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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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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第11章

第1章

我们中学里有两位老处女教师，她俩都说自己的未婚夫战死疆场。如果现在还有像我这种没结婚、没丧偶、没离异、没有生活伴侣或男朋友—更不用提没有孩子了—以及未曾与男人有过短暂亲密接触的女人，那这种女人就会像从前一样，被人取个贬义的绰号。

只是和那两位女教师不同，我不是老处女，而且也有一些人羡慕我目前的状态—已婚的女同事们老是拿妒忌的眼光来看待我的独立、我的旅行和我稍有成就的事业，并捏造我度假时的种种浪漫经历。对此，我只有报以意味深长的微笑。

我的薪酬挺高，自身保养得也不错。我现在五十二岁，可看上去比年轻时更棒。我的天啊，你要是能看到我那时候的照片就好了，比现在足足重二十磅，戴着一副丑陋不堪的眼镜，套一双笨拙无比的系带鞋子，穿着老土的滚边裙子。

那时候，我是无论多么困难的事情都可以同时做的女人，到最后我自己却越来越像“老黄牛”了。为什么那时候没人告诉我，我也可以成为另外一种人呢？

我讨厌涂脂抹粉，讨厌这种虚伪的装扮。那时的我忧郁不安，而如今的我体形苗条，皮肤保养得也好。我的衣鞋和香水都价值不菲，尤其是我的鞋子。

但，这些能带来什么呢？

那时的我穿着滚边裙子，在大学里攻读法律。为何要读这个专业？或许是因为我对语言没有特殊的天赋吧，还有，说实话，我对其他东西也没有任何禀赋。那时的我天真地以为，我会在这个中性的专业里过得很好。

我跟哈特穆特是多年的朋友。早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们就认识了，可我们并没有擦出火花，常常一起用功到深夜，到最后再想回家就太迟了，于是就发展成了一种固定的关系。我本以为这样的关系发展到最后就会是两个孩子的婚姻和一家共有的律师事务所。

但就在考试前不久，当时我的脑子里装满了法律条文，他却书面通知我，说他马上要结婚了。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结果我考试没通过。而哈特穆特通过了考试，不久就做了父亲。此后我偶尔见到他和他的妻子推着婴儿车在公园里散步。

我本想不惜一切代价通过第二次考试，可当时我的身体糟糕透了，时胖时瘦。其时，我的母亲已经去世，我的父亲也早已不在人世。我没有兄弟姐妹。我很孤独。

假期里，我常常到一家受理法律保障的保险公司打工。那家公司为我提供了一份办事员的职位，我并不认为这事有什么值得兴奋，更何况薪酬很低。

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了那份工作，因为母亲只给我留了一点遗产，我得自食其力啊。

我二十七年前的生活就是这些。

我还在柏林待过八年。在我工作的保险公司里，我的事业稍有起色。我不知疲倦地工作，怀着大学生的那种雄心壮志，毕竟我没有其他路可走。工作上获得成功至少对我是有好处的，我审视过我的外表，这使我更加自信。那时我保持着良好的身材，经常去美容美发，给自己买了一套很贵也很英国化的衣服。

在柏林的最后几年，有上司注意到了我，开始提拔我。

在这之前的五年里，我没跟任何男人交往过。之后，我有了第二个男人。或许我真的有点爱上了他，他觉得我聪明、时髦、善解人意，也很美丽大方。他的这种赞赏对我很重要，我心中就真正充满了朝气，更不在乎他已经结婚。

两年后，我周围的每个人，包括那个专为办公室送信的最年轻的人，都知道了我们的风流韵事。最后连他老婆也知道了。

这件事本来已经快结束了，可夜里我还是经常会被电话铃声惊醒，信箱里也常常塞满了匿名恐吓信。我的车被粘上了口香糖，钥匙孔里甚至还被人挤进了万能胶—我很清楚只有她才会干出这种事来。

周遭的这些事让我感到害怕。

可是他从不在我这里过夜，我不明白为何她要在凌晨四点打电话过来。后来我才听说，那时他已有了新女友—他可能是在她那儿过夜。他老婆只要一个人躺在床上，就会想到至少可以用电话来骚扰他一番—她自然而然地以为他在我这儿。

那段日子，我向各个城市的各类保险公司投出求职信，可整整一年后，我才找到新工作。

到哪儿去，我无所谓。我只想离开，重新开始。

三十五岁时，我搬到了曼海姆。我不熟悉这个城市，也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

过了半年，我才突然想起我的中学女友璧德就住在附近，好像是在一座山上的小城。高中毕业后，我搬到了柏林，我们俩就中断了联系，过去我们只在一次同学聚会时见过一面。

我和璧德少女时代都住在卡塞尔，我住在街的一头，她住在另一头。至于她是不是我的女友，我也说不上。

她家是我上学的必经之地，所以我每天都会站在她家门口吹口哨，叫上她一起去学校。我总是非常准时，但璧德从不。有时我甚至觉得她是在听到我的口哨声后才起来的。

我总是等啊等，直到她出现在大门口。由于她的过错，我们常常迟到。可我从没有独自一人去上学，就这么站在她家门口等她。

璧德有一两个最好的同性死党，此外还有几个普通女友，我就是其中之一。可我只有两三个交往平平的女友，根本没有什么知心闺蜜。

我后来知道璧德和一个建筑师结了婚。至于其他，我就不清楚了。

那天我打电话给她时，她刚好想邀请我去参加一个聚会，这是她几天前安排好的。

我去了，看到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三个可爱的孩子，一个长相英俊的男子，一幢美轮美奂的房子，一个光彩照人的璧德。她给众多的好心人准备了一顿精美的饭菜。这一切就像画册中描绘的一样。

相较之下，我的心中充满了敌意，她身上充满了阳光。我带着恶劣的情绪和不可抑制的妒忌回了家。

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回请了一次璧德；而当她在曼海姆购物时，我也偶尔会在商店关门后过去坐坐—但也不是经常这样。

十年后，当璧德完美无缺的世界破裂时，我们之间这种并不紧密的友谊突然发生了变化。她的那些可爱的孩子变得难以管教：什么留级啊、吸食大麻啊、偷东西啊、离家出走啊等等问题都出现在了他们身上；她那彬彬有礼的丈夫跟一个比她年轻许多的女同事有染，就像我和我的哈特穆特那过去了很久的故事一样。这名女同事最后怀孕了，他离了婚，组建了新的家庭。

为此璧德郁郁寡欢，在电话里对我号啕大哭了几个星期，还跑到我家来说个没完没了。不知怎么的，她觉得只有我才能理解她，而我忽然也有了一种能够帮助和安慰她的良好感觉。

自此以后，我们才成了知己。

顺便说一句，璧德并非一直是那种胆小怕事的女人，这不是她的天性。她也不是愤世嫉俗和不喜交际的人。她擅长斗争和工作。当然，随着孩子们离家去读大学，她也不得不搬出了家。她卖了房子，从前夫那里获得了一套三居室的住宅和相应的抚养费。可她还是想靠自己挣钱。在四十四岁的时候，她第一次开始为生计忙碌。

当然啦，在此之前的几年里她也并非无所事事，因为她要学会如何对付预算、商业会计和要求过分的男人，这就要求她必须勤奋，并且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可对于后者，她倒是真的没有任何天赋可言。

那时，她成了一家业余大学里上半天班的秘书，起先只是临时帮忙的性质。两年后，她辞去了在商店的工作，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自己的新工作之中。

此外，璧德总是对可以免费参加的新鲜的短训班充满兴趣。她开始学做陶艺、画真丝画，接着学跳肚皮舞，学习超验沉思，学意大利语，与其他女子探讨妇女社会地位问题。

除了璧德之外，我家几乎没其他客人。我的房子也太小，容不下很多人。璧德有时不打招呼就会来找我，我也没什么好反对的。

除了璧德，只有一个人例外—我的一位年岁较大的同事，我叫她“罗默尔太太”。

罗默尔太太一直在我们公司工作，但马上就要退休了。她无所不知，几乎认识每一个人。在公司，她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特权。她有一间很舒适的单人办公室，但从她的实际工作来看，那是完全没必要的。此外，她还可以把自己家的老狗带到公司里养着。

她向我诉苦，说她女儿几年前结婚搬出家后，这条原本一直由她女儿照料的狗就无法独自整天待在家里了。她说她没法再养这条狗了，因为她一个人住，没人帮她照看。她也没车，没法在午休时间赶回家去。对此，她已被折腾得疲惫不堪，以至于同事们轮流到上司那里去求情。上司也被这条狗搞得焦头烂额，于是只得破例让她把狗带来。

好在这条狗又老又胖又懒，躺在她的写字台下不吵不闹，不会影响大家的工作。不过上司恳切地向大家声明，这仅是一个特例而已。

有一天，她又碰上了狗的麻烦事。我出于一时冲动向她提出建议，说偶尔也可以把狗放到我家里来。一般来说，我不喜欢动物，甚至对狗类还有那么一点儿害怕—但因为在公司时我跟这条老狗已经很熟悉了，所以才敢和它共度周末。

罗默尔太太高兴极了。每隔四个星期她就会出一趟远门，将狗寄养在我家。于是，这条胖胖的西班牙犬就躺在我的床底下。

时间一长，我和这狗之间甚至培养出了一种和睦关系。而且，我突然发现，我哄它时居然是用哄婴儿的方式。这令我很是厌恼。

罗默尔太太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她有一个私生女。要知道，在他们那个年代，有私生子可是件灾难性的失足事件。她告诉我说，当时她理所当然地被父亲逐出了家门，直至父亲去世，母亲才敢重新和她联系。

但是，罗默尔太太对自己女儿的生父却只字不提。每当公司里举办庆祝活动，每当气氛很轻松时，如果有人问她这个问题，她只是回答：“这个故事说来话长……”可见她不想提这件事。就是对我，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成了莫逆之交，她也对此毫不松口。

但不管怎么说，对罗默尔太太有私生女一事，我非常震惊。

我年轻的时候（那时避孕药还尚未普及），始终对“意外怀孕”怀着强大的恐惧，但待到现在已经老得无法生育时，我开始为从未孕育子女感到遗憾。真的，对于不能像许多女人那样怀孕生子，甚至是经历一次堕胎或流产，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即便是这样一个毫无结果的经历，也能让我体会怀孕数周的感觉啊。

作为女人，我完全缺乏这样的生活体验。而我与男人的经历也并不怎么愉快。哈特穆特的故事留给我的是化脓的伤口，与柏林那个上司也同样不愉快。现在回想起来，往事真是不堪回首。

再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和男同事有过任何瓜葛，因为我不想再惹出什么风流韵事。也因此，在公司里，我被大家视为非常正派的人，同事们尊敬我，甚至信任我。

而在公司之外，多年前，我常常会在度假时认识一两个陌生男子，可最后一次艳遇也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并且留给我的也依然是苦涩的回忆。

现在，对我来说，再谈爱情或许已经太老了吧，该是以巨大的亏空结束这一章的时候了。

罗默尔太太和璧德是我唯一的客人。我的家很狭小，但整洁，也许没有什么个性可言。我不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女人。很可惜，我对音乐、戏剧、绘画以及诸如此类的“艺术”压根没有丝毫的兴趣。当然，我会看书，但比起所谓的文学，我更喜欢看通俗性的专业书籍、经济类报纸和侦探小说。

璧德有时想关心一下我的感情生活，她发现我的衣服、家具和口味都太枯燥乏味。

其实，口味问题在我的生活中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只是我没有能力将我那些奇特的念头付诸行动而已。

璧德的家当然跟我的完全不同，她的家凌乱不堪，映入我眼帘的是许许多多的干花、流行招贴画，还有她自己做的手工小玩意儿。

我的家具是日本式的，黑白色，严肃而永恒，质量上乘。而她的家具呢，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全实木，油漆成金色和紫色。

此外，我觉得她的穿着太年轻化—古怪的马裤和花哨的马甲。我觉得在我们这种年龄，我的着装打扮更得体，我穿灰色粗花呢裙子，搭配象牙色真丝衬衣、一条珍珠项链以及两件套头毛衣。璧德说我活脱脱是一副格蕾丝·凯莉[1]的打扮。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好朋友。

璧德也想让我接受她的“生活方式”。她喜欢将我带到她身边，请我参加她的派对，还想让我加入她们业余大学的培训班。

我答应了她，偶尔也会参加讲座之类的活动。

过了很久，我们决定去听一场有关解放战争抒情诗的报告。

讲座晚上八点钟开始，我七点半准时到达璧德家。我在楼梯口就听到走调的钢琴声，一定是她的哪个孩子在弹琴。

璧德开了门。

“海地，海地，高山才是你的世界。”我听见刺耳的歌声。

她的小女儿正在放假，这是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幼稚的二十岁姑娘。

璧德露出一张表情奇怪的脸，说：“嗨，我要做外婆了！”

我进了屋，看见莱茜坐在钢琴边上唱歌。

我疑惑地看了看璧德。她点头道：“莱茜怀孕了！”

我不禁惊叫了一声：“可你们总得想想办法呀！”

莱茜从座椅上一跃而起，与她的母亲异口同声地问道：“什么？”

母女俩不仅根本没想过要做人工流产，而且似乎正为这事儿高兴。但莱茜的生活还完全是未知数呢。她没有固定男友，刚开始接受体育教师的培训—她还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

对这种不理智的行为，我非常恼火，但也妒忌这两只无辜的羔羊。

“你别生我的气，”璧德说，“我也是十分钟前才知道的。我现在不能走，你一个人去吧，明天再讲给我听，行吗？”

我出了门，想马上回家。实际上我也只是为了让璧德高兴才愿意去听这种废话的。

如果我当时立即回家的话，那么此后几个人的命运就会完全两样了。

我还是去了，心不在焉地坐在演讲厅里。本来我已经将今天这个晚上安排得好好的，不过现在也无所谓了。

小小的演讲厅里挤满了人。演讲者进来时，掌声顿起。

他，长相英俊，一头棕灰色的卷发，一双深蓝色的眼睛；穿着尽管随意，但看上去是经过精心打扮的。他个子中等，更确切地说是长得匀称，总体来说，是个英俊的男人。

我看着他，已经完全忘记了璧德和莱茜。然后，他开始了讲座，我完全忘记了我周围的一切，而当他提到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特奥多尔·克尔纳和弗里德里希·吕克特时，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的声音在我耳朵里鸣响着，我感到头晕，心跳加速，肠胃翻滚。这不是人们常说的一见钟情，而是一“听”钟情。他温润的嗓音产生了一种性的魔力，以至于使我完全沉浸在梦幻中。

一个小时后，我半醉半醒地回了家。

就这样，他的声音抓住了我，抓住了我这个老婆子，我本来早已固执地以为我对漂亮的男子和兴奋的声音完全具备了免疫力。

当谷仓着火的时候？

第二天中午，我就打电话给璧德。可她只想谈她那怀孕的女儿，我好歹要听她唠叨一会儿。最后她还是问起了昨晚讲座的情况，我这才有机会问她是否认识那位演讲者。

“哦，你知道吗，我对本地的所有老师多少都有点了解。他不是本地的，每学期最多在我们这里作一次讲座。我真的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

我当然不会马上向我最好的女友透露自己迷惘的情感。我不是这种人。没有比拿自己开玩笑更糟糕的。我说话时相当小心谨慎，以便从璧德那里获取更多的消息。

“我可以替你去问问看，”她最后答应下来，“肯定有人认识他。另外，他肯定写过一本什么书。”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走进曼海姆的一家书店，谨慎起见，我没有到平时买书的那家书店。我问店员有没有作者叫莱纳·恩格斯坦的书。那名女店员在一本很厚的目录里查阅了一会儿，最后说道：“对，是有个叫莱纳·维托德·恩格斯坦的作者，他写了一篇有关十四世纪绘画的论文。”接着她问我是否想预订这本小书。我说当然要买，可以第二天去取书。

与此同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又年轻了，不，是正当青春期。只有在年轻时，我才会经常陷入幻想之中，才会有不切实际的愿望。

我现在变得幼稚可笑了吗？

整个周末我都是在磨蹭、微笑、哼唱中度过的。在镜子前担心自己是否真的太老了。我下定决心添置些能打动人的东西，可能的话再买一件薄夏装外加一条大摆的裙子。

事实上，我一直都只有直筒裙、式样简朴的套装和套装裤。或许我还能寄希望于这种浪漫的情调？三十年来，我的发型始终是不受任何管束的姑娘的式样，是不是该改变一下形象呢？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还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更加不认识我。他肯定已经结婚生子，并且有一个和我完全不同的朋友圈。

我去书店取了那本预订的小书。我想，他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演讲说的是浪漫文学，而这本小册子所涉及的是十四世纪绘画的真实世界—要不他就是喜欢什么东西都要研究一下？

小册子的封底上有作者简介，并附上了他的照片。

我确定他是一个很棒的人。他比我小三岁，已婚，是名教师，家住海德堡附近。他大学攻读的是德语语言文学、艺术史和法语。

这本小册子我看了两遍。这个出版社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本书的印量很小。

依据我的判断，我觉得他的文章写得很客观，但不具科学性。我已经提过，我对艺术没有任何兴趣。不过实际上任何人对那些描摹下来的拖鞋、烛台、材料和建筑物等都会有一点兴致，有关这种文化背景的论述也值得去读一读。他无疑是一名出色的教师！

是罗默尔太太把我从梦中拉了回来。她去做了一次体检，下周还得再去一次，医生怀疑她得了乳腺癌。

她很镇静，很坚强。她恳切地注视着我—我知道是关于狗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不马上答应她在她住院期间照看这只四条腿的动物，那我可就太自私了。我甚至还撒谎，坚持说我为有这条狗做伴而感到高兴，因为它可以陪我度过寂寞的时光。

事后，我认为，如果我当时推脱了，也许后来的故事就会完全不一样。

平时，只要下班回了家，我就不会有任何动力再出门。通常我都会洗个澡，换上睡衣，洗洗或烫烫衣服，吃个面包，然后躺着看电视。没什么特别兴奋的事儿，大多数人兴许也是这样平平淡淡地过日子。可是那条狗好像不怎么满足。虽说它是想回家吃点喝点—毕竟它同样在办公室里度过了一天—但也许它还以为自己有权利出去散散步吧。

周末在家时，我通常会在中午去公园，晚上则少有兴致。此刻，一个冒险的念头萦绕在我的心中。我翻起电话号码簿。我的莱纳·维托德·恩格斯坦住在哪儿呢？难道我可以称呼他为维托德？我茫然地翻找半天，终于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

莱纳·维托德·恩格斯坦，拉滕堡—我要找的就是他。我的天，在非上下班高峰时段开车过去只需要一刻钟。我还有一张拉滕堡地图，我在上面找到了他家所在的大街，大概在老城区的外面。

狗疑惑地看着我。我觉得自己变年轻了，喜欢冒险了。我最近一次在巴特萨斯巴赫疗养时买了一件运动衣，后来从未穿过。那我就现在穿上它，牵上狗，下楼去，开车出门吧！

当拉滕堡圣加伦教堂的双塔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拐进魏恩海姆大街，最后在特拉扬大街停下车。

他家不在这附近，至少还隔了三个街区。我下了车，那条西班牙狗在街角上嗅嗅，不动声色地迈着步子。

不管怎么说，维托德住的地区很美，附近都是典型的寻常乡村住宅。幸运的是，它并不像老城那样被修缮得格外整齐。

魏恩海姆大街上有很多新建住宅，29号差不多是街的尽头，周围种着野葡萄树。

我当然不会就这么停下步子傻站着观察这幢房子。此刻天色还早呢，我在街的对面走着，专注地望着这座独宅。屋子里没有灯光，看上去有点孤零零的，但大门口停着一辆小车。

冲动的我心跳得越来越快了，仿佛在实施一次极其大胆的行动。

我走过一小段路，直至街的尽头，然后又折了回来。在街的对面—那就是他的街—我踏上归途，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观察这幢房子。

屋前花园里种着毛地黄和锦葵，后面则有一片野草丛生的水果园。房子周围还没有任何建筑物。

我让狗随便溜达，准许它在满是荨麻、芸香的田里四处翻寻。这样我就可以稍站片刻。

只是老狗根本就不想老是这么磨蹭下去，我只能再用绳子牵着它。

我始终兴奋不已。我们必须再穿过下一条街。由于这是一个宁静安逸的街区，我也就没有特别防备什么。直到自行车的铃声响起，我才如梦初醒。

我的呼吸顿时停止了。是维托德！我差点和他的自行车迎面相撞。他一个急刹车，看着我，冲我笑。我也报以微笑，完全不知所措，只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他一定是说了“小心”之类的话，然后就离开了。

他看见我了！对我微笑了！我快乐得就像一个小孩。我唱着歌回到了家，拥抱狗，亲吻狗。

我躺在床上，可是睡不着。整个晚上维托德一直在注视着我，他就坐在自行车上，穿着休闲的牛仔裤和红色套衫，朝我微笑。

次日晚上，我在同一时间做着同样的旅行，不过比昨天穿得更好看。这一次，维托德家楼上房间的窗子打开着，我听到从收音机里传出的轻柔的声音。

此刻，我有的是耐心。我可以每天尝试一次，让他见到我，朝我微笑。也许狗会跑到他的院子里，于是我不得不追着逮住它。维托德会手拿一把修枝剪刀站在一棵馨香怡人的蔷薇树前。他一定会盯着我的眼睛看，微笑着，或许还会和我攀谈几句。我想到的始终是越来越多的幸福的相遇。

又过了一天。我曾答应过罗默尔太太，要在今天去医院看望她。我已经知道大夫切除了她的右乳房，但仍感到万分震惊。

我准时下班。这几天里，我就坐在罗默尔太太的办公室里，因为狗已经习惯待在写字台下面的老地方，而这也已得到了上司的允许。

多年前，自从来到这个公司后，它就始终屏气息声地躺在那儿，结果有一天上司进门和蔼可亲地问起这个宠物来。那时，这条狗还叫“米奇”或类似的普通名字，它在写字台前一看到这位上司，就会发出柔和的叫声。

“嚯，”上司惊讶地说道，“你倒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男中音啊。你是一只爱吃鱼的迪士高吗？”从此以后，“米奇”就改名叫“迪士高”了。

我带着迪士高直接从公司驾车去医院，路上买了鲜花。我把狗留在车里，自己爬上医院干干净净的楼梯，来到罗默尔太太的病房。

罗默尔太太躺在床上，她的睡衣里冒出一根引流管。除此之外，她看上去还像以前一样，身体并不是那么糟糕。

“你知道吗，我已经年过六十了，身体自然不会那么健壮。如果手术真的把肿瘤给切除了，我也不会有什么怨言了。”

她特别问起了自己的迪士高，当我向她叙述夜晚的几次愉快的外出经历时，她显得很高兴。

我当然没和她说我们去了哪儿。

这一天的外出活动要比以往结束得晚，晚上七点过后我才回到家。我还要洗澡、吃饭，最后还要在衣柜前站上好久。这一次我究竟该穿什么衣服？无论如何不能穿运动衣吧，又是鼠灰色，而且又单调。穿套装吗？也不行，这样不就又成了典型的职业女性了？最后，我选择了一条白色裤子、一件深蓝色套衫、一双平跟鞋。

天已经开始慢慢变黑了。这次我是在那条平行的路上碰上维托德的，不过他并没有骑自行车。他急匆匆地从我身旁走过，并没有看我。他看上去心不在焉的。很明显，他想再去一次城里。

小汽车停在他家前面，他家的门窗都关着，房间里没有灯光。我带着迪士高重新回到车里。刚坐进车，我就马上决定再次下车，让狗儿独自待着。狗从未反对将车视为自己的第二个家。

我步行去了老城。大街上湿漉漉的，刚才一定下过雨。好在我穿着很合脚的鞋子，因为石块路面不适宜穿高跟鞋。维托德肯定是在这儿的一个什么地方，也许是在某个酒馆里。我平时晚上几乎不去酒馆，只有和熟人一起时才偶尔光顾一次。所以我不敢肯定。

第一家酒馆我能从外面低矮的开着的窗子看到里面的客人，但我没找到他。

我走进第二家酒馆，四处张望。“嗨，妈妈，你是来找老伴的吧？”一个酒鬼问我。我立马出了门，再没有勇气走进其他酒馆。

终于，我找到了一家豪华的酒馆，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要了一杯含葡萄酒的混合饮料。他当然也不在这儿。我付了钱，在广场上闲逛，看到了高高的柱子上的喷泉，柱子上面矗立着圣母雕像。到处都有古城墙的遗址。在一所学校前—难道也是遗址吗？上面的文字写道：公元九十年，罗马士兵在凯尔特人居住区罗波多努附近，建起了石头城堡。

难道维托德在电影院里？我看了一下电影排片表，考虑是否去看晚场电影。接着我看了看橱窗，四处闲逛。在一栋古老的木框架房屋里，有人在举行婚礼，门拱的晾衣绳上挂满了小孩子杂七杂八的物件。

天黑下来的时候，我又去了一次维托德家。此刻，底楼的灯亮着。外面不见一个人影，整个院落看起来相当冷清，毕竟现在是夏天和度假时间。

我蹑手蹑脚地穿过种着樱桃树和胡桃树的邻地，一直走到维托德家的院子。跨越已破损的铁丝网篱笆并不难，从篱笆下面穿过去也不需要体力。我的白色裤子自然没有选对：首先，它不耐脏；其次，在黑暗中它比较显眼。

胡桃树叶被黑糊糊的天空反衬得更黑了。我躲在一棵粗壮的苹果树后面，觉得自己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我的脉搏狂跳，感觉自己像一个贼，像另外一个人，好像与那个无可指摘的女办事员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远远地望着他的房子，一扇通往院子的较宽的后门开着，而前门关着，也许邻街的是过道、厕所和厨房吧。透过一面很大的玻璃拉门，我看到屋子里有一个房间亮着灯，一张写字台靠着玻璃门，有个身影正坐在写字台前，或许就是维托德吧。

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摸索着向屋子靠近。湿漉漉的树枝擦着我的脸，一只被踩死的蜗牛的壳在我的脚下发出咔嚓声。

很幸运，茂盛的果树把我严严实实地遮挡住了，光线照不到我，但我可以看清我所渴望的一切。

他就坐在写字台前工作着。是在批改学生作业吗？不会，现在是假期了。或许是在撰写一本新著吧，或许是给业余大学写一份报告，也或许是一封信。

他一再停下手里的工作，面带沉思地望向黑色的院子深处—我觉得他好像正在张望我的脸。不过他肯定看不到我。

我无法从这个画面中脱开，像是一个望风的女人！我的脑海里老是闪过这样的念头：维托德穿着灯芯绒裤子，脚蹬一双香港产的黑色拖鞋，上身是一件掉了纽扣、两肘有洞眼的绿羊毛衫。我对这样的衣物是不会听之任之的。纽扣少了可以马上补上，破了的套衫可以放在待补的袋子里。他的太太大概是个挺粗心的人。

顺便说一句，她究竟在哪儿呢？客厅里一点儿也不整洁，沙发旁的羊毛毯掉到了地上，窗台上的杜鹃花已经枯萎，烟灰缸里满是烟蒂，旧报纸已经堆积成山。这个家庭主妇要么是一个邋遢的女人，要么就是出门旅行或生病了，或者她是一个太看重事业的女人。

我真希望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存在。

维托德不停地写着，间隙也摘下过眼镜，有时还会抽上一支烟，有时甚至在屋里来回走动一番。有一次，电话响了。他讲话时很激动，一脸的恼怒，突然砰的一声挂上电话，马上又点上一支烟。

然后他就不再写东西了，而是在房间里不停地奔跑，显得很不安的样子。再接下来，他打了个电话讲了很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讲了很久，而后突然把电话挂了。他离开房间后，我从迷宫般的树丛里爬了出来，差点被一棵折断的树枝绊倒。

雷雨降至，我拼命地往家里赶。

天色已经很晚，我的心里一团乱。

尽管好长时间我不必再减肥了，可我最近还是瘦了，我的睡眠质量很差，眼圈发黑，而且眼睛下面多了许多皱纹，双目充血，让我感到疼痛，而在此之前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在公司里，我无法集中精神工作，也不再加班加点，甚至还得尽量寻找一些合适的措辞。我的上司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断定是罗默尔太太的病让我伤心过度了。

“您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我发自内心地说。

他开心地微微一笑。

周末，我和璧德一起去购物。我想让她出出主意。这自然是件挺难的事。最后，她在喜嘉艾商店买了两件闪闪发光的女衬衣、一件为她即将出世的外孙准备的婴儿短上衣、一条大减价的裙裤、一双样子奇特的鸭嘴鞋。

我则买了一件昂贵的紫罗兰花朵图案的夏装，而且还当场穿上了我们俩一致看中的唯一一件衣服。

走在街上，我们碰上了两名男子，璧德真是什么人都认识。看样子，他们是她的前夫以前给造过房子的熟人，其中一位是版画家，另一位是百货商店的采购员。

我们找了一间咖啡馆喝咖啡，璧德毫无拘束地跟这两名男子调情。自打离婚以后，她并不是清心寡欲地生活着，但她没有和我谈起过这些事，也许是出于礼节考虑吧。

我穿上漂亮的衣服，面颊由于刚喝过咖啡而绯红，身体里充盈着一种过分激动的全新感觉。我忽然发现，因为意味深长的微笑、娇滴滴的笑声和暗送秋波，我也同样受到了他人的重视。

我的天啊，我为什么不在三十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呢？

两名男子走后，璧德说：“这两个人是非常好的一对，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十年。跟他们俩胡扯真是太美妙了。顺便说一句，我刚听说了莱纳·恩格斯坦的一些情况。”

我恨不得马上跳起来，怒吼道：“你干吗不早说呀！”但我顿时有些恐惧，难道他也是同性恋吗？因为璧德正好说起同性恋时才提到他。我是没法将这些喜欢调情的男人分门别类的，对此我实在毫无经验可言。

“好了，你得注意了，”璧德开口道，“莱茜有一个女友，叫爱娃，爱娃和恩格斯坦的一个儿子是朋友。”

“那他是谁？”我马上问道。

“我不知道，也许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青年吧，他正在服民役。”

“不，我是说那个父亲！”

“哦，他是拉滕堡的老师（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学生们叫他恩格斯蒂恩，他很受学生们的爱戴。这些都是莱茜说的，她去过那儿。”

“那他的母亲呢？”我问。

“哦，是这样，”璧德向我暗示道，“这里肯定出了点问题。据说她出门旅行好久了。”

我不敢再问更多，但快乐已在我的心中掠过。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简直太棒了，或许我就可以拥有我的维托德了。

回到家里，我又被怀疑折磨纠缠着。如果他真的是我觉得合适的人，那么他是否也会恰恰选中我呢？前提条件当然是—我们必须相互认识！

现在我常常站在镜子前，比我过去整整二十年里照镜子的次数还多。

我带着批判的眼神审视自己。是否我应该整个容呢？尽管我对此始终有那么一点反感。

他今年四十九岁，外表出众—人们始终这么说，这个年龄的男人，可不会喜欢我这种年龄段的女人。

到了晚上，我才有了一个明确的计划—我想在夜里带着迪士高去见我的梦中情人。

我摸黑在他的院子里爬来爬去，狗并没有带在身边—再说我穿的是黑裤子，那种盗贼似的专业服。

此外，我也偶尔拨过他的电话，由于害怕，我从没有用自己家里的电话，而选择了外面的电话亭—我看过太多有关电话窃听的报道。我听到他先报上自己的名字，声音有时爽朗，有时显得很疲惫。每次我总是会马上挂上电话，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知道他在家，也许就坐在那张写字台前。

有一次，我差点儿又和他的自行车撞上，不过这完全是我故意的。他只是微笑着，像第一次一样，然后以他那令我几乎窒息的声音说道：“晚上好，你总是看上去心不在焉的，不是吗？”

我莞尔一笑，但遗憾的是，我一点都不机敏，没能和他说上话。

两周后，罗默尔太太出院了，我将迪士高还给了她。现在我没有了伴儿，心中喜忧参半。可是，为什么没有狗我就不能晚上出去散步了呢？

罗默尔太太还有件心事没了结呢：她想马上去疗养，这样狗又没人照料了。她的妹妹对动物毛发过敏，她的女儿已经去美国一年了。我当然马上向她表示自己很乐意再为她看管四个星期。

没有迪士高的第一个晚上，我没有出门。这两个星期里我有好多事情没做，需要好好处理一下。我的小家疏于整理，我的衣箱已经堆满，我还得去赶紧修修头发，做做面膜。我感觉自己上了瘾，上了瘾的人只能以最强大的意志力克制自己的欲望。

不过，第二天我又上路了，只是没有了狗的陪伴。我路过维托德家时，天色已朦胧，有辆小车停在大门前。屋内有客人！我脑中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是璧德的女儿，她早已和她的女友来过这里，也许是偶然来这儿看望他吧。但说不定这只是个巧合呢。无论如何，这辆车看上去不是年轻人开的，因为太没派头。

我在拉滕堡逛了一圈，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

在此期间，我已经熟悉了这一带的地形。在夜色的保护下我又回到了这里，就像上次一样，在苹果园里爬来爬去，眼睛还溅到了脏物。

我将自己悸动的心视为新活力的象征。

不错，是有客人在。显然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女人。偌大的玻璃门敞开着，我断断续续地能听到一些声音。

难道是他的妻子吗？我俯下身，几乎是在用四肢爬行，蹑手蹑脚地靠近他的房间。这个陌生女子看上去四十出头，气色不好；瘦小，黑头发，一张脸很有魅力，但根本算不上漂亮。她穿的绿衬衣上别着一件很别致的东方饰物。她一直在抽烟。维托德看起来也抽了不少烟。我讨厌这种烟雾缭绕的环境。我要是他的妻子，早就让他戒烟了。

一只空葡萄酒瓶滚到了地上，那女人伸脚将酒瓶挡住了。桌子上放着一瓶打开的酒，旁边的两杯酒还差不多满着，他们都没怎么喝呢。

维托德说话不多，声音始终很轻，我都听不清他在讲些什么。但那女人在不停地叫嚷着，发出歇斯底里的刺耳声音。

我这才忽然明白她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她是个酒鬼。我并不是说她现在喝醉了，在我的整个青春岁月中，我亲眼目睹过我的一个酗酒成性的阿姨身体是怎么衰败的，此刻我甚至以为我的阿姨在这儿又复活了。

兴许她真的是他的老婆吧。我能想象到她在不停地指责他，指责他应该为他们关系的破裂而负责。

我还清楚地听到维托德说：“希尔柯，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千万别再放弃了！现在不是一切都从头开始了嘛！”

哦，原来是这样，这个“希尔柯”因为受不了戒酒治疗而逃出来了。

我可以看到过道后面放着两只还没打开的旅行手提包。我非常同情可怜的维托德，他可不该有这样的女人啊！她连家务活都不做，还不管丈夫和孩子！我觉得自己渐渐明白了维托德的不幸。

尽管是盛夏，但在潮湿的苹果树下我还是冷得发抖。我慢慢地靠近维托德家。一只苹果喀嚓一声从枝头掉落下来。维托德和希尔柯似乎也听到了响声，不过他们没注意到这些，他们继续谈话、抽烟、喝酒。

这样的场景我以前仅仅在电影里见过。两人解开行李，互相道歉。其实我是在折磨自己，我更加厌恶自己。她叫他“莱纳”，我听得非常清楚，对我来说他就是“维托德”。

我偷听了好久，努力使自己怦怦跳动的心保持平静，我不能让他们俩在客厅里也听到这种犹如炸弹的滴答声。

其间，维托德会习惯性地穿过客厅，将还在燃烧着的烟头从敞开的玻璃门扔到院子里，烟头就落在我跟前，我还期许烟头的微光可能会变亮，然后他就可以看见我了。可烟头还是熄灭了，我也决定马上离开。虽然我非常兴奋，但还是感到很累，毕竟现在已经很晚了。

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我听到希尔柯突然大声吼道：“那我就先杀了你，然后自杀！”话音刚落，我就看到她从夹克口袋里抽出一把左轮手枪。

由于惊恐，我的右腿绊倒在地，感觉很疼。我的天啊，她疯了！我正想冲过去，挡在维托德面前，可他早已迈开大步冲到她面前，将她的手枪抢了过去。她并没有动手反抗。

这个时候我可不能回家。

大约五分钟的沉默之后，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在这期间，他们两人只是相互对视着。维托德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那把左轮手枪，似乎并不想知道她的手枪是从哪儿搞来的。现在他们俩又继续谈起过去，谈起其他男人和女人，谈起他的岳母和儿子们，谈到了钱，当然，也谈到了这座宅院。

大多数谈话内容我都无法理解，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人和事的来龙去脉。

忽然，希尔柯冷淡而又尖刻地说道：“如果我不和他睡觉，你那狗屎就永远出不了。”

维托德顿时脸色煞白。

他举起手枪，朝她射去。我听见枪声受到了一点惊吓，然后我冲向亮着灯的阳台。

希尔柯倒下了，翻着白眼，鲜血从她的绿衬衣里不断涌出。

维托德此时已经赶到她的身边，朝她叫喊着。他跑到电话机旁，又停下来，拿出电话簿，翻了翻，才发现自己没戴眼镜。他嘀咕了一下，又重新朝流血的妻子瞅了瞅，似乎失去了理智。

我走进了房间。看来他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快，快去叫大夫。”他脸色苍白地说，然后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

我给他点上一支烟，将眼镜递到他手上。

“所有的事我来搞定。”我尽可能保持镇定。

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我，像是戴着一副厚潜水镜。他喝了口酒，但不抽烟。他可能是受到惊吓了，我想。

然后我又看了看那个女人，她皮肤松弛，听不到她的呼吸声。眼前的一切就像一个特写镜头。我看见，此刻将她的珊瑚、银子和珍珠母制成的首饰衬托得很鲜明的不再是绿衬衣，而是完全浸润着鲜血的发出黑光的衬衣。

“您太太已经死了。”我说。

他大声呻吟着。

“叫警察。”他终于挤出一句话来，拿着酒杯指着电话。

我走到电话机前。不，我不能这么做，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个念头，他会被判刑，可现在我们才刚刚认识啊。他会坐好几年牢的。

“您该想想别的办法，”我说，“否则您会因为谋杀被判终身监禁，至少也是伤人致死罪。”

他再次无助地看着我，突然哽咽了。

“您家里有白酒吗？”我问。因为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酩酊大醉后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蓄意犯罪。

他摸索着走到柜子前，找出一瓶已开封的威士忌，将酒瓶递给我。

“您这下该注意了，”我试图给他暗示，“您现在把整瓶酒喝光。等您跌倒在地上，失去知觉后，我会在十分钟后报警。在审讯时您就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维托德本想反对，尽管受到了惊吓，但他似乎觉得这计划还是有点不符合逻辑，或者说不合适。

他不断重复说着：“可是……可是……”然后端着那瓶酒。不知怎么的，他觉得这就像演戏，马上神志模糊地躺在地上，昏睡好几个小时，这是最好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不停地喝，直到喝不下去了，这时我就非常担心，也许他会“酒后吐真言”。

五分钟后，我们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我看着他将整瓶威士忌酒一饮而尽。

然后，我把手放在他的手上。“一切都会好的。”我用慈爱的语调说道。

突然，他像傻子似的讪笑着，不由自主地躺倒在地毯上。

好了，现在怎么办？这就报警吧，我想。这时我听见后面传来呼噜声。我差点被吓死。

我回过身来，看到希尔柯动了动身子，呻吟着—她竟然没有死！

这可怎么行啊，维托德必须永远除掉她才是！

左轮手枪就放在我面前的长沙发茶几上，我拿起它走到阳台门旁，瞄准，开枪—击中了她的头部。

她无力地倒下。

维托德发出呻吟声，完全搞不清状况的样子。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错误。一旦第一次没有击中，那么第二次开枪就不会像是一种冲动行为，也就是说，现场必须看上去像正当防卫，毕竟希尔柯也准备开枪回击。为了制造现场，我必须要从她的座位那儿朝维托德的方向开一枪。

我慢慢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我想马上离开这个混乱不堪的是非之地。但这件事必须得做！

于是，我站在希尔柯刚才所坐的椅子边，朝维托德大腿旁边的地毯上射击。只听见维托德一声惨叫，然后又突然呻吟了一下。

我这才发现，原来他的大腿在流血。一定是子弹击中或擦伤了他的腿。我将他的裤腿捋开，不过谢天谢地，只是擦伤了点皮，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多虑了。

会不会有人听见枪声了呢？幸好维托德的宅院很偏僻，房子周围是空地，邻居全都度假去了。

但真的全都走了吗？我得赶紧离开。我穿过阳台玻璃门离开屋子，再重新爬进苹果树丛。且慢！我忽然告诉自己：“你还留下指纹了呢！究竟怎么搞的？”

我还得回去。手枪上、眼镜上，还有维托德身上都留下了很明显的指纹。

我将手枪和眼镜藏在我的手提包里。现在要将这两样东西上的指纹擦掉，可是我连这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我飞奔而出。会不会有人看见我了？

我终于走到了我的汽车旁，上了车，浑身颤抖着开车跑了。

我的心情很低落，是我把事情彻底搞砸了。后来我才想到，我一定要报警，我向维托德许诺过。

我在一个早已熟悉的电话亭边上停下车来。幸运的是，我一下就看清楚了电话簿最前面的报警电话号码，这时候我已经连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想不起来了。

我以一种完全陌生的声音说道：“我刚听到了枪声……”有人马上打断了我，想先知道我的名字和住址。可是我没有回答，而是大声喊道：“请马上到那儿去！”然后我报上了维托德家的地址，挂了电话。

我急匆匆地赶回家。一回到家里就开始号啕大哭，真想就这么一直哭下去。

我的牙齿打战，身体完全没有了力气，可脑子却异常清醒。

我无法想象，数小时后我还得坐在办公室里上班—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平时从不生病，现在无论如何都不能缺席。

我打开热水，钻进浴缸，只露出脑袋，让自己冰冷的身体慢慢暖和起来。

当我泡在热水里时，我才惊慌地想起，也许警察还不清楚具体的地址呢，也许维托德还在流血，到最后死了—是由于我的过失而流血致死，他再也不能看我一眼，也不能朝我微笑。

我必须给他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可是我始终怀疑电话机里有窃听装置。

那就到大街上去，找一个电话亭，往他家打电话吧！可要是有人看到我夜半时分在电话亭里，一定会产生怀疑。

可是我不想也不能让维托德失血过多而死！

我痛苦地从浴缸里爬起来，匆匆擦了擦身子，穿上浴衣，拿了女邻居家的钥匙。她去度假了，我每天都替她浇花。我走到走廊上，打开房门，拿起电话，拨通了维托德家的电话。

“喂，您是谁？”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问道。听到有应答后，我立刻挂了电话。一切都挺好的。大夫该是给维托德包扎过了，他应该已经躺在床上了吧。

我稍稍轻松了点，重新锁上陌生的房门，回到自己家那个热乎乎的浴缸里。

可是，如果有人看到女邻居家竟然亮起了灯，那该怎么办？她不是去度假了吗！这一念头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这也会引起别人的警觉！更糟糕的是，万一他们有电话窃听装置，发现此刻本该在意大利度假的女人的房间里居然有外拨电话……

哦，我的天啊！我的手提包里还放着一副陌生的眼镜，和那件杀人凶器。

泡在浴缸里，我无法平静。我第二次起身，第二次擦干身子，第二次穿上浴衣。我将眼镜包在一条毛巾里，对着厨房的桌子砸了几下，然后把碎片扔进了垃圾桶，打算明天倒掉。可是左轮手枪该怎么处理？也砸了吗？这显然太不谨慎了，我得采取更加巧妙的方法。

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处在直接的危险之中。谁也不会将这件事和我联系起来，在拉滕堡，谁也不认识我。维托德更不知道我是谁，他仅仅见过我三次，其中两次完全对我不感兴趣，第三次见到我时，他正处于极度惊吓之中。另外，他真的没法回想起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第二次开枪射击时他还没恢复意识呢。

警察对这一切会如何看待呢？另外，我有没有犯下错误，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落在他那儿了？不，我不抽烟，不会留下烟蒂，这也不能成为犯罪现场的罪证。我也没丢失什么口袋书之类的东西。

可这时我才猛然想起，在潮湿的院子里我留下了脚印，甚至还沾到了地毯上。我为了能轻手轻脚地溜走，特地穿着体操鞋出门。平时我从不穿这双鞋子，这双鞋和那件鼠灰色的运动服都是我疗养时带回来的。

这些都必须处理掉。我马上拿起鞋子，将它放在一只装得半满的红十字会袋子里。下个星期就会有人把它们取走。至于那把左轮手枪，我把它放在了废物间的一只箱子里，准备第二天寻找一个更好的销毁之地。

[1]格蕾丝·凯莉（Grace Kelly 1929~1982）：美国好莱坞影星。

第2章

我一个人，没睡上好觉，脸色看起来就像刚刚呕吐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得朝气蓬勃地出现在办公室里。这该怎么办呢？我洗了头，穿上最讨人喜欢的衣服，为了完美的妆容，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

幸运的是，罗默尔太太还休着病假没来呢。我先是待在她的办公室里（即便这时已没有了迪士高），在她那儿我可以躲避同事们好奇的目光。

可是，上司一早就进来了。“您瞧，您今天的气色多好啊，罗默尔身体一有好转，马上就可以发觉您也有了朝气。那只迪士高和您每天去医院看望，这无疑成了您的一大负担。不过您今天看上去就像生活在青春年少时一样！”

“任何事情都逃不过您的眼睛啊。”我尽可能轻描淡写地回应道，其实这时我已经大汗淋漓。昨晚一整夜，我的牙齿一直在打战，而现在我的脑袋也涨涨的，充血得厉害。

“我当然了解我自己了，”我的上司肯定道，“不过现在您有的是时间，可以弥补一下损失了。”说完他慈父般亲切地将一份档案放在我的写字台上，然后就出去了。

中途我出去买了一份《莱茵内卡报》，可还没来得及翻一下。我庆幸今天的报纸上没有刊登昨晚发生的大事。

中午我去食堂吃饭时，听见两个年轻的打字员在窃窃私语，她们看了看我，还压低着声音咯咯笑。很明显，她们是在说我。本来嘛，我和公司的大多数员工维持着一种同事般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很紧密。培训学员和年轻职员们有点怕我，因为我无法容忍他们做事吊儿郎当的样子。一旦有什么事他们没做好，我就会让他们重做一遍。一般来说，他们还会为此而感谢我，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及时调整自己并习惯于有纪律的工作，那么就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处处碰壁，“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之类的事就会发生。毋庸置疑，有的人还是会觉得我太严厉，偶尔也会挑拨我几句。

现在我终于知道，她们是在说我的穿着呢。这些年轻的姑娘当然也注意到了，我最近一段时间打扮得越来越年轻。她们猜测我肯定是想在今后以一个引人注目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事很快就说得有鼻子有眼。可我从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即便年轻的女同事们想要跟我谈起“谁和谁”在说坏话的时候，我甚至会当即严厉地打断她们的话。

然而，我却可以通过我的内线—罗默尔太太，了解到最重要的信息。罗默尔太太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所以我才接受她偶尔给我传话。

难道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严肃的角色变得不那么让人信服了？难道是爱情无意间从我的眼神里流露出来了？璧德前不久曾放肆地对我评论过一次，她具有女性特有的敏感直觉。

不管怎么说，我得挺过今天，于是我在药房里买了点镇静剂，早早上了床。可我根本睡不着。那些血淋淋的场景不停地出现在我眼前，希尔柯的绿衬衣慢慢变成了殷红色。一旁还有受伤的维托德。是我杀死了这个女人，而不是维托德。还有更可怕的可能，我还至今没想到呢，那就是，虽然我补了一枪，她可能还没死。

第二天，相关的新闻还是刊登在了很多报纸上，包括一星期出版一次的《拉滕堡周刊》。

拉滕堡教师之家神秘谋杀案

昨天凌晨一时许，警方发现了四十三岁的家庭主妇希尔柯·艾的尸体。有关她遇害的个中原因，至今尚未查明。其丈夫大腿上中了一枪，神志不清地躺在地上。警方迄今仍无法对他进行审讯。无论是死者，还是这位伤者，在此之前两人均酗酒过度。现场未找到作案凶器。

在院子里和地毯上都发现有脚印，疑是第三者所为。其大儿子目前在土耳其度假，故未能联系上；二儿子正在海德堡某医院服民役，案发的这段时间里他正在值夜班。

警方目前正在寻找一名鞋码四十一、夜里出现在案发大街上的高个儿男子。

另外，警方吁请那名打电话的陌生女性，能迅速与拉滕堡警察局联系。

晚上，璧德打来电话。

“你看了《曼海姆晨报》没有？”她问。

我马上预料她会这么问，于是尽可能装作无所谓地说道：“看了，怎么啦？”

只要一有轰动性事件，璧德总是会兴高采烈地跟我八卦：“你看过那篇‘教师之家谋杀案’了吗？”

“好像看过吧，”我嘟哝着说，“我倒没太在意。”

“你没想到吧，”璧德开始唠叨，“那就是莱纳·恩格斯坦的家，莱纳就是我最近跟你提起过的那个人。他太太被枪杀了，他受了伤。人家告诉我，她是一个酒鬼。嗨，我觉得也许是他杀了她，然后为了不引起他人的怀疑，再往自己的大腿上开了一枪。”

“你这么认为吗？”我问道。

“嗯，去年我在这儿的业余大学听他讲课时，本来觉得他人挺好的，可没有谁脸上会写着自己是杀人犯。”

我当然想为维托德辩护，可我不会那么傻。

“难道就没有什么第三者在场吗？”我问。

“一定有，”璧德回答，“或许这只是一次非常普通的入室盗窃杀人案，而警方只是尚未肯定他家究竟被偷走了什么。顺便说一句，我们今天谈了好多莱纳·恩格斯坦的事，有可能是他和他的一个女学生关系暧昧。可大家都认为，对一个做教师的英俊男子起疑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发现，迄今为止一切进展顺利。他们正在寻找一名高个儿男子，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一双大脚是多么棒。维托德尚未被视为犯罪嫌疑人。那个女人倒真是个酒徒—这一点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毫无疑问，他们的婚姻肯定出现了问题。而且一旦维托德真有女友，那她或许会在某个时候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可他始终一个人坐在写字台前，孤独地工作着。虽说在此之前我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可我还在盘算着事态将如何发展，以及此后我该怎样出现在他面前。

这下好了，这起偶然事件助了我一臂之力。

首先，我需要的是情报，为此我每天都会买一份本地的报纸。报纸上说这起谋杀案有了点小小的线索：警方已在案发现场周围发现了多处足迹。

维托德是否已被拘留？我从曼海姆的一个电话亭里往他家打过多次电话，可多数情况下无人接听，有两次是他儿子接的。“马克西米利安·恩格斯坦。”他说道，声音像极了他的父亲。

璧德是否已打听到了什么消息？我决定周末去拜访她一次。我需要一个像她这么能唠叨个没完没了的人，这种能力正是我所欠缺的。

“你过来吧，”璧德说道，“莱茜也在，我们可能会去看电影。”

一方面，我对这个怀有身孕的、稚气未脱的莱茜根本不感兴趣；可另一方面她又是唯一一个能让我获得莱纳近况的人。也许我可以通过她的女友，即那个和维托德的儿子马克斯是好朋友的女友，从她那儿打听到一些他的消息。

莱茜起先只是谈自己的身孕，可离预产期还有整整八个月。对这个值得怜悯的胎儿，我才无所谓给他起怎样的名字呢！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莱茜很友善，并且加入到了这种低级的闲扯中。不过我的建议她们完全未予考虑，莱茜脑子里想到的尽是阿拉伯人或古罗马人的名字。

可一转眼，璧德又开始提起恩格斯坦一家来。“如果生的是男孩，你干脆就叫他维托德好了！”

“哦，我的天啊，出了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可别再叫这个名字了！”莱茜厌烦地嚷道，“你怎么会想出这种馊主意的，妈妈！”

“怎么，他又不是凶手，”璧德说道，“难道他真是凶手吗？你究竟听到了什么传闻？”

莱茜讲起昨天和女友爱娃的通话。“马克斯完全垮掉了。明天是葬礼，可尸体还一直在法医研究所放着呢。通过电台的寻人启事，他们也终于找到了在土耳其度假的那个兄弟，他会在今天赶回来。”

“那他父亲呢？”我问道。

莱茜说：“他在医院里住了两天，一直受警方的审讯，但现在可以回家了，不过不能外出旅行。另外，他沮丧到了极点。”

我接着问：“那警察是否已经知道是谁杀了他的妻子？”

莱茜继续说：“看样子那个恩格斯坦似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好像他也不是嫌疑人，然而警方却谈到要送他去做精神鉴定。”

“可是这样不就是还在怀疑他？”我插话道。

莱茜，这位体育专业的女学生，耸了耸肩膀，“坦率地说，对这位老人我是无所谓的。我遗憾的是马克斯，还有克里斯托夫，尽管我几乎就不认识他。他们的母亲被杀害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接着插话说：“这位母亲是个酒鬼。”

“那又怎样？”璧德反问。

幼稚的莱茜斥骂我：“母亲总是母亲啊。”

于是我就趁机将这一话题引开了。

我的日子过得并不容易。我已经四个星期没去拉滕堡了，虽然这段时间我又得伺候迪士高，晚上还得带着它到处溜达。它现在也不走远，我完全不用开车出去闲逛。只有一次，我带着它到了那个街区附近，让它在梧桐树边上嗅了一会儿。没准维托德已经受到监视了，他的电话也许被窃听了；没准这里的哪个居民认出我来了，就连我的小车和老狗也会勾起他们的记忆。

我决定把头发留长。多年以来，我偏爱短发，总觉得这种发型很适合我。我留着这种假小子头，穿着体操鞋和黑裤子，在夜色朦胧中，很显然会被人误认为是一名男子。或许某个上了年纪、视力稍差的人还观察过我。在这种休假季节，和我同龄的人全都带着孩子出去度假了。

首先，我要是留着长发，穿一条连衣裙，搭配上一双小巧的鞋子，那我就不会被错看成是高个儿男子了；其次，我也很想以一个迷人的女性形象出现在维托德面前。我也清楚，我那不易亲近的严肃样子不符合他的审美观。他家里的摆设和我家的完全不同，他的家看起来更不整洁，更富有幻想，更加混杂，也更富活力。但是我现在是个如此循规蹈矩的人，从我的整个人生轨迹来看，这并非偶然。

比如说璧德，她的生活就比我轻松许多。她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尽管有时也会有磕磕绊绊，但总体来说过得快快乐乐。很小的时候，她就远胜于我，显得非常老成。我的母亲却是一个太过虔诚的人，每年只在我生日那天才允许我邀请三名女友来家里玩。

在我的班上—顺便说一句，我们全是女生—也有几个像我这样的人，她们很用功也很乖，可令人讨厌，不受人欢迎。但大多数人会去上舞蹈课，也会谈论男生，而且有的已经有男朋友。即便家庭不富裕，也会有一个母亲给女儿弄件漂亮衣服，或者甚至亲手缝制一件。其他女生呢，自信，快乐，讨人喜欢。

于是，这种不公平就这样开始、继续，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停止。

高中毕业十年后，我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大家的话题几乎清一色是婚礼、婴儿和小孩的照片，没有其他。我和剩余的几个人，只是呆呆地坐着。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参加过类似的同学聚会。我讨厌这些生下了神童的幸福的母亲，讨厌这些沾沾自喜的妻子。但我并没有反对她们这么做。

现在，我这辈子第一次想要完全为我自己做出决定，竭尽全力，一心一意—我想要维托德。我可以为他做任何事，尽我一切所能，我可以付出我全部的智慧，也可以拿我的事业和金钱来冒险。

头发留了好几周，可我根本不喜欢现在的发型。璧德打电话来时，我很想听听她的意见，但她打断了我。

“我们待会儿谈你的头发吧。我得先和你说说重要的事。首先一点是，莱茜根本没怀孕！”

我知道莱茜四周前用药房试剂做的检查结果为阳性，但她从没有去看过医生。尽管如此，她还是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怀孕了。几天前璧德带她去看妇产科大夫，女大夫劝她做超声波检查。今天结果终于出来了。

“说实话，”璧德说，“我现在可轻松了。否则如果我要把莱茜的小孩抚养长大的话，那就得辞去业余大学的工作。因为要是没有一个男人和她一起轮流带孩子，那她该如何继续大学学业呢？”

璧德做外祖母的快乐就这样成了一出闹剧，我辛酸地想。

“那第二个新闻呢？”我问道，一想起这个问题我的心里就很兴奋，一定是关于维托德的。

“我认识了一个很好的男人。”璧德开始道，接着向我描述起一个小她十岁的商务代表身上的种种优点。

尽管我早就知道，璧德的家很开放，她在床上也很开放，但我还是会嘲弄她：“这就是你现在最大的幸福吗？”

璧德并没有显出不快。“啊呀，”她说，“我知道作为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最大的幸福已经悄悄溜走了，现在对我来说只有小小的幸福或者是短暂的幸福。我也不想和你隐瞒他的缺点—他是个已婚者，而且孩子还很小。不过他们居住在慕尼黑地区，他只在周末回家。”

是啊，这可真的仅仅是小小的幸福而已。

我很惊讶，璧德竟然参与其中。

“那起谋杀案有什么新消息吗？”我问道。

“我倒从没有想到，你居然还对谋杀案感兴趣。”璧德不忘挖苦我一句。不过她还是谈起维托德的儿子们最近几周一直都陪在父亲身边，虽然他们本来在海德堡有自己的住处。但他们想不久以后和各自的女友去墨西哥，毕竟现在还是暑假。他们甚至也想过让可怜的父亲一同前往。可这样行不通。

“为什么不行呢？”我问道。

“第一，他不能去，因为现在又开始有课了，他必须去上课 ；第二，警方必须随时能找到他；第三，他也不愿去。莱茜告诉我说，他的一个朋友给他提供了位于奥登瓦德的一处小屋，等孩子们一走，他想去那儿隐居。这也可以理解，他不会有兴致孤零零一个人待在自己家里，还要受那帮记者和那些富有怜悯心的左邻右舍的纠缠。”

虽然我们没有谈及我的头发，却谈到了更有意思的话题。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位于奥登瓦德的这间小屋。

学校开学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拉滕堡高级中学的秘书处。我说我是克吕格警官的秘书。很幸运，我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名字的，克吕格目前正在负责恩格斯坦案件。可是警方究竟有没有秘书呢？前不久，在对一起交通事故作证陈述时，我看到的全是男性，而我的陈述由一名打字速度很慢的警察亲自输入电脑。是啊，我忽然想起，在侦探电视剧里，偶尔也会有一名闷闷不乐的女性给那些男警察煮咖啡。

我告诉学校里的女秘书，她现在不必特地把恩格斯坦从课堂上叫出来，而是给我带个口信就行。

“恩格斯坦先生请病假了，反正您也没法和他说话。”话筒里传来女秘书的回答。

我解释说，他最近在电话里给了我一个地址，可遗憾的是我不知道把它扔哪儿了，这事一旦让我的上司知道，上司一定会生气的。看来这位女秘书非常理解我，她知道如何避免令上司生气。于是从话筒的另一头传来她翻阅手头资料的声音。

“好了，我找到他的地址了，”她高兴地说，“是校长本人登记的。嗯，你可以在奥登瓦德的毕克巴赫施罗德博士那里找到他，就在霍尔茨维格街上。”

我彬彬有礼地向她道谢。一切进展顺利。倘若是维托德本人接电话，或许我会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或许还会把电话给挂了。这样就会让他起疑心。

我在地图上找到了很小的毕克巴赫。我是今晚就去那儿，还是周末呢？

下班后，我终于又有了目标，生活又有了意义。

当然，我不可能忍到周末才去他那儿。傍晚时分，我就带上迪士高出发了。

到了毕克巴赫，我把车停在一条小路上，步行寻找那条叫做“霍尔茨维格”的小街。我不想问路，再说也没碰上任何人，这个地方看上去人烟稀少。

最后，在村子的尽头，我才找到霍尔茨维格街，这是一条上坡路。这里有好几栋农舍，显然是被城里人修缮改造过的。院子里种着卷心菜、金鱼草、胡萝卜、香菜和福禄考，令我这个城里女人心醉神迷。

虽然不知道他的门牌号，但我认得维托德的车。此刻我已经牵着狗晃悠了整整半个小时。霍尔茨维格街蜿蜒盘旋至山上。我看见维托德的小车就停在山上的一片草坪上。

因为恐惧，我颤抖不停。不，我今天还不想敲响那扇门，我得先熟悉一下周边环境。但在这里可不那么容易，因为周围都是开阔的草坪，不管躲在哪儿，我都有可能被人发现。

我就像是一个随意路过这里的路人。除了那辆汽车，我没看到维托德本人。最后，我走完了整条霍尔茨维格街才折返回去，回到了车里。我总算搞清楚了周边的情况，他现在住的屋子很小，旁边有一座翻新过的谷仓。

离星期六还有三天，我有了新的计划，我开始认真考虑该穿什么衣服，要不要带着狗一块儿去。

终于，我期盼的日子到了。上午我去理发店烫了头发。有了一头蓬乱的卷发后，我看上去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就这样，在星期六，优雅年轻的我带着激动不安和诚惶诚恐的心情，拾级而上，径自来到他的小屋前，敲响了屋门。

不一会儿，维托德过来开了门。

“嗯？”他不甚友好地问了声。

“您不认识我了吗？”我反问。

他皱了皱眉头，脸色蓦地阴沉了下来。

“您……请进。”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显得很激动。他还不能完全肯定，是否我就是那天那个在场的可疑女人。

我进了屋，一张枥木圆桌前摆放着四张椅子，他指了指其中一张示意我落座。他不由自主地点上一支烟，然后将烟盒递给我。我摇摇头。

“您究竟是谁？”他抢先提问。

我很小心地说：“这事儿暂且不谈，以后我一定会告诉您的。”

维托德吸了口烟，拿来一只烟灰缸，趁机朝脏乎乎的窗子外面张望了一下。他想确认我是不是一个人来的，开着什么样的车。可我的车停在霍尔茨维格街的另一头，而那条迪士高，则被我留在了家里。我觉得狗往往比人更会引起注意，而且我也从经验中得知，带着狗散步会更容易被人找到行踪。

维托德终于说道：“我实在是伤透了脑筋，那个夜晚的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您怎么会突然来到了我家？”

是的，这个问题很敏感。这时我只好用那条狗来搪塞。我说—尽管这事听上去不那么可信—因为我头疼，本来是想晚上带着狗出去溜达一会儿的，我让狗在院子附近的空地上自由活动，可就在这时它却突然不见了踪影。就在寻找狗的时候，我无意间闯进了他家的院子，紧接着我听见了枪声，于是冲进了他家。

维托德特别专心地注视着我说话的样子，烦躁地抽着烟。看得出他心里忐忑不安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突然打量起我的脚，像是在目测我鞋子的尺码。

我讲完后，他恼怒地重新开始念叨：“很好，很好，也许就是这样吧，尽管我想不起来当时有没有看到狗。但有一点我根本就想不通。一方面您显然是想帮我的忙，可另一方面您又差点把我杀死！”

“没有，”我向他保证，“我绝对不是要射杀您，只不过看起来好像是我朝您开了枪。我后来还特地弄清楚您是否有生命危险，我发现情况并不那么糟糕。”

维托德委屈地说：“并不那么糟糕？您说得倒是轻巧！子弹离动脉仅毫厘之差，我差点因失血过多而死去！”

话音刚落他就卷起裤管，我看见他小腿肚的外侧有一块很小的红色疤痕，这个子弹孔眼当时我就看到了。但现在他还给我看了大腿内侧，这里看上去就明显不同了，凹陷的弹孔处留下了一道很深的凹穴。

维托德板着脸看着我，没有了先前迷人的微笑。“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您一定也向我妻子开枪了，可这是为什么？一方面您是帮了我，可另一方面也许是您把我妻子杀死了，而我只是打伤了她。”

我思考着该如何回答。然后我就请他告诉我警方知道些什么情况，而他又向警方说了些什么。

“起初我真的什么也记不起来了，”维托德回答，“可是我没想到他们会相信我说的话。我告诉他们，我妻子中断了戒酒，突然回来了。她回来的时候已经喝过酒了，后来我们两个还是继续喝酒。我平时喝得不多，也不习惯喝很多，而且从来不喝威士忌。我跟他们说，后来我难受极了，便躺在了地毯上。再后来我听到了一声枪响，感到钻心的疼，就失去了知觉。不，警方也许并没有相信我，但另一方面，那一枪打过来的距离太远，所以不可能是我给自己放的枪。另外，我也不可能带着这种流血的伤口到处跑而不留下血迹。他们发疯似的寻找那把杀人凶器，可是没有找到。”他停顿了一下，“一定是在您手里吧！”他激动地对我大喊。

我点点头，说：“我已经把枪处理掉了，因为您的指纹就在上面。”

“我什么都不明白，”维托德又叫道，“这不是毫无意义吗？究竟是为了什么，您不给警方打电话呢？”

我朝他微微一笑，“我是想帮您的忙！”

“您是否帮了我，这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警方目前在急切地寻找一个穿着体操鞋的人，因为院子里和淡黄色的地毯上体操鞋的鞋印清晰可见。也就是说，他们也许会以为是一个陌生人出现在院子里，并朝房间里开枪射击，然后带走了作案凶器。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您又向我妻子开了枪。这是为什么？难道她当时还没死吗？单单头上中了一枪，就足以致命，可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打到她哪儿了。”

我审视了一下维托德。难道我该告诉他，他击中了她的头部？不过实际上他应该知道他朝她开枪后，她的衬衣上满是鲜血。但也许他仅仅看到她当时的样子，马上就昏倒在地了；要么他仅仅是在考验我，试探是否我在撒谎，是否我在最后一刻脑子糊涂了？

他接着说：“您有什么理由这么做？这根本毫无意义（这句话他已说了不知多少遍）。我一直在等着您去报警。我现在知道您不去报警，才想到原来是您杀了我妻子。”

我说，当我一不小心击伤他时，我完全惊慌失措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马上也朝他妻子开了一枪，可我和他一样，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击中了她的头部。然后我就逃之夭夭了，自然不会想到去报警。

“最好是……”维托德说道，“我们现在一起报警，把这事给解决了，反正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我坚决反对，“您知道然后会怎样吗？您就不可能在这儿—奥登瓦德的林中—欣赏风景，呼吸新鲜空气，而是在监狱里看铁窗了。再说了，谁也不会将这件事跟我联系起来，谁也没看清我的真面目，而且脚印也可以出自另外一个人啊。我究竟有什么动机去杀死您的妻子呢？此外—即便人家相信您说的话—可如果我将您开枪的事说出去，那么您就完了！您还在受到警方的监视吗？”

维托德不快地咕哝起来：“起先他们经常暗中跟踪我，还有可能开过我的邮箱，窃听过我的电话，我根本无法出门。我几乎每天都会被他们找去接受聆讯。”

他做了一下深呼吸，严肃地注视着我，接着说道：“也许他们认为是我妻子先开了枪，然后我才朝她开枪的。但这样射击的角度就不对了。我大腿中弹后根本无法动弹。也许他们也觉得我们不可能轮流握着那把手枪。我已经说过，我不可能将武器藏起来而不留下任何血迹。而要是我先向她射击的话，那她也不可能在受重伤的情况下再向我开枪。因此枪手一定是第三者。”

我插话道：“那他们到底在怀疑谁呢？”

“或许他们以为那个穿体操鞋的男子和我是一伙的，是我雇用的杀手。他们检查了我的银行账户，确认我在两天前从银行里提取了三千马克。但是，第一，这些钱我还原封未动 ；第二，我的四名同事可以证明，我本来是打算下周开始和他们一起度假的，所以才取了钱。”

维托德烦躁地将烟灰弹到垃圾桶里，“就是这样，大约四周后他们才不那么怀疑我，也允许我在这里小住。但我必须每隔一天向他们电话报告一次。顺便问一句，有人盯上您了吗？”

“没有，肯定没有，这一路上非常冷清。但我不能确定您的邻居有没有看到我。”

我的老天，我的脑海里突然想到，此刻我就站在我的梦中情人面前，可我们谈的是杀人，而不是爱情，并且他在用满腹狐疑的眼光盯着我。我必须以一种暗示的方式说几句对他有好感的话。

“说实话，”我撒谎道，“虽说我是纯粹出于偶然才卷进这一事件中，但我见到您的时候，马上就想起曾在一张照片上见过您了。很久以前我看过您写的一本谈论绘画的小册子，看完后让我欲罢不能。封面上您的那张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可能是因为我非常喜欢您的书，全书闪耀着您智慧的火花，才让我自发地产生想帮您一把的念头。”说完我朝他露出最妩媚动人的微笑。他也礼貌地回了我一个微笑。

“是这样，您看过我的书。”—我的话充满魔力，他原先紧张且不友善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现在他又变成那个和蔼可亲、富有魅力的男子，带着性感的嗓音，数周前正是这迷人的声音突然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的读者倒是并不多，”他接着说，“那么您真的喜欢那本书吗？”

我赶紧向他申明这一点，甚至还沉醉于书中有关漂亮拖鞋和地毯的细节描写中。我真的是一条毒蛇，毕竟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呀。

不过他友善的态度并没有持续很久。“我怎么能相信，您不是一个丧失理智的罪犯呢？”他稍稍以一种讥讽的口吻说道，因为自从我冒充是他的读者开始，他已经不大相信我做了什么荒唐的举动，“现在您就拔出手枪，把我干掉吧。”

“我干吗要这么做？”我伤心地说，并朝他投去长长的深情的一瞥。他似乎也有点感觉，有点相信我并不想杀他，即便他肯定还没弄明白其实我已经爱上了他。

我决定再次以充满魔力的措辞开始背诵：“我看了您出色的著作，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去听了您的讲座，是关于解放战争抒情诗的。那个夜晚太棒了，我从您那里了解了许多那个时代有趣的故事，感觉很充实。”这倒是事实，由于感情的冲动，我很满足，可是对那令人讨厌的浪漫的战争文学，我却一点儿也记不起来。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脸上的表情看起来非常可爱，完全不是先前的愁眉苦脸。

你那么爱听好话，我才有机可乘，我想。

“我很高兴，”他真诚地说，“要不要我去煮杯咖啡？”

我兴奋地点点头。多年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为我煮过咖啡。

维托德先在炉子上烧上水，然后说道：“如果您偷点东西，再翻箱倒柜一下，就再理想不过了。”我又听到了他那种嘲弄中带着和气的口吻，这种口吻是我很想听到的。

“是啊，”我说，“如果是这样，警方就找到了开枪的动机，会将其认定为是一次抢劫杀人案，或诸如此类。但我和您一样没有任何计划和考虑。我们两个人多多少少都做了些失去理智的事—您是感情用事而开枪，而我是因为帮您的忙补了那一枪。”

我们一起喝咖啡，在这个简陋的房间里，彼此带着某种信任。

维托德不再那么拘束了，话里隐隐约约地流露出幽默。他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同谋，我们的会面是密谋。可他话锋一转，又说：“如果我们从没见过面，彼此之间尽量不再有任何联系，这样也许会更好些。”

“警方在到处窥探我是不是有女友，这样就有了我杀妻的动机。可是谢天谢地，我和上一位女友的关系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要是现在有人看到我和您在一起，那正是警方求之不得的。”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承认他这么说是对的。尽管听到他说没有女友我很高兴，我是真的想做他的女朋友。

可我当然不会愚蠢地说出这个心思。

维托德再次问了我的名字和地址。我许诺说，在下次秘密会面时，我会向他证明我的身份。然后我建议下下周到海德堡会面，在繁华的商业街中心，比如百货商场门口。我们完全可以消失在客流中而不被人发觉。可维托德觉得这不太妥当。

“我在海德堡老是碰到熟人。”他说，但他原则上似乎已经同意了这样的会面。他肯定急迫地需要向人叙说前一段紧张的日子，而平时他无法和任何人谈论这种事。

终于，我们商定在奥登瓦德的一个停车场会面，如前所说，在这一地方碰到熟人的机会很少。

两小时后，我驾车回家。此时正值傍晚时分，平缓的小山上长着孤零零的苹果树。斜坡上的树影、缓缓飞翔的小鸟以及西下的夕阳，在我眼里出奇美丽，仿佛是在多年的囚禁生涯过后终于重返人间一样。

我傻傻地唱道：“兄弟们，到阳光中去，到自由中去。”

平时我从不唱歌，也绝对不会如此这般。

我感到很幸福，也满怀着希望，因为这个男人会不会喜欢我，现在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一周后，我就又能见到他了。

第3章

星期一下班后，我带着老狗去璧德家。我心情很好，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一反常态地忽然想找个人聚聚。

璧德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凝视着我。

“你烫了这样的卷发，看上去完全换了个人似的，那么精神焕发，真不错啊！”

她从头到脚审视我一番。

“你瞧，尤尔根马上就来了（尤尔根就是她的男友，那个商务代表），他只在周末回家。我们准备一起吃饭，你们一起去吧？”她说“你们”时将视线转向桌子底下的狗。

如果是以前，我早就拒绝了，我可不想做电灯泡。但我现在很高兴，所以就一起去了。

尤尔根是莱茵兰人，喜欢讲些本地或外地的笑话。很明显，他需要听众，作为听众，我还是挺受欢迎的。他不是流氓，我没有必要让璧德防范他什么，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没有玩弄她。他只是想在一周的平常时间里有些娱乐和交际，无论在吃上，还是在床上。

璧德似乎跟他很合得来。她对他的笑话报以真诚的大笑，并感染了我。只有老狗有点不满意。虽说我偷偷地给了它一根羊肉骨头，但它不喜欢人，也有点不习惯。老狗流着口水，在桌子底下威胁性地汪汪叫个不停。我没办法，只好带它出门，让这对情侣单独相处。我妒忌璧德与男人周旋时的放荡举止，我是绝对没这种本事的。我和维托德的友情是不一样的，不那么表面化，但不管怎么说，仍然是令人愉快的。

一周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日上午，我牵着狗兴奋地等待着维托德的到来。那个林中停车场很偏僻很荒凉，听不到远处的汽车声。已经稍稍过了约定的时间，我有点心烦，兴奋的情绪在渐渐消退。也许他根本就不会来！

突然，他的声音把我从忧郁中惊醒。这个声音在我身后说道：“早上好，神秘的陌生女人！”

维托德是骑着自行车来的，有点喘不过气来，因为他走的不是大路，而是一条林中小道。

我面露喜色地注视着他。可他似乎已经记下了我的车牌号码。发觉我马上注意到这一点时，他微微一笑。

“今天您可要暴露身份了，照我们约定好的。那好吧，您尊姓大名？我毕竟得称呼您呀。”

“罗塞玛丽。”我稍稍难为情地说。我和这个名字不相配，而且和大多数女人一样，我对这个名字始终不满意。

他好像也觉得我和这个名字不那么相称。

“继续说。”他说。

“路易丝。”我接着说。

他高兴极了。“再继续说。”他风趣地要求道。

“蒂哈。”我轻声说。

维托德放声大笑起来。我知道接下来该是什么，毕竟他是德语教师。

“蒂哈，”他爽朗地笑着重复了一遍，“我本来只想知道您的名字就行了。不过这真的是闻所未闻啊。”然后他很自然地引用起冯塔纳的诗句来：

雅尔一家参加七月节，

戈姆·格吕默坐在大厅里，

在他旁边象牙制的椅子上坐着

蒂哈·丹娜波特，他的妻子。

他不停地放声笑着：“我叫您‘蒂哈太太’吧，因为我还从没遇到过一位叫这个名字的人呢。无疑，有人叫您‘罗泽’或诸如此类的名字，但和您这种不多愁善感的性格完全不相称。不过，说正经的吧，请告诉我您的全名，还有您的地址，否则我无论如何总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

我再次面露喜色地注视着他，这一点我做得很自然，然后就把他想知道的一切告诉了他。

“顺便提一句，我有一个丹麦祖母，蒂哈的名字就是从她那里来的。您就干脆叫我‘蒂哈’好了，不要加‘太太’两字。我不再叫罗茜，这太棒了。”

“同意，蒂哈，我叫莱纳。”

“如果您叫我蒂哈，那我就叫您维托德了。”我解释道。

“您从哪儿找到这个名字的？”他开心地问道，“从没有人这样叫过我。哦，对了，这个名字听上去好听，所以我把它写在我的书上了。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对这个第二名字感到非常害臊。”

我们在用我们新的名字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但还是用“您”来称呼对方。就这样我们已经散步了整整半个小时，那条狗显得很高兴。

“我现在脑子里担心的事还很多，”维托德开口道，“您究竟把那把手枪放哪儿了？”

“在我家里藏得好好的呢，那个地方没有人能找到，但我会马上把它处理掉。”

维托德有点心惊胆战起来。我本来是怎么打算的呢？我是想把枪扔到莱茵河里，悄悄地，从一座大桥上。

“可这事您得赶紧办了，”他不开心地说道，“最好今天晚上就做，也不必在夜幕下了！我还以为这把枪早没了呢。这把手枪是我妻子从一个叔叔那儿继承来的，也许警方会追根溯源。我想问一下，您从哪儿学会开枪射击的？”

我答应他，今天一定会将左轮手枪扔到河里去。“实际上我不会射击。但年轻的时候，我有一位朋友，星期天他就和他父亲到打靶场练习射击。我经常和他们一起去，偶尔也打几枪。我大体上知道怎么用这种武器，但这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我当时也远不是神射手。”

“我倒是想起来了，”维托德说，“戈姆·格吕默还在家里等着您吧，或许还有荣格·哈拉特？”

对他关心我的私生活，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嗓门很大地向他保证没有人等我。

“我有过一些令人失望的经历。”我暗示道。

维托德疑惑地看着我的眼睛，可他的举止非常得体。他没有再问下去。

过了一会儿，我问道：“您的婚姻幸福吗？”

他沉默了相当久。

“您知道吗，这样的一个问题至少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来回答。到今年秋天，我们结婚已经二十三年了。如果我们的婚姻一塌糊涂，那肯定不会持续这么久。”

我对他这样的回答很满意。我们继续快乐地漫步，间或以调侃的语调称呼各自的名字，笑声不断。

我们走过一条小溪时，维托德还将他的手递给我，我的手在他的手里停留了一会儿，我们往往也有相视一笑的瞬间。

走了两小时后，我全身热了起来，新买的漂亮凉鞋已经把我的脚磨出了好几个水泡，也渴了，就连狗也在地上的坑坑洼洼处找水喝。

我在悬钩子丛中停了下来，给自己摘了一些黑莓。作为一个老教师，维托德不但脑子里有一张时间表，口袋里似乎还带了一张漫游地图。

“我们马上可以歇会儿了。”他许诺道。

在一个小村庄里，他认识一家小酒店，我们坐在酒店后面的院子里。其他客人全都蜷缩在空气混浊的房间里。维托德拿了一只托盘，从酒店里端来一壶苹果酒和两份乳酪。

“我随便点了一些，没问您需要什么，”他说道，“但这儿肯定没什么美味佳肴。”他说得对。

狗儿喝上了水，总算消解了疲乏。我一口气将两杯苹果酒灌下肚，在我的眼里，世界成了金灿灿的抑或玫瑰红的，而且我有一种想亲吻维托德的强烈欲望。但我没变得如此大胆。我不敢这么做。

维托德同样喝了好几杯，话也特别多。

在此期间，他还不停地抚摸我脚下的狗儿，直至我最后渐渐明白他是在碰我的大腿。我热切地注视着他。

“这实在是太遗憾了，”维托德情绪高昂地说道，“我们两个是在不那么正常的情况下相遇的。要不我们下周日再做一次全新的徒步旅行吧？”

对此我绝对不会反对，而在无聊的上班时间里我早已想出了一个计划。

“我们俩不是可以—在我们的证人面前—装作刚刚才认识嘛！这样警官就不会想到我们以前就已经相识，我也就不会和之前发生的事有任何瓜葛了。”

维托德顿时明白了我的想法。他考虑了很久。

“最近一段时间，贝尔克大街上到处有葡萄酒节、教堂落成纪念日年市、旧城年市……我们可以在那儿的某一张长桌上和许许多多的人碰巧相遇。”

这主意令我愉快。我们俩将这事说得清清楚楚。我和我的一位朋友（多好呀，至少我还有璧德！）将会坐在魏恩海姆一家酒馆的一张桌子旁。我们必须尽量早点去，否则会太拥挤。维托德则带上一个朋友（那个施罗德博士，就是让维托德住在那个郊外小屋的人）过来，坐在我们的那张长桌旁，纯粹出于巧合。这样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俩相识的见证人。至于璧德已经见过维托德本人，这也没多大关系，甚至还会使气氛轻松一些呢，我想。

我们俩都有点醉了，在背阴的院子里坐了好久，倾听泉水缓缓流淌，看马蜂在酒杯旁飞来飞去。

终于，到了回家的时候。在停车场，我们像两个阴谋策划者一样分手告别。

“星期六再见！”

“别忘记您那把左轮手枪！”

在八月底能度过这么一个甜蜜的星期天，我真的非常心满意足—我还以为自己不可能拥有如此美好的经历，也不可能期待比这更好的结果了。

我的这种想法是很明智的。

一回到家，我赶紧将大脚上的凉鞋脱掉，顿时想起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海的女儿》，小美人鱼为了赢得王子的欢心，将自己的鱼尾巴变成了两条美丽的腿，但她每次走路都必须忍受巨大的疼痛，仿佛是在一把锐利的尖刀上行走。

从那以后，我始终处在亢奋的情绪下。一到星期一，我就从办公室给璧德家打去电话，希望激起她对葡萄酒节的热情。我得提前跟她打好招呼，否则她要是另有安排可就糟了。

璧德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天晓得，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带你到那儿去，可我几乎从没有如愿以偿过。可现在你一大把年纪了，倒想去教堂落成纪念日年市上看看了，自己还去做了个卷发！快说，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当然了，”我开玩笑道，“自从我和雄性同居以来，我觉得这个世界完全两样了。”

“你究竟在说什么呀？”

“是这样，狗儿和我同桌吃同床睡啦。”

“哦，上帝，”璧德叹气道，“虽然我也听说过一个人会为了一条狗经常散步，但还未曾听说一个人会为了取悦狗去做头发。”

不过她马上高兴地申明，愿意星期六和我一起去。

“那好，星期天你就不要安排孩子们去家里吃饭什么的了。还有，说不定他们星期六就回家了呢，那这样就又不行了。”

璧德在一周的工作日期间总是忙于自己的工作，忙于她的尤尔根，但在周末，她的三个成年的孩子通常会蜂拥而至，扔给她脏衣服，将她的全部存货吃个一干二净。我很高兴这次她不必再受这样的打扰。

一周很快就过去了。我聚精会神地做我保险公司的工作，给罗默尔太太写了一封长信，每天带狗去公园溜达，还洗了窗帘。

星期五，维托德打了个电话过来—他在毕克巴赫没有电话，所以我无法和他联系上。

“嗯，蒂哈，一切都好吗？明天没问题吧？”他带着暗谋诡计的语调问道，“我朋友恩斯特·施罗德肯定会去，他对这个主意高兴极了，因为他妻子正好暂时出远门了。”

那个星期六下午，大约五点，璧德和我穿越了魏恩海姆老城区。我们约好六点时我会悄悄地领她去某个胡同的一张桌子旁坐下。但这事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璧德在起劲地鼓励那些大力士一展身手。

我们并没有准时到达那儿，等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她带到座位上时，已是六点一刻。另外，那张桌子上几乎没有座位了，那待会儿维托德来了能坐哪儿呢？

六点半时，我看见维托德和一个粗笨的大胡子男人远远地向我们这儿慢慢走来，两人似乎都有点醉意。因为半是快乐半是害怕，我脸上热得出汗了，根本没在意璧德在和我说些什么。

这时，他们已经坐到了我们的桌子旁。“对不起，您能再坐过去点吗？”维托德问坐在我们对面的那对夫妇。

璧德说道：“这里已经够挤了，您可以到后面的桌子上去，那里一定有。”

但是，这对夫妇站起身来。那名男子说他们反正马上就走，他准备去付钱了。

施罗德博士和维托德随即坐到了我的对面。

“哦，对了，”璧德高声说道，“我知道您是谁！您就是那个每年到赫本海姆业余大学开讲座的莱纳·恩格斯坦！”

维托德点头称是。

“我是璧德·施彭贝，”她说道，“这是我的朋友罗茜·海尔特。”

施罗德博士也做了自我介绍。

“可罗塞玛丽这个名字和您完全不相称，”维托德粗鲁地说道，“您就没有别的名字了吗？”

“蒂哈。”我低声说道。

璧德拉长了脸。

“不，罗茜，这不是真的吧！你可从来没和我提过！”

我大胆地注视着维托德的脸，说道：“不过莱纳这个名字也不是和您特别相称呀！”

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很快又重新提起我们各自的第二名字，而且照璧德的建议，四个人都用“你”来称呼。可是问起恩斯特·施罗德来，他说自己根本没有第二名字，只是维托德偶尔叫他哈基姆。在成为药剂师之前，他在大学里攻读过医学专业。

璧德的第二名字叫埃德特劳特，她强烈禁止我们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她。

维托德的朋友恩斯特，或者说艾尔·哈基姆，和我愉快地交谈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他太太去美国了，儿子留级了，他和维托德是在社民党认识的。他有点秃顶，人倒是挺随和善良。

不过说真的，我本来只想和维托德说话，注视他并且朝他微笑的。

璧德似乎和维托德挺谈得来。只要自己喜欢的男人一出现，她就会马上兴奋起来。

起初我心不在焉地听他们俩正儿八经地谈有关业余大学课程的事宜。然后，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其中一位中年讲师的一盘原声带，并鼓起掌来。到最后，我还看到他们笑出了眼泪。

我有点伤心，我本来也想加入他们的哄堂大笑，可是我不能伤害友好的施罗德，于是我不得不回答他的提问，一再对他表示友善。随着我身旁的璧德越来越快乐，我的好心情渐渐烟消云散。

此外，酒精消耗得越多，我们这张长桌上的声音也就越大，大得我几乎听不清人家在说什么。

这时，璧德突然转向我：“你是头疼还是怎么啦，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我向她保证说我身体挺好的，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到别的地方坐坐，或许是有新鲜空气的地方，可以离开这里。我希望我可以坐在维托德的旁边或者对面。大家都表示同意。维托德甚至还偷偷朝我眨了眨眼睛，我终于轻松了起来。

我们穿过狭窄的街巷，街巷两旁张灯结彩，煞是可爱。恩斯特·施罗德提出去打靶场。

“现在我们可以为女士们争取一朵鲜花了！”

我不喜欢射击，因为我和维托德会想到不吉利的事。恩斯特·施罗德一直不停地射击，直到他真的搞到了一枝很难看的淡紫色塑料兰花。

他彬彬有礼地将兰花递给我。维托德说他不想射击，也不会射击。

可璧德突然冒出一句：“我来为你射！”

她射中了靶心，璧德始终是一个技巧方面的天才。她得到了一枝红玫瑰，还十分繁琐地将玫瑰插到维托德的衬衫上，在我看来她在他身上摸弄了太久。接着，她很自负地要求荡秋千。

“荡秋千我可不行，”矮胖的恩斯特说道，“我看着就头晕。”

让那么多陌生人看我裙摆飞扬，我可没这样的好心情。看来我这样想实在是自作多情了。只见璧德径自拉着维托德的手，两个人面对面紧靠着，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一直摇向空中。我很是倒胃口。

最后，他们重新回到地面。维托德脸色苍白，毫无笑容。

“你这个样子，就像返老还童了一样，可你毕竟不是二十岁的人了。”一脸和气的哈基姆说道。璧德倒是利用这一机会，装出自己好像仍旧是二十岁的姑娘（其实她比我大了整整三个月）。她要强有力地表明自己没有眩晕症，声称屋顶工人或扫烟囱工人是最适合她的职业。

维托德并不理会她，朝一张长凳走去。

“我的天，”恩斯特·施罗德说道，“你别瞎折腾了。你感觉不舒服吗？或者什么事让你突然间垂头丧气了？”

维托德竭力保持镇静。

“我刚才在秋千上面像个疯子一样时，看到拉滕堡的两名学生站在下面。”

“这有什么？”璧德善意地嚷道，“老师就不是人了吗？”

但恩斯特向她解释道：“莱纳请了病假，而学生们以为他此刻正躺在床上。可是他们看到老师在秋千上的样子又真的不是那么一本正经，这样他们自己想旷课时就有把柄了。”

“住口！”维托德插话道，“虽然我请了病假，但诊断写着‘带忧郁症的重度精神衰竭’。大夫坚决禁止我长期卧床和苦思冥想。他建议我多作长距离散步。”

尽管如此，维托德的好心情还是荡然无存。他忽然想回家，说自己是骑着车来的，现在已经喝过酒了。我提议可以将他的车带上，我开车送他回家。但他闷闷不乐的，说用不着我费心，恩斯特可以驾车送他到拉滕堡，他今天想睡在自己家里的床上。

于是我们分手话别。是我接的璧德，现在我得送她回去。我们俩坐到车上时，璧德开口道：“罗茜，你给这位恩斯特·施罗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恭喜你了！”

我沉默无语。这不是事实，璧德这么说无非是希望我祝贺她的成功而已，这个忙我真的不会帮她。我其实是想在某个黑漆漆的街上让她下车的，可是我确实连愤怒和失望都根本没有向她暗示过。我对维托德没有所有权。此外她应该相信，我们四个人全是第一次相识。

见我没表扬她，璧德忍不住表扬起自己来。“不过我今天的表现也不赖呀。”她开始道。太令人失望了。

“这个恩格斯坦和我有很多共同的熟人，我们的孩子也都相互认识。这样相互之间马上就会有一些共同点了。”

我继续保持沉默。璧德终于停止了唠叨，我们默默地沿着漆黑的山路行驶。

就在到达她家之前，我害怕地问道：“你们约好再见了吗？”

璧德笑出了声，“你想到哪儿去了？他这个人具有独特的魅力，但他和我不是很般配。对这样的一个夜晚，那还行。但更多的……不，那只会给我带来不快。你知道吗，如果这么一个迷人的男子突然获得自由，他肯定会寻找一位至少小他十岁的新伙伴。相信我，我有经验！”

这句话我可不爱听。

“你的尤尔根可比他年轻多了。”我插话说。

“那当然，”璧德就事论事地说，“但你自己也可以看得出质量上是有区别的。”

她如此一说，反倒让我有点喜欢她了，所以并没有照我原打算的那样冷淡地和她告别。

星期六之后的日子过得很缓慢。我们本来就没有约定好，我对不再见面也挺高兴。

我何时才能再见到维托德呢？我无法往毕克巴赫给他打电话，也不想写信，这会破坏我们并不牢靠的关系。再说，我对老师的红铅笔有种恐惧心理，因为作文恰恰不是我的强项。

我没有等到期待已久的电话，倒是璧德给我打来了电话。

“你好，罗茜，你在这个不寻常的教堂落成纪念日年市里是不是饮酒作乐了？”她讥讽地问道，“顺便说一句，被我们俘虏的两位先生星期日上我家来了。”

我本想附带说上几句，但隐隐的绝望像一条蠕虫爬上了我的咽喉，喉咙里只是发出模糊的声响。

“我听见狗儿的声音了，”璧德继续道，“你肯定还没带它出去吧。那好，我给你讲点事儿。星期日下午六点左右，我家的门铃响了，正好是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因为那时孩子们全在家，我刚刚给他们准备好晚餐。你猜是谁，原来是那个莱纳·恩格斯坦（很高兴璧德叫他‘莱纳’而不是‘维托德’）和那个恩斯特·施罗德。他们正在去奥登瓦德的路上，莱纳星期六回拉滕堡了。现在，这位好心的恩斯特准备将维托德的自行车重新带回毕克巴赫去。他们可真好，还想到顺便上我家来坐坐。我倒是几乎一直在外面闲逛。”

我嗯了一声。很遗憾，我得承认，我真的一直闲在家。

璧德继续道：“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反对和我们一起吃饭。挺凑巧的，我还做了个加大蒜和绿豆的羊腿，这些身边没有女人照顾的男人当然喜欢吃啦。”

我早就知道璧德的厨艺不错。很明显，她是以此来俘虏这些男人的。尤尔根和她亲近也肯定有这样的原因。

“那么孩子们呢？”我无精打采地问道。

“哦，有时他们真是太可爱了。他们和莱纳非常谈得来。莱茜早就通过爱娃和莱纳的儿子马克斯认识他了。就连维维安和理查德也有朋友在莱纳的学校里读书。莱纳饶有兴趣地和孩子们攀谈着，尤其对维维安在大学里攻读艺术专业很感兴趣。”

而我又能给他们提供些什么呢？我当然没有羊腿和给聚会带来生气的三个孩子。

璧德继续道：“我觉得恩斯特这个人特别好，但莱纳比他更胜一筹。罗茜，归根结底，我要谢谢你让我认识了这么一个出色的男人，没有你我根本不可能认识他。”

我在哭泣，只是她无法看到。她说得多卑鄙啊！

璧德仍然继续唠叨着：“莱纳还要在奥登瓦德那个避难所待上一个星期。尽管他请的病假还有一段时间，但他准备星期一就回去上课了。是啊，他想回自己的家，他说那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

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夜晚，我难以入眠。从我最初接受教育开始，有一个观念就已在我身心深处扎根：始终应该由男人追求女人。可要是那个男人不这么做呢？难道我从我尼姑似的母亲那儿得来的观念已经完全陈旧了吗？璧德确实太主动了。难道我也应像她一样采取主动追击，主动去找他吗？难道这事有那么讨厌吗？我不知道。

星期五晚上，我实在坐不住了。我要是再不做安排，这个周末可要泡汤了。我试探性地往拉滕堡打了个电话。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维托德马上接了。

“罗塞玛丽·海尔特。”跟大多数情况一样，我结结巴巴地报出自己的名字。

“谁？我不认识，您打错了。”他冷淡地说道。

“是我呀。”我像个哭泣的小孩一样尖声说道。

“哦，是蒂哈，”他突然大笑一声，“噢，对不起您了，我没有马上反应过来。”

他不是以“你”而是以“您”相称。我本来是想说什么呢？于是我问起他的健康状况，问他是否早就离开毕克巴赫了。

“我是今天上午才回到这里的。”维托德很殷勤地解释道，“您知道吗，我在给十二年级的学生上课，我再这么缺课肯定不行。我也很清楚，请人代课往往不怎么理想，毕竟我也不想让我的学生们因为我的情绪低落而受影响。”

事实上，在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一点也没发觉他情绪低落。

“那么您现在必须备课了吗？”我迟疑地问道。

“当然要备课了。可是我家院子里一团糟，那帮家伙差不多把院子踩平了。朋友给我介绍的一个南斯拉夫清洁女工下星期一才会过来。在她来之前，我还得彻底收拾一下，还要研究一下洗衣机。”

璧德现在肯定会主动给他提供帮助。我必须克服自己此刻的局促不安，将我的意思表达出来。我避免以“你”或“您”来称呼。

“这个周末我例外地没有什么安排，我可以过来帮忙，毕竟洗烫的活儿我还会做，院子我也可以简单收拾一下。我也可以煮点咖啡、买个蛋糕什么的。”

为了谨慎起见，我没有提到做饭。

“这真是太客气了。但收拾这事儿本来就谁也帮不了我，我还得自己干。洗衣服我自己一个人也干得了。南斯拉夫女工星期一过来烫衣服。另外，星期日我有客人要来，所以我的安排已经满满的。多谢了，蒂哈，这个主意很好。也许下次吧。”

我请他一旦需要帮忙就打电话给我。在不痛不痒地友好闲谈之后，我们说了声再见就挂了电话，没有约定何时再碰面。

我恼火地将长沙发靠垫扔到了地上。狗儿以为这是针对它的，它慢慢爬过来，请求我的原谅，好像一切都是它的错。

我轻轻地抚摸它，说：“嗨，狗儿，我这一生中第一次想要点什么！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要定了这个男人！可是这事做起来那么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号啕大哭。狗儿走到我跟前，无限忧伤地看着我。它真是条通人性的神奇的狗啊。

维托德星期天的客人会是谁呢，难道是璧德吗？

星期天过得非常无聊。我想象着璧德以敏捷的手法施魔法般地给维托德带去愉快，给他做饭，然后放声大笑。

我总算明白了，这两个人是多么合拍：艺术、文学、音乐—在这方面璧德知道得很多，可我却一无所知。他们俩一整天玩得很快乐……那么晚上呢？是否他们会接着喝香槟酒，然后一起上床？

我快被这样的念头折磨疯了，于是晚上给璧德打了个电话。莱茜接的电话。“我妈妈不在家。”她很简洁地说了一句。“她去哪儿了？”我问道。

“维维安和理查德昨天去伦敦了，她今天没有做饭，好像我不算人似的。”天真的莱茜抱怨道，“顺便说一句，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也许是去听音乐会了吧。”

我把电话挂了。

这种事情很痛苦，但很清楚：璧德此刻和维托德睡在一张床上，到明天她又有尤尔根陪了。为什么其他女人能得到一切，而我却什么都得不到呢？我是不是应该质问她一下？

夜里十一点，电话响了。

璧德说道：“莱茜说你打过电话。这头蠢猪，我早就跟她讲过我要去哪儿的。跟往常一样，她根本没有听进去。”

“嗯，那你去哪儿了？”

“去法兰克福了，我看了一个很棒的康定斯基画展，然后和朋友一起吃了顿土耳其菜。真的太美了。”

难道她在老练地撒谎吗？可是她为什么要撒谎呢？她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向我隐瞒自己与维托德之间的关系呀，她又不知道维托德是属于我的。也许她会因为欺骗尤尔根而问心有愧呢。可是她也没必要对一个已婚的情人忠诚呀。

我就这样带着满心的疑问上了床。

后来，有一个夜晚，我重新摸黑悄悄地潜入维托德的院子。现在晚上九点天就已经黑了，我采取了预防措施—身穿窃贼常穿的黑衣，以免被他发现。

他仍旧像我第一次看到时一样，坐在写字台前写着什么。我多么喜欢他呀，这个英俊聪明的男子，他在如此孤单而专注地工作着。

在夜色笼罩的院子里站了至少一个小时后，我才悄无声息地重新走出院子。篱笆还是和从前一样开着，维托德觉得没必要去修理它们。

就像吸毒上瘾似的，从此以后，我每天开车去拉滕堡，尽管这么做肯定有危险，更何况他的邻居们全都度假回来了。

维托德始终是一个人。我真想从阳台门走到他家里去，或者在大楼前按响门铃。可是我们约好了由他打电话给我。

一天夜里，我看到他家门前停着另外一辆小汽车。

正是璧德的车子。

哦，原来是这样！我觉得十分恶心了。

全是我的错，我应该给他打电话才是，去拜访他，去给他写信—这么做又没有任何风险！

因为我等得太久，现在却让璧德抢走了我的猎物。

我爬进院子里。客厅里没有人。

我等了很久。他们是在厨房还是在床上？现在只有这个问题了。

最后，我感觉太冷，只好哆嗦着冻僵的身子回了家，就跟维托德的妻子死去那天一模一样。

我沮丧了好几天后才下定决心，我绝不放弃，我要为之而战斗。

我给维托德打了个电话，请他上我家来。他抱歉地说他周末不能来。我就问其他时间，后来他终于答应星期四过来。

现在我只能孤注一掷了。

还有四天时间，我得好好筹划一下—我必须在这个夜晚创造出一个迷人舒适的氛围，看上去要特别年轻美丽，要优雅而富有见地地同他闲谈，此外还得将一顿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准备好的可口晚餐摆到桌上。

这一切必须完全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似乎不是特别为他而准备的，但又好像他来到我这里就像来到天堂一样。

我去做了美容，给自己买了一条紫红的丝绒裙子和一件带花纹的双绉衬衣。我还买了蜡烛、香槟酒、新台布、香水。

不过，在漫长的上班时间里，我将很多精力花在了饭菜上。我无法向璧德咨询—如果问她，她马上就会给我出一个现成的最为简便的主意。

我决定做炸三文鱼肉片，这个挺简单，我肯定能做好。此外再做面条、拌上黄油的龙蒿沙司和色拉。沙司我在两天前就已试验性地做过，做得挺不错。

我的天啊，我真兴奋！

星期四，差一点不到八点，我对着镜子最后瞥了一眼自己。太精致了！我忽然想到，我应该显得随意轻松些才是啊。他肯定会穿着套衫过来，而我就像个打扮得非常妖艳的乡下女人一样站在那儿。我赶紧将衬衣和裙子脱下，穿着衬裙惊慌失措地站在穿衣镜前。

若是换了璧德，她绝对不会有这样的顾虑，随便穿上什么衣服都行。

我穿上裤子，再脱下，将衬衣、裙子等随手扔到地上。不，现在可太晚了，五分钟后他就要来了。

我从地毯上拾起那些精致的衣服，忙碌地再次穿上。汗水从我搽过粉的脸上渗出，胭脂肯定会滴落到淡黄色的衣领上。

我将那些不合适的衣服扔进衣橱里，关上橱门，奔到窗子边，看看他的车子到了没有。我还冲向厨房。一切准备就绪，只是在他到来之前，我是无法做好炸鱼了。

维托德按照学生上课迟到一刻钟的惯例准时到达，手里拿着一束毫无个性的丁香花，他完全可以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植出更正宗的丁香花来。

“我希望我来得不算太晚。您那迷人的朋友也来了吗？几朵丁香花可以……”说完他有点死板地将五朵黄色丁香花递给我，手里握着一叠皱巴巴的文件。

对他的这束花，我照例应该说声“这根本没必要的呀”。可我接过了他的花，说了声谢谢，并且不无恶意地说道，璧德有一个男朋友，几乎占用她平时工作日的所有时间。

维托德只是微微一笑。要么他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要么他无所谓，要么他觉得自己已占了上风。

我斟上雪利酒，奔到厨房，烧上开水准备下面条用。我发现自己实际上穿着不是很考究。维托德穿得非常一般，没有系领带，但穿的是一件浅色的夏季西装上衣，下身配了条高级牛仔裤。

我们俩有点拘束。

“那把武器扔进莱茵河了吗？”他突然问道。

不，没扔进河里，但我回答道：“是啊，那当然，几周前就扔了！”

我这么说只是为了不让他对我产生反感而已，虽然我没忘记那把左轮手枪，但这事我一直没做，天知道是因为什么。

饭菜我还真的做成功了。维托德过分礼貌地连连称赞，但吃得很少，喝得也不多。那回在吃乳酪和苹果酒时表现出的令人陶醉的情绪并没有再次出现，一切都显得有点做作。

我想展示点魅力，在说话时故意碰了下他的手臂，我观察过其他女人也曾这么做过，但他显得非常局促不安。

吃完饭，我们坐在那张破沙发椅上。我本想开瓶香槟，可维托德说不用了。他说吃饭时已经喝过葡萄酒了，刚才又喝了雪利酒，毕竟他还得开车回家。另外，他说明天星期五，对他来说那是最艰苦的一天。

“您别生气，我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能久留。”

“上次教堂落成纪念日年市聚会时我们大家互相以‘你’字相称的。”我脱口而出，遗憾的口吻中带着受委屈的弦外之音。

“说得对！”维托德的笑容并不真实，“真好，你倒想起来了！那好，我们再喝一杯！”

他从餐桌上拿来那瓶喝剩的白葡萄酒，举起酒杯，说：“蒂哈！”

我以一副不怕死的姿态将脸凑上去。

我感觉脸颊上被轻轻碰了一下。

维托德又闲聊了一刻钟，谈起了他的儿子们和学校里的事。

十点半，他走了，没有再一次夸奖“美味佳肴”，没有约定新的见面日期，也没有给我与他进一步亲近的机会。

根本没有任何诱惑的举动。

第4章

我的上司尽管已经五十五岁，但他始终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我无法忍受他半个屁股压在我的写字台上，就连狗儿也以自己的男中音给了他一个警告。可上司只是笑了笑。

“海尔特女士，最近一段时间您越活越年轻了，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等着他给我委派什么样的特别任务。

“罗默尔太太究竟什么时候能从疗养院回来？”他问道。

“后天。我到车站去接她回家。当然，她也会把狗儿带回去。”

“我在想，”上司犹豫了一下说道，“罗默尔太太根本不会来上班，而是准备退休了。这次大手术之后，她肯定能拿到两年的养老金，然后反正她也到了退休年龄。我想她是不会再来了。我想问您是否愿意使用这间办公室？”

听到他这么说，我很高兴，因为这间办公室是最舒适也最僻静的，在这里办公可以完全静下心来，还可以望见外面漂亮的栗子树。

“另外，您应该趁现在还有太阳晒的时候赶紧去度个假。”他继续道。他的本意挺好，但我有点讨厌现在去度假。

可毕竟上司是在替我着想。

就在同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在柏林时的前男友。他说起话来有点难为情，他告诉我他现在正好外出旅行。我们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世纪没见过面了，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吃个饭。

我大吃一惊。这事来得太突然，而我本来就很累了。

另外一方面，尽管我早就打算再也不见这个男人，但想见一见他的欲望还是克制不住。哈特穆特很礼貌地表示抱歉，他没法来接我，他在西德没有汽车。

一个小时后，我穿着一条丝绒裙子和一件花纹衬衣，在一家豪华饭店里，见到了我的前任男友。

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虽说哈特穆特以前也不怎么英俊—他得过粉刺—但他那时高高瘦瘦，脸也长得匀称。

现在他个子还是一样高，但他的身材越看越觉得像营养不良。他本来匀称的脸变得肥胖，红红的脸上还冒着汗，看起来很不舒服。

我的天啊，我要是和他结婚的话，那会怎样呢！我恐惧地想。

事实上，我真是庆幸没有和他继续发展下去，现在才有缘爱上了维托德这样的男子。

哈特穆特见到我非常兴奋，毕竟他认识我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平庸的女人。可我现在变得多么漂亮、优雅又年轻！

吃饭前他将两杯酒一饮而尽，汗出得更厉害了。

我只好跟他谈起了我往日的生活，但给他的版本是经过我美化的。

轮到他说的时候，上菜了。在大声咀嚼和狼吞虎咽之中，他开始向我叙述他的事业有成，说他赚了很多很多钱，在达莱买了一栋别墅，和三个伙伴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我问起他的家庭情况。他说两个较大的孩子已经成家，他老婆年纪一大把的时候又生了第三个孩子，但是个残疾儿。

他看着我，是那种希望我给他安慰的神情，我说了声“真是太遗憾了”。哈特穆特晃了晃杯中的葡萄酒。最后他连珠炮似的道出了自己的婚姻有多么不幸—他老婆只爱这个残疾的孩子，除此之外一个人也不爱。她绝对不会扔下孩子不管，他太吃亏了。

虽然我更愿意听到他老婆不断欺骗他的消息，不过知道这些我觉得也还行。

“哦，对了，罗茜，”他叹息道，喘着粗气，脸上汗流不止，“我后来还老是想着你呢。是我不好，不过我已经为此受到了惩罚。也许我们又可以做朋友了。”

他令我反感。我想回家去。

可哈特穆特坚定地握着我的手，他喝醉了。

最后他恳求我去他的饭店过夜。

我站起身，挣脱了他的手，说我该走了。

回到家里，我想，是否我给维托德的印象就像今天哈特穆特给我的印象一样呢，因为他上次和我今天一样走得很快，一样彬彬有礼，一样冷淡。

顺便提一句，第二天晚上哈特穆特从柏林办公室打来电话，以五十年代老派绅士的方式给我道歉，说自己“有点失礼”，并说他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那好吧，咱们下次见啦。”他在话筒那边说道。

哈特穆特和维托德这两个男人的声音，有没有明显的区别呢？

此外我还不断地犹豫该不该向璧德倾诉我的烦忧。

“你瞧，”我想象着要如何恳求她，“我还从没有像爱慕恩格斯坦一样爱慕过其他人。而你一切都有了—在青年时代有了男朋友，在适婚的年龄结了婚，有了孩子，现在又有了一份很有趣的工作，还有一个男朋友以及朋友圈。这一切我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请你把他交给我吧，璧德！我还从来没有向你要求过什么，我也从没有向其他人要求过什么。说这句话我也感到很难堪—请你给一个为了爱情而急不可耐的老姑娘一点怜悯吧！”

难道这都无法使一颗石头感动吗？甚至无法使这位多愁善感的璧德感动吗？

另一方面，要是她提出同样的请求，我是绝不会放弃的。于是我决定最好还是免开尊口吧。在这个问题上，她同样不再是我唯一的朋友，而是我必须战胜的对手。

可是我想和她谈一谈的念头始终很强烈。

罗默尔太太又来了，狗儿已经走了。我又傻傻地想，我现在又只能和自己说话了。

一天下午，我没打招呼就去了璧德家。或许我从来都没有将自己的愿望和需求告诉其他人的能力。这恰好是我的一大错误。

在青年时代，我不是向这个丑陋无比的哈特穆特说过我爱他，希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未来的吗？我把未来交付给他，并且悄悄地假设他的一切将会发展得很棒。就连同柏林上司的关系，基本上我也是持同样的态度。可现在那些无聊的事情接连不断地向我涌来，我吃亏太多仅仅是因为我的谦虚—或者说是我的胆怯。

现在我想尝试另外一种方式—至少可以和璧德谈一次吧。

她家门口停着维托德的汽车。

我根本没有停下自己的车，就完全绝望地往回开。

我是不是—就像从前我上司的太太那样—写封匿名信，比如给尤尔根，主题是“璧德在欺骗您”？可万一她正巴不得能马上甩掉尤尔根呢？再说，尤尔根毕竟自己就有太太，他有什么权利要求璧德对他忠诚？

那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挫败璧德呢？她对哪些威胁会当真呢？她可不是很容易就被人吓住的。如果接到匿名信，她一定会直接报警。

我心里无助的愤怒在不可阻挡地上升。我要是能立即把她弄死该有多好！弄死吗？为什么不呢？

从那时起，我心里就只有这一个念头。

璧德，我唯一的朋友！我是不想让你伤心的。璧德，我是不想让你痛苦的。你应该早点死掉，切勿有任何胆战心惊和犹豫不定。我不希望像侦探电影里那样向你做长篇演说后才向你开枪。头上一枪，这就行了，你会马上失去知觉，头部流血，然后完蛋。还好我没把那把枪扔掉。当然，我还得考虑一下：如何做、在哪儿做、何时做。切不可将我与此事联系起来。在这起事件中，被害人和我有某种关系，警方肯定会来向我打听情况。我的动机—这当然是万幸—没人能猜中。

我得和璧德在哪儿见个面，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没人会知道是我和她在一起，没人能见到我。

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假定我和她打电话约定，那璧德肯定会以她一贯的啰嗦方式，同业余大学的什么人、她的孩子、朋友、邻居甚至是维托德，谈起我和她即将会面的事。

但我的优势在于，她完全相信我，我可以把她引诱到任何地方去。

另外对我很有利的是，我非常了解她的生活习惯，了解她的办公时间，甚至是那些培训班的时间—暑假过后她又开始很勤快地参加各种培训班了。

也许这事未必能马上办成，那就得马上再来一次。至关重要的是，绝对不能让她起任何疑心。

在几个不眠夜后，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几乎每个星期六的早上，璧德都会在购物后去哈雷浴场，然后在那儿待上一个小时。她也带我去过一两次，但我不太感兴趣，因为我不希望自己的周末以红红的眼睛和氯臭气味的皮肤收场。

那好吧，我可以去看看，我就在哈雷浴场停车场里璧德的汽车边等她，然后和她一起去个什么地方。但我的第一次努力落了空，璧德的车不在那个停车场里。我绕着大街走了一圈，看到维托德的车停在那儿。

“没有什么好同情的，”我自言自语道，“她活该如此。”

再说我也可以等，首先是等一个好机会，其次是等维托德的爱情。

接下去的一周，我的运气来了。其时我的计划也已成熟。我随身带了个装有野炊食物的篮子，想劝说璧德来一次临时郊游。

我在车子里等她出现。我可以远远地盯着哈雷浴场的出口。大约十一点，璧德终于出现时，我赶紧从车里钻出来，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她面前。

“你好，罗茜！”璧德叫道，眼神里流露出惊讶，“你到这个鬼地方来干什么呀？”

“嗨，我看见你的车在这里，于是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璧德将泳衣和毛巾放到汽车后座上。“说来听听。”她心情愉悦地说道。

“是这样，这个主意我在家里就想到了。你知道吗，没有狗儿我现在根本无法出门了，我肯定哪儿出了问题。你觉得来一次小小的旅行怎么样？我们出去兜兜风，去野炊什么的，我这篮子里什么都有了。”

“真的，罗茜，最近你老是一再地让我困惑不解！以前我是一个很冲动的人，而你不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不灵活。那好，上车吧，我得稍微想一想。”

我们坐在她的车里。璧德看了看表。

“我们先回趟家，”她提出建议，“我得先把我买的东西放到冰箱里，把泳衣晾起来，把头发吹干。”

这恰恰是我不愿干的。要是让她回家，马上就会有她家的莱茜或是其他什么人过来给我们开门，另外城里半数的人都会看到我坐在璧德的车里。

“哦，你知道，”我回答道，“这没必要。我也不是有很多很多时间。你的头发被太阳晒下会干得很快，而那些蔬菜放在阴凉处两小时内是不会坏的。难道你还有需要冷冻的东西吗？”

璧德摇摇头。她犹豫了一下，再次看了看表。

“那好吧，两个小时，不能再多了。蔬菜反正也不会坏，醋焖牛肉或许也不会。你的车呢？”

我说我的车就停在附近，但既然我们已经坐在了她的车里，也可以马上开她的车去。

“可以。那我们去哪儿？”璧德发动车子。

“就去森林吧，”我建议道，“今天天气太好了，可谁知道能持续多久。这是暮夏季节了，这个好天气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倒知道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我们就到那儿去吧。”璧德说道。

现在我可不想再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了，但要是那个地方游客很多，那我的计划就要泡汤了。

哈雷浴场坐落在市郊结合部，我们不必再穿越整个城市，现在城里正是购物人流集中的高峰期。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虽然璧德对一个女人点了两次头，但看来她们只是一般认识而已。

她沿路把车开上山，直至林中停车场。

“你的篮子沉吗？”她问道，“虽然这里禁止行车，但我还是可以沿着运送木材的专用通道再往前行驶一段，然后我们就不必提着篮子走很长的路了。”

这正中我下怀。

“是啊，”我承认道，“我带了保温咖啡壶和一瓶香槟酒（这瓶酒是我给维托德买的），确实有点分量。”

璧德笑笑，“香槟酒在这个曲里拐弯的小路上已经颠簸得够凶了，肯定也已经颠热了。不过你想得真周到，罗塞玛丽！”

车子缓慢地向山上行驶，拐到一条小路才停下来，小路隐没在浓密的松树林中。

“快走吧！”她嚷道，“已经二十分钟过去了。另外你也知道，我刚游过泳，现在又饿又渴。说实话，我今天没吃早饭，因为我想减肥。你带了这么多可口的食物，完全是在诱惑我。”

璧德指了指一座很高的瞭望塔。

“我们得爬上去。不久前我刚和尤尔根上去过，从那里可以看到美丽的莱茵河。”

这样是否可行？我的左轮手枪在我最大的一只手提包的拉链层里。我几乎希望这一切不会成功。我接下来将做的事肯定会被散步的人看到，枪声或许会被开着吉普车的护林员听到。

从瞭望塔上望出去，眼前的景色美轮美奂。在天蓝色的云雾中，我看到远方的曼海姆闪闪发光。西南方向该是拉滕堡吧。我四处查看周围有没有人，可连个人影儿都没瞧见。林中停车场停着两辆汽车。

“快拿香槟酒来！”璧德要求道。

在阳光温暖的瞭望塔的地上，我将一块红色格子图案的餐布铺展开。

最后的晚餐，我想到。

璧德好奇地打量着一切，“烤鸡和法国长棍面包、火腿和甜瓜、葡萄和乳酪！罗茜，你真是个天才！”

璧德熟练地将已经微热的泡沫飞溅的香槟酒打开。她觉得这种美中不足挺有趣。她一下子喝了两杯酒，然后抓起甜瓜和鸡腿吃开了。

我也装出一副开吃的架势，可是鸡胸脯肉很硬，几乎卡在我的喉咙里。实际上，我现在必须背着璧德拿出左轮手枪，将我这位寻欢作乐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残忍地打死。

这我可做不到。

“你盯着这里的风景看什么呀，罗茜？过来，喝酒吧！”璧德对我说，并给我倒上一杯。我没有带纸杯，而是带了玻璃杯，还带了瓷盘。

璧德开始喝第三杯酒。她坐在宽宽的护墙上。

“到这儿来，罗茜，”她说道，“坐在地上根本就看不到那么美丽的风景，多遗憾啊。每次坐在这上面，我就想变成一只天鹅，自在优雅地飞到下面的平地上。”她的腿向外侧吊着。

“过来呀！”

她把宽宽的后背朝向我，湿漉漉的头发闪着金光，缩水的T恤下面内衣轮廓影影绰绰。

“嗨，璧德，我宁愿坐着，我有恐高症。”

“恐高症？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恐高症！小时候对我来说没有比荡秋千、爬山登高和爬城墙更有劲的事了。你瞧！”

就像孩子一样，她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她顿时让我想起爬城墙的往事。

她调皮地笑着看我，大概就像从前令她母亲气恼不已一样。

突然，我伸出双手，猛地推向她棕色的大腿。

惨叫声中，一手拿着香槟酒杯一手拿着鸡腿的璧德跌落到塔下。

我往四周瞅了瞅，没发现任何人，但听到离这里不太远的地方传来了电锯声。附近似乎有只狗出没，没有人呼唤它，应该是一条野狗吧。

远处是高速公路，来往车辆很少，从那儿几乎看不清这里，更不用说看见我了。

我准备下去了，可我的两腿在颤抖，只能沿着狭窄的石阶慢慢地往下走。

璧德真的死了，不用测脉搏或呼吸就能知道她肯定已经死了。她睁开的双眼呆滞且异常惊讶地望向虚空，看样子她的头颅、脊椎和四肢都已经摔碎了。

我无法再看下去。我感到很不舒服，正如上次在维托德家一样，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紧离开！

但现在不是丧失理智的时候。酒杯已摔成无数碎片，这是我无法捡走的，那要花费好几个小时。但装着野炊食物的篮子无论如何都得带走，我干吗将篮子忘在塔上呢？！

再爬上去可不容易。还有，现在没有了车子我该如何回家，更何况我还带着这些破烂东西？

这些我之前都没认真考虑过。

酒瓶里的香槟酒被我倒空了，本来也已经不多了。

我左手握着毛巾，用餐布将所有可疑的指纹擦去，而且撕去了超市标签。

我把咖啡也倒了，黑色的咖啡马上渗入木头地板内。

我把璧德装着证件、钥匙串和钱包的坤包扔到瞭望塔的一个角落里。但其他所有东西我都得带走。我收拾好篮子，将餐布搁在最上面，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其他可能留下的痕迹。可真的找不到了。在这种持续干燥的天气里，肯定不会留下脚印。

时间很宝贵。现在是中午，刚过十二点，大多数旅行者都在小憩—我希望。

步行到我停车的地方挺远，要不我干脆开璧德的车走？以后要是人家看到这辆车，也许会想到是自杀或意外事故。可如果没有车在这儿，那别人肯定会怀疑还有第二个人参与其中。

我看了看璧德的车，没有发现有我落下的东西。指纹吗？即便车上有指纹，那也挺正常，毕竟我经常和她在一起。

我不敢走宽阔的木材运输通道，而是穿越茂密的灌木丛，其间还完全迷失了方向。

不管怎么说，往山下走肯定是对的。不错，我把自己藏匿了起来，因为不久就有一支来自奥登瓦德协会的大型旅行团从我身旁走过。

我径自躺在林地上，看到许许多多穿着红色长筒袜和灯笼裤的人从我身旁列队而过。

还算幸运的是，我穿的是一双很结实的鞋子，但我为自己带着篮子而懊悔不已，真想把它随便扔到哪儿去。可这当然不行。

我们刚才开车究竟开了多久？我觉得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步行就感觉这段路很长。应该马上就能走到公路了，而我现在是什么样子！头发蓬乱不堪，发丝上沾满了树叶和蛛丝。我停下脚步，将身上的苔藓、细枝、牛蒡叶和针叶小心翼翼地一一去除。

我没有走B3公路，而是沿着与玉米地和小果园平行的小路走。

我总是会碰到泡在果园里的人，他们正趁着秋日阳光明媚而忙碌地采摘苹果、翻田掘地。有一家人大家庭还坐在一棵胡桃树下举行宴会呢，他们友好地和我打了招呼。

要是这些人全把我认出来的话，那可怎么办？我就没有案发时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了；但是就像以往无数个周末一样，尽管我是独自在家度过，但也几乎没有人能证明我是在自己家里。

或者还是有点什么可以证明？比如我的车不是正停在大街上嘛。我的车在那儿或者不在那儿，我的邻居能够注意到多少呢？

两个半小时后，我终于走到了璧德家，一路上至少有二十个人看到我，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不过，如果我的照片被登出来，可能他们还是会想起我吧。

终于走到我停车的地方了。

下午三点半，我终于到家了。

直到我将杯子、盘子和保温壶洗净，将篮子收拾好，将左轮手枪藏好，将所有剩菜消灭掉，我的心才终于平静下来。

然后我去冲了个澡，把穿的衣服全都扔进洗衣机。保险起见，我把其他衣服也放进去一起洗了。

一切处理完毕，我感觉稍稍轻松了点。

晚上九点，电话响了。正是我所希望的。我特地让电话响了一会儿。

是莱茜打来的。

“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我说不知道，又问怎么了。

“你知道吗，罗茜，”莱茜的语调和她妈妈一样，“我和璧德已经约好了，我们本来要去达姆施塔特的理查德那儿，然后再一起去看戏。可她根本就不在，她的车也不在。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去看戏的事她写在日历本上了。这种事我有时会忘记，可她从来不会那么粗心大意。”

我无法安慰莱茜，只是告诉她我真的不知道，但一切都会搞清楚的。

此后的一天里没有人再打电话过来。

夜里，我病了。我发烧了，上吐下泻，睡也睡不着，吃下去的镇静丸连同发汗药、甘菊茶全都被我吐了出来。

我辗转于床、卫生间和厨房，冻得发抖，直冒冷汗。

我知道我是被自己内心的压抑给击垮了。

到了星期天，我的身体也不见好转。

我努力说服自己，我有权追求幸福和爱情，所以我才不得不这么做。

但我觉得这个理论是有问题的。

璧德！我哀悼璧德，我在哭泣，为我唯一的朋友而不安，我看到她摔死在怪石嶙峋的林地上。

我做了一些我永远无法挽回的事情。对希尔柯·恩格斯坦，我的良心几乎没有受到什么谴责，但对璧德，我真是太不像话了。

另外，我恐惧极了。眼下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有哪个人过来，只要对我稍加怀疑，我的恶行就会立即败露。

星期一早上，我的身体也未见好转。我给公司打了个电话，向他们报告说我病了。肠胃引起的流感，我告诉他们。同事祝我早日康复，让我不必很早赶回公司上班，他们知道我以前对工作认真负责，不得不如此提醒我。

要不要顺便往璧德家打个电话，问问她的情况？

首先，这是向别人表明我是坚定地认为她是在家里。其次，我想了解一下是否有人已经找到了她，是否已经开始了相关的调查。

可是我无法打电话，无法说话，无法哭泣，牙齿不停地打战，人不停地呕吐。

我的制服穿在身上始终很合体，包括我外出穿着的所有衣服，都非常讲究和整洁。

可当我躺在自己那张孤零零的床上时，我就不必考虑那么多了。

我的长睡衣很旧很破，但非常舒适，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把它们塞进以后准备送给穷人的红十字会包里。

上次去疗养时我给自己买了两件新睡衣，后来就一直搁在衣橱里，正等待时机可以穿它们呢。

也许我该先去趟医院，然后再拿出来穿上。

还是在那个星期一，下午晚些时候，我病恹恹地穿着我最旧的缀满小花朵的睡衣—这件睡衣上有被我不慎烫焦的棕色斑点—耷拉着脑袋靠在沙发上，翻阅着一本电视杂志。

我老是在同一个地方出神，脑子里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别开门！紧接着的一个念头就是—我现在如此丑陋不堪，是无法出现在别人面前的！

但我突然想到，我已经正式请过病假了，很有可能是我的上司将我桌上的急件交给了我的一位同事，然后她有什么问题要过来问我。可是她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呢？难道是上司本人来了吗？绝不可能，毕竟我从不缺班。在我病假的第一天，他既不必来检查我是不是真的病了，也不必给我送花。

那么，就是警察来了。

我赶紧穿上一件不怎么样的浴衣，带着额头上的一片冷汗，喉咙里发出恶心气味，拖着鞋子走到门口。

我揿了下电钮，并把房门打开。

站在我面前的是维托德，下面的大楼门并没有锁上。

“我的天啊，蒂哈，你的脸色真难看！”他顿时叫了起来，“我给你公司打了电话，听说你病了。请原谅我没打招呼就过来了，特别是在你现在身体显然很糟糕的时候。”

我指了指客厅，并且已经感觉到，他的到来并不是什么好事。

他走进客厅，朝整个屋子匆匆瞥了一眼：“蒂哈，你快坐下来，看上去你烧得厉害。我给你来杯茶好吗？”

要是我早料到他会来，那该多棒呀！那我一定会穿上那件看起来很性感的真丝睡衣，这会让人想起葛丽泰·嘉宝的老电影。我一定会先洗一个澡，也一定要把我黏糊糊的头发洗干净，至少要把我的牙刷上十分钟。

我坐在沙发上，用火辣辣的眼神看着他。

维托德仍然显得忧心忡忡。

“你肯定奇怪我怎么会不请自来了吧。很遗憾，我必须和你讲一些非常伤心的事，而我不想和你在电话里说。”

“究竟是什么事？”我有气无力地问。

“你的朋友璧德出事了。”他以最温柔的妇产科大夫式的声音说道。

我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真希望自己立刻晕过去，可尽管眼前一阵发黑，我还是没能晕倒。

维托德在沙发前蹲下，测我的脉搏，然后急忙奔到厨房，拿来一条湿漉漉的毛巾，坚持要擦去我额上沁出的汗水。

千万别开口，我刚刚呕吐过，我想。

“我真愚蠢，”维托德自责道，“你这样子发烧我就不该说这些。”

我跑到厨房拿了一杯水，抿了一口，真希望他离我有两米远，不过这么一来，我的气色稍稍好转了些。

当然，他在期待我的提问。

“她死了吗？”我轻声问。

维托德点点头。

“汽车呢？”

他摇摇头。

“我下次再和你说吧。”他回避道。

“不，我现在就想知道事情的全部。”我说，因为这时候我理应做出这样的反应。

“星期六莱茜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知道她妈妈去哪儿了。她肯定也打电话问过你，因为她将璧德通讯录上的所有电话都打了一遍。后来到了星期日，孩子们全回到了家里，考虑该不该报警。其实报不报警已经多余，因为正在这时刑警将这一可怕的消息告诉了他们。有人在林中看见了璧德，她是从瞭望塔上坠落下来的。”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维托德抽出一支烟来，注视着我满是同情的脸，又重新将烟放了回去。

他犹疑着。

“现在很难一一追查清楚。璧德显然在星期六上午去购物过，还去游过泳。在她的车里—她的车就在瞭望塔附近—有浴衣和周末购物的东西。可她为什么会去那儿，至今仍是个谜。那里留下了一只空的香槟酒酒瓶，此外满地都是玻璃杯碎片，但也有可能是其他人留下的。现在的问题是，璧德是在这个地方和人约好的呢，还是偶然遇到了什么人。我本想问你，蒂哈，璧德是不是得了忧郁症？”

每个人，只要是认识璧德的，都知道这绝对不可能。我稍微思考了一下。

“据我所知，那是不可能的。”我回答道，“不过更年期的女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出来。”一说完我就对自己最后这句话感到恼火，因为维托德知道我和璧德同龄。

“警方正在调查，或许璧德在这一天接到了什么不好的消息。警方特地对她的男朋友进行了盘问。咳，我觉得这件事太可怕了，我马上想起了希尔柯的死。”

我以尖锐的目光盯着维托德。他是真的对希尔柯和璧德的死感到悲伤呢，还是只是替自己感到惋惜？对璧德之死，他似乎并没有受到沉重的打击，要不然他肯定已经陷入了孤独寂寞之中，而不是作为头条新闻跟我谈论。

“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他问道，“购物，泡茶，做护士，给你安慰？”

我接过他的话，尽管我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我家里没有饮料，像这种肠胃引起的发烧应该多喝点饮料才是。你明天可以给我买几瓶吗？”

维托德马上稍稍收回了自己的诺言：“你这种病是不适合喝饮料的，你还是多喝点茶吧。”

我叹息着说喝茶已经喝得我反胃了，从前的经验告诉我，呕吐时喝点可乐对身体有好处。

他朝我微笑，我的心因此融化了。

“那好吧，明天我给你带点果汁和可乐。不过现在我得走了，我要给璧德的孩子们帮点忙。你不用起来！”他轻轻地按住我的肩膀，不让我离开沙发靠背，然后就走了。

我一下子舒服多了，可怕的想象已经渐渐消失，出现在我面前的将是一幅充满希望的画面：明天他又来了，朝我微笑。一切都会好的，我只要坚强地挺过去。

两个不眠之夜过后，我坠入了沉沉的梦乡。

第5章

十一点，我醒了，强迫自己喝下很多茶，这对我很有用。我还吃了一片烤面包。今天我必须时不时地吃点小东西，这样才不至于从空空的肚子里冒出臭气来。

然后，我洗了澡，洗了头。

维托德上午没法来，他有课。但他会吃完午饭来，还是再晚点来，只能由我自己猜测了。

从下午两点开始，我就穿着睡衣裤等他了。我把茶杯收拾好，又将茶杯拿出来，还把牙齿重新刷了一遍。

六点时，我已经有点焦躁不安了。

就在这时，维托德打来了电话。他是想开溜了，我想。

“嗨，罗塞玛丽·路易丝·蒂哈，今天身体好点了吗？”他问道。

“差不多还是老样子。”我轻声道。

“那我马上再过来一趟。今天我手头事情不多，一会儿就好了。”

我再次急匆匆地奔到镜子前。罗塞玛丽，我要告诉你，你太瘦了，男人需要胸部，你的胸部在哪儿？

但我看上去没有昨天那么令人讨厌，或许我还有机会得到他人的赞许。

八点，他终于来了，走到楼梯间时他就以一种做作的快活样子喊道：“开饭啦！”他并没有注意到，今天我的脸上早已没有了痛苦的神情。

他把一只马夹袋放到厨房里，从袋里拿出苹果汁、可乐和烤面包片。

“还有这个是给痛苦的人儿的。”他说道，从夹克衫口袋里翻出一盒音乐磁带，“这盒悲伤的音乐带真是太棒了—《勃拉姆斯歌曲集》。我本人的疗法就是这样—要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悲伤已经心如止水，那么就为陌生人的痛苦流下眼泪吧。”

我道了谢。

我早已对自己的痛苦流下了足够的眼泪。我大概会对这种音乐毫无兴趣，但维托德又何以知道这一点呢？

“过来，”他说道，“你别在厨房里转悠了，躺在沙发上。我在你这儿再待一会儿。”

我穿着那套真丝睡衣，像一幅画似的躺着，至少是像歌德躺在旷野上休息一样。

“我昨天的样子挺吓人的，你一定讨厌我了吧？”我喃喃道。

“身体不好的人都是这样的。”维托德似乎真的没有对我的外表表示出更多的关注。

“你知道吗，璧德去世，我的心里也很难受。”他突然开始了这个话题。

我必须听他讲起这事了吗？

是的，我必须倾听。

“蒂哈，你是一个真诚的人，我要向你坦白—我恋爱了。”

我尽可能地表现出镇静，毕竟我也多少了解了一些。但我该如何表达出来呢？

“我也挺喜欢璧德。”我低声说，这话不假。

“她是不错，”维托德说道，“出色的女儿有一个出色的妈妈。”

我没听懂他的话，“谁？莱茜吗？”

“怎么会是她！莱茜可能是个可爱的小姑娘，但我还从没有爱上她。我说的当然是维维安！”

我张大眼睛盯着他看。

维托德笑出了声，“是的，蒂哈，是这样。我爱上了维维安。我通过你认识了璧德，然后在璧德家里又认识了她那个迷人的女儿。”

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维维安差不多还只是个孩子呢！”

“不过我请求你，”维托德感觉自己受到了打击，于是敏感地做出反应，“她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美人，已经成熟到足以和我这种年龄的人平起平坐了。”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璧德，是我毫无缘由地把你弄死了。

维托德有点震惊地注视着我。“是啊，”他说道，“你已经筋疲力尽了，我还在这里瞎扯什么谈情说爱的事。或许你也觉得，希尔柯刚去世没多久我就有这种感觉是不体面的事。所以我也不希望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但是你反正比我所有的朋友都更了解我，我只是向你透露这个秘密。”

我在啜泣中问道：“璧德知道这事吗？”

“维维安起先不想告诉她，她害怕她母亲不同意，因为我比她大好多。璧德从未问过孩子们这种问题，但也许她已经有所察觉了，因为璧德家里有客人时，维维安总是借用母亲的汽车来我家看我。哦，维维安一定是在出事前一天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她母亲。”

这太可怕了。但就在我啜泣的同时，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哦，维托德，你难道不知道，璧德她也爱上了你吗？”

这时他惊讶万分。

“不，这我绝不相信！她和你说起过这事吗？”

“对，她向我透露过。她或许以为你是去看她的呢。”

维托德呆呆地看着我。他的脑子在飞快转动。

“维维安和璧德谈起你们之间的关系时，”我继续着我那残忍的思路，“她肯定受到了极大刺激。”

“天啊！”维托德恐惧地说道，“你难道以为，她是因为我而自杀的吗？”

我沉默着，耸耸肩。

维托德是个自恋的人，他马上想到，璧德是因为没得到他的爱情而从塔上跳下来的。

“蒂哈，我要你发誓！”他一边激动地说，一边抓住我的手，“这件事你这辈子绝不会告诉维维安！她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要是她知道了，一定会觉得自己必须对她母亲的死而负责！”

“不会，我当然不会和她说。可是，如果警方问起我来，我也没法保持沉默。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动机。”

维托德看着我家蓝色的地毯，脑子里在思索着。

“我怎么会根本没想到这一点呢！可是我应该想到呀！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瞎子一样！当然啦，我现在想到了她那时那么怪怪地注视着我……哦，我们男人真是太不敏感了！”

这时电话响了，是维维安打来的。

“你好，罗茜，”她说道，口气里有点轻狂，“如果莱纳在你家，你叫他听一下电话。”

我将话筒递给维托德。

他说了几句“是”和“不”，最后说道：“那就明天见了。照顾好自己，晚安！”

他像是要在我面前为这个电话替自己辩解。事实上，他本来是想今天下午去她那儿的，但整个下午有不少亲戚都在：璧德的父亲、璧德的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他本想晚上把维维安接走，让她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可现在那个建筑师，也就是璧德的前夫来了。三个孩子得和他一起起草讣告。

“那好，我就可以在这里再待一会儿了。”维托德接着说，“顺便说一句，我差点儿忘了，葬礼在星期五举行，到时你也可以出门了。”

我真想一直病下去，但我至少得去参加葬礼。

维托德突然问道：“星期六你究竟去哪儿了？”

我早已给自己准备了一个答案，不管怎么说，我已经预料过，不是他而是警方会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啊，我那个怪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早上我就觉得不舒服了，于是勉勉强强吃了点东西，马上就又躺着了。你干吗问我这个问题？”

“噢，算了。我刚才正好想到，两个女人在那么短时间里相继去世，而我们两个—你和我—不管怎么说，总是和这两个案子有点牵连，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不过，稀奇古怪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的。”

我点点头，疲乏地往后靠。

维托德认为这是一个他必须回去的信号，以便让我这个病人能重享宁静。

“我明天打电话给你。”他问候性地向我保证道，然后走了。

在他来之前，在我遇见他之前，我始终处于最佳竞技状态。我想象着我们俩见面的画面：意气相投，爱情，充满性爱的急切心情。

而一旦一切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失望和疑问。他真的那么无与伦比吗？我真的那么热切地希望他成为我的情人吗？

真是幸运，我并没有用那把左轮手枪。否则警方会马上发现，正是同一把手枪杀了希尔柯·恩格斯坦。这样至少维托德会想到这一点，因为我是手枪的最后拥有者。我绝不能再使用这把手枪，必须尽快把它处理掉。

我头脑昏沉地苦思冥想：即使我被查出是双重杀人犯，我也始终还有将自己枪杀的机会。

这一世界末日般的念头让我感觉太不幸了。维托德爱维维安，可我却把自己最好的朋友给杀了。这一切究竟算怎么回事？

我轻声说道：“罗茜，最好还是毙了你自己吧。”

这时，我注意到了维托德送我的勃拉姆斯的磁带上。“给生病的人儿”，或者他说过类似的话。

我把磁带塞进录音机，或许这里隐藏着什么信息呢。或许这根本不是勃拉姆斯的歌曲，而是维托德给我录的一盘特殊的带子—是给我的爱情讯息。

此刻我就听着由那位姑娘唱出的歌曲，她本想在婚礼上戴上念珠。

—不，这跟我有何相干呢？！

她在野地四周散步，

没找到玫瑰，却发现了迷迭香。

难道这就是给我的秘密讯息？我不就是迷迭香吗？

结尾部分是这样的：

她在野地四周散步，

没采摘小玫瑰，却采摘了迷迭香。

“你拿去吧，我忠实的朋友！

躺在你的菩提树下，我祭奠死者的

花圈美丽无边！”

我关了音乐，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维托德，我不是玫瑰，我只是迷迭香，我也绝不会戴上一串念珠举行婚礼，而是带上祭奠死者的美丽花圈。

夜里不知什么时候，我从沙发上坐起来，脱下真丝睡衣裤，换上那件不成样子的有花朵图案的睡衣，躺倒在床上。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医院，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回家的时候，有一名警察在我家门口，正准备离开。他问了我的名字，因为不必第二次再来，所以他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

想到那把左轮手枪就在我的箱子里，我吓了一大跳。

上楼梯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先给我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又往我办公室里打了一次，才听说我病了，于是就想或许会在我家里碰到我。

我将那张黄色病假单递给他看。他微微一笑，“这是很清楚的事，有病当然要去看医生。给我五分钟我就走。”

他很友好很年轻，是一名普通警察。

我想，他会不会是凶杀案侦查委员会五人委员之一。

警察开始说道：“您是施彭贝太太的朋友，我们必须弄清楚她的死因。我们觉得她自杀的可能性不大，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想到她的所有朋友那儿去了解一下，是否她偶尔流露出自杀的念头。”

“那其他朋友怎么说？”我问道。

“大家都一致认为，从没有想到过她有什么忧郁症之类的毛病。”

“一般来说，我也不可能这么想。可是我听说，璧德在事发前一天和她的女儿做过一次交谈。维维安告诉她母亲自己和一个年龄大她一倍的男人交上了朋友。”

“是的，这事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女儿已经向我们说了。但她的母亲听说此事后心情非常平静。”

我支支吾吾地说道：“您必须向我保证，我在这里和您说的话您绝对会保密，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们知道，否则我就对不起我的朋友了！”

这名年轻警察好奇地看着我：“我们会保守秘密，只要我们能做到。”

“璧德前不久告诉过我，她爱上了这名男子。”

警察虽然觉得这事挺有趣，但他马上说：“对像您朋友这么坚强的女人来说，这种事根本不会让她想到自杀。再说，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星期六的行为表现完全正常—去购物，去游泳。然后却突然爬到林中一座孤零零的瞭望塔上跳塔自尽，你又能作何解释呢？”

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谜。

“不，肯定不是自杀，”他坚决地说道，“另外，验尸结果表明，她之前喝过酒，可能是香槟酒，也吃了点东西。实际上情况好像是这样，她应该是和一名男子会面—是香槟酒早餐或诸如此类。”

“她的男朋友周末回他慕尼黑的家了。”我表示反对。

“对，这很清楚。但他有不在场证明，是他太太的陈述。他在瞭望塔旁见了施彭贝太太，告诉了她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比如说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束了，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大家都说，她和这个男人的关系并不很深，所以即便他提出分手，她也不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要是您说是因为施彭贝太太爱上了她女儿的男朋友，那这一观点倒还能成立。”

“那么倘若她本人提出和她的男朋友尤尔根分手呢？”我抛出一个新见解试探他。

“这有可能，但几乎不能成为她走向毁灭的理由。但我已经说过，我们将对这位尤尔根·法特曼做进一步的调查，我们也愿意更为确切地找到他不在现场的证据。除此之外，您对刚才还没有谈到的有什么补充吗？”

我说了声没有，并问是否最后会归结为是一次意外事故。

“说实话，”警察说道，“我本人并不这么认为。谁会孤零零一人开车到林中，在一座瞭望塔上喝香槟酒呢？肯定不会的。我是想，一定有个人在她旁边，但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如果这个人还有点良心，一定会报警。不管是谋杀、自杀或事故，目前还无法搞清楚。但如果您想直接问我，那我估计是谋杀。”说完，他和我握了握手，将笔记本塞进口袋里，与我告别。

我刚把出门穿的衣服换下，谨慎起见，没有换上最难看的破衣服，而是穿上了裤子和套衫。

这时门铃响了。维托德吗？不，原来是罗默尔太太和狗儿，狗儿极度兴奋地和我打招呼。罗默尔太太因为爬楼梯而气喘吁吁，但感到很自豪，为她这个病人来看我这个病得更厉害的人而自豪。

如果我的心情不是如此糟糕，我真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罗默尔太太也是从公司得知我生病了，她给我带来了一束玫瑰花和一本侦探小说（多么绝妙的讽刺啊，我想），还有上司的问候。她和上司讲过她要来看我。

她和我讲了很长时间自己的打算：将来有一天她想去美国看她女儿。我早就知道她有关疗养、她在医院里的同班女同学以及诸如此类的话题，所以很难集中心思听她啰嗦。

“我的身体好久没像现在这么好了。”这位有心脏病，并且被切除乳房的罗默尔太太说道，“我现在感觉不错，我有的是时间，好像也不必再去公司上班了。当然，我还有整整几年要活。”

得了癌症后她仍能拥有如此心态，我感到很吃惊。“罗默尔太太，”我带着哭声说道，“您经历了种种不幸，但始终这么乐观。我完全缺乏您这样的心态。”

她很急切地看着我，“得过重病，也能给人以新的启示，再重的疾病都必须战胜！您听着，海尔特女士，最重要的是—绝不放弃！”然后她恳求般地握住我的手，仿佛知道我遇到了什么事。

“是啊，我不能放弃。”我大声地自言自语，好像这时候就我独自一人似的。

现在还根本不是无可挽救的时候。首先，他们还没发现我的秘密行动，还没有对我有哪怕一丝的怀疑，更别谈证据了。其次，维托德目前虽然爱上了维维安，但这又能持续多久呢？

维维安！她八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她的青春期过得特别艰难。父母离婚对她冲击非常大。父亲曾是她的偶像，父亲不在以后，她渐渐地将愤怒发泄到璧德身上。当时她穿的那些衣服是绝不能送到红十字会去的。她穿着一件已经磨损的长毛绒大衣四处奔跑，看上去就像一只正处在脱毛期的玩具熊。璧德只有忍气吞声的命。换了我早就大为光火了。后来她就开始吸大麻、喝酒，到了十六岁，便开始夜不归宿了。

一个出色的新娘着实让维托德感到赏心悦目。

不过我得承认，维维安现在是一个长相标致的美人，黑色的头发，浅色的皮肤，一双无拘无束的大眼睛。她故意藐视良好的审美情趣，青春期里穿着破烂的衣裳，将自己装扮成演唱《夜之门》的朱丽叶·格雷科的模样。

维维安还远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她在法兰克福读的是艺术学院—或者这类学校。周日，在多数情况下，她会坐火车去达姆施塔特她哥哥理查德那儿，然后两个人开着那辆小破车去找璧德。莱茜，曾经在海德堡攻读过体育，但现在一直待在家里，把整个家弄得乱七八糟。对我这个朋友的孩子们，我从没有过特别的兴趣，但每次见面，璧德向我讲她的几个宝贝时，我不得不装出倾听的样子。

像维托德这种层次的人，怎么会爱上维维安这样的吉卜赛女郎呢？据我所知，维维安在这十年的性活跃期中已经有过无数的情人。璧德不希望每次周日家庭聚餐时都看到新面孔，要求维维安的男友至少三个月是同一个男人才可以把他带回家来。因为有这一个要求，她女儿有两年时间几乎从没有在家里露过面。但这样的胡闹看来已经结束，母女之间的关系已经正常化，到最后可以说是很亲密了。

维托德真的又打来了电话。看来他和我已经发展成某种友好的关系，即便这样的关系离爱情还很遥远。

在他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身体情况后，我告诉他有一名警官来过我家。他想把一切都了解清楚，但我向维托德隐瞒了警察认为这是一起谋杀的论断。

“你知道吗，蒂哈，”维托德说道，“我也真的认为璧德对我有好感。但我确实无法想象，她先去购物，接着游泳，然后去自杀。另外，她也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一封遗书呀。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人，他事先买好了醋焖牛肉、白菜和鸡蛋面疙瘩，那就可以排除有这种轻率的举动。而且，她的小皮夹子里有一张拟好的购物便条。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和璧德在葡萄酒节认识的时候，我还和她一起荡秋千呢。她从不头晕，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当然，也有可能是她高估了自己—她在瞭望塔的边上来回做平衡动作，可之前她喝过香槟酒，于是失去了平衡。你怎么说？”

“是啊，是有这种可能性。”我保证道。在瞭望塔上做体操动作，他已经想到点子上了，“璧德本想利用各种机会做做体操和登山运动啊，可她现在毕竟不是十七岁的人了。”

“完全正确，”维托德同意我的话，“她已经不年轻了。她应该承认自己老了，不能再做这种蠢事了。”

你干吗这时候说，我心想。我很气愤。说到底我和璧德同龄，他的年龄和我们也差不了多少。

我在电话里听见他吸烟的声音。

“蒂哈，”他继续讲道，“你能设想一下是那位尤尔根·法特曼把你朋友推下去的吗？璧德的孩子们觉得他不会这么去做，更确切地说，他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我对法特曼先生不是特别了解，”我谨慎地说，“事实上我也不相信他会这么做，可谁知道一个人的心里会怎么想呢？”

“你相信我说的是谋杀吗？”维托德问，“好吧，最好别去想了。”

我想到也许他的电话一直受到监听，要是警方最后注意上我，那可就不好了。

“你从哪儿打的电话？”我担心地问道。

这时维托德笑出了声，“我的同谋是一个胆小鬼。我肯定不会在家里打电话。那就这样吧，我们葬礼上见。再见，蒂哈。”

接下来的几天，有时我会想是否现在是杀掉维维安的时候了。但是我打消了这一念头。首先，我绝对不想再去杀什么人，因为我的神经已经受不了了。第二，我已经向我死去的朋友的灵魂承诺，不去碰她的孩子们，我在夜里已经和她的灵魂进行了对话。第三点，我究竟该如何下手呢？那把左轮手枪我可没法用了。维维安和我之间已经有了隔阂（严格说来，我们彼此互不喜欢），我绝不可能将她引诱到哪儿去。

维托德爱她，她也爱维托德，他就是这么说的。但这纯属错觉而已。维维安是轻浮的女孩，早晚会另觅新欢，维托德只有痛苦的份儿。

那么谁能比我更好地安慰他呢？毕竟我更了解他—这是他自己说的—而且他本来也确实还不打算向自己的朋友透露这一新恋情。

那就是说，我没有任何绝望的理由。谁都不会怀疑我，而我正朝着自己努力的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

第6章

我收到了讣告。泣告者中有璧德的父亲、孩子、兄弟姐妹和朋友。尽管这是璧德的前夫拟定的，但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讣告上。

为了参加葬礼，我准备了一只蓝色小花圈—翠雀、乌头、矢车菊、鸢尾和染成蓝色的春白菊—看上去像是婚礼用的花篮，而不是献给死者的花圈。但蓝色是璧德最喜欢的颜色。

我特地打扮得不引人注目—黑色衣服，不抹唇膏。我的自信心已经慢慢减退，我带着恐惧和胆怯的心情，努力做到到达墓地时既不早也不晚。

我没有料到葬礼的规模会如此之大。不仅停车场的车位被占满了，就连大街两旁也停着很多汽车。

通往入口的路上，有人在后面喊我 ：“你好，罗茜，等一下！”

我和很少几个人以“你”相称，在曼海姆的办公室里我也不用这种称呼，同事们还因此觉得我很古怪。在工作场所以“你”称呼的方式，我一概予以坚定的回绝。

我没有亲戚，也几乎没有知心朋友。是的，璧德，我小时候就已经认识她，不必多问，包括她的孩子也是叫我“罗茜”，但璧德的前夫除外。

最近一次听到被人称“你”是来自柏林的哈特穆特。我和他怎么说都不能用“您”。维托德—谢天谢地！还有—可以这么说，是出于偶然—是他的朋友施罗德博士。

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人了。

但是在穿着黑衣的哀悼人群中，确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向我匆匆走来。他和我以“你”打招呼—是璧德的最后一任男友，尤尔根·法特曼。实际上，这样的称呼完完全全是他在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时强加在我头上的。我当时想，也许我再也不会碰见他了，所以那回我就显得不那么拘谨。

可此刻他就在我身边。

“罗茜，前几天我就想给你打电话了，遗憾的是我把你的姓给忘了。”

他太不拿我当外人了。

“海尔特。”我冷淡地说道。

“哦，对了！海尔特！不过现在无所谓了。等会儿你有时间吗？我有事找你。”

“如果必须的话。”我很不友好地说道。

但他只是回答道：“那好，我就在大门入口处等着。”

我们随着人流挤进小教堂，我在后面找了一个位子，尤尔根则在中间的位子上坐下来。璧德以前曾和她的丈夫一起退出了教会，我回想着，现在牧师是否还会为她做祷告呢？

前面坐着璧德的父亲，他年纪大了，心都碎了。在他旁边是莱茜。他握住莱茜的手。接下来是理查德、维维安和璧德的兄弟姐妹连同他们各自的家人。后面几排是一些远亲，其中就有璧德的前夫、一大群朋友和相识的人。

在这些人中我看到了维托德。他身旁站着的是璧德前夫施彭贝的新太太，纯粹是出于偶然吧—我是从一张照片上认出她来的，她就是璧德的后继者—再加上她的女儿，也就是璧德孩子们同父异母的妹妹。

璧德的一位姐夫致辞，他是汉堡大学的教授。他的讲话富有见地，头头是道，描述了璧德的生平，赞扬了她所拥有的许许多多的优秀品德。但他冷冰冰的，更确切地说是那种公事公办的致辞，并没有唤起听众们的激情。有的人在咳嗽，清嗓子，也有个别的在擤鼻涕，或者轻声交谈。

教授致辞完毕，出现了片刻的冷场。

然后门口传来声音，大约二十名身穿统一制服的中年男子鱼贯而入。壁德年迈的父亲，他一辈子始终是男子合唱团的成员，将这些杰出的先生们请了过来。似乎他觉得没有牧师和祷告的追悼会太冷冰冰了，而现在他要弄出一些隆重的气氛来。

老年歌手们背着左手，迈开一条腿，唱道：“我祈祷爱的力量！”

他们的音调突然从强跳到很弱，然后又毫不费力地从很弱回到强音。尽管我早已强调过，我对音乐所知甚少，但我一听就知道这完全是噪音。

那位致辞者没有办成的事，这些歌手们一下子做成了—开始的时候有人发出可怕的啜泣声；渐渐地，无论老少都无法克制了；于是到最后，这许许多多的人终于统一成了一个哭泣者联盟。那些指望获得如此成功效果的艺术家们显得非常慷慨大度，还在为这样的河流不要如此迅疾地枯竭而尽心尽职。

自豪感涌遍我的全身—正是我和这些送葬的歌手才使如此众多的人汇合到了一种伟大的情感中。

没有我，这场难忘的葬礼就永远无法实现。

直至见到尤尔根·法特曼，我快乐无比的心情才终止。

我不喜欢他，尤其是我不喜欢他随随便便地叫我“罗茜”。

“我们去喝一杯吧，”他马上说道，“我没兴趣被那么一帮子人盯着看。”

他和哈特穆特一样容易出汗，我反感地想到。

我们坐在一家廉价餐馆里，空气中有股刺鼻的油炸土豆条的味道。

尤尔根要了杯啤酒，我要了杯矿泉水。他点了份色拉肉排，我则选了酥皮点心。

尤尔根把啤酒灌进喉咙。他脱下上衣，里面就穿着不透气的人造纤维制成的黑色高领套衫。

“我们谈正事吧。”他开始道，目光锐利地观察着大门外的动静，但好像参加葬礼的其他客人并没有跑到这儿来。

我疑惑地看着他。

“那些警察老是纠缠着我不放。事发那天的星期六，我和妻子、孩子们正好在慕尼黑呢。我有一张周日晚上的加油发票，但那帮不了我多大的忙。我无法证明我早在周五下午就离开了这儿。除了我老婆，谁都没有看到我周六在慕尼黑。小孩子们说话也不算数。汽车在车库里待着。虽然天气很好，但我这个傻瓜周六还窝在家里记账。”

他从桌上的花瓶里拣起一枝塑料花，将花拆开。

我本想问问这和我有何关系，可这时我听见了他的指责：“你肯定给那些警察讲过那种蠢话，说什么璧德爱上了和维维安恋爱的那个人，那个自负的教师。你怎么会想到去散布这样的谎言呢？”

我的脸顿时红了起来，我向他保证这不是谎言，我也没有四处散布，仅仅告诉了警方而已，他们许诺过会绝对保密。

尤尔根又要了杯啤酒。

“警察能保守秘密？真让我笑掉大牙！这是我迄今为止听过的最荒唐的胡说八道。璧德和我虽说不是浪漫的情侣，但我们彼此相爱，真诚相待。像你这样的人（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当然不可能明白了。”

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我立即尖刻地说道，如果他要用这种语气说话，那就到此为止。从学生时代起，我就认识璧德，而且很久以来她都是我的朋友。

“是朋友没错，”尤尔根讽刺地说道，“一个人不会散布朋友的谣言。反正她不相信你，否则她和我说过的话她早就和你说了。”

“否则她会告诉我什么？”我问道，我的心跳加速。

“璧德早就知道维维安和这个教师有关系，她又不是傻瓜！当然了，维维安有了新的男友，但他不在法兰克福，因为她突然之间非常频繁地去会客，然后借了璧德的车深更半夜也不回家。另外，那个人出现了，他的名字我倒是忘了，他认识维维安以后，老是无缘无故地过来，而每次都是维维安在家的时候。做母亲的总是很好奇的！一旦有人接维维安而她例外地不需要车子的时候，璧德当然会从窗口窥探一番。然后她就看到那个教师在街的拐角处等她。”

我开始呼吸困难。“就这样，璧德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我说道，“那尽管如此她本人还是爱上了他，为什么就不可以了呢？”

“伟大的上帝啊，你的理解力真是太迟钝了。她对多愁善感的男人少有兴趣，我们对他已经谈得够多了。但从另一方面看，她觉得他和维维安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不是什么糟糕的事儿。她好像说过这样的话：‘做老师的都有恋童癖，而维维安则有恋父情结，他们的关系很稳固。’如果一个人对一个男人心怀恶意，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很可能这只是她的伪装呢？”我提出反对意见，“你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尤尔根看着我，摇了摇头。

“你们这些老处女究竟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他大声叫嚷，以至于其他客人全都回过头来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我很抱歉，罗茜，我不是这个意思（那还有什么别的意思？我在想）。可是你或许无法想象，没有这种胡说八道的关系我和璧德也能过得去。”

我本想走了，但他拉住我不放，手上汗津津的，沾满了啤酒，和哈特穆特几乎一模一样。

一股莫名的怒火燃遍我的全身。

“法特曼先生，您放我走吧！我刚参加完我最好的朋友的葬礼，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倾听您如此侮辱人的谈话。”

“啊哈，现在我突然成了法特曼先生了。尊敬的夫人不愿意和一位代理商以‘你’相称了。璧德和你是完全不同的人，她不知道什么叫自负和偏见。而这种性格不热不冷的人她这一生中从没有爱上过，”他稍许考虑了一下，“我完全可以更好地去想象你。”

我气得脸发红，他注意到了我的变化。

“好了，对不起，请别见怪，罗茜！我不想伤害那位高贵的女儿。事实上，只是因为那些警察烦死我了，所以我才变得这么气愤。而这或许要归咎于你。他们以为，一定是我和璧德约好去吃香槟酒早餐，见面时她肯定和我透露了自己爱上了另外一个人，然后我就把她干掉了。他们也知道我和璧德曾经去过那座瞭望塔，你大概也和他们说过了。”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我问道。我的身体真的又变差了，可能是旧病复发吧。

“马上就可以走了。”尤尔根说道，“你别那么悲观，我是一个真诚的人，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像你这种年纪又没有老公和孩子的，或许对他人的爱情生活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你就别去管那些与我无关的事了。璧德既不是因为不幸的爱情而去自杀，也不是我因为她和我中断关系而对她下了毒手。这不是非常清楚了吗？！”

我点点头，他终于让我离开了。我去柜台付了钱，出了门。

事后我当然想起当时我应该和他说些什么。在他开始说起老处女们的想象力时，我原本可以反击一下，璧德不是告诉过我有关他和维托德之间品质上的差异了吗？

一个人，要是他手头没有左轮手枪，如何才能杀死一名强壮高大的男子呢（他只要用自己的两只手就可以把你制服）？用毒药？如何让他服毒自杀？如何给他灌进毒药？必须再弄一把手枪。手枪从哪儿弄来？必须有一名专业杀手，一名杀手！这才是解决办法。哦，这也绝对没法考虑呀，那些杀手—我看过侦探电视剧—至少要价十万马克。我能从哪儿弄到那么多钱？而且我—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正派的罗塞玛丽·海尔特—如何能找到杀手呢？

我宽容大量，姑且饶他一命。

再说，这个流氓还剥夺了葬礼后我和维托德谈话的机会。在这个悲伤的时刻过后，维托德至少有可能想找个人聊聊，但肯定不会找维维安的亲戚。他一定找过我了。“蒂哈，”他肯定这么说，“你过来呀，亲爱的，我们去你家里，再聊会儿吧！”或许他看见我是和那个讨厌的尤尔根·法特曼一起走的呢。

我躺在床上，听勃拉姆斯的歌曲。“夜里我从你唇的灌木中采摘亲吻的芳香，这种令我如痴如醉的亲吻的芳香是我从来没有体味过的。”

维托德真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他很清楚，一个老姑娘听到这种歌词会痛哭流涕。我一生中还从未流过这么多的眼泪。我已经到了五十二岁，一个可悲的年纪了，或许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开始恋爱，但很遗憾，已经太晚了。

我能不能耐心地等待，坚持到维维安有了新的爱情为止？每一天都无可挽回地让我变得苍白，变得丑陋。也许这在短时间内还有药可救—去染一下头发，去做一次昂贵的面部护理，增加维生素和荷尔蒙。可是这样的日子是无法长久的。

五年前，我真想把一个男人干掉，这应该也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我不愿回忆这段往事。单单想起这个男人，我就会马上害羞得脸红。在以往度假时，多数情况下我是和旷日持久的旅行团一起度过的—“上了年纪的先生们和女士们口袋里有了点钱，去游览名胜古迹，然后到土耳其的海滨避寒胜地游泳”。我就是这样度过那些无聊的假期的。

不过，很早以前，我喜欢独自一人去国外的浴场，原则上也不反对在假期里和一个有修养的绅士发生一次暧昧关系。当时，那名年轻男子说起德语来几乎不带一丝地方口音。他一开始给我的印象是风度翩翩、幽默风趣，而我也完全同意他晚上来我的房间过夜。

两天后，他带我去了一家高级时装店，因为他发觉我应该买一件适合海上穿的衣服。因为喜欢他专业的审美情趣，我听从他的建议，买下了一件并不廉价的水兵服式女装，深蓝的底色，搭配大大的白色领子。要不是他帮我挑选，我是绝不会买那件衣服的。那件衣服穿在我身上非常合身。我又高大又苗条，穿着这种式样的衣服实在棒极了。只是我很惊讶，为何我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这家商店也出售男士服装。我决定买下那件水手服后，我的男陪同给自己挑了件本色的真丝衣服，并且试了一下。衣服套在他身上很合身，就像我试穿水手服一样。我赞许地朝他点点头。这时他悄悄地给我看衣服的标价，向我承认说，购买这样的衣服已经超出了他的经济承受能力，问我能否助他一臂之力。我当即摇头。

“如果你买不起这件衣服，那就必须放弃。”我冷静地说，但言语中并没有流露出不友好。

我的这位朋友马上以令人震惊的音调回答道：“那么你也享受不到年轻的情人。”

女售货员禁不住笑出声。我将自己的衣服买下。那衣服后来就挂在宾馆的大橱里，我急匆匆地收拾好行李，然后回家了。

我多想将这个卑鄙无耻的男人杀死啊！为此我还想了好久该如何对他下手。在宾馆里做这事显然并不容易，但同样可以将他引诱到那些偏僻的地方去，就像引诱我最好的朋友一样—我完全可以把他从哪个悬崖上推下去。

罗默尔太太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她的退休申请已经通过，从此以后她就不必到保险公司上班了。

“明天我去公司一趟，收拾一下我的东西。柜子里还有一把我的伞呢。”

我答应过几天顺便将那些东西带到她家去，毕竟她没有车，而且她的右臂也肿得厉害。

于是我就开始将她的家当放进塑料袋里。柜子里不仅有把伞，还有一双便鞋、一件淡紫色的羊毛衫、一瓶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一只银色杯子和一罐已打开的变质的炼乳。抽屉里放着几包纸巾、药物、糖果、针线包、广告单、别针和一副替换用的眼镜。

我注视着这些琳琅满目的药物：喷鼻剂、治头痛和偏头痛的药、运动损伤后涂的药膏、一整包没打开的毛地黄和一包已经打开的毛地黄。我知道她的心脏病是要用毒性很强的毛地黄治疗的。

这激起了我的兴趣。我看了看使用说明。在这一引人注意的药丸中，致命的部分叫“洋地黄毒苷”。

“治疗由于心脏机能不全而引起的心肌机能不全、复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心房纤维性颤动和心房扑动”—这一信息令我心花怒放。我决定不把整包毛地黄都交给罗默尔太太，而是替自己预留一份。说不定哪天用得上如此要命的毒药呢。

回到家后，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我决定来个小试验：把毒药混入夹心巧克力中。我一定要找一个人来完成试验，可能的话，就是维维安。

尽管不情愿，但我还是再次出门了。我走到马路拐角的一家小店，买了洗衣粉、杂粮面包、乳酪和水果，另外还特地买了一盒夹心巧克力球，里面有利口酒。

到了厨房，我从银色保护膜中拿出一粒药片。难道要将这么难吃的东西一整粒放进巧克力球里吗？

我小心翼翼地用一根烤肉的铁钎在巧克力球上钻孔。可令我惊讶的是，并没有液体流出来，利口酒早已凝结在已经软化的巧克力里了。我成功地将巧克力球挖空，把药丸插入其中，再重新盖紧。不过，巧克力球看上去有点变形了，像是被暴晒过一样。

现在我得冒险自己品尝一下，我必须将这件粗劣的伪造品塞进自己嘴里。我忐忑不安地再次看了一遍药品说明书。

既然心脏病患者可以每日三次各吞服一粒这样的药丸，那么我吃上一粒应该没什么大不了。

那就需要勇气了！我将东西塞进嘴里。不行，这样真的不行。舌头马上感觉到了异物，被染成了巧克力色的药丸立刻露了出来。这药丸太大了。

我取出药丸，用餐布擦净，然后开始将药丸碾碎成粉末。

起先我用的是小刀，可只能把它切成一小粒一小粒，而用锤子的效果就好很多。我将第二颗巧克力挖空，并填满粉末。尽管做得非常成功，可巧克力球却又变成浆状了。

我尝了一下，味道太可怕了。我厌恶地把巧克力吐到了水槽里。呸，见鬼！只有丧失味觉的人才会吞下这么难吃的东西。而且他还必须—大略估计一下—至少吃下十二颗这样的巧克力球才会失去知觉。

不行，我自言自语，我又不是服毒自杀。如果现在我将历经千辛万苦做好的这些夹心巧克力球匿名寄给维维安或是法特曼，那会怎样呢？

维维安一定会品尝一下，然后将剩下的全部倒掉。法特曼也许根本就不会去品尝（喝啤酒的人自有他们的欲念），而是将这份礼物转手给他的妻子或是他新结交的女友。

这些一点用处都没有。一怒之下，我将剩余的巧克力吃了个精光—违反了我的原则—并将毒药放回到罗默尔太太的其他家当里。

过了几天，我去了一趟罗默尔太太家，给狗儿带去一根油煎香肠，给罗默尔太太带去一盘我自己翻录的勃拉姆斯的带子。她第一次在经历了那么多年友好关系之后拥抱了我。在此之前，这种友好关系从没有亲密到拍肩的程度。

“海尔特女士，您是保险公司里我唯一会思念的人。一直以来，您始终很关心我和我的狗，今天我也要向您做点表示！”

她神秘兮兮地将我领到卧室，然后从衣橱里拿出一只珠宝盒。

“凡是我能够传给我女儿的，她当然都会得到。但由于某些原因，我不想把这一件小东西交给她。我要把它送给您。”说完，她郑重其事地将一枚胸针别到我的衬衣上。

这是一件古物，上面刻着一副由黑曜石制成的神像侧面像，四周镶着纯金边。

“您是一个严守秘密的好人，海尔特女士，多年前我就知道。谁也不知道我女儿的父亲是谁，我也从没有和他联系过。发生这事的时候，他才十七岁，而我已年近三十。我当然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我曾和一名学生发生关系，而结婚的事我连想都没想过。我从未告诉过他我怀孕的事，当时我马上离开了我的家乡。这枚胸针是他留下的，是他从他母亲那儿偷来的。我从不敢戴上它，实际上我也不希望我女儿戴上它。是我将这个孩子独自抚养长大的。要是看到她戴上这枚胸针，也许我会很痛苦。”

我可不愿意接受一件充满回忆的东西。

“这可不行，”罗默尔太太说道，“我女儿根本不喜欢这个东西。您还是给我点面子吧！”

就这样，我带着复杂的心情，由着这件饰品在我衬衣上晃动。我的真丝衬衣因为胸针沉重的负荷而受到摧残。

难道是罗默尔太太在打我的小算盘吗？因为在她计划中的美国之行里，她是无法将狗儿一起带去的。

第7章

最近一段时间，我感到那种年轻时热恋的动人心弦的情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有所减弱。很难说清楚。是否因为我现在不再受到这一伟大主题的阻挠，还是对即将来临的空虚的老年感到伤心？但是，也真奇怪，某种新鲜的感觉同时悄无声息地潜入我半梦半醒的意识之中，似乎爱情已经偷偷溜走了。就这样，面临失去爱情的真空也得以抵消了。

发现这一点之初对其予以可信的描述是一件难事：我在墓地第一次发现对力量的古怪的感觉。后来我突然注意到，站在大街中央，一种快感在我心里油然而生—谁也没看出来，我已经欠了两条人命，而且只要我想，我还可以继续杀人。

汽车的收音机里播放着洛特·莱雅[1]唱的赞颂海盗詹妮的歌曲：“我的先生们，今天你们看到我已将玻璃擦干净，现在我在为每个人铺床……”詹妮已经为她的所有屈辱报了仇。“你们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和谁说话……”洛特·莱雅令人信服地唱道。

我心里也在想，谁也不知道，他在和谁说话。

我的上司没有预料到，他一直在将那些令人讨厌的新任务推到一个杀人犯身上，这些工作通常是因为他自己太懒没有做。每当我坐在自己那间偏僻的办公室里以及在食堂聚餐之后，我那些狼吞虎咽胡说八道的同事就会在我智慧的眼睛里过上一遍，然后有些人的脑子就会摇晃起来，我只是说上一句“喔唷”！

恋爱的人，是无能、无力和无法自控的人。可我还真不希望如此毫无困难地触摸我的热恋，它十分强烈地影响了我的生活，是它给我带来青春、生气和活力，给我一种身体上的崭新感觉和另一种自我评价。

我希望继续为此而奋斗，我也希望再一次经历无忧无虑的一天，就像我们在奥登瓦德的那次徒步旅行一样。

我立下一个誓言，甚至还为之祈祷，尽管我的信仰早就被一个虔诚得有点残忍的母亲剥夺了。“上帝呀，如果有上帝您的话，”我说道，“那就在我生命中赐给我一次爱情的幸福，你曾将爱情的幸福毫无选择、毫无保留地赐给了其他人。我从没有向你乞求过什么。现在我很认真。如果真有您这个上帝，那您就来帮帮我，让维托德爱我，让我们能够成为夫妻。可要是您是不公正的、铁石心肠的，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祈祷，那么我以后再也不会在意您的任何戒律。”

罗茜，你是想威胁亲爱的上帝呢，我想到，不由得笑出了声。

我已经好久没有璧德孩子们的消息了。虽然以前我几乎从没有在他们身上浪费过时间，但现在我很想知道他们的近况，比如璧德的房子是否已经出售了。

有一天，我下定决心给他们家打了个电话。是璧德的儿子接的电话，至少我还认识他。

“你好，理查德，”我低声说，“我打电话过来只是想问问，璧德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协会或公益性团体，如果有的话我可以去捐点钱。”

电话那端出现了片刻的沉默，理查德显然在思索。

“你倒可以将钱汇到绿色和平组织。”他建议道。

“哦，是吗？我还根本不知道，璧德对那个玩意儿感兴趣。”

“话倒不是这么说，”他避开这一话题，“不过绿色和平组织挺不错的，我母亲应该不会反对吧。”

我问他的两个妹妹怎么样。

“外公前不久来过，他说一定要照顾我们这些小孩子，但结果当然相反。莱茜仍然住在这儿，我偶尔也会住，维维安又到法兰克福去了。我们现在怎么样？当然很糟糕。这种事是无法承受的。”

我问理查德璧德的房子有没有被卖出去。他说暂时还没有，她的东西还没清理掉，因为这事本身还没得到澄清。

“我们的父亲突然关心起我们来了，而过去的十年里他从未过问过。”理查德稍带责备道。

然后，我和理查德话别，并且答应他会给绿色和平组织捐钱。

我还是听说维维安又住到法兰克福去了，但毕竟新学期已经开始了。或许她也不可能每天和维托德见面，因为来去各需一个小时的路程，这在平常的工作日里简直太浪费时间了。难道年轻人根本不在乎这一点吗？维维安至今依然没有车，有可能她现在开着璧德的POLO车。

我给维托德打去电话。他的声音听上去像哭一样。他说他得了重感冒，那个南斯拉夫的清洁女工尽管完全不需给他烧菜做饭，但还是不断地为他烧些丰盛的饭菜给他惊喜。学校里的工作量太大。但秋假马上就来了，本来他是想和维维安出去旅行几天的。

“为什么只是‘本来’呢？”我饶有兴致地问道。

“有时我也在想，”可怜的维托德叹息道，“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这些年轻的姑娘太变化无常了。我们的计划挺好的，在阿尔萨斯[2]度一个星期假。可她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和一位女伴要去阿姆斯特丹，因为那儿有个派对！蒂哈，你倒说说看，她就因为一个派对把我抛弃了！哦，说‘抛弃’也许重了点。”他纠正道，“原则上我也是能够理解那些突发决定的。可是这次弗格森山徒步旅行的各个细节我都已经计划好了……”

我其实对他失望的话语感到很高兴，但出于礼貌不得不表达我的遗憾。无论如何机会总是有的，我开玩笑说，作为一种替代，他可以和一个老大学生来个一日秋游呀。

“真可惜，你没有假期，”维托德以迷人的口吻遗憾地说道，“我在考虑，是不是将我这次精心安排好的旅行与同事和朋友的一个团组一起……”

我当即果断地打断他的话，并坚持说我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度假。

“真的吗？”他拖长声调问道，“那么，蒂哈，我现在就等你休假了。我心里想过一个八到十人的团队，但现在谁都没有问过。一旦有消息，我会及时告诉你。”

他并没有显出兴奋的样子。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他现在和我做这次旅行仅仅是出于无奈，而这本来是他和维维安的爱情之旅。

维维安！我在和她做一次心灵的对话，很奇怪的是，我在设身处地地为璧德的角色着想呢。

“完全正确，维维安，”我对她说，“你去阿姆斯特丹！以你这样的年龄，和同龄人出去才更合适，而不是和一个年龄比你大一倍的老师去弗格森山。就让这些男人坐立不安吧！就让他们去痛苦吧！谁知道你自己还必须受他们的苦呢！”

我已经看到了维维安的命运：这个离经叛道的艺术系女大学生，她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或许她根本不会像一般女人一样结婚生子。即便她有过比我更为放荡的过去，但她也会和我一样，成为一个老婆子。

忽然之间，我觉得维维安似乎不再对我构成威胁了。我感到惊奇，为何我只要闪一下这个念头就可以把她清除出去。

我还没等到维托德的回音，就向我的上司递交了休假申请—下周我要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到阿尔萨斯旅行。

“不行，海尔特女士，”他语气坚决地说道，“那可是秋假，到时米勒先生和弗罗利太太就去度假了。另外，您自己也清楚得很，很多事情我们必须在下周完成。九月份的时候，我曾建议您休假，可您还不想休。对不起了！”

这事对他来说就算了结了，他又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等待我自己离开。我已经习惯性地顺从了。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怒火中烧。多年以来，我不计报酬，常常加班加点，从没有表达过自己的意愿，始终让他无后顾之忧，并且忠诚地支持他。这是我唯一一次提出一点自己的要求—却被他拒绝了。实际上，他的那些长篇大论的奉承话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他对我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的方法而已。

我快乐地想象着我的上司在上午十点啃面包的情景，他习惯将面包存放在自己写字台右边最下面的抽屉里。老鼠药！他会痛苦地死去。可是他的死仅仅是因为我没有得到假期，仅仅是因为他将所有自己尚未了结的卷宗交给我处理？

我第二次去找他。

“如果您如此无视我的利益，而我多年来却对您的利益倾注心血，那么我想今天就辞去在这儿的工作。”尽管我对杀人成性感到十分兴奋，但还是成功地完全以冷淡而明确的话语说了出来。

上司真的大吃了一惊。

“我的天啊，海尔特女士！我们肯定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您误解了我的意思！迄今为止，我对所有下属的度假申请还是挺大方的！”

是啊，我想，只要同意他的计划，他是该慷慨地说声“阿门”。

“海尔特女士，您这辞职不是当真的吧！前段时间您遇到了一些事情，我也听说了您朋友去世的事。不管怎么说，这次您可以去度假的，只不过我个人得分担您一部分的工作了！”

这事虽说已经办成，但这次旅行是否能去成呢？是否到头来，维托德拉上他的朋友们去而不带上我呢？可要是这样的话，他根本就不该和我这么说。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困扰着我：维托德的那些朋友和同事，他们是否会认可我呢？而且说到底，我本来也对这次旅行有些担心，我不擅长体育运动，没受过专业训练，或许也是这个旅行团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如果这是一个既有雄心又有毅力的运动员团组，对他们而言每天八小时在山上匀速行走根本就不成问题，也许他们还能背上很沉的旅行背包，那我能跟得上吗？不行！

我热切地希望恩斯特·施罗德能一同参加这次远足。首先他是维托德的朋友中我唯一认识的，其次是因为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肥胖、懒散、迟钝的人，甚至年龄可能比我还大。与这样一个和气的胖子同行，估计不会出现生存考验的事。

我满怀希望地将精力和时间用于准备旅行穿的衣服。我稍稍觉得好像我成功地威胁到了亲爱的上帝，而即将出现在我面前的将是一段美好又快乐的时光。

好消息真是接连不断。

过了两天，维托德就打电话来。他说已经组织了一个远足团队，他们将在星期天到施罗德在毕克巴赫的度假小屋碰面，讨论接下来的行程。

我早就知道那个小屋在哪儿，只要下午两点去那儿就行。要是天气好，他们还想在那附近溜达一个小时呢。

维托德很客气，最后说道：“你能一起去，我很高兴。那就后天见啦！”

哦，如果他很高兴，那我可要乐不可支了！

就在同一天，我买了双旅游鞋，并在电视机前试穿是否合脚。

“罗茜，”我大声地自言自语，“如果你的脚在旅行时疼得要死，你可别抱怨啊！你就想想那个小美人鱼吧，她为了自己心爱的王子什么都能忍受呢。”

顺便说一句，这个时候我真的更愿意做那个迷人可爱的小美人鱼，而不是嗜杀成性的海盗詹妮。为以防万一，我给自己准备了一块医用胶布。至于旅行背包，我宁愿等一等再买，因为在这方面我和一名菜鸟一样毫无经验。

下午两点整，我到了毕克巴赫。我穿了一双特别轻巧的新旅游鞋，并且平生第一次穿牛仔裤，上身则是一件深蓝色休闲套衫。

维托德的车还没到，似乎只有恩斯特·施罗德的一辆车在。反正我认识他，或许他已经从房间里看见我了。我就像夏季时一样沿着已经踏坏了的石阶往上走。

门开了。一位女士将手递给我。

“我是帕梅拉·施罗德，您一定就是莱纳请来的人吧。”

我做了自我介绍，进了门。恩斯特·施罗德正躺在木制三角凳上午睡，身下塞了好几只沙发靠垫。我本想将声音放轻点，可他太太只是笑笑说：“谁也不会打扰到他的，声音越大，他打起鼾来越是畅快呢。”

她煮上茶水，从碗柜里拿出杯子，疑惑地看着我，“我们一共几个人呀？”

我耸耸肩。

帕梅拉·施罗德，红头发，与她正在舒服地打瞌睡的男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是个充满激情的活跃分子，一个喜欢控制他人的女人。她的外表非常引人注目。尽管她穿着太过陈旧的打着补丁的大裤子，但还是不愿放弃高跟鞋和紫罗兰色织锦衬衣。她走起路来很轻盈，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指坚定地抓住餐具。她还懒洋洋地叼着一支烟和我闲聊，而我在帮她忙时却显得有点笨拙。

恩斯特忽然打了个哈欠，睁开眼睛，半是调皮半是认真地看着我们做喝咖啡前的准备工作。最后他一骨碌站起身来，向我打了招呼，然后去盥洗间了。

我听见汽车声，便朝窗外望去。维托德终于来了，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

他们进了门。我满腹狐疑地打量着他的女同伴。

维托德有气无力地解释说，有三个人不想去了，但莫姆森夫妇估计会来。帕梅拉算了一下：“那我们现在还有七个人。”说着就将一叠盘子递给我。

我开始摆餐具，金发女郎心领神会地一起帮忙。

维托德向我们做了介绍：“这是佐尔坦太太，我的一个同事。”

我的好情绪顿时烟消云散。或许他是为了自己才将她带过来的。施罗德是夫妇俩一起去，而还没露面的莫姆森也是夫妇俩一起。那这次我又成了那种一贯的老女人角色了。

恩斯特从盥洗间里出来，餐具已经摆好了，帕梅拉从车子里拿来了一块李子蛋糕。佐尔坦太太在搅拌奶油。

等了半个小时，那对神秘的夫妇还没出现，我们开始喝咖啡。

席间我们根本没谈到旅行的事。

那位小心翼翼的一家之长恩斯特·施罗德建议大家作为未来的游伴应以“你”相称。实际上，这只是针对我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这两个女人。

帕梅拉·施罗德说，大家（除了她丈夫）都可以叫她“斯卡拉特”，我也可以这么叫她。佐尔坦太太名叫“基蒂”，没有任何特殊要求。维托德完全不假思索地说我的名字是“蒂哈”，于是“罗塞玛丽”又被提了出来。大家立即对这个奇特的名字兴奋起来，维托德趁此绝好机会又引出了戈姆·格吕默的那首诗来，和基蒂一起轻轻地朗诵。施罗德夫妇只有惊讶倾听的份儿。

基蒂爱上了维托德，至多一个小时以后我就明白了这一点。但这种爱慕看上去不是挑衅性的，而是毫无声张和富有献身精神的，她所得到的回报显然不是对等的。

维托德展示着自己的风度和幽默，大部分时间都在对他们的谈话内容进行驳斥，并且因为获得成功而沾沾自喜。

但斯卡拉特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不相上下，因为她也喜欢激烈争吵，渴望抛头露面。

与这样的两个表演家和自吹自擂的人在一起，我们其他三个人只能成了观众，不过我们当然也享受着这样的演出，给他们以掌声鼓励。

莫姆森夫妇没有来。

“在预报的雨来临之前，我们还有时间稍微活动一下身子。”维托德下了命令。

天上乌云翻滚。三辆车上有两把伞，家里还有一把。维托德还额外地带了件雨衣。不管情况怎样，我们都有应付雨天的装备了，帕梅拉不想和我们一起散步，而是在家里边等莫姆森夫妇来，边干清洗餐具的活儿。

我们出了门。让我非常遗憾的是，维托德和他的朋友马上就走到前面去了，而当基蒂和我想一路小跑赶上他们时，他俩似乎立即又加快了速度。

基蒂笑了起来，“这两个人肯定是想谈奥莱格的事！”

奥莱格是谁？基蒂向我解释，施罗德夫妇生有两个孩子：十五岁的女儿安内特和十八岁的儿子奥莱格。那个男孩是个聪明的小流氓，留过两次级，不过非常早熟，已经和女人有了风流韵事。恩斯特一定是想让莱纳·恩格斯坦说出教师们都有哪些抱怨。

我问基蒂是否也教过奥莱格。

“教过，我教过他历史，莱纳教过他法语。我个人也很难抵挡住他的魅力，不知怎么的，他在我这儿总是会遇到一些小麻烦。”

我对基蒂挺有好感，她不顾我的担心，依然意在维托德。她娇小而结实，是脸色健康的娘子军中的一员。她的外表并不出众，衣服也不显眼。她带着批评的目光观察着，有时含着讥讽，但从未流露出恶意。间或，她也来个就事论事的评论，极尽幽默。

我有一种感觉，我遇见了一位可以值得信赖、性格有点内向的人。

基蒂似乎还没结婚，我很惊讶。

一直等到我们又回到毕克巴赫的那条霍尔茨维格街时，那两个男人才停下脚步等我们。这时基蒂和恩斯特·施罗德走在前面，这样她就可以和他谈谈奥莱格了。

我故意慢吞吞地走着，这样就可以和维托德有宝贵的完全属于我的几分钟时间了。我问他有关基蒂的事。

“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同事，”他强调说，“受人尊敬。我们以前多次一起举办过学校的活动，我们是一对完美的搭档。”

用马来形容基蒂很贴切，尽管她不是一头耕田的马，而是一头和气的小马。

“她结婚了吗？”

“还没有，她到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这挺叫人惊讶的。不过基蒂有她自己的要求，这也完全有道理。”

难道她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吗？

“那维维安的情况怎样？”我问，这种问题肯定太冒失了。

他的脸上显出挺恼火的表情。

“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很不友好。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是否还有必要将精力花在我和她的关系上。年龄差异已经够明显了。有可能维维安将我和她之间的关系想得与我不一样。以后会怎样，我不知道—也许无法继续了。”

我们俩沉默不语。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座小屋。

“在我们进去之前，维托德，”我低声而快速地问道，“天啊，你赶紧告诉我那个帕梅拉是谁！”

维托德喜欢我问这样的问题，咧嘴冷笑。

“她的屁股直冒火呢，”他说道，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这个斯卡拉特本想做个演员或歌手，但都没能如愿。现在她只是一个母亲和药剂师的妻子。”

他考虑了一会儿，像是在自言自语：“几年前……”可他没再说下去。

我疑惑地看着他。

“哦，没什么。”他出神地微微一笑。我的手臂上马上起了细小的鸡皮疙瘩。

那座小屋已近在眼前，草坪上停着另一辆车。

“嗨，你的朋友来了，”我对维托德说，“你多聪明啊，还一直为这次旅行的计划等待着。”

“不是他们，”维托德纠正道，“这是斯卡拉特的车子，也许是孩子们来了吧。”

我们已经赶上了恩斯特和基蒂。恩斯特拉长了脸告诉我们，他的儿子一周前拿到了驾照，但他还没获得许可就开着他母亲的车四处兜风了。帕梅拉·施罗德，那个出名的奥莱格，和他的妹妹坐在家里那块吃剩下的李子蛋糕面前，蛋糕已经明显变小了。

“怎么啦？”恩斯特问。

安内特嘟囔道：“哦，爸爸，昨天开始我的咽喉疼得要命，整个家里连一粒润喉片都找不到。”

“药剂师的家里怎么净出这种事？”维托德插话道。

孩子母亲有点被激怒了，“如果昨天就感觉那么糟糕，为何你到现在才想起问有没有药片呢？”

奥莱格声称：“她是不想在爸爸的休息日里给他添麻烦。可是现在越来越糟糕，所以我只好把她带到这里来了。”

维托德朝他眨眨眼睛。

恩斯特叹息道：“那好吧，我生病的宝贝来了，你的痛苦倒并没有让你放弃对蛋糕狼吞虎咽一番嘛。可能我车子里有药。”

帕梅拉朝自己的儿子狠狠地瞟了一眼：“你不觉得这种把戏太容易被识破了吗？你现在突然有了兄妹之情，只是因为你想开我的车而已！”

奥莱格反驳着。他本来完全可以去法兰克福郊游—这样的话，父母亲根本就不会发觉这一点—而不是偏偏到毕克巴赫这儿来。

安内特和她的爸爸又进来了，两个人相邻着坐在三角凳上，女儿偎依在父亲身旁。恩斯特显得很高兴。

奥莱格已经和他的历史教师开始了亲切的交谈，以自己的幽默引得维托德哄堂大笑，并骗得了自己父亲的同意，带两瓶葡萄酒去参加派对。

斯卡拉特因为对奥莱格的驾车技术还不太有把握，所以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天黑之前赶回家。

“如果你们在毕克巴赫接到电话，那就说明我们是从家里打过来的，说明我们已经活着到家了。”奥莱格圆滑地说道。这一话题似乎已经不新鲜了。

毛孩子们终于走了。我想我们总算可以言归正传了。可是自豪的母亲还要以孩子的到访为契机，对出色的孩子们大大夸奖一番。说到安内特，她还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小姑娘，那么亲近可爱，和她的女伴们完全不同，她还没有男朋友，这一点实在是天真得叫人喜欢。

我顿时火冒三丈。

可接下来又轮到说起她的儿子来了。他在一个学生乐队演奏打击乐器。我们获悉，他的身上具有真正的艺术家气质。

我真想一走了之。可是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接下来能和维托德一起去旅行，姑且忍耐一下吧。

这个女人大段时间里一直谈论她那两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却又毫不犹豫地撇下他们不管。好戏还在后头呢。

维托德打断了她的话。

“看来莫姆森夫妇有什么事，我们现在开始谈一下我们的旅行安排。”

恩斯特朝我笑笑。“注意了，老师！”他低声说。维托德从一只公文包里拿出地图和复印好的旅游计划图，分发给大家。

“我给每位参与者一份物品清单，请大家务必带在身上，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俩那么有经验。”他转身对着基蒂，“我希望，你们都有旅行背包吧？”

我摇摇头。其他人在看清单。

就在大家不吭声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帕梅拉生硬的声音：“莱纳，这完全是胡扯。你只要稍稍考虑到我也一同参加旅行，那还背什么包呀！”

“那应该怎么？”维托德问道。

“我的天啊！”红头发女人脱口而出，“我们又不是学生！应该可以用汽车装上我们的行李吧。无论如何，徒步旅行我觉得自己已经太老了。到最后还得考虑帐篷和生火的事，不是吗，莱纳·恩格斯坦？”

维托德很生气地保证道，大家当然会住在宾馆里。他将地图展示在我们面前，上面有一段用橘黄色的荧光笔圈了出来。

现在恩斯特开始表示不满了。

“你听着，莱纳，这一切确实不错。可是，我要是想起阿尔萨斯，马上就会想到美食和雷司令干白葡萄酒。我们干吗还要去瞎逛呢？”

维托德叹息了一声，“真是不可理喻！我们正在计划徒步旅行，可这个人根本不想走路！”

恩斯特·施罗德并不是一个破坏游戏的人。他不禁笑出声来：“莱纳，很清楚，我还是愿意走点路的，否则我就连吃也吃不下了。不过，你得考虑一下我年事已高！”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维托德求助地转向基蒂和我。

“哦，我没什么，”基蒂说道，“我能够进行长距离的徒步旅行，也可以背上背包，这你也知道。不过，能够坐在宾馆的美妙餐厅里吃吃酸泡菜，我觉得也非常好啊。”

我不是很清楚究竟该说些什么。一方面，我是想帮维托德的忙；可另一方面，背上一个很沉的背包在山上直喘气，我觉得不值得。

“我是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我说道。

“那好吧，那就不用背包了，”维托德以审视的目光看着他的好友说，“不过这样我们就必须用两辆车进行复杂的来回摆渡了—带上行李开着两辆车到达下一个目的地，然后一辆车留在原地，另一辆返回。步行向前，然后我们开着留在原地的车与另外一辆会合，明白了吗？”

恩斯特放声大笑，“莱纳，你的计划总是太有经验太过精确。我们不是可以直接将车开到野外去吗？第一天我们可以在维森堡过夜，在那儿附近逛逛，然后，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再继续往前开上一阵子。”

除了维托德，大家全都点头同意。他叹息着做出让步，有些伤心地将自己的地图和徒步旅行图收起来。

“别那么悲伤了。”斯卡拉特说。

恩斯特调解道：“你看看窗外吧，现在正下着倾盆大雨呢。下周我们也完全有可能碰上这样的天气，如果是这样，那么有行李、有汽车、有宾馆的日子就要舒服多了。不过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享受一下了。我打开壁炉生火，帕梅拉已经扔了些好吃的东西到烤炉里，莱纳，你把红葡萄酒打开吧。”

此刻，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温馨的家庭氛围。厨房和起居室是相通的，整个地下室就是起居间。

斯卡拉特给大家做了分工：基蒂在一张大餐桌上切洋葱和番茄，我先将大土豆洗刷干净，再对半切好，然后涂上带咸味的蒜泥黄油，最后将土豆包上铝箔。

“究竟有什么好吃的呀？”维托德嘴馋地问道。

“我没法给大家弄出一顿盛宴，事先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什么时候以及到底有哪些人会来。准备的全是些家常的土豆、鸡腿、番茄色拉。”

“不是挺棒的嘛。”维托德赞许道，打开了酒瓶。

恩斯特沉思默想地坐在壁炉边，为整个房间的烟雾缭绕而发愁。

基蒂咳嗽得厉害，急忙奔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去了。

帕梅拉指责自己的丈夫在虐待基蒂敏感的肺，他烟抽得太多，必须为她们和维托德的健康负责。

壁炉的铁闸门很陈旧，闸门前有好几把生锈的钥匙—十足斯卡拉特的作风。

鸡肉和土豆在烤炉里油煎，壁炉的炉火已经恢复正常。维托德开门通了会儿风，又把基蒂叫回来了。我们纷纷围坐在火炉旁，等着越来越芳香四溢的佳肴出炉。

“你的公鸡在干什么？”恩斯特问道。

“再等一会儿。”斯卡拉特回答。

基蒂开始唱歌：“公鸡已死，公鸡已死。”

维托德则用法语带着柔和的嗓音附和着。恩斯特是第三个加入合唱的。我沉默着，因为我不是很了解这首卡农曲，另外我有点不自在。

“唱呀，斯卡拉特，你是这里唯一能唱的人！我们的夜莺为何不出声呢？”维托德问道。

“莱纳，我不适合你们的童声合唱。”帕梅拉回应道。

基蒂孜孜不倦地唱起了第二首歌，维托德同声应和着。

最后，他又问了一句：“我们究竟何以才能获得你的厚爱和合作呢，可爱的夜莺？”说完他在帕梅拉面前深深地一鞠躬。

“如果早唱，那就根本不用你们这样瞎嚷嚷了。”她轻蔑地说道，“我可不在火炉旁唱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最美丽的地方’！”

此刻恩斯特插嘴了：“她要我们三请四邀呢。先生们，女士们！你们现在将听到的是著名的布莱希特戏剧表演家演唱《三角钱歌剧》里的歌曲！”

我也突然张开嘴巴说道：“有请！海盗詹妮的歌曲！”

斯卡拉特沉思地看了看我，然后点点头。她做了个手势，大家全都安静下来。她抓起一只盘子和一块餐巾当道具，敏捷地跨到炉灶旁的铁箱上。

大家都被她的歌声给迷住了。斯卡拉特尽管没有很甜美的嗓音，但发音清晰而干脆，富有令人神往的穿透力，以至于在很短时间内我们就将这一温馨的农舍变成了一座不起眼的宾馆，而刚才还是煮饭婆的人顿时变成了女歌唱家。

尽管掌声雷动，但这位女演员并没有加唱一首，而是用一根筷子戳了一下土豆和鸡肉，看看有没有熟到了理想程度。

我心里很矛盾，这些我通过维托德认识的人是我在保险公司里从没有遇到过的！倘若我也有和这个红发魔女一样的歌声，倘若我也有什么擅长的技能，能够引得众人鼓掌，那该多好呀！

可不是嘛，我想，我有啊，只是无人知晓罢了。所有其他的人积聚起来的力量也没我一个人的大。可遗憾的是，他们向这个红发女人而不是我欢呼。即便她是为我而唱，我也无法原谅她的成功。

饭菜已被端上了餐桌。维托德围了条围裙，姿态优雅地为大家服务。

“可爱的女士们还需要来份鸡肉吗？先生们还需要来杯红葡萄酒吗？”

饭桌没有铺上桌布，那位家庭主妇只是用一块沾上了烟灰和洋葱皮的抹布将桌子擦了擦。

想起我曾为维托德准备过一顿尽管很呆板却很讲究的饭菜，我条件反射似的害羞起来。

两个能逗乐大家的人精神状态极佳。两杯葡萄酒下肚后，基蒂像一个放肆的小姑娘一样发出叽叽嘎嘎的说笑声，恩斯特则展现了他富有魅力的一面。突然，斯卡拉特说喝红葡萄酒容易使人疲劳和慵懒，应该来杯香槟酒。她拿来一瓶香槟酒。

“谁要？”没人响应。她就从橱柜里拿了两只杯子，倒了一杯给我。

“你一点儿精神都没有，来上一小杯香槟酒对你肯定会有好处！”

尽管对由咖啡、蛋糕、红葡萄酒、香槟酒、鸡肉和土豆组成的混合物是否真的能让我精神特别振作起来感到怀疑，但我还是不敢不听从她的话。

斯卡拉特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然后抓起鸡大腿，站在椅子上，仿佛还要演唱一首歌曲为大家助兴。

我顿时脸色苍白，呻吟了一下。璧德就站在我面前那个高高的瞭望塔的护栏上，一只手里拿着香槟酒，另一只手里拿着鸡大腿。

“我的天啊，你怎么啦？”众人纷纷围过来问我。我好不容易才发出话来，说我感觉不舒服，最好还是回家。

“可是你还得等会儿才行，你这样子是没法开车的。”药剂师担心地劝我，想给我服用一粒药。但我只是站在那里不动，急忙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房间。

我刚打开车门，维托德就赶了过来。我坐在座椅上，他敲了敲右车窗玻璃，我打开了右车门。

“要不我送你回家，好吗？”他问道，很温柔体贴，“你究竟出什么事了？”

既然他如此用心，我禁不住痛哭不已。“香槟酒和鸡肉，这就是璧德最后的晚餐。”我哽咽着。维托德拥抱我。

“蒂哈，我完全能理解。当我和施罗德一家在一起时，在某种情况下总是会出现希尔柯的影子，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小屋里聚过无数次了，举杯畅饮，庆祝联欢。然后，欢笑转眼之间就在我面前消失不见了。”

我点点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肩上。这种触摸是那么神奇，以至于我的套衫全被眼泪彻底打湿了。

“来，来，这不挺好的嘛。”他安慰我，“你知道吗，我们俩都在为一个亲密的人伤心，却又放不开。我已经决定去做一次治疗，没有心理医师的帮助，我无法经受住失去希尔柯的打击。通常说来，为了散心而和一个年轻姑娘开始一段暧昧关系，其实也是胡闹。”

“你为何无法经受住失去希尔柯的打击呢？”我的声音从鼻腔里发出来，只是为了能够紧紧地倚靠在他的肩头，好让他的手抓住我的手。

但维托德将手松开了。

“我感到自己有罪。她是因为我而死的。我不怪你。”

“可是，你们的关系不是已经不怎么样了……”我插了一句。

“这丝毫改变不了我的罪过，相反，这种罪过会更大。你想想，希尔柯喝酒，不管怎么说，我总是要负责任的。”

“那究竟为什么？”

这时维托德完全松开了我，自顾自地点起一支烟。

“问题早就出现了。希尔柯出生在工人家庭，读完了初中。我后来不停地给她上课，教她读书，多年来她深受其害。我本人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一点。是啊，我也不够坦率。”

“那后来呢？”我问道。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好多年。她反抗我最终也欺骗了我。或许你现在以为我有什么负罪情结，也许这一点没错，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让她受了很多罪，当然有一部分不是故意的。”

他突然在我额上轻轻吻了一下，说了声再见。他会在明天打电话给我。后来他就没谈到送我回家的事。

我躺在床上，又一次失眠了。一幅幅画面从我脑海里掠过：璧德在塔上，斯卡拉特在椅子上，年轻的基蒂在车里，旁边坐着维托德。

另外，照耀在维托德身上的光环在略带悲哀中开始变得苍白，不过毕竟他也是血肉之躯，我也不是什么狂热地将一个男人加以理想化的黄毛丫头。我的生活经历已经够丰富了，能够接受一个人可爱的缺点。我早就注意到，我的这位男主角爱慕虚荣，而且求名心切。和我在一起时，他可能是绷着脸的，但也可能是挺关心人的。一旦到了社交场合，他就变成一个妙趣横生的人。同时，我发觉他有一种变化无常的情绪和潜伏着的忧郁—而现在他还活得好好的。

他和他的朋友恩斯特·施罗德是一种同事关系，可有时也是一种竞争关系—不可小看了这位随和的药剂师，他装出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可他似乎始终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妻子对他并不好，常常挖苦他，弄得他挺尴尬挺可笑，但尽管如此，好像她到最后一刻总是听从他的。即便对维托德，她也是直接到寡廉鲜耻的地步。这两个嘴皮子厉害的舌战很能吸引我，只要有点火星，就很容易燃起大火。

斯卡拉特和维维安，这两个极乐鸟，是否合维托德的胃口呢？基蒂和我，我们一定成了她们的对立面，我们是灰姑娘。在童话故事里，倒霉蛋成了胜利者。但在现实生活中，该是怎样呢？

大约到了早晨，我才睡着，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梦。我躺在床上，不得不马上回忆梦里的一幕。我的头上夹着极难看的卷发夹，我年轻时曾经用过这种卷发夹。我的脸上戴着面具。我穿着早已拆下来的最恶心的长睡衣。房间密不透风，已经结了一层残羹冷炙的餐具散落在地上，镜子上粘上了苍蝇屎的斑点。

我，罗塞玛丽·海尔特，尽管在用卷发夹和润肤霜同岁月抗争着，但已经开始走向腐朽。

门突然打开了：维托德、恩斯特、基蒂、斯卡拉特、希尔柯、璧德和维维安，一个个蹦蹦跳跳地进来了，大家穿着时髦的休闲服，除了维维安外全都晒得黑黝黝，一副兴高采烈、功成名就的样子。

“我们给你带了点东西。”维托德说，他真是个好心人，并且给我戴上了用迷迭香编成的小花冠。

这实在没必要，我痛苦地呢喃道：“喔……喔……”连“喔唷”都说不上来了，就像仙鹤哈里发[3]念不出“穆塔博尔”，阿里巴巴的兄弟念不出“芝麻开门”的咒语一样。

但基蒂帮了我的忙，她跪在我身旁，在我耳边轻轻低语着救我一命的“喔唷”。我将“喔唷”大声地说了出来，这时六个人头顿时滚到了我的床底下。作为对基蒂的奖赏，她一点事儿也没有。为了彻底通风，她拿起扫帚打扫房间。

她用一把由树枝扎成的旧式扫帚扫除人头，就像扫除腐烂的水果一样。

转眼之间这些人头已经没有了他们先前晒的黝黑的外表，变成了相应的苍白色，只有维维安活着时病恹恹的脑袋呈现出血红的朝气来。

就连迷迭香花冠上的露珠也如滴血一样黏糊糊地滴落到我的额上，并以殷红的血迹攀升至我涂脂抹粉的脸上。

我惨叫一声从梦中惊醒过来。

[1]洛特·莱雅（Lotte Lenya）：演员、歌手，出生于澳大利亚一工人阶级家庭，从小对舞蹈有浓厚兴趣，曾获托尼奖。最为人熟知的角色是在007系列电影《铁金刚勇破间谍网》中扮演的配角罗莎·克列伯。

[2]法国本土面积最小的行政区域，隔莱茵河与德国相望。

[3]德国作家豪夫（1802~1827）童话里的角色。

第8章

尽管有此不祥的兆头—因为我将此梦视为凶兆—但我还是参加了这次集体旅行。我们开了两辆车，不守信用的莫姆森夫妇不在此列。

我把自己的车子停在维托德位于拉滕堡的家门前，然后我们开车到史林斯海姆接基蒂。因为施罗德夫妇还没准备完毕，为了和他们一起浩浩荡荡地出发，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拉滕堡。维托德对这种拖拖拉拉的行为有点不悦。

打包时，我又将维托德原本要我们装入旅行背包的清单仔细研究了一遍。像军用水壶、旅行刀、毛线便鞋和运动裤，我家里根本就没有，不过大概现在也未必用得上了。不管怎么说，我把运动衫和真丝睡衣塞进了行李箱。我不敢问到时将如何分配房间。但后来我得知，已经按照实际情况给施罗德夫妇订了一个双人间，基蒂和我合住一个双人间（如果我觉得这样合适），给维托德一个单人间。其实我也想要一个单人间，但觉得这么说出来有欠妥当，因为我不想伤了基蒂的心。

我们赶在中午前出发，还没到下午就抵达了维森堡。我们开始寻找落脚点。维托德当然随身带了本旅馆指南，但他打过钩的住处早就没空房了。

这时恩斯特·施罗德插话说，他知道一个秘密地点，但不在法国，而是在德国境内。我们很顺利地住了下来，从那里步行到维森堡才一刻钟，晚上还可以享受到法国大餐。

我打开行李箱。从房间的窗户可以直接望见维恩山。外面下起了毛毛雨，不过即便在这样的季节，这里的温度仍热得可怕。

我们决定先点上咖啡和新鲜的苹果糕点。因为大家心情不错，所以根本不在乎这雨天，还准备穿上合适的衣服出门练练腿脚。

我带了把雨伞，斯卡拉特也一样。其他人穿上了雨衣。维托德采摘了胡桃和栗子，很大方地给了我和基蒂一些，尽管我们脚边已落了不少。

斯卡拉特没有接受他的馈赠。“男人永远那么天真，”她说，“因为我没有允准他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所以今天晚上他肯定想用栗子和火柴画个侏儒作为安慰。”

“说得对极了，”维托德附和道，“你真是最聪明的人。”

我从夹克衫口袋里拿出滑溜滚圆的栗子，想留作永久的纪念。

维托德做向导，当法语教师时他就带学生来过这里。他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他指给我们看劳特河沿岸如诗如画的风景，讲述这座城市的历史，包括这里发生过的全部灾难。参观完圣皮埃尔及圣保罗教堂后，我们的漫游也结束了。

或许，要不是施罗德夫妇一个劲儿地叫嚷着最迟八点吃饭，维托德的日程安排还会持续好几个小时。

恩斯特·施罗德说，他想在第一个晚上请大家一起吃饭，他和妻子想对这次旅行所带来的快乐稍许做些表示。

我们谁都没反对他的邀请，他便作为主人给大家点了同样的饭菜：鹅肝之后上了泡菜野鸡，最后是新鲜的空心蛋糕。服务员给大家添加雷司令白葡萄酒时总是慢慢吞吞的。

维托德从一开始就以足够优雅的法语要求服务生将菜单拿过来，但得到的是阿雷曼方言的回答。

晚饭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无论是我们这一桌，还是邻桌，谈话声都越来越大，欢笑声也越来越热烈。

邻桌的两个医生起初一直在抱怨他们的医保卡人数越来越少，以至于他们的妻子都毫不掩饰自己的无聊，而现在他们突然哄堂大笑起来，害得我们间或还得偷听他们的谈话。其中一个是位牙医，他很滑稽地谈到自己年轻时想从死者的牙齿判断出死者的年龄。后来他断定死者戴的是一副假牙。尽管如此，他还是根据颌骨的磨损程度得出了一个相当精确的论断。

“怎么能对如此阴森可怕的话题开玩笑呢？”基蒂红着脸愤怒地说。但恩斯特和斯卡拉特禁不住放声大笑，尽管故事本身不是那么有意思，却被叙述得令人捧腹。

我和维托德以极不高兴的眼神互相注视着。我们觉得以尸体作为餐后甜点的谈资并不令人舒服。维托德提醒大家可以走了。他说我们还得走上一段路，而且是在下雨和漆黑的夜晚。再说第二天毕竟还得早起徒步旅行。

斯卡拉特讥讽地说道：“大清早去爬山！十点以前你肯定见不到我的影子！”

恩斯特·施罗德于是说，十点前吃早餐的话，那最好就将出发时间调整到十一点。维托德叹息道：“哈基姆，你真是无药可救。”但他还是妥协了。

我和基蒂住的房间有淋浴和厕所。我让她先用，因为晚上我要洗澡，很费时间。

基蒂五分钟后就出来了。她穿了件粉红色的儿童睡衣，蹲在床上使劲地往脸上搽妮维雅润肤露，兴奋地唠叨说，葡萄酒和可口的饭菜让她精神倍增。

我进去洗澡了，但决定不为基蒂浪费我那件考究的真丝睡衣了。

当我终于躺到床上时，基蒂还在看书，一个劲儿地打哈欠。

“我们这个团队很好，”她说道，“我非常期待明天的安排。”

日程上安排的是徒步参观弗莱克斯泰因城堡遗址。

“是适应性徒步旅行。”维托德说过。雨不下了，我们轻松地穿越了秋天的树林和草地。维托德偶尔还向恩斯特请教蘑菇的名字，但他的朋友大多时候只是简洁地回答说“有毒”或“没毒”。再说，我们并没有形成什么固定的团组，维托德还得像牧羊犬一样经常关心大家，以防有人走散。

斯卡拉特好奇地问起了我的职业。我很高兴地告诉了她。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兴趣。不过她马上不厌其烦地拿自己孩子那些尚不成熟的职业愿望烦我了。

令我稍许有点兴致的是，她开始抱怨起那个前程远大的奥莱格。她说在早熟方面他和他父亲很像。他的父亲年轻时也是一个十足的饭桶。我几乎无法想象这一点。

有一次，她还提到了希尔柯·恩格斯坦，她和希尔柯是很好的朋友。

“希尔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问道。

“除了绝对妩媚之外，还有一点听天由命。”斯卡拉特说道，“莱纳不得不始终关注着她。但她非常聪明，她的个性也许太过敏感，得处处对她留点神才行，稍一疏忽就有可能得罪她，可你还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终于能够理解，帕梅拉·施罗德就是如此得罪人的，因为她老是口无遮拦，直来直去。

“莱纳和我……”她重新开始道，突然又哽住了，然后说道，“我思路中断了。”

我讨厌她。

弗莱克斯泰因城堡上有个向导，是位老前辈，会讲德语，精通古老习俗。他抛出一堆数字，但这些多长多高多宽的数据令我们厌烦。如果是维托德讲解，肯定会比他好得多。

第一天过得很顺利。秋季宜人的气候也帮了点小忙。我们的徒步漫游持续了四个小时，我觉得自己还能坚持住。

下午我们小睡了一会儿，然后开始了新一轮的溜达，接着又是可口的饭菜。这一次最先上的有酒焖子鸡、洛林产猪油火腿蛋糕，后上的是冰冻果汁饮料，另外还有很多葡萄酒。

我比平时晚上吃得多，因为呼吸新鲜空气和非同寻常的逗留令我胃口大增。此外，自从爱上维托德以后，我已经日渐消瘦，现在不得不开始强迫自己多吃点东西。

不过我失算了。夜里我感觉不舒服起来，比不舒服还要严重，是非常难受。我不敢擅自在旅馆的厨房里给自己煮茶喝。最后，我不得已硬将那些可口的晚餐使劲呕了出来，这才感觉好多了。

但我始终无法入眠。再说我也不习惯听见身旁有一个陌生的呼吸声。我不是说基蒂睡得不安分，事实上她就像安徒生笔下那个坚定的小锡兵一样躺在那儿，直挺挺的，完全伸展了开来，在梦里也很安静，连羽绒被的窸窣响声都没有。

直到凌晨四点我才睡着。

可是，才过七点，就有人敲门了。我马上醒了，基蒂也很快醒了过来。是维托德。从他轻轻的声音中我一下认出是他。“我现在去晨练，有谁愿意一起吗？到十点吃早餐时我们早回来了。”

不，我想，不是在早上七点！毕竟我是来度假的，而且晚上没睡好！我摇了摇头。就算是为了爱情，这也太过分了。

但基蒂高兴地答应了。

“你在下面等五分钟，我去刷刷牙，换了衣服就下来！”她三下五除二就好了，动作很轻，然后离开了。

可是，经过这么一折腾，我怎么可能再睡着呢？外面天还根本没亮呢。从窗户往外看，我看见他们两个迈着大步穿过湿漉漉的草地走到公路上。

我打了好几个哈欠，打开床头灯，看起了常看的经济类报纸。可是我生平第一次发现这报纸无聊透顶。这些没有生命的数字是些什么东西，如何能与活生生的人相提并论呢？—这些没有生命的数字。

基蒂看什么书？一本英语畅销书。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我又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又老又没文化又小市民又无聊的女人。

我起床去刷牙。基蒂的化妆品很少，只有一盒杏仁粉、一块蜂蜜香皂和一支海盐牙膏。她不用化妆油或眉笔之类的东西。她究竟有多大？我打开她的床头柜，钱包和证件充满信任地映入我的眼帘。

哦，也已经三十五岁了，我吃了一惊。我开始查看她的行李。基蒂带的是一只非常小的旅行手提包，里面装了内衣内裤短袜、两件白衬衣、一条替换的牛仔裤、一件套衫，就是这么些东西。我随身带的东西足有她的四倍之多。

此刻我已彻底清醒，冲了个澡，穿上衣服。才八点半。

我来到走廊上。我们隔壁住的是维托德，钥匙还插在锁眼里呢。这时候走廊上连个人影儿也没有。我轻轻地走进维托德的房间，想在这儿侦察一番。维托德用的是什么样的牙膏呢？

但我首先看到的是床边盛满烟蒂的烟灰缸。呸，我想到，你倒是挺行的啊，夜里拼命抽烟，白天做个大自然爱好者和徒步旅行者。他的床上放着一件皱巴巴的深蓝色睡衣。至少也该打开窗子才是啊，我心想。洗手盆上放着一把镶有流苏的牙刷、一罐剃须膏和一瓶廉价的须后水。

我打开了他的床头柜，但有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越来越强烈。以前在维托德漆黑的院子里观察他时，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 一种交织着渴望、恐惧和力量的感觉。

他的皮夹里夹着一张照片，像是希尔柯和她儿子们的合照，看上去是好几年前拍的。照片里希尔柯笑着，乌黑的头发闪烁着光芒，她的样子看起来和那天很不一样。其中一个儿子，估计是那个大的吧，和她长得出奇相像。我从未见过维托德的几个孩子，所以索性看个够，不过我对他们并没有产生什么好感。

皮夹里还有一封维维安的信，这信至少有四个星期了。她的笔迹难以辨认，文字一味地在暗示什么，全是跳跃式的联想，我完全无从下手。只有结尾很清楚：“我的爱人，你永远的维维安。”就连最前面的那个称呼我也是到最后才看懂：“亲爱的伪善者！”

这种信我是没法写出来的，我也看不懂英语书籍，布莱希特的歌我也唱不来，就连孩子我也根本生不出来了。

我再一次注视着那只烟灰缸、那张有霉味的床和扔在地毯上的带着汗味的袜子。自然的造化真是奇特，竟然让我对如此恶心的细节全然不顾，甚至还醉心于与其分享同一张床呢。

“你有兴趣睡到他的床上去吗，罗茜？”我问自己。

对此我很怀疑。首先我对气味非常敏感，而且我讨厌赤身裸体，再则我担心自己无法满足一个男人的期待。

我真的爱维托德吗？

我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间，和衣躺在床上，拿起一本杂志。但我并没看杂志，而是盯着天花板出神。

门开了。基蒂一阵风似的进来了，脸上充满了朝气，眼里闪烁着兴奋。

“太美了，”她真挚地说道，“明天你可得一起去！”说完她将一枝折弯了的淡紫色的紫菀和一朵迟开的粉玫瑰塞到我的手里。

“夏日最后的玫瑰。”她说道，然后将衣服一件一件地脱下放到床上，“我还没淋浴呢。”这时她全身赤裸着。她信赖地站在我面前，接着说：“早上是最美的，雾气从草地上升腾而起，秋水仙开花了。而农民的院子很好看，大丽花很大很大……”她的两只手不住地向我比画着。

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注视着她，因为我对裸体非常害羞。

基蒂，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女人，大概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她不穿衣服时真是美极了。她四肢有力，但也很苗条，散发出一种天生的对生活的乐趣。她哼着小调去淋浴了。

她为何那么高兴呢？

我下定决心不哭。三十五岁的基蒂毕竟还一直单身着呢。难道我该妒忌她讨厌她吗？这不是浪费我的精力嘛。对自己的同类，能做出什么来呢？我该讨厌的是另外一种女人—做母亲的女人。

大家一起吃早餐时，维托德向我们宣布，今天是基蒂的生日。她兴高采烈的原因也并非是维托德爱的表白。我很恼火，竟然在看她证件时只注意了她的出生年份。维托德为基蒂的那杯咖啡加上了常春藤和红色野蔷薇果。维托德说她可以确定今天的日程安排。

“太棒了！”要求不高的基蒂喜形于色道，“那我就希望我们再走一段路程，找一家新旅馆，看看阿尔萨斯的其他风景。”

“人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恩斯特问道。

“自然景观！”基蒂回答道，“一些带花园的村庄，特别是要有好吃的。”

“到现在为止情况就是这样的呀，”斯卡拉特说道，“我们还没有忍饥挨饿吧！”

于是我们又出发了，基蒂坐在维托德旁边，像一个驾驶教练员，口里说着“往右”、“往左”、“停下”等等。她选择的是最狭窄的路，为那些农家小屋兴奋不已。两小时后她又吩咐我们在一个小村庄里寻找一家小客栈。她想待在这里，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那家位于主街的旅舍只有一间空房，不过店主建议我们去找一家由地主宅院改造的旅社。虽然那家旅社挺难找，但棒极了。

“如果我们能在这里找到空房，”基蒂天真地说道，“那我就会有整整一年的好运！”

这里还有两间双人房，但其中一间必须加床。

“就这么定了！”基蒂嚷道。

“是啊，”恩斯特·施罗德说道，“那现在是一个男士房间和一个女士房间。”

屋子很陈旧，墙壁很厚，室外楼梯很宽。绿色百叶窗已被渐渐风化，甚至完全剥落。房子是三层楼的，我们的房间在二楼。吃饭的时候我们得经过用石子铺成的院子，因为主人在原先的雇工房里布置出了一个小餐厅。

我们三个“女士”住大间。我坐在宽宽的窗台上，看了看那间餐厅。门口聚集了五只猫。一旦有人从外面打开大门，它们就会蜂拥而入。几分钟后，门从里面打开了，一位厨师走到门口，把猫一个一个全都扔到楼梯下面。然而，这五只猫还是重新聚集到了一起，悄悄地从其他地方溜了过去。

在惊叹于美丽的秋色之后，我们开始了今日的徒步漫游。葡萄园里种满了向日葵，只见许多狗和牛、儿童和葡萄园主来去匆匆。

基蒂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

厨师尾随我们而来，问我们今晚是否想吃百口发。

“是的！”基蒂说道。

我小心地问那是什么东西，因为那个夜晚之后，我的肠胃依然很脆弱。厨师说就是猪尾巴、羊肉肩和牛脯，他用这些东西与土豆、大蒜、洋葱、调料和很多白葡萄装在一个有盖子的陶制汤罐里放在炉子上连续煮几个小时。听他这么一说，我的这些旅伴已经很激动了。他们只是想吃猪尾巴，我倒很想来点燕麦糊呢。

就连今天的徒步漫游，我也并不感到愉快。我的胃出现了痉挛。早饭时我只喝了点茶，事实上我还是应该待在旅馆那张很舒适的农家床上，把窗子开得大大的，稍微打会儿瞌睡，静听外面人畜的喧哗。可是，他们会把我看成是一个老处女吧，病恹恹，性情乖僻，一个令人扫兴的老处女。

我咬紧牙关，硬撑着跟着他们走啊走。

终于，我觉得自己像一名拿破仑的战士，行军在俄国漫无尽头的荒原和沼泽地里，眼前一片死气沉沉。

谁也没注意到我有异常情况。不过在我连续三个小时只是回答“是”或“不”之后，始终乐意照料他人的维托德终于反应过来战士蒂哈的身体有点不对劲了。我承认是昨天的饭菜吃坏了肚子。

维托德从他带风帽的厚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小瓶白酒，“喝一口，很管用的！”

他就这么将味道浓重的酒瓶递到我的鼻子前，我顺从了。这种草药烧酒挺难喝，但真的挺管用。

“怎么样？”他好奇地问道，等着我回答。我无力地点点头。

“注意了，”他说道，“我们这就走到大路上去，我就在路上招呼一辆车，你回旅馆去！”

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一辆满载油漆和油漆工具的卡车马上停了下来。维托德向男司机展示了他流利的法语，解释说这位女士身体很不舒服。

“那我也一起去吧，”斯卡拉特突然说道，“要是我再这么折腾三小时，我也要受不了了！”

她在司机面前装成是在照顾一名重病患者，从卡车后面爬上去，坐在一副涂满了油漆的梯子上。当我终于无比轻松地在司机旁边落座时，她自豪地向其他人挥手示意。

斯卡拉特用蹩脚的法语和凌乱的手势同司机闲聊，司机则通过后视镜和她交换眼色。虽然我能发觉她说话时有不少错误，但我始终无法用这种语言进行交谈。

我们到了目的地，向司机道了谢。斯卡拉特劝我道：“你赶紧上床吧，我去喝杯咖啡。”于是她就消失在餐厅里。

我觉得这样挺好。我哆嗦着脱下徒步旅行穿的运动服，换上鼠灰色的慢跑运动衣，用羽绒被将身子裹得紧紧的。

十分钟后，有人敲门。是一个小女孩，大约十岁，带着一张有什么紧要事的脸来到我的床前，从小篮子里拿出一只热水袋递给我，解释说这是她母亲让她送给我的。她认真地点点头，然后离开了。

当然，这可能完全是由那个斯卡拉特安排好的。我没想到这个厚颜无耻的荡妇竟会这么做。

又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端着放着茶和面包干的托盘。

“你得吃点东西才行，否则今晚的生日会你会撑不住的。”她慈母般严厉地说道，审慎地看着我，“和基蒂不同，看来你对徒步旅行并没有多大热情。也许你仅仅是因为他那双蓝眼睛才同行的！”

我喝了茶，啃了点面包干，一会儿工夫便进入了梦乡。

七点左右，我被一阵低语声吵醒了，在我听来这种低语声比正常音量更刺耳。

蒙眬中，我看到斯卡拉特在涂指甲油。

基蒂问道：“是我们把你吵醒了吗？你现在好点了吗？”

事实上，我感觉好多了，我真的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我坐了起来，问生日会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先要美容一下，朋友！”斯卡拉特说，模仿着从前某个体操老师的语调。她的红头发干净而卷曲。

基蒂在她的小手提包里翻了一下，拿出一件全棉白衬衣。

斯卡拉特发出嘘声。

“你没有别的衬衣吗？你现在已经三十五岁了，必须毫无例外地以成年人的方式打扮自己！”

基蒂并不见怪，“无论在这儿，还是家里，我都没有明星装！”

斯卡拉特又检查了一遍自己行李箱里的东西，拿出一件挺沉的棕色丝绒衬衣，“你试试看，这种颜色配我的红头发挺合适，但配你的金发可能更好。挺贵的衣服！”

基蒂穿上这件价格不菲的衣服，看上去迷人极了。

斯卡拉特被她的穿着迷住了。“作为生日礼物送你好了。”她大方地说。

这种大手大脚的姿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我而言是非常罕见。但由于之前斯卡拉特对维托德的蓝眼睛评头品足，我对她仍然很气愤。

基蒂毫不客气地接受了这件昂贵的衬衣。她拥抱并亲吻了斯卡拉特，在镜子前摆了一会儿姿势。最后，我被她们俩感染了，因为就连斯卡拉特也将衣服试了又试，放肆地将基蒂推出镜子。

于是，我从舒适的床上爬起来，脱下温暖的运动衣，开始化妆。

最终我们引人注目地出场了。基蒂穿着棕色衣服，斯卡拉特穿着祖母绿衣服，我穿着浅蓝色衣服。另外我还戴上了罗默尔太太的胸针。

在餐厅里，恩斯特·施罗德坐在我对面。他着了魔似的盯着我的胸针看，基蒂和维托德则旁若无人地继续谈论徒步旅行的事。

“这枚胸针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他问道，冷淡地注视着我。

我可不想出卖罗默尔太太。“买来的。”我简短地回答道。

“哪儿？”

“在一次古玩博览会上。”我撒谎道。

恩斯特伸出手来，“我能仔细看一下吗？”

我将这件笨重的玩意儿解开，递给他。

他仔细地瞅了瞅。

“真奇怪。”他说道。

“怎么了？”我问道。这时那个故事隐隐约约地浮现在我眼前。

“哦，没什么，”他说道，“我母亲也有同样的胸针，黑色的神像侧面像一模一样。”

维托德也过来了，同样拿起胸针审视了一番。

“十九世纪末，”他估计道，“或许还是我们祖父辈的呢。这枚胸针究竟是谁传给你母亲的？”

“它被偷走了，我母亲非常伤心。她本想传给她的大孙女，我又没有姐妹。所以，它本来应该属于我女儿的。可安内特出生前，我母亲就已经去世了，而这枚胸针也早已不见了。”

香味浓郁的百口发已经摆到了桌子上，大家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还是和前两天晚上一样，大家吃着美食，开怀畅饮，气氛特别热烈。恩斯特·施罗德特别能吃能喝，对着百口发吃个没完没了。可是两小时后，他显然有些醉了，而且变得特别健谈。

“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我那个大有前途的宝贝儿子，我真是嫉妒得脸都要变白了。瞧人家十八岁和女人们都干了些什么，我这辈子休想赶得上！”

斯卡拉特向他投去蝎子般恶毒的一瞥。

“我的第一次性冒险发生在十七岁，不过后来很长时间再也没有过。可是，这件事在当时还是发生得特别早，”他狂妄自大地说，“一看到蒂哈的胸针，我才重新想起这件事来！”

“说下去！”维托德兴高采烈地叫道。

斯卡拉特怒吼道：“你真庸俗，恩斯特。”

“嗯，那真是太棒了，”恩斯特不为所动地继续往下说，“我是个非常局促的学生，我们五十年代的人都是这样的。有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位年轻女子和我说话，因为她在找某条街，而碰巧我就住在那条街上。更巧的是，她要找的人恰好就住在我们出租公寓的地下室里。可是，那里没有一个人在。我父母出去度假三天。我请这位陌生小姐进来，叫她给那些人留一张便条。”

我们一个个都竖起了耳朵。

“这是一部由生活书写的长篇小说。”维托德开玩笑道。斯卡拉特不再和自己的丈夫同桌而坐。恩斯特，这个伟大的风流才子，显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不管你们相不相信，我— 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初次见面就引诱了这个比我更没有经验的女人！”

“我真是无语了！”维托德说，“哈基姆，你要不是撒谎，那就真是太有女人缘了！”

此刻，斯卡拉特在拧维托德的胳膊，“你根本没有理由去夸奖他呀！”

“那后来呢？”基蒂问。

“我的情人至少比我大八岁，那时候，一个女人超过二十五岁还没有结婚，大概就有心理障碍了。”恩斯特朝基蒂迷人地微微一笑，以表明他这句话并没有特别不妥之处。

“那好吧，简而言之，我们热烈地相爱着，利用每一次机会。我一个毛头小子当然是想和她结婚的。不过刚才谈到那枚胸针—是我从我母亲那里偷来的，然后送给了我的恋人作为爱情信物。”

“那后来那个女人怎样了呢？”基蒂问。

恩斯特以心不在焉的眼神注视着那枚胸针。

“我不知道。她突然搬走了，给我写了一封告别信，没留下地址。我一个愣头青永远弄不清楚她究竟去了哪儿。”

“那你认为这就是你母亲的那枚胸针吗？”维托德问。

“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尽管这样一枚造型奇特的胸针很稀有。”

维托德重新拿起胸针。他突然调皮地瞧着斯卡拉特，“你以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小伙子裤袋里会放些什么？”

她皱起鼻子，“呸，见鬼啦！你现在马上就可以掏出盲虫和两栖动物这些玩意了吧！”

维托德朗声一笑：“你的猜测差得太远了！当然是一把瑞士军刀啦！”

他手中拿着的那把红色瑞士军刀很精致。

“蒂哈，我能用这把最精细的工具小心揭开这枚胸针的背面吗？说不定在黄金板和石子之间有一束卷发、珠宝商的铭牌或是篆刻的文字。”

我点点头，他开始小心翼翼地翻下很多又细又薄的金牙。真的，就在那个不易被人发觉的后壁上刻有两个字母：E.S。

恩斯特非常激动，这一定是他祖母伊丽泽·施罗德的名字缩写。

“这就是说，”恩斯特说，“我以前的恋人要么是死了，她的遗产被变卖了；要么就是她非常贫穷，只好舍弃它。”

斯卡拉特嘲笑说：“你看待这件事的方式可真是太浪漫了！也许她不是特别喜欢你的胸针，也许在她看来，这样的回忆根本不是你所想的那么神圣。”

大家继续吃着，百口发仍然很烫嘴。

“这个胸针你究竟花了多少钱？”恩斯特问，他还在研究这个问题。

我耸耸肩，“这我不是很清楚，不过非常贵。”

维托德对古玩很感兴趣，“这样的东西价格当然昂贵了，我可以想象，它在海德堡的一家古玩商店里至少值三千马克。”

恩斯特声音很轻地对我说道：“我很想从你手上买下这枚胸针，不过请你不要有任何压力，而是好好想清楚。无论你出多少价，我都会把它买下来，或者我也可以根据你的选择给你买一件首饰。”

恩斯特·施罗德就是罗默尔太太的女儿的父亲！这真是疯了！她长得和他像吗？那个女人的年龄比基蒂大，我见过她一次。她竟然是奥莱格和安内特同父异母的姐姐呀！

我带着厌恶的神情注视着恩斯特·施罗德。他断送了罗默尔太太的生命。然后，我就想起斯卡拉特送基蒂那件丝绒衬衣时做作的手势。

“我不和你做交易，恩斯特，”我极其傲慢地说，“我把这枚胸针送给你女儿。”

听到这句话，他不乐意了。他很激动，可是始终以一种贪婪的目光看着这件传家宝。

“蒂哈，”他说，“这样一件礼物我是永远不会接受的。圣诞前我们可以到古玩博览会去转转，你在那儿挑一件好东西。不过你能理解这件东西对我具有独特的意义吗？”

其他人对我们的交易并不太在意。他们在讨论明天的行程安排。基蒂希望尽可能地去林子和田野里多转转，可这一次维托德有了不同的想法。

“要么科玛，要么斯特拉斯堡，”他提出建议，“孩子们，我们可不能在阿尔萨斯转悠一个星期，却错过当地所有的人文景观。”

“那好，那就去斯特拉斯堡吧，”斯卡拉特说，“好多年前我在那儿买过很时髦的鞋子，那家店我能找到。”

“真是土包子。”维托德取笑道。

那位女寿星喜欢那种画着白色花朵和绿色叶子的棕色陶瓷汤罐。“我要在斯特拉斯堡给自己买这样一个东西，百口发的烹调法我也已经详详细细地写下来了，一年后的今天我请在座各位到我家品尝这道菜以作纪念。”

“那真是太棒了。”恩斯特友好地说。

维托德压低声音嘟哝着说准备参观大教堂、阿尔萨斯博物馆和“小法兰西”区。

酒足饭饱之后，大家有点儿懒洋洋了。尤其是基蒂，她忍不住打起了哈欠。谁叫她大清早就和维托德出去溜达呢。

“我们明天什么时候出发呀？”维托德问。

“哦，莱纳，”斯卡拉特牢骚道，“我们可是在度假呀，不必现在就做决定吧。明天吃完早餐再说好了。”

基蒂继续打着哈欠问道：“你明天早上接我去散步吗？”

“那当然，”维托德说，“我再过来敲门，或许蒂哈也一起去呢。”

“也许吧。”我回答。

基蒂想上床休息，于是我们大家全都离席回房了。她立即躺在那张大床上，我今天得和她同床睡了，因为斯卡拉特已经占领了那张加床。基蒂摊开四肢躺着，叹息着说了声晚安，便沉入勤勉旅人真正的梦乡了。

第9章

帕梅拉·施罗德穿着一件她儿子的运动衣。“我的睡衣不适合这种集体露宿的地方。”她说道。我不是很明白她的话。

她咧嘴冷笑着。“我平时是裸睡的。”她解释道。

我刚刚躺到基蒂的身边，她就开始打鼾了。

斯卡拉特骂了一声。“这真可怕，她总是这样的吗？”

我向她保证说，基蒂前两个晚上睡得都挺规矩，没发出一点儿声音来。

“给她转一下身，”斯卡拉特吩咐道，“应该就不会出声了。”

我尝试了一下。可是基蒂用力一转身，又重新回到了她熟悉的仰卧位上，继续打鼾。

斯卡拉特站在窗前。她突然穿上了带风帽的厚上衣，拿起香烟和打火机，说她还要出去抽支烟。

我透过窗户朝黑漆漆的庭院望去，看见烟头隐隐闪烁的红光。斯卡拉特朝某个目的地前进，不一会儿，两只“萤火虫”开始向一张偏僻的长凳走去。

她碰到的那个人只可能是维托德。两个人只是想痛痛快快地抽烟，免得遭不抽烟的室友的责骂，还是他们在一起想要干点儿什么？如果我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那该多好呀。

五分钟后，我的忍耐到了极限。基蒂在屋里一刻不停地打鼾，维托德在屋外和那个红发魔女坐在一张长凳上。

我在运动衣外面套上一件夹克，把短袜和屋内穿的便鞋套在裸露的脚上，脖子上则围了一条围巾。秋天的夜尽管不是很冷，但潮湿阴凉。

基蒂没注意到我也离开房间了。通往底楼的楼梯很宽，我没有开灯，摸索着下楼，顺着敞开的门蹑手蹑脚地来到院子里。我心里高兴极了。我马上就要重新参与维托德的私生活了，我将听到他们的对话了，并且可以由此想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当然也很有可能他们的谈话完全是表面性的。

院子里有小石子路和花坛，我对这儿的环境并不是很熟悉。我绕道而行，中途停了好几次。等到我悄悄靠近那张长凳（看不到烟头的微光，我只能隐约猜测）的时候，时间已过了相当久。

这个时候要是被他们发现，那岂不是太尴尬了。此刻我可以听到他们在说话，可是声音很轻很轻。要想听清楚谈话内容，我得再靠近很多才行。我就像印度人一样用四肢爬行，因为灌木丛只有半人高，没有足够的保护空间。

斯卡拉特在骂自己的丈夫。

“他的狂妄自大我实在受不了。这种事情一旦说出口，他还会拿出一打的风流韵事作为谈资。”

“不过今天这事儿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维托德说，“这个故事他以前还从未和我说起过。”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斯卡拉特怒吼道，“如果他总是当着我的面去谈论那些曾经有过的爱情，那可太伤我的心了。而且这事已经过去了，他还说来说去，简直叫人恶心。”

“你一定要为自己报仇，”维托德建议道，“你还常常想起葡萄牙吗？”

两个人沉默着。

帕梅拉·施罗德终于问道：“这老太婆你究竟是从哪儿搞来的？”

“你说的是谁呀？”

“哦，就是那个蒂哈，她自命不凡地自称蒂哈。”

“你的话里流露出明显的妒忌，因为你的名字在这个圈子里不再是外国名字中的女王。我是在魏恩海姆的葡萄酒节上认识她的。”

“莱纳，你这就撒谎了。这种木头人你是不可能在教堂落成纪念日年市上看到的。”

“她倒也不是一个人去那儿的。恩斯特没和你讲起过这事吗？你去美国的时候，我和恩斯特上那个教堂落成纪念日年市去了，在那儿碰巧认识了蒂哈和她的朋友。”

“哦，对了，那个朋友是不是就是从塔上掉下去的那个人？”

“对，她叫璧德，一个真正的好女人。坠塔事件的真相，连我们的超级警察都查不出来。”

“莱纳，于是你就精心策划在这次阿尔萨斯之旅中让你的粉丝围着你转……”

“你大概也是其中之一吧？”

斯卡拉特笑笑，让莱纳给她点第二支烟。“我刚刚听到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她这话把我吓了一跳。

“老鼠呀，猫呀，狮子和老虎呀。此外还有那个妒忌心十足的恩斯特手里拿着一把长猎刀。”维托德开玩笑道。

“哦，要是他真的妒忌就好了！我感觉他对我做什么事完全不感兴趣。”

“我们要不要再来试一试？”维托德建议道。

“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很久，”斯卡拉特回答，“首先你可以温暖我，这儿很冷。”

维托德似乎在搂抱她，两支烟靠得非常近。

我有种欲望，想立即处死他们。

“又想到你那位女崇拜者了，”斯卡拉特重新开始道，“你难道根本没有注意到，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讨你的欢心吗？”

“就是这样呀，不是每个女人都想这样吗？”维托德放肆地问道。

斯卡拉特像是在虐待他似的，因为他有点大声地吼道：“哎呀，你真是疯了！”

“那你也已经征服过那个亲爱的基蒂了吧。你究竟有没有和她睡过？”

“我的老天，斯卡拉特，你生出那么多的妒忌，你一定是疯狂地爱上我了！”

“你这个畜生，一个伤心的鳏夫！你有一个女人，这一点我很清楚地感觉到。难道那个女人就是那个璧德吗？”

“你可真会猜。可是，亲爱的斯卡拉特，你应该慢慢会注意到，我更喜欢三十岁以下的女人！”

就在他俩的争执之中，她开始啜泣。这个女人真是诡计多端，维托德安慰人和帮助人的天性马上显露了出来，他轻声低语着，似乎是在爱抚她。

我感觉我的心像是裂开了。这个女人有一个好丈夫和两个孩子，她有美貌和气质，有金钱和朋友，为什么还要将这个男人占为己有，她不是知道我和基蒂需要他吗？

她很轻很温柔地说：“汽车里要暖和一些吧！”

然后他们轻手轻脚地走了，正如我刚才轻手轻脚地走过来一样。

过了不一会儿，我听见维托德汽车的马达声。看来他们至少不准备直接在停车场里做那个事。

我不用再蹑手蹑脚地走路了，颤抖着身子重新回到房间，躺在基蒂这个一无所知的女人旁边。

我等待着。

两个小时的时间悄然而过。基蒂打鼾不像先前那么厉害了，我总算睡了一会儿，可马上又惊恐地醒过来，因为我害怕在争夺莱纳·维托德·恩格斯坦的战斗中自己会输。我不是在和维维安这个年轻的女人争夺，也不是在和基蒂争夺（她要是赢了，也许我会为她的胜利感到高兴），我是在和一个女魔鬼争夺。倘若在中世纪，她早就被烧死了。

我真想再多睡一会儿，可突然被一阵响声吵醒了。基蒂在均匀地呼吸着。难道是斯卡拉特回来了，躺在了床上？

我打开小灯。现在是三点半，那张加床上空空的。我同样空空的肚子在咕咕叫，渴得难受。

我重新关上灯，摸索着走了四步，来到卫生间门口，准备去喝水。

这种旧房子的卫生间都是后来开辟出来的，都是从一个大房间里辟出一个角落充当迷你卫生间。建筑师以冒险的方式成功地将一个旋转式坐浴盆、一只小浴缸、一个马桶和一张盥洗台安置在里面。

卫生间里亮着灯，但门没关上。斯卡拉特正躺在浴盆里。我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她，就像凝视着一个幽灵一样。她稍稍有点儿难为情。

“没关系，你进来好了，”她说，“门没关。我刚才冻僵了，只有热水澡才能帮得了我。”

我拿起刷牙的杯子将水倒满。

“你没上床睡觉吗？”我问。

她做出了激动和好斗的反应：“你既然知道，又何必问我？”

我的心里火极了，“你大概以为，一个老太婆，一个木头人，同时也一定是一个很傻的女人吧？我知道你在外面和谁在一起。”

斯卡拉特做出战斗的准备。“你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她说道，“而且因为是你自己想要得到他。可恶，我觉得这真恶心！”

“斯卡拉特，就像你得意洋洋地自称的那样，你所做的当然既高尚又体面了。”我反击道。

“我真的没干过什么不正当的勾当，”她说，“可是，如果有哪个羞羞答答的老处女不顾一切地窥探他人的罪恶，偷听别人的话，那对我来说她就是邪恶的化身。”

我恨得直冒火，竭力搜寻恰当的话语来反击她。

斯卡拉特抬起她漂亮的小脚，脚趾甲上涂着红色指甲油，她满意地注视着自己的脚。

“璧德的事怎么样了？”她问道。

我的呼吸停顿了下来，“怎么了？”

“她和莱纳有一腿。”这个该死的东西正在讲述充满幻想的故事，“于是你出于妒忌把她从塔上推了下去。”

我顿时抓住那把斯卡拉特晚上化妆时用的电卷发棒。插头已经接上了电源。我飞快地将电卷发棒扔进装满水的浴缸里。

由于短路，镜灯熄灭了，不过幸运的是，顶灯还亮着。

斯卡拉特晕了过去。

难道她死了吗？

我没有慌张，而是当机立断地关上门。是否基蒂被我们—声音不是很大—的对话吵醒了呢？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从插座上拔掉插头，从浴缸里拿出电卷发棒。我细看了一下这个裸体女人，感到她的脉搏在跳动，但我不敢完全肯定。不管怎么说，我感觉她还活着。她肯定会马上醒来，大声叫嚷，公开我的罪行—我不仅想要谋杀她，而且璧德也是被我杀死的。

我不应该弄湿袖子。我把袖子卷起来，坐在浴缸边上，将她的头慢慢往下移，直至完全浸到水里，这样她的大腿只好露在浴缸外面。

我看了看表，已经过去一刻钟了，斯卡拉特一动不动。她的眼睛在海藻般的红色发绺之间发出绿光，直视着我。我感到她长着雀斑的身体松弛了下来。她死了。

我彻彻底底擦干了我的手臂，将斯卡拉特的电卷发棒包在一块旅馆的毛巾里，从钥匙孔里偷听基蒂是否能听见声响。

什么也听不见。

我小心翼翼地旋转钥匙，轻轻地打开了门。和前几个小时一样，基蒂睡得死沉死沉的。我拿着包在毛巾里的电卷发棒溜出了卫生间，关上门，摸索到我的行李箱，然后将这团湿漉漉的东西藏在我的衣服里。然后，我努力做到没有一丁点儿的激动，悄悄地爬上了床。

基蒂稍稍转了个身，嘴里喃喃了一声“莱纳”。

此刻，我躺在床上，知道我自己肯定又要生病了。这一次人们发现尸体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其中一条毛巾是湿的，可是斯卡拉特躺在浴盆里，并没有用过那条毛巾；另外一条毛巾不知到哪儿去了—这难道不会让人特别生疑吗？是不是有人夜里在花园里看见过我呢？恩斯特是不是跟踪过自己的老婆呢？看得出她的身体遭受过电击—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当一个人因为强电流而受伤致死时，身上就会出现严重的烧伤—这一点我知道。我发觉斯卡拉特的外表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是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警察。

无论如何，我不能第一个起床看到尸体。维托德肯定又会大清早过来叫醒基蒂。然后，她会匆匆去一趟卫生间，我一定会被她可怕的尖叫声吓醒的。

我躺在床上，天渐渐亮了起来，我在等待着维托德的敲门和基蒂的尖叫。可是，这时候已经是八点了，却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在考虑还想不想得到维托德。为了他，我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我在拿我的自由、我的社会威望，包括我迄今为止所有的生活习惯做冒险。

如果他突然爱上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和我共享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共享金钱、假期、朋友和习惯，这真的是我值得追求的目标吗？

我觉得一切很可疑。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突然很绝望，为什么我已经杀掉了三个女人？第一个女人的死多多少少是因为我的一时疏忽，我对自己没有过多的责怪。杀死璧德就很糟糕了，完全是多余之举。我不想回忆过去的事了。可今天的行动—弄死一个巫婆—充满我内心的是某种满足。和其他人不同，这个女人深深地伤害了我。

基蒂动了一下。我必须装出熟睡的样子。从床垫的移动可以猜出，她从床上坐了起来，晃动着双脚，很可能是在看手表吧。我知道现在是八点半。

她不禁发出轻轻的惊叹声，伸伸懒腰，抻抻四肢，赤脚摸索着向卫生间走去。

期待中的叫喊声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我目前还没有听到过的一个女教师果断的声音：“蒂哈，赶紧过来！”

基蒂发出的命令声太大，我不可能装作没听见。我急忙走进我的作案地点，脸色惨白，胃里感到一阵恶心。

浴室的窗户被一层雾气完全蒙住了。基蒂从水里抓住斯卡拉特的脑袋。

“帮一下忙！”她吩咐道，“你抓住她的右胳膊，我们把她放在浴缸边上，这样水就可以从她的肺里流出来了。”

我们齐心协力把她松弛的上身搁在浴缸边上，微温的水大颗大颗地滴落到地上。

“你赶紧叫人过来！我扶住她不动。”基蒂继续吩咐道。

我飞速奔向我们隔壁的房间，打开门，连门都没敲。维托德正在洗手池前刮胡子，恩斯特还在睡觉。

“赶紧过来，大事不妙了！”我喊道—不是基蒂，而是我变得歇斯底里起来。

维托德任凭刮胡刀掉下来也不管，赶紧用毛巾擦去脸上的泡沫，裸露着上身冲进我们的房间。我紧跟在他后面。恩斯特·施罗德尽管已经醒来，但反应没那么迅速。

基蒂在洗澡间发出命令：“恩斯特帮我把她抬到床上，这样我就可以马上做人工呼吸了。莱纳，你去叫急救医生和救护车！”

这时候，睡眼惺忪的恩斯特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因为遭受如此打击，他冷不防被自己绊了一下，跌倒在地。

尽管如此，基蒂还是催促维托德赶紧到楼下去打电话，因为这里只有他会说流利的法语。我只好和基蒂一起将尸体搬到床上。恩斯特·施罗德挣扎着重新爬起来，赶过来帮忙。

基蒂将一块床单盖在赤裸的尸体上，坚定地开始做人工呼吸。恩斯特抓起斯卡拉特的手，反复地说：“她还没死。”

洗澡水真的还没冷，因此她的身体大概还没冷却僵硬。

不知是什么时候，维托德又奔上楼来，接替基蒂的工作。斯卡拉特看上去很可怕，不过幸运的是，我用不着去看她了。我知道，哪怕再努力，一切都已徒劳。

不一会儿传来了救护车的鸣笛声。两名红十字会助手和一名医生带着担架、氧气瓶、注射器和手提包飞快地冲进了房间。不过，医生稍做检查之后就吩咐将死者运到救护车里。

他们把她安放到担架后迅速完成捆绑，又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将她搬到救护车里。车门关上后，医生开始对她实施心肺复苏术。

我们默不作声地站着，看不到车里的情况，不过我们感觉救护车现在肯定要在鸣笛声中开走了。只有我知道，人死了无法复活，一切都已经回天乏术。可与此同时，想到万一她奇迹般地被救活了，我吓得全身的骨头都格格打战。

一刻钟后，医生神情严肃地从车里走出车，从他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他想说什么。他用法语问道他该和谁说话。

维托德解释，恩斯特·施罗德是遇难者的丈夫，可遗憾的是，他几乎不会说法语。尽管如此，医生还是转向恩斯特，吃力地用德语说道：“很抱歉，我的先生，我们已经尽力了。”

接着他转身对着维托德，说还有几个问题要问。

我们谁都没有穿上正儿八经的衣服。我穿的是运动衣，基蒂穿的是睡衣，维托德仅仅穿了一条睡裤，恩斯特则穿着浴衣。我们走进屋子。基蒂跑到楼上，给维托德拿了一件外套。我跟在她后面走进房间，从行李箱里拿出旅馆的那条湿毛巾，把它扔到卫生间的一个角落里，然后把电卷发棒卷进脏衣服里，再重新塞到行李箱的最下面。接着我迅速穿好衣服，回到其他人那里。

在走廊上，我发现了那只保险丝盒。我用手绢打开盒子，将跳掉的电闸重新合上。

医生问帕梅拉是否有心脏病或别的慢性病，是否定期服药。令我吃惊的是，恩斯特说，他的妻子得的是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瓣膜病，但这种病不需要治疗。不过她会尽量减少身体负荷，比如费力的徒步旅行。但是，除了一些小病之外，她基本不生病。

医生将此一一记下，维托德则帮他们做翻译。最后，医生说，因为死者不是他的病人，她的死因目前难以确定，所以他无法开具死亡证明，而是必须安排尸检，并将按照惯例请警方参与调查。

终于，他告辞了，不过在此之前他问是否还要给恩斯特打一针镇静剂。

维托德解释说，那位先生本人就是药剂师，知道自己该使用哪些药物。

听到“药剂师”三个字时，这位法国医生竖起了眉毛，以审视的目光看着恩斯特。

他离开的时候，已近晚上十点。救护车是不能载死人的，因此尸体被卫生员从车上抬了下来，搬到了底楼一个小房间里。

恩斯特向死去的妻子走去，坐在她边上发呆。死者应该马上会被抬走。

旅馆女店主尽管也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但她还是显得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幸运的是，其他客人早就出门了，这起不幸事件或许还可以隐瞒过去。她慈母般地吩咐我们先穿上衣服，然后再喝杯浓咖啡。警方已经打来电话，请我们保护好卫生间现场，不要触摸那里的任何东西。

我和基蒂在另一个房间冲澡。维托德已经洗漱完毕。他从早餐桌上端了一杯咖啡给他的朋友。我和基蒂也喝了咖啡，甚至还吃了点小面包干。

维托德看上去一副问心有愧的样子。他当然没有预料到，我们中有谁会知道他昨晚的越轨举动。为了掩饰自己明显的烦躁不安，他有点忙碌过头了。他从我们女士坐着的早餐桌，不停地奔到女店主的厨房间，再奔到那个静悄悄的房间。恩斯特就坐在那个房间他死去的妻子旁边，不希望受到任何打扰。

“我真是该死，”基蒂对维托德和我说道，“恰恰就是昨天晚上，我睡得像头死猪一样，即便有人把我抬走，我也不会醒来。斯卡拉特深更半夜放洗澡水的时候，我或蒂哈照例也应该听到才是呀，要不然我们还可以帮忙。”

“或许她是心脏病发作，失去了知觉，然后淹死了，”维托德说，“这种事完全可能是在无声无息中发生的。基蒂，你不必觉得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见死不救真的不是你的风格，你毕竟做出了出色的反应，将一切处理得恰到好处……”

维托德这么说，基蒂很受用。她也表扬我们反应迅速且到位。多可怕呀，一切都已徒然！

“可怜的恩斯特！”她叹息道，“他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维托德说他会马上过去，劝他离开那个房间。

在安抚基蒂这方面，维托德感觉自己可以放心了，可是他当然一直还不知道，我或恩斯特是否对他的幽会有所察觉。为了让他心安，我当着他的面对基蒂说，前天晚上我因为胃不舒服没睡好，所以昨晚一直睡得很香，连梦也没有。

一名警察进来了，由女店主带领着进了我们的卧室，然后进了卫生间。他关上了卫生间的门，首先用温度计测了一下仍然保留着的洗澡水的水温，然后问基蒂我们各自都睡在哪一张床上。

那名年轻男子不说阿尔萨斯当地方言。基蒂用流利的法语回答他的提问，可是当维托德出现时，她就不说话了，而是让他继续和警察对话。

那名警官说，要等他的一位同事给我们录好口供后我们才可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说那位同事最快要在两小时后才能到达这里。他也过去看了看尸体，不过请恩斯特·施罗德马上离开那个房间。

恩斯特进了我们的房间。突然，他泣不成声地大哭起来。大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见他一股脑儿地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他说他在昨晚吃饭吹牛的时候伤害了帕梅拉，因为多年来她始终无法忍受他的那些话题。她可能完全是因为伤透了心而去世的。

基蒂像抚摸一个孩子一样抚摸他，拥抱他，以温柔的话语安慰他。

那名警察又进来了，说要在这里等他的上司过来。然后他进了厨房，想在友好的女店主那里弄点儿百口发暖和一下身子。

我们忐忑不安地坐着。维托德只是很想知道，恩斯特是否听到他晚上回房的声音。没准维托德拿着香烟离开卧室的时候，恩斯特还醒着呢。不过恩斯特亲口告诉我们，喝了太多的葡萄酒之后，人往往精神过度兴奋，难以入睡，所以他服用了安眠药。

女店主为我们端来了热乎乎的洋葱汤。

运尸车也终于来了，但司机已经接到指令，必须先等警察来了才能将死者送去做病理解剖。

整整过了三个小时，警察才来。他同样首先到女店主的厨房，两位尸体搬运工和那名警察就坐在那儿。最后，他带着照相机和一只神秘的小箱子到死者那里去了，尸体现在就要被运走了。

基蒂是发现尸体的人，她要到楼上的卫生间向警官准确描述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是怎样发生的。

他真的还问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那条湿毛巾放在那个角落里？因为死者确实并没用它来擦身。

基蒂回答说，可能她用这条毛巾接触过斯卡拉特吧。斯卡拉特的行李被带到了警车上。我吓得半死，以为他们也要检查我的行李箱呢。不过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终于，我们被一一审讯。

住在我们楼下的其他客人中有一个人，他在三点一刻时听见放水声，当时他很生气—因此注意了一下时间。

我和基蒂都说，我们绝对没注意到斯卡拉特那么晚还在洗澡。恩斯特也没谈到维托德很晚还跑出去抽烟这一事实，或许他把这事给忘了，或许是他认为这并不重要。

女店主说自己深夜听到过汽车声，但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

那名说德语的警官把谈话拖得很长，直到傍晚才结束。他让我们第二天到他的办公室去，签字证实一下所作的记录。

在痛哭流涕和被审讯之后，恩斯特很快平静了下来。他现在担心的是他的孩子们。他想将这个噩耗亲自告诉他们，但绝不是通过电话。另一方面，在所有手续得到澄清，尸体被运抵德国之前，他无论如何必须待在这里。

维托德建议道：“明天我们到警察局办完事，基蒂，我请你用我的车带着蒂哈一起回家去。你们在这里也帮不上恩斯特什么忙。我待在这里，遇到公务上的事可以替他翻译一下，结束后还可以用他的车把他送回家。不过，我们必须让安内特和奥莱格马上知道这件事。”

基蒂问恩斯特有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个人和孩子们的关系也要很密切。恩斯特这才想起给他共事多年的药剂师女助手和一对很要好的夫妇打电话。那对夫妇答应会照顾他的孩子们，并且会小心地告诉他们这一可怕的消息。

我突然想到，我已经让七个孩子—尽管他们已不是小孩子—失去了母亲。

晚上，大家谁都没有兴致吃饭，可是女店主不打招呼就带了一件小礼物来到我们房间，说是其他客人正玩得起劲，希望我们多多包涵。

我们后来又走了几步到了房门口。基蒂挽着恩斯特的胳膊，任凭他诉说、哭泣、自我埋怨。维托德跟在我后面走着。他同样筋疲力尽。他几次想开口，想说什么，可说不出来。

“蒂哈……”他重新轻轻地开始道，“哦，没什么。”

我没有基蒂那么大的本事去握他的手。再说我也没有那个兴趣。我心里越来越清楚，如果我运气很好，那么这个男人只是想和我发生短暂的一段情而已。可是对他的忠诚老实，我却不抱有任何幻想。璧德以前早就提到过这一点：和这样一个男人发生关系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快。斯卡拉特也谈及他具有“非凡的魅力”。除此之外，他的妻子希尔柯始终在我脑海里阴魂不散。

不，我是不会去握他的手的。

可突然间，他的话匣子打开了，再也刹不住车了：“蒂哈，有三个女人死了。第一个是我的妻子，你虽然不认识她，但她死时你在场—在这起案件中我们是有罪的。第二个是璧德，你的朋友，我是通过你认识她的，她的女儿是我的情人—这是意外，完全可以这么说。第三个人是我朋友的妻子，她死时我们两个人和她相距只有几米。这难道也是意外吗？”他烦躁地接住从树上掉下来的一片树叶。

“如果我真的相信迷信，”他继续说道，“那么我就会想到，我们—我和你—如果我们两个人合起来，就可以产生出神秘的引发灾难的力量。可是我不相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尽管如此，我感到这三起死亡案很可疑。我知道对第一起案件我自己是有责任的。但是另外两起却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女人，既不是病死，也不是老死，而是以一种非自然方式丧命的。你对此怎么看？”

我思考着说道：“我也不相信迷信。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两个人像是成了带来不幸的死亡天使。这怎么可能发生的呢？”

维托德很轻地说，几乎听不清楚：“谋杀。”

“第一次是一时冲动下的杀人致死，第二次是一起事故，”我冷静地回答道，“不过塔楼坠落事故挺引起轰动的。但浴缸死亡案，从统计上看，真的不是这样。绝大多数事故不是发生在交通和工作中，而是在家庭环境里，因为在保险公司工作的关系，这一点我比你更清楚。”

维托德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或者至少表现出满意的样子。

第10章

第二天，在做了一夜折磨人的噩梦之后，我们驱车前往警察局。记录是用法语起草的，用打字机清清楚楚地打出，并准备好签名的格式。维托德做翻译，我们一一签上名字。之后我们回到旅馆，我和基蒂收拾行李。

“我在想，也不知道斯卡拉特把电卷发棒放到哪儿去了。”基蒂说。

“什么？”我问道。

她环顾四周，耸耸肩，“得了，说不定她已经把它放进行李箱了。反正箱子已经在警察那里了。因为她是药剂师的妻子，没准他们是在找什么毒品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呢。”

我们和男人们告别。我挺同情维托德，他脸色苍白，胡子都没刮干净，已经给自己倒第八杯咖啡了，艰难的任务正在等着他，至少还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帮助这位伤心欲绝的恩斯特。

基蒂开车开得很平稳。她话不多，这正合我意。

我们俩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你喜欢这个莱纳吗？”她突然非常直截了当地问。

“嗯。”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她微微笑了笑。

“我们全都上他的当了。你的结果为何就该和我的不一样呢？如果你对他感到满意，那么他是一个可爱的朋友。而如果你要我给你出什么好主意，那么你就努力对他感到满意吧。”

我真想把一切都告诉基蒂，就像我以前真想把一切都向璧德透露一样。可是我无法谈论我的爱情，因为它毕竟就是我犯罪的动机。不过我自己也不是完全清楚。

“哦，基蒂……”我开始道，就像维托德前一天晚上一样难以自制，“基蒂，我不会再去死皮赖脸地追求男人了。在这次远足中，对这种男女混杂的聚会我挺有兴趣的，这样的聚会我以前从来没参加过。”

“对，这我能理解。你别误解我的意思，我只是瞎说一气而已。我不想伤害你。”

“没关系，基蒂。顺便说一句，我喜欢和你一起开车，你驾车很有把握。”

“还好我不用开药剂师的那辆大车，要不然我肯定没方向了。”

基蒂送我到维托德家门口，我的车还停在那儿呢。她和我握手，很遗憾地说，想不到这次阿尔萨斯之旅会以这样的悲剧收场。

我拿好行李箱，向曼海姆方向出发了。我发疯似的思考该如何处理掉那把电卷发棒。我在内卡河畔停下车，从箱子里拿出那件罪证，把它塞进手提包里。然后，我沿着田间小路走，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将那把电卷发棒扔进了水里。

我回到家大约两小时后，维托德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和恩斯特可能第二天也可以回家了，尸体会从法国运送到拉滕堡，不过警方还有一个问题：在斯卡拉特的行李箱里有一只电卷发棒的盒子，可是那把电卷发棒却不在里面，是不是我们—我和基蒂—无意间错拿了她的东西？我说没有，不过又说基蒂也觉得好像在哪儿看到过这个东西。

“那么说，这把东西她是带出来了？”维托德说，“我还以为斯卡拉特稀里糊涂地只带了一只空盒子呢。那好吧，我既不知道这东西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警方会对这个感兴趣。”

他和我话别，并答应马上再和我联系。

事后我生自己的气了。或许我应该告诉他我把电卷发棒放到我的行李箱里了。我完全可以马上买一把新的。可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斯卡拉特的电卷发棒是什么牌子的，用了多长时间。一旦这个东西和原来的盒子不吻合，那么这件事看起来可能更可疑。

我感到不安和烦躁。幸运的是，我还有两天假期。我想全部用掉，好让自己从身体和精神上完全恢复过来。

第二天，罗默尔太太打来电话，问是不是可以过来看看我。

她是下午过来的，迪士高躺在我的怀里，让我很感动。罗默尔太太小心翼翼地提到她计划中的美国之行。我向她许诺说，我随时欢迎这条狗过来。罗默尔太太对此感到高兴。如果真能这样，那么她准备马上去订票，在美国她的女儿那里待上三个星期。

我鼓励她没事可以在那里待上六个星期，因为反正去也去了，安心待着就是。

趁此机会我还问她，她女儿是否知道父亲是谁。

不知道，她说，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顺便说一句，为了向罗默尔太太表示敬意，那天下午我戴上了那枚胸针。我还没有把它交给恩斯特·施罗德，但我计划在葬礼之后将这枚胸针送给他。看到我戴上了这件价值连城的东西，罗默尔太太高兴极了。

她提到了那只老狗，它的视觉和嗅觉看来都没有以前好了。

“迪士高年轻的时候，真是一个捕物能手。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动的，哪怕是鸟儿，它都会狂追不止。随着经验的增长，它至少放弃了这一念头。”她独自放声大笑，“有一次，那时它还又小又傻，我带它一起到滑翔运动场。远处有一只大鸟平稳地飞落到草坪上，我没有用皮带牵着它，于是它急忙扑过去想逮住猎物。我当然紧跟在它后面，可因为正好有个路障，它从我身边逃走了。我又喊又叫，它才听话地回来了。”

“嗨，”我说道，“你这只小狗，如果你能逮住鸟儿，你究竟又能拿它怎么样呢？”

我敷衍地笑了笑。

罗默尔太太继续说道：“后来，这样一幅画面就常常像一种象征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或者说所有人—都在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希望得到一切，但就像这只小狗一样，我们很少知道这个猎物其实并不是我们期望得到的，于是我们就不知该如何着手了。”

她注视着我，说道：“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两码事！您去看看医生吧，海尔特女士，我觉得您最近一段时间气色不怎么好。”

这天剩下的时间里，我大多躺在床上。

星期日晚上，我从维托德那里得知，他打过电话给基蒂，但她家里没人接。他和恩斯特又回到家了。药房关门了。恩斯特在忙孩子们的事。

我问他葬礼什么时候举行。

“下星期三，”维托德回答，“验尸报告表明，斯卡拉特是淹死的。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她心脏病发作，失去知觉，然后淹死了。”

“维托德，你怎么样？”我问道。

“还行吧。”他简短地说。

我决定发表一下意见。

“你那天晚上还和斯卡拉特一起抽过烟，”我开始道，“不过因为这肯定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所以我没和警官提起。”

维托德发出一记惊呼，听起来像是猎物被射伤了身子。

“蒂哈，我告诉你，你用不着保护我，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那你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件事呢？”

“出于对死者的尊重，当然也出于对恩斯特的尊重。他已经够倒霉了。难道还要让他怀疑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欺骗他吗？”

“可她就是这么做的。”我断言道。

我听到维托德的打火机咔嚓了一声，又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

“纯属胡说八道，”他愤怒地说，“我们只是在外面坐着说了很久的话，并没有做别的事。”

“那你们后来究竟又为什么上车了呢？”我问道。

维托德很激动。

“如果这是审问，那么我处在你的境地，也一定会首先自扫门前雪的。我们到村里买烟去了。再见！”他很生气地挂了电话。

过了十分钟，他又打电话过来了。

“蒂哈，你别误解我的意思，我刚才失去了自制力。当然，你真好，没有透露我们夜晚见面的事。我向你表示感谢。那么你后来听到斯卡拉特回来了吗？”

啊哈，到自动售烟机那里去只是一小段路程，在车里待很长时间就说不过去了。维托德可能担心，我完全能够预料到他们在车里不仅仅是抽烟吧。

他似乎平静下来了，又说了一些话，终于问我是否会去参加葬礼。

“葬礼几点开始？”我问。

“就我所知，下午两点，在拉滕堡公墓祈祷室举行。”

“这个时间恐怕不行，我不能再请假了。”我解释说我不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第二次参加葬礼。

我们友好地话别。

尽管相当疲惫，但我还是得重新回去工作。我的工作不可能让别人来做，我的上司也根本不会替我分担，所有这一周我必须处理的活儿都积压在我的办公桌上呢。要是我整整三个星期不去上班，那可真是难以想象！

接下来的好几天，我每天都在拼命加班。堆积如山的无聊公文占满了我的办公时间和业余时间。

我早已不再去想热恋、美食和旅游的事了，我忙碌的职业生活也多多少少驱散了对死去的女人、危险以及神经性激动的回忆。

以前，偶尔晚上有些重要安排，在我完全是小菜一碟。也许现在我已属于上了年纪的那一批人，或者终于开始进入更年期了吧，因为早点起床，整整一天聚精会神地工作，到了夜晚还要将洗好的衣服晾出去，以及洗刷杯子等事情让我累得不行。

我几乎忘记每天去想维托德了。可就在不久前，我早上发自内心的第一个问候和晚上发自内心的最后一个问候都是属于他的。

大约在我辛苦工作五天之后，维托德打电话过来。他显得很激动。这一次他几乎没有平时那种友好的开场白—他一向是以这种开场白开始对话的，而且主要询问我的心理状态。

“你还记得吗，蒂哈，以前人们不是老是谈起‘幸运警官’吗，如今这种最成功的警察被‘计算机警官’替代了。不管怎样，现在有许多年轻的警官，一刻不停而又冷酷无情地往计算机里输入数据、事实、人物和罪行，有时通过这一方法可以发现一些平时想不到的相互关联来。”

我好奇地倾听着。“那后来呢？”我低声问道。

“哦，我又到拉滕堡警察局去做了一次口供。自从希尔柯去世后，我常常到那儿去，不过这一次真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了。

“阿尔萨斯警察局已经给帕梅拉·施罗德案结案，并将案子转给了拉滕堡的同事们。而在拉滕堡警察局里，有一个计算机迷。他没有借助于什么技术分析，却首先想到了这一点：那几个太太都是短时间内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死去的，而其中的两个丈夫还是好朋友。不过现在就更有意思了。他认识贝克街上的一位同事，那个人负责璧德案，同样也是个计算机迷。他们两个人想到，所有这些案件都发生在这附近地区，所有三个女人年龄都不大，也没有生病。蒂哈，这同样的话我上次也和你说过了，我又不是警官！”

“我完全不明白，你怎么和计算机牵连到一起了？”我说道。

“我马上就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两名警官在他们的计算机里输入所有和这三名死者有关的人。当然他们还密切注意了迄今毫无结果的其他许多线索。嗯，不管怎么说，他们一致断定，这三个女人我都认识，其中两个跟我还很熟悉。此外，我和维维安是朋友，他们也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肯定偶尔监视过我。”

“不错，可是他们现在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蒂哈，他们当然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挑明我就是杀害女人们的天才凶手。不过他们或许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想的。总之，我现在又被监视了，这一点我今天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

“他们有没有提到过我什么？”

“他们说，比如恩斯特·施罗德也认识这三个女人—他现在的处境和我的没什么两样。他们肯定会注意上他的。不过可能我更值得怀疑吧，因为这一连串谋杀案是从我太太开始的。”

“那我的情况呢？”我又问了一遍。

“他们并没有点到你的名字。事实上，你又不认识希尔柯。在我周围的人中，许多人不仅认识斯卡拉特，而且也认识希尔柯，但他们不认识璧德。大概他们现在将注意力集中在跟所有三名死者都有联系的那些人身上，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我和恩斯特了。”

“你是说，他们也会找到我吗？”

维托德思索了一下，眼下他的心思主要在自己身上。

“谁知道呢？或许属于‘此外’之列吧。但是在你这里他们找不到动机。”

“维托德，谢天谢地，你是从哪儿打电话来的呀？”

“一个电话亭，我又没疯。从理论上说，我杀死我的妻子是有动机的—我再也受不了她的酗酒。可是第二个呢？璧德并没有反对我和维维安的关系，谁也不会相信，我为了得到这位姑娘，必须把她干掉才行。而如果假定是我看中了斯卡拉特，那么我应该去杀死她的丈夫呀。”

“大概他们认为这几个案子都是谋杀案吧？”我问道，这也是一个让我特别烦躁的问题。

“他们没有这么明说。他们只是说，这里还有太多杂乱无章的头绪没有理清。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上，你该怎么对待？无论是希尔柯的死，还是斯卡拉特的死，我都不是问心无愧的。”

“你绝对不能让人看出来。”我提醒道。

他根本没有想到我吗？他难道没有生出任何怀疑来吗？不久前，他可是已经快接近事实真相了。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想到，恩斯特也没有引起他特别的兴趣。我答应对所有一切都会考虑周全，无论是希尔柯死时他的（和我的）角色，还是他在斯卡拉特临死前不久的幽会，我什么都不会说。

我不得不时时小心了。他们已经想到了，三个女人完全可能是被谋杀的，而且很有可能作案凶手是同一个人。我不得不考虑，万一被警察审讯，我该说些什么。而且完全有可能的是，我的电话也遭窃听了，他们正在暗中跟踪我。

星期三晚上。斯卡拉特的葬礼应该过时间了。维托德和基蒂肯定又回到了家里。我不想打电话，而是从办公室开车到拉滕堡去。维托德的家门前停着璧德的汽车。我的心脏一瞬间突然停止了跳动，我忽然明白，一定是维维安来了。不，我不想在她和他幽会的时候被我逮个正着。我马上开车走了。我也不想回家，因此我决定去看看基蒂。

尽管我和维托德曾经一起开车去过基蒂家，但要找到她在史林斯海姆的家可不容易，我问了两次路才找对方向。那是一个住宅区的多户住宅。我按了下门铃。大门马上打开了。基蒂和一个孩子站在走廊里。她对我的来访并没有感到惊讶。她和那名来补习功课的女学生告别，并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然后带着我进了客厅。

基蒂朝北的房间很明亮，墙上挂着一把吉他，地上铺的是碎花地毯，沙发椅上铺着绵羊皮，墙上是原木书架，架子上放了许多书，一只猫在书桌上窥伺着。

为了打破尴尬的局面，我走近猫，想抚摸它，可那只动物惊恐地跳下桌子躲藏了起来。基蒂请我坐下，自己到厨房去准备茶水。

维托德的书就放在书桌上。窗台隐蔽的角落里挂着一幅很精致的相框，相框里是一张他们俩的合影，可能是班级集体出游时拍的。

我的心中燃起一股妒忌的怒火，因为我没有这样的合影。

当基蒂带着两只无釉陶瓷茶杯、棕色方糖和姜重新回到房间时，我问她阿尔萨斯之行的照片是否已经冲洗出来了。

她吃惊地注视着我。

“我的上帝呀，在这次打击之后你还想到照片！胶卷我只用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我肯定会在这几个月里找机会用掉。”

我接着问葬礼的情况。

这时基蒂奔进厨房，将开水倒进茶壶里。

“当然很可怕，”她开始道，“不过至少牧师的致辞不错，既不伤感，也不乏味。我们大家都很激动。恩斯特和两个孩子—那简直难以忍受！真是巨大的痛苦啊，我根本无法向你形容！”基蒂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到场的人很多吗？”

“我感觉整个拉滕堡的人都来了，包括奥莱格和安内特学校里近半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同班同学、不同社团的成员。施罗德一家深受大家的喜爱。天啊，两个孩子的母亲去世，那真是悲剧呀！”

我又一次心满意足地听到了伟大的葬礼。一切都是我的作品。我现在遗憾的只是自己当时不在场。

“你为什么没有参加葬礼？”基蒂问。

我向她解释说本来出去旅行就已经够费劲了，而马上又要占用一个下午时间，我根本没办法请出假来。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把恩斯特·施罗德母亲的胸针用包裹寄给他本人呀？”我问。

基蒂考虑了一下，轻轻地挠着猫。

“我看还是等一等比较好。眼下他的心思肯定不在这上面。再说，这枚胸针会让他想起最近我们共同度过的夜晚来。他确实会遗憾地想到，他因为这个胸针的故事伤害了他的妻子。不！无论如何，必须等到最糟糕的时刻过去之后。到了那时候，莱纳可以小心点问他还想不想要这枚胸针。”

这个建议合乎情理，可是我差不多有一种强烈的欲望，非要扔掉和摆脱罗默尔太太的那枚胸针不可。或许我想以此做些弥补吧……

“维托德怎么样？”我没什么好问的，只好问起这个来。

基蒂看着我。她很累。她身穿旧牛仔裤和一件更旧的挪威式外套，上身披了件皮衣，她基本上没有了那种朝气蓬勃的喜欢居无定所的气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心疲惫的女教师的和蔼可亲的形象。

“莱纳很喜欢斯卡拉特，我想是这样。她的去世使他很伤心。”她稍稍犹豫了一下，说道，“不过我想，他年轻的女朋友会安慰他的。”

她最后几句话说得挺狠的。基蒂希望让我知道维维安的存在，显然她和我一样以为自己是维托德“唯一的红颜知己”。

我决定不对她撒谎。

“我知道他和维维安是朋友关系，”我说道，“他当然和我谈起过这个。”

基蒂似乎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而只是证实了她的怀疑—我们俩都充当了倾听这个花花公子忏悔的角色。可以指责他这么做吗？也许他并没有说出什么言过其实的诺言和爱情表白，而只是尽力寻找尽可能多的摆脱困境的办法吧。

基蒂唉声叹气。她似乎想到了类似的问题。可我不敢询问他们之间的关系。

天现在开始黑得早了。我决定回去的时候再路过一下拉滕堡。出于老习惯，我将车子停好，步行走过维托德的寓所，目不转睛地看着璧德的那辆小汽车。我来到苹果树那儿，不过树叶掉了很多，有些树上甚至已经光秃秃了。

维维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哭泣。我本来期望看到一些其他场景，比如诱人的场景。

一位小伙子从厨房走出来，走进了“舞台”，可能是他的大儿子吧。他把一个装有面包、黄油和肉片的托盘放到桌上。

维托德在厨房里喊了一声，那个儿子从抽屉里拿出一把软木塞螺旋起子，然后就不见了。

维维安在擤鼻涕。她的眼睛脏兮兮的，鼻子红红的。

这时候，维托德来了，走过她身边时还善意地摸了摸她的黑发，然后将红葡萄酒和杯子放在桌上。

他们三个人坐下来吃了起来。他们并没有特别有说有笑，而是相当静默。

尽管如此，吊灯下聚餐的画面还是散发出了一种平静如水的魅力，这种魅力要比完成一次性诱惑更让我恼火。

我突然对人类社会及其成员产生了无限思念。

只有我的死亡才会结束我对每一种不可能的家庭生活的断想，这一点我很清楚。

我又想起那把左轮手枪，此刻它就藏在我的浴室里。它就放在我的小药柜最上面放洗刷用具的小口袋里。或许我马上可以用它来对准自己可怜的脑袋了。

玻璃门关得很严，我听不到他们三个人在谈什么。维托德的儿子拿了一份报纸，似乎在读着上面的一篇文章，然后他们开始讨论。

我不敢再走近了。

天很冷。我很孤独。

终于，儿子和维维安一起离开了房间，他们开着璧德的车走了。维托德拿着餐具进了厨房。他走路一瘸一拐的，脸上略带着听天由命的表情。

我决定回家去。

维托德突然打开玻璃门，走到阳台上。他做了一次深呼吸，然后突然看到了我。看来他只是看到了一个朦胧的影子，他喊道，更多的是感到恐惧：“是谁？”

这真尴尬。我恨不得钻到地洞里去。难道我该逃跑吗？如果是这样，他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我逮住，就像逮住一名正在暗中图谋不轨的女窃贼一样。

我快要羞死了，可还是走到亮处，说：“是我。”

维托德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我支支吾吾地说：“我本来想过来看看你，问问你葬礼的情况。可是我看到你门口有车，发觉你家里有客人，所以就不想打扰你了。”

维托德在搜肠刮肚地寻找合适的措辞，“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在暗中侦察我？”

“不，谢天谢地，不！我永远不会去做这种事！可是，有什么东西吸引我到了那个院子里，你太太出事的时候，我当时就在那里站着。”

“你的意思是说，凶手会回到他的作案现场吗？”

维托德粗暴地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进房间，关上门。

“你站在那儿有多少次了？”他那么生气，我真的害怕起他来了。

“今天是第二次。我突然非常冲动地想过来。”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再也不相信你的话了。”维托德点了一支烟，以一种毫不掩饰的敌意审视着我的眼睛。

“一旦在我的花园里再次逮到你，我就叫警察了，告诉他们你有一双大脚！”

这是不公平的。

我开始痛哭流涕。更多的不是因为我的大脚，而是他尖酸刻薄的话。可是我知道，只要看到女人流下眼泪，他就会心软，尽管心里很恼火，但他始终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能够给女人以安慰的人。

我的猜测没错。在他抽了几支烟和我擤了几次鼻涕之后，他让步了。

“蒂哈，你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不，这和你的性格不符；自从璧德去世之后，你大概找不到人交流了。或许你该参加妇女自我体验小组，或者到心理咨询处去……”

“你是说，我有点不正常了吗？”我抽噎着说。

他拥抱我。

“我们真的都有点问题。我肯定和你一样神经质。只有感兴趣的人和敏感的人才需要心理医生。我马上也要去找心理医生看看，我已经和他们约好了时间。”

“谁也帮不了我，”我用刺耳的声音大声说，“最好我死了算了！”

维托德抚摸我的后背，我感到特别舒服。因为他不停地抚摸我的后背，我又开始哭了。

“不过，不过！这是手绢。今后，你要是站在我家门口，那么你按门铃好了，不管我这里有没有客人来访。随时欢迎你过来！”

我渐渐平静下来了，终于也向维托德打听起葬礼的情况。他的脸色马上阴沉了下来。

“妻子去世后，整个乱七八糟的场面我都经历过了，现在又要我和恩斯特一起经受折磨了！我这位可怜的朋友就像孩子一样缺乏独立能力。可是你真的不知道，殡仪馆的人是怎么和人说的。‘要给人生以隆重的结束’，这句话就是说，要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棺材上。要是换在从前，恩斯特肯定早就拒绝了，宁愿将钱捐给孤儿院，可现在他是那么无助和伤心，他只好为他死去的妻子订了一副最昂贵的棺材。”

我还根本没有想到这方面的事呢。这三次葬礼总共要花费多少钱呢？

我们默默地并排坐着。维托德抽着烟，我烦躁地把他那条湿手绢弄得皱巴巴的。

“孩子们看电影去了，”他突然顺便说了一句，“我太累，也没有兴趣。”

“孩子吗？”我问道。

“是啊，”他解释道，“从年龄上看，维维安不如说是我的孩子，而不是我的情人。她似乎在我身上寻找的更多的不是情人，而是父亲。我的老天，她有许许多多自己对付不了的问题。”

我很想知道，她现在究竟是不是他的固定女友。我想到，正如我们两个如此悲伤地并排坐在一起一样，我们也完全可能就是一对夫妻，在孩子们来访之后沉默寡言地一起坐着。

维托德似乎觉察到我对维维安的好奇。

“对这么一个姑娘，我是太老了，”他轻声说，“毕竟我有工作，也有家和院子。我无法也不喜欢每天晚上受折腾—我需要睡眠。”

我的脑子里闪过许许多多的念头。我应该向他表白吗，我应该大胆地试试吗？要是他带着一丝孤独和多愁善感，想和我一起上床呢？我反复地思考，是否这就是我始终在追求的东西。另一方面，不敢去做，也就不可能有收获，这是一条古老的真理。我稍稍向他身上靠去，这是对他进行的一次小试探。

他对我的出击没有立即做出回应。为了不致失礼，他听任其发生，但在可以容忍的时间过去之后，他移动了一下就抽出身来，又点上了一支烟。

如果从一开始就看出是失败的结局，我干吗还要去反复考虑这种可能性呢？他不想要我，他只是喜欢我的柏拉图式的爱慕，而为了得到我的这种爱慕，他也愿意一旦有机会就起劲地安慰我关心我。我站起来。他立即跟在我后面，没有任何挽留的意思。

我们走到门口。

“你以后千万要记住，我随时欢迎你的光临，可是我不希望有人站在我的院子里偷偷地观察我。光是想到这一点，我就要发火了！”不过，为了不让人觉得他那些警告性的话有多么严重，他微微一笑，然后嘴唇轻轻地碰了下我的脸颊。

我向他告别。

罗默尔太太到美国去了。那条老狗又来到了我身边。

由于它的存在，我稍稍得到了安慰。和其他孤独的人一样，我经常和它说话。

我也和死者说话，和璧德，和我的母亲，甚至和斯卡拉特，向她们诉说我的致命伤和我的忧郁。

一天晚上，维托德打电话给我。自从那次他在院子里逮住我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也没有和他说过话。事后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我当时那种尴尬的处境，我突然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他没怎么转弯抹角，直截了当地开始说事了。

“计算机警官刚才又上我家来了。我打电话过来，是想提醒你注意，很有可能他也会到你家去。”

“有什么新情况吗？有需要我特别注意的吗？”我问道。

“那好吧，我们反正都已经讲过了。你答应过我不说我和斯卡拉特夜晚见面的事，也不说希尔柯死时我和你都在场。我能够相信你吗？”

“当然，你当然可以相信我。希尔柯案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我们挂了电话半小时后，那名拉滕堡警官果然上我家来了。

我把狂吠不已的老狗关进了卧室。那名男子彬彬有礼，沉着冷静。他说他有几个问题想问我，因为在这三起死亡案中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其中有些我有可能会想起来。

他首先详细询问我和璧德的关系，尽管这个案子根本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我必须向他确切地描述我所知道的这起事故。

“我知道所有报纸上是怎么写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我说道。

“那么，也许比这个更多吧。我想到的是，您的朋友和您打过电话，向您提到过后面发生的那次野餐的事。海尔特女士，有可能您是想要庇护某一个人，比如恩格斯坦先生。您的朋友爱上了他，您是唯一知道这事的人，她似乎并没有将这事透露给其他任何人。”

“对，她是向我透露过这一点。但不能不怀疑的是，这种爱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而已。如果她想和恩格斯坦先生约会，也许会跟我说，可是她并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事！”

警察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似乎还有很多疑问。

“您朋友的购物清单放在她的皮夹子里，那只周末购物篮放在汽车里，那瓶香槟酒她当然可以从家里带去，但饭菜不是她的，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带过来的。因为她购买醋焖牛肉的那家肉铺老板是不出售烤鸡的。您究竟怎么知道璧德·施彭贝吃的是烤鸡呢？”

“我说过这话吗？”我问道。

“您和恩格斯坦先生说过，”他说道，“因为他谈到了那个‘最后的晚餐’，好像他在场似的。璧德·施彭贝手拿香槟酒杯和鸡腿站在瞭望塔上，然后坠落到地上。我们没有向媒体公布死者肚子里是什么食物，报纸上只说是有一只香槟酒空瓶。恩格斯坦先生起先声称是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烤鸡的文字，可在讨论了很长时间之后说这件事是您跟他提起的。”

我耸耸肩。我想起了在毕克巴赫的那个场景：斯卡拉特手拿香槟酒和鸡肉。这使我当时马上想起璧德来，或许我跟维托德提到过这个细节。

“我不记得了，”我说道，显得很自然，“即便我讲过这话，那么我可能也只是在哪儿的报纸上看到过，或者听另外一个人说的。不管怎么说，璧德没和我说起野餐的事。”

警官走到我放杯子的柜子前。他有目的地从里面找出了五只喝香槟酒时用的水晶玻璃杯。

“您的朋友喝香槟酒时用的就是这种水晶玻璃杯。您的第六只杯子在哪儿？”

“我请您注意，”我愤怒地回答，“杯子总是不断地摔坏。谁家的杯子会是齐全的呢？”

“您，海尔特女士，”他简短地回应道，“比如我在这里就看到有六只雪利酒杯子、六只葡萄酒杯子和六只喝水的杯子。在您家里，一切看上去差不多都跟新的一样，特别井井有条。”

这真是厚颜无耻的诡计，我生气了。

“怎么？我没有家室，很少有客人来访，所以那些餐具和杯子自然都用得不多。但我一个人在家时，也会喝香槟酒，因为我有低血压。那只杯子早就被我摔成碎片了。您难道想用一只缺失的香槟酒杯来陷害我吗？”

他什么也没说，而是打量起我的脚来。

“您穿几码的鞋？”

“三十九码。”我撒谎道，他又不会真的去量尺寸。

“我要带走您的一只杯子，如果可以，也包括您的相册。另外，我想看一下您的鞋柜。您有体操鞋吗？”

我摇摇头。我是不是该问问他有没有搜查证？我是不是该给我的律师打电话？

他站起来。

“哦，对了，我还想看一看浴室。”

我跟着他一起站起来。他首先走到了鞋柜处，连问也不问，就在卧室里找到了鞋柜。那条老狗愤怒地对着他怒吼。他检查了好几双鞋子，用责备的口气说道：“四十一码，您要是穿三十九码，您的脚会疼死的！”

他在衣柜前并没有久留。

然后他就进了浴室。我跟在他后面。他打开那只小五斗柜的“丽盛板”牌抽屉，检查我那只电吹风的功能。

“请您把药柜打开一下！”他像一名海关官员一样命令道。他的眼睛在我的药品和化妆品上迅速地掠过。

“那里面是什么？”他指了指最上面放洗刷用具的小口袋。

“淘汰的卷发夹。”我说。

他转动了一下脑袋，命令道：“拿下来，打开。”

与此同时，他自个儿跪倒在地，打开洗手盆下面的折叠门，折叠门里面的桶里放着去污粉和抹布。

我从袋子里抽出那把左轮手枪，从近处直接朝他的左太阳穴上开了一枪，他甚至连头都来不及回一下。

他躺倒在地上，脑袋上有一个洞眼，血流到了浴室垫上。枪声震得我的耳朵嗡嗡作响。他肯定在寻找斯卡拉特的那把电卷发棒，他已经带上了我的香槟酒杯子，也完全可能查出那只烤鸡就是我买的。

我昏昏沉沉又不知所措地坐在浴缸边上（就像上一次一样），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地上的血迹。住在我楼下的那对耳朵不太好使的夫妇或许没有注意到枪声，可是我的女邻居就很有可能听见了。

我走到过道上偷听，但没有听到那台老是发出单调刺耳声音的收音机，也没有灯光从乳白色的玻璃门中透射出来。

第11章

我现在该怎么办？

首先我把那只杯子放回原处，然后把血迹擦干净，在弯腰累人的劳作中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突然，我忍不住地想要呕吐。还没来得及跑到厕所，那种混杂着鲜血、死亡和胃酸的景象与气味迫使我跌倒在地。我踉踉跄跄地离开了那个一向非常干净的小浴室，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躺了下来。

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我心脏像风动锤一样敲击着。与此同时，我的额头上冒着冷汗。我知道这就是循环虚脱。仁慈的是，大自然总是懂得在紧要关头让人在短时间的昏厥中消除疲劳。我大概只有一刹那的工夫失去知觉了吧。恐惧和理智马上又回来了。浴室里的那个东西必须消失！它们在说话。

几分钟后，我颤抖着手指拨了维托德家的电话，却两次拨错了号码。他马上接了电话，从我低沉而单调的声音中觉察到我这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

“怎么啦，赶紧说话呀！”他几近吼叫道。

“你赶快过来！”我刚说出口就把电话挂了。然后我重新跌倒在长沙发上，感觉很可能马上就要拉肚子了。

让我再次走进浴室那可真是太可怕了。

可是我别无选择。

没过多久，维托德就来了，带着我预料中的惊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大概我看上去就像一具死尸吧。

而那只被我关在卧室里的老狗正像狼一样嗥叫着。

他拍拍我的肩膀。

“你快说呀！”他吼道，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不得不杀死他！”我不禁脱口而出。

“谁？”

“那个警察。”

维托德不相信我的话。

“为什么？他在哪儿？你不会是精神失常吧。”他把我挤到沙发上。

他突然看到了我灰色外套上的斑斑血迹。

他点了一支烟。

“别激动，蒂哈，”他自己倒开始变得神经紧张起来，“别激动，你慢慢地冷静地告诉我，究竟出什么事了？”

“我把他杀了。”我无法再说下去了，我的牙齿在格格打战。

“究竟在哪儿？”维托德非常激动。

“在浴室里。”

他怀着一种信念奔了出去，这种信念可以向我说明那些全是我歇斯底里的幻想的产物。不知道过了多久（那是我的感觉），他回来了。他抽着烟，向电话机走去。

“维托德，他想逮捕你，”我说道，“我只好豁出去了。”

“逮捕我，为什么？”维托德犹豫地站在电话机前。

“他知道你和斯卡拉特在一起，因为一个女服务员说看到你们俩在花园里。”

维托德张大嘴巴盯着我看。

“这可不能成为逮捕我的理由啊。”他说。

“此外，他还强迫我说出是你对希尔柯开枪的，可我又不会撒谎。”我撒谎道。

维托德显然在思考是该打电话给心理医生还是警察。

“你究竟为什么要有这种幻想，非要让我逃脱断头台的命运呢？”他严厉地问我，可是他被我打动了，他相信我是因为他的缘故才把警察杀死的。

“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爱上了你！”我轻声说。

维托德显然很震惊。此刻他面临着可怕的抉择—把爱他想保护他的我移送司法机关或精神病院。

“我究竟该怎么办？”他在问我，也在问自己，“你干吗要开枪打死他，用打死希尔柯的同一把左轮手枪……”

我点点头。然后，我解释性地喃喃自语道：“也许我是想用这把枪来结束我自己的生命。生命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从未爱过我。”

维托德无法违背自己的天性。他抓住我的手，说：“蒂哈，你别这么说！你知道我很喜欢你，也愿意帮你。”

他用考量的目光重新注视着那台电话机。

“那只狗简直让我发疯了。”当长长的嗥叫声再次从卧室里传来时，他骂道。

我走进卧室，让迪士高出来。它激动地欢迎着维托德，想跑到浴室去。我阻止了它。

“那个警察是开车过来的吗？”维托德问，“可能警署的人知道他在这儿，他们会马上找上门来的。”

他看了看表。

“这家伙那么晚了还过来真是奇怪，现在快九点了。他来我家的时候大约是七点半。”

他犹豫不定地来来回回踱着步。

“我去看看他的衣袋里有没有车钥匙。”

维托德勉勉强强地回到了浴室。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只皮夹子、一串钥匙、一条手绢和一本小本子。

“我想起来了，他刚才去我家时也是开着那辆车，他一定把车停在下面的什么地方了，我去看一下。”说完他就下楼去了。我担心他会从电话亭里打电话给警察。

但维托德很快又回来了，脸上显出孩子般的密谋的神色。

“我把车子停到一个角落里去了，不过那辆车不是警车，”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还有，我们现在得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刚才我看过那个警察的小本子了，本子上只有一些缩略符号和只言片语。他在去过维托德家之后写道：“寻访罗·海尔特。恩格斯坦的陈述有疑点—鸡腿。”

我撕下了那页纸，揉成一团扔进马桶里冲了，不让维托德看到。“必须把尸体处理掉。”我建议道。

“非常简单，”维托德说，“没有比这个更容易了。我们把尸体抛到大街上。”

他对着灯光吹散烟雾。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不跟你玩这个！我可以给你推荐一名律师，我可以借钱给你，但我不可能处理掉任何尸体！”

我也没有什么好主意。毕竟我住在曼海姆市中心，住在一条热闹大街上的一个公寓楼里。可是那个死者必须消失，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维托德也在考虑。“他没结婚，不过也许有女朋友，她在等他。或许，因为他没有准时回家，她已经打过电话到警署了。”

我补充说：“也许她已经习惯了他晚回家，再说毕竟他还是一个人生活。一切都有可能。”

“我这就去打电话，”维托德决定道，“蒂哈，我们又不是犯罪团伙。我们等的时间越长，过失就会越大。”他重新站了起来。

“我只是为了你才做出这种事的，”我警告他，“如果他们问起我来，那我只好把你供出去了。”

“可是这种事迟早要败露的。如果我企图以这种方式摆脱我在希尔柯死亡案中的尴尬处境，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蒂哈，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大哭起来，但这次似乎没给他留下他所期望的印象，不过至少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碰过电话。

“我们完全可以把尸体拉到地下室去，”我突然想到这一点，“他的车可以放到以前卸煤的一个入口处，然后我们悄悄地把他放进他的汽车里运走。”

“蒂哈，警方无论如何会检查这具尸体，然后当然会查出他和我妻子一样，是被同一把左轮手枪枪杀的。”

维托德愣住了。他胆战心惊地想起，现在嫌疑可能完完全全重新落到了他的头上。

“你不是说早就把那把枪扔掉了吗！”他对着我吼道。

此刻我很镇静。“如果他在自己的车里，你把他开到某一个采石场，让车子翻车爆炸。我开着我自己的车跟在后面，再把你送回去。”

“你瞧瞧，有多少侦探……”不过他像是在仔细考虑我的建议，“这不行。一到楼梯口我们就会被人发现！”

“我们等午夜来临，那就完全没问题了。我的女邻居早就上床睡觉了，楼下的老人睡得尤其早，那对年轻夫妇反正外出旅行了……”

“我饿了！”维托德突然说。

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信号。

“我给你做什么吃的？夹乳酪面包，还是鸡蛋？”

“那好，来点面包吧。我喜欢面包里面夹一个荷包蛋。”

我进了厨房，用平底锅加热黄油。气味引发了我的胃痉挛。可是我很坚强，五分钟后就把他要的食物放到了桌子上。

我问维托德想喝点什么。他没注意听，似乎在思考问题，很呆板地吃了起来。

这时，我大着胆子再次走进浴室。我将全身彻彻底底擦了个遍，然后打量起死者来。他头部伤口处的血污早已凝结。浴缸前的小地毯上有血迹，但没有脑浆或其他黏稠物溢出。

这是我杀死的第一个男子！我仔仔细细地打量他：他个头比较矮小，但长得结实，像运动员一样健美。倘若他不是错误地以为自己处在绝对的安全之中，我的突袭绝不会如此幸运。此刻，尽管恐惧和始终潜伏着的崩溃仍然是我最致命的问题，但我稍稍感觉到了自豪和轻松。

维托德已经吃完东西。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就能把我的小房间弄得乌烟瘴气。但我这次并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似乎在严肃地思考该如何将尸体弄走。

“你说的那个采石场的想法不错，”他说道，“只要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尸体弄到车子里，那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根本不成问题。”

“现在最好是能把他折叠一下，”我建议道，“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否马上就会变得僵硬。”

尽管对如何具体操作感到恶心，但维托德马上明白过来了。他站起来，我跟着他进了浴室。

“你有大的垃圾袋吗？”他问。

很遗憾，我的垃圾袋都很小，是适用于厨房垃圾桶的那种，因为我家没有堆积的花园垃圾。我用那块有血迹的小地毯包住尸体的脑袋，用一只最大的塑料袋罩住他的身体。

“我可以拿一条被套吗，”我提出建议，“这样的话，即便有人在楼梯上看见我们，也会以为是在搬运大衣物袋呢。”

维托德只是说：“我们试试看吧。”

我从衣橱里拿出一条家里最破烂的被套。我们俩一起将尸体弄成蹲着的姿势，他被枪击中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把他装进被套里。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裹。维托德试了一下将它举高。虽然他能举起来，但这个包裹看上去并不像一只装满衣物的袋子。

“我们还得等一会儿，”我说道，“现在才十一点，大街上还有很多人，或许楼梯上也有人呢。”

迪士高突然从客厅里跑了出来，开始使劲地嗅着我们的衣物袋。我重新把它关进卧室里。

不知怎么的，我在这只老狗面前感到无地自容。

我们坐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

“我们要么去多森海姆的采石场，要么就是魏恩海姆的。”维托德说。

我怀疑他产生了某种勃勃雄心，他想充当模范一样地完成这个任务：开路先锋的梦想，在篝火旁歌唱，用小折刀雕刻，毁尸灭迹，扮演强盗和宪兵的角色。如此幼稚的愿望在他的心里未曾枯萎过，它们恰恰在等待着有朝一日能付诸行动。

还有他喜欢充当大哥角色的突出天性—他将所有女人视为妹妹，试图牵着她们的手，促使她们去尊重他，由他来安慰和引导她们—恰恰使他成了最合适的同谋。除此以外，他的道德和决断力正处于摇摆不定的边缘。在迅速做出实际决策方面，我要远远胜过他。

“十二点的时候，我再把车子开过来。你指给我看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吧。”

我陪维托德下去了，他仔细查看了一下到时候他的车子该停的地方。

对此他很满意。

“我们待会儿把尸体放到后座上，别放到后备厢里。晚上去魏恩海姆肯定不会被拦下。但你至少得拿一条旧被子盖在死者身上。你车里有没有装汽油的备用油桶？”

没有，当然没有。而且我想起我的油箱里实际上已经没有油了。

“那就用我的吧，”维托德说，“要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因为油箱里没油而被抛在半路上，那可真是自己给自己开玩笑了。”

我不喜欢开别人的车，但还是顺从地点点头。维托德是在帮我的忙，这时候我可不能再犯傻了。

时间过得很慢。尸体被捆得好好的搁在浴室里，门也关上了。老狗在低声抱怨着。除了一盏小灯外，客厅里的灯全都关了。如果有人现在来按门铃，我是绝不会去开门的。

一条旧被子也已经准备好了。维托德又开始抽烟了，把我的房间熏得烟雾缭绕。他还说了很多废话。

快十二点时，他把车开过来。我独自一人，马上又感到更加害怕了。

维托德回来后，先抽了一支烟，然后用几乎很果断的口吻说道：“赶紧行动吧！”

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走廊里。一切都静悄悄的。我向维托德招招手，他肩上扛着那捆东西。我关掉了走廊灯。他走得又慢又轻。那个东西很沉，中途他放下了两次。

我在楼梯间看到那对老年夫妇的走廊灯亮着。我们保持一动不动的姿势。他们很有可能正通过猫眼向外窥看。难道我们在他们的视野中吗？可现在很安静。

维托德开始迈向第二级楼梯。

终于走到地下室楼梯时，我们听见住宅大门打开了，马上又愣住不动了。

终于，我们到了底楼，我打开了地下室大门。那辆陌生汽车就在我面前的阴影中。维托德放下尸体，把车钥匙交给我。我打开车门，他把尸体安顿到后座上。我把被子盖到尸体上。我们俩暂时可以松口气了。

“你知道魏恩海姆的采石场在哪儿吗？”维托德问，“你必须在前面开车，一旦遇到情况，比如事故、警车巡逻或其他，就要给我报警信号。”

我不知道怎么去采石场。“那你就开这辆车吧，很简单。”维托德说。在我看来，他好像很轻松。难道他想溜之大吉吗？

“我在前面开我自己的车，”他命令道，“你跟在我的视线内。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这样的话，你就得停车等等。”

我不安地点点头，上了这辆陌生的汽车，后座上是一个被我亲手杀死的警察。这一切就像一场梦。罗塞玛丽·海尔特是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的女白领，她怎么会在午夜时分把一具尸体送到采石场呢？

维托德在前面开路，回头看我是否能对付这辆车。

我小心地发动车，操作基本上和我的那辆没什么两样。

维托德早已为我打开了车灯。我们的小车队沿着高速公路向贝格施特拉塞方向驶去。

这个时间路上车辆稀少。

因为一门心思开车，我感觉自己的恐惧反而被分散了。

维托德并不想欺骗我，每当我们两辆车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他都会马上等我。

我对他感激万分。

我们以一种尽量不引人注目的中等速度向魏恩海姆驶去。维托德熟悉这里的路，稳稳地拐进了一条往山上去的陡峭公路。他在山上的一个停车场停下车，我在他的车旁停下那位警察的车。四周漆黑一片，连个人影儿都没有，沿着左边的公路继续向前，可以到达两座城堡中的一座。

“我们最好还是把我的车停在这儿吧，然后开另外一辆到采石场去。我记得那条路不好走。”

我真高兴自己不用驾车了，随即坐到了副驾驶座上。维托德一言不发地从自己的车里拿出汽油桶搁在尸体旁。

突然，他给了我一个兄弟般的亲吻。“现在没有回头路了。”他悲伤地说道，继续沿着坑坑洼洼的路行驶，只是打开了停车灯。

可是，向前开了几百米后，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根铁路道口栏杆，这是维托德没有预料到的。我们下了车，在汽车的头灯灯光和手电筒的照射下看到栏杆上挂着一把巨大的挂锁。

“这个是不可能打开的，”维托德说道，“我们只能掉头，到多森海姆那里试试。”

我觉得这个想法真是太可怕了，可是想要敲掉这把锁，我们至少需要一把大锤才行。

“你至少有发卡吧？”维托德问道。我惭愧地摇摇头。他回到了车上。

我用手电筒再次对着那根道口栏杆照了照，不禁发出一声激动的吼叫。维托德站住了。

“你瞧，”我叫道，“支架的销子都锈坏了。”

我们重新研究了这个机械装置，发现只要稍稍用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抬高这根栏杆。挂锁始终是完好无损的，只是拒绝其他车辆通行。维托德将栏杆抬高，我开车从下面通过，然后我们重新交换位置，继续前进。

我们颠簸着穿行在栗子树、橡树和山毛榉树之间，我觉得这条路长得没完没了。终于，路在一道一人高的铁丝网前结束了。

“他妈的，要到那个地方还早着呢！”维托德骂骂咧咧地说。

我们又下了车。维托德关掉车灯，拿出手电筒。我们一起察看了铁丝网。铁丝网很结实，而另一边则布满了旋绕式铁丝。

维托德打开后备厢，我为他举着手电筒，好让他查看工具箱里有些什么。箱子里的东西真不少，还真有一把看上去很结实的钳子。

“太棒了，”维托德夸奖道，“我的箱子里可不会有这种东西。不过他这里没有手电筒。”

他在尝试撬开那根厚铁丝时不是很灵活。虽然做起来很费劲，但最后还是成功了。尽管我和他轮流操作，可还是花费了半个多小时才把一排金属丝网从上到下地轧出一个个洞来。另外，由于下面固定的地脚螺栓并没有马上松动，我们还必须割断一段两米宽的铁丝网。

好不容易，我们终于完工了。接着我们把尸体从后座上抬出来，销毁掉塑料袋和浴室小地毯，然后把尸体安顿到驾驶座上。

维托德在尸体、座位和坐垫上浇上汽油，最后松开手刹。

“现在赶紧推！”他要求道。我们一起拼命用力，但前面横着一块笨重的大石头，车子过不去。维托德把尸体往中间挪动了一点，挤在他旁边。

“我把车往后倒一点，然后使劲越过石头，”他向我解释道，“你拿着手电筒站到边上去！”

我爬到了铁丝网那里，打开手电筒静静等待。

即便发动机用力，也不能轻易越过那块大石。

“我们真傻，”维托德说，“我们应该把那个洞眼再向右割开几米，那样就肯定没问题了。或许我们还得用钳子再忙上一阵子。”

他又下了车。此刻我们俩都精疲力竭了。

“我再去试试。”说着他又挤到尸体旁边。我站在深渊的边缘，打开手电筒。

维托德又把车往后倒了一点。我感觉我们制造的噪音很大，在这个季节，说不定还有哪对夫妇或其他什么人会在深更半夜到这儿溜达呢。

这时候，维托德猛踩油门，车子飞速向前，成功地越过了那块大石头。可是他显然并没有在合适的位置上把车刹住—车子飞出了手电筒照射的范围，紧接着砰的一声坠入了深渊。

是维托德没能停下车来吗？要么，这是一个新计划，他准备在最后一刻跳下车？

遥远的深渊里传来了重重的撞击声，同时窜起一团大火。我像雕像一样僵立在原地，目瞪口呆地朝下张望。除了熊熊燃烧的火焰和炸得四处飞舞的碎片外，黑糊糊的峡谷里什么都看不见。

现在，维托德也死了。“往下跳，罗塞玛丽！”我母亲的声音说道。我离那个深渊越来越近，决定不再犹豫不决了。我听见远方消防车的鸣笛声，它使我意识到正在发生的现实情况。我必须离开这里。

我拿着手电筒，走在黑乎乎的林间小道上。无论如何，一切不是很快。从我的前面、后面和旁边持续不断地有人声传来。

维托德的汽车孤零零地停在停车场里，钥匙还插在后备厢盖上。

维托德拿好汽油后，把钥匙忘在那里没拔出来。那只桶到哪儿去了呢？或许它还在林子里，警察第一眼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这是一起谋杀案：铁丝网被钻过了，尸体上浇满了汽油。即使一切完全被烧毁了，警察也一定不会认为这仅仅是一次意外事故。

我呆呆地拿出车钥匙，打开车门，坐在维托德的车里，然后出发了。走回家的话，这条路也实在太长了。

回家去吗？我绝不能将维托德的车停在我家门口。因为他死了，所以人们会认为他就是凶手。而这也不会让他感到伤心痛苦。所以，我必须把车停在他的房子前，看起来好像是他枪杀了那名警察，然后毁尸灭迹，有可能他这是畏罪自杀。

可如果是自杀，难道他不能抓起左轮手枪，在家里枪杀自己？哪里还用得着大老远地跑到采石场去折腾自己？

于是我开车去拉滕堡。开到魏恩海姆的时候，听见各种不同的鸣笛声和警铃声，可奇怪的是，我没有碰到一辆这样的车。

由于不认识路，我无法拐到隐蔽的小路上去，只好走直接穿越城区的大路。看来，他们是试图从深渊下面接近那辆燃烧的汽车。让我感到幸运的是，他们没有从上面驶近那个深渊。

我在拉滕堡维托德的住宅前下了车，将钥匙插在锁孔里没拔出来。不过，在此之前我把钥匙擦得干干净净，把方向盘和盖板也擦了个遍，以免留下任何痕迹。

现在，我已经走在大街上，考虑自己该如何回家。我觉得坐火车太显眼，可叫出租车就更会引人怀疑了。

无奈之下，我只好在这冷飕飕的秋季之夜继续步行。究竟有多远呢？我不知道。本来开车只是一段很短的路，现在不得不自己走路的时候，就觉得这段路长得漫无边际。

当然，我也可以躲在某个地方，等到第二天早上再乘有轨电车回去。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当时一激动连钱都没带上，我的外套口袋里只有证件和家里的大门钥匙。

我快步向前。天色渐亮。我尽可能走在阴影里，悄悄地在小路上前行，避免发出声响。

杀—人—犯！我的脉搏在有规律地跳动。顺着这一节奏，我可以顺利地徒步旅行了。为什么我总是如此幸运呢？为什么我从不受到怀疑，或者根本无法证明自己是有罪的人呢？

碰巧又有一样东西帮了我的忙：我发现有一辆男式自行车没上锁，是一辆黑色破车。我毫不犹豫地就将它据为己有。反正它就停在一个垃圾箱旁，到头来也不过被当成大件垃圾而已。

当我使劲地骑上自行车的时候，垃圾箱的盖板突然打开了。因为受到惊吓，我顿时连同自行车一起摔倒在地。

就像一台定时伸出头来报时的挂钟里的小鸟一样，一个流浪汉伸出脑袋，大喊道：“小偷！杀人犯！”

我受到的惊吓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但与此同时，逃跑的本能重新占了上风—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恶魔。他无疑比我更不会在乎所谓的“摩西十诫”。

他还没来得及从他睡觉的垃圾箱里爬出来，我就已经挣扎着爬起来，半蹲半站地使出全身力气重新骑上车出发了。

过了好几分钟，我才停下来，不停地喘气，可是我的心里充满了兴奋之情—我又一次逃脱了。

我对骑车并不在行，骑这么远的路回家并不容易，尤其这车还没有车灯。不过我始终抱有希望，毕竟不必再徒步度过这整个夜晚了。

我骑车向曼海姆去的时候，天还很黑，四处亮着灯。上早班的人已经在冲澡了，汽车向着城市方向驶去。

我把自行车停在一个停车场里，步行走完回家的最后一段路。当我跨上楼梯进入家门时，我决定再也不离开这个家一步。

上床，再也不起来。最好睡着了，再也不醒来。

一股冷飕飕的发臭的烟味向我扑鼻而来，我的右腿小腿肚开始痉挛，烟灰缸里满是烟蒂，一件米色外套从椅子上滑落，让我想起几个小时前维托德还好好地坐在这里呢。

我打开窗，踉踉跄跄地走到卧室，没脱衣服就上了床。一个黑影冲了出来，正好撞到我身上。是那只被吓坏了的迪士高。我已经有一个晚上没照料过它了。

现在再上床睡觉几乎没什么意义了，我不是得马上起床到公司去嘛。

尽管如此，我还是躺在床上，用手指轻轻挠搔老狗的耳朵。

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了。

我希望自己病了，希望自己躺在医院里某张消过毒的病床上，希望看到的只是完全陌生的人，不必和任何人说话。

不再有责任、义务。

我希望自己像植物一样逐渐枯萎消失。

可是，一小时后，我还是起床淋浴。

我做好了上班的打算，把屋子收拾干净，喝了点茶，然后带迪士高到绿化带溜达了一会儿。

我取了报纸重新上楼，不过凭经验我知道，夜间发生的大事从来不会被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除非这件大事具有国际意义。

像平时一样，我带着老狗准时离开了被收拾一新的家，开车去公司。

要想度过这一天，对我来说无疑特别艰难。

午休前不久，我接到了警署打来的电话，他们打算到我办公室和我进行一次简要交谈。这一次是两个人一起过来的。他们表情严肃地问我是否昨天有一个同事，那个名叫韦尼克的警察给我打过电话或来过我家里。

我说没有。

那么我去哪儿了？下班后我回家了，不过顺路还买了点东西。在家里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后，晚上还带狗出去散了会儿步。我指了指写字台下的迪士高，好像这条狗可以作为证人进行陈述似的。

他们又问我恩格斯坦是否给我打过电话或者来看过我。

我又一次说没有，说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大约是在十天前。最后我问道，他们问这些是什么意思，我能起到什么作用。

其中一名警察深深地叹息着，他和他那位死去的同事一样年轻而结实。

他语不成句地说着：“明天您就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报道了。昨天夜里我的朋友赫曼·韦尼克在他的汽车里被人烧死了。”

“这事怎么发生的？”我问。

“如果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也就不会到这里来了。”另一位警官解释道，他看起来更为和气，“不过这是一起谋杀案，这一点可以肯定。韦尼克发现了三起可疑的妇女死亡案的线索。尽管有些情况似乎还模糊不清，但恩格斯坦很可能就是凶手。我们知道韦尼克想到恩格斯坦那里去，因为他发现了一些新的疑点。后来他就再也没出现过，直到昨天夜里半个身体已被烧成炭的他从他自己那辆破损的车里被人拉出来。”

他们并没有谈到维托德的尸体。我该不该问他的消息呢？

我不敢问。

“这事究竟发生在哪儿？”这句问话听起来更加中性。

“汽车掉到魏恩海姆附近的深渊里去了，之前有人往我这个毫无知觉或早已死去的朋友身上浇了汽油。”两个人中那个年轻一点的控诉道。

我脸色苍白，表情痛苦，这事我知道，可是听到他们如此描述时，我露出这样的表情也许是最合适的。

他们还让我仔细想想维托德上一次跟我说过什么，一旦我想起什么可疑的情况，就赶紧打电话给他们。

“他自己究竟怎么说的？”我善意地问道。

他们俩交换了一下眼神。

“他什么也不能说。”其中一个说。

“为什么？”我问，“他逃走了吗？”

“他危在旦夕，”那个人回答道，“如果他无法恢复知觉的话，说不定今天就会一命呜呼。医生认为他已经没什么希望了。他也坐在那辆坠落的车里，但被抛了出来。很可能他想从车里跳下来，可就在这时车子出事了。”

我的眼里满是惊恐。

“他现在究竟在哪儿？”我问。

“在圣约翰医院，但现在谢绝来访。尽管医生们在给他急救，但您不应该抱什么希望了。”

两名警察和我礼貌道别。他们刚离开，上司马上就进来了，他的脸上写满了好奇。

我简明扼要地告诉他，我的朋友中又有一个人死了。

“海尔特女士，您最让我担心了！”他惊恐地嚷道，“您找面镜子照照自己，您真的完全就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您必须马上看病去，这是我的命令！我不希望在这里看到您。您就乖乖地躺床上，按医生说的去做。我觉得您的敬业精神有点过头了。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痛苦之后，即便是超人也不可能挺住！”

我向他表示感谢，把面包重新包起来，带上狗和外套走了。

我真的开车去医院了，但看到那儿只在下午才有四个小时的门诊接待时间。

那我至少还可以躺下休息一会儿。

可是在此之前我必须对浴室进行彻底的消毒。我从卫生用品商店买来了一大瓶消毒液。我发现狗在浴室里拉肚子了。我用了两个小时对浴室进行了消毒清洁，然后又给整个房间做了杀菌消毒工作。

我所谓的家庭医生多年来和我照面没几次，他认为我明显的消瘦和脸色苍白都有问题。我的整个腹部绷得很紧，一挤压就会很疼。他安排了其他检查项目，首先是第二天早上的抽血化验。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老狗在我身旁为我悲伤，录音机里播放着伤感的勃拉姆斯音乐。那把左轮手枪和维托德的外套正放在我身旁。

一天中剩下的时间消失在黑色和紫色中，我的人生像放电影一样以忧郁的画面展开，我再也无法思考了。

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关于那个警察被谋杀的长篇报道，说犯罪嫌疑人目前正躺在监护病房里，伤势非常严重，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生命。另外三起凶杀案可能也是他所为。

我驾车去医生那里，抽了血，预约第二天再去看病，并开了两星期的病假。

我精疲力竭地重新躺到床上，感觉自己可能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活着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基蒂给我打来电话。

她在哭，简直不知所措。

“他死了吗？”我问。

“更糟糕，比死更糟糕，”基蒂啜泣着说，“他还活着，而如果他还活着，我可以想象得出，那是最可怕的命运。下身麻痹，脑损伤。”

“他还有知觉吗？”

“短时间有。”

我差点儿被吓死。

“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好在他重新处于昏迷状态了。如果脱离危险，那他将在轮椅上过一天算一天，没有语言，或许也没有记忆，没有思维。我实在放不下心来。”

“你对他做的那些事情怎么看？”我问基蒂。

“我无所谓他做了些什么，”她自豪地回答，“即使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我也会爱他，可他不是杀人犯。眼下我生活在疯狂的边缘，希望他自己选择死亡。”

她的话使我感动，我也哭了。基蒂是一个好人，而我是一个坏人，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过了几天，我面临了又一次打击：我得了癌症，必须尽快动手术。

第一个问题就是—狗怎么办，它到哪儿去？

我把胸针寄给了恩斯特·施罗德。在一封简短的信中，我隐隐约约地向他说明了事实真相：这枚胸针不是我买的，而是一位女士送给我的。同时，我问他是否可以请他的孩子照顾一条陌生的狗两个星期。恩斯特马上打电话过来，向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许诺当天晚上就把狗接走。他是和安内特一起来的，安内特一进房间就抓住迪士高，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一委托。

安内特坐到车里的时候，我才轻轻地说：“你的女儿有一个姐姐，可是你对此却一无所知。你可以静下心来想想，是否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否仍然不想知道。”

恩斯特握了握我的双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对麻醉和手术感到特别恐惧。以前，当我的亲朋好友吓得不敢去看医生或需要做手术时，他们就会陷入恐慌，当时我甚至还特别强调说：“对医生而言，这纯粹是例行公事，他们就像流水线操作的工人一样，天天做这裁缝作业，根本不可能发生差错。”

可现在，轮到我自己的时候，这个流水线作业看上去就不同了。我真的总是想起那些病人：他们无法从麻醉中苏醒过来，可是，由于不人道的技术，尽管他们像死人一样，却仍然不能离开病床。难道我的结局也是如此吗？

在医院里，我被安排住进一个双人间。先前做的所有检查又重新做了一遍。我的邻床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女人，她在孜孜不倦地用卫生纸折一只小帽子。我问了她两遍，她才回答说她明天出院。

手术前一天的晚上，一位希腊麻醉师过来量我的血压，研究我的化验结果、心电图以及胸透，并详细询问我的家族病史和自己的病史，包括过敏反应。

“您害怕吗？”他问道。

我点点头。

“许多人害怕麻醉，因为他们自以为醒来时自己已经死了。”他开玩笑道（我觉得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好笑），“不过我完全可以给您提供硬膜外麻醉，也就是您只有下半身会被麻醉。”

“谢天谢地，那么我就真的可以看到外科医生们粗糙的脸了，听见他们如何谈论足球，将他们的柳叶刀磨锋利了吧！”

“借助安眠药使自己得到镇静，您完全可以处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然后闭上眼睛。可以您的耳朵里插上耳机。我有一盘希腊的瑟塔基舞曲。”

我真想说，他应该把瑟塔基舞曲塞进自己那只绿色的浴帽里。不过我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请他给我上一种体面的万金油式的麻醉药物，这样我就可以对这一程序什么都不知道了。

紧接着，一位外科医生向我详细介绍手术方法及其风险。我内行地点点头，可后来发觉，因为激动，他的话我一句都没听明白。

夜里，我睡得出奇好，因为服用了安眠药很快就睡着了。我旁边的女人大清早就被一名愤世嫉俗的男子给接走了，他连向我问候“早上好”都没有，因为他认为这个没必要。

我还没上手术台，我的邻床就已经被换上了新的床铺。一位白发老妇使劲握住我的手，“我是新来的！”

我的新室友穿着一件淡紫色的毛巾睡衣，在狭窄的床架上翻跟斗、做肩倒立和桥式动作以开始她在医院的时光。

我听说她年轻时曾是体操冠军。当她正要开始给我介绍一本谷物食谱中的那些长寿菜肴的烹调法时，我被接走了。

几小时之后，我才醒过来，手臂上插着输液管，一名护士在一侧陪伴着。

我还活着。

可不知什么时候，疼痛开始了，我渐渐处于半梦半醒状态，明白我遭遇了可怕的事。

我面前的墙上挂着丢勒的 《祈祷的手》 和凡·高的《铁路桥》，这些被视为希望使者的画作是由一位热情的护士长挂到墙上去的。

我的室友第二天做手术。等到我们两个人身体好转，她终于可以向我朗读巴伐利亚一个用测泉叉寻找地下水源的女人的日记时，我庆幸自己有了一个新室友。

这是我实现的几个愿望中的一个，而且也只是因为我在医院里待的时间特别长的缘故。

这位新室友有着一头獾一样的毛发，小姑娘一样的打扮，身上穿着同一种颜色：绿色的短袜，绿色的裙子和外套，绿色的鞋子和围巾。当这个绿衣女人穿着那件长睡衣的时候，在过道里等候她的丈夫进来了。我又一次听到了熟悉的柏林方言。

“我给你带来了一张小东西的照片。”他温柔地说，将一张放在银边镜框里的照片摆放到床头柜上。

他离开后，我朝那边偷看了一下，那是一张牧羊犬的照片。

时间一长，作为好室友，这位狗妈妈终于开始露出原形了。她偶尔会拿出一瓶偷偷带进来的白酒喝上一口，在她特地用袖子擦干净自己的烟嘴之后，总是满怀热情地把烟嘴递给我。

“他们把我的身子掏空了。”她抱怨道。如果感到脚冷，她就坐在我的床脚，然后悄悄地将她冰团似的脚塞进我的被子里。若是换成另一个人，我是绝不容许她做出如此令人讨厌的事的。可是在这个柏林女人身上，一切发生得如此自然，我反倒为自己的固执而害羞。

她强烈渴望身体之间的接触，说话时喜欢触摸我。有一次，她冲动地拥抱我，也许她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可能是夜里被我轻轻的啜泣声吵醒吧，她突然像母亲一样轻轻摇晃我的身子，抚慰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一切并没有好起来。没有人过来看我。只有一张从公司寄来的事先印好的卡片：“衷心祝愿您早日康复。”卡片上是我同事们的签名。我的上司捎给我一束昂贵的鲜花和一张手写的卡片，宣布他已经来过了。可是他从没到医院来看我。

我出院前两天，罗默尔太太来看望我，她刚从美国回来。

“真是没有想到！”她嚷道，“我刚从机场回来，看到了你的信，立即赶过来了，还没来得及打开行李呢。谢天谢地，那个迪士高在哪儿呀？”

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突发的或者说早已潜伏在身体中的疾病。

“我把迪士高交给朋友了。我会打电话过去，让他把狗交还给您。”

罗默尔太太申明，她可以自己去把迪士高接回去，但我既没说出恩斯特·施罗德的名字和地址，也没有对他的身份透露一个字。我不想插手这件事的是是非非。

我听罗默尔太太长篇大论地介绍她的美国之行。

“您想想看，我已经习惯拿冰水当饭吃了！对了，你觉得我的新发型怎么样？”

罗默尔太太原本淡黄色的头发中早已长出很多白发。现在她把自己的头发交给了一位美国的高级理发师，理发师干脆给她崭新的华丽的白发配上了淡蓝色的阴影。

“肯定也适合你。”罗默尔太太说。

她待了很久，我感觉自己精神好多了。

她走了之后，我给恩斯特·施罗德打了电话。他马上对自己没能来看望我表示非常抱歉。幸运的是，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借口。

他提到维托德受了重伤，一言不发地躺在医院里。他也提到了自己家孩子们的问题，自从母亲去世后，他们的境况越来越糟糕，只有那条狗还过得不错。

我后来告诉他，我刚刚出院，罗默尔太太又去乡下了，又开始想念那条狗了。

恩斯特·施罗德深深地叹息着。

“我今天晚上就把狗带过来，然后和她谈谈。至于她的外表原来是怎样的，我现在仅仅能想起她是一个温柔的长着一双狍眼的女人。”

“她被切除了乳房，染了一头蓝发。”我说。

“哦，是吗？”恩斯特沉默着，然后他承认道，“你看我差不多成了秃顶，也有了啤酒肚。”

罗默尔太太后来告诉我，当天晚上他就摁响了她家的门铃。两个人都没认出对方来。她向自己的狗儿问候，几乎没朝那名陌生男子看一眼。

当他报出自己的名字时，她才惊讶地注视起他来。然后，她脸色变白，变红，又变白。最后，她请他进房间。他们谈了很久，但他们之间并没有萌生新的爱情。

我也终于辞职回家，可是经过手术，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生给我安装了一个人造肠胃出口，尽管保健辅助设施越来越好，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像一名麻风病患者一样尽量避免和他人接触。

和罗默尔太太一样，我也开始领取临时性的养老金，可是我对重返工作岗位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我过起隐居的生活，只在购买生活必需品、到医院进行化疗以及做定期检查时才走出家门。

偶尔，我会拿起电话，和罗默尔太太说上两句，有一次我还和基蒂打了电话。

我从这个始终在为维托德悲伤的女人口中获悉，警方已经为恩格斯坦案件结案。因为存在着许多疑点，维托德被认为是唯一的责任方。基蒂一度想请侦探对这起案件再彻彻底底地调查一次，可她最终还是放弃了。

“即便宣告他无罪，也没什么用了。”她说道，“他的儿子们吗？他们已经把房子卖掉了，离开了海德堡，一个在巴黎读大学，另一个在南美各地周游呢。他们应该自己关心这一切。我都不知道，一旦莱纳死了，我怎么才能找到他们。”

可是维托德并没有死。很长时间里，他像个死人一样，全身插满了软管和仪器。要想使原来的他苏醒过来—或者有可能的话，不单单过一种纯粹植物人的生活—这希望等于零。

和基蒂的说法完全相反，他的儿子们常常过来看望他们的父亲。

几个月之后，医生同他的儿子们商量后，他不再使用人工呼吸机了。

维托德像大家所期望的那样渐渐好转，开始了自然呼吸，然后被允许转到一家康复中心，最后从那儿转到了一家护理院。

当我第一次去看望他的时候，和在那个恋爱的夏天一样，我不禁考虑自己该穿什么，而他会不会想起我那件紫罗兰花朵图案的夏装。

可是，在经历过偷欢之后，我不再有什么好心情了。我穿了毫不起眼的衣服。

我是一个老女人，外表看上去也是如此。或许我该学学罗默尔太太，好好考虑给自己的灰白头发染染色吧。

我每周去看维托德两次，推着轮椅里的他散步。

他呆呆地看着我，不知道他的眼里是快乐、理解还是仇恨。

他的记忆究竟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医生能给出一个准数。

护士们都说，我来看他，他很高兴。每星期二和星期六，她们总会说：“莱纳，今天罗茜要来啦！今天你可以去散步了！”

她们说他完全能听懂这些话。他的一名女护工总是十分钦佩地告诉我：“真的，海尔特女士，您真好，您一直关心着这个可怜的家伙！您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有人给他穿上风衣，一名强壮的女护士把他抱到轮椅上。

我跪在他面前，给他拉上拉链。

然后我推着他出门。

有时我会告诉他，我曾经有多么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