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贩笑忘录

陈晓维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贩笑忘录／陈晓维著．—北京：中华书局，2018.4

ISBN 978-7-101-12953-3

Ⅰ．书…　Ⅱ．陈…　Ⅲ．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6297号

书　　名 　书贩笑忘录

著　　者 　陈晓维

责任编辑 　徐麟翔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8年4月北京第1版

201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插页2　字数100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953-3

目次

序（谢其章）

十年，胡同与我

湖州小顾

王珅：卖旧书的程序员

励知书局传说及其他

藏书家罗老师

马各斯兄弟书店的泰特斯

离别之喜

最后一支北京情歌

杜国立的故事

北漂赵明

东北人黄凡

卖民国书的大亮

人之将老

后记

序

谢其章

一边在电脑上敲字一边听歌听曲，这已是我多年的写作习惯。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听收音机，现在是在电脑上选曲子，想听什么有什么，音质也不错，当然不能跟唱盘比，便捷却远胜唱盘。有那么好几个月听的是刀郎的歌，最爱《西海情歌》，几达不听就写不下去的程度。这些天忽然迷上二胡与箫，两者一怨一诉，如歌如泣，做背景音乐再适宜不过了。正当此时，晓维把新作《书贩笑忘录》的稿子从邮箱传给我，他说我是此书序者的不二人选，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甚至有点主动请缨的意思。

张爱玲给宋淇夫人邝文美写信时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子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

“非写不可”看似平常语，实则彻骨之言。几年前我赴别离了三十几年的插队之乡村，回京之后写了五千字的《还乡记》，虽然拍了很多照片，可是文字的感染力依然远胜照片，“非写不可”的压迫感在我有过这么一次体验。给人家的书作序，常见的态度是“盛情难却”或“勉为其难”，而这次我不但觉得能够胜任，而且愉快之至，非写不可。

连着三晚，一边听着箫曲《春江花月夜》，一边看完了十二万字的书稿。也许自己的年龄已经到了人生低落阶段，“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不然怎么会读着读着竟有“悲从中来”的情绪，是感同身受吗？不是，这些“古旧书里讨生活”的书贩现在都混得很出息，甚至前（钱）程似锦。凡事总有个缘由，思来想去，我明白了，这些书贩们打拼的岁月正是我热衷淘买旧书的岁月，“此时语笑得人意，此时歌舞动人情”，我哀伤的是自己那一段去而不返的时光，书贩们的经历触动了我的不堪回首，正如张若虚的低吟浅唱：“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书贩笑忘录》计中外书贩十三名，洋书贩一名泰特斯（英），中土书贩十二名，计胡同、顾诤、王珅、刘旭、罗老师、老马、王建、杜国立、赵明、黄凡、大亮、韩成宗。这些人不全是真名实姓，即使有的像真名实姓，其实也许是个化名，甚至有可能“一人扮两角”。我问过晓维你为什么如此有兴趣写这些书贩，他回答：“窥探人的内心深处，多有意思！”我还向他求证某人某事的真实性，他回答：“此处略有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晓维的写法，看似写景的地方他写人，看似写人的地方他写事，看似写事的地方他写情，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以我之见，全书到处隐现着晓维人生阅历的投影。

书里既写了书贩的发家史，也写了书贩的情爱史，统而言之，人书情未了。如果剥去“书”这个美丽字眼的光环，我们大可将此书视为“贩夫走卒列传”。民国藏书家周越然曾说：“乞丐讨饭十年，必有他奇异的见闻。小贩挑担半世，也有他特别的经历。”

书贩说白了就是“买卖人”。一买一卖，一进一出，乐趣无限。他们朝出上家，有“得手”之乐；夕入下家，有“出手”之乐。杜甫有两句诗“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书贩生活庶几近之。杜甫还有后两句呢，“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用来形容做买卖的不容易，也算贴切。

下面我按出场顺序逐一说说十三位书贩。

一，胡同。晓维称“我跟胡同太熟了。要是真的把这些年的交往写下来，会是一本二百页的书”。我跟胡同也很熟，但没熟到“二百页”的程度。二〇〇三年三月，我、止庵、田涛在北京电视台做一档读书与藏书的节目，田歌主持。我进台时，胡同和止庵正在那聊天，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胡同，也是第一次认识止庵。胡同是观众，整场节目他一直笑容满面，他的贩书创业才开始，还不知道啥是愁。节目录完“非典”也来了，大疫期间，百姓都宅着不出门，这个节目反复重播，广为人知。田涛先生二〇一三年初猝亡于途，我们甚感意外，古旧书业少了带头大哥。

二〇〇四年，布衣书局开业，晓维是老板，胡同是经理。那是布衣书局最阔气的岁月，办公地点居然是东单新开路张治中将军（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故居，虽无楼台亭榭之盛，但是作为贩书之所，未免奢华。我去过那里几回，布衣书局第一次网上访谈即时直播，请的就是我。我一边吐沫星子横飞，胡同一边用电脑笔录一边笑，他知道我是不怵砖头的，砖头越扔斗志越昂，老北京嘛，话茬子也跟趟。当然也因为口无遮拦得罪了许多网友，有些甚至是胡同重要的主顾，胡同却从无一句埋怨我的话。我在新开路说的话并非一无是处，胡同一直记得我劝他的话“库存是罪恶”，后来他深受库存之苦，才想起我的先见之明。晓维新编《买书记历：三十九位爱书人的集体回忆》，胡同写的是《六十吨》，可见“劝人容易听劝难”。

除了开创网络访谈节目，现在热得烫手的“毛边书”也是胡同和我联手最先点火的，第一次试水的是拙作《封面秀》。后来孔夫子旧书网的签名售书，我又是第一个吃螃蟹，孔网借鉴的是布衣书局模式。胡同不乏商业眼光，但是至今未能做大做强，反而生出“红旗到底能扛多久”之忧虑。作为老友，爱莫能助。只是觉得假如某一天，胡同战败出局，我会想念。

二，顾诤。网名“艾殊仁”，谐“爱书人”之音，是一个很不错的网名。自从有了网络，网名也许是宇宙间除了思想之外最自由的领域，可是多数网民没有使用好这点自由。晓维称：“艾殊仁就是小顾。小顾不仅爱书，也贩书。爱书爱成了版本专家，贩书贩出了好生意。”我不认识小顾，只看过他的博客和在布衣书局的少量跟帖，感觉是一个平静如水的人。爱书与贩书，我总以为同时做好这两件事不大容易。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在老婆和情人之间走钢丝，其难度不会小于旧时的“妻妾之争”。

三，王珅。看到这个名字，老是使我想起“和珅”。新闻里报道某官贪了“成吨累亿”的人民币，我问朋友：“此官与和珅谁阔？”王珅是个胖子，原先网名“重装上阵”，第一次跟王珅见面我就开他玩笑：“就你这吨位，应该轻装上阵才对呀！”那天是和韦力去布衣书局闲逛，王珅很诚恳地问我一个关于旧书的问题，我却揶揄人家，很失礼，也说明王珅是开得起玩笑的朋友，自此交往就没什么障碍了。与王珅见面总是在书友饭局，晓维说得很对，胖子总是“心不在食”。满桌人就属他的手机忙，不是接就是打，我当然不能错过寻开心：“当今之中国，有两位日理万机的人物，一个远在天边是总理，一个近在眼前是王总。”一般来说，好脾气的人都能生意发达，“和气生财”是也。我听王总说他也发过脾气，很大很大的脾气。我编《书肆巡阅使》，王总交了一篇处女作，谦谦地问我写得如何，我说：“生意做得好文章一定写不好，勉强及格。”王胖子还是不恼。

四，刘旭。晓维称：“励知书局重新开张了。没错儿，还是刘旭的店。”我没去过励知书局，也不认识刘旭。我前面说“书贩情爱史”就是指刘旭这篇（全书最长的一篇，一万九千字）。我是不读小说的，可晓维将刘旭写成了一个“之死靡它”的情种，外面挂着书贩的招牌，我一不小心读了。错进错读也就罢了，读了居然很受感动，这就怪了。刘旭追求林彩，追成那么个结果，其中的情节我周围的亲友邻里也有挨边的，加之晓维添枝加叶，就算是虚构，也是虚构中的极品。

刘旭心跳加速，他不由自主，伸出手去握住了林彩的手。

那天很暖和，林彩的手却是冰凉的，如同冬天的树枝。

这次林彩没有把手抽出去。她的手没反应——既没拒绝，也没有迎合，好像手上的神经末梢都正处于休眠状态。她甚至没把视线从电视屏幕上移开。她只是冷淡地说了一句：“你可得想好啊。”

就是因为最后这句“你可得想好啊”，我完全相信这段属于书贩的爱情无比真实。同时相信如果我来写这段，会变成这样：

刘旭心跳加快，他握住林彩的手。这次林彩没有抽回手，仿佛刘旭握的不是她的手，她盯着电视，冷冷地说：“你可得想好啊。”

五，罗老师。晓维称：“藏书家罗老师今年七十三啦。他这个藏书家可不是自己封的，那是报纸评的。”“罗老师一辈子都生活在这座南方城市里。城市小，街道窄，人可不少。”中国之评选“藏书家”，最先发起的城市，应该是北京，时间是一九九七年，当时不叫“藏书家”，而是“藏书状元”、“藏书明星户”。组织该评选的是北京妇联，我和赵龙江兄作为海淀区的“藏书状元”被推举到市里。同科状元竟有吴祖光先生，我跟龙江私语：“肯定是街道主任把吴祖光给蒙来的。”吴祖光进会议厅时诧异的眼神，老搞笑了。在颁奖大会上吴祖光睡着了。如果是北京文联来搞，我和龙江都混不进去。北京开了头，各城市马上跟进，以上海的“十大藏书家”质量最高。

六，泰特斯，英国书贩。完全不熟，完全不懂，不能置一词。

七，老马。王建有个师父叫马国华，人称老马。这倒是书贩圈里的新鲜事，反正我没听说过，新时代的书贩不都是无师自通么？又不是旧社会书肆门店那年头，雷梦水种金明们学徒三年给师父打洗脸水倒洗脚水。还有“老马是旧书圈的名人”，我也听着新鲜，名人，我怎么不知道？老马与王建师徒一场，老马花甲之年弃世，临终前将存书交给王建全权处置，这是一笔不小的钱，甚至可以改变王建的命运。这次我没有感觉惊诧，旧书圈里除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之外，总归还有真善美的人性在闪光。

八，王建。我不知道此人，也许见了面能认出他是潘家园书贩之一。晓维说：“他是书贩子里唯一一个懂两国外语的。”在北京混了十二年混不下去只得回老家。高仓健主演的《追捕》里有个情节，杜丘驾着真由美父亲的飞机逃离了北海道，追捕他的警察说：“没听说杜丘会开飞机呀？”另一位警察说：“是啊，当检察官真是委屈了他。”马克思说“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王建空握两门武器，连个书贩也没当成功，真是屈才。

九，杜国立。晓维说的这段，“十五岁的河北少年杜国立，背上铺盖卷儿，满心欢喜地跟着舅舅离开承德农村来到北京打工。在水利一处报到，干的活儿是疏通河道”，前几年《南方周末》也报道过。那一阶段的该报不知哪个版的主编发了神经，连续发了好几篇关于藏书及书贩的报道，那些人物我都是知道的或直接认识，所以觉得好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凡是媒体报道我认识的书贩，我的感觉就是想笑。早期潘家园最出名的书贩有一位是贾俊学，此人曾与我后面要写到的赵亮（大亮）的父亲合租一个摊屋，一架摆贾货一架摆赵货，倒也相安无事。贾贩绝对是个人物，不知晓维为何不写贾传，他可是一肚子潘家园掌故呀。学者李辉从贾俊学手里买过不少文人旧档，贾俊学出了一本关于藏书票的书，李辉赐序，题为“稳步走在潘家园”，我能不笑吗？贾俊学不像现在仍活跃在第一线的杜国立，他好像隐退了，只是从《新文学史料》等高端刊物上不断拜读贾兄大作。弃商从文，还是亦商亦文，我就不知道了。

小杜，杜国立，有那么七八年我们每周都打照面，因为我们出不上价，所以不是小杜名单上的客户，不像晓维那样有钱有车有书贩通消息，飙车百里直捣书巢，取珍本如探囊取物，这些晓维都在书里坦白了，我不再追究。前面所说“书贩发家史”即特指小杜一人，因为有了潘家园就有了小杜，小杜与潘家园共始终，而别的书贩或入行晚于小杜，或成功晚于小杜。像我们的党史一样，小杜属于一大代表，其他书贩只能说是七大、八大代表。小杜的贩书生涯横跨两个时期，前者地摊时期，后者网络时期，两者之间的转型小杜没费什么劲。地摊时期他是潘家园大书贩，网络时期他是孔夫子旧书网大商户，天时、地利、人和集于小杜一身，不发财才怪呢。

十，赵明。赵明是不是早先网名“恰恰囚马人”的书贩，我不确定。网络买卖初兴，我在“囚马人”手里买过郁达夫《日记九种》毛边本，还是吴祖光新凤霞钤印本，价钱是四百元。由于同在北京，就约了地方交割。又过了很多年，听说他去了拍卖公司，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见了面我跟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寄图录，他说寄，寄。至今我没收到一本，也许他太忙了。

十一，黄凡。黄凡这篇好像是刘旭篇的修订版，区别在于黄凡有股子东北人特有的尿性，刘旭一介江南书生寡断优柔。本篇出现了太多熟悉的书友，太多我所未闻的内幕，所以我半信半疑。

十二，大亮。大名赵亮，我是先认识大亮的父亲老赵而后认识大亮的。早先大亮在潘家园摆地摊，好像是替老爸看摊。摊上多是品相整洁的五六十年代文学读物，价钱很少有过十块钱的。我们都是遛完有干货的摊再遛大亮的摊，他的摊不是重点。几年后大亮的生意在孔夫子旧书网冒了尖，我给了大亮一句评语“进步最快奖”。晓维评大亮：“他从不做广告，从不发帖子，从不跟客户吃吃喝喝打成一片。他从不臧否人物，从不炫富哭穷，从不喜怒形之于色。”六从七德，也许是大亮成功的原因，亦完全符合大亮给我的印象。晓维说：“圈里的朋友都知道，大亮不仅是个书商，还是个厉害的藏家。真正稀见的珍本，他是留中不发的。他存下来的新文学，件件皆是精品，够举办好几次精彩的新文学专场拍卖。我曾经问他，什么样的书会存下来？他想了想，说不知道，大概价值在五千元以上的吧。”我举一个反例，巴金《家》的一九三三年开明书店初版本，存世极少，少到巴金本人不存，巴金纪念馆失藏，唐弢姜德明也失藏的程度。我的朋友柯君从某书贩手里以两千元的代价购得此《家》，某书贩称，这《家》先给大亮看过，大亮嫌贵没要。

十三，韩成宗。不认识，见面也许能想起以前打过照面。逛摊十载寒暑，“半熟脸”不少，能叫得出名字的却不多。虽然不曾相识，我读这篇感觉处处有我的影子，胡兰成说过：“我现在读书总要拿来比到自己身上，于身亲的即是好，于身无益的即是不好。”如果不是晓维有意影射我的话，就是巧合。老韩与处长冲突的情景与心理活动，很像我在铁饭碗时代的屡屡犯上。最终领导说了一句：“小谢，我跟你说一万句，你能听进一句就算我没白费吐沫。”那个我正看着书忽然把灯关上的中国书店的马春怀老师傅，原来也给老韩关过灯，呵呵。我记得看书的时候，这个马师傅还在旁边甩风凉话：“甭翻了，都让书贩子倒腾光啦！”后来听书友说气得要揍老马，我忙问揍了没有，再后来听说老马自己死掉了。中国书店资深拍卖师彭震尧在回忆文章里写到马春怀：“可能是由于长期受中国书店‘为专家学者服务’教育的原因，再加之他工作的门市接待的读者多为专家学者和图书馆等国有收藏单位，因此他对一些书商书贩到他那里购书极为反感，甚至当有些人选好书去交款时，他也敢拦下说：‘这套书已经有人预定了，不能卖。’由此遭到他们的反感以致怨恨。”晓维说老韩们已被旧书市场淘汰出局，只剩了三五书友饭局之上唏嘘“厂肆书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亦戳中我要害。我与老韩不同的地方是我的早点马虎之极且从不喝牛奶，还有一点不同，我尚未“及身散之”，就算将来必须卖书，也卖不出老韩一拉杆箱一百万的水平。谢谢晓维，你让我从老韩那里看到了我的过去及可预见的以后。

张次溪说：“书商有新旧二业，新者以出版为利，旧者以贩鬻求赢。”本书书贩归类的话，全部应归于后者。与厂肆时期不同，新时期（九十年代以降）的书贩自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厂肆书贾前辈孙殿起、雷梦水的本质区别在于，今天的书贩胡同、杜国立们手中握有电脑和手机这些无所不能之利器，电脑和手机使得书贩的概念无限放大，更多的书贩不露真身，也能做出惊人的业绩。

十年，胡同与我

我跟胡同太熟了。要是真的把这些年的交往写下来，会是一本二百页的书，那要花上太多的时间。我想，我是没有耐心完成这一壮举的。前些天曾经试图开个头，只简单地说上几件事，终于还是半途而废了。后来分析一下原因，我发现，写作的时候，人的语言就像嗓音一样，只有在适合你的音域上，才能把一首歌唱好。高了，低了，松了，紧了，都不行。所以，必须先把语言调整到某个特定的频率上，它才能抵达那个你想谈论的人，然后也许会在你和他之间，发生某种奇妙的共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准确地找到了那个频率，我愿意试一下。

这么说吧，在第一次见到胡同之前，我对他已经有了一点认识。

那是十年前，他在天涯社区卖文史类旧书，看上去生意好极了。他喜欢预告自己将在晚上九点或十点贴出书单。到了那个时间，就一定会有很多人守在论坛，反复刷新浏览器，等着第一时间跟帖抢书。胡同喜欢搞点小花样，打点心理战。比方说，到了预期的九点，他不露面。九点零一，九点零二，九点零五……已经九点十分了，他还是迟迟不出现。直到九点十五分，他的书单才贴出来。这一招，在流行音乐演唱会上常用。天王天后们永远都是姗姗来迟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粉丝们的胃口已经被充分吊起来了，荧光棒挥舞，口哨声、尖叫声四起，甚至有人喊着要退票。这时候，胡同像周杰伦一样，从舞台中央的聚光灯里缓缓升起，若无其事地向大家挥挥手，明知故问地喊上一句：“大陆的朋友，你们好吗？”

我就是受这种集体无意识所感染，加入了胡同拥趸的行列。第一次，我买了十几本书。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书买得都相当盲目，后来就一直在书架上搁着，基本没读过。比如《锡良遗稿》、《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星槎胜览校注》等等（星槎胜览是什么意思，我至今也不知道）。当时下订单完全是受到哄抢心理学的支使，一不留神中了胡同的埋伏。当然，附庸风雅，自以为从此可以跟文化扯上一星半点的关系，也是潜意识之一种。或者也可以说，我是被他披着学术外衣的个性化销售行为给忽悠进去了。我现在不去吃喝玩乐，而是冷冷清清地坐在这里写下这些自以为是的句子，也许证明了他施加于我的精神控制、集体无意识，仍在可悲地延续着。

很多买他书的人说，胡同在网上的言行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一点点属于商人的狡猾背后，是一颗渴望参与文化循环，努力维系文化传承的心。否则这个山东人，不会长时间离开老婆、孩子，乐此不疲地在异乡，把积满灰尘、生出霉斑的旧书倒腾来倒腾去，过一种颠沛流离并且见不到现金的生活。他似乎喜欢置身于一个透明的玻璃盒子，将其摆放在北京最热闹的十字路口，上演一出真人秀，把自己贫乏的物质生活和充盈的精神生活当作标本展示给大家看。我还可以用一种非常肉麻非常书面的语言来描述胡同：他希望成为当代文化链条上的一环，当某一道人类精神的闪电击中他，他愿意把自己的颤抖传递给尽可能多的人。

第一次在天涯社区下了订单后，有一天，他来送书了。高个子，微胖，衣着朴素。像他的网名“三十年代”一样，他戴着一副从徐志摩和胡适那儿借来的三十年代风格的小圆眼镜。这副有点滑稽的眼镜把他的五官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脸部拥挤的CBD。而远在五环以外的淡眉毛和尖下巴，上下伸展，在发育的末期紧赶慢赶地把他圆圆的一张娃娃脸改造成了长脸。他文质彬彬，但文而不弱。确实，这是一个容易使人产生好感的家伙。

我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之后，我问是不是可以到他住的地方看看，他答应了。他说：“自行车在楼下，骑车去吧。”我说好。

我坐在他的凤凰锰钢二八车的后座上，他像骆驼祥子一样在前面蹬着车，六铺炕、安德路、旧鼓楼大街……夏天的午后总是令人昏昏欲睡的，好在他滔滔不绝，用带着明显山东话尾音的叙述一直向我的大脑补充着新鲜的氧气。在和他的对话中，基本上我只需要“嗯、啊、吗、呀”，当个捧哏的就行了。他每天接触的人多，三教九流都有，所以我对他的生活非常感兴趣。我从来没见过话这么多的男人。我印象中，那天有一只白肚皮的蜻蜓一直在给我们带路，我能从胡同的肩头看见它在阳光里闪烁不定、忽高忽低的彩色翅膀。我问胡同：“你住哪儿？”在自行车辐条匀速转动的嗡嗡声中，他答道：“方砖厂胡同。”

住在胡同里的胡同。

一拐进方砖厂，从南锣鼓巷吹来的风就把油饼、羊肉串和公共厕所的气息送到脸上了。被扔在路边的腐烂的西瓜皮仍在怀念着昨天夜里，它刚被尖刀剖开时，袒露在夏天面前的年轻、妖艳的红瓜瓤。一棵大槐树把枝叶搭上平房的屋顶，它有着和北京的气候一样干燥、积满灰尘的粗糙树皮。而屋顶上，有只蓝眼睛的野猫在盯着你，一动不动。

胡同把自行车靠在他租住平房的外墙（墙边有个用来洗手的自来水池子），打开门上的挂锁。门开了。不用说，属于旧书的潮湿、发霉的味道立刻扑上来，想把我推出门外。我小心翼翼迈进去。我的眼睛适应了一会屋里昏暗的光线，然后就转移到无数个平躺着的书脊上。我不敢用手去碰，怕书堆会倒下来，弄得不可收拾。但太多的书容易使人疲倦，很快，我就失去了翻看的热情。胡同自顾自地在电脑桌前坐下，打开电源，Windows 98的开机画面出现了，CPU的风扇跟着呼呼地转起来。“你的系统该升下级了”，我说。他已经进入天涯社区，开始查看在线消息了。在这间孤独的小屋里，胡同像个守夜人一样看护着这上万册书。也许可以说，他是旧书雇来的一个小时工，显而易见，工资不高。是的，旧书才是这间小平房的主人，它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只为小时工胡同准备了一张用来睡觉的床和一条红格子的床单。即便在床上，书也毫不客气地侵吞了一大半的领土。胡同没有给我倒水，我也不渴，我对胡同说：“你的床跟毛主席的菊香书屋有一拼。”在床沿坐上一会儿，四周堆得高过头顶的旧书所带来的压迫感逐渐产生了。书在这间平房里营造出了一种危机四伏的紧张气氛。我不禁这样想，如果在夜里，一只蚊子不幸打了个喷嚏，那强烈气流激起的巨大冲击波将摧毁书山群峰之间微妙的平衡，彻底埋葬这个学美术出身的心怀理想的年轻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二元世界里，书和胡同，他们彼此都由于对方的存在，而有什么地方显得不一样了。

胡同向我介绍了一下他这些年所做的工作：参与策划过文化类的电视片，帮一个叫罗伯特的美国人收集过老摄影家的摄影作品。他充满感情地谈到他的老师尹吉男，那是他的精神导师，也是帮助他毕业后留在北京的大恩人。他说：“尹老师每次来买书，如果觉得我报的价钱贵了，他就不吱声。我就明白了，然后我就不停地降价，直到他觉得满意为止。我最讨厌有些人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来砍价，五块八块的砍。说什么这书对我有用，对你没用。我不爱听。碰到这种人，我就不给他打折！给尹老师当学生那会儿，我把他当神一样看待。”

这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为了鼓励我进入收藏圈子，胡同也谈了自己对藏书的一些认识（后来经我证明，从投资角度来看，他的这些认识绝大多数是错误的）。他说话很密，说到高兴处会非常孩子气地手舞足蹈，表情和语调都极为夸张，这大概跟他小时候说过相声有关。但他的思维明显缺乏连贯性和逻辑性，好像无数个话题互不相让地卡在嗓子眼里，谁先出来谁后出来不是凭借深思熟虑，而是常常要靠运气。有时候两句话纠缠在一起，互相掐住对方的脖子，谁也挤不出来，胡同会很萌地突然怔住：“哎？我要说什么来着？”

他比我小一岁，我觉得，他就像我的一个胖弟弟。

在谈吐之间，在目光和手势之间，在台秤和三屉桌之间，在简朴的生活和洋溢的乐观精神之间，这次信马由缰的谈话在未来的日子里逐渐被记忆裹上一层温暖的伪装。如果有人追问我其中的细节，我一定会为了捍卫脑海里已经定格的神乎其神的一幕幕场景而毫不犹豫地歪曲事实。

我们就算认识了。然后买书、卖书，聊天、吃饭：啤酒、驴肉、烧饼、拍黄瓜。下一次还是啤酒、驴肉、烧饼、拍黄瓜。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很快，我们就决定一起做点什么。

于是有了布衣书局的网站，www.booyee.com.cn，有了新开路胡同七十三号那第一处办公地点，有了东单邮局八十八号信箱。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下了那年的头场春雨，晚上八点，布衣书局的网站上线了。第一个下单买书的顾客，网名是meta，他的订单里有《岭表录异》、《钱毅的书》、《大秦国全录》、《曲洧旧闻》、《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夏小正正义》，一共六本书，五十六块钱。我看着订单上这几个奇怪的书名，突然之间充满了同情，我想，又一个陈晓维被胡同忽悠来了。

胡同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布衣书局的经营上：上班时间加上下班时间。他像蚂蚁一样，把一捆一捆的旧平装从潘家园的地摊上、从书贩子的家里装进麻袋，运回新开路胡同。拆捆、标价、码放、拍照片、写提要，最后寄出。相比这些基础性的日常工作，他更愿意做的事情是策划一些文化活动。比如新书的签售、知名藏书家的“面对面”访谈等等。那时候他的理想之一就是经常召集三五藏书同道，聚在新开路的这幢老洋房里，喝茶，聊天。做这些“闲事”的时候，他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拉过一把鲁迅风格的扶手藤椅，他身体前倾，为吴兴文或者谢其章的在线访谈充当主持人和打字员。（这个体育常常不及格的人，打字的速度居然比我还快！）他笑逐颜开，一张光溜溜的脸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由于体内各种荷尔蒙的分泌都已经达到了临界值，他的思维一下子变得格外敏锐，同时言谈也格外幽默。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应该把这些记录下来，不然以后就没人知道了”。

胡同渴望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电脑和嘴巴就是他的射电望远镜。每天，胡同用它向宇宙发射出千奇百怪的电磁波，并焦急地等待着反馈。那时候，除了睡觉以外，他的射电望远镜是一刻不停地工作着的。

对于要卖的每册书，无论经济价值如何，他都尽可能地把工作做足，竭力挖掘出其中的主要卖点：学术上的贡献、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意义，再加上一两句恰到好处的煽情的结束语。用胡同的话说就是“把所有的书，弄个你明白，我明白”，这样顾客买到以后会真正感到物有所值。他希望自己对一本书的描述，能够成为一个标杆。以后再有人要卖同一本书，只需把他写的说明文字原样照抄就行了。当然，这是一把双刃剑，顾客的满意度因此提升了，同时，书籍销售的时间成本也大大增加了。

胡同曾经对我说过他跟书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有点像谈恋爱。但书既不是他的情人，也不是他的亲人。是什么呢？说不明白，有很多因素纠结在一起。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割舍不掉。因为这个爱好实在太长久，太长久了，很麻烦。他常常觉得自己的生活像驴肉火烧一样，日复一日被书一口一口地给吃掉了，但他愿意。他谈起《梵高书信集》，他说，从梵高的信里他体会到，一个人在宗教信仰之外，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那是人生最大的慰藉。为了一个事业，你应该，不只是投入，而是要献身。

在我们合作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常常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也常常为他的不善经营而忧心忡忡。他不是块做生意的料，也不懂得管理，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大家都说“胡同啊，人好，但是不务实，爱务虚。他跟钱有仇”。只要手里有一点钱，他会立刻把它变成书，所以书店永远处于现金匮乏的境地；进货快，出货慢；惜售；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回报极低的普通文史书上。潘家园的书贩子都特别喜欢这个爱捡“破烂”的家伙，他们总是把自己卖了一圈砸在手里的“残羹剩饭”，用辆小金杯拉上，送到胡同这儿。几乎每次都能得偿所愿，胜利班师。胡同买书（以破烂为主，这点必须一再强调）的热情就像女人不可理喻的购物欲，不考虑损益，泥沙俱下，买！买！买！先满足快感，堆回家里再说。因此，每次朋友聚会，最终都会演变成对胡同经营策略的批判会。他面带微笑，态度诚恳，屡次检讨，但从不改正。

久而久之，胡同在顾客心目中树立起了诚信商家的形象。而在圈内人的眼里，他是个劳碌命，是拉板车的骆驼祥子，是叩石垦壤的愚公，是火车站扛大包的。最近，他找人为布衣书局设计了一个标志，画面上是一个细胳膊细腿的人奋力拉着一平板车堆成小山的书（从画面中那些书的外部形态和堆放方式，我们可以体味出这车书的整体重量和货币价值之间的巨大落差）。胡同说这个标志很好，是自己现在生存状态的准确写照。想想吧，十年过去了，他的生存状态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应该为他的执着鼓掌还是为他的冥顽不化而叹息？

我总记得那天他肩膀上搭条白手巾，正在潘家园装运成麻袋的旧书。时值酷暑，大太阳把地面烤得发烫。专门卖老照片和线装书的同行刘尽忠摇着一把折扇优哉游哉地晃过来了。刘尽忠这几年抓住了古籍拍卖的大好行情，成功转型，发了。他站在一边咧着嘴看着胡同汗流浃背地卖力气，也不说话，就一手在额头上搭着凉棚，一手扇着扇子。胡同装完一麻袋，摘下眼镜，用脏手抓起白手巾擦汗。旁边的刘尽忠笑嘻嘻地一挑大拇指，下巴一扬，字正腔圆地夸了胡同一句：“真——有——劲儿！”

真有劲儿，胡同后来常常说起这件事。他自己也会跟着笑起来，他说，一想起这仨字儿，刘尽忠这小子的一脸坏笑就如在眼前。但紧接着，胡同就把笑容收起来了，他有点黯然地说：“劲儿练出来了，钱没赚到。”

是啊，布衣书局，我们这个生意，它唯一的问题在于，不赚钱。

赚钱这件事，让我们俩都觉得头疼。不过，既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不要去想它了，好吗？说点别的吧。来点田园牧歌式的八卦怎么样。

没错，在新开路胡同七十三号度过的一年多时间，是值得纪念的。我们租用的那幢青砖老洋房建于民国初年，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故居。隔壁正在装修的那幢警戒森严、风格类似的别墅，则是为新到任的某商务部长准备的。而不远处的六十九号大院，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曾在此度过了五年的儿童时光。那天满头银发的小泽征尔回到六十九号大院，他在埋葬母亲骨灰的花坛边鞠了三个躬之后，送给街坊们每人一张音乐会的门票外加一瓶五粮液。笑容满面的街坊们则回赠了一件寓意奇怪的工艺品——一只长寿龟。

我记得曾经出现在七十三号院的每一个人。首先是拄着拐杖、神情木然的老房东，在不得不戴上手套敲键盘的冬天，他指着忙前忙后的儿子对我说：“我们，离不开他。”春天，和气的片儿警拿着登记簿推门进来，陈年的地板被他踩得咯吱咯吱响，他在书库里扫视一圈，皱了皱眉头：“注意防火啊！你们备了几个灭火器？”有两个陌生的女人，自称是古典家具爱好者。她们不请自来，像间谍一样，在这幢房子里转个没完没了。旧书业的博导、“八十万禁军教头”吴老师，他有专职司机，他总是诲人不倦地把我们制定的所有方针政策批驳得体无完肤。出现最多的是布衣书局的两位同事：被胡同从烧饼铺挖过来的山西孩子小张，他后来改行去做理发师了；爱看书，总是背着手走路的周兴，他沉默寡言，但语出惊人，现在已经成长为我们圈子里公认的语言大师、幽默大师。

新开路胡同七十三号的画面通常是这样的：庭院里的两株侧柏，树下墨绿色带遮阳伞的庭院椅，烟灰缸，空酒瓶，透风的木窗。从锅炉房升起的青烟，停在电线上的黑燕子，晚上几个房间同时亮起的暖黄色灯光，一身正气的居委会大妈胳膊上威武的红袖章。还有，镜子里映出的年轻的你、年轻的我。

夏天的傍晚，路口有烤羊肉串的，我和胡同一人要上十串二十串，坐在塑料板凳上，望向口外喧闹的东单北大街，谁也不说话。我们看见一些灰蒙蒙的引擎盖，那是色彩整齐划一的出租车一辆接一辆地堵在路上。所有的司机都把手臂搭出窗外，这条街上就有一百条烦躁不安的黝黑手臂张开毛孔，吸入王府井的尘土，呼出建国门的热风，排毒养颜，利国利民。路上走过的中年和青年女人，人手一只图案千篇一律的LV皮包。她们不知道，昂贵的东西使人显得衰老。亲爱的女人们，你们不如去挤公交车，不如去吃肯德基，不如去爱上个穷光蛋，不如趁时间还早犯上一个没心没肺的错误。要是突然下起雨来，马路两侧的柳树就变成了摇动四肢的软体动物，它们把种子藏在雨水里，顺着树叶尖端那一下致命的弹簧般的颤抖，播撒在快步赶路的行人心上。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在院子里支上一张大桌子，从理发店隔壁的方圆餐厅叫一桌子冷热荤腥，和朋友们一起天南海北地神侃。谈论网上形形色色的马甲，谈论古旧书业的最新行情，谈论能通过气味，用鼻子鉴定版本的伟大藏书家。这样的聚会带来一种薄如蝉翼的存在感，在时间无尽的序列里，在平淡无奇的世界上。当酒尽灯残，我走出七十三号的绿色铁皮大门。我驻足站立，倾听黑夜献上的灵魂之歌。在永无休止的歌声里，窄巷无人，如临荒村，只有明月空如水，不见青溪长坂桥。

但是我得说，所有关于风花雪月的回忆最终无一例外地被翻译成一部对于家庭生活的忏悔录。胡同也是如此。

那时候，胡同的老婆、孩子都在山东老家，他却很少回去。他喜欢北京，即使四处碰壁，他也觉得这里才有他想要的生活。他说他宁愿死在北京。

确实，北京交通拥挤、空气污浊、生活成本高昂，但在这里，你的精神肠胃最容易得到满足。总有人会积极分享你的想法。你最稀奇古怪、最微不足道的才能也有机会抽枝发芽，并最终找到知音。你邂逅的这些知音，在样板戏和晚会歌曲中长大的一代，他们能看到你心里的那团火。他们对轻视物质生活的人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欣赏。他们能帮你穿透表皮，进入北京的动脉，在注满理想主义红血球的大海中劈波斩浪，在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参与一场庄严的新陈代谢。于是，为了不在高血压、老年痴呆症袭来的那一天感到后悔，为了寻找，就找那一点点电光火石般短暂的心灵相通，就为了这个，离开故乡，也是值得的。

第二年冬天，有一次，我从胡同的办公室门口经过。我看见门开着，胡同歪歪斜斜地戴着顶灰色的绒线帽，裹着棉袄，像电影《林家铺子》里谢添演的林老板一样靠在藤椅上，望着显示器发呆。我进去跟他打个招呼，他吸了一下鼻子，无可奈何地说：“电脑坏了，蓝屏了。”这屋里冷极了，老房子没有暖气，只能靠锅炉房里烧的柴油维持一点温度。从北窗透进来的一束阳光，好像只是把寒冷照得更清楚了。我说：“看样子是硬件问题，硬盘坏了吧。”他坐着没动，过了一会儿，我见他把眼镜摘下来，他的声音很低：“那我儿子的照片，是不是就全没了？”他掉眼泪了，无声的，这让我有点吃惊，这是我们认识的十年里，第二次见他掉眼泪，也是最后一次。

即便如此，胡同对家庭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事实。聚会的时候，总有朋友批评他：“你先别扯别的，先好好赚钱，把老婆孩子养好再说。”

胡同的老婆——小蔡，给我写过一封信，她问我胡同整天到底在忙什么，有成绩吗？为什么一年下来只给家里拿了一千块钱？她告诉我，每次和胡同谈现实问题，胡同总说她太狭隘。她说：买房、孩子上学这些现实问题，我能不考虑吗？

小蔡是个好妻子，在老家当老师，戴副眼镜，很斯文。她说跟了胡同，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没有回她这封信，我觉得这些问题由我来回答，不合适。

我把信转给胡同了，这是他的家务事。胡同是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他有他的方式。

跟胡同的合作，很快就满了三年。我们的库存越来越多，但账面上还是一如既往地空空如也。而且，我们开始欠债了。想了很久之后，我决定从这个生意里退出来。

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刻。这时候，布衣书局已经搬到了东壁街的一个大仓库里。我和胡同在那个光线暗淡的大屋子里讨论分家的具体办法，非常平静，非常简单。胡同笑着说：“布衣和‘不易’谐音，这说明卖书注定是一个艰难的事业。但‘不易’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不离不弃。”那么离开布衣书局，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就如同一次失恋吧，如同离开了一个三年来朝夕相处、魂牵梦萦的女人，她曾如此深入我的内心。但我知道，对胡同来说，离开布衣书局，就是离开他自己。

胡同把胳膊肘拄在藤椅的扶手上，托着腮，我在他对面坐着。当我们的目光在游移的路途中不经意地相遇，我们都紧张得立刻把它移开。我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发现没戴。没办法，我只好转向他那张桌子。电脑是桌子上的主角，一个朋友帮攒的，奔三CPU，128M内存，15英寸球面CRT显示器。它是这间仓库里的万物之灵。电脑旁边摆着一座绿色的台秤，那是从北新桥信托商店买来的，用来给书称重，好计算邮费。一个按钮很大的计算器，让我想起胡同数学一直不好，两位数的加减法就能让他手忙脚乱。那只白瓷的鲁迅像，有一尺高，胡同特别爱在潘家园地摊上买这种稀奇古怪的小东西。还有飞利浦的电话机，一卷透明胶带，几块硬纸壳，一只明黄色的塑料手电，插满钢笔、圆珠笔、毛笔、铅笔、有机玻璃格尺的陶瓷笔筒。他的桌子旁边还立着一架宁波产的永生牌落地扇。这间屋子通风不好，夏天闷热，没有电扇不行。我们说着话，时间过得很慢。阳光的投影总是一动不动地在同一块长方形区域里微微抖动，无数粒灰尘在光线的隧道里翻滚、旋转、升腾。然后，突然之间，我们害怕的东西来了。那就是——冷场了。这冷场的感觉如此强烈，似乎“冷场”是一个匪徒的名字，他是个活生生的人，他突然闯进这个大库房，潇洒地朝天上开了一枪，然后朝枪口吹了一口气，用心不在焉的语气告诉胡同和我：听好，我来了。我哪也不去了，我要在你们的心里再掏上一个大洞。

那天晚上，月亮很好，我一个人在一条行人稀少的小马路上散步。我从一个路灯，走向下一个。我走了很久。我发现在两个路灯之间，人的影子在地上经历了奇妙的变化。它出生（矮墩墩的，但轮廓清晰，充满生命力），发育，然后被拉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长，痕迹却越来越淡，直至走近下一个路灯时，彻底消失。这有点像人的一生。这是生命中理性的那一部分，按部就班，有规律可循，能够预见。当然，最终的结果永远是彻底的失败，众叛亲离，生命无可挽回地化为乌有。然而，有时候身边却可能突然咆哮着经过一辆汽车，它的大灯会在地上为你投射出另一个影子。这样你就同时拥有了两个影子！它和原来那个循规蹈矩的影子短暂交叠在一起，让你不知所措，目眩神迷。这辆车就如同你生命中突然光临的激情，无法预知，但转瞬即逝。我们这一生就是两个影子，是路灯和车灯，是理性和激情交织的一生。这时候，我意识到，布衣书局——属于我的那辆激情之车，已经开过去了。

我和胡同还是朋友，但不再亲密。我还是会每天上布衣书局的论坛，还会看他写的《贩书日记》，但是电话少了，MSN少了，见面就更少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某种蛋白质失去了，它把我们关系中的活性成分带走了。我知道，要重新生成这种神奇的物质，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但它终究会回来的。

此后，胡同的经营策略有了调整，开始向高端转型。他的战场从潘家园转向拍卖会了。虽然，还只是“从买平装书里的垃圾，到买线装书里的垃圾”。他把普通书都发回老家——山东临沂，交给“大白菜书店”来打理，那里的经营成本低得多。“大白菜”这个名字是个宣言，它象征着一种新的态度，把书当成大白菜来卖。毕竟，没有人会对大白菜产生什么特殊的感情。

他在东三环外买了房子，把老婆孩子都接到北京。看上去，日子好过多了。生活和普通人一样，慢慢走上正轨了。

胡同在社会上也有了相当的知名度，经常接受报纸的采访。布衣书局积累起了一定的品牌价值，书痴们信任这个品牌。在图书经营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像大多数人一样，胡同是喜欢引起别人注意的。谁不爱听到大家的喝彩呢？我想起来意大利有个著名的足球教练叫卡佩罗，记者问他，六十岁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感觉？卡佩罗回答说，膝盖老是发疼，但为自己制造话题的愿望从未减退。胡同同样是为自己制造话题的高手。他对我说过：“如果你的存在，有很多人重视，你会得到非常强烈的满足感。你会觉得，活得非常值。”

但他确实太累了。长时间的伏案工作，搬运重物，他的膝盖没有像卡佩罗那样发疼，但是不到四十岁，他的腰和颈椎已经常常出现状况了。有好几次，他不得不停下手里的工作，去医院接受治疗。大家都劝他要注意健康，多锻炼身体，少喝酒。我们的朋友e老甚至把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时发表在《晨报》上的那句名言，用在胡同身上，那句话是“杀君马者道旁儿”。路边的喝彩声太多太响亮，容易把道上跑着的马给累死。

而且这时候，大家都知道，胡同最近这些年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欠了不少债。

他是亦喜亦忧。

有一次周末聚会，在幸福大街。聚会的饭馆正好在办婚宴，张灯结彩，鼓乐齐鸣，热闹非凡。我们到的时候，胡同已经坐在那了。像以往每次饭局一样，大家的话题最后又回归到对胡同经营策略的批判上。有位朋友作了总结性陈辞，他说：“我们这些人各行各业的都有，没有跟你有竞争关系的。这么多人一致的意见，肯定不是害你，你总该听一听。你说你弄二百吨烂书干什么？旧书业没落是个趋势。就靠卖这些书，咱们打个赌，三年后，你一个月最多卖五万。不说别的，万一现在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你了，让你搬出去，你怎么办？得拉多少车，得费多少时间整理，得停工多少天？欠钱归欠钱，说你归说你。欠钱该还，还得趁早还！”这顿饭自始至终，胡同一反常态，沉默不语，没精打采，脸上也没什么表情，看上去有点怪怪的。快结束的时候，他对我说，其实他早上八点多就来了，因为不想在家里待着。他在附近转了转，还拐到东壁街去看了几眼。布衣书局原来租的那座房子现在是韵达快递，里面天天生炉子、做饭，杂物堆得到处都是。到九点多他实在没地方可去了，就一个人跑到包间“怡景湾”里坐着，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那时候还没有刷微博这个填补时间空隙的好办法，这一个多小时想必是非常无聊的。他说有时候晚上七点多就睡了，觉得干什么也没兴趣。吃完饭，大家结了账，准备回家。我走在后面，看见e老和胡同一起出了饭馆的玻璃门，站住。e老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背，驼了。”

由于库存越来越多，离开东壁街以后，布衣书局又换了两个地方，越搬越远。先是靠近潘家园的华威西里，然后是东四环外的垡头。垡头基本就可以算是城乡结合部了。每个第一次去垡头的人都会被两件事所震撼：一是布衣书局库存的规模。二百吨书！简直就是暗无天日，令人发指！你不会想到，海量的人类知识和海量的细菌、粉尘共生在这个道路坑洼不平的穷乡僻壤。二是厕所的原生态程度。我那次是和一个粗枝大叶的朋友一起去的。在书架的迷宫之间检阅了没多久，他说要去上厕所。过了一小会儿，从厕所传来了一声咬牙切齿的大叫，随即这位朋友又呵呵笑了，他兴奋地宣布着自己的新发现：“这个蹲坑是铜的！——晓维晓维，快拿把刀来，这上面的铜能刮下来！”

那天胡同的老婆小蔡和儿子胡然也在。小胡然刚上学，白白净净，长着两只和他爸爸一模一样的招风耳。据胡同说，从早到晚嘴巴说个不停这一点也和他如出一辙。到了傍晚五点多钟，我和胡同一起去吃饭，顺便开车把娘俩送回家。快到华威桥的时候，胡然在后座上问，爸爸回家吗？胡同的声音有点疲惫，他说：爸爸在外面吃完饭就回家。胡然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胡然又问：爸爸为什么总不能回家吃饭呢？这句话让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安静下来，只能听见制冷空调向车里吹出的幸灾乐祸的欢呼声。车停在华威桥十字路口等交通灯，外面就是首都图书馆。半分钟后，绿灯亮了，我挂上挡，侧过头笑着解围说，你爸爸还得挣钱养活你呢。胡同立刻没好气地说，可别提钱，有人要有意见了。接着，他又不冷不热地补充了一句：我都知道她下一句要说什么。这一路，直到下车，坐在胡然旁边的小蔡一声没吭。

吃完饭我把胡同送到双井的招商银行还卡账，他说以前误过两次还卡账，都影响他老婆的信用了。为此他还给银行写过保证书，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他絮絮叨叨说了半天。后来我一回到家，就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还上了，兜里还剩二百现金，一头汗。开始怎么也凑不够，一紧张，酒随着汗出来了。明天继续这样卖，找更好的书卖。苦战三月，卸掉负担，过正常人日子。”

从那天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胡同又苦战了不知道多少个三月。他的负担应该也卸掉不少了吧。

尽管还有不少难题要去克服，但在我看来，那些所谓的难题并非他生活的重心。如果非要用那个很世俗的标准——“成功”来衡量一个人，我也会说，胡同已经“上路了”。因为这些年下来，他离自己的理想是越来越近了，而不是越来越远。虽然我还说不大清楚，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我只是感觉他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他一直在坚持。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坚持的人，是可敬的。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进入二〇一二年，在胡同身上似乎发生了某种积极的变化。我依稀觉得他又或多或少地找回了最初那种开朗、乐观的精神状态。他又重新积极卖书、积极还债，兴高采烈地谈论自己的工作。

他的变化不知道从何而来。但我记得他跟我说过，外公病危的时候，他回老家帮忙陪护。老人九十岁了，胃癌，天天输血，刚输完血就吐血。胡同在床边拿个盆接着，被喷了满身的血。活血腥气，坏血发臭。胡同说那几天的经历使他看到，生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悠长。他下决心要换个活法，想做的事要尽快做。

今年九月份，某一天，我在电影院里意外遇到他。他恰好和我看同一场电影，我五排，他九排。当时我正搭滚梯往楼上走，听到他兴冲冲地在下面喊我。我回头见他穿件浅咖啡色的大T恤，米色短裤，黑皮鞋鞋帮上露着一截土里土气的深色丝袜。他斜挎个阿迪达斯的小书包（这是他身上第一件我能说得上品牌的行头），左手抱一大杯可乐，右手拿只火腿三明治正在大嚼，远看像个逃课的大学生。我的这个胖弟弟一路小跑，追上我。他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刚去拍卖公司结完账，溜到这里看个电影，之后还要去和老婆孩子会合。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他说脚上的鞋子已经穿烂了，打算去新世界百货买双新的，给老婆孩子也各买一双，也算过个节。看他神采飞扬的，我也高兴。

最近，我们还在垡头一起吃过一顿午饭。那是一家小饭馆，小得不能再小了。不用说你也知道，胡同让老板切了一斤驴肉，又要了碗紫菜蛋花汤，一斤素炒饼，两瓶燕京啤酒。从饭馆的玻璃门望出去，外面的化工路被经过的一辆辆大货车弄得尘土飞扬。路边是等待拆迁的成片的红砖平房，房顶上支着汽车配件、五金水暖、KTV这样的大字招牌，用的都是电脑里最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方正舒体字和所谓的流行体。从门外吹进来的风把饭馆墙上用来固定菜单的透明胶带吹得扑拉扑拉响。眼前的景象使你很难相信自己是身在北京，身在伟大祖国的心脏地带。看得出来，胡同那天心情不错。他说这家饭馆的驴肉是真空包装，从河间直接运过来的。他绘声绘色地回忆了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有些说过很多遍了，有些连我也不知道，酸甜苦辣，曾有过的憧憬、恐慌、喜悦、噩梦，不过是带着一种“俱往矣”的释然。他又展望了未来。他已经意识到，要做好旧书，一定要保持热情，同时不能太过迷恋。他很兴奋，又要了瓶啤酒。我是不喝酒的，他一个人喝。他不抽烟，我也不抽。他接着说，以后除了继续卖书，还想做一点出版方面的事情。他说做出版有个好处，自己能做的事情更多，自由度更大，比较能发挥脑子的作用。而卖书百分之九十还是个体力活，主要工作还是把东西从甲地运到乙地。我端着茶杯听着。酒精增加了他说话的跳跃性。看上去，即使对面坐着一个稻草人，胡同也可以完成这次对话，他只是需要获得一种并非是自说自话的感觉而已。他说自己骨子里是个自私的人，总想自己过得快乐一点儿。迷恋网络，其实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过去总是想做大做强，现在想做得深入些，小规模，但要有趣……当他说着这些的时候，我好像又看到了十年前方砖厂胡同的逼仄小屋里那个跃跃欲试、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湖州小顾

湖州有个顾诤。顾诤有个网名，叫艾殊仁，艾殊仁谐音“爱书人”。艾殊仁就是小顾。小顾不仅爱书，也贩书。爱书爱成了版本专家，贩书贩出了好生意。小顾在网上还有个博客，对他经手过的珍本逐一点评，精彩之极，叫人读了连呼过瘾。小顾的斋号叫作“留不住书斋”，既爱书，又贩书，结果只能是留不住书。这斋号里有无奈也有一份豁达，你可以看见。

我买过小顾的书。一年多以前在南京拍到了一部木刻本的林译小说《黑奴吁天录》，后来知道，这书曾上过小顾的手。再往前数，还有林语堂的《大荒集》、王礼锡的《市声草》等等。买过这些书，虽然和卖主没见过面，也得算熟人了。这次在江浙漫游，闲来无事，总要弯到湖州拜访一下留不住书的小顾。

长途汽车沿路的风景并不好。你别以为湖州还是那个养蚕、织布的水乡，这里的水道基本都填成了马路，蚕早就没人养了。车过南浔，入目的都是规模不大的地板厂、门窗厂、木皮厂、彩钢瓦厂。织里镇上则是羊绒厂、印染厂一个接一个。路边树木上挂满灰尘，辨不出颜色。加油站公共厕所的墙上，歪歪扭扭涂满了迷药、枪支、假币和汽车干扰器的联系电话。你不知道这些手机号码会把两个什么样的陌生人联系在一起。他们交头接耳之下，又会浇灌出什么颜色的罪恶之花。

我到了湖州汽车站，换乘二十五路公交车。在凤凰农贸市场站下车时，见小顾已经候在站台上了。两个人没见过面，迟疑地向对方打着招呼。

以前耳闻小顾是帅哥，这次见到，没有那么帅了。他刚过三十，已经有点发胖了。浓密的头发梳得很整齐，胡子却有好几天没打理了。一件夹克衫很随意地套在毛衣外面，敞着怀。他见我没吃午饭，就带我到附近的小饭馆先垫垫肚子。一路上，我们很快就展开了话题，迅速熟悉起来。

他是湖州菱湖镇上人，五十年代谢添主演的《林家铺子》就是在这个镇子拍摄的。顾诤说，当年的菱湖镇上有七十五座桥，镇上所有人家都可由水路到达。他父亲早年在镇化工厂的运输队当船老大，母亲是商店的售货员。九十年代菱湖镇大力发展电子元件工业，填湖修路，他父亲的饭碗发生了危机。一家人的生活由此变得困难起来。

雪上加霜的是，他高一那年又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到上海的华山医院动手术。这场病，几乎把家里的积蓄全部花光了。他在医院里住院无聊时，就让父亲给弄份杂志翻翻。这是一本收藏类杂志，他在这一期上看到了《旧书信息报》刊登的一条小广告，说是可以免费索报，便立即写信到报社，果然得到了免费的报纸。这份报纸就成了他开始买书的一个契机。其实收藏是一种天性，这种天性生命力极强，一滴水滴上去就能长出果实；没有这个契机，也会有那个契机，不收藏这个，也会收藏那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很多藏书爱好者都是从其他的收藏兴趣转移过来的：粮票、烟盒都有，集邮最多。小顾原来就集邮。他看了报纸，就把自己的邮票全卖了，换到的钱给自己做“风险投资”。

如果世界上真有面向旧书收藏的风险投资，绝不会有人投在小顾身上。因为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晕车。他坐车会浑身出冷汗，然后一直呕吐，直到吐得胃出血，四肢力气全失，要躺上一整天才能稍微恢复一点元气。公交车、出租车，他一律坐不了。飞机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想去那些火车或者摩的无法到达的地方，他就只能靠两条腿走。

这个弱点使他活动的空间缩小，效率降低，成本和风险上升。在湖州这样一个没有一家旧书店、新出的版本学书籍也难以买到的地方，小顾为了自己的爱好和职业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刚开始买书完全是根据《旧书信息报》上的广告邮购。广告里只有文字，没有图片，所以夸大其词、以次充好的现象非常普遍。有人把三联书店五十年代重印的《海上述林》撕去版权页，当作诸夏怀霜社的初版本卖给他。小顾去信交涉，卖主根本不予理睬。这些奸商坑掉了他不少的冤枉钱。两三年之后，顾诤上大学了，他的事业也逐渐走上了正轨。

“我是真正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大学四年的所有开销都是自己挣出来的。”小顾自豪地对我说。“其实晕车还不是我干这行最大的困难，父母不理解、不支持才是最让我头疼的。”

小顾的父母非常老派，别人的富贵他们从不觊觎，自己的钱则是能省就省。老顾当年怕他买书花钱，每次收到别人寄给小顾的信，都先藏起来不告诉他，等他放假回家才拿出来。可那时候人家的书早就卖掉了。“这种情况，使我失去了很多机会”，小顾很无奈。老顾认为世界上的钱只应该停留在两个地方，口袋里或者银行里。把钱投在书上太不保险了。老顾的存折都是定期，不到期绝不肯取出来。小顾买书有时候缺钱，向老爷子求援，老爷子不肯动用定期，就让他跟卖主砍价，把差的那部分钱砍下去。小顾叹了口气：“谁能让你这么砍法？这种情况我也丧失很多机会。”老顾到商店里买水果，从来不是按需购买，而是看什么打折买什么。想吃一斤苹果，到了商店，称回来二斤降价的鸭梨。他帮小顾到邮局给客户寄书，如果重量恰好是两千零几克，老顾必将包好的书再扛回家，全部拆开，把包装用的硬纸板抽去几片，或弄薄一点，抹去那几克分量，再重新去寄。对老顾来说，时间和人力似乎都不算成本，而是如同空气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后来小顾生意做大了，对父亲说：你看你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下几十万，我现在一部书就能卖这个钱。

听小顾谈老顾，你很容易产生共鸣。这就是我们的父辈对抗生活的三十六计，永远也不会改变。如果社会因为马虎大意给他们留下一点点生活的缝隙，他们必全力以赴，凭自己的智谋将其充分利用起来，小心加以护持，并在内心深处为自己的这份精明洋洋得意。

我跟顾诤到他家里去。一进门，就见老顾在一张大桌上剪刀浆糊地忙着。细看时，才知道老顾是在帮小顾修书。老顾听见门响，眼睛从眼镜上方向门口冷然一瞥，就又低下头，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有热闹进门他亦是不为所动，默然无一语。我偷偷对小顾说：“你父亲还帮你修书，他哪里是不支持你啊！”小顾答道：“他不是帮我，是一开始我找别人修书，他嫌价钱贵，说不如自己来弄。”小顾说老顾修书修了十几年了，调浆糊，做工具，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摸索，开始的时候也修坏了不少书。我略一掐算，十几年前正是小顾事业起步之时。也就是说，老顾从一开始，就尽自己的力为儿子分担肩头斤两。戴着蓝布套袖的老顾不善言辞，喜怒哀乐也不肯多流露一分，但中国的为人父者历来就是这样默默为子女劳心劳力，笨拙而深情。

小顾引我进了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沏好一杯绿茶。“那部《黑奴吁天录》的函套还在不在？”他问我。我说在。他看了一眼老顾，回过头告诉我：“那个蓝布函套就是我父亲做的。”他点上一支云烟，像是自言自语：“一共四册，三册题签完好，一册缺了一半。”

一谈到书，顾诤的语速就越来越快，音量越来越大。一旦他停下来，你会觉得耳朵还在嗡嗡作响。有人说他讲话像机关枪，小顾自嘲是在湖州憋的，因为这里没有什么人跟他谈版本。他的书不算多，一函一函整整齐齐地码在玻璃书柜里。他知道我喜欢民国书，就从里屋拿出两部线装书来，一红一蓝，他说是自己留了压箱底的——非卖品。红的是周叔弢刻《屈原赋注》，刻成后送徐乃昌的。刻书所用的朱砂色彩醇厚，令人观之眼明，非一般红印本可比。小顾说这书连黄裳也寻访多年而不得。蓝的是董康刻的《杂剧三集》，用上好棉连纸精刊。他把纸捻起来让我摸：“你看看这纸，真正的薄如蝉翼。”小顾肯下功夫钻研，记忆力又好，每部书的掌故、来龙去脉，说得头头是道。我们抽烟喝茶，聊聊书，谈谈各自认识的书友，很快天就黑下来了。我提出先去旅馆把行李放下，再来找他吃饭，他便陪我下楼。

路上他又给我讲自己的经历。大学毕业后顾诤和一个老板一起弄活字，想把它做成一个商业项目。他没有现金，就以自存古籍折价入股，几个合伙人里只有他一人坐班。有一次，老板从四川收购了几万册线装书，堆在一个货仓里，让他整理。那货仓没有窗户，全封闭的，原先用来放置重型机器，弥漫着呛鼻的机油味。老板怕书被虫子蛀掉，又往仓库里倒了一百斤樟脑丸。小顾在里面干了三个月，鼻子开始溃烂。他跟老板提出不能再进仓库了，老板不高兴。活字的事业做了两年，不见收益，几个合伙人都意兴阑珊。小顾辛苦一遭，也只能一无所获地收场。从此他决定单干。后来也有其他的老板找他入伙，一起印佛经之类的，小顾认真地说：“他们突然来个主意，我就得上天入地地忙活，没意思。还是我自己做好，虽然发不了什么大财，但吃穿不愁，落个自由。”

顾诤对现在的生活比较满意，唯一的遗憾就是还没有女朋友。湖州的女孩子讲究找个有公职的，收入稳定。小顾的职业跟人家说不清楚，说是做古书生意，人家就问了：“你的店面在哪里？”店面都没有，做什么生意？还有人认为他是到废品收购站摆弄旧杂志的。小顾摇摇头：“没办法。再说也确实没有谈得来的。”

到了傍晚，我们两人在饭馆集合。因为他不能坐车，所以就挑个离他家近的餐厅，吃鱼。他说，我们湖州就是鱼还多一点。一起吃饭的还有一个小胡，也做古籍生意，是顾诤在湖州唯一的同行。小胡比他还要小几岁，上上下下收拾得很利落。头发一丝不苟，一件黑呢紧身短大衣，系一条好面料的红格围巾，举止得体，出言谨慎。小顾健谈，饭桌上基本是听他一个人在说古论今。吃过饭，他们送我去坐车。那时已是八点半钟，夜色一沉，那星月便来照人。湖州城千家万户的好日子皆漂浮在半空之中。帅哥顾诤双眸闪亮，指指去推摩托车的小胡，笑道：“你看他，还是青春无敌呢。我不行了，一看就是古董铺子里的老油条。”

张爱玲去温州看胡兰成时说：“想你就住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含有宝珠在放光。”我来湖州不是相亲，看不到此地有宝珠发光。不过有了小顾，这座小城在我眼里就增色几分。湖州城数百年藏书传统的魂魄因之老有所依。临别之际，我向小顾挥一挥手，我祝愿这一家人父慈子孝，一生平安。

王珅：卖旧书的程序员

今年春节前后，几个旧书圈的朋友聚在甜水园二爷的办公室里闲扯。二爷是中年成功人士，开了个公关公司。几个人里他最年长，总是为了公司的发展前景和儿子上大学的专业选择纠结不已。（究竟报考影视编导专业还是书画鉴定专业？哪个未来就业更有保障，哪个圈子稍微干净一些？）别问和书巫属于社会闲散人员，整天穷欢乐的北漂一族，以贩书为生的文艺青年，终日混迹于各种签名售书活动、学术讲座、小型地下演唱会、话剧剧场和电影院。王珅则是年销售额做到一千万以上的旧书业大亨，是永远独来独往、单打独斗的创业狂人。因为体重最大，所以他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重装上阵”。你常常看见他穿一条肥大的牛仔裤，背一个塞得见棱见角的黑色双肩背书包从远处走过来，他的眼神因为陷于思考而显得空洞迷茫。熟悉他的，为了表示对这位商业天才的景仰，称他为“王总”。跟他不熟的人，一般就直呼“那个胖子”。

几个人聚在一起聊什么呢？王珅，也就是“王总”，当然还是谈他的创业计划。他把生命中的每一秒钟都用来思考商业项目，思考如何赚钱。王珅说他的新项目是要把“植物大战僵尸”这个游戏移植到街机上，当然，形式上必须改头换面，要充分本地化，并且适应中国国情。他想好了，把对战双方换成“拆迁队”和“钉子户”。拆迁队大战钉子户，这样更你死我活一些。为了节约成本，背景音乐得找个过了版权保护期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国际歌就很贴切。

书巫总是关注社会现实的，那天他的议案是关于弱势群体的问题。他租住的房子就在不远处的一个老式红砖筒子楼里。有一次屋里厕所下水道堵了，就只好去外面的公共厕所解决问题。那个公共厕所是附近同性恋者非正式聚集的水陆码头。当他走向那里，发现厕所门口有几个奇装异服的水手正齐刷刷地抱着胳膊盯着他。这几个年轻人警惕而又期待地打量着前来接头的这位不知姓名的地下交通员，他们试探性地对着书巫唱起了“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当书巫满脸愧色地走进去，草草了事之后又忐忑不安地出来，加快步伐落荒而逃时，那几位突然放下了矜持，起哄似的把歌曲切换成了热情奔放的男声小合唱“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在这次甜水园聚会的最后，书巫问了大家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给你两个亿，你会用来干什么？四个人顿时陷入沉思，他们的回答都直接地反映了各自的生存现状以及对于生活远景的殷切期待。忧心忡忡、对未来持悲观态度的二爷先发言了，他的计划是：花一亿八在最好的地段买个最好的商铺，租出去吃租金，其余的两千万用来过日子。非常现实！同时也非常缺乏安全感和想象力！坐在转椅上的书巫深思熟虑地扶了一下眼镜，然后清了清嗓子。他的神态越来越像中年顾颉刚了。他是这么说的：“这个这个，嗯，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这说明，他对自己现在每天读小说、看电影、听周云蓬和左小祖咒的生活状态相当满意。别问总是很阳光，他练了一身块儿，像个肌肉版葫芦娃。去年夏天他刚刚独自骑车去过新疆，显然，他还想把这个骑行活动继续发扬光大。他兴高采烈地说：如果有那么多钱，我要自行车环游世界。当然，车后面必须跟着四个大美女，全程陪伴。书巫补充了一句：那这两亿都花美女身上了。

轮到王珅了，他很少说废话，因为说废话浪费时间。我曾注意到，甚至平时他脸上做出的任何表情，振幅也都小于常人，我猜这是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时间和体力上的消耗。王珅的回答简明扼要：“我会用这些钱，做大一点的生意。”

你瞧，世界是公平的。四个人里为什么王珅赚钱最多，答案都在这儿了。

王珅的简历如下：开始做旧书生意是在二〇〇五年，当时他还是摩托罗拉的一名程序员，高收入白领。为了要找一部《鲁迅日记》（根据鲁迅记的书帐，学习买旧书。这个先进经验很多藏书者刚起步时都借鉴过），他误打误撞地进了旧书圈子。他很快就发现，在这个行业里，不同的销售渠道之间存在着足以牟利的差价。他还了解到，在日本出售的有关抗战的写真帖、各种珂罗版画册，价格比国内要低很多。虽然传统的藏书家对这类书是不屑一顾的，但它们确实有着非常稳定的市场行情。王珅仔细研究了此前数年中国古籍拍卖的成交记录，在相关条目下面都粘上了明黄醒目的小记事贴。然后按图索骥，跟日本的旧书店联系，买进所有他认为存在利润空间的旧书。在他的起步阶段，对互联网和外语的娴熟运用，使他和竞争对手比起来，棋高一着。他从日本买进的第一部书是《南画大成》，在这部书上他赚了四万元。这样，日本写真帖、画册也就成为他进入旧书行业的突破口。

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成不了什么气候，因为对这个行业来说，他基本上还是个门外汉。他不懂古籍，不会鉴定版本，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也缺乏足够的文史知识。况且，作为程序员，他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来做生意。所以一年以后，当这个业余书商宣称自己当年的销售额做到了二百万时（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北京绝大多数旧书商），圈内所有人都不相信，都认为他是在吹牛。有人说：“东北人就爱瞎忽悠。”也有人说：“胖子，你就吹吧。”王珅来自沈阳，作为一个东北人，他又不幸地充当了这一偏见的最新牺牲品。可以说，长期以来，他是在质疑声的包围之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后来生意再扩大一些，他就辞掉了在摩托罗拉的工作，在潘家园开店，专门经营旧书了。通过这个门店，他陆续结识了一些大买家。比如二〇一三年下半年因涉案而举国热议的某网络大V。随后他又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相继探明了老照片和线装古籍这两个潜力巨大的富矿，这大大拓展了他的经营范围。二〇一〇年，他全年的成交量达到了一千六百万，这对于经营方式还停留在游商阶段的旧书业来说，是个惊人的数字，它相当于国营的中国书店一家普通门市全年的流水。而王珅的业绩几乎完全是凭一己之力做到的。他这样评价自己的业绩：“日本书、外文书，我基本上做到名列前茅了。但是古籍还有很多人做得比我好，我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

几年之间，他逐渐从一个毫不摸门的外行，变成了古籍拍卖会上的重要人物。在拍卖会上你总能听到有人小声嘀咕：“胖子举的。”“这书我在胖子那儿见过。”“这件大概被胖子自己托回去了。”说什么的都有。

中国书店的员工也都认识他了。有一次我到琉璃厂古籍书店二楼看书，正好听到两个营业员间的对话。女的说：“上午有个客人来，问有没有日本出的全套的《书道全集》。”男的不假思索答道：“那个胖子就有，姓王的那个。给他打电话。”另外一次，某博物馆的馆员来找中国书店的经理，想配两架子日本出的考古画册。经理很爽快地告诉他，找王珅。

其实，直到今天，王珅只去过一次日本。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他自己总结的经验主要是技术层面上的。比如要充分了解客户需求，并且找到好的货源，二者缺一不可。但作为他的朋友，我想从非技术层面找找原因。我大致归纳出两点。

第一，对赚钱这件事无比地热情。做生意，赚钱对王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乐趣。你喜欢做的事情，肯定比较容易做好。有一件小轶闻可以说明赚钱是如何给他带来欣喜的。那是他刚起步的时候，有一次花七万元买进了一批老照片，没过三天，就以十二万的价格转手卖给了为美国某机构做采购的白小姐。那时候王珅还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一下子赚到五万块钱。当天晚上他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又早早醒来。见家人还在熟睡，他就独自到楼下的街心公园散步。他一边云中漫步一边回味着这次成功的交易，几乎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想得正美，一不留神，脚下狠狠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撕开一条很长的口子。他疼得站不起来，四下看看，地上并没有任何沟沟坎坎或者砖头瓦块，连一片可以抱怨的香蕉皮都找不到。这次工伤完全是乐极生悲。他知道唯一的原因就是自己深深地沉浸在这次成功交易的喜悦之中，忘乎所以了。后来他讲起这件事时，还会拍着大腿发出少见的哈哈大笑。

我有的时候觉得王珅很像阿根廷漫画家季诺的系列漫画《娃娃看天下》里的小财迷马诺林。马诺林是个八岁的男孩，杂货店老板的儿子，视赚钱为人生最高境界。他一方面认为钱是美丽的，一方面又不失属于儿童的那种单纯、狡猾和善良。钱是美丽的，简直倾国倾城，我们不习惯于这么表达，但这确实是事实。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相对于赚钱的结果，王珅更加享受的，主要在赚钱这一过程本身。事实上，他对于生活各方面的穷奢极欲完全不感兴趣。他不追求名车豪宅，平时开一辆很普通的深蓝色“小马”——马自达，用来运货。他还有一辆“小龙”——雪铁龙，不是自己买的，是别人欠钱，用来顶账押给他的。“小马”、“小龙”都很不起眼，和他拙劣的驾驶技术非常般配。他经常在空旷的城际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时五十公里的速度狂飙。每次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他那辆运货马车从车位里揉出来，所需的时间都足够我们幸灾乐祸地站在旁边抽完一整支点儿八的中南海。

吃穿他也不讲究。衣服都是老婆和妈妈给买的，颜色永远是深灰、铁灰、铅灰、清灰、水泥灰、深米色、烟色、驼色、土色，总之一定是那些你很难界定的非常接地气的只有在冬天里才常见的颜色。每天上午出门之前，他穿哪件衣服是由老婆和妈妈决定的。老婆总是拿老婆给买的衣服，妈妈总是拿妈妈给买的衣服。他偶尔也会抱怨一下，因为妈妈给他拿的那件带小熊维尼图案的T恤他已经穿了五年了。

说到吃，我记得前年夏天，到他放书的仓库去过一趟。那是一套租来的两室一厅，在紧挨着潘家园的一栋高层居民楼里。屋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老画册、和刻本、木版水印书籍，这些书基本没有价格在两三千元以下的。我到的时候，他正埋在纸质金银堆成的小山里呼噜呼噜地吃着方便面。我提醒他，吃方便面是最没营养的。他放下筷子，侧过脸瞥了我一眼，一脸茫然地说：“你觉得，我还缺营养吗？”

他说自己最不喜欢大吃大喝。“吃吃喝喝，有啥意思啊？再说，饭馆里的东西也不卫生。”所以，除非为了做生意，他一般不爱掺乎饭局。如果问他爱吃什么，他会抬头望着天花板想上半天，然后眼神掉下来：“鸡架？——我就爱吃那些小时候吃过的东西。比如东北的酸菜，自己家腌的，老好吃了。”

“你什么也不享受，那赚那么多钱干嘛呀？”“用来做更多的生意，赚更多的钱啊。”这种一问一答是个无法破解的死循环。你可以在王珅思维的迷宫里一直兜圈子，出口绝对是没有的。最终只能以你彻底迷路、吐血而亡告终。

要我说，王珅成功要素的第二条是勤奋。第二条其实跟第一条密不可分，正是因为对赚钱无比地热情，才能让他有足够的动力保持勤奋。确实，在这个圈子里，我没有见过比他更抓紧时间的人。每天清晨在床上一睁眼，他已经在心里盘算起一天要做的事情了。给谁送货、到哪里取货、有哪些电话要打、哪两笔账到哪个银行去办、要到哪家拍卖公司举牌子……家务事他一律不管。甚至给老婆买点什么东西，让老婆惊喜一下，也像哈雷彗星造访地球一样几十年一遇。对了，王珅对老婆的称呼非常老派，他总是说，我爱人如何如何。“爱人”这个称呼非常七十年代，但是我喜欢。它贴切、深情，也显得比“老婆”更年轻、更城市化、更有教养。在家里，王珅把自己不多的那一点侠骨柔肠基本都倾注在女儿身上了，他说：“我偶尔也会想着带孩子到哪里玩一圈。不过，必须是回龙观附近。”

有一次，在我们威逼利诱之下，他被拉到小肥羊一起聚餐。饭桌上，火锅热气蒸腾，大家嬉笑怒骂，食欲大开。只有王珅一人，窝在椅子上，低着头，左手一只黑色iPhone，右手一只白色iPhone，左右开弓，从始至终在处理他的生意。查资料、回短信、接电话、回电话，对我们的话题则不置一词。无论身处的这个平凡世界如何波谲云诡、气象万千，他一直不为所动地躲在那个由绝缘材料制成的坚不可摧的黑匣子里，在他虚拟的华尔街里左冲右突，东挡西杀。饭后，二爷气愤地表示，以后饭局坚决不带王总，他的所作所为太影响大家情绪了。

二〇〇七年夏天，我在中国书店的小拍上遇见他。拍卖快结束的时候，他走过来对我说：“陪我去趟隆福寺，画册涨价了。”我开车把他拉过去，路上他就告诉我隆福寺中国书店里有一二三四哪几本书，市场行情起来之后，原来的标价已经有利可图了。我还记得当时他买下的画册是《明清扇面画选集》、《中国近百年绘画展览选集》、《唐宋元明清画选》、《两宋名画册》，他在店里人头熟，隆福寺的经理给他打了八五折。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王珅的勤奋吧。他能在价格波动后的第一时间赶到中国书店进货，这当然需要对市场行情和货源非常了解，但更重要的是，行动要雷厉风行。

王珅还对牛弹琴地向我传授过他做旧书生意的几条小准则。虽然我并不是特别理解其中的道理，但这种标语式的小窍门琅琅上口，很好记。其中一条是“要敢买，要敢不卖”。他解释说，只有你手里有真正的好货色，大买家才会惦记你。所以遇到真正的好东西，要敢于下手，不能怕贵。卖的时候，如果价格没到位，要敢于捂盘。急于弃船逃生，沉不住气，必然追悔莫及。

还有一条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千万不要跟客户交朋友”。他说，做了朋友，还怎么挣他钱呢，最好是保持适当的距离。对客户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给他供的货足够好。是不是朋友没关系，他不在乎，你也不在乎。他反对那种在拍卖会上，看见有钱人就跑去递名片的做法。他说，这太生硬，没用，容易让人反感。你想跟人家交朋友，人家还不想跟你交朋友呢。

他还总结过其他一些成功经验，比如他在外企做程序员时，培养出来的严谨的工作方法和思维习惯。他管这叫“工程师思维”。就像美剧《越狱》里的迈克尔，只要你按照一个理性的步骤，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就能变不可能为可能，积小胜为大盈。

他总是强调从小处着眼的，他说，不要总盯着大的机会。想一次赚一百万是很难的，但是一次赚一万块钱的机会遍地都是。那怎么办呢？——把赚一万块钱的生意，做上一百次。

他也检讨过自己经营方法上存在的弊病。比如，习惯了做单干户，缺乏合作精神。这些年让他最受触动的是德宝拍卖公司老板陈东之死。在他眼里，陈东和泰和嘉成的刘禹形成了鲜明对比。陈东事事亲力亲为，虽然做得好，但英年早逝，累死了。他人一走，德宝的生意也不行了。而刘禹则是逐步带出了一个运转良好的团队。王珅希望自己以后也能带领一帮年轻人去实现一些梦想。

我不知道王珅满脑子的生意经是否有来自家族的遗传。但是从他幼年的经历中，确实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所以他从不相信这样那样天花乱坠的决定论，他只相信他自己。他相信，人的命运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王珅读大学的时候，爱看张承志、苏童、余华、池莉这些作家的小说。那时候，他泡在图书馆里，按照创作年表，把这些人所有的作品通读了一遍。很奇怪，虚构的小说却总是更能深刻地影响一个人。而不同的人也总能从中汲取到不同的养分。王珅从中得到的启示是：我们每个人都仅仅拥有一段平凡的人生，我们都是活在世间的升斗小民，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我们应该抛弃从小被灌输在脑子里的那种大而无当的英雄主义。我们要当普通人，做小事，挣小钱。这使王珅变得脚踏实地而意志坚强。

同时，王珅也很喜欢励志故事，比如电影《阿甘正传》、《勇敢的心》。他还总爱谈起他听来的一个小八卦。一个KTV的坐台小姐，认识了一位做书画装裱做得很成功的商人。三番五次出台之后，两个人好上了。小姐就开始跟着商人学裱画。最后小姐在古玩城开了店，把老家的亲戚全都接到北京来裱画，买卖风生水起，最后把自己师傅的生意也挤垮了。“坐台小姐的文化水平，你知道的，”王珅一脸崇拜地感叹，“怎么样，励志吧。”

王珅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美国电影，名字叫《巴格西》，沃伦·比蒂主演的。讲一个来自东海岸的名叫巴格西的冷血黑帮分子，怀着传教士一般的狂热梦想，在所有人的嗤之以鼻之中，在渺无人烟的荒漠之上建起了疯狂的拉斯维加斯。

也许，巴格西式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经过池莉式的世俗主义、反英雄主义的解构、震荡和漂洗之后，就汇集成了现在这个旧书商王珅的精神源头。

王珅非常享受赚钱的乐趣，但他绝非唯利是图之辈。他说自己是心怀理想，拼命赚钱，两件事一点也不冲突。他说，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固然是活下去，但其次，还有爱。

前不久，我曾跟王珅一起聊天。我问他，做旧书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给他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客户。他没有提那些买东西最多，花钱最爽快的收藏家、富翁，而是一个在邮局工作的工薪族中年人。他对我说：“你想，在邮局上班，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四千？五千？撑死了吧，估计都到不了。但那人是真喜欢书。他专门买日本的围棋书，每三四个月到我这里来一趟，一本一本地看。每次都买五六千块钱的。对别的客户来说，这是小钱，但对他来说已经是笔巨款了。我看他每次数钱的时候，手都直哆嗦。他是真看啊。他告诉我，每个谱他都照着打，直到现在他还常来。对他，我从不催款，你什么时候想付就付点得了，我都无所谓，难得这样真正喜欢书的人。”

这是王珅常常被人忽略的另一面。听上去有点小温情，是吧？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部国产电影，那就是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在这部片子里，小老师魏敏芝为了那五十块钱的代课费，恪尽职守，找回了失学的孩子张慧科。其实，魏敏芝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为了赚钱，为了那五十块钱。但造成的客观结果是，一种崇高的意义从一件利益攸关的生活琐事中升起，魏敏芝挽救了一个失学儿童，使一个孩子的未来有可能变得更加光明。如果大而化之，我们可以说，世界上大多数的懿行善举都并非事先就志存高远，反而往往是从一个微不足道的、世俗的、有时甚至听上去并不那么体面的出发点起步的。但因其契合人性，倒反而能做得长久。度过了平凡的岁月，蓦然回首，竟从中发现不经意间累积出来的一星半点特别的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那才是人世间最有回味的喜悦吧。

我还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从境界上给王珅拔高了一下。不过，也许他并不需要这种拔高。也许，这就叫作佛头着粪？

这些年来，除了旧书生意，王珅还经营过二手奢侈品、投资过有机茶叶、开发过书画著录网站、做过跟智能手机相关的技术开发。有些开展得有声有色，有些已经失败了，但他一直在积极尝试。现在他又在酝酿着几个新的创业项目（比如说，也许会做一个跟孔夫子旧书网类似的拍卖网站）。他将会走向哪里，他的天地究竟有多大，他自己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没人知道。那么，加油吧，王珅，充满奇思异想的胖子。我看好你。

励知书局传说及其他

一

励知书局重新开张了。没错儿，还是刘旭的店。几年前，我时常来坐坐，那时候他店里还是有点东西的。我在这儿买的第一部书是鲁迅的《死魂灵一百图》，蓝绸面的精装毛边本，还带着三闲书屋原装的硬壳书套。这书平装毛边本多，精装本稀见。刘旭递给我的时候说：“本来不想卖的，最近要进一批东西实在缺钱。”我问他这书哪来的，“那个河南人，你见过的，赵卫星，他卖我的。”我翻了翻书，付过钱，又另外借了一万给他。

我记得当时是秋天，十月了吧。下午四五点钟，他那辆白色的宝来就停在门外的马路对面。车有好几天没洗了，薄薄的一层尘土蒙在窗玻璃上，又有零星的泥点子粘在尘土上。树上落下的银杏叶子铺满了车顶，金黄绚烂。

我说：“刘旭，你的车该洗洗了。”

“洗它干嘛？过两天又脏了。”他说。

刘旭，男，四十岁，属牛。身高——据他自己宣称，一米六九点五，他从不四舍五入。体重八十八公斤。戴副无框眼镜，摘下来的时候，可见浓眉大眼的好底子。如果体重没超标，脸和头发再收拾利索点，应该可以算标致大叔一枚。优点：诚实、乐观。缺点也同样显著，做事无目标，无计划。

刘旭做生意不太行。他这人大大咧咧，有点异想天开。别人卖一百的书，他标八十。你告诉他价钱定低了。他心不在焉地应付一句，我来得便宜，八十可以了，八十可以了。

他去了趟老挝，回来给我带了对红木镇纸。一尺二寸，工糙，料好，掂在手里死沉死沉的。他常说：“老挝好，到处水稻田，公路边上都是原始森林，真想移民到那儿去。住在热带森林里，摸鱼捉鸟，简单生活，不用整天跟人算计来算计去的。美中不足就是苍蝇、蚊子多了点儿。”

有一次我在他店里喝茶，来了一个老头，背一个大帆布书包。老头剃了个秃瓢，很胖，比刘旭还胖，黑胖黑胖的，眉目间有匪气。他是来卖书的。

老头把塞得满满当当的平装书一本一本地从包里拿出来，大概有几十本。我一看，《怎样快写钢笔字》、《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家常百味》、《公共管理学概论》……都是些没人要的玩意。刘旭皱皱眉头：“大爷，这类不收，我这儿只收文史书。”

“文史？”

“对，文学和历史。”

老头的汗衫湿了一大片，显然，大夏天的背这么多书过来，把他热得够呛。

“没事，看看你有没有诚意吧。”他从裤兜里掏出块皱皱巴巴的手绢擦着脑门说：“我买书几十年了，家里堆得到处都是。这些呢，都是我孙子的书，我先拿来，看你能出什么价。我自己的书，以后你可以到我家去慢慢挑。”

老头挺会说话的。

刘旭问他怎么找到这儿的。他说就住附近，是北大的退休教师，散步经常路过这里。

人不可貌相。刘旭肃然起敬，改口叫老师了。他让老先生开个价。（收购旧书的，都是让卖家开价。因为先张嘴的被动。）老头要十块一本。刘旭没还价，很爽快地把钱掏了。五百三，五张一百的，三张十块的。

“老师您别急着走，在这儿坐会儿。”他又给老头让了座，沏上龙井，两个胖子聊起来。老头就从茶叶聊起，他见多识广，谈吐不凡，一口漂亮的京片子字正腔圆，有板有眼，节奏感极好。长辈对晚辈，三言两语就容易拐到劝勉激励一路上去。他说：“孔夫子讲啊，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矣，血气既衰，那就要戒之在得了。我老啦，没什么好贪恋的了。你这岁数，要戒斗戒得啊。”这句话我印象深，其余的不记得了。最后，两人互留了手机号，方便以后联系。我注意了一下，老头的手机是诺基亚老款的，很久以前我也用过这个型号。

他刚走，我就跟刘旭说你这五百花冤枉了，这些破书根本没法卖啊。刘旭正色道：“这么大岁数了，背这么沉的东西，我总不能让他扛回去吧。”我说：“你少装刘大善人！这老头不是善茬，精着呢。我看他不像北大老师。你想放长线钓大鱼，没戏！”

“平常心平常心，拭目以待吧。”他显得胸有成竹。

话音未落，他的手机响了，有短信。他笑嘻嘻对我眨巴了一下眼睛：“你瞧，老头发过来的。”我赶紧凑过去跟他一起看。只见他油腻腻、黑乎乎的短粗食指在触屏上轻巧地划了一下。短信真短，只有四个字：亲，你真好。

尽管偶尔这样被人忽悠，但那阵子还是他生意最顺风顺水的时候。每个人一辈子都会有这么几个幸运的时刻。他在潘家园买的一本很普通的民国书里夹了一页周作人给川岛写的信，没发表过的；他还以白菜价买到了一份顾颉刚的手稿；最让人羡慕嫉妒恨的是，他不知道从哪弄到了一张苏曼殊从日本寄给章士钊的明信片，明信片一面是神户港春天的景色，另一面则被这位混血花和尚用毛笔写得满满的。苏曼殊的墨迹存世极少，他本身又是个有故事的人，所以他的东西极受收藏家看重。

刘旭说：“这张明信片就死在我这儿了，什么时候也不卖，也算是我卖书生涯的一个纪念。”

我故意刺激他：“你这不卖那不卖的，还做什么生意？”

他不搭理我。后来每次我一提明信片，他就会一脸不耐烦地摆摆手：“这件东西你就别惦记了。”

我凭什么不惦记？我就惦记！总是被他拒绝，我也有点懊恼。他看出我不高兴，就只好想办法安抚我。他往往会叹口气，从不知哪个犄角旮旯拿出点寻常东西来。比如什么张承志的签名本或者一小叠民国的花笺纸之类的送我：“行了，我惹不起你，这个你拿走。”

我把张承志和花笺纸塞进包里——可是，苏曼殊啊，我的苏曼殊。

苏曼殊写过一首有名的诗：“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刘旭得了苏曼殊以后，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只箫，一有空就呜呜地吹起来。开始的时候很不成调子，后来渐渐能听了。他说：“少年笛子老来箫，这玩意不好吹，得练气。”我问他：“你吹的都是什么曲子，最近好像没那么扰民了。”他说是《平湖秋月》、《梅花三弄》之类的。我表扬他：“你的爱好越来越高雅，你快成仙了。”不久他索性把高雅进行到底，又找了个会写毛笔字的朋友，涂了一张“曼殊室”的横额，悬在卧室里。大概每天晚上，他都和苏和尚隔空夜话，暗通款曲。

二

除了苏曼殊以外，刘旭在其他事情上都是很好商量的。只要你说几句好听的，他宁可把自己的事情耽误了，也会帮你。比如你让他跑腿，比如你找他借钱，比如他来你家做客的时候，你把水槽里攒了好几天的锅碗瓢盆，让他给洗一下。这些都没问题。再比如有一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你需要一个和你同样不能喝酒的人像电视剧里一样没事找事地喝上前半夜，再吐上后半夜。（这样的傻事我从来不干。）

我得算是了解刘旭的。大学同学，二十年的交情了。大学的时候在宿舍里，每天上午一睁眼，所有人都去上课了，整个楼道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还在高卧东山。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也就成了朋友。他是系里第一个刚上完大一就失去学士学位的（高等数学十个学分不及格）。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以后会开书店，而且还是旧书店。他不怎么爱看书，跟书比起来，他更喜欢小动物。

如果给当时的他画一幅标准像，那一定是个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家伙托着一只鸟笼（里面是只白色的玉鸟或者吵闹的虎皮鹦鹉）在清晨的校园里游荡。这个人每周只洗一到两次脸，那张脸永远像是被沙尘暴和零星小雨轮番肆虐后的前挡风玻璃。

上午的阳光照进他心爱的动物园：书桌上的大鱼缸，床底纸箱子里的一窝豚鼠，挂在床头晒着太阳的鸟笼子，窗台上摆满的一排兰花，还有暖水瓶里那条蠢蠢欲动的黑眉锦蛇。属于花鸟市场的清新而腥臭的气息在参考书、床单、日光灯管、行李架和饭盆之间悠然穿行。寒暑假回家，其他同学都带些盐水鸭、雨花茶之类的南京土特产。他要么抱着盆鹤望兰上火车，要么做贼心虚地把一只蜂猴藏在军大衣口袋里，逃避乘务员的盘查。他每天招猫逗狗，我行我素，对室友们的抗议置若罔闻。

但同学们逐渐被他对花鸟鱼虫的痴迷感染了。他教大家如何到郊外的浅水沟里逮龙虾、抓青蛙，给大家讲蛐蛐罐和鸟笼子的门道，什么是煮罐，什么是上浆，如何防止蛐蛐上火、小鸟染病。天气好的时候，他自制风筝爬到天台上去放，把风筝放得和飞机一样高。他知道街道上每一种树木的名字和习性。作为北京人，他当然还擅长讲黄色笑话：猴子上树，警察换岗，用四川方言大喊“攥住，攥住”……这在熄灯以后，也为他赢得了一部分粉丝。他就像是一个来自北方的热带野孩子。

有一天中午，巡查寝室的辅导员来了。辅导员姓冯，他一马当先的大肚子和俄罗斯式的大鼻子遥相呼应。一走进刘旭的宿舍，他立刻皱起了眉头。“这鱼缸谁的？！”他高声喝问。“他的。”室友谢海涛指指躺在床上嗑瓜子的刘旭。“赶紧给我处理掉！不然给你扔楼下去！”辅导员不耐烦地晃动着他的混血大鼻子，显然这个命令他不想重复第二遍。这时刘旭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像一把弹簧刀。他一个爆发力蹿到辅导员面前，挺直的脖子上青筋毕露：“你敢！”——他的眼神里跳动着杀人的火焰。

对他来说，重要性能和宠物抗衡的，只有林彩了。那是他的高中同学，他的单相思。当时林彩在北京，他在南京，平日里见不到，就只好写信。晚上如果去自习教室，他做的唯一一件事一定是给林彩写信，写很长很长的信。为了不超重，他会买那种最薄的信纸。他埋着头奋笔疾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比打麻将等着点炮儿还要专注。他不时放下笔，目光深邃地盯住天花板，像托尔斯泰撰写《战争与和平》一样，为凝聚一个人智慧结晶的伟大著作而殚精竭虑。从自习教室出来，月浅灯深，凉风习习，他脚步轻快，如同一个赤诚的诗人，给我复述信的内容，往往是那天下午去前湖放了风筝，或者是他养的热带鱼又不幸阵亡两条之类。偶尔他也会抄上一首伤感的情诗，比如“所有的风都向你吹/所有的日子都为你破碎”。他从不直接将信丢进邮筒，都是第二天去邮局寄挂号。他说怕丢。

为了提高写信水平，他开始阅读《收获》杂志。这个习惯他保持至今。每出新刊，他必去校门口的报刊亭买上一本。回宿舍的路上他就开始边走边看了，看完再把杂志传给我。有些小说他反复读了几遍，比如余华的《活着》。他曾经试图背诵小说的第一章“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但没有成功。他喜欢小说扑面而来的时空疏离感。他说余华、苏童、王安忆是我们年轻时代的“快男超女”，是我们的“中国好声音”。我相信，在整整四年的时间里，《收获》这所函授大学培养出了一名合格的情书作家。

当然，我说过他是在单恋林彩，所以回信总是很少的。不过，他似乎并不在意。

他津津乐道于自己高中时追求林彩的故事：如何大晚上到她家楼下站岗放哨，如何陪她视察商场的钻戒和化妆品柜台，如何在她生日那天到菜市场买一只整个市场最红最大的苹果做礼物。“首都人民就是发育得早！”我们这些高中时代还有贼心没贼胆的小男生禁不住啧啧称羡。他很诚实，说林彩对他的态度一直是不咸不淡的。不讨厌他，可也不愿意做他的女朋友，分寸感把握得极好。他说他摸过林彩的大腿，光着的，脸上一副很享受的表情。他说林彩的大腿无与伦比。我们齐声问：“然后呢？”他羞愧地说：“没了，没有然后。”我们顿感失望，同时又觉得松了一口气。一种幸灾乐祸的小甜蜜涌上心头——这说明，这小子没得手！他没把我们落下太远！我装作内行地嘲笑他：“你肯定把膝盖当成大腿了。”谢海涛则毫不客气地指出他是面瓜。刘旭自我解嘲道：“嗐，什么面不面的，蹭着呗。”他说自己如果不能作为一盘主菜上桌，那也要站立成一瓶光荣的调料。

大二那年，女神南巡，我有幸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其实林彩长得也就是中等偏上吧（刘旭的容貌评估体系肯定和我不同，他曾说林彩“美好得让他害怕”）。她脑袋特大，但眉清目秀，皮肤白皙，穿一件很长的白T恤，一条大红的紧身裤，非常扎眼。她话不多，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像新年的第一杯清水，像浸泡在牛奶里的白色iPhone5。你知道，爱笑的二十岁女孩子永远是可爱的。

刘旭鞍前马后，把地陪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滴水不漏。

林彩到来之前的一周，他开始坚持每天洗脸。不仅洗脸，还上下午各跑一次水房打开水。那时候他在留长头发，他说每天洗两次头，可以让头发长得更快。我们吃惊地发现，如同一件经过修复抛光的出土文物，重见天日的刘旭原来还蛮帅的。他的发质也好，乌黑顺滑，绝无头屑。他的招牌动作是模仿阿根廷的雷东多，伸右手食指把长发掖到耳后，动作一定要慢。

他在学校小卖部采购了林彩可能会用到的毛巾、牙刷、拖鞋、湿纸巾、话梅、饼干。林彩有个奇怪的癖好——掏耳朵，他为此特意到太平商场买了一个漂亮的镀银耳挖。要去火车站接人之前，他换下了那身油腻腻的藏青色小立领学生装，把同学身上式样最潮的衣服扒下来，抢走了。

九十年代中期还没有旅行攻略这个词，但刘旭确实做了扎实细致的案头工作，他把林彩每天的日程安排得丰富充实、花团锦簇。一时之间同学们干脆称他为“刘大秘”。大鼻子辅导员看着他的背影使劲吸了一下鼻子，又咕噜一声咽下去，他摇摇头叹道：“这个不学无术的小子，要是把这劲头用在功课上就好了。”

南京可是好地方，六朝名胜，一日三餐，钟山风雨起苍黄，万千气象照大江。刘大秘把整座南京城装进锦盒，扎上绸带，捧到林彩面前。

去夫子庙看灯那天，我硬被拉上做电灯泡。黄昏时分，我去附近买饮料，他们在太平南路那个丁字路口等我。我举着两杯可乐往回走时，远远就看见林彩醒目的红裤子、白球鞋。当时音像店大喇叭里放着王靖雯的《执迷不悔》，而他们身后是镀上一层金色的状元境大酒店和街道上来往车流的一次次闪光。刘旭要拉林彩的手，林彩笑嘻嘻地甩开了。刘旭不死心，还是转着圈地够那只手，经过三四个回合的拉拉扯扯、猫捉老鼠，林彩终于把两个指头挂在他的掌心。然后两个人就并排站着，侧着脸相视而笑。他们的笑容意味不同，然而却是开怀的。请想象一下，夕阳中一对年轻的身影，他们尚未被生活的油烟熏染过的面部轮廓在傍晚六点的光线里被勾勒得清白分明。那两双披挂着晚霞的白球鞋轻轻碰在一起，像两只白帆船在接吻。它们歌唱着现在，并宣示出一种对于未来的无忧无虑的信心。我一直喜欢这个画面，后来每次听到林彩的名字，我总想到驻留在这个时刻的单纯开朗的大脑袋女孩。

三

大学四年过得飞快。

毕业后，刘旭回到北京，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做客户专员。我和他还时常见面。偶尔听他谈起林彩，每次都说林彩又换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男朋友，然后不久就吹了。吹了再找，找了再吹。每次吹了林彩就会约上他倒倒苦水，有了新男友就又不搭理他了。刘旭耐心、忠厚，善解人意，随叫随到，基本上成了林彩的男闺蜜，也许还是出气筒和零钱包。林彩家里条件比较好，她就一直靠父母养着，从没有正式上过班。

刘旭有一次忍不住对林彩说：“你看，你换了这么多男朋友，都挑花眼了也没合适的，要不咱俩凑合凑合得了。”

林彩的回答很干脆：“做梦！”

刘旭告诉我林彩嫌他没上进心，整天混日子，还不讲卫生。我说，她自己才是好吃懒做呢。他说林彩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已经彻底死心了。

我说：“你们俩这有分有合的，倒挺像住在一个花生壳里的两粒花生米。”

他点上一支都宝，目光闪烁，沉默了一会儿，又笑笑说：“其实我现在基本每天都洗澡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为他鸣不平。

“可能我就是个贱皮子。”他自嘲。

“我看也是。”

刘旭对工作没什么热情，依旧热衷于养鱼。他家里那十几个大鱼缸阵容齐整，气势磅礴。加热棒、过滤器全开，日夜轰鸣着。冰箱里塞满了他的鱼食，一打开冰箱门，无论嗅觉还是视觉，对人的生理都是一种考验。

有一阵子他还在网上开了个鱼缸专卖店，但生意不好。进货送货租仓库，费了很大力气，但一年过去，一分钱也没赚到，只好关门大吉。

小说他也还在读。这时候除了《收获》，他开始买一些外国小说来看。有好几个作家的作品都是因为他说好，我才开始注意的，比如格雷厄姆·格林，比如拉什迪，比如叶甫图申科。他的趣味比较现代，很讨厌二十世纪以前的文学作品。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拖沓冗长，说勃朗特三姐妹阴暗自闭，说这三大剩女他从来都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他喜欢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外国文学出版社那套有百种之多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俗称“版画本”）。为了收集这套书，他每周六起大早到潘家园淘书。这样，他忙碌的周末，除了花鸟市场、水族市场，又多了个旧货市场。他走进旧书这个圈子，我们俩也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买旧书这个口子一开，人的兴趣点会像滴在白色桌布上的墨渍，逐渐晕开。很快，他就不仅局限于买外国小说了。民国书、画册、动植物书籍、带插图的、手稿、照片，只要自己喜欢，价格又不离谱，他就都要插一杠子。以前他到我家问过我，这么多书，你看得过来吗？现在他可以自己给出答案了。他在博客里是这样写的：“在藏书者眼中，书摆脱了阅读属性的禁锢，而获得完全独立的身份。书不再仅仅因为可被阅读才具有价值。它本身，它的形态，它的存在即是一种价值。这是对书的潜能的一种深度挖掘。”

像我一样，他家里的书开始越积越多。让人为难的是，书开始逐渐侵蚀鱼缸的地盘，但他很快就完成了心态的转变。鱼缸从最初的十几个，迅速减少到七八个，再到三五个，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我去他家，看见一对有着宝石般闪光花纹的红眼睛荷兰凤凰，如同末代帝王，在残存的领地里忧心忡忡地漫游着。喧嚣的鱼缸王朝土崩瓦解，沉静的旧书王朝取而代之（邻居不再抱怨他家里持续的噪音了）。刘旭家这场改朝换代的宫廷政变，只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以前听说，书看多了人会变得木讷。确实，刘旭话变少了。连我也觉得他越来越没生气，越来越乏味，越来越像个小老头。不知道大学时他眉飞色舞地给大家讲黄色笑话的那股子劲头到哪里去了。他说他在公司里，有时候一整天也说不了几句话。

闹“非典”之后，刘旭说不想在广告公司混了，也没什么其他的谋生手段，开个旧书店得了。

河南的书商赵卫星想跟他合股。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旧书行生意不太适合合伙，现金来，现金走，很多事情说不清楚，容易生猜疑。再说赵卫星那家伙老谋深算，一点亏不吃，你哪玩得过他？他听我的，给回绝了。

书店起个什么名字呢？他的意思是人家有苹果电脑，我叫荔枝书局得了。他补充一句说，林彩最爱吃荔枝。我说，你这个听上去不太严肃，换俩字吧，激励的励，知识的知。

他去琉璃厂做了一个黑底金字的大匾，“励知书局”四个字是在书法字典里集的颜体字。地点选在北大西门，租了一个很小的门脸，他把自己的书全放在店里了。此外又准备了二十万流动资金用于进货，还雇了个河北冀县的怯生生的小孩，平时看看店，上网回回消息什么的。那时候已经有孔夫子旧书网了。好一点的书，他就放到网上拍卖，一般的大路货就摆在店里。

励知书局开业的那天，来了不少朋友。旧书圈里的吴前、e老、无知少女、二爷、胡同、王珅、小杜、王建都到了。还有在北京的几个大学同学也过来凑热闹。每个人都学雷锋做好事，象征性地挑了几本书，算是帮他开张。河南人赵卫星没有专程来，但托人带了一个铜的关公像。武圣手提青龙偃月刀骑在赤兔马上，威风凛凛。吴前告诉刘旭：“老赵这是在教你，宰人不能手软。”

林彩也来了。

距离我上次见她，已经有十年了吧。算算岁数，她该有三张了。

她变化很大。一直留在我印象中的青荔枝一样的水灵劲儿，一点也没有了。夫子庙黄昏里的那个女孩似乎只是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幻象。从她失去红晕的脸颊上，可以看到几年来诸多不如意留下的印记。她变得严肃，眉心蹙成一个深深的“川”字，打量谁都是一副提防的眼神。由于误认为自己仍然对异性充满吸引力，她的站姿，她的神情都呈现出一种荒诞的自信。只有那个大脑袋，还是始终如一的大，架在她的细脖子上简直有点摇摇欲坠。二爷笑着一拍刘旭的肩膀：“行啊小子！陈鲁豫都给请来了！”

我本来想跟林彩说，嘿，好久不见了，还是那么漂亮。但面对着她，我改口了。“漂亮”两个字实在太违心了。我决定跟她打招呼说：“好久不见，没怎么变啊。”

她应景似的笑了一下。这天来的那么多人里，她只认识我。“是晓维吧。”她撩了一下染成栗色的头发，“可真会说话。我都快变成三无老娘们儿了。”她的头发剪短了，眉毛是剃光了画上的，挎着个LV经典款中号手袋，穿一件Burberry的蜂蜜色风衣。不知道为什么，这身行头非但没有使她显得优雅华贵，反而让人为明珠暗投而深感惋惜。

她问我这几年都干嘛了，我大致说了说。然后话题就转到刘旭身上。

“刘旭这生意靠谱吗？能赚钱吗？”我说应该可以，刘旭不爱受约束，挺适合干这个的，比在公司里打工强。

刘旭走过来，问我们俩在聊什么。接着就招呼我们进店里转转。

林彩走到书架前，随意抽出一本书，突然一声惊呼，并且直往后躲：“好脏啊！全是灰！”

刘旭赶紧过去把书接过来：“要不怎么叫旧书店呢。”

“手都黑了。嗯，确实挺适合你这种不讲卫生的人。”林彩拍了拍手上的灰，“洗手间在哪？”

后来大家一起去吃饭，她大概觉得兴味索然，说自己有点不舒服，先走了。刘旭脱不开身，也就没有送她。

刘旭刚开店那几年，正赶上古旧书业狂飙突进的好时候，买什么都赚钱。潘家园好多人都发家致富了。有在北京买房的，有在老家置地的。我在开头提到的什么苏曼殊啊、周作人啊、顾颉刚啊，都是那几年被刘旭买到手的。他做人厚道，诚实守信，大家在他手里买东西放心。后来线装书和老照片行情大涨，他虽然做生意胆小，但跟着浑水摸鱼，也小小地发了一笔。当然，他所谓的发财跟赵卫星这样的大佬级书商不能比，但也够他交一套房子的首付，外加一辆白色宝来的了。

赵卫星是我们俩共同的偶像。每次拍卖季一到，老赵就坐着火车从河南突突突地赶过来了。几天下来各个场子忙活完，临走前他总要到刘旭的店里坐坐。刘旭每次都打电话叫上我，找个馆子，酒菜伺候着，边吃边听赵卫星做行业分析。老赵年龄和刘旭差不多，但脸上皱纹的繁殖速度惊人，我们不得不把他当半个长辈看待。他一般先喝上个五迷三道，然后醉眼惺忪地从各类东西的行情说起，再放眼预测未来一年的市场走向。有时候我为了将来能验证他的预言是否准确，把他的一些高瞻远瞩记在了日记本上备查。我现在摘录一条。有一年夏天他指点江山“明版暂时上涨空间不大，民国精写刻、红蓝印空间不大。奏折、写经、稿钞本空间大，活字本没前途”。后来事实证明，一半对一半错。但是他押“文革”大字本要涨价，确实是应验了，而且立竿见影，让我们很佩服。赵卫星有才，具备民间艺人的天赋，说起话来不假思索，合辙押韵，一套一套的。比如我日记里的另一条记着他是这么说的“行家等着捡漏，藏家私下买货，生意人对缝赚钱，拍卖公司搭台唱戏，外行高价学习，其他人只能是文化旅游喽”。

刘旭一提起赵卫星，就是一脸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神情。当然他也承认，他永远也提升不到老赵那种境界，他们完全不是一类人。

因为励知书局离北大近，我去店里找他的时候，也常常一起到学校里走走。我回忆起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曾经一个人在北大住了半年，上TOEFL和GRE培训班。每天的生活内容除了背单词，做模考，就是睡觉。因为人地两生，又背负压力，感到非常苦闷。他每个周末都会骑自行车过来陪我待一天，风雨无阻。给我捎点吃的喝的，讲讲社会动态，像塔利班看望拉登一样，使我得以与外部世界保持某种联系。他还买来图画纸和铅笔，我们一起坐在北大的各种树下写生，学习希施金的素描笔触，一画就是一下午。那是一种积极的放松。等我和学校里所有的树木都混熟了，就觉得没那么孤独了。其中的几张，画国槐、香椿和西府海棠的素描，我至今还留着。画得不好，但我把它们都镶在镜框里，挂在书房。

来刘旭店里的顾客，主要是附近的学生和老师。这些人对价格敏感，不会买什么贵书。书店开在北大西门的目的，其实是希望那些大学老师要处理存书的时候，能想到这里。事实上，除了那个冒充北大老师的胖老头，刘旭也确实等来了一些不错的收购机会。

那真是励知书局的好日子。人说换手如换刀，刘旭从4A广告公司的AE切换到旧书店小老板，好像一下子踩准了人生的鼓点，一切都那么豁然开朗。

四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那两年他没怎么跟我提到过林彩。我也没问。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

他是该结婚了，我们有些同学，孩子都上小学了。

我问他：“跟谁啊。”

他说：“你不认识，朋友介绍的。”

“认识多久了。”

“一个月。”

“牛！闪婚啊。”我夸他，“漂亮吗？”

他说不好看。

“你这么好色，不好看你能着急结婚？”

“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提出结婚了。”他轻描淡写的口气，听上去就像在谈论一根刚刚脱落的头发，或是一只没有任何花纹的玻璃杯。

“你没事吧？图什么啊？”我觉得他简直拿婚姻当儿戏。

他解释说：“第一次见面，我跟她说，你要是没意见，咱们现在就去领证吧。把她吓坏了，以为我神经病。她说你让我琢磨琢磨。后来处了一段，大概看我还挺正常的。昨天她答应了，她说，那就结吧。”

他沉吟半晌，又说：“我告诉过你吗？林彩也结婚了。”

我有点吃惊，从没听他讲过。

“嫁了个军官，她爸妈同事给介绍的。她也三张儿多了，再不结婚也不行了。”他的目光平静如水，“既然不能和她在一起——对我来说，跟谁在一起都是一样的。”

我们俩坐在那儿，沉默了一分钟彼此没话。

“挺有意思。”他故作释然，接着笑了笑，那是一种不快乐的笑。

“结婚的时候你来吧，不用随份子，咱们俩用不着来这套。”

结婚之前，他一个人去了趟西藏。（有点老套！现代人一陷入心理困境，就要去西藏。但事实如此，真实的生活就是很老套的。）他说以后恐怕再没机会一个人旅行了。他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在纳木错的照片。他盘腿坐在湖边，一身哥伦比亚抓绒户外装，很上档次的太阳眼镜，完全不是他一贯的屌丝风格。高原的风把他的头发吹向一边，他面无表情，冷酷得有点像前些年那个职业打假的王海，或者黑胖版王家卫。湛蓝的湖水和连绵的雪山就躺在他身后。照片下面他写了一句：“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我知道这是《红楼梦》里的话。诗里的这个“林”，是林黛玉的林，也是林彩的林。

结婚那天我去了。他看上去精神抖擞，我第一次见他穿那种深色带暗条纹的西装，一朵鲜红的绢花别在胸前。那么雪白的衬衣领子箍在他的粗脖子上，我略有点不适应。他说一大早就去发廊做了头发，还修了脸。我祝贺他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捯饬起来也还挺人模狗样的，够上新闻联播了。”他智商很低地呵呵笑着，给我递了根中华。

“婚礼”这两个字是有感染力的。它有着玫瑰的颜色，鲜榨果汁的味道，情歌的旋律。身处其中，喜悦感自会相伴而生。就好比郭德纲一上场，还没张嘴，观众已经笑出声来了。那天很冷，婚礼开始前，我们俩站在饭馆门外抽着烟。他结婚了，我为他高兴。他要养家糊口了，要为一个女人担负起责任了，而那个女人也需要他的付出。需要和被需要，这就是幸福。人活一辈子，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仪式开始后，我见到了新娘子。新娘子叫李园园。李园园兴高采烈，满面红光。她确实不好看，五官长得不大守纪律，但我看得出，人是善良的。我想，这也就够了。

他们过得挺幸福。李园园也喜欢小动物，送了他一只产自美洲的金刚鹦鹉（刘旭大学时就常常遗憾自己的虎皮鹦鹉不够狂野）。他说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让买卖，不知道他媳妇从哪里弄来的。五彩斑斓的鹦鹉每天大摇大摆地在家里四处乱飞，啄断了电话线，抹平了电视遥控器上所有突起的按钮，在鼠标垫和藤椅扶手上闻来闻去。有时候，床单上还会留下它潇洒的爪印、羽毛或者粪便。它像微山湖上的铁道游击队一样，搞破坏的才干与生俱来。飞累了，它就歇脚在“曼殊室”那个镜框上，居高临下，俯瞰众生。作为家里唯一拥有翅膀的生物，它对自己的崇高地位心知肚明。为了抵御它兴之所至可能对书发动的攻击，刘旭把家里所有的书架都装上了玻璃门。

李园园酷爱打游戏。一回家，他们常常一人守着一台电脑，联网对战。有一阵子，他为网游搭进去不少钱。点卡，装备……我不玩游戏，不大懂。但你知道，在游戏里买身衣服往往并不比现实生活中便宜。刘旭抱怨说，昨天玩了一会《劲舞团》，这个烂游戏，光膀子不穿衣服也要掏好几十！

本来就胖，还总坐着不动，顺理成章地，他体检的时候就查出来三高了。要开始注意身体了，说明我们都不年轻了。

况且，旧书市场的形势也不可能一直那么好。他和赵卫星一人出五十万，合伙买下一批线装书。恰好赶上古籍行情掉头向下，两个人全给套住了。赵卫星无所谓，人家家大业大，篮子里有的是鸡蛋，不差这一枚。刘旭就不行了，资金一下子周转不灵了。他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收效甚微。他跟赵卫星商量，要狠心割肉。老赵不同意。因为之前就说好的，要卖，必须两个人一致同意才行。实在没办法，刘旭只好把他那一份，低价转让给赵卫星。这一来一去，赔了不少不说，最关键的是，自信心严重受挫。他对开书店慢慢也有点心灰意冷，意兴阑珊了。

为了节约开支，他把冀县的小孩给辞了，改让媳妇看店。反正李园园也没班上。他呢，以前整天在外面飘着，东跑西颠的，各大市场、熟人家里、中国书店……现在去他店里，总能遇见他，一般都在看小说，或者在呜呜地吹那只箫。

五

他跟我说起林彩自杀的事，就是在那段没精打采的日子里。

一个星期四，他打电话约我晚上吃饭。通常他约吃饭都会提前半天或一天，那天反常，他是快到饭点儿才打的招呼。电话里的声音像那个钟点的天色一样低沉：“你晚上有事吗？”

“没事啊。什么情况？”

“你开车来一趟吧，有点事想跟你聊。”

我还以为是书店生意上的事。

当时是夏天，我们在饭馆外面找了张桌子，要了花生毛豆、烤羊腿、北冰洋汽水，还有一大碗疙瘩汤。刘旭一边剥着盐水花生，一边讲这段狗血故事。我就坐那儿听着，整个他叙述的过程中，我基本没插过嘴。

他先提醒我：“你别告诉别人啊。”

我点头答应：“你还不放心我吗？”（请注意，永远也不要相信这种话，我现在就在充当无底线、无节操的反面典型。）

他说林彩嫁的那个军官，是个上尉还是少校，长得浓眉大眼，挺精神的（刘旭见过照片）。但没想到，他是个同性恋。这军官对林彩一点兴趣没有，天天晚上不着家。林彩一开始还不明就里，后来才醒悟过来，那人纯粹拿她当个幌子。她提出离婚，但军官坚决不同意。

刘旭说军婚跟一般的婚姻不一样，军人一方要是不同意离，你就离不了。就这么前前后后折腾了一年多，林彩失眠、内分泌失调、抑郁、日渐消瘦，整个人快崩溃了。有一阵子她突然手机关机了，一关关好几个月。刘旭联系不到她，也不知道她怎么了。问她父母，她父母也不肯说。刘旭满世界找，给她QQ留言，发email，甚至请了公安局的朋友帮忙。最后他接到林彩父母从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林彩割腕自杀未遂，他才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个军官听说林彩自杀了，终于同意谈判。他说离婚可以，但要五十万的赔偿金。经过多次交涉，为了给彼此保全面子，她爹妈一跺脚把钱掏了，这事才算完。

那天晚上很热，好像北冰洋汽水总也喝不够，刘旭要了一瓶又一瓶。他说这种汽水他很多年没尝过了，甜甜的童年感觉，很解渴。他在蓝旗营土生土长，小时候最喜欢听冰镇汽水倒在玻璃杯里发出的咝咝响声。

林彩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刘旭的叙述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我觉得，“林”、“彩”这两个音节从他嘴里发出来，就好像两颗白珍珠轻轻滑过一匹黑丝绸。那过时的甜味，就和北冰洋汽水一模一样。

刘旭说他总是能看见刀片划过林彩雪白的手腕，看见她失去血色的嘴唇。他说：“我到医院去，她躺在病床上对我说，想离开，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当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如果你惦记一个人时间太长了，她说的每句话就好像是从你嗓子眼里发出来的。”

他说：“林彩只是太想找个男人来依靠，和所有女人一样。”从此展开，他完整地回顾了他们之间二十年的交往史。他试图把一本散了页的书，按照页码重新排好。书里是一座充满细节的记忆森林，也许他想从中找到一条清晰的来时小径，可当他的叙述沉入其中，我多次听到一棵棵爱情树木为了推开他而发出的低沉吼声。

“那林彩今后有什么打算？”我问他。

他说：“不知道，看吧。”

他的眼睛望着马路对面那家美发店刚刚亮起的三色灯箱。红白蓝三种颜色像河水一样不停歇地盘旋向上，令人眩晕。旁边一家鑫尊地产的门口，一个父亲带着小女孩在吹肥皂泡。

刘旭的胃口一向不错，但那只烤羊腿真的很大。羊油一直冒着烟从铁架子上往下滴，我们到最后还是没吃光。饭馆里越来越吵闹，羊肉串、烤鸡翅、燕京纯生……你无法想象，人们在一天之中积攒了多少鸡零狗碎要在这里消磨掉。从视线里经过的汽车已经纷纷打开头灯，南风吹开了所有的车窗。车灯前后辉映，连成一片，像清亮的红葡萄酒倒进夜色。

刘旭从桌上拿起手机说走吧。我们站起身，远处的楼房消失不见，夏天结束了。

六

冬天来的时候，刘旭决定把励知书局关掉。

一到季节变换，人们就总喜欢做点让自己吃惊的事情。

他说林彩一直没有好好工作过，现在觉得该自食其力，干点什么了，就琢磨开个火锅店。

不用说，刘旭要入股，还得出力。他说：“这种时候，我不能不帮她。”

我能理解。我问他入股的钱从哪来。他说还有点积蓄，加上卖掉一点值钱的书，车也可以折些钱。

我知道他其实并没有多少值钱的书。我提醒他：“你要想清楚。林彩从来没做过生意，饭馆这一行你们谁也不熟悉，失败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成功。”

他说他想过，所以才决定关掉书店，一心不能二用。

我问他：“征求过你老婆的意见吗？”

“她一开始激烈反对，跟疯了一样。后来闹累了，闹不动了，说你爱干嘛干嘛吧。”

我同情李园园，但我跟她不熟。人经常并没有什么是非可言，就看你站在谁的立场上。

刘旭决定了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我只说了句：“你自己掂量，赔得起就行。”其实我明白，就算赔不起，他也还是会去做的。他内心深处一直隐约埋藏着一个愿望，就是无论如何，要和林彩保持某种联系。如果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做点什么，那简直求之不得。所以与其说他在帮助林彩，倒不如说他在给自己圆梦。

书店关掉之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他一直东奔西走张罗开张的事，执照、卫生许可证、租房、装修、雇人。偶尔打个电话，有些杂事他会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也不懂，就凭直觉胡说一通。不过我还是找了两个开过饭馆的朋友给他讲了讲其中的经营之道。他听得郑重，拿个小本边听边记，比自己开书店还要上心。

刘旭的老婆不再吵闹了，但她开始拒绝做饭、拒绝擦地、拒绝叠被子。她甚至在微博和微信上取消了对刘旭的关注。

她重新和以前要好的几个姐们联系，约她们吃饭、逛街、泡温泉。针对刘旭的劣迹，闺蜜们七嘴八舌地献计献策。

脾气火爆的珊珊说：“园园，男人都是这么冷酷自私的。跟他离！怕什么！”

兰兰是剩女，却喜欢在任何两性问题上充当顾问（她的微信昵称是“号码百事通”），她老谋深算地说：“园园啊，你得有点策略，必须把家里的财产牢牢抓在手里。”

最后发言的是小洁，她跟李园园最要好，也正面临着婚姻危机，她是这么说的：“还是看你到底想要什么吧。如果你还想跟他过，就要学会忍。男人是吃软不吃硬的。你得跟他慢慢磨，打持久战。”

李园园低垂着眼睛认真听着，不说话。

她有自己的主意。

两人进入冷战期以后，她发展出一个新的业余爱好——训练鹦鹉说话。这只长着红黄蓝三色羽毛的金刚鹦鹉除了是破坏专家，还是语言专家。在李园园不计成本的栖霞红富士和新疆阿克苏核桃的轮番刺激下，训练很快见了成效。每天早上，睡梦中的刘旭都会被鹦鹉喋喋不休的叫喊声惊醒。体力充沛的美洲鹦鹉站在电脑显示器上没完没了地示威：“林彩坏！林彩坏！林彩坏！”每个“坏”字后面空一拍。刘旭吃过早点，背上包要出门上班的时候，它又扑棱棱飞到大衣柜上拉响警笛般地高呼：“滚吧！滚吧！滚吧！”它挺着高高的胸脯对刘旭怒目而视。它为自己能在这个家庭里充当威严的法官而感到自豪。鹦鹉明目张胆的人身攻击使刘旭忍无可忍，他向老婆提出了抗议。李园园正在打魔兽，她头也不抬地说：“人家是自学成才，我可没教。”

刘旭筹钱要靠卖书、卖车，好一点的书都处理掉了。他没有什么线装书，所谓好一点的，也就是些五六十年代的画册，还有一部《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稍微值点钱。

有个周六早晨我在潘家园遇到书贩王建，他是游商，四川绵阳人。他告诉我，刘旭把苏曼殊也卖了。我一听就急了，立刻打电话过去质问刘旭：“既然要卖，为什么不卖给我？”刘旭沉默了一下，反问道：“你说，我找你要多少钱合适吧？”我哑口无言，我明白他的意思。我问他有没有扫描一下，留个资料。他没好气地说：“卖都卖了，还留个图片干什么。”我好像看到他在电话那头翻了一下白眼。我叹了口气：“可惜了。”

还真是有点可惜。不过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我对收藏品的占有欲确实下降了，心态更平和，更懂得要来去随缘，这还得感谢刘旭。王建还告诉我，苏曼殊流落到了赵卫星手里，换了五万块钱。后来我在一家拍卖公司的图录上又看到这件东西，但价钱已经不是我能问津的了。

苏曼殊卖掉了，斋号他也不好意思挂了。他骑车把那幅装了镜框的字运到我家，他说：“明信片你没得着，这个字写得不寒碜，送你吧，留个纪念。”我说：“好，我替你收着。”我踩着梯子，把镜框平躺着放到书架顶上，再盖上张报纸。现在，不知道它已经积了多厚的一层灰。

说白了，我只是觉得，他做这一切不值得。为了一个完全不爱他的人，为了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生意。

我对开饭馆完全没兴趣。我知道这个活儿不好干，要操心的事儿多，很累。我又不爱吃火锅，嫌每次吃完以后那一身洗不掉的味儿。所以他的店我很少去。

我家对面有个中等规模的麻辣香锅。每天晚饭前，都有几十个服务员在饭馆门外整整齐齐排好队，由值班经理训话。这些正当最好年龄的年轻人穿着制服、戴着工作帽，像豆腐一样，被码在一起，跑圈、做操、唱歌、拍巴掌、喊愚蠢的口号。在路人好奇和嘲弄的目光中，完成一场集体洗礼。在这种带有浓重帮会色彩的仪式中，人变成了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个体是不被承认，得不到尊重的。你所要做的，就是清空自我，老老实实地走进一种秩序，成为流水线上一个光荣的环节。我不喜欢这种秩序，也就不喜欢这个行业。我想，刘旭也不会喜欢。

我相信，有一天他会找到我，告诉我火锅店做不下去了，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

七

如我所料。自从开业，火锅店的生意就没好过，每个月都在赔钱。一到饭点儿，一百多平米的店堂里总是只有稀稀落落的两三桌客人，安静得让人心慌。没精打采的服务员抬头望着天花板或是低头看着手指甲，想着该发的工资或者昨天夜里微信上刚加的小帅哥。越是冷清的饭馆，路人就越是不敢进来。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们都试过了：所有人都到十字路口和附近的居民楼里发小广告，增加家常菜，增加烧烤，增加自制滋补锅底、啤酒，酸梅汤免费畅饮，打折酬宾，送代金券……换来的只有赔得更多。谁也找不出问题所在，最后只能归结为风水不好。

林彩是大股东，她的脸色越发难看。一到发工资，她就想方设法从中克扣。刘旭劝她：“这些小孩来北京打工不容易，这么点钱就不要为难他们了。”林彩白他一眼：“你有钱你给！”大堂经理魏小月的父母从外地来京，她想请假去接站，林彩不批。刘旭把林彩拉到里间小声说：“让小月去吧，难得一次，人之常情。”林彩冷笑一声：“咱们这儿正缺个工会，我看你当工会主席挺合适。”

他们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意见都不一致。刘旭告诉我，没想到两个人的价值观如此不同。不过他还是尽量尊重林彩的意见。

唯一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林彩。

中秋节的晚上，关了店门之后，他送林彩回家。这天北京重度雾霾，天上无星无月。到了楼下，林彩说东西有点多，你帮我拎上去吧。刘旭说好。进了门，林彩指了指沙发，说你坐吧。她进厨房给刘旭泡了杯普洱，又拿出一盒广式蛋黄白莲蓉月饼。现在的月饼太甜，两个人都只吃了小小的一角。林彩把电视打开，调到一个笑声不断的综艺节目，他们一起看了一会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屋里拉着纱帘，灯光有点昏暗，普洱茶的热气旋转着向上升腾，刘旭瞥了一眼林彩的侧脸。沙发旁那只鱼缸里闪出的淡蓝色波纹在她脸上变幻出一部晦涩难解的电影。她暖黄色的鼻子依然挺拔，但眼角已经有了明显的皱纹，脖子也不再光洁无瑕如汉白玉，这让人心头一凛。但过去的许多回忆却突然在空气里摇摇晃晃地发出芽来，它们蔓延的速度惊人，很快就把房间挤得透不过气来。刘旭心跳加速，他不由自主，伸出手去握住了林彩的手。

那天很暖和，林彩的手却是冰凉的，如同冬天的树枝。

这次林彩没有把手抽出去。她的手没反应——既没拒绝，也没有迎合，好像手上的神经末梢都正处于休眠状态。她甚至没把视线从电视屏幕上移开。她只是冷淡地说了一句：“你可得想好啊。”

像是一个疲惫的医生对病人发出的警告。刘旭的手僵在那里，他迟疑了几秒钟，松开了。那只被松开的手如同按部就班的钟摆，毫无生气地耷拉下来，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刘旭突然觉得自己很恶心。

冬天又来了，树木掉光了头发。按说这是吃火锅的好季节，可是火锅店的生意依然没有起色。隔壁的那家福昌肥牛倒是红红火火，来吃饭的顾客有时候还要排队领号。刘旭好几次站在门口，望着肥牛店里的灯光发呆。他觉得自己是一条燕儿鱼，每天都在铜火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的底汤里游泳，游得快没力气了。风吹过来，他发现自己的身体靠在一棵瘦弱的柳树上。他有点想念他的旧书店生涯，他的苏曼殊，还有那只对他总是没好气的大鹦鹉。

他给我发过一条短信。他说：“我在坚持，但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消磨着所有人的耐心。

元旦后的一个上午，林彩到得有点晚。走过店堂的时候，她看到凳子还倒扣在桌面上，很多该做的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在里间换好衣服，她想把刘旭叫来质问一下。喊了好几声没人答应。

服务员小萍刚好经过，她就问小萍：“刘旭呢？”

“刘哥去税务局办事了。”

“哦，那你把魏小月给我叫来。”

“魏姐走了。”

“走了？去哪了？”

小萍站在那儿，低着头不言语。

“没事，你说话，我还能把你吃了？”林彩的声调抬高了。

“嗯，好像是到隔壁的福昌肥牛上班了。”

林彩一愣：“哦。”

她推开小萍，大步就往外走。

福昌肥牛已经有客人在吃饭了。林彩一阵风地闯进去，一脚就踹向靠门的第一张桌子。丁零咣啷！桌上的瓷杯子瓷碟子牙签筒撒了一地。“把你们老板叫来！”

老板没来，过来几个不知所措的服务员。其中一个穿套装的大概是领班：“林姐，有话慢慢说，别砸东西啊。”吃饭的客人都把筷子停下，扭过头来，他们的脸上都露出兴味盎然的神情。午饭额外添了道免费菜，谁会不高兴呢。

“让我别砸东西是吧。好！欺负到老娘头上来了！”林彩势不可挡，如龙入江海，自分水路。她发疯似的把一个又一个桌子上的碗碟扫落到地上。瓷器清脆的破碎声、七嘴八舌的人声、排风扇叶片狂热的转动声还有她尖利的女高音混合在一起，福昌肥牛顿时乱作一团。有想拉住林彩的，有往里间跑去叫人的，有打电话报警的。林彩火锅店的服务员也都来了，她们挤在门口朝里面看，谁也不敢上前。

这时候，刘旭刚从税务局回来。他知道出事了。挤在门口的服务员自动闪出一条窄道，他快步走进去，一把抓住林彩的一只手。他努力想表现得强势，但他的语气却软弱无力，听上去只是在发出无奈的恳求。“林彩，你别这样好吗？”

“你给我放开！”林彩双目圆睁，杀气腾腾，像一只即将爆炸的煤气钢瓶，又像一头被利剑刺中的斗牛或者一只疯狂转动的货车轮胎。

“你这么闹，咱们生意还怎么做？”刘旭没松手，他试图讲些道理。但同时，他觉得空气里有种莫名的东西在急速膨胀，这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他正在思考那急速膨胀的到底是什么，林彩用尽全力抡出的这记耳光已拍马杀到：“滚！你给我滚！你还好意思提生意！”

这个五官变形的女人用力过猛，她的金属表带崩开，刮破了刘旭的嘴唇。

刘旭身体里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都在破碎。

福昌肥牛里狂野的音乐冲上最高潮。

然后是休止符。

刘旭懵了，世界突然变得安静无声。刘旭想，也许是因为林彩的叫喊声突破了两万赫兹，那是人耳能分辨的极限。

什么都没有了。刘旭觉得某种东西离开了自己，如同水分离开了根茎，目光离开了盲人，如同精力离开了暮年的身体。他曾经熟悉的那个人哪去了？大红紧身裤、白球鞋、王靖雯的执迷不悔。也许他从来就没有认识过她。那个人不存在了，他自己的生活也就被剥夺了。

后来的几个月里，刘旭的眼前多次出现那只逼近的手掌，以及手掌后面涨得通红的失焦的脸。悄无声息。

第二天下起了雪。中年人刘旭梦见自己在一个黑暗的山洞里迷路了，一头食肉恐龙缓慢地逼了过来。金刚鹦鹉也做梦了。它梦见自己成了一名口齿伶俐的播音员，以说话为职业，像电视里一样一身正气，不容置疑。鹦鹉还沉浸在美梦里，刘旭已经醒了。他起来喝了一大杯开水，拉开窗帘看了看外面。他看见远处楼群的天台正呼出大片的白气。他把鼻子贴在玻璃上，可是闻不到雪花的味道。他抽出张白纸，坐在电脑桌前。他坐了很久。他想起来，开火锅店这一整年，林彩一共给过他五百块钱工资。在这个时候想到钱，刘旭羞愧不已。

李园园起床了，她照例自己吃自己的，热杯牛奶，烤两片面包，故意把动静弄得大大的。

电脑旁边有本《霍乱时期的爱情》，刘旭拿起来翻了几页，发现这是本毫无用处的书，而且作者总是在说谎。请问，书真的能慰藉人心吗？

他望了望靠墙的一大排书架，还有从励知书局运回来，一直堆在地上打着捆的滞销书。这些书被捆绑着，被囚禁着。刘旭想，它们是不会快乐的，与其被锁在玻璃门里，它们更愿意住在人的思想里。他不得不承认，一年来，他和书之间的交流近乎为零，彼此之间的感情变淡了。他惊讶于自己的薄情寡义。

他把刚才写好的那张纸对折了一下，夹在马尔克斯的书里。

在门口穿鞋的时候，不得不回到现实的鹦鹉板着脸，不耐烦地催促他：“滚吧！滚吧！滚吧！”刘旭抱歉地朝它拱了拱手：“这就滚，这就滚。”

他看见自己正走向林彩家的小区。雪开始在鸟的翅膀上融化，一只流浪猫穿过冻伤的马路，一顶深灰色的呢帽不知被谁遗落在灌木旁。他的皮鞋像陷入泥沼的舢板，而他的外套如同一袋过期的水泥。

林彩从单元门里走出来，黑羽绒服，花睡裤。

“这个给你。”刘旭把写了一早上的那张纸递过去。

“什么东西？”林彩没接。

“一年来我做过的事情。”刘旭尽力使自己看上去平心静气。“不是找你要钱，是要告诉你我付出了多少。”

“你可真逗！”林彩把双臂抱在胸前，她的冷笑短而急。“你怎么不算算，因为你，我赔掉多少？”

她一下子把刘旭问住了。两个全身披挂盔甲的人对峙在寒风里。这张脸怎么会变得这么陌生？互相沟通的最后一颗火星熄灭了，扬起的灰烬把人们隔开。

刘旭平静下来。就像天黑之前，一切的光亮都要卷起铺盖，他知道自己也该走了。我们都活在这可怜的人间，最好把悲伤捣碎，溶解在失望里，再一口喝下去。现在他应该学习的是珍惜自己。他把那张纸放进包里的时候，注意到自己的手竟然有点发抖。他对林彩说，行吧，你保重。

回家路上，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想重新把书店开起来。我说你终于醒悟了，问他要不要见面聊聊。他说不用了，一会儿准备到菜市场买点菜，给老婆做顿晚饭。我知道，这是人们寻求心理安慰的一种方式。

在路边，他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妇女摆了个理发摊子。问了一下价格，五块。他决定在这冰天雪地里剪个头。“天真冷啊。”女理发师殷勤地帮他把围布系上，从工具箱里拿出梳子和剪刀，笑着跟他搭话：“你是附近的装修工人？”

理完发，他摸摸头皮，一阵清冽传遍全身。然后他突然感到肚子有点饿，就在附近找了家面馆。他脱下外套搭在椅背上，要了一斤酱牛肉。在热汤面里撒上香菜和韭菜花，又倒进一点点醋。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低头吃面的时候，热气腾上来，给眼窝、睫毛、鼻子尖蒸着桑拿。一时之间，脸上的毛孔全都开出花来。那变得湿润、敏感的皮肤使人产生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好像世界的现实是经过层层过滤才进入身体的。中间他还接了个电话，一个外地口音的女声问，刘先生，您需要银行贷款吗？刘旭没说话，直接挂断，把手机关上。他不生气。填饱了肚皮，他放下筷子，擦了擦汗，又正了正皮带。他没走，还坐在那里，认认真真欣赏了好半天此起彼伏的呼噜呼噜的吃面声。那是天然的多声部轮唱，如马如龙，如泣如诉，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

藏书家罗老师

藏书家罗老师今年七十三啦。他这个藏书家可不是自己封的，那是报纸评的。前几年报社的记者跟着大学、研究所里的知识分子到他家去做过采访。好家伙，两间屋子一个厨房，满坑满谷，床上床下，新书旧书，一直摞到天花板，足足得有个两三万册。专家评论罗老师的藏书有品位，有特色。记者第二天就写了文章发表在晚报上，说罗老师是本市一宝，藏书破万卷，做了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好榜样。标题下面还附有一张黑白照片，罗老师侧身坐在写字台前，对着镜头矜持一笑。可惜拍的时候背光，脸有点黑了，看不太清楚。此后这篇采访就定居在罗老师的口袋里，你只要跟罗老师说到藏书这个话题，他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报纸来给你看。

罗老师一辈子都生活在这座南方城市里。城市小，街道窄，人可不少。站在街上，桂花的香气、汽油柴油味、小吃店里飘出来的加肉米粉的味道、热带水果甜腻腻又似乎快要腐烂的气息全搅合在一起。饿的时候闻起来真香，填饱了肚子就觉得有点臭烘烘的。不饿也不饱的时候，鼻子里吸进呼出，眼里看着人来车往的，你只会觉得热闹嘈杂，往好听了说这叫烟火气足。

我读到罗老师的事迹，就是在他的书摊上。他每天朝九晚五准时守在书摊上，跟别人到单位上班一模一样。他的书就码在几个两米多高的胶合板书架上，书架的最下面一层没有书，叠放着几块塑料布。塑料布是罗老师自制的，带拉链，一刮风下雨，往书架上一罩，什么也不耽误。书架就靠在文化市场一进门的北墙上，只要走进文化市场，第一眼就看见罗老师的书摊。这个市场里其实卖什么的都有，不过罗老师是年龄最大的店主，大家就都敬重他。如果从文化市场向外望出去，能看到不远处的东风桥。东风桥是六十年代修的，是河面上第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桥的另一头以前基本就算郊区了，近些年成了开发区。每天罗老师就卧在书架下面的那张竹制躺椅上，看着车辆从桥这头开过去，另一些车辆从开发区那边开过来，轰隆轰隆的。东风桥两侧的路肩上，有摆摊卖水果的、卖首饰的、卖旧杂志的，还有算命的。看见过路的帅哥靓妹，小贩们就吆喝上两句。知道没有谁会理睬，他们也就并不浪费太大的力气。喊出的那两嗓子，很容易就被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压下去了。罗老师在躺椅上眯完午觉，就准时到桥头买一杯凉茶喝，凉茶去火。天天如此。茶不贵，才五毛钱。

我找到罗老师的书摊很偶然。他在文化市场外面的空地上竖了一块红底白漆的铁皮招牌，招牌上刷出六个大字，排成三列：收购经营旧书。旁边画上一个箭头。要不是这块招牌，我肯定不会走进黑洞洞的文化市场。

见到罗老师的时候，他正睡觉。他的头上戴一顶藕荷色的绒线帽，一件肥大的夹克衫盖在身上，光脚，地上摆双塑料拖鞋。我扫了一眼书架，三分之一是文史书，三分之一是武侠小说，还有三分之一的教科书和辅导材料，没有一本稀罕的。有几册看上去颜色旧一点的，平躺着放在低处架子上，却恰好被罗老师的躺椅挡在后面，够不着。我东张西望了一阵子，正觉得索然无味，罗老师就醒过来了。他干瘦干瘦的，戴一副深色边框眼镜，目光锐利，显得对世界充满了警惕。他从眼镜后面瞄了我一眼，没说话，意思大概是你先看着。起身趿拉上拖鞋，就出去了。

没几分钟，他端着凉茶回来了，见我还在，就依旧靠在躺椅上，眼睛半睁半闭，爱理不理的。我已经一个人在各州府县游荡了几天，也觉得寂寞，就指指躺椅后面那些书，主动跟他搭讪：“您把那几本拿来我看看。”他慢慢悠悠地抽了出来递给我。我一翻，都是五六十年代汝龙翻译的苏联小说，很常见，印数都是以万计的。我就从这几本小说牵出话头，没几句就侃到孔夫子旧书网了。他一听孔夫子旧书网几个字，眼睛就全睁开了，看上去好像对我这个北方游客产生了一点点兴趣。他大概掂量出来我确实是喜欢旧书的，稍微懂点行，觉得碰到了一个可以聊聊的人。作为开场白，他的第一个节目是摸出那张旧报纸，把那篇文章指给我看。这张报纸比他千言万语的自我介绍都管用。我读报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一直盯着我，那种表情似乎是既希望我快点看完，好马上跟他谈感想，又唯恐我囫囵吞枣，没读仔细。

读完报，我对罗老师表示了一下景仰。见我已经对他有了初步了解，罗老师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他从夹克衫的口袋里摸出一只生了锈的方形铁盒，盒盖上的图案已经磨花了，但依稀可以辨认出“万宝路”几个中文字。盒子里盛满了黄灿灿的烟丝，盖子一掀开，烟草的香气立刻扑鼻而来。他蘸着吐沫卷好一只纸烟，点上火，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当然是先从书开始。

“现在这个社会什么都是骗，只有报纸上登的不会错，是吧？就是报上这张照片没拍好，可惜了。其实我的书不算多。你知道世界上谁的书最多吗？”他像是在考我，我当然答不上来。他就告诉我：“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他的书后来卖给国会图书馆，用二十辆大车拉，整整拉了十五天。”他顿了顿，看看我的反应，吸了一口纸烟，接着从容地说道：“钱呢？杰斐逊说，不着急，你们图书馆慢慢给，别影响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你看看，买他的书都要动用国家财政经费了，你想想那得有多少钱？至于我，我是从六十年代初开始藏书的。那时候我在模具厂做工人，一个月三十几块钱。我们那个厂是军工企业，专门生产做枪支和子弹的模具。别人见我爱看书，就叫我罗老师，其实我这辈子一天老师也没当过。开始的时候我什么书都看，小说、哲学、历史，见什么都想买。没钱买就借，几十年下来，我就一直在借钱，亲戚朋友都被我给借怕了，人得罪光了。最早，一句话钱就借到了，后来必须写借条，再后来写借条也不行了，他们看见我总躲着。这几年我年纪大了，买书少了，别人偶尔才敢来串个门。我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可我就是喜欢书。这是瘾，就跟抽烟喝酒一样一样的，比抽烟喝酒还难戒。新华书店、古旧书店要上什么好书，我得了消息，必定一大早就去排队，不排第一号也是第二号。慢慢那些卖书的就都认识我了，有什么好事都通知我。我订了《旧书信息报》，根据报上的消息，我也到全国各地去买书。山东、浙江，还有你们北京我都去过。浙江的老胡你知道的，他的书我也买过。北京的中国书店，我看到需要的，再贵，买！在山东看到一套《点石斋画报》，贵得要死啊，买！买书就得有点气魄！我最好的书是十几年前收的。那时候我在中华路摆了个摊，一个老太太背个小书包来卖的。我一看，明版《黄帝内经》，全的。我给了她五块钱一本，老太太拿着钱高高兴兴走了。现在我那个摊已经没有了，那里盖了大商场了。”

这是罗老师生平最得意的一笔买卖，他似乎把身上的血说热了，从椅背上坐起来，摘下头上的绒线帽，掀开盖在身上的夹克衫，轻装上阵，跟我卖起关子来：“这部《黄帝内经》我弄到手以后，马上就有人要买！那人是部队上的，有钱！你猜他出多少？”他的目光好像啪嗒一声打到我的脸上，我很配合地摇摇头。罗老师伸出食指用力地向下一戳：“五千！”他的手腕子细，随着这向下一戳，那块老式的上海牌手表一下子就从腕子上逛荡下来。“我没卖。”他控制了一下节奏，稍作停顿，又说：“过了几年，那个人又来买，你知道这次他出多少？——五万！”他的旧手表又跟着逛荡了一下子。“去年，那家伙又来了，他已经转业了，专门做古书生意，说这次一定要我卖给他。我笑而不答，就想看他着急的样子，这次你猜他喊出什么价钱？”从他眼镜后面射出来的狂热目光，瞬间就把我面前的空气加热了一到两度。他欣赏着我被震慑住的样子，指关节越发绷得紧了，向下一戳的动作也就更加短促有力：“二十五万！”

这“二十五万”四个字，罗老师确实是喊出来的，那个转业军人买家当年的豪情至今仍然让他激动不已。他似乎无法应对这幸福的颤抖。“万”字从罗老师口中喷薄而出又戛然而止，后面那个惊叹号被硬生生勒在半空中，微微颤动着悬停在那里。好像潮水涨到了最高处，一下子定格在某个时间点上，略作盘桓，才能慢慢退去。罗老师回味了片刻，才靠回到椅背上，他的脸又沉没进书架的阴影里。

“这部书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卖了，以后我孙女嫁人，就给她作陪嫁。我这辈子总的来说还过得去，最大的遗憾就是儿子没出息，不爱念书。我的这些书对他一点没用。他从工厂下岗以后，我让他去卖猪肉。他婶子在副食品商店工作，把好猪肉当病猪肉贱价处理给他，并不费他多少事，他做不多久怕腥气还是不干了。又去开车，用假币骗乘客，乘客投诉到公司，公司把他开除了。现在五十岁的人了，也没个正经职业，整天瞎混，喝酒赌钱。他女儿跟着他可受罪了。我这个孙女人好，好强，就可惜长得矮，都是她妈基因不好。今年也二十五了，还没成家。护士学校毕业以后，找到一个足疗店，给人捏脚。那个店的老板很坏，经常想方设法克扣工钱。老板平时不在店里，但每天总要去抽查一两次，一发现有人脱岗，就扣钱。我孙女一个月只有一天休息，每天下午两点上班，半夜两点下班，老板给发四十块钱。前几天有人给她介绍了个朋友，那小子人不坏，晚上约她去看电影，她怕老板不给假，就不肯去。其实我知道她心里是想去的，就是怕被扣钱。以前有一次，邻居给她店里打电话，说房子漏水，她回家照看了一下，那天的工钱就给老板扣掉了。后来男孩子好说歹说，才把她叫走了。她说看电影的时候一直就心不定，担心老板突然来查店，所以电影演的什么一点也没记住。看完电影回到店里十点多钟，正好碰上老板坐在里面，见她回来，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四十块钱也给扣掉了，还说要是不想干就滚蛋。她这孩子也不爱说话，心里憋屈，就只会哭。她从下午两点干到晚上八点，手都捏酸了，就出去看个电影，一天的钱就都被扣掉了，心里怎么也过不去。但是哭也没用，老板骂完，她还得继续在那里熬到半夜，和别人一起下班。第二天来找我，眼睛还是红红的。我就安慰她，说不要想这件事了，爷爷把这四十块钱给你补上。她说什么也不要，说爷爷给四十块钱是爷爷的，那四十块钱是我自己挣的，那四十块钱扣掉了就再也没有了。说着说着眼泪就又下来了。她眼泪一下来，我就像如来佛一样，长出来一脑袋的包。我就教她，这个老板这么坏，不要在他那里干了。她说不行，去的时候签了合同，两年的。还交了三千块钱押金，要是中途不干，连这三千块钱也没了。跟她看电影的那个小子，她也没心思谈了，不理人家了。她说先不想找男朋友了。”

罗老师拿出他孙女的小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姑娘脑门大大的，长得不好看，但眉目清楚，一看就是个好脾气。罗老师放下照片，指了指外面的东风大桥说道：“你看那座桥，她在桥的那边租了房子。半夜两点下了班，她就是从这座桥上走回家去。你想想，个子那么小的一个姑娘家，天多黑啊。那个钟点桥上卖东西的都收摊了。有的时候刮起风，下起雨来，我就不敢想她走这夜路怕不怕。她被扣钱那天，我真不知道她怎么过的桥。她一个人天天就这么来来去去，我让她住到我那里，她也不肯，还是喜欢自己租房子住。她说和店里的另一个女孩子一起住，很合得来。等做满了两年，就换一个工资高一点的店。我就想等她要嫁人了，把《黄帝内经》给她。她愿意留就留，愿意卖就卖。她要卖，我就帮她卖掉，卖了换来钱买个小房子住。”罗老师孙女做工的店就开在市里最热闹的步行街上，后来我曾经路过店门口，特意站住往里瞅了瞅。正见到那个大脑门的矮个子姑娘，一身白大褂，安安静静地坐在大门里，眼睛低垂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说了这些话，我又问罗老师现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退休金。罗老师挺欣慰，说道：“现在是太平盛世，我很知足了，我的生活很不错。每个月有几百块钱退休工资，卖书也能卖一千多，加起来有两千了。只要我不乱买书，我们老两口花，足够了。我一辈子买书，老婆都不支持。现在她明白了，再也不说话了。我要是不买书，现在一个月哪里来这一千多块钱？这市场里的管理员对我也不错，一年只收我两千块钱的租金，他们拿我的书看，我也随便他们拿。”

这时有个小伙子来到摊上，问罗老师有没有《周易》方面的书。他给指了一本，小伙子翻了翻，又放下了。整整一下午，除掉我，就只有这一个顾客。我问罗老师现在自己还看不看书，他从旁边书架拿过来一本包着书皮儿的递给我：“喏，我现在只看这个。看了十几年了。”我翻开一瞧，是北京出版社的《太上感应篇》。罗老师说：“我喜欢哲学。这本书好，反复看也看不厌。还有《惜字征验录》、《嘉言集》我也爱看，都是教人向善的。人活一辈子，就是因果报应。种什么因，得什么果，绝对不会错。再有钱的人，老天爷必给他一条路，让他很快把赚来的钱花光。再穷的人，只要不作恶，老天爷也必给他一条活命的路。富贵、贫穷也都只是一时的事情，赚再多钱，被政府一抓，什么都没有了。做人只要行善就好，我每天早上起来就焚香，念南无阿弥陀佛。每个星期都到江边去放生，每次花二十多块钱，放一条鲤鱼，放一些螺蛳到江里。这就是积德。那些鱼、螺蛳游走了，都会念你的好。它们还会转告自己的同类，一传十，十传百，沿大江大河传出去，进了大海，还会蒸发到天上，变成云。这样天上地下你的善心就都传遍了，你就必得好报。”

时间过得很快，我看罗老师说话说累了，就在架子上胡乱挑了两本书，让他结算，好告辞。他收了钱，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又起了新话头：“我最可惜的一次，就是十年前，市里的古旧书店关门，处理库存。店里的熟人老早就通知我了，我买了烟酒送礼。二领导和三领导都批准卖给我了。后来大领导来了，他不认识我，一看我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就皱着眉头对我摆摆手，说不卖了不卖了，态度很差。我好说歹说也不行。”罗老师这股气看来至今未消，他端起凉茶，狠狠咽了一大口，没想到突然爆出一句地道的北方粗口，又说：“后来被一个广东人买走了，两大卡车啊！”

罗老师见我把书塞进包里要走，就问我在此地玩几天，今天还要去什么地方。又都一一给我说明具体的地址，坐几路车。一个下午的缘分，我知道罗老师也是有点寂寞的。我道过谢，看看外面天色已经阴沉下来。黑云就停在文化市场和东风桥上，停在步行街的足疗店之上。这些黑云就是罗老师的鲤鱼和螺蛳变的，它们从罗老师的书架上游出来，又游到天上。我猜想，午夜两点，这些阴云一定会化身瓢泼大雨，如同失事飞机，坠毁在东风桥上。我想跟阴云商量商量，请别吓着罗老师那个赶夜路回家的孙女，好吗？我回头看时，罗老师也站起身来了，他把万宝路铁盒抓在手里：“看样子，要下雨，你想不想尝尝我卷的纸烟？”

马各斯兄弟书店的泰特斯

我不喜欢豪门这个词，其中包含了不平等、势利、反智的意味。但如果旧书店里也有如皇马、巴萨、曼联一般的豪门，那么伦敦的马各斯兄弟书店（Maggs Bros）是当之无愧的。

从地铁皮卡迪利广场站出来，沿着熙来攘往的皮卡迪利大街西行，经过一家又一家装潢考究的店铺，在丽兹酒店对面的小路右转，前行不远，就到了伯克利广场（Berkeley Square）。广场不大，绿草如茵，珍惜日光的英国人三三两两地或坐或躺，聚在一起晒太阳。

在广场西侧有座四层的深蓝色朴素建筑，底楼的外墙上钉起两块牌子，一块写着“马各斯兄弟公司　1853年创办　珍本书　手迹　手稿”，另一块上是“乔治·坎宁1770-1882　政治家　故居”。

这所房子建于十八世纪晚期，英国的乔治王时代，我们的乾隆末年。首相乔治·坎宁在此住过之后，很奇怪，这里不但没有“房以人贵”，反而逐渐变成了一处远近闻名的凶宅。据说在十九世纪中叶，这里曾粉刷一新，准备迎接一场盛大的婚礼。但就在婚礼前不久，新娘却不辞而别。伤心的新郎从此独自一人隐居在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闭门不出，沉浸在无法释怀的回忆里。只有在午夜，路人才能看到从顶楼窗户透出的隐隐约约的烛光，烛光似乎一点一点在移动，那是夜不能寐的男主人在秉烛夜游。男主人死后，关于这所房子的说法就越来越离奇了。比如一位军官带着仆人一起住进去，结果天刚擦黑，就听到一声惨叫，军官倒在了卧室的地板上。他严重扭曲的脸上写满了恐惧，没人知道他死前究竟目睹了怎样可怕的场面。诸如此类。经过报章、口传日复一日地大肆渲染，凶宅的恐怖史被“层累地造成了”，小楼很多年都无人敢住。伯克利广场五十号，成了一些好事之徒检验胆色的PH试纸。

事情在一九三四年发生了变化。这一年，马各斯兄弟书店买下了这座房子。他们搬离几百米外Conduit Street的原址，进驻了“鬼屋”。事实证明，他们的决定极其英明。有万灵栖居的古书护持，这里再也没发生过任何灵异事件（书店的员工半夜在楼里值过班，他们后来还去警察局调阅过存档，他们说，没有发现任何文件能证实历史上那些轰传一时的惊悚故事）。我想，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逝去多年的历代圣贤一定都打着哈欠从书中坐起来了。他们顾不上刷牙洗脸，就不甘寂寞地高声论辩、窃窃私语。他们旁若无人的吵闹声一定让那些性耽清静的厉鬼感到不堪其扰。而Conduit Street的老宅，几年后就在二战中被德国飞机炸毁了。

在全世界地价最昂贵的伦敦Mayfair区拥有这样一座房子（毛姆在小说《刀锋》里提到Mayfair区的街道所用的形容词是“安静、高贵”），对于全世界开旧书店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终极梦想。而这座房子和马各斯书店之间的好姻缘，不得不感谢一个人——那就是葡萄牙末代国王曼努埃尔二世。

在马各斯书店入口处的墙上，挂着好几张镶在镜框里的皇室御用认证书。在君主立宪制国家里，这种由皇室主要成员亲笔签名的证书，专门用来授予那些为他们服务超过五年的可靠商家。它是对商家资质的最好证明，是一种无上的荣誉。在马各斯书店拥有的皇室认证书里，有来自英国王室的，来自西班牙王室的，还有就是曼努埃尔二世签发的。

曼努埃尔二世在一九一〇年葡萄牙革命中被废黜，流亡到英国，定居伦敦。他雅好藏书，专门收集葡萄牙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及与航海大发现相关的历史文献。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在马各斯书店购买了大量的珍本书。国王和书店之间建立起一种亲密无间的主顾和朋友关系，以至于在一九二九年，马各斯书店帮助国王出版了一部名为《葡萄牙国王所藏葡萄牙早期珍本1489-1600》的专著。此书共三卷，书中收录大量精美插图，印六百五十部。这是葡萄牙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本国早期书籍史的著作，其重要性至今仍无可替代。不过，当一九三二年这位国王突然去世的时候，书店发现，他还有大笔未付的账单！好在葡萄牙政府还认账。马各斯书店的人亲赴葡萄牙交涉，终于在一九三四年收回了全部欠款。突然获得这样一大笔现金，老板当即决定，买下伯克利广场五十号。

在很多精彩的故事里，一言不发的房屋往往承担着比我们想象的重得多的戏份。世上无数个明明灭灭的燃灯传奇就是这样在福祸相倚的潮声中、在未卜难知的岔路上，凭借无所依傍的天时地利人和，奋力把一只骰子掷出命定的点数。

于是，在下午一点的市声和微风中，我按响了书店的门铃。在这里，我不准备细致描述那一只只厚重深沉、不怒自威的桃花心木书架，那铺着墨绿色天鹅绒地毯的宽大楼梯，那穿过白色落地窗在一部部珍本书刻花皮脊、烫金书名上微微颤动的金色日光，那被多少代藏书家的绵软手掌摩挲出温润光泽的牛皮沙发扶手……面对一家已持续经营一百六十年的家族老店，你会告诉自己，理当如此，理当如此。

我向坐在一楼靠窗谢了顶的老店员问了声好，把双肩背书包卸在一只椅子上，问道：“请问，泰特斯先生在吗？”老店员转过头，从眼镜上方打量了我一下，面无表情地说：“应该在，我问问看，请稍等。”他抓起电话，轻声应答了两句，然后告诉我，泰特斯先生在楼上。

几个月前我曾在网上买过马各斯书店几张清末的老照片，联络人就是泰特斯。马各斯共有大约二十位员工，供职于五个部门：现代英国文学部（一八〇〇年之后的出版物）；古代英国文学部（一八〇〇年以前的出版物）；欧洲部（一八〇〇年以前欧洲的出版物）；手稿部（签名本、手稿、书信等）；旅行书籍部（欧洲以外地区的出版物）。后者又有两个分部，其中一个专门处理与中国和日本相关的书籍。泰特斯就是这个分部的负责人（他尤其对日本摄影类书籍有深入的研究）。

泰特斯出生在德国弗赖堡，先是在英国杜伦大学修了中文和日文，毕业后到日本工作、游历了两年，然后又去德国汉堡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十七、十八世纪中日园林艺术比较”。一九八六年，他还曾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过一年的汉语。

由于他父亲爱好收藏哲学和英国文学书籍，他得以耳濡目染，从小就逛遍了伦敦大大小小的旧书店，当然也包括马各斯书店。泰特斯还清晰地记得，他是在十二岁那年第一次踏入这块属于自己的“应许之地”。然后在大学暑假期间，他又到马各斯打过工。读完博士，马各斯顺理成章地为他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使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泰特斯说，马各斯各个部的员工在生意上都有极大的自主权，几乎可以算是无预算，无指标。

我上到二楼，泰特斯从电脑后面站起来跟我打招呼。这是个一头卷发、满面红光的中年人，穿一身深色西装（你却无论如何不能用“笔挺”两个字来形容，也可以说，在旧书圈子的字典里，笔挺、一尘不染这样的形容词是不存在的）、斜纹白衬衣，系一条带圆点暗花的深蓝色领带。他的两个轮廓分明的大眼袋显示出用眼、用脑过度，然而目光是清澈的，他的笑容虽因面对陌生人而显示出某种有保留的距离感，却仍使人感到温暖。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互相寒暄了几句，然后他告诉我哪个架子上是跟中国有关的书，我就自己翻看起来。

不出所料，架子上都是大路货西文书。我开过旧书店，知道那些在书架上摆得整整齐齐的书都是大龄滞销货。不是毫无卖点，就是开价过高。这些书在国外的网络书店上基本都能买到，而且价格更低。

我问泰特斯还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看看的。他想了想，从一个带门的柜子里拿出一些装在自制盒子里的晚清老照片，告诉我这些照片是某某爵士的收藏，照片的内容是什么等等。我向他询问价钱。他不会直接告诉你多少钱，而是坐到电脑前把这件藏品的描述文字打印出来给你看，当然，价钱也在单子上。嘴上尽量不谈钱，不知道这是不是马各斯书店的光荣传统，也许英国人也有“君子罕言利”这样的古训？我选定一组照片买了下来。然后，泰特斯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他有点兴奋地摇了摇食指：“给你看样东西。”

他那一脸有些孩子气的神秘表情，似乎把我们之间的主顾关系一下子往前推进到令彼此更为自在的书友关系。对未知事物、稀见藏品的好奇心，是全世界藏书爱好者之间永恒的接头暗号。这共同的好奇心使买卖双方感觉到在某种意义上大家同属一个阵营。

泰特斯变魔术般抱出两个比八开还大的锦盒。打开一看，里面是晚清时广东的关联昌作坊所作的外销画。这种在洋纸上画出的水粉画中西合璧，在传统工笔画技法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洋画的明暗、透视方法，当时主要卖给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人。其中一组画的是两广总督府衙门，另一组是包含有帝后像、民俗、花鸟题材的杂册。那几张花鸟设色秾丽娇饶，技法纯熟，就是和于非闇、田世光等人后来做的《百花齐放》摆在一起，也毫不逊色。东西是一流的，当然，马各斯书店的标价也绝对不会含糊：十五万镑！

从这件东西可以看出，马各斯书店的经营策略可以概括为“高举高打”、“高买高卖”。他们确实是一家传奇式的书店，过去和现在都在创造着历史。单说在西方出版界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古腾堡《圣经》，他们就经手过两部（泰特斯说，据他所知，英国现存的古腾堡《圣经》只有九部）。一九三一年，他们以创纪录的十万英镑从苏联政府手里买到了著名的新约西奈抄本，这是现存最早的《新约圣经》抄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书之一。一九九八年，他们又以四百二十万镑的价格买到了一部英国摇篮本中的白眉，书商William Caxton印制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再次创造了珍本书的成交记录。

又看过一套经折装的彩色手绘“速战阵图”，一套手绘“山西各县地形图”之后，我问泰特斯店里有没有线装书。他迟疑片刻，走到书架前，从底层关着的柜门里捏出一小摞来。他说这些书还没标价，但我如果有兴趣，他可以看看是不是能临时定个价。书都是清末的普通刻本，并没有什么太好的。我随便选了几样。他拿着书到电脑前开始从网上查找相关信息。结果是，大部分的书他终究没有说价钱，而是不声不响地重新放回柜子里去了。我明白，那是他还没把这些书的版本情况搞清楚，怕卖漏了。

没关系，我本来对在伦敦买到物美价廉的书也没抱任何希望，想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手里捡便宜，无异于与虎谋皮，我倒宁愿跟他随便聊聊天。

他的工作台是个老式三屉桌，桌上摆着台式电脑、打印机、电话、名片簿、一大瓶矿泉水，当然，还有零乱叠放在一起的参考书。他坐着的那把圈椅，百年衣袖勤拂拭，木扶手上的油漆早已被磨秃了。

泰特斯说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外国顾客主要是美国人和日本人，现在则以美国和中国为主。（我在楼下看到一些美国文学的好版本，《了不起的盖茨比》初版签赠本四千五百镑，《蒂凡尼的早餐》初版签赠本两千五百镑。）

他问我主要收藏哪些东西，我大致说了说。

我又反过来问泰特斯，他自己是否藏书？他说收集与中国、日本有关的艺术、建筑方面的书。但他自己的藏书基本上都是一九四五年以后出版的，所以并没有什么珍本。此外，他还有一个小专题，就是日本摄影。在日本生活那两年，他拍了不少照片，他喜欢摄影。他说日本是个非常适合拍照的地方。不过他总是苦恼于自己的照片没有恰当地传达出内心的感悟，于是他开始研究日本本土摄影家的作品，想看看他们是如何表现自己国家的四季风物和精神内涵的。他在神田旧书街终日流连，发现日本有很多非常出色的摄影家。他们的影像虽风格各异，却都反映了属于自己时代的视觉现实。无论是二十年代的画意派，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摄影，四十年代的政治宣传作品，还是五十年代的新写实主义，都是如此。他尤其对冷峻地反映战后日本社会动荡的摄影家，如滨谷浩、土门拳等人着迷。

有一次，他在东京买了一批五十年代的黑白照片。那摄影师叫渡部雄吉，名不见经传。拍的似乎是警察局里的案件调查过程，看上去就像是某部黑色电影的剧照。他意识到，这是非常特别的摄影作品。这组照片他在抽屉里放了很多年，闲时拿出来看看，有时候也向客户展示展示。他并不急于卖掉，他总想搞清楚隐藏在它背后的故事。他越看越觉得这肯定不是剧照，因为照片中的人完全不像演员，这些人的相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其中一张照片里有扇门，门上贴着“谋杀调查”的标牌。在另一张照片里，他看到桌上有张逮捕证，证件里有个名字非常模糊，但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还是辨认出来了。把这个名字输入电脑，他吃惊地发现，这是一九五五到一九五八年之间日本一个家喻户晓的连环杀手。不过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东京警视厅为什么会允许渡部雄吉进入警察局内部，拍摄整个破案过程？

后来他找到了渡部雄吉的儿子。他被告知，出身贫寒的渡部雄吉（其父亲以捡垃圾为生）战前曾在一家专门生产电影放映机的工厂工作，他爱看电影，尤其是美国黑色电影，于是决心成为一名摄影师或导演。为此他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而这些照片就是他的习作。那时候，他有幸获得了进入警察局内部拍摄二十天的工作机会。泰特斯想象着那二十天对这个贫穷摄影师的一生所具有的激动人心的特殊意义（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那么几天短暂的闪光时刻）。在渡部雄吉的照片里，所有的人都轻松自然（比任何侦探电影都要更加自然），没有人看镜头，没有人紧张、做作，没有人会为这个无名摄影师分心，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好角度，打好光，在每个决定性的时刻按下快门。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拍摄完成，谋杀案的凶手还是没抓到。因此警察局禁止渡部雄吉公布这组会令官方感到难堪的精彩照片。

最终，泰特斯把它们卖给了一位答应将其出版的收藏家。这本名为《一次犯罪调查》的摄影集在二〇一一年被一些职业摄影师评为年度最佳摄影集。

泰特斯说，现在他每次翻看那本新出版的画册，总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他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渡部雄吉本人无缘亲眼见证这些照片的面世。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帮助一个追梦人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泰特斯低头沉思了一下，补充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笔生意。”

我又问，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他说是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康拉德的书我只读过《吉姆老爷》，他说《黑暗的心》要短很多。

由此，我们又谈到人与书之间的关系。他说，人创造了书，书也塑造着人。书展示了人类思想的精华，同时也记录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现实。当我们阅读那些年代久远的著作，我们可以追寻到很多业已失去的精神财富。比如我们能真切地体会到，在过去，作者的写作更多是出于内心的需要，他们确确实实有话要说，不吐不快。商业上的考虑当然也是一个因素，但是非常次要。对文学和哲学书籍来说，尤其如此。但现在出版界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了。

收藏家孜孜不倦地收集珍稀版本，是为了和那些作者，以及那个孕育了作者的时代贴得更近。我们无法回到过去，但是通过古书，我们总算可以以某种方式接近它。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如此看重初版本的原因。简单地说，当你翻开一本旧书，你触摸到的纸张和闻到的油墨气味，那以奇特泳姿钻入你鼻腔又游进你肺部的粉尘、真菌，都是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文物。当它们被翻开的时候，一个沉睡百年的生命复活了。它们是旧时代的产物，它们真的是从历史深处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到你面前来的。

泰特斯在这家书店已经工作十八年了，他说感觉上倒像是只有八年，因为他从来没有一天对这份工作产生过丝毫的厌倦。他每天早上来到店里，先查查电子邮件，然后翻阅世界各地的书商、拍卖公司寄来的书目。感兴趣的东西就上网查资料，再打电话跟卖家讨价还价。午饭一般就在店里吃。下午主要就是给库存书写提要，并联系买家。他笑着说，听上去很单调，其实正相反。因为对于每本书来说，你都有很多个切入的角度。你查阅大量的资料，每天都学到新的东西，你拥有极大的自由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一本书。这是再快乐不过的人生了。他带着满足的表情对我说：“我可不是个总想着退休的人。”

在谈话过程中，泰特斯多次提到自主权、自由度、无预算、无指标这些词。听上去确实不错，但流水的生意终究不是请客吃饭，所以我还是忍不住要问他，那书店如何保证必要的利润呢？他的笑容像一只张开的贝壳突然合上了，他说：“你这个问题有点太直接了。当然，书店的每个人都懂得要保持收支平衡。我们对市场很敏感，并且非常谨慎，以免做蠢事。我们做每个决定，都是把书店的生意当成自己的生意。”他指指天花板，再次谈到了历史：“百年前书店创办时所秉承的那些信念如今依然与我们同在，它弥漫在这座房子的每个角落，虽然我无法明确地指出它是如何影响我们做出的每个决定，但它确实在那儿。你始终都可以感受到它。”他稍微紧张了一下的表情又重新放松了：“最重要的是，出于对书的爱，而非对钱的爱，这样就能少犯错误。”

对书的爱，而非对钱的爱。我喜欢这句话，尽管它非常形而上。

两周之后，我又去了一次马各斯书店，但泰特斯的同事告诉我，他到德国出差去了。他那把圈椅是空的。

一回到北京，我立即上网买了一本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企鹅经典丛书。花了一晚上时间，我把它读完了。我想从这位波兰裔英国作家描绘探险、远征、与自我做精神搏斗的排山倒海般的长句里，发现深藏其中的关于一个人如何影响另一个人的秘密。

离别之喜

一

这是他为老马做的最后一件事。星期四，王建早早醒了。在床上睁着眼熬到天亮，他爬起来，拉开窗帘，拔下充了一晚上电的手机。烧水，冲杯豆奶粉，吃四只烧饼加一盘猪头肉。他想，应该吃饱一点，因为今天得耗不少力气。

出了门，坐上300路，车上很空。望向窗外，三环一路畅通，炊烟一样的晨光轻轻擦过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他看见城市在淡蓝色的涡流里，摇摇晃晃地醒过来。半小时后，听到无精打采的报站声，说潘家园北站到了。他下了车，从潘家园桥往西，贴着旧货市场北墙走上四百米，就到了华威西里。这小区他来过无数次。小区建于九十年代初，六层板楼，外墙重新粉刷过，家家户户都装着发黑生锈的金属丝网防盗窗。小区门口左手有两个年轻人，看上去像对小夫妻，在吆喝煎饼果子、小米粥。右手修车、配钥匙的摊位还没开张。对，进去往里第二栋，老马家就在七号楼三单元二〇二。马玉芬在等他。

老马已经走了一个礼拜，肺癌，才六十整。一直是王建忙前忙后，帮着料理丧事。老马终身未娶，无儿无女。一起张罗的只有他唯一的妹妹，就是这个马玉芬。王建管她叫“大姨”。

老马去世前，在病床上指着王建对妹妹说：“他——他——书，都交给他处理——他不会坑你——”当时老马的手指已经伸不直了，哆哆嗦嗦悬在半空中，像根没精打采的三节棍，奋力跟地心引力做着负隅顽抗。马玉芬坐在床边，猜疑地扫了王建一眼，没说话。

作为报酬，王建可以分得卖书款的百分之二十。这笔钱有可能改变他的命运。曲终人散，也算不枉师徒一场。

在旧书业这个古老的行当里，至今仍有师徒名分。当然不像旧社会，得给师父提水做饭、擦桌扫地，犯了错，任打任骂，投河跳井责任自负。但师父既然把你领进门，教给你卖书的本事，那谨守门规，对吩咐下来的事情尽心竭力，还是个本分。

王建和马玉芬今天要干的，就是把老马的库存盘点清楚。

二

师徒二人的缘分始于“非典”前一年。当时王建刚到北京，找不到工作，就没头苍蝇似的在城八区四处乱撞。一个星期六，他撞进了潘家园。时在春天，潘家园里石雕鹤立，陶瓷皎洁，书摊杂沓，木器荣华，热闹如乡村集市。王建喜欢看书。见有个摊上摆着本英文版《刀锋》，来了兴致。他粗手粗脚把书从塑料套里抽出来，翻了翻，扬起问道：“多少钱？”他喜欢毛姆的小说，《刀锋》、《月亮和六便士》、《人生的枷锁》……大学时，曾把图书馆能借到的所有毛姆作品通读过一遍。那都是些容易打动年轻人的故事。

摆摊者谁？当然是老马。老马干瘦干瘦的，穿件天蓝色衬衣，袖子挽起来。他坐在小板凳上，左手一本印了很多格子的新书，右手握支红蓝铅笔，全神贯注在玩数独游戏。他头发灰白，根根直立，眼皮也没抬一下，过了半晌才说：“看不懂别乱翻！”明明白白的呵斥口吻。哪有这么做生意的？真蛮横。什么东西！狗眼看人低。王建操着四川普通话反问：“你怎么知道我不懂？不就是《刀锋》嘛，毛姆的《刀锋》！”老马慢条斯理抬起头，隔着眼镜片盯着王建，一字一句冷冷地说：“一百。你要得了吗？”“给你！”王建被激怒了，立刻从裤兜里掏出钱塞到他手上。后来王建知道，他上当了，这种寻常的外文书一点也不值钱。冲动是魔鬼。

从此，他几乎每周都去潘家园，直到他自己也摆起地摊，当上了书贩子。

老马是旧书圈的名人。潘家园的书贩，河北人、安徽人最多，书念得少。串货、摆摊都是成帮结伙，不是兄弟上阵，就是小舅子大侄子合股。老马却喜欢独来独往，和所有人保持距离。天还没亮，有人卸下一麻袋新收的旧书，大家都举着手电筒一拥而上，想吃口新鲜的。他背着手站在圈子外面，静静地等别人挑完再说。早上八点，你可以看见他准时出现在旧货市场大门外的早点摊。他卸下黑色的登山包，放在膝盖上。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一个茶叶蛋，吃完了，若有所思地看一会外面的街道，从裤兜里掏出几张皱皱巴巴的纸币，压在碟子下面。下雨了，市场里一片人喊马嘶，所有书贩都大呼小叫抢着收摊，怕书被雨水淋湿。他不慌不忙，吞吐一支“黄山”，放下手里的数独习题，再把摊上的书一本本收进铁柜。他的书都套着塑料袋，不怕水。大家都说，老马淡定，说他有股子北京人特有的优越感。下午四五点钟，该收摊了。他雇个小车，踱着方步跟在车后面，和谁也不打招呼。这人体热，总比别人少穿一层衣服，三九天也只蹬一双蒙着尘土的单皮鞋。你向西门望过去，可以看到落日下，一个瘦长的影子漫过佛像区那挤作一团的释迦牟尼、观音菩萨方队，从石雕的肩膀爬升到头顶，再降落到肩膀，像一辆轻型坦克碾过高低不平的丘陵。

老马脾气古怪，但看版本的眼力无人能及。那些小贩收到不明就里的古书，都得硬着头皮去请教：“马老师，您看看这个？”“哦，怎么了？”“不是，您给看看，值多少？”“你说呢？”他右侧嘴角与眼角同步上翘，拉出一道嘲讽的皱纹，让你自惭浅陋。对这样一个权威，你得低三下四，软磨硬泡，他才会蜻蜓点水地指点上两句。

传得最神的一件事是老马从一个河南人手里花二百块钱买了个没人要的破烂抄本，转眼送拍卖会卖了二十万。一千倍的利！原来那是清代大儒钱大昕的稿本。成交之后，有个北大学者还专门撰文，谈该稿本在学术上的重要性。那河南书贩倒不眼热，逢人说起这个故事，总是夸老马见识过人，说到最后再叹上口气：“人家有文化。人家命好！”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说的就是这个吧。

王建是新手，无知无畏，当然也在老马身上碰过几次钉子。但和其他书贩不同，他好学，能够举一反三。有时候问过了，回去自己查查资料，常有新发现，再热脸贴冷屁股地转回去跟老马二次请教。老马觉得这个瘦弱木讷的外地人还算是踏实肯干的。除此之外，两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潘家园没朋友。

到了夏天，潘家园更热闹了。周末的潘家园永远是北京城最先睡醒的角落。那天市场还没开门，黄色的路灯灯光被隔夜的湿气罩在一层磨砂玻璃里。一个天津宝坻的书贩拉了一平板三轮新收的旧书，一停住，照例是一番哄抢。七八只青筋毕露的手争相伸向麻袋，急得脸大肚圆、皮带上拴着腰包的宝坻人连声大喊：“别抢！别抢！”东头的小五认为王建拿了他先看到的书，张嘴就骂：“你欠揍啊！敢抢我书！”王建只顾低头把一抱书护在怀里，根本没听见。——呼！小五的拳头就过来了。抢书就是抢钱。这个市场某种程度上信奉的还是丛林法则，年轻人需要机会释放多余的精力。然后小五的弟弟和小舅子也加入围殴。附近的人一下都聚拢过来，有人环抱双臂冷眼旁观，有人念念有词唯恐天下不乱，有人举起相机咔嚓咔嚓拍照。自行车、三轮车都停在马路中间，堵在后面的汽车一个劲儿按着喇叭，热热闹闹像是火车站候车大厅。书贩子毕竟不是地痞流氓，解解气就可以，不会把人往死里揍。即便这样，王建还是被打得满嘴是血。他的眉骨破裂，一身尘土，眼镜也不知道飞哪去了。“记住喽！以后再跟我抢书，见一回打你一回！”王建趴着缓了好大一会儿神，他耳朵边一枚旋转的分币缓缓停住，栽倒在地面。然后，在路人的注视和窃窃私语中，他默默爬起。他捡起背包，掸掸灰，一个人向厕所走去。他想洗把脸，把晦气冲走。在这个不走运的清晨，面前的一切变得依稀难辨，像一张有待冲洗的底片。他尽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能让别人以为离了眼镜他王建就成了失明的可怜虫。他想，无论如何，今天还是要像往常一样准时出摊。

快到厕所门口，有人在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头眯眼一看，是老马。“瞧你那怂样！”老马还是嘴角上翘，那副招牌式的嘲讽表情，似笑非笑。王建转身就走，他不想搭理这个老家伙。但背包的带子被扯住了，老马认真地说：“走吧，旁边有个中医诊所。”

路上，老马告诫说：“以后离这帮子人远点。”

王建低头不语。因为屈辱，他的身体还在轻轻发抖。

“好汉不吃眼前亏。”

“这事不算完。”

“得了得了，还嫌事儿少？”

到了诊所，王建接受包扎，老马在靠门的椅子坐下。他脸色不好，黄里泛黑。两个人都不健谈，不说话反而让彼此觉得自在。老马百无聊赖，研究了一会墙上张贴的人体解剖图和锦旗，看看窗外，又转头端详办公桌上的听诊器、血压计、浆糊、文件筐以及大夫白大褂领口上那一点油污。他显得有点坐立不安，似乎向别人表达善意对他来说非常别扭。他不习惯扮演一个“好人”。

第二天，王建收到老马一条短信，说刚弄了两麻袋某出版社散出来的资料，问他是否有时间帮着整理一下。他觉得意外，因为大家都说老马从来不开口求人。

这是他第一次去老马家。

老马家一室一厅，和王建住的地方一样脏、乱、差。从玄关开始，地上就堆满了半人高的旧书，线装、平装都有，挤出一条窄道用来走路。如果一架小型侦察机从天花板下掠过，那么这条窄道就像是广袤高原上一条深深的峡谷。穿过峡谷一直往南窗走，左手出现一个花梨木色的老式半截书橱。玻璃门里都是书目类的参考书，书橱上面胡乱摞着百十来个旧蓝布函套。窗前一个空空的落地晾衣架，右手的布艺沙发中间凹下一个皱巴巴、黑乎乎的屁股印子。沙发靠背上还立着三张镶框的民国老照片，都是学校毕业合影一类的东西，一不留神就会掉下来砸中脑袋。沙发前一个茶几，配一套青瓷茶具和两个铁皮茶叶罐，还有一摞书，一个不知道什么年代的双耳红泥陶罐，两个素笔筒。烟灰缸里丰收的烟蒂、烟灰、手指甲喷薄欲出。老马递过来一支“黄山”，他自己也点起一支。他问王建喝绿茶还是花茶，王建说随便。他去厨房拿来一只有竹编瓶罩的暖水瓶泡茶。茶叶在杯中降落，像很多把旋转的阳伞。喝茶的时候，他不是端着杯子，而是把它托在手心。这天，老马不像在潘家园时那样让人难以接近。他讲正经话，并且在讲话的时候用温和的眼神看着你。他说：“不着急干活，先聊会儿。”

王建坐下来才发现，对面书橱那堆函套上团着身子卧着一只白猫，正盯着自己看，眼神里写满冷漠和警觉。老马笑了笑说，猫是楼下捡的，叫“大瓢”。大瓢是只大懒猫，它被打理得毛色鲜亮，是这屋子里唯一看上去体面干净的东西。

老马说，他当过兵，复员之后，不愿意在机械厂朝九晚五地上班，就开始做邮票买卖。一九九七年邮市大跌，他赔了不少钱，这才转到卖旧书这条道上来。他说，干这个，是因为没什么别的可干。然后，他又讲了几件自己捡漏的故事。他讲得很开心，一小团冒着泡的白沫挂在嘴角，随着他叙述的起伏，云卷云舒。这些靠知识，凭眼力巧取豪夺的回忆仿佛射灯般在他脸上投出一轮甜蜜的光晕。

喝完茶，王建说想看看书。老马说，随便看，随便看。王建不敢放肆，站起来，穿行到峡谷里，弯下腰，侧着头，粗略地扫描着那些书脊。看到感兴趣的，也不敢抽出来，怕书山轰然倒塌。他听见老马在背后说：“没什么好书，好的都卖了。你喜欢哪本就拿走。送你！”

王建一本也没拿。确实没什么好书。老马卖了这么多年书，不应该啊。上厕所的时候，王建透过门缝，往卧室里瞟了一眼，卧室和客厅一样杂乱无章。他看见床脚立着个清漆的大立柜，柜门紧闭。他想，大概好书都在里面藏着呢。

这天，他们一直忙活到晚上十点多，中间叫了顿肯德基外卖。两人都一身大汗，屋里弥漫着一品黄山和电蚊香的气味。当时，老马还不会上网，王建帮他查资料、分类，把重要的（也就是值钱的）挑出来，插进透明的单片文件夹，贴上标签，其他的塞回麻袋。老马懂得多，这些材料的历史价值、时代背景、人物之间的恩怨关联，讲得一清二楚。他还知道，在北京，什么人会买这些东西。他说，重要的得一页一页悠着卖，剩下的垃圾就搓堆，原价推出去。王建听得认真。老马表扬说：“看得出来，你是真有求知欲的。”

告辞的时候，大瓢没精打采地跟在王建后面蹭到门口，它柔软的长毛拖在地上，像披着件傲慢的貂皮大衣。门有两重，外面防盗门，里面一道木门，老马从来都是只锁外面那道。他看上去很累了，需要休息。他帮王建把锁拧开，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只手扶着门框说：“小区外面有个洗浴中心——华清池，我请你洗澡吧。”王建看见老马光着膀子站在玄关的灯光下，身上散发着一股子霉味，长长的大脚趾从黑色塑料拖鞋里支出来，大瓢和那双很久没有擦过的皮鞋匍匐在他脚边，身后是一屋子满满当当的旧书。他皮肤松弛，人虽然消瘦，却挺出来一个虚假繁荣的大肚子。王建只想回家睡觉，不想去什么华清池洗澡。他摇摇头，向楼下走去。过了楼梯转角，一束暖黄色灯光在他头顶轻轻合上，像一个人在漆黑的午夜关上冰箱门。外面要比屋里凉快两三度。王建对自己说，这不是人过的日子，我以后，也要过这种日子了。

三

除了研究版本，老马似乎没什么爱好。旅游，他说是花钱找罪受。打麻将，他认为浪费生命。但事情总有例外，认识王建之后，他喜欢上看电影了。

那天他们一起去隆福寺中国书店。听说解放前，隆福寺是旧书店云集的地方。现在，这家是仅存的硕果。店里有什么书，老马了如指掌。老张、王姐、小赵……每个店员他都认识。老张快退休了，王姐的儿子去爱尔兰留学了，小赵会办事，最有希望成为未来的经理……老马去那儿为的不是买书，主要是探听些信息：哪里散出好东西啦，谁捡了大漏啦，明年的行情会如何啦。另外，就是把王建引荐给书店一把手，先混个脸熟，以后走动起来就好办事了。

聊了几支烟的工夫，从店里出来才三点多，不早不晚。见对面的电影院张贴着《云水谣》的大海报，主演是李冰冰、陈坤、徐若瑄。两个女主角王建都喜欢，他提议去买票。老马摆摆手：“有什么可看的，买张盘不得了。”“不一样，大屏幕的感觉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瞎花钱。”王建拽着他的袖子说，走吧走吧，这家电影院便宜，闲着也是闲着。老马一边嘟囔着，没意思，没意思，一边跟着进了场。

老马说二十多年没进过电影院了。他在电影院看的最后一部片子是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那时候，聂卫平是轰动全国的民族英雄，全国人民正以围棋做武器对日本人复仇。

电影开始了。今天不是周末，观众并不多。两个男人在这个下午，紧挨着坐在稀稀拉拉的观众席上。老马从包里拿出花镜戴上。王建小心翼翼，以免肩膀或手臂碰到对方。他觉得自己的空间，由于旁边这个老男人的存在，被大大压缩了。烟草、消毒液、爆米花，还有不知道哪来的铁锈味道飘进鼻腔。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老马一坐下就开始发表评论：“离银幕有点近啊……忘了买瓶水了……太假……人物不像那个年代的……你见过吧，我买过几个抗美援朝的勋章……”王建很不耐烦，看电影的时候，他最讨厌有人在旁边说话。

这是一部爱情电影，相爱的人在解放战争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里，不得不远隔天涯。随着剧情发展，老马逐渐安静下来。他越坐身子越往下滑，两只手搭在肚子上，后排的人几乎看不到他的脑袋。电影彻底主宰了这个巨大的放映厅。当历尽波折，两鬓斑白的徐若瑄面对镜头发出爱情独白时，音乐也达到了高潮。王建注意到，老马眼镜片上的闪光在一下一下轻轻地跳动。过了一会儿，老马摘下眼镜，用手背擦拭潮湿的眼睛。

退场的时候，天还没黑。树叶上余晖的反光提醒人们，梦境结束了。两个一起看爱情电影的男人走在一起，他们重新回到了陌生的现实世界，重新看到彼此的模样。

王建觉得应该说点什么：“情节有点俗套是吧？”

“挺感人。”

“你是不是掉眼泪了？没想到，你还挺容易动感情的。”

“我就是受不了那种音乐，一响起来，声音一大，我就不行了。”

王建想起来，有本书上说，艺术是照妖镜，它也是通往人心的一条路，是走进人心的捷径。他觉得，电影就是这样的东西。

从《云水谣》开始，老马迷上了看电影。

那天晚上，在小饭馆，两个人各要了一瓶二锅头。王建酒量小，先脸红了。他几次欲言又止，终于鼓起勇气问道：“别怪我啊，有个事不知道能不能聊。”

“说啊！”

“我是觉得吧，你为什么不找个老婆？自己一个人不闷吗？”

老马想了想，喝了口酒，脸上又现出那种带着嘲讽的笑：“瞎打听什么呀？”

“没有，我是琢磨着要是有个人照顾，师父能过得滋润点儿。”

“别瞎操心。你懂什么呀？”老马的语气强硬，但并没发怒，“告诉你，我要是想结婚，随时有！”

“吹吧！你身边连个女人的影子我也没见过。”王建说的是实话。

“你还不明白人这一辈子是怎么回事呢！有空多琢磨点正经的吧。跟你没法聊。”老马轻蔑地说。你可以听得出，他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兴致很高。后来老马反应变慢了，他倒酒的那只手在发抖，潮湿的嘴唇变成紫红色。说话时，舌头也大了，好像有只鸡蛋孵在舌根下面。“这酒怎么跟水一样，喝了一点反应也没有，”他含含糊糊地说，“王建，你给我唱个歌吧。”王建就唱了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陈升+毛姆，八〇后文艺青年的标配。老马拍着巴掌，要干一杯：“你嗓子不错，你知道吗，不过歌不好听，没什么调儿，一点调也没有，我说的是实话。”王建说：“师父，你也来一个吧。”老马摆手：“不行不行，别难为你师父，我从来不唱歌，我不会。”这时，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满脸不高兴地说：“你们声音太大了。我们这儿不能唱歌。”老马仰起脸，瞪着服务员：“你是谁？你哪儿人？”服务员眨巴眨巴眼睛：“我？我山西人。怎么了？”“山西人。山西人？我一个北京人唱歌，关你山西人什么事？”老马的食指和中指在桌上一下一下打着拍子，还挑衅般地摇晃着脑袋，唱了起来。王建听过这歌，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老马居然会唱情歌！他喝多了，每个音都待在错误的高度，拍子不是长了就是太短。他把流行歌曲唱出了京剧的味道（难听死了，一股臭泔水味儿，服务员堵住耳朵）。他孤芳自赏，像一台在工厂里闲置多年的老机床。在最后一句“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之前，他突然停顿了一下，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王建觉得自己被这含义不明的叹息声推了一把，就如同看到一重厚重的帘幕上突然显现出一个神秘的图案。“我跟你说吧，这种歌我能唱一晚上。你信不信？我马国华五十四了，什么我没见过，什么我没听过。你信不信？”酒醉后的时间比平日过得快，过了十二点就该是中秋节，人们都在这个时候赶回家团聚。老马哈哈哈笑出声来，难得看到他如此开怀。他的鼻涕和眼泪同时溢出，他把袖子挽起来，人趴在桌上，用拳头抵着太阳穴低沉威武地吼了声：“再来一瓶！”

四

没过多久，王建有幸参观了老马的大立柜。柜门一开，樟脑味儿扑面而来。里面分三层，上层堆了些衣服，中间是个上了锁的抽屉，书则整整齐齐码在底层。那是二三十部干净漂亮的线装书。印象深的除了几个殿版书，还有带版画的万历刻本《观音慈容五十三现》，明版套印本《淮南鸿烈解》，一本有曾国藩、李鸿章几位中兴名臣手迹的信札册页。老马说，自己从来不特意留东西，这些都是买贵了，没卖掉，剩下的。时间久了，也就不想卖了。

王建觉得，老马不是真的不想卖，他只是给自己留个寄托，留一包解药。关在柜子里的线装书不言不语，择邻而居，它们是老马的白色止疼片。

王建和老马每周起码有四五天在一起。一起收书，一起卖货，一起喝酒，一起看电影。有时候，王建会给老马讲在老家种桔子的事儿，如何嫁接，如何防治煤烟病，如何跟诡计多端的收购商打交道。而没有雾霾的晚上，老马会告诉王建，天上连成一条线的那三颗星，是猎户座，然后讲讲古代人如何根据星象占卜。这两个人，年龄差了三十岁，但一样的邋遢，一样的拙于处世。他们并肩走进一只倒置的望远镜，把自己的世界活得越来越小。

第二年春天，泡桐开花的时候，师徒关系经历了一次危机。

每年三四月，老马照例会去地坛书市摆摊。书市就像个大庙会。你可以在报纸、电视上读到相关报道，记者把市民和书市的关系夸张地比喻成“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向面包”。在房间里困了一冬的人们普遍发福了，他们并不饥饿。即便饿了，想吃的也不见得是面包。他们只是想趁好天气找个花木繁茂的地方踏踏青，凑凑热闹。但这确实是个甩卖滞销书的好机会。

早就说好，王建要一大早赶到华威西里，雇辆面包车，把书从老马家拉走。

但这天，王建没来。

老马打过王建的手机，没人接。

老马只好像往年一样，自己叫了辆小金杯，一个人到地坛摆了一天的摊。这是人多嘴杂、闹闹哄哄的一天，这是忙碌而疲惫的一天。生意很好，后来据他说，一共卖出一百六十七本书，收入四千八百五十五元现金。

确实，王建把书市给忘了。他一直和女朋友在一起，没带手机。

直到第二天，王建才看到手机上好几个未接电话。还有一条短信，那是头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发过来的。内容只有八个字“以后请不要再来往”。王建觉得难过。他想象着这一天老马是如何度过的，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出如此恩断义绝的短信。他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老马，这个人对他来说有着太多的秘密。他的脑海里勾画不出一幅场景，他不知道每天晚上老马一个人坐在那间屋子里都干些什么。王建感到一丝内疚，赶紧把电话打过去，老马没接。打了几次，都没接。他发短信解释说因为约会，把书市给忘了，非常抱歉云云。老马没回。

春天很快就过去，然后是夏天、秋天和漫长的冬天。他们仍然经常在潘家园遇见，但每次照面，老马眼皮也不抬一下，装作没看见。

两个人要走近，需要小心翼翼地试探上多久，而分道扬镳，一个转身就足够了。

网络时代到了。潘家园的书贩都学会了上网，不仅可以卖书，还能查相关信息。只要敲进书名，这书有过几个版本、刊刻年代、历次拍卖会的交易记录、每种版本的照片，尽收眼底。百度把潘家园每个书贩都变成了版本学专家，其中几个脑子好使、敢想敢干的还赚了大钱。他们不再需要向老马请教了。老马，这个死倔死倔的老头子，虽然每个周末还是出现在市场上，但已经像失足跌在鱼篓外面的一条死鱼，被人遗忘了。

让人意外的是，来年清明，一个天气很好的上午，王建重新收到了老马发来的短信。这就像是空间站的宇航员重新与地球总部取得了联系。短信没头没脑的：“你疯了吧？怎么跟这种人扯在一起？”王建明白老马说的是什么。他女朋友是KTV坐台小姐，这在潘家园已经不算秘密了。但王建还是觉得奇怪，老马这个与世隔绝的老古董是怎么知道的。

那天下午，他不请自来地去了华威西里。“是你啊。”一开门，老马愣了一下。但让进屋之后，他第一句话就很刺耳：“你那个什么女朋友，是花钱的还是不花钱的？”他沙哑的声音像传送带擦过粗糙的滚轮。没等王建张嘴，他第二句又接上了：“你把人家当女朋友，人家把你当男朋友吗？”王建不说话，低头往屋里走，老马在他身后嚷嚷：“你别犯傻啊！”

王建坐在沙发上，老马站他对面，背靠着书橱。大瓢冷淡地缩在墙角，它身边那个带裂纹的青花碟子里有几片馒头和一些煮熟的小块鸡肝。“找对象是过日子，你以为是玩啊？小心，她会要了你的命。”老马一边数落一边咳嗽，说到激动处，就咳得更厉害。那是一种从体内很深的地方发出的咳嗽，咳出的飞沫如火星四溅，欢快飞舞。他弓着腰，从裤兜里掏出一小袋金嗓子喉宝，捡了一颗，塞进嘴巴里。“现在的女孩子就认钱。不像我年轻那会儿，八十年代。那时候是死心眼，不掺水。”他喋喋不休，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王建说：“师父您别着急，先喝点水，慢慢说。”他看着对面这个人，胳膊上突然起了一片鸡皮疙瘩。这是一座没有家庭生活的房子。没有沙发靠垫，没有零食，没有花瓶，没有彩色照片。房子的主人像人质一样被困在这里。他比以前更瘦了，脑袋、肩膀、袖子、裤腿都如同折断的树枝，向下耷拉着，就好像衣服里面已然空无一物。

老马一直在说，王建边听边点头。他知道对方是好意，但谈到爱情，他们完全属于两代人。老马一点也不了解他，就像他也完全不了解老马。他认为，老马把八十年代理想化了，把现今妖魔化了。作为一个光棍，他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占有一个女人，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把男人和女人联系在一起。老马在两性方面的知识，完全来自书本，而非生活经历。他纯粹是纸上谈兵。

老马留王建吃饭。他下厨房磕开两只鸡蛋，切四个西红柿，下了一卷挂面。到楼下买了酱牛肉、烧鸡、啤酒和王建爱啃的鸭脖子。他们把酒言欢，重归于好。

就这样，师徒危机这页，算是翻过去了。

紧接着，癌症来了。

老马被查出肺癌。王建第一次听说“五年生存率”这个词。

大夫让老马远离旧书，说旧书的粉尘带有很多细菌，容易刺激呼吸道。老马不听，戴副口罩应付了事。

大夫让他戒烟，他并不怕死，倒还是戒了。

他嘲笑王建怕坐飞机。他说，死就死呗，一了百了，有什么可留恋的。只不过早两天、晚两天的事儿，最后还不是殊途同归。

在王建的印象中，得病之后，老马脾气变得更坏了，总觉得别人要害他，看什么都不顺眼。比如，他刚戒了烟，反过来对抽烟的人丝毫不能容忍，他说抽烟就是犯罪。

有一次下饭馆，邻桌一位肩膀很宽、脖子很短的壮汉刚把烟点上，老马吸了两下鼻子，用手扇了扇，突然用筷子使劲敲着桌子大叫：“哪个孙子抽烟呢？”王建吓得赶紧扯他袖子。老马把他甩开，皱着眉头又嚷了一遍：“谁？哪个孙子抽烟呢？”那壮汉见他年纪大，只瞪了一眼，没发作。老马不依不饶，把服务员叫来，斥责道：“你们这是什么饭馆，怎么能允许抽烟？”服务员怯生生地说：“我们这儿没规定不许抽烟。”“你们就一边纵容低素质的社会盲流毒害别人，一边赚黑心钱是吧！”老马的咆哮如同跑车引擎轰鸣。饭馆的空气顿时如拉满的弓弦，所有人都转头看过来。服务员还没来得及作答，那壮汉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指着老马鼻子喝道：“老东西，你不想活了吧！”王建和服务员赶紧挡在中间，以免双方发生冲突。王建想把老马架走，哀求道：“师父，咱换一家没人抽烟的馆子成吗？”老马坚决不走，他双手死死抓住椅背，嘴里依然骂个不停。王建看见他瞪大双眼，浑身发抖，手背上粗大的青色筋络在皮肤下愤怒地跳跃。他的骨节劈啪作响，如同燃烧的麦秆。椅子腿儿在地上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壮汉被老马的气势震慑，让了步。他被服务员安排进一个包间，又额外送了个菜，作为安抚。

老马最后几年的时光就是由这类冲突串联起来的。他三天一小骂，五天一大骂，和各种人争执。好像要争分夺秒，唯恐一生的愤怒来不及发泄干净。他骂城管、骂电视台、骂交通、骂空气、骂书贩子，也骂买书的。

他说世上只有两个半好人：他妹妹和王建，大瓢算那半个。

老马住院后，王建把大瓢接到自己家里。老马说大瓢吃不惯超市的猫粮，他把大瓢的生活习性详详细细写了两张纸。王建照方子抓药，依旧是小虾皮、鱼肉、鸡肝配馒头，坚决保证粮油副食供应。大瓢在新家心满意足地享受着高干待遇，从未流露出对故土故人的丝毫眷恋。进重症监护室前，老马曾经感叹说：“大瓢没良心。现在这世道，越没良心越有福。”

五

废墟。七号楼三单元二〇二的门被王建敲了三下。

马玉芬把门打开。

“进来吧。”这个女人穿件带暗花的半截袖真丝衬衣，黑裙子，臂上缠着黑纱。她的腰部鼓胀，白头发像老马一样多，但仍能让你意识到她的性别。从布满细细皱纹的黑眼圈可以看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她睡得不好。

屋子里一切照旧。王建在沙发上坐下。阳光在白墙上打出一个倾斜的狭长梯形，几件女人的衣服晾在衣架上，书橱上多了个黑色相框。老马隔着反光的玻璃注视着前方，目光严厉，令人生畏。他面前插着百合和白菊，还有一个五颜六色的果盘，盛满苹果、香蕉和柑橘。每一只水果都芳香饱满。清晨，无论什么，都显得比平时美好一些。

这种时候，王建无法不想起老马在世的情景，就像他还在这屋子里走动。冬天，他用皴裂的双手给书打捆；午睡后，他靠在床上给手表上弦，脑后一小撮头发被枕头压平。有时候，你听见从厕所传来深长的咳痰和一绺尿液浇淋陶瓷的声音。又或者有塑料拖鞋在地面上趿过的声音。冰箱里的速冻饺子。酱肘子。二锅头。他抽一支烟。他打一个电话。他填一个快递单。

“放这儿还行吧？”马玉芬的下巴朝遗像扬了扬。

“很不错。”

“卖花的真能漫天要价，百合要十五一枝。”马玉芬给王建倒了杯茶，“我说又不是什么节日，凭什么卖那么贵，后来给砍到十三。”

“是楼下那家花店吧？早知道我去买了，市场里能便宜点。”

王建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屋子里发出嗡嗡的回响。

沉默像一杯发涩的凉水。

马玉芬转着腕上的青玉手镯，问了一句：“你吃过早饭了吗？”

“吃了吃了。”

“没吃我给你盛碗粥去？”马玉芬指指厨房，作势转身。

“真吃了，还撑着呢。”王建用手掌在肚子上揉了个圈。

“哦，那行。对了，还没问过你，你多大了？”

“三十了。”

“不像，长得显小。”马玉芬摇摇头。“我儿子比你小五岁。”

“那您可享福了。”

“享什么福啊，你没听人说吗？生女儿好命，生儿子好听。这小子尽给我找事儿了。”马玉芬打了个哈欠，“其实像我哥这样无牵无挂的也挺好，落得个清静。”

“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马玉芬笑笑说：“我哥一辈子没说过人好话，就是你，他说你老实，靠得住。”

“那是师父对我好。”

“确实，他脾气怪，但人好。”马玉芬说，“要不要再给你续点水？”

“不用了。”王建把茶杯放下，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姨，那咱们开始吧。”

“不急不急。”马玉芬说着，已经给他腾出一条道儿了。

王建想，应该先把大立柜里那些好东西点点清楚。那儿一部书就能顶这一屋子乌合之众。

他向卧室走去，马玉芬跟在后面。卧室的窗户开着，没有风，对面的楼房和几株香椿树静止在窗框里。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单和枕巾也换过。脏衣服的味道闻不见了，代之以从未在这儿出现过的淡淡的茉莉花香。

“师父把值钱的都放这个柜子里了。”他轻车熟路地告诉马玉芬。

“哦。”

老马说过，这个大立柜是十几年前在双龙旧货市场买的。他说那时候没有偷工减料的，都是好木头，特别凿实。

钥匙就插在锁眼上。一转，门就开了。

里面是空的，一本书也没有。

几个装着樱花牌樟脑丸的小透气纸袋被柜门鼓起的风拂动，摇晃了两下。

王建心里一惊，像在聚会上撞翻了一瓶刚开的啤酒。他回头看马玉芬，马玉芬赶忙把目光移开。他明白了。这还用说吗？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

“哦，师父已经处理了。”王建觉得心里反倒释然了。

“那什么，对了，里面那个抽屉的钥匙你知道在哪儿吗？”马玉芬问道。

“还真不知道。”大立柜里还有个上了锁的抽屉，但王建没见师父打开过。

“他也没跟我提过。我这个哥，稀里糊涂一辈子。”马玉芬抱怨了一句。

“不要紧，实在不行就撬开。抽屉一会儿再说，咱们还是把客厅里那些书先点点吧。”王建提议。

两人重新转战客厅。

这是一项费心劳神的工作。堆在地上的书杂乱无章，数量大，品相差，质量低。王建根据价值，进行了大致归类：这堆都是二三十的，这堆都是七八十的……很多书都是他亲眼看着老马买的。这些书不能一本一本卖，最好是一枪走。他蹲累了，找几本书垫在屁股底下坐着。他告诫自己，要吸取老马的教训，低值书以后少买，有朝一日想出手太难。应该给自己定个标准，不能上拍卖会的书，一律不要。

马玉芬也没闲着，一直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翻翻这个，看看那个，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王建闲扯几句。

快到中午，王建饿了。炒蒜苗的香味已经从楼下的某个窗口飘上来。他正想着到外面吃碗拉面，倒听见一声惊呼：“这儿有把钥匙！你看是不是开那个抽屉的？”

钥匙是在书橱的一个角落里发现的，藏在几本书后面，穿在一个系着红绸带的钥匙圈上。

是故意藏起来的，还是不小心遗失的？如果是前者，那它的隐秘程度和锁着的抽屉正相匹配。“开开试试。”王建接过钥匙，回到卧室。

“什么好东西藏在深山老林里？”马玉芬盯着那只抽屉，嘴里嘟囔着。

要么是存折，要么就肯定是老马的镇宅之宝了。严防死守，连我都不告诉的镇宅之宝。开锁的时候王建这么想，但他没说出来。

然后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不是存折，也并非什么镇宅之宝。都不对。里面有三样东西：一张结婚证，一本书和一个十六开的厚厚的气象记录簿。

仔细看去，那结婚证却跟普通结婚证不同。不是印的，而是用毛笔蘸金粉在梅红纸上画的。封面隶书“结婚证书”四个字，下面龙凤呈祥的图案中间夹着一个大大的“囍”字。那囍字好像一个人咧开嘴在哈哈大笑。翻到里面，没有新婚合影，代之以两张大小不一的黑白照片别别扭扭地贴在一起。左面那张显然是年轻的老马。他烫着卷发，留着小胡子，穿件夹克衫，还把里面的衬衣领子翻出来。他表情严肃，但眼睛里有一股蓬勃朝气。另一张拍虚了，那女人王建不认识。但照片明显是用相机对着黑白电视拍的，屏幕里有浅色的帷幕做背景，左下角有“中央电视台-1”字样，是个正在播新闻的播音员。短发，长得眉目清秀。

王建觉得心跳加快了。

“这不是杜宪吗！”马玉芬凑了过来。“天啊！”她惊呼了一声。

杜宪，王建听过这个名字，演员陈道明的太太。照片左侧的文字同样是手写的，一眼就能认出，是老马的笔迹：

结婚证

姓名　马国华　性别　男　年龄　34周岁

籍贯　北京市

姓名　杜　宪　性别　女　年龄　33周岁

籍贯　北京市

自愿结婚，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特发此证。

还画了一个红色的民政局印章盖在上面。

不仅王建和马玉芬，谁也没见过这样的结婚证。这是老马精心构思的美术作品。事实上，不是人在端详证件，而是证件带着戏谑在打量着这两个人，捕捉他们表情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伸手接住从他们脸上掉下来的失色和困惑，潇洒地掂掂它们的重量。

王建把结婚证递给马玉芬，再把气象记录簿翻开。记录簿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贴满了关于杜宪的剪报。“杜宪的学生时代”，“杜宪的故事”，“杜宪——世间精品之人”……老马把这些新闻报道用透明胶带黏在本子上。每份剪报都用红笔在字里行间圈出重点，并在下面用粗体字记下文章发表的日期。王建想起自己的爷爷也有这样一个剪贴簿。小时候在四川乡间那个光线昏暗的祖屋里他曾经翻看过，都是关于养生、气功、食疗的小短文。这是八十年代的风尚。

最后是那本书，那是一九九三年杜宪在长春出版社出的《我在美国106天》，封面有作者的照片。毫无疑问，她容光焕发，非常美丽。书里夹了张当年的年历。

东西都拿出来。抽屉空了，像件掉光了纽扣的外衣。钥匙圈上的一小截红绸带在锁眼下轻轻飘动。这是老马的爱情瞬间。真的，一个人的秘密在你面前展开，如同一只东北虎突然出现在狭小的房间里，那是持续一生的对于一个陌生女人的全部幻想。这一刻，王建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他和老马都从观众变成了演员，出现在一部电影里。演员就是这么一种人：不依赖幻觉，他们就无法生存。同时，演员的身份像是能顷刻赋予你某种世俗的权力。他和老马之间唯一的区别仅在于，他还活着。

女人总是更脆弱一些。马玉芬无法抵挡邪灵附身的结婚证诵出的浩渺魔咒。她头晕目眩。她的双腿已无力支撑。她跌坐在床沿，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过了一会儿，王建听到哭泣的声音像魔术师手里的白丝带从马玉芬的嗓子眼一点一点抽离出来。她的肩膀和发黑的大眼袋同时抖动。“哥，哥啊，你这是干什么……”喜气洋洋的结婚证摊开在颤动的膝头，一颗无处可去的眼泪滴在上面。她喃喃自语：“明年清明，我把这个，烧给你……”

两个人就那么并肩坐着，用余光可以看见彼此的侧影，谁也没提吃午饭的事。过了好一会儿，马玉芬说头疼，想躺会儿。王建就回到客厅继续整理书。这个下午，阳光充足，北京少有这样的云淡风轻。王建和书在一起。累了，他就抬头看看窗边晾衣架后面被整齐切割的大块天空。或者有时候，他也低下头想一想自己。他能听到老马那次唱歌时发出的一声沉重叹息。

后来，一天里该做的事情忙完，要离开华威西里。王建没有坐车。他需要把大脑彻底腾空，好搬进新的家具。他需要几个小时的步行来把一切头绪理清楚。他走在三环路上，记忆缤纷落下。他想从老马的过往生活里搜寻那个女人的蛛丝马迹。但他只看到一幅泯灭的完好拼图，一个徒手爬上夜空的男人，一个无中生有的微笑。在亮马桥300路车站，他见到一个瘦高个儿从公交车上走下来，头发花白，根根直立。把天蓝色衬衣袖子挽起，背一个黑色的登山包。他心里不禁为之一动。“师父！”他招手喊了一声，快步跟了上去。“师父！——师父！——马国华！”那人迟疑了一下，慢慢回过头，朝他的方向看过来。

最后一支北京情歌

一共十六级台阶。八级，转角，再八级。

木扶手，铁艺护栏。楼梯上大红的化纤地毯，被拖着脏水的鞋底踩得面目不清。光亮从转角高处的一扇小天窗里爬进来，动作很慢，向一楼黑黢黢的前台和二楼灯光昏暗的走廊匍匐扩散。从一楼到二楼，每升高二十公分，飘柔精华三合一弥漫出的湿头发气息和西红柿炒鸡蛋扬起的兴奋的油烟分子就交织得更紧密一些。在台阶的最后一级，一条空走廊安静地等在那里。

他的脚步将在右手第六个门前停下，经过两个钴蓝色塑料垃圾桶和一个逼仄的公用小厨房。这是一个廉价旅馆。211，三个银灰色亚克力数字贴在门上，中间那个“1”稍微歪了一点。

“谁呀？”

“我。是我，王建。”

穿着睡衣的何小佳来开门，她永远是一副漫不经心、睡不醒的样子。

这是两个人之间每周一次或两次的商业性约会。虽然不是每次都现付，但总体来说，这种关系是靠收费来维系的。在长期的合作中，当事双方已经逐渐达成了充分的互信，进入一种非常理想的运营状态：无需书面合同，也不用口头承诺。人性化，不教条。既然一切都是在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我们就可以很肯定地说，这是好的。

王建进了屋。他摘下手套，把羽绒服脱下来挂在衣帽架上，然后从写字台上扯出一张抽纸，大声地擤了几下鼻子。他的鼻子被冻得通红。

何小佳已经回到床上了。她注意到了王建拖进来的拉杆箱，迷迷瞪瞪地问：“你带这么大个箱子干什么？”

“我要回老家了，不在北京卖书了。”王建把拉杆箱贴墙放好。墙在门的右手边，沿着墙根码了整整一排的高跟鞋和运动鞋。

“你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真是蔫吧人主意多。以前没听你说过啊？”何小佳有点意外，但并不很吃惊。“为啥要走？”

“待腻了。”王建知道何小佳要这么问，这三个字早就在嘴边整装待发了。

也就是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当一件事情即将结束的时候，人们总喜欢往回看。

那么请王建回想一下，这个女人是如何走进他的生活的？他会说，那是三月十九号（王建对数字特别敏感，他能记住那些特别的日子。如果实在忘了，他就编造一个日期，让自己记住）。他会想起那间小包房暧昧灯光笼罩下的红色人造革沙发（在KTV，何小佳的代号是“诗琪”，这个假名充分显示出东北农村少女的美学追求），想起百威啤酒的金黄色泡沫，想起撞击塑料罐子的哗啦哗啦响的骰子，想起那一天她浓重的眼影和项链上那只孔雀形状的银坠子。

相比之下，何小佳的记忆非常模糊，也可以说是印象全无。王建有一次问起来，她就敷衍说“当时我觉得你是个闷声闷气的书呆子”。很明显，这是她后来总结的。

王建坐到床沿。何小佳侧身躺着，双腿蜷曲着叠放在一起，左手拄在脸颊上。然后就是顺理成章的下一幕。好像世界再混乱，在这一瞬间都要重归秩序。果然，王建俯下身抱住了何小佳。何小佳笑着挣脱：“手凉死了！——你要干啥？”王建笑道：“少废话！”何小佳大声嚷着：“我还没刷牙洗脸呢！”王建一把捂住了她的嘴。

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和往常一样，得先从性生活入手。老实讲，王建是想了很久，才终于把“性生活”这个词确定为二人之间的官方用语。他有时候会用命令的口吻说，赶紧的！咱们生活一下！王建觉得，这个词比其他同义词更贴切，只有它最恰如其分。冷静，低调，理性。

不过令人沮丧的是，这“最后一次”并没有在两个人之间激发出应有的情感魔法，并没有使这次“活动”变得更加非同寻常一些。一点也没有。何小佳一如既往地逆来顺受，爱惜体力。在床上，她从来不会主动去做任何一件事。这让王建在某个时刻，想到了不远处的那间麦当劳，想到了红和黄组合出的那种醒目配色。在麦当劳，就算你告诉服务生这是你今生最后一次光临，你花十四块钱买到的双层吉士汉堡也还是双层吉士汉堡，决不会变成三层，或者被慷慨地多塞进一片火腿。世界就是这样，你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王建的生活充满了类似的沮丧。这种挫败感日复一日地袭来，他已经皮了。他是个卖书的，做旧书生意的时候，那些装腔作势的藏书爱好者在他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仿佛他们在斤斤计较之后掏出来的人民币不是为了换取一本书，而是在高尚地挽救一个不幸落在人贩子手里的无辜男婴。那些卖书的同行们常常嘲笑他的榆木脑袋。他们说，王建不合群，会两国鸟语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是书贩子里唯一一个懂两国外语的）。他们还说，他呀，是男版晴雯，他是小姐脾气，丫鬟的命啊。王建觉得，他在这个圈子里，从来没得到过尊重。

只有前辈老马对他好。王建刚到潘家园的时候，老马已经在那儿摆摊多年了。一天早上，王建为了争本书，跟人发生争执，挨了打。眼镜被打飞了，眉骨破裂，流了血。是老马陪他去诊所包扎了伤口，到眼镜城重新验光、配了眼镜，最后还在旁边的“大清花”请他吃饭。后来，他们整天混在一起，买货、卖货，成了真正的师徒。可惜，老马短寿，前两年得肺癌走了。王建总记着，老马是唯一一个真心对他的人。

王建和何小佳结束了按部就班的性生活，两个人都平静下来。王建把眼镜重新戴上。他让何小佳把烟递过来。何小佳爱抽白沙，五块五一包的那种，王建就随着她，也一直抽白沙。他们各自点上一支，然后把枕头垫在腰后面，坐起来。烟灰缸就放在两个人的膝盖之间。他们嘴里吐出的两团烟雾，在各自短暂、悠闲的旅程之后成功会师，纠缠在一起，朝窗户的方向散去。

“我开点窗户，散散味儿。”王建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前。窗户朝西，外面正好堵着一块巨大的铁皮招牌。下午的光线本来就不强，还被它挡住一半（不然房租不会这么便宜）。冬天的风摇晃着铁皮招牌，发出咣啷咣啷的声音。这栋楼对面是个小菜场，在白天永远都是人来人往的。菜市场门口立着两棵光秃秃的槐树，槐树的枯枝把街上的吵闹声撕成碎片，填塞在风的缝隙里。

王建在窗口站了一小会儿，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接着，他觉得有点凉，端起肩膀打了个寒颤，就把窗户关小了一点儿，回到床上。

何小佳一直在低头研究自己的手，她问王建回四川准备干点什么。王建说：“还没想好，不行，就接着卖书。”他不是一个喜欢倾诉的人。他没指望何小佳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安慰。他不想告诉她这些年自己一分钱也没攒下来，不仅没攒下来钱，还欠了债。他也不想说什么房租上涨、物价上涨、收藏品市场低迷这些没用的烂事儿。更别提什么失落感、生存价值之类虚无缥缈的东西，她不会懂的。实际上，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王建很少谈自己。他觉得把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端出来是没有意义的。既然谁也不能帮你解决问题，那提它干嘛？况且只要说出来，你就得耗费体力对倾听者由此产生的各种愚蠢问题作出回答。

何小佳见王建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就换了个姿势，舒服地把头枕在王建的胸口上。她扬起手臂，迎着光亮说：“你看，指甲劈了。”

王建拉过她的手，低头打量她新做的亮闪闪的金色玻璃水晶指甲。她的手很大，手指的骨节有点粗，皮肤不像城里姑娘那样细腻光滑。“疼不疼？”王建问。

“不疼。”

“还挺好看的。”

“嗯，凑合吧。做亏了。这个店太黑，收了我一百八。隔壁那家才一百五。”

“差三十。”王建随声附和。

何小佳回过头，白了王建一眼：“三十咋地？三十不是钱啊？”她把举着的手臂放下来说：“我要是有钱了，就天天去买衣服，就去整容，去韩国，打扮得美美的。”她一边说，一边像是真的中了彩票一样笑起来。“那边做得好，是吧？”

何小佳平时说的最多的就是钱，她总在琢磨这件事。或者是要交房租了，钱不够。或者是想买个新手机，钱不够。或者是她妈妈看病需要钱。或者是她的后爸想买辆车跑运输找她借钱。“他也真好意思！把我当什么了！不要脸！我妈就知道听他的。我在家里什么也不是！明年春节回去，我宁可住旅馆，也不住他们家！”这种时候，她很知道如何利用王建。她会表现出柔弱无助的样子，把自己的窘境像翻口袋一样里里外外、颠过来倒过去地反复申诉，再配上茫然空洞的眼神和一声仿佛压抑了很久的轻轻叹息。她似乎在说，我并没有奢望获得帮助，我只是想对你——一个有能力保护我的男人倾诉一番。几乎每次她都能在王建身上得偿所愿，把他从不情愿的第一反应里掰过来。她知道王建的弱点在哪。当这个可怜的四川男人稀里糊涂地把提款机刚吐出来的人民币交到何小佳手上的时候，她会马上现出原形，一边利索地数着钱，一边对王建露出甜甜的一笑：“你真好！”她的笑容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她知道，王建会立刻找不到北的。

钱，就像一面巨大的黑色旗帜，把这两个年轻人密不透风地包裹在里面。

何小佳研究指甲觉得无聊，就捅了一下王建的胳膊说：“你眼镜怎么又那么脏了？拿来，我给你弄弄。”

王建摘下眼镜递到她手里。她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那块用了好几年的擦镜布，在镜片上哈了几口气之后，慢条斯理地擦起来。她说：“你就不能收拾利索点？什么时候看见你，都是埋了吧汰，吊儿郎当的。”

“怎么收拾啊。你也不帮我收拾啊。”王建笑着，伸出手去搂她的脖子。

“死一边去！”何小佳把他的手甩开。“你是不是要回老家娶媳妇啊？这么着急走？”

王建赖了吧唧地说：“要钱没钱，要房没房，谁嫁我啊。”

何小佳擦完眼镜，又从烟盒里抽出两支烟，递给王建一支，帮他点着。何小佳说：“我妈下礼拜来北京。本来，我还想让你陪我们娘俩吃顿饭呢。”

王建左手枕在脑袋底下，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吸顶灯，说：“没辙，赶不上了。”

“我妈总说要来北京吃烤鸭。我就带她到你请我吃过的那家吧，那家还行。”何小佳侧过脸瞟了王建一眼，目光里有点不满：“你就不能晚走几天，大师兄？”

有一次他们俩一起去看了个武打片。散场之后，何小佳说王建长得像那里面一个跑龙套的，演一个什么帮派的大师兄。后来何小佳就叫他大师兄，王建有时候也叫她小师妹。王建在何小佳手机通讯录里的名字，就是大师兄。

“票都买好了，晚上七点半的。”王建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钟，已经四点半了。天开始暗下来了。

“要走也不早点说！”何小佳不太高兴。何小佳一不高兴，就又想起来她家里的那点事，“我妈也是，大冷天的来北京干啥？八成又是那个人让她来找我要钱。想想我就生气。我姐比我有钱，她不找，她对我姐偏心，就知道找我。她就吃准了，我比我姐孝顺。上次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跟我使劲哭，说没钱花。我心一软，本来想打五百的，后来想想还是给她打了一千。”她转过身来，面朝王建，双手抱着膝盖，踹了他一脚：“你一走，我连个说话的人也没了。”何小佳觉得心里有一点点堵得慌。

“我会给你打电话。”王建躲开她的佛山无影脚，坐起来，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他看着何小佳的脸，脸很大（这一直让何小佳相当自卑）。丰满的嘴唇，干干的，起皮儿了。左侧鼻翼有颗小小的黑痣（何小佳总说要去点掉）。眼睛大小适中，眼白因为长期生活不规律布满了血丝。王建还记得何小佳第一次对自己翻白眼时，她充血的白眼球吓了他一大跳。何小佳还粘了个假双眼皮，那东西材质有点像邦迪创可贴，时间长了，一端从眼皮脱落，翘起来了。何小佳眨眼睛的时候，这个失效的创可贴就一颤一颤的。看着这副粗制滥造的假双眼皮，王建有些心疼。

“你要走了，不说不高兴的事了。说点别的。”何小佳把头发朝耳后掖了掖，想提提神，做做准备，好进入下一个话题。“对了，我还想问你，中国要跟小日本打起来，咱们咋办。”

“放心，打不起来。”王建很肯定地说。

“我也说打不起来。我妈就非说要打，说要是打起来了，让我赶紧回老家。”听到王建和自己的意见一致，何小佳很高兴。“老辈人就爱瞎操心，这世界上就没有她不担心的事。担心有啥用，该出的乱子一件也落不下。去年她租了个池塘，买了一堆鱼苗，说要养鱼。架势摆得老大了，又是增氧机，又是潜水泵，又是鱼饲料，又是生石灰，一顿买啊。结果咋样，今年夏天，一场大暴雨，鱼全冲跑了。”

“买保险了吗？”王建问，他对答案并不真的关心。

“谁给你保啊？几万块钱全打水漂了。”何小佳撇撇嘴。“大部分都是我出的。”

“那太点儿背了。”王建唏嘘了一下，算是对她家的悲惨境遇表示同情。

“可不是嘛。”何小佳抓起矿泉水，咕嘟咕嘟喝了几口。“我小时候，我爸还在的时候，总带我去钓鱼。”她把瓶子放好，安静地出了几秒钟神，接着说：“一大早，他带上鱼竿、鱼饵、饭盒和一个铁皮水桶，骑上自行车，驮着我，去几里地之外的一个鱼塘。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蹲那儿开始钓了。我爸一钓就是大半天，我就搬个小板凳坐边上看着，一点也不觉得时间过得慢。他教我怎么钓，让我也上手。后来我也钓得不错了，我爸就说我有灵气儿，不愧是他闺女。中午我们俩就吃我爸饭盒里带的大米饭和大酱炒鸡蛋，那叫一个香啊，香死了！我爸总是能钓到池塘里最大的鱼。那里面有草鱼、鲤鱼、鲫鱼，好多种。在那儿钓鱼的，没有一个不佩服我爸的。到了下午，鱼把铁桶装满了，我俩就回家了。带回家的鱼，他自己动手烧了吃。他烧鱼可好吃了，他会好几种做法。实在多了吃不掉，就送邻居。那时候……真是，真佩服我爸……我爸——他可厉害了。”

“我也钓过鱼。不过，我总是没耐心。”王建很认真地听着。他很爱听何小佳讲小时候的事情。

“可惜北京太大了。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也没一起钓过一次鱼。”何小佳有点遗憾。

是的，他们一起去过欢乐谷，一起划过船，一起搓过麻将，一起打过台球，一起去网吧玩过街头篮球，但是从来没有一起钓过鱼。

“你几点走？”何小佳又问。

“六点吧。七点半的车。”

“现在几点？”

“五点了。”王建看了一眼手机。

“还有一小时。咱们还能干点啥呢？”何小佳双手抱住膝盖，把下巴放在上面。

“你说呢？”他们两个人，何小佳比较强势，王建一般都听她的。

“我这儿还有一瓶白酒，要不咱俩把它喝了吧。反正，你走了，我一个人也想不起来喝。”

“好啊。你放哪儿了？”王建起身去拿酒，其实不问也知道，肯定是在写字台的柜门里，以前何小佳也曾在那儿放过酒。

王建把那瓶深蓝色刻着梅花的五十二度红星二锅头拿到桌面上，开瓶塞。这张写字台上除了一台三星笔记本电脑（在网上斗地主是何小佳业余时间的主要娱乐活动）和几袋零食以外，还摆着个台历。王建扫了一眼，日历上的日期是十二月十五日。

王建把酒瓶放下，拿起日历，他觉得这个日子，是个特殊的日子。这是他在北京待了十二年要离开的日子，也许应该记在心里。他觉得自己记住了，就把日历往前翻了翻。他发现在有些日期的空白处，何小佳用圆珠笔随手画了一些东西。大概都是她一个人百无聊赖的时候涂的，或者是起床之后等着去上班的时候，或者是身体不舒服，请假在家的时候。比如前天，十二月十三号这一页，她画了一个扎着两条辫子、穿着公主裙的小女孩，好像在天上飞，地上还开着好些花。在十二月四号那天，她画了一个蜡笔小新在吃一盘热腾腾的便便。“你还真有闲心。”王建笑着说。其实他心里想的是，何小佳啊何小佳，你画的都是些什么啊。

王建继续往前翻，在十一月三十号这一页上，何小佳歪歪扭扭地写了很多字。平时很少见她写字，她说自己上学的时候最怕写字，有写字恐惧症。但是在十一月三十号那天，她写满了那张纸的空白处。她写的是：“王建　王建　王建　大师兄　建　王建　大师兄　大师兄　小师妹　大师兄　王建　王建　建建　大师兄和我　大师兄和我……”何小佳的手腕没劲儿，写出来的字轻飘飘地趴在纸上。所有的捺都扯出去很长，大概她觉得这样潇洒。王建看了一会儿。他小心地把这页撕下来，叠好，放进裤兜，收藏起来。他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变得很空很空。

这时候，他听到何小佳不耐烦地嚷嚷：“看啥呢？赶紧倒酒啊！”何小佳打了个哈欠。

王建把酒倒进两个玻璃杯，满满的，递给何小佳一杯。

何小佳的电话响了。王建说：“你电话。”何小佳看了一眼号码说：“不接了，没啥事。”王建知道，一定是何小佳的客人找她。

于是，他们就坐在床上喝酒，王建喝得快，何小佳喝得慢。两个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王建始终不知道何小佳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也许有一点？他真的不知道。他觉得自己对何小佳的心，一点也不了解。王建喝完了自己那杯就说：“把你的酒给我，我帮你喝。你一会儿还得去上班，别喝多了。”其实，王建希望何小佳这么回答：今天不去上班了，我去送你。但是何小佳没这么说。何小佳说的是：“没事，这点酒，不影响上班。”

窗户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了，窗玻璃上映出屋里的写字台，挂着羽绒服和围巾的衣帽架，还有空荡荡的墙壁。那只二十五瓦的吸顶灯把光亮全部释放出来，可以清楚地在它周围看到夏天时被打死的蚊子残留的草绿色翅膀和发黑的血迹。何小佳的脸显得更加苍白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昼伏夜出，长期晒不着太阳。但是酒精逐渐在她的双颊上浮起一小朵苹果形状的红色的云。

王建意识到，当他要离开北京，在这个两千万人的城市里，他只想对这个女人说声再见，只想跟她告个别。这个毫不客气地花光他的钱，同时又安慰了他的寂寞时光的女人。只有在她面前，王建才觉得自己是个体面的人。其他的人，其他的一切，一点也不重要。

王建把写字台上那几包零食都给何小佳拿过来了。香辣鸭胗、麻辣牛肚、辣猪舌。何小佳就爱吃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她说：“就算脸上长包，我也得吃。”她就着这些小菜，慢慢喝她那杯酒。她确实能喝，这点酒算不了什么。只要别喝得太快就行。她吃一会儿，就伸出被辣得发麻的舌头，哈两口气。她知道自己像只怕热的小狗，挺好笑的。王建也跟着她吃了点，就当晚饭了。火车站的东西，又贵又难吃。

何小佳把酒喝完的时候，已经过了六点了。

王建觉得必须得走了，他说：“我该走了。”他站起来，穿上毛衣，然后取下羽绒服，套上。再把手机装进口袋。

何小佳把那些食品袋归拢归拢，堆到床头柜上。然后也从床上爬起来，绕到王建身前。她的眼睛里闪现出一点不舍，但这种不舍是充分克制的，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什么范围呢？就是不会伤害到自己的那个程度：“真的要走了呀？真不回来了？”

王建想说，我会想你。但他咽回去了。他说：“看情况吧。我给你打电话。”

何小佳伸出双手说：“抱抱。”她仰起头，看着王建。她长长的假睫毛的尖端反射出几个细小的光点，如同一只小军鼓敲出一组密集的鼓点。

王建把她搂在怀里，抱得很紧。她清晰可辨的肋骨，她缺乏运动的慵懒的腰，她线条柔和的肩膀。王建能感到，何小佳的身体有一点发抖。何小佳在他后背狠狠掐了一把，又用前额轻轻撞击他的胸膛。王建把鼻子埋在她的头发里。她头发里的烟味，混合着飘柔洗发水、袋装熟食浓重的添加剂和一种不知道品牌的香水的味道，充满了王建的鼻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许是永远，这种独一无二的气味将从一个人的感官世界里彻底消失。

王建松开手，何小佳也放开。王建把旅行箱的拉杆拉出来，他绷着脸，面无表情，站在门口说：“好好照顾自己。走了。”何小佳摆了摆手，然后又在耳边比画了一个打电话的动作，她说：“给我打电话。”

走廊里没人。好几盏灯都坏了，已经坏了很久。旅馆老板为了省钱，一直不修。公共区域的东西，没人会在乎的。

拉杆箱的轮子拖过地面，制造出很响的噪音。王建走得很快。在走廊尽头，要转弯的地方，他没忍住，偷偷回了一下头。211的房门已经关上了，何小佳不是那种拖泥带水的人。这条走廊里所有的门都紧闭着。

王建把拉杆收回去，提住箱子的把手往楼下走。箱子里除了三五件衣服，还有一袋真空包装的北京烤鸭，两条白沙烟，几包果脯。他卖书几年攒下来的存货已经全部处理给一个同行了，卖得很便宜。只留了几十本一直没舍得卖的书（能值点钱，是他未来生活的物质基础）。他早就用牛皮纸包好，泡沫塑料裹住四角，透明胶带扎紧，放得妥妥帖帖了。箱子里的几十本书跟着他一起下楼，十六、十五、十四、十三……一共十六级台阶。他的脚步有点发飘。

在楼梯转角的地方，王建停住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在通讯录里找到何小佳的名字。他想给她发条短信。手机的屏幕很亮，他盯着长方形的输入框和那个不停闪动的蓝色光标，看了半天，还是没想出来说点什么。他就又把手机放回去。何小佳这个名字浮上他的心头，然后立刻沉下去，又浮上来，像波浪上一只海豚湿漉漉的脊背。今天是十二月十五号，一年又快过去了。你也许猜到了，对，今天，就是现在，王建突然发现自己开始哭起来了。声音很小，一下一下的。他吃了一惊。但让他高兴的是，没有人会看到。他把双手揣进裤兜。左边口袋里，手机的金属外壳凉凉的。右边口袋里，十一月三十号的日历纸和几张零碎纸币前胸贴后背地挤在一起。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没什么不好。仰着脸站在那儿，他想了想。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

杜国立的故事

让我想想，那一年我在干什么？

我在上初三。中考前的那段时间，每天下午我骑着黑色永久牌二六自行车跑到市政府广场看游行。广场上万人如海，如醉如狂。晚上回到家，我激情四溢地把一天的见闻写在日记本上。我宣称“对中国来说，这是个大年份”。我自不量力，企图步司马迁后尘，记录历史。后来我知道，几个月前，诗人海子刚刚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而这一年，也是小杜的大年份。十五岁的河北少年杜国立，背上铺盖卷儿，满心欢喜地跟着舅舅离开承德农村来到北京打工。在水利一处报到，干的活儿是疏通河道。

今天，我们可以给历经二十四年奋斗的杜国立贴上这样的标签：潘家园旧货市场第一代书商，中国最大的网络私营旧书店——合众书局老板。

合众书局的库房在清河一家机械加工厂的大院里（我喜欢杜国立描述地理坐标的方式，他告诉我“在大烟囱底下”）。靠北墙那座三百多平米的高大厂房被分割成两部分，面积较小的外间用来办公，里面是塞满白铁皮书架的书库。

书库里有三十万册旧书，上万张字画。每种书根据上架的先后顺序都有唯一的编号，非常便于查找。字画均被折成一尺见方，像薄册子一样插在绵延十米的七层书架上。书库里没有灯，漆黑一片。由于书架又高又密，即使有灯也无济于事。只有白天，从墙上两扇小窗透进的一点日光，能照进某条狭窄的过道。要想在这里找书，只能借助手电筒。三十万“书中蚁族”聚居在京郊这个寒冷幽暗的营房里，期待着有一天重新落户到某个好人家。

办公区也堆满了旧书、档案、卷轴、油画、瓷杂物件。来自不同年代的气味、粉尘在这里纠缠、飞舞。正当中的四个座位，如同书海狂澜中的一只救生筏。四位员工的日常工作就是把书上到孔夫子旧书网的拍卖区，平均每天一百多种。这四个年轻人都是通过58同城或者站台网招聘来的。负责的那位有个奇怪的姓，他姓降。小降已经跟杜国立干了近十年。前几天，我在网上买过合众书局一本一九四七年私人印制的英文诗集。这是非正式出版物，外面装了个硬壳封面，正文全是用打字机打的。封面上印着作者的名字“Cheng Chi-yu”，用的还是民国时通行的罗马拼音。小降为它找到了对应的中文字“郑启愚”。我买它当然是因为东西稀见，但如果小降没把这位安徽大学教授的中文名字查出来，我想我肯定会错过的。也就是说，小降的创造性劳动使这本书大大增值了。因此，绝不能把上拍卖看作是一项简单机械的工作。

机械厂大院的东侧有座二层小楼，小杜在这儿租了另外一间屋子做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比库房还要乱。墙上挂满了不知名的书法、国画、版画、圣母像，屋里的皮沙发、茶几、大班台，到处都堆满了东西。无处不在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窗台上庄严的陶瓷胸像，地上一大一小两个石膏主席像面对面朝对方挥手打着招呼，暖气片上的油画里他老人家身穿军装威风凛凛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书架里面摆了一些工具书，有了百度以后，它们的价值变小了。书架顶上则压了一大摞画册。最醒目的是一套《苏加诺总统藏画》，大四开六巨册。那是得过莱比锡图书博览会金奖的东西，但因为收录的基本都是外国画作，一直卖不上好价钱。还有一部纸白墨黑的恭王府刻本《萃锦吟》，摊开在电脑和方形玻璃烟缸之间。小杜说，可惜不全，要不可厉害了。

小杜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棒球帽，棕色皮鞋，带拉链的藏青色小立领毛衣，外面套了件军绿色羽绒马甲。看得出，他家里有个尽职的老婆。

他在这些写满故事的纸张之间踱来踱去，双手插进裤兜，一支明明灭灭的南京牌香烟叼在嘴上，看上去气定神闲。他已经不必担心会有什么被夺走，像一个在丰收的瓜地里巡视的果农一样对收成心满意足。我说：“你得注意防火。”“有灭火器。”他似乎对火灾隐患不以为意，眯着眼睛把烟又深深吸上一口，笑呵呵地说：“没事儿，屋里还埋着避火图呢。”

小杜个子不算高，但脑袋大，脖子粗，非常强壮，一看就是个打架的好手。平常多以笑脸示人，但板起面孔来，眉心会皱出一个刀刻般的“Y”字，透出一股子狠劲。

他有欺行霸市的资本，但他不欺负人，几乎不跟人翻脸。当然，如果你在市场上跟他抢书，他也会毫不客气地针锋相对。“敢抢我书？那就揍他！”小杜笑着把个“揍”字咬得劲道十足。这时候你能立刻意识到，丛林法则永远也不会消亡，尤其在一些较为原生态的行业里。

他这两年最成功的一笔买卖是收购了一批钱币样票。那是一个小贩在报废的保险箱里发现的，全是一百元面值，一百张一捆，一共一百多捆。小杜迅速转手，转眼就赚了七位数。至今他回想起来，还是频频点头，一脸的陶醉，语气无比温柔：“这个还是挺来劲的……嗯，挺来劲的。”

小漏儿那可就多了。比如五万块钱买了三张五色织锦的康熙朝诰命，十万一张卖掉了。两万块钱买了部殿版《钦定书经图说》，赚了十万。这都是今年的事情。

也有赔的时候。最近通过中间人，他买过三个扇面，花了六万，有陆恢的、刘德六的。此外还付了中间人一万二佣金（介绍费百分之二十，这是现在的行规），又花五千买了这人一个一眼假的银锭，就当给他好处了。扇面送到拍卖公司，最后只底价成交一件。这件事是小杜讲的，里面有没有烟雾弹我无从判断（很多书商喜欢夸大损失以避免买家心理失衡）。但从他谈论此事的那种轻描淡写的口气，可见其心态放得很平。毕竟是赔是赚，皆为生意常态。只要大盘跑赢，一城一地的得失可以在所不计。

对小杜来说，很简单，卖书就等于赚钱，不要牵扯其他因素。

他开始卖书是在一九九一年，当时他已经离开水利一处，转到广安门货运站做装卸工，卸一个车皮十块钱。我记得当时报摊总在出售一些稀奇古怪的杂志，《大千世界》、《右江文艺》之类的。封面一般是手绘风格的：吸烟沉思的公安、阴险狡诈的歹徒和穿着暴露的丰满女人。看上去香艳刺激，引无数小弟大叔竞折腰。杂志的定价往往是两块九毛八，你给老板三块，他找你二分。读者在寂寞的旅途上打发一下时光，也就扔掉了。小杜发现，一般人嫌脏，不愿光顾的废品收购站里垛着大量这类二手杂志，都是论斤称，一斤才八毛！

广安门货站南侧有片空场，平时都被卖菜的盘踞。他在这儿扯开一块大蓝布，称上几斤旧杂志，一本本摊开，花花绿绿，五光十色。一律一块一本，价钱只有新书的三分之一。那是读图时代的大前奏，杂志不论内容，封面越花哨卖得越好。很快，摊上的杂志就得摞着卖了。一天下来，百八十块没问题。他的日子开始好过了。

常跑废品站，各种各样的书就都见着了。民国书、线装书、红宝书、小人书……小杜把这些东西也都摆到摊上，喊上几块一本，不过乏人问津。

这时，一个在他生命中转瞬即逝然而又意义重大的人出现了。小杜称其为“一个退休老职工”。这人懂旧书，他对小杜说：“你跟我去，北京有个地方专门卖这类东西。”我愿意把这个老头想象成头顶光环，手拄龙头拐杖，胯下一匹梅花神鹿的南极仙翁。他苍髯一扫落凡尘，只为金针把人度。

当然，就算没有南极仙翁，小杜迟早也会找到潘家园，但可能要在黑暗中多摸索几个月，甚至几年。小杜说：“他带我走出一条道儿来。”

第二天，小杜三点钟就起床了。他装上满满一三轮车线装书，蹬到潘家园。那时候现有的旧货市场还没有建起来，大家还在华威北路的空场上摆地摊。小杜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专卖旧书的。他对线装书的价值不摸门，那么就车上所有的，无论版本，不管全不全，二十元一本随便挑。他说，这在当时就算顶着嗓子眼儿的价了。

一会儿，一个不修边幅的中年人晃了过来（边幅？哪有边幅啊？小杜是这么形容他的）。这人身高不到一米七，胖胖的，两只大眼珠子，头发没梳，牙也不齐，眼角还当啷着眵目糊，看上去像个民工。但他不是民工，他是地道的老北京。他就是九十年代潘家园最大的买家——大名鼎鼎的许川，小杜的第一个大客户。传说他是个包工头，回民。

许川很能跟潘家园的书贩打成一片，书贩们没有不喜欢跟他做生意的。他好吃喝，爱张罗，为人爽快。他跟小杜一起喝啤酒，每次最少干掉一箱。你什么时候看见他，他那张脸都喝得通红。我现在能找到唯一一张许川的照片，就是他和小杜等几位潘家园书商在饭桌上拍的。可惜只有个侧脸，还因为相纸的原因褪了色。

也许许川从没跟你说过话，只点过几次头，但如果在潘家园的鬼市上，他突然一拍你肩膀：“嘿！借我两千！”你不要感到意外。“这人话巨多，大嗓门，特贫，就跟流氓似的。”小杜带着赞许的口吻回忆道。我说：“二爷不是也挺贫的。”“二爷不流氓啊。”

许川家住亚运村，在城里钱粮胡同还有几间平房。认识他的人说：“那哪能算家啊，完全没装修。除了一张床，里里外外堆的全是东西，跟废品站似的。”他买东西多而杂，书、字画、资料、瓷器、玉器，甚至毛主席像章，只要是大拨的东西他都要，而且不怎么还价。买了又买，从没见他卖过，就那么堆着。小杜卖不掉的，他基本都能兜着。比如有一本民国二十三年鲁迅、郑振铎印的《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带签名的，喊价高没人要，最后就归了许川。这是真正的珍本书，如果放到现在，不知要引得多少人垂涎。

也有人说许川没“眼”，意思是买东西泥沙俱下，缺乏文物鉴定的那只眼。一位古籍行家在摊上看中三册《古今图书集成》，要价三十还到二十，成交。许川过来捅捅行家：“买它干嘛？”“这是《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怎么了？”

两千年，许川得了淋巴癌，手术失败。出院以后，照旧逛潘家园。有人见到他，跟他打招呼。他嘴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咕噜咕噜声，指指自己的嗓子，又摆摆手，意思是喉咙已经坏掉。他失语了。

没过多久，许川就死了。只在人们嘴里落下“人不错”三个字，连他的名字到底是许川还是徐川都还存有争议。但从此潘家园再也见不到那部突突突冒着黑蓝烟的橙色铃木小五〇摩托了。

小杜卖过不少东西给许川。许川单身，他死后，所有的东西又由他弟弟卖回给小杜等五个人，价钱是十万。当时用一三〇卡车拉了整整三车。这些东西最后散到了几位藏家的手里，构成他们藏品的主干。其中包括陈梦家友朋书札，文史出版社的大量存稿，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家散出的书籍文献……小杜兴奋地用两手比画着：“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稿本！这么厚！这么高！大红格！毛笔写的！还有那个叫——对，《日本变政考》进呈稿。东西多了去了！光康有为笔记本就四十九个！”

小杜和许川是生意场的上下家，也是酒友，他像许川一样好喝。度数低的还喝不了，要喝最好是六十度往上的，牛栏山、套马杆或者内蒙产的六十七度的“闷倒驴”。他说，闷倒驴过瘾啊，衡水老白干也凑合。以前他除了早上不喝，中午晚上连轴喝。馋烈酒馋得不行。

他喝酒误过事。前几年去喝朋友孩子的满月酒，一屋子人如梁山好汉，白酒成箱地往嗓子眼里灌。散场之后他开着自己的夏利捎几个人回家。为了躲一辆大车，撞在了树上。车报废了，小杜没事，副驾的人脑袋撞破，胳膊也骨折了，得送医院。小杜就跑到大路上拦车。一辆捷达经过，一个油门踩过去，没停。他们眼看着捷达拐进了前面的一个汽车维修厂，就一起追了过去。那司机发现有人追来，就躲进汽修厂的办公室。他们几个人砸碎办公室玻璃，冲进去，把那人踹了好几脚。后来小杜又去截一辆大公共，搬起一块大石头，把大公共的前挡风玻璃砸得稀巴烂。

这件事让他赔了不少钱，还搭上不少时间。他是个乐观的人，但他说：“以前从没觉得哪里气儿不顺，从那以后，就总觉得什么地方堵着一股气儿。”

他戒了一阵子酒，但后来又“复吸”了。他的生活离不开烟酒，他是梦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

的确，二十年来，潘家园人来人往，北京城的藏家换了一拨又一拨，有的没钱了，有的兴趣转移了，有的死了，只有小杜的生意吉星高照，年年有余。

有人说小杜有一大长处为旁人所不及，他爱“尝鲜儿”。他是潘家园书商里第一个买房的，第一个买车的，第一个租门店的，连骑摩托，他都是第一个。

最重要的，他还是第一个上网卖书的。

二〇〇三年，天涯社区首次出现了跟帖式的网上旧书拍卖。后来孔夫子旧书网一直采用的拍卖延时制就发源于此。我在这儿第一次买了小杜的书，上海人美出的《套版简贴》，六百一十元。

他说那是用的第一台电脑，专门买外文书的老周淘汰下来送他的。

我和小杜商定在中国书店小拍时交割。之前对他的印象只有他在网上发过的一份新文学藏品书目，洋洋数百种，让人羡慕不已。当时我以为这是一位老先生，壮着胆子给他打过电话，问这些书是否愿意转让。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又低又闷，很客气，也很干脆，就俩字：不卖！

交割那天他打我手机，我出了拍卖大厅，见他正从楼梯往上走。他笑呵呵地跟楼梯口的人一一打着招呼，似乎人脉很广。见他相貌，居然是一个比我还小一岁的年轻外地人。我们交书付钱，客客气气，并没有多聊什么。

小杜对我说，他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不知道聊什么。所以那种入户收购，他从来不去，宁可买二手的。他一直都是从公开的市场或者熟人手上买东西。他是慢热的，不像有些人三两分钟就能和客户称兄道弟打成一片。

因为我每周六都去逛潘家园，他在二楼有个店面，我有时会去坐坐，慢慢就熟了。熟了以后就发现，他是个让人愉快的人。他常常是嘻嘻哈哈的，好像世界上的事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说什么他也不生气。有些人讽刺他的出身，或者说他学历低，眼力差，他毫不介意。而且，是真的不介意。他自己不讳言：“可惜我就是没文化，这是硬伤。有时候急了，说不出来话了，就开骂了。”

他对古书版本不能算是精通，但每天浸染其中，对其价值自有一种直觉在。可是就算卖漏了，让别人占了便宜，他也能做到心态平和，不找后账。他对于自己那些被人捡漏的故事，津津乐道，并不觉得有什么羞于启齿。比如崇祯年的《吴骚合编》，可以算书林名物，里面有精美的徽州版画，因为不全只有一卷，当年他一万就卖掉了，别人转手卖了二十万。他语气里没有丝毫后悔、艳羡之意，只觉得是各得其所，各安天命。他的心理健康坦荡。大家都说，小杜这个人不贪。

后来，他收到东西，觉得我有可能感兴趣，就会给我打电话。

好几次，我晚上开车去他在清河的家。走三环，在学院路拐弯，往北开。那时候五环还没修好。每次都会买几十本民国书，装在一个蛇皮袋里拉走。回到家再给他银行转账。

他的书都堆在阳台上。兴趣使然，那时候我基本上买的全是新文学。光是沈从文的集子就挑了不下二十种，都是初版的，品相也好。有些书在扉页上盖了个“精雅斋”的章子，章子刻得差，有点糟蹋书，那是小杜自己的图章。这些书绝大多数都是许川的遗物。

也买过书札。印象深的是那批钱锺书家散出来的旧信，装了满满一大塑料袋。可惜所有的信都被杨绛给撕碎了。我去的时候，见小杜正跪在地上，一条一条地企图把它们重新拼合起来。钱锺书的名字在我和小杜的心里闪出各自的光辉。

小杜卖书很精明，他开的价当然不低，但是不离谱，这就比很多书贩要好。我挑书的时候，他就在里屋边抽烟边玩游戏。这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现在也还在玩，那是一款叫《大将军》的游戏。为了买装备他花了不少钱，总是几万几万的。他说如果不玩游戏，闲下来会没事干，更不好。

有好几次，我挑完书已是大半夜了。小杜的老婆孩子都已睡下。烟灰缸快溢出来了。清河显得格外美丽。借着星光，我长途奔袭，兴高采烈地把车从北五环开回南五环。

小杜的媳妇小胡，跟他同县不同村，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十九岁两个人就在一起了，是共过患难的。一起在风吹日晒里蹬过三轮，一起搬过书，在潘家园帮小杜看过摊。现在做专职家庭主妇了。小胡不爱说话，但表情总是充满善意的，我吃过她煎的猪肉白菜馅饺子。两人这么多年就一直过下来。有人跟小杜打趣，没想过换一个啊？小杜哈哈一笑，他说：“有时候我也挺佩服我自己的，但咱们这行当就不行，全是男的。就算有花心，没花儿啊！”这是实话，没见过爱买旧书的女人。

圈里人对小杜的评价多是狡猾、脑子转得快，买东西胆大，不计较小钱，诸如此类。

胡同跟小杜算是很熟的了，两人同龄。胡同开了布衣书局，所以小杜叫他局长。小杜说局长懒，潘家园、报国寺现在基本见不到他，其实是两个人经营思路不一样。我也问过胡同对小杜的印象，他想到的第一个词却是“自信”，而且是极为自信。

有一次，胡同陪小杜到某书贩家收书。那人拿了一份山东大学历史学家丁山的手稿，要价一千五。小杜说给一百五。那人从里屋搬出一部厚厚的人名大辞典，一边低头翻着，一边絮絮叨叨地说丁山有名，在辞典里能查到云云。小杜就自顾自一样一样地翻腾他屋里的东西，板着脸，也不搭茬，视他为无物。小杜拿起一样，抖抖土，手一扬，扔出去好远。又拿起一本，翻一翻，哗地扔地上。好像这些东西都是彻底烂掉的白菜帮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在世界上生存的价值。他就这么漫不经心地边翻边扔，如入无人之境。这实际上是在打一场心理仗。胡同说，那个书贩被小杜的气势给震慑住了，越说越没底气，最后腿都软了，蹲在地上，扬着头看着小杜发愣。最后还是按小杜说的价格成交了。

还有一次，小杜在潘家园花一百块钱买了几张老照片，没过俩钟头，转给一个熟人，一千元。那人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小杜的进价，大叫：“你丫就能黑我！”小杜瓮声瓮气反问一句，冷冷地：“才挣你九百。多吗？”

他的经营方针是快来快走，不压货。他进了货，总是想尽办法，第一时间卖出去一部分，先把成本收回来再说。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他赚的钱都换成了房子和车子，没有攒下什么好东西。他家里唯一可以称之为收藏的，是郭沫若著作的各种版本，琳琅满目几百种，几乎全了。但这些东西之所以能留住，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值什么钱。我曾经问他：“郭沫若的书你不少，他的书法你没留一件？”他笑道：“那东西好几十万一个，留它压钱啊，赶紧，挣几万我就卖了。”

他说如果下辈子有很多钱，就买上很多字画，然后放着，不卖了。我说：“你放着干什么呢？当收藏家？”他说：“等升值啊！看着一天天往上涨，那多高兴啊！”“嗐，那不还是要卖吗？！”他这人看似矛盾，其实一点也不。

小杜除了打游戏，还喜欢看美剧和综艺节目。《绝命毒师》、《国土安全》、《中国好声音》、《非诚勿扰》他一集不落。平时在库房，即使不坐在电脑前，他也要把声音开着，让屋里有点动静。他对我说，否则总觉得闷得慌，好像哪儿别扭。然后他又突然一拍大腿，哈哈大笑道：“这是不是老了？我觉得像啊……老了吧？这是老了的征兆。”他说现在喝酒，第二天起不来了，会难受一天。

其实小杜不老，到明年才四张。不过他确实有时话在嘴边，却突然想不起来。你跟他聊天，当提到一些书名或人名时，他常常语塞：“那个叫……唉，叫什么来着？”

他说等该退休的时候，他也要退休。何时是该退休的时候呢？国家要渐进式推迟退休年龄，这跟他无关。他要等两个儿子都长大了。他算算，那时候自己大概五十五岁。他有个梦想，就是把全国的一千多个县城走遍。他喜欢溜达，说想到处看一看。

小杜现在不缺钱了。在北京买了两套房，老家的小楼也盖起来了。他需要考虑的是多出来的钱应该拿来炒股，还是放贷，或者像他多年的习惯，老老实实存在银行里？现在对他来说，钱确实不太重要了。他说，最重要的还是亲情和友情。他说家庭——两个儿子，一个老婆，三张嘴，这个闭合小团队的吃喝拉撒，是他做一切事情的动力源泉。我觉得这是很高的人生境界。

北漂赵明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号晚上，赵明给河南浚县小河镇老家打了个电话。平常都是跟老妈聊得多，这次他特意提出要跟爸说几句。父亲接过听筒，赵明就问：“爸，九四年我在新乡买的那些铁锅，挣钱了吗？”“没头没脑的，怎么想起这个了？”“没什么，一直想问你来着。”父亲想了想说：“挣了，挣了几百。”

如今在华夏国拍负责名家墨迹专场的赵明，一九九四年时还是个初中毕业生。他感到校园生活不适合自己，在那里成不了才，便决心走上社会。

我常常羡慕电影导演们拥有的特权，他们可以给影片中的场景随心所欲地添加上晴空万里或是风霜雷电。现在我也可以想象一下二十年前那个秋天的下午——那是人心思变的九十年代，从浚县通往新乡的柏油路国道：一辆卷起烟尘的长途汽车驶过林荫，车窗不断变幻的光影里映出一个圆头圆脑的少年热切的脸，这脸上写着一生中对财富的第一次向往，他内衣口袋里揣着的三千块钱鼓鼓囊囊地紧贴在胸口，随着一壁之隔的心脏轻轻搏动。这个下午，我想让它阳光普照。

前一天，赵明去新乡找同学玩。在新乡汽车站附近，他发现了一个堆放着大量铁锅的废品收购站。他对铁锅有着特殊的敏感，因为老家就有一个铁锅厂，而他的父亲曾是厂里的业务员。初中生走过去怯生生地问老板，这些旧锅，多少钱一斤？老板说，三毛。他立刻记起父亲曾在一次闲谈时随口提过，铁锅厂常年回收旧锅，把它们熔成铁水，加点铁块、铁砂，再回炉成新锅。铁锅厂的收购价是五毛。三毛和五毛，两个微不足道的金额并肩站在一起，便构成一个充满魔力的数字阶梯，这阶梯的落差，就意味着一次朴素的生意。

他当即决定，买上一张返程票，回老家筹钱！到了家，他没有把自己的伟大计划告诉父母，只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有心无心地问了父亲一句，你们厂收旧锅是给五毛一斤吧？入夜，等电视机里的喧闹安静下来，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在黑暗中独自品味着商业社会那财富热舞的强劲鼓点给人带来的青春躁动。

第二天他起得很早，等父母去上班，他敲开了邻居的家门，开门见山地说需要借点钱。邻居是多年的老街坊了，以为是父亲派他来的，没有多问，就拿了存折出来说，里面有三千，你去信用社取吧。

信用社的办事员认真。他认识小镇上的每一个人，见这个稚气未脱的十四岁男孩，拿了别人的存折来取这么大一笔钱，难免心中生疑。他推说社里现金不够，得临时去调，让赵明先坐着等会儿。当时镇上还没有电话，办事员出了信用社，骑上车就直奔赵明邻居家。等一五一十打听清楚了，确有借钱一事，才回去把现金取给赵明。

赵明就是这样怀揣巨款，第二次坐上了通往新乡的长途汽车。这一整天，他只在路边吃了一碗便宜的羊肉烩面，他想，应该尽量把钱省下来，好买进更多的铁锅。

很快，父亲就从邻居口中得知了儿子携款远行的消息，不禁为儿子的胆大妄为而惊慌失措。次日，他赶紧乘坐早班车追到了新乡。见到面前满眼的旧铁锅，他心情复杂。他知道儿子做了笔赚钱的买卖，对儿子的鲁莽行为，他无法批评，但也没有鼓励。他只是突然觉得，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自己原来并不了解儿子。他平静地雇了辆大卡车把铁锅装上，过了地磅，然后把温和敦厚的儿子带回家。一觉醒来，最重要的是，赶紧把锅卖掉，好把邻居那三千元巨款还上。

父亲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希望儿子以后找个稳定的工作，不要做生活毫无保障的商人。他不想用这次成功的贩卖，来烧旺儿子决心经商的那团烈火。所以，多年来，对于这批铁锅赚没赚钱，他始终绝口不提。

然而，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脚步已经停不下来了。

赵明真的离开了学校。他在饭馆里切过菜，在小吃店学过擀面皮（老板夸他学得用心），也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在工地上，他有两大发现，第一是知道了自己有恐高症，不适合高空作业，换句话，祖师爷没赏他这碗饭。第二是遭遇了社会大学里奇异的工资逻辑，那就是——永远被拖欠。你早上去工地点个名，账本就会记上一天的工钱。可是真正的人民币永远也不会发到你手上。实在需要钱用，包工头会仗义地拍拍胸脯，那好吧，哥先借点给你。也就是说，干了几个月的活儿，从名义上说，你不仅没从老板手里赚到一分钱，反而还欠了他的钱。要想拿到工资，你就只能在付出一切之后，再耐心地等下去，像马尔克斯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那个天天到码头盼望退休金到来的老军人。

深受拖款之苦的赵明多年以后在做拍卖公司的时候赢得了一个好名声——结账痛快。作为收藏品中介，只要买家付过款，他都会尽量早地给卖家结款。账期短，极大地增强了华夏国拍对客户的吸引力。这是早年的工地经历带给他的人生恩赐。

从盖房子的童子军到拍卖行的经理，隔着一段十年的漫长时光。和许多人一样，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生转折是经亲戚介绍，他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打工，开始了一个北漂的奋斗故事，背负着得到和失去，野心和怀乡。那年他十九岁。

他被推荐到邮电出版社当保安，站岗、做来客登记、整理报纸。在各种机关门口，我曾多少次看到一个个满脸稚气的外地年轻人，有的腰板笔直，一丝不苟；有的衣冠不整，吊儿郎当。我不知道，其中一位就是未来的赵明。

在出版社，他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书。他总是不惜力地去做一些分外之事：帮着从货车上卸下一捆捆的新书，再把它们搬到楼里，汗流浃背，从不计较得失。业余时间，他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市场营销、电脑操作、开车。同时他也耳濡目染，学习着社会上微妙的交际学，比如怎样在恰当的时机给领导送上合适的礼。出版社里每个人都喜欢这个勤快、上进，总是笑眯眯的小伙子。他们给他创造各种机会，让他帮着写信封、跑腿办事，并付给他报酬。后来，干脆推荐他到《集邮》杂志社的发行部工作。

邮票，无数人从这方寸之地起步走进收藏圈。《集邮》的“集”字就是收藏的意思。在这个预言性的杂志社里，赵明生命中的一个关键词浮出水面了。在漫无边际的异乡大海里，他将紧紧抱住这个关键词，像抱住一块求生的木头，游向岸边。

他开始在每个周六的清晨带上手电、背上大帆布包来到闹闹哄哄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像那些老手一样锱铢必较、挑肥拣瘦。他也开始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罗名家签名本、信札（这是受了集邮里签名封的启发，他发现信札比签名封划算。签名封上只有一个签名要卖五十元，一封信上密密麻麻上百个字也是五十元！以后肯定能升值）。他的业余生活逐渐被名人墨迹占据了。

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在潘家园遇到赵明。他眉开眼笑地说，刚才在摊上看到四本文史书，卖主要八块，他递了张十元纸钞过去。卖主翻翻身上没零钱，就从塑料布上随便拽了本书扔给他，说这个给你，钱就不找了。一看书名，很常见，是文怀沙的《屈原九歌今绎》。再把书翻开，扉页上却赫然一行毛笔字“行严前辈老先生指正后学文怀沙”，还恭恭敬敬盖了两个章。他赶紧把书合上，塞进包里。原来这是文怀沙签赠给章士钊的。上下款都大名鼎鼎，算平装书里的难得之物了。几个月后，在美术馆的一次展览上，他遇到了文怀沙，并把这书拿给他看。老先生睹物思人，感叹岁月流转。老先生指着天头地脚的蝇头小字说，这些校改，也是我的手笔。几年后，赵明禁不住一位文史大家后人的百般央求，把书割爱了。这就是人和书之间纠缠不清的迎来送往。旧书在苍茫的金钱之河上漂流，从一个个码头飘然而过，若是遇到风水平顺的港口便也会流连不发。

这时赵明已经从《集邮》杂志社调到了一个清闲的国家机关。在这里，他常常觉得无所事事。每天到单位打完热水泡完茶，再把办公室里所有的报纸都细细读过一遍，看看表，还没到午饭时间。下午三点多，领导就招呼他，小赵，没什么事了吧，一会该堵车了，早点走吧。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好领导。解脱了，他长舒一口气，收拾干净办公桌，走出机关大楼。外面的空气多么好。单位派他到郊区度假村做两天培训，真正的课程只有一小时，剩下的时间就是爬山、打扑克，吃吃喝喝。这样的游玩反而让他觉得光阴虚度，疲惫不堪。单位里开车的老李五十岁了，赵明看着他每天擦车、换座套，困了就蜷在后座上，把穿着深灰色丝袜的双脚伸到车窗外打盹。想着自己到了老李这个年纪，是不是也像这样守着一套五十几平米的老房子，心满意足地度过余生？

和安逸然而了无生气的机关生活相比，每天和旧书作伴，和收藏圈子为伍，那是一种更热烈、更刺激，因而也更真实的生活。

赵明在这个圈子里结交了一些新朋友。

他在网上买的第一本书，是高占祥的签名本《浇花集》，得自河南老乡周兴，书价十二元。他去取书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年龄相仿，都是天蝎座，性格都偏内向，就一起吃了饭。此后常来常往，他们成了合作进货的伙伴。

他认识了专门收藏签名本的老刘，不久他们一起在潘家园开了个签名本专卖店。

书友李威洲在拍卖行工作。后来李威洲自立门户成立华夏国拍，就拉上了赵明。

借众人的柴禾，把自己的火烧旺。这些新朋友拓宽或者修正了赵明的人生道路，给他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有一年春节，他正在老家过年。一个潘家园的书贩打来电话，说弄到四五烟箱子美协的资料。双方约定过完年看货。一回北京，他赶紧跑到书贩子家，一看，东西确实好：吴作人的毛笔信四五封；吴冠中手稿好几份，加起来有十几页；黄永玉手稿三份；赵无极八十年代在北京办画展，和郁风的来往信件十数封；其他名头稍小的画家：王琦、赵宗藻……应有尽有。光是华君武的信，一个烟箱子里就有近百封。书贩开价十万，赵明出六万，砍了一下午，最后六万五成交。等一切谈妥，天已经黑下来了。赵明想想卡上的钱不够，就说第二天一早过来付款提货。

回去他就和一位朋友商量筹款，把两个人所有的现金都取出来了。

人困马乏，一夜无话。翌日，在去送钱的出租车上，赵明的手机响了。书贩吞吞吐吐地说，有人给加了五千，东西卖掉了。书贩自觉失了信用，也有点不好意思，就从里面抽了一小份东西留给赵明，算是个安慰。

买货不能隔夜，赵明曾经有点遗憾地跟我说过，这是个教训。这批东西如果买下来，放个一两年卖掉，至少能赚百万。那么他的生活轨迹就会早一些发生变化。

当然，后来他又碰到了类似的机会，他没有再错失。他挖到了第一桶金，日子变得好过了。

他开始觉得，可以辞掉工作，专心做收藏品买卖的生意。这时候反对最激烈的还是父亲。父亲不懂儿子的志向，每次都会忧心忡忡地连续来上几个诘问：北京好不好混啊？辞掉工作你能干什么呀？做生意赔钱怎么办？回家多好啊，不用在外面吃这么多苦。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理想。谁说做生意就冰冷如铁，做生意也可以有十足的温度，也可以是理想主义的。上小学时，语文老师问大家将来想做什么工作，赵明脱口而出的就是这三个响亮字眼——做生意！

儿时的宣言就是这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他开店，四处抓货，找客户。他娶妻，生子，为人父。他听慢歌，看喜剧，读穿越小说。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直到二〇一〇年，创办华夏国拍的李威洲找到赵明，想请他主持名人墨迹专场。当时，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为什么会找赵明？无论眼力还是人脉，他在圈里都不算拔尖的。而这些，对于一个拍卖主持人来说，非常关键。但其实要成就一件事情，勤勉、虚心、可信、坚持、懂得变通，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条件也许更为重要。

首先是征集拍品。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东西好，不愁没人买单。可以说，拿到好的拍品，拍卖工作就完成百分之七十了。

卖家都希望自己的东西卖出好价钱，因此都格外看重拍卖公司过往的成交记录。那么作为一家新开张的公司，一张空空的白纸，如何让客户打消疑虑？

答案是：一张诚恳而可信的圆脸，一个持续良好的口碑，充分而透明的工作，被大大下调的佣金比率，再加上更灵活快速的结账方式。

工作、工作、再工作。去敲一扇门，有的人只敲一下门就开了，那是运气好。有的人敲了二十下还没开，但也许你再多敲一下，门就开了。

经过半年的南下北上，穷搜博采，案头舟车，多方寻访，终于要迎来大考了。

没想到拍卖前的那个晚上，赵明却罕见地失眠了。妻儿在一侧寄身黑甜，他却睡意全无。兴奋、紧张、担心，鼓槌敲击心脏，他好像又回到了九十年代那个收购铁锅的摇滚之夜。他拿起床头的手机看看，已经两点多钟了。屏幕的亮光刺痛神经，怎么还是睡不着？明天拍卖会上没精神怎么办？

熬过漫长的几小时，赵明早早地来到北京饭店，他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他精神抖擞，全身的血液都在欢快地流淌。拍卖定在上午九点半开始。九点二十，他处理完最后一些准备工作，就大步走进了拍卖大厅。

完了！这下完了！空旷的大厅里只稀稀拉拉地坐了二十多人！那些空着的座椅好像在看着他，发出一声集体叹息。是不是大家还在走廊里喝水闲聊？是不是不守时的买家们还在路上？他又从大厅走出来，发现走廊上也没人。北京饭店里静得可怕。人气，人气在哪里啊？

没办法，他心情沉重，回到拍卖大厅，硬着头皮坐上了委托席。

意料之外，随着拍卖的进行，这颗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虽然只有二十多人，但这些人都是实打实的买家，再加上做电话委托的，一场下来，成交额达到了三百多万，成交率居然有百分之六十。也就是说，没赔钱！作为处女拍，这是一个及格的成绩了。

比如一幅八十年代俞平伯送福建作家郭风的书法立轴《息县田居杂咏》，征自一位好友。这位朋友本来两万元把它卖给一个收藏家，不料遭到退货。在此次拍卖会上，这件作品以九万五的善价成交。朋友得知结果，当然喜出望外。

能卖出好价钱，说明赵明招商的成功。从此以后，征集加上招商，他的工作逐渐走上了良性循环。他经手过张爱玲的手稿和信札、鲁迅的签名本、徐志摩的诗稿。去年，他把单场成交额做到了九百多万。现在他不再担心无人光顾了。每次还没开拍，光是电话委托就已经有三百多个了。

赵明觉得团队工作能带给他更大的认同感。他说有的人靠倒腾股票一年可以赚上几百万，但没人知道你的钱哪来的，你每天都在干什么。而有的人在知名企业上班，一个月工资也就一万多，一年加起来不到二十万，可别人会赞许道，这小子有本事。人们除了看你的内在，还要看你穿的是什么衣服。与以前那个每天睡到自然醒的书商相比，他更珍惜华夏国拍带给他的这身新衣服。

华夏国拍的名人墨迹和钱币专场都做出了特色，在行业里小有名气了。赵明也变得越来越忙碌。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还能赚到钱，他觉得自己找对了人生位置。

然而今年公司里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震动。四月的一个晚上，刚从印刷厂赶回公司的同事玄鹰，因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撒手扔下一个九个月大的孩子。玄鹰是华夏国拍的总经理，年轻有为，身体好，脾气好，人缘好，被视为拍卖圈的一颗新星。

听到这个消息，赵明有点懵，他大脑一片空白，就连看笔记本上的字都眼花。因为就在几小时前，两人还在印刷厂见过面，商量了调整拍卖保证金的问题，他还亲眼看见玄鹰腾腾腾跑上楼梯。

没人说得清是什么压垮了年轻的总经理。也许是压力（纷繁的债权债务、社会关系），也许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每天都晚睡、痛饮白酒）。也有人说，干拍卖公司太累，尤其是每次拍卖前，赶工、熬夜，劳精伤神。

既伤逝者行自念，生者反躬，总不免唏嘘沉吟一番。

玄鹰是内蒙赤峰市人。出事之后，赵明跟着大部队去赤峰参加了安葬仪式。魂归故里，他见到很多玄鹰的亲戚朋友，大家执手相看，惋惜落泪。后来有一次赵明和我吃饭，说他在安葬仪式上突然想到了人的归属感问题。他说，虽然有房子，有老婆孩子，但他终归还是觉得北京不是家。最简单的说，在北京如果想搬个柜子，都不知道该找谁。而在老家，做什么都不是你一个人在忙。那里办事的方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比北京润滑有致。春天的一个周末，他妻子指着手机里的微信朋友圈对他说，你看，别人都带着老公孩子去钓鱼了，我们在北京，却什么都没有。其实，他们当然也可以开车去钓鱼，但去的到底不是家乡的河，钓上来的也到底不是家乡的鱼。那是一种蛮不讲理的微妙乡愁。赵明说，确实，如果不是为了我，这个城市本来和老婆没有任何关系。

我说，离家多年，现在回去，你还能适应吗？他说不知道。他喝了一口茶，说起春节时在老家和父亲的一段对话。

赵明家有一块地，半亩大小。政府要修公路，他们就只好把祖坟迁到地里。这块地形状窄长，种着三排瘦弱的小白杨。赵明站在树行间四面望望，对父亲说，爸，要不咱们把旁边的那块地也买下来吧。父亲问，买它干啥？赵明长出了一口气说，等以后，等我干不了什么事情了，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埋在这里。

东北人黄凡

一

黄凡不会游泳。除了在梦里。

要游就一定是自由泳，他看不上蛙泳——姿势太丑。他说感觉像是在昆明湖，夕阳残照。他紧闭双眼，伸展手臂，脚面绷紧，用力打水，从船帆般巨大的荷叶间穿过。荷叶在哗哗水声里以大象扇动耳朵的那种节奏轻轻摇摆，湖水如同一只涨满的氢气球用力把他向上托起。抬头换气时，他发现视野里空无一人，只有远处玉泉山上清瘦的玉峰塔被框在挂满水滴的泳镜中央，依稀可见。

那还是春节过后，在潘家园逛书摊的时候，他把梦说给刘旭听，当时我也在。每周六，我们三个都在这儿碰头。

“你游泳不行，意淫倒挺会挑地方，还昆明湖……”刘旭搓着手，早春的清晨还很冷，“怎么样，感觉爽不爽？”

“爽死了。”

刘旭不怀好意地窃笑，说你梦的不是游泳。一大池子水，你这是想女人了。

黄凡心头一凛。没准还真是，在北京，这孤魂野鬼，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

黄凡是东北人，来北京五年了，单枪匹马，以买卖旧书为生。他在甜水园附近租了个小屋，我去过。那是一个十平米的房间，朝西，屋里一股属于单身汉的汗脚和湿毛巾气味，闻着相当呛人。两面墙的书架塞得满满当当的，基本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史书，多港台版、珍藏版和签名本。价格都不过千，太贵的书他买不动。

他把书买来，去各种签售会、讲座，找作者签了名，再加价卖出去，糊弄个温饱还不成问题。他说自己提供的是旧书增值服务。

这个百分百的文艺青年，爱看书，看电影，也爱听歌。他的小电脑桌上摆着一对和室内简陋陈设很不相称的惠威音箱——棕红色的原木侧板，镀金的音频线，鼻子凑上去还能闻到木头的香味。这两只镇宅之宝从不闲着，没完没了地播放一些小众音乐。有一次去，他在听一个叫花粥的女大学生弹唱的《屌丝之歌》。清爽的民谣风格，只用三个和弦，我喜欢。歌里唱：“时间这玩意也留不住，转眼就变成老大叔。你还是什么都没有……”我提醒他，节制点，别没事闻鸡起舞。他故意卷着舌头，咧嘴笑道，贫贱羞涩，咋办啊。然后我们一起运足中气，跟着花粥高唱，声振屋瓦，各自攒下一脸坏笑。他唱得高兴，还跳上椅子，比画着手势，好像面对着台下万千如狂歌迷。他和我，这是两个心照不宣、做贼心虚的家伙。

他所有签名本里最好的是博古签名本。这是梦见游泳那天买的，就在潘家园东头，大树底下。书是延安时期印的，那时候条件艰苦，用的土纸。书名很长，叫《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解放社出版。经过了七十年，不知道品相怎么会保存得那么好。

书的扉页上有钢笔赠言，落款是博古的本名“秦邦宪”。大概卖主没百度，不知道秦邦宪和博古是同一个人，又或者钢笔字写得草他没认出来，反正让黄凡捡了便宜。黄凡说，书是刘旭先看到的，刘旭不感兴趣，就让他了。只花了四百五。

我告诉黄凡，我外婆是无锡秦氏，和秦邦宪有亲戚关系，小时候听外婆提过这人。秦邦宪的故居在无锡崇宁路上，离外婆家很近，去年路过无锡，我还特意在门口照了张相。我说，这算乡邦文献，你应该卖给我。

“卖你？卖你干啥？——送你！”东北人豪爽，黄凡是东北人里的东北人。说着，他真把书塞给我：“拿着，陈哥！这算啥呀！都是身外之物。”他那副大黑框眼镜遮住半张脸，遮不住满面豪情。

刘旭在旁边挖苦我：“编！你就编吧！你怎么跟谁都能攀上亲戚。我倒要看你好不好意思拿。”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一点心理障碍也没有。”我嘴上这么说，手到底还是软了。黄凡的慷慨对我产生了某种压力。经过大脑高速的利弊权衡，我不情愿地把书推回给他：“说着玩的，我对红色文献没兴趣。”

我们仨在书摊西头站着，边抽烟边聊。身边走马灯一样，不停有人走过来走过去。潘家园书贩里的老大——杜国立也来抽烟。有个穿制服，看上去像市场管理员的家伙跟他打招呼：“小杜，给我弄张钟馗图啊。”杜国立做了个OK的手势，说没问题没问题。

刘旭说：“钟馗大概是挂家里镇宅用的。”黄凡笑道：“杜哥多牛啊，市场里没有杜哥不认识的。”

四个人围成一圈，我把博古签名本递给小杜：“看看这个。”

小杜信手翻了翻，眯着的眼睛突然一亮，笑嘻嘻问我：“你买的？——发了！”

“发什么发，黄凡的。”

小杜拳头捶在黄凡发达的胸大肌上，发出充满弹性的嘭的一声（黄凡除了是文艺青年，还是健身狂人）：“行啊，你小子。博古死得早，他的签名本谁见过啊。”

黄凡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又旋即放松。他说：“师父让给我的。”

刘旭对小杜说：“签名应该靠谱。你给估个价。”

“不得三千五千的啊。”小杜豪迈地用大拇指捋着书口，内页刷刷闪过。

“慢着慢着，”他突然停住手，把书往回翻，“里面有东西。”

我们仨都凑过去，见他从书里拈出一张薄薄的信纸，小心翼翼地展开：“还有一封信！”

这下厉害了，里面居然夹着一页博古的亲笔信！这张冬眠了七十年的旧纸苏醒过来。这个老妖精，把一身珠宝般俗气而璀璨的光芒抖落在春天的潘家园。

“邪了，”刘旭羡慕嫉妒恨地白了黄凡一眼，“啥也别说了，请吃饭吧。”

锦上添花，小杜真是福星。

那天中午吃的烤鸭，金鸭都烤鸭店，潘家园西门对面。四个人都喝了点啤酒。小杜入行早，二十年来潘家园风风雨雨没有他没掺乎过的，讲起捡漏的故事更是头头是道。但讲着讲着，他常常想不起人名、书名，“那个叫……”，他摸摸变得稀疏的脑袋瓜子：“真是老了，真是老了。”刘旭开过几年旧书店，那阵子经常从小杜手里进货，两个人一度走得很近，他不时为小杜的演讲做着补充和更正。黄凡年轻，能吃，新陈代谢快，他不时插入几个问题，增加两位前辈的谈兴，同时没耽误自己一包接一包卷着烤鸭往嘴里塞。饭桌上的谈话春风化雨，由书林忆往逐渐过渡到互相吹捧，再发展到分享小道消息，八卦圈内人物上。

后来小杜脸也喝红了，头也说晕了，就又想起来那个博古信札：“小黄，那个叫——博古卖我得了。”

黄凡终于吃得差不多了，他抽出餐巾纸擦了擦嘴边的甜面酱：“杜哥，让我想想。”

“那行，想好了给我开个价。”

“要不让刘旭拿到拍卖公司得了，上拍。谁也别琢磨了。”我既然吃不到葡萄，就充一下假仁义。

刘旭在嘉德、保利都有熟人，说得上话。

“也行，弄好了能卖个一万两万的。”小杜附和。他是做得起大生意的人，心宽。

“致富光荣！”黄凡举杯高声欢呼，“耶——欧耶！”

“行了行了，你消停会儿，”刘旭说，“你想送哪个公司？”

“当然最好是嘉德。”

“那春拍大概赶不上了，争取秋天的小拍吧。这几天我跑一趟。”刘旭是圈里有名的活雷锋。

“给你，师父。”黄凡把套着塑料袋的书递给刘旭，“要是卖掉了，钱咱俩一人一半。”

“那倒不用，捎带手的事儿。”刘旭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白色档案袋，把书装进去。

“必须一人一半，本来书也是你先看到的。”

“你买到手了，那就是你的。真别客气。”

“你们俩干嘛呢？跟谁过不去也别跟钱过不去啊。要不卖了的钱都给我得了，我不嫌钱多。”我说。

“刘旭拿一半也合理，他先看到的东西。”小杜说。

“别整得太高风亮节了啊，就按黄凡说的，一人一半。”我说。

“师父，就这么定了吧。”

盘子、酒瓶都空了，人也该散了。刘旭没再推辞。

二

刘旭是黄凡的师父，是他把黄凡领进了贩书的大门。

几年前黄凡刚到北京，在圆明园旁边的福缘门村租了个小平房。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简陋的出租房，屋里除了床和一把椅子，没有多余的容身之处。房梁很低，顶棚悬下来的一只小灯泡连个灯罩也没有，稍不留神就会碰头。墙壁四周糊满了发黄的北京日报，我还记得其中一张有大标题“共产党员不干‘公鸡下蛋’的事”，大概是一九八五年的报纸，文章讽刺了基层干部虚报数字的种种劣迹。平房朝北的那面墙上开了扇一尺见方的小窗，窗户上装了几根铁栅栏，外面墙根下就是个垃圾堆。夏天，窗外的腐臭之气登堂入室，如邪灵附身，如丝竹绕梁，令人三月不知肉味。风吹进来，那盏裸灯就款款摇曳，掀动室内光影如波浪起伏。要是下起雨，雨水会沿着瓦片的缝隙滴落下来，再顺着床单的经纬线迅速铺开。

黄凡显然很享受这种生活。在某个特定的年龄，衣食无着、居无定所反倒是一种自我实现。你以此为傲，因为你可以骗自己说，我在物质上做出的牺牲是为了不在精神生活上对世界妥协。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知道什么是不想要的。

那时候黄凡大学刚毕业，他的理想是当个摄影师。为了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他报了个考前辅导班。每次去上课，总会路过北大西门外刘旭开的那家励知书局。买过几本书之后，两个人就算认识了。

黄凡对所有新鲜事物都抱有一种孩子般的好奇心。读过欧文·斯通的《梵高传》，他立刻买了素描本和碳棒，天天下午到北大未名湖去写生。梵高画向日葵，他画海棠花。看了《约翰·克里斯多夫》，他又不知道从哪弄了一把二手的小提琴，吱吱呀呀地拉了起来。他说，他拉的不是曲子，是一种感觉。他白天拉，晚上拉。晚上在福缘门挡不住雨水的屋顶下拉，白天在励知书局的缥缃满架之间拉。晚上，那些正在打牌的农民工邻居砸门抗议，说音乐家锯木头一般的刺耳琴声影响了他们的手气。白天，刘旭抱怨自己像飞蛾被卷进下水管一样掉进了黄凡单调的音阶练习漩涡，他用了一个成语描述自己的处境——“不堪其扰”。

好在黄凡对古典音乐是三分钟热度，他很快就放弃了对海菲斯和帕尔曼的崇拜，回归噪声摇滚和民谣小清新。

黄凡唱歌倒真是好听。他气息均匀，高音极具穿透力，低音也厚实稳定。说学刘德华就学刘德华，说学林志炫就学林志炫。高一刚入学那会儿，有一次晚自习，突然停电了，教室里顿时漆黑一团。同学们无事可做，就叽叽喳喳谈笑起来。班主任从外面进来，见班里乱成一锅粥，便提议，看哪位同学愿意表演个节目。大家的反应你肯定能猜到——无人响应。青春期的孩子们大多扭捏羞涩，不愿表现自己。这时，黄凡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在一片嘈杂私语中大声说，我给大家唱个歌吧。老师说，好，那欢迎。大家都回过头看，他们还不大认识这个坐在最后一排的戴眼镜男生。接着，稀疏零落的掌声之后，就有一条声线从唇齿之间游了出来：“在浪漫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说这对你很好——”这声音展现出一种闲庭信步的自如姿态，珠玉婉转，花雨纷披。一句唱毕，教室里一切的交谈都止息了，没有人再说话，只剩下一个黑衣祭司神奇的祷词从万民头顶升起，仿佛在深情安慰这个纷繁的青春世界，也安慰了每一颗躁动的少年心。黄凡的歌声在教室无边的黑暗里鬼魅般飞行，接着，便穿堂出户，扶摇直上，破空而去。

高三时，黄凡开始对摄影发生兴趣。那时候学校附近的富民街上新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写真馆。那是一幢三层楼的欧式建筑，叫作“蒙娜丽莎婚纱写真”。黄凡想到店里实习，他说自己可以先做摄影师助理，帮着扛扛东西，布布光什么的。老板见他还是个中学生，又没什么摄影基础，就拒绝了。黄凡不甘心。当天黄昏时分，黄凡用他那辆捷安特山地车驮上有源音箱，带上麦克风，重返蒙娜丽莎。他在门前的空地上摆开阵势，开始了歌唱首秀。演出之前，他对着看热闹的三五路人来了段开场白。他说要是蒙娜丽莎的老板不用他，他就在这儿一直唱下去。这天，夕阳就是他的舞台灯光。街市铺张，黄昏闪耀，整个大庆的万道霞光都灿然集结在头顶。他一开嗓，人群就不由自主聚过来了。下班骑车回家的、路边下棋的、卖麻辣烫的、美发店的洗剪吹小哥、对面小区的保安、房地产中介里穿白衬衣黑西裤的销售……他们先是把空地挤满了，然后连划着线的自行车道也给占据了。黄凡每唱一首，富民街上就掌声四起：“再来一个！”有人问：“这是谁家小子？”有人说：“不比齐秦差啊。”咔嚓咔嚓，很多人把手机举过头顶照相。天黑之后，连警察也来了，他们装模作样地戴着墨镜，抱着胳膊站在人群之外，以免发生什么群体性事件。到现在，富民街上很多人都还清清楚楚记得这一幕。在街头弹吉他唱歌的人随处可见，但唱得像黄凡这么动人的，难得一遇。写真馆里的服务员也被歌声打动，给老板拨了电话。老板刚喝过一顿酒，他开着宝马赶过来的时候，露天演唱会正好进行到那首“蒙娜丽莎的眼泪”。一曲唱罢，老板分开人群，走到情歌王子面前。一件带美杜莎人头的Versace黑色T恤把老板的胸腹绷得紧紧的，脖子上粗大的金链子和玉佛挂坠当啷在外面，反射出婚纱店的粉白霓虹灯光。他不紧不慢，从手包里摸出一百块钱，“啪”地拍在音箱上，脸上一副吾意独怜才的黑社会大哥表情。他打个酒嗝，摘下墨镜，拍拍黄凡的后脑勺：“行啊，小老弟，你来吧。”

这些事，我是听黄凡的一个老同学讲的，可信度应该比较高。我和刘旭都觉得他放弃唱歌很可惜。我们曾问他，你怎么不去参加超女快男，中国好声音？没准一夜爆红。他低头略一沉吟，反问了一句：“跟李宇春、魏晨这些人为伍？”他的原话是，这世道，与其四处撒欢儿争当小歌星，我宁愿做个又臭又硬的时代败类。

黄凡这人热情洋溢，极富感染力。合影时，他会模仿博尔特、健美运动员，摆出稀奇古怪的造型。在路上撞见熟人，他会隔着一条马路跳起来向你挥手。高兴时，他会在街道上旁若无人地忘情放歌。说到一个想去的地方，他会立刻拽住你的手臂，拉起就奔火车站。和他一起吃饭，你永远不用惦记掏钱，他总是抢着付账。他自豪地说，做人要做敞亮人，在我们东北，历史上就没有AA制这一说。把钱吃光了，他就去借（基本不还）。再用借来的钱请你吃饭，直到再没人肯借钱给他。

作为一个大庆人，不爱谈论打架是不可想象的。黄凡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杀过人。大二暑假那年，他借了辆北京吉普独自上路，从大庆往新疆开。在甘肃段的国道上，遇到两个持刀劫匪。他毫无惧色，抄起后座的棒球棒噼里啪啦就展开了搏斗。他先被刺中左肩，继而球棒又被打掉。危急关头，他像美国西部片里的英雄一样奋力夺到了对方手里的电工刀。说时迟那时快，他扭转刀头，使出全身力气一下子插进了高个歹徒的小腹。矮个子见状大惊，落荒而逃。黄凡说当时觉得自己全身的小宇宙都轰然爆发了。他双手哆嗦，血冲到头顶。他很想大吼一声：“颤抖吧，小毛贼！”他解开扣子，给我看肩膀上的伤疤，还说，他记得那两个劫匪都戴着红白格的头巾。其中的一个大厚嘴唇，满脸胡茬，特别像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丝绸之路上的殊死搏斗。透光的红头巾，刺眼的白刃，沙漠的风。他说后来一见到阿拉法特出现在电视里，就会想起劫匪最后一次投向他的那种惊恐眼神。我和刘旭对他的传奇故事将信将疑，我说：“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就不到派出所举报你了。”刘旭说：“东北人不吹牛能憋死。”

黄凡有件心爱之物，是把小军刀。刀刃长三寸，带波浪花纹，用大马士革精钢制成。刀柄看上去像玳瑁的，他声称是五彩鲍贝加红松石。他说这把刀削铁如泥，可以防身。自从国道上那场恶斗之后，走到哪，他都带着这把刀。

那段时间是他的“前贩书时代”。他吃霸王餐，逃票，去大学里混舞会，在舞会上和争风吃醋的大学生打架。下雪天，他骑车去颐和园拍照。星光下，他躺在火车站的长椅上给老家的女朋友写诗。他说在三角地的广告栏看到利比亚政府到中国来招募雇佣军，他要报名，他想去非洲，去火热的利比亚。他一头愤怒的长发披肩，穿件由于浸满汗渍而颜色深浅不一的姜黄色灯芯绒衬衫，破洞牛仔裤，不系带的磨砂皮大头鞋，斜挎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大包，包里装一本《列宾素描》、一台老式苏联产135手动相机，还有那把寒光闪闪的大马士革快刀。

关于电影学院的考试，他语焉不详。他说考得不错。可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突然又不想念了。而刘旭的说法是，录取个屁，他根本就没去考。

刘旭说，黄凡的话经常自相矛盾，他喜欢编造历史。他不在乎被人抓住破绽，他说话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听者感到惊奇。

后来，也是听刘旭说的：一个星期一的深夜，黄凡敲开了他的家门。那是深秋，树上的柿子掉得差不多了，暖气还没有来。刘旭的老婆早已睡下，他还在熬夜打游戏。他见黄凡站在楼道的黑暗里，左臂吊着绷带，就问他：“你怎么搞的跟米其林代言人似的。”他说被打了，走在路上被人从后面偷袭。问是谁干的，回答说不知道，还没来得及抄家伙就先被拍晕了。黄凡掸掸书包，说钱和手机也都被抢了。他的衣服上挂着土，颧骨上一道血印，眼镜片没精打采地反着光。他对刘旭说：“刘哥，在北京我没什么熟人，只能来找你了。”他说：“刘哥，天黑了，我没地方可去。”刘旭赶紧给他做饭，开啤酒。两个人一起看了会电视，又聊到凌晨四点。要睡觉的时候，他喊住刘旭，为难地说：“我腰不方便，鞋脱不下来。”黄凡坐在床边，嘴上的半支骆驼飘起青烟，旁边一盏台灯亮着，照出床前一小块昏黄的球形空间。刘旭走过去，蹲下，帮他解开鞋带、脱掉袜子（请想象一下那汗湿的袜子喷薄而出的浓烈气味）。黄凡低下头，透过烟圈看见刘旭头顶稀疏的发根、星云般飞转的旋儿和两个多肉的宽肩膀。刘旭说：“你整天这么东游西荡的也不是个办法，还是应该找个工作，先把自己养活了。”黄凡说：“刘哥，要不你教我卖书吧。刘哥，我想学。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就是你对我最好了。刘哥，我愿意跟你卖书。”

第二天，刘旭从书架上找出三本书给黄凡看：唐弢的《晦庵书话》、黄裳的《榆下说书》、田涛的《田说古籍》。刘旭说：“这几本是入门读物，你要是都看下来还没烦，你就可以卖书。”

黄凡在刘旭家住下来，每天大部分时间蒙头大睡，睡醒了上上网看看书，一顿吃四斤涮羊肉。到了晚上，两个人羊肉串配冰啤酒，一聊聊到大半夜。几天之后，黄凡说：“刘哥，书我都看完了，没烦。”刘旭说那好。他往黄凡口袋里塞了两千块钱，然后使了个眼色，大拇指朝身后指了指正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媳妇说：“我不能留你了。你可以自理了。钱你不用着急，什么时候倒腾得开什么时候还我。”

这算回首往事吧。但从此以后，每星期六早晨的潘家园，刘旭身边就多了个戴副大眼镜的高个子东北小伙。那人称他为“师父”。

三

我们都没想到黄凡能把卖书这件事一直做下来。卖书把那些和逻辑性、条理性、毅力相关的神经元都从他体内的大杂物箱里翻了出来。经过曝晒、除垢、打磨，有时候他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一个有着明确生活目标的人，虽然并没有人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

刘旭说，卖书挽救了黄凡，就像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如果不是卖书，他已经不知道在街上被人砍死多少次了。

黄凡接地气了，他剪掉长发，剃了个光头。他说这叫削发明志。

他开始像别的书贩一样每天坐在电脑前，认真研究孔夫子旧书网的拍卖和每日新书。他做了个文本文件，列出一个长长的稀缺书书单，隔一两天就在网上挨个搜索一遍。他问刘旭：“师父，学卖书有语法吗？像学英语那样？”

他给自己的网上书店起名叫无居书屋，他说是受披头士那首nowhere man 的启发，他说自己就是一个无处可去的人，我们的时代称这样的人为“屌丝”。

因为对古籍完全没兴趣，他把书店定位在签名本、珍藏本、港台版书。

刚开始在网上卖书那阵子，他每天都登录无数次，查看新订单、新消息。他噼里啪啦地敲键盘，认识了很多见不到面的客户、书友，有的通情达理，有的蛮不讲理。和他们的联系，使黄凡感到自己好像终于可以随着世界一起旋转，这带来了短暂的甜蜜感。他总结说，不想上班的人最适合卖书。但随着QQ和微信上加他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每天光是回消息、网聊就要花去两小时，他却告诉我，他觉得一种逐渐加入正常生活队列的倾向值得警惕。我说：“你真是纠结。”

他周三夜里不睡觉，披星戴月揣上手电筒和相机到报国寺去等第一拨进城卖货的外地商贩。周六为了能早点到潘家园，他头一天晚上就到附近的洗浴中心，花三十块钱买上一个休息大厅的床位。幅员辽阔的休息大厅里差不多有一百张床，里面总是人肉味弥漫，鼾声如雷。睡不着的时候，他掏出手机录下此起彼伏的鼾声，他说这是一种充满迷幻色彩的实验音乐。他躺在看不到轮廓的黑暗里，仿佛置身于难民收容所或者伤兵营。在这所付费收容所，他先后捡到过两部手机、一个成色欠佳的翡翠坠子、一块天梭表、一支万宝龙波西米亚系列蓝色墨水笔。作为代价，女朋友送他的几米漫画风格的钱包被偷走了，好在里面现金不多。

伟大的先行者、领路人刘旭带着黄凡和潘家园的书贩子打招呼，瞎贫，请他们吃饭，去他们租住的平房看东西。那些人都是北漂，他们带着老婆孩子，和一帮同乡比邻而居，生火做饭，刷锅洗碗，自成一个小世界。

下午或者晚上，黄凡背着网上刚买的半新不旧的书出没于各种签售会、座谈会、朗诵会、讲座。在会上倾听这些聪明人侃侃而谈，觉得无聊就打打瞌睡或者斜眼打量穿长裙的文艺女青年。为了引人注目，他会故意向名人提些愚蠢的问题，活动结束后再排队找他们签名。名人们看到黄凡递上来自己二三十年前出版的著作，总是张大了嘴巴，一脸惊讶：“你从哪里搞到的？我自己都没有了。”黄凡在书里夹张纸条，他指指早就写好的“黄凡”两个字：“麻烦您题一下上款。”“好，好，”名人拉拉身边主持人的胳膊，“你看看，你看看，三十年前的书，真太难得了。”“谢谢您，还有几本也请一起签一下。”

有个熟识的书商还向他传授了跟老作家套近乎的诀窍。说第一件事是给老作家写信。注意，不要提任何要求！语气要轻松自然，避免过于毕恭毕敬搞得自己像个浑身发抖的小粉丝。信里先克制地表示一下仰慕，再谈些文化界的趣闻（老作家一般都信息闭塞，乐于听听文坛八卦）或者微博微信等老人不懂的新鲜事物，最后抒发一下对文坛今不如昔的失望和不满，以给自己打上一道怀旧和趣味高雅的小光辉。最好不经意间引用一两句对方的名言，以满足老年人自我膨胀的心理需要。随信再附上一本最近正热议的新书，轻描淡写地说供老先生解闷。老辈人讲究礼尚往来，最怕无功受禄，接到送书是一定会回信的。如此这般，局面就打开了。第二封信就可以针对回信展开来谈，要相见恨晚，要同仇敌忾，诚恳地谈些私事请求过来人的指点，同时在某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故意表达一点不同看法。然后逢年过节，该寄卡片的寄卡片，该送月饼的送月饼。等通过五六次信，就可以以忘年交的身份要求去府上拜访了。

黄凡是用鄙夷的口吻转述这位书友的经验之谈的。这个居心叵测，唯利是图的酒肉朋友在黄凡嘴里就是两个字——小人。黄凡骂道：“看人下菜碟，这个不要脸的狗杂碎。”我说：“甭管底线不底线，人家挣到钱了。”黄凡对我一脸不屑：“钱算啥？”我反击：“钱算啥？这种漂亮话你一个人的时候，对着镜子说说还可以。”黄凡说我太现实。他认为收藏圈好人不多，物质欲、占有欲不强的人不会搞收藏。他标榜自己四大皆空，是个本色男儿。

他喜欢“本色”这个词，它最早出自黄凡女友之口。平时他很少提到那个名叫“肖雅”的女友。黄凡说，两个人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他问对方喜欢自己什么。女孩想了想说，本色吧，我喜欢你的本色。从此，本色就成了他对人的最高评价。

总的来说，黄凡的生意还说得过去。卖书发不了财，可是单身汉总容易糊口。我们亲眼见他搬离了福缘门的贫民窟。他还说，自己一直在还债，虽然好像永远也还不完。

我和他之间，无非买买卖卖，谈不上知心。以前潘家园撞见能聊上两句——他总和刘旭结伴同行。但最近两年我去得少了。偶尔买到我感兴趣的东西，他会打电话问我要不要。

我们真的熟起来还是今年春天以后。不知怎么，他突然开始热衷于打麻将了。

一个周五，我正在上班，收到一条微信：为响应党中央关于积极开展群众体育运动的伟大号召，甜水园旧书协会特于本周日举办四大文豪麻将雅集。参与者一律授予甜水园四大文豪称号。请从速报名。食宿交通自理。

经过组委会筛选，最后出席雅集的有他、刘旭、胖富豪王珅和我。三个东北人，一个北京人。我们还建了一个微信群：英雄盖世风流倜傥麻将雅集。经商议，入乡随俗，我们打北京麻将，吃碰提。

赢的是王珅，他一上庄就不下来，一卷三。每次和牌，他都喜笑颜开地拍着胖巴掌，在刘旭无精打采的算番声和其余二人的怒目而视中自我陶醉。活雷锋刘旭输得最多，他叹了口气：“麻将牌是我买的，饭是我订的，我还输得最惨。”我安慰他：“富的富死，穷的穷死，社会真实写照。”王珅眨巴着狡猾的小眼睛说：“输钱没关系，可以拿书抵啊。”这天，刘旭输掉了一本《巨流河》台版初印本。黄凡输了四百，用一册莫言的签名本抵债。王珅说：“我们这个雅集好呀。赢钱太俗了，我们是愿赌服‘书’。”其实黄凡刚开始运气不错，一上来就连和三把。但他败在不专心，半天里竟然误打了三次混儿，好运气也就逐渐弃他而去。

打牌的时候大家除了聊买书卖书，也聊到运气的问题。

什么是运气？我先发言：“比如黄凡捡漏买了博古信札，这就是运气。如果到时候真能拍出两万，那就更是鸿运当头了。”

王珅也举例说：“两个人合资买一批老照片，一人一半。分头送到拍卖公司，同样的东西，一个人卖了二十万，另一个人却卖了一百万。这就是运气。”一谈到赚钱的话题，他脸上就被一种神圣、庄严的光辉所笼罩。

刘旭置身事外，他眼里只有面前的十三张牌。他想和把清一色，捞回损失。

黄凡做总结性陈辞。他说，提到运气，他总想起一个邻居，经常在电梯里遇到。那人身材挺拔，四十多岁，脸被烧伤过，所以五官都挤在一起，看上去有点吓人。他的发根大概也烧坏了，就总戴着一顶假发。那假发质量不好，生硬地套在头上，缺乏自然的过渡，一看就是假的。然而每次遇见，中年人总是穿得一丝不苟：皮鞋锃亮，裤线笔直，polo衫整整齐齐掖进裤子，臂下夹着一个油亮的黑色手包。就连他的假发，都好像一根根仔细梳理过，还喷着闪亮的啫喱水。这人微微扬着脸，一副正在为棘手的工作思考对策的表情。他小心翼翼，避免目光与人接触，像是抱紧了自己，躲在一层塑料薄膜里。生怕从别人的余光里突然伸出一只手，把他喘息未定的伤心往事撕开。黄凡说，这人被烧伤以前，一定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没准还是个帅哥。每次见到中年人，他就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是很幸运的。

哲理，哲理。鸡汤，鸡汤。

那天麻将雅集散场，天早就黑了。我和刘旭一起往停车场走。刘旭举着手机给我看：“你说黄凡是不是得抑郁症了？”

“怎么了？”

“你看他最近在朋友圈里发的这些，我给你念：蓝，蓝雨，蓝萤火。蓝，蓝夜如丝，蓝夜如是。这是半夜发的。”

“没听懂。”

“还有这个，就一个‘空’字，下面配了张纯黑的图片，上面好像有一点什么东西划过的痕迹。”

“太文艺了。”

“你再听这个：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这个我知道，是海子的诗。”

又念了几段，刘旭说：“你看，他微信地区这一栏登记的是冰岛，签名写的是，人只能，也只有一个生存目的——不再做人。”

我说：“这纯粹是装腔作势遭雷劈啊。”

刘旭表示赞同，他说这几年黄凡变化大，踏实多了，懂得忙乎生计了。但总觉得人有点怪，看不明白他整天琢磨什么。

我说：“确实奇怪，你瞧这春天一到，文艺青年居然都开始张罗打麻将了。”

“他一个人，闷啊。”刘旭说。

四

后来，几乎每个周末，黄凡都组织甜水园四大文豪搞雅集活动。我要是家里没什么事，一般都去。照例是胖的撑死，瘦的饿死，王珅满载而归，刘旭一败涂地，黄凡和我有输有赢。麻将桌上总是欢声笑语。黄凡说，还是我们四个一起打最有意思。

但这个月，雅集断档了。因为肖雅来了。

肖雅是黄凡的高中同学，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从那个停电的晚自习开始爱上黄凡的。这是每年一度的鹊桥会。

黄凡照例去火车站接人。他刮过胡子，擦了皮鞋。

接肖雅的日子，他总会买上一束红玫瑰，十九枝。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十九枝，只是习惯了。卖花的把最外面那层枯黄的花瓣揪掉，再吹口气把花心漾开，从货架上抽出一张深紫色的包装纸。黄凡摇摇头说纸不好看，太艳，重新选了一张旧报纸风格的。

他打了辆车，没坐地铁，怕把花挤坏了。

月台上人不多，车站的外勤招呼大家往后站。白线外带圆形突起的黄色瓷砖踩上去如同手指触在盲文字母上。冒冒失失沿着铁轨撞进来的火车头在黄凡的瞳孔里慢慢变大，那两只耀眼的头灯像是着了火的眼睛。

肖雅出现在车门里。还是栗色披肩发，带点小波浪，穿件粉色荷叶边碎花连衣裙。走近的时候，黄凡发现她画了淡紫色的眼影。她的皮肤像芒果布丁一样香甜易碎。

肖雅松开拉杆箱，扑进黄凡的怀抱。黄凡抱着她，如同抱着一床新铺的棉被。他觉得怀里的人有一点陌生。

“想我了吗？”

“那还用说？”黄凡深深吸了一口肖雅脖子里新鲜的香水味。他心里想的是，有时候，也许，大概，可能。

“不行不行，不许反问。我要听真情告白。”她说话的方式还像个中学生。

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不停讲着话，谈论各自的近况。他们用一种久违的方式交谈：倾听，等着插话，或做出评论。他们拒绝承认两个人之间的话就像手机里的数据流量或者银行卡上的钱一样，总有用完的那天。他们还把十指一直紧扣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相信，久别重逢确实像书上描写的那样幸福。

一到家，他们就在几千本书的注视下开始做爱。高度、角度、光线，每本书都像体育摄像师一样热切地驻守在自己被分配的机位上，这是它们山呼海啸的马拉卡纳球场。蓝色小铁床是节日里盛装的果园，它芳香四溢，浑然忘我。在一个塞满故事和幽灵的空间里，被羁押过久的体力终于刑满释放，记忆的积木被一层层重新搭建起来。

“我爱你。”一滴汗水从黄凡的鼻尖滴到肖雅的咽喉。

“真的吗？”肖雅问得很认真，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拥有女人的一切。

然后他们睡着了。肖雅枕在黄凡的右臂上。日光灯镇流器发出持续的嗡嗡声，像夏天的蝉鸣。黄凡喜欢开着灯。灯光在两个年轻人的额头、颧骨、鼻尖上轻巧地弹出一连串闪亮的音色。生活应该就是这样简单。

他们醒过来的时候，太阳还没落山。肖雅说：“我给你做饭吃吧。”

他们一起去附近的农贸市场。家里还有鸡蛋，他们买了排骨、木耳、西红柿、土豆、青椒，还有葱姜蒜和酱油。肖雅负责砍价。卖青椒的挤挤眼睛对黄凡说：“瞧，你媳妇多会过日子。”

家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灶台，在门外的过道里。灶台旁边摆着一个电饭锅，自行车就靠在过道。做饭的时候，花生油的香味飘进屋里。黄凡坐在床沿看着肖雅的侧影。连衣裙被她的身体涨满，在锅铲和炉火的和声中，她身体的每一段线条都振翅欲飞。黄凡走过去，从背后轻轻抱住她的腰，用拇指肚在她光滑的手背慢慢地画圈。他觉得羞愧，这个灶台实在是太简陋了。他用充满磁性的低音说：“我给你唱个歌吧。”

“唱什么？”

“你想听什么我就唱什么。”

“那就唱思念是一种病吧。”

唱完歌，吃饭。吃完饭，他洗了碗。纯粹出于义务。他讨厌洗碗，不愿意让碗上的油腻破坏手指的干燥清爽。为此，他宁愿吃得差一些。他唯一乐意做的家务是倒垃圾。

然后该是他的读书时间。他喜欢在晚饭后点上几支烟，静静地读《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或者高华的《历史笔记》。有时候他会一手举着书，另一只手拿叉子从碗里捞方便面，边读边吃。经常有一坨面从叉子滑入面汤，迸出来的汤汁溅到书页上，留下一个焦黄的记号。他的很多书上都有这个秘密记号。吃一碗面的时间恰好可以读完一个短篇小说，这段时间他不想和任何人分享，他只想关上门一个人待着，有声音他就无法看书。但肖雅来了，肖雅喜欢二人世界。她要求他在床上抱着自己，一起玩微信自带的欢乐斗地主。她不让他穿牛仔裤上床，怕上面的细菌把床单弄脏，她说她能闻到细菌的气味。他也无法抽烟。整个晚上，游戏里过节般热闹的锣鼓和笛子没完没了地响着，好像每个人都能在这种音乐里变成百万富翁。肖雅用吸管吸溜吸溜喝着旺旺牛奶，边出牌边格格地笑。喝瘪了的红色纸盒掉在地上。

该睡觉了。黄凡关上手机，拉好被子。肖雅紧紧地贴在黄凡怀里，把手塞进他的掌心。用她的方式，使彼此亲密。她说：“我不想睡，你看了那么多书，给我讲个故事吧。”黄凡说：“我也不困，不过，还是睡吧。”他们像一对老夫妻，像两块石头沉入河底，进入各自的梦，不知道在那里能走多远，会遇到什么人。

第二天是个周日。北京的天说凉就凉了。小区外的窄街，到了清晨就变成水泄不通的早市。人们被茄子、玉米和冬瓜叫醒。两个人说要去颐和园划船，肖雅兴高采烈地换上了一双墨绿色的New Balance跑步鞋。黄凡觉得很难看，这双鞋和裙子不配，但他没有说。

他们吃过豆腐脑、油条，突破廉价皮鞋和小叶紫檀手串的包围，走向地铁站。车厢里有一个空座，黄凡让肖雅坐下，他拉着扶手，车窗里映出对面的人影，又近又模糊。前面还有很多站，他一直在想那双墨绿色的运动鞋。他突然很想把那双鞋从地铁里扔出去，他被自己脑子里的暴力举动吓了一跳。

到了昆明湖，荷花早已开败了，黄凡想起买博古信札那个早晨做过的梦。那个梦提醒他，今天是嘉德拍卖的日子，谁知道能卖多少钱。

他们租了一条小船。黄凡划桨，肖雅坐在对面举着手机拍照。天地寥廓，湖面的风把她额前的刘海吹向一边，她绷得紧紧的膝盖和小腿光洁如玉。没拍几张，她就换到黄凡的身边，给两个人自拍。

船在湖心舒缓地打转。他们并肩坐着，肖雅把拍好的照片一张张划给黄凡看，照片上的两个人都笑得很甜。这是一对情侣，任何人都看得出来。

“黄凡，咱们结婚吧。”肖雅把头靠在黄凡的肩膀上。

“嗯？什么？”黄凡侧过脸，肖雅头发上潘婷洗发水的香味立刻灌满了他的鼻腔。

“你听我说，我妈说咱们都老大不小的了，应该把事儿办了。去年，连我妹都结婚了。我妈说我是剩女了。”

黄凡没说话。

“我妈说，房子是现成的，金色日内瓦小区那套就是给咱俩留的。然后咱俩只要掏个十几万，就能在大庆开个饭馆。你不是喜欢自由吗？我把工商局的工作辞了，我做菜，你采买，日子能过得挺好。谁也管不着咱。比你在北京强，什么什么都贵，也没个人照顾。”

黄凡推了推眼镜，不说话。

“婚礼简单点就行，我也不要大钻戒，都是瞎花钱，没啥意思。”肖雅看着黄凡的眼睛，“你放心，我家亲戚肯定不会挑理——你说呢？你怎么想的？”

还是沉默。

“不开饭馆也行，我可以帮你卖书。在大庆不是一样可以卖书吗？你不是在网上卖书吗？大庆也有光纤，网速老快了。”

“我不想回大庆。”黄凡开口了，他的声调里没有情绪。他目视远方，好像是在寻找藏在岸边垂柳后面的那条地平线。他在和不存在的地平线交谈。

如同正在跳舞的时候，音乐突然停住。小船一言不发，在湖面上漂浮。五秒钟。

接着“哇”的一声，肖雅哭了出来。

“你从来就没有为我考虑过。你以前说的那些话，都是骗我的。大骗子！你这个大骗子！你心里只有你自己！你根本不爱我，你只爱你自己。”

黄凡皱了皱眉，把脸转向一边。肖雅抓住他的双肩，把他的身体扳过来。

“你转过来！你得听我说！”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说吧。”

“你在北京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干不成！你一事无成！”肖雅的脸哭得失去了形状。眼泪流过腮红，不断重塑着面颊上的冲积平原。

“一事无成就一事无成！怎么了？！”

“你混蛋！”

这天上午，整个昆明湖被肖雅的哭泣和带有浓重东北口音的诘问弄得晕头转向，她词语和词语间的缝隙如丰收的稻米密不透风。游人们看到几条小鱼不安地跳出水面向这艘木船探头探脑。

肖雅把桨夺过来，玩命地往岸边划。她说一分钟也不想多待，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她要立刻回大庆。现在就去火车站。就现在。

黄凡一直跟在她身后，保持着十米的距离。影子追赶着鞋跟。电视上、小说里，这样的场面一点也不少见。上岸、进地铁、骑在子弹一般的车厢上呼呼呼穿过黑暗的隧道，再乘坐自动扶梯升上站前广场。阳光刺眼。广场上汇聚着几万条蠢蠢欲动的嗓子，平上去入，南腔北调，喧嚣扑面而来。那声音好像在叫喊，好啊，好。车站顶楼巨大的时钟秒针不停歇地一路狂转，进站的人如潮水奔流。一个眼睛红肿的女人正无可挽回地飞速离去。心碎的人，你有没有在最后的时刻故意放慢脚步，希望有人挽留？

再见。再见。检票口将情人隔开。

黄凡给肖雅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开往大庆的火车启动之前，黄凡一共发了二十六条微信。最后，第二十七条，终于收到了反馈。他盯着手机屏幕上“你收到了一条微信消息”的字样发了会儿呆，然后用食指划开。他看见文本框里写着：“热烈祝贺！博古信札卖了十六万！”旁边是刘旭的微信头像，一颗鲜艳带露的红荔枝。

五

黄凡回到家，肖雅的拉杆箱还摊开在地上。东北女孩就是这么不管不顾的。他从冰箱里拿了瓶大可乐，坐在床沿，看着箱子里横七竖八的衣物、塑料袋，咕嘟咕嘟灌下去半瓶，他觉得渴。

他把窗户打开，然后在床上躺了会儿。枕边放着肖雅的隐形眼镜药盒，一个盖子白色，一个盖子天蓝。当他信手旋转盒盖的时候，里面透明的气泡一一涌起，又一一破碎。桌上还有属于女人的化妆包、药棉、滴眼液、抽纸、一张火车票、几枚硬币、一个浅豆绿色的敞口水杯。他听到惠威音箱上一份几天前的《新京报》簌簌作响，翻译出风的声音。外面街道上有人在关车门。

他把鼻子贴在枕巾上，闻了闻。香味还没有挥发殆尽，他看到枕头和窗口之间架起一条拱形的香味走廊，如同少年时见过的一道浅淡易逝的彩虹。他用手指在空中描出那拱形的曲线。

后来觉得有点无聊，他就翻身换了个姿势。头顶的几千本书也跟着一起旋转，它们陪着他。他们互为毒品，互为奴隶，互为难友。

甜水园，这是一间靠近东四环的小屋。黄昏将至。这样的时候有人敲门，你不必奇怪。

进来的是快递员。

他几乎每天都来。把黄凡从全国各地买的旧书送来，同时把卖掉的带走。今天屋里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他打量着箱子：“你要出门？”

“没有没有。”

“还是走吧，别在北京待了。最近清理群租房，我们那儿好多人都给撵回家了。你还算好的，一个人住一间。”

“我这儿也要涨价了。”黄凡在收条上签下名字。

快递员走后，他去马路对面的李先生快餐店，要了一碗番茄浓香牛肉面。他翻了一遍微信朋友圈，没有看到肖雅更新。他想重读一遍两个人在微信里的对话。几年来，所有的聊天记录，他一条也没有删过。打印出来的话，总有十万字以上，这是一本忠实的爱情回忆录，不折不扣的爱情证物。它让你不得不承认，世界上确实有记忆这么一回事。他的话是水果绿底色，肖雅的是乳白底色，它们像孤岛一样漂浮在手机屏幕的东西两侧。他想到一个词儿“单摆浮搁”。

晚上，他觉得无事可做，就到网上找了个外国电影看。电影叫《她》，讲的是一个专门替人写信的男人爱上了电脑程序编出来的虚拟情人。活在手机里的情人善解人意，无微不至。电影很长，但把他的心抓住了。可惜放到一大半，字幕突然没了。他到各大视频网站东搜西找，忙活半天，还是不知道故事的结局到底如何。

觉得时间还早，他想到外面走走。他在甜水园附近的小路上来回兜圈子。小红驴肉，晨光文具，丽霞春饼。北京是一座从来不缺乏声响的城市。他竖起耳朵，听到很多声音擦肩而过。慢慢响起，突然达到峰值，又逐渐衰歇。后来天上下起了小雨，铁树铜枝，都被打湿。他走在白杨遮蔽的小路上，像只灰色的野兔走在没过头顶的野草地里。他抬头看到树叶的缝隙里闪出很多亮着灯的窗户，其中的一些，有人影出来关窗。他想，那是一些拥有信用卡和私家车的人，他们组成人们所说的家庭。雨水刷洗着窗玻璃，像是这几年很多人在使用的一个新说法——“刷存在感”。时间从那些一模一样的窗口漫过，黄凡突然感到困惑，究竟是人杀死了时间，还是时间把人杀死？当他头脑一团乱麻，把目光重新拉回街道，他注意到一个穿着长外套的男人正打着伞独自回家，他不由自主跟着这个人走了长长的一段路。

睡觉前，他又给肖雅发了一条微信，道了声“晚安”，没指望收到回复。他靠在床头，点起一根烟，他想，这个被称为“今天”的日子就快结束了。

六

第二天早上醒来，黄凡发现自己做了个梦。他梦见自己去了利比亚。在特训中，来自世界各地的雇佣军被分成A、B两个团。A团的任务是攻击B团的后方，B团的任务是攻击A团的后方。所有人都穿着白色长袍。沙尘滚滚，两个团上千号人蝗虫一般互相追逐，像太极两仪旋转不息。反正无论分到哪个团，你都无法完成任务。

他躺着不动，想了一会这个奇怪的梦，又看了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然后给肖雅发微信，讲了这个利比亚的梦。

几小时之后，已经是下午，他正在屋里包书、填信封的时候，肖雅的回复到了，很长。

肖雅说，这将是她发出的最后一条微信。昨天她没走，她在北京站的候车室里待了一天一夜。她一直在想两个人应该怎么办，现在想清楚了，无解。在一起只会让彼此更痛苦。十年了，一辈子能有几个十年。还是分手吧，把以前忘掉。请黄凡抽空把她的箱子寄到大庆，谢谢。

她从来没有把话说得这样客气，这样有分寸。黄凡把微信看了几遍，手机屏幕像地面的积水一样映出肖雅在候车室里哭泣的场景。在这未知的一夜，她用手捂着脸，眼睛望向天花板上刺眼的吊灯，瘦削的肩膀和空空的胃一起在轻轻颤抖（同一时间，他正在雨中的街道上“刷存在感”）。下一个镜头是她脖颈后面栗色闪亮的发丝，她眼睑周围婴儿嘴唇一般的微红，她肘弯里清浅的静脉血管如同南方细密的河道，她爱出汗的小而肉感的手掌。黄凡看见一辆高速列车在月光下穿越漆黑广袤的东北平原，被强烈头灯照亮的水稻田闪动着钻石一般的微光。这个高中生。大学生。她的名字曾被他刻在树干上。这个穿制服坐办公室的工商局职员。有时会在噩梦里尖叫着寻找他的小女人。还有“笃、笃、笃”，“笃、笃、笃”，记忆里她甜蜜的敲门声。

也就是说，她刚走。

黄凡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喉咙、鼻子、眼睛、眼镜片开始发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他还没搞清楚自己是被什么给感动，眼泪就流了出来。热热的，有点粘。他的眼睛常常感到干涩，没想到沙漠里居然也饱含水分。

你知道，越是想到自己的哭泣，他就越是沉浸其中，哭泣的声音也就越大。男儿有泪不轻弹，他觉得自己真太不成样子了。

时间慢下来，好像你可以把手插进时间的缝隙，将其分开。烟蒂在烟灰缸里燃烧，一副筷子架在空碗上。黄凡张着嘴巴坐在午后的阳光里，他的心脏有点疼。街道上一只漂亮的喜鹊在汽车发动机的催促下惊慌失措，它拍打着翅膀，试图飞起来。笨拙的动作就好像它早已有孕在身。这是最后一种留在城市的鸟类。黄凡站起来，关上窗户，想把自己的声音关在屋子里。他对自己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他顾影自怜，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在书籍森林里隐姓埋名，对自己失望透顶的秋天的鸟。他想让自己显得更可怜一点。就在这里，一只鸟在哭泣，一只鸟在抚摸自己的羽毛。书，是他唯一的树。

后来，等情绪平复了，他给肖雅回了一条微信：好的，我知道了。保重。

他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做了错误的选择。也许该离开北京，跟肖雅回去。像她说的那样，远离展览，远离讲座，远离懒散的作息，远离可以谈论读书的朋友，远离肮脏的空气，远离动荡的生活，远离一切毫无价值的东西，花十几万开个小饭馆，过平淡但也许幸福的日子，和一个对自己死心塌地的女人在一起，陪伴她，取悦她。在天气好的上午，加满一箱油，带孩子去游乐场，让孩子伸出全景天窗的头发被风吹向脑后。中秋节的晚上，拎一盒莲蓉月饼到父母家吃饭、帮着铺好天蓝色的餐垫，倾听勺子和餐盘碰撞时发出的清脆响声。十几万，博古信札不是刚刚卖了十六万吗？扣除拍卖公司的佣金，到手也还有十四万。

他打开电脑，登上拍卖公司的网站。在拍品目录中找到那件“博古书札”，后面的成交价写的确确实实是十六万。后面四个〇，一个不少。他又有点高兴了，钱总是能改变点什么。

他坐着想了一会儿，然后起身把肖雅留下的粉红色大嘴猴箱子合上，靠在墙边。这是去年他们一起在女人街买的，发票还塞在箱子的夹层里。肖雅总是坚持把所有的发票都留好。黄凡从厕所的暖气片上找来一块硬邦邦的抹布，把箱子擦干净。

然后他猛然想起来，必须要给我打个电话。

电话一通，他就问：“陈哥，我的博古信札当时是怎么说的来着？是说卖了钱我和师父一人一半吗？”

“我记得好像是这么说的。怎么了？”我对他的开门见山早就见怪不怪了。

“没事儿。我就是问问，有点记不清楚了。”

放下手机，黄凡突然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十四万一下子变成了七万，他不知道该埋怨谁。刘旭吗？但他想埋怨。

有一种人吃花生会过敏，吃完浑身发痒，体内的血液像蚂蚁一样往脸上爬，眼睛、喉咙也跟着充血肿胀。那么现在，这两个数字让黄凡过敏了。

黄凡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要得到点什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自己变成一个〇，一个再没什么可以失去的〇。他对自己说，黄凡啊黄凡，你这个冒牌的浪子，被七万块钱压扁了，就像一辆报废的汽车。

七

肖雅走后的那个星期三，王珅请吃饭。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学校，他把家从回龙观搬到了双井。吃饭定在附近的西贝莜面村。除了四大文豪，还叫了另一位文艺青年——秦路。王珅一进包间，就扶着腰嚷嚷：“哎呀妈呀，这几天收拾东西，可把我累屁了！”刘旭对着王珅的肚子来了一拳：“正好减肥了。”我们都给王珅带了小礼物。我送了本张承志的《心灵史》，这书盗印的常见，正版的难找，我知道张承志是他偶像。刘旭找人刻了个青田石的藏书章，刻工不俗。秦路带来张藏书票，手拓的，画上一棵大树，树下一间开着窗的小屋里有人在读书，下面的词句好，写的是“迁于乔木”。

黄凡最后一个到，穿件皱皱巴巴的军绿色夹克，背着那个用了很多年的帆布包，看上去有点无精打采。我跟他打招呼：“女朋友走了？又有空出来活动啦？”他不知道是没听见还是故意不搭茬，拣了空座就坐下了。

他面无表情，咬着嘴唇上的死皮，两只手掌在椅子扶手上蹭过来蹭过去，没完没了，看得人心烦。

我们要了两瓶金六福，半箱燕京纯生。点完菜，服务员把桌上的沙漏倒扣过来，说饭店承诺，沙子漏尽之前把菜上齐，请大家监督。

王珅摇着食指对黄凡笑道：“小黄，你的信札卖得好呀！”刘旭递了根烟给黄凡：“服务员！上个烟灰缸！”黄凡抬了一下眼皮儿：“还行吧。”刘旭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附和道：“到位了，到位了。”然后他就不说话了，黄凡也是。两个人的目光没有交集，他们在想同一件事。

“不知道谁买走的，应该打麻将庆祝一下呀。”王珅提议，但没人应和，这个话题就没再进行下去。没有人为这个意外的高价举杯庆贺。

大家聊了聊最近买的书，讨论了一下刚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到底叫莫迪亚诺还是莫迪亚蒂还是莫迪亚克。又说了说国博的托尔斯泰展，最后落到香港如火如荼的雨伞事件。王晶删好友，郭富城挤地铁……刘旭骂道：“郭富城挤地铁怎么了？他怎么就不能挤地铁？！”中间，王珅接了几个电话，大家肃然，听他谈各种各样的业务，中间夹杂着很多数目字。他是个不知疲倦的生意终端，两手各握一只iPhone，手机枕在肚子上，像熊猫阿宝捧着两只竹笋。刘旭说：“王总，你能不能让你那两只ATM机休息一会儿。”秦路说这是鸿门宴，王总像黑社会老大，在打电话叫古惑仔。人都来齐了，你们还等什么，赶紧冲进来动手吧。

刘旭对民国掌故最感兴趣，他说刚看了汤唯和冯绍峰主演的《黄金时代》，汤唯是他心中的女神。我让他给电影打个分。他说，八十。文艺青年秦路插话说：“接下来，汤唯和冯绍峰还要继续合作一部片子。”我说：“连着合作两部？——那倪妮，还有汤唯的新老公要紧张了。”秦路向王珅努努嘴：“是啊，倪妮真漂亮，倪妮是王总的女神。”刘旭一脸吃惊地推了王珅一把：“你也有女神？我还以为你就知道赚钱呢。”王珅连连摆着小胖手嘿嘿直乐。

“‘黄金时代’这名字起得好。”刘旭夹了口菜，“哎，哎，黄金，黄金，我突然想起来眼冒金星了，你们知道眼冒金星是什么感觉吗？”

秦路说：“刘总思维太跳跃了。”

“以前跟人打架，有一孙子拿板砖拍我后脑勺。当时我就意识到后面有人，我就警觉了。你知道他最致命的失误是什么吗？”刘旭喝了口金六福自问自答：“他板砖拍下来之前骂了一句。骂了一句我就没回头，但我浑身的劲儿腾地就蹿起来了！实际上连一秒钟都不到，啪的一下！然后你知道什么感觉吗？就是唰——黑了……就跟香槟酒的气泡似的，小星星，喯儿，喯儿，喯儿，喯儿……”刘旭边说边把五个指尖捏在一起，做开花的动作：“我撒丫子就跑啊，因为我不知道他手里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这段时间里，黄凡一言不发，连打架的话题都没能使他兴奋起来。他整个人堆在椅子上，领子盖住下巴，两条长腿伸出去，在脚踝处交叠起来，百无聊赖的样子就像一台黑了屏的电脑。如果不是自顾自地往杯子里倒白酒，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随时可能开始打呼噜的家伙。

我们都感觉到了他的闷闷不乐。秦路拍拍他的肩膀：“喂，醒醒，没喝高吧？”王珅把杯子里最后一口酒喝干，倒上一杯茶：“小黄今天好文静。”

“高什么高啊，怎么了？聊到哪儿了？”黄凡的脸已经通红。

“你打过架吗？”

“废话！当然打过。”

“他不仅打过架，还杀过人呢。”刘旭笑道。然后大家都会心笑了。

“笑个屁啊！”黄凡没笑。

“郭德纲说谦儿哥三大爱好，抽烟，喝酒，烫头。小黄也三大爱好，听歌，看电影，打架。”刘旭伸出三个手指头，“你们不信吧？来，小黄，把你杀人那把刀掏出来给大伙瞅瞅，上面还挂着血丝呢。”刘旭笑得直咳嗽，他伸手去抓黄凡挂在椅背上的帆布包。

“别犯贱啊！”黄凡猛然坐直了身体。他的声音浑厚充沛，如同低音区的琴键被砸响。

房间里的温度骤然升高，如果我现在重新回想那天晚上的场面，一定能看到空气里隐隐泛出的跃跃欲试的报警红灯。但当时，所有人都浑然不觉。

“你们看我说什么来着，东北人不光会吹牛，还会演武打片！”刘旭在我们的哄笑声里获得了鼓励。

笑声在包间里绽放。

就在此刻，黄凡出拳了。我说过，他是个健身狂人。好几部电影突然闪过，《黄飞鸿之狮王争霸》、《叶问》、《功夫》。高速摄像。这一拳速度极快，啪！正打在他师父的面门。眼冒金星！刘旭还没来得及收紧脸颊上的肌肉，嘴里残留的菜屑就随着酒气喷出来了。我还看见一种红色的液体从他鼻子里流出来。

王珅夹起的草原牛大骨停在空中，秦路的酒杯在唇边进退两难，我的笑容僵在脸上。这是怎么了？大家这才意识到黄凡的暴怒。我们赶紧站起来把两个人隔开，嘴里说着：“算了，算了，说得挺高兴的，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你不是能喷吗？你还喷不？”黄凡冷笑道。他把拳头握紧，张开，又握紧，握得指甲发白，像在拳王争霸战前做着热身。

刘旭很平静。他慢慢用袖子擦了下鼻子，然后把目光一点一点移到被弄脏的袖口，略一停顿，突然破口大骂：“你个臭东北人！”边骂边张开翅膀往黄凡身上扑，王珅赶紧挡在他身前。好在王珅体积大，他的冲量不足以突破这道钢铁防线。

黄凡在另一边高声叫嚷：“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两个人的吼声瞬间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黄凡的额角青筋毕露，他瞪着精神病人一样发疯的眼睛，从帆布包里拽出了那把大马士革军刀。

我和秦路一个抱腰，一个拽住他没拿刀的那条胳膊。

“傻冒东北人！忘恩负义的狗东西！傻冒东北人！”刘旭的双手在空中毫无章法地乱挥，王珅沉重的呼气吹在他脸上。

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和王珅也是东北人。

东北人黄凡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高半头，他用刀子回答。一阵风！短刀应声而起，越过王珅，刺中了师父的肩膀。

肩膀见血了，红色的，比刘旭的脖子还红。阿拉法特的红白格头巾在包间里飘扬。谁都知道，醉酒不会有什么好事。

王珅赶紧把刘旭推出包间，我和秦路则奋力拖住黄凡。

黄凡劲大，我们俩用尽了浑身力气。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感觉到黄凡身体里的火药逐渐冷却，他体内那辆哈雷摩托的轰鸣逐渐衰减。他终于平静下来。他弯下腰，开始呕吐。他吐得很认真，吃了什么，就吐出什么。好像要把这几年发生在身上的一切都吐出来。

知道他暂时没有危害性了，我和秦路就都到门外查看刘旭的伤势。

黄凡，这个行凶的年轻书贩被我们隔离在视线之外。他待在关着门的包间里，被我们遗弃了。也许，这会让他高兴。

走廊里的服务员没有惊慌失措，他们聚在一起远远地看着这群满脸通红的醉鬼。他们见怪不怪，知道闹不出什么大事来。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安全地带感到满意，同时为没有眼福目睹暴力升级而感到惋惜。

后来，我开车送刘旭去医院，他和王珅坐在后排。王珅早就用餐布帮他把伤口包扎好了。刘旭右手按在左肩上，嘴里骂骂咧咧的。已经八点半，街上的车一点也没减少。前挡风玻璃框住了万点街灯。灯光好像来自未来，它们交错着把天地撑开。你分不清这是初一还是十五。道路被高楼包围，我想象楼房的背面应该是大海。海浪从四环拍向三环，章鱼呜咽，海鸥嘶叫，所有人都在奋力逃跑。这让我回忆起第一次见到黄凡时的情景，那时他在刘旭的旧书店里低头拉着不成调的小提琴，“拉的不是曲子，是一种感觉”，光线昏暗，他一头长发遮住半张脸，大眼镜几乎要从鼻子上滑下来，他孤芳自赏，旁若无人。现在，我能感觉到他还在那儿。他还在呕吐吗？吐干净了吗？他坐在椅子上，还是在走来走去？又或者已经躺在地上像条死狗一样昏睡过去？车开上国贸桥的时候，刘旭骂累了，他嘟囔着：“我看错人了。”王珅像个和稀泥的婚姻调解员，他笑嘻嘻地拍拍刘旭的大腿：“别跟屌丝一般见识——他这不是欺师灭祖吗？咱们把他开除出麻将雅集。”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刘旭把头侧向窗外，灯光映在脸上。他沉默了几分钟，叹了口气，好像终于把一切都想明白了。“我不怪他，”他精疲力尽地说，“我只是不知道，这孙子为什么要这么干？”

卖民国书的大亮

他从不做广告，从不发帖子，从不跟客户吃吃喝喝打成一片。他从不臧否人物，从不炫富哭穷，从不喜怒形之于色。

他卖民国书、旧平装。古籍涨价了，大家都去追，他充耳不闻。名家墨迹升值了，看客们啧啧称奇，他不为所动。大字本、画册、碑帖，各类藏品你方唱罢我登场，轮番冲高，他还是躲进小楼成一统，闷头卖他的民国书。

他就是大亮——孔夫子旧书网几千店家里美誉度最高的一位。

我去他家买过三次书。第一次是二〇〇五年秋天，那时候他还住在十里堡农民日报社背面。几个大纸箱子从立柜上被他抱下来，一打开，里面装得满满的，全是民国书，每本都套着塑料书套。那朴拙大胆的手绘封面画，摸上去凹凸不平的排印铅字，染尽时光颜色的道林纸……我在小板凳上坐了一下午，挑出四十四种装帧美丽的新文学。其中有芳草《苦酒集》、蒯斯曛《凄咽》、路翎《青春的祝福》，都是好品相的初版本。那时候，二十多岁的大亮浓眉大眼，真是青春逼人。我在书架上还看到一册阿英毛笔签赠给陈伯达的《鸦片战争文学集》，字写得一丝不苟，盖着漂亮的朱文印章。我嫌开价略高，放下了。离开之后，心里到底留恋难舍。已经上车点了火，又熄掉，把车钥匙揣回口袋，重新上楼敲他家门。人说好事总要成双，顺手又多买了一摞方成、毕克官的漫画原稿。

三年后，又去过一次。因为常在潘家园见面，这次和大亮有点熟了。不过收获不大，只是选了一部油印的陈宝琛《沧趣楼文存》，一部林语堂的毛边本《剪拂集》。记得还买了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青门十四侠》，那是贪图插图里洋溢出的民国畅销书的蓬勃生气。

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床头金尽，英雄气短，无奈中只携归一部闻一多的《死水》。用这漆黑铁血的诗集，聊以抚慰我羞涩黯淡的阮囊。

每次去他家，他也不多说话，就给你泡上一杯清茶，然后自己坐在扶手椅上抽中南海。他躲在烟雾后面若有所思，不殷勤，不激将，不劝降。我们七〇后的一代人就是这样淡定如桃李不言。

收进来的书一本本都经他修整过：把书脊粘好，把书角压平，把污渍擦去，然后装进塑料书套，整整齐齐插进书架。绝无一般贩书者的那份杂乱无章。从前去东京神田古书街，曾为那些店铺的窗明几净、井然有序所折服。我想，如果大亮在琉璃厂或成府路上赁屋开家旧书店，每日的厅堂洒扫之勤，相信绝不会输于东邻。

他家温暖整洁，这是一个温情的二人世界，女主人的心思无处不在。客厅里看电视的转角沙发上歪斜着七只大大小小的柔软靠垫。茶几上摆着抽纸、装水果的木篮，还有盛满蛋卷、饼干以及各种零食的塑料托盘。冰箱门上从国外旅行带回的冰箱贴如不眠的记忆之岛，星罗棋布，隔水相望。你还会注意到那些无处不在的幸福标签：墙上带深色木框的小熊维尼挂钟，供着整套青花瓷茶具的罗汉床，斜插在微波炉上的一枝鲜红玫瑰，贴在阳台玻璃门上的双鱼送福剪纸，还有大亮喝水用的撅屁股麦兜的搪瓷缸子。

在旧书圈子里，我没见过比这小两口更恩爱的。两人互补，一个内敛，一个热烈。一个徐如林，一个疾如风。一个卖旧书，一个开婚庆公司。

他们是一起在必胜客打工时认识的。结婚十年，彼此还能敞开心扉，每一两星期做上一次彻夜的长谈。那是全方位的沟通，传递着彼此生活的苦乐，还有对年轻时代的美好回忆。他们是夫妻，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大亮说，对妻子，他是没有秘密的。

有一次春光烂漫，一帮书友同去郊游。等到夜深人静，东船西舫已悄然无言，几个男人开始联床夜话，嘻嘻哈哈，荤腥不吝，话题逐渐滑向下三路。大亮发言不多，偶尔插上一句冷幽默，却能把大家逗得“花枝乱颤”。到了真心话大冒险的段落，所有人都变得严肃起来，好像黑夜激发了这些文艺大叔说真话的欲望。轮到大亮了，我记得他靠在床头，吐出一口青烟，淡淡地说，在结婚之前，该做的荒唐事就都做完了，所以后来内心一直平静如水。

平静，很多人对大亮的印象就是平静。内心的平静，家庭的和谐，给他十年书商生涯描画出一幅与众不同的肖像。

确实，无论买书还是卖书，他都不急，不躁，不抢。

潘家园鬼市，他从不抢着第一个进场。进货的时候，他给的价格比一般书商高，不会为了砍下来三块五块斤斤计较、纠缠不休。“肯出高价，但不要烂货。”打过几次交道后，供货商往往觉得他“对价格不敏感，好说话”。往后就愿意和他继续合作。

卖书的时候，他不像一般书商随意、懒散，而是像在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每天坚持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书。十年如一日，把一件正确的事情坚持做下来。无论书的价值如何，一律二十元起拍。他声明，绝不用托儿，绝不售假。他没有一般生意人的观念“总得卖够本吧”。对他来说，个别书赔点钱没关系，只要整体是赚的就可以（他整体利润率一直维持在百分之三十左右）。放宽眼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先让和你做生意的人赚到钱，然后你的生意才能做得长久”，他看的是全局。

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有稳定的现金流，永远不会被货压住。

通过十年不间断的积累，“大亮”逐渐成了网上旧书业的一个品牌，吸引了越来越多忠实的顾客。他们知道，从大亮手里买书，货真价实，没有风险。他的书也因此常被竞逐到一个比正常行情略高的价格。什么是品牌？品牌就是你花了更多的钱，却还是觉得物有所值。在这里，商家的信用折算成了价格的一部分。

布衣书局的老板胡同有一次去大亮家。到了饭点，大亮叫了份外卖，留同行在家吃饭。菜点多了，没吃完。要是一般人家，就把剩菜放冰箱里，下顿接着吃了。而大亮没有，他把没吃完的全部装进垃圾袋，直接处理掉了。这件事给胡同很深的印象，他说大亮做事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不在意小钱。比如大亮从来不像其他书商那样，在寄书的邮票上动脑筋（邮币市场有打折的邮票，可以使书商节约邮费）。这一方面跟他大学里精密仪器专业的理科生思维有关，更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他是北京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存在北漂的那种危机意识、异乡人意识。

我二〇〇二年第一次逛潘家园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大学生模样的北京人。我看见一个戴棒球帽、膀大腰圆的男子问大亮：“你这儿有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吗？”“有！”他指着一本白皮儿红框儿的平装书。“我很高兴，我很欣慰。多少钱？”“二十。”十年过去了，这本书现在还是只能卖二十。和其他摆地摊的书商不同，大亮一口北京话，有点怯生生的，穿一件干干净净的米色夹克，蹲在地上，可见一头浓密的黑发。藏书家谢其章说：“我是看着大亮从潘家园地摊上一点一点站起来的。”记得那天我从他手里买了一册民国毛边书，华林的《艺术论》。他开的是顶着嗓子眼儿的价。那是他书商生涯的起点，也是我愣头青一般闯入旧书圈放的第一枪。

后来，在潘家园，说起大亮，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就是在书摊西头的入口处，这个眉清目秀、饭量超大的小伙子手里夹着一支烟，脸上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当时潘家园书商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入这行都是歪打误撞。他们缺乏对北京的归属感，赚了钱就报复性消费，喝好酒，吃好菜，去KTV，但租住的房子永远是脏乱差。等攒够了银两，就买辆车衣锦还乡，回老家盖大房子。他们对书没感情，对他们来说，书唯一的意义就在于——能换钱。

而大亮是这里少有的“书二代”。他父亲——老赵，以前就在潘家园卖书。他在帮父亲跑腿看摊的过程中，逐渐对旧书产生了兴趣，尤其是民国书。他说民国书是白话文，能读，他不喜欢自己读不懂的书。而且民国作家的很多篇什，在学生时代都接触过，有着特殊的感情（每次发下新课本，他都会迫不及待地把语文书里的课文先通读一遍）。后来就干脆辞职，专做旧书生意。这是他的兴趣所在，是他的第二伴侣，他离不开书。有人说，以自己的兴趣为职业，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大亮说他觉得最满足的时刻，就是买到一大批旧书，然后打开纸箱子，一本一本地拿出来翻看。

圈里的朋友都知道，大亮不仅是个书商，还是个厉害的藏家。真正稀见的珍本，他是留中不发的。他存下来的新文学，件件皆是精品，够举办好几次精彩的新文学专场拍卖。我曾经问他，什么样的书会存下来？他想了想，说不知道，大概价值在五千元以上的吧。

他的父母一直以他为荣，在卖书这件事上，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母亲在朋友面前总是满面笑容地赞扬儿子，聪明、能干。

很多人都说，作为一个生意人，大亮的内心传统，有着明确的是非观和道德感。孝顺、忠诚、信誉这样的字眼，他看得特别重。有一次聊天谈到生老病死，他说自己的一位长辈得了绝症，生命垂危，不成器的儿子却还招了同学在家里打牌，这时大亮骂了一句：这个王八蛋！

他重情义，十年来，没换过理发师。那人跳槽到哪个店，他就跟到哪个店。他说这人理得不错，也聊得来。他和香港神州旧书店老板欧阳文利先生的友谊，在外人看来，是一种生意上的联系。但事实上，他们更是相知相惜的忘年交。他每年都会去一次香港，拜访欧阳先生。书买得其实很少了，更多的是享受一下两家人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的那种友情。

他说，活着，总要有一点精神追求，做一些对社会、对亲人有益的事情，别混吃等死，别给别人添麻烦。

他的生活轻轻松松、按部就班。他小富即安，没有强烈的财富欲，物质欲（他买的车是一辆二手帕萨特）。早晨醒来，先靠在床上慢悠悠地抽根烟，然后沏杯茶，打开电脑，上孔夫子旧书网。白天按计划按步骤把该上的书上了，把该联系的上下家联系了。吃该吃的饭，过该过的日子。睡觉前，还是点上一支中南海，消解掉一天的琐碎。

他的理想是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盖一所房子，种点菜，养点花，读读书，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像一个尼泊尔人那样满足。等老了，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打过几圈麻将之后（最好能赢点儿），幸福地无疾而终，就这样度过一个丰衣足食、没有起伏的人生。

人之将老

一

冬天，家是洞穴。

韩成宗没上班。他站起来，一只手撑在书上，低头闭了会儿眼睛。他有点头晕。好一点的书都平躺着摞在书架的下面两层，他蹲的时间有点长。

线装书用的是手工纸，摸上去有种滞涩的触感，跟新书封面那种玻璃糖纸光溜溜的感觉大不相同。他忍不住用掌心轻轻摩挲了几下这年代久远的纸张，等眼前那片黑云散去，才重新把头抬了起来。

五十岁以后，找书成了件累人的事。翻箱倒柜，常常是书还没找到，人已经气喘吁吁。

尤其是还有人吵你。隔壁小张家的宝贝女儿一到这个时候就开始练钢琴，叮叮咚咚的车尔尼、拜厄，单调如某报纸，终年无寸进。有本书上说对付噪音的好办法，是将其“自然化”。比如邻居往墙上敲钉子的声音，可以想象成啄木鸟在合欢树上欢唱。但老韩是俗人，没那么高境界。小张家还养了条牧羊犬，每天天不亮，女主人尖利的声音就刺穿墙壁，像黑暗中一只手电“啪”地照进你的瞳孔：“亮亮！给我趴下！找抽吧你！”这疯女人。报纸上说昌平一中年男子忍无可忍，对跳广场舞的大妈开枪示警。韩成宗也想弄把枪。

而且，今年一直不下雪，喝多少水都觉得干，这也让人不安。

前几天，老韩把卖书的想法跟刘江说了。刘江比他大几岁，八十年代末两个人就开始结伴逛旧书市场了。“没什么舍不得的，迟早都有这一天，”刘江在电话里安慰他，“能及身散之才算活得明白，何况还是为了女儿。”

是啊，没什么舍不得的。丹丹二十八了，准备结婚，韩成宗想在顺义给她买套房。这样，做父亲的也算尽到责任了。

那小伙子叫朱卫，上过几次门。北京人，在国企工作，平时寡言少语，看起来还算踏实可靠。有一次在饭桌上，丹丹妈提到有个老姐们穿了双咖啡色翻毛的雪地靴，说是很暖和。丹丹明白，说那叫UGG。朱卫第二天就买了给送过来，穿在脚上大小正合适，丹丹妈就觉得小伙子心细。只有一点让韩成宗别扭——这孩子坐着的时候，总习惯性地把一条右腿抖个不停，抖得人头皮发麻。每次盯着朱卫那条右腿，他总想来个黑虎掏心，把装在里面的电池给卸下来。说归说，但只要丹丹妈认可，韩成宗没什么意见。

买房的事，他还没跟丹丹妈讲过。他想偷偷把首付的钱准备出来，给她一个惊喜。买旧书这么多年，这个信心他还是有的。

丹丹妈在外企做财务工作，收入一直比他高。这件事始终像口腔里的溃疡，让他不大舒服。“你们家那个撒切尔”，刘江总是这么叫丹丹妈。这次也许能让溃疡稍稍缓解？——不容易。刘江说：“这么一大笔钱，你得挑最好最贵的卖才行。”

说起来，他和刘江还有万晓山这拨人已经被收藏市场淘汰出局了。他们是工薪阶层，兜里其实没几个钱。上世纪趁着还没人对旧书感兴趣，他们凭爱好，凭先知先觉，捡过一点漏儿。现在玩书的，见了面张口闭口都是拍卖价格、投资回报。风气大变，早已不是当年花木。

潘家园、报国寺、琉璃厂他们已多年不光顾了，只是偶尔聚在一起吃饭，厂肆书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

聚会的饭馆一般都是刘江选，他岁数最大，不吃牛羊肉，不吃香菜，事儿多。坐下来，话也最多。他从眼镜盒里拎出副折叠老花镜（他说是玳瑁的，镜腿上有个圆形的日文标记），展开，戴上，一边慢悠悠翻着菜单，一边问：“小韩，最近买东西了吗？”老韩眼睛一翻，说买什么买，见着好东西也没钱。穿蜡染褂子的服务员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地拿笔等着，准备记录。刘江指指图片：“来条白鱼吧，清蒸……总说没钱，又不找你借……”万晓山眼睛小，眉毛高高弯起两座拱桥，发际线不断溃退，越来越像莫言了。他坐在老韩身边，笑眯眯的不言语，听他们俩抬杠。三人聚会的开场就总是这样的。

没钱买书了，逛摊也就失去了乐趣。那么卖书是不是也就没那么心疼了。

反正今天老韩把最容易变现的几部线装书都翻出来了，他发现自己手里像点样儿的东西基本都是在中国书店买的。

那时候，老韩还是小韩，部里工作不忙，他经常借个由头就溜到琉璃厂去逛上一下午。那是中国书店的“三门”时代，店里管旧书的是身材矮小的河北人马师傅。马师傅常年穿件蓝布大褂，脾气怪，不苟言笑，听人说五十年代他和张百发是同一届的北京市劳模。他卖书认人，要是看着不顺眼，你一进店，他就啪的一声把电灯全关上，让你两眼一摸黑，看不成书。马师傅常说今不如昔，说改革开放以后世道变坏了，人心里就只剩下两个字——蒙和骗。不过劳模就是劳模，人真勤快，每次去店里，总见他忙上忙下，把个书架里里外外擦得一尘不染。偷偷送烟送酒的，人家也一概拒绝。后来熟了，你拿他寻寻开心耍耍贫嘴，他操着一口河北土话“你们这帮坏小子”，倒也不生气。刘江说有一次看见马师傅去给人送书，在南新华街的大路上，推个二八车，那么瘦小的身板儿，哆哆嗦嗦把条小细腿搬上去，风一吹直打晃儿。后座、大梁、车把上捆起的书垛子把人埋在里面，就像一个小价签儿当啷在装满大米的布袋子上。前几年，听说马师傅去世，大家都好一阵唏嘘，唏嘘完照例甩开腮帮子，吃喝为悼。老韩从马师傅手里买过初印的《鸿雪因缘图记》，殿版《钦定元王恽承华事略补图》、《钦定书经图说》……

今天，这些品相完好的古书又在老韩面前展开，它们又要搬一次家，要化身钞票，上阵杀敌了。善本如酽茶，那是纸张的森林，文字的田野，版画的江河。老韩坐下来，一页一页慢慢咂摸着。不经意间，买书时的收据从书中滑落，捡起来看看售价，早已升值百倍。前尘回首，真的应了那个词：恍如隔世。逐年攀升的价格给人些许安慰，也勾起所有买书时的记忆，清晰如昨。时、地、人。愉悦感、满足感、一点点的成就感。他把书放下，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他喝得很慢，铁观音如同一队懒散的士兵，从唇齿鱼贯滑向喉咙。隔壁的钢琴声停住了，屋里突然安静得响起了持久的嗡嗡声。然后他觉得有一片金红色如大幕降下，蒙住了双眼，那是黄昏时琉璃厂十字路口呈现出的颜色。四周那些旋转着的黑色牌匾上神采飞扬的铁画银钩——郭沫若、启功、于非闇、张伯英，下午四点半，永恒的二十五摄氏度，你就瞧吧，它们不怒自威，亮得可真是耀眼。

二

第二天上班，韩成宗在微博里贴了书影。很快就有人私信他，问价钱。他一律回复：呵呵，自存书，不卖。或是干脆不回。这些书曲高和寡，非普通人可以问津。能买得起的，掰指头都数得过来，每个人他都知道。他等着。

老韩在部里工作三十年，还只是个副处（部里两千人，有八百个副处）。别的没捞到，只是得了个好座位。他的办公桌靠窗，椅子背靠墙。没人会突然站在你身后，吓你一跳。天气暖和的时候，蝉鸣和午后的阳光会把他的视线引到窗外：大院里叶子哗啦哗啦响的梧桐、银杏、白蜡和柿子树如演算微积分，甩出无尽枝杈。院子入口黑黄条纹的电动杆，铡刀一般升起落下，不斩无名之辈。门外就是长安街——中国的政治、文化和雾霾中心。马路对面敦实的大楼越来越经常地被蒙在滤镜里，遥远得如在古代。他还爱辨认那些走过草坪，千篇一律地穿着深灰色小翻领夹克的部里同事，哪个谨小慎微，哪个志大才疏，哪个他认识，哪个不认识。

在座位上，他喜欢脱掉皮鞋，把两只脚伸进办公桌下面交叉起来，脚趾头顶在隔板上，和脚下浅蓝色的化纤地毯耳鬓厮磨。

这些年来，周围的同事从七〇后到八〇后，现在又有了九〇后，想找人说说话变得困难。老韩这座走着下坡路的小岛被不断上涨的海水一点一点侵蚀，面积缩水，主权堪忧。对他来说，这间四季恒温的办公室，不过是使他像别人一样，在白天有个地方可去。我们每天上班、下班，为了在别人眼里显得正常。

胖子果然发私信过来了。这个东北人是程序员出身，几年前还对古籍行当一无所知，现在已经一跃成为圈子里的风云人物。他的微博头像是一张释迦牟尼的木刻版画，瞧，这就是人们希望自己在他人眼中呈现的形象。他的私信单刀直入：“这些书我有兴趣，请告知手机号。谢谢。”

很快，老韩的iPhone就响了，这是女儿去年送他的生日礼物。他看了一眼发光的号码，把脚伸进皮鞋。

“韩成宗吗？我是王珅。我看到那些书了，你打算怎么卖？”慢条斯理，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尾音下坠，浓重的沈阳腔。

老韩举着手机快步往楼梯间走：“稍等——”走廊里迎面过来的年轻同事礼貌地朝他点头，老韩操纵表情肌努力做出回应，他压低声音：“这些书，是这样……”

王珅没有问价钱。只有亲眼看货，当面锣对面鼓，讨价还价才有意义。他问：“我现在过去可以吗？”

“现在？不行不行，我上班呢。明天吧，明天下午我们见个面。”

“那好，除了这些，你看看还有什么不想要的，都带上。”

“你都对什么感兴趣？”

“古籍、画册、木版水印。”

两个钟头之内，他又接了四个类似的电话。其中两个外地的，表示要到北京来面谈，老韩怕他们空跑，让先等等。另两个北京的，老韩觉得不是很有诚意，就搪塞了几句。够了，先这样吧，王珅领衔主演，四条备胎殿后。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一个小年轻笑嘻嘻地拿他打趣：“老韩，什么情况？一趟一趟往外跑？脸上还春潮泛起？”隔壁办公室的老周跟他同一年进的部里，他一副语重心长的口吻：“什么情况不好说，不像是尿频尿急尿不净。老韩，注意晚节啊！”

这么多年来，他守口如瓶，从来没跟同事讲过藏书的事情。他懂得，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靠在沙发上睡过午觉，韩成宗觉得精力又恢复了。

他到洗手间用凉水洗了把脸，漱了漱口。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大眼袋，花白坚硬的胡茬，宽阔的额头上几道无法逆转的皱纹，依稀有点像晚年乔布斯？也许更像这个年纪的父亲。他提醒自己，以后的每一天，镜子里的人都会比现在这个更糟糕。

前几天他做过一个梦，梦见捧了本相册，给父亲看最近几年的照片。父亲指着照片问他，跟你勾肩搭背的这家伙是谁？他想了半天，想不起来。他一张张照片看过去，却发现那些一起合影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等太阳转到三点半的位置，他敲响了处长办公室的门。

“老韩，来，坐，坐。”处长的头发染得乌黑发亮，带点自然卷。他把视线从电脑屏幕上移开半秒钟，又迅速归位。他比老韩还要小好几岁。

“我是想跟您请一天假，明天家里修下水管，得留人。”

“哦，”处长的眉头皱起来，他端起茶杯，轻轻摇晃着脑袋吹开热气，语调低沉下来，“又要请假？……昨天不是刚休过一天？”

“昨天是……”老韩身体前倾，想解释一下。

“老韩啊，”处长打断了他，他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进入了开会发言的那种节奏，“咱们老同志得起带头作用啊。你总请假，群众中已经有反映了。这样影响不好。你说呢？”

处长肥厚的嘴唇，桃核一样的喉结，和眼镜片上的反光，一起在颤动。鼻孔里呼出表示拒绝的二氧化碳。他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在和你讲话。突然间，一股无名火从老韩的胸口蹿出。他强忍着，从沙发上站起来，一句话也没说，掉头就走。门“嘭”的一声关上。

回到座位，老韩喘了半天粗气。王八蛋！跟我打官腔？你以为你是谁？你小子还毛儿嫩呢！我来部里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土炕上找虱子呢。群众有反映？哪个群众反映了？影响不好？影响个屁！

他意识到自己发怒了。怒伤肝，他知道这对身体不好。读过这么多书的人应该有涵养，他告诫自己要平静下来，应该想点高兴的事情。

那就想想丹丹吧。丹丹小时候，常到老韩单位去。有一次老周开玩笑，张牙舞爪要跟老韩比画拳脚。丹丹急了，她跨上一步，展开双臂，勇敢地挡在老韩身前，带着哭腔喝道：“不许打爸爸！”大家都笑，倒把老周搞得很尴尬。丹丹去西安上大学的那天，老韩去火车站送行。行李安顿好，嘱咐完毕，下到站台。火车开动了，老韩一直记得当时那声长长的汽笛有点像低沉的箫声，接着你能听到刺耳的金属摩擦声，然后是钢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哐啷哐啷，像几百双灌了水的大头鞋从地上趿拉过去，越走越急。丹丹把头探出车窗，挥动着小手，她的刘海斜搭在前额。当时是晚上，老韩站在“北京站”那三个大字下面，已经变软的站台票攥在手里，衬衣后背被汗水浸湿。在那么多陌生人中间，在丹丹的脸消失之前，他没想到眼泪竟然会发着抖从自己的眼眶里涌出来。

还有，还有，和刘江、万晓山一起去淘书的时光。那无数个晨昏，伴随着相互挖苦也有相互吹捧，伴随着欲擒故纵或者巧取豪夺。那海盗一样的生活，平凡日子里的福音书，白日梦。刘江常常一副文艺中年打扮，穿件有着一万个口袋的摄影马甲。除了买书，他随身总带个相机咔嚓咔嚓四处乱拍，拍三轮车淤塞的市场入口，拍书贩子之间的拳打脚踢，拍冬天的晨雾和夏天的烈日，说这些以后都将成为珍贵的淘书史资料。万晓山话不多，但是博闻强记，对版本情况如数家珍。他的背包里永远装着一大桶可乐，走到哪喝到哪，也不怕得糖尿病。他的名言是：人生最可怕的就是，混着混着，混成社会上的大多数了。

淘书和上班，这两件事像两个界限分明、毫无关联的抽屉。一个栽满种子，一个盛着泥泞；一个欣欣向荣，一个生机惨淡；一个四季通风，一个常年紧闭。旧书是老韩锁在壁橱里的秘密玩具，是他藏在衣服下面的真实身体，是他不肯启齿的远大抱负。旧书就是他的形状，如同杯子是水的形状。而单位——这个国家部委，像一部冗长却又禁止中途退场的主旋律电影，像头顶的格栅日光灯一样有序而清冷。不能说在这里的工作是不愉快的，甚至也并不乏味。但每次关上电脑，走出办公大楼，老韩总觉得自己的生活不过又插进了一张空洞无物的白纸。如今，这摞白纸已经快顶到天花板了。

他整理好心情，点开word，噼里啪啦地开始打字。

下班的时候，他到隔壁办公室找到老周。他把打好的报告“啪”地扔在老周桌子上：“明天帮我把这个交给那位。”他指了指处长办公室的方向。“从明天起，我要休十天年假。”

三

年假的第一天，老韩醒得很早。这个钟点，如果是夏天，小鸟应该已经在树上吊嗓子了，但今天没有。窗帘被刚刚亮起来的光线涨满，如同一只纸灯笼，映出亚麻布上细碎的花纹。床头柜上的闹钟被设了静音，两口子早已过了需要叫醒的年龄。那秒针每次充满弹性地迈出一步，时间的墙皮就剥落下薄薄的一层。

他轻手轻脚地爬起来，怕吵醒丹丹妈。上过厕所，他到厨房喝了一大杯白开水，抻了抻筋骨，又扶着椅子背慢慢做了二十个蹲起。

他把厨房的百叶窗拨开一道缝，看到天是晴的，被积雪夹出的小路上已经开始有人走动。好天气总是带给人好心情。

隔壁家亮亮又开始叫了。

“你起来了？”丹丹妈的声音从卧室传出来，她的声音依然显得很年轻。

“啊。你还可以再睡会儿。”

老韩把三元牛奶倒进奶锅。冰箱里的培根是昨天下班路上买的，老韩准备煎上几片，再加个荷包蛋，夹在烤得脆脆的切片面包里。丹丹妈喜欢吃脆的。然后他又切了一盘水果——橙子、苹果和猕猴桃，把它们摆成扇形，让它们的身体渗出彩色的汁液。他记得，年轻的时候，他是喜欢丹丹妈的，他们抱着在舞会上一起旋转。很久以后他明白，喜欢和爱是不同的，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丹丹妈很辛苦，今天是个大日子，他想为她做点什么。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丹丹妈上班以后，老韩一个人在家里继续找东西。得多准备点书，因为有些可能会卖不掉。

那些当年在付款的时候让他纠结的书，跟年轻的书友聊天时让他们一惊一乍的书，全都找出来了。他小心地给它们套上塑料袋，再一部一部装进黑色拉杆箱。他又从衣柜里翻出几件破得没好意思捐给灾区的旧衣服，把箱子的缝隙填满。

他把箱子扣好，密码锁锁上，平放在地上。看着这个只有远行时才用得上的玩意，他突然意识到，真的要告别了。几十年的心血，奇遇，朝思暮想。每部书封面上霉斑的位置都像自己身上的痣，他记得一清二楚。他曾希望从旧书这个陶盆里能长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生存意义。他倒在藤椅里，右手搭在扶手上，像摸着毒蛇的皮肤，指尖凉凉的。对面的墙上挂着丹丹初中时身穿傣族服装参加舞蹈比赛的大幅彩照，飞鸟的眼线，桃花的腮红。阳光从他身上走过，这个人呆呆地坐了很长时间。

在感到饿之前，他上了会儿搜房网。他查了查顺义的二手房，看了一会就把浏览器关掉了。任何时候，北京的房价都不会让你感到高兴。

下午两点多，王珅来电话了，说他已经到了约好的那家肯德基。“好，等我一下，十分钟。”老韩穿上黑色羽绒服，戴上深灰色的毛线帽和皮手套，拖着拉杆箱出门了。

肯德基离家不算太远，跨过一道铁轨，沿一堵砖墙走上一会儿就到了。砖墙一侧停满了车，你常常可以听到为了几块钱的停车费，司机和管理员高声对骂。有一次，老韩骑车经过这里，远远看见墙上用白漆刷着“理发！”两个大字。惊叹号在这里意味着某种不可抗拒的权威，像“文革”时的标语。那天他正想剪剪头，就推着车朝大字下面走去。走近了，却见几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坐在花花绿绿的塑料板凳上嗑着瓜子，没人穿白大褂，没有理发用的椅子和工具箱。“玩吗？”其中一个脑门很大，穿斑马纹西装外套的女人盯着他，嘴里吐出这两个字，带着试探、引诱、轻蔑、嘲讽。她的鸡心领毛衣开口很低，夸张的垫肩像飞檐一样高高耸起。理发理发！几个女人的黄铜色头发把下午的阳光擦亮，老韩发现自己很可耻地心跳加速了。他赶忙握紧车把，小跑几步，跳上了车。若无其事的谈话声和嬉笑声追逐着他，爬上后背。在不远处的丁字路口，灌木丛上方，他的余光又瞟到了一条更加铿锵有力的广告：“专业理发！”真的，这个社会变得奇怪了。

不过今天的老韩对一切充耳不闻，他的脑子里正在紧张进行着最后的砍价演习。他在背诵自己必须坚守的价格底线，并且猜测对方会如何讨价还价。他还从来没卖过这么贵重的书。

下午的肯德基里人并不多。一个胖子如铁锚，坐在角落里，手拿两部手机，一黑一白。虽然从未谋面，老韩也知道，这就是王珅。

拿两部手机的年轻胖子和拖拉杆箱的年长瘦子在快餐店里相遇了。

“你好，”老韩摘下帽子寒暄，“早就听说过你。”

“箱子不小哦。”王珅坐着没动。他穿件长袖T恤，外面只套了件薄薄的黑色夹克，好像在春天走累了，停下来等等从冬天赶过来的人。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声音是黑白的，他似乎对说些闲话没有任何兴趣。

老韩心里有点不高兴，本来他以为这家伙会去买两杯红茶，不过想想，这样也好吧，省事，现在的年轻人不都是这么没礼貌的嘛。三十来岁，以为一切还都是事在人为的年龄。

“那看看东西吧。”他把箱子平放到地上，书一部一部摞到桌子上。

王珅像当铺掌柜检查典当物一样打开函套，看牌记，翻目录，查卷数，看得很仔细。老韩在一旁把书的卖点一一说明，刻工、印工、用纸、递藏……无论老韩说什么，王珅脸上波澜不惊，口中不予置评，只报以“嗯、哦、啊”这样的语气助词。这个人就如同兵法上说的“不动如山岳，难知如阴阳”。

“看完了，咱们说价钱吧。”胖子终于开口了。

“这样吧。我把书名写纸上，把价钱标在旁边，你能要的就打勾。”老韩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

“不用！”王珅从背包里拿出一个iPad，“用这个，支持手写。”

旁边桌子一个十岁上下的男孩被这些奇怪的蓝布函套吸引，走了过来。他端着一杯可乐，吸管叼在嘴里。“叔叔，这是什么呀？”他歪着头，眼睛里盛满肯德基的灯光。

做交易的时候，突然闯入一个陌生人，尽管是孩子，老韩警惕的那根弦还是绷紧了。他正要把孩子打发走，王珅倒是笑了：“是书，小朋友。”

“我能看看吗？”小男孩短发圆脸，浓眉大眼，一点不认生。

“当然可以啦，只要小心点，别翻坏了就行。”

男孩很听话，他把杯子放下，胖乎乎的手指轻轻翻动着书页，碰到有版画的地方就停下来多看几眼。主队、客队，又加上一个吉祥物。孩子鲜艳的橙色横纹帽兜衫有效中和了两身黑衣服所带来的紧张感，他周身发出的光晕使场面变得柔和了。

王珅没有打勾，他在老韩标的每一个数字旁边，写上了自己的心理价位，然后把iPad递回给韩成宗。都是了解行情的人，生意就比较好谈。大部分书，经过一两轮的讨价还价，就成交了。少数彼此预期差别实在太大的，就放下。老韩算了算，总价基本上够首付了。他觉得王珅这人冷归冷，但办事挺痛快。

小观众看看书，又看看这两个既没要鸡翅，也没点汉堡的奇怪的叔叔：“这些书值钱吗？”

王珅和老韩相视一笑：“还挺值钱的。”

“真好看。”

“等你长大了，也可以买这种书。”

老韩也终于放松下来，他轻轻摸摸孩子的头发：“小朋友，你几年级了？”

“我不上学。”

“那怎么行，你的爸爸妈妈呢？”

“我没有爸爸妈妈。”未来的藏书家确实一直一个人在店里，似乎店里每个服务员都认识他。

老韩和王珅面面相觑：“那你现在跟谁一起过呀？”

“有人收养我。”

“他们对你好吗？”

小男孩目光有点茫然，他的鼻骨还没有发育完全，鼻尖闪着光：“我不知道……我更喜欢爸爸妈妈。”

“你喜欢爸爸妈妈什么呢？”

他想了一会儿，低着头用三个手指一圈圈转动着吸管，低声说：“他们生了我。”

四

和王珅到银行办完转账，韩成宗拖着空空的拉杆箱回家了。几本没卖掉的书拎在手里，余额一百多万的工行卡揣进口袋。书换成了钱，玩物变成财产，人变得有用。他走在这条曾让自己落荒而逃的小街上，道路把城市分成两半。暮光斜照，一天中最迷人的时刻到了。你看见覆盖着薄薄一层积雪的深褐色灌木，被风吹响的金属广告牌，小卖部窗口过早亮起的橘黄色灯光，还有那些仅露出双眼的回家心切的戴着口罩的脸。书卖掉也就卖掉了，这没什么。到了新主人手里，书还会重新盛开一次。人是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老韩已经迫不及待想开始筹备买房了，他有种感觉——这辈子，就在今天，他终于做了一件让自己骄傲的事情。买房嫁女，鲜花盈门，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他要让丹丹妈大吃一惊。

丹丹妈已经到家，老韩把钥匙插进锁眼的时候就知道了。刚被碰过的锁，温度是不同的。

他一边换鞋，一边压抑着兴奋，明知故问：“回来了？”

“嗯。”丹丹妈还没来得及换上家居服，她窝在沙发里，高领毛衣卡住脖子，看上去有一点疲惫，“你拉着个箱子干什么，又买书了？”她不高兴，眼角耷拉下来，她的喜怒哀乐永远都写在脸上。

老韩干笑了两声，没回答，他沉得住气。

“还买！……你能不能别光图自个儿痛快？”这句和上一句是孪生姐妹，它们总是如影随形，相伴而生的。“都不爱说你了。”

厨房里的烧水壶发出嘶嘶的喊声，一股蒸气飘进客厅。

“中午丹丹给我打了个电话。”丹丹妈见他没反应，又说。

“什么事？”老韩把拉杆箱靠在墙边。

“她说，她跟朱卫分手了。”丹丹妈抬头瞟了老韩一眼，“我早就看这小子不牢靠……”

分手了？那条装了弹簧的一直在抖的右腿？老韩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哦。”

丹丹妈还在不停地说着，老韩却短暂失聪了，心像纸那样轻。

他弯下腰，把两只皮鞋并排摆整齐。然后像个梦游者一样绕过茶几，重重地靠在米色的布艺沙发上，银行卡在绷紧的裤子上戳出两个尖角。他双手抹了一把脸，指了指厨房：“水是不是开了？”

这天晚上老韩难以入睡，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双手交叉，搭住不再平坦的小腹。他看见夏天的晚上，父亲在路灯下和人下象棋。挂钟每响一声，他就走上一步。天越黑，中年父亲的眼睛就越亮。从玻璃窗望出去，星辰四散，乌鹊迷踪，飞蛾在灯柱里跳起白色之舞。那时候，家里总是很暗，花猫蜷缩在床上，月光洒进水泥地，母亲卷起裤腿，把双脚探进洗脚盆：“你爸怎么还不回来？”自从前年父亲去世后，他常常想起他。父亲肩宽背阔，金刚烈火，从不多愁善感，比他坚韧百倍。

八岁那年，父亲带他回农村老家探亲。一个不合群的孩子走进爷爷凌乱的卧室，闻到中药和煤油混合的气味，看到露着榫头的长条凳和垂过床板的白蚊帐。叔叔的木箱里有一本卷边儿缺角的《海的女儿》，插图里外国人的高鼻深目让他好奇，后来他用橡皮把书里里外外擦得干干净净，并把它带回了城市。那是他藏书的源头，也是他一生中一口气读完的第一本书。吃过午饭，他喜欢独自爬上高高的干草堆，腰里别把木枪，蓝天盖在身上，草籽挂满胶鞋。他的身下金黄温软，胜过最好的席梦思。父亲得意洋洋地在黄泥晒场上拉胡琴，一群光脚的孩子和穿花布衫的家庭妇女驻足围观。他按弦的左手五指打开，骨节毕现。琴声悲鸣掠过麦地，炊烟应声而起，一直飘到山上。

世界也就这样从老韩头顶飞过，一天一天，在他伸出手够不到的地方。

在午夜时分，在那静中之静，丹丹妈翻了个身，床板发出清晰的响声。她刚烫过不久的卷发跌落在皱皱巴巴的粗布枕巾上。黑暗里，老韩看得清她的脸。她含含糊糊地嘟囔着：“还在想丹丹的事？……睡吧……”

睡吧，失眠的人。我知道，许多年后，你还将带着残书三卷，梦回今夜。

后记

我记录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无须被闹钟吵醒，不用在早晨八点半投身令人窒息的地铁车厢，感觉不到上级充满怀疑的审视如芒在背，但同时，他们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每年一次的调薪，没有说话夹带英文、衬衣扎进西裤的同事，也看不到顺理成章的未来。

不是因为有什么天才，而是由于被缚，被古旧书魔力的绳索捆绑，他们的生活才显出意义。

其中最熟悉的当然是胡同。计算一下，他离成为百岁文化老人还剩下五十七个年头，他舵把得稳，从来不曾偏航；王珅也从不偏航，减肥之后，他飞奔在赚钱之路上的脚步将更加轻盈。刘旭移步古董业，最近从日本给我发来微信，说他是“道人已了三生梦，便踏花枝不动心”。王建则于去年携新妇幼子凯旋回京，重操旧业。杜国立继续独霸旧书界MVP的宝座，当仁不让。赵明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一次聚会上，德高望重的老帮主拉着赵明的手欣慰地向大家宣布：“我的时代过去了，未来，是属于你的。”黄凡自绝于人民后没了踪影，他临别赠送的那册索尔仁尼琴签名本被我珍若拱璧，见书如见人。大亮则忙着在麻将桌上把我虐得体无完肤，一直还没腾出空儿去尼泊尔看风景。

这些年来，我一直和他们同行。有时，我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既做观察者，也被自己观察。我想和黄裳的《记郭石麒》、《记徐绍樵》一样，写下他们的生存状态。不仅关于流转在他们手上的稀奇古怪的书籍，还有那粗糙的生活、如影随形的无聊感以及爱情和梦。

我告诫自己，要把笔从他们的锁眼伸进去，让笔尖沾满从他们身上蒸腾而起的灰尘，要靠他们更近一些。这就使得本书中部分篇章读起来如同小说。然而那并非为了编造谎言（一定要把虚构和非虚构截然分开的想法只对填写报表的出版商有意义），正相反，唯其如此，才能更接近真相。

这些年来，我一直和他们同行。有时，我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既做观察者，也被自己观察。我想和黄裳的《记郭石麒》、《记徐绍樵》一样，写下他们的生存状态。不仅关于流转在他们手上的稀奇古怪的书籍，还有那粗糙的生活、如影随形的无聊感以及爱情和梦。

——陈晓维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目次

序（谢其章）

十年，胡同与我

湖州小顾

王珅：卖旧书的程序员

励知书局传说及其他

藏书家罗老师

马各斯兄弟书店的泰特斯

离别之喜

最后一支北京情歌

杜国立的故事

北漂赵明

东北人黄凡

卖民国书的大亮

人之将老

后记

Unknown 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