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售繁荣

[美]保罗·克鲁格曼 著

刘波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兜售繁荣 /（美）克鲁格曼著；刘波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3

书名原文：Peddling Prosperity: 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ISBN 978–7–5086–1922–4

I. 兜… II. ① 克… ② 刘… III. 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3279号

Peddling Prosperity: 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by Paul R. Krugman

Copyright © 1994 by Paul R. Krug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兜售繁荣

DOUSHOU FANRONG

著 者：[美]保罗·克鲁格曼

译 者：刘 波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版 次：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86–1922–4/F·1900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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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之思想，无论对错，均有超出常人所想之影响力。其实统治世界者，或许仅仅是这些思想而已。自认为绝不受学理影响之务实者，往往不过为某已故经济学家之奴仆。秉政之狂人，自以为于冥冥之中得天授命，实则其妄想之远源，不过为数年前学界中某信笔胡言之徒……无论好坏，世上危险之物，始终为思想，而非既得利益。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目录

自序

前言

第一篇 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第一章 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

第二章 税收、管制与经济增长

第三章 供应学派

第二篇保守派的政绩

第四章 经济增长问题

第五章 收入分配

第六章 预算赤字

第七章 国外的保守派

第三篇 经济学界风潮左转

第八章 凯恩斯主义历久弥新

第九章 QWERTY键盘经济学

第十章 战略贸易论的崛起

第十一章 生产率高低与国际竞争力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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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位印度籍经济学家曾在研究生经济学课堂上讲解他的转世轮回理论。他说：“如果你是善良高尚的经济学家，你下辈子就会成为物理学家。如果你是邪恶奸猾的经济学家，你下辈子就会成为社会学家。”

一位社会学家也许会说，这段话表明了经济学家的思维误区：经济学在根本上是一门人文学科，而经济学家却希望它能拥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高度精确性。当然，毫无疑问的是，经济学刊物中充斥着数学计算，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就喜欢用数学的外衣来包装平庸的思想。但优秀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这段话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层意思：经济学是很难的，它比物理学要难，不过幸运的是，它并不像社会学那么难。

经济学为什么这么难呢？复杂性是原因之一。我们不能把经济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来研究。物理学很能解释那些简单的、有一定规律的系统，如围绕太阳运行的恒星、在氢原子的轨道之间跳跃的电子等。但在面对一些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时，物理学的解释力就要差多了。例如，虽然我们花了大笔资金来研发卫星和巨型计算机，但天气预报还是经常出错。如果你请那些研究气候变化规律的人进行一些推测，如推测全球变暖的前景，他们会给出各种各样的答案，还会展开激烈的辩论，就像当你向经济预测师询问某项经济政策的影响时，他们也会给出五花八门的答案一样。

经济学之所以难的第二个原因，恰好就应了上述那位社会学家的批评：经济学研究的是人，而人的行为不是简单、机械的。举个例子，经济学家对恶性通货膨胀有很深的认识，恶性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每个月上涨50%以上，是一种极度的货币失衡现象。事实上我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学家对恶性通货膨胀的认识程度，大致相当于气象学家在能够利用巨型计算机设计飓风模型之前，对飓风的认识程度。在那个时候，气象学家虽然难以作出精确的预测，但他们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飓风的原理和基本的等级。但是，今天的飓风与一千年前的飓风并无不同，而恶性通货膨胀却是全新的现象，因为只是在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之后，恶性通货膨胀才得以发生；而且每次恶性通货膨胀都会具备一些新的特征，其原因之一是，各国政府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但不一定是正确的教训）。

不过，尽管有这些困难，今天的经济学理论还是比较完备的，至少要比其他社会科学完备，这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最简单的行为（不过也许是最没有道德寓意的行为）。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总是杂乱无章的，但市场交换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服从于一定的逻辑规律。每次出售都对应一次购买，这么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道理，却蕴涵着一整套会计原理，其中的一些直到今天还能让许多人大感惊奇（例如，吸引一定外资流入的国家必然会有一定的贸易逆差）。又如，人们很少错过明显的获利机会，这也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道理，但我们可以从中引申出一些惊人的结论，例如股价的“随机漫步”理论。

因为与其他社会交往相比，产品与服务交易是一种较为简单、人性色彩较淡的行为，所以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经济学理论更容易构建和验证。如果经济学是一门像天文学那样纯粹的学问，它应当会成为一门默默发展的学科，在过去的200年里，稳步地积累知识。

但经济学不是天文学，因为经济学结论对政府政策有直接的影响，而政府政策几乎会影响所有人。鉴于经济学是如此重要，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就会有许多人极为关注经济学，从而仔细地研究经济学。不幸的是，我们身处的世界并不完美，所以人们只不过想用经济学来印证自己的愿望，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兴趣。

当然，学术政治化并不是经济学独有的现象，甚至不限于社会科学。例如，神创论者不愿相信进化论，在达尔文去世10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仍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还有不少人不愿相信艾滋病是由HIV病毒造成的，其人数之多令人担忧。不过，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成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抗生素的确能拯救病人，原子弹确实会爆炸，而且这些学科的研究工具都很精确，所以在这些领域，严肃的理论和伪科学之间通常有清楚的界线。

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条界线可就远不是那么清晰了。原因之一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不能进行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受控实验”，因为社会科学的证据必定是历史证据，而历史是很复杂的，历史经验通常都是可以作多种解读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由于我们人类总是有些刚愎自用，所以我们总是会在研究之前预设结论。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虽然说在历史上，经济学知识得到了持续的积累，但一些迎合公众偏见甚至毫无道理的学说，仍会不断地获得市场。尤其是在经济困难的年代，那种为了满足政治需求而设计经济理论的做法，更会甚嚣尘上。像这样的理论，通常都不会有多少道理，却可以迎合那些没有耐心进行严密思考的人。

从1973年开始的美国人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的年代，就是一个这样的年代。在之前的一本书里，我曾将其称为“期望减退的年代”。本书所讲述的就是在这个年代里，经济理论与政治相互影响的故事。这个年代出现了几场重大的经济学争论。笼统地讲，在这个年代的第一个十年里，保守派对政府干预主义发起了一轮强有力的挑战，在那之后，政府干预主义以一种更为成熟的形式复兴。这也是一个“政策企业家”叱咤风云的年代。“政策企业家”是指那些一味迎合政治家喜好的经济学家。在此期间，一小群所谓的“供应学派”学者，宣扬着一种连保守派经济学家都视为无稽之谈的学说，竟然主宰了美国的经济政策，构成了这个光怪陆离的年代的一道奇景。在这个年代里，还出现了一群“战略贸易论者”，他们在自由派中的角色相当于“供应学派”在保守派中的角色，而他们现在[1]依然占据着政坛。

我在动笔写作本书的时候，是想写一本基本上为自由派申言的论著。在那个时候，保守派依然占据着白宫，而我是个自由派，也就是说，我支持向富人征税，并用税收来帮助穷人与不幸者。在那个时候，我对一些人的做法感到气愤，他们用拙劣的经济学理论和虚假的经济成绩来为一种“劫贫济富”的经济政策辩护，那种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毫无益处。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修改了本书的结构。原因之一是，民主党人赢得了1992年大选，在这个时候，我再来写一本纯粹批判保守主义经济学的书，似乎有点过时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努力思考近几十年美国的经济学争论的过程中，我日益发现，严肃的经济学思想与庸俗的经济学偏方之间的区别，真正的教授与“政策企业家”之间的区别，至少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区别同等重要。

虽然本书的目的是传达一定的观点，但它也是由一系列故事组成的，有些故事是关于经济学的，有些是关于经济学家的，我希望这是一些有趣的故事。我不明白公共电视台为什么总是请一些让人昏昏欲睡的人来点评经济，不过请读者忘掉那种人，经济学也可以是激动人心的。比如说，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单个公司与家庭的理性行为可能会产生累积效应，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的悲剧，这一理论在我看来，就有一种令人恐惧的美感；又比如，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几位不入流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媒体朋友竟然能在美国发动一场供应学派革命，这段奇怪的历史虽然令人懊恼，却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希望，阅读本书至少能让一些读者相信，与那些“政策企业家”提出的轻率的口号相比，严肃的经济学家的思想不仅更能引导我们发现真相，而且会更有趣味。

[1] 这里的“现在”指作者写作之时，该书英文版于1994年出版。下文同。——编者注

前言

魔力无常，时有时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经济就像汤姆·沃尔夫所说的，是一种“魔力经济”。当时的一些魔力效果是可以用数字来表示的：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1972年左右，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美国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人均消费等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翻了一番。但是，当时笼罩全国的极其强烈的富裕感和经济乐观情绪，是不能用单纯的数字来表达的。当时的美国人的确在为许多事情担忧，如社会动荡、核战争危险、环境问题等，但他们想当然地认定，经济将继续发展，会带来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但在1973年，魔力消逝了。

当然，它并不是突然消失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敏锐的观察家便发现，有迹象显示，战后的大发展年代要走向终结了。今天，“事后诸葛亮”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生产率这个推动生活水平提高的动力之源，早在1965年便停滞不前了。但当时的公众过了很久才发现，美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觉得美国经济不振似乎不过是由一些偶发的不幸事件导致的，例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的能源危机，以及1974~1975年的“滞胀”局面（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的结合）。直到1978年或1979年，公众才开始真正对美国经济前景感到深切的不安。不过，在那之后，乐观情绪也不时爆发，令疑虑消散，比如1984年罗纳德·里根宣布“美国清晨”的到来，就让美国人欢喜连天。

但是，年复一年，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连不断。1991年美国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只比1973年高5％，而且这还不过是用工作时间的延长换来的，大部分工人的实际收入低于1973年。在此期间，无论以什么指标来衡量，贫困率都上升了，儿童贫困率则已接近警戒线。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富人的收入锦上添花，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场严重衰退中，就连富人也感到不寒而栗。

但最终，民众心理在此期间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单纯的数字所不能反映的。虽然在此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令人失望，但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的人均财富仍大大高于20世纪60年代，甚至高于1973年。不过，由于大家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期望，所以财富的增长并未改善人们的情绪。在20世纪60年代，迈克尔·哈林顿觉得他有必要写一本《另一个美国》，以提醒占人口多数的富人，美国仍有不少穷人。在今天，谁还需要这样的提醒？1972年美国销量最好的非虚构类著作是查尔斯·雷奇的《绿化美国》。该书的主题是，既然经济问题已经解决，美国文化便可以推陈出新，大放异彩。而在1992年，排在非虚构类和虚构类著作第一位的则分别是莱斯特·瑟罗的《世纪之争》与迈克尔·克莱顿《旭日追凶》，这两本书均与美国的经济困难有关。而比尔·克林顿的顾问没花什么心思便想好了该年选战的主题词——“笨蛋，问题在经济”。这句著名的标语悬挂于他在各地的竞选总部里。

魔力经济为何消失无踪？讨论这个问题的书籍已有成百上千，本书并不是其中之一，但我将在本书的一章中用部分篇幅介绍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释，在其他地方我也会不时谈到这个问题。但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给出了许多解释，但大多数解释，包括那些最流行的解释，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大错特错的。也许有一些不甚流行的解释反而是对的，但如果我们不愿自欺欺人的话，就必须承认，没有人能知道这些解释到底哪个是对的。

问题是，这个回答有点令人失望，尤其是那些政治家，他们要面对变得日益悲观和愤怒的选民，对这种不明确的回答就更不满意了。对他们而言，经济魔力为何消逝、又应如何恢复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学术课题。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他们必须找到一个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答案，但至少能让足够多的选民相信，他们有能力挽救经济。

那么，魔术失灵的时候怎么办？很简单，另找一批魔术师呗。

本书要讲的就是这番寻找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本书要讲的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政治家如何寻找持特定理论的经济学家，进而将其理论包装起来，用于政治目的；而经济学家又如何一边提出特定的理论，一边努力将这些理论转化为政治力量。

细究起来，这个故事十分复杂，因为它涉及的理论有的很隐晦，有的不正确，有的既隐晦又不正确。对于隐晦的理论，我们需要花点时间弄明白；对于不正确的理论，我们也需要花点时间弄明白它们错在哪里。虽然理论方面的探讨会比较复杂，但本书有两个简单的主题。

一个主题是大家熟知的现象：意识形态潮流会周期性地左右摆动。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极为保守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其他领域的保守派理论）突然之间获得了强大的影响力，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证明了保守主义的兴起。但从学术的角度看，1980年其实是保守主义的最高潮。此后，虽然共和党在1984年和1988年的两次选举中轻松地保住了执政地位，但在此期间，帮助共和党上台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其实在逐渐衰落，1992年老布什的竞选失败也证明了保守主义的衰落。

不过，本书还有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但同样重要的主题：世上有两种“经济学家”，可以分别称为教授和“政策企业家”，不幸的是，政治家几乎总是更喜欢后一种“经济学家”。

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当代社会流传着一个神话：政治家只不过是利益集团的奴仆。大众常常以为，政治家就像大白菜一样被华盛顿的游说者买来买去。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等观察家则认为，美国的政治过程只不过是忠实地代表了一部分选民的利益，即收入最高的20％的选民，只有他们是真正左右局势的人。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政治家的行为只是反映了某些强大的选民群体的利益，因而基本不会受到学理的影响。

但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一些问题上，美国是有一些利益集团，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且有能力去争取。他们不关心相关的经济逻辑：在联邦土地上伐木的木材公司和享受进口配额保护的蔗糖种植农，对产权理论和贸易理论不感兴趣。但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重大的问题上，选民并不清楚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于是，政治家就会想办法为选民界定他们的利益，而这反过来又对政治家自己有利。

历史上最成功的为公众界定利益的人，当属罗纳德·里根。他的竞选主题很明确：美国的中产阶级受到了过多的管制，税负过重，在“大政府”的重轭之下气喘吁吁。他描绘了一些很有煽动力的画面来说明这个主题：有的穷人靠福利收入买了凯迪拉克车，成为“福利女王”；成群的官僚挤在巨大的办公室里，每个官僚专门照顾一个印第安人。但这些画面都是虚构的，谁也没见过开凯迪拉克车的“福利女王”，也没见过哪个印第安人得到专人照顾。而且，里根描绘的总画面也是很不符合实际的：美国人的税负并不高，而是发达国家里最低的，而且政府把大部分税收花在了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大众福利项目上，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事实上，里根以一个颇能让人相信的神话为基础，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这个神话非常不符合事实。

罗纳德·里根的例子说明，要取得真正的政治成功，就不能只是迎合民众当前认识到的利益，而是要想办法改变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认识，从而利用他们的怨气，引导他们支持一些政治家所能主导的政策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成功地创造了一幅虚假的图景（“大政府”、过重的税负），并声称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弊端。这幅图景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共鸣，从而使保守派得以长期掌权。聪明的自由派很早就明白了，虽然他们在运气好的情况下也能赢得选举，但要真正打破保守派的主宰地位，他们就必须描绘一幅新的图景，从而改变选民对自身利益的认识。也就是说，在总体上，政治的关键并不是利益之争，而是理论之争。

但经济学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经济学家那里来的。我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家”，是指那些时常就经济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一样的，事实上，经济学家包含两种差别极大的类型：教授与“政策企业家”。

教授

我这里说的“教授”，是指学术型的经济学家。电视上介绍的那些“经济学家”，并不一定都是这样的人，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是这样的人。你早上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商情预测师，他们的工作就是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对未来几个月的商业形势作出明确的论断，而这样的论断很少是对的（学术界将他们讲的东西蔑称为“涨涨跌跌经济学”）。而你在晚间或周末的谈话节目中见到的那些经济学家，则大多数是“政策企业家”。学术界认定的重要或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几乎从不会出现在这样的节目里。例如，罗伯特·卢卡斯绝对是20世纪7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家，保罗·罗默可谓20世纪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家，但他们都没有在公共电视节目中出现过。

如果是这样，还关注他们干吗？如果学术型经济学家处于公众视野之外，他们还重要吗？教授的重要性，当然没有他们自以为的那么大。但他们的理论足以改变现实，单凭这个原因，我们就应该考察一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形成的。

当然，教授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他们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就像企鹅或鸵鸟一样，总有一点点滑稽可笑的味道。在美国学术界，经济学教授一般会得到教职，并通过发表文章来获得声誉，从而获得更多学术上的好处。所以，经济学家通常会发表大量文章，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论文出现在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刊物上。这些论文大都不值得一读，而且有很多根本就没法读，因为其中充斥着大量的数学计算，外人听不懂的学术行话就更多了。

这么一来，经济学家写这些论文的动机，就大可怀疑了。如果你是一名经济学家，你得到晋升的途径，并不是解决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至少不是直接解决问题。相反，只要你能让其他经济学家相信你是聪明的，你就能得到晋升。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你如果要证明自己的聪明，就应该提出一些让人炫目的崭新理论，或者找到明确的证据来证明经济的实际运行规律。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么高的创造力，至少是不能持久地创新。因此，教授最喜欢的经济学理论，就是那些不需要根本性创新便可以巧妙演绎的理论。他们就玩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游戏，通常还会卖弄一些更花哨的数学符号，以证明自己的聪明。

但是，虽然教授们有时确实显得非常滑稽，但他们并不是在做无益的学术游戏。[2]毕竟，我刚刚对学术型经济学家进行的描述，也完全适用于大学里的物理学家或医学研究者，而物理学和医学在其发展史上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近看，一切不过是人的虚荣心、卑微的企图与名利心在起作用；但远看，学术都是积极而伟大的工程，不断更新人类的知识。

不论你相信与否，学院式的经济学也是如此。当然，今天的经济学还只是一门不成熟的科学。也许我们可以将它比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医学。当时的医学研究者已经积累了大量有关人体结构与运行的知识，并能给予人们一些极其有用的防病指导。但是，当时医学研究者的治病能力并不强。事实上，据医生兼散文作家刘易斯·托马斯介绍，到那时为止，医学研究取得的意义最重大的结论，就是医生应该放弃一些传统的其实会危害病人的“疗法”，比如“放血疗法”，让病人自愈。

这个例子与经济学的现状并不完全吻合，但也相去不远。当前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的运行机理有很深的认识，在一些方面也能提出有益的建议，例如，经济学家的建议完全可以预防恶性通货膨胀，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预防萧条。对于愿意听的人，他们也可以证明，像进口配额、物价管制这样的应对经济困难的江湖药方，基本上就像医学上的“放血疗法”一样有害无益。但很多问题是经济学家不能解决的，比如，他们不知道如何让一个穷国变富，也不知道在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率似乎已经消逝的时候，如何将其恢复。

对于那些想听到积极回答的政治家而言，这样的无能为力是个大麻烦。于是，一些聪明的政治家（至少是他们的下属）就开始在学术界仔细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理论来大做文章，将其转变为政治议题，进而带来选票。但政治家大都发现，他们难以在学界找到合适的理论。这是为什么呢？

通常的回答是，学者写的很多东西都比较晦涩，而且技术性强。但是，很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只要有必要，其实都很擅长写清晰的、非技术性的文章。例如，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是位著名学者，曾于20世纪70年代很有力地论证了税收负担的不合理性，他就曾为非学术性杂志撰写过许多明白流畅的文章。又如，曾在20世纪80年代高举自由主义火炬的普林斯顿大学学者艾伦·布林德，就曾为《商业周刊》定期写专栏，还写过一本文笔优雅的关于美国经济的入门读物。虽说很多学者写的东西都令人费解，但仍有大把经济学家既拥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又很善于阐述明晰、中肯的政策观点。

所以，政治家与教授之所以合不来，不是因为他们彼此无法交流，而是因为政治家通常希望或者需要听到特定的观点，尤其是在他们试图取代其他政治家掌权的时候，但教授们讲的不符合他们的口味。当然，有需求就会有创造，为了满足政治家的需要，一个新的群体——“政策企业家”便应运而生了。

政策企业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开始配备一套为媒体服务的电话“提醒系统”。有了这套系统，当报纸或电视访谈节目的工作者打电话请求就某项政策问题进行采访时，他们总能在该中心找到一位具备相关知识的研究员，就算夜晚和周末也不例外。毕竟，媒体出镜率关系着该中心的生死。

如此积极地向媒体献殷勤，在这一点上，CSIS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但在追求出镜率的动机上，它与许多其他机构并无不同。类似CSIS的机构至少有几十家，这些机构的成员都属于一个新的群体，他们既不是教授也不是政治家，但已经开始在思想与政策的相互影响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他们就是“政策企业家”。

什么叫“政策企业家”？像教授一样，他们也是职业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有学术背景，例如阿瑟·拉弗和莱斯特·瑟罗都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和经济学教授职位。他们大都在华盛顿的智库工作，或者在一些非传统的大学部门中工作，如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不过，“政策企业家”最大的特征不是他们的工作地点，而是他们的言论，以及他们的听众。

一位教授写的东西主要是给其他教授看的。就算是偶尔为大众写作的时候，无论他能写得多么清晰流畅，他在心底里都会考虑到其他教授阅读之后的反应，这会形成一种约束，使他不能说一些听起来很悦耳但学术界都知道是错误的话。而且，不论他使用的语言多么简单易懂，公众通常都无法理解。

但是，“政策企业家”纯粹是为公众写作和言说的。因此，他们的写作丝毫不会受到教授那样的约束。有些问题连教授也拿不准，但“政策企业家”却能给出明确的诊断；有的问题连教授都怀疑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但“政策企业家”却视之为小菜一碟。

只需比较一下教授和“政策企业家”的作品的标题，二者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20世纪70年代，财政问题专家、保守派分子马丁·费尔德斯坦在一系列论文中详细说明了税收负担为何会使经济增长变慢，他的这些观点很有影响力。这些论文的标题都颇为平实，如《通货膨胀与公司利润税》等。而裘德·万尼斯基将费尔德斯坦的这些观点加以夸大，写成一本书，只有像他这样的记者出身的“政策企业家”，才敢大言不惭地为该书取名为《世界运行之道》（The Way the World Works）。20世纪80年代，保罗·罗默写了一些有关经济增长问题的开创性论文，他取的标题颇为自谦，例如《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一个值得商榷的解释》。后来罗伯特·赖克写的一本书传达的不过是大体类似的观点，而只有像他这样的律师出身的“政策企业家”，才敢自比亚当·斯密，堂而皇之地为该书取名为《国家运行论》[3]。

读者也许已经猜出来了，写大众读物的人，在电视上露面的人，大都是“政策企业家”，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专职工作。而且，他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并不需要考虑背景事实与概念，因而也不受约束。公众了解到的只是他们的言辞的意思，而这些言辞通常会迎合公众的一些先入之见。[4]

有时教授也会去扮演“政策企业家”，因为这毕竟能带来大笔收入，而且能大大满足人的虚荣心。但归根结底，教授在这方面有劣势，因为那些潜在的学术道德规范会对他们构成很大的约束。一些教授会厚着脸皮超越这些道德底线，但一旦他们这么做了，至少在其他教授心目中，他们就不再是真正的教授了。而且，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脑子里没有塞满经济事实或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他就能轻松地成为一名“政策企业家”，因为只有不受内心的束缚，他才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一些纯粹取悦听众的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那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政策企业家”，不论右派还是左派，大都是新闻或法律专业出身，而不是经济学出身。

从政治家的角度看，这样的“政策企业家”是极有利用价值的。他们提出的理念可以改变选民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在这方面他们比教授强得多。首先，在大家对经济感到失望的年代，他们敢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知道如何再创奇迹。而且很明显，与教授相比，“政策企业家”不大会因为职业荣誉或意见不合而变得倔强不听话。

但是，政治家并不是对一切学术都嗤之以鼻的，也绝不是傻瓜。他们确实需要并依靠“政策企业家”，但也不信任“政策企业家”。作为精明的政治玩家，作为会亲自上网检索有关问题的专家，政治家很明白，动听的理论不一定真正有道理；他们希望自己挑选的专家能和对手挑选的不同，肚子里有点真货。

因此，“政策企业家”自己也有一种天生的不安全感，他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学术实力。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政策企业家”一边指望教授支持他们的理论，一边又宣称教授没有多大用处。他们与教授之间的这种近乎弗洛伊德式的冲突，总是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有时，当一群“政策企业家”与一群教授有某种共同的政治目标时，他们会抛弃前嫌，暂时结盟，但这样的联盟最终还是会破裂。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就是一个例子。一般的有教养的公众（我是指收看“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或阅读《纽约客》的人）把加尔布雷斯视为重要的经济思想家。然而，虽说加尔布雷斯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但在学术界看来，他并不是一位多么重要的学者，而不过是一介“媒体名流”。公众与学术界对他的认识的反差，在1967年变得尤为明显。在那一年，加尔布雷斯写了《新工业国》一书，大张旗鼓地阐述了他的经济学思想。很明显，他希望该书能成为一本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通论》甚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比肩的经典著作。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大众传媒的热烈评价，但学术界一片漠然，因为他们认为这本书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理论著作。

并不意外的是，事实证明，学术界对该书的漠然不顾，并非有眼无珠。该书的理论并未得到历史的验证。在该书中，加尔布雷斯有意模仿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一家制针厂为例的经典写法，以1964年福特公司推出“野马”汽车一事作为全书的开头。以这个例子为基础，加尔布雷斯声称，在科技的推动下，我们正在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大公司的主宰地位更为巩固的年代。他认为：这些大公司将能够通过市场调研和广告来预测乃至控制自身产品的需求状况；它们将日益为专家型的管理者所主导，而这些管理者将日益独立于名义上拥有公司的股东；这些大公司将像汽车公司一样，基本上不受变幻无常的市场力量左右。

不消多说，这些预言全都不准。在过去的20年里，大公司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一直在下降，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大都集中于中小企业。美国的顶级大公司有许多（如西尔斯公司和IBM公司）都遇到了极其严峻的销售问题。那些据说会变得独立的管理者，不仅远不能无视股东自作主张，反而整日惶惶不安，生怕别的投资者向股东承诺更好的收益，将他们所在的公司收购。而且所有公司都无法摆脱市场的影响，尤以汽车公司对市场的依赖最大。

不过，加尔布雷斯的错误，并不是我要讲的重点（然而有趣的是，尽管他犯了这么多错误，但他在公众中享有的经济学大师的声誉似乎毫发未损）。我要讲的重点是，在《新工业国》一书遭到漠视、未能使学术界承认他为重要的思想家之后，他开始在一系列著作中越来越恶毒地攻击其他教授，从1987年的《另眼看经济》到1992年的《终身教授》，前者是一本极为拙劣的著作，比较而言，后者还算一本有趣的小说。

加尔布雷斯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在政治与经济学的关系方面，他开了不少重要的先例。他是历史上的第一位明星经济学家（这里指通常意义上的“明星”，即那些只是有名却未必名副其实的人）。他作为一名“政策企业家”而声名鹊起，也是一个征兆，标志着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人们日益关注言谈举止而不是真才实学（加尔布雷斯的确很有风度），就算是那些自以为通晓政治事务的人，也是更加看重一个人的风度。

但是，加尔布雷斯的影响力从未扩展到现实的决策领域。约翰·肯尼迪虽然将他招入政府，却任命他为驻印度大使，其实是让他尽可能地远离经济决策圈。真正构建肯尼迪的经济政策的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而且，在历届美国总统中，肯尼迪是第一个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提升为内阁成员的人，该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暂时不执教的教授。他的两位经济顾问（詹姆斯·托宾与罗伯特·索洛）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也就是说，政治家从未认真对待那些“政策企业家”。但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当政治家急切地需要向公众展示神奇的经济疗法时，他们就开始看重“政策企业家”了。

剧情

我们已经看到了本书的出场人物表，下面是基本剧情。

第一幕 第一场

时间为20世纪60年代末。虽然美国出现了巨大的社会与政治裂痕，但人们对经济政策有基本一致的观点，即一方面要积极调控经济，以维持高就业率，另一方面以累进税制为基础，实行国家福利政策。理查德·尼克松虽然是位共和党人，但他宣布“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他的主持之下，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得到了大幅扩张。

但在经济学界，风气开始向右偏移。以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许多经济学家都开始质疑凯恩斯主义。他们提出的新理论与新证据似乎证明，凯恩斯主义信条是不对的，积极的政府调控并不能降低失业率，甚至不能使失业率保持稳定。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陷入滞胀，这使他们的质疑变得更为有力。与此同时，另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论证，税收和政府福利政策会对人们的工作、储蓄与投资热情产生负面作用，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是他们的代表。在1973年之后，随着美国人的生活水准徘徊不前，这些经济学家的论著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

第一幕 第二场

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末。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兴起。这股运动的意识形态核心是一群所谓的“供应学派”学者。他们一方面反对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持有一种特殊的信条：大幅减税能使经济增长率剧增，从而带来足够多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无需为应对减税的后果而削减财政开支。供应学派学者从马丁·费尔德斯坦等经济学家那里为他们的理论找到了一些支持，但他们自己则主要在媒体和政界工作，只有寥寥几位教授脱离学术圈，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当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时，他将供应学派理论作为竞选的经济纲领。这让一些共和党人都感到惊诧莫名，例如老布什便称供应学派为“巫毒经济学”。共和党上层相信，里根一旦竞选成功，就将以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家为顾问。但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里根真的将供应学派的政策贯彻执行了。右翼“政策企业家”夺取了权力。

第二幕

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当政。他们连续执政12年，但并未取得多么好的成绩。美国经济虽然没有剧烈崩溃，也没有“硬着陆”，但保守派自始至终都未兑现自己的承诺。经济增长并未加速，经济奇迹并未重现，但各种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一方面，美国居民平均收入只有小幅增长，但贫富分化迅速加剧，所以大部分人的收入停滞不前，许多人的收入甚至下降；另一方面，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在和平时期出现了巨大的预算赤字。这些经济问题基本上并不是罗纳德·里根或老布什造成的，但问题是，美国右派曾自称他们知道如何让经济奇迹重现，却并未兑现承诺。当一场衰退在20世纪90年代初浮现时，保守派描绘的海市蜃楼终于坍塌，不再能主宰选民的头脑了。

由于在当政期间成绩不佳，右翼“政策企业家”开始改换角色，从预言家变成了牛皮大师。他们大言不惭地宣称，经济发展情况完全印证了他们的理论。他们为一些臆想的“成就”而庆祝，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与此同时，那些保守派教授则退出政界，回归学术界。

第三幕 第一场

早在供应学派尚在积极争取上台的时候，经济学界的风气就开始向左转了。一些有关工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的新理论涌现出来。这些理论都认为，市场并不像当时流行的正统政治教条所说的那么完美，政府的作用也不是那么有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右派在政界趾高气扬，耀武扬威，但一些左倾的经济学理念已在学术界渐渐抬头，如“战略贸易政策”和“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这些理论都与当时的自由放任主义教条格格不入。

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由于人们已经明显看到，保守派的经济政策未能提高经济增速，于是这些新理论就引起了媒体与政治家的一定程度的注意。不过，这些理论本身还是比较隐晦的，甚至比20世纪70年代主流保守派经济学家的理论更难以转化为政治口号。而且，持这些理论的经济学家还是坚持学者的派头，拒绝投身于任何对抗保守派的运动，而他们本来是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向保守派的粗糙学说发起挑战的。

第三幕 第二场

虽然自由派教授挑战了保守派的教条，但他们并未给出政治家想要的那种明晰的答案，在这个时候，一群自由派“政策企业家”便登上了舞台。他们并没有像供应学派那样，使用一个共同的名称，但我们可以将他们的学说称为“战略贸易论”。战略贸易论者基本上将美国视为一家在全球市场上与别国竞争的大公司。至少在该学说发展的初期，战略贸易论者声称，只要采用一种多年之前曾在商业咨询师中流行的战略规划方法，就能让美国经济重现奇迹。

从表面上看，战略贸易论似乎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那些自由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差不多。但事实上，经济学家对战略贸易论感到万分惊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理论是在危险地将问题简单化。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向战略贸易论发起了一场有力的攻击。一时之间，他们似乎成功了。1984年和1988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均未采纳战略贸易论，仍是采用传统的经济纲领。不过他们还是在竞选中惨败。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战略贸易论卷土重来。当时的公众对保守主义感到心灰意冷，希望有人能向他们描绘一种新的未来图景，而与教授的那些深奥的学说相比，简单明了的战略贸易论更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于是，罗伯特·赖克的《国家运行论》、莱斯特·瑟罗的《世纪之争》等战略贸易学派的著作，变得洛阳纸贵。而且，这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与战略贸易学派的领军人物交情深厚，也许可以说，克林顿自己就是一名战略贸易论者。

另外，自由派教授在这一次也变得安静了。右派的长期执政已让他们感到厌倦，他们急于看到自己支持的民主党取得胜利，就算民主党所持的说法在学术上难以成立，他们也不愿再去纠正了。不过，就像在1980年支持里根的那些保守派教授一样，他们也坚信，他们的盟友、那些“政策企业家”的理论是荒谬的，竞选胜利之后，现实的经济政策绝不会以这些理论为指导。

但像当年的保守派教授一样，他们也想错了，克林顿将战略贸易论付诸实施。

本书结构

本书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分别对应上述三幕戏剧。

第一部分将追溯保守派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兴起过程，先讲述保守派经济学家如何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包括他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以及他们对高税收和福利国家的批判，接着讲述那群极其成功的“政策企业家”，即供应学派兴起的过程。

第二部分将对保守派执政时期的经济成绩进行评述，集中讲述三个主要问题：表现不佳的经济增长率、贫富分化的迅速加剧和预算赤字的持续增加。这一部分的主题之一，随着“政策企业家”不断为令人失望的经济表现涂脂抹粉，保守主义在道德上和学术上持续堕落。

第三部分将考察学术风气的又一次转变，即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以一种新的、更强调国家干预的形式复兴，这一部分还将考察自由派中的供应学派，即战略贸易论的兴起过程。

本书所讲的故事并没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如果你想看一出以好人胜利为结局的道德剧，那么你找错了地方，因为这个故事里没有什么好人坏人，而且永远不会有结局。不久之前，供应学派还趾高气扬，但现在，他们已经溃不成军，几乎让人心生怜悯。战略贸易论者取代了他们的地位，但命运之轮也将碾向他们。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潜在潮流既不是右转，也不是左转，而是朝着一种不讲党派之分的沉闷无趣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幸运的是，所有的经济政策似乎都对美国经济毫无影响，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几乎毫无变化。最后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是，有迹象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似乎重新焕发了魔力，而魔力的归来就像当年的消逝一样神秘。

我并不是说，这段时间发生的全是一些荒唐事。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经济学界有不少精彩绝伦的学术辩论。至于在这些辩论中形成的理论是否为现实政策所准确地吸收，这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这些理论丰富了我们的认识，归根到底，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2]一些人在抨击学术型的经济学家时，最喜欢用的一个办法就是在学术期刊里寻找一些标题听上去很可笑的论文。但是，非常严肃的论文也可能会有古怪的标题。例如，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的《神庙中的冒牌货》（Impostors in the Temple）一书，就列举了一些看似无足轻重、其实颇有意义的论文，其中的一篇是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写于1981年的《超级明星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这篇睿智的、预言性的文章分析了现代信息科技为何会使收入不均加剧的问题。

[3]国家运行论》（The Work of Nations），系模仿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译者注

[4]基本上有这么一个规律，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专家”通常不是多么货真价实的。首先，真正的专家都忙着做研究，没有时间出席那么多的访谈节目。而且，一个人在电视上的形象的好坏，和他的研究能力没有多大关系。不仅经济学是这样，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例如，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是一本畅销书，人们还为他拍过一些充满景仰之词的纪录片，但霍金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物理学家。

第一篇 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第一章

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

经济周期之谜

凯恩斯的经济衰退理论遭质疑

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代：货币主义

米尔顿·弗里德曼二代：滞胀

理性预期学派步步逼迫

1980年：保守派在思想上大获全胜

1981年，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发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他宣称：“共和党现在是更有想法的党。” 莫伊尼汉一直是位温和的民主党人，但曾在尼克松政府任职。他曾在两件事上让许多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派大为光火，一是他无所顾忌地谈论如何将黑人家庭与白人家庭隔离的问题；二是他撰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曾被公之于众，他在该备忘录中建议以“善意漠视”的态度对待种族问题。但到了1980年，由于美国政治风气的大大右转，莫伊尼汉的立场反而变成了左翼立场，因此，他对共和党的赞誉其实是一种认错和自责。

莫伊尼汉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作为一位罕见的书生气的政治家，作为一位自诩在学术上认真诚实的前哈佛大学教授，他觉得自己必须承认保守派学说对美国社会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他这种谦虚大度的风范令人钦佩，但也有些可笑，因为就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保守主义虽然夺取了现实的权力，却同时迷失了自己的灵魂，走上了一条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逐渐堕落的道路。

但本章和下一章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从20世纪60年代到1980年左右，在严肃的思想家中，保守主义思潮为何取得了越来越牢固的主宰地位。我想向读者展示，右派的攻势为何能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主宰美国各个学科的思想，尤其是经济学思想。在后面的几章中，我们还将考察，在向华盛顿进军的过程中，这场攻势是如何变得越来越粗俗、越来越自甘低贱的，以及其中的学者一派是如何脱离政治、回归学术圈的。

在本章中，我将追溯保守主义思想兴起的一个重要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政府能否有效地调控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之谜

经济学里有很多谜，但真正的大谜只有两个。

一个大谜是，经济增长为何时快时慢，并存在国家间的差异。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在1973年之前，美国的年均生产率增速能达到3％，而在那之后只有1％。谁也不知道，日本为什么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一个战败国跃升为全球经济大国，而英国却渐渐沦为三流角色。当然，不论在什么时候，总有一些“政策企业家”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知道所有答案，但此事我们暂且留到后几章再讲。

另一个大谜是，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周期，为什么经济不能保持平稳的增长趋势，而总是无规律地在衰退和复苏之间摇摆。正是在挑战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过程中，保守派取得了第一场大胜，迫使人们对经济学进行深刻反思。

图1–1 实际经济产出往往低于潜在产出

看看图1-1，便能了解经济周期是多么重要。该图中的实线代表自1973年以来美国的经济产出（具体而言是国内生产总值，以1987年的美元币值计算）。中空的那条线则代表一个更为抽象的概念，即美国经济的“潜在”产出，这是指在大体上充分就业的状况下（此处指失业率为5％左右的时候），美国经济每年可望实现的产出。至于这个潜在产出的衡量方法是如何得出的，我们留到第四章再讲。目前而言，读者只需无条件地相信，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与其他指标相比，我们对潜在产出的衡量能达到较为可靠与明确的程度。

从该图中可以看到，美国的潜在产出的增长率是很稳定的，每年约为2.5％，但实际产出的增长可就不稳定多了，有时甚至会出现负增长。在负增长的情况下，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会产生差距，有时会达到潜在产出的10％，然后随着一波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一差距又能得到弥补。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的时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衰退期；而经济快速增长、差距得到弥补的时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复苏期。

现在我们想想，在经济衰退期间，例如1990~1992年的长期衰退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相信市场能很有效地组织经济活动，你将会对衰退期间的景象感到迷惑。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中，大量产能闲置，而且似乎是被浪费了：工厂虽然在几个月之前还全速运转，而且现在依然能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却无所施其用，或者不得不减产；工人愿意干活，但找不到工作；商店不久前还挤满了顾客，现在则空空荡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经济学总是教导我们一个基本准则：市场会实现供需平衡。但在衰退期间，供应似乎无所不在，而需求却无影无踪，与经济学原理大相径庭。

在20世纪初，衰退现象曾让许多经济学家一筹莫展，并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写下了自己最失败的著作。托尔斯坦·凡勃伦曾写出杰作《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但他后来写的以解释经济衰退为目标的《工程师与价格体系》（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一书，则是一本非常差劲的著作。约瑟夫·熊彼特曾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包含着“创造性毁灭”，这个宏伟的理念直到今天还在为许多经济学家提供灵感，但他写的两卷本《经济周期》一书，却是一本浮夸的、几乎毫无意义的著作。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衰退、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曾使马克思主义者欣喜若狂，他们声称，这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但他们从未提出过一套完满的理论来解释，这样的事情为何会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只是许诺，社会主义能解决这个问题。

最终，命运选择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来清晰地解释衰退的原理，并就如何摆脱衰退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让我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一下凯恩斯的理论吧。听了这番解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后继者对凯恩斯理论发起的攻击。

凯恩斯的经济衰退理论

假设有一个经济体正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悠然地发展着。所有的工厂都在全速运转，所有的工人都有工作（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总是有许多冲突和不测之事，因而总是会有一些工厂濒临倒闭，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但我这里只是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一种初级解释，所以这一点可以暂时忽略）。伴随着平稳运行的“实体”经济，还有一条平稳的资金流：企业会获得销售收入，并用自己的利润来支付工资与股息，而家庭会用其收入来再次从企业购买产品。

接下来我们假设，出于某种原因，这个经济体中的每个家庭和企业都决定将自己持有的现金增加一点。至于人们为什么会以货币（或者以货币为后盾的银行存单）的形式来持有自己的一定资金，而不是将其全部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其他资产中，这中间有一些原因，我们在这里不作详述。这里要说的重点是，有的时候，人们会觉得自己需要持有更多现金。具体而言，凯恩斯认为，当商人失去信心，并开始认为潜在的投资存在危险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谨慎，转而积累更多现金。在今天，我们还可以加上另一种情形：有的家庭会对未来感到恐慌，担心失业，这时他们就会减少高价消费品的支出。在这两种情况下，单个公司或家庭都会为了增加现金储备而减少开支，这就会使它们的收入超过支出。

但正如凯恩斯指出的，对于个体可行的办法，对于整个经济并不一定可行，因为一个经济体中的现金量是固定的。一个人可以通过减少开支来增加自己的现金储备，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其他人的现金储备肯定会减少。很明显，如果在同一时间，所有人都试图以同样的方法来增加现金储备，那将是行不通的。那么，当所有人试图在同一时间积累现金时，会发生什么后果？

回答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收入会随着开支一起减少。如果我为了积累现金而少买你的东西，你为了积累现金而少买我的东西，那么结果就是我们两人的收入随着开支一起减少，而且我们都不能成功地增加自己的现金储备。

面对这么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如果我们仍然执意增加现金储备，就会进一步减少开支，结果只是更令我们失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看，当一个经济体中的所有企业和家庭都在徒劳地试图以减少开支的方法来积累现金的时候，工厂就会纷纷倒闭，工人会失去工作，商店变得空空如也。只有当人们的收入已经降到很低的程度，以至于人们对现金的需求降到与已有的现金供应量相等的时候，这个过程才会达到临界点。

这就是凯恩斯对衰退的解释。这个解释很明白，但它在人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困惑。不知为什么，一些聪明的人似乎都觉得这个解释过于抽象，难以理解。不过，我恰好能用一个例子来阐明凯恩斯主义的精髓。说实话，这个例子就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简单。

婴儿凯恩斯主义

现实的美国经济包含了无数的工厂和工人，没有人能在头脑里绘出一幅完整的图画。我们必须依赖模型。模型是对复杂现象的简单化呈现，我们希望它能反映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的实质。教授和“政策企业家”的一个区别是，他们喜好的模型不同：“政策企业家”通常喜欢比喻性模型，例如他们会把美国经济描绘为一个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大公司；教授通常喜欢数学模型。这两种喜好都有缺点：数学模型有局限性，有时人们会因为想不出如何以方程的形式来呈现一些因素，就会为了方便而忽略这些因素；比喻性模型则非常容易让人误以为他们能深刻地理解一些东西，而那些完全依靠比喻来说明问题的人往往不会发现，他们的华丽辞藻其实掩盖了许多低级的概念与事实错误。

不过，在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其实还有另一种模型，即实验性模型。我个人最喜欢的实验性模型是伟大的气象学理论家罗斯比的研究结论。罗斯比发现，如果将一个盛满水的平底锅放在一个缓慢旋转的转盘上，同时轻轻地对锅沿进行加热，这个模型就能代表全球气候的基本特征。实验性模型能够以一种具体而微的形式，呈现出巨大而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现象的实质。

不幸的是，由于明显的可行性或伦理方面的原因，经济学研究很难采用实验性模型。经济学中有一些实验性模型，比如，一些有限的文献记载了对拍卖等市场活动进行的实验，一些扶贫计划也会以一些试验项目作为先导，如此等等。但是，我们能以实验的形式复制出经济衰退与复苏吗？

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的一些职业人士曾在无意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实验性的宏观经济模型。理查德和琼·斯威尼夫妇在一篇奇特的文章里讲述了他们的不幸经历，该文发表在《货币、信贷与银行业月刊》（1977年2月）上，题为“货币理论与大国会山托儿合作社危机”。

下面来讲讲这个故事。华盛顿有一群年轻的夫妇，都是职业人士，都有孩子，他们组成了一个托儿合作社，也就是说，他们建立了一套机制来相互照顾孩子。这样的机制总是需要一定的方法来保证工作负担得到公平的分配，这个合作社找到的办法是，以发行票券的方式来建立一套自行运转的记录系统，每张票券可以买到一个小时的儿童看护服务。每对夫妇每次帮别的夫妇照顾一小时孩子，就会从对方那里得到一张票券。

稍微思考一下，你就会明白，这个体系需要有相当大的票券流通量。对于每对夫妇而言，哪天想外出，哪天有时间来帮别人照顾孩子，都是不一定的，所以他们通常都希望保留一些储备票券，以在希望或者必须多次外出时能够立即成行。如果没有票券储备，他们就必须先帮别人照顾孩子，赚到一些票券，才能保证在自己外出期间自己的孩子能得到照顾。

这个合作社在运转了一段时间之后，陷入了困境。由于一些我们不必在此详述的原因，人均票券流通量变得很低。这带来了奇怪的后果。由于合作社大多数成员的票券储备达不到他们希望的水平，他们就试图增加票券储备，增加的方法就是减少外出，多帮人照顾孩子。但只有当一对夫妇决定外出的时候，另一对夫妇才有机会帮他们照顾孩子，所以，随着合作社的成员在花费自己的票券时变得越来越谨慎，他们也越来越难以找到赚取票券的机会，这反而使他们在花费票券时变得更加谨慎。结果就是，社员之间相互照顾孩子的次数大大减少。社员们都愁眉苦脸地待在家里，由于手上的票券不够，他们不敢随便外出，但他们又积累不到更多的票券，因为别人也都不敢外出。

换句话说，这个托儿合作社给自己制造了一场衰退。

由于该合作社的成员主要是法律工作者，所以其管理者不愿相信，该社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货币问题。于是他们一开始没有采用货币方法，而是试图以监管方法解决问题，例如，他们制定了一项规则，要求每对夫妇每月必须至少外出两次。过了很长时间，该社才增加了票券流通量。在那些法律工作者看来，这项措施带来的效果简直太神奇了：社员们又开始积极外出，从而使帮人照顾孩子的机会变得更多，这又使社员更愿意外出，如此相互作用，循环不止。

当然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后来由于票券供应过度增长，该社出现了初步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对经济衰退与复苏的研究并不是某种高深或神秘的课题，其中确有很多复杂的细节，但要理解其实质，是可以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简单的。

凯恩斯与经济政策

阅读至此，读者应当清楚地发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衰退学说不仅对衰退的发生机理作出了解释，而且对衰退的救治之道提供了一些指导。

首要的、最明显的一点是，在衰退发生时，我们要创造一定的条件，以使人们不必用减少开支的方法来满足持有更多现金的愿望，从而防止开支与收入同时减少的恶性循环（上文中托儿合作社的问题就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的）。要创造这样的条件很简单，就是印制更多的钞票，并用某种方式将其投入流通。凯恩斯曾出过一个奇妙的点子：把塞满钱的瓶子藏在一些地方，等待那些喜好探索的孩子去发掘。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建议，可以用直升机随机地从天上撒钱。不过，货币政策还不至于无能到这种地步，政府有一种更体面的方法：美联储可以进行一种所谓的“公开市场操作”，即用新印制的货币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从而将这些货币注入经济体，投入流通。

如果一场衰退已在成形之中，那么凯恩斯主义的建议是，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对抗衰退，也就是说，货币当局（在美国是美联储）可以增加货币供应，从而引导企业与家庭的行为，使开支与生产的流动恢复平稳循环的状态，进而使经济保持在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

一个很好的实例可以证明凯恩斯主义方案的实践效果。1987年10月，美国发生了股市大崩盘，在可怕的一周里，股票价格骤跌，五天之内就下跌了23％，比1929年“黑色星期二”爆发后的股价下跌还要严重一些。这场崩盘不仅说明投资者的信心正在下滑，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打击他们的信心，假如美联储此时无动于衷，投资者信心的迷失将很可能导致一场严重的经济滑坡。但当时的美联储并未无动于衷，它大刀阔斧地增加了货币供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济完全没有下滑。在这场风波之后的一年里，美国的经济产出增速反而超过了之前的一年（后来股市也逐渐恢复，而且屡创新高）。

因此，凯恩斯主义解决经济衰退问题常用的基本方法，就是进行货币扩张。但凯恩斯担心，货币扩张有时也许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当政府对衰退救治不力，以至于使其失控，演变为真正的萧条的时候。在经济信心严重低迷的时候，家庭和企业（后者更明显）不论持有多少现金，都不愿增加开支，他们也许只会把新增的货币统统储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会变得无能为力。这种状况被称为“流动性陷阱”。凯恩斯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和美国经济曾经陷入流动性陷阱；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在1992年曾差一点陷入这样的陷阱。

对于流动性陷阱，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法是，既然私人部门不愿增加开支，政府就应该取而代之。如果货币扩张不再有效，那就应转而实施财政扩张，如通过借债来实施公共建设工程。这样的财政扩张能够打破开支与收入同时下降的恶性循环，给经济“打气”，拉动经济复苏。但切记，这绝不是一种通用的政策建议。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孤注一掷的策略，只有在通常的非处方药（货币政策）无效的时候，才可以试用这个危险的药方。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和他在知识界的同道一直在呼吁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工程，以将英美两国的经济拉出“大萧条”深渊，但未能成功。由于人们总会提出很多反对意见，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不过最终结束大萧条的是一项连保守派也愿意支持的公共建设工程——战争。

以上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经济衰退与复苏理论的极其精简的介绍。直到今天，该理论仍是经济学思想的一个伟大成就。

像所有重大的学术贡献一样，凯恩斯的理论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很多人觉得，既然是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就应该有深刻的根源，否则说不过去。在他们看来，凯恩斯的观点，即经济衰退不过是由于经济信号不清晰造成的，只要多印一点货币就能解决，是异想天开。（据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刚执政时，曾有人向他写信，建议以一场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来对抗大萧条。据说罗斯福在该信的页边上批注“这也未免太简单了吧”，拒绝了该建议。）

左派也一直不喜欢凯恩斯。从马克思开始，他们一直认为经济周期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和最终的不可持续性。而凯恩斯说，经济衰退只是技术性问题，不需要什么重大的制度变革便能解决，这让他们感到失望。

不过，对凯恩斯主义的最强烈的敌意，一直来自右派。

保守派为何痛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原因之一是，他们不喜欢凯恩斯这个人：一个唯美主义者、同性恋，又是可怕的布卢姆斯伯里派的一员[5]。事实上，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在攻击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朋友时，曾明确地把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共和党人对家庭价值观的重视联系在一起。希梅尔法布说：“布卢姆斯伯里派的风气是重视眼前的、一时的满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完全以短期为基础，无法进行长期的判断，二者的气质明显是共通的。”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上文介绍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有一丁点放荡的因素吗？不过，我们应该这样看待希梅尔法布女士的言论：它代表了保守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反对主要不是针对凯恩斯理论的逻辑，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理论会带来不良的道德影响。

比较严肃的保守派不喜欢凯恩斯的原因是，凯恩斯似乎为扩大政府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凯恩斯的理论，经济衰退就像是私人市场陷入了某种交通堵塞，而政府的行动有利于疏通车流。凯恩斯本人和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些理论是要让资本主义运行得更好，而不是为放弃资本主义提供理由。但保守派一直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要打开一道缺口，为最终的政府全面干预市场做准备，于是他们一直在探寻各种能替代或反驳凯恩斯主义的理论。

严肃的保守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取得了辉煌战果。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保守派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越来越猛烈的批判。到了1982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竟然自豪地宣布，该大学的学生从不知道凯恩斯是何许人。只有理解了这场批判的力量，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知识界的右派总是能将左派打得溃不成军。

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代：货币主义

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许是世界上最有名气的经济学家。他五短身材，气质也不优雅，但他成功地树立起了自己的经典形象：一位与“大政府”歌利亚英勇作战的保守派大卫。但他的巨大影响力并非只是宣传得当的结果，而是因为他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发起了一场长期的攻势，这场攻势最终取得了战果，使经济意识形态与现实经济政策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弗里德曼一直积极鼓吹自由市场政策，一本批评战后的租金管制政策的小册子是他的成名之作。因此，弗里德曼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厌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许是一种强烈的政治倾向使然。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导人们选择的政府，总是带有一种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所不能容忍的积极性和干预性，它会试图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的方式来“微调”经济，还会不时启动和终止各种公共建设工程。而且，凯恩斯的一些追随者（像几十年后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一样）远不如他们的偶像那么优雅、温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在世界各地，一些人以一种庸俗化的凯恩斯主义作为大量的政府主导式经济政策的依据，这些政策也许在一些当时刚刚独立的国家产生了最具破坏性的后果，那些国家的政府急切地使用新获得的权力来扼杀国内仍然很脆弱的私人部门。因此，就算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朋友当时没有找到有力的经济学论据来抨击凯恩斯，他们仍然可以提出很好的政治方面的理由。

不过，他们对凯恩斯的抨击，确实也有一些很有力的经济学方面的论据。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发动的第一阶段的攻击，就是对“政府可以积极使用货币与财政政策来抚平经济周期”的理论进行批判。这番批判取得了很大影响，但细究起来有些站不住脚。弗里德曼称，这种积极的政府政策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事实上是有害的，不但不能实现缓解经济动荡的目标，而且会加剧经济动荡，因此，应当以简单、机械的货币准则来取代这样的政策。这个学说后来被称为“货币主义”。

在论证过程中，弗里德曼首先提出了一个事实性论断：大部分经济衰退，包括引发大萧条的经济大滑坡在内，都不是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发生的。也就是说，经济衰退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私人部门试图提高自己有限的货币储备，而是因为货币流通量的降低。

为什么说这个论断很重要？因为如果它成立，政府就没有多大的理由来以积极措施稳定经济。如果经济衰退发生的原因是人们自发地决定增加自己的货币储备，那么货币当局就必须监控经济，每当发现衰退迫在眉睫时就注入货币。但如果所有的经济衰退都是由货币量的减少造成的，那么货币当局就不需要监控经济，而只需要确保货币量不减少就行。换言之，决策者只需遵守一项明白无误的规则，即“保持货币供应平稳”，而无需遵守那项“相机抉择”规则：“当你的经济顾问认为一场衰退迫在眉睫时，向经济注入货币”。

接着弗里德曼进一步论称，相机抉择政策是弊大于利的。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个观点简化为：如果你只依据经济学家的良谋来制定政策，那么这样的政策不大会行得通！不过，弗里德曼的这个观点的基础，并不只是对经济学家的一般性的不信任，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论据。他论称，历史记载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化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反映到经济之中，至于其效果的产生需要多长时间，则是基本无法预料的。他宣称，货币政策效果的产生，带有“漫长而多变的滞后性”，这句话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熟知的名言（经济学家被公认为言辞乏味）。由于存在这种“漫长而多变的滞后性”，如果我们试图以货币政策来抚平经济周期，那反而会加剧经济波动。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假设你的房屋的供暖设施是一台由恒温器控制的火炉。这一系统是通过反应来调节的。当房屋变得有点太热时，恒温器会关掉火炉，室内温度会降下去，降到一定程度时，恒温器会再次启动火炉，使房屋变热，如此循环不已。如果反应的速度足够快，这个系统就会使室内温度大体保持稳定，仅有有限的波动。

但是，假如反应速度很慢，假如你的散热器旧了，要等20分钟才能传输火炉释放的热量，假如恒温器放在一个最远的房间里，在整个房屋里，这个房间是热得最慢也冷得最慢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系统就不会使房屋内的温度保持平稳，而是会使其剧烈波动。当房屋变得有点太热时，恒温器会关掉火炉，但直到房屋的主要部分都变得寒气逼人之时，它才会再次启动火炉，接下来它会让火炉一直烧下去，直到主要房间变得热浪滚滚时才会将其关掉，如此循环不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把那个恒温器扔掉，只是把火炉调到一个固定的档位上，房屋里的温度反而会变得更稳定些。

弗里德曼论称，货币政策也在出现这样的情况。假设美国经济已经开始陷入衰退，弗里德曼认为，美联储要过一段时间才会认识到这一点，并下定决心采取应对措施。但应对措施对现实经济产生影响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其作用往往会在衰退结束后才发挥出来，因此它不仅无助于消除衰退，反而会给其后的一场已经过热的繁荣火上浇油。而当美联储认识到经济过热时，它会采取紧缩政策，而这很可能使经济陷入一场新的衰退，上述过程又将重复下去。也就是说，美联储其实是在帮倒忙。

因此，弗里德曼的建议是，美联储应当完全放弃积极的货币政策，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固定化的政策，即保持货币供应的平稳、缓慢增长，使其与稳定状态下的物价涨幅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保持一致，对于美国而言，这意味着货币供应每年增长3％~4％。用上文中的例子打比方的话，这大体相当于将火炉调到一个固定的档位上。弗里德曼称，私人经济天生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因此，如果采取这样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用积极的措施去对抗经济周期的话，经济的波动会缓和得多。

根据弗里德曼的理论，既然积极的货币政策是不足取的，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更不用说了。他认为，既然一项货币政策已经足以使经济保持平稳，那么通过政府开支来刺激就业的举措就是毫无价值的（不过照这样的推理，通过减税来刺激就业的做法也将是毫无价值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牢记）。弗里德曼认为，那样的做法只会迫使政府举债，促使人们将自己的储蓄少用于投资，而多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对生产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这样你就明白，反对大政府的保守派为什么喜欢弗里德曼的分析了。因为弗里德曼告诉他们，如果一个政府拒斥凯恩斯主义，不对经济周期采取任何调控措施，转而遵循一种简单的货币政策，这样的政府不仅干预性较低，而且会使经济更为稳定。

但弗里德曼的说法对不对呢？其中当然不乏合理之处。第一，包括大萧条在内的许多次经济衰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化造成的，而在20世纪50年代风光一时的庸俗凯恩斯主义者曾不愿承认这一点。第二，货币政策确实需要一段漫长而不确定的时间才能产生效果，因此有时确实会帮倒忙。第三，以政府开支计划来对抗衰退的措施，其最大的刺激效果往往不会在衰退期间显现，而是恰好赶上衰退之后的经济复苏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措施确实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弗里德曼的许多批评是对的。

但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货币主义理论一直都无法让严肃的思考者信服。例如，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周期主要是由货币因素导致的，但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对“货币”一词所玩的概念游戏。传统上货币的概念有两种，一种是美联储实际发行的货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准备金；另一种是可以直接作为支付手段使用的物品的总和，包括现金和支票账户。但弗里德曼总是坚持使用更广义的货币概念，即所谓的“货币总量”。这个概念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存款与金融工具，例如储蓄存款（不能用于签发支票）和货币市场账户（通常对于签发支票有较高的最低金额要求）。这种广义的货币总量概念，更像是对金融部门总规模的衡量，而不是对可用的现金及其近似替代物的衡量。

使用这种宽泛的衡量标准会带来一个问题：因果关系会变得难以厘清。如果我们发现，在每次经济衰退期间，以弗里德曼式的广义标准衡量的货币量都下降了。那么这能说明是货币政策造成了衰退吗？还是说这不过反映了，在衰退期间，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会下滑，其中金融部门的规模也会变小？

大萧条的发生过程是一个关键性的例证。美国的大萧条是以1929~1930年一场剧烈但并非灾难性的衰退为起始的，随后就演变为一场惊人的经济下滑，最终使美国的经济产出比1929年的最高值下滑了三分之一。弗里德曼认为，他所定义的货币总量的急剧收缩造成了这场剧跌，其中的潜台词是，这场经济崩溃是美联储政策失误的结果，而绝不是因为私人经济有什么固有的不稳定性。但事实上，当时的美联储并没有将货币从经济中抽离出去。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一场银行倒闭潮产生了自我强化效应，使一些原本能存活下来的银行也遭遇挤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担心所有类型的存款都是不安全的。于是，各家各户不再把钱存在银行里，而是开始囤积现金；而在第一波恐慌中幸存下来的银行开始将大量现金放在金库里，以保留足够实力来应付那些紧张的储户，将挤兑扼杀在萌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实际的货币流通量并没有下降，但银行存款量大大下降了。

那么，对于货币政策而言，这场经历有何意义？弗里德曼在扮演一位货币主义的宣传家的时候，会将此事解释成这个样子：“美联储压缩了货币供应，这使一个原本相当稳定的私人经济体陷入了萧条。”这个说法听起来像是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有力论证。但他头脑里的真实想法是：“当银行系统在其内力的作用下逐渐崩溃的时候，美联储未能向经济中注入现金。假如当时美联储注入足够多的现金，使我所喜欢的‘货币总量’保持稳定，那么美国经济就远不会陷入那么严重的衰退。”事实上，弗里德曼并不认为对市场应当放任不管，他在原则上也接受，美联储当时应该采取一定的行动，只不过他认为美联储当时应该瞄准“稳定广义的货币总量”这个目标，而不是“稳定整个经济”这个更大的目标。

而一旦我们撇开基本的经济政策理论，转而探讨具体的应对措施，严格的货币主义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当然，美联储对经济的调控有时会过度，会带来负面效果，它应当注意少犯这种错误。但这样的措施会出错，是否代表维持目标货币总量以3％的速度增长就是一种最好的政策呢？不论从逻辑还是事实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很难作出这个推论。尤其是，由于金融监管的放松和金融创新，货币的概念变得更加模糊，比如货币市场基金、信用卡额度等，就很难界定货币，这使“货币总量”变得更加难以判定。

总体而言，弗里德曼赖以成名的货币主义理论似乎很巧妙，论证得很精彩，却有失肤浅，甚至可能掺杂了一点不诚实的因素。阅读弗里德曼当时的作品，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聪明人在努力为自己的信念寻找支持性的论据。而且我认为，公允地说，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虽然颇具影响力，但在许多学术界人士眼里，他们的理论是漏洞百出的。

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又发现了一条攻击凯恩斯主义的论据，而且这条论据更为有力。

米尔顿·弗里德曼二代：滞胀

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衰退通常是很好对付的：只要多印钞票，商业之轮就会重新转动。只要保持足够的货币供应，我们就能使经济恢复到就业率较高的状态。

但假如说经济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而政府出于某种原因继续大量印钞，这会造成什么结果？（通常情况下政府这么做是为了应付预算赤字。）答案是很明显的：一旦我们不再需要将闲置的工厂和工人投入生产，印钞就不再能促进生产，而只会提升物价。

不过，凯恩斯一直都明白这一点。凯恩斯的第一本巨著不是鼎鼎大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是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该书就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许多国家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所以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来都没有鼓吹无限制地扩张经济，它只是主张将经济扩张到充分就业的程度，并到此为止。它还主张在必要时调控货币供应量，以避免通货膨胀。

但是，“将经济扩张到充分就业的程度为止”这个简单的准则，在付诸实践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一些是技术性困难：由于上文讲到的货币主义者所强调的那些原因，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是不可能精确地调控经济的。不过更根本的问题是，“充分就业”是不容易界定的。

我在上文中讲述凯恩斯对经济衰退的解释的时候，曾以一个假想的经济体为出发点，在该经济体中，所有的工厂都忙碌地生产，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得到了雇用，然后我补充写道，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要讲讲为什么加这个限定。因为现实世界有太多的变动和不确定性，这使得经济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充分就业。总有工人会被解雇或暂时失业；不论待遇有多好，总有工人会主动辞职；总会有新的工人踏入劳动力市场，或者在离开一段时间后返回劳动力队伍。按照统计标准，所有想找工作但没有找到、或者不愿应聘的人都是失业者，因此，就算在经济发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劳动力市场上依然存在一定的失业。例如，在“马萨诸塞奇迹”的鼎盛时期，企业纷纷招徕工人，麦当劳将最低工资提高了一倍，还试图引诱一些退休的老人前去工作，但就在这个极其繁荣的时候，马萨诸塞州统计的失业率仍有2.7％。又如，自1973年以来，美国的总失业率从未降到5％以下。

这就意味着，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尺来判定，美国经济何时达到了充分就业状态。如果失业率为7％，经济中肯定有大量闲置的产能；如果是6％，闲置的产能会少得多；而如果是5％，经济又会显得有些过热。但其中的临界点到底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

因此，我们无法清晰地判定，增加货币供应带来的经济产出增加的效果何时会停止，从而导致物价上升。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似乎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替代关系（我们将很快看到，弗里德曼为什么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假象）。

1959年，伦敦经济学院的菲利普斯注意到，长期的经济统计数据表明，英国的失业率和工资变化率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关系。在失业率很高的年份工资下降，在失业率较低的年份工资上升，失业率越低，工资增长率就越高。接着，美国经济学家也很快在美国的经济统计数据中发现了类似现象。这就是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它似乎以量化的形式反映了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图2展示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关系的状况。经济数据似乎表明，要维持物价稳定，失业率就应保持在7％左右，但如果美国愿意承受3％~4％的通货膨胀率，它就能将失业率压低到4％。

图1–2 20世纪60年代失业率和通胀率间呈现替代关系。

菲利普斯曲线的发现似乎表明，与最初的凯恩斯主义准则“将经济扩张到充分就业的程度为止”相比，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更相机抉择的政策。因为我们不再能清晰地界定什么是充分就业，所以我们似乎应该转而采用一种价值判断：“当你认为经济扩张已经使得高通货膨胀的代价压过了低失业率的好处时，在这个临界点上停止经济扩张。”

不过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通货膨胀的代价有时是虚幻的，至少温和的通货膨胀是如此。例如，假设有甲乙两个经济体，甲有稳定的物价，乙有5％的通货膨胀率，其他方面则完全相同。那么二者仅有的区别是，乙经济体中的所有物价和所有人的工资都要比甲经济体增长得快5％。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大家的实际收入是完全相同的。

但失业的代价却是非常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60年代的正统经济学就得出了一个似乎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为了压低失业率，作为一种值得付出的代价，政府决策者应当接受一个恒定的通货膨胀率（如4％或5％）。这个结论甚至被法律明文规定了下来：经常被人忽视的1978年《汉弗莱－霍金斯法案》明确要求美国政府努力将失业率压低为4％。而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则更激进。例如，1968年莱斯特·瑟罗主张，美国应当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后果，将3％的失业率确定为一项国家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将少数群体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解救出来。

当然，这些主张都没有实现。自1973年以来，美国的失业率从未降至5％以下，却曾达到10.7％的高点。但物价并没有因此而显得稳定，1973年至今的年均通货膨胀率是6.2％，最高时曾达到13％。

这样的情况完全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意料之中。1968年，弗里德曼不仅论证了菲利普斯曲线所代表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替代关系是一种假象，他还预言，美国将会出现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后来保罗·萨缪尔森称这种局面为“滞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界最具决定性的学术成果之一。

但弗里德曼并不是当时唯一批评菲利普斯曲线的经济学家。从1965年左右开始，经济学家越来越觉得，所谓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间存在长期替代关系的理论可能是不对的。大约在同一时期，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德·菲尔普斯也提出了与弗里德曼的观点极为相似但要严密得多的理论。菲尔普斯享有“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的美名，他的政治倾向不是很强烈。但最终受到万众瞩目的却是弗里德曼，因为他特意选择了一个广受关注的场合来推出自己的滞胀理论——美国经济学会上的主席发言。

像凯恩斯一样，弗里德曼以一个思维实验开始论证：假设我准备将货币流通量提高一倍，但同时也将所有的物价和工资提高一倍，那么失业率会受到什么影响？

答案很明显：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如果所有的物价和工资都提高一倍，同时货币流通量也提高一倍，那么经济就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只是经济的衡算单位变了，就像是英国人不再使用值2德国马克左右的英镑（本书写作时的汇率），转而直接使用德国马克。那将不会有什么影响，同理，弗里德曼设想的货币与物价同时翻倍的做法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目前为止，弗里德曼只是表述了一个人所共知的命题，即通常所说的货币中性。但接下来，他就从这个命题推论出了一条重大的政策理论。

弗里德曼问道，为什么我将货币供应量提高一倍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而美联储一增加货币供应就会带来实质性的效果呢？为什么将货币供应量提高5％并不会使物价立即上升5％，而只会使其上升一点点（至少在初期是这样的），其他的效果就转为了对经济产出的刺激呢？他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货币供应量的提高之所以不会全面反映为物价的提高，是因为企业和工人受到了欺骗。在货币供应量提高后，工人会低估通货膨胀即将增长的速度，所以他们会把工资要求提得过低，企业也会低估其工资成本与供应成本即将增长的幅度，所以它们也会把产品的价格定得过低。也许每个工人或企业所犯的错误都不是很严重，但所有这些错误都指向同一方向，因而产生了累积效应，因为甲企业的产品价格会影响乙企业的成本，反之亦然。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货币供应量提高5％远不会使物价上升5％，其大部分效果都变成了对经济产出的刺激。

弗里德曼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所显示的经济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它其实只是代表在历史上一些特定的时期，反常的极高或极低的通货膨胀率让市场始料不及而已。该曲线上的低失业率点代表市场对反常的高通货膨胀率感到意外的时期，高失业率点则代表市场对反常的低通货膨胀率感到意外的时期。

接下来就是这番分析的道德涵义：你能欺骗所有人一时，但无法欺骗他们一世。假设一国政府要采纳一些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家的建议，用5％的通货膨胀率来交换3％的失业率。这也许在一段时间内能奏效，但弗里德曼认为，市场很快就会反应过来。工人和企业会将这5％的通货膨胀率纳入自己对未来的预期，因此通货膨胀率必须高于5％，才可以使他们产生误判，而通货膨胀率一旦低于5％，就会使他们产生相反的误判，从而导致经济衰退。这样发展下去，一段时间之后，原来可以用5％的通货膨胀率换取的低失业率，现在就必须用10％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而如果政府只愿接受5％的通货膨胀率，那么失业率就会维持在原先与稳定物价相对应的高点。

因此弗里德曼认为，假如要依据菲利普斯曲线来以高通货膨胀率换取低失业率，那只会导致该曲线的消失。因为为了换取低失业率，你必须付出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代价，而当这个代价变得无法承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依然居高不下。

现实中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图1-3显示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在1960~1969年经济长期增长时期，似乎存在一条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但随着通货膨胀预期在人们的头脑中变得根深蒂固，那条曲线就崩溃了。1969~1971年，尼克松政府故意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试图以此来抑制通货膨胀，结果是极不成功的。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便陷入了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奇特境地。

图1–3 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崩溃。

因此，在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上，弗里德曼说对了。他的真知灼见使他自己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威望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他对此当之无愧。他过去从货币主义角度出发对凯恩斯主义进行的批判，也因此得到了新的尊重。不过，我们必须明白，弗里德曼研究滞胀所取得的成果是有一定限度的。

弗里德曼的理论只是表明，如果政府试图以货币扩张来实现“充分就业”这一刚性目标，最终必然导致令人无法接受的高通货膨胀率。我们不能期待“充分就业”，至多只能期待失业率保持在这样的水平上：当实际通货膨胀率与工人和企业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大体相同时，经济可望实现的失业率。弗里德曼称之为“自然失业率”，但其他经济学家不喜欢这一叫法，因为“自然”一词暗含对这样的失业率（可能达到6％）心满意足的意思，所以他们使用像“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简称NAIRU）这样冗长的名称。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经济学家对美国自然失业率的估计为6％，或稍低一点。

自然失业率是我们可以实现的最高目标，这个结论一出，那些当年把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捧上天的经济学家，就像是被兜头浇了一桶冰水一般。但接受这个结论，绝不意味着就必须接受弗里德曼的一般性观点，认定政府完全不应该调控经济。

问题的关键是，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理论无法推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让私人经济自行运转的话，失业率就会保持在接近自然失业率的大体稳定的水平上。平均而言，经济应当会大体保持在自然失业率的状态，但它同样会围绕着这个状态剧烈波动。所以，我们依然可以主张以凯恩斯主义政策来稳定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弗里德曼可能会反驳说，凯恩斯主义政策弊大于利，其理由就是货币主义的那些常见说法。而我们已经看到，货币主义理论与自然失业率理论不同，虽然很巧妙，但不足以令人信服。

不过，在保守派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中，还有最后一个流派，即罗伯特·卢卡斯及其门徒提出的“理性预期”理论，该派是对弗里德曼理论的引申。不过，弗里德曼本人从未对该派表示过赞同，这也许是因为他从根本上对该派的各种假说感到警惕，不愿予以附和。但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理论盛极一时，乃至于有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彻底打入冷宫之势。

理性预期学派

在当年凯恩斯发表他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时候，一些保守派经济学家反驳说，没有必要用政府政策来应对衰退，因为经济具有自行调整、走出衰退的能力。他们的理由如下：在失业率高涨的情况下，工资和物价倾向于下降，而工资与物价的下降将使实际货币供应量上升，因为货币流通量虽然没有变化，但货币的购买力将会持续提升。接着，实际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将促进经济的增长。

凯恩斯并没有否定这一所谓的古典理论的逻辑，他愿意承认，长期而言，经济衰退是会自我调整的。但他认为，这个自我调整的过程是十分缓慢的，正如他指出的，“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这句话得到了广泛引用，但很少有人正确地理解它。凯恩斯的真正意思是，经济也许最终会自动走出衰退，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无视那些可以迅速结束衰退的政策，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人总有一死便提前选择自杀一样。

凯恩斯似乎已经一劳永逸地推翻了这种消极对待衰退的观点。但在20世纪70年代，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一种新版的古典理论。他将弗里德曼与菲尔普斯有关通货膨胀与失业的理论与理性预期理论结合在一起，以论证凯恩斯所说的“长期”也许根本没有那么长。

和弗里德曼不同，卢卡斯并不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著作不丰，也不好读。虽然他也主动写过一些清晰有力的文章，但他更喜欢用大量的数学公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留待其他人将他的理论通俗化。弗里德曼曾以他在学术上的名声为跳板，博取更大的公共影响；但卢卡斯近年来似乎归隐象牙塔，潜心研究那些不会招惹是非的、日益技术化的理论经济学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罗伯特·卢卡斯基本上可以说是在职的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学思想影响最大的人，这既是依靠他自己的著述，也是凭借其思想门徒孜孜不倦的宣传。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与弗里德曼在货币政策上的观点相似，但比后者更进一层。弗里德曼只不过是说，积极货币政策在实践中可能弊大于利；而卢卡斯则认为，它在理论上也可能是有害无益的。

为了理解卢卡斯的观点，让我们回放一下最初凯恩斯主义所描绘的衰退画面：在某种因素的影响下，一个经济体中的每个人都认定自己需要持有更多的货币，并随时准备为了积累现金而减少开支。

面对这幅画面，卢卡斯的追随者会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不一定发生萎缩。假如每家企业都马上降低产品价格，每个工人都马上降低工资要求，流通中的货币的购买力将会提高，这样一来，大家对现金的需求就会得到满足，经济就不会下滑，也不需要以政府干预来增加货币供应。

既然如此，经济衰退为什么还会不时发生呢？在这一点上，卢卡斯沿袭弗里德曼的说法，也断言衰退发生的原因是人们感到困惑。比如说，我知道我想要持有更多的货币，但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同样的想法。我看到我的产品的销售变差了，但我不知道这是我遇到的暂时的特殊问题，还是反映了整体经济的萎缩，因而也不知道是不是要降低产品价格。于是我就犹豫不定，或者抱着一种观望的心态，将产品的价格降低一点点。不只是我，所有人都会这么做，因此在事态发展的初期，经济会陷入衰退。

但是，一旦人们明白经济确实陷入了整体性衰退，经济就会逐渐地自动走出衰退。一旦人们明白，其实大家都在努力囤积现金，本企业产品销路的下滑并不是特殊现象，而是反映了普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各家企业就会果断地降低价格，当价格降到一定程度，经济就会恢复到自然失业率的状态。因此卢卡斯认为，“长期”并不会拖到我们死的时候，而只会拖到大家都弄明白经济形势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的话，货币政策还能起什么作用？按道理货币政策应该依然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在货币需求提高之后出现的衰退，毕竟不只反映了人们的困惑，它还是一种现实的切肤之痛。与其坐等价格下降，为什么不以注入现金的方法来缩短这个痛苦的过程呢？

论及此处，“理性预期”学说就要登场了。“理性预期”的概念是由理查德·穆思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提出的，它是指设计经济模型时应当遵循的一种策略。穆思认为，我们通常应当假设，企业会有效地利用自己所有的可用信息。当然由于世事无常，企业也会犯错误，但是，如果一个经济模型假设企业会明知故犯地犯下系统性错误，那么这样的模型肯定是不可靠的。

卢卡斯指出，理性预期假说认为，如果企业不知道如何合理地为自己的产品定价，这是一种诚实、理性、合理的困惑。因为企业掌握的信息还不够，无法作出判断。此时，如果我们认为货币当局能改善事态，我们就必须假设它比企业掌握了更全面的信息。但卢卡斯论称，在通常情况下，美联储掌握的经济信息，也许并不比普通人买一份好的财经报纸所能得到的信息多。因此他认为，货币政策其实并不能使经济更快地走出衰退。

不仅如此，卢卡斯还进一步论称，任何可以预测的货币政策都将是无效的。假设人人都开始明白，通常情况下，国家公布的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美联储就会将货币供应量提高1％。卢卡斯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把美联储的这项通行政策纳入它们的预期和定价政策之中，每当国家统计的失业率上升，它们就会相应地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以确保美联储的货币扩张只影响产品价格，而不影响产出。

因此，必须是无法预测的货币政策，才能“产生效果”，而只有随机的东西才是永远都无法预测的。但是，随机的货币政策必然会加剧经济产出的波动，而不是减弱！至此，卢卡斯似乎已经从纯粹的逻辑角度证明，政府以积极政策来稳定经济周期的做法是无效的，甚至会是有害的。

读到此处，读者也许想要做个深呼吸。卢卡斯的推论让人觉得气势磅礴，比弗里德曼的任何结论都要有说服力，而且他的逻辑链条似乎要长得多。但长的推理就一定对吗？

显然不是。在这一逻辑链条上，至少有两个薄弱环节。第一个是如下命题：衰退持续的时间，只限于企业对现实的经济形势感到困惑的时期，也就是说，只有在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衰退的时候，衰退才会持续。当年弗里德曼对自然失业率理论的阐述，也隐含了这个命题，但除了经济学家之外，没有几个人会觉得这样的说法有道理（我们接受弗里德曼关于滞胀的理论，并不意味着就必须完全听信他的所谓货币政策是靠骗人来发挥作用的观点）。第二个薄弱环节是如下观点：企业是通过对货币政策（或者有助于预测货币政策的各种宏观经济指标）的密切关注来给产品定价的。

关键问题是，弗里德曼的理论也许不如卢卡斯的理论逻辑严密，但回想起来，弗里德曼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反对是符合常理的，因为我们总不能仅凭一条曲线来推测经济局势吧，而卢卡斯的理论虽然看似逻辑严密，却与我们日常看到的公司与家庭的行为方式完全背离。日常观察本身并不能反驳卢卡斯的理论，但足以说明其中有一些破绽。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将详细探讨卢卡斯的观点究竟错在哪里，并说明在正本清源之后，我们应当向凯恩斯回归。

目前而言，读者只需要明白，虽然卢卡斯的逻辑在外行看来也许颇为怪异，但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的理论主宰了有关经济周期的学术讨论。理性预期理论横扫千军，将凯恩斯主义者逼进一个小小的学术角落，只是在近些年里，他们才开始重新崭露头角。

这么一个艰深的、技术化的思想构架，怎么就演变成了一场浩大的学术攻势，乃至后来成为一种教条呢？（卢卡斯这么一个沉静内敛的人，又怎么会一度取得一种像什叶派大教长那样的教主地位呢？）也许有三个原因。

首先，长久以来，经济学理论的心脏部位有一条深深的伤痕，卢卡斯的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似乎有助于其愈合。在凯恩斯之后，经济学分出了两个支流：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研究单个企业、家庭与市场的行为，有相当严格的学术规范。例如，微观经济学假设，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家庭追求消费最大化，市场状态是经过严密推论得出的“均衡状态”，这种状态是因理性经济人相互影响的决定造成的。而研究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宏观经济学则充满了只适用于特定情形的假设，用该学科的行话讲，这些假设不是“植根于微观基础的”。例如，从来没有人很好地解释过，为什么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一定会像菲利普斯曲线那样呈现稳定的关系。宏观经济学家只不过是看到了这一现象，就想当然地以为，它代表了一种有指导作用的规律。而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而卢卡斯却似乎能够从微观经济模型推论出经济周期的原理。他似乎能以一套严谨的理论来说明，理性的企业和家庭是如何尽全力利用自己有限的信息来争取利益的，其最终的行为又如何呈现出一种类似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轨迹。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在1970年编过一本名为“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书，这个标题代表了一种殷切的期待。而在一段时间里，在许多人看来，卢卡斯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他能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微观基础，开创一种类似于“均衡状态”理论的经济周期理论。

其次，在经济学界，卢卡斯理论的艰深和技术化（本章的介绍基本没有谈及那些复杂的技术细节），反而是一种优势而不是劣势。在学术界，如果一种理论便于一位聪明但不是很有独创性的年轻人证明自己的智慧，那么这样的理论其实最容易吸引大批忠实的拥趸。这么说也许显得有些玩世不恭，但这确是实情。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卢卡斯的“均衡”的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后来，不出所料的是，卢卡斯提出的理论为经济学界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数学与统计技术。卢卡斯的第一批门徒研究出了这些技术，从而在学术上声名鹊起。后来的一批又一批门徒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学习这些技术，谁要敢说他们的专业、他们辛勤研究的这种经济学理论是有问题的，他们一定会火冒三丈。到了最后，连卢卡斯自己也更关心这些技术本身，而不大关心它们的实际用途。

第三，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政治倾向因素也使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理论吸引了不少人。前文讲过，货币主义具有很强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似乎印证了保守派的一种偏见，即政府的积极干预总是不好的。货币主义理论的粗糙与违背学术真诚之嫌，会让一般人对其敬而远之，但肯定有许多保守派的思想者在一种无意识力量的作用下，忽视了其中的缺陷，因为该理论恰好与他们的政治观念相符。与此类似，理性预期经济周期理论的脱离现实与荒谬之嫌，会让一般人对其敬而远之，但一些思想者很容易因为该理论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意蕴而忽视其中的缺陷。

1980年的形势

在1980年，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也许会注意到，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华丽外表已经出现了裂缝。一些证据表明，弗里德曼的判断并不正确，货币供应量的稳步提高并不会使经济风平浪静。悄然之间，这样的证据变得越来越多。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已经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概念危机，而即将发生的一些事件，也将破坏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声誉。但是，除了专家学者之外，公众对这些裂缝几乎毫无觉察。在大众甚至许多经济学专业人士看来，保守派在思想界一统山河。

保守派的胜利远远超出了经济周期理论的领域。虽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现实中只主张政府在衰退期间增加货币供应，在萧条期间开展公共建设工程，但一直以来，它的形象并不只是与这样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在政治世界，一种学说的隐喻要比它所主张的具体政策更有影响，而凯恩斯主义一直包含着这么一种隐喻：英明的政府干预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改善，实现了市场经济依靠自身力量所不能实现的效果。这个隐喻到了许多自由派人士的手里，事实上就变成了支持政府大规模干预的依据。后来，保守派似乎驳倒了凯恩斯的理论，这损害了自由派经济学的整体声誉，从而使保守派经济学者的威望覆盖了所有学术领域，包括那些与应对经济周期的具体政策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但最终，保守派对凯恩斯的攻击在学术界产生的这种“边缘影响”，就是它最重大的现实影响了，因为他们的宏观经济学仅在很短的时间里被付诸实践。1979~1982年，美联储至少在原则上接受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即经济调控应当瞄准货币总量，而不应针对经济整体设定多个目标。但就连这短暂的接受，似乎也不是真心诚意的，美联储似乎只是想以保守派经济学的优美言辞为外衣，包装一种非常残忍的经济政策，即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将经济推进衰退深渊。无论如何，到了1982年年中，由于经济的下跌幅度之大超出了预料，美联储连这套货币主义的外衣也扔掉了，而且再也没有捡起来过。

但在1980年，保守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大获全胜，最大的影响就是让经济学家甚至政治家觉得，美国杰出的思想是在右派一边，而不是在左派一边，正如莫伊尼汉所说的，右派是更有想法的一派。而且，右派确实成功地将一种思想转化成了现实的政策，那就是所谓“高税收和过度管制严重束缚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思想。

[5]布卢姆斯伯里派是20世纪早期英国的一个作家与艺术家团体，偏向自由主义。——译者注

第二章

税收、管制与经济增长

只有生产率的增长能让一国变富

生产率高速增长的奇迹为何消逝？

保守主义的税收观

僵硬管制的代价

平和的变革流产，供应学派掌权

保守派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攻击就是其在思想界取得的最大成就了。这场攻击成功地逼得那些主张政府积极调控经济的人改取防守姿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保守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威望，就算那些对这场争论几乎毫无觉察、毫无理解的人，也变得更加信服保守派。但我们将看到，如果我们考察现实事件而不是理论的话，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说最终只对实际经济政策产生了短暂而有限的影响。

唯有在税收与管制领域，保守主义理论真正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正当一群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挑战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政府其实不能为稳定经济周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时候，另一群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指责政府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障碍。像对凯恩斯的攻击一样，这场攻击也是一些很有地位和声望的知识分子发动的，不过像货币主义一样，这一新的反对政府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迎合了保守派的偏见，才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不过，这场攻击并没有一直保持那么高的水平：马丁·费尔德斯坦提出的公共财政理论原本复杂而严密，但最终被武断、荒谬的拉弗曲线取代；保守派经济学家本来以很有说服力的方式论证了政府为什么应该解除对航空业和卡车运输业的管制，但这个理论到了丹·奎尔那里，就堕落成了一种盲目反对管制的宣泄。不过，在本章中我想集中探讨，“税收与管制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障碍”的理论，在最初是如何以一种令人起敬的形式兴起的。至于该理论后来的令人失望的堕落，我们则放到后面再谈。

当然，在经济增长率令人满意的时候，保守派的所谓“政府政策抑制经济增长”的说法，是基本没有市场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的经济增长不只是令人满意，以历史的标准来看，可以说是非同凡响。当时也有一些保守派声称政府干预过多了，税负过重了，激励人们工作的因素太弱了，但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但在1973年之后，美国人渐渐发觉，经济出了问题，我们原本已经习以为常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生产率不再急剧增长，生活水平不再快速提升，反而不知为什么变得停滞不前了。在这时，保守派的观点才变得风行一时。

因此，在本章中，我先简要讲述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的委靡不振，然后探讨保守派分析这一状况的理论是如何兴起的。

生产率的减速

萧条、失控的通货膨胀、内战都能让一个国家变穷，只有生产率的增长能让一国变富。生产率是指一个经济体中的工人每小时平均创造的产出。长期而言，如果不发生什么大灾难，一国生活水平的年增速，几乎完全等同于生产率的年增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工人的生产率约为现在的40％，大约与今天的希腊或葡萄牙相当，略低于爱尔兰。在那时，我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富国里，因为我们比大多数国家富裕得多，而且与大萧条最深重的时期相比，国家的境况有了大大改善。但当时只有54％的家庭拥有汽车，44％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以我们现在认定的贫困线衡量，到了1950年，贫困人口还占40％。

不过在接下来的一代人时间里，美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生产率翻了一倍，生活水平也有同步增长。美国变成了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私人汽车数量与家庭数量相同，贫困家庭比率降到了10％。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经济将继续这么快地增长下去，甚至还会加快。《财富》杂志在1967年推出一份特刊，对2000年进行预测。它推测，美国的生活水平将持续快速上升，在即将到来的25年里，实际工资将增长150％。当时的畅销书，如阿尔温·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和查尔斯·雷奇的《绿化美国》，都毫不怀疑地认定经济还将快速发展，只是担心这么快的发展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变化。

但美国经济的车轮突然停了下来。1973~1974年，在长期积聚的通货膨胀压力与油价飞涨的两面夹攻之下，消费品价格的涨幅创下了历史纪录。接着，美联储试图以紧缩银根的方法平抑这场通货膨胀，结果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像所有的经济衰退一样，它伴随着一轮有力的复苏。但人们慢慢发现这场复苏不对劲，和过去的复苏不一样，区别在于，生产率的增长不像之前25年里那么快。

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现在来看，我们可以将美国生产率的增长分为三个时期：从19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约为1.8％，以这样的速度，每40年生活水平可以提高一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73年，年均增长率跃升为2.8％，这足以使生活水平在25年里提高一倍；自1973年以来，年均增长率不到1％，按这样的速度，要用80年的时间，美国生活水平才能取得在二战之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所取得的增幅。

生产率增长的减速是过去20年里美国经济发生的两个主要变化之一，另一个变化是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剧。这两个变化结合起来，结束了二战后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局面，使发展变得步履蹒跚，许多美国人的生活甚至变差。几乎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与1973年相比，美国现在的中产阶级变少了，这固然是由于一些家庭升入了富人阶层，但主要原因是穷人变多了：现在美国的贫困率比1973年高20％，儿童贫困率则高40％。居民汽车拥有率仍在上升，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两个人同时工作才能维持下去，所以也需要两辆汽车，房屋自有率则下降了。现在人们普遍感觉到“美国梦”走上了歧途，生活可能会变得一代不如一代。

现在回头来看，我们似乎能清楚地看到，当时的生产率停滞问题是严重的、难以解决的。现在，美国生产率不振的问题已经持续21年了。在头20年里，有16年是共和党执政时期，其中的12年是由坚守经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人主政的。因此，到了现在，生产率问题已成为困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面对他们执政时期低迷的生产率增长状况，保守派不得不采取守势，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但在20世纪70年代，当生产率增长减速的问题还不是很明显的时候，保守派高歌猛进，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理论，认为政府是生产率停滞的主要原因。

我们很快将探讨这些理论的细节。但在此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对于“生产率高速增长的奇迹为何消逝”这个问题，人们给出的一些一般性解释。

生产率增长为何减速？

在大家都意识到生产率的增长变慢的情况之后，在最初的几年里，很多人认为全球油价上涨是罪魁祸首。但在一段时间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摒弃了这种说法。如果是几年的增长状况不佳，也许可以用油价上涨给生产造成的紊乱来解释，但是，虽然油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要素，但还是无法解释如此严重、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增长减速。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实际油价又发生大跌，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水平，但生产率的增速却没有丝毫的恢复。因此，问题是由别的原因造成的。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对于生产率增长减速的问题，一直有三种主要的一般性解释。也许可以将它们称为科技原因说、社会原因说和政治原因说。

科技与生产率减速问题

广义上的科技（不仅指新型的器具，还包括 “软件”上的创新，如存货实时管理系统）对于生产率增长至关重要。事实上，自从20世纪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进行开创性研究以来，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学者已经发现，如果没有持续的科技进步，长期经济增长就会停滞，而且科技进步是推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

以科技来解释美国生产率减速的人认为，科技这个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发动机在20世纪70年代变得动力不足了，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基础构架出了什么差错，只不过是因为维持战后繁荣的那些科技的效果基本耗尽了。这一说法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一系列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理论和技术逐渐成熟完善，美国的生产率出现了高速增长，但需要一段很长的政治与经济稳定的时期，这些科技的效果才能得到彻底的发挥。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已有的科学与技术所固有的潜力大都得到了开发，于是生产率的增幅就降低了。也就是说，生产率增长变慢的原因是新思想的枯竭。

有读者可能要问了：“且慢，过去20年来科技不是得到了大发展吗？不是出现了个人电脑、传真机、移动电话、录像机吗？你怎么能说新思想枯竭了呢？”

这是一个有力的质疑，但我们还是可以回答的。经济史学家已经发现，一项新科技经常要在发明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对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带来重大影响。例如，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可以说是启动工业革命的最重大的科技突破，但直到1810年左右，英国才开始全面工业化，直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才开始显著提高。又如，电力的最早使用是在19世纪80年代，但历史学家戴维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它对生产率几乎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之所以会延迟这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因为一项科技在只得到零星、孤立的应用的时候，是无法充分发挥其能量的，只有在得到广泛应用，并与其他科技相配套之后，其真正的潜力才能开发出来。当汽车还不多见的时候，它不过是富人的玩物，后来，随着公路网的铺设完备，加油站和维修站变得无处不在，最大的百货商店从传统上的市中心转移到郊区的商业街，汽车才有了更大的用途。而且，这里有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使一项科技能充分发挥潜力的配套与辅助性设施网络，既促成了该项科技的广泛应用，也因其广泛应用而不断得到完善。总之，一项新科技不管多么神奇，都有可能连续几十年功效甚微，只有在其规模超过临界点之后，才会大放异彩。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些重大科技的配套利用，使二战后的一代人大为受益。这些科技也许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甚至可以说大部分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发明的，但由于长期的经济萧条与战乱，并没有盛行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庇佑之下，这些旧发明得以物尽其用，并给生产率带来了巨大影响。

想想石油业和交通业齐头并进的发展吧。超级高速公路、超级油轮和超级高效的大炼油厂，并不是因为什么知识上的巨大突破而出现的，就连喷气式飞机，也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理论上可以制造了。只是由于人们对这些已知的理论进行了应用，而且这些产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相互促进，才使生产率得以快速提高。另一个例子是，私人汽车、电冰箱和超市的密切结合，也提高了零售业的生产率。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工厂的更新改造。旧式的工厂是一种促狭的多层建筑，那样的设计适合于以一台巨大的蒸汽机为大量机器提供动力，并以单一的铁路支线来运入原材料，运出货物。新式工厂则是单层、开放式的建筑，临近电力和公路交通系统。这些科技本身并不是多么惊人的创见，但它们对生产率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关键问题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许多这样的科技都变成了强弩之末。事实上，很多我们今天依然觉得很“摩登”的东西，其实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出现的。例如，我们或许想不到，当今民航界的王者波音747客机，其实早在1969年就出现了，现在的机型只是有些小改进，并没有实质性差异。因写了《信息迷失的年代》一书而屡屡上电视的比尔·麦吉本，曾经指出过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情景喜剧所展示的房屋，现在看起来并不多么过时。拉赛尔·贝克的说法则更加一针见血：“为什么在1940年回想1890年，觉得那简直是黑暗的中世纪，而在今天回想1940年，依然觉得恍若昨天呢？”

20世纪60年代末，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写了一本很有见地的书《不连续的时代》。他指出，虽然在此前的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整个国家，甚至那些最大的公司的产业结构，其实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没有多大变化，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一些早已成熟的模式的内部改进，而不是突破性的创新。他还指出，这种内部“持续性”其实是不能维持的，因为那些老科技的效果几乎即将耗竭，而那些正在登场的新科技，只有在经济结构得到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效用。

但德鲁克未能指出的是，这些新科技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才能成功促进经济的全面进步。

我们以办公电脑为例。早在20世纪60年代，电脑便在商界得到了普遍应用，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更是遍地开花，到了1991年，约60％的美国上班族都有了自己的办公电脑。但是，如果办公室的构造还是旧式的，单纯使用电脑对生产率几乎毫无促进作用。电脑也许可以让人们不断修改信件，设计出优美的字体，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但口述内容，让别人迅速抄在一张纸条上，也能实现同样的效果。

许多企业现在认为，要真正发挥电脑的优势，就必须对整个办公室的工作方式进行调整，并改变公司内部不同部门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只给每位经理配一台个人电脑是不够的，必须将这些电脑连成网络，最好是与企业的供货商、客户的电脑也连在一起，还应重新界定雇员的角色和指挥体系，以促使员工与经理不再使用纸张联系和面对面联系，转而使用电子网络。前文提到，在为了方便蒸汽驱动的机器发挥作用而设计的工厂里，电力不能充分发挥潜力，与此类似，在以纸张流为基础的办公结构里，电脑也不能充分发挥潜力。

一些迹象显示，信息处理技术的普遍应用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产生姗姗来迟的经济效果，即所谓的“科技回报”（该术语是1993年《商业周刊》一篇文章的标题）。但关键问题是，在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科技虽然突飞猛进，却似乎没有带来多少经济上的成果。

总之，以科技来解释生产率增长减速的说法认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曾为美国战后繁荣提供推动力的一系列科技的效果已经基本耗竭，虽然一些新科技最终将催生另一场繁荣，但它们还没有准备好大展身手。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听天由命的观点。一些政策鼓动家认为，政府应当努力推测新科技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进而采取一场集体性的运动来加快历史的步伐。我们将在第三篇探讨这一观点的一些比较温和的版本。但现如今，大家对于政府计划都不抱什么信心，除非你愿意相信那些官员的聪明才智，否则这种以科技来解释生产率增长减速的说法只不过教导我们要更有耐性，并没有更多的启发作用。

社会学解释

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减速是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恰好约一代人的时间。战后的美好岁月只持续了一代人时间，这是不是说明了什么问题？

这一情况的确很令人起疑。毕竟，“婴儿潮”一代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大举涌入劳动力市场的。由于市场需要吸收大量新劳动力这个简单的原因，相对于工人人数而言，资本的增长速度降低了。但人数众多并不是“婴儿潮”一代唯一的特征。他们还是第一代在社会普遍富裕的背景下长大的人，而且是第一代由父母遵照斯波克博士的宽容主义教育信条养大的人[6]。最突出的特征是，他们还是第一代看着电视长大的人。

如果你曾经感受过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文化风潮，不论是以什么方式感受的，你都会觉得，20世纪70年代美国生产率增长的放慢，确实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你会想，在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里，资本主义声名狼藉，工作本身被视为耻辱。在这十年里，美国社会的黏合剂失效了，那种冠冕堂皇的价值观与伪善的结合，再也不能维系社会的稳定了。这十年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怎么可能不影响生产率？这不是严谨的经济学分析，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无法度量某些因素，便将其忽略不计。

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确实发生了一些可以量化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社会趋势，而不是狭义的经济力量，而且它们显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考试成绩衡量的美国学生的教育水平似乎开始逐步滑坡，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贫民区学校的不良境况，但中产阶级子女的教育质量似乎也下滑了。例如，许多人都认为，就连最一流大学的录取标准都大大下降了。据推测，现在哈佛大学的普通新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放在20年前是达不到录取标准的。

教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教育开支的减少。虽然说美国有一些校区财力匮乏，学生只能用旧课本，坐在包装箱上听课，但就全国而言，教师的工资一直与私人产业的工资保持同步增长，而且每人平均教的学生数变少了（1960~1990年，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机构的学生人数只增加了10％，但教师人数增加了70％）。美国教育体系的诸多问题，其实似乎与教师、家长、学生的动力不足有关。在美国最差的学校里，由于暴力成风，教育走入了迷途，但就算在比较正常的学校里，传统上那种追求卓越的精神，似乎也已丧失殆尽。

除了教育问题之外，美国一些重要人群中的社会崩溃现象，也让人头疼。现在美国的底层阶级人数之多，境况之凄惨，在发达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而大部分人认为，底层阶级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迅速扩大的。底层阶级带来的最大影响并不在经济方面，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扩大严重阻碍美国的经济增长。

因此，要说中产阶级子女经济动力的丧失、教育水平的下滑、底层阶级的扩大等社会问题是美国生产率增长减速的重要原因之一，似乎是有些道理的。这个说法虽然与科技说大相径庭，但二者都有一种听天由命的味道。因为，虽然美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令人悲伤，但几乎没有人相信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对于大多数社会问题而言，经济政策都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这种社会学解释似乎只不过告诉我们，要学着对生产率增长的减速安之若素，而不是催促政府想办法扭转局面。

但经济学家并不愿意接受这种宿命论。于是左派和右派的经济学家都开始探寻生产率增长变慢的原因（至少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办法）。而在最初，有意思的理论是由右派提出的。

对生产率减速问题的政治解释

在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美国的经济困难主要可以归因为另一个基本因素，即税收和管制带来的激励扭曲与激励减弱。我们可以称此为对生产率减速问题的政治解释，它实际上是说，美国的经济问题是政府的错。

在里根执政时期，所谓税收和管制拖累经济增长的说法，变成了一项政治信条，被保守派当做不言自明、无需论证的真理来宣扬。但正像保守派对凯恩斯的攻击一样，保守派对税收的批判，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一场严肃的学术运动。从当时一直到现在，就算是最倾向自由派的经济学家，都真诚地对这场运动抱以尊敬。

税收、激励与经济增长

如果你要对人们征税，人们也会想办法来避税。一些人会采取简单的欺骗，如隐瞒收入、伪造账目。一些人会采取复杂的法律方法避税，创造出账面上的损失来抵消真实的收益。但在美国，人们的主要避税方式是，尽量不去做会被课税的行为。不幸的是，这些行为包括了工作和投资。

左右两派的经济学家一直都公认，民众通常会为了避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经济学家习称的“与税收有关的激励扭曲”），这对政府而言是一种隐性的、额外的成本。这基本上是事实。但不幸的是，在经济学保守主义主宰意识形态的时期，这个基本事实与一系列其他观点搅和到了一起，那些观点有的半对半错，有的是一派胡言，比如在其中，“政府浪费了许多税收”这个流行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而“纳税人交的钱大部分都被用来养活无用的官僚”这个观点则是胡说八道。

为了理解保守派关于税收的观点，我们需要从一些基本问题出发：税收的成本有哪些？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经济学家为什么推论得出，税收的成本比我们原先以为的要高？

税收的成本

几乎在思考任何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先设想一个比真实经济简单得多的经济体，并以此为出发点。因此，在思考税收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来设想有这么一个经济体，那里没有投资和储蓄，人们唯一会受税收影响的经济决策就是工作的勤奋程度。同时假设这个经济体中的政府只征收一种比率性的所得税，以此作为全部的财政收入。为了将问题具体化，我们假设该经济体的国民收入为1万亿美元，其政府对所有收入征收30％的所得税，从而取得3 000亿美元的预算收入。

在当前的政治气氛下，可能有许多读者会想当然地设想，政府会把这笔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浪费掉。但把现实中的美国政府设想为有天然的浪费倾向，是不公允的，而且要论证保守派的经济理论，也不需要以此为前提。因此，我们假设政府实际上将这3 000亿美元花在了很有价值的地方，如国防、教育、医疗等等。但我们仍然要问，用这笔支出来购买这些东西，到底划不划算。而关键问题在于，政府的这笔支出的真正成本远远不止3 000亿美元。

为了知道其中的缘故，让我们假设政府决定多花费100亿美元，即国民收入的1％。读者也许会想，政府将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从30％提到31％，就能多征到100亿美元。但事实上，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税率的提高至少促使一部分人降低工作强度或减少工作时间，而工作的减少会使税基（本例子中是指应予课税的收入）降低。在极端的情况下，税率的提高会使工作大大减少，导致税收不升反降。但就算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将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能带来的税收增加额，将不到国民收入的1％。因此，为了多筹集100亿美元，政府必须将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为了说明方便，我们假设政府为此必须将税率提高到32％，而不是31％。

将税率提高到32％，会给纳税人多造成多大代价？回答是，实际的代价不是100亿美元，而是将近200亿美元。为什么呢？让我们假设甲女士的税前收入为10万美元，如果税率提高2％而她不减少工作的话，她缴的税将增加2 000美元。这笔如果她不改变自己的行为就要多缴的钱，大致上代表税率提高给她带来的实际代价。的确，她并不会真的多付2 000美元，因为她会减少工作，从而少缴一些税，但这只是一种无奈的补偿，因为假如她真的想以较少的收入换取较多的休闲时光，她早在税率提高之前就那么做了。[7]将她的遭遇推而广之，我们就会发现，政府决定多花费100亿美元，实际上会给公众带来近200亿美元的代价。

总之，政府的征税行为会使人们赚取的收入与实得收入间产生差距。当有人通过工作来多赚取1美元的时候，他就使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美元，但如果他支付30％的边际税率，他的收入就只剩下0.7美元了。因此，人们一般都会选择不怎么工作。

这并不是说，政府开支是不好的。这只不过是说，政府开支带来的真正成本高于具体支出的金额。如果政府想增加开支，就必须提高税收，从而使激励扭曲恶化，而额外的扭曲是除政府项目的直接成本之外的另一种成本。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在现实中，美国政府（联邦、州与地方政府合起来）确实将我们收入的30％左右以各种税收的形式征走。而且，这给人们的工作动力带来的损害还不能用30％这个数字来推测，因为美国的税收体系是有一定累进性的，也就是说，高收入者承受的税率高于低收入者。从社会意义上看，这么做似乎是合理的，但它的一个副效应是，人们承受的边际税率（收入中的最后1美元所承担的税率）要高于平均税率。假如比尔·克林顿在1993年初提出的经济方案得到通过，收入极高的美国人承担的联邦税的边际税率将达到46％，州与地方税的边际税率也将有几个百分点。这不是件小事。税收会对人们的工作动力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上文的例子中，我假设政府开支增加1美元的真实成本接近2美元。现实中的估测一般达不到这么高（通常的估计是1.3美元左右）。但真实成本高于支出增加额的原则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只是认识到税收会造成激励扭曲，对于经济决策并没有多大意义。毕竟，完全废除政府，从而完全不需纳税，是不可行的，只要有政府就有税收，从而有激励扭曲，这是无法避免的。这不是一个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的问题。我们至多只能说，在选择税制、决定政府应当实施什么项目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原则上考虑这些决策对人们工作动力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保守派加了些什么新东西呢？他们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断：与税收有关的激励扭曲之严重，超出了大多数经济学家过去意识到的程度，而且受扭曲最严重的不是人们的工作动力，而是储蓄和投资的动力。

税收、储蓄和投资

每一年美国15％~20％的国民收入都会被用于投资，而不是眼前的消费。投资代表着人的一种决策：为了在未来得到更多消费而推迟眼前的消费。而税收对投资决策的扭曲，甚至强于对工作动力的扭曲。

为了了解其原因，我们假设，在我对自己的当前收入缴纳所有税收之后，我要决定是将1 000美元用于消费还是投资。假设我知道，如果我将这1 000美元投资10年，它就会升值为2 000美元。那么此时，我实际上可以用1 000美元的眼前消费换取2 000美元的未来消费，或者以后者换取前者，这取决于我更看重今天的享受还是10年之后的享受。

确切地说，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我才能用今天的1 000美元交换将来的2 000美元。由于存在税收，这种交换就远不是那么有利了。因为，如果我为了在将来得到2 000美元而将1 000美元进行投资，税务部门会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代表了收入，从而会对其征税。如果税率是30％，我将发现我用今天的1美元并不能换取未来的2美元，而只能换得1.7美元。[8]这样的话，我的行为就会受到扭曲：我将在目前大肆消费，而对未来投资过少。

像货币中性理论一样，税收对投资动力的扭曲，也是一个没有争议的命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公共财政专家通过令人信服的理论分析说明了，美国一些种类的投资所承担的实际税率，在20世纪70年代上升到了具有惩罚性的高度。他们还论证说，这样的提高已经或者必将严重影响储蓄与投资，从而使经济增长减速。不过，后一个论点的说服力较弱。

这场运动的灵魂人物是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他后来出任罗纳德·里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当了两年，由于建议常常不被采纳，他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宠信的总统经济顾问。但在20世纪70年代，费尔德斯坦是一门新的公共财政理论的领导人物。虽然这门理论带有保守主义的政治蕴意，但它绝对是严肃的、不可轻视的。

费尔德斯坦提出的新观点是，税收抑制投资的这种不良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通货膨胀的加速而变得更为严重。为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数字化的例子。假设我要承受的边际税率为50％，而我现在要决定，是将一些收入用于消费，还是投资购买一年期的美国政府债券。假设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年期政府债券的利率为4％。不过这笔利息要缴税，所以我这笔投资获得的净利润将只有2％。也就是说，就算在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税收也会打击我的投资热情。但为了论证方便，我们假设这个问题并不严重，税收使储蓄换来的收益率从4％降为2％，对整个经济而言只是一种微小的成本。

现在假设这个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为10％。利率通常会和通货膨胀率同步上升，所以在通货膨胀率为10％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债券的利率应会上升到14％左右。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投资的“实际”回报（即将1美元投资1年其购买力的增幅）将不会变化，因为14％的利率减去10％的通货膨胀率，依然是4％。

但在这时，就要讲到费尔德斯坦的观点了：税法所认定的收入是所有的利息，而不只是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利息。在边际税率为50％的情况下，税前14％的利率，到了税后就变为7％，反而比通货膨胀率低了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因为储蓄反而遭到了惩罚！这样的激励扭曲要比物价平稳时期严重得多：如果为了未来的利益而存钱投资反而会带来负收益，那还存钱干什么？

费尔德斯坦指出，在整个税收体系里，通货膨胀都使税则中的看似不过分的名义税率变成了极高的实际税率。例如，企业所得税按规定为42％，但据费尔德斯坦计算，当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时，企业对生产设备的投资所得到的任何利润，实际上约有75％要作为税收上缴。

就算你不是一位共和党人，你也得承认，如此高的税率会抑制投资，损害经济增长，这是很明显的。但通货膨胀加剧了投资激励扭曲，真的是美国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吗？在这个方面，相关的证据就不是那么清晰了。

一条证据来自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伯斯金所做的统计研究（像费尔德斯坦一样，伯斯金后来也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不过是效力于老布什。与费尔德斯坦不同的是，伯斯金就算是在私下里不赞同布什的政策，也从不在公开场合批评他，尽管如此，他最后还是被当成了替罪羊，为老布什时代的经济问题背了黑锅）。伯斯金以一定的证据说明，收益率对美国总储蓄率的影响，比大多数经济学家过去认定的要严重得多。

更严密的证据是由哈佛大学一位非常年轻的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提出来的。在那个时候，萨默斯还被视为一名保守派，因为他强烈主张降低公司所得税（后来大家发现他其实并不怎么保守，因为他后来突然加入自由派阵营，相继担任迈克尔·杜卡基斯和比尔·克林顿的经济顾问）。萨默斯证明，如果一种广为接受的消费行为模型（即所谓的“生命周期模型”）正确的话，费尔德斯坦所计算的那种实际税率，就应该会对储蓄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到了1980年，费尔德斯坦、伯斯金、萨默斯等人的研究已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美国的税收体制确实严重抑制了投资。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美国的另一个重大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也抑制了储蓄和投资。

社会保障问题

在国家福利制度出现之前，贫困是美国老人最容易遭受的苦难之一。一些人在工作时期收入很少，也没有多少积蓄，一旦年迈不能工作，常常会一贫如洗。至1970年，美国的老人贫困率仍是总贫困率的两倍。

社会保障体制就是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而设立的。它事实上保障了每位曾参加工作的人都能领到一份养老金。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体制给予老人的钱越来越多，主要由于这个原因，老人贫困率大大下降。到了1990年，老人贫困率已降到1969年的一半以下，也低于总贫困率。

但马丁·费尔德斯坦认为，这样的进步也许附带着巨大的代价。他指出，社会保障体制削弱了人们的储蓄动力，因为既然在退休之后有望得到社会保障收入，人们就没有很大的必要来自行储蓄了。

不过，由于每位工作者都有义务缴纳社会保障金，所以你可能会觉得，社会保障体制只不过是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储蓄而已，就像许多私营企业的工人是靠着养老基金而非个人资产来维持退休后的生活一样。但费尔德斯坦论称，社会保障体制和私营企业的养老金机制是不同的，因为它是“没有基础资金的”，是靠工作者不断缴纳的资金维持的，当前投入的资金会变成退休者的福利。

对退休者而言，这是一种很有利的机制。因为劳动力数量和平均工资都会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所以工人通过缴纳社会保障金在未来收获福利，要比将这笔钱投入某种私营企业的养老金机制更为划算。由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变得人数更多、更为富裕，所以对于每位工人而言，社会保障其实是一种恩惠。这让人感觉很不错，但社会保障也会鼓励人们增加消费，减少储蓄。

20世纪70年代，费尔德斯坦算出，当时在世的美国人有望从社会保障制度中得到的净福利，高达美国生产性资产总值的40％。他认为，如果社会保障果真在取代私人养老金或其他私人储蓄的话，它就已经对美国的资本积累产生了严重的抑制作用。

劳动力市场

保守派的新公共财政理论表明，美国的储蓄与投资所承担的税负太高了。不过它还以稍弱一些的力度表明了另一个问题：税收严重扭曲劳动力市场。

这一次又是费尔德斯坦一马当先。早在1973年他就提出，美国之所以难以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也许正是由于激励扭曲。他把矛头指向了失业补助。显然，失业补助有助于缓解失业的痛苦。但费尔德斯坦承袭自己一贯的风格，又一次论称，这个高尚的目标附带着隐性成本：由于失业的痛苦得到了缓解，工人便没有像过去那样大的动力去调低自己的工资要求，这加大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他认为，失业补助虽然会缓解失业带来的痛苦，但最终会推高美国的失业率。

另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证据认为，虽然税收造成的激励扭曲也许主要集中在储蓄和投资领域，但税收也大大压抑了人们的工作热情。至于美国现实的税率水平是不是真的严重压抑了工作热情，经济学家向来不能下定论。不过，一些严密的统计研究似乎表明，税率每提高3％，会使人们的工作动力降低1％左右，这样的效果不能算强烈，但也是很显著的。

税收与经济增长

费尔德斯坦及其追随者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税收造成的激励扭曲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到底有多严重呢？

下一章将介绍“供应学派”，这是一些激进保守派组成的一场运动，他们认为减税能大大促进经济增长。“供应学派”的第一名人是阿瑟·拉弗，他断言减税将使经济产出大增，从而使财政收入不降反升。在这里读者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费尔德斯坦还是他的追随者，都没有提出过如此夸张的观点。

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老布什执政时期，保守派所要求的进一步减税，主要是指资产增值税。事实上，他们后来以一种近乎宗教式的虔诚相信，降低资产增值税将使经济活力大增。但在1980年，劳伦斯·萨默斯写了一篇论文，该文虽然极其有力地论证了，政府应当降低公司与投资者的税负，但它也推测，就算完全取消资本增值税，也不会带来多大的效果，美国的经济产出依然需要将近10年才能增长1个百分点。

20世纪70年代的保守主义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建议是，美国的税制应当实行一定的改革。该理论指出，一些税的税率过高，造成了严重的激励扭曲，因此降低这些税率将对美国经济有利，至于这样的减税给财政带来的压力，可以通过提升扭曲作用较低的其他税收来解决，或者削减财政开支。从该理论及其证据中完全无法推论出税收是美国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或者只要减税就能让美国经济再次振兴。

但在政治世界里，一场学术运动的真实内涵也许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它会如何影响政治讨论的气氛。在20世纪70年代，一种对政府灰心失望的公众情绪日益蓄积，这种情绪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激发草根阶层的抗税活动，后来又帮助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与此同时，一些极端保守的新闻从业者与政治家也在一门心思地推进激进的减税计划。不论马丁·费尔德斯坦等保守派公共财政理论家的治学态度多么严谨，在那样的政治气氛的影响下，大众势必会认为，这些学说基本认同一些流行的偏见。虽然在学术上，费尔德斯坦或伯斯金的理论与阿瑟·拉弗的颠覆性论断有天壤之别，但公众的印象却是，他们是盟友关系。

管制的成本

在保守派提出的有关政府政策的新理论中，对税收的分析是在思想上最能撼动人心的一部分。但税收并不是政府强加给公众的唯一费用。事实上，一个长久以来的趋势是，政府已逐渐地不再将税收和财政开支作为首要的政策工具。20世纪以来，政府越来越依赖行政措施，包括各种标准、要求和规定。这些措施的目的是直接改变个人行为，以使其服务于政府认定的某种公共利益。

许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非保守派的经济学家都曾指出，多余或拙劣的管制会比税收带来更多的无谓成本。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背负着一定的此类成本，就连二战后飞速发展的20年也不例外。但有证据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政府在环保和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管制造成的其他类别的成本也变大了。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生产率增长减速的真正原因是管制的加强，而不是实际税率的提升。

到了20世纪90年代，抨击管制也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变成了保守派的一种下意识的条件反射。但我们不能忘记，抨击管制的理论在最初兴起的那几年里，似乎还是颇具说服力的。

竞争管制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垄断力量不利于经济。这不仅仅是个公平问题，因为垄断组织和卡特尔为了维持高价而进行的活动，还会扭曲经济激励，带来与税收的影响非常相似的效率损失。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是鼓励竞争，并通过法律来禁止所有合谋维持高价的行为。但有一些产业是“自然”垄断产业，也就是说，这些产业的生产或分配所使用的科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市场只能由一家公司主宰。电力行业、地方性（全国性的除外）电话服务业和地方性有线电视业，都是自然垄断的例子。

许多国家都规定，只有公有企业才能经营自然垄断性的业务。但美国的选择通常是，维持自然垄断企业的私人所有制，但通过规定最高价格和最低服务标准来压制其垄断力量。这个方法不完美，但所有别的方法都不完美，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样做的效果很好。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对垄断力量不加管制，任其发挥，虽然那些最顽固的保守派喜欢这个选项，但它的效果要差得多。（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主义者与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者无条件地崇信自由市场的力量，将有线电视、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交给了不受管制的私人企业。在后面的几章里，我将介绍这种做法带来的大混乱。）

在19世纪，最重要的自然垄断行业是铁路运输业。在美国的一些地方，例如芝加哥和纽约之间的地带，巨大的交通流量使得多家铁路公司可以相互竞争。但在农村，尤其是芝加哥以西的农村地区，大量的农场与小城镇都只能依靠仅有的一条铁路，事实上它垄断了所有的输入和输出。于是，100多年前，美国成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来管制铁路公司的定价。在那之后，货车运输、航空、天然气管道等其他运输行业都仿效铁路，确立了管制原则。

最初，这一切都是非常合理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问题出现了。首先，美国经济发生了变化，随着公路取代铁路成为主要运输方式，随着卡车与飞机运载能力的相继提升，运输业不再是一个很明显的自然垄断行业了。事实上，到了1980年，许多经济学家（并不全是保守派）都相信，运输业的竞争空间已经很大了，没有必要再加以管制了。其次，在管制的公共理由逐渐削弱的同时，管制程序本身也变得日益重视对行业利益的保护，而不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这使得许多分析人士相信，行业管制本身造成的危害，已经开始大于它所要控制的垄断力量造成的危害。

在这场战斗中，自由市场的信奉者轻松获胜。在吉米·卡特执政时期，美国开始对石油、航空和货车运输业大规模地解除管制。虽然后来人们发现，航空业仍然具有的自然垄断特征之多超出了所有人的认识，但直到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依然认为，这些管制的解除是一场胜利。

在一些人论证了应对运输业解除管制之后，又有人以一些同样的论据去论证，应当对银行、储贷协会等金融机构解除管制。不过那是一个大为不同的故事，我们到第六章再来讲它。

在这里我们应当知道的是，政府对竞争的不合理管制遭到了有力的批判，而且对此进行批判的经济学家持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立场，但是，另一种针对管制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批判，却借助这场批判获得了更大的声威。那种观点就是，政府对商业强加的越来越多的规定，正在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重大障碍。

管制是拖累生产率增长的凶手吗？

1979年，一位名叫默里·韦登鲍姆的经济学家写了《商业管制的未来》一书。该书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美国商业所承受的管制每年给经济造成1 000多亿美元的损失，这事实上也是美国生产率增长减速的重要原因之一。韦登鲍姆因这一观点而得到罗纳德·里根的赏识，从而成为其执政时期的第一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韦登鲍姆的估测所依赖的数学计算，有很大的凭空猜测的成分，甚至保守派经济学家也大都认为，他可能算得过高了（与此类似，后来比尔·克林顿在制订自己的经济方案时认定，基础设施投资能带来很高的回报率，而许多自由派人士在私下里都或多或少地觉得，这样的期待也许过于乐观）。但是，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左派经济学家当时都一致认为，美国商业所承受的管制负担在20世纪70年代急剧增加。

造成这一增加的管制，并不是传统的针对货车运输、航空和银行业的竞争管制，而是为了维护工人健康、保障消费者安全和保护环境而实施的一些新管制。毫无疑问，理查德·尼克松设立的三家机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环境保护署、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使美国的经商成本显著增加。

虽然极端的保守派常常把这些新管制说得一文不值，仿佛它们只是出于某种盲目敌视商界的情绪而制定的，但这些管制显然都有合理的目标。污染是经济学上的负“外部性”的典型例子，污染者几乎没有什么动力去防范污染成本，因为这一成本是它强加给社会的，它自己承担得非常少。职业安全是一个比污染还要麻烦一点的问题。极其顽固的自由市场论者可能会说，工作场所的安全问题应当留给市场自己去解决，因为如果一家企业能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它就能以较低的工资吸引到工人，因此工作场所的安全性将在市场调节下自动达到最佳状态。但在现实中，工人是无法有效地监督企业的，例如1992年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鸡肉加工厂发生火灾，而工人发现防火门在火灾发生后被锁上了，结果被活活烧死。因此，温和的保守派并不反对政府对工人健康与安全也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

但有两个问题是很明显的。首先，至少在一些产业里，这些新管制的成本是很高的。例如，美国的采煤业一向以事故频发闻名，而20世纪70年代政府对其实施了更加严格的安全管制，这可能造成了该产业的生产率在此期间不断下降。其次，许多新管制带来了不必要的高成本，这在防污管制上体现得尤其明显。经济学家在当时呼吁利用一定的市场机制来防污，例如对污染征税、拍卖排污权等，但政府却制定了复杂、僵化的环保规则，使那些本可以通过轻松的方式减少污染的企业没有动力去那么做，也使那些本可避免防污成本的企业无法得到政府的区别对待。

但上述一切都不足以说明，工人健康与环保方面的管制是不对的。它们只不过说明，当时的管制也许稍微有些严格了，而且绝对可以变得灵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派对管制进行的合理批判，与他们对税收的批判很相似，都只能得出温和的结论。在税收问题上，就是应该将整体税率略微调低，并大大增强税制的灵活性，从而消除一些行为所承担的沉重税负。

1980年的形势

到了1980年，保守派经济学家已经以一种有力的方式证明，一些行为（尤其是资本积累）所承担的高税负，已经严重拖累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他们也以一种力度稍弱但也相当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了，僵硬的管制进一步阻碍了经济增长。在这两个论证中，他们提供的数字都不足以说明，只要改变政策就能带来经济形势的大逆转。但是他们指出，政府应当以更大的力度来防范税收与管制带来的激励扭曲，这个观点似乎是很有道理的。

这让人觉得，美国应会出现一场温和而非革命性的政策转变。事实上，在吉米·卡特总统任内，这样的转变就已经开始了。正是卡特对航空、货车运输和石油业解除了管制，而且在他执政时期，巨富阶层也享受了一定的减税。在1980年1月，合理的预测是，无论谁当选总统，都会继续实施这种平和的变革。

但这样的预测错了。因为那些证明了减税必要性的、令人信服的理性保守派，在里根上台后并没有执掌共和党的经济政策。最终执掌政策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供应学派。

[6]斯波克博士所著的育儿经在当时的美国风行一时，他主张父母应尊重孩子，让孩子自由发展。——译者注

[7]一个有点难懂的理论（商业上称为“包络定理”）认为，在税率小幅提高的情况下，纳税人承受的真正代价基本上就是以其税前收入计算的税收增加额，就算纳税人成功地规避了大部分增加的税收，也是如此。试在我们的例子里解释一下该理论。在税率提高之前，那位纳税人的工作努力程度是30％税率之下的最优点，也就是说，纳税人选择使自己的工作努力程度达到一个临界点，在该点上，收入微小增加带来的效用，恰好等于为赚取这点收入所需的额外工作带来的负效用。想想看，这就意味着，通过减少工作来规避税收的提高，与直接接受更高的税负相比，并不代表多么大的好处，因为休息时间虽然增加了，但收入的额外损失几乎会完全抵消这一好处。

[8]当然我们可以修改税则，从而消除税收对投资动力的影响，例如可以对资本收入免税，或者实行增值税。

第三章

供应学派

一群来自边缘地带的怪人

核心理论：货币政策无效，减税才是王道

国际经济学备受青睐

供应学派成功夺权，正统经济学面临危机

《说谎者的扑克牌》一书的作者迈克尔·刘易斯说过，在1980年左右，美国金融界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文化变革。那些仿佛生下来就身穿灰西装的老冬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野心勃勃、往往带有叛逆心理的年轻人，很像上一个年代的大学校园里的激进分子（有时的确是激进学生出身）。审慎的商业风气已不流行，人们喜欢激进的交易，即便这会使旧传统遭到摒弃，甚至危及本企业的声誉，也在所不惜。刘易斯认为，这场变化的原因是，科技的日新月异与放松管制带来的大量机会，为那些代表新的“金钱文化”的人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更深层次的力量起了作用。因为在同一时期，其他领域也发生了奇怪的文化风潮的转向。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那些鄙视传统、叛逆的年轻学者，通常是左派分子，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年轻的保守派经济学家遍布大学校园，他们满腔热情且思想极端，将正统学说贬得一文不值。当时只有老人和一些像我这样的落伍年轻人在无力地提醒他们，传统理论中还是有一些来之不易的真知灼见的。

不过，当时最重大的文化逆转也许发生在新闻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保守派报纸的社论版通常是极其无趣的。几乎不用猜就知道它们会说什么：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鼓吹稳健财政，反对政府的各种新举措，理性到令人昏昏欲睡。

但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切都改变了。到了1980年，反而是传统的自由派媒体显得理性而沉闷了，[9]而保守派媒体则变得旗帜鲜明、气势汹汹。《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变化尤为显著，在过去，它几乎是稳健财政的同义词，而到了那时，它变成了激进的右翼经济学的温床。

《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这场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一个人——自1972年以来主管该版的罗伯特·巴特利。在上任之初，巴特利便直言不讳地说，从今往后，该报在经济议题上再也不会保持谨慎和公允，而是将大力宣传他自己的信仰。而且，巴特利是个自信的人，虽然他身边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昏了头，他依然我行我素，坚信自己是对的。

虽然巴特利热烈宣扬自己的信仰，但除了他自己的小圈子之外，没有多少人买他的账。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华尔街日报》声嘶力竭地鼓吹恢复金本位制，但这只不过使他们有借口召开一些极其挥霍浪费的研讨会而已，普通人都觉得他们有点莫名其妙，对其宣传置之不理。不过，巴特利还是完成了一项不俗的功业：在20世纪70年代，他成功地将一小群叛逆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吹嘘成了一个重大的理论流派，即后人所称的“供应学派”。

知道有这么回事的人，也许大都会觉得，供应学派经济学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极端的保守派经济学而已，基本上就是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向前引申了一两步。但供应学派经济学的故事比这奇异得多。世上有许多保守派经济学家。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上两章所看到的，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保守派的一套思路主宰了宏观经济学与公共财政方面的学术研究。但那些学术界的保守派分子并不属于供应学派，而且供应学派人士也不是从他们中冒出来的。相反，供应学派经济学始终都是一场由少数局外人组成的运动，就算是主流的保守派，也从未把他们当回事。也就是说，在保守派阵营内部，供应学派也是一群流亡之徒。但这群人后来控制了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财经报纸，然后又主宰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经济政策。

这些供应学派学者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的理论是怎么样的？他们如何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就能明白美国的保守主义为何在政治上接连成功，在经济上则屡屡失败。

供应学派的由来

1992年，一家全国性报纸的一位记者给我打电话。她说，她正在写一篇有关美国经济学教育状况的文章，希望我能给以帮助。她请我评价一下，美国哪些学校的经济学系最有影响力，这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但接着，她请我根据意识形态倾向的不同来区分这些院系，比如哪些院系偏向凯恩斯主义，哪些偏向货币主义，哪些偏向供应学派。

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她对当前经济学界的状况有点不了解，作为一名记者，这是可以原谅的。现在，按照传统的说法将宏观经济学分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两类，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该学科的实情了（用现在经济学家喜欢用的行话来讲，美国的经济学院系可分为“咸水”与“淡水”两类，前者是指隐约带有政府干预主义色彩的院校，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后者是指坚定地主张自由市场的院校，如罗彻斯特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而曾经是“淡水”派大本营的芝加哥大学，近年来稍稍有所变“咸”）。而且，经济学院系也不一定在意识形态上铁板一块，例如，“咸水”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也会讲授理性预期学说，“淡水”的芝加哥大学也会讲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过，我关于供应学派经济学的回答，似乎才是最令她吃惊的。我说，在美国所有主要的经济学院系中，不仅没有一个院系是偏向供应学派的，而且在这些院系的经济学家中，也绝没有人可以称作“供应学派学者”。

当然，这样的回答并不是出于我作为一名自由派的某种政治成见。芝加哥大学、罗彻斯特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主要的“淡水”院系有许多极为保守的经济学家，他们激烈反对所有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但他们从来都不是供应学派。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从未与巴特利在世界观上臭味相投。

如果供应学派不是来自学术界，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是，他们来自经济学的边缘地带，有的是新闻工作者，有的是国会议员助理，有的来自咨询公司。不过，现在他们大多受聘于保守派智库。[10]他们并不通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来宣扬自己的理论，而是靠在《公共利益》等比较流行的杂志上发表评论、撰写文章来宣传。而罗纳特·巴特利纠集起来的、在《华尔街日报》社论版上宣经讲道的那群人，正是供应学派的领军人物。

这个群体的核心成员，都是完全从新闻界发展起来的。巴特利本人22岁便当记者，25岁进入《华尔街日报》工作，直到今天。在供应学派经济学刚刚兴起的时候，他的得力助手是裘德·万尼斯基，一位从《全国观察家》杂志转投《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公共利益》杂志的编辑、新保守主义者欧文·克里斯托在供应学派之中有点边缘，但由于他提供了《公共利益》这个平台，让供应学派分子得以发表较长的文章，所以他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像巴特利一样，克里斯托也是在20多岁便投身新闻界，最初任职于《评论》杂志。

当然，我不是说新闻工作者有什么不好（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大多数新闻工作者自己也会承认，他们通常更善于报道事实，而不是创造新理论。新闻工作追求的只是提供短小精悍的故事，以一种通俗的方式表达思想，让那些毫无背景知识、也不愿花费大量时间去搜集相关信息、进行抽象分析的读者也看得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称职的科学记者凤毛麟角，因为那些真正通晓科学的人要写起文章来，通常都提不起读者的兴趣。所以，虽然媒体基本上也能报道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最新进展，但要指望《全知》杂志的编辑在宇宙学或进化论领域做出重大创新，恐怕是异想天开吧。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巴特利和万尼斯基却成功地使许多政治家相信，他们做出了重大创新。他们查明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真理，这些真理是主流经济学家，甚至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伯特·卢卡斯等保守派经济学家都未能发现的。

当然，他们并不是不靠职业经济学家的帮助，完全独立得出这些结论的。供应学派的阵营确实拥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学教授——阿瑟·拉弗和罗伯特·蒙代尔，但在本质上，这两位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学界的局外人。

阿瑟·拉弗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南加州大学的全职教授，但他一直都不愿涉足常规的学术研究，反而总是有迎合大众情绪的癖好。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拉弗就进入理查德·尼克松政府，任职于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他在那里博取了不小的名声，因为他自称发明了一个简单的方程式，可以用来准确地预测美国的经济产出。拉弗根据自己的计算，对经济前景作出了过度乐观的估计。[11]不过在离开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后，拉弗也勉强混入了学术界，但他在学术上默默无闻。他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极少，只是通过报纸上的文章和演讲来传播自己的观点。拉弗在1971~1973年强烈批评政府让美元贬值的做法，从而引起了巴特利的注意，此后他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到了1992年，他的立场又发生惊人的转变：他在竞选中支持比尔·克林顿，而不是老布什。

在供应学派中，有一个初看起来不像局外人的人物，那就是罗伯特·蒙代尔，他绝对是供应学派的思想导师。蒙代尔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那是个十分体面的学校。而且，在严肃的国际经济学领域，蒙代尔是个名头很响的人物。他在学术上的声誉主要靠的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当时他的祖国加拿大正在为要不要使加元钉住美元而苦恼不已。对于一个“最优货币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的问题，蒙代尔进行了经典的分析，直到今天，在讨论诸如如何建立欧洲货币联盟这样的问题时，他的分析依然是必读之作。[12]他还分析了一个国家实行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会对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果产生什么影响，构建了所谓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都会大书特书这个模型。

这么说来，蒙代尔似乎完全是个专业经济学界的局内人嘛。但就像在一个俱乐部里，一个人可能持有高级会员证书，但仍然保留着外行的思维一样，蒙代尔也是一个经济学界的局外人。鉴于蒙代尔的绝顶聪明，读者也许会想，他的学者生涯也是一帆风顺的，但实情并非如此。他在芝加哥大学教了几年书，他培养的几位学生后来成为年轻一代中最好的国际经济学家，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鲁迪格·多恩布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但在1971年，他离开芝加哥大学，转投名不见经传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他最终回到美国，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但从那时至今，他与学生和同事很少来往。

事实是，在1970年左右，蒙代尔在一些方面突然变得离经叛道起来。一些变化体现在外表上：他开始留长发，语调也变得缓慢，嘟嘟哝哝。另一些变化则是实质性的：他不再参加主流的学术研讨会，而是在意大利锡耶纳附近一栋破败的、几乎无法居住的私家别墅里自行召开会议。最重大的变化是，蒙代尔完全抛弃了他过去的学术风格：在1970年之后，他写的东西很少，而且言辞常常过火，例如，他称一些经济学家在宣扬“彻头彻尾的江湖骗术”，而那些人只不过是持有他年轻时也主张的一些观点而已。

正是这个1970年之后的新蒙代尔，才被供应学派正式挑选为思想上的老寿星。拉弗和万尼斯基相继开始持之以恒地吹捧蒙代尔的理论，并主动投靠到蒙代尔的光环之下。这场宣传让很多人以为，蒙代尔是供应学派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而蒙代尔本人也没有试着澄清，反而很乐于看到自己的名字与供应学派连在一起。但对于供应学派后来形成的一套独特的、标志性的理论，蒙代尔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而且，读者即将看到，蒙代尔持有的一些观点与供应学派差别甚大，让人觉得他似乎不应该被冠以这个称呼。

没有搞错吧？供应学派经济学这么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思想界的基础只是两名媒体工作者和两位怪异的经济学家？不会只有这么少吧？当然，还有一些人，尤其是以保罗·克雷格·罗伯茨为首的一批国会议员助理。罗伯茨本是一位经济学教授，后来成为橄榄球员出身的前国会议员杰克·肯普的助手。此外还有一些独立的新闻工作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乔治·吉尔德，他1980年写的《财富与贫困》是里根政府官员的必读书。（吉尔德的作品反映了供应学派经济学背后一些奇怪的暗流。在该书之前，吉尔德还写了《性自杀》与《赤裸游牧民》，两本书主要讲的都是女性解放如何让男性失去了阳刚之气；而《财富与贫困》甚至称，像过度的税收一样，妇女参加工作也是美国经济不振的重要原因。）

但也就是这么多人了。从产生到1992年，供应学派一直是个极小的派别，信奉该理论的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位经济学家、大部分共和党人和美国总统。

供应学派的理论

所有经济学家都会关心经济的供应面。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也会承认，经济的产能是有限的，要实现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就必须扩大经济产能。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过高的边际税率会造成激励扭曲。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会赞同，美国高收入者一度承受的90％的边际税率确实是太高了，是完全不必要的。

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也相信，经济表现取决于需求面，也就是说，经济有可能出现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需求不足，而那正是衰退的起因。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批很有影响力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需求面并没有多么重要，或者认为政府最好不要想着去调控需求。

因此，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税收会对经济的供应面产生重大影响，也有许多人对任何干预经济需求面的政策都持怀疑态度。但一个人持有这样的观点，并不代表他就属于供应学派。

我们也许可以将供应学派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归结如下：首先，调控需求的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是完全无效的。[13]其次，减税会带来非常大的激励效果，可以使经济活动大大增加，也许能实现使税收不降反升的效果。

这么看来，供应学派理论就是把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与保守派的公共财政学说合在一起，再加以极端化。而且毫无疑问，20世纪70年代的思想环境促进了供应学派经济学的繁荣，当时凯恩斯主义者处于守势，而对税收的激励扭曲作用的批判甚为流行。但当时的一些保守派经济学家也许只是不赞同主流经济学界对统计数字的分析，以及基于这一分析得出的有关税收激励扭曲作用的判断，但像裘德·万尼斯基这样的供应学派分子是与他们截然不同的。从根本上说，供应学派并不依靠实证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们只是坚信自己的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并认为主流学术界不仅把细节算错了，而且连基本原理都弄错了。

换句话说，他们是一群怪人。

我并不是因为他们讲得不对，我的朋友讲得对，就说他们是怪人（不过的确是他们讲得不对，我的朋友讲得对）。我是指一种奇特的学术风格。马丁·加德纳在他有关伪科学的妙趣横生的著作《以科学之名》中界定了这种风格，并称这样的人为“怪人”。

按照加德纳的定义，“怪人”是指，挑战正统的科学理论，但挑战的方式却是非理性的、不以充足的知识为基础的一些人；相反，作为相关领域的局外人，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正统理论的含义。这些人常有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之所以铁了心要推翻主流思想，只是出于个人或政治的原因，而不是真的为科学的发展着想。那些否定进化论的“神创论科学家”和坚称地球真的有生命的“大地女神派”信徒，也许是现代怪人的典型代表。当然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像生物学那样的完善成型的科学，所以罗伯特·巴特利也不是一个成型的怪人。但把加德纳对怪人的描述用在供应学派身上，还真是挺贴切的。

加德纳认为，怪人有两个决定性特征。首先，怪人完全游离于通常的讨论渠道之外。“他从不会把研究成果发给有公信力的刊物……他在自己创立的组织里发表讲话，常常给他自己编辑的刊物写稿……”[14]罗伯特·巴特利在他自鸣得意的《七丰年》一书中写道，供应学派经济学是在“迈克尔1号”餐厅的饭桌上创造出来的。那是华尔街附近的一家餐厅，在那里的一系列聚餐中，他和拉弗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仿佛保罗·萨缪尔森等成千上万经济学家举办了成百上千的研讨会都不能发现的真理，就让他们给发现了。他们还发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错了，货币政策不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要知道芝加哥大学的研讨会可是以辩论激烈、不留情面闻名的，仿佛弗里德曼、卢卡斯及其同事激辩了二十多年都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就让他们给弄清楚了。而这些饭桌上的深思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竟然大都发表在了《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或克里斯托编辑的《公共利益》杂志上。

根据加德纳的论述，怪人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总会认为，如果主流学界不接受他们的观点，那只能说明主流学界愚蠢、不诚实或二者兼具。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在1978年论称，降低企业所得税肯定能促进投资。当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艾丽斯·里夫林等资深经济学家质疑这一说法时，罗伯茨指责他们犯了最低级的逻辑错误。在《七丰年》一书中，巴特利用一章来总结里根时代的经验教训，他大言不惭地为该章取名为“所有清醒者的认识”。曾任里根顾问的马丁·安德森则写了《神庙中的冒牌货》一书，对学术界进行抨击。他的核心观点是，美国各主要大学之所以连一个供应学派学者都没有聘用，主要原因是政治与学术腐败太严重了。

我们可以将这一观点驳得体无完肤，但我们这里要了解的关键是，在经济辩论中，供应学派所代表的角色与我们在前两章中看到的人物大不相同。米尔顿·弗里德曼态度鲜明，而且经常挑战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见。我认为他的观点有很多是错误的，有时他为了赢得论战还不惜耍一些花招。但没有人可以把他称为怪人。罗伯特·卢卡斯和马丁·费尔德斯坦就更不能被称为怪人了。因此，巴特利所纠集、动员起来的供应学派，绝不只是一群保守派经济学家的集合，而是一群很诡异的人，它不像是一个简单的学派，倒像是一种狂热的信仰或奇特的教派。

那么，我们现在来更深入地考察一下这个教派的观点，包括他们的信仰与主张。

首先，显而易见，供应学派认为经济需求面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巴特利说过，拉弗教导他一定要认识萨伊定律的重要性。萨伊定律是18世纪的一则经济学信条，认为供应会为自身创造需求，也就是说，因为人们总是会把自己的收入花在某个地方，所以需求的整体性崩溃是不可能的。这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原则上是背道而驰的（因而也与货币主义背道而驰）。不幸的是，萨伊定律是错的：你去告诉第一章里讲的托儿合作社的忧愁的社员们，需求的整体性崩溃是不可能的，看看他们会怎么说。当时该社发生的情况是，社员们试图用部分票券收入来积累更多的票券（货币），而不是用于购买产品和服务（儿童看护服务），而该社作为一个整体，是不能积累更多票券的，所以就引发了一场具体而微的衰退。但在“迈克尔1号”餐厅吃饭的那些人认为，他们已经干净利落地结束了有关总需求的所有争论。

其次，供应学派在原则上认为，货币供应在现实世界里是无关紧要的。巴特利讲道，拉弗画了一个大框，代表美国经济中的总信贷量，随后画了一个很小的框，代表其中的货币供应量，然后问道：“你们真的认为这个小小的黑框能控制整个大框吗？”[15]在这个问题上，从凯恩斯到卢卡斯的许多经济学家也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努力探究美联储控制的金融工具为何能对美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而供应学派用了一顿饭的时间，就宣布这样的研究大错特错。

如果衰退不是需求不足造成的，而且货币政策也没有什么实际效果，那么我们应如何解释经济的兴盛与低迷，繁荣与萧条？我们将在第八章看到，批评凯恩斯的学术界人士最终求助于“真实经济周期”这个概念，他们认为，经济衰退是人们针对一种不良的科技发展作出的理性反应。而供应学派则没有这么听天由命，他们认为经济的兴衰交替是由税收政策的激励与抑制作用造成的。

例如，在大萧条的起因问题上，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都认为，它主要是由货币因素造成的，美国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托儿合作社式的危机，人们集体的囤积货币的努力导致了经济平衡局面的崩溃，只不过一派认为美联储有失职之过，另一派则认为灾祸本来就是美联储酿成的。但供应学派不相信这个观点，他们认为这个观点在逻辑上就不可能成立。那么他们认为大萧条的起因是什么呢？是税收的增加，具体而言，是美国国会于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供应学派从来就没有清楚地说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到底是如何造成大萧条的，但总体上其论证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产品的价格，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工作与投资的回报率降低，最终导致人们的工作热情降低，投资减少，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萧条。

不属于供应学派的人会发现，照这种说法，激励机制对人们的工作努力程度的影响未免太大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的平均进口关税提高了40％左右，但在该法实施之前，关税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左右。换句话说，实际的税率提高只有2.5％左右。但从1929年到1933年，就业率却降低了三分之一。在普通的经济学家看来，如此小的变化不可能对就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供应学派对自己的分析深信不疑。他们觉得，只能是这个原因，没有别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上，罗伯特·蒙代尔从未和供应学派站在一起。蒙代尔认为大萧条是货币因素造成的，不过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国际性的货币问题，而不是国内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意见分歧，毕竟那些在“迈克尔1号”餐厅吃饭的人已经认定货币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了。这不由得让人觉得，供应学派的理论之父蒙代尔其实并不是一名供应学派分子。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供应学派的学说吧。他们认为，如果税收的微小上升能对经济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那么税收的下降也必定能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供应学派看到了美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的持续增长，并认为那是肯尼迪在1960年左右实施的减税造成的。不过他们的解释与正统的理论不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肯尼迪时代的经历证明了刺激需求政策的有效性。但供应学派认为，当时的经济增长与需求毫无关系，只与供应有关系，而且当时的成就是可以复制的。

这样，我们就了解了供应学派最根本的命题：一句话，减税有利于美国经济。不需要加上凯恩斯主义的限定条件：只有在经济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美联储无法仅仅通过货币政策来扩张经济的时候，减税才是一种值得利用的工具。保守派历来也呼吁，在减税的同时应该削减财政开支，以抵消减税的影响，但供应学派对此置之不理。在减税问题上，供应学派只不过是说：别废话了，就这么做吧！

在他们看来，减税会带来什么结果？他们相信，减税将使劳动力供应和投资大增，从而使经济产出大增。对于那些担心大幅减税会加剧预算赤字的人，供应学派给出了两条辩解。

首先，他们认为，减税并不一定真会使赤字上升。一个众所周知的命题是，如果政府将税率提得过高，税收收入反而会减少，因为人们会竭力规避税收。在供应学派经济学的发展史上，一幕著名的场景是，阿瑟·拉弗将上述命题概括成一条曲线，画在了一张餐巾上，那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没有人怀疑，经济中存在着某种类似拉弗曲线的规律，但就算是供应学派自己也不清楚，美国经济是不是真的处在该曲线的“下行”区间。

但对于这样的不确定性，供应学派并不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还认为，就算赤字真的上升了，私人储蓄也会同时上升，从而轻松地弥补赤字的增加，使投资依然可以得到提高。

在一位普通的经济学家看来，甚至在一位传统意义上的保守派看来，这套理论简直是太不负责任了。在1980年的共和党预选中，候选人老布什称供应学派开出的药方是一种“巫毒经济学”，此语成为名言。供应学派的信徒是一帮加德纳定义的怪人，也被人们视为旁门左道，当时几乎所有体面的人都认为，一个伟大而成熟的国家是绝不可能采纳这么一套理论的。

事实证明他们想错了。不过，在探讨供应学派掌权的原因之前，我们需要先来简单评估一下以巴特利为首的那群人提出的另一个稍有不同的学说，即他们在国际经济学上的独特观点。

国际经济学

1973年，阿瑟·拉弗还不是一位很有名的人物，在公众看来，他只是个年轻气盛的经济学家，还作过一个极其错误的预测。但也正是在这一年里，他因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而重新受到关注。鉴于拉弗后来推动了减税，读者也许会想，那些文章的主题是税收，但并不是这样，其主题是美元的贬值。

拉弗和巴特利在那时为什么会讨论美元币值问题呢？我们来看看1973年发生的一些大事。第一，在那一年，由于阿拉伯各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对西方实施禁运，油价第一次出现大幅上涨。第二，在该年里，许多其他原材料的价格也上涨了，原因有很多：苏联的大量购买提升了小麦的价格；秘鲁的凤尾鱼一时被捕捞殆尽，造成动物饲料价格上涨；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也上涨了，这一是因为投机活动，二是因为一些大宗商品的生产国想成立类似欧佩克的垄断组织，不过它们的愿望很快落空了。第三，在那一年里，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放弃了维持固定汇率的打算，美国政府也允许美元相对于德国马克、日元等主要货币大幅贬值。最后，在那一年里，美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1973~1974年，美国的消费品价格增幅自朝鲜战争以来首次达到两位数。

当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物价的大幅上涨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上段里提到的所有事件，以及美国国内经济过热带来的影响。但拉弗称，真正重要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元的贬值。

拉弗凭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靠搬出国际货币经济学中常用的一个理论模型来大做文章，该模型尤其为罗伯特·蒙代尔所喜用。国际经济学家在思考一些金融问题时，常常会设想一个简单化的世界，在那里，所有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而由于一些有商业头脑的人积极进行套利交易，将该产品从价低的地方运到价高的地方，该产品的价格就会趋同（套利交易会消除国际价格差异的命题，有时被称为“单一价格定律”，但像大多数经济学“定律”一样，它并不符合现实）。国际经济学家之所以喜欢用这样的“单一产品”模型来思考问题，就像物理学家喜欢探讨炮弹在真空中的飞行轨迹一样，是因为虚拟的模型可以帮助我们集中观察一些重大问题，而暂时不用理会其他因素。例如，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套利交易无疑会促使在各国间买卖的产品的价格趋于一致。但现实中还有其他因素：世界上的大部分服务和许多产品都只在一国国内交易，而且即使对于那些在各国间交易的产品和服务而言，套利交易的空间也是有限的。

但拉弗声称，“单一产品”模型不仅是一种有指导意义的思想实验，而且还大体正确地反映了世界的真实情况。

如果拉弗说的是对的，这就能引出一些惊人的推论。让我们以美元与德国马克的汇率为例。在1985年，1美元大约能兑换3马克，在本书写作时，就只能兑换1.5马克左右了。在“单一产品”模型的虚拟世界里，美国和德国的物价指数在用同一种货币来衡量的时候，必须是相同的。既然在上述时间段里，美元相对于马克贬值了一半，那么以美元计算的美国物价指数与以马克计算的德国物价指数的比率，在此期间就必须翻一倍。例如，如果德国的物价在此期间保持稳定，那么美国的物价就必须翻一倍。

显然，从实际经验出发，我们知道这与现实完全不符。自1980年以来，美元与马克的汇率像过山车一样激烈波动，而两国消费品价格的变化根本没有这么剧烈。用“单一产品”模型来研究现实世界里的汇率变化的效果，就像先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真空世界里，然后来研究空气动力学一样，是荒谬可笑的。然而在1973年，拉弗声称，美元贬值之后美国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证明了“单一产品”模型其实能很好地反映现实。拉弗说这个观点是蒙代尔创立的，后来巴特利和《华尔街日报》又将其奉为毋庸置疑的真理。拉弗还称，由于美元的贬值只是带来了通货膨胀，没有丝毫的益处，所以政府允许美元贬值是一个灾难性的决策失误。

供应学派怎么会对“单一价格定律”痴迷不已呢？虽然巴特利解释过他们的各条学说是如何的相互统一，但说老实话，在读了他的解释之后，我还是没有弄明白，“单一价格定律”和供应学派经济学到底有什么关系。供应学派喜欢“单一产品”模型的原因似乎是，该模型迎合了他们的一些思维定式。例如，该模型与凯恩斯主义的正统理论水火不容，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供应学派心情舒畅。不过更重要的一点也许是，如果用“单一产品”模型来解释世界的话，需求调控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就很难成立了。因为，如果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在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上交易的，那么一国国内需求的变化就绝不可能影响其国内的经济产出和就业，所以经济周期的起因就必然在于经济的供应面，而不是需求面。这正是供应学派所希望看到的。

在美国，供应学派信奉的国际经济学信条从来就没有获得多大的影响力。虽然《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对1985年之后美元的贬值表示强烈抗议，但时任财政部长的詹姆斯·贝克根本没有在意。国会议员杰克·肯普的人生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强烈主张减税，后来又不遗余力地鼓吹福利改革，但在二者中间，他还在一段时期出人意料地呼吁恢复金本位制，但是没有人把他当回事。供应学派国际经济学带给美国的主要影响是，它成了一个私人纽带：正是由于在国际货币理论上观点一致，巴特利、拉弗和蒙代尔才走到了一起。

但是在其他国家，类似的大张旗鼓的宣传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人宣称，一国让本国货币贬值是毫无益处的，只会刺激通货膨胀。尤其是在欧洲，维持币值稳定变成了许多保守派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后来促成了许多国家的货币崩溃，那将是本书第七章探讨的话题之一。

正统经济学的危机

在供应学派经济学的成型时期，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基本没把它当回事。由于《华尔街日报》提供了极有影响力的平台，所以与其他古怪的经济学学说相比，供应学派的观点还是得到了很多展示。但大家主要还是将它视为一种怪异的观点，不屑与之争论。当时主流经济学界觉得重大的争论，主要是货币政策之争，关于美联储职能的争论，以及理性预期学说与凯恩斯主义的交锋。

但是，主流经济学界低估了供应学派的力量。供应学派经济学很快便发动了一场惊人的政变，不仅从卡特政府中的温和的凯恩斯主义者那里夺了权，甚至从普通的保守派手中夺了权。

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因为三件事偶然凑到了一起：第一，供应学派经济学恰好赢得了一位极品政客的心，此人正准备竞选总统；第二，美国当时恰好因为运气不佳、政府调控不善而陷入了一场经济危机；第三，由于本书第一章中讲述的那些学术论战，人们恰好在这个时候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信任危机。但是，供应学派的大获成功，或许不止是个偶然事件。

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经济危机

罗伯特·巴特利在《七丰年》一书中写道，1978年是“所有梦想开始成真的一年”。在那一年里，杰克·肯普和威廉·罗斯提出了一项法案，主张在三年里将所得税削减30％，该法案竟然获得了国会两院通过，只是最终被国会联合委员会否决。到了1979年年中，身为肯普助理的马丁·安德森便为罗纳德·里根拟好了著名的《竞选政策一号备忘录》，其基本用意就是支持《肯普－罗斯法案》。于是，不仅令自由派深感震惊，也令主流保守派深感震惊的是，供应学派的政策竟然很快就能付诸实践了。

1978年为何成为一个转折点？至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美国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民众日益迫切地企盼变革，从而使一些激进的政策建议有了市场。

现在回头来看，我们似乎能清楚地看到，美国经济的好年景其实早在1973年就结束了，而且其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生产率增速的下滑。但在20世纪70年代，形势并没有这么清楚。1974~1975年，美国经济陷入一场深重的衰退，失业率一度达到9％的战后最高点。衰退结束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在三年里取得了4.6％的平均增长率，也激起了一时的乐观情绪。但到了1978年，经济似乎又撞墙了，在失业率仍然高达6％以上的情况下，物价竟然开始急剧上涨。消费品价格在1976年上涨4.9％，1977年上涨6.7％，1978年的涨幅达到了惊人的9％（1979年，由于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动的革命的影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剧增到了13％以上）。

通货膨胀为何会在1978~1979年变得如此剧烈，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有些令人困惑。石油和食品价格的上涨、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贬值，都是其中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低失业率。虽然与历史上的情况比较，当时的失业率并不是很低，但当时美国劳动力队伍的组成正处于变化之中（“婴儿潮”一代和大量的妇女使劳动力队伍不断扩大），这就意味着，真实的就业状况要好于统计数字反映的情况。[16]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是，当时的工人还没有意识到美国经济的好年景已经结束，因而无法接受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的状况，于是便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的工资要求，这也加剧了通货膨胀。

但无论通货膨胀加速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当时的公众就是感到愤怒和惊恐，于是政治家便开始寻找能用来解释这一变化的理论。

经济学家阵脚大乱

从单纯的数字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经济危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尤其是，当时的失业率其实是相当低的：直到1987年，美国才再次取得1979年那样的低失业率。虽然当时的人们抱怨物价高涨，但在供应学派开始向权力巅峰冲刺的那段时间里，美国人遭遇的实际经济痛苦远没有1982年衰退期间严重，甚至比1990~1992年的衰退还要轻微。这场危机之所以显得特别严重，主要是因为大家觉得经济形势失控了，而学界和政界又束手无策。

毕竟，在这样的情况下，正统的经济学家能提出什么好方法呢？对于降低通货膨胀，经济学的正统理论只能给出一个绝对有效的方法，那就是让经济陷入长期的高失业，从而消除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这是一剂苦药，所以当时的经济学家不愿给出这样的建议。而且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样的政策绝不可能得到政界的同意。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想错了。美联储最终就是用正统经济学的方法驯服了通货膨胀，也就是说，使经济陷入一场深重而持久的衰退。但在1978年，没有人敢提议用如此激烈的方法来对付通货膨胀，也没有人愿意直面残酷的事实，承认这是唯一的办法。

由于正统经济学家不敢开出这剂猛药，他们便开出各种令人无法安心的低效止痛药，例如向不提价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向失业率较高的人群提供补助以缓解其失业状况等。学术界在迷茫无助的时候，通常会召集一些小型讨论会。对于在当时的讨论会上提交的一份“由几位杰出人士撰写的报告”，罗伯特·卢卡斯曾给以尖酸刻薄的评价：它是一种“凄惶绝望”的语调与“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的结合。

而且在当时，由于经济学界的明显内乱，公众也更加觉得，正统的专家已经没有多少好办法了。针对当时美国的经济问题，政策型经济学家依然作出了大体符合凯恩斯主义的诊断，而许多学院派经济学家则拍着胸脯宣称，凯恩斯主义纯属无用的胡言乱语。

在这个时候，对于公众而言，供应学派代表了一种有诱惑力的新道路。因为供应学派许诺说，他们能解决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不给经济带来任何苦痛。具体的方法就是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由于供应学派认为经济周期和货币毫无关系，所以在他们看来，紧缩货币政策也不会造成衰退。同时，供应学派主张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并认为可以很容易地削减一些财政开支，从而抵消减税的影响。

当时，大多数国会议员都愿意试试这个方案。但似乎还有一个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罗纳德·里根是个必要因素吗？

对于罗纳德·里根其人、其个性、其决策风格，人们已经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探讨，在这里我多言无益。不过很明显的是，换成另外一位总统候选人，是不大敢以一群为主流学界所轻视的人的建议为基础，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的。因为里根自己就是一个为主流学界所轻视的人，他有一种外行人的思维。他成功地从演艺界转入政界，虽然一开始引起了哄笑，但最终还是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位像模像样的政治家。这样的经历使他自然而然地对各个领域的陈规旧见不屑一顾。例如，与他对供应学派经济学的痴迷相比，他对“星球大战”的痴迷更是对专业建议与分析的漠视。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罗纳德·里根，供应学派经济学还能成功主宰美国的经济政策吗？似乎很大程度上不能。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看到的，里根的政治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经济周期碰巧对他有利。如果不是因为他运气好，历史很可能是另一番样子：吉米·卡特或老布什可能在1980年当选总统，然后像里根那样，在1982年的衰退中备受打击，但接着也可以像里根那样，把衰退之后的复苏居为己功。没准还是沃尔特·蒙代尔*宣布“美国清晨”的到来呢。[17]

但我觉得，供应学派当时的影响力并不只依靠里根一个人。因为当时他们兜售的东西恰好是保守派政治家需要的，却是主流保守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提供的。在里根当选之前他们就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力。要是没有里根的话，他们也许会多坐几年冷板凳，但最终还是会掌权。这从战略贸易论者的经历可见一斑，他们与供应学派类似，是左派中的“政策企业家”。我们将在第十章看到，这些战略贸易论者在争取他人承认的时候，遭遇了比当年的供应学派还惨的经历，他们在政治的荒野里游荡了十多年，但最终还是抵达了“应许之地”。可见，在经济低迷时期，政治家确实需要一些比真理更能吸引选民的无稽之谈。

无论我们如何假设历史，罗纳德·里根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使供应学派经济学成为美国的国策。那么，该学说的实施效果如何呢？

[9]1980年，《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评价卡特不久之前的一篇演讲，该文作者在交稿时戏取的标题是“窝囊废的甜言蜜语”，而排版员在出报时忘了修改，于是第二天载有这一社论的报纸便大量出现在市面上。

[10]供应学派学者、胡佛研究所的马丁·安德森写过一本书，痛斥美国的经济学院心胸狭隘，当然他的意思主要是指它们不愿采纳供应学派的观点或聘用供应学派经济学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断言现在高质量的经济学研究都来自（保守派的）智库！

[11]几年之后，1971年的经济数据得到修正，而修正后的美国经济总产出的美元价值与拉弗当年的预测十分接近，拉弗的辩护者也据此声称，拉弗的计算是正确的。但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拉弗当年预测的不是经济产出的美元价值，而是其增长率，虽然1971年的统计数字在修正后变高了，但1970年的数字也因同样的修正而变高了，所以拉弗预测的增长率并没有因这次修正而发生变化，依然错得离谱。而且，当年拉弗吹嘘的东西不是对某一年的经济产出的预测，而是一道能预测未来的方程式。用修正过的数据来检验，依然可以证明这道方程式是错的。

[12]有点讽刺的是，虽然供应学派极力鼓吹固定汇率制，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但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常常被反对欧洲单一货币的人引为论据。

[13]不过，保罗·克雷格·罗伯茨等供应学派分子的论述有一个有趣的矛盾之处。他们不认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有任何帮助，却一口咬定紧缩银根政策是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

[14]Martin Gardner, In the Name of Science (New York: Putnam, 1952), p. 11.

[15]Robert Bartley, The Seven Fat Yea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 50.

[16]在美国历史上，20岁以上的白人男性的失业率，向来要比其他人群低得多（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与白人女性的差别消失了）。1979年，20岁以上的白人男性的失业率仅为3.6％，在那之后，他们的失业率从未降到那个水平，在里根时代经济增长的高峰期也没有。

[17]沃尔特·蒙代尔是1984年大选中的民主党候选人，里根的对手，里根凭借“美国清晨再次到来”的竞选口号将他击败。——译者注

第二篇保守派的政绩

第四章

经济增长问题

会撒谎的统计数字

对经济增长的思考

保守派只是白忙了一场

1979~1993年经济的兴衰说明了什么？

回到长期问题

保守派的经济承诺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增长。裘德·万尼斯基、阿瑟·拉弗等极端的供应学派分子声称，降低税率可以使经济迅猛增长、全面提升，以至于税收不降反升。默里·韦登鲍姆、迈克尔·伯斯金等较为温和的保守派经济学家虽然没有作出如此夸张的论断，但也认为，税收和管制负担是美国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减速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潜台词是，政府不再干预经济，将使经济大为受益。甚至许多自由派也相信，解除管制、对税收体系进行一定的改革，可以提升美国的经济增长率。

保守派在掌权之后，马上把“增长”这个词变成了一句咒语，用来安抚那些对美国的经济走向感到担忧的人。如果有人问：“一向是铁公鸡的保守派，怎么让财政赤字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他们就说：“别担心，增长会自然而然地消除赤字。”如果有人问：“贫富差距的扩大会不会带来麻烦？”他们就说：“别担心，增长将让所有人受益。”

那么，既然保守派承诺了经济增长，他们在执政之后，兑现承诺的表现如何呢？

初看起来，回答是因人而异的。供应学派信心十足地宣称，罗纳德·里根的政绩表明，减税确实能带来非凡的经济增长率，至于老布什时代经济增长的乏力，他们认为那是因老布什未能延续供应学派的政策所致。但民主党人则认为，供应学派的政策将对经济的长期增长造成极其强烈的破坏，至少早在沃尔特·蒙代尔竞选总统期间，他们就在发出这样的警告了。而到了1992年，民主党人又成功地使大多数选民相信，他们的预言终于成真了，保守派终于害得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到底谁对谁错呢？

显然，他们都错了。保守派称他们发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灵药，这纯属胡说八道。因为在保守派执政的12年里，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一直没有丝毫的加速迹象，讽刺的是，只是到了他们即将下台的时候，才变得稍有起色。但供应学派一口咬定他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弄虚作假的作风令人愤怒，但在老布什竞选失利之后，他们还死不认错，这就让人更多感到一种可怜而不是可恨了。但另一方面，在保守派执政时期，经济增长率也没有呈现明显的减速迹象。如果说里根的经济政策取得了非凡的胜利，那是无稽之谈，但如果说它大大损害了整体经济的增长能力，那也是无凭无据的。

真实情况是，在保守派执政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能力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保守派怎么能煞有介事地论证说，他们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奇妙的变化，又怎么能一度使许多美国公众信以为真呢？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了。这个故事能大大帮助我们理解美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美国人是如何进行经济争论的。

如何用统计数字来撒谎

如果你对经济学所知甚少，你可能会想，评价一届政府的经济表现是相当容易的。只要看看这位总统任期内的经济增长状况就行了。白纸黑字很能说明问题，不是吗？

也许不是。我们来比较一下过去五届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实际GDP的增长率。它们是尼克松－福特政府、卡特政府、里根第一任期、里根第二任期和老布什政府。这些数字似乎展示了一幅清晰的画面：罗纳德·里根是位杰出的经济领导者，而且调控经济的技术越来越老道，而老布什则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看看这些数字，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许多保守派觉得老布什背叛了他们了，他们仿佛是说，如果老布什沿袭里根的政策，美国经济早就继续蓬勃发展的势头了。

但是，就算你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你也会觉得这个结论似乎有点问题：我们总不能因为某个人在四年里恰好主宰着白宫，就把这四年间的经济增长表现全都归功或者归罪与他吧。从最基本的常识来看，美国总统并不能掌控美国经济的一切，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还将在后文看到，其实那些决定短期经济表现的杠杆，也几乎没有一个是由总统府操控的）。而且，就算我们假定总统的政策能影响经济表现，它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效果发挥出来。例如，在吉米·卡特任内，美国发生了一场经济衰退，在衰退期间，里根上台，而在里根的第一任期里，美国的失业率相当高。那么，我们是应该把1981年1月里根上台后的所有问题都归罪于里根呢，还是应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里根执政初期的高失业率归罪于他的前任？又如，里根下台后仅18个月，美国便发生衰退，最终使老布什下台。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莫非所谓的“里根革命”真的是很脆弱，换成老布什这个比较温和的保守派执政，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就能使之前功尽弃，还是说老布什所遭遇的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里根遗留下来的？又如，比尔·克林顿上台时，美国经济正值复苏期，根据官方的认定，这场复苏是从1991年开始的，并在1992年下半年大大加速。那么，克林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他执政初期遇上的好事算成自己的功劳呢？

这些时间问题似乎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它们并不琐碎，原因很简单：美国经济的增长率是变动很大的。图4-1展示了1973年以来美国实际GDP的年增长率。这些年的平均值为2.5％，但不同年份差异很大，最高的达到6.8％，最低的达到负2.2％。在每一年的增长率差别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要判断4年、8年或12年的平均增长率的高低，就基本上取决于我们选择哪个时间段来计算了。因此，我们只要仔细地选择时间段，再装模作样地论述一番，似乎就能证明自己希望得到的任何结论。

图4–1 美国历年经济增长率。

注：由于美国历年经济增长率波动很大，所以对政绩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取的年份。

例如，假设我们想证明里根的经济政策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们认定吉米·卡特不仅要为他任期内的所有经济问题负责，而且要为1981~1982年的衰退负责，因为那是他遗留给里根的通货膨胀问题所导致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把1976~1982年全部归入“卡特年代”，并衡量这个时代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发现其为1.8％。然后，我们把1982年之后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归功于里根，并衡量1982~1990年“里根年代”（即罗伯特·巴特利所说的“七丰年”）的增长率，发现是3.6％。[18]于是，我们就得到了铁证：供应学派接手的是一个年增长率不到2％的经济体，却将其改造成了一个年增长率接近4％的经济体，里根的经济政策了不起！

又假设，我们想证明保守派是失败的，那么我们可以这么算：共和党的整个执政时期是从1980年底到1992年底，这期间的经济增长率是2.1%，而在1947~1973年的战后繁荣时期，经济增长率高达3.4％。于是我们又得到了铁证：里根的经济政策失败了，高增长率没有恢复！事实上，里根时代的经济增长率低得令人难以接受，很明显，这是因为共和党的政策没有把公众的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如果我们想更有力地证明保守派的失败，我们可以不谈整体经济增长的乏力，而是强调家庭中值收入与实际工资的停滞不前，实际上就是强调美国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剧。不过我们把这个话题留到第五章再谈。）

可见，对同样的数字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这教给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它告诉我们，一个聪明的宣传家，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几乎总能把经济增长数字包装起来，为他自己的论证服务。因此它也告诉我们，对于那些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人所做的统计分析，我们一定要保持怀疑。有人打趣说，忠于特定党派的分析者使用经济数据，就像醉汉使用路灯一样，不是用来照明，而只是用它来做个支撑。或者像英国首相狄斯雷利所说的，世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真相是不可知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是的。保守派执政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该问题的确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没有变化。但我们需要回头来思考一下，我们所要考察的这个“经济增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才能理解这个回答。

对经济增长的思考

要理解美国经济的表现，就必须从一些概念出发。务实的人一般对概念感到不耐烦，他们喜欢直接谈事实。由于各种原因，那些政治辩论家也对概念感到不耐烦，因为概念会影响他们论证自己的观点。但正如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说的：“最鲁莽、最危险的理论家，就是那种宣称要让事实说话的理论家。”我们必须先思考一下应该如何来考察事实，才能更合理地解读事实。

幸运的是，要理解保守派执政时期美国经济增长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只需要理解一个基本概念和一条基本原则。基本概念是：经济周期和经济产能的增速不是一回事，短期的经济波动，即我们所说的衰退和复苏，与经济的长期上行趋势是有区别的。基本原则是：要评价保守派经济政策是否成功，不能看短期的经济波动，而要看长期增长趋势有没有加快。

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要把问题讲得这么复杂？只看事实不就行了吗？原因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波动得太厉害了，只要我们把历届总统应负责任的年份重新划分一下，就能对保守派的政绩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原始的经济增长数据，尤其是短期内的数据，几乎是无法反映长期经济政策的成绩的。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198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高达7％，1986年则只有3％，而这两年的总统都是罗纳德·里根。经济增长速度的变慢是不是由于里根领导能力的下降或者政策的改变？是不是只要里根的顾问不干预他的决策，7％增长率就能延续？当然不是。1983年，美国经济正在从一场严重的衰退中恢复，由于闲置的资源（工厂和工人）不断得到重新使用，所以经济增长得很快。而到了1986年，由于在1979~1982年大衰退期间失业的工人大多已恢复工作，闲置的机器大多已重新投入使用，新的资源投入减少后，经济增长自然就慢下来了。

这个例子说明，过多纠缠于短期的经济增长情况是没有意义的。但除此之外，它还说明，我们应该区分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来源。一个来源是经济潜在产能的增长，其决定因素是工人的人数与技术、资本的规模与质量以及科技水平。另一个来源则是我们对经济潜在产能的利用，而货币供应的波动、商业信心的沉浮，会决定这种利用的程度。很明显，就算潜在产能的增长相当平稳，短期经济增长率也很容易因为产能利用率的变化而剧烈波动。如果一场衰退造成了无数工人失业和工厂停业，在这些闲置资源重新得到利用的时候，经济就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即使经济的潜在产能快速增长，如果产能利用率不断下降，经济产出也会增长得很慢，甚至萎缩。

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的短期波动其实主要是由产能利用率的变化造成的，而不论是在繁荣期还是衰退期，经济的潜能总会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如果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是失业工人源源不断地重新投入工作，那么失业率就会下降；如果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是愿意工作的工人急剧增多，或者工人生产率飞速提高，那么在这样的经济增长期间，失业率反而有可能提升。事实上，不仅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失业率有下降的趋势，在经济增长缓慢或负增长的时候，失业率有上升的趋势，而且它们之间有一种相当稳定的关系。图4-2展示了1973~1991年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升降程度的关系（这两个年份的选择不是偶然的，这一点稍后详述）。以经济学这门不精确的学科的标准来看，二者的关系已是很稳固了。事实上，经济学中较可靠的、足以让经济学家理直气壮地称为“定律”的数量关系很少，而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这一关系便是其中的一条（它的名称是“奥肯定律”，得名于约翰·肯尼迪的经济顾问阿瑟·奥肯）。图4-2中的直线代表这一关系的强度：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失业率会降低0.5个百分点；同样，失业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会上升2个百分点。

图4–2 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变化密切相关。

因此，除非经济刚刚从一场极其严重的衰退中恢复，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失业率，而不能无限制地降低失业率。从1982年第四季度到1989年第四季度，美国的失业率从10.7％降到了5.2％，下降了5.5个百分点。这个趋势能一直持续下去吗？假如再能持续7年，失业率就会降为负值，这一听就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我们降低失业率的空间比这还要有限：由于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总有人进进出出，所以一国的失业率不可能比3％再低多少。在现实中，美国的失业率如果低于5％，经济就几乎必然会过热，并出现通货膨胀加速上涨的风险。

因此，我们无法通过降低失业率来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有使经济在一定的失业水平上所能取得的增长率加速增长，我们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这样的长期增长率通常称为“潜在”经济产出的增长率，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体的产能的增长率。

在现实中，在失业率大体平稳的几年里，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在2.5％左右徘徊。更抽象地说，你可以利用图5的直线所代表的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来预测，如果某一年失业率保持稳定，美国经济可以实现多高的增长率，那就是该年的“潜在”增长率。你得出的结果，其实我们早在第一章的图1中就已经看到了。

我们能从这个练习中明白什么道理？首先，我们明白了，潜在增长率波动的幅度远远低于实际增长率的波动。其次，我们明白了，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在理查德·尼克松辞职之后，实际经济增长率在吉米·卡特和罗纳德·里根任内最高，在杰拉尔德·福特任内较低，在老布什任内最低。但在这四人任内，潜在经济增长率基本没有变化。

保守派的增长表现

虽然机敏的读者想必已经察觉了我的一些用意，但行文至此，我还从未直接谈及，保守派的经济政策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不过，有了前文的铺垫，我们现在可以作出初步评价了。

让我们从两个基本的判断出发。

第一个判断是，供应学派经济学宣称的目标是提升经济的潜在产出，而不只是提高产能的利用率。因为供应学派经济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成形的，那是一个失业率较低的年代，所以创造就业机会不是它关注的重点。再者，供应学派希望并许诺实现经济增长率的根本性大提升，而仅仅周期性的经济复苏是不能带来这样的结果的。无论如何，失业率的波动主要是由需求变化推动的，凯恩斯主义者强调维持需求，但这向来被供应学派视为目光短浅的表现。

第二个判断是，任何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都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基本无关。对经济周期的调控，主要是由美联储负责的。美联储是一个非党派、半独立的机构，主管美国的货币政策。美联储一向争取在维持物价稳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实现较高、较稳定的就业率，它相当尽心竭力，只是实现目标的能力时强时弱。下文很快将考察美联储的作用，这里需要明白的重点是，调控经济周期基本上是美联储的职责，政府的影响很小。

既然保守派经济政策的目标不是调控经济周期，既然1980年以来美国经济的短期波动与政府的政策几乎毫无关系，那么似乎很明显的是，要评价保守派的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我们就应该把目光集中于潜在经济产出的增长状况。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考察潜在产出的增长状况。比较细致的方式是努力算出每一年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另一种方式则较为简单，而且有助于我们进行其他方面的比较，那就是从经济周期的波动曲线上截取一些大体处于相同位置的时期，加以考察。那么，我们自然会想到，要考察美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就应在经济周期曲线上截取一些极点之间的时期，然后比较这些时期的增长率。例如，我们可以比较1979~1990年的增长率与1969年或1973~1979年的增长率。

我们在前文已经读到，对每一年的潜在经济产出的计算表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在1973年之后逐渐变慢，在20世纪80年代也没有恢复。考察经济周期曲线上的不同时期，我们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1979~1990年，美国的年均增长率为2.3％，1973~1979年为2.4％，1969~1979年为2.8％。可见，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率低于70年代的总增长率，接近于1973~1979年的增长率。但这样的增长率并不高，没有半点令人赞叹之处，连令人满意也算不上。

事实就是如此。12年的保守派经济政策虽然没有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增长，但显而易见，这些政策也绝对没有促进经济增长。

保守派的回答

有许多保守派接受这样的结论：里根及老布什政府实行的政策，并没有加快美国的经济增长。1992年《总统经济报告》中的一张描述美国生产率增速的图表很能说明问题。该表将1973~1990年列为一个时期，也就是说，老布什自己的经济顾问也默认，经济不振的年代从1973年开始，并贯穿了整个保守派执政时期。这一类保守派认为，他们的政策之所以没有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他们所不能控制的因素，或者是由于保守派的方案没有得到连贯的实施。这样的辩解看起来倒也不失诚恳理性，但我认为其实也是错的，这一点我将在后文中详细解释。

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哈德逊研究所的艾伦·雷诺兹等铁杆供应学派分子，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声称，供应学派的经济方案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

他们怎么能睁眼说瞎话呢？原因之一是，他们弄虚作假。例如，1980~1989年美国家庭中值收入上升了11％，艾伦·雷诺兹写道，这是一场“巨大的增长”，构成了一场“空前的中产阶级的繁荣”。而在战后繁荣时期，美国国民中值收入的增长要比这快得多，例如仅在1967~1973年的6年间，中值收入就上升了17％。雷诺兹或者是不知道这一点，或者就是在故意误导读者。

不过这些保守派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给自己戴上成功的桂冠，主要是因为他们否认经济周期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区别，从而把所有经济周期性的不良经济表现都归罪于自由派，然后把所有好事居为自己的功劳。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是怎么做的。保守派现在的标准说法是：1982年之前美国经济的所有问题，都是吉米·卡特亲手造成或者遗留下来的；而1982~1990年的经济恢复，则完全是罗纳德·里根的功劳；1990年之后的经济衰退，是由于老布什背叛了里根的政策，如果里根不下台，1982~1990年的经济增长将永远延续下去。

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1979~1993年的经济兴衰

供应学派的核心经济承诺是提升美国潜在经济产出的增长率，最终它没有兑现承诺，但也没有严重损害产出增长率，只是空忙一场而已。事实上，在里根和老布什任内，美国潜在经济产出的增速与福特和卡特任内大致相同。但在保守派执政时期，美国经济显然不是风平浪静，而是风起云涌的。最初，一场严重衰退将保守派推上了权力宝座；接着，衰退之后的一轮强劲复苏使里根政府高奏凯歌；最后，老布什面对一场衰退束手无策，黯然下台，保守主义运动也不再主宰白宫。发生如此大的波动，原因何在？

答案是很有讽刺意味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潮涨潮落主宰了各党各派的政治命运，但这些涨落与总统的政策几乎毫无关系。1979~1993年美国经济的兴衰交替，主要是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而货币政策是由非党派的、大体上独立的美联储制定的。

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解释一些背景：美联储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它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力？

美国央行的权力

像德意志联邦银行、英格兰银行及世界各国的央行一样，美联储是美国的央行。央行的职责就是调控“基础货币”的供应。基础货币是指流通中的现金加上私人银行的准备金，这些准备金也可以由银行随时转化为现金，以满足储户的提款请求。美联储可以随心所欲地增加基础货币，主要方法就是印钞票并用其购买债券，这是它独享的权力。[19]

这是一种十分强大的经济权力，因为基础货币在美国经济中发挥着独特的战略性作用。虽然美国有巨大而庞杂的金融市场，但几乎所有的交易都需要以一定的现金或银行准备金为基础，否则无法进行。例如，如果我想用现金来给我请的水管工付报酬（最好别问我他为什么不愿接受支票），我个人就必须在钱包里维持一定的基础货币。如果我用支票来支付住房抵押贷款，我的银行账户里就必须有这笔钱，而根据法律规定，银行必须持有占其存款总额一定比率的准备金，准备金也是一种基础货币。如果我用信用卡买了一套立体音响，我的银行账户里就必须有钱来为信用卡销账，而这笔存款也将有基础货币作为支撑……不用多说，读者想必明白了吧。我们的整个金融体系虽然很庞大、很复杂，但实际上就像一座倒立的金字塔，其底座就是美联储供应的基础货币。

由于基础货币发挥着战略性作用，所以美联储的举措会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如果美联储不负责任地使基础货币增加20％，它就能造成通货膨胀剧增；如果美联储出于某种原因决定将基础货币削减10％，它就能使经济陷入一场惨痛的衰退。

不过，美联储之所以能对经济周期产生如此大的决定作用，不只是因为它具有深远的影响力，还因为它能轻而易举地进行激烈的政策调整。在1992年底，美国的基础货币只有3 480亿美元，而美国每天的金融交易量都是以万亿美元为单位的。这就意味着，美联储可以迅速而轻松地让基础货币大增或大减。例如，假设一个疯子阴差阳错地主宰了美联储的决策权，他决定在周一使基础货币增加10％，在周二使其恢复原样。他能做到这一点吗？毫无问题！不管是增加还是减少基础货币，只要向各普通银行打几个电话，他的政策就能得到顺利推行。

与此相比，其他类型的经济决策一般就生效得太慢了。例如，某届政府（如1993年的克林顿政府）断定经济需要刺激，因而准备实行促进投资的税收减免，或者启动一些公共建设工程项目，或者双管齐下。但就算执政党也控制了国会，它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将这些举措制定为法律并完善其细节。如果实行这些措施需要投入财政资金，那政府还必须进行招标、与私人企业签约等等。也就是说，在一些时候，改变货币政策是举手之劳，而改变其他政府政策要大费周章。

不过，我这里的“其他政府政策”这个说法，是带有误导性的。因为美联储还有最后一个特征：准确地讲，它并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

不过准确地讲，它也不是政府之外的一个机构，而是介于二者之间。英国人用一个好玩的词来称呼像美联储这样的非驴非马的组织：quango，即“准非政府”（quasi-non-governmental）组织的缩写。至少在法律上，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一个由私人会员银行组成的联盟，它根据1914年的一项法律，独享调控基础货币的权力。在美联储中确定利率的“公开市场委员会”则是一个混合性组织，一些委员是由总统任命的，另一些是由会员银行指派的。不过，就算是总统任命的委员，任期也有14年之久，以确保他们不必屈服于政治压力（但美联储主席的任期只有四年，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机构）。而且，美联储历来有一种强烈的追求独立的风格。它满怀戒心地守护着自己的自主决策权，尤其是不受胁迫、不为执政党利益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各国的央行都是这样的。比如，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比美联储更强，而英格兰银行则完全没有自主性，因为它只是英国财政部的一个分支。不过，由于英格兰银行一直没有发挥很好的调控作用，所以就算是对美联储不满的政治家，也不会贸然威胁美联储的独立性。

读者此处要了解的重点是，在美国，对短期经济表现影响最大的机构，是一个由大体上不关心政治的技术官僚控制的非党派机构，而且这里所说的“短期”往往要超过一届总统任期。

美联储与经济

既然我们明白了，在美国主宰经济兴衰的是美联储而不是总统府，我们就可以对保守派的执政经历进行一番总结了。

如同在导言中，在这里我也想用一场戏剧来打比方。这出戏共分三幕：

第一幕其实是从1979年开始的。到了1979年秋，所有人都已经明白，美国经济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国际油价暴涨等外部冲击，二是国内货币政策的长期失误。1979年11月，保罗·沃尔克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在两党的支持下，沃尔克开始抑制通货膨胀。他依靠的是我们知道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即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按照第一章中讲的保守派批判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既然沃尔克的政策明显是以抑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它就不一定会造成一场严重的衰退。但事实证明保守派的说法是错的。到了1982年夏，虽然美国的通货膨胀得到了大大缓解，但实体经济似乎处于崩溃边缘。于是，美联储突然转变政策（也只有它能这么做），开始刺激经济。

第二幕是1982~1990年的“里根增长”时代。事实上应该称之为“沃尔克增长”，因为其根源是1982年夏美联储对货币政策的逆转。货币政策的转变取得了奇效：在1982年11月，美国经济又焕发了生机。而且正如我们之前读到的，正是因为那场衰退过于严重，造成过多资源闲置，才使经济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实现快速而持久的繁荣。

不过，这场经济增长之所以能经久不衰，至少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沃尔克及其继任者艾伦·格林斯潘判断得当。1984年，当经济复兴之势已经难以动摇的时候，美联储开始对经济进行一些抑制，以防止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导致前功尽弃。美联储实现了这一目标，从而使经济以稍慢一些的速度继续增长。1987年，由于股市猛烈崩盘，美国再次面临衰退风险。但新任主席格林斯潘主导的美联储迅速增加基础货币，从而成功地避免了衰退。

第三幕则是一段美联储接连犯下失误的故事。1989年，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变得比20世纪7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时代还要低了。虽然当时通货膨胀率并没有剧烈的上升，但美联储的官员认为，从市场上的工资安排与物价变动可以明显看出，潜在通货膨胀有持续加快的趋势。与此同时，一些保守派议员向政府施压，要求在5年内将通货膨胀率降为零。面对这些情况，美联储变得更加担心通货膨胀，而不是那么重视保持经济的继续增长了。当时一位美联储职员甚至说：“我们不能人为地招引出一场经济衰退来抑制通货膨胀，但假如我们与一场小衰退不期而遇，那利用一下它倒也无妨。”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一场大规模衰退正在酝酿之中，但由于美联储抱有上述侥幸心理，所以当衰退袭来时，它猝不及防。不过公允地说，美国经济为何会在1990~1992年变得如此虚弱，至今仍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者的储蓄率一直在下降，但一到1990年，消费者就突然变得谨慎多了，这是因为他们的债务积累得过多，还是因为他们终于发觉“美国清晨”其实不过是保守派的虚假宣传，原因是说不清的。在这场衰退中，各行各业的信贷紧缩是另一个问题，其原因很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的不当监管导致银行扩张过度（我们将在第六章讨论金融市场的问题）。可以说，1990年之后美国经济的疲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里根经济政策的后遗症。

不过，这场衰退最大的特点是，美联储的判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因而未能阻止衰退。首先，美联储高估了通货膨胀风险，低估了衰退风险。其次，虽然美联储逐渐放宽了货币政策，但步子一直迈得太小，太不及时。不过，我们或许也不能苛责美联储，因为从1990年夏到1992年夏，几乎所有的预测人士都一直在作出过于乐观的判断。

不过美联储的政策最终产生了成效。1992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突然提升到4％以上。虽然一开始就业岗位的增加状况令人沮丧（这个问题稍后详述），但衰退明显是结束了。

最不公平的因素

通常，选民难免会以一位总统执政期间的经济状况来评价他的能力。但实际上，四年之内的经济增长率通常是由经济周期的波动决定的，而调控经济周期主要是美联储的职责，而不是政府的职责。所以选民的评价往往是不公平的。而且，历史记录表明，选民往往只记得近期发生的事情，所以常常连四年时间都不看，只根据大选之前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来选择总统，这就使他们的评价更为不公平。

因此，吉米·卡特和老布什的遭遇，就不禁有些令人同情了。他们都主要是因为短期的、与他们的政策基本无关的经济困难而被踢出了白宫。

回到长期问题

现在让我们认定，在保守派执政时期，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没有丝毫变快。那么，美国经济本应表现得更好吗？或者它能表现得更好吗？

影响经济潜在增长能力的最基本因素有两个：一是有能力的、乐于工作的工人的人数的增速，二是工人的平均生产率的增速。

事实上，美国劳动力供应在过去20年里的增长超出以往。其实，与繁荣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在令人沮丧的七八十年代，美国就业人数的增速反而高得多。其原因一点都不神秘：在这段时期，“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应的大增带来了就业人数的大增。

本章并不认为在保守派执政时期，美国经济是毫无亮点的。就业人数的剧增，是这段时期美国经济最大的成就之一。一般而言，愿意工作的人迅速增加，并不代表就业人数也会同样迅速地增加。例如，在西欧，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后期，愿意工作的人数增加了，但就业人数一直停滞不前，造成失业率不断上升。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比西欧灵活、自由得多，从而能实现供需平衡，不仅吸纳了大量新增的愿意工作的人，而且失业率几乎没有上升。

当然，一个自由运转的劳动力市场之所以能保障几乎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得到工作，主要是因为它不阻止工资率在必要的时候下滑，从而实现供需平衡。而我们将在第五章看到，对于许多美国工人而言，工资的降幅是很大的。但尽管如此，就业人数的增加依然是这段时期值得大加赞许的变化之一。事实上，当时美国就业人数的增速使其他工业化国家相形见绌。

但美国的新增工作者这么多，经济增长率怎么还是提不上去呢？答案是，在此期间，美国的生产率并没有大幅提高。

我们来用两个标准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增长进行衡量。第一个标准是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人均实际GDP在70年代增长了18％，在80年代又增长了18％，总增幅为39％。但是，人均实际GDP的增长，主要是以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的快速提高为基础的。第二个标准是平均每个雇员创造的经济产出的增长率，从1979年到1989年只增长了10％，年均增速为0.8％。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25年里，该指标的年均增速为2.8％。

因此，劳动力数量的快速增长与生产率的缓慢增长加在一起，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整体增长平淡无奇的局面。很明显，劳动力数量的快速增长不能算作共和党人的功劳，但共和党人是否应为生产率的低增长担负罪责呢？

回答是，他们也许要负一些责任。虽然在里根与老布什任内，共和党人大谈特谈经济增长，但他们奉行的政策其实是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的。但另一方面，公允地说，对于这一时期令人失望的经济表现，共和党的经济政策最多只能负一小部分责任。

政策与增长率

一国要提高工人的生产率，有三条主要途径：提高企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增加对私人经济具有支持作用的公共资本；提高劳动力（有时被称为“人力资本”）的质量。

所有理性的经济学家都明白，我们无法准确评估，这三条主要途径分别会对生产率的提升带来多大影响。大多数人是根据企业资本与公共资本的市场收益来估测它们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的，但众所周知，私人投资者的投资为自己带来的回报，很可能大大高于或者低于该投资给社会带来的好处。至于公共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我们甚至无法以市场收益为依据来估测，所以这种影响更不好判断。

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在一定的投资水平下，美国“应当取得”多高的生产率增速，也无法判断假如我们未犯任何错误，美国的生产率增速能提高多少。我们唯一可以作出的判断是，保守派治理之下的美国，并不像一个一心要提高生产率增速的国家，而且他们的政策几乎完全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

让我们从企业投资开始考察。

一项绝对正确的会计恒等式是，一国的私人投资等于三项储蓄的总和：私人储蓄、政府储蓄（即预算盈余）和外来资本净流入。要提高私人投资，就必须提高这三项中的至少一项。

供应学派，甚至一些较为温和的保守派也许曾经希望，里根的减税政策能鼓励人们提高私人储蓄。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私人储蓄率剧烈下降，私人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1980年的9.1％降到1987年的5.1％。这一情况说明，就算减税政策起到了鼓励作用，这种作用也被其他因素冲销掉了。与此同时，里根政府的预算赤字还大幅增加，这种耗费公共储蓄的行为很快便将仅有的一些私人储蓄也大体抵消掉了。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民储蓄率（私人储蓄加政府储蓄）平均为7.7％，但在1988~1990年便只有3％了。

假如世界上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像这样的国民储蓄的大幅下降，肯定会造成私人投资的相同幅度的下降。从原理上说，政府的借债需求将使利率提升到一定高度，从而使其能够“挤出”足够的投资，以重新实现资金的供需平衡。在现实中，美国的利率的确上升了：年均实际利率从1960~1980年的0.5％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的4.9％。但美国的高利率吸引了外来资本的流入，从而部分弥补了国民储蓄的短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利率的继续上升。

还有一项会计恒等式是，外来资本的净流入等于美国的贸易逆差（准确点说是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因此，部分因美国预算赤字大增所造成的国民储蓄的剧降，间接地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这一情况后来得名为“双赤字”，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但在这里我不准备多谈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唯一需要下的结论是，共和党政策的净效果是压抑了私人投资。1980~1992年，美国的私人投资只有GDP的17.4％，而20世纪70年代则高达18.6％。

公共投资的情况怎么样？美国公共投资的高峰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政府大举投资于“州际高速公路网”等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使各级政府的资本支出达到GDP的3％。在那之后这一比率便逐渐降低，现在约为1％左右。公共投资的下降并不始自里根和老布什政府，但他们的政策加剧了这一趋势。一方面，在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期间，联邦政府深受赤字困扰，因而为了使短期的财政状况显得好看一些，他们宁愿推迟长期的资本开支；另一方面，在此期间，联邦政府基本上不再向州与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从而迫使州与地方政府以类似的方式减少了投资。

最后我们来看看人力资本的情况。人力资本首先是指美国儿童受到的教育（广义的教育）。在美国，教育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负责，而且在一些方面，它们确实比联邦政府更为尽心尽力。虽然在保守派执政时期，美国出现了一些无钱买课本和桌椅的“凄惨”的校区，但班级的大小等总体性指标得到了改善。不过，由于儿童贫困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地方政府的这些投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在里根时代的经济增长结束的时候，美国的贫困率还要高于吉米·卡特年代，而儿童贫困率则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儿童贫困率的剧增主要与收入分配的日益不均有关。收入分配的不均虽然基本上不是由执政的保守派造成的，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抑制这一趋势或消解其影响。

因此，通过逐条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政策绝对不利于生产率的长期增长。但假如他们实施了较好的政策，情况能有多大改变呢？我们是否应该把生产率增长的长期不振归罪于里根和老布什？

也许不应该。里根和老布什年代的预算赤字确实压低了可用于投资的资金，造成美国外债大增，但如果考察这些赤字的影响的话，你会发现它们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例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全面研究估计，假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没有预算赤字的话，1990年的国民实际收入只会比真实数字高3％（我将在第六章解释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基础设施投资较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更加不易判断。贝茨大学的达维德·阿绍尔的一项研究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的减少是美国生产率增长减速的主因，该研究得到广泛引用，比尔·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也急不可耐地拿它来做文章。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阿绍尔的统计分析是靠不住的，至多只是说明了一种时间上的吻合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而且，研究基础设施投资详细情况的专家也怀疑，就算将这一投资大大提高，也不会创造多大的收益。在修葺桥梁等紧迫的项目上，政府每年可以花费约100亿美元，这笔钱会完全花得值。但除此之外，就很难想象有什么基础设施项目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了。

最根本的问题也许是美国的儿童教育问题。人们也许会想，假如里根和老布什政府不是那么死守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也许能把教育搞得好一些。但究竟能好到什么程度，则说不清楚。而且，教育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对生产率的影响是很远期的，因为只有在儿童长大到工作年龄时，教育的作用才能显现出来。因此，虽然保守派忽视教育的罪过使美国付出了代价，但这一代价要到20世纪90年代末或21世纪初才会显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保守派最大的罪过就是虚伪。他们宣称要促进经济增长，并将增长奉为包治百病的良药，但他们实行的政策其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增长。不过归根到底，在保守派的治理之下，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既没有多少趋好势头也没有趋坏势头，这才是最令人惊奇的事情。

1992年革命

正当老布什在1992年的大选中一步步走向失败的时候，美国经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生产率在该年里提高了2.8％，是为1972年以来的最佳表现。

一般而言，在周期性经济复苏的初期，生产率会突然加快增长。因为在经济低迷时期，企业不愿意把所有眼前用不上的人都裁掉，因为一旦需求恢复，企业就可以利用这些“储备”工人来扩大产出，而不必聘用新人。但1992年的情况是个例外。通常在经济复苏时期，就业率和生产率会同时提高，但在1992年，生产率迅速增长，就业状况却毫无起色。而且，在1992年这场缓慢的经济复苏中，生产率的增速超过了1984年蓬勃的经济复苏期间的增速。

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变化？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断定，但一些观察者怀疑，美国经济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由于人们开始创造性地利用一些新科技，生产率的增长出现了根本性的加速。

对于这场突然的、出人意料的变化的影响，我们将在后文探讨。在本章收尾时，我只想指出一点，美国经济增长的不断波动不仅使许多政治家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这一变化过程还带有一丝政治讽刺意味：正当美国人厌倦了保守派的种种许诺和次次食言，从而寻求改变的时候，美国经济却开始自然而然地自我恢复了。

[18]1992年春，我与哈德逊研究所的供应学派学者艾伦·雷诺兹进行了一场电视辩论。雷诺兹一条条地摆出对里根有利的统计数字，然后以一副自鸣得意的口吻说：“我可不想拿玩这些鸡毛蒜皮的时间游戏，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看看整个20世纪80年代，就是从1982年到1990年的事实。”

[19]美联储也可以卖出一些债券，然后将换得的现金保留起来，不投入流通，从而减少基础货币。

第五章

收入分配

贫富分化日益加剧

保守派竭力否认

贫富分化加剧，谁之过？

保守派执政时期美国经济的主要变化不是国民收入增长的变化，而是收入分配的变化。扣除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在罗纳德·里根上台前后，美国经济的增长轨迹基本没有变。但在保守派执政时期，收入分配却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富人变得富多了，穷人变得穷多了，而中产阶级则原地不动。

那么我们必然要问，收入分配不均为何会加剧，我们可以或者应当以什么方法来应对这个问题？但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来弄清楚事实。因为一直以来，在有关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争论中，一个最令人惊奇的现象是，许多保守派根本不愿承认有这回事。

一些基本事实

从篱笆墙到楼梯

所有思考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变化趋势的人，都应当对图6展示的情况有所了解。该图显示了不同时期里，处于收入阶梯上不同位置的美国人的收入增长率。

图5–1 家庭收入增长模式的转变。

该图以百分位来代表收入阶梯上的不同位置。例如，第一组柱形代表处于收入阶梯上第20个百分位的家庭的收入增长率，第二组柱形代表第40个百分位上的收入增长率，依此类推。本图选择的百分位只是从20到95，所以就略去了两个极端，即收入最低的20％与最高的5％的情况。我们很快就将看到，忽略这两个极端将使我们无法看到一些非常重大的变化，尤其是收入最高者的变化。但无论如何，这张图还是向我们展示了很能说明问题的基本情况。

该图选择的三个时期是1947~1973年、1973~1979年和1979~1989年。第一个时期就是我们已经认定的“好年景”，即战后大繁荣年代。后两个时期分别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1973年、1979年和1989年都是经济周期曲线上的极点。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经济增长时已经讲过，衡量经济周期曲线上极点之间的部分，是一种合理的研究方法，不过这样的衡量也是有争议的，具体的争议将在下文讨论。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中看到什么？首先，1947~1973年的数据显示的是真实的、普遍的繁荣局面。在这段时间里，各个人群的收入基本以同样快的速度增长，年均增速超过2.5％。也就是说，“好年景”带给所有人大体相同的好处。1973~1979年，生产率增长乏力与多次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于是人们收入的增长变得慢多了，也不平衡了。最后，在1979年之后，一种新的情况出现了：收入增长在总体上变慢了，但具体人群的情况则出现了严重倾斜，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等收入者，而最穷者的收入反而下降了。

一直以来，一些为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辩解的人想说，在此期间发生的情况是正常的，收入不均的加剧毫无令人惊奇或悲伤之处。因此，当我们的讨论变得有点复杂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图5-1显示的基本画面：“好年景”里的经济增长看起来就像美国各地的篱笆墙，而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则像是一道楼梯，富人处于最高一级。

巨富

图5-1中的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具体而言，是根据一份题为“当前人口调查”的问卷统计出来的。这些数据展示了一幅相当清楚的画面，但仍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没有显示收入极高的家庭所得到的改善。

美国统计局的数据对于研究高收入家庭的状况用处不大，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要原因，一个是次要原因。

主要原因涉及“最高标准收入”（top coding）[20]这个晦涩的技术性问题。“当前人口调查”所依据的问卷并不要求受访家庭回答具体的收入，只是要求其将收入归到一系列的收入段中，其中最高的一段只有下限而没有上限，现在这一段被设定为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因此很明显，对于收入在那个最高点以上的家庭而言，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是无法反映其财产的变化情况的。

次要原因是，美国统计局的数据并没有将高收入家庭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纳入考虑之中。这个来源就是资本收益，即将资产以高于购买价的价格卖出去时所得到的收益。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投资回报，而不是工资。投资回报主要是指股息、红利等，但也包括对于价值快速提升的增长股或房地产的成功投资所获得的收益。

正是由于对于收入极高者的状况，美国统计局的数据说明不了多少问题，所以人们通常只用它的数据来考察除5％最富者以外的人的状况。

在1947~1973年间，由于所有人的收入以大致相同的速度增长，所以美国统计局的数据难以说明最富者的状况，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收入极高者的状况就变得很重要了，因为他们的收入增长得比处于收入阶梯上第95个百分位的人群还快。

也许有人已经从图5-1中推知了这一点：由于图上已有的数据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收入越高的人，收入增长的幅度就越大，因此合理的推测是，在该图所没有显示的人群中，也有同样的趋势。事实上，有关20世纪80年代美国收入分配变化情况的数据，具有一种“分形”性质：不仅对于所有人而言，收入分配不均加剧了，而且在每一个具体的人群中，同样存在这样的趋势。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5％的收入最高者中，收入分配不均也加剧了，也就是说，处于收入阶梯上第99个百分位的人，收入的增长也应快于处于第95个百分位的人。

我们也可以根据非正式的证据来推测出，极富者的收入增长得特别快。例如，根据高管薪酬顾问格雷夫·克里斯特尔的统计，美国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与普通工人的工资的比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90年上升了两倍，而且几乎所有关注社会问题的人都发现，极富者的财富出现了明显的大膨胀（汤姆·沃尔夫的《虚荣的篝火》也许尚未被公认为一本伟大的小说，但该书无疑敏锐地反映了现实）。因此，几乎人人都知道美国发生了变化，也知道是什么变化，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坚实的统计资料作为证据。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工作填补了这项空白。该办公室受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之托，负责评估联邦税收可能发生的变化，为该委员会每年出版的大部头的《绿皮书》提供支持性的附录。为了完成这项工作，该办公室研究出一种模型，可将美国统计局的数据与美国国税局的数据整合在一起。有了这个模型，该办公室就可以绕过“最高标准收入”问题，并可以对可课税的资本收益进行统计。

图5-2显示了国会预算办公室对1977~1989年间不同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状况的评估（其实理想的时间段是1979~1989年，但遗憾的是，由于国会预算办公室最初的职权集中于税负归宿方面，在这一职权范围的影响下，它没有对1979年的情况进行评估。像前文中提到的一些时间问题一样，我们在后面还需要考察这个问题）。该图展示数据的形式与图6略有不同。例如，该图显示的是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平均收入的变化情况，而不是处于收入阶梯上第20个百分位的家庭的收入变化情况。又如，该图显示的是1977~1989年这些收入的总变化率，而不是年度变化率。但该图也展示了一幅清晰的画面：最富者的收入有了极大的增长。具体而言，在这12年里，最富的1％的家庭的收入基本上翻了一番，换算下来，年均增速为6％。这说明，对于极富者而言，20世纪80年代真是一段绝好的时光，他们的收入增长不仅比其他人快得多，甚至比战后繁荣年代快得多。

我们还可以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中明白另一个重要问题：富人究竟有多富。

图 5–2 20世纪80年代绝大部分收入流向极富者。

通常的说法是，所谓的富人其实并不那么富有。直到今天，保守派还在宣扬这个论调，他们常常指出，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在1989年，一个家庭的年收入只要达到59 550美元，就可以跻身收入最高的20％的群体，只要达到98 963美元，便可跻身最高的5％。他们的潜台词是，美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那些富到足以令人担心其财产来路不正的人，只是极少数，不足为虑。

但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不仅是因为这些数据表明最富者的收入较高，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来考察极富者的状况。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一个四口之家的税前年收入（以1993年的美元价值计算）必须达到33万美元以上，才能跻身最富的1％的群体。[21]在1％最富的美国家庭中，所有四口之家的平均年收入约为80万美元。这么富的人就绝不是中产阶级了。

富人为何值得关注

美国收入最高者的收入飙升得如此迅猛，令人称奇。但这件事真的重要吗？直到不久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还会说，这件事不重要，贫困人口的增多也许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部分人极其富裕，只不过是一道无伤大雅的社会景观而已。但在20世纪80年代，富人收入的快速增长，已成为美国经济的重大问题之一。

我们先来看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依照大多数标准衡量，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普通工人或家庭的收入增长得极慢。例如，即使不用标准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而用一种经过修订的、调低了通货膨胀率的物价指数来衡量，1989年美国家庭的中值收入（处于收入阶梯中间点的家庭的收入）也仅比1979年高了4.2％。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家庭中值收入的年增速只有0.4％左右。而且，根据许多标准衡量，美国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在20世纪80年代下降了。

不过，由于1973年之后美国生产率的增速低于战后繁荣年代，美国人收入增速的下降也许也在情理之中。美国生产率的年增速从战后繁荣时期的约3％降到了1973年之后的约1％，而在通常情况下，生产率增速与人们的实际收入会大体同步增长。

但是，虽然1973年之后生产率的增长减速了，但并未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无论如何，美国现在的生产率明显要高于1979年。那么，普通家庭的收入为什么没有显著提高呢？生产率增长的效果发挥到哪里去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明白平均收入与中值收入的区别。

二者相较，家庭平均收入是个较易理解的指标：用所有家庭的总收入除以家庭的数量，就是平均收入。它与收入的分配状况无关。

但中值收入却是一个反映普通家庭生活状况的指标。把所有家庭按收入按高低排成一列，处于该列中间点上的那个家庭的收入，就是中值收入。

现在假设人们的收入有了增加，但几乎所有的增加值都流到了巨富手中。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回答是平均收入会上升，但中值收入不会。

例如，假设在未来的5年里，年收入超过30万的家庭的收入将会翻倍，而其他人的收入保持不变。这会使家庭平均收入显著增加，实际上会达到12％左右。但处于中间点的家庭的收入仍然保持原样，所以中值收入也毫无提高。

事实上，从1979年到1989年，美国的家庭平均收入上升了11％，在生产率增速为1％的情况下，差不多就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在此期间，家庭中值收入只上升了4％，原因就在于，现实与上文中的例子颇为相似：平均收入的增加主要集中于少数富裕家庭。[22]

不过，我们所说的“富裕”家庭，究竟是指那些家庭？是指一对教师夫妇吗？他们的年收入可以达到6.5万美元，从而足以跻身最富的20％的家庭。或者说我们在这里是指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1992年，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为300多万美元。

回答是，我们所说的并不是教师夫妇。收入真正大大增长的人并不是在第81个百分位上的人，而是收入极高的人。实际上，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从1977年到1989年，从第81个百分位到第90个百分位的家庭所获得的税后收入占总税后收入的比重反而略有下降。因此，新增收入都被最富的5％或10％的家庭抽走了，而且最富的1％抽了最大头。

为了理解新增收入的集中程度，我们可以想象有两个村庄，每个村庄有100户人家，代表在一年中处于收入阶梯上100个百分位的家庭。具体而言，这两个村庄是1977年村庄和1989年村庄。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1989年村庄的总收入比1977年村庄高10％左右，但并不是每户人家的收入都比对方高10％。事实上，1989年村庄中最富裕的家庭的收入，是1977年村庄中最富裕家庭的两倍，而1989年村庄中收入最低的40户人家的收入，反而比1977年村庄中收入最低的40户人家还要低。

现在我们来问一下：两个村庄的收入差距，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各自的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差距？同理，我们也可以问：从实际数据来看，家庭平均收入的上升，在多大程度上只是让最富裕的1％的家庭获益了？通过考察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我们就可以了解，是谁“吸走”了新增的平均收入，是谁造成了中值收入停滞不前的局面。

回答是令人震惊的：1％最富裕的家庭得到了70％的新增家庭平均收入。

这说明了什么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值收入一直不能与平均收入同步增长，也就是说，虽然生产率不断提升，但普通的美国家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们已经看到，这是由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剧造成的，也就是说，主要的新增收入都流入了高收入者的腰包。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这里所说的“高收入”家庭是指收入极高的家庭，不是普普通通的雅皮士，而是汤姆·沃尔夫笔下的那些“宇宙的主宰”。

政治影响

贫富分化的加剧不一定就会带来政治影响。就算有人希望将收入分配平均化（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愿望），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个目标？在现在的美国，基本上不会有人支持采取工薪管制政策，直接干预税前收入的分配。也许有人能够以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剧为由，呼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美国税制的累进性，但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剧主要是由税前收入的变化造成的，而不是由累退性的税收政策造成的，改变税制作用不大。像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赫伯特·斯坦这样的率真的保守派会说：“没错，贫富分化是加剧了，但我不认为我们因此就必须采取什么应对措施。”

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收入分配开始成为一个政治议题，让许多保守派大为光火，尤其是让《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和老布什政府勃然大怒。

原因是很明显的。罗伯特·巴特利等供应学派分子认为，美国经济在里根年代成绩斐然，这也证明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是正确的。而如果有人指出，大多数美国人在这个年代里发展得并不是很好，少数富裕家庭得到了大部分的新增收入，这样的说法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政治打击。事实上，在1992年春，选民终于开始关心贫富分化问题了，这明显帮助了克林顿的竞选班子，使他们可以找到一个新话题来大加炒作，激起公众的怒火。他们不像里根那样，把公众的经济痛苦归因于开凯迪拉克车的“福利女王”和一心帮助穷人的热心官僚。相反，他们开始把中产阶级选民的怒火引向那些开着豪华轿车的内幕交易者，以及试图为这些人减税的保守派。

因此，保守派对此又气又愤，就不难理解了。作为回应，老布什政府、《华尔街日报》和其他保守派试图论证，统计数据反映的贫富分化的加剧只是表面现象，不是事实。

保守派的否认

保守派对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否认，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质疑统计数字；第二，认定在经济取得所谓大增长的情况下，分配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第三，认定在一个社会流动性很高的国家里，收入分配无关紧要。

质疑统计数字

虽然那些不严谨的保守派评论家一直想说，所谓的贫富分化加剧问题只不过是自由派的炒作，但事实上，美国贫富分化的加剧是千真万确的。具体而言，图6展示的篱笆墙演变成楼梯的情况，是以丝毫不容置疑的美国统计局的数据为基础计算出来的。

不过，图5-2展示的极富者收入的大涨，是可以引发一点疑问的。前文说过，国会预算办公室之所以要对极富者的情况进行特殊评估，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资本收益。一直以来，许多保守派评论家论称，国会预算办公室不应将资本收益列入评估范围。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夸大了富人的收入。原因有几点：一次性出售资产获得的资本收益被当作持久性收入来对待；富人利用资产获得的资本收益被列入评估范围，但中产阶级家庭出售房屋获得的不用缴税的收益则不列入评估范围；资本收益中因通货膨胀而导致的部分也被算作收入。所有这些保守派评论家都宣称，正是由于国会预算办公室将资本收益列入评估范围，人们才得出了富人的收入增长快于普通人的结论。

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可以作出反驳：富人出售资产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利用房屋获得的资本收益远没有这些评论家想象的那么高；由于在图5-2统计的时期里，通货膨胀率是下降的，因而资本收益中因通货膨胀而导致的部分也在不断降低，所以将这一点列入考虑范围，反而是低估了富人收入的增速。不过最主要的反驳是，如果把资本收益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统计中排除出去，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变化。在考虑资本收益的情况下，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表明，1977年最富的1％的家庭得到了7％的新增收入，1989年上升为12％；如果不考虑资本收益的话，这一比率是从6％上升到10％。

换言之，无论如何衡量，收入不均的确是大大加剧了。质疑这些细枝末节，并不会改变整体的情况。

强调经济增长

保守派的第二种辩解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见的观点：里根时代经济的大增长表明，供应学派的政策让所有人都获益了，因此收入分配问题根本不值得担心，甚至不值得关注。

如果像第四章中讲的那样，选择一些特定的年份来比较，这个观点看似有道理。从发生衰退的1982年到1989年这个经济周期曲线上的极点，美国的中值收入显著提高了（增幅为12.5％，在此期间平均收入上升了16.8％）。如果只拿这些年份来比较，那么中值收入的增长似乎并没有明显落后于平均收入。但问题在于，拿这些年份来比较合适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从1982到1989年，只是因为美国经济在逐渐地从一场深重的衰退中恢复，中值收入才得以快速增长，而且这场经济复苏和执政者基本没有关系。而且，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在此期间毫无变化。而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是，长期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如何在国民之间分配。

收入流动性

我们把保守派最有力的辩解留到最后来讲。这个辩解就是：只考察特定时点上的收入分配状况，只能描绘一幅错误的画面。

美国不是一个静态的社会。一年里收入高的人可能到了下一年收入就变低，反之亦然。在我前文讲到的那个例子中，在1977年村庄和1989年村庄之间，并不一定是同样的人（或其后代）占据收入阶梯上的相同位置。而且，一个人的富裕程度更多地取决于他的长期平均收入，而不是特定年份的收入。因此，只以特定年份的收入分配数据为基础来对经济财富的分配状况作出太多的判断，是可能犯错误的。

收入流动性是指，随着不同的家庭在收入阶梯上的升降，人们的财富状况发生的重新洗牌。收入流动性如果具有两个特征，就足以使“美国的贫富分化大大加剧”的说法大打折扣。

首先，假如收入流动性特别高，特定年份的收入分化程度就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不同的人毕生收入的分配状况将是非常平稳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搅拌器是个很好的模型：虽然你的食品搅拌器里有各种位置的泡沫，七上八下，但搅拌几分钟之后，所有的泡沫平均都会上升相同的幅度。

其次，如果收入流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强，那么在任何一个时点上，它都会抵消收入不均的加剧。收入流动性的增强会使人们的毕生收入的分配状况变得更加均衡，因为如果要移动的话，富人不可能再向上移动多少，只能是向下移动，而穷人则只能是向上移动。

遗憾的是，其实美国经济并不具备这两个特征。

美国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收入流动性，但其程度根本不足以使收入分配状况变得无关紧要。例如，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5年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有81.6％在1986年依然处于同样的位置，而对于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而言，这个比率是76.3％。如果把时间放得更长，不同阶层之间的融合程度会变大，但仍然不是很大。城市研究所和美国财政部都在研究中发现，一开始收入最高与最低的20％的家庭，有大约一半在十年之后依然处于同样的位置，而在十年里从最穷升到最富以及从最富跌到最穷的家庭，总共只占总人口的3％~6％。

就算是这些统计，也把收入流动性高估了。原因有两点：第一，那些从最富的20％跌落的家庭，通常原本就在那个群体的底部，而上升的家庭，通常原本收入就较高；第二，长期的收入分配态势是相当稳定的，上述变化只是围绕着稳定态势的上下波动。密歇根大学的乔尔·斯拉姆罗德发现的一个情况，很能说明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多么稳定。他发现，所有在1983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在该年的平均收入为17.6万，而在从1979年到1985年的7年间，这些家庭的年均收入为15.3万美元。

同时，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美国的收入流动性在20世纪80年代有显著提升。同属密歇根大学的格雷格·邓肯也进行了一项研究。他对“中产阶级”作了一个稍显武断但依然合理的界定，然后计算在5年里这个阶级的变化情况。邓肯界定的中产阶级在20世纪80年代缩小了，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升为富人和降为穷人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变多了。但这也说明，升为中产阶级的贫困家庭和降为中产阶级的富裕家庭也变少了（升为富人的贫困家庭微乎其微，降为穷人的富裕家庭也微乎其微）。总体情况表明，收入流动性几乎毫无变化。

可见，从理论上讲，收入流动性也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贫富分化的加剧，但从美国的现实情况看，它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但即便如此，保守派依然试图以收入流动性作为他们的一条论据。

我们无需在此记录这场辩论的所有细节，但保守派摆出的一个计算是值得一提的，因为那是用统计数字来误导人的绝佳范例。

首先看看事实：从一开始收入就很高的家庭，其收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通常会增长得较慢，甚至降低；而从一开始收入就很低的家庭，其收入则通常会增加得很快。保守派的计算是，在1977年收入最低的20％的美国家庭，到1986年收入上涨了77％；而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在此期间收入只提高了5％。

这个计算看似令人意外，但它与我们的结论完全没有冲突，美国的贫富分化确实是迅速加剧了。这个计算只不过说明美国确实存在一定的收入流动性而已，但这是一个无人否认的事实。这个计算只不过说明了这个事实，就像统计数据也会显示很少有人能连续几年中彩票一样，它根本不足以说明供应学派的政策帮助了穷人。

遗憾的是，不用一个数字性的例子，我们难以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所以请读者谅解一下，我再来举个例子。

假设在一个经济体中，在任何一年里，都有一半家庭获得10万美元的收入，另一半获得20万美元。又假设这个经济体符合前文讲的搅拌器模型，一开始收入低的家庭有50％的机会在10年后升入高收入者的行列，一开始收入高的家庭也有50％的可能在10年后降到低收入者的行列。

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一开始的时候，每个低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为10万美元，十年之后，这些家庭的年均收入为15万美元，也就是说，提高了50％。一开始的时候，每个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是20万美元，十年之后，这些家庭的年均收入也是15万美元，也就是说，降低了25％。

但是，这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平均了吗？没有，依然保持原状。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常见的统计现象，称为“均值回归”。其基本原理是，一开始便富的人只会向较穷的方向发展，一开始便穷的人只会向较富的方向发展。因此，如果收入分配状况保持稳定，收入流动性就总会带来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而且，毫不奇怪的是，就算收入分配不均加剧，我们依然会看到这个结果。

当然，如果美国的收入流动性像这个例子里这么高的话，特定年份的收入分配状况就会变得不重要。但正如我们看到的，现实中的收入流动性并没有这么高，大多数穷人会一直贫穷，大多数富人一直富裕。所以，美国社会中存在的收入流动性，足以使保守派的计算显得有些道理，但并不足以改变贫富分化加剧这个事实。

如果读者希望有个更具体的印象，可以进行如下思考。在任何一年里，总有一些人仅仅是因为运气不好而收入不高的，比如暂时失业的工人、一时亏损的小商人、遭到恶劣天气打击的农夫等。这些人的收入几年之后就会大有起色，因此，虽然他们在这一年里与其他低收入者处于同一群体，但几年之后，这个群体的平均工资就会大大提高。然而，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即那些收入一直都低的人，在此期间并没有获得收入的增加。

也许从反方向来进行保守派的计算，能够最有力地说明这个计算的问题。城市研究所的伊莎贝尔·索希尔就是这么做的。根据她的数据[23]，1977年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到1986年收入下降了11％。但她反过来考察1986年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情况，发现他们的收入在此期间提高了65％！[24]这两个数字哪个能说明富裕家庭的收入在这十年里的真实变化情况？显然都不能。

保守派喜欢强调收入流动性问题，因为他们想以此让人们觉得，美国符合它一贯的形象，仍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虽然一直以来美国还算是个机会比较均等的国家，但归根到底，有关收入流动性的事实基本无法改变美国贫富分化加剧这个极其清晰的现实。

原因何在

在里根和老布什时代，美国的贫富分化大大加剧，这是一个清晰的、不可撼动的事实。对于保守派而言，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而许多保守派也竭力要否认它。不过，保守派不愿承认事实，固然是一种罪过，但我们能否把贫富分化加剧这件事本身归罪于保守派呢？

前文讲过，对于“保守派应否对生产率发展的不振负责”这一问题，正确的回答是应该，但只应负一点责任。这里的回答也是这样。里根实行减税，这主要让收入极高的家庭获益，而且他真刀真枪地大幅削减除医疗之外的所有社会福利开支，也主要损害了穷人的利益。但是，美国贫富分化的加剧，主要是由税前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剧造成的，而这种加剧是很难归咎于任何有预谋的政府政策的。

那么，美国贫富分化的加剧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对此有一种流行的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不巧的是，与事实并不相符。另外人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猜测，这些猜测还没有机会得到事实的检验。

流行的解释：全球化

对于美国贫富分化的加剧，人们给出的最常见的解释是，这是由美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所导致的。论证过程如下：美国的一个特点是，它拥有教育水平很高且技能高超的劳动力。只要外贸只占美国经济的一小部分，按照标准的经济学逻辑，教育水平高、技能高超的工人很多，就必然使他们的收入相对较低，而使技能不如他们的工人能保持相对较高的收入。但美国正在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技能不高的劳动力所占的比率要大得多，教育水平高、技能高超的工人所占比率则要小得多。因此，美国经济的全球化就使得技能较低者的实际工资不断降低，而使教育水平极高的人大为获益。

这是一个有条理的、清晰的论证。事实上，这也完全符合学术性的国际贸易理论。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尔森在20世纪40年代以一系列有关“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精湛论文创立了这套理论。罗伯特·赖克1991年出版的《国家运行论》一书，基本就是以这一说法为主题的，而《商业周刊》等财经刊物在报道之中，往往将此奉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不是有待验证的理论。

遗憾的是，当我们更深入地查证事实，尤其是用统计数据来验证的时候，这套理论就有些讲不通了。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时间上的不吻合。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大体保持稳定，甚至不时有均等化的趋势，但在1980年之后，贫富分化开始迅速加剧。这是由于国际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突然变高了吗？图5-3展示了1960~1991年间国际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衡量标准是平均进出口额占GDP的比率。在此期间，外贸所占比率确实大增，但这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而不是在80年代。（如今在所有的经济讨论中，人们都在大谈特谈全球化，如果知道在克林顿上台时，美国外贸占GDP的比率并不比吉米·卡特下台时高多少，他们也许会颇感惊奇吧。）

图5–3 外贸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幅提升，而非80年代。

就算我们把这个时间问题放在一边，该图显示的变化也不像是能带来很大影响的变化。实际上，外贸的增多就相当于美国的低技能劳动力变多了，因为美国进口的产品就是国外低技能劳动力的“化身”。同时，外贸的增多使美国的高技能劳动力变稀缺了，因为这些劳动力如同“化身”于出口产品之中，被美国送到海外去了。但是，如果计算一下自大约1970年以来，外贸的增加给“有效”的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供应带来的变化，你会发现，变化其实并没有多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是，来自工资极低国家的产品如潮水般涌入美国，这个流行的印象其实是错的。虽然美国确实和一些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做贸易，但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那些大体与美国同样发达的国家，那些国家的工资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的工资水平。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罗伯特·劳伦斯近期进行的一项统计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你算出美国所有贸易伙伴国的平均工资率，然后根据其在美国外贸中所占的比重来进行加权，你会发现，美国的“标准”贸易伙伴国的工资接近美国工资率的90％。[25]

而且，如果说外贸的增多是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主因，那么其他国家应该发生相反的情况。例如，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低技术产品，进口高技术产品，如果外贸是贫富分化加剧的主要推动力，那么由于墨西哥的高技能工人所能得到的额外好处减少了，该国的收入分配就应趋于平均，但事实上墨西哥并未发生这样的情况。各国的贫富分化似乎都在加剧。

最后，不要忘了，我们在前文提到，美国贫富分化的加剧是“分形”的，也就是说，不仅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化加剧，同一人群内部也有同样的趋势。例如，律师的收入比工厂工人增加得快，但薪酬最高的律师的收入也明显比普通律师增加得快。在理论上，我们或许可以用外贸来解释，大学文凭的价值为何提升了，但在教育水平相同的人群中，那些“大能人”与其他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变得大多了，这还能用外贸来解释吗？换句话说，迪斯尼公司董事长迈克尔·埃斯纳的5 000万美元年薪和全球化有什么关系？

其他解释

如果贸易不能解释贫富分化的加剧，我们就只能求助于“科技”这个万能的解释了。

有人或许会说，美国的科技变得日趋精密，使那些受过专门训练、善于利用这些科技的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额外好处，这就解释了贫富分化的加剧。这个说法当然有点道理：电脑爱好者、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书卷气的亿万富翁，显然反映了一些时代趋势。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便可发现，技术含量最高的职业，并不是收入增长最快的。律师、医生、公司高管的收入增长都超过了工程师和电脑编程师。[26]

芝加哥大学的劳工经济学家舍温·罗森则提出了另一套理论，即“超级明星”模型。他指出，现在一些演艺界人士收入很高，但过去大量的靠现场表演为生的喜剧演员、歌手等，在今天则变得极少了。原因显然是现代媒体的力量，它能让市场判定的最好的演艺界人士不断地出现在五湖四海的观众面前。罗森认为，其他行业也有同样的趋势，比如，现代通信技术扩大了顶级律师、企业高管等专业人士的活动与控制范围，因而会有大量的人为了得到市场所认定的最好人才的服务而争相出价。这就使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变成了一场锦标赛，少数赢家能得到巨额奖金，而其他人几乎什么都得不到。换句话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李·艾柯卡这样的商业明星与麦当娜这样的娱乐明星，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我还想加上从科技角度进行的第三种解释：一些现代科技没有得到普遍应用，造成一些技术工人一时短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富分化。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美国的情况和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情况很像。当时，由于纺纱等工艺的机械化，织工等技术工人一时供不应求，也得到了极高的工资。当然，随着新科技的普及，这些行业的工资就逐渐降低了。我觉得现在的投资银行家等白领工作者将来的经历会像那些织工一样，不过此事留待第十章再讨论。

最后的总结是，虽然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有趣的推测，但我们真的不清楚美国的贫富分化为何加剧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不过，等我讲完自由派复兴的过程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20]比如在家计调查时，部分家庭收入特别高，部分特别低。如果设定一个最高标准（如中位收入的10倍），将最高标准之上的收入均记为最高标准收入，然后将样本再标准化。这一处理过程称为“top coding”。——编者注

[21]国会预算办公室使用的这个模型在排列美国家庭的时候，不是依据各家庭的原始收入，而是依据其收入相当于贫困线的倍数。因此与无子女的夫妇相比，一个四口之家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才能被列入最顶端的1％。因此，国会预算办公室不喜欢衡量绝对的收入数字，而喜欢以“经过调整后的家庭收入”（即作为贫困线的倍数）为单位来衡量。

[22]从理论上讲，收入不均的加剧不一定会压低中值收入，因为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下滑可能会抵消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上涨，从而使中间点上的家庭的收入保持不变。但在现实中，这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最富裕家庭的初始收入要比其他人高得多。例如，在1980年，最富的20％家庭的平均收入约为最穷20％家庭平均收入的8倍。因此，每当前者的收入增加1％，后者的收入就必须降低8％，才能使中值收入保持不变，而降低那么多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中，收入不均的加剧总是会使中值收入相对于平均收入下降，而如果中值收入相对于平均收入下降，那也总是反映了收入不均的总体性加剧。

[23]索希尔的数据与前文引用的保守派计算的数据略有不同，这是因为他们的统计范围不同。

[24]再用上文中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在十年结束时收入高的一半家庭，其年均收入在十年里从15万提升到了20万，提高了33％，而在十年结束时收入低的一半家庭，其平均收入降低了33％。

[25]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现在美国从中国等低工资国家的进口增多，但在美国的一些更为传统的贸易伙伴国，工人的工资也比过去高了。20年前日本人的工资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而现在则比美国高一点。劳伦斯还进行了一项惊人的统计：如果把低工资国家界定为工资率不到美国一半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并没有多大增加，这些出口在1960年占美国GDP的2％，1990年仅升为2.7％。

[26]我的秘书的门上贴着一张漫画。在画上，一位工程师（从他口袋中插的塑料钢笔套可以判知他的身份）在宣扬电脑知识的强大力量：“终有一天，世界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懂电脑的人，另一部分是不懂电脑的人。而那些懂电脑的人将得名为……”另一个人接口说：“秘书。”

第六章

预算赤字

赤字的来源

赤字的确是一种负担，但并不可怕

隐性赤字是损害美国经济的罪魁祸首吗？

判决：重罪还是轻罪？

曾几何时，自由派比较喜欢预算赤字。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预示着，在一些情况下，预算赤字会对经济有所帮助。而且，自由派总是希望在社会福利项目上花更多钱，又没有什么好方法，只有借助预算赤字。而保守派则是活脱脱的“铁公鸡”，总是在警告政府借贷的危害。

但供应学派改变了一切。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对于减税可能对预算赤字产生的影响，供应学派采取了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他们认为，只要运气好，税率的降低甚至可能使税收增加，而且就算预算赤字真的提高了，减税带来的经济利益仍会使预算问题变得无足轻重。在供应学派掌权之后，自由派与保守派便发生了很滑稽的角色转换：自由派开始愁容满面地预言财政灾难的降临，而老布什则将歌手鲍比·麦克菲林的“别担心，要开心”作为他非正式的主旋律。

究竟谁对谁错呢？人们对于预算赤字的状况有一种简单化的解释：罗纳德·里根为富人减税，增加军事开支，却未设法大力削减其他政府开支。他许诺，经济将会快速增长，使得预算赤字不会增加，但这个许诺没有兑现。结果，他使美国联邦政府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这给美国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你猜怎么着，这个简单化的解释基本上是对的，只是最后一句不对。这个解释说得很对，里根使预算赤字大大增加了。但里根留给美国的债务只对美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并不是一种灾难性的负担。

赤字的来源

初看起来，美国的赤字问题似乎早在罗纳德·里根上台前就出现了。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政府仅有一年有财政盈余。所以说，里根只是延续了这个传统而已，我们为什么要责怪他呢？

原因在于，在里根时代之前，预算赤字规模较小，而且在经济上大体无关紧要。能说明这一点的一个简单指标是联邦债务与GDP的比率，它衡量的是债务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正如图9所示，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率大体呈下降趋势，直到20世纪70年代，其变化仍基本保持平稳。原因在于当时美国的预算赤字很少，因而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联合作用能使赤字占经济总量的比率变小。通货膨胀会使未偿债务的实际价值缩减，而且与此同时实体经济也在不断增长。因此，虽然在此期间联邦债务的美元价值增加了，但它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反而降低了。就政府债务占税基的比率而言，约翰·肯尼迪上台时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明显不如吉米·卡特下台的时候。

但在1980年之后，联邦债务占经济总量的比率不再持续下降，而是陡然上升。赤字时代自此开始。

图6–1 联邦债务的增长大大慢于税基的增长，直到罗纳德·里根上台。

征税与开支

看看表6–1，你就会明白美国为什么一直都有财政赤字。该表比较了里根上台之前的最后一个财政年度1981年与1992财政年度的联邦政府的主要预算与支出状况（各项收入与支出均以占GDP的百分比来表示）。在这两年里，美国经济都处于衰退中，使得预算赤字比平时高，这是因为通常在衰退时期，税收会减少，而失业保险等政府开支会增加。由于这两年的失业率基本一样，所以这两年适于用来作比较。

表6–1

1981

1992

总收入

20.2

18.6

个人所得税

9.6

8.2

公司所得税

2.1

1.7

社会保险

6.2

7.0

总支出

22.9

23.5

国防

5.3

5.1

医疗保健

2.2

3.5

社会保健

4.7

4.9

利息

2.3

3.4

1981年，联邦政府赤字占GDP的2.7％，到了1992年则升为4.9％。我们可以有保留地说，二者之间的差距，即GDP的2.2％，代表了罗纳德·里根制造的赤字问题。

在此期间赤字为何会上升？主要原因是政府税收的减少。新增赤字有70％以上是因政府税收占GDP的比率下滑造成的，其他赤字是由政府开支占GDP的比率略有上升造成的。这样的情况也许会让人概括为，保守派成功地降低了税收，但未能缩小政府的规模。但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1992年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升到了1981年的两倍，所以虽然当时的债务利率有所降低，但联邦政府支付的利息却比1981年高得多。但从1981年到1992年，利息之外的其他政府开支占经济产出的比率其实下降了。

考察一下政府的开支情况，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保守派政策的影响，以及美国的预算赤字为何持久不退。为了理解方便，我们可以将联邦预算开支划分为五个大体上同样重要的部分：债务利息、医疗开支（包括联邦医疗保险）、国防开支、社会保障开支及其他。

人们在想到政府挥霍浪费的时候，通常都不会想到前四项，但这四项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表1展示的时期里，联邦政府的债务增加了，因而债务利息也上升了。同时由于医疗费用的暴涨，政府的医疗开支大大增加。虽然到了1992年，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国防开支降回到1981年的水平，但国防开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要高得多，这也加剧了政府的债务问题。最后，虽然社会保障开支占GDP的比率没有上升，但随着美国人口的老龄化，这笔开支几乎绝对会上升。而联邦开支中的“其他”一项，包括维持政府运转的开销以及扶贫、环保等人道主义项目开支，在此期间反而被大大削减了。

可见，里根和老布什政府并不是没有缩减政府规模，而是确实削减了很多开支，而且我们即将看到，一些削减是不明智的。但他们削减的开支未能弥补减税带来的影响，也未能抵消医疗费用的持续上升。

赢家和输家

“里根革命”并未均等地降低所有税收。正如表1显示的，在此期间所得税显著减少，但社会保障费、联邦医疗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用”则增加了。但这并不是一个把钱从左手交到右手的问题。所得税具有累进性，也就是说，收入越高，要遵守的税率也越高。而一般只有一定收入水平以下的人才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例如社会保障费的征收上限为4万美元。因此，社会保障费用占富人收入的比率较小。因此，所得税的减少与社会保险费用的增加会提升中低收入家庭的税负，而降低富人的税负。不仅如此，所得税的削减还集中于税率较高的部分。供应学派减税方案的主要目标是降低边际税率，即人们对于任何新增收入所要遵守的税率。这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因为决定工作与投资动力的是边际税率，而不是平均税率。但是，政府在削减边际税率的时候，也过度地降低了高收入家庭所要承担的税率。

这些税制变化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只有极富家庭享受了明显的减税。国会预算办公室计算过1980年之后的所有税制变化对不同收入的家庭的影响。它发现，在1989年，中等收入家庭支付的所得税占其收入的比率，其实要高于1980年，因为他们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的增加额，要比他们缴纳的所得税的降低额高一倍多。而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27]则得到了大量的税收减免：他们缴纳的所得税的降低额，是他们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的增加额的20倍。这些高收入家庭承担的总税率从1980年的36.5％降到了1989年的26.7％。

穷人在此期间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般而言，贫困线以下的美国家庭的应纳税收入一般没有多少，所以受税制变化的影响不大。但在里根执政时期，由于政府竭力削减开支，救济食品券等济贫项目的支出大大降低。从1979年到1989年，在算入这些福利之后依然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增加了700万。在这些新增的穷人中，有大约300万是因福利的减少造成的。

有人说，里根的经济政策就是对富人减税，对中产阶级增税，惩罚穷人。供应学派分子通常对此怒火中烧，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然而我们发现，事实似乎确实如此。

赤字负担

美国预算赤字的出现过程恰好符合流行的说法：罗纳德·里根对富人减税，虽然他不惜损害穷人的利益，但他没有找到足够的办法来削减开支，所以造成了政府预算失衡。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赤字问题？赤字有害吗？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可称为罗斯·佩罗观点：赤字是一头可怕的怪兽，威胁到所有美国人的生活。只看看数字吧：1981年联邦债务为9 940亿美元，但到了1992财政年度末，便超过了4万亿美元。我们正在走向灾难，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相反的观点可称为罗伯特·巴特利观点：赤字只不过是一项极其成功的经济政策带来的微不足道的副产品。里根的减税使死气沉沉的美国经济焕发生机，在这么一个伟大的过程中，一些统计数据的上升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当然，这两种观点都是错的。赤字是个严重的问题，但并不像佩罗等人想的那么可怕。

供应学派的辩解

我们先来看看供应学派的说法：赤字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能说明他们的意识形态的破产。

如果以拉弗曲线这个供应学派意识形态的极端表现形式来判断，里根实施的减税根本不会使赤字升高，因为在减税之后，人们会更勤奋地工作，更多地投资，从而使税收不降反升。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

不过，早在赤字问题变得明显之前，许多供应学派分子就已经摆出了第二道防线，在赤字问题浮现之后，他们就更频繁地用该观点来辩解。这一观点就是：减税也许导致了赤字的上升，但减税也会促使经济加速增长，因而也会使储蓄大大增多，使得赤字的上升不至于破坏私人投资。他们宣称，这就是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因此，虽然赤字上升了，但我们不必为此担心。

我们已经部分地考察了这一观点。在第四章中，我们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的状况，发现保守派所炫耀的成就，完全没有事实基础。在此，我们只需再来考察一下储蓄和投资的状况。在此期间，私人储蓄是否大幅增加，以至于使实际投资上升了？

回答是：绝无此事。相反，实际情况几乎差得令人无法相信：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在此期间投资一直在下降。

要考察保守派执政时期美国的投资情况，最好的数字就是总投资占GDP的比率。总投资是指人们用来修建工厂、购物中心等设施的所有投资。在此期间，公司和高收入者的税负较低，整体社会环境对商业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美国的投资增加了。但事实上，总投资占GDP的比率下降了。从1974年到1980年，虽然美国发生了两场严重衰退，许多商界领袖不断警告说资本供应随时可能不足，但总投资占GDP的比率平均仍达18.8％。而在1981~1991年，该比率仅为17％。就算是在罗伯特·巴特利所说的“七丰年”，即1983~1989年，美国的平均投资率也仅为18％。无论怎么衡量，保守派执政时期美国的投资处于历史低位，而不是高位。

而且，只看国内投资的话，还会使人低估问题的严重性。长期以来，美国既有国内投资也有海外投资，至少拥有一定量的海外净投资，这些投资以美国的部分储蓄为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失去了这一传统地位，逐渐变成了一个大的资本流入国，从而也成为净债务国。一国的总投资减去资本流入，就是“国内总储蓄”。美国国内储蓄总额占GDP的比率在1980年为19.2%，到1989年降为15.6%，1990年就仅为14.4%了。

最后，如果再把国内资本的折旧减去，剩下国内净储蓄，我们就会看到一幅十分黯淡的画面。美国的国内净储蓄在20世纪70年代占GDP的8%，到了20世纪80年代平均仅为3.4%。

所以，历史记录表明，供应学派所说的预算赤字不值一提的说法毫无根据。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不仅没有加速，连投资也不升反降。

但是，如果预算赤字不是件好事，它的害处又有多大呢？

赤字的代价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政府面临着破产危险，预算赤字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威胁。如果一国政府失去了信任，或者已被债务压垮，它就无法得到借款，在这种时候，预算赤字就会使政府财政无法维持，或者使它被迫大量印钞，从而踏上恶性通货膨胀之路。不过，美国还远远没有落到这步田地。虽然一本名为“1995年美国破产”的书在1993年连续数月畅销，但美国财政部可以轻松地从金融市场得到借款。美国政府的负债很庞大，但美国的税基也很庞大，因为经济规模大。联邦债务占GDP的比率虽然在不断上升，但仍不到二战结束时的水平的一半。美国政府并无财政危机之忧。

因此，美国联邦预算赤字的唯一问题，就是它可能间接地损害经济。这种损害的发生过程是很好理解的：政府的借债会占用一定的储蓄，而我们本可用这些储蓄来进行实际的投资，从而提高美国的生产率。政府债务自1980年以来的增长，差不多相当于挤走了同等金额的本可投资于机械、电脑、工厂修建等方面的资金（我们还依靠一些外来资本进行投资，所以这些新增债务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和欧洲的投资者购买的债券、股票与收购的公司相对应）。

假设从1980年到现在，美国政府一直维持着预算平衡。在1981财政年度末，联邦债务为9 940亿美元，到了1992财年末则为40 040亿美元。因此，如果联邦政府在此期间少借大约3万亿美元的话，就能维持预算平衡。3万亿美元为美国经济年产出的一半，假如政府当初把这笔钱投入生产性项目，美国会比现在更富。

但这能使美国的财富增加多少呢？回答是有些令人失望的：只有3%左右。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的骇人的财政赤字，只不过使美国的财富变得比预算平衡状态下少3%左右而已。这也许不是个小数目，但无论如何，以此来判断，许多人对赤字的大加挞伐，似乎有点耸人听闻。

赤字的影响就只有这么小吗？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评估赤字的影响，不过结果大体一样。最简单的方法是，我们首先假定，政府如果没有大举借债，由此节省出来的资金所能换来的实际收益率，等于所有私人资产的平均收益率。美国私人资产的平均实际收益率约为6%。由于1981~1992年间联邦债务的总增加额等于美国经济年产出的一半，所以这笔钱可以换得的收益将是GDP除以2再乘以6%，即GDP的3%。

我们还可以论证，即便这个数字也是有点估计过高了。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以完全平衡的预算为基准来与1981~1992年的实际赤字相比较，也许是不合理的。因为美国的财政预算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真正平衡过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赤字水平较低，从而使国债占GDP的比率一直保持平稳，所以以当时的赤字水平为基准来比较才更合情理。从1981年到1992年，美国国债占GDP的比率只上升35个百分点，所以赤字的最终代价应该不到GDP的2%。

其次，在此期间，美国成功地吸引了许多外资，从而大大缓解了赤字的影响。这些外资主要表现为外国人购买美国政府与企业的债券。债券的利率一般低于其他风险较高的资产的收益率，因此一定的外债给美国造成的代价，实际上要低于同等规模的国内投资降低带来的代价。

因此，对赤字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一番平静的分析后，我们得出了一个相当温和的结论：美国连续十年空前高涨的赤字，只给国家财富带来了至多3%，甚至更低的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赤字只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微小的负效应”这个结论，与我们在第四章中展示的数据是一致的。我们曾在第四章探寻里根与老布什政府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发现影响为零，既没有促进也没有破坏增长。假设赤字给经济带来了严重危害，这种危害就应该明显地反映在经济增长状况中。美国经济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这个事实，与“赤字虽然不好，但没有那么可怕”这个结论之间，虽然不是一种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但确实是相互一致的。

不过，很多人不愿接受这个结论。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经济学能像一幕道德剧，罗纳德·里根不是个好领袖，就是个坏领袖。如果他是个好领袖，他的政策就应该是成功的；如果他是个坏领袖，他的政策就应该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如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里根的政策并不成功，但危害也是有限的，这似乎就不是一个好故事。

这个结论引起的一个更加合理的质疑是，单纯统计财政的变化，也许并不足以完全反映20世纪80年代的实情。我们能不能说，财政赤字只是冰山一角，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还有一些“隐性赤字”，其危害更甚于联邦债务的增加？

隐性赤字

也许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三种“隐性赤字”损害了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首先，政府对储贷协会、银行和养老基金管理不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财政赤据的统计数据并未立即上升，但纳税人在未来会承受额外的负担。其次，在此期间，政府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资也许过低。最后，未来的美国要以更少的工人养活更多的退休者，而政府可能对此严重准备不足。

隐性财政负担

1989年，一则消息令公众惊愕：横空飞来一项政府债务，政府必须花费1 000多亿美元来向倒闭的储贷协会的储户还款付息。一开始，国会和老布什政府用心良苦，想玩一些统计上的花招，以使救援储贷协会的花费不显示在预算之中，但最终预算报表还是承认了事实。美国的预算赤字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断降低，但在1990年后陡然蹿升，这笔救援花费就是原因之一。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笔救援储贷协会的财政成本其实是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因此应当视为这一时期的一笔隐性赤字。

到了今天，储贷协会危机的故事应该是尽人皆知了。储贷协会是一种特殊的银行，是在金融市场受到高度监管的年代繁荣起来的。像所有银行一样，储贷协会从公众那里吸收储蓄，通常再以较高的利率放贷。和其他银行一样，储贷协会里的存款得到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FSLIC）这个全国性保险体系的保障。该公司负责在银行倒闭的情况下保障储户的利益。

人们从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存款保险会给银行的所有者带来一种危险的诱惑。假设你拥有一家银行，而政府保障所有在你的银行里存钱的人都不遭受损失，这时你就有了绝好的机会来用纳税人的钱进行赌博。你只要给出比其他银行高一点的利率，便能吸收存款，吸收得越多越好（储户并不担心你是否真能支付较高的利息，因为他们知道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钱都有保障）。然后你把这些钱借给一些有风险的个人或企业，他们愿意接受较高的还款利息，但有可能会无力偿还贷款。如果贷款到期时他们能还款，你将赚到贷款利息和付给储户的利息之间的差额，那将是一大笔钱；如果你的贷款客户无力还款，你可以扔下银行一走了之，让政府向储户还款。总之你稳赚不赔，损失全由纳税人承担。

这种诱惑有一个古怪但具启发性的名称——“道德风险”。研究银行业的专家早就明白，由存款保险保障的美国银行系统存在着潜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问题并没有发作，主要原因是银行系统得到了严格监管。严格的监管有三种效果：首先，监管机构不允许银行进行风险过高的放贷，对储贷协会而言，这意味着它们主要只能从事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其次，银行所有者必须遵守所谓的“资本要求规则”，其主要作用是迫使银行将相当一部分自有资金留作担保，使它们不大敢拿储户存款来赌博。最后，禁止银行自行提高存款利率的规则和提高行业门槛的规则，使银行业成为一个获利相当丰厚的产业，使银行营业执照成为一种能带来利润的“特许权”，为了保护它，银行家不会过度冒险。

这个监管体系虽然效率不算高，但还是起到了作用，不过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高利率使它瓦解了。当时，由于各种利率普遍达到了两位数，政府为了使储贷协会能继续吸收存款，不得不允许它们支付高利率。但是，在之前的利率低得多的时代，许多储贷协会已经借出了大量住房抵押贷款，现在依然没有收回。所以这些储贷协会支付的存款利率变得高于它们收回的贷款的利率。到了1980年，许多储贷协会都在事实上破产了。

在这个时候，联邦政府本应关闭破产的储贷协会，向储户还本付息。但它没有这么做，反而解除了对储贷协会的监管，允许它们放出风险更大的贷款，希望以此使它们发展壮大，摆脱破产困境。不出预料，这一政策使储贷协会开始向房地产投机商放贷，并投资于垃圾债券等资产，这些投资风险很大，而且大多数是不成功的，从而造成了道德风险的大泛滥。到1986年左右，许多专家已经明显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考虑到影响，大家都避而不谈，直到1988年大选之后。

1980~1989年，储贷协会危机在悄然加剧，这是一项重大的隐性联邦赤字。在当时，这相当于使纳税人背上了一项越来越沉重但不表现在账目中的经济负担。不过到今天，清理储贷协会的成本大都已经被列入预算开支了。但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预算赤字中是否还存在其他隐性成分，即1980年之后新增的3万亿美元债务还未体现的成分？

答案是，当然存在。储贷协会事件具有普遍性，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

我们先来看看其他银行，尤其是商业银行，即花旗、大通等专门向企业贷款的银行。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解除管制使商业银行的利润率不断降低，由于以往的高利润已然不再，这些银行便不得不进行高风险的放贷，与此同时，联邦政府放松了它们的投资限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结果商业银行便有了许多不良贷款，尤以两种为甚，一种是向杠杆收购等金融机制提供的资金，[28]另一种是向投机性的房地产交易提供的资金。到了1991年，一些有识之士警告说，商业银行可能重蹈储贷协会的覆辙，导致政府救助，这场救助将耗费500亿~1 000亿美元。

在本书写作之时，危机风险也许没有消失，但暂时还没有爆发。不过这只是侥幸而已。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持久衰退之后，美联储为了使经济脱困，大大降低了短期利率。这些利率对银行存款利率有决定作用，因而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结果：银行的利润率反而大增了。但这只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归根到底，监管不善使银行贷款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不良趋势，这个结论并不因此而动摇。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相当不起眼的政府政策给未来的财政带来了隐性负担。例如，美国有一个名为养老金担保公司（PBGC）的机构，为企业养老金系统提供担保，与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为储贷协会的存款提供的保障差不多。人们已经发现，在利益的驱使下，企业不愿缴存足够的员工养老金，然后把问题都推给养老金担保公司。据联邦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估计，这也许给联邦财政带来了300亿~450亿美元的隐性债务。

这听上去是一大笔钱。但与20世纪80年代新增的3万亿美元联邦债务相比，就不是那么吓人了。前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曾就联邦预算说过，这里10亿美元，那里10亿美元，很快我们就能算出很大一笔钱。隐性财政负担的情况当然也是这样。但美国经济总量高达6万亿美元，如果我们考察赤字对如此大的经济体的增长的影响，就会发现，美国政府的隐性财政负担似乎不会改变基本局面：赤字的代价是不可忽视的，但也不是非常沉重的。

公共投资

如果一个家庭发现自家的收入因为某种原因而降低了，它可以用几种方法来应对。一种方法是降低生活水准，另一种是借债，不过还有第三种是推迟一些长期开支，例如可以暂时不修理屋顶，不更换家里的火炉。这种推迟长期开支的行为，实质上是在悄悄地向未来借债。

政府也会这么做。当一国出现赤字，立法机构面临压力，不得不控制债务水平时，它很可能推迟在一些要很长时间才能产生回报的项目上的开支。毕竟，暂时不修理一座老旧的桥梁，要比解雇中小学教师容易得多。

保守派执政时期的财政赤字，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长期开支的隐性损失相伴随，这种损失可算作一种投资赤字。问题是，这种投资赤字的规模有多大，对于经济的增长是否产生了比财政赤字更大的阻碍作用。简短的回答是，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观点，也许都不失理性。

认为投资赤字很严重的观点如下。回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生产率快速增长的时期，联邦、州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达到了GDP的3％左右，修建了公路、桥梁、排污、供水系统等等，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个比率仅有约1％。如果我们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水平是本应延续的，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里，累积的投资赤字就达到了GDP的约20％，与这一时期累积的联邦债务相比，这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了。而且，假如我们还认定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很高，那么最终的结论就是，这笔隐性赤字也许与账面上的赤字同样严重。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如果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不降低，这些钱到底可以花在哪些方面，这个观点就站不住脚了。美国的许多公路和桥梁年久失修，这确是事实。一些研究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本可多花约1 000亿美元，对公路和桥梁进行合理的整修和重建。另一个事实是，美国的交通拥堵问题越来越严重，政府可以修建更多更好的公路（不过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一开始的关键不是修路，而是更有效地利用已有的高速公路系统，具体的方法是引入一些交通价格机制，例如在车流高峰时段加征通行费）。但除此之外，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的争议就比较大了。例如，联邦政府是否有必要投资修建高速铁路？高速铁路是日本和法国的骄傲，但也使两国损失了很多钱，而且社会回报似乎并不大。克林顿政府对一些带有科幻色彩的基础设施项目很感兴趣，例如修建一条全美“数据高速公路”，使全国的电脑联网。但不论这些项目目前的合理性如何，我们很难强求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投资于这些领域。

也许还有另一种公共“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被忽视了，那就是政府在照顾儿童与教育方面的开支。虽然为学龄前贫困儿童提供资助的“启蒙”计划广受赞誉，但其实在保守派执政时期，该计划资金不足，未能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儿童都得到帮助。一些关注儿童养护的人士还认为，除了“启蒙”计划之外，当时的政府还应合理地把钱花在一系列其他项目上，例如帮助贫困母亲与婴儿的“早期干预计划”，以及为财力窘迫的校区提供援助。一些自由派还认为，当时的美国还应加大成人教育开支，帮助那些因新科技应用和国际市场变动而失业的工人，为他们提供再教育，不过这一观点的争议性较大。

毋庸置疑，在保守派执政时期，所有诸如此类的“人力资本”开支都被压到了最低水平。这是因为保守派觉得此类开支作用不大，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沉重的预算赤字迫使国会压低了所有预算开支。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另一种赤字：除了联邦政府的借债之外，还有它本应支出但并未支出的资金。但这种赤字的影响有多大呢？很难说它改变了我们的基本结论，即赤字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阻碍并不大。

信托基金

在理论上，联邦政府并不是只有一项预算。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体系都专设信托基金，由专门的税收为其提供资金。因此，官方的统计数据一般都把联邦收入与开支分为“预算内”、“预算外”两类，后者就是指信托基金。

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件怪事：正式的联邦预算深陷赤字，而预算外部分的盈余却不断增长，部分抵消了预算赤字的增势。从1983年到1991年末，预算外盈余累计达到2 870亿美元。

其中的原因是国会提高了社会保障税。为什么呢？因为到了2007年，“婴儿潮”一代的第一波就会达到退休年龄，届时社会保障开支肯定会大涨。从2007年开始，美国退休人口的增速将大大高于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速。

很明显，这会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影响。如果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只靠工作者缴纳的资金来维持的话，到2007年就会入不敷出，从而必须大幅削减老人福利或大大提高社会保障税。为了避免这一点，该体系必须在20世纪80年代就维持预算盈余，从而积累一定的后备资金，以应对未来的需要。令人欣慰的是，国会没有失职，而是负责任地为未来做了准备。

但是，既然社会保障体系不得不在当前维持预算盈余，以应对未来必然产生的需要，那么这笔盈余就应该是暂时的，我们不应认为它抵消了其他方面的预算赤字。从1983年至今，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新增资金已超过3 000亿美元。联邦医疗保险信托基金的资金也增加了。我们是不是也应把这些钱归入赤字？

是的，应该，我们通常听到的预算赤字是低于真实赤字的。但我们在前文中对赤字代价的评估并不因此而改变，因为这个问题不影响评估结果。信托基金是以联邦债务的形式持有其准备金的，而图9展示的数据是联邦债务的总额，包含了社会保障与联邦医疗保险信托基金持有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1981~1992年新增的3万亿美元联邦债务，包含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新增资产。

总之，保守派执政时期的真实赤字的确要高于账面上的赤字，因为为了应对21世纪初美国人口的老龄化，美国政府本就应该维持预算盈余。但在把这一点纳入考虑之后，我们的基本结论依然未变：假如政府实行了更负责任的政策，在保守派执政末期，美国的国民收入至多只会比真实情况高3％。

判决

在流行的观念中，罗纳德·里根就像是一名法庭上的被告，他的罪名是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债务负担。他对富人减税，增加军备开支，但在如此耗费国家财力之后，又未能削减其他政府开支，予以弥补。结果，政府赤字连连达到和平年代的最高水平，并背负庞大的债务，这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国民生活水平。

里根的罪名成立。那些为他辩护的供应学派人士称，虽然美国出现了赤字，但一些非凡的经济成就证明里根的经济政策是有益的，但在证据面前，他们的辩护站不住脚。不过问题是，里根犯的到底是重罪还是轻罪。

这里的回答不能让那些喜欢看好戏的人满意。里根确实造成了赤字，从而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但就算在账面上的赤字之外，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的几项隐性赤字，赤字影响也算不上是灾难性的。预算赤字远非一些人所想象的那种青面獠牙的巨怪。

[27]严格地讲，这个计算针对的是1989年实际收入达到最高的1％的家庭。

[28]商业银行并不购买垃圾债券，但它们参与的一些交易涉及垃圾债券。在20世纪80年代，收购其他企业的投资者通常是以这样的方式筹集资金的：10％由新所有人提供，30％通过发行垃圾债券来筹措，还有60％是银行贷款。在理论上，银行对所有利润具有优先受偿权，所以这看起来风险不大。但在现实中，这种融资方式经常会造成很大的债务，使银行无法确保贷款的全额回收。

第七章

国外的保守派

撒切尔主义的惨败：市场不是万能的

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功只是侥幸，崩溃才是必然

欧洲经历对美国的启示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流行自怨自艾，责备自己没有看到美国已经多么地与世界融为一体。我们觉得自己的思维习惯过时了，只关心国内问题，而正在吹遍全球经济的种种变革之风，才是更重要的东西。

事实上，这是无稽之谈。整体而言，美国人确实在世界经济方面经验欠缺，认识也肤浅，但这种无知通常不会使我们低估国际联系的重要性。相反，由于无知，我们往往会把国际联系神圣化，从而高估其影响。我们在猛然发现美国已不再是主导世界经济的大国之后，就对国际经济问题产生了一种天真的敬畏感。于是，只要加上“全球的”这个形容词，一个话题就仿佛突然变得庄重起来。只谈论国内的反垄断、银行监管问题，已经不时兴了，就全球竞争、全球金融市场之类的话题大发宏论，听起来似乎要深沉老道得多。

给一切都套上国际化的光环，这样的做法有时会产生重大的后果。在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第三世界”债务成为时髦话题，得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频频热议，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事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极小。但在此期间，储贷协会监管等国内问题变成了沉闷的、无人问津的话题，如此的“恶意漠视”使本可得到控制的储贷协会问题演变成了一场世纪性的金融丑剧。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对国际影响的敬畏，人们普遍接受了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美国经济困境的主要根源是美国无力在全球市场上与别国竞争（又是“全球”这个有魔力的词）。我们到第十章再探讨这个谬论。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确实对世界经济关注得太少。那就是，虽然美国公众动不动就把本国的困难归咎于外国人，连那些假装高深的人也喜欢夸大国际因素对美国国内问题的影响，但从整体上而言，美国人往往不愿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美国文化水平高的公众也和十几岁的电影观众差不多，那些少年希望电影里的反角带有外国口音，而且拒绝观看外国影片）。不论是崇敬罗纳德·里根的保守派还是咒骂他的自由派，通常都对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的功过了解甚少，但撒切尔的经历对他们之间的争论有重大的参考意义。对于美国经济衰退与复兴的根源何在这个问题，供应学派与复兴的凯恩斯主义者争论不休，但他们都对欧洲的经济周期丰富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本书犯有同样的过错。本书探讨的各场争论及相关证据，大都发生在美国国内。但至少在本章中，本书将讲述一些国外的故事。

具体而言，我们将集中考察欧洲保守派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两场重大冒险，一是“撒切尔主义”这场异常的社会实验，二是欧洲货币的悲惨经历。

撒切尔主义

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里根主义有一些极其相似的地方。两场运动的领导人都持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观念，有一种外行人的思维模式，并向左派与温和的正统保守派发起了挑战。在两场运动中，保守派的新领导人都是在一段通货膨胀高涨、经济整体不振的时期取得政权的。两个新政权一开始都深陷经济困境，然后经济又都复兴，使他们得以宣称自己的新政策大获成功。两个政权的后继者都遭遇了严重经济困难，使以两位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这两场运动在民众中威信尽失。

不过，历史与政治体制的差异，使得玛格丽特·撒切尔与罗纳德·里根的经历在细节上大有差异。因此，对于考察保守派在执政时期的功过，英国的故事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我们来看看两个有趣的故事：英国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复苏之间的跌宕盘旋，以及英国独一无二的、以灾难告终的私有化经历。

货币、通货膨胀与失业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保守党在1979年上台。和一年后的美国共和党人一样，保守党人是因为选民普遍对通货膨胀深感忧虑，才得以当选的。不过英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更为可怕。早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英国的通货膨胀就曾飞涨，失去控制。在1976年，英国曾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与指导，这种丢人的事向来是只有“第三世界”国家才做的。但很快，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再次出现，让英国人大感惊恐，担心国家正在跌入深渊。而且当时英国通货膨胀的暴涨比美国严重得多，在1980年，消费品价格上涨了18％多。

不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应对通货膨胀的正统方法都是以一场衰退来消除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而且在两个国家，这最终都是货币政策的职能。不过，正如我们在前文读到的，美联储给这种残忍而有效的政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方才得以将其付诸实施。货币主义的修辞为冷冰冰的现实穿上了一件故弄玄虚的外衣：美联储不敢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失业，从而使仍有工作的人降低工资要求，以此来抑制通货膨胀，而是将这样的政策美称为“调控货币总量”。当时的英国政府也是用了同样的措辞来为同样的政策辩解。

但区别在于，英国的货币政策决策者真的相信他们的这套说辞。

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原因之一是，英格兰银行与美联储不同，不是一个自主机构，而只是英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因而必须听命于执政党。这就造成了英美之间一种奇异的角色转换。传统上，美国是由政党任命的缺乏经验的官员治理的，而英国主要是由专业的公务员治理的（英国人称他们为“满大人”，这个称呼一方面反映出公众对他们能力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于这个不经选举产生的治国阶层，人们也心怀芥蒂）。但一涉及货币政策，美国的决策者就变成了美联储里的“满大人”，英国的决策者则是那些为首相所宠信的政客。美联储里的专业经济学家一直对货币主义心存疑虑。他们在1979~1982年似乎短暂地遵行了货币主义的理论，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货币主义可以给现实政策披上一件外衣，使其显得不那么残酷。但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时的心腹都真的相信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他们的货币主义倾向是真心诚意的，并不是一件临时的，在情势有变、需要改变政策时便可抛弃的外衣。虽然后来的一系列变化迫使他们放弃了弗里德曼式的货币规则，但他们痴心不改，继续想办法来在不积极调控经济的前提下制定货币政策。这一举动最终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将近7年的时间里，弗里德曼的理论是英国货币政策的指针。英格兰银行一直都不宣布调控经济产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只是宣布要调控广义货币总量，即M3。

如果第一章中讲述的保守派的宏观经济学说是对的，英格兰银行采取这样的货币规则，就应该能实现两个可喜的结果。首先，应该能实现整体经济的适度稳定增长。其次，应当会使政府不需花费多大代价便可抑制通货膨胀，因为政府实现货币目标的决心是显然易见的，这会马上对通货膨胀预期产生抑制作用。但不幸的是，这两个结果在现实中均未发生。

维持M3 稳定增长的规则并没有使经济保持稳定。1979~1983年，英国经济陷入了一场惨烈的衰退，失业率从5.4％飙升到11.8％。这场衰退的严重性大大出人意料，于是英格兰银行开始不再遵守它制定的控制M3的规则，重拾曾被它视为毫无必要的做法，即相机抉择的货币扩张。英国的货币主义者辩解说，由于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况，例如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基础货币的增速已经大大低于M3的增速，他们不得不暂时偏离基本规则。于是英格兰银行继续设定调控M3的目标。但一次又一次，实体经济混乱无序的波动迫使英国货币当局不得不偏离这些目标。最终在1986年，英格兰银行彻底放弃，不再宣布调控货币的目标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就算美国的有识之士，也尚未明白这个教训的意义。可以说，货币主义在美国从来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美联储对它的皈依只是虚情假意。但在英国，真心诚意的货币主义者以极大的热忱将这一理论奉为经济运行的准则，结果却彻底失败了。看来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代理论并没有多大的用处。

保守派的宏观经济学还有一套理论：只要政府向民众表明，它绝不会通过货币扩张来导致物价的上涨，它就可以迅速而轻松地压低通货膨胀。这个理论在英国的实践效果如何呢？在这方面，撒切尔试验的结果也不令人满意。英国的通货膨胀率确实下降了，从1980年的最高峰、可怕的18％降到了1986年的不足4％，结果却是失业率飞涨。英国的失业率在20世纪60年代平均不到3％，而如图7-1所示，在撒切尔上台时，失业率仍只有5.4％，但在她执政的8年里，失业率飙升到10％以上，居高不下。

图7–1 保守派无法持续降低英国的失业率

事实上，在英国历史上，保守党执政的这段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出现了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公允地说，这并不是保守党人造成的，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失业率成为困扰整个欧洲的顽疾，其最终原因至今依然成谜。不过问题的关键是，撒切尔主义丝毫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史。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衰退之后，美国经济强势复苏，产出大增，就业大大改善。于是里根政府将那场衰退归咎于吉米·卡特，将经济恢复标榜为自己的功劳，遂得以在一时之间大肆宣扬自己的胜利。英国的情况与此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

像美国一样，在1982年衰退过后，英国经济的增势也恢复了。但和美国不同，英国失业率的上涨势头并没有因经济复苏而立即下降。从1983年开始，英国失业率才稳定下来，但到了1987年，依然在10％以上。此时距撒切尔试验的启动已有8年时间，而英国的保守派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执政时期是一段失业率剧增的时期。

但不论如何，保守派总是要宣称自己取得了伟大的经济成就，于是他们就求助于另一个经济指标——生产率。生产率低迷是英国的老问题。早在19世纪晚期，英国的生产率就远远落于美国之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仅为美国的一半左右。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但在1950~1980年，法德两国与美国的差距大大缩小了，而英国依然徘徊不前，到1980年成为欧洲各大国中生产率最低的一国。1973~1979年，英国的年生产率增速仅为1.3％，不到欧共体其他国家平均增速的一半。

但1981~1987年间，英国的生产率增速高达2.8％。于是英国开始追赶上来：工人的人均产出在1981年仅为德国的80％，到1987年便上升到88％。撒切尔的支持者宣称，英国衰落的时代结束了，英国重新焕发生机，足以再次昂首挺胸。

这一轮生产率的大增长并未维持下去，或者说，其效果被后来的经济波动冲淡了。但我们必须承认，就算从1993年回头看，尽管撒切尔的试验在其他方面乏善可陈，但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生产率表现相对于别国而言，确实有了一定的起色。我们不知道这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功劳还是纯属凑巧，但生产率的改善确是事实。

尽管如此，高失业率仍是撒切尔政府无法摆脱的败笔。当时的撒切尔主义者认为，他们这些坚守保守派美德的人不应该遭遇这样的命运，总失业率应当下降才对。这种心有不甘的情绪使他们在1987年之后犯下了灾难性的政策失误。

1987～1989年的大失败

1987年，英国的失业率开始迅速下降，不到两年便从1986年的峰值下降了一半多，不过仍比撒切尔上台时高。一些保守党人宣称，就业率的上升证明，他们的政策只是一时不顺，最终是成功的。但事实很快证明，这场上升是没有后劲的，不到两年时间，失业率就又达到了两位数。

这是为什么？从当时的一些情况应该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英国就业率虽然快速增长，但这并不代表经济的健康。当时需求上涨的原因之一是私人储蓄的剧降。1986年私人储蓄还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4％，1988年便降为零。另外，在当时，需求的上涨之所以能转化成就业率的快速增长，原因之一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产率的迅速增长已经突然停止。不过最重要的是，失业率的下降很快就反映为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了。

但令人疑惑的是，当时的英格兰银行为何袖手旁观，对一场会造成通货膨胀的经济繁荣放任不管，而不是努力抑制经济过热。原因似乎有两点。

首先，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顾问一直渴望实施稳定的货币政策，而不必根据经济现状来权衡货币政策，他们坚持这一目标，矢志不渝。在M3规则无效的情况下，他们仍在急切地寻找一种简单机械的准则，最终他们找到的办法就是控制汇率。

他们并未将此明确为一项政策。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撒切尔强烈反对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EMS）。但在为货币政策寻找指针的过程中，英格兰银行最终决定，让英镑币值“暗暗追随”德国马克，从而不必积极调控经济。

这是一项被动的政策。但撒切尔主义者的痴心妄想，也使他们变得更为消极。虽然他们的政策明显未能降低失业率，但他们总觉得这些政策最终肯定会大获成功。所以失业率一降低，他们便不假思索地认定，这证明他们的辛劳最终得到了回报，而没有看到，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失业率下降只不过是经济过热的危险征兆。

于是在通货膨胀率一路狂飙回两位数的过程中，英国决策者基本作壁上观，不予调控。

通货膨胀率一达到两位数，他们如梦初醒，马上给经济踩刹车，将利率提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于是经济繁荣就演变为一场严重的衰退，失业率又迅速回到了两位数。虽然通货膨胀率又下降了，但1987~1989年短暂的欢悦已变为痛苦的哀号。1990年，玛格丽特·撒切尔遭遇党内“逼宫”，被迫下台，约翰·梅杰取而代之。梅杰一改撒切尔的政策，让英国加入了欧洲货币体系，并希望以此来补救衰退造成的损失。

后来证明，这又是一场灾难。但要理解此事，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些欧洲的大背景。我们很快就会回到这个问题。

私有化

将过去的国有经济私有化，是撒切尔主义的主要行动之一，也是它与美国保守派运动的不同之处。

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时，英国的不少企业是国有的，而美国的同类企业一直是私有的。在这些私有企业中，最重要的一类就是电话、天然气、电力等公用企业，此外还有一系列不那么重要的企业，如煤矿、国家铁路公司拥有的酒店等。

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会认定，英国政府无需运营像酒店这样的企业，因为它们的业务与私营企业相差无几。但那些重要的国营企业，则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们一直都是“自然垄断企业”。在一个城市里，不能同时有多家供电或供气公司为争夺用户而竞争。虽然在美国，一些新科技已经可以使多家公司争夺远程电话服务业务，但一个地区依然只能容纳一家地方性电话公司。

众所周知，自然垄断使公共政策面临难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三种，每种都不完美。

第一种方法是对自然垄断企业放任不管。保守派喜欢这个办法。但问题是，不受监管的垄断企业的确会用它们的垄断力量来剥削消费者，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保守派常说，垄断力量的危害不过是自由派捏造的神话，根本无需担心，但事实并非如此。（罗纳德·里根解除有线电视业的管制之后，美国公众就像英国人一样，尝到了垄断力量的苦头，也算是对撒切尔主义的一丝体验。管制解除后，有线电视公司很快便将实际费率平均提高了40％，服务质量却每况愈下，成为无数民间笑话的素材。）

第二种方法是另一个极端：将自然垄断企业收归国有。在完美的世界里，政府将高效地运营这些公司，为公共利益服务。但在难称完美的现实世界里，我们最好不要创造那么多的政府官僚。

折中方案是，让自然垄断企业继续保持私有，但监督其定价和服务质量。这是美国的通行做法，但也有它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这会对受监管企业的积极性产生影响。例如，假设一家受监管的企业在考虑，要不要在目前投入更多的研发费用，以降低未来的成本。如果它受到的监管十分严厉，它就不会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在监管的作用下，它削减成本的成果大都会让用户受惠，而它的投资得不到多少回报。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监管机构将会制定合理的游戏规则，既约束垄断力量，又不带来很大的激励扭曲作用。但要是现实世界中的政府真能像这么聪明勤勉，还不如让它直接经营企业算了！

在1980年，英国的国有企业确实需要改革。这些企业效率极低，管理不善，这是毋庸置疑的。也许英国政府只需改善它们的管理就行了。事实上，在撒切尔政府的主持下，那些未被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提升得很快。另一个选择是私有化，但必须深思熟虑，谨慎推行，而不是仅凭非理性的冲动。

而撒切尔政府却仓促地相继对电信、供气、供电和供水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基本没有考虑将这些自然垄断企业完全放开可能导致的后果。撒切尔政府似乎相信，就算是在垄断情况下，私人所有制也能焕发其促进生产的魔力。撒切尔政府还更喜欢以出售企业而非借贷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而这两种方式对国民储蓄的净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首先被私有化的是电信业。当政府出售电信企业的股份时，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很快就开出了比政府要价高25％的竞购价，如此积极的反应让政府颇为高兴（这个过程也使富有的投资者白赚不少幸运之财）。英国电信公司为何如此受投资者热捧呢？答案很快就明白了：该公司的垄断地位使它能够一边提价一边降低服务质量。到了1987年，由于公众不断对英国电信公司表示不满，英国政府不得不勉强加强对其价格与服务的管制。接下来被私有化的是供气企业。虽然公众在这方面的怨气较少，但很多观察者认为，英国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收费太高了。

不过，在供电业被私有化的时候，最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供电业既被水平分割为相互竞争的供电商，又被垂直分割为上下游企业。政府将发电厂分给了三家公司，其中的一家只进行核能发电。政府还将每个地区性配电网都整合为独立企业。于是普通的英国人是从一家本地公司买电，而这家公司的电力又购自那三家大发电公司中的一家。不过，为了促进潜在的竞争，政府允许地区性配电企业自行提高发电能力。

回头来看，这场私有化带来的恶果完全在意料之中。配电企业发现，它们的供电商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产业，其中一家新企业的发电能力就占全国的一半多。由于英国政府向来对电信服务和天然气价格疏于管制，配电企业便理所当然地认定，面对供货商的压榨，它们将毫无保障。于是，为了自保，在私有化之后，它们马上开始疯狂投资，提升自身发电能力，但其实英国全国的既有发电能力已经足够了。1993年初，根据各配电企业宣布的扩产计划，到1995年，英国的发电量将超过需求70％。

这场扩建狂潮的一个副作用是，它毁灭了英国曾引以为豪的采煤业的仅存硕果。发电的燃料有许多种。传统以煤为燃料的火电厂造价昂贵，但运营成本低，以天然气为燃料的发电厂则相反，而且燃气涡轮的安装很方便。因此，为了尽快摆脱对供电商的依赖，配电企业几乎全都修建了天然气发电厂。随着它们从三家发电公司的购电减少，煤的需求直线下滑。1992年秋，英国政府宣布了一系列令国民震惊的方案：将英国仅存的煤矿再关闭一半以上，并解雇70％的矿工。

回头来看，英国的私有化是十分草率而低效的。但不幸的是，英国似乎还要重蹈覆辙。在本书写作之时，梅杰政府宣布有意将英国铁路公司私有化。政府对此满怀热望，但对后果有欠思考，这表明它基本没有吸取教训。很明显，英国的保守派还没有明白，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在合适的条件下，市场可以运行得很好，但如果对自然垄断企业放任不顾，任由其施展破坏力，那就是一种由盲目的意识形态驱动的行为了。

欧洲货币

货币主义政策在英国以惨败告终。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马上回到更偏向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相反，英国加入其他欧洲国家，共同组建欧洲货币联盟（EMU），而这又是一场错用保守派经济学教条的行动。

与我们此前探讨的一些保守主义运动相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货币的故事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在最开始的时候，欧洲各国坚守固定汇率制，是为了应对艰难形势而采取的一种合理的经济战略，是一种以稳定经济为目标的温和的行动。之后，它们就雄心勃勃地以此为基础，试图建立一套统一货币体系，这一行动勇气可嘉，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经济逻辑。但不幸的是，教条的思维导致了死板的政策，最终带来经济危机和政治灾难。

但我们还是从头开始讲，先来看看欧洲货币体系在早期的成功。

1979～1989年的欧洲货币体系

欧共体各成员国的经济融合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例如，德国对其他欧共体国家的出口占其GDP的18％左右，而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只占其经济产出的1.5％，对整个欧洲的出口只占经济产出的2％。因此，一些事情对美国企业只是琐碎的小事，而在欧洲却是头等大事。具体而言，在美国，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的波动，只对一小部分企业构成重大问题，而在欧洲，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是几乎所有商业决策都必须考虑的重大因素。

1979年，由于企业界对汇率随意波动造成的不确定性感到不满，为了缓解这种情绪，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共同制定了一套意在使汇率趋于稳定的规则体系，即欧洲货币体系。根据该体系，任两个成员国之间都有一个议定的基本汇率，即“平价”，两国货币的汇率只能在“平价”上下的一个狭窄“区间”内波动，一旦超出，两国就有义务干预市场，使汇率回到“区间”之中。[29]例如，从1982年末开始，法国和德国之间议定的汇率是3.35法郎兑换1马克。如果法郎对马克的市场汇率偏离这个数值，法郎贬值2.25％以上，法国就必须在外汇市场上买入法郎，德国则卖出马克，以使法郎不再贬值。如果法郎升值2.25％以上，两国就必须采取反方向的行动。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员国可以更改议定汇率，即所谓的“重划汇率”，但此事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因为那些货币贬值的国家会觉得自己蒙受了某种耻辱，而那些货币升值的国家的国内产业则会变得成本过高，失去竞争优势。

欧洲货币体系最初的成立并不带有很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事实上，实行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的问题是相当独特的，因为对它的回答超越了通常的意识形态界线。主张固定汇率的人既有保守派也有自由派，前者渴望恢复某种类似于传统的金本位制的体系，后者不愿让变幻莫测的投机市场主宰汇率。主张浮动汇率的人既有货币主义者也有凯恩斯主义者，前者希望本国能遵守固定的货币规则，后者则希望本国能不受牵制地追求充分就业的目标。我们在前文读到，罗伯特·蒙代尔痛斥美国政府允许美元贬值的行为，并得到了供应学派的热心追捧，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华尔街日报》都在鼓吹恢复金本位制。但浮动汇率制的主张者中最有名的一位不是旁人，正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奉行货币主义的撒切尔政府则激烈反对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

但在欧洲货币体系建立的早期，不论是欢迎还是痛斥固定汇率制的人，都认为该体系难以成功。因为，其各成员国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德国与几个较小的国家（如荷兰）的通货膨胀率都比较低，而且有不惜一切代价抑制通货膨胀的传统（这一传统最终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痛苦经历）。法国和比利时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的战绩则要差得多，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意大利的通货膨胀都处于失控状态。这些差别的重要性在于，在通常情况下，一个通货膨胀率高的国家面对一个通货膨胀率低的国家，是无法维持稳定的汇率的，因为那会使前者的国内物价与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使其产业的竞争力不断降低。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国家迟早会屈服于各种压力，让本国货币脱离固定汇率的限制，自由贬值，否则就必然经历一场痛苦的通货紧缩。因此，在欧洲货币体系成立的初期，大多数观察者都认为，各成员国将频繁地重划汇率，从而使该体系变得有名无实。

在欧洲货币体系成立后的头三年里，重划汇率的情况确实很多。但在1982年之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欧洲货币体系稳定了下来，各国之间的汇率变得相当持久、稳固。从1979年到1982年，发生了5次重划汇率的情况；但从1982年到1987年，就只有两次了；从1988年到1992年9月的大危机，则一次都没有发生。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各国竭力控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欧洲货币体系起到了一种有用的心理稳定器的作用。当时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尤其觉得，必须压制通货膨胀，就算以持久的高失业率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但是，它们不敢直接这么说。而把这样的政策说成是为了在欧洲货币体系之中维持本国货币的币值，尤其是相对于德国马克的币值，则要容易得多。显然，为了使本国货币在欧洲货币体系设定的区间内波动，法国和意大利就必须向德国看齐，实施紧缩银根政策。在一段时期里，过去的通货膨胀所积蓄的力量会大大提高两国的经营成本和物价，使其产业失去竞争力，而两国对此也必须咬牙忍受。也就是说，这在本质上还是一项以高失业率为代价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只是贴上了“遵守欧洲货币体系规则”这个看起来不那么残酷的标签而已。

读至此处，读者想必觉得眼熟。这与1979~1982年美联储的做法如出一辙。我们在第四章读到，美联储以货币主义言辞作为一项政策的理由，该政策的实质是以一场大规模的衰退来消除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直到今天我们仍不知道，美联储当时是否真的相信那套说辞，但问题的关键是，它确实成功地用一个模糊的标签包装了一项严酷的政策。

公允地说，当时欧洲各国的央行官员并不只是在演戏，他们也希望，只要让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政府下定决心要维持稳定的汇率，抑制通货膨胀的成本就会变小。在理论上，如果决定物价与工资的公司与工会从一开始就知道，本国政府基本不会允许货币贬值，它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就会降低，这样一来，政府压低通货膨胀率所造成的失业率涨幅就不会很大；而如果政府的态度不是这么明确，失业率的涨幅就会较大。但在现实中，并没有证据表明，政府“言之凿凿”就真能产生这样的效应。但就算证据再不确凿，许多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宁愿相信这种效应是存在的。

因此，欧洲货币体系之所以能令人意外地稳定下来，是因为欧洲各国政府可以以它为糖衣，服下一剂经济苦药。这样一来，政府就可以对高失业率袖手旁观，虽然这是它们选择的一种残忍做法，但它们可以以维护币值为理由，说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很明显，这个体系需要有一个国家作为支柱。也就是说，在这个体系中必须有这么一个国家，它不必故弄玄虚地用国际金融问题做理由，就可以直接实施强有力的反通货膨胀政策，这样一来，它的货币就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基准。这个国家显然是德国。而欧洲货币体系造成的一个附带后果是，德国由此获得了特殊的地位，似乎成了欧洲经济的主宰国。

德国的盟主地位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开始觉得，仅仅从基本的实力来看，德国也将不可避免地取得欧洲的经济主导权。但只要看看数据就会发现，德国的主宰地位根本不是命中注定的。联邦德国的生产率在欧洲绝对是一流，但法国与它相差无几，就算英国与意大利也仅比它低20％~30％。在1990年，联邦德国有6 300万人口，法国有5 600万人口，而联邦德国的经济产出仅比法国高25％左右，仅占欧共体总产出的28％。这算不上压倒性的优势。举例而言，现在美国占所有发达国家总产出的35％，但美国在实质上主宰西方经济政策的时代早就结束了。

显然，德国的重新统一使该联邦共和国的人口增加，达到8 000万，在欧洲国家中鹤立鸡群。但1 700万民主德国人的加入，并没有增强德国的经济实力。在与西方的重新结合中，他们带来的“嫁妆”是老旧的工厂、环境灾难与计划经济式的工作习惯。至少在未来十年里，民主德国人将依然是联邦德国人的负担。而且很有可能的是，德国东部将变得像意大利的南部地区一样，也就是说，虽然同属一个发达国家，却是其中仿佛永远无法摆脱落后状态、令人心寒的一部分。

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民主德国虽然是西欧最大最富的国家，但并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那么，这么一个中等偏大的经济体，为什么会开始被人视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呢？

原因与欧洲货币体系的演变有关。当时法国、意大利以及较小的欧洲大陆国家都想抓住一条可依赖的绳子，也就是寻找一种外部标准，以其作为国内严厉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借口。它们将维护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规则奉为一项神圣的诺言，因而一方面为自身提供规范，另一方面让选民安心，或者至少让他们搞不清楚政府的真实意图。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一向较低，因而一向拥有欧洲货币体系中最坚挺的货币，这就使所有欧洲大陆国家将其货币与德国马克挂钩。而由于维持汇率规则的唯一办法就是追随德国的货币政策，所以德意志联邦银行事实上承担起了负责全欧货币政策的重任。

现在回头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功不过是侥幸。该体系之所以能维持十年之久，不过是因为法国、意大利等大国、富国甘愿让一家外国央行来主宰它们的货币政策而已。这些国家之所以愿意这么做，是因为它们将控制通货膨胀列为第一要务，而德意志联邦银行素来有坚定反通货膨胀的名声。实质上，就像自行车手喜欢在领先者的气流中前进一样，这些国家也想分沾一点德国的信誉。欧洲货币体系之所以能在十年里保持成功，唯一的原因是两个因素的巧合：首先，当时的欧洲各国领导人一心要控制通货膨胀率，而不大关心失业率；其次，当时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恰好也拥有全欧最不容忍通货膨胀的央行。

假设第二个条件不成立，例如当时的德国并没有物价稳定的名声。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货币体系还能维持吗？也许不能。欧洲也有一些其他国家享有货币政策稳健的声誉，比如荷兰，但荷兰是不可能成为货币政策的主宰国的。德国成为欧洲货币政策的主宰国，并不是因为它大所以就命中注定的，而是因为当时的欧洲各国觉得有必要挑选一个国家来扮演这个角色，而德国又因为大而可以胜任。

不过，这个情况维系的前提是，欧洲每个国家都有同一个货币目标，即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压倒一切的重心。如果其他目标的重要性上升，造成货币政策上的现实冲突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在德国重新统一的时候，欧洲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功催生了一些神话，在其陶醉下，欧洲未能及时应对这个问题。

欧洲货币体系神话与欧洲货币联盟大挫折

欧洲货币体系的实质是，它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借口，使它们可以选择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并遮掩这些政策带来的残酷后果。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使经济陷入一场旷日持久、极其痛苦的衰退，这是美国的经验，也是欧洲的经验。这也许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因为如果所有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达到两位数，那将是极其可怕的。但欧洲各国政府不愿承认这样的目的，而是用国际金融的神秘光环来掩盖其政策的实质。

这么做真的很不好吗？如果一国政府用一个虚构的借口来推行必须要做的事情，难道有什么错吗？这么做的危险在于，该政府可能渐渐就把自己的话信以为真了。欧洲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一种有关欧洲货币体系的神话逐渐成形，这个神话的根基不是现实经验，而是意识形态，尤其是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意识形态。

这个神话就是，欧洲货币体系是有利无害的，不附带任何损失。欧洲各国将其汇率彼此钉住，便不能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了。但这个神话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损失，因为独立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上是毫无用处的；只要遵守相关的货币规则，各国就能压低通货膨胀率，而且不附带任何失业率上升的成本。

这一乐观的观点与传统理论完全相反。传统理论认为，一国要实施固定汇率，就必然面对一种痛苦的取舍。稳定的汇率能缓解企业的迷茫，还能使经济在面临通货膨胀风暴时保持平稳。但一旦实行固定汇率，如果该国发生局部性的衰退，或者某些意外事件使其生产成本大大高于贸易伙伴，该国就会变得束手无策。传统观点认为，这种两难局面无疑是存在的，问题只在于，什么样的国际金融构架能使政府在这种困境中实现最有利的结果。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便是所谓的“最优货币区”理论。[30]

但在20世纪80年代，认为固定汇率毫无成本、允许汇率浮动毫无好处的观点，在欧洲日渐流行起来。原因是一些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理论和美国的货币主义理论、理性预期理论有紧密的关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后者的翻版。

前文讲到，罗伯特·卢卡斯及其追随者的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因为工资与物价具有弹性，所以失业是会自动缓解的，这是经济的一种自然的自愈过程。该理论认为，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通过增发货币来人为地加速这个过程，只会造成通货膨胀，毫无益处。

而在欧洲的语境中，这种“货币政策无用论”，很快就与“汇率调整无用论”画上了等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担心，固定汇率会使一国的生产成本过高，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欧洲的反凯恩斯主义者则称，市场会通过工资和物价的降低来自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人说，市场的调整将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他们就会说，这是一种陈腐的凯恩斯主义观点，早就过时了。如果有人说，国家可以让本国货币贬值，从而使调整过程变得平缓一些，他们也会不屑一顾；他们会说，货币贬值马上就会演变为通货膨胀。

欧洲的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美国理论家那里抄来的，所以欧洲经济思潮的变化会比美国滞后几年。

前文讲到，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保守派攻击凯恩斯的火力逼迫下，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家缩到了角落里。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开始走出角落，奋力抗争，而保守主义思想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也逐渐式微了。但欧洲的情况与此不同。晚至1992年秋，欧洲各国的央行官员通常在言谈中，还是对固定汇率的好处进行强烈辩护，并认为对于失业问题应当放任不顾。

而且，由于欧洲人已经确信，越来越稳定的欧洲货币体系是完全有利无害的，他们便认为完全可以采取下一个步骤，实行单一货币了。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1990年欧洲各国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订了一项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具体的细节，为建立单一的欧洲货币做准备。这个条约的名称很拗口，除了荷兰人没人能读出来，这也许是一个不详的征兆，预示着未来的麻烦。但条约的内容是很迷人的，只是可读性很差。

该条约的文本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技术细节，如丹麦的度假别墅的法律地位问题，教皇在涉及梵蒂冈的贸易纠纷中的外交地位问题，等等。涉及劳工法等问题的所谓“社会宪章”，让英国人觉得如鲠在喉。但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确定了一系列所谓的“趋同标准”。各成员国必须首先实现这些标准，才有权废除本国货币，采用新的统一货币，即欧洲货币单位。但这些标准的有趣之处在于，仅从文本的角度看，它们也毫无道理可言。

第一项标准是，一国必须维持两年的稳定汇率，才有权加入单一货币区。这项标准其实是测试一国控制本国货币的技巧与恒心。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先证明自己很适于拥有独立的货币，然后就有权废除本国货币，这很荒唐。

第二项标准是，一国的长期利率必须与欧共体经济表现最佳的国家接近。但决定各国长期利率高低的主要因素，恰好是债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对其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的看法。如果投资者认定，意大利和德国将很快废除里拉和马克，都采用欧洲货币单位，那么德国与意大利的长期利率就会变得大体一致。也就是说，这个标准是自我实现的：如果市场觉得一个国家将加入欧洲货币联盟，该国就会达到加入联盟的标准。

第三项标准是，一国的通货膨胀率必须与欧共体经济表现最佳的国家接近。这个标准初看起来还有点道理，但细看一下问题就来了：根据第一项标准，一国必须实行固定汇率，这就使该国无法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市场发生某种自发变动，例如出现一场投资热潮，就必然发生非正常的通货膨胀，而要应对这样的通货膨胀，政府就必须违反第一项标准，否则真的别无他法。

最后的两项标准是，一国必须使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的规模低于一定水平。这样的要求不无道理，但问题是，这和货币联盟有什么关系？例如，美联储不需要监督纽约市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预算开支，因为它们无权以印钞来弥补赤字。在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之后，各国政府也就无权印钞了，监督它们还有什么用？

也就是说，一群地位极其尊崇的人，喝着瓶装矿泉水，围在铺着呢子布料的圆桌前郑重其事地开会，最后就拟订了这么一份听起来煞有介事、细看之下其实狗屁不通的协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对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出台的背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刁难”理论：制定这些标准，其实不是要让各国为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做准备，而只是强迫它们去干一些苦活累活，以考验它们的决心。另一种是“意大利利益”理论：这套标准根本不像是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提，而更像是意大利央行官员的一种安排，他们对国内的腐败政客非常气愤，于是就想用这套标准来约束他们。根据传言，该条约主要是意大利外交官起草的，他们只是在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来为国内政治服务。

无论原因何在，到了1993年初，在政治与经济的紧张局面衬托下，装模作样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已经显得像是一场玩笑了。此事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重大国际会议上的那些表情严肃、正襟危坐的男女，有时根本就是在瞎扯。

欧洲货币体系的崩溃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在高度乐观的气氛中商定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欧洲货币体系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连最后一个拒不加入的大国英国也改变了态度。人们觉得，既然一套固定汇率体系能运行得如此稳定，那么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入共同货币了。

但在三年之后的1993年，形势变得大不一样。英国和意大利已经退出了欧洲货币体系，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则已使其货币贬值。欧洲货币体系其实仅仅剩下了德法这两个中坚国家，以及另外几个较小的国家，而且连法国似乎也有点动摇了。

出了什么问题？要简短回答的话，就是在一场突发的冲击面前，欧洲货币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变得无法维持了。这场冲击就是柏林墙的倒塌。这场冲击是无法预料的，但由于欧洲的决策者被那些迎合自身偏见的神话蒙住了双眼，所以他们在应对这场冲击的时候严重失策。

从一开始，对于许多独立的经济学家而言，问题的核心是很明显的。柏林墙倒塌后，人们发现，民主德国的经济已乱成一团，生产率很低，工厂老旧，基础设施建设和消除环境污染都需要大量金钱。很快人们便发现，为了筹集重建东部的费用，联邦德国的财政必定会出现巨额赤字。

巨额预算赤字会提高联邦德国的需求，而这可能诱发通货膨胀。为了中和这一通货膨胀风险，德意志联邦银行开始提高利率。从德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合理的政策。

但是，德国利率的提高，给其他欧洲国家造成了严重问题。为了继续留在欧洲货币体系内，英法等国不得不追随德国的紧缩银根政策，但德国的财政刺激措施又丝毫不会让它们获益。这就带来了荒诞的结果：德国重新统一的花费最终没有造成德国的衰退，而是造成了欧洲其他国家的衰退。

在这种情况下，明显的解决方案是，重新划定欧洲货币体系中的利率，使马克相对于别国货币升值。但欧洲的决策者已经相信，固定汇率永远是有利的，而且他们认定，一定要维持严格的欧洲货币体系，并向欧洲货币联盟的方向发展，这关系自身的政治信誉。于是各国决策者都袖手旁观，任由本国经济日益滑入衰退，只是等待经济形势能自行逆转。

最终，欧洲货币体系崩溃了。随着英国的衰退不断加剧，其政府承受的政治压力日甚一日。投机商猜测，英国政府可能允许英镑贬值，于是开始从英国撤资，迫使英国政府花费大量资金来维护英镑币值。由于在几天里就花费了300亿美元，英国政府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最终在1992年9月17日退出欧洲货币体系，让英镑自由浮动。此后意大利也宣布退出，还有几个欧洲国家被迫让货币贬值。

这是一场经济危机，也是政治危机。英国和德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不断地相互指责，多年来仿佛近在眼前的欧洲统一梦想也破灭了。

欧洲经历对美国的教训

欧洲保守派所选择的目标与美国保守派有所不同。他们没有像美国那样大张旗鼓地废除国家福利制度。他们更加关注货币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但像他们在美国的意识形态盟友一样，他们的经历也说明了一场幻灭：保守主义政策并不像保守派宣扬的那么好。

欧洲的保守派开出了诱人的许诺。撒切尔主义者认定，解除管制和私有化将带来一场生产率与就业奇迹，遵守货币主义，就能实现经济稳定与低通货膨胀率。那些执意要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人认为，他们不仅找到了一条使欧洲经济稳定、生产率更高的道路，而且找到了一条大大推进欧洲统一的道路。

这些令人兴奋的许诺远没有兑现。在英国保守派执政时期，生产率增长只获得有限的提速，失业率则呈上升势头，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剧烈波动。随着欧洲货币体系的瓦解，欧洲货币统一的宏大规划也以经济衰退和政治危机告终。

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保守派都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公众期盼听到一些新理论。但什么样的新理论会让公众满意呢？

在本书的下一部分里，我们将考察风潮的另一次转变，即自由派经济学理论的复兴。而且在这些理论演变为国家政策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29]严格来讲，欧洲货币体系是一系列技术性协议。汇率机制（ERM）是根据其中的一项特殊协议设立的。从法律的角度讲，英国一直都是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员。它在1991年加入并在次年退出的只是“欧洲货币体系中的汇率机制”。但在现实中，人们在提到欧洲货币体系时，指的都是那套只允许汇率在狭窄区间内波动的体系。

[30]最优货币区概念是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于1961年首次提出的，后来他被供应学派奉为思想宗师。讽刺的是，蒙代尔后来向自己开火，将包括这个概念在内的一些观点称为“纯粹的江湖骗术”。

第三篇 经济学界风潮左转

第八章

凯恩斯主义历久弥新

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在理论和现实中双双破产

衰退的根源：理性的人并未理性到极致

凯恩斯主义为什么基本正确

1993年的理论与政策困境

1992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格里高利·曼昆和戴维·罗默编的一本两卷本的文集，题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年，曼昆这位哈佛大学的年轻教授写了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核心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罗伯特·巴罗1984年写的以理性预期理论为基础的教科书反应平平，但曼昆的书很快成为一本畅销的学术著作。

凯恩斯主义著作为什么会重现光辉呢？我们上次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保守派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攻击还似乎大获全胜。1980年，欧文·克里斯托还宣称，凯恩斯已经彻底死了。但在12年之后，凯恩斯仍然很有影响力。事实上，凯恩斯主义开始变得像“劲量兔子”一样，始终活力无限。

这不仅仅是学术风气的转变。到1992年，在美国及别的国家，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理论家已几乎完全失去了对现实政策的影响力。在1987年股市崩盘之后，美联储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扩张政策，此举使货币主义者怫然不悦，但美联储对该政策的效果感到满意。在1990~1992年衰退后，虽然经济刺激政策产生效果的速度比较慢，但保守派主张的那种放手不管的做法，在华盛顿已经很少有人支持了。1993年2月，新上台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经济计划，包含了一些传统的经济刺激措施，例如大大增加公共建设工程投资，实行暂时的投资税收优惠等。而最能代表保守派退潮的事件也许是，在1992年9月，一度坚守货币主义的英国保守党政府退出了欧洲货币体系，以摆脱束缚，放手实施一种毫不掩饰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日益低迷的英国经济。

奇怪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重生和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土崩瓦解的情况，基本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总之，媒体对宏观经济学的报道常常让人有种时间倒错的感觉。我们不时还会读到一些媒体报道，讲一些新贵经济学家（现在许多都是50多岁的人）如何挑战凯恩斯主义的正统理论。我不清楚媒体为什么不报道真实的情况。也许是由于保守派长期执政带来的威势，使人们难以看到其意识形态的很大一部分已经逐渐凋零了。原因也有可能很简单：在凯恩斯主义复兴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那种特色鲜明的、适于作为有趣的新闻报道题材的人物。

但为了理解美国经济政策的走向，读者必须明白，在长期，凯恩斯主义似乎依然生气勃勃，而那些批评凯恩斯的人似乎缺乏耐久力。

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困境

通常，经济学理论会陷入两种困境。一些理论从原理上说得通，但在现实中行不通。也就是说，理论所依据的推理似乎是对的，但现实世界的经验说明它是有缺陷的。举例而言，国际贸易主要应该在资源禀赋差别很大的国家之间展开，因为这能使双方取长补短，这是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的观点。我们在第九章还会详谈这一观点。遗憾的是，在现实世界里，大部分国际贸易都是在类似的国家之间进行的，因此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以其为依据的任何政策意见也是有问题的。

另一些理论则在实践中行得通，但在道理上讲不通。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一种大体稳定的替代关系。但正如第一章讲到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以纯粹的逻辑证明了，这种关系只是人们的错觉，如果我们想把它作为一种规律加以应用，它就会消失。而事实证明弗里德曼是对的。

到20世纪70年代末，保守派宏观经济学家提出了一整套极有说服力的经济周期理论。这套理论的影响力极大，从而使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大受挫折，退居守势。而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在学术上的大获全胜，大大提升了整个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威望。

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人们开始发现，这套理论在道理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行不通，于是该理论便深陷困境。

我们先来看看它在理论上的破产。前文讲到，先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观点：衰退的实质是工人和企业受到了迷惑。在衰退期间，真实的情况是总需求出现下滑，工人只需降低工资要求，企业只需降低产品价格，经济就能摆脱衰退。但工人和企业没有看到总需求的下降，误以为市场对他们的特定的劳动力与产品的需求下降了。他的观点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罗伯特·卢卡斯又把这个观点推进了一步。他认为企业和工人至少和政府一样聪明，他们之所以会受到迷惑，是因为经济形势确实具有迷惑性。因此，以积极的政府政策来抚平经济周期的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历史上的货币扩张也许促进了经济产出的增加，但那只不过是因为，那些政策是出人意料的，因而增强了经济形势的迷惑性。卢卡斯的最终结论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对于解决衰退毫无帮助，甚至有可能成为经济不稳定的又一个重大源头。这个观点之所以在学理上颇有吸引力，是因为它虽然认为货币政策在未来毫无用处，但它毕竟承认货币政策在历史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到了1980年，这个观点明显出了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呢？人们掌握的信息太多了。

例如，假设美联储突发奇想，决定削减货币供应（或大大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经验告诉我们，这会造成一场衰退，而非仅仅使物价水平下降，卢卡斯也会承认这一点。但根据卢卡斯的理论，衰退的原因只不过是定价的企业不明白，这是一场整体性的经济低迷，而不仅仅是本企业遇到的特殊问题。一旦企业明白，经济低迷是无处不在的，经济就会自动走出衰退。

但问题是，这样的假设是否合理，企业是不是真的会迷惑。毕竟，在现实世界里，人们可以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有关衰退的消息（其实《华尔街日报》的新闻版是挺不错的，只是大家不要去读它的社论版）。也许人们不相信报上的消息，但除了直接的经商体验之外，人们还可以依靠许多情况来估测经济形势，例如利率和股价的水平等。私人企业难道不会考虑到这些情况吗？如果它们会，卢卡斯的经济周期理论还成立吗？

20世纪70年代晚期，卢卡斯及其门徒进行了热火朝天的研究。他们试图构建出一些理论模型，用以说明，即使在企业和家庭可以考察股价与利率变化的情况下，他们仍会陷入某种理性的困惑状态，从而造成经济的兴衰交替。但他们失败了，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是讲不通的。

与此同时，理性预期理论在实践中也日益明显地遇到了挑战。与理论问题相比，实践问题更简单，那就是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太长了。

前文讲过，理性预期学派要解释的问题是，在经济衰退发生的时候，物价和工资为什么不会立即下降，从而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状态。他们的回答是，这是因为企业和工人不明白这是一场整体性的经济低迷，或者对此不能确定。如果衰退通常只持续几个月或一年，这个解释或许说得过去。但是，如果失业率连续数年高涨，还要说公众不明白真实情况，那就有些不合常理了。

美国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的经历，提供了一个相当确凿的证据。1979年，似乎是由于美联储一心要控制通货膨胀，美国经济陷入了一场“双底衰退”。1982年经济开始复苏，但失业率一直到1987年才降回到1979年的水平。难道企业和工人需要8年时间才能弄明白经济形势吗？而且，这段经历并不是偶然的。1990年初，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导致一度人气很高的老布什在竞选中落败，这说明公众在当时就明白了经济形势，但直到1992年年中，美国经济才真正复苏。1979~1993年美国经济的经历绝好地证明了，将经济周期归因于公众困惑的理论是不合理的。

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清晰地看到了理性预期派宏观经济学在理论和现实中的破产。因为将卢卡斯和他的第一批学生的理论发扬光大，成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毕生事业。一些研究生的头脑则完全为这些新理论所主宰，根本不愿接受其他理论。我想，可以有把握地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卢卡斯的经济周期理论依然广受尊敬，但真正相信该理论的人已所剩无几了。但在告别该理论后，宏观经济学家又会走向何方呢？

回答是，一些人向右转，另一些人向左转了。左转者成了新凯恩斯主义者。我将很快讲述他们的情况。但我们先来看看那些右转者，以及在我看来，他们是如何最终走进理论死胡同的。

虔诚的信徒：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对于那些认为市场是一种高效机制的人而言，衰退是个难解之谜。既然市场这么高效，为什么像货币供应量削减这样的小事，却能造成如此巨大的浪费和经济困境？

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回答：那是因为无端变化的货币政策会让公众困惑。在弗里德曼的滞胀预言成真之后，他的衰退理论也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但正如我们刚刚读到的，仔细推敲起来，用“困惑说”来解释衰退是难以成立的。所以衰退需要其他解释：我们必须承认市场并不是一种多么高效的机制，否则我们就必须论证，我们看到的衰退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与其实质大有差异。

虔诚的市场信徒不愿怀疑自己的信仰，因此他们就必须找到其他足以解释衰退的理论。早在1982年，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就成形了。该学派的领头人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该学派彻底颠覆了主流的经济衰退学说。虽然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衰退与货币因素有一定关系，但这个新学派声称，货币与经济周期毫无关系。[31]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及几乎所有的企业管理者都认为，衰退的特点是需求不足，但这个新学派声称，经济周期是由经济的供应面推动的。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衰退不是一件好事，但这个新学派认为，衰退不过是经济的一种自然反应，甚至可以说是最优反应。

这套新理论后来得名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这个理论通常是以复杂的数学模型来表达的，而且该派学者喜欢强调其中的深奥之处，但实质上该理论是非常简单的。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由生产率的变动推动的。至于生产率变动的原因，该派学者不加解释，但按常理推测，生产率变动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包括自然因素（例如农业收成的波动、严寒的冬天等）、政治事件（税制变化、导致油价上涨的战争等）以及忽快忽慢的科技进步（例如美国的生产率在1992年的惊人剧增）。在生产率状况极佳的年份，经济出现繁荣，在极差的年份，则陷入衰退。

当然，该理论不止于此。首先，经济产出的年度波动，主要并不是由单个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产出变化带来的，而是由工作时长的波动带来的。而且，生产率很少真正下降，而经济产出连续几个季度下降的情况并不少见（那是因为工作时长的降速快于生产率的增速）。因此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必须解释，为什么生产率的波动会被强烈得多的工作时长的波动放大。

该派学者的回答很简单：当人们的生产效率极高时，他们会理性地决定延长工作时间，而在生产效率极低时，他们会减少工作时间。以一位农夫面对天气变化时的反应为例。在天气好的时候，他会长时间在地里耕种，天气差时则会闭门不出。因此，初看起来，他创造的日产出的变化主要是由工作时长的变化造成的，但归根到底，天气状况的波动才是最终原因。

于是他们就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如果工作努力程度的波动不过是人们面对变幻莫测的现实世界的一种理性反应，那这就不是多么值得担心的事情。经济周期只不过代表了自由市场对不断变化的现实的一种应对。因为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相信市场是一种高效的机制，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周期其实是一件好事。

我猜得出来，读者在看到这个结论时，大概都会惊呼：“他们不会真的这么想吧？”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已发表文章，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批判，其中威廉·比特的文章的标题是“邦葛罗斯博士的经济学”（邦葛罗斯博士是伏尔泰虚构的一位哲学家，他对所有事情都作出最乐观的解释）。如果经济衰退只不过是人们对于生产率暂时停滞的一种理性反应，那么大萧条岂不是大家自愿选择长期休假？

不过，本书至少还是承认，严肃的经济学家应当得到严肃的对待。在20世纪8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确对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派的基础理论也许听起来难以置信，但那些接受了该理论的前提的人，则得以以该理论为框架，发表数以百计的论文，并对统计数据进行细节化的、常常很奇怪的解释。在七八年的时间里，美国主要的经济学刊物几乎每期都会刊登该派的论文，该派学者还主宰了几个大学的经济学系。

但作为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后继者，真实经济周期学派后来的发展与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大为不同。后两个学派的影响范围都曾不断扩大。货币主义不仅是一门学说，而且是一套指导政策的哲学，至少在很短的时间里确实主宰了几个大国的货币政策。理性预期主义是一门重要的学说，连其批评者也认为，它几乎摧垮了凯恩斯主义正统学说的整座大厦。

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从未为决策层所采纳。因为最极端的保守派政治家也不敢和美国人说，衰退不过是经济自然、合理的发展带来的结果，是一件好事。因此，该学派在学术界的势力不但没有扩大，反而日渐萎缩。一位观察者说，该学派越来越像一个边缘性的政治派别，它不断地把意识形态上的不纯分子清除出去，最终只剩下了形单影只的几个人。

面对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兴起与衰落，理性预期学派的大师们有何反应？

回答是，他们似乎退居幕后了。在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开始没落，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被奉为新主流的时候，罗伯特·卢卡斯及其以罗伯特·巴罗为代表的主要弟子，一直基本没有参与辩论。他们的兴趣转移到了长期经济增长等其他问题上（见第九章），有的则全力研究与现实政策基本无关的一些技术问题。

换言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罗纳德·里根的第一任期结束时，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走入了泥潭。在政治上，保守派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在涉及公共问题的讨论中，保守派的许多理论几乎被奉为真理。但是，共和党再也不是更有想法的政党了。

相反，新理论开始从左派中源源涌出。而以一种更成熟的形式复兴的凯恩斯主义，便是这些新理论中的翘楚。

理性与衰退

完美理性的非理性之处

我曾听人评论一位乡村音乐的作曲家，说他创作的乐曲十分优美，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有似曾相识之感。有些经济学家也有这样的天赋。他们能提出一些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在理的观点，让初次听到的人也觉得心有灵犀。

乔治·阿克洛夫就是这样一位经济学家。他最著名的理论是在一篇题为“柠檬市场”[32]的经典论文中提出的。该理论影响极大，以至于较年轻的经济学家误以为它是向来就有的公理。这篇论文的标题虽显轻佻，但在其背后隐藏着一种清晰的洞见，阐明了在买家与卖家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为什么会失灵。“柠檬”理论（正式的名称是“逆向选择”理论）是一种微观经济学理论，事实上，阿克洛夫是从1982年才成为宏观经济学家的。而在那一年，他又提出了一种简单而有力的理论，足以让凯恩斯起死回生。

该理论包括两部分。首先，和另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以“有限理性”理论赢得诺贝尔奖的赫伯特·西蒙）一样，阿克洛夫也指出，稍微不理性一点，往往是一种更理性的表现。例如，假设我现在要决定把多少当前收入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如果我想把这事干得完美，我就应该竭尽所能地搜集经济信息，坐下来仔细研究，包括长期的经济预测、未来的税收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我这个职业的毕生收入前景等。等研究完之后，我就应该制订一项未来几十年的收支方案，并根据该方案来决定这个月存多少钱。

我当然不会这么做，也不应该这么做。我大致估算一下，就可以得出一个可行的结论，而不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和成本去精益求精。正如谚语所说的，过犹不及。

这个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从这个道理出发，就可以推出阿克洛夫理论的第二部分：与许多经济学理论设想的完美理性人相比，近乎理性的人，即进行合理的猜测，但并不竭尽所能地利用所有信息的人，行为方式是大不相同的。尤其是，他们对于经济政策的反应会大有差异。

用一个虚拟的例子，也许能最好地阐明阿克洛夫的观点。假设一国政府想暂时性地大举增加开支，原因可能多种多样，比如要打一场战争，修建一些早就需要的公共设施，开一场盛大的就职宴会，等等。但该政府不愿提高利率，因为那会造成挤出效应，影响私人投资。那么它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立即大幅增税，从而得到所需的财政收入，等一段时间之后再减税；另一种是只将税率稍微提升一点，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所需资金，这样就可以利用以后不断增加的财政收入来逐步偿还债务。它应该怎么做呢？

这其实是一个常见的经济学问题。理性预期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在1981年就曾针对这个问题写过一篇论文，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名声。他指出，如果所有人都是完全理性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很清楚：先借债，后还钱。理由如下：在一开始的时候，政府为什么会想以增税的方法提高当前财政收入，从而支持这笔开支呢？唯一的考虑是，政府想使国民储蓄增加到可支持这笔开支的高度，又不对私人投资产生影响。由于国民储蓄是国民收入与国民消费的差额，那么增税的目的就是促使国民减少消费。但如果人们是完全理性的，他们就会明白，不管政府采取哪种方式筹资，他们迟早都要因这笔开支而缴纳更多的税收，区别只在于税率是在短期内大大提高，还是税率只提高一点并持续很长时间，以使政府可以对债券还本付息。因此，不论政府是通过直接增税还是发行债券来筹资，理性的、掌握充分信息的纳税人都会将自身的消费降低同样的幅度。因此，两种方法相较，剧烈地大幅增税并没有好处。而且，税收暴增肯定会带来坏处。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读到的，大幅增税造成的间接的激励扭曲成本，通常会大大高于税收的增加额，因此反常的高税收会产生大量的隐性成本。所以最终的结论是，政府无需担心当前的高赤字。

这番论证听起来是不是合情合理？在过去和现在的许多经济学家听起来，确实很合理。但阿克洛夫指出，这番论证的大前提与现实生活不符，人们在进行收支决策时，并不会考虑当前的政府开支对他们未来税负的影响。也就是说，当巴罗得出赤字无需担心这个结论时，他隐含的前提是，普通的家庭会在饭桌上说这样的话：“我在报上读到，克林顿总统准备在未来五年里投资1 5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他说不会增税，但为了弥补这笔开支，他肯定会增税。因为未来的税收会增加，所以咱们现在必须把家里每月的开销减少12.36美元。”

这听起来很荒谬，为什么？不是因为普通的家庭愚蠢或孤陋寡闻，因为在现实中，就连那些天资聪颖的保守派经济学家的家人也不会在饭桌上进行这样的讨论。关键在于，人们没有必要如此大费周章。如果一个家庭已经通过生活经验确定了较为合理的开支计划，再来煞费苦心地估测政府开支的未来影响，以改进这个计划，是毫无必要的，因为这样做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却不会使家庭收支决定变得合理多少。

因此，不依靠完美的理性，只是依据生活经验进行合理的推测，单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并不会发生多大的变化，这就使追求完美理性变成了一种非理性行为。这时就要提到阿克洛夫的主要创见了：对于经济政策而言，“近乎理性”的行为与完全理性的行为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

在这个特殊的例子里，面对政府即将大幅增加开支的消息，全国的近乎理性的家庭可能并不会大幅降低消费。在理想状态下，国民也许应当明白，当前的政府开支意味着未来的税收，但在现实中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国民要等到政府真正增税的时候，才会作出反应。而这就意味着，当前的赤字并不是小事一桩，而是值得担忧的。

但这套理论与衰退有什么关系？

想想前文讲到的衰退之谜：我们通常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的经济组织方式，它为什么有时会导致像衰退这样的看起来很荒谬的后果呢？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他知道答案：那是因为理性的民众感到了困惑，而政府应当缓解这种困惑，绝不能火上浇油。但正如前文讲到的，弗里德曼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破产了。乔治·阿克洛夫等人则提出了另一套理论：衰退的根源在于，人是理性的，但并没有理性到极致。而这套新理论就直接使我们回到了凯恩斯的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

1980~1987年，马萨诸塞州的经济蓬勃发展。虽然该州倾向于民主党，但在这段里根执政的年代，小型计算机、高科技武器等该州的优势产业，发展得十分兴盛。在大约1984年之后，除了这些基础产业之外，一轮不断升温的房地产热潮也兴起了，这使得建筑业的就业人数大涨。1987年，该州的失业率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7％的低点，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而由于劳动力的短缺，麦当劳支付的工资涨到了每小时7美元多。

但后来泡沫就破裂了，“马萨诸塞奇迹”也变成了“马萨诸塞悲剧”。事实上，该州的基础经济在多年里持续衰落。1988年，人们痛苦地发现，就像当年的小型计算机取代许多更老的大型主机一样，随着微电脑（即个人电脑）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强，它也逐渐占领了小型计算机的大部分市场，而微电脑的主要产地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而非波士顿的“128号公路”。与此同时，在“冷战”结束后，里根时代巨额的国防预算也开始持续下滑。而且就整体环境而言，马萨诸塞州的经商成本变得很高，使它越来越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导致该州各行各业的市场份额都持续萎缩。在最初的几年里，房地产热潮掩盖了基础经济的衰落，但当这一趋势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形势便不可收拾了。1988年，就像动画片中的人物在走出悬崖四五步后才发现脚下踏空一样，马萨诸塞州的企业也仿佛是向下看了一眼基本面，便直线坠落了。到了1989年，该州的失业率已接近10％。

在这场衰退中，几乎无人幸免于难。许多有着安稳工作的中产阶级不得不出售自己的房屋，并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经济衰退带来的痛苦。1989年，该州几乎有一半的房屋都挂着“出售”的标牌，而《波士顿环球报》的房地产版的页数比平时多了两倍。到处流传着很好的房子一年多都卖不出去的故事。

但到了1992年，房市就差不多恢复正常了。待售房屋比率降到了全国平均水平，月房屋交易量也变得较为合理。当然，房屋的价格下降了，也许比最高时降低了30％之多，但至少房屋交易又开始活跃了。

不过奇怪的是，房市恢复正常，并不是该州整体经济的复苏造成的。波士顿周边地区的失业率仍然接近10％，虽然在当时全国衰退的情况下没有继续上升，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已有太多的工人离开了该州，失业率升不上去了而已。虽然企业不再频繁宣布大规模的裁员，但真正的好消息也不多。

当然，房市的复苏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不过是因为该州经济不振，房价终于降到了符合实际的水平。但问题是，房价为什么没有更早地下降呢？在好几年时间里，数以千计的房屋无人居住，数以万计的房屋的主人想要售房却不能如愿，只能继续待在那些房子里，这是一种明显的资源浪费，而波士顿的房价只要早一点下降，就能很快消除这种浪费。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想在这里论证，波士顿房市的故事以一种具体而微的方式说明了衰退的秘密。波士顿的房屋为何连续多年陷入似乎为非理性的滞销之中，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说低迷的房市就像一场全国性衰退的微缩版呢？首先，这个市场的特点是普遍的“资源闲置”。无人居住的房子，或者屋主想要搬出、另一个家庭想搬入却无法搬入的房子，和失业的工人或停产的工厂一样，都是一种资源浪费。就像一个挤满了无所事事的工人的国家一样，在较小的规模上，一个到处是无法售出的房屋的城市也是资本主义的耻辱。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个较小的难题，我们就在追寻较大的难题的答案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在一场全国性的衰退发生后，人们不禁要问，物价为什么不下降。当“此房出售”的标牌四处涌现的时候，我们也要问同样的问题。地区性经济不繁荣，并不意味着空房就一定无法售出，只要价格下降，不论经济有无好转，房屋都能卖出去。（所以读者应注意的重点是，在1992年，波士顿地区的经济并没有变得好于1989年。波士顿的房市之所以能实现“出清”，即供需平衡，并不是因为需求提高了，而是因为房屋的售价降到了卖得出去的水平。）

至于房屋的价格为什么没有立即下降，简短的回答显然是，房主不愿降价。但在任何市场上，卖家都有这样的心理。例如，当人们对小麦的需求或者对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份的需求降低时，卖小麦的商贩或通用汽车也希望小麦价格或股价能够不降低，但尽管如此，市场仍会极为迅速地压低其价格，使其降到供需平衡的水平。为什么房市（或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就不一样呢？

原因在于，房屋与小麦不同，并不是一种内部差别不大的商品。一位农夫会很明白，就算他对每蒲式耳小麦设定的售价只比市面价格高1便士，他的小麦也卖不出去。但是，售房者所拥有的房屋却是千差万别的，无论如何也会有位置、装潢、设施等方面的细微不同。一般而言，售房者的要价越高，他就会等待更长时间，但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足以确保房屋出售的价格。就算售房者的要价比类似房屋的售价高几千美元，他仍可能把房屋卖出去，例如，他遇到的买家可能急于达成交易，或者没来由地对房间里的亮粉色墙纸颇为着迷，于是就很快买下了房子。也就是说，一般而言，高价出售与快速出售之间存在着一种权衡关系。原则上存在着一个对卖家最有利的要价，即最能兼顾利润与出售速度的要价，但就算卖家提出的要价比这个均衡要价高很多，那也算不上什么大错，他也能把房子卖出去。

这时我们就要谈到理性的局限性了。如果一名农夫坚持，不拿到比市场上的买家愿出的价格高5％的价格，就拒绝出售自己的谷物，这一行为就是极其不理性的，而人们通常很少做出极不理性的经济行为。但是，如果一位房屋的所有者坚持要拿到比最能兼顾利润与出售速度的价格高5％的售价，他只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而且正如乔治·阿克洛夫指出的，不过度理性其实才是理性的，因此售房者不仅可以犯这些小错，甚至应该犯这样的小错。

因此，只要思考一下，我们就会明白，房市上充斥着无法售出的房屋，虽然看起来是一种很荒谬的现象，但其原因也许不过是，无数售房者作出了“近乎理性”的决定：虽然本应早点降低要价，但他们决定再坚持一小段时间。由于大家都难以合理地分析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所以这些售房者的行为并不愚蠢。但所有人的共同行动无疑带来了一种极其不良的后果。

因此，市场也许可以分为两类，在像小麦这样的市场上，个人的理性行为带来了市场整体的理性行为；而在像房屋这样的市场上，个人“近乎理性”的行为会带来极为不理性的整体后果。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竞争的相对不完全性。

一名农夫生产的小麦与无数其他农夫生产的小麦是同质的，这就造成了一种“完全竞争”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每位农夫都将买家开出的买价视为市场决定价，因为单个农夫并不设定价格，所以也不会把价格设错。但在房市上，竞争是非常不完全的。一位售房者的房屋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有意购房的人虽然会东挑西选，但也不会把所有可选房屋都看个遍。因此，售房者就有一定的定价空间，而且，如果他是一位近乎理性但并非完全理性的售房者，他也有一定的犯错空间。

这就是新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看似极其不理性的市场状况，其实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与近乎完全理性的个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积极货币政策的新理论基础[33]

我们现在就可以谈谈，这一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如何能为积极货币政策重新提供理论基础。

我们回到第一章所讲的理论，假设一个经济体最初在大体“充分就业”的状态下悠然地发展。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经济体中的许多市场可能是高度不完全竞争的。例如，很多企业开出的工资也许会远高于吸引工人所需的最低工资，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可以以解雇威胁来有效地惩罚怠工行为；否则，企业一旦威胁解雇，工人就会直接走人。而且，在一些产业中，所有企业都有一定的影响价格的能力，因此其中的大多数企业都会成为“市场供应的垄断者”，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许多市场上，买家和卖家要找到对方并不容易，需要花费许多时间与金钱成本。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指出的，就算在最理想的状况下，“充分就业”状态也会包含几个百分点的失业率，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最低点。而在我们这个不理想的现实世界里，失业率通常都会比该点高几个百分点。[34]

假设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我们再来进行凯恩斯主义的试验，假定人们产生了更强烈的积累现金的意愿。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读到，当所有人一下子都试图增加现金储备时，经济就会出现一系列变化，导致整体的就业和收入水平下滑。这一规律也适用于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货币主义者的观点是，在这个时候，工资和物价也会下降，从而使流通中的现金的实际价值上升，使经济摆脱衰退。但工资和物价真的会出现这样的调整吗？

也许不会。有的企业也许不愿降低产品价格，这有时是因为更换价格标签需要不小的成本（新凯恩斯主义者常说的“菜单成本”），有时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愿费心去思考调整价格的事（更换标签的实际成本与思考的主观成本，其实是很难清晰区分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或许可以将“近乎理性”认定为一种更高级的真正理性）。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定价过高的企业会失去所有的生意。但在充满了极不完美的市场的现实世界里，一家把价格定得稍高一点的企业，从这一较高价格中所获得的利润，几乎可以弥补它在销量方面的损失；一家不降低工资的企业能有更大的空间来操控它的工人，由此带来的利益几乎可以弥补高工资造成的高成本，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也就是说，一家“近乎理性”的企业如果不降低工资和产品价格，由此带来的成本极其微小，也许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理性的人最终会选择在衰退期间不降价。

但这些个体的理性决定加在一起，却会带来整体上的灾难性后果。如果在人们决定增加现金储备的时候，工资和物价不下降，那么经济产出和就业率下滑的趋势就不会自行逆转。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虽然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结果仍有可能很不合理。

这样一来，我们就明显有必要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了。假设美国经济像上述例子中那样，陷入了一场衰退。解决衰退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只要增加货币流通量，消费、收入和就业就会上升（当然这只是通常情况，有时促进经济复苏所需的货币会超出人们的预料，例如1991~1992年老布什执政时期的衰退所造成的代价，就超出了美联储的预料）。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理论并不需要以公众的困惑为前提。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伯特·卢卡斯论称，货币政策只有通过迷惑民众才能发挥作用，因而绝不会促进经济的稳定。但事实表明，就算民众完全明白真实的经济形势，衰退依然会持久不退，因此，就算增发货币是一项民众早就清楚地预见到的措施，它仍能使经济摆脱衰退。

这就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当然，也有人贬低它。让受理性预期学派熏陶的经济学家感到不安的是，这套理论似乎有些漫无边际：完全理性是明确的，而不完全理性却是不明确的，可以表现为许多形式的，我们怎么知道哪种不完全理性最符合现实？换句话说，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所依据的论证方式，并不导向单一的结论，而是可以为五花八门的经济学理论提供支持。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似乎只是从众多结论中挑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项，而如果一套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经济学家的判断，而不是从基本原则中严谨地推导出来的，这样的理论会让许多经济学家感到不安。

尽管如此，这套新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实现了一个极为重大的目标。在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指责凯恩斯主义是一套逻辑上有缺陷的理论，一套犯有根本性错误的理论，从而将它打得溃不成军。但这套新凯恩斯主义理论表明，凯恩斯主义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衰退确实是一种可以由政府行为补救的市场失灵。这套理论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在现实中，凯恩斯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一套足以印证其正确性的理论适时出现，无异于锦上添花。

证据

我刚刚下了一个很有挑衅意味的断言：凯恩斯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听到这句话，很多人也许会恼怒地大声抗议，因此我最好解释一下我的意思以及相关论据。

说凯恩斯主义是正确的，并不是说凯恩斯这个人写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甚至也不是说，一些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例如在衰退期间大力修建公共工程，就一定是好主意。这句话的意思是，第一章讲的凯恩斯主义对衰退的基本解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衰退代表了一种经济失衡，其关键原因是公众在同一时间都努力囤积现金。但这个解释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衰退期间，就算所有人都意识到经济出现了全面低迷，物价和工资仍不会迅速下降到足以恢复充分就业状态的程度。既然如此，政府政策，尤其是增加货币供应的政策，通常就能解决衰退问题。

什么样的证据能支持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寻找两种证据。第一种证据要能表明，我们所主张的这种办法确实行得通，货币政策确实能导致衰退，也能解决衰退。第二种证据要能证明工资与物价的相对稳定性，这是凯恩斯主义者与反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的主要分歧。

但是，我们已经分别在第四章和第七章看到了这两种证据。

大部分关心政策问题的经济学家只需看看1979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兴衰史，就能明白货币政策对现实经济有多么强大的影响了。1979年，美联储决定以紧缩银根政策来控制美国的通货膨胀。最终，这一政策实现了目标，但也造成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不过，随着1982年美联储扭转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就很配合地复苏了，并蓬勃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美联储的政策并不是秘而不宣的，而是得到了舆论的热烈关注，但它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现实效果。

当然，供应学派对此有另一套说法。他们认为1979~1982年的衰退是吉米·卡特的政策造成的后遗症，而里根的经济政策催生了其后的繁荣。但就算是保守派经济学家，通常也觉得这个观点难以成立。而且，其他国家的经历也似乎证明了同样的凯恩斯主义原理。我们在第七章读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采取了打击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像在美国一样，这样的政策造成了剧烈的衰退。如果说美国的经历还不能很好地说明衰退之后的复苏是货币政策造成的话，英国的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在英国政府转而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后，英国就发生了一场诱发通货膨胀的经济繁荣。

或许经济周期的变化过程还不足以证明凯恩斯主义的正确性，但另一项证据，即汇率变化的证据，以有力的方式证明了价格的相对固定性。

如果我们认定物价和工资具有高度的弹性，那么如果在外汇市场上，美元兑德国马克的汇率下降10％，两国经济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不用猜就知道，阿瑟·拉弗在提出“拉弗曲线”之前会作出什么样的回答。他会说，由于两国的“实体经济”和经济的供应面都毫无变化，所以各项实际数字，包括以美国商品表示的德国商品的价格，都应保持不变。用德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乘以美元兑马克的汇率，再除以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就是以美国商品表示的德国商品的价格，通常称之为两国之间的实际汇率。因此，在美元贬值10％之后，美国就会出现一定的通货膨胀，德国会出现一定的通货紧缩，从而使两国之间的实际汇率保持不变。

在现实中，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图8-1表明，美元兑马克的名义汇率不断波动，而实际汇率远没有保持稳定，而是与名义汇率的变化如影随形。这就说明，以美元计算的美国物价和以马克计算的德国物价都倾向于保持稳定。这就是一条直观的证据，印证了传统凯恩斯主义者所主张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所一直试图阐释的价格黏性。

图8–1 美元兑马克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变化趋同。

不只是美元兑马克的汇率有这种情况，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例如，爱尔兰是个小国，总人口还没有大波士顿地区多，但它1977年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经历也证明了货币政策的强大力量。在1977年之前，爱尔兰镑与英镑挂钩，因为爱尔兰的对英出口达到了对欧洲总出口的一半，所以这种挂钩是合理的。因此，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实际汇率相当稳定，而爱尔兰和德国之间的实际汇率则剧烈波动。而在爱尔兰加入欧洲货币体系之后，爱尔兰镑实际上就和德国马克挂钩了。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发生什么“实体性”的变化，英国仍是爱尔兰的重要贸易伙伴，比德国重要得多。但在1977年之后，爱尔兰与德国之间的实际汇率变得比它与英国之间的汇率稳定得多。

这件事很有讽刺意味。在考察供应学派经济学兴起的过程时，我们了解到，巴特利、拉弗、万尼斯基、蒙代尔这四位供应学派的中坚人物，是因为在国际经济学上的观点相同才走到一起的。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都相信美元的贬值会丝毫不差地反映为美国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事实上，像这样的变化几乎完全不存在。汇率的波动并不会反映为物价的变化，这条证据极好地证明了为供应学派所极其鄙视的凯恩斯主义的正确性。

1993年的理论与政策状况

1993年初，许多国家都面临宏观经济政策困境。在美国，克林顿政府呼吁国会通过一项包含减税与公共建设工程的经济刺激方案，但反对者称，经济复苏已经开始，无需刺激。在欧洲，英国仍在观望，看英镑的贬值与利率的降低能否促使经济复苏，而法国的决策者则在小声争论，法郎坚挺带来的好处是否抵得上高失业率的代价。在日本，一场金融泡沫刚刚破裂，政府用降低利率的方法来缓解其影响，但对于是否还需要以财政刺激措施来应付经济困境，日本政府依然举棋不定。

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些国家的政策讨论将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最明显的变化是，如果由一位1970年的经济学家来观察这场讨论，他会发现人们所用的术语与他的年代并没有很大不同。在实践的政策分析领域，凯恩斯主义不仅卷土重来，还取得了几乎不可挑战的地位。此时的货币主义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成明日黄花，理性预期学说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也已被束之高阁。

如果说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兴起大大提高了现实的宏观经济分析的质量，那将是令人非常欣慰的消息。但遗憾的是，它在这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至少到目前为止，新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建议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并无多少不同，只是这些新学者更清楚这些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性。

但是，在经历保守派的攻击后，凯恩斯主义依然挺立，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在此之前，保守主义经济学取得了巨大的声威，从而得以自诩为最先进的思想潮流，甚至使温和派也觉得右派是更有想法的一派。他们的声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弗里德曼、卢卡斯等宏观经济学家的智慧与令人信服的理论。当这些经济学家对凯恩斯发动的喧闹攻势偃旗息鼓，开始黯然退却的时候，保守派就再也无法把自身打扮为未来先进潮流的代表了。

[31]在一些情况下，货币供应状况的变化与现实经济的变化有明显的关联，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认为，货币供应的剧烈下降造成了大萧条。该学派如何在这一点上自圆其说呢？他们认为，因果关系其实是倒过来的，是大萧条造成了货币供应的减少。对于这个判断，许多经济学家至少是部分认同的。但该学派还认为，就算在大萧条期间美国的银行业没有崩溃，美国的经济产出和失业率还是会出现同样的剧烈变化，对于这个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就无法认同了。

[32]这里用“柠檬”代指旧车。

[33]本节所讲的理论可见于几位经济学家的论文，尤其是格里高利·曼昆，乔治·阿克洛夫和珍妮特·耶伦，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和清泷信宏，以及劳伦斯·鲍尔和戴维·罗默的论文。

[34]顺便说一句，探讨市场的不完美性，并不意味着期望建立其他体系。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民主是人类所知的所有不良政体中最不差的一个。与此类似，现实而非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是一种非常不完美的体系，但它比我们所知的其他体系都更有效。强调市场的不完美性，并不是要谴责市场体系，而只是为了解释市场为什么有时会失灵。

第九章

QWERTY键盘经济学

QWERTY现象：被忽视的常理

国际贸易如何产生

战略贸易政策颠覆自由贸易信仰

理论易破，建议难提

据说真正的圣人能从一粒沙中看穿整个宇宙。保罗·戴维不是圣人，只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学家，他最多只是从打字机键盘的设置中看出了经济现实的本质。

我正在使用一台新的、运行速度很快的个人电脑来书写本章的文字。机箱上的贴纸上写着一行自豪的话：“英特尔在里面！”的确，这台电脑的80486处理器使它能在几分钟之内就完成非凡的计算，这些计算要让20世纪60年代的大型计算机来完成，需要几个小时，而在1940年则是完全无法进行的。但这台电脑的键盘的最上面一行字母仍是QWERTYUIOP，当年我母亲用一台笨重的机械式打字机工作赚钱，供我父亲读完了法学院，那台打字机的键盘字母设置与今天的电脑一模一样。

为什么键盘要设计成这样呢？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斯坦福大学的学者保罗·戴维与布赖恩·阿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开始研究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踏入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深邃领域。在1982年的论文《克莱奥[35]和QWERTY经济学》中，戴维使QWERTY式键盘成为一项新的经济运行理论的标志。在那个保守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在政治上高奏凯歌的年代，该理论在静悄悄地成长。

读者也许已经猜到了QWERTY之谜的答案。这种标准的打字机键盘设置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不是最适于手指移动的设置方式，但在最初的时候，这不是什么缺陷。事实上，由于早期打印机的字母键常常会挤在一起，因此，如果一种设置能迫使打字员打得慢一些，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准确性。挤在一起的字母键最终被淘汰了，这时，键盘设置也许可以改良，转向一种效率更高的形式，但这已经太迟了。打字员是在QWERTY式键盘上学会打字的，因为制造商生产的就是这样的键盘，而制造商之所以制造QWERTY式的打字机，又是因为打字员只会用这样的打字机。于是，人们基本上由于偶然因素而选用的这种标准键盘，就成为“一成不变”的设置了。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保罗·戴维、布赖恩·阿瑟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像打字机键盘这样的故事其实是美国经济的普遍现象。一些类似的故事涉及科技选择问题，这与QYVERTY式键盘的故事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例如，除非你是一位电影发烧友，花了一大笔钱购买了光碟式放映机，否则你家里的录像机肯定用的是盒式磁带系统（VHS）。这不是因为该系统与其他系统相比有多么明显的好处，而只是因为大多数音像店进的货就是盒式磁带；而它们之所以这么做，又是因为大多数家庭使用的是盒式磁带系统。我用WordPerfect软件来写书、写文章，这不是因为我对该软件情有独钟，而是因为和我合作的编辑更乐于接收WordPerfect式的磁盘；而这又是因为，与他们合作的作者大都使用这种文字处理软件。

另一些故事听起来有些不同，但正如戴维和阿瑟所发现的，实质是一样的。例如，如果你在电影行业工作，你通常会住在什么地方？很可能是在洛杉矶。为什么？因为电影业工作者大都住在那里，而你需要和他们合作。但他们之所以住在那里，也正是因为他们需要接近像你这样的同行。由于基本上相同的原因，投资银行家也大多在纽约工作。

我说了这么多，与经济政策有什么关系？也许颇有关系。保守派最主要的信念是，自由市场能够高效地组织经济活动。他们认为，如果不去规划或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是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独立的决定，他们的经济活动就会变得有效率得多。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历所表明的，“自由选择”可以成为一句强有力的口号。但是，个体的自由选择集合在一起，也有可能将人们锁定在一种不良的结局之中。如果我们最终被一种低劣的科技主宰而无法摆脱，如果一个产业本应在另一个地方得到更良好的运转，但它却被困在了一个拥挤的大都市的中心，我们该怎么办？

又比方说，如果某个国家及时采取了一定的政府干预，从而“锁定”了其在某个重大产业上的优势，一劳永逸地将美国挤出了这个领域，我们又该怎么办？

可见，QWERTY式键盘的故事不是一则无足轻重的轶闻趣事。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头描述的那个制针厂一样，QWERTY式键盘的故事也有深刻的蕴意，它能使我们发现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思想。[36]根据这种新思想，所谓市场总会将经济导向独一无二的最优结果的理论是错的；相反，历史性的偶然因素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市场竞争的结果（保罗·戴维称此为“路径依赖”，也就是说，在一个进程中发生的事件会决定该进程的最终结果）。而且，这个结论充满了政治含义：如果政府足够细心沉稳的话，它也许会努力引导历史的发展，使其符合它所期望的轨迹。

我们将在本章中追溯，在那个保守派在政治上凯歌高奏的年代，这种新思想是如何在职业经济学家中兴起的。这是它好的一面，而我们将在第十章中考察其不好的一面：正像当年严谨的右派提出的理论一样，左派提出的精致的经济学理论最终也被一些人利用，来为他们的简单化的政策方案提供外衣。

但在考察这段经历之前，我们先来问个问题：为什么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QWERTY经济学才开始得到重视？

揭示常理

在过去的几年里，经济学家对“经济地理学”的兴趣大大浓厚。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不同产业在一国国内以及各国之间的分布状况。上文所讲的几个例子表明，我们常常可以从经济地理学中看到，历史偶然因素对于产业分布状况起了明显的决定作用。例如，在19世纪早期，费城是一个比纽约更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后来由于伊利运河的开通，纽约就逐渐占了上风。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伊利运河主要变成了一个旅游地，再也不是运输要道了，但尽管如此，纽约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城市。

我曾兴奋地把近期研究经济地理学的一些心得告诉一位非经济学界的朋友，他淡漠地答道：“这些不都是很明显的道理吗？”

没错，这些都是很明显的道理，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一旦你告诉别人，历史和偶然因素对于产业分布状况起了决定作用，他们很快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但经济是一个万分复杂的系统，在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中，肯定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有的现象能帮助我们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有的则不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区分这两种现象。比如，在美国大公司的高管中，身材高的男性居多，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似乎不能引导我们对美国经济取得更有价值、更深刻的认识。另一个不那么有名的事实是，美国市面上的地毯大都是在佐治亚州的小城代顿及其周边地区制造的。对于许多人而言，此事也许和大公司副总裁的西装尺寸一样，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不值得深入研究。然而，与公司高管的身材相比，这件事情的意义要大得多，因为它说明了一项普遍的原理，而这项原理却不是一眼可见的。

美国的地毯业为何集中在代顿？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为什么许多产业都只集中在一两个地方？这不是个新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发现，英国的许多产业都集中在特定的产业区，如刀具业集中在谢菲尔德，铁加工业集中在伯明翰，花边业集中在诺丁汉，而最重要的棉纺织业则在曼彻斯特及其周边地区。马歇尔对这一情况作了一番解释，这番解释直到今天仍是清晰论述的典范。

第一个原因是，相关的产业集中在一个地区，就能为有特长的工人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就使工人无需过度担心失业，企业无需过度担心劳动力短缺。

集中在一个地区的产业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它为有技能的工人提供了一个长期性的市场。雇主总喜欢把工厂设在有特长的工人密集的地方，这能使他们轻松地找到所需的人手；而有专长的工人自然也会前往本行业的雇主集中的地方找工作，因为他们在那里才能如鱼得水。如果一位企业家把工厂设在一个孤立的地点，就算他能得到充裕的劳动力供应，企业也会因为专业劳动力的缺乏而经常大起大落，而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的专业工人一旦失业，也无法迅速找到安身之所。

第二个原因是，在地区性的产业集群中，那些提供必需的特定服务的企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辅助性产业会在周边地区发展起来，为核心产业提供工具、原材料及运输服务，而且在许多方面促进其原料业的发展……在某种产品得到大规模集群生产的地区，就算该行业中的每家企业的资本投入都不大，昂贵的机械有时仍能得到极有成效的使用。这是因为，在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每个小环节上，都存在着专门性的辅助产业，这些产业能帮助附近的许多其他产业完成生产。这样一来，就算是最为专业化的机械也能得到长期使用，从而实现赢利……

最后，不同企业的分别集中化能促进信息交流，从而促进科技进步。

专业秘密变得不再是秘密，而像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优秀的工作表现能得到合理的回报。机器、生产过程、企业组织架构方面的新发明、新改进一旦出现，人们立刻就会探讨它们的优劣利弊。一个人提出了新想法，其他人马上会加入讨论，并补充自己的建议，于是新思想便会源源不断地涌现。

这些论述的文风是维多利亚式的，但它仍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不过，与现代经济学的枯燥乏味的学术语言相比，与现代商业论著中那些有碍阅读的专业术语相比，马歇尔的论述绝对是清新流畅的）。直到今天，这些论述仍适用于像马萨诸塞州的“128号公路”、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这样的产业集群。不过，也许我的那位朋友会说，这些道理似乎都是不言自明的。但除了像马歇尔这样的伟大的经济学家之外，并没有人发现，产业集中化现象说明了一些根本性的经济学准则。

首先，这些现象说明了规模收益递增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假设，工厂的规模可以缩到很小，但依然可以很高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必有庞大的劳动力集群来为工人和企业提供充足的空间了，因为就算一个小镇，也能支撑起门类繁多的企业。我们也不需要大规模的地方性产业来为特定的辅助性产业提供支持。如果一个小镇就能支持许多产业的发展，我们也就不需要巨大的产业集群来促进信息的流通了。

这显然不符合现实，许多产业（但并非所有产业）的发展，似乎都要以大规模的集中化为条件。伦敦金融区的交通堵塞、“硅谷”的高房价都证明了规模收益递增的重要性：由于规模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人们甘愿忍受如此巨大的心理煎熬与金钱成本。

其次，产业集中化的例子说明，规模收益递增规律不仅适用于单个企业，而且适用于更高的层次。构成“硅谷”的单个企业并不是很大的企业，但它们集中在一起，产生了比单纯数量的叠加更大的效应。用经济学的行话讲，这就是“外部规模经济”。单个企业不仅要有足够的规模，从而能在竞争中立足，它还必须扎根于一个足够大的产业或产业集群之中，从而可以获得充足的高技能劳动力队伍、专业供应商的配合，并获得发展壮大所需的知识。

最后，正如我们已经读到的，产业集中化证明了“路径依赖”效应，也就是说，历史偶然因素是经济状况的重要决定因素。“硅谷”的建立始于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构想，他决定支持一些高科技产业的企业家，从而给今天这个著名的高科技产业集中地播下了种子。代顿地毯产业的兴起要归功于1895年的一位十几岁的女孩，她将一条有穗饰的床单作为礼物送给了一对新人，从此这成为当地的一项特别的手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簇绒地毯取代了编织地毯，代顿就因为有工艺优势而成了地毯产业的中心。

对于上述三条准则，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都很明白。“规模收益递增”和“外部规模经济”这两个有用的经济学术语，都是马歇尔创造的。他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写到了所有这些道理。但正如前文所述，QWERTY理论是一种新潮的经济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取得影响力的。为什么如此明显的道理需要如此长的时间来显现呢？

基本的原因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觉得世界的“QWERTY性”是一个可以忽视的特征。[37]在本质上，经济学理论是由模型组成的，模型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单化的反映，它总是要忽略现实的一些方面，才能集中考察其他方面。不幸的是，规模收益递增、外部规模经济、路径依赖都是不容易以模型的形式来表现的，于是经济学家在设计模型时就会忽略这三个因素，假定市场经济的状况是由经济资源决定的，而不是由市场经济史上的偶然事件决定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要用正式的数学经济模型来展现QWERTY现象，是需要煞费苦心的（我是刻意用“煞费苦心”这个词的，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不可能的，但需要很高超的技巧）。而经济学的数学化一直以来都在加强。因此，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多少都明白QWERTY问题的重要性，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主流的经济学讨论基本上都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

这么说好像有点指责经济学家思维狭隘的意思。他们似乎忽视了鼻子底下的证据，原因不过是他们无法顺利地将这些证据纳入自己所偏好的理论框架而已。这是不是说明，我们更应该依靠一些通才，就是那些没有教授身份、治学态度也不是很严谨的人？换言之，此事是不是清楚地说明，那些“政策企业家”才是更好的选择？

不是的。教授只需花点时间就能明白这个明显的道理，而“政策企业家”则完全不得其门而入。从非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他们对QWERTY现象的经济学意义的理解。显然，供应学派并没有这方面的论述。裘德·万尼斯基自称能解释世界是如何运行的，但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特殊的现象。通常来说，供应学派喜欢为自由市场唱赞歌，对于市场失灵的可能性则不愿多谈，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市场有时会无法摆脱一种不良的科技，产业有时会被束缚在不利于其发展的地区。

不过更令人意外的是，左派学者也基本没有意识到经济的QWERTY性。例如，战略贸易论者挑战正统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并没有那么大的好处，假如这些摆脱了正统学说约束的学者能大展身手，发现教授们所一直未能发现的真理，那些一向讨厌装模作样的教授派头的人也许会感到开心。但是，虽然大多数正统的经济学论著都没有注意到QWERTY现象的重要性，但罗伯特·赖克、莱斯特·瑟罗等战略贸易学派的关键人物，在其最初的宣言式的经济学著作中，同样没有谈及这个问题。在讲到关于国际竞争力的争论的时候，我们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事实上，以各种形式表现的QWERTY现象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道理是由职业经济学家而不是外行发现的。这一发现是从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反思开始的。

反思国际贸易

1978年左右，世界上相隔遥远的几位经济学家同时提出了一个似乎很幼稚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国际贸易？

这似乎是个愚蠢的问题。我们马上就可以回答：国际贸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每个国家生产的产品都为别国所需要。但细想一下，这其实包含着更深的问题：为什么各国生产的产品会不同呢？

长久以来，经济学家有一个标准的回答。各国之所以生产不同的产品，是因为它们本来就具有不同的特征。国家之间的区别可能表现在自然资源方面，例如，巴西出口咖啡，沙特阿拉伯出口石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国家之间的区别也可能表现为后天资源的区别，例如教育的区别，累计资本存量与工人人数的比例的区别。无论是哪种区别，各国都倾向于从本国的资源与技术出发，专门生产本国最善于生产的产品，然后用这些产品来交换别国生产的其他产品。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其大意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的目的是利用彼此的区别来赢利。

这么说来，比较优势理论的意思就是要去交换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这似乎是个无足轻重的理论。事实上，当第十章讲到关于“竞争力”的争论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许多自封为专家的人其实根本没把比较优势理论弄明白。毫无疑问，很多国际贸易可以通过比较优势理论而得到解释。

但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一些研究国际贸易的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很多国际贸易是不能用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的。国际贸易的流向与性质都似乎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出口都像巴西咖啡一样，是一个国家的专长产品。

贸易的流向

假设我告诉你，国际贸易是具有互补性的国家间的相互配合。那么，发展水平与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基本上能以同样的能力生产同样的产品，因此它们就没有多大的必要来开展贸易，它们只需找到另一些可以互通有无的国家。具体而言，资本充足、地处温带的富国，将在“第三世界”找到自己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那些国家有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富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可以转移到那里，而且穷国的热带农产业能够提供咖啡、茶、蔗糖等必需品。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在19世纪的政治家听起来，的确如此。在当时的英国政治家看来，大英帝国是一种合理的经济构架（别国的政治家则会由此判断，他们也需要占据一些殖民地）。晚至20世纪40年代，大多数政治领导人依然认为国际贸易将主要在富国与穷国之间展开，例如，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筹划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时，他们所设想的就是一种富国与穷国相结合的体系。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趣的事情出现了。国际贸易出现了大幅增长，但不是在有互补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是在发达国家内部。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发达国家的科技、教育水平与资本实力越来越接近，但它们之间的贸易依然大增。

在1953年，在发达国家的总出口中，只有大约38％是相互之间的出口，而且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拜“马歇尔计划”所赐，该计划允许欧洲国家购买大量美国产品。但到了1990年，这一数字就达到了76％。

人们往往误以为自己理解习以为常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今天的各发达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小时工资率大致相同。各发达国家都有教育水平很高的劳动力，他们应用的科技在世界各地快速传播，我们的城市面貌和生活方式日益变得无所差别。在这些日益趋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大规模的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我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但问题在于，如果各个国家的情况都差不多，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把这么多货物跨越大洋，运来运去呢？

有一则老笑话：如果你问城市里的贫困家庭是如何维生的，一位妇女会告诉你：“哦，我们相互帮对方洗衣服，这样就能活下来了。”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代人时间里，各个发达国家开始以空前的规模彼此代对方“洗衣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贸易的内容

有人坚定地相信，国际贸易一定反映了国家之间的潜在差别。面对上述问题，他们也许会说，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似只是表面现象。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少差异，那是贸易流向的最终决定因素。这种说法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如果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是由这些潜在差别推动的，我们就应能进行一种“反推”，即通过考察外贸的流向与内容来查明这些差别的性质。

但是，考察现实贸易的特征，可以得出一个压倒性的结论：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外贸状况并不能表明，这种贸易的基础是各国资源与国情的潜在差异。

举个例子，美国是世界上的飞机出口大国。美国的资源组合是不是有什么独特之处，使美国人特别善于制造飞机？很难说有这样的情况。飞机制造业是一个很受资本成本制约的产业，因为对新型飞机的投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产生回报。但美国的资本成本不仅不比日本或欧洲低，而且往往还高于它们。飞机制造业需要技能高超的工人和工程师，而汽车制造业也需要这些条件，但美国在汽车贸易方面却有巨大的逆差。

显然，美国拥有大量的特长工人与工程师，他们都具有设计和制造飞机所需的极为专业的技能与知识。但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是美国的固有特征吗？显然不是。美国工人之所以会锻炼出制造飞机所需的专业技能，是因为美国人对这种技能有很大的需求，而这又是由美国在世界飞机制造业中的主宰地位造成的。

但同样很明显的是，美国之所以主宰了飞机制造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美国，拥有这方面的专门技能与知识的工人很多。读者应该会发现，这是一种典型的QWERTY现象。

不出所料，维系美国飞机制造业的良性循环，是由一个特殊因素引发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初期，美国军队需要大量的飞机，这为飞机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基础。不过有趣的是，虽然战争引发的这种特殊优势早就消失了，但美国的飞机制造业一直都维持着主宰地位（事实上，如果欧洲各国没有向空中客车公司提供支持，美国会独霸飞机制造业，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谈）。

关键问题是，像飞机制造业这样的产业还有很多，在这些产业中，一种国际性的竞争优势产生了自我强化的效果。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产业，总体上很相似的国家才会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贸易。从总体的科技水平与资源条件来看，现在美国和德国的产业颇为相似。然而，历史与偶然因素使两国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发展了不同的特长，美国以飞机、半导体和电脑制造业见长，德国则以豪华汽车、照相机与机床制造业见长。远看，两国经济越来越趋同了，但近看，两国之间仍有很大差异，从而有必要进行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

新贸易理论

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都和飞机制造业一样。比如，一个国家能否以低廉的成本生产小麦，主要取决于它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在巨额补贴的帮助下，一个小麦进口国可以变成小麦出口国，欧洲国家的“共同农业政策”就有这样的效果。但如果一个地区本来就没有生产小麦的优势，补贴并不能凭空创造出优势，例如，一旦取消补贴，欧洲的小麦产量就会大大减少。也就是说，比较优势理论仍是一个普遍规律，对于许多贸易仍是适用的。

不过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都和小麦一样。1978~1985年，一些经济学家构想出了新理论，后来得名为“新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涉及的许多产品是类似飞机的产品，而不是类似小麦的产品。

根据新贸易理论，世界的情况大致如下。在任何时候，每个国家都拥有一系列的一般性资源，包括土地、高技能劳动力、资本、气候、整体科技实力等。这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哪些产业有希望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例如，日本不可能成为国际小麦市场上的强国，加拿大不可能成为成功的热带水果出口国，巴西的超级计算机还没有足够的竞争力。但一国的资源并不能完全决定它的生产，因为一个国家具体在哪些产业上具有优势，取决于由历史偶然因素引发的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

因此，大致来看，国际贸易是由资源决定的。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拥有高超的技能，那么通常而言，它将出口技术要求较高的产品，而进口技术要求较低的产品。但更具体地看，一国出口的产品类别并不只是由其资源决定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偶然因素和历史因素，也就是QWERTY因素。

这听起来有点空洞，新贸易理论的表达方式如果只是这么空洞的话，它也许不会取得多大的影响力。但新贸易理论的主张者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将该理论具体化为十分严格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实现了两个目标。首先，它们使该理论的概念明确下来，消除了过去的疑惑。其次，这些模型表明，QWERTY理论是可以用与传统理论同样清晰的方式来表达的，从而使该理论得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认可。

这是一个理论创新的好例子。但这个新理论真的重要吗？明白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产品是类似飞机的产品，而不是类似小麦的产品，真的能改变我们的经济政策理念吗？

也许能，也许不能。

战略贸易政策

我们可以通过昆虫学家研究蚁群的方式来研究经济：不动声色，研究它们的活动规律，而不是改变它们。事实上，一个人要在社会科学方面有所成就，就必须培养一定的淡定感，从而养成一种不带主观意愿、只考察客观事实的好习惯。

从我对新贸易理论已作的描述来看，该理论颇有点昆虫学的味道。它只描述世界经济的状况，而不是一种政策建议。我并不是在贬斥这一理论。像医学研究者一样，那些宣称有快速起效的妙方的人一般不值得信任，长期而言，增进人类知识的人才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人们总是想把理论转化为政策。新贸易理论总是会被包装为一种政策，而那是保守派所不愿看到的政策。正如我在前文中暗示的，在存在QWERTY现象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相信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因此，人们肯定会以新贸易理论为依据，倡导一种背离自由放任主义原则的政策。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背离呢？1982年，加拿大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兰德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芭芭拉·斯潘塞在合著中指出，可以用新贸易理论的一些基本观念来为一种长期为经济学家所厌恶的政策提供依据。那种政策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国内企业，以提升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这在后来得名为“战略贸易政策”理论。这一理论的实际价值存在很大疑问，也一直受到激烈的质疑。但该理论以极好的方式说明了，QWERTY理论能够大大破坏保守派对于完美市场的信仰。

布兰德－斯潘塞模型

用一个程式化的例子来解释布兰德与斯潘塞提出的理论，也许是最好不过的（这个例子可以说明，高度简化的模型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清思路）。这个例子是，假设在一个世界里，人们很快就可以取得生产某种新产品的科技能力，例如生产一种新型客机的能力，又假设有两家公司有能力研发这项科技，一家是美国公司，一家是欧洲公司。我们分别称其为波音和空中客车（如有雷同，纯属故意）。

那么，这个市场的赢利前景如何？只考察短时期内的现金流是不够的，因为一般而言，引进一项新科技需要很大的初始研发投资和资本投资，在此之后，企业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学习曲线，在此期间将不断亏损，等亏损期结束时才会开始赢利。但是，我们无法简单地指望用未来的利润来弥补当前损失，因为当前一元钱的价值要高于未来的一元钱，所以我们需要将未来的可预期收益“折现”。原则上，一家企业可以将一个项目可望赚得的所有现金流归结为一笔“折现值”。一个项目该不该做，基本上就可以依据“折现值”来判断。

现在我们假设，波音和空中客车都进行了这样的折算。它们的结论都是，如果一家公司单独进入这个市场，它就能赢得很大的利润，但如果两家公司都进入，它们最终都会亏损。也就是说，它们的结论是，全球市场上的规模经济效应太大，如果两家公司都进入，会使产量大大超过可预期的销量，因此只有一家公司进入时才能赢利。

我们可以用表9-1这个假想的图表来表示两家公司的认识。每家公司都必须决定，是不是要进入这个新市场，不同决定产生的各种结果构成了一个矩阵。这个矩阵的每个框内是一对数字，前一个数字代表空中客车的预期利润，后一个代表波音的预期利润。如果一家公司决定不进入，那么其预期利润显然是0，因为没有投入就没有回报，也没有损失。在该表中，我们假设单独进入的公司会得到100点的利润，但如果两家公司都进入，每家会遭受10点的损失。

表9-1

波音进入

波音不进入

空客进入

（－10，－10）

（100，0）

空客不进入

（0，100）

（0，0）

在这种情况下，两家公司会如何行动？有的时候，它们可能因判断失误而同时进入这个市场。20世纪70年代的洛克希德公司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就是很好的例子，当时它们都生产了三引擎的宽体喷气式客机（分别是L1011型和DC-10型），结果都损失惨重。但在通常情况下，每家公司都会采取措施，预先阻止对方进入，比如很早就明确表达出进入该市场的决心，从而迫使对方罢手，而如果一家公司确信另一家公司将会进入该市场，它就会主动退却。

企业阻遏潜在竞争者的这一行为，被经济学家称为战略竞争。出于这种考虑，企业有时会进行一些看起来很荒诞的行为。例如，企业可能投资于它根本不需要的产能，这只是为了警告潜在的竞争对手，如果敢挑战它的地位，它就会发动一场价格战。又如，企业可能将产品价格定得低于预期市场价，从而让竞争对手明白，它的低价优势是不可挑战的。

回到我们的例子。我们假设由于某种原因，波音公司在这场竞争中领先了，能够抢在空中客车之前完成进入该市场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空中客车应该怎么做？如果它也进入，它将遭受损失，因此它不会进入。最终的结果将是矩阵左下栏的情况：波音进入该市场，空中客车不进入，波音将获利。

这时我们就要讲到布兰德和斯潘塞的理论了。假设双方的政府很早就介入了这场竞争。具体而言，假设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向空中客车承诺，不论波音怎么做，只要它进入该市场，就能得到20点的补贴。在这个时候，从两家公司的角度看，代表盈亏状况的矩阵就会变成表3的样子，空中客车进入该市场所能赢得的利润增加了20点。

表9-2

波音进入

波音不进入

空客进入

（10，10）

（120，0）

空客不进入

（0，100）

（0，0）

盈亏状况的这一变化改变了全局。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波音怎么做，空中客车进入该市场都是能赢利的。但这就意味着，如果波音进入，它就必须和空中客车分享市场，而由于不能像对方那样得到补贴，它就会亏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波音不会进入，而空中客车会进入。最终的结果是右上栏的情况：波音不进入，空中客车进入。从本质上说，欧洲国家向空中客车承诺的补贴给它一种战略优势，使它能赢得这场竞争。因此这项补贴是一项战略贸易政策。

请注意，这带来了一个有趣的变化。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空中客车的利润是0，而在有补贴的情况下变成了120。但补贴仅为20，多出的100点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回答显然是，从波音那里抢过来的。实质上，这代表从美国到欧洲的一笔财富转移。

当然这只是个假想的例子，但它反映了一个普遍的原理：有的时候，政府大力支持国内产业对抗外来竞争，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在这个例子里，政府是支持一家“全国冠军”与一家外国对手竞争。在国际贸易中，这样的“冠军单挑”的例子是很少见的。但如果决斗是发生在双方的某项产业之间，而不是单个公司之间，同样的道理依然适用。而如果QWERTY现象确实普遍存在，那么在很多情况下，美国政府即使是暂时性地在国际竞争中支持某项产业，也很可能创造一种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带来持久的比较优势。反过来，外国政府也可以通过支持其国内产业而使美国无法踏入某个市场，或者使美国的一项成熟产业跌入自我加剧、持续衰落的恶性循环。[38]

换言之，借助战略贸易政策理论，我们似乎可以用严格的经济学逻辑来论证，一种干预性的甚至包含与外国对抗因素的国际贸易政策，也许是合理的。

而这是一个极具颠覆性的结论，因为它威胁到了经济学家最珍视的信条之一——对自由贸易的信仰。

战略贸易VS.自由贸易

像上面讲的这种类似于数字游戏的例子，为什么激起了经济学界的一场重大争论？要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理解自由贸易在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与自我形象中占据的特殊地位。

对于经济问题，教授的认识与公众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一点在国际贸易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公众和议员将国际贸易视为一种竞技运动：美国在努力把本国产品卖到世界市场上，日本、德国和中国同样如此。在大多数人看来，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像公司之间的竞争。事实上，在许多全球产业中，美国的大公司与欧洲或日本的对手对抗时，就好像是我们的全国冠军在参加国际大赛。在竞技运动中，人们当然要为主队喝彩，何况这还涉及就业岗位这样的重大问题。

如果国际贸易的本质就是国际竞争，那么尽力帮助本国赢得这场竞争，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进口配额能稳定本国产业的后方，促进其发展，出口补贴能帮助本国产业打入国际市场。既然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美国的竞争，我们为什么不毫不迟疑地采用这些措施呢？

但是，许多人不得不承认，如果所有国家都采取这样的措施，最终的结果将是毁灭性的，因为全球市场将分崩离析。因此，虽然有些不情愿，人们仍会赞成各国签订限制进口配额与出口补贴的协议。但是，在很多人看来，自由贸易才是一个好主意，但前提是所有国家都要实行自由贸易。

但重视比较优势理论的经济学家，绝对不会这么看世界。在他们看来，国际贸易并不是一场竞技运动。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互通有无的过程，通常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美国政府干预这个过程，就算别国不报复，美国经济也会遭受损失，当然如果别国报复，美国的损失更大。例如，政府实施进口配额，似乎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然而，受保护产业的就业岗位虽然增多了，进口配额却会对其他各行各业产生间接影响和挤出效应，带来更多的失业，结果使我们一无所获，只是使物价上涨，竞争力下降。而出口补贴给政府和国内消费者造成的损失，通常远大于享受补贴产业的生产商得到的额外利益。（一些呼吁采取“促进竞争力”政策的人时常会抱怨，美国偏袒消费者的利益，而不是生产者的利益。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通常，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每个美国人都是生产者，在其他时间则是消费者，我们根本不可能在整体上偏袒任何一方。）

大多数公众只是勉为其难地说，“如果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我也遵守。”而经济学家通常更相信国际贸易的好处。经济学家认为，不论别国怎么做，我们都应该实行自由贸易。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曾总结道：别国不实行自由贸易，我国就应实行保护主义。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就像是说因为别国有乱石林立的海滩，我们就应关闭本国港口一样可笑。

你也许以为，经济学家与公众对国际贸易问题的认知冲突，可能让教授不敢鲜明地表达观点。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因为比较优势是一项优雅的、似乎只有经济学家才明白的理论，经济学家才更强烈地信守该理论，并将其作为一种定义职业身份、证明自身智慧过人的标志。事实上，“我理解比较优势原理”、“我支持自由贸易”，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脱口而出的信条。

读者或许觉得我是在讽刺经济学家。但事实上，经济学家对自由贸易的理解基本上是对的。公众将国际贸易视为一场输赢分明的争斗，这是一种极为谬误的观点。在第十章讲述战略贸易论兴起的过程时，我将更详细地阐述这一点。在国际贸易的许多领域，不论是小麦、蔗糖、钢铁还是皮鞋，经济学家的正统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政策企业家”与政治家之所以批评正统理论，并不是因为他们取得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而是因为他们连简单的道理都没弄明白。

但问题是，战略贸易政策是一项合理的、论证充分的理论，足以赢得经济学家的尊敬。但至少从表面上看，该理论得出的结论似乎与非经济学家的结论相同（一些比较聪明的“政策企业家”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从而将战略贸易理论变成了一块挡箭牌，我们将在第十章再详谈这个问题）。

那么，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的传统认识是不是完全错了？不是的。

战略贸易政策理论的意义

布兰德和斯潘塞从来都没有宣称自己对政府大力干预国际贸易的政策提供了一般性的理论依据。他们只是以一个例子表明，这样的政策可能是对的。因此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这个例子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或者换句话说，它的结论适用于多少情形。如果战略贸易政策理论只适用于少数产业，那么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依然是基本正确的。

几乎就在战略贸易理论开始流行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反驳说，在大多数情形下，大力干预国际贸易的政策只会适得其反。主要理由有两点：

首先，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国际竞争或许并不是两个“全国冠军”之间的对决，赢家必定获利丰厚。这种极端的情况只适用于极少数产业。例如，可能不是两个国家各出一家企业参与竞争，而是各出三四家企业，那么胜利可以换来的回报，至少从利润角度看，将不会有多么大。因为即使美国赢了，这几家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会压低各自的产品价格与利润。所以各家企业根本不会发动一场争夺全球头名的争斗。而且，政府一旦在某个市场上补贴国内企业，就必然会促使更多国内企业进入该市场，造成重复生产，使可预期的利润化为泡影。

不过，这条理由只能说明，战略贸易政策也许不会带来多大的利润。但利润只是一个方面，战略贸易政策也许会带来其他好处，最明显的是，它所支持的产业可能带有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也就是说，更多的公司进入市场，就可以支撑更大的供应商网络、更多的高技能劳工或者更深厚的知识基础。但是，战略贸易政策理论的最大魅力是其表面上的明晰性与具体性，而上述好处却是抽象的、难以衡量的，因而难以增强该理论的合理性。

其次，批评战略贸易政策理论的人经常提出的另一条理由是，政府很难决定具体应支持哪些产业。政府不可能支持所有国内产业，补贴一个产业，就会使它抢走其他产业的资本与劳动力。因此，一项有利于某些产业的战略贸易政策，必然同时不利于另一些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否做到审慎客观，实施最合理、最有利于整体经济的政策，就颇令人怀疑了。

在存在上述批评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应该如何评判战略贸易政策理论的合理性？似乎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考察事实似乎很容易，但在具体权衡应否采取某项战略贸易政策的时候，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就算你了解一个行业的全部历史，就算你对该行业的一切情况，不论是科技、成本还是市场份额，全都了然于胸，你依然无法立即作出合理的决策。因为你总是无法预测前景。例如，你永远无法弄明白，如果政府提供了X％的补贴，这能不能对外国企业构成足够的威慑，使其不敢进入Y行业，而这又会不会促使其他国内企业进入该行业。你也许觉得你已经摸透了一些行业，但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你会明白你只是了解它们的现状，而不能预言某项政策能给它们带来什么变化。

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家没有尝试。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试图设计出一些产业模型，以考察战略贸易政策可以对这些产业产生的影响。他们设计出的模型似乎都没有很大的用处。我也设计了几个，并称其为“根据现实情况调整的产业政策试验”，简称IPECAC。不过这是经济学家能做出的唯一的东西了。有的人设计的模型也许有点用处，但那些模型似乎也表明，实施干预性贸易政策的国家不会赢得多少利润。

勇于突破的理论，谨慎的政策建议

对于那些亲历者而言，QWERTY经济学的兴起像是一场理论革命，诸如“范式变化”这样的话成为流行的词汇。但当谈及现实的政策建议时，这些教授是特别谨慎的。

他们之所以如此谨慎，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虽然QWERTY理论打破了保守派对于自由市场的近乎宗教式的信仰，但该理论可以指导政府实施怎样的政策，仍是不易判断的。我们已经看到，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时候，战略贸易政策是如何的无所适从。因此，与理性预期等经济学派不同，这个新学派难以将其理论转化为立即可行的政策建议。该理论的价值并不因此而被削弱，因为并不是所有理论创新都可立即应用于现实政策。但尽管如此，QWERTY理论未能推导出简明可行的政策结论，这一点仍是令人颇为失望的。

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许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QWERTY革命之所以悄无声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家心存顾虑。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迷信自由放任主义，但对市场机制的力量与效率的承认，是所有经济学家的重要的职业特征，就算自由派经济学家也不例外。因此，经济学家当然不愿过于鲁莽地反对自由市场主义，尤其是在涉及近乎神圣的自由贸易准则的时候。

但这些持新理论的经济学家之所以羞于提出政策倡议，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他们害怕这一理论被人误用，不是促进经济政策的改善，而是成为不良政策的借口。像战略贸易政策这样的理论，很容易被人盗用为传统保护主义政策的理由。

不过，虽然教授们不提出政策建议，政治家也总是会找到建议。如果教授保持其一贯的风格，不愿向政治家提供足以赢得选民的口号，政治家总是能找到一些足以替代教授的人。

[35]古希腊神话中的历史女神。

[36]这种新的经济学思想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布赖恩·阿瑟借用物理学的概念，称其为“正向回馈”理论。许多经济学理论家则喜欢用“战略互补”这个名称，其好处在于精确，但我们在此没有必要深入解释这个问题。我认为，保罗·戴维使用的QWERTY一词最为传神，因此我在本章中一般将用这个名称。

[37]不过，几个重要的经济学流派其实并未忽视这个特征。在早期的一些经济发展模型中，规模收益递增和外部规模经济都是很重要的变量，但大约在1965年之后，这些模型就被弃置不用了。城市经济学家由于专业所需，一直都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整体来看，马歇尔所描述的这些情况基本没有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

[38]在国际贸易中，由于总有许多特殊的干扰因素，我们不太容易找到这种恶性循环的清晰例证。不过，英国飞机制造业的衰落也许是个例证，与之伴随的是美国飞机制造业的崛起。英国曾是全球第一飞机制造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在技术上远远超过了德国与美国的所有飞机，历史上第一架商用喷气式飞机其实是英国制造的，而不是美国制造的。而且，英国飞机制造科技的落后并不是一种必然趋势。例如，虽然战后英国经济长期不振，但它的一些高科技产业依然保持了很大优势，例如制药业，甚至喷气发动机业（主要以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为代表）。但英国飞机制造业在20世纪60年代仍然逐渐凋零了。

第十章

战略贸易论的崛起

战略贸易论的主要起因

战略贸易论的核心思想

战略贸易论惹怒了经济学家

战略贸易论的六大根本谬误

战略贸易论者意外掌权：政治家需要简单

虽然20世纪80年代执政的共和党人试图发动一场经济革命，但令人奇怪的是，两位共和党总统都对经济话题兴味索然。当然，罗纳德·里根对一切政策细节都不感兴趣。他有着简单而鲜明的个性：不喜欢大政府，支持减税，并相信一旦税率降低，所有的私人企业都会在一轮新的繁荣大潮中如鱼得水。除此之外，他喜欢把所有执行问题都留给幕僚。老布什是个更注重细节的人，但他对细微之处的关注并没有延伸到经济领域，虽然他常常卖弄一些外交与军事战略的术语，并为此洋洋自得，但一谈起经济问题，他在很初级的问题上都会犯错误。例如，在一场大选辩论中，老布什曾引用了当时的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表明美国的生产率仍居全球首位。但他误解了报告的意思，因为他把生产率水平（美国仍是全球最高）与生产率增速（美国已经远远落后）弄混了。

而在他们之后，准备实行全新政策的比尔·克林顿则喜欢谈论具体经济问题，不过仅仅止于谈论而已，他未必真的了解。所有人都说，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与人彻夜长谈，商讨一些五点或十点计划。他的朋友总是充满敬意地称此为“总统夜谈”，他在学校里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现在他和20年前交的朋友都进入了白宫，而这个习惯依然不改。

在“总统夜谈”中，克林顿与密友都谈些什么？根据克林顿所喜欢、所欣赏的人的著作，并根据克林顿自己的谈话，我们可以猜出个八九分。无疑，“总统夜谈”的部分内容大概如下（请读者暂时不要管括号中的那些数字）：“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融入了真正的全球性经济（1）。为了维持国民生活水平，美国必须学会在一个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上竞争（2）。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3）。我们必须加大高价值产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4），这些产业将创造未来的就业岗位（5）。我们只有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构建一种新的合作关系，才能在新的全球经济中拥有竞争力（6）。”

这些当然不是原话。但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就是克林顿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幕僚在公开场合说的那种话，我们每天在美国报纸的评论版上都能看到类似的话。但像这样的观念和话语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表面上看，这些话很像上两章讲述的那些新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复兴，使人们又可以理直气壮地呼吁积极的政府政策了。“路径依赖”与QWERTY理论主要解释了，在一些情况下，一国的产业可能被隔绝于国际竞争之外，战略贸易政策理论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积极在国际市场上服务于国内产业提供了理由。上文摘录的“总统夜谈”，是否只是用非技术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些新理论呢？

不是的。我刚刚模拟的“夜谈者”的讨论，是以另一种理论与政治学说为基础的。就像米尔顿·弗里德曼、马丁·费尔德斯坦批判政府干预的理论与供应学派完全是两回事一样，职业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的理论与这一学说也完全是两回事。也就是说，这一学说来自主流经济学界之外，主要是由新闻工作者创立的，主要发表在报纸和流行杂志上。就像供应学派经济学曾经激起过保守派学者的愤怒一样，这一学说也激起了自由派学者的愤怒。

“供应学派”这个名字是由一位蔑视他们的（保守派）批评者取的，但他们自豪地接受了这个称呼，而这个新学说的主张者与供应学派不同，并没有一个通用的称谓。我为他们取了一个相当中性的称谓——“战略贸易论者”，我想这个称呼能点明他们学说的实质。这让人觉得，这个学说与第九章讲的战略贸易政策理论有点关系，而且一些战略贸易论者认为，QWERTY经济学印证了他们的观点。但他们的说法并不对。

战略贸易论者的主要起因

战略贸易论的主要起因是，里根的竞选胜利激起了自由派的焦虑。从本质上说，一些自由派“政策企业家”想构造出一套理论来帮助民主党人，使他们也能像共和党人那样，煞有介事地向选民许诺美好的经济增长前景。事实上，一些早期的战略贸易论者甚至自称为“新自由主义者”，这显然是在模仿在20世纪70年代主宰经济政策讨论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因此从一开始，战略贸易论者就与政治有紧密的关联。

但是，战略贸易学说的发源地并不是华盛顿，而是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虽然该学说有一些更早的先驱，但其主要提出者是坎布里奇的两位学者——麻省理工学院的莱斯特·瑟罗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罗伯特·赖克。

瑟罗先是以畅销书《零和社会》为战略贸易论打开了局面。该书出版于1980年，其实是在里根的竞选胜利之前。但瑟罗恰好抓住了人们对传统政策灰心失望的情绪，于是该书幸运地成为反保守主义的权威作品。从书名便可看出，这不是一本乐观的著作。该书大部分篇幅讨论的是，美国在从能源政策到通货膨胀的所有问题上都必须作出艰难抉择。像这样的“没有免费午餐”的观点得到了许多正统经济学家的赞同。但在该书末尾，瑟罗提出了美国问题的解决之道，即将资源从“夕阳产业”转移到“朝阳产业”。这很快引起了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及其下属的注意。许多人马上意识到，他们要找的能从右派手中夺回政治高地的利器，就是瑟罗的观点。

罗伯特·赖克原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律师，于1981年进入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他很快在报纸的评论和杂志的文章中鼓吹一项产业政策。这些文章呼吁美国政府支持“高附加值”产业，并实施一系列政策，以促进新科技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1982年，他与管理咨询师艾拉·马加齐纳合写了《关注美国产业》（Minding America’s Business），在1983年又写了《美国新边疆》（The Nest American Frontier）。这两本书不像《零和社会》那样畅销，但都影响了许多政治家。

瑟罗和赖克是战略贸易论的代表人物，但也有另一些人为该理论贡献了观点和话语。这些人有的来自学术界，有的来自智库。其中，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布鲁斯·斯科特和乔治·洛奇组织了一个亲产业界的政策研究组，他们毫无顾忌地鼓吹美国应实施大规模的补贴与保护措施，以促进那些在他们看来能大大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加州大学的智库“伯克利国际经济学圆桌会议”提出了一种类似的观点，但言辞上要谨慎得多。他们认为，美国面临丧失工业基础的危险，并呼吁政府向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提供积极的支持。

除了这些学界与准学界的人之外，战略贸易论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即传媒这个“第四阶级”。《新共和》杂志差不多变成了战略贸易论的机关报，其撰稿编辑罗伯特·库特纳成了一名不遗余力地鼓吹产业政策的宣传家。其实也可以说，莱斯特·瑟罗和罗伯特·赖克这两个人的传媒背景都大于学术背景，尤其是赖克，他在哈佛大学被孤立，校方故意让他出丑，不把他从讲师提拔为教授。20世纪80年代，两人的文章都只见于报纸和《外交事务》、《哈佛商业评论》、《新共和》等比较流行的杂志。不过最惊人的例子是《商业周刊》，这家全美首屈一指的商业杂志就像《华尔街日报》一样，堪称资本主义的标志，本应有强烈的自由市场主义倾向。然而，正是《商业周刊》在1980年6月的一期中推出了所谓美国“去工业化”问题的专题，并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不断就美国国际竞争力问题发出激烈的警告。

不过，像《商业周刊》这样的右派媒体支持战略贸易论，并不难以理解，因为战略贸易论与平等、社会公正等传统的自由派诉求毫无关系。战略贸易论者就像管理咨询师一样看待美国经济及其问题。他们提出的建议很可能让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升高，而不是降低。

但是，早期的战略贸易论得到了许多民主党政治家的热烈回应。最早听信该理论的是一群年轻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包括加里·哈特、蒂姆·沃思和理查德·格普哈特），他们很快得名为“雅塔利民主党人”（雅塔利是世界上第一家电子游戏公司，1983年雅塔利将生产移往亚洲，这个名称遂被弃用）。当沃尔特·蒙代尔开始在民主党提名战中过关斩将的时候，他也信服了该理论。据报道，1982年夏，在阅读了赖克的《美国新边疆》的初稿后，他向妻子称赞道：“这本书将在1984年为民主党立下大功。”

但最终，沃尔特·蒙代尔没有以赖克和瑟罗的理论作为竞选纲领，这主要是因为民主党内的传统经济学者，包括一些复兴了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新的QWERTY经济学的人，联合起来反对战略贸易论，称其为误导性的胡言乱语。直到1992年，战略贸易论者才得到将该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

这个让政治家满心欢喜，却让经济学家万分厌恶的经济学理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战略贸易论的内容

上面这句嘲讽之言，点明了战略贸易论者给人的感觉。当他们大谈国际竞争力的时候，许多商人、新闻记者和政治家的心弦就被拨动了。这个理论在许多人听起来简直完美无缺，根本不会想到还有人会不赞同（这一点稍后详述）。

战略贸易论者的言辞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原因很简单。根据战略贸易论者的描绘，美国基本上就像一家公司，它在过去享有极大的垄断权，因此就算经营不善，也能赚到可观的利润，但现在，它即将遭受新竞争者的惨重打击。听了这套理论，许多公司会发现，这的确符合它们的实际情况。这些大谈国际竞争力的人其实不过是说，通用汽车的命运，就将是整个美国的命运。[39]

但这一分析有很多问题。通用汽车曾经是最能代表美国的企业，其一位高管曾说，通用汽车的利益就代表美国的利益，但它在1992年时早已风光不再，不再能代表美国。而且，目前在小企业而不是大公司工作的美国人占大多数，而且比率日益增大。虽说有一些美国大公司陷入困境，但合理的推断是，纯粹的国内竞争给企业造成的困境，至少和外来竞争带来的问题同样严重，前者的例子是西尔斯在沃尔玛的逼迫下节节败退，后者的例子是通用汽车受到日本的冲击。但战略贸易论对美国竞争力的分析错误，只是这套理论的一个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情况：战略贸易论者针对美国经济问题开出的解决方案是很奇怪的，这些方案植根于一种企业战略思想，而这种思想即使在企业界都已是明日黄花了。

战略贸易论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繁荣，就必须在一些特定的有价值行业里取得领先地位。瑟罗称这些产业为“朝阳产业”，而赖克则喜欢用“高价值”这个词。到底哪些产业是最有价值的产业，这是个关键问题，但我们暂时先不管这个。战略贸易论者的共识是，要让美国经济增长，最关键的是要让产业结构向这些有价值的产业转移。他们认为：“美国国民实际收入要提高，需具备两个前提条件：（1）美国的劳动力和资本要日趋流向能给单个雇员带来更大价值的产业；（2）美国要在这些产业上强于国际竞争对手。”[40]

了解管理学理论史的人都知道，这个观点直接抄自20世纪60年代的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在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波士顿咨询公司是美国最抢手的咨询公司。麦肯锡等传统的管理咨询公司通常会就组织结构、业务范围等普通问题提供建议。而波士顿咨询公司提供的服务却要宏大得多，那就是帮助客户构建战略观念。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典型分析方式如下：把一家公司拥有的各项业务列在一个矩阵中，排列依据是不同业务的预期增长速度和当前市场份额。如果一项业务可望迅速增长，而且本公司在该业务上拥有很高的市场份额，那就把它列入“明星”一栏；如果一项业务增长缓慢，但其市场地位很高，那么它是一项“摇钱树”业务；如果一项业务增长缓慢，而且本公司的市场份额不足，那么它是一项“小狗”业务；最后，如果一项业务可望迅速增长，但本公司的市场地位很低，那就给它打上一个问号。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分析，一家公司应该确保资金从“摇钱树”业务向“明星”业务转移，以支持后者的增长，它应撤销“小狗”业务，并在是否涉足“问号”业务的问题上深思熟虑。

把这套分析中的“明星”和“小狗”换成“朝阳”和“夕阳”，基本就得出了瑟罗和赖克提出的产业政策建议。事实上，包括瑟罗在内的许多战略贸易论者，尤其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那个研究组，会毫不掩饰地说，他们就是在把企业战略理念应用于整体经济。

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企业战略理念在当时的商业界就已走向没落了，而战略贸易论者还在将其应用到整体经济之中。

到20世纪70年代末，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摇钱树”、“明星”与“小狗”战略分析法，已经声名扫地了。原因有几点：首先，这种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一家公司会经历明显的、可预期的“学习曲线”，在此过程中，它在当前的主导性市场份额，会逐渐转化为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价格优势。但在现实中，这样的学习曲线似乎远没有波士顿咨询公司说的那么可靠。

其次，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这种分析的前提其实是，“明星”业务总会赢利。但事实上，由于每家企业确定的“明星”业务趋同，这些业务通常会吸引很多投资，使产能超出市场需求，从而使利润变得微薄。

第三，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摇钱树”业务是牢不可破的。但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通用汽车和西尔斯等公司的经历表明，在一家公司在一个低增长市场上拥有主宰地位的情况下，具有创新思想的企业仍会打入这个市场，并大大夺走该公司的利润。（比如我来举个例子：对于一家新成立的企业来说，小城镇零售业也许是最典型的“小狗”业务了。你去向以零售起家的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建议，这样的“小狗”业务是应该放弃的，看他会怎么回答。）

最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了一轮公司合并与构建联合企业的潮流，这些并购很多都是不明智的，而许多企业高管认为，这正是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那种战略分析法导致的后果。假设你的公司拥有一项稳定的传统业务，但不具有明显的快速增长前景。波士顿咨询公司及仿效它的公司通常会建议你收购一些具有增长潜力的行业的企业，或者与其合并，这样一来，传统企业的现金流就能支持新业务的增长。但在现实中，这导致了许多错误的联姻，例如保险公司试图打入软件业，钢铁公司试图卖电子产品，不同的企业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冲突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而且许多企业以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战略为依据，构建了太多臃肿的联合企业，这些企业没有共同的主旨，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联合企业的分拆出售业务，变成了最赚钱的金融业务之一，因为这些企业组合在一起的整体力量反而低于各部分的叠加。

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战略大师的理论，都是反对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分析方法的。那个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商业著作是托马斯·彼得斯和罗伯特·沃特曼的《追求卓越》，该书给企业的建议是“管好自家事”，即找到自己的优势并加以巩固，而不是整天进行一些抽象、空虚的所谓战略思考，总是试图开展一些新业务。

所以，从本质上讲，战略贸易论者是把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流行的企业战略理论应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上。那些研究企业战略的人也许本应对此提出批评。他们也许应该说：“嗨，伙计，我们十年前就把那些理论抛弃了，你们怎么又把它们翻腾出来了？”不过，即使有这样的批评，与经济学家发起的批评大潮相比，也是不值一提的。竟然有人想参照公司战略来制定经济国策，一想到这一点，经济学家就感到惊骇莫名。

经济学家VS.战略贸易论

以下的一幕，可称为杰克逊霍尔决斗。

每年8月，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都要在大提顿国家公园的杰克逊湖旅馆举办一场国际经济政策研讨会。这个主意很不错。会场周边景色极佳，会议日程松散，只有早上开会，下午可以去远足、乘竹筏漂流或去黄石公园游玩。早起的参会者可以从舒适的房间凭窗下望，看到驼鹿在平原上闲游。如此美景定能吸引各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他们当然也会对本国政府说，参加这个会议对他们的工作极为重要。主要报纸与杂志的经济和商业记者也会纷纷前来，他们必定会把会议描绘得热烈隆重，以告诉报社这笔差旅费没有白花。于是，这个会场本身具有的吸引力，在一些QWERTY效应的作用下日益增强：官员到这里来不仅是为了享受，也是为了得到媒体的报道，而由于有高官参会，媒体也将此奉为大事，也给了记者趁机度假的理由。

不过，杰克逊霍尔研讨会之所以能成功，不仅是因为周边环境优美，也是因为主办者善于策划。该会并不只是一个闲聊的场所，每期都有一个主题，通常是当下热议的经济政策问题。主办者会请一些学者提交相关的背景论文，然后参会者展开讨论。

在1983年8月，会议的主题是产业政策和国际竞争力。

当然，当时的民主党正在经历政治上的寒冬，已经是第三年了，此后还有九年。但当时没有人能预见未来，民主党人只是知道自己陷入了不利的境地。共和党人已经拥有了供应学派经济学这个强大的政治武器，虽然一些民主党人想坐等供应学派声名狼藉，但大多数人觉得，他们也需要一个同样吸引人的纲领。至少有一些民主党人已经选好了这个纲领，那就是实施一项产业政策，由政府主动支持美国各项产业之中的未来之星。

也就是说，在那个夏天，战略贸易论者春风得意。

但结果是，在杰克逊霍尔，民主党内的经济学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将这套产业政策纲领彻底否决了。到场的经济学家包括许多资深学者，但有一些年轻的面孔，如哈佛大学未满30岁的年轻教授，才华横溢的劳伦斯·萨默斯，他已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一年。在会上，还有一篇背景论文对产业政策构想进行了批判，此文的作者是一位新贸易理论家，和萨默斯一样，他也已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一年，他的名字是保罗·克鲁格曼。

在会上，年轻的和老一辈的经济学家都强烈批驳赖克等人提出的产业政策建议。萨默斯说赖克的理论是“江湖偏方经济学”。克鲁格曼的论文承认新贸易理论为产业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他将马加齐纳与赖克合著的《关注美国产业》一书表达的观点归入“流行的谬见”。

最后，教授们赢得了这一轮决斗。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的竞选并没有以产业政策为经济纲领，1988年迈克尔·杜卡基斯的竞选也没有（他还任命劳伦斯·萨默斯为首席经济顾问）。但战略贸易论并未烟消云散，因为它能满足重要的政治需求。在20世纪80年代，共和党发现伯斯金和费尔德斯坦提出的温和观点过于复杂，不足以成为有鼓动力的政治口号，于是他们就挑选了供应学派。与此类似，QWERTY经济学家、新贸易经济学家、新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复杂、完备的理论，也不能满足政治需求。政治家需要简单的理论。

但是，经济学家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对战略贸易论大加挞伐呢？它不过就是听起来有点像过时的企业战略理论而已，有必要大家一起上阵把它批倒吗？

简单地说，这是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愤慨。在经济学家看来，战略贸易论者是把一套粗鄙不堪的谬见打扮成了精湛的真知灼见。如果你把医学研究者与按摩师相提并论（萨默斯也用了这个比喻），把天文学家与星象师相提并论，他们会勃然大怒。教授们看到战略贸易论被视为严肃理论，也会气不打一处来。

但战略贸易论到底错在哪里，以至于让教授们如此愤慨呢？

战略贸易论的谬误

为了明白经济学家为何对战略贸易论勃然大怒，我们来看看本章开头模拟的“总统夜谈”的内容（第210页）。那些当然是想象的，但也是经过精心概括的，经济学家所认定的战略贸易论的几个根本谬误都体现在这几句话中。具体而言，一共有六点谬误。那段话里有六个加括号的神秘数字，就代表了这六点谬误。

1.“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战略贸易论的中心思想是，整个美国经济就像一家在市场上竞争的公司。假设美国仍像20世纪50年代一样，是个大体自给自足的经济体，这个比喻显然就毫无意义，因为很明显，一个完全为国内消费而生产的国家并不和任何国家竞争，而只是为实现本国民众的渴望而努力。因此，要证明这个比喻合理，战略贸易论者就必须论证，美国现在更大程度地融入了国际贸易，因而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但真的是这样吗？经济学家一般不这么认为，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在理论上，一个经济体的国际化并不会改变其基本面貌，贸易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经济活动而已，和其他经济活动并无不同。其次，事实上，现在美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并不像战略贸易论者所认为的那么高，也没有达到空前的高度。

詹姆斯·英格拉姆撰写的一本国际贸易学教科书里有则精彩的寓言，足以说明这个问题。那则寓言是说，一位企业家开办了一家新工厂，他用一种秘密科技把美国的小麦、木材等原材料转化为价廉物美的消费品。从此，这位企业家便被奉为产业界的英雄，虽然一些国内企业因此而在竞争中败下阵来，但所有人都承认，一定的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不足为奇。但一位调查记者发现，这位企业家其实并没有什么秘密科技，他只是把美国的小麦和木材卖到亚洲，然后用赚到的钱购买制成品。在那之后，这位企业家就被痛斥为加剧美国失业的骗子。很明显，这则寓言说明，国际贸易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并无不同，而且我们完全可以将它理解为一个将出口转化为进口的生产过程。

再来看看事实，在战略贸易论者的渲染之下，仿佛现在普通的美国企业与工人都是在为国际市场而生产，而且“全球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事实上，这两点都是假象。

1991年，出口占美国GDP的10％，进口占11％。这显然比1960年高得多，那时二者都占4％（不过有些令人吃惊的是，国际贸易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自1980年以来并无多大变化。正如第五章中的图8所示，国际贸易比重大增的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而不是80年代）。但总体来看，比重依然不高。想想看，我们能把美国比作一家公司吗？哪家公司是将90％的产出卖给本公司工人与股东的？

有人也许会说，虽然美国的大部分产出仍然是在国内销售，但在总产出中，汽车、电脑等国际竞争性产品的比率变得大多了。但这基本上也不对。1991年，美国经济总产出的76％是服务而不是产品，而大部分服务实际上是完全不参与国际竞争的，因为服务是很难运输的（虽然服务业是美国经济的主体，但服务贸易仅占美国外贸总额的20％左右）。大略算来，美国经济总产出的至少三分之二是所谓的“无法交易物”。

而且，美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也未达到空前的程度。事实上，与历史情况比较，今天国际贸易对美国经济的重要程度不仅不是空前的，连特别也算不上。但许多人依然持有这种误解，包括美国总统，比如克林顿曾说：“在我年轻的时候，经济活动主要局限于国内……而现在我们已经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无法分开。”[41]

研究国际经济史的学者大都认为，真正的全球经济是在19世纪40年代出现的。当时，铁路和汽船使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使大宗货物的大规模运输成为可能。于是，国际贸易迅速勃兴。当时英国执全球经济之牛耳，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出口占GDP的比率超过了三分之一，是现在美国出口占经济总量比率的三倍左右。

而且，当时英国的外贸不是初级的自然资源贸易，对于国内市场也极为重要。当时英国最大的产业是棉纺织业，该产业的原材料完全依靠进口（你在英国种棉花试试），生产的纺织品则有约60％用于出口。现在美国出口比率最大的产业是飞机制造业，但也没有达到60％之高，可见外贸在当时英国的地位。[42]

19世纪的国际贸易伴随着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率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资本流动从未接近过当时的水平。19世纪晚期，英国平均每年将40％左右的国内储蓄投资于海外。而且由于那个年代各国的边境基本开放，国际移民出现热潮，远远高于后来的水平（想想看，诸位的曾祖母是在哪里出生的）。

经济史学家的共识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之后的英国对全球经济的融入与依赖程度，是当今的美国没有达到的，而且可能是永远无法达到的。

讲这些历史的意义在哪里？让我们从教授的角度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战略贸易论者反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理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些理论已经过时了。但暂且不论其他正统理论，单说主要由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它所适用的国家（英国），其实要比今天的美国更依赖国际贸易与投资。因此，战略贸易论者的这套说法在不明就里的普通人听起来仿佛颇有见地，但在了解一点经济史的教授听起来，只不过是无知和粗糙的思维。

2.“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战略贸易论者的观点是，各国就像市场上的公司一样相互竞争，而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长期停滞，是由美国竞争力的不足所致。

这个观点错在哪里？就像所谓全球化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说法一样，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个观点既是一种概念上的混淆，也明显不符合现实的经济数据。

从理论层面上讲，就像前文中造假工厂的寓言所表明的，贸易的本质是一种交换过程。在国际市场上，所有国家都既是卖家也是买家，而事实上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外贸中的销售（出口）与购买（进口）在长期里总会大体保持均衡。而国际贸易的目的与价值在于进口，而不是出口。也就是说，外贸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因此而进口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出口本身并不是目的。一国只不过因为需要外汇来从外国进口，才不得不背上出口的负担。因此经济学家通常不认为所谓的“国际竞争力”有多么重要，甚至认为它不过是空话。

但是，美国人生活水平的长期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难道不是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吗？

不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从1979年到1989年，以一项剔除房价的价格指数计算，所有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上升了5.8％，而以消费品计算的生产率在此期间上升了5.1％。[43]这些都是纯粹的国内变量，也就是说，生产率的计算并没有以别国的生产率为参照，整个计算也没有涉及任何有关全球市场份额的数据，以及其他与全球经济有关的数据。但这两项的增幅几乎相同，而且都不令人满意。这就表明，假如世界上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假如我们完全没有国际贸易，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仍会和现实情况大体一致。国际竞争力不足对此毫无影响。

3.“提高生产率”：战略贸易论者认为，生产率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利于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与别国展开竞争。而标准的经济学观点是，生产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提高经济产出，有没有国际贸易对这一点毫无影响。

由于我们在公共讨论中动不动就把生产率和竞争力相提并论，许多人误以为这是一条自明之理。1992年，我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评论，主题是强调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为我发稿的编辑助理坚持要我在文中“阐释”，“为了在全球经济中竞争”，我们必须提高生产率。他坚持要我加上这句话才肯发表该文。他说，这句话必须要加，只有这样才能让读者理解生产率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里暂时不详谈，等在本章附录中再细细讨论。

4.“高价值产业”：战略贸易论最重要的信条之一是，鼓励单个工人附加值较高的产业的发展，可以提高美国的实际收入。他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这些高价值产业就是电脑、航空等先进的高科技产业。

这个观点在经济学家看来也存在着原理性的错误。为什么一些产业的单个工人附加值高于其他产业？如果说仅仅因为这些产业好于其他产业，那是说不通的。如果真的是这样，资本和劳动力难道不会涌入这些产业，使其高回报在竞争中降低吗？（市场机制也许并不完美，但绝对是灵敏而迅速的。）事实上，一些产业的单个工人附加值之所以较高，通常的原因是其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也较高。由于美国经济的资本和技术供应是有限而稀缺的，所以鼓励这些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只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国民平均收入。

但最让经济学家感到震惊的是，赖克等鼓吹发展“高价值”产业的人，似乎根本没有去考察一下，到底哪些产业的单个工人附加值较高。表10-1显示了真实的情况。它表明，真正的高附加值产业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竟然是烟草业和炼油业。飞机制造、电子等所有人都觉得是未来希望所在的高科技产业，其单个工人的附加值只排在中游。

表10-1

1988年单个工人附加值（1 000美元）

烟草业

488.3

炼油业

283.4

汽车制造业

98.5

钢铁业

96.7

飞机制造业

67.8

电子业

63.9

整个制造业

65.9

5．“就业”：战略贸易论中一个重大的支派认为，美国国际竞争力低迷的原因是制造业的“好岗位”丧失了，那些不幸的工人或是失业，或是被迫接受薪酬低得多的服务业岗位。许多过去的钢铁工人沦落为汉堡包递送员，工资极其微薄，这样的图像已经深深刻在大众的脑海里，也成为许多新闻作品记录的主题。[44]

经济学家对于这个观点也有理论上的反驳。但只要看看简单的事实，这些理论反驳基本上就不须提了。与别国相比，美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并不逊色，相反，美国一直是发达国家中就业岗位增长最快的国家。1973~1990年，美国的就业岗位增加了38％，日本为19％，欧洲只有8％。

当然，美国的实际工资确实停滞不前了。这是因为工人失去了制造业的好工作，被迫接受薪酬很低的服务业工作吗？不是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制造业的工资并不见得有多么高（制造业的小时工资仅比其他行业高10％）。美国实际工资的停滞并不是因为制造业的好岗位丧失了，而是因为所有不需要大学文凭的岗位的实际工资都停滞不前或者下降了。其次，所谓“美国在外来竞争面前丧失了制造业基础”这种流行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的。

我列出的第二个事实与新闻工作者和“政策企业家”的通常观念相去甚远，听起来似乎有点令人吃惊。美国正在经历一场痛苦的“去工业化”过程，至关重要的制造业基础正在沦落，这常常被视为一种无需证明的事实。其另一个名字是经济的“空心化”，言外之意是，制造业也是美国经济的真正核心，没有它经济就会变成一个空壳。许多为“去工业化”担忧的人认定，他们的观点是主流，只有一些相信美国单靠服务业也能兴旺发达的人才会不同意他们的主张。

这是一场奇怪的争论，因为所谓的“去工业化”根本不是事实。

我们先来看看事实。当然，制造业在美国经济的增加值与就业中所占的比重多年来一直下降。但如图12所示，这是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共同趋势。虽然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大于美国，但这一比重的下降速度与美国相同，甚至超过美国。其原因也毫无神秘之处：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速相对较快，而制造品的需求却是有限的。美国工厂的生产率在持续提升，显著快于服务业，但大众会将每年增长的收入主要用于购买服务而不是制造品。因此制造品需求的增速一直是比较慢的，而制造业的生产率却始终快速上升。其结果是，制造业工人人数保持不变甚至下降，公众的需求就能得到满足。

图10–1 制造业就业占非农行业就业的百分比。

这个过程听起来应该很耳熟，它恰好就是50年前美国农业的经历。现在美国只有极少数人以务农为生，这不是因为美国农民竞争力不足，而是因为他们的生产率太高了，使我们不需要太多农民。虽然美国的农产品贸易一直是顺差，但这个“去农业化”的过程一直在持续。

制造业的不同之处似乎在于，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制造品贸易一直是逆差，而且毫无疑问的是，美国的一些产业（如鞋和服装）在进口竞争的打击下萎缩了。制造业竞争力的不足是不是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呢？

基本上不是。国际贸易对美国制造业规模的总体影响是很好计算的，计算的结果是，影响并不是很大。

表10-2展示了对1991年状况的一项计算。如表所示，1991年美国制造品的贸易逆差为470亿美元。从概念上说，美国生产的制造品的总销售量，等于所有制造品的国内总销售量加上出口量，再减去由进口满足的国内销售量。初看起来，贸易余额基本反映了国际贸易对美国制造业规模的总体影响，出口代表更多的国内生产，而进口则替代了国内生产。

表10-2 国际贸易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1991年）

制造品出口（10亿美元）

345

减去：

制造品进口（10亿美元）

392

等于：

制造品贸易余额

－47

其中：

换算成制造业增加值损失（贸易余额的60%）

－28.2

制造业总增加值

1 000

其中：

损失比率（%）

2.8

但这个算法夸大了国际竞争对美国制造业规模的影响。因为，很大一部分“制造品”出口额间接反映了制造商购买的医疗等服务，而不是制造业企业提供的增加值（例如通用汽车最大的供应商不是汽车零件生产商或钢铁公司，而是蓝十字与蓝盾协会）。因此，制造品出口的增额只有一部分代表美国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反言之，制造品进口的很大部分其实是替代了服务业的就业岗位，而不是制造业岗位。

幸运的是，对美国经济的投入产出研究很好地揭示了制造品贸易中潜藏的服务贸易成分。根据这些研究，在制造品总销售额中，仅有大约60％是制造业的增加值。因此我们应当将制造品的贸易逆差乘以60％，才能正确评估国际贸易对美国工业基础的总体影响。也就是说，在1991年，通过美国的贸易余额来衡量，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不足给制造业造成的增加值损失，大致应为470亿美元乘以60％，即280亿美元。

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但不要忘记，美国经济总量是极其庞大的。在1991年，虽然人人都在谈论美国的“去工业化”，但美国制造业总的增加值仍有大约1万亿美元。根据上文所述，假如美国没有贸易逆差，制造业的增加值应该会增多280亿美元，也就是说，外贸给总额带来的变化只有2.8%。

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1991年，17％的美国工人从事制造业工作，而在1970年则有27％。假如在此期间全世界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因而没有制造业的贸易逆差，那么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就应该比真实规模大2.8％，由此算来，制造业占总就业的比率应该为17.5％左右，而不是17％。也就是说，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制造业占总就业的比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其中只有不到1个百分点可归因为国际竞争造成的影响。

劳伦斯与斯劳特进行的一项详细研究得出了直截了当的结论：“国际因素丝毫没有影响20世纪80年代美国工资的变化情况。”[45]国际竞争与美国工资的变化完全无关。

6.“构建一种新的合作关系”：当然，这是战略贸易论者的最终结论。那些提出新的QWERTY经济学的学者对于提出政策结论十分谨慎而羞怯，战略贸易论者却对于经济政策肆意放言。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们大言不惭地向政治家许诺，只要遵循他们开出的药方，促进高附加值或曰“朝阳”产业的发展，经济发展不仅将得到改善，所有经济问题也都会得到解决。

战略贸易论者掌权

前文讲过，1983年和1984年，在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抵制之下，战略贸易论者未能取得政治势力。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那些人在沉寂多年之后又卷土重来。1991年罗伯特·赖克的新书《国家运行论》出版，该书引发了热烈的评论，卖得很火。1992年莱斯特·瑟罗的新书《世纪之争》大为畅销。而随着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战略贸易论者也加入了政府。赖克成为劳工部长。艾拉·马加齐纳开始在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的领导之下负责医疗改革。马加齐纳曾与赖克合写《关注美国产业》一书，他自己也写过一本宣言式的著作，名为“沉默的战争”。瑟罗虽然没有在政府中任职，但克林顿总统特意让别人看到他在阅读《世纪之争》一书，并且经常提到其中的内容，这足以显示瑟罗的影响力。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偶然，马加齐纳和瑟罗曾是克林顿在牛津大学的同窗。但读者千万不要以为，是别人向克林顿兜售了一套他所不明白的理论。事实上，这套理论是克林顿和马加齐纳、瑟罗等朋友在“总统夜谈”中一起构想出来的。也就是说，比尔·克林顿并不是被战略贸易论者说动的，他自己就是一位战略贸易论者。他兼有“政策企业家”与政治家两种身份。

而且，战略贸易论者也绝对是遇到了好时机。公众对于供应学派的美好承诺已经彻底失望了，但他们依然想听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像往常一样，教授提供的出路太模糊、太难懂了，如果在一些公众看来尚不是这样的话，至少媒体是这么认为的（正如我们在第八章读到的，保守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退潮和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几乎没有得到媒体的报道）。当公众与政治家都需要一批新的“政策企业家”的时候，战略贸易论者便满足了这种需要。

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刚刚读到的，战略贸易论荒谬得令人发指，它与供应学派学说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无稽之谈。因此，在克林顿执政之初，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就已走上了错误的方向。

[39]我们将要看到，克林顿总统最终使战略贸易论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言论，不过也许没有将其转化为国家政策。在执政之初，克林顿就在一次演讲中直截了当地说：“今天的美国经济就像是一家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大公司。”

[40]Robert Reich and Ira Magaziner, Minding America’s Busines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 p. 4.

[41] 摘自比尔·克林顿总统1993年2月26日的演讲。

[42]美国的南北战争使英国主要的棉花来源中断，严重破坏了英国经济。当时的英国政治家曾严肃考虑对美国发动军事干预，以打破北方的封锁。

[43]1979~1989年美国经济的总生产率提高了10.5％，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电脑的投资品的生产率提高造成的，这些投资品对生活水平没有直接影响。在此期间，以总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工人的实际工资只上升了1.5％，但这主要是因为房价的剧增造成的，而房价可以说和国际竞争毫无关系。为什么要把房价和投资品从这一计算中剔除？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劳伦斯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马修·斯劳特近期的一项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该研究即将发表在《1993年布鲁金斯经济研究论文选》中，题为“贸易与美国的工资：巨大的吮吸声还是轻微的打嗝？”

[44]一个例子是Barlett and Steele，America：What Went Wrong?（Kansas City：Andrews & McMeel，1992）。

[45] Lawrence and Slaughter, “Trade and U.S. Wages.”

第十一章

生产率高低与国际竞争力毫无关系

三个问题及答案

低生产率是个问题，但与国际竞争力无关

国内生产率增速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服务业的生产率比制造业的生产率更重要

我为什么要澄清误解

美国需要提高经济生产率，这已基本上是所有人的共识。但大多数人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包括像财经记者这样的应该知道的人。也许最流行的解释是，为了在全球经济中开展竞争，美国必须提高生产率。1992年夏，那位《纽约时报》的编辑助理就想逼我把这个解释写进评论里。1993年2月，克林顿总统推行了一套经济方案，该方案包含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增税计划，他也以这个解释作为实施该计划的理由。但这个解释是错的。我们需要提高生产率的唯一理由是，我们需要生产更多东西，就算这个世界上没有与美国竞争的国家，没有国外消费者，我们也必须提高生产率。

不过，既然这么多聪明的人都不明白生产率的道理，这个道理一定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想在这个附录里以一些简单的假设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说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几乎毫无关系，而所谓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带有误导性的。

三个问题及答案

我们先来思考三个问题，它们都涉及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对于这三个问题，读者先想想自己凭直觉会作出什么回答，再想想在公共讨论中，这些问题或类似问题一般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对于没学过经济学的读者而言，这两个回答很可能是一样的）。然后我将给出正确答案，接下来再详细解释它们为什么正确。等做完这一切之后，我们就会对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形成结论，这个结论不仅与流行的观点大不相同，甚至与许多人所以为的专家观点也大不相同。

这三个问题如下：

1.如果一国的生产率低于其贸易伙伴国，它会受到什么影响？

2.如果一国生产率的增速慢于其竞争对手，它会受到什么影响？

3.以下二者哪个更为重要：是必须与外国竞争的产业的生产率增速，还是只为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生产的产业的生产率增速？

先看第一个问题。当然，通常的看法是，如果一国各行各业的生产率都低于其竞争对手，这个国家将遭受损失。人们会想，如果一国在所有行业都没有优势，它怎么能战胜对手，在国际市场上赢得销路呢？但正确的回答是，生产率低于贸易伙伴，并不会造成多大问题。当然，如果一国各行各业的生产率都比较低，其国民的生活水平一定也比较低，但它依然可以和生产率更高的国家正常竞争。事实上，一国与生产率较高的“竞争对手”开展贸易，只会缓解而不是加剧该国较低的国内生产率造成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将重点从生产率水平转到了生产率增速上。显然，通常的观点依然是，如果一国生产率的增长落后于其竞争对手，它就要遇到大麻烦。人们会想，如果一家公司的生产率增速全面低于竞争对手，它是无法支撑下去的。这个观点的潜在含义是说，美国经济健康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美国生产率相对于别国的增长速度。但正确的回答是，美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基本上等于美国生产率的增速，仅此而已。其他国家的生产率增速有多快，美国是快于还是慢于别国，都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无关。

最后，大多数人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必须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的生产率增速是更重要的，因为美国和国际上的竞争对手一较高下，靠的就是这些产业。但正确的回答依然是，美国的国民生活水平基本上取决于美国工人的总体生产率，至于这些工人是与外国工人竞争还是只为国内市场生产，是无关紧要的。这就隐含了一个与流行见解完全不同的结论：服务业的生产率比制造业的生产率重要。更具体地说，由于美国经济增加值的大约70％是服务业增加值，而只有20％是制造业增加值，因此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创造的价值，比同幅度的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创造的价值高2.5倍左右。

到目前为止，这些正确答案还只是我的断言，我们现在来看看其理由。

低生产率与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个标准化的数字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第一个问题。这需要读者费点心思，但谁告诉你不利用一些算术就能理解国际贸易？[46]

我们来设想，在一个大大简化的世界里，只有东国和西国两国，它们只生产两种产品，即汽车和公交车。为了让事情更简单一些，我们假设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并忽略两国在技术和教育方面的差别。这样的话，两国之间以及两个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是唯一重要的因素。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假设东国的两个产业的生产率均高于西国。具体而言，我们假设两国生产一辆汽车或一辆公交车所需要的小时数如表6所示。这两个产业都是东国的效率较高，但优势并不平衡：东国汽车业的生产率是西国的6倍，公交车业的生产率只是西国的1.5倍。

表6 假设的劳动需求

生产的单位小时数

汽车

公交车

东国

100

200

西国

600

300

这两个国家进行贸易，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具体结果取决于这个世界里的民众对汽车和公交车的相对需求，但有一个结果是明确的：西国工人的工资必然低于东国。如果东国工人的生产率又高，工资又低，企业就会把所有生产都移往东国，西国完全退出竞争，有的公司会遭遇这样的命运，但国家永远不会。但另一方面，西国的工资也不会低得太厉害，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企业会把所有生产都移往西国，因为虽然那里的生产率低，但极低的工资使任何产品的生产成本都低于东国。因此，东国与西国最终的工资比例将在两国的两个行业的生产率比例之间，即在1.5∶1和6∶1之间。在这里我们假设最后东国的工资是西国的3倍。

我们将清楚地看到国际贸易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在东国生产汽车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尽管它的工资较高，但它的生产率远高于西国；而在西国生产公交车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尽管它的生产率较低，但它的工资低于东国。所以，虽然在所有产业的生产率上，西国都处于绝对劣势，但它依然能出口公交车，因为它在这个产业上拥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与其他产业相比，在公交车产业上，西国的相对生产率是最高的。

这个例子明显说明，一国的生产率低于其贸易伙伴国，并不意味着它什么东西都出口不了。但这只是理论，与现实世界中的情况相符吗？

回答是，现实世界中的情况也和这个标准化的例子一样，一国的出口能否成功，不取决于生产率的绝对优势，而取决于比较优势。

最能印证比较优势理论的现实事例是英美两国在战后初期的国际贸易状况。[47]当时英国的生产率比美国低得多。在所有主要的制造产业上，英国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美国，而各行各业的平均生产率不到美国的一半。但英国对外贸的依赖强得多，因此它不得不努力出口，以获得足以抵消进口的收益。看看两国不同出口产业的表现，可以清楚地发现，比较优势理论在起作用。表7以1950年39项产业的数据为基础，列出了美英两国生产率与出口的相对状况。该表明显表明，一国在某项产业上的相对生产率较高，它的出口就有优势。在所有产业上，美国的生产率都高于英国，但只有在那些美英生产率之比超过3.4∶1的产业上，美国的出口量才高于英国。也就是说，虽然英国在所有产业上都没有绝对优势，但在那些英美生产率之比超过3∶10的产业上，英国拥有比较优势。

表7

美英生产率之比

美国出口大于英国的

产业数量

美国出口小于英国的

产业数量

大于3.4∶1

22

4

小于3.4∶1

3

10

当然，英国在生产率不如美国的情况下，一些产业的出口仍能高于美国，不过是由于英国工人的工资比美国低得多而已。在1949年之前，英国工资就低于美国，而在1949年，由于英镑币值从4.8美元贬到2.8美元，两国的工资差距就更大了。这是不是表明，英国为了和美国竞争，不得不接受了一种较低的国民生活水平呢？

是的，英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但是，虽然英国的国民生活水平低于美国，但如果没有国际贸易的话，这个水平还会更低。

再放在我们的例子中看一下。假如西国不能参与国际贸易，它就必须自行生产汽车，生产每辆汽车将需要600小时的劳动。而在存在国际贸易的情况下，西国就可以专心生产公交车，再用公交车来交换汽车。西国从东国进口一辆汽车，需要东国工人投入100小时的劳动，东国工人的工资是西国工人的3倍，所以西国从东国购买一辆汽车，相当于花费了本国工人300小时的劳动；而如果西国在本国生产，它就必须花费600小时的劳动。

最终的结论是，虽说低生产率令人难堪，但国际贸易并不会加剧其后果。相反，进口一些本国极不善于生产的东西，出口一些本国生产效率尚可的东西，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总生产率较低造成的损失。

我们还可以从这个例子推出另一个惊人的结论。假设东国的生产率并没有那么高，只有原水平的一半，也就是说东国工人生产汽车和公交车分别要花费200小时和400小时。相应的，东国的工资也不再是西国的3倍，而是1.5倍。这会对西国的贸易状况带来什么影响？

回答是没有丝毫影响。西国从东国进口一辆汽车，依然相当于花费了西国工人300小时的劳动。对于西国而言，只是出口产品（公交车）和进口产品（汽车）的价格比发生了变化，即“贸易条件”发生了变化。因此，东国相对于西国的生产率优势究竟有多大，根本不重要。

归根到底，虽然对一个国家来说，低生产率是一个问题，但生产率低于其他国家并不是什么灾难，而是毫无影响的。

落后的生产率增速

为了更好地理解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到本书中已提到的一个思维实验。我们先假设，在一个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生产率年增速都是1％，那么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一情况下，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每年也将提高1％。然后我们假设，美国的生产率年增速依然保持1％，而所有其他国家的生产率年增速都达到了3％，这将给美国的国民生活水平带来什么变化？

许多不明就里的人会立即回答说，美国的国民生活水平将每年下降2％。人们大都想当然地认为，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如果赶不上其他国家，它至少会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

但正确的回答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民生活水平每年仍会提高1％。要明白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加入工资、物价和汇率的变动，拓展一下这个例子。

我们假设，以美元计算的美国工资与以外国货币计算的外国工资都稳步上涨，每年的涨幅为4％。再假设，物价增长与单位劳动成本的增长成正比。如果全世界的生产率增速均为1％，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外国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每年都将以3％的速度增长。

在这一情况下，由于美国与外国的生产率增速、工资增速都相同，所以不需要考虑美元币值的变化。在美元币值稳定的情况下，除非外国发生普遍的通货膨胀，否则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不会上升。因此，美国进口的产品的价格将和国内产品一样，都保持3％的年增速。由于工资的年增速为4％，所以实际工资的年增速将为1％，与生产率的年增速相同。

现在假设，其他国家的生产率年增速都升到了3％，这会带来什么变化？

显然美国要承受一定的代价。如果美国的工资仍和外国同步增长，如果美元汇率保持不变，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很快就会因价格过高而被挤出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继续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至少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之一：或者美国的工资增速放缓，或者外国的工资增速提高，或者美元开始贬值。对于我们的论证而言，具体是哪种变化，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我们在此假设美元开始贬值。既然美国的生产率增速每年比别国落后2个百分点，所以自然而然的假设是，美元必须每年贬值2％，才能保持美国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力。

但是，如果由于美国的生产率增速落后于别国，致使美国必须以美元持续贬值来抵消其影响，这会不会压低美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呢？我们来仔细计算一下。

美国工资的年增速为4％，生产率的年增速为1％，所以美国国内产品价格的年增速为3％。外国工资的年增速为4％，生产率的年增速为3％，所以以外国货币计算的外国通货膨胀率仅为1％。但由于美元每年贬值2％，所以国外产品的价格如果换算为美元的话，年增速将为3％。因此，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将像国内产品价格一样，每年增长3％。那么美国的实际工资的年增速依然为4％减去3％，等于1％，与全世界生产率一致时的情况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美元的贬值没有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呢？原因在于，美元的贬值是外国生产率增速的上升导致的，而外国生产率增速的上升也使得外国产品的价格增速降低，从而抵消了美元贬值带来的影响。最终美国的贸易条件保持不变。

读者也许又觉得这只是抽象的理论，而只是依据常识觉得，在生产率竞赛中落于下风，必定会带来损失。那么，让我们看看事实吧。

美国国民生活水平是从1973年开始停滞的，美国现代史上的浮动汇率制也始于1973年。总体而言，从1973年到现在，美国的生产率增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元也持续贬值。1973~1991年，美元平均每年相对于德国马克贬值2.6％，相对于日元贬值3.9％。但在此期间，美国的贸易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回答是，基本没有变化。在此期间，美国出口产品价格平均每年上升5.2％，进口产品价格每年上升6％，因此美国的贸易条件每年仅恶化0.8％。由于在此期间，美国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平均不足10％，所以贸易条件如此微小的恶化，只会给美国实际国民收入的年增速造成不足0.1％的损失。

我们并不清楚，美国生产率的落后是不是美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在一些传统上美国领先的产业中，来自外国的竞争变得更激烈了，这也许加速了美国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但就算我们为了简化论证而承认，美国生产率增速落后于人是美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与生产率减速带来的纯粹的国内影响相比，贸易条件的恶化也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3年，美国的生产率年增速为2.8％，而在1973年之后降为0.9％。假如世界上只有美国一个国家，生产率年增速降低1.9％，将使美国国民收入的年增速降低1.9％。而美国生产率增速低于别国这个因素，至多只能使这个降幅增加0.1个百分点。

所以结论是，美国国内的生产率增速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至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与别国相比是快是慢，都毫不影响美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国际竞争性产业与非竞争性产业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代表了一种普遍观点：美国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在世界市场上出售产品和服务，而为国内生产产品和服务只是一种次要的、派生性的活动。虽然制造业只占美国经济总量的20％左右，但由于人们觉得制造业是即将与外国对手开展“世纪之争”的产业，所以有关美国国际竞争力不足问题的论述，自然而然地都集中在了制造业之上。

但这个观点是错的。为了明白它错在哪里，我们先对美国经济情况进行一番大略的简化，然后开始另一个思维试验。

假设在一个经济体里，20％的就业人口在制造业，该行业要承受国际竞争，而80％的就业人口在服务业，由于服务不进行贸易，所以该行业不受国际市场影响。我们又假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资率必须相同。（在现实的美国经济中，服务业的比率没有80%这么高，因为美国有一些既非制造业也非服务业的产业，例如农业、建筑业和采矿业。而且，制造业的工资及单个工人附加值比服务业高一点，不过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高。这些现实世界的细节会使这个例子复杂化，但不会改变其基本结论。）

比照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实情，我们假设一开始的时候，制造业生产率的年增速为2.5％，服务业的年增速仅为0.5％。由于制造业所占的劳动力只有20％，因此生产率的总增长率是0.2×2.5％＋0.8×0.5％，等于0.9％，这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生产率的实际增速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工资将发生什么变化？很明显，以服务计算，实际工资的年增速只有可怜的0.5％；而以国内生产的制造品计算，实际工资的增长则要快得多，为每年2.5％。在读了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之后，读者应该会明白，以外国制造品计算的美国实际工资的增速也将为每年2.5％，因为平均而言，美元的汇率变化会恰好弥补美国与外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速的差距。

实际工资率的总增速则取决于制造品与服务在消费中占的比重。如果制造品贸易大体平衡，那么制造品在消费中占的比重将与其在产出中所占比重一样，也是20％（正如我们在第十章看到的，假如美国的贸易逆差消失，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只会增长一丁点，所以美国的制造品贸易基本是平衡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实际工资的平均增速将会和生产率的总增速一致，即制造业与服务业生产率增速的加权平均值0.9％。

现在我们来问：以下哪种情况对美国更有利，是制造业的生产率年增速从2.5％飙升到5％，还是服务业的生产率年增速只上升一点，从0.5％上升到1.5％？

回答是，哪种情况使美国的总生产率增长得更多就更有利，算下来应该是后者。因为制造业只占经济总量的20％，所以制造业生产率增速提高2.5个百分点，只能使总生产率增速提高0.5个百分点，达到1.4％。由于在我们的模型中，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80％，所以服务业的生产率只提高1个百分点，就足以使总生产率增速提高0.8个百分点，达到1.7％。

但是，如果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加快了，会不会带来一些额外的“竞争”收益？不会的，我们已经探讨过这一情况了。美国的制造业生产率增速高于别国，会导致美元升值，从而使以进口制造品计算的实际工资增速恰好等于以国内制造品计算的实际工资增速。

与前两个问题不同的是，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不太容易从现实中找到支持。不过，也许有必要指出的是，美国国民生活水平在1973年之前快速提升，在那之后则近于停滞，这主要是因服务业而非制造业生产率的减速导致的。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年增速是2.7％，接近繁荣的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并高于当时联邦德国的2％的生产率增速。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80年代的联邦德国，由于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实际工资的增速很快，远远高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速（1991~1992年美国生产率出人意料的大增也是由服务业的发展导致的）。

重视此事的原因

本附录中展示的这些例子意在证明，所谓“生产率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美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这种流行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解。生产率的确很重要，但它和国际竞争力毫无关系。事实上我认为读者看了这些例子之后应该明白，“国际竞争力”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清晰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

但我们为什么要来证明这些错误呢？既然生产率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有人以生产率对于国际竞争的重要性为依据，呼吁大家更加关注这个问题，这不过是个小小的误解，我们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反对呢？克林顿不断警告说，在国际竞争压力下美国必须作出必要牺牲，利用这套说辞，他也许最终真能使一项现实的削减赤字方案得到通过。这不过是他使用的一个小技巧，我们有什么必要大加指责呢？

在我看来有两个原因：

首先，“主要为了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美国的生产率必须提高”，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可能导致实质性的政策失误。例如，近来有人主张，美国应该利用政府主持的研发项目来集中于提高制造业生产率，而不是服务业生产率，因为服务业不参与国际竞争，因而没有制造业重要。如果这成为现实的政策，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服务业生产率提高1个百分点带来的价值，是制造业生产率同幅度提高的3.5倍。

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关系上，存在着许多流行的谬见，这些谬见能够揭穿许多所谓的专家的真实面目。这个问题并不像量子力学那么难懂，而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如果连本附录中列出的论据和事实都不理解，那他绝对算不上什么专家。因此，如果你听到有人大谈什么“为了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中开展竞争，美国的生产率亟待提高”这样的话，无论是谁说的，无论他如何舌灿莲花，他也许都应该在胸前佩上一条闪闪发光的霓虹灯条，上面写着“我根本就是在胡扯”。

结语

20世纪70年代，保守派理论主导了严肃的经济问题的讨论。一些领头的保守派经济学家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反对政府干预的理论，将自由派逼得难以回应。这些理论是精湛的，而且常常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可以说，这些理论的主张者在1980年赢得掌权的机会，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是，里根政府后来奉行的经济学理论却是极其肤浅的。令严肃的保守派深感震惊的是，事实证明，1980年的真正赢家是供应学派分子，那是一群空想家，他们的理论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简单，他们对传统经济学不屑一顾，而那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正统理论的错误，而只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正统理论弄明白。

而在接下来的12年里，虽然保守派依然控制着白宫，但精湛的经济学理论的提出者又逐渐变成了自由派。凯恩斯主义理论得到复兴，那些主张以政府积极干预来改善市场运行的新理论又变得流行起来。与保守派在20世纪70年代的崛起不同的是，自由派的这场复兴并不是一场很团结、很紧凑的运动，但到了1992年，我们已经可以说，温和左派已是最善于提出严肃经济学理论的人。比尔·克林顿在该年的竞选胜利，似乎使他们的理论获得了付诸实践的机会。

但是，像1980年一样，一群持有一套粗糙的、简单化理论的人，又似乎成了1992年大选的真正赢家，至少在克林顿执政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看起来是这样的。这群人就是战略贸易论者，他们对经济的理解只能说比供应学派还要浅薄。

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政治家都不严肃地直面美国经济的种种问题，而是想走捷径，这就使他们不断把一个伟大而成熟的国家的经济决策权交到一群江湖术士手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供应学派的统治所带来的后果。他们虽然没有使美国经济陷入灾难，却带来了一个额外的问题：庞大的预算赤字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实力，而且几乎完全主宰了美国的政治讨论。供应学派还实行了劫贫济富的税收与社会政策，使美国的社会环境严酷化、鄙俗化。

而战略贸易论者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他们对美国经济问题的诊断也许是大错特错的，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政策也会具有强烈的破坏性？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现在美国应该怎么做，然后再猜测它在现实中会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美国面临着两个主要的经济问题：生产率增速过低，贫困率上升（这是生产率增长乏力和收入分化加剧联合造成的结果）。除了这两个问题外，其他问题都是次要或无关紧要的。例如，预算赤字只是阻碍了美国生产率的上升，除此之外并没有多大危害，而第六章已经讲过，这种阻碍作用是很明显的，但并不是压倒性的。所谓的“美国国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几乎完全是个伪命题。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应该如何来解决这两个大问题。回答很简单：它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

我的意思是说，美国政府不能以下面的假设作为决策的前提：美国能完全解决生产率不足与贫困问题，一方面使生产率增速恢复到1973年以前的高水平，另一方面消除贫困，或者使贫困问题变得微不足道。原因很简单：没有人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来实现这两个目标。生产率增长乏力问题的根源很深，也很不清楚，贫富不均加剧和贫困问题的原因似乎也同样模糊。如果克林顿总统非要寻找那种自称能解决这些问题的顾问，他最终只能找到一些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人。

不过，虽然美国政府无法允诺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但它可以采取很多措施来缓解这些问题的危害。

要提高生产率的增速，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以下列出有限的几条。第一，美国不能一边抱怨经济增长过慢，贸易赤字过大，一边又继续保持庞大的预算赤字，因此我们应该放手增税，并削减那些纯属浪费的政府开支项目（例如农业补贴）。第二，不断上升的医疗费用不仅给联邦预算带来了明显的负担，而且严重影响了在私人企业就业者的实际收入，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对严重扭曲的美国医疗体系实行重大改革。第三，美国的许多监管既缺乏效率又造成了不必要的代价，因此我们应该更有效地利用一些能发挥市场激励作用的创新机制，例如针对污染和交通堵塞征收的税收（还要提及的是，允许私人以象征性的低费用在联邦土地上采矿和放牧，是一项奇怪的政策，应当予以废除）。

虽然以上建议中的几条在政治上很难实行，但我们并不需要对美国经济政策的面貌进行激烈的变革，就可以实施上述所有措施。但这些措施也不大可能让美国经济恢复奇迹般的增长（不过奇迹也许总有一天会实现）。实行这些政策，只会使美国的财富增长几个百分点而已。

贫困问题又如何应对呢？我们也可以列出几条措施。第一，我们应该将更多资金用在可以帮助贫穷儿童的项目上，例如为贫穷母亲提供营养与医疗服务、向资金拮据的校区提供援助等。第二，我们可以加大对有子女的贫困家庭的支持（跨国比较表明，美国的贫困儿童之所以远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主要但并非唯一的原因是，美国用于帮助儿童脱贫的公共开支比其他发达国家少）。这些措施都要花钱，但花费不会很大，因为美国的穷人太穷了，只要花一点点钱，就能大大改善他们的境况。

像我为促进经济增长提出的建议一样，这些扶贫措施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些措施不足以阻止底层社会的土崩瓦解，也无法使工资极低的工人变成高薪的“符号分析师”。但这些措施至少能让无数美国人的生活变得不那么凄惨，并至少给予一些贫困家庭子女脱贫的机会。

毫无疑问，我的建议也许遗漏了一些值得追求的政策，而且一些建议的合理性有商榷的余地。但我列出这些政策，主要是要向读者表明，美国的经济政策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在通常情况下，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好是寻找根本性的解决方法，而不是修修补补的改良措施。但是，如果重大问题没有合适的解决之道，我们就没有必要顽固地坚持以重大问题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有时大事并不一定更有价值。正如雷蒙德·钱德勒指出的，在有关上帝这样的大事上，有一些写得非常差的书，而在一些看似平庸的小事上，却有一些十分精彩的著作，例如关于如何在保持基本诚实的前提下维持生活的著作。

因此，联邦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应当尽力在各项经济政策上都实行正确的措施，以经济学界公认的正确方法来提高生产率，以可用的工具来帮助穷人。

不过公允地说，克林顿政府在上任几个月以来，确实在试图实行一些与上述建议类似的措施。首先它提出了一套合理的可以削减预算赤字的一揽子方案。但问题在于，它似乎同时在另一些重大问题上逐步犯下错误，因为它错误地认为，美国的经济问题与“国际竞争力”有关，而并非本质上的国内问题。

对国际竞争力问题的痴迷

罗伯特·普雷斯顿在影片《音乐人》中扮演一位四处游走的推销员，他特别善于在小城镇卖乐器和仪仗队制服。而为了在“小河城”卖出他的物件，他需要让该城的头面人物相信，他们面临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他能解决的。当地人原本并不认为台球厅有多大的坏处，但经过他的宣传，人们越来越觉得台球厅代表了一种即将爆发的社会危机。显然，为了消除这种危机，人们就需要用装备良好的学校乐队来为这个小城营造健康的氛围，于是这位推销员的货物也就有了销路。

许多政策企业家（诚实地说，还有不少教授）也在玩着类似的把戏。他们先提出一套针对某个问题的应对方案，然后努力说服政治家和公众，相关的问题是存在的。他们经常失败，例如，《华尔街日报》的罗伯特·巴特利虽然竭力想让人相信，如果美国不恢复金本位，就必然遭遇金融混乱，但从来没有多少人听信他的话。但有些时候，政策企业家及与他们结盟的政治家能创造出很成功的虚假议题来蒙骗很多人，并借机推行他们所喜欢的政策方案。

让供应学派与罗纳德·里根激动不已的虚假议题是所谓“大政府”的危害：美国政府向公众征收的税收过高，然后把这笔钱浪费在大量无用的官僚身上，向没有资格获得福利的穷人滥发赏赐。当然，“大政府”的说法有一定的确实性：税收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一项不小的负担，美国确实有一些无用官僚和冒领福利的人。但这套分析严重偏离了美国经济现实，未能揭示美国经济的真实问题。“大政府”的神话不仅转移了美国人的视线，使他们无法直面实际问题，而且还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各种新问题。

供应学派现在已经退缩回了智库之中，不过他们仍然梦想着卷土重来。就目前而言，反对“大政府”不再是具有煽动力的口号，美国的中产阶级更对那些财富来路不明的富人感到愤怒，而不是冒领福利的穷人。但现在得势的一批政策企业家已经使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这个“小河城”在面临一个新问题，即 “国际竞争力”五个字。

战略贸易论者现在已经让美国公众相信，与其他发达国家争夺全球市场，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经济挑战（大部分战略贸易论者也打心底里相信这一点，因为玩世不恭的政策企业家毕竟只是少数）。莱斯特·瑟罗的《世纪之争》一书的副标题是“美日欧经济大战一触即发”。该书的封面还耸人听闻地宣布：“本世纪最具决定性的战役已经开打……而美国可能已经决定要不战而降。”

遗憾的是，像里根创造的浪费的“大政府”的神话一样，所谓美国国际竞争力问题也是个伪命题。就像美国确实有一些低效的官僚和福利欺诈事件一样，美国在国际竞争中也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但克林顿的言辞和里根的言辞一样，都远远没有真正反映美国的问题所在。

“国际竞争就像战争一样残酷”，绘出这样的虚假画面来谈论经济问题，确实有一些现实用处。选民通常不愿支持增税、削减公众福利等政策，而如果打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就能比较容易说服选民，克林顿总统1993年的《国情咨文》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但大谈国际竞争力最终会产生破坏作用，因为这很可能导致政策失误，并使人们忽视真正重要的问题。

战略贸易论者的得势带来了两个主要风险。一个风险是，要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争取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就会被摧毁；另一个风险是，政府在一个领域固守一种愚蠢的意识形态，会使方方面面的经济政策的质量都受到损害。

贸易战风险

贸易战有两种，一种是想象的，一种是现实的。保护主义者和战略贸易论者声称，我们始终处于贸易战之中，那只是一种想象。但现实中也会爆发真正的贸易战。

战略贸易论者的空想是，国际贸易在本质上是一种国际竞争，相互贸易的各国其实是在争抢战利品。但这一观点几乎完全不符合现实：一国从国际贸易中取得的利益几乎完全取决于它自己的表现，根本无需和别国争抢。但是，一旦各国相信，国家之间需要你争我夺，一旦可从贸易冲突中获利的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各个国家，它们就会陷入通常所说的贸易战。

在贸易战中，各国为了追求一些虚幻的优势而限制来自别国的进口。贸易战与真实的战争区别很大。一方面，贸易战并不会死人。另一方面，真实的战争有赢有输，但贸易战几乎不可能有赢家，因为如果一国设置贸易壁垒，主要的利益受损者将不是外国出口商，而是本国居民。也许可以说，贸易战就是每个国家用几乎所有弹药向自身开火。

我们来看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贸易战的教训。1929年美国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随即引发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战，由于当时各国都为了摆脱大萧条而采取了一些孤注一掷的行动，贸易战就愈演愈烈。但很快，大多数人，甚至一些曾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投票的参议员也发现，保护主义走得过头了。从1934年开始，美国就努力与其他国家协商，降低关税，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治与经济环境都非常有利于贸易自由化。但全球贸易体系一旦破裂就很难复原，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在1970年才恢复到1914年的水平。

在20世纪90年代，另一场世界贸易战一触即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经济因素又出现了，尤其是在欧洲，经济持续低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政治因素促成了贸易自由化，例如发达国家有一个强大的领导国，而且有赢得“冷战”的共同目标，但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和“冷战”的结束，这些政治因素就消失了。各国只要犯一些小失误，就会导致恶性循环，从关税到报复关税，再到相互责备，最终会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贸易锐减的恶果重演。

那将会是一场大灾难吗？不会，但它会大大加剧美国的问题。对于像美国、欧共体、日本这样的巨大的、基本上自立自足的经济体而言，国际贸易的不足不算什么大问题。就算是一场极其惨烈的贸易战，也只能使它们的实际国民收入降低一两个百分点。但一些较小的国家，由于内部市场狭小、资源有限，就更为依赖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这些小国在贸易战中只有两条路，或者争相与大国结成商业联盟，或者遭遇各国的冷落，陷入危险的境地。如果大的发达国家爆发贸易战，世界很可能陷入政治动荡，而较小较穷的国家，如拉美各国、从苏联分裂出来的各国，可能会爆发日益强烈的反西方情绪。

因此，国际贸易正处于危险状态，我们稍有不慎就会跨入一个贸易战的时代。一旦贸易战爆发，美国将至少难以摆脱罗纳德·里根留下来的预算赤字，甚至可能受到更大的冲击。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战略贸易论者认为，我们应当对别国采取强硬措施，以实现美国的“国际竞争力”。

想想这样的场面：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不顾正统经济学家的意见，执意认定日本的贸易顺差是美国许多经济问题的根源，从而不仅要求日本采取措施减少贸易顺差，而且要求日本接受具体的出口数量限制。面对这样的要求，日本人会感到愤怒，他们会指出，日本的储蓄率很高，把储蓄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海外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这就会带来巨大的资本项目赤字，而贸易顺差只不过是资本项目赤字的必然结果。这一辩解是正确的。日本人还会反问，美国到底要让他们怎么做，是让预算收支出现巨大的赤字，从而把庞大的私人储蓄都吸收掉，以免其造成贸易顺差吗？这行得通吗？

但是，克林顿政府中的战略贸易论者仍然在一场经济峰会上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并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就面临一种两难局面。放弃这个议题，将会示人以软弱的形象，但在日本拒不服从的情况下，美国唯一可行的政策选择就是禁止日本产品的进口。这就是一种保护主义，日本将发动反击，欧洲国家也将效仿。不出两年时间，40年国际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成果就会付诸东流。

这样的景象是天方夜谭吗？不是。在本书写作时，这个故事的很大一部分已经成为现实了。美国财政部通常是坚守自由贸易思维的堡垒，但在1993年5月，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负责国际事务的劳伦斯·萨默斯在一场演讲中断定，“日本的贸易顺差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因素”，它对“全球经济发展构成了明显的阻碍”，接着劳伦斯宣布，“美国将更加看重结果而不是过程，而且结果必须是量化的。”劳伦斯的意思路人皆知：几周以来，美国贸易代表一直向记者表示，美国很可能要求日本在下一次工业化国家的“七国集团”会议上对其贸易顺差设定上限。而面对美国的压力，日本官员和公众则愤愤不平，拒不从命。

也许可以期望，当本书出版时，我在此描绘的这幅图景将被事实证明为耸人听闻。但只要克林顿政府坚持这种战略贸易论的空想，贸易战的风险就会居高不下。

因此，战略贸易论者的崛起带来的直接威胁是，他们一心关注所谓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可能引发一场贸易战。像供应学派造成的预算赤字一样，贸易战也不会毁灭美国经济，但正像预算赤字难以消除一样，贸易战的风险也会长久存在。

不过，战略贸易论者的崛起还会带来一种间接风险。如果政府坚守一种为真正的专家所公认为错误的意识形态，就会使它在所有领域都难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包括那些与这种意识形态看似完全无关的领域。

当坏理论驱逐好理论的时候

国际经济政策并不代表一切。事实上，战略贸易论者所犯的主要理论错误之一便是，他们夸大了国际因素的影响，贬低了国内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一个固执地盲目追求“国际竞争力”的政府，在预算、医疗、环保等其他领域却可以作出理性、正确的决策。

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一旦一个政府在一个领域里接受了一套从根本上错误的理论，“格雷欣法则”就会生效，甚至在一些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里，这些坏理论也会驱逐好理论。

克林顿执政初期的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战略贸易论对医疗这个几乎完全与国际无关的领域产生了影响。绝大多数研究医疗经济学的人都会承认，布鲁金斯学会的亨利·阿龙是这个领域的头号专家。阿龙坚守自由派立场，并在1992年大选中积极支持克林顿。但是，后来克林顿政府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医疗改革工作组，起用了500多人，其中却没有阿龙。为什么呢？似乎是因为阿龙站错了队伍。这个工作组的组长是艾拉·马加齐纳，此君的职业是商业咨询师，在思想上是个战略贸易论者。马加齐纳在1990年写了《沉默的战争》一书，由此可见，他认为国际贸易相当于一场战争。在1983~1984年民主党内关于产业政策的大决斗中，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曾猛烈批判战略贸易论者，尤其是马加齐纳。由于这段往事，马加齐纳在成立该工作组时就没有考虑阿龙这位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而且，似乎是出于对职业经济学家的不满，他几乎把所有曾研究过医疗经济学的人都拒之门外。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普遍的道理：如果一条经济学说是明显错误的，通常好的经济学家很早就会指出其错误，或者与已指出其错误的经济学家站在一起。但如果这一错误的教条被政府采纳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它就会驱逐好的经济学理论，就算一些好理论从表面上看与这种教条并无直接冲突，也会遭到驱逐。

在本书写作之时，形势还很难判断。但医疗等重要领域初步的事态发展表明，战略贸易论这种愚蠢的简单化政策正在损害克林顿政府进行良好决策的能力，而且这一损害波及的范围大大出人意料。

经济学家的角色

一次，一位从政的经济学家向我描述了他的工作，他有丰富的经历，也因此而变得愤世嫉俗。“我主要是在揭穿和打击那些不良理论，”他说，“但就像在抽水马桶里冲蟑螂一样，它们迟早又会爬上来。”关心实际政策的经济学家的角色也许是很尴尬的：他们常常会长年累月地构造一条复杂精致的理论，或者用现实证据来验证自己的思想，但政治家总是会采纳那些早在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就被经济学界证伪了的理论，还会发表一些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言论。

这令人沮丧，他们也许应该放弃现实而严谨的研究，或是退回到学术的象牙塔中，或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位政策企业家。毕竟，如果最终得到采纳的总是简单化的理论，那么严密的政策思考与谨慎的现实研究还有什么用呢？

一个简单的回答是，放弃是不对的。如果好理论的提出者不为其思想据理力争，它们就没有权利抱怨结果对他们不公平。

但是，严密的理论仍然常常会败给流行的无稽之谈。在这种情况下，支撑所有严肃的经济学家的最终信仰是，正确的理论虽然一时蒙尘，但最终会光芒四射。政策企业家的那些粗糙理论是没有连续性的，而优秀的经济学思想有着深厚的积淀。20年之后，供应学派将完全沦为历史的陈迹，但严肃的保守派经济学家的睿智洞见将留存于世。20年之后，战略贸易论将是一门僵死的学问，但QWERTY经济学仍将是人类思想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者说，我们希望如此。人终不免一死，但我们必须相信，精湛的理论永世长存。

英国为何失去了飞机制造能力？其实我在前文中已提示过，美国国防部可能是罪魁祸首。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军方大量购买美国飞机，使美国公司在飞机制造科技上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而英国在被挤出国际飞机市场后，其科技知识、供应商、高技能工人等基础条件都大受影响，从此一蹶不振，无法东山再起。

[46]学过一些经济学的读者将会发现，这个例子的基础是大卫·李嘉图1817年对比较优势的开创性解释。

[47]今天美日两国的外贸状况也能表明相对生产率与出口的关系。但战后初期英美两国的外贸状况是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因为当时虽然美国在各行各业都具有压倒性的生产率优势，但英国的出口量仍和美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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