋文公一个极好的借口。

面对秦、晋两个大国的围困，郑国决定派出使者烛之武游说秦穆公。夜间，郑军把烛之武用绳子从被围困的城墙上放下来，面见秦穆公说：秦、晋两国攻郑，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但是，灭了郑国，对秦国并不利，因为从地理上看，郑国与秦国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灭了郑国，只能扩大晋国的领土，对晋国有利，而不是对秦国有利。邻国的土地增多了，只能使秦国的领土相对变小（亡郑厚晋，于晋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晋之强，秦之忧也。《史记·秦本纪》）。而且晋国贪得无厌，东面灭了郑国，必然向西扩张，如果不侵占秦国的土地，它上哪儿去搞扩张？（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邻，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本书凡引《左传》，均为此本，不再一一注明）

烛之武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秦穆公，秦穆公深以为然，马上与郑国订立盟约，而且派了三位将领帮助郑国防守，自己才撤兵（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扬孙戍之，乃还。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秦穆公突然撤兵，晋文公无奈，亦撤兵而回。这次围郑，不了了之。

两年后（前628），晋文公去世。

不听老人言 失败在眼前

恰在此时，两年前秦穆公派驻郑国的秦将杞子捎信给秦穆公，说郑国人已经非常信任他们，让他们掌管了郑国北门的钥匙，如果派兵悄悄进军，郑国的国都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来（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史记·秦本纪》）。

秦穆公听说后，立即征询两位重臣百里奚、蹇叔的意见。这两位重臣都坚决反对远程袭郑。因为，秦国的势力在今陕西，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中间隔着一个强大的晋国，“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我们没听说过千里奔袭能成功的。因为，你长途跋涉去偷袭一个国家，最终是拖垮了自己的军队；对方也一定会有所准备，恐怕劳而无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但是，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要奔袭郑国，连百里奚和蹇叔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在与晋国周旋的三十余年中，秦穆公一直非常谨慎，一直不急于东扩。但是，这一次秦穆公为什么铁了心加速东扩呢？第一，晋文公下世；第二，秦穆公自我感觉良好。

秦穆公自继承王位以来，和晋国四位国君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打过交道，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他还没有来得及接触。这四位晋国国君中，秦穆公最器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的下世让他感到晋国有作为的国君已经没有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东扩了。

秦穆公之前三救晋难，打的都是政治牌，但是，此时秦穆公已经继位三十二年，人生的旅途已经走完大半，他的耐心也到了极限。所以，这一次秦穆公重新洗牌，开始打军事牌了。

他任命了三位将军，分别是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

出征的那一天，百里奚和蹇叔两个人放声大哭。蹇叔一边哭，一边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穆公派人冲着蹇叔大吼：你懂什么？要是你只活到中寿就去世的话，你墓地上的树都有两手合围那么粗了（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又怒气冲冲地对百里奚、蹇叔说：“孤发兵而子沮哭吾军，何也？”两位老臣回答：我们不敢沮丧军队，只是我们俩的儿子都要从军。俺俩年龄大了，恐怕他们这一去我们就见不到了。然后，两位老臣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肯定要打败仗，而且一定是在殽山。那就是秦军的葬身之地，我们只能等着在那里给你们收尸骨了。

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秦兵东进到了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头牛到周地去卖，刚好碰见秦军，他害怕被秦军杀掉或俘虏，就献上自己的牛，并且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说：听说贵国要去讨伐郑国，郑君已认真做了防守和抵御的准备，还派我带了十二头牛来慰劳贵国士兵（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史记·秦本纪》）。

秦国的三位将军一听这话，立即商量说：我们要去袭击郑国，郑国现在已经知道了，去也袭击不成了。于是灭了滑国。滑国当时是晋国的附属国。

此时，晋文公还没有安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刚刚丧父，趁我办丧事的时候攻破我国的滑国（秦侮我孤，因丧破我滑。《史记·秦本纪》）。于是发兵在殽山阻截秦军，把秦军打得大败，全军覆灭，还俘获了秦军的三位将军。

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她为秦国三位被俘的将军求情说：我爹对这三个人恨之入骨，你放他们回国，好让我爹能亲自杀了他们。碍于母亲的面子，虽然不是很情愿，但是最后晋襄公还是放了秦军三位将军归国。

当打了败仗的三位将军回国的时候，秦穆公穿着白色丧服亲自到郊外迎接，哭着说：寡人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让你们三位受了屈辱（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史记·秦本纪》），你们三位有什么罪？你们要准备全力洗雪这个耻辱。勇于面对错误的秦穆公，不但恢复了三个人的官职俸禄，还厚待他们。

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秦穆公率兵进攻晋国，在渡黄河时把渡河的船全烧了，以示全无还心。我们都知道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但不知道沉舟这一战法的专利应当属于秦穆公。

秦穆公大玩沉舟之战，众志成城，晋军吓得不敢接招，结果，这一仗大败晋军，夺取了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和鄗（jiāo,郊）地，为殽山之战报了仇。

穆公渡过黄河，亲自为殽山之战牺牲暴骨三年的将士筑坟，发丧，痛哭三天，并向秦军发誓说：古人办事都要虚心听取老年人的意见，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我自己没有采纳百里奚、蹇叔的劝告造成重大过失，我要让后代永远记住我的过失（“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故作此誓，令后世以记余过。《史记·秦本纪》）。

秦穆公毕生致力于东扩，终于打败晋国，报了殽山战败之仇。但是，秦军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没有受到重创，晋国仍然是秦国东扩的最大障碍。可惜秦穆公未完成这项历史使命就撒手人寰了。

秦穆公是一代英主，他在位三十九年，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招贤纳士，用由余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用百里奚、蹇叔与东方强大的晋国周旋，见机行事，逐步蚕食其土，并在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然而，穆公去世之后，秦国历经十五代国君，近二百六十年，均忙于争权，无所作为。直到秦孝公才重新续写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如何重整旗鼓、开疆拓土的呢？

四 孝公变法

公元前338年的一天傍晚，一位匆匆忙忙从秦国商地（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逃往魏国的人，想在边关的客店里住上一夜，第二天再继续向东赶路。但是，客店的主人告诉他：商君立法，没有证件的人不能住店，店主人如果留宿，也要连带判罪，你没有证件，我不能留你。这个人长叹一声说：商君变法怎么弄到这种程度！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离开了客店。

其实，这位要住店的客人就是立法的商鞅。他在秦国成功地实施了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兼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是，这位对秦国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变法者，现在却如丧家之犬惶惶逃命，最终也未能逃脱遭受车裂酷刑的悲惨结局。那么，商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呢？为什么他制定并实施的能使秦国富强的变法给他带来的是惨死的结局呢？

魏惠王看走眼 有他后悔的时候

商鞅原本是卫国国君的妾所生的儿子（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史记·商君列传》），原名公孙鞅，因为生在卫国，也叫卫鞅。

商鞅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初入政坛是在魏相公叔座（cuó，痤）手下做官。公叔座深知商鞅的才能，他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魏王推荐商鞅，但是，这个机会还没到来，公叔座自己就病危了。魏惠王听说公叔座病危，马不停蹄地赶到其家中探视，并向他咨询：万一您有什么不测，谁能像您一样辅弼我治理国家？公叔座回答：我手下有一个叫公孙鞅的人，很年轻，但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家交给他治理（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史记·商君列传》）。魏惠王听了之后，默然无语。临走时，公叔座斥退左右之人，悄悄对魏惠王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要让他到其他国家去（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史记·商君列传》）。魏惠王表面上答应了奄奄一息的公叔座的请求。

公叔座让魏王若不用商鞅必杀之的请求，本意可能是说服魏王起用商鞅，所以，看透魏王不可能重用商鞅的公叔座等魏王一走，马上把公孙鞅叫来说：刚才魏王问我谁可以代我为相，我推荐了你，但我看魏王没有重用你的意思。我做事只能先国家后个人，所以，我刚才告诉魏王，如果不能用你，一定要杀了你，千万不能让你到其他国家去。你赶紧逃命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公孙鞅听后，很平静地对公叔座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史记·商君列传》）？事实也的确如此，魏惠王从公叔座家里出来后，就对他身边的人说：公叔座真是病昏了头，竟然想让我把国家交给毛头小子公孙鞅去治理，简直荒唐至极！于是，公孙鞅没有离开魏国，魏惠王也没有杀他。

公叔座贵为魏相，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对商鞅推崇备至，极力举荐，首先是因为商鞅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同时更显示了公叔座的胸怀和勇气。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认识商鞅这个问题上，公叔座没病，有病的是魏惠王，有他后悔的时候，这是后话。

古今中外，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如公叔座）赞扬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如商鞅），不仅仅需要慧眼识才，更需要勇敢无畏。可惜的是，公叔座对商鞅的赞扬为时已晚。

赞扬本身是一门大学问：赞扬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是胸怀宽广；赞扬不值得赞扬的人，是借力打力；赞扬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是勇敢无畏。

公叔座了解商鞅却不了解魏惠王。商鞅断定魏惠王不会杀害自己，证明了商鞅的聪慧。

商鞅再有才，到此为止也只不过是已故魏国国相手下的一位小官（中庶子），他又怎么会跑到秦国实行变法呢？

魏国不用鞅 自有用鞅处

商鞅人生的改变缘于秦孝公。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

秦孝公继位之时，秦国东边的六个强国韩、赵、魏、齐、楚、燕都已经成了气候。周天子的力量更加衰落，诸侯之间不断厮杀，互相兼并，秦国远处雍州，不能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被山东六国当作夷翟（dí，敌）看待，并且时刻有被他国侵吞的可能（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

这种政治局面使颇有雄心壮志的秦孝公忧心忡忡，他迫切希望能够恢复秦穆公时代那种“东平晋乱”“西霸戎翟”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所以，秦孝公痛下决心，公开提出：谁能够出谋划策让秦国强大起来，我愿意给他高官厚禄，而且也分土地给他（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

“与之分土”这句话出自一位国君之口极其不易，分量极重。说它不易，因为秦孝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许下分地与人的国君；说它分量极重，因为这句话对天下人才的杀伤力极强。谁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能够分到赏地？除非他一无所求。

秦孝公之所以要变法图强，主要出于两大原因：

一是对秦穆公业绩的仰慕，秦穆公当年“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这些丰功伟业与荣耀令孝公钦羡不已。二是对当时秦国地位低下的痛心，秦穆公时夺来的河西之地已被夺走，东方诸侯看不起秦国，鄙视其为戎翟，不把其当成正式成员看待，这使秦孝公感到了强烈的耻辱（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知耻而后勇，秦孝公痛感秦国必须变法图强，奋起直追。而要富强，超越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才。

所以，秦孝公决心求贤。秦孝公求贤不仅决心极大，而且撒开大网，范围极广。以他自己的话来说，选拔人才的范围是“宾客”和“群臣”。这就不仅限于秦国的“群臣”，六国来的“宾客”也不拒绝。这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世界招募顶尖人才。

秦孝公大张旗鼓地以土地与官爵为饵、网罗天下人才的政令，就像电波一样越过边界，传至四方。于是有一个人匆匆忙忙从魏国赶来，参加秦国的人才招聘大会，他就是一直郁闷不得志的商鞅。

满怀着求取富贵的目的，商鞅火速赶到秦国，找到秦孝公最宠幸的景监，请他安排自己和秦孝公见面。太监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后世不少人也曾经因为商鞅最初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一事批评他，但是，商鞅当时急于见到秦孝公，推行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之术，他在秦国又一无亲朋，二无好友，不找秦孝公宠幸的景监又能找谁？秦孝公对商鞅先后进行了四场面试。

第一次面试，商鞅大讲“帝道”，也就是五帝之道，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治国之道，结果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事后大骂景监：你那位客人是个只会说大话的人，不配重用。第二次面试，商鞅大讲“王道”，也就是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秦孝公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面试，商鞅大讲“霸道”，也就是春秋五霸之道，秦孝公听得有点兴奋了，但还是没有特别感兴趣。到第四次面试的时候，商鞅大讲“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傻了，不知不觉间一个劲儿向商鞅跟前凑，秦孝公连续听了好几天都听不够。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的人才啊（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史记·商君列传》）！

从此，商鞅大得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在秦国实施变法，商鞅也没有辜负秦孝公的赏识与信任，使秦国逐步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秦孝公兑现了当初寻觅人才时的承诺，给商鞅加官、晋爵、封地。那么，求富得富、求贵得贵、要官有官、要地有地的商鞅怎么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呢？怎么会可能发生本篇开头叙述的像丧家之犬匆匆逃离秦国的事呢？富贵，缘于变法；逃奔，亦缘于变法。这话怎么讲呢？

政治经济全改革 富国强兵有一套

要了解商鞅为何匆忙逃命，必须从他变法的具体内容谈起。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对秦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第一，改革政治制度。

商鞅变法是一场政治制度的深刻变革。这种制度变革在商鞅变法中表现为四个方面：

1.中央集权制的雏形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合并乡邑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县丞，在全国设立了三十一个县，每个县又都安排了县令、县丞（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史记·商君列传》。《秦本纪》作四十一县），县令、县丞必须由国君直接任命。

这项制度看起来并不起眼，只是合并一些行政区划，但是，它的内容意义非凡。把国家的基层政权设置为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县丞，这一套基层政权的建制刚好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郡县制的雏形。因此，此项措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一是基层政权的长官由国君任命，国君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这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央封建集权制的肇端。二是它初步打破了世卿世禄的世袭制，直接催生了官僚制。

2.官僚制的雏形

西周、东周时期，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项制度被称为世袭制，它的基础是血缘宗法关系。爵位和官职的世袭叫世卿，封邑的世袭叫世禄。世卿是政治地位，世禄是经济地位。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宗法制是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的。

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也存在很大的弊端。

世卿世禄制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出现精明强干的卿士，则又有可能消解国君的权威。

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远比晋国要小的诸侯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实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不仅中央大员，而且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

3.军功爵制

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官僚制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改革受害者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看有没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制的配套制度，这正是商鞅的改革所在。

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

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二十级，最低的为功士，第十八级为大庶长，第十九级为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lǜ，律）”怎么计算？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敌人的首级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

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没有军功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

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

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社会是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在经济上，社会是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

对于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实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

但是，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

4.连坐制

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一样受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

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的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

商鞅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整个社会井然有序。

第二，改革经济制度。

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鞅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

唐人杜佑《通典》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评述：

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杜佑《通典》卷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

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则与它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并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义务，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大得多。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打破井田制，富国。

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自己的百亩。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种更多的土地。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

商鞅变法，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而且，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史记·商君列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

有了更多的土地，减少了赋税，有成绩还可以得到奖赏，又大大增加了纳税的户数，所以，数年之间秦国大富。

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

国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是地广人少；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一个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的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为秦国作战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曰：“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只要能斩杀一个敌人的首级即可以晋升一级爵位。

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扑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恶的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

自古变法多艰难 商鞅为何能成功

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也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会一帆风顺，其间总是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鞅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鞅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鞅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

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鞅紧紧把握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执行。

一是徙木树信。

商鞅变法是要依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

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炸了窝，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

二是惩贵戚。

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

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

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之”。“劓”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罚，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师，连鼻子都割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

更难堪的是太子。他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他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他更难受。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

商鞅的强硬态度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

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匆匆逃离秦国的故事。但是，商鞅逃离秦国之后，魏国因为其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车裂酷刑。

三是先经济后政治。

商鞅变法是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法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

四是法典化。

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

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种制度化最重要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会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从而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局面。事实也正是这样，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对商鞅变法的措施并没有废除。

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变法取得了惊人的效果。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胙”），天下“诸侯毕贺”。

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卬，因此“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自此之后，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

魏国吃了败仗，只得割地求和，把河西之地献给秦国，都城也从安邑被迫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

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

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但是，商鞅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

为什么呢？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做出贡献吗？

五 合纵连横

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地走在崛起的大道上。其实，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和两个人的一生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

连横失败落魄受辱 发愤读书重出江湖

这两个人中的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

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么个下场，真是活该（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知识谋取荣华富贵，读了有什么用？但他并没有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

《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

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君失败后，黑貂皮大衣穿破了，一百斤黄金也用完了，钱财一点儿不剩，只得离开秦国，返回家乡。缠着绑腿布，穿着草鞋，背着书箱，挑着行李，脸上又瘦又黑，一脸羞愧之色。此时的苏秦回到家中，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秦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本书凡引《战国策》，均为此本，不再一一注明）。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故事中的“锥刺股”一事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

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段都一致地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着地奋斗。

《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最后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亲自清理房子，打扫道路，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儿子；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当年不给他做饭的嫂子，匍匐在地，像蛇一样爬行到苏秦身边，向他道歉。苏秦问，嫂子前后两次待我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他的嫂子倒很直接地说，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还那么有钱。苏秦听完之后，仰天长叹：人穷了，父母都不认儿子；富贵了，家人都害怕自己。一个人活在世上，对权势富贵怎么能不重视呢（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秦策一》）！

而据《史记》的记载，苏秦学成之后，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但是，周显王身边的人一向看不起苏秦，周显王也不信他（显王左右素习知苏秦，皆少之。弗信。《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没有办法，只好西行奔赴秦国。

此时，秦孝公已经去世，即位的是秦惠文君。于是，苏秦对秦惠文君说：秦国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四面环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国家。东面有华山、黄河，西面有汉中，南面有巴蜀，北面是代地，这是一个天然的天府之国。凭着秦国众多的士兵和百姓，凭借这么精锐的军队，完全可以称帝而统治天下。秦惠文君因为刚刚车裂了商鞅，非常忌讳说客，他一看苏秦又是一个说客，一来就劝他称帝，便婉言谢绝了苏秦（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史记·苏秦列传》）。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对苏秦至少可以了解三点。一是读书为君。苏秦是一位说客，他读书就是为了能为某一位君王服务。至于自己服务的对象是周天子还是秦惠文君，他才不在乎呢！二是苏秦曾经想为秦国服务，因为秦国当时强大，有实力，是理想的工作单位。三是苏秦有着极强的功名利禄之心，其实这也是苏秦奋斗的根本目的，因为这个时候他的价值观有了很大变化，原先君臣父子的那套价值体系在功名富贵的冲击下溃不成军。所以说，苏秦这种功名利禄之心有着深刻的背景：时代因素，个人因素。前者指当时天下的形势造就了一批像苏秦这样的谋略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从而谋取富贵的巨大平台；后者则是指苏秦如果不能成功，他在家中都毫无地位，更不用说在社会上立足。

在秦国没被接纳的苏秦又来到赵国，赵国国君这时候正用他弟弟为相，这位赵相也不欣赏苏秦的主张。于是苏秦只好离开赵国去往燕国，这是他寻找工作的第四站了。

东方六国合纵成功 苏秦佩带六国相印

见到燕国国君，苏秦先夸了燕国的富有，再夸燕国的军队：“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结论是：“此所谓天府者也。”然后接着说：燕国富庶是因为连年太平，燕国连年太平是因为赵国在燕国的南方，挡住了秦军的进攻之路（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史记·苏秦列传》）。如果没有赵国作为屏障，燕国早就深受秦国之害了。所以，对于燕国来说，和赵国处好关系远比和秦国处好关系重要得多。如果赵国攻打燕国，发出号令不出十天，几十万大军就会进驻东垣了，再不出四五天，大军就能直抵燕国都城。秦国攻打赵国是在千里以外作战，赵国攻打燕国是在百里以内作战，现在燕国不担心百里以内的祸患，而去关注千里之外的战事，这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啊，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吗（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史记·苏秦列传》）？因此燕国必须和赵国联合抗秦，燕国才能平安。苏秦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燕国与赵国联合，整个六国结为一个联盟（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史记·苏秦列传》）。

苏秦“天下为一”，就是苏秦针对当时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秦国而提出来的六国的生存策略，也成为秦惠文王即位之后所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

苏秦

苏秦提出来的这个策略，叫“合纵”。“合”，就是联合；“纵”，指南北。当时六国从燕至楚，是从北至南。“合纵”，就是六国南北联合共同对付秦国，所以也叫“合众弱以攻一强”。但说“攻一强”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合众弱以抗一强”，即联合六国应对强秦，而不是进攻秦国。

燕国国君对苏秦的这个主张非常感兴趣，但是，燕国国君非常现实。他指出，燕国是个小国弱国，西边是强大的赵国，南边是强大的齐国。你说得很动听，但是，燕国要参加合纵是为了保证燕国的安全（然吾国小，西迫强赵，南近齐，齐、赵强国也。子必欲合从以安燕，寡人请以国从。《史记·苏秦列传》），所以，必须让赵、齐两国不侵犯燕国。只要能保证这一条，燕国愿意举国参加。于是，燕国国君出重金资助苏秦，这是苏秦得到的第一笔创业基金。

苏秦第二次来到赵国，原来讨厌苏秦的赵相已经死了，于是，苏秦对赵国国君说：当国君的最大任务是“安民无事”，而要“安民”，最重要的是“择交”，即选准自己的朋友。如果朋友选不准，民就不安宁（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史记·苏秦列传》）。对于赵国来说，西边是强秦，东边是强齐。如果赵国把齐、秦都当作敌人，民不能安。依靠齐国攻秦，依靠秦国攻齐，民也不能安。

秦国在六国中最担心的是赵国，但是，秦国却不敢集中兵力攻打赵国，因为秦国担心韩国、魏国断它的后路。所以，韩国、魏国是赵国南部的屏障。韩国、魏国和秦国接壤，又没有天然的山河作为屏障，一旦受到秦国的蚕食，很容易让秦国打到国都。所以，韩国、魏国如果不能对抗秦国，一定会成为秦国的附庸。秦国要是不受韩国、魏国的牵制，一定会将赵国定为头号敌人（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必中于赵矣。《史记·苏秦列传》）。

苏秦又说：看看天下的地图，六国的土地是秦国的五倍，六国的兵力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六国结合成一个整体，全力以赴对抗秦国，一定可以打败秦国（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乡而攻秦，秦必破矣。《史记·苏秦列传》）。现在却相反，主张和秦国友好的人，都劝说六国国君向秦国进贡，事奉秦国。我的主张是：让六国结为盟友，对抗秦国（一韩、魏、齐、楚、燕、赵以从亲，以畔秦。《史记·苏秦列传》），让六国的将相杀白马盟誓：秦国进攻六国中任何一国，其他五国都要派出精锐之师联合作战；诸侯中如果有人不遵守盟约，其他五国有权联合讨伐它（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史记·苏秦列传》）。

赵王听了苏秦这一番颇为新颖的意见之后，立即表示同意，而且也给了苏秦一笔重金。就这样，苏秦得到了第二笔创业基金。

苏秦对赵国国君所说的正是当时六国对付强秦合纵之术的完整表述。

燕国是一个弱小之国，赵国是当时的强国之一，所以，赵国投的这一赞成票对苏秦完成合纵非常重要。

苏秦的下一站是韩国。

苏秦对韩国国君韩宣王讲了两个问题。

一是讲利害。韩国若向秦国让步，秦国一定会要你的战略要地宜阳、成皋，韩国如果把这两个军事重镇给了秦国，明年秦国又会来要求割地。如果你继续割地，你很快就发现无地可割；如果你不给秦国，那么秦国一定很恼火，那等于是“弃前功而受后祸”，前功尽弃啊！大王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以你有限的土地，去填秦国无休无止的欲壑，结果必然是“不战而地已削矣”。

二是讲荣辱。以韩国这样的强大，却“西面事秦”，让国家蒙受耻辱，没有比这更让天下人耻笑的了（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大于此者矣。《史记·苏秦列传》）。而且，我苏秦听过一个谚语：“宁为鸡口，无为牛后。”鸡口虽小，犹进食；牛后虽大，乃出粪也。你现在如此低三下四地事奉秦国，和出粪的牛后又有什么区别？我都为你感到羞耻！

苏秦这番话把韩国国君羞得满脸通红，他挽起袖子，仰天长叹：我就是再没有才能，也不能再事奉秦国了（于是韩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剑仰天太息曰：“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史记·苏秦列传》）。

经过逐国不懈游说，苏秦终于组成了六国的反秦联盟。苏秦一人佩带六国相印，成为六国合纵的领袖。

苏秦的成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各国自身利益的需求。苏秦生活的时代，秦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余六国都不是秦国的对手。唯有六国联手，才能有效地抵抗秦国的东扩。六国自身利益的诉求，是苏秦合纵成功的客观基础。

其次，是苏秦等纵横家的个人努力。苏秦顺应了六国联合抗秦的现实诉求，促使其结成了反秦抗秦的联盟。苏秦个人的努力绝不可低估。作为一位纵横家，必须熟悉天下的大趋势，必须有极好的口才，必须懂得各国国君的心理，必须懂得各国的强弱，必须懂得各国的软肋。这些条件苏秦完全具备，因此，他的游说获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

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完成六国合纵之后，回到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苏秦把六国合纵的协约送到秦国，秦国十五年没有敢出兵函谷关（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于秦。秦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史记·苏秦列传》）。六国合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苏秦设局 张仪入套

苏秦游说六国，促使六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六国的成功，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六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封堵了，秦国肯定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一个应对策略，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而张仪的飞黄腾达又是苏秦一手造就的。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

张仪是苏秦的同学，他们师出同门，都是著名学者鬼谷子的学生，而且，张仪学得比苏秦还好（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史记·张仪列传》）。张仪学成之后，也像苏秦一样在诸侯中游说。可是，很不幸，他成功得比苏秦晚（有的学者认为苏秦在张仪之后，今姑以《史记》所载为据）。

张仪未发达时，曾经和楚国的国相吃过一次饭，饭吃完了，楚国国相的一块玉璧莫名其妙地找不到了。丢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自然要查找。楚国国相手下的人一口咬定是张仪偷了，理由是“仪贫无行”，因为张仪穷，所以张仪肯定没有道德底线。结果，他们一哄而上，不问青红皂白，抓住张仪暴打一顿。张仪不服气，因为他确实没有偷楚国国相的玉璧。那些人也没有证据，最后把白白挨打的张仪放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张仪回到家中，遭到了妻子的嘲讽：你要不读书，不去结交权贵，你能挨打吗？张仪听了妻子的嘲笑，不卑不亢地问：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他的妻子笑着说：在。张仪回答：这就足够了（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史记·张仪列传》）。对于苏秦、张仪这类纵横家来说，只要舌头在，还能说，一切都够了。因为他们靠的就是三寸不烂之舌。

苏秦在已经得到赵国国君全力支持的时候，张仪还没有成功。苏秦担心秦国攻打诸侯而破坏他的合纵之谋，于是他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的老同学张仪。

于是，他派人暗示张仪：你和苏秦是老同学，如今苏秦已经发达了，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子始与苏秦善，今秦已当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愿？《史记·张仪列传》）？张仪一听，有道理啊，于是，张仪就来赵国求见苏秦。

苏秦事先安排他的手下，张仪来了之后，不要替他通报。这样，张仪来到苏秦的官邸，一连几天见不到苏秦，而且还拖着不让他走。等他好不容易见到苏秦，苏秦却高高在上，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给张仪吃的是仆人、侍女吃的那种饭，而且苏秦还数落、挖苦张仪：你就那么点本事，才成为今天这副样子，我不是不能让你富贵，而是你根本不值得我收留，回去吧，回去吧（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史记·张仪列传》）。

一听这话，张仪气得差一点背过气去。

他这次来，满心以为老同学一定会念及旧情，帮自己一把，万万没想到不但没得到帮助，还受了一肚子气，简直是莫大的侮辱。思来想去，诸侯中没几个能成气候的国君，只有秦国可以收拾赵国。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

苏秦和张仪是老同学，他又深知这位老同学是个贤士，比自己强。那么苏秦为什么要引诱他来赵国？为什么张仪来到赵国苏秦又要羞辱他呢？

原来，这是苏秦设的一个局。

张仪一走，苏秦立刻安排自己的门客说：张仪是天下的贤士，我都比不过他。我幸亏是率先成功。将来能够掌握秦朝朝政的，只有张仪（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史记·张仪列传》）。但是，他穷，我怕他贪小利而忘大业，所以，召他来、激怒他，让他奋发有为。

苏秦马上向赵王汇报，让赵王立项、批钱、准备车马，让一位门客暗中跟随张仪，做张仪的贴身管家。这位门客先和张仪住进同一家旅店的客房，似乎是无意相识。然后，再逐步接近他，把赵王特批的这笔钱给张仪用，他这个贴身管家当得尽职尽责。张仪有了这笔巨款的资助，一路上好吃好住，舒舒服服地到达秦国，面见秦惠文王。一席话说得秦惠文王立即任命张仪做客卿，和他商量对付六国的谋略（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史记·张仪列传》）。

张仪在秦国一当了高官，苏秦派的这位门客就前来告辞。张仪非常惊讶：靠你的资助，我才有了今天，正想报答你，你为什么走呢？这位门客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你的是苏秦（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史记·张仪列传》）。苏秦担心秦国攻打赵国，毁了合纵，认为天下英才中只有你才能得到秦国国君的信任。所以，他才有意激怒你，并让我担任你的贴身管家，一路上照顾你。所有这一切，都是苏君的安排。现在你已经得到秦王的重用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所以，我该回去交差了。

张仪一听，大为感慨：我在苏君的计谋之中却不知道，我实在赶不上苏君（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史记·张仪列传》）。何况我刚受到信任和重用，怎么可能去算计赵国呢？你替我好好谢谢苏君。有苏君在，我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苏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但是，苏秦做出的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他这一手并不高明，他把比自己还要有才华的张仪送到了秦国。张仪到秦国后，他的才华有了施展的平台，他提出了一个帮助秦国破坏六国合纵的应对策略，这个应对策略和苏秦的合纵抗秦策略正好是针锋相对。张仪虽然为感谢苏秦，短时间不会攻打赵国，但是，他毕竟是一位天下奇才，而且备受秦惠文王的重用，他的能量之大远远超出了苏秦的估计。况且，张仪即使要报苏秦之恩，也只是短期的，因为他一旦成为秦惠文王的重臣，必然要将秦国利益置于第一位。秦国当时最现实的需要就是打破苏秦的合纵，张仪怎么能够不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施展才华呢？张仪在打破六国合纵上的努力最终会使苏秦所有的心血化为泡影，苏秦恰恰又是送张仪登上这一历史舞台的人。苏秦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那么，张仪怎么攻破六国的合纵呢？

张仪的策略是在六国合纵的链条上找到薄弱环节，从中截断，使整个链条断裂。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和秦国接壤的魏国。他对魏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一是明任魏相，暗中为秦服务。张仪是秦国重臣，他来魏国任职，魏王当然不敢怠慢，马上任命他为魏相。但是，张仪出任魏相却是要为秦国谋取利益，目的就是为了让魏国率先背叛合纵，尊奉秦国，再让其他国家学习魏国（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史记·张仪列传》）。可是，张仪在魏国并未说动魏襄王背叛合纵。

二是采用军事高压政策。张仪待在魏国四年未说动魏襄王。襄王死后，哀王立，张仪又游说哀王，可是哀王仍然不听。一计不成，张仪决定改变策略，对魏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明年，齐又来败魏于观津。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诸侯震恐”。魏国先败于秦，再败于齐，加上秦国斩首八万韩国士兵，使得天下“诸侯震恐”，这也让魏哀王惊恐不已。在连续受到军事重创之后，“哀王于是乃倍从约”，通过张仪与秦结盟。

魏王的屈服是不得已的，所以，张仪回到秦国再次担任秦相之后，魏国又恢复合纵。秦国因魏国合纵再次出兵攻魏，并占领了魏国的重镇曲沃，魏国只好再次屈服了。

魏国尊秦之后，张仪下一个目标是哪一国呢？

第二个目标是楚国。继魏国之后，张仪又引诱楚国背叛盟约。有意思的是，张仪功成名就以后，仍对当年楚国国相诬陷他偷玉璧一事耿耿于怀，曾写书信给楚国国相说：当初我和你一起喝酒，没有盗你的玉璧，你却打了我。现在我告诉你，你要好好守住你的国家，因为我要回去，不是偷你的玉璧，而是要盗取你的城池（若善守汝国，吾顾且盗而城！《史记·张仪列传》）。不过，楚国最终并没有背叛盟约。

苏秦等纵横家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合纵，最终因为齐、魏两国的负约而崩溃（其后秦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欲败从约。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史记·苏秦列传》）。

各个击破：破解统一战线的最好方法

合纵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

从六国联盟的内部来看，首先，六国自身难以长期保持一致。一方面是因为六国关系复杂。既然六国都不是秦国的对手，六国就应该坚持合纵，联合抗秦；但是，六国是六个政治、经济集团，集团与集团之间联盟的基础是目标一致、利益一致。阻止秦国东扩是六国联合的目标，六国联合遏制被秦国吞灭是六国联合的利益所在。另一方面，六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它们之间既有利益一致之处，也有利益不相合之处。因为，六国除了需要集体对抗秦国，各国之间难免相互争夺和发生战争。这就是六国集团利益不一致之处。这些不一致的地方正是六国的软肋。其中，只要有一至两国违反纵约，其他国家立即就会停止履约，导致合纵全面瓦解。

其次是六国利害不一。在六国之中，韩、赵、魏三国与秦接壤，是秦国东扩的首要打击对象。燕、齐、楚三国离秦国遥远，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较小。这种地缘政治决定了六国对合纵的态度有很大差异。燕、齐、楚三国在韩、赵、魏三国灭亡之前，较少受到秦国的直接威胁，因此，合纵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常常会受到秦国的威胁、利诱而坐山观虎斗。韩、赵、魏三国的地缘决定了它们是秦国首要的打击对象，秦国动辄兴兵讨伐。在强秦的高压之下，韩、赵、魏三国也极容易在合纵与连横之间摇摆不定。

最后是六国强弱不同。六国之中，齐、楚两国地广国强，是秦国统一天下的主要对手。秦国对齐、楚两国的联盟最担心，也最下功夫去做“统战”工作。

从联盟的外部因素来看，秦国不遗余力地瓦解合纵与有效的应对策略是合纵失败的外因。

六国合纵以抗秦，使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放缓了，但是，当时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秦国当然不愿意就此停止统一的步伐，它必然要想方设法破坏六国的合纵。连横就是秦国化解六国合纵的一剂良方。连横的代表人物是张仪。张仪破解合纵的方法即是逐国游说，只要攻破一国即可攻破另一国。张仪就是用与苏秦一样逐国游说、各个击破的办法瓦解了六国的合纵。

关于苏秦和张仪，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法：所谓的合纵连横，实则是他们二人联合起来，给当时的各个诸侯国挖了一个大坑，一个主张合纵，一个主张连横，让诸国心甘情愿地往坑里跳，他们二人互相依存，功名富贵也就源源不断。

秦惠文君即位之时，六国兴起了一股称王之风。原来，在周代，“王”是最高的称号，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但是，到了此时，周天子势力早已经败落，所以，大家纷纷称王，秦惠文君也改称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在位期间，主要精力用于打破六国的合纵，同时，他派司马错伐蜀，得到了蜀地这个天府之国。一个关中之地，一个蜀地，成为支撑秦国统一天下的两个根据地。秦惠文王在位的二十多年，秦国在崛起的征途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明显提速。所以，秦惠文王是秦国崛起之路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那么，秦惠文王之后继承王位的秦国国君又是谁？他还能使秦国在这条崛起之路上走得更远吗？

六 昭襄王称霸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尤其是经过秦孝公变法和秦惠文王对六国合纵的严厉打击，秦国已经稳居“战国七雄”中的首强地位。秦惠文王死后，继位者为秦武王。秦武王虽然也颇有抱负，但继位四年就因好勇逞能而意外死亡，并且没有儿子。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人不止一个，在宣太后与元老魏冉姐弟联手运作下，远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稷顺利继位，公子稷就是秦国发展史上大名鼎鼎的秦昭襄王。面对东方六国不断变化的局势，秦昭襄王会采取什么策略呢？他在秦国崛起的道路上会有新的动作吗？

秦惠文王死后继位的秦武王也是一位富有积极进取精神的君王，他曾经对他的丞相甘茂说：我想开辟一条只能容车子通过的路，到洛阳看看周王的都城，即使死了也不遗憾（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史记·秦本纪》）。周天子虽然当时已近似傀儡，但在形式上依然是天下的共主，秦武王的这种愿望实际上不仅是想要称霸天下，而且也是想效仿周室做天子。但是，他有一项爱好，也正是这项爱好，断送了他的性命。

秦武王力气很大，特别喜欢举重。不过，秦武王当年举的不是今天的杠铃，而是鼎（三条腿的祭器）。所以，他到处搜寻天下的大力士，授予官职，再与这些大力士比赛举鼎。结果，在一次与大力士孟说举鼎比赛时（据说这一次举的是周室的龙纹鼎），砸断了腿（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史记·秦本纪》），估计是准备活动不足，或者是缺乏教练的指导。这次受伤非常严重，秦武王不久因伤痛去世。

秦武王继位时就很年轻，当了三年国君就去世了，还没有儿子。这样，法定继承人缺位。而且，他是因伤突然死亡，来不及对继承人做出安排。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随即上演。

昭襄王即位：朝中有人是关键

秦武王死后谁能继位为秦王立即成为秦国宫廷中的一件大事，当时秦宫中有条件继承王位的人、无条件继承王位的人都卷入了这场竞争。

按照宗法制的原则，能继承秦王之位的只有秦武王的弟弟们。因此，秦惠文王后宫嫔妃生的儿子们都有条件争夺王位。没有儿子的嫔妃和朝中大臣们也有不少人希望自己能有拥立新王之功，于是也卷入了这场争斗。

然而此时，秦国有资格、有能力决定这一问题的只有三个人。

一是秦惠文王的王后，此时已经是王太后；二是秦武王的王后；还有一个人，虽然不是王室成员，但是很有实力。

他是谁呢？

魏冉（一写作“魏冄”）。

秦惠文王、秦武王时代，魏冉已经在朝廷任官，而且是手握大权的人物（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史记·穰侯列传》）。

从表面上看，三个人都拥有一定的决定权，这叫三票制。

秦惠文王的王后、秦武王的王后，从来没有干预过政事，力量不足，因此，这两票只是个样子。魏冉则不同，他是秦惠文王、秦武王两朝元老，在朝中非常有势力。他这一票是三票中最为关键的一票。

秦惠文王的王后、秦武王的王后在立谁为继承人的问题上和魏冉的意见不一致，但是，魏冉有权，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一票搞定此事，强行立秦武王的异母弟公子稷（又名则）为秦王。此时，公子稷正在燕国当质子（做人质的公子）。当公子稷被宣布立为新秦王之后，赵武灵王为了和公子稷建立友好关系，派重臣前往燕国迎接公子稷，燕国也愿落个人情，便全力配合（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史记·赵世家》）。于是公子稷顺利回到秦国，并被立为秦王（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史记·秦本纪》）。

公子稷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他的继位完全是魏冉敲定的。远在异国他乡的公子稷完全没有左右自己命运的能力，但是他的继位却为他的重孙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

魏冉的决定引发了秦武王其他弟弟的不满，也引发了支持这些公子的大臣们的不满。

《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二年，公子稷的弟弟公子壮（当时担任庶长，秦二十级军功爵制，第十级左庶长到第十八级大庶长都是庶长）和一些大臣、诸侯、秦武王的其他弟弟们密谋暴乱，被发现后全部被杀。秦惠文王的王后支持公子壮，公子壮被杀之后，她心情不好，郁郁寡欢而死。秦武王的王后，本来是魏国人，在拥立新王的斗争中也遭到失败，被迫回到了魏国（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史记·秦本纪》）。但是，她支持的是不是也是公子壮，史书没有记载。

公子稷是在燕国做质子时被魏冉拥立的，此时，国内有那么多秦武王的弟弟都没有被选中，魏冉为什么非要立公子稷呢？

这事和一个女人有关。

这个女人是谁？

她就是秦惠文王的嫔妃“芈（mǐ，米）八子”。“八子”是秦国后宫嫔妃的一种官职。电视剧《芈月传》中芈月的历史原型，就是这位“芈八子”。她本是楚国人，陪嫁到秦国，成了秦惠文王的妃子，秦昭襄王即位后，这位芈八子就成了宣太后（昭襄母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史记·秦本纪》）。魏冉是宣太后同母异父的长弟，秦昭襄王公子稷是宣太后的儿子，这就是魏冉鼎力支持公子稷继位的根本原因。

按常理说，秦惠文王的王后最有决定权，她是秦武王所有弟弟们的嫡母。但是，在秦武王死后确立继承人时，这位嫡母却失败了。因为她没有得到握有实权的魏冉的支持。

由于昭襄王此时尚未成年，国家大事由宣太后负责。

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不是一位等闲之辈。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生活、工作两不误的著名太后。她与义渠戎王私通长达三十年之久，还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她最后又诱杀了义渠戎王，并趁义渠戎人没有任何戒备的情况下，迅速派兵彻底打败他们，一下子让秦国扩建了三个郡（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史记·匈奴列传》）。从此，秦国再无后顾之忧。如果秦国硬碰硬地对义渠用兵，代价一定非常大，而凭借宣太后诱杀情夫，秦国轻松地灭了义渠。

宣太后掌政，自然倚重魏冉辅佐。三年后，公子稷举行了加冠礼，正式亲政。由于魏冉是秦昭襄王继承王位最坚定的拥立者，又是他的舅舅，所以，昭襄王亲政之后，魏冉仍然是秦国国政的执掌者。他在昭襄王一朝五次担任丞相，位高权重。

魏冉协助秦昭襄王打击六国，立下不少功劳，被封为穰侯。宣太后同父同母的弟弟芈戎，被封为华阳君（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史记·穰侯列传》）。昭襄王也有两个弟弟，都坚决支持他，一个被封高陵君，一个被封泾阳君。所以，昭襄王在位的前三十多年，他的两个舅舅、两个弟弟都握有重权。

在魏冉和宣太后的运作之下，远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稷顺利继位，三年后亲政。但是，秦昭襄王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秦国虽然是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但要想吞灭六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国的土地、人口、兵力都数倍于秦国。秦昭襄王怎么才能完成历史赋予他的开疆拓土，逐步统一天下的使命呢？

自魏奔秦 范雎死里逃生

这件关系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事，最终由一个人解决了，他制定了一个最符合秦国利益和现实的统一六国的总方针。

这个人是谁？他为秦昭襄王定下了什么样的统一大计呢？

这个人叫范雎（jū，居），魏国人，字叔。他曾经周游列国，希望有一位国君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干一番事业，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他只好回到魏国，打算为魏王服务，可是家境贫寒的范雎没有资金运作这事，只好在魏国中大夫须贾门下做了个随从。

有一次，须贾带着范雎出使齐国，他们在齐国逗留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有获得。就在须贾进退两难的时候，作为随从的范雎却得到了齐襄王的一份重礼——十斤黄金及牛肉美酒。原来齐襄王得知范雎口才好，所以派专人给范雎送了礼。当然，齐襄王这份礼也不是白送的。那个年头，每个国家的国君都想得到人才，齐襄王送礼其实是想让范雎为齐国服务。

范雎看见自己的主人都没有见到齐王，齐王反倒给自己送来了礼物，他马上意识到不能私自接受齐襄王的礼品，便一再推辞，不敢接受。但是，这事还是让须贾知道了。须贾得知这个消息后，大为恼火，他认为范雎一定是出卖了魏国的国家机密才得到馈赠（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但是，这是在齐国，他再恼火，也不便发泄，便让范雎收下牛肉美酒，把黄金退了回去。

范雎一切照办。一回到魏国，须贾便向魏相报告了这件事。当时，魏相是魏国公子魏齐。魏齐听后大怒，下令用板子、荆条笞打范雎，一顿暴打，打断了范雎的肋骨、牙齿（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范雎眼看着自己要被活活打死，只好装死。魏齐看见范雎死了，就派人用席子把他卷了卷，扔到厕所里，还让喝醉了酒的宾客轮番往范雎身上撒尿，以此羞辱他，惩一儆百。其实，卷在席里的范雎还活着，他趁着无别人，对看守说：您如果放了我，我日后必定重谢。看守动了心，想放走范雎，就向魏齐请示：把席子里的死人扔掉算了。刚好，魏齐喝得酩酊大醉，便顺口答应了。

范雎因此得以逃脱。魏齐酒醒后后悔把范雎的“尸体”扔掉，又派人去搜索，结果死人竟然不见了。魏国人郑安平听说了这件事，找到范雎，带着他一起逃走，隐居下来，还让范雎改名换姓，叫张禄。

就在这个时候，秦昭襄王派使者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寻找机会给王稽当了个差役，侍候王稽。王稽问他：魏国有贤士愿意跟我到秦国去吗（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郑安平回答说：我有一位老乡张禄先生，想见您畅谈一下天下大事。不过，他有仇人，不敢白天来。

王稽说：那夜里你跟他一起来。

晚上，郑安平带着张禄夜访王稽。还没说几句话，王稽就意识到张禄是个难得的奇才（郑安平夜与张禄见王稽。语未究，王稽知范雎贤。《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便对他说：我马上回国，请先生先在都城西南等我。范雎与王稽约好见面时间就匆匆离去。

王稽到了城南，拉上范雎很快进入了秦国国境。

王稽的车队走到湖县（今河南灵宝）时，远远望见有一队车马从西边奔驰而来。范雎问：那边过来的是谁？王稽答道：那是秦国国相穰侯去东边郡县视察。范雎一听是穰侯，便说：我听说穰侯独揽秦国大权，最讨厌六国的人士。如果一见面，恐怕要受辱，我得在车里躲一躲（吾闻穰侯专秦权，恶内诸侯客，此恐辱我，我宁且匿车中。《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不一会儿，穰侯走近，看见王稽，便停车询问说：关东的局势有什么变化？王稽答道：没什么变化。穰侯又问：大使先生不会带着说客来吧？这种人只会扰乱别人的国家。王稽赶快回答：臣下不敢（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两人随即告别而去。范雎对王稽说：穰侯是个有智谋的人，刚才他怀疑车中藏着人，可是忘记搜查了。这事穰侯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后悔刚才没有搜查车子。于是，范雎跳下车一路狂奔，跑了十几里。穰侯果然派骑兵赶回来搜查车子，没发现人，这才作罢（范雎曰：“吾闻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乡者疑车中有人，忘索之。”于是范雎下车走，曰：“此必悔之。”行十余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客，乃已。《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王稽擦了一把额上的冷汗，和范雎一块儿进了咸阳。

王稽向秦王报告了出使情况，趁机对秦王说：魏国有个张禄先生，是天下难得的贤士。据他说，秦国现在处境非常危险，如果能采用他的方略便可使秦国转危为安。但这事只能面谈，不能书信转达（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所以我把他拉到秦国来了。

此时，秦昭襄王即位已经三十六年了。这三十六年中，他武功赫赫，向南夺取了楚国的鄢、郢（楚国都城，今湖北江陵）重镇，楚怀王在秦国被囚禁而死；向东攻破了齐国；还曾多次打败韩、赵、魏三国（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秦东破齐。湣王尝称帝，后去之。数困三晋。《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使秦昭襄王讨厌那些说客，不相信那些说客，所以，对于王稽的话，秦昭襄王也不以为然。但是，秦昭襄王也没有赶走范雎，还是让他留下来了，只是给的待遇很低，住很差的旅店，吃劣质饭。范雎此时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等下去。

远交近攻 确立统一大计

一年多以后，范雎终于等到了一次机会。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机会呢？

原来，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打算跨越韩、魏两国去攻打齐国，以便扩大自己的封地陶（今山东定陶）（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范雎知道这件事后，立即给秦昭襄王上了一封奏疏。范雎究竟从穰侯的伐齐建议中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穰侯谋取一己之利的私心。

穰侯拥立秦昭襄王，这是他的第一大功；穰侯举荐名将白起，屡屡大败六国，更进一步地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这是穰侯的第二大功。但是，穰侯在获得成功的同时自己的私欲也在同步放大。穰侯的封地陶靠近齐国，因此他主张跨越韩、魏攻打齐国。其实，他是想通过伐齐之战扩大自己的封地。这是魏冉走向自己人生对立面的第一步。

范雎在秦国等待的这一年多中，始终关注着秦国政坛的一举一动。穰侯为谋取私利提出攻打齐国的方略，恰好给了范雎提出秦国吞灭六国的总方略的机会。

范雎在秦国等待的一年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思想。其实他刚入秦时并没有形成秦国消灭六国的总方略，因为当时他刚刚死里逃生，还没有思考这些东西的时间。但是，在遭到秦昭襄王冷遇的这一年之中，范雎认真研究了秦国的战略，终于从穰侯魏冉的行动中悟出了秦国消灭六国的战略思想。

范雎的上书引起了秦昭襄王的关注，他下令立即召见范雎。

范雎通过王稽举荐，等了一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而范雎这次一上书，秦昭襄王立即召见，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换句话说，范雎在上书中说了什么让秦昭襄王如此动心呢？

范雎在上书中先做了两层铺垫：

第一，识别宝物极其困难。范雎举天下闻名的和氏璧为例，说明像和氏璧这样的天下宝物，开始都不被世人所认知，可见，识别宝物极其困难。所以，君王不重视的东西未必不是宝物。这是以物喻人，暗示自己是人才。

第二，如不用我，不必久留。范雎已经在秦国等了一年多，但秦昭襄王始终没有召见他，所以，他在上书中公开提出，大王要是认为我的话可行，那你就用我；如果你认为我的话无用，长期留我也没有用（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这两层铺垫，为范雎面见秦昭襄王打了基础。但是，范雎也是一位非常懂得读者心理的人，他只扼要地点出国君和列侯的关系，并不讲透；而且，还甩了一个包袱：我有一些非常重要而机密的话不能写在信上（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只能面见大王时讲。如果我讲的没有用，请允许我立即接受死刑（一语无效，请伏斧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这些话说得若明若暗、欲言又止、神龙见首不见尾，秦昭襄王隐隐约约地感到范雎在说什么，但又不知道范雎究竟是在说什么，所以立即召见了他。

秦昭襄王先向推荐范雎的王稽道了歉，然后用专车迎接范雎（于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范雎乘专车到了秦宫，他假装不知道这是内宫的通道，闷着头就往里走。恰巧秦昭襄王从里面出来，宦官发怒，驱赶范雎，喝斥道：大王来了！范雎故意喊：秦国哪里有大王？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范雎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秦昭襄王走过来，听到范雎和宦官吵架，便上前迎接范雎说：我早就应该向您请教了。正好遇上攻打义渠的事非常紧迫，我早晚都要向太后请示，现在总算把义渠事件处理完，我才有机会向您请教。

秦昭襄王喝退了左右的侍从，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有什么可以赐教于我？范雎嗯嗯两声。等了一会儿，秦昭襄王又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有什么可以赐教于我？范雎又嗯嗯两声。连问三次，范雎每次都是只嗯嗯，不回答。秦昭襄王继续长跪着说：先生不打算赐教我了吗？

范雎说：我只是个寄居在异国他乡的臣子，和大王的交情很生疏，我要讲的又都是辅佐国君的大事，我处在大王和大王的亲人之间来谈这些大事，想尽我的一片忠心，可不知大王心里怎么想。这就是大王连问我三次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我并不是害怕，我明知今天向您陈述主张明天就可能被处死，但是我绝不想逃避。大王果真照我的话办了，我死也值得。我最担心的是我死了之后天下人看见我尽忠而死，不敢再到秦国来（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乡秦耳。《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秦昭襄王长跪着说：先生说啥呢！秦国偏处一隅，我本人无能，先生光临此地，我能受到先生的教诲，这是上天的恩赐啊！事情无论大小，上至太后，下到大臣，有关问题希望先生毫无保留地给我以指教。

范雎听了后鞠躬行礼，秦昭襄王也连忙还礼。

范雎说：大王的国家，地势险要，雄师百万。凭着秦国力量制服诸侯，如同猎狗抓捕瘸腿的兔子那样容易。秦国现在之所以不能做到这些，都是因为穰侯不愿竭尽忠心为秦国出谋划策，大王也有失误之处。

秦昭襄王长跪着说：我想听听我的失误在哪儿。

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去进攻齐国纲、寿（今属山东泰安），这绝不是个好计谋。出兵少对齐国就没有什么杀伤力，出兵多会损伤秦国的力量。我想大王您是想自己少出兵而让韩、魏两国派兵协同，但这样做韩、魏两国就会觉得您不仁义，心里会产生隔阂。越过和您不亲近的两个国家去进攻齐国，合适吗？大王不如结交远邦而攻伐近国（远交而近攻。《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这样，攻取一寸土地就成为您的一寸土地，攻取一尺土地也就成为您的一尺土地。如今弃近而攻远，显然太荒谬了。

秦昭襄王说：我早就想拉拢魏国了，可是魏国变化无常，怎么才能拉拢呢？

范雎回答：先说好话再送厚礼，不行就割让土地收买，再不行就发兵攻打。

于是，秦昭襄王任命范雎为客卿，和他一起商议军国大事（乃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范雎在秦国熬了一年多，费尽心机才得到秦王的召见，昭襄王一见就采纳了范雎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呢？范雎的成功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穰侯魏冉的关系；二是提出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略。

秦昭襄王是魏冉强行所立，魏冉又是秦昭襄王的舅舅，魏冉辅政三十多年，功勋卓著，因此，秦昭襄王和魏冉的关系始终不错。但是，魏冉的功劳也引发了秦昭襄王的猜忌，这是王权和相权冲突的历史必然。这才使秦昭襄王决定重用范雎。

在获得秦昭襄王信任、重用之后，范雎又对秦昭襄王说：我过去在魏国时只听说秦国有宣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没有听说什么秦王。此时，穰侯做秦国的国相，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轮流率兵为将，他们都有自己的封邑，加上宣太后的宠爱，个个家中财富超过国库（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秦昭襄王听了范雎这番话，如梦方醒，说：好（昭王闻之大惧，曰：“善。”《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于是废了太后，把穰侯、高陵君及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出国都。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封地陶邑去，然后任命范雎为相国。

秦昭襄王把应地（今河南宝丰南）封给范雎，封号称应侯。

这件事被后人称为“强公室，杜私门”，非常有名。

秦昭襄王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国君。他利用范雎废了太后、穰侯魏冉等人，将大权全部收归己有，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

范雎的贡献有两条：一是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的战略；二是强化了秦国国君的权力。特别是第一条，贡献极大。

“远交而近攻”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总体战略，是外交与军事的有机结合。范雎不但提出了这一总体战略，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首先是胁迫和秦国接壤而又处于天下中枢的韩、魏两国执行亲秦政策，然后利用韩、魏两国的亲秦，威逼楚国、赵国，迫使楚国、赵国屈服，再一步是恫吓齐国。各国都被征服之后，再放手进攻和秦国接壤的韩国、魏国。在韩、魏两国之中，应当先攻取韩国，因为韩国和秦国的国界犬牙交错。

这个实施方案可操作性极强，它是基于地缘关系之上的一个由近及远的具体战略，因此，可以作为秦国统一天下的具体规划。同时，它是一个军事和外交相互结合的战略方案。秦国可以利用它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韩国、魏国亲秦，再利用韩、魏胁迫赵国、楚国。这一战略使军事、外交两方面的力量都发挥到极致。总之，“远交而近攻”的提出，标志着秦国的统一战争已经进入到战略思想非常完备的阶段，接下来只剩具体的实施了。

《史记》中还说，范雎是个“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的人，一顿饭的恩德也一定偿还，瞪瞪眼睛的仇怨也要报复。他散发家里的财产，以此报答所有因为他的事情遭受困苦的人。当年救范雎的郑安平，秦昭襄王让他做了将军，王稽则做了河东郡太守，并且秦昭襄王允许他三年内不必汇报施政情况。须贾因秦国要攻打魏国，至秦求见张禄，此时尚不知张禄就是范雎。范雎设计对其进行了一番羞辱，数落他的过错，并打发他回去，要魏国送魏齐的人头来，否则兵发大梁。魏齐被迫四处奔逃，最后无奈自杀。

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他在穰侯、范雎的先后辅佐下，沉重打击了六国的有生力量，为秦国最后统一天下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明显。但是，秦昭襄王在位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对于他的太子来说，等待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他的长子没有等到继位就死去了。那么，他死后，秦国的政局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继位的新君还能继续有所作为吗？

七 异人奇缘

秦昭襄王在位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的长子没能熬到继位的那天就与世长辞了。昭襄王死后，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继位，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作为次子的安国君竟然意外地当上国君，可谓人生奇缘。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庶出的异人是没有可能当上太子的，然而当时在邯郸做质子且不被看重的异人，最终既意外又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一切都与一个精明的商人密切相关。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瞄准了目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对异人进行了全面的包装、宣传与公关，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这个商人是谁？他是如何把异人推上了太子宝座的？

落魄王孙：看似无缘未必无分

异人是怎么当上秦王的呢？可用四个字形容：苦心经营。说“苦心经营”，主要是因为异人根本没有资格、没有条件成为太子。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异人也没有成为太子的奢望，他只不过是秦国派往赵国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质子，一个落魄的王孙。

异人没有条件成为太子，缘于这样几个因素：

第一，异人在赵国做人质时，他的祖父秦昭襄王还健在，父亲安国君还是太子，他是王孙，不是公子，这中间隔了一层，他的祖父是不会想起这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孙子的。第二，安国君妻妾一大堆，儿女成群，光儿子就有二十多个，异人刚好处在中间，不是长子，不具备立为太子的条件。第三，异人的母亲夏姬很不得宠，经年都见不上安国君一面，异人不但是庶出的孙子，还是不受器重的儿子，在他祖父秦昭襄王、他父亲安国君心中，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个人存在一样。也正因为地位无足轻重，他才具备了“光荣”入选作为“质子”进驻赵国邯郸城的资格。所以，作为落魄在异国他乡的邯郸城内的异人，自然不敢奢望成为王位的继承人。

战国时期，有一个习惯，就是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常常互派公子为人质，简称质子。质子制度在秦国也是一个惯例。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人人都要为国立功，国君的儿子（公子）也不能例外。当然，国君的儿子立功不一定非要上战场，他们可以到另一国去做人质，这是公子为国服务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看，各国在结盟时，推心置腹，互派质子，质子的地位非常尊荣。其实，质子就是人质，国与国之间一旦翻脸，质子是首先遭殃的，是泄愤的首选对象。何况在那个时代，诸侯国之间说翻脸就翻脸，今天歃血为盟、明天就兵临城下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

虽然在有些国家做质子并不坏，而且有时甚至是太子做质子，特别是强国为了表示怀柔而派在弱国的质子，弱国臣民都要奉迎他、巴结他，全国上下也都怀着近乎感恩的心情将其视为上宾；但异人作为强秦的质子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这是因为赵国一向是合纵之约的“约长”，再加上秦国不停顿地东进，力图并吞六国，秦赵之间的战事经常爆发，所以异人时时刻刻都是在“刀架在脖子上”的环境中生存，两国稍有风吹草动，首先祭刀的自然是质子，何况秦国根本就没有放弃东进统一步伐的打算，这也恰好说明异人在秦国王室中地位是如何不值一提。秦国人都不在意质子，赵国对质子异人就更不客气了。本来，各国国君对派在异国或他国派在本国的质子，或者为了要面子，或者为了表示内心的歉疚，在经济上都尽量供应。然而，生活在邯郸的异人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他在赵国的生活非常窘迫困顿（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史记·吕不韦列传》），上轻下慢的事情似乎成了家常便饭。

异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落魄王孙，在秦国无足轻重，在赵国邯郸更没有受到礼遇（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史记·吕不韦列传》）。所以，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公子异人基本上无缘太子之位。

不过，“缘”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外部条件的集合，一旦加入某个新元素，无缘可成奇缘，无缘未必无分。如果说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意外地继承王位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奇缘，那么此时他正遭遇人生的第二个奇缘。

奇货可居 长线投资

在异人的第二次人生转变中，有个精明的商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选准了目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

这个商人就是阳翟（dí，敌。阳翟在今河南禹州一带）人吕不韦。

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按说，他已是财经巨子，可以笑傲江湖了。但金钱对于他来说不过是账户上的数字，吕不韦有更大的欲望。他的这一欲望，可以《战国策》中记载的他与父亲之间的一番对话为证：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秦策五》）

吕不韦问了三件事：一是耕田，二是经商，三是从政。耕田之利最薄，只有十倍；经商之利次之，可达百倍；立主定国之利最大，无数倍。当然，一项比一项困难，但利润一项比一项更具有诱惑力。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求的欲望使这位财经巨子不满足于仅仅在商界“贩贱卖贵”了，他要把这套商业规则在政界运营。于是他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盯上了奇货可居的质子异人。

异人是秦国公子，这具备了日后成为秦王的最基本的条件，所以进入了赌博天下、投资政治的大商人的视野。腰缠万贯的吕不韦虽然从商，却与各国政界要人有密切的关系，对政界的操作规则更是熟稔，而且，他相信自己有翻云覆雨、点石成金的能力，自信凭自己精明的商业头脑，能够重新包装一个准秦王。

隔行如隔山，经商与从政能够兼容吗？

吕不韦

吕不韦经商要讲究投入与产出、付出与回报，这与政治非常接近。在商界与政界的相互转换中，《史记》记载了两个非常典型的范例：一个是范蠡，一个是吕不韦。范蠡是政治家经商，吕不韦是商人从政。

人们不禁会问：一个政治家下海经商能够成功吗？

能！因为政治家经商有其独到的资源，但是，能否最终成功，还有其他诸多因素。范蠡是一个成功的个案（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史记·货殖列传》）。反过来，一位出色的商人能够从政吗？也能！因为经商与从政看起来虽然毫不相干，其实，二者做到极致之时是完全相通的。

任何一个执政大党都经历过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在至关重要的发展过程中靠什么？靠三条：战略、人才与管理。同理，一个小公司，从最初的几十个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最终成为一个巨无霸的跨国公司，靠的是什么？也是三条：战略、人才与管理。因此，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能够经商，也能够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反之，一位优秀的商人也一定能够从政，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不但从政与经商可以相通，世界上任何职业只要做到极致，都能够相通。这是一条铁律！但是，这是就大的方面而言，个体差异的因素尚未计入其中。

所以，作为一位优秀商人的吕不韦，要上岸从政，与作为一位优秀政治家的范蠡下海经商，看起来是背道而驰的，其实，只要优秀，无论上岸从政还是下海经商，都能够获得成功。

安国君有二十几个儿子，他凭什么独独挑中穷困潦倒的异人呢？异人能否就此改变人生走向、点石成金呢？

这就要看吕不韦的经商策略了，他之所以发家，完全是依靠“贱买贵卖”，依靠囤积居奇，在吕不韦锐利的商人眼中，异人是一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所以，他称异人是“奇货可居”。所谓“奇货可居”，就是说异人是一种稀缺资源，应当预先收购，等待升值。那么，异人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有什么奇异之处吗？

吕不韦打定了弃商从政的主意后，立刻去拜见异人。异人此时在赵国生活得正非常郁闷，连乘车都很困难，经济拮据，听说有一位大商人要来拜访自己，便立刻接见了。看来，异人潦倒并不颓废，在逆境中寻求突破。

吕不韦见到异人之后，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吾能大子之门。《史记·吕不韦列传》）。

异人听了，淡淡地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再说光大我的门庭吧（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史记·吕不韦列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异人尽管潦倒，却不卑怯。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你吕不韦不过有几个臭钱，怎么就敢吹破牛皮？本公子门庭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是你能光大的吗？

吕不韦听了异人的话，不急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了第二句话：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会光大（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史记·吕不韦列传》）。这个吕不韦也不得了，竟敢把自己的生死和王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一个是虽然落魄却并不颓废的公子，一个是雄心勃勃又非常现实的富商。这样两个男人一相遇，怎么能不做出点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大事业呢！

异人闻此一言，立即发现吕不韦非同寻常。一句“为之奈何”，您认为该怎么办呢？放下架子，向智者问计。这公子果然虚怀若谷，有王者气派。

于是，吕不韦向异人精辟地分析了秦国国君与王储的现状：

一是安国君继位在即。秦昭襄王已经年迈了，安国君作为太子，很快就会即位。

二是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无子。华阳夫人虽然无子，但是她却拥有确立太子的能力！

三是异人比不过自己的兄弟。异人有二十多个兄弟，异人不是长子，又长期在外做质子，如果秦昭襄王仙逝，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肯定比不过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那些兄弟。

四是异人本人无经济实力包装自己。异人客游他乡，毫无经济能力，因此无法结交达官贵人，更无从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推崇。也就是说，在上流社会，没有经济实力进行自我包装，就拉不到足够的政治选票。

吕不韦一席话，让异人彻底折服了。而当吕不韦分析完秦国国内的形势，竟然声称要包装他为嫡嗣（正妻之长子，此指当作正妻之养子）时，异人发现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坚定地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分秦国与君共之”就是“共享天下”。能够说出“共享天下”这种话的人，在整个秦汉史中只有两个：一个是异人，一个是后来的刘邦。

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于项羽之后，曾经问张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看可以给谁？张良说：如果汉王能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一定能打败项羽（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史记·留侯世家》）。

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终打败项羽，当上了皇帝。

可见，敢于说出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很了不得，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对于普天之下的英雄才俊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世间敢为君王者，无外乎贵族、无产者。前者有本钱赔，后者无所谓输。恰恰是大多数的有产者，梦想只能止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共享天下”，多么动听的承诺啊！尽管只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引无数飞蛾竞相扑火。

抓七寸各个击破 讲利益步步双赢

异人情商极高，值得长线投资。而且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知道变通。异人是他的本名，但是，经过吕不韦的指导，异人懂得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立即改换楚地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人，喜欢楚服。所以，当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着楚服拜见自己时，非常高兴，亲自为异人更名为子楚（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资治通鉴》卷五）。

异人穿着楚服拜见华阳夫人一事，《史记》没有记载，仅载于《资治通鉴》。此事是吕不韦所教，还是异人自己所为？《资治通鉴》中没有记载。据《战国策》记载：“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但是，无论如何，异人第一次拜见华阳夫人时，连这点细节都考虑到了，说明吕不韦的确有政治头脑，也说明异人的确属“可造之材”。

华阳夫人尽管一介女流，也是经过宫廷角逐、百里挑一的宠妃啊！她能轻轻松松地就接受这个明显居心叵测的儿子吗？异人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母亲，兴冲冲认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后妈，那个亲生母亲夏姬怎么办？

所以，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很多未知的情节，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记载只是文明的碎片，文献没有记载的部分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异人真行！他能够结识吕不韦，是一种奇缘；能够重用吕不韦，还有能耐搞定两个老妈，是他的本领。

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谁呢？是吕不韦。吕不韦说异人“行”，对于异人来说非常关键，足以改变异人一生的命运。因为，吕不韦既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又有从政的经济实力。吕不韦拿出家产的一半——五百金供异人消费，进行自我包装，广交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形成他在赵国及秦国都举足轻重的形象，又广纳门客，使其贤名传到秦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西行求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游说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嫡嗣（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適嗣。《史记·吕不韦列传》），这是对异人进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包装。

在异人能否被立为“嫡嗣”的问题上，谁最为关键？华阳夫人最为关键。因为她最得安国君的宠爱，她的话对安国君最有影响力，所以，吕不韦首先选择从此进行突破。

华阳夫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子。吕不韦选择的突破点就在这里。

他先送重礼给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广交天下诸侯，而且，他把夫人看得像天一样重要，常常思念夫人和太子。华阳夫人听吕不韦这么一讲，非常高兴（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史记·吕不韦列传》）。

然后，吕不韦又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弟弟，进行攻关。

《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攻关。吕不韦对阳泉君说：因为你姐姐华阳夫人，你现在是既富又贵，家中珠宝、厩中骏马、房中美女多得数不胜数（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秦策五》），连太子的财富都不如你。但是，秦王年迈，一旦有不测，太子即位，你想想后果会如何，可以说你现在的形势如同累卵，危机四伏。阳泉君一听，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吕不韦讲的恰恰是阳泉君的死穴。

吕不韦点出阳泉君的死穴之后，又给阳泉君开了一剂良药：公子异人，是一贤才，被弃在赵国做人质。如果华阳夫人现在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岂不是双赢！阳泉君经吕不韦一番点拨，马上找到姐姐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阳泉君的话立即照单全收。

吕不韦在搞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之后，又摆平了华阳夫人的姐姐，姐姐连忙赶去说服华阳夫人：“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如果现在不趁自己宠爱未消之时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嫡嗣，等到色衰爱弛之时，想立一个忠于自己的嫡嗣还有可能吗？异人在兄弟中排行居中，没有可能立为嫡嗣，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如果此时夫人能够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他能不感激你吗？你岂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嫡嗣？安国君百年之后，你有自己的养子为王，所以终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而可得万世之利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的是功名利禄、生存危机；游说华阳夫人的姐姐的过程《史记》中虽没有详载，但从其姐姐劝说华阳夫人的话可知，吕不韦强调的是天长地久、稳定地位。同样是游说，对男人、对女人，吕不韦从不同角度去讲，直指要害，效果都极为显著！这说明什么？说明吕不韦“他人之心，余忖度之”，完全具备从政的能力！

结果，华阳夫人的弟弟、姐姐都被吕不韦的精确分析所折服，都认同了吕不韦的见解。吕不韦以动之温情、财货、恫吓等不同方式一一拿下了华阳夫人、阳泉君、华阳夫人的姐姐，完成了第二步。

华阳夫人权衡再三，确信吕不韦之言非常有道理。于是，她选准一个时机，趁太子安国君空闲时，不慌不忙却又很郑重地对他说：子楚在赵国非常贤能，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交口称誉。而且，华阳夫人还使出了杀手锏——“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哭泣，边哭边说：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太子宠幸，但是，我也非常不幸地始终未能生育。我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適嗣，以托妾身。”《史记·吕不韦列传》）。

面对这般哭诉，安国君自然要想方设法满足“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华阳夫人的要求。他不但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而且，“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適嗣”。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约为据，郑重确立了异人的嫡嗣地位！接着安国君及夫人给异人送去了丰厚的财物，此时的华阳夫人已经把异人看作自己的一道护身符了。她开始积极自救，想方设法在安国君面前力挺异人。

吕不韦深深懂得：自己说异人“行”是不行的，必须说异人“行”的人说异人“行”才行！在安国君面前说说能行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异人就一定能“行”！

吕不韦和华阳夫人联手推出了异人，使异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异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也是吕不韦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因为吕不韦举荐有功，不但重赏了异人，而且聘请吕不韦做了异人的老师（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吾门待子门而大”的预言得以实现。吕不韦的投资开始了良性循环。

人生四行 缺一不行

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军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想杀子楚（异人）以报复秦国。子楚的生命面临严重危机。

子楚与吕不韦商议后，拿出金六百斤（这是极大的数字）送给守门的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顺利回国，来到安国君身旁。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儿，其中就有后来的秦始皇。因为异人的妻儿躲了起来，最终逃过了一劫。

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秦昭襄王故去。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国国君，他就是秦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赵国这个时候也送异人的夫人和儿子回国。

但是，安国君做太子的时间太长了，继位时年事已高，秦昭襄王一故去，他马上继位，此年仍然称为秦昭襄王五十六年，他在守丧。第二年（前250），秦孝文王（安国君）正式改年为孝文王元年，但是，仅仅三天，这位老太子、新国君就一命呜呼了！

子楚终于继位为新国君，史称庄襄王。在异人的一生之中，父亲安国君意外地被立为太子，是第一次奇缘；结识吕不韦是第二次奇缘；结识并获得华阳夫人的支持，是第三次奇缘。三次奇缘，把子楚推上了国君的宝座。

继位之后，庄襄王子楚尊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当年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庄襄王子楚又尊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夏太后。你看，无论他是公子异人，还是改名为太子子楚，甚至继位成为庄襄王，都能处理好两个老妈的问题，这证明他真是“可居”的“奇货”，是吕不韦正确的一笔投资项目。

庄襄王元年（前249），按照原先的约定，吕不韦被任命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终于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炙手可热的秦国丞相。

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前247），庄襄王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所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

第一，自己要“行”。异人身处逆境，寻求突破；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果断决定与成功后的吕不韦共享天下，极大地调动了吕不韦的积极性；他高度重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吕不韦，取得了华阳夫人的喜爱，获得最重要的一票。这一切说明，异人自己真“行”。

第二，要有人说你“行”。吕不韦第一个发现了异人，他认为异人具备当国君的基本条件。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吕不韦。吕不韦从政后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确立异人的嫡嗣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大获成功。

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在确立安国君嫡嗣的问题上，华阳夫人和异人的父亲安国君都认同了异人，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太子的宠妃，他们是确立太子嫡嗣最重要的两个决策人。这么关键的两个人都说异人“行”，异人当然就成了安国君的嫡嗣了。

第四，你的身体得“行”。异人唯独没有完成这“人生四行”中的最后一“行”。即位三年即撒手人寰。即使如此，子楚占了“人生四行”中的三个“行”，终于当上了秦国国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发出了耀眼之光，只是这耀眼之光太短暂了。

可见，“人生四行”，缺一不可！尤其是最后一个“行”，更是“人生四行”中最为关键的一“行”！因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生命不存在了，其他“三行”岂不完全落空了吗？

秦庄襄王子楚怀着满腹的遗憾走了，但是，他的儿子还在，他成为新一代的秦国国君。

然而，有关秦始皇的身世争议极大，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争议是：秦始皇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载秦始皇的父亲问题，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至隋唐宋元，史学家们都认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从明清开始，不断有学者怀疑这一问题，近现代更是争论不休，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

八 生父之谜

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积极合力运作下，异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秦庄襄王。然而三年以后，这位庄襄王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当这位少年登上秦国政治舞台时，关于他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这个出生在赵国、一直跟随在邯郸做质子的父亲长大的孩子，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不仅成为秦国史上的难解之谜，也成为史学界的一桩公案,更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如何破解这个谜团？

在中国历史上，显贵者的身世大都记载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帝王的身世从来都是史家不曾忽略的重点，然而对于秦始皇，却是一个例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父记载前后不一，颇有矛盾之处。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成为聚讼不已的焦点。但是，总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

难道异人“喜当爹”

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嗣之后，与身为师傅的吕不韦关系日渐密切。这一天，吕不韦的家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家宴。虽然，这只是吕不韦与异人两个人的盛宴，但是，大富商的家宴仍然十分排场。

酒酣耳热之后，家宴中的歌舞表演开始。第一位出场的即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是邯郸著名的舞女，长得极其美貌，她是那种能让男人看一眼就过目不忘的女人；而且，赵姬还有一身好才艺——善舞，其舞功之美可独步邯郸。有才艺的美女更容易得到男人的宠幸，赵姬就是这样一位才艺出众的大美女。

异人一见赵姬，立时眼前一亮，不由得暗中称绝。吕不韦家中美女如云，但异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女人！赵姬的一身绝世舞功更让异人看得目瞪口呆、热血沸腾。

异人此时也顾不得身为嫡嗣的王子身份，迫不及待地向吕不韦敬了一杯酒，紧盯着吕不韦说：请将这位美人赏给我吧！

从异人异样的眼光中，吕不韦早已看出异人的兴奋，但是，他没料到一位秦国太子的嫡嗣竟然如此大胆地向他夺爱。要知道，赵姬可是吕不韦的爱妾，而且，赵姬此时已经怀上了他吕不韦的孩子。所以，一听异人提出这种不情之请，吕不韦心中顿时大怒。

但是，吕不韦到底久经人生历练，他想到自己已经为异人破了家产，为了达到“立主定国”的目的，吕不韦怀着满腔妒火，还是笑呵呵地说：可以，可以（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史记·吕不韦列传》）。于是，吕不韦拱手把自己如花似玉的爱姬献给了异人。

异人一听，大喜若狂，立即拥着美人赵姬回到家中。

赵姬对异人隐瞒了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跟着异人回到家中，备受异人宠爱。到了十二个月时，赵姬生下一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是正月出生，于是取名叫政（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史记·吕不韦列传》）。由于异人与赵姬此时都生活在赵国，这个男孩被人称作“赵政”（先秦时姓氏有别，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秦始皇嬴姓、赵氏，故应称为“赵政”。汉及汉以前的史书中经常称其为“赵政”，如《史记·楚世家》：“秦王赵政立。”《淮南子·人间训》：“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出土简牍中有《赵正（政）书》。因此本书一律称为“赵政”。特此说明），他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秦始皇。

这段记载，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透露的信息量非常之大。

第一，赵姬的身份。《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赵姬是“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这就告诉我们赵姬是邯郸一位极其美丽而善舞的舞女，同时也是吕不韦的爱妾。

第二，异人夺爱。异人是在吕不韦的家宴上第一次见到赵姬的，而且对其一见钟情，硬是从吕不韦手中夺走了赵姬。

但是，异人和赵姬的这次相见，也是一大谜团：这次家宴相见，是吕不韦有意安排，还是吕不韦无意为之？

《史记》的记载有“吕不韦怒”四字，可见，吕不韦并不愿意邯郸献姬。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与金钱，目的是“立主定国”，并非要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吕不韦有野心，但是，如果认为此时异人还未当上太子之时，他的野心就已经到了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的程度，显然有些过了。

也许有读者会说吕不韦是假怒，但是，即使吕不韦是假怒，是设局，是下套，这里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

一是焉知性别。即使吕不韦有此野心，但是，怀孕的赵姬一定会生儿子吗？吕不韦生活的战国末年，还没有B超能够检测出赵姬怀的是男是女。赵姬当时还能翩翩起舞，异人也未能看出赵姬怀孕在身，可证明赵姬与异人的相遇是在赵姬刚刚怀孕之时。一位刚刚怀孕的女子，恐怕B超都检测不出胎儿的性别。所以，笔者认为，这次家宴，显然不可能是吕不韦有意安排。这场名扬千古的邯郸献姬应当是一种巧合，是异人夺爱而非吕不韦有意设局。

二是风险太大。“立主定国”已经让吕不韦获利丰厚了，如果吕不韦还想将怀上自己孩子的赵姬献给异人，一旦败露，恐怕吕不韦就要彻底玩儿完了，还奢谈什么“立主定国”？邯郸献姬的最大收益在于生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将来有权继位为秦王；如果生的是个女孩子，吕不韦岂不是前功尽弃？吕不韦投资异人已经是冒险行为了，如果说吕不韦还想让自己的儿子做秦王，肯定是脑子进水了。因此，赵姬再嫁异人，定非吕不韦之谋。

传世的历史文献不可能将历史的真实毫发无损地记载下来。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这一事件却完整记载下来了。

除了《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明确记载，还有两项重要文献记载：

第一，《汉书》。

第二，《资治通鉴》。

这两者都用了《史记·吕不韦列传》之说，其中汉代文献的记载可以旁证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如《汉书·王商史丹傅喜传》载：“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再如班固在东汉明帝十七年的《上明帝表》中也说：“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

由于关于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最为翔实，其他传世文献的记载多引自《史记》，因此，判断秦始皇生父以《史记》为基础相对可靠。

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说的最大优势是有文献依据。人们可以质疑甚至否定司马迁之说，却唯独拿不出文献资料来推翻司马迁之说。

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的生父应当为吕不韦。

异人真是秦始皇的亲爹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秦始皇是异人之子。

这方面的文献首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

《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非常简约，值得重视的有三点：

第一，异人娶吕不韦姬为妻；第二，吕不韦姬生始皇；第三，始皇名为赵政。最为关键的赵姬怀孕嫁异人一事完全没有记载。

司马迁《史记》的这两条记载都明确记载异人娶的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生了秦始皇。只是赵姬被异人娶回家中之时是否怀孕，《秦始皇本纪》无载，《吕不韦列传》则明确记载。

《史记》的《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有矛盾吗？二者确有明显矛盾。

第一，《秦始皇本纪》完全未写赵姬怀孕一事；第二，《秦始皇本纪》称始皇“赵政”，而非“吕政”。

据此推测，司马迁可能看到的是两种史料，一种称赵政，另一种称吕政。

还可以举出《史记》中的一条佐证，证明司马迁看到的是两种史料：《史记·楚世家》记有：“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

如果司马迁看到的仅仅是赵姬怀孕嫁异人一种史料，那么，《史记》中所有的记载都应当和《吕不韦列传》相同，那就不应当有《秦始皇本纪》中“名为政，姓赵氏”和《楚世家》中“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的记载。司马迁如此记载，只能证明司马迁同时看到了两种相左的史料，而且无法断其真伪，所以，《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两说并行的史实。

如果认为本纪与列传所记相矛盾，那么，我们相信哪个？

一是根据《史记》惯例，本纪线条粗，列传更翔实，所以，在本纪与列传相矛盾的情况下，应当相信列传。

二是迄今为止，没有一条文献记载能驳倒《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

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还有一条早已为人们关注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

“大期”作何解？“期”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因此，“大期”有两解：一是十个月（满十月怀胎），二是十二个月（满一年）。但是，不管如何，赵政并非不足月出生。

依照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要讲清楚赵姬怀的是谁的孩子，必须讲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怀孕时间。

女性怀孕是女性卵子和男性精子的结合，因此，女性怀孕必须在排卵期。现代医学证明，女性排卵和下一个月经期的到来相关，即下次来月经前十四天为女子排卵期。

第二，生育时间。

女性的妊娠期是二百六十六天，从末次月经的第一天算起是二百八十天。预产期的月份是末次月经所在月份加九个月，预产期的日期是末次月经的第一天加七天。如果末次月经的第一天是一月十日，那么预产期就是十月十七日。一般女性的正常生育都是在预产期的前三周或后两周内。

第三，过期妊娠。

什么叫过期妊娠？

妊娠期超过预产期两周，即妊娠期达到或超过四十二周还没有临产生育就叫作过期妊娠。四十二周是二百九十四天，因此，正常生育时间的底线是二百九十三天，超过二百九十三天就是过期妊娠。

过期妊娠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过期妊娠非常危险！

一是胎盘。胎盘是母体和胎儿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器官，它具有气体交换、营养物质供应、排出胎儿代谢物等多项功能。一旦怀孕超过二百九十三天，胎盘的功能就会减退，所以，过期妊娠必然导致胎儿缺少氧和营养。胎儿的生存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过期妊娠胎儿的得病率、致死率都很高，最常见的是胎儿缺氧死亡。所以，过期妊娠的婴儿，往往智力发育不好。

二是羊水。羊水是胎膜内环绕胎儿的一种液体。羊水可以保护胎儿，因为胎儿在羊水中可以自由活动，不受挤压；羊水还可以保护母体，它可以减少胎动造成的不适感，帮助分娩。妊娠三十八周之后，羊水量逐渐减少，随着妊娠的推迟，羊水量越来越少。这时，由于胎儿缺氧，还可能造成胎儿排出的胎粪混入羊水中，严重污染胎儿的生存环境。

所以，在秦始皇出生的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胎儿的生命很可能保不住。即使出现奇迹保住了生命，出生的婴儿也一定不健康。这是因为古代的医疗条件和今天相比差得太远。

今天如果出现过期妊娠，可以采取终止妊娠等多种方法抢救胎儿。但是，在战国末期赵姬生子之时，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如果赵姬是过期妊娠，生下来的婴儿能健康吗？秦始皇智力过人、精力过人，绝对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生下的婴儿。

所以，按照现代医学常识，如果赵姬是怀孕之后嫁给了异人，那么，她一定是在二百八十天左右生下儿子，也就是嫁给异人之后不足十个月一定要生子。

可是，《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不是不足月生子。仅此一条，即可破赵政是吕不韦之子说，可以破千古之惑。

此问题古人奇之，今人不可再奇，亦无可再奇。

赵姬始属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孕归异人绝不可信。

以古人的知识发现怀孕有两种途径：一是月经停止，二是早孕反应。但是，早孕反应因人而异，所以，古人发现怀孕更多是依赖月经停止。而发现月经停止需费时一个月左右，准此而计，赵姬归异人后，只需要八个多月必须产下赵政。赵姬是至“大期”而生赵政。所以，吕不韦与嬴姓皇族无血缘关系。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十二个月生子的事呢？

假如某人应该二月十日来月经，但是到三月十日还未来，她就怀疑自己是怀孕了。由于她记住的来月经的日期是二月十日，上推半个月，她便把一月二十五日认定为怀孕日。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她并没有怀孕，而是月经推迟了。

如果月经实际上推迟了两个月，这位女子实际的怀孕日是三月二十五日。但是，这种情况她自己完全不知道。她既然是三月二十五日怀了孕，那么，四月十日该来的月经当然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月二十五日怀的孕，所以，到了十月生子之时，和她记住的怀孕日就错后了两个月。这样，一个正常分娩的婴儿就被说成是十二个月出生的婴儿。这就是十二个月生子的来源。

既然如此，为什么史书还会有十四个月生子的记录呢？

是的，史书确有十四个月生子的记录。

史书记载，汉昭帝刘弗陵是其母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而生，与传说中帝尧十四个月所生相吻合，所以，汉武帝称钩弋夫人之门为“尧母门”（拳夫人进为倢伃，居钩弋宫，大有宠，元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汉书·外戚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本书凡引《汉书》，均为此本，不再一一注明）。但是，史书记录的超过十个月生子者大都是君王，比如帝尧，比如汉昭帝。这种记载，大都含有神化君王之意，不足以作为证明古人有十四个月生子的依据。

吕政赵政 到底谁说得对

赵姬与吕不韦怀孕生子之说有《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与汉代文献记载，赵姬与异人怀孕生子之说有没有文献依据呢？

有！

第一，《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二，汉代文献中有秦始皇叫赵政的记载。

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中记载：“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刘安是刘邦的孙子，他对西汉政权取代嬴秦的合法性肯定是完全承认的，即使如此，刘安并没有说秦始皇是吕政，仍然称秦始皇是赵政。刘安和司马迁是同时代人，他看到的史料显然承认赵政是异人之子，所以才称秦始皇为“赵政”。

《淮南子·泰族训》又说：“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趋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

汉人王符《潜夫论》卷九《志氏姓》篇讲述秦国兴亡史时说：“其后，列于诸侯，五世而称王，六世而始皇生于邯郸，故曰赵政。”

可见，汉人并不全信“吕政”之说，西汉的刘安、东汉的王符都称秦始皇为“赵政”，这是汉人主张秦始皇是异人之子的佐证。

第三，《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料来源至今并不清楚。

《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料来源至今不明，先秦另一重要史学典籍《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有身孕后嫁异人之事。

第四，赵姬怀孕说逻辑道理不通。

从逻辑上讲，《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文献记载也有明显疏漏。

明人王世贞《读书后》认为：

自古至今以术取富贵、秉权势者，无如吕不韦之秽且卑，然亦无有如不韦之巧者也。凡不韦之所筹策，皆凿空至难期，而其应若响。彼固自天幸，亦其术有以摄之。至于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进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于理为难信，毋亦不韦故为之说而泄之秦皇，使知其为真父而长保富贵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为是以詈秦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而亡也。不然，不韦不敢言，太后复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乌从而知其非嬴出也。（王世贞《读书后》卷一《书吕不韦黄歇传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赵政不是异人的儿子纯属个人隐私，司马迁所据史料能记载此事，表明肯定有人知道了这件隐私。那么，是谁向外界透露了这一隐私呢？

牵扯到这一隐私案的只有吕不韦、赵姬、异人、赵政四个人，异人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但是，他也是最不可能知道这一段隐私的人，因此，也最不可能向外界泄露这一隐私。

赵政很难知道这个隐私，即使赵政知道，也绝对不敢泄露，否则，就意味着他没有王族的血统，其王位也将不保。

对于赵政的迷离身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他的母亲太后赵姬。只是，在政治利益面前，赵姬不能说出真相。赵姬尽管不懂得政治，完全是在无意中被卷进了政治旋涡，但是，在秦王赵政到底是谁的儿子这一重大问题上，她的头脑仍然是清醒的。她知道自己话语权的分量。所以，赵姬是最有资格说出真相的人，但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她也是最不敢说出真相的人。由于赵姬的缄默，这段历史至今真相不明。

有人推测，赵姬除非是为了救吕不韦，否则，她绝对不敢泄露这一隐私。事实证明，当吕不韦蒙难之时，赵姬仍然缄默不言。

只有吕不韦，他是这一隐私的制造者，也是公开这一隐私的受益人，因此，吕不韦最有可能向外泄露这一隐私。但是，正因为他是这一隐私的受益者，他的泄露也最不可信。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这段史料来源的可靠性也就打了折扣。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即赵姬在由吕不韦爱妾转手为异人夫人之时，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怀上的是谁的孩子。

所以，破解这一千古之谜，不能单靠文献依据，更要依靠现代医学知识。

我们还应当考虑到一个因素，即后人对秦亡六国和六国亡秦非常关注，因此，对秦始皇是“吕政”还是“赵政”的争论恰恰是这种关注的一种具体表现。称“吕政”，实际上说秦亡六国之前它自己已经灭亡了；称“赵政”，则承认是秦灭六国而非六国灭秦。

元人陈栎《历代通略》卷一载：“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嬴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

明人梁潜《泊庵集》卷六载：“秦之亡以吕政。”

这两条记载反映了六国亡秦的观点在后世也有相当的市场。

赵政的身世在当时或者后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

如果赵政与吕不韦有血缘关系，首先说明赵政不是秦朝王室嬴氏血统，他的政敌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造反理由。其次，吕不韦可以凭借和赵政的亲情获得赵政的支持，便于和长信侯嫪毐对抗。最后，此说颇够解六国人之恨。六国之人吕不韦让其子夺了秦国江山，证明秦先于六国而亡，这使被秦灭亡的六国人感到心理上的满足。

由于秦始皇的身世扑朔迷离，难于释疑，所以，学术界出现了第三种声音：要么依赖将来的DNA检测，要么认为秦始皇的生父是谁无关紧要，因为无论秦始皇是谁之子，都不妨碍对秦始皇的评价。这只能是学界的一种无奈之举。

《史记》记载有没有被篡改

《史记》中对秦始皇身世的记载很容易使我们想到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秦始皇身世记录的本纪与列传本来基本一致，都记载他是异人的儿子，但是，《史记》的这些记载被部分篡改。后来相关文献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的都是依据了被篡改的文字。产生这种怀疑是缘于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即使有粗疏之处，对秦始皇身世这样的重要问题不会如此自相矛盾：在这里说是异人之子，到那里又说是吕不韦的儿子。作为史家的司马迁出现如此浅显的讹误可能性很小。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正好说明《史记》中有关秦始皇身世的记载被做了篡改，篡改得不够严谨全面，所以出现了两说并存的情形。由此，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人有意篡改秦始皇的身世呢？

第一，秦始皇死后，对他的评价既有歌颂，也有谩骂，歌颂有歌颂的理由，谩骂有谩骂的依据。将《史记》中秦始皇身世篡改为吕不韦之子显然不是为了歌颂他，它应当是出自对秦始皇异常厌恶者之手。

第二，既然想对秦始皇的出身进行篡改，既可以把秦始皇说成是吕不韦的儿子，也可以把秦始皇说成是其他人的儿子，而篡改者将其确定为吕不韦之子，他首先要使读者相信，他所篡改的是真实的，并尽力不留篡改的痕迹，至少他是努力这么做的。因为吕不韦是运作异人登上国君宝座的关键人物，与异人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吕不韦与赵姬也的确存在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因此，选择吕不韦作为篡改的内容补充，是最容易让人信服的，篡改目的也最容易达到。

第三，将秦始皇篡改为吕不韦之子，是为了诽谤秦始皇。对秦始皇的种种诽谤，在他还健在时就已经开始了，之所以诽谤秦始皇，缘于秦始皇的各种统一大略与具体的治国措施，这种诽谤与侮辱在《史记》及相关文献中均有不少记录。将秦始皇改为吕氏之子就能侮辱秦始皇吗？能。因为吕不韦是个商人。商人在古代中国是最被人看不起的，不管他多么有钱。吕不韦弃商从政的行为说明他潜意识中也并不认同商人的地位。在古代中国，商人是被排在各种职业的最后，有些时期甚至明确规定商人穿的两只鞋子不能一样，留的头发两边不能一样，类似“阴阳头”，以此鄙视商人。要说明秦始皇政治的非正统最好从其出身的非正统说起，出身在古代中国是被特别看重的。这种逻辑是：商人在社会上是低等的，是被人瞧不起的，商人之子当然也不是好东西，商人之子当了皇帝，也绝对不会是正统的，所以做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好事。要做到这一点，还有什么比把秦始皇说成是私生子而且是商人之子更有效的呢？

第四，对秦始皇身世进行篡改的这个不知名者有可能是一个儒者。秦始皇依靠法家的那一套进行统治，坑儒尽管有人怀疑，焚书是确实发生了，而且秦始皇对儒者的态度一向不大客气，这就可能导致某个儒者对司马迁的记载进行篡改。

第五，《史记》中被更改的这段记载与《战国策》中的一段非常相似，篡改者有可能是受此启发。《战国策》卷十七《楚策四》记载：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卒无子。

赵人李园，持其女弟，欲进之楚王，闻其不宜子，恐又无宠。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于是园乃进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园乃与其女弟谋。

园女弟承间说春申君……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范祥雍《战国策笺证·楚策四》）

《史记·春申君列传》也有这段记载。春申君向膝下无子的楚考烈王（前262—前238年）进献了已经怀孕的女人，生下的儿子被立为太子，继承了王位。对秦始皇身世进行的描述，与这段文字何其相似。

由上面这几点理由，我们可以推测，《史记》中关于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的记载很可能是后来的一个对秦始皇非常厌恶的儒者进行的有意识的篡改。

先秦历史异说非一。秦始皇生父、赵氏孤儿等故事均载于《史记》，但与真实的历史或许迥然不同。2009年，北京大学获得了一批汉简，其中的《赵正（政）书》中记载，秦始皇临终前，听从李斯等人的建言，明确指定胡亥为继承人。这便又是一案例。

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也不是一个可等闲视之的人物，在秦国的历史上，她也留下了昭昭“事迹”，那么，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对秦国统一天下又有何影响？

九 赵姬之乱

千百年来，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争论不休的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引发的。赵姬本是邯郸城内的一个倡女，原为富商吕不韦的爱妾，后被吕不韦作为礼物，拱手转送给秦国公子异人。这个看似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弱女子赵姬，也正是因为嫁给了异人，日后才成为秦国的王后，更因为生下赵政，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女人。然而，这个成为一国之后的女人，历史上对她的评价并不高，她给后世留下的是生性淫荡、纵容男宠专权、误国误民的坏女人的形象。那么，历史上的赵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赵姬作为一个连接吕不韦、异人、秦始皇的关键人物，她对秦国统一六国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赵姬吕不韦再续前缘

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国大军猛攻赵国都城邯郸，企图一举攻下赵国都城，灭亡赵国，赵国军民展开了悲壮惨烈的都城保卫战。赵国最高当局面对秦军的亡赵之举，断然决定杀掉秦国质子异人。吕不韦得知这一消息后，用六百金重金收买了赵国官员，带着异人，逃出了秦军重重包围中的赵国都城邯郸。但是，异人的夫人赵姬却无法带着儿子赵政随同丈夫异人、吕不韦一同逃离。因此，在异人逃离之后，赵国当局全力抓捕赵姬、赵政。赵姬带着赵政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心惊胆战的日子。

公元前251年，秦国历史上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终于谢世，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王，他就是秦孝文王。安国君即位之后，立子楚（异人后改名为子楚）为太子。

子楚当太子的消息传到赵国后，赵国不敢再追杀赵姬、赵政，因为赵姬是子楚的夫人，将来极有可能是秦国的王后；赵政是太子子楚的嫡子，将来极有可能继承王位。于是，赵国主动找到赵姬和赵政，非常礼貌地将他们娘俩送回秦国（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史记·吕不韦列传》）。

赵姬终于结束了在赵国噩梦一般的生活，回到了丈夫子楚的身边，儿子赵政也结束了在赵国九年的童年时代。

秦孝文王的健康状况很差，正式即位仅仅三天即去世，子楚刚当上太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迅速地由太子成为秦王，赵姬也一跃成为秦庄襄王的王后，儿子赵政自然而然地被立为太子。

赵姬色艺俱佳，先嫁吕不韦，因为巧遇异人，被吕不韦当作礼物转送异人。作为秦国质子的夫人，她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现在总算苦尽甘来，当上了秦国王后。但是，幸福总是那么短暂。

公元前247年，在位刚刚三年的秦庄襄王抛下如花似玉的夫人赵姬溘然离世，追随仅当了三天正式秦王的父亲去了。

正当盛年的赵姬一下子变成了未亡人。虽然十三岁的儿子赵政当上了秦王，自己成了王太后，但是，这位少妇、王太后的日常生活却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孤孤单单。

恰在此时，一个男人的身影重新进入了赵姬的视野。

他是谁呢？正是秦国丞相吕不韦。

子楚靠着吕不韦的成功运作当上了秦国国君，即位的秦庄襄王也毫不迟疑地兑现了“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诺言，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吕不韦由商人成功地转型成为政治家。

秦庄襄王子楚下世之后，吕不韦又成就了第二位秦王——赵政。

对于赵政来说，尽管他的生命不是吕不韦所给，但是，吕不韦对他来说却是一盏高堂红烛，点亮了他的生命，照亮了他的前程，造就了他千古一帝的历史地位。没有吕不韦献赵姬与子楚，就没有赵政的生命，也就没有赵政的一切。

所以，赵政登基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仲父即次于父亲的父辈。秦朝官制，丞相可设两人，但是相国只能设一人，相国的地位明显高于丞相。赵政之所以将吕不韦改丞相为相国，主要是因为他即位时刚刚十三岁，无法亲掌朝政，全面打理秦国内政外交只能靠吕不韦。

对于赵姬来说，吕不韦是一个可以满足她生理需求的男人。

秦庄襄王子楚去世之后，赵姬一人寡居，虽然她此时已经是秦国的太后，但是，太后的身份并不能禁锢住赵姬的心灵和肉体。吕不韦此时是相国，又是赵姬昔日的丈夫。因此，赵姬奈不住寂寞，开始与吕不韦频频约会、私通（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此时的权力达到了一生的巅峰。当年他仅仅有钱之时已经有了像赵姬这样年轻的、才艺超群的美女，如今既有钱，又有权，身边自然不缺年轻貌美、有才艺的美女，为什么他还要冒险与太后赵姬私通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吕不韦不愿得罪太后。赵政此时已是十三岁的孩子了，赵姬再年轻，恐怕也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吕不韦身边既然不乏比赵姬年轻十几岁的花季少女，还与赵姬私通，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考虑。吕不韦现在官至相国，走任何一步棋都带有政治的战略眼光，已非昔日邯郸的简单商人了。

与吕不韦身边的花季少女相比，赵姬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她是太后。吕不韦尽管是相国、仲父，总揽朝政，但终归是臣。君臣相比，孰重孰轻，毋庸多言。吕不韦有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如果得罪了太后，后果如何，恐怕难以想象。

赵姬是生理需求，吕不韦是政治需求。两种不同需求，将太后和相国捆绑在了一起。

找替身金蝉脱壳是上上策

吕不韦与赵姬的这种非正常关系，在赵政小的时候还可以瞒得过去，一旦赵政长大成人，这种关系很难不被他察觉。

吕不韦当然担心这种不正常关系被日益长大成人的秦王赵政所知，因为无论如何，赵政是没有办法接受仲父与母亲的苟且之事的，他们二人的奸情一旦暴露，对吕不韦来说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可是，赵姬还是一如既往，死死缠住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史记·吕不韦列传》）。于是，吕不韦开始绞尽脑汁，寻找脱身之计。

怎么才能既安全脱身而又不被太后赵姬觉察呢？

吕不韦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办法：找一位替身。如果有人能够代替自己满足太后的生理需求，自己就可以脱身了。由此可以看出，吕不韦和寡居的太后赵姬重温旧情，对吕不韦来说，不是感情需求，而是政治策略。

不久，吕不韦竟然找到了一位猛男——嫪毐（lào ǎi，烙矮），将他收留为自己的门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史记·吕不韦列传》）。

但是，怎么能巧妙地将嫪毐推荐给赵姬呢？

这真是一道难题！如果处置不当，被太后赵姬看出来吕不韦是想金蝉脱壳，那么，他不但脱不了壳，还可能招致太后的问责，那对吕不韦来说也是一场灾难。

方法总比问题多。吕不韦煞费苦心地思考了多日，终于想到了一个化解这一难题的办法：制造一条新闻。当时既没有广播、电视，也没有报刊、网络，制造一条新闻，而且是一条有足够爆炸性的新闻，口耳相传，一定能传到居于深宫中的太后赵姬耳中。

制造一条什么新闻呢？

这又是一道难题！

吕不韦最终让嫪毐举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性表演，有意让太后赵姬听到这场表演的惊人之举，以引诱赵姬。赵姬听说嫪毐有如此超强的性功能，马上想得到嫪毐，吕不韦便趁机向赵姬献上嫪毐（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史记·吕不韦列传》）。

嫪毐是一个强壮的男人，要将他送入宫中侍奉太后，必须保证他正常的性能力，同时又不被人觉察。怎么将嫪毐送进宫中呢？

这还是一道难题！人生其实就是在解题，是在破解一道道难题中度过的。吕不韦当然不能被新的难题难倒。

让嫪毐以“宦官”的身份入宫！

这样既可以瞒天过海，又可以完整地将嫪毐送至太后身边。

但是，这种事怎么操作呢？

找太后。

吕不韦和太后赵姬商量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先让人告发嫪毐犯了宫刑罪，然后太后事先私下里送给主管宫刑的官员一份重礼，这些官员收了太后的重礼，又知道这是太后交办的事，所以整个宫刑全是装装样子。最后受过“宫刑”的嫪毐，以宦官的身份进宫服侍太后（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史记·吕不韦列传》）。

不过，受过宫刑的宦官由于缺乏雄性激素，都没有胡须。因此，对嫪毐施以宫刑尽管是装装样子，但是绝对不能让嫪毐有胡须，于是行刑官只好将嫪毐的胡须一根根全部拔掉。

这样，嫪毐摇身一变，成了“宦官”，并立即被安排在太后的寝宫中，成为太后的男宠。太后对嫪毐非常满意，竟然还怀上了嫪毐的孩子（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史记·吕不韦列传》）。

一位寡居的太后竟然怀了孕，这在秦宫中可成了特大新闻。不过，偷情怀孕的是太后，谁敢声张？但是，太后毕竟觉得这事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特别是不能让儿子赵政知道。于是，太后假称占卜不吉利，应当换一个环境居住，搬到秦国的故居雍地（今陕西凤翔）宫中居住。嫪毐仍然作为太后最亲近的随从，寸步不离地跟着。

秦王政八年（前239），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并得到山阳地作为封地（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山阳地，即今河南省获嘉、沁阳一带。山阳是太后赵姬赏给嫪毐的食邑，嫪毐本人仍然住在京城。《史记》是这样记载当时嫪毐的生活和权势的：“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所有的享受都让嫪毐享尽，这就是“恣毐”。可以说嫪毐的生活奢华无比，享用的都是顶级待遇。

嫪毐得到太后的垂青，一夜暴富，家中奴仆数千。这些尚可理解，不可思议的是，想通过嫪毐当官而到嫪毐家中做门客的也有一千多人，嫪毐一下子成为当时秦国与吕不韦并驾齐驱的权贵。

这是因为太后赵姬在宠信嫪毐的同时，还让嫪毐干预国家大事，又将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凭借在太后面前炙手可热的地位，一时间大小政事都取决于嫪毐（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史记·秦始皇本纪》）。

嫪毐弄权 赵政果决灭族

秦王政九年（前238），有人上书告发嫪毐是假宦官，常与太后私通，并且生了两个儿子，都藏在宫中。嫪毐还和太后私下商议：假如秦王政去世，就立他和太后生的儿子继承王位（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史记·吕不韦列传》）。

西汉刘向的《说苑·正谏》说得更详细：有一次，嫪毐和宫中的近臣游戏、喝酒，喝得醉熏熏的，和别人争起来。两人争得火了，嫪毐大怒，瞪着眼睛，大声喝斥对方：我是秦王的假父，谁敢和我对抗？结果，和嫪毐吵架的这位官员回去报告了赵政，秦王赵政听说之后，雷霆大怒（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向宗鲁《说苑校证·正谏》，中华书局1987年版，本书凡引《说苑》，均为此本，不再一一注明）。

事后，嫪毐害怕秦王赵政杀了他，于是抢先发动叛乱，双方在咸阳打起来。嫪毐战败，赵政将嫪毐车裂，将嫪毐和太后生的两个儿子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并且把太后迁到萯阳宫软禁起来（毐懼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毐败，始皇乃取毐四支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向宗鲁《说苑校证·正谏》）。

《说苑》是西汉所编订的书，它的记载只能够聊备一说。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是：秦王政九年，有人告发嫪毐长期与太后私通，并有如赵政去世即立嫪毐之子的约定。于是，秦王赵政下令立案调查嫪毐一案，并迅速查明了这件事的全部真相。

九月，秦王赵政夷嫪毐三族，杀了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同时把太后迁到雍地监视居住。同时，还把嫪毐的门客全部抄没家产，迁往蜀地。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比《史记·吕不韦列传》更翔实可信：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秦王赵政到达雍地，举行加冠礼，佩带了宝剑，正式宣布成人。按照秦法规定，秦王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收回太后、相国手中的权力，全面行使王权。

长信侯嫪毐假借秦王玉玺与太后玉玺，调动军队，准备攻打住在蕲年宫的秦王赵政。赵政得到情报，命令相国吕不韦等人调动军队进攻嫪毐。双方在咸阳城中大战一场，杀了数百叛兵。所有平叛的人都赏了爵位，连参战的宦官也不例外。嫪毐战败逃走之后，秦王赵政下令：谁活捉嫪毐，赏一百万；谁杀了嫪毐，赏五十万。重赏之下的秦国民众被迅速动员起来，嫪毐和他手下的骨干分子很快被抓捕。

秦王赵政对嫪毐等二十多名为首的叛乱分子施以车裂、枭首、夷三族的重刑，镇压了嫪毐之乱。嫪毐的门客也全部被抄了家产，流放蜀地（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史记·秦始皇本纪》）。

嫪毐叛乱集团中有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这样的高官。卫尉是宫廷警卫队长，内史是京城的最高行政主管。这说明嫪毐势力的迅速膨胀，已经能够吸引朝廷高官的“加盟”。

赵政亲政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嫪毐叛乱，从迅速调兵到处死嫪毐，仅用了数月时间，显示了二十二岁的年轻君主刚毅果决的性格和强势的作风。

嫪毐为什么会叛乱呢？

第一，赵姬不懂政治。

按照秦法，赵政幼壮之年太后代行王权，太后是法定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大政的最终决断人。但是，太后掌管朝政只是应对秦王年幼的一种权宜之计。

赵姬身为太后，本应母仪天下，为天下做出表率。但是，她却特别放纵自己的情欲，先找吕不韦，继而是嫪毐，私生活确有不检点之处。但是，此类事也因人而异，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也曾经与义渠王长期私通，秦昭襄王并不着意。这说明赵政对此事特别较真，而且，嫪毐干预政治，这对赵政构成了威胁。

退一步说，即使有男宠，如果太后赵姬能够保持低调，只让嫪毐充当男宠，不让他染指政治，不给他权力，嫪毐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集团。这样，嫪毐一事就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嫪毐的政治野心也不会恶性膨胀，更不会发动叛乱。

但是，赵姬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女人。她自恃自己是太后，为所欲为，不但让嫪毐富，而且让嫪毐贵。让嫪毐专权朝政已经是一大败笔了，还想在秦王赵政百年之后让自己和嫪毐生的儿子当秦国的国君。这就不仅是干预朝政，而且是干预了秦国国君的继承制，让非嬴氏血统的人当嬴秦的国君。这是秦王赵政绝对不能允许的。

赵政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亲政了，太后必须还政于赵政。太后赵姬和男宠嫪毐应该懂得低调做人了。但是，恰在此时，嫪毐铤而走险，发动叛乱，这完全是毫无胜算的行动，太后赵姬还支持他。这真是愚蠢到顶、糊涂到底！

第二，嫪毐害怕被杀。

嫪毐私通太后并与太后私生二子，是死罪；企图在赵政去世之后立自己和太后的儿子继承王位，也是死罪；多年来，嫪毐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专擅朝政，更是死罪。所以，嫪毐非常明白：赵政一旦正式接管权力，第一个要剪除的肯定是他！嫪毐不想坐以待毙，发动叛乱是他的逻辑归宿。

赵政的加冠礼让嫪毐感到了恐慌。所以他想趁赵政在蕲年宫的时机发动叛乱，以求一逞。

嫪毐咎由自取，不足为惜。但是，赵姬以太后之尊沦落到被儿子软禁，实在令人惋惜。

从这件谋反案的处理来看，秦王赵政处事果断、手腕强硬。嫪毐阴谋篡权，实属必杀之列，但是，扑杀母后所生的两个幼弟却有些过分，毕竟这是两条无辜的生命。囚禁母后，则显虑事不周。大概赵政对其母的作为恼怒至极，所以才有此举。

茅焦冒死劝谏 秦王迎回生母

秦始皇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就显示出了日后他统一六国的那种威严与果断。可是不久在一个神秘人物的劝说下，赵姬又被放了出来，这个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究竟是如何打动秦王赵政的呢？

凡事皆由人为。

赵姬返宫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茅焦，齐国人。

秦王赵政处理嫪毐之案时，非常愤怒，曾经下令：谁敢为太后之事提意见，就杀了谁，还要砍断四肢。因此而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断其四支，积于阙下！”死者二十七人。《资治通鉴·秦纪一》）。

茅焦得知秦王赵政将母后赵姬软禁在雍地之后，要求面见秦王。秦王说：你没有看见门口摆着的二十七具尸体吗？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现在只死了二十七位，我来凑够二十八吧。赵政一听，非常恼火，说：这家伙有意来冒犯我，准备大锅烹他。

赵政手握利剑端坐，召见茅焦。

茅焦缓缓走进来，看见秦王赵政，拜了两拜。面对着满脸敌意的赵政说：我听说，活着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国君不忌讳研究国家灭亡。忌讳议论死亡的人不可能长寿，忌讳谈国家危亡的人不可能使国家免遭灭亡。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存亡，都是圣君最希望听的，不知道大王是否愿意听。秦王赵政听后，说：你的话怎么讲呢？

茅焦说：陛下有极其荒唐的作为，你不知道吗？车裂你的假父，是不仁；扑杀你的两个弟弟，是不慈；将母亲软禁在外，是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天下人听说之后，都不会再到秦国来。我实在为秦国担忧。

说完之后，茅焦解开衣服，走下大殿，伏在殿下等待受刑。

秦王赵政听了茅焦这番话之后，深为震动，亲自走下大殿，拉着茅焦的手说：先生请起，穿上衣服。于是，拜茅焦为上卿，并亲自驾着车，前往雍地把太后接回咸阳，母子关系恢复。

西汉刘向的《说苑》记载，太后赵姬也十分感谢茅焦，感叹说：安定秦国政坛，使我们母子团聚，都是茅先生的功劳啊！

秦王为什么杀了二十七位进谏者，独独不杀茅焦？因为茅焦点到了要害——流放太后影响统一大业！流放是一怒之下做出的决定，显示了秦王的感情用事；但是，听了茅焦一番开导之后立即改正，则显示了赵政的知错必改。

赵姬虽然回到了咸阳，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男宠嫪毐被杀，两个儿子被杀，自己虽然去而复返，但是，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往日的欢乐也一去不再。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也就是嫪毐事件十年之后，近五十岁的太后赵姬郁郁寡欢地病死在秦宫中。死后，赵姬和秦庄襄王子楚合葬。

在中国古代的后宫中，嫔妃们对政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动选择登上政治舞台，努力使自己成为权力中心人物，比如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她们的心中都燃烧着熊熊的权力欲火；一种是并不想成为政治中心人物，但是，却被动地陷入了政治风暴之中，比如秦王赵政的母亲赵姬。

对吕不韦来说，赵姬只是一个政治投资的筹码；对子楚而言，赵姬是发泄私欲的工具；对赵政而言，赵姬是显示他孝心的道具；对嫪毐来说，赵姬又成了他争权夺势的阶梯。赵姬，终其一生，都不过是秦国政治棋盘上的一粒棋子，被不同的人用来用去。所以，赵姬虽然放荡不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仍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赵姬之乱，还牵连到另外一位朝中大臣，而且这位大臣功勋卓著。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被牵连到赵姬之乱中呢？

十 吕不韦之死

秦王赵政以果决的军事行动夷灭了嫪毐集团的叛乱，嫪毐事件第一次真正展示了秦王赵政这位年轻君王处理问题的魄力。然而，嫪毐事件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吕不韦，位高权重的秦国国相，他曾经帮助异人登上太子之位，并辅佐了秦庄襄王、秦王赵政两代秦王。

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已被免除相国、赋闲在自己食邑洛阳的吕不韦饮鸩（zhèn，振）自杀。这位以经商起家，执掌秦国国政十二年之久，叱咤风云、权倾朝野的国相，功高震主、名满天下，最终却落得一个服毒身亡的下场。那么，他为什么要自杀？吕不韦之死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吕不韦之死对秦国的政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封信，一道令：吕不韦自杀

这件事得从秦王赵政的加冠礼讲起。

秦王政九年（前238）四月，二十二岁的赵政举行了加冠礼，正式宣告从太后赵姬手里接管了政权。这时，太后赵姬的男宠嫪毐感到了末日的来临，立即发动了叛乱，企图杀死秦王赵政。刚刚举行过加冠礼的赵政果断调动军队，迅速平定了嫪毐的叛乱。

嫪毐叛乱不可避免地牵连出了秦国相国吕不韦。因为嫪毐原是吕不韦的门客，后来，吕不韦为了摆脱赵姬的纠缠，又设计将嫪毐献给了赵姬，没有吕不韦的一系列运作，嫪毐既不可能被太后赵姬所知，更不可能以假宦官的身份进入太后寝宫。凡此种种，都有案可查，吕不韦又怎么能够脱得了干系呢？但是，吕不韦和嫪毐不同。嫪毐罪大恶极，身份只是个太后的男宠，杀之即可。吕不韦却是两朝老臣，怎么处置他呢？

赵政车裂嫪毐在秦王政九年九月（秋，九月，夷毐三族。《资治通鉴·秦纪一》），但是，处理吕不韦却拖到了第二年的十月，两案的处理相距有十三个月。赵政对吕不韦的处理也远不像对待嫪毐一样，仅仅是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让他回到食邑洛阳赋闲（出文信侯就国河南。《史记·吕不韦列传》）。

连母后都敢软禁的赵政为什么对吕不韦如此仁慈呢？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吕不韦“奉先王功大”，二是“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前者讲吕不韦成就了秦庄襄王，后者讲为吕不韦说情的人太多。所以，“王不忍致法”。秦王赵政念吕不韦功大，不愿惩罚。当然，为吕不韦说情者人数之多，也说明吕不韦的势力巨大，一下子除掉吕不韦恐会生出变乱。

秦庄襄王子楚即位之后，兑现诺言，任命吕不韦当了丞相，而且封给他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洛阳是吕不韦的食邑，秦王赵政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之后，吕不韦自然回到了洛阳。

从表面上看，吕不韦因嫪毐案受到的牵连已经结案，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结束。吕不韦回到洛阳之后，六国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洛阳探视吕不韦，争相请他到别国任职（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史记·吕不韦列传》）。

本来，秦国大臣卸任之后到六国任职者不乏其人，何况吕不韦是强秦卸任的相国，所以，六国邀请吕不韦的使者不绝如缕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此事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担心。

他是谁呢？秦王赵政。赵政担心什么呢？担心吕不韦叛乱（秦王恐其为变。《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的才能、吕不韦的声望，赵政不仅从父亲的即位过程中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他十三岁继位以来九年执政的政绩中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赵政的担心并非多余。

于是，秦王赵政给吕不韦写了一封极为绝情的信：你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和秦国有何亲缘？我都叫你仲父。请你和你的家属全部迁往蜀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史记·吕不韦列传》）。

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立即服毒自杀。

秦王赵政的一封流放信为什么会引得吕不韦自杀呢？

一是吕不韦担心秦王赵政一步步地将他逼上绝路，最终将他处死，所以，他看到这封信后非常惊恐，最终喝了毒酒自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史记·吕不韦列传》）。

二是吕不韦是一位非常有尊严的人，他不愿等到秦王赵政明令杀他时他再赴死。秦王赵政的这封信并不是明令吕不韦自杀，却剥夺了他为人的尊严，这让吕不韦顿生生不如死之感。

吕不韦的死因真的像《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得如此简单吗？

明因与暗因

未必！

《史记》本传记载吕不韦被罢相之后，洛阳家中确实宾客盈门。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吕不韦本来就盛养宾客，二是各国竞相争夺人才。

战国时期，有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他们争相养士，互相竞争（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自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自己手下的门客竟然没有四公子多，于是自觉地加入到这种竞争行列之中，据说他手下有三千门客（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的养士，不仅是为了和“战国四公子”一争高下，其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秦国网罗人才。在吕不韦的门客之中确有堪称国家栋梁的人才，比如说我们后面即将讲到的李斯。

吕不韦手下的宾客究竟为吕不韦干了些什么呢？

第一，著书立说。

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编著了《吕氏春秋》一书。这部书历来被称为是“杂家”之作。但是，它实际上吸收了先秦诸子各家的精华，成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者。《吕氏秦秋》编成之时，吕不韦曾在秦都咸阳城门上悬挂全书，并重金悬赏：如果天下有人能够修改此书一个字，赏千金（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氏春秋》书影此时，正是秦王政八年（前239）。赵政尚未正式举行加冠礼，也没有接管政权。吕不韦的势力则已经达到他人生的巅峰。

实际上，世界上哪有不能改一个字的书？吕不韦敢于在秦都咸阳的城门如此张扬地为自己的新作作这种广告，只能说明这纯粹是一种自我炒作。透过这种过于张扬的炒作我们看到的是吕不韦的权势巨大、自信十足。

第二，储备人才。

《吕氏春秋》书影

吕不韦手下门客三千，其中有许多王佐之才。所以，吕不韦的门客是秦国一个巨大的人才库。

秦王赵政如何看待吕不韦的自我炒作和广招门客呢？

吕不韦对《吕氏春秋》如此张扬地炒作，对秦王赵政来说，很难不产生反感。因为吕不韦对自己作品的大肆炒作，让赵政感受到了一种政治威胁。吕不韦手下门客中虽然产生了被秦王赵政重用的李斯，但是，其他未被重用的门客对赵政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秦王赵政对吕不韦手下的众多门客的真实态度。

吕不韦自杀于秦王赵政十二年（前235）。由于吕不韦是自杀而死，因此，秦国不为其举行国葬，吕不韦的门客用民间的丧仪安葬了他（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史记·秦始皇本纪》）。但是，吕不韦门客私葬吕不韦一事还是被秦王赵政知道了。赵政亲自下诏，重罚吕不韦的门客：

第一，凡是吕不韦的门客不论参加吊丧与否一律流放。参加吊丧的门客，如果是韩、赵、魏三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人，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削去他们的爵位，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俸禄在五百石以下的，没有参加吊丧的，也流放到房陵，但不剥夺爵位（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二，从今之后，凡是像嫪毐、吕不韦这样操纵国家权力的人，罚他们的家人一律为犯人（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个处罚相当严厉。针对的全是吕不韦的门客，可见秦王赵政对吕不韦大养门客的行为非常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严厉惩罚。更有意思的是秦王赵政在流放吕不韦的门客时，却将谋反的嫪毐迁到蜀地的门客家臣的赋税徭役免去（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史记·秦始皇本纪》）。

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六国延请吕不韦，只是秦王赵政逼杀吕不韦的明因，那么，秦王赵政逼杀吕不韦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

君权与相权

吕不韦从秦王赵政十三岁即位之时开始，就一直担任秦国丞相，到受嫪毐叛乱牵连而罢相，担任了十二年丞相，权力之大，是非常罕见的。

吕不韦的权力，不仅仅来自秦国丞相本身的权力，还来自他和太后赵姬的特殊关系。这就使得吕不韦的权力和秦国一般的丞相不大一样，远比秦国一般丞相的权力大得多。而且，吕不韦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界精英，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政界精英。吕不韦的才能肯定给秦王赵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否则，以秦王地位之尊，以秦国实力之强，赵政何必“恐其为变”？

那么，吕不韦在位期间的哪些作为让赵政产生了疑虑呢？

第一，军功。

吕不韦在位期间，继续对韩、赵、魏三国集中进行打击，并于秦王政五年（前242）在靠近齐国的魏地成立了东郡，使秦国和齐国接壤。这一年秦蒙骜率军大举攻魏，攻占酸枣(今河南延津)、桃人(今河南长垣)、雍丘(今河南杞县)等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形成扇形包围之势，而且，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第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并把濮阳作为东郡的治所。东郡建立后，断绝了“山东从(纵)亲之要”，各国震恐。东郡的建立意义非凡，不仅使一向远离秦国的齐国逍遥自在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而且，使六国被南北切分为二，六国合纵抗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吕不韦还经常巧妙利用六国的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兵不血刃地迫使六国割让土地，如派他的门客甘罗游说赵王，得赵五城等。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军功，军功是获得爵位的重要途径，也是获取威望、扩张权力的基础。吕不韦的赫赫军功对秦王赵政来说，既是业绩，又是他所担心和猜忌的。

第二，势力。

吕不韦辅佐两代秦王，当了十二年秦国丞相，也给自己经营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实力集团，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政坛的一派政治势力。但是，吕不韦在有意无意地培植自己势力的同时，也犯了一生中的两大错误。

第一个重大错误是促成了另一个集团——嫪毐集团。

吕不韦原来只是想利用嫪毐满足太后的生理需求，让自己安全撤退，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嫪毐会得到太后赵姬的高度信任，太后赵姬竟然让嫪毐既富且贵，干预朝政。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太后赵姬对嫪毐宠爱有加，赏赐无数，封其为长信侯，甚至于把整个太原郡赏给嫪毐。这已经非常出格了，太后还让嫪毐染指政权。“事无大小，皆决于毐”，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交给嫪毐了。

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初衷！吕不韦实在没有想到太后赵姬在政治上会如此糊涂！

据《战国策·魏策四》记载，秦国攻打魏国，魏国有人劝魏王：打了败仗再割地，不如打仗之前先送地给秦国容易做到，战败而死，不如割地求生存容易做到。打了败仗割地给秦国，不如先送地给秦国，可以战死而不能先割地求生存，这都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过错（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能弃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弃之，此人之大过也。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魏策四》）。如今大王失去数百里的土地，丢掉几十座城市，而魏国的兵患却不能解除，这是因为大王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能先把地送给秦国。

如今秦国强大，天下无敌；魏国弱小，已成定局。如果大王能听我的话，国家亏了地，但不至于伤害国家的元气；大王委屈了自己，但不至于再遭苦难。因为我们可以此阻止以吕不韦为首的主战派对魏国的进攻。

如今的秦国，从一般老百姓，到朝堂之上的大臣，都在问一个问题：支持嫪毐，还是支持吕不韦（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魏策四》）？

如果大王先割地送给秦国，那就成为嫪毐的功劳了；委屈自己而尊奉秦国，也是因为嫪毐。大王这是以整个国家在支持嫪毐，嫪毐这一派肯定会战胜吕不韦这一派。这样，秦国太后赵姬肯定会赞赏大王。秦国太后感谢大王，大王算是交了一个天下最值得交的朋友了。大王通过嫪毐而结交了秦国，天下的人都会弃吕不韦而支持嫪毐，那么，大王因吕不韦屡攻秦国的冤仇就报了（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魏策四》）。

《战国策》记载的这段文字透露了三点信息：

其一，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是秦国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其二，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的矛盾广为人知；其三，吕不韦集团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集团由于得到太后赵姬的支持，所以显得比吕不韦集团更有实力。

从上面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吕不韦一直兢兢业业地致力于秦国的统一战争，吕不韦是秦国政坛上著名的主战派。魏国之所以要主动献地给秦，就是想扶植嫪毐这一派。如果吕不韦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至少不是一个铁杆主战派。因为嫪毐根本就不懂什么政治，根本就不懂为秦国谋利益，嫪毐所知道的仅仅是依靠太后支持疯狂地攫取权力，扩大自己这一派的势力。

嫪毐集团和吕不韦集团没有一个是秦王赵政所能允许存在的！

赵政要的是自己独揽朝纲，他岂能允许两个政治集团瓜分他手中的权力？既然嫪毐本人已被车裂处死，那么，吕不韦也必须得死。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总裁一个都不能留！

所以，吕不韦的被迫自杀有着深刻的背景。

吕不韦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但是，他和所有人一样，终归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吕不韦精心策划了异人继位为庄襄王，精心辅佐了秦王赵政。吕不韦全力支持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吕不韦犯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重大错误：

不自觉地超越君权。

吕不韦没有意识到在秦王赵政继位之后他应该如何规划自己。或者说，吕不韦精于获得权力，但却不懂得什么时候要放弃权力。这是许多政坛精英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用权而不恋权，到位而不越位，这中间的取舍与进退，确实耐人寻味。

要一个经过艰苦努力获得权力的人放弃权力非常不易，但是，这又是任何一个获得权力的人必须要学会的。中国古代的行政环境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从春秋、战国时期就逐步开始了向中央集权的转变过程，由此产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国君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

所以，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不管是谁，不管你与国君是什么关系，你的权力都不可能长期超越君权。谁越位侵占了君权，谁就会遭到只允许自己独操大权的君王的杀戮。

吕不韦与秦王赵政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即使吕不韦和秦王赵政有血缘关系，秦王赵政同样会除掉自己的这个政治对手。我们在“穆公东扩”中讲过，晋文公重耳就是靠杀死自己的侄子晋怀公当上晋国国君的。

所以，吕不韦在秦王赵政继位之后，应当立即还政、及时引退，低调做人、韬光养晦，全力解散多年为相形成的政治集团。这样，才能让赵政放心，也才能自我保全。可是，吕不韦没有这样做。赵政举行加冠礼后，吕不韦就应当立即引咎辞职，退居乡里。但是，吕不韦也没有这样做！

等到秦王赵政将吕不韦驱逐出朝，让他回到河南封地去时，吕不韦清醒了吗？

依然没有！何以见得？

“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就是明证。这说明吕不韦不甘寂寞！这也是人性的必然，要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人一下子销声匿迹、自甘寂寞，难！

“相望于道”的六国使者一个个都是吕不韦的催命鬼！

他们的到来让秦王赵政刚刚放下一点的心又悬起来了。如果吕不韦去六国为相，为六国服务，对秦国肯定大大不利！这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为敌所用，秦王赵政能愿意吗？

秦王赵政只能将吕不韦全家迁到更偏远的地方。

这只是秦王赵政除掉吕不韦的第一步，下面更严厉的惩罚像组合拳一样扑面而来，拳拳要的都是吕不韦的命！

吕不韦终于因自己政治上的两大错误走向了死亡。

我们从秦王赵政对赵姬、吕不韦的出手可以看出，秦王赵政非常果断、残酷，天生就是一个长于执掌朝纲的铁腕人物。他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敢于软禁，对自己的仲父敢于流放，因为他需要从太后、相国手中夺回属于他的政治权力。

司马迁写秦王赵政性格“刚毅戾深”，意思是刚强坚毅、暴戾严酷。司马迁算是看透了赵政。

后果与影响

吕不韦的被逼自杀对秦王赵政来说当然是心中最痛快的事情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后果却极为严重。

商鞅变法造就了秦国的国富兵强，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军也成了著名的虎狼之师。因为商鞅变法给秦国军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每位军人上战场就想斩掉敌方的人头，因为有了人头就可以晋升爵位，爵位又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所以，商鞅变法后的秦军发动的战争动辄杀戮数十万人。

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军也向外大规模扩张，但是，这些攻城略地的战争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秦王政二年（前245），麃（biāo，标）公攻占魏国卷（今河南原阳），斩首三万（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王政三年（前244），大将蒙骜攻占了韩国十三座城市（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王政五年（前242），大将蒙骜攻占了魏国二十座城市，建立了极具战略地位的东郡（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史记·秦始皇本纪》）。

但是，这些战争都没有杀戮十几万人的历史记录，只有在攻占魏国卷时“斩首三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史书没有记载，不过，看看《吕氏春秋》就会明白。

秦国可以靠军功、爵位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士兵的作战激情，培养出一支雄壮之师，但是，秦国在推进自己统一六国进程的战争之时，一味的斩首必然意味着六国的拼死抵抗！六国虽弱，最终要被秦国所灭，但是，他们也有生存权啊！他们也不愿甘心亡国啊！虽然六国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是天下由动乱走向稳定的需要，但是，这种进步是要六国付出亡国的代价的。

六国能甘心吗？既然不甘心亡国，又将在战败之后遭受屠杀，所以六国之人必然要拼死抵抗。反正是死，战亦死，降亦死，为什么要不战而降呢？

所以，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制面临着一种尴尬：不适应统一六国的战争现实。

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孝行览》中明确提出：治理天下必须从根本上入手，这个根本就是孝道（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孝行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本书凡引《吕氏春秋》，均为此本，不再一一注明）。《吕氏春秋》一书中大讲儒家的德教，强调以德为本的礼乐教化，强调赢取民心的王道仁政。这是对商鞅纯粹的法家思想的有力反驳。

正是因为有了吕不韦的政策调整，才出现了吕不韦主政期间秦国对六国攻城略地而不大量杀戮的现象。这种政策的调整，使得秦军的统一战争受到的拼死抵抗大大减少。

吕不韦的政策中不仅含有一定的儒家思想成分，也是先秦时期道、法、墨、名各家思想的综合。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实际上是他的治国蓝图的全面反映，这种治国思想与秦始皇的方略是相悖的。伴随着吕不韦离开秦国政坛和吕不韦的自杀而亡，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的思想当然不会为秦王赵政所喜欢了。

秦王赵政既然逼杀了吕不韦，他的身边便缺少了一位像吕不韦一样精明能干的助手。但是，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君王，身边都不乏精明强干的人才。谁能够在吕不韦之后代替他呢？谁能够成为秦王赵政未来的主要助手呢？

十一 李斯为政

秦王赵政继位的前九年，一直是吕不韦主政，秦王赵政十二年，由于嫪毐事件的牵连，吕不韦被迫饮鸩自杀，秦王赵政从此失去了治国的一个关键助手。抛弃了吕不韦的赵政要完成轰轰烈烈的统一大业，一定要有自己的得力助手，在这种背景下，他起用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李斯。在李斯的辅佐下，赵政一步步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创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赵政之前三十余名国君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在秦王赵政的统一大业中，李斯功不可没。这个来自楚国上蔡闾巷中的小人物，究竟是如何登上秦国政治舞台的呢？他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究竟做了哪些贡献呢？

李斯的“老鼠哲学”

在逼迫吕不韦饮鸩自杀之后，秦王赵政选取的主要助手是李斯。

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年轻时曾经在郡里做小吏。

有一次，李斯上厕所，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得很差，而且一看见人和狗就吓得狼狈逃窜。后来，李斯到官府的粮仓里去，看见仓里的老鼠，住大房子，没有惊扰，吃得好，且随便吃，于是，大生感慨：一个人一生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就像老鼠一样，关键看他在什么平台上（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史记·李斯列传》）。

这就是李斯非常有名的“老鼠哲学”。“仓中鼠”的理想，显露了李斯不甘贫贱，一心向上爬的愿望。不少学者指出，李斯的“老鼠哲学”是自私哲学，确实非常正确。但是，李斯的“老鼠哲学”并非全无道理。平台对于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确很重要。这是李斯对人生的有效领悟。

“仓中鼠”的理想使李斯不再甘当一个小吏，他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因此，李斯辞去了职务，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宣讲孔子的学说，但是，他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改造。他的有些思想比较接近法家主张，主要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即所谓的“帝王之术”。

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国家才能干出一番事业。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具体分析和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他各国也在走下坡路，而秦国在西方正蓄势待发，所以他决定到秦国去（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史记·李斯列传》）。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意欲统一天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史记·李斯列传》），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令人讥笑。这是李斯对人生意义及荣辱问题的总的看法，也是他日后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他积极进取、乘时建功的动力，也是他日后陷入罪恶渊薮的源起。不逐名利、无所作为，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去了。

李斯准备入秦之时，正是秦庄襄王子楚时期，强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日趋明显。李斯的选择，显示了其对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敏锐把握与判断。

但是，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好赶上秦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赵政继位成了秦王。因秦王年幼，权力在太后赵姬和吕不韦手中握着。所以，精明的李斯立即投奔了吕不韦，做了吕不韦的门客。此时的吕不韦已是相国兼仲父，地位如日中天。李斯是有才之士，一个人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最终是无法隐瞒得住的。所以，李斯很快被吕不韦发现、重视，提升为侍从（不韦贤之，任以为郎。《史记·李斯列传》），并因此得到了接触秦王赵政的机会。

一次，他对秦王赵政说：凡是干成大事业的人，都必须要抓住时机。秦穆公时秦国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力量一天天衰落，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正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的见解得到了秦王赵政的赏识，因而被提拔为长史。

第二次见到秦王赵政的时候，李斯又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要两手并用，一方面使用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要不惜金钱，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关系。就是边用兵打，边用钱砸，双管齐下。赵政采纳了他的建议，很奏效。于是，李斯又被秦王赵政从长史提拔为客卿（六国之人在秦担任的高级顾问）。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身为客卿、意气风发的李斯要大展宏图之时，他遭遇了“驱逐门”事件。

一场间谍案引发的“驱逐门”

李斯到了秦国之后，先在吕不韦门下做门客，后来又在秦王赵政面前初露锋芒，他对统一六国方面的“得时无殆”的见解切中了秦王赵政的内心，很快被提升为客卿。照此下去，李斯在秦国离重臣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秦国突然出现了一个改变李斯命运的逐客事件，那么这个逐客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秦王政十年（前237），相国吕不韦因嫪毐事件被免职，归食邑洛阳赋闲。就在这一年，秦王赵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的六国之人。秦王赵政的逐客令来势凶猛，一时间，在秦国的六国人士纷纷逃离秦国。

秦国自穆公以来，一直注重网罗天下人才，为什么刚刚掌权的秦王赵政突然下令驱逐六国人士呢？

原来秦王赵政的逐客令和一个国家有关，这个国家是韩国。

韩国是和秦国相邻的东方六国之一。韩国的地理位置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因此，它注定是阻挡秦国东扩的第一道防线。从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统一六国总方略之后，韩国不断受到秦国的蚕食，国土面积不断缩水。

濒临绝境的韩国想到了一个消耗秦国国力的办法，就是让秦国大搞农田水利建设。

战国后期，虽然铁器已经广泛应用到生产之中，但是，和今天相比，战国时期的生产工具仍然显得十分简陋，比如说兴修水利却没有大型挖掘机器。兴修水利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韩国认为秦国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家，爱干这类“傻事”。于是，他们派出了一个间谍，到秦国来，诱使秦国兴修大型水利工程。

这个间谍是谁呢？郑国。韩国为什么选郑国到秦国当间谍呢？因为郑国是一位极其高明的水利专家，他的施工设计合理，修好后的郑国渠可以成为秦国富农政策的一项基础工程，是一件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好事，对秦王很有吸引力。

秦王赵政果然动了心，同意修建一条三百多里长的水渠。这条水渠由西向东，横跨渭北高原，一旦修好，可以灌溉关中四百多万亩土地。特别是这条水渠含有大量泥沙，用泥沙淤灌盐碱地，可以彻底变盐碱地为良田。因此，这条水渠可以大大强化关中的抗旱能力，大面积地改造关中的盐碱地，增加耕地面积，使关中成为秦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条水渠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国渠”。

但是，正当郑国渠修建得如火如荼时，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了。秦王赵政听说郑国是个韩国间谍，勃然大怒，要杀郑国。不过，郑国非常坦然地对秦王赵政说，我开始确实是作为韩国间谍来秦国的，但是，这条水渠修好之后，确实能给关中农业带来巨大效益，这对秦国是非常有利的。

《史记·河渠书》评价郑国渠的巨大作用时讲过一段话：

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这是说郑国渠使秦国关中成为千里沃野，从此再没有灾年，秦国因此更加富强，最终吞并了山东六国。话说得虽稍显夸张，但是，郑国渠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秦王赵政听了郑国的解释，觉得很有道理，立即恢复了修渠工作，让郑国把活干完。

郑国渠虽然继续修，但是，郑国间谍案在秦国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三点：一是旧贵族梦想恢复特权；二是郑国加剧了权力之争；三是赵政痛恨嫪毐、吕不韦。

秦国自穆公、孝公以来，一直在人才使用上施行大战略。只要是人才，不论国籍，唯才是用，特别是商鞅变法，更是论功行赏。这种政策富了秦国，却严重伤害了秦国旧贵族的特权。贵族如果没有军功，就不能享受种种特权，而六国之士却因军功在秦国进入高层，这使得秦国旧贵族的积怨甚深。

秦国旧贵族希望能够利用郑国间谍案首先赶走在秦国官居高位的客卿，让秦国旧贵族恢复昔日的权势。于是，他们抓住此案大造舆论：秦王重用的郑国竟然是个间谍；嫪毐、吕不韦都不是秦国人。因此，六国之人都不值得信任，他们全都是为他们自己国家效力的人，应当全部驱逐出境（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史记·李斯列传》）。所谓的“逐客”，即驱逐所有“诸侯人来事秦者”，就是所有到秦国来的六国人士，并不仅仅是身居高位的客卿。但是，身居高位的客卿显然成为众矢之的，在“逐客”风暴中首当其冲。韩、赵、魏三国来秦务农之人，并未妨碍到秦国旧贵族的利益，相反，在商鞅变法中他们对秦国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逐客令一刀切的指令下，他们恐怕也很难守住数年来辛苦耕耘的果实。

秦王赵政被嫪毐之乱闹得心烦，又发现吕不韦也牵连其中，而且，吕不韦之事还很难处理；刚刚解决了吕不韦，又发现郑国是韩国间谍；同意郑国继续修渠以后，秦国旧贵族又借郑国间谍案发飙。一连串的政治风波搞得他非常头疼，一怒之下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国的六国人士。

赵政车裂嫪毐，办得干净利落；逼杀吕不韦，也办得顺顺当当。他的逐客令也能够像他除掉嫪毐、吕不韦那样顺利吗？没有！因为秦王赵政接到了一封奏书，立即下令废除了逐客令。

这封魔法巨大的奏书出自李斯之手。李斯为什么要写这封奏书呢？

李斯在秦国被任命为客卿，刚刚得志，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拳脚，就要被迫离开，胸中自然愤愤不平。客卿是秦国使用六国人才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从客卿再晋升，很快就能成为重臣。所以，被迫离秦的李斯压抑不住内心的激愤，向秦王赵政呈上了著名的《谏逐客书》。

一封上书改变命运

秦王赵政所制造的逐客事件，在秦国政坛上的六国客卿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很多人不得不收拾行囊，准备离开秦国，李斯是楚国人，他也难逃被驱逐的厄运。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念头，上书秦王赵政，结果，这封奏书让铁腕君王彻底改变了逐客的主意，收回成命。李斯的这封奏书讲了些什么内容，是什么打动了赵政呢？

简单说，李斯这封奏书击中了秦王赵政的三根软肋。

第一，客卿对秦有大功；第二，逐客是重物轻人；第三，逐客是帮助六国。

以下我们简要分析一下。第一点，客卿对秦有大功。这封奏书列举了我们前面讲过的穆公朝的百里奚、蹇叔、由余，孝公朝的商鞅，惠文王朝的张仪，昭襄王朝的范雎，最后得出一条结论：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都是因为有了六国客卿的辅佐，才成为秦国崛起道路上的一座座丰碑。没有客卿，就没有秦国的崛起！没有客卿，就没有四位政绩卓著的秦君！

这是秦王赵政不得不承认的历史事实。虽然“逐客令”针对的是全体“诸侯人来事秦者”，但是，这封奏书主要提到的却是六国来秦的客卿，因为这些“来事秦者”对秦国崛起的贡献特别大。

第二点，逐客是重物轻人。秦王赵政对产于六国的宝物无不宠爱有加，比如说隋侯珠，比如说和氏璧，都不是秦国出产的，可是秦王那么想得到它们；对于六国的美女，秦王赵政更是不分国籍，照单全收，个个宠幸。唯独对六国的人才，秦王要讲国籍。这不太糊涂了吗？

秦王对六国之物如此喜爱，对六国人才却要驱逐，这不是重物轻人吗？

第三点，逐客是帮助六国。任何时代人才都是稀缺资源。如果秦国驱逐天下人才，实际上是帮助了六国。一纸逐客令将使六国的杰出人才不敢再到秦国来为秦国统一天下服务。这和日常生活中帮助强盗有什么区别？这叫“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让秦国变得虚弱了，反而使自己的对手强大了。人才决定成败。秦国把天下非秦国的人才都驱逐了，秦国的人才资源肯定会大大萎缩，这些人才在秦国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肯定会到六国去施展才华。如果人才都聚集到六国去，六国人才济济，实力大大加强，秦国肯定会受到重大损失。

所以，非秦国人一律不用的做法肯定不是统一全国的正确之道（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史记·李斯列传》）。这句话的分量极重。因为秦王赵政此时刚刚举行过加冠礼，正式从太后赵姬手中接管了最高权力，又刚刚除掉嫪毐、吕不韦两大集团，雄心勃勃，一心要由自己统一中国，完成秦国三十几代先君未竟的大业。如果因为逐客而毁此大业，这是秦王赵政最不愿看到的，所以，这番话点到了秦王赵政的软肋之上。

“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这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事实，秦国的强盛就是因为吸纳了六国的优秀人才。秦王看了这封字字中的的奏书能不动心吗？能不撤销逐客令吗？

秦王赵政收回成命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一是胸怀，没有求贤若渴的胸襟，没有统一天下的气度，一位铁腕君王岂能收回成命？

二是眼光，李斯谏逐客，讲得入情入理，最为重要的是谈到了人才关系到统一大业。如果没有识人之明，秦王赵政岂能甘心收回成命？

三是度量，收回成命，意味着承认错误，这对中国古代的君王来说，最为困难。像秦王赵政这样一心要统一中国、成为千古一帝的人，如果没有宽宏的度量，斤斤计较于面子，绝对不可能自甘认错，也很难成功。汉武帝曾亲自下《轮台罪己诏》，公开向天下万民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秦王赵政撤销逐客令还不是公开承认错误，但是，离公开承认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可见，此时的秦王赵政头脑清醒、志存高远，既有博大的胸怀，又有识人的慧眼，还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与度量，这些正是他成就一番大事业不可或缺的要素。

秦王赵政不但收回了逐客令，而且重用了在被驱逐之列的李斯，任命他担任廷尉。廷尉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员，与客卿不同，是实职。实际上，李斯这个时候才算真正走上了秦国的政坛。

一位天才的毁灭

李斯的《谏逐客书》使秦王赵政终于明白了人才对于强秦和统一六国的作用，于是收回了逐客的命令，李斯也因此官升廷尉。李斯担任廷尉之后为秦国统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打韩国，但是也有史料记载，秦国攻打韩国是因为秦王赵政想得到韩非。那么韩非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竟能让秦王赵政为了他一个人而不惜大动干戈？

韩非是韩国国君的儿子，生活在战国末期，“为人口吃”，不善言辞。他曾经追随荀卿学习，和李斯是同学，但是，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

韩非看到韩国积弱，多次上书献策，但是，当时的韩王即后来的亡国之君韩王安，不接受韩非的建议，这使韩非颇为无奈。于是，他发愤著书，先后写出《孤愤》《五蠹》《说难》等（后人把韩非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编为《韩非子》一书）。他的文章传到秦国，由于讲的都是“尊主安国”的理论，秦王赵政非常欣赏韩非的才华，并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憾（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担任廷尉之后，劝说秦王赵政发动对韩国的战争，意图吞灭韩国，并借此恫吓其他各国。秦王赵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派李斯攻打韩国。韩王非常惊恐，便和韩非商议如何削弱秦国（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因为秦国攻韩，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决定是否留用他。韩非出使秦国的目的是要保存韩国，所以，李斯建议率先灭韩，韩非强烈反对。

李斯向秦王说：韩非是韩王的同族，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而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把他杀掉。秦王听了李斯的话，把韩非投入监狱。李斯派人为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韩非没有办法上诉，只好服毒而死。对此，《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史记·韩世家》载：“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

李斯为什么主张杀死韩非呢？

因为政见不合。李斯主张秦国消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应当从韩国入手，先灭韩。韩非作为韩国的公子，当然不想看到韩国灭亡。这种尖锐的政见不合，让李斯感到必须除掉韩非，秦国统一六国的计划才能顺利得到实施。这是李斯力主杀韩非的主因。

那么，难道李斯杀韩非没有个人嫉妒的因素吗？很难说没有，但是，绝对不是主因。此时的李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一心想帮助秦王赵政统一中国。秦国利益最大化是他此时考虑问题的总原则。

李斯的《谏逐客书》说理透辟、文笔畅达，全文极有气势，反映了年轻的李斯信而被疑、忠而被谤的义愤，也表现了其一心报效秦国的忠诚。把写《谏逐客书》这篇名文的李斯和当年感慨仓鼠、厕鼠的李斯作一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此时的他壮志凌云、豪气冲天，一心想为秦国统一天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有人据李斯的“老鼠哲学”推断李斯此举是出于个人嫉妒，也不足取。人是变化的，李斯这个时期和他早年见厕鼠、仓鼠时的心态已有很大变化，不能根据那个故事推论李斯的一切都是“老鼠哲学”在起作用。

关于韩非使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还提出了另一种说法：

韩非的文章传到秦国，秦王赵政看到之后非常感慨，想见作者。李斯见秦王赵政这么欣赏韩非，就对秦王赵政说：这是韩非写的。秦王赵政因此发兵攻打韩国，韩王才派韩非出使秦国（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依笔者之见，秦王赵政为了得到他所推崇的韩非而派兵攻打韩国之说近乎荒唐。韩非确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文章秦王赵政非常欣赏。但是，为了得到一个韩非而发兵攻打韩国，可能吗？秦王赵政确实是韩非的粉丝，但有这样的追星族吗？如果这样追星，韩非这颗“明星”岂不成了韩国的“灾星”？这真比现代粉丝更疯狂啊！

秦王赵政发兵攻打韩国，其实是秦王赵政发动统一战争的序幕。韩国离秦国最近，而且在六国之中最小、最弱。攻打韩国成为历史的必然。

因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载不可信，倒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韩非在韩国危机存亡关头，承载着国家存亡的使命使秦之说更可信一些。因为韩非更爱韩国，他出使秦国表现出了对故国的忠诚。

韩非之死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非正常死亡，而是关系到秦国的一个通天大计。那么，这个通天大计是什么？韩非之死和这个通天大计有什么关系？

十二 通天大计

秦国立国后，经过三十多代国君的努力，逐渐崛起；到秦惠文王时期，秦国对六国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又经过秦昭襄王、秦庄襄王的经营，秦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秦王赵政正式掌握权力以后，秦国的势力已如日中天。这时候，秦国该如何统一六国？先攻打哪个国家？战争何时发动？这些问题涉及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而这个通天大计，和韩国公子韩非之死密切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通天大计是什么？韩非之死和这个通天大计又有什么关系？

先打谁 不单是顺序问题 还有立场

正式继位、正式掌权的秦王赵政，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问题：统一六国的战争什么时候开打？怎么来打？战争全局要如何部署？这些都需首要解决。这一通天大计，实际上是在韩非和赵政、李斯、姚贾四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形成的，换句话说，是在韩非和赵政、李斯、姚贾的斗争中逐步成型的。

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李斯。李斯此时已经脱离了吕不韦，步入了秦国的中央政府，正处于由郎到长史再到客卿的腾达上升时期，可以说是踌躇满志、胸怀抱负，一心想为秦国统一天下献计献策。在选择统一天下的时间问题上，他向秦王赵政提出来了一个重要方针，就是立即发动。因为李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当年他在追随荀子学成“帝王之术”后，曾对自己的老师荀子说过一句名言：“得时无怠。”“得时”就是得到机会，“无怠”就是不要怠慢这个机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中，真正的机遇是非常少的，当机遇来临之时，千万不要放过这个机会。这对一个人来讲，非常关键；对一个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所以李斯认为，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现在就必须立即启动，因为已经到了合适的时机。“现在”是个什么时代呢？对于秦国这个经营了几百年的国家来说，“此万世之一时也”。这个“万世”不是指万代，是笼统之言，讲秦代三十多位国君，六百多年的经营，已经到了需要收官的时候了。如果错过这个黄金档期，让六国缓过气来，重新组织起来合纵抗秦，“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也就是说，错过现在这个机会，等六国恢复元气，即使黄帝再世，也不能统一了。这个意见一提出，赵政立马采纳，他在这一点上和李斯的意见完全一致。赵政也因此提拔了具有战略眼光的李斯，做了秦国中央政府的长史。秦国中央政府的长史好几个部门都有，依据现有文献，不知道李斯担任的是哪个部门的长史，不过赵政是在听了李斯的意见之后提拔他的，这说明他很欣赏李斯。

赵政的决策使他卷入了这场关于通天大计的战争。

秦国发动统一战争的时间确定了，但不可能一下子把六国全部灭掉，需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来，这也就涉及先攻打哪个国家的问题。那么，具有战略眼光的李斯，他的建议是什么呢？韩国公子韩非，又是怎样卷入了这个通天大计之中的呢？

李斯首先提出来，灭韩。他认为，把韩国灭掉了，就可以恫吓山东其他诸国，更有利于秦国吞灭其他五国。秦王批准了李斯灭韩的计划。然而，这个计划却遭到了一个人强烈的反对，他是谁呢？

他是韩国的公子韩非。李斯主张灭韩首先触及的就是韩非所在的韩国的根本利益，所以这个时候韩王安就和韩非商议，要怎么样削弱秦国，阻挡秦国灭韩。这样，第三个人就介入了，韩非，他介入了这一场通天大计的制定。

但是韩非和李斯不同，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学成以后跑到秦国去发展他自己的事业，也就是说李斯对楚国没有太多的感情，他觉得哪个地方适合自己发展，他就跑到哪儿去发展。但是韩非不一样，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是韩国国君的儿子，只是因为他不是长子，不太可能继位。所以韩非对故国的感情非常深厚，对秦国要灭自己的国家是坚决反对的。怎么办呢？韩非就作为韩国的使者到秦国来，给秦王赵政上了一封奏疏，这个奏疏的基本主张是灭赵存韩。把赵国给灭了，把韩国给留下来。为什么要灭赵存韩呢？韩非提了三点理由：

第一，他说韩国现在已经相当于秦国的一个郡县；第二，赵国是一直准备跟秦国对抗的国家；第三，韩国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被灭掉。

先说第一点。韩非说，韩国既弱又小，靠近秦国，它的实力远远不及秦国，所以韩国三十多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是事奉秦国的政策。韩非打了个比方，他说韩国对秦国来说就像进屋坐的席子和垫子。秦国要去打哪个国家，韩国都出兵跟随，最后是利归于秦，怨归于韩，韩国把天下诸侯都得罪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韩国是秦国的内臣，跟秦国自己的郡县差不多。

再说第二点，韩、赵、魏三国之中，赵国最强。赵国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军队，吸引了大批合纵之士，而且一再向天下诸侯声明，说秦国如果不被削弱的话，天下的诸侯没有一国能够存活下来，所以赵国是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看到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将来谁还会跟秦国友好呢？天下的人都会和赵国结盟。

最后说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非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

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怎么灭赵呢？分四步走：

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存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本书凡引《韩非子》，均为此本，不再一一注明），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存韩》）。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

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赵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赵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深地卷入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

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虽然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相当厉害，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赵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没有做判断，而是把其发给朝中的大臣们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起来反对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

第一点，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潜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比如说，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存韩》）。

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状就会再现，所以韩国是必须要灭的（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信也。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存韩》）。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

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秦王赵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

能用钱摆平的就不要用兵

当然，秦国这个时候是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

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不收钱，他很廉洁，怎么办呢？暗杀，把他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史记·李斯列传》）。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讨伐，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收买，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

秦王赵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的军事行动，当时秦王赵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出来了，他提出来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秦策五》）。赵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这个我们叫特种经费，包括许多车和黄金。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秦策五》）。姚贾回来以后，秦王赵政很高兴，赐封千户，并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给秦王赵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

第一，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而大部分钱进了他自家的腰包（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秦策五》），这叫贪污公款。

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秦策五》），这叫假公济私。

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的父亲是魏国把守城门的人，他是魏国守门人的孩子（梁监门子。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秦策五》），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在“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后来他到了赵国去，又被赵国驱逐了。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赵国驱逐了，我们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不是太掉价了吗？

赵政一看这个信，就把姚贾叫过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赵政一听就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了，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谄言。在历史上，听信谄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谄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赵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事吗？

姚贾说：不错啊，有啊！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不是被商纣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帮助秦穆公，不也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不都成就了霸业吗？

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去商量，他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个高士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庐水之中。

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一商量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也跳河自杀了。你去找高士，这些人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的人，他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其用哉？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秦策五》）？你现在用人，是用这个人的才，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秦策五》）。

秦王赵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了，把姚贾给放了。

谁该为韩非之死负责

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入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

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跟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赵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姚贾都是死罪，所以他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

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的，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赵政听了这个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

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赵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赵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他根本无法阻止的一个通天大计之中，从而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呢？

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我们前面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秦国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

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但是姚贾这样主张至少就有两点原因了。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毕竟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一种武器，的确发挥了作用，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的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

赵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有这么几件事。一开始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赵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赵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逮捕韩非投入狱中的人是谁呢？赵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赵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韩非死了以后，赵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赵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赵政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

照我们前面讲的几点来看，赵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这个很好解释。赵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他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赵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军事和金钱两种手段并用的问题上，赵政是赞成姚贾的。也就是说，赵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在一边的。作为个人，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他是主张杀韩非的。

那么，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也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韩非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赵政上书，这些都是为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韩非看出来，金钱用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是巨大的。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赵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赵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段，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反对姚贾的做法。

韩非作为一个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了秦国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亡韩国，但他还是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楚国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自己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

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秦王赵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讨伐和金钱收买双管齐下。

十三 韩氏初兴

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侯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屏障。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因为面对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而抱恨而终。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秦国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

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韩、赵、魏三家分晋，二是秦国自身迅速崛起。

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

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分为三，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相反，秦孝公实施变法使秦国逐步强大。也就是说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这对于晋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却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的。

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收拾了晋国吗？

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的晋国为什么会分裂？

实力毁了规则：晋国的丧钟响了

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剧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的公族呢？

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

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史记·晋世家》），因此其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

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都城。但是，曲沃桓叔这一支终因实力强大而夺权成功。

经历过多次失败之后，曲沃武公汲取了周天子两次出兵干预的教训，一方面杀死晋侯缗，一方面派人送给周釐（xǐ，喜）王大量的“宝器”，公开对天子行贿。这一招还真灵，有钱能使鬼推磨。周釐王这次一反常态，不但不派兵征讨曲沃武公，反而封武公为晋国国君，使小宗的曲沃武公代替了大宗的晋侯缗成为得到中央政府认可的晋国国君。

其实，周天子承认曲沃武公为晋国国君亦是无奈之举，并不仅仅是行贿的结果。因为此时的周天子早就失去了号令天下的能力，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曲沃武公都已凭借实力掌控了晋国，而他的承认只能表明东周的宗法制社会正处于走向全面崩溃的窘境。

但是，周天子的这种做法等于把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秩序规则整个给废掉了。如果上帝死了，任何作为都可以被允许。如果维持秩序的权威失灵了，整个天下就会陷入一场大乱。周天子承认曲沃武公可以继承晋国君位，就突破了整个天下政治伦理秩序的底线。今后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了，只要有实力。规则是人定的，实力才是硬道理。

曲沃武公死后，他的儿子晋献公继位。

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文侯的弟弟，这一支属于晋国公族的小宗，本没有资格继承国君宝座，而现在这支小宗夺得了整个晋国。晋文侯的嫡系子孙有一大批人，他们都是公子，在宗室和大臣中势力很大，所以晋献公非常害怕晋文侯后世诸公子反夺权。晋献公八年（前669），他的大臣就劝他诛杀群公子以保住君位（士说公曰：“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乃使尽杀诸公子。《史记·晋世家》）。

晋献公为了保住自己的君位，大开杀戒，晋国的公族遭到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屠杀，从此，晋无公族。晋无公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对异姓贵族来说可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公族是最显赫的贵族，他们总是霸占着最有权势跟油水最丰厚的官职，他们的存在对异姓贵族的升迁跟势力壮大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晋无公族，这些异姓贵族便有了发展的空间和机遇。

任性再毁规则：种下内乱的种子

晋国的宗族内部发生了内乱，小宗灭掉了大宗，夺取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晋献公时期又对大宗的公族进行了屠杀。这样，晋国大宗的公族势力衰落了下去，但晋国小宗的公族势力还在。然而，晋献公又做了一件大损晋国公族的事情，使晋国小宗也开始衰落，最终导致了晋国整个公族势力的集体衰落。那么，晋献公到底做了什么，使晋国公族势力走向了衰落呢？

晋献公五年（前672），晋国讨伐骊戎，骊戎战败，于是把本族的一对姐妹花当作礼物奉献出去，用这种性贿赂奉迎晋献公。这对姐妹花是一对绝色美女，晋献公一见，就奋不顾身地陷了进去（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史记·晋世家》）。

关于晋献公与骊姬的宠昵关系，《国语》中记录了一段非常精彩的细节。有一次，晋献公失眠没睡好觉，转天对一个大臣说了。这位大臣很奇怪，问：您夜里没休息好，是不是骊姬没有陪着您呢（床笫之不安邪？抑骊姬之不存侧邪？徐元诰《国语集解·晋语一》，中华书局2002年版，本书凡引《国语》，均为此本，不再一一注明）？《公羊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可见当时晋献公的确离不开骊姬。七年之后，即献公十二年（前665），骊姬生了一个儿子奚齐。骊姬的妹妹也很争气，也为晋献公生了一个儿子悼子（一作卓子，又作倬子）。

晋献公在接受骊姬这对姐妹花之前已经有了太子申生，申生的母亲死得早，他还有两个非常贤能的弟弟：重耳和夷吾。

晋献公因为太喜欢骊姬了，所以萌生了要废黜太子申生改立奚齐为太子的想法。但是，奚齐实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的母亲骊姬怀奚齐的时候，没有像后来的钩弋夫人怀汉昭帝一样，怀了十四个月；也没有像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怀汉武帝一样，梦日入怀，引得汉景帝记住了这个儿子。骊姬、奚齐都没有过人之处，那要怎么才能名正言顺地把奚齐送上太子的宝座呢？没有条件，那就创造条件；没有机会，那就创造机会。试想一下，如果晋献公只剩下奚齐一个公子，那太子还不稳稳当当就是他吗？既然如此，那就想方设法干掉晋献公的其他儿子。晋献公有八个儿子，真正拿得出手的只有三位：太子申生和他的两个弟弟重耳与夷吾（献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贤行。《史记·晋世家》）。

晋献公把改立奚齐为太子的想法私下告诉了骊姬，骊姬听后，流着眼泪说：这可使不得，立太子一事诸侯们都知道，而且，太子屡次带兵，百姓也都拥戴他。如果因为我而废嫡立庶，我马上就自杀（奈何以贱妾之故废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史记·晋世家》）。骊姬太会演了，这一招欲擒故纵，让晋献公大喜，心中十分感动，他没有想到他宠爱的骊姬不仅貌若天仙、体贴入微，而且还如此“深明大义”。

奚齐虽然平庸，可他有个不平庸的母亲。骊姬有她的一套，她虽然不直接走到前台，但她会找人帮忙，假他人之手成己之美，这是骊姬的高明之处。

晋献公有两个宠幸的大夫，骊姬通过他们俩对晋献公说：曲沃是先君宗庙的所在地，蒲邑和屈邑都是边疆重镇，不能不派得力之人去镇守。一番话提醒了晋献公，晋献公非常高兴，立即把太子申生派到曲沃，把公子重耳派到蒲邑，夷吾派到屈邑。这样，晋献公身边只留下了骊姬和她妹妹的两个儿子奚齐、悼子。

把太子申生派往曲沃并不等于干掉申生，骊姬明白，要想搞定太子申生还得下狠招。于是，骊姬派人告诉申生，说昨天晚上晋献公梦见了申生的母亲，所以要申生赶快去祭奠他的母亲。申生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夺命阴招，听了庶母的话，反而异常感动。于是，申生在曲沃祭奠了母亲，并且按照规定把祭祀求福的福肉带回来送给父亲晋献公。送来的时候，适逢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就派人在福肉里下了毒药。两天以后，献公打猎回宫，厨师把福肉呈给献公，献公正想吃，骊姬却劝说：福肉从远方送来，还是尝尝再用。厨师把福肉倒在地上，地面立刻隆起来了；厨师把福肉扔给狗，狗吃后立即死了；厨师把福肉给一个宦臣吃，宦臣立即倒地死了（祭地，地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史记·晋世家》）。意料之中的骊姬一看，立即来了精神，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太子怎么这么狠呢！连自己的亲爹都要杀，这么急着抢班夺权。大王已经年迈了，还能活几天？太子竟然迫不及待地要杀您！太子这样做，都是因为我和奚齐。我们母子宁愿躲到其他国家，或者早早自杀，不要让我们被太子杀害。当初您想废他，我还反对；到今天我才知道我全错了（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谓献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妾愿子母辟之他国，若早自杀，毋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始君欲废之，妾犹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史记·晋世家》）。骊姬这套欲擒故纵的忽悠把戏，确实炼得炉火纯青，这一番话，有理有力有节，有水平有感情有智慧，把晋献公忽悠得肝肠寸断，怎能不勃然大怒？

太子申生听到宫中发生这件事情，吓得赶快逃到新城。

晋献公非常生气，处死了太子的老师杜原款。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告诉太子：把毒药放到福肉里的是骊姬，太子为什么不亲自去跟你老爹说清楚呢？太子说：我爹老了，没有骊姬，他都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假使我说明白了，我爹一定会非常生气，这太伤身，我就成了不孝之子了。有人劝太子，既然你没法说清楚，那你赶快逃吧。太子说：身负杀父的罪名，谁还敢收留我？我自杀算了。于是，太子申生在新城自杀。骊姬的阴谋取得了突破性的阶段成果。但是，太子申生是自杀了，申生还有两个非常有实力的弟弟，他们完全有可能填补申生留下的位子，怎么办？

恰逢重耳和夷吾来向晋献公汇报工作。有人给骊姬打小报告说：这两位公子对你杀死太子很是不满。骊姬听了非常害怕，立即行动起来，跑到晋献公那里挑唆道：申生下毒的事，您那两个宝贝儿子事前也都知道。

重耳、夷吾听说以后，知道大事不好，便不辞而别，分别匆忙返回自己的边城基地。

晋献公闻讯，更觉得这两个儿子心里有鬼，立即出兵讨伐。重耳吓得跳墙逃跑，逃跑时袖子都被追杀者砍断了。从此，重耳开始了在外十九年的流亡生涯。晋献公又派人讨伐屈城，屈城人全力防守未被攻下，夷吾得以幸免。

骊姬反对晋献公赤裸裸地废嫡立庶，她不像后来的汉高祖刘邦身边的戚夫人，只会哭，结果把事给办砸了，还搭上了自己和儿子两条命。骊姬主动在晋献公的面前说太子申生的好话，把晋献公哄得溜溜转，简直找不着北了。其实，骊姬是个非常阴险毒辣的女人，她对太子申生采用的是背后陷害，而不是正面迫害。

晋献公并不笨，但是，他经不住骊姬的忽悠。一个再聪明的人，被心爱的女人如此忽悠，也一定会晕头转向、不辨是非。正如后人诗云：“不知尤物能为祸，却为骊姬寝食安。”《王十朋全集》卷十《咏史·晋献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公元前651年，当了二十六年国君的晋献公死掉了，骊姬的儿子奚齐继位。但骊姬万万没想到的是，奚齐的王位还没焐热，就被大臣里克给做掉了。接着又有人立了骊姬妹妹的儿子悼子继位，又被里克杀死。骊姬两姐妹的儿子相继为晋国大臣所杀，证明了晋国正统的宗法势力并不接受晋献公的废嫡立庶。

虽然晋国的宗法势力不能接受晋献公的废嫡立庶，但是，晋献公专宠骊姬，诛杀诸公子，使晋国的宗法制度遭到了严重打击。晋献公对晋国宗法制的破坏给了晋国异姓卿族势力一个发展机遇。

晋国异姓卿族势力的发展壮大，最终导致三家分晋，曾经强大的晋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都是战国后期的七雄之一，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秦王赵政第一个灭掉的国家，就是韩国。韩国第一个被灭掉，说明了它的弱小。那么，韩国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战争造就新贵 亡晋势力崛起

异姓贵族在晋国公族不断遭到重创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韩、赵、魏三家。我们先说韩氏。

韩氏先祖本姓姬，与周天子同姓。后来，因为事奉晋国有功，被封到韩原（今陕西韩城），于是，从韩武子开始用封地为姓，改姓韩。

韩国立国的道路上第一位做出突出贡献者是韩厥。韩厥在韩国建国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参与了一场战争，并且因这次战争的战功被任命为晋国的六卿之一。

晋国有上、中、下三军，每军有正、副两个统帅，这样三军就有了六位统帅，这六位统帅就是晋国的六卿。由于晋国六卿掌管着晋国的军队，所以，其地位非常重要。

那么，韩厥是怎么当上晋国六卿之一的呢？韩厥的迁升缘于晋国和齐国之间的一场大战。

韩厥之世，中原主要是晋国和楚国争夺霸权。由于争霸，晋楚之间爆发过两次大战，第一次是晋国大败楚国，第二次是楚国大败晋国。此后，楚国势力进入中原，晋国的处境艰难。

中原大国齐国在齐桓公以后丧失了霸权，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晋、楚、秦三强之外齐国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第二次晋楚大战晋国失败后，齐国萌发了和晋国一争高下的野心。周定王十五年（前592），晋景公派大夫郤克出使齐国，征召齐国参加会盟。

郤克虽然是晋国的大夫，却是一个残疾人，是个瘸子，齐顷公知道这个情况后，专门也找了一个瘸子为郤克带路。同时上殿的还有曹国使者曹公子首，说来也巧，曹公子首是个罗锅，为他领路的也是一个罗锅，两个罗锅一前一后，也上了大殿。再接下来，卫国大夫孙良夫来了，孙良夫有一只眼失明。齐顷公专门安排了一位独眼龙给他带路。

齐顷公在三国使者上殿之前，特意安排他的母后在大殿的后面观看，齐顷公的母亲看见两个瘸子一瘸一拐地走上台阶，已经乐不可支，哈哈大笑；又看见两个罗锅、两个独眼龙依次上殿，就再也控制不住，大笑不止。郤克刚开始并没有在意一位瘸子引导他上殿，等他看到一对罗锅、一对独眼龙依次上殿，又听见殿后传来女人哈哈大笑不止的声音，意识到齐顷公是有意戏弄自己和另外两位使者，非常恼火，发誓要报此仇。回国后就要求晋国讨伐齐国，但是，晋国国君说：你一个人生气，怎么能让整个国家卷入呢（子之怨，安足以烦国！《史记·晋世家》）！郤克无奈，只好把仇恨记在心里。

齐顷公戏弄三国使者，特别是戏弄晋国使者，表明他已经不再把晋国看成中原的霸主。齐国跃跃欲试，准备进一步试探晋国的底线。

周定王十八年（前589）春，齐顷公率军侵犯鲁国。卫国救援鲁国，被齐军打败。鲁、卫两国向晋国求救。郤克力主攻打齐国。晋景公为了防止楚、齐联盟，决定伐齐。由中军元帅郤克统率晋军，韩厥作为司马，率八百辆战车，救援鲁、卫。

六月十六日，晋军追到靡笄山下（今山东济南市千佛山），和齐军对峙。晋、齐两军在鞌（今济南市西）开战。

战斗一打响，野心膨胀而自负的齐顷公就对他的部下说：我先灭了这伙晋军再吃早饭（吾姑翦灭此而后朝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完，连马身上的铠甲都没有披就冲了上去。

晋军主帅郤克一开战就受了伤，血流到鞋上，但是，郤克早就憋了一口怨气，想报出使齐国受到的羞辱。所以，尽管他受了伤，手中的鼓槌始终都没有停（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履，未绝鼓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最后，郤克实在坚持不住了，对他的副手说：我坚持不住了。他的副手说：将军的战鼓就是我军的冲锋号，将军的战旗就是我军的标志，我们晋军的进退都服从将军的号令。主将的军车，只要有一个人在，就可以完成国君的重托。怎么能够因为将军受伤就坏了国君的大事呢？上了战场，就只想到为国牺牲，只要还有一口气，将军就要坚持。于是，郤克的副手用一只手挽住两根车辔，一只手接过郤克的鼓槌，不停地击鼓。在震耳欲聋的鼓声中，主帅郤克的战车一路领先，整个晋军一拥而上，齐国的军队抵挡不住，溃不成军。

韩厥这次参战的前一天晚上，梦见他的父亲对他说：明早赶车时，避开左右两边（旦辟左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所以，他站在车的中间驾车，紧紧追赶齐顷公。齐顷公的警卫对齐顷公说：射后面晋军车上那个驾车的人，这个人看起来像个君子。齐顷公说：称人家是君子还射不符合礼法。于是，齐顷公的警卫就瞄着韩厥的左边一箭，右边一箭，韩厥的左右全被射倒在车中。

被韩厥穷追不舍的齐顷公焦急万分，但是，他的警卫逢丑父很镇静，他趁韩厥俯身去扶被射倒在战车上的警卫的时机，来了一个掉包计——自己和齐顷公换了一下位置。此时的战车上，只有三个人，一个人驾车，一个是警卫，另一个是主帅。主帅坐在车后，警卫站在车的右边。这一换位置，齐顷公站到右边，逢丑父坐到了齐顷公的位置上。跑着跑着，齐顷公的战车被树桩挂住了，韩厥趁机赶了上来。

在这危急关头，坐在车后边冒充齐顷公的逢丑父让冒充警卫的齐顷公下车打水，韩厥不认识齐顷公，还以为他是个警卫，所以，对齐顷公下车打水也没管。这样，齐顷公利用下车打水的机会，上了另一辆齐军的战车，逃了出来。

韩厥将抓捕的“齐顷公”作为俘虏交给主帅郤克，郤克弄明白真相后，勃然大怒，要杀逢丑父。逢丑父大喊：杀了我，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人愿意代替自己的国君承担责任了。我这么一个敢于拿自己生命拯救国君的人，怎么能被杀呢（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郤克听了逢丑父的这番话，大受感动，就把他放了。

这一仗，虽然韩厥没有抓住齐顷公，但抓住了齐顷公的警卫逢丑父，且让齐顷公大为受挫。所以，回国之后，韩厥被晋升为六军的统帅之一，从此成为掌握晋国军权之人，这是韩氏建国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六军统帅一职，打仗是统帅，不打仗是卿，权力非常大。

韩厥担任六卿之一，标志着韩氏卿族在晋国已经开始发展壮大，强大的韩氏卿族又是怎样建立起韩国的呢？韩国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来说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十四 三家分晋

晋献公之后，晋国的公族势力遭到重创，卿族势力恶性膨胀。同时，卿族势力之间也为争权夺利相互争斗，结果最有势力的卿族由六家变成了四家：知氏、韩氏、赵氏、魏氏。这四家之中以知氏的实力最为强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实力最强的知氏最终却被其他三家瓜分，韩、赵、魏三家又最终瓜分了晋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国是如何从晋国分离出来的？它又是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的呢？韩国的存在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来说又会有些什么影响呢？

欲壑难填：作死

晋献公一支是由小宗而执掌君位的。为了防止大宗诸公子的反夺权，晋献公大开杀戒，屠杀公族，晋国的公族势力急速衰减。又由于献公宠爱骊姬，骊姬阴险狡诈，欲立其子为公子，由此造成三世内乱，死的死，亡的亡，晋国小宗的势力也衰落了。公族势力的衰退，给异姓卿族的发展创造了良机，六家大夫开始把持晋国大权，这六家大夫是韩氏、魏氏、赵氏、范氏、知氏、中行氏，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范氏、中行氏被灭，就只剩下了四家卿族。

这知、韩、赵、魏四家卿族中，知氏宗主知伯的实力最为强大（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史记·晋世家》）。

知伯在收拾了范氏、中行氏这两个卿族之后，没过几年，便派人向韩康子（韩虔）公开索要土地。土地是人口、财富的保证，谁愿意平白无故地把土地给人家？这简直就是要割自己的肉。韩康子了解知伯的为人，知道他不是个好惹的主，范氏、中行氏两个卿族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可是要韩康子献出土地，这真是一道难解的题，搞不好自己就会成为下一个被知伯所灭的卿族。但是，韩康子也不愿束手就范。因为如果给了知伯第一次，第二次再来要怎么办？经过一番踌躇，他决定拒绝知伯的要求。

韩康子的家臣（大夫之臣。中国古代卿大夫的封地叫“家”，所以卿大夫的臣子称“家臣”）段规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听了韩康子的决定，立即劝韩康子说：知伯这个人，既贪婪又凶狠。你如果不能满足他，他肯定会对韩氏动粗，你还是给他吧。你要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宜，尝到了甜头，肯定不会就此罢休。知伯一定还会对魏、赵两家提出同样的要求。魏氏、赵氏会同意吗？如果他们不听，知伯肯定不会罢休，就会对这两个卿族动手。这样，咱们韩氏就可以免于刀兵之灾了。同时，还可以坐山观虎斗，该出手时再出手（韩康子欲勿与。段规谏曰：“不可。夫知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鸷复，来请地，不与，必加兵于韩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狃，又将请地于他国；他国不听，必乡之以兵；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而待事之变。”范祥雍《战国策笺证·赵策一》）。韩康子一听：好啊，就这样办。于是，韩康子痛痛快快地给了知伯一个万户之邑。

知伯一看，这么轻松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高兴得要疯了。马上如法炮制，派人向魏氏要地。知伯这人其实一点都不傻。韩、赵、魏三个卿族之中，赵氏最强，韩氏最弱。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所以，他第一个选中的就是韩氏。韩氏之后，卿族中较弱的是魏氏，所以，知伯的第二口又咬向了魏氏。

魏氏老大魏宣子（魏驹）接到知伯索要土地的要求之后，像韩氏老大韩康子一样，也不愿给，给地就是从自己身上割肉喂狼。毕竟土地是每家卿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家卿族如果失去了土地，那他啥也不是，就是平民，就是百姓。谁愿意啊？所以，魏宣子的第一反应也是不给，坚决不给。但是，魏宣子的家臣赵葭也像韩康子的家臣段规一样，非常有政治头脑。他劝魏宣子说：知伯向韩氏要地，韩氏给他了。如果向魏氏要地魏氏不给，那么魏氏肯定要得罪知伯。一旦得罪了知伯，知伯肯定会对咱们动手。那样，咱不成了知伯的眼中钉了？要依我，给他，别让他盯着咱们魏氏寻事（又使人请地于魏，魏宣子欲勿与。赵葭谏曰：“彼请地于韩，韩与之。请地于魏，魏弗与，则是魏内自强而外怒知伯也，然则其错兵于魏必矣！不如与之。”范祥雍《战国策笺证·赵策一》）。魏宣子一听，有道理啊。于是，他也像韩康子一样，拿出了一个万户之邑奉送给知伯。知伯一看，魏宣子也给了一个万户大邑，这就更高兴了。

知伯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愈发暴露出贪婪和自大的本性，强行向韩氏卿族和魏氏卿族要地，目的得逞后，更加肆无忌惮，把目标对准了赵氏。

兴致勃勃的知伯立即派人向赵氏老大赵襄子传话，指名道姓地要地。知伯这次对赵氏要地和先前对韩氏、魏氏不同，先前是只要地不指名。但是，韩氏、魏氏的俯首帖耳让知伯开始飘飘然了。这次对赵氏要地已经不是简单地要地，而是要赵氏指哪儿给哪儿。

赵氏老大赵襄子也不是盏省油的灯，他立即断然拒绝了知伯的要求（又使人之赵，请蔡、皋狼之地，赵襄子弗与。范祥雍《战国策笺证·赵策一》）。知氏在这儿碰了一鼻子灰。而对于赵氏来讲，拒绝知伯就意味着挑起战事，以赵氏一族之力能对付势力强大的知氏吗？

遭到拒绝的知伯立即把韩康子、魏宣子两个卿族老大请到家里，商量出兵攻打赵襄子之事。

赵襄子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把家臣张孟谈（《史记》作张孟同，司马迁避其父司马谈之讳而改）请来，商量应对之策。赵襄子告诉张孟谈说：知伯这个人表面上待你很亲，实际上是个非常阴的人。他已经找韩、魏两家要过地了，现在又到咱家来要地。但是，我没有给他。这样，他一定会对我们赵氏卿族动武，我想问你，哪个地方最适合咱们赵氏长期坚守？

张孟谈毫不犹豫地说：晋阳（今山西太原）。赵襄子说：好，就这样定。

于是，赵襄子立即派了一位将军先到晋阳，自己随后就到。到了晋阳，赵襄子视察了城墙、仓库，然后对张孟谈说：晋阳城墙坚固、粮仓充实，唯一缺的是箭，怎么办？张孟谈说：当年修晋阳城的时候，宫殿的墙都是用芦苇、荆棘做成的，根根都有一丈多长，完全可以用来制造箭杆。赵襄子一试，果然非常合适，这下子可高兴了，但是，转念一想，我们铜少，怎么制作箭头呢？张孟谈说：我听说当年造晋阳城的时候，房间柱子最下边的基柱都是用铜浇铸成的，可以用来做箭头，这是用不完的箭头材料。赵襄子一听，连声说好，于是下令全城备战。

知伯率领知氏、韩氏、魏氏三国军队攻打晋阳，打了三个月，也没有攻下晋阳城。知伯没有办法，只好把军队排开，团团围住了晋阳，想以此困死赵襄子。

晋阳城外，有一条河静静流淌而过，这就是晋水（今天的汾河）。晋阳即因为在晋水北面而得名。攻不下晋阳城的知伯看到流淌而过的晋水，突发奇想，决定引晋水水淹晋阳城。说动就动，滔滔的晋水在人工引导下，汹涌澎湃地冲向了晋阳城。晋水不断上涨，距城头只剩三块木板那么高就可以漫过城墙了。

魏宣子驾车，韩康子担任警卫，知伯稳稳当当地坐在车上，察看即将被水完全淹没的晋阳城。知伯喜出望外地说：我原来真不知道大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今天我才明白。汾水可以淹没安邑，绛水可以淹没平阳（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史记·魏世家》）。然而得意忘形的知伯在这时却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韩康子和魏宣子一听，心中都一哆嗦。因为安邑是魏氏卿族的都邑，平阳是韩氏卿族的都邑。眼看着赵襄子今日被晋水淹没的惨状，韩氏卿族的老大和魏氏卿族的老大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兔死狐悲之感。于是，魏宣子在车上用肘捣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在车上用脚踩了一下魏宣子，两人都会意地使了个眼色。知伯的一番大话，让韩氏、魏氏想到了自己以后的命运，如果知伯得逞，那么赵氏今天的下场就是韩氏、魏氏的明天。

知伯整整围了晋阳三年，城中大水遍地，人们只好像古人一样住在树上，锅也要吊起来才能烧饭。粮食将要吃完了，士兵们个个瘦骨嶙峋，赵襄子坚持不下去了。他又找张孟谈了，因为遇事总能在张孟谈那儿找到解决办法。

张孟谈其实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对心急如焚的赵襄子说：让我去见见韩、魏两家的老大吧。赵襄子还能说什么？只能说一个字：好。

张孟谈溜出了城，找到韩康子、魏宣子，对他俩说：唇亡齿寒，这个道理我不用讲了。赵国马上就完了，但是，我觉得赵国亡了之后，你们两国就要步赵国的后尘了。韩康子、魏宣子说：这个道理我们俩都懂，知伯的为人我们也清楚。我们最怕的是计划还没有实施，知伯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俩就全完了。张孟谈说：计划出自你们两位之口，入我一人之耳，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于是，韩康子、魏宣子立即和张孟谈私下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张孟谈于是阴见韩、魏之君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为人也，麁中而少亲，我谋未遂而知，则其祸必至，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谋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范祥雍《战国策笺证·赵策一》）。

张孟谈和韩康子、魏宣子达成协议之后，迅速返回晋阳城中，将达成的协议向赵襄子做了详细汇报，赵襄子激动得连连向张孟谈拜谢（二君即与张孟谈阴约三军，与之期日，夜，遣入晋阳。张孟谈以报襄子，襄子再拜之。范祥雍《战国策笺证·赵策一》）。

张孟谈为战事到知伯的军营中，在军营大门口遇见了知果（《战国策》作知过）。知果看了看张孟谈，立即入营见知伯说：韩氏、魏氏两家恐怕马上会有大变。知伯说：怎么会呢？知果说：我在军营门口遇见了张孟谈，张孟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知伯说：不会吧？我和他们两家约定好了，攻下赵国，三家平分赵家的土地，不可能出现变故啊。你千万别这样说（吾与二主约谨矣，破赵三分其地，寡人所亲之，必不欺也。子释之，勿出于口。范祥雍《战国策笺证·赵策一》）。

知果出了知伯的营门，又遇见韩康子和魏宣子，马上入营对知伯说：韩、魏两家的脸色也不对，他们一定要背叛你，不如赶快杀了他们两个。知伯还是不相信：我们三家兵围晋阳都三年了，现在早晚之间就会攻破晋阳，并且分享三年战争的成果，他们不可能有二心，你千万别这样说（兵箸晋阳三年矣，旦暮当拔之而飨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复言。范祥雍《战国策笺证·赵策一》）。

知果说：如果你不杀他俩，就一定要让他们感到非常亲近（不杀，则遂亲之。范祥雍《战国策笺证·赵策一》）。知伯大惑不解地问知果：什么叫亲近他们？知果说：魏宣子的家臣赵葭、韩康子的家臣段规，都是能说动他们两个卿族老大的重臣（是皆能移其君之计。范祥雍《战国策笺证·赵策一》）。你赶快和他们俩搞个约定，一旦攻下赵国，给他们俩每人封一个万户人口的县。这样，韩康子、魏宣子就不会改变主意了，你就能达到灭赵的目的了。

知伯一听就烦了，破了赵国已经是三家平分了，如果这两个家臣每人再封一个万户人家的县，我们得的也太少了，这绝对不行。知果看见知伯不能采纳自己的意见，知道大祸临头，立即将他们这个小宗族改为辅姓，脱离知氏家族，从此再不见知伯。

张孟谈听说了这件事，立即入见赵襄子说：我在营门口遇见知果，知道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知果见了知伯之后，立即更改为辅姓，说明他已经预料到我们商谈的事了。今天傍晚如果不攻击知伯，就会丧失时机。赵襄子立即派张孟谈再见韩、魏两位卿族的老大，约定当夜动手。

当天晚上，知伯守护晋水大堤的士兵被杀死，滔滔的晋水改道，不再冲向晋阳城而是冲向知伯的大营。知伯的军营因为大水突然到来而乱作一团，韩氏、魏氏两支军队从左右两翼杀过来，赵襄子带领他的士兵打开城门一直冲到知伯的军营之前。知伯的军队大败，知伯本人也被赵襄子活捉并处死（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知伯军。知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知伯军，而禽知伯。范祥雍《战国策笺证·赵策一》）。知伯的土地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整个知氏家族全被灭，只有知果因为改姓辅，才躲过了这场劫难。

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从此晋国的大政由韩、赵、魏三国绝对控制。

二十年后晋幽公继位时，因为害怕韩、赵、魏三国，反而要朝拜三家之长。韩、赵、魏瓜分了晋国的剩余土地，只把绛（今山西翼城）与曲沃（今山西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

五十年后，即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国正式被周天子封为诸侯。强大统一的晋国从此在政治地图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韩、赵、魏三国。

韩氏卿族终于建立起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

明明可以靠实力 拼的偏偏是智慧

韩、赵、魏三家灭了知氏以后，晋国的政权就由这三卿来掌管，晋国国君已经名存实亡了。到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迫使当时也早已名存实亡的周天子周威烈王赐韩、赵、魏为诸侯，晋国正式一分为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从此以后晋国国号被废，晋国历史终结，晋国彻底灭亡了，历史被改写了。

有学者认为，晋国曾是多么强大，它有着辉煌的历史，曾是春秋时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如果晋国不灭亡，统一天下的很可能是它。但历史不容假设，晋国已经分成了韩、赵、魏三国。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三国时，又想起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知伯，以他的实力完全有可能吞并其他三家，但历史没有选择他，这是为什么呢？三家分晋的最大失败者是知伯，而韩康子却是最大的胜利者之一。

知伯和韩、赵、魏三家相比力量最强，为什么最终却成了失败者？韩康子力量最弱，为什么最终成为胜利者？

第一，知伯狂妄自大。韩、赵、魏、知四家之中，知氏力量最强，赵略次之，韩、魏两家的力量最弱。客观上的强大导致了知氏的狂妄自大。

知伯的狂妄自大是一以贯之的。一次，知伯宴请魏宣子、韩康子。酒宴上，知伯突然戏弄韩康子，还侮辱其家臣段规。知伯的家臣知果提醒知伯：你要为今天的无礼付出代价，所以，你要早做准备。知伯说：难都是由我发动的，我不发难，谁敢发难（知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徐元诰《国语集解·晋语九》）？知果说：不对，“主不备，难必至矣”。你这一次宴会得罪了两个人，一个是韩康子，一个是段规。这叫什么？这叫“一宴而耻人之君相”。你再不准备，能有好果子吃吗？

晋阳之战中，知果两次提醒他警惕韩、魏两家，第一次是他看见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趾高气扬，第二次是他看见韩氏、魏氏两个卿族的老大脸色不对，但是，知伯就是听不进去。第二次知果还劝知伯收买韩氏、魏氏卿族的家臣，因为这两个家族的家臣对其卿族老大的影响力非常大。如果能安抚好，就可以保证韩、魏两个卿族不叛变。这又是一个好建议，但是，知伯还是不屑一顾。

知伯为什么如此狂妄自大？因为知伯不相信韩、魏两家会背叛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知伯为什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背叛他？韩、魏一向非常听话，从来不违抗他，这是其一；赵国城破在即，韩氏、魏氏马上就可以和他共分赵氏土地，享受三年作战的成果了，这是其二。知伯总以为韩、魏听话，他不知道韩、魏是迫于无奈才献出土地来的，韩、魏两位大当家的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怨恨。赵氏的即将灭亡让韩、魏深感兔死狐悲，充满恐惧。因为知氏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赵氏，同样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韩氏、魏氏。

《国语·晋语九》记载：当年知宣子要立知瑶（知伯）为继承人的时候，知果就出面反对。知果认为知瑶不如知宵，但知宣子认为知宵太狠。知果说，知宵只是狠在脸上，知瑶是狠在心中。面狠不会危及国家，心狠却会危及国家。知瑶的优点非常明显：胡须漂亮、个头魁伟、善于驾车、能言善辩、性格坚毅，等等。缺点只有一条：没有仁爱。知瑶用他的优点和别人比，肯定比他人强，但是，仅仅一条不仁爱就足以毁掉一切。如果立了知瑶，知氏宗族肯定全完。但是，知宣子听不进去知果的意见，仍然将家族交到知瑶的手上，埋下日后灭族的祸根。

第二，韩、魏智斗得法。韩康子自知力量不如知氏，所以，一开始就不和知氏公开对抗，造成知氏强大的假象。韩康子的做法是忍让，同时也是纵容。忍让让知伯更加狂妄，纵容使知伯更加骄横。知伯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由韩康子保全力量、最后一击造成的。如果韩康子一开始就和知伯较上了劲，不给知伯土地，必然要和知伯开战。这样，凭借韩氏的力量，绝对不是知伯的对手。

魏宣子的力量也不如知伯，他在韩康子的启示下也采取了忍让的做法。韩、魏两家的忍让促使知伯更加疯狂、更加骄横，最终导致全族被灭。

知伯是引火烧身，韩康子是将火引向他人。最终韩、赵、魏三家中力量最强的赵氏挑起了与知伯一决雌雄的晋阳之战。结果，三家联合，出其不意地灭掉了知氏。

第三，赵襄子智勇双全。晋阳之战能持续三年，赵襄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赵襄子集一个卿族的力量对付以知伯为首的三个卿族的力量，坚持了三年，的确不易。

首先是根据地选择准确。赵襄子得知三个卿族的联兵将要攻打自己时，首先做的就是选好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在选择晋阳之前，他的手下曾向他推荐了另外两座城池，一是长子，二是邯郸。长子城墙完整坚固，邯郸仓储充足，但是，赵襄子全部拒绝。为什么呢？赵襄子认为长子的城墙确实坚固，但是，它是在耗尽民力的基础上修建的（罢民力以完之。徐元诰《国语集解·晋语九》），这种城防再坚固也不适合作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因为赵氏在这里失去了民心。邯郸仓储确实充足，但是，仓储是搜刮了民脂民膏聚集起来的（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徐元诰《国语集解·晋语九》），赵氏在这里同样失去了民心。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晋阳。为什么选择晋阳？因为晋阳主官（尹铎）为政宽厚，民心向着赵氏（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徐元诰《国语集解·晋语九》）。赵襄子选择长期抗战的根据地主要看民心，说明他头脑非常清醒。

其次是精心备战。赵襄子到了晋阳，视察城墙，准备兵器，做好了一切准备。当晋阳被知伯决开晋水淹没以后，赵襄子仍然坚持到了最后。

最后是善于用人。整个晋阳保卫战，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发挥了巨大作用。备战之时，提出箭头、箭杆用料的是他，赵襄子最后就要坚持不住之时又是他提出面见韩、魏两大卿族的首领，特别是面见韩康子、魏宣子之时，张孟谈剖析了赵氏和韩氏、魏氏唇亡齿寒的相依关系，深深打动了他们，使韩、魏两族在赵氏即将败亡的前夜，临阵倒戈，消灭了知伯。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斗争，张孟谈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三种角色于一身。计划是他向赵襄子提出来的，夜间出城，面见韩康子、魏宣子，痛陈利害，联合两大卿族，也是他策划、执行的。赵襄子的高明在于他发现了张孟谈并重用了张孟谈。张孟谈大胆提出联合韩、魏两族时，赵襄子积极支持；张孟谈与韩、魏两族定下共灭知伯的方案后，赵襄子也全力执行。这样，才保证了赵襄子坚守晋阳三年、在大水淹城即将溃败之时能够反败为胜，联合韩、魏两家消灭知伯。

正是有了赵襄子的三年抗战，有了赵襄子的联合韩、魏共灭知伯的计划，才使知伯功败垂成，才使晋国的历史得以重新改写。四卿执政变成了三家分晋，秦国东扩道路上最大最强的晋国分裂了。

如果知伯灭赵成功，那么，韩、魏两家绝难自保，最终晋国将成为知氏一卿之国，这样，也许晋国就不会分裂为三了。如果晋国不一分为三，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还能实现吗？当然，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假设。

无论如何，韩、赵、魏三家最终灭了知氏，奠定了五十年之后韩国的诞生。那么，新兴的韩国最后怎么会被秦始皇第一个灭亡呢？

十五 韩国之亡

秦王政十六年（前231），秦国打响了统一六国的第一枪，挥师韩国。赵政首先派兵攻打韩国的要地南阳（今河南南阳），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南阳。第二年又派内史腾从南阳出发，顺利地攻占了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韩国最后一位国君韩安被俘，赵政在其占领的韩国土地上设置了秦国的颖川郡。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正式宣告从历史版图中消失。综观韩国被灭的过程，只经过一点象征性的战斗，秦国军队就直捣黄龙，迅速占领了韩国都城。曾经和秦国并称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为什么会如此不堪一击？韩国之亡究竟亡在哪里？

秦王赵政制定了吞并六国的时间表、锁定了首先灭掉的国家及使用的手段之后，公元前231年，利剑直指韩国。秦王赵政首先派秦军攻下了韩国在河南南部的要地南阳，南阳之战打得非常顺利。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王赵政又派驻守在南阳的秦军向韩国的都城新郑，就是今天河南的新郑进发，这一仗打得更顺，韩国几乎没有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就从版图中消失了，正式成为秦国的一个郡。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秦国军队就像进驻自己国家的某个地方一样。正因为如此顺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王赵政灭韩的部分，就几十个字，战争顺利得几乎无啥可写。

然而，韩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之一，它能够存活到最后应当说有它的道理，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如此不堪一击，连一次有效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韩国改革不力；二是所处地缘政治环境恶劣；三是外交乏术。

教国君如何“玩阴的”：改革走错了路

先谈第一点，改革不力。

战国时期，面对着日益加剧的兼并战争，各国都在谋求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图存，只有改革才能发展。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迅速崛起，为秦国的强大与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韩国从韩景侯立国到韩昭侯继位，历经六世，都未能取得突出的发展。韩昭侯是公元前362年至公元前333年在位，秦孝公是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338年在位。所以，这两位国君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他们也都顺应当时大势，各自在本国进行了改革。秦孝公公元前356年重用商鞅变法，韩昭侯公元前355年起用申不害变法。

申不害原本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人，曾经做过郑国的小吏（故郑之贱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哀侯二年（前375），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成为韩国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后来，这位韩国小臣因为一次突发事件受到了韩昭侯的关注。

韩昭侯四年（前359），魏国出兵伐韩，面对魏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局势，韩昭侯和大臣们却束手无策。这个时候，申不害站了出来，他建议韩昭侯执珪（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拜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并不是喜欢低三下四而不要国家尊严（非好卑而恶尊。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韩策三》），而是目前解除国家危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示弱。现在魏国强大，您用执珪这样的重礼去拜见魏王，魏王的内心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魏王自大骄狂，必然会引起其他诸侯的不满而同情韩国。如此，我们只是向一个人低了头，但是却赢得了天下的支持（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人之上也。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韩策三》）。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的意见，使韩国免去了一场战争的蹂躏。这次外交事件的主谋者申不害自然令韩昭侯刮目相看。

韩昭侯十年（前353），魏国发兵攻赵，兵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向齐、韩两国求援。韩昭侯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就问申不害应该怎么处理。申不害此时刚刚受到韩昭侯重用，恐怕自己的意见如果不合韩昭侯的心意，会影响到自己的前程（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韩策一》），便回答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您（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韩策一》）。然后，申不害不露声色地对韩国两位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晁说，作为臣子，只要尽到忠心就可以了，不必在意自己的意见会不会被采纳。这等于鼓动他们向韩昭侯发表意见，于是，这两位大臣分别向韩昭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申不害察言观色，暗中摸清韩昭侯的态度，猜透了韩昭侯的心思后，他告诉韩昭侯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听取了申不害的意见，非常高兴。于是，韩昭侯和齐国一起发兵攻打魏国都城，迫使包围邯郸的魏军主力匆匆忙忙撤兵回国，以解本国都城之围，这样，赵国都城之困自然而然地得到解除。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攻其必救之地，迫使对手回师。

围魏救赵的成功，让韩昭侯再次领略了申不害的卓越才能，于是，在公元前351年，韩昭侯提拔申不害出任韩国国相，变法图强。

申不害是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担任国相的十五年时间，是韩国历史上发展最为强盛的时期。“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国家治理得好，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诸侯各国不敢侵犯韩国（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既然如此，为什么韩国依然没有逃脱被灭的厄运，申不害在这期间主要做了什么？

从申不害的成名之作中，我们可以知道申不害是以权术起家的。这种权术就是申不害最钟情的“术”。申不害的改革，重点就在这个“术”上，也就是国君统治臣子的权术。韩昭侯拜申不害为相，学到的也是君人之术。

有一次，韩昭侯派使者到外地视察，使者回来后，韩昭侯就问他：视察中你看到了什么？这位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内储说上》）。韩昭侯又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就讲讲路上看见什么吧。使者想了想后回答说：出国都南门时，看到有黄牛犊在路的左侧吃禾苗。韩昭侯听了使者讲的情况，马上对这位使者说，今天我问你的话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内储说上》）。然后下令，在禾苗生长期内，严禁牛马闯入农田毁苗。韩昭侯虽然颁发了命令，但是，主管官吏们对这道命令不以为意，依旧有许多牛马闯入农田。韩昭侯又下令：如有牛马闯入农田毁苗，各地要向上汇报，如果汇报得不全，要受重罚。主管官员上报了一些牛马吃禾苗的事件，韩昭侯发现上报材料中没有国都南门牛马吃禾苗的事，便对他们说：还有遗漏。官员们只好再去搜集材料，果然发现国都南门外还有黄牛吃禾苗。主管官员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昭侯真是明察秋毫，忽悠不得。从此之后，官员们对韩昭侯的命令再不敢阳奉阴违了（吏以昭侯为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内储说上》）。由此可见，韩昭侯用“术”对提高韩国的行政效率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申不害讲“术”，但并非完全不讲法治。有一次，韩昭侯告诉申不害说：执法非常困难。申不害说：执法的要领是有功而赏，有才任官（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外储说左上》）。如今你立了法，但在具体执行的时候你又接受身边人的请托，所以，你才会感到执法困难。韩昭侯一听，马上对申不害说：我现在明白怎样执法了。

后来，申不害为他的哥哥向韩昭侯要官，韩昭侯马上拒绝，申不害很不高兴（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韩策一》）。韩昭侯说：这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接受你的请托，违犯了你制定的规矩，这怎么能行呢？你教我按照功劳大小来授官，现在你又请托我授官，我怎么听你的？申不害马上请罪说：君王真是严守法令的人啊（申子乃避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韩策一》）。申不害为他的“从兄”请官一事，是真心要官还是试探韩昭侯，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是，韩昭侯确实全面接受了申不害的改革。

不过，申不害的改革和商鞅的改革不同，商鞅变法全面，更重视富国强兵的各种务实办法，更重视立法以立威；申不害的改革虽然没有忘掉法治，但是，改革的重点显然不是法治。

看看韩昭侯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明白申不害在哪些方面更多地影响了韩昭侯。

有一次韩昭侯在沐浴时发现浴缸内有瓦砾，他冷静思考了一番后认为主管沐浴的内官不至于失职到这种程度，应该有人想诬陷这个内官以取代他。于是，韩昭侯照常沐浴，沐浴结束后，他对左右的内官说：我想撤换主管沐浴的人，谁能够接替他?韩昭侯身边立即有人向其推荐了另一位内官。于是韩昭侯召见了这位内官，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为什么在我的浴缸里放置瓦砾?这位内官以为韩昭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只好认罪说：如果主管沐浴的官员免了，我就可以代替他了（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内储说下》）。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韩昭侯不能说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主要是在怎么样驾驭臣僚、官吏上下功夫，而没有在最根本的富国、强兵这两个方面下功夫。由此可见，他从申不害那里学到的主要是“术”，而不是“法”。秦孝公变法，强调的是“法”，是要富国强兵；而申不害的变法侧重的是“术”，是驾驭群臣。

韩昭侯重用申不害施行改革，并没有抓住富国强兵的根本。所以，申不害一死，改革的成效马上下降。

继申不害之后，韩国还有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就是韩国后期有一位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家——韩非。但是，韩非不受韩王重用，而且生不逢时。战国后期的韩国弱势已经积重难返，历史几乎没有给韩非留下多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只是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

申不害改革的重点是“术”，“术”讲的是国君如何控制大臣，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手法，对于富国强兵没有起到作用，申不害之后的韩非又无用武之地。因此韩昭王死后，韩国很快就衰落了，成为战国七雄之中的落伍者。但仅仅这些因素就能使韩国灭亡吗？韩国之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强国环伺 韩国如同待宰羔羊

韩国灭亡还有第二个原因，地缘政治环境恶劣。

韩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分得的土地就处于强国环伺之中。韩国的西面是秦国，北面是赵国，东面是魏国、齐国，南面是楚国。疆土也只有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及河北一角。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小、实力最弱，缺少足够的发展空间。魏国是战国初年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国从穆公开始，向西戎开地千里，国土面积倍增。赵国从赵武灵王开始，向西、向北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楚国雄踞南方，吞并越国，发展空间也不断提升。齐国本来就是东方大国，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唯独韩国被强国环绕，没有任何发展空间。这样的地缘环境决定了韩国很难做大做强。

特别是韩国和秦国两国不但相邻，而且国土犬牙交错，秦国的几位重臣都把韩国锁定为首灭之国。比如李斯一直认为韩国是秦国的心病，一定要首先灭掉。秦昭襄王时期的重臣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总战略之后，秦国加紧了对韩国的吞并步伐。

公元前294年，秦国开始攻打韩国，夺取韩国武始（今河北武安市南）、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公元前293年，韩、魏联合抗秦，在韩伊阙（今河南洛阳东南）被秦将白起打败，死二十四万人。公元前290年，韩被迫割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二百里地给秦，疆域缩小，实力益衰。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陉城（今山西绛县），拔五城，斩首五万。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占韩太行山以南地区（见《史记·韩世家》及云梦楚简《编年纪》）。公元前262年，秦攻占野王（今河南沁阳），韩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丢失，疆域更加缩小，实力更加衰弱。秦昭襄王五十三年（前254），“韩王入朝”。

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继位，吕不韦出任丞相。他继续执行“远交近攻”政策，陆续攻占了成皋、荥阳等地，并把建都于巩的东周也消灭了。成皋、荥阳是韩国继宜阳之后最后一个战略要地，攻下这两地，秦庄襄王把这些新占的土地连同原来占领的西周土地合建为三川郡。三川郡成为秦国向东方继续推进的根据地，它深深地植入韩国疆域之中，对韩国形成了致命的威胁。

秦以三川郡为据点，步步推进。公元前246年秦王政继位，第三年取韩十三城，继而又攻占了魏国大片土地，在魏都濮阳建置东郡。东郡西连三川郡，东接齐境，形如一把利剑深入中原腹地，将山东六国的合纵联盟拦腰截断，而且对韩、魏两国均形成了包围之势，为秦国逐一消灭各国打下了坚实基础。所以，在秦国连续不断的进攻下，韩国国土日渐萎缩，力量日趋衰竭。当秦国攻打南阳时，韩国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秦军从南阳攻打韩国都城新郑之时，韩国基本上没有抵抗就亡国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韩国之亡内外因素互相交织，内部改革不力，外部政治环境恶劣，韩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难度不小。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夹缝中生存的可能，事实上，历史的发展还是给了韩国生存的条件和机会，但是韩国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遇，以至于到了穷途末路的险境，那么韩国都错过了哪些机遇呢？

朝秦暮楚 弱国无外交

韩国迅速灭亡，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外交乏术。

像韩国这样的弱国、小国，面对秦国这样的强邻，唯一的出路就是变法图强。但是，申不害的改革没有取得像商鞅变法一样的效果。自身的强大已经不可能，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合纵，靠合纵取得生存权。

合纵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强秦，但是，韩国在合纵问题上却始终未能将联合抗秦作为中心，也未能与他国真正建立起合纵抗秦的联盟。当然，韩国这样的国家，要联合其他诸侯抗秦非常不易。事实上韩国主观愿望上是希望联合抗秦，但在实践中，常常是在事秦和抗秦之间东倒西歪，摇摆不定。

我们看看韩国历史上的两次败仗。

第一次是岸门之战。

韩宣惠王十六年（前317），秦军在修鱼（今河南原阳）打败韩军，还俘虏了韩国的将领。韩国被打急眼了，相国公仲对韩王说：盟国实在靠不住。秦国早就想征伐楚国了，大王可以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并且送给秦国一座名城，做好准备，和秦军一块伐楚。这样，我们韩国虽然失去了一座城，但是，既避免了秦国的继续侵略，又可以从伐楚中得到好处（与国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张仪为和于秦，赂以一名都，具甲，与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史记·韩世家》）。韩王于是派公仲与秦国讲和。

楚王知道后非常担心，召见陈轸（zhěn，枕）。陈轸说，秦国早就想攻楚了，假如秦国得到韩国一座名城和韩国的资助，秦、韩合兵攻楚当然是秦国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楚国一定会受到伤害。以我之见，我们先在全国加强警戒，然后发兵声言救韩，把战车开到路上，造成一种救韩的巨大声势。再派出使臣，带上重礼，让韩国相信大王是真心救韩。韩国一定会非常感激大王，届时就不会帮助秦国攻楚，即使派兵参战，也不会为伐楚尽力（王听臣为之警四境之内，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己也。纵韩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雁行以来，是秦韩不和也，兵虽至，楚不大病也。《史记·韩世家》）。韩国要是听了我们的意见，停止向秦求和，秦国必定大怒，秦、韩之间的怨恨就会加深。韩国结交了楚国，必定会慢待秦国，这样就可以利用秦、韩两国的矛盾解救楚国之难。

楚王听了陈轸一番话，龙颜大悦。于是，楚国在全国加强警戒，大张旗鼓地摆出救韩的姿态。楚王派出使臣，带着重礼到韩国，对韩王说：楚国已把全部军队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地同秦国作战，楚军将为韩国死战。

韩宣惠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立即停止派公仲到秦国议和。公仲认为这样不行，以实力侵犯韩国的是秦国，用虚名来救韩国的是楚国。靠着楚国援韩的虚名和强秦绝交，一定会犯大错。何况楚、韩不是兄弟之国，又不是盟国。我们有了联秦攻楚的迹象，楚国才放出风声救韩，所以，这只是一种计谋。况且大王已经派人把联合伐楚的打算通报秦国了，现在又反悔，欺骗强秦，轻信楚国，肯定会吃大亏（夫以实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强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已有伐形，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已使人报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轻欺强秦而信楚之谋臣，恐王必悔之。《史记·韩世家》）。

韩王不听公仲劝告，和秦国断交。秦国大怒而进攻韩国，两国大战，楚国的救兵却一直没来。

韩宣惠王十九年（前314），秦军在岸门大败韩军。韩国只好派太子仓到秦国作人质求和（太子仓质于秦以和。《史记·韩世家》）。

从这件史实来看，韩国最大的军事威胁是秦国。韩国并非不想联合抗秦，但是，韩国始终不能组成抗秦的联盟。这里既有韩国自身的因素，也因其他各国为自身的利益各有各的打算。比如楚国，它只想瓦解秦、韩结盟，并不想真正援助韩国。韩国不能和楚国结成联盟，轻信楚王援助韩国的许诺，最终兵败地削，只好屈从于秦国，割地、送太子作人质。韩宣惠王是继韩昭侯之后的国君，凭借着韩昭侯用申不害变法的基础尚且不能有效地合纵抗秦，何况是此后的其他韩国国君呢！

韩国被迫投入秦国怀抱，成为秦国的盟国。

韩宣惠王二十一年（前312），韩国同秦国一起攻楚，打败楚将屈丐，在丹阳斩杀八万楚军（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史记·韩世家》）。韩国帮助秦国打败了楚国，只能使秦国的力量更加强大。楚国的削弱，意味着秦国在统一六国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第二次是伊阙之战。

韩釐王三年（前293），韩、魏联军抗秦，在韩伊阙与秦决战。此时，韩、魏两国军队的人数是秦军的两倍。但是，韩、魏两军都不想担任主攻，而是在相互观望。秦将白起利用这个机会，猛攻魏军，率先击溃了魏军。魏军一败，韩军不攻自破。这一仗韩、魏联军战死二十四万人之多，位居战国时期历次战争死亡人数的第二位。

韩、魏联合抗秦，竟然还相互推诿，不愿自己承担主攻任务，又怎么能够不败？合纵之所以难以成功，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合纵各国心力不齐，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在这种背景之下，韩国最终成为秦国的附属国，日渐削弱，苟且偷安。所以，韩国最终被秦国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如上所述，韩国的灭亡是由于地处诸国包围当中，发展空间有限，变法图强又没能真正落到实处，发展合纵抗秦，各国又貌合神离，难以成事。这几个原因互相制约，造成的合力最终将韩国推向覆灭的深渊。三家分晋之后建国的韩国就这样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进程中第一个被灭掉的国家。那么，秦王赵政灭韩之后的利剑又会指向哪个国家？这个国家又是怎样被秦国灭亡的呢？

十六 赵武灵王

晋国一分为三，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晋国如果不分裂，统一中国也许只能成为秦国一厢情愿的梦想。秦王赵政吞掉韩国之后，又把矛头对准了赵国，不过，赵国的实力不容小觑，早在秦王赵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就一度想把秦国给灭掉。赵武灵王这位叱咤风云的国君，以推行胡服骑射而名垂史册，赵国也因为他的改革而成为战国时期的一个强国。如果不是赵国的失误，统一中国的首选之国或许当属赵国。可是赵武灵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推行胡服骑射八年之后却突然退居二线，交出了属于自己的权力，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举措几乎给赵国带来了灭顶之灾。那么赵武灵王究竟是如何推行胡服骑射的呢？他为什么要退位交权呢？赵武灵王的退位交权又给秦国的统一之路带来了怎样的契机呢？

“胡服骑射”造就辉煌 赵武灵王不一般

赵武灵王名雍，继位于公元前325年，是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八代国君，此时正值秦惠文王的晚年，秦国的强大已经完全彰显。不过，此时的赵国也因赵武灵王的改革而强大起来。

赵武灵王对赵国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字：胡服骑射。

什么叫“胡服骑射”呢？简单来说就是改穿胡服，招募骑兵。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共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初步推行胡服骑射；第二次是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前302），进一步深化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事业，面临着很多困难。

第一，改变文化习俗艰难。赵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诸侯国，赵国君臣的服装和中原各国相同，而和赵国周围的胡人服装相差极大。服饰历来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原各诸侯国一向高谈华夷之辨，看不起夷狄之邦，对夷狄文化也持排斥态度。赵武灵王要抛弃中原服饰，改穿胡人服饰，阻力肯定非常大。所以，赵武灵王对自己即将推行的胡服骑射有很大的顾虑，所谓“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改变祖宗法制而建功立业一定会受到世俗的反对。赵武灵王深知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涉及文化习俗的改革，更是举步维艰。

第二，王公大臣们反对。赵武灵王推行胡服，也遇到了王公大臣们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也是出于对夷狄文化的排斥。对此，赵武灵王抓了两件事，一是在大臣中争取支持，二是在公族中争取支持。

赵武灵王正式颁布胡服令之前，先召他的臣子楼缓做工作，他对楼缓说，赵国目前四面有强敌而内无强兵，因此，“吾欲胡服”，楼缓毫无保留地支持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接着又找了托孤老臣肥义，肥义是元老，也是赵武灵王幼年继位时的托孤大臣。肥义不仅全力支持其改革，而且进一步打消其推行改革的心理障碍。肥义一方面用赵国历史上的赵简子、赵襄子两位先贤来激励赵武灵王，另一方面对他讲：“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顾忌天下人的议论，什么事也干不成。肥义特别强调“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因为“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一般的人对成大事往往缺乏超前意识，只有智者才能看到事情的未来。

赵武灵王赵武灵王要取得赵国公族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取得他的叔叔公子成的支持。公子成在赵国上层有很大的影响力，赵武灵王先派了一位大臣去看望公子成，并对他说：“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我已决定改易胡服，如果叔父公子成不穿，天下人会议论，而且不利于胡服的推行，所以希望公子成能够支持自己，为天下人做个表率。但是，公子成认为中原文化远胜蛮夷文化，因此他不支持穿胡服。

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为了胡服改制成功，亲自到公子成家中做工作。他对公子成说了四点：

其一，从目的上看，服装是为了方便使用，礼仪是为了方便成事（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史记·赵世家》）。

其二，从现实来看，赵国面临着燕国、东胡、楼烦、秦国、韩国、中山国等国的包围，生存环境恶劣。如果不“变服骑射”，无法应付四面之敌（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史记·赵世家》）。

其三，从历史上看，赵简子、赵襄子都是在应对戎狄之中获得发展的。今天的“变服骑射”，其实是继承简、襄之功业。

其四，从“国际关系”上看，中山国对赵国危害极大，必须“变服骑射”以报此仇。

公子成对赵武灵王继承简、襄之志非常赞赏（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史记·赵世家》），立即同意穿胡服上朝。

在取得叔叔公子成和重臣肥义的支持后，赵武灵王立即颁布胡服令，宣布臣民改穿方便的胡服，抛弃宽袍大袖的汉服。

从赵武灵王经过多方工作后再发布胡服令来看，他是一位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懂得“变服骑射”的重要，也深知“变服骑射”的艰难。既然赵武灵王知道阻力这么大，他为什么还要提倡“胡服骑射”呢？目的有三。

其一，拓边扩土。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武灵王自己也说：“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驱世”，就是整个国家的人。不管因为我穿胡服有多少人嘲笑我，只要能拥有胡地和中山，我不怕任何人的嘲笑。其中，“吾必有之”四个字显示了赵武灵王北拓胡地、内灭中山的决心。赵国自建国以来，曾经多次想向中原发展，但是，这种努力收效甚小。因为赵国向中原腹地的扩展必然要和韩、魏、齐诸国发生冲突，各国都会全力阻止赵国向中原腹地扩展。不过，赵国南北两部分中间有一个“千乘之国”的中山国，而北部是广袤的胡地。如果能够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国的领土也会大大扩展，而且不会和中原各国为争夺土地拼得精疲力竭。赵武灵王想攻战胡地、中山，根本目的是为了和秦国争夺统一天下的机会。

赵武灵王自己穿上胡人之服，缩短赵人和胡人的心理差异，增强了胡人对赵人的认同感，便于双方融为一体，这对教化胡人、吸引胡人加入赵国非常有利。当时，赵国周边的胡人如东胡、林胡、楼烦都是游牧民族，擅长骑兵作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做法使林胡、楼烦归顺赵国。林胡王献马，楼烦王骑兵接受改编，吸引了大批胡人加入到赵国的军队中，大大增强了赵军的战斗力。

其二，洗刷耻辱。

赵武灵王三年（前323），赵国和韩、魏、燕、中山四国国君相互称“王”，目的是为了和当时的秦、齐、楚三个大国相抗衡，加强五国之间的联系。这样，赵武灵王也就成为赵国历史上第一个称王的国君。但是，赵武灵王八年（前318）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一下改变了称呼。原来，这一年韩、赵、魏、燕、楚五国联合，以楚国为首领攻打秦国，结果被秦国打得大败，赵武灵王对这次失败感到格外羞耻，他说没有当王的实力，不敢有“王”这样的名分。从此，赵武灵王令国人称其为“君”（八年，韩击秦，不胜而去。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史记·赵世家》）。

赵武灵王九年（前317），韩、赵、魏三国联合进攻秦国，又遭惨败，赵国士兵被杀八万人之多（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八万级。《史记·赵世家》）。连续的失败使赵武灵王痛感赵国需要改革。

其三，不改则亡。

战国和春秋的最大不同在于，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各国为了生存都在谋求变法图强，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等等。变法后的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起色。特别是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为显著，实力提升最快。强秦已经成为赵国最大的威胁，而且赵国腹地还有一个国中之国中山，正如赵武灵王自己所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赵国是一个四战之地的国家，东西南北每一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赵国现有的弱势如果不改变，就会被四边的国家一步步蚕食。

赵国已经到了不改革就要亡国的危险境地。

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施行的“胡服骑射”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当年派兵攻击中山，拉开了消灭中山国之战的序幕。第二年，赵武灵王招募胡人军队，建立原阳骑兵训练基地，同时发动对中山国的战争，前后历时十二年，终于灭掉了“千乘之国”的中山国。灭中山使赵国南北领土连成一片，极大扩大了赵国的土地，增强了赵国的实力。“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则附，则天下莫能害。”（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秦策三》）

在进行“胡服骑射”改革的同时，赵武灵王于二十年（前306）率领新建的骑兵军团，向西攻打胡地，使赵国“辟地千里”。

赵武灵王向西扩地千里这一年，正是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继位的那一年，而且，秦昭襄王也是赵武灵王派兵从燕国护送回国才当上秦国国君的。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但是，赵国在赵武灵王的统治下迅速成为东方的大国、强国，成为日后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之一。

宠爱女人废长立幼 赵武灵王一般般

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拓展了赵国的疆土，壮大了赵国的实力，而且使赵国成为了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之一，更重要的是由于推行“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已经取得了与秦国一争高下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可是就在人们瞩目赵国如何进一步强大之时，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正当壮年的赵武灵王突然废掉了太子赵章，禅位给小儿子赵何。赵何就是赵国历史上的赵惠文王。赵武灵王在传位幼子之后，自称“主父”，并派曾经辅佐先帝与自己的两朝元老肥义做惠文王的相国与师傅（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王庙见礼毕，出临朝。大夫悉为臣，肥义为相国，并傅王。是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武灵王自号为主父。《史记·赵世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

这事还得从赵武灵王十六年（前310）说起，那年，赵武灵王外出游玩，梦见一位美少女一边弹琴一边唱歌。第二天，赵武灵王和大臣们喝酒之时，多次提到那个美梦。他手下一位臣子吴广听赵武灵王反反复复地说这件事，就动了心思，他通过赵武灵王的夫人（正妻）把自己的女儿孟姚献给了赵武灵王。为了和赵武灵王的美梦相符，吴广与赵武灵王的夫人串通好，说自己的女儿叫“娃嬴”（王游大陵。他日，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嬴！”异日，王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状。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史记·赵世家》）。因为，赵武灵王梦中的那位美少女就姓嬴。

赵武灵王得到孟姚之后，觉得她就是自己梦中的美少女，因此，非常宠幸她（孟姚甚有宠于王。《史记·赵世家》）。后来，孟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赵何。孟姚病逝于赵武灵王二十五年（前301），出于对孟姚的怀念，赵武灵王废掉了长子赵章的太子之位，立幼子赵何为太子。此时的赵何只有十岁左右。

旧太子赵章虽然被废，但是，赵章年长，又多次带兵，很有能力。赵何还是个小娃娃，在政治上远不是前太子赵章的对手。为了让年幼的赵何能够在自己百年之后顺利接班，于是，赵武灵王就在自己壮年之际宣布退休，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辅佐幼子赵何。这是赵武灵王壮年退位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让自己从繁杂的国事中解脱出来，专门攻占胡地，便于从北面的云中、九原袭击秦国（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史记·赵世家》）。有一次，退位的赵武灵王假扮成使者使秦，当时秦国国君是秦昭襄王，他不知道这个使者就是赵武灵王，但是交谈以后，秦昭襄王发现这个使者相貌奇伟，言谈举止极有风仪，不像是做臣子的，于是派人追赶，此时，赵武灵王早已过了秦国的边关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真相，秦国人非常惊骇（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入秦的目的，是想亲自看看秦国的地形，顺便了解一下秦王的为人（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史记·赵世家》）。假扮使者入秦视察地形这件事，也说明了赵武灵王意欲灭秦的雄心。

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在彻底灭掉中山国之后，赵武灵王封前太子赵章为代地安阳君，并且派田不礼为相，协助赵章治理代地。赵章不服他的弟弟赵何继位（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史记·赵世家》），田不礼不但不约束他，还帮他出谋划策。

对赵武灵王废嫡立幼可能引发的内乱，赵国重臣李兑看得清清楚楚，他亲自去拜见相国肥义，对肥义说：公子章强悍骄横，党羽众多，田不礼残忍傲慢，这两个人扭在一起，一定会闹出乱子。您负有重任并手握大权，动乱会从您那里开始，灾祸会向您那里集中，您必定最先受害（子任重而势大，乱之所始，祸之所集也，子必先患。《史记·赵世家》）。您为什么不声称有病退出政坛，把国家大政移交给公子成呢？不要让自己成为怨恨的集聚地，不要做祸乱发生的阶梯。肥义听后说：这不行。当初主父把新王托付给我的时候说，不要变更法度，不要改变你的忠心，直到你去世。我接受了王命，如果我现在害怕田不礼作乱而忘记承诺的王命，这就是变节负心，有什么罪过比变节更大！有什么错误比负心更严重！变节负心，无法得到人们的宽容。常言说：死者如果复生，生者不应在他面前感到惭愧。我已经有言在先了，我要兑现我的诺言，怎能只顾自保！（肥义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曰：‘毋变而度，毋异而虑，坚守一心，以殁而世。’义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籍，变孰大焉。进受严命，退而不全，负孰甚焉。变负之臣，不容于刑。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史记·赵世家》）。况且忠臣当灾难临头时要保持节操。您已经给我忠告了，但我不敢背叛自己的承诺。李兑说：那您好自为之吧！我能看到您只有今年了。说完痛哭流涕而去。

李兑见过肥义之后，多次去见公子成，要他防范田不礼作乱。

肥义知道赵惠文王将要经历一场劫难，于是召见了将军信（shēn，申）期。他对信期说：公子章和田不礼让我非常担忧，夜不能寐，他们表面上说得好听，但实际上是不忠不孝，所以我不能不防。今后，如果有人请见国君，一定要先让我见，没事才能让国君进来。信期立即答应下来（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史记·赵世家》）。

赵武灵王对于自己放弃强权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废长立幼所潜伏着的兄弟相争，明显认识不足。在退位四年之后，他的一个错误想法，使得赵国内乱爆发，自己也被困而活活饿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赵惠文王四年（前295），群臣进都城朝会，前太子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主持朝拜，自己在一旁暗中观看。他看到长子赵章垂头丧气地屈身在自己的弟弟面前，北面称臣，心中顿生怜悯之情。于是，他想把赵国一分为二，赵章做代王，赵何做赵王，只不过，这个打算没有来得及决定就中止了（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傫然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决而辍。《史记·赵世家》）。

朝会之后，赵武灵王和幼子赵惠文王、公子章一同到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游览，父子三人分住在三处宫殿。公子章以为机会来了，他派人假传赵武灵王的命令，召赵惠文王到赵武灵王住的沙丘宫来。肥义知道后，担心这事有假，便自己一个人先去。结果，肥义为公子赵章和田不礼所杀。将军信期（《史记》此处作“高信”）得知此事，保护着惠文王，并和赵章、田不礼的党羽打起来了（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即以其徒与田不礼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高信即与王战。《史记·赵世家》）。

公子成和李兑听到赵章叛乱的消息，立即从国都邯郸赶来，调动四邑的军队前来镇压叛乱，公子章战败，逃到赵武灵王的沙丘宫，赵武灵王收留了这个逆子。公子成和李兑追杀公子章，包围了赵武灵王的沙丘宫。结果，公子章被杀，田不礼及其他的党羽也都被消灭了。

此时，赵惠文王年幼，公子成、李兑两个人掌握了大权。公子成和李兑商量说：咱们因为追杀赵章而包围了“主父”，即使撤兵，我们这些人也要被灭族啊（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史记·赵世家》）。于是，两个人一咬牙，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包围沙丘宫，并且向宫中的人发出通告：最后出来的人灭族。这一下，沙丘宫里的人全跑出来了。赵武灵王也想出宫，但是出不来，又没有食物，只好去掏雏雀充饥，三个多月以后饿死在沙丘宫（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史记·赵世家》）。公子成和李兑确信赵武灵王死后，才向诸侯发讣告报丧。

赵武灵王死后，赵惠文王任命公子成为相国，代替已经为国捐躯的肥义，封为安平君，同时任命李兑为司寇。

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他对赵国强盛的贡献堪与秦孝公对秦国的贡献相媲美。为什么赵武灵王最终竟然会惨死于沙丘宫呢？

沙丘之变实质上是赵国的一场宫廷政变，这一事件涉及赵武灵王、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五个人，但是，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

就其内因而言，是赵武灵王自己犯了错误。

赵武灵王虽然果敢地推行“胡服骑射”，为赵国的兴盛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在君位继承上犯了不少错误。

一是废长立幼。公子章是赵武灵王的太子，只是因为赵武灵王后来得到了吴娃（孟姚），非常宠爱吴娃，竟然几年不出吴娃之宫（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史记·赵世家》），在吴娃生了赵何之后，赵武灵王居然废了公子章而立赵何（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史记·赵世家》）。赵国国君的传位比较混乱，没有形成固定的立嫡立长制度，立长、立爱、立贤，交替进行，完全随国君之意而为。所以，赵武灵王废长子立幼子在赵国并非特例，但是，这种传位制度人为地导致了长子赵章和幼子赵何之间的君位之争。

二是放弃强权。赵武灵王是在自己推行“胡服骑射”获得成功的壮年突然宣布退居二线，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赵武灵王这样做主要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辅佐幼子成功掌权，但是，他所立的幼子因为年龄太小，根本无法掌权。赵武灵王自己退居二线，手中的权力自然大大削减。其实，赵武灵王自己不在盛年退位，继续发展、巩固赵国“胡服骑射”的成果，继续提升赵国的综合国力，对赵国的发展大有好处。同时，在他继续掌权的时间里，幼子赵何也会逐渐长大，当他有能力独立处理国事之后再传位给他，这会比传位给一个少年国君强得多，沙丘政变的悲剧也完全可以避免。任何一位国君都必须拥有政治强权，一旦失去，就失去了对全国政局的掌控能力。赵武灵王被困沙丘，活活饿死，就是放弃政治强权带来的恶果。它不仅是赵武灵王本人的悲剧，也是整个赵国的历史悲剧。

三是朝令夕改。赵武灵王是因为特别宠爱吴娃才改换太子的，但是后来他对原太子赵章的感情又增强了。此时，赵何已经继位，赵国的大臣也已经接受了赵何。但是，赵武灵王却因为偷偷看到长子赵章对幼子赵何行君臣之礼而怜悯他，想把赵国一分为二，由长子赵章做代王，幼子赵何做赵王。这件事虽然最终未能施行，但是，它足以启发原太子赵章的野心，沙丘政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赵武灵王不懂得国君的地位一旦确立之后，绝不能轻易改变。朝令夕改，犯了为政大忌。

四是分裂国家。赵武灵王看到长子跪拜幼子而动了分裂赵国的想法，虽然这一想法最终未能执行，但是，有这个想法本身对于一个赵国的最高决策人来说实在是太幼稚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一方面，晋国一分为三已经是实力大减，如果赵国再一分为二，在战国后期的统一之战中必然难以生存。另一方面，即使赵武灵王封赵章为代王，赵章会满足吗？赵章的目的是做整个赵国的赵王，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代王。给赵章一个代王，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必然还想要更大的权力。所以，赵武灵王分裂赵国的想法只能诱发长子赵章更大的野心，沙丘政变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以上是内因，就其外因而言，涉及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四个人。

赵惠文王年幼，确实无法掌控朝政，但是，公子章沙丘政变，公子成围困赵武灵王达三月之久，赵惠文王竟无一行动，也无一言相救，事后也没有任何问责，未免太不尽情理。

公子章由太子被废为安阳君，是其父头脑发热的结果。这个结果对公子章来说确实不公平。但是，公子章不明白，如果他发动叛乱，谋取君位，只能引发赵国更大的内乱。即使成功，也种下了赵国内乱的种子，随之会造成国内的动荡与杀戮；如果不成功，只有死路一条。但是，被废太子之位的理由确实使他恶气难平，这也是人性之使然。

公子成是赵武灵王的叔叔，他参与了平定公子章叛乱的军事行动，但是，围攻赵武灵王的沙丘宫又使他难逃被诛的命运。他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地困死赵武灵王，确实不近人情，但是，公子成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为了自己的生存，顾不上侄子的生存，这是人的本能，不过，公子成逼杀赵武灵王也使赵国的崛起之路戛然而止，断送了赵国的前程。

李兑最早觉察到公子章的篡位野心，并和公子成做好了应对突发政治事件的准备。但是，在诛杀公子章以后，他和公子成又逼杀了赵武灵王。虽然这种做法有自保的因素，但是，为臣者弑君，中止了赵国的崛起，李兑对赵国最后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赵武灵王悲剧结局的最大受益者是秦国。秦国在东方六国之中最可怕的一个对手赵国，就这样在内耗中中止了崛起之路，这是历史对秦国的再一次眷顾。秦始皇最终统一中国确实存在着历史的必然，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三家分晋、赵武灵王惨死这些偶然性因素对其所发挥的作用。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国，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始皇，不仅是因为秦国崛起了，还因为其他诸国在它发展的关键时刻都犯下了各种各样难以饶恕的错误。

赵武灵王为自己的政治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用生命换取了赵惠文王的继位，但是，赵惠文王能够继续其父赵武灵王的功业吗？赵惠文王能在多大程度上挽回赵武灵王的过失呢？

十七 秦赵之争

在赵国的发展史上，赵惠文王是第二个起关键性作用的国君。赵惠文王是其父赵武灵王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所拥立的赵国国君，那么，赵惠文王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赵惠文王治理下的赵国还能延续赵武灵王的上升势头吗？赵惠文王和秦国的争斗对秦始皇统一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完璧归赵：外交斡旋有能人

秦王赵政统一六国所面对的第二个目标是赵国，然而赵国这块骨头并不好啃，因为在秦王赵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国君赵武灵王通过“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国力迅速提升，而且赵国还曾经有灭掉秦国的雄心与行动，这对秦国统一六国造成了巨大障碍。但是赵武灵王在其壮盛之年，由于错误地传位给小儿子赵惠文王，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赵武灵王死后，赵国令人遗憾地停止了崛起的步伐，于是秦王赵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利用这个机会，在外交和军事上向赵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其中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那么和氏璧究竟是哪里来的呢？和氏璧又是如何成为秦、赵之间的争斗焦点的呢？除了和氏璧之争，秦、赵两国之间还有哪些进一步的对抗呢？秦昭襄王为秦始皇最终消灭赵国究竟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

赵武灵王之死中断了赵国的崛起之路，但是，凭借着“胡服骑射”改革的成果，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仍然是东方的强国之一。而且，赵惠文王在位期间赵国涌现出了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名臣良将。赵惠文王凭借着父亲的遗产，依托名臣的辅佐，称雄诸国。

赵惠文王在位之时，得到了楚国国宝和氏璧。秦昭襄王听说此事，立即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书信，表示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换取这块举世闻名的美玉。

相传春秋时期的楚国，有个叫卞和的人，在楚国山中捡到一块玉璞（没有经过加工的美玉），献给了楚厉王。厉王让鉴宝专家来鉴定，鉴定的结果说这是一块普通石头。厉王大怒，认为卞和在欺骗自己，就以欺君的罪名，砍掉了卞和的左脚。不久，厉王死了，武王即位，卞和又把这块玉璞献给武王。武王也让鉴宝专家来鉴定，结果还说是石头，武王又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右脚（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和氏》）。武王死后，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璞到楚山下大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最后哭出了血。文王听说后，派人问他：天下被砍掉脚的人很多，都没有像你这样痛哭，为什么你哭得如此伤心呢？卞和回答说：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痛哭，我哭的是有人竟把宝玉说成是石头，给忠贞的人扣上欺骗的罪名。于是文王派人剖开这块玉璞，发现果然是一块稀世宝玉，便把这块宝玉命名为“和氏璧”（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和氏》）。由于这块宝玉珍奇，来历又如此不平凡，因此被公认为世间至宝，价值连城。这就是秦昭襄王不惜以十五座城池为诱饵来骗取和氏璧的重要原因。

赵惠文王和大将军廉颇及诸大臣商量，如果把宝玉给了秦国，秦国的城邑恐怕不能得到，赵国会白白受骗；如果不给，秦军一定会动武。于是，赵惠文王便想派一个使者出使秦国，可是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宦者令（管理宦官的长官）缪（miào，妙）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担当这一重任。赵惠文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可以胜任呢？缪贤回答说：我曾经因为犯罪打算逃到燕国去，我的门客蔺相如立即阻拦我问：您是怎么了解燕王的呢？我对他说：我曾随大王与燕王见过一面，燕王私下握住我的手说愿跟我交个朋友，因此我想到他那里去。蔺相如对我说：赵强燕弱，您又受赵王宠爱，所以燕王想和您交友。现在您是从强大的赵国逃到弱小的燕国，燕国怕赵国，燕王肯定不敢收留您，而且还会把您押送回国。您不如负荆请罪，也许能侥幸得到大王的赦免。我听了他的意见，大王也赦免了我。所以我认为蔺相如有勇有谋，派他出使秦国非常合适。蔺相如在缪贤出逃一事上，头脑清醒，判断准确，赢得了缪贤的认可，也成功地将自己推到了赵惠文王面前。

但是，赵惠文王之前并不认识蔺相如，更不用说了解他了，所以，事关重大，便立即召见蔺相如，想考察考察蔺相如的能力。赵惠文王直接向蔺相如发问：秦王用十五座城请求交换赵国的和氏璧，能不能给他？蔺相如说：秦强赵弱，不能不答应。赵惠文王说：秦王得了宝璧，不给我城邑怎么办？蔺相如说：秦国请求以城换璧，赵国如不答应，赵国理亏；赵国给了璧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秦国理亏。所以，宁可答应，让秦国承担理亏。蔺相如的这些考虑，赵惠文王他们之前也考虑过，只是苦于没有使者，于是赵惠文王便问：谁可以当使臣？蔺相如一听，倒也干脆，直接对赵惠文王说：大王如果无人可派，我愿意奉璧出使。城邑归赵了，就把宝璧送给秦；城邑不能归赵，我一定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对蔺相如的考察，赵惠文王认为此人能力尚可，况且当时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于是就派遣蔺相如带好和氏璧出使秦国去了。

秦昭襄王在章台接见了蔺相如，蔺相如献上和氏璧。秦昭襄王对和氏璧早已心向往之，当时得以一睹真颜，顿时大喜，仔细把玩之后，便把宝璧传给嫔妃和左右的侍从观看，左右都高呼万岁。蔺相如拿着和氏璧到秦国，可不单单是让秦昭襄王过眼瘾的，他是有政治任务在身的。一直在旁小心谨慎、细心观察的蔺相如看出，秦昭襄王并没有用城邑和赵国交换和氏璧的意思，便上前说：这块璧上有个瑕疵，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一听，马上把和氏璧交给了蔺相如。没想到，蔺相如拿到和氏璧之后，径直退后了几步，身体靠在柱子上，怒发冲冠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想得到和氏璧，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大家都说，秦国贪得无厌，凭着它的强大，想空手套白狼，给我们的城邑恐怕得不到。商议的结果是不和秦国交换。而我认为平民百姓交往尚且不欺骗，何况是秦国这样的大国呢！而且为了一块璧惹得强秦不高兴，也不应该。于是，赵王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和氏璧，恭呈国书。我来到贵国，大王却在普通的台观接见我，礼节傲慢；得到宝璧传给嫔妃观看。我看大王没有给赵王十五城的诚意，所以我才收回和氏璧。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我的头今天就同和氏璧一起撞碎在柱子上！蔺相如手持和氏璧，斜视着秦庭的柱子，就要往庭柱上撞（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完璧归赵汉画像石拓本

完璧归赵汉画像石拓本秦昭襄王怕蔺相如真把和氏璧撞碎了，赶快向他道歉，请他万万不要这样做，并召来主管官员打开地图，指明从某地到某地的十五座城邑交割给赵国。蔺相如估计秦昭襄王不过是用这种欺诈手段摆摆样子，赵国根本拿不到十五座城。于是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害怕贵国，不敢不献出来。赵王送璧之前，斋戒了五天，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安排九宾大典，我才敢献上宝璧。秦王估量这事不能强力夺取，就答应斋戒五天，请蔺相如住在广成宾馆。其实，这只是蔺相如的缓兵之计，蔺相如早已笃定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肯定会违约，所以，便派他的随从怀中藏好和氏璧，提前从小路把其送回赵国（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秦王斋戒五天后，在殿堂上安排了九宾大典，请赵国使者蔺相如。蔺相如来到后对秦王说：秦国从穆公以来的二十几位君主，没有一位君主信守过盟约。我实在是害怕被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王，所以派人带着和氏璧早已经抄小路回到赵国了。秦强赵弱，大王派一位使臣到赵国，赵国立马就把宝璧送过来。凭着秦国的强大，先把十五座城邑割给赵国，赵国怎么敢留下和氏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应被诛杀，我情愿被烹，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仔细考虑一下。

秦王和群臣一听蔺相如这番话，面面相觑。有人要把蔺相如拉下去斩首，秦王说：杀了蔺相如，还是得不到和氏璧，反而破坏了秦赵关系，不如好好款待他，放他回赵国，赵王难道敢因为一块玉而欺骗秦国吗？秦王最终还是在殿堂上接见了蔺相如，放他回国。

蔺相如回国后，赵惠文王认为蔺相如身为使臣，不使赵国受秦欺辱，保全了稀世珍宝和氏璧，于是封蔺相如为上大夫。秦国后来没有把城邑送给赵国，赵国也没有把和氏璧送给秦国（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此后，秦国攻赵国，夺了石城。第二年，秦再攻赵，杀死赵军两万人，但是，赵国的元气并未受到损伤。秦、赵两国基本上仍然是旗鼓相当。

赵惠文王在和氏璧一事的处理上仰仗着蔺相如的机智勇敢，没有使赵国丧失尊严。秦国在和氏璧上没占到便宜，秦昭襄王会甘心吗？

渑池之会：不仅仅靠外交，还有军事

作为一位门客，蔺相如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完成完璧归赵的使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赵惠文王非常善于纳谏，在用人上唯才是举。这使得在秦、赵之间的第一次外交争斗中，秦、赵两国打了个平手，秦国没有在赵国身上占到半点便宜。不过为了秦国的统一大业，秦昭襄王并没有停止对赵国的攻击。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在渑池向赵惠文王发起了第二轮外交攻势。那么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赵惠文王又是如何应对秦国的这次挑战的呢？

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秦昭襄王想邀请赵惠文王在渑池进行一次友好会晤。赵惠文王害怕秦国，不想去参加这次会盟。廉颇、蔺相如两个人商议：大王如果不去，会显得赵国软弱而且胆小。于是，两位大臣极力劝说赵惠文王前去赴会，蔺相如随同前去（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廉颇送行到秦、赵边境，临别时对赵王说：大王此行，往返时间加上礼仪，不会超过三十天。如果大王三十天还没回来，请您允许我们立太子为王，以断了秦国的念想。赵王同意了这个建议（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渑池相会之时，秦昭襄王饮至酒兴正浓时，突然对赵惠文王说：我私下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您弹一曲瑟吧！赵惠文王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在匆忙中弹起瑟来。赵惠文王刚刚演奏结束，秦国的史官便迅速记录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一同饮酒，令赵王弹瑟。蔺相如一看情况不太妙，立即上前对秦昭襄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地打击乐，请让我给秦王捧上个瓦盆，也请秦王助助兴。

秦昭襄王一听，勃然大怒，坚决不答应。蔺相如向前，递上瓦盆，跪下请其演奏。秦昭襄王就是不肯赏脸，于是蔺相如说：五步之内，让我头颈中的血溅在大王身上！秦昭襄王的侍从一听这话，都想杀掉蔺相如护驾。只见蔺相如圆睁双眼，大喝一声，秦昭襄王的侍从们吓得连连倒退。秦昭襄王无奈，很不情愿地敲了几下瓦盆。蔺相如赶快回头招呼赵国的史官记载：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接着，秦国的大臣们挑衅说：请用赵国的十五座城向秦王献礼。蔺相如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回应道：请你们用秦国的咸阳向赵王献礼。就这样，直到酒宴结束，秦昭襄王始终没有占到赵国的便宜。而且当时赵国已经部署了大批军队戒备秦国，秦国知道廉颇严阵以待，也不敢轻举妄动（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廉颇和蔺相如的并肩作战，终于使赵国在第二次秦、赵之间的外交斗争中没有吃亏。

在渑池之会上，赵国的国君赵惠文王给人留下了胆怯和懦弱的印象，赵国是依靠蔺相如的大智大勇，才没有在秦、赵渑池之争中落下风。但是，仔细想想，难道只凭义正词严的蔺相如就能够镇住强大的秦国吗？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赵惠文王表现出来的胆怯是个性使然，还是因为赵国的实力不如秦国呢？

这次渑池之会前，秦国参与谋划了五国伐齐之战，东方能够与秦国抗衡的齐国被彻底打败。齐国的惨败对赵国来说利弊兼得：赵国伐齐分得了齐国的济西之地，并使自己东部边境的安全有了保障。但是，强大的齐国战败之后，赵国就成了强秦的主攻对象，秦、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渑池之会前，秦国于公元前280年兵分两路，大举伐楚。秦军击溃了楚国主力，正乘胜扩大战果。所以，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的渑池之会时，秦军主力正陷在楚地战场上，无力顾及赵国。

如果秦国此时再和赵国闹翻，秦军根本没有力量和赵国决战。所以，这次渑池之会实际上是秦国想笼络赵国，不想让赵国趁机进攻秦国的一次友好会盟。但是，即使是一次安抚赵国的友好会盟，秦昭襄王依仗着秦国的强大，也想趁机戏弄一下赵惠文王。所以，才出现了迫使赵惠文王弹瑟，命令秦国史官做记录的事件。蔺相如针锋相对，也迫使秦昭襄王击缶。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值得肯定。但是，真正让秦昭襄王不敢轻举妄动的根本原因是秦军主力正在楚地激战，无暇顾及赵国，所以不愿激怒赵国，以免陷入南北两大战场同时开战的不利局势之中。

应当说在这两次外交之战中，秦国都没有占到上风。但是，秦昭襄王时期秦国的上升势头不减，赵国却因为赵武灵王的遇害而中止了崛起。所以，秦国一旦抽出身来，肯定不会放过赵国，秦、赵之间的战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赵惠文王在渑池之会上明显表现出来对秦国的畏惧心态，这与当年他的父亲赵武灵王乔装打扮暗访秦国的过人胆识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印证赵惠文王的胆怯。公元前297年，被秦昭襄王欺骗而扣留在秦国的楚怀王逃出秦国，抄小路到了赵国，希望能借道回到楚国，赵惠文王竟然不敢收留楚怀王（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史记·楚世家》），导致楚怀王又被秦兵抓回去，最终客死在秦国。赵惠文王的胆怯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大智大勇的爹怎么生了这么一个窝囊儿子，还搭上自己一条命传位给这个儿子？历史也太会和赵国开玩笑了，而历史也太眷顾秦国了。

阏与之战：打仗作战有能人

赵惠文王虽然个性有些懦弱，但是他能够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重用蔺相如、廉颇这样有能力的大臣良将，再加上赵武灵王留下来的赵国实力雄厚，使得赵国在与秦国的两次外交之争中保持了尊严。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性格懦弱的赵惠文王竟然向秦国发起了挑战，结果引来了秦、赵之间的兵戎相见。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秦、赵之间的军事之争最终结果如何呢？

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前270），赵国派了一位公子到秦国做人质，并且提出要用焦（今河南三门峡附近）、黎（今河南浚县）、牛狐交换被秦国攻占的部分赵国土地。秦国遵守盟约，按期交还了原来攻占赵国的土地，但是，赵国却违背协议，拒绝交出焦、黎、牛狐。赵惠文王说：你们交还我们的土地离赵国太远，我们也管辖不了。我们的先王有能力管理这些地方，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交换土地之事是我的臣子做的，我并不知道。

秦昭襄王一听，非常生气，便派中更（一种爵位）胡伤率兵经过韩国的上党，进攻赵国的险要之地阏（yù，玉）与（今山西和顺西）。

赵惠文王立即召见大将廉颇，问他：秦要攻阏与，能不能派兵去救？廉颇回答说：路太远，而且又艰险又狭窄，很难救援。赵惠文王不死心，又召见乐乘问能否相救，乐乘回答和廉颇一样。最后，赵惠文王召见了赵奢。赵奢的回答则与廉颇、乐乘不太一样，他说：道远，地险，路狭，就像两只老鼠在洞里斗，哪个勇猛哪个胜（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听了赵奢的回答，立即派赵奢带兵去救阏与。

赵军离开邯郸刚刚三十里，赵奢就下令说：敢来为战事进谏的一律处以死刑（有以军事谏者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军驻扎在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西边，击鼓呐喊的声音把武安城中的屋瓦都震动了。赵军中有一个人听到秦军的呐喊声，按捺不住，请赵奢急速援救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杀了。赵奢率领赵军坚守营垒，停留了二十八天，就是不向前进发，反而又增筑营垒。秦军的间谍潜入赵军营地，赵奢装作不知道，用好酒好肉盛情款待以后把他送回去。秦军间谍把赵军的情况向秦军将领做了报告，秦将听后非常高兴，认为赵奢离开国都三十里就不敢前进了，还增修营垒，阏与肯定不是赵国的了。

赵奢送走秦军间谍之后，知道自己忽悠秦军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命令士兵脱下铠甲，轻装简从急行军，两天一夜就到达阏与。到达前线后，赵奢下令让善射的士兵离阏与五十里扎营。军营筑成之后，秦军才知道赵军来了，立即全军赶来，要和赵军决战。一个叫许历的军士建议赵奢：放秦军进来吧。秦军没想到赵军来得这么快，现在他们赶来，士气很盛，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严阵以待，不然必败（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认为这一建议不错。许历又说：您下令谁就战事提意见就杀谁，现在我该接受死刑了。赵奢则说：回邯郸以后再执行吧！接着，许历又提了一个建议：谁先占领北面山头谁就会取胜，后到的肯定失败（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立即派一万人迅速冲上北面山头；秦兵后到，与赵军争夺北山的制高点，但是攻不上去，死伤惨重，赵奢趁机指挥士兵发动猛攻，大败秦军。秦军四散逃跑，阏与的危机解除了。

赵奢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赐给他“马服君”的称号。

阏与之战不仅让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多了一位可以和廉颇相媲美的名将，更重要的是赵国重创了秦军。在秦、赵战争史上，这场战役是赵军的一座丰碑。

赵奢为什么能够打败秦军？

首先，制造假象，麻痹秦军。赵奢是去解阏与之围的，但是，他却在离开都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增修营垒，制造假象，让秦军觉得赵奢怯战，没有重点防范他。这样，赵奢就取得了对秦军攻其不备的效果。为了制造假象，赵奢还下令不准就这场战事提出任何意见，违令者杀。赵奢这样做就是为了封住赵军将士的口，不要破坏他麻痹秦军的计划。

其次，避其锋芒，占领高地。赵奢这次对秦作战，表现得既冷静，又善于听取意见。他开始不让人提意见只是为了麻痹秦军，等到真正对秦作战之时他又表现得非常善于听取他人意见。许历两次进谏，都事关战争胜负。赵奢对许历的两次建议都表现得非常虚心，完全采纳。如此一来，避开了秦军锋芒，抢占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大败秦军。

将相和：团队精神很重要

应当说，赵惠文王远没有乃父之雄风，但是，他善于用人，如蔺相如、廉颇、赵奢等。所以，这些谋臣良将的超水平发挥，弥补了赵惠文王的软弱，维持了赵国“胡服骑射”以来的强势。赵惠文王依靠着赵武灵王的业绩，依靠着廉颇、蔺相如、赵奢一批忠臣良将，基本维护了赵国的强国地位。但不得不承认，赵惠文王时期赵国的上升势头大大减弱，这是赵惠文王的领导力、执行力、胆量、魄力远逊于赵武灵王所致。

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之所以仍然能称雄东方，能够与秦国相抗衡，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赵国内部君臣团结一致，以大局为重，先国家而后个人，同仇敌忾，共同御侮。

蔺相如原先是一个门客，因为出使秦国，完璧归赵，被提拔为上大夫；后又因渑池之会维护赵王与赵国的尊严而被封为上卿，地位超过了大将廉颇。廉颇最初很不服气，以为自己攻城略地，为赵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蔺相如只凭三寸之舌就位高于他，于是打算要侮辱蔺相如。蔺相如听说以后，借病不去上朝，避免与廉颇正面相遇。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廉颇，就调车躲避，他的家臣感到很耻辱，遂请辞。蔺相如问他们：你们说廉颇与秦王相比，谁更厉害？家臣说：当然是秦王了。蔺相如接着说：像秦王那样的威风，我还当庭叱责他，羞辱他的臣子，我蔺相如虽然驽钝，难道我单单会害怕廉颇将军吗？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以大局为重，秦国之所以不敢入赵，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如果我们相斗，势必不能共存，赵国自然会面临危机。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先国家而后个人啊（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听说以后，深感愧疚，马上前往蔺相如处负荆请罪，于是，二人结为生死之交。这就是赵国历史上著名的“将相和”的故事。将相团结合作，共同抵制秦国的扩张野心，对维持两国的实力平衡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是，秦、赵之间的这种平衡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吗？赵惠文王之子赵孝成王继位之后，秦、赵两强之间的实力较量会有哪些变化呢？

十八 长平之战

从晋国分出来的赵国，在五国联合破齐和推行“胡服骑射”之后，成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最强劲对手。但是，秦、赵两国之间的这种力量平衡并没有长期保持下去，强大的赵国因为四位君王和一场战争痛失一流强国的地位，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路。这四位君王中的第一位是赵武灵王，第二位是赵惠文王，第三位是赵孝成王。赵孝成王在位的公元前262年，秦、赵两国在长平地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生死决战，战争最终以秦军获胜结束。赵军付出了四十五万个鲜活生命被坑埋的惨重代价，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秦、赵两国的力量对比，成为赵国一蹶不振的转折点。那么，赵军为什么会败得如此之惨？这场战争对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有什么重大影响呢？

赵武灵王的去世使赵国中止了崛起的步伐，赵惠文王虽然缺乏赵武灵王的胆识气魄，但是他在位期间尚有其父打下的雄厚基础，加之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忠臣良将的团结辅佐，基本上维持了赵国的强势地位。

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赵孝成王继位。

天上掉下的馅饼能吃吗

赵孝成王四年（前262），秦军攻占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被秦攻占意味着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长治）和韩国国都（今河南新郑）之间的唯一通道被秦国截断（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上党郡从此成了韩国一块孤立无援的飞地，韩国肯定守不住了，所以，韩国做了个顺水人情，将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求和。

这本来是秦、韩两国之间的战事，但是这场战争最终把赵国给拖进来了，并且几乎拖垮了赵国，成为赵国急剧衰落的转折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韩国将守不住的上党郡拱手送给秦国以后，上党郡太守冯亭和他手下人商议：通往国都的道路已经被封堵了，要做韩国的百姓已经不可能了。秦军一天天逼近上党，韩国已将我们献给了秦国。我想，还不如把上党献给赵国。赵国如果接受了我们，秦军一定会非常生气，必定要和赵国大战一场。赵国有难，就会和韩国携手。如果韩、赵联合起来，一定可以阻挡住秦军（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于是，冯亭派人迅速赶到赵国，表达了献地给赵国的意愿。赵孝成王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和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舅父）、平原君赵胜商议此事。

平阳君赵豹不同意接受上党郡，他认为这样做会激怒秦国，引发秦、赵大战，弊大于利。平原君赵胜则认为，平白无故得到一个郡十七座城，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不要白不要，不能不接受。赵孝成王也觉得白给十七座城池不要太可惜了，于是，采纳了平原君的意见，封冯亭为华阳君，接受上党郡（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计之。平阳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曰：“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之，因封冯亭为华阳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可惜的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赵孝成王的这一决定，最终给自己、给赵国惹来了一场大麻烦。

秦国快到手的上党郡就这样被转手到赵国，秦昭襄王听说之后，勃然大怒，立即派大将王龁率兵攻占了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当时，赵国大将廉颇率领赵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援助上党百姓。赵军杀了秦军的侦察兵，秦军侦察兵也斩了赵军的一员副将。六月，秦军攻破赵军阵地，夺了两个营垒，抓了四个尉官。由于初战不利，廉颇改变了战争策略。七月，廉颇命令赵军高筑营垒，不再出营作战。随后，秦军开始攻坚，又俘获了赵军的两个尉官，并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赵军西边的营垒。廉颇固守营垒，采取防御战术与秦军对峙，秦军屡次挑战，赵兵死守不出。

赵孝成王得知廉颇初战失利，又采取固守方针，以为廉颇胆怯，于是，多次斥责廉颇不与秦军交战。

赵国初战失利之后，赵孝成王立即和虞卿、楼昌二人商讨对策。虞卿本来是一位说客，但他非常有政治眼光，因为两次觐见赵孝成王，被赵孝成王任命为上卿。楼昌是赵孝成王手下的将军。赵孝成王问这两个人：仗打得不好，损失了一名都尉。我想让赵军与秦军决战，你们看怎么样？楼昌说：不好，应当派一个重要使者去求和。虞卿则说：掌握和与战的主动权在秦不在赵。再说，大王得看秦军的作战意图是不是要击败赵军。赵孝成王回答道：秦国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孤注一掷，务在胜赵（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虞卿接着说：既然如此，大王应当立即派使臣拿出最贵重的珍宝去联合楚、魏，楚、魏两国想得到大王的珍宝，一定会接纳赵国使者。赵国使者到了楚、魏，秦国必定怀疑天下诸侯又要联合抗秦了，心中一定很紧张。这样，和谈才能进行（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虞卿的见解可谓高屋建瓴，他首先明晰了秦、赵两国关系的主动权在秦，既然秦国对于赵国是势在必得，急匆匆地派使者求和便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之计唯有“借力打力”，借助楚、魏的力量，迷惑秦国，如此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但是，赵孝成王没有听取虞卿的意见，而是决定采纳平阳君赵豹和楼昌的意见，派自己的亲信郑朱到秦国接洽，秦国接纳了郑朱。

赵孝成王召见虞卿说：我派平阳君负责和秦国议和之事，秦国已经接纳了我们赵国的使者郑朱，您觉得怎么样？虞卿直接回答道：大王的和谈肯定不能成功，赵军必定被击败。天下诸侯祝贺秦国胜利的使臣都已经在秦国等着了。虞卿做出此番判断的原因在于，郑朱是赵国非常有身份的人，他到秦国去求和，秦王和秦相国范雎一定会把郑朱到秦国求和当作一个新闻点爆炒一番。楚、魏两国认为赵国到秦国求和，一定不会再出兵救赵。秦国知道天下诸侯不会救赵，那么，秦、赵之间的和谈绝不可能成功（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虞卿的回答让赵孝成王很扫兴，但是自古实话不好听，最后事实不幸被虞卿言中，秦相范雎果然把郑朱来秦国求和的事大炒一番，而且始终不和赵使和谈（应侯果显郑朱以示天下贺战胜者，终不肯媾。《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赵国希望借助外交手段解决两国的争端，因为赵孝成王的选择失误而没有成功，剩下的便只有战场上见分晓了。

反间计易将：庸主误国

秦赵战场上，廉颇与秦军打起了消耗战，廉颇这一耗，秦国可就吃不消了。因为长平距离赵国近，赵国运输粮草、补充兵力都比较方便。而秦军是远征到此，补充粮草、兵力都比较麻烦。这一场战争如果就这样耗下去，秦国最后肯定占不到便宜。那么，秦国会采取什么办法来打破这个僵持的局面呢？

长平战场廉颇积粮之处，后来被称为“米山”，明代李雪山还写诗《咏米山》来追思廉颇：“积雪如山夜唱筹，廉颇为赵破秦谋。将军老去三军散，一夜青山尽白头。”《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六《艺文四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可惜，廉颇将军的胜谋无法实施下去，因为他被解职了。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秦相范雎派人到赵国花费千金实施反间计，到处宣扬秦国最怕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统帅，现在的统帅廉颇太容易对付了，而且他就要投降秦国了（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赵孝成王本来对廉颇军队初战失利已经非常恼火，而且廉颇又坚守营垒决不出战，再加上听到这么多传言，于是信以为真，派赵括取代了廉颇任赵军主帅，率兵攻击秦军（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自幼熟读兵法，勤习弓马，成年后，更是仪表雍容，言谈不凡。赵括谈论兵法头头是道，连他的父亲赵奢都辩论不过他。再加上赵括年轻、血气方刚，他上战场指挥作战，未必就比廉颇差。秦国使反间计却找来这么一个对手，秦国这一招使对了吗？

秦国得知赵括代替廉颇统领赵军，立即暗中派白起担任秦军的上将军，让王龁担任副将，并且严令军中谁敢泄露白起出任最高军事主官，格杀勿论（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赵括一到任，立即改变廉颇的策略，主动出兵进击秦军。秦军假装战败而逃，同时布置了两支秘密部队逼近赵军。赵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秦军营垒；但秦军营垒非常坚固，赵军死活攻不进去。此时，秦军的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突袭部队突然切断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五千骑兵的快速反应部队迅速揳入赵军的营垒之间，切断了赵军的前军和后军之间的相互联系，把赵军分割成孤立的两个部分，赵军的运粮通道也被秦军堵死（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这时，秦军派出轻装精兵实施攻击，赵军交战失利，被迫构筑壁垒，顽强固守，等待援兵。秦昭襄王得知赵国粮道已被截断，兴奋得不得了，亲自赶到前线，赐给全国百姓每人一级爵位，征调秦国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赶赴长平战场，阻截赵国救兵，断绝赵军军粮。

到了九月，长平的赵国士兵断粮已达四十六天，军中已有人暗中杀人以充饥。困厄至极的赵军扑向秦军，发动攻击，打算突围。他们编成四队，轮番进攻了四五次，但是，仍然无法突围。赵括急红了眼，亲自披挂上阵，带领精锐士兵与秦军搏杀，最后被秦军射死。赵军大败，四十多万人向秦军投降（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赵军的大败，证明了秦国反间计的成功。

赵军投降之后，如何处理这四十多万降兵，是一个问题。当时，秦军主帅白起忖度，前些时候秦军拿下上党，上党的百姓不甘心作秦国的臣民而逃往赵国。而赵国士兵变化无常，不全部杀掉他们，恐怕要出乱子。于是用欺骗手段把赵国降兵几乎全部活埋了，只放回了未成年的二百四十人。长平这一仗，据《史记》记载，秦军一共杀死赵军四十五万人，赵国举国震惊（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就这样，秦军以异常野蛮的屠杀，结束了规模空前的长平之战，而长平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悲苦的记忆。

一个心存幻想，一个纸上谈兵：君臣皆误

赵国作为一个强国，在长平之战中元气大伤，最终损失了四十五万名士兵。当历史最终定格在这一刹那之时，赵国的覆亡已经无可挽回。

长平之战前秦国固然在秦昭襄王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强国，但是，此时的赵国也是六国之中唯一可以和秦国叫板的国家。一个几乎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为什么在长平之战中竟然败得如此之惨呢？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赵国最终的失败呢？

我们先说赵国。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失误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准备不够，底气不足，临战易将。

“准备不够”是赵国长平之战失败的第一个原因。长平之战后，无数后人关注的一个重要历史话题是：赵国应该不应该接受上党之地？赵国不费一兵一卒可以白白得到一个下辖十七座城邑的上党郡，从道理上讲，赵国理应接收。这叫不要白不要。赵孝成王决定接受上党郡并没有错，错在哪里呢？两点。一是赵国接收了上党郡，就意味着秦、赵两强之间必然会有一场大战、恶战、生死决战。秦要统一天下，秦、赵两强之间的恶战、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赵国可以选择的只有和秦国决战的时间、地点。如果以长平之战赵国阵亡四十五万条生命为由指责赵国不该接受上党郡，那么，赵国不接受上党郡就能避免秦、赵两强的决战吗？这场决战不在长平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开始。所以，赵国接受上党郡的本身并不存在对与错。决定对与错的是，赵国是否做好与秦国决战的准备。这包括心理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准备又包括选将、筹备军粮，等等。

特别是选将，前敌总指挥的策略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在长平之战初期，廉颇确实打得不好，但是，廉颇根据双方形势及时调整，决定用固守代替进攻的战略决策，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秦军举全国之力打了三年竟然毫无进展，这不能不说廉颇固守方略十分得当；无可奈何的秦军最终不得不用反间计拿掉廉颇，也从反面证明廉颇是秦军的大敌。但是，赵孝成王却视廉颇的策略为软弱，临战易将，这显示出赵国对与秦国作战的准备明显不足。

底气不足是赵国失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赵孝成王的底气不足主要表现为初战失利就准备议和。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和，“和”本身并无过错，但是，何时议和、怎样议和却是一门大学问。虞卿坚决反对立即议和，因为初战失利就议和肯定难以成事。虞卿主张联合楚、魏，造成又一次诸侯合纵抗秦的态势，给秦国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然后议和才可能成功。虞卿的计谋非常有道理，长平之战本应该是山东六国又一次合纵抗秦的机会，但是，赵孝成王却白白浪费了这一大好时机。初战失利就急于求和，结果越急于求和，秦国越不议和，最终兵败地削，导致亡国。

赵孝成王为什么急于议和呢？原因既是准备不够，又是底气不足。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没有惠及赵国的农业，所以，农业一直是制约赵国上升为一等强国的一个瓶颈。相反，商鞅变法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重农富国。长平之战中，农业问题最终显现出来了。赵括最后自杀式突围就是因为军中已断粮四十六天，这仗还能打吗？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打了三年，打到最后，赵国无粮，向齐国求援，齐国袖手旁观，不愿施以援手（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国在是否援助赵国粮食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必救赵，坐山观虎斗即可；另一种意见认为赵国是齐国的屏障，唇亡则齿寒，赵国被彻底打败之日也就是齐国、楚国灭亡之时（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以，无论从道义上看，还是从利害上讲，齐国都应当责无旁贷地救赵。但是，齐王建是齐国的亡国之君，昏庸至极，对这些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完全听不进去，只顾享受赵国浴血奋战给齐国带来的短暂和平。

长平之战赵国惨败的第三条原因是“临战易将”。赵孝成王临战易将的原因无非是三条：一是赵军初战失利，二是廉颇固守示弱，三是中敌反间计。

当赵孝成王决定任命赵括为统帅时，曾遭到两个人的激烈反对，一个是蔺相如，一个是赵括之母。蔺相如是赵国重臣，在长平之战爆发时已经病重，他听到赵孝成王重用赵括的消息后，立即上书赵孝成王，非常严肃地指出：大王仅凭借赵括的虚名重用他，太不慎重了，赵括只能读读兵书，聊聊兵法，完全不懂得随机应变（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让这样的人指挥与强秦的生死决战，简直是拿赵国的生死存亡开玩笑。

另一个反对者是赵括的母亲。赵括的父亲是赵奢，赵奢在赵惠文王时曾经大败秦军，是赵国继廉颇之后的名将。但是，长平之战爆发之时，赵奢已死。赵括善谈兵法，但实战能力差，“纸上谈兵”这一著名成语就来自赵括。

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谈论军事，以为天下没人能超得过他。他曾与父亲赵奢谈论用兵之道，赵奢都难不倒他，但是，赵奢总认为儿子赵括不能带兵。赵括的母亲问赵奢为什么，赵奢说：用兵打仗是关乎生死的大事，赵括却把这种大事说得那么容易、那么轻松。如果赵国不用赵括为将也就罢了，如果赵国任命赵括为将，导致赵军失败的一定是他（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到赵括接受任命将要起程之时，赵括的母亲上书赵王说：赵括不能做将军。一位母亲亲自出面阻挡自己的儿子临危受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赵孝成王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他将赵括的母亲宣进宫问话。

赵老太太回答：当初赵括的父亲赵奢受命为将军后，由他亲自捧着饮食侍候吃喝的有几十位，被他当作朋友相待的数以百计，大王赏赐的东西他全分给手下的官员（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而且，自接受王命那一天起，就不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一做将军，就面向东接受下级的朝见，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大王赏赐的金帛他都带回家中收藏起来，还天天访查合适的田地房产，可以买就马上买下来。他哪一点像他父亲？父子二人如此不同，希望大王千万不要派他领兵（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孝成王则说：这事您就别管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见此事已无更改的可能，便对赵孝成王说：您一定要他统兵，咱得立个条件，如果他出了事，我不能受到株连。

赵孝成王一听，就这么个条件，不假思索立即答应了。由于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所以，长平战败之后，赵孝成王没有株连赵括的母亲（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表面看来赵孝成王临战易将是中了秦相范雎的反间计，实际上是因为赵孝成王没有识人之明。所以，当秦国实施反间计时，赵孝成王立即就相信了这些别有用心的话，重用赵括，撤换廉颇。

从秦国一方看，长平之战秦国的胜利也是事出有因。

首先是巧使反间计。廉颇久经沙场，初战不利之后，他既不主动出战又不开门应战，把长平之战演变成秦、赵两军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且，这一拖就是三年。赵国固然消耗极大，秦国也同样被长平之战拖得受不了。久拖不决，对于远道而来的秦军来说更为不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秦相范雎才用了反间计，让赵孝成王上了大当，撤换了老将廉颇，用了纸上谈兵的赵括。

其次是诱骗赵王。长平之战持续三年之久，秦国始终挽留着赵国的使者，但是又不议和。这样，赵孝成王始终对议和存有一丝幻想。只要赵孝成王一直没有放弃议和的想法，赵国就不可能把长平之战看作是秦、赵之间的生死大决战。

最后是重用白起。白起是秦国名将，既善于作战，又心地残忍。白起不但打败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更把赵国的四十余万降军悉数坑杀。赵军的有生力量从此消耗殆尽，赵国也因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缓过气来，无可奈何地走上了灭亡之路。因此，白起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长平之战之前，白起已经名声大噪，所以，秦昭襄王任用白起为主帅时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以免惊动赵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表现得也极为出色，他首先示弱，引蛇出洞，让赵国四十余万大军全部离开营垒，然后一断赵军退路，二断赵军为两部，相互之间不能联系，逼得赵军做困兽之斗，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最终，长平之战以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被彻底消灭而告终。

以上我们分析了秦、赵双方在长平之战中的胜败之因。但是，归根结底，这场战争是秦、赵两强的生死决战，决定胜败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

赵孝成王并非不知道在长平之战中，秦军是举全国之力务在败赵，赵孝成王回答虞卿时曾说过两句话：“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但他仍然在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决战，一会儿是议和，心里根本没个定准。反观秦昭襄王，不但重用良将，甚至亲临前线，进行战争总动员。又是秦民每人赏一爵，又是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秦民上前线。秦昭襄王为什么如此兴奋？因为他明白秦、赵在此一战，必须全国总动员。面临生死大决战，赵孝成王竟然和、战不定，又无识人之明，更不会像秦国一样进行全民总动员，所以，长平之战赵国必败。赵国是明败在赵括之手，暗败在赵孝成王之手。如此国君，岂是秦昭襄王的对手？

长平之战结束的第二年，秦始皇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此时赵国举国上下都充满了对秦国、秦军、秦人的深仇大恨。赵政非常幸运，在他出生之前，他将来统一天下的最强对手赵国已经被他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彻底打垮。秦、赵两强的局面已经变成了秦强赵弱。赵政最终能够统一六国，其实是在秦国列祖列宗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是数以百万计的鲜活生命倒在血泊中成就的。

长平之战以后，赵国的军力消耗怠尽，赵国已是危在旦夕。秦国将会怎样对待长平战败的赵国呢？是让它苟延残喘，还是一鼓作气灭掉它呢？

十九 邯郸之战

由于赵孝成王的一系列失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几乎耗尽了赵国军队全部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从与秦国平起平坐的一等强国，一下变成了三流国家。然而获胜后的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赵国的步伐。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秦军在取得长平大捷之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大将白起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皮牢（今山西翼城东）、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克太原郡（今山西中部）。白起本人回国，上报秦昭襄王，要求增加军粮供应，一鼓作气消灭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赵国，能够应对秦国的进攻吗？秦国能在邯郸之战中灭掉赵国吗？

战争是个集体活 缺一不可

此时，秦国对是否立即灭赵产生了不同意见。三年的长平之战虽然以消灭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而告终，但是，秦国损失也非常大。秦国士兵死伤过半（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昭襄王对是否马上灭赵持存疑态度。这是“主疑”，君主对这场战争犹疑不决。

秦国大臣也在此重大问题上引发了一场斗争。

长平之战的主帅白起虽然立了大功，但是，他是秦国前相魏冉所起用的大将。此时，魏冉已经告别了政治舞台。新相范雎是靠着挤兑魏冉登场的，因此，范雎对魏冉提拔重用的白起深怀戒心。

秦军在长平之战后立即发动对赵国的进攻，使赵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赵军主力在长平之战中已消耗殆尽，如果秦军兵临赵都邯郸，赵国将面临灭顶之灾。惊魂未定的赵孝成王立即派出使者出使秦国，游说范雎。赵使的游说抓住了两个关键点：

第一，白起功压范雎。赵使携带重礼拜见秦相范雎，一见面，立即问：秦军要围攻邯郸了吗？范雎说：是的。赵使接着对范雎说：邯郸一围，赵国必亡，赵国一亡，秦王就可以称霸天下了（赵亡则秦王王矣。《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但是，白起立了灭赵大功，攻取了赵国七十多座城池，南定楚国鄢、郢、汉中，北灭赵括之军。即使是古代的周公、召公、吕望，功劳也无法超过白起（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如今白起又力主立即灭赵，赵国一灭，白起肯定位居三公高位。您身为秦相，能不屈居其下吗？白起的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您不想在他之下，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啊（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您可不能让白起占尽秦国之功啊！

第二，秦国得地不得民。秦军曾经占领韩国上党，上党的百姓全部逃到赵国，坚决不当秦民。如果今天灭了赵国，结果会怎么样？结果是赵国北部的百姓逃到燕国，赵国东部的百姓逃往齐国，赵国南部的百姓逃到韩国。秦国能得到多少百姓？秦国占了赵地却得不到赵国百姓，这些赵地有何用处？所以，与其攻灭赵国，不如让赵国割地议和。

赵使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了范雎的心坎里。于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兵经过长平之战非常疲劳，应当允许赵国割地求和。于是，秦昭襄王驳回了白起的意见，采纳了范雎的意见，允许赵国割六座城议和。（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这叫“相谗”，丞相谗害将军，将相不和。

白起力主趁赵国元气大伤、民心不稳之时立即攻下邯郸，最后得到的竟然是秦昭襄王撤兵休整的命令。白起心中极不痛快，但是，王命又不能不从。被迫回兵的白起打听了一下，得知是范雎的主张，从此，白起和范雎有了隔阂（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到了九月，经过数月休整之后，秦昭襄王派大将王陵率兵攻打邯郸。此时，白起正生病，没有出征。

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攻打邯郸，略有进展，秦昭襄王立即增兵邯郸。但是，王陵接下来的战斗打得并不顺手，损兵折将。

此时，白起的病也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派白起接替王陵。白起说：邯郸不容易被攻下来：一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秦国将再一次面临诸侯的合纵抗秦，而且，诸侯各国对秦国的仇恨非常深；二是秦国虽然打赢了长平之战，但是，秦国自身也是“死者过半”，国内空虚，战场又远离秦国；三是赵国殊死抵抗，因为你这次打的是赵国的国都；四是秦军内外受敌，赵居城内，诸侯在外，对秦军形成合围之势。所以，秦军这次肯定打不赢（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秦昭襄王一看自己指挥不动白起，便让范雎去请白起。白起上次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的计划就毁于范雎之手，现在，范雎来劝自己挂帅，白起自然以有病为由，称病拒征。秦昭襄王一怒之下，判白起迁徙之刑，发配到西北的阴密地区（今甘肃灵台一带），又听说白起对此心有怨艾，遂赐其宝剑，令其自裁，白起行至杜邮自杀。

白起拒不出征，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代替王陵担任前敌主官。战争持续到这一年的八九月份，邯郸还是久攻不下。这叫“将弱”，秦国派出攻打赵都邯郸的将领太弱。

主疑、相谗、将弱，有了这三个因素，邯郸之战怎么打呢？

庞大的秦军将邯郸团团围住，由于赵军的誓死抵抗，攻不下邯郸城，但依靠赵军现在的军事实力，也不可能打败秦军。所以，秦军和赵军一度处于僵持状态。赵国首都邯郸被围困，一旦被攻破，赵国就有灭顶之灾。因此，赵国形势岌岌可危，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赵国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邯郸之围呢？

信陵君窃符救赵：有了目的，还得有手段

赵国在进行殊死抵抗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合纵努力。赵国的合纵分为两路：一是求救于魏，二是求救于楚。

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姐姐，赵国的危难促使平原君不得不紧急求助于魏公子无忌。魏王听了无忌的报告，立即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昭襄王听说后，立即传话给魏王：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诸侯谁敢救赵，灭赵之后我就立即灭谁（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史记·魏公子列传》）。魏王听到秦昭襄王捎来的口信，吓得赶忙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攻。晋鄙得到王命，将军队驻守在边境之上，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是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

魏王一方面命令晋鄙停止前进，一方面派了将军新垣衍（《战国策》作辛垣衍）潜入邯郸。新垣衍对赵孝成王说：秦国、齐国曾经相互称帝，但是，不久在各国压力之下都撤销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非常衰落，不可能再称帝，只有秦国有能力称帝。所以，我认为秦国攻邯郸是假，要求赵国带头称秦王为帝是真。如果赵国真的尊秦昭襄王为帝，秦国一定非常高兴，邯郸之围可以立即解除。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听了之后犹豫不决（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秦所为急围赵者，前与齐湣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今齐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复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预未有所决。《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此时，一位叫鲁仲连的齐国义士恰好在围城邯郸之中，听说了这件事，主动找到平原君，并通过平原君见到了新垣衍。

鲁仲连对新垣衍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义、崇尚杀人的国家（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一旦我们尊秦王为帝，一定会使天下苍生深罹其殃。魏王是没有看到奉秦国为帝的危害，所以才会劝赵国这么做。一旦魏王明白这种危害，绝对不会尊秦为帝，而且会帮助赵国。

那么，尊秦为帝有什么害处？

很简单，秦王一旦称帝，就可以明正言顺地撤换诸侯的大臣，把贤明者说成是无能者，将无能者说成是贤臣（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甚至可以指派自己的宫女做诸侯的妃姬，安插间谍在诸侯的寝宫里。这样一来，如果魏王的嫔妃全部是秦国派来的“女特务”，魏王还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吗？您还能受到魏王的信任吗（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一席话说得新垣衍再也不敢劝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了。

不尊秦可以，但是，当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除邯郸之围。

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多次写信给信陵君，催促信陵君想方设法救赵。信陵君不但自己劝说魏王，还派手下的门客劝说，但是，魏王惧怕秦国，始终不肯让晋鄙出兵。

平原君不了解魏国这边的情况，看到魏国军队迟迟不至，急得天天催促魏无忌，而且话说得让信陵君很为难：都说公子是急人之难的人，如今邯郸早晚都会被攻破，魏国救兵不来，这是急人之难吗？公子即使看不起我，即使不愿帮助赵国，怎么也不能不顾你姐姐吧（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史记·魏公子列传》）？信陵君听了是又羞又急，但是无论他派多少人去游说魏王，魏王主意坚定，就是不敢出兵救赵。

万般无奈的信陵君只好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战车的宾客救赵，以作殊死之战。

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城门之时，信陵君拜访了自己的好友侯生，诉说了自己的困境及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侯生听了这一番话，冷冷地说：公子你好自为之，恕老臣不能送行。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平时对侯生那么好，天下无人不知。今天我奔赴疆场，生死未卜，侯生竟然没有送我一句话。难道我做的有什么不对，惹得侯生不高兴？信陵君越想越郁闷，于是立即掉头再访侯生。

侯生看见信陵君回来，笑呵呵地说：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公子待我一向不薄，今天公子要自投死地，我不送公子一句话，公子一定会非常遗憾，所以，一定会回来。信陵君问计侯生，侯生说：我听说能和晋鄙的兵符相合的另一半兵符在魏王的寝宫内，只有魏王最信任的爱妃如姬可以出入魏王的寝宫窃出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魏王亲自出面追查凶手，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是公子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一直想为公子效力，苦于没有机会。只要公子一张口，如姬一定会为公子偷出虎符，夺取晋鄙之军，救赵退秦（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史记·魏公子列传》）。

信陵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求助如姬，如姬果然盗出兵符，送与信陵君。信陵君这次再告别侯生时，侯生嘱咐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即使与晋鄙核实了兵符，也不一定能让晋鄙交出兵权。如果晋鄙再向魏王请示，事情就麻烦了。我有一位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你一块儿去。这个朱亥是位大力士，晋鄙若交出兵权万事皆休，若他不交兵权则当场杀了他。

信陵君带着兵符出发那一天，侯生对公子说：我老了，不能随侍公子。我计算着行程，估计公子到达晋鄙军之时，我会北向自刎以送别公子。

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军营，晋鄙核对了兵符，没有问题。但是，晋鄙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对信陵君说：我统率十万大军驻守国境，担负国家重任。现在你一个人坐一辆车就要取代我，我怎么办？朱亥一听，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大铁椎，击杀了晋鄙。信陵君遂夺了军权，立即下令：父子两人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无兄弟者一律回家。此令一出，军中欢呼雀跃。余下来的八万精兵，个个摩拳擦掌，向邯郸进发。

魏国八万救援大军直奔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所率的魏军能解邯郸之围吗？

毛遂自荐 胸有成竹

信陵君得到好友侯生的指点，窃取兵符，在边境夺了魏国大军的兵权，然后率领八万魏国精兵奔赴邯郸，这可以说是救援赵国的一支有生力量。面对秦军对邯郸重重包围的困境，赵国也不敢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在向魏求救的同时，平原君亲自前往楚国求援。现在魏国的救兵搬来了，那么赵国还能搬来楚国的救兵吗？

临行前，平原君在自己的门客中选拔随从，原打算选拔二十名，但是，最终只选到十九人，就差一个人，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了。

此时，有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找到平原君说愿意补足现在还差的一个名额。

平原君不认识毛遂，便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答：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之中，锥尖马上就会冒出来（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先生在我门下待了三年，我还一无所闻，可见先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毛遂回答道：今天就请将我放在袋子里吧。如果早把我放在袋子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言外之意，不是我没才能，而是你没有给我机会，如果早给我机会，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的出处。

平原君最终还是决定让毛遂一块儿出行，但是，其他随行的十九个人都看不起毛遂。毛遂也知道这十九位门客看不起自己，出国后，毛遂和这十九位门客谈起使楚一事，语出惊人，谈必中的，这些门客都对毛遂佩服得五体投地（毛遂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当平原君和楚王商讨合纵抗秦之事时，他们从日出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那十九位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二话不说，带着佩剑走上台阶。上台之后，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问：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今天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到底因为什么？楚王不认识毛遂，马上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这是我的门客。

楚王一听，立即对毛遂吼道：还不赶快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事，你插什么嘴！

毛遂手握利剑说：大王之所以敢于训斥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手下人多势众，但是，十步之内，你楚国人再多也派不上用场。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毛遂的手中（王之命县于遂手。《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我的主人在这儿，你凭什么敢训斥我（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再说，你不觉得楚国太窝囊了吗？一个白起竟然横行楚国，率领几万人攻楚，一战即拿下楚国的鄢、郢，二战就焚烧了楚国先君的陵寝，三战又羞辱了楚国的先君。连赵国都为楚国感到羞愧，大王却不知羞耻（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原来，白起前些年仅率部分秦兵攻楚，打得楚军落花流水。所以，毛遂才故意提起此事刺激楚王。

毛遂接着说：合纵抗秦也是为楚，并不仅仅是为赵（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楚王听了毛遂这一番话，联想到白起攻楚的尴尬，便立即答应和赵国结盟，派兵救援赵国。

平原君目睹了毛遂在楚国的出色表现，非常欣赏毛遂。他率赵国使者先行回到邯郸，立即将毛遂奉为上客。

此时邯郸城中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魏国、楚国的救赵大军还没有到达，邯郸城中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向秦国投降了。

抱团取暖：弱国群殴强敌

虽然赵国不仅搬来了魏国的救兵，还请来了楚国的救兵，而且现在两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邯郸开进，但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两路援军到达邯郸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秦军的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危在旦夕的邯郸城内，平原君万分焦虑（平原君既返赵，楚使春申君将兵赴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皆未至。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呢？

恰在此时，邯郸宾馆一位吏员的儿子李谈（《史记》作李同，司马迁避父讳而改）问平原君：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一亡我就要作俘虏，我怎能不担忧呢？李谈说：邯郸城中的百姓，拿人骨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然而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穿着丝绸，肉菜都吃不完，百姓们粗布短衣都难以遮体，粗食都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您的珍宝丝毫无损。假如秦军攻破赵国，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如果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到士兵队伍中，担负守城任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分给士兵，士兵们在危急之时都会对您感恩戴德。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意见，散家财征得三千人的敢死队。李谈率领这敢死队对秦军展开自杀式的进攻，秦军因此被打退了三十里（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秦军为之却三十里。《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李谈战死在疆场之上，但这三千敢死队却为赵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就在赵国得到喘息之时，魏、楚两国的援赵军队也火速赶到了邯郸。

在魏、楚联军的合力打击下，秦军招架不住，被迫退兵。最终秦将郑安平（“昭王称霸”中用车载范雎自魏进入秦国的使者，时任将军）竟率两万秦兵投降（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秦军将领被六国军队打得投降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赵、魏、楚三国联军却创下了这一历史奇迹。

依靠邯郸军民的殊死抵抗和魏、楚救赵之兵，邯郸之围得以解除，赵国暂时免掉了亡国之灾。但是，秦国会甘心这次失败吗？

虞卿力排众议：洞悉利害

秦军当然不甘心邯郸之战的失败，所以在解邯郸之围时，要求赵国割六县议和。

赵国因此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争论的焦点是给不给秦国六个县。

赵国正卿虞卿坚决主张不割六县。虞卿认为，秦国清楚地意识到邯郸之战是打不下去了，而不是因为想和赵王亲近而罢兵（赵孝成王也认为秦国攻赵是竭尽全力，是“倦而归”）。所以，秦国以强兵都得不到的六县我们却要拱手相送，这岂不帮助秦国打自己吗？

但是，赵国有一个深受赵孝成王宠爱的赵郝力主割六县给秦国。理由是什么呢？一是若不割六县给秦，秦明年必来攻赵；二是秦不攻韩、魏而攻赵，说明赵国对秦国不如韩、魏对秦友好，所以，割六县给秦国可以表示赵国的好意。

虞卿认为这是谬论！

第一，毫无意义。割六县给秦并不能阻止秦国再次对赵国进攻，所以，割六县给秦国毫无作用。

第二，这是自杀！若秦兵凭武力都拿不到手的地我们都得白送给秦国，秦兵再来，我们还得割让秦兵夺不到手的土地，这是壮大秦国而削弱赵国。赵国的土地是有限的，秦国的欲望是无穷的，这样的割法早晚会有一天落到无地可割的境地，那赵国不就彻底完蛋了吗（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此时，原在赵国任职后到秦国任职的楼缓回国，赵孝成王向他征求意见。楼缓绕了一个大圈子，先说自己不好表态，最终还是劝赵孝成王割地给秦。楼缓也有自己的一套理由：一是虞卿不了解秦国，二是赵国被秦所困会给其他国家瓜分赵国提供机会。

虞卿听说楼缓的言论后，立即拜见赵孝成王，据理反驳说：楼缓是为秦国当说客。赵国即使能拿出六个县也不能给秦国，我们可给齐国，齐、秦之间水火不容。齐国如果得了赵国白送的六个县的土地，一定会全力帮助赵国。这样，我们虽然给了齐国六个县的土地，却还可以从秦国那里得到补偿。我们只要放出这个口风，秦国议和的使者就会主动到赵国来（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虞卿苦口婆心，据理力争，总算说服了赵孝成王。赵孝成王派虞卿到齐国去，虞卿还没有回来，秦国议和的使者已经到达赵国了。楼缓知道后，立即逃出赵国。

反败为胜 回光返照

在邯郸之战中，刚刚受过重创的赵国最终打败了取得重大胜利的秦军，为什么赵国最后竟能打败秦军呢？

一是哀兵必胜。

赵国长平之战后精锐之师损失殆尽，但是，赵国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连平原君都散家财以助国难。这便是所谓的“哀兵必胜”。

二是秦军混乱。

秦军这次攻打邯郸非常混乱。开始时打算用白起为主将伐赵，但是，白起有病，不能成行，只好派王陵担任将领，攻打邯郸。由于赵国军民的殊死抵抗，王陵打得很不顺利。恰在此时，白起的病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准备派白起代替王陵。可是白起死活不干，秦昭襄王只好另派他人率部攻赵，打了两个月，还是没打下来。

三是合纵成功。

邯郸之战之所以能够成功，与联合魏、楚共同抗秦密不可分。秦国攻打邯郸，是想一举灭赵。如果秦国灭赵得手，魏、楚两国将成为下一个羔羊，加上信陵君窃取兵符，毛遂逼迫楚王，最终形成三国联合抗秦的合纵态势。

邯郸之战以秦军大败而告终。赵孝成王虽然靠合纵成功而保住了邯郸，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赵国日渐衰弱的趋势，仅仅是延迟了赵国的亡国时间，这样，本在秦昭襄王时期就可以完成的灭亡赵国的重任留给了秦王赵政。赵政将怎样灭亡赵国完成统一天下的重任呢？

二十 赵国之亡

赵国是秦统一六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因此，秦国多次不遗余力地对赵国进行军事打击，规模最大的就是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长平之战赵国损失了四十余万大军；邯郸之战，赵国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最终使都城邯郸得以保存。但是，两场大战使赵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秦灭赵已经是指日可待。公元前229年，秦国大将王翦奉秦王赵政之命又一次进攻赵国都城邯郸，这次，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俘虏了赵国最后一位国君赵迁。赵王迁的太子嘉逃到代地称王，七年之后（前222）也被秦军所俘，赵国彻底灭亡。赵王迁是导致赵国亡国的第四位国君，他是一位怎样的国君呢？导致赵国最终灭亡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自毁长城 焉能不亡

公元前235年，赵王迁即位。赵王迁即位之时，已经是秦王政十二年，赵政已经亲掌秦国大权四年了。

赵王迁二年（前234年，秦王政十三年），处理完吕不韦事件的秦王赵政立即派兵大举攻赵，赵王迁派兵迎战。结果，赵军主将被杀，士兵损失十万。这次赵军被杀的人数仅次于长平之战，而且距长平之战也仅仅二十七年，因此，赵国刚刚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兵员再次遭到毁灭性的屠杀。

赵王迁三年，赵政再次派遣大军从上党郡翻越太行山，直指赵国都城邯郸。在此危急关头，赵王迁从北部边疆调回李牧为大将，抵抗秦军，李牧统领赵军大败秦军。秦将桓（yǐ，以）因为战败畏罪逃到燕国（一说桓就是樊於期，赵政非常恼恨樊於期，所以荆轲才拿他的人头做见面礼），李牧因功被封为武安君。

三年后，秦军进攻番吾，再次被李牧击败。秦军东扩灭赵的进程又一次受挫，这是因为赵国尚有一支精锐之师，尚有大将李牧。

李牧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能够在赵国即将亡国的危难时刻屡屡重创秦军？

李牧原是赵国北部边境的良将，长期驻守代地雁门郡，防备匈奴。李牧守边有三招：一是犒赏士卒。李牧非常关心士卒生死，每天宰杀几头牛犒赏士兵，对将士们非常厚道。二是精心防守。李牧平时让士兵学习骑射，派人非常小心谨慎地看守烽火台，还派了很多侦察兵侦察敌情。三是死不出战。这是一条铁律。李牧规定，一旦遇到匈奴入侵，要赶快退入营垒防守，胆敢迎战者，斩首（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匈奴每次入侵，李牧部队都谨慎地点燃烽火，立即退入营垒，绝不出战。一连好几年，他的防地、人员、物资没有遭受任何损失。

匈奴人将李牧这种守边策略视为胆怯的表现，赵国官兵也认为主将胆怯。赵王因此多次斥责李牧，但是，李牧并未因此更改策略，而是依然如故，我行我素。李牧的这一反应，让赵王很没面子，也大为恼怒，于是将李牧撤职，另派他人领兵。对此，李牧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只是回家休息。

此后一年多，匈奴每次入侵，继任的主官就出兵迎战。但是，屡屡失手，损失极大，伤亡惨重，导致边境地区不能种田，也无法畜牧。赵王别无他法，只好请李牧再次出山。

李牧闭门不出，坚持称病推托。赵王一再强迫李牧任职，李牧说：上任可以，但大王必须同意我继续使用老三招。赵王没有更好的人选，只好答应了李牧的要求（岁余，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李牧重返边境，还按照既定方针办事。匈奴一连几年又是一无所获，但他们一直认为李牧胆小怯战。而对于赵国边地的官兵来说，虽然每天都能得到李牧的赏赐，但就是无用武之地，都想和匈奴痛痛快快打一仗。

李牧看到和匈奴决战的时机成熟了，便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策略，准备痛击匈奴。

第一步，精选优质战车一千三百辆，良马一万三千匹，勇士五万人，神射手十万人。全军一律投入备战。

第二步，示弱。匈奴小股人马入侵，李牧就佯装战败，有意把几千人扔给匈奴。匈奴单于看到这种情况，觉得有利可图，就率领大批人马入侵李牧防区。

第三步，打大仗。李牧正面迎战，同时，从左右两翼包抄敌军，结果大败匈奴，一仗歼敌十多万人（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最后只有单于逃走了，几个小的部落也投降了。这一仗匈奴吃了个大亏，此后十多年，匈奴人不敢接近赵国边境。

李牧不但能够防守边疆，而且也擅长攻坚。公元前244年，赵王派李牧进攻燕国，李牧一举攻占燕国两个县。

赵王迁七年（前229），秦国派大将王翦进攻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秦军。因为李牧善战，秦军虽有名将王翦，灭赵之战相持达一年多没有进展。

秦国深知李牧善战，很难对付，如果不除掉李牧，灭赵非常困难。王翦便向赵王的宠臣郭开行贿，让他施反间计。郭开收了秦国送来的重金，便不断散布流言，并在赵王面前说李牧的坏话，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要谋反。

赵王迁听信了郭开的谗言，便派人接替李牧，李牧不受命。赵王便乘李牧不备，秘密逮捕了他，将他处死，还撤了司马尚的军职（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三个月之后，王翦猛攻赵国，大败赵军，杀死赵将，俘虏了赵王迁（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最后只有赵王迁的太子赵嘉逃到代地，自称代王，持续了七年之久。公元前222年，秦军攻取代地，俘虏了代王嘉。

有才不用 天地不容

赵国自公元前403年立国到公元前228年灭亡，历经了一百七十余年，它曾经在今天的河北、山西等交界之地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赵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后世传诵颇广的故事，如“窃符救赵”“完璧归赵”“毛遂自荐”等，赵国为战国时代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赵国除了灿烂的文化，还有一点是后人最为称颂的，就是赵国军民的积极抗战，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唯独赵国是最能打也是打得最为惨烈的国家。但是历史没有选择赵国，这除了历史的必然，还存在哪些因素呢？

赵国灭亡有四大因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

先说用人失误。

赵国人才济济，远非他国可比。但是，赵国的国君从赵孝成王开始，重用的人多是公族贵戚。比如说长平之战，这是决定赵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然而，在这场生死大决战之前，赵孝成王找谁谋划？一个是平阳君赵豹（赵孝成王的舅爷），一个是平原君赵胜（赵孝成王的叔叔），全是公族贵戚。廉颇等一批名将，蔺相如等一批名臣，全不在决策人之列。赵豹主张不要上党郡，赵胜主张接受上党郡。虽然二人主张不同，但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接受上党郡将引发秦、赵两国之间的一场生死大决战。这两位参与决策的人都没有把大决战这一点给赵孝成王讲清楚。赵孝成王既想要地，又无充分思想准备要打硬战、恶战，最终一败涂地，元气大伤。

赵迁继位之时赵国已处在亡国前夜了，但是，他还是听信谗言，杀了支撑赵国半壁江山的名将李牧，这是自毁长城啊！三个月之后，赵王迁被俘。虽然李牧就算不被杀，也未必能支撑起赵国这盘残局，但是，杀了名将李牧，无疑会加速赵国的灭亡。赵王迁死到临头还冤杀名将，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也满怀愤慨地写道：“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缪哉！”

黑白颠倒 天不佑助

赵国灭亡的第二个因素是政治腐败。我们看看郭开这个人即可知赵国的政治腐败到何种程度。郭开是赵国大臣，囿于文献的缺失，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晓郭开曾担任的职务，但是，郭开对赵国最后的亡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战国时期有“四大名将”之说，秦、赵两国各占两位，赵国的两位名将是廉颇和李牧。李牧死于郭开之口，原因是郭开受秦重金贿赂，诬陷李牧。廉颇其实也毁于郭开之口，但并非因秦反间之计一事。

赵孝成王错误地撤换廉颇而用赵括，使赵国损失了四十五万精兵。长平之战以后，赵孝成王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廉颇的重要，让廉颇再次领兵，廉颇不负王命，屡屡为赵国立下军功。

赵孝成王死后，继任的赵悼襄王又不信任廉颇了，派乐乘代替廉颇为将。廉颇不服气，一怒之下，打跑了乐乘，这样，廉颇在赵国就待不下去了，逃到了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之大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廉颇到魏国后，魏王长期不信任他，廉颇自己也很想回赵国再次带兵。

赵悼襄王此时也感到用乐乘代替廉颇做得有些过分，想重新起用廉颇，但又不知道廉颇近来的身体状况如何。于是，赵悼襄王派使者去魏国看望廉颇（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亦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郭开率先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对出使魏国的赵使行贿，让他设法阻止廉颇回国。使者在魏国见到了廉颇，看见廉颇饭量很大，还能披甲上马，身体极好。但是，这位使者由于收了郭开的重礼，回来对赵王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是饭量很大，不过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他去了好多次厕所。赵王听了使者的话，认为廉颇真的老了，便不再考虑起用廉颇（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郭开作为赵国重臣，自然知道廉颇对赵国非常重要。但是，他嫉贤妒能，不容廉颇，不惜以重金贿赂赵国使者，毁掉了赵国一员能征惯战之将。

后来，楚国听说廉颇闲居在魏国，便派人暗中将廉颇接到楚国。廉颇虽然在楚国当了将军，但是并没有立过什么战功。廉颇在楚国还总是念念叨叨地说：我喜欢用赵兵。最终廉颇死在了楚国（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廉颇卒死于寿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廉颇是赵国名将，屡立战功。长平之战他为秦反间计所害，长平之战后，又率兵对付趁火打劫的燕国，大败燕军。就是这么一位德高望重、屡立战功的名将，在赵国竟然待不下去。郭开之口胜过百万秦军，廉颇、李牧没有死在秦军刀下，却毁于郭开口下。赵国的政坛黑暗到了这种程度，除了亡国还有什么路可走？

在赵国的历史上，不乏大将、名将，可惜的是，这些名将的结局都非常惨，李牧被捕杀，廉颇客死他乡，政治的腐败加快了赵国灭亡的脚步。唐朝末年的周昙曾有诗《郭开》云：“秦袭邯郸岁月深，何人沾赠郭开金。廉颇还国李牧在，安得赵王为尔擒？”（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虽然，廉颇回国、李牧不死，最终不一定会阻止赵国的灭亡，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延迟秦军东扩的速度。

主次不分 秦国坐收渔利

赵国灭亡的第三个因素是主次不分。这主要表现在赵国后期对待燕国的态度上。

赵国不仅面临着秦国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还不断遭受北面燕国的骚扰。燕国是一弱国，实力远远比不上赵国。但是，在赵国的亡国史上，燕国的作用不可小瞧。

燕、赵两国本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赵国为燕国阻挡了秦军的进攻，就此而言，燕国应当帮助赵国抵挡秦军，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邯郸之战尚未结束，赵国的武垣令傅豹等人率领该地原燕国百姓叛逃到了燕国，为赵、燕两国关系种下了矛盾的种子。

赵孝成王十年（前256），秦派兵进攻赵国，攻占赵国二十多个县，杀死九万赵军。赵孝成王派乐乘等率兵进攻秦信梁军，大败秦军。此时的燕国非但不帮赵国抗秦，反而趁秦、赵大战之机，攻占了赵国昌城（今河北冀州），这进一步激化了燕、赵矛盾。

赵孝成王十五年（前251），燕王派丞相栗腹出使赵国，送了五百金的重礼给赵王。但是，这个栗腹回到燕国，马上向燕王报告说：赵国的壮年人都死在长平了，未成年人还没有长大，可以趁此机会讨伐赵国。

燕王召见了重臣乐间，询问他的看法。乐间回答：赵国是一个四面都需要应敌的国家，因此，这种国家的应战能力超强，不能打。燕王又问：我是以众伐寡，用二打一的办法还不行吗？乐间肯定地回答：不行。燕王赌气地说：那我用五倍的兵力去伐赵，行不行？乐间还是坚定地回答：肯定不行。燕王一听，雷霆大怒。大臣们一看燕王震怒，便齐声附和燕王（王召昌国君乐间而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众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可。《史记·赵世家》）。面对失去理智的燕王，乐间不再说话。

于是，燕王派出两路大军、两千辆战车。一路以栗腹为帅，进攻鄗（今河北高邑）；一路由卿秦为将，攻打代（今河北蔚县）。赵国也兵分两路迎战，一路由廉颇率领，迎战栗腹；一路由乐乘任主帅，迎击卿秦。结果，赵军大败燕军，杀了挑起这场战争的燕国丞相栗腹，俘虏了卿秦等人。

燕国本应帮助赵国对抗秦国，这样，赵国就会成为一道屏障，保护燕国不受秦国兵燹之灾。但是，燕王鼠目寸光，只图眼前利益。自以为赵国长平之战以后，兵力大损，想趁火打劫。结果，损兵折将。

这时赵孝成王在做什么呢？

他导演的长平之战几乎毁掉了赵国，因此，赵孝成王应当深知赵国的劲敌是秦而不是燕。但是，赵孝成王也像燕王一样不识大体。打败燕国之后本应当立即修补赵、燕关系，全力对付秦国。然而，赵孝成王感觉得了理，在其后的两年中，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燕国。趁燕国战败之机，连续三年兵伐燕国：赵孝成王十六年（前250），赵国派廉颇伐燕；十七年，再伐燕国，包围了燕国的国都；十八年，协助魏国攻燕。

秦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秦趁赵、燕两国大战之机，出兵伐赵，首先是攻占晋阳（今山西太原），接着攻占榆次（今山西晋中榆次区）等三十七座城邑。晋阳是赵国早期的都城，号称“柱国”，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晋阳被占，赵国在山西的门户洞开，秦军可以轻松地从西边进攻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的被占，则让赵国大片土地落入秦国手中。直到此时，赵孝成王才醒悟过来。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赵、燕两国议和，双方交换土地，矛盾得以缓解。

赵孝成王主次不分，在长平之战、邯郸之战之后，并没有对内休养生息，对外广交朋友。对燕国的趁火打劫进行必要的反击是必须的，但是，在教训了燕国之后，应当适可而止，不应当和燕国又打了四年之久。

燕国确实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不识大体，但是，赵孝成王应当明白赵国的大敌是秦而不是燕，赵国的主要矛盾是秦、赵矛盾而不是燕、赵矛盾。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后，赵国应当全力应对秦国随时可能发动的新进攻。结果，赵孝成王却举全国之力打击了应该团结的对象燕国，不但失去了一个盟友，失去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放松了对秦国的戒备，让秦国坐收渔翁之利，岂不失之大矣？最终的后果是兵力进一步消耗，国土进一步沦丧，亡国之日加速到来。

国土都不要了 死路一条

赵国灭亡的第四个因素是疆域锐减。

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疆域快速减少。国土是国之根本，失去国土，国家必然灭亡。为什么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国土快速减少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秦攻占，二是封地给人。

先说秦国攻略赵地。秦国侵占赵国国土是赵孝成王时期赵国国土快速流失的主因。长平之战以后，秦军攻取了赵国的武安、太原，赵国在西部、南部丧失了大片国土。前文讲过，秦国趁燕、赵大战之机，占领了原赵都晋阳，占领了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第二年又攻占了整个上党郡，设置了太原郡。赵国在西部的土地大都丧失。

再说赵国封地给人。赵孝成王面临秦国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封地给他人，以救赵之急。这种分封有两种情况：一是讨好秦国，二是封给有功之士。前者如赵孝成王十七年（前249）吕不韦被秦封为文信侯，权势熏天。赵国为了讨好吕不韦，主动把赵国的河间封给吕不韦。这种做法短期内确实使吕不韦非常高兴，但是卖地求和的短视之举只能加速赵国衰弱的进程。后者如封信陵君。邯郸之战以后，为了报答信陵君窃符救赵，挽救了赵国，赵孝成王把赵国重镇鄗送给信陵君为汤沐邑（收取赋税的私邑）。

如果说赵国的这两种失地属于特殊情况，虽不可取，亦属无奈之举，那么，赵国拿土地换取他国将领则显得非常荒唐，毫无可取之处。

赵孝成王元年（前265），燕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孝成王竟然拿出赵国士兵浴血奋战夺得的济东三城，送给曾经大败过燕军的齐将田单，让他率兵攻燕（赵王因割济东三城令庐、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与齐，而以求安平君而将之。范祥雍《战国策笺证·赵策四》）。济东三城包括五十七座城邑，这等于把赵国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土拱手送给了齐国。

这件事受到了赵国大将赵奢的严厉指责。赵奢找到主掌赵国国政的平原君，质问他：赵国拿出“覆军杀将”夺得的五十七座城邑送给齐国，只为了得到一个田单，值不值？难道赵国就没有人了（国奚无人甚也！范祥雍《战国策笺证·赵策四》）？为什么不让我赵奢领兵？我赵奢曾经因犯罪在燕国待过，燕国也曾任命我担任过上谷（今北京怀柔）郡守。燕国的地形，我熟得很。百天之内我赵奢就可以把燕国摆平，如果用田单，他还没有把部队集合起来呢（且君奚不将奢也？奢尝抵罪居燕，燕以奢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习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举燕矣。范祥雍《战国策笺证·赵策四》）！

面对赵奢的质疑，平原君无话可说，只好敷衍说：将军不要计较了，这事我已经和赵王说好了，赵王也已经答应了，将军不要再说什么了（将军释之矣，仆已言之仆主矣，仆主幸以听仆也。将军无言已。范祥雍《战国策笺证·赵策四》）。赵奢说：您做得太过分了。您之所以以大量土地换取田单，就是因为田单为齐将，齐、燕两国有世仇。我倒不这样看，如果田单笨，他根本就打不过燕军；如果田单聪明，他绝不会率赵军和燕国交战。二者必取其一。田单是齐国大将，他怎么会让赵国做大做强？如果赵国强大了，齐国还能称霸吗（使安平君愚，固不能当荣蚠；使安平君知，又不肯与燕人战。此两言者，安平君必处一焉。虽然，两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则奚以赵之强为？赵强则齐不复霸矣。范祥雍《战国策笺证·赵策四》）？田单率领赵国的军队一定会打消耗战，把燕、赵两国都拖得筋疲力尽，他才率兵回来。

平原君无话可说，但固执不改，田单后来的作为完全在赵奢的预料之中。

田单曾经用火牛阵大败燕军，但这并不等于说只有田单才能打败燕国。赵国此时有廉颇、赵奢等一批名将，赵孝成王一概不用，偏偏用赵国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换一个不可能为赵国尽心尽力的齐将田单，如果不是赵孝成王脑子进水了，他可能这样做吗？

此事又牵涉平原君。平原君在邯郸之战的危急关头，求助信陵君，出访楚国，请来救兵，又散家财以助战，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平原君的做法很不明智，出如此高价去请齐国的田单这个馊主意他也想得出来。赵奢问到他头上，他虽无话可说但仍然不愿承认错误，反而以赵孝成王已经答应为由，请赵奢不要再管。承认错误失去的无非是面子，但是赵国的土地这个“里子”可是保住了。现在，只顾面子，不要“里子”，岂非糊涂虫？

以上我们讲了导致赵国灭亡的四大因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四大因素汇聚在一起，赵国强盛时的“太行为城漳为池，丛台歌吹青云耸”《檇李诗系》卷二十五《邯郸怀古》，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其实，这四大因素可以归结为一条——昏君庸主，因为这四大因素都和赵国君主息息相关。

赵国一共经历了十三位国君。真正对赵国历史发挥积极作用的唯有赵武灵王一人而已，此前此后的赵国国君多为昏庸之辈。但即便是赵武灵王也前明后暗，没有善始善终，最后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障，至多只能算是半个明君。所以说，赵武灵王是兴业之主，赵惠文王是守业之主，赵孝成王是毁业之主，赵王迁则是败业之主。

秦亡六国是赵政统一大业的重要篇章，我们用了较大的篇幅讲赵国之亡，只想说明一点，秦国统一六国其实是由两大因素促成的：一是秦国的崛起，二是六国的衰落。一方面是秦国的崛起和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是六国的衰亡和代代昏君。一盛一衰，最后导致赵政统一六国。赵国由强到弱的历史，最能说明六国衰落是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赵国灭亡了，这是秦王赵政统一六国的又一辉煌战果。那么，秦王赵政的第三个目标将会锁定哪个国家呢？

二十一 水灌大梁

公元前228年，秦王赵政终于拿下了最顽抗的赵国。赵国灭亡后，秦王赵政的野心日益膨胀，他把进攻的目标对准了魏国。对于秦王赵政来说，最难对付的赵国都已经拿下，攻占其他国家当然是势如破竹、水到渠成。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赵政派大将王贲率兵攻魏。王贲看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地势低洼，便引汴河之水水灌大梁，经过三个月的河水浸泡，大梁城墙崩塌，城外养精蓄锐等候多日的秦兵潮水般涌进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魏国成为继赵国之后第三个被秦消灭的诸侯国。魏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为什么也如此轻易地被秦国灭掉了呢？

魏国也是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后建立的一个诸侯国，是战国前期、中期天下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魏国的强大，缘于两点：一是魏国在七雄之中最早实行变法。魏文侯是魏国的开国之君，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他重用李悝、吴起变法，开战国诸国变法之先河，国力迅速增强。二是三家分晋之时，赵取其北，韩取其南，魏取其中，魏国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拥有如此优势，并曾经强盛一时的魏国，为什么面对秦国的军队反而手足无措，被一场大水轻易地灭亡了呢？这缘于魏国当时的衰弱！那么，魏国究竟因何而衰弱呢？

魏国衰弱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魏国人才的大量流失。

战国时期，韩国出思想家，如申不害与韩非；赵国出名将，如廉颇与李牧；魏国在韩、赵、魏三国之中人才最多，不但有名将，而且有思想家、政治家、谋略家。但是，魏国的人才战略却非常失败。

人才决定成败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但是，人们在人才问题上有一个重大误区——我有了人才不就行了吗？错！

为什么呢？

人才使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才效用的最大化。什么时候人才的效用才能最大化？

在战国时代，人才只有在诸侯国国力的上升期与鼎盛期才容易发挥其最大效用。韩非是先秦最杰出的法家代表，他的法家思想比商鞅更完备更深刻，但是，商鞅出现在秦国的上升时期，因此，商鞅的作用在秦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韩非出现在韩国灭亡的时期，尽管韩非的思想比商鞅完备、深刻得多，但已经无力回天了。

所以，人才只有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上升期、鼎盛期得到重用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用，才能被时人与后人牢牢记住。再优秀的人才，如果出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都无法将效用发挥到极致。

魏国人才战略失败最重要的表现是人才的大量流失。

吴起奔楚 痛失全才

魏国第一个流失的人才是吴起。

吴起是魏国前期最优秀的人才，他兼有两种身份：一是名将，二是政治家。

作为名将，吴起能征善战。

魏文侯初年，听说魏文侯爱才，吴起便来到魏国。魏文侯不了解吴起，就问大臣李克（李悝）对吴起的评价。李克回答：吴起这个人贪财好色，但是说到用兵打仗，即使是春秋时期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也打不过他（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军，攻打秦国，果然，一举攻克五城。魏文侯以这五城设立西河郡（今陕西、山西交界一带）。

吴起为什么能打败秦军呢？

吴起领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液。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将军吴起为儿子亲口吸脓液，号啕大哭。有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当年吴起为儿子的爹亲口吸脓，不久，孩子他爹就战死疆场了。现在，吴起又为儿子亲口吸脓，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会战死在哪儿啊！所以，我才忍不住痛哭（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深得将士拥戴，魏文侯任命他担任西河郡太守，以抗拒秦国和韩国。

作为军事家，吴起善于用兵打仗；作为政治家，吴起也深知对百姓广施德政的重要。

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即位。魏武侯曾经和吴起一块儿泛舟于黄河，魏武侯看着滔滔的黄河对吴起说：山川如此险要、壮美，这可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不在于地势险要。夏桀的领土，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伊阙山在它之南，羊肠坂在它之北。因为不施仁政，所以商汤驱逐了夏桀。殷纣的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北，黄河在南，因为商纣王不施仁德，武王灭了他。所以，国家的稳固在于给百姓施恩，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您不施德，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武侯回答说：讲得好，讲得好（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这番话出自一位名将之口非常不易！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没有一个人讲得出这种话。所以，吴起不但是一位名将，还是一位政治家。

有这样名将兼政治家的人才，岂不是魏国的福气吗？可惜，魏国的这种福气并不长久。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魏武侯即位后，公叔出任魏国国相，并娶了魏国的公主为妻。公叔畏忌吴起的才华，想把吴起赶走。公叔的仆人知道了他的心思以后说：赶走吴起不是个难事。公叔问：怎么赶走吴起呢？那个仆人说：吴起是个有骨气又好名望的人。您可找机会先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才，但是，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秦接壤，我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魏国的打算。魏武侯一定会问怎么办，您就对武侯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推辞。这样可以试探出吴起的心思。魏武侯答应之后，您再找个机会请吴起与您和公主一块儿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看见公主这样傲慢，肯定不会娶公主。公叔就依计而行，吴起目睹了公主这么轻视国相，果然婉言谢绝了魏武侯下嫁公主的要求。魏武侯也果然开始怀疑吴起，不再信任他。吴起怕招来灾祸，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吴起受魏武侯怀疑之时，正在西河郡太守任上。魏武侯派人召他，吴起被迫离开西河郡。望着西河郡，坐在车上的吴起潸然泪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长见》）。吴起的随从说：我平时知道您对待天下就像脱掉鞋子一样，非常潇洒，为什么今天离开西河郡您会流泪呢？吴起回答：你不懂。魏武侯如果能让我在西河郡施展才华，我可以让他称王；可如今他听信谗言，不了解我，西河之地很快就会落入秦国的手中，魏国的力量恐怕从此就会削弱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长见》）。

吴起到了楚国，帮助楚悼王实行变法，楚国强大起来了，魏国却失去了一个重要人才。魏国的河西之地不久便落入秦国手中，吴起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那么，魏国被秦所灭，仅仅是由于一个吴起被迫逃离造成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商鞅不见用，范雎险丧命：亡国之始

魏国流失的第二个重要人才是商鞅！

商鞅是卫国人，我们在“孝公变法”一章中讲过，商鞅（当时叫卫鞅）年轻时曾被临终的魏相公叔座郑重推荐给魏惠王。公叔座明白无误地告诉魏惠王：此人乃奇才！要么重用他，要么杀了他，但是绝对不能让此奇才出境。

魏惠王却认为公叔座是病中说胡话，既不重用商鞅，也不杀死商鞅。结果在魏国无用武之地的商鞅到了广招人才的秦国，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富兵强，实力急剧上升，多次打败魏国，导致魏国国力空虚，实力大减，被迫割让河西之地给秦国，以求短暂的平安。而且魏国也因此被迫将都城由安邑迁往大梁，此时的魏惠王才后悔没有听公叔座的话（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史记·商君列传》）。所以，商鞅离魏至秦不仅是魏国最重大的人才流失，而且直接导致了魏国的衰落与迁都。

魏国流失的第三个重要人才是范雎。

范雎之事，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范雎也是战国中后期的顶级人才。就是因为他在随同上级到齐国出差时受到齐王的重视和优待，结果，回国之后被以通敌罪诬陷，打断肋骨。如果他不装死，当场就没命了。最终，范雎逃出魏国，来到秦国。因其极富才能而受到秦昭襄王的重用，成为继魏冉之后最受信任的大臣。他提出了秦灭六国最重要的“远交近攻”总方略，使秦国第一次有了明确可行的消灭六国的具体方案。

范雎在魏国不受重用，几乎丧命，在秦国却备受信任。不同的用人策略，直接导致了秦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

孙膑逃齐 一落千丈

魏国是战国时期人才最完备的国家，可谓谋臣如云，良将如雨。可惜的是，魏国又是一个最留不住人才的国家。除吴起、商鞅、范雎外，还有很多被后世津津乐道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出自魏国。

孙膑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孙膑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曾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在魏惠王时被任命为将军，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到魏国，本来想为魏国效力，这样，魏国就会又多一位名将。但是，庞涓出于私心，嫉贤妒能，就找了一个罪名砍掉他的两只脚，并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因伤残、毁容而永远不能出人头地。

后来，齐国的使者来到大梁，孙膑秘密会见了他。一番谈话之后，齐使立即发现孙膑是位军事奇才，就偷偷地用车把孙膑拉到齐国。齐国将军田忌非常赏识孙膑，待为上客。

田忌常常跟齐国贵族子弟赛马，而且下的赌注很大。孙膑发现田忌的马和其他人的马实力悬殊并不大，当时赛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有一次，他对田忌说：您尽管下个大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非常信任孙膑，比赛时下了千金赌注。赛前，孙膑对田忌说：以您的下等马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赛，拿您的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比赛结束，田忌败了一次，胜了两次，最终赢得了齐王千金赌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田忌深服孙膑的才华，就把孙膑郑重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对孙膑非常尊重。

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准备用孙膑为主将救赵。孙膑说：我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不能出任主将。于是，齐威王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车中出谋划策。

田忌想率兵直奔赵国，孙膑说：要想解开乱丝，不能生拉硬扯；劝解斗殴，自己不能卷进去打。只要抓住要害，争斗者一旦受客观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现在魏、赵两国相攻，魏国的精锐必定在外，老弱残兵驻守国内。你不如率军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最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回兵自救。这样，我们既解了赵国之围，又可以让魏军疲于奔命。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师，齐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大败魏军（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毙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十三年后，魏、赵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王派田忌率军救援，直奔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回魏国，但是，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进发了。孙膑对田忌说：魏军一向非常凶悍，看不起齐兵，称齐兵胆小怯懦。善战的将领要因势利导。兵法上说，以日行百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每天五十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会有一半士兵掉队。于是，孙膑命令军队进入魏国国境之后第一天砌十万人做饭的灶，第二天砌五万人做饭的灶，第三天砌三万人做饭的灶（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庞涓率军走了三天，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我国国境才三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他甩下步兵，和他的精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估计庞涓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路非常狭窄，两旁又多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叫人砍去一棵大树的树皮，在露出的白色树干上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命令一万名弓箭手，埋伏在马陵道两边，并约定：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

庞涓当晚果然赶到砍去树皮的大树下，看见白色树干上写有字，但周围黑乎乎的看不清，就让士兵点火把看看树上写的是什么，一看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大惊。就在此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局已定，拔剑自刎，临死前说：今天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齐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马陵之战。马陵之战以后，魏国实力一落千丈。

孙膑身怀绝技，本来是要为魏国效力的。但是，魏国将军庞涓招孙膑前来，不是想重用孙膑，而是要加害于他，妄图通过残害其身体使他永远不能再指挥打仗，自己就可以横行天下了。但是，庞涓最终却是自掘坟墓，兵败马陵，不但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也给魏国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秦国千方百计重用六国人才，魏国却千方百计要把六国人才整残整死，魏国怎么能不灭亡？

如果魏国善待孙膑，孙膑和庞涓联手，魏国的历史必将改写。

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庞涓干的，干魏国何事？

问题是，像庞涓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得到魏王的重用？庞涓残害孙膑，难道魏王一无所知吗？如果一无所知，魏王是盲人还是聋子？如果并非一无所知，魏王能这样对待人才吗？

吴起、商鞅、孙膑、范雎，哪一位不是赫赫有名的顶级人才？但是，他们在魏国都不被赏识，反而遭到迫害。他们到了秦国、齐国、楚国，却一个个都成了栋梁之材，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失，辗转到其他国家，反给魏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从这四位人才的流失上，我们便能知道魏国灭亡事出有因了。

信陵君遭嫉：魏国玩儿完了

曾经称雄半世纪之久的魏国，在它立国一百七十多年后灭亡。吴起、商鞅、孙膑、范雎等有名的人才一个个离它而去。透过这些人才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魏国国君的昏庸和无能。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魏国的国君甚至不能容忍自己的弟弟有才华，他的弟弟是谁呢？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

我们在“邯郸之战”一章中已经讲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窃符救赵”是赵国邯郸之围得以解除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窃符救赵”，信陵君带来了魏国八万精锐之师，这对久困在赵都邯郸之外的秦兵来说是一支劲旅，秦兵怎么能打得过这八万精兵？最终只好退兵。

信陵君是一位有才之士。他是魏昭王的幼子，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

有一次，魏安釐王和信陵君兄弟二人正在下棋，忽然，边境报告，赵王率领的赵国大军即将到达魏国边境，马上就会入侵魏国。魏安釐王吓得立即停止下棋，要召集大臣商讨赵国入侵之事。信陵君阻止了他，并对他说：赵王只是在打猎，并不是要入侵魏国。于是信陵君仍镇定自若地和魏安釐王下棋。魏安釐王心里担心赵兵入侵之事，根本没有心思再下棋了。略停了一会儿，北边又传来消息：赵王是在边境打猎，不是要入侵魏国。

魏安釐王大吃一惊，问信陵君：你怎么知道赵王的消息？信陵君回答：我有门客能够打听到赵王的一举一动，并把消息报告给我。从此之后，魏安釐王惧怕信陵君的过人才华，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信陵君处理（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史记·魏公子列传》）。

信陵君利用如姬盗走了兵符，救了邯郸，救了赵国，但是，却得罪了早已对他十分猜忌的魏安釐王。因此，信陵君只好长期滞留赵国，“十年不归”。

秦国听说信陵君因为得罪魏王不能回国，“日夜出兵东伐魏”。魏安釐王这才感到离不开信陵君，屡次派人去赵国请他。信陵君担心魏安釐王还生自己的气，于是告诫他的手下：谁敢为魏安釐王的使者通报就处死。信陵君的好多门客都跟随他从魏国跑到了赵国，没有人敢劝其回国。赵国两个信陵君非常敬重的人前来拜见，问信陵君：公子您名重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魏国。现在秦国攻打魏国，魏国非常危急了。公子却完全置魏国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假如秦国攻下魏都大梁，毁掉魏国先君的祖庙，公子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史记·魏公子列传》）？这番话没有说完，信陵君脸色陡变，立即备车回国救魏。

魏安釐王看到信陵君，兄弟二人抱头痛哭。魏安釐王马上任命信陵君为上将军。

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信陵君联络诸侯，率燕、赵、韩、楚、魏五国军队，讨伐秦国，大败秦将蒙骜，一直追到函谷关，秦兵不敢出战（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史记·魏公子列传》）。

这是战国时期诸侯合纵非常成功的一例。

信陵君的五国伐秦震惊了秦庄襄王，也就是在位仅仅三年的秦王赵政的父亲异人。于是，秦庄襄王派人携带万金潜入魏国，找到信陵君“窃符救赵”时被冤杀的大将晋鄙的门客，让他们在魏安釐王面前施反间计：信陵君在外流亡了十年，现在回国担任魏国上将军。天下诸侯的将领都归他统领，诸侯们只知道魏公子信陵君，不知道魏王了。信陵君也想借这个机会南面称王，诸侯们畏惧信陵君，也想共立信陵君为魏王（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史记·魏公子列传》）。

秦庄襄王这个反间计用了好几次，最后竟然派使者到魏国大张旗鼓地祝贺信陵君继承王位（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史记·魏公子列传》）。

这一下动静闹大了。魏安釐王本来就不大信任信陵君，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请其回国，如今一看局面如此，魏安釐王又动摇了，于是罢免了信陵君的上将军之职。信陵君一看就明白又遭人暗算了，于是称病不朝，天天和宾客在一起通宵喝酒，身边还有很多美女。这种生活过了四年，郁郁寡欢的信陵君病死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史记·魏公子列传》）。同年，魏安釐王也死了。

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国听说信陵君病死，执政的吕不韦立即派被信陵君打败过的蒙骜攻魏国，一次占领了二十座城，建立了东郡。这以后，秦国对魏国采取蚕食政策（其后秦稍蚕食魏。《史记·魏公子列传》），最后只用了十八年就俘虏了魏王假，灭了魏国，对大梁进行了屠城。

信陵君是魏国的顶尖人才，也是魏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家。我们将他列为魏国流失的人才之列，严格来讲有点不确切。因为，信陵君晚年待在魏国，死在魏国，似乎并未从魏国流失。但是，信陵君是留在魏国而“流失”的，他人未出国，却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他晚年纵情声色，不问国事，是魏安釐王造成的。他的下世，是魏国后期最不幸的事件。此后魏国再没有任何顶级人才，完全沦为秦国的附庸。所以，当王贲水淹大梁之时，魏国轻易地就灭亡了。

魏国灭亡的原因也许还有许多许多，但是，笔者更愿意讲一讲人才问题。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一个单位最核心的竞争力。离开了杰出人才，会有什么结果？历史上的魏国就是最好的案例。

魏国的灭亡意味着韩、赵、魏三晋全部灭亡。三晋灭亡，实际上预示着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的一次大提速。这一年是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那么，秦王赵政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个国家呢？

二十二 秦灭燕国

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率大军攻下赵国都城邯郸，赵国灭亡。赵国一亡，燕国门户洞开，秦国大军陈兵在燕国边境，燕国岌岌可危。燕国的太子丹曾经质秦，并遭受过秦王赵政的冷遇，所以无论是国仇还是私恨，太子丹都要想方设法阻挡秦国的进攻。最终，太子丹谋划了千古传诵的荆轲刺秦事件，结果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刺杀失败。燕国的太子丹原本想用刺杀方式来拯救燕国，没想到反而激怒了赵政，一年多以后，燕国就被秦国吞并了。因此宋代的苏洵在《六国论》中就认为荆轲刺秦是祸事，这一刺杀事件加速了燕国的灭亡。那么到底谁应该为燕国的灭亡负责呢？燕国将怎样应对即将到来的亡国之难呢？

祸起刺秦

刺杀秦王赵政！

谁这么大胆，敢组织这场刺杀活动呢？

燕王喜的太子丹。

秦王赵政不是一般的人，要刺杀这么一位国君，准备工作绝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太子丹怎么可能立即组织起这场震惊世人的刺杀呢？

燕国太子丹从小在赵国做人质，秦王赵政生于赵国，小时候和他还是玩伴。赵政即位以后，太子丹就到秦国做人质了。由于秦王赵政没有善待他，公元前232年，太子丹从秦国人质的岗位上逃回燕国（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史记·刺客列传》）。

太子丹逃回燕国第三年（前230），韩国灭亡。秦军灭韩后，接着兴兵攻赵，赵国危在旦夕。

恰在此时，秦将樊於期因为得罪秦王赵政，逃到燕国，投奔好友太子丹，太子丹接纳了他。秦、燕关系因此更加紧张。

太子丹的老师鞠武知道这件事后，力主将樊於期送到匈奴，以免秦国以此为借口进攻燕国。太子丹没有接受老师的意见，他觉得朋友落难，不应该落井下石。

鞠武看见太子丹不愿接受自己的意见，便向其推荐了田光，说：燕国有位田光先生，智谋深邃而勇敢沉着，可以与他商量（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史记·刺客列传》）。

鞠武告诉了田光，田光于是登门拜访太子。太子非常客气地迎接他。

太子丹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希望田光为其效力。田光便郑重地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

荆轲是谁呢？田光为什么要向太子丹推荐荆轲呢？

荆轲原本是齐国人，后来移居卫国，卫国人叫他卫卿，到燕国后，燕人叫他荆卿。

荆轲自幼“好读书击剑”，既“好读书”，当然是士人，又好“击剑”，因此又是剑客。

荆轲到燕国后交了三位朋友：一个是杀狗为生的“狗屠”，一个是善于击筑的民间乐手高渐离，一个是隐士田光。田光年长，非常器重荆轲，认为荆轲不是一个凡人。但是，荆轲更多的是和“狗屠”、高渐离在集市上喝酒，酩酊大醉之后，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高歌，有时又放声大哭，旁若无人（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好读书”而未有著述，爱剑术而剑术不精，喜交往而结交面广，愿从政而求仕无门。这好像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啊，田光为什么推荐他呢？

田光在太子丹走后立即拜访荆轲。见到荆轲后，田光说：咱俩关系这么铁，整个燕国无人不知。太子丹告诉我，燕、秦二国势不两立，希望你能关注这件事。我已经力不从心了，就把你推荐给太子了，希望你赶快到宫中见太子。荆轲答应了。田光又说：太子在我临走之时说，今天谈的都是国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露。这是太子对我不放心。一个人办事如果让人怀疑，他就不算有节义的人。你见到太子，就说我已经死了。说完，田光就自杀了（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欲自杀以激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史记·刺客列传》）。

田光自杀，荆轲知道太子丹是要买凶，但是，他仍然决定要去见太子丹并且最终答应了太子丹的要求。荆轲与燕国并不沾亲带故，而且荆轲到了燕国之后也没有被当局者重用，所以荆轲面对燕国的存亡完全可以袖手旁观，那么为什么荆轲最终接受了这个危险的刺杀任务呢？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荆轲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荆轲之所以答应刺秦，缘于荆轲的两个情结：一是从政情结，二是侠义情结。

太子丹对荆轲的到来非常恭敬，先深痛哀悼田光，再盛情礼遇荆轲，最后明确托出刺杀秦王的计划。太子丹要求荆轲完成两项任务：

一是劫持秦王赵政，让他完全归还侵占诸侯国的土地（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史记·刺客列传》）。

二是劫持不成功，或者秦王不答应，就刺杀了他，从而造成秦国政坛内乱，然后各诸侯国趁机合纵，破秦（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计划，沉思很久，最后回答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没这个本事，恐怕不足以胜任（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史记·刺客列传》）。

在田光死后，荆轲已经知道太子丹让他干的是一个最高级别的“不可能的任务”。这个任务无论成败与否，自己生还希望都非常渺茫。事关个人生死，对于一个本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人来说，当然要思考。

既然知道田光所说的是行刺之事，荆轲还要来见太子丹，说明荆轲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他之所以在太子丹第一次提出要求之后加以拒绝，主要是在观察、考验太子丹的诚意。

听到荆轲的拒绝，太子丹只有两个动作：叩头，再三请求。荆轲见此，立即同意了（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许诺。《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听完太子丹的买凶计划之后，完全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当面拒绝，或者佯装答应而暗中抽身。但是，荆轲几乎是立即答应了太子丹。这绝不是误上贼船，而是有意上船。

战国时期，是一个士人个性极度张扬的时期。在众多的士人中，侠士、侠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侠客的血性极强，他们非常在乎社会对他们个性存在的承认。每一个侠客，都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极重。他们希望通过各种充满危险的行刺实现人生的价值。荆轲就是这样一位侠客。这是荆轲能够接受田光、太子丹重托的思想基础。

此时的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在最豪华的宾馆里，为他提供佳肴、豪车、美女，供其享乐。总之，只要荆轲想要的，太子丹无不答应（恣荆轲所欲，以顺其意。《史记·刺客列传》）。

但是，荆轲享尽了人间富贵，并没有动身之意。

为什么荆轲答应太子丹之后迟迟不动身？

因为荆轲在思索接近秦王的方式。

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克赵国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秦兵兵临燕国。

太子丹坐不住了，亲自催促荆轲动身（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史记·秦始皇本纪》）。

荆轲说：我去秦国，如果没有可以打动秦王的东西，就不能见到秦王，也就无法完成使命。现在能够打动秦王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樊於期的人头，二是督亢地图（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史记·刺客列传》）。

樊於期是秦王赵政最痛恨的叛将，他的人头能使荆轲获得秦王的信任，领取一张走进秦廷面见赵政的门票；督亢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富庶的地区，包括今河北涿州、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它能激发起秦王赵政的贪欲。

有了这两样东西，秦王赵政一定会接见荆轲。荆轲的要求说明荆轲对行刺秦王的计划进行了周密的思考。

就在太子丹犹豫未决之时，荆轲私自会见了樊於期。

荆轲对樊於期说：秦王与你可以说是结下了深仇大恨。你的父母妻子全部被秦王杀掉，现在又以赏金千斤、封邑万户来悬赏你的人头，你打算怎么报仇呢？荆轲这番话刚好说到樊於期的痛处，樊於期顿时泪如雨下，痛哭流涕地说：我现在就是想不出复仇之计。荆轲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报将军之仇，解燕国之危。樊於期赶快问荆轲，荆轲说：我如果带着你的人头去面见秦王，秦王一定会接见我。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大仇可报，燕国所受的凌辱也可以雪耻，不知将军是否同意？

樊於期说：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如何报仇，今天我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方法。说完，他立即刎颈自杀。

荆轲获得了进入秦廷的一张通行证。

太子丹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还准备了一把著名的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并把烧红的匕首放在毒药中浸泡。这种经过毒药浸泡的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其毒性就会见血封喉，置人于死地。

太子丹又为荆轲准备了一位副手，此人叫秦舞阳。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儿子，十三岁就曾经杀过人，胆量过人，燕国人都不敢正眼看他。

太子丹准备好这一切之后，就等荆轲出发了。但是，等来等去，荆轲始终没有行动。太子丹怀疑荆轲临阵怯懦，便对荆轲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是否有动身的打算？要不我让秦舞阳先动身？

太子丹这句话惹恼了荆轲，荆轲十分恼怒地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在等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得远，来得迟。既然太子怀疑我，那就不等了，立即出发（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要等的这个朋友是谁？《史记·刺客列传》中没有交代，但是，据推测可知，此人应当是荆轲十分信任而且武功高强的一位杀手。因为此人没有到来，所以荆轲只好用太子丹聘请的秦舞阳代替他。

到了荆轲临行的那一天，太子和知道这件事的全体人员，全都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在易水边上为荆轲送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亲自击筑，荆轲动情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的场面极其悲壮，送行者个个头发上指，瞪大眼睛。

最后，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头也不回地走了。

荆轲登车而去，奔赴秦廷，他自己要等的朋友没有如期到来，随同他去的却是他并不了解的秦舞阳。荆轲在秦廷刺杀赵政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舞阳临阵怯懦。

总之，荆轲刺杀秦王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荆轲刺秦王一事彻底激怒了秦王赵政，他命令王翦攻燕。秦王政二十年（前227），秦军击败燕军主力；二十一年（前226），攻占燕国都城蓟（今北京），燕王喜、太子丹逃往辽东地区。

秦将李信率数千秦兵追至辽东，燕王喜被追得非常狼狈。

此时，赵王迁的太子嘉给燕王喜一封信说：秦兵紧追不舍是因为秦王非常恨太子丹。如果大王杀了太子丹，把他的头颅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不会再追杀你，燕国就可以得到保存。于是，燕王喜派人杀了太子丹，想把太子丹的头颅献给秦王（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后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史记·刺客列传》）。

可悲的是燕王喜为了讨好秦王，竟然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却终究难逃亡国的命数。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兵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灭掉燕国。

荆轲刺秦惹恼了秦王赵政，但是，荆轲不刺秦，秦国就不会灭燕了吗？

其实，即使没有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秦王赵政也要灭燕，这是既定方针。对于燕国来说，它的灭亡也不是太子丹造成的，荆轲刺秦充其量只是秦国发兵灭燕的一个导火索。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之后，赵政不是照样要灭掉燕国吗？那么，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

燕王哙玩儿禅让：玩儿砸了

燕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其实力比较弱小，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没有参与逐鹿中原的争斗，对别国也没有大的威胁。因此有人认为，导致燕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荆轲刺秦，这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

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点：一是禅让乱国；二是灭齐自削；三是疲赵自弱。

赵武灵王壮盛之年传位赵惠文王，导致自己饿死沙丘。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位君王主动放弃强权的特例。在战国史上，燕国也出现了一例国君放弃强权的案例，而且，比赵武灵王更荒唐。

这位燕国国君叫燕哙。

燕王哙执政期间，燕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燕王哙即位以后，子之做燕国的国相。子之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想让燕王重用他，于是采取了两种办法。

一是利用齐宣王的重臣苏代。苏代为齐使出使燕国，燕王哙问他：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奇怪地问：为什么呢？苏代回答：齐王不信任他的大臣。苏代其实是用这些话刺激燕王，让燕王哙尊重国相子之。燕王哙听了苏代的话，对子之更加信任。子之为了感谢苏代赠给他一百镒黄金。

二是利用亲信游说燕王。子之有一位亲信叫鹿毛寿，他受子之嘱托，对燕王说：您还不如干脆把国家禅让给国相子之。尧为圣贤，就是因为他要把天下让给许由，但是，许由没接受，尧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燕国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您就会得到和尧一样的美誉。

燕王哙三年（前318），燕王哙听了苏代、鹿毛寿的花言巧语，把国家禅让给相国子之。

子之掌握了燕国的实权之后，又有人对燕王说：大禹荐举了伯益，却任用启的臣子为官。大禹年迈之时，又认为启不足以担当重任，于是把君位传给伯益。不久，启率领他的同党攻打伯益，夺回了君位。天下人都说大禹名义上是把天下传给伯益，实际上又让启自己夺了回去。如今大王说是把国家托付给了子之，但官员都是太子的臣子，这是名义上把国家托付给子之，实际上还是由太子掌实权。燕王哙听后，干脆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交给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燕王的权力，而燕王哙因年迈不再处理国政，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政全都由子之裁决（子之相燕,贵重,主断。……燕王大信子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史记·燕召公世家》）。

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百官恐惧。

燕王哙的做法受害最大的是太子平。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密谋，准备攻打子之。

齐国大臣对齐湣王说：燕国现在发生内乱，我们趁此机会出兵燕国，肯定能把燕国打垮。齐湣王于是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们齐国支持你。太子平本来就想夺回权力，听了齐国使者的话，率领将军市被包围王宫，攻打子之，但没有攻下来，将军市被和百官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结果，将军市被战死，燕国国内出现了几个月的内乱，死了好几万人。民心恐惧，百官离心（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百姓恫恐。《资治通鉴·周纪三》）。

齐湣王借机派出齐军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既不迎战，也不关城门，齐兵很顺利地攻入燕都，杀死了燕王哙和子之（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资治通鉴·周纪三》），只用了“五旬”时间就占领了整个燕国。

燕国被齐国占领达两年之久。燕国士兵不抵抗，百姓不反对，原以为齐国可以给燕国百姓带来和平、幸福。但是，齐军作为占领军，在燕国随意杀人，毁坏燕国的宗庙，大肆掠夺燕国的国宝（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资治通鉴·周纪三》）。齐军的作为使燕国百姓极其反感，不久，爆发了大规模的燕人反抗斗争。

于是，公元前312年，齐军不得不撤出占领了两年的燕国。

燕国人共立太子平为王，他就是燕昭王。

燕齐相争 秦国得利

燕王哙由于听信他人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国相子之，把燕国搞得大乱。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民心离散的形势下登上君位的。为了使燕国振兴，燕昭王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那么燕昭王究竟有何妙招来招揽人才呢？人才确实使燕国又逐步走向强盛，连强大的齐国也臣服于燕国，可是实际上，燕国的力量却在逐步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燕昭王是在齐国占领军撤走之后即位的，他痛感燕国被齐灭国的耻辱，决心召纳天下贤才，复国报仇。

他对大臣郭隗说：齐国趁我们燕国内乱，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弱，不足以报仇。可是，我希望得到天下贤士和我一起来治国，以洗雪先王的耻辱，这是我莫大的愿望啊！请问要怎样才能找到贤士？郭隗回答：称帝之君和自己的老师相处，称王之君和朋友相处，称霸之君和臣下相处，亡国之君和仆人相处（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燕策一》）。如果能够屈身事奉，面北受学，那么，比自己强百倍的人就会来到。如果先恭敬而后慢怠，那么，比自己强十倍的人就会来到；如果别人恭敬我也恭敬，那么，像自己一样的人就会来到；如果颐指气使，那么，仆役就会来到；如果大声呵斥，那么，奴隶就会来到。这就是古人寻访天下名士的方法。大王如果能遴选出有才之士，亲自拜访他们，天下听说大王为寻访贤才而殚精竭虑，天下的贤臣就会到燕国来了。

燕昭王大惑不解地看着郭隗说：我要怎么做呢？

郭隗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喜欢千里马的国君，找了三年也没有得到一匹千里马。他身边一位涓人（清洁工）向他请求，我去为大王办成这件事。国君答应了。三个月后，这位涓人找到了千里马，但是，千里马已经死了。于是，这位涓人断然决定花五百金买下千里马的马头回来交差。国君听说花了五百金买了一个死马的马头，当即勃然大怒。涓人却说：大王买一匹死了的千里马的马头还愿花五百金，天下的人知道这件事之后，肯定会认为大王是真想得到千里马的国君，所以，千里马很快就会来到。果然，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好几匹（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燕策一》）。

假若大王一定要招纳天下的贤士，那就先从我郭隗做起吧。至于那些比我更有才能的人，还会不从千里之外到燕国来吗？昭王于是给郭隗改建豪华住宅，堂号“尊贤堂”，像对老师那样用最高的礼节对待他。

燕昭王招贤一事迅速传遍天下，有一个人获悉此事，便风尘仆仆地从魏国来到了燕国。这个人是谁呢？乐毅！乐毅酷爱军事，他曾经在赵国做过官。赵武灵王在沙丘被饿死后，他离开赵国到了魏国。这次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礼尊郭隗，乐毅就想到燕国来施展抱负。

刚好，魏昭王派乐毅出使燕国，燕昭王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乐毅先礼让，后来向燕昭王表示愿意做臣下，燕昭王立即任命他为亚卿。尽管燕昭王得到了像乐毅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以燕国一国之力要想打败齐国非常不易。

怎么办呢？燕昭王一心想复仇。于是，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等，二是做。

“等”是等待机会。“做”是创造机会。

这时，燕昭王苦苦等待的攻打齐国的时机终于来了。

齐国当时国力强大，一心想吞并宋国。公元前287年，韩、赵、魏、齐、楚五国攻秦。就在五国攻秦的同时，齐国出兵灭掉了宋国，扩地千里。因为齐国知道当时各国都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齐国选择这个时候伐宋。

但是，齐国一国独吞宋国，引发了韩、赵、魏、楚、秦等国的不安和不满。各国频繁出访，寻机攻齐。秦国丞相魏冉想通过伐齐，得到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作为封地，力主伐齐，遂使秦昭襄王参加伐齐之战。

公元前285年，秦将蒙骜带兵攻齐，攻下九城。此后，各国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以伐齐为中心的外交活动。联军伐齐是燕国求之不得的良机，所以，燕昭王也积极参加了伐齐。

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

燕昭王动员全国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大印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五国联军攻打齐国。

济水一仗，五国联军大败齐军。各路诸侯军队都停止了攻击，撤回本国。燕国军队却在乐毅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齐湣王逃到莒邑（今山东莒县），据城固守。

乐毅集中力量攻击临淄，一举拿下齐都后，乐毅把齐国的珍宝财物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边慰劳军队，用酒肉犒劳军队，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史记·乐毅列传》）。

燕昭王带着战利品回到燕国，让乐毅继续进攻还没拿下来的齐国城邑。

乐毅在齐国坚持了五年，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设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和即墨（今山东平度）未被攻占（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史记·乐毅列传》）。

齐国就这样被燕国攻打了五年，但是，五年之后齐军又把燕军悉数逐出齐国，收复了全部失地。

齐国确实是燕国的仇国，但是，一向对燕国示好的秦国也是燕国的仇国。燕国只看到了仇国齐国，却忘记了秦国更是亡燕之心不减。

攻齐、灭齐固然实现了燕昭王复仇的愿望，齐国经此五年亡国，一蹶不振，从一流强国的位置上滑落到谷底。齐国的衰落使其对燕国的威胁大大减小了。

谁是齐国衰落的受益者呢？燕国毫无疑问。但是，还有另一个重大受益者——秦国。

灭齐是一把双刃剑，燕国复仇雪耻的同时，齐国实力一落千丈。齐国本是战国七雄之中能够和秦国一决雌雄的少数国家之一。齐国的强大严重制约了秦国对三晋的蚕食，如果三晋有齐国的支持，秦国对付三晋就非常困难，至少是不敢放开手脚；如果齐国衰落了，秦国的军锋便可直指三晋，肆无忌惮地展开攻势。三晋的衰败洞开了攻打燕国的大门。燕国最后的亡国就是在韩、赵、魏相继亡国之后发生的。此时，秦国已可以毫无顾虑地对燕国用兵了，而燕国也已不堪一击。所以，灭齐对燕国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削弱！

燕国其实处在一种两难的困境之中，齐国是燕国的世仇，自然必须努力打击，这是从燕国自身利益出发的明智之举。但是，打击齐国又必须掌握分寸。分寸不够，齐国对燕国是威胁；分寸过了，齐国衰落又导致秦国的威胁加大。燕国的国君完全不具备这种战略眼光，因此也不知如何把握这个分寸。

这便是燕国灭亡的第二大原因：灭齐自削。

鼠目寸光 疲赵自弱

燕国灭亡的第三大原因是“疲赵自弱”。

所谓“疲赵”，就是不让赵国在与秦军大战后进行休整。

燕国不仅利用五国攻齐之机占领齐国长达五年，而且，在邯郸之战秦军失败后，又打起了赵国的主意。

我们在“赵国之亡”中已经讲过，公元前251年，燕王喜趁赵国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五万主力的机会，派出大军攻赵，企图在赵国再大捞一把，结果被赵国大将廉颇、乐乘打得大败。主战的相国栗腹被杀，赵军一直追杀到燕都。接下来赵军又在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49年两年两次围攻燕国都城，打得燕国喘不过气来。赵国在长平之战后最需要的是休整，而不是疲于奔命地应对燕国的入侵。燕国的趁火打劫使赵国疲惫不堪。

赵国是三晋之中唯一能够和秦国过招的国家。由于秦国实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再加上五国攻齐的教训，齐国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过问秦与三晋之间的争斗。因此，战国后期中原战场上只有赵国一国在努力阻挡秦国东进。赵国以一国之力保护了“远交近攻”的受益国燕国、齐国，给了燕国、齐国以和平；但是，对赵国的战略性作用，燕国没有一点点认识。

当燕王喜力主攻赵之时，除了重臣乐间反对，还有一位燕国大夫将渠坚决反对。将渠反对攻赵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从将渠的反对声中能够看到什么呢？

将渠认为，燕国和赵国订了盟约，还拿了五百镒黄金的重礼给赵王祝酒，使者一回来就要进攻赵国，这不吉利，所以，攻赵肯定不会成功（与人通关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使者报而反攻之，不祥，兵无成功。《史记·燕召公世家》）。

将渠反对对赵国用兵的理由竟然是害怕不吉利。

我们能从中看到燕国君臣的战略眼光吗？一点也不能。燕国当时完全不具备纵览天下兴亡的战略眼光，所以，丝毫不懂“疲赵”也是一种自我削弱。

赵国疲劳，军队得不到休整，便会被秦国打败。如果赵国战败，燕国还能享受赵国用鲜血和战火换来的和平吗？

别说这种战略眼光了，就是将渠说的攻赵不吉利的理由，燕王喜都听不进去，他率领侧翼部队出发攻赵。出发之际，将渠拉住燕王腰间系印的带子说：大王千万不要去，去了也不会成功的！燕王喜把将渠一脚踢开，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失败之路（将渠引燕王绶止之曰：“王必无自往，往无成功。”王蹴之以足。《史记·燕召公世家》）。

所以，燕国“灭齐”“疲赵”，都说明其毫无战略眼光。当齐国衰落之时，当赵国疲惫之日，也就是燕国的亡国之日了。燕王喜根本看不到这些，甚至于在丢失国都逃往辽东之后，还幻想用亲生儿子太子丹的性命来换取燕国的维系，结果杀了儿子，燕国还是被秦国所灭。

就这样，秦王赵政易如反掌地吞灭了燕国。灭燕之后，东方六国只剩下齐国和楚国在苟延残喘了，秦王赵政会将死亡之剑再指向哪个国家呢？

二十三 楚国之亡

秦王赵政在攻下韩、赵、魏、燕四个中原国家之后，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南方大国楚国。楚国地域辽阔，历史长达八百年，秦王赵政对于这个国家垂涎已久。可是楚国实力非常强大，尤其是距秦王赵政统一六国一百多年前，楚国的疆域北涉黄河，东到江浙，西控巴蜀，南制闽粤，是当时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大的国家，军事力量也是雄极一时。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也显露了争雄之势。到了秦王赵政时期，楚国实力依然不可小视，尤其是，楚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将领——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项燕。楚国有大将项燕的护卫，秦国一时也奈何不了它。可是当秦王赵政派出大将王翦进攻楚国后，秦楚对峙的局势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用了三年时间，强大的楚国就被秦军攻陷。那么秦国最终是依靠何种谋略把楚国消灭的呢？楚国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王翦大搞心理战

楚王负刍四年（前224），秦王赵政派遣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临行之前，王翦在灞上对秦王赵政说：请大王多多赏赐我良田美池。秦王说：将军你尽管出发，你还担心日后会贫困吗？王翦回答道：我是大王的将军，建立奇功也不得封侯，我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啊。王翦的一番话，说得赵政哈哈大笑（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等到大军到了边关以后，王翦又派使者向赵政请求赏赐良田有五次之多，有人对王翦说：将军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此时，王翦才将自己的心里话全盘托出，原来王翦早就看出赵政为人粗暴且对人不信任，现在赵政将秦国全国的军队委托给王翦，对王翦势必有所怀疑，有所提防，王翦便打着替子孙经营产业的旗号请求赵政多赐予田宅，以此打消赵政对他的怀疑（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正因为王翦对赵政的为人及心理摸得很清楚，所以他才主动抛出烟幕弹，宁愿让赵政以为自己是个贪财之人，也不愿自己的项上人头搬家。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翦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还颇有政治头脑。

有政治头脑的王翦，在军事谋略上亦是一把好手，他深晓作战心理。王翦率领大军进入陈邑、平舆一带之后，即停止前进，构筑壁垒开始坚守。楚国调集大军全力抵抗。两军相逢，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就是不应战。王翦让士卒洗沐休息，天天犒赏士卒，自己和士卒还同吃同饮，但是，就是不打仗。过了一段时间，王翦问：士兵们在干什么？左右的人告诉他：士兵投石块玩游戏，看谁投得远。王翦听了之后心中暗喜，他知道收获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相持了一年左右，创造了秦王赵政发动统一战争以来的一个奇迹——来而不打。一年多想打而打不成的楚军开始向东移动，王翦一看，机会来了，立即派出精兵追击正在调动的楚军。结果，楚军大败。

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攻入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获了楚王负刍。

楚王负刍被俘之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在淮南拥立昌文君为楚王，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秦将王翦、蒙武在淮南大败楚军，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秦在楚地设立九江郡、长沙郡。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建立了会（古音guì，贵；现在多读作kuài，快）稽郡。

灭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的典型战例。秦国大将王翦采取了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求胜心切，但与秦军总是交不上锋，最终斗志逐渐消失殆尽。这场秦楚之战是秦国消灭楚国的转折点。然而熟悉楚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楚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早实行变法图强的国家之一，它甚至比秦国的商鞅变法还要早。战国时代有两句流传极广的话，叫“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意思是说，连横成功则秦国称帝，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可见，楚国曾经是战国时代和秦国一样强大的诸侯国。那么幅员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在短短三年内就被秦王赵政给消灭了呢？

笔者认为，楚国之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不力，二是政治腐败，三是不明大势。

改革虎头蛇尾

先谈改革不力。

战国初年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哪个？魏国。魏国为什么强大？因为魏国的创始者魏文侯重用李悝实行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其实就是政治、军事、经济的一次全面改革，是各国实力的一次重新整合。这个时代，谁变法早、变法彻底，谁就能迅速强大。魏文侯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对变法的认识大大早于其他诸侯国，所以，魏国变法最早，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诸侯国。

楚国真正的变法是在楚悼王时期（前401—前381），此时，魏国名将兼政治家的吴起因受魏武侯的猜忌来到楚国。吴起到楚之后，先是担任了一年的边地郡守，后来楚悼王知道其才能出众，任命吴起为令尹（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实行变法。

吴起的变法早于秦孝公的变法二十年左右，因此，在战国七雄之中也算早的。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四点：

第一，废除世卿世禄。

世卿世禄是宗法制的衍生物。由于政权可以世袭，所以，爵位、俸禄也可以世代承袭。这种体制是政治、经济共同体，既有政治上世袭的爵位，又有经济上世袭的俸禄。这种世卿世禄制度对贵族、功臣是一种奖励，贵族、功臣的后世子孙，无论有无才能，有无功劳，都可以享受丰厚的爵禄。

那么，后世有功者怎么办？这种世卿世禄制度的最大弊端是严重阻碍了后世有才有功者的封赏，无法调动人才为国效力的积极性。若是人才缺少为国建功立业的积极性，国家肯定无法强大起来。所以，吴起在楚国首先从废除世卿世禄制入手，“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所谓“均爵平禄”，就是剥夺那些前辈有功而后世无功者的爵禄；“损有余而继不足”，就是将无功者的爵禄拿过来奖给那些今天的立功者。

具体怎么执行呢？吴起的办法是：“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前代封君的后世子孙，只要到了三代，就可以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当然，到了三代又立新功者肯定是例外。这样一来，世卿世禄制实质上被废除了。

收回来的爵禄怎么办？“以抚养战斗之士”，就是奖励那些在战斗中立功的将士。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楚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第二，整顿吏治。

吏治是关系到国家能否大治的根本问题，所以，吴起的变法非常重视吏治的整顿。吴起在这一方面做了两项工作：

首先是减少大臣、封君。吴起认为，楚国的问题是“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里的“封君”是指接受封邑的贵族。“大臣”“封君”的权力太重，“上逼主而下虐民”，对国君是威胁，对百姓是灾难。这种情况不改变，楚国就不可能强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像修理树枝一样进行一番抑制。

其次是废除冗官。官员队伍中确有“无能”“无用”之辈，吴起的办法是“罢无能，废无用”，把那些无能、无用的官员淘汰出官场。同时，国家通过裁汰冗官，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第三，奖励耕战。

富民强国的根本问题有两点：一是耕，二是战。“耕”是重视发展农业，“战”是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两点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吴起的做法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这样，农民和士兵都得到了实惠。

第四，广辟土地。

楚国土地广袤，加上它对一些小国不断采取兼并灭国的策略，所以，楚国闲置的土地特别多。吴起看到这种现象，便劝楚悼王派“贵人”去“实广虚之地”，即派贵族去垦荒开发。这当然是件苦差事，所以，被派去的贵族都叫苦不迭。

吴起在魏国只是一位名将，但是，他完全具备一位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并且，他目睹了魏国的李悝变法后大受启发，所以在楚悼王的大力支持下，便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吴起变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当时人蔡泽评价吴起变法的成果是：“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论及吴起变法的结果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但是，吴起变法却没有像秦国的商鞅变法一样获得巨大成功，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楚悼王下世，二是楚国反对派势力强大。

吴起帮助楚悼王变法之时已是楚悼王的晚年，不像年轻的秦孝公一继位就重用商鞅变法，所以，楚悼王、秦孝公两位君主对吴起、商鞅两位改革家支持的力度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完全取决于君王的生命长度。楚悼王一死，就在灵堂之上，这些既得利益受到损伤的宗室大臣就公然作乱而攻杀吴起，吴起一看大势不妙，立即跑到楚悼王的遗体旁，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叛乱的宗室大臣趁机用箭射杀吴起。由于吴起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箭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楚悼王死后，太子继位。他让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此案而被株连的七十多家统统被杀掉（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并未废除商鞅制定的新法；而楚悼王死后，吴起的新法虽然还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部分内容被废除。此后，楚国再也没有像吴起变法这样大规模的变法，因此，楚国并未因吴起变法而更加强大，而秦国却因商鞅变法迅速崛起。

楚国的灭亡有多种原因，但是，自身国力的衰弱是最根本的原因。

鱼烂土崩的无奈

再说政治腐败。

一个国家的兴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综观历史，政治腐败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灭亡的最重要原因。很早就变法图强的楚国，也难以逃脱政治腐败这个顽疾的困扰。尤其在楚国末期，被冠以“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成为楚国腐败的焦点，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内政的腐败。

楚国的政治腐败主要表现在用人上。楚国早期，公族长期受楚王宠爱；之后，屈、昭、景三大姓在楚国政坛上举足轻重；晚期，春申君又受楚王重用。这种用人制度的缺陷是非公族或者非三大姓的杰出人才很难脱颖而出。

春申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他和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

春申君曾陪伴楚太子到秦国做人质。秦国一直扣着太子，不让太子回国，后来，楚顷襄王病重，太子想回国，一旦楚顷襄王病故便即位，但是，秦国仍然不放楚太子回国。

楚太子和秦国相国范雎的私交甚好，于是，春申君拜见范雎说：楚王病危，秦应当早点让太子回国，这样，一旦楚王有何不测，太子就可以即位。如果太子被立为楚王，一定会感谢相国放其回国的恩德。太子回国与留秦是两重天：太子回国即是楚王，留在秦国不过是一介布衣。如果太子不能回国，楚王病故之后一定会再立他人，再立的太子会尊奉秦国吗？请相国考虑考虑怎样做对秦国更有利（于是黄歇乃说应侯曰：“相国诚善楚太子乎？”应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愿相国孰虑之。”《史记·春申君列传》）。

春申君的一番话说动了范雎，范雎于是向秦昭襄王进言，放楚太子回国。秦昭襄王认为，先派太子的随从回国看一下楚王的病情，再决定是否放他回国。春申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太子说：如果太子不能如期回国，一旦大王过世，一定会立他人。太子不如和楚国使者一起逃离秦国，我留下来善后。于是，楚太子换了衣服，随着楚国使者逃出秦国，春申君留守在秦国，以太子有病为由，阻挡前来的秦国官员。一直到太子起程多日之后，春申君估计秦国已经追不上楚太子了，才去见秦昭襄王。春申君对秦昭襄王说：太子已经归国，我黄歇欺骗大王当死，请您赐死我吧（楚太子因变衣服为楚使者御以出关，而黄歇守舍，常为谢病。度太子已远，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归，出远矣。歇当死，愿赐死。”《史记·春申君列传》）。秦昭襄王一听春申君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想杀死春申君。范雎一看秦昭襄王怒不可遏，便劝秦昭襄王说：黄歇作为臣子，能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太子，太子继位之后一定会重用他，不如放黄歇回国，让他执行亲秦国策。秦昭襄王仔细想了想，此言有理，便忍住了愤怒，放春申君回国。

春申君回国不久，楚顷襄王病故，楚太子被立为楚王，他就是历史上的楚考烈王。考烈王即位之后，立即任命春申君当了相国。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多方寻求能生育的女人进奉给楚考烈王，但是，仍然无效。

此时有一位叫李园的人，想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送给楚王，但是，听说楚王不会生育，担心自己的妹妹入宫后会因为无子失宠，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投在春申君门下当舍人，不久告假，有意误期不返。等他回来，他专门为此事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他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齐王派使者来求婚，因此耽搁了几天。春申君听后，便问：出嫁了吗？李园回答：没有。春申君又问：我可以见见你妹妹吗？李园一听，正中下怀，便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李园领着她漂亮的小妹拜见了春申君，春申君一见李园的小妹，非常喜欢，李园趁机把自己的小妹许给了春申君。

等到李园的小妹跟随春申君怀孕之后，她对春申君说：楚王信任先生超过自己的兄弟。如今你在楚国当了二十多年的相国，但是，大王却无子。大王百年之后，只能再立其他兄弟。如果楚王的其他兄弟被立为楚王，新楚王也一定会重用他所喜欢的人，您的尊位怎么能够长久？现在我已经怀上了您的孩子，而且和您相处的时间不长，很多外人不知内情，不如趁此机会把我献给楚王。大王非常信任您，如果您进献我，大王一定会接纳。假如将来生个儿子，那么您的儿子就会继承君位。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您还会担心您的前程吗（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认为李园的小妹讲得非常有道理（春申君大然之。《史记·春申君列传》），于是，他立即向楚王推荐了李园之妹。楚王召见李园的小妹，见是位楚楚动人的女子，立即笑纳了。后来，李园的小妹生了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楚考烈王便立李园小妹所生的儿子为太子，立李园的小妹为王后，重用李园。

李园眼看着自己的小妹一天天发达起来，担心春申君会泄露自己小妹先怀孕后入宫的丑闻，于是私下里养了一批亡命之徒，想找个机会除掉春申君。

春申君是贵族后裔，他为使自己进一步得宠，才在李园和他妹妹的蛊惑下，把李园的妹妹献给了楚考烈王，这可以说是春申君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了楚国政权的更迭，也为春申君一家带来了满门抄斩的厄运。而这场改变楚国命运的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春申君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这条不归之路呢？

春申君做了二十五年楚国的相国，楚考烈王病危，春申君的一位门客朱英对春申君说：这个世界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您现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事奉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能没有意料不到的人呢（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问他：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朱英回答：您任楚相二十多年，名为相国，实为楚王。现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辅佐幼主，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成人再把大权交给他。否则，就干脆自己去当楚国的国君。这就是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福。春申君又问：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朱英回答：李园不执掌国政，却是国君的舅父，他不管军事，却豢养不少亡命之徒。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而且要杀您灭口。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春申君又问：什么叫意料不到的人？朱英回答：您把我安排在楚王的卫队里，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这就是所说的意料不到的人。春申君听完之后说：您不要说了，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史记·春申君列传》）！朱英知道自己的话不被采用，担心祸患殃及自身，立即逃走。

十七天后，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宫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宫门，李园豢养的刺客立即杀了春申君，并派人把春申君全家满门抄斩（后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园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门之内。春申君入棘门，园死士侠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于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史记·春申君列传》）。李园妹妹的儿子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春申君去世的这一年是秦王政九年（前238），离秦王赵政发动统一战争的公元前230年，仅仅只有八年了。

春申君向楚考烈王进奉怀孕的李园之妹一事，极类吕不韦与赵姬之事，前文已有叙述，在这里不再详辨。但是，笔者认为有几点是可信的：

第一，春申君进献李园之妹一事有可能是真的，它反映了楚国后期政治的腐败，因为春申君是为了自己永葆荣华富贵而向楚考烈王进献美女的。

第二，春申君死于李园之手反映了春申君本人毫无政治斗争经验。朱英已经向他说明了李园私养亡命徒要谋杀他一事，他竟然全不相信。这样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掌管楚考烈王的国政长达二十五年，楚国政治的昏愦不言自明。

我们再看看春申君的生活。

楚考烈王元年（前262），春申君受赏淮北十二个县。十五年以后，他向楚王进言：淮北地区靠近齐国，属于边境地区，请把这个地区划为郡治理。同时献出淮北十二个县，请求改封到江东。楚考烈王答应了他。春申君就在吴国故都修建城堡，把那里作为自己的都邑。春申君的住宅极其豪华，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的“太史公曰”中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直到一百多年后的西汉时代，司马迁看到的春申君故宅还如此豪华瑰丽，可以想见，这座建筑在当时是多么奢华！

有一次，赵国平原君派使者拜访春申君，春申君把平原君的使者一行安排在上等客馆住下。平原君的使者想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有，有意用玳瑁簪子绾插冠髻，还亮出用珠玉装饰的剑鞘。会见之时，平原君的使者发现，春申君的上等宾客都穿着镶嵌有珠子的鞋子，平原君的使者立即感到自惭形秽（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史记·春申君列传》）。我们不知道春申君的宾客们是否得知了平原君使者炫富的意图而有意为之，但是，其门客所穿之履，的确是过于豪奢。

春申君在楚国末期大权独揽、生活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最终造成了楚国的政治腐败。楚国后期的统治者，就是沿着这条腐败的轨道最终走向了灭亡。而这种腐败的局面有其历史渊源，楚国有很多人才，却得不到任用，比如热情来投的吴起惨遭杀害，才华横溢的屈原两遭贬抑。

瞎子领路

最后说不明大势。

除了政治腐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导致了楚国的灭亡，而这个原因是当时六国所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不明大势。

所谓不明大势，就是不懂得战国发展的大趋势。这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由春秋时期的争霸发展到兼并统一。

楚国历代国君对此都没有清醒的认识。表现之一是不知变法图强、统一天下，只知醉生梦死。表现之二是不知道天下大势是趋于一统，如果楚国不能统一天下，天下最终必然被其他诸侯国统一。

何以见得呢？我们前面讲过的邯郸之战带来了两大结果：

一是合纵成功。赵、魏、楚三国联军大败秦军的现实，显示了山东六国合纵的巨大威力，同时，也给山东六国的合纵提供了新的机遇。如果山东六国能够抓住这一机遇，加强合纵，削弱秦国，这将是秦国统一六国的严重挑战。但是，山东六国无一国有此战略眼光。前面讲过，燕国认为赵国壮年士兵都死于长平之战，于是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楚国呢？楚国乘机灭掉了鲁国。秦国的压迫稍一减弱，六国之间就展开了相互攻伐。

二是秦国受挫。秦国兵败邯郸，是秦国统一战争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由于这次挫折，秦国暂时中止了对六国的蚕食。此事发生在秦昭襄王时期，而楚国君王对天下统一的大势毫无认识。

我们再举一例。

《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了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一封上书。这封上书被司马迁全文引用，可见，司马迁非常重视这封信。但是，现代史学家认为此书非春申君所写，事情也非秦昭襄王时期所发生。

这封所谓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上书中心有三点：一是“伐楚”不如“善楚”；二是攻楚不如攻韩、魏；三是攻占齐国部分土地，切断燕、赵和齐、楚的联系。

这封给秦王的信虽然使楚国暂时避免了亡国之难，但是，对秦国兼并六国却是一个极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它和范雎后来“远交近攻”的方略完全一致。所以，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对楚国极为不利的方案。

这封上书与“通天大计”中韩非的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嫁祸于人。

我们可以不相信这是春申君对秦昭襄王的说辞，但是，我们应当相信这是楚国使者对秦国国君的说辞。这个说辞的前提是秦并天下已成大趋势。由于这个大趋势已成定局，所以，韩非要存韩灭赵，楚国要存楚而灭韩、魏。

不论是韩非还是这位写奏书给秦昭襄王的楚国大臣，都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略或者是已经顾及不到母国的长远利益了。

楚国最终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灭亡了。秦王赵政的灭楚意味着他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于仅存的齐国，赵政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将其消灭呢？

二十四 不战而降

从公元前230年秦王赵政拉开灭亡六国的序幕以后，长剑直指，所向披靡，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楚、燕，一个个烟消云散。现在，秦国的大军将面对着最后一个对手——齐国。齐国疆域辽阔，在战国七雄中，国土面积仅次于楚国。齐国因为不和秦国接壤，又受惠于秦国的“远交近攻”策略，长期休养生息，几十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所以，当秦国的大军攻入齐国的时候，齐国还有上千里的土地、数十万的雄兵，但是，秦王赵政的收官之战几乎不费一兵一卒。被困的鸟兽尚且作生死的最后挣扎，为什么齐国这样一个国家，在秦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仗都没打，就举国投降了呢？

不抵抗就当亡国奴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灭掉燕国，率领秦军自北向南攻入齐国。齐王田建看到韩、赵、魏、楚、燕五国全部灭亡，如今秦军又兵临齐国，顿时慌作一团。田建继位四十四年来，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如此棘手的问题。要抵抗，几十年未做任何准备；不抵抗，只能束手就擒。正当齐王田建惶惶不可终日之时，秦王赵政的使者来到了齐国都城临淄。田建认为，如果秦王赵政真的要灭掉齐国，还会派使者来吗？肯定不会。既然派来了使者，局势肯定有转机了，难道自己几十年事奉秦国真的有结果了？

于是，齐国都城临淄的王宫里举行了一场特别隆重的仪式，齐王田建接见了来自秦国的使者。秦国使者对齐王田建说：只要齐王愿意投降，秦国就准备拿五百里地，让田建做一个封君。田建听后很是兴奋。五国相继灭亡，五国国君非死即被囚，唯独自己还能捞个封君当当，这个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齐王田建立即爽快地答应了秦使的要求，下令举国投降。

在齐王建的投降政策下，齐国军民都放弃了武装，“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百姓看着秦兵开进都城，没有人敢抵抗。秦国不费一兵一卒即顺利地接管了齐国。

这一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从秦王政十七年赵政派内史腾攻韩，拉开了统一六国的序幕，到齐王田建举国投降，秦王赵政尽并天下，正好用了十年的时间。

齐王田建一到秦国，秦王赵政就把他安置在共地（今河南辉县）的一片松柏林间，断绝对他的一切食物供应，齐王田建最后竟然活活饿死在林子里（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齐策四》）。

在被秦王赵政灭亡的六国之中，赵国的抵抗最为顽强，原因是赵国名将辈出：赵奢有大败秦军的阏与之战，廉颇在长平之战中让秦国名将白起头痛得不得不用反间计，李牧在赵国败亡之际仍然能够大败秦军，最后秦国也不得不用反间计除掉他。六国之中，燕国是比较弱的，但是，燕国还派荆轲去刺了一下秦王，不管怎么样，它还挣扎了一下。齐国则是伸出脖子等着挨人家一刀，不战而降，被灭得最为窝囊。

齐国的灭亡虽然窝囊，但齐国的历史可并不窝囊。齐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齐国是周王朝分封诸侯的时候最早分封的国家之一，地处今天山东省的东北部，是个沿海国家，有鱼盐之利，物产丰富。那么，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会不战而降呢？

让我们翻开《史记·齐太公世家》，从齐国的兴衰历程中，也许能找到历史的一丝脉络。齐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姜太公，另外齐国还是春秋五霸中第一个称霸的国家。

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国力迅速强盛，“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齐策一》），就是齐国强盛时期的写照。齐宣王、齐威王时期，齐国曾经是七国中的佼佼者。秦昭襄王为了自己称西帝，不得不拉着齐愍王，让齐愍王称东帝。可见，齐国在七雄之中地位之重、实力之强。但是，战国后期，齐国由于独自消灭了宋国，导致五国伐齐，从而元气大伤，齐国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齐国晚期虽然实力衰落，却也有上千里的广袤土地，数十万的雄兵武备，但在面临秦国进攻的时候，齐国却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投降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方向决定前途

齐国灭亡，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国策失误，二是政治腐败。

先说国策失误。

齐国的国策失误并非仅仅在后期，其中期的国策就曾有过重大失误。

齐湣王初年，齐国的国力还相当强大。但是，此时的齐湣王对攻灭宋国早已按捺不住。宋国濒临齐国，都城在雎阳（今河南商丘），如果攻占了宋国，齐国的领土将会大大增加。此时的宋国国君宋康王偃，暴虐无道，人称“桀宋”（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史记·宋微子世家》）。“桀”是暴虐之君的谥号，可见当时宋国百姓对宋康王极端不满。

秦国使者苏代为了削弱秦国的主要对手齐国，竭力怂恿齐湣王灭宋。齐湣王听信了苏代的蛊惑，对灭宋更是充满了希望。于是，齐国寻找时机，趁五国攻秦之际，独灭宋国。

齐国灭宋引发了各诸侯国的不满。这时，苏代又来到齐国的世仇燕国，对燕昭王说：齐湣王南攻楚国五年，耗尽了齐国的储备。西与秦战三年，民力用尽，军队疲敝。苏代的目的无非是想激起燕昭王伐齐的欲望，实际上不用秦国离间燕昭王，此时的燕昭王也要报齐亡燕之仇了，更何况再有苏代的游说（齐之伐宋也，苏代实启之。秦之救宋也，苏代复止之。盖苏代为燕反间，骄其君，劳其民，而速其亡也。《吕祖谦全集》第八册《大事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齐湣王只考虑灭宋之后的既得利益和疆域扩展，却没有充分考虑灭宋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战国中后期，天下统一大势渐趋明晰。各国都不愿意看到某一国家特别强大，以至发展成为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的诸侯国，合纵连横的策略即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合纵连横主要是针对秦国，因为秦国对六国的威胁最大。但是，合纵连横并非仅仅针对秦国。任何一个诸侯国一旦威胁到他国，都有可能会成为各诸侯国共同的敌人。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齐湣王恰恰触犯了这条大忌，齐国灭宋引发了各国之间力量的不平衡，导致了新一轮的对抗。

齐湣王趁五国伐秦之机灭了宋国，恰恰给燕国带来了联手伐齐雪耻的借口。所以，从齐湣王灭宋开始，齐国就成为各诸侯国讨伐的对象。秦国想借此机会打击齐国，燕国也想借机报灭国之仇，三晋（韩、赵、魏）对齐湣王独吞宋国也心怀不满。总之，齐湣王灭宋使齐国成为众矢之的。齐湣王利用齐威王、齐宣王积累的强大国力，肆意用兵，招致五国伐齐，兵败身亡，并使齐国一落千丈，再也恢复不到五国伐齐前的国力。齐国的最后灭亡已基本成为定局。

国策是一国的根本大计，与国家的兴亡关系甚大。齐湣王妄自尊大，擅用武力，导致齐国亡国五年。这是多么大的损失？齐湣王之后，齐襄王有心恢复盛况，又无力回天。君王后、齐王建接受齐湣王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事秦”而不顾天下。齐湣王是滥用武力，齐襄王、齐王建则是坚决不用武力，连保家卫国的武备也不修足，导致齐国大而虚弱，成了一个空架子。所以，齐国的灭亡，首先是齐国的国策有重大失误。

一个女人的治国之道

齐国后期奉行的国策叫“事秦谨，与诸侯信”。“事秦谨”，就是恭恭敬敬地对待秦国，不和秦国打仗。制定和执行这个国策的人叫君王后，君王后是一个女人，她曾经执掌齐国国政十几年，比吕后专政还要早得多。但是后人很少提到她，实际上这个女人还是值得一提的。她是从哪儿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在“秦灭燕国”中讲到，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在五国伐齐之战中，齐湣王被杀。齐湣王死后，他的儿子法章为了活命，流落在民间，改名换姓，在一位莒大夫（莒地封君）家中当佣人。这位莒大夫有一位千金小姐，颇具慧眼，她一眼就看出这个佣人气度不凡，绝不是普通的人。于是，出于爱心，小姐经常偷偷地拿好东西给落难的公子吃，拿好衣服让公子穿。人在困窘之时，哪怕是很微小的一点帮助，也会感觉异常温暖。公子法章落难，竟然有小姐出手相救，公子法章自然非常感激小姐。这位小姐不但在生活上照顾公子法章，而且还以身相许（湣王之遇杀，其子法章变名姓为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恒人，怜而常窃衣食之，而与私通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公子法章和莒大夫小姐的关系自然日益密切。中国古代小说中大量的落难公子与千金小姐的姻缘，看来也不全是文人一厢情愿的凭空捏造。

齐湣王被杀之后，整个齐国只有莒和即墨两地还被齐国军民坚守着。逃亡的齐国大臣和莒人都到处寻找齐湣王的公子，想立其为齐王。公子法章也获悉此事，但是出于担心，他不敢承认自己就是齐湣王的儿子，只是一直默默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后来，公子法章知道齐国大臣是在真心找他，而不是要加害于他，于是站出来，说明自己就是已故齐湣王的儿子。齐国的大臣经过一番考察与辨认，确认他就是齐湣王的合法继承人。于是，大家共同拥立他做了齐王，他就是齐襄王（莒中人及齐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惧其诛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于是莒人共立法章，是为襄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公子法章当了齐襄王，莒大夫的千金自然是一步登天，内心甭提多高兴了。齐襄王立她为王后，这就是齐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君王后。这位王后还生了一个儿子田建。虽然莒大夫的小姐已贵为王后，但是，莒大夫却非常恼怒，他说：不经过媒人而自由恋爱，不是我的孩子应该做的，玷污了我家的门风。于是终生不见自己的女儿（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为王后，是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汙吾世。”终身不睹君王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不管父亲的态度如何，君王后还是齐襄王的王后。她对父亲的拒不相认深表理解，而且不曾因为父亲不见自己就失了做女儿应有的礼数（君王后贤，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礼。《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她该怎么孝敬父母仍然怎么孝敬，所以，天下的人都夸君王后是个孝女。

齐襄王在莒地待了五年，大将军田单在即墨（今山东平度）大破燕军，将燕军全部从齐国的土地上驱逐出境。田单复国成功之后，立即派人迎接在莒地已继位五年的齐襄王进入齐国国都临淄。可是，齐襄王并不是一位长寿之君，仅仅在位十九年就一命呜呼了。齐襄王去世了，君王后的儿子田建名正言顺地继位，成为齐国最后一位国君。

《战国策·齐策六》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秦昭襄王曾经派使者给君王后送了一副玉连环，并对君王后说：听说齐国有很多智商很高的人，不知道能否解开这个玉连环。玉连环到底是什么，文献记载不详，但它应当是一种益智玩具，解开它需得用智慧和耐心。但是，君王后看了看玉连环，立即令人拿来一把铁锤，一锤下去，玉连环被砸得粉碎。君王后笑着对秦使说：解开了（秦昭王尝使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知，而解此环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齐策六》）。秦昭襄王送玉连环，目的大概是要羞辱君王后，但是，君王后却以锤解题。可见，君王后是一个有智慧、有魄力的女主。

齐王建十六年（前249），君王后病逝。临终之前，她对其子齐王建说：大臣中有一人可以重用。齐王建赶快说：请母后把话写下来。君王后说：好。等齐王建准备好了笔和简牍，君王后说：我忘了（及君王后病且卒，诫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请书之！”君王后曰：“善。”取笔牍受言，君王后曰：“老妇已亡矣。”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齐策六》）。这位执掌齐国国政长达十五年的女主临终之前为什么欲言又止，史书无载。

其实，君王后这么一位聪明的女主肯定不会忘掉哪位大臣可堪大任，她之所以最终决定不说出这位大臣的姓名，无非是不想让齐王建重用这位大臣。这是为什么？因为君王后有私心。什么私心呢？君王后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为相，掌握了齐国的实权。君王后临终前已料到她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会掌握齐国国政，她不愿意毁掉后胜的专权。

君王后慧眼识人，不仅看出落难公子非寻常之人，而且还看出大臣中谁可堪重用；玉连环事件中又表现出她的果敢机智。但是，君王后私心太重。国家大政只能由既有才能又有忠心的大臣掌管，而她却把权力移交给了自己的弟弟。同样，在处理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她的局限也暴露无遗。君王后的视野仅限于此，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中，她不知道齐国应当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齐王建三年（前262），秦、赵长平之战爆发。

当时，齐、楚两国都要救援赵国。秦国盘算，齐、楚如果是真心援赵，我们就必须退兵；如果他们不是真心救赵，我们就和赵国做生死决战。长平之战打了三年，赵国军粮匮乏，向齐国请求援助，齐王建坐视不救。有人劝说齐王建援助赵国，使秦国退兵：如果我们不援赵，坐视不管，秦国一旦灭赵得逞，齐、楚两国就危险了。对齐、楚来说，赵国是屏障啊！齐国援赵也是保护自己，因为唇亡齿寒。今天赵国灭亡，明天就该齐、楚灭亡了（且赵之于齐楚，扞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救赵是义举，退秦显威名。仗义救亡，扬威退秦，这种事不做，还能做什么？但是，齐王建不听。结果赵国大败于长平。

长平之战爆发之时，在齐国执掌大权的是君王后。君王后对秦国采取的策略是“事秦谨，与诸侯信”。但是，君王后“事秦谨”是真，“与诸侯信”则是假。因为君王后历经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三代秦国国君，这正是秦国逐渐称雄天下之时，秦国不断地对六国发动兼并战争。如果君王后“事秦谨”，那么就不可能对其他诸侯“信”。“与诸侯信”必然会激怒秦，怎么再“事秦谨”？“事秦谨”和“与诸侯信”二者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在这对矛盾之间，君王后选择的只能是“事秦谨”。长平之战齐国拒绝向赵国提供粮食即是明证。

齐王建毫无政治能力，齐国的整个大权都掌握在相国后胜的手中，后胜非常贪婪。秦国对此了如指掌，便对其重金行贿。秦国行贿不计成本，不仅对后胜大肆行贿，而且对后胜的门客也大肆行贿。接受了秦国大量金钱的后胜和后胜的门客们，都劝齐王建不要与秦国开战，不要帮助其他五国（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王建整天处在这么一批人的包围之中，毫无建树和主见。

在一帮投降派的极力怂恿下，齐王建甚至想去朝见秦王。这件事被一位雍门司马知道了，他问齐王建：大家拥立你当齐王，是为了江山社稷呢，还是仅仅为了立王呢？齐王建听后回答：当然是为了江山社稷。这位官员继续发问：既然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什么大王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去秦国呢？齐王建听了这句话，立即调转车头返回齐国（齐王建入朝于秦，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立王耶？”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齐策六》）。

齐王建虽然在臣子的劝说下未去秦国朝拜秦王，但是，他的国策并没有变，仍然是明哲自保，谨奉秦国。

即墨大夫听说齐王建听从了雍门司马的劝告，以为齐王建的国策发生了变化，非常兴奋，立即求见齐王建。他对齐王建说：齐地有数千里之广，雄兵数十万之多。韩、赵、魏虽然已经灭亡，但是，不愿亡国的三晋大夫还有数百人聚集在齐地，如果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就可以收复韩、赵、魏三国的故地。楚国虽然亡国，但是，不愿亡国的楚国大夫聚集在齐地的也有数百人，假如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也可以收复楚地。如果韩、赵、魏、楚各国纷纷复国，齐国的势力立即可以强大起来。我们齐国就可以灭了秦国。

即墨大夫的话显然有夸大的成分，但是，这是一位齐国官员在秦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愿亡国的义举。当然，齐王建根本不会听从即墨大夫的这番话。

方向选择是大智慧

从君王后开始，齐国一直奉行“事秦谨”的国策。“事秦谨”，说白了就是不和秦国对抗。君王后与齐王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国策呢？

首先是不愿得罪秦国。与齐国“事秦谨”国策相匹配的是秦国的“远交近攻”。范雎入秦之后，秦国开始实行“远交近攻”的国策。齐国和秦国并不搭界，自然成为秦国的“远交”之国。“远交”的好处是不受秦国攻击，但是，“远交”的代价是三晋受到“近攻”。当三晋在秦国连年蚕食下苦苦挣扎之时，齐国倒是相安无事。但是，表面上的安宁实际上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三晋灭亡之后，这个代价立刻就显露出来。秦国的“远交”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齐国不要援助三晋，让秦国放手削弱并灭亡三晋，可到三晋真正灭亡之日，齐国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其次是秦国的金钱战略。齐国“事秦谨”的国策能够执行数十年之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用重金收买了权臣后胜和他的门客，这些拿了好处的蛀虫当然主张“事秦谨”。这样，秦国的金钱贿赂了齐国权臣，误导了齐王建。秦国用于贿赂的这点金钱和得到一个偌大的齐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点钱却让后胜及其党羽出卖了齐国。

最后是五国伐齐的误导。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赵国是参与国之一，齐国对此耿耿于怀，而且汲取了教训。五国既然可以联手灭齐，齐国凭什么还管三晋之事？齐王建不懂得，五国伐齐之后，齐国尽管复国，但是，齐国的实力已大不如前。此时只有赵国以一国之力在抵抗秦国的东进，如果赵国再惨败于秦，秦国的东进就无人可挡了。所谓唇亡齿寒，但齐王建还是不救赵，他和执政的君王后完全不懂大局。长平之战由于赵国指挥失误，加之军粮严重不足，最终是四十五万大军全军覆灭。从此，齐国再也不能安享赵国抗秦所带来的短暂安宁与和平了。

齐王建的“事秦谨”政策非常愚蠢。秦国灭了五国之后，兵临齐境，齐王建还幻想当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君。由于心存这种幻想，所以，他到死都不愿抵抗。

这是齐国后期国策上的重大失误。国策错误，岂能不亡？

我们可以看到，齐国中期和后期的国策，对齐国的生存都是不利的。齐国中期，齐湣王滥用武力，给齐国带来了灾难，导致五国伐齐，齐国从此衰落下去。而齐国后期，执政的君王后和齐王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不用武力，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国家一个个被秦国消灭，自己直接暴露在强秦的铁蹄之下，加速了齐国的灭亡。可以说齐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国策失误。那么，齐国灭亡还有其他原因吗？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治腐败。

齐国和三晋不同。三晋独立之后，都谋求改革，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魏文侯的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都是为了图强。三晋改革的原因非常现实，为了生存。三晋分封为诸侯之后，都处在激烈的争斗之中，韩、赵、魏三家本身就是晋国六卿之中相互斗争的胜出者，而且，韩、赵、魏三国也都没有齐国广袤的国土、优越的自然条件，这些因素促使韩、赵、魏三国希望通过变法图强获得生存。秦国地处西陲，不受中原诸国重视，只有变法图强，才能东进中原。所以，齐国和秦国也不相同。生存的艰难使七雄之中的韩、赵、魏、秦相继变法，唯独齐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生存条件的优越使其毫无忧患意识。所以，齐国尽管有名相、有名将，也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但是，没有秦国奖励军功的军功爵制，不能用制度保障立功者的利益。即使在五国伐齐之后，齐国复国，仍然不思进取。君王后和齐王建更是把政治的腐败推向极致。后胜专权，受金误国，这样的政治局面怎么可能应对强秦？

秦王赵政灭齐是统一战争中的经典战例：不战而屈人之兵。尚有数十万雄兵的齐王建不战而降，使秦王赵政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统一天下。齐国军事家孙武写过一部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该书《谋攻》篇有两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齐国以自己的灭亡印证了齐国孙武的这两句名言，真是历史莫大的讽刺。

至此，我们已经讲完了秦王赵政统一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势如破竹。“秦皇扫六合”，“诸侯尽西来”，“六王毕，四海一”的局面终于形成。那么，秦王赵政统一天下为什么如此顺利迅捷呢？赵政又是如何治理这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的呢？

请看下部。

二十五 股肱之臣

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值得记住的年份。这一年，秦王赵政和他的文臣武将在历经十年的运筹帷幄、南征北战之后，终于将六国一一平定，建立起了一个大一统的庞大帝国。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六国灭亡的顺序和时间：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8年灭赵，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公元前222年灭燕，公元前221年灭齐。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仅仅用了十个春秋，秦王赵政就给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战国时期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终结了中国历史上诸侯纷争、枭雄四起的时代。而在这十年之中，秦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风卷残云般地统领了中华大地。秦军的统一速度之快，令人咂舌。人们在惊叹之余，不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秦国的统一大业进展得如此顺利？秦国取胜的关键是什么？秦王赵政凭借什么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呢？

王翦父子、蒙氏父子：上阵父子兵

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了一条铁律——凡是有所作为的君王，身边总是有一批足智多谋的文臣和能征善战的武将。秦始皇之所以最终能够势如破竹地统一天下，就是由于他身边聚集着这样一批当时最优秀的文臣武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胜利才会来得如此快速，来得如此轻松。那么，秦始皇身边到底有哪些文臣武将？他们在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进程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秦灭六国首先是一场军事斗争，所以我们先从武将说起。

秦始皇身边的武将首推王翦、王贲（bēn，奔）父子。用“首推”二字，是因为此父子为秦灭六国立下了不世之功——父亲王翦独立灭赵、楚，儿子王贲独立灭魏、齐，父子俩联合灭燕。

王翦是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人，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军事。王翦出道的第一仗发生在秦王政十一年（前236），他领兵攻打赵国，旗开得胜，一举攻下了赵国九座城池（王翦者，频阳东乡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将攻赵阏与，破之，拔九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初次领军，王翦就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王翦的第二仗是秦王政十八年（前229）至十九年（前228）的灭赵之战。在这次战役中，王翦仍是统帅（十八年，翦将攻赵。岁余，遂拔赵，赵王降，尽定赵地为郡。《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当时赵国派大将李牧、司马尚抵抗秦军，李牧亦颇有军事才能。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较量，王翦最终以重金收买赵王宠臣郭开，用反间计除掉了李牧，罢免了司马尚。其后三个月破赵，俘虏赵王迁，太子嘉逃亡，赵国名存实亡。这一次，王翦灭掉了秦国扩张道路上最棘手的一个强硬对手。

秦王政二十年（前227），燕国派荆轲刺杀秦王，虽未成功，但是咸阳宫殿上的这次刺杀行动让赵政深受惊吓。惊魂稍定的赵政勃然大怒，立即命令王翦发兵攻伐燕国。燕国联合逃到代地自称代王的赵王迁的太子嘉共同抗秦，王翦率领秦军，陈兵易水之西，大败燕、代联军。这一仗虽然未能彻底灭燕，但已使燕国深受重创。

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王翦的儿子王贲奉命攻打荆楚，大破楚军，攻下了十几座城池。赵政又增派大军援助王翦，攻打燕国都城蓟（今北京市），燕王喜被打得“灵魂出窍”，仓皇逃往辽东。

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王贲击溃燕军之后，又奉命攻魏。王贲挖引黄河之水淹灌魏都大梁，三个月后，城墙被水浸泡崩塌，魏王请降，魏国因此灭亡。

王翦父子在灭六国的过程中，率领秦国士兵，为秦国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秦王赵政就是依仗着这样的大将，在统一大业的道路上，纵横捭阖、吞并四方。

虽然有这些威武大将的辅佐，但赵政在谋划决策时还是会因误判而贻误战机。例如在王翦这里，赵政曾失去过一次灭楚的绝好时机，这和一个叫李信的人有关。

李信是在王贲率兵击溃燕军主力的战斗中出现的一位青年将领。

李信是汉代名将李广的先祖，也并非等闲之辈。李信的闻名，是因为荆轲刺秦以后，年轻气盛的他，曾带几千士兵追杀燕太子丹，迫使燕王喜杀太子丹以图苟且偷安。当然，即使燕王喜交出太子丹的人头，也不能使秦国停止对燕国的打击。李信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表现不凡，赵政对他的忠心和坚忍果敢的战斗作风甚为赞赏，认为李信有勇有才（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一天，赵政问李信：我打算攻楚，将军估计调用多少兵力才可以？李信颇为自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最多不超过二十万人（于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赵政听完之后，又问王翦，王翦则沉着冷静地说道：攻打楚国，没有六十万大军绝对不行（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王翦的意思是若要攻打楚国，必须倾全国之力。

听了王翦的话，赵政说：王将军老喽，竟然变得如此胆怯了！还是李将军少年果敢，壮勇刚毅，他说得对（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于是派李信和蒙恬带兵二十万攻打楚国。

王翦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便借口有病，回家乡养老去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李信和蒙恬分兵击楚，一开始大败楚军，攻势非常顺利。于是，李信带领部队继续向东进发，想和蒙恬在城父（今安徽亳州）之地会师，再联手攻打楚国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然而，让李信意想不到的是，楚军起初并没有全力抵抗，当李信东进与蒙恬会合之时，楚军却悄悄地尾随跟踪，突然发起进攻。而且，楚军连续作战，三天三夜昼夜不停，边追边打。结果，李信率领的秦军大败，两个军营被攻破，七个都尉被杀死，秦军落荒而逃（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李信战败的消息传到赵政那里，赵政极为震怒。他立即乘快车亲自奔赴频阳，一见王翦便道歉说：我没采纳您的建议，李信果然让秦军蒙受了耻辱。现在听说楚军正向西逼进，将军您虽然染病，难道忍心丢下我不管吗？王翦推辞说：老臣有病，昏聩无能，大王还是另择良将吧。赵政再次表示歉意说：好啦，将军不要再说什么了！王翦回答道：大王一定要用我，非六十万大军不可。赵政满口答应说：只要将军领兵，一切听从将军安排（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王翦用了三年时间，最终完全平定荆楚。在秦国兼并六国道路上，第二个难于应对的对手——楚国就这样被王翦打败了。

与此同时，王翦的儿子王贲与李信也平定了燕国。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秦王又派王贲进攻齐国，俘获了齐王田建，灭掉了齐国。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王翦父子二人各灭了六国中的两个——王翦率领秦军灭了赵国、楚国这两个最强硬的对手，王贲则灭掉魏国和齐国。至于燕国，王翦是大败燕军的主力，王贲则扫平了燕军残部。换句话说，燕国是王翦、王贲父子共同灭掉的。这样算来，王翦、王贲父子一共灭掉了六国中的五国。

王翦因其显赫的战功，成为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王翦是幸运的，他深得赵政信任，完成了歼灭六国的历史使命。赵政凭借着王翦、王贲父子的骁勇善战，最终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历史大业。

王翦确实有不凡的军事才能，但是，他之所以成为名将，主要是因为秦王赵政慧眼识英才。倘若他生活在赵国的亡国之君赵迁那里，恐怕就不会这么幸运，也可能会像李牧一样被秘密处决。

所以，人才的作用要想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得有一个条件：得到上级的大胆授权与坚定支持。

抛开王翦善于自全的因素，赵政对功臣的善待也极为不易。功臣中有像王翦一样善于自全者，也有像白起一样桀骜不驯者，他们的功劳都未被埋没。是否善待功臣是考量一位君王气度与胸怀的标尺，也是事业能否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要善待自己的功臣，因为，功臣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的骄傲，是民族的希望。

王翦在秦灭六国的十年过程中，是统兵最多、打仗最多的将军。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几乎没有失败的记录。在秦王赵政的麾下，聚集了不少这样的军事人才。除王翦父子外，在秦国历史上，还有一对父子非常有名，他们就是蒙氏父子，他们也为秦王赵政兼并六国做出了很大贡献。

秦昭襄王时，蒙骜由齐入秦，成为秦昭襄王手下除白起外的另一员名将。蒙骜一生事奉过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政四代国君。蒙骜的主要功业是在秦王政的父亲庄襄王时期，一夺韩国军事重镇成皋、荥阳，秦国因此而建立三川郡；二夺赵国三十七城，使赵国国土迅速缩水。秦王政时期，蒙骜先取韩十三城；后又取魏二十城，建立东郡，隔断了六国的南北合纵，使秦国国境与齐国接壤。蒙骜一生为秦国建立了最为关键的两个郡——三川郡与东郡。

秦王政七年（前240），蒙骜去世。他的儿子蒙武在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作为副将军与王翦共同伐楚，大破楚军；第二年，蒙武俘获楚王。蒙武的儿子蒙恬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攻打齐国，也大获全胜。可见，蒙氏祖孙三代都是秦王赵政统一天下的股肱之臣。

透过王翦父子、蒙氏父子，我们似乎可以约略知道秦王赵政灭六国的奥秘所在了。强有力的统帅对于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猛虎领导的绵羊能够战胜绵羊领导的猛虎。

尉缭、吕不韦、李斯：人才济济

在秦王赵政灭六国的过程中，不但出现了能征善战的王翦父子、蒙氏父子，还有很多人为秦国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但是因为史料的局限，他们没能青史留名。但是有一个人的名字透过史书记载而熠熠生辉，他的战略思想加快了秦灭六国的步伐，让军事强国赵国自毁长城。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军事家尉缭。“尉”是指国尉，即秦国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缭”是他的名。因此，史书将他的官和他的名合起来，称他为“尉缭”。

尉缭本来是魏国大梁人，年轻时习演兵法，受商鞅思想的影响较大。公元前237年，尉缭因在魏国未能受到重用来到秦国，游说秦王赵政。尉缭也像李斯一样，主张军事、政治两手并用。他第一次见秦王赵政时就说：凭着秦国的强大，诸侯就是你管辖的郡县的长官。现在我最担心的是诸侯暗中联手，突然袭击秦国，那就像当年韩、赵、魏三家虽然比智氏都弱，但是，三家暗中结盟突然下手，最终灭了强大的智伯。当年打败仗的越国，麻痹吴国，经过十年休养生息，聚集力量，最终灭了吴国。这都是历史教训啊！希望大王不要吝惜钱财，用重金贿赂六国的权臣，利用他们打乱六国的计划，至多费上三十万金，就可以摆平天下的诸侯（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史记·秦始皇本纪》）。

赵政非常欣赏尉缭的意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赵政也崇尚法家，他正在进行的统一战争需要军事理论指导，也正需要尉缭这样的良才。二人相见恨晚。赵政不但采纳了尉缭的计谋，而且见尉缭时平等相待，连衣服饮食也和其是同等规格的。一个领导如此对待一位部下，对领导来说是对人才的尊重，对人才而言则是得到了大显身手的平台。

但同时，尉缭以其杰出的军事家的敏锐观察力，看出了赵政的残忍、缺乏仁德，并有虎狼之心。用人的时候对人谦下，得志的时候便会吃人（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尉缭曾说，我是个平民，秦王见我总是非常谦卑。如果秦王夺了天下，天下的人就都得成为他的奴隶了。我不能跟他长久交往（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尉缭几次想逃走。赵政发觉后，坚决劝止，还让他当了秦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国尉。

尉缭的策略就是打间谍战。秦国的间谍战非常奏效，多次瓦解了六国的联合，从而使秦国转危为安。如在秦国与赵国的战争中，秦国买通赵王宠臣郭开，对大将李牧多方进谗，极力诬告，赵王迁最终秘密处死李牧，赵国也因此灭亡。

尉缭著有《尉缭子》一书，这是先秦时期最著名的军事著作之一。宋代编纂《武经七书》时，《尉缭子》和《孙子》《吴子》并列为最重要的军事教材。

《尉缭子》也和其他先秦兵书一样，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这说明尉缭不主张滥用武力。此外，他还认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这实际上主张战争只能是“诛乱禁暴”。秦王赵政手下有如此杰出的军事家，这是他能统一天下的重要保证，也是秦国的福气。

在《尉缭子》中，尉缭根据战国时期战争面临的新的时代特点，进一步对孙武提出的“奇正”战术加以研究，提出了更为灵活多变的“奇正”战术——排兵布阵的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法，四为正，四为奇，互相变化使用。“四正”一般指正面迎击或打击敌人，“四奇”一般指从两翼或敌后出奇制胜，以配合正面作战。这种避实就虚、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在秦统一过程中多次发挥重大作用。

秦王赵政统一天下必须依靠军事实力，所以，王翦、王贲父子，蒙骜、蒙武、蒙恬祖孙三代，尉缭等军事家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赵政不光有这些能征善战的军事家，他麾下还有一批文臣也非常了不得。

文臣之中当首推吕不韦。特别是在赵政十三岁即位到二十二岁举行加冠礼之前的九年里，秦国对六国的连续打击，都是在吕不韦的主持下完成的。比如东郡的建立，东郡是切断六国合纵的一把利剑，也是一柄刺向齐国腹地的利剑。吕不韦对秦国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当然，吕不韦的情况比较特殊，最终因为他不知止于当止之处、当止之时而被贬，后自杀。

继吕不韦之后，秦王赵政身边最重要的文臣是李斯。李斯提出了率先灭韩的统一总方略，揭开了秦灭六国的序幕。

错误面前不逃避，责任面前敢担当：王者风范

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善待犯错的部将，这是秦王赵政能够统一天下最可贵的个人品质之一。

如果拿赵政和他雄才大略的曾祖父秦昭襄王作一比较，大家会看得更清楚。秦昭襄王时期，秦国也有一位名将，名字叫白起。白起指挥了长平大战，此战消灭了赵军的主力。长平之战刚一结束，白起就力主攻打邯郸，趁机灭赵。不过，和王翦相比，白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白起的战功引起了秦国相国范雎的嫉妒，他以秦兵伤亡惨重为由，力主休整部队。秦昭襄王当然知道秦军在长平之战中牺牲巨大，本来就对立即发动邯郸之战犹豫不决，加之范雎的建议，秦昭襄王便没有采纳白起立即灭赵的主张。

数月之后，当秦昭襄王准备出兵攻打邯郸之时，白起知道已经错失战机——当时赵国已经承受了长平之战的惨痛，而且做好了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准备——加上当时身上有病，便辞掉了主帅之职。秦昭襄王在白起缺位的情况之下，发起了邯郸之战，面对同仇敌忾、意欲与秦军同归于尽的赵军，秦军一败涂地。

此时，秦昭襄王又想到了白起，他亲自出马，请求白起领兵出征。但是，秦昭襄王没有像赵政一样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在拒不认错的情况下要求白起出征。白起当然不接受这种强令，便说：当初不听我的意见，现在怎么样了？秦昭襄王听到白起的话后，怒火腾地蹿了起来，强令白起立即就任。白起则假称病情严重，拒不领命（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无奈之下，秦昭襄王又派相国范雎出马，劝白起统兵。白起一直对范雎出于私心力阻他在长平之战后出兵攻打邯郸之事耿耿于怀，因此，范雎请他，白起更是不同意，还是辞不赴任。三个月后，诸侯联军打得秦军喘不过气来，秦昭襄王每天都收到秦军大败的战报。秦昭襄王迁怒于白起，派人驱逐白起，不准他继续留住咸阳城，并下令立即免去白起的一切封赏，降为普通士兵（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当时白起功封武安君，贵为封君。

白起刚刚走了十里地，情况便急转直下。原来，秦昭襄王和相国范雎及其他大臣们议论此事，有人说：大王让白起迁出咸阳，白起非常不满，口吐怨言。秦昭襄王一听，无名之火腾的一下直冲脑门，将失败的恼怒全部转到白起身上，即刻派使者赐白起一剑，令他自杀。白起仰天长叹，随即自刎（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一代名将最后竟是如此下场。

白起和王翦相比，战功不相上下，但是，两人的命运悬殊可就太大了——白起功高而被赐死，王翦功高而子孙富贵。当然，王翦确实比白起更懂得君王的心思，因此，王翦在率领重兵出征之时非常善于自全，他起劲地要地、要房，就是想以“贪财”向赵政昭示自己毫无政治野心。看着王翦出征之前“贪婪”地敛财，赵政哈哈大笑，就是这一笑，彻底消除了他对王翦的疑心。所以，王翦、王贲父子立下盖世之功之后仍然得以善终。后来，王翦的孙子王离还当了秦国主力长城军团的副指挥长。

秦王赵政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比如说消灭六国的顺序，比如说统一过程中军事、外交两手并用的大政方针。赵政所犯的唯一错误是，灭楚之时轻信了李信之言，派李信带二十万军队灭楚，结果大败而归。但是，赵政在得到李信战败的消息后，主动、自觉地将责任揽下，立即驱车登门，向王翦坦然认错，力劝王翦出山，并满足了王翦的所有要求。于公，赵政同意派出六十万秦军，由王翦一人指挥；于私，王翦数次要地、要田、要房产，赵政统统予以满足。这在秦国历史上和战国历史上都是破天荒的。

秦王赵政遇错勇于承认，敢于担当，而不是像秦昭襄王那样迁怒于他人，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也是赵政能够赢的重要原因。

虚心纳谏，宽厚待臣：王者胸怀

战国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比较开放的人才政策，所以一些时代精英纷纷到秦国谋求发展。秦王赵政身边的人才数以千计。面对这些人才，秦王赵政的态度是什么呢？《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个叫顿弱的人与秦王赵政的一次见面，从中可以看出秦王赵政对待人才的态度。

这位非常特别的人究竟特别在什么地方呢？他见到君王不下拜（有些学者认为顿弱即是尉缭）。顿弱扬言，我做人的原则是不向称王者下拜，如果能满足我这个条件我就见，否则，不客气，老子不伺候。这话传到秦王赵政的耳朵里，他并没有火冒三丈，而是同意顿弱不拜而见（秦王欲见顿弱，顿弱曰：“臣之义不参拜。王能使臣无拜，即可矣；不，即不见也。”秦王许之。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秦策四》）。

一见赵政，顿弱开口就说：天下有三种人，不知道大王知道不知道。第一种人有其实无其名，第二种人无其实而有其名，第三种人是既无其名又无其实。

赵政听了顿弱这番没头没脑的话，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你说的我不明白。

顿弱说：有其实而无其名的是商人，他们不用拿着农具辛勤劳作，但是，他们却有吃不完的粮食；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是农民，他们冬夏劳作，辛辛苦苦，却没有粮食吃；无其名而又无其实的是君王，身为万乘之国的君王却没有孝母之名，以千里之地落了一个不孝之实。赵政一听，气得浑身哆嗦。顿弱说：山东六国如此强大都没有损伤大王的名声，但是，大王软禁自己的母亲却毁掉了自己的名声（山东战国有六。威不掩于山东而掩于母。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秦策四》）。

顿弱谏秦王赵政一事当发生在赵政处理嫪毐事件之后，此时顿弱进谏，还坚持不拜秦王，而赵政居然能够接受顿弱的不拜，还最终听进了顿弱的批评。

在前面的“赵姬之乱”中，我们讲到茅焦谏止赵政，赵政从大局考虑，迎回母后。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劝赵政收回成命、迎回母后的还有顿弱。茅焦是在赵政气头上冒死进谏（文死谏），顿弱则是事后为秦王赵政分析利害。赵政能不拘礼数接见顿弱，表现了他虚心纳谏的勇气与胸怀大局的气度。

赵政不但勇于纳谏，而且对待大臣相当宽厚。

举两个例子。

先说前文讲过的李信。李信率二十万大军攻楚，大败而归；但是，赵政并没有因此而处死李信，反而对李信仍任用不疑。灭燕之时王贲和李信一块儿平定燕地、齐地（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最终，李信因功封陇西侯（生信，字有成，大将军、陇西侯。《新唐书》卷七十上《宗室世系表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

再说王翦。王翦功高盖世，完全可以和韩信相比，但是，赵政并没有像后来的汉高祖刘邦猜忌、杀戮韩信那般对待王翦。当然，这不只是赵政一人之力，王翦虽为名将但也深谙君王之道。王翦以自污的方式表明自己毫无政治野心，这也是赵政与王翦关系融洽的原因之一。但是，赵政在对待功臣方面，确实比汉高祖刘邦做得更好。

赵政和他麾下的名将能够如此融洽相处，由他统一天下就成为必然了。

总之，秦王赵政能够仅用十年时间就拿下六国，这不仅得益于他身边的文臣武将，还得益于他的识人之明和用人之智。在秦国内部，秦王赵政组织了一个文武齐全、搭配得当、配合融洽的超强队伍，所以在灭六国之战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然而，仅仅有这些因素，秦王赵政就能吞并天下、独霸九州吗？

二十六 六世余烈

赵政从公元前230年发动统一战争，历时十年时间兼并了六国。其实，在战国后期七雄之中，任何一国都有统一天下的可能与机会，然而最终却由秦始皇以气吞万里之势横扫六合。所有的历史课本谈到秦灭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统一天下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人们似乎都忽略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由秦国统一天下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呢？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一时的偶然？

七位英主：老子英雄儿好汉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讲清楚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就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向。这个基本动向是由两个层面共同作用构成的：一是历史的必然性，一是历史的偶然性。

有人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历史使然，是历史把统一的重任交给了秦国，秦始皇继承了祖辈的基业，最终完成了统一的使命。

让我们追溯一下秦国的历史，秦国从立国到秦王赵政执政，历经六百多年，一共有三十多位君王。而与兼并六国关系最密切的是秦国后期的七代国君，他们分别是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赵政。

秦国统一天下的必然性首先表现为秦国七代国君无一庸主，个个都为秦国统一天下完成了自己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那么这七位国君对秦兼并六国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第一位，秦孝公。

秦国的崛起源自秦孝公变法。秦国立国较晚，又偏处关中一隅，在战国中后期仍然是综合国力较弱的一个诸侯国。如果不能变法图强，秦国兼并六国无异于痴人说梦。秦孝公看到了这一关键点，起用并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发展，国富兵强，由此奠定了灭六国的经济基础与军事基础。秦孝公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重任，为秦国以后的快速持续发展夯实了根基。

第二位，秦惠文王。

秦孝公下世，继位的秦惠文王虽然车裂了商鞅，但是，商鞅的法令却没被废止。因此，秦国的崛起并未因孝公和商鞅之死而中断。秦惠文王不因人废法，此实为过人之举。

随着商鞅变法后秦国的迅速崛起，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秦国的强大对他们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于是积极寻找对策，开始用联合（合纵）的办法对付秦国，这是秦国崛起之后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六国联军将会重创秦国，秦国的强盛也会因此夭折。虽然，此时东方六国中的任何单独一国都不足以对强秦构成重大威胁，但是，若六国联合成功，以六国之力攻打一秦，即使秦国已经很强大，仍然是无法承受的。在这种情况下，秦惠文王审时度势，重用纵横家张仪。张仪根据新的国际形势与发展势态，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连横策略，对六国一一瓦解、各个击破，最终化解了六国的合纵之谋与军事行动。秦惠文王也为秦国统一大业的继续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三位，秦武王。

在秦国的崛起史上，秦武王似乎并不重要，原因是他在位时间极短，只有三年。但是，即使是这么一位短暂得如流星一般的国君，他对秦始皇最后统一中国也功不可没。

秦武王有一句名言：“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三川”，原指黄河、洛河、伊河三条河，这里指含有这三条河的地区，辖境是今天河南灵宝市以东至洛阳的这片土地。在位仅仅三年的秦武王一心向往的是能够坐车到达洛阳，看看周天子的王城。秦武王的“通三川，窥周室”并不是他喜欢旅游观光，想参观一下周天子的都城而已，他实际上是想取周而代之，一统天下。一句“死不恨矣”，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渴望实现由秦统一天下的远大目标。

秦武王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因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加之六国的合纵之谋被瓦解，此时摆在秦国国君面前的历史使命是不失时机地东进中原。而秦国也已经具备了东进中原的实力，敢不敢不失时机地展开行动是考量秦武王的历史课题，而秦武王跟前面几位君王一样，对秦国统一的大业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公元前311年，秦武王派左丞相甘茂率重兵攻打韩国的宜阳（今河南宜阳）。宜阳是陕西通往河南的重要通道，两边重峦叠障，中间一线通往洛阳，西距洛阳四十公里。它是韩国的西大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果拿不下宜阳，秦国就无法兵出函谷关，无法东进中原。但是要想攻下宜阳，就必定要和韩国有一场大仗、恶战。而韩国一旦宜阳失守，其腹地便直接暴露在秦国面前，所以，韩国必然死守宜阳。

甘茂说：要攻韩国，必须联合魏国。于是他和另一位副使向寿一块儿来到魏国游说魏王。到达之后，甘茂却对向寿说：你回去，就说魏君已经同意联合攻韩了，但是，一定要告诉秦武王攻韩之事行不通。只要你这样说了，将来事办成了，功劳全归你（甘茂至，谓向寿曰：“子归，言之于王曰‘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事成，尽以为子功。”《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这位副使欣然同意，按照甘茂的交代对秦武王说了一番。秦武王觉得很纳闷，既然魏国允诺联合攻韩，为什么还不能打呢？

甘茂一回国，秦武王马上召见了他。甘茂回答：宜阳是一个大县，战略储备非常充足，名义上是县，其实相当于韩国的一个郡。现在我们去攻宜阳，非常不易（甘茂至，王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接着甘茂给秦武王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曾参杀人。当年，曾参在费地居住，费地有一个和曾参同名的人杀了人。于是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纹丝不动地坐在织布机上织布。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告诉曾参的母亲：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还是镇定自若地坐在织布机上织布。一会儿，第三个人来了，告诉曾参的母亲：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立即扔下手中的布，翻墙而逃。曾参是历史上有名的贤人，曾参的母亲又是那么了解自己的儿子，听了三个人的传话，就误认为曾参真的杀人了。甘茂对秦武王说：我没有曾参那样的贤能，大王您也不能像曾参的母亲信任自己的儿子一样信任我。我只怕率兵攻打宜阳，大王最终也会像曾参的母亲一样不信任我。

第二件事是张仪无功。张仪为秦国立了大功，西并巴蜀，北开西河，南取上庸，但是，天下人都认为是秦惠文王贤能，而并不将主要功劳归于张仪。

第三件事是文侯烧信。魏文侯当年派乐羊攻打中山国，打了三年才把中山国灭了。乐羊回师的时候高兴得很，以为自己立了大功。面见魏文侯的时候，魏文候拿出来整整一筐针对乐羊的告状信让他看。乐羊吓得拜倒在地，连连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全是大王的功劳（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任何成功都不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一个团队的成功。其中，领导的支持与信任最为重要。不要总以为自己立下了多少功劳，而应当看看当你拼搏之时领导对你的支持有多大。

说完这三件事后，甘茂接着说：我甘茂是个外来之臣，如果率兵去攻打宜阳，最担心有人告我的状，而且大王一定会听信这些话。这样，大王便会背上一个欺骗魏王的名声，而我也会落得一身诽谤。所以，虽然魏国同意和咱们联合攻韩，但是，这一仗我不能打（今臣，羁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孙奭二人者挟韩而议之，王必听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秦武王听完后，对甘茂说：我和你先订一个君子之盟，你就放心地去攻打韩国吧。

直到这时，甘茂才率兵攻打韩国宜阳，结果打了五个月，还没有攻下宜阳。其间，秦武王果然收到很多告状信，在多方游说之下秦武王下令甘茂退兵。甘茂说：之前的君子协定还算数吗？秦武王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糊涂，赶紧又派重兵增援甘茂，最终甘茂杀了六万韩国士兵，攻下了军事重镇宜阳，洞开了韩国的西大门，秦兵从此可以畅通无阻地直插韩国的心腹之地（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孙奭果争之。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击之。斩首六万，遂拔宜阳。韩襄王使公仲侈入谢，与秦平。《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秦武王这样一位在位仅仅三年的青年君王，在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也镌刻下自己的名字，留下自己的一份业绩，为秦国兼并六国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第四位，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时代，秦国对六国已经拥有压倒性优势。此时的秦国应当继续东进，打垮六国的军事力量，为最终兼并各国做好充分的准备。秦昭襄王不负历史重托，多次任用魏冉为相，提拔白起为将，持续攻打三晋。白起伊阙一仗，打败韩、魏联军，杀死二十四万人。秦赵长平之战，白起坑杀四十余万赵国精锐，从此赵国一蹶不振。此时的天下只有赵国是秦灭六国的最大障碍，秦昭襄王基本摧毁了赵国的有生力量，使六国之中再没有一国能够和秦国单独过招，这进一步造就了秦灭六国的历史大趋势。

此外，秦昭襄王又任用范雎为相，采纳了范雎著名的“远交近攻”的策略。正是“远交近攻”四个字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使秦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有了一个总体战略方针，也使秦灭六国的大趋势日趋明朗。

第五位，秦孝文王。

秦孝文王是秦王赵政的祖父安国君，正式在位时间仅有三天，因此未有政绩，也未有败绩，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姑且一并称之为明君吧。

第六位，秦庄襄王。

秦庄襄王即异人，是被吕不韦成功包装并推上王位的一代秦君。虽然他的在位时间和秦武王一样短暂，也是仅有三年，但是，他也绝非寻常之辈。秦庄襄王面临的任务也是继续秦国的扩张大业，巩固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

他重用吕不韦为相国，攻取韩国的军事重镇成皋、荥阳，建立了三川郡。韩国西边有两个战略要地，一是宜阳，二是成皋、荥阳。秦武王拿下了宜阳，如此一来，秦军就能够直达洛阳。而后，秦庄襄王又拿下了成皋、荥阳，这样，秦军便可以直达大梁（今河南开封）。三川郡成为插在韩、魏两国腹地的一把尖刀。攻下宜阳、成皋、荥阳，秦军就可以随时马踏中原腹地。

不仅如此，秦庄襄王还利用赵、燕之战，攻取了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城，进一步削弱了赵国的国力。赵国土地锐减，其中就有秦庄襄王的一份功劳。

第七位，秦王赵政。

赵政在举行加冠礼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除掉嫪毐集团、吕不韦集团成为刻不容缓压倒一切的任务。公元前237年，赵政罢免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标志着他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告一段落。

此时，摆在秦王赵政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适时发动统一战争。

赵政面对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不失时机、毫不犹豫地发动了统一战争。统一战争的序曲就是继续大规模地削弱赵国。此时，韩非入秦劝赵政首先攻赵，因为此时赵国的力量还比较强大，只有先打垮了赵国，秦国才可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所以，从罢免吕不韦到发动灭韩战争期间，赵政连续对赵国用兵，虽两次被李牧打败，但灭赵已是赵政完成统一大业的既定方针。

赵政制定下的先灭韩，继而灭赵、灭魏的顺序是完全正确的。在统一天下的整个进程中，赵政基本上没有犯什么错误。在赵政灭了韩、赵、魏三国，击溃燕军主力并基本灭燕之后，天下只剩下齐、楚两国。赵政此时有些自满，他听信了青年将领李信二十万军队就能灭楚的话，对老将王翦灭楚非六十万军队不可的建议不以为然，反而认为王翦因年老而怯战。结果，李信大败而归。事实证明，王翦有先见之明。赵政此时完全不顾及个人的尊严、脸面，立即登门向王翦道歉，起用王翦率六十万大军灭楚，并且答应了王翦所有的财产封赏要求。最后，王翦顺利灭楚。

综观秦国自孝公以来的七位国君，没有一位昏君、庸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秦国基本上实施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偶尔辅以兄终弟及制。在这种继承制之下，君王的继任完全不是择优、选贤，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说安国君的继位，是因为安国君的长兄因病去世，他作为次子而成为王位继承人。如此继承王位的君王能够优秀吗？能够完成历史使命吗？能够保证个个都是明君贤主吗？本来，这应当是充满诸多变数的问题，但是，在秦国却毫无悬念。秦孝公以来的七位国君无一昏庸，这似乎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庇护秦国。

秦始皇的前六代先祖都完成了他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因此，到秦始皇时期，一切似乎水到渠成。西汉的大才子贾谊在他的长篇政论文《过秦论》中极为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点，认为秦始皇是“奋六世之余烈”。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曲折前进的。在战国前期，六国也曾经风光占尽，但它们的发展势头没有持续下去。到了战国中期，当秦孝公开始重用商鞅实行变法时，六国的发展势头与秦国相比已经相形见绌，国力与秦国相比，距离越来越大。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历史趋势是自秦孝公以来七位国君持续努力的结果，这就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必然性。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在秦国的这七代国君身上，还保持了一个其他六国国君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便是秦国的人才战略，它为秦国的发展带来了人才优势与智力支持。

人才、人才、人才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秦国自孝公以来的七位国君都能够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绝非偶然，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这七位国君都非常重视发现和重用人才。战国七雄之中唯独秦国在重用人才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秦国重用人才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唯才是用。选才不以国别为界，换句话说，秦国的这七位国君都重用了秦国以外的人才。比如秦孝公重用的商鞅是卫国人，秦惠文王重用的张仪是魏国人，秦武王重用的甘茂是楚国人，秦昭襄王重用的范雎也是魏国人。秦庄襄王重用了卫国人吕不韦，秦王赵政重用了楚国人李斯、魏国人尉缭，而且，秦王赵政手下的名臣将相还有许多六国人。这些人才都与秦国统治者毫无血缘关系，却备受重用，可见秦君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

第二，用人不疑。比如秦孝公不顾旧贵族的极力反对，坚定不移地信任商鞅，始终如一地支持商鞅推行变法改革，这就是用人不疑的显例。秦武王面对大量状告甘茂的上书，最终还是信任甘茂，继续增兵，终于攻占了军事重镇宜阳，洞开了韩国的西大门。到了秦王赵政时，韩人郑国入秦做间谍被发现，宗室大臣趁机建议逐客，为此李斯上《谏逐客书》，透辟地阐明了重用人才与秦国强大的利害关系。赵政大为称赏，立刻废除逐客令，提拔李斯为廷尉，从此信任倚重李斯十几年。这种用人不疑的做法，对国家治理与强盛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礼贤下士。比如秦孝公接见商鞅与他谈话，不知不觉就挪动身体靠近商鞅，近距离地听取商鞅的治国之策，而且连续好几天都不知疲倦。再如顿弱见到赵政不行礼，赵政依然接见。这种谦恭、礼贤下士的态度，怎能不让人竭尽所能地助秦一臂之力？这说明，秦国统治者至少在事业未竟之时，是很重视礼贤之道的。

这些事例一再证明，秦国七代国君始终如一地把重用人才当作实现统一天下目标的重要手段。他们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兼并六国是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没有重大失误的前提下，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重任，最终促成了由秦统一天下的大趋势。这是秦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必然。

太多的偶然就是必然

秦灭六国作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已载入史册。有心之人不禁要问：秦国就算再气势如虹，也只是一个诸侯国而已，而六国的土地、人口、人才都几倍于秦国。无论如何，联合起来的六国也不可能都被秦国一一吞食。但事实就在这种种不可能中戏剧般地在历史舞台上上演，留给后人的是六国为何灭亡的谜团。晚唐文人杜牧在《阿房宫赋》里曾经给出过一个惊人的答案，他认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那么杜牧的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秦国兼并六国和六国本身是不是有关系呢？

当我们大谈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必然性时，也不能忽视历史的偶然性。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偶然性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六国所犯的错误，二是秦国的偶然性。

六国所犯的错误颇多，下面我们逐国一一道来。

第一，“三家分晋”。

在上部里，我们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讲述了“三家分晋”，目的就是为了阐明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偶然性。当时如果没有“三家分晋”，可能会由智伯一家独霸晋国。如果强大统一的晋国横在秦国的东边，秦国还能轻易地兵出函谷关吗？但是，历史竟然让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如果不是“三家分晋”而是“三家分秦”，那么最终将会由谁来统一中国，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三家分晋”是晋国所犯的重大错误，也因此成就了秦国。

第二，赵国盛衰。

“三家分晋”使阻挡秦国东进的最大障碍消失了。但是，历史竟然又让韩、赵、魏三家之中冒出了一个强大的赵国。赵国是三晋之中最强大且最有能力阻挡秦国东进的国家，但是，赵国偏偏出了一个壮年就退居二线的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如果不壮年退位，如果不突发奇想地将赵国一分为二，让大儿子做代王，小儿子做赵王，赵武灵王会饿死吗？赵武灵王犯了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最大的受益者当然又是秦国。赵武灵王的孙子赵孝成王如果不听信谗言，信任并重用廉颇，秦国怎么能够在长平一战中摧毁赵国四十五万生力军呢？如果赵国保留下四十五万生力军，秦国统一中国的大趋势还能形成吗？假使赵国的亡国之君赵王迁能够信任并重用李牧，也不至于使赵国如此迅速败亡。历史又一次眷顾了秦国。

第三，韩国悲剧。

韩国的悲剧是韩非生不逢时。韩非是比商鞅更伟大的法家思想代表人物，他如果能够得到韩王的信任，能够有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一定可以让韩国强大起来。但是，韩非生不逢时啊！在韩非出生之时，秦国已经成了气候，相比之下，韩国国力衰竭，亡国在即。历史完全没有给韩非一个施展才华的时间和空间，这么一位法家天才到了亡国之时才出现，这是韩非的悲剧，更是韩国的悲剧。而这对于秦国而言，又是一次有惊无险的机遇。

第四，魏国错失良机。

魏文侯是魏国第一代国君，他在位五十年，重用李悝，在各国中率先实行变法，这使得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第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魏国的强大足足比秦国早了半个世纪。如果照此发展下去，魏国完全有统一天下的可能。然而，魏国却因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一蹶不振。更重要的是，魏国的杰出人才一个个不断外流，吴起、商鞅、孙膑、范雎等纷纷离开魏国。公元前247年，信陵君率五国联军大败秦军。第二年，秦王赵政即位。但是，这么一位能干的信陵君，最终却不受重用，被魏安釐王罢免赋闲，以至于郁郁而终。如此国君，如此待贤，国家岂能不亡？这又为秦国一统天下扫除了一个障碍。

第五，燕国不识大体。

燕国国力弱小，在战国七雄之中本无关大局，然而，燕国享受了秦国“远交近攻”的一切好处，同时还为秦国统一天下帮了大忙。这从何谈起呢？

一是燕国弱齐。齐国是东方大国，是秦统一天下的最大对手之一。但是，燕国积极谋划五国伐齐，占领齐国五年，报了一国之仇，也为秦统一天下清除了一个重要障碍。

二是燕国疲赵。赵国是燕国的天然屏障，阻挡了秦国对燕国的侵扰。可是，燕国国君极其昏庸，完全没有大局意识。长平之战以后赵国极需时间休整，但是，恰恰在这一关键时刻，燕国竟然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使赵国不但不能休整，而且还损耗国力与燕国打了三年的仗。秦国借燕、赵大战之机，鲸吞了赵国的大片土地。

齐国弱了，赵国疲了，燕国的屏障消失了，燕国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人们看到的往往是自身的利益，而且是自身的直接利益、眼前利益。但是，一个人的自身利益往往与他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眼前利益也往往与长远利益密切相连。如果只顾个人眼前利益，将直接利益最大化，最终往往导致自身利益、长远利益大大受损。

燕国正是在谋求本国利益的短视行为中自掘坟墓的。

第六，楚国的失误。

楚国是七国中国土面积最大的诸侯国，也是力量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然而，楚国政治昏庸，明君极少，李园的误国更加速了楚国的灭亡。

第七，齐国的历史错误。

齐国是建国较早的诸侯国之一，而且，齐国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齐国不和秦国接壤，国土面积辽阔，国力强盛。但是，齐国却不像三晋、秦国一样谋求变法图强。齐国占领燕国，两国结下了世代怨仇。齐国独吞宋国，引发五国攻齐长达五年。田单复国之后，齐国已经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当年的雄风了。从此，齐国片面汲取了五国伐齐的教训，对韩、赵、魏坐视不救，安享秦国“远交近攻”的短暂和平，明哲保身，间接导致韩、赵、魏相继亡国。直至六国中五国皆亡之时，齐国仍然不修战备，齐王建还在继续做着五百里地封君的美梦，最终被活活饿死。

山东六国无一例外地犯了这么多历史性的错误，焉能不亡？在秦王赵政看来，六国所犯的错误是上天所赐的再好不过的礼物了。

最后，再谈谈秦王赵政兼并六国之事。赵政继位之时，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由秦王赵政来统一天下又是无数个偶然所促成的，他是在秦国三十五代国君的基础之上完成统一大业的。赵政是地地道道的历史的宠儿。

赵政的曾祖父昭襄王之所以能继承王位，是魏冉、宣太后共同拥立的。对秦昭襄王自己来说，是一偶然，因为当赵武灵王接他回国之时，他正在燕国做质子。秦昭襄王四十年，悼太子在魏国当质子时病故。正是由于悼太子去世，两年后安国君才得以继承太子之位。安国君的继位也纯属偶然，而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子，又是吕不韦包装安排的结果。如果不是悼太子下世，安国君根本不可能被立为太子。如果没有吕不韦的成功运作，异人也不可能成为安国君的嫡子。如果安国君不是仅正式继位三天就下世，异人也不会迅速成为秦庄襄王。如果不是吕不韦送赵姬给异人，赵政也不可能出世。秦庄襄王在位三年便下世，这使得赵政十三岁便继承王位。太多的偶然造就了赵政的即位，也成就了他一代英主的地位。

无论有多少偶然，毕竟天下是由秦王赵政统一的。统一了天下的赵政又会怎样经营这个空前统一强大的帝国呢？

二十七 集权皇帝

随着大秦帝国的建立和一系列法令措施不失时机地制定与颁布，赵政终于完成了历代秦王所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给中华五千年的史书献上了耀眼的篇章，气势何等恢宏！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赵政面前，那就是他的称谓。秦朝以前，周天子称王，这个昔日唯我独尊的名号如今已经被许多国君堂而皇之地采用了。面对着自己大一统的壮丽河山，面对着自己前无古人的皇皇功业，一个被人用滥的“王”字显然不能表达统一帝国国君的大气度、大豪迈、大手笔，更无法彰显自己至高无上的威严。内心的极度膨胀让赵政感觉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称谓。于是，一个新的称号诞生了，那就是“皇帝”。“皇帝”一词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在刚刚统一、百废待兴之际，赵政为什么对改变自己的称谓如此急切呢？

始皇帝

公元前221年的一天，赵政踌躇满志地坐在秦国都城咸阳的大殿里，得意扬扬。原来，秦国统一的最后一战迫使齐王建主动放弃抵抗，举国降秦，并表示愿意做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君。这个消息传到咸阳，赵政自然是心花怒放。因为，齐国的不战而降，大大缩短了他统一天下的时间。另外，哪有什么五百里地的封君？齐王建真是昏了头，赵政对齐王田建的愚蠢感到可笑。大殿上的群臣听到这个消息，齐声高呼万岁。面对欢呼的群臣，赵政沉思片刻，一脸严肃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今天下大定，我的名号也应当改一下了。如果再叫秦王，如何显示我大秦帝国取得的丰功伟绩？又怎么能名垂青史呢？请各位大臣讨论一下，该怎么改好呢（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大臣们听了赵政的一番话，都微微一愣，朝堂上顿时鸦雀无声，因为他们没想到秦王赵政在兼并六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议名号、改称呼。随后，大殿上立即开始议论纷纷。

不一会儿，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认真商量后，一起上前奏报：当年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土地只有千里，诸侯有的来朝见，有的不来朝见，五帝无法控制天下的诸侯。现在大王兴正义之师，平定天下，全国统一设置郡县，法令一统，这是亘古以来没有的大事，五帝实在无法和大王相比。古代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尊贵。大王应当称“泰皇”，而大王发布的政令应当称为“制书”“诏书”，大王则自称“朕”（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史记·秦始皇本纪》）。

应当说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给秦始皇上奏的尊号已经登峰造极了，从称号到政令、自称，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赵政并不满意。既然前人已经用过，再让我用，如何显示我的伟大和与众不同呢？一定要创新，要有创意。于是，赵政下令：去掉“泰”字，留下“皇”字，再用上古的“帝”号，合起来称为“皇帝”，其他的称呼都按你们商定的办（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史记·秦始皇本纪》）。看来，赵政最在乎的还是自己的称号。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称号由此诞生。

当大臣们以为今天的朝议已经结束时，赵政又说：过去君王下世之后，即位的君王和大臣都要给先君一个谥号。这是后代的君王议论前代君王，是以下犯上，从我这儿开始，废除谥号。从今之后，朕称“始皇帝”，下面是二世、三世，直至万世（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

赵政统一天下之后，要办的事、待办的事、急办的事可以说千头万绪。为什么赵政如此重视自己的称号问题，首先要解决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赵政这种做法本身，表明他的野心在极度膨胀，头脑已经开始发热了。秦始皇兼并六国后，自以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皇帝”一词非他莫属。之后，他还制定了一系列与皇帝有关的制度，如“制”“诏”是皇帝命令、文告的独特形式，“陛下”是臣民对皇帝的尊称。皇帝的亲属也有了独有的称谓，如皇帝的父亲叫“太上皇”，皇帝的母亲叫“皇太后”，皇帝的妻子封为“皇后”等。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建立了与皇帝相关的礼仪制度，但是由于史料匮乏，它的原始面貌我们很难厘清。

另外，秦始皇之所以对自己的称号如此在乎，还出于一个重要原因，即他急切地需要为自己正名。

正名是论证政权合法化的基础。赵政九岁回到秦国之后，就成为了太子异人的嫡子。这注定了他将来一定要继承大统，成为秦王。因此，赵政九岁之后应当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自己将来当秦王做好了文化上的准备。关于这方面的直接史料，我们目前无从看到，但是，赵政少子胡亥受业于赵高，赵高本人是一位文字学家，而且深通法典。从这一情况来看，赵政九岁归国之后接受的教育肯定不差。如果我们这个推断不错的话，受过良好教育的赵政当然懂得正名的重要性。赵政的“议帝号”就是要正名。先秦诸子历来非常重视正名，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正名”对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有序，以及对老百姓的统治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赵政统一天下后首先忙着为自己正名。

神化是树立皇帝权威的必经之路。赵政自称“皇帝”，独占“朕”字，政令称“制书”“诏书”等，目的都是为了神化自己，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形式把自己和全体臣民严格区别开来，最大限度地把自己标榜得与众不同，显示出自己的独一无二。这套神化造势术，一方面源自韩非学说中的“术”和“势”，另一方面则源自赵政自己的政治需求。为了让别人感觉自己地位的神圣不可侵犯，赵政认为必须有一整套形式上的仪式作为神化自己的手段。

“皇帝”称号本身就是在神化自己。“皇”是“天人之总称”，赵政不要“泰皇”，但取“皇”，因为“皇”是尊贵之称。“帝”是“天号”。“皇”与“帝”合称“皇帝”，神化的意义更为明显。

圣化是树立权威的又一条路径。赵政废王称皇帝，确有“称成功，传后世”，展示并炫耀自己功德的一面，但是，赵政更改称号更重要的目的是圣化自己，使自己成为天下一切崇拜的集中代表。

神化、圣化自己的基础是皇帝意识。

秦始皇是一个皇帝意识非常浓厚的帝王。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第一，帝王心态。在秦始皇的“皇帝”称谓中，还有一种隐性称号，即“龙”。“龙”在先秦是一种神物，也是民间对“皇帝”的一种通俗称呼。秦朝的臣民称秦始皇为“祖龙”，《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今年祖龙死”一说，暗示秦始皇将死。秦始皇听说之后，对“祖龙”一词做了新的解释：“祖龙者，人之先也。”这说明秦始皇默认“祖龙”指的就是他自己。

第二，垄断心态。秦始皇垄断心态极其强烈，在现实生活中独断乾坤。“朕”字在先秦是第一人称的通称，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到秦始皇之时，他便独占了表示自称的“朕”字，使其成为帝王的专称，并严格禁止他人使用。这表现了秦始皇强化“一人”的独占性，皇帝制度就是“一人”政体，皇帝是天下独擅大权的唯一“一人”。秦始皇尽管只垄断了一个“朕”字，但在实际上，这件事本身就充分体现了四海之内唯我至尊的思想。

正名、神化、圣化的根本目的都是强化现实统治。秦始皇创立的是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控制臣民，特别是控制被秦国兼并的六国臣民，这是秦始皇建国伊始的既定方针。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称皇帝，垄断“朕”，都只不过是秦始皇控制天下的一种手段。秦始皇之所以选择通过这种手段威慑天下，是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天下并不会完全臣服于他的统治。

皇帝制度的存在及其职能的实现，不仅仅依赖它所具有的物质力量，还需要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认同可分为主动的、自为的维护和被动的、自在的接受两种情形。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就会呈现轰轰烈烈的历史画面。

废除谥法剥夺了后世对前代君王的评议权。中国历史上的君王死后，即位的新君和礼官等大臣要给先君一个评价，这就是“谥”。

秦始皇废除谥法之举，意义深刻。首先，体现了他对大秦帝国永世长存的自信；其次表现了他不许“以下议上”的思想；另外，还为了杜绝后世对前代皇帝的任何批评的出现。赵政认为，前代君王死后由后代继位君王和大臣们议定谥号的做法是“子议父，臣议君”，非常不合适。因此力主废除谥法，自己是始皇帝，后代君王的称号只用数字表示，下面依次是“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在大喜的时刻，赵政把废除谥法与称皇帝、万世相传一并宣布，似乎有点煞风景，然而这正是秦始皇极高明的政治艺术和娴熟的政治权术的具体表现。他规定死后不准人们对他评头论足，那么他在世时臣民能否对他评论也就不言而喻了。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作为的专制帝王一次又一次地为身后立法。秦始皇可谓最为突出的一位，他反复宣布一切法令“永为仪则”，世世代代都要遵守。

奉天承运皇帝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后，运用了各种手段加强巩固自己的统治。可以说他所建立的皇帝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首创性，而这些制度绝大部分被汉王朝继承，并稍加改动使之更加完善。此后的两千多年间，虽然历代王朝都对皇帝制度有所损益，但秦始皇确立的这个制度的框架和精神基本没有变化，可谓根深蒂固，它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此时，秦始皇仍然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那就是他毕竟强夺了周朝的江山，以武力兼并六国统一了天下，这样的兼并统一是否具有合法性？关于这一点，秦始皇又该如何向天下人作出解释呢？

证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是每一个政权诞生之后必须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在夺取前朝政权之后，中国古代帝王证明自己夺权的合法性有四大法宝：一是符谶，二是德运，三是传国玺，四是封禅。

先讲符谶。

“符”是符瑞，“谶”是预言。简而言之，符谶就是祥瑞。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往往都会有吉祥物出现，这预示着新王朝的建立是上应天命。秦始皇统一中国本无任何吉祥物，但是，没有怎么能行啊？为了证明自己称帝是顺应天命，就必须得凑出一个祥瑞。于是，秦朝的大臣们举出五百年前秦文公打猎时曾经捕获的一条黑龙作为祥瑞。这似乎有些无聊，五百年前之事与今何关？但是，中国第一位皇帝还是借用了祖宗的亡灵为现世的自己找到了一条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从而证明自己夺取政权是天命天意。

再讲德运。

中国的百姓恐怕对“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几个字再熟悉不过了。古代百姓当然不用说，现在的老百姓在这些年来的古装电视剧的强力熏陶下，也早听惯了皇帝圣旨开头的这八个字。这里的“天”指天命，“运”指德运。

战国时期齐国人邹衍首创“五德终始”说，在当时非常流行。“五德终始”指的是水德王朝、火德王朝、木德王朝、金德王朝、土德王朝相互承接、相互替代。

邹衍之说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五行学说。五行之说在中国起源很早，大致是说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是世界万物的组成元素。春秋时期，五行之间又产生了相生相克的思想。邹衍将这种思想运用到政治中，提出了“五德终始”说。该说认为“五德”支配着历史的变化，即“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历代帝王的更替与五行相应和。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立即有人对他说，黄帝在五行中属土德，夏朝属木德，商朝属金德，周朝属火德，现在秦朝取代周朝属水德。当年秦文公打猎，曾得到一条黑龙，它就是水德王朝的吉祥物（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秦始皇欣然认同了这一说法。

在五行之说盛行的中国古代，金、木、水、火、土与白、青、黑、赤、黄五色相配，又与西、东、北、南、中五方相配，西方为白、为金，东方为青、为木，南方为赤、为火，北方为黑、为水，中央为黄、为土。

此外，五行还与四季相配，金配秋，木配春，水配冬，火配夏，土配季夏（夏末）。

“水”在阴阳五行之说中属阴，方位为北，季节为冬季，色彩为黑色，数字为六，音律为羽。因为和五行中“水”相配的季节是冬季，所以秦朝以冬季的第一个月十月为正月。因为尚黑，所以黑色成为秦朝的象征，“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百姓也因此被称为“黔首”。尺度以“六”为数，所以，很多东西都以“六”为限，或是“六”的倍数。另外，还把黄河改称为“德水”（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史记·秦始皇本纪》）。

“五德终始”说论证了秦朝代替周朝符合天命。属火德的周朝被属水德的秦朝取代，这是天运。

任何继承都是一种改造的继承。秦始皇在利用“五德终始”说论证秦朝合法性的时候，还对“五德终始”说做了符合自己需求的改造。“五德”是相互循环的，如果承认“五德”相生相克，大秦帝国最终也会被下一个德运王朝所代替。但是，秦始皇希望江山千秋万世永远姓嬴，因此，他一再鼓吹秦王朝从他开始称“始皇帝”，然后二世、三世直到万世。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不仅是不允许以下议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大秦帝国将万世不变，所以，他要抽掉“五德终始”说中关于循环相生的理论，以制造秦朝江山永固的神话。

“五德终始”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维护君权又限制君权，既为新王朝论证合法性，又为下一个王朝的兴起奠定理论基础。因此，秦始皇要把“五德终始”说改造成为只维护君权而不限制君权、只为大秦帝国取代周朝服务而不为下一个王朝取代大秦帝国服务的理论。

制造神秘是一切封建帝王强化统治的手段之一。秦始皇在大力提倡“五德终始”说的同时，又大力主张“数以六为纪”。所谓“数以六为纪”绝对不是今人所说的“六六大顺”。

那么，秦始皇“数以六为纪”有什么含义呢？

五行与阴阳、八卦是相辅相成的。在五行之中，火为阳，水为阴；在八卦之中，有阳卦和阴卦之分。乾卦（）是阳卦，坤卦（）是阴卦，它们是六十四卦中最典型的两个卦象。

乾卦由三画“”组成，历来有“乾三连”之说。阴卦最典型的是成两组六画“”排列而成的坤卦，历来有“坤六断”之说（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水属阴，坤为阴，水德必以“六”为数。所以，在秦代，“六”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数字。六寸、六尺、六马都以六为数，甚至秦初分天下设为三十六郡（六乘六），也是“六”的倍数。这些事例说明后都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然而，秦始皇在大讲以“六”为纪的同时，却又不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如此，他有意要制造一种神秘色彩。

三讲传国玺。

传国玺是“奉天承运”的具体体现。在上部“秦赵之争”中，秦昭襄王对赵惠文王得到的和氏璧垂涎三尺，企图以十五座城池为诱饵，空手套白狼，骗取赵国的和氏璧，但是最后失败了。不过，后来秦国灭掉了赵国，也如愿以偿夺得和氏璧。赵政得到和氏璧之后，命令李斯在上面书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这八个字表明赵政得到天下是“受命于天”，而且还得顺承传之万世的天意。还有一说，秦始皇的传国玺是用蓝田玉刻成的。

“德运”说听起来总是那么玄玄乎乎，让人感到神秘，而传国玺却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存在物。因此，传国玺的重要在于它是“德运”的一种物化形态。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宋代，开国皇帝一直都把手握传国玺看作是天命所归的象征。朱元璋称帝后，因为没有得到传国玺，一直以为大憾。

四讲封禅。

封禅是帝王进行的最盛大的天地祭典。“封”，是在泰山山顶筑坛祭天；“禅”，指的是在山南梁父山辟基祭地。“封”与“禅”一先一后，先祭天，接着祭地，所以，“封”“禅”合称。

封禅是表明“奉天承运”的大典。“易姓而王”的君王，一定要通过“封泰山禅梁父”的仪式，向天帝报告成功（《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史记·封禅书》，张守节《史记正义》引）。

封禅是在西周出现的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祭祀大典。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把封禅与受命于天相联系，使封禅成为“奉天承运”的一种文化象征。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也就是兼并六国后的第三年，秦始皇东巡郡县，召集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余人到泰山下，商议封禅典礼，以表明自己当上皇帝是受命于天、名正言顺的（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史记·封禅书》）。儒生们的议论各不相同，难于实行。于是秦始皇黜退所有的儒生，自定礼制，整修山道，自泰山之阳登山。在岱顶行登封礼，并立石颂德（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史记·封禅书》）。自泰山之阴下山，行禅礼于梁父山。

秦始皇举行封禅大典，固然有庆祝成功之意。但是，通过封禅进一步论定大秦帝国的合法性，仍然是赵政心中第一位的大事。这近乎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表示皇帝受命于天，向天告太平，并答谢天的佑护之功，当然更要向上天汇报自己的显赫政绩。

秦始皇正是通过上述四种活动证明了自己统一天下是奉天承运。

郡县制：集权、集权、集权

秦始皇无论是称“皇帝”还是神化自己，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政治上实现高度统一，不允许诸侯纷争的局面再次在自己建立的大一统的秦帝国内出现。所以秦始皇首创了皇帝制度，他用“五德终始”说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保障了整个王朝思想舆论上的统一。但仅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加强对地方和官员的控制方面，秦始皇也是煞费心机，想尽办法。那么秦始皇是如何具体操作的呢？

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常常有巨大的惯性。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这一年（前221），丞相王绾等大臣认为，六国刚刚被灭，燕、齐、楚等国地处偏远，如果不封王镇守，很难统治。所以，建议立诸皇子为王，镇守偏远之地。这个建议实质上是希望秦始皇能封皇子为诸侯王（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把这个建议交付廷议。所谓廷议，即大臣们的朝议。朝堂之上的意见几乎是呈一边倒地支持丞相王绾的“分封诸子”（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有廷尉李斯一人反对。

李斯认为，周文王、周武王当年分封的诸子、兄弟、亲戚极多，可是到了后代，当年的亲戚关系越来越疏远，相互攻击，如同仇人。而周天子也管不了诸侯之间的战争。如今天下靠大王的神灵获得统一，划分为郡县，皇子、功臣也有赋税重赏，如果维持这样的局面，天下非常容易控制，并且能得到安宁。如果设置诸侯，很有可能会重蹈周朝的覆辙。

秦始皇说：秦统一天下之前，天下百姓无不苦于连年战争，原因就是那些诸侯王相互争斗。现在朕仰仗祖宗神灵，刚刚安定了天下，如果再立诸侯，这等于又要挑起战争。天下百姓岂不是难以得到安宁？廷尉说得对（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坚定地支持李斯的主张，没有采用分封制，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郡县制。

中国的郡最早产生于战国时的晋国。《左传·哀公二年》曾经记述了赵简子的一段话：“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从这一史料来看，早期的郡，级别低于县。战国时期，郡主要设在边地重镇。战国七雄都设立了郡县。比如魏文侯时期，吴起任西河郡太守，后来吴起受到魏武侯的猜忌，离开魏国来到楚国，曾在楚国任边郡太守一年，然后才被任命为令尹，实行变法。所以，郡县制并不是秦始皇的独创。早在商鞅变法之时，秦国就合并了一些边邑组建为县。

郡县制虽然非秦始皇首创，但秦始皇却第一个把这一制度推向了全国，而且执行得很坚决。郡县制和秦始皇的个人集权思想不谋而合。公元前221年，秦朝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据说以后又增为四十郡、四十六郡。郡的长官称为“守”，县的长官称为“令”，均由国君直接任免。郡县制使天下形成了“中央—郡—县”一整套比较系统的行政机构，对实行集权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设立郡县制的理由之一是避免战争。基于血缘关系而分封的诸皇子，到了后代，很有可能会因为血缘关系的疏远而相互发动战争。实行郡县制之后，县令、郡守由皇帝任命，不能世袭，因此，不存在为了土地、权力相互发生战争的可能。郡县制有效地使君主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治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

郡县制是皇帝制度的政治基础。避免分裂只是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就是郡县制与皇帝制度最相适应。秦始皇要实行的是皇帝一人的独裁统治，如果实行了分封制，皇帝的权力就会受到封君的制约而因此削弱，而郡县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皇帝一人的绝对权力——天下只有一个政权、一个天子，所以皇帝可以最大限度地实行独裁统治。

制度效力的发挥需要上下配合。在秦始皇采用郡县制的同时，中央政府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与太尉。“九卿”是奉常、宗正、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少府、治粟内史。上下两种制度被秦始皇绝妙地运用自如，这极大地保证了皇帝的集权统治。

秦始皇神化、圣化自己，采取各种方法为自己大造声势，目的都是给大秦帝国的合法性寻找依据，为自己的武力强夺找到借口，并为自己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秦始皇对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之后，他还会将哪些宏图伟略付诸实践呢？

二十八 统一制度

赵政称皇帝、禁谥法，废分封、设郡县，封泰山、禅梁父，从政治制度、组织制度上证明了秦政权的合法性，也证明了皇位奉天承运的正当性，以此神化、圣化自己的权威，巩固大秦帝国的统治。同时，秦始皇在文化和经济政策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呢？

书同文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采用小篆来统一中国文字，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从出土的秦朝简牍中，看到的多是秦隶，这是为什么呢？

统一文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这一大事件涉及三个问题：一是秦始皇为什么要统一文字；二是秦始皇采用什么方式来统一文字；三是如何看待秦始皇统一文字。

第一，秦始皇为什么要统一文字？

主要原因是被兼并的六国文字字形不一，影响交流，这成为秦朝政令贯彻全国的一大障碍。大秦帝国建立之后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怎样保证政令在如此广袤的国土上得到贯彻执行，如果这一点得不到保障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时六国文字混乱。具体表现为：战国数百年间周天子因自身衰落，无暇顾及规范文字，其他各国君王也没有工夫统一文字。在长期分裂割据状态下，文字得不到规范，异体字频现，简化字横行。

例如在六国文字中，“马”字的字形就各不相同。

即使在一国之内，同一字的字形也有很多不一致的情况，书写上的不统一，成为书面交流的最大障碍。秦统一后，实行“书同文”的措施，“马”字统一规范为“”。

再如“安”字，统一之前六国的字形如下：

统一文字以后，“安”字规范为“”。

除便于交流外，统一文字还是政令统一的需要。保证政令统一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的当务之急。偌大一个帝国，如果不能保证政令统一，那可是天大的问题。在诸侯割据七国争雄的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异形，写法千变万化，缺乏一定的体系与结构规律，随意性很强。秦并天下后，领土空前扩张，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之上进行统治，必须保证政令通畅，而当时字形各异的六国文字给政令的推行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如果秦始皇的诏令下达到地方后，地方官员都看不明白的话，岂不贻误了国家大事？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也确实发生过诏书到达桂林而当地一般民众却读不懂的事情。因此，政令统一是加强权力控制的头等大事。这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根本目的。

秦始皇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秦国三十五代国君梦寐以求的统一天下的大业，在建立大秦帝国之后，秦始皇的一系列作为都是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江山。统一文字的根本目的亦在于此。

第二，秦始皇采用什么方式来统一文字？

秦始皇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首先，要实现文字统一，必须先设定一个全国性的标准；其次，通过政令废止与标准不一样的六国文字，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关于这两方面的具体情形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记载得非常明确：“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全国性统一文字的标准就是所谓的“小篆”，具体措施则是废除“不与秦文合者”。

据此可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的过程中，有三个人了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是丞相李斯，二是中车府令赵高，三是太史令胡毋敬。丞相总管国家基本政务，李斯不但主张用秦国文字统一天下，而且明确提出废除与秦国文字不同的六国文字，并撰写了《仓颉篇》七章，作为小篆的范本。赵高是中车府令，此职位主要管理皇帝车马，官阶不高，但是深得秦始皇信任。而且，在秦国官职中加有“中”字的官吏应当是可以出入宫廷的。所以，当时赵高可以自由出入宫闱。太史令是史官，也是皇帝的近臣，出于职业原因，史官对文字统一的要求也许会更加迫切。

然而，有些学者声称，秦始皇不仅用秦小篆统一中国文字，还使用了隶书作为统一文字的书体。理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秦朝出土的简牍上往往不是秦国小篆，而是具有隶书体式的古隶。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秦始皇到底是用何种字体统一文字的呢？是文献记载的小篆，还是出土文献中的隶书？

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和隶书是两种不同的书写体式，小篆笔画复杂，整齐协调，写出来的字像图画一样漂亮，但是书写麻烦。而隶书笔画比小篆简洁，主要是将小篆的圆转笔画改为方折笔画，书写效果略微宽扁，讲究“蚕头燕尾”。那么，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时，他究竟是采取了小篆还是隶书作为统一的标准呢？

根据汉代著名文字学家许慎的解读，秦始皇是用秦国的小篆作为统一天下文字的标准。笔者也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不是用隶书，而是小篆。那么依据是什么呢？

其一，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均用小篆书写。秦始皇为了统一天下文字制定了三部字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秦始皇命令丞相李斯写作了《仓颉篇》七章，中车府令赵高写作了《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写作了《博学篇》七章。李斯、赵高、胡毋敬均用小篆来进行这三部范本字书的写作（《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为秦篆者也。《汉书·艺文志》）。

其二，当时各地的刻石均为小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五次巡游全国，在全国各处留下众多的刻石。而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一部分这些刻石的临本或摹本，如泰山、峄山、芝罘、琅邪台、会稽等处的刻石，而泰山刻石中还有留存至今的实物，这些刻石文字均为小篆。刻石是秦始皇五次大巡游的重要活动之一，内容无非是记载秦始皇兼并六国等丰功伟绩，所用的文字必定是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文字。

其三，根据许慎《说文解字·序》的记载。《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的经典之作、奠基之作，因此，许慎对于统一文字所持的说法，一定有他的文献依据。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出土秦简中竟然有那么多用隶书书写的文字呢？

有两种可能：一是秦始皇将隶书作为统一六国文字的书体之一；二是秦始皇用秦国小篆进行统一文字最后没有获得成功。而上述列举的三点足以证明第一种可能不成立，那么，只能是第二种可能。

中国文字书体的演变大致是：殷商通用甲骨文，西周、东周通用大篆，战国时期盛行小篆，汉代流行隶书。在这些文字书体中，大篆是一种使用较为混乱的书体。

秦始皇用秦国小篆作为统一文字的模本而颁行天下，但是，秦国小篆并不是当时天下最先进的书体。

李斯的建议明确提出用秦国文字统一天下文字。这当然是胜利者以战胜者的姿态统一天下，包括文字的统一。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秦国的文字是否是当时天下最先进的文字。实际上，秦国小篆并不是。

文字的功能在于交流，因此，文字的形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实用性。一种不具备实用性的文字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它不便于书写。既然文字重在交流，那么，天下百姓在使用文字时，便常常会创造出书写简便的字体，这种来自民间的创造有利有弊，积极的一面是为文字书体的演变提供了巨大的能量，而消极的一面则是造成了文字使用的混乱。

在战国七雄之中，秦国文化算不上先进。但是，秦国在军事、经济方面力量的强大，却是其他六国遥不可及的。所以，最终由文化并不发达的秦国统一中国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在中国历史上常发生。隋朝一统天下、蒙元铁骑征服，都是文化弱而军事强者的胜利。尽管秦国能凭借军事手段统一天下，然而从文化发展层面来看，秦国文化与被消灭掉的六国文化还是有差距的，齐文化、楚文化都比秦文化先进。因此，秦国的文字也并不是战国时期最先进的文字，它不够简便、实用。

秦始皇统一文字采用的正是秦国小篆。小篆华美、整齐，观赏性很强。但是，小篆的最大缺点是不便书写。战国时代有许多纵横家，他们往往一天之内就要书写几千字的文章以说服君王，若用小篆书写，显然无法完成。当时，使用最多的应当是从大篆发展出来的更为简便的书体——隶书。

我们今天看到的秦简中大量存在的隶书，便是秦始皇用小篆统一文字失败的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简便易写的隶书代替了秦始皇强制推行的小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秦简中大量使用隶书就断定秦始皇是用隶书统一六国文字的，这是有违史实的。

提到隶书，问题颇多：什么是隶书？谁创造了隶书？秦始皇为什么不用隶书统一文字？

先说问题一，什么是隶书？

隶书的“隶”，意思是“隶属”，隶书是隶属某一种文字的简便体。既然西周、东周使用的都是大篆，那么，隶书应当是隶属大篆的一种简便书体，当然这是古隶书。换句话说，隶书是大篆的手写体。在用大篆勒石刻碑之前，需要起草相关的文字，而不假思索就直接勒石刻碑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应当是在不易保存的材料诸如木简、竹简之类上起草碑文文字的。

再说问题二，谁创造了隶书？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时期的程邈创造了隶书。这个说法最早见于西晋书论家卫恒的《四体书势》：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徒隶，因为犯罪入狱。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用不便于书写的篆书写文字，就对篆书作了修改，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创立了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改动后的新字体，很是欣赏，不仅赦免了程邈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在官狱中推行。程邈原来的身份是个徒隶，起初新字体也是专供隶役使用，因此便把这一书体称为“隶书”（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卫恒的隶书之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但是，这一说法在理论上讲不通，同时也不符合文字书体创造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文字的书体都不可能由一个人创造出来，它应当是无数书写者共同创造的产物，唯此，才可能得到众多书写者的认同，发挥其交流思想的作用。从实际上讲，有现存出土文献佐证。今存秦武王二年（前309）的青川木牍是秦武王时期的相国甘茂在平蜀之后，公开发布的有关土地管理的文告。在青川木牍里，已经出现了不少用隶书书写的文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秦国的官方文书也在使用秦隶。青川木牍的书写时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早了八十年。下面是青川木牍的摹图：

在上图中，有很多字已具备隶书的意味，见如下几个：

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八十年前的官方文告中，就已经存在古隶书字体。由此可见，隶书不可能是秦始皇时期程邈一个人创造的。秦隶的真正创造者应该是秦国的无名文吏，他们在长期书写过程中痛感小篆的不便，出于工作的实际需要，从简化大篆，再到简化小篆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秦代隶书。

最后说问题三，秦始皇为什么不用隶书统一文字？

六国文字错杂，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后确实需要将其统一，这不仅方便政令通行，而且对文字本身的规范化也极为有利。隶书书写便捷，秦隶也早已存在。从理论上讲，用隶书来统一天下文字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是，秦始皇却采用了小篆统一天下文字。小篆华美、漂亮、整齐，然而，小篆的最大不足是不便于书写。秦始皇的举措只能说明他对形式华美的小篆情有独钟，同时也反映了他并不懂得文字规范从简、从俗的两大原则。我们从中可以窥见秦始皇追求形式唯美的心理倾向。

第三，如何看待秦始皇统一文字？

秦始皇统一文字功不可没。虽然，他统一文字的主观动机是加强统治，便于政令执行。但是，文字的统一在客观上为统一思想及促进文化交流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这对于一个多民族统一帝国的形成、发展与巩固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维系中国统一的无形文化力量。

中国是一个方言众多的国家，而方言是影响交流与沟通的一大障碍。尽管各地方言迥异，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措施，使书面语言、书写形式获得了整齐划一的规范，成为跨越时空限制、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并且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心理状态与文化，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股重要力量。这是必须首先予以肯定的。

但是，秦始皇没有使用当时已经广泛流传，而且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隶书作为统一的文字，而是采用了华丽但不便书写的小篆，以至于他费尽心力推行的小篆在秦国并未被广泛采用。造成这样的局面，或许有秦国国祚短暂的因素在内，然而，文字的流行有它自身的强大力量，简便实用才是文字的生命力所在。小篆不符合这一标准，因此，尽管依靠着秦始皇巨大的个人威严，凭借着大秦帝国强大的国家机器，小篆得以在全国强制推行使用，但小篆的难写难认最终使它成为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最短命的文字之一，代之而起的是隶书。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在《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里书写的秦代小篆的标准字体，不过，“泰山刻石”（存十字）、“琅邪台刻石”（存八十六字）还为我们保存着李斯亲自书写的秦代小篆的原貌，让我们有机会一睹秦始皇用来统一天下文字的小篆的风采。

“泰山刻石”又称“封泰山碑”，于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东巡登泰山而立，由李斯所书。石高四尺五寸，四面镌刻，其中三面为秦始皇诏书，另一面是秦二世元年（前209）诏与从臣姓名。一共二十二行，每行十二字。此石原在泰山顶玉女池上，后移置泰山下的岱庙，历经战乱，现只存十字。尚有拓本传世，存一百三十六字。下图竖排从右至左依次是：斯臣去，疾御史，金石刻，因明白。

再看留存至今的汉碑、汉简，特别是大量出土的汉简，发现出现最多的不是秦始皇强力推行的小篆，而是易写易认的汉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隶书才是真正统一了中国文字的书体，秦始皇的“书同文”的诏令真正得到施行是在汉代。一种先进的书体一旦形成，它就拥有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比如晋代形成的楷书，历经一千多年，至今仍然是我们汉字书写的主要书体。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缘于书写工具的发展。中国古代的主要书写工具是毛笔。在秦简、汉简上，书写工具的发展决定了书体的演变，而书体的简便实用又决定了何种书体能够统一中国的文字。

从大体上看，秦始皇“书同文”的措施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他采用小篆作为“书同文”的国家标准，则并不可取，再加之秦朝国祚短暂，因此，成效并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大。

最后，我们不得不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客观上为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作出了重大贡献。世界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传承不息，文字统一是主要原因之一。

统一货币

统一货币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经济领域推行的重大举措。

战国时期，不仅各国互相攻伐，而且各国的货币也不尽相同。当时通行的货币主要是四种形态：一是布币，形状像农具中的镈（bó，博），主要流通于三晋，即韩、赵、魏三国。二是刀币，主要流通于齐、燕、赵三国。三是圆钱，主要通行于秦、西周、东周、赵、魏沿河（靠近秦国）之地。四是郢爰与铜贝，只通行于楚国。各国自铸货币，甚至私人铸币。当时货币的不统一使秦始皇深感即使政治已统一，仍不能掌控经济上的统一。

战国时期流行的货币主要是铜币与金币两大类，形状各异。

战国刀币                                                    战国布币

战国刀币战国布币战国楚金币统一货币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政治统治。六国货币庞杂即是六国政治纷乱在经济上的具体表现。为了建立与政治统一相匹配的经济体系，必须在货币政策上实现统一。

战国楚金币

秦始皇采取了两种统一货币的途径：

一是由国家统一铸币，严惩私人铸币，将货币的制造权掌握在国家手中。

二是统一通行两种货币，即上币黄金和下币铜钱。改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镒为二十两。铜钱以“半两”为单位，并明确铸明“半两”二字，铜钱造型为圆形方孔，俗称“秦半两”。原来六国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得再充当货币（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史记·平准书》）。

秦半两

秦半两秦始皇用行政手段强行统一货币，这一举措使战国币制的混乱局面立刻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与规范。秦始皇统一货币所获得的成效远比他统一文字好得多，其中一个重大原因是其统一货币的措施比统一文字更合乎规律。六国的货币大小不一、轻重不一、形体不一（刀形、布形）、价值不一，秦国“外圆内方”的货币远比六国的货币更方便携带，流通起来也更为便利。“秦半两”为五铢钱的出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秦半两”影响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货币形态。

秦始皇采用“外圆内方”的圆形货币作为秦代的统一货币形态，这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相契合。中国古代一直崇尚“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先秦诸子一直认为：天道为“圆”，地道为“方”。秦币的“外圆内方”恰好符合这一哲学思想，而且非常实用。“内方”便于穿串，“外圆”不易磨损。一钱之中，既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又具备了易于携带、便于使用的特点，它的通行便是必然的了。

此外，在战国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若干个经济区，这些经济区是和战国七雄诸国共时而存的。各国的经济区之间由于交换的需要，已经将货币的统一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秦始皇统一货币适应了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这也是这一举措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法度 车同轨

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在经济上成就的另一件大事。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非常混乱。

度、量、衡是三种单位。“度”是计量长短的器具，“量”是测量体积的器具，“衡”是计算重量的器具。

两诏铜斤权，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诏文

先说“度”。在传世至今的四件战国铜尺中，洛阳金村铜尺长23.1厘米，安徽寿县楚国铜尺长22.5厘米，长沙两件楚国铜尺长分别为22.7厘米、22.3厘米。这四件铜尺的长度相差最少为0.2厘米，最多为0.8厘米。同属长沙的两件楚国铜尺的长度也不一样。可见，战国分裂局面造成的度量衡混乱之大。

再说“量”。魏国的量制以益、斗、斛为单位，齐国量制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而齐国姜氏政权的定制是：“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其意是说，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田氏卿族为了夺取姜氏的齐国政权，收买民心，改变量制：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可见各国都有自己“量”的标准。

最后说“衡”。赵国的衡制是以、镒为单位。楚国的衡器是天平砝码，以铢、两、斤为单位。据楚墓出土的砝码测量，楚制一斤平均值是260.798克。

度量衡的混乱带来两大弊病：一是商品交换因为难以换算而无法顺利进行；二是赋税收入不均，多寡不一。秦国在商鞅变法之时，就已经制定了度量衡单位。在现在的上海博物馆里，藏有商鞅变法时颁发到重泉的标准升，这方升的上面还刻有铭文。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国以秦制为基础，颁发诏书，统一全国度量衡。同时，把秦始皇的诏书刻在由国家制造的度量衡的标准器上和日用器上。

图中文字是：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

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秦代度量衡器具的测算标准为：一尺为23.1厘米，一升为201毫克，一斗为2010毫升，一斤为256.25克，一石（120斤）为30.75公斤。

统一文字与度量衡，其目的都是巩固大一统的秦朝的统治。在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的同时，秦始皇还制定了车辆的标准轨距（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此一来，车辆的轮子便可以适合全国所有道路的车辙。在中国西北的大片土地上，纵横穿越的道路深受厚层松软黄土侵蚀之害，因此，这项改革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在秦始皇从文化、经济等方面大力推行统一之时，他也没有忘记对领土的强力控制。那么，秦始皇在这一方面又实施了哪些举措？

二十九 万里长城

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肇始，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作为秦朝缔造者的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并开创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然而绵延万里、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城的修建，却给秦始皇带来了毁誉参半的历史评价。有人认为秦始皇在兼并六国后兴建长城，是为了防御外敌入侵，保障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因此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也有人认为长城的修建表明了秦始皇的暴政，那一块块浸有民夫血汗的城砖，那一块块踩在脚下的巨石，就是秦始皇蹂躏百姓、视百姓为粪土的一个个历史印记。民间传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正反映了人们对大秦帝国暴政的痛恨。而据史书记载，给秦始皇带来巨大影响的万里长城修建的起因其实就是源于一个人的一句话。事实果真如此吗？秦始皇为什么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修建万里长城呢？万里长城对于现代人而言，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万里长城 防御第一

秦始皇一生极喜巡游，在他当政十二年间，曾五次巡游天下。公元前215年的一天，第四次出巡归来的秦始皇早早来到大殿之上，焦急地等待着他派出去寻找仙药的使者卢生的到来。卢生是秦始皇最信任的方士，早在第四次出巡之前，秦始皇就派他去寻找仙药。现在，卢生就要回来交旨了。秦始皇的心里多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他不知道卢生这次是不是完成了使命。正当秦始皇焦急之际，卢生上殿了。卢生向秦始皇详细汇报了寻找仙药的经过，并说他找到了一本图录（图谶符命之书），里面提到“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听到这句话，脸色陡变，他万万没想到卢生不但没有给他带来仙药，反而带来了“胡”将“亡秦”的消息。寻不着仙药，以后还有机会；国要是亡了，再想卷土重来可就难了。一时间仙药的有无已不是秦始皇最关注的事情了，他的脑海里迅速思考的是，所谓的“胡”会是谁呢？秦始皇下意识地想到，这个“胡”一定是指匈奴。于是，他立即传大将蒙恬上殿，命其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接着又修建万里长城（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史记·秦始皇本纪》）。

难道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真的是因为卢生的一句“亡秦者胡也”吗？

死亡，对秦始皇来说不仅是指一个生命体的结束，更意味着一个王朝命数的终结。秦始皇当然不希望看到由他创建的秦王朝夭折。所以，“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对秦始皇的心理影响绝不可小视。有些人认为，秦始皇不会因为方士一句话就出击匈奴，大修长城，干戈天下。这样的想法是对帝王心态的不了解与忽视。众所周知，秦始皇生性多疑。“亡秦者胡也”，这对于与秦朝的国运兴亡毫无干系的后世人来说，或许只是一句过耳就忘之话。可这句话对秦始皇来说，却是直接指中其大忌。秦始皇一直以为由他创立的大秦帝国可以享有万世，他也因此而享万世之尊。但是，卢生给他捎来的这句“亡秦者胡也”，却给这位坚信其王朝万世不变的始皇帝当头一棒。

卢生是秦始皇最信任的方士，因为他能圆秦始皇最大的梦想——肉体成仙而长生不死。自封皇帝，并且是天下归于一个帝国的皇帝，对于这一权位，秦始皇期待已久。卢生带来写有“亡秦者胡也”的图录时，秦始皇统一天下已有六年。他明白，君临天下威风八面的皇帝与贱为粪土的平民一样，都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春秋。所以，秦始皇此时企求长生的愿望异常强烈。可恨的是，卢生没能给他寻到长生之方，却给他带来了一个让他失望且愤怒至极的消息。秦始皇怎么能忍？唯有击碎谶语，铲平匈奴，方可除心头之恨。所以，只因卢生一句话，震怒的秦始皇便即刻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出击匈奴，这自然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但是，仅凭借一句话就调动三十万大军出兵匈奴，并且不惜下大功夫修筑万里长城，这似乎又有些反应过度。因此，“亡秦者胡也”这句谶语绝不是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唯一原因。

既然如此，秦始皇大动干戈修筑万里长城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为了防止边患。匈奴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战国时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社会组织以部落联盟为主，联盟的首领被称为“单于”。匈奴族有多个分支。我们在“襄公立国”一章中讲过周幽王时申侯勾结犬戎攻克镐京，杀死周幽王，迫使周平王东迁，开启春秋时期。其中，犬戎即是匈奴的一个分支。该章还讲到秦穆公重用由余，大败西戎，开地千里。西戎，也是匈奴族的一支。“赵武灵王”一章讲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使林胡、楼烦归顺赵国。林胡王献马，楼烦王骑兵接受改编。林胡、楼烦也是匈奴族的分支。“昭王称霸”一章中讲到宣太后长期私通义渠王，最终杀死义渠王。义渠，也是匈奴族群的一支。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征服邻近各族，统一蒙古高原，随后建立了游牧民族的国家政权。所以秦始皇统一天下之时，正是匈奴势力扩张之时，他们四处进攻，掠夺人口与财物，使得大秦帝国北方的边患压力比较大。

匈奴作为游牧民族，其民众自幼即能骑马射箭，所以，成年之后的匈奴人个个都是精于骑射的剽悍骑兵。《史记·匈奴列传》对此有精当的记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

在冷兵器时代，与步兵相比，骑兵具有先天的优势。因此，战国时期匈奴已经成为燕、赵、秦等国北方边地的一大外患。燕、赵、秦诸国为了应对匈奴的入侵，纷纷修筑长城以作为防止匈奴入侵的一种军事手段。

就秦国而言，昭襄王时宣太后杀死义渠王，大败义渠后，修筑了秦长城以阻挡匈奴南下。燕国、赵国也都在各自国界内修筑了长城，以备边患。

在秦灭六国的十年中，燕、赵两国只能顾及自己的生死存亡，根本无暇理会匈奴。而秦军则忙于兼并六国，也无力顾及匈奴。因此，在这十年之中，匈奴迅速南下，占领了阴山、河套地区，成为大秦帝国的一大外患。

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为秦始皇打击匈奴奠定了雄厚的军事基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开始对匈奴用兵。三十四年（前213）大规模修筑长城。所以，秦始皇绝对不单是因为“亡秦者胡也”一句话就开始修筑万里长城这项浩大工程的。经过四年（前213年至前210年）努力，横跨今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河北、辽宁六省区，全长一万多里的长城修建完成。万里长城成为当时乃至今天全世界最伟大的边防工程之一。

蒙恬用四年时间修筑了万里的长城，这是世界军事工程史上的一个奇迹。蒙恬凭借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呢？

原来，蒙恬修筑万里长城充分利用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原有的长城，在原有基础上加以修补、连缀。秦长城的西段借用了原来秦昭襄王时期修筑的长城，中段、东段则借用了赵国长城、燕国长城，起自临洮（táo，桃），即今甘肃泯县，沿贺兰山、阴山，东到辽东（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传》）。

所以，长城虽长，但由于有了战国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这项巨大的工程四年便得以完成。

自此，长城成为冷兵器时代草原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一道分水岭。终秦之世，蒙恬率领三十万秦军牢牢地守住了这道防线。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大秦帝国在对付匈奴的入侵时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在秦朝灭亡之后，从汉代到明代，长城都是中原农耕民族防御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最有效的防御体系。因此，秦长城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可见，秦始皇并非修筑长城的第一人，但是长城却因秦始皇而有了一个响彻后世的名字——万里长城。长城其实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楚国修建的方城是我国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长城。到了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如齐、燕、赵、魏、秦，它们为了加强防御和划定疆界都纷纷修筑了长城。到了统一六国之后，秦朝在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万里长城。之后的汉朝一直到明朝，历朝历代都修建了长城，而我们现在最常看到的、保存较完整的长城是明朝修建的。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及之后各朝各代修建的长城长度相加超过十万里，所以长城堪称是“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的伟大工程奇迹。显然，长城作为一道高耸而绵延不断的长墙，它在冷兵器时代所具备的军事防备效力是不言而喻的，但与此同时，它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也是惊人的。

历史的贡献往往与历史的罪孽是一对孪生兄弟。在一定程度上，长城对中华民族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并不能反证秦始皇修筑长城的绝对正义性。因为，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不久，就发动百姓修筑如此巨大的工程，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且，这还不仅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秦朝的苛法也使长城成为修筑者的坟墓。所以，秦长城成为秦朝百姓的一项夺命工程。

《水经注·河水注》卷三记载了修筑长城的惨状及与此相关的一首民歌：

杨泉《物理论》曰：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这首民歌的大意是说，生了男孩子千万不要养活大，生了女孩子一定要给她吃最好的食物。你难道没有看见长城之下，都是由无数尸骨支撑着吗？

中国古代“重男轻女”的思想盛行，而这首民歌为什么偏偏“重女轻男”呢？因为参与修筑长城的主要是男性，而他们又多死于筑城过程中，所以，这首民歌唱出了令我们颇为费解的“重女轻男”的心曲。

可见，当年修筑这座万里长城曾给秦朝百姓带来了多么沉重的负担。

哭倒长城骂倒秦

长城像一条巨龙绵延万里。它翻越巍巍群山，穿过茫茫草原，跨过浩瀚沙漠，奔向苍茫大海，不愧是世界建筑史上的罕见奇迹。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动用了近百万的劳动力来修筑长城，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而且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可减轻劳动负荷的机械装备，工作环境又是处于崇山峻岭、峭壁深壑之中，其艰难程度可想见一斑。因此有人认为，长城的修筑是秦始皇蹂躏百姓的一个重要证据。妇孺皆知的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就是当时百姓修筑长城劳役悲惨境遇的反映，寄托了人们对大秦帝国暴政的痛恨与推翻其暴政的强烈愿望。那么，“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究竟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呢？这个故事与秦始皇的暴政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修筑长城被当时百姓视为秦始皇的暴政之首。“孟姜女哭长城”这个故事流传极广、影响极大，已经被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与“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并驾齐驱的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这个故事的流传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

孟姜女故事的原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的记载。

公元前550年，齐国大夫杞梁（名殖）作战阵亡。战争结束后，齐庄公在归国途中遇到杞梁的妻子，齐庄公想就地吊唁杞梁，而杞梁妻则认为在野外吊唁不合礼仪，婉言相拒。齐庄公只得到杞梁家中举行了正式的吊唁。这个故事中的杞梁妻只是一个守礼的典范，以为野外凭吊不合礼制（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两百年后的《礼记·檀弓》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并在《左传》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细节，即杞梁妻在路上迎着丈夫的棺椁痛哭不止，甚为哀痛，“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曾子赞扬杞梁妻，认为此举表现了杞梁妻对丈夫的真挚感情。这是有关杞梁妻的故事第一次出现“哭”字，这个“哭”字成了后世孟姜女故事的一个亮点。但是，《礼记》中记载的杞梁妻的故事与秦始皇修长城之间毫无干系，而且杞梁妻也不是孟姜女。

西汉后期，在民间传说中，孟姜女的故事出现了“哭夫崩城”“殉夫死节”的情节。

这一变化出自刘向之笔。刘向是西汉末年的大学问家，也是汉帝国从惠帝时期向民间征书的整理者。从汉惠帝时期开始的献书，到刘向之时，已使皇宫之书堆积如山，朝廷便任命刘向整理这些图书。刘向利用这个机会编纂了《说苑》与《列女传》两书，这两部书中都载有杞梁妻的故事。

《说苑·立节》在记述杞梁妻的故事时，增加了“哭夫崩城”的新内容：“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阤，而隅为之崩。”

刘向在《列女传·齐杞梁妻》中，又增加了“殉夫死节”的情节。齐国杞梁殖战死，齐庄公回国之时，在路上遇见了杞梁殖的妻子，于是，派使者在路边吊唁。杞梁妻说：如果杞梁殖有罪，大王不能在路边吊唁他。如果杞梁殖没有罪，那么我有住所，不能在野外接受吊唁。于是，齐庄公只好到杞梁殖的家中吊唁。杞梁妻既没有子女，又没有近亲。杞梁殖下葬之后，杞梁妻无处可归，于是在城下陈其夫的尸骨，放声大哭。悲凉的哭声犹如哀鸿遍野，听到的人无不闻声落泪。十天之后，城墙崩塌，杞梁妻投水自杀（齐杞梁殖之妻也。庄公袭莒，殖战而死。庄公归，遇其妻，使使者吊之于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于罪，则贱妾有先人之弊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于是庄公乃还车，诣其室，成礼然后去。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倚，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张敬《列女传今注今译》卷四《贞顺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列女传》本来就宣扬烈女，所以，此书宣传杞梁妻对爱情的忠贞，这完全可以理解。

经过两汉的演化，杞梁妻忠于爱情的一面开始凸显出来。这使得以其为基本框架的孟姜女故事也以爱情为主旨。

到了唐代，孟姜女的故事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一是杞梁妻的故事和秦始皇修长城联系了起来。比如杞梁为秦始皇修长城逃入孟家等。

二是增加了许多新情节。比如杞梁被打死，尸体被筑入长城之中。

三是通俗文艺的各个品种（如变文、话本、戏曲、民歌、宝卷、子弟书等）中，都出现了孟姜女的故事，数量达数百之多，蔚为大观。

在这些通俗文艺作品中，敦煌曲子词的贡献最为突出。现存的敦煌曲子残卷不仅出现了孟姜女的名字（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上卷《捣练子》，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而且把“孟姜女”和“杞梁妻”等同起来，同时增加了送寒衣的情节。敦煌曲子词的发现非常重要，它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孟姜女”这个名字至少在唐代已经出现了。

唐代诗僧贯休的《杞梁妻》一诗也是唐代孟姜女故事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明确地把杞梁妻和秦长城联系了起来：

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

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

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

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

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

贯休将春秋时期的杞梁挪到了秦朝，杞梁奉命去修筑长城，结果累死之后被筑到了长城里面。杞梁妻去往长城哀号，一声哀号将长城哭崩了，再一声哀号将杞梁的尸骨哭了出来。这一“乾坤大挪移”的手法，以及极具想象力的情节设置，使得秦长城的罪过大了起来。

在唐代空前增多的孟姜女故事中，寻夫哭倒长城之后，孟姜女的命运出现了三种结局：一是秦始皇为孟姜女的忠烈之情所动，厚葬范杞良，嘉奖孟姜女（原来孟姜女丈夫姓“杞梁”，名“殖”，现在姓“范”，名“杞良”了。后世范郎的名字有“范希良”“范四郎”“范喜郎”“万喜良”多种变异）；二是范、孟二人是星宿下凡，如今灾难已满，重归天庭；三是孟姜女送寒衣哭倒长城后，与秦始皇面对面地抗争，为夫报仇、替己出气，最后从容赴死。其中以第三种结局最为典型。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如果被当作历史文献来看的话，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史书无载。史书记载的只有《左传》中的杞梁妻，且与哭长城无涉。

第二，长城焉能哭崩？汉人王充在《论衡·感虚》中就对杞梁妻哭崩城一事提出质疑：“夫言向城而哭者，实也；城为之崩者，虚也。”“夫草木水火，与土无异，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

然而，民间故事就是有着这么强大的生命力，把一段与秦始皇修长城毫无关系的历史，一步步地演变为揭露秦始皇修长城暴政的民间故事。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民间故事是民间舆论的产物。民间舆论与官方舆论不同，也不等同于学术评价。“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至少反映了相关民间舆论的三个方面：

第一，秦始皇是暴君；

第二，修建秦长城是秦始皇的暴政之一；

第三，“孟姜女哭长城”表达的是中国民间百姓对暴政的强烈的、无声的抗议。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普通百姓没有话语权，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直面抨击统治者的条件与能力，民间故事便成了他们婉转表达自己心声的工具。正因如此，各种各样的民间文艺都选取这一题材，都在演绎这个故事。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各种各样的暴政，属于弱势群体的普通百姓对于以皇帝为首的封建暴政又无可奈何，“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故事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倾诉的平台，所以，这个故事便越传越广、越传越丰富。此时，“孟姜女哭长城”故事中的秦始皇已经和历史上的秦始皇没有太大关系了。“秦始皇”只是一个文化符号，是历史上所有暴君的统称；“修长城”也是一个文化符号，是历史上一切暴政的集中代表；而“孟姜女”也是一个文化符号，是无数反暴政的百姓的缩影；“哭长城”也是一个文化符号，是天下百姓反暴政的一种悄无声息的强烈诉求。

贡献与罪过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

历史上所谓的孟姜女哭的并不是秦长城，而是山东的齐长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其实与秦始皇并没有直接关系，然而，这个源远流长的民间传说，反映了历代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封建官府不惜民力，给人民增加过重负担的愤怒与抗议，只不过把矛头的焦点都对准了秦始皇修筑的万里长城。那么，抛开民间传说，我们又该如何客观地看待秦始皇所修的万里长城呢？

第一，修筑长城和出击匈奴是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进一步统一中国的必要措施。

秦始皇用兵匈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对北方的匈奴人用兵之前，秦始皇三十年（前217）曾大规模对百越用兵。百越是遍及今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的少数民族部族。秦始皇动用了五十万大军平定百越。

进击百越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战争的一种延续。因为灭楚并不意味着秦帝国的势力已经到达帝国的全境，今浙江、广东、广西、福建当时还不在秦始皇的掌控之中。秦始皇要的是统一全国，不仅仅是六国统一于秦。在秦始皇的眼中，大秦帝国疆界的最南端要到达海边。因此，临海的百越地区就成为秦始皇觊觎的目标。

秦始皇发动五十万大军南征。为了保证南征百越后勤物资的供应，秦始皇还令在今广西兴安县修建了灵（零）渠（兴安运河）。这条运河引湘江水进入漓江，接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也保障了南征军的水路运粮通道。

平定百越的战争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百越的顽强抵抗，战争打了四年秦军才最终取得胜利。此时的大秦帝国，已完全占有了百越地区。

围绕着长城的修建，秦始皇还于三十五年（前212）至三十七年（前210）修了直道。所谓直道，类似我们今天的高速公路。秦直道首先是一条交通线，它从甘泉宫（今陕西淳化县）向北，经过鄂尔多斯草原，最终到达秦朝九原郡治所（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因南北两端近于一条南北直线，故名“直道”。此外，这条交通要道也是一条军事供应线。

第二，应对秦始皇所修工程作具体分析。

秦始皇是一位工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他主持了大量工程的修筑，如皇陵、宫殿、长城、直道、驰道、灵渠等。从称帝到病故，在秦始皇控制下的泱泱帝国简直就是一个浩大且繁忙的工地。

当然，以上这些工程并非属于同一类。修皇陵、宫殿，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纯属劳民工程，只是为了满足秦始皇个人生前死后的欲望。而修长城、直道、驰道却不同，虽然也有劳民伤财的一面，但更是巩固大秦帝国统治的重要举措。对于这类工程，我们不能完全否定。

驰道是以秦朝国都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主要有通往洛阳的东方大道，通往南阳的武关道，通往太原、河东郡的临晋道，通往汉中、蜀郡的秦蜀栈道，通往陇西郡的西方大道等。这些大道组成了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巨大的交通网。驰道一方面便于秦始皇调动军队，另一方面也大大有利于各地的物资交流。

第三，长城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符号？

秦始皇不仅是一位集权皇帝、工程皇帝，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问题”皇帝。秦始皇两千多年前修建的长城在二十世纪还曾经引发了一场当代人的热议。有些学者认为，长城是中国封建社会闭关自守的一个象征。此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局面引发了近代中国许多学者的思考。长城成了闭关锁国的替罪羊。这个说法显然不够公平。

探究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是一个大课题，它无法一言概之，不是一本书能讲完的，更不是单个学科能够梳理清楚的，它是一个跨学科的交叉课题。长城绝不是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更不能把长城看作中国近代落后的象征。中国在近代落后有着多方面复杂的原因，岂是一座两千年前修建的万里长城所能承载的？

始修长城者并不是秦始皇，而是战国时期与北方匈奴接触的秦、赵、燕诸国国君。而且，当时修建的也不只是一座长城，山东六国之间为了防守也修筑了长城。秦始皇的工作只是将那些与匈奴接壤的不连贯的长城连接起来。秦朝之后，除了元朝，历朝历代的皇帝，不论是汉族皇帝还是少数民族皇帝，都或多或少地修补了长城。因此，不能都由秦始皇一个人来承担与长城相关的一些负面结果。

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并没有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而是南征北战——南征百越、北击匈奴——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继续努力。秦始皇的这些举措无疑大大加重了大秦帝国子民的负担，同时，也成就了一个雄伟庞大帝国的版图。不可否认，在冷兵器时代，长城所具有的军事防御作用是巨大的，不过，修长城并不意味着怯懦与防守。综观历史，中国长城的修建并不都是国势衰微的闭关退守之策，相反在武力强大的时候，很多国君都把修长城作为保障社会环境安定的举措。如今的长城不再具有军事防御功能，它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修筑长城的每一块砖石用处都很有限，只有当它们被砌成长城，才能真正发挥其坚固的功用。亿万中国人正像长城上的那些砖石，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只有当他们凝聚在一起时，才真正显示出民族整体力量的伟大。如今长城虽历经两千多年历史风雨的剥蚀，但仍以苍苍莽莽的气势、威武雄浑的姿态，浓缩成为一种厚实的文化积淀，以永恒的苍凉和悲壮，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史册里。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但是，他巩固统一的诸项措施并不是每项都得到大臣们的理解。秦始皇的作为引发了他和大臣之间的矛盾，也引发了他与方士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断激化，最终酿成了轰动历史的大事件。

三十 生死茫茫

当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自称皇帝、加强集权，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一切都尘埃落定以后，一个新的苦恼也随之而至。那就是死亡。秦始皇面对着广阔无垠的大好河山，享受着花样翻新的锦衣玉食，体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当然希望这种人间享受永远保持下去。但人有生老病死，这是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秦始皇也不例外，而面对着人生的巨大成功，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秦始皇不甘心自己最终化为一抔黄土，他要长生不老，他要成仙，在生死问题上他要开天辟地。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上演了。那么，这是一场怎样的闹剧呢？这场闹剧中的主角是谁呢？闹剧的序幕是如何拉开的呢？

海市蜃楼的仙界诱惑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兼并六国刚刚两年，秦始皇开始第二次出巡，这次出巡的目的地之一是泰山，因为他要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秦始皇因泰山封禅来到了齐地，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他的后半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此人就是徐福。徐福向秦始皇灌输了长生不老的思想，并四处为其求仙问药。长生的幻梦让秦始皇怦然心动，他一次又一次地资助徐福出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徐福东渡，这一举动成就了徐福航海家的美名。而徐福却没有成全秦始皇长生不老的愿望，一次又一次蒙蔽了秦始皇。

最终，这场闹剧化为一场求仙问药无疾而终的悲剧。

那么，徐福为什么能瞒天过海，欺骗秦始皇呢？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的道路上到底上演了怎样的故事呢？

这位徐福，是齐地的方士，他对秦始皇晚年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所谓方士，就是懂得神仙方术、通晓如何长生不老的人。徐福，《史记·秦始皇本纪》写作“徐巿”，《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写作“徐福”。“巿”即“福”。

徐福乃一介方士，他怎么能够影响到秦始皇呢？是两种情况促成了这种影响。一是方士徐福的神仙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二是秦始皇晚年，希望长生不死的心情非常迫切。

徐福徐福向秦始皇灌输了一种新的文化思想，这就是神仙思想。

什么是神仙思想？方士们认为：天地间存在着可以永世长存的神仙，普通人如果能吃到仙药就可以成为仙人，长生不老。这种思想对于困扰于生死之间的世人来说具有难以抵抗的诱惑力。

徐福

徐福向秦始皇介绍的这种神仙思想，在秦始皇看来，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前所未闻。

神仙思想在战国时期开始流行，在中国的齐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沿海一带尤其盛行。而赵政所在的秦国，靠近中国西部，与齐地相距甚远，地理环境不同，产生的思想文化也不同。秦始皇从来没有听过神仙思想，他听了徐福的介绍以后，立即觉得好像在他的眼前洞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这种新的思想让他沉迷，让他如痴如醉、如沐春风。此时，他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有神仙，普通人吃了仙药以后，也可以羽化成仙，长生不老。神仙思想对凡常老百姓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对于天下至尊的秦始皇，也同样如此。

为什么神仙思想会产生在齐地呢？这缘于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海市蜃楼的存在。所谓海市蜃楼，是指在海上航行或在海边生活的人，会突然发现空中映现出远方岛屿、城廓楼台的影像，非常美丽，就像现实中的真实生活画面一样。齐地临海，海上独有的海市蜃楼，令古人生出无限遐思；而古人又不具备解释海市蜃楼的科学知识，所以，很容易把海市蜃楼理解为海上仙山。海市蜃楼的变幻莫测，在古人眼中充满了种种神秘色彩。海市蜃楼的具体形象成为营造神仙居住之地的实证。

二是五行之说的流行。齐国的邹衍最早提出“五德终始”说。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在齐地流传得也比较早，而按照五行的理论，齐国所在的东方是主生的，既然主生，容易让人联想到长生不老，这也是神仙学说产生的很重要的原因。它和五行学说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了自己的体系。

三是三神山之说的产生。海市蜃楼是古人的知识无法解释的现象，所以，海市蜃楼被一些方士描述成海外仙山。于是，齐地逐渐产生了三神山之说。这一说法产生于战国末年，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期已经非常流行。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经派人入海寻求三神山，但是，谁也没有能够找到。

什么是三神山呢？

三神山特指“蓬莱、方丈、瀛洲”三山。这三座神山藏匿于渤海之中，山上有仙人，也有长生不老的仙药。山上的宫殿都是黄金白银建造，远远望去，就像是天边的云，虚无缥缈，引人入胜；但是，一旦等你来到山边，神山与宫殿立刻消失在海水之中，杳无踪影。而且，常常是不等船靠近神山，一阵大风就将船刮得远离了宫殿（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史记·封禅书》）。

那么，三神山有什么独特魅力呢？

第一，三神山有长生不老的仙药；第二，三神山可遇而不可求；第三，三神山可见而不可登。古人并不明白三神山即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找吧，找不到，又常常可以在海边看到。所以，越是找不到，越是被海边的齐人传得沸沸扬扬，令人心驰神往。于是，三神山在齐地被“炒”得越来越火。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后，享受到人间的一切荣华富贵，至尊至贵，但是，唯独让他感到遗憾的是不能避免死亡。对于第一个统一天下的皇帝，秦始皇在人间可以说是无所不能，但是，死亡却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把利剑。封禅泰山让秦始皇第一次知道了齐地的神仙文化，人原来可以通过吃长生不老之药，获得肉体上的长生。当秦始皇听到徐福的神仙思想时，他顿时觉得眼前一亮，他奢望的长生不死的愿望似乎可以实现了。

对求仙愿望达到痴迷状态的秦始皇，立即无条件地接受了神仙思想，也接受了求仙人徐福，并迅速行动起来，开始为成仙而努力。最明显的表现，便是他答应了徐福的海上求仙要求。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徐福向秦始皇介绍了海上三神山有仙人居住，如果能够虔诚斋戒，再派出童男童女，可以到海上去寻找仙药。秦始皇立即答应了徐福的要求，让他挑选童男童女数千人，带着他们到海中寻找神仙去了（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秦始皇本纪》）。

徐福第一次见到秦始皇，就向秦始皇提出：你要给我船，你要给我人，你要给我钱，我去替你找仙药。按说秦始皇不是一个轻易被忽悠的人，他运筹帷幄、兼并六国，六国的国君都败在他手中，想从秦始皇的兜里面掏钱，那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到的。但是徐福却轻轻松松办到了，他的神仙思想完全打动了秦始皇。

除了诱惑，我什么都能抵挡

徐福燃起了秦始皇迫切追求长生不老的愿望，为此，秦始皇在派出徐福出海求仙问药之后，又相继做了两件事情。

一是相信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方士。

徐福一去，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又增派燕人卢生寻求碣石山的仙人。卢生是继徐福之后第二位得到秦始皇信任的方士。卢生一句“亡秦者胡也”，影响了秦始皇征伐匈奴和修筑万里长城的决策。同年，秦始皇又派韩终、侯公、石生出外寻求“仙人不死之药”。

卢生受重用之时，围在秦始皇身边的已不是一个方士，而是一批方士。当徐福从秦始皇的兜里掏了一大把钱，开着船带着人走了以后，很多人都觉得徐福发财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富效应。其他人也觉得可以像徐福那样，到秦始皇的股市里面淘一桶金，所以陆续有人找秦始皇兜售各具特色的神仙学说，秦始皇则是来者都信。于是，一大批人都从秦始皇那儿得到了政府的“财政补贴”，纷纷替他寻找仙药去了。

二是秦始皇自称“真人”。

秦始皇的“一人”思想极为浓厚，为此，他兼并六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垄断“朕”字为皇帝的专称。但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秦始皇突然改变自称，他下令说：我倾慕得道真人，因此从今开始，我不再自称“朕”，转而称“真人”（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史记·秦始皇本纪》）。从自称“朕”到废“朕”而称“真人”，不过九年时间，秦始皇的自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缘自卢生的一番话，是卢生的“真人”说使秦始皇自觉主动地更改了称呼。

卢生的“真人”说怎么能让秦始皇相信呢？秦始皇可不是白痴，也不是弱智。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秦始皇基本未犯什么过错，他可是个有勇有谋的人。那么，卢生靠什么忽悠住了秦始皇呢？

卢生给秦始皇讲了三点：

第一，“真人”就是仙人。卢生诡称，真人入水不沾水，入火不感到灼热，还能腾云驾雾，和天地一样万古长存[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ruò，弱），陵云气，与天地久长。《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二，求仙遇阻事出有因。秦始皇求仙多年未有成果，原因是有人妨碍秦始皇见到“真人”，所以才会屡求不灵（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人主必须辟恶鬼才能见到真人。天地间有真人，也有恶鬼，只有恶鬼避开了，真人才会到来。所以，人主的一切行动都要保密，包括人主住在哪儿，都绝对不能让人臣知道。一旦被人臣知道，就会惊走了“真人”（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有秦始皇做到居无定所，居无人知，才可能得到长生仙药（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平生欲望没有不满足的，唯一还没实现的就是长生了。在求长生的强烈欲望中，秦始皇早就被各种神仙的诱惑冲昏了头脑。听了卢生的话，他立即下了三道命令：

一是改“朕”为“真人”。二是京城宫殿一律相连，秦始皇这道命令涉及“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座，这近三百座宫殿全部用空中通道（复道、甬道）相互连接。这样，秦始皇就可以避开地面，从空中游走在二百七十座宫殿中，随意住宿而不为大臣所知。三是胆敢泄露秦始皇住所者一律处死。

为了见到“真人”，为了得到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真是不惜一切代价。结果是一连串出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上述三条命令下达后不久。秦始皇在一座行宫的高处远远看到丞相李斯的庞大车队，心里很不满意，随口嘟囔了几句。有一位宦官把秦始皇不满的话悄悄告诉了李斯，李斯得知之后，立即大幅度减少了随从。不久，秦始皇又从行宫的高处看到李斯的车队，但已经不是盛大豪华，而是轻车简从。秦始皇马上悟到是自己身边的人泄露了上次说的话（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史记·秦始皇本纪》）。他立即审讯那天自己身边的全体随侍宦官，但是，透露这一消息的宦官害怕，不敢承认。没有泄露消息的宦官，自然也不认账。于是，秦始皇下令把那天随从的宦官全部处死。从此，宫中无人再敢泄露秦始皇说的片言只字，秦始皇的行踪真正做到了百官不知（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史记·秦始皇本纪》）。

看看秦始皇处理泄密案的果断残酷，可知其对卢生的话是多么信从。谁能这么深刻地影响秦始皇？只有方士！因为方士能找到秦始皇心中极其想要的长生不老仙药。否则，谁敢这么耳提面命地教导秦始皇？

第二件事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这一年是秦始皇下世的前一年。秦始皇屡屡寻求仙药未果，心中闷闷不乐。于是，他指令朝中博士创作了一首《仙真人诗》，并且在他巡行天下的时候，到处演唱这首歌（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虽然因为文献记载的缺失，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这首《仙真人诗》的唱词，但是，仅看这首歌的歌名就可以知道这一定是一首表达寻求仙人愿望的歌曲。

第三件事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十二月。这一年秦始皇突然改“腊曰嘉平”。腊，是古代十二月的祭日。裴骃的《史记集解》引了一个故事：

《太原真人茅盈内纪》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乃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谣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泰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始皇闻谣歌而问其故，父老具对此仙人之谣歌，劝帝求长生之术。于是始皇欣然，乃有寻仙之志，因改腊曰‘嘉平’。”

有一个叫茅盈的真人说，他的曾祖父于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乘云驾龙，白日升天”。在他曾祖父升天之前，当地就流传着一首关于求仙成功的歌谣。秦始皇听了之后，非常兴奋，立即改“腊”为“嘉平”。

《史记集解》的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尚有待考证，但是，秦始皇这一年改“腊”为“嘉平”确是历史的事实。秦始皇改“腊”这一称呼为“嘉平”，就是为了求仙成功。可见，秦始皇对真人的态度极其虔诚。

秦始皇改“朕”为“真人”是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不过，秦始皇三十一年时他已经对真人心向往之了。

上述三道命令三件事，说明了什么？说明秦始皇对卢生所说的真人痴迷到至死不悟。

求长生，修陵墓：两手都要抓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他来到齐地，带了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找仙药的徐福突然来见他。徐福已经走了九年，杳无消息，这九年之中徐福始终没有找到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因为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这种药，他当然找不到。但是，徐福花了秦始皇这么多钱，用了这么长时间，他怎么向秦始皇交差呢？

徐福是一位洞悉秦始皇求仙心切的方士，他对秦始皇说：蓬莱山上的仙药已经找到了，但是，海上有一种大鱼，每每添乱，所以上不了山，也弄不到仙药。希望能派一些神箭手给我，再遇到大鱼捣乱，我可以用连发的弩箭射它们，这样就可能得到仙药了（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能够相信一走就是九年的徐福的话吗？

我认为秦始皇对徐福的话半信半疑。理由是什么呢？

第一，秦始皇对徐福不予惩罚。

《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明确记载秦始皇是否听信了徐福的话，但是，听了徐福的汇报之后，秦始皇没有处罚他。花了秦始皇那么多钱，最后一无所获，竟然还不受惩罚，秦始皇是那么好糊弄的人吗？

第二，秦始皇亲自率人捕杀大鱼。

接见徐福的当晚，秦始皇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海神开战，那些海神就像人一样。秦始皇醒了之后，特意找了个会解梦的人询问，一位博士告诉他：海神不能见到，但是海神往往驱使大鱼、蛟龙做先导。如今皇上对神的祭祀非常周到，这样的恶神，必须立即除掉。只要除掉了恶神，善神就可以露面了（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史记·秦始皇本纪》）。

于是，秦始皇下令准备捕杀大鱼的用具，他自己还亲自操作连弩，准备射杀大鱼（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一路北上，也没有见到大鱼。到了芝罘，看见了一条大鱼，秦始皇亲自射杀了这条大鱼。

第三，秦始皇公开责难徐福。

秦始皇在坑术士事件中对徐福之事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秦始皇在决定处死诸生之时，表达了对徐福的不满。但是，在秦始皇处死的诸生之中并没有徐福。

徐福的下场如何，《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载。但是，《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的记载和此不同，《淮南衡山列传》说，徐福没有找到仙药，回来向秦始皇报告，自己见到海神了。海神问他：你是西土皇帝的使者吗？他回答：是的。海神又问他：你有什么要求？徐福说：我想求延年益寿的仙药。海神说：你们秦王的礼物菲薄，仙药只能看不能拿走。徐福随同海神到了蓬莱山，看到用灵芝修成的宫殿，光艳照天。徐福问海神：需要带什么礼物献给您？海神说：献上良家的男童和女童及懂得各种技艺的百工，就可以得到仙药了。秦始皇非常高兴，立即派遣三千童男童女和各种工匠，还准备了五谷的种子，再派徐福入海。途中，徐福找到一片辽阔肥沃的土地，便带领众人留在那里，自立为王，不再回朝（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史记·秦始皇本纪》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的记载虽不同，但两篇传记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秦始皇至死都不忘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

徐福二次出海，一去不归。有关徐福二次出海到了哪里，成为中外交通史上的一大疑团。其中，有三大问题最为关键：一是徐福为何二次出海；二是徐福从哪里出海；三是徐福最终到了哪里。

关于徐福为何出海，有“寻求仙药”说，也有“躲避秦难”说。其中，“避难”说是一新说。该说认为，徐福是有识之士，他是躲避海外消极反暴政的代表。他对秦始皇的暴政不满，对现实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表面上热衷于求仙，实际上是在寻找一个躲避秦始皇暴政的世外桃源。徐福知道自己不可能找到不死之药，也不可能长期靠欺骗秦始皇来生存，一旦被其发现，肯定是死路一条。于是，他利用秦始皇渴望求仙的心理，精心策划了这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徐福的精心准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员，二是物资。徐福精心挑选的是三千童男童女，是未来繁衍人口所必需的，而且也符合寻找仙药的要求，不至于引起秦始皇的怀疑。徐福更是精心策划物资准备，他要的是船队、百工、谷种，这样既能渡海，又能落地生存。

唐人汪遵有一首《东海》诗：

漾舟雪浪映花颜，徐福携将竟不还。

同作危时避秦客，此行何似武陵滩。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

该诗前两句写徐福入海求仙，一去不返。后两句借用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时人避难至桃花源的典故，暗指徐福也是避秦难之人。其中“武陵”是后人认为的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湖南武陵。全诗表达的即是徐福因避秦难而入海的主题。

徐福是从哪里出海的呢？

如今，北到秦皇岛，南至连云港等地，都有关于徐福出海的传说。对此，历史学家作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即从公元前219年开始，徐福就率船队出海，因为始终找不到传说中的蓬莱仙境，徐福就尝试在不同地方下海，这也是沿海许多地方都有徐福传说的原因。

徐福最终到了哪里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话题。其中，“到达日本”说成为一大热点。此说认为日本人都是徐福的后裔。日本人有两种，一种是土生土长的原居民，一种是徐福带过去的人。据记载，日本现在有些地方还有徐福庙，所以有些人就认为徐福后来抵达了日本。

关于徐福的研究很多，而有关徐福的话题不是我们讲解秦始皇的重点，在这里点到为止。

秦始皇从来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但是徐福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骗得了这位精明过人的千古一帝，而且让他一次又一次心甘情愿地受骗。可以说，在这场骗局中，徐福是最大的赢家，他不但成为了一代航海家，他的东渡也成为了中国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而秦始皇却望眼欲穿地等待徐福直到去世。那么秦始皇难道不知道人生必死吗？他是怎么看待死亡的呢？

很显然，他知道。理由大约有如下几点：

第一，大建陵墓。秦始皇从继位之始即开始大规模营造陵寝，动用劳力最多时达七十万之巨。如果不知道自己必死，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建造陵墓？

第二，废除谥法。如果知道自己可以万寿无疆，绝对不必废除谥法了，因为不死之帝何言谥法？谥法是对前世君王的评议，不死即不必评议。

第三，强词解释。听到“今年祖龙死”的预言，秦始皇对“祖龙”一词做了新的解释：“祖龙者，人之先也。”即说“祖龙”是人的先人。如果深知自己不死，何必力避死亡。

第四，大求仙药。秦始皇大求仙药、力求长生在中国皇帝中是出了名的。如果知道不死，绝对不必如此求仙。

第五，先人下世。自己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一个个去世，才有了自己的即位。如果君王可以不死，哪里有自己的君位。

可见，不可一世、为所欲为的秦始皇也深深懂得死亡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个世界上穷人与富人从来就没有过公平，只有死亡对他们是公平的。既然秦始皇知道有生必有死，那么他在死亡面前还能表现得非常洒脱吗？

秦始皇大规模寻仙求药之时，并没有放弃骊山陵墓的修建。他十三岁登基后不久，骊山陵墓即开始修建，直至其死后才基本告成。秦陵的豪奢极其惊人。秦始皇醉心于服药成仙，但是，他也预留了自己的归宿。在生死之间，他摇摆不定，不知所往。人生注定是短暂的，求仙长生是不可能的。人生最大的成功是死而无憾，而不是追求长生。

秦始皇千方百计地寻求长生，这成了他当皇帝之后一个不懈的追求。当然，秦始皇尚未糊涂到只求长生不问国事的程度，他在追求长生之时还在治理着这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在治理这个庞大帝国之时，有两件事让他留下了永远的历史骂名。那么，这两件事是什么？为什么这两件事让他留下了永世的骂名呢？

三十一 焚书坑儒

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每天亲自阅读大量的文件，躬身管理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他的很多政令，后世毁誉参半。但是在两件事情的处理上，他的做法遭到了后世异口同声的谴责。这两件事情，一件是“焚书”，一件是“坑儒”。在中国历史上“焚书坑儒”与秦始皇几乎无法剥离。讲到秦始皇的残暴，必讲焚书坑儒；讲到秦朝的二世而亡，必讲焚书坑儒；讲到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必讲焚书坑儒；讲到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也必讲焚书坑儒。秦始皇与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总是联袂出场。那么，这两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今天究竟应当怎样评价焚书坑儒呢？

秦始皇的一把火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一场盛大的酒宴在咸阳宫中举行，七十名博士集体举杯为秦始皇敬酒，这个宏大的场面让秦始皇颇为感动（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史记·秦始皇本纪》）。

首席博士周青臣代表博士们向秦始皇敬献祝词：过去的秦国土地不过千里，偏处西陲，仰仗着陛下您的神灵圣明，平定海内，驱逐胡人。如今，日月所照之处，无不服从大王。往昔的诸侯之地被今天的郡县代替，天下人人安乐，再也不受战争之苦。大秦帝国可以传之万世。自古及今，无人能比得上陛下您的盛名与威德（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史记·秦始皇本纪》）。

虽然知道周青臣光拣好听的话来奉承，但是，这番贺词说的也是事实，秦始皇听了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

突然，一声“周青臣，你面谀陛下，是何居心”的斥责从博士方阵中传出，随即走出一人。群臣大惊失色。秦始皇正在兴头上，被当头浇了一瓢凉水，忍住怒火一看，此人原来是齐地博士淳于越。

淳于越说：我听说商、周两朝都传承了千年之久，原因是它们大封子弟、功臣作为诸侯，以此辅佐王室。如今陛下拥有天下，但是，大王的子弟却没有尺寸之地。万一出现了像齐国田常那样篡夺姜姓王朝权力的大臣，没有诸侯辅佐怎么办？我认为，不效法古人而能长期执政的王朝是没有的。周青臣当面奉承陛下，只能加重陛下的错误，周青臣不是个忠臣（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史记·秦始皇本纪》）。

淳于越朗声讲完上述这番话以后，整个朝堂立时变得静悄悄的。

大臣们都明白，田氏代齐是战国初年齐国的一件大事。齐国始封之君是周朝开国功臣姜太公，所以，齐国国君是姜姓。田氏来到齐国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田氏采用小斗进、大斗出的办法收买民心，齐国百姓纷纷奔到田氏门下，田氏势力与日俱增。最终结果是田氏铲除了其他公族的势力，并于公元前378年，代替姜姓成为齐国国君。这是中国历史上由一家非公族的卿族取代国君的著名事例。淳于越担心秦国不封子弟功臣，将来也会出现类似的事件。淳于越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恢复分封制，这实际上是直接针对秦始皇的郡县制而阐发的。

秦始皇听了淳于越的话，深感他反对自己推行的郡县制，内心很生气，随即收起了笑容，一脸严肃。由于淳于越危言耸听，牵涉到大秦帝国的江山以后是不是姓嬴的问题，于是，他强压怒火，对大臣们说，此事交付廷议。

丞相李斯第一个站出来据理反驳。李斯针对淳于越的观点，针锋相对。反驳的要点有二：

第一，法后王不当法先王。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互不相同，夏商周三代治国的方法也并不完全沿袭。这不是五帝、三代有意要标新立异，而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治国的方法也不相同（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如今陛下开创大业，建立万世之功，本来就不是一般愚儒能够明白的。何况淳于越谈的都是夏商周三代的事，怎么值得仿效？那个时代，诸侯相争，广招游士，如今天下大定，法令一统，百姓应当努力种地，士人应当学习法令。

第二，禁私学以灭异说。现在有些人不学今人而只学古人，非议当世，扰乱百姓之心。我斗胆说一句话：古代天下混乱，没有人能够统一天下，所以诸侯之间相互兼并，议古非今，虚言乱实。人们只知道用自己学的东西诽谤君王所立的新制。如今皇帝一统天下，私学非议朝政，一听到皇上的诏令，就议论纷纷，不是心非，就是巷议。谏言只是个名，标新立异才显得高明。如果这种局面不禁止，那么，人们容易结党营私，皇上的尊严就会下降。因此，禁止是上策。

我请求陛下批准：不是秦国史官写的史书全部销毁。不是博士官职务的需要，各地藏匿的《诗》《书》和诸子百家之书，全部交到郡守处集中销毁。有胆敢再藏匿或聚众谈《诗》《书》者一律处死，有胆敢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员知情不报，同罪。令下三十天不烧毁者，受黥刑，罚作城旦（城旦是一种刑罚，刑期四年，白日守城，夜晚筑城）。医药、卜筮、农家之书不在禁毁之列。今后有人要学法令，就跟着官吏们学习（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听了李斯的建议，立即下令说：我看可以，就这么办，给我烧。

于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令产生了。

秦始皇的一个坑

秦始皇下达焚书令，导火索是博士们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争议。一场政治制度的争论会引发秦始皇下达如此政令，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是想用暴力手段来控制舆论，进而巩固政权，这可以说是一种愚民政策。这件事情就是秦始皇的“焚书”事件，那么，震惊世人的“坑儒”又是怎么回事呢？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开始了他当皇帝之后的第四次大巡游。这一次，秦始皇主要巡视的是北方边地。就是这一次，他遇到了燕人卢生，便派卢生出海去寻找仙药。卢生非但没有找到仙药，反而给秦始皇带来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言。

还是这一年，求仙急切的秦始皇派了韩终、侯生、石生等一批方士也去寻求长生不老之药。

三年之后（前212），找不到仙药的卢生向秦始皇建议隐匿自己的行踪，以免打扰真人光临。秦始皇以“真人”自称，废除称“朕”。接着发生了秦始皇随从向李斯泄露秦始皇不满他车队盛大的事件，招致秦始皇将自己评价李斯时在身边的全体侍从统统处死。

焚书和杀死随从两起恶性事件发生之后，侯生、卢生等人害怕了，他们担心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担心因为找不到仙药而受到秦始皇的严厉处罚。于是，他们聚在一起议论朝政和秦始皇，这场议论触及了三个十分敏感的话题：秦始皇的为人，秦始皇的为政，秦始皇的求药。

侯生、卢生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一个自以为功高天下的人，一个只信任狱吏的人，一个以刑杀统治天下的人，一个贪恋权力的人，一个为求仙药滥杀的人。

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这些评价涉及秦始皇为人的方方面面，而且，所有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专任刑杀、迷恋权力。

为什么说秦始皇刚愎自用、贪恋权力呢？侯生、卢生认为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志满意得，以为自古以来无人能赶上自己的功绩，行事过于自信，不太听从他人不同的意见（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史记·秦始皇本纪》）。因此，朝中虽有博士七十人，但只是个摆设，实际上，秦始皇并不信任他们（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大臣也是摆设，他们只是奉旨办差（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天下之事，事无大小，都必须由皇帝一人拍板定案。秦始皇每天用秤称量公文的重量（当时的公文都是书写在简牍之上，简牍较重，因此公文可以称量），每天不批阅完一百二十斤公文的定额不休息，白天晚上都有规定的指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

自以为是、专任刑杀指的是什么呢？秦始皇专门任用治狱的官吏，与狱吏们亲近，好多狱吏获得了秦始皇的宠幸（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喜欢通过刑罚杀戮来确立自己的威望，而朝中大臣由于害怕丢官被杀，没有一个人敢向秦始皇提不同意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史记·秦始皇本纪》）。长此以往，在上位者听不到不同意见而更加自以为是，处下位者欺骗皇上以博取信任（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史记·秦始皇本纪》）。

侯生、卢生本是秦始皇追求长生梦想的重要依靠对象，他们的主要任务很明确，就是求仙问药，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样一个刚愎自用、迷恋权力的君主，是不值得他们为其寻求仙药的（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史记·秦始皇本纪》）。

侯生、卢生议论一番后，觉得再待在秦始皇身边就会有生命之忧，便悄悄逃跑了。但是，由于保密工作做得不好，他们背后议论秦始皇的话很快被秦始皇知道了，这本身已非同小可，而他们竟然还畏罪逃亡，秦始皇震怒。

也难怪秦始皇震怒，此事发生在焚书事件后的第二年，正是“敏感期”；秦始皇斥巨资求仙却一无所得，深感上当受骗；方士们如此诽谤，秦始皇难以承受。

秦始皇历数方士之罪：韩终这帮家伙不辞而别；徐福花费万万，最终没有一点音信；卢生接受巨额资助，现在还诽谤朝政（今闻韩终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史记·秦始皇本纪》）。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下令立即逮捕在京城咸阳的诸生，并私下访查。秦始皇为此事定了一个基调：“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这句定性的话分量极重！这意味着侯生、卢生的议政与逃亡已经被定性为针对大秦帝国的妖言惑众罪。

接下来是大逮捕、大审讯，被捕诸生又相互揭发，牵连了四百六十人。

秦始皇将这四百六十人全部活埋，并通告天下，引以为鉴。

皇长子扶苏曾向秦始皇进谏：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百姓尚未宾服。诸生都是诵读孔子书的读书人，皇上用重典加以惩罚，恐怕会引发天下的不安（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番话秦始皇当然听不进去，非但如此，扶苏还因此被秦始皇派往北方到蒙恬长城军团担任监军（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等于是贬出京城。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坑儒”事件。

焚诗书焚不尽思想 坑术士坑不完怨恨

秦始皇通过“焚书”和“坑儒”这两件大事，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统一了思想、控制了舆论，造就了包括思想在内的大一统的历史格局。但是，“焚书坑儒”一直被作为秦始皇残酷暴戾的凿凿证据，被后世天下文人唾骂了两千余年，以至于今天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有人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食肉寝皮、敲骨吸髓。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不过如果要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最好从该事件造成的后果的角度来评价，而不要采用道德或者感情的标准，为道德、情感所绑架。那么焚书坑儒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焚书的后果。

一是开了愚民统治先河。

秦始皇焚书的恶果不仅仅在于他烧毁了大量先秦典籍，更重要的在于秦始皇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用暴力推行愚民统治和控制舆论。对于秦始皇来说，这是他实行个人独裁统治的必然，但是，对于整个封建社会而言，用暴力对天下百姓进行愚民统治是一个可怕的开端。

二是焚书令不能解决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焚书令的导火索只是朝堂之上有关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一场争辩。分封诸侯的危害在未来，实行郡县制的危机在当前。分封诸侯到了若干代之后会出现诸侯之间因血缘关系疏远而相互杀夺的恶果；实行郡县制的危机在于，一旦出现暴乱就会出现无人勤王的严重局面。所以，分封制与郡县制二者各有利弊。秦始皇当年统一天下之始就曾因立封国还是设郡县发生过争论，但是，因为秦始皇立场鲜明地支持主张郡县制的李斯，所以，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可是，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并没有因为全国已经普遍实行了郡县制而宣告结束，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仍然坚持分封制，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实行分封制才能巩固政权。

淳于越是秦始皇时代坚持政治主张、保持政治底线的秦朝博士的代表。这些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博士们没有因为秦始皇主张郡县制而屈服，他们坚持己见，坚信分封制是保证秦王朝长治久安的正确制度。

秦始皇对博士相当重视，在朝廷设博士七十人，这在中国历朝历代中都是博士人数最多的。但是，秦始皇建立“一人”政权，实行皇帝制度，他虽然广蓄博士，却不能听从博士们的意见。一旦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发生冲突，如分封制与郡县制，秦始皇就不会从谏如流了。

秦始皇不采纳博士们的意见也不是大事。问题出在秦始皇不听从博士们的意见，却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达了焚书令。秦始皇没有处罚淳于越，这是他的明智；但是，秦始皇妄图用焚书的办法杜绝博士的意见，杜绝天下人对政治的评议，却是最愚蠢的办法。

三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士人都反对焚书。

我们不妨看两首古诗，看看古人是怎么看待秦始皇的焚书令的。唐人章碣写有《焚书坑》一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

此诗首句的“竹帛”代指书，秦代的书都写在竹简、木牍之上，所以“竹帛”就代表了书。“烟销”，指书已被焚。“帝业虚”，指焚书的结果并不像秦始皇所想象的那样能够愚民，反而使大秦王朝的帝业受到极大伤害。

第二句中“关河”，指江山。“空锁”，指白锁。“祖龙”，指秦始皇。全句说秦始皇千方百计地防范天下的读书人，结果只蒙蔽了他一个人，使他误以为焚书可以愚弄天下百姓，其实，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

第三句“坑灰未冷”，指焚书不久。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下达焚书令，三年之后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去，四年之后秦末大起义爆发。“山东乱”，指天下大乱。

第四句“刘项”，指刘邦、项羽。“原来不读书”，讽刺秦始皇的愚民政策失败。

全诗讥讽秦始皇焚书杜绝言论，大搞愚民政策，企图让秦朝基业万世永存，但是，没有想到最终推翻秦朝的刘邦、项羽根本就不读书，焚书对他俩完全不起作用。焚书，搞文化专制，最终秦朝却被不读书的起义者所推翻。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还有一首无名氏写的《焚书坑》诗：

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

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授兵书。

（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

秦始皇焚书本来是要实行愚民政策，结果人未愚而国已灭。因为秦始皇禁锢整个天下的人不读书，却挡不住“一人”不愚，这个人就是刘邦手下最有名的谋士张良。张良从黄石公那里读了兵书，知道如何用兵天下。仅此“一人”足以置秦王朝于死地。

从后人的两首焚书诗来看，秦始皇的焚书丝毫没有阻挡秦帝国的灭亡，只留下了一个两千多年来为人讥笑的话柄，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教训：愚民不能巩固统治。

第二，“坑儒”之说不准确。

“坑儒”在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中被称作“坑术士”（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史记·儒林列传》）。这里的“术士”是指儒生之中主张阴阳五行的一批人。

东汉王符的《潜夫论·贤难》也称：“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王符把“焚书”称为“诛偶语”，把“坑儒”称为“坑术士”。

“术士”是方术之士，“儒生”是儒家士人，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术士”也读儒家经典，但是，“术士”更多是精通方术。卢生、侯生都是为秦始皇寻求仙药的方术之士，并不是纯儒。

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坑儒”的叫法并不准确。

班固的《汉书·郊祀志》载：“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而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灭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

班固说的“文学”是指“文章学术”，基本上相当于“儒生”，但是，班固仍未用“焚书坑儒”之说。

《汉书·儒林传》言：“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

可见，汉代的多数学者均认为，秦始皇坑杀的是术士，而不是儒生。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

出现于魏晋时期的伪《古文尚书》中的《孔安国序》正式使用了“焚书坑儒”一词：“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

南北朝时期刘宋时代范晔的《后汉书·陈蕃传》又一次用了“坑儒”之说：“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

另外，侯生与卢生议论秦始皇时，特意说明当时咸阳“候星气者至三百人”，可见京城咸阳的术士之多。

第三，“坑儒”新说不可信。

我们讲的秦始皇坑术士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最原始也是最可靠的依据。但是，关于坑儒之事还有一说。据东汉卫宏记载，秦始皇将古文字改为小篆和秦隶，担心天下读书人不服从。于是，召集天下的读书人到京城，先封为郎（侍从），再秘密派人在骊山有温泉的地方种瓜。由于地下温暖，冬天长出了瓜，秦代没有塑料大棚，当时可是一大奇闻。秦始皇于是借机下诏令天下博士讨论冬天长瓜一事，博士们议论纷纷，争执不下，秦始皇趁机派博士们前往骊山实地考察。当博士们在骊山山谷的一块瓜地实地考察之时，秦始皇暗令从山上往谷中填土，七百多位博士全部被活埋于骊山山谷之中（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方相论难，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终命也。陈师凯《书蔡氏传旁通》，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后来，唐人颜师古为《汉书》作注，唐人张守节为《史记》作注（《史记正义》），唐人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唐人李善为《文选》作注，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卫宏的说法。可见，东汉卫宏的“坑儒”新说在唐代极为盛行。

两种“坑儒”说差别很大。《史记》记载的坑儒是因方士欺骗秦始皇，引发秦始皇大怒而捕杀术士。卫宏新说则是秦始皇担心统一文字引发读书人的不满，所以，设计将天下读书人骗至京城并杀死。两说的起因不同，实行坑杀的心理状态也不同。本为事实的原说在唐代反为卫宏的新说所代替，并且广为流传。这说明唐代之后，秦始皇的坑术士遭到了空前的社会批判。

可见，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一事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了。为什么呢？汉代儒生的过秦思潮，经学家对典籍被毁的愤怒，都是原因。

在所有古代文字记载中，汉代的王充在他的《论衡·语增》中最早而真实地记录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

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黄晖《论衡校释》第七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

王充的这一记载，表明了两个观点：第一，秦始皇最初坑杀的是妖言惑众的诸生，而非具体到儒士；第二，增加了坑杀的人数。这两点是“焚书坑儒”一事被夸饰与扩大的核心。

事与愿违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焚书坑儒呢？

从正面来看，焚书坑儒其实是统一思想领域的一场政治运动。秦始皇灭掉六国之后，在政治上废除了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在经济金融上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在文化上用小篆字体统一了文字。这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是国家统一的根本要求。但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状态仍以它的惯性而存在，大秦帝国仍然没有形成思想领域的统一。从长远来看，只有思想统一了，才能保证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更加有效。而当时盛行的儒家和法家两家思想相比较而言，儒家是保守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是创新的，是新事物，不符合儒家的理念，因此众人对其议论纷纷。而当时的六国贵族也想借着儒家的思想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因此，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淳于越咸阳殿上的发难、几个术士的欺骗诽谤行为让秦始皇找到推行思想运动的借口与切入点，由此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上演了，手段虽然过于激烈，对待诸生也太残酷，但在短时间内思想上迅速取得了统一。

焚书事件是有目的的文化专制，坑儒事件虽然带有冲动性，但是，以屠杀来控制舆论是更典型的文化专制。淳于越的过错在于他把秦始皇当成了秦王赵政，以自己的“道”去碰撞秦始皇的“势”，这说明秦朝博士们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秦始皇的文化专制。其实，秦始皇并没有真正打算消灭儒家，所焚的只是民间私藏的反动儒家经书，很多儒家著述被当时的国家图书馆有意识地保存下来。清朝人黄石牧也说过：“秦禁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翻阅过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所引证的材料，不仅有诸子百家语，而且还有先秦诸侯列国史官的记载。

坑儒的意义不在于诛杀了多少术士，而在于向天下昭示了大秦帝国的文化政策取向，昭示了大秦帝国文化专制的既定国策。大秦帝国虽然仍保留了博士官，但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气象却从此消亡殆尽。

对于秦始皇坑儒的人数多少及坑儒的方式，历史上曾有过不同记载，有七百多人、四百六十七人、四百六十四人、四百六十人等不同说法。

但是，秦始皇不论以什么理由杀戮四百六十人，不论人数是否为四百六十，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哭能笑能跑能跳的人。秦始皇为这些人定罪只是胜利者的正义而不是正义的胜利。

历史往往与统治者的初衷背道而驰。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强制推行文化专制与愚民政策，本来是为了巩固大秦帝国的统治。结果，却让绝大多数读书人站到了大秦帝国的对立面，进一步失去了民心，为大秦帝国的最后灭亡又增添了一棵稻草。所以，陈胜、吴广反秦大起义之时，众多读书人纷纷投身反秦斗争之中，成为推翻秦帝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始料未及的。

在反秦力量集聚的同时，秦始皇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秦始皇迅速上演了他人生的闭幕式。这场闭幕式是如何上演的呢？

三十二 秦始皇之死

通过焚烧诗书，坑杀术士，秦始皇清除了思想文化上对专制集权统治的不利因素，至此秦始皇已经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的大秦帝国。一生追求集权的秦始皇终于没有了后顾之忧。尘埃落定后，年近半百的秦始皇，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长生不老，尽享万世之尊。然而，一连串怪异事件的发生，让秦始皇坐卧不安、心神不宁。为了避凶趋吉，秦始皇在四十九岁的时候又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五次大巡游。巡游的原本目的是追求长生不老，没承想自己却由此走向了不归路，并引发了一起千古疑案——秦始皇离奇地命丧沙丘，撒手人寰。那么，秦始皇的这次巡游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秦始皇为什么会蹊跷地死在巡游途中呢？

灾异连连 吓死朕了

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帝王对天象都极为重视，他们都认为天象表达了天意。在众多天象中有两种备受关注：一是五星连珠，二是荧惑守心。

什么是五星连珠呢？五星连珠就是金、木、水、火、土五颗星排成一条直线，这被看成是最吉利的天象。

史书记载刘邦登基那年曾经出现五星连珠的天象。现代天文学家利用计算机推演，证明五星连珠发生在刘邦继位的第二年——史学家也为刘邦制造吉利，真是匪夷所思。根据计算机的推演，中国历史上还有两次五星连珠没有得到记载，一次发生在吕后称制之时，一次发生在武则天称帝之时。因为史学家不想让五星连珠证明女主也是顺应天命的，所以，即使出现五星连珠也不加以记载。

最不吉利的天象是什么？荧惑守心。

什么叫“荧惑守心”呢？中国古代把“火星”称作“荧惑”，二十八宿中的“心宿”简称为“心”。“心宿”就是现代天文学的“天蝎座”，主要由三颗星组成。当火星运动到天蝎座三颗星的附近，并在那个地方停留一段时间，就出现了中国古人常说的“荧惑守心”的天象。这种天象为皇权做出的解释是，天蝎座的三颗星中间最亮的一颗代表皇帝，旁边两颗，一颗代表太子，一颗代表庶子。

这种天象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呢？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叫作星占学。星占学最重要的任务是为皇权服务，皇帝设立了占星官，设此官位只是为皇帝服务。“荧惑守心”的出现在古人看来就意味着轻者天子要失位，重者皇帝死亡。《史记·天官书》即言：“火犯守角，则有战。房、心，王者恶之也。”

我们可以看史书记载的一个西汉末年的例子。

绥和二年（前7）仲春，有人向汉成帝的丞相翟方进报告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象。翟方进看到奏本，非常为难，不知道如何是好（方进忧之，不知所出。《汉书·翟方进传》）。占星官上奏汉成帝，说天象告变，国运有厄，如果不移祸大臣，恐怕国家将陷入危难之地。汉成帝真信这事儿，看到报告后非常惊慌，不多加思虑便决定移祸于丞相。皇帝为了保全自己一向不惜手段，再说，丞相是移祸的首选。

于是，汉成帝立刻召翟方进上朝，斥责他为相多年，不能调理好阴阳，导致天象变异。翟方进回到家中，惶惶不可终日，他虽然知道这次难逃一劫，但还存有一丝侥幸之心。可是，汉成帝早已铁了心要拿他做替罪羊。第二天一早，汉成帝便派人给翟方进送去诏书，说：本来我认为你清明、勇敢，希望你能治理好国家，但是你十年为相，却给国家带来了灾难。你这样的丞相怎能辅佐我治理天下（观君之治，无欲辅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汉书·翟方进传》）？念你为国奉献多年，我不忍心罢你的官，希望你能忧国如家。汉成帝又赐给他好酒、黄牛。按汉朝惯例，皇帝赐给大臣牛和酒，即是赐死。翟方进知道了皇上的用意，又没有办法可以破解，只好饮鸩自杀。翟方进自杀之后，汉成帝才放宽了心，赶忙发布消息说，丞相暴病而死，下令厚加抚恤。汉成帝还亲自到翟方进家中多次进行吊唁（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册赠以丞相高陵侯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它相故事。《汉书·翟方进传》），他认为从此之后国运可以亨通，自己也可以天命永固了。但是不到一年，这个嫁祸于人的汉成帝也暴毙而死。

嫁祸于丞相都不能避免皇帝死亡的事实更让帝王们感到“荧惑守心”极为可怕。这当然是秦始皇以后的事情，秦始皇是不知道的。但是，天象的变化对皇帝的影响极大，也是举国关心的大事情。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一连发生了三起让秦始皇非常郁闷的事件。

第一件事就是“荧惑守心”。《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三十六年，荧惑守心”。因为知道“荧惑守心”的寓意所在，所以秦始皇得知这个消息甭提多恶心了！

第二件事是陨石事件。秦始皇三十六年，一颗流星坠落到了东郡。东郡是在秦始皇即位之初吕不韦主政时攻打下来的，当时此郡是齐、秦两国的交界地。现在早已是大秦帝国的一个东方大郡。陨石落地还不可怕，可怕的是陨石上面刻的字——“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七个字非同小可！它代表了上天的旨意，预示着秦始皇将死，同时也预告了秦帝国将亡。

出现了这种事情，地方官哪敢怠慢？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到了秦始皇耳中。秦始皇当然震惊不已，立即派御史到陨石落地处，逐户排查刻字之人，结果一无所获。愤怒的秦始皇下令：处死这块陨石旁所有的人家，并立即焚毁这块刻字的陨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史记·秦始皇本纪》）。人死了，石焚了，但是，秦始皇心中的阴影并没有随之而去。

第三件事是沉璧事件。这年秋天，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位走夜路的使者从东经过华阴，突然有一个人手持玉璧将其拦住。他对使者说：请你替我把这块玉璧送给滈（hào，浩）池君，还对使者说：今年祖龙死。使者莫名其妙，急问他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奇怪的人留下玉璧，没做任何解释，转眼就消失在夜幕之中了。稀里糊涂但也感觉不妙的使者带着玉璧回到咸阳，立即向秦始皇做了汇报。秦始皇听后，第一反应就是这句话的“祖龙”指的是自己，他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山鬼至多知道一年之事。退朝之后，秦始皇对别人说：“祖龙”是指人的祖先（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听起来似乎口气很硬，其实已有无可奈何之感了。然后，他派人将使者捎回来的玉璧送到御府去察验，鉴定的结果竟然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他巡游渡江之时，祭祀水神而投到江水中的那块玉璧。十年前祭祀水神的玉璧怎么又被一个不明身份的人送回来了呢？

世间之事最怕祸不单行。一年之中连续发生三件怪事，闹得秦始皇心里非常郁闷。为了避凶就吉，秦始皇专门为这些事举行了占卜，得出的结果是出巡和迁徙百姓才能趋吉避凶（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徏吉。《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秦始皇下令迁移三万户人家到北河、榆中地区，并且给每个迁徙户赠了一级爵位。

这三件事都明明白白记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中。

预言成真 始皇驾崩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的庞大车队从北边（今内蒙古包头）向南沿着直道快速向咸阳前进。这个车队有两大特点：一是车队中有数十辆外形上完全一样的豪华车，二是这数十辆豪华车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原来，这些车辆中有几辆车装满了发臭的鲍鱼，另外一辆豪华车装载着一具已经发臭的尸体。尸臭和鱼臭相互混合，弥漫在整个车队之中。随行人员中只有几个人知道这具尸体是谁，多数大臣和众多随行人员对这个车队的秘密完全不知道，还以为秦始皇想吃臭鲍鱼呢！

谁都没有想到，这具已经腐烂发臭的尸体，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始皇的尸体。秦始皇生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的人生闭幕式竟然是被几车臭鲍鱼伴随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天现“荧惑守心”的凶象，天降陨石并刻有秦亡的谶语，十年前祭水神沉河的玉璧被莫名其妙地送回，并带来了“今年祖龙死”的预言，这一连串的事件让秦始皇非常郁闷，占卜得出，他必须巡游和迁徙百姓才能化凶为吉。于是，秦始皇在迅速迁徙了三万户百姓后，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五次大巡游。由于有了前一年三桩怪事为背景，这次大巡游已经成为了秦始皇拯救自己生命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大事件。这次巡游并非刻意要做什么，而只是趋吉避凶。

左丞相李斯是秦始皇的亲信，自然要陪他出巡，右丞相冯去疾不能再离京，于是，奉命留守京城。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平日深受父皇喜爱，要求陪父皇出游，秦始皇答应了——这小子倒是挺会赶机会的（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五次出巡，从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出发，到第二年七月，前后长达九个月。这九个月中，秦始皇南到浙江钱塘，在会稽祭奠了大禹，刻石颂德，当然是歌颂大秦帝国和自己的丰功伟业，然后北上到达琅邪（今山东临沂）。

渴求长生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在琅邪，秦始皇接见了一去九年而无音讯的徐福。尽管秦始皇在两年前（秦始皇三十五年）坑术士之时曾经痛骂徐福花钱多而没办成事，但是，徐福不像卢生他们，他非但没有逃走，还主动来拜见秦始皇，向他说明自己没有找到仙药的原因是有大鱼作祟，要秦始皇派出神射手帮他除掉大鱼，就可以得到长生不老仙药。秦始皇不但没有杀徐福，反而再次听信了徐福的话，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而且，秦始皇沿海前行时自己还亲自射死了一条大鱼。

但是，到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西南）时，秦始皇突发重病（至平原津而病。《史记·秦始皇本纪》）。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病”与现代汉语中的“病”概念不一样。一般较轻的病，在古代文献中只称“疾”，只有重病才称“病”。所以，“至平原津而病”是说秦始皇走到平原津时得了重病。“上病益甚”，等于说已经给秦始皇下了“病危通知书”了。他此时已经感到有些不妙，这才“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写了加盖玉玺的诏书给公子扶苏，召长子扶苏回咸阳主持丧葬。《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得更详细：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余群臣皆莫知也。

秦始皇在病危之时，特意让赵高草拟了一封给长子扶苏的诏书，要他将兵权交给蒙恬，赶往咸阳主持丧葬。但是，诏书写完还没有来得及封口交给使者，秦始皇已经撒手人寰。这封诏书和秦始皇的玉玺都由赵高保管。此事只有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和几名贴身宦官知道。

加盖了皇帝玉玺的诏书没有及时交给使者发走，留在了中车府令、行符玺事的赵高手里。“中车府令”是皇帝专用车队的队长，专管皇帝的车马，这是极受信任的人才能担任的官职。官名上加“中”字，意味着他可以出入皇宫。“行符玺事”，“符”是皇帝调兵的符节，“玺”是皇帝诏书上加盖的玉玺，“行符玺事”是专管皇帝调兵符节与玉玺的官。这个职位也是由皇帝最信任的人担任。赵高一个人兼任了两个重要的职务，说明秦始皇对赵高非常宠信。

整个巡游的车队并没有因为秦始皇的病危而停下来，而是继续西行。走到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平台，秦始皇驾崩。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寥寥两行文字简单叙述云：

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

这一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实际上才四十九岁，但是，古人多以虚岁计数，所以，人们常常称秦始皇五十岁病故。

皇帝病故，对于一个刚刚创立才十二年的庞大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事。

秦始皇是怎么死的？刚刚四十九岁的男人应当是非常健壮的时期，怎么会突然死亡？秦始皇的身体应当不错。当年荆轲行刺之时，他在大殿上一路狂奔，简直就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短跑运动员。怎么会突然死亡了呢？

《史记》的记载非常简单。秦始皇在平原津突发重病，病重已让秦始皇身边的大臣们感到秦始皇可能有死亡之虞，但是，秦始皇最讨厌大臣们说到他的死，所以，大臣们谁也不敢向秦始皇提到“死”这个字（群臣莫敢言死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朝臣上下不会因为死神的临近而对秦始皇的身后之事提前做好准备。到了病危之时，秦始皇才感觉不妙，赶快写诏书让扶苏入京主持丧事，但诏书还是没有迅速发出。

由于记录秦始皇死亡的唯一文献《史记》中没有对他的病况加以记载，所以，我们今天完全不知道秦始皇得了什么病，他到底怎么死的仍然是个谜。

秦始皇是怎么谢幕的

千古一帝秦始皇，能够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建立高度集权的大秦帝国，但最终也与平民一样没能逃脱死神的魔掌。人终有一死，但秦始皇死得蹊跷、古怪，令人匪夷所思。首先秦始皇的死因在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其次秦始皇死的这个地方充满神秘色彩，相传沙丘宫原本是殷纣王豢养禽兽之处，这个地方四面荒凉，宫室空旷深邃，发生不测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从古至今，关于秦始皇的死因，人们众说纷纭。

秦始皇的死因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病死说，包括自幼有病、因累致病、高温致病、遗传致病。

二是谋杀说。

先说病死说。这在文献中有确切的记载。有学者认为秦始皇的长相就显示出他自幼有病，最终也因病而死。

秦始皇的长相只有尉缭见秦始皇时有一段描述，这段描述贬意甚明：“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蜂准”，有人说是高鼻梁，有人说是马鞍形鼻梁。“长目”，大眼睛。“挚鸟膺”，有人说是鸡胸，有人说是老鹰般的胸。“豺声”，豺狼一样的声音，也有人说是支气管炎形成的声音。这是历史文献中唯一有关秦始皇长相的记载，这鼻子、眼睛都无妨健康，但是，如果是支气管炎，确是不健康的证明。

笔者认为，秦始皇并不是一个先天有病的人。第一，当年荆轲刺秦王时，他在慌乱之中绕柱而逃，有如百米竞赛，假如他有先天性支气管炎，绝对跑不快，即使快跑也是没两步就气喘吁吁。第二，秦始皇武功高强。荆轲刺杀秦王之时，秦王砍伤了荆轲一条腿才得以最终杀死荆轲。按常理，太子丹绝对不会找一个不通武功的人来行刺秦王，而肯定是使用全国最顶尖的高手。所以荆轲的武功一定不一般。一个武功如此高强之人都不是秦王的对手，可见其避险敏捷、身手矫健。

所以，自幼有病说不可信。

那么，秦始皇是因累致病而死的吗？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应当说可能性是有的。秦始皇是个过劳皇帝。秦始皇的过劳缘于三点：

一是批阅公文。

正如前文所说，秦始皇每天批阅的公文要满一百二十斤才达标。这当然是秦始皇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标准，别人谁敢为秦始皇制定量化的工作量？秦制一斤是二百五十克，那么，一百二十斤合今六十斤，工作量很大。可见秦始皇非常勤政。当然，秦始皇勤政也是为了独揽大权，所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以防止大权旁落。明代的皇帝受不了这个苦，干脆不上朝，最有名的是嘉靖帝。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他创立了中央集权制，又无前例可援，只好自己全扛着。这么劳累，岂能不折寿？

二是巡行天下。

秦始皇是个巡游皇帝。他当政十二年，曾五次大巡游。巡游辛苦与否，取决于四点：一是路况，二是车况，三是时间，四是季节。秦始皇巡游天下之时虽然有了当时最先进的道路——驰道，但是，秦代的驰道与今天的高速公路完全不能相比。在驰道上行走，颠沛之苦可想而知。交通工具也是一大问题，那个时代，即使是专供皇帝坐的最豪华的车也不能与今天的奔驰、宝马相比，更不能和安全稳定的专列、动车组相媲美，坐这种车出巡，颠簸不停，肯定辛苦。

秦始皇每次巡游的时间之长更是有史记载。秦始皇的第五次出游，从出发到病故长达九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在外巡游，鞍马劳顿必不可免。

三是后宫太多。

秦始皇的后宫宫女达万余人。他有二十多个儿子，至少有十位公主。可以想见，秦始皇的房事一定较多。这也可能会大大折损他的健康。

秦始皇病死说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与遗传因素有关。秦始皇家族的长寿基因不强大。其曾祖父秦昭襄王七十六岁下世，是个长寿之人。祖父孝文王正式继位三天就驾崩了，年龄应在五十多岁，至多是个“奔六”。其父异人继位三年去世，异人在孝文王诸子之中位次居中，所以，他下世年龄应当在四十岁左右。可见，除了秦始皇的曾祖父昭襄王，秦始皇家族的寿命都不太长，存在着遗传致病的可能性。

另外，不排除高温致病的可能。秦始皇这次出巡，是从头年十月到第二年七月。六七月份正是高温酷暑时期，天气炎热，加上长途奔波的辛苦，增加了发病的概率，一旦发病又极易使病情恶化。

虽然我们细致分析了秦始皇病死说的各种可能，但是也有人认为，即使以上诸因素并发促使他在途中生病，突然一命呜呼也还是令人怀疑。秦始皇并不像历史上有些封建帝王那样体弱多病。遍查史籍，也没有发现他患有任何疾病的记载，而且他的身体一向健壮，不会因为一次生病就命丧黄泉，这里面也许隐藏着谋杀的可能。如果是谋杀，那么究竟谁最有可能是谋杀秦始皇的凶手呢？

关于谋杀秦始皇的凶手，又有三说：一是胡亥，二是赵高，三是李斯。

郭沫若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历史小说《秦始皇之死》，描述秦始皇在平原津渡黄河时，癫痫病发作，后脑撞到了青铜冰鉴上，加剧了脑膜炎的病发，陷入昏迷。赶到沙丘，住了一夜，第二天，赵高、李斯发现秦始皇已死，右耳流着黑血，右耳孔内有一根寸长的铁钉。郭老的这篇小说表达了对秦始皇之死的一种推测。那么，是谁谋杀了秦始皇呢？小说中认为是胡亥。

胡亥杀死秦始皇，其原因当是出在王位继承问题上。胡亥得知秦始皇立遗诏封长子扶苏为继承人，心中十分不满，所以下此毒手。

谋害秦始皇的另一个元凶疑是赵高。秦始皇病危时诏书、玉玺都留在他最信任的赵高手中，君位继承的决定权也取决于赵高和李斯的倾向。假使胡亥弑父，如果没有赵高、李斯配合，胡亥不仅得不到皇位，反而会自取灭亡。所以胡亥即使想杀父，其能不能继位也还得取决于赵高。赵高常常随侍秦始皇左右，下手的机会比胡亥多得多。

实际上李斯的可能性也很大。因为李斯担心在秦始皇死后自己的禄位不永，所以，想自己拥立一位公子为皇帝。有了拥立之功他就可以永保禄位。

但是，上述谋杀诸说纯属猜疑，既无文献记载，又无出土文物佐证，仅存的一线根据是逻辑推理。但是，这些推理都是依照秦始皇死后胡亥、赵高、李斯的表现倒推出来的。笔者认为，这几个人谋杀的可能性都不大。赵高确实在秦始皇死后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左右了秦国的政局，但是，那一切都发生在秦始皇去世之后，如果秦始皇尚在，赵高就要对其下手，一是恐怕办不到，二是他也未必敢这样做。

对秦始皇之死，民间有更多的说法。如说秦始皇东巡，到孔林，发孔子墓，看到墓冢内写着：“后世一男子，自称秦始皇。上我堂，跃我床，颠倒我衣裳，行至沙丘而亡。”（张英、王世贞等纂《渊鉴类函》卷一百八十三注文，中国书店1985年版）后来，果然验证了这一预言。按照这一说法，早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孔子就已经预测到了秦始皇之死。

南朝的志怪小说《异苑》也有类似的记载：

秦世有谣曰：“秦始皇，何强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飧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发孔子墓，欲取诸经传，圹既启，于是悉如谣者之言。又言谣文刊在冢壁，政甚恶之，乃远沙丘而循别路，见一群小儿辇沙为阜，问，云：“沙丘。”从此得病。（刘敬叔撰，范宁校点《异苑》卷四，中华书局1996年版）

《异苑》记载的这一歌谣，对于秦始皇的控诉更加具体、更为详细。此歌谣传到秦始皇耳朵里，秦始皇自然是非常不爽，于是在巡游途中，特意嘱咐，见了沙丘绕道而过。最后秦始皇病入膏肓之时，前方有一群小孩在玩耍，挡住了他的道路。秦始皇命手下去询问这群孩子：你们在玩什么啊？孩子们回答：我们在玩沙丘呢！原来这群孩子正在做堆沙丘的游戏。秦始皇一听，到底还是没有躲过百姓的诅咒，遂两腿一蹬，就此呜呼哀哉了！

当然，民间的这些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对秦始皇暴政的诅咒和对秦始皇的仇恨。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志满意骄、凶暴残忍、酷法严刑，无休无止地征调赋税和夫役，修长城、建宫殿、筑陵寝、开边戍守，使刚刚脱离战乱之苦的广大农民又陷入疲于奔命的劳役之中。因此，民间传唱这些歌谣是很自然的。秦始皇听到这些歌谣、预言，心胸郁结而病死，这当然不可信。不过，《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天现凶象、沉璧复返、陨石降落的事情，肯定对秦始皇的心理有重大影响，如果秦始皇真的是病死的，那么这些怪事造成的心情郁结或许加速了其死亡的速度。

无论如何，秦始皇在三十七年（前210）提前谢幕，匆匆走完了他的一生。但是，秦始皇死前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就是他没有立皇后，也没有立太子，甚至连传位给扶苏的诏书都没有及时发出。皇帝已经死了，左右之人却秘不发丧，这些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三十三 秘不发丧

历史最怕意外，但是，历史往往充满着意外。秦始皇巡游途中的意外离世让随从人员慌了手脚，让手握大权的丞相李斯非常犯难。秦始皇之死形成了秦帝国瞬间的权力真空，在新的接班人正式确立之前，他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要不要立刻公布这一消息。李斯是怎么做的呢？据《史记·李斯列传》的记载，秦始皇仙逝之后，主政的丞相李斯决定秘不发丧，没有立刻起驾回京，而是按既定的路线继续巡游。一个决定好做，问题是秦始皇死的时候正好是炎热的夏季，尸体的腐烂不可避免地要散发出难闻的臭味，随行的大队人马不可能闻不到。而且秦始皇是一个勤政皇帝，在巡游途中他还要批阅公文，如果长时间不办公也难免会引起怀疑。那么李斯怎样才能使众人全然不知呢？李斯决定秘不发丧的背后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臭鲍鱼掩人耳目：内有隐情

先看李斯怎样做到秘不发丧。

要让随行的大队人马不怀疑秦始皇已经驾崩，必须做好两点：一是要让秦始皇“正常生活”“正常工作”，一切一如既往；二是要保证尸体在盛夏腐烂发臭之事不被怀疑。

前者好办。该值班的宦官每天照样在秦始皇的车上值班，该上膳的时候照样送到秦始皇的车上，只是不知道便宜了哪位有口福的宦官；该处理朝政时照样在车上通过值班的宦官批准百官的上奏，当然，这位宦官也就是坐在车中，扮成秦始皇的样子，作为秦始皇的替身，听完官员的上奏，替身一律同意所奏建议（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至于对不对，那就是丞相李斯要处理的问题了。

后者则难办。秦始皇乘坐的这种豪华车的窗子可开可合，关上窗凉快，打开窗就热，秦始皇病死于七月，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再凉的车子里也不可能保持尸体不腐烂啊！（车子不是冷冻柜）怎么关窗也挡不住秦始皇的尸体一天天变质腐烂。秦始皇尸体的变质腐烂反正无人看见，最麻烦的是腐烂尸体的臭味无法封闭遮掩，怎么捂、怎么盖，也掖不住、藏不住。幸好在赵高、胡亥的帮助下，李斯派人弄来了好多臭鲍鱼，放在其他豪华车上。如此一来，臭鲍鱼和臭尸体两种臭味混在一起，弄得大臣们都以为是鲍鱼臭而不知是尸体臭了。终于，李斯用臭鲍鱼“以乱其臭”的目的达到了（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史记·秦始皇本纪》）。

掩盖真相总有办法。正是靠着李斯的“妙招”，秦始皇的死讯被遮盖住了，而当时真正知道秦始皇病故而且尸体已经发臭的只有李斯、赵高、胡亥与几位贴身的宦官（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一生迷恋求仙，对海上神山羡慕不已，一直没有得志，没想到死了以后，终于与“海”联系在了一起，与腐臭的鲍鱼臭味相合了。

秦始皇已经死了，按说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退回咸阳，但是李斯害怕因此而引起他人怀疑，所以，为了掩人耳目，臭烘烘的车队不敢从沙丘直接返回咸阳，而是向西，再向北，沿着秦始皇生前定好的路线继续巡游，到达秦帝国最北边的九原郡治所（今内蒙古包头），然后，大队人马从直道快速赶回咸阳，这才向天下宣告圣驾已崩。

秘不发丧：稳定压倒一切

命运就是爱捉弄人。千古一帝秦始皇生前发号施令，天下震慑，荣光无限，可是死后却不得不与一车臭鲍鱼为伍，这绝对是秦始皇生前所没有想到的，他更不会想到，做这件事的人竟然是他生前最倚仗的大臣丞相李斯。那么，李斯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掩盖秦始皇之死的消息呢？这里面究竟隐藏着多少秘密呢？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

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

《史记·李斯列传》说：

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

总结两篇传记所写，李斯决定秘不发丧有三大原因：一是社会不稳定，二是皇帝死在巡游途中，三是没有明确立太子。

先说社会不稳定。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秦始皇第三次大巡游，走到阳武县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境内）遇到了刺客，这当然不是秦始皇第一次遇到刺客了。《史记·秦始皇本纪》（此篇中“博浪沙”作“博狼沙”）记载得比较简略：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原来，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行刺案。主谋就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手下的第一谋士张良。张良是韩国贵族，他的祖父做了韩国三代国君的相国，父亲是韩国两代国君的相国。祖、父两代当了韩国五代国君的相国，所以，张良的故国情结非常浓厚。韩国灭亡之后，张良家中死了三百人，他统统未加埋葬，而是倾家荡产筹集金钱，用高价寻求愿意舍命的刺客，为韩国报仇（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史记·留侯世家》）。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张良以重金收买了一位刺客，这位刺客是一位大力士，能远掷一百二十斤（相当于今六十斤）重的大铁锤，百发百中。秦始皇这次出游，张良带着他的刺客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结果，六十斤的大铁锤没有击中秦始皇的车，砸到备用的副车上，把副车砸了个稀巴烂，秦始皇毫发无伤。但他大为震惊、怒不可遏，立即在全国展开了十天的“严打”，十天全国“严打”也没抓到张良。张良是高手，刺杀失败之后立即隐姓埋名，跑到江苏，躲过了这场大搜捕（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史记·留侯世家》）。唐代大诗人李白还写诗赞美过这件事情：“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二《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中华书局1977年版）

偶然之中有必然。张良行刺只是一个偶然，但是，它反映了六国旧贵族对秦始皇的仇恨。秦始皇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对六国贵族进行了大杀戮、大迁徙，六国旧贵族从此失去了财产、地位和权力。秦始皇灭魏之时杀了投降的魏王假和他的儿子，魏王仅有一个儿子侥幸逃亡，秦始皇还重金悬赏；灭燕之时杀了太子丹，并对太子丹的门客进行大通缉；秦始皇骗降了齐王建，却将齐王建活活饿死。秦始皇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六国旧贵族对秦始皇和大秦帝国的深仇大恨，这些人对秦王朝的威胁极大。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后来在秦末大起义中成为各路反秦武装的头领与骨干。秦始皇活着，这些残余势力还不停地折腾，如果一旦知道秦始皇归天，新皇帝未立，不知道还会折腾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秦始皇换了便服，带了四名大内高手，夜晚在咸阳出行，竟然遇到强盗，当时情况非常危险，幸亏大内高手杀退了强盗。为了这事，秦始皇在关中进行了二十天的“严打”，追捕逃犯（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遇盗之处不是在六国，而是在秦国都城咸阳。虽然这次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这对李斯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这说明六国余孽蠢蠢欲动，关中社会治安也不大妙。

根据后来的历史记载，我们知道，此时张良正在流亡的生涯里，依然苦苦寻觅着反秦的良途，汲汲地奔赴在亡秦的道路上。而刘邦在沛县正逍遥自在地做着他秦国的亭长；项羽在老家正在举鼎，练习着刀马武功；韩信也许刚刚受过胯下之辱；陈胜正在乡间劳作的田垄上大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感慨……一切都在蠢蠢欲动，大地的春种秋收依然井然有序，大秦帝国似乎正沉浸在无比辉煌的荣耀之中。然而，秦始皇巡游途中意想不到的暴死，让李斯骤然意识到了井然有序背后形势的严峻与凶险。

所以，李斯不敢赌！尤其现在是非常时期，他更不敢赌，他赌不起，大秦帝国也赌不起。这不是一般的赌，而是豪赌，赌的是整个天下。这是李斯秘不发丧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秦始皇是在巡游途中突然病故的，本来，皇帝巡游，天下的中枢随同外移。如果在京城，整个朝廷班子俱在，有完备的制度，有众多的人手，处理应急事件的风险较路途之中这样发布皇帝升天的消息要小得多。现在是巡游在外，没有大量的官员、随从，如果此时走漏了消息，可能导致种种不测发生。

秦始皇虽然通过强权和武力控制了天下，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大秦帝国，但是压迫有多大，反抗就有多强烈，秦始皇生前所统治的天下其实并不太平。不使秦始皇死亡的消息传扬出去而引起乱子，是李斯决定秘不发丧的第二个原因。

然而让李斯担心的不止这些，他最担心的是，一旦公布秦始皇的死讯，很可能会造成秦朝王室的权力之争。因为秦始皇在世的时候既没有立皇后，又没有立太子，甚至连传位给扶苏的诏书都没有及时发出。这同样蕴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让人不解的是，秦始皇为什么生前不立皇后、太子？

未立太子 权力有真空

李斯秘不发丧的第三个原因是秦始皇生前并没有立皇后，也没有立太子。

太子是国之储君、国之根本；太子不立，哪位公子都有权力继承皇位。皇后不但要母仪天下，而且在拥立太子、处理最高权力交接之时拥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力。秦始皇既没有立皇后，也没有立太子，这就为大秦帝国的第一次最高权力的交接留下了许多空白，因此，有太多的文章可做。

秦国历代国君都立有王后。历史文献中唯独没有秦始皇册立皇后的记载，秦始皇死后继嗣的混乱也证明秦始皇在位之时确实没有册立皇后。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不外乎这些：一是多不胜选；二是怨母仇女；三是求仙至上；四是条件甚高。

先说多不胜选。《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一条重要记载：

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这条记载说明，秦始皇兼并山东六国之时，每攻灭一国，都要仿照这个诸侯国王宫的规模和数量在秦国都城咸阳的北面建立同样的宫殿。从咸阳到渭水，从雍门到泾水，到处都是秦国仿效六国修建的宫殿。这等于是把六国的宫殿原封不动地搬到秦国都城咸阳来了。秦始皇修建这么多宫殿干什么？文献记载得非常明确，他把从六国俘获的后宫佳丽，全部金屋藏娇，置于咸阳新建的这些宫殿之中。看来，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把六国国君的佳丽照单全收了。如此一来，秦始皇拥有的天下佳丽等于是战国七雄美女的总和。这个数字有多大，《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记载：“后宫列女万余人。”

我们可以做个类比。

晋武帝司马炎夺了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王朝之后，先把魏国王宫的佳丽照单全收，后又灭了蜀国和吴国。然后，司马炎把这两个国家的佳丽也照单全收了。据《晋书·后妃传上》记载，司马炎灭吴之后，把吴国亡国之君孙皓后宫佳丽数千人移到西晋的都城洛阳。结果，司马炎后宫佳丽有近万人之多。由于佳丽太多，得宠的佳丽也太多，司马炎晚上就寝之时不知该到哪位佳丽的寝宫中去。于是，他想了一个无奈之举。他乘坐一辆羊拉的车，这种车安全又舒适，慢悠悠的。司马炎上车之后，不赶车，任意而行。羊车停到哪座宫殿，他就在哪座宫殿留宿。时间一长，宫中的佳丽们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一些聪慧的佳丽每到傍晚，就把新鲜的竹叶插在门前，把盐汁洒在地上，拉车的羊闻到竹叶的清香，便停留不前。这样一来，这些美人得宠的概率便大大提升（时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晋书·后妃传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一点，秦始皇灭六国之后将六国国君的佳丽全部据为己有，比起秦始皇的先祖们，此时秦国后宫的佳丽应当增加了六七倍之多。这么多佳丽，给秦始皇带来众多的子女。

既然如此，秦始皇为什么不在众多佳丽中选一个立为皇后呢？难！少了无法选，多了不胜选。天下哪有那么简单的事？

选择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选择的困难缘于有太多的选择。所以，有时候，没有选择是令人痛苦的，但有太多的选择也不见得是好事。

哈姆雷特说：“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在生和死的根本问题之间，秦始皇自然选择了生，并且想要长生不死。而在后宫佳丽万余人中，他却不能集万千宠爱于一人。

秦始皇未立皇后的第二个原因也许是他怨母仇女的心理。

秦始皇特殊的人生经历，造成了他独特的女性观，秦始皇的女性观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三件事中来看：一是赵姬之乱，二是巡游刻石，三是寡妇清事件。

赵姬之乱使秦始皇怨母仇女。赵姬是秦始皇的亲生母亲，嫪毐秽乱后宫，与之还生了两个儿子。这给赵政带来了终生难忘的伤痕。赵政知道此事后，立即将亲生母亲赵姬流放到雍地。后来，还是茅焦循循善诱，对赵政讲流放生母妨碍兼并六国，赵政这才将母后接回京城。在茅焦之前，赵政曾杀了二十三位前来劝谏之人，这得有多大的仇啊！赵政尽管自己有上万嫔妃，但是，对于年轻守寡的母后却要求极严。这倒不是秦国国君历来如此，秦始皇的曾祖父昭襄王之母宣太后，与义渠戎王私通三十年，还和臣下魏丑夫私通，昭襄王也没有太大的反应。最终还借着这场私通杀了义渠戎王，灭了西戎，扩充了三个郡。如何看待母后的私生活纯粹是个人事件。秦昭襄王并没有把母亲的私生活看得多重，也没有严惩母后。

但秦始皇不同。秦始皇曾巡游刻石提倡贞节，其妇女观可以从中得以窥测。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第五次大巡游时到达了会稽山，祭奠大禹，并且刻石立碑。这次碑刻之上，他特意写下了这么几句话：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史记·秦始皇本纪》）

前三句是不许寡妇改嫁。“倍”，通“背”，背叛。“倍死不贞”意为背叛死去的丈夫再嫁就是不忠贞。后三句是禁止两性关系混乱。刻石立碑等于向全国宣布，这是一项制度。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秦始皇非常重视女性的贞节。由于赵姬之乱，秦始皇有着非常严重的怨母仇女情结。这种仇女情结严重妨碍了秦始皇选择一位可以母仪天下的皇后。

这种怨母仇女的情结也使秦始皇非常轻视女性，特别是轻视性关系混乱的女性。

秦始皇还表彰过寡妇清，彰显了他的贞妇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始皇尽管轻视女性，但是，他对蜀地一位寡妇却赞扬有加。这位寡妇是一位成功的“私人企业家”，其家族经营丹砂开采，数代不衰。一位寡妇能做到守身不嫁，经营企业，秦始皇大为欣赏，称之为“贞女”，并且修了一座著名的“女怀清台”（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秦始皇一生表彰的女性仅此一位，而且是一位守身不嫁的寡妇。

如果把秦始皇流放生母与表彰寡妇清联系起来看，不难看出，秦始皇提倡女性的贞节倾向非常明显。当然，秦始皇只是要求天下女性要守节，至于他本人，拥有万名佳丽也是正常的。

秦始皇未立后的第三个原因可能是热衷求仙。

中国古代的求仙之人大多淡于家庭。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寻求长生不死之术。他从第二次巡游（前219）之时就已经接见了徐福。从蓄养方士、泰山封禅到数次远距离、长时间的大规模巡游，几乎每一件事无不是与长生密切关联。他倾注了全部的身心与忠诚，为祈求不死不惜浪费大量物力、人力、财力，甚至数次被愚弄依然无怨无悔；他风尘仆仆、不辞辛苦地东奔西跑，直至病死在长途跋涉的路上；他将自己封闭在一群仅有女人与宦者的天地里，口称“真人”；他在巡游途中为取仙药躬身力行去海中射杀大鱼。这种殚精竭虑、对求仙的无悔痴迷使秦始皇不愿也顾不上册封皇后，一门心思全用在求仙事业上。

执着是一种品质，是一种人生态度，本无所谓好坏，关键要看执着的对象。选对了方向的执着能让人成功，误入歧途的执着则无异于自戕。缺乏执着一事无成，太过执着亦能致命。秦始皇的执着求仙显然不属于前一种。

秦始皇未立皇后的第四个原因可能是条件甚高。

秦始皇十三岁即位，二十二岁举行加冠礼接管权力，这九年应当是他立皇后的第一次机会，但是，他没有册立皇后。二十二岁接管权力到三十九岁兼并六国成功，这十七年是他可以立皇后的第二次机会，他也未立皇后。等到三十九岁称“皇帝”，自视为天下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神人、圣人时，他已经失去了立皇后的机会。此时秦始皇自视功高三皇、名盖五帝，自古至今无人可比。天下还有哪个女人能够和他匹配，成为他的皇后呢？

所以，秦始皇不立皇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真正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只有秦始皇本人知道。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做一点推测而已。

逃避立储 迷恋求仙

秦始皇当政之后不仅没有立皇后，而且在十二年的皇帝生涯中也没有立太子。秦始皇不会不明白，太子是一国的储君、天下的根本，为君者历来十分重视储君。储君立，江山才能稳固，群臣才能安心。而且，秦始皇自称始皇帝，想让自己的帝业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他就更应该立太子，那么秦始皇为什么生前没有立太子呢？这里面透露出秦始皇怎样的心理呢？

秦国在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前，每位秦王都要立皇后、太子，如果未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来得及立。比如秦武王举重受伤而死，由于太年轻，没有儿子，所以没有立太子。但这只是一个特例。

秦始皇的祖父孝文王、父亲庄襄王，个个都是先被立为太子，然后才继承大统的。秦始皇何以敢破祖宗法制呢？

李斯秘不发丧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无真太子”。“真太子”就是秦始皇公开确定的继承人。秦始皇生前一直未立太子，李斯担心的就是这一点。都城咸阳秦始皇的一群儿子们（诸公子）都有可能登上帝位！

秦始皇生前既未立皇后又未立太子，仅仅是在临终前才写了一封让长子扶苏回都城咸阳主持丧事的诏书。秦始皇明确让长子扶苏回咸阳主持丧事，明摆着是在丧事完毕之后让长子扶苏即位。

秦始皇有多少儿子呢？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始皇有二十余子”，“皇帝二十余子”，“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秦始皇的子女中，留下姓名的儿子只有四位：长子扶苏、少子胡亥、公子将闾、公子高四人。长子扶苏自杀，公子将闾等三兄弟自杀，公子高殉葬，胡亥即位为秦二世，六公子被杀于杜，十二位公子在咸阳被杀，十位公主在杜被杀，这样统计，秦始皇的儿子至少有二十三位，女儿至少有十位。

秦始皇有二十多位儿子，他们个个都可以被立为太子。但是，由于秦始皇的仇女情绪使他对这二十多位儿子的母亲没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在诸位公子中，只有皇长子扶苏是秦始皇器重的，也是最有可能被立为太子的。但是，扶苏因为“坑术士”事件公开劝谏秦始皇而被派往北部长城军团去做监军，离开了政治中心，失去了机会。

从秦始皇临终之前下的诏书来看，秦始皇还是看好扶苏的，所以，才会让他到咸阳主持丧葬。但是，历史的一次失误让扶苏失去了两次机会。一是扶苏的进谏让他远离了政治中心；二是扶苏到蒙恬的军团中做监军使他与蒙恬的关系亲近了，这导致李斯担心扶苏即位会重用蒙氏兄弟。李斯的政治倾向使扶苏失去了第二次机会。

李斯身为丞相，又亲随始皇出巡，出巡途中出了秦始皇病亡的大事，他这个丞相自然脱不了干系。历史的责任落到了他的肩上。

那么，秦始皇不立太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怕死！

立太子意味着承认自己必死！这对于千方百计企图长生的秦始皇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现实。他不敢面对这个现实，他不敢承认这个现实。他一方面拼命追求长生，一方面不立太子，以免直接面对这个敏感话题。我们在“生死茫茫”一章中讲到秦始皇信任徐福、卢生等方士，两次满足徐福的要求，卢生逃跑之后秦始皇雷霆大怒，信任与愤怒其实都缘于他对长生的追求。一个如此追求长生的人，而且是如此自命不凡的人，一个自视为神人、真人、圣人的人，他怎么可能再立太子呢？自己能够长生不死，还立太子干吗？那岂不多余吗？

逃避现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了快乐而逃避现实，古人常说人生苦短，何不秉烛夜游，今人常唱的“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就是这种情况；另一种则是面对残酷的现实而逃避。

秦始皇不敢面对人终有一死的铁律，从而以汲汲于求仙的幻想转移这种痛苦，以不立太子的方式逃避这种痛苦。

然而，他没有想到，逃避并不能改变现实，甚至会更糟糕。意志终究抵挡不住规律。秦始皇渴望长生的个人意志终究败在了生命的规律之下。秦始皇还是无可奈何地终结了他的生命历程，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大秦帝国。这位生前叱咤风云的皇帝，这位竭尽全力追求长寿的一代君主，最后竟然以一具发臭腐朽的尸体走进了他修筑了近四十年的地宫。真不知道他如果再世的话，将会怎样惩办让他尸体腐烂发臭的李斯、赵高、胡亥！

人生就是一部电视连续剧，有开头必有结尾。历史不能倒退，谢幕就是谢幕。秦始皇死了以后，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秦国最高权力的交接能不能像秦始皇生前所希望的那样——遗诏发到他的长子扶苏手上，由他来主持丧事；丧事完毕以后，由他顺利地继承王位，然后成为秦始皇心中的秦二世。

三十四 沙丘政变

秦始皇沙丘意外病故之后出现了一件令人奇怪的大事：已经加盖了玺印召长子扶苏速回咸阳主持丧事的诏书迟迟没有发出。这不是一般的诏书，而是关系到大秦帝国生死存亡的诏书，是中国第一个专制帝国第一次最高权力交接的诏书。每一次帝国最高权力交接的时候都是一个帝国最危险的时刻。因为最高权力的瞬间真空会引发各种势力的蠢蠢欲动与激烈角逐，而这封诏书是秦始皇化解这一角逐的定海神针。但是，这封体现秦始皇个人意愿的诏书却最终没有发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大秦帝国生死存亡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各方势力有哪些行动呢？

诏书变遗诏 千古遗恨

《史记》中有两处记载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

按照《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在重病之时立下了诏书，但是，加盖了皇帝符玺的诏书并没有立即交给使者发出。不久，秦始皇病死了。按照《李斯列传》的记载，秦始皇的诏书写好之后，还没有交给使者，自己就病死了。这是两篇传记细微的差别之处，但是，两篇传记在一处是相同的，那便是诏书写好未授使者，秦始皇病故。“未授使者”四个字可以有三种理解：

一是秦始皇写好之后他自己没有让立即发出；

二是秦始皇因病情严重诏书写完之后已不能亲自安排发出了；

三是有人从中作梗使诏书未来得及即时发出。

究竟哪一个符合历史的真实呢？

不好讲。

《史记》的两篇传记都是只写了“未授使者”四字，由于记述过于简单，我们今日已经不知道“未授使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了。

先说秦始皇写好诏书之后他自己没有让立即发出这种情况。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为什么有这种可能呢？估计有两点原因：一是心理准备不足；二是过度自负。

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来看，秦始皇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长生不死，而对自己人生即将谢幕这一点始终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而且，他刚刚接见了徐福，又给徐福调派了强弩手，秦始皇对找到长生不老的仙药还充满渴望，自己的人生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要结束了呢？毕竟他才五十岁！他有死亡的预感，所以，他写了诏书；但是，他还有长生的幻想，所以他并不想立即将写好的诏书发出去。这是自己未发。但是，到了病危之时他已经无力再去处理这件事。最终，诏书变遗诏，未得发出。如果事实如此，这是秦始皇一生之中出现的一个最重大的政治失误。

未及时发出诏书的第二个原因是秦始皇的自负。秦始皇生前威风八面，谁敢不从？这种生前局面使秦始皇误以为自己的话不可能不算数！即使死了，自己的诏书成为遗诏，谁敢篡改遗诏？秦始皇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诏书一旦变成遗诏，一切皆有可能！包括遗诏被篡改。秦始皇如果想到了这一点，他早就会下手防范了。

再说秦始皇因病重诏书写完却来不及发出这种情况。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处理后事，秦始皇远不如汉武帝。汉武帝是早年先立了太子，晚年又误杀太子；去世前三天，他立了八岁的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并召霍光等五位顾命大臣在病榻前接受诏命，一切都安排妥当，汉武帝恨恨而去。最高权力的移交相当成功。尽管汉昭帝刘弗陵尚有两位年长的哥哥，但是，汉武帝的周到安排使一切阴谋都无法得逞。汉武帝在最高权力移交一事上的个人意志得到了完全实现。一是他明确了太子的人选，二是他立了五位顾命大臣。这样，谁想更改汉武帝的意愿都不可能。

这里我要特别提出“去世前三天”这一时间，因为这是汉武帝最终决定立幼子刘弗陵继位的时间。人生都有去世前三天，但是，绝大多数人把握不好临死前的这段时间，为什么呢？大家将来都可以实践，有几人能准确判断出自己即将离开这个既令人眷恋又令人遗憾的世界的时间？极少！正是因为对死亡时间的准确判断，汉武帝才痛下决心，断然决定立八岁幼子称帝。其时，汉武帝共有三个儿子在世，他最终选的是幼子。依汉武帝之雄才，他不可能不知道立哪个儿子为帝是关系到汉家江山的大事，但是，他突破了“国赖长君”的祖训，选定了幼子继位。幼子刘弗陵其时八岁，八岁的孩子能干什么？能处理复杂的国政吗？为什么放着两个年长的儿子不立，偏偏立了八岁的刘弗陵？事实证明，汉武帝确有识人慧眼，刘弗陵不负父命，成为一代中兴之主。汉武帝不但有慧眼，更重要的是他把握住了时间——去世前三天。秦皇、汉武是中国帝国时代前期最重要的两位皇帝，论其立国，当然是秦皇更胜一筹，因为汉武不需要立国，我们也不知道汉武立国的才能；论其治国，秦皇、汉武各有千秋。但是，秦皇在帝位移交上明显不如汉武，一是没有把握好时间，二是没有及时明确布告天下。

秦始皇渴望长生，他一直不相信自己会这么快死亡，所以，当他在平原津病重之后，他一不准大臣们议论善后之事（回避死亡），二没有更多地考虑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这个大问题。等到病危之时，他才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所以赶快写诏书，但是，因为此时秦始皇已经病危，诏书写好了，生命却处于弥留之际了，发出之事他已经来不及再管了。最终诏书变遗诏，而且，遗诏落到了赵高手中。

秦始皇远没有汉武帝那么从容。他处理后事有三大弱点：一是没有明确立太子，二是没有明确一批顾命大臣，三是没有亲自督导诏书发出。

上述三点都非常重要。

没有明确立太子意味着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儿子人人都可以被立为二世皇帝。这样，秦始皇个人所想立的长子扶苏就有可能失去皇位。

没有明确一批顾命大臣意味着知道此事的丞相李斯可以一手遮天。后世皇帝临终之时如遇特殊情况，都要立若干位顾命大臣。这些顾命大臣肩负着忠实履行先皇遗命的职责，而且，由于是若干位，不可能出现一位顾命大臣说了谎言仍被认为是先皇遗命那样的问题，顾命大臣之间可以相互制衡。没有制衡，什么事都可能出现。

没有亲自督促诏书及时发出意味着一旦秦始皇死了，他生前再威风八面现在也什么都管不了。自己的尸体腐烂发臭他都管不了，更何况是最高权力的移交？一封事关帝国命运的诏书在始皇身后只是一张废纸。

最后说有没有人从中作梗这种情况。

表达秦始皇意愿的诏书留在了赵高的手中，如果有人作梗，只有赵高有此可能，他人恐怕对诏书是否发出都不会知道，怎么能从中作梗呢？

赵高会作梗吗？可能性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赵高深受秦始皇恩宠，担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事的双重要职。而且，赵高整天在秦始皇身边，对秦始皇的病情非常了解。秦始皇一咽气，他立即谋划篡改遗诏，他当时的心情应当是非常复杂的：秦始皇信任他，委以重任，他应有感激之情，他希望秦始皇健康长寿，长保自己的荣华富贵。现在秦始皇诏书要扶苏即皇帝之位，赵高的地位可能会因秦始皇的病故和扶苏的即位发生变化，毕竟扶苏可不是一个好忽悠的人。

但是，要说赵高有意扣留秦始皇的诏书不发，也未必，因为发与不发，赵高并不能完全做得了主。毕竟秦始皇是死是活谁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且，秦始皇又是最讨厌谈论他自己生死问题的皇帝，谁敢碰这个钉子啊！不讨论，不准备，一旦发生意外，一切皆有可能了。然而，在秦始皇尚未一命呜呼之时，赵高岂敢随意扣押诏书？赵高最有可能的心态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如果秦始皇病情好转，肯定会关心诏书发出去没有。赵高没有得到明确发出的命令因此未发出，这符合秦始皇病情好转不愿再谈丧葬之事。如果秦始皇病危，那就有两种可能：一是秦始皇过问此事，二是顾不上过问此事。秦始皇一旦询问，赵高会立即发出诏书，他不可能欺骗秦始皇、违背秦始皇的旨意；如果秦始皇病重陷入昏迷，顾不上问，他也就可以不发。只要诏书不发，就有文章可做。

所以，笔者估计在秦始皇病故之前，赵高不敢对秦始皇的诏书有意扣留，也不能有意扣留。“不敢”是因为秦始皇万一病好了，或者病轻了呢？秦始皇过问起这件事，赵高负得了这个责任吗？“不能”是因为李斯是丞相，丞相的权力极大，李斯如果没有和赵高联手，赵高怎么敢抗旨呢？

但是，无论如何，秦始皇传位扶苏的诏书最终没有发出，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秦始皇传位长子扶苏的诏书没有及时发出，这对大秦帝国第一次最高权力的交接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赵高生贼心：政治漏洞是诱因

秦始皇突然去世，而且去世前没有将召长子扶苏回都城咸阳主持丧葬的诏书及时发出，这为大秦帝国第一次最高权力交接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漏洞。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漏洞呢？

因为知情者范围太小。秦始皇在世之时没有明确定下太子人选，仅在其病危之时才写了一道诏书，让长子扶苏回京主持丧葬。扶苏主持丧葬完毕后自然是继承帝位。秦始皇虽然没有明确写出这一点，但是，每位大臣、每位公子都不会误解秦始皇的这一意思。因为秦始皇的意愿已经非常明确了，他有那么多儿子，独独选长子回京主持丧葬，为什么呢？当然是想让扶苏继位。可是，这封诏书是秦始皇口授、赵高书写，现在没有发出，还留在赵高手里，百官之中唯有丞相李斯一人知道，公子之中唯有胡亥一人知道，身边人唯有赵高知道，地点又是在巡游途中的沙丘。朝中的大臣们（如右丞相冯去疾）不知道，都城中的诸公子不知道，远在长城军团的扶苏不知道，秦始皇身边的重臣蒙毅不知道，长城军团的主帅蒙恬不知道。

由于知情者范围太小，所以，扶苏、蒙恬、蒙毅等重要人物都无法参与。国家命运就掌握在胡亥、赵高、李斯三人手中。

秦始皇的玉玺在赵高手上，只要知道内情的赵高、李斯、胡亥三人联手，就可以篡改秦始皇的遗诏，就能够改变大秦帝国第一次最高权力移交的结果。尽管赵高手下个别宦官知道秦始皇之死，但是，他们未必知道诏书内容；即使知道诏书内容，也绝对不敢泄露半个字。

所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漏洞！

能够发现一个巨大政治漏洞的人一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谁最早发现了这一政治漏洞呢？

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事的赵高。

赵高是谁？他怎么能够代拟诏书，存放诏书，并在秦始皇身边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事的机要职务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为赵高立传。司马迁鄙薄这个人物，还是赵高不足以立传，不得而知。但是，其中的《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李斯列传》等文中，却散见着赵高的生平行事。赵高卑污的一生，还是比较清晰的。《蒙恬列传》中说：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

赵高是赵国王室的远亲。究竟是什么样的远亲，因为什么事情，什么时候来到秦国，史书没有记载，已经无法准确得知。有人说他的祖上是作为人质来到秦国，后来留在了秦国。但是，这仅仅是猜测而已。赵高的母亲是犯人，受过刑，地位低下；刑满获释之后，便留在隐官（《史记·蒙恬列传》的原文是“隐宫”，但“隐宫”是“隐官”之误）干活。赵高兄弟数人，都出生在隐官。隐官是个什么地方呢？“隐官”是一个安置刑满释放人员的作坊。

赵高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社会地位当然极低。但是，赵高有一大优势、两手绝活。一大优势是“强力”，即身强力壮，做事勤勤恳恳。两手绝活：一是通法令，二是擅书法。我们在“统一制度”一章中讲过，秦始皇用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之时，颁布了三种标准字书，其中一部就是赵高写的《爰历》篇。可见，赵高一笔好字，尤精小篆。赵高的另一绝活是精通法律。秦代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法律，焚书令中就有“以吏为师”之说。赵高的这一绝活在秦代极受重视。正是凭借着一大优势、两手绝活，又善于察言观色、逢迎献媚，因而赵高很快就博得了秦始皇和胡亥的赏识和信任，被任命为“中车府令”，成为秦始皇身边的官员（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史记·蒙恬列传》）。中车府令官阶不高，但是，管理秦始皇的“专列”，地位重要（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史记·李斯列传》）。

人皆有贪欲。赵高管皇帝车马，管调兵的符节和皇帝玉玺，是机要官，深得皇帝信任；但是，赵高并非大秦帝国的重臣、高官。

赵高做了机要官员，当然希望继续“进步”做高官；但是，高官是跟出来的。赵高要做高官必须贴上一位公子。公子就是秦始皇的皇子啊！皇子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象征。秦始皇二十多位公子，选谁呢？

这个被选中的皇子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受喜爱，二是好忽悠，三是傍得上。三者缺一不可。长子扶苏倒是符合第一条，扶苏深得秦始皇信任，信任比喜爱更高一个层次。但是，扶苏已经成人，不好忽悠，而且扶苏远在边地，赵高也傍不上啊！

胡亥和扶苏不同。胡亥是秦始皇二十多个儿子中排行第十八的幼子，深得始皇喜爱。最重要的是胡亥没有扶苏成熟，赵高能够忽悠得了他，而且胡亥在宫中，赵高有机会傍这个政治“大款”！于是，赵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与胡亥结交，并教胡亥学习法律（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史记·蒙恬列传》）。傍“大款”，找靠山，历来是攫取权力的法宝之一。赵高真聪明，简直是无师自通，他深谙这个道理，并且很早就在胡亥身上下了大功夫，做了大量的“功课”，所以，秦始皇沙丘一病故，赵高平日的工作就显现出成绩来了。

秦始皇沙丘病故的巨大政治漏洞被赵高发现了。赵高立即想到，必须篡改这封遗诏！赵高为什么要钻这个政治漏洞？为什么一定要冒死篡改这份遗诏？篡改秦始皇的遗诏可不是改文章、改错别字，那是灭族的重罪！

赵高三说胡亥：核心是利害

世事沧桑，皆缘利害。人世间光怪陆离的万象其实都缘于“利害”二字。人要生存，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获得好的生存环境不外乎有正道、邪道两种途径。

赵高的出身不好。他生于隐官，母亲是囚犯，这在当时是一件令人终生耻辱的事。但是，赵高靠一大优势、两手绝活当上了秦始皇身边的机要官员，这已经是获得荣华富贵了。不过，人的贪欲永无止境。

赵高要篡改秦始皇的遗诏，就是要废掉秦始皇立皇长子扶苏的诏书，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人当皇帝。这个人当然非胡亥莫属。

天上不会掉馅饼。赵高早就在胡亥的身上下了很大功夫；胡亥如果做了皇帝，赵高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胡亥能接受赵高篡改秦始皇遗诏的想法吗？这取决于两点：一是胡亥是个什么样的人，二是胡亥从中能够得到什么。

胡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秦始皇排行第十八的幼子，深得始皇喜爱。胡亥的蒙学老师是赵高，赵高教他的主要是“决狱”断案，胡亥与赵高的私交甚笃。

胡亥原先并没有篡改秦始皇遗诏自己当皇帝的意图。所以，赵高要实现自己的阴谋，第一步就要过胡亥这一关。赵高是怎样说服胡亥的呢？

一说胡亥。

赵高的阴谋是让胡亥当皇帝，这虽然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是，胡亥听说后立即拒绝。胡亥为什么会反对呢？

观念支配行动。胡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秦始皇要立皇长子扶苏，赵高不怀好意地问胡亥：你大哥要当皇帝了，你却没有一点封赏，你怎么办？赵高这是诱发胡亥的不满，然后步步为营，好让胡亥同意篡改秦始皇遗诏。但是，胡亥回答得很干脆：“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这等于说父皇的安排是天经地义之事，毫无不妥。明君最了解他的臣下，明父最知晓他的儿子。父皇下世，不封诸子为王，没什么可说的。言外之意是这本来就是应该的。胡亥的这一套说辞说明：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一切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则来办；胡亥原先并无弑兄篡位的想法。

二说胡亥。

人对诱惑的抗拒是有限度的。赵高看出的这个巨大政治漏洞足以改变秦国历史，实际上它最终也改变了中国历史。赵高怎么可能轻易放过这个大好时机呢？赵高扣下了秦始皇没有来得及发出的诏书，就是要决心颠覆这个诏书，改变秦朝的历史。所以，他并没有因为胡亥的第一次反对而停止运作，而是继续对胡亥采取攻心战术：一是向他灌输天下可以改变的想法，二是让他明白为君与为臣地位差别极大。这两点都有巨大的诱惑力。

知道秦始皇病故和召皇长子扶苏回京主持丧事的仅有三个关键人物：胡亥、赵高、李斯。既然秦始皇的这封诏书没有发出，这条诏命就完全可以改变。制造诏书所需的皇帝玉玺就在赵高手中。换句话说，只要赵高、胡亥、李斯联手，秦始皇的遗诏完全可以改变。

所以，赵高在这两个方面大力忽悠胡亥。“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于子与高及丞相耳”，“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而道哉”。这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胡亥：遗诏可以篡改，当皇帝和当臣民差别太大。

人生的决定往往取决于片刻之间对利害的权衡。胡亥听了赵高这番话肯定动心，为君为臣全在自己与赵高、李斯手中。但是，胡亥又拒绝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不外乎三点：

一是“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二是“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三是“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废兄立弟，这是不义之举；不遵从父亲诏书，这是不孝；自己才能浅薄，依靠别人的帮助勉强登基，这是无能。所以，胡亥认为：“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篡改遗诏，“天下不服”，不但自身危险，而且会危及国家社稷。这时胡亥的认识倒是很清楚的，而这一清晰的认识并没有能够阻挡住权力的巨大诱惑，大秦帝国的前景也正是向着这个巨大的诱惑发展的。

一个“不义”，一个“不孝”，一个“不能”，再次看出胡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再次彰显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并没有废除儒学。胡亥的拒绝没有让赵高退却，赵高仍然坚持不懈地继续劝说胡亥。为什么呢？

因为事关重大，因为胡亥的话并未说绝。

什么叫事关重大？胡亥当皇帝和当公子，对于赵高来说事关重大。因为，胡亥当了皇帝，赵高就可以一步步掌控胡亥，大秦帝国的江山可以一步步地变成赵高的江山。扶苏当了皇帝，赵高不但掌控不了朝纲，而且连现有的位置都保不住。扶苏对赵高至少没有多少好印象，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事的两个机要官肯定做不成了，更遑论掌握朝纲，做梦去吧！所以，这两位公子谁当皇帝对赵高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为自己的权益奋斗，为自己的梦想努力！

什么叫话未说绝？

胡亥仅仅是拒绝，但是，并未警告赵高再说此类话必将禀告丞相，加以严惩。这一点赵高心知肚明。所以，赵高两次碰壁之后并不灰心。

于是，赵高第三次游说胡亥。

游说一个人成败的关键在于击中对方的软肋。胡亥两次反对都有自己的理由，赵高要说服胡亥必须有针对性地破解胡亥的理由。

赵高怎样破解胡亥的理由呢？

赵高讲了两个历史故事：一是商汤杀夏桀，周武王杀商纣王；二是卫君弑其父。商汤灭夏，杀其亡国之君夏桀。周武王灭商王朝，杀暴君商纣王。但是，天下人并无异议，反而称赞商汤和周武王的所作所为符合道义。卫君弑其父，但是，卫国却称赞卫君的盛德，连孔子评论此事时都不认为子弑其父为不孝（高曰：“臣闻汤、武弑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史记·李斯列传》）。

历史最有说服力。赵高非庸才，他讲的这两个历史故事对胡亥影响重大。因为这两组历史故事一是臣弑君，二是子弑父。以臣弑君“不为不忠”，以子弑父“不为不孝”。弑君弑父都能做，何况杀兄称帝呢？胡亥能听不进去吗？这些堂堂皇皇的历史事件，为其政变蒙上了一层正义的遮羞布，使胡亥不至于做贼心虚。

将神圣的灵光打在小丑的嘴脸上，借以行其奸，这似乎成了历史上一些奸邪小人遮盖其丑行的常规做法。

利害关系往往最能打动人。赵高说了这些还不算，他还从正反两面讲了一番利害。正面讲了两点：一是“大行不小谨”，二是“盛德不辞让”。什么意思？做大事就不要被小节约束，有能力就不要辞让，这是从正面讲；反过来讲，“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赵高认为，胡亥是顾小忘大、犹豫不决，最终会导致“有害”“有悔”。只有“断而敢行”，才能“后有成功”。

历史有时会玩弄一个恶作剧，让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去扮演一个英雄的角色。于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善恶、忠奸、美丑一下子都被颠倒，这样的错位甚至成为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王朝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

赵高为了个人的利益托荫，为了傍上一个能够控制的政治“大款”，使出了浑身解数，摇唇鼓舌，胡亥终于败下阵来。

于是，胡亥同意了赵高篡改遗诏的阴谋。沙丘政变由此拉开了序幕，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但是，仅仅有赵高和胡亥两个人的合谋，此事断断难以完成，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李斯。李斯是左丞相，手握大权。如果没有李斯的首肯，谁敢篡改秦始皇的遗诏？李斯在沙丘即可抓捕赵高。那么，李斯会同意赵高的这一阴谋吗？

三十五 李斯变节

秦始皇沙丘病亡后，他生前令长子扶苏速回咸阳处理后事的诏书并没有发出，而是被赵高扣押。赵高非常明白，一旦扶苏当上了皇帝，自己必定会受到冷落和排挤，所以，这道遗诏对自己是极为不利的。唯有扶立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胡亥，才有可能保证自己日后的飞黄腾达。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赵高的脑海中逐步形成了。在大秦帝国最高权力瞬间真空之际，赵高为了一己之私，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三劝胡亥，威逼利诱，胡亥终于为赵高的话所动。同时，胡亥也意识到，若无丞相李斯的允准，此事万万行不通。李斯的态度是这场政变的关键。但是，李斯是秦始皇身边的老臣、重臣，执掌朝政多年，对秦始皇忠心耿耿。易立皇储、篡改遗诏、发动宫廷政变，李斯会轻易答应吗？野心膨胀的赵高将会怎样说服李斯呢？

李斯败阵：又缘利害

李斯的态度，是这场政变的关键与转折。但是，在赵高说服了胡亥后，李斯还蒙在鼓里。不明所以的李斯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赵高不废多大口舌就降服了胡亥，但这只是完成了篡改秦始皇诏书的第一步，李斯这道坎他也必须迈过去，否则前功尽弃。李斯是秦始皇身边的重臣、老臣，如果李斯不同意，胡亥同意了也是白搭。

李斯不像胡亥那么容易被说服。他久经宦海，手握重权，对秦始皇忠心耿耿。但是，李斯也是凡人，也有权力欲望。

李斯和赵高的过招结果如何呢？

二人的过招经过了六个回合的往返搏杀。

第一个回合。

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方法。赵高并没有和李斯兜圈子，而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对李斯说：皇上去世了，留下诏书让其长子扶苏进京主持丧事，丧事完毕后即位称帝，但是，这封诏书目前并没有发出去。皇上驾崩，他人并不知道，赐给扶苏的诏书和玉玺都在胡亥那儿。只要你和我口径一致，我们就可以改立胡亥为太子继承大统。你看怎么样（高乃谓丞相斯曰：“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听后大吃一惊。李斯为何大惊？

一是赵高胆子太大。李斯没有想到赵高作为一介臣子，居然有如此大的胆量，居然有如此大的野心。

二是赵高已和胡亥联手。秦始皇驾崩时，尚未发出的诏书和始皇帝的符玺都在掌管人赵高手中（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史记·李斯列传》），现在赵高竟说遗诏与皇帝符玺都在胡亥手中，这说明他已经和胡亥联手。

事态已经非常严重了，而自己从来就没考虑过这种事情，怎么回答赵高呢？

李斯斩钉截铁地说：“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

李斯警告赵高，你这是“亡国之言”！这些事情不是我们当臣子的应该操心的。可见，李斯不为所动，赵高败阵。

第二个回合。

趋利避害是人的软肋。李斯也有弱点。李斯当年奔向秦国的最初思想动机是“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即他的老鼠哲学。

所以，第一个回合赵高虽然碰了个大钉子，但他并没有泄气，这是早在他意料之中的。赵高与李斯，虽然官位有别，但是他对李斯还是了解的，深知李斯也像常人一样知道趋利避害，所以第二个回合一开始，赵高就一口气问了李斯五个问题：

您的才能和蒙恬相比怎么样？

您的功劳和蒙恬相比怎么样？

您的谋略和蒙恬相比怎么样？

您的人气和蒙恬相比怎么样？

您与皇长子扶苏的关系和蒙恬相比怎么样？

（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史记·李斯列传》）

狱吏出身的赵高思路清晰，问的这五个问题句句见血，直指李斯要害。才能、功劳、谋略、人气、与扶苏的关系，李斯和蒙恬相比究竟如何呢？

李斯与蒙恬相比有三不如：一是家世功勋不如蒙恬，二是人心向背不如蒙恬，三是与扶苏的关系不如蒙恬。

李斯原本为上蔡布衣，起步时最多不过是一个小地方上看不到发展前途的“小公务员”，他是单枪匹马来秦国独闯天下的，完全是依靠个人的努力与智慧，才得到秦始皇的赏识提拔而发迹的。蒙恬不同，蒙恬家族三代（蒙骜，蒙武，蒙恬、蒙毅）是兼并六国的功臣名将，是几代秦王的股肱之臣，为大秦帝国立下了卓著功勋，这种家族优势绝非李斯所能相比。这一点毫无疑问。

李斯力主焚烧诗书在天下人尤其是读书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清除的坏名声，这种恶劣印象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李斯一直主张以法治国，是强硬派。所以，他自己应当知道在人心向背方面远远不及蒙恬。

皇长子扶苏和蒙恬的关系是李斯的一大心病。在李斯和扶苏的关系上，最大的问题是政见不同。扶苏和李斯的共事是比较早的，秦始皇坑术士之时，扶苏进谏劝阻。可见，扶苏至少此时已经参与朝政了。如果此推论可以成立，那么，扶苏与李斯至少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已经同朝共事了。那年秦始皇一怒之下坑杀术士，扶苏极力劝谏，而此时的李斯却沉默不语，他是支持，还是不敢表示反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李斯支持秦始皇的坑术士的可能性很大。从建言郡县制到主张焚诗书，秦始皇和李斯的见解高度一致，他们都是极端独裁的提倡者、实行者。因此，在坑术士这一问题上，李斯与秦始皇意见一致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有分歧的可能性。这种政见的不同自然导致了李斯与扶苏关系的不协调。

扶苏因为劝谏秦始皇不要坑术士而被贬边地，担任蒙恬统率的长城军团的监军。从公元前212年扶苏被贬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故，扶苏在边地与蒙恬共事两年多，而且，蒙恬并不是焚诗书坑术士的积极提倡者与支持者，因此也不可能在政见上与扶苏发生重大矛盾。所以，扶苏与蒙恬的关系自然远远胜过扶苏与李斯的关系。

至于功劳与谋略，蒙恬和李斯不大好相比。李斯在功劳、谋略上至少并不比蒙恬差。所以，差距较大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三点。

赵高这“五不如”击中了李斯的软肋！

李斯只能对赵高坦言：我在这五个方面都不如蒙恬，但是，您又何必这样苛求我呢（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史记·李斯列传》）？

第二个回合，赵高仍然未能成功。

第三个回合。

赵高并不死心。第三个回合一开始他就直接挑明了三点：一是秦国被罢免的丞相、功臣没有一位有好下场；二是扶苏称帝一定会重用蒙恬；三是胡亥适合当皇帝。

赵高说：我入秦宫二十多年来从没见过被秦王罢免的丞相、功臣有封爵而且还能传给下一代的，他们大都以被杀告终，几乎都没有好结果（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史记·李斯列传》）。在始皇帝二十多个儿子中，长子扶苏最有本领，扶苏一旦即位称帝定会重用蒙恬为丞相，您就不可能封侯还乡了（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史记·李斯列传》）。我受皇帝之命教育胡亥习学律令已有多年，从没见过他有什么错。在秦始皇的儿子中，没人能赶得上他，他是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回答：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我李斯只知道“奉主之诏，听天之命”。我只按照皇帝的诏令去办事，至于自己的命运还是听从上天安排吧。我考虑这些干什么呢？

赵高这第三回合最为厉害，因为他明确讲的这三点都是关系李斯利害的问题：秦国被罢免的丞相自古无好下场，扶苏将会重用蒙恬，胡亥最适合当皇帝。篡改遗诏的意图非常明白！但是，李斯不为所动。李斯是丞相，坚决执行秦始皇遗诏是他的神圣使命。如果他真是这样坚持到底，赵高、胡亥还真是没有办法，他们的阴谋绝对不可能顺利得逞。

赵高的第三个回合又告失败。

第四个回合。

赵高铁了心，一定要拿下李斯。因为他篡改遗诏的意图暴露无遗，他已经没有了退路。李斯如果以此治他的罪，他可吃不了兜着走。

三次失败的赵高又会用怎样的手段攻克李斯呢？

利害！赵高深信只有“利”与“害”才是攻心的法宝。所以，他以“安”与“危”的相互转换为话题继续进攻李斯。赵高说：“安”可以转化为“危”，“危”可以转化为“安”。如果一个人连“安”与“危”都掰不清，根本谈不上聪慧（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贵圣？《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继续坚持他的为臣底线——不背叛，赵高继续坚持他的谋反计划——不放弃。李斯的回答完全是从感恩的角度出发。他说：我本是上蔡的一介布衣，被皇上破格提拔成为丞相，封为彻侯(《史记》中写作通侯，是避汉武帝刘彻的名讳)，子孙都是因为我才有了尊位和丰厚的俸禄。皇上把国家存亡安危这样的重任交付给我，我怎么能够辜负先皇的重托（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史记·李斯列传》）！忠臣不避死，孝子不忧劳。我只知道守职。请你不要再说了，以免牵连到我。

赵高大讲安危，李斯大谈主恩。赵高第四个回合又遭惨败！

第五个回合。

赵高仍然死死缠住李斯。因为李斯是赵高篡国夺权的一座高地，而且是唯一的一座高地。如果拿不下李斯，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且机会一旦失去，也不会再有了，所以赵高无路可退。但是，安危利害都不能让李斯为之所动，赵高还能从哪方面攻克李斯呢？用什么来威逼？

胡亥！这是赵高手中的一张王牌。

赵高明白无误地告诉李斯两点：一是当今天下的权力与百姓的命运都掌握在胡亥的手里，而胡亥最听我赵高的（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史记·李斯列传》）。二是与胡亥、赵高联手是从上控制下；外部势力要控制朝廷是妄想，下面的人要制服上头是造反（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史记·李斯列传》）。

赵高的这两点极为厉害，因为这是一个大势。李斯明白这个大势，再不屈从，赵高就可能与胡亥联手治李斯的罪。

李斯仍然不想束手就擒，尽管此时他的回旋余地已经非常小了。李斯坚持说不按正常的立嫡立长原则继位带来的必定是灾难。李斯熟读历史，他一口气举了三个例子：

一是晋献公因为宠幸骊姬而废太子申生，想立与骊姬所生之子奚齐，结果太子申生被杀，晋国陷入三世内乱。

二是齐桓公兄弟两个争夺王位导致互相杀戮。想当初齐襄公为他的堂弟公孙无知所杀，齐人又杀了公孙无知。齐襄公死后，他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弟弟争夺王位。一位是公子纠，一位是公子小白。公子纠先派人截杀公子小白，没有成功。公子小白于是抢先回国即位，成为历史上的齐桓公。他又派兵打败鲁国，杀了在鲁国的哥哥公子纠。

三是商纣王因不听劝谏而杀比干、囚箕子。比干是商纣王的叔叔，因为劝谏商纣王，被商纣王挖心而死。箕子是商纣王时期的贤臣，也因为劝谏商纣王，结果被囚禁。

这三件事都违背天意，所以最终落得宗庙没人祭祀。我李斯还是个人啊，怎么能参与这些阴谋呢（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仍然坚持，不愿屈从。

第六个回合。

李斯不从，赵高不走。赵高与李斯展开了第六个回合的生死大较量。赵高第六个回合还是从“利”“害”二字入手，他警告李斯：听我的话，可以让您长保封侯，永世相传；不听我的话，灾难不但降临到您的头上，而且还会祸及您的子孙。聪明的人善于转祸为福，您打算怎么办吧（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史记·李斯列传》）？

在赵高坚持不懈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李斯终于顶不住了。他仰天流泪，高声叹息说：遭逢乱世，我已经不能以死尽忠了，又能怎么办呢？也只能明哲保身了！于是，李斯依从了赵高（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于是斯乃听高。《史记·李斯列传》）。

经过六个回合的较量，赵高终获成功，欣喜若狂，得胜而归。他立刻兴冲冲地向胡亥汇报说：我奉太子之命去通知丞相李斯，他怎么敢不服从呢！

李斯变节：趋利避害

李斯是秦始皇的老臣、重臣，是随从秦始皇出巡的丞相。李斯变节，意味着大秦帝国的沙丘政变尘埃落定。除了赵高、胡亥、李斯，没有人知道秦始皇已死的内幕，没有人知道秦始皇遗诏传位给扶苏，而玉玺又在赵高手中。所以，秦始皇的遗诏可以轻易地被篡改，李斯可以重臣、老臣的政治身份证明秦始皇立胡亥为秦二世。他人即使怀疑也没有直接的证据。

所以，李斯变节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大问题！李斯变节直接改变了大秦帝国的发展方向。

李斯为什么会变节呢？

有两种说法：

一说李斯与赵高是在演双簧（简称“双簧说”）。焚诗书、坑术士之时，李斯和扶苏已经是政见不同了，所以，李斯对在外执掌兵权的扶苏本来就不想支持，他和赵高的六次过招，不过是个幌子。其实，他和赵高一样，都想立胡亥而不想立扶苏。

另一种说法是李斯因私利而屈从赵高（简称“屈从说”）。

先谈双簧说。

双簧说的主要论据是李斯与扶苏的政见不合。焚书令是李斯的建议，扶苏对焚书令并未表示异议，因此，我们不知道扶苏对李斯建言的焚书令究竟是何看法。坑术士不是李斯的建议，但是李斯未表示反对。当时方士们背后诽谤秦始皇，触怒了龙颜，所以秦始皇下令坑术士。扶苏极力进谏，他在这个问题上和其父秦始皇政见不合，但很难判断扶苏与李斯的政见是否一致。再说，李斯和赵高演双簧又是演给谁看的呢？政变本来就是在非常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赵高和李斯在改遗诏、立胡亥的问题上演双簧戏的说法恐怕站不住脚。

再谈屈从说。

赵高找李斯要求篡改遗诏、另立胡亥谈得并不顺利。如果我们细细地读一读《史记·李斯列传》就会明白，赵高六次过招，利诱、威逼、恫吓，软硬兼施、反复较量，李斯六次接招，忠君、爱国、报恩，不卑不亢、有礼有节，最终还是坚持不住，无奈之下同意了赵高的意见。

通过这六次过招，不得不承认李斯是屈从而非迎合，是受到胁迫而非甘心情愿。虽然从实际效果上看，屈从与迎合的效果一样，胁迫与甘心等值；但是，这一问题涉及对李斯个人的评价，不可不辨。

总有些时候，人要面临痛苦的选择。选择应该选择的是勇敢，选择不该选择的是无奈；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懦夫，放弃该放弃的是睿智。

贝多芬曾经说过：“就是为了御座，也决不背叛真理！”可惜李斯不是贝多芬！

李斯变节的原因主要是怯懦与无奈，但是，李斯的变节也有着深刻的背景。

秦王政十年（前237）吕不韦罢相，李斯上《谏逐客书》，大受赵政宠爱，从此成为赵政身边的重臣。从这一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沙丘病故，李斯主政二十七年。在这近三十年的主政期间，李斯一直深得秦始皇的信任与重用。

李斯力主先灭韩，秦始皇付诸实践；在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李斯始终是其坚定的支持者。应当说，此时李斯的主张基本是正确的，它保证了秦始皇在这一过程中基本没有发生失误。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李斯力主郡县制，坚决反对分封制，保证了中央集权制的巩固。李斯奉命撰写《仓颉篇》，成为天下文字的范本之一，为中国文字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李斯力主焚诗书、废私学，促使秦始皇下达焚书令，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其实，李斯本人就是荀子所办私学的受益者，设想如果在先秦就取消了私学，李斯跟谁去学“帝王之学”呢？

秦始皇历次巡游天下，李斯都护驾随行，并成为秦始皇各地刻石的撰写者。李斯的刻字历经两千余年的风雨得以保存，至今人们尚可一睹其书法的风采。

李斯的儿子个个“尚主”，娶了秦始皇的女儿为妻；李斯的女儿个个都嫁给了秦始皇的儿子（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史记·李斯列传》）。这是什么关系？姻亲关系。

可见，秦始皇与李斯的关系是如何不一般。

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的太守，李由回京城咸阳，李斯在家中备酒宴，朝中文武百官全部到家中祝贺，光门外的车马就有数千辆。看到这盛大的场面，李斯感到震惊，他感慨说：我听我的老师荀子说，万物最怕过了头。我只是上蔡县的一介布衣，依靠圣上的擢拔，才有了今天，位极人臣，富贵已极。但是，盛极则衰，我都不知道我将来会停泊在哪儿（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为秦帝国的创立建立奇功，秦始皇对建奇功的李斯深加笼络，这就是两家相互结为儿女亲家的根本原因。

但是，随着秦始皇的去世，李斯获得的一切也可能会随之而丧失。为了保住位极人臣的地位、荣华，李斯最终还是选择了背叛。

从李斯早期的“老鼠哲学”就可以看出他在名利面前易于患得患失，这便是赵高说动李斯的思想基础。李斯正是因为名缰利锁，而最终掉入了赵高的彀中。

到底该谁负责：人性不能考验

谁应当对李斯变节负责呢？

首先当然是李斯本人。

面对赵高的威胁、利诱，李斯如能舍弃自己的一切，立即行使权力，抓捕赵高，做拼死之争，行困兽之斗，赵高未必能够得逞。也许李斯因此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于在拥立扶苏之后被贬、被杀，但是，那样李斯无愧于大秦帝国，无愧于秦始皇。而且，未必一定会败！即使败了，虽败犹荣。然而李斯最终没有这么做，他选择了妥协，选择了屈从。他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与荣华，而这次违背良知的背叛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不久便显现出来。李斯也为这次选择付出了惨重代价，最终使自己走上了不归之路。

人有言：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李斯在威逼利诱之下，不辨是非，不辨顺逆，不求万世，但求暂安，李斯岂是大丈夫哉？所以，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其次是秦始皇。

秦始皇在皇位继承人上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没有及早明确继承人！由此改变了他亲手建立的大秦帝国的发展方向，也使他幻想大秦帝国传至千秋万代以至无穷的蓝图在不久的将来变成了泡影，灰飞烟灭。

其实，秦始皇可以有多种办法避免篡改遗诏事件的发生。

一是早立太子，公告天下；

二是临终前在随行大臣中公布太子人选，使大臣们个个都了解他的意愿；

三是设立辅政大臣班子，不能由李斯一人说了算；

四是迅速发出给扶苏的诏书，使赵高无空子可钻，无文章可做。

秦始皇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呢？

一是对疾病心存幻想。由于心存长生之梦，迟迟不愿公开立太子；心存侥幸，幻想能逃过疾病这一劫，未能早发诏书，错过了立太子的黄金时机。

二是过于自负。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后，觉得自己功高三皇、名过五帝，过于看重自己的权威，一句话，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他以为只要他说的话，他发布的诏令，谁都不会也不敢篡改。他活着的时候，这些可能都可以办到，但他不知道死后一切都无法掌控！

三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发生政变，没有防范宫廷政变的心理准备。秦始皇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在他尸骨未寒之时，他身边最信任的儿子胡亥、大秦帝国的重臣李斯、机要官员赵高会相互勾结发动政变。当然，这和他是始皇帝有关，他是第一位创建了大一统帝国的皇帝，还缺乏统治这个大一统帝国的经验。

由于没有防范意识，秦始皇有三个想不到，当然，纵有可能，他也不能再想了。

一是想不到赵高会首先发动政变。赵高出身卑微，母亲是犯人，但是，秦始皇并没有因为赵高的出身而埋没了他，而是慧眼识珠发现了他，并重用他、信任他。因此，秦始皇断不会想到身受重恩的赵高会率先发动政变，而且突破了胡亥、李斯的重重防守，最终获得成功。卑微者可以高尚，也可以永远卑微。

二是没有想到自己最喜爱的少子会背叛自己。秦始皇非常喜欢胡亥，所以他才同意让胡亥参与第五次大巡游。但是，这个生前自己最喜爱的儿子，竟然完全背叛了他，背叛了他的意愿，成为一个叛臣逆子！

三是没有想到李斯会变节。秦始皇对李斯是恩宠有加！两家互结姻亲，平日言听计从，临终前托以大事，最终却是李斯在关键时刻背叛了秦始皇，使赵高的政治企图成为现实。

于是，以胡亥为首，以赵高为中心，有李斯参与的政变集团组成了。

胡亥在赵高的策划下，终于摆平了重臣李斯，为自己的登基做好了准备。那么，胡亥能够顺利登基吗？手握兵权的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不会怀疑吗？他们会安心接受这个现实吗？

三十六 二世诈立

沙丘政变的始作俑者赵高第一步劝说胡亥，第二步威逼利诱李斯，赵高胸有成竹、步步为营，顺利组成了沙丘政变的利益同盟。但是，三人成功联手只是政变的开始，最终的实现还需要摆平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扶苏和蒙恬。扶苏是深受秦始皇器重的皇长子，也是秦始皇临终之时确定的皇位继承人，他在朝臣与皇族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又是大秦帝国精锐之师长城军团的监军，手握三十万重兵。他会毫不怀疑地接受传位给胡亥的“遗诏”吗？如果扶苏一旦生疑，折腾起来，沙丘政变还能够成功吗？胡亥、赵高、李斯将怎样处理扶苏呢？蒙氏家族为秦国立下了卓越功勋，蒙恬是秦军锐不可当的长城军团的主帅，他的弟弟蒙毅是秦始皇最信任的重臣，蒙氏兄弟将怎样看待秦始皇的“遗诏”呢？以赵高为主的政变集团会怎样处置蒙氏兄弟呢？

扶苏自杀：信息不对称

李斯屈从之后，胡亥、赵高、李斯要对付的首要目标便是扶苏。因为扶苏占有的政治资源非常丰富。第一他是皇长子；第二他是秦始皇生前确定的丧事主持人，言外之意就是皇位继承者；第三他在朝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第四他与蒙恬拥有重兵，枪杆子里面是能够出政权的。

此时的大秦帝国只有两大军团：一是长城军团，二是南越军团。南越军团远在两广，远水不解近渴，根本派不上用场。即使在陈胜、吴广反秦大起义之时，这支五十万人的南越军团也未能北归，所以，这支军团是指望不上的。长城军团则不同，它驻守的河南地，就在大秦帝国的北边，沿着直道南下，很快即可抵达关中之地。因此，长城军团一旦兵变，对大秦帝国而言将是致命的。

扶苏尽管占有多重优势，但是，他有两个明显弱势：一是扶苏对其父秦始皇的病故与真正遗诏的内容毫不知情；二是赵高手中的皇帝符玺可以伪造遗诏。如果扶苏知道秦始皇已经病故，知道父皇在遗诏里是想传位给自己，那会怎么样？肯定会发生兵变啊！只要扶苏知道了真相，一定不会俯首听命。只要扶苏起兵，政变集团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乃至功亏一篑。可事实是，扶苏不知道真相。一句话，信息的不对称使扶苏陷入极大的被动。多重优势被两个明显的弱势击倒。

在扶苏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政变集团便伪造了一个专门对付扶苏的秦始皇“遗诏”。这个“遗诏”的核心是赐死扶苏。也只有让扶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们才能心安。否则，只会惶惶不可终日。

那么以什么理由让扶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呢？

世界上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少杀人的理由，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在这场政变中，再也没有什么比捏造赐死扶苏的理由更容易的事了。以赵高为首的政变集团不但给出了理由，而且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列了足足四条，每条都冠冕堂皇。

一是守边无功。

守边无功，就是说扶苏与蒙恬不能开疆扩土，数十万军队只有损耗，没有为国争来一丝一毫的土地（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史记·李斯列传》）。

本来，大秦帝国对草原民族采取的是防范为主的方略，这才有万里长城。长城，就是阻隔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一道屏障，就是一种防御手段。所以，蒙恬尽管有数十万大军，但他主要的任务也就是防范，而不是去消灭一个民族，况且，庞大的草原民族也无从消灭。其实，只要能守住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目的就已经达到了。由此看来，“守边无功”只不过是一个杀人的借口。

二是诽谤朝政。

政变集团赐给扶苏的“诏书”上指责扶苏“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你多次上书议论我，对我的行政措施指手画脚。可见，扶苏即使被贬到边地担任监军，也一直没有停止对秦始皇的劝谏。这恰恰是胡亥之流加在他头上的罪名。其实，扶苏完全是为了帝国的长远利益，为了秦始皇的历史名声。但是，对待不同政见可以从善如流，也可以诬陷为诽谤。因此，“诽谤朝政”也是一个借口。

三是谋立太子。

胡亥指责扶苏“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真是颠倒黑白！谁日夜盼望太子之位？扶苏如果真想当太子，他最好的办法是闭起嘴来，这样，也许他早就当上太子了。正是因为扶苏不刻意以太子为人生目标，所以，他才屡屡上书，即使被贬到边地也不忘进言。显然，这一条也是欲加之罪。小人的龌龊之处就在于无耻且光明正大地把自己的龌龊强加于对方，从而证明自己的清白。

四是为人不孝。

胡亥给扶苏加了“不孝”的罪名，但是，并没有说明扶苏如何“不孝”。真正的“孝”是恪守父训。胡亥连父皇的遗诏都可篡改，还侈谈什么“孝”与“不孝”？叛臣逆子又有什么资格来谈“孝”呢？这是他们最害怕别人定在他们身上的罪名，所以急不可耐地先加在扶苏身上。扶苏最终坚守“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古训而拔剑自刎，这恰好证明了扶苏恪守孝道。

政变集团将矛头对准扶苏。看到这份伪造的“遗诏”，扶苏会怎么办呢？扶苏该怎么办呢？扶苏接到诏书后，如同晴天霹雳，肝胆俱裂，痛心而泣，转身回到帐中就要拔剑自杀（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史记·李斯列传》）。一哭，二入，三自杀。扶苏的表现是对秦始皇的异常忠诚，但是，这种愚忠愚孝令人失望！扶苏并非孩童，但是，他却有如孩童般的单纯。他屡屡上书劝谏秦始皇，他不辨诏书真伪，看见赐死诏书就想自杀了事。他根本没有想过这份诏书是不是假的，更没有想过这世界上还有人敢于伪造诏书。

扶苏的单纯令人敬重，亦令人吃惊。

诗人爱默生说过：“没有一件事比伟大更为单纯，事实上，单纯就是伟大。”单纯是伟大，但是，单纯亦可以是幼稚，甚至于单纯也可以是愚蠢。

如此的政治阅历，如此的政治判断，证明扶苏只是一位“合法”的帝位继承人，而并不是一位“合适”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位“合适”的大秦帝国的二世君王。

秦始皇一生不立皇太子，临终时又选了一个“合法”但不“合适”的皇位继承人。这表明秦始皇尽管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颇有识人之明，但是，在选拔帝位继承人时却又丧失了这种智慧。能处理好国事者，未必能处理好家事；而对于一位帝王来说，自古家事皆国事。

由于扶苏对这封假遗诏深信不疑，而且他觉得父皇既然都赐他死了，再请示还有什么意义呢？随即自杀（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史记·李斯列传》）。

与扶苏同时被赐死的还有一人，此人的所作所为就与扶苏大相径庭。此人是谁？他为什么敢抗旨不遵呢？

蒙恬被囚，胡亥即位：政治制度的“胜利”

此人就是蒙恬。在逼杀扶苏的同时，胡亥、赵高、李斯还要逼杀蒙恬。前文已言，蒙恬是精锐的长城军团的主帅，其弟蒙毅是秦始皇的正卿，蒙氏兄弟的存在对以胡亥为首的政变集团威胁同样严重。所以，政变集团绝对不会放过蒙恬。

那么，他们给蒙恬加的罪是什么呢？

两条罪名：知情不报，为臣不忠。扶苏既然图谋不轨，蒙恬自然就是知情不报；知情不报就是为臣不忠。所以，赐蒙恬死，将兵权交付副将王离（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史记·李斯列传》）。王离是秦国名将王翦的孙子。

但是，蒙恬可不是一个好忽悠的人。蒙恬虽然是武将，但政治经验颇为丰富。他看到扶苏想自杀，立即进行劝阻。蒙恬讲了四点：

一是陛下在外，未立太子，不能轻易自杀。

二是我统重兵，你为监军，我们身负重任。

三是单车一使，怎能轻信？怎知没有阴谋？

四是请示皇上，确认以后，再自杀也不迟。

（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史记·李斯列传》）

蒙恬比扶苏有政治经验，但是，蒙恬也没有想到会发生宫廷政变。蒙恬更不知道秦始皇已死，不知道胡亥、赵高、李斯已经将他和扶苏逼到了死亡线上——只要不起兵，任何请示都是白费；但是，蒙恬坚持要再请示。

可见，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使当事人的判断能力大打折扣。

扶苏的愚忠愚孝替胡亥、赵高、李斯发动政变清除了最大的障碍，也使蒙恬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困境。但是，蒙恬坚持不自杀，坚持再请示，胡亥的使者只好将蒙恬先行关押。

使者回报胡亥。听说扶苏自杀、蒙恬被关，胡亥、李斯、赵高都极为兴奋（使者还报，胡亥、斯、高大喜。《史记·李斯列传》）。赵高见最担心的障碍已除，马上决定了三件大事：

一是立即返回咸阳；

二是诏告天下秦始皇驾崩，办理丧事；

三是拥立胡亥称帝。

就这样，得到扶苏已死的准确消息之后，载有秦始皇臭尸的车队才快速返回都城咸阳（可见，在确认扶苏自杀之前政变集团不敢返回咸阳！只能拉着臭尸在外瞎转悠，等待扶苏的消息），向外发丧，并立胡亥为秦二世。胡亥诈立成功后，立即任命政变策划者与组织者的赵高担任郎中令。郎中令乃九卿之一，是掌管宫廷警卫、统领皇帝侍从的重要官职，皇帝最信任的官员才能担任此官。

可见，政变集团最担心的是扶苏的生死。如果扶苏坚持不信，甚至于举兵求见秦始皇，麻烦就大了。扶苏之死使政变集团彻底放了心，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对胡亥的登基造成多少威胁。从此以后，这对暴君奸臣便在一起制造出了一幕又一幕令人发指的惨剧。貌似强大的大秦帝国，也由此开始分崩离析。

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为什么政变集团对其他二十多个儿子没有过多担心，偏偏盯住了扶苏一个人呢？两点：不重要，来不及。

秦始皇的其他儿子确实都有资格当“秦二世”，但是秦始皇废封国、行郡县，导致他的儿子们个个都没有政治实力，无法和拥有“遗诏”的胡亥相抗衡。这叫不重要。

胡亥当时最紧要的是处理唯一的一位“合法”继承人扶苏，然后正式登基称帝。至于其他的兄弟，他还顾不上去处理，那些等秋后算账也不迟。这叫来不及。

政治制度决定一个人的政治能量，经济制度决定一个人的经济能量。秦始皇的儿子并非个个窝囊，而是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等一系列中央集权制限制了他们，使他们没有任何政治资源，无法在政坛上呼风唤雨、一展拳脚。所以，只要法定继承人扶苏一死，胡亥的其他兄弟都不值一提。这就是我们前面多次讲到的分封制的危害在未来，郡县制的危害在当下。由于没有进行分封，秦始皇的儿子们个个都丧失了拥兵为王的政治权力，在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之时毫无还手之力，即使这位皇帝是假的、诈立的，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毫无作为。

《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扶苏自杀、蒙恬被囚的消息传来之后，“斯、高大喜”。李斯的“大喜”说明此时他已经从屈从赵高堕落到主动为政变清障；赵高的“大喜”则是小人政变成功后的得意忘形。

蒙氏兄弟被杀：野心是一把屠刀

野心是一把屠刀。一个利欲熏心、野心不断膨胀的人，会时刻挥舞着屠刀向一个个阻拦他达到狂妄目的的对象砍去。哪怕这个对象本来无心去阻拦他，但只要他认为这是一个绊脚石，谁都不能逃脱。

赵高的野心随着他阴谋的顺利得逞而不断膨胀。因此在除掉扶苏之后，他又会把屠刀砍向谁呢？

胡亥做了皇帝，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了。让赵高畏惧的是，蒙恬手握重兵，宗室大臣窃有异议，这些都是他实现阴谋的严重阻碍。逼死扶苏，是他的第一步棋；要彻底实现自己的目标，现在应该走第二步棋了。赵高还要除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谁？

蒙氏兄弟。蒙恬、蒙毅在秦始皇生前颇受重用，屡建奇功，在朝中也权高位尊，因此是赵高平生最忌之人。

赵高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场政变中除掉这两个人呢？

一是旧恨，二是担心。

先说旧恨。赵高曾经因为犯法受蒙毅审理，蒙毅不畏强权，按照秦律判了赵高死刑；后来因为秦始皇的干预，赵高才侥幸躲过一劫（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史记·蒙恬列传》）。由此，赵高对蒙毅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再说担心。赵高对蒙氏兄弟非常担心。赵高的担心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蒙毅审案秉公无私，赵高深感他可能不会像李斯那样俯首听命。如果蒙毅“不为己”怎么办？因此，必须要除掉蒙氏兄弟。

二是蒙恬与扶苏的关系不一般。蒙恬是长城军团的统帅，扶苏是长城军团的监军，这段经历使蒙恬和扶苏结下了友谊。现在扶苏已被假诏书赐死了，但与扶苏关系交好的蒙恬还在，这使赵高极不放心。

三是蒙氏兄弟如果再次受到秦二世胡亥的重用，这对赵高不利。蒙毅、蒙恬一文一武，一内一外，均为大秦帝国的重臣。蒙氏家族三代功勋卓著，胡亥对蒙氏兄弟并没有必欲除之的想法，反而想释放蒙恬，因为在他心中只担心扶苏，只想除去扶苏（使者还报，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史记·蒙恬列传》）。胡亥的这种想法更坚定了赵高屠杀蒙氏兄弟的意念，也就是说如果蒙氏兄弟活着，被重新重用的可能性很大（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史记·蒙恬列传》）。所以，赵高内心有着深深的隐忧，而这种隐忧也不是没有道理，以蒙氏在秦国的影响与功绩，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极大。

小人的“核武器”是诬陷。赵高日夜在胡亥面前诋毁蒙氏兄弟，并派人网罗、制造蒙氏兄弟的罪过，以此弹劾他们（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史记·蒙恬列传》）。赵高对胡亥说：先帝想立你为太子，但是蒙毅坚决反对，这是不忠。所以，应当除掉这个不忠之臣（毅还至，赵高因为胡亥忠计，欲以灭蒙氏，乃言曰：“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若知贤而俞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诛之。”《史记·蒙恬列传》）。胡亥对蒙毅最初并无恶感，但是，在赵高不断的聒噪之下，他将祈祷山川归来的蒙毅囚禁在了代地。

原来，秦始皇在平原津病重之后，立即派当时随行的蒙毅去名山大川为自己祈祷，渴望通过这种方式消灾治病。蒙毅到名山大川祈祷最后也没有治愈秦始皇的病。直到秦始皇病死之时，蒙毅还在忙活，尚未归来。等到蒙毅任务完成回来交旨时，秦始皇早已撒手人寰。这时的胡亥听信了赵高的挑拨，囚禁了他。

此时的蒙氏兄弟双双被囚。赵高一心想要杀掉他们。但是，赵高欲除蒙氏兄弟一事遇到了麻烦。遇到了什么麻烦呢？有人为蒙氏兄弟说情。这个说情人是谁我们暂且不表，以后再补叙。

最有分量的话是刚刚发生的活生生的历史事实。这位说情人对秦二世讲了赵国和齐国的亡国原因：赵国的亡国之君赵迁杀了李牧而重用他人，齐王田建杀了老臣而重用后胜。结果，他们都因为杀错了人、用错了人而亡国。胡亥对十几年前发生的秦始皇兼并六国的事非常清楚，这些话也最能打动胡亥。蒙氏兄弟就是秦国的李牧，一旦杀了这样的忠臣良将，国家将会非常危险。此人进言胡亥要慎重，不可轻率，杀忠臣而重用没有节操的人，将会导致群臣不服、众将离心，最后必定是众叛亲离的局面（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史记·蒙恬列传》）。

胡亥能听得进去吗？

当然不能。

胡亥派使者到关押蒙毅的地方，逼迫蒙毅自杀（赐死）。

什么理由呢？

“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先皇想立我为太子但是你反对。所以，你这是不忠。本来此事要牵连你的家族，但是，我不忍心，现在只赐你一人自裁，这够宽大的吧（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史记·蒙恬列传》）。

蒙毅回答：要说我不了解先主的心意，我怎么能年纪轻轻就得到先皇的提拔赏识，一直到先皇仙逝都深受信用？在诸位公子中，只有您陪侍先皇周游天下，可见您远胜其他公子，我怎么会怀疑您的才能呢？先皇重用您是多年来的深思熟虑，我怎么敢进谏（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史记·蒙恬列传》）？不是我找借口躲避死罪，只是担心羞辱了先皇的名声。秦穆公杀死车氏，三良为他殉葬，以不应得的罪名错判重臣百里奚，死后的谥号为“缪”（以其所举不得人，故加恶谥。缪者，妄也。《汉书·张汤传》颜师古注）。昭襄王杀死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死伍奢，吴王夫差杀了伍子胥。上述四位国君，都犯了重大的错误，遭到天下人的非议，声名狼藉。

但是，胡亥的使者知道秦二世的意图是必杀蒙毅，所以根本听不进蒙毅的申诉，最终杀了蒙毅。

蒙毅被杀之后，其兄蒙恬能躲得过去吗？

肯定躲不过去！

秦二世又以什么理由杀蒙恬呢？

两点：一是“君之过多矣”，二是“卿弟毅有大罪”。你自己的罪多得很，你弟弟又犯了大罪，诛连到你。

蒙恬像蒙毅一样，坚持为自己辩护。

他说：我们家族三代有功于秦，而我统率三十万大军，即使现在被关押，我的力量也足够发动一场叛乱，然而，我不会做不义之事，也不敢让我们蒙氏家族蒙受耻辱（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史记·蒙恬列传》）。

周成王即位之时年幼无知，他的叔叔周公姬旦背着周成王接受群臣朝见，最终平定天下。等周成王病危，周公旦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黄河，祈福说：国君年幼，是我当权执政，如有罪过，上天应惩罚我。周公旦把祷词写下来，收藏在档案馆里。当周成王能亲理朝政时，有奸臣造谣说：周公旦早就想作乱了，大王若不戒备，一定会发生大事。周成王大发雷霆，周公旦逃到了楚国。后来，周成王在档案馆审阅档案，发现了周公旦当年的祷告书。看着这些昔日的文件，他流着眼泪说：“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于是，杀了造谣的大臣，请周公旦回归。

我蒙氏宗族，世代没有二心，最终落到这样的结局，一定是乱臣贼子欺君罔上。周成王犯有过失而能改过，终于使周朝兴旺昌盛；夏桀杀死关龙逢，商纣杀死王子比干而不后悔，最终身死国亡。我说这些，不是想逃避罪责，而是忠心规劝，希望陛下深思熟虑。

使者会听蒙恬的这番话吗？不会。使者说：我只是按照皇帝的旨意来执法，不敢把你的这些话传给皇上。

听到此话，蒙恬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了，喟然长叹：我哪里得罪了上天？难道要我无罪而死吗？沉思了一段时间后，蒙恬终于找到了一个理由，那便是他负责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这么远的距离，中间难免会截断地脉，这可能就是我的罪过吧。这种无奈的解释也只能是蒙恬最后的自我安慰而已。带着无尽的不甘与无奈，蒙恬服毒自杀，离开了这个他依恋万分的世界（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史记·蒙恬列传》）。

蒙氏兄弟终于被赵高陷害而死。

没有公开审理，没有公平执法。制造这场冤案的人正在一步步摧毁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帝国大厦。

得益者受害者 可悲可叹

沙丘政变随着扶苏之死与蒙氏兄弟遇难获得了成功。胡亥顺利地坐上了秦国二世皇帝的宝座，李斯保住了他难以舍下的权力与地位，赵高不但飞黄腾达，做了九卿之一的高官郎中令，又借机屠杀了蒙氏兄弟，既报了先前旧恨，又除掉了潜在的威胁者，稳固了自己的地位。显然，他们都从这次政变中获得了实际的利益。但是，他们是沙丘政变的真正受益者吗？

历史的发展总是和那些企图掌握历史命运的人开着一个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沙丘政变的受益者当然是胡亥、赵高、李斯三人。胡亥意外地当上了秦二世，赵高初步掌控了大秦帝国的权力，李斯则保住了自己的禄位。但是，沙丘政变的三位受益者正在干的是一件埋葬秦帝国的罪恶勾当，因此，他们都将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他们的悲剧命运正伴随着沙丘政变一步步展开。一场埋葬大秦帝国的政变最终必然会因大秦帝国的灭亡而使受益的政变集团成为大秦帝国的掘墓人和殉葬人。所以，胡亥、赵高、李斯只能是沙丘政变的暂时受益者。

沙丘政变真正的受益者是此时正蛰伏在楚地的刘邦。沙丘政变之后，昏庸无道的胡亥当上了秦二世，秦二世的倒行逆施加速了大秦帝国的崩溃，导致了一场空前巨大的社会大变革，为刘邦称帝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当然，此时的刘邦并不知道自己将成为这个历史事件的真正受益人。此时的他还在大秦帝国泗水亭长的任上优哉游哉地过着他的酒色生活。历史的最大受益者竟浑然不知自己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受益者。

沙丘政变另一真正的受益者是置身于民间的未来反秦的起义者，比如萧何、张良等。这时的萧何在大秦帝国的泗水郡卒吏任上，与刘邦友善，经常资助他；张良刺杀秦始皇失败后隐匿在下邳县正研读着兵书，行侠仗义；韩信还在过着他近似乞讨的寄食生活，被乡里小儿欺负着。这些蛰伏于危机四伏的秦帝国中的民间草莽，都将因为沙丘政变逐步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帝国——大汉帝国的轴心。

那么，谁是沙丘政变的受害者？

首先是扶苏。他是皇长子，是长城军团的监军，也是秦始皇临终前钦定的“秦二世”，但是最终却被迫自杀。最为悲哀的是扶苏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是被骗了，死得糊里糊涂。一位重大历史事件的受害者竟然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可悲！

其次是蒙恬、蒙毅兄弟二人。他们因为沙丘政变而被胡亥、赵高、李斯囚禁、杀害，而且至死也不知自己被赐死的真正原因。蒙恬死时还以为，是因为他修筑长城阻断了地脉而被上天惩罚。

但是，扶苏、蒙恬、蒙毅并不是沙丘政变最大的受害者，沙丘政变最大的受害者是秦始皇。秦始皇在其三十五代秦国先君的基础之上，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秦始皇企图让他的帝国一世、二世以至千秋万代，但是，随着他的死去，他的意志得不到贯彻；他的遗体腐烂发臭，与鲍鱼为伍；他钦定的接班人被杀；他亲自创立的皇帝制度正在埋葬着他创立的帝国。但是，这位刚刚故去的沙丘政变的最大受害者连沙丘政变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他是沙丘政变的最大受害者，更是可悲！可叹！可哀！

三十六代秦国国君六百年的奋斗，最终却毁在了成功兼并六国的秦始皇手上，成也赵政，败也赵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秦始皇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还是失败的一生呢？

如果从结束战国乱象建立大秦帝国的角度而言，秦始皇当然是胜利者。从结束分封制创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帝国来看，秦始皇也是胜利者。他创立的帝国制度传承了两千多年，直到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时才得以终结。这样看来，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与孙中山媲美，都是一个旧制度的终结者和一个新制度的创建者。但是，从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的角度来看，秦始皇又是一个失败者。他追求长生却遭遇暴毙，他企望大秦帝国万世常存却不知它只存在了十五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他钦定的接班人被赐死，他的亲信赵高率先背叛他，他倚重的大臣李斯最终也成了大秦帝国的掘墓人，他宠爱的儿子胡亥杀死了他所有的儿子、女儿，不但国灭，而且家亡。

沙丘政变最终让胡亥当上了秦二世。当上秦二世的胡亥将怎样治理这么庞大的帝国呢？他能行吗？赵高的政治野心就此满足了吗？他会放下屠刀吗？他还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三十七 巩固帝位

胡亥阴谋篡改其父秦始皇的遗诏，踏着兄长扶苏的鲜血卑劣地登上了“秦二世”的宝座。靠着这样血腥的手段诈立成功，他诚惶诚恐，在内心深处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这个皇位是怎么得来的。所以，即位以后，胡亥便跟自己的父皇当年一样急不可待地要证明政权的合法、皇位得来的正当，证明自己也是奉天承运。为此，他巡游天下，大兴土木，加强祭祀，把他爹走过的路线重新走了一遍。可是，做完这些之后，胡亥心里还是惴惴不安，满朝文武都是他爹的旧部，还有一伙对他了如指掌的兄弟姐妹，他能高枕无忧地享受人生吗？身居九卿之位、满腹坏水的赵高又会给胡亥想出什么馊主意呢？

装样子壮胆子 做贼心虚

《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李斯列传》都记载了胡亥登上皇帝宝座后的所作所为，但是，这两篇传记的记载有所不同。

《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二世一继位，立即做了两件事：一是强化祭祀；二是巡游天下。《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一继位，便歌舞升平，享乐人生。

两篇传记对胡亥的记载差别很大，究竟哪一个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呢？

笔者认为《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更为可信。

为什么呢？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皇帝的继承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顺承，二是逆取。所谓顺承，就是由先皇确定的继承人或皇位继承制确定的继承人来继承皇位；所谓逆取，则是通过非正常手段窃取皇位。秦二世篡改秦始皇遗诏，杀害皇长子——秦始皇钦定的皇位继承人扶苏，就是典型的逆取。

顺承与逆取只是表明帝位继承的合法与非法，并不能表明一位皇帝是明主还是昏君。比如人尽皆知的唐太宗李世民杀兄逼父夺得皇位是典型的逆取，但是，唐太宗却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少有的开明君王，他虚心纳谏，政绩卓著，英明一世，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治世——贞观之治。

为什么唐太宗能够如此虚怀若谷，纳取他人之言？因为他深知自己是怎样当上皇帝怎样夺得皇位怎样杀兄逼父的。所以，他要夹起尾巴做人，而且要一辈子虚心、诚心、尽心、全心地做皇帝。不知好歹的魏徵数次劝谏唐太宗惹得他龙颜大怒，但是，唐太宗最终都忍了。为什么？因为自己是非法劫夺皇位。这个非法就注定了逆取者必心虚。他必须要用自己宽容的美德、空前的政绩为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给出一个雄辩的理由和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魏徵的进谏保证了唐太宗政治上头脑的清醒，促使他不敢懈怠。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和他这种清醒的认识密不可分。由此看来，逆取皇位者并不一定是昏君。有时候，正因为自己的皇位来路不正，反倒促使这位皇帝虚心纳谏，倾心治国。

靠不正当手段非法夺取皇位的人，每每心虚，所以，这类皇帝登基之后都首先要迫切地证明自己也是奉天承运的合法继承人。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有两种正当途径：一是靠规则，二是靠政绩。

胡亥是靠违反皇位继承规则当上皇帝的，这是他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胡亥不可能靠第一种正当的途径——规则来证明自己是合法的皇帝。

不过胡亥本来还可以依靠政绩来证明自己端坐皇位的合法性，可惜胡亥完全不懂这一点。一是因为胡亥继位之时尚且年轻，二是因为胡亥继位之时中国的皇帝制度也很年轻，所以，他完全不能得到充分的关于帝制的历史教训。如果胡亥深深懂得证明自己是一位合法继承人还有政绩这条路，也许他会如唐太宗一般敞开胸怀，恪尽职守，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开明皇帝。

正因为胡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逆取皇位的皇帝，他继位之后极度心虚，所以，他不可能一开始就无所顾忌，尽享人间欢乐，除非是脑子进水了，他不会糊涂到这种程度！因此，我认为《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的秦二世一继位便即刻享乐人生是不符合史实的。

能够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的两条正当路径胡亥都不能采用，那么胡亥怎么才能证明自己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呢？

胡亥玩了四把。

第一，加强祭祀。

国家历来注重两件大事，一是祭祀，二是战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胡亥为了加强祭祀，不但增加了秦始皇祠庙里祭祀的牲畜数量，而且增加了山川祭祀的礼仪。他试图通过加强祭祀来说明自己敬畏先皇、感恩先皇，因此自己就是合理合法的奉天承运的继承人。

第二，尊崇始皇帝庙。

按照中国古代的礼制，天子可享七代祖先的祭祀。所谓七代祖先，即天子祖庙中间供奉的是开国太祖的神位，两边是与现任皇帝亲缘最近的六代先人，一边三位，共七位。开国太祖永远享受祭祀，其他六代受祭者随在位皇帝的变化顺次有所更换。秦二世即位之后便立即召集大臣们廷议如何强化对秦始皇帝庙的尊崇。

怎么表示对秦始皇的尊崇呢？

经过严肃的廷议，胡亥把秦国先君的祖庙分为两类。一类是秦国为诸侯时的祖庙，以秦襄公为始祖，因为秦襄公是秦国的立国之君；一类是秦始皇称皇帝后的帝庙，以秦始皇为始祖。如此一来，胡亥就把“直接传位”给自己的始皇帝堂而皇之又不乏合理地并入了开国太祖之列，这样始皇帝就可以永享祭祀了。

秦国为诸侯时的祖庙，以秦襄公为始祖，以下是秦孝公、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等六代国君，这六位国君是距秦始皇最近的六代先君。

秦始皇称皇帝后的帝庙，以秦始皇为始祖。秦始皇的皇帝庙设为“极庙”，永远享受祭祀，万世不得拆毁，天下人人都要贡献祭品，而且要做到礼数周到备至，后世永远不能超过。今后的历代天子都要亲自捧着酒祭祀始皇帝庙。而秦国列祖列宗的祖庙可以不用皇帝亲自去祭祀，派大臣去祭祀即可。这样的规定又让始皇帝的待遇超越了秦国真正的开国始祖。

秦二世胡亥立下如此隆重祭祀秦始皇的制度，不但要表明自己是秦始皇的合法继承人，更要为自己的心虚找到一个可靠的安慰。此外，还能用秦始皇的威严为自己造势。

胡亥这样做能使自己放心吗？

不能！那他还能做点什么呢？

第三，巡游天下。

秦二世对赵高说的一番话很能说明问题。胡亥对赵高说：我太年轻（此时胡亥二十一岁），刚刚继位，天下百姓的心还没有归顺（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史记·秦始皇本纪》）。先帝在时，多次巡行天下以彰显自己的强大。如果现在我不巡行天下，前后一对比，那等于是向天下人示弱，我就无法统治国家了（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我也应该像先皇一样巡视天下。

于是秦二世元年（前209）春，刚刚继位不久的胡亥如他父亲秦始皇一样开始了大规模的东巡，李斯随巡天下。帝国之内，从北到南，凡是秦始皇曾经到过的地方，胡亥都要踏遍；凡是秦始皇曾经刻石留名的地方，胡亥都要在刻石的侧面补上当年跟随秦始皇出巡的大臣的名字。他当然不能让自己的名字在石刻上与秦始皇并列，胡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留下当年随同秦始皇巡行天下的大臣们的名字，而是通过某种手段留下自己的历史遗存。

第四，大兴土木。

秦二世大张旗鼓地表示自己感恩先皇，目的是让人们感到他是感恩先皇传位给他。所以，在做完上述三件事之外，秦二世开始大兴土木。他要修什么呢？一是始皇陵，二是阿房宫。有关秦二世大修始皇陵一事，我们还有专集讲述，这里我们只谈谈阿房宫。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阿房宫开始修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是一座巨型宫殿。但是，秦始皇在世之时并未建成。秦始皇死后，当务之急是赶快完成始皇陵，所以，阿房宫的修建就暂时停顿了下来。秦二世元年，胡亥在大巡游回京之后，立即命令恢复阿房宫的修建。

胡亥为什么此时又要大修阿房宫呢？

当年，秦始皇认为咸阳人口多，宫殿窄小，又听说周文王当年建都在丰，武王建都在镐（hào，号），丰、镐两城之间，才是帝王的都。于是就在渭水南上林苑内修建朝宫，先在阿房（ē páng，婀旁）建前殿，东西长五百步，南北宽五十丈，宫中可以容纳一万人，下面可以竖起五丈高的大旗。四周架有天桥可供行走，从宫殿而下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的顶峰修建门阙作为标志。秦始皇病死之时，阿房宫没有建成。计划等竣工之后，再选择一个好名字。因为是在阿房修筑此宫，所以人们就称它为阿房宫。秦二世认为，阿房宫是秦始皇要修的，如果现在停止修建，就等于表明先帝修阿房宫是错误的。为了展现自己对秦始皇的尊崇，必须大规模修建（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二世还征召了五万身强力壮的士兵守卫咸阳，让他们学习射箭，还饲养供宫廷玩赏的狗马禽兽。这些士兵和狗马禽兽所需粮食很多，咸阳仓里的粮食不够用，就从下面各郡县征调，转运粮草、饲料的人都要自带干粮，咸阳周围四百里之内不准吃这些粮食。执法也更加严酷。

当秦二世强行大搞这些工程之时，一股强烈的反抗情绪正在帝国范围内大面积酝酿升腾。

杀手足除旧臣 白色恐怖

秦二世胡亥继位之后便立刻加强祭祀、巡行天下、大兴土木，意在通过这些举动，向天下人证明自己帝位得来的正当与合法。但是，费尽心机想让他人相信的事情，往往都是些无稽之谈。所以，尽管胡亥即位后就紧锣密鼓地张罗了这些大事，但做贼心虚的他内心仍然忐忑不安。

胡亥到底害怕什么呢？

他怕两点：一是怕大臣不服，二是怕皇子争位。

胡亥虽然当上了“秦二世”，但是，朝中官员都是秦始皇在位时的旧臣。他心中暗想：这个皇位，既然我可以坐，其他二十多位兄弟都是皇子，也都有权利继承帝位，都可以一争天下（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白了，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是靠非法手段当上的皇帝，所以，坐上龙椅的胡亥心里不踏实。

忠实于胡亥的赵高听了他的内心独白之后会怎么办呢？

赵高献了两条毒计：一是杀旧臣提新臣培植个人势力，二是杀皇子除公主解除后顾之忧。

赵高心里也明白，他和胡亥一样地位不稳。虽然自己身居高位，但是，朝中大臣们对他并不服气。原因是赵高原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内臣，虽然秦始皇器重他，但是，他在朝中诸多大臣里毫无地位。沙丘政变之后，赵高一下子跃居高位，当上郎中令，位居九卿之列。大臣们虽然表面上不说，但心里并不服气。赵高深知自己跟胡亥一样在朝中毫无根基，要想树立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根基，只有除掉昔日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旧臣，培植自己的党羽（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史记·秦始皇本纪》）。

所以，赵高的毒计建议了两点：“杀”和“提”。杀谁？杀旧臣，杀皇子。提谁？提拔无钱无势不受重用之人。赵高的理论是，这些人从来不受重视，没有地位，你现在一下子把他们提拔上来，他们会非常感谢你，为你效忠。

赵高这个“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的办法是古往今来一切培植个人势力的人使用得最普遍也最有效的方法，也是非常毒辣的一招。说白了，就是恩威并用，有破有立。

两个计划被采纳后，赵高得意地说：陛下这样做，天下就安定了，您也可以省省心好好享受一下人生了（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史记·李斯列传》）。

胡亥听完赵高的话，踌躇满志又不无感慨地说：人生一世，好像是坐着六匹骏马拉着的车子飞驰经过一个小小的缝隙，转瞬就是百年啊（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史记·李斯列传》）！我已经当上了皇帝，我想满足耳目的一切欲望，享受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快乐；同时，保证天下不乱，百姓安居乐业（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史记·李斯列传》）。

可见，胡亥继承君位之后的确是想充分享受人生，但他也想保证百姓安乐、江山不乱。昏君也并不是不考虑百姓，而是他们不知道百姓需要什么。当然，保证百姓的安乐也是保证自己享受的前提。

一个二十一岁即位的皇帝一上台就要享乐，疯了吗？

没有！他不是弱智。胡亥从一生勤勤恳恳的父皇的暴病而亡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生苦短！正如八百年后晚唐许浑在诗中吟唱的那样：“莫道少年头不白，君看潘岳几茎霜？”（罗时进《丁卯集笺证》卷九《途中逢故人话西山读书早曾游览》，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潘岳是西晋著名的好男儿，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美男子，但是，年轻貌美的潘岳曾几何时已经变得华发满头了。也正如明代诗人刘玉所感叹的那样：“莫道少年堪久别，高堂华鬓亦萧然。”《明诗综》卷三十二《寄咸肃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不要以为自己年轻就经得起岁月的磨砺，时光照样可以让“少年”变成“华鬓”。充分享受人生应当是昏庸但聪明的胡亥对人生的一种领悟。

老谋深算、阴险毒辣的赵高继续利用胡亥的不安心理，开始对大臣、对胡亥的兄弟姐妹大搞白色恐怖。

胡亥认为赵高的话实在是太有道理，字字句句紧扣他的心扉，两人不谋而合。于是，胡亥下令重新修订法律。群臣和公子有罪，就交给赵高，让他审讯。秦始皇的十二位公子在咸阳街头被斩首示众，十位公主也在杜县被处死，财物没收，连带治罪的不计其数（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史记·李斯列传》）。

秦始皇的一个儿子公子高看到这种情况，知道难免一死，便想亡命他乡，但是，他担心自己逃走后，全家人会被满门抄斩。只好上书胡亥说：先帝在世之时，我备受先帝恩宠。我本该与先帝同死而没有做到，这是我为人之子的不孝，为人之臣的不忠。不忠不孝的人没有理由活在这个世上，请允许我随先帝死去，而且把我埋在骊山脚下。恳求皇上答应我（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曰：“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臣请从死，愿葬郦山之足。唯上幸哀怜之。”《史记·李斯列传》）。这叫什么？这叫主动找死。这个世界上如果真有这种人，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无奈！而且是万般无奈！

可怜的公子高是无路可走，才“主动要求”为秦始皇殉葬的。

这封奏书报上去以后，无丝毫手足之情的胡亥得意至极、兴奋至极。即传赵高，并把此书向他展示，以此来享受俩人狼狈为奸计划的成功，并说道：这是窘急无奈了吧？于是，胡亥答应了公子高的请求，赐给他十万钱予以厚葬（书上，胡亥大说，召赵高而示之，曰：“此可谓急乎？”赵高曰：“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胡亥可其书，赐钱十万以葬。《史记·李斯列传》）。这样，公子高为秦始皇殉葬而死，因此保全了家人。可悲！

秦始皇另外的一个儿子——公子将闾等三人被关押在内宫。秦二世胡亥派使者对将闾说：你们不遵守臣道，判处死罪。将闾说：宫廷的礼仪，我们从来不敢不听从掌管司仪的官员；朝廷的位次，我们从来不敢有失礼节；奉命对答，我们从来不敢说错话。怎么能说不尽臣道呢？希望能知道我们的罪名再死。使者说：我不能参与议罪，只是奉命行事。公子将闾仰天大呼：天啊！天啊！我们没有罪！兄弟三人流着眼泪拔剑自杀了（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

大规模的杀戮让整个皇族震惊。若有大臣进谏便被定为诽谤，所以，战战兢兢的大臣们为了保住禄位，保住自己的性命，只得屈从讨好秦二世。朝中的大屠杀也使全国百姓震惊恐惧，整个大秦帝国笼罩在一片肃杀的白色恐怖之中。群臣震恐，百姓震恐，有叛乱之心的人越来越多（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史记·李斯列传》）。

胡亥就是坐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顶上开始了他人生短暂的寻欢作乐。

历史偶然与必然的偶然联手

诛手足，除旧臣，让整个大秦帝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无情残忍还自以为聪明的胡亥，浑然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已极大地危及大秦帝国的生存，他自己靠逆取劫夺的皇位也岌岌可危。而胡亥之所以能够这样为所欲为,根本原因在于胡亥是享受至尊万人之上的一国之君。按照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一国之君就可以肆意妄为。所以，大秦帝国面临的种种危机与沙丘政变关系极大。沙丘政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发生的第一次宫廷政变，这次政变彻底改写了大秦帝国的历史，也彻底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于是，有了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沙丘政变？沙丘政变和秦始皇有什么关系？

沙丘政变其实是偶然与必然结合的产物。

沙丘政变存在着太多的必然。秦始皇迟迟不立皇后、不立太子，秦始皇给太子扶苏的诏书变遗诏，赵高的敏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漏洞）与操控得法（利害并用，一打一拉），李斯的变节，扶苏的愚忠愚孝，这些是发生沙丘政变的五大必然因素。但是，真正导致沙丘政变成为必然的深层原因还是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

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皇帝制度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强化皇帝制度就使得大臣们不可能也不敢怀疑皇帝的决定。特别是经过焚诗书与坑术士两大事件之后，皇帝的专制一步步得到强化。所以，皇帝制度本身为野心家、阴谋家假皇帝之权威发动宫廷政变提供了条件。谁敢怀疑皇帝的“遗诏”？谁敢不遵从皇帝的“遗诏”？有了皇帝的“遗诏”，阿猫阿狗都可以当皇帝！如果有人像赵高、李斯一样在无人了解内情的情况下篡改遗诏，皇帝的遗愿也一样不可能得到忠实执行，同样也能拥立他人当上秦国的二世。所以，正是秦始皇自己确立的皇帝制度导致了沙丘政变。这是秦始皇极力神化、圣化自己时所始料未及的。

偶然性是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第一，秦始皇病死沙丘本身就是最大的偶然。假如秦始皇不是病死在沙丘，而是病故于咸阳，大臣们能够被赵高蒙蔽吗？大臣们都了解秦始皇的遗诏，李斯还敢变节吗？

第二，胡亥参加秦始皇第五次巡游是第二大偶然因素。胡亥为什么一定要参加第五次巡游？如果胡亥没有参与巡游，即使秦始皇病死沙丘，赵高敢发动沙丘政变吗？赵高在得不到胡亥支持的条件下还能发动沙丘政变吗？

第三，蒙毅虽然随同巡游却在沙丘政变之时出差在外，未能及时阻止沙丘政变是第三大偶然因素。蒙毅深得秦始皇信任，贵为上卿。如果蒙毅在沙丘，秦始皇病故之时他也应该是左右秦始皇诏书的关键人物之一。

蒙毅深得秦始皇信任有三大原因。

一是家族势力。蒙氏家族对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出力极大。蒙毅的祖父蒙骜、父亲蒙武、兄弟蒙恬都曾立下赫赫战功。

二是个人能力。蒙毅凭借个人能力，深得秦始皇信任，“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是秦始皇的左膀右臂。

三是文武兼备。我们这里说的文武兼备不是说蒙毅本人文武兼备，而是指蒙毅在朝位居上卿，其弟蒙恬驻守边地，统领重兵。兄弟二人，分掌大秦帝国的朝政、军事，在大秦帝国的政坛之上绝无第二人可与蒙毅相比。

蒙毅是制约赵高的强大对手。前文已述，秦始皇在世之时，赵高曾经犯法，蒙毅奉命审理此案。他刚直不阿，判处赵高死刑，并将他开除公职。但秦始皇认为赵高办事勤快，赦免了赵高，恢复了他的官职。

如果蒙毅未被派去为重病的秦始皇祈福，如果蒙毅在秦始皇病故之前就回到秦始皇身边，如果被派出去执行祈祷任务的是李斯，蒙毅留守在秦始皇身边，赵高能威逼蒙毅变节吗？

经赵高策划由胡亥实施的白色恐怖让秦始皇的子女死亡殆尽，秦始皇时代的诸多重臣相继被杀。杀了这么多心头隐患，赵高、胡亥肯定得意扬扬。因为，这次大屠杀本来就是他们两个人密谋策划发动，狼狈为奸实施，并自认为达到了他们极端自利的目的的。那么，李斯呢？这场大屠杀既然是冲着秦始皇的公子公主与重臣来的，而李斯是秦始皇时期最重要的大臣，他会不会受到波及呢？

三十八 李斯之死

秦二世二年（前208）七月的一天，秦国都城咸阳人头攒动，观者如堵。这一天，大秦帝国的丞相李斯身披枷锁，与他的中子被执行腰斩。同时被处死的还有李斯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几十口人（这叫“夷三族”）。临刑之前，老泪纵横的李斯对他的儿子说：咱爷俩还能一块儿牵着黄狗，出上蔡县老家的东门去追兔子吗？说完之后，父子二人抱头痛哭。李斯身为秦始皇、秦二世两朝丞相，执掌朝政数十年。特别是沙丘政变，如果没有李斯的帮助，胡亥绝对不可能篡改遗诏登上皇帝的宝座。这么一位两朝元老、开国元勋，为什么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呢？李斯之死与秦始皇有什么关系呢？

赵高挖坑，李斯中招：阴谋家“赢了”

李斯之死和他的一封奏书有关。这封奏书让一代重臣李斯惨遭“夷三族”的大祸。因为李斯的这封奏书涉及一个人与一件事。

这个人就是与李斯一块儿发动沙丘政变的赵高。

一天，赵高求见丞相李斯。两人一见面，赵高就满脸谄媚地对李斯说：丞相大人，关东群盗蜂起，天下形势非常危急。但是，皇上还忙着征调大批人员修建阿房宫，我想给皇上提个醒，可是我的地位一向很低，这种有关国家大政的事，只能由丞相您这样的重臣说才合适。您为什么不给皇上上个奏书呢（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繇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一听，正中下怀，忙说：我早就想给皇上提个意见，但是皇上深居宫中，不见大臣，我想提建议苦于没有机会（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间。《史记·李斯列传》）。

赵高说：假如丞相愿意进谏，我可以为丞相找机会（君诚能谏，请为君侯上间语君。《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非常高兴地说：好。

这样，赵高就为李斯安排了三次进谏。

一天，秦二世正和几位嫔妃亲热，赵高一看机会来了，赶快派人给李斯送信说：皇上正闲着，赶快来。李斯一听，急匆匆赶到宫门，求见秦二世。秦二世正搂着几个嫔妃玩得兴起，守宫门人报告，丞相求见。秦二世满脸不高兴，只得放下美女，去见一脸老态的李斯。秦二世被迫中断寻欢作乐，一肚子的不愉快，在他看来，李斯这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李斯说了什么，秦二世一句也没听进去，满脑子都是美女。于是，秦二世糊弄一番把李斯支应走了。李斯的第一次进谏失败。

过了几天，秦二世又搂着几个嫔妃玩得兴致勃勃。赵高一看，又派人迅速通知李斯，说皇上现在正闲着没事。李斯又急匆匆地赶到宫门，求见秦二世。和美女玩得正在兴头上的秦二世，一听说李斯又来了，气都不打一处来。但是，他仍然强忍着一肚子怨气见了李斯，当然，见归见，秦二世可是非常不痛快。又过了几天，又是秦二世和女人玩得正在兴头上，赵高又派人通知李斯，李斯又匆匆赶来。这一次，秦二世勃然大怒说：我平时有空丞相不来，我刚刚乐和乐和你就来了。丞相难道是因为我年龄小看不起我，还是认为我平庸而鄙视我（于是赵高待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间，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间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的话秦二世仍然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一句也没听进去。

中国人常说，事不过三。李斯这可是第三次来打扰秦二世，秦二世能高兴吗？

赵高一看，秦二世真的恼了，时候到了，立即上前说了李斯的三条坏话：

第一，李斯妄想封王。沙丘之事，丞相是参与者。如今陛下已经当了皇帝，但是丞相却认为自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日夜想的是“裂地而王”（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史记·李斯列传》）。

第二，李斯包庇陈胜。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关东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赵高说：李斯是楚人，陈胜也是楚人，他们是比邻县的老乡。李斯的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郡守，陈胜的部队经过三川郡，李由听之任之，丝毫不阻击他们。听说他们之间还有书信往来，因为不知道详情，所以我也不敢报告（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史记·李斯列传》）。

第三，李斯权力太重。李斯身处外朝，权力太大，远远超过了陛下（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史记·李斯列传》）。

赵高所说这三条，直取李斯命门，立即说动了秦二世。秦二世马上就想逮捕审查李斯，但又怕没有确证，于是从审查李斯的儿子李由入手，先查其通“贼”一事。

李由是李斯的长子，当时任秦国三川郡太守。秦二世为什么从他入手呢？要查的这个“贼”指的是谁呢？

胡亥发飙，赵高暗算，李斯夷灭三族：内斗开始

原来，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市东南）率领八百戍卒起兵反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抗中央集权专制的巨大民变。

这场民变是怎么引发的呢？

自古官逼民反。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等八百戍卒被征发到渔阳（今北京密云）戍边，由于大雨误期，无法按时到达。秦法严苛，“失期当斩”。面对赶到渔阳是死、造反也是死的困境，陈胜、吴广选择了造反。

这场民变，最初只有陈胜、吴广率领的八百戍卒，人数少，装备差，但是星星之火迅速酿成燎原之势，一下子点燃了整个大秦帝国子民长期积聚的强烈不满情绪。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整个大秦帝国境内，特别是山东六国立即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秦大起义。

六国被秦兼并之后，六国王族的后裔一直没有死心。陈胜、吴广起兵反秦后，响应最积极的是两类人：一是最苦的农民，二是六国王族的后裔。农民最苦，所以反抗性最强；六国后裔素有威望，所以他们迅速开展了各自的复国运动。一时间，六国后裔纷纷重建自己的国家，楚国、齐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全部复国，整个函谷关以东一片混乱。

陈胜、吴广还派出一支大军向大秦帝国的心脏关中进军。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郡守，郡治洛阳（今河南洛阳），扼守通往关中的咽喉。但是由于起义军的势力非常强大，李由无法阻挡来势汹汹的起义大军。于是赵高借此诬陷李由通“贼”。

李斯在朝中一向势力强大，所以秦二世审查李由通“贼”一事很快被李斯知道了。

李斯当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想求见秦二世说明真相，但是秦二世在甘泉宫休假，李斯见不着。于是，李斯便写了一封奏书状告赵高可能谋反。

李斯这封奏书引用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两个实例：

第一，子罕篡国。宋国有个叫子罕的人，他对宋桓侯说：老百姓最喜欢的是嘉奖赏赐，最讨厌的是杀戮惩罚。你是国君，嘉奖赏赐全归你，杀戮惩罚全归我。这样，您在百姓中肯定能落个好口碑，我管杀戮惩罚，肯定口碑很差。宋桓侯一听，有道理啊，就照此办理了。只用一年，子罕就杀了宋桓侯，篡夺了君位。因为掌握了杀罚予夺的权力就能够控制各级官员，控制了各级官员就等于掌握了朝政，所以，子罕杀宋桓侯是水到渠成之事。

第二，田氏代齐。齐国有个田常，他父亲在世时，百姓贷粮之时大斗放出，百姓还粮之时用小斗收进，这一大一小，实际上是向齐国百姓让利，最终赢得了齐国的民心。到田常之世，他还继续采用他父亲那套办法，民心向之，最终赢得齐国民心的田常杀了齐简公，自己当了齐国国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田氏代齐”。

李斯说：赵高现在兼有子罕专任杀戮刑罚的权力，又有田常非比寻常的地位，我担心他会假借陛下的威信，图谋不轨。

秦二世看了李斯的上书之后说：赵高只是个贱臣，国家安定他不会放纵自己，国家有难他也忠诚不改。我非常信任他，你为什么怀疑他呢？我年少丧父，不懂得治国，丞相年龄又大，我靠不了多久。我不靠赵高，又该靠谁？赵高精明勤奋，下知人情，上体我意，您不要猜忌他（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反驳：不对！赵高是个贱人，不懂事理，地位、权势仅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人卑鄙无耻贪得无厌，我认为他非常危险（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贱人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臣故曰殆。”《史记·李斯列传》）。

秦二世不但听不进李斯的话，而且担心李斯会利用丞相之权杀了赵高，于是私下里把李斯的话告诉了赵高。赵高听后，对秦二世说：丞相最怕的就是我赵高。如果我赵高一死，丞相就真正成为齐国弑君夺位的田常了（高曰：“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史记·李斯列传》）。

秦二世一听赵高这话，立即下令逮捕李斯，并让赵高审理李斯一案。

李斯一封实名举报信让他蹲进了秦国大牢。

李斯入狱之后，悲愤填膺，仰天长叹。他此时的感情非常复杂：

一是冤屈。李斯出于对国难的忧虑才冒死进谏，当然这之中有自保的成分。但是，他没有想到秦二世竟然是无道昏君，是杀关龙逢的夏桀，杀王子比干的商纣，杀伍子胥的吴王夫差。而且，秦二世的无道昏庸超过了夏桀、商纣、夫差！

二是愤怒。秦二世杀兄弟、害忠良，大修阿房宫，横征暴敛，天怨人怒。国家稳定在于安民，如今无限度扰民，天下百姓已经极度不满。自己是为大秦帝国江山社稷考虑才冒死进谏，竟然被捕入狱，愤怒之情难以言表。

三是焦虑。李斯认为，天下造反者已经过半，但是秦二世仍不觉悟，仍重用赵高，杀戮忠臣，看来大秦帝国不久必亡。李斯是大秦帝国的创建者之一，大秦帝国的生死存亡和他自己的身家性命息息相关，他能不焦虑吗？

不管李斯如何一心为国，但是，审理此案的赵高却必置李斯于死地。

李斯不是一般的臣子，他是重臣，以什么罪名杀李斯呢？

李斯和他的长子李由谋反！

赵高以此为罪名，抓捕了李斯的宗族、宾客。赵高对李斯用毒刑拷打，李斯实在受不了酷刑之痛，只好被迫承认谋反（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史记·李斯列传》）。

这次和李斯一块儿向秦二世进谏的还有右丞相冯去疾与将军冯劫。但是，冯去疾和冯劫认为自己身为将相，义不受辱，未入狱就自杀了。只有李斯一人入狱。

李斯为什么不自杀呢？

李斯希望出现奇迹。李斯凭什么希望出现奇迹呢？

一是他自负文才出众，二是他自以为功劳很大，三是他确无反叛之心。他希望像当年上《谏逐客书》一样，说服秦二世，一书定乾坤。所以，李斯宁可入狱也不自杀。

李斯在狱中写成了一封史上著名的奏书。

这封奏书，正话反说，列举自己协助秦王赵政的“七大罪状”：

一是兼并六国统一天下；

二是南平百越北逐胡人；

三是善待功臣拥立皇帝；

四是建立社稷修建宗庙；

五是统一制度统一文字；

六是修筑驰道大兴楼观；

七是轻刑薄赋获取民心。

上述七罪，足以处死，侥幸至今，已是万幸，希望陛下明察。

李斯自述的“七条大罪”实际上是李斯协助秦王赵政统一天下的七件大功，但是，这封奏书可不像《谏逐客书》一下就打动皇帝，根本未起任何实质作用。

为什么呢？这份奏书可是李斯意图力挽狂澜的最后一搏啊！

因为秦二世根本没有看到这封奏书。

李斯的奏书报上去之后，赵高说：一个囚犯怎么能上书？于是，扣压奏书不上报。所以，李斯倾注了全部心血写就的奏书根本没有送到秦二世的手中。

赵高可以扣压李斯的奏书，但是，李斯身为丞相，这么大的案子可不是主审官赵高一人说了就算数的，秦二世会派人复审。

赵高精通秦法，当然知道这是必过的一道坎。所以，赵高派他的门客十多人假扮成秦二世的御史、谒者、侍中，轮流审问李斯。李斯信以为真，立即翻供，实话实说。赵高知道后就让人再用严刑拷打李斯，李斯这才知道上了赵高的当。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可不止玩了一次两次，而是玩了多次，每一次都让李斯付出了血的代价。

当秦二世真派人去验证李斯口供时，李斯反倒以为又是赵高的鬼把戏，不敢再翻供，而是认罪服罪。使者将此种情形汇报秦二世。秦二世高兴地说：没有赵君，我几乎被丞相出卖了（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史记·李斯列传》）。秦二世再派使者到达三川郡调查李由时，李由已经战死。

秦二世证实李斯承认谋反后，李斯的“夷三族”罪自然成立。

秦二世二年（前208）七月，李斯在咸阳被“夷三族”，走完了他一生流血的仕途。

流血的仕途

李斯是两朝老臣，又曾经帮助秦二世登上皇帝的宝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李斯的非正常死亡呢？

有三大原因：一是遇到野心勃勃的赵高；二是李斯自身难辞其咎；三是难以抵抗皇帝制度。

先说赵高的野心勃勃。

赵高之所以能够发动沙丘政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到了丞相李斯的支持。所以，李斯与赵高同因沙丘政变而受益。李斯原来是秦始皇的丞相，手握大权，沙丘政变只是保住了李斯的丞相之位，其他则无变化。赵高则不同，他在秦始皇手下虽受信任，但是他是近臣而不是重臣。地位、权力、声望都远远不及李斯。所以，赵高在沙丘政变中的受益远远大于李斯，沙丘政变之后他当上了地位特殊的郎中令。

但是，赵高的野心并未得到满足，相反，他的野心越来越大，李斯也成为他“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赵高才设计陷害李斯，借此除掉李斯，以便取而代之。

赵高设了一个套，面见李斯，建议他向秦二世进谏，这恰恰是李斯此时最愿意向秦二世讲的。所以赵高一说，李斯立即答应。之所以答应，一是李斯久有此念，二是赵高的恭维使李斯误以为劝谏秦二世是身为重臣的自己最该讲的话。但是，李斯万万没有料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陷阱。赵高偏偏在秦二世和嫔妃们最亲热的时候通知李斯进谏，三次打断秦二世的兴致，惹得秦二世极为不满，赵高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秦二世憎恶李斯。

李由在战场上的失误给了赵高一个理由，最终成为除掉李斯的一个突破口。

李斯死后，秦二世拜赵髙为中丞相，国事无论大小，一律取决于赵高。

赵高的目标至少是威震天下的权臣、重臣。李斯在位，赵高的目的难以得逞，所以，不仅蒙毅、蒙恬兄弟在必诛之列，李斯也在必诛之列。但是，李斯直到赵高向自己开刀之时才发现赵高的阴谋，其时，李斯想通过以攻为守保全自己，为时已晚。

论政治才干，赵高根本不能和李斯相提并论；论搞阴谋诡计，李斯远不及赵高。赵高看出了秦始皇留下的政治漏洞，将胡亥、李斯一个个先后制服，实现了沙丘政变，最终又设计杀害了李斯。

再说李斯难辞其咎。

李斯对自己被杀难辞其咎的第一点是助纣为虐篡改遗诏。

人生在世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有的错误可以挽回，有的错误则终生无法挽回。李斯在沙丘政变中背主变节，直接导致昏庸无道的胡亥继承帝位。这一大错一旦铸成就终生无法挽回了。李斯变节虽然出于无奈，但是，这毕竟让胡亥这样一个人登上皇帝之位，铸成大错。胡亥杀扶苏、诛兄妹、戮功臣，使李斯的政治盟友一个个被送上了断头台。当赵高所有的政敌都被杀戮殆尽之时，李斯就成了他最后的屠杀对象。

李斯身陷囹圄之时仰天长叹，慨叹人世不公。但是，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光明。诅咒黑暗，并不能清除黑暗；点燃光明，方能使黑暗消失。如果李斯在沙丘政变中坚守臣节宁死不从，至多也是个死，但是死得其所，而且赵高的阴谋未必能够如此顺利得逞。

李斯不懂得，人生需要追求卓越，但是，更应当接受平淡。不追求卓越，可能永远不会卓越；不接受平淡，则很可能误入歧途。在人生的征途中继续辉煌固然是人生的成功，功成身退，亦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即使扶苏即位重用了蒙恬、蒙毅，自己失去了相位，但是大秦帝国仍能存在。李斯自己虽然可能会失去权力、荣耀，却能带来整个帝国的平安，带来整个帝国调整政策的一个契机。

唐代诗人胡曾在《上蔡》一诗中咏叹李斯的一生：

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

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

胡曾从功成身退的角度解读李斯悲剧结局的一生时，认为李斯知“进”而不知“退”。其实，人生懂得“退”比懂得“进”更难，因为“进”是人性的本能追求，“退”则是人生的生存智慧。

李斯难辞其咎的第二点是鼓励秦二世严刑峻法。

面对如火如荼的反秦大起义，李斯急啊！他多次想面见秦二世奏明情况，但是此时的秦二世仍然不认为天下已经到了存亡危机的关键时刻，反而躲在深宫不见大臣，只和赵高商量国政。所以，李斯身为丞相却见不到皇帝。

李斯虽然被胁迫参与了沙丘政变，但是他的头脑仍然非常清醒。他知道秦二世大修皇陵、阿房宫，滥用民力，会惹出大麻烦，会拖垮秦帝国，因此，他要进谏。此时的李斯已从沙丘政变的变态恢复到常态，恢复到一个重臣的角色上来。但是，秦二世不是秦始皇，他不但不检讨自己的过失，而且严责大臣们办事不力。

秦二世责备李斯：我听韩非说过，尧治天下，宫殿极其简陋，吃的是粗米，喝的是野菜汤，生活条件赶不上今天的看门人。禹治大水，腿都累细了，手掌脚底长满了厚茧，面孔漆黑，最后累死在外，葬在会稽山，活得比奴隶都累。统治天下的人如果过这种生活，这绝不是贤者。贤人治理天下，一是能安定天下，二是能为自己争得利益，否则，怎么治天下？所以，我想扩充自己的欲望，长久地享有天下而没有危害（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史记·李斯列传》）。

恰在此时，李斯的儿子又添了乱。秦二世下令彻查李由失职一事，李斯害怕了，担心儿子，也担心自己受到牵连，于是，曲顺秦二世的意旨（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史记·李斯列传》），给秦二世上了著名的《行督责书》。

李斯当年曾上过著名的《谏逐客书》，并且凭借此书为秦王赵政挽留了大批六国人才，为大秦帝国立下了不世之功，也使自己一举受到重用，成为赵政的股肱之臣。所以，《谏逐客书》流芳百世，成为中国历代文章选本中最为著名的篇章之一。

这篇《行督责书》同样青史留名，不过它为李斯留下的却是千古骂名。

《行督责书》到底讲了什么呢？

“督责”，就是督察处罚。李斯在这篇文章里说，皇帝对臣民要进行严厉的监督惩处，以确保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此严厉的监督惩处可以达到两大目的：一是皇帝可以“独操主术”，天下臣民“救过不及”，绝对不敢对君王有非分之想；二是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还能操控整个天下。

李斯这篇《行督责书》完全屈从于秦二世的淫威，也助长了秦二世的淫威，让秦二世在专制、独裁的路上走得更快更远，大秦帝国的危机也更加一发不可收拾。表面看来，朝中大臣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君主尽忠（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史记·李斯列传》），天下士人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命了（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史记·李斯列传》），皇帝的权威得到更大的强化。但是，这种强化却是以牺牲大臣权力、大秦帝国的长远利益及天下百姓利益为代价的。

《行督责书》还给秦二世任意享乐人生提供了理论依据。依照李斯的意见，皇帝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否则天下就是束缚皇帝的牢笼（以天下为桎梏。《史记·李斯列传》）。在这种督责制度下，让别人为自己献身，自己尊贵；让自己为别人献身，自己卑贱。献身的人卑贱，接受献身的人尊贵，从古至今，无一例外（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史记·李斯列传》）。秦二世看到李斯认为皇帝可以任意驱使臣民，自己可以独享人间欢乐，怎能不兴高采烈？

所以，《行督责书》一上，秦二世大喜，但是，大秦帝国危矣！

李斯《行督责书》导致的后果是：更加严厉地督责，向百姓收税越多的越是贤明的官吏，杀人越多的越是忠臣。百姓的赋税负担加重，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是犯人，街市上每天都堆积着刚刚被杀死的人的尸体（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为自保而上了《行督责书》，但是《行督责书》却极大地强化了秦二世的个人独裁，而秦二世的个人独裁又成为李斯被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后说说难以抵抗的皇帝制度。

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使皇帝高高凌驾于全体大臣之上，大臣的生死荣辱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一句话。尤其是秦始皇的晚年，专横独裁，使群臣完全丧失了进谏的可能。昔日虚心纳谏的秦王赵政，已变成今天独裁专制的秦始皇。对于李斯等大臣来说，只能阿从，不得进谏。专制制度使大臣们无法行使臣子的职责，一切只能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一切只能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大臣们都揣摩皇帝的意图来行事，这是秦始皇的悲剧，是大臣们的悲剧，也是大秦帝国的悲剧，更是秦始皇创立的专制独裁制度的悲剧。后世亡国之君无不因此而一个个丧失了自我调整、挽救国运的机会。

当李斯和所有大臣们只能考虑怎样去迎合皇帝，而无法考虑帝国的兴衰之时，这个帝国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活力。弥补专制帝国制度的失误，除非是皇帝的去世，或者是皇帝的觉悟，或者是改朝换代才有可能，别无良法。

大秦帝国命悬一线

在秦始皇兼并六国的过程中文臣武将各有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是有区别的。有的贡献是全局的、战略性的，有的贡献是局部的、战役性的。

在秦王赵政众多的人才之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贡献的大臣只有三个人，一是吕不韦，二是尉缭，三是李斯。至于王翦、王贲、李信、蒙恬等，他们的贡献是局部的，非关战略全局。

吕不韦发展了秦国的东进战略，调整了秦兵重首虏的政策，大大减少了屠杀，也减少了六国军民的反抗，为秦兼并六国的顺利进行做出了重大贡献。

尉缭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他提出了收买六国权臣从内部瓦解六国政权的策略。作为军事家，如此重视金钱战，显示了尉缭的过人智慧。

李斯参与了秦始皇兼并六国的全过程，他最早提出军事、金钱并用的方针，并与尉缭一起具体实施了这一计划。在秦始皇兼并六国成功之后，他参与了政治、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帝国构建工作。

所以，李斯是大秦帝国的构建者之一，是大秦帝国安危存亡的护法使者，当李斯自身难保继而被冤杀之时，大秦帝国自身已经是命悬一线、岌岌可危了。

只有群星璀璨，天空才会如此灿烂夺目；只有众才兼备，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凝聚人才难，摧残人才易。自古皆然。

当年，李斯、顿弱、王翦、王贲、蒙恬、蒙毅等一批英才聚集在秦始皇周围，秦始皇的大业才势如破竹、气吞山河。当王翦下世，蒙恬、蒙毅相继被杀，只剩下李斯一人之时，已经是孤掌难鸣了。

李斯被杀是大秦帝国政坛发生的一场剧烈地震，此时离秦始皇沙丘病故刚刚一年。大秦帝国政坛如此巨大的改变，意味着这个庞大帝国的根本已经动摇。政坛的局面会因李斯被杀、赵高掌权而稳定下来吗？风雨飘摇中的大秦帝国还会发生什么变化？亲手创建这一宏大帝国的秦始皇如果目睹了帝国的分崩离析会不会痛心疾首呢？

三十九 指鹿为马

秦始皇死后，大秦帝国的宫廷就像中了魔咒一样，发生了一系列被杀事件。先是秦始皇钦定的继位人皇长子扶苏被杀，接着重臣蒙毅、大将蒙恬被杀，再是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儿子女儿被杀，然后大秦帝国的两朝丞相李斯也被杀。在接连不断的死亡事件的笼罩下，大秦帝国的政坛会稳定下来吗？当然不会！不但不会，接下来还要有人被杀。那么，谁将是下一个被杀的人呢？秦二世。这至少有两点不可思议：第一，秦始皇建立的皇帝制度使皇帝成为至高、至大、至尊、至上的君王，秦二世是皇帝，他怎么会被杀呢？第二，秦二世是赵高辅佐登基的，赵高刚刚当上丞相，位高权重，赵高力挺的秦二世怎么会被杀呢？但是，偏偏秦国政坛上下一个被杀的人就是秦二世，这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赵高指鹿为马，秦二世一命呜呼：内斗升级

秦二世二年（前208）七月，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到了八月的一天，秦二世正在朝堂主持朝议，突然，丞相赵高下令一位侍从上殿，只见这位侍从牵着一只鹿缓缓走上大殿。大臣们见状，面面相觑，不知道又将要发生什么祸端。只见丞相赵高笑盈盈地对秦二世说：这匹良马，臣谨献给皇上。

秦二世定睛一看，笑呵呵地说：丞相看走眼了吧，这明明是一只鹿嘛，丞相怎么说是马呢？赵高笑而不答，秦二世问左右的侍从、大臣，侍从、大臣们有的说是马，有的说是鹿，有的一言不发（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不知道是自己眼花了，还是赵高和大臣们脑子进水了，他是一头雾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指鹿为马”！莫名其妙的秦二世草草结束了这一天的朝会。

“指鹿为马”事件之后，赵高找各种理由将那些说是“鹿”的大臣先后处死，大臣们发现讲真话的人一一被杀，从此人人畏惧，噤若寒蝉，不敢再违抗赵高之意（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史记·秦始皇本纪》）。

此时，秦末反秦主力之一的刘邦已经率数万之众从今陕西西南部的武关进入了秦地。武关失守，关中无险可据。刘邦派人与赵高私下谋划亡秦。大秦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但是，位高权重的赵高却一天比一天担心起来。赵高权势熏天，杀人无数，他会怕谁呢？

他怕秦二世。

赵高害怕秦二世什么呢？《汉书·高帝纪》记载：

八月，沛公攻武关，入秦。秦相赵高恐，乃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不许。

赵高怕秦二世追究自己的责任，加罪于己。那么，赵高具体害怕什么呢？

赵高首先是和已经攻入关中的刘邦商量，自己想据关中部分土地为王。但是，刘邦没有答应。史书没有记载赵高凭什么可以向刘邦要此之位，但是我们可以分析，赵高如果一无“贡献”，他岂敢向入关灭秦的刘邦要关中部分土地称王为回报？赵高肯定得有所“表现”。这个“表现”是什么？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协助刘邦杀掉秦二世，灭秦。

刘邦断然拒绝了赵高的要求，因为刘邦此时已经攻入武关，凭借自己的力量完全有把握独立灭秦，有没有赵高的协助都无关紧要，这是其一。其二，刘邦自己还想灭秦当关中王，岂能将关中王拱手让给赵高？刘邦和项羽二人在楚怀王面前有一个约定：先入关破秦者为关中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当时陷入了巨鹿之战的主战场，无法迅速入关。刘邦则绕过秦军主力，从武关一路北上，进入关中。刘邦此时一心想的就是先攻入咸阳，自己好当关中王。所以，赵高要部分土地为王的如意算盘肯定过不了刘邦这一关。既然如此，赵高怎么办呢？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章邯等军数却，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向。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

赵高装病不上朝。

赵高深知秦二世的为人，知道秦二世必定会追究自己的责任。果不其然，秦二世听说关东“盗贼”不止，便派使者问责赵高（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的问责让赵高非常恐惧，立即和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弟弟赵成商议发动第二次宫廷政变——诛杀秦二世。

赵高说：皇上不听大臣们的进谏，现在天下形势非常危急，皇上不责怪自己却想归罪于我。我想废掉胡亥，另立新君。阎乐、赵成立即赞成。

他们首先让掌管禁中的郎中令为内应，诈称有“大贼”。然后派阎乐率领一千多名士兵到秦二世居住的望夷宫追杀胡亥。此事太过重大，赵高担心阎乐中途变卦，先派人将阎乐的母亲劫持为人质，使阎乐没有退路。

望夷宫在今咸阳市泾阳县，南距咸阳有十六里之远。为什么秦二世不住在咸阳宫殿之中，偏偏跑到望夷宫来呢？

原来，在赵高发动第二次政变之前，秦二世莫名其妙地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中有一只白虎咬死了自己左边驾车的马。秦二世梦醒之后非常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梦，于是他召见了占梦博士。占梦博士解梦说：这是泾水之神作祟。于是秦二世移驾到望夷宫，想通过祭祀泾水之神来避祸（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史记·秦始皇本纪》）。

阎乐率领叛军追到望夷宫，先把防卫望夷宫的卫兵司令抓起来，责备这位警卫司令说：盗贼都进入了望夷宫，你为什么不抓捕？望夷宫的警卫司令回答：周围全是警卫部队，哪里有什么盗贼私闯入宫？阎乐一听，立即杀了警卫司令，率兵直入宫中。阎乐率领的叛军一边往里闯，一边逢人就射。秦二世身边的卫兵、宦官，哪见过这个阵势，胆大的操家伙和叛军搏斗，胆小的立即就逃跑，当然，抄家伙打的卫兵全部战死。很快，郎中令和阎乐一同闯入望夷宫，对着秦二世的床帐一阵急射。

秦二世看见这个架势，勃然大怒，立即召唤左右侍从。左右侍从未见过这种局面，没有人敢迎击，纷纷逃散。其中，有一位宦官没敢逃。秦二世进入内殿，对他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位宦官怯怯地说：陛下，臣不敢说才活到今天。如果我早说了，早已经被皇上杀了，怎么能够活到今天（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一听，哑口无言。

阎乐走上前来，指着秦二世说：陛下骄奢淫逸，诛杀无数，所以天下人都背叛陛下，请陛下为自己安排一下吧。秦二世问：我可以见见丞相吗？阎乐说：不行。二世又问：我只想做个一郡之王，可以吗？阎乐还是不答应。秦二世再问：那我就当一个万户侯，可以吗？阎乐还是不答应。秦二世悲凉地说：我和我的妻儿做普通百姓，可以吗？阎乐回答：我受丞相之令，为天下百姓除害。陛下不要多讲了，讲得再多，我也不敢答应。于是，阎乐指挥叛军持刀上前，秦二世万般无奈，只好拔剑自杀（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

骄奢无道的秦二世当了两年多的皇帝就走完了他二十三年的人生之路。

关于秦二世之死，《史记·李斯列传》的记载与此稍有不同。

根据《李斯列传》的记载，李斯死后，赵高被秦二世任命为中丞相，朝中大事小事全取决于赵高。赵高知道自己已经权倾天下，于是某天在朝堂之上献上一头鹿，对着大伙说：这是一匹良马。

秦二世看见这明明是一头鹿，丞相偏偏说是“马”，他满腹疑惑地对身边的人说：这是鹿啊。结果，秦二世身边的人都说：陛下，这是马。秦二世大惊失色，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连马和鹿都分辨不清了（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史记·李斯列传》）。

于是，秦二世赶快召集太卜（专管筮卜的官）询问，让他卜一卦。太卜卜完卦说：陛下祭祀宗庙之时，斋戒得不够恭敬，所以才出现这种现象。要治此病，必须效法古代的圣王，隆重举行祭祀。于是，秦二世赶快移驾上林苑斋戒。

上林苑是皇家的御花园，秦二世的任务既然只是祭祀，当然有的是时间。所以，他天天在苑中打猎。这一天，秦二世正在苑中打猎，有一位行人从苑中经过，秦二世抓起弓箭一箭将这位行人射死（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史记·李斯列传》）。

赵高知道这件事之后，先让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上报，不知谁在上林苑杀了人，接着让阎乐给上林令写了司法文书，要他捉拿凶犯。这是给秦二世传达一个信号，先恫吓他一番。

然后，赵高向秦二世进谏说：天子无缘无故杀人，这是上天严禁的。发生这种事，鬼神都不保佑皇上，上天将会降灾。皇帝应当远离京城和上林苑。于是，秦二世移驾望夷宫。

三天之后，赵高假传秦二世的命令，让士兵们都穿着白色服装，手持兵器，杀向望夷宫。

赵高进入望夷宫，对秦二世说：山东盗贼的军队已经杀入关中了。秦二世登台一看，大批穿着白色衣服的士兵围住了望夷宫，心里十分害怕，赵高借机逼迫秦二世自杀（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至！”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即因劫令自杀。《史记·李斯列传》）。

其实，赵高朝堂之上搞的“指鹿为马”，就是想当面试一试自己到底有多大权威，看看大臣们还敢不敢说实话。说白了，就是挑战秦二世的权威。“指鹿为马”事件是赵高展示自己实力的一张试纸，这件事让赵高看到自己对朝臣的控制能力已足以发动第二次宫廷政变。由于此前大规模的杀戮，朝中大臣已经不敢与赵高的权威相对抗。所以，“指鹿为马”事件给了赵高极大的信心和力量。

上帝想让谁灭亡，必定先让其疯狂：秦二世的死期近了

赵高杀了李斯之后，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还要杀死秦二世呢？

权力与避险是他铤而走险的两大原因。

先说权力。

赵高在秦始皇去世之后立即说服胡亥、胁迫李斯发动沙丘政变，目的就是想利用胡亥除掉扶苏，保住自己的地位，进而攫取更大的权力。胡亥登基之后，赵高当上了郎中令，成为九卿之一。但是，赵高并不满足，他还要继续扩大自己的权力。因此，赵高陷害李斯，最终借胡亥之手杀死了李斯，自己当上了中丞相。所谓“中丞相”，就是可以自由出入禁中的丞相。但是赵高即使当上了中丞相，还是不能为所欲为，他的权力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上限——皇权。所以他又进一步伸出魔爪。

再说避险。

自古权力无顶峰。当上中丞相，与当年一个小小的中车府令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但是赵高的仕途还有政治风险，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一位拥有生杀大权的秦二世。秦二世是天下公认的至高、至尊、至大、至上的皇帝，拥有主宰天下的绝对权力，一句话就可以杀掉权势熏天的赵高。对于这样一位皇帝，赵高也害怕。虽然他可以操纵秦二世，但是秦二世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摆布的玩偶，他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又非常专制暴戾。因此，只要秦二世存在一天，赵高就面临着一天的危险。

司马迁说秦二世是“人头畜鸣”的蠢材，确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全然如此。

为什么说秦二世是一位有一定政治头脑的皇帝呢？

第一，秦二世有巩固帝位的明确指向。秦二世一即位就采取了强化祭祀和巡游天下等多项措施，证明自己是秦始皇的合法继承人。这说明秦二世并非毫无政治头脑。

第二，赵高对秦二世怀有畏惧心理。赵高杀秦二世的原因之一是担心秦二世追究他当丞相之后天下大乱的责任。秦二世曾严厉指责赵高为政不力，导致天下“盗贼”日益增多，这使赵高非常恐惧，促使他下决心杀秦二世。如果秦二世完全是任由赵高随意摆布的傀儡，赵高还会吓得连上朝都不敢吗？

第三，秦二世处理李斯案件相当谨慎。秦二世受赵高挑拨抓捕了李斯，并交由赵高审理，但是秦二世在收到赵高的报告后并没有立即处死李斯，而是亲自派员去复审此案。赵高知道秦二世会派人复审案件，所以才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秦二世确认李斯“认罪”，才下令处死李斯。

所以，赵高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除自己的从政风险，必须先下手为强，在秦二世准备收拾自己之前先除掉秦二世。这就是主动规避政治风险。

秦二世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头脑，但是却受到了赵高的愚弄。

赵高怎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愚弄秦二世呢？

第一，让秦二世与群臣隔绝。

赵高愚弄秦二世的第一手就是隔绝秦二世和大臣们的联系。秦始皇从发动兼并六国的战争开始，一直非常注意和大臣们共商大事。秦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大政方针都是在秦王赵政和大臣们的议论中形成的。比如兼并六国从何入手，大臣们的意见并不统一；秦王赵政就在朝堂之上让韩非、李斯等充分展示自己的主张，他作为总裁判长，最终支持了李斯灭韩的主张。可见，秦王赵政历来有非常完备的朝议制度。这种制度的本身为君主和大臣们共商国是提供了保证。由于有了大臣们的参与，秦王赵政的决策才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坚实的基础，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赵政个人的独断专行和决策错误。决策上的错误是任何一届政府最大的错误。

但是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后，赵高对秦二世说：先帝统一天下的时间长，所以大臣们不敢任意所为。您刚刚即位，又非常年轻，最好不要和大臣们一块儿议事，因为您对朝政也不熟悉。假如您处理朝政稍有失误，说了外行话，等于在朝臣面前示短献丑。皇帝称“朕”，应该独揽朝纲（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一定不要多和朝臣们接触。不和朝臣们接触的最好办法是不见大臣，在宫中自己决断大事。于是，秦二世便常常在宫中，与赵高决断朝中事务（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史记·秦始皇本纪》）。

赵高的这个主意将秦二世和大臣们的联系完全斩断，秦二世成了孤家寡人。

赵高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馊主意呢？

一是害怕大臣告状。因为赵高从沙丘政变当上郎中令之后，利用手中权力公报私仇，杀人泄愤。杀了那么多人，报了那么多私仇，他怕有人向秦二世告状（初，赵高为郎中令，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史记·李斯列传》）。

二是便于控制秦二世。秦二世不上朝，他怎么处理朝政呢？和赵高拍板决定，赵高自然对秦二世的影响力大大增强。

秦二世为什么会听信赵高的这番“理论”呢？

一是信任，二是方便，三是示高。

先说信任。赵高和秦二世最亲密的关系在于他们的师生之谊。赵高曾教秦二世法律，这是其一。赵高又首议篡改遗诏让秦二世当上了皇帝，秦二世能不信任赵高吗？这是其二。秦二世不懂朝政，处理朝政需事事依靠赵高，这是其三。有了这三条，足以使秦二世对赵高深信不疑。

再说方便。秦二世是一个贪图安逸的人。他刚一即位便想到了享乐。此时的秦二世刚刚二十一岁，正是风华正茂之际，为什么对人生看得如此悲观？因为他从父皇一生勤劳执政、五十岁撒手人寰中汲取了教训。如果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就一定要增加生命的密度。

理解了的未必能够深刻地感受，感受到的才能深刻地理解。秦始皇短暂的一生对秦二世来讲可谓刻骨铭心。秦始皇第五次大巡游唯一随游的儿子即是秦二世，但是刚刚五十岁的秦始皇，出发之时还非常健康，毫无得病的症状，仅仅几个月的光景就一病不起，命归黄泉。胡亥目睹了父亲由鲜活到死亡的全过程，这对于一位刚刚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来说太残酷了。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刺激的人才会有如此深的震撼。

由于秦二世把人生看得很悲观，赵高建议他居禁中处理朝政，可以说是大得其心。

不上朝，仅仅在宫中和他最信任的老师一起处理朝政，这比起上朝听政，自然是又快捷、又方便、又省时、又省事。和老师赵高商议朝政，没有了杂七杂八的议论，六根清静，赵高又善于阿从，这等于取消了坐班制，变成弹性工作制，在家上班。秦二世何乐不为？

最后说示高。秦二世在禁中就能处理天下万事，充分显示了皇帝的万能和高明。这明明是赵高给秦二世戴的高帽，但是胡亥就是喜欢这样的高帽，喜欢听这样的话。

赵高愚弄秦二世的第二手是断臂。

李斯是沙丘政变的支持者，也是秦二世一朝的中流砥柱。但是，秦二世不上朝之后，李斯见秦二世一次也非常不易。李斯只有到宫中通报，得到允许，才能见到秦二世。正是这一背景，断送了李斯的性命。因为赵高一方面诱使秦二世不和朝臣接触，一方面欺骗李斯在秦二世玩乐的时候求见，每每打断秦二世的兴致，惹得其大为恼火。他误以为李斯是有意给他添乱添堵。赵高就趁这个机会向秦二世进谗言，最终导致李斯被杀。如果秦二世正常上朝，李斯完全有时间、有机会向秦二世进谏，李斯的悲剧也许不会因此引发。正是因为赵高隔绝了秦二世和朝臣甚至是丞相之间的联系，秦二世才会听信谗言，误杀李斯。杀了李斯，也就斩断了秦二世的左膀右臂，赵高代替李斯当了丞相，秦二世的死期迅速临近。

到了秦二世杀尽了所有的兄弟姐妹，杀尽了所有的忠臣志士之时，秦二世自己的生死已经掌控在赵高手中了，他的死期也就到了。

陈涉起兵，二世被杀：应对乏术

秦二世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责备赵高处理关中“盗贼”不力。

陈胜、吴广起兵反秦直接引发了秦末如火如荼的大规模民变。秦二世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呢？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吏。

听闻天下大乱，秦二世实行鸵鸟政策。他根本不相信、更不愿听到四处民变的消息。所以，从关东来的使者报告说山东民变，他勃然大怒，直接把使者下到狱中。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后来的使者汲取了前人讲真话却锒铛入狱的教训。当秦二世再次问及山东状况时，使者们全都说了谎话：只是一些小毛贼，各地的郡守把他们全都抓起来了，不值得皇上担心。秦二世一听，乐坏了（后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史记·秦始皇本纪》）。

最典型的人物是叔孙通。叔孙通是秦始皇的待诏博士，陈胜、吴广发动民变之后，使者迅速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秦二世。秦二世召集博士、儒生问道：楚地戍卒攻城略地，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博士、儒生等三十多人说：聚众是造反，这是死罪不能宽赦，希望陛下赶快发兵镇压。秦二世一听就火了。叔孙通走上前说：各位的话都不对，当今天下已合而为一，毁城池，销兵器，以示天下不再有战争。而且现在明主君临天下，还有完备的法令，哪有敢造反的！这只是一伙盗贼罢了，何足挂齿？郡守们正在搜捕他们，严加惩处，不值得忧虑（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秦二世一听，高兴地说：好啊。又问了一遍儒生，有人说是造反，有人说是盗贼。秦二世下令，凡说是造反的一律治罪，说是盗贼的都免掉职务。独独赐给叔孙通二十匹帛、一套服装，并授给他博士职位。叔孙通退朝之后，一些儒生责问他：先生为什么只说讨好的话？叔孙通说：各位不知道，我几乎逃不出虎口！随后，得到赏赐的叔孙通立即逃离都城，辗转投奔了几位“老板”，最后投靠了汉王刘邦，成为刘邦手下的要臣。

叔孙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善于自保的经典人物。他得到秦二世的褒奖，这说明秦二世面对遍及全国的反秦大起义不愿意也不敢承认，只有叔孙通的“盗贼说”最能满足秦二世的心态，所以，见风使舵的叔孙通受到秦二世的厚赏。叔孙通看穿了秦二世的鸵鸟心态，所以，他面对讲真话丢命、讲假话受赏的专制皇帝，先讲假话后逃命。至于叔孙通逃出秦都咸阳投奔反秦义军，最后辗转到刘邦手下，成为刘邦的功臣一事，我们姑且不讲。但是，从叔孙通事件中，我们知道了秦二世面对威胁秦帝国生存的反秦大起义的真实心态。

一个政权如果沦落至官员们只有说假话才能生存的地步，说明这个腐朽的政权已经到了非下猛药不可的时候了。官员普遍说假话，必然会使最高决策人完全不了解真实民情。如果最高决策人不了解沸反盈天的民情，这个政权能不危急吗？

秦二世采取这样的心态处理天下民变，岂能不败？

正是秦二世的错误态度、错误政策导致了这场民变最终酿成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李斯当丞相摆不平这场民变，赵高当丞相更摆不平这场民变。秦二世责难李斯，李斯被杀；秦二世责难赵高，秦二世被杀。

秦二世被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秦末这场大规模民变所引发的帝国宫廷内乱。

赵高杀了秦二世，从秦二世身上摘下皇帝玉玺戴在身上，但是宫中的侍从、文武百官都非常抵制。据说，赵高走上大殿，大殿竟然一次一次地摇晃起来。赵高明白这是天意不让他当皇帝，而且大臣们也不同意（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史记·李斯列传》）。

关于赵高想坐上龙椅大殿摇晃一事，《史记》的记载言之凿凿。但是，事实上不会发生这种事。龙椅不就是一把椅子吗？谁不能坐啊？如果赵高真感到大殿震荡，那也只是他的一种心理感受。赵高以臣弑君，继而想自己称帝，变嬴氏天下为赵氏天下，心理压力一定非常大。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赵高走向龙椅之时必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才会有如此感受。所以，赵高所理解的天意，其实是赵高内心极度心虚的反映。

既然赵高知道天意难违，群臣怨怒，那他该怎么办？谁会成为大秦帝国新的君主呢？

四十 赵高之死

贤能者见乱则忧，奸佞者见乱却喜，赵高无疑属于后者。大秦帝国在天下反秦的大潮中风雨飘摇、岌岌可危，赵高则乘乱而动，一步步进行着他最擅长的阴谋活动，进行着最后的疯狂——向着窃取最高权位的目标疯狂奔去，也向着自己的生命终点疯狂奔去。设计杀死秦二世后，赵高迎来了自己一生梦寐以求的权力巅峰。然而，神鬼不佐，赵高心虚。权衡轻重，琢磨人心，他觉得自己还是当不了皇帝，无奈的赵高决定另立他人为秦王。但是，恰恰是赵高意欲新立的秦王，干净利落地结果了他的性命，并夷灭其三族。他是谁？为什么他能有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他能将害人无数的赵高杀死呢？

子婴是谁

杀掉赵高的是秦王子婴。

这句话带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秦国自秦始皇起，秦主已改称“皇帝”，为什么又冒出来一个“秦王”？二是子婴是谁？

先说第一个问题。

赵高虽然杀死了秦二世，但是他自己没有称帝。赵高走上龙椅，咸阳宫殿颤抖，这是《史记》记载的，虽然可能不是事实，然而却反映了中国古人极为强烈的正统观念，更重要的还在于赵高多行不义，遭到正义力量的无言的反抗。所谓神鬼不佐，无非反映了天怒人怨，反映了赵高内心深处邪恶对正义的恐惧心态。

赵高没有称帝，当然不是他不愿称帝，而是大臣们无言的反抗让赵高心虚，他不敢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称帝。因此，他必须再立一个皇帝。于是赵高召集朝中大臣和公子开会，公布秦二世胡亥无道伏诛的情况，并且宣布秦国本来就是一个诸侯国，从始皇帝开始才称皇帝。如今天下大乱，六国纷纷建国，大秦帝国的土地已经迅速缩水，再称皇帝就是一个空名，与事实不相符，应当像原来一样改称“秦王”。这样，秦始皇建立的“皇帝”制仅仅施行了十五年就被赵高废掉了。

再说第二个问题：

杀赵高的子婴是谁？

文献记载的子婴的身份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秦二世的侄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兄子”理解为“兄之子”，所以子婴是秦二世哥哥的儿子，也就是秦二世的侄子。

第二种，秦始皇的弟弟。《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

第三种，秦二世之兄。《史记·六国年表》记载：“赵高反，二世自杀，高立二世兄子婴。子婴立，刺杀高，夷三族。”这里的“二世兄子婴”应当理解为“二世兄”“子婴”，不能把“子婴”二字拆分，下文“子婴立”紧接上文，表明“子婴”二字不能拆开。

上述三种说法中，“二世兄子”说最为流行。东汉班固的《汉书·高帝纪》即用此说，近现代学者也多采用此说。中国目前最为通行的工具书《辞海》和《辞源》也都将子婴释为秦二世的“兄子”，并进一步指出是扶苏之子。

但是，近年有学者指出子婴为“二世兄子”一说有问题：

第一，年龄不符。如果子婴是秦二世的侄子，是秦始皇长子扶苏的长子。秦始皇只活了五十岁，即使他十七八岁生扶苏，扶苏十七八岁生子婴，秦始皇死时，子婴也只有十六七岁。秦二世胡亥在位三年，子婴继位为秦王时，最多不过二十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子婴，他的儿子能有多大？三四岁吧。《史记》却有几处记载着子婴被赵高立为秦王时，曾与其子商量诛杀赵高之事。如《秦始皇本纪》记载赵高立子婴为秦王后，要求子婴斋戒五天，但是子婴和他的两个儿子商议诛杀赵高（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子婴不仅有两个儿子，而且年龄都已经不小，能够参与谋划诛杀赵高之事。子婴如果是秦始皇的孙子（“二世兄子”），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儿子。

第二，地位不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赵高在谋杀秦二世另立新君时说：“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赵高的话不一定完全属实，但如果没有一点根据，恐亦难以服众。这说明子婴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如果子婴是秦二世的侄子，年龄不过十六七岁，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肯定不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不会这么大，因此，“百姓皆载其言”就不大可能。

总之，子婴不可能是秦二世的侄子、秦始皇的孙子。

子婴会不会是秦二世之兄呢？《史记·六国年表》非常明确地记载着子婴是秦二世之兄，但此说亦有问题。

从年龄上来看，秦二世是二十三岁被杀，如果子婴是秦二世之兄，必然在二十三岁以上。但是秦始皇是五十岁病故，其子最大的可能有三十岁左右，那么他只可能有十多岁的儿子，与其子商议诛杀赵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有两点无从解释。

第一，何以苟活？秦二世继位之后，大搞白色恐怖，兄弟们被杀戮殆尽，子婴如果真是秦二世之兄，焉能在大屠杀中得以幸免？

第二，凭何进谏？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二世继位之后，赵高第一个要除掉的就是蒙恬、蒙毅兄弟。子婴向秦二世进谏：我听说赵王迁杀了他的大将李牧，燕王喜派荆轲刺始皇帝，齐王建杀忠臣而信用后胜。最终，这三位国君都因此而亡国，还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蒙恬、蒙毅就是大秦帝国的重臣，如果杀了他们，将会内失臣心，外失民心，万万不可啊！秦二世不听，最终逼杀了蒙氏兄弟。

子婴敢于劝谏，而且劝谏的话说得很重，可秦二世竟然不予计较。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子婴的身份非常特殊。

我们不妨重复一下子婴劝谏秦二世的话：

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史记·蒙恬列传》）

大家仔细看看这几句话，它是在指责秦二世是“轻虑者”，杀蒙氏兄弟是“诛杀忠臣”，是“立无节行之人”。谁敢对杀人成性的秦二世如此讲话？如果子婴是秦二世的哥哥，不被杀就是万幸了，岂敢如此进谏？

所以，子婴不可能是秦二世之兄。

那么，只剩下“始皇弟”一说了。这种说法能成立吗？

此说仅见于《史记·李斯列传》，但相对于前二说，此说比较合理。

第一，年龄相符。子婴如果是秦始皇的弟弟，一定有年长的儿子，所以子婴与其两子商议诛杀赵高就比较合理。

第二，进谏有据。作为秦二世的叔叔，子婴自然敢于进谏，即使话说得重了，秦二世也不大好计较。因为，秦始皇之前的六位国君，只有秦武王故后因为年轻无子才选了他的兄弟继位为昭襄王，其他各代秦王都是父死子继。所以，从秦国国君的继承制度上看，子婴不可能继位。正因为子婴不可能继承王位，所以他说话就较少顾忌。秦二世继位之后最大的政敌是他的兄弟姐妹，他大搞白色恐怖的对象也是他的兄弟姐妹。作为秦二世叔叔的子婴不是他的政敌，且又是他的父辈，所以子婴敢于进谏，秦二世也不予追究。

第三，声望相合。赵高杀了秦二世，自己又无法继位。秦二世的兄弟已经被杀害殆尽，因此，秦国国君的人选就顺理成章地在秦始皇的兄弟们中产生了。作为秦始皇的弟弟，秦二世的叔叔，又有非常高的人气，子婴的这种身份非常符合赵高拥立的理由。

耍阴谋玩手段 赵高被夷灭三族

赵高确立子婴继承大统之前，已经放出话来，秦帝国的国土大幅缩水，山东六国相继立国，因此，子婴只能继位称秦王，不得再称皇帝。

赵高让子婴斋戒五天之后，再到祖庙中举行典礼，接受玉玺，继承王位。

子婴得知秦二世胡亥被杀，赵高立自己继承王位。斋戒之时，他和两个儿子及宦官韩谈商议：赵高在望夷宫杀了二世，担心群臣会杀了他，所以才拥立我继位。我还听说，赵高已经和楚人商议联合灭秦而在关中称王。现在他要我斋戒五天之后到祖庙中去继承大统，这是想在祖庙中对我下手。我如果称病不去，赵高一定会亲自来。他一来，我就杀了他（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玉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佯以义立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赵高派了几拨人来催子婴，子婴拿定了主意就是不去。赵高急了眼，新国君在宗庙受命是国家大事，子婴怎能不来？于是，他亲自到子婴斋戒的宫中来“请”。子婴听说赵高求见，立即召赵高入宫。子婴指使韩谈潜伏在暗处，赵高一入斋宫，太监韩谈眼疾手快，一刀就将他砍死了。之后，子婴趁机灭了赵高三族（高使人请子婴数辈，子婴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

沙丘政变以来一直顺风顺水的赵高终于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

赵高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最终竟然死于子婴之手，并像李斯一样被灭三族。

至此，沙丘政变的三巨头胡亥、赵高、李斯都走下了历史的舞台。

赵高设计杀了那么多人，特别是杀扶苏，戮蒙恬、蒙毅，族李斯，弑胡亥，难度都相当大。但是他都玩得顺风顺水，为什么最终却栽在了子婴的手里呢？

赵高低估了子婴，赵高完全没有想到子婴竟然敢拿自己开刀。如果赵高充分估计到这一点，子婴就不可能得逞。

赵高之所以立子婴为秦王，是因为他在和子婴长期的相处中深知子婴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但他却不知道子婴虽无政治野心但也绝不是一个没有作为的人。

子婴杀赵高，一是不愿自己为赵高所杀，二是不愿大秦帝国因赵高而败亡。子婴和赵高之间的矛盾是生死之争。子婴有谋略、有胆识，只是这种谋略与胆识长期没有展示的平台。赵高虽然擅长搞阴谋，但是赵高认真对付的是扶苏，是蒙恬、蒙毅，是李斯，是胡亥，对于子婴，赵高从来都没有放在眼里。

恩格斯说，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太多的场合下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想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赵高推着阴谋权诈的车轮，踩着由他一手铺就的血腥道路，登上了直达权势高位的台阶，也为自己挖掘了粉身碎骨的万丈深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赵高亲手把自己钉在了历史万劫不复的耻辱柱上。

赵高是个坏人

自秦亡之后，谈到秦朝的灭亡，赵高总是被不断提及。自古至今很多人都认为，赵高和秦朝的灭亡关系极大。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评价赵高呢？

有两种近乎对立的观点：一是认为赵高是乱秦亡秦的罪人，另一是认为赵高是“亡秦报赵”的功臣。

哪一种看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呢？

我们不妨看一看赵高对秦帝国的灭亡起到了什么作用。客观地讲，赵高对后秦始皇时代大秦帝国的灭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步，沙丘政变。赵高是沙丘政变的主谋，他把胡亥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豪赌工具，并通过沙丘政变除掉了秦始皇钦定的继承人扶苏，为自己攫取大秦帝国的最高权力扫清了第一道障碍。

第二步，诛杀蒙氏。蒙氏兄弟是秦帝国的功臣世家，也是阻碍赵高夺取秦帝国最高权力的障碍，是赵高的心腹大患。因此，赵高毫不犹豫地除掉了蒙恬、蒙毅，为自己攫取大秦帝国的最高权力扫清了第二道障碍。

第三步，清除诸公子。赵高利用胡亥的猜忌心理，鼓动其大开杀戒，残忍地杀害了胡亥所有的兄弟姐妹，造成秦始皇直系血亲被剪灭殆尽的局面。所以，当赵高在望夷宫逼杀胡亥之时，胡亥毫无反击之力，没有人帮他应付赵高的弑君叛逆。

第四步，陷害李斯。李斯是大秦帝国的柱石，是著名的政治家。李斯最大的缺点是过于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因此，赵高利用李斯的自私威逼他就范，成功地发动了沙丘政变。但是，李斯对于赵高来说，只是一个临时的合作伙伴，没有李斯的配合，赵高本事再大也不可能让群臣“相信”秦始皇的遗诏是传位给胡亥的。赵高陷害蒙恬、蒙毅之时，子婴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蒙氏兄弟辩诬。此时的李斯竟然一言不发。李斯被迫同意篡改秦始皇遗诏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扶苏继位后会重用蒙氏兄弟，所以，在赵高迫害蒙氏兄弟时他袖手旁观。赵高在秦二世本不想杀掉蒙恬、蒙毅的情况下杀死了他们，此时的李斯是赵高一乱再乱的帮凶。

等到蒙恬、蒙毅兄弟，秦始皇诸公子、公主，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大臣一个个被赵高逼杀之后，李斯就成了赵高夺取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于是赵高设计除掉李斯，并夷其三族。

第五步，逼杀胡亥。李斯被杀之后，赵高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才上演了“指鹿为马”的一幕，成为中国历史上相权愚弄皇权的经典案例。大臣们经历了“指鹿为马”事件以后，已经无人敢与赵高对抗，赵高夺取最高权力的机会终于来临了。望夷宫逼杀秦二世以后，赵高一跃升为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体制下弑君第一人。

此时的赵高已经梦想自己当皇帝了，只是他内心的极度空虚和大臣们的无言反抗，让他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所以，赵高出于权宜之计立了子婴为秦王。

赵高的权力至此已臻巅峰，但与此同时，他的一只脚也迈进了地狱之门。历史从来都是这样：上帝要他灭亡，一定先让他疯狂。当一个人疯狂到极点，他也就走到了地狱的门口。

看看上面的五步曲，就是一首赵高亡秦的“钢琴协奏曲”。

所以，后人评价秦朝速亡之时往往认为赵高是最重要的亡秦者。

第二种观点，认为赵高是“亡秦报赵”的功臣。

赵高是赵人，他对大秦帝国的速亡发挥了很大作用。

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佚文说：

赵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赵翼《陔余丛考》卷四十一《赵高志在报仇》，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司马贞认为，赵高是赵国公子，因为痛恨赵国为秦所亡，所以“自宫”而入秦，最终诛杀嬴秦子孙，灭亡秦国。如果历史真像司马贞所说的那样，那么赵高就是郑国第二，是赵国的大功臣。

因此，后人谈起刘邦亡秦，认为赵高的功劳在刘邦手下的所有大臣之上，比如《赵高》一诗：

当年举世欲诛秦，哪计为名与杀身！

先去扶苏后胡亥，赵高功冠汉诸臣。

（范旭仑、牟晓朋整理《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

诗云当年整个天下都想诛灭暴秦，甚至于没有人计较诛灭暴秦的代价与得失。可见，暴秦是多么不得人心，灭秦又是何等艰难！赵高先杀了扶苏，又杀了胡亥，整个大秦帝国因为赵高的杀戮而轰然崩塌。以此看来，赵高的功劳远远胜过刘邦手下任何一位功臣，因为谁也不可能取代赵高从内部瓦解秦帝国的地位与作用。

又如《阅〈古逸史〉》一诗：

大贾灭嬴凭女子，奇谋兴汉讵萧曹？

留侯椎铁荆卿匕，不及秦宫一赵高。

（范旭仑、牟晓朋整理《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

诗中说，吕不韦灭亡嬴氏王朝靠的是赵姬，促使汉朝兴起的不是刘邦手下的大功臣萧何、曹参。张良的博浪沙刺秦、荆轲的秦廷刺秦，都赶不上赵高乱秦亡秦的功劳之大。

这两首诗一致认为，赵高的一系列动作最终加速了大秦帝国灭亡的步伐。

客观上讲，这两首诗讲的的确都有道理。赵高从内部瓦解大秦帝国所发挥的作用是任何人不可能代替的。

但是判断赵高是“功臣”还是“罪人”，不能以赵高在大秦帝国灭亡中所发挥的客观作用为标准，而要看赵高所作所为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从赵高亡秦的动机看。赵高的乱秦、亡秦并非为了“报赵”，而是为了个人的私欲。沙丘政变是乱秦、亡秦的关键第一步，赵高为什么要发动沙丘政变呢？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

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

据此可知，赵高的亡秦“贼心”一方面是想立胡亥为帝，另一方面是怨恨蒙毅曾经审理过自己。立胡亥为帝是因他与胡亥交好，胡亥一旦即位，自己就有出头之日了；怨恨蒙毅，因此不能让他们为扶苏所用，只有除掉他们，自己的高位才有保障。

这样的动机，何曾有一点点为赵复仇之意？完全是为自己谋私利。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赵高是赵国人，赵国为秦所灭，就说赵高是“亡秦报赵”。这种推论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测，不见得是事实。

第二，从赵高执政的作为看。赵高发动政变成功后，既没有为大秦帝国的长治久安着想，也没有为天下苍生着想，他的作为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不断攫取权力，二是引诱纵容胡亥。

为了不断地攫取权力，赵高调唆秦二世杀蒙恬、蒙毅，杀秦始皇诸公子，杀李斯及诸位重臣，最后发展到杀秦二世。赵高自己则从中车府令摇身一变成为九卿之一的郎中令，族灭李斯之后又当上了中丞相，杀了秦二世之后甚至想当皇帝。赵高的政治野心不断膨胀，大秦帝国的中枢让赵高变成了一个屠宰场。

为了不断地攫取权力，赵高千方百计地诱使秦二世荒淫作乐，不理朝政，肆无忌惮地滥用民力，大修始皇陵、阿房宫，闹得民不聊生。

这种作为于民何利，于国何利？因此，赵高尽管客观上加速了大秦帝国的速亡，但绝对不能将其视为“英雄”，他不是“亡秦报赵”，而是“亡秦为己”。

总之，赵高是一个心地极坏之人，世界上的坏人有两种：一种是对谁都使坏；一种是对大多数人坏，只对某些人友善。

显然，赵高属于第一种坏人，他不仅对蒙氏兄弟不好，对李斯不好，对秦二世不好，对所有和他打交道的人都不好。就连他的女婿阎乐，奉命去杀秦二世，赵高还怕他变卦，先扣押阎乐的母亲作为人质。如果子婴不杀赵高，赵高将来也必杀子婴。

赵高的这种心理也许源于他的经历。赵高生于隐官，从小为人所不齿。这种生存状态使他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爱，他是在恨水中浸泡长大的。他恨这个社会，恨所有看不起他的人。在这种心理驱使之下，赵高懂得要爬上人上人的地位必须靠自己，他练习书法，学习秦法，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一旦有了机会，爬上了一定的位置，他就像一头贪婪的野兽，拼命地吞噬着一切。他渴望权力，他知道只有拥有权力才能够让他出人头地。可是他在攫取权力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他的人性一点点在泯灭，兽性却一天天在膨胀。当他的兽性发挥到极致之时，他也就为自己挖好了坟墓。这是赵高最后的疯狂。

就在秦帝国上层政权极度不稳的时候，反秦起义军已对大秦帝国形成了四面楚歌之势。在大秦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秦王子婴临危受命，除掉了乱秦、亡秦的赵高，但是面对汹涌澎湃的反秦义军，子婴还能有所作为吗？

四十一 子婴亡国

子婴设计杀死赵高，夷灭了赵高三族，除掉了乱秦、亡秦的元凶。按照常理，秦帝国此时才完成了最高权力的正确交接，秦国的政坛开始走向稳定，帝国的命运应当得到扭转了。但是，山东六国如火如荼的反秦战争已经使秦帝国彻底丧失了重整山河的良机，历史没有再给大秦帝国重生的机会。子婴仅仅当了四十六天的秦王，刘邦率领的义军就从武关攻入关中，并很快打到了咸阳，驻军霸上（今西安市东南）。刘邦派人召降秦王子婴。子婴白马素车，身着丧服，捧着皇帝的玉玺、符节，在轵道（亭名，今西安市东北）向刘邦投降。兼并六国、空前强大的大秦帝国就这样走完了它的历史征程。子婴诱杀赵高，除去国贼，显示了他的气魄、智慧与胆略，可见子婴并非无能之辈。为什么这么一个有魄力、有计谋的子婴最终却未能保住大秦帝国的江山呢？

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寻欢作乐

从“秘不发丧”一章开始，我们的主要精力一直用在讲述后秦始皇时代大秦帝国中央政权的杀戮、清洗，但是，在大秦帝国上层中枢的权力之争正热火朝天的时候，天下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首举义旗，攻郡县，杀秦官，建号“张楚”，一场规模空前的反秦大起义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燎原之势。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关于大秦帝国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秦二世对关东的地方起义漠然置之；二是关东形势已然发生巨大变化。

秦二世胡亥并非白痴，但他面对这场规模浩大的全国性反秦大起义不但不以为意，而且竟然采取了鸵鸟政策，不予承认。按照常理，帝国一旦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帝国的元首都会在第一时间迅速做出反应并启动紧急预案，但是秦二世竟然不予承认，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盲目自信。大秦帝国以武力天下第一的优势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大秦帝国的虎狼之师是六国根本无法匹敌的。陈胜、吴广起义之时，秦始皇刚刚去世一年，大秦帝国在这之间并未经历过大的战争重创，军事力量完整地保存下来。秦二世继位之时刚满二十一岁，虽然他没有参与大秦帝国的创建，但是大秦帝国用十年时间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赫赫战绩他还是非常清楚的，帝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他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秦二世盲目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这是他敢于蔑视反秦武装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盲目乐观。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后，收缴天下的武器，全部集中到咸阳，铸成十二个人形的钟架两端的立柱，每一个重千石（dàn，旦；一石相当于今六十斤），置于宫中（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收缴、销毁武器是为了“弱天下之民”。这一手确实很见成效：陈胜、吴广起义之时，也的确没有像样的武器可用，他们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只能用木棍之类的兵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大力收缴民间的武器使反秦力量在起义初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这绝不是左右起义成败的关键。随着大秦帝国郡县一个个被攻占，起义军的武器自然得到改善；此时的秦二世反而成了反秦义军的军火运输与补充的大队长。但是秦二世可不这样看，他认为六国的武装力量已被消灭，天下的武器已被收缴，怎么可能还会形成大规模的反秦武装呢？

秦二世既然不相信关东起义军如星火燎原，已成气候，自然也不会把对付关东起义军放到军国大事的地位上来抓。那么，他在忙活啥呢？

首先是残害据实而报的使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天下大乱。原六国百姓对大秦帝国的地方官员恨之入骨，所以陈胜、吴广一举义旗，各地的年轻人率先行动，他们纷纷杀了本地的县令郡守，响应陈胜、吴广，自立为王。这种义军，在广阔的六国土地上数不胜数。而且这些义军并非只是占地称王，而是相互联合起来，向西进军，直捣大秦帝国的根据地关中。

出巡东方的使者将这种全国性失控的局面报告给秦二世，二世大怒，将向他报告真实情况的使者抓起来投入狱中。自此，谁也不敢把关东反秦大起义的真实情况如实上报朝廷了。

秦二世不愿承认天下大乱的事实，大臣们不敢说关东起义军之事，于是便把这场遍及全国的大起义说成是少数“盗贼”为乱。秦二世的这种鸵鸟心态只能使大秦帝国在面对如火如荼、愈演愈烈的反秦大起义时毫无准备、无所作为。

其次是遁入深宫享乐。大秦帝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秦二世却听信赵高的谄媚之语，隐入后宫，不见大臣，纵情声色，及时享乐。这不是在即将爆发而是在已经爆发的火山口上寻欢作乐。

最后是不断责难大臣。秦二世自己不愿承认天下大乱的形势，也不召集朝中大臣全力应对关东起义军的进攻，只是在宫中和只懂阴谋不懂朝政的赵高商酌军国大事。一旦得到关东不利的消息，就责难大臣。李斯受到责难，上了《行督责书》；章邯受到责难，率兵投降；赵高受到责难，干脆把秦二世杀掉。可见，秦二世的责难，谁都心惊胆寒，因为秦二世杀人毫无顾忌，谁都怕他怪罪，迁怒于己。

赵高作威，章邯投降：帝国完了

秦二世身为大秦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夜郎自大，盲目自信，对关东局势漠然置之，对六国的反秦运动采取鸵鸟心态，所有这些都使大秦帝国危如累卵。更令人扼腕的是，秦朝中央政府在关键时刻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重大错误：佞臣赵高自毁长城。

秦二世二年（前208）冬，陈胜的部下周文率领大军杀进关中，进军到戏水之西（今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附近）。此地离秦都咸阳已近在咫尺，大秦帝国的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周文的大军有数十万人之众，此时的秦二世才知道事态的严重，“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秦二世的“大惊”，说明在起义军杀到关中之前，他对关东的形势判断完全建立在主观臆测上，完全不知道国事严重到这种程度。“与群臣谋”道出了秦二世并非白痴，关键时刻他的第一反应是与群臣商议应对之策。

在大秦帝国危急存亡之秋，谁能站出来拯救秦帝国呢？

章邯。

章邯是大秦帝国的少府。少府，为大秦帝国的九卿之一，专门掌管帝国宫廷制作的宫府长官。章邯建议，敌兵已到，近在咫尺，人数众多，调集邻近各县的军队已经来不及了。只有修郦山陵墓的刑徒人数众多，现在唯一的办法是立即赦免他们，发给他们兵器，我率领他们去迎击（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史记·秦始皇本纪》）。

章邯是唯一一个在大秦帝国危急时刻提出切实可行办法的大臣，秦二世当然立即准奏。因为章邯的方案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兵员，二是将领。为了更好地应对危机，秦二世还急调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的将军王离进入作战状态。

章邯统兵之后，不负众望，首先击败了已经进入关中的陈胜手下的大将周文的数十万大军。周文战败，退出函谷关，大秦帝国的燃眉之急得以解除。秦二世又派官员增援章邯，章邯乘胜追击，又在渑池大败周文，周文自杀。陈胜在连续战败之后，被其部下残害。此后，章邯又杀了南方义军中势力最为强大的项梁，灭了魏国，杀了新立的魏王。章邯率领这么一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击败了江南所有的义军，又渡过黄河攻打赵地，大破赵军，在巨鹿包围了新立的赵王。可以说，章邯出兵，一路凯歌高奏。章邯成为在大秦帝国危亡关头挽救帝国命运的第一人。

章邯的战绩充分地证明了他是能够力挽狂澜的难得人才。秦国从来不缺乏名将，从昭襄王时期的白起，到秦王赵政之时的王翦、王贲、李信、蒙恬，秦国战将如云，但是秦二世继位之后首先残杀了蒙恬。此时王翦等老将已相继故去。章邯就是白起再世，王翦重生。如果重用章邯再调集大兵，即使不能扑灭关东的燎原烈火，退保关中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章邯是大秦帝国危亡关头的万里长城。

秦二世三年（前207）冬，赵地反秦武装退保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被王离军围困。章邯屯军巨鹿的南面，供应王离军粮草。就在章邯与王离率领秦军主力与项羽在巨鹿进行生死决战之际，赵高不但不以国事为重，反而在此时谋杀了李斯，折断了大秦帝国政坛的一条臂膀。这年夏天，前来救赵的诸国军队抵达。项羽率领楚军渡过黄河，切断王离军和章邯所部的联系，并渡过漳水，破釜沉舟，作必死战。章邯数战不利，秦二世马上派人责问。章邯担心秦二世不信任自己，特派长史司马欣回朝说明情况，希望缓和自己与秦二世的关系。时任中丞相的赵高听说章邯派司马欣来了，迟迟不见，司马欣等了三日，感觉形势不妙，连夜逃走。赵高果然派人追杀司马欣，幸亏司马欣走的不是“故道”，才躲过一劫。逃回大营的司马欣对章邯说：赵高掌权，将军若是有功，必遭嫉妒而诛，无功更要被诛，愿将军早做打算（夏，章邯等战数却，二世使人让邯，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赵高弗见，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见邯曰：“赵高用事于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番话大大动摇了章邯保卫秦帝国的决心与意志。此时，齐、燕、赵、楚诸军一起围歼王离所率的秦军，总指挥王离被俘遇害，长城军团崩溃。于是，章邯选择了投降。

大秦帝国原有两大主力军团，一是长城军团，二是南越军团。蒙恬死后，长城军团由王翦之孙王离统率，在巨鹿之战中长城军团被项羽歼灭。大秦帝国征南越的军团五十万人，此时由统帅任嚣掌管。楚地爆发大规模反秦起义之后，任嚣根本接不到大秦帝国中央政府的指令，只能封锁五岭，防止义军南下，但是不能擅自做主北上救援。

除这两大军团外，大秦帝国可以依赖的是临时组建的章邯军团。巨鹿之战中，章邯作战不利，赵高又从中作祟，他陷入内外交困的险境。最终，章邯在进退失据的无奈情况下率部投降了项羽。

章邯是大秦帝国后期最有战斗力的将领，也是在王翦、王贲、蒙恬离世之后涌现出来的新一代杰出军事将领。信任、重用章邯是挽救大秦帝国的唯一出路。长城军团的被歼，南越军团因为楚地烽火连天的起义军的阻隔不能北上，只有章邯军团独撑残局。如果章邯军团投降，大秦帝国将无兵可用。此时章邯作战不顺，上书请援。关东局势已经非常严峻，韩、赵、魏、齐、楚、燕都已经复国，整个关东都已造反。各路义军纷纷派人向西进军，进攻大秦帝国腹地。刘邦已经攻入武关，派人和赵高暗中谈判灭秦事宜（章邯等军数却，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面对这种局势，只有增援章邯、重用章邯才是唯一出路。但是，赵高却逼得章邯走投无路而投降了项羽，这是大秦帝国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章邯投降项羽注定了大秦帝国的最终灭亡，但是此时赵高却在秦都咸阳宫殿中上演他人生中最为经典的“指鹿为马”大戏，企图夺取最高权力。

如果不是赵高作祟，章邯岂能投降？章邯统率的二十万秦军是此时中原地区秦军唯一的主力军团，加上章邯本人的能征善战，这是一支非常可观的武装力量。章邯率部投降项羽之后，项羽对这二十万大军放心不下，最终在洛阳渑池县东将此二十万降兵全部坑杀。这成为人们指责项羽残暴的最重要的例证。项羽不知道这样做会留下千古骂名吗？项羽不知道这会让关中父老仇恨自己吗？项羽应该知道，只是他实在是对这支善战之军不放心啊！项羽的不放心恰恰从反面证明了章邯军团的作战能力。

子婴补天乏力：历史没有给他机会

子婴掌握大秦帝国政权之时，大秦帝国的主力军团已经完全败亡。这个时候，子婴还能做些什么？

子婴在做最后的努力。《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

子婴派兵去严守峣关，阻止已经通过武关的刘邦进入关中。此时的刘邦也已经有些忘乎所以，打算与子婴派来的秦军正面交锋。但是，精明的张良深知秦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尚强。所以，他建议刘邦先派人在四面的山上到处插上旗帜，造成一种满山遍野都是重兵的假象；然后派了两个最能说的人去游说秦将。这两个人非同小可，一个是郦食其，一个是陆贾。他们两个后来都为刘邦在关键时刻成功地进行了游说。郦食其后来在楚汉战争的最后时刻成功地游说了齐王归降刘邦；陆贾则在刘邦建汉之后万里迢迢去往广东，拜见了南越王赵佗，成功地游说赵佗归汉。这都是后话。

这次，刘邦一次性派出了两位顶级说客，晓以利害，秦将最终答应与刘邦联合。刘邦当时就想答应，张良再次劝告刘邦，这只是秦将为了自己的利益想和，但是他们手下的士兵未必想和。不如趁秦军将领打算联合灭秦的良机，发动突然袭击。刘邦听从了张良之计，带兵绕过峣关，从后面攻击秦军，大败秦军于蓝田。然后，又趁秦军战败之机，再次从北面攻击，再败秦军（子婴诛灭赵高，遣将将兵距峣关。沛公欲击之，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愿先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秦将果欲连和，沛公欲许之，张良曰：“此独其将欲叛，恐其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怠懈击之。”沛公引兵绕峣关，踰蒉山，击秦军，大破之蓝田南。遂至蓝田，又战其北，秦兵大败。《汉书·高帝纪上》）。

可见，子婴并非无能之辈，可惜他生不逢时，历史没有给他机会。当子婴真正掌权之时，秦国大势已去。为什么秦将听信了郦食其、陆贾的游说？根本原因是大秦帝国的大厦将倾，每一位秦国官员都在思索自己的退路。如果没有关东巨变，没有大秦帝国中枢的一系列内耗，秦将怎么可能听信刘邦说客的游说呢？到了此时，刘邦已进兵至秦都咸阳，子婴最后的努力宣告失败。他还能做什么？只能请降。

任何英雄都是时势英雄。没有时势，就没有英雄施展才华的舞台，也就没有英雄成其为英雄的辉煌。所以，仅仅具有成为英雄的潜质而没有机遇，永远都不会产生英雄。

子婴再有能力、再有魄力、再有智慧，也都无从施展了。他就像被秦王赵政灭掉的六国的亡君一样，除了投降，无路可走。毕竟时代没有给亡国之君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只提供了投降亡国的时机。

子婴被杀 大秦帝国灰飞烟灭

在大秦帝国中央政权、军事力量江河日下的时候，关东正在发生着巨变。

陈胜、吴广首义之后，关东形势陡然巨变。这场巨变表现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响应者众多；二是山东六国纷纷建国。

陈胜、吴广的起义得到了天下百姓的强烈回应。

当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各地郡县的百姓深受秦朝苛法之苦，一听说陈胜起兵反秦，纷纷起义，杀了本地的县令郡守，响应陈胜。这股力量来势汹汹，非常巨大。这就是我们前面屡次讲过的燎原之火。

如何知道关东起义军的力量巨大呢？《史记·陈涉世家》记载说：“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数千人”是大股武装，尚“不可胜数”，“数千人”以下者岂不更多？可以说整个楚地全部动员起来了。这不是因为陈胜、吴广有多么大的号召力，他们只是燃起民众压抑已久的愤懑的导火索。秦朝各地郡县的武装根本应付不了四处生起的烽烟。楚地是义旗首举之地，反秦力量最多最强。

除楚地外，天下还有两个地区——齐地、赵地反秦力量也十分强大。

陈胜、吴广首义之后不是割地为王，而是迅速派兵进攻关中，意图一举消灭大秦帝国。关中之地是大秦帝国的发祥之地，是大秦帝国中央政权的核心地区。此时，当年楚国最后战死的大将项燕手下的周文毛遂自荐，主动要求进攻关中。陈胜、吴广刚刚起事，他们手中亲自掌握的军队数量并不多，只给了周文一个将军印，让他自己招募军队。周文一面进兵，一面招兵，到达关中之时，已经有了几千辆战车，数十万大军，而且一直打到戏水之西（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史记·陈涉世家》。自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皆曰“周章”）。

周文进军关中说明了三点：一是周文得到了天下百姓的大力响应，二是周文大军进军十分顺利，三是秦军的战斗力大为衰退。周文并非名将，只是当年项燕手下一名普通军官，但是由于有了陈胜的将军印，一路上就得到了众多百姓的拥戴，军力迅速扩张。函谷关是秦军重兵把守之地，当年六国联军数次合纵攻秦，都很少能够打入函谷关，甚至只敢在函谷关逡巡，不敢进击。现在周文这支边打边组织起来的起义军竟然迅速攻入函谷关，而且《史记》根本未记载秦军在函谷关有什么大仗恶战，这说明起义军攻入函谷关极其顺利。周文的军队无论是数量、战斗力、将领素质、武器装备都无法与过去的六国军队相比，但是此时周文却轻而易举地攻入函谷关，只能说明此时大秦帝军的战斗力已在短暂的十几年里变得不堪一击。

这是关东形势巨变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六国的复国运动。

六国为秦所兼并，但是六国王族的后裔尚在，他们的复国之心始终未死。陈胜、吴广起义，天下百姓纷纷响应，对六国旧王族来说当然是一种福音。他们纷纷借着天下离乱、烽火燎原的大势，开展各自的复国运动。

六国的复国分三种情况：一是反秦力量需要借助六国国君的名义动员百姓；二是起义军首领据六国之地称王；三是六国后裔借反秦大势复辟。

第一种情况如楚国。从秦兼并六国到陈胜、吴广起兵反秦只有十三年，尽管秦始皇对六国王族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是六国王族并未完全被消灭。楚怀王的孙子就活了下来，在民间为人牧羊。这位放羊娃当然不会有复国之心。但是楚地反秦领袖项梁听从了谋士范增的意见——起义军需要一位楚国王族后裔作为一面旗帜，找到了为人放牧的楚怀王的孙子熊心，拥立他为楚王，而且用了楚怀王的称号。因为楚怀王当年是被骗入秦而客死秦地，所以，楚国的百姓怀念楚怀王。立一个“楚怀王心”，楚国就重新立国了。

第二种情况如赵国、燕国。陈胜派手下大将武臣到赵地扩兵，武臣到了赵地之后，在手下将领的“劝说”下，自称赵王。结果惹得陈胜十分恼火，但又怕逼反了武臣，只好封武臣为赵王。武臣接着又派手下的韩广去燕地扩兵，韩广到了燕地，又被手下“劝说”自立为燕王。武臣也不敢杀韩广的家室，于是封韩广为燕王。赵国、燕国就这样“复国”了。

第三种情况如齐国。齐国灭亡是不战而降，当年齐王田建降秦之后被活活饿死，但是齐国王族田氏的后裔尚在。齐国王族后裔田儋首先举兵，杀回齐地，自立为齐王，齐国从此复国成功。田儋与他的堂弟田荣、田横，都是极得民心之人。所以，田儋的复国迅速成了气候。田儋战死之后，田荣又立田儋的儿子田市为齐王。

这场声势浩大的复国运动促成了六国的重生。

六国复辟大大加剧了秦帝国的危机，章邯不得不疲于奔命地四处用兵。

这就是秦二世对天下大事不以为意的必然结果，也是赵高自毁长城的必然结果。

到了秦王子婴杀死赵高继位为王之时，天下的形势对大秦帝国更为不利：一是整个关东已非大秦帝国所有，二是大秦帝国的主力兵团完全被歼，三是刘邦已从武关攻入关中。大秦帝国已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

贾谊在他著名的《过秦论》中认为，子婴如有“庸主之才”，也足以退入关中自保（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只是贾谊的想象之辞、书生之见。此时，子婴统治的地区只有关中一带，而且无兵可用。子婴绝非庸主，只是生不逢时。

大秦帝国的灭亡最不能怪罪的人就是子婴。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大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只能说老班子难辞其咎（秦始皇难辞其咎），新班子无所作为（秦二世养虎遗患）。国亡在子婴手上，但是根子却不在子婴身上。子婴已经尽了他作为末代秦王的责任，只是积重难返的局面使他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了。

子婴投降两个月后，项羽入关。项羽得到刘邦手下曹无伤的告密，说刘邦要封子婴为相国，自己做关中王，非常恼火。本来项羽与秦王朝就有世仇，现在新仇旧恨一并算。先是杀了秦降王子婴，又在咸阳城大开杀戒，放火烧毁宫室，珍宝财货抢掠殆尽，与诸侯分之，秦地一分为三，号曰“三秦”。秦始皇梦想的万世永传的帝国，仅仅走了不过十五年，就在血腥的刀光剑影和连绵不绝的火海之中，化为滚滚的浓烟，灰飞烟灭了。

四十二 皇陵之谜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在第五次巡游的路上，五十年的人生从此谢幕。这位生前不可一世的中国首位皇帝，以一具发臭的尸体进入了他修建多年的骊山陵墓——一座充满神秘的地宫。据说陵墓里面气象万千，一如始皇帝亲手创建的帝国，但这一切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经过了两千多年的猜测和探寻，人们终于逐渐开始依靠高科技手段来透视这座永恒的帝陵。正如秦始皇的一生有着诸多之谜一样（生父之谜、不立太子之谜、不立皇后之谜、死因之谜等），秦始皇陵也充满了各种谜团。比如说这座规模宏大的皇陵到底修建了多少年？修建秦始皇陵到底征用了多少民力？秦始皇陵的地宫真如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描写的那样吗？秦始皇为什么要如此张扬地大修皇陵？

时间与人力 都是问题

谈起规模居于中国帝王陵墓之首的秦始皇陵，第一个问题就是秦始皇陵到底修建了多长时间？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如下三段关于秦始皇陵的记载：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二世元年）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

（二世）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

根据第一条记载中“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九字，可知秦始皇陵修建于始皇“初即位”。秦始皇是什么时候“初即位”的呢？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下世，赵政即位，这就是所谓的“初即位”。所以，秦始皇陵的修建是从公元前247年赵政即位之时就开始了。中国历代皇帝的陵寝一向是“生命不止，战斗不息”，只要皇帝不死就不能竣工。所以，秦始皇陵在他生前一直在修建着。

公元前210年七月秦始皇突然病死沙丘（今河北广宗），当时秦始皇陵还没有完工。七月，已经腐烂的秦始皇遗体不得不匆匆下葬。此时，据始皇的“初即位”已有三十七年。

根据第二条文献记载，秦二世元年（前209），“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复作阿房宫”。可见，秦二世在得知扶苏自杀之后，立即将已经腐烂的秦始皇遗体迅速运回咸阳，并从阿房宫的工地上调集大批人力为始皇陵回填土与修封土堆（复土）。这一年，复土基本完工后，又将大批人力调回继续修阿房宫。

如果仅从这两条文献来看，秦始皇陵在秦二世元年已经完工。

如果从第三条文献来看，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突然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秦二世二年（前208），陈胜部将周文率领的数十万大军攻入关中。惊慌失措的秦二世不得不采纳章邯的建议，赦免了正在骊山修秦始皇陵的数十万刑徒与役夫，发给兵器，让他们在章邯的带领下迎击反秦大军。

第三条文献特别强调了“郦山徒”三字，那么，这个“郦山徒”是修皇陵的刑徒呢，还是修阿房宫的刑徒呢？

如果据第二条文献看，秦陵工程已经结束，人力都已调至阿房宫了，“郦山徒”应当是修阿房宫的刑徒。但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有“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一句。从这句话可以明显看出，“作阿房宫”与“作丽山”是分开来谈的。凡是与“郦（丽）山”有关的都是指秦陵工程，所以这里的“郦山徒”也应理解为修秦陵的刑徒。因为，秦始皇下葬之后，特别是复土工程完成之后，秦陵还有诸多事宜（比如陪葬墓）需要善后，也就是说，复土完成之后，秦陵工程并没有结束。

当周文率领的义军攻入关中之时，修秦始皇陵的主力都上了前线（卫国比修陵更重要），秦陵的修筑只能草草结束了。所以，从秦始皇即位到他去世，秦始皇陵整整修了三十七年，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至少又修了两年，秦始皇陵应当总共修建了三十九年。

再来看另一问题，修建秦始皇陵一共动用了多少人力呢？

《史记·秦始皇本纪》出现了两次关于秦始皇修皇陵动用人数的记载。一次是“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一次是秦始皇在兼并六国之后，“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另外，东汉卫宏撰写的《汉旧仪》记载：“使丞相李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第一条记载，秦始皇动用了七十多万人修建阿房宫与骊山皇陵，这七十多万是修建阿房宫和骊山皇陵的总人数。《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第二条记载，明确说明在兼并六国之后动用了七十多万人修建皇陵。《汉旧仪》则记载李斯统领七十二万人修建皇陵。

从这三条文献来看，史书对修建秦始皇陵人数的记载并不明确。

那么，修建秦始皇陵到底动用了多少人力呢?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我们可以算一算。

先看秦国兼并六国之前。此时秦国的主要人力用于兼并战争，秦国不可能将全国人力放在始皇陵的修建之上。如果赵政倾全国人力修陵，他就很有可能无法完成兼并六国的宏伟大业。比如说秦国灭楚国，初败后胜。初败的原因就是李信率领的二十万秦军无法对付强大的楚军，最后，只好派出王翦率六十万大军，用了两年时间灭掉了楚国。试想一下，如果赵政此时动用七十万人力修建自己的陵寝，他可能再组织起六十万大军灭楚吗？更何况灭楚动用了六十万大军，后勤保障尚需多少人力？所以在赵政兼并六国之前，他不可能动用七十万人力修陵寝。

那么，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呢？此时不用大规模用兵了，有没有可能动用七十万人力大修皇陵呢？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即大秦帝国成立的第二年，秦始皇开始大规模修建从咸阳通往各地的驰道，这是大秦帝国的“高速公路”，也是保障秦始皇统治天下的快速通道，其工程量之大毋庸多言。修这么一项巨大的工程，得耗费多少人力？此时秦始皇能集中七十万人修筑皇陵吗？似乎不可能。

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并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秦长城尽管是在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之上连缀修建而成的，但是在崇山峻岭之中修筑长城，动用民力之巨也是不言而喻的。用如此多的人力大修万里长城，还能够同时派七十万人修建皇陵吗？似乎也不可能。

三十三年（前214），秦始皇调集五十万大军征南越。这场南征之战长达四年，五十万大军需要多少人力做后勤保障呢？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还能动用七十万人修建皇陵吗？似乎也不可能。

三十五年（前212），秦始皇开始修建阿房宫。阿房宫工程巨大，终秦始皇一世都没有完工。修建阿房宫是为了现世的享受，修建皇陵是为了下世的享受。因此，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动用的民力一定比修建皇陵的更多。

三十七年（前210）七月，秦始皇突然病故，此时皇陵还没有竣工。已经腐烂发臭、面目全非的始皇遗体必须立即安葬。这年九月，秦始皇下葬了。当时秦二世想通过修建始皇陵来证明自己是合法的继承人，所以秦二世非常卖力地继续修建始皇陵。下葬前后，动用大量民力加班加点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只有在这一时期动用七十万劳役与刑徒修建始皇陵才比较可信。

秦二世元年（前209）四月，秦二世在完成第一次大巡游之后，安葬完秦始皇，开始将大部人力调往阿房宫。“郦山事大毕”，“复作阿房宫”即指此。在秦二世看来，修建阿房宫是先帝遗愿，不继续修建阿房宫，就等于向天下彰显先帝修阿房宫是错误之举。

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二年（前208），陈胜、吴广起义军到达关中，惊慌失措的秦二世采纳章邯的意见，紧急释放修骊山皇陵的劳役和刑徒，应对杀到关中的反秦大军。从此，大秦帝国陷入日益严重的帝国危机之中不可自拔，直至灭亡。无论秦二世还是秦王子婴，都顾不上再修建秦始皇陵了。秦始皇陵的修建工程至此只能草草结束了。

所以，修筑秦始皇陵的人数，仅仅是在秦始皇死后紧急施工阶段，可能达到了七十万人之多。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应当是这一时期的徭役、刑徒及工匠的总人数。

神秘地宫 秘在何处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的陵寝，秦始皇的皇家陵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秦始皇陵坐落在今西安临潼区城东5公里的骊山北麓。南依骊山，北临渭水，坐西向东。整个陵园由城垣以内的核心区与城垣以外的陵属区组成，总面积达56.25平方公里。

秦始皇陵园仿照都邑的标准建造。整个陵园以封土为中心，外面有两道夯土城垣，象征着都城与皇城。陵园内城面积1178.85亩，外城面积3052.65亩。

外城四面各设一门。东门在封土正中的东西轴线上，门阙规模宏大。内城除北墙开两门外，其余三面各开一门。内城南门的阙门遗址至今仍屹立于封土之南，非常壮观。

秦始皇陵园的核心区，总面积近8平方公里，封土和地宫位于内城的南部。

裴骃的《史记集解》引《皇览》曰：“坟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可知秦始皇陵最初的封土有五十余丈，约合今115米。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如今的秦始皇陵封土只剩下55米左右，相当于原高的二分之一。

今天，高大如山的秦陵封土仍然屹立于骊山旁边，当年的内外夯土城垣已经残缺不全，仅能看到内城西墙残存的一段城墙。宏伟的地面建筑在两千多年前遭到项羽的焚烧，残存的废墟上仍有当年陵寝建筑群的遗址，规模宏大。封土的北侧、西侧有大片建筑，模仿的是逝者生前“前朝后寝”的制度。

秦始皇建立了完备的陵寝制度，当年曾迁徒“三万家”到陵园居住，负责修建与维护陵园。

有关秦陵概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得最为翔实，也最为可靠：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这段记载说，秦始皇陵的地宫穿透了多层地下水，并用熔化的铜水浇灌地宫的石缝，以防堵地下水。地宫中修建了宫殿百馆，有大量陪葬俑，安放了各种珍宝。地宫中安放了可以自动射箭的机关（“机弩矢”）。一旦有盗贼擅自进入地宫，通过机发装置连接起来的弩机可以自动连射。地宫中用大量的水银做成百川、江河、大海，而且用机械的方式让它们流动不息。墓室上方绘制了天文星宿，下方制作成山脉河流。整个地宫用“人鱼膏”做灯，可以长期燃烧而不熄灭。

东汉卫宏撰写的《汉旧仪》记载：

使丞相李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以章程。三十七岁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以丹漆，深极不可入。奏之曰：“丞相臣斯昧死言，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人治骊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四《王礼考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

《史记》仅记载秦始皇陵“穿三泉”。《汉旧仪》的记载比《史记》更详细一些：地宫挖到“深极不可入”“凿之不入，烧之不然”的地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应当是挖到岩石层，凿不动，无法再挖下去了。

《史记》记载：“大事毕，已臧，闭中羡（yán,岩），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这段文字透露了地宫的三道大门，同时还写出秦二世为了保密而以工匠殉葬的残酷。

当秦始皇陵的修建进入尾声之时，工匠正在地宫中门以内干活，突然“闭中羡门，下外羡门”。辛辛苦苦的工匠最终竟然一个也没有逃出，全部成为殉葬品。

这段记载谈到了“中羡门”“外羡门”，因此还应当有“内羡门”，地宫当有三道门。司马迁写“中羡门”用了一个“闭”字，写“外羡门”用了一个“下”字。这说明“中羡门”是可以左右开合的，而“外羡门”则是能上下启动的。那么“内羡门”是怎么开合的呢？我们无法得知。它可能与“中羡门”相仿，也可能和“外羡门”相似。三道羡门当在一条直线上。

耗资如此巨大的地宫又位于什么地方呢？

《汉旧仪》明确记载“其旁行三百丈乃止”，是指秦皇陵地宫是在墓圹之侧“三百丈”远的地方。这是否意味着地宫并不在封土堆下，而是在封土堆之侧的某一处呢？比如说骊山某处。

2002年中国政府第一次把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纳入到“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之中，并且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联手开展大规模的秦始皇陵考古勘察工作。这项“863计划”实际上是利用遥感考古与物探勘察相结合的方法，利用现代数字技术让地下文物映现在显示屏上，在不进行实际挖掘的基础上探测秦始皇陵的地下遗存。此次勘察动用了八大类二十二项物探方法，经过一年的努力，这项工程获得突破性成果。

为了保证科学探测的精确，考古工作者还十分艰难地在封土堆上用洛阳铲连续勘探，即用传统方法验证高科技手段的可靠性。

洛阳铲原是一种专门用于盗墓的工具。它的形状是一半为圆柱形的铁铲，直径5—20厘米，长20—40厘米。使用时掌握好洛阳铲的弧度非常重要，稍不留神，它就不能带起地下的泥土，无法发挥它的功能。洛阳铲的一端有柄，柄上可以接木杆。使用时垂直向下夯击地面，深度可以到达20米。利用这种半圆形的铁铲可以轻松地打入地下并将地下泥土带出地面，并挖成一个直径为十几厘米的深井。盗墓者可以根据土质判断地下是否有墓葬，有经验者甚至可根据声音判断有无墓葬。

20世纪2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发现洛阳铲的实际作用之后，将其用于考古工作。今天的洛阳铲有了很大的发展，原来作为铲柄的白蜡条杆改为一节节可以套装的钢柄，可以开挖到几十米的地下。

考古工作者先后使用现代化的科考设备与传统的洛阳铲对秦始皇陵的封土堆进行了勘测。两种方法的考察结果表明，秦始皇陵的地宫就在今秦始皇陵封土堆之下，距地面35米深。地宫东西长170米，南北宽145米，主体和墓室均呈矩形状。墓室位于地宫中央，高15米，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

封土堆下墓室周围有一圈很厚的细夯土墙——宫墙。宫墙东西长约168米，南北长约141米，南墙宽16米，北墙宽22米。宫墙用多层细土夯实而成，每层有5—6厘米，精致且坚固。宫墙顶面高出当时秦代地面很多，向下直到今封土下33米。土墙内侧还有一道石质宫墙。墓室没有进水，整个墓室也没有坍塌。

墓圹边沿建造的这圈巨大而精细的夯土宫墙，高出地面30米，顶部距封土表面最浅处只有1米左右。外墙面的9级台阶上（每级宽2米），都钻探出残瓦碎片，这说明埋入土下的墙侧台阶修有9圈长廊。

地宫模拟剖面图模型

地宫模拟剖面图模型科学探测设备是如何勘探出封土堆下存有地宫的呢？

在自然界中，物体的导电性各不相同，例如空气的电阻率高，水和金属电阻率低，因此空气的导电性弱，水和金属的导电性强。在封土堆中，人工夯土的导电性强，含气孔较多的非人工夯土的生土导电性弱。

考古人员先在封土堆上的东西和南北两个走向上，每隔50米列为一条剖面，沿着剖面把用来测量电阻率的仪器插入土中来接收数据。这就相当于把封土堆作为一个大导体，选择不同的位置作为正负极进行电击，以测定封土堆深处不同部位的电阻率。

最后，把每条剖面上收集到的数据输入电脑，合成为一个电阻率异常图。根据图中高电阻体的位置和大小，可以看到封土堆中心下方有一大片深蓝色，这说明此处一定是一个椭圆形的高电阻体，以此能够推断出它是由墓室的空洞产生的。

因此，可进一步推断封土堆下方是一个巨大的地宫。从电阻率之高还可以推测出，地宫没有塌陷，也没有进水。因为水易导电，一旦进水，电阻率就会降低。地宫如果塌陷，里面的空气就会减少，也不会形成较高的电阻率。

这种测量可靠吗？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呢？

当然可能有意外。那怎么办呢？用传统的方法验证。

当科学考察确定了秦始皇陵地宫的位置之后，考察小组在秦始皇陵封土堆以东的一片灌木林中，派了两名考古人员紧握一把洛阳铲奋力向下夯击。这个挖掘点就是曾用现代物理方法挖掘的编号第八的钻孔，一直挖到30米深时，地下突然传来“咚咚”的响声——洛阳铲碰到了硬物。这两名考古队员立即兴奋不已。

过去的几十年中，考古人员用洛阳铲在近60平方公里的秦始皇陵区试探性地钻探了70多万个钻孔，希望能够发现秦始皇陵的地宫，然而由于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一直收效甚微。

但是，这一次洛阳铲像长了透视眼，准确找到了神秘的秦始皇陵的地宫。

两名考古人员兴奋地把洛阳铲从钻孔里提出，铲尖的泥土上黏着几块青石碎屑。经过仔细辨认，碎屑是石灰岩。秦始皇陵位于陕西骊山，此处出现最多的是花岗岩和片麻岩。石灰岩在整个骊山地区非常罕见，但在渭北却分布极广，这恰恰和史料中秦陵地宫的石材取自渭北的记载相吻合。这意味着他们用洛阳铲挖到的就是极为神秘的秦始皇陵地宫。

当然，仅靠这一点还不能完全确认封土堆下存在地宫，且地宫没有遭到破坏。考古人员还做了另一种测试。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关秦始皇地宫记载中有一句是“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汞（水银）是一种具有挥发性的金属，如果地宫中存放有大量的汞，封土堆表面土壤的汞含量应高出周围土壤中的汞含量。土壤化验结果表明，封土堆上的汞含量是普通值的10倍左右，最高的达20—30倍。用取样机插入土中抽取土壤中的空气测量，同样显示汞异常。

秦始皇为什么要在地宫里放入这么多水银呢？一是以水银制作成“百川江河大海”的形状，营造出一个恢宏的自然景观；二是为了防止盗墓，因为汞气有剧毒，人一旦吸入高浓度的汞气，即可导致精神失常、肌肉震颤而瘫痪，以致死亡；三是可以使尸体和随葬物品保持长久不腐。

封土堆下汞的异常也恰恰证明地宫未被盗掘的可能性较大。如果秦陵地宫真的被盗掘过，那么地宫中的汞早就挥发殆尽了。

秦陵缘何太豪奢

秦始皇陵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代帝王陵里非常引人注目。如何引人注目呢？

第一，陵园面积广大（达到五十多平方公里）；第二，修陵工匠众多（曾达七十多万）；第三，陪葬墓众多；第四，宝藏太抢眼。

《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详细记载了秦始皇陵地宫中的宝物。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两汉之后，《史记》流传极广。从此书得知秦始皇陵埋藏宝物的人难以计数，即使是没有读过《史记》的人，也会从别的渠道得知秦始皇陵地宫的宝藏。所以，秦始皇陵的宝藏之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为秦始皇陵带来了巨大的盗掘风险。

秦始皇陵为什么要修得如此豪奢呢？修得简朴一点不是可以避免树大招风吗？

在笔者看来，秦始皇陵修得如此豪奢的主要原因有四点：

一是思想观念。中国古人一直相信灵魂不灭，相信厚葬可以让死者在身后享受荣华富贵，所以自商周开始，历代帝王就一直非常重视修筑寿陵，注重厚葬。中国古代最早的墓葬是“不封不树”（不起坟，不种树）。至春秋战国，厚葬之风愈演愈烈，并且开始封土（堆土起坟）。秦始皇不可避免地也相信人死之后灵魂不灭，他为了死后再享荣华富贵就大修陵寝，实行厚葬。

二是秦始皇重视。这一点容易理解。秦始皇是第一位在位时就为自己修陵的皇帝，而且是一位兼并六国、统一四海的皇帝。秦始皇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开创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他自认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要称皇帝，要称“朕”。如此看重自己，当然会非常重视修建自己的皇陵。

三是秦二世重视。秦始皇去世之时他的陵寝并未竣工，秦二世对秦始皇的陵寝修建格外上心。为什么呢？前文已述，因为秦二世想通过大修陵寝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

四是秦始皇根本未想到大秦帝国会灭亡。极强的自负感在秦始皇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帝制历史上，秦始皇的自负无人可比！因为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有极强的自负感，而且，一个人自负的程度是由他在历史上创下的功业所决定的。有多大的历史贡献，就有多自负。秦始皇自称始皇帝，以下分别称为二世、三世，直至万世。正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大秦帝国会灭亡，所以，他丝毫不忌惮会有人盗掘他的陵寝。大修陵寝又怎么样？我是皇帝，我怕谁？谁敢盗掘我秦始皇的陵寝？

秦始皇陵兵马俑

秦始皇陵兵马俑成龙曾经拍过一部有关秦始皇陵的电影——《木乃伊三：龙帝之墓》。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有人千方百计想挖掘秦始皇陵的宝物，剧本源于秦始皇陵的神秘地宫中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宝藏。

这么一个富丽堂皇的地下宝藏，两千多年来，难道没有人觊觎吗？史籍所记载的秦始皇陵被盗之事是否属实呢？

四十三 盗陵毁陵之谜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的陵墓里埋藏着“奇器珍怪”，而且数量大得惊人。存放着无数珍宝的地宫，无疑会让盗墓者垂涎三尺。据有关人员统计，在我国已知的数百座帝王陵墓中，保存完好的几乎没有，绝大多数都历经盗掘。有些陵墓的封土上，密密麻麻地遍布着数十乃至上百个盗洞，令人触目惊心。秦始皇陵里数量巨大的珍宝埋在地下，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洗礼，它能不成为历代盗墓人的首选对象吗？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是否躲过了这些劫难？秦始皇陵被人盗掘过吗？奢华的地宫是否已被扫荡一空了呢？

盗墓嫌疑人之一：项羽

秦始皇陵既然埋藏着这么多宝贝，难道不怕贼偷吗？就算没偷，难道不怕贼惦记吗？

据历代文献的记载，秦始皇陵不但被人盗掘过，而且被人有意无意地毁坏过。而盗掘过秦始皇陵的人有项羽，有“天下盗贼”“关东贼”，还有无名之贼；毁坏秦始皇陵的则是一个牧羊人。

这些记载可靠吗？

我们不妨考察一番。

我们的考察先从有名有姓的项羽开始，至于“天下盗贼”、“关东贼”、无名贼、牧羊人，我们很难确指这些人是谁，因此把他们暂且放到后面再谈。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四年（前203），刘邦、项羽荥阳对峙之际，刘邦历数项羽十大罪状，其中第四条即是：“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这是中国历史上传世文献中第一次披露项羽盗掘秦始皇陵。

《汉书·高帝纪上》也有记载：“怀王约入秦无暴掠，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财，罪四也。”

司马迁和班固都记载了刘邦在广武对峙之时痛斥项羽的十大罪状的第四条大罪即焚烧秦宫室，盗掘秦始皇陵。

但是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没有关于项羽盗掘秦始皇陵的记载。《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入关之后对大秦帝国只做了三件事：一是“杀秦降王子婴”；二是“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三是“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没有涉及盗掘秦始皇陵。

《史记》的《高祖本纪》也没有记载项羽盗掘秦始皇陵一事，只有刘邦、项羽在荥阳广武山间对阵之时，刘邦历数项羽十大罪状，其中有“掘始皇帝冢”一大罪名。但是，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刘邦有可能夸大其词。

谁说项羽盗掘秦始皇陵都可信，唯独刘邦之说最不靠谱，因为刘邦与项羽是你死我活的政敌。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一直高举着正义的旗帜，声言项羽犯有十大罪状。刘邦列举项羽的十大罪状完全是为自己夺取天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所以，他会不惜一切地从政治上诋毁项羽。因此，刘邦说项羽盗掘秦始皇陵不靠谱。尤其是刘邦这个人，一贯谎话连篇，说谎技能世界一流，虽然他未必在盗掘秦始皇陵一事上一定也说谎，但是至少对刘邦这么一个说谎不眨眼的家伙说的话，我们得慎重听之，不可尽信。而且，两汉史书中的此类佐证极少。所以刘邦指责项羽盗掘秦始皇陵一事未必是真。

第二，项羽没必要盗掘秦始皇陵。

项羽如果要盗掘秦始皇陵，只有两种原因可以解释：一是仇恨，二是寻宝。

项羽与秦始皇确实有仇。项羽的祖父项燕当年就是在秦王赵政灭楚的战争中因战败而被迫自杀的。项氏世代为楚将，楚国灭亡对于项氏家族来说也是灭顶之灾。项羽因此对大秦帝国、对秦始皇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项羽如何发泄这种家恨国仇呢？这就是《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的四件事：一是灭其国，二是杀其王，三是焚其宫，四是掠其宝。大秦帝国表面上看是亡于刘邦，但实际上是亡于项羽，因为项羽消灭了大秦帝国最后的军事力量，杀死了秦降王子婴，放火烧毁了大秦帝国的宫室，这把火竟然烧了三个多月才自然熄灭；他还将大秦帝国帝都咸阳及其附近的秦宫室中的财宝与美女悉数掠走，带到了西楚国的国都彭城（今江苏徐州）。

这就是项羽对大秦帝国刻骨仇恨的发泄。他做完这一切之后，仇恨可以说已经得到极大的宣泄。

《史记》中确有伍子胥鞭尸楚平王的记载，但那是因为伍子胥并未能灭楚国、杀楚王、焚楚都、掠楚宝，仅仅是破楚国、败楚军。所以，伍子胥的怨恨没有得到充分发泄，这才导致了掘坟鞭尸事件。对于这一事件，《史记》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如果项羽真的盗掘了秦始皇陵，如此重大的事件，《史记》能不记载吗？项羽的名气可比伍子胥大得多，秦始皇的名气更是楚平王无法相比的。

再说寻宝。

《项羽本纪》明确记载项羽在焚烧大秦帝国都城咸阳的宫殿之后，“收其货宝妇女而东”。这些“货宝”是什么？是大秦帝国宫廷中的宝物。秦始皇陵中确实埋藏了大量的宝物，但是大秦帝国宫殿中的宝物肯定大大多于秦始皇陵墓中的宝物。这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是活人肯定不会将全部宝物埋在地下让死人享用；二是秦二世肯定不会将大秦帝国宫殿的所有宝物全部埋在地下，都埋进去了，秦二世还享受什么？

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从六国宫廷中获得的宝物太多了，包括金银财宝与绝色佳丽。这些宝物在秦王子婴投降之时并没有遭到损毁，最终被项羽洗劫一空，运到西楚国国都彭城。当然，刘邦也得到了一部分宝物。项羽基本上拥有了大秦帝国宫廷的全部财富了，他还有必要去盗掘秦始皇陵吗？挖坟掘墓，一是费劲大，二是骂名大，三是收获未必多。所以，笔者认为项羽犯不着挨千古之骂再去盗掘秦始皇陵。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依据刘邦臭骂项羽的一面之词，就为项羽定下盗掘秦始皇陵的罪行，我们尚需要其他文献佐证。

这方面的传世文献有没有呢？

有！

《汉书·刘向传》记载了刘向讲的一段话：

及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宫人，生薶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

刘向说，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五代国君都施行厚葬，封土极高，最终都被后人盗掘。

这是刘向为谏阻汉成帝大修寝陵所上奏书中的一段话。刘向通过这段话告诫汉成帝大修陵寝、施行厚葬只能成为后世盗墓人盗掘的对象，远不如薄葬更安全。因为薄葬无珍宝，陵寝自然不会成为时人与后人争相盗掘的对象。为了劝谏汉成帝，刘向还列举了秦始皇陵被发掘一事为例，并且明确指出是项羽盗掘了秦始皇陵。

刘向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刘向说此番话的意图，是为了阻止当今皇上厚葬，因此，这话也有夸大的可能。只有夸大其辞，讲清楚厚葬的可怕后果，才能让汉成帝幡然悔悟，终止大修陵寝。

班固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汉书》是史学正宗，其记载应该非常可靠。但是，《汉书》可信不等于《汉书》中的每一条文献都可信。

两汉之后，项羽盗掘秦始皇陵一事仍然被人不断复述。

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渭水》记载：

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

《水经注》记载的可靠性非常之高，因此它才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名著。但是，这也不能保证《水经注》中的每一条文献都准确无误。

就以此段记载为例，如果项羽真的挖掘了秦始皇陵，而且用三十万人搬运地宫中的宝物，三十天尚未搬完，那么秦始皇陵到底有多少宝物，竟然要三十万人搬运三十天还不能搬完呢？以常理推测，这是不可能的。

北魏学者郦道元的《水经注》的这条记载实在太离谱，完全不足信。

以上我们讲了第一位被指责盗掘秦始皇陵的项羽，笔者不认为项羽是个盗墓贼。

盗墓嫌疑人之二：天下盗贼

下面我们来谈第二个被指为盗掘秦始皇陵的人：天下盗贼。这一指责源自《论衡》一书。

《论衡·死伪》篇记载：“秦始皇葬于骊山，二世末，天下盗贼掘其墓。”

《论衡》是东汉大学者王充所撰。王充在这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名著中明确指出：秦二世末年，“天下盗贼”掘了秦始皇的墓。王充的《论衡》讲了三点：一是秦始皇陵被盗掘；二是盗掘秦始皇陵的时间是秦二世末年；三是盗掘人是“天下盗贼”，即反秦武装。

秦二世末年天下的形势是由陈胜、吴广发起的反秦大起义已经进入高歌猛进的时段，大秦帝国的灭亡已经不可逆转。周文率领的义军也已经攻入关中。虽然后来周文被章邯打败退出关中，但是天下的形势对大秦帝国而言，非常不容乐观。在大秦帝国行将崩溃之时，对秦始皇陵的守护必然会受大局的影响而不可能再安如磐石，常言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信哉斯言。

王充的话可信不可信呢？不好讲。

为什么？

王充作为一名学者尚不至于信口雌黄。他这样写必有所据。只是他的根据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罢了。

但是，王充《论衡》的记载带来了两大问题：

一是盗掘秦始皇陵的真是“天下盗贼”吗？

二是王充的记载和《史记》《汉书》中刘邦指责的项羽盗墓相矛盾，这该如何解释呢？

先来说说盗掘秦始皇陵的是不是“天下盗贼”。《史记》与《汉书》这两部信史都借刘邦之口指责项羽入关后盗掘秦始皇陵，现在又冒出一个“天下盗贼”挖开了秦始皇陵。“天下盗贼”是谁？笔者认为，这个“天下盗贼”是指攻入关中的反秦义军。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再举出三条文献。

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一部著名类书《太平御览》有三处明确记载了盗掘秦始皇陵的事件：

《太平御览》卷八百一十二引《皇览》曰：“关东贼发始皇墓，中有水银。”

《太平御览》卷四十四引《三辅故事》曰：“始皇葬骊山，起陵高五十丈，下锢三泉，周回七百步。以明珠为日月，鱼膏为脂烛，金银为凫雁，金蚕三十箱。四门施彻，奢侈太过。六年之间，为项籍所发。放羊儿坠羊冢中，燃火求羊，烧其椁藏。”

《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九引《三辅黄图》曰：“秦始皇葬骊山，六年之间，为项籍所发。牧羊儿堕羊冢中，燃火求羊，烧其椁藏。”

《太平御览》是一部类书。所谓类书，即是分类记载历代人文资料的一种大型书籍，当时编纂这类书是专门为诗人写诗为文查找典故而使用的。《太平御览》虽成书于北宋，但是它的绝大多数资料却是从前代类书中获得的。类书的资料有出处，并非信口编撰，但是古人编辑类书不像今人这么严谨，往往辗转抄袭。所以，《太平御览》的材料我们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未可全信。

在《太平御览》有关盗掘秦始皇陵的三条记载中，有两条指明是项羽盗掘，一条记载是“关东贼发始皇陵”。关于项羽盗掘一事，我们前文已就汉代文献进行了考察，这里不再赘述。其中，《太平御览》第一条记载的“关东贼”值得我们关注，这里所记的“关东贼”应当就是王充《论衡》记载的“天下盗贼”。

“天下盗贼”盗掘始皇陵寝，有这种可能吗？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周文率领关东义军进入关中，立即遭到大秦帝国章邯部的迎击，并因战败而退出函谷关。但是，章邯并没有给周文以喘息之机，而是乘胜追击，周文再战再败，最终在渑池自杀。

如果说真是“关东贼”（天下盗贼）盗掘了秦始皇陵，就连带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周文有时间去盗掘秦始皇陵吗？

第二个问题是周文有力量去盗掘秦始皇陵吗？

先谈第一个问题，盗掘时间。笔者觉得周文没有时间盗掘秦始皇陵。

其一，秦二世不许。

周文统兵攻入函谷关，对大秦帝国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件，如果说在此之前秦二世还不愿意面对关东的大规模民变，但是到了此时，秦二世的态度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不但承认了关东巨变的局势，还采纳了章邯的意见，授权章邯率领“郦山徒”平叛。秦二世再昏庸也会意识到这场来势汹汹的起义对大秦帝国的危害之大，必须全力应对，因此，他不可能给周文时间从从容容地去挖秦始皇陵。

其二，章邯军不许。

对付周文军队的主力即是“郦山徒”，他们原本在郦山修秦始皇陵，其中许多人是罪犯，若不是逢此巨变，怎么可能被特许参战，成为挽救国家于危亡的一支有生力量？因此，他们只有拿起武器奋勇杀敌，才能脱离“带罪之身”，如果秦始皇陵让周文的起义军给盗了，那他们不但吃了败仗，连之前的营生也保不住，岂不是死路一条？所以，周文即使想盗墓掘坟，章邯大军也不允许。

再谈第二个问题，盗掘力量。

周文率部进入关中之时，确实有兵数十万。但是，章邯率领的“郦山徒”军很快就迎了上来。周文军队大败，可见其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强。周文之所以顺利进军关中主要是沿途百姓大力拥护，各地秦军毫无战斗力所致。一旦遇到章邯，遇到章邯所率领的真正有战斗力的秦军，周文军队的弱点立即暴露出来了。所以，第一仗即大败，然后是一败到底，直至最后兵败自杀。如果还有一点残存的希望，周文都不会走此绝路。可见，周文最后是山穷水尽了。因此，进军到关中立即遇到了新组建却有着巨大战斗力的秦军的周文，根本不可能分兵去盗掘秦始皇陵。秦始皇陵修得高大坚固，岂是匆匆忙忙败逃出关中的周文能够从从容容盗掘了的？等不到周文挖秦始皇陵，章邯已给周文挖好了墓。

盗墓嫌疑人之三：无名氏

除了项羽和“天下盗贼”，文献记载中还有提到无名氏盗掘秦始皇陵一事。

比如唐代中期两位诗人鲍溶和白居易，他们都写下了盗掘秦始皇陵的诗篇：

鲍溶《经秦皇墓》诗云：

左冈青虬盘，右坂白虎踞。谁识此中陵，祖龙藏身处。

别为一天地，下入三泉路。珠华翔青鸟，玉影耀白兔。

山河一易姓，万事随人去。白昼盗开陵，玄冬火焚树。

哀哉送死厚，乃为弃身具。死者不复知，回看汉文墓。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

其中，“山河一易姓，万事随人去。白昼盗开陵，玄冬火焚树”四句即指秦始皇陵被盗一事。但是盗掘人是谁，诗篇中并未交代。

白居易在著名的“新乐府五十首”中的《草茫茫》（作者自注：惩厚葬也）一诗也写到秦始皇陵被盗掘一事：

草茫茫，土苍苍，苍苍茫茫在何处？骊山脚下秦皇墓。墓中下涸三重泉，当时自以为深固。下流水银象江海，上缀珠光作乌兔。别为天地于其间，拟将富贵随身去。一朝盗掘坟陵破，龙椁神堂三月火。可怜宝玉归人间，暂借泉中买身祸。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凭君回首向南望，汉文葬在灞陵原。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四《草茫茫》，中华书局2006年版）

白诗和鲍溶的诗一样，“一朝盗掘坟陵破，龙椁神堂三月火”两句只谈到秦始皇陵被盗掘，至于盗掘人是谁，同样没有交代。

诗人作诗，不像学者考据，而完全是自抒其感慨，至于盗掘秦始皇陵的人是谁并不关注。我们姑且称之为“无名氏”吧。

在项羽、天下盗贼、无名氏三种人之中，项羽盗掘说影响最大。

清代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卷九也说：“沛公遣兵守函谷关，项籍攻破之。遂屠咸阳，杀子婴，掘始皇帝冢，大掠而东。”

由于班固、郦道元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他们说的话自然跟风者甚多。所以，项羽盗掘秦始皇墓之说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

毁陵者谁 牧童躺枪

与盗掘说并行的还有另一种说法，即毁陵说。

最早记录毁陵说的是《汉书·刘向传》，这条文献我们前文已经引述：

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这条文献揭示了一场有关秦始皇陵的毁陵事件。

刘向说，项羽烧了秦始皇皇陵的“宫室营宇”，去看秦始皇陵的人都看见了秦始皇陵被盗的现场。后来又有放羊娃的羊走丢了，掉进了秦始皇陵，放羊娃为了寻找丢失的羊误入陵墓，点火照明，意外失火，烧了地宫中的棺椁。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渭水》在我们前文所引的“项羽入关，发之（指始皇陵），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之后，还有下面一段记载：“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郦道元说，项羽盗掘始皇陵墓之后，放羊娃为了找羊，又因点火取光而误烧了始皇陵的地宫。

《艺文类聚》卷八十“火”部引《三辅黄图》曰：“秦始皇帝，葬骊山，六年之间，为项王所发。牧儿堕羊冢中，燃火求羊，烧其椁藏。”

《太平御览》卷八七一“火”部（四）引《三秦记》曰：“秦始皇葬骊山，牧羊童失火，烧之，三月烟不绝。”

李白《登高丘而望远海》诗：“君不见骊山、茂陵尽灰灭，牧羊之子来攀登。盗贼劫宝玉，精灵竟何能。”

张九龄《和黄门卢监望秦始皇陵》诗：“国为项籍屠，君同华元戮。始掘既由楚，终焚乃因牧。”

杜牧《过骊山作》诗：“黔首不愚尔益愚，千里函关囚独夫。牧童火入九泉底，烧作灰时犹未枯。”

尽管放羊娃误烧秦陵之说流传极广，但是，此说疑窦丛生。

如果放羊娃可以掉入地宫，那么肯定有一条通往地宫的通道。如果有这么一条通道，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自然塌陷形成，二是盗掘后留下的盗洞。

秦始皇陵前后经过近三十九年的持续修建，非常坚固，不可能自然塌陷形成通道。另外，一座修建了几十年而且深埋于地下的地宫，也不可能留下一个通道让后人可以进入。

秦始皇陵被盗掘一说，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做过详细的讨论，结论是：秦始皇陵被人为盗掘过的可能性非常小。如果没有被人盗掘，通往地宫的通道肯定不可能存在。所以，班固《汉书·刘向传》的毁陵说极不靠谱。

幽幽地宫未见光

上一章我们介绍了现代科学探测证明秦始皇陵从未被人盗掘过，无论是项羽，还是“天下盗贼”、无名氏都是被冤枉的，而牧羊娃误入秦陵一说，则纯属谣传。

最后，我们再提出一种佐证。

中国古代有一门重要学科叫金石学，专门记录铜器与石刻。如果秦始皇陵确实被后人盗掘过，古代的金石学著作中一定会有记载。可是，中国古代的金石学记录中没有一件器物被确定出自秦始皇陵。

这恰恰证明秦始皇陵从来没有被人盗掘过。如果秦始皇陵曾经被人盗掘过，不可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留不下一点点痕迹。

秦始皇用非常奢侈的标准修筑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皇陵，并在神秘的地宫里埋下如此众多的宝藏，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只是为了自己身后的享乐。这样一位皇帝，在历史上会给后人留下怎样的评述呢？

四十四 汉儒评秦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沙丘完成了他人生的谢幕，但是，这位皇帝却是一个盖棺而难以定论的皇帝。从他死后不久的汉初开始直至今天，对他的评价一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前人有定性的明君、暴君说，有定量的功过说（含有功有过、功过不相掩、功大于过、过大于功、功过三七开或四六开等）。笔者认为，评价秦始皇，还是回归历史，看一看历代王朝对秦始皇评价的演变及其原因，这样做也许对我们今天理性评价秦始皇更有益。

秦始皇当年自称始皇帝时，大言不惭地说从他开始，以下各代皇帝依次是二世、三世直至万世，这等于断定大秦帝国一定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始皇刚死了一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的反秦起义，这场起义迅速蔓延，整个大秦帝国立即陷入激烈动荡之中。仅仅三年，大秦帝国就在风起云涌的反秦义军的冲击下灰飞烟灭。目睹这一场景的汉初政治家、思想家个个内心都极为震撼！他们都在思考、议论着一个重大问题：一个成功兼并六国的强大帝国为什么历时短短十五年就轰然坍塌、荡然无存了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洛阳才子纵论秦亡之因

看汉代学者评论秦始皇，必须把西汉文帝时期洛阳才子贾谊和他的代表作《过秦论》当作重点。顺便说一句，“过秦论”即论述大秦帝国的过失，将此三字倒过来读“论秦过”正好。

为什么我们回顾两汉四百年的汉儒评秦，独独要把贾谊和他的《过秦论》作为重点呢？

理由有三点：

第一，《过秦论》是《史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结尾全文转引了贾谊的《过秦论》（《史记》引一位非传主文章的做法极为罕见）。因此，我们读《史记》，讲秦皇，绝对不能不提贾谊名文《过秦论》。司马迁把这篇文章全文摘引在《秦始皇本纪》的后面，就是想借贾谊表达他对秦始皇的评价，这也说明司马迁对贾谊的看法是认同的，司马迁和贾谊对秦始皇的评判大体是一致的。

第二，《过秦论》是经典名作。自《史记》全文引述之后，中国历代文章总集无不将此文列为经典范文。从南朝萧统《文选》，到晚清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再到今天的各种选本、中学语文课本，都将此文列入。所以，贾谊的《过秦论》，尤其是萧统《文选》所选的《过秦论》上篇是传诵千古的经典之作。

第三，代表性强。贾谊的《过秦论》的观点集中代表了汉儒评论秦始皇的主要观点，这是司马迁把此文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后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回顾历代评价秦始皇时必须面对的事实。读了贾谊的《过秦论》，汉儒评秦的整体情况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那么，贾谊是何许人呢？

贾谊（前201—前169），洛阳人。因为曾担任过长沙王太傅，世称贾太傅，又称贾长沙。贾谊少年时受洛阳郡守吴公赏识，成为吴公的得意门生。吴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学生，学问极好。汉文帝继位后，吴公因为政绩突出被调至中央任廷尉（最高司法官）。吴公到中央任职后，向汉文帝举荐了十八岁的青年才俊贾谊。于是，贾谊被召至朝中任博士（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到一年，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贾谊的迅速升迁引起了当年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集团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诋毁贾谊。在元老重臣“老干部”与贾谊为代表的少年才俊“新干部”的对抗中，汉文帝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前者，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远离了京城（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来贾谊又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身亡，贾谊异常自责，三十三岁郁闷而死（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贾谊和屈原合传为《屈原贾生列传》，可见司马迁也是很推重贾谊的。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辞赋家，《过秦论》是他政论散文的代表作。

过秦论

《过秦论》明确指出了大秦帝国速亡的四大原因：第一，三主失误；第二，大臣失语；第三，不施仁义；第四，民心尽失。

先谈第一点：三主失误。

贾谊说：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史记·秦始皇本纪》）

贾谊第一次明确提出，大秦帝国的速亡，三代国君都有责任。秦始皇的过失是“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足己”即以己为足，自以为是，“遂过而不变”是指坚持错误不知悔改。秦二世的罪责是“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秦二世延续了秦始皇的错误，变本加厉，使大秦帝国的暴政苛法更为严酷。秦王子婴是“孤立无亲，危弱无辅”。子婴临危受命，无力回天。

再说第二点：大臣失语。

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帝国的上层政权中不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智者，也不是没有能够匡正秦始皇过失的大臣，只是忠臣们已经患了集体失语症：

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史记·秦始皇本纪》）

接着说第三点：不施仁义。

贾谊在《过秦论》中非常肯定地谈到了大秦帝国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他从儒家的立场出发，点出了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的一个死穴：秦国在兼并天下之时表现得非常强大，在取得天下之后不施仁义，攻取天下与掌管天下之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大秦帝国由一个强大的国家变得非常脆弱！仁义之政是谓德政。秦始皇不行仁政是大秦帝国的一大失策（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最后说第四点：民心尽失。

《过秦论》通过秦取天下时的强大与失天下时的弱小相对比，发现秦失天下的症结在人心尽失。由于秦的暴政苛法，“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天下百姓人人自危，所以陈胜一呼，万夫响应。如果民心稳定，即便有乱臣贼子，也不会有群起响应的情况出现（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史记·秦始皇本纪》）。

评秦皇入骨七分深

贾谊对大秦帝国速亡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呢？

第一，关于“三主失误”。贾谊认为秦始皇对大秦帝国的速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秦二世是沿袭秦始皇的错误不悔改，秦王子婴是无奈。应当说，这个分析是恰当的。

我们看看掌权时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从二十二岁亲政到五十岁病故，实际执政长达二十八年；秦二世在位仅仅三年；秦王子婴继位仅四十六天。单单从时间上看，对于大秦帝国的速亡，秦始皇绝对难辞其咎。秦二世在位虽然只有三年，但是这三年大秦帝国政治极度混乱，这加速了大秦帝国的速亡。到秦王子婴继位，秦始皇的儿女全部被杀，重臣能臣全部被杀，秦国无人可用、无兵可用。唯一可以支撑残局的章邯也在此前被秦二世逼降项羽。所以，真正失误的只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秦王子婴只是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因此，贾谊对秦始皇、秦二世的问责是有道理的。对子婴，贾谊并未苛责，看法也极有见地。由于秦始皇负有主要责任，所以，讨论大秦帝国的速亡实际上就是对秦始皇的评价。

第二，关于“大臣失语”。贾谊认为，大臣失语是大秦帝国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看法点到了命门上。不过，贾谊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讲透，而他也不可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为什么“大臣失语”关乎国家要害？因为它关系到帝国制度的自我修复能力。

秦始皇个人犯错误并不要紧，如果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是一个完善的制度，它自身一定会有一种自我修复功能，它能够给皇帝以必要的修正。

综观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挽救一个帝国败政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皇帝罪己；二是大臣劝谏成功；三是皇帝易人。

第一种，皇帝罪己。这一种方法最为不易，当皇帝者必须痛切认识到自己的过失，而且有认错改过的决心（至少能装装样子）。汉武帝就是曾下“罪己诏”改变治国过失的皇帝。汉武帝即位之后，发动了长达四十年的对匈奴的作战，造成了天下人口锐减、财力匮乏的严重局面，整个社会都处于动荡崩溃的边缘。在这一危急时刻，汉武帝当即立断，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与民休息，大大缓和了严重激化的社会矛盾，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第二，大臣劝谏成功。这种情况最多。皇帝制度下的自我调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大臣的劝谏。后代帝王还专门设置谏官，专门负责对皇帝的施政进行劝谏。

第三，皇帝易人。皇帝制度是典型的终身制。老皇帝总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所以老皇帝不死，新皇帝不立，老皇帝的弊政就不能终止。皇帝易人有三种模式：一是皇帝死亡；二是宫廷政变；三是易代易帝。

但是，这三种模式都不容易实现。

皇帝死亡不是一厢情愿的事，生命的代谢有它自身的规律，因此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位昏君尽早过世。

既然昏君不死，那就只有另一种办法，人为地除掉他。这就是政变！政变具有极大的风险，而且即使政变成功谁也无法保证继位的皇帝一定是一位明君。

最后一招就是易代易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民变，或者称之为农民起义；一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军事力量逼迫皇帝退位，如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王朝，赵匡胤代周建立北宋王朝。

综观中国皇帝制度两千多年的风云变幻，政变、易代都具有极大的风险，成功率都不高，因为它需要多方面因素的相互配合；要皇帝认错，下罪己诏也极其不易；唯独大臣们的劝谏是皇帝制度下自我修复的一种最易实施的措施。

大臣失语对任何帝国都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不能要求一位独断专行的皇帝时时事事都处理得当，朝议是在常态下修复帝国偏颇的最佳途径。秦始皇称帝之后，朝议渐渐流为形式，因为皇帝至尊至贵、至高至大，大臣们面对这样的皇帝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大臣的失语是皇帝制度的必然。

一个王朝的制度到了大臣们都不敢为它的长远利益进行评说的地步，这种制度岂不是完全僵化了吗？它怎么会有生命力呢？

这一点不仅仅贾谊看到，早于贾谊的汉初名臣贾山也说过：

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谏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偷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汉书·贾山传》）

秦始皇确实不知道他已经把大秦帝国推到死亡线上了。原因是秦始皇丧失了自我认识和判断的能力，他手下的大臣们又不能发表意见。

贾谊认识的局限在于他只看到了大臣的失语，但是他认识不到大臣失语的原因是什么。大秦帝国一向不乏有识之士，他们看不出秦始皇晚年的种种过失吗？如果看出来了为什么他们不发表言论呢？大臣失语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皇帝制度。

秦始皇建立的皇帝制度将皇帝置于权力的顶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必须绝对服从皇权。这样，皇帝就高高凌驾于全体百姓与全体大臣之上，对话的基础已经不存在。这种制度的设计带有一种先天性缺陷，它存在一个至尊至贵的塔尖，高高坐在这个塔尖之上的最高统治者不受任何约束。任何制度都不应预设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统治者。没有谁的屁股摸不得！如果预设了这么一个最高统治者，它就可能成为这种制度的破坏者。

从历史上看，秦始皇取代的周王朝，周天子虽然是天下的共主，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控制天下的能力，周天子的统治是通过大大小小的诸侯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周天子是通过分权给天下诸侯来治理天下，由于分权，周天子的权力自然受到了限制。

至于商王朝，商代国君极重鬼神，商王的任何行事都要占卜，求得神的“指示”。因此，神权成为制约王权的一支重要力量，历代商王也要将权分给鬼神。

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与商、周都不同，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到地方的郡守县令，都由皇帝一人任免。大秦帝国虽然也重祭祀，但是皇帝已经高高凌驾于一切之上，神权相对于皇权也被逼退了。

大臣们面对这样一个处于至尊地位的皇帝毫无办法，国家政事的好与坏全凭皇帝个人的素质和品格。在这种制度之下，要求皇帝个个是明君太困难了。即使是明君，还会有前后的变化。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励精图治，创造了开元盛世；后期却贪图享乐，葬送了大唐江山，也葬送了自己。这类前明后暗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人。

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葬送了大秦帝国，也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留下了一整套统治模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障碍。直到辛亥革命，才最终在形式上终结了皇帝制度。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负面影响，帝王思想的完全清除尚需时间。

第三点，不施仁义。贾谊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秦始皇不施仁义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崇尚法家，二是遵循水德。

大秦帝国虽然没有尽杀儒生，朝廷中还有儒学博士叔孙通等，可是，秦始皇却非常喜欢韩非那一套法家的独裁专制理论。所以，法家的专制思想在秦始皇后期逐渐成为他施行独裁的理论基础。焚诗书，禁锢思想，都是受法家的思想影响与支配。儒家的仁义完全不适合秦始皇的口味，儒家思想对巩固专制统治的巨大作用，秦始皇完全不能认知。

水德说让秦始皇认为水德属冬，崇尚杀罚。所以严刑峻法是水德王朝的特点。这种五德终始的理论严重误导了秦始皇，让他迷信刑罚。

第四点，尽失民心。贾谊论述大秦帝国尽失民心也是极其中肯的。

贾谊论秦始皇是从大秦帝国的速亡开始，因为大秦帝国的速亡给汉朝人的刺激实在是太强烈了；而讨论秦朝的速亡又是以陈胜、吴广和山东六国的对比为基础进行的，因为这最让贾谊惊叹不已。秦灭六国势如破竹，可见秦国比六国强大得多；但是，强秦却败于陈胜、吴广。难道陈胜、吴广比六国强大得多吗？

《过秦论》言：

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櫌棘矜，非锬于句戟长铩也。適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贾谊认为：陈胜的地位远比六国之君低得多，陈胜军队的武器、素质比六国军队差得多，至于统兵的将领更赶不上六国的将帅，但是六国于秦一败涂地，陈胜于秦却赢得了天下的群起响应，最终推翻了强大无比的大秦帝国。

陈胜面对大秦帝国所表现出来的“强大”让贾谊惊呆了，所以《过秦论》两次拿陈胜与六国对比，而且还专门为陈胜书写了一段。不过，贾谊笔下的陈胜实在是不堪入目的下三烂：

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史记·秦始皇本纪》）

陈胜不是名门望族，地位十分低下，陈胜的才能连个中等水平也达不到，陈胜的富有更是无从谈起，陈胜只是个戍边的小卒。总之，在贾谊笔下，陈胜是一个“六无”之人：无才，无德，无地位；无财，无名，无依靠。但是，他竟然能成大事，岂不怪哉！

陈胜最大的神奇就在于，他这样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振臂一呼，竟然造成导致大秦帝国灭亡的全国性民变！一个如此不堪的陈胜为什么能够战胜强势的大秦帝国？

因为陈胜面对的大秦帝国与六国面对的秦国已完全无法相比。六国面对的秦国是一个具有坚强核心，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秦国；陈胜面对的大秦帝国却是一个民心尽失、人人自危、个个欲叛、元气大伤的大秦帝国。

失不失民心看什么？看天下百姓对陈胜、吴广发动民变的反映。陈胜、吴广因为误期将被判死刑，因此，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他们选择了造反。这场八百人的民变最终会是什么结果？陈胜、吴广起兵之时自己也不可能有太高的预期。他们是被逼无奈才反的。但是，让陈胜、吴广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点燃的反秦烈火竟然获得了天下百姓的群起响应。

为什么陈胜、吴广发动的这场民变会让天下百姓云集景从呢？关键是天下百姓早就对秦国暴政极度不满了，只差一点火星，就能引发连环大爆炸，就会炸翻整个大秦帝国。陈胜、吴广就是点燃这场连环大爆炸的一枚火种。

陈胜、吴广在商议起兵时曾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天下苦秦久矣！”

刘邦在起兵反秦之初，曾经在沛县城外向城中射进去一封帛书，告诉沛县父老：“天下苦秦久矣！”

刘邦起兵之后，曾经痛骂郦食其，你这个不懂事理的儒生，“天下同苦秦久矣”！

陈胜派往原赵国攻城略地的大将武臣也说过：“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

刘邦、陈胜、武臣都讲了一句共同的话：天下苦秦久矣！

“天下苦秦久矣”这六个字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天下”，指范围之广，它不是某一个人、某一群人，而是整个天下之人；“苦秦”，指深受大秦帝国之害；“久矣”，指时间之长。六个字说尽了天下百姓群起响应陈胜、吴广的根本原因。

大秦帝国此时已经尽失民心。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因为违法，担心被汉武帝追究，打算谋反。刘安找到了手下最有军事才能的门客伍被（pí，皮）商议叛乱之事，但是伍被拒绝支持淮南王刘安的叛乱。理由只有一点：淮南王叛乱不可能成功！

伍被为什么认为淮南王的造反不可能成功呢？

因为没有民意支持。

淮南王刘安认为，当年的陈胜、吴广没有“立锥之地”，就凭他那八百人竟然搞成功了，进兵到关中之时已有数十万大军。我淮南国再小，总还有十几万军队，而且我淮南王的军队素质比起陈胜、吴广强多了。他们能行，我为什么不行？（王曰：“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千人之聚，起于大泽，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西至于戏而兵百二十万。今吾国虽小，然而胜兵者可得十余万，非直适戍之众，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祸无福？”《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伍被认为，秦始皇的暴政苛法导致天下百姓无法忍受，民间早已积聚了巨大的反秦能量，陈胜、吴广振臂一呼，激活了这股能量，这才出现了天下纷纷响应的局面（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陈胜大呼，天下响应。《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如今，武帝虽然穷兵黩武，但是国富民强，整个天下完全不具备这种反政府的强大民意。

伍被的话道出了陈胜、吴广起义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天下百姓的巨大反秦能量。如果天下没有蕴藏着这种巨大的反秦能量，谁也不可能调动得起千千万万的百姓。这股巨大的反秦能量就是离秦、怨秦、叛秦、反秦的民心！

综上可知，贾谊的《过秦论》论述的大秦帝国速亡的四大原因条条切中要害，秦始皇对不施仁义、大臣失语、民心尽失都负有极大的责任。

全面否定 服务现实

以贾谊为代表的汉儒对秦始皇的评价有两大特点：一是评价较低（近乎全面否定），二是实用性强（重在讨论大秦帝国的速亡）。

其实，秦始皇也不是全无是处，大臣失语也不是最初就如此，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在兼并六国之前大臣们在秦廷上常常是敢于讲话，而且是讲真话、实话；当时的秦王赵政也曾有过两次知过善改的良好记录。

第一次，郑国间谍案出现之后，秦王赵政在秦国旧贵族的喧嚣中错误地下达逐客令，收到李斯的《谏逐客书》后，立即收回成命，重用李斯。

第二次，灭楚之时，青年将领李信力主二十万大军可以灭楚，老将王翦认为非六十万大军不可。赵政认为王翦年老胆小，于是派李信率领二十万大军灭楚，惨遭大败。赵政于是亲自到王翦家中道歉、认错，诚恳邀请其出山，并且满足了他带六十万大军出征和他个人所有的物质请求。

李斯上书，王翦直言，说明此时的秦王赵政深知堵塞言路是为政之大忌。所以，他以自己的行动倡导大臣进谏。

赵政的这两次知错改错，第一次为秦国挽回了大批六国人才，为兼并六国储备了大批有才之士；第二次重用了能臣王翦，灭掉了土地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兼并六国消灭了最后一个强大的对手。

秦兼并六国成功之后，赵政改秦王为始皇帝，创立皇帝制度，这时赵政的头脑开始极度膨胀，再也意识不到自己还有可能犯错误了。一个人人生前期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人生后期的成功。

秦始皇第一次灭楚之后承认自己有错是因为打了大败仗，战争以鲜血教训了他，但是兼并六国之后，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一个接一个地开工，他求仙问道，频繁出巡，不立太子，不立皇后，焚诗书，坑术士，北击匈奴，南征越地，给秦国子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这些并不能如兵败楚国一样立即让秦始皇意识到犯了错，兼并六国的成功使秦始皇飘飘欲仙，忘乎所以。

秦始皇称皇帝之后，他的宫廷上并非完全没有朝议争辩，大臣们也并非一开始就患上了集体失语症。

比如说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之时，以丞相王绾为首的朝中许多大臣一边倒，集体反对，只有李斯支持秦始皇。这次朝议以秦始皇决意要执行郡县制而告终。但是，郡县制与分封制之争并没有结束。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淳于越再次提出了郡县制不如分封制，结果引发了李斯的建言和焚诗书事件。

我们对比一下两次郡县制与分封制之争，第一次秦始皇仅仅是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全国推行郡县制，并没有其他严厉的举措，没有对朝臣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第二次郡县制与分封制之争，秦始皇又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但是这一次却下达了焚书令。

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并没有处罚博士淳于越，但是淳于越和朝中大臣们的心理肯定承受了一次重大的打击。贾谊说“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前面讲过，郡县制与分封制各有利弊，但因为两种制度的争议而引来焚书令，谁还敢再多言？“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成为必然的结果。

以贾谊为代表的汉儒对秦始皇的否定性评价不是偶然的，它是汉代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秦汉相承，时代相联，贾谊尽管是汉文帝朝的少年才俊，但是，贾谊出生于公元前201年，也就是刘邦建立汉王朝的第二年。所以，他生活的时代是西汉初年，此期的现实政治让人们更多地思考秦亡汉兴的原因，更多地在总结秦始皇的过失，为新兴的汉帝国提供历史借鉴。正是这种时代因素让人们来不及思考秦始皇的贡献，人们所有的着眼点都放在秦始皇的失误上了。

政治的思考从来都必须服务于现实需要。汉代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必然是为巩固汉王朝的现实政治服务的，所以，汉儒评价秦始皇充满了浓郁的当下的实用色彩。

那么，汉代以降的学者又会如何评价秦始皇呢？

四十五 唐人论秦

两汉儒生揭开了秦始皇身后两千多年对其评价的序幕。两汉之后，从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秦始皇始终是诸多政治家、文人关注的一个焦点。秦始皇成了历代警示教育的典型样本，他被后人不断地从历史中拈出来，给当权者以提醒、警戒，暴君秦始皇成了制约皇权的一把利剑、一座警钟。到了唐代，唐人评秦更加丰富多样：从形式上看，不但有政论、上疏，而且有诗歌、辞赋，各种文体的评议不断涌现；从内容上看，不但有批评秦始皇的诗文，而且也出现了肯定秦始皇的文章。这一切都表明秦始皇并没有因为渐行渐远而被人忽略、被人遗忘。那么，唐人对秦始皇的关注重点是什么呢？他们的评议又有什么新的内容呢？

反面教材秦始皇

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并没有伴随着大秦帝国的速亡而被人遗弃，相反，它成了秦始皇留给后世的最大一笔政治遗产。

公元前206年，消灭了西楚霸王项羽两个月后，汉王刘邦就急不可耐地在各路诸侯的拥戴下，故作不情愿状地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当上了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生于公元前257年，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从年龄上看，秦始皇仅仅长刘邦两岁。所以，大秦帝国的开创者赵政与汉帝国的开创者刘邦其实是同一时代之人。

刘邦在做泗水亭长时经常因公到咸阳出差，有一次目睹了秦始皇身为皇帝的阔大排场与八面威风，喟然叹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男人活着就应该活得像秦始皇一样，刘邦对权力的这种无比垂涎成为他日后一切活动的内在动力。同样面对秦始皇的雄风而发出“彼可取而代也”的项羽，最终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刘邦灭了项羽之后很快就在今山东定陶称帝，延续了秦始皇的皇帝制度，终于亲自体验到了“皇帝之贵”。他果断地抛弃了项羽的分封制，重拾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这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它表明大秦帝国虽然十五年亡国，但是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却得到了后世历代最高统治者的青睐。

为什么一个导致十五年亡国的皇帝制度如此受到后代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呢？

皇帝制度毫不讳言、明白无误地规定：皇帝是天下至高至大、至尊至贵的人。这就意味着，当上皇帝就拥有了整个天下的财富与权势。当皇帝最痛快的不是皇帝说对了臣民会俯首帖耳，而是皇帝说错了臣民们也会俯首听命。正是这种绝对的专制使皇帝成为两千多年“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一目标，皇室父子之间篡逆弑杀、兄弟之间相煎太急的事件才频频发生。

皇帝制度确立了皇帝本人至高至上的地位，其最大的特点是皇帝本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实施专制独裁。在这种专制制度下，约束皇权必然成为一大难题。皇权如果不能受到适当的约束，皇帝就会为所欲为，亡国之祸就会接踵而至。所以，约束皇帝制度下的皇权是确保一个帝国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但是，约束至高无上的皇权又是皇帝制度下最为棘手的问题。

古人很聪明。我们总以为今人比古人高明，那是因为我们获得的知识比古人丰富，获得知识的手段比古人便捷，比如说我们懂得了种种终结个人独裁的方法，我们知道了终结个人独裁的社会制度。但是，古人面对独裁专制的皇帝也并非毫无作为，他们为约束皇权充分发挥了政治智慧。其中，一个重要的武器就是对皇帝进行警示教育。

今天，我们在任命各级干部之前，都要对即将上岗的干部进行廉政谈话，进行警示教育。对在岗干部的警示教育，采取的办法往往是让狱中贪官现身说法。但是，警示教育的专利并非归属今人，古人早就懂得警示教育的重要性。

对皇帝进行警示教育的目的是使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皇帝懂得畏惧，让天下独尊的皇帝内心还有惧怕、警策的对象。皇帝是帝国制度下最“勇敢”的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子是皇帝，老子怕什么？

拥有者最怕失去。拥有什么，最怕失去什么。拥有权力者最怕失去权力，拥有财富者最怕失去财富。

皇帝最怕失去皇权！有所怕就有软肋。聪明的古人就从这方面入手，借古喻今，对皇帝进行警示教育。

那么，谁可以被写进这种警示皇帝的教材呢？狱中的贪官当然不行，他们的资格不够。亡国的皇帝又不配。谁最合适呢？

秦始皇！

秦始皇创立了皇帝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但是秦始皇又是一个十五年便亡国的统一帝国的创建者，是第一个死去三年便亡国的开国皇帝。这种特殊身份上哪儿可以找到第二人？所以，秦始皇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历代名臣贤相对皇帝进行警示教育的最佳人选。当然，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夏桀、商纣也可以警示为非作歹的皇帝，但是夏桀、商纣都是亡国之君，而且是王而非皇帝，他们的警示效果显然没有秦始皇更有价值，他们充其量只是一张“黄牌”，而秦始皇几乎是立即可以将违规者罚下场的“红牌”。

以秦始皇警示当朝皇帝在汉代已经开始出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秦始皇日益成为进行警示教育的最佳教员。

我们看两个史例：

三国时期，魏国杨阜曾经向曹操的孙子魏明帝进谏说：

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三国志》卷二十五《杨阜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这件事的起因是魏明帝在许都（今河南许昌）修了宫殿，又要在洛阳大修宫殿，杨阜劝谏阻止，以秦始皇修阿房宫为例，点明皇帝滥用民力满足己欲，独享欢乐，必然导致亡国。阿房宫修到什么程度，动用了多少民力，给天下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大秦帝国是否因此而亡，我们都可以弃而不论。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秦始皇成了杨阜劝谏魏明帝的反面教材。

同样是劝谏魏明帝，另一位大臣高堂隆也是以秦始皇作为警示皇帝的鸣钟，他对魏明帝说：

且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筑阿房之宫，不忧萧墙之变，而修长城之役。当其君臣为此计也，亦欲立万世之业，使子孙长有天下，岂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倾覆哉？（《三国志》卷二十五《高堂隆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对比一下杨阜、高堂隆的谏词，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秦始皇已经成为大臣警示皇帝滥用民力的一个典型。

晋朝的傅咸在《吊秦始皇赋》也发出了类似的预警：

余治狱至长安，观乎阿房，而吊始皇曰：“伤秦政之为暴，弃仁义以自亡。搦纸申辞，以吊始皇。有姬失统，命不于常。六国既平，奄有万方。政虐刑酷，如火之扬。致周章之百万，取发掘于项王。疲斯民乎宫墓，甚癸辛于夏商。未旋踵而为墟，屯麞麋乎庙堂。国既颠而莫扶，孰阻兵之为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五十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

傅咸铺排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然后虐政酷刑，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从而导致帝国大厦坍塌，无人能救，尽为废墟，麋鹿出乎其间。这篇赋的警示作用也很明显，伤秦政之暴，弃仁义自亡。通过大秦帝国大厦旋踵之间灰飞烟灭的历史事实，给当权者敲响警钟。

以秦始皇为警示教育的反面教材是皇帝制度下约束皇权的一大发明。唐代诗歌最为有名，以诗劝谏当代皇帝成为唐诗的一大特色。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李白的《古风》其三：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巿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古风》，中华书局1977年版）

这首诗借秦始皇求仙不成病死沙丘之事，规劝唐玄宗不要迷信神仙。这首气势磅礴的咏史诗，大笔如椽，盛夸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声威，极写秦始皇派徐巿入海求仙药，最终却是“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最后只落得一堆寒冷的骨灰。

以秦始皇警示当世皇帝的效果如何呢？我们看看唐太宗的例子，唐太宗曾说：“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吴兢编、姜涛点校《贞观政要》卷十《慎终》，齐鲁书社2010年版）还说：“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吴兢编、姜涛点校《贞观政要》卷六《俭约》，齐鲁书社2010年版）可见，以秦始皇为例的警示教育确有实际效果。

骄奢罪证阿房宫

在唐人评价秦始皇的作品中，晚唐杜牧的《阿房宫赋》是翘楚之作。这篇赋用华丽的辞藻、气势如虹的语言，极尽笔墨之能事，对秦始皇提议修建的阿房宫进行了绘形绘色的描绘。它给唐人评价秦始皇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史记·秦始皇本纪》确实有一大段关于阿房宫的记载：

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这段记载讲了四点：

第一，修建原因。秦始皇修建阿房宫是因为咸阳城中“人多”“宫廷小”（将六国的美女悉数运至咸阳，秦国的宫殿自然容纳不下），所以，秦始皇决定在上林苑中修建这一座庞大的朝宫，这座朝宫的前殿就是阿旁宫。

第二，得名。阿，近；阿房，意思是宫殿四周都是房；“阿房”并不是这所庞大宫殿前殿的名字，而是暂用名，只是因为全部工程未完，建完之后秦始皇要另外取名。

第三，修筑情况。阿房宫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两年后，宫殿未建完秦始皇就病故了；秦二世继续修建，尚未修完二世被杀；子婴继位四十六天秦亡，仍未修完。所以，阿房宫实际上是一座“烂尾楼”。

第四，规模。阿房宫规模宏大，它的东西长五百步，南北宽五十丈；殿中可以容纳万人，殿下可以竖起五丈高的大旗。

杜牧的《阿房宫赋》只有六百余字，但是它写出了阿房宫建筑的壮丽与宏伟、美人的绝色与众多，因此，此赋一出，“阿房宫”名扬千古。全文如下：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

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陈允亮校点《樊川文集》卷一《阿房宫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杜牧在这篇名赋中提出了两大问题：

一是秦始皇骄奢淫逸过度。二是大秦帝国亡于自身。尤其是“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振聋发聩，令人深思。

杜牧通过《阿房宫赋》提出了一个秦亡于自身骄奢淫逸的新命题。加之这篇赋确实写得精美绝伦，所以，杜牧的观点迅速得到传播。

这种传播给后世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是以为阿房宫修建完毕；二是认为秦始皇败于骄奢淫逸。

前者是一种误解。不仅秦始皇病故之时阿房宫没有修完，而且秦二世继位之后重新修建也没有修完。阿房宫既然是没有修完，哪有杜牧《阿房宫赋》描写的那样美女如云？哪有可能有绝色佳人生活于其中？杜牧对阿房宫的描写不过是作者的想象之词。但是，文学的真实倾倒了无数读者，后世读者都认为秦始皇阿房宫已经竣工，非熟读《史记·秦始皇本纪》者难以知道阿房宫只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

后者提出了秦始皇败于自身的骄奢淫逸。由于秦始皇骄奢淫逸，只顾个人享乐，不顾百姓死活，将天下百姓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才有了“一夫作难”而“天下云集响应”的后果。“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秦始皇只顾自己享乐，他没有想到天下苍生也想过太平日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秦始皇大修宫殿，只图个人享乐的确是导致百姓忍无可忍最终爆发大规模民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房宫的规模之大、劳民之深在秦始皇所有工程之中稳居首位，后世文人拿阿房宫说事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其实，我们前面讲到魏明帝欲大修宫殿遭大臣劝谏，大臣劝谏的依据就是秦始皇大修阿房宫引发百姓不满，从而导致天下覆亡。

郡县制再获评骘

在唐人对秦始皇的诸多评议中，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文具有特殊的意义。此文充分肯定了秦始皇废封国、立郡县的功劳。他认为：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剖分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派郡县长官，这是大秦帝国非常有效的措施。大秦帝国的速亡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绝对不是郡县制造成的。

汉代立国之后，矫正大秦帝国的弊端，按照周朝制度，封皇子功臣为诸侯王，结果没过几年就屡屡发生叛乱。汉初几代帝王都不胜其扰，几近社稷倾覆。所以，比较秦、汉两朝的制度，可以明显地看到，秦制远远胜于汉制。

《封建论》写道：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圆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柳宗元集》卷三《封建论》，中华书局1979年版）

在柳宗元看来，大秦帝国的速亡并不在于它废封国、立郡县，其“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失天下在于为政不仁，不在于制度缺陷。

柳宗元不但提出了大秦帝国速亡的原因，而且高度评价了秦始皇施行郡县制的巨大功绩。这是自秦亡之后第一次明确称颂大秦帝国政治制度的宏文。柳宗元的《封建论》说理透辟、论据充分、行文流畅，使得文章的内容更加具有说服力。

比起汉儒对秦始皇的全面否定，柳宗元的评价更全面、更客观。柳宗元还第一次把秦始皇的郡县制称为“公天下”，并认为中国的“公天下”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宗元集》卷三《封建论》，中华书局1979年版）

如此高度评价秦始皇是史无前例的。秦始皇身后的第一波评论是汉人作的，他们对秦始皇的全面否定开了秦始皇历史评价的先河。直到中唐柳宗元，秦始皇第一次得到肯定性的评价。这个变化极富开创性。

为什么唐人开始重视秦始皇的郡县制呢？为什么唐人肯定秦始皇偏偏要从郡县制入手呢？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历史的评价总是从自身的现实出发，超越自身现实的历史评价从来不会存在。

唐人之所以出现高度肯定秦始皇郡县制的观点与中唐的现实政治密不可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政局中最为棘手的是藩镇割据。唐初，中央政府在重要的州设立都督府，至唐玄宗时，在边地各州设十节度使，通称“藩镇”。各藩镇统领所属各州的甲兵，兼有其他职务，藩镇长官掌握一方的军政大权，权力甚大。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的力量大大削弱，唐王朝不得不首先将魏博、成德、幽州三镇授予安禄山、史思明这两位叛将的部下，并封他们为节度使，允许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扩充军队、任命官吏、征收赋税，形成了“河朔三镇”的割据局面。节度使的职位或由其父子相承，或为部将相继。后来，这样的藩镇发展到四十多个。藩镇之间，或互相杀伐，或联合反唐，危害极大。

唐王朝也曾屡屡围剿削弱藩镇，但是一直未有大的成效。这种藩镇割据的局面维持了两个世纪，国家、百姓都深受其害。直到北宋初年，解除藩镇兵权，藩镇割据的局面才得以清除。

柳宗元目睹藩镇割据的局面，痛切地认识到秦始皇施行郡县制是多么英明！

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在历经千年岁月之后才让人体会到它的价值所在，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才让人领悟到它新的意义。

秦始皇为郡县制与分封制孰优孰劣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朝议，甚至因此下达了焚书令，但是，伴随着大秦帝国的轰然坍塌，秦始皇的郡县制尽管被后世不同程度地继承下来，可是并没有人从理论与实践上深切认识到郡县制的优点。在中唐藩镇割据的新形势下，柳宗元成为秦始皇的首位隔世知音。

由于柳宗元的《封建论》，唐人评价秦始皇有了新视角，也有了新观点，那么，后人又会怎样评论秦始皇呢？

四十六 千古一帝

汉唐两代的学者从现实立场出发，对秦始皇做出了适合时势的评价。唐代以降，及至民国，对秦始皇的评议并没有消歇，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也历代不乏。总之，对秦始皇的评价成了一种独有的文化现象，有正统的官方评价，也出现了民间声音。自宋代到民国，在这一跨度颇长的时间里，有关秦始皇的评价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他们做出了怎样的有别于前代的评价呢？

焚书坑儒：两千年公案渐趋真实

在所有有关秦始皇的评价中，最具争议的问题是焚诗书坑术士，但是，唐代之后，“焚诗书”里的“诗书”变成了所有的书籍，“坑术士”中的“术士”演变成了儒者，变成了“焚书坑儒”。所以，焚书坑儒成为后期评议的重点之一。

第一个涉足这一热点的是南宋初年的大学者郑樵（1104—1162）。郑樵是南兴化郡莆田人（今福建莆田），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一生不应科举，努力著述。《通志》是其最具特色的著作，这是一部专门以研究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为专题的史书。其中《校雠略》一卷中，郑樵写下了《秦不绝儒学论二篇》两篇文字。这两篇文章不长，但是，它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即秦始皇坑杀的儒生只是“一时议论不合者”，“秦时未尝废儒”，“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

郑樵的依据有六点：一是汉初大儒陆贾就是秦朝之人；二是刘邦手下另一重臣郦食其也是秦朝儒生；三是为刘邦议定朝仪的叔孙通是秦朝中央政府的“待诏博士”；四是秦二世在坑术士之后曾经召集博士三十余人商议朝政；五是叔孙通降汉王刘邦之时，手下有儒弟子百余人；六是项羽死后鲁地百姓为项羽守节，直至刘邦将项羽的人头示众，鲁地才降汉。可见，秦朝宫廷并没有废儒学，所以大秦帝国有儒生、有儒学、有儒学之风。

郑樵之论，干系甚大。他首先说明秦始皇坑儒并不是有计划地废儒学，而是“一时”冲动。秦始皇对儒家学士、儒家学说都未废止。这是对秦始皇坑儒的重要新释，也是自两汉以来对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的一次重大翻案。

郑樵提出的另一个重大课题涉及焚诗书。

郑樵认为，刘邦进入咸阳，萧何入秦宫收秦律令图书，证明秦始皇并未焚书。世传的焚书事件，只是“一时间事耳”。所谓“一时间事耳”即是指一个短时期内发生的事，不是持续不断地焚书。而且，真正导致经书毁灭的不是秦始皇焚书，而是另外一大原因——学者穷经而经绝。“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郑樵《通志》卷七十一《秦不绝儒学论二篇》，中华书局1987年版）

什么叫“学者穷经而经绝”？郑樵的意思是说，学者烦琐的注经方式导致通一经必须终其一生，而经书本身又缺乏实用，这导致了经学的衰微。

与郑樵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学者范浚（1102—1150），对秦始皇焚诗书提出了与郑樵类似的看法，他也认为诗书之亡并不是秦始皇焚书导致的。在《对秦问》中，他承认秦始皇焚过书，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并没有导致诗书的消亡。范浚提出了两点证据：第一，现在仍然有六经传世，难道现在看的六经不是诗书吗？所以秦始皇焚书并没有导致诗书的消亡。第二，经之所以为经，并不仅仅依靠简牍的传播方式而存在，它可以有多种传播途径。被秦始皇烧成灰者不过是些枯竹罢了，汉代不是从房屋墙壁中发现了诗书吗？因此，诗书不会因为秦始皇的焚书而消亡。

范浚的观点与郑樵不谋而合：秦始皇确有焚书之举，然而对书籍造成的影响并没有后人夸张得那么严重。但是，范浚与郑樵两个人论证的目的不尽相同，郑樵意欲为秦始皇焚书翻案，范浚则想说明秦始皇通过焚书的办法来控制天下言论是不可行的，焚书最终导致了焚国（其焚诗书，非焚诗书也，焚其国也。……吾今乃知天下之不可愚，又知诗书之不为秦焚亡矣。《香溪集》卷五《对秦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范浚的观点在历史上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因为他想证明的“焚书亡国论”与以前的对秦始皇的批判并没有多大分别，只不过借用了另外的一种论证方式而已。与之相比，郑樵石破天惊、标新立异的观点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也因此引发了后人的激烈争论。

明人孙承恩率先发难，针对郑樵的看法，他专门撰写了《秦儒》一文，痛斥郑樵之言是“不深考而妄为议论”。孙承恩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陆贾、郦食其虽然是秦儒，但是他们却没有被朝廷重用。叔孙通“待诏数年，兽畜而已”。如果非要对天下儒生斩尽杀绝才算废儒，岂不是太苛刻了？

其次，秦帝国的博士相当庞杂，有占梦博士，有方士，即使留下来一些未杀的儒生，也未必是真正的儒生。

最后，历史上的暴君像夏桀和商纣王也没有干过坑儒之事，秦始皇做得比古代亡国之君更为暴虐。

仔细比较一下郑樵与孙承恩的看法，应当说孙承恩的话更有说服力。郑樵过于倾向为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进行辩护，反而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但是，郑樵的声音反映了一个事实，当时间拉开一段距离之后，再对秦始皇的作为进行重新审视时，人们对秦始皇的功过看法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距离产生美感。历史评价必须有待时空距离的检验。距离太近，往往太功利太现实；只有拉开距离，人们对历史评价的视野才更广阔，对历史的认识才更深刻，才更具有历史哲学的高度。

郑樵对焚诗书的阐释得到了晚清著名学者章太炎的大力支持。章太炎写了《秦献记》一文，他认为：“烧书者，本秦旧制，不始李斯。”章太炎还引了《韩非子·和氏篇》的“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为证，说明秦国自商鞅之时就有焚书之议。章太炎此说明显是为秦始皇的焚诗书进行开脱。只是章太炎的开脱比郑樵聪明，因为秦始皇焚诗书是秦国一以贯之的做法，并非只是秦始皇一个人的行为。这样，秦始皇焚诗书的暴行就有了新的承担者，不必由秦始皇一个人独自背负千古骂名了。

郑樵之说的意义在于他对秦始皇的评价摆脱了传统评价中只骂不分析的倾向，明确指出即使是备受后人诟病的焚诗书坑术士也还有重新分析的必要。章太炎的言论意在说明秦国施行文化专制由来已久，并非自秦始皇开始。这些看法对我们认识秦始皇的焚诗书坑术士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鲁迅先生曾经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指出：“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鲁迅全集》第五卷《准风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代的朱彝尊也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他认为秦朝确实曾经焚书，但不是秦始皇心甘情愿干的，而是处士横议者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有五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秦国一直以来是重法的，是以法治国的。通过三件事情可以看出秦国对法律的执行非常严格。一是秦孝公时期对公子虔的处置。自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法制建设就被不断强化。商鞅变法内容颁布执行之时，太子犯法，商鞅认为，法律之所以不能严格贯彻执行，是因为领导阶层率先违法，因此，在商鞅的坚持下，太子的师傅公子虔被割掉了鼻子。二是秦昭襄王时期对国君至亲权贵的驱逐。范雎为相，实行“固干削枝”的政策，坚决剥夺亲贵手中的大权，于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被收回穰侯的相印，令其回封地养老。接着又把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驱逐到关外，将宣太后安置于深宫，不准其再干预朝政。对此，当时的秦昭襄王认为依法理当如此（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则加于太子之师傅；而范雎为相，弃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为法在焉。《曝书亭集》卷五十九《秦始皇论》，世界书局1984年版）。三是荆轲刺秦时大臣的表现。当秦始皇在咸阳殿上被手持匕首的荆轲追得上蹿下跳时，左右之臣除了给秦始皇呐喊助威，无所作为，因为秦朝法律规定大臣不得携带兵器上殿，左右之臣宁可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的主子被追杀的丑态却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在当时看来“于法宜然，无足怪也”。由这三件事，可以看出秦国对法律的热衷与依靠。秦国一切都依靠法律，法制是秦国的基本国策。既然如此，当有影响法制的贯彻和执行的行为、语言发生时，掌权者必然要采取维护法律尊严与权威的措施，哪怕是激进的措施。

第二，处士横议。士人对社会及统治者指手画脚的风气由来已久。当周天子大权旁落之时，天下处士就开始议论滔滔了，孟子认为这些人无父无君，无异于禽兽，说的都是歪理邪说。随着秦国势力的渐趋强大，这些处士开始以攻击秦国为快事，称秦国为“嫚秦”（“嫚”是轻视、侮辱之意）、“暴秦”“虎狼秦”“无道秦”，各种侮辱斥骂的词语无所不用其极，只恨语言不够丰富。这个时候，秦始皇刚刚统一了六国，六国的贵族正处于国破家亡的痛苦之中，因此秦始皇对这些妄议者隐忍未发。

第三，机缘巧合。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淳于越在咸阳宫殿上那一番要求秦始皇分封子弟的话语成了导火索。妄加议论，以古非今，祸机一动，李斯上言，烧毁百家之说，而诗书也随之遭殃。

第四，李斯是荀子的学生，也曾经学过仁义之说，他怎么会以焚烧诗书为快呢？他所深恶痛绝的是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与此相关的是，秦始皇坑杀的是“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也”。

第五，废除百家的邪说，为什么还要连带诗书呢？主要是因为担心不把诗书一块儿焚烧，百家邪说又会借诗书之体还魂。而诸生议论不止，势必使法律不能整齐划一。秦始皇愤然焚书而不顾的原因就是惧怕议论法制措施，从而使其丧失权威，影响贯彻。

在条分缕析之后，朱彝尊得出结论说，当初秦始皇焚书，主要是因其重法，而百家邪说纷扰不止，使秦始皇下定决心，毫不犹豫地焚书坑儒。这是邪说造成的祸害啊！所以，不是秦始皇愿意焚书，而是处士横议者迫使他这样做。从这个意义上讲，是这些处士烧的书。

朱彝尊没有跟随前人对秦始皇诟骂不止，而是从秦国的统治政策、治国思想与处士横议之间的矛盾出发，具体分析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缘由，从而以更加客观的立场对焚书坑儒进行评价。到朱彝尊这里，对焚书坑儒的评价才渐趋摆脱了强烈的主观色彩或一味的标新立异。

对秦始皇焚书所造成的后果，前人过于夸大，从郑樵、范浚开始，对经书的消亡是不是秦始皇焚书造成的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这亦成为一个被不断议论的焦点。这一点与对秦始皇的评价密切相关，如果秦始皇焚书对典籍造成的损失没有后人想象得那么严重，将秦始皇斥责为暴君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就失去了说服力。

关于这个焦点，后来者还一直在讨论。清代前期桐城派代表人物刘大櫆作《焚书辨》也提出：“六经之亡，非秦亡之，汉亡之也。”“书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项籍之罪也。”（吴孟复标点《刘大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刘大櫆认为，汉军进入咸阳的时候，萧何只取律令图籍之书，对秦博士所藏之书摒弃不问，而项羽的一把大火使之消亡殆尽。所以秦始皇的焚书没有使图书消亡，而后来典籍损失殆尽的状况是萧何与霸王项羽的责任，和秦始皇没有关系。

此种观点到康有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他在《新学伪经考·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一文中鲜明地指出：秦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秦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绝。而造成“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的原因，是大家“不知此刘歆之伪说也”，从而又把此种说法的责任加在始作俑者刘歆的头上。其说正确与否尚值商榷，但是康南海也认为六经之亡不关秦始皇何事。

上述不同时代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秦代的焚书坑儒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们的研究继往开来，使得这桩存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公案渐渐揭开神秘面纱，从而逐渐洗清强加在秦始皇身上的对古代典籍消亡负有首要责任的重大罪名。而当这个历来对秦始皇进行负面评价的证据的力量渐趋缩小之时，对秦始皇的评价亦趋向客观。

郡县制分封制 又起争议

围绕秦始皇评价的第二个重要议题是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争论。当年，正是这场争论，引发了震惊世人的焚诗书事件。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一书中指出：“夫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这是说秦始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是历史的大趋势，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王夫之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的大趋势，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一点。

周朝施行封土建国的分封制之始，周天子力量强大，完全有能力担当天下共主；各诸侯国之间因为血缘关系亲近也不会相互征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各诸侯国的血缘越来越疏远，相互之间以强凌弱的现象屡屡发生，不可禁绝。而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一定会削弱，周天子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诸侯国中最强者必然会出面收拾残局，打着维护周天子地位的旗号彰显自己的实力。这几个强者就是霸主。春秋五霸因此就出现了。

称强称霸者最终并不会满足于霸主的地位，一旦它们能够控制局面，必然还会兼并小国，扩大自己。诸侯国之间的这种相互兼并发展到极致，天下就只剩下最强的几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继续进行兼并，最终一国战胜他国，形成天下统一。

所以，天下一统的大趋势是无法逆转的。当最终兼并所有诸侯国统一天下的一国取得完全的胜利之后，它仍然面临着施行封土建国的分封制还是施行郡县制两种选择。但是，封土建国最终必然导致霸主争霸、诸侯兼并。兼并成功者如果想避免周朝的悲剧，只能选择一种新的可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所以，施行郡县制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

王夫之认为废除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还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减少百姓负担，二是可以实行选举。分封制度下的官员是世袭的，贵以承贵，贱以承贱。所以继承人大大多于郡县制下任命的官员，官员数量多，百姓的负担自然加重。同时，只有废除了世袭的分封制，才有可能施行科举制，使平民百姓有可能进入官员队伍。

清初学者顾炎武作有《郡县论》九篇，首篇就说：“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顾炎武全集》第二十一册《亭林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可见，认为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必然，这是一批学者的共识。

顾炎武进一步研究分封制和郡县制各自的弊端，得出了“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的结论。

在中国两千多年有关分封制和郡县制的讨论中，以顾炎武的思考最具深度。

顾炎武之所以能够看出分封制与郡县制各自的弊端，是因为他生活在明清两代极度专制的皇权制度下，更能看出作为皇权专制政治基础的郡县制的缺失。

清代另一学者袁枚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评价了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优劣。不过，袁枚的立论和其他学者大不相同。袁枚认为，分封制的社会环境宽松，所以才会有孔子、孟子等诸子百家学说的诞生。如果在郡县制下，思想高度统一，就不可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赖有封建，然后栖栖皇皇之卫，之陈、蔡，之梁，之齐，之滕，几几乎有可行之势。而诸侯敬，弟子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使圣人生于郡县之世，三试明经不第，则跼促一邦，姓氏湮沉，亦“遁世无闷”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二十三《再书封建论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袁枚还认为，实行分封制，如果天子不道，天下的诸侯多着呢，百姓在“千八百国中，苟有一贤君，则民望未绝”。商汤就是以一个诸侯的身份取代了夏桀建立商朝，周武王也是以一个诸侯的身份取代商纣王建立周朝。袁枚认为，分封制是多元政治，郡县制是皇帝专权，行分封可以形成政治多元，行郡县则易造成君权至上。

分封制的缺点在于封国势力强大之后，各自争霸争强，不服从中央政府。郡县制的优点在于不会出现封建制下的“尾大不掉”的弊端，但是郡县制之下郡守、县官是由皇帝任命，一届到任之后就会迁转，由于迁转的次数过于频繁，很难洞察各地的民情。等到这些官员熟悉了当地的情况，想有所作为之时，已经一届到任，所以，各地官员都把自己管辖的地方看作是个中转的驿站，把属地的百姓看作是路人。

袁枚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袁枚提出这一说法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施行分权削弱皇帝的专权，但是他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即分封制下的不法诸侯王。他们不是数年一迁转，但如果他们专横残暴，该诸侯国的百姓不知要受多少磨难才能有出头之日。所以，郡县制的官员任期确实存在问题，但是分封制下的终身制同样有诸多弊病。袁枚之说具有参考价值，但并非良策。

民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在1920年写的《战国载记》一文也指出：

天下之统一，势也，不统于秦，亦统于他国。而统一之愈于分争，则明甚也。天将假手于秦，以开汉以后之局，夫谁能御之！而秦与他国，又何择焉！

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为，并非秦一国所能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国所宜任受也。（《梁启超全集》第十二卷《战国载记》，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这等于承认：

第一，天下统一是大势所趋，是千余年来大势的逻辑归宿。

第二，统一之利远胜于分裂之害。至于是谁统一都无所谓，关键是要统一。

第三，秦始皇统一天下不是他一人的功绩，他的罪过也不能由他一人承担。

这些学者之所以大唱分封之歌，关键是他们目睹了明、清两代皇帝专权的各种危害。提倡分封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他们是想用分封制的分权解决郡县制的专权，这是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学者们的新思考。

掀翻一个世界 自是千古一帝

在中国古代后期评价秦始皇的诸家之中，明代的李贽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一位。他说：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

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

祖龙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又以扶苏为子，子婴为孙，有子有孙，卒为胡亥、赵高二竖子所败，惜哉！（《李贽全集注》第二十二册《史纲评要注》卷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综合李贽的这些观点，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秦始皇在李斯的帮助之下，掀翻了一个旧世界，这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

二是对秦始皇的评价，不要信口雌黄，此公到底是圣是魔，不可妄下结论；

三是秦帝国毁于胡亥、赵高之手；

四是秦始皇是千古一帝、千古英雄。

这四个方面的关键是第一个方面，因为其他三个方面都是从第一个方面派生出来的。

李贽讲秦始皇“掀翻一个世界”，指的是秦始皇终结了分封制的周朝，建立了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

周秦之变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体制变革，是一次统治制度的大换班。周朝施行的是封土建国的分封制。周天子将土地和百姓分给亲属功臣，让他们成为一方诸侯，诸侯又把土地和百姓分给卿大夫。这样一级一级地分配土地和百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分封制。秦始皇废分封而行郡县成为中国历史上分封制的终结者，同时也是帝国制度的开创者。这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

李贽正是从废分封行郡县的角度将秦始皇视为千古英雄，如果从考虑秦始皇创立的郡县制对此后中国的影响来看，这种评价实不为过。

李贽的历史观大多符合于传统的看法，比如他确认王莽为“篡试盗贼”，指斥张角为“妖贼”。但他的思想在晚明时期有时又是非常激进的，又有很多与时宜不合拍、标新立异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的治乱，是一治一乱，循环不断的，并且这种历史循环是无法避免的。君主一生事业的成败既然为历史循环的后果，李贽对于历代君主的评论，也只是着重在他们适应时代的识见和气魄上。正是从这里出发，李贽与众不同地提出了秦始皇千古一帝真英雄的口号。

绝对的暴君：民间的声音

上文主要列举了历代精英知识阶层对秦始皇评价的演变，而民间的一般知识阶层对秦始皇也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民间评价的焦点并没有在秦国的大政方针诸方面，而是集中于秦始皇的劳役政策上。孟姜女的传说的流传演变代表的正是这种民间的立场。这种评价是对秦始皇无休止的劳役的恐惧及对秦始皇的诅咒。

清人杨廷烈在《房县志》中记载了一则异事：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就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百姓，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乎？”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他们就会逃之夭夭。

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它代表的是民间对秦始皇的一种评价。反过来讲，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奇异的传说。进一步讲，如果在历史的传承中对秦始皇的评价不是主要集中在负面，这种传说也就没有产生的土壤。因此，民间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秦始皇修长城的事件上，并且都是将秦始皇视为暴君的典型。这种来自民间的立场，除对其进行诅咒外，不可能上升到更高的角度与视野，也无法对秦始皇的功过是非进行全面的评价。

古代人对秦始皇的评价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的刘邦和项羽，他们认为做人就应当像秦始皇一样。从汉代开始贾谊基于证明刘汉政权合法性的现实政治目的对秦朝二世而亡所作的议论，把秦始皇塑造成了一个暴君的角色，对秦始皇在秦亡的过程中所要承担的责任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以此作为新朝代的前车之鉴。在唐人那里，秦始皇被视为一个警示的样板，不断从历史中翻出来作为恫吓当朝君主的有力武器，然而，这种警示作用同时又在不断强化着对秦始皇的负面评价。唐代的柳宗元则从反对藩镇割据的立场出发肯定秦始皇。随着历史的发展，对秦始皇进行评价的焦点亦渐趋集中，郡县制、焚书坑儒成为不断被拿来证明秦始皇功过的证据。在这个过程中，对焚书坑儒的评价逐渐剥去了主观色彩，人们开始多角度、多层面地对这一事件及前人的夸张说法进行重新审视。明代的李贽给秦始皇以高度的评价，说秦始皇横空出世，“掀翻一个世界”，把秦始皇视为千古一帝的言论亦出现在其著述中。令人可叹的是，这位具有激进思想的李卓吾因为有众多如此惊人之语，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但是，对秦始皇不平凡的人生历程的解读与评说、街谈和巷议并没有因为李卓吾的送命而消歇，而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是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人，是各种评价的综合体。只有整合正面的、负面的各种“片面的深刻的”评价，才能认识真实的、完整的秦始皇。一味地歌颂与一味地批判同样是偏颇的。

四十七 难说再见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至沙丘溘然离世，五十年的人生历程至此终止。然而，秦始皇却是一个永远难说“再见”的皇帝。后世对他的评说不绝如缕、众说纷纭。

在现实政治中，秦始皇是影响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重量级人物之一。在一百位影响世界历史的人物之中，秦始皇赫然在列……

在艺术世界里，秦始皇更是一个最具世界影响力和商业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通过影视、歌剧等不同的传播方式，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新演绎……

一个人，即使是长寿之人，其生命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都不及弹指一瞬。“亲戚或余悲，他人已高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绝大多数人死后即被人淡忘，但秦始皇的确是个例外。为什么一个两千多年前化为尘烟的人物还被世人屡屡提及？为什么当代影视、歌剧对这个遥远的在世只有五十年的人物如此钟情呢？

统一是最大的贡献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年秦始皇在自称始皇帝的时候，是企幻他创立的大秦帝国能够传至千秋万代的。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个愿望仅仅持续了短短十五年，就在项羽的一把大火中灰飞烟灭了。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创立的制度并没有随着王朝的消亡而被后世废止，而是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余年。正是因为这种影响，秦始皇在下世的两千多年中不断被人提及。

秦始皇之所以被人们每每提及，首先是因为他的巨大贡献。

秦始皇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即“统一”。其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国土统一，二是制度统一。

先说国土统一。

在秦国数代国君的不懈努力的基础上，秦始皇凭借着强大的综合国力和个人的雄才大略，结束了战国两百多年的纷争，建立了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这是秦始皇对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秦始皇使中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伟大的统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尽管大秦帝国的版图和现代中国辽阔的国土相比，还不能完全匹配，但是中国统一的大趋势却始于秦始皇。此后，虽然也有南北朝的分裂，五代十国的混乱，但是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中国，主要出于个人强烈的功业理想。他用十年时间成功地兼并了六国，而且，在成功兼并六国之后他并没有停止用兵。秦始皇将目光投向了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南越。对匈奴的战争及万里长城的修筑使得大秦帝国的北方获得了相对的安宁平静，保障了中原农耕民族的和平生产。

秦始皇对南越的用兵前后达四年时间，动用军队五十万，这是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最终平定南越，建立了南海郡、桂林郡与象郡。当时的南海郡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广东，桂林郡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广西，象郡相当于今天越南的中北部。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之后，这支五十万的南征大军滞留在了南方未得北归。这支大军当时由征南越的副统帅赵佗指挥，由于没有参加镇压秦末大起义，他们避免了被歼灭的风险，存活下来。

秦始皇在世之时，时任龙川县令的尉佗（即赵佗，两次出征南越的副统帅）上书秦始皇，要求增派三万中原女子到岭南，秦始皇批准了一万五千名中原女子移居岭南的计划。她们和南征的五十万秦军的部分士兵结合，繁衍后代，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带到了岭南，大大加速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如今这一万五千名中原女子被客家人尊称为“客娘”。

到秦二世时，南海郡尉任嚣得病将死，便把龙川令赵佗召来，并对他说：“听说陈胜等发动了叛乱，秦朝推行暴虐无道的政策，天下百姓对此感到怨恨，项羽、刘邦、陈胜、吴广等都在各自的州郡同时聚集民众、组建军队，像猛虎般地争夺天下，中原地区扰攘动乱，不知何时方得安宁，豪杰们背叛秦朝，相互对立。”（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史记·南越尉佗列传》）

任嚣死后，赵佗杀了秦朝安置的官吏，而用他的亲信做代理长官。秦亡以后，赵佗攻击并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并最终归汉。

秦始皇派五十万大军征南越，使岭南第一次成为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亡之后，秦朝的南越驻军在赵佗领导下为开发岭南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年赵佗所在的龙川县（今广东河源市龙川县佗城镇），至今还保有不少历史遗存。广东省河源市因此成为岭南客家人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今天的佗城镇就有两百多个姓，以及近五十家姓氏宗祠，它们都是当年南征的五十万秦军的遗存。

秦始皇统一岭南的初衷，并非要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然而，他对岭南的开发却成为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

在秦始皇实施宏图大略的坚定决心和当地各族人民的巨大付出之下，大秦帝国拥有了南至福建、两广，东至沿海，西至临洮，西南至保山，北至长城以北的广袤国土。第一次奠定了现代中国辽阔国土的基本框架，同时也奠定了现代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这一基本格局。

在现代世界的政治格局中，一个国家是不是大国与强国非常重要，它关系着当代世界格局中是否有更多的话语权。

大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无可争议、毋庸置疑的，大国所拥有的综合国力、大国占有的资源，以及大国所具备的承受能力，都远非小国所能相比。

以国防为例。在现代世界军事格局中，一个国家的国防纵深至关重要，而国防纵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本土面积的大小。如果拥有较大的国防纵深，在战争中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具备梯次抵抗的战略防线。秦始皇开创的庞大帝国为现代中国拥有巨大的国防纵深奠定了基础，仅就此一点而言，秦始皇留下的遗产也弥足珍贵。

以经济为例。小国在世界性金融海啸中往往显得承受力非常有限，而大国则不同，大国拥有的抗风险能力亦远非小国所能相比。

再说制度统一。

领土统一主要是整合，制度统一则在创新。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创建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制的皇帝制度。中央集权制度终结了周代的分封制，诞生了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帝国。中央集权制度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总体而言，中央集权制度是一笔可圈可点的政治遗产。秦始皇通过中央集权制度，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实现了整体意义上的国家统一。

人类政治制度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大势。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是世界多极化的表现之一。

人类的政治制度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创，它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力量形成的产物。秦始皇利用中央集权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且集中力量办了一系列大事：修筑万里长城、驰道、直道，北驱匈奴，南征南越。

秦始皇的这些大工程常常被后人斥为暴政。前面讲过，秦始皇兴建的这些工程，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程，一类是只为个人享乐的工程。前者如长城、驰道、直道，这些工程尽管耗费了国力、民力，给当时天下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但是对于一个统一帝国的稳定和中原农耕民族的和平来说，却是必要的。

如果说秦始皇这些工程危及了大秦帝国存亡的话，问题在于实施得太急，不体恤民力，而不在于这些工程本身。

至于另一类工程，如大建皇陵和宫殿，则完全是为了满足秦始皇个人的享乐，显然不能与修长城、驰道相比。这类工程虽然满足了秦始皇个人的欲望，但是大秦帝国却付出了二世亡国的惨痛代价。

后人往往将大秦帝国的短命归咎于秦始皇的政治制度，其实其过在“政”不在“制”，秦因其治国之急政而二世亡国，但是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是历史的真实。

为什么一个短命王朝创立的政治制度却能留存两千多年呢？

每一次的政治进步都是以政治失败为代价的。秦始皇创建的帝国仅存十五年便亡国，但是后世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认可皇帝制度，只是鉴于秦朝二世而亡的事实对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正是这些修正缓和了统治阶级与广大百姓的矛盾，延续了后世一个一个帝国的生存。

汉代以后的王朝之所以选择皇帝制度，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方面是皇帝制度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皇帝的个人欲望，另一方面是没有出现第二种更好的政治制度可以取代皇帝制度。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发展，皇帝制度的反动腐朽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皇帝的专制独裁，往往成为封建王朝没落的原因。因此，皇帝制度最终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因为它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发展为现代国家的巨大障碍。

从上述可见，秦始皇的确是当之无愧的“千古一帝”！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秦始皇下世两千多年还被人们屡屡提及的另一表现是对秦始皇的骂声不绝于耳！骂声来源于争议。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里，秦始皇是获得骂声最多的皇帝。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在传播学上绝对是一位大赢家！他让后人永远无法忘记他！我们从秦始皇的身上再一次看到“小骂小火、大骂大火、爆骂爆火”的传播学规律！

简略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评价史，历代文人、政治家因出于不同的目的，具备不同的眼光，处于不同的时代，对秦始皇的评价不尽相同。不仅古人如此，今人对秦始皇的评价同样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难以定论。由于评价难以统一，所以，对秦始皇的解读永远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有所谓的定论。我们在总结秦始皇一生之时并没有对秦始皇做出自己的评价，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秦始皇。笔者并不想以个人的眼光去评价这位盖棺而难以定论的中国第一位皇帝。因为，对秦始皇评价的这个动态的过程远远没有结束。

如果一定要做出所谓的评价，我们只能说秦始皇是一位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巨大贡献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皇帝。

秦始皇为后人诟病最多的暴政是焚书坑儒、严刑苛法、滥用民力，正因如此，秦始皇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对此，我们该如何认识呢？

如果以焚书坑儒定性暴君，我们讲过，焚书事件为中国文化专制的肇始，影响极坏，必须彻底清算。坑儒之说并不准确，坑儒其实是坑术士，它是秦始皇一怒之下的失当举措，这并不意味着秦始皇杀人成性。仅仅从人数上说，秦始皇坑杀四百六十名术士，也不是两千多年封建皇帝中杀人最多的皇帝。明成祖朱棣夺取政权之后，一次就杀了方孝孺十族共八百三十七人，而原因仅仅是方孝孺不愿归降朱棣，不承认朱棣凭借武力夺取政权的合法性。如果以杀人的多寡定性暴君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皇帝都是暴君，包括我们认为是明君的皇帝。

如果以大修皇陵、大造宫殿来定性暴君，那么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不为自己大修皇陵的，难道他们都是暴君吗？乾隆皇帝也以奢侈闻名，历朝历代没有几个皇帝修那么多的园林，就是桀纣也不能与之相比。他在北京及京畿维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皇宫的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颐和园）、圆明园三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然而，没有人因此痛斥他是暴君。

如果以严刑苛法定性暴君，秦律的确严酷，但是汉代建国之后承袭的就是秦律。直到汉惠帝时才废除挟书令，至吕后时才明令废止夷三族罪，然而三族罪在此后非但没有被废，还逐渐发展成为五族罪、七族罪、九族罪、十族罪。可见，后世律令不比秦律宽松多少。

秦始皇的性格中确有残暴的一面。

灭赵之后，秦王赵政破例来到了赵都邯郸，这里是他度过了九年童年时光的地方。故地重游，赵政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凡是当年和他母后有仇的赵人，全部活埋（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史记·秦始皇本纪》）。我们无法得知赵政是如何知道谁和他母后有仇的，尽管他对自己母后的印象并不好，但他还是对当年母后的仇家实施了最残酷的报复。然而，这只是一个个案。大多数情况下他处理问题还是比较理智的。

当然，被人们视为暴君，这对于秦始皇来说并不是特别冤枉，他确实够得上一个暴君的标准，只是许多和他同样残暴的皇帝并没有被称为暴君。如此一来，对秦始皇的这个定位就显得有些过头。其实，秦始皇被称为暴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秦帝国二世亡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短命王朝，人们往往将责任归咎于秦始皇的残暴。鲁迅先生说：“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鲁迅全集·准风月谈》）

其实，评价秦始皇应当完整地看他的一生。

秦始皇的一生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出生至十三岁。这一阶段的前九年他在赵国，其父异人为秦国派到赵国的质子，他是质子之子，地位低下，生存权完全没有保障。这是他过得最悲惨的九年。九岁那年，因为他的父亲当上了太子，注定要成为日后的秦王，他的命运这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被赵国礼送回国，开始受到良好的培养教育。十三岁那年，其父去世，他继位成为秦王，这是秦始皇一生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他只是一个孩子，一个没有权力的孩子。

第二阶段是十三岁到二十二岁。赵政十三岁继承了王位，此时的赵政虽然成为秦王，但因为年幼，政权并不在他的手中，而在他的母后赵姬与吕不韦、嫪毐手中。他目睹了嫪毐的横行不法，目睹了吕不韦的专权，无奈手中无权，只能隐忍等待。

二十二岁时，赵政举行了加冠礼，这才开始亲掌政权。从这一年到他三十九岁兼并六国统一天下成功，是秦始皇一生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他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平定了嫪毐和吕不韦两大政治集团；二是为最终兼并六国进行准备；三是发动兼并六国的战争。

从三十九岁到五十岁病故是秦始皇一生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他在兼并六国成功之后，为建立并巩固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制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如建立中央的三公九卿制、地方的郡县制，统一文字、度量衡、车轨，南征南越，北伐匈奴，修筑万里长城、驰道、直道、骊山陵，进行五次大巡游，大寻仙药，焚诗书，坑术士，等等。秦始皇饱受后人非议的事件基本上都发生在这一人生阶段。其间，他有贡献，也犯错误，而且越到生命即将结束之时，他的为政越是糟糕。如四十六岁开始修万里长城，四十七岁焚诗书，四十八岁坑术士。所以，秦始皇的主要败政都出现在他死前的四五年间。

综观秦始皇的一生可以发现，在他一生的四个阶段中，他基本上只在第四个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此时，他完成了对六国的兼并，建立了皇帝制度，个人欲望极度膨胀。他要完成一系列的大型工程，既要大修陵寝，又要大求仙药。此时的秦始皇已经完全听不进大臣的意见，一意孤行，不立太子，不立皇后，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死后一年即将爆发反秦大起义。秦始皇为了削弱天下的反秦武装，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炼钢铁运动”，下令将天下兵器尽数收缴到咸阳，加以冶炼，铸成十二个人形钟架。然而，秦始皇的这些举措并未能阻止之后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起义。仅仅三年之后，大秦帝国便从现实中彻底消失。

打败自己的只有自己，历史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是秦始皇的悲剧，也是一切独裁者的悲剧。

帝国覆灭 原因几何

秦始皇不断为人关注的第三个表现是大秦帝国的速亡引发后人无尽的思考。大秦帝国是中国古代史上寿命最短的王朝，它仅仅存世十五年就覆灭了。它覆灭的原因颇多，前文多有涉及，但是还有三个原因不大被人关注：一是秦始皇的统治思想；二是秦国贵族的腐朽；三是秦始皇对接班人选安排的失误。

先说统治思想。

统治一个国家，不仅需要制度，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思想。大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中央集权制的帝国，但是秦始皇创建的中央集权制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个不足就是大秦帝国缺乏统治思想。

统治思想是巩固统治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秦始皇自始至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统治思想。法家思想强调君王的独裁性，然而，君王的独裁意味着没有其他因素能够制约皇帝的所作所为。因此，皇帝一旦决策失误，帝国的长期安定就会受到破坏。

秦始皇认为秦属水德，依阴阳之说，水属阴，阴主刑杀，便认为水德政治当用法家，以刑罚为主。所以，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儒家思想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肯定不如法家、兵家那么直接有用，但是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绝对不能缺少儒家思想。法家是强国之道，儒家是治国之道。法制不可少，德治也不能缺。法家只能使臣民畏惧，儒家却能使臣民忠诚。法家强调势与术，它的本质是一种统治术，当法家强调以法治国之时，君王却是在法制制约之外的。儒家强调的圣贤人格、德治思想，不仅是用来教育臣民的，同时也是对君王的一种约束。无法约束君王的思想学派，只能使君王更加专横、腐败，并且加速帝国的灭亡。

所以，秦始皇作为中国皇帝制度的开创者却忽略了统治思想的建设。换句话说，秦始皇完成了皇帝制度的硬件，但是他没有为皇帝制度设计、安装一个更适合它的软件。赵政只是始皇帝，他还来不及思考更多的问题。秦始皇把皇帝制度看得完美无缺，以为这种制度可以保证一个帝国永世长存，可他不懂得一种制度必须具有调节功能，而这种调节功能是通过统治思想来实现的。

再说秦国贵族的腐朽。

人们大多将秦帝国二世而亡的原因归于暴政、苛法等，很少关注到当时秦国贵族的腐朽。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最大赢家是刘邦，他最终建立了西汉王朝。在秦末农民大起义开始之后，六国贵族后裔纷纷建国，但最终却无一个立国的贵族获得成功。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呢？

原因当然非常复杂。有一点却为人们所忽视，那就是战国时期各国贵族世家自身的腐朽。被秦始皇最终兼并的这些诸侯国的贵族世家历经了数百年的统治之后，已经走向没落，这就是孟子所谓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们自身的腐败是六国最终被秦兼并的根本原因之一。秦国贵族虽然在兼并六国过程中的表现大大优于六国贵族，但是秦国贵族的腐朽丝毫不弱于山东六国。郑国事件曝光之后，秦国贵族力主逐客，致使秦王赵政误下逐客令，如果不是李斯上《谏逐客书》，秦国人才几乎流失大半。赵政本人的明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秦国贵族的腐朽。可是兼并六国之后，赵政的明智逐渐丧失，秦国贵族的腐朽再也无法被遏止，发展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导致大秦帝国的迅速灭亡。

成就一个部族的往往是它的敌人。当秦部族初始立国之时，部族的绝大多数治国者都必须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那就是山东诸国的存在。秦始皇成功兼并了六国之后，大秦帝国的敌人消失了。伴随着敌人的消失，大秦帝国的贵族世家也失去了昔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谨慎，盲目地支持秦始皇的急政暴政。除秦始皇的长子扶苏还有过一些进谏外，听不到其他任何皇族的声音。在秦国贵族之中，最为重要的是秦始皇的子女，但是他们可以说是一无作为，任人宰割，最后被秦二世胡亥杀戮殆尽，无一幸免。

这样一个贵族世家还有希望吗?

肯定没有！

由周天子分封的所有贵族世家都在春秋争霸、战国争雄的硝烟中消亡了，都在周秦之变的历史转折中覆灭了，最后一个消亡的是秦国的贵族世家。代之而起的是以刘邦为代表的新兴势力。这股新兴势力出身于草根，他们更能适应新的形势，成为新时势造就的英雄。他们一方面继承了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着秦始皇所创立的皇帝制度。

当然，伴随着汉帝国的长期执政，从草根中成长起来成为新兴帝国统治者的阶层又会形成新的贵族世家，他们的腐朽最终导致他们自身的覆灭。在新的汉帝国内部又会形成一个阶层，他们历经数百年的积聚，最终在南北朝成为新的执政势力。

历史总是不断培育着新的执政阶层，同时也淘汰着旧的腐朽的执政阶层。

帝国政权的交接历来是帝国生命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大秦帝国之所以速亡，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未能妥善安排好接班人。

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靠政变上台的胡亥是他们当中最糟糕的一个。因此，从古至今，人们大都认为如果扶苏继位，大秦帝国就不会速亡。历史当真会如此发展吗？

扶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许多人的眼中，扶苏谏阻秦始皇坑术士，一定是一位仁义之君。扶苏不同意诛术士，这是事实，但是扶苏也并非合适的皇帝人选。仅凭胡亥的单车一使，扶苏接到诏书，不辨真伪，便欲自杀，完全是秦始皇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这种做派，连蒙恬都认为不妥。无论如何也得辨个真伪啊！虽然蒙恬坚持不自杀，最终还是被杀。但是，蒙恬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反抗。蒙恬死于非命，是力不能及与真相不能大白所致。相比蒙恬，扶苏的政治经验太匮乏，也不具备政治家的果敢与魄力。如此之人继位为君能否称职，仍然是一个疑团。

综上可知，秦始皇是一位影响巨大的皇帝，一位备受争议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位引发人们不断思考的皇帝。这样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这正是我们对秦始皇难说再见的原因。

尾 声

千古一帝，秦始皇。他十三岁登基，二十二岁亲政；他马踏六国，一统天下，成就了泱泱大秦帝国雄伟霸业的神话，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他北筑长城，南征南越，为中国五千年的恢宏史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万世暴君，秦始皇。他贪恋权势，事必躬亲；他果决寡恩，焚书坑儒；他修筑陵墓，穷困万民；他严刑酷法，残贼天下，落了个千秋万代妇孺皆知、尽人皆弃的骂名。

自掘坟墓，秦始皇。他不立皇后，不立太子；他不辞劳苦，五次巡游；他自称真人，迷恋成仙；他欲求长生，却致短命，最终还是跟凡夫俗子一样，躺在了他苦心营造的陵墓里边。

“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波特莱尔）秦始皇就是这样，静静地看着，看着他信任的赵高与忠臣李斯篡改着他的遗诏；看着他喜爱的小儿子为了权力把他的兄弟姐妹们一一干掉；看着赵高在咸阳宫殿上执导着“指鹿为马”的闹剧；看着大泽乡的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高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看着他的兄弟子婴白马素车、身着孝服向刘邦屈膝献降；看着他亲手创建、意欲传至千秋万世的神奇帝国，在项羽的一把大火之中灰飞烟灭，化为焦土。他就是这样，静静地看着。

曾记否？广袤无垠的关中平原，曾经上演过多少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故事；隔离天日的咸阳宫殿，经历过多少亭台楼榭、管弦笙歌的春秋。如今，往日的金戈铁马早已是残铁锈铜，过去的辉煌气象仅剩下萧瑟秋风，夕阳斜照中的骊山陵墓，伴随着的只是枯藤、老树、昏鸦。人们感叹的是华年易逝，人生苦短；唏嘘的是世事无常，沧海桑田。不变的唯有那滔滔不息的渭河之水，带走了昔日帝都的喧嚣与繁华，永久留下的是一代代人无限的惆怅与沉思。

秦皇吟

（代后记）

春秋争霸烽火飞，战国逐鹿生民哀。

横扫六合归一统，秦皇声势挟风雷。

煌煌功业空前古，颂声四起骄英主。

焚书坑儒人心寒，群臣失语无谏阻。

大兴土木役万民，阿房未竣九州贫。

峻律苛政猛于虎，暴君英主集一身。

尊荣奢华欲永守，不死仙药何曾有。

陈涉一呼天下从，只为黔首苦秦久。

万世基业二世绝，楚虽三户终灭秦。

兴勃亡忽殷鉴远，攻守势异需宽仁。

秦祀虽亡秦制留，始皇功过论不休。

皇朝千秋多兴废，几度悲哀演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