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 序曲：一份遗产

2 历史 鱼胶的气味

3 新衣服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4 过客 一个三十年代的人物

5 流亡

6 一包文件、一卷烟叶、一只乌龟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7 一个新人

8 在荒凉的海湾里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9 回归故里

版权信息

书名：世间之路

作者：【英】V. S.奈保尔

译者：杨振同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08-01

ISBN：9787544262828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我们的忆念渐渐模糊，

一年年远离这一带山岭。

直到从野外、从这花园里，

送来的是一种新的联想；

而岁月流逝，这里的风光

陌生人的孩子将会熟悉。[1]

[1]原诗节选自丁尼生的《悼念集》第101首，此处采用了飞白译文。

1　序曲：一份遗产

四十多年前我离开了家。那时我十八岁。六年后当我回来时——回得很是缓慢：乘一艘轮船颠簸了两个礼拜——觉得一切都既陌生又不陌生：突然到来的夜晚，叶子硕大的树，萎缩的街道，瓦楞铁皮屋顶。要是沿着一条街道走下去，就会听见所有开着门的小房子里传出的“丽的呼声”有线广播电台播放的那些美国广告的配乐短诗。六年前我很熟悉“丽的呼声”广播电台播放的配乐广告短诗；而现在，对我来说这些配乐短诗全是新的，仿佛是别人的民歌。

大街上的所有人都比我印象中的要黑：非洲人、印第安人、白人、葡萄牙人和混血的华人。不过在他们的房子里时，他们并不显得那么黑。我猜想是因为在大街上，我更大程度上是个看客，算是半个游客，而当我去到某个房子里，就是和我相识多年的人在一起。因此我更容易看到他们。

回家就是这种与印象的戏耍，就像当初我玩儿第一副眼镜，透过它看到的世界轮廓清晰，小小的，不那么真切，放下眼镜，看到的是一个尺寸标准、真切但却模糊的世界；就像我玩儿第一副墨镜，在炫目的光线和冷色调间切换；或者像我在这首次归家时第一次接触空调，我喜欢从凉爽的空调房走到炎热的外面，然后再回来。这么多年里，这么多趟回来，我总归是及时地习惯了那些新东西，但关于真实的交替和移位从来都不曾真正结束。只要我愿意，这种交替召之即来。从二十年前开始，每当回去，我都会时不时地让自己相信，自己置身于半梦半醒之间，一切都既熟悉又不熟悉。那是一种愉快的感觉；有点像儿时有过的那种感觉：那次是在雨季，我“发烧”了。

一次回家期间，那一次就有点像“发烧”时的感觉，我听说了列奥纳德·赛德的故事，他是个糕饼装裱师，也是个插花能手。我是从一个学校老师那里听来的。

她在一所新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在镇子的郊外，那一片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都还是乡村，是一片一片的种植园。学校的场地看上去仍像是一片收割过的甘蔗地或者是椰子林地。连一棵树都没有。一座简易的两层水泥大楼——绿房顶，奶油色的墙壁——孤零零地矗立在那片空旷的地上，遭受烈日的暴晒。

那个老师说：“早年间我们做的工作颇像社会服务，学生主要是劳工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她们当中有些人的兄弟、父亲或者亲属进了监狱；她们谈起这些事情很是习以为常。有一天，就在那所烈日炙烤下的高温校园里，一个老教师，印度裔长老会女教友，在教职工大会上提议我们应该举办一个五朔节[1]花会，让女学生们对此能有所了解。大家一致表示同意。我们决定让那些女孩子们做花艺展示，给做得最好的女孩子发奖。

“要是发奖，就要有一个评委。如果没有一个好评委，那这个奖也就没什么意义。让谁来做这个评委呢？我们所教的那些孩子是非常愤世嫉俗的。这来自于她们家庭的耳濡目染。哦，她们是非常恭敬的，可是她们认为，每一个人和每一样东西都靠不住，她们打心眼儿里看不上那些地位比她们高的人。所以，我们不能从政府机关或者教育部请人来当评委，也不能请太有名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可选的人就不多了。

“一个年轻女教师说，列奥纳德·赛德应该是评委的最佳人选。这个教师非常年轻，她就是一个农村女孩子，刚刚从公立师范学院毕业。

“谁是列奥纳德·赛德？

“那个女孩还要想一想，然后才说：‘他一辈子都在和花儿打交道。’“过得去。就在这时，有人想起了这个人物。她说，列奥纳德·赛德在妇女志愿协会讲了几次课，那里的人都很喜欢他。要找他就去那个地方。

“妇女志愿协会在战争期间成立，效仿的是英国的女子志愿服务队。该协会在市中心的帕里角有一座楼。帕里角什么都有：一家公共汽车修理厂、一家出租汽车修理厂、一家殡仪馆、两家咖啡厅、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兼干货店，还有若干小房子，有的是办公室，有的是住宅。帕里角的一切都归名门望族帕里家族所有。

“我去帕里角很方便，就主动提出我去找列奥纳德·赛德谈。妇女志愿协会的那座小楼从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就有了。那平整的前墙——一堵厚厚的碎石子儿墙，刷了石膏，也涂了油漆，两端还贴着粗糙的石板——紧挨着人行道直立着，所以，前脚刚刚离开那狭窄的人行道，后脚就直接迈进了楼的前庭。前门不偏不倚，正好处在那堵临人行道前墙的中间，门两边是挂着窗帘的小窗户。门窗都挂着棕黄色百叶窗，连着可以一下子都提起来的木头横板，并用一个铁扣针关上。

“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坐在一张办公桌旁。那刷了石膏、凹凸不平、落满灰尘的墙上挂有英国情报处的海报。伦敦塔，英国的乡村风景画什么的。

“我说：‘他们说，我在这儿可以找到赛德先生。’

“‘他就在那儿，马路对面。’办公桌旁的女人说。

“我穿过马路。和每天的这个时候一样，马路上的柏油又软又黑，黑得跟帕里角的公共汽车车库的油渍斑斑的水泥地面一样。我进去的那座大楼很有现代感：墙上贴着灰色的装饰性水泥块，仿的是凿刻出来的石头块。那是个非常干净素洁的地方，好像医生的办公室。

“我对坐在前台的那个女孩儿说：‘赛德先生呢？’

“她说：‘直接进去。’

“我走进内室，几乎不敢相信我看到的那幕：一个黝黑的印度男人正用他自己的手指，对放在他面前的一张平台或木板上的一具死尸做一些事情。原来，我已经走进了帕里角的殡仪馆。那可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广播电台天天都播放它配着管风琴音乐的广告。我寻思列奥纳德·赛德是在给尸体化妆。‘化妆’，我只是知道这么个词儿。我对这件事本身一无所知。我吓坏了，惊呆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从那个房间跑了出来，跑过前庭，终于回到了外面的空地上。那个男人跟在我身后也跑了出来，用轻柔的声音叫着：‘小姐，小姐。’

“虽然我见到他用他那毛茸茸的手指给台子上的尸体化妆，但说真的，他长得还是很不错的。他很乐意担任女学生插花比赛的评委。他甚至说，他想提供一等奖奖品。他说，如果我们允许，他将做一个特别的花束。他也真的做了：一小把含苞待放的粉色玫瑰花束。我们的五朔节花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年过去。又到了举办花会的时候，我又要去找列奥纳德·赛德。这一次我可不会忘记了：我是不会去殡仪馆的。我只会去妇女协会和列奥纳德·赛德见面。一天下午放学后，大约五点钟，我去到那儿。那座西班牙风格的小楼里满当当的全是女人，在里面的一个房间里，列奥纳德·赛德正在用面团做什么东西，用那毛茸茸的手指捏着面团，用那些手指再加些牛奶，然后再加一点黄油。

“他在教那些女人如何做面包和蛋糕。他把面团捏好后，开始教她们如何给蛋糕涂糖霜，用他那毛茸茸的手指使劲儿把彩色的糖霜从特殊的圆锥形卷筒或者说裱花嘴里挤出来。他一直挤，从被那毛茸茸的手指挤过的裱花嘴，钻出一朵粉红色或是绿色的玫瑰花蕾或花朵，然后他再用粘着糖霜的手指把花朵固定在柔软的涂了糖衣的蛋糕上。女人们发出一阵阵‘噢’‘啊’的赞美声。而他呢，沉浸于他的观众和他的工作之中，继续忙活着，好似一位魔术师。

“可是，我并不喜欢看到那些手指干这种活儿。最后，还是用那些手指，他把那些小小的成品当作礼物送给那些女人，让她们当场吃掉，我就更不舒服了。他喜欢给人送些小恩小惠。送这些小玩意儿有点类似在教堂里送圣饼，而那些女人呢，聚在一起，带着类似的尊敬，吃着、品尝着。

“第三年来了。这一次我不准备去帕里角和列奥纳德·赛德见面了。心想我可以去他家。此前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住了。他就住在圣詹姆斯区[2]，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这倒是出乎意料：他住得离我这么近，过着那样的生活，而我居然一无所知。

“我是放学后去的。我穿着一条窄长的黑色长裙，一件白色衬衫，提着一个装学校课本的包。我停下车，按了按喇叭。一个妇女走出来，来到午后阳光照耀下格外明亮的前廊，她说：‘进来吧。’就这样，就像她认识我似的。

“当我走上台阶，来到前廊的时候，她说：‘进来吧，大夫。可怜的列尼，他病得非常重，大夫。’

“大夫——可能是因为我开着汽车，按响了喇叭，还提着包，穿着那样的衣服。我想待会儿再解释吧。我跟着她穿过圣詹姆斯的这座老旧的小木房子，来到里面的房间。在那里我看到了列奥纳德·赛德，他病得很重，抖个不停，但他的穿着打扮却是要和医生见面的样子。他躺在一张有四个闪闪发亮的铜柱子的床上，上方有带花纹的顶篷，他穿着绿色的丝绸睡衣。他那毛茸茸的手指放在丝的或是绸的床单上，他把床单当被单用。他精心地摆放着自己的身体，被单在后面叠得整整齐齐。

“一个细腿床头桌上，也许是个花瓶置物台上，摆放着一个铜花瓶，花瓶里插着绉花；两把简单的带藤条座底的曲木椅子上，放着丝绸靠垫和大大的蝴蝶结丝带。我立刻就明白了，那些丝绸大部分是从殡仪馆弄来的，是覆盖棺材和陈列尸体用的材料。

“他是伊斯兰教徒，大家都知道。可是他与他工作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他给基督徒陈列尸体，尽管没什么人想过这一层——他甚至在卧室里挂了一幅镶着画框的环以光轮的基督圣像，圣人散发着金色的光芒，举着一根手指表示祝福。

“那幅画像挂在门上面的正中间，前倾的角度使得那根祝福的手指像是指着床上躺着的这个人一样。我知道，那幅画像挂在那儿并不仅仅出于宗教的原因：也是为了那一份美，那些色彩，那金光，以及基督那头波浪般的长发。我觉得，比起看见他给尸体化妆，以及后来看见他还用那些手指捏面团，然后挤出来那可怕的一团团小糖霜，这一次我更加震惊。

“当时是下午后半晌了，天还很热，窗户里飘进了圣詹姆斯那些污水坑的臭味儿。那些土院子里有分散着的小木房子，三两家为一片。院子里有污水坑，是从厕所污物流出来的细流，绿莹莹、亮闪闪的，流淌着，然后流到泥土里，干掉；还有那褪了色的石头，人们洗好的衣服搭在那里晒得发白；还有那一片片形状各异的地块，地上堆积着尘土、沙子和碎石子儿，种着果树和小树丛，呈现的效果不是一座座花园，倒像是一片片植物杂乱丛生的荒地。

“看着那放在被单上的毛茸茸的手指，想到这座房子和刚才叫我进来的女人——他母亲——我对他的生活百思不得其解，为他感到难过，感到害怕。这会儿他病了；他需要帮助。我无心再和他谈女学生和五朔节花会的事儿了，我离开那座房子，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我寻思，让我心烦苦恼的是他的审美观吧。这种审美观，使他来到了殡仪馆的岗位上，使他用这种奢华的方式装饰他的卧室。这种审美观——把玫瑰、花朵和漂亮的东西混在一起做成吃的，其中的理念跟把死人的身体也弄得漂漂亮亮的想法如出一辙——和我个人的审美观背道而驰。这些事情的穿插混合使我心烦意乱。但并不使他焦虑不安。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当初，他丢下手里的尸体，在后面追着我跑到大街上，叫着‘小姐，小姐’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弄明白我为什么急着离开。

“他跟圣詹姆斯街区的无数的印度男人一样，身材颀长，穿着窄腰长裤和大开领的衬衣。即使长相英俊也是芸芸众生。不过，他有着那种特殊的审美观。

“那种审美观，虽然令人惊奇，却并不是一个秘密。对此许多人或许都了解——就像那个年轻老师一样，虽然在教职工大会上提起他的名字，之后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他可能也已经习惯了人们以特殊的方式对待他：培训班上的女人们为他鼓掌叫好，其他的人对他冷嘲热讽，或者瞧不起他，像我这样的人则从他身边跑开，因为他吓着我们了。他吓着我了，是因为我感觉他对美的感觉就像一种病；就像某种不为人知、破坏性很强的病毒，通过他头脑简单的母亲传给了他，即使在那时——他已经三十五六岁了——无论是他的母亲还是他自己，都对此浑然不知。”

这就是我听到的故事，那个老师说不清楚列奥纳德·赛德出了什么事；她也从来没想过要问。或许他已经加入移民大军，到英国或者美国去了吧。我有些想知道，到了异国他乡，列奥纳德·赛德会不会渐渐意识到他的本质；当他想明白的时候，那件曾经使那位老师大惊失色的事情，是不是也把列奥纳德·赛德吓了一大跳呢。

尽管在卧室里挂基督的画像，但他知道他是个伊斯兰教徒。然而，他从何处来，他的祖先从何处来，他可能一点概念都没有。他或许想不到，赛德这个姓氏有可能是赛义德的一个翻版，他的祖父或者曾祖父或许是来自印度的一个什叶派穆斯林。说不定就来自勒克瑙[3]；圣詹姆斯甚至有一条街道名字就叫勒克瑙。列奥纳德·赛德对他本人、对他的祖先所有的了解，估计就是他在他母亲位于圣詹姆斯的那座房子里认识到的东西。在这一方面，他跟我们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

通过学习，我现在或多或少可以告诉您，我们大家是怎么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我可以告诉您，圣詹姆斯这片土地的美洲印第安名字本来应该叫作库穆库拉坡，早期从欧洲来的旅行者把这个名字变成了康克拉波或者是康克拉比亚。我可以看着这些植被，告诉您哥伦布到来的时候那里都有哪些，后来又引进了哪些。我可以重建曾遍布圣詹姆斯地区的种植园。这片土地有记录的历史很短，三百年的人口灭绝，然后是两百年的新人定居。人口重新定居的文件在这座城市里就能查到，就在登记总署的办公室里。只要文件存留，我们就可以追溯被占的土地上的每一个故事。

我可以带您俯瞰那段历史。可是我无法真的解释列奥纳德·赛德的遗传之谜。我们大多数人都了解生养我们的父辈或是祖辈。然而我们追溯，再追溯，一直追溯下去；追溯到最初的源头；在我们的血液里，骨头里，大脑里，我们承载着成千上万人的记忆。我或许可以说，列奥纳德·赛德的一个祖先来自勒克瑙一个善于舞蹈的族群，族群里那些邪恶的男人们在脸上涂脂抹粉，试图像女人一样生活。但那可能只是他的遗传的一个碎片，真相的一个碎片。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所继承的全部特性。有时候我们可能是自己的陌生人。

[1]欧洲传统民间节日，人们通过采摘鲜花或跳舞等欢庆活动迎接春天的到来。

[2]特立尼达首都西班牙港的一个行政区。

[3]印度北方邦首府。

2　历史

鱼胶的气味

我十七岁生日那天，到登记总署当上了一名二等执行文书。那是一份临时性的工作。我中学毕业，即将前往英国，去上大学，这份工作正好填补了这段空档；那是我人生中最为满怀希望的时光之一。登记总署就在圣文森特大街的红房子里。圣文森特大街是我在西班牙港最早熟悉的大街之一。

那时候我是一个乡下男孩儿，而今在内心深处我依然是。只有乡下男孩儿才会像我来到这座城市时那样热爱这座城市。这是一九三八年或者是一九三九年的事。我热爱这座城市跟乡下不一样的一切。我喜爱那一条条铺着砖石、带有路拱的街道，甚至喜爱马路边露天的排水沟：每天早晨，清洁工扫完大街，收拾完垃圾，就打开消防水龙头，用清凌凌的淡水冲刷排水沟。我喜爱那一条条人行小道。许多房子都有一种特定风格的装饰性篱笆墙，一侧是一座大马车门或是马车门，通常是用瓦楞铁皮做的；中间是一个雅致的小门，直通前门。这些前门是合金焊接的框架，铁丝缠成生硬的花纹，门顶则是阿拉伯式的绞花。有的会装有门铃。我喜爱人行道会多伸出一点到那大大的侧门里（方便马车或汽车进到院子里，尽管有车的人家少而又少）。我喜爱那一盏盏街灯；喜爱那一座座广场，广场上种着树，有铺就的小径，摆放着条凳；喜爱城市里按部就班的生活：从一大早清洁工拿着的扫把，到扔到前门台阶上的报纸，到早晨过半时马拉的运冰车。西班牙港很小，真的，人口还不到十万。可是在我看来已经是个大城市了，一切设施都相当齐全。

最早那些日子里父亲是我在这座城市的向导。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带我来到市中心，领着我走了两三条主干道。星期天非常安静，如果你想要做些出格的事儿，甚至可以离开人行道，在大马路中间行走。弗雷德里克大街两边都是大商店。我对圣文森特大街更感兴趣。这条大街在较低的那一头，离港口不远，是报社一条街，《特立尼达卫报》和《西班牙港报》在大街两边面对面。我父亲在《卫报》报社工作。那是一份更重要、更现代的报纸。在人行道上就可以看见那一台台新机器，硕大的滚筒，以及未折页的印了新闻的长长的纸带，还可以闻到机器、纸张和印刷油墨那温热的气息。所以，几乎在我刚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这种新的激动，纸张、油墨以及紧迫的印刷所带来的激动，就感染着我。

后来我渐渐地了解了这条街较高的或者说是上首的部分。给我做裤子的那个裁缝，他的裁缝店就在圣文森特大街。有一天父亲带我去了那里。那个裁缝名字叫纳扎拉里·巴克什。他的店铺门脸朝西，门前的人行道上方垂直悬挂着一道白色的遮阳帆布帘，免受太阳西晒。他的名字就漆在遮阳帘上。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印度人，或许是由于阳光的缘故吧，他站在裁缝店靠里的地方。他长着一张瘦削的脸，一双闪闪发亮的黑眼睛像是镶嵌在那更黑的眼窝里，稀薄的头发向后梳得平平的：一个不苟言笑的男人，对我父亲很是友好，但对我就很一本正经，比我期望的大人的态度还要正经。我期望的是，自己被正式引介时，大人会对我和我的“聪明劲儿”表现出一些惊奇。那条薄薄的皮尺挂在纳扎拉里的脖子上，就像他不苟言笑的外表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他的裁缝手艺怎么样；但是这一介绍使他的样子成了我心目中“裁缝”的形象。我觉得其他任何人都不如他更像个裁缝；西班牙港其他的裁缝在我看来都是冒牌货。某段时间我了解到他是个伊斯兰教徒。起初这一点并没有使他显得不那么亲近；然而之后，随着印度独立和南亚次大陆的宗教隔离，那种我与他不同的概念渐渐浮起，尽管我仍然一直去他那里做衣服。我去英国带的衣服就是纳扎拉里做的。

我后来听说，他的很多活儿都来自本地警察；他给他们做警服。对我们这些他的印度同胞来说，这算是纳扎拉里传奇和成功的一部分了。警察总署就在他的裁缝店对面。那是西班牙港的一座重要建筑。这座大楼与众不同，高高的灰色墙壁用石块和碎石砌成。我后来学到的知识让我认出，那是英国殖民时期的建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风格。当时，那堵粗粝的灰色前墙，后院露天平台里的那些带尖角的红色拱形纪念碑，似乎恰恰就跟警察总署相匹配。

一座小城，一条小街道；却也需要时间才能了解。比如说，我对法律和律师都没有兴趣，很多年都没留意过这条大街的那一带，就在法院对面，律师都在那儿。然而有一天，我去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黑人律师的“事务所”——一个古怪的词。

这件事发生得很晚，那时我中学刚毕业。我在学校学业非常优秀，大家都知道——人们通常对这类事情很感兴趣——我获得了一项奖学金，即将出国留学。那个律师的儿子跟我一直是同学，一天，他说想带我去见见他父亲。我们就去了他父亲的事务所。事务所就在圣文森特大街上，占据了整整一座房子，一座很小的西班牙时代遗留下来的名副其实的西班牙港的缩影。这可能是最早的民居之一，或许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建成的，那时这座城市不过初步成形。我估计，这些早期的房屋大都这么小，这么拥挤，因为那时候街道都延伸得很短很短；离房屋不远就是灌木丛和种植园了。

事务所小小的前厅里坐满了黑人，都是普通人，在两张长条凳上紧紧地坐在一起，两条长凳面对面放在光溜溜的地板上。小小的前窗百叶窗的条板上落满了大街上的灰尘。在那粉刷过的墙壁上，可以看出这些年在长条凳上坐过的人们把肩膀和脑袋靠在墙上歇息的印迹。我见到的这些人沉默不语，耐性十足，跟在卫生局等待免费药品发放的人一样。明亮的眼睛、亮闪闪的面庞、尊敬的表情：黑人们来到他们自己人这里，不在乎不舒服，不在乎寂静，不在乎等待，那个小男孩刚到就径直进了大人物所在的内室，他们对此也毫无怨言。那间窄窄的小等候室里的氛围是我前所未知的。

在里面那间更敞亮、更凉快的房间里，那个律师只穿着衬衣，律师袍挂在衣架上。那些法律书、夹着旧文件的旧文件夹、事务所里脏兮兮的样子、虫蛀了的隔板，所有这些都使律师这个职业看上去非常枯燥乏味：很难想象出，在这个房间里完成的事情能挣大钱。

我们互相寒暄了好一阵子，这之后我便不知道该对这个律师说什么了。而他好像也一样茫然；他似乎只用看看我就满意了。我倒是有一个愿望：看看办公桌下面律师的皮鞋。很多很多年以前，我跟他儿子读小学四年级或者五年级的时候，他儿子就跟我说过，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绅士，只要看看他的皮鞋保养得如何。

我的朋友并没有帮着活络气氛。他一进里面的办公室，态度就变了。变成了个乖儿子，家里的宝贝，那个不需要努力的人。此刻他似乎对找到一瓶冷饮更感兴趣。他跟这个大律师非常随便。

律师的名字很有名，叫伊万德。在这尴尬的时刻，我能想到的只是问问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他说：“我父亲崇尚教育。取这个名字是他赋予我理想抱负的方式。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过，他出生在一八六七年或是一八七〇年。对我们来说这是很久以前了。如果你要查一下，就会在《荷马史诗》里找到这个名字。是在第四卷或者第五卷。”

这位大名鼎鼎的律师不曾研究过他那非同一般的名字，还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自拉丁文和维吉尔[1]的诗歌，只是设法糊弄我，实在令人惊讶。他是个自学成才的人。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他的事业，为了飞黄腾达。他不经意间暴露出来的性格的瑕疵令人忧心。就在我渐渐接受了对他的新认识时，他把话题转向别的东西，转移话题的方式我记不起来了。

这一刻终于来了：他靠在那把温莎椅靠背上，套着白色衬衫长袖的粗壮前臂撑在桌子上，这是彰显力量的姿势，他微微一笑，像是在喊出某种誓言：“人种啊！人种啊，伙计！”

黑色人种，非洲的人种，有色人种：我想这就是这位律师话里的意思，这也是我被带到他的事务所里的原因。

我看看他的儿子。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好像没有听到他父亲说的话，也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姿势似的。

我不相信那番话，不相信那张空洞的脸孔。在早些年前，在圣文森特大街较低的那一头，我就闻到过纸张、油墨和温热的印刷机的气息，脑子里就生发出某些想象来。在这个事务所里面的房间，穿过百叶窗弯折的光线，是另外一些想象，那是一些暗藏着的情感，是不得不被圣文森特大街的阳光和街道上的殖民现实所遮蔽的情感。

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在那个年代，只有寥寥无几的黑人看得到前面的道路。那么，看到这样一个老人，该多么奇怪啊：一个出生于上个世纪的人，他看到前路明晰，他甚至足以预祝成功，为此他在办公桌前本能地摆出一个姿势，或许二十年以后，这个姿势就变成对黑人力量的致敬。更为奇怪的是，公众对我朋友的父亲伊万德的想法完全不是这样。人们议论说，伊万德这样一个自学成才的黑人，只想成为白人，只想和黑人没有任何瓜葛，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过是为了他自己。

这另外一个梦想就像是一个家族秘密，这一刻父子二人向我供述。我受到了触动，但同时感到尴尬。我理解他们的感受，某种程度上怀有和他们相同的感情，然而即便是理解，我还是希望我属于自己。我不能忍受作为某个集体的一部分的想法。这个想法使我感到束手束脚的，而且我觉得伊万德这个种族大踏步向前进的想法过于感情用事了。

政府行政部门不雇用十七岁以下的人，所以第二年，在我十七岁生日那一天，我才去登记总署上班，渐渐地从另一种角度了解了圣文森特大街。

总署办公室在红房子一楼。红房子是市政府的主要建筑，是这座岛上最大的建筑之一，我们大家都认为它很漂亮。我不清楚它那干巴巴的红颜色是油漆漆成的，还是因为往抹灰泥里掺了什么东西弄红的。这是使西班牙港成为西班牙港的几座建筑之一。从港口，从山上，从相隔整片草原的地方，都能看到这座大楼。

有人告诉我们，这座建筑是意大利风格的。楼高两层，两层楼都有露天的走廊，有一个穹顶。整座大楼宽广得像个街区，同时，在红色穹顶下面，圣文森特大街和伍德福德广场之间，有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给人一种特别的大城市的感觉。要是沿石头台阶拾级而上，经过一个喷泉走进一片有回声的空地，然后再下台阶，就去到了另一侧。喷泉并不喷水——我们将这种功能的中断归咎于战争——尽管那里的大理石上有铁锈的瘢痕和水花的渍迹，却美丽依然，那座喷泉的意味也就还在。

在空荡荡的喷泉四周，在政府各部门敞开的大门前面，立着很多块大大的、齐头高的木头公告板。这些公告板也起到了屏风的作用，挡住过往路人对那些文书、打字员以及其他公务人员的窥视。公告板的后面是自行车车架，公务员们用链子把他们的自行车锁在那儿。公告板和自行车车架破坏了高高的穹顶之下通道的开阔感。所以那里已然流露出一种失落：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再无法展示出它的全部美丽，而这是不当使用的开始。

公告板上并不张贴政府指令。上面用大头针别着一些有关保健制度和接种疫苗重要性的海报，诸如此类的东西。其中很多都是从伦敦弄来的，不能完全符合当地的情况；不过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这些公告板和海报都是情报处的，情报处在红房子的草坪上建的一座小木楼里，成立于战争期间，散发有关战争和英国生活的图片和小册子。这些有关保健、验血、X光和干净的水的海报和公告是这项工作在和平时期的延续。这些海报只在红房子有，在其他任何地方是看不到的。我从来都不曾觉得这些海报本身有什么用，但它们给了我这样一个初步印象：政府是一个仁爱的机构，它关心人民。

我在学校学了那么多东西之后，关于政府的这一认识对我来说本来是不新鲜的。但是从每一个实用而具体的方面来讲，它又是新鲜的。那一定是因为在我血液和大脑里承载着非常古老的印度人的观念：统治者和政府都是冷漠无情、专横跋扈的。这些观念就那样存在着；不过你会对它们视而不见。或者也可能是——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我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将残酷当作生活的底色。日常语言里有一种古老或者不那么古老的残酷：随口的威胁，男人对男人的威胁，父母对子女的威胁，这些威胁把人带回到种植园时代的惩罚和屈辱之中。还有大家庭生活的残酷；小学里的残酷，老师狠狠地揍学生，学期末男孩子间那鲜血淋漓的斗殴；印度乡间和非洲城镇里的残酷。我们周围最简单的事物都承载着残酷的记忆。

如果从圣文森特大街那边走进红房子，登记总署就在喷泉的右边。如果从红房子里穿过去，就会来到伍德福德广场。这是西班牙港最漂亮的广场，是以一位非常年轻的英国总督的名字命名的。在英国人征服这片土地后的那段无政府状态之后，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那位英国总督给这片殖民地带来了法律和秩序。西班牙人刚刚把西班牙港这座城市规划好就失去了它。那时候伍德福德广场只不过是一片空地而已。英国人对广场进行了整修，我们觉得它和红房子的辉煌壮丽相映成趣。广场上有一个室外音乐演奏台，一座像红房子里那座一样的喷泉，有长条凳，有装饰性的铁栏杆，铺好的小径；现在广场上到处都是遮天蔽日的老树。

它一直那么美，一直是这个城市的一件荣耀之物，然而即使在我第一次见到这座广场的时候，在战前的那个星期天，父亲带着我散步，穿过市中心的时候，这座广场就是西班牙港无家可归的人居住的地方之一。大多是印度人。他们当中的许多原本是从印度来的契约移民，在甘蔗种植园务工，但当契约到期了，由于种种原因——或许是他们变成了酒鬼，或许是庄园主没有给他们原来许诺的回印度的船票，或许是和家人闹翻了——他们发现自己没有了安身之所。这些人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任何像个家的东西，不懂英语；没有类似促使雇主履约的陈述。他们穷得叮当响。就像童话故事里的人物一样，他们从印度的田间地头升上了天，又在数千里之遥的地方落了下来——经过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海上颠簸——来到了特立尼达。在特立尼达这种殖民环境下，他们的权利受到了限制，人们对这些人为所欲为；他们饱受这个城市的人的折磨。

我们对这种残酷的情形处之泰然。我们看见了，但却很少动心思去想它。最后，这些印度人渐渐死去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们都快死光了。四十年代初，我父亲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交谈过，就他们的状况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当地一家印度人办的刊物上。等到我去红房子上班的时候，伍德福德广场已经没有他们的存在了。我还记得两三个肤色黝黑的疯子，其中的一个头发僵硬，长长的辫子弄得乱七八糟，古铜色的脸满是脏污，又是土，又是油的，身上是鲁滨孙·克鲁索[2]会穿的衣服，不是积攒起来或者临时凑成的兽皮，而是破衣烂衫，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颜色，变成了油渍麻花的黑色。他也许不伤人，但有着疯人的那种厚颜无耻，所以从广场穿过去的人们都离他远远的，设法躲开他那双明亮的、能看到内心深处的眼睛。

这就是我当时每天上班的地方：位于文森特大街和伍德福德广场之间的登记总署。

我当二等文书的工作内容就是做出生证、结婚证和死亡证明的手抄件。需要这些证件的人来到红房子，和揽活的查询员做一个安排，这些揽活的查询员就在总署的大门口晃荡，就在公告牌附近，等着主顾的到来。在他们的主顾告诉他们可能的日期之后，查询员就用盖了章的表格征调各种各样的证明书；总署的通讯员就从仓库把装订好的厚重的卷宗抱出来；查询员在外面办公室里一张油光可鉴的棕色长条办公桌边坐下来，翻查那些证书。这个房间里——透过那高高的窗户一眼望去，能看到红房子外面的草坪，还能看到伍德福德广场上的树木和铁栏杆——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教室的氛围，成年黑人，有时候甚至是年纪颇大的黑人个挨个坐在那张长条办公桌旁，有时候一坐就是整整一个上午，就像是学校的魔力附在了身上似的，他们翻着那些大本子宽大的页面，每次都只翻一页。外面办公室的另一个区域，律师们的书记员在查找契约。这些人坐在单个的办公桌前，有的还打着领带。整体上来说他们比那些查找出生证和死亡证的查询员高一个阶层；查询员的营生——虽然收入微薄，不太稳定——取决于他们能写会读，而许多想要证书的人大字不识。

当查询员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了，他就写一份申请，要一份手抄件；通讯员就把申请和那卷证书拿到我的桌子上。是一张桌子，不是办公桌：我只不过是一个二等执行文书，临时性质的。我坐在仓库边上一张窄窄的桌子旁，面对着那堵刷了绿漆的墙壁工作。通讯员从我背后进出仓库，出了进，进了出，没完没了。我要抄的卷宗在我右边放成一摞；抄完了，我就在左边放成一摞。那一摞摞的卷宗堆得很高：每一卷都有三四英寸厚，大约十五英寸宽。

那些卷宗有一股鱼胶的气味儿。卷宗是用鱼胶装订起来的；我猜鱼胶是用鱼骨、鱼皮和鱼渣熬制的。鱼胶是蜂蜜的颜色；干了之后便很硬，如果不小心滴下来一滴，可以看到每一滴金黄色鱼胶都像玻璃一样透明；但是鱼的气味儿和腐烂的气味儿永远也不会消失。

有人对我说，这个岛上印出来的所有东西都存放在这个仓库里。这个殖民地的所有记录都在那里放着：所有的出生证、死亡证、契约、财产及奴隶的交易，殖民时代这一个半世纪以来岛上所有的生命。我本来是喜欢看旧东西的，旧报纸，旧书籍什么的。可是那个仓库里的鱼胶味儿很冲。这一点，再加上积年的尘土味儿、旧报纸味儿、不通气（往里走得越深，情况就越糟糕），微弱的光线，还有那堆积如山的旧纸张，对我来说都无法忍受。

上午和下午，都有一个资深的文书检查我抄写好的手抄件并写上他名字的首字母。他走过来，像幼儿园老师一样，坐在我桌子旁。然后，手抄件被送到我们办公室里的大人物——登记总署的副署长，有时候是登记署执行副署长（我必须以他的名义誊写手抄件）——的办公桌上，请他签字。然后贴上凭证，用登记总署的钢印盖销；最后手抄件就可以交出去了。

所有这些查询、抄写、检查、签字，要这么多人经手——这样一份工作要放在如今，只消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行了。通讯员们干那些拿卷宗、扛卷宗的活计：他们一天下来大多数时间都马不停蹄，抱着那些体积笨重、形状怪异的卷宗，在仓库和外面的办公室之间来回穿梭。他们的工作名义上是坐办公室的，但却要求有力气、有耐力，他们大多是身强力壮的汉子。

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在这个总署工作一辈子会是什么样。一辈子的工作就是用你上司的名字把那些证件写出来，检查，请别人检查：我想我能看到，在渴望公务员工作的安稳之后，这份工作会使你如何烦不胜烦，你内心会充满了仇恨，不仅仅是恨那些你以他们的名字写证件的人，就好像你自己的名字无关紧要似的。

办公室里有两个人，已经服务了很多年，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退休：一个棕色皮肤的男人，一个华裔女人。他们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进政府部门工作了。我很难往回想那么远，也很难想象得到那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的一成不变；只让我往回想十年都非常难了，回想我对这座城市的发现，回想我第一次和父亲沿着圣文森特大街散步，都很难。而现在，对这两个人来说，这些岁月已经过去了。他们已经把这份工作看透了，而这份工作也看透了他们。年纪和隐忍现在像是一种运气，使他们超脱于他人之上，超脱于办公室里的你争我斗和勃勃雄心。他们做事情动作很小，不紧不慢的，仿佛是这份工作和岁月教会了他们耐心。

那个女人的办公桌就在前台的正下方，她把制作完毕的证件递交出去。她像妈妈一样慈祥，对每个人都很温柔，仿佛这份工作把她所有的女性本能都激发了出来。可是，那个男人的温柔却是喝酒喝出来的。他嗜酒是出了名的；他周一进办公室的时候总是一副重焕新生、神采奕奕的样子，那是周末的畅饮让他的情绪又好了一些。

有时候，快到发工资的日子时，下班后有人就会在办公室里喝酒。那似乎是一种得到认可的办公室特色。喝酒的人——有的肩膀上搭一条毛巾：那条毛巾是一天工作结束的标志——喝酒的人们就坐在办公桌上，或者是两条腿放到椅靠上，一本正经地喝上半个小时左右。我并不喝酒；我记得的是这种场合下人们那股一本正经的劲儿。没有幽默，没有友谊。就像朗姆酒直接灌进了每个人的灵魂和隐秘处。

署里有一个来自圣詹姆斯的黑人男孩儿。我们在大街上认识，仅此而已，认识好几年了。我知道他住的地方离我不远，但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儿，而且我感觉他只想保持这种状态。他有时候谈他的母亲，我想象得到他和她住在狭小的后院里，在圣詹姆斯区一座摇摇欲坠的旧窝棚里居住的情形。然而，我们之间的差异与其说在于金钱，还不如说是前程。我是个高中毕业生，胸怀大志；他只有小学文凭，没有多大出息也安然接受。这是我们在大街上建立关系的基础，这男孩在我心目中，高高瘦瘦的，动作似乎也不协调，想起他骑一辆女式自行车，就像一个弄臣，一个从后院里出来的高声大嗓的人。只是现在，看到他一本正经喝酒的样子，看到朗姆酒如何让他发生改变，看到他两眼通红，冷淡无趣，我才发觉，他对自己是严肃的，对他的工作、对他当文书的职责、对他自己的勃勃雄心是认真的，那份严肃认真是我此前从来都没有想到的。他一点都不满足。他那弄臣似的性格，那种期望不多、心气儿不高的男人性格，只是一种伪装；他说的很多玩笑话都当不得真。

贝尔伯努瓦——老文书之一，有时候检查我写的证件——就没有这种伪装。他是个“有色的”中年男人。他父母双方都是混血血统，而且已经延续了好几代。他的皮肤是浅色的。他并没有特别的资历，但是他认为他的现状还不够好。尽管他那张怨气冲天的脸上写满了他种族出身的傲慢，但他总觉得，种族原因使他没办法有很高的心气儿：在他参加工作成为公务员那会儿，最好的职位都是给从英国来的人留着的。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可是这变化对贝尔伯努瓦来说太迟了。大家都知道，在办公室他是个灰心丧气的人；人们把他的不快活当作一种病，大家也都知道，贝尔伯努瓦（以他一直以来的傲慢）认为他没有得到自己作为浅色皮肤而应有的待遇，并且他在办公室的地位实质上就是一种种族耻辱。

他在办公室里最不像盟友的盟友——在办公室政治以及向公务员委员会汇报各种事务方面——是布莱尔。布莱尔是个黑人大汉，皮肤光滑，身板儿笔直，两个肩膀雄武有力。他言谈举止无可挑剔；他可以非常严肃，也可以很容易大笑起来，但总是很有节制。他有着很强的自信心。他来自这座岛屿东北部某地一个纯黑人居住的村子。这使他与众不同：他没有在混杂居住区长大的黑人的那份好斗和神经质。同时，由于与世隔绝，布莱尔上学很晚。不过，他努力弥补了这一点。他已经是一名高级文书了，但办公室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正在读某个校外生学位，争取贝尔伯努瓦永远都没有的资格证。有时候布莱尔检查我写的证件。那个块头挺大的男人写的名字首字母却最小，最整齐：这些字说明了他的雄心和力量。

对我来说布莱尔就是礼貌周全本身；不过关于他，我觉得，尽管在政府的办公室里见面我们能做到无拘无束，但是他的很多背景是我永远都无法知晓的。那个东北部的非洲人的村庄，几代人都与世隔绝，没有印度人也没有白人，有其自身秘而不宣的情感，有其自身的信仰和幻想。布莱尔对我的感觉无疑也是一样；我的印度人及正统的印度教背景对他来说似乎更是秘不外传。但是在总署的中立地带，我们没必要担心这些家庭问题；我们处得不错，处到了我们能处的最亲近程度。在当公务员方面，布莱尔做到了尽善尽美，而这种尽善尽美有着令人忧虑的地方。我才出校门几个月，只有那么点儿判断外人的经验，但是我认为他（尽管有贝尔伯努瓦和他之间显而易见的同盟）是那种能当领导的男孩子：可以既是一群男孩子中的一员，同时又能代表权威。

我那时候对他的感觉后来他都做到了。七年后，他放弃了公务员的工作，放弃了那份美好的职业，一扫在总署里拘谨的做派，进入了当地政坛。他对时机判断得恰到好处。他升迁得很快，然后，在一个去殖民化的世界里，升了又升。后来他在国际上有一番事业。差不多是二十年后，我们在一个独立的东非国家相遇。他是根据一项短期合同到那里去为当地政府工作的。他对派他到独立的非洲工作满怀欣喜，可是就在那里，在我们再次相逢不久，他就死了，遭到政府里某些狂人雇凶暗杀，因为这些人感觉受到了他的威胁。布莱尔那硕大的身躯血肉模糊地躺在一座香蕉园里，身体的一部分盖着枯死的香蕉叶子，两天都没有被发现。一份事业就是一份事业；而死亡是无法逃脱的。我不知道他死亡的讽刺意味是否对他的事业构成了嘲讽，或者抹消了他事业的价值。这个问题将在本书适当的地方提到。

现在回想起他，回想起在红房子的办公室的日子：他的事业尚走到一半，凭着他非凡的天赋，他可以走这条或者那条道路。回想他（就像我一样）那纷繁复杂的过去，那所有的丝丝缕缕，因为那过去而备受激励，感受他的忙忙碌碌（就像伊万德律师那样），感受他（又像我那样）参加工作后继续深造，正处在他人生最有希望的时刻。

一有空闲时间——通常每天有一两个钟头——我就写作，就像布莱尔学习一样。可是我没有什么可写的：我只是准备当一个作家。我备了一个笔记本，用墨绿色的墨水对我看过的书写些评论，也写些生活感受。我写的东西矫揉造作，假模假式；即使在我写的时候我就这么认为，不希望被任何人看到，然而我脑子里有很小一部分希望我写的东西是深刻的。有时候我写自然风景：佩蒂特山谷的森林，也就是城市西北部山区从前的可可种植园的残迹，在下午雨后的景色之类。有时候我写西班牙港的景色：圣詹姆斯西主干道的夜晚雨后（又是雨）的景色，里亚尔托电影院可口可乐的霓虹灯大招牌闪烁不定，闪闪发亮、崎岖不平的柏油马路反射出汽车和开着的商店的灯光，店铺里光秃秃的电灯泡，苍蝇成群结队落在电线上酣然入眠，蝇屎硬巴巴的，那个店铺的华人老板的秃脑袋，放着不新鲜的面饼和柔软的椰子馅饼的脏兮兮的玻璃橱柜。我喜欢写那些静态的画面。我更喜欢修改这些描写，仅仅是为了修改过的页面的外表。虽说写得很做作，然而这样子写出来的东西我一直带在身边，多年以后那些描写里的有些东西就成了我原以为再也回忆不起来的事件和情绪的关键所在。

有一个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我去里亚尔托电影院看一场黑人选美比赛。我去看是为了寻找素材；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任何选美比赛。那次选美很糟糕，对每个人来说都很糟糕，或许对其中的一两个女孩子来说并不糟糕。比赛真的不好笑；我也没有发现它很好笑；可是我却试图写出一篇好笑的文章来。本来也没有波折，但我设法加进去一个波折：我让那个皇后因为观众的嘘声哭了。写这篇文章花了两三个星期的样子，对我要说的那件简单而又平淡无奇的事情来说，时间也太长了。我先是用钢笔写，后来在办公室的一台打字机上写，改了又改，故意拉长写作的时间。修改也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是使这篇文章越来越像给学校杂志写的一篇东西，里面的幽默靠的更多是文字而不是观察或真情实感。

在我的文章里我把重点放在了那个司仪身上：他衣冠楚楚的外表，狗屁不通的语句，花里胡哨的做派。我把写好的文章拿给办公室里一个和我渐渐熟悉的女黑人打字员看。她把那几张纸放到她那台高水准的打字机上，通读了一遍。我觉得她微微笑了一两次，可是到了最后她说：“他要是一个印度人的话，你就不会那样写了。”

这是我最不希望听到的评论。我把一篇文章交给她看，希望的是她能以更高级的方式给出评判。虽然她说的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几个星期以后我渐渐地感觉到，那篇文章有些地方的确不对劲。作家态度的基础是什么？他对其他的世界有何了解，他给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带来了什么其他经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果这个世界是他所了解的唯一世界，那么他能怎样描写这个世界？我一直没有把这样的问题弄明白；这些谜团一直伴随着我。

差不多六年后，我才解开了那些谜团。当时我已经到了英国，我写出来的第一本真正的书是关于我战前对西班牙港的发现，对那座城市的喜爱。对我来说，那就像是回到了开始的地方，那个星期天我和父亲沿着圣文森特大街散步，到纳扎拉里·巴克什的裁缝店看看：那些几乎记不起来的事情，那些只有通过写作才能释放出来的事情。

写完那本书以后，我回特立尼达住了几个星期。我是坐汽船去的。每隔一天钟表都往回拨一次；天气慢慢地变了。有天晚上，甲板上刮起了一阵微风。我预备好了要和严寒作战，可是在脑袋周围和脸上感受到的风是暖洋洋的。当我抵达的时候，走亲访友的时候，发现人们不像在大街上看到的那么黑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时代——消逝的青春、逼出来的成熟、英国、一本书——把我和登记总署里的人们隔开了。对他们来说仅仅过去了六年而已。墙壁更脏了，办公室更挤了，桌子更多了。布莱尔走了，但其他大部分人都还在那儿：贝尔伯努瓦，那个来自圣詹姆斯，骑女式自行车，四肢修长的男孩（或者说男人）；那个不喜欢我写的文章的打字员。他们都很友好。但是也有一些新的东西。

我在汽船上听说，一种新的政治体制来到了特立尼达。伍德福德广场上经常举行集会，这个广场和红房子隔一条马路相对而望，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西班牙人将其规划为该市的主要广场，后来英国人对其进行了整修；那些赤贫的印度人，也就是种植园出来的难民，一直露宿广场，直到他们死光；再后来是那几个黑人疯子到这里安营扎寨。现在，广场上有关于当地历史和奴隶制的演讲。有人给黑人讲他们自己，黑人的情绪非常高涨。这就是召唤了布莱尔的政治。

有一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集会。广场的规模在我看来已经变了，现在看上去又不一样了，装上了电灯，那个旧音乐演奏台上有演讲者和麦克风（我第一次看到音乐演奏台的时候觉得它那么漂亮，而今再看，也就是维多利亚时代或者是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城市公园里的一个演奏台而已）；还有那黑乎乎的、分散在各处、看不清面目的人群。一棵棵大树投下光怪陆离的影子，看上去比白天要大一些。有的人站在广场的最边上，身子斜靠着栏杆；听众里有一些白人和印度人。

音乐演奏台上的人讲到过去所受的罪以及现时的当地政治体制。他们说话的样子就像正在揭露一个阴谋。他们和他们的听众打成一片。他们动不动就讲笑话，人群中也动不动就发出笑声，或者是一种满意的嗡嗡声。演讲的人并不都是黑人或者非洲人，但是这种场合却是一个非洲人的场合；这一点毫无疑问。（我没有在演奏台上看到布莱尔。他压根儿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也不是个抛头露面的人；他没有那种气派。）

演讲的人我大多都不认识；我跟不上他们的引文，也听不懂他们的笑话。这就像是电影开演很长时间了才进电影院一样，不过我感觉到，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场合本身：那种集会，那种戏剧性，那种情绪：由广场上的众多黑人，受过教育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由他们发现（和庆祝）一种大家共有的情感。很久以前，我出国之前，我曾触及这种情感的许多方面的暗示。

种种暗示：人们在生活中把这种情感当作某种私密的东西，某种从不轻易外露的东西。办公室里的打字员，来自圣詹姆斯的那个黑人男孩或男人，布莱尔，甚至是那场棕色身材小姐选美大赛里的司仪、那群发出嘲弄的观众、某些自嘲的参赛者——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基于自身的性格和知识结构怀有这种情感。在大街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点这种情感深锁内心。这并不是秘密，是还未被注意的我们生活残酷性的一部分，是我们过去不想深究的东西。现在，所有私密的情感都一起流入到一个共同的池塘，在这个池塘里每一个人都找到了支持。每一个人，不管地位高低，现在都能以更高真理的神圣意义之名交流私密的情感了；而之前，他们对这种情感会不时地有所怀疑。

广场上灯光迷离，树影婆娑，浪漫无比，他们谈历史，谈新宪法，谈权利；但生发出来的却更像是宗教。那并不是可以丢弃在广场上的东西，并不能和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隔离开来。我理解那份激动和距离，我去红房子里看原来的办公室的时候就在人们身上感受到了。

在登记总署外面的办公室里，我记得律师们的书记员像学生一样坐在倾斜的办公桌前，在那卷帙浩繁的卷宗堆里查询契约的情形。他们都是谦恭而又自尊的人；有的人打着领带，穿着白色衬衣。他们和其他每个人一样都有志向。有时他们假装自己的志向比实际更远大，但他们许多人都知道自己走不了多远，并且接受这一现实。这一点看得出来，有时候当一个年纪更大的男子——没有出息的一代人，现在或多或少已经没有了希望的一代人——过来做一些查询工作，就会把他们都引入到一种毫无意义的理发店里的闲扯，就像仆人房间里的闲话，满是惺惺相惜、心照不宣的暗示，但实际上空洞无比，只是些废话。

（我甚至在去红房子上班之前就已经了解了这种理发店里的飞短流长。在我申请了小小的临时文书工作后，有人通过我的一个表兄发话给我，据说此君熟知内情，深谙红房子里的门道：“佩雷拉是他必见的人。所有那些文件都要经过佩雷拉之手。”佩雷拉是某个部门的一个文书。有一天中午，有人指给我看一个在西主干道上骑着车的男人说：“看，佩雷拉。”那个大人物，就这样，在西主干道上，和别的每一个人在一起！他是一个混血男人，从长相上看，印度人的血统超过了葡萄牙人的血统，年纪不大。我猜，他是从红房子里出来，骑自行车回家吃午饭的。他没有戴礼帽，在那热烘烘的太阳底下，不急不缓、优哉游哉，身板儿笔直地坐在那辆笨重的战前的英国造自行车车座上，衬衣衣兜里别着钢笔、铅笔，袜子一直捋过了裤脚，而裤脚，整整齐齐地挽起来，过了小腿肚。关于这次瞥见，记忆里还有另外一幅景象：佩雷拉骑着一辆骨架纤细的赛车，弓腰趴在位置偏低的车把上，高高地坐在窄窄的、隆起的车座上，骑着车飞驰而去。第二个记忆可能具有讽刺意味，而且不是善意的。我不知道。我再也没有见过佩雷拉，我甚至都不知道别人指给我看的那个男人是不是佩雷拉。我得到那份工作，是因为我原来的校长推荐了我。再也没有人跟我谈起过佩雷拉这个人。）

登记总署当年的查询员当中有些人还在那儿。他们都很乐意跟我聊天，无拘无束的，但他们身上没有了理发店里闲扯的那种漫不经心。我想，我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紧张，新的僵硬，这种深藏不露、未被注意的紧张一直都存在，甚至在那个年纪更大的人身上都有。

这一点，我在更简单的人身上都感觉到了。比如总署里那个大腹便便的通讯员，他高兴地跟我开着和六年前一样的玩笑（“你总是质疑我。你干吗要这么质疑我呢，图个啥呢？”）。还有那个上了年纪、愁眉苦脸的自由揽活的查询员，每天都在办公室外面等着不识字的人来给他活干。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日子就过得紧紧巴巴的，偶尔还需要别人请他喝上一杯。现如今需要他服务的人越来越少了，他更加穷困潦倒。还有那个巴巴多斯的老泥瓦匠，他给我们家干过活。那时候我喜欢看他干活；我喜欢听他唱歌；我喜欢他的鼻毛从鼻孔里翘出来，上面沾满水泥粉尘的样子，就像蜜蜂的腿上沾满了花粉似的。现在他来看我了。他站在人行道上，身子靠着大门。他不想到院子里来，因为他是来要钱的。光景过得很难啊，他说。他的鼻毛更浅的颜色现在不是因为水泥粉尘了，而是和毛发一起变成的灰白色。甚至，和这些人在一起我也能感受到广场上的那种新的圣事，小小的新的荣耀。

这种情绪也许有很大一部分在我自己身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这次回来有些焦虑不安——可是我相信我只是放大一些原本就真实的东西。这个地方的历史尽人皆知；历史的遗留物到处都有；刮一下我们的身子，我们大家都会流血。奇怪的是，黑人过了这么长时间才有这种感受。在我们的殖民体制下，黑人的领头人一直是白人或者是像贝尔伯努瓦这样的有色人种。黑人对自己人信不过，就一直指望这些人做他们的领导人物。政治生活来到黑人身边来得太晚了，信心也来得太晚了。一代又一代人不得不在理发馆的闲谈中埋葬或者嘲弄他们的情感。一九三七年，油田举行了大罢工，可是那个领头人是一个来自一座更小岛屿的男人，一个乡村传教士，没什么文化，甚至有点癫狂。在最初的政治鼓动之后，他便很快甩手不干了，只给他的追随者提供了一种宗教狂热的感觉而已。广场上的新圣事远比那件事影响长远。

这次回来，我原来所熟悉的每一样东西，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我乍一看就觉得它们都缩小了。我四处转悠的时候，喜欢品味这种规模的变化，把存在我记忆中的东西，童年时代和青春岁月的记忆，和当下的所见（就像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似的）相比较。用这种方法，来自我过去的每一个黑人或非洲人都变了。于是我和原来熟悉的东西之间产生了双重的疏离。

在那次我去广场参加的集会上，我看见过一家白人，他们在两场演讲之间的间歇走了出来。他们一家做生意多年。我算是跟他们做过一些小小的交易。就在我去红房子上班前的几个星期，我给他们家的一个孩子做过家庭教师。我觉得自己被他们哄骗了，为我干的活接受了过低的报酬。那时候他们要我来定酬金，而我那时候还不到十七岁，还不懂应该做出什么要求。我受某种荒谬的荣誉感的驱动，报了一个很低的数字。他们才没有想着要匹配那种荣誉感；我要了多少，他们就给多少，再没有多给。当我再看到他们的时候，曾经的羞辱感和怒气（也是广场上这场集会所有情绪的一个方面）都回来了。

他们一直在广场的边缘站着，引人注意，信心十足，且对这一场合充满敬意。或许他们就是去看热闹的。但后来，或许他们像我一样感到被排除在外，或许他们也感到了脚下大地的颤动。然而，在这个殖民地白人占少数，也没有真正受到过威胁。广场上这一圣事释放出来的许多敌对情感原本就是针对印度人的，他们占了人口数量的另一半。

这座城市曾经对我很重要。发现这座城市那漂亮的建筑、广场、喷泉和花园曾是我童年时代的一大乐趣，美好的东西只是为了取悦人们。然而，我熟悉这座殖民城市只有十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它还是一个陌生的所在，一个我从别处走来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去了解的地方。现在这次回来我感觉它已经到了别人的手里。

过了几个星期我就离开了。又过了四年才再度回来。然后我就不定期地来来去去，有时在外面一次性待五年以上，回来就待几天。这种距离，这一次次的中断，使我看到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依旧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人们疏远了，退休了，死了，出国了。这个时刻最终还是来了：我再也没有办公室可以去看看，再也没有人可以去探望了。

战前有那种板球运动员的动态影集——一连二三十张照片，当你急速翻阅时，能看到康斯坦丁投球，或者是布拉德曼[3]把球拍高高地举起完成一个外场挥击——就像看这些影集的方法一样，我翻动这个地方的图像开始越来越快。

这个地方就在黑人的激愤状态下，几乎是动荡不安的状态下，走向独立，种族划分得泾渭分明：印度人在农村，非洲人在城里。不久，我所熟悉的这个城市开始发生变化了。

来自北方较小的岛屿的黑人来定居了。从各个岛上一直有这样的人口流动。战争期间，他们就陆陆续续地来美军基地工作，并且在城东边那片散发着臭味儿的沼泽地建起了一座到处是样子吓人的、灰黑色的简陋窝棚的小镇，用的是旧木料、包装箱和锈迹斑斑的瓦楞铁皮。这种移民一直都不合法，但现在却越来越多了。这些移民不仅受到当地情绪的感染，还往里增加了他们那些小岛的某些激情，他们那闭塞的非洲人小圈子的激情。

移民的窝棚小镇在扩展，扩展到了填得满当当的沼泽地，扩展到了沼泽地上面的山上。与此同时，小镇也向西扩展，新中产阶级沿着海边（原来是一片海边浴场）以及北部山脉的峡谷（直到经济大萧条之前都是可可和柑橘种植园）蔓延发展。

十八世纪西班牙人规划出来的那个小镇原来有很多广场，居民区之间也有空地，四周则是乡村和种植园。而今没有那种乡村了，小镇自身感觉几近窒息。战争期间美国人就已经在某些中心广场与港口附近建起了很大的两层高的大楼。大约同时，当地政府在红房子的一片草坪上建起了情报处大楼。在穹顶下，红房子露天的通道上，那座早已不能喷水的喷泉的周围，竖起了情报处的一些木头公告板。而今，原来竖公告板的地方，是政府各个部门扩建出来的粗糙而又笨拙的木头办公室，看上去就像大柳条箱子似的。我原来上学的那所小学扩建了一次又一次，我们玩耍的操场也不见了。

到最后，这里已经不再有城市和乡村的区别。这是一种失落：小的时候，我喜欢城乡分开的想法。在我的记忆中，我曾经从乡村到了城里，后来偶尔会从城里到乡下去度假。要是往东走，就在乔治大街的汽车站排队。在离开环绕着名叫东干河的宽阔的水泥运河的贫民窟不久，就可以看到一棵棵大树，一片片灌木丛，然后就会瞥见南边那一片一片的甘蔗园了。向西走，走到小镇的尽头甚至更具戏剧性：突然就出现一片椰子树种植园，视线里不再有房子了。

现在向东向西都建起了房子，没有空地，没有绿色隔离带。只有房子，房子。偶尔有片空地也很小。总是有噪音，吵得人不得安宁。那印象就像是人们被监禁起来了，在他们狭小的空间里一直躁动不安。可是，新的道路仍在被割断，尤其是通向城市西边的狭窄山谷里的道路。更多的山坡渐渐地被削平。我原来所熟知的山色美景（我在红房子里利用业余时间写过的）也改变了模样，这个地方的变化如此大，大得令我难以接受；自然景色变化也如此之大，如今成了别人的风景，以至于有很多年我宁肯远走高飞。

城市最东头那片红树林黑水沼泽地上，在公路的另一侧，建起了一座新的垃圾焚烧场，而那条公路穿过窝棚小镇——官方默认的窝棚小镇，有时还有官方行为的扩建，但永远都是一座窝棚小镇，而且一直在增长，在扩张，蔓延到了山上。垃圾场的火日夜烧个不停。烟从黑色渐渐地变成了深棕色；常常火势呼呼地还越过公路；气味窜得很高；人们不得不把车窗摇上去。窝棚小镇的人们，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在这滚滚浓烟里干活，标志性的剪影用耙子在垃圾里耙来耙去，耙出一些能抢救出来卖掉的东西。当地的乌鸦，身子黑黑的，重重的，弓着背，在垃圾场的斜坡上蹦来蹦去；窝棚小镇里的孩子们在散落着垃圾的公路上趁没有汽车的空当向垃圾场跑去。

仿佛是因为那被殖民的过去，所有的殖民时代的风景都在遭到蹂躏，遭到毁弃；仿佛是因为那过去，讲规矩的思想就遭到了摒弃；仿佛是在经历了广场上的圣事之后，造反的劲头已经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吞噬着这片土地。

多年以前，广场上那漂亮的卵石铺就的人行道和美丽的喷泉原本应该是这个世界富足的一个侧面，要为后人所继承下来的。然而，在那灿烂的灯光下，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演奏台上的那些演讲者讲了历史，讲了他们所受的罪，讲了统治者们的大阴谋，并且暗示，救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对很多人来说，救赎的时刻是到来了。然而，那个救赎的承诺是那么宏大，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很多人感到上当受骗了。人们继续在最初的排斥情绪中寻找美德；而且经过这么多年，人们把来自其他地方的更极端、更边缘化、更大肆宣扬的黑人事业的激情转嫁到那种情绪中。于是不满情绪增长，滋生出一种不可能的种族正义的思想，而且在动乱内部还一直有动乱的威胁。

有一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叛乱。政府倒是残存下来了，但此后，这座十八世纪西班牙风格的城市最后一片大的开阔空地被堵死了。之前叫作“海军大街”的地方，宽阔的广场一直延伸到原来的滨海大道，而今，被用来给那些山里的和东边的窝棚小镇来的蓄“骇人”长发绺的人们做市场。为了使他们能与这座城市里那些地位稳固的商人竞争，偌大的广场上建起了一座座小木屋，小木屋里的人们出售他们自制的简单的皮革和金属用具。

这就造成市中心进一步的孤立。过去我们曾把市中心称之为“镇”（当时我初来乍到，在一个宁静的星期天的下午，我和父亲去散步，我看见我们的身影平稳地映照在商店橱窗里）。西班牙港东边和西边的新定居点都建起了购物广场和大型购物中心，完全没有必要去市中心了；现在，我偶尔回特立尼达住上几天，根本就不到市里面去。

人们仍旧过着人心惶惶的日子。即使是在石油产量大增期间他们也是这样活过来的，那时候似乎每天都发钱，只要你要，他们就给，这样钱似乎成了对他们那种激情的奖赏，对他们忠诚于他们的圣事的褒奖。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时光过得比人们记得的还艰难，排斥的情绪和种族正义思想又一次变成了镇痛的药膏。而现在有一种转折，这种转折是广场上最早的那一批演讲者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西班牙港和乡村的集镇上开始出现像阿拉伯人那样打扮的黑人男女，男人穿着白色长袍，头戴瓜皮小帽，女人蒙着黑纱，在大街上都很惹眼，有些羞羞答答的道貌岸然和疏离。

这些人是一种新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不像这座岛上的有些印度人，不是承袭先人的那种伊斯兰教徒，与在帕里角殡仪馆工作的列奥纳德·赛德和五十年前在圣文森特大街开裁缝店的纳扎拉里·巴克什那样的人不一样。他们也不像美国的穆斯林。这些人给人以直接和阿拉伯世界相关的印象。这些阿拉伯风格的穆斯林在市中心的各个地方、在殖民时代曾引领时尚的地带购买了重要的房产。这些建筑的窗户和阳台被遮盖得严严实实，他们展示出绿色和白色的写着阿拉伯文的公告板。

他们占据圣詹姆斯附近的穆库拉坡的开阔公用地，建了一个小定居点和一座清真寺。这个地方离长着古老而高大的皇家棕榈树的穆库拉坡公墓不远，离半山坡上的那座小房子也不远——大约二十年前，列奥纳德·赛德和他的母亲一起住在这小房子里。战争期间，这片地曾被美国人占领。他们用砖石建了很多很大的仓库，如飞机库之类的。其中一座这样的建筑变成了美国劳军联合组织的大楼，也就是美国人的娱乐中心，从防守严密的围墙的外面看进去，里面灯火辉煌，光彩夺目。那片地是战前从帕里亚海湾的浅滩改造而来，原是一片没有鹅卵石、非常柔软的黑泥地，潮水低的时候地表就裸露出来了。我还记得改造这片浅滩的情景，从海湾里清除出来的淤泥，形成一块块灰色的泥块，都晒出了裂缝。（在此之前很久，数百年间，圣詹姆斯、穆库拉坡、康克拉比亚、康克拉波这一带原来都叫库穆库拉坡，是一片土著印第安人的居住区。）

人们对这一定居点感到惴惴不安。定居点似乎在不断发展，越来越有钱，遵守的是它自己的法律。定居点有一所学校。这群人热衷于上学；快到中午的时候能看见他们在某些乡村地区的市场上买东西，这些成年人，不论男女，都像放了学的孩子们，手里拿着课本和练习本。这些书是阿拉伯文的，据说他们的学校是古兰经学校。很多当地人对这种学习的思想表示厌恶，再加上阿拉伯人的衣着，这些人就进一步被疏离了。他们建的清真寺也不像我们当地印度人通常建的那种长方形的水泥结构，上面有一个大穹顶，楼被刷成绿色和白色。这种清真寺更高，更加棱角分明，颜色刷得更俗艳。当地人不知道这种风格来自何处。我想可能来自于北非，但也不敢肯定。

一天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候，根据之后的报道所记，这个教派在这座清真寺里诵完经以后，大约有一百个男人手持枪械和炸药去了圣文森特大街。他们袭击了警察总署并在军械库附近点燃了一个很大的炸药包。数名警察在这第一次袭击中丧生。后来，或者是与此同时，他们袭击了马路斜对面的红房子。当时国会正在开会。他们开火，击中了一些人。接着，就像这些岛屿上奴隶暴乱期间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些叛民似乎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所有的劲头和兴奋都聚集起来，在这次出其不意的袭击、第一次流血、对当权者的羞辱之类一系列极具戏剧性的行为中消耗掉了。有六天左右，这些叛民包围了红房子，把政府各个部门的部长和大楼里的每一个人都扣为人质。

红房子和圣文森特大街都弥漫着死人的臭味。据说约有十五个人在那天傍晚的袭击中丧生，有几具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有人说，有些尸体就放在红房子的仓库里。当年，就在仓库入口不远的地方，我坐在我的桌子好几个星期，在那里写出生证和死亡证的手抄件。这些说法有多大的真实性我不得而知。然而后来，叛民们投降了，包围结束了，当地报纸刊登的照片（从大老远处拍摄的）显示人们用手绢捂着鼻子离开了红房子，这时候我想起我在里面工作时闻到的鱼胶味儿；想起那光线昏暗、空气窒息、静得古怪的地下仓库，里面放满了文件，有人跟我讲，英国殖民时期所有的档案都收藏在这里，所有的档案，即自一七九七年起，勘查档案和房产交易档案，然后是出生和死亡档案，还有这个殖民地印刷的一切东西，这里都有一份存档。

人们告诉我，死尸的臭味在那一带弥漫了好多天，也是那一带，大约三十五年前，有些叛民（许多人还很小，还都是十几岁的男孩子）的父辈和祖辈们或许就曾参加过伍德福德广场上举行的那场圣事。

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沉静安宁的圣文森特大街会成为一个男人们拼命打斗的地方。可是，凡是人类居住的地方，都遭受过这种暴力行为。几乎每一个镇都被包围过，都被争夺过，都经历过这种流血。我一回想往事，就看到一连串重大的事件，就如第一次从英国回来时看到的，使我感到紧张。从广场上的那场圣事开始往前想：从长条凳上的黑人男疯子，到一贫如洗的印度人、种植园、蛮荒之地、土著居民定居点，到发现新大陆。然后从那次狂欢和排斥情绪向后想，就是当下的乱局。

包围伊始，就没有了有效的政府。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才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是对黑人居住区的影响——当地黑人和移民黑人在首都以及北部山脉山脚下所有那些彼此邻近的定居点，基本上位于印度乡村（这一地区向来宁静，没有受到北边那种狂热的影响）的北部——对这些居住区的影响是非同一般的。他们就像是被赋予了片刻纯粹自由的人。他们成群结队、打家劫舍。我回来的时候，人们正在谈论打家劫舍的人那怒火中烧、无法辨认的面孔，那闪着邪恶亮光的眼睛，还有对红房子的包围。大约有六天，整个居民区就是这样活过来的，满脑子想的是：一切都完了，一个毫无逻辑的世界，他们都从自己的生活中被抛掷了出去。这次抢掠期间，至少死了二十九个人。

很多年前我就接受了这一点：我儿时所熟知的那个城市已经不复存在，现在那里属于别人。当年给我做了出国穿的衣服的纳扎拉里·巴克什，早就不在圣文森特大街上了。然而，看到他的裁缝店原来所在的地方的废墟，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他。马路对面，那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警察总署大楼——纳扎拉里曾给他们定做警服——被从里面炸掉了一侧。那灰色的外墙还伫立在那儿，但被熏得一片漆黑；浓烟从那尖顶的拱廊里冒了出来。看见城市的模样从之前井然有序、服务完备、受到保护、充满奇迹和寻幽探胜的可能性，变成空旷简单的空地，就令人不胜唏嘘。市中心的商业大街已经夷为平地。低头看看，或许能看到原以为已经被永远埋葬的东西：有些墙壁厚重的十八世纪西班牙风格建筑的地基。也可以看见早期的小楼那低矮的山墙靠着更高的墙壁。事实上，朝下看看，不仅仅能看到西班牙风格的地基，也能看到美国印第安人的红色土壤。

这里以前流过血。现在满山遍野搭建移民窝棚的地方曾经住着土著居民。这座十八世纪西班牙风格的城市就在这片蛮荒之地上规划了出来，而这片荒地是两个世纪以前西班牙人接管了库穆库拉坡土著人定居点后，亲手开创的。西班牙人很讲规矩，总是让一个公证员亲自“公证”他所目睹的事情。公证员会写上：“Doy fe[4]”这样的字，意思是“谨此公证”“谨此见证”。有一个公证员记录了几个库穆库拉坡美洲印第安人首领的名字，他们把他们的土地拱手让给了西班牙人；公证员说，他们是心甘情愿这么做的，并说人们“欣喜若狂”。这些首领的名字因了一个非凡的事件而得到了确认。过了没多久，一个英国掠夺者来袭。那些才刚刚“真正占有”这片土地的西班牙人，现在轮到他们自己仓皇逃窜；在山那边新建的西班牙人定居点的牢狱里，发现了五个被废黜的首领，正是那个公证员记录名字的五个，这片土地最后的土著统治者们，被一条锁链绑在一起，被滚烫的猪油烫得伤痕累累，最终被各种刑罚击垮了。

[1]维吉尔（70BC－19BC），古罗马诗人，作品有《牧歌》10首、《农事诗》4卷，代表作为史诗《埃涅阿斯纪》，其诗作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2]英国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里的男主人公。

[3]布拉德曼（1908－2001），人称“板球教父”，奥地利著名板球手，举世公认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板球手。

[4]西班牙文。

3　新衣服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有些写作的想法在你试图将其变成纸上的文字时就冷却了。有些想法在脑子里酝酿良久，就再也没有进展，大概是因为你知道写不出什么名堂来。这些未经尝试的想法大多会烟消云散；然而总有那么一两个会留在脑海中。这里要讲述的就是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故事。

我第一次有这种冲动是在一九六一年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星期，当时我在圭亚那高原地区，那是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的无人地带，位于委内瑞拉、巴西和如今叫作圭亚那的三个国家的交界地区。

我此前从来没有去过南美洲，从来没有在蛮荒之地旅行过。事实上，我都没有正经八百地旅行过；我那创作的愿望与其说是一个故事的初步构思，不如说是我到了那地方的激动心情。

有一次，差不多整整一天我都在高地河流里的一条小船上待着，小船逆流而上，穿过林木高大、凉爽宜人的林地。这条河是一条支流分出来的最不起眼的小支流。河水浅浅的，有时会在一片凌乱的石头河床上豁然开朗，偶尔会现出一泓深潭，掉落的树木和枝杈连同那一块块有裂缝的大石头投下完美的倒影。这些灰色的大石头，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有的裂纹裂得整整齐齐，宛如某种硕大无朋的石化水果，石头本身也变成了美的东西。河水微微透着红色（腐烂的树叶和树皮所致），在阳光下清澈透亮，干净得足以饮用。

色彩亮丽的鸟儿跟在我们船后。一个美洲印第安男子带着枪跟我们在一起。他纯粹为了好玩朝鸟儿开枪。每次开枪以后，他就低头看船，也不特意看某一个人，并神经兮兮地笑上一声。鸟儿们并不害怕，依然跟我们腻在一起，拍打着双翼，坚定地向前飞翔。

那天我们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村落停留了一两次。这些村落所在地的河岸要高一些，一条斜坡或者说坡道弯弯曲曲地下到拴着村里独木舟的地方。这里的人们脸色苍白，头发乌黑。他们和自己人还有说有笑，互相交换吃的，交换货品，交流消息，下一秒钟就刻意和我们其余的人保持距离：站在荫翳蔽日的岸上格外矜持，异常安静，面无表情地低头看着小船。

就是那样的环境。我原先倒是想对这个环境做些改动，可是我想到的每一处改动似乎都使我当时作为一个游客的感受遭到了篡改。

六七年后，在写另外一本书时，我详细地查阅了关于那个地区的资料。我回头查看了最早的档案记录，主要集中查看了一五九〇年至一六二〇年这段时间的档案记录。在西班牙人的文件中有关于在美洲印第安人居住的蛮荒之地建起的西班牙小镇正式奠基的记述，征战厮杀的报告（多以死亡或绝望而告终），以及殖民地民众上书国王的请愿书（或许整整一年后国王或者一个大臣才看到）。请愿书写得很新奇，但不正式，这是来自世界另一端的老西班牙人的呼声，是那些忍饥挨饿、争吵不休、自视清高、隐忍坦然的人们的抱怨和欺瞒。

我还查阅了外国冒险者的记述。西班牙的法律是禁止外国人，即欧洲其他国家的人，进入西班牙帝国的。进入者一旦被抓，就会受到严刑审讯甚至有生命危险。不过这个地方是西班牙帝国一个天高皇帝远的角落，不断有从法国、荷兰和英国来的入侵者（别人都这么叫他们）进来。他们大多是来做生意的（把非洲的奴隶带进来，再把盐巴和烟草带出去），但有很少的几个人想要建立殖民地或者他们自己的王国，想要印第安人成为他们的盟友或者臣民。

我惊异于这些人坚忍不拔的毅力。我记得一九六〇年最后一个星期在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上第一次看见这个大陆的情形，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落：连绵数英里的泥浆漫流，一棵棵倒下的大树，或许从来没有旅行者曾经涉足，也没有游客愿意涉足的荒凉海滩；密不透风的森林；蜿蜒的河流洪水四溢，横无际涯。能够到达这个地方并活下来的人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而我读到他们文字的这些人，却能在那里猎奇探胜、寻金探宝、征战厮杀。

几年的时间里我脑海里渐渐形成了一个故事。可是它从未丰满到有足够的细节，而这对一篇叙事体来说却是必需的“事务”，尽管随着叙述的展开，这种事务会渐渐淡去，颇像芳香持久的香水里的油或酒精会渐渐淡去一样。

我的想法依旧只是个想法，（有一部分是这次新想出来的）我就在这里写了下来。

讲述者正在一个无名的南美洲国家顺着高地河流逆流而上。这个讲述者是谁？把他塑造出来有什么意图？这里常常有让一部小说显得虚假做作的陷阱。

让讲述者是一个作家或者旅行者更符合实际情况，可是这样一来虚构增加的成分就显而易见了。讲述者如果是一个伪装者，一个亡命之徒呢？这会更符合这个地区的实情。一九七一年，特立尼达“黑人权力”领袖迈克尔·X在特立尼达杀了两个人后，逃到了圭亚那（外观颇像讲述者所去的那个国家），躲藏到了内陆腹地。而很多年以前，弗兰克·詹姆斯团伙[1]里最后一批人当中的一个，要在美国以外寻找一个庇护所，就来到森林下面的圭亚那大草原上不走了。（我旅行到那里时听人们这么说的。当地人对这一联系感到很自豪；我也觉得这是件很荣耀的事，因为我小时候就看过蒂龙·鲍尔[2]和亨利·方达[3]演的有关弗兰克·詹姆斯和杰西·詹姆斯的电影。）

讲述者是一个亡命之徒倒是符合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可是叙事艺术要求严谨。它要求自始至终地将所有相关因素考虑在内，如果把亡命之徒这个角色安到讲述者身上，那就要介绍一些故事中并不需要的东西、偏离主题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也和他这次旅程结束时所发生的事情毫不相干。

讲述者是一个捣乱分子，而不是亡命之徒会更合适。比如他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革命者，在寻求上游国家印第安人的帮助，以推翻沿海地区某个非洲黑人国家的政府。这样的情形，不仅与这个地区好几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呼应，而且还暗含某些历史的讽刺。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荷兰和英国在沿海地区有奴隶种植园的时代，荷兰人和英国人已经不再是西班牙大陆的入侵者，而是对此拥有主权的强国了。当时一有奴隶逃往内陆地区，印第安人就将他们捉拿归案，讨得赏金。而这个故事发生时，沿海地区的非洲黑人后裔，也就是那些奴隶们的后裔，已经承袭了旧殖民政府的权威。他们有自己的显赫阶层，受过良好教育，具备专业知识。他们现在是统治者了；而那些印第安人从文化上讲还是两百年前的样子。

因而这个讲述者不仅仅是一个寻找新景致的观光客，对他来说在河上看到的一切都有着多重的含义。

船尾站着一个带枪的人。他时不时地朝跟在船后面的鸟儿们开枪，每次开过枪后就哈哈大笑。或许他的先人当年追捕逃跑的非洲奴隶时，也是怀着这种好玩的想法。那时候拿的不是枪，而是弓箭，那种制作精美的小棍子，带着极小的金属尖，看上去一点都不危险，更像是玩具。现在还有人做这种弓箭，沿海地带的工艺品商店里出售的那种弓箭和箭筒跟真玩意儿一模一样。在首都那座摇摇欲坠的小博物馆里能见到真家伙，五六十年的历史了，上面落了灰，殖民时代以后几乎就没有人碰过。

另外，讲述者或许心想：这一古老的本能，对非洲人的这种古老的态度，现在有可能被重新激发出来，为一项更高的事业服务。然而，当小舟在那些村落停靠，讲述者考量着那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孔，那盯着看的人们（在最初的激动之后）的那一份宁静，当把这些矜持的、消极的河边的人们和沿海地区的那些非洲黑人相比，和其他几大洲革命部落里的人的精气神相比时，他又对此有些怀疑。

河面上每周会有船停靠一次。在所有这些村子里，船的停靠都会带来一阵激动。在一个树荫遮蔽的村子里，一个妇女挎着一篮子吃食，沿着弯弯曲曲的黄色斜坡走了下来，向那个拿着枪的人走去。篮子里有装在罐子里或木碗里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分别用布捆扎起来。那男人跟女人说了几句话，也不看她；之后那女人再次下来了，带来一些甜木薯面包，两个半份大大的、硬硬的、白白的圆饼，约有半英寸厚，看起来像是颗粒突出的聚苯乙烯塑料。

男人把这些两半的圆饼掰成更小的块儿，塞到碗和罐之间以及篮子的边上，只是那么草草地一塞，就好像把吃食打包是女人才干的活似的。当他们又到了平滑的河面上，就到了吃饭的时间，那男人把所有的盘碟都解开，突然之间严肃起来，把掰开的小面包块放到盘碟里蘸着吃。他每一口都会咬一点甜木薯面包。它是主食，让食物显得分量更足。

讲述者要来一块尝了尝。那男人朗声大笑，很高兴有人对此感兴趣。但是面包除了料想不到的酸味儿以外，几乎没有味道。

光线变了；这一天的情绪也变了。太阳几乎是当头照下，从森林屏障的间隙直接照射下来，河面上阳光灿烂，波光粼粼。河流也变了。扛着枪的男人吃完了饭，在河里洗了盘碟，放回到篮子里，此刻正端坐在船头，留意着暗礁险滩。他坐着，看着，一动不动。

讲述者嘴里残留着甜木薯酸酸的味道，带着那硌牙的感觉，他在想这世界上的几种主食。稻米和小麦以及其他种类的谷物都属草类。甜木薯呢，红叶子猩猩木的同属，要神奇多了。它属根类，有毒。这些林中人遥远的先祖们从亚洲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大陆，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才在森林和河流处落脚。又经过多少个世纪才发现了甜木薯？此后又有多少个世纪才有了运用简单工具排出毒素的民间发明呢？

这样想着，想着这些与世隔绝的人们所有的发明，讲述者接着想到了这片森林有多古老。并不是全新的，也不是一片处女地。河流两岸的那些村庄宛如古典世界里的村镇，在他们的先辈留下的粪堆上拔地而起，已有一千年了吧。

而后，瞬间，光线又在变了，刺眼的阳光涂抹上了殷红，河上的漂流结束了。快到四点钟了，再过两个小时太阳就落山了。树林里有一片新开辟的空地，空地上有一片损坏了的低矮的黄泥堤岸，不是印第安人村落那种高高的堤岸。空地上没有现成的坡道，只有几条破旧不堪的滑道。在河上漂流了一天，经历了阳光曝晒，见识了古老森林，看到了印第安人的面孔，之后，讲述者很惊讶地看见两个几乎一丝不挂的白人男孩儿，他们手里拿着弓和小型的印第安人的箭，藏在草丛和水边的大石头后面。他们拿的不是海岸附近工艺品商店里的那种箭，是森林里货真价实的箭。有那么一阵子，这情景恍若回到了一切的起点，回到了白皮肤变成另一种颜色，黄头发变成黑头发之前。

没什么神秘的：这些孩子来自这片空地的新定居点。他们在玩扮演印第安人的游戏。他们在等讲述者。

讲述者打算在这儿逗留几天。这个定居点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地。他想休息休息，再带上向导，继续赶路。这之后他就不得不走路前行了。这条河由此开始便不再通航，过了这里到处是大石头和浅浅的激流。

这个定居点是一个宗教布道所。这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型宗教。它是在这个国家创建的，在海边和内陆都有信徒。海边的信徒都是非洲黑人，而内陆在吸收皈依的美洲印第安人。

这个宗教在沿海地区、在非洲黑人当中更受欢迎，因为它倡导自愿服务的思想是双向往来，是一种国际交流的形式。这就意味着，本地的国家不仅仅接待外国志愿者，信奉这一宗教并且受惠的本地人也能作为服务志愿者被派往国外，派到欧洲、美国、加拿大，甚至会被派到西非去。由于沿海地区很少人有办法出国旅行（而且大多数黑人想移民到北边的国家去），所以想当志愿者、到国外去的非洲人要多少有多少，其中不乏当地政客的亲戚和朋友。

于是，教会就颇有一些权威。这个国家官方的态度是敌视白人的，但是从外国来的服务志愿者却有相当大的自由。这些人当中就有革命者渗透、潜入的人。伪装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两群人有同样的献身精神；都提倡种族之间亲如兄弟；都讲到有钱人的挥霍无度，对穷人的剥削；两群人也都兜售一样坚定不移的信念：即将到来的惩罚和正义。

讲述者就是渗透者之一。这个宗教布道所里的其他渗透者都是谁他不得而知。最后，他们都会暴露给他的。现在，在他到达的这一刻，他肩上搭着背包，让那些手持弓和致命的印第安人小箭的男孩子像押犯人一样把他押送过去，他现在只想以一个宗教志愿者的身份行事。

他被带到空地中央的一间小木屋里。这间木屋很粗糙，但是建在树枝搭成的柱子上，大约有四英尺高，所以轻而易举地俯瞰着其他更小的、扁扁的、趴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的木屋。空地上还零星散落着伐倒树木的细碎木片，还残留着烧荒大火的痕迹，以及大火咸咸的气味。在这三面森林墙中，有许多细高的树，白色的树干靠得很近，像是新近才显露出来的。

讲述者原想在这长途跋涉之后会得到某种迎接。可是那个身材魁梧、身穿洗得褪了色的T恤衫和牛仔裤的男人从中间木屋后面的厨房出来后，只是对两个男孩儿说了一句“把这个人带到他屋里去”。一种中欧或者东欧的，夹杂着美国或加拿大腔调的外国口音。讲述者搞不清楚，男人对他的简慢是由于语言能力不足呢，还是出于咄咄逼人的架势需要。就在讲述者要走开的时候，那人喊了一声：“五点半开饭。这是这儿的规矩。”

这样一来，讲述者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他被领进一间很小、地板很粗糙的屋子。有四个印第安人在地上或蹲或坐，中间放着他们的包裹。其中一个人在缝补衣服，一个人在做一件玩具（部落里用的那种背囊），另外两个人只是在等着，等着这个布道所的某个地方有人给他们做饭。他们跟河上的那些印第安人一样逆来顺受，什么都不留意。木屋里散发出树皮、锯末、泥土、油和烂树叶的气味；好比调色盘里所有的颜色搅和在一起会变成那种暗淡的棕色，所有这些气味和外面烧荒大火后的咸味儿掺杂在一起，就形成一种浓浓的馊掉的烟草的气味。

太阳落得很快。讲述者在凉爽的河水里清洗了一番之后就去了那间大木屋。那里有八个人，都声称是服务志愿者，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没有美洲印第安人。因此，虽然大家都穿着牛仔裤，留着胡子，穿的衣服很随意，但那间大木屋里却有一种殖民地的感觉。

他们之间存在语言问题。那个举止粗鲁、身材魁梧的男人是这个宗教布道所的头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但这不是他自己说的；是讲述者从别人的话里推断出来的，他听他们说起了捷克的一座城市比尔森。他的妻子或是朋友，也就是坐在桌旁的那个女人，毫无疑问也是那两个男孩的母亲，一点儿也不会讲英语。

那个女人个子很高，有一头金发，长得并不好看，不发一言。但她是坐在桌旁唯一的女人，身上的某些东西很引人注意：闪闪发亮的高颧骨，歪拧的厚嘴唇，上面还有食物残留的油渍，光溜溜的大手，丑陋不堪的大红脚。

讲述者心想，在这个奇怪的殖民地背景下，由于没有任何竞争，这个女人散发着她在家乡不会有的性欲魅力。还有别的东西。在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女人语言不通，她就是性欲：只要看上她一眼，看一眼她那薄薄的棉裙子，就不会在意别的任何东西了。

讲述者认识到，他所感受到的强烈的反感，是和他的鬼迷心窍做斗争的方式。被什么鬼迷心窍了？想入非非：这个女人，刚刚从她的国家出来，还带着所有的清规戒律和狭隘思想，却让所有的男人都想入非非。讲述者还认为，她丈夫也是这么想的。当他抬头看那大汉的时候，就捕捉到了他那打量的目光。

天还亮着的时候，人们围着餐桌七嘴八舌。天黑之后，点亮了一盏防风灯，灯光在那锯得不平整的木板墙上投射出巨大的影子。在这昏黄的灯光下，每个人话都少了。讲述者觉得他与这里格格不入。

晚饭结束。走出屋子，走出那盏防风灯的光影，走进黑暗之中，霎时就像挨了一闷棍。四周的木屋都亮着昏黄的小灯。森林在歌唱，那歌声像是脑子里想象出来的某种东西。才刚刚六点半，还要经过十个或十一个小时的黑暗才能再见到亮光。讲述者用手电筒照着路，回到他的木屋去，一进门，就闻到那种馊烟草味儿。吃的东西是这个味儿，河水是这个味儿，森林是这个味儿，现在他自己身上也是这个味儿。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习惯森林的生活。然而，想到那个一言不发的大块头女人，就被欲望之念弄得激动不已，他酣然入睡了。

接下来的几天，有两个渗透者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份。还应该有第三个——那个区域司令官。他是不会向讲述者透露自己的身份的，但是讲述者却对他是何人心知肚明。

讲述者终于得到了命令。他被告知要去哪里。那个地方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印第安向导会带他去那里。

最后，森林里会有十多个讲述者那样的间谍，有十多个基地。在某一天，会发生十多件事；那一条条河流会在沿线战略要地受到监视；在那为数不多的几条飞机跑道上飞机不停起落，不堪重负；占这个国家较大部分的森林地区，会被有效地与非洲黑人统治的沿海地区隔离开来。这个国家没有军事实力重新收回这片森林；外国报纸的内容会确保人们对印第安人的事业表示同情，减少外部力量干涉的可能性。

讲述者要继续赶路了，于是松了一口气。由于那一对捷克夫妇，也由于那些印第安人郁郁寡欢，这个宗教布道所使他感到压抑。对此讲述者责怪捷克人。捷克人身上根本就没有快乐这种东西。因为脱离了他们的环境，权威只是使他们释放出内心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让他们在讲述者面前暴露无遗。

每天都要给印第安人作宗教布道，每天都有规定的工作时间。有的夜晚，在那间大木屋前面的空地上——点着冒浓烟的篝火（为了驱赶蚊虫），更加重了馊烟草的味道——会播放电视录像。这些美国的惊悚大片表面上看倒没有什么害处，但它们带着对黑人的偏见，是对印第安人进行反非洲人的教化的一部分。那些印第安人看到枪炮、打斗和飞车场面，都惊呆了；他们连连感叹，甚至叫出声来。有时候，为了缓解紧张气氛，有人打开手电筒在一张黑人脸孔上晃来晃去；有人哈哈大笑；接着，人们打开手电筒对着屏幕上的那些黑面孔晃来晃去；这样电影不再带有恶意，成了一部新电影，那生动活泼的表情使印第安人像是充满希望的人。

向导终于来了。他们是两个年轻的印第安男孩儿，分别叫卢卡斯和马特奥。某天早上，讲述者和他们一道出发了。一个男孩儿走在他前面，一个走在他后面。

不久他们就来到一条很宽的林间小径上，他们从来都不是形单影只。在那阴森森的林子里，远处总有人，总有人会突然从树叶和树荫的伪装里跳出来。他们背着沉重的背囊或背篓，在讲述者的木屋里的印第安人一直在做的那种背篓：一个平平整整的木头框架，四周和底部都是柔韧的木条编织成的壁，用森林里捻出来的麻线把垒在框架上的东西捆绑起来。再用一根绳子系在背篓的两边，连到套在背背篓的人的额头上的头圈上。所以是头和背承受着所运物品的重压。背背篓的人弓腰驼背，同时使劲向前倾着身子，拉着额头上套着的头圈。背背篓的人被背上的东西压得矮矮的，这样子看似痛苦，但这是一个保持力量平衡的姿势，一个适合这种工具的姿势。这种姿势一定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演化，使得背背篓的人一连能走好几个小时。

讲述者想到，这条森林小径很古老了。可以追溯到过去什么时候呢？会追溯到这些人遥远的祖辈们在此定居的年代吗？抑或这其中有什么气候变迁的干预吗？

当这些搬运工或脚夫（或许背的是他们自己的东西）经过时，就向卢卡斯和马特奥咕咕哝哝地打招呼，有时候他们会从那绷得紧紧的额头上的头圈下面抬起头，看讲述者一眼。此时讲述者看到的都是老人的面孔，这使他想到了日本木版画里的农民和脚夫，他们的形象是何等的相似。就像葛饰北斋[4]创作的乡村景色木版画里的场景，茅草和屋顶，树林和木桥，一切都再贴切不过，没有一样东西是多余的。所以，在这里，就在他行走其间的景色里，几乎一切都恰如其分、贴切自然，除了讲述者本人，卢卡斯和马特奥的衣服和帆布鞋，脚夫背篓里的罐头盒子，以及偶尔会有印花的纸板箱。讲述者心想，这画面里的一切安在一百年前都没什么违和，再往前一百年依然如此。

他们停下来休息，吃点东西，喝口水。卢卡斯和马特奥用他们的弯刀割出一小片空地让讲述者坐下。当他们接着赶路的时候，讲述者一任自己的思绪去想森林和小径那悠久的过去。他开始思索人在这个环境中会有的时间概念。

当人对自己的世界非常了解了；当他们熟悉了每一棵树，每一朵花；熟悉了所有的吃食和毒物；熟悉了所有的动物；当他们把所有的工具都弄得完美无缺；当一切都平衡地生存，同时没有任何外面世界的东西可以用以比较参照时，人们对时光的流逝会有什么样的概念？只有从物体旁边经过，我们才会有速度的概念。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参照了，人一定只活在他们自己的光和他们所熟悉的人的光里——讲述者想到了宗教布道所那片空地上黑暗之中那昏暗的灯光，想到他和其他人晃动手电筒，照着路回到小木屋的情景。在那光的外面，不管是往后还是往前，都一定是空无一物。

讲述者斟酌着这个深奥的想法，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显得很是奇怪。太阳还很高，他们就停下来不走了。这是规矩。离太阳落山还有两个小时，他们在一条溪流边宿营。太阳穿过浅浅的泛着红色的水，照射在水底压碎的灰色和红色的石子上面，水面下几英寸波光跳荡。美啊！可是，只有卢卡斯和马特奥才能在这美景中保证安全。卢卡斯和马特奥像是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森林就是他们的家。现在，他们很麻利地用弯刀砍下树枝，把一头削尖，埋进土里，搭起一座低矮的小棚子，顶上盖着野香蕉树叶。

他们生起一堆小火。卢卡斯和马特奥做他俩的饭，讲述者用河水做自己的。太阳开始落山了，很快就无影无踪。夜晚的忧伤，天亮前的漫漫长夜，给讲述者投下抑郁的阴影。

马特奥在削一个小小的独木舟船桨。

讲述者问马特奥：“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在森林里问这样的问题，真是愚蠢：讲述者一张嘴，就这么觉得。

“我父亲死了。”

“他怎么死的？”

马特奥放下船桨，把一根小枝条扔进火里，说：“是克奈玛恶鬼[5]把他杀死的。”马特奥的语气像个哲人，像一个对忧伤逆来顺受的人。

克奈玛恶鬼是森林里的死神，附在活人的身上。这杀人的恶鬼就在森林里的某一个地方，长得像个人，像马特奥、卢卡斯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它会把所有的人都杀掉。在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里，人们靠自己的光活着，只活在当下，可以说一个人在这种恐惧中耗尽了一生。假如没有了克奈玛恶鬼，一个人就会过得真的非常幸福，或许还会长生不老。

可是，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假如”。那一堆枝条小火快要灭了，黑夜向远处无穷无尽地伸展开去。讲述者问：“你结婚了吗，马特奥？”

另一个男孩儿答道：“怎么可能结婚呢？”

马特奥说：“印第安女孩儿们都很傻。她们啥都不懂。”

讲述者因为这片森林里的人们心怀羞愧和悲伤。他们非常遥远；他们能洞悉森林里的一切，有那么多的天赋，在他们与世隔绝的生活中发展得如此完美。他们遥不可及。他们比讲述者所知道的任何族群都更加遥远，远到或许连革命都不会到他们那儿去。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亚洲，欧洲北部和南部，非洲，部落之间和民族之间自远古洪荒就冲突不断。而这些人呢，自从他们的祖先从亚洲迁移过来之后，他们就完全是现在的样子，没有应对变化的弹性和能力，一旦有人闯入他们的世界，他们就失去了完整性。

小火堆熄灭了。卢卡斯和马特奥在小窝棚的外面伸展四肢睡去了。森林唱起了歌，不知什么原因，歌声会时不时地低下来那么一瞬，此时就能听到河流潺潺的水声了。讲述者试图想象自己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了一些年头；后半生也在这生活；还要生活五百年。他感到些许人为的压力，就着酒瓶啜了一小口威士忌。

其中的一个男孩儿立即坐起来，说：“先生，您喝朗姆酒啊？”

“不是朗姆酒。”

“您给我们一些朗姆酒喝吧，先生。”

“不是朗姆酒。”

那男孩儿又躺了下来，像个成年人似的叹了口气。

讲述者被雨声惊醒了，雨点落在他窝棚棚顶的野香蕉叶子上，“唰唰”直响。他又想起早先的压力，他自己独在异乡的感觉。

其中一个男孩儿站在外面的黑暗中，说：“我和卢卡斯能进里面吗，先生？”

他们进来了，讲述者四周一下子全是馊烟草的气味，全是欲念：欲念是压力的解药。

他把手搭在身边的那个人身上，不知道是谁。那男孩子是被动的。讲述者性欲在膨胀，甚至就在他落下来的手张开，触碰到那硬邦邦的身体，一个跟他自己的身体类似但更纤细一点，因而他还算了解的身体时，讲述者想到了这一天行程之前宗教布道所的那个大个子女人粗俗不堪的模样。性欲，性欲：那男孩子的逆来顺受助长了他的性欲。

讲述者早上醒来，发现自己一个人在那间树叶和树枝搭成的小窝棚里。有一阵子他惊慌失措。可是，那两个男孩儿就在河流的高处，在为这一天做准备。讲述者还不知道躺在他身边的是哪个男孩儿。

到了动身的时间了。卢卡斯和马特奥拿着他们的弯刀把小窝棚砍倒了，大概是在遵循某种森林规则吧。夜里能够遮风避雨，此时却真的不堪一击。

又开始了漫漫征途。讲述者不再那么安然自得，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小径离开高地上的河流，伸向森林。景色如此美丽，然而头一天讲述者感受到的那份安全感和完整感已经荡然无存。有什么想法在折磨着他；他根本没必要大范围搜寻就清楚原因。他越是不愿意想它，脑子就越是往那想，不自在的感觉就又来了，这个想法就夹在他和此刻之间；现在，所有这些情绪，加上在这一切之下他追求的事业、这次征程的出发点，让他更加躁动。

这一天慢慢地过去，他被这些想法折腾来折腾去，内心生出了一种熟悉的恶心感，他不再朝四周看来看去了。他机械地走在两个男孩中间，两眼盯着他前面那个男孩子的脚后跟（穿着脏兮兮的帆布鞋）。

另一方面，两个男孩子今天却愈加兴奋，拿着弯刀挥来挥去，削掉沿途的树叶和小虫子；有时候用弯刀在树上轻轻地刻下路标，刻得很快，很整齐；隔着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大声交谈着，就好像在森林里发出人的声音至关重要。他们的步法也有一种不同的摇摆，仿佛此时森林里只有他们自己，没有别人似的。他们大老远地就冲着看到的行人大喊大叫；有时候似乎是突然间兴之所至，他们离开小径，在某一特定的地点收住脚步——仿佛是不愿意搅扰那一刻的空气——就那么站着，看什么东西或者找什么东西。

下午刚过一半，他们停下来，结束了这一天的行程。然而，今天男孩们没有丝毫要搭建窝棚的意思。相反，他们把讲述者留在宿营地，就走开了，回来又走开，两个人总是一起行动。之前的一天，讲述者没料到会搭建一座窝棚；但今天他指望着他们搭一座窝棚。他觉得受到了漠视；这美好的时刻、美丽的景色和逐渐变黄的光线都被破坏了。

这一天他第一次坚持自己的权益。等男孩们回来时，他说：“卢卡斯，搭建窝棚。”

这真的非常容易。男孩们照办了，且情绪上没有丝毫变化：或许他们就在等他的命令吧。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聊着天，以那种新的高声大嗓的方式，好像弄出些响动很重要似的，对着树枝又砍又削。他们朝露着白茬的木头上砍过去，大刀片铮铮有声，没过多久木头就准备好了。直立的柱子在顶部交叉，底下削尖了，好插进林中柔软的土里。很快，几乎没有经过搜寻——仿佛他们在游荡的时候就记下了一切东西，现在准确地知道到哪儿去取——男孩子们就弄来野香蕉叶子和硕大、空梗的心形叶子，挂在棚顶框架上。

他们搭建好窝棚，把讲述者的背囊放进去，仿若一种细心的关照。可是，接着讲述者就看到他们拿来自己的背囊，紧挨着他的背囊放了下来：三只背囊并排放着，重复着前一天晚上的摆放模式，非常郑重其事，好像这也包含在讲述者的命令中一样。

他们生了火，火焰在下午的光线里几乎看不见。他们分别准备晚餐，两个男孩儿一起准备他们的，讲述者准备自己的。光线很快就变暗了，火焰渐渐清晰，蓦然间，夜幕降临。森林开始唱歌了。很快就变成大脑里的一个声音，久久挥之不去。

卢卡斯边削他的船桨模型，边问讲述者：“您从哪儿来呀？”

“英国。”

马特奥问：“您到这儿干什么呢？”

讲述者按照他受训要求给的答案回答：“我会告诉阿尔弗雷德。他会告诉你的。”阿尔弗雷德是他们要去的那个村子的首领。

卢卡斯说：“您是不是想在这儿建房子呀？”

“阿尔弗雷德会告诉你的。”讲述者为了打断他的提问，就问道，“克奈玛恶鬼是怎么杀死你父亲的，马特奥？”

两个男孩子的脸黑黝黝的，黑得发亮，亮得能照出火光来。这时他们的脸突然沉了下来，露出无奈。

卢卡斯先开口：“克奈玛恶鬼当时在找他。他有预感。”

“可是后来他忘了，”马特奥说，“一天，来了一个卖布的人。我父亲想去看看布。他不知道克奈玛恶鬼就跟那个卖布的一起来了。就在我父亲看布的时候，克奈玛恶鬼藏到了他房间里。等我父亲拿着新布料回来，克奈玛恶鬼就把他杀死了。就是这么回事。然后，我们就把那布料烧了。”

他们都看着火。

卢卡斯说：“您在英国是住在房子里的吗？”

他话语中特别强调房子这个词。讲述者想说不是，他住在一套公寓里，可是那样说会把他们弄糊涂。于是他就说是的。

卢卡斯缓缓地说，就像在重复一节功课，“我想住在一座房子里。”

这么简单的理想，却又是那么遥不可及，当时根本不可能实现：讲述者发现自己被这两个孩子的话感动了，超出了政治事业对他的感召。

马特奥说：“您知道克奈玛恶鬼来要卢卡斯的命的事儿吗，先生？”

讲述者说：“卢卡斯？”

卢卡斯用他那把锋利的刀削船桨的木皮，并把削下来的木皮扔到火里去：“我当时在走路。在大老远的地方我就看见那小路上有什么东西，那里是不该有那种东西的。可是我没有多想，继续走我的路，就看见那个不对劲儿的东西，是一朵白色的小花儿，孤零零的一朵。我转身就跑。可是已经太晚了。”

是卢卡斯的身体——躺在他身边——那天晚上在窝棚里，讲述者的手搭在了卢卡斯的身上。现在他不仅仅是受到了情欲，受到了头天夜里那种兴奋的触动，那男孩子的逆来顺受也影响了讲述者的情绪，令他生出一份柔情，一种帮不上忙的无可奈何的感觉又加深了这份柔情，使之转化成一种忧伤，就像他先前在火光的映照下在卢卡斯脸上看到的那忧伤一样。

过了会儿，马特奥蓦然间坐了起来，说：“先生，您一定要带卢卡斯去英国。”

这一定是马特奥刚刚想到的。讲述者心想：这是卢卡斯得到拯救的一种方法。讲述者没有说话。

过了很长时间，马特奥说：“先生？”

讲述者说：“好吧。”

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那只是一个声音，一句认可。可是马特奥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就躺下来睡着了。

第二天，两个男孩子变得特别友好。他们不再像头一天那样中间隔着讲述者高声说话了，他们不再突然离开讲述者，离开行进的路线；他们干什么事都把讲述者拉进来。他们的脸上多了一分明朗，少了一分无奈。讲述者这次出来要做的事就包括赢得像卢卡斯和马特奥这样的人的信任。但此时的信任是另外一种。他觉得这信任暗藏危机，但他不知道怎样拒绝它。好像一次交换：这两个男孩子摆脱的重压，此刻压在了他的肩头。

他还开始发觉赶路的时间太长了。他们现在在这条森林小道上遇到的人更少了，背囊里的罐头和印花纸盒子也更少了。不过，男孩们向讲述者打了包票：没关系；他不用担心；有他们照顾他呢。

于是，接下来的两天或者更多天，他们行走，宿营：夜里许下虚幻的诺言（在林子里用树叶遮风挡雨，点燃一堆小火，夜里平安无事），白天则心烦意乱，满腹狐疑。现在，白天和黑夜就像讲述者精神状态的两面，此消彼长：讲述者在夜里希望这虚幻就是一切，就是完完全全的现实，而到了白天又在琢磨着怎样才能摆脱这两个男孩子对他的那种信任。还有：他自己几乎都没有意识到，白天的怀疑在增长。他开始设想——刚开始时晕晕乎乎地觉得，仿佛这种想法很荒诞不经——他要是退出他的事业，会发生什么。

终于，一天中午左右，经过了四五个小时的跋涉，他们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他们转弯离开小径，穿过森林，爬上一片小小的高地，高地上有一座村落。村子里散落着一座座灰褐色的旧草屋，有的草屋有树枝支架，门敞开着，有的是圆形的，门关着。

卢卡斯和马特奥到家了。人们向他们喊叫，他们也向人们喊叫。那份热闹劲儿和很多天以前，讲述者刚到这片内陆深处开始旅行时，在那个村子的浮桥码头上所看到的热闹场面一模一样。

讲述者被带往他要住的草屋。里面有一股很冲的泥土味儿和馊烟草味儿。之前在这草屋里住过的人留下了一些碎布片和削下来的碎木片，塞在屋架那削好的木杆和很旧的草屋屋顶之间。讲述者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几乎一躺下就睡着了。终于一个人待着了，他松了一口气。

他一觉醒来，发现光线已经是下午过半的样子，太阳就要落下去了。要是在前几天，就到了他们停止行程的时候，卢卡斯和马特奥应该在搭窝棚了。讲述者看到，那小窝棚就是这里小茅屋的缩小版。

在阴森森的树林里走了几天之后，前面露天的厨房小屋烧火做饭冒出来的烟在讲述者的眼里，好像格外地蓝，是一种别具一格的颜色，不带灰色或者褐色。讲述者还注意到，脚下的地好像是空的：隔着老远传来的脚步声发出敲鼓一样沉闷的响声。这片土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了侵扰，或者说已经布满了密集的建筑物。讲述者环顾这个村子空地上的高地或台地，发觉这片土地历史悠久。这地下一定有古代的残片和遗迹，而他身处的这个村子也会一样，会在数世纪后重演同样的结局。

有几个妇女在做甜木薯面包。做好的圆面包晾在草屋顶上。厨房小屋的一侧挂着一条很长的像辫子一样的管子，管子上装有与之垂直的棍子，棍子扭动、绞住管子，就能把压碎的木薯里的毒素榨出来；地上放着一个木盘子接住毒素。因为这种毒素很有价值：能使肉的保质期延长到一年。

地上放着一个榨木薯机，非常漂亮：锋利的大理石切片装在硬化的沥青上，沥青镶嵌在一块平木板里的一条浅浅的长方形凹槽里。那沥青应该来自遥远的地方；这是一块宝贵的沥青，应该是进口的。那些大理石切片应该也是进口的。那块沥青是先熬成液体，然后倒进木头的空槽里。等冷却下来，大理石切片就一片一片地嵌进去了。

讲述者抬头看去。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看到他对着厨房里的东西沉思，都乐了。讲述者心想：“我爱这些人。”接着他扪心自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看着那些青烟里的女人们，他想：“我希望没有人伤害她们。”

卢卡斯和马特奥来了。他们没有负重，没有戴旅行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看上去像是村子里有身份地位的年轻人了。他们带讲述者走下坡来到河边。有一个地方水很深，他们说，他可以潜泳。等他准备好了，他们就和他一起下水。他们不会留下他一个人不管的。如果有克奈玛恶鬼潜伏在周围，他们就不会下水，而是要保护他。

太阳在落下。水因有了树叶而有些泛红，但随着光线的减少而黯淡下来。水很凉，对那些吃人的小鱼来说太凉了，那两个男孩子或者说是两个年轻人说。

讲述者沉到泛红的水底。这一泓清水如同这些年轻人说的那样深。不久，水里的光线黯淡下来，慢慢全黑了。然后，水就成了一种很深很深的黑，黑得没有了颜色：不管你怎么集中注意力，它都是虚无。在虚无之中，讲述者感觉到，他和他的身体失去了联系；水阻滞了感知。他只有一双死死地盯着那虚无的眼睛，只有孤零零的、意识到那虚无的大脑。他很害怕。不知怎么的他唤醒了意志，就把自己拉了上来，拉到那昏黄的光线里。

他很高兴见到那两个男孩子。他们等着他穿好衣服，然后陪他走回村子里。防备克奈玛恶鬼最好的保护办法就是结伴同行：一旦有第三人看见了克奈玛，克奈玛的魔力就会消失。然而结伴同行的需要也强化了克奈玛恶鬼的魔力。讲述者觉得，就像卢卡斯跟路上那朵花的相遇一样，他跟他的克奈玛恶鬼曾擦肩而过：一种情绪，一个瞬间，它会在梦里，在他神志模糊的时候重新回到他身上，它是他不曾生疏的东西，当它回来的时候，还会将那场景以及过去这几天所有极端的情绪一起携带过来，包括此时此刻的情绪：对这些人的爱，这种爱包含着一种愿望：但愿他们不会受到伤害，因而与爱相比，这更像痛苦。

现在，讲述者看到的全是痛苦，而不是爱，痛苦毁掉了他看见的一切。这里的全部都像是他已经失去的东西：时近傍晚的苍茫暮色，友好的女人和孩子们，袅袅青烟。过去几天半成型的怀疑，纯粹的冲动，此刻坚定地化为一种要背离这些人、把他们全部抛到脑后的决心。

这个想法成型很难，要执行就更难。讲述者不能就这么走了。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需要一个向导领他回去，需要一些人保证他在森林里的安全。阿尔弗雷德，村长或者叫首领，是不会让他就这样走的。阿尔弗雷德会担心后果，担心会有什么样的报告传到沿海地区去。还有宗教布道所里的那个捷克人，他是不会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让讲述者离开的。

所以，讲述者必须得待下去。他得待下去，开展早就给他详细布置好的组织工作和其他工作。或许之后，活动开始后，讲述者脱身会容易些。离开这片森林，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场运动。

可是现在，他必须待下去，待几个星期，几个月。这个村子和其他村子里的人们会渐渐地熟悉他。现在他已然是个陌生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们这些人不会写字，不会读书，只靠眼力和记性；他们在那些方面更有天赋。他们会把他所有的细节都牢牢地刻印在记忆之中：他的声音、步态、手势。他将活在这些人心中，而在其他任何地方他都不会这么活。在他走了之后，他们会记住他：待了很长时间，对他们不坦率，许诺了很多事情，然后一去不复返。

离太阳落山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卢卡斯和马特奥来带讲述者见村长。他们说他们会当翻译。

讲述者说：“可是他们说阿尔弗雷德会说英语啊。”

马特奥说：“这位不是阿尔弗雷德。”

“他是我叔叔，”卢卡斯说，“是我父亲的弟弟。”

这位叔叔年纪不是很大。他在一间敞亮的茅屋里，这个茅屋是用来接待客人的，不是睡觉的地方。墙角支了一张吊床，屋中摆放着几张硬木矮凳，每个凳子都是用一块坚硬的木头雕刻而成，供客人们坐。这位叔叔肤色很好，细腻的皮肤上四散着干净的毛孔，他穿一件花衬衣，一条新牛仔裤：很显然，那边的布贩子经常到这里来。

他用他们的语言讲，卢卡斯和马特奥用他们的英语翻译，大意是这样的：“我从阿尔弗雷德那儿听说，卢卡斯和马特奥去接您了。可是我从来都不相信您会来。这种事情进行了这么长时间，说的多，做的却很少。现在您来了。我希望您小心。您来一趟非常不容易。到我们这里还有一条路，一条更容易走的路：穿过大草原。我老丈人跟我讲过，他是从他父亲那儿听说的，有些人曾从那条路过来找金子。”

“是德尤卡斯人吧？”讲述者用当地话问，指的是那些逃跑的非洲人后裔，他们已经在这座森林的某个地方定居了。

“德尤卡斯人，从南边儿来的人——我不记得我老婆的爷爷是怎么说的了。他们是来找金子的。我不用告诉您，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您知道村民们都做了什么吗？正值旱季，他们一把火把大草原点着了，火势蔓延了好多英里。我老婆的爷爷说，鸟儿总是待在大火前面一点点，把蛇还有其他从大火里逃出来的小动物叼起来。这场大火，把来寻金子的人全都烧死了，一个都没有活下来。从那以后，大家不得不离开村子，到森林里躲藏了两年。您觉得这次会这样吗？您确定您要做什么吗？我们是勇敢的人。但是——”他打住不说了。然后又问：“您从哪儿来？”

“英国。”

“卢卡斯跟我说了。我爷爷当年去过英国。卢卡斯对您说了没有？”

卢卡斯舔了舔上嘴唇，低下头来。

“他跟一个英国人去的，这个英国人喜欢他，想让他学英语。他在英国待了三年。让他娶一个英国女人做老婆，是他们最初的想法之一。他们甚至找到了一个女人，可是最后一刻，就在他们回来之前，她害怕了。他们的计划是，回到这儿来建房子。”他用的是英语单词“房子”，可是在他的发音里，这个词儿听着像是他自己的语言。“我爷爷从英国回来，说的其中一件事是，那个国家的首领是个女的。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听到这话我真高兴。有人说他是瞎编的，有人甚至就不相信他去过英国，虽然他回来时带着印刷的书给人们看了。他回来后就等着英国人到这里来盖房子。差不多每年都有人过来。他们走的不是您来的那条路，是另一条，我跟您说过的大草原上的那条。他们给我爷爷捎来的信儿总是那句话：明年，明年。您给我们带来的也是这句话吗？”

“不是，”讲述者说，“这次不一样。我们是不同的人。”

“人们开始嘲弄我爷爷。他们说，他会让我们毫无来由地招惹政府，给我们惹上麻烦。有一回，一个英国人来的时候，出现了月食。您知道出现这种情况人们怎么办吗？他们对着月亮射燃烧着的箭，好点亮月亮。我爷爷觉得丢人死了。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求那个英国人原谅他们做出这么孩子气的事来。可是那个英国人只是呵呵一笑，说，不会从政府招惹任何麻烦。您刚才也说了这个话。他说，这个地方很适合盖房子。我现在听到人们对阿尔弗雷德也这么说。可是后来，发生了战争还是什么事情，我猜的，英国人也不来了。也不再有个人过来说：明年吧。可是我爷爷一直都相信他们会回来的。他信得都犯傻了，可是除了我爷爷，还有人相信他们会回来。卢卡斯就信。我跟您说一件事：克奈玛恶鬼来要卢卡斯的命了。您知道这件事。他一定跟您讲过。他说他跟您讲过。克奈玛恶鬼来要卢卡斯的命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会躲过去的。我知道。我要去英国。我爷爷的朋友会派人来接我的。’现在您就来了。卢卡斯跟您说过没有？他们那时候常常给我爷爷寄衣服。不是我们穿的这种。是现代的衣服，为他们要盖的那种房子而穿的衣服。我还留着一些呢。让我拿给您看看。”

他打开他身边的那一捆东西。一张用什么方法加工过的野香蕉叶子，棕色的叶茎让它像纸莎草，裹在那件衣服外面。他把那件衣服拿了出来，浅黄褐色的，且已褪色，但还能认出来是一件都铎王朝[6]时期的紧身上衣，三百五十年前的一件新衣服，一场久远的辜负的遗物。

[1]弗兰克·詹姆斯团伙是美国19世纪著名的不法之徒组织，其中就包括两兄弟弗兰克·詹姆斯和杰西·詹姆斯。他们先是以游击队的方式支持南方邦联一方参与美国内战，讲求以牙还牙的报复方式。内战后兄弟二人与其他团伙一同制造了遍布南方多州的多起银行、火车、驿站马车抢劫，民愤日深，团伙成员逐渐或落网或逃亡，1882年随着杰西·詹姆斯被犯罪同伙勃布·福特暗杀和弗兰克·詹姆斯自首而解散。詹姆斯兄弟的故事被改编成多部好莱坞影片，他们的经历构成西部类型片复仇、恶棍、正邪对抗、悬念、动作等题材的原型之一。

[2]蒂龙·鲍尔（1914－1958），美国著名电影和话剧演员。

[3]亨利·方达（1905－1982），美国著名电影、电视和舞台剧演员。

[4]葛饰北斋（1760－1849），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画家。

[5]（圭亚那等地印第安语）专事报复的恶鬼。

[6]都铎王朝（1485－1603），英国王朝名，是英国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被认为是英国君主专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4　过客

一个三十年代的人物

在着手写这本书之前，我想过应该去看看旧景色。在特立尼达的时候，有一天我做了一次漫长的自驾行驶，抵达了这座岛屿的最东北角，加莱拉角或叫大船舱角。哥伦布起的这个名字。

从主干道岔出一条柏油小路，直通这个海角。在森林里行驶了最后几英里，就到了这条小路上，感觉道路一下子变得很高，很开阔。这里光线更强烈，柏油路面看上去也很黑，还可以听到风声和海浪声。路的一边是剥掉一半树皮的椰子树，另一边是无人修剪的灌木丛，还有很多番石榴小树（毫无疑问是从上空飞过的鸟儿播种的），以及被风吹成一堆、已经变成棕色的报纸和一堆堆已经发白、压扁的纸板箱。

小路的尽头是一座废弃不用的灯塔。在已经裂缝的白色墙壁上，稍微靠上一点的地方，用石灰膏或是水泥写着一个日期：一八九七年，画着一个简单的钻石形状，还写着“VDJ”三个字母。这三个字母代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五十周年钻石大庆[1]”。一八九七年是双喜临门：这一年不仅仅是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还是英国从西班牙人手里攻占并征服特立尼达的一百周年。

一条小径沿着断裂的悬崖通向灯塔原先向船只警示的那几块岩石。几个黑人男青年和小男孩儿（都是来自北边几座岛的合法或非法移民）或站或坐在高处的石头上，向下看着一个站在浪花拍打得到的石座上钓鱼的人，他在助手的帮助下捕捞幼鲨。

助手站在稍远一点较为安全的地方，就在他主人一侧稍高一点的位置。一有鲨鱼咬住钓钩，他就使劲拽钓绳。咬钩的鲨鱼在岩石之间白色的浪花里看上去很小，很好玩，实际上是幼鲨，不强壮也不机灵，不值得一抓。可是弄到岸上杀了以后，它看上去很大而且很重。尤其是当那个助手——和他的主人，和那些一言不发的看客（那些看客四散开来，站在那几块石头上，仿佛是为了保密，每一个看客在正午的阳光下照出紧缩的影子）一样不苟言笑——把鲨鱼放到肩膀上，扛到存放已经抓来的鲨鱼的地方时。

几个世纪以来，风和海浪的冲击使得海角上的这座悬崖坍塌崩裂。可是，但凡能攀住的地方，就有植物生长。有一种草把自己编织成一团，塞进悬崖顶端的岩石凹穴里。在延伸到海里几百英尺、很久以前就与海角分割开的奇形怪状的岩石上，样子奇怪的树木虽然被雾气弄得湿漉漉的，被风吹得长不高，还七歪八扭的，依然牢牢地固住，还庇护了那些终将代替这些老树的幼苗。

这些树我叫不上名字来。它们不是我们所熟知的从外国引进的植物，像椰子树、芒果树、面包果树，竹子等等。岩石上的这些树在这些地方长得非常茂盛，是因为它们在这些岩石、这座海角、这座岛屿、这片陆地上土生土长。蓦然间我意识到，即使在这里发生过许多事情，在我们背后有过许多故事，然而，我正在看的这些东西恰恰就是哥伦布第三次横渡大西洋之后看到的第一样东西的翻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岩石不复是同样的岩石了，却是从他所看到的那些岩石中生发出来的，就像我眼前这些经历了风吹雨打的树木，是在十个、十二个或者十五个轮回[2]之前的树木生出了这些树木。

传说哥伦布之所以把这个海角取名为“大船舱”（“加莱拉”），是因为他见到的东西看上去像“航行中的大船舱”。这座岛屿本身，在这座岛屿的东北部，并没有这样的形状。到了十九世纪，这座岛屿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以后，人们发现过去的地图把这座岛弄错了。在这座岛经历了两百五十年的人口减少和土地荒芜之后——这座岛屿的各个边缘都遭到了破坏，西班牙人从来没有真正地在这座岛上定居过，也没有管理或者探索过这座岛屿——哥伦布当年登陆的知识就失传了。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哥伦布见到的“大船舱”指的就是这座岛东南角一片很长的尖沙嘴上的地岩层。

但是现在，当我和其他人一起低头朝下看那个人在岩石之间染上血色的白水里钓鲨鱼的情景时，当我抬眼远眺，看到海里那些岩石和七扭八歪的树木时，我觉得我正在看当年哥伦布看到的东西。他有可能从远处看到了这座悬崖、这些岩石和惊涛拍岸的大海。他有可能离这座海角有相当远的距离。再经过几个小时的航行，他就会来到这座岛屿比较容易靠岸的东南角。一绕过东南角，就离海岸不远，就能看见人们的菜园子，他就有可能看到了那三座低矮的山头，这三座小山就暗示了这座岛屿的名字是三山合一的意思[3]。从那个地方继续航行几个小时，他就有可能第一次看到南美洲大陆。他可能误以为那是另一座岛屿，于是就给它取名字叫“优雅”（“格拉西亚”）。

他一直时运不济。前两次航行没有找到多少金子，在海地建立的殖民地也弄得乱七八糟。这是第三次，他很幸运地看见了这片新土地，他想的全是宗教和救赎，是他终于摆脱了错误、即将成功。可是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可能还只是一个水手；在他那双十五世纪地中海人的眼里，那黑黢黢的岩石，这座岛的海角外面的海上那七扭八歪的树木，有可能使他想起了航行中的大船舱：岩石代表大船舱，七扭八歪的树木代表船帆。

我猜从前人们一直试图在岛屿本身中找到一个大帆船的形状，寻找某个很大、很引人注意的东西。他们可能没有想过那些远在大海里的风蚀掉的岩石，而哥伦布这位舰队首领恰恰是从另一面看到这些岩石的。那些轻快的帆船都很小；而那大船舱的位置有可能很低。

我突然间想到，从那一边，从大海的那一边，十五世纪地中海人最早看到的东西或许依然存在；而从我所站岩石的位置，我只是在看那座土著的岛屿的遗迹。

坚守那种浪漫的观看方式是很难的。小时候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假装正在看那座土著岛屿。没有老师，也没有其他任何人曾建议把这种方法当作一种丰富想象力的练习。这是我在去国多年后，在回国探访之际，发现自己努力在做的事。此刻，我离开海角，沿着乡村公路返回，经过林木参天的可可种植园（园子里有一座座历经风吹日晒而变成灰黑色的晾晒可可的房子），经过一座座村庄（村子里是泥土小院里用木头或水泥盖的小房子），经过公路旁边一座座拥挤不堪的小镇，就这样，我被带回我儿时熟悉的那片殖民地的翻版里了。我被带回了旧有的感受方式，仿佛没有开端，也没有过去，土著居民或许根本没有存在过。

我过去常常觉得——童年时的思考方式，也没有将其付诸文字——光和热已经把这个地方的历史烧光了。我不相信这个地方“风光旖旎”的印象，那是那些明信片和邮票赋予的（这种印象被我们当地的画家们重复了一次又一次）：某些海湾和海滩，沥青湖，某些繁花盛开的树木，某些建筑，还有我们那种族混杂的人口。

许多年以后，我觉得那种虚无的感受与我的性情有关，是新近移民到种族混杂之地的亚洲印度人移民圈子里的一个孩子的性情：这个孩子回头望去，发现其家族没有过去，只有一片空白。然而我又一次意识到，我是对某些失去的事物、某些被连根拔起的事物做出反应。

跟小族群的人或者是偏僻族群的人一样，我们喜欢别人来参观旅游。尽管我信不过旅游局宣传风光旖旎的那一套，但我清楚，假如没有这些概念（哪怕是被拒绝或者是令人做出负面反应的概念），没有这些来访者的见证，我们就会是一群漂流无定的人，就像那些最早来到加莱拉海角下面的土著居民，凭本能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我猜想，来访者和游客开始大批量地到来是在蒸汽机轮船取代了帆船之后。世纪之交的游客们来这里不是为了阳光，而是为了看风景，小心地保护自己免受太阳的曝晒。他们穿了一层又一层爱德华王朝时代的衣服，戴着遮阳帽，打着雨伞和遮阳伞，来看开挖巴拿马运河；他们在沥青湖那硬邦邦的湖面上走动；他们看可可树上的可可豆荚，看长在树上的椰子（都是需要大量种植园劳动力的作物）。

他们到这里来也是为了历史。他们想亲身体验十八世纪发生了那一场场大海战的这片水域：当时欧洲列强为了争夺加勒比海这些富庶的盛产甘蔗的小岛而打得不亦乐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赞颂历史成就的观念消失了。十八世纪的大海战以及元戎们的鼎鼎大名都被忘却了。游客们过来是为了晒太阳，为了躲开冬天的严寒和大萧条的郁闷；他们来，是为了置身于那一个个尚未破坏的地方，一个个时光静静流逝的地方，一个个还没有被发现的地方。于是历史颠倒了过来；这些岛屿被赋予了新的形象。

每年，这些大型游轮都会带来一两位作家，他们写旅游日记，并为他们的“游记”拍摄照片。这些书尽管在形式上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旅游日记，但是跟五六十年前特罗洛普[4]、查尔斯·金斯莱[5]和弗鲁德[6]的书并不一样。这些岛屿及美洲大陆加勒比海沿岸地区，现在已经没有了帝国“问题”：奴隶制废除后的劳动力短缺，备受忽略或是不忠的殖民地，与其他列强的争斗等维多利亚时代的忧患，以及对于帝国版图萎缩的紧张。

这些游记书虽说大多是记述在这些殖民地的游历，但某种程度上，讲述的是世界上那一片被抹掉了历史的地方。比方说，哥伦比亚卡塔赫纳防御工事模糊不清的照片，就是一个古迹的照片，一个隐约和金子、大帆船以及西班牙人有关系的东西。海地黑人皇帝克里斯托夫的城堡要塞的废墟就恰似埃及的一个不解之谜。这片世界是死的，是安全的。

这些游记书都大同小异。对任何人来说这些书都赚不了多少钱，我认为它们都是些大萧条时代的产物，生活困窘的人写给公共图书馆的读者，这些读者梦想着有朝一日亲自到这些热带水域的某个地方畅游一番。尽管这种特定的旅游形式要求作者亲身经历，要求他们知识渊博、行程紧凑，但是他们所写的书却不带任何个人色彩，倒是令人称奇。这可能是因为，前辈作家所到之处，这些作家都必须去。我还觉得，这些游记书的作者其实是在假装，假装是作家，假装是旅行家，尤其，假装是到这些殖民地去的旅行家。

这种书关于特立尼达的章节一般一开始都讲一天早上游轮停靠码头，都会讲到大街上人口混杂。一个作家可能看到非洲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吃着香蕉，另一个作家可能会注意到东印度[7]女人戴着珠宝首饰，穿着印度人服饰。还有可能会去参观安格斯图拉苦啤酒工厂，参观沥青湖和油田；游览某个海湾；到演唱卡里普索即兴小调[8]的帐篷里去看看，如果不是演唱即兴小调的季节，就到那些狂热的当地非洲人教派的院子里看信仰同化祭礼或者叫喊派祭礼[9]。

作家后面会跟着一个人脉关系很广的当地导游。他过去给别的作家当过导游，所以对特立尼达之行了如指掌。除了他——一个略微有些冷傲的白人或者白黑混血儿——当地人只是背景里遥远而模糊的人物。关于这些人怎么说都可以。一个作家看见非洲人吃香蕉了，而另一个作家则看见非洲人穿着两种色调的鞋子。作家或许会说他们穿着新的、“吱吱”叫的、两种色调的鞋子；有可能接着说，非洲人酷爱“吱吱”叫的鞋子，他们会拿着一双崭新的鞋子去找修鞋的，让他往鞋里“放一个能‘吱吱’叫的玩意儿”。至于在乡下的印度人，他们是不同的人，外人对他们的语言和宗教所知甚少；作家和向导觉得这种知识无关紧要。

这些书不得罪任何人。当地很少有人看这些书。有些很过分的东西，像两种色调的鞋子里装个“吱吱”叫的东西，与当地非洲人的幽默感和即兴小调融为一体。还有，现在很难想象，但本地人对遭人冷落安之若素。你可以培养自己阅读这些书，忽略书中的冷落，发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有一本关于特立尼达的书，这本书有一个洋泾浜式或者克里奥尔语[10]的书名：《要是螃蟹不走路》[11]。作者叫欧文·拉特，一个对我来说没有其他联想的名字。在这本书里，欧文·拉特写了这样一句话：“火车还好，但公共汽车就是一个笑话。”我父亲就欧文·拉特这句话在当地一家杂志上发表了整整一篇文章。这大概是在我出生后不久的事。几年之后——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偶然在父亲的书桌上看到了这本杂志。我被那篇文章迷住了，津津有味地看搞笑的插图、睿智的例子以及本地公共汽车乘务员胡诌的站名打油诗。这篇文章我看了很多遍。我想这是启发了我的事物之一，使我对自己身在何处有了概念。如果没有拉特的这本书，我父亲说不定就不知道，他能就本地公共汽车写出一篇文章来。所以，这里面有一种连锁反应。

我不确定，但是我认为，当地一家文学杂志又把欧文·拉特那些话放在了特立尼达海滩的一张照片下面：“日暮时分，四周围着棕榈树的海滩，萧索灿烂。”照片又紧挨着一张日落时分天空的照片，下面配有一句济慈的诗：“当波状的云把将逝的一天映照[12]”。海滩和落日当然美丽，可是济慈的诗句（尽管和照片并不相配，而且很是神秘）和拉特那外国人的见证就像是一件额外的恩赐。

外国人的见证不光是我们需要。连弗朗西斯·帕克曼[13]这样的人，在某些特定场合也感到了这种需要，即使有他波士顿的身家背景，但当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走在俄勒冈州的小道上，身处美洲荒原的壮美景观中时，为了表现当时的景象，他选择将之比作意大利的油画——虽然那时他能看到的油画也只是并不完美的复制品而已。

也许，并不存在纯粹的或天赐的视野。或许视野只能通过培养习得，并且依赖于把一件事物和另一件事物相比较的能力。哥伦布当初看到了一艘十五世纪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而我呢，站在另一侧，只看见一堆破败不堪、长着树木的黑色岩石，倘若放在另一个环境下，我就无法辨认出这些东西了。在看到大船舱后又航行一阵子，哥伦布的帆船就驶到了靠近这座岛屿南部的海岸，他看见了土著居民的菜园子，和春天里巴伦西亚的菜园子一样美丽。这种比较他以前做了不止一次，要形容的是那些遥远的北边的岛屿，而那些岛屿的外表特征是很不一样的。不过话说回来，描述那些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植物，他只能用这种办法。第一次看到没有接触过的土著岛屿，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

又过了几个世纪，我们需要来访者们提供给我们关于我们身在何处、我们是何人的知识。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我们需要外国人的见证。然而与这种见证相伴随的是漠视。这就像是第二次颠倒历史。因为在这种旅行者的眼光里——这种从远处看到的人们吃香蕉、穿“吱吱”叫的鞋子的情景，这种游轮的一个乘客在一个早晨或是一天之内所能看到的情景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其他许多大陆来到这里的我们，就被用来取代了那些土著居民，被用来对那空无一物的历史负责，虽然这里虚无的历史早在我们漂洋过海被运到这里之前就已经造成了。

后来，一九三七年，一个名叫福斯特·莫里斯的青年作家来了，写了《黝黑的制服》，是另外一种书。那一年特立尼达一个大油田爆发了一场石油工人大罢工。我不知道福斯特·莫里斯来之前是否了解当地的情况。但这场罢工及其风云人物却是他这本书的核心部分。

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发现了石油；于是这个岛南部的大多数地区（就是哥伦布当年看到跟巴伦西亚一样美丽的土著人菜园子的地方）都变成了石油储备区。特立尼达的大多数石油工人都是来自北部格林纳达小岛上的非洲人。本来可以用本地人、东印度人或者非洲人的，然而激进分子们说（我认为他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当局不想搅乱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倒是宁愿油田用一支单独的劳动力队伍。

当地人讲过很多格林纳达人贫穷和无知的故事。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听得半懂不懂的，那时候我连格林纳达人是谁、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他们主要吃地下长出来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在一个“黑油”罐头里煮熟了吃。地下长出来的东西都是植物的块茎：山药、芋根、木薯、甘薯，等等。“黑油”罐头原本指装菜籽油的罐头。在特立尼达，正常情况下，那些罐头之后再用来储存“黑油”，“黑油”在我们这儿指煤油。所以，格林纳达人用黑油罐头煮地下长出来的东西，这整个故事不仅仅是说他们口味粗劣，而且是说他们很贫穷，居然能把那一堆垃圾似的吃食储存起来。他们太穷了，不能像我们其余人一样买得起像模像样的伯明翰产的搪瓷锅或者黑铁锅，他们只能用我们其余人用来盛黑油的罐头煮饭吃。

（关于格林纳达人的这个故事我是从一个说话叽叽喳喳像吵架的姨妈那儿听来的。在我的记忆中，这位姨妈用她那尖叫似的嗓音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用一把芭蕉叶扇子朝煤炉猛扇，让伯明翰产黑铁锅里的东西煮开。她当时住在西班牙港伍德布鲁克的一座小房子里，煤炉就放在房子后面的水泥台阶上。有两三年，我们那个大家庭里许多分支的家人，都是从乡下来的难民，都住在伍德布鲁克区，所有人都住在一起，挤得不得了，那地方当时连像样的下水道都没有。几年之后，这个姨妈移民去了加拿大。在那里，从拥挤的人群、贫穷和惨状中解放出来，她变成了一个机敏大方，温文尔雅的女性。不过，在我对那个说话像尖叫、在后院台阶上拿扇子扇煤炉的女人的记忆里，没有一丁点那未来变化的可能性。）

这个关于格林纳达人和黑油罐头的故事我是在战争期间听说的，那是在他们一九三七年的那场大罢工中声名远扬的几年之后。所以，一九三七年以前，他们受到的关注更少，他们的日子有可能过得更艰难。然后，在与世隔绝、贫困落后的状态下，一个领袖人物横空出世。

这个小胡子领袖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图巴尔·尤赖亚·布兹·巴特勒。他是一个传教士，他的激情或者说癫狂中有某种东西，把油田工人带到了疯狂的程度。他还吸引了其他人。许多激进分子，也就是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人，都投奔他。他和工会发起的这次罢工最后几乎演变成了一场暴动。一个警察在油田区被活活烧死了。政府就开始招募并武装志愿者。那种氛围颇有些一八〇五年或者是一八三一年的样子，那两年人们都在谈论奴隶暴动。后来，和奴隶制时代发生的事情一样，激情熄灭了，人们就回归到正常状态。

这就是福斯特·莫里斯这本书的主题。他写到了图巴尔·尤赖亚·布兹·巴特勒及其周围的人。他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写他们。他写他们的家庭及背景情况，在处理他们所说的话时没有一丝一毫的冷嘲热讽。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写当地人的书。他写他们就好像他们是英国人一样，就好像他们有那种社会深度，那种坚不可摧、根深蒂固的特性一样。

书倒是好意，但却是错误的。福斯特·莫里斯满怀敬意所写的有些人物，像某些律师和教师，被他那张冠李戴的关于社会贡献的描述弄得十分尴尬。福斯特·莫里斯的视野里缺少的东西正是我们的日常：荒谬感，喜剧性，这些掩盖了我们真实的位置。他对普通人赋予的社会深度根本就没有意义。那种给出人物背景的理念——及其所包含的东西：秩序和价值以及为了完善提升的可能性而不断奋斗——只有当人们真正对自己负责的时候才有意义。而我们还不曾负有那样的责任。从我们手中被夺走了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背景，没有过去。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过去截止到我们的祖父辈就停止了，再往前是一片空白。如果您从天上往下看，就会看到我们住在大海与丛林之间的小小的房子里；这就是我们的某种真相，我们是被漂洋过海运到那个地方的。我们只是在那里，漂着。

福斯特·莫里斯的愿望也许是赞美我们，但他没弄明白我们被剥夺的实质。他把我们看作是英国人的翻版，把我们简单化了。比如说，他无法理解，尽管图巴尔·尤赖亚·布兹·巴特勒近乎救世主，尽管在那场罢工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刻，像律师这样有文化的人赋予巴特勒近乎神魔般的力量，并且认为他的领导不会有什么害处；然而，与此同时，正是这些有文化的人在骨子里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文化、疯疯癫癫的黑人传教士，一个格林纳达人，一个荒岛小民，一个吃黑油罐头里煮熟的地下刨出来的东西的人，如此而已。

正是这种从未远离的荒谬的概念让我们得以维生。另一面的怒火和激情让那群人把黑人警察查理·金活活烧死。福斯特·莫里斯似乎并不明白，在特立尼达，人们并不恨查理·金。事实上，在卡里普索即兴小调和民间记忆中，他后来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牺牲者，和尤赖亚·巴特勒一样有名，一样受到崇敬。他被烧死的地方后来成了远近闻名的查理·金之角：对一个被神化了的地方的小小戏谑。

一九三七年我五岁。所以，有关油田工人大罢工的事情都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那时我们因为战争而担惊受怕，美国人在特立尼达，金钱才是人人谈的话题；巴特勒的事情（至少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很快就被遗忘了。

整个战争期间，巴特勒都被关押着。他被释放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轰动，但也仅仅是一点点而已。他入狱时是一个革命者，出狱时却是一个小丑，一个胡子花白、手执灰色拂尘、爱穿西装的传教士。对那些在一九三七年轰轰烈烈的日子里曾从他身上汲取力量的律师和其他人而言，他是个令人尴尬的人物。他引发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自己却变成一个时过境迁之人。有了新宪法，有了各种选举。巴特勒重新创建了他的政党——这个党有一个荒唐的名字：大英帝国工人及市民之家统治党——在新的立法机关获得了一个席位。可是现在有了更加重要的党派。他身为立法机关的一员，却毫无作为。他去英国待了很长时间，据说是“去冷的地方待一待”。他原来的格林纳达支持者出资养活他。有一次在他回国的途中，他坚持要对机组乘务人员表示感谢。

福斯特·莫里斯的这本书将巴特勒塑造成了一个革命者，一个像甘地一样的人物，一个看透了他所处社会地位的人，一个献身于打破旧秩序的人；而今看来莫里斯是大错特错了。一九五〇年我离开特立尼达的时候，这本书和欧文·拉特写的《要是螃蟹不走路》以及战前所有那些冠以诸如《天然的西印度群岛》名字的游记书籍一样，都已湮没无声了。

后来在英国，尤其是一九五四年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去伦敦生活，并试图写作，这时我开始对福斯特·莫里斯了解得多了一点儿。在特立尼达，我们一直把他看作某种英国叛徒，一个和我们殖民地的种族歧视视角反着来的人。在英国，情况看上去很不一样。他写了一本有关成长的书，跟亚历克·沃[14]的《青春织机》气质相仿，还写了一些长篇小说，颇似格雷厄姆·格林[15]早期的风格。莫里斯算挺有名的。他是一个三十年代的人，深深卷入当时知识界的潮流，也是个等待战争的激进分子，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等待着，与此同时他们还频频到国外去游历，不是那种乘着游轮的旅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游历，而是参与到消解十九世纪欧洲各大帝国的事业的那种游历。奥登[16]和伊修伍德[17]去了中国；奥威尔[18]和别的作家去了西班牙。格雷厄姆·格林先是去了西非，后来又去了墨西哥。杰弗里·戈尔[19]去了西非，就非洲写了一种新类型的书：《非洲舞蹈》。福斯特·莫里斯则去了特立尼达，写了《黝黑的制服》。

此后莫里斯的势头减弱了一点儿，没有在战前良好开端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五十年代中期，他的名字还不时出现，但仅仅出现在书评和广播的谈话节目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写书的作者的名字了。无论如何，它依然是报纸和广播里会有的名字。除此以外，尽管他的名字已在英国销声匿迹，尽管他的名字在有关三十年代的文章书籍中鲜被提及，对我来说，他仍以特殊的方式存在着：过去的一个重要人物，儿童时代的某一个人，从环绕着我们的那一片虚无中来到特立尼达走向我们的某个人。

一九五五年我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找到一份小小的兼职工作，制作一个面向加勒比地区的半小时的周播文学节目。某次要评论一部关于战后英国小说的书，制片人说：“我想这活儿适合福斯特·莫里斯来干。”

我简直不敢相信，不敢相信制片人居然这么随随便便地就提起这个名字，这个人竟这么好找。

制片人说：“这种活儿，福斯特乐此不疲。”

我当时住在基尔本的一座旧房子里，在高蒙特国家电影院的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公共图书馆，就在主干道另一侧的一条偏僻街道上的房子里。那是个可以利用的好地方。好书几乎没有人碰，文学艺术类书籍和新的一样。我去那家图书馆的时候，虽然历经战乱，虽然发生了很多事情，在过了十七或十八年以后，《黝黑的制服》依然在书架上。只在战前和战争期间被借出去过几次，此后便无人问津了。

我抚摸着褪了色的布面书，感觉怪怪的，这本书我原来读过，只不过是在另一种氛围下，怀着别样的心绪，脑子里有别样的理想。看见书脊上印着的名字，看到战前品质优良的纸张，战前的日期，作者的作品目录，感觉怪怪的。浏览着书页，看到里面提到那场巴特勒领导的大罢工里的人名和事件，有一份尴尬，同时也有一份感动。这本书的书名——我把这一点给忘了——取自《威尼斯商人》，是鲍西娅的追求者之一，摩洛哥亲王说的一段话：

不要因为我的肤色而憎恶我，

我是骄阳的近邻，

我这一身黝黑的制服，便是它的威焰的赐予。[20]

我萌生了一个想法：莫里斯懂得我的经历。我要找他帮忙。我那时候需要帮助，非常需要。

那时在伦敦我举步维艰。在基尔本那座房子里，我租了一套座于二楼的两居室，浴室、厕所和大家共用。不是说这很糟糕；实际上，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把房子租给欧洲以外的人；我在基尔本拥有的东西比在牛津大学最后两年拥有的东西要好。可是，我看不到未来。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很不起眼，很不稳定。一切都要靠我的写作——这是我住在伦敦，过那种生活的全部意义——现在好几个月过去了，我在写作的路上走了很远，走得迷失了方向。我走得很远很远，已经是回首不知来时路了。

在特立尼达，在中学毕业、等着去英国上牛津大学的那段轻松的时间里，好像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尽在掌握，我心情轻松地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以当地为背景的闹剧。我当时——坐在那座红房子里，周围到处都是黑人文员，听着他们自命不凡地聊着天——想到一个本地的黑人，出于政治原因，给自己起了一个非洲国王的名字。如果在一九四九年，这事儿挺好的。可是，在那个年龄，十七岁，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素材。但我还是写了下去，而且把写出来的东西带到了牛津。两年后，在那个漫长的暑假可怕的孤独中，我硬着头皮把那篇小说写完了。虽然那个作品没有任何价值（尽管里面会有隐藏的东西），然而，我写完了那本书——打字稿有两百多页的书——这个事实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我离开牛津，去伦敦的时候，开始写一些其他东西。这次不是闹剧，而是一些非常严肃的东西。我确定的人物是一个跟自己有些相似的人，在西班牙港登记总署当文书。我不知道对这个人物以及背景应持什么态度。我无法正确分析。我一定是撒了谎，吹了牛皮，尽最大努力用那种殖民地的方式把我写的人物和他所处的环境分离开来，把他放在了稍微高点的位置。就叙述方式而言，我所能想到的就是这个人物生命中的一天。一页又一页，证件越摞越高。

事实是，我那时候只有二十二岁，没有人保护，缺乏安全感，只是空怀大志，却看不到未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写作本该让我看清楚自己，想明白自己的；可是每天当我提笔写小说的时候（我不为了钱在英国广播公司做琐碎的事情的时候），那种胡编乱造、背离真实（我尚无法完全认清的真实）的写作方式把我进一步压进我给自己挖的洞里去。

六年前，在西班牙港登记总署地下室仓库的门口，我曾经——满怀欢乐以及对未来无比的憧憬——在办公室利用业余时间假装自己是一个作家，写文章，修改，把一页纸弄得像手稿一样。而今这却成了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

这就是我在基尔本图书馆看《黝黑的制服》，一个著作颇丰的作家作品的心情，我决定向福斯特·莫里斯求助。

在录制节目的那一天，我去了录音室，和录音室的经理及制片人一起坐在玻璃后面。

福斯特·莫里斯是一个矮矮胖胖、头发花白的男子，生就一副阔脸，目光黯淡，不大合群。我想他有五十岁的样子。黯淡的目光，不大合群，一个时过境迁的人物，这是我的印象；当我们请他对着话筒说几句话以测试音量的时候，他讲的那个故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那天我跟维克多·格兰茨[21]吃午饭。他给我讲了一个笑话：一个农民因为和一个未成年女孩发生性关系被逮起来了。农民对法官说，这事儿怪不得他，因为村子里的女孩子们一直在偷他的苹果，他警告过她们，不管抓住哪个女孩偷苹果，都要把她给干了。那农民被无罪释放了。不过，法官对他说：‘罗伯茨先生，你可要小心了。否则，你就见不到多少苹果了。’”

这算不上是什么笑话，但是那个出版商的名字却如雷贯耳。如此看来，福斯特·莫里斯不只是一个过去的人物，他依然是一个和鼎鼎有名的人物有日常交往的人。

在残破的、依旧带着战时的粗糙感觉的餐厅里，我对他说：“我看过《黝黑的制服》。前些天我又看了一遍。”

他那黯淡的目光亮了起来，甚至有些窘迫。他只冒出一句老式的客套话：“哦，这本书还有人在看呀？”

这句话给人印象也很深刻：对一本出版过的书籍提得如此云淡风轻，而这本书可是要他乘蒸汽轮船去两个星期、回两个星期，又花了好多个星期才写出来的呀。我记得当时心里想：“以后我在这种情景下，一定也这么做。”

我陪他走出去，来到牛津街的大堂里。

我说：“我在写一本书，写了将近一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您能不能帮我看看？”

他同意了。他要我把书稿寄到一个出版商那儿，他每个礼拜会到那儿去看一两次，但他接着又说，我应该把书稿寄到他家。在写他家的地址的时候，他冒出一句话：“那个白人黑奴究竟怎么了呢？”

我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他在说谁，我在特立尼达从来没有听说过把这几个字组合到一起的。可能那个词组来自另一座岛吧，抑或是福斯特·莫里斯可能只是忘记了。尽管他在书里谨小慎微地朝着另一个方向叙述，似乎并不在意一个人的种族，甚至几乎只字不提，但我还是弄明白了，他是在拿当地话跟我开一个很重的玩笑。我知道他可能是指某个肤色较浅的白黑混血儿，在特立尼达，人们把这样的人叫作“红种人”，没有侮辱的意思。接着我就明白了，他是指一个很有名气的激进分子，他参加了巴特勒领导的大罢工。福斯特·莫里斯曾以无限敬仰的口气描写过这个人，我对《黝黑的制服》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居然不了解，我感觉自己有点狼狈。

这是一个糟糕的时刻，不过我放过了它，没再多想。我把手稿寄了过去。他没有让我久等，过了几天就把稿子寄回来了，并附了一封打印的长信，单倍行距用了一页半纸。他的信开头一句是：大作已拜读，我意即刻弃之。

他所言极是。这一点我心知肚明。然而我还是希望——只是有一点点——希望出现某种奇迹。我满腔怒火，觉得很受伤。我想起了跟他在大堂的那一糟糕时刻；我提醒自己《黝黑的制服》的片面性以及微妙的错误。我假装他已无足轻重。然而这都无济于事。我知道他说得对。

我从来都认定自己是被选中的人，命中注定要成就一番事业。我有过疑虑，有过长时间的抑郁，但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没有完全独立。而今我终于要在广阔世界中全力施展、一显身手：属于我的时刻该来了。

我有两三个星期都闷闷不乐，羞愧得无地自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坐公共汽车在基尔本和牛津街的英国广播公司之间往返的时刻，感觉最糟糕。同时我也禁不住感到解脱：我不必再写那本书了，也不必面对那份手稿了。

福斯特·莫里斯的信我看了很多遍，真的很有内容，在看第一遍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在他说完那残忍的第一句话之后，他还是想帮助我的。他的信里通篇都是教导，一种此前从来没有人给过的教导。他要我读某些作家的作品，如契诃夫，海明威，以及他所钟爱的格雷厄姆·格林。而且还要我注意他们的写作手法。他要我对写作多做一些思考。他说得很对。我原来读书只是囫囵吞枣，毫无连贯性可言。至于写作，我原来一直以为那是一种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事。我根本没有觉得写作是我必须要学习，并设法搞明白的东西。我没有注意到我处理素材时遇到的问题，也没有注意到我写作个性的不确定性。

然而，我正处在感觉每一天都很漫长的年龄。这样漫长的日子，让阴郁很难停留太久。可能是接到福斯特·莫里斯的信三四个星期之后，我就走出了沿埃奇韦尔路乘公共汽车时感到的痛苦，决定重新出发，去当一个作家。我决定要摆脱原来写过的东西，回到起点：尝试下能不能从平常的、具体的句子里写些东西，在简单的阶段一步一步增加作品的内涵。

大约这个时候发生了另一件事。有一天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餐厅里喝茶时，我们谈起了乔治·拉明[22]的自传《在我皮肤的城堡里》。那个曾把福斯特·莫里斯介绍到节目里来的制片人只想谈谈这本书里一个很小的、喜剧性的片段，一个小男孩儿爬到一棵树上的事儿。我注意到总监的哈哈大笑，注意到他的钦佩，这让我领悟到一个新的真理，这同时又是我一直熟悉的东西，是在我之前的写作（在闹剧和内敛之间变来变去）中被压抑的东西：那种喜剧性，也就是我们特立尼达人一直熟悉的守护神，离我很近，这是来自两方面的遗产：我那擅长讲故事的印度家庭，以及西班牙港克里奥尔人的街市生活。

接下来的几天，我就开始写西班牙港的街市生活，把我的讲述者设定在一条大街上，就像（在我记忆或是想象中）我姨妈用扇子扇着煤炉锅，谈论格林纳达人的那条大街。我把我的讲述者放在街道的地面上。我发现这样写小说有极大的自由。材料“咕嘟咕嘟”地冒出来，故事“汩汩”地流淌着，笑话自动找上门来，一页纸上就有两三个。一天又一天，书稿摞起来了，我感到自己在变成一个作家，一个收放自如、恣意驰骋的作家。六个星期，一天不多，我的书大功告成了。我在伦敦的生活终于有了目的。我赞美福斯特·莫里斯这个名字，这个来自过去的不可思议的人物，是他解放了我。

四年之后，这本书[23]才出版了。出版商要求先出形式上不那么打破常规，更容易让业内认可的长篇小说。这本以街道为背景的书出版后我给福斯特·莫里斯寄了一本，并附上一封信。我重新做了自我介绍，给他讲了他写的那封信，以及它引发的痛苦，释放出的能量。我说，那本书，是献给他的。另外还有一重趣味：那本书所基于的回忆，我自己的回忆，几乎与他为写《黝黑的制服》而访问特立尼达是同时开始的。所以，尽管他比我大将近三十岁，但是可以说，我们作为作家的道路在很久以前就有了交集。他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见过某些东西——西班牙港的街道、房子、后院——而我却从一个孩子的角度，一个从乡下搬到城里来的印度孩子的角度，带着新鲜和好奇，看过这同样的东西。

他复信写得很漂亮。他很高兴他对我有所帮助。他一直很留意我，看过关于我的书的书评，在《新政治家》杂志上看过我写的一些书评（有时候，他说，他认为我比那些蹒跚学步的作者蹒蹒跚跚地走得更好），很喜欢我送给他的那本书，要请我吃午饭。他说他属于一个没有绅士会称之为俱乐部的地方，可是他成了那个地方的会员，因为他对那个女招待很“迷恋”，那个女招待“在大战以前的阿兰布拉一定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我认出了他那重口味的开玩笑风格，我想这种风格大概是从他家里某个长辈那里继承过来的吧。

根本就没有女招待的影子。不过那地方（在南肯辛顿，我再一次去到那儿时，那里已经改成了一个二流的旅馆）跟他说的一样破败不堪，在战前很久一段时间就一直没有新粉刷过，也没有装过壁纸。

在那里，我又注意到了四年前就注意到的东西：一缕薄薄的长发落在他的前额上，有点像要在那黯淡的眼睛上架出蜘蛛网了。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一直想探过身子，把那缕头发拨开。

我们谈了创作，谈了作家们。我们现在算是同行了。我们可以——或者不管怎么说，我能够参与——比四年前见面的时候更加以男人对男人的方式交谈了。他看不上C. P.斯诺[24]。提及安格斯·威尔逊[25]，他说：“你要是想离开大英博物馆，在这个国家以一个作家安身立命的话，至少应该首先学会写一个像模像样的句子吧。”

那时候这两个作家名气都很大。我当时已经看过安格斯·威尔逊的四本书，看过斯诺的一本书。我被斯诺设置的情节搞得晕头转向，不辨东西。读威尔逊的书，我是怀着某种敬畏之心的。那敬畏之心实际上是敬畏他的成功。我发现我和他笔下英国人的世界非常疏离——我在英国广播公司和住处之间来回奔波，写自己脑子里承载的来自不同世界的素材——就像我和伦敦以及英国人的生活那样疏离。

文学毕竟不是一个中立的话题，一定会有背景掺进来。我们的午餐谈话是不平衡的。他读了大量本世纪英国作家的作品，而且一直紧跟潮流。我没有感觉到这种需要。我太专注于自己的写作了，太专注于找到处理还未曾被我写过的素材的方法，这些素材我在四年前对其有了惊鸿一瞥。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不像福斯特·莫里斯那样，被C. P. 斯诺和安格斯·威尔逊的名气弄得忧心忡忡。我记得我很清楚地就有了这个想法——我们吃饭时第一个不安的时刻，不过或许是福斯特·莫里斯第二次、第三次或者是第四次感到不安了——不管我们在那个沉闷的餐厅里说安格斯·威尔逊和C. P. 斯诺什么话，他们的写作生涯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他流露出忧郁的情绪。这种忧郁情绪引起了我自己的一些焦虑，从来都不曾远离的焦虑。我本来是兴冲冲地来的，但现在却高兴不起来了。关于他我只看到表面的那个形象：我那时对英国的了解，还不足以从他透露的生活中看出他的模式：在郊区居住，那很重的老式玩笑话，每个星期去出版商的办公室两到三次，偶尔发篇书评或者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里谈谈三十年代。那时候我还没有询问的天赋。或许在你开始询问之前，很有必要储备大量的知识。

我问起《黝黑的制服》。

他说：“那是格雷厄姆的主意。”格雷厄姆·格林。“他前一年去了利比里亚。他认为我应该去大西洋的另一边看看原来的奴隶们都是从哪儿来的，没准儿我能找到一本书的素材。我却跑进了一片糟糕的弹丸之地，”他顿了顿，“他们是一群种族狂热分子。”

“谁呀？”

“巴特勒和他周围的那群人呗。”

可是这一点他并没有写到书里。

“这东西怎么写呢？你是不知道一九三七年那地方是个什么样子。油田就像殖民地里面的殖民地。外面没人能理解。西班牙港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座岛屿的南部是一个巨大的石油储备区，那里有很多南非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当中有些人根本不在乎那场罢工。当政府招募志愿者的时候他们都巴不得加入呢。他们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向那些黑奴开枪。”

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九四五年的一天——对我来说很容易确定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的日期——我们的英国历史老师，一个白人和白黑混血儿的后代，毫无缘故地谈起了一九三七年的那场罢工。他说的话我记得不全了，只记得他说最后一句话时怒气冲冲的样子：“我是不会去南方冲黑奴们开枪的。”我以前在课堂上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言论。那个老师将近五十岁的样子。他爱那所学校，并极力倡导良好的举止和礼节。他的家族很有名望：好几个亲戚都在政府部门和市议会担任要职——在向当地人开放的职位中的要职。那天在他走进教室之前，一定是有什么事情使这个沉静的男人把藏在心深处的话说了出来。

现在想起他，想起他说的话，我感觉福斯特·莫里斯所说的“向那些黑鬼开枪”不是他随性想起来的，而一定是一九三七年在特立尼达白人当中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我再一次发觉，我的背景中有很多都向儿时的我隐藏起来了。

我对福斯特·莫里斯讲了那个老师的事儿。

他说：“他们对人们并不好。”然后就回到他自己的思绪里了，“你总不能在离开后写，巴特勒是个疯狂的黑人传教士吧。虽然油田上的人们当时就这么说。或许这是你现在可以写的东西了。我不知道。

“我给你讲一讲在查理·金被烧死后没多久发生的一件事吧。巴特勒被捕了，人们感到很迷茫。不过我应该告诉你这个：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查理·金事件后有点儿成功的欢乐感，想让事情朝前走，即便他们并不知道前面是哪里。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很害怕。事实是，形势急转直下。你能感觉到人们的内心沉静下来了。

“有一天晚上，巴特勒的人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这次跟罢工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正好相反：是要给人们一个机会聚一聚，喝点儿朗姆酒，忘掉大家遇到的麻烦事儿。

“我们在某个地方乡下的一间特立尼达式的小木屋里。老旧的黑木头，瓦楞铁皮，木地板上的缺口。油灯。即便如此，气氛还是很好的。我留意了一下，然后就痛痛快快地玩。我已经渐渐喜欢上了当地的朗姆酒。味儿淡淡的，很好喝。突然间——好像时间跳了一下——我意识到，那些有一半白人血统的人、棕色人种和那一两个印度人都已经离开了，留在小屋子里的都是黑人，除了我。

“我为什么感觉到了这一点？很简单：他们要我感觉到的。我跟那些人当中的很多人都很熟。他们知道我的立场，而且有那么一两次，他们在英国官员那里遇到的麻烦事儿，都是我帮他们解决的。可是现在，周围的人在拿我开种族玩笑，而且没完没了。就这样一直开了下去。他们就像上学的学生，合起伙来攻击我。我脸上快挂不住了。屋子里满是油灯下晃来晃去纵横交错的人影。我想到：这些黑人当中会有人伸出手来，用这种新的咄咄逼人的方式碰触我，然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说不定就会成为白人查理·金。

“其中的一个男人名叫勒布龙。一个特立尼达人，在巴拿马长大。他的家人去开挖巴拿马运河了，就像格林纳达人来到特立尼达，在油田打工一样。勒布龙是一个三十年代的那种共产党人。实际上我认为勒布龙是巴特勒身边最危险的人物。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的任务就是周游中美洲、西印度群岛、西非各国，宣扬革命。他懂得如何跟当地人交谈，而且有本事把他所做的、所说的一切安在莫斯科那些特殊人物或者哪里的他的主子身上。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帅气、很有文化、很有教养的男人。

“此时，在这间黑暗的小屋子里，勒布龙开始拿性嘲弄我。我对此没有一点儿防备。我是白人，女人对我来说是手到擒来，这是他当时不断攻击我的东西。你能想象得到吗？”

时过二十多年，勒布龙的评论——按福斯特·莫里斯的说法，是嘲弄——依然使他耿耿于怀，而且，当我看福斯特·莫里斯那黯淡的双眼，落到前额上那缕薄薄的干头发，那张非常平坦、布满皱纹、毫无血色的面孔，那离群索居的架势，我想我还是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勒布龙曾试图大做文章的感情上的缺陷。

“那嘲弄的话越说越不像话。我觉得必须离开了。勒布龙开始说，黑人一直过着被剥夺了性生活的生活。一个黑人在一九三七年说出这样的话，是颇有独创见地的，不过勒布龙这么说让人感觉很奇怪。他长得很好看，我相信他在那方面也能有声有色。带着好奇心，趁着酒劲儿，也趁着所有人都离我这么近，我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勒布龙实际上是一个白人，只不过被囚禁在这黑人躯壳里罢了。我一想到，就脱口说了出来。张嘴的瞬间，我就发现我在犯一个大错误。这些话要放在十年前的牛津大学学生会，效果会非常好，可是在这儿说，就很糟糕。我说：‘对不起啊，勒布龙。我不能亲吻你，使你成为一个王子。’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大家‘轰’的一声大笑起来。你可以说，那是一个带后劲儿的笑话，因为关键词给省略了。有的人比其他人明白得晚一些，也就不停地有大笑声。嘲弄停止了，人们散开了。我又能喘过气来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我们还跟过去一样。但是我知道，出事了。我知道我做了一件近乎下流的事。我知道，勒布龙永远也不会原谅我。

“这是你不能写的另外的事情。大概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写的吧。我后来试图把那一段插曲写成一个故事。曾把背景放在战前的柏林。那就变得太像伊修伍德了。然后我把背景放在了法国，战争期间莱曼把它发表了。可是这种背景的转移是困难的。我对它从来就没有满意过。三十年代对作家来说是一段困难的时光，比如像特立尼达这样一个地方吧，它的一大问题是黑人根本就不是一个主题。没有人对其中的奥妙感兴趣。我认为格雷厄姆·格林那本利比里亚的书里黑人问题拿捏得也不到位，他不知道他究竟是萨默塞特·毛姆呢，还是电影《桑德斯河》。或许现在就容易些了。或许过了二十年之后会更容易。我不知道。

“在西班牙港，人们谈论南方向黑鬼们开枪的事的时候，有一个葡萄牙人工会的家伙，留着八字须，抽着烟斗，装扮得像斯大林。在闹剧里你可以这样设定。可是之后就无法改过来，做点严肃的东西了。只会变得多愁善感。就像伊夫林那样。在《黝黑的制服》里，我只能口气温和一些，我必须让那个假扮斯大林的人更严肃一些。”

我去吃那顿午饭，本来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一种对他感情上的敬意，因为他在我人生中非常糟糕的时刻出现，使我走上了正道。我原本以为的是和一个老年人吃一顿拘谨的午餐。可是他却使这餐饭吃得相当快乐。我折服于他那滔滔不绝的话语，渊博的学识，他所说的事情中的奥妙之处；还有，没想到的是，我还折服于他那美妙的、很有分寸的老式嗓音。

然而，在我“回放这部新闻纪录片”的时候——这是我在那些日子里用于记忆力训练的一个隐喻，这种记忆力训练在每次见面之后，我都会本能地开展（而且从儿童时代起就这么做）：设法按照正确的顺序记住话语、手势和表情，对曾经和我在一起的人有正确的理解，搞清楚说过的话的真正含义——回放了几遍之后，我发觉，他说的那番话，并不是我想的那样，那么自然而然地说出来的。

他是有备而来，是来为他那本特立尼达的书的不完整性（或者简单化）作辩护，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尽管当时在我眼里是种高贵的做法，但他似乎是将这本书一句带过。或许那番话也是为他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其他我不了解的作品作辩护。

后来，还是在回放这部新闻纪录片的时候，我发现，他在辩护自己选择不去做某些事情时，这其中还有另一方面，福斯特·莫里斯是对那些他看似很仰慕的作家，像格雷厄姆·格林，带有不以为然的态度。

然后——我那个时候怎么会把这一点漏掉了呢？——我觉察出，尽管他在信中说很喜欢我的书，也尽管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礼貌周到地请客，然而，在我们吃饭的整个过程中，他从头至尾都在不断地对我所写的东西拐弯抹角地进行批评。

那本书本身，他只是在我们要离开俱乐部的时候提了一下。他说：“你写了一本很好玩的书。我喜欢的地方是，可以透过这本书的表面，看到我曾经看到过的某些东西。你知道，就像你能训练自己透过一条小溪的表面，透过天空、云彩和倒影，看见水里的鳟鱼一样。”

一个作家的明喻：或许他早就想好了，或许他以前就用过这个比喻。它比出了一种错误的印象。然而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理解我在信中写的某些东西的。直到过了好些天，我才发现，假如把这个明喻加到他说过的事情上，关于闹剧和多愁善感，关于对世界上严肃、可怜的东西有严肃的必要，他实际上是在指责我，把我放在了次等的位置上。

其实，我并不介意。四年之后，作为福斯特·莫里斯那封来信的结果，我已经走完了那条写作之路：语言的训练（越来越紧凑），喜剧性。这两点合在一起给了我自信，也给了我一种由此发展出来的写作特点。有了自信，我发现，那种已经变成我的写作基调的喜剧性，每一页写出两三个笑话的本事，从我的特立尼达背景双重继承得来的滑稽感，不管有多好，不管多么富有启发，也不过是一个和艰难的世道求得和解的方式而已，是歇斯底里的另一面。这是我所写的殖民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在伦敦充满了不确定性处境的真实写照。

无意之中，这种焦虑或者歇斯底里，这种喜剧性的深层原因，成了我的写作主题，使得我的语言和写作都发生了变化。我去和福斯特·莫里斯吃午饭的时候，正在写一本书，写了大约有一年（六个星期写一本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实际上，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变化就已经发生了。

我对这本新书有绝对的把握，而且自从我真正开始写作以来，第一次感觉已不需要任何人的赞许。再过几个星期第一稿就要完稿了，我满脑子装的都是我在写的东西。福斯特·莫里斯谈（我认为）创作中的语调和技巧问题时，我经常想说：“是的，是的，我完全懂得您的意思。”有那么一两次，我差点就要跟他谈我即将脱稿的这本新书——跟我送给他的那本以街道为背景的书很不一样，相当接近于他似乎会喜欢的那种书。我欲言又止，仅仅因为那时我有一种迷信的想法：一本书还没有写完就跟别人说，会让这本书面临永远也写不完的风险。

这是一种很好的直觉。两年多以后——那本书经过修订，交稿，然后我到国外去旅行了一趟，正全身心投入到有关旅行的创作中——我把我们吃午饭时自己满脑子想的那本书寄了一个初定版给他。我在信中提起他曾讲过的有关闹剧、多愁善感以及严肃性的话。正如当初送给他一本以街道为背景的书一样，现在我把这本更厚重的书送给了他。

他的回信很迅速。开头就写道：“新作已拜读。你已经通过了一个考验。比阿兰·希利多以及最近那些新秀的作品漂亮多了……”

我不再看了，尽管他那封打字机打出来的信写得很长，和六年前写的一样长。我不再看那封信了，不愿意再让任何词句进一步印入我的意识之中，就像停止去看一封恶意中伤的匿名信，那种装在小小的牛皮纸信封里，用窄窄的痉挛的手写在带横格的信笺上的信。

我居然把那本书寄给了他，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如此而已。我没有感到失望，没有感到怀疑，也没有觉得很生气，只是有一种类似于解脱的感觉，可以把这种师徒关系置于一边的解脱。

可是需要给他回信。我就写了封信寄到他在郊区的地址，说我很抱歉，他有那种感受，不过，那本书还新着，他可以卖给加斯顿。加斯顿是詹瑟里巷的一个书商。他主要和图书馆开展业务，也算是书评作者的资助人。五十年代末期这种名声的来源是，他从认识的书评作者手里收购任何新书，不论主题，不论出版商，也不论能不能卖得出去，一律以出版价格的一半收购。

我写的关于加斯顿的那番话，这似乎是一个足够轻松的回复了，但福斯特·莫里斯不喜欢。就像一九三七年在特立尼达的勒布龙一样，我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写信来，说他日子过得还算凑合，不需要加斯顿。我想，这事儿到此就算结束了。可是，两个星期后他又写来一封信，说他买了一张某个文学协会一场大型聚餐的餐券。现在他发现他去不了，但又不想浪费掉那张餐券。我喜欢吗？如果我喜欢，我就应在某一时间拨打某个号码，联系他。

我打了电话。我说想去参加聚餐。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让他知道，我对他的指责不屑一顾。在电话里我们只谈了那个文学团体。他用那漂亮的老式嗓音说，聚餐会非常无聊，到处都是郊区那些攀龙附凤的人，不过，这种聚餐也许会使我快乐。整个谈话就像他那封信是个一时偏差，我们跟原来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一样。然后，就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在放下电话之前，他说：“我可不想看到你过得紧巴巴的。”

那张餐券寄来了，又皱又脏，仿佛在夹克衫衣袋里装了很长时间，磨得毛茸茸的。

聚餐前的三四天，我看到一篇关于我那本书的书评，尽管作者没有署名，但我还是认出这篇书评出自福斯特·莫里斯的手笔。他特意不厌其烦地向我发出信号，显露他本人对背景的了解，对背景的态度。书评对我所写的人物满是指责。这篇书评写道，企图从这样的人身上写出喜剧性、深刻性以及普适性是很荒诞不经的，他们住在一排排的工房里，闻着石油布条的气味过活，沉溺于迷信，过着没有智性的生活，毫无高尚或潜力可言。这几乎是殖民时代的恶语中伤，和《黝黑的制服》一书里的态度（及新颖的思想）截然相反。这番话使我想起了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大堂里他问起那个白人黑奴时，使我无地自容的时刻。

这篇书评，跟他之前那封信的结局一样。我没有看完。不过聚餐会我倒是去参加了。我之所以去，是因为我说过我会去；还有，就是想积累经验。然而，我去的主要原因是不想让他认为，他对我那本书的评价使我一蹶不振了。

于是我拿着他的名片，坐在了标着他名字的位置。他说过，那场面会很无聊，果真是无聊透顶。我坐在一个中年妇女的旁边，她参加聚餐，是因为写了一本课本。她对我也很失望。她过分关注她的家庭，整个心思都在家人身上，而不是聚餐会上。我们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几句话。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发现我裤子的拉链没有拉上。

我跟福斯特·莫里斯的小冲突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我意识到，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参加那个所谓的聚餐会。

一部十九世纪欧洲伟大小说的当代评论集（针对大中小学）、一部像帕特里克·汉密尔顿的长篇小说（讲的是杰拉德·克劳斯，连平装本都没有出，就销声匿迹了）、一些零零散散的微不足道的书评——这就是此后的五六年里我注意到的有关福斯特·莫里斯的所有作品。他如今六十多岁了，使人能想起他的东西更少了。他之于我变成了过去的一部分。

一九六七年底，我去到法国的昂蒂布，为伦敦的一家报纸采访格雷厄姆·格林。和这位作家的会面进行了两天。有一个阶段，格林谈起了他曾经留意但后来停止写作或已经风头不再的作家。有三位这样的作家。两个年轻作家；我曾写书评评论过他们的作品；他们曾试图写格雷厄姆·格林风格的小说。

第三个作家就是福斯特·莫里斯。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格林认为这部小说比他本人在二战爆发前出版的长篇小说《英格兰造就了我》要好得多。福斯特·莫里斯的那本书就在格林藏书甚丰的公寓里的书架上摆着。

他把那本书拿下来，有一两分钟都没有说话，脸上是一个人发现记忆捉弄了他的那种表情。他说，那神情就像是在对福斯特·莫里斯说，而不是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说着从莫里斯那本书里读了一个句子：“复活节的小雨如同懊悔那样顽强。”

“实际上，”他后来说，“他是个奇才。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是最好的学生之一。他上牛津大学期间在写《播种时节》。”

那本显赫一时的书就放在书架上，格林拿下来给我看。黄色的布面包装已经褪成了很淡很淡的颜色。

“这个书名现在看来平淡无奇，可那时我很喜欢。它寓意深刻，充满反讽。这名字取自华兹华斯的《序曲》里的一行诗句：‘美好的播种时节攫住了我的灵魂。’

“这是一本逃离的书。我无法告诉你我们那时候觉得这本书多么富有新意，多么美好。福斯特十六岁的时候，逃学逃了差不多整整一个学期。他把上学用的钱全花光了，过得还挺滋润。他逃离是为了反抗学校和他的家庭。他家在中部地区开了一家小型土木工程公司。《播种时节》写的就是那次逃离，他遇到的人，他看到的贫困状态，他的性觉醒。

“福斯特在那两个月里记了笔记，但是直到上了牛津大学才写那本书。他写的时候已经成年了，但年龄还是很小，而我认为这赋予这部作品一些特点。它早熟，世故，技巧也很娴熟，但是你不得不说，它也很天真烂漫。书里充满了福斯特·莫里斯不了解的回声。那本书感觉很有新意，不过当然了，逃离是文学的一大主题。哈克贝利·费恩[26]，跑到贝齐·特罗伍德[27]那儿去的大卫·科波菲尔，从士括尔斯那儿逃离的史密格[28]，以及德·昆西[29]。福斯特说过，书写到一半儿，他想到的唯一一个名字就是W. H. 戴维斯，一个超级流浪汉。从某些方面，他的书预示了乔治·奥威尔和那本美国书《麦田里的守望者》。

“那本书卖了八千册，在那时是个巨大的数字。这本书火了十年，你知道，是康诺利的极限。他们拼命使之重振雄风，但已经无力回天了。性觉醒部分傻乎乎的，反抗部分非常老套，有点儿像《众生之路》[30]。这是早慧作品的通病。而这些通病正是属于较早的那一代人。

“你可以说，在那次成功之后福斯特再没有重获成功，虽然他也挣扎过。他要不是有家里的公司支撑，或许跟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得找份工作。可是他有份小小的收入。虽然不是很大，但总是有的。所以，他就坚持了下去。他一直在寻找另一件幸运的事儿，那种在某个主题上幸运地着陆的事儿。他在很多事情上都曾一试身手。他写过福斯特式的私人关系，但是谁也不明白他写的是什么意思；他写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试图写天主教的东西。他尝试过奥登和伊修伍德那类的游记作品。但我总觉得那本特立尼达的书是一部懒散之作。战后，他写了那部长篇小说，我以为这次他找到了落脚点。我错了。”

正如格林所说，他很早慧。一个早慧的作家没有多少阅历可以挖掘，天赋也得不到挑战。这样一个作家能够迅速成名，在于其继承了前辈的风格和感悟能力。福斯特·莫里斯逃离的青春期经历以及他大学本科时期的“叛逆”风格掩盖了他那必不可少的模仿，这使他在后来很难形成自己的风格。敬佩过他的同时代的作家们很快就超越了他。在他创作生涯的剩余日子里，他就是一个不停地和人们说再见的人。想必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容易。

很奇怪，一个对自己的声音还在上下求索的人，居然帮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不过也许没那么奇怪。当初他看我手稿的时候，或许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困难所在，看出我在各种各样的模式里左奔右突，摇摆不定。在那第一封长长的信里，他或许就像一个半是自说自话的人。

那次奇怪的文学界聚餐之后又过了二十多年，他已经垂垂老矣，他似乎做了某些补偿。我的一本书出版了，而我当时并不在英国，正在国外旅行。几个月后我回国的时候，发现出版商在使用一段福斯特·莫里斯写的书评里的溢美之词。

这使我感到周身彻寒。我没有想过要寻找那篇书评，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思量我是不是不该无视那位老人的姿态。然而，我认为，我当年的直觉是正确的。要是再和福斯特·莫里斯见上一面，还是会重复我们原来一起吃的那顿午餐，使自己领教他那彬彬有礼的、漂亮的老式嗓音（跟格林的嗓音没什么两样），然后，我确信我会发现，在那表面之下，即使到了垂暮之年，这位壮志未酬的作家才智的不确定性，以及他对说过再见的所有人都怀有的那份不以为然。

三十年代后期（我对这个年代已经开始有了记忆），经常会有游轮从欧洲和美国（美国游轮一直到战后还持续了一段时间）驶来，上午在西班牙港停泊。我父亲或者是《特立尼达卫报》的其他记者就会和摄影记者登上游轮，对那些有名气的乘客们进行一番采访。有时候，船上的乘客可能名气很大：莉丽·庞斯[31]、奥利弗·哈迪[32]、泰龙·鲍华[33]的妻子安娜贝拉[34]。拍的照片和采写的新闻就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来。那个时候，游轮早已经离开了，所以，这些大世界的大人物的来访，就像是一个人错过的某样东西，一场夜间的恩典。

那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当时正处在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点，而且有一天，我可以从另一面来看这些大人物的来访。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理解福斯特·莫里斯的经历，并且在他作为一个从外面来到特立尼达的作家、带着他所有的不确定性时，跟上他的思路。

他那本书并不完备，但也不算糟糕。他把笔下的人物作为整体直接表现，使人物属于他们自己，从这一方面看，该书是很有新意的，可以放入从不断变化的外部眼光看待那片世界的巨大链条里面去。那根链条或许在一五六四年约翰·霍金斯对土著人的生活进行精确而鲜活的描述（精确到土豆的味道：差不多介于欧洲萝卜和胡萝卜之间）时就开始了；可能继续往前走，就到了一五九五年，沃尔特·罗利爵士[35]奇迹般地拯救了那些被西班牙人废黜、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库穆库拉坡的美洲印第安人首领们，留下了他们的名字；或许接着就经历了十九世纪初玛里亚特船长[36]所写的航海小说里描写的群情激昂和残酷无情；然后到了维多利亚王朝的那些人，特罗洛普、金斯利、弗鲁德。《黝黑的制服》这部作品在式微的帝国游记作品和后殖民时代作家如詹姆斯·波普－亨尼西[37]及帕特里克·利·弗莫尔[38]的诸多作品之间肯定有一席之地。四百多年以来，观察的眼光在不断变化；这本书是对一个文明的一个侧面美好的记录。

[1]这里的“VDJ”三个字母是英文“Victoria Diamond Jubilee”三个单词的首字母。

[2]一个太阳历的轮回是28年。

[3]特立尼达的西班牙语名即Trinity，而这个词在英语中有“三位一体，三合一”的意思。

[4]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作家，十分高产，除47部长篇小说之外，还有大量短篇小说、游记、传记作品。他开始的二十余年写作过程中同时在邮局供职，因公各地出差，游记创作就基于这一经历，其中就有出版于1859年的《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加勒比海沿岸》一书。

[5]查尔斯·金斯莱（1819－1875），英国圣公会牧师、大学教授、社会改革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著述颇丰，其中包括游记作品《终于，在西印度群岛的圣诞节》。

[6]詹姆斯·安东尼·弗鲁德（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小说家及传记作家。游记作品中有《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或尤利西斯之弓》。

[7]指印度、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等。

[8]流行于西印度群岛的即兴讽刺歌，具有爵士音乐特点，节奏灵活，常用以讽刺时事，臧否人物。

[9]均是受非洲宗教仪式影响、在西印度群岛流行起来的教派活动。其中，叫喊派因活动仪式发出的噪音过大，在1917年被特立尼达官方禁止。

[10]泛指由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以及非洲语言混合并简化而生的语言，往往经过早期混杂阶段最后形成一种母语。

[11]原文为If Crab No Walk。

[12]英国诗人济慈的名诗《秋颂》里的一句，这里引用的是查良铮先生的译文。

[13]弗朗西斯·帕克曼（1823－1893），美国历史学家，下文提及的作品即《俄勒冈小道：大草原和落基山生活素描》。

[14]亚历克·沃（1898－1981），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著名作家伊夫林·沃的兄长。

[15]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作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

[16]W.H.奥登（1907－1973），英裔美国诗人，是继T.S.艾略特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

[17]克里斯托弗·伊修伍德（1904－1986），英裔美国小说家。

[18]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

[19]杰弗里·戈尔（1905－1985），英国人类学家、作家，以将心理分析技术应用于人类学研究而著称。

[20]出自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第二幕第一场，引文采用了朱生豪的译文。

[21]维克多·格兰茨（1893－1967），英国出版商及人道主义者。他在1927年创立的同名出版社是20世纪英国一家重要出版社，除文学作品外，曾出版了多部重要的左翼或共产主义倾向作品，包括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及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

[22]乔治·拉明（1927－），巴巴多斯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加勒比地区文学的一个重要作家。1950年他从巴巴多斯来到英国，是早期描写西印度人在英国的生活经历的作家之一。《在我皮肤的城堡里》是拉明的第一部同时也是最负盛名的自传体小说，获1957年毛姆奖。

[23]即《米格尔街》。出版商在接到《米格尔街》的稿件后，怀疑一个不知名的特立尼达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能否成功，于是鼓励奈保尔先写长篇小说。直到1957年和1958年分别出版了《通灵的按摩师》和《全民选举》后，才于1959年出版《米格尔街》，这本书于1961年获毛姆奖。

[24]查尔斯·珀西·斯诺（1905－1980），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

[25]安格斯·威尔逊（1913－1991），英国小说家、文学批评家。

[26]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主人公。

[27]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名著《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

[28]士括尔斯和史密格都是狄更斯的第三部小说《尼古拉斯·尼克贝》中的人物。

[29]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的著名长篇小说。

[30]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家、文学批评家。他16岁时从就读的文法学校逃离，漫游威尔士乃至身无分文，流落到伦敦后才被朋友发现，回归家庭。

[31]莉丽·庞斯（1898－1976），法国花腔女高音歌唱家，1940年加入美国籍。

[32]奥利弗·哈迪（1892－1957），美国著名喜剧电影演员。

[33]泰龙·鲍华（1913－1958），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34]安娜贝拉（1907－1996），法国著名女电影演员。

[35]沃尔特·罗利爵士（1552－1618），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冒险家，同时也是一位作家、诗人、军人、政治家，更以艺术、文化及科学研究的保护者闻名。早期的美洲殖民者，因被指控阴谋推翻詹姆斯一世而被监禁在伦敦塔（1603－1616），后被处死（1618）。

[36]弗雷德里克·玛里亚特船长（1792－1848），原是一名功勋卓著的英国皇家海军军官，退伍后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创作了一系列海上冒险小说。他还发明了一套被广泛使用的航海旗语，被称为玛里亚特信号规则。

[37]詹姆斯·波普－亨尼西（1916－1974），英国传记作家和游记作家。

[38]帕特里克·利·弗莫尔（1915－2011），英国著名作家、学者。

5　流亡

上部

一九五九年与福斯特·莫里斯在他所属的南肯辛顿俱乐部吃午餐时，他同我谈起了勒布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个特立尼达－巴拿马共产党人，说他是那场石油工人大罢工的领袖巴特勒身边最危险的人物。

于我而言这是新知。勒布龙是我从未在生活中听人提及的名字。不过，那时候我对那场大罢工也知之甚少。大罢工发生的时候我只有五岁；还要好几年我才开始对其有所认识。

我到一九四七年才第一次知道勒布龙的名字，当时我在女王皇家学院上六年级，离那场大罢工过去了整整十年。那时候，勒布龙只是一个和他写的一本书关联在一起的名字而已。一个名字，跟欧文·拉特和福斯特·莫里斯一样，和本地相关，和印刷品的荣光相连。

勒布龙的这本书放在我们六年级图书室书架的最底层，一个书橱上面放着两三排装有玻璃框的书架。左边书架上放的是学校出借的一小部分藏书：都是些流行的书（萨巴蒂尼[1]、萨珀、约翰·巴肯[2]、威廉丛书），花大价钱重新装订、用烫金工艺印着我们的校徽和校训（有人告诉我们：是在英国烫印的，那儿才有机器），闪闪发光而结实的皮革书脊让书从架子上看去很漂亮，不过里面的廉价纸张已经过了很多人的手，磨得发毛破损，上面印的字有四分之一都被磨掉了。

勒布龙的书在相邻的书架上，在课本和字典下面放着。那紫棕色的封面已经变得很黑，黑得书脊上的书名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那本书是讲在玻利瓦尔之前的西班牙裔美洲革命者的。我从来没有看过那本书，认识的人中也无一看过。三十年后，人们在激进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说这本书是最早描写加勒比海地区革命的书籍之一；可是，在大学图书馆里做研究工作的人，一切信息和资源都向他们开放，有时候他们会看到那时候并不存在的进展。在特立尼达，勒布龙的那本书可能本来就没有几本。书店和中央图书馆里连一本都没有。我知道的唯一一本就在学校图书室的书架上，而且就在那里放着，无人阅读，几乎不为人所知，黑黑的书脊上字迹无法辨认。

但它依然是一本书，在伦敦出版的书。这个人因此罩上了一层光环。它暗示着一种非同寻常的生活。我问过一个比我高一级的男同学——他已经获得奖学金，就要去剑桥大学留学了——关于勒布龙的事。

他说：“他是一个革命者，目前在美国的某个地方流亡。”

确实富有戏剧性，这个外来的黑人（特立尼达－巴拿马人）在流亡。可是我无法相信。通过电影我可以理解约翰·加菲尔德[3]的一个角色可能怎样走上流亡道路。但我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勒布龙。我猜想，十六岁的我不相信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角色；不相信一个来自特立尼达和巴拿马的黑人，会成为这样一个角色；而且想不出来为什么这样一个人会被认为危险至极，要捉拿归案。

八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了他。我去英国时，特立尼达岛上出现了新政治；其中之一就是红房子外面的伍德福德广场的音乐演奏台上会有很多演讲，他是演讲者之一。距离巴特勒领导的那场大罢工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二十年，勒布龙此时年过五旬，身材高挑，五官俊朗。他讲话流畅自然。都是完整的句子。

他说，几个世纪以来，西印度群岛的劳动人民一直从事大规模的蔗糖生产。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属于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不应该让奴隶制的现实掩盖住这一真实情况。所以，西印度群岛的人民是最愿意参加革命的。为了这一刻他等待了二十年。他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希望，他相信这一刻终将到来，人民可以被召集起来参加政治行动。

我在特立尼达待的那几个星期里，听过好几次他的演讲。听他所言，就好像整个运动都表达了他的意志和思想，就好像那个运动是他掀起的一样。

然而他不属于那些试图进入新政治内部的人。他没有本地基础。他不是那种权力找上门来的人。就像他当年在巴特勒领导的那场罢工之后就失踪了一样，经过数次选举之后他又不见了踪影。

三年之后当福斯特·莫里斯谈到他的时候，我对勒布龙的全部了解也就是这些。他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属于过去的人。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勒布龙，这个一九三七年曾在特立尼达的乡间小房子里的油灯灯影下开下流玩笑的人，这个当时还默默无闻，不是作家也不是政治鼓动家，而伦敦作家福斯特·莫里斯原本还可以对这个人施以眷顾的人，会成为福斯特·莫里斯要说再见的另一个对象。

勒布龙在他垂暮之年来到了英国，这已经是一个发生了沧桑巨变的世界，黑人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于是他被“发现”了，他被说成黑人革命的预言家之一，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历史书里，但他持之以恒地为之工作多年，一直是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解放运动的幕后人物。于是他有了一种满足感。这是他大半辈子对他本人形象的认识，并且他也这样宣传着。这种认识使他有了停泊的港湾，使他赖以生存。然而，这也给他惹了麻烦，而找他麻烦的恰恰是他认为他为之鞠躬尽瘁的人。

西印度群岛当中较小一个岛的行政长官曾经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移民。从长远来看这丝毫无损于勒布龙的声誉，但在那个时候——当时正是去殖民化的开端，而这个行政长官又是整个地区较为无足轻重的人之一——这却是一个羞辱：那个黑人老革命被禁止进入他称之为他自己的革命当中去。

此后不久，我去了这座岛屿。我把我的名字报到行政长官的办公室，这是一种礼节，也是免生事端的一种保障。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位行政长官请我去政府大楼和他共进午餐。他想谈谈勒布龙这个人。

他说：“让他到这儿来吧，并且到大街上走一走。”

在政府大楼里进行的街头谈话。勒布龙从来都不是一个街头或帮派人物，但作为一个革命者——即便是在巴特勒领导大罢工的时代——他也总是认为，民众的力量和烈性是他可以去号召的东西。而今他们却在用其人之道反对他。

新政治形态让几乎每一片辖地都产生了像这位行政长官这样的人。大多数都以工会组织者起家，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像特立尼达的巴特勒一样，都有宗教崇拜的一面。

这个人现在就住在政府大楼里。这座大楼看似不起眼，却是这座小岛上最好的。身穿制服的哨兵，当地的抽象画，当地产的厚重的家具，就像其他各个领地上一样，那继承而来的奢华全在那儿。然而，这位行政长官已经厌倦了。他已经到达了自己权力能做到的极限。权力已经开始压迫他，压进了他自身。他现在生活非常简单，仿佛如果不这么做，就会产生一种没有必要的压力似的。他现在并不发表很多讲话。他也很少出门。

他身边最近的人是一个黑人中年妇女，叫蒂丝小姐，长相很大众，走在大街上根本不会引人注意。据说她是他的精神顾问、管家、厨子，还是防止他被投毒的守护神。

蒂丝小姐为午餐做了番茄酱拌手撕咸鱼片、煎大蕉块儿以及米饭。这座岛上能找到的最简单的饭食。她亲自端盘上菜。饭菜是凉的。桌布上油渍斑斑。

现在的这位行政长官从前也许会为得到勒布龙的注意而受宠若惊。他也许会热爱勒布龙用来描述由他发起的简单运动的那些大词，或者听起来很专业的话语。他也许会喜欢勒布龙把他引荐给别的岛屿上名气更大的领导人。可是，关于权力能用于何处，勒布龙有别的想法，而这位行政长官却不想参与其中。行政长官不想颠覆他所熟知的这个世界，他不想失去他已经获得的权力。

他这样说勒布龙：“那个人想把你拉拢过去。”

勒布龙是革命的经理人。这是他不自觉地深陷其中的角色；这成了他的谋生方式。他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一呼百应的追随者。他总是不得不依附于其他的领导人，依附于更简单的人，这些人对权力有更简单的想法，也更直接地和给予他们权力的简单的人相连。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甚至在巴特勒的时代，勒布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巴特勒并没有获得权力——他是在殖民时代崭露头角，那时还无法获得这样的权力。然而，在巴特勒自己的眼里，他已经获得了某种与权力相当的东西：他已经获得了那个特定群体的首脑或者说头领的地位。然后，在经历了大罢工的骚动、游行以及查理·金事件之后，他厌倦了。战争期间他遭到羁押。这或许正适合他。他后来的政治活动再没有形成什么气候。他成了立法议会的一个议员，可是他倒更喜欢远离他的追随者，去英国打发时光。谁也不知道他做些了什么，或许是什么都不做吧，只是让日子一天天过去而已。领导地位和行动之于他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同那个攻击了勒布龙的行政长官一样，于他而言，只有他那首脑的职务，他的地位才是唯一重要的；才是他极力要保住的东西。

所以，勒布龙那复杂的思想和他所鼓励的简单的政治活动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无可避免，同时显而易见。福斯特·莫里斯说，他是巴特勒身边最危险的人物。我想他的意思是，在另一种形势下，在另一个时间，巴特勒或者像他那样的某个人或许想着比当一个首领更多的东西，或许是想把这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而勒布龙就会在那儿告诉他该怎么做。

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流亡中的人，常常都在离开他从前的伙伴；从来都不曾经历过他所鼓动起来的革命的后果。其他人只好逆来顺受：就像蒂丝小姐为那位行政长官看名片、维护心境并做饭的那个岛上的某些中产阶层的棕色人种那样。这些棕色人种遭受折磨可能有众多方式。事实就是如此；虽然就行政长官而言，这些折磨并不是出自他的本意，而对人的折磨仅仅是作为首领行事的一个方面。

“那个人想把你拉拢过去。”在政府大楼里，隔着那张油渍斑斑的桌布，那位行政长官对我说。我懂他的意思，因为勒布龙曾试图对我做过类似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我和福斯特·莫里斯分道扬镳的时候。

他就我的作品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俄国一本“很厚的杂志”上。他给我寄来一本，连同他那篇文章的译文（或者是原文），还寄了一张名片。他给了一个伦敦的地址；我由此推测他还在“流亡”。

那篇文章在那本厚厚的杂志中占了很多页。还没有人就我的作品写过如此长的文章。说老实话，我那时觉得我出版的这些作品根本配不上这样的待遇。我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文学新人，大作品还在后头呢。我知道有人不喜欢我的喜剧风格，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觉得我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我以为勒布龙在这本俄国杂志上会对我非常严苛。

他并不严苛。他的批评方法很有新意。他对喜剧风格避而不谈，虽然我在这方面一直是煞费苦心：小心翼翼地设计出那么多的场景，在语言及语气问题上做出这样那样的决定。他越过所有那些问题，直抵素材本身，人物以及背景，他完全严肃认真地考量它们。他说我描写的人物在每个方面都是赤贫的，历史非常残酷地捉弄了他们。我作品中的人物以为他们都是自由的人，他们的命运都由自己掌控；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所处的殖民环境嘲弄了这些人物的幻梦、抱负、可以使自己渐臻完美的信念以及他们的嫉妒心。文章说，我的这些作品虽然分量不重，但却是颠覆性的，因此尤为突出。

当年我和福斯特·莫里斯离开南肯辛顿俱乐部时，他曾就我的第一本书用微妙的比喻说过类似的话。他当时说，就像是一条有鳟鱼的小溪，你得训练自己透过表面的倒影看出水面下的东西。

对此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尽管那时我觉得这样的评语很不到位，于我没有价值，因为这话是在否定我自己非常欣赏的喜剧才能（在我心里，我依然把对喜剧才能的发掘和成为作家的发端相联系）。

而另一方面，虽然勒布龙的文章和福斯特·莫里斯的评论只是角度不同，着重点各异，然而勒布龙的文章之于我却像是一个启示。我立即懂得了他所谓我作品中人物的无助是指什么；我意识到了我原来一直都知道的东西；这种认识随着我的成长深入骨髓。

这就像是在地面上行走时，很多东西都模糊不清，而当我被带领站得更高后，不仅仅能看到那一片片的田地、一条条的道路、一个个小小的聚居点，而且更高的视角还让我以快进的方式看到了历史，好似瞬时看到花开花谢，看到人世沧桑，看到了所有那些参与了农业殖民地建立的丝丝缕缕，明白了在经历过这样的活动之后这片殖民地所派上的用场。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像是奇迹般的存在。它紧扣我所写的东西，但又远远不止于此。读着这篇文章，我觉得我明白了小时候为什么会感觉历史在我出生的地方早已如云烟消散了。我情不自禁地想：“对呀，对呀。讲得太对了。就是这么回事。”

勒布龙那篇文章的启示变成了我长期以来看问题的一个方式。我想我受到这样的影响，不仅仅因为那是第一篇评论我作品的文章，而且还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那种政治性的文学批评。我很高兴以前没有看过，如果之前看过了，我兴许就写不出那个作品了。那样的话，就像福斯特·莫里斯以及其他许多作家一样，还没开始写作就知道得太多，实际写作时能发现的东西就会少了。诸如声音、语调以及自然流畅之类的问题就会困难得多，而我要开始写作也就会难上加难。

我写信给勒布龙，对他那篇绝妙之作深表感谢，之后没多久，一个普通的西印度群岛国家来的熟人给我寄来一封请柬，请我去吃饭，去和勒布龙见面。

这个熟人在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上班。他三十出头，比我大几岁。他偶尔给英国广播公司对加勒比海地区广播的杂志节目写写稿子，一来二去我们就认识了。他来自一个比较小的岛屿，我倒愿意说他是一个白黑混血儿。他说他是黎巴嫩人。他老婆跟他差不多，只不过说话带着更浓重的西印度群岛的口音。

他们住在梅达维尔一个宅院大楼里的一套公寓房里。那一定是带家具出租的房子。有很多三十年代那种笨重的装着套子的家具，有一种尘封已久、古旧的气味和尘土会随时扬起的感觉。客厅里那盏昏暗的吊灯由于装有一个托盘形状的毛玻璃灯罩而更显黯淡。灯罩就吊在小链子上，满是蛾子和其他虫子的尸体。

我一到就觉得，这种下界凡尘的氛围倒是很适合这种场合。勒布龙和其他的行政长官们都说不上话了，在加勒比海地区基本上淘汰出局了；有很多小城镇都拒绝他在大街上行走。所以我觉得，这将会是在伦敦为伤感失意之人举办的一场伤感失意的小宴会，这些伤感失意之人想向这位老人表现出团结一致的样子。

实际上，如果我想到了这一层，就会看到，勒布龙虽然老迈年高、背井离乡，然而他却处在他声誉鹊起的最好阶段的开端，他会声誉日隆，直至最后。大多数领地的人民已经对平民政治家的第一次浪潮失去了信心。这些人的腐败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权力所展示出来的是他们的狂妄无知和意料之外的无所事事。勒布龙曾遭到那些人的拒绝。他依然纯洁，坚持原则，有文化教养；他依然能讲革命和解放的语言。这恰恰是许多人，跟到梅达维尔这座公寓房里来的人一样，还想听到的语言。所以，席间充斥的并不是伤感失意，而是共谋大事的气氛。

主题是黑人解放。然而我们是一个人员混杂的群体，这也是这个场合礼仪的一部分。勒布龙来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一个美国白人妇女，捷克或者是波兰裔，比他小整整二十岁。勒布龙风流成性，或者说一直以来女伴不断，可谓名声在外。

勒布龙如今已年过六旬，身材纤细，五官端正，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近看，他身体纤弱，皮肤光滑，那黝黑的面庞透着些许铜色，说明其祖先非同寻常，或许有美洲印第安人的血统。

大家都明白，我们是来听他讲话的。他进门到坐下来讲话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常规的寒暄，和黎巴嫩主人的闲适交谈，说他对他们的熟识，而我对他在俄国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感谢时，他表示出“小事一桩，何足挂齿”的态度——都像乐队在叽叽喳喳的交谈背景下，为了今晚的这出压轴大戏调弦定音。

旋即，主人去了他们的小厨房，做饭的香味儿飘了出来，萦绕在旧布帘和那笨重的装着套子的家具周围，就在这当口，勒布龙的戏开场了。

他生来就是演讲的。好像他看到、想到、读到的一切都自动加工成了讲话的素材。他讲得极其睿智，引人入胜。他谈到音乐以及作曲家所处时代的乐器对作曲家的影响。他还谈到了军事问题。

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来自我们那个地区的人，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花了如此多的时间读书思考的人，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这么有趣地整合了如此多信息的人。我觉得，他的政治声望把他这个人简单化了。他的语言卓越不凡。我当年在伍德福德广场注意到的东西依然存在：他那朗朗上口的句子，不管多么复杂，都是完整的：这些句子记下来就可以直接送到印刷厂印出来。我觉得他的口头语言就已经像罗斯金[4]印刷成书的语言风格，如行云流水，精巧别致，选词精当，常常出人意料，如泉水般从某个感情之源汩汩流出。跟罗斯金一样，那各个思想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那么明显；然而你会感觉到那些联系的存在。跟布莱克[5]（或者，选择时间上更近的人，奥登）的诗歌一样，你紧紧跟随着这语句，相信最终会有一个逐渐显现的论点。

当然了，这是修辞手段。当然了，他用的修辞手段都是对他有利的。他是不能被打断的，就像王公贵族，所有的话题都由他提出；他所提出的话题，他会是那方面的大师。然而，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我把这种比较拔得太高了。我认为他是个奇才。这样一个人，出身背景居然跟我有些相似，这一事实让我颇为感动。我开始理解他在中产阶级黑人中的崇高声望。鉴于他出生的年代，他是怎样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的呢？在经历了殖民时代所有那些令人灰心丧气的事情以后，他是如何保持他的灵魂的呢？

他能理解他的听众。他似乎明白我的疑问，毫无疑问也明白其他人脑子里的疑问。那天晚上晚些时候，他谈起了自己。

他说：“我母亲有一个叔叔，在巴巴多斯一个英国人家里当马车夫。我现在可是要回溯很远了。那是一百年前。作为一个在加勒比海中美洲地区的黑人，如果你要找的话，总能和这里有点渊源。有一段时间，那家英国人去了伦敦。他们是去那儿长住，还是短待，我不得而知。他们把马车夫也带了过去。

“在伦敦，这个马车夫和一个在蒂奇伯恩府上当仆人的黑人成了朋友。蒂奇伯恩家是一个名门望族，牵扯过一桩有名的官司。有一天，来了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澳大利亚人，他说他是蒂奇伯恩家的后人。这位蒂奇伯恩夫人，出于某个奇怪的原因，说那个人是她失散已久的儿子——然而他几乎是个文盲。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桩大丑闻。关于这件事最好的记录来自毛姆勋爵，他是上议院的大法官，从这本讲述蒂奇伯恩家族的书看来，是个比他的小说家弟弟[6]还强得多的作家。

“那个在蒂奇伯恩家当仆人的黑人和这家的一个女仆结了婚。这件事对我母亲的叔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常常出入府上。你们必须想象他沿着台阶走下地下室的样子。他说，不管什么时间到那儿，仆人们都会给他端茶喝，给他点心吃。女人们很宠他。他回到巴巴多斯后还对此念念不忘。到他老了，还在谈伦敦那个大户人家的黑人娶了个白人老婆，而谁也不以为意，他还在谈那些白人仆人们总是很欢迎他，给他端茶喝，给他点心吃。他总是这么说那些仆人们：‘他们总是很高看我。’意思是他们总是很抬举他。

“小时候这样的事听多了，我渐渐地就产生了一个幻想，想象着英国的大房子，想象着白人也给我端茶喝，给我点心吃的情景。我想象中的房子就像一个大宅院。不是贝尔格莱维亚或南肯辛顿的那种大房子。多年以后，当我开始读那些英国小说家的作品，那座幻想中的大宅院总在眼前晃动，影响了我的阅读。现在依然，但只有一点点了。

“我母亲的叔叔，那个老马车夫，也是一个心气儿很高的人，他过去常常说：‘在那些年才没有麻烦事儿呢。黑人和白人就是一家人。’我在长大的过程中也就这么相信了，从前的日子要更好些。当我长大到能明白那个老马车夫使我相信的东西的时候，我感到羞愧难言。我试图忘掉。从各种情况推断，那个老人出生于一八四〇年。这是废除奴隶制后的第六年。这意味着，他母亲原来是一个奴隶，而且他周围所有更老的人都是。这还意味着一些别的事情。奴隶贸易于一八〇七年废止。因此，在我母亲的叔叔十岁或者十二岁的时候，巴巴多斯有可能还有年纪在六十五岁到七十岁的人，他们就是从非洲带过来的。然而那个老人家还是认为，过去那些年日子更好一些，并且也使我相信这一点。

“这种记忆一直折磨着我，直到我坚定了自己的政治决心，看出了事情的真相。”

“政治决心”——这是他提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间接方式；就好像直接说这个词语本身会很粗鲁似的。

“可是，即便在我坚定了政治决心之后，我还是无法让自己把这段记忆说出来。后来，我在巴特勒领导的那次大罢工期间，在特立尼达出席一个公共集会时，终于说出来了。这是在西班牙港那次大游行之前，那次大游行可把殖民政府吓坏了。我当时在讲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黑人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就在这时，我想起了那个老马车夫，就开始向人群讲起那些白人仆人、喝茶、吃点心的事情。我能感觉到他们在以新的方式聆听。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公共讲台上听一个黑人讲这样的话。然而，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我。我开始讲小时候我母亲的叔叔让我相信的东西，讲到过去那些年头儿白人和黑人是一家人，我一开口，仅仅五秒钟，我背负了二十年的羞耻感倏然从身上卸了下来。”

他停顿了一下。一阵沉默。仿佛给每个人一些时间来审视自己。

而后，勒布龙说：“每一个黑人都有一段这样的记忆。每一个受过教育的黑人都在被这样的记忆无声地啃啮。”

饭菜端到了这间光线昏暗的客厅。我们的主人是黎巴嫩人，但出于对这一场合的敬意，饭菜是西印度群岛风味的。不是像特立尼达这样受各种文化影响的地方才有的亚洲－地中海风味，或者法语克里奥尔人的口味；而是那些较小的岛屿上粗粝的非洲风味的饭菜。主菜是黄澄澄、油汪汪的一堆，看着像是捣碎煮烂的青香蕉一样的东西。

看到这道菜，勒布龙脸上显出激动异常的表情。

“啊，”他说，“酷酷。在伦敦最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向它致意。”

有人说：“我们在老家管它叫糊糊。”

勒布龙说：“不管是酷酷，还是糊糊，这是今天晚上正儿八经的大事情。”

明晃晃的很重一大块放到了我的盘子里，我试探了一下：煮烂的木薯、青香蕉，可能还有别的块茎，和上辣椒，捣成糊状，木薯加上黎巴嫩风格的橄榄油让整个混合物显得滑溜溜的。除了辣椒味儿，这道菜的滋味只剩一种酸涩（青香蕉的味道）。我觉得那东西糟透了，那黏稠和滑溜溜的感觉。我觉得我没法咽下去。我就让它在盘子里放着。没有人注意到。

勒布龙在吃，他那尽职尽责的女友在吃，肉味、油味弥漫在那摆放着装有套子的旧椅子的拥挤客厅里。人们问那对黎巴嫩夫妇，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木薯和青香蕉，这时，我（感觉我在背叛他们大家，让我从那晚的良好情绪中抽离出来）回想起二十年前我的姨妈，在西班牙港我们房子后面的水泥台阶上一边用扇子扇着她的煤炉煮东西，一边谈着格林纳达人每星期一次用“黑油罐头”煮地里刨出来的东西吃。

没过多久，勒布龙满嘴吃着酷酷或者叫糊糊的东西，又讲了起来。

他说：“或许，本世纪最为非凡的讨论是列宁和印度代表罗伊在一九二一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

我觉得这番话是讲给我听的。

“会上重新诠释了马克思的观点，特别提到了二十世纪欧洲以外的人民斗争。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是有种族观念的。这个观念是从他就印度哗变为美国报纸所写的研究报道中引申开的。一篇一篇按顺序写出来，有些部分有欠考虑，很显然不是全部的真相。重新诠释是必要的。这项工作四十年前就全部完成了。有人可能忘了这件事。当甘地、尼赫鲁、蒙巴顿以及其他人已经成为亚洲历史的注脚的时候，人们就会继续回溯，就会发现，那场革命仅仅结束三年时，列宁和罗伊的那次会见是本世纪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

勒布龙跟福斯特·莫里斯一样，说起话来没有片刻的停顿。于我而言，在俄国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启示存续下来了；然而我们两个不久就会发现——我相信我们其实一直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强加的。我们有共同的背景，在许多方面不用明说就互相明白；然而，我们走的却是不同的道路。

我们吃过饭之后只过了几个星期，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

勒布龙的女友，那位头脑聪明，举止娴雅，雍容大度，沉静得令人称奇的女士，住在纽约。我对这座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也鲜少遇到美国人。我无法想象出这个女人的出身背景，也就不能区分看待这个人本身与也许是她的出身背景和由这一背景而习得的礼节。不过就我所见到的部分，我都喜欢。我尤其喜欢她——她比我大十岁或者是十二岁——那份娴静；这使她平添了一种魅力。

我正巧要去纽约。算是一趟有使命的任务：想出一个故事的思路，提供给一部也许能拍成的电影（实际上是一部不曾拍成的电影）：关于一个年轻人往往会深陷其中的那种徒劳无功和自我背叛的泥潭。在梅达维尔那次晚餐接近尾声，大家都已经不拘礼节的时候，我向勒布龙和他的朋友提到了这次去纽约的事。他们很感兴趣。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及一些人名。接着，勒布龙说，他会给我寄一份我在纽约应该会见的人的名单。

他说到做到（我发现他做事总是那样谨慎）。所以，几个星期后，某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像被假释一样从那家昂贵的酒店里放了出来（电影制作工作不啻一种折磨），一对夫妇开车载着我绕曼哈顿兜风，给我介绍那一处处景观名胜，那对夫妇向我拼命地播撒友情，甚至不仅仅是友情：我作为勒布龙的同胞，作为他在伦敦的朋友，他们用近乎爱的东西将我包围。

观光之后还要共进晚餐。他们已经邀请了一些人和我见面；他们说，勒布龙已经给很多人写信讲到我。那位女士说，晚宴将会非常好。他们准备了一些特殊的菜式；他们准备了鱼丸冻。

她从汽车的前排座位转过身来问我：“您吃过鱼丸冻没有？”（这里有一个记忆，和这一动作有关，那就是她穿着一件皮大衣。）

听到我说没有吃过，她面露喜色。

我们在曼哈顿看完景致后，他们就开车把我送到一座房子里；我对纽约几乎一无所知，不了解这些人的身份，也无法对这片郊区和这座房子做出评估。那位女士直接就进厨房去招呼那道特别的菜了。人们陆续到了。我觉得他们到得很早，就为了来赴宴，吃那道特别的菜。对于这些人我也无法评估。

他们形象模糊，不过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聪明、友好的人。有的人就是近邻，有的则大老远过来赴这次星期天的宴会。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向我表示友好，但我知道他们是在向勒布龙表示友好。

我接受了勒布龙的介绍，但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相信过他那些国际交往的价值。即便我对他越来越怀有敬意，我依然认为他更多是个夸夸其谈之人，别的什么都不是。我把他看作迫于时代环境，很早就开始靠小聪明谋生的黑人奇才。他在俄国的关系，在俄国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和那位美貌的波兰裔或捷克裔女人一起出席在梅达维尔举行的晚宴——所有那一切，虽已足够真切，但我还是把这一切看作是那个如今已老迈的黑人的个人努力，靠的是他从灵活头脑中发展出来的第二天性。

他属于那个地区第一代受过教育的黑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跟这个世纪一样老的人——在自己的殖民地家乡或者在大国都没有他们的体面的位置。他们属于中间那一类人，太早，没有地位；他们试图闯出自己的路来。他们来了又去；他们在某个地方，在美国、英国、西印度群岛、巴拿马、伯利兹城之类，高谈阔论，讲述他们在别的某个地方投身的事业。他们当中有的人疯了，或者精神失常了；有的人依附于“回到非洲去”运动（尽管当时非洲本身也被殖民了）；有的就变成了骗子。

我一九五〇年来到英国的时候，伦敦大街上都还能见到属于那一代的很奢华的黑人：穿着细条纹西装，头戴圆顶高帽，说话带一种不伦不类的口音。他们有时会和我打招呼，孤独促使他们这么做，同时他们也希望找到某个能吹嘘的对象。某个潮湿的冬天傍晚，我在摄政大街一个汽车站排队时，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他直接掏出钱夹，给我看他的房子和英国妻子的照片。他们是被搁浅的人。他们丧失了真正的自己，而今，快到终了，他们看到自己赖以生存的幻想被来自牙买加和其他岛屿的新移民浪潮冲刷走了，这些新移民都是穿着哈莱姆风格的阻特装[7]，戴着宽边绒帽的劳动人民。

勒布龙自有其天赋，但我还是把他看作老一代人中的一员。他也是来了又走，而且人们把他（像其他很多人一样）说成是一个神秘的人。可是，联系到我自己的情况，我一直感觉勒布龙生活中那隐秘的异国片断恐怕一直是相当驯服，而且动不动就会拉响经济警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他就有点像一九三七年那场大罢工的领导人巴特勒：经过战争和关押以后，不声不响地去伦敦居住，切断了来自他的追随者及其政党“大英帝国工人及市民之家统治党”的要求（但没有切断津贴）。我想勒布龙在海外的时间就该包含那种清静和休息。

我曾被勒布龙发表在俄国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所震慑，因为我根本没有料到他会分析得如此鞭辟入里；现在，正如那时一样，在纽约郊区这座房子里，我被勒布龙那种国际生活的痕迹搞得晕晕乎乎，这样的国际生活比我之前所预计的要优雅得多，比我原先所知道的一切都优雅得多。

他们对西印度群岛各国的政治和人物所知甚多，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他们都是从勒布龙那里了解到的。他们讥讽当地政客中那些勒布龙的敌人；把其中一个说成“亡命之徒”，另一个说成“巫术师”。

有位女士去过那些岛国，到访过一些我不知道的地方。她说，到那些岛国去，就不可能不想到那些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对那些国家的未来没有一些感觉。她都看到了什么？她却无法告诉我。她拒绝以旅游者的身份说话，那份拒绝就像她的一部分自尊。我感觉，正如（考虑到她提起的那座“巫术师”的小岛）大发现前就一直在那儿的所有森林，而后全部被毁掉改成甘蔗田一样，她剥除了岛上的人所有显而易见的属性，只为了将其转化为早已存在于她脑子里的某种理想结构。

我想起了勒布龙在俄国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对我产生的影响：那篇文章似乎使我的视野高出了路面的水平，使我从更高的视角看到事物的格局。我感觉勒布龙对这些人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这个女人看待事物的一切方式都来自于她对勒布龙说过的话的理解。

我想起一九五六年在西班牙港伍德福德广场那几场规模盛大、激情澎湃的集会，期间勒布龙是多么不着调。那几场集会预定具有教育性质；而广场就是一所大学。当然人们并不是去学什么东西的，他们是去参加一种种族的圣事。勒布龙说，在这个世纪他等待这一时刻等了很多年，从不怀疑这一刻终将到来。他说这话的时候似乎是参与其中的。然而接着，他离题讲起自己的话了。他开始讲历史和蔗糖的生产。

他说，风车和高耸的工厂烟囱是西印度诸岛风景的一大特色，已经存在了两个多世纪。大规模的蔗糖制造始终是一个工业生产过程。甘蔗是一种容易腐烂的作物，必须在某一节令收割，在某一期限内加工。在蔗糖的生产过程中，很多东西都可能出错。这就意味着，群岛的黑人当属世界上最早的产业工人之列，他们遵守着一个复杂生产过程的纪律。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属于标准种族划分的范畴；他们与非洲、亚洲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不同。他们是非常古老的产业无产阶级，奴隶制的历史已经表明，他们始终是革命的人民。如今，他们注定要站在新世界革命的最前沿。

他说的话人们听不懂，然而他讲话激情澎湃，口若悬河，这就使他的演讲似乎成了那场浩大的广场运动的一部分；人们为他热烈鼓掌。（他在广场上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演奏台上向树下面的人群发表演说的照片，曾用作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或东柏林出版的两三本演讲集的封面。）

这就是他所描绘的对这个地区的判断。这就是潮流——革命洪流即将到来的消息，他在那场革命中的地位——可以说，凭着这股潮流，他在海外革命者中就畅行无阻。

我一九五六年在广场上听他演讲时——并不十分清楚他对俄国的赞同态度，只模模糊糊地知道他是这个地区的一个遥远的黑人革命家——我和其他人一样，对他强调加勒比海地区奴隶制的产业本质感到困惑不解。后来，我觉得那是为了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一个身处边缘因而愈发固执地声张其观点的人。

现在，在纽约的这座房子里，我听出他观点和修辞的一鳞半爪，甚至他的态度，我把这种强调看作他在梅达维尔那顿晚餐上所谈到的“政治决心”的一部分。他说过，有了那份决心，他才终于能摆脱因为他母亲的叔父，那个老马车夫，而渐渐滋生出的羞耻感；因为那个老马车夫回顾他的过去，那段奴隶制刚废除不久的过去时，认为那才是美好时光，那时白人和黑人亲如一家。

这忏悔给人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每个黑人，都有一个类似的秘密。然而，“政治决心”这四个字似乎隐瞒了什么东西。现在我感觉——满怀羞耻、忧伤、同情和景仰之情，在他的挣扎中辨认出我自己的一些东西——和九十年前那个目不识丁的马车夫一样，和一九五〇年在摄政大街，那个头戴圆顶高帽、穿着细条纹西装、从排队等公共汽车的人群里走出来、给我看他家的房子和他英国妻子的照片的中年黑人一样，勒布龙一直需要找到某种认识和谈论过去的方式。他头脑灵活，又热爱知识，说不定他的需求会更大。

他找到的这种意识形态（以及他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诠释）使他能够做得比大多数人都多。有一种革命（或仅仅是反抗）写作，结构固定，敌人明确，道德清晰，很容易在奴隶制的时代里充满想象地来回游弋。这种写作把奴隶制这段历史看作是几乎从未停止的游击战争；它可以给这段剧情添油加醋，使之更有滋味，却无法处理奴隶制废除后的这段历史，这段历史相比较而言平淡无奇，没有方向，也没有道德冲突。勒布龙的政治决心远非这种煽情主义可比。他不是去接受奴隶制那段过去，而是能够毫无痛苦地承认它，以他自己的方式陈述它，为它的普适性、甚至它的先行者地位做出宣言。

“那个人想把你拉拢过去。”那个行政长官曾经隔着政府大楼里那张油渍斑斑的桌布对我说。在纽约市的那座房子里，我开始有点那种感觉了。我依托的是勒布龙的引介，而我猜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也是一个革命者。然而过了一会儿，我不禁注意到，我被当作勒布龙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大家都知道俄国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我的作品已经不再完全是我自己的了；它仿佛实实在在地包含着勒布龙对这个地区的看法。我开始感觉到，在他们看来，我是我自己作品的陪衬：我是勒布龙的意志的一个表述。我不喜欢这种臆断，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我任由他们说，不曾辩解；我的默许让他们继续说个不停。

我看得出，他们愿意给我腾出空间来，就像他们曾经给勒布龙腾出空间来一样。对此他们只字未提，但是我感觉出来，他们在邀请我减轻我的种族负担或者文化负担，加入他们的兄弟会。他们都那么美好，那么富有魅力，那房子那么令人舒心，而想到在酒店里埋头写电影剧本的工作又那么讨厌，如果我可以假装归附他们，那将会棒极了，那将会简单多了。而且我有一种感觉，数年以前，在那艰难得多的日子里，勒布龙或许就做了这样一笔交易，剥下一层刺痛的皮肤，感到自己在另一层皮肤中重焕新生。

几乎人人都有这种感觉：我们是不完整的。不过，我感觉到的不完整和勒布龙的不完整是不一样的。我感觉自己不完整的东西，勒布龙却是——照我所想——应有尽有：外表风度翩翩，爱情顺风顺水，性欲得到满足。可是，还有别的渴望，并不是剥下一层皮肤就可以减轻的：我自己赢得的安全感，维持并不断提升我的创作才能的愿望，创作出暂且未知的作品的梦想，日积月累得到丰硕成果的日子，成功。这些渴望只会在我了解的自己身上得到满足。

再不会有一个团体会对我发出这样掏心掏肺、无比诱人的邀请了。然而若是屈从，我将不再是自己，将把自己托付给未知的东西。像那个行政长官一样，我吓坏了。

我们去了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吃晚餐。四壁是清一色的玫瑰红砖墙，浅浅的，刷洗得很干净，非常赏心悦目。终于，下午许诺过的鱼丸冻端上来了。鱼丸冻的样子我看着就不喜欢，对它也没有什么记忆。我想是把什么东西剁成糊糊，然后加上香料，浇上油，用手指头拌匀，这使我想起了润手乳液或别的东西。那玩意儿我闻起来都害怕。我吃不了。当初在梅达维尔吃酷酷或者糊糊的那次，我对盘子里的东西所做的事情，还能够遮掩过去。在这儿却做不到：大家都知道，鱼丸冻是特地给勒布龙从伦敦来的朋友准备的。

礼节起了作用。谈话又热烈了起来。然而从餐厅里开始的那份尴尬经久不散，直到他们把我送回曼哈顿酒店。

我们了解并羡慕的艺术收藏家都是些成功人士，比如那些一百年前以极低的价格买到了梵高和塞尚早期作品的人。而我们不了解那个时期的另一些人，他们或许怀着同样的激情，搜集同时代画家的作品，而现在这些画家已经不再为人注意。我曾就收藏家的问题请教过伦敦的一位交易商。他们会不会在某个时刻发现他们弄错了？那位交易商意外地激动。他说，差劲的收藏家都是一种类型：他们更相信自己，而不是更相信他们花钱买来的艺术品。

我不知道勒布龙在纽约的赞助人是不是也如此：在以后的数年间是不是要找到别的渠道，才能明白一直以来他给他们提供的消息是错误的，他所预言的在西印度群岛诸国要发生的特殊革命根本就不会发生。

群岛诸国的政治格局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变化。在殖民时代结束时上台的领导人，比如曾命令勒布龙离开他的小岛的那个行政长官，一直在执掌大权。尽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厌倦了，并且无所作为，这都不要紧。他们都是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的领导人，是第一批成功者。他们都是本地人，唯其如此，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其领土上表现出黑人救赎的思想。在这些本地人与其追随者近乎神秘的关系中间，根本就没有勒布龙的位置。

他而今老了，穷困潦倒，是一个没有革命的革命家，（用他的敌人的话说）只是靠从前的女性崇拜者们的恩赐，偶露峥嵘而已。但在其他时候他过着艰难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寄居在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英国和欧洲某些人的家里，一直漂泊不定。我渐渐地发觉，在某一阶段他已经放弃了，失去了对他的事业的信仰，尽管他不曾宣之于口，尽管他为了生计，继续在发行量很小的左翼刊物上发表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文章。

我和勒布龙从那天晚上在梅达维尔公寓里的晚餐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不过他年纪很大的时候我在电视上见到他几次，因此我有一种感觉，我见证了他年纪渐长、身体衰老的过程。在纽约那次的尴尬之后我们保持着礼节性的交往。我们互相通信；有时候他给我寄刊载有他的文章的杂志，文章里提到了我的作品。提到的次数越来越少；终至不再提及。

一九七三年他把他的最后一本书《第二次斗争：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二年演讲及作品集》寄给我。书是在东德印的，封面上印着他一九五六年在西班牙港伍德福德广场上的那张照片，他站在音乐演奏台前，面对着人群。他的书内赠言称我为“人道主义同道”。他还写道：“理解这一点至少是在迈出第一步。”那遣词造句的方式带有一丝旧时的魅力。这话说明不了什么，可是看到他那颤颤巍巍的笔迹，我还是非常感动。

这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毫无当年发表在俄国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中的光彩以及其中暗含的感情。尽管有封面上的那张照片，但我怀疑有很多篇章并非演讲稿。书中有一股失败和幽怨的暗流。没有微言大义，也没有狡黠的幽默。在某些文章中他几乎是从私人的角度使用一些死板的共产主义词语如“机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布朗基主义[8]者”……等等，来指责他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敌人，那些成功的政治家，住在政府大楼里的人。

那种衰退（或许部分是由于年纪的缘故）在他选出来重印又大肆删改的文章中更是表露无遗。在这些文章中，他作为一个殖民地国家的人，试图比较欧洲以外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代理人国家，比如比较哈萨克斯坦与菲律宾或巴基斯坦，比较古巴与巴西或委内瑞拉。他列出共产主义国家的官方事实和数据：正在增长的工业产量，正在增长的学校和大学的数量；接着是一段简单的说明性文字讲述菲律宾、巴西或伊朗的落后面貌（像是从一部简单的百科全书里摘录出来的），给出人口数量和领土面积的平方公里数字，在这些国家，封建地主占有该国的绝大多数资源，几乎没有人上学；整篇文章由几个看上去很学术的图表和一段出自一个不知名的“教授”或“博士”的引文（作为引文过分翔实了）连接起来。他真的相信那些文章吗？或者这些文章出自一个太清醒的人之手：他明白这样的文章只是用来填充官方刊物的版面的？

现在想到他的衰退，由他的事业所引领走向的衰退，而多年前正是他的事业似乎把他从一个无足轻重的种族主义者中拯救了出来；想到这些，又想到他穷困潦倒，依赖他人，寄人篱下维持生计，我感到非常奇怪，他恰恰变成了他的第一本书里写到的人，那本就躺在西班牙港女王皇家学院六年级书架最底层、无人问津的书。

他在那本书里写了玻利瓦尔之前的一些西属美洲或者说委内瑞拉的革命者，把主要的笔墨放在那些与特立尼达有关的革命者身上。

特立尼达在脱离了委内瑞拉和西班牙帝国成为英国的一块领土后，有很多年，美洲大陆的革命者一直把特立尼达当作横跨帕里亚海湾的一个基地。

有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西班牙军官，一个住在特立尼达的难民，曾和他在大陆的副手密谋在委内瑞拉发动奴隶暴动。一个注定失败的想法，因为特立尼达依然到处是委内瑞拉人，其中的一些人是西班牙人的奸细。后来，这次谋反就像加勒比海地区的许多奴隶谋反一样，遭到一个奴隶向当局告密。反叛者全被施以绞刑，并予分尸，被绞死的人的肢体挂在拉瓜伊拉海岸和加拉加斯内陆峡谷之间的环山公路上示众。这种革命的尝试从来都没有真正成为著名事件：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米兰达更知名点。他早早地就离开了委内瑞拉，周游欧洲各国和美国。他自封为伯爵，结识达官显贵；在大革命期间的法国，他甚至成了一名将军。在流亡过程中，他开始美化他的母国的情形。奴隶庄园里的黑人和白黑混血儿退出了舞台；委内瑞拉人变成了印加人，他们是这个大陆原来的统治者，天生的正人君子，高贵如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向往的理想形象。这就是米兰达所代表的人民；他们除了自由别无所求。中年之时，他终于来到了他的根据地特立尼达，发起横跨帕里亚海湾的革命。他有钱，有一艘轮船，还有军火，他说过的革命需要的东西他全都有了。他还有资助过他多年的伦敦商人给的章程；他许诺，在他解放了委内瑞拉之后，要把这些章程四处散发。他没有解放委内瑞拉，却制造出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他被殖民地的微不足道彻底打败了——他前半生的逃离就是为了摆脱这种渺小。然而它始终就在那里，等着他。

为了写这部书，勒布龙不得不到委内瑞拉档案馆做一些原创性的工作。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这部书的目的，是要证明他关于西印度群岛诸国革命的性质的老观点；让他本人和他的思想有一个显赫的过去，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与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在该地区产生的革命搭上边；把这些岛国从帝国边缘的微不足道的位置提升起来，奴隶制废除后，这一地区再次停滞不前，默默无闻；再一次把它们附着在美洲大陆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表明这样一个观点：革命不是说发生就发生的，革命必须是有准备的，人民必须被教育，而且必须有一个革命的政党。

所有这一切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我怀疑，在特立尼达或委内瑞拉，读过他这本书的人不会超过十个。在学校里没有人读过。我就没读过，它只是作为一本书、一个有趣的物件，被我拿起来过而已。

我是在看了《第二次斗争》后不久的一个下午，在伦敦图书馆里读的这本书。我大概是十年来第一个把它从书架上请下来的人。

那些书页里包裹着的是怎样的精神啊！一直在那里，等着向我诉说。如果是一九四八年在特立尼达，不知道我从中能领悟到什么。不会有很多。那时的我大概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勒布龙指出的帝国边缘的渺小感的一部分。我还是会对这本书感到困惑不解，就像当有人告诉我这部书的作者是一个在美国某地流亡的革命家时一样。要理解他写的内容，我还需要时间，需要距离，需要阅历。

我注意到我读那本书的房间，这是伦敦了。而从这本书当初在伦敦出版，并由“出版商”捐赠给伦敦图书馆（标签的印刷字这么写）时起，伦敦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自从我在学校看到这部书以来，不仅仅是我发生了改变。这个世界已经变了；我出现在伦敦图书馆，这就是变化的一个方面。

想到勒布龙一生中的种种讽刺，到了末了，他居然就像他第一部书里所写的人，我几乎迷信地觉得：人的一生是有轮回的，然后我开始想，在我所写的作品中，我将重返的会是哪个精神区域。就好似勒布龙，他一直寻求的是用他政治信仰的普适性湮灭他的种族情感，然而，那个梦想已然被他放弃，到了老年，他无助地回归到别人无从得知的个人的恐惧中。

我想起他的能说会道。这一天赋在他一生中为他打开了很多扇门。然而那里面也有癫狂，那些岛国的癫狂，时常在自我讽刺、玩笑、幻想、宗教狂热、突然间发作的残酷无情中表现出来。我想起特立尼达发生大罢工时，查理·金被烧死的事情，以及此后人们对这个受害者近乎宗教般牺牲的崇敬之情。我想起在那座旧木房子里，光怪陆离的油灯灯影下，福斯特·莫里斯遭到嘲弄的情景。我想到那个头戴圆顶高帽的男人，从摄政大街排队等车的人群中走出来，给我看他妻子和房子的照片。一个人怎么才能够走进一个出生于这个世纪之初的黑人的情感之中去呢？

个人的恐惧，或许吧。可是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勒布龙没能回到他的起点。加勒比海地区独立了。非洲独立了。他四处漂泊了很长时间，他很有名气。而今临到终了，他隐秘的声望却发生了变化。从前，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加勒比海地区那形形色色的政治家都是出卖过他人的人。如今，经过微妙的加工，他成了真正的非洲人或者说黑人的救赎者，成了那里的一个正直的人，成了禁得住诱惑不曾放弃事业的人，跟那些冒牌的黑人领袖截然不同。

于是，他时而走进他那双重的性格里，时而又走出来，时而是革命事业的人，时而是种族救赎的人，但始终是那个正直的人。在这种新的性格里，他似乎是在违背他终生为之奋斗的革命；违背他多年前就下定的“政治决心”，正是这其中的普适性帮助他摆脱了种族和羞耻的重负；违背他在纽约的支持者对他的崇拜；甚至违背在送给我的那本《第二次斗争》的题词，里面称我为他的“人道主义同道”。

有关非洲或加勒比海地区的书里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作者和出版商不想冒犯当政者。这却使他声望日隆；他可以作为本世纪隐秘的黑人预言家，参加广播或电视节目，就这个或那个问题发表意见。他看上去当之无愧；他这会儿已经很老了，近乎圣人，一个没有身外之物的人。

他从来不说黑人政权的坏话。他把阿明[9]领导的乌干达和尼雷尔[10]领导的坦桑尼亚对亚裔的驱逐视为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他用很奇怪的方式为南美洲的圭亚那辩护：他在一个广播节目中说，自奴隶制时代以来，加勒比海地区就可以被认为是黑人的领土。他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以一种宽泛的、归类的方法——完全是这个老勒布龙的做派——表达这个种族观点。他说：“自第一个黑人奴隶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天起，这个地区就成了黑人的领土。如果他们当初可以预见到这样的事，或许会三思而行的。”

仿佛在他生命的尽头，他找到了从最开始自己就为之奋斗不息的角色。他是本世纪的黑人的代言人，他提出的不是西印度群岛诸国政治家那简陋的、半神秘的救赎，而是一些更高、更具普世意义的东西，一些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东西：有点类似我从他一九六〇年在俄国杂志上就我的书发表的文章看到的观点。

在新的角色中，他开始了非洲的朝圣之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勒布龙那一代受过教育的人中有一批参加了“回到非洲去”运动。作为一个革命家，他曾经是不赞成的；他认为这个运动是感情用事，是逃避主义。他承认这一点，但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作为一个著名的黑人去了非洲。他受到了各国领导人的欢迎；他的声誉与日俱增。据说他在做顾问工作。他去了各种各样的独裁国家；去了正处于残忍的部落战争中的国家；去了经济崩溃的国家。然而，回来之后，他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大谈特谈，仿佛他得到启示，看到了最终目标，看到了一个剥除一切偶然性和短生因素的非洲：就像多年前他给他纽约的支持者所描绘的那样，他看到在西印度群岛诸国潜伏着纯粹革命的景象。

他从来不曾试着在他访问过的地方待下去。他总是回到他在英国、欧洲和加拿大的据点去。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就从西印度群岛诸国汲取了教训，从不希望威胁到任何人。

这对他来说是功德圆满。这不至于招人嫉恨。我觉得他对非洲的看法是一个无害的幻想。后来，我收到了一个作家朋友从一个法语区非洲国家寄来的信。

保罗写道：“有件可笑的事。一个美国黑人诗人到访。一个老前辈，一个完完全全的老－前－辈。美国新闻处要我主持这个会议。可是我不想见这个老酒鬼喝酒。然后，您的朋友勒布龙来了，独自一人。看样子很傲慢，很睿智。英国人为他造了点声势。他就开始对我们长篇大论，就讲非洲如何被政治化了，挑战马克思的观点。我听着很吃惊。我以为这个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接着发生了一件事。他无法忍受那些年轻的法国援外人员——在他看来——在非洲大地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他也不喜欢看到大学里黑人女生和她们的白人男朋友在一起。他开始恐吓每一个人，尽管言辞节制。他发了疯，后来才平静下来。

这个人在过去的时代里，有一群纽约的朋友，有着纽约的做派，有好不容易赢得的政治决心。这个在自由的非洲发了疯的老人，表达着过去的伤害。

下部

此后不久，并不是因为想到了勒布龙，只是想满足一个已经很久的渴望，我第一次去了西非法语区。

在那里，我和法语发展出一整套全新的联系。

我和法语最初的联系——儿时在特立尼达，刚到西班牙港不久——来自一群从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监狱里越狱，乘着敞篷船逃出来的囚犯。他们的船随波漂流，一度漂到了特立尼达。我想，他们被允许待上三天。《特立尼达卫报》和《晚报》的记者们对他们拍照和采访；当地人给他们食物、水以及别的东西；然后就又送他们上路了。

大约与此同时，我在女王皇家学院开始了学法语的第一年。女王皇家学院是岛上的名校。初中考到那里，不仅是学业迈出一大步，更标志着成长成熟。学习法语就是那所学院所代表的兴奋和优雅的一部分。

我对法语的感觉很多是老师给的。他是一个年轻人，但有着成熟男人的整洁和得体。他在讲桌前坐下来之前，总要向全班同学问好：“同学们，早上好。”他在热天掏出来擦额头、擦嘴、擦脖子的那方手帕总是叠得整整齐齐。他出身于一个著名的黑人家族。他们家的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工作者。在我们这个殖民地的环境下，这意味着巨大的努力：像他们家那样的可谓凤毛麟角。

这个老师热爱法语以及法国式的做派，我听说他和家人过去常常去北边的法属西印度的岛屿马提尼克岛消遣。（这估计是在战前；战争期间，那些法属岛屿都属于维希政府，属于禁区。）他们是冲着法语、异国情调、那种时髦，以及那里的咖啡馆去的，在咖啡馆里，可以向侍者要纸和笔，就着桌子写信。在特立尼达（餐馆是华人开的，很粗糙破旧，餐桌放在单独的隔间里），没有大都市的那种气息。他们去那里也是为了种族自由。我听很多人说，在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有文化的黑人受到的待遇和白人是平等的。

所有这一切都和这种语言有关系。我还把这种联系转移到了我们使用的战前的《西普曼法语读本》上，左手边的书页是法语课文，右手边是整页的法国风景钢笔画，有街道、花园、田野，出自H. M.布洛克的手笔，可爱极了。

这就是我去马提尼克岛时带去的一些想法以及法语带来的联想，离我学习《西普曼法语读本》已经过去差不多二十年了。当时我旅行是为了写出我的第一部游记。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所有早年间留下的和法语相关的幻想都烟消云散了。我看到的是一座原生植被似乎被砍伐得干干净净的小岛（特立尼达北部山区还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和原始的沼泽地），被砍伐得一干二净，是砍了又砍：从蜿蜒崎岖的窄路上看那点点景色，却不是令人舒心的景色，是一座处处诉说着农奴制的过去，显现出过分耕作，社会和种族方面都有清规戒律，甚至沉迷于这种清规戒律的小岛，小里小气，限制很多，岛上的每个人都感到压抑，每个人的言谈中都有不自觉的残酷。这是一个让人一心想要离开的地方。

我的法语老师战前在马提尼克岛的假期，基本不能说明这座岛屿的魅力了，更多是在诉说那个时代黑人世界的艰难。

在我所到的这个前法属西非国家，我结交的是侨民。非洲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过着自己的生活。富庶的城市里广告上写的是法文，公路上的路标也使人想起法国；然而非洲人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家庭、家族、种族、宗教仪式，有自己的图腾和守护神，有自己本能的敬畏。你可以遇到非洲人，然后和他们谈经济，谈总统的继任；可是过后他们就会退回到一个你无法追及的精神领域。

那里有人过着完整而古老的另一种生活，这令人惊奇，也令人兴奋。但是要说友谊，能够一起吃饭、星期天一起开车去海滩的人，还得靠那些侨民。主要是法国人和美国人。也有一些从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来的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妇女，三十多岁或者四十多岁的样子。这些妇女先是从岛上去了巴黎。她们在那里与非洲人产生了联系，因为这些联系来到这里。而今由于种种原因，她们都是单身。

我从来没有想过，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妇女们能成为一种类型，或者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现在我明白了，她们和我了解的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或棕色人种的妇女是不一样的：她们的世界观不同。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妇女们用的语言把她们隔离开了，而这种语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曾把我的法语老师吸引到马提尼克岛和其他讲法语的岛上去。在那些日子里，我的老师与其说是要逃避英语语言，倒不如说是为了逃避那艰难的种族联系。在马提尼克岛的法语里，他能找到关于他自己的一整套新的认识。

如今这却起了反作用。法语把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上的人限制在一个特殊的法语天地里。法语使他们和别的岛屿隔绝，也与中美洲大陆隔离开来。他们想的是巴黎；从法律上讲，他们是完全意义上的法国公民。然而，他们去的那个巴黎却不是那座光明城，而是那座城市中黑人移民的居住区，恰似一个缩小版的老家；在那里，他们当中的一些妇女就跟随在她们那个版本的巴黎里建立起的联系去了非洲。奇怪而曲折，部分是沿着一百五十年前运载奴隶的船所走的路线回到非洲；然而现在不是把这些妇女送回属于她们的国度，而是把这些来自新大陆、得不到任何保护的妇女们送到非常遥远、非常陌生的国度去。

在西非，我结识了菲丽丝。她三十八九岁或者四十岁出头的样子，从瓜德罗普岛来，肤色偏棕，而非黑色，讲一口清脆优美的法语。她在巴黎曾和一个非洲人结过婚。这桩婚姻，跟其他很多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和非洲人的婚姻一样，几乎是她和她丈夫一来到非洲就破裂了。她的婚姻失败后她就离开了那个国家，来到这个国家——法语以及讲法语的非洲至少给了她回旋的空间。她在其中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找到一份秘书兼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我进入的侨民群体里就有她。我到处都能看到她的身影，每一次聚餐会，每个星期天到海滩上游玩（她的秀发被大海捋直了，越晒越干，并有盐分浸入她刚刚灼伤的皮肤里），外国大使馆举办的每一次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官方的说法是为当地非洲观众举办的，实际上却是为侨民圈子里的人举办的。她穿着入时，冷静沉着，性格外向，出手阔绰。她认识许多人，不过，她似乎没有伴儿，也没有特别的朋友。

在游玩和活动上花这么大的精力！过一段时间，就使人不安了。我觉得她不喜欢回到她那套房子里，这使我觉得她也并不喜欢待在非洲，尽管她已经来到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过回到瓜德罗普岛去。有一天我问了她。她说她讨厌那座岛，岛那么小；那里的人也都小肚鸡肠，有一点点东西就心满意足。她能想到的唯一的地方，也是她知道的唯一的其他事情，就是她住过的那个版本的巴黎。但她并不想回到巴黎。所以她就待在这个地方，经常出门。

我还发现，她性格中有某种变移性。她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使自己合群。当人们抱怨非洲人的行为（接受了正式宴会的邀请，却不出席；不来参加大使馆举办的文化晚会）时，她表面上会随声附和。然而日后的某一天，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她就会说：“一个非洲人为什么要离开家，来一个房间里，跟那些外国人坐在一起，听一个人拉小提琴呢？他们只要动脑子想想这件事儿，就会明白，请人家做这种事情是很愚蠢的。他们周围的非洲人的生活那么美好——他们应该尝试去发现其中的美好，可是他们并不想知道。”

一天她开始讲勒布龙到法属西非访问的事。他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她认为他是一个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老乡”。她很挑剔；直到她感觉很了解我了，才畅所欲言。关于他的行为，我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听说了很多，但都语焉不详。我此前就听说过他怒火冲天的事。

菲丽丝说：“他来的时候，这儿出了点事儿，首都这儿。他出了点事儿。他在这儿很不高兴。他跟他女儿来的。她差不多就是白人。您知道吗？她外表长得并不像他。她块头很大。就像一堵墙，就像那扇门。我觉得这其中有些不愉快的事儿。她和她母亲一起生活。这次和勒布龙一起来对她来说就像是度假。”

“他女儿有多大？”

“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吧。”

这样说来，她母亲很可能就是那位性情沉静、妩媚动人的波兰或捷克女人，我在梅达维尔那套房子里见过她，后来她介绍我去纽约见她的朋友们。

我说：“我想我见过她母亲。”

“她离开了他。这就是这里的那件事。她对他的共产主义厌倦了，而且她有钱。运动人士求她看在这场运动的分上回到他身边。”

“该不会是有别人了吧？”

“很显然是有了别人。她是个女人嘛。勒布龙气疯了。”

“另外那个是黑人还是白人？”

“很长一段时间勒布龙都被蒙在鼓里。”

“他对哪一点更加耿耿于怀呢？”

“问题就在这儿。我认为勒布龙并不知道哪一点对他伤害更重。他在这里的时候，种族思想很严重。他毫无来由地侮辱过好几个白人。这儿的某些东西他也不喜欢。是什么呢？他绝口不提。这是个富有的城市。您看得出来的。它不是您所想的一个非洲城市。它不仅富有，而且很漂亮。我觉得他实际上并不喜欢。不喜欢那所有的汽车，所有的商店，所有的汽车道。我琢磨这使他觉得自己很穷，没有人想要他。他把他的抵触情绪变成了政治，或者试图将其变成政治。他谈到黑人的背叛，谈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可是，您知道我感受到了什么？我感觉他希望人们和他一样，对他的白人女儿感到兴奋不已。他并不了解非洲人。他们是坚强的人民。他们也很残酷。在他那个很有名、很可耻的针对法国男人有黑人女朋友的议论后，大学的校报上登出了一幅讽刺漫画。那个白人女儿用英语对那个黑人老头儿说：‘爸爸，我们怎么不离开这些黑鬼，回家去呢？’”

这很残酷，很不公平。这所新大学，风景如画，路面铺得整整齐齐，一座座红砖住宅楼拔地而起：大多数学生都是家里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所有的学生都有政府助学金；这里的大学生们不大可能想象得到勒布龙在外面的世界里要经受的挫折。

很奇怪，尽管菲丽丝有她自身的遭遇，她那不幸的非洲婚姻，她在非洲那一片空白的生活，社交依靠侨民，但她评判勒布龙时居然站在非洲人那一边。不过，这就是她的为人。当来访者对非洲完全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时，她就不喜欢；当来访者是黑人，而且是来自美国或者西印度群岛时，她就更不喜欢了。仿佛她希望很清楚地表明，她来到非洲完全是她自己的决定。

有一天，我问到她的婚姻。

她说：“我那时候常常去巴黎的一家俱乐部。那是专为黑人开的。实际上是一个地下室。这个丑陋的小非洲人也在那儿。我意思是说真的很小。他个头矮小，且长得很黑，身板软塌塌的，还戴着很多金子的东西。金手表、金戒指、金钢笔。那金子映衬着他的皮肤闪闪发光。他努力追求我。他说他喜欢我的名字，菲丽丝。还喜欢我的嗓音。然后他就要我嫁给他。他说，他家很有钱。他说他的家人类似首领。他们有很多土地，很多仆人，很多奴隶。”

我说：“他还说了奴隶？”

“我认为他在撒谎。不过我并不介意。事实上正因为这一点我才喜欢他。我以为他只是在努力打动我，我喜欢他那锲而不舍的劲头。他追了我很长时间。后来我就同意嫁给他了。您想知道为什么吗？您会相信我吗？我之所以同意了，是因为我不喜欢他，实际上我发现他令人十分厌恶。那丑陋不堪的面孔，软塌塌的身板儿，还有那光滑的皮肤折射出的金子的光芒。我原以为嫁给一个我不爱的男人，对我会有好处。我觉得放弃爱情和欢乐，是在和上帝做一笔交易。我觉得我没有做错。我常常在房间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说：‘菲丽丝，你必须忘掉爱情和美貌。你必须忘掉你过去的设想。我的姑娘，爱情和美貌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只是把你带到了巴黎的这间屋子里。你得想一想你的生活和未来。那才是幸福真正的所在。’

“所以我就找到我的小首领，说，可以，并且试图在他的幸福中找到幸福。此后在巴黎的日子是最美好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对了，和上帝做成了交易。他比以往更加起劲儿地献殷勤。过了几个月，我的小首领完成学业，我们就来到了非洲。到了那里，一切都乱套了。他事先没有跟家人说过他结婚的事，他们对我简直是视而不见。他们不跟我说话。他们甚至当着我的面跟他说，他需要结婚。”

我对菲丽丝说：“可是，你怎么能这么平静地去了那个国家？你应该知道那是一个独裁国？”

“我只是不相信这一套。我不相信在报纸上看到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撒谎。我当时认为存在另外一种真相。您知道我们有时会把自己也绕进去吧。我当时更关心的是我要去闯荡一番。您知道，我很紧张。我比任何一个欧洲女人都更害怕非洲。我认识嫁给非洲人的欧洲女人。这对她们来说是很不一样的，嫁到这里有快乐、刺激，甚至有虚荣的因素。要是哪里不对，不要就是了，就那样结束了。可是于我而言很不相同。我在这上面下的赌注太大了。我对自己说得太多了。”

“你觉得你那位小首领保护你了吗？”

“刚开始是这样的。他带着我到处走。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他们是有很多土地，很多仆人和奴隶。不用买奴隶。他们就在那儿，在那些村子里，在某些群体里，在某些家庭里。他们在那里照顾别人。大家对他们都了解，所以不存在奴隶逃跑的问题。

“我们到非洲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去我的小首领的村子。要举行某种欢迎仪式，在最后，要用血给小首领洗脚。让我告诉您我的感受。我非常激动，非常骄傲。我喜欢那种仪式。它是那么古老。我觉得它源自创世之时。我在瓜德罗普岛的时候，想象不到非洲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些仪式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

“我后来听说，在举行仪式的前几天，从一个奴隶村里绑架了一个孩子。我根据这些事得出了一个结论。在那个洗脚仪式中，一般用的是动物的血，但是最高荣誉，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荣誉，是用人血洗脚。所以您看看吧。看看我这么短的时间里想到多远了。当然，我惊呆了。可是这并没有消除我对这种仪式之美的感受。我的小首领曾用他的金钱打动我。可是他的首领生活中这种仪式的一面，增加了砝码。

“这种东西对我的小首领也很重要。随着他退回到原来的生活，他很少想到我的名字菲丽丝有多么美，很少想到我那瓜德罗普岛的法语口音有多么动听。他想和我分开的时刻最终还是来了。他家人让他娶部落里一个合适的女人为妻，他想遵照家人的意思行事。那个小首领开始对我施暴。他开始打我，那个穿金戴银、身板儿软塌塌的小家伙。我想起了那个洗脚的仪式。现在不用别人告诉我，我知道这是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那天，就像有人在我身上施加了魔法，我感觉到，假如在这个国家再多待一个晚上，我就会疯掉。然后，我就去了机场，乘飞机来了这里。想一想，我可是违反了所有的直觉嫁给他的，我觉得这是在和上帝做一笔交易。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他。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我给您讲一件事，这件事是在您到这儿大约一个月前发生的。一天早晨很早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事实上，我醒来的时候，感觉像是半夜。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一个讲法语的声音。信号不是很好，我以为那是个骚扰电话。这里出过这样的事。通常都是讲法语的电话。这使我觉得远离家乡，非常孤独。

“我本应该立即把电话放下的，所幸我没有放下。电话是桑托斯·杜蒙特警方打来的，不是报上一个假名字的骚扰电话。桑托斯·杜蒙特是一个早期的飞行家[11]，法国人用这个名字命名了在北方建的一个边防站。这个警察局里有一部分是法国警官，一出小镇就能看到法国军队的营房。

“那个警官跟我讲话的态度好像我是大使馆的正式工作人员，而不是在当地雇佣的秘书。我也没有纠正他。他说话非常客气；我也不想破坏了这种客气。他说，在警察局抓到了一个越境人员。他说了那个小首领的名字，就让他讲话了。果然是他。他很害怕，说话声音都是尖利的。他说，在边境线的另一侧，形势非常糟糕。那里的总统突然跟他以及其他的首领反目成仇。有人头一天告诉他，第二天早上就要逮捕他。他决定出逃。当天下午他就一路开车狂奔。

“感谢上帝赐给我这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他说，仿佛我们两个还在一起，我还用着那辆奔驰车似的。他在坑坑洼洼的马路和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开了好几个钟头，汽车居然没有抛锚。他已经深陷麻烦了，却还对他的汽车感到自豪不已。

“他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他随时都有可能被遣送回去。您知道，在边境线那边，他们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反对法国人的，总是不失时机地在其他非洲国家做宣传，攻击当地政府。不过，我还是跟我们的大使说了这件事，他就打了几个电话。他了解我的经历。这样大使馆或多或少就把小首领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那天下午，我和大使馆里的一个人一起开车去桑托斯·杜蒙特，把小首领接走了。

“他就待在警察大楼的一个密闭的装着空调的房间里。里面很冷。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农民衣服，也没有穿金戴银。皮肤上什么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没有。这是他的伪装。他眼里还闪烁着恐惧的光芒。

“‘我，我，’他不停地说，‘一个堂堂的首领——他们居然让我吃黑人食谱[12]。’您知道那种有名的黑人食谱，是不是？他们把您扔进一个牢笼里，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就让您活活饿死。总统就是这么对他的敌人的。我在那里的时候就听说过。可是我要告诉您，这是另一件我听说过但不相信的事情。我才发现，我的小首领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我很震惊。

“透过密封的窗户可以看见那平坦而炎热的乡村。很奇怪。那些树木，竟然一棵一棵离得很远，没有聚在一起连成片。它们就一棵一棵地戳着，像柱子一样。沙尘就像薄雾。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沙漠化，人们过来就是为了看沙漠化，写相关报道。他驱车一整夜穿过的就是那沙漠，而那辆奔驰居然没有抛锚。

“他压根儿就没有问我的情况。他压根儿就没有问我是怎样独自一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找到这份工作的，也没有问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接了他的电话，安排他避难，又开车来看他，而他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他认为我应该好好招待他。他是个首领嘛，您看。他自己受够了罪，遭到背叛，又勇敢地在长夜里驱车前行。在开车去首都的路上，他像个孩子一样一路抱怨个不停。他说，他的家族一直是支持总统的，他们送他去上学，照看他和他的家人。总统踢走法国人，历经了所有的磨难，那时候他们都是和他站在一边的。后来，总统就被人灌了迷魂汤，开始反对首领了。大家都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是勒布龙，那个加勒比人。勒布龙对总统施了魔法。勒布龙奉承他，使他的脑袋转向了。就是勒布龙，勒布龙——小首领一门心思想着他。”

关于勒布龙的法属西非之行，我听说了不少事情。可是从没有听说他对当地政治有什么影响。

菲丽丝说：“人们都是这么说的。他离开这儿的时候很生气，我猜当他过了边境线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张开双臂对他表示欢迎。他们利用他做了很多反法宣传。”

我对菲丽丝说：“你说过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小首领。”

“在大使馆的帮助下，我们从那个国家把他的一些钱弄了出来。我们已经安排好他的证件，可他现在又坐立不安了。他已经忘了他的那些恐惧。他一直说要去巴黎。他在那儿有很多钱。过去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是呀，他现在要去巴黎了，他会再找一个女人，用他首领的话把她弄得五迷三道的，又要重新来一遍了。’”

我该继续赶路了。我旅程的下一站就是邻国这个独裁国家。菲丽丝就是从这个国家出来的，这个国家把法国人和他们所有的援助和合作一脚踢了出去，然后，正像有些人说的，回到了丛林里。

所以，未经事先计划，我就追随勒布龙的路线了。菲丽丝给我提供了在那个国家的几个人名。有一个人她特别想要我见见。她说，这个人会给我讲一些非洲的真实情况，这些情况报纸上是不会写到的。

在我离开前一天，她来旅馆道别。我们就坐在外面的露台上。那个环礁湖已经凸现出成为旅游点的迹象，而在过去的日子里，却是以蚊子和疾病而臭名远扬的。

她说了她以前经常说的事情，说到非洲，说到西印度群岛和美国来的黑人所带来的虚假的思想。我看得出来，她是在打发时光。后来，在她离开之前，她做了此行想要做的事：打开手提包，给了我一个装满钞票的信封。那钱是给她要我见的那个男人的。她说，那边的人生活很艰难。

那是一个颇费了些周折的行程。这两个国家虽然是邻国，但政治关系非常紧张，所以，两国之间直航是不可能的。先飞到北边的一个中立国；飞机出了故障，夜里在机场边上一座敞开的棚子里等了很长时间，当地的警察和乘客们悠闲地游来荡去；穿着肮脏的长袍的商贩们坐在一袋袋装着廉价胶鞋和其他物品的袋子上；然后摇摇晃晃地飞完了前往那个独裁国家的最后一段旅程。

机场有很多警察。那不是个繁忙的地方。这架小飞机的到来是那天早上的一件大事，那些懒洋洋的警察两眼闪闪发光，想从刚刚过来的这几个人身上弄点钱。机场大厅是一个棚子，里面贴着几张风吹起来的、很旧的照片，应该是当地风景的照片，是早期进行旅游推广遗留下来的。我要把菲丽丝给她朋友的钱带过去本来是会有麻烦的，因为什么东西都要申报，海关官员会抽查一些人，他们激动得手都发抖。可是我前面那个人被滞留的时间太长了——他甚至一度被带到一个隔间里——一个年长的官员因急于锁了办公桌下早班回家，就挥了挥手让我过去了。

这里的气候和其他地方相似。可奇怪的是，光和热在其他地方是充满活力、激动不已和人群熙攘的一部分，而到了这里就感觉像是热带或者非洲那萎靡不振的样子。还有点新气儿的机场公路穿过裸露的红土地，由于没有维修，很多地方都有裂缝。看不到村庄，只有很大的标语牌，上面写着总统的语录，正对着公路，仿佛这些标语就是写给游客看的：增加生产。

勒布龙和他女儿来的时候，勒布龙都一大把年纪了。在他背弃了很多以前的观点之后，居然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完成了一种革命的夙愿。想到这就觉得奇怪。增加生产——这就像遇到了勒布龙一篇旧文章里面的素材，一部分事实、数字和表格一样，在他的文章里，这种“生产”比其他种类的财富都更重要。

入住的宾馆是一家国际连锁店，住的人不多。空调开得很猛，我住的房间潮湿发霉，一些保存得不好的金属块上有一股生锈的气味。我觉得这个房间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了。什么东西都贵得出奇；外汇汇率也高得荒唐。酒吧间、大堂及其他公用的房间里到处都是戴着墨镜的便衣警察，仿佛在这个已经非常萧索的地方，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把游客们当场抓住。

我终于打电话找到了菲丽丝的朋友。当我说出菲丽丝的名字的时候，他惊叫了起来。可是接着他就紧张起来；当他听说我住在哪里，就更紧张了。他说他会给我回电话。

宾馆里很肃静。没有人抬高声音说话。几天后我去参加大使馆的一个午餐会，对那份肃静有所察觉。大使馆的大楼实际上是殖民时代的一座政府大楼；我应邀参加的那个午餐会——我是最后一刻受到邀请的客人——是一项当地的活动。

在殖民时代，内地基督教会布道所的所长每年都要对首都进行正式访问，由总督以某种方式进行接待。午餐会就是殖民时代仪式的改编或者叫遗留物。现在没有总督了，其殖民时代的权力现在由大使执掌。原来总督的大楼，现在成了大使的官邸。至于那个布道所——这个词来自世纪之交——即使在殖民时代也经历过多次变迁。主会所变成了一个医疗中心，一家医院，一个普通的培训中心，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其传教功能由于宗教变得更加普遍，现在已经淡化了，来首都出席这一仪式的代表，从官方看，就是职业技术学院的院长。今年，这个学院的院长第一次由一个黑人担任，据说他是一个浸礼会教友。这就是这次午餐会特别的小小的戏剧性。

我们那些早到的人就在楼下坐着，坐在敞廊上，坐在叶子花的花丛中。那天上午，所有东西和地方都打扫了，沙尘掸掉了。可是所有东西，包括叶子花，都因为沙漠化而蒙着沙尘。空中尘土飞扬。细沙一直在飘落。鞋底都能感受得到。

我们在等那位院长。他就在大楼里，可是来晚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前才到，现在在楼上做准备。那天上午早些时候，在数公里之外，一艘靠绳子拉的渡船在一条水越来越少的河里出了点麻烦。这样一来他就耽搁了。

大约三十分钟以后，他从院长用（在他之前，是教士长用）的房间里走出来，走下台阶来到露台上。人还没到，爽身粉的气味儿先到了。他块头很大，肤色与其说是黑色，倒不如说是棕色，一副棱角分明的大脸盘，脸上的大颧骨高高隆起，身板儿很宽，很健壮，一双大脚放在一双很大的鞋子里。他身穿一件很旧很薄的黑色西装，由于穿得过久，加上日晒和干洗剂，西装上是一片一片的深棕色。他一直在刮胡子；一片干巴巴、白花花的东西，宛如叶子花上落下的沙尘，盖在他一直刮得很细致的下巴和脸颊上。

他讲到那只渡船，讲到糟糕的路况，讲到那天上午耽搁的事。他的话语给我描绘了一幅画面：那艘平底大驳船上放着一辆旧标致牌汽车；浅浅的河流从沼泽地里流出；薄薄的晨雾，伴着阵阵热浪；船工们拉着松松的纤绳或者是横跨河流的缆绳，身材高大的院长身板笔直地站着，然后驳船打起了转转。

院长说：“糟糕的路况，原始的渡船。然而，这就是我们要为下一代做出的牺牲。”

一个客人似乎并不希望说非洲的坏话，说：“边境线那边路况就好极了。”

可是这话像不得体了。从院长的表情看他像是被冒犯了。我觉得他的嗓音、举止和口音都有些特别。

我说：“院长，有没有人和您说过，您说话有西印度群岛口音？”

他做了个奇怪的手势，我立即就认出那是我儿时认识的很多人都会做的手势。他说：“我就是西印度群岛的人。”

他父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在伦敦求学。他父亲受到马库斯·加维[13]和其他“回到非洲去”的观点吸引，做到了很多人说到但实际上很少人做得到的事情。他来到西非，一直在那里住到去世。这么多年，他一直在非洲过这种生活！

女主持人问：“您会说，这就是您从事这份基督教职业的原因吗？”

院长说：“我不知道。我们家是浸礼会教友，可是要说我为什么想进教堂，其原因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好像那是唯一能做的事。我想跟教过我的人一样。我认识的一些黑人罗马天主教教徒也是如此。都是和我一样背景的人。我在这里认识一个西印度群岛的老人，他是罗马天主教牧师。您问我的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就是几个月以前的事儿。这位老人家说：‘对我来说，别的还能有什么呢？修道院是我能见到的唯一安全的地方。我觉得它很好。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我送到爱尔兰去。’这话对我也是一样。它或许是一个使命，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浸礼会教友，一个信徒。但是如果没有殖民主义，我就不会有这份职业。我就会成为另外一种信徒。这话也让我说了吧。”

有人说：“您说话跟你们的总统一样。”

院长把他硕大的肩膀向后一甩，摊开手掌做了一个手势。很显然他的劲头上来了，他已经准备为这个政权说话，并愿意承受餐桌旁每一个人的批评。

这可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期望一些更平和的东西，更间接的东西，一些能认可这种场合的礼节性的东西，而不是把这个宾馆和大街上的肃静强加到我们头上的东西。

有人说：“他们还谈论你们那个地方的首领吗？”

院长说：“即使他们谈论，我也没有听到过。还是勒布龙说得对。总统是首领们的一个囚徒。他们在阻挡他所有的改革。可是，如果总统试图跟他们较量，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勒布龙说：‘那就来个快刀斩乱麻。’你毅然决然地做了，他们就都跑了。不再有奴隶制，不再有杀人的仪式了，大首领死了，就不再有杀妻子们和仆人们的事了。所有的封建迷信都会一扫而光。所有让非洲背负恶名的东西都被消灭了。‘快刀斩乱麻。’我记得，就在一个大首领死前，女人们和奴隶们纷纷逃跑。对此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谁都不说。当总统推行了人民法院制度的时候，那些首领们也是这么逃跑的。”他做了一个西印度群岛人做的手势，暗指逃跑，把一只张开的手掌“唰”地从另一只手掌上掠过。“你们刚才对我讲，边境线那一边有良好的路况，鳄鱼牌服装专卖店，漂亮的房子和海滨餐馆，餐馆里有卡巴莱歌舞表演，有香蕉面包。可是，在那里，首领们还在统治。法国人在替他们做这件事，却都是为了首领们。当发生了某些事，法国人走了，但封建生活还会在那里存在，等着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这里就不会。您的驳船可能很糟糕，但是您现在没有首领了。这儿的首领们过去却常常说，他们为人民说话。好吧。那就让他们受到人民法院的审判吧。这，就是总统的思想。”

我想听听有关人民法院的更多情况。

院长说：“最高形式的民主。”他配合他的话做了一个西印度群岛人做的手势：他把张开的手掌抬起来，刚刚高出桌沿，把肩膀向后甩出老远——仿佛要给他说的话的意义腾出空间似的。这就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动作，突然间向后一甩，非常吸引人，是他在那次午餐的餐桌旁做得最优雅的动作。

他演讲的天赋，优美、同步的手势和上身的动作，轻而易举掌控着午餐会的气氛。这把我带回了过去，把我带回到勒布龙在梅达维尔黎巴嫩人那间拥挤不堪的套间里讲话的情景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勒布龙几个月前到这儿的访问，让这位院长继承了某种演讲节奏。

可是或许不是这个原因。或许这种演讲和做手势的天赋要继续追溯，另有一个渊源。我回想起西班牙港那座红房子里，律师的文书们在登记总署装订完好的很大的书册里查找房产名号的情景。他们坐在那座意大利风格的有着高高百叶窗的大楼房间里的一张张红木办公桌前，像有秘密的人一样窃窃私语，鬼鬼祟祟地做着手势。装腔作势。可是仅仅在数年之后，大街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广场上就举行了集会，提出种族救赎的思想，像一种宗教圣事。最后证明，那种宗教圣事的激情难以平息，而今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现在就在这座法属西非殖民时代的建筑里听那位院长讲话。这座带拱廊的敞廊上摆放着长条桌、桌布、玻璃杯，鲜花缓缓飞落在墙壁、花草和铺了瓷砖的地上的细沙和尘土上，大楼颇似大西洋彼岸的那座建筑：文书们在宽敞的查询室里窃窃私语；意大利风格，厚厚的墙壁，高高的百叶窗，顶端装着合页，在下面就那么轻轻一碰，“啪”地一声就打开了，可以让空气和光线进来，可以一览外面花园的风光，又能阻挡上午炎热的阳光。两座建筑大约同一时间建成，刚过世纪之交，帝国的鼎盛时期。

这位院长是在非洲长大的。可他是伴随着他父亲的故事，以及大洋彼岸的“回到非洲去”运动的所有激情长大的。在西印度群岛，他身体的动作及演讲的节奏会被认为是非洲人或黑人风格。而在这里，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外人。

在午餐会的餐桌旁，他继续讲话，吸引着所有人的注意力，使大家鸦雀无声，就像一个戏剧人物，人高马大，穿着那件褪色的黑西装，脸颊和下巴上白花花的刮胡刀泡沫，环绕着衣领的爽身粉粉末。硕大的身躯在腰部以上晃来晃去，做着各种手势，像舞蹈演员一样。

“总统没有对任何人动手，不管边境线那边的宣传家怎么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民法院做的。它们是这个国家的卫士。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城市的街区、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人民法院。首领们都在那里受审判，受到他们自己的人民、那些据说是热爱他们的人民的审判。不可能有比这更高级的民主形式了。”

然后，院长低下了头看桌子，开始沉默，放弃了身体的舞蹈，脸色也开始变化。就像某些演员一样，在演出结束时，有一段时间仍旧保留着他们刚刚扮演的角色所规定的表情，然后瞬间而明显地恢复了他们自己的表情。所以，院长的表情变了。他似乎开始明白这次大使馆午餐会的实质，明白他所代表的尊严，明白古老的生存态度已经使他偏离了那种尊严。

他沉默了，只低头看着桌布，似乎什么都没有看见。他没有了舞蹈演员那种动作，也没有用手掌做任何手势。

他本应该像他的前任们那样，在大使馆里住上几天。可是这位院长没有。他吃过午饭就坐着标致牌汽车离开了，后来我从大使馆邀请我的人那里听说，他再也没有回来。一个殖民时代的小传统，就这样随着第一个黑人院长烟消云散了。

我和菲丽丝的朋友是在大广场的一家咖啡厅见的面。见面并不好安排。有两次他都打了退堂鼓；他根本就不想来宾馆。“那里的人不喜欢我。”他说。所以，我们最后是在那座法国殖民时代的旧广场上见面的。广场破旧不堪，阴森恐怖，那些建筑早已不是它们初建时的用途。那座咖啡厅位于两个商店之间，整体是红色的，里面的金属桌子旁摆放着油漆成红色的金属椅，商店里放着从共产主义国家比如越南进口的水果罐头之类的东西。

尽管有警车停着，但这个地区是很危险的，有强行乞讨的乞丐和瘸子，还有一些年纪轻轻却从小就被故意弄残废的男人。我第一次去那儿就被抢了，在那个售卖从共产主义国家进口的旧报纸的书报摊附近被抢了。这件事发生在上午九十点钟，正是喝咖啡消遣的时间。这座法国殖民地广场鼓励这些理念，可这是一个鬼城一样的广场：车辆稀少，没有消遣的人。那些抢劫犯是一帮年轻人和孩子，很显然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乞丐。那些孩子突然把我围起来，扑倒在我的脚下，仰脸看着我，就像一个表现饥饿的电影片段，那一张张压扁了饿坏了的非洲人脸孔哀求着，时而拽我的鞋带，时而拽我的裤子，仿佛在模仿饥饿和吃东西的动作。他们这么做是由乞讨大师训练出来的，这一套动作非常娴熟，就是要迷惑外国的受害者，分散他的注意力，此时年纪更大一点、手法更高明的扒手就趁机得手了。

可是广场上的这些罪犯举手投足都像自由人，是我见过的唯一这样行事的当地人。他们不管是身体没毛病的，还是残疾的，都四处游荡且行动迅速。腿瘸的坐在装了轮子的板子上，像更宽的滑板，或者坐在盒子一样、宛如自制玩具的小车里。他们大喊大叫，自己人说话也是高声大嗓，仿佛没必要像其他人那样安安静静的。

他们的头儿很显然是一个从大腿中间截肢的年轻人。两条树桩一样的断腿根部装有两三英寸厚的又平又圆的木头，木板的直径与他的断腿根部几乎相当，下面又用黑色圆盘状的橡胶或皮革加了一层垫子或者叫钉掌。他走路，其实是这些厚厚的断桩在动，但每一步都很小，像小孩儿的步伐，忙乱的断桩上面的躯体则移动得很慢。这个半是毁掉了的男人脸上的狠毒，对整个世界的蔑视，都令人不寒而栗。我不知道那个独裁者有关畸形人能力的一些宗教般或者魔法般的思想，是否隐藏在这座广场得到默认的表演后面。

菲丽丝的朋友如约在咖啡厅里红漆金属桌椅旁等着。他在一个角落的桌旁看当地报纸。他是个英俊健壮的男子，四十多岁的样子，五官、体格及肤色都更像西印度群岛的人，而不是非洲人。

刚一交谈，我就感觉到，菲丽丝讲的她跟那个小首领婚后生活的故事里，她漏掉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她非常喜欢我眼前的这个男人，哪怕离得这么远，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她还是想向我炫耀他。他因为被认为是菲丽丝喜欢过的男人而得意，多少有些虚荣的成分。

当听说菲丽丝让我给他捎了一些钱过来，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脸上扭曲出一种怪相，发出一连串不置可否的怪异声音。我觉得他以前就从女人那儿拿这样的钱补贴生活，那是一种他熟悉的生活方式。我告诉他，菲丽丝说过，他会给我讲一些非洲的真实情况，这时候他脸上依然是那副紧绷绷的、没有一丝笑意的表情，很靠不住的样子。

他讲起了他认识的智者，有的在城里，有的在村子里；如果他请他们给我表演魔术，他们就会表演。他们会在观众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能从很结实的墙里穿墙而过。他们在手上划一个口子，血从伤口里汩汩流出，然后他们就会如此这般地治好伤口，不留任何疤痕。他们会表演令人惊讶的通灵术，进入不同大洲的家庭和很多人的心灵。

这些都不是我想听到的。我从菲丽丝原来说过的话里发现，她对部落的古老仪式产生了感情，最后生成了某种思想，而这种思想比她作为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在世界上所掌握的任何思想都要强烈。我可能从她的话中解读出了太多的东西。这个人像非洲宾馆大堂里向游客兜售嬉皮士式的魔法的江湖骗子。她当初和这个男人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对非洲所知无几。或许是记忆美化了他。或许她到了另外那个国家后变得更深沉了。也或许是这个男人满足了她在这儿的诸多需求——慰藉者、情人、占星术士、魔术师——实际上，她没有判断他的能力。

我想远离这个男人。可是他在谈了魔法之后就黏上我了。他跟我出来，来到广场上——他身强力壮，举止优雅，动作敏捷，富有魅力——他开始跟我走回宾馆。那些乞丐见此情景，冲我们“嗷嗷”乱叫；有的甚至坐着小车气势汹汹地冲过来，坐着垫桩的那个男人把他们赶走了。

我们一边走，菲丽丝的朋友一边说话，仿佛要证明菲丽丝所言不虚，他可以为我提供一些不为人知的非洲的真实情况：“您看欧洲的报纸，只得到有关非洲的坏消息，战争、饥荒什么的。可是我要告诉您一些别的事。非洲有七个圣地。这个大陆的所有力量都集聚在这七个圣地上。每个圣地有一个圣人。这些圣人每个月都要会面，安排非洲的命运。”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七个圣地当中的一个？而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圣人呢？

我问：“这七个圣人怎么会面？”

他做了个手势，用食指在脑袋上画一个圆圈：“用通灵的办法呗。”

这就是魔法无边的非洲吗？它是不是来自大洋彼岸的某种幻想的一部分？是不是一种关于古老文化魔法的嬉皮士式的幻想又转回到这里的东西，而转回来之后又作为非洲的东西兜售给那些需要这种魔法的游客、陌生人和隐士？

我知道，我很快就会从这个人嘴里听到有关外星人降临到西非某个地方的话了。果不其然，我们刚到宾馆的门口，他就要讲这件事了。由于害怕那里的警察，他就没有跟我进去。

我们都居住在一个世界的“结构”里。古人有他们的结构。我们的祖辈也有自己的结构；我们是绝对无法进入他们的结构里的。每一种文化也都有其自身的结构：人具有无限的可塑性。菲丽丝有着非洲生活给予她性格的变移性，使她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样子（批评非洲人，批评欧洲人，批评西印度群岛人和美洲黑人，通过提及一个群体批评另一个群体），或许菲丽丝由于有着早先讲法语的局限性（瓜德罗普岛、巴黎、西非），已经进而建立了她自己世界的结构。或许在那种变移性中，在那种变化之中，她已经发现了自由。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会越来越疏离自己的背景，越来越没有逻辑性。恰如那位院长的父亲那场回归非洲的逃离（或曰斗争）决定了院长双重的性格，菲丽丝的结构是由她和她那位小首领的婚姻决定的，再往前，是由她逃离西印度群岛决定的（对第一个教我法语的那个黑人来说是巨大的解放）。她留在身后的东西，她回不去了；她做过的所有事情都抹除不了；那是她女性本质的一部分。

这对勒布龙来说却是另一回事。他是一个没有根据地的革命家，一直在流亡，一方面总是失败，另一方面又很幸运，永远不必承受他的行动带来的后果，总是能自由地往前走。

因为他的一番劝告成功地迎合了一个国家统治者自身的需求，但是，当他第一次发现这个统治者愿意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或许从来都不知道他在那个法属西非独裁国家讲那番话的后果。

当独裁统治倒台，那个万物萧疏的国家对外开放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要责问他。他和万物萧疏没有关系。相反，他是紧紧抱着“革命”和“非洲救赎”这两种思想不放的那个人；是受了那么多苦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一个人。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一团糟，而他却神奇地纯洁无瑕。

他现在老了，在对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历史感兴趣的人当中颇有名气。可是那些偶尔书写他的人并不能真正理解他。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长大，比他简单。那些为他写传略的作者和电视节目采访人员是有意识地力捧他的品德，但他们是在为一个很久以前就已赢得胜利的事业服务。他们不冒任何风险。他们无法理解或评价一个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生于乱世的人——这个人智慧的成长在每一阶段都伴随着越来越不加粉饰的感情，他的政治决心虽然表达出不要发疯的愿望，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始终具有精神斗争的性质。

他们带着采访文件袋过来，问所有别人早已问过的问题。他们特别问到他母亲的叔叔，那个英国家庭的马车夫，他从巴巴多斯去了伦敦，在蒂奇博恩家的仆人中找到了朋友，他们给他端茶喝，给他蛋糕吃。这个故事勒布龙讲了一遍又一遍。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他有时候都忘了这个故事的要旨。他让那个老马车夫说，在过去的日子里，黑人和白人亲如一家，后来勒布龙搜寻他知道的接下来的事，可是却再也找不到了。对采访者或者电视制片人来说，这就够了，今天有一篇文章了；他们不理解勒布龙的痛苦就从那里开始，老马车夫把他带回到遥远的过去，几乎回到了奴隶制时代，说是带回到了美好的时代。或许，到了耄耋之年，他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也只是要寻找宁静而已。

[1]拉斐尔·萨巴蒂尼（1875－1950），生于意大利的英国小说家，主要写历史小说，作品有长篇小说《海鹰》《圈套》等。

[2]约翰·巴肯（1875－1940），苏格兰作家和政府官员，曾任加拿大总督，因写惊险小说如《三十九级台阶》《绿斗篷》而享有盛名。

[3]约翰·加菲尔德（1913－1952），美国好莱坞影星。

[4]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社会改革家。

[5]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第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版画家。

[6]指英国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

[7]20世纪40年代流行于爵士音乐迷中，上衣过膝、宽肩、裤腿肥大而裤口狭窄的服装。

[8]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法国空想主义者、革命家。布朗基主义是以布朗基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少数人的专政，一步就跳到共产主义。

[9]伊迪·阿明（1925－2003），乌干达军阀、国家元首（1971－1979），在位期间屠杀政治异己，驱逐亚裔，被推翻后流亡到沙特阿拉伯。

[10]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1922－1999），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任总统（1964－1985），非洲统一组织领导人之一，坦噶尼喀独立后曾任总理（1961）、总统（1962）。

[11]桑托斯·杜蒙特（1873－1932），巴西航空发展的先驱，有动力装置的气球和重于空气的航空器的发明者和飞行家。在欧洲一度被称为航空之父，在巴西至今仍保持这一称号。

[12]原文为法语。

[13]马库斯·加维（1887－1940），牙买加黑人政治领袖、出版家、记者、企业家和演讲家。

6　一包文件、一卷烟叶、一只乌龟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一个话剧剧本，或者是一部电影剧本，或者是二者的混合——这是很久以前我脑子里冒出来的想法，一个无法实现的冲动：第一个场景是詹姆士一世时代的一艘轮船“命运号”上甲板的一个镜头。时间：一六一八年。地点：南美洲的一条河流，寂静时一片灰蒙蒙；泛起涟漪时一片混浊。黎明将至。天空露出鱼肚白。水光天色的两重背景若明若暗；但热带的天光来得迅疾。黎明前的寂静被一声沉闷的“扑通”声打破。一个男人从船上跃入水中。过了一阵，从轮船甲板上传来几声吆喝以及奔跑的脚步声。

与此同时，渐明的光线中，一个身着詹姆士一世时代衣服的瘦弱老人在船长室里脱衣服。这是沃尔特·罗利爵士。他六十四岁，已经病了好多个月了；他的生命只剩下约莫八个月。

他恢复自由只有不到两年。此前的十三年，由于和国王有过节，他一直被关押在伦敦塔。他被释放，是为了让他去南美洲圭亚那的埃尔多拉多[1]寻找金矿。他坚称，金矿就在奥里诺科河河岸上某个地方，并且他坚称，他知道这些金矿的确切位置。二十二年前，他袭击了西班牙人占据的特立尼达岛，该岛扼着通向奥里诺科河及埃尔多拉多的咽喉要道，他抓住了那位西班牙征服者贝里奥，所谓的埃尔多拉多省省长。他声称已经从那个老征服者嘴里获知有关金矿的所有情况。他还声称已经把该地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争取到了他这一边。现在他被释放出来是要证明他的说法，并且他接受了近乎赌博的条件。他如果找到金子，则既往不咎。如果找不到金子，或者激怒了西班牙人，他就会被处死。圭亚那是西班牙属地。

而今，在这片土地上——这片在他脑子里和他的文章里是世外桃源，他几乎可以做印第安人的国王、黄金国的主宰的土地上——他四面受困。印第安人躲着他。他无法找到曾经写到过的食物——沥青湖那一片片淡水水塘里味道鲜美的淡水鱼。特立尼达岛上的西班牙人不多，却占据优势，时刻监视着他。他们有火枪。他们并不会莽撞开火。他们等着，在四十步开外的地方仔细瞄准，没有其余动作。当小队人马上岸去找糊船只漏洞用的沥青，或是牡蛎，或是其他吃食，或是水的时候，他经常性地会失去一两个人手。吃食已经开始短缺了。

此前，他曾经往南边、奥里诺科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派出了金矿探险队一半的人马，可是，几个星期过去了，从南边没有传来任何消息，他倍感受挫。他之后派出去溯流而上打探消息的那只小艇——用了抓来的一个印第安人当向导——也没有回来。他越来越相信，上游发生的事情已经在印第安村落里传开了。现在，印第安人都讲西班牙语了。他们没有理由为了罗利而无视西班牙人。毕竟，罗利已经离开二十二年了。再一次，为了获得消息，同时也为了弄到新鲜食物，从沥青湖（西班牙人叫“拉布里”）坚硬的柏油水塘里弄到鱼，弄到那鲜肥的乡间“雉鸡”肉，他允许他抓来的三个印第安人当中的第二个上岸去，把他的朋友留下来作人质。这三个印第安人私下里都讲西班牙语，可能和特立尼达岛上以及南美洲大陆上的西班牙人都有勾搭。

一个士兵敲门而入，说，那个叫马丁的第三个印第安人跑了。

“哎呀，哎呀，”老人说，“刚才是谁在值班？”

“皮戈特。”

“我觉得我应该给皮戈特一个人一只小艇，派他到奥里诺科河的上游去。”

“我们可以放下一条船，设法把那个印第安人弄回来。”

“我不觉得这会有用。”

“这事儿没那么容易，不过我们可以试试。”

“当然不会容易了。等你把船放进水里，披上铠甲，他早就跑到林子里去了。他一旦跑到一棵树后面，那就全完了。你刚才没办法让他待在船上，你到林子里也一定没办法抓住他。”

“因为他的朋友没有从村子里回来，我们今天本来是要绞死他的。大家伙儿都不愿意。他们觉得，他们现在做的一切事情都会有报应。他们经历的倒霉事儿已经够多的了。”

“这话倒提醒我了。去叫外科医生来。我必须服用水剂了。你为什么不穿胸甲呢？我发布过指示。我们要随时准备应战。金属是热了些，可是，一支毒箭会热得多。”

“我刚才正要穿胸甲，那个印第安人就跳进水里了。”

“这个人渣。”

“我这就去叫外科医生。”

“这些水手和士兵啊。他们的朋友和家人送他们出海是故意的。等着他们淹死或者是失踪。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给我的这些人生来只是要吃粮饷的。他们把我最后的几个苹果都偷吃了。我在沙桶里放了几个苹果。他们发现了，就偷走了。我们离开英国前，我费了好大的周折才把它们装到很好、很干净的白沙里。”

天更亮了。已经热得受不了了。外科医生来到客舱，给老人送来水剂。他们谈到马丁，那个逃跑了的印第安人。他们都认为，那个人不用被绞死也好。当初之所以要这样威胁，只不过是在他们派（照他们的想法）另一个印第安人回村子里去，拿英国货换吃食或消息之前，保证他能回来。可是，很显然，这个人并不在乎牺牲他留在船上的朋友或者说部落的同伴。

“您的水剂。”外科医生说。

“那个林子里有一棵香脂树，可以采香脂，”老人说，“一五九五年，我从瓦纳瓦纳雷的人那里弄到不少。这次上岸只弄到一点点。是我闻过的最香甜的东西。就像甜露酒。二十年了，我还能闻到那香脂的味道。可是接着，他们就朝我们开火了。”

“您现在得忘掉那些东西了。人家是不会允许我们上岸的。”

“还有牡蛎。长在水下红树根上的小东西。砍下一段红树根，就能带回十来个牡蛎，全是活的。香甜的牡蛎啊，比我尝过的任何东西都香甜。还有沥青湖那些空洞里的雨水。能尝出里面柏油的味道，但那也是水的甜味的一部分。”

“您说那些东西，是折磨您自己，也是折磨大家。香甜的东西。我们出发时，您给我们许诺了多少啊！光那个甜木薯酒，您就说了很多。”

“我从一五九五年知道的木薯酒。就在这儿。就在这条圭亚那海岸沿线。印第安妇女咀嚼甜木薯，然后吐到一个容器里。在英国酿酒的是女人，在这儿也是。或者从前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这次我还没有到他们的村子里去过。嚼甜木薯是女人的活儿，因为很久以前他们发现，女人的唾液能使甜木薯很快发酵。当你碰见的时候简直匪夷所思，你看到一群妇女坐在地上，嚼着什么，然后对着一块掏空了的树干吐出来，而当她们看见你在看她们时，她们还‘咯咯’笑个不停。我第一次是看见莫里基托的女人这么做，这显得太奇怪了，我就停下来问，她们则大笑起来，我以为她们是在开玩笑。可是，等做好了，它却是我尝过的最清冽、最甜美的酒。论香甜，胜过任何坚果；论醇美，盖过任何麦芽酒。在饮酒的节日里，部落首领们得闲时就躺在吊床上，在村子里的树荫下晃悠。因为那里凉快，在林子里，不像海湾的轮船这里这么酷热难耐，大汗淋漓的。女人们用小长柄勺每次斟满小小的一杯，向她们的首领们献上这琼浆玉液。如此美好的女人。丰腴，而且和英国有着良好家教的女人一样美好。皮肤白皙，五官端正，秀发乌黑。”

“这样的话您差不多全都说过了，我们刚离开加那利群岛时，您就这样说，为我们横渡大西洋鼓气；我们和西班牙人发生争斗时您又说了；在那个船长弃船而逃的时候您还说了。”

“人渣！甚至在我们离开英国之前，船上就争斗不断。真是人渣啊！跟你说实话吧，那个家伙弃船而逃的时候，我简直想跟他一样一走了之。但是我无处可去。我只有留在探险队。这个机会是我好不容易求来的，而当机会成真，探险好像自成一体，和我是完全分离的。只不过我把自己贴了上去。后来就是疾病——在我们那艘新轮船上所有那些生病的、奄奄一息的人。所有那些朋友。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为他们伤心。现在我恐惧的是只剩下我一个人独自伤心。我感觉这会要了我的命。我的厨师弗朗西斯——死了。我雇的那个黄金专家，全伦敦最好的炼金匠，福勒——也死了。他们都死了。动弹不得的病人加上等待入土的尸首，船上恶臭弥漫。”

“于是您就给他们讲大洋这边的这个人间天堂，鼓舞士气。不仅是金子，还有新鲜的淡水，鲜美的食物，友善而美丽的人，都等着您来当他们的国王。”

“我也生病了。高烧。衬衣白天换三件，晚上换三件。所有衬衣都湿得能拧出水来。在风平浪静的日子，我们一天航行不超过六里格[2]，头顶炎炎烈日，到了下午，反光的海面耀眼刺目。我状态欠佳。探险有它自己的生命。我只是听天由命，任由它拖拽着过了一天又一天。我没有渴盼什么事情。还轮不到我去利用意志的力量。”

“十艘轮船，载满了病人和死人。当我们到达的时候，看见一艘荷兰商船，在非常平静地做生意。用短柄斧头、刀具、金属块儿换烟草、盐巴和兽皮。而我们的船却装满了寻找黄金的病人和死人。船上那些身强力壮的人没有造反，没有问一问您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来了，您难道不感到意外吗？大家指望您把他们带到世界上一个神秘的所在，不管在英国还是西班牙，抑或是西印度群岛，都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我们到这儿的时候，詹森船长在做生意。您穿着衬衣，让人把您抬到岸上，呼吸新鲜空气，恢复身体，然后埋葬您船上的死人。自始至终都有印第安人的小独木舟划向那个荷兰人，那些将要成为您的臣民的人。他们说西班牙语和荷兰语。他们不说英语。他们没有朝您划过来。

“您为什么告诉这么多人，说您能当上西印度的国王呢？您让他们来这里的时候有那么多的期望。他们一路上受了那么多的罪。我们受了那么多的罪，我们所有人。我原以为那些部落首领会出来觐见您，礼待您。那新鲜、甘甜的水、那一小杯一小杯的美酒、那些妇女、那新鲜的食物。鹿，鱼，牡蛎。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吃的还是自己带的东西。您的上尉基米斯派了一个翻译到最近的村子里寻找您那两个印第安仆人。仆人。不是首领。是您一五九五年带回英国去炫耀的人啊。”

“也为了跟他们学习语言。”

“我们等了两个星期，那个您叫他列奥纳德的男人一直都没有来。”

“他身体一直都不好。他一定是过世了。我是十年前或者十二年前把他送回去的。他想叶落归根。”

“两个星期后，驶来一叶小舟，船上坐着一个病歪歪的老头儿，穿着老式的英国服装。一个光着脚的、穿着英国破衣烂衫的、骨瘦如柴的印第安老人。脸上露出几颗熏黑的牙齿，这是他们出门在外为了压抑饥饿感而大嚼烟草的结果。弄碎的木薯饼散落在独木舟上，一卷卷黑色的烟草和剩余的吃食小心翼翼地包在一片叶子里。我们原以为会见证两个首领的会面。华美的服装和羽毛，这是印第安人的标配。我们看到的只是两个老头儿的碰面。而且您无法跟哈里交谈，因为他已经把英语全忘光了。”

“这一点我也感到吃惊。他跟了我十四年，我当时一直希望他可以娶上一个英国老婆。可是他得了思乡病。他有一个印第安人的头带，棉的，蓝白相间。当他的思乡病发作时，他把那条头带绕着额头系上，面壁而坐。他在伦敦塔坐牢的时候就经常这样做。不说话，不动弹，不闭眼睛。他可以这么坐一整天，直到思乡病离开。那情形简直惨不忍睹。我让他和威廉·哈考特一起回来这里。那是九年前的事了。他想带很多英国衣服回来。他喜欢衣服。”

“那天人们差点儿就造反了。我觉得您不知道那事儿有多悬。那天或者是第二天，您待在这个房间里给您妻子写信，说您的名字被印第安人铭记，还说您有可能当他们的国王。一艘轮船带回国的信件之一。”

“我不知道一直有人在看我的信。”

“他们要是不看您的信那才叫粗心大意呢。这么大一次探险，又死了这么多的人。危机四伏，而我们想要的是平安。我们得知道您的意图是什么。而且您很明白您的信在英国传抄，直到送达您的支持者手中。”

“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个奸细。但不确定是谁。在人们生病前几个星期，我一直想查个水落石出。我没想过是你。我以为是约翰·塔尔博特，他是跟我在伦敦塔蹲监狱的朋友。后来他病死了，我就认为再也没有奸细了。他是我们要埋葬的人之一。一个好人，我一直这么想。也很有学问。跟我在伦敦塔坐了十一年的大牢。他想要出来。这个理由让我无法责备他。他当奸细我并不怪他。”

“事实上他对我们一直都很有用处。”

“我的检查已经开始了吗？”

“早就该开始了。我们到这儿已经两个月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么多人。出发探险免不了要折损人手，可是我们损失的也太多了。吃的东西已经不够了。您派出去五艘轮船、四百号人马到河的上游去，我们至今无从得知发生了什么。您抓住那个印第安人，派他划船到上游去，也还没有回来，我觉得他不会回来了。我们看到的所有其他印第安人都躲着我们，躲得远远的。在特立尼达那一边的海湾那里，西班牙人端着火枪，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防止我们登陆。对面发生了什么，河上出了什么事，圣托梅的定居点出了什么事，我们都无从得知。我们知道那个西班牙总督从特立尼达去了那里，毫无疑问是要加强那个地方的工事。这个总督是个新官，是特地从西班牙派过来的。他可不是那一帮子老派殖民人员中的一个。他是个贵族，是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的一个亲戚。您的上尉基米斯以及您的儿子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您派出去的五艘轮船、四百号人马怎么样了，我们都不知道。但很显然是出事了。大家心知肚明。空气里就飘着这个味道。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能知道真相，可是到那时候，不管是您还是我，恐怕都不能这么坐着交谈了。”

“您难道不需要笔和纸吗？您难道不想写下些什么东西吗？”

“在这个阶段还不想。尽管我更喜欢和书面的陈述打交道。除非把东西写下来，否则就会错过很多东西。人们说的某些东西只有在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才能显示出含义来。活生生的文字必须放在眼前，这是让您有所发现唯一的办法。比如发现些简单的事情：‘可是我弄不懂那句话。’或者：‘我们怎么就从那儿到了那儿？’尤其是跟您这样文字功夫深的人在一起。可事实上，很多年前您和劳伦斯·基米斯两个人就对此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你们两个都写了关于圭亚那、埃尔多拉多和你们的发现的书。理查德·哈克卢特将那两本书进行汇编重印。这正是您在伦敦塔的狱友约翰·塔尔博特告知我们的消息。他说：‘书里都有。仔细研究二十二年前的那些书。好好分析它们。’

“这次航行之前我在英国就试着看这些书，但很难。所有那些陌生的印第安和西班牙人名、地名和部落名搞得我晕头转向。您写的名字太多了：我必须告诉您这使我起了疑心。

“在航海过程中没可能读书，尤其在大家生病以后。我是在我们到了海湾这儿，基米斯和您的儿子去寻找埃尔多拉多金矿以后，才真正开始读这些书。从那时起，我们有的是时间，很多日子都无所事事。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六点都阳光充沛。即便如此，我也不得不把您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那是一部滑溜溜的著作，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的话。您滑来滑去，就失去了根基。有很多页都很优美、流畅、清晰、华丽，你读着读着突然就觉得一直都没有集中注意力。你感觉刚才漏掉了一些东西。于是你又回头看。并没有漏掉什么。只是书里有些东西不对劲儿。这种情况反复发生。所以，哪怕一个人看书再仔细，也会迷失在漂流的叙述中。先要注意到写作风格变了，然后找到变化的具体位置，这很不容易。不过这正是你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因为那正是作者决定要增加东西或者隐瞒东西的地方。

“您书中更不同寻常的一点在‘致读者’部分，印在献辞和正文之间的那个前言。把这么重要的内容放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真是很大胆，效果也很明显，因为这一部分人们是不会全部阅读仔细的。您说您的‘致读者’是为了回应某些人，那些人在多年以前，当您回到英国的时候，说您关于埃尔多拉多的说辞全是谎言，说您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现，带回来的所谓‘矿砂’实际上只是沙子，您给人看的那块圭亚那金子是事先在北非买的。您的‘致读者’语气言之凿凿，掷地有声。您非常清楚地陈述了诋毁您的人说的话。然后您以看似开诚布公的方式予以说明。您说您曾派出四十个人去寻找金矿。他们带回来的是沙子。但这些沙子并不相同。人们挑选出不同颜色的沙子。您告诉了他们，说他们带回来的是沙子，可是他们以种种理由坚持要留下沙子，并且要把沙子带回英国，于是您就同意他们这么做了。

“可是，书的正文部分却对采沙这一事件只字未提。我没办法说您的人马是在什么时间根据您的命令去采集这种矿砂的。由此似乎看出，假如不是您的敌人或其他人说您撒谎，说您从特立尼达和圭亚那带回来的是沙子，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那四十个人遵照您的命令去寻找金沙，并带回到船上这档子事儿。

“所以在伦敦，当人们开始取笑、怀疑的时候，您就拿出那块北非的金子，说那是从圭亚那弄来的，从一条水流湍急的河边的一处满是金子和钻石的山上弄来的。您可不想让人证明您是个傻瓜。这样一来，一个叛徒，一个海盗，一个和西班牙国王狼狈为奸的家伙，其中任何一个称谓都要比当一个傻瓜、一个小丑要强。在德雷克和霍金斯之后，要是成了一个小丑海盗，一个小丑探险家，那还不如死了的好。

“我们做事情往往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有些原因看上去可能很是微不足道。把我们所有人带到这里来，搭上了这么多条性命的这次探险——看上去那么豪侠勇武，突破极限，那么英雄主义，那么悲壮，诉说着一位老人的高贵品格——这样一次探险最深处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唯一的原因），也是最初的原因之一，可能只是多年前就埋藏在您心里的愿望，要证明您不是个傻瓜，您当初不曾将一船沙子当作一船金子带回国。

“您给人们展示那块北非的金子时，人们问您为什么没有从世外桃源般的埃尔多拉多那个地方多带一些回来。当然了，您没有钱买更多的金子。可是您在‘致读者’中非常严厉地说，谁也无权要求您多带一些。接着您说，是因为在埃尔多拉多河上必须从很大的石块上把金子砍下来，但您没有时间，也没有工具，更没有人手。于是人们就信以为真了，尽管您为那次探险准备了很多年，有那么多人手，那么多条船。您还抓住了那个西班牙征服者，他原来一直在埃尔多拉多河上勘查，您攫取了他大脑里的知识，据此去找金矿了。可是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之后，很奇怪，您居然没有工具，您居然没有时间。您说，由于河流湍急，您不能在河岸上待得太久，而且您离轮船很远，那些船又无人照看。

“所以，您带回到英国来的是大量的白铁矿矿砂。我跟您讲一件别的事儿，会使沙子这件事更加丢人现眼。有几个法国人也做了同样的事，遭到人们的嘲笑。后来，就在您到埃尔多拉多的几个星期以前，一个年轻的英国贵族也做了同样的事。罗伯特·达德利爵士，即莱斯特伯爵之子。他去了特立尼达。他问过海湾沿岸的印第安人有没有金矿。就是这样。他一到就问了。他不懂语言，什么也不懂。他以为那些印第安人打手势，意思是有，沿海岸往上走不了多远就有一个金矿。他们就披挂着铠甲过去，看到了沙土里那熠熠闪光的白铁矿矿砂。达德利的人马往船上装了三天沙子。西班牙人看见了，也没有找他们的麻烦。然后年轻的达德利就离开了，因为您就要来了，就在来埃尔多拉多的旅途中，所以他很紧张，怕被您发现了。

“这件事实际上就发生在您来到海湾，杀死所有的西班牙人前的几个星期。正当您勘查圭亚那的入海口时，达德利正带着他的白铁矿矿砂返回英国呢。怀亚特上尉曾用高度浪漫的语言描述了这次历险，以手稿的形式流传。哈克卢特不愿意印这本书。当有人告诉达德利，他带回来的是沙子时，达德利就假装他一直都知道，只是一时兴起就把沙子带回来了。

“您带着那船特立尼达的沙子回国的时候，说的大致也是这番话。您对达德利的那次历险一无所知。您没有其他任何发现。您在书里也没有说发现了什么东西。您和一两个首领交谈过，仅此而已。可是您什么都没有发现。尽管您的书名是：《大发现：幅员辽阔、美丽富饶的圭亚那帝国》。一部难懂、不好读的书。

“我认为这部书是故意写得这么难懂的。只是到了这里我才弄明白为什么这么难。故意把老式的臆想和现代的真实糅合在了一起。您写的有关海湾这边的每一样东西，东边，特立尼达那边，每一样东西都是对的，都写得很清楚，包括每一个名字，每一个部落，每一个印第安人的小港口。真实的知识，真实的探索。而河流的那一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您写到奥里诺科河主干道的时候，您写了一片奇异的土地，到处是宝山，绿草如茵，鹿鸟成群。它是很美丽，但只是像一幅画。那部书就像是出自两个不同的人的手笔。

“我觉得当您在圭亚那沿那条河逆流而上的时候，当您看到那个老朽不堪的西班牙征服者是个什么样的傻瓜老头儿的时候，当您看到各个部落一贫如洗的样子的时候，您就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黄金国。而且您痛恨在河上航行。我从您写的东西里可以想象出那种航行是多么困难。毒日头，空气稀薄，动不动就触礁搁浅，粪便、吃食和做饭的味道在船舱里混在一起，人们的衣服是湿了干，干了又湿，那么小的空间，那么多人大汗淋漓，汗味儿熏人。

“您说过，您的饮食和别人不一样。不管您多么想跟霍金斯和德雷克一样，他们做的事情您都做不到。您从来都不愿意离开您的船和您的客舱太远。可是您已经杀了太多的人，又谈了那么久的埃尔多拉多，所以当您带着那些沙子回到英国的时候，您不想被人发现您有多傻。所以您就一口咬定有埃尔多拉多这回事。

“除非您在河上航行的时候就已经对埃尔多拉多不抱任何幻想了，否则就讲不通您所做的事了。您只留下一个人和印第安人去那个黄金之城。一个人，在森林中间。那个印第安首领要您留下五十个人，来保护他们不受西班牙人的威胁。您说不。您只留下一个人。在所有那些漂洋过海的航行和精心准备，所有那些年的勘探之后。您留下的是一个仆人，吉福德上尉的仆人，弗朗西斯·斯帕罗。弗朗西斯·斯帕罗，您总是责骂挑剔的那种卑微愚蠢的人，而他，是要去为您发现埃尔多拉多的人。

“为了向英国的人说明您去了哪里，您把托皮阿瓦里首领的儿子带了回去。您留下一个孩子当人质。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儿，休·古德温。我不知道您怎么能做得出来这种事儿。要是人们更仔细地看了您的书，他们会为这事儿谴责您。第二年基米斯发现了那可怜孩子的遭遇。基米斯就这件事写过文章，我们从西班牙人的报告中也发现了。甚至在您还没有回到海湾的时候，那孩子就被杀害了。印第安人告诉西班牙人，说那孩子穿着英国衣裳出去了，在树林里散步，一头老虎被那衣服的样子激怒，一下子就扑上去杀死了他。我觉得这故事有时候听起来挺好，有时候听起来像个西班牙的搞笑故事，有时候听起来像个愚蠢的故事。谁知道呢？或许是西班牙人杀了他，或许是印第安人杀了他。想一想这个孩子穿着最好的衣服，拿着他从船上带下来的东西，眼里噙着泪花，在森林里走路的模样吧。在那些轮船顺流而下，日行百里之后，他独自一个人从村子里走开。

“弗朗西斯·斯帕罗的遭遇更艰难。他根本就没能去寻找埃尔多拉多和马诺阿城。您把他扔下后没几天西班牙人就把他抓住了。肯定是印第安人告的密。我们从西班牙人的报告中得知，他在西班牙监狱里蹲了七年，您知道在西班牙监狱里新教徒是什么下场，哪怕在西印度群岛也是如此，因为这里也存在着宗教裁判所。

“您当时就对埃尔多拉多不抱任何希望了，在这次所有这些死亡之后，我把您留在河的上游四百英里处的那座森林里的这两个孩子，当成您特殊的祭品。我们对那两个孩子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就是他们的名字。您是从来都不怎么注意这样的人的，船上的苦力、划桨手什么的。

“看看吧，这个把您带回来的地方。看看这个把我们大家都困住的地方，在这浊浪滔天的海湾里等消息，等您儿子的消息，等您的上尉基米斯的消息。白日里，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时不时地放一枪，让我们知道他们在盯着。太阳落山之前，印第安人就在岸上点起火把。他们的独木舟四处游弋，但没有一个人向我们靠近。

“可是，到达这里的第二天，您还给您的妻子写信说，您可以成为印第安人的国王。这话我们以后再说。我以后再来，等天凉快了，我再给您服第二次水剂。我要再多读一读，想一想，在您那滑溜溜捉摸不定的语句里理出个思路来。看，太阳透过您绿色的丝绸布窗帘照射进来了。光线已经开始变弱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水面上，海湾的南面，河流的入海口附近，从来都不会真正凉快下来——老人对外科医生说：“您问过，我为什么给我妻子写那样的信。她要几个月以后才能收到那封信。等她看到信的时候，这一切或许就已经结束了。我给她写什么并不重要。在某一刻这是真实的：我本来可以成为印第安人的国王。”

“那是很久以前。在一五九五年。二十三年以前。

“我从西班牙人手中救出了所有的特立尼达的印第安小国王或者叫小首领们。我是这儿第一个对西班牙人的所作所为进行惩罚的人。我杀死了西班牙港的西班牙人，打开他们岛上的监狱，释放了那些国王们，而他们的人民放火烧了这座西班牙人的城市。可是，当我写书列出这些国王们的名字的时候，英国有人说这些名字是我杜撰出来的。瓦纳瓦纳雷、卡洛阿里、马夸里马、塔鲁帕纳玛、阿特里马。这些名字我还记得呢。后来，与其说对我，倒不如说对那些国王们来说，幸运的是，一艘带着送往西班牙的报告手抄件的西班牙轮船被截获了，其中的一些名字就出现在手抄件里。西班牙人在瓦纳瓦纳雷的领地上建起了西班牙港。在他们送往西班牙的报告中，他们说，他同意将他的领地和人民拱手相让。我看见的却是那间小牢房里的那个人，赤身裸体，受尽刑罚，被折磨得半死。我现在仿佛还能看见他们的脸扭向一侧贴着墙壁，那五个憔悴的国王，用一根锁链拴着，身体被炽热的猪油烫得遍体鳞伤。要不是我们释放了他们，他们就会在那儿死掉。要不是截获了那些来自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的报告手抄件，上面有那些国王的名字，说他们已经同意西班牙人接管他们的领地和人民，要不是发生了这件事，就没有人会相信那些国王存在过，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那座密闭的监牢里经受过这样的磨难。”

外科医生说：“西班牙人就是这样。他们把一切都记录下来，然后通过公证员予以公证，通过不同的船只把报告一式两份、一式三份送到西班牙。很少遗失。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老人说：“想到人们也许不会知道那些人的存在，不相信我所写的关于他们的东西，就感觉很糟糕。”

“关于靠近特立尼达这边的海湾的一切，您写的都是真实的。这是很了不起的。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村庄，每一条河流都跟您说的一模一样。而且您的确救了瓦纳瓦纳雷和其他人的命。可是您离开了，就像您知道的那样，西班牙人卷土重来。几个月后，他们派了一支庞大的探险队来到了海湾。我想没有人知道，在您离开以后，瓦纳瓦纳雷和他的人民，以及其他人都是什么下场。西班牙人有很多旧账要算。您帮助过的印第安人在劫难逃。您留在河上的那两个男孩在劫难逃。您第二年派基米斯独自来勘探的时候，他必须小心行事。他连登陆特立尼达都做不到。他后来听说，西班牙人正在把印第安人的各个部落重新安置在海湾的两岸。您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基米斯没有提到瓦纳瓦纳雷。好奇怪啊，我说的是基米斯。

“一五九五年的那几个星期，当您拥有所有那些轮船和人马时，我觉得您是有可能当上印第安人的国王的。可是您在愚弄那些人。第二年基米斯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一个印第安人首领带着十二只或者二十只用于战备的独木舟，来到河的入海口处和他会面。首领问基米斯您的船队其余的船只都在哪儿。基米斯照他事先的准备撒了谎。他说，他过来不是要和西班牙人开战。您头一年把所有的西班牙人都杀死了，如果您现在派来一支更大的部队，印第安人就会以为您是想要侵略他们的领土。基米斯把那番话说了两遍之后，这话就在各个部落之间传开了，就没有一个人来看基米斯了。河面上所有的印第安人能想到的，就是躲开西班牙人，然后与他们讲和。

“您在这儿，在这片海湾里，把人们的斗志激发了起来，然后您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您这一走就是二十三年。您留下那么多人面对后果。西班牙人有很多旧账要算。您不能怪他们。您在西班牙港杀死了那些西班牙人——有些人会说您这事儿办得不地道。那些人在岛上待了好几年了，差不多是一贫如洗。他们到您的船上来，是要设法从您的人那儿买一些亚麻布。您鼓励他们，您跟他们谈起了弗吉尼亚。您说，那就是您即将前往的地方。您给他们葡萄美酒，他们可是有年头没有喝到那东西了。您招待了他们好几天。您船队其余的船只刚一开进海湾，您对您的兵力很有把握了，您就扑向那些西班牙人，把他们全杀了。”

老人说：“我在这之前一年派了一些人来，他们对我的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们邀我的人离开轮船，一起去林子里打猎。他们有印第安人和狗。我们的人马刚一靠岸，他们就开火，把我们的人杀死了。”

“好吧。您算是一报还一报了，可是您把其他的人留在这儿让西班牙人来报仇。西班牙人并没有忘记。西班牙人就是这样。十四年后，您的朋友霍尔，那个伦敦商人，派了两艘船来这个海湾做生意。主要是收购烟草。在西班牙殖民地做这种外贸生意是非法的，可是那位西班牙总督并不在乎违反他们国家的法律。他请伦敦商船上的人过去谈话。他发现这些商船的主人霍尔是您的一个朋友。一天，商船上的三十六个人上岸来到西班牙港，他们全被抓住并绑了起来。他们背对背给捆了起来，所有三十六个人的喉咙都被割断了。立马就给割断了。就在西班牙港海滩上那片黑色的沙地上。干这件事的人是那位老西班牙省长的儿子，那个老省长就是您一五九五年抓了起来，领着到处走的那个西班牙征服者。这件事对那三十六个人来说算是倒了大霉，可是那个老征服者的儿子欠了您这一笔账。

“这就是您留在身后的一些东西。这个海湾一直就是一个血雨腥风、冤冤相报的地方，是印第安人被剥夺一切、被重新安置的地方。甚至在西班牙人的时代之前就是如此。加勒比人的吃人传统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可怕的战争连绵不断。您又给这战乱雪上加霜。可是您离开了，还写了一本书，描写了一个人迹未至的河流上的天堂，一个只有您自己到过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印第安人生活在美丽的草地上，他们周围全是黄金钻石，却浑然不知它们的价值，只有您一个人拥有抵达印第安人内心的秘密。

“我一直在努力探究您是如何写出那本书的，是如何拼凑出您历险的那个版本的。

“和文明世界的其他人一样，您听说过有关埃尔多拉多的情况。您了解这位被任命为特立尼达、圭亚那和埃尔多拉多诸省省长的老征服者，他倾其家产寻找那座黄金之城。您拉起一班人马。您来到这里，抓住了那个老省长。您让四十个人挖沙子——也许就找到了呢——然后把沙子装了船。您带着那个老省长继续勘查。您以为他很愚蠢。您什么都没有找到。您是个聪明人。您对埃尔多拉多基本没有信心了。您差不多不相信有什么埃尔多拉多了，所以您只留下一个人，一个仆人，去寻找这座黄金之城。只是以防万一。

“您开始试图就这个老西班牙征服者，这个特立尼达省长索要一笔赎金。这一点您的书里没有记载，可是在西班牙人的报告里却有。邻近地方的西班牙官员没有一个人愿意出这笔钱。事实上，他们都想让这个老头儿死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他那个省据为己有，并且得到有关寻找黄金的任何情况。

“所以，到了这时，在您历尽千辛万苦，在所有那些杀戮之后，您只有沙子。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个黑奴告诉了我们一些东西。”

老人说：“一五九五年我身边没有带黑奴。”

“我知道。一五九五年您带着队伍直接从英国来的。我在想的是，在您的书中，当您来到圭亚那河，看到瀑布附近的绿草、良田和鲜花时，突然出现的那个黑奴。那条河里满是鳄鱼，您说有几千条。那个黑奴——他应该是了解鳄鱼的——从大帆船上一跃跳进河里，按您的说法他是去游泳的，但立即就被活活吃掉了。就是这样了。关于鳄鱼或黑奴您书中再没有更多的内容。关于那个消失的黑奴，我想了很多，我敢断定，您借用了约翰·霍金斯所叙述的一五六四年到西非的几内亚和西印度群岛的航行中的一个形象。在几内亚，霍金斯看见一个黑奴去河边汲水的时候被一条鳄鱼抓过去，摁在了身下。那个故事要好得多。

“正如您把托皮阿瓦里的儿子带回英国，向人们表明您真的去过圭亚那，同样地，在您写到国外的历险的时候，您想让人们知道，其他著名冒险家们见过的您都见到了。还有一点东西，跟那个黑奴有关。霍金斯是个奴隶贩子，私掠船船长，还是个对西班牙城市进行攻城略地的侵略者。我感觉，在您离开海湾的时候，您千辛万苦只弄到了沙子，因此您的心思就转向了洗劫一个城市。您脑子里想的是霍金斯。您觉得您要做一件他做过的事。

“海湾外面，向西不远的地方，就在阿拉亚半岛的盐田下面，是库马纳镇，那一带最古老的西班牙城镇。您以为您会像夺取西班牙港那样，夺取库马纳镇。可是那里的西班牙总督已经听说您了，他准备好了火枪手和带毒箭的印第安弓箭手严阵以待。从海边到镇上是一段斜坡。全是沙地，很是开阔，到处长着带刺的矮小的仙人掌。您的人马刚一离开船，就被屠杀了。您在书中对此只字未提，可是西班牙人的报告中说，您的四十个人死在了那里。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人。西班牙人的报告中还给出了他们的名字。他们不可能是捏造出来的。在库马纳海滩上死在火枪子弹或马刀下的那些人还算是幸运的。

“可怕的事情发生在那些被印第安人的毒箭射中的人身上。他们口渴得发了疯。肠子爆裂，身体发黑。轮船上臭气熏天。您向您随时带着同行的那个老西班牙征服者询问有没有解药。他说他不知道。他终于报了仇。不管您怎么骂他没有学问，没有好奇心，都无关紧要：他就是说他不知道。

“您在书中当然没有谈到库马纳镇的袭击。可是您非常具体、非常热心地谈到了毒箭的效果；在圭亚那的那一章节，用您自己的话说，它是作为必要的插语而提及的。您提到，您从一个人那儿听说了对应的解药，按您的说法，他是圭亚那人；可是那个人说的话却又表明他是一个西班牙人，一个您在书的另一节中提到的叛徒，一个住在库马纳镇下面的海边、随时准备和外国人做生意的人。这个人说，有些西班牙人用大蒜汁治好了这种毒；要紧的是在包扎伤口之前万万不可喝水。船上有二十七个人死于箭伤：这是那个老西班牙征服者回答西班牙方面的质询时提供的数字。他在这时被放下了船，那个老西班牙征服者，大概是换回了两个被俘的英国人。

“二十七个人死在了船上，可是您尽己所能，使自己不闻那尸臭味儿，没有受罪。有两艘荷兰商船在阿拉亚半岛不远的海面上停泊，毫无疑问船上装的是走私盐，经过告诉您解药的那个人的默许。您和他们度过白天赤日炎炎的时光，那时候您的船上尸臭味儿很大。到了夜里，您回到您的船舱，挂上绿帘子。就像您这个绿帘子一样。后来，当您来到了海湾，您就埋葬了死者——跟您这次的做法一样。

“一五九五年那次航行始于谋杀，止于您的人被杀，船上尸臭熏天。而您为此能示人的只有沙子。至于那些死去的人，您不必解释——在探险过程中总是要死人的。

“或许，要不是因为带回了沙子而遭到嘲笑，您什么都不会写。或者您会写点儿东西，讲讲您勘查海湾和河流的事。然而，您必须证明您不是个傻瓜，必须证明您发现了比金子和战利品更重要的东西。您为英国发现了一个新帝国，一个恭顺的印第安臣民的帝国。于是您就写了那本难读的书，把臆想和历史与您自己真实的探险混杂起来。海湾这边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边的一切都是臆想。那样您写起来就会很容易，可是您用这种手段也创作了一本谁也理不顺，很少有人能读的书。故事就在书的标题里；而大多数人能得到的也就是这么多：《大发现：幅员辽阔、美丽富饶的圭亚那帝国，与伟大的黄金之城马诺阿（西班牙人称之为埃尔多拉多）及其他由河流相连诸国之关系。一五九五年由沃尔特·罗利爵士作》。

“如果有人浏览这本书，它就可以作为证明。然而，更重要的证明是您自己的行为。您一口咬定埃尔多拉多是存在的。您有印第安仆人。您第二年还派基米斯来到圭亚那。您派人以保持联系。使您露出马脚的唯一一件事是，您本人从来都不想回来。您派了基米斯。您后来还派了其他人。可是您自己从来都没有回来过。即使是现在，您到了生命的尽头，您还是不想到这条河的上游去。您这次来和二十三年前离开时一样：船上尸臭熏天。您已经埋葬了死者。然而您宁肯待在这儿，待在外面的海湾里。您并不是真的想知道。您在希望撞上大运。或许您根本什么都不指望。圭亚那从来都没有什么埃尔多拉多。西班牙人多年前就已经不再寻找。法国人也已经不再寻找。荷兰人从来都没有寻找过。他们过来一直都是为了进行贸易：收购烟草和盐巴。不管是您还是基米斯，都没有在这条河上看到任何东西。你们只是认为，既然这么多人都来这里寻找埃尔多拉多，那么，埃尔多拉多就是存在的。基米斯在他的书里说，埃尔多拉多必须存在，哪怕是作为上帝天佑的征兆：赐予英国一个帝国，正如曾经赐予西班牙一个帝国那样。现在，我们在等待基米斯和您儿子以及其他人的消息。”

从海湾航向主河道的那些轮船和独木舟顺一条支流前行；从河流向海湾而来的船只沿靠东边一些的另一条支流航行，那里的水流不太急。回溯五十年，只有印第安人能够驾驭得了这片水域；而今那个河口的秘密大家都知道了。正常情况下，那些独木舟对“命运号”及其护卫舰是视若不见的。可是有一天，一只独木舟或者说小艇划了过来。

想象一下日出时分宽阔的南部海湾吧：西边和南边那平展展的有很多支流的入海口，东边特立尼达东南部那低矮、沙质的半岛犹如一条长臂横亘中间：清晨的天空高高的，水面相对平静，从大陆而来的河水与大西洋交汇，形成五颜六色的带子，边缘撞出泡沫：时而混浊，时而是深浅不一的橄榄绿以及灰色。差不多在入海口和半岛中间的位置是一块高耸的断岩，而今这块断岩有了个西班牙语的名字：Soldado，意思是“士兵”。只有鹈鹕和如今叫作军舰鸟的鸟儿在那里生活；这些鸟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个世纪，或许生活了数千年。它们在断岩上筑巢，岁数到了，就落下来死去，死在离它们筑的巢不远的地方，死去的样子依然沉着，两条腿整整齐齐地盘在身下。海鸟粪和鸟骨填满了灰色断岩的每一个裂缝，垫满了每一条矿脉，生出一种土壤，植被就在这里生长。

入夜，水势比日出时分更加汹涌澎湃，摇来晃去的“命运号”停泊在海湾里，它的护卫舰停泊在“士兵”的南边，两艘船微弱的灯光在很远处就能看见。

到了中午时分，天空湛蓝，鸟儿在“士兵”上空盘旋，只是粼粼的波光代替了汹涌的波涛，使远处的物体看上去模模糊糊的。

所以那天下午，那只从东边的河汊驶过来的小船忽上忽下颠簸着，在粼粼波光中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一只独木舟？印第安人的独木舟现在可是见了“命运号”就远远躲开的。这只小船坚定不移地行驶着。护卫舰发出信号。驶过来的小船是探险队里的一只小艇。“命运号”的船长用望远镜死死盯着驶过来的那个形状，船的轮廓在白色的粼粼闪光中时而散去，时而又现形。士兵们薄薄的皮革鞋跟下，船的甲板热得烫脚，士兵们现在警觉了，穿着炽热的胸甲大汗淋漓。

这只小艇在船长的望远镜里终于现形了。不是印第安人的独木舟。是一只英国人的小艇：能看见小艇的帆了：桨手们的船桨这会儿闲置着。几个带着武器的士兵跟他们在一起。还有一个绅士，一个身穿华服的男人，坐在一张长凳子上。不是英国人的衣服。是西班牙人的衣服。

那他只能是那位西班牙总督了？他是个俘虏吗？这么说是不是发生了某些战事？要么他是来和谈的？绅士对绅士，要提出一个协定吗？

将军的船舱里，下午酷热难耐，大海和入海口的气味混合着病人的气味，漂洗过的小布帘在太阳下闪着亮光，老人振作精神，开始更衣，要接待那位总督。外科医生帮他更衣。给将军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衣：衬衣在海水里洗过，所以能闻到微微的咸味儿。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出去，来到甲板上的阳光下。

小艇靠得更近了。

“是帕洛梅克吗？”老人问。

“是一个印第安人，”外科医生说，“他们给他穿上了西班牙人的衣服。总督或者是其他某个绅士的衣服。衣服穿在他身上也太大了。”

老人家不作声了。帆放松了，小艇靠着大船停了下来。那个印第安人抬头看去，偌大的衣服只露着一张脸。小艇上的一个士兵顺着大船的梯子爬到半截，另一个士兵从小艇上递给他东西。

梯上那个人说：“送给舰队司令的。基米斯上尉向您致意。一篮子橘子和柠檬。”他把快要干枯的水果递给甲板上的一个火枪手。“一卷烟叶。一包文件。”

外科医生接过文件瞥了一眼。他说：“西班牙人的文件。”

“一只乌龟。”梯子上的那个人说着，把乌龟递了上去。那小东西的壳在太阳下晒得暖烘烘的，下半身之前卧在舱底的水里，所以凉凉的。“还有堂何塞本人。”

这就是那个印第安人了。他被推着上了梯子。这身衣服原来的主人比他要高出一英尺，而且那身衣服也不像在远处看着那么华丽。上面溅着泥点，不少地方有原来的血渍和舱底水的水渍；腋下的汗渍把蓝色的丝绸染成了紫色。那印第安人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一双惊恐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白胡子老人。

我们锁定印第安人的那双眼睛。当我们接下来打量那双眼的时候，那双眼就平静了许多，甚至有些沉着了。让我们后退一两步。然后我们就看到那双眼的主人此刻身穿詹姆士一世时代的衣服，很是合身。他在一间高高的、空荡荡的房间里，正坐在一张沉重的黑色桌子前面。屋子里很凉爽，尽管外面骄阳似火。坚固的墙壁上高低不平地涂着石灰膏，这里或那里凸出的部分上布满灰尘。

一年过去了。尽管堂何塞穿着英国人的衣服，但我们却在新格拉纳达，回到了新大陆和南美，堂何塞正在向一个名叫弗赖·西蒙的牧师提供证明，而西蒙牧师正在写一部关于西班牙新大陆的历史。

弗赖·西蒙正在朗读他记的笔记。

“‘目击者说，把这些礼物交过去之后，外科医生就询问消息。一封信被交到了将军的手里。信读到一半，将军（当时目击者以为将军的名字叫米洛尔·瓜特拉尔）看了看甲板、大海和天空，然后看看那些在名曰士兵的断岩上空盘旋的鸟儿，然后再看看甲板，当着众人的面，为他儿子的死无声地哭了起来。’接下来呢？”

堂何塞说：“外科医生走上来扶着那老人，而那老人就顺势让他扶着了。”

现在只剩下那双眼睛了，我们将飞速掠过从海湾沿水流湍急的河道驶向主河道的那段航程。我们看到的只有水和河岸。我们将和轮船以同样的速度行驶，我们（通过这架摄影机的镜头，一览无余地）看到那曾经原始的水域，整整一年前，基米斯上尉的四艘轮船曾沿着这条河道经过，船上有四百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其中有一支长矛队，由老人的儿子指挥。硕大的森林鸟在前面飞翔。白色的天空变黄，然后变成火红；在苍茫的暮色中，浑浊的水变成了蓝紫色。夜幕降临在河上和岸上；丛林开始歌唱。我们慢下来。探险队已经靠近了西班牙人的定居点。

这里，我们开始把画面切换到堂何塞的话上。现在是他的叙述。

“当圣托梅的人们听说英国人要来了，都吓坏了。当他们听说，那些船只已经停靠在河口外面，他们就开始把东西从蓝切里阿拿走，拿到河中心的那座岛上去。”

“蓝切里阿？”弗赖·西蒙说，“是窝棚，是棚屋吧？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他们当时都住在棚屋里面吗？”

“只有总督住在房子里，一切东西都在那个房子里。监狱、皇家金库，一切东西。金库里放满了人们的东西。总督，叫堂帕尔米塔，是个心肠很硬的人。”

“帕洛梅克。帕－洛－梅－克。”

“人们违法了，总督就没收他们的物品。人们没有钱交罚款。堂帕洛梅克不喜欢人们和外国人进行贸易。”

“堂迭戈，堂迭戈·帕洛梅克。”

“堂迭戈说，这种贸易是违反国王的法律的，他下定决心要根除这种行为。于是他就没收人们的物品。他根本就不尊重人。在圣托梅他家的金库里，有很多银盘子，这些银盘子都是前一任总督的夫人的。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曾经为这一家人工作过。事实上，前任总督就是我的父亲。堂费尔南多·贝里奥。您可以看看我的脸，就会看出来我是西班牙人。”

弗赖·西蒙说：“不是特别像。”

“我只是在告诉您人们说的话。当然了，我母亲是一个印第安女人。人们不喜欢这个新总督，堂迭戈，他要是没有那些从波多黎各带来的兵，在特立尼达或者圣托梅人们早就把他杀了。他往返于两地，即使有那些兵，他还是有可能在河上很多地方出意外。我说，有些人听说英国人要来了是很高兴的，这并不是在泄露秘密。实际上有一个印第安仆人说了这样的话，让堂迭戈听到了。总督就让人把这个愚蠢的人在那片我们叫作广场的开阔地上狠狠地鞭打了一顿，然后用锁链把他锁进总督府的监狱里。这件事发生在英国人来的四天前。

“第二天，人们带来了关于英国军队规模的消息。人们说要来四百人，五百人，七百人。到了夜里，小镇上所有的人（我们叫‘Vecinos’）都离开了他们的棚屋，把全部吃的东西都带上，去了河里的那个岛上。我的人也都去了。他们把我留了下来，仅仅是因为当英国人来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就能从总督府拿回那些银盘子。第二天晚上，或者是第三天晚上，从波多黎各来的士兵们全都开小差跑了。他们大约有五十个人。吓倒圣托梅镇上的人是绰绰有余了，要面对英国人却力不从心。他们也去到镇上人去的那个岛上了。

“第二天上午，镇上只有十二个人了。我数过。有那个在总督府里被锁着的印第安人。有我自己。还有三个印第安女仆。两个被主人留下来生死由己的黑奴。一个瘸腿的牧师，一个葡萄牙男孩。有总督，还有两个跟他在一起的上尉，蒙赫上尉和埃雷内塔上尉。”

弗赖·西蒙说：“是阿里亚斯·涅托。这是官方讯问录里的名字。”

“总督堂迭戈表现得像个爷儿们。这一点我不得不说。只有他们三个是当兵的，而他表现得就好像有三百雄兵一样。他是个块头很大、很健壮的人，是我见过的块头最大的西班牙人。我从来没有见他干过体力活。现在他表现出他有多么能干。他和两个上尉从天一亮就开始干，加固从波多黎各来的士兵们在广场外绕着一些大石头修筑的防御工事。他和两个上尉挖沟。他们让那两个黑奴跟他们一起挖，也让我跟他们一起挖。所以我们是六个人一起挖。六个人一天之内是可以挖很多沟的。他们大约有十二支火枪，要准备三道防线。我们砍下树枝，在每一个火枪的位置前面设置路障。在外围防线，各个火枪的位置相距较远，大约有四十码的样子。在第二道防线，火枪之间的距离就近一些，在最后一道防线，就很近了，就在广场里面。他们给火枪架起支架，在一些支架上，放上待发的火枪。

“他们是没有希望获胜的，但他们要尽自己所能。他们干活意志异常坚定，只是到了下午，非常炎热，非常寂静，这时候我开始认为，他们真的是死定了，这是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我必须告诉你，当时我非常敬佩他们，我开始像他们那样意志坚定地干活。印第安妇女们给我们做饭，给我们送水，而总督也没有忘记那个瘸腿牧师。我们干活干了整整一天。一整天都寂静无声，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广场上，我们却都干得热火朝天。那个葡萄牙男孩当侦察员，观察着河面。

“白昼只剩下两个小时了，总督说，他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他和其他两个人练习从一个火枪枪位跑到另一个火枪枪位，从一道防线撤退到另一道防线，练习了一个小时左右。然后他们吃了最后一顿饭，把火熄灭了。太阳落下，一天的寂静过去之后，森林开始轰鸣起来。我们等着。不知道等了多久。我觉得，森林的声音那么大，葡萄牙男孩吹哨子或发出信号，我们都不可能听得见。然后，我们听到四声枪响。只有四声，离得很近。之后再没有听到枪声。只有森林的轰鸣。早上，又恢复寂静的时候，英国兵进入了广场。他们端着很大的长矛枪。

“我当时在贝里奥的房子里。英国兵毫不费力就发现了我。他们还发现了那三个印第安妇女，就藏在一间棚屋里。还有葡萄牙男孩以及两个黑奴。他们开始非常粗暴地把我们赶到总督的府上，用英语和他们认为的西班牙语冲我们吼叫。

“‘你，’他们对我说，‘Castellano[3]?’我想对他们说，我父亲是上一任总督，可是这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于是我就做手势说是的。这使他们很生气。其中一个当兵的从腰带上解下一盘绳子，我想，要不是黑奴们说：‘不是castellano，不是castellano。Indio, indio。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他们兴许当场就把我勒死了。

“总督府里有很多士兵。在一个房间里，是办公室，我们看见一个人打着绷带，撕破的衣服上还有血。他是被火枪击中受伤了。在另一个房间里，就是存放皇家钱柜的房间，我们看见两个死人摆放在那儿。我们被带到主卧室。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英国指挥官。他是个老头，个子很高，跟那个西班牙总督一样高，但是很瘦。他一只眼睛坏了。作为指挥官，他手里拿着一根约莫一码长的打磨得光溜溜的棍子。他通过翻译对那些女人说：‘夜里有一些西班牙人死了。我要你们告诉我他们都是谁。’“他们把我们带到工事那儿，我们头一天在那儿的红土上挖了那么多沟渠。地面已经被英国兵的脚踩坏了，但是依然可以看见我们砍的树枝，在地上拉树枝的痕迹。堂帕尔米塔、埃雷内塔和蒙赫上尉在外围防线的火枪枪位那儿就死了。所有那一番劳作后，战斗只进行了一分钟。打了四枪。一个人打了两枪。他们打的那四枪，打死两个英国兵，打伤一个。只有一枪打空了。接着他们三个人就都死了。你能看见英国人用大长矛把树枝挑到了一边。我觉得他们没有料到英国人会拿着那些长矛，沿河逆流而上，走大老远的路过来。埃雷内塔和蒙赫上尉身上还穿着衣服，但是他们已经把堂帕尔米塔的衣服全扒光了。他赤身裸体，脏兮兮的，身上的血是黑的，从头顶到牙齿有一条长长的切口。

“我告诉指挥官这几个死人是谁。当他听说那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是总督时，他脸色变了。女人们看见死人哭了，英国指挥官叫她们把死人埋掉，她们说不知道该怎么埋人。我不知道这个指挥官遵守的是什么规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妇女们埋那些死人。他没有要我埋。他没有要那些黑奴埋。当妇女们说她们不知道怎么埋死人的时候，他那神色好像在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他通过翻译对妇女们说：‘好吧，好吧。给我们做饭吧。你们要是给我们做饭，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你们能给我们做什么饭呢？’妇女们说她们只有玉米，玉米也不是很多，人们已经把地里的东西收光打净，大多数玉米都被弄到岛上去了。

“她们做了玉米饭，加了些香草，指挥官要我和另外那个印第安人，也就是用锁链锁在房子里的那个人，跟他们在总督府上一起吃。他们对待我们很是客气。我没有料到会是这样。那个用锁链锁着的人，他们把他叫作堂佩德罗先生。那不是他的名字。那像是他们的一个玩笑。

“金库里一直放着那两具死尸。其中一具是那个英国将军的儿子。外面是另外三具尸体。人死了，就应该消失。一具死尸就像是大地上的重压，就像是灵魂的重压。那天晚些时候，大家都不那么累了，一些英国兵向那几个死人走去，设法把他们的四肢放整齐，把几具尸体捆在一起，埋在我们头一天挖好的一个坑里。这才感觉好一些了。瘸腿牧师在他家里念了一些祈祷词。

“第二天，他们埋葬了摆放在总督府里的那两个人。他们从船上拿来裹尸布，把尸体裹好。他们把尸体放到木板上，几个人抬着木板在广场开阔空旷的地上绕场一周，在那些棚屋和土坯垒的茅草教堂前走过。指挥官独自一人走在木板的后面。这看上去怪怪的，可是我又不懂他们遵循的是什么规矩了。有些士兵列队正步走，他们的旗子指着地。有些士兵右手持着硕大的长矛枪，枪尖斜着向上，木头枪托在身后拖着地。他们绕广场走了两次。接着，那些尸体被埋在我们前天挖好的另一个坑里，离那个坑不远。

“之后，指挥官开始找金子了。他在每一间棚屋里都挖地三尺。有一次，在定居点他让人用鞭子把葡萄牙男孩抽过来，打过去，打了整整一上午。他认为葡萄牙男孩知道金子在哪儿，或许是因为这男孩子的口音吧。然后他丢下那可怜的孩子不管了，日复一日地让士兵们挖地。一天夜里他从定居点出去了。第二天早上，他带着一些沙子回来了。他给我看那沙子。‘这是金子吗，堂何塞？’他发疯了。他那只坏眼睛闪烁着越来越错乱的光。他沿着河走来走去。有一次走得离岛太近了，从波多黎各来的士兵们开火打死了他六个士兵。

“每一天，在这样的小事件中，他都有手下丧生。每天都要举行葬礼，尽管并不总是按照他们的规矩办。有一次他带着我乘一叶小舟向上游走了很多天，这样子行驶了二百英里。出发前，他说他对这一段河流非常熟悉。可是很快就表明了，他对这一段河流相当陌生。他很担心河岸上随时可能射出来的毒箭。他每次看见一块岩石、一块带颜色的土或沙子，就想知道里面是不是含金子。然而由于害怕毒箭，他从来都不在河岸上待太久。等我们回到了定居点，发现有一艘轮船已经开走了。

“很奇怪。我原来恨过堂迭戈，也就是那个总督。后来我为他感到难过。现在我开始为这个杀死了堂迭戈的人感到难过了。他很害怕，很不快乐。他手里攥着那根光棍子，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士兵们生病了，快死了。我们没有吃的。他的人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害怕会有更多的船弃他而去。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决定派我乘小艇到河口与将军会面。

“他坐在总督府的卧室里，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不能告诉将军，说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将军应该在看信时得到这一消息。然后他开始往小艇里装东西。有很多从金库里取出来的文件，那个将军儿子的尸体曾经放过两夜一天的金库。橘子和柠檬。圣托梅仅有的金色的东西。定居点有几棵树。一卷烟叶。到处都种着烟叶。人们种烟叶是要和外国商船进行贸易。要是种粮食，大家就谁都不会挨饿了。他突然想起了那只乌龟。他本意是想送将军一只穿山甲的，他说。一五九五年有一天在河上，他和将军以及其他人一起宴饮，吃的就是穿山甲。乌龟不是吃的东西，可是将军对这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感兴趣。我一定要让乌龟凉凉快快的。

“可是后来，就在我出发前，他突发奇想，要把他们从那个死了的总督身上扒下来的衣服给我穿上。衣服是很漂亮，可是我穿着太大了。这件事弄得他哈哈大笑。我觉得这个时候开这样的玩笑很奇怪。不过，他可能是遵循自己的某些规矩吧。这就像那次他和他的军官们把锁在总督府里的印第安人的锁链打开，把他装扮起来，把他叫作堂佩德罗，然后要他和我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在总督府吃玉米粥一样，这个时候，那三个死人就在外面，还没有埋；那两个死人躺在另外那个房间里。”

又只剩下一双眼睛，我们沿河顺流而下。不过我们现在在看小艇留在后面的东西。我们一直都离北岸不远，船开得很快，大约每小时四五英里的样子。在某一段，我们离开主河道，转进一条向北流的支流。我们慢了下来。水流不再推动我们了。我们靠风和抢风调向行驶，直到河岸消失。我们已经出了河口，又来到外面那宽阔的海湾了，不久我们就看见那笨重的鹈鹕鸟和身体纤细的军舰鸟在“士兵”断岩的上空飞翔。

这些画面播放到一半，就在我们想着水和平地，那绿色、棕色和黄色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历史学家弗赖·西蒙的声音。

“你现在是一个去过很多地方的人了。比世界上大多数人去的地方都多。你去过英国。你见过一些大城市，大建筑。我没见过的东西你都见过。索尔兹伯里的尖塔，温彻斯特和萨瑟克的大教堂，还有伦敦塔，据说伦敦塔是尤利乌斯·恺撒建的。你见过重要人物。你也去过西班牙。你去过托莱多和萨拉曼卡。你去过塞维利亚。你在那里的河上见过从美洲来的大帆船。现在你回到了这里，你的出生地新格拉纳达。你是名副其实的堂何塞了。”

“这都要归功于英国将军瓜特拉尔爵士。他一句话就能使我死无葬身之地。”

“他为什么喜欢你呢？”

“他从来没有说过。”

“他是不是从你身上看到了和他失去的儿子有些相像的地方？是不是因为你是最后几个见到他儿子的人之一？”

“这一点他从来都没有谈起过。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他儿子的情况。”

“你当时知道不知道，将军过不了几个月就要死了？”

“不知道。我很高兴我当时不知道。经历了所有那些变故之后，这件事我会受不了的。我内心装满了我自己的悲伤。”

“是不是因为所有那些死的人？还是因为你就要被带走了？”

“我悲伤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但是，上了那只小艇，我才开始理解我的感受。我不是个圭亚那人。我来自新格拉纳达，我是跟着贝里奥夫妇顺着河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的。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从圭亚那回到老家去。当人们放弃了这个定居点，到河里的那座岛上避难的时候，我感觉对我来说整个世界都变了。我觉得我和事物失去了联系。在小艇上，这种悲伤越来越强烈。有时候，一个雨后玩小水坑的孩子会突然被反射到水里的天空给吓住。我当时就是那个样子。我感觉掉进了天里边，掉到了大海里。我硬起心肠。而后来，我不再被掉进天里边的想法吓倒，我抓住这个想法不放。那是我唯一的安慰。我将会有灭顶之灾的想法使我比别人有了更高的高度。我认为自己不必对谁感恩戴德。即便人们由于我穿的衣服而嘲笑我，或者冲我笑，我也不会回以微笑。”

“你到将军的船上的时候，你给将军的也是这副面孔吗？”

“是的。”

“你是个幸运的人。他当时已经不再爱印第安人了。他觉得他们令他失望。”

“我说过，他一句话就可以使我死无葬身之地。”

“或许是你的举止打动了他。或许是他在你的命运中看到了他的命运。”

“他刚开始并没有看我。而我呢，当时在想的是在他们叫作‘士兵’的岩石上空盘旋的鸟儿。这时他开始看那封信，为自己的儿子哭了起来，外科医生扶住了他。在这之后他的目光才落到我的身上。”

“当然了，你是他从圭亚那带回到英国的唯一。”

“人们后来就是这么说的。当时我只是觉得他那双老人家的目光落在了我脸上，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自在。”

“我必须承认，我原来一直希望从您身上得到一些别的东西。我现在的感觉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应该尽量简单地处理发生大事件的那个时刻。我应该只表现事实。”

我们又在观察高高地盘旋在“士兵”上空的军舰鸟，再低一些，是排列整齐、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飞翔、身形笨拙的鹈鹕鸟（宛如飞在空中的小帆船），身体沉重，鸟嘴也重，尾巴没有保持平衡的长度。

这时传来弗赖·西蒙的声音，朗读他正在写的历史。

“于是他们为在战斗中英勇无畏的堂迭戈·帕洛梅克·德阿库尼亚的死而兴奋，但到了船上又开始为将军儿子的战死而痛哭，原来的兴奋被痛哭浇灭。”

我们又把镜头聚焦到堂何塞身上：他那自信的面庞，那身华美的詹姆士一世时代的衣服。他又接着讲他的经历。

“当将军稍微恢复了点儿平静，他命令人把我带到他的船舱去，把他自己的一些衣服给我穿。于是我在船上的地位立即发生了变化。原来讥讽我的人不再这么做了。甚至他们叫我名字的腔调都不一样了。将军的船舱很小，可是挂饰却比我所见过的都丰富。带我去船舱的那个侍从打开一个用板条固定在地板上的箱子，取出几件衣服要我挑。将军的身量跟我很接近。能脱掉那个西班牙总督的衣服，我终于松了一口气。那是很漂亮的衣服，他穿上是为了上战场。血在衣服上已经变成了黑色，上面还粘着经历过那天夜里的战斗的圣托梅的红土，已经干成了粉末。衣服散发出死亡和森林的气味，散发出河水和潮湿的枯叶的气味，隐隐地还散发出田根的气味，仿佛很久以前，总督为了使衣服有香味和防虫子，把田根放进过自己的衣箱。我尽量把那身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衣箱的箱盖上。

“在侍从的帮助下，我穿上新衣服，正琢磨着要出去，这时，将军和外科医生走了进来。他们使我明白，我就在这个船舱里睡。他们会给我支一张吊床。我将做将军的私人仆人。将军问我懂不懂怎么伺候人，我说，我之前就在特立尼达和圭亚那前任总督的家里。我没有告诉他，那个总督是我父亲。

“我的第一项职责是伺候他就餐。他的厨师在他们出航的路上死了，于是船上的厨房做什么他就吃什么。那天的饭食是玉米粥。他几乎碰都没有碰。后来他和外科医生散步，而且还玩了玩乌龟。那天夜里我们在船舱里没有说话。他不想一个人待着。他想要我做伴，但只想我当一个局外人。夜里的某个时间他会从他的棉织吊床上下来。他想吃点东西。他打开一个从英国带出来的桶，吃了一颗炖西梅干。我不喜欢西梅干和铁桶看上去的样子，在他揭开桶盖以后，我觉得那味道也很不好闻。他说，在航行中生病之后，只有这东西他能很容易地吃下去，但剩下的已经很少了。他说，从英国带出来的最后几只苹果，全被那些人偷吃了。他穿着衬衣，看上去很瘦。看见他就觉得可怜。

“他很老，有病，又很瘦，可是对人很凶，尤其是对伺候他的人。他想要他们知道，他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会冲人大喊大叫。出于某种原因他对我不是这样子，这样一来，我在船上的英国人中间有了些地位。不得不说，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的礼遇，不管是在新格拉纳达，还是在圣托梅跟贝里奥一家在一起时。同时我也明白，我的这种好运气是不会持久的，将军在海湾这里的地位几乎就像他的指挥官在河上的地位一样。

“他是个正走向死亡的人。大家都知道。外科医生、船员们、士兵们、在厨房给他做饭的人。他已经失去了很多人，失去了很多朋友，很多贵族。他失去了儿子。而且他双手沾满了西班牙人的鲜血。他本来不应该让这些事情发生的。他曾向英国国王承诺过，不会跟西班牙人交战。圣托梅那场战斗本不应该发生的。这一点我是后来才想到的。我当时知道的是他还没有找到金子，一旦回到英国，根据英王的谕旨他将会被捕，之后将会被处死。

“那就是他的未来，然而与此同时，他还是将军。他有轮船，有兵马任由他驱使。他想干什么都可以命令人们去干。他可以冲船员们和服务人员吼叫。当然了，假如他找到了金子，一切都会颠倒过来，这也是有可能的。他将会活下去，受到尊敬。前提是他能找到他使人们相信只有他知道在哪里的金子。可是金子并不存在。对圣托梅的人来说，当我们听说，英国人要来夺取我们的金矿的时候，那简直是个笑话。

“我觉得，‘命运号’或别的船上的任何人也不相信有什么金子。然而他们都在那海湾里，任由将军发号施令，尽管他命将休矣。他们等待着，什么也不做。就像将军一样。他们当中有些人发现很难等下去。我来了几天以后，将军的几艘船就悄悄地溜走了，沿海湾朝北向龙口和加勒比海方向驶去。将军就像没有注意到一样。

“外科医生一天来船舱三四次。将军跟他说了很多话。事实上，他是将军唯一一个谈话对象。他谈到了进攻特立尼达和占据西班牙港索要赎金的事。他说，二十三年前他就这么做过，他可以再来一次。这一次他将向西班牙人索要两万英镑，他会放火烧那座城市，一天烧掉一条街，直到西班牙人交了赎金。他还谈到进攻库马纳镇和卡贝罗港，然后在佛罗里达建一个基地的事情。

“刚开始我很严肃地对待他所说的话，后来我看出来他根本就没有出路，他在这个世界上无处藏身，在他所勾画的那些历险当中，不管他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有什么样的好运，英国的舰船都会在他身后一次又一次找来。就像此前西班牙人的舰船一次又一次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样子谈话，仅仅是为了给外科医生留下些印象而已，甚至是要给我留下一点印象而已。他会把对外科医生说过的话再用西班牙语跟我说一遍，然后仿佛刚刚是在开玩笑一样，他会说：‘堂何塞，你以为如何？’

“当外科医生离开，船舱里只剩下我们两个的时候，他就默不作声了。无论白天或黑夜，我都能感觉到他在为儿子伤心，在想他自己的死。有一两次他拿出一个本子，坐下来在上面写。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写出来。他们后来告诉我，那是他自从带领船只和人马离开英国以来一直在记的日记。甚至在病得很重的时候他都在那个本子上写日记。然而，自从那只小艇从圣托梅来，带来了那个消息以后，他没有在本子上再写一行字。

“他在等他的指挥官从圣托梅回来。这是我们大家在海湾里真正在做的事情，等待那个有一只坏眼的战败之人。这件事他一天要说很多遍，仿佛那是唯一一件他还很清楚的事。

“终于有一天，大约是我到来的第十三天或十四天，指挥官的船在南边出现了，从我们左手边的支流里驶了过来。哨兵舰发出信号，船员们和士兵们喊着这消息，人们跑到甲板上去等。但将军没有去。他本来正想去外面的甲板上散散步的，我正在帮他准备；但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说他觉得身体不舒服。这话他不是瞎编的。他脸色变了。那张脸似乎收缩了。变得更加苍老，满脸都是皱褶。他说他要待在船舱里，但想让我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我走到外面。时间正是正午之前，甲板在我的新鞋子鞋跟下面滚烫。天上满是很大的移动的云块，海水泛起波浪，闪烁着光芒。那艘船慢慢地驶了过来，海上和天上的光在船周围跳跃着，桅杆和帆的形状和颜色时隐时现。‘士兵’岩上的鸟儿在高高地飞翔。等船只靠近了，我看见船上飘着两面白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船还有一点距离的时候就抛锚停了下来。一只小船降了下来。划船手们顺绳梯爬下来，下到小船上。指挥官出现在轮船甲板上，个子很高，还是穿着我上一次见他时穿的那身衣服，手里拎着代表他官衔的棍子。他右手握着那根棍子爬下了梯子。人们划船把他向我们送过来。那一刻，他依旧是河上那支部队的指挥官，然而他刚一抓住轮船的梯子，开始向甲板爬上来，那种权威就离开了他。我觉得很奇怪，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英国的长矛兵们在圣托梅只用两三分钟就会把我勒死。当时是那几个黑奴救了我的命，此后很多个星期，我的小命都在这个人手里。现在，我在将军的船上，和其他的每一个人一起，两眼紧紧盯着这个死定了的人的每一个动作，看着他手里拎着那根现在毫无用处的棍子爬上了梯子。

“他已经很瘦了。我们当时在船上就没有多少吃的。他在河上能吃的东西更少。他的衣服肮脏不堪。他的手也很脏。那双手沾满旧的泥土，颜色都变了，满是划伤的裂口，有的是新伤，有的快要痊愈了。我知道一个征战的战士的双手应该是非常粗糙的，可是那一刻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层。一只眼睛很安静，几乎是死的；另一只眼睛，就是那只坏眼，在疯狂地跳动着。他没有看我。他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能表明他认出了我，尽管他曾经让我穿上西班牙总督的衣服，把我当成一个俘虏送给了将军。

“他走上来，朝将军的船舱走去。他知道路。每一个人都看着他。外科医生跟着他，我跟在外科医生身后。将军的门开着。指挥官敲敲门，无人应答，但他走了进去，手里依然拎着那根棍子，弯着腰——一个很高的人，一道很小的门洞——为了不碰着头。将军躺在吊床上。自打我离开他，他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他的衬衣都给汗湿透了。他眼窝以上的部位和双颊都很苍白。他没有说话。然而，我了解到，这两个老人是多年的老朋友。

“指挥官开始说话。老人没有回答。指挥官继续说下去。我觉得他说的话无关紧要。我觉得过了一段时间连指挥官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在说什么。我觉得我们在船舱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吊床上那个病人的爆发。他终于爆发了，他爆发了很长时间。此刻，仿佛那等待、失望、几个星期的悲伤以及此前很多年的悲伤，都聚集到了这一刻，仿佛这就是将军一直在等待的一刻，一旦他明白了他必死无疑的命运之后，他看到了他觉得必须做的事情，这事情是明摆着的。

“那个老指挥官在低矮的天花板下面本来已经弯着腰了，在将军的这番话面前腰弯得更低了。指挥官把一切都毁掉了，将军说。指挥官在很多年以前就由将军出资，出来寻找金矿了，他说过他已经找到了金矿。圣托梅有三个人经营金矿，将军说。他连他们的名字都知道。堂何塞也知道他们的名字。弗朗西斯科·法沙尔多有一个矿。埃尔马诺·弗伦蒂诺有一个矿。佩德罗·罗德里戈·巴拉那有一个矿。

“我听到提到我的名字，就抬起了头，正好遇到外科医生的目光。他把将军刚才说的话翻译成西班牙语。我想说这不是真话，圣托梅根本就没有金矿，将军说到的那些名字没有一个是真的，巴拉那是一条河的名字，埃尔马诺意思是兄弟。然而外科医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用脑袋做了个轻微的动作，我就知道了，我什么话都不要说，我们必须忍受疯狂状态下的将军，而他的疯狂现在是他生命中的所有了，这种怒气给了这个失去了儿子的病人某种生命。

“那天下午，老人家冲指挥官发了一通又一通火。太阳透过绿色的幕帘照射进来。我受不了那高温，那老人的怒火，那个坏了一只眼睛、衣服和手都脏兮兮的、半饥饿状态的高个子男人的悲哀。我走到外面，发现大家都静悄悄的，默不作声，闷闷不乐。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能隐瞒得了‘命运号’或其他船只上的任何人。

“指挥官终于离开了，手里没有了棍子，向他的船舱走去。他的船舱在将军的上面。将军叫我进去，我发现他在吊床上瑟瑟发抖，脸很瘦，很白，他的衬衣很湿，他抱怨说很冷。他说：‘我不舒服，堂何塞，很不舒服。’指挥官那根光溜溜的棍子放在将军的衣箱盖子上。我们能听见指挥官在上头他的船舱里走来走去的声音，而将军的举动仿佛在表示，他的指挥官的每一个声音、每一个生命的迹象都是一种侮辱。

“后来，就在日落之前，将军把指挥官召来，又冲他发了一通火。

“指挥官已经脱掉了一些衣服。他的衬衣没有系扣子。这一次他没有听很长时间。他说了一些话我也没听懂，之后，他不再试图说话。过了不久，他就离开，上楼去了他的船舱。

“将军像一个着了魔的人。他从吊床上爬起来，拿出本子，从本子上撕下几张纸，开始就着蜡烛的光写了起来。自从我上了这条船以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用蜡烛。从上面传来一声枪响。将军做了个鬼脸。天很黑，即使点着蜡烛也很黑。要不是天黑，我会说将军听到枪声后脸上微微一笑。枪响过之后，将军就写啊写啊，自从我来到他身边，他还没有写过日记。

“外科医生来了，他和将军交谈了几句。然后我们三个人都去了上面的船舱，指挥官的船舱。他就在那里，躺在地板上，身上穿着他来时穿的衣服，穿戴得整整齐齐。这身衣服是他在圣托梅把我放到小艇上，连同那只乌龟、文件和那卷烟叶送给将军作礼物的时候穿的。指挥官面朝下对着地板。将军把他翻过来，就像一个人急于要看其他人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我们能看见那一枪穿透了衬衣，穿过他那非常瘦弱的胸部损坏了他的肋骨。可是还有一把刀，一把长长的、薄薄的刀。插在两根肋骨之间。哪个在前？是刀还是枪？我想是先开的枪。

“船舱里很快就聚满了人。将军要大家都看看，可是没有一个人喜欢眼前的场面。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们不喜欢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像是死人给自己做出了判决一样。尽管在我们印第安人或者是有印第安血统的人中间，与其苟且偷生，不如自我了断。

“那天夜里，将军像是一个灵感迸发的人，像是一个从一种未知的来源或是未知的灵魂汲取了精力的人一样，他又写了起来。第二天把指挥官埋了，没有举行仪式，仅仅是出于体面而非宗教的缘故，他的尸体捆在裹尸布里，被扔进了海湾。在圣托梅，他曾遵照礼节走在将军儿子和其他死了的英国贵族裹着尸布的尸体后面。

“结束了。在那里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其他船只的船长来找将军，请示他们该做什么。他说，他病得厉害，老迈年高，是个注定要死的人，一个失去了儿子的人，一个众叛亲离的人，连他最要好的老朋友都背叛了他；他们应该离他而去，因为他给跟随他的所有人都带来了厄运。当船长们按照他说的行事，离开了我们，海湾里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曾那么习惯于看见他们的轮船；将军骂他们忘恩负义。他对着我和外科医生，对着其他人骂他们。但是骂得已经不那么义愤填膺了。他说的话他自己也不相信。他是一个精疲力竭的人，感情都被抽干了，只不过尝试着调度一下感情。

“结束了。尽管将军说了他能做的所有的事，但时候一到，他很简单地做出决定，回国，他的命运攥在国王的手里。

“照我现在的理解，那个可怜的指挥官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他当初在圣托梅让我穿上堂帕尔米塔那非常宽大的衣服时，就是为了开个玩笑，让我坐上小艇沿着河流过来，这时，我在自己的脑海里发现一个画面，我自己命运多艰的画面。我感觉我就要掉进海里，掉进天空里了。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那幅画面上，从中找到了安慰，因为里面包含的那个悲剧是那么完整，以至于夺走了人的忧伤和生命以及这个世界本身的意义。

“而今，在离开海湾几天后，离开了我们的轮船停泊过的，如今莽苍苍、空荡荡的地方，我发现世界在变得像我脑海里的那幅画面。几天之后我就离开了我那么熟悉的那许多东西，不仅是我跟着贝里奥夫妇长途跋涉所熟悉的东西，而且还有我从许多人那儿听说过的东西：那块叫作‘士兵’的岩石，那些翅膀坚硬的鹈鹕鸟就在那块岩石上落下、死去；伊耶雷岛（西班牙人叫特立尼达岛）上的沥青湖；高高的阿纳帕里马山遗世而独立，是所有在海湾里航行的人的标志；瓜纳加纳雷的领土康克拉波或者叫库穆库拉坡，我父亲的父亲在那里建起了西班牙人的城市；龙口里那高高的查卡查卡雷岛及其他岛屿和小岛。都是熟悉的地方，白云、蓝天、风和大海依然故我，但此刻却都处在一个永远改变了的世界上，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他人，都是这样。

“从那里出来几天后，我来到我旧梦中的世界了，无边无际的水，无边无际的天。不过我倒没有感到恐惧。轮船自成一个小世界。在船上的日子自有其节奏。那个老人在他的船舱里很平静。他从事一定量的写作；他和外科医生谈话；他花相当多的时间教我英语。至于感情：他为那只乌龟伤心了很久，因为乌龟死了：船上太热了，而且没有新鲜的绿色植物给它吃。有了那些活动和感情——教我英语，为那只乌龟操心——那老人就能够信任自己了。然而大多数时间他就像是一个不再有感觉的人，跟我们其余的人隔绝开来，我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就可以理解了，他一直想着他自己必死无疑的命运。

“他对我的礼遇从未消减。外科医生不止一次把其他人要对我讲的事情告诉我。我是一个来自圭亚那的印第安人，是他的仆人：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再普通不过，但如今作为一个人却一天比一天宝贵。等我们到了英国，人们就会看着我，对这个老人的看法就会更好。我在他心目中就会像那个黄金国的一个遗留物或明证。所以，我是他残留的虚荣心的一部分，在那莽苍苍、空荡荡的大海之外行进的那个世界的想法的一部分。

“那天终于到了，我们登陆了，把那一片莽苍苍、空荡荡留在了我们身后。每个人都舒了一口气。每个人都想在坚实的土地上走走，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新鲜的饭食。可是我们一触到陆地，老人作为将军的权威就终结了。我们一触到陆地，他就成了国王的阶下囚。没有往他身上上锁链。也没有人等着要把他带走。我们去他家住了下来，在那里，尽管他愁绪满怀，但他还是主人。不过，大家都知道，他的命已经交了出去。大家都在等着国王的行动，而国王却并不匆忙。

“我们登陆好几天了，我还是感觉地在我脚下晃动，仿佛我们还在船上似的。很奇怪，虽然说我又到了陆地上，有了我所渴望的那份安全；尽管天空在我头上压得低低的，我又一次可以看到小小的景致，保持小小的距离，但是我又有了类似于当初从圣托梅沿河流而下，到‘命运号’船上的那种情绪。这种情绪早在我们来到陆地前好几天就开始有了。当我听到人们谈论快要登陆的事情时就有了。我不喜欢快要登陆的想法。一听到这话我就紧张。

“到了陆地上，来到将军的家，我被一股巨大的忧伤攫住了。它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它就像一股冰冷的水流一样流遍我全身。它闯进我的睡梦里。它存在于我所做的每一件事的背后。它宛如一个幽灵压在我肩膀上。就像在那只小艇上沿河流而下、掉进大海里、掉进天空里的那个梦曾使我境界比别人高一样，现在的悲伤也使我与每一样事物、每一个人都隔离开来。我想死。在将军家他的家人给我的那个房间里，我在额头上系了一条布，来感受眼睛以上部位的那份紧张感，仿佛我又变成了一个孩子，我把脸转过去对着墙。我想从我周围所有的东西那儿跑开。我看着墙壁，从不闭上眼睛。就像小时候看我所见过的天空一样。我死死地盯着那东西，渴望停止感觉，停止思想。

“有时候我仿佛听到将军和外科医生在远处叫我：‘堂何塞，堂何塞。’如果我听得足够清晰，那叫声就会使我想到将军和他自己的厄运，有时候那种空虚感就会离我而去。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感觉舌头像长了苔一样，呼吸就很难受。仿佛是我头脑里、心里和肚子里的不快都变成了我身体内部的那种气味。

“国王的信使终于来了。我们离开将军家，上了一辆很大很重的马车。我和外科医生陪老人同行。前面还有一辆马车，士兵们在后面骑在马背上。天气很暖和。太阳比我原来知道的升起得早，落下得晚。在我们经过的所有村庄里，人们都等着看将军一眼。他们也想看看我。马背上的士兵们不让他们靠得太近。外科医生和将军有时候谈得很多。

“我们一直在接近首都，接近他必死的厄运。一天下午我们来到一个城镇，那里的房子布局就像一个大广场或市场。广场的一侧被一座很大的教堂占据，教堂有一个很高的塔。此时，老人还有心情开玩笑。‘看看，堂何塞。你再也看不到这么高的东西了。你想不想上到那上头去？’我觉得他在开玩笑，但是他说有一个办法可以直接上到塔顶，就在塔里面。一想到要爬那么高，我就感到眩晕，也使我有点儿脱离了我的忧伤。这使老人家很高兴，我觉得他心情放松了。

“我们要在这里吃饭。可是我们下了马车，老人说他头疼。正当士兵们要带他上楼到我们即将就餐的那个房间去时，他走进了一个岗亭。他疼得号叫起来，人们只好搀扶着他进了房间。他和衣躺下。有人给他端来饭菜，他给退了回去。他说他头疼得很厉害，觉得他的眼睛就要瞎了。当兵的和当官的都很担心。外科医生给他弄了一些东西喝，之后又立即混合了一些药膏，抹到他擦伤的地方去。将军呻吟个不停。最后他说想睡觉了。他们带他到另一个房间，在他门口安排了一个士兵。

“我正帮老人脱衣服，他开始呕吐起来。我到外面弄了一只碗。这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半裸着在地板上四处乱爬，嘴里嚼着铺在那里的干芦苇。外科医生搽的药膏已经使患处冒出了皮疹，这使我想起了毒箭的后果。我朝外面那个在门口站岗的士兵叫唤，他一看，就喊人来帮忙。

“外科医生神色严肃。他说，老人家如果不休息，就会变得疯疯癫癫的。于是，国王的军官们决定，就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过夜。他们叫人把老人家的衣箱搬到楼上那个房间。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的时候，我打开箱子，拿过夜所需要的东西。老人家说：‘纸，堂何塞，纸。’他站着，穿着衬衫，冲着我微笑。我把他要的纸递给他，他在桌旁坐下就开始飞快地写起来，跟那天指挥官在我们楼上那个船舱里死去之后，他在‘命运号’的船舱里写东西一个样。他写东西的时候，时不时地看我一眼，笑笑。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写圣托梅的金矿。别的还能写什么呢？’“他一直写到天黑。他写满了很多页。他说：‘我手腕都写疼了，堂何塞。我必须停下来了。’天黑了，外科医生来了。他穿着旅行外套。两个人相视一笑。外科医生从外套下面掏出几块晚餐吃的东西，那东西用布包着，是老人家原先拒绝吃的东西。老人把他刚才一直在写的那封信或者是文件交给外科医生。外科医生把那几张纸折好，放进一个衣袋里。

“老人说：‘堂何塞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吃。’他点亮一根灯芯草蜡烛，我们就着放在房间里的木盘子吃了起来。老人家情绪很好。我从来没见过他有这么好的情绪。就像那次在圣托梅，指挥官坚持要我和那个在死了的总督家里被监禁的印第安人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吃玉米粥，而那两个死人就躺在隔壁的房间，另外三个死人在外面的太阳底下躺着，躺在他们头天挖好的壕沟里那会儿一样。

“老人家的情绪提起了我的精神头儿。但我同时感觉到，死神离我们都很近了。

“我们到了首都，他的死期很快就到了。监狱就在那条河上。他要我穿上最好的衣服，亲眼看看他们对他做的事。我去了。事后我几乎受不了，几乎回不了房间。我把脸转向墙壁，看着里面的天空。

“有一个英国贵族想要我到他家跟他过。老人家原先知道这件事，也很喜欢这个主意。然而我的悲哀太大了。在为贝里奥夫妇感到悲哀之后，接着是那天下午为堂帕尔米塔感到悲哀，之后是为那个英国指挥官难过，然后为这位老人家伤心，被死亡链条串起的悲哀从一个人转移到他的敌人身上；在漂洋过海之后；我觉得，要是不能回到起点，回到我所熟知的第一个世界里，我就要死了。

“英国人很仗义。他们本可以把我扣下来，让我戴上羽毛。但是他们告诉了西班牙大使。他是堂帕尔米塔的一个亲戚。大使做出安排，把我送到了西班牙。在我离开前，他们给了我英国衣服，包括我已经穿过的老人家的一些衣服。在西班牙，我去了塞维利亚这座很大的城市，那里满河都是大帆船，我从那里坐一艘大帆船去了卡塔赫纳。而现在，我到了这里。”

弗赖·西蒙说：“你两次横渡大西洋。现在回到了新格拉纳达，回到了你出生的地方。你并没有迷路。轮船总是知道要驶向何处。想一想你过去曾对大海有过的巨大恐惧，你现在怎么觉得呢？”

“对此我想过很多。我认为，神父，我们印第安人或者有着印第安人血统的人，与像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以及法国人这样的人，以及那些懂得如何去他们要去的地方的人之间的区别是，我想，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1]传说中的黄金国。

[2]长度单位，1里格约等于3英里或3海里。

[3]西班牙语：卡斯蒂利亚人，西班牙人的主要民族。下文的“Indio”也是西班牙语，意思是“印第安人”。

7　一个新人

当我开始写特立尼达的风景时，呈现在我眼前的是我儿时熟悉并且感觉自己已经融入其中的那幅风景——西班牙港的西部；西北边森林覆盖的山峦；南边一片片种植甘蔗的平地，整整齐齐的田地一直延伸到村庄里的茅屋、农舍和光溜溜的院落，窄窄的黑色柏油马路环绕着一座座村庄；泥泞的大西洋沿海是椰子树田庄，您驱车经过，高大的灰色树干形成一个不断变换、纵横交错的图案：一派简单的小岛风貌。

后来，在伦敦，我写一部历史书的时候，花了好几个月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早期的文献是西班牙文的复制件，原件保存在塞维利亚）把我带回到大发现时代。它们让我感觉到一座土著印第安人居住的拥挤的岛屿，忙着自己的事情，和我所熟悉的一切几乎毫无关联。一种感觉，而不是画面：那些早期文献中很少有令人信服的描述，给出的具体细节少而又少。我在脑海里为这些土著人创造出一幅他们生活其中的想象的风景，在这片后来成了我自己的风景的土地上，他们秉持着我无法进入的观念，关于时间、距离、过去、自然世界以及人类生存的观念。和这幅已经消失了的风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不同的天气（宛如博物馆的玻璃柜里灯光照射下的全景油画上那不自然的天气），一片不同的天空。

我成长并融入其中的那幅风景已经把这另外的一个过去抹得一干二净了。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一直无法感受到它是曾经真正发生过的事情。由特立尼达教育总署的丹尼尔上尉编纂的《尼尔逊西印度历史》是我们在西班牙港上小学时使用的教材，在第一册里，有短短的一章是有关早期加勒比人和阿拉瓦人[1]的介绍。或许是关于那些人本来就所知甚少；或许是丹尼尔上尉态度轻率。他写的东西我什么都没有记住（除了说加勒比人凶悍，阿拉瓦人驯良以外），甚至连他用的是什么插图都毫无记忆。由于他们已经不复存在，是不真实的，我们自己岛上的土著人能给想象提供的东西远没有我们在地理课上读的《遥远的家园》里那些依然生活着的人提供的多：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那隐蔽的黑色帐篷里住的吉尔吉斯人，从温暖的冰盖雪屋里钻进钻出的爱斯基摩人，夜里住在大栅栏里的非洲人，大栅栏帮助他们抵御掠夺成性的狮子以及其他野兽。

被抹杀掉的并不遥远的过去，这样一个概念对一个上小学的孩子来说过于宏大，根本无法领会。之后则是以另一种方式让理解变得困难重重。您刚试图进入那一概念，它就分叉了。而随着您知道得更多，分叉也就越来越多：在我们现在脚踏的土地上，不同的人曾生活过好多个世纪，关心着与我们自己相似的事：不同的人，有着他们自己的历法、崇拜以及社会关系的概念，有着不同的房子和茅舍，有着不同的大道和小径，有着不同的庄稼、田地和植被（和季节），不同的观点、速度、旅行的理由，关于人的年龄的不同概念，关于敌友的不同概念，以及关于人应该给予自己什么的概念。

这样，撇开首要的“残酷”概念，“就在你脚下的、被抹杀掉的、完整的过去”这个概念立刻变得近乎形而上了。世界似乎失去了某种实体；现实并不稳定。更自然的选择是去放手，去忘记，让思想跳回到一个只关心日常的、地面水平的视野，所见即所得。

当我在伦敦，在大英博物馆和公共档案局查阅资料的时候，与那个地面水平的视野相距多年时间、相隔几千英里距离，再要感受那另一个岛屿、土著人的岛屿的真实性就容易一些。可以说，从那样的距离，从大洋的彼岸，那座土著岛屿的风景变得美妙了。正是那幅风景——我写过，但实际上并未见过的风景——此后每当我回到特立尼达，我几乎都在寻找它。

这幅风景大多在沿海，有时候在鸟瞰西班牙港的山上往海湾及北部沿海的方向能瞥见。我在内陆看见过一次，当时我正驱车穿越中部山脉那低矮的山峦间的公路。这里的土地裂缝太多，无法开垦成农田或建成道路，曾经这里到处都是森林、林区或者是灌木丛。现在这片土地被剥得光光的，刮得只剩下一种乱蓬蓬的草，所有的山脊和凹陷都裸露无遗。看上去这里被闲置着。就像是另一幅风景；就像是刚刚露头、还很新鲜的一点点过去。

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或许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带着他船上的三十个士兵，全部身着铠甲，在夜里进行长途行军，寻找印第安人的黄金。一路上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处处是热带森林的植物残骸——在接近这里的地方，在现在这片刮得只剩下荒草的土地上——人们行军非常艰难。为了恐吓印第安人，那些入侵者吹号角，放火枪。印第安人从他们的房子里跑了出来；有一个村子的人甚至把正在火上煮的饭食（“咕嘟嘟”地冒着泡）都扔下不管了。士兵们把他们的饭吃了。他们没有发现黄金，尽管那个贵族认为他在一个印第安人的锅底看见了金子的废渣。后来——为了给在新大陆的这个传奇故事收尾——士兵们觉得他们听到森林里传来了印第安人的战斗号角。然而，灾难并没有降临到他们头上；第二天早上，他们就行军回到了海边，回到了他们的船上。

关于那个印第安人村子里的饭食是什么，是玉米，木薯，或是土豆，肉，还是鱼，里面加了什么佐料，“咕嘟嘟”冒泡的锅和火炉是什么样子，以及那些房子的细节——所有这些都一概不知。记叙了这次探险的怀亚特上尉对那种细节不感兴趣。他有着浓厚的文学品位，对应该写什么有自己的想法。有一部伦敦的新戏剧《西班牙悲剧》，部分内容他背得滚瓜烂熟；在新大陆，在特立尼达靠近海湾的岸边，或者在森林里，他把他的将军、他本人以及那些士兵（还有西班牙敌人，以及森林里的印第安人）都当作一部骑士传奇里的人物。

这次探险——把一船船的白铁矿矿砂作为“金矿石”带回英国——本身就是一件荒唐事；而怀亚特的叙述又太言过其实。他的记录没有出版成书。这件事也被人们遗忘了，随之被人们遗忘的是怀亚特对那次夜行军的叙述；而值得注意的是，怀亚特的叙述为这个岛上仍然自治的土著人的生活——那些房屋、炉火、炖锅以及那天夜里的战斗号角——提供了唯一的目击证言。怀亚特的叙述直到一八九九年才终于在伦敦作为一个学术系列的一册得以出版，其时这次探险已经过去了三百零四年，土著印第安人不复存在已有差不多一个世纪；他们的土地已经变成了他人的家园。

怀亚特的目击证言被发掘出来经过了三个世纪；而之后又过了大约七十年，原来一直隐藏在丛林下面的土著人的那片土地才得以重见天日。

一旦重见天日，这片土地很快就面目全非了。远远近近的农耕村落的人们开始擅自占用这片土地。擅自占用土地的是印度人，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是十九世纪从印度来的移民的后裔。他们在矮桩上搭起茅屋或窝棚。倾斜的屋顶是用瓦楞铁皮做的；墙壁是空心土坯或者木料，木料有新有旧，旧木料原有的油漆就像毫无规则的补丁。茅屋周围种着香蕉树。印度教徒的屋子外面高高的竹竿上飘着经幡或者旌旗。这些经幡是经过某种宗教仪式后才悬挂起来的：虔诚的象征（有时候一间茅屋和另一间茅屋争着比虔诚）：祈求好运。

离开海岸往腹地去，就很难再领会土著人和传说的概念了。我所熟悉的东西——我成长的那座小岛的殖民地地貌——愈加鲜明。

越过海湾到了委内瑞拉，情况就不一样了。从地理上说，特立尼达是委内瑞拉向海洋延伸露出水面的一块地；二者有三百年都属于西班牙帝国的同一个省。我写的关于特立尼达的那本历史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委内瑞拉的历史。我写那本书的时候，还没有去过委内瑞拉。之后不久我才去了，那时，我所看到的那片土地依然是个传说；没有个人的回忆或者有关个人的联想当拦路虎。

奥里诺科河一直是我故事中的河。甚至在与加勒比海相接的阿拉亚半岛上——风蚀水浸的红土和灌木一片荒凉，现代的道路延伸到了某一点就直接断了（没有人跟我讲过，甚至连那个委内瑞拉的司机也感到意外）——我也找到了我曾经希望找到的某些有特殊气氛的东西。

十六世纪末期，阿拉亚半岛的盐场很有名气，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轮船总是光顾此处，虽然得到了当地西班牙官员的默许，实际上是非法走私行为。西班牙方面想尽各种方法试图制止阿拉亚半岛的私盐贸易。一个总督建议在盐场放毒，并上奏西班牙国王请赐毒药。一六〇四年，为了勘察这片水域，并估测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了一位西班牙贵族，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号：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在由他指挥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大败的十六年之后，这位公爵大人受命完成这项小任务（还有其他任务）。

鹈鹕鸟——这片荒凉之所唯一的生命迹象和群居动物——在海面不高处成群结队地飞翔，捕鱼。它们或许在四百年前，或者是一千年前，就以那种队形飞翔了。它们那笨拙的史前身形，它们的力量，它们身上的灰棕色（也是那一望无际的海的颜色），阳光，那水光天色以及光秃秃的土壤在中午时分那摇动混沌的色彩，所有这一切似乎把我带回到万物之初。

在委内瑞拉的其他地方，我还找到了自己儿时所熟悉、并且曾以为是我们特有的热带林地。

战争期间，在我八岁生日后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们从小镇搬家，住在西班牙港西北的一片林木覆盖的山区。这个地区原来是一片片可可农庄和柑橘农庄，经过各种各样的病害和那段长时间的大萧条之后，这些农庄大都处于半废弃状态。那时候我认为自己是个城里的孩子；我不喜欢乡下这个概念。不过，这不是我原来的认知中的乡下，我一看见这里就喜欢上了：清爽宜人、郁郁葱葱的山峦，狭窄的山谷，那份空旷，那种置身森林和树丛中的感觉。

树丛里处处是惊喜，你会找到旧农庄剩下的东西：鳄梨树和柑橘树，咖啡树丛和香豆树（香豆用于给可可调味），还有可可树。尽管有病害，树林里密不透风，但这些树还在结果。可可林里某一个地方是这座农庄宅院原来的水泥蓄水池。蓄水池现在没用了，被沉积的泥土、沙子和枯叶堵塞住了；不过，原来给蓄水池供水的那股清泉依然流淌着，但现在有了它自己的水道，泉水在干净的棕色沙子上与枯枝败叶间淙淙流过，泛起涟漪。数年前栽种的雨树，本来是给可可树提供荫凉的，如今都已老态龙钟，成了枝繁叶茂的庞然大物，树身上生了过多的挂着苔藓的寄生植物：野松树，藤蔓，蕨类和葡萄藤。在这些树下走的时候，能感觉到从干苔藓和其他死了的植物身上飘落下来的尘土。

我们过着无序、贫穷、不舒适的生活；就像他人的废墟上的宿营者；所以当时机到来时，我们很高兴可以回到城里。但之后我渐渐明白了，在那片荒凉的可可林子里度过的几个月，给了我大自然之美最醇烈的感受。它们为我确立了关于完美的热带风景的概念。

之后不久那地方自身也改头换面了。我们住在那里时就正是那地方变化的关头。我们就是变化的一部分，而我们离开后这种变化加快了。这个地区——原来是一个方言区，是依附在旧农庄的讲西班牙语方言的白黑混血儿居住的地区——开始有贫穷的黑人来定居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从北边的各个小岛上来的非法移民。这个地方变得拥挤起来，喧嚣起来，混乱起来，就像西班牙港东边山坡上那些贫民窟一样。

这是在我去国六年后再到那里时呈现在我面前的景象，很突兀，很完整。那郁郁葱葱的山顶太陡了，无法毁掉，所以还是我记得的样子；道路一边的树丛还在；但在道路的另一边，既没有树丛，也没有林地，只有定居点，我已经不能弄清楚这片土地的轮廓了，连那座旧农庄宅院，那几座正儿八经的花园，林子里的那座蓄水池，这些个旧有的东西原来都在哪儿，我都说不清了。我所珍视的风景有一半都还奇迹般地在那儿，在道路的一边；但是，这愈发让我记起那些被抹去的东西。此后，我小心翼翼地躲开那地方。我甚至都不喜欢接近通向山谷的那条路了（那条路本身也变了很多）。

而今在委内瑞拉，我在许多地方再次找到了那个特立尼达山谷里的植物和颜色。那时的委内瑞拉，石油产量猛增，城市地价暴涨，农庄和种植园被遗忘了；我得以重新找到我所熟知的可可林的氛围。有一次，我沿着一座可可林的边缘驱车数英里。在特立尼达，不会有这么大的可可林；不会有这种香草的芬芳——从香草藤蔓上飘来——与可可林那潮湿的泥土味儿、枯叶味儿和霉菌味儿混在一起。

特立尼达是南美洲大陆向海洋延伸露出水面的一个岛。委内瑞拉是这片大陆的一部分，故而一切东西都是大陆的规模。曾经一度在特立尼达显得顺理成章而又完整无缺的地貌——虽然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开始有拥挤的感觉了——在这里被无限地放大了：巍峨高耸的安第斯山对应的是我们小小的北部山脉，环绕着西班牙港，绵延数英里低矮的山坡上架满了移民的窝棚；那空旷的委内瑞拉拉诺斯平原本身就是一方领土，对应的是我们种甘蔗的平原——在稍高处往下看整个平原就尽收眼底；支流繁多、令人惊艳的奥里诺科河则是我们那里只有一条河道的窄窄的卡罗尼河。

因为我写过委内瑞拉，因为有很多个月，委内瑞拉之于我是一个想象中的国度，是我从在伦敦所看的文献中创造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对它有某种所有权。在数趟旅程之后，我开始把委内瑞拉当作一个失而复得的家园。

我数度花整周的时间驱车游览海岸沿线并穿越拉诺斯平原。我第二次或第三次去的时候，在奥里诺科河入海口附近的一个地方乘了一只无篷小船。这一风景在我想象中存在了那么长时间，以至于那一刻，当我第一次真的见到它，也觉得它似乎有一种亦真亦幻、郑重其事的性质。河面很宽，河水很满，没有湍流。河岸光秃秃、赤裸裸的，没有森林。时值雨季。天空灰蒙蒙的，杂以黑灰色，乌云层层低垂，但由于河道开阔，水面几乎使人目眩眼花。河面（尽管近看很混浊，离河岸近的地方漂浮着油光）和天空一样呈灰色，光溜溜的。

空气很重：又要下雨了。雨比我想的来得快——一声轰鸣，河面明显上涨了。很大的雨点打在水上，宛如打在水泥上，船夫调转船头，向岸边划去。

一五九五年罗利在这条河上的时候，这样的雨应该就折磨着他，时而暴雨倾盆，时而湿热难耐。在关于该地区的档案中，他第一个用现代的方式，或者说用一种把他拉近了我们的方式，描写了这种探险中的许多小小的身体不适。在罗利之前，西班牙人曾在这条河上同样艰难地航行过二十次，然而，在他们那一本正经、简单到简直抽象的叙述中，没有任何身体的感受；没有任何风景。与这些先行者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相伴的，是一种更狭隘的观察和感受方式。

离这里不远处是一座废弃的油田宿营地。它就像一座小小的鬼城。数年前修剪整齐的灌木丛，如今又草木纵生无章了（定居点的这里或那里间或冒出一簇生机勃勃的花丛），覆盖着掉了漆的井架、油管、没了房顶的木头工房和在水泥支柱上建起的平房。一个个水泥植钢基座和一团早先的原油浓缩而成的黏稠物（干成了墨黑色），表明抽油泵曾经就在这里。在那些有石油可以提炼的年岁，抽油泵巨大的机械臂日夜不停，上下前后精确地移动，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每一轮动作最后都以“扑通”一声收尾，好似叹息。

最后证明，石油才是该地区真正的黄金。刚开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委内瑞拉的油田招收了许多特立尼达人当苦力、技工和文职人员。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委内瑞拉人不愿意在丛林里的营地工作，还是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破坏性极大的内战，他们缺乏技术人才，还是因为——与特立尼达的油田，或者本世纪初修建巴拿马运河时一样——那些承包公司倾向与更好控制的移民劳动力打交道。但特立尼达人确实来工作了，在委内瑞拉的油田宿营地（即使带着他们的殖民地气息），其中的众多特立尼达人第一次尝到了自由和金钱的滋味，第一次看到了希望。

在此之前，委内瑞拉在特立尼达可谓臭名昭著，它是这样一个南美国家：战乱频仍，极度贫穷，无法无天，局势动荡，革命、独裁、极度的凶残暴力事件往往就发生在一夜之间。不断有难民们过来；殖民地的英国法律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而今，有了石油，委内瑞拉变成了机会之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正长大成人，那时候人们就是这么看待委内瑞拉的。然而那时，他们不招特立尼达人去委内瑞拉工作了。委内瑞拉把目光投向了欧洲，去寻求移民；移民法将特立尼达人排除在外。

他们依然去了。通过非法途径。我小时候常常听说有人用这种办法过去了。凭那时我对西班牙港那小小的殖民地的地貌的认识——帕里亚海湾只是我从这座城市能看得到的那一点点——我以为，那些偷渡者只要从海湾的北部，即西班牙港的西边，游过几英里就到了委内瑞拉。我想象他们趁着黄昏或者夜色，上了小划子，顺着强大的洋流，就能漂到委内瑞拉的海岸。

那是幻想。不过，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是怎样渡海的，直到现在，差不多半辈子以后，在写完我的书很久以后，在我经历了自己的委内瑞拉之行以后，我才逐渐明白，前往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通道原来就是那古老的、原始的通道，在十六世纪末叶成了探险家和商人使用的通道：先下到遥远的海湾南部，然后再沿着宽阔的奥里诺科河入海口那错综复杂的支流往上游划——一条难以管控的路线。

我在奥里诺科河上乘一只无篷小船那次短暂的历险之后不久，一天下午，我来到了入海口的一个镇上。天一直在下雨；主干道湿漉漉的，到处是水洼，仿佛河水透过地层升了上来：空气里弥散着水雾。“奥里诺科河的水淹之地”——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旧文档里的一个词组。在潮湿的水泥围墙后面，低矮的房子四周，我所熟悉的特立尼达花草和小树组成了小小的丛林。

沿着这条街，透过这阵阵潮气，不时地从这里或那里会出人意料地飘来浓烈的肉糜咖喱的味道。特立尼达来的印度人就住在这里；他们是当地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

土著印第安人曾经是这片水域的主人。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了；洋流和潮汐的知识传给了他们的后来者。特立尼达西南端半岛长长的尖角几乎插进了河流的入海口，顶点附近原来有一个土著人的港口或者说停泊点，叫库利亚潘。早期的西班牙人知道库利亚潘，罗利知道，其他人也知道。那里依然有一个渔村。但是库利亚潘这个名字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村子有一个西班牙语的名字，叫塞德罗斯，意思是雪松。塞德罗斯村的许多渔民都是亚洲印度人，来自恒河平原的农耕人口的后裔。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新家园的地理地貌已经重新塑造了塞德罗斯村的这些亚裔印度人，使他们有了老土著人的本领，给了他们海边生存的技能，而这些技能是他们身处内陆的祖先不曾有过的。

我曾经从空中俯瞰入海口处那一片混沌，那宽阔无边的水域和被浸没的土地，令人对过去没有地图依然抵达这里的每个人都惊叹不已。在地上，作为游客，我曾从海湾的另一边、从一个国家的内陆，前往入海口——那个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我来说都存在于想象的国家，我因而找到了一个观看之道，既看见此处传说中的过去，也看见我成长的环境是此处的一个微缩版。

我成长中所认识的世界是一个小岛的地理地貌。不过我儿时向远方望见的却是一个远比小岛大的海湾。那个处在一座岛屿和一条大陆河的入海口之间的海湾，有着复杂的水流，始终是传奇的新大陆的一部分。哥伦布在其中发现了咸水，也发现了淡水，却始终不明白个中原因——他以为自己只是身处两座小岛之间。它还有过别的名字，这些名字如今都很神秘了：Golfo de las Ballenas[2]，即鲸鱼海湾，还有一个回到起点的名字：Golfo Triste[3]，忧伤海湾。

我现在可以毫无困扰地把罗利一五九五年的海湾地图和我所看到的海湾对上号了。他的地图正好弄颠倒了。南在地图的上面：对一个当时正在寻找通向奥里诺科河下游的道路的人来说，那样比较合乎情理。您对照那张地图，就能看出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他凭空臆造的——从各种形状的严谨程度就能作出判断：在绘制地图上撒谎或者凭空捏造是很困难的。

我到委内瑞拉去，通常都是先到特立尼达待过几天，然后方从那里搭乘一架更有当地气息的飞机，飞行一个小时，越过海湾，在委内瑞拉上空沿加勒比海沿岸飞到加拉加斯的迈克蒂亚机场。

就在一次这样的航程中，在一架委内瑞拉的飞机上，我遇到了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这大约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他是靠窗的座位。我挨着他坐靠走道的座位。尽管他只是比我早几分钟登机，但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看上去已经安安稳稳地坐好了。虽然有规定，但他脚边还是乱七八糟堆放着几个包裹，另有几个包裹在上面的行李架上。这显示他曾在特立尼达购物，这很不同寻常。在石油产业繁荣起来的那些岁月里，海湾两岸都很有钱，购物的路线通常是反过来的：去加拉加斯，那里有摩天大楼和熠熠闪光的商业中心。

他是个身材矮小、上了年纪的棕色皮肤的男人，也许快满六十岁了。他的脸刮得很仔细，大圆脸，满脸皱纹，那含而不露的神情微微暗含着不怒自威的气势。我下意识的第一个估计——趁我归置东西的时候——就是他是地地道道的委内瑞拉人，一个沿海地区的混血儿，一个自西班牙人定居伊始的种族融合的产物，他只了解他自己生活其中的风景和有限的语言，只熟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其他的一切都相隔绝。

后来我在这个老人身上看到一种没有料到的风格：他那卷曲的头发编成了辫子，在脑后挽成大约一英寸长的紧绷绷的小辫子。这使他有了十八世纪海盗一样的外表。尽管我此前并没有注意到，但我觉得，那小辫子或许已经影响到了我对他面相的第一印象，使我看到了也许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不怒自威的气势。但不是：那小辫子是这个人呼之欲出的某个特点的一部分：他衬衣扣着扣子的袖口下面，我现在能看见用大金币串起来的沉甸甸的金手镯或者是镀金手镯。

他要带什么东西回委内瑞拉呢？我在一个塑料购物袋里能看见一些播放时间很长的唱片；在一个酒椰纤维篮子里，看到几个没有标签的瓶子和几罐特立尼达印第安人的泡菜。这些泡菜看样子像是家里腌制的。难道，是我误读了吗？也许他终究是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有着我凭直觉就能知道的想法和臆断，而不是我之前所以为的委内瑞拉人？我仔细打量他的外表。他很不同寻常。他有可能是这么回事，也可能是另一回事：这要看您认为他是什么人了。

我问他：“您是特立尼达人吗？”

“不，是委内瑞拉人。”他语气坚定。可是他的口音却是特立尼达的。

这时我们已经在空中了，过几分钟就要低低地飞越海湾，这海湾比我三四十年前所以为的那个小小的海域大太多了，有一段时间向两边都看不到陆地。海水呈现出明暗不同的橄榄绿，组成了宽阔、界线明显、形状不规则的带子，有时边界上会有白色或者黄色的泡沫：这是奥里诺科河和大西洋永不停息的争斗，巨大的水浪互相挤压着。

我问：“您在委内瑞拉什么地方住？”

“哪儿都住。我的工作性质使我四海为家。眼下我是在圭亚那城。但是所有的地方我都熟。巴基西梅托、图库皮塔、马拉开波、玻利瓦尔城。甚至还在玛格丽塔住过一段时间。”

他好像很喜欢那些地名的发音：就好像通过说出那些地名，他就拥有了那些地方。

我说：“玻利瓦尔城原来叫安戈斯图拉。那里的人最早酿出了苦啤酒。”

我觉得这件事很是浪漫，他会感兴趣。他毫不在意。我只好作罢；我也不再试图想出新的东西跟他说了。

接着，我们要填入境申请表了。

他说：“这玩意儿恐怕要劳您帮帮忙了。我没有戴眼镜。”

他掏出护照。是委内瑞拉护照，棕红色，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我拿我自己的英国护照也是这么小心，旅行的时候，总是紧张兮兮的，唯恐弄丢，担心万一弄丢了，就不能向官方机构的某个办事员证明我的身份了）。他把护照递给我，我看见了他的照片，他的名字，曼努埃尔·索尔萨诺。索尔萨诺这个姓氏我是从十八世纪末叶的委内瑞拉档案里知道的。它是那时的一个响当当的委内瑞拉姓氏；不过，也许委内瑞拉到处都是姓索尔萨诺的。这个索尔萨诺的职业栏写着：carpintero[4]，木匠。

他收回护照，把它放到一边。他说他的护照每年都要换新的。他出差很多。头一年一本新护照花三十五玻利瓦尔[5]，三十五个“玻”；今年就要花七十五个“玻”了。两个“玻”相当于一美元。他其实弄错了；美元连那一半的价值都不到；我觉得奇怪，一个跑了那么多地方、戴着那么重的金手镯的人，却不懂得委内瑞拉货币的基本常识。

接着，好像要对我给他填写入境申请表表示感谢，也为了酬劳我没有问困难的问题，他给我看他那个塑料袋里的新唱片。它们都是印地语的灵修歌曲。有的是由一个特立尼达的组合灌录的，有的是由一个叫德罗帕蒂的女歌手灌录的，德罗帕蒂来自苏里南，即原来的荷属圭亚那。

这是他表达自己是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的方式——同时让我知道，这个问题不能再多问。所以，他的外表又一次起了微妙的变化；他跟我说他是什么人，就变成了什么人。尽管他并不是我原来所想的陌生人，但他在某些方面依然是陌生的，他有一些我没有的宗教需求，还因为他对印度古代的神明以及他们那应有的仪式杂乱无章的想法（很难想象），所以就离我很遥远。

空中小姐端来点心托盘，曼努埃尔·索尔萨诺拒绝了。他告诉我，他不吃肉，也不饮酒。我感到很意外。我之前并没有把他想成那种印度人。不过我并不真的相信他。我觉得他有着特立尼达饮酒的印度人的面孔：向下压着的柔软的嘴唇，深陷的双颊，一双咄咄逼人、含着水汽的眼睛。不过我接着想到他或许在进行某种苦修吧；或许他在宗教方面发过誓。也或许他这样外露地表现出的节制和他为家里的某个人服丧有关吧。或许他回特立尼达就是为服丧而去的。

他当然对特立尼达的朗姆酒很是熟悉。他说，他本来一直希望带一些白朗姆酒回委内瑞拉的，可是最后几天他脑子一直都“很热”，就把这茬事儿给忘了。特立尼达的白朗姆酒治感冒那可是一绝。

他说：“您蘸那么一点点抹到头上”——他用手指做了个蘸的动作，此时他的金币手镯露出来更多了——“您往额头上擦那么一点点，第二天早上感冒就没了。”

我们已经把海湾抛在了后面。有一段时间委内瑞拉的加勒比海沿岸就在我们下面，其轮廓就像一幅巨大的地图，色彩模糊的绿地，一片片或是白色或是红色或是棕色的海滩，黑色的大海，一条条小河河口那小小的泥点儿。正如太空卫星向我们展示一个仿佛不染尘嚣的世界，从那里看大城市也仅仅是小小的一点，从这架艾罗波斯塔尔航空公司[6]的飞机上看，这片美洲大陆的加勒比海沿岸依然像是一个新大陆。

他早年在特立尼达（他在那里的名字没有告诉我，但我想有可能是源自亚洲次大陆的一个名字），有过四个孩子。他在委内瑞拉叫曼努埃尔·索尔萨诺，有九个孩子，而且他们取的都是委内瑞拉的名字。

“这就像是从一个帽子里选名字一样。一个叫安东尼奥，另一个就叫佩德罗。第一个女孩儿叫多洛雷丝。她母亲喜欢那个名字。”

这九个孩子的母亲是谁呢？他说她是个印度人。“她只说印度话。”

印地语在特立尼达和圭亚那已经不再是一种活的语言了，这就意味着，曼努埃尔·索尔萨诺在委内瑞拉的孩子们的母亲来自苏里南，也就是印地语歌手德罗帕蒂的祖国。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说：“我在家里只讲西班牙语，所以孩子们就只讲西班牙语了。”

一片新的土地，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身份，一种新的家庭生活，甚至是新的语言（苏里南的印地语应该和他在特立尼达所听到的印地语很不一样）——他的生活本该压力重重，可是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始终在凭直觉生活，闯他的路子，生存下去，没有失落或者空虚的想法。

不过，正如他说他去过很多地方，却不知道委内瑞拉货币的币值一样，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他有着保留下来的农民的需要，在与印度的宗教、难以理解的神祇的概念、食品和音乐以及崇拜隔绝一个世纪之后，他不知道他那九个孩子的母亲所讲的语言是印地语，而不是“印度话”。但也许并不奇怪：他凭直觉生活，对他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非常着迷。他无法远观或者评价先祖的文化；他无法获得关于它的外部知识；这种文化将会随他死去。他没有办法传给他的子女。他们取的是西班牙语的名字，只讲委内瑞拉语。这些索尔萨诺家的人将会很不一样；关于他们不会有任何模棱两可的地方。他们将会成为那种委内瑞拉的陌生人，就像一开始我把他们的父亲误认为是的那种陌生人一样。

我想看看他的金币手镯。他摘下来递给我看。金币上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君主。他解开衬衣，让我看到更多金币：他戴着一条很重的、有一个很大的金币项坠的金项链。

他原来在委内瑞拉发现过金子：一个藏金子的地方。那是好多年前了，当时他刚到委内瑞拉不久，在干一些木匠杂活，白天也当苦力——他们一帮二十五个人在加拉加斯市中心拆一座旧建筑。这是发现石油之后加拉加斯旧城大规模拆迁和重建工程的一部分——重建有汽车道的城市。在一个房间里的一堵土坯墙墙洞里，他和另外两个人发现了这个藏金子的地方，发现了许多像他手镯上那样的铸有君主像的金币，还有很多他现在绕脖子戴着的那种金币。铸于一八二四年的金币。金币很大，指示着一种历史意义，一种安定的说明，纪念一八一八年的一个事件：西蒙·玻利瓦尔试图建立的独立的南美洲国家的第一次大会。那不是一个镌刻在我脑子里的历史时间：那枚金币是我见过的关于这一宏大理想的第一个证物。

从英国君主头像的日期看，这个藏金子的地方应该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某个时间建起来的。所以离金币铸造的时间只有三十年左右，这些标志着一个旧帝国、旧秩序的终结，以及对新帝国、新秩序的迎合的金币就必须被藏起来了。在委内瑞拉及南美洲其他地方，经过一个世纪的战乱之后，这个西班牙帝国土崩瓦解了。一八六九年，英国作家、博物学家查尔斯·金斯利在特立尼达过冬，他记录道，没有船只到奥里诺科河的上游去；还说，只有一艘生虫的轮船从西班牙港驶向了加拉加斯的港口拉瓜伊拉；在所有这些年的你争我斗之后，加拉加斯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

正如罗马帝国崩溃时，埋藏宝贝的人们不可能预见到历史的曲折，不可能预见到进一步的人口大迁徙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把他们不熟悉的人、他们想象不到的人带过来，把他们为了更加光明的日子而储藏起来的宝贝翻出来一样，老加拉加斯城的那些人，在黑暗的年代，（几乎肯定是通过抢掠）积攒起许多英国君主像和金币，秘密隐藏起来；他们不可能预见到历史的曲折会把曼努埃尔·索尔萨诺带过来并发现他们的金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时，曼努埃尔·索尔萨诺的先人还没有离开印度呢。

他说：“我就这样买了自己的房子。再也不用忍受任何人的吆五喝六了。”

我开始想，这份好运（不管他是希望它得以保持、展期或者说不要失去）现在和他的节制是否没有关系，或许这种节制是因为发了某种宗教的誓言（在特立尼达或委内瑞拉，其标志或许就是花园里的一个经幡）。

我的大拇指又摩挲了一遍那枚纪念安戈斯图拉大会的金币。金币还是那么新，上面那夸耀传奇的凸出的字母还是那么锋利。

一个奇怪的巧合是，这枚金币铸造的年份，一八二四年，就是这一年，在奥里诺科河畔同一个小镇安戈斯图拉，西格特医生第一次生产出了他那芬芳馥郁的苦啤酒。在此之后的几年，委内瑞拉的局势动荡不安，安戈斯图拉大会上的诺言变成一纸空文，西格特医生被迫带着他的秘密配方渡过海峡来到了特立尼达。作为英国的一个殖民地，特立尼达提供了和平和商业机会；与此同时，作为委内瑞拉露出海面的大陆岛，西格特医生的配方所需要的所有热带药草、植物和水果，特立尼达都有。委内瑞拉的安戈斯图拉镇曾以玻利瓦尔的名字重新命名；现在，安戈斯图拉在世界上作为一个地名而存在，并不是因为那枚金币所纪念的那次大会，而是因为苦啤酒，虽然这苦啤酒是在别的地方制造生产的。

我又掂量了一下那条项链，感受一下金子的重量，然后递还给他。

我说：“我要是带着这东西到处走，会很担心的。”

他微微低头，项链轻巧地滑下脖子，他的动作就好像一个娴熟灵活的牧师穿戴祭衣的领带一样。他在他那皮肤松弛的、老年人的胸口上那杂乱无章、弯曲打卷的灰黑色胸毛上拍了两三下，让硬币贴在胸口由汗衫挡住；然后他扣上了衬衣扣子。

“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纪念品。这样比在银行里更保险。我要是把它放进银行，他们就会把我送去蹲大牢。这正是跟我一起的那两个伙计的遭遇。都是黑人，不是岛上来的，而是来自一个叫作巴洛文托的地方。那儿有很多旧时代的种植园，还有很多委内瑞拉的黑人。”

我在委内瑞拉的很多地方发现了我小时候的那个可可小山谷里的植物，巴洛文托就是那些地方之一。那些古老的种植园工房和纯正的黑人社区（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在城里工作）曾让我很感意外。而巴洛文托——这个词的意思是“迎风”，对我来说就是加勒比海地区——也是我曾驱车行驶好多英里的地方，旁边是一个乱蓬蓬的可可庄园，庄园里高高的大树遮天蔽日，香草的香气扑面而来。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说：“那些黑人一看见金币，就只想塞满腰包，然后逃跑。我对他们说不能这样，会被逮起来的。他们刚开始还听我的，可是后来他们就觉得，我是不许他们拿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只是塞满腰包，跑了。我待在后面，从从容容。我又撬出了几块土坯，想再找一找，还真又找到了一点。我不声不响地开始装我的携带餐盒。三个圆搪瓷碗，一个摞在另一个上面，放在一个金属篮子或者说笼子里，最上面有一个提手。我把那玩意儿装满了，里面还有大米饭、面包和其他吃的东西，这样金币就不会丁零当啷地响了。我留意着它，和别的伙计们一起继续在另一个房间里干活，一直干到下班时间。我拿着餐盒离开工地的时候，就像一个走在玻璃上的人，很怕摔倒了。到了晚上，我就把那些金币放到了别的地方。第二天早上，我回去上班，不声不响，安安稳稳，就在那一天，我们把发现金币的那个房间推倒了。我只是不停地干我的活，果真，下午就有五六个国民卫队的人来了。他们像疯狂的蚂蚁一样开始搜索工地。他们也不说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但是我知道他们在找一个已经推倒了的房间。这都是那两个黑人惹的祸。您根本不会相信他们干的事儿。他们觉得有了那些金子就了不得了，拿着那些金币去了加拉加斯最大的银行之一，那里的每一个人可都是穿着西装的。想象一下吧。从巴洛文托来的黑人，穿着黑人的衣服，说话带着黑人的鼻音，走进那家大大的装着空调的银行，说他们有金币。银行里的人当然就打电话叫来了国民卫队的人，那两个家伙被戴上手铐，严刑拷打，而且失去了一切。”

我说：“我听说卫队的人很会动粗。”

“嗯，不错。”可是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话锋一转，好像转变了立场，“他们可是要和很多粗鲁的人打交道的。您要是想像个男子汉一样回答应对，就得拿出手里的东西。”

过了一小会儿以后，他说：“我儿子安东尼奥就在国民卫队里。他很小的时候就想参加国民卫队。”

我说：“有军装，有枪，有吉普车。”

“还有住的。这一点您可别忘了。他们有很漂亮的营房。安东尼奥对那种东西总是很讲究。我想起来几年以前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是在拉克鲁斯港。我当时在那儿为一家旅馆干活。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跟孩子们和他们的妈妈开车出去。那时候滨海路上有个集市。我突然听到警笛声，霎时间一辆国民卫队的吉普车就把我推离了马路。我停下来，卫队的一个人拿着一把左轮手枪跳上车。他一看到妈妈和孩子们，这个人——已经准备用枪托打我了——一下子变得很不好意思，很是疑惑。他说：‘Disculpe, disculpe, señora[7]。对不起，对不起，夫人。’他又跳了出去。有几个星期，安东尼奥把那件事搞成了一个游戏。他在院子和房子四周到处跑，假装拿着一把枪，说着：‘Disculpe, disculpe, señora。’”

我们此时在海岸上空又降低了飞行高度。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看着窗外，留给我梳着辫子的侧影，沉默了一阵子之后，他说：“这孩子这些日子让我不省心啊。他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麻烦。”

“在国民卫队里的那个儿子？”

“是啊，安东尼奥。我不是说他‘惹’了什么麻烦。但是很严重。这件事呢，我又帮不上他的忙。大约两年前吧，他开始跟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同居。我知道这是他的第一个女人。他本来对这件事很不好意思，但过了一段时间，他想让我知道这件事，我就过去看他们。那是奥里诺科河边上的一个镇子。这女孩子年龄很小，个头也很小，是皮肤很好的那种委内瑞拉人的类型。我猜十五六岁的样子。我在那儿的时候，她对我非常尊敬，说话并不是很多，跟您说老实话吧，我那时候也很害羞，不敢仔细打量她。我要离开的时候，她过来亲吻了我的脸颊，而我就把手放到了她肩膀上。不，不是她肩膀上。是她胳膊的最上面。这一下我吃了一惊。她的身板儿一点儿都不柔软啊。她硬邦邦的，像个男人，个头儿又那么小。这件事儿，我印象尤其深刻，我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件事，心里一个劲儿犯嘀咕：‘他们让这个可怜的姑娘过了什么样的苦日子啊？他们让这个小孩子干了什么活儿呀？’我到家以后，孩子的妈妈问我：‘你觉得这孩子咋样？这孩子还行吗？’她指的是那个小姑娘。我说可以。她说：‘什么类型？’我说：‘帕尼奥尔那一类的。’别的我啥也不想告诉她。

“接下来，就发生了那种常见的事情。说是常见，但这事儿要放在您身上，也就不平常了。一天，安东尼奥在办一桩杀人案。他必须到城外很远的一个牧场去。一个养牛的牧场。都是外国人。安东尼奥很讨厌那个地方。他们建些很大的水泥牛棚，占用那儿所有的土地，天又那么热，他们把牛圈弄得很挤，就喂牛吃鸡屎和磨砾石。这样的地方不出杀人案才怪。安东尼奥本该一整天都在外面的，可是出了点事儿，他下午早早地就回来了。

“现在让我告诉您，这个镇子上有一个叙利亚人开的商店。这个叙利亚人就住在楼上，但他还有一座‘昆塔’，就是那种带一小片土地的房子，在镇子的外面。安东尼奥回镇子的路上，正看见那小姑娘和那个叙利亚人离开昆塔。他一见那阵势就气不打一处来。就像是有人把一袋面粉砸到了他脑袋上似的。

“他要是直接回家可忍不了的。他就去了局子里，在那儿消磨了几个钟头。然后他回家了。这会儿，那姑娘在家呢。就在院子里。她在一个敞亮的棚子下面，棚子下面是水泥地板，悬在棚子上的吊篮里种着蕨齿类植物，花盆里种着花草。这地儿漂亮又凉快，她平时在那儿洗衣裳，有时候他们也在那里乘凉。她这会儿在侍弄那些花花草草。他什么都没有跟她说。他只是在院子里停住了脚步，站在那大太阳底下，看着她，只看着她的脸，并不看她在干什么。她一看他，就知道她大祸临头了。

“她离开花草，朝屋子里走去，进了厨房，他也去了那里，在厨房里坐下，这会儿看着餐桌。她离开厨房。他站起来，拔出他的左轮手枪，跟着她。他跟着她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从厨房到客厅，到卧室，到走廊上，等着他能用手指扣扳机的那一刻。她并没有设法从屋子里跑出去。感谢上帝。否则的话，那手指头早就扣了扳机了。然后她不再走了。他走上前去，走到她面前，她冲他尖叫：‘你不知道这些叙利亚人喜欢占小姑娘们的便宜呀？你干吗不去宰了他呢？’

“这话像刀子一样割着他。‘占便宜’，‘小姑娘们’——这几个词把他割得七零八落。他很伤心，感觉自己傻乎乎的。他知道自己不忍心杀了她。他去了那个小卧室，军装也不脱，就在床上躺了下来。窗户大开着，半拉着的窗帘一动也不动。天还是很热。但他感到很平和，立马就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天快黑了，他感觉自己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他就那么躺着，闻着邻居煎鱼的味道，他感觉很平和，闻着那种味道，听着四邻八舍房子里传来的小小的声音。那些声音听上去很遥远。等他更加清醒了一点儿，他知道他之所以感觉平和，是因为他没必要毁了他自己的生命，或其他任何人的生命。他并不需要做什么。

“他起床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屋子里很黑。他只看见邻居家的点点灯光。院子里很黑，外面的棚架很黑，那里有长在吊篮里的蕨齿类植物，还有那些花花草草，水泥地上放着的几把椅子。厨房里没有吃的，外面也没有一个人。他独自一个人在这座房子里。那姑娘不在那里。她走了。他开始在房子里乱窜，转来转去。他没有点灯。他只是在黑暗中走。

“他去了洗手间。然后他出来，来到黑暗的院子里。他四处走了一会儿。然后他挺直腰杆儿，抻抻军装，拍了拍枪套里的手枪。他钻进汽车，开车去了镇中心，来到河边那座很大的公园。

“公园的一边是那条河。那个叙利亚人的商店在另一边的一条马路上。那条路有一条带拱廊的人行道，道旁有水泥柱子，柱子上贴了很多广告，一张上面压着一张。那是一个很长的商店，有两个很宽的出入口，不过，这天晚上，有一个出入口关上了。安东尼奥走进店里，看见那个叙利亚人远远地就在柜台的一端，像个警察一样站在挂着廉价布结子的货架前。他正站在一盏昏黄的电灯泡下面，跟他欺骗的人们说说笑笑。

“安东尼奥端详着那个哈哈大笑着的人，心里对自己说：‘现在你继续笑吧。很快你就笑不出了。’他检查了一下，手枪就在腰上别着。他没有把枪掏出来，因为这一回，他是不会等着它开火的。这一回等他把枪掏出来的时候，它就要派上用场了。他从开着的门向里面走去。当那个叙利亚人转过身，看到那身国民卫队的制服的时候，他的表情就有点儿尊敬了。

“安东尼奥在自己心里对那个叙利亚人说：‘好啊，你表现出了尊敬。可是，只表现出尊敬是不够的。我想要看到你眼里的恐惧。我要看你求饶时候的眼睛。这个时候我要送你回老家。’

“那个叙利亚人认出了安东尼奥。他并没有大惊失色。看那样子也没有被吓住。他看上去很恼火。接着他恨恨地看着安东尼奥。这一下反倒把安东尼奥弄糊涂了。那阵势就好像那个叙利亚人不明白那一刻有多么严肃。可是，店里的人都明白。他们不再说话，给安东尼奥让开路，让他从中间走过去。他走上来，走到柜台边，此时那个叙利亚人鄙夷地看着他。这一段时间，那个叙利亚人始终都一动不动。

“这时候，一件好笑的事儿发生了。安东尼奥在心里头不再对那个叙利亚人说话了，他开始对自己说起来。‘这家伙为什么这样子鄙视我呢？一定是有人跟他说了什么。既然这家伙心里对我充满了鄙视，我就不能送他回老家。那姑娘一定是告诉他什么了，给了他压过我的力量。她都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脑子里飞快地掠过各种各样私密的事。力量从他身体里流出去了，他站在那里，站在商店里，开始感到很冷。他觉得他快要哭了。那个叙利亚人说：‘什么事儿，老警？’叫他老警就是要当着其他人的面侮辱他，尽管他穿着军装。安东尼奥只能转身离去。

“不管怎么说，接下来的几天他挺了过来。他给我捎了信，要我过去看他。我见他很混乱，整座房子也很混乱。那只是我第二回到那座房子。头一回是很讲究的样子。那姑娘穿着漂亮的衣裳，恭恭敬敬的。现在她不在那儿了，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使我联想到她。院子里的小棚子，种着的花花草草和蕨齿类植物，都使我想到她。我们在那个棚子里坐着，喝茶。

“所以，当安东尼奥跟我讲了这件事的时候，我内心深处跟他有点儿同感。他说，他觉得他必须离开国民卫队——他心里头给砸了个稀巴烂，现在干不了那种工作了。他哭了起来。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虽然我心里想那个姑娘，跟他很有点儿同感，可是，我没有那样的经验可以跟他说些什么。我没办法告诉他该怎么办才能让人们喜欢他或者跟他在一起。

“我是在旧时代长大的，成长的道路不一样。那时候，老辈人会给你关照那方面的事。我二十二岁的时候——正是战争年代，我正在库穆托的美军基地工作——一个礼拜五，我回家过周末，我父亲直接对我说：‘你小子长得太大了。该娶个媳妇了。我给你看上了一两个女孩子。我这就去跟她们家说合说合。’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在基地我是个大人了，跟美国人干活，诸如此类，但我还没有大到跟我父亲说不。我还没转过来呢，就有了老婆，就有了孩子。那就像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我该怎样就怎样，就像是别人塞给我的东西。而我并不用出去找。

“您可以说我砍断了那里的联系，打碎了那种生活，然后来到这里，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一遍。我那时在马图林过着类似逃亡的生活，常常跟这家印度人一起吃饭。我从来不会跟他们的闺女说漂亮话。我几乎就没有跟她说过话。不知怎么的，我就搬过去跟他们一起过了，然后她就跟我搬了出去，而大家伙儿都同意，谁也不多说什么。而且我必须告诉您，直到我们住在一起，之前我从来没有碰过那个姑娘。

“好笑的事情是，等孩子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对男孩子们并不像对女孩子们那样操心。我们在这儿什么都不能给他们安排，而他们呢，也不想要任何老式的安排。他们想要的是现代的方式，他们自己选择，但要知道，女孩子们都傻乎乎的。一番甜言蜜语，她们脑袋就转向了。一旦女孩子有了孩子，那可不是她能退回去的东西。好也罢，坏也罢，就是她有的东西，她的生活就得朝着那个方向走。不过呢，多洛雷丝和另外那个女儿都还好。她们模样长得周正，给她们提亲的还真不少，她们挑挑拣拣，然后她们的终身大事就定了下来。我知道别的女孩子们也不会错，因为已经给她们树立起好榜样了。

“男孩子们可就不一样了。女孩子们还可以坐着等。男孩子们就得出去找。他们必须以新的方式成为男子汉，而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从我这儿可学不到什么。他们只是模仿外面的人，实际上又不是真的懂。这事儿对他们另有一层难度，因为他们一直还有老式的害羞，都是从我这儿继承的。

“对安东尼奥来说，进国民卫队可比得到那个姑娘容易。然后呢，他对这件事很害羞，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告诉我。他并不是耍滑头。他也不是担心那个姑娘。他只是很害羞。他觉得这样子就是对我不尊敬，看上去就像是跟我竞争似的。

“他告诉我，我就去看他们了，我当时也害羞得不行，我都不敢让自己正面看那姑娘的脸，安东尼奥也害羞得不行，他假装几乎不认识那姑娘。唯一不害羞的就是那姑娘。我事后想，我对那姑娘所有的了解，就是我所见到的，那姑娘实际上就是个陌生人，安东尼奥对她了解得也不多。随着我和他在那个房子里聊着天，我感到这就是他深陷的麻烦的一部分。

“我们聊了一天，一直到深夜。我们谈啊，谈啊。同样的事儿说了十遍，十二遍，然后从头开始再来一遍，他是那样的不安、混乱。

“我告诉他，那天他的手指没有扣扳机，然后从那个叙利亚人的商店里走出来，是上帝和他在一起。我告诉他，他实际上对那姑娘并不了解，所以他不能说什么羞耻啦，丢人啦。他必须也只能这么想，他跟她犯了错误。下一次他就不会犯错误了。那姑娘可能是自己也犯了错误，那个叙利亚人也是。出去在陌生人当中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的。我的感觉是，最后，真正该是你的，你就会得到。

“我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你和你们这一代人在自己的人生中寻找的那种激动。你们这一代是现代的方式，我得告诉你，因为它，因为它所给你的自由，我都有点儿嫉妒你了。但是，如果你想要这种激动的话，就要付出代价。别的人一定也有他们的激动和自由。你不能把它们都束缚住。你不能开始想什么公平不公平。你一旦开始寻找这份激动，就要把公平不公平这种想法打消了。’

“所以，我们就在黑暗中坐着，坐在有蕨齿类植物的吊篮和花草的棚子底下，谈啊谈，我搜肠刮肚，找东西跟他说，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半真半假。

“一直有人从马路上经过。他们就像是别人家的灯光映衬出来的影子。我觉得这会儿啊，他们当中有些人听到了风声，他们知道，这个国民卫队的人和他父亲坐着，在谈那个小姑娘和那个叙利亚人。我觉得我能说清楚人们都是啥时候知道的。他们并不想看，他们走路仿佛也不想弄出任何响动。他们对待那座房子，就好像那是一座病房。没有人笑话。人们的这一面是我之前不了解的，或者说之前没有理由寻找的，这使我感激并尊敬他们。

“我感觉，我们说着话，安东尼奥越来越疲乏，他慢慢平静下来。但时不时地他还是会崩溃，说他得离开国民卫队。我这会儿并不真的相信他的话，但与此同时，我有一种感觉，正因为我很认真地对待他的忧伤，正因为他更平静了，还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从邻居们那儿获得了同情，他或许就想表现一番，做一些出格的事。我觉得这是最危险的时刻。

“我就告诉他：‘我给你做一些祈祷吧。’

“这个想法是突然冒出来的。我一说出来，就知道这话说对了。他知道，我脑子里有些很特殊的祈祷。他对这些祈祷知道得并不多，但他知道，他妈妈很看重这些祈祷词，我也很看重这些祈祷词。

“我对他说：‘我要你答应，我给你做这些祈祷前，你什么事都不能做。’

“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我感觉他是同意的。这样一来，压在我心头的重压卸了下来。”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打算做的特殊的祈祷就是印度教经文上的教义。做这种祈祷要求有一个梵文学家用梵文（或者在世界上这个偏僻角落能算作梵文的东西）诵经，坐在一个低矮的、装饰好的土祭坛前面，祭坛上面插一棵小香蕉树，要有白糖和经过提纯的黄油在香气扑鼻的油松火上燃烧——这是繁育和牺牲的古老象征。这样的祈祷没法在委内瑞拉做：曼努埃尔·索尔萨诺只好回特立尼达，那个他度过了早年另一种生活，还另有一个不再使用的名字的地方。他就是在做完了那些祈祷之后回国的，他自己的心灵刚刚得到净化，不吃肉，不饮酒，带着那个当作纪念品的酒椰纤维篮子，篮子里放着一罐罐、一瓶瓶的腌酸橙、腌芒果和辣椒酱；还带着那些印地语灵修歌曲的唱片。

他说：“我希望我回来不会发生大事。”他用他那戴着手镯的右手重重地捶了捶胸口。“我没办法告诉您，我觉得要为我在这里的好运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现在，我们下边这些东西越来越近了：那多风的、灰色、白色的大海，那一个个居民楼街区，海和山之间那条细长的平地上机场长长的跑道，那伤疤一样斑斑块块的红土地，几十架黄色的掘土机，委内瑞拉国内航线的艾罗波斯塔尔和阿文莎两个航空公司那许多白色的小飞机，长长的机场大楼旁边停着的五六架国际航线的飞机。这都表明委内瑞拉的经济正在大增长，在加拉加斯（要经过那些从山里穿过的长长的隧道才能到达）的更奢华的商业中心，一件衬衣能卖到一百美元，而这个时候在纽约，一件五十美元的衬衣就已经是奢侈品了。

我们在不同的通关处排队。他是委内瑞拉人，很快就通过了。他等着我，他梳着小辫子，提着那个酒椰纤维纪念品篮子，很是引人注意。

我向那个移民局官员走去，他拿我的入境申请表冲我挥了挥，正要说什么，这时一个同事叫他；他回应了一声，随意在我的表格上写了些什么，在上面盖了章，又在我护照上盖了章，挥手让我往前走，然后离开了他的办公桌。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抬了抬下巴，问：“他在您的文件上写啥了？”

我看了看。原来我没有写我的职业是什么——这是一个半无意的疏忽：那时候，作家很值得怀疑：有些游击队在滥用这个词。在职业一栏，那个分了心的官员写“Ejecutivo[8]”，总经理。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说：“您看出来这个国家为什么伟大了吧？您表现出自己是什么人，他们就按什么方式来对待您。您怎样尊重自己，他们也就怎样尊重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这样的。”

一个国民卫队的人在看我们。曼努埃尔·索尔萨诺注意到了，他略微调整了一下行为举止，表明他对当局的两种支持：对那身军装的友好的认可，同时稍稍晃动一下肩膀，表示对军装的顺从。

在海关大厅里，他说：“但是您应该小心一点。我们这里可是有几个游击队的。安东尼奥有两三回都跟他们发生了枪战。有一个家伙在他的身份证上写了Director Ejecutivo[9]，首席执行官。很高调的。消息传开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就在他要上公共汽车去上班的时候，游击队员开车上来，把他给抢走了。一个colectivo，就是一辆那种很小的私营小巴，小得要弯腰才能钻进去。大家为了上车都忙着你争我抢的，还要小心碰头，所以没有人注意。当发现他身后没有大公司给他交赎金后，他们就把他枪杀了。在这个国家，您得懂得怎样表现自己。”

[1]南美洲的一支印第安人。

[2]西班牙文。

[3]西班牙文。

[4]西班牙文。

[5]委内瑞拉的银币及货币单位。

[6]委内瑞拉航空公司。

[7]西班牙文，意即“对不起，对不起，夫人”。

[8]西班牙语。

[9]西班牙语。

8　在荒凉的海湾里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我曾经一度认为，我应该设法以这个海湾为背景写一出剧本或者一部电影（一部电影或许会更好）。我觉得它应该有三部分：一四九八年的哥伦布，一六一八年的罗利，一八〇六年委内瑞拉的革命家弗朗西斯科·米兰达：三个执着的男人，都早已过了盛年，关于新世界各有其构想，在这个荒凉的海湾里，每个人都处在一个本该功成名就，但实际上却是穷途末路的时刻。独立成篇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因时代差异而改换的服饰风格，但三个篇章环环相扣，衍生为一个系列。

一六一八年的罗利，一个疾病缠身的老人，在海湾里等待发现金矿的消息，而他从来就没有见到过金矿，而今也不再相信会有金矿了。一四九八年的哥伦布也一样，他在日记里抱怨视力不好，身体欠佳，时运不济，提前请求君主的怜悯。在他沿着这条半是咸水、半是淡水的陌生的海湾逶迤而行时，他认为自己在他称之为特立尼提的岛屿和另一座他称之为格雷斯（实际上是南美洲大陆）的岛屿之间航行。他像祈祷者那样取地名，夸大他所见之物之神力。他几乎已经失去了对新大陆的梦想；他知道，他留在身后的海地岛那块小小的西班牙殖民地，情况很不对劲儿。在这第三次旅程结束的时候，他就要披枷戴锁地回到西班牙。正如一六一八年的罗利，除了回国到伦敦塔去蹲监狱，接受死刑的判决，他已经别无选择。

委内瑞拉革命家弗朗西斯科·米兰达比玻利瓦尔更早参加革命，在他革命生涯的后期，有这种疯狂和自欺，接着就是投降。米兰达不像哥伦布和罗利那样广为人知。他的革命生涯一样充满传奇色彩、独一无二，不过（因为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后面会讲到）他没有历史神话，所以在此刻，有必要撰写出他的历史。

一八〇六年，米兰达五十六岁。他离开委内瑞拉已经有三十五年了，其中有二十多年他都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一直在四处兜售西班牙裔美洲人解放的思想。准确地说，他是西班牙军队的一个逃兵。这就意味着，他在委内瑞拉拥有的巨大的家族财富都与他无缘了，他一直靠耍花招骗人混饭吃。南美洲革命——他首要的潜龙之地——是他唯一的资产。一八〇五年他慌了，他觉得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人有可能入侵南美洲大陆，那样的话，他就没有革命可以领导了。于是他离开英国，去了美国。米兰达用一个商人（他心甘情愿投机革命）资助的钱，买了一艘小轮船，招募了两百名雇佣兵，决定入侵南美洲。

轮船向南驶去，旅途漫长而缓慢。他和船长争吵，他和雇佣兵争吵，入侵也是一场灾难。在一场仅有四十分钟的战斗中，一艘西班牙战舰就截断并扣留了两艘没有武装的双桅纵帆船，这两艘船是用来送五十八名入侵者登陆的。米兰达上次见识到这种阵仗还是二十五年前，这次他乘自己的船掉头就跑了。

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的英国当局搭救了他。他那没有拿到工钱、正要闹事的雇佣兵们也被治服了。他在特立尼达的法国人中间又招募了一些人马，就想开始新一轮的进犯。跟哥伦布以及罗利一样，他有一种历史感。他发布一项宣言：“哥伦布所发现并以其存在而尊崇的这个海湾，现在就要目睹我们英勇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场面了。”

他的宣言成了另外一种宣言，因为这次凭着英国海军的暗中相助，他在委内瑞拉登陆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说，当地官员凡是不放弃对西班牙当局的忠诚者，都将被看作敌人。他的革命思想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一个人投靠并倒向他，人们都从他身边逃走了。

他早先失去的那五十八个雇佣兵，他也不下功夫赎回、拯救或进行谈判。他们当中有十个人被施以绞刑，被大卸八块，脑袋被钉上钉子，尸体被烧掉以表明某种象征意义。其他人全被关进可怕的监狱里。米兰达从来不谈他们，也不为他们表示悲哀。他们是雇佣兵，是赌徒。那次入侵要是成功了，他们就会大肆抢掠一番。现实是他们失败了；他不亏欠他们什么。

他力量不够强大，或者说技术不够成熟，信心不够充足，所以无法向内陆进军。十天之后，他再次上了船。有几个星期他都犹豫不决地在离委内瑞拉海岸不远的海域等待。英国海军的支援原本就没有得到官方的授权，这时也撤出了；米兰达别无选择，只好回到了特立尼达。

此后整整一年，米兰达都待在特立尼达，就像一个被困在孤岛上的人，孤立无援。

九年前，特立尼达都还是委内瑞拉和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而今它是大英帝国的领土。该岛大都是森林，但却是空荡荡的森林：土著居民已近绝迹。二十年前，在古老的印第安人的海滨定居点库穆库拉坡，西班牙人规划出一个西班牙风格的小镇，笔直的街道规则地纵横交错。远离主广场的居民区大多空无一人，荒草蔓生。在这座没有建成的小镇的尽头，走回到那片三面被山脉和森林环绕的土地，就是新建的奴隶种植园，要比镇子新。这片土地在土著居民消失后，有两百年一直灌木丛生。

这些种植园主是从海地及北边其他讲法语的岛屿上来的难民。他们并不都是白人，当中有许多白黑混血儿和黑人，用那个时代的种姓语言来说，他们叫作“有色自由人”，不叫黑奴。特立尼达的奴隶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新黑奴”，是刚刚从非洲运过来的。

这座岛屿现在靠这些种植园活着，为这些种植园而活着，离开了种植园，几乎就没有生命。旅行是受限的。没有四处游荡的人，没有四处漂泊、自由自在的人。一个像米兰达这样过惯大都市生活的人，在这里无处立足。这一年当中一定有些时候——在等待进展，任由英国政府摆布时——他感觉像个囚犯，想着能不能逃出去，离开这片曾经是他祖国的一部分的土地，回到伦敦去，回家去，回到家人的身边去。

经历了漫长、闲散的一年，他真的回去了。他逃离了曾经是他的祖国一部分的土地，本来，他的故事应该到此结束了。那已经足够讽刺了。可是，他在一次致命的失败后，人们就不允许他出去了。他名气太大了，活跃的时间也太长了，谈得也太多了。另一番命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

三年后，由玻利瓦尔和其他人发起了真正的委内瑞拉革命。他们把米兰达从伦敦请了出来。他们认为需要他。米兰达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南美洲人或者叫西班牙裔美洲人，他认识英国和美国的重要人物。那些革命家们也相信他们需要米兰达的军事技能：南美洲人之间流传的说法是，在军事问题上，他仅次于拿破仑。（他曾在西班牙、北非和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军队中任上尉十一年。在他开小差去美国之前，他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上校。但当到了法国，他想方设法使法国人相信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是一个将军，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早期，他就在革命军中当了七个月的将军，直到因不称职而被捕。）

所以，在经历了三年前的溃败、不光彩行为和无所事事之后，米兰达居然大获全胜，倒是出人意料。他在委内瑞拉登陆，参加一场已经取得胜利的革命（这场革命他预言了二十年），在礼仪上被奉为革命领导人和英雄。有一段时间，一切都顺风顺水。委内瑞拉的革命胜利了，米兰达作为将军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尽管他参与的部分特别血腥，这位言必称公民自由的革命家暴露出残酷无情、过分独断专行的一面。这份残酷无情是使得人们对这场革命产生疑问的方面之一。

米兰达二十一岁时离开委内瑞拉，到了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一一年，他去国已近四十年。正是在那段时间内，他多次塑造了自己：在美国人当中成了一个自由的爱好者；在法国人当中成了一个革命者；在凯瑟琳大帝统治下的俄国达官显贵中成了一个墨西哥贵族和伯爵；在英国人当中成了一个流亡中的统治者，一个能向英国生产商打开整整一个大陆的人物。所以在他一次次出人头地的过程中，委内瑞拉和南美洲逐渐吸收了十八世纪末叶欧洲思想家们的种种幻想。这个大陆上的人民理所应当拥有最好的一切。白人和印第安人都值得住进柏拉图的理想国。接着，在这种幻想的升级版里，白人和印第安人不知怎么的都变成了印加人，其纯洁和高贵，一如哲学家们此前所判断的那样。

可是，米兰达现在身处的委内瑞拉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委内瑞拉更像是米兰达三年前侥幸逃出来的特立尼达。委内瑞拉是新大陆的一个殖民地，有着众多的奴隶种植园，那种地方所有的帮派分别是应有尽有：来自西班牙的西班牙人，都是当官的；一个克里奥尔西班牙人贵族阶层；不是贵族的克里奥尔西班牙人；白黑混血儿；种植园里的黑奴；土著印第安人。这种地方只是被一个强大的外部威权聚合在一起。当那种外部威权消失了，人们就会开始感觉他们在下沉。一个族群的自由就意味着对另一族群的奴役或压迫。

所以，随着革命的发展，委内瑞拉革命加深了这个国家各个种族和种姓之间的分离，鼓励了每一种恐惧和妒忌；于是革命就开始失败了。这个国家的普通人就开始走向另一面，旧威权的那一面，走向了他们所熟知的敬仰、法律和宗教。

米兰达吸引奴隶们加入到他那边来。他们就是不听；事实上，随着革命者控制地盘的缩小，巴洛文托的奴隶们发生了暴乱，有一阵子，他们似乎就要攻占首都加拉加斯了。现在，恰恰是当初把米兰达从伦敦叫回来，要他领导他们革命的那些人中的一部分，为了赢得和平，或者说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时间，决定把他交给西班牙人。一天夜里，他们把他从梦中叫醒，把他送到了一个海边要塞的地牢里。

米兰达的人生就在这里走到了尽头：这是自从他差不多三十年前开小差以来就一直恐惧的命运。这种恐惧在他当革命者的一生都在与日俱增。他对西班牙监狱的恐惧不亚于一个前西班牙官员对他们革命者的恐惧。他恐惧西班牙法律和宗教惩罚的残酷性和报复性，就像一个实施这些惩罚的人害怕自己被惩罚一样。在最近的委内瑞拉战争中，他下过令绞死人，下过令把钉子楔进人的脑袋里。

他现在已经六十二岁了，还有四年的活头。余下的这几年他都要在监狱中度过，有时候还要戴上镣铐。他再也不会见到伦敦，再也不会见到他的家人了。他将会从委内瑞拉的监狱转移到波多黎各的监狱，再转到加的斯市[1]的地牢。加的斯市的地牢可谓臭名昭著。然而，当波多黎各的那个护军统领（他从头至尾都对米兰达以礼相待）来告诉他，把他送到加的斯市的命令到了，米兰达拥抱了这位护军统领，还向他表示了感谢。仿佛他到了最后，很乐意把三十年的种种幻想都掷诸脑后——幻想着一个广袤无垠的西班牙裔美洲人的哥伦比亚共和国，国土从密西西比河的源头（河西边所有的土地）向南一路延伸，直到大陆南端的合恩角；幻想着值得当柏拉图理想国公民的印加人，这幻想（就像哥伦布以及罗利对新大陆的设想一样）还包含着一个无比美妙的个人权威的梦想。

米兰达在他整个成年生活中，对文件特别看重。凡是他认为重要的东西他都保存，有时候他甚至会保存印好的请柬。他刚开始这么做是作为一个旅行者，作为最早走出去、到更大的世界里去的南美洲人之一；后来他保存东西是出于一种历史感和个人命运感。如果说他现在名气不大，并不仅仅因为他取得的成就很小，也因为南美洲的革命不像更早一些到来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革命——那样具有普世的吸引力，还因为他被出卖的那一天，他和他的文件——两年前他从英国带出来的那六十三卷皮革装订的文件夹——分开了，而这些文件遗失了一个多世纪。当这些文件被发现的时候，南美洲的革命已经销声匿迹，这段历史已经变得更加稳定了，就像庞贝城里的那些尸体一样，本该有米兰达的位置是一片空白。

对委内瑞拉人来说，米兰达是革命先驱，是先于玻利瓦尔的人。我第一次看到有关米兰达的资料并开始看他的文件的时候，我也认为他是一个先驱，不过我有我的看法。我把他视为一个很早的殖民地居民；一个心中感到有所缺失，在家乡找不到依托，有着那外面大世界的思想的人；一个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时，必须重新塑造自己的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早年的一些影子（以及我所认识的其他人的一些影子）。

我现在感觉，我是被先辈的一种个人思想带偏了，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却被过分忽略了。这种殖民地居民不完整性的思想里是有一些东西的，而且他的政治事业不可否定。但是，米兰达从他离家的时候起一直到最后，都是一个骗子。这简直太容易了：他是外界遇到的第一个有文化的南美洲人（也常常是第一个南美洲人），他发现，关于他是何人又来自何处，他想对他们怎么说就能怎么说。比如，有一次讨论墨西哥的写作时，他就能对耶鲁大学的校长说，他原来在墨西哥大学学法律。

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那个年逾中年、已经离开南美洲三十五年、于一八〇六年抵达这个海湾的人。现在，有必要回溯，以更多地了解米兰达这个骗子。

他于一七五〇年出生于加拉加斯。父亲是加那利群岛的一个岛民，一个贩卖亚麻布的商人。这就是说，他既不是来自西班牙的正儿八经的西班牙人，也不是被克里奥尔西班牙贵族所接纳的人。不过他倒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富得足以拿出八千比索——很大一笔钱——为儿子在西班牙军队里买一份上尉的委任状；富得足以在西班牙找到一个公证人，准备一份米兰达家族的族谱，证明他们一连七代人都是纯粹而高尚的卡斯蒂利亚人。

一七七一年，年轻的米兰达正是为了走马上任，才出国来到了西班牙。在西班牙，他热衷于游山逛景，花天酒地，寻花问柳。他把一切都写了下来。为了支付他的有些开销（这或许是他那商人老爹的主意），他带了四百五十磅可可豆——毫无疑问来自加拉加斯北边山谷里的奴隶种植园。可可豆卖了一百一十五比索。这是他买一方丝绸手绢和一把丝绸雨伞所花的钱——足以了解米兰达希望进入的大都市穷奢极欲的生活。而这些还只是他刚一抵达西班牙，就买下的贵重服饰那长长的清单中的两项。

一年后，他收到了委任状。他一直和人们吵架，生性如此。他立即就表现出过分地专断；而且作为一个委内瑞拉人和加那利群岛的岛民，他太容易招致怠慢。无论如何，这样的岁月开始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他在北非服役。随着深入到团队生活——他至少有两次因不服从命令而被关禁闭——他的独断专行开始在其他方面显露出来。有一天，在阅兵场上，他用剑刺伤了一个士兵的头部，毁掉了这个士兵的听觉；接着他叫人把这个人拖到地牢里去，把他的衣服扒了个精光，揍了一顿。他还开始偷拿部队的军饷。这种做法在军官中屡见不鲜，他们的委任状本身就是买的，就要以各种方法把这笔钱给赚回来。有过投诉，延期的调查，胡乱写的书面检查——米兰达以后的军事生活大多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是美国独立战争。米兰达很想走，他就真的走了。他当时正随西班牙军队围困着彭萨科拉[2]小镇。英军敌众我寡，他们投降以后，米兰达就采购了一通。他买了三个黑奴和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在两个星期之内，他一次买一个奴隶，他保存的文件中就有这三张收据；这些收据是他头衔的证明。他还说，一个英军俘虏送给他一个黑奴，名字叫布朗。这四个奴隶后来作为违禁品（毫无疑问是搭乘一艘西班牙军舰）偷偷运到了古巴或者其他某个西班牙领地，转卖获利。西班牙军官们在这场战争中捞上一小笔，这是常事。

好事还多着呢。古巴总督策划了一个阴谋。他在报纸上宣布说米兰达是一个上校，将被派往英属牙买加岛，去安排英军和西班牙军队之间交换战俘事宜。这一使命倒是真的。可是，米兰达后来（在收买了英国当局之后）还在牙买加买了两艘轮船，装上黑奴、英国瓷器和亚麻，带回到了古巴。在那里，全部东西（包括那两艘轮船：一笔漂亮的交易）都做了买卖。到了巴塔纳博港，米兰达带着他那不会惹麻烦的个人行李（包括他在牙买加购买的许多精美的书籍）下船，那些载着违禁品的轮船和货物将打道回府，回到哈瓦那。风险都在米兰达身上。而这次阴谋的保护神古巴总督呢，则两手干干净净。

这是一桩巨大的诈骗案，很难保密，就把一些西班牙军官惹火了。米兰达用三辆马车拉着他的六个大箱子，刚一离开巴塔纳博港，就被那些税务官抓起来，故意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虽然他穿着军装，拿着官方护照，但毫无用处。他的借口照例是花样翻新，但都救不了他。这些官员怒火难平，越过总督上报了。这个案子（延续了超过十二个月）呈送到西班牙国王那里，返回到古巴的消息很是不妙，米兰达就决定溜之大吉。在总督的帮助下，他在一艘美国单桅纵帆船上买了一个铺位，偷溜到了美国。这件事办得正好。六个月后，西班牙国王的圣旨来了，米兰达被撤掉了军衔，被判在北非奥兰[3]守备部队中服役十年。

此时，米兰达身在美国，正和这个国家最高层人士打得火热。古巴总督对他还算仗义，给了他一封写给西班牙驻美国公使的信，而这位西班牙公使殷勤地把米兰达引荐给达官贵人。米兰达生平头一次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南美洲人，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凭自身力量独立的人，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一七八三年，在美国没有一个人知道或关心一个加那利群岛岛民或者一个委内瑞拉的克里奥尔人是什么东西。米兰达在社交场合左右逢源又有机缘巧合；就好像他的自我教育正是为了这一刻做准备。在一次聚会中，他说，他效仿的楷模是沃尔夫将军。碰巧了——谁也没有米兰达更感到意外——他把这话说给了那个人，而那个人偏巧就认识这位将军身居高位的朋友们。米兰达就被引荐给那些高朋，而他们又把他引荐给其他人。这种情况就这样持续了一年半。

有一个阶段，人们盛传，米兰达的兴趣或者远期事业，是为西班牙美洲带来美国风格的自由。这一说法为米兰达增添了尊严，他没有拒绝它。所以，当人们听说，米兰达实际上是一个西班牙军队的逃兵，也没有给他带来损伤。他离开美国去英国时，怀揣着一封递给白厅财政大臣的介绍信。他转变得很快。仅仅十八个月前，在哈瓦那殖民地，他还是个贩卖违禁品的不法商人，还是个逃兵，而今在伦敦，他摇身一变，已经成了一位南美洲事业的谈判者了。大约二十年后，委内瑞拉人带着殖民地的自豪和夸张，将会为米兰达的美国时期增光添彩：他们封他为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将军，与拉斐特[4]和华盛顿平起平坐。

一年又一年，米兰达的旅行继续着，这几乎已经成了他的职业。总是有人心甘情愿为这位将来的解放者提供资金。至于性欲，一直会有旅馆的女服务员、女仆和妓女和他草草地春风一度。他还不断和仆人们发生争吵。他们常常会嗅出他蒙骗和依赖的气味，而他，凭着他那委内瑞拉殖民地的威权思想，常常殴打他们。在上层社会，继续不断有人引荐，向上一级，再向上一级引荐。他离家越远，事情就越好办。

在俄国，他又成了一名上校，一个墨西哥贵族，一个伯爵。凯瑟琳大帝本人很担心，假如他落到了西班牙人的手里，宗教裁判所会对他怎么样。当他对她说，西班牙大使一直在质疑他称自己为上校的权利，她就封他为俄国军队里的上校。她给他钱，她对他讲，俄国驻欧洲各国的大使馆的大门随时都向他开放。

他声誉日隆，失败就不算什么了。他回到英国的时候，居然正经八百地和英国政府谈判起来。这一谈就是好几年，没达成任何结论。但当他去到法国，他们就在革命军中封他为将军。这一称号以围困马斯特里赫特[5]的战役惨败，他住监、受审而告终。而这件事在英国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他回去了，合理合法，而且是以将军的身份回去的。后来有很多年，一直到米兰达五十五岁，英国政府围绕着米兰达将军，展开了又收缩，收缩了又展开入侵或者解放南美洲的计划。甚至一度有个计划，要从印度招募一万印度兵去征服南美洲。

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和失望，米兰达并没有萎缩。他壮大了，变得越来越有文化。他有了阅历，见多识广，结识了大人物，所有这些都使他远远不再是二十年前那个贩卖走私物品的不法商贩了。他俨然以候任政府领导人的身份自居。刚开始，他或许还拿那些大臣们让他悬望着的空头许诺有一番说道。但是现在他知道了，人都是以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他知道他必须拿出什么东西来。如果没有他，英国人入侵就会遭到西班牙裔美洲人的抵抗。就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直到当他害怕这个角色难保时，当他看到自己年纪大了，在伦敦没有用了时，他才孤注一掷，单枪匹马乘一艘轮船，发起了他那荒诞不经的入侵。

这就是一八〇六年来到海湾、首战失利的这群人。他应该是可笑的，但他不是。不久将会发起新的一轮入侵，这次有驻扎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英国舰队的支援。那些将军们和司令们都支持米兰达。他们想要米兰达一旦获胜后南美洲那大片大片的种植园。

一艘英国军舰把他从巴巴多斯送到西班牙港。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保护他免受他自己的轮船“利安德号”上那些闹事的美国雇佣军的纠缠。他们整整一年都没有拿到军饷了，他们信不过米兰达的领导。

米兰达在码头受到了特立尼达总督希斯洛普将军的欢迎。希斯洛普是个容易心烦意乱的人。他四十岁，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他最后在部队服役是二十年前在直布罗陀海峡的事。他在西印度群岛半行政的职位上已经混了十年了，而且酗酒成性。他任特立尼达总督已有三年，他讨厌这座岛屿，讨厌这里的人。

希斯洛普刚刚处理完一件事，一场他认为的奴隶暴动。这件事曾使他担惊受怕，而今他对他当时采取的行动——动用绞刑和酷刑——以及他担任总督以来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一切是否具有合法性而感到紧张。他觉得他所做的或者主持过的所有事情都会遭到质疑，因为自从英国占领特立尼达岛以来，这里一直都没有一个得到认可的法律体系。大家谁也不知道实施的究竟是西班牙法律，还是英国法律。不管是这两种法律体系的哪一种，都没有一个适当的律师给他提供建议。

米兰达是没有权力的。他的生活先是靠伦敦来的商人、如今是靠纽约来的商人接济，靠英国政府那不定期的赏赐。他现在要发动第二次入侵，就要靠英国的支持。希斯洛普是英国势力的代表。然而在他们现在的会面中，希斯洛普却是恳求的人，而米兰达是那个手里拿着东西可以赏赐的人。米兰达意识到，希斯洛普是个恳求者，而且他知道，那个请求一旦提出，会是这样的：“将军，您如果某个时间在南美洲需要一个军人，请毫不犹豫地叫上我。”

他们驱车穿过那破旧的小镇。离主广场不远处的码头附近，许多盖房用的地皮都空空荡荡，荒草蔓生。西班牙格局的小镇上那一条条街道，如今都取了英国名字，都以皇室成员或军人的名字命名：国王、女王、亲王、公爵、乔治、夏洛特、弗雷德里克、圣文森特、阿伯克龙比。时值雨季，土路上一片泥泞，空气温暖而湿润。

米兰达将作为总督的客人住在政府大楼，政府大楼在北边，在那群山的脚下。

两人谈起了入侵的部队。

希斯洛普说：“当然，我们自己的部队我一兵一卒都不能给您，但是您轮船上那些美国兵就必须跟您一起去。他们当中有些人说要待在这儿，但我会让他们知道，只允许他们作为您部队的作战成员待在这里。我已经认出那些美国兵里面领头的了。”

“是比格斯。”

“就是这个人。我们可以对付比格斯。西班牙当局是另一个问题。他们一直在散布谣言，说是一旦太平了，这座岛屿就会回归西班牙。这就意味着，这里没有一个西班牙人愿意当志愿兵。他们还在散布谣言说，您要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这就会打消法国志愿者参与的意愿。鲁弗雷已经招募到大约一百九十个法国志愿者。他们想从您嘴里听到您将会保障奴隶作为财产权的话。您知道，在这个地方，归根结底总会落到这个问题上：土地和奴隶。我有时候觉得，我这个地方总督只是在给那些种植园主们当监禁卒。”

米兰达说：“我原来要求把信件都寄到这儿来的。”

“您的信还不少呢。有的信是从托尔托拉岛转寄过来的，有的是从背风群岛驿站寄过来的。特恩布尔先生寄到我这里好几箱子传单和样品，都是给您的。您在委内瑞拉登陆的时候就要散发这些传单。然后是您的介绍信。有些人对军事行动的想法非常简单。”

政府大楼需要修缮。希斯洛普一个劲儿地道歉。他说，这个岛上的国库空虚。前任长官对他和他的家人以及他的秘书们应该住什么风格的房子有着宏大的想法。他只待了六个月，但留下一个大窟窿。在那以后，巩固海防需要开支，有些巩固海防的计划现在都放弃了。那几项公共工程项目，他们现在雇来黑奴从事政府大楼庭院的工程。这些黑奴们浑身都是泥点儿，穿着破烂的棕色亚麻布衣服，标准的奴隶打扮：米兰达驱车穿过市区时看见过黑奴身上穿的那种衣服。这些黑奴都是赊账从奴隶贩子那里带过来的。

“他们不是木匠，也不是手艺人，”希斯洛普说，“一个木匠要花一百英镑。这些人呢，只花六十英镑。而且他们是新黑奴，刚从非洲过来。除了一伙人在地里干活，没有任何用处，他们也不会说英语和法语。有个说法，说是明年黑奴贸易就要被禁止了，所以，商人们现在是能带进来多少黑奴，就带进来多少。这就造成了它自身的问题。您要是在这儿待的时间足够长，这就会成为您开始考虑的全部问题。黑奴和土地。

“将军，这里需要您，这是情理之中的事。麦克卢莉小姐想要见您。她是我们这儿的贵妇人之一。她一八〇二年就来这里了，一直为没有社交活动而愁眉不展。她穿透明的衣服。这是她的说法。衣服裸露着酥胸。很显然这是最时新的款式。她想从您嘴里听到有关赫斯特·斯坦诺普[6]夫人和凯瑟琳大帝的消息。您人还没到，这些个消息就已经到了。名人嘛，都是这个样子，您是来到这儿的名气最大的人。在您来之前，我想我们这儿最有名的人是海军准将萨缪尔·胡德，尼罗河战役中纳尔逊的副司令官。”

米兰达说：“胡德到这儿来之前我见过他。”

“还有，伯恩纳德想见您。上个星期他一直在催我来着。”希斯洛普说这个法国名字用的是英语发音，听起来像是“本纳德”似的。“他是尊敬的德古维尔家族的一个种植园主，娶了德古维尔家的女儿。这样一来，他就成了蒙塔朗贝尔男爵的姻亲。伯恩纳德不会让您忘了这一点。男爵是我们这儿最大的种植园主。他要是站在了您这边，会大有用处。他是五六年前从圣多明各[7]来到这里的，他的庄园就在这附近。他刚刚到这时，就失去了一百二十个黑奴，被毒死的。这件事儿大家都知道。我相信，伯恩纳德会再给您讲讲这件事的。他很快就会来拜访您。”

“念贝尔纳。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叫贝尔纳的人。他后来来伦敦了。七年前我曾派出过一个贝尔纳到这里来。让他给我盯着这里的事儿。他来了，可我从来没有收到他一个字的消息。一个字都没有。这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担心我要东山再起了？还是要弄清楚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给他做呢？您怎么认为，将军？”

“米兰达将军，您刚才问到您的信的事儿。信都在您屋子里呢。不过还有一封。昨天早上扔进哨兵的岗哨亭里的。没有署名。说不定是骂我的。我在这儿就要忍受这些个东西。我不敢说气节在这里有没有用，不过我把那封信交给您了，这是我的气节。我的要求是，这封信您也这样子对待。将军，您本人一直是诽谤和迫害的对象。在这样一个地方，人是很容易受到中伤的。”

两人分了手。要到三点才会吃饭。米兰达走到政府大楼里他的房间，这儿从此以后就是他的司令部了。他看到贴着托尔托拉岛和背风群岛邮政标志的纸袋了。还有希斯洛普提到的那封脏兮兮的折叠起来的匿名信。

房间在政府大楼的背面。由于最近下雨，外面的青草和树木都湿漉漉的。不远的地方，一座山拔地而起。空气很潮湿，闻得到雨、泥土和枯叶的气味，米兰达不由得回想起加拉加斯北边那一道道山谷里可可的味道，回想起一七七一年，父亲把那一袋一袋的可可豆送到“弗雷德里克王子”号轮船上，被他带到加的斯市换钱的事。

屋子里满是黄黄的小蜥蜴，蜥蜴的粪便到处都是。床上吊挂着一条平纹细布的顶篷，这样，灰尘、白蚁咬的木屑、蜥蜴粪便之类的东西就不会落到床上了。顶篷褪了色，那折叠或者说褶皱起来的地方因为古旧的尘土呈现出灰色。空气潮湿，顶篷都下垂了。

外面有响动，有人说话。那几个奴隶说的不是西班牙语，也不是法语或英语，而是一种非洲语言。

他开始在脑子里构思一封信：“亲爱的萨莉：时隔三十五年，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回归故里。这非常令人惊讶：我熟悉这种雨季的气味。我想，不久这雨、这风就会带来香草的气息。我感觉我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这是我自己的地方。它就在我的心里。不过现在这地方到处都是陌生人。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感到一种巨大的隔阂。要不是想到你，我会感到十分迷茫。”

他打开那个托尔托拉岛的纸袋，旋即，在那些秘书写的官样信函当中，看见了他一直在寻找的那宽宽大大、极不规则、呆头呆脑的手迹。

“伦敦，菲茨罗伊广场，格拉夫顿大街二十七号。四月十五日。我至亲至爱的将军，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你，我亲爱的将军写信，因为这会儿是深夜，两个孩子都睡着了，这就像在跟我亲爱的朋友本人交谈一样，能听到他的声音。利安德已经把他的鼓、剑和枪都放下来了，我们在马路上搞了个市场。亲爱的夫君，他说话声音很大，说，‘妈妈，我要去参战，去为将军而战……’”

米兰达思索着，部分心思在酝酿回信：“Querida[8]。我亲爱的萨莉，我爱你拼写错的每一个单词，爱你犯的每一个错误。你四个月前写的这些单词现在带着你自己的声音来到了我身旁。我又能看见我的房子、书房和书籍了。我想，要是没有你，我亲爱的萨莉，我在这里就会变得晕头晕脑，在这个我已经不再熟悉的地方，设法看得不那么清楚，设法不发现太多的东西，在这里，黑奴们用一种非洲语言交谈，我还能嗅到周围那可可庄园的气味……”

“利安德的睡相就是我亲亲夫君的一幅画像。我叔叔从约克郡来，现在跟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做伴，也从伦敦搞些画肖像的活计。他让利安德坐在将军你的书房。我必须告诉你，每年冬天和夏天，我每个礼拜都要在那里的壁炉里生火。我叔叔给他画像，可是他一刻都不得消停。人人都说，他脑袋瓜可林（灵）了，是他年龄的两倍，这话我听了很是叟（受）用。我亲爱的夫君，我一直遵照你所有的指示，现在就给你常规的预算消息。拉瑟福德先生说我应该把预算的消息告诉你，好让你在所有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下保持高昂的士气。我每天夜里都在心里和我亲爱的将军谈话，可是我并不是每天都有消息的。

“我亲爱的夫君，你和我的第二个儿子弗朗西斯科于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了。那一整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以及你在惊涛骇浪里的危险。你希望这个儿子取你的名字，按照原来商定的，弗朗西斯科和利安德他们两个人都是在三月二十三日这天受的西（洗）。那天上午，拉瑟福德先生和朗香先生都来了，他们用马车把我们带到圣帕特里克的苏豪广场。朗香先生为两个婴儿做应答。加菲神父在登记簿上把朗香先生的名字写错了，只好从（重）写。我在这儿把弗朗西斯科的受西（洗）证书抄写一份，加菲神父给我证书要我给我亲爱的夫君一份，证书全是用拉钉（丁）文写的，所以将军一定要原谅错误。Die 23a Martii 1806 baptisatus fuit Franciscus filius Francisci Miranda et Sarae Andrews. Natus die 27a Februarii praecedentis. Patrinis fuit Joannes Michael Jean du Lonchamp. Per Daniel Gaffey.

“我们回到格拉夫顿大街的时候，拉瑟福德先生对我说，罗马天主教浸礼会中挑起眉毛表示不赞成的人还不在少数，我们很熟悉的某些人说，你嘴上说的是一回事，内心深处想的却是另一回事。不过，我对我亲爱的将军的宏图大略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我那天和第二天都使劲儿想着他，想着他的危险。按照我们的约定，我知道，在我们的儿子受洗之后，我的将军就会让他的军官们宣誓效忠南美洲人民，效忠他们新的旗帜。我亲爱的夫君，我想起那面旗帜，想起我在这里，在格拉夫顿大街花了几个钟头制作这面旗帜的情形。有时候我把它铺展到书房的地面上，把利安德拴到桌腿上，这样他就不会靠得太近了……”

“萨拉，我永远都没有勇气告诉你。那面承载着你许多希冀的旗帜在你写了那封信的五个星期后丢失了，当时，‘蜜蜂号’和‘巴克斯号’两艘轮船，连同所有的登陆人马，都被弄没了。我一直到三月十二号才从箱子里取出那面旗，给‘利安德号’上的人们看。我觉得那时弗朗西斯科就该出生了。现在才知道，他已经出生两个礼拜了。‘蜜蜂号’和‘巴克斯号’两艘轮船都是没有武器装备的单桅纵帆船。我们一直都在等待着的其他船只根本就没有来。在跟那些桀骜不驯、冷嘲热讽的美国人、屠夫们一起经历了漫长的航行之后，我只好设法登陆。我不能就这样什么事情都没做就走开了。西班牙人会羞辱那面旗帜。我们会找到特殊的办法……”

“一八〇六年五月一日。我等着我亲爱的夫君的消息，并设法猜测别的人都知道什么消息。印刷商霍兰先生叫我叔叔画一张将军的画像，我叔叔整个上午都坐在小书房里，画我夫君的侧面像，他那白色的长辫子顺着背部飘然落下，辫梢用小叶肋系住，下巴的下面系着丝绸围巾。全部是侧面像，表情严肃而冷峻。我叔叔说，印刷的时候，雕刻工就会在将军头部的上方显示出祥云和皇冠。我觉得这是一个吉兆，因为就像我叔叔说的，霍兰先生想出售他的印版，而且他知道何时能期望得到好消息。但是后来，特恩布尔先生来了，径直穿堂而过，要是我的将军在这儿的话，他就不敢这样子穿堂而过。他站在书房里，大声嚷嚷，那些书的印刷费什么时候能给，印那些书可是花了几千英镑的，书商和装订商们源源不断地把账单寄到特恩布尔和福布斯的公司来。这件事我从来都没有授权。现在你不在这儿了，他就径直从屋里穿过，就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现在也不鞠躬了，也不说我的好夫人了，也不怎么把利安德和弗朗西斯科和他们的母亲放在眼里了。我亲爱的夫君，他们都是些草丛中的蛇，只要活着，我就要让利安德和弗朗西斯科当心他们的脚下。他离开后我大病了一场，我的心几乎碎了。我亲爱的夫君，让你摆脱他们的威权吧，我每天夜里都在这寂静的屋子里祈祷，祈祷你不久就会大权在握，祈祷那顶皇冠将戴到你的头上。”

外面一阵喧闹。几个男人在同时说话，一阵不规律的、脚踩在地面上发出的空洞的声音，马具的声音。又是一阵说话声，喊叫声，接着是一声缓慢而沉重的碰撞声。

米兰达从萨拉的绵绵情话，他自己流畅的没有说出口的应答中，从万千思绪以及他的书房、他沉睡着的儿子、伦敦的夜晚、他那沉静的房子里醒过神来。

房间比他原来想的还要黑暗，仿佛时间是随着他的思绪发生了变化，将近黄昏了。这只是入海口和海湾地区雨季的天气：一阵短暂而猛烈的倾盆大雨刚刚过去，残留着的是蒙蒙细雨，另一场暴风骤雨又要来临。

他走到窗户边。窗户是当地的风格，百叶窗的叶片装得马马虎虎，在顶端装着合页（为了更好地挡雨），用一根棍子支着打开窗户。雨水从叶片的斜面上滴下来。油漆早就剥落了，木头经过风吹日晒，已经变成了灰色。窗台已经开始腐烂。

房屋后面的庭院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泥土、砾石和树丛，就像森林里的一片空地一样。空地的一侧，那间单独的小厨房附近，白色涂料从灰色的经过浸泡的木板上脱落下来，烟从熏得黑乎乎的开着的窗户里冒出来：里面正在给总督和他的客人做饭——有一堆堆被压得坚实的厨房草木灰。

正前方的泥地里，一头骡子刚刚从马车辕杆上卸下来。那一车装得凌乱的石头从前面掉了下来，砸断了马车的前挡板，把车轴压进了泥里。

围着骡子和马车的三四个浑身溅着泥点的黑人在用一种米兰达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语言交谈。他猜是一种非洲语言。

如果这些人在讲英语、法语或者是西班牙语，米兰达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注意到他们。他就只会看到几个黑奴，然后就认不出他们来。然而，那陌生的私密语言，这种语言所暗含的整个内部不可知晓的世界，使他仔细察看了这几个人的面孔。

几乎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他，那个梳着白色长辫子的老人出现在百叶窗倾斜的叶片下面，靠着黑漆漆的窗户。有一阵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只是看着他，静静地站着，此时他们仿佛处在一片迷茫之中——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做，甚至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米兰达看见了他自己的一些困扰从伦敦、从他的家里、从萨拉和她的恐慌中离开，聚集在了这片丛林和那些人身上。

他注意到他们身单力薄。这在需要干体力活的人当中是奇怪的，可是（这是种植园上的说法，在委内瑞拉也一样）种植园工人的身强力壮，在他们的后代身上就能嫁接生长起来。很多非洲人刚到这里的时候，跟这些人一样身单力薄。头一年里，他们当中有些人由于水土不服、食物中毒或新的蚊虫叮咬而死去。在那些建好的种植园里，有一些“调教”新人的办法，见证他们度过危险的第一年。这些在政府大楼的庭院里的非洲人似乎遭到了冷落。在一个人那空洞的红眼睛里，可以看到雨季热病的征兆。他死定了，说不定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跟他一样，也是注定要死的。

甚至就在米兰达看着那些非洲人眼睛的当儿，他想到了必死的命运，想到另一种生活，这种想法重新确定了他和他看见的那些人之间的距离，使他回归自我，回归到这种场景之下：倾盆大雨即将来临，那湿漉漉的、就要烂掉的窗台上，一堆堆讨厌的黑白色的蜥蜴粪便落在木头被咬掉的部分上：现在，他四周到处都能看到蜥蜴在活动，那淡黄色的小东西，几乎是透明的，就像一条条小鳄鱼，但却有着硕大的没有眼睑的眼睛。

这会儿他在一个墙角看见三个新的契约箱子，就像海员的那种箱子，还有希斯洛普曾提到的特恩布尔和福布斯公司的样品。箱子上刷的字风格统一——横排笔画细细的，竖排笔画粗粗的——使人回想起伦敦的招牌和路标：托马斯陆军准将。寄：特立尼达政府大楼，希斯洛普收。转。米兰达将军收。寄自伦敦，特恩布尔和福布斯公司。

他没有再回去看萨拉的信。再过个把小时就要开饭了，正好有足够的时间考虑一下别的信件。大雨不久就“哗啦啦”地下起来了，敲打着地面、树木和屋顶，他正好可以集中精力思考问题。

雨刚停下来不久，就有一个仆人过来告诉他，说是有客人来访。

他走出去，来到走廊上。他认出来客是贝尔纳，上次见面是七年前在伦敦。车道上有一辆溅落着泥点的带篷马车，还有一个淋得透湿的黑人马车夫。虽说雨已经停了，车道上还是流淌着从周围山上流下来的黄泥水，使四周响着汩汩流动的声音。

那辆带篷马车给人的第一印象不错，可是，米兰达接着就看见了上面的车篷，有裂缝，皱褶处已经破旧，篷架有凹陷，有刮擦的地方，低矮的门上的纹章画得也很粗糙。那浑身透湿的马车夫穿一双便鞋，一双奴仆才穿的鞋子，就是一种很便宜的拖鞋，带一个很薄的皮鞋底，有几根棉织的带子套着脚趾头和脚后跟。马车夫便鞋后跟的带子早就被那人的脚后跟磨平了。

走廊上很湿，每吸进去一点点空气都觉着寒冷。刚才雨是从三面淋进来的。

米兰达没有请贝尔纳进屋。两个人就站在走廊上。

贝尔纳说：“将军。”

米兰达没有说话。

“我从来没有写过信。我知道。”

“有这么多信呢，”米兰达说，“你从来都没有写过一封信吗？你确定吗？”

“我拖了又拖，拖了一年又一年。然后就太晚了。希斯洛普总督也许已经跟您讲过了，我成家了。我妻子是德古维尔爵士的女儿，也就是杜邦·杜维维耶·德古维尔的女儿。他是蒙塔朗贝尔男爵的一个亲戚。在这一带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亲缘关系了。对我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件我根本想不到的事情。我就只好把革命的想法放到了一边。您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我觉得我可以给您解释一番，而并不想把它称作借口。”

米兰达说：“这位男爵我听说过。他于一八〇一年来到这里，带了一百五十个黑奴，一下子就损失了一百个。”

“一百二十个。在第一个月，在圣多明各和马提尼克失去了一切以后，他内心深处并没有任何怨恨。只是重新崛起。将军，我不想占用您更多的时间。我觉得我有责任来拜访您，尽快地见您一面说明白我的情况。时代会变化的，将军。尽管我有一段时间把革命的思想放到一边了，但过去的这几个月，我一直在以您所不知道的方式为您效劳。我想，让您知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然了，这里有头脸的法国人了解我们的老关系。我一直都向他们保证，尤其是向那些已经自愿参加您的这次新征战的法国人保证，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政治分歧。将军，在这里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围绕着您传播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不全是关于凯瑟琳大帝皇宫里的事。有些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您在大革命期间曾当过将军。但是我总是对人们说，您会尊重土地产权和黑奴产权的，什么都不用害怕。在这里，在经历了最近的历史之后，人们担心这些东西，您是不能责备他们的。我希望您认为我做得对。”

“你做得对。”

“现在我必须走了。”

“你的马车？”

“是我老婆的。您看到的车上的东西是德古维尔的盾形纹章。画得很粗糙，不过那是一个在马提尼克岛出生长大的黑奴画的，而且，您可能不会相信，他是面点师出身。”

“面点师！这年头你能让人干这样的事儿啊！”

贝尔纳开始走下台阶。米兰达（怀着残存的羞耻感，从来都不曾忘记三十五年前，八法内格[9]、四百五十磅重的委内瑞拉可可，在加的斯市换回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条丝绸手绢和一把绸雨伞而已）注意到，即便是下着雨，这位爵士的乘龙快婿为这一场合的穿着打扮也是一丝不苟：淡黄色的裤子，白色的绉领衬衣，蓝色丝绸外套。在他走到最下面那宽阔的、半是腐烂的木头台阶之前（马车夫已经在准备了，在甩掉缰绳上的雨水），他转过身看着米兰达。米兰达一直在琢磨他此行的目的，米兰达从未想过这一刻会到来。

贝尔纳说：“将军，议会的文书上个礼拜去世了。希斯洛普总督告诉您了吗？这就意味着有一个空缺。薪水倒是不高。干一个月也不够在伦敦买一顿饭。但却是一个在本地有些体面的工作。有点事做让我能自食其力，这对我至关重要。您会理解的。我希望您能推荐我做这份工作。”

吃饭时，希斯洛普说：“我知道他想要什么，您不用跟我说。到此为止，我都装作没听见这样的口信。就让我们这样把它抛到一边吧。我们现在喝点酒，庆祝您荣归故里。因为这就是现实：阔别三十五年回到家乡。我希望您这一回来，就永远不走了。”

米兰达说：“将军，不要给我倒酒。只要蔗糖和水就行了。这么多年，我都只喝这些。我们小时候在加拉加斯，经常喝的就是这东西。”

“几乎是我们这儿唯一不短缺的商品。可是，蔗糖和水，这可不是我们听到的关于您的故事啊。”

“关于这些故事很是奇怪。有的是我最先讲出来的，或者不管怎么说是我让它们流传开来的。而今呢，就像是别人的故事了。一七七一年我去西班牙的时候，酒是我在旅行途中认识到的东西之一。它是诗人们吟诵的对象。欧洲的酒，不是我们在加拉加斯教堂里弄的那种带咸味儿的东西。在‘弗雷德里克王子号’上，我想了很多关于酒的事情。我期望喝到琼浆玉液。我一到加的斯，就把我弄到的每一种酒作了笔记，就像我对女人、教堂和图画都做了笔记一样。我不知道，为了日记的缘故，我有多少表演的成分。表演作一个有文化的男子汉。我当时只有二十一岁。”

“这么说，那位爵士的乘龙快婿是坐着带篷马车来的啦。一辆有名的马车啊。上面有商号的盾形纹章标志。我希望他对您很友好。”

“我不知道。他威胁我了。他说，我有革命的过去。他说，他对那一段过去，比这里的任何人知道得都多，他有可能轻而易举就让有些人感觉，我这一来，他们的财产就不安全了。”

希斯洛普说：“很不幸，他说的是对的。这话可能有很大的杀伤力。西班牙人也一直在散布谣言。本地的西班牙人已经要留下来了，除非这些谣言得到检验，否则您的那些法国志愿者也有可能撂挑子。他们是从各个岛上来的难民，是没有钱财的贵族，他们干这种事儿是看在财产的份儿上——土地和黑奴，是为了重新确立他们的财富。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倒希望是另外一种情况，可是，我跟您说过，在世界上的这个地方，归根结底就是土地和黑奴。伯恩纳德的威胁我们要认真对待。我会找到办法让他知道您跟我谈过话了，我已经同意让他得到那个文书的职位，但是，我接下来的一个月不会任命他。这样可以防止他生事，也给您足够的时间。啊，那辆马车！伯恩纳德会觉得它那小花招又起作用了。”

“一七九九年我把他派往这里的时候，我给他的钱我真的是拿不出来。可是，我今天上午看到他的时候，我还不得不装出对他生硬的样子。这很奇怪。我对他没有感到敌意。到了最后，就在要走下台阶的时候，他转过身，我看见他穿着打扮得一丝不苟，我突然就很怜悯他。他看上去是那么不堪一击，那么容易受到伤害。本来嘛，质问他的威胁，笑话他那辆马车，笑话那个赶马车的光脚马车夫，都是很容易的。仅仅因为很容易，我才不想那么做。那样一个人内心总是有那么一丝苦楚，他暴露无遗。我觉得我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

“曾经我也有过一个盾形纹章。在西班牙军队里弄个官儿当当，就需要一个盾形纹章，西班牙就有人做这些事情。我父亲雇用的这个人叫萨索·奥尔特加。萨索的办法很简单。他把加拉加斯和加那利群岛的米兰达姓氏和老卡斯蒂尔十二世纪的米兰达姓氏联系了起来。尽管我确切地知道我是何许人，也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为我们的钱财感到骄傲，但是当我在拉瓜伊拉登上了‘弗雷德里克王子号’轮船的时候，我也热切地相信，我是另外一种人，我是要去西班牙继承合法的遗产，那个盾形纹章就是其中的一件。‘弗雷德里克王子号’是一艘瑞典护卫舰，是彻头彻尾的外国货。这使我觉得自己已经脱胎换骨了。有好多年我都是这么生活的，心里知道我是谁，但与此同时也相信自己是另外一个人。脑子里同时装着这两种不同的想法，甚至在我买的昂贵的书上也画米兰达家族的盾形纹章。

“我要给您讲一件更荒唐的事儿。二十五岁的时候——二十五岁生日刚过两个星期——我给西班牙国王写信，要求授予我圣地亚哥骑士团的红色十字架。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勋章，国王会亲自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您的贵族血统。画家委拉斯开兹[10]六十岁的时候被授予这枚勋章，当时他的名望正如日中天。我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家，我们家在加拉加斯和加那利群岛是个什么来头。萨索是怎样忙活着给我造了那份家谱的，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也用我大脑的另一部分认真地想过，萨索把真相翻找了出来，我是经得起国王调查的。我认为自己身上有一些很美妙的东西，国王会发现这一点的。我当时二十五岁，在非洲公主兵团里任上尉。

“后来我为这一切感到羞愧。我很高兴国王那里没有答复。我甚至把这件事都忘了。直到那天。现在我可以平静地回顾那件事的来龙去脉了。不过，还是能看到那个年轻人的逻辑，理解他做那件事的原因。当我看见贝尔纳走下台阶，他那双精美的鞋子就要溅上泥水，那辆旧马车的车篷上滴下的水就要弄脏他那件非常昂贵的丝绸外套的时候，我回想起了那件事。”

希斯洛普说：“回头看过去很容易，把当前看得清清楚楚就不那么容易啰。我们并不总是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只能勉强向前进，如此而已。”

“将军，您在吓唬我。当然了，我知道跟这些法国贵族冒险家们一起展开一场解放运动很奇怪，这些人只想要土地和黑奴。可是，这只是从表面看这件事。我知道我在做的事情的逻辑性。我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您知道，我和您都明白这些事件的各种周折，所以您才把我带到这儿的。”

“我在考虑我自己。我无意指责您。我是个军人，从儿时起这就一直是我的抱负。我最后一次参战是在直布罗陀海峡。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在这个地方给弄得沉寂下来，已经有十年了。我还自认为是一个军人，依然想自己会有前途。可实际上我已经不再知道我在做什么了。他们把你放在一个叫作政府大楼的地方，他们把你叫作总督，可实际上呢，你只不过是给这些种植园主当一个监禁卒而已。我倒是宁愿和您在一起。就这样，将军。这个月以来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些什么，我已经说过了：我一直盼望着这次见面。在过去四个月里我一直在学西班牙语，每天学一个小时的西班牙语。过去一两年，我一直梦想着一个高雅的社交场合，漂亮的房子，擦得锃亮的地板，以及美丽的西班牙女郎。或许有一天，我会在这样的场合使用西班牙语。最近我没有经历过阵仗，但是我可以参加您的部队。我可以跟我们的海军上将和将军一道，给您平息很多事情。他们当中很多人我都认识，并且知道他们的秉性。我知道用什么言辞。正确的言辞对军人来说非常重要。这对您来说会很有价值。”

天黑了，又下起雨来，雨点打在外面的地上和房顶上。第一阵雨水猛冲下来，谈话就很难进行了。

希斯洛普说：“就是这种天气，它能把您搞垮。正像他们在这儿说的，给您自己搞一顿蓝蟹宴。穿上一件外套，您就出汗，脱了您就打哆嗦。在这个地方待了十年之后，我的身体已经垮掉了。我做梦都想英国的六月天。可是要在六月份赶到英国去，那就必须做很多计划。到三月，您就必须赶到维尔京群岛的托尔托拉岛，好赶上护航舰队。我可不想在十一月份登陆英国。”

“加拉加斯对您会更好些。那里的季节不很重要。”

“将军。”

“加拉加斯山谷以四季如春而闻名天下。花儿的颜色更深，水果味儿更甜，个儿更大。”

米兰达把那封希斯洛普原来说扔进岗哨亭里的匿名信拿出来。火漆还没有弄开。他把信放在一边，说：“我觉得，最好是当着您的面看。但不是现在。晚一会儿吧。”

希斯洛普心有所动。他说：“将军。”

仆人们开始从米兰达见过的那间厨房端上晚餐，光着的脚重重地跺在木板地面上，随之也带来了雨和树叶的霉味，木柴的烟味和木炭的烟气。

希斯洛普说：“没有酒宴，将军。在这儿就像住在一条船上。我们有两万黑奴在种植园干活，从早晨五点钟一直干到晚上六点钟，每星期干六天。可是，这里最稀缺的就是吃的。他们在种植园种的，只有可可、棉花、甘蔗和咖啡。黑奴们有空的时候种一点土里长的作物，苦木薯、白薯、甘薯之类的。但是什么东西都不允许他们出售。那些干苦力的——帕尼奥尔，在这儿这样叫他们——有时候会从森林里带回一点野味，另外，有些有色自由人家里有的话，就会卖上一只小家禽。不过，我们一直接近于饥饿状态。我们在这儿吃的东西差不多都是熏烤的，腌制的，都是装箱从加拿大或者美国进口来的。牛肉、马鲛鱼、鲑鱼、鳕鱼和鲱鱼。连烟草都是成箱运进来的。黄油加了盐，橘红色的，一磅要六个先令。没有一个人想到在本地制造黄油。

“您不必道歉，将军。我了解这种食物。别忘了，我这是在家里。您那庭院里在发生什么事？那些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我表示怀疑。作为一个军人，您必须知道，如果您无法判断一群人在干什么，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只是按命令行事而已。我们设法使从山上下来的土地形成一定的坡度，好把洪水排到别处。同时挖排水沟，沟底垫上石头。这件事几年前把这座大楼改成政府大楼时就该做了。挖一条沟，垫进去一些石头，然后把沟盖上。这样是为了防止水不流了。在这里，水一旦不流了，就会生蚊子。要是生了蚊子，这地方也就不能住了。我告诉这帮人的指挥官怎么做，他装作懂了，但实际上他不懂我为什么叫他埋石头。种植园里的人们会知道一些，可是这些新来的黑奴都一窍不通。我觉得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在工作，在干一种叫作工作的活计。他们可能只是认为在受惩罚。这些黑奴相信，白天他们是在地狱里。实际就是这样。您知道吗？一种奇怪的地狱，在这种地狱里，他们做什么，别人对他们做什么，都无关紧要。当太阳落山了，真正的世界就为他们开始了。那时一切就都变了。夜幕一降临，您知道，在这个地方，五分钟天就黑了，他们就得到补偿了。我们变成了鬼。他们就变成了国王、王后、王妃和大法官。他们戴皇冠，拿鞭子。这是他们的魔法师告诉他们的。他们对这一套也坚信不疑。白天，您对他们做什么，多么想毁掉他们的精神，都无关紧要。他们相信到了夜里，权力就是他们的了。这是我们今年早些时候进行一场审讯的时候，审出来的事情之一。你在一个地方住了十年，觉得对它很了解了，但随后你发现自己一直站在一堆流沙上。

“在委内瑞拉，我们一直都知道黑奴们喜欢装扮起来玩游戏。他们很善于搞笑。我不记得有谁想到过要就这件事进行审讯。”

“我们就不能不审讯。我不知道他们在巴巴多斯是不是已经告诉过您，去年十二月，我们这儿出了一件很吓人的事，差一点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他们全部都参加了。”他抬起下巴朝那些仆人们努了努。“每一个人的黑奴都参加了，不管这些黑奴是白人家的还是有色人种家的。这件事酝酿了好几年，就在我们鼻子底下，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就在某一天，他们要把所有的白人都杀了。然后，当只剩下一种肤色的人的时候——他们在审讯当中是这么说的——他们就会上教堂去领受圣餐，然后就去吃猪肉，跳舞。这是他们能想得到的三年内的远景。他们要吃猪肉，跳舞，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您或许会说，这是个游戏，可是他们要杀人，烧毁房屋和田地。我以前从来都不看黑奴。您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也不想看，可我发现我一直都在看，而且我也拿不准我看见的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一两个月之内，所有这一切都要变了。庭院里的这些人将会去大帆船上，去参加适当的公共工程，其他的人将会在这儿的庭院干活。这里还没有一个人知道呢。我们一定要保守秘密。我们要弄来一些华人。”

“从中国弄来？”

“严格地说不是。从印度，从加尔各答弄来。他们将会成为来到这个地区的第一批华人。三年前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政府大楼周围是一片荒凉啊。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座植物园。他们其他岛上都有。这种东西黑奴们是不了解的，种植园主们无论如何也不喜欢。种植园以外的什么农活他们都不想让黑奴们干。我给伦敦写信谈华人的事，齿轮已经慢慢地开始转动了。这事儿已经弄了快两年了。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招募了华人。他们到的时候您就不在这儿了，我必须说我已经失去兴趣了。Mi cama aquí…”

“将军！”

“让我练练我的西班牙语吧，将军。Mi cama aquí…”

“我这里的床……您的发音很好。”

“…no ha sido…”

“……一直都不是……”

“…una de rosas.”

“……一个种满玫瑰的花圃，一个安乐窝。‘我这里从来都不是一个安乐窝。’对您来说，这里也不是一个安乐窝。”

“绝对不是。我原来一直希望华人也种些菜。黑奴们真的是不懂，而他们种的任何东西种植园主们都不允许他们出售。他们说，在海地革命之后，他们不想让他们的黑奴们有任何思想。不过，我觉得他们只是想压迫黑奴们，而且不知道到哪儿算是个头。我在这儿的三年里头，看到的人类之卑劣，比我一辈子看到的都多。”

米兰达说：“卑劣，这个词儿我知道。可是我从来还没有听见有谁在谈话中用到这个词。”

“我猜想，那是因为我花了三年的时间组织这个句子。我在脑子里不断地说这句话。它能给我安慰。我们集中到这里的法国贵族们玷污了大家。您去过法国，在他们的军队里当过将军。我跟您讲的您全都知道。将军，法国贵族表现可不怎么样啊。我无法理解他们。他们觉得，周围的人都穿破衣烂衫，他们才富有；他们觉得，别人都堕落了，他们才安全，才有教养。我现在理解他们为什么在法国闹革命了。然后，他们在海地从头再来一遍，同样的革命又闹了一回，但是闹得恶劣得多。而现在，他们在这儿差不多又闹了一场革命，把我也牵扯了进去。”希斯洛普捶了捶胸膛。然后他一边说，一边有节奏地捶着胸。“我只好在半夜把军队派出去，到处抓那些领头的。如果要进行调查的话，我就必须承担责任。我，就我一个人。古维尔、蒙塔朗贝尔、卢泽特和其他人都是这么想的。他们觉得他们只要站在一边就行了，他们当初对待皮克顿那件事就是这样。不过，我可不愿意这样的事儿发生。我是个军人。我负责这片领土的保卫工作，负责公共秩序。我对管理和照看黑奴是一窍不通，也没有人要求我懂这些。伦敦的律师加罗在对皮克顿的审判中已经把这一点讲得清清楚楚的了。我有一整套记录稿，并仔细研究过了。加罗说，若一个官员超出了法律的规定，那他就要对他的行为负责。所以，议会中的种植园主们、监禁卒和其他人都得承担责任，谁都脱不了干系。我说的话他们不爱听，但是我已经把我的立场讲清楚了。将军，您要是在这儿待的时间足够长了，就会发现，我在这个岛上并不是人缘最好的。”

米兰达说：“会不会展开一场调查啊？”

“谁说得清呢？说不定会吧。从伦敦传来的消息一直都怪怪的。”

“要调查的事儿很多吗？事情很糟糕？”

“三个人被绞死了。脑袋里楔进去大钉子，尸体戴着镣铐挂在广场上。”

“在通往伦敦的半路上，泰晤士河两岸都倒挂着上过绞刑架的海盗的尸体。”

“很多人都被断了肢。在这些岛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您是怎么做的？”

“割掉他们的耳朵。我在其他地方见过这种刑罚。在一些很小的小岛上，他们是割下鼻子的，但是在这里，他们只割耳朵。”

“我在委内瑞拉从来没有见过这。可是现在不能相信我的记忆了。不过呢，要是某种惩罚成了习惯，那就成习惯了。您太紧张了，将军。叛乱就是一场叛乱。”

“感觉好受一点的时候我对自己也是这么说的，而且殖民地大臣卡斯尔雷发来了他的批准文书。他说，他知道，必须观察那个阶级的人的动向。但如果要展开调查的话，那份批准文书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要我说清楚，抽那些人一百鞭子，把他们的耳朵割掉的时候，我遵循的是什么法律，我是说不上来的。我所有能说的就是，我听从议会和种植园主们的意见，监狱里的工作人员似乎知道该怎么做。我从来没有遵循过法律，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执行的是什么法律。这片领土直到九年前还是西班牙人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说不定又回到西班牙人手里了，也说不定为了在别的地方交换到别的东西，这里又要交给法国人了，谁也不知道。您要是说，法律应该是西班牙法律，这里没有一个人告诉我那些法律是什么。法律书籍和律师们都在海湾的那一边。一个军人总督只能听从负责任的公民们的意见。汤姆·皮克顿当初就是这么做的，在他之后我也是这么做的。您知道针对皮克顿的诉状的全文。三十七条罪状：未经审判就执行死刑，错误监禁，动用酷刑，烧死活人……保释金定的是四万英镑。这个人给毁了，他这过去三年的人生可是一片漆黑啊。”

“将军，您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您动不动就草木皆兵。您不能把自己和皮克顿相比。他是恶名远扬，大多数罪状都跟政府有牵连，其他的罪名都给排除掉了。有一条罪状是在一个白黑混血的年轻姑娘小偷小摸的案子中施加酷刑，这一条也要排除掉了。”

“将军，在巴巴多斯他们没有告诉您吗？那场审判二月底就开庭了，埃伦伯勒勋爵审理。皮克顿将军被判有罪。”

“有一段时间我是喜欢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当时认为皮克顿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我有一笔旧账要和他清算。但是，我现在不这样想了。清算旧账会浪费掉太多的时间，就会忘记自己真正要做的事情。当然了，他会上诉的。”

“他会上诉。可是他已经给毁掉了。那些种植园主们，那些坐在监狱里，想出各种花样把人活活烧死、让人受尽酷刑的人，仍然逍遥自在皮克顿并没有建监狱，他来的时候监狱就已经在那儿建好了，有监禁卒，有酷刑室，有特别的热囚室。监狱是种植园主们建起来的。他们出钱让监禁卒对黑奴们施行酷刑，用鞭子抽打他们。至于对那个白黑混血儿姑娘动用酷刑的事，那个种植园主当时就是本地的治安官，他给了监禁卒六十雷阿尔[11]，大约是六美元六十美分。至今没有人调查那个种植园主，也没有人调查其他人。他们也没有交四万英镑的保释金。这些法国贵族，他们除了对自己以外，对谁也不忠诚。您要是在这儿待的时间足够长，思想就开始变了。您就会失去信仰。您就会迷失了。

“我告诉您。去年我们这儿说是有人要入侵，很恐怖的。刚开始说是法国人，后来说是西班牙人要入侵。西班牙海军上将格拉维纳带着像模像样的武器装备，在这片水域出现了。我不用跟您讲我们的军事设施多么简陋，在任何持续的进攻面前都不堪一击。很显然我们不能防御整个岛屿——两三百英里的海岸线，有些海岸线很难防守，而且这座岛这么多地方都没有人住——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议会决定我们要努力保卫什么。我当时认为保卫在查瓜拉马斯的海军港口更有战略意义。那个地区很小，是能够守住的。如果守住了军舰，有军舰在，他日就能再行战斗。种植园主们说，不，我们的军事设施的职责就是要保护财产。

“唉，将军，在英国进行的关于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争论，您是一直都在跟进的。我不用告诉您，种植园主们谈论‘财产’和‘财产的自由转让’以及‘自由供应’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找到一个办法不说‘黑奴’或‘奴隶’这两个词儿罢了。他们甚至没有谈论土地。他们来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白白拿的土地。西班牙人当初为了开发这座岛，规定每个定居者每带来一个黑奴，就给十六英亩的土地。一个白人定居者得到三十二英亩，一个有色自由人得到十六英亩。过来的很多人都是在其他国家的某些地方欠了债，为了躲债才跑到这儿来，才把自己置于西班牙法律的统治之下。他们带来的很多黑奴都是抵押了房产买的，弄得是债台高筑啊。

“所以，这些落难贵族们说，实际上，一场大战在即，作为总督，我的职责就是防止他们失去自己的黑奴。他们在伦敦有有权有势的朋友。这样一来，在花费了七万五千英镑加强查瓜拉马斯港口的海防之后，我不得不停下来，考虑加固这座城市及其周围的种植园。这就是为什么国库空虚，我的仆人们和士兵们穿的都是破衣烂衫了。我想到过招募一个黑奴巡防队，不用说，是忠诚可靠，用起来又得心应手的那种。那些种植园主们说，他们可不想失去他们的黑奴。我说：‘我们会请人对他们进行公平的估价。如果他们折损了或是受到了伤害，你们就会得到赔偿。’他们说，海地革命之后，他们不想让他们的黑奴们舞刀弄枪了。我说：‘那好吧。至少把你们的黑奴借给我一些，到我们在这座城市西边那座山上正在修建的城堡上干活吧。’他们说，他们可借不起。所以，我们被置于何地啊？做事情还有意义吗？”

“可是您建了城堡啊？”

“我是不得不建。那是作为总督的职责所系。我使用有色人的黑奴。有色人一点都不喜欢那一套，而白人在他们面前自鸣得意。现在，当然了，自从皮克顿被判有罪的消息以来，有色人种当中有些人是追随我的。有一个有色人已经以非法拘捕为由，在起诉皮克顿，要求其赔偿四万英镑。我在等着有人对我做出类似的事情。我日日夜夜在脑子里仔细回想我任期内做过的事情。我指责自己，为自己辩护，就像是一种病。是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那些黑奴被割掉了耳朵，还挨了一百皮鞭。在西班牙人统治的时代，鞭笞的上限是二十五鞭。皮克顿提高到了三十九鞭——是在法国人的影响下提高的。我为什么让那些种植园主们告诉我，那些人应该打一百鞭呢？一个人挨五十鞭以后就已经半死了。”

“将军，将军。一件内部的小小的不当行为和反对国家的叛乱是有明显区别的。您在毫无必要地折磨自己。”

“您这么认为？一个他们割掉耳朵的人是个自由的有色人。他们对那个人很有成见。他们说，一个有色自由人和黑奴勾结在一起就成了最危险的人。他们决定必须把他送回去当奴隶。他们割掉了他的耳朵，卖到岛外去了。他们在这些岛上就是这么做的。作为惩罚，这离绞刑只有一步之遥，因为之后这个人就不值得活下去了。他们对一个自由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我当初应该让他们给我拿出法律来才对呀。现在，调查人员会问我这个问题。英国的法律是不喜欢这样做的：逼一个自由人为奴，割掉他的耳朵，很便宜地卖给岛外的某个人，而这个人会让他干活，直到干死。对一个耳朵被割掉的黑奴来说，您能做的，只有这些，而不能把他卖了。

“实际上直到传来皮克顿受审的消息，我才想起那件事。现在，那件事我每天都想五遍、六遍、十遍、十二遍。等轮到我受审的时候，如果有人问我那个人的情况，我能说的就是去年十二月在审讯会上，种植园主们完全把我吓住了，他们告诉我必须这么做。当然了，我也对自己说，那可怜的人现在是不能联系到伦敦的律师了，他活的时间不长了。您知道的，将军。我既然对那个人做出了不公之事，又允许人们对他做出了非法之事，我现在只希望他死了。我想脱离这是非之地，将军。我觉得我在这儿就要沉沦下去了，再也看不清自己的路了。刚才我还对您讲，看清楚过去很容易。我的人生往回看十年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现在我是一头雾水，我再也弄不清楚为什么做事情。服从我合法的上司的思想也不再管用。那些思想可是我当军人时给灌输出来的呀。”

“使您忧心忡忡的不是皮克顿的案子，我想，是天气。我认为是您不活动的缘故。正像您说的，您当监禁卒太久了，您是在和幻影争斗。”

“将军。我还没有跟您讲呐。有一个案子，绝对是和皮克顿动用酷刑案有牵连的。这个案子是三四年前发生的，差不多是我到来的那个礼拜。本地的治安长官是一个种植园主，那天下午后半晌的时候来到了这里。我们还正从马车上卸我的箱子呢。那治安长官有些激动。他说，他们发现一个白黑混血儿的自由人和一个黑奴魔法师有交易。那个混血儿一直在纠缠一个黑奴妇女（某个人的家奴），要跟她睡觉。她拒绝了他。然后他就伸出手来，仅仅是为了表示友好。她握住他的手，他就用手指甲挠她的掌心。她立即就开始抽搐起来，她的手和胳膊开始肿起来。她尖声喊叫，街上的其他黑奴吓坏了。这里的黑奴总是很害怕毒药。有的黑奴跑去叫警察，一个警察就过来，把那个白黑混血男人带进了监狱。就是那座老监狱，皮克顿执政的时候建的那座，带热囚室、有酷刑室的那座监狱——我们两年前给拆掉了。

“治安长官很快就去了监狱调查。那个混血儿说他根本就没有毒那个女人。他只是擦了点春药药液在她的手掌心里。春药是从一个种植园的老黑奴那里弄到的。这种春药是把油膏、水银和剪下来的手指甲混合在一起配制而成，已经使两个女人疯狂地爱上了他。这一次，他说，可能配制的剂量太大了。给他配制这种药的黑奴跟他讲过，有这种危险。治安长官并没有觉得这个故事有多好玩。他命令监禁卒把这个混血儿带到阁楼上去用酷刑。也足够奇怪了啊，那是他们关押白人的地方。那里关押着一个意大利水手，他看见了一切。那里的酷刑就是皮克牌[12]，一种古老的骑兵团酷刑。譬如说，您把一个人的腿往后绑，右腿绑到左胳膊上，把他绑成死死的一团，然后捆着左手腕把他吊起来，直到他的脚指头挨着一张锋利的皮克牌的尖尖。

“重刑之下，混血儿给了解药。朗姆酒加阿魏[13]，我想是那个。这种解药当然不管用——这治安长官居然认为有可能找到一种解药，倒是令人称奇。那女人身上还是肿，还是不停地尖叫，弄得大家都快吓死了。那法国监禁卒老瓦洛就又把混血儿捆了起来，这一次混血儿晕了过去，出了一身的冷汗，躺了很长时间。他醒来的时候，就改了说法。他说，那春药是他从一个黑奴魔法师那儿弄到的，那个魔法师早已被从这座岛上驱逐出去了。我如今才知道，种植园主一听到‘魔法’二字就惊慌失措。我那时候可是不知道的啊。那是我来的第一个礼拜。治安长官坚持认为，我们应该立即把混血儿驱逐出岛，他要当时就驱逐那个人。

“于是就这样做了，就在这儿。没有判决文书，什么都没有。实际上，这个案子我并没有忘。但是我记得更多的是春药药液、阿魏和朗姆酒，并不是那个魔法师。现在呢，我只好从我的记忆中把它挖出来——那天我跟治安长官谈话的所有细节。因为自打给皮克顿定罪以来，所有这些细节都重新浮上了脑海——那个混血儿，连那个意大利水手都想起来了。不知怎么的，他们都上伦敦去了，也不知怎么的，他们都找到人帮他们找到了住处，支付了花销，不知怎么的，他们都已经和律师们搭上了关系。所有支持起诉皮克顿的人现在都是他们的后盾。

“有色自由人对这件事也是热血沸腾。这里有六千人呢，他们还能筹集资金。使我感到焦虑不安的是，我像我的前任汤姆·皮克顿一样，一直是有色人种的朋友。虽说您听说了不少传言，但他是一直反对对有色人种进行法律上的羞辱的。他就此给伦敦写了很多封信。因为那种法律上的羞辱是人们在谈到（您还会听到他们谈到）在这里有必要实行英国法律，实行英国宪法，设立政府代表时有意为之的。我们这里的用词有一种特殊的方式，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们想成立自己的立法议会和执法议会，想建立自己的法律体系。

“我要告诉您当中的一些法律将会是什么。他们想防止有色人种拥有黑奴。这纯粹是恶意的。让有色人种拥有黑奴变成非法行为，就会使他们一下子变得赤贫。在这种地方，凭他自己是无法经营一个种植园或者谋生的。人们做所有事情都是靠自己的黑奴。我们没有自由的熟练工。一个有色自由人假如没有黑奴的话，唯一能做的体面的事情，就是去当议会的警察，一种普通的巡夜者。就像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一样，他留意镇子上的码头和黑奴院子，当心黑奴们破坏宵禁。有时候他会在监狱帮帮忙。不允许他拥有黑奴，而且有充分的理由。会有各种各样的指责——绑架新来的黑人，新来的黑人失踪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管怎么说，这儿只有六个警察。财政能负担得起的也就这么几个人。但是却有六千个有色自由人。如果一个有色自由人拥有黑奴变成非法，他就不得不卖掉他的那些黑奴，能赚几个钱算几个钱，否则他的黑奴就会被没收。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会有人赚上很大的一笔钱。在这里，至少一半的黑奴是由有色人种拥有的。所以，我们在谈的是很多钱。假如，几乎是确定无疑的，照我们的朋友们的说法，明年黑奴贸易停止，‘供应’纯粹变成本地供应的话，那么，我们在谈的钱还要多得多。

“还有一些事情，迪卡斯特莱特家族、蒙蒂尼亚克家族和蒙塔朗贝尔家族正在策划。他们想阻止有色人种买房子。这是西印度群岛留下的一部古老的法国法律。他们希望有色人种住哪儿呢？他们给房子下的定义又是什么呢？他们说的是一处房产呢，还是城里的一座房子？我告诉您吧：那意思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它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迫害手段：拿走人们的谋生之道。掠夺他们的那一点点资本，然后就降低了他们的身份。

“还有别的事呢。这事儿太糟糕，您在这儿的时候是不会听说的。法国人不会跟您说，而有色人种因为太害怕、太羞愧，不会讲这件事。白人种植园主们私下里让他们知道，等执行了英国法律，他们这些有色人种稍有不法行为，就会遭到鞭笞。现在只有黑奴才受鞭刑。所以，虽然现在有色人种是自由人，是资产所有人，但将和黑奴没有区别。他们将没有钱财，没有资源，很多人肯定会再次沦为奴隶。而所有这一切都将以法律的名义，以人权的名义，以英国宪法的仁慈做到。

“他们知道我是反对它的。所以，他们就在伦敦，在全岛上下，抹黑我的人格。说我是个酒徒、醉鬼，在政府大楼过分贪恋杯中之物，酒宴过后人事不知。对一个总督来说太没有尊严了。所谓的酒桌之乐：红色的咸味黄油，没有蔬菜，以及这船上的吃食。

“您现在看出来了，我做过的最坏的事情，可能就是允许把那个人的耳朵割掉了，使一个自由人沦落为奴隶，被当作最差的那种黑奴来对待。这实际上就是法国人想对所有有色自由人做的事。他们在审讯的时候感染了我。他们跟我谈到了马提尼克和海地。他们告诉我，当黑奴过分受到魔法和妖术的影响，就不得不把黑奴烧死。有个人告诉我，他在马提尼克的一个朋友不得不烧死了四个黑奴。他们对我说，一个有色自由人如果习惯和黑奴搅和在一起，那就很危险。他们想让我狠狠地伤害那个人。在审讯出示了所有的证据之后，在听了那些貌似简单的人非常镇静地谈杀人，就像这是他们在夜里玩的国王和王后的游戏的延续，这之后，我看到这座岛屿、这个镇大厦将倾。我从来没有要求看法律。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个人，没有见到他们在监狱里都对他做了什么，也从来没有问过，他们是怎么把他卖到岛外的。假如没有出皮克顿定罪的事情，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更多地想起这件事。邪恶啊，将军。我过去三年所经历过的邪恶。”

米兰达说：“他们可都是我的志愿兵啊。我现在没有别的人了。”

“是您的志愿兵，不是您的主人。作为一个军人，我所受的道德教育就是服从我合法的上司。我——作为一个军人——从来没有明知故犯做过一件非法、错误或者违抗上级的事情。大多数军人都能说同样的话。现在，尤其使我感到烦躁不安的是，我极有可能作为一个压迫者被拉到公众面前。特别是我一直把保护这些人当作我的天职，但如今却成了一个压迫这些人的人。假如展开一场调查、审讯或者是审判，我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辩护。要为自己辩护，我就不得不把自己置身于我认为臭名昭著的人那一边。有色人种说过了，在皮克顿定罪之后，他们打算把我树为典型。这可不是什么好听的话。而且我有理由相信他们是受到了法国人的蛊惑，目的就是把我搞下去。将军，现在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清楚了。我已经被弄得一头雾水了。”

“这里肯定不是您的安乐窝。Claro que su cama no ha sido una de rosas, como ha dicho.”

“我觉得我需要重新开始了。”

“您在加拉加斯肯定能做到这一点。”

“将军。”

“可是，您就会跟法国志愿兵站在同一边了。”

“那将纯属偶然。我很清楚您的目的和设想。”

米兰达说：“让我看看这封从您的岗哨亭里拿来的信吧。您是不是觉得，有可能是您的一个白黑混血儿朋友写的呀？拜托，将军，请允许我开这个玩笑。这封信不是用法文写的，是用西班牙文写的，而且出自一个代笔人之手。所以，至少是很正式的。我浏览一下。或许是什么都没有，也许仅仅是标准的咒骂而已。开头很客气。太客气了，一个不祥之兆。可以肯定，一会儿语言就变得激情澎湃了，我认得出是某些西班牙官方声明的宣言风格，是一封从西班牙当局寄来的信。信写得很严肃。它警告我会有图帕克·阿马鲁的下场。图帕克·阿马鲁是一七八〇年在秘鲁发生的声势浩大的印第安人叛乱的领导人所取的印加人名字。他被捕后遭受了严酷的刑罚。他还活着就被割去了舌头；接着，他还活着就被四匹马朝着不同的方向拉，给分尸了。尸体被分成四大块，装进四个特地准备好的皮盒子里，送到了秘鲁的不同地方。西班牙军队里的每一个军官都知晓图帕克·阿马鲁的下场。那时候我在牙买加，是个刚刚晋升了军衔的上校，在和英国人谈判交换战俘的事情。他们给一个活生生的大活人准备四个皮盒子，这种想法尤其使我心烦意乱。我想，两年之后我决定开小差时，这件事是我内心深处想到的诸多事情之一。我在美国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叛乱。另一个人取了图帕克·阿马鲁这个名字，还是以一样可怖的方式被杀死了。不过，还是让我更仔细地读读这封信吧。”

“尊敬的先生：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所有大陆的口号。作为西班牙人，在一片自古就属于我们的土地上，我们有着和您一样的雄心壮志。我们的目的就是怀着对一个著名的同胞一贯的敬意，告诉您，自从英国人征服了我们的岛屿之后，在您的英国主子的统治下，我们是怎么过活的。英国的第一位军人总督皮克顿当时追求的只是砍掉西班牙人的头颅，他目前在伦敦赎罪。他几乎把所有有文化、有教养、有知识素养的西班牙人都驱逐出去了。您是不会从您那位好交际的主人希斯洛普那里听到他是怎么对待您的同胞中下等人的残渣余孽的，那些卖掺水烈酒的店主们，船工和猎人，烧炭工，沿街叫卖牛脂和干马肉的小贩，那些简单的人。您肯定从小就记得，那些人从来不知道好话为何物，在目前受羞辱的过程中，保护他们的只有他们的信仰和自豪。希斯洛普懦弱成性，一直不敢碰那些法国家族，他保护他们的黑奴不受侵犯，免除他们的强制劳役，但却让所有的西班牙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这就必然要收西班牙人一百元的钱购置军服和装备。收这笔钱是希斯洛普本人定的，我们下等人中很少有人出得起这笔钱，所以，大多数人就只好离开这座岛，或者到高地的森林里去。这两种情况不管哪一种，他们都要放弃仅有的那一点点财产，充公到希斯洛普的国库里去。所以，在英国人统治的将近十年里，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逃亡者，变成了没有法律保护的人。我们的语言也被判定为仆人的语言。

“如今您来到了我们中间。在海湾两岸，我们都已经听说了您伦敦的两位赞助人特恩布尔和福布斯的计划书，他们以公平的价格提供急需的现代工业品。但是，在我们有些人眼里，您更多地不是一个解放者，一个爱好自由的人，而是一个一直忠诚于故土旧地的加拉加斯人，如今却以一个英国企业代理人的身份回来，企图把这个大陆上的人民沦为贱民，这种情况在亚洲大多数地区已经发生，在这里也已经发生了。

“自从英国征服以来，您和皮克顿之间使用了自由和革命的语言，诱惑很多好人放弃了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放弃了人性之感，不再负有那么多神圣的宗教和社会责任。您把这些人诱惑到这座岛上——您的颠覆行动的根据地，您把他们关在这里，就像关笼子里的野兽一样，全凭您一时的兴致把他们放出来，扑向无辜的平民百姓。这些受到误导的人随时准备为您和您的事业献出一切。而您却什么都没有给过他们。您的革命，由于是没有基础的，在好人的灵魂里无法得到共鸣；由于已经退化为一种个人的事业，毫无高尚可言，所以就一直没有到来。当这些骄傲的西班牙人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奋起反抗您和皮克顿的背叛行径时，你们就找到办法使他们噤声。想想胡安·曼萨纳雷斯吧，他曾经在这座城市卖掺水烈酒的小店里高声喧嚷，大吹大擂，手里的英国票子哗啦啦地响。然而，突然之间他就神秘地死了，死时仅有三十五岁；老曼努埃尔·瓜尔，刚开始被皮克顿藏了起来，然后就被用鸦片药丸混合碎玻璃渣残忍地毒死了；他的朋友何塞·埃斯帕尼亚，绝望透顶，就渡过海湾回来了，却被内部的人出卖，被枭首，漂亮的身躯被裂为四块，脑袋被装进一个铁笼子里，挂在加拉加斯城拉瓜伊拉港口的大门口示众；安德烈斯·德埃斯帕尼亚，在这里臭名昭著的监狱里遭受折磨，已达数年；胡安·卡罗和安东尼奥·巴列西拉，两个人都死了，葬身何处不得而知。想想这些人吧，想想其他人吧，您和皮克顿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侵吞掉了他们的生命和激情，而您踏上这片血染的土地，却没有感到有什么惶恐不安，真真是咄咄怪事。您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您的下场有可能和他们一样，这座被强夺过去的岛屿有可能也会变成您的牢狱和坟墓。

“不管希斯洛普给您什么样的鼓励，他的话都一文不值。他就是个大兵，服从就是他的荣耀。他今天会设宴招待您，是因为他长于待人接物，这是赫赫有名的；如果他收到命令，明天就能翻脸不认人。您会发现他是有爪牙的，这一点我们早就发现了。您在海边丢弃的那五十八个人，已经遭到应有的惩罚。您也会遭到法律的惩罚。这里虽然曾是您的故土，但是您在这里较之在伦敦，更加孤立无援，更不会受到保护。这封信抄写了六份。至少有一份能到您手里，您会想一想图帕克·阿马鲁。”

希斯洛普说：“将军，将军。您才来第一天，我真不该给您看这封信。它使您感到不安了。”

“它已经使我感到不安了。我知道西班牙人的仇恨，可是每当我再次接触到它时，我总是感到震惊。这是一封仇恨的信。您先前谈到，这里的人们让您感觉到了他们对那个想割掉他耳朵的有色自由人的仇恨。他们让您看了他。他们告诉您他相信他自己的能力。他们让您看到了他眼里地狱般的仇恨。他们让您感觉到，您不仅仅要惩罚那个人，您还要摧毁他内心里面的东西。西班牙人的仇恨就是这样。它从来都不遥远，而且它跟信仰、真理以及报应的思想混杂在一起。作为惩罚者，您是正确的。您处在上帝的位置。

“我了解这种仇恨，因为经过这些年之后，这种仇恨也在我心里。我自己也积怨很深，我知道我所做的一部分事情惹得人们写了这封信。冤冤相报啊。关于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我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说过一些傻话，一些伤人的话。我知道如何伤害了他们。一七七一年我离开加拉加斯的时候，西班牙对我来说就是世界的中心。历史、文明、雅致。而当时美国还不存在呢——美国的那些殖民地比我们还穷——而法国大革命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我都不好意思告诉您，我在加的斯的第一个月买衣服花了多少钱。我是过了好多年才发现，我原来有过的关于西班牙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观念被夸大了。战争结束后，我从西班牙军队开小差，于一七八三年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关于西班牙的事情我怎么想的，就可以怎么说了。这样说对我没有任何害处。这一点我看到了。但后来就有了处死第二个图帕克·阿马鲁的事情。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比和我在一起的美国人对我的影响都大。我开始说我本不该说的话。有一天晚上，耶鲁大学的校长斥责我说，西班牙人比我了解的更加尊重法律。我说，西班牙遵法守法的事我还是了解的，我就是从墨西哥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我当时是一时冲动就编了个瞎话。那番话很容易就说出口了，他一下子就不说话了。

“我去俄国的时候，瞎话说得就更离谱了。我觉得到了那么远的地方，关于西班牙或者自己，我说什么都没有关系。我告诉您，我充分利用了那份自由。俄国女皇和她的贵族们是那么感兴趣，那么愿意保护我。我忘乎所以了，觉得我生来就是干这个的。我从来都没有感到如此高枕无忧。我说有关西班牙的事情来取悦他们，说宗教裁判所、迷信、西班牙人的无知和堕落等烂事儿，说西班牙国王和他儿子阿斯图里亚斯的烂事儿。

“他们需要我。有一天晚上，在圣彼得堡的一次聚会上，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很英俊的先生一看见我，就从房间的那一头朝我走了过来。我微微一笑，鞠了一躬，准备好听他那俄式法语，期望着他说话磕磕巴巴，很友好，很有兴趣，跟我见过的其他俄国贵族一样，热切地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但从这个英俊的先生嘴里说出来的不是法语，而是西班牙语，是西班牙国的西班牙语，说话那口气，那方式，都是跟仆人说话用的。他是西班牙代办马卡纳斯。他要我——差不多是当场——拿出封我为上校和伯爵的西班牙文证书。那是我在俄国的做派。这种做派非但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害处，而且能给俄国人快乐。他的蔑视刀一样刺痛了我。那是从西班牙来的出身良好的西班牙人对南美洲人的蔑视。我感到很耻辱，被人揭了老底，这就像被人推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加拉加斯。我正要开口说，我在公主兵团服役过一段时间，退役时就是上校。但在最后一刻，我改变了主意，加拉加斯大街拐角那最粗鲁、最下流的骂人话从我嘴里脱口而出。在其他任何场合，他都会不得不拔出剑来，然而在那个房间里，他不得不吞咽下那污言秽语。当然了，他没有忘记。他给大使写信，大使给他周围的人写信说了我的事。我最近想起了这件事，就是‘蜜蜂号’和‘巴克斯号’两艘船被拦截的时候。很奇怪啊。我在领导一次入侵，这次入侵我说了多年，然后带着那次在遥远的圣彼得堡房间里的回忆，我想：‘现在，你可是把自己置于他们的进攻范围之内了。’”

希斯洛普说：“那些人会怎么样呢？”

“毫无疑问。西班牙人会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那些军官们，多诺霍、鲍威尔和其他人，都会被处死，有些人会遭到监禁。我原来就总是对他们讲：告诉我——这是信中写到的一些东西——您认为是为什么，我派到这儿的所有的探子都使我大失所望，都变坏了？贝尔纳您是了解的。而其他人呢，我都了解。”

“他们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失去了信心，就像皮克顿那样。虽然人们说了他很多坏话，但是他来这里不是买种植园的，他从来都没有想当种植园主。他是个军人，他来这里是希望有仗可打。他们承诺了在南美要有大事情发生，可是欧洲的盟国却不断在变，伦敦的政治也就不断在变。入侵的事就一拖再拖。您不能让一个人等了又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您那份定力。”

“定力，我不知道。或许是从来都别无选择吧。没有出现过第二种可能性，也从来没有人给我说过第二种想法。”

“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要那样做，将军。”

“有一段时间，我在伦敦常常说反对皮克顿的话。我认为他在毁掉我的探子，毁掉那横跨海湾的一场场革命。我错了。老曼努埃尔·瓜尔和其他人是在这里被杀掉的，实际上，我现在了解到是被一个委内瑞拉人杀的；加拉加斯招募到他，给了他那有名的玻璃药丸。皮克顿驱逐并送回到欧洲的那个我的人后来被证明是个骗子。我的又一次错误判断。那个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妙笔生花地谈法国那靠不住的革命，几乎在同一天，也给西班牙国王写了一封信，泪流满面地祈求他的原谅。皮克顿几乎是一看见他就把他驱逐了。我听到这件事时也勃然大怒，但他在那里确实帮了我大忙。

“我说反对皮克顿的话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但我对任何人都不能承认这一点。一七九八年，他对我、我的过去以及我为革命所做的工作一无所知，就给伦敦写信告我的状。他说，他们或许会发现我还有用，但是不应该告诉我太多。原话要坏得多，我是忘不了的。那些话是我的朋友拉瑟福德传给我的。那番话在诸位大臣那里起了很坏的作用。那些话我现在还能背得出来，‘现在在伦敦有一个加拉加斯人，这种场合他也许会有些用处，并非由于他对当地十分了解，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他只是加拉加斯一个店主的儿子……’这是我离开家将近三十年以后的事了。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事，建立起了我的事业，成就了我的品格，冒了这么多的风险。所有这些他都视而不见。而他自己呢，一无所成。”

希斯洛普说：“他只是在重复加拉加斯人说过的话，用他的话重新表述了一遍，就是要诋毁您嘛。”

“我知道。我那时候就知道。那样的东西现在是一点儿都不会让我烦心了。可是我那时候无法原谅他。我总是说他的坏话，甚而至于伦敦的大臣们决定派几个专员取代他，并派人调查他，消息传到我这儿时我是当作好消息的，他们要我派一个我自己的人跟新的专员一起走。我觉得应该派我知道的最可靠的人，从普遍意义上重新建立我的信誉。我选派的人不能再糟了：贝尔纳。您知道的，他出来后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个字。有一个人倒是一直给我写信来着。他的名字叫佩德罗·巴尔加斯。每隔一两个星期，从巴巴多斯或者是背风群岛驿站的邮轮来到的时候，白厅里的人就会给我送来从第一专员办公室寄来的一捆一捆的信件，是我的人佩德罗·巴尔加斯寄来的。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我早该察觉出来的。写得天花乱坠，用的是西班牙文的宣言风格。写这种东西巴尔加斯是高手。我是一个大救星，一个救世主。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的每个人都在等我，随时准备为这一大业献出他们的生命和财产。

“有一封信使我昏了头。他说，他写这封信时激动不已。由于各种原因，行动的时刻绝对已经到来了，我们不应该等了。如果必要的话，只有我们两个人，也应该发起革命。我们一旦登陆，在沿海任何一个地方登陆，人们就会朝着我们的旗帜蜂拥而来。我把这封信拿给大臣们。我给他们看巴尔加斯专员——封了他这么一个错误的头衔——写的东西。我夸大其词地讲佩德罗·巴尔加斯的可贵品格，几乎让自己露了马脚。我跟大臣们说，如果他们愿意给我一艘军舰和装备，允许我去特立尼达，从那儿的黑人军队里拉起一支队伍，我情愿放弃我从英国政府那儿领取的津贴。幸好他们拒绝了。我不知道他们对巴尔加斯的了解有没有我多。您能想象得到吗？假如我在这儿出现，要求黑人军队入侵南美大陆，会出现什么局面？您要守卫这座小城，都没有足够的人手。而那些种植园主们又不愿意把他们的黑奴给我用。我就不得不回到伦敦，求他们再给我发津贴了。

我后来发现，巴尔加斯甚至没有写某件小事或者当地的某些闲谈作为辅料细节。他写那封信仅仅是为了让他的报告多一点花样而已。他就住在第一专员的房子里——就是这座房子，担任秘书兼西班牙法律的顾问。他每隔几天就给我写一个童话故事。他从我那里拿津贴，每天十先令。他从第一专员那里拿的钱比这要多得多。他一度是个革命者。他曾经参与过一次在新格拉纳达的谋反，使自己身处险境，受了大罪。然而现在对他来说，要紧的是定期从第一专员那里拿到钱。”

希斯洛普说：“在二月份的审判中，巴尔加斯的证据把皮克顿扳倒了。我看过庭审记录。巴尔加斯被称作西班牙法律专家。他是英国唯一一个（如果您相信的话）有相关西班牙法律书籍的人。他说，过去有过非常古老的西班牙法律，允许酷刑，但现代法律不允许了。就是这么回事。很奇怪，在绞刑和烧死人所有这些更大的罪名被提出来之前，这个小小的盗窃案居然就使他倒台了。签署了那个令人尊敬的治安长官让他对那个年轻的白黑混血儿姑娘动酷刑的命令，皮克顿为此受到了审判，而治安长官却毫发未损。很奇怪，皮克顿居然是被您派到这儿并使您大失所望的这个人毁掉的。现在有他在，所有那些给我罗列的罪名都是有可能的。我刚来的第一个礼拜就出现了白黑混血儿和春药的案件。我每天夜里都在脑子里想，假如我在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庭上受审，我该怎样为自己辩护。我不知道我要找谁当目击证人，我要如何证明是西班牙人动用酷刑。接着，我觉得，为一件和自己几乎毫无关系的事情而忧心忡忡，是浪费自己的生命。”

米兰达说：“即便是我被皮克顿激怒的时候，我也没想这样子把他搞倒了。他会因此而鄙视那谎言，鄙视我们的。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当然没有想让他被佩德罗·巴尔加斯这样的人搞下去。”

“我亲爱的萨莉，一切都安好。你看，你太紧张了。在希斯洛普的帮助下，我们已经把‘利安德号’上的美国人带了回来。他们喝得酩酊大醉，纵情欢闹，还要闹上几天，不过军纪却是越来越好了。我们在本地的军营天天训练他们和那些法国人。洛皮诺特·德拉夫勒西利埃勒伯爵坚决拒绝在一个美国人手下服役，所以我们觉得把这两组人分开更好一些。这一次我们将建一个由十艘军舰组成的小舰队。英国官方并没有帮忙组建这支舰队，但是我从海军上将科克伦和梅特兰将军以及这里的希斯洛普将军等人的态度里，能够揣测出伦敦对我支持的力度，他们都向我献殷勤，我在他们脸上能看出敬意来。他们依然认为我是能为他们做事的人，我因此感谢上帝。希斯洛普认为我可以给他一份好差事，梅特兰和科克伦（他贪心不足，很容易就掌控他）期望到一定的时候，我赐给他们在这片大陆上的大片的种植园。

“亲爱的，你认为这些人都是草丛中的毒蛇，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年轻的时候常常那样抱怨，但我错了。你千万不要鼓励利安德和弗朗西斯科期望从人们那里得到比他们应该期望的更多。你千万不要和他们谈草丛中的毒蛇。科克伦、梅特兰和希斯洛普这些人，并不一定要忠诚于我。把我们拉到一起的是相互之间的利益。一旦利益没有了，我们就会各奔东西。各奔东西也不会有什么不道德、不忠诚可言。你如果开始有了这种想法，亲爱的，你就会自寻烦恼。你就会时时刻刻处在道德迷乱之中，这样子你就会责备每一个人，而不责备自己，相应地人们就开始想探知他们不喜欢你身上的哪一点。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谈过了。我认为在你对你的某些家庭成员的态度中最为明显。

“至于特恩布尔，他是我最要好的老朋友了。我们三十多年前在直布罗陀海峡认识，那时候他是个中间商，我是个上尉，从那时起我们就是好朋友。现在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事后都敬重我，我也敬重他。我再也找不到像特恩布尔和拉瑟福德这样的人了，那种友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特恩布尔对我不耐烦了，我也会对自己不耐烦。一个真正的朋友不会总是需要注意言辞，不要怀疑他，不要对他心怀不满。我写这番话只是因为，你知道，我担心你会心神不定。

“我写系列信函，或者叫信函日志，从未歇笔。我在心里不断地和你说话，把每件事都报告给你，有时候是很小的事情，那是因为我爱你的爱。你几乎已经变成了我醒着的大脑。不过并不是我说的每一件事都会写下来。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了。战舰已经准备好。我不会在‘利安德号’舰上。我将乘英国皇家海军舰艇‘莉莉号’。这是科克伦的主意：他认为如果发生战斗，西班牙人会直冲‘利安德号’而来，这艘船上飘着美国国旗，大家都知道，这是我的船。战士们都已整装待发。然而有一件事我不愿意写，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情绪很低落。

“昨天，第二封西班牙文信件被扔进了这儿的岗哨亭里（后来，贝尔纳送来一份丢在市议会房间里同一封信的手抄件），这封信讲的是他们在加拉加斯市教堂为截获‘蜜蜂号’和‘巴克斯号’两艘军舰而举行的盛大感恩仪式，讲的是在卡贝略港对那五十八个人判刑的事。十六天以前，这五十八个人脚踝上戴着脚镣被带出来，带到监狱大院里，监狱人员让他们跪下，向他们宣读了判决书。十个军官被处以绞刑，其余的人都被判了八到十年的监禁加劳役。他们将睡石头床，枕砖头，他们将要戴二十五磅重的锁链。那十个人十天前被处死了。我知道，那些西班牙人会匆匆地走完法律程序，这样一来，这些消息就都会在这第二次进攻图谋之前传到我这儿了。

“对这些细节的描述如果是夸大其词就好了。可是我知道，这些细节没有夸张。绞刑架就在监狱大门的外面。那十个人，身穿白袍，头戴白帽，戴着脚镣，被领到外面的绞刑架前。每个人的脑袋放进绞索里之后，那个黑人绞刑刽子手就滑下绞绳，坐在那个被绞死的人的肩膀上。那些尸体被割下了脑袋，卸成四块。被卸开的尸块和那死人的军装和胳膊堆在一起，上面盖着我那面哥伦比亚国旗撕得七零八落的碎片，然后一把火给烧掉了。萨莉，我知道他们会对你在格拉夫顿大街制作的那面旗帜特别地作践一番，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的。

“宗教裁判所的气氛，我那被视为异端邪说的革命——都比我原先想的还具有破坏性。如果说我一度知道如何伤害他们的话，那么他们现在还知道如何烦扰我。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最早冒出的想法之一，就是让这两个孩子受洗这件事我做对了。我三十五岁左右，在海外待了十五年之后，先是在美国，后来在俄国的时候，那早年的我在委内瑞拉的整个世界似乎非常遥远，似乎是另外一生的一部分。我觉得我已经忘却了很多，而今，却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一七七一年仿佛不过是去年。”

“我亲爱的夫君，我们在这儿是这样一种状况。我叔叔刚刚从印刷商霍兰先生那儿带回六份你的画像。我叔叔说，雕刻工应该雕刻得更好一些才对，由于这些人要干太多的活，他们只雕刻角落，也不想办法去理解他们临摹的作品。他们一样活儿还没有干完，就又寻找下一样活儿了。画像上倒是显示了你头上的在祥云里的皇冠，但是我叔叔说，活儿干得不怎么样，皇冠画得太差了，不过人们并不在乎。他说，这张画像放在霍兰先生的橱窗里，人们驻足观看那皇冠，都会这么想：霍兰先生还是很懂行的。但是，我亲爱的夫君，伦敦这些商人的缺点是，我叔叔在前面书房里那张小桌子旁画的那张像，他们不在画像上署他的名字。他们说，这幅画是他们在巴巴多斯海军里的画家比照着真人画出来的，我叔叔说他们总是说这种话。我亲爱的夫君，在你的画像下面，他们雕刻了你那个小小的舰队里各艘轮船的名字。什么样的舰队，我亲爱的夫君，我压根儿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我们天天等着听到好消息。你的军舰有着那么漂亮的名字，莉莉、殷勤的斗牛犬、修剪机、大驯犬等。我无法告诉你当利安德知道有一艘船和它的名字一样时，他有多么激动，他把玩具船放在积木上满屋子拉来拉去，他说妈妈我要带着我的船去找将军。我告诉他海洋很大他的船航行不了多远，他说妈妈那我就买个更大的船去为将军作战。他读书读得很好，他答应不再打扰小弟弟。小弟弟正在睡觉呢，长得和你的画像一样漂亮，我亲爱的将军。这些日子是他们最快乐的日子，我亲爱的夫君。”

“啊，萨莉。隔开我们的不仅仅是海洋，还有时间，一分开就是三四个月。你写的事情在我这儿都是四个月前的，我现在写的东西你两个月后才能看到。我不知道到那时会发生什么事。失败了，萨莉。整个事情都失败了。你说得没错，伦敦的那些人在最后一刻令我很失望，他们撤回了援兵。我回到了特立尼达。

“我现在不在政府大楼住了。从官方来说，我在这儿是没有职位的，也没有司令部。我只是我个人，而且我在这儿期间，必须放弃所有使这个大陆革命化的企图。我来到的那天上午，去拜访了希斯洛普。他无法假装不认识我，但他的言谈举止就像他对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一无所知似的。当我请求允许我居留的时候，他说这件事他爱莫能助。他说商人们不想让我登陆，他们向他请愿了。他们说，因为我，他们有六个月没有和公海上的人做生意了，他们无缘无故地破产了。就在那天上午，他们要在议会讨论那份请愿书。希斯洛普认为我应该参加这次会议。我猜这是友好的建议。如果我没有去，或许贝尔纳就不会那样为我大声疾呼，如果贝尔纳没有大声疾呼，投票结果就会对我不利。希斯洛普当然会满腹遗憾，但是我将不得不离开。天知道我这会儿会在哪儿。

“刚开始，一切似乎进行得非常顺利，萨莉。啊，那些好的开始啊！我曾经有过那么多好的开始。它们是那么鼓舞人心，与此同时又是那么惹人心烦！我们的军舰驶到科罗镇，一路没有干扰。我们朝要塞开火，他们予以回击，然后，那些西班牙士兵们就撤退了。我们登陆，进入了镇子，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只有三个人受伤。然后，我们发现根本就不值得庆贺。我们进入的是一座空城，一个人影都没有。在特立尼达的委内瑞拉间谍把工作做得太好了。他们知道我们的力量，也确切地知道我们要在哪儿登陆，而且还知道英国人只会从海上支援我们。

“很多年了，我都相信——像瓜尔、卡罗和巴尔加斯这样的人鼓励我相信——我一登陆，人们就会朝我的旗帜蜂拥而来。现在，没有一个人来。我原以为他们是受到了当局的威胁，我认为我应该用西班牙人或委内瑞拉人的方式对付这一局面。我性格的那一面占了上风。我觉得，既然带着这么威武的一支海军部队出现了，我就应该大声讲话。我发布了一个声明：西班牙人的统治已经结束了。所有的官员都应该走出来，宣布对我的忠诚，否则将后果自负；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子都应报名参加我的军队。这也是一件做错了的事。没有一个人走上前来，这使得我在我自己的人当中的威信进一步遭到破坏。我派出很多支小分队到周围各个村子里安抚百姓。我发现西班牙人早已先发制人了，他们更懂得如何进行这场战争。已经有好几个礼拜，那些牧师们都布道说我的坏话。任何帮助我的人都将被驱逐出教会。梅里达的主教宣布我为异教徒。

“接下来的十天，从科罗镇撤下来的西班牙士兵一直在跟踪我们，他们有一千五百人，而我们是四百人。与他们交战是不可能的，翻山越岭行军至加拉加斯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志愿兵开始显示出紧张情绪。军纪开始涣散了。一天，法国人和美国人两派之间还发生了纷争，有三个人受伤，一个厨师被杀。这件事使我大为震惊。我认为我们应该返回到海边去。我们当然没有马车载伤病员，没有马，没有骡子，就只好使用轿子，抬轿的人每半个小时左右换一次，这样我们的速度就慢了许多。我觉得我走进了西班牙人的圈套，我觉得西班牙人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扑来。于是，我就使劲驱赶抬轿的人。有一段时间，我威胁要亲手把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枪毙。他们至今都没有原谅我。我现在不住在政府大楼里了，他们就在大街上大声地骂我。

“一天深夜，我们重新登船。我为这一刻等了这么多年，此时却不知如何是好。我给牙买加的英国总督写信求援。这是件蠢事。他当然不可能给我派军队，我等了六个星期才听到这一消息。此时我们的给养即将用完，食物奇缺，人们生病、闹事。然后，海军上将科克伦给我送来一封信，告诉我他也无法再提供援助了，伦敦下达了禁令。他对我的支援仅限于保护我不受敌人海军的攻击，防止敌人援军登陆，保证我重新登船的安全。总之，这件事全完了。我原以为科克伦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因此很容易对付。而如今他那封信如此准确无误地切中要害，如同战场上的指令，一字一句都向我说明那使他成为一个海军上将的能力，展示了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的权力。

“在海上，我们逆风向东航行了五个礼拜，那狂风恰似我的厄运之风。之后，我带着我的残兵败将回到了特立尼达，这就是我当时的情绪。而我回来的那天就不得不去给希斯洛普一个好脸看。然后，还像一个离权力只有一步之遥的人那样，不得不坐在议会里，与那帮走私禁运品的家伙们讨论我的未来。

“某种程度上，科克伦对我还算尊重。他安排我住在皇家海军上尉布莱尔利的家里。布莱尔利及至目前还是有礼且得体的。他住的地方，排场比希斯洛普大。不过，作为这里的海军领导人，他经管这里类似于一个平行政府的东西。他在这里执行《航海法案》。他管辖的只是一艘停在海湾里、去掉了桅杆的船体，然而他一上了船，就不受希斯洛普管辖权的约束。这支海军的权力就有这么大。《航海法案》和贸易有关。这就意味着，布莱尔利类似一位海关官员。这就意味着，他同走私商和这艘船的船长们分赃，而向别的人提供保护。他在发大财。他清楚自己的财富精确到先令，这一点他也让我知晓了。我知道我住着的这座西班牙港的房子价值一万元（而且他还口口声声说说不定哪天他就把它卖掉了），而且我还知道，他还有一处很大的乡村庄园，价值一万五千英镑，外加十一头骡子和三十三个黑奴。他总是在小碎纸片上写下这三十三个黑奴的名字，仿佛是在数他的黑奴的数量，然后算出他们的总价值。

“这里的西班牙人和委内瑞拉人，生意人和下等人，在大街上还冲我发出嘘嘘的声音。我回来的当天上午就嘘我，我原以为到了这会儿他们该收手了。他们嘘我总是出其不意，也并不看我，所以，当那犀利的嘘声响起的时候，我搞不清是从哪儿来的。那是可怕的声音。能穿透一个军乐队传出去。

“一个败军之将就不得不忍受批评，我刚开始以为他们嘲弄是因为我失败了。后来我认为有可能是因为从‘利安德号’上下来的那些对我不满的美国人在大街上无休无止地大吵大闹，向我催讨我发不出来的工钱。关于我们撤退到海边，我对那几个轿夫的威胁，已经有人拿这两件事传播可怕的谣言了。后来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嘘我，是因为许多人都死了，而我还活着。我现在知道了真相，在我们出发去科罗镇那天，这里的委内瑞拉间谍们就开始散布在卡贝略港处死人的事，说那些人身穿白色长袍，头戴白帽，被绞死然后烧掉，活着的人戴着二十五磅重的锁链，睡石头床，枕砖头。这之后我认为原因非常简单：我失败了，使他们大失所望；由于我的失败，使他们给戳穿为南美洲人，遭人奚落。

“这也是极端错误的。我那样想是因为我这方面的虚荣心。我一直以为这些人把我当作他们的解放者看待，指望我恢复他们的尊严。我一直以为，这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们对我的看法跟我对自己的看法一样。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这里的下等人把我看作一个异教徒和叛徒。我被打败了，‘利安德号’上的人们穿着破衣烂衫，他们就很高兴。委内瑞拉的间谍们一直小心谨慎地传播梅里达镇主教反对我的宣言。说我是个无神论者，一个魔鬼，宗教之敌，领着一帮美国和西印度群岛来的流氓恶棍反对我的国家。

“过去的二十年里，在美国、英国和欧洲，我从来都不必针对那样的指控为自己辩解，所以，我在这里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辩解。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怎么被扭曲成了这个样子，以至于他们攻击那个被歪曲的我的形象。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萨莉，跟战败、羞辱，以及我在这里不得不忍受的无所事事一样，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我不仅开始觉得身处偏远，还觉得自己就要和事物失去联系了。

“我不知道如何跟这里的下等人说那件全世界都知道的事：自从离开西班牙军队，除了南美洲的独立，我一直都没有别的工作，也再没有别的想法。在我离开伦敦前，我在我所立的遗嘱里就是这样给自己定位的。你会记得我在遗嘱里说，我不知道在别的什么地方，还有什么人这么配得上明智而公正的自由。在这里我有什么办法使他们理解这一点呢？那份遗嘱里写着，你在格拉夫顿大街保管的那六千册图书，当自由来临的时候，将赠给加拉加斯大学。我把这些书留给这所大学，是为了纪念这所大学教给我的文学和宗教价值。在我踏上我祖国的土地之前，我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受洗了；我们乘坐‘利安德号’轮船向南航行，每个礼拜日，刘易斯船长念祈祷词的时候，我从来不待在甲板上。西班牙人将他们了解的我一生中所有的偶然事件拼凑在一起，包括我在美国和俄国说的那些狂言（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自由的人），以及我现在需要我能得到的所有志愿兵的现实，描画出一个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的我的图像。我知道我走的是一条直路，我心里非常清楚我想要什么。但是我没有办法把我的想法给这些人讲清楚。更糟糕的是，我现在做的一切事情都证实了他们加诸我的形象。我已经给伦敦写信，要求增派四千人马。鲁弗雷已经带着这个要求走了。这也会给这张叛徒和无神论者的图像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布莱尔利，那个定期数他的黑奴数量，然后把他的钱财加总的人，他已经感觉到我孤独无依，我缺朋少友，迷失了方向，以及我在这里的漂泊状态。他到目前为止对我还不错，把我当成他的海军上将的同事和朋友来对待。不过现在我感觉到了某种变化，这或许意味着，伦敦的诸位大臣给了科克伦更加紧急的事情要他处理。布莱尔利手下的那一帮海军少尉候补军官一个个都如狼似虎，他们让我很是紧张。他们是年轻军官，这一头衔让他们肆意妄为，他们是折磨普通海员的恶棍，是《航海法案》的执行者，他们追着殴打毫无嫌疑的人，并以此为乐。他们是从来不碰黑奴的，因为黑奴们有主人保护。但是，他们让贫穷的白人和有色自由人的日子很不好过。一天，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追着一个英国人穿过城里的好几座院落。他们说他是一个告密者。他跑进了一家人的院子，他们在后面跟着跑了进来。他们在院子后头，从一间黑奴住的小屋里的床下面把那个可怜的人拖了出来。他居然藏在那里，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天大的笑话，为了把这个笑话做完整，他们给他身上涂上焦油，插上羽毛，而希斯洛普的警察却什么也做不了。

“我一直在报告我对布莱尔利的怀疑。他对我的态度已经变了。这事儿我现在知道了。

“昨天吃晚饭的时候，他说：‘我跟那个美国人比格斯，也就是从“利安德号”上下来的那个人，吵了一架。他对你可是不算友好啊。你有六个月都没有给他和其他任何人发过军饷了。他还对我说了很多别的事情。他说，他准备就你办的这整件事情写一本书。’

“‘我知道。该来的，我就只有承受了。’

“‘让我直说吧。为什么每当你作为军人受到考验的时候，你总是让人们失望呢？’

“‘我在北非干得很好啊。在梅利利亚[14]干得也不赖。不过，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说得不错。我刚才在想的是围困马斯特里赫特那场战役，那之前你是一路坑蒙拐骗拿到的法国军队的帅印。’

“‘在巴黎进行了一场审判，我所有的罪名都给洗刷清了。想必比格斯已经告诉您了。’

“‘还有四月份卡贝略港的事儿。还有现在的事儿。’

“‘我想您可以说我运气不好。’

“‘我运气就不错。’

“有时候我跟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中，而我又看不上这个人，这时候我就开始夸大我性格中和他性格相反的一面。这对有些人来说看着像是讽刺，但确实是一种不快的形式。我说话口气温和起来，变得过分有文化了。我说：‘西塞罗[15]说过，好运气是一个成功军人的四大素质之一。’

“‘其他三个素质是什么呢？’

“‘天分，军事知识和威望。这些词语有着非常宽泛的含义。’

“‘你难道不认为，在科罗镇，当初如果有一个运气好的人在你身边，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吗？一个相信运气的人不大会一味防守。他或许会给你支招，截断一直跟踪你的西班牙军队，在你和你的轮船之间逼紧他们，然后向加拉加斯开进。’

“‘我信不过那些人。他们已然开始内讧了。’

“‘你怎么还清他们的军饷呢？怎样解决“修剪机号”船主的问题呢？他是要告你的。他说你在巴巴多斯雇了他的船。你干吗不把“利安德号”卖了？那条船会卖一个好价钱的。你要是卖的价格好，就能给每个人发放军饷了。’

“‘谁会买呢？’

“‘我买呀。这可不是搞慈善，是一项商业交易。我会在安提瓜或者巴巴多斯把这艘船重装一次，按照海军部的标准把它打扮起来，然后卖给海军。海军需要轮船。他们需要什么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没有再多说，而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在等他的决定，这一点他是知道的。有好几天他都没有提‘利安德号’的事。我感到惴惴不安，因为这似乎太容易了，因为我不敢肯定从布莱尔利海军上尉那里会传来什么消息。

“我今天终于知道了。

“吃饭时他突然说：‘我认为在你出售之前，“利安德号”军舰应该挂着美国国旗做最后一次航行。沿河流上溯到安戈斯图拉镇。那地方你本应该一开始就去的。河面很窄，那个镇守卫也不严密。那地方我熟。作为一名优秀的海军军人，当我从河面上或者是海面上看到一座城镇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进攻这个地方的最好办法是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脑力练习。而委内瑞拉轮船的船长们一直源源不断地给我提供情报。我确切地知道在安戈斯图拉该怎么办。优秀的海军战士们用枪炮激烈地打上他一个小时，就会解决掉那些军营以及他们拥有的堡垒。我们，包括你，就可以随心所欲，想逆流而上就逆流而上，想顺流而下就顺流而下。你可以占领那座镇，占领一段时间；也可以登陆，宣布成立你的共和国。要是管用呢，你就留下。要是不管用呢，五天之内，你就可以回到这儿了。’

“我知道，他所提议的，是一种海盗行为。他对我，对我的事业也是这种想法。这是委内瑞拉人传播的思想，‘利安德号’上的一些人开始的时候也常常这么说。当然了，我完全是在他的掌控之下，他可以撤出他的部队，可以把我拱手交给西班牙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

“两天后。这期间什么话都没有说。现在：‘那事儿你想过了没有？’“‘安戈斯图拉镇的防御工事比您想象的要牢固得多，进攻部队逆流而上，恐怕是不堪一击。’

“‘这么说你的回答是不？’

“‘恐怕是这样。’

“他勃然大怒，满脸冰霜。他说：‘我在这儿的财产指挥官一直在向我提意见。你用那些骡子和黑奴也太随心所欲了。这个地方的人普遍对你有成见。指挥官说，他都不能行使他应该行使的职责了。’

“我说：‘您提供了设施，但我一直从“利安德号”军舰往仓库里转送给养。这事儿您是知道的呀。’

“‘我同意的是一天，并没有同意运送一个星期呀。我认为你应该离开了。实际上，我已经给科克伦上将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由于你一直住在这里，我跟西班牙人以及其他人做交易都要低声下气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明白，我只好不买你的“利安德号”了。我认为你应该尽快离开。’

“我第二天早上就离开了那座房子，我松了一口气。可是，我为‘利安德号’感到难过。他之前一直使我以为这笔交易差不多是板上钉钉了。

“我去了位于军营隔壁的麦凯旅店，在军营操练我的人马，操练了四个礼拜左右。楼下是一个小酒馆，有一张弹子球球台，供商人的文书们玩乐。楼上有四五间房子，朝下能看到练兵场。

“麦凯在英国人刚刚征服特立尼达岛的时候就到这里了。他之前听人说，这座岛是空的，他们在赠送土地。等他来了才发现，他们赠送土地是不假，但是只大面积赠送，而且只送给那些能带来足够大的黑奴工场的人。有一天他开玩笑地跟治安长官说：‘假如我自己清理出五英亩的林地，那会怎么样？’治安长官以同样的口吻说：‘那就到瓦洛的监狱里去，受黑奴一样的惩罚，挨三十九鞭子。’瓦洛是当时的监禁卒，来自马提尼克的法国人，一个黑奴们谈虎色变的人物。这是一个小酒馆店主的故事，麦凯现在就是这样子讲这个故事。当然了，那几张弹子球球台，还有楼上那几间靠不住的房间，他生意都还做得不错，他还有几个自己的黑奴。关于弹子球球台：麦凯说每一张台都要缴税，而缴税的钱就直接进了希斯洛普的腰包，充作他当总督的办公经费了。

“萨莉，我刚刚为你写下了麦凯的故事。我不愿意写的是我的心情。实际情况是，不管什么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包括‘利安德号’军舰上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我也看不出来我能办什么事情。我只是不得不等下去，一直等到我从伦敦听到鲁弗雷的消息。这至少要三个月。我深知如何等待。这是我在以往的二十年里学会的一件事。我所不知道的是我在这里要如何对付下去。我现在处在这群人中，他们并不真的了解我是谁。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像希斯洛普和科克伦这样的人尊重我，他们就愿意尊重我，然而一旦这种尊重不复存在了，他们就不知道该给我附上什么样的价值了。我跟他们认识的任何人都不一样。

“这很奇怪，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处境。当年在加拉加斯，我是富家子弟，名人之后。哪怕还是个孩子，我就已经名声在外了。长大的过程中我也一直觉得很有名气。后来到了西班牙，我是一个挥金如土的殖民地居民。接着我在公主兵团当上尉。我想，我离开西班牙军队，去美国的时候，是折腾了一阵子。我得选择我的道路啊，我一直都不得不即兴表演。但是我在美国的生涯结束的时候，已经使自己有了那些身处高位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品格。在英国、法国和俄国，我由于我特殊的政治事业而名噪一时。我一直都是名人。而今在这里，虽然祖国近在咫尺，在人们眼里我却找不到那种认出我来的神色，我感觉，我在一块一块地失去自己了。

“后来，萨莉，在经历了所有那些担惊受怕以后，我不必在那家旅馆住了。我得救了。麦凯旅店的人正在把我的箱子往楼上搬，这时贝尔纳来了，穿着笨重的靴子，踏着粗糙的木板楼梯跑了上来。他穿着种植园主的工作服，看上去跟上次在政府大楼的阳台上见到的时候很不一样。他那时还穿着伦敦的衣服。

“贝尔纳说，他刚刚听说了布莱尔利的事，他过来是要带我到他庄园的家里。我的箱子要搬下去——他已经下了命令。他说话一般都带着巨大的权威。我们要立即离开。我在他庄园的房子里会住得很舒服，会得到很好的照料。我不用担心布莱尔利。这次争吵，我什么都没有失去。没有人喜欢布莱尔利和他那帮如狼似虎的海军少尉候补军官们。令人好奇的是，我居然在布莱尔利的地方坚持住了那么长时间。

“他是坐着他的带篷马车过来的，马车上雕刻着古维尔的盾形纹章。我现在并不想注意到马车的状况，不想看那马车夫的便鞋。我很欣赏这种风格。我一直都很灰心丧气——我现在意识到，在布莱尔利家住的这么多天一直都很灰心丧气——我在麦凯的眼里，甚至是在楼下打弹子球的年轻文书们的眼里看到的那份敬意，都像是香脂一样滑腻。

“贝尔纳的庄园在北边的一条山谷里。所以我们必须由南向北从镇里面穿过。这就像是在一条条大街上公开展览我的价值，在这些大街上，‘利安德号’军舰上的人们还在制造事端，西班牙人和委内瑞拉人偶尔还记得嘘我。我知道其他人同时（尽管贝尔纳帮我说了那番话）已经开始对我拿不准了。

“就贝尔纳而言，这纯粹是一种友谊的行为。我现在不能为他做任何事。这样的友谊并不是我曾从他身上寻找过的东西。我觉得，他来政府大楼看我的时候，我之所以没有粗暴地对待他，是出于正确的直觉。我在他身上看到了类似于悲悯的东西：他穿着打扮是如此精心细致。我同情他。这样的感情常常是相互的，我们坐着马车，我突然想到，六个月前的同一时刻，我在这儿的地位没有人怀疑，我的司令部就在政府大楼里（现在也不远），我的权威超过了希斯洛普，那时候，贝尔纳在我身上也看到了一种类似的悲悯。

“我们离开了这个镇子，进了山谷，走在那弯弯曲曲的窄路上。约莫走了一英里之后，我们要经过一座新的庄园。这是贝尔纳的庄园，也或许是古维尔的。可可和咖啡长在一起，树龄不长的遮荫树，冉豆树和腊菊树，树龄或许都不超过十五年，此刻都正开着花，在低矮的可可树丛中高高耸立。地上那红色的、黄色的蜡菊花看着就像是明亮的油漆。沉甸甸的可可豆荚，从绿到黄再到红到紫，五彩斑斓，色彩纷呈，直接从年轻的树干、树枝上长出来，通过短粗的花茎吊在那儿。

“我闻到了加拉加斯北边种植可可的山谷里那湿漉漉的泥土的芬芳和枯叶的气味，但是没有闻到香子兰的花香。相反，却闻到一股正在发酵的水果的刺鼻气味，到了房子附近更加明显：就像即将酿熟的大酒桶或大酒缸散发的气味。

“贝尔纳说，他对这种气味已经非常习惯了，几乎注意不到。他觉得我闻到的是香豆的味道，香豆是一种酸酸的、果肉很多的水果，用于给可可添味、添肉。接着他说不对，他知道这是什么味儿：她们正在可可房子里给可可豆‘发汗’呢。我们走出去，走到可可房前，他指给我看。可可豆长在可可豆荚里的果肉里。把豆荚割开，可可豆和果肉必须发汗或者发酵一个星期左右，直到果肉烂掉。经过发酵，可可豆就有了风味，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巧克力微微有一点麻醉效果。我小时候就常常听说，丛林里的某些人喝可可汁是凉着喝，苦着喝。

“我说：‘我一直以为我是懂可可豆的。我相信我一度也真懂。我知道，就像那么多种古代的食品一样，有很多道工序。可是，我把发汗这道工序给忘了。一七七一年从拉瓜伊拉离开的时候，我父亲让我带了八法内格的可可豆。’

“贝尔纳说：‘那可是不少可可豆啊。一个可可豆荚里大多是果肉。’“‘如果别的一切都失败了，可可豆就是一种额外的货币形式。它对我来说不是麻烦。那些马车把可可豆从我父亲的仓库运到拉瓜伊拉。水手们装到“弗雷德里克王子号”轮船的船舱里，到了加的斯，这东西由我们的中间商阿尼尼奥负责，过了一段时间，就把钱寄给了我。我觉得，我实际上就没有见过可可豆，也没有闻到过可可豆的味道。’

“在离发汗棚不远的地方，我看见奇怪的一幕。大约十二个妇女或姑娘在四个抬高的平台上非常缓慢地移动着，一声不响的样子，膝盖几乎不打弯。每个平台上有三个姑娘。每个平台的边上，是一个有坡度的木瓦板屋顶，仿佛是从平台上挪开了。经过充分发汗的可可豆正在那些平台上晾晒。晒干需要几天的时间。哪怕有一点点要下雨的迹象，那些很显然是挪开的屋顶就会被拉起来，遮住平台，因为可可豆如果弄湿了就会腐烂。正在晾晒的可可豆要时不时地翻晒。那十二个姑娘正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她们在‘舞蹈’可可豆，缓缓地移动脚步，脚趾通过可可豆向下按去。‘舞蹈’就是在这儿用的词儿，贝尔纳说。几天之后，舞蹈结束，晒干的可可豆就会有一层微微的亮光。姑娘们并不是朝着同一方向移动，她们在那抬高的平台上的不同位置，那缓慢的样子，那似乎专心致志的神态，的确使人联想到一种怪异的、克制着情绪的舞蹈。

“有一个姑娘瘸着腿。我就向贝尔纳了解她的情况。

“他说：‘玛里耶·博纳维塔，是去年她们谋反时候的皇后之一。到了夜里她就是一个皇后。她常常拉上庄园里的一头骡子，骑着就朝他们聚会的地方去了。到了那里，人们是不让她走路的，抬着她到处走。她的侍臣们佩戴油漆成蓝色和黄色的木剑。她的国王是桑松，吕泽特庄园一个赶大车的。他有自己的服装，带着蓝色贴边。有一次她在这儿让人在我们的炉子里烤了一块大蛋糕，分给她所有的追随者每人一块，每块蛋糕要他们支付两个小银币。当他们听说那场假模假式的圣餐仪式时，心里都很忧虑。

“‘玛里耶·博纳维塔。好命的玛丽，纯洁的玛丽。’

“我老婆一直都很爱护她，给她取了名字。在他们把所有人都杀了之后，她就要当其中一个黑奴皇后了。这件事是在审讯当中暴露出来的。参与这件事的姑娘们还不算少呢。她们大多数人都是挨了一顿鞭子了事。二十五鞭。玛里耶·博纳维塔挨的鞭数要多一点，而且她右脚踝上还必须戴那副铁匠给她打造的十磅重的铁环。她现在没事了，并不危险。她已经平静了下来。她总是向我妻子问好。”

“‘那副铁环她要戴多长时间呢？’”

“‘永远。’”

“我亲爱的将军，我接受你的训诫，并深表感激，你关于友情的良言直接打进了我的心房。特恩布尔先生抱有那么大希望，在听到你的消息之后，伤心透了。他来到这儿，在那个小书房里坐了足有半个小时，他说，他想念他身在远方的亲爱的老朋友。他为当着我的面说出来的坏话表四（示）难过和遗憾。他说，他事后已经调查了这件事，只有三个书商的账目还没有还清：达劳、怀特、埃文斯。他已经跟他们说过了，如果他们威逼将军夫人过甚就把他们的货物退回去并不会对他们表示感谢。他说还是有希望的，英国所有的工业城市都愿意给我亲爱的将军提供给养，支持其新的行动。但是这次要派一批靠得住的人组成一支合格的队伍。所以，我的将军一定要有耐心。

“特恩布尔先生和拉瑟福德上校两个人都在留意这里的那些新大臣们的政治动向。我的将军可以想象得到来来回回的反复回合，拉瑟福德先生说像我亲爱的夫君那样亲临前线，随时准备战斗，就不仅仅一半是在参加战斗了。特恩布尔先生每个月的一号都派信使送来五十英镑，用的是你留给他的钱我从来都不必过问。我亲爱的夫君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的时候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生将军的气，而现在又为我亲爱的夫君遭遇厄运而悲伤，这是多么的郁蒙（闷）啊。拉瑟福德上校和威廉森上校乘一辆邮递马车来了，在格拉夫顿大街都引起轰动了。利安德以为是他的父亲荣归故里了呢，他一直都梦想你回家，高兴坏了。他目不转睛一个劲儿地盯着威廉森上校。上校说他在两个孩子的一举一动当中看到了将军的面容和行为，他深受感动。我亲爱的夫君不在家，我在两个儿子身上得到了巨大的安慰，将军你一定要像我们在这里一样，学会有耐心。”

“过了几个星期，贝尔纳对我还是很友好，时时处处保护着我。他的庄园就像一片私人领地，‘利安德号’军舰上的人跟其他人都不得靠近。在这里没有人嘘我。我还是没有得到在伦敦的鲁弗雷的任何消息。我现在都弄不清楚新政是什么样子了。我愿意等，我已经学会了等待。可是我在这儿能做的事情比以往更少。在这座忙忙碌碌的庄园里，做一个大闲人是很难受的。贝尔纳从早到晚都忙得两脚不着地。

“贝尔纳的妻子有时候跟我们一起吃饭。她的骨头有病，贝尔纳没说是什么病，或许大家谁也不知道。她行动不便，和一个陌生人坐在一起谈话，是很紧张的事。她那一副衰老、笨重的身躯上长着一张漂亮的年轻女人的脸蛋。贝尔纳对她忠心耿耿。他们没有孩子。他喜欢伺候她，照看她。她的一切他都喜欢，她的名字、她的庄园、她的弱不禁风、她那老式的法语。我第一次在巴黎见到贝尔纳的时候，他是个一点就着的狂热分子。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他对我的目的很有好处。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他是个温柔的人。我在这里从他身上看到的那份温柔有可能是这位夫人给带出来的。

“这位夫人娘家的人我一个都还没有见到。也还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像蒙塔朗贝尔男爵的人。这里的说法是，贝尔纳是被这些有爵位的人牵着走的，结婚的时候他没有迫不及待地要得到有可能得到的东西。他们说，在古维尔家族成员当中，他是一种下属，只不过是他妻子庄园的总管。他的地位不止于此，不过，这种说法却还是有些嚼头的。

“贝尔纳把我介绍给那些人，是他们告诉我这些事情的。贝尔纳会认为这些人都是朋友。我认为他们在给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看不出来他们在对我产生影响。我无法对自己隐瞒——我倒是希望没有产生这些想法——由于我跟贝尔纳的联系，我已经沦落为这个地方的二等人。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判断。这是他们给自己所作的判断。他们凭直觉把自己放在二等人的位置上。就他们而言，希斯洛普、科克伦，甚至是布莱尔利，都是大权在握之人，高高在上，遥不可及。他们讲关于布莱尔利和科克伦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讲希斯洛普暴饮暴食的种种荒诞不经的故事，他们认为自己很坦诚，富于批判精神。然而实际上他们从来都不怀疑这些人的权威。

“他们设法诋毁的是跟他们一样的人。刚跟你单独凑到一块儿——你刚刚跟他们见面——他们就讲朋友的坏话。所以，我现在对他们的欢迎感到很紧张。他们见到你的时候很热情，但很快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另外一面。我感觉，当他们主动表示友好的时候，那不仅仅是一种需要我的方式，也是一种把我拉倒的方式。当他们看似对我的不幸表示同情的时候，他们就是那种说话从来不高人一等的好人姿态，体面人的做派。

“我觉得他们不久就会讲有关我的故事了。当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难想起来，当我第一次到这儿，住在政府大楼里的时候，我看希斯洛普也就是一个芝麻大的地方官员而已。

“最近我去乡下游逛了，人们找不到我。但现在已经回来了，还是没有伦敦来的消息。我跟唐尼上校、麦克卢莉小姐，还有其他人，一起在英国人的各大庄园里游荡了一个月。出去一阵子很有好处。这是唐尼的主意——他一直希望，当时机来到他能在我的军队里效力。他的兴趣使我觉得在伦敦，情况可能并不像我有时候想的那样毫无希望。英国人是最近到来的移民，我们去的一些较新的地方还很荒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一个地方，整个庄园的全体人员都集中起来，穿着干净的棕色亚麻衣裳，站在房子前面，唱英国的赞美诗。我当然不能流露出任何兴趣，这带来了一些不好的感觉。

“我当初在‘利安德号’军舰上，从美国向南驶过来的时候，我特意不过分频繁地向人们表现自己，为的是军纪。在这座小岛上，同样的人你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这就像是在一艘轮船上，我在中途突然觉得在这里表现自己太过频繁了，弄得有点儿太过高调了。我觉得我的名望在收缩，人们就像批评他们的朋友那样，已经在批评我了。

“旅行结束的时候，有一次在麦克卢莉小姐家吃饭，唐尼上校把他写的这次旅行的日志交给我。他这一举动感动了我——到了旅行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抑郁寡欢了，但根本无法流露出任何东西来。可是我一打开这本装订粗糙的本子，就看出来，这本日志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写的。我看出来，原来我是被唐尼的举止和口音迷惑住了。这里有素质的英国人简直是凤毛麟角，很少能与他进行比较。

“我抬起头来。麦克卢莉小姐（穿着她那有名的透明衣，裸露出她那完美的酥胸）在等着接我的目光。她说：‘当然了，您知道，他并不是一个上校。’我并不知道——我一直很器重他，就是因为他给我自己的希望增光添彩了。而且我一直以为他和麦克卢莉小姐是特殊的朋友。他依然就在那里，是请来的客人之一，在桌子另一端坐着。

“我后来问了他。他说，麦克卢莉小姐说的没错：他并不是一个上校。他是到这座岛上以后自称为上校的；他有军事方面的理想，一直想在某个地方寻找一个空缺。我说，他误导了我，这有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利安德号’军舰上的那些人就让我吃尽了苦头，他们认为跟着我当兵就是吃粮饷，抢东西。我的事业有可能陷入绝望的境地。在我经历了最近的失利以后，我需要的人不仅要有军事经验，而且还要有经过证明的好运气的记录：这一点他应该知道的。

“他耷拉着脑袋，说，对不起。可是他认为，他做的并不比我所认识的其他人更糟，而他们这些人谁也没有被批评过。比方说，大家都知道，阿奇博尔德·格洛斯特，本地的首席大律师——另一个我在各种各样的人家里都见过的人——就不是一个律师。他只不过是在第一任英国总督皮克顿执政的时候，从议会文书或者秘书那里买了一张律师执业证书而已。

“贝尔纳后来对我说，格洛斯特的事儿是真的。这位大律师根本就不是什么律师，这并不是秘密。关于这点还有一个故事呢，贝尔纳说，这件事是在对那场差点儿就发生了的奴隶叛乱的审讯中暴露出来的。

“格洛斯特有一个家仆，名叫西庇阿。这里的人往往给他们的黑奴们取有名的古典作品中的名字：赫拉克勒斯、赫克托耳、丘比特、恺撒、庞培、阿格里帕、加图、西庇阿。夜里——在准备叛乱期间的几个月——格洛斯特的西庇阿离开他在镇上格洛斯特家院子后面的住处，走五六英里的路，来到海边的村子卡伦纳赫。那个名叫‘爱德华国王’的黑奴在卡伦纳赫村有他的宫廷，西庇阿夜里对爱德华国王的convoi或者说政体效忠。爱德华的侍臣们都佩戴油漆成白色和绿色的木剑。

“西庇阿刚刚加入到这个团体的时候，爱德华国王赐给他一把宝剑，封他一个封号：‘我的圣约翰勋爵’。每个加入到团体的人都有一个封号，他在夜里必须使用这个封号。西庇阿说，不，他不想当‘我的圣约翰勋爵’，它没有任何含义。他想跟他的主人一样，当大律师。爱德华说，那个头衔在他的团体里对一个侍臣来说不是恰当的封号。最后他们决定，西庇阿就当文书或者秘书——贝尔纳现在在真实生活中拥有的头衔——到了夜里，在卡伦纳赫村，国王的王妃们、王太子的嫔妃们、王子和公主们喝着白朗姆酒，唱歌、跳舞、吃着白天在各家庄园的厨房里为这场聚会做好的东西。这时候，西庇阿就坐在火把的亮光下，翻着格洛斯特的其中一部法律书，然后每次大约有十到十五分钟，就假装写字的样子。但是作为秘书，他有一个足够严肃的工作：这场叛乱的组织者之一。他是挨了一百皮鞭、丢掉了耳朵的人之一。

“贝尔纳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之后说：‘外面有人在琢磨我。而且我敢打保票，还有人在琢磨您。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想这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在经历了那场差一点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之后，我发现假模假式的东西似乎也是恐怖的。’

“所以，萨莉，在等待的时候，我周围的世界在缩小。我不想再走出去了。走出去也几乎没什么事儿可做。他们大家要说的话我都已经听到了。我觉得，随着我周围的世界变小，我也跟着缩小了。我希望我不必在这儿再等下去了，而且我希望这种等待是值得的。在这种环境中，我不能再坚守宏大的理想。我现在的直觉，我的欲望，就是离开，就像三十七年前的一七七〇年，在加拉加斯那样。现在像是过了半生之后，转了个大圆圈，我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尽管我不记得加拉加斯是不是像这个地方一样小。人民是不能责怪的。商人们只是混迹于这个很小的小镇上的人们中间，像贝尔纳这样的人被束缚在他们的庄园上。现在，是贝尔纳，在开完议会会议之后，坐着他那辆带篷马车回来，给他的妻子，也给我带回更大的世界里的消息。

“庄园房子前廊的一端有一间突出来的屋子，三面都装有百叶窗。在炎热的日子里，贝尔纳的妻子就从她的内室搬到那里乘凉，她带一个侍女跟她一起坐着。我在前廊上读书或写东西的时候——前廊的内墙从上到下装饰着一种简单、明朗的花朵和弯弯曲曲的彩带的图案，毫无疑问是那个面点师的作品，他还给那辆带篷马车涂上盾形纹章——偶尔会听到贝尔纳的妻子和跟她在一起的侍女说话的声音。

“我听到的是腔调，而不是话语，是一个仰面躺着的人说话的腔调。她真的是跟自己说着说着就睡着了，而陪着她的侍女有规律地说上一两句话，表明她还在那里而已。侍女的话还更清楚一些，因为她是坐着的，侍女们——有不同的侍女陪伴——体贴入微得令人惊异。说的话并不总是‘太太’。也可能是小姐，妈妈，心肝儿，我亲爱的，我的孩子，我的小乖乖[16]。话说得怪怪的，催人入眠，在炎热的日子里，在那正在发汗的可可豆散发出的酒桶的气味里，我能听那说话的节奏，观看长尾巴的黄鹂鸟在冉豆树和腊菊花树上编织长长的类似袜子一样的烟草袋状的鸟巢。常常是女主人没睡着，侍女反倒先睡着了。

“有一天我想到：‘这实际上就是贝尔纳妻子所有的社交活动了。’

“每天夜幕降临之前，大约六点钟或者六点之前吧，贝尔纳都要去把养骡子的大棚锁上。他不想让黑奴们像过去那样夜里骑着骡子到处游荡。甚至在这之后，他常常有一种感觉：外面并不太平。那只是一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最终促使他去检查养骡子的大棚和黑奴们的住房。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他们人这么多，而我们可只有两个。’

“早上他早早就起床了，去检查院子，检查各个房子和店铺及厨房，打开骡圈的锁。喝了早茶以后（庄园上有三顿饭：早茶、早餐和正餐）他必须到可可大棚和可可林里分派活计，吃过早餐还要去检查工作，他经常是一切活计怎么做都要做示范，因为有的人头一天活还干得好好的，现在却说，他们忘了怎么做了。刚到的那些非洲人，或者说新黑奴，这是他们在这儿的叫法，那方面尤其困难。他们相信，如果他们的任务完成得很糟糕，如果经常这样，他们就一点活都不用干了，兴许甚至还会被送回老家去。

“所以，贝尔纳就跟他的黑奴们一样，被绑在了他的庄园上。如果他没有议会里那份秘书的工作，他就会被囚禁在这地方了。

“在最近的麻烦事以后，什么事情他都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他每天早上转上一圈，就希望不会发现尸体——一起中毒事件或者是自杀事件。即便是我在这里居住的期间，附近的庄园都发生过黑奴被毒死或自杀的事情。拉尚瑟利耶庄园已经发生了好几起自杀事件，这个庄园是一个名叫罗斯·德加内斯·德拉尚瑟利耶的女人，也就是肖拉斯侯爵夫人拥有的另一座庄园。他们通过一连吃很多天的泥土去自杀。吃泥土是新黑奴干的事，不是克里奥尔人干的，而且那些自杀事件往往是成批地发生，他们互相之间鼓励自杀。

“出了类似的事，或者当这种事情的消息传到贝尔纳那里，我就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但他并不喜欢谈这种事。他想瞒着妻子，但他知道，当侍女们和她坐在那间三面装有百叶窗的屋子里的时候，她就会从她们那里听说。或许过去几个月在这里就发生过什么事情。即使发生了，贝尔纳也不会让我知道的。我听那些女人们说话，只是听到‘妈妈’或‘夫人’什么的，只听到她们讲土话的节奏。或许在不经意之间我已经在听那些女人们谈论其中一个小屋子里发生的死亡事件了。

“我不记得委内瑞拉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因为我当时在城里住？我参观朋友们的种植园或庄园的时候，那里似乎都是悠闲的地方啊。于是我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地方有自己的规矩和风俗习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规矩嘛。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是大革命之前，现在，有些东西我大概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了。

“二十年前，在俄国的时候，我到一个公共浴池待了一个钟头。这是一七八七年，初夏，在莫斯科。我认识的一个俄国人说，我应该到公共浴池去看看。那是游客们必看的一大景观。我到了那儿，发现从男士区可以看见女人。她们全都赤裸裸一丝不挂，你能看见她们身体上撕开的裂痕和鞭痕。浴池里的服务员允许我们从女人中间走过去。没有人注意到我。那场面也激不起任何性欲。那一份冷漠，那受到伤害的躯体却是我无法视而不见的。我认为我的俄国朋友不会那么看。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埋藏在心底，并且很快就让自己忘掉那一幕。

“没有人能读出那眼神，贝尔纳说。没有办法知道谁开始吃泥土了，也没有办法知道是谁存放了那么多毒药。几年前，在镇子西边的多米尼克·德尔庄园上的投毒者就是指挥官本人。他对主人形成了非常强烈的依恋。贝尔纳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那些很让人信得过的庄园仆人身上。每当指挥官认为他的同伴们跟德尔走得太近了，他就毒死他们。指挥官的事情败露的时候，他把整个庄园的人都召集起来——就好像他还是指挥官似的——据说他向他们发表了一通演讲。他很是得意扬扬。他说，他们不知道，但是许多个月以来，他完全可以把他们大家全都毒死。接着，他直接跟德尔讲话。‘我随时都可以把您所有这些黑奴们都毒死。一夜之间我就能把您给毁了。’那次演讲是他一生中的华彩时刻，仿佛他活着就是为了那一刻。主人、全体黑奴、庄园——这就是他全部的世界，外面什么都不存在。几天后他吞下了自己的一些毒药。

“圣蒂莱尔·贝格拉特的庄园在西边的一条山谷里，他那里的投毒人是庄园医院里的护士。贝尔纳说，这是一桩很著名的案件。伯戈拉特是来自马提尼克的一个早期移民，他很像种可可和烟草的老委内瑞拉侯爵当中的一个，过去我们就这么称呼他们。不过，伯戈拉特和他们比起来要有文化得多。

“蒙塔朗贝尔庄园那一百二十条人命的投毒案发生的时候，伯戈拉特的有些人也被毒死了。这位种可可的老侯爵一点儿都不喜欢这种事儿。他认为这表明这些人没有敬意。蒙塔朗贝尔是个新来的人。而他伯戈拉特呢，是这个地方老资格的种植园主了。他已经建立起了这个地方的风格，甚至建立起了一些机构。在庄园的事务上，大家都对他言听计从。

“他假装很生气，让大家在他的庄园里排好队，让人把其中一具尸体抬出来，说，他打算调查投毒的人是谁。庄园里的医生用刀子把尸体割开，和伯戈拉特开始非常仔细地观看尸体。

“这对投毒的人来说难以承受，投毒者就是医院的护士。她的名字叫提斯柏。她脱离看客的队伍，跑着穿过可可林，跑到相邻的一座庄园，向那里请求庇护。贝尔纳告诉我，在非洲某些地方他们是可以这么做的：一个村子的人可以到附近的另一个村子要求庇护。她被交还了回来。伯戈拉特命人用粗线绳绕着她的大拇指系牢，然后通过大拇指把她吊了起来，直到她供出其他庄园里大约二十个投毒者和魔法师的名字。

“居然有这么多，可把人们吓坏了。就在那一天，他们全被抓了起来，带到了镇上瓦洛的监狱。他们相互之间被隔离开来，戴着手铐，脚镣，有的被关进屋顶下那间特殊的热囚室里。他们当中有的人被锁链捆得死死的，动弹不得。关进热囚室里的那些人有的很快就精神错乱了。只给他们吃芭蕉，喝水。有三个多星期，伯戈拉特和一个种植园主投毒调查委员会到监狱里审讯了他们一回又一回。提斯柏受了一次又一次酷刑。说到判决，种植园主们遵循了西班牙人的形式。被判为投毒犯和魔法师的人们都戴着沉重的镣铐，被要求跪下来听他们的宣判。他们当中有的人被施以绞刑并砍头。他们当中的新黑奴则第一次受洗：教会认为非洲人都是婴儿，可以不经训诫而受洗。一个男人被活活烧死。提斯柏被绞死并砍了头。她的尸体被烧掉，脑袋被钉在伯戈拉特庄园的一个木柱子上。

“伯戈拉特讲提斯柏的故事就好像讲过很多遍了一样。钉提斯柏脑袋的那根木柱子还在那里，面朝黑奴们的住房，差不多就在那具尸体被割开的地方。

“他微微一笑说：‘那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不过他们一直都能看到那根柱子，而且他们知道他们在看什么。这就叫以魔制魔。我跟贝尔纳讲过很多次。这是唯一的办法。在这儿，是我的魔法对上他们的魔法。’“他在山边开挖的一间洞室里讲了这个故事，每当伯戈拉特微笑的时候，他目前宠爱的黑奴——贝尔纳说他有好几个呢——就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他经常是笑眯眯的。当他讲到割开那具尸体，假装仔细看个究竟，就像一个罗马人仔细查看一副内脏时，当他说到这就是他的魔法对他们的魔法时，就会笑得特别灿烂。

“他嘴唇柔和，但他讲话准确，又尖刻又诙谐。这位年长的可可侯爵的文化程度比这里大多数人都要高得多，这一点他也心知肚明。那些对他言听计从的人在背后对我讲，那些年他从马提尼克来到这儿的时候，他是破产的状态。他带过来的黑奴全是在马提尼克抵押买来的；所以，他一文不花就从西班牙政府那里得到的那一大片山谷用地，每个黑奴十六英亩——那片土地如今是他的小王国了——是诈骗得来的。我敢肯定他知道这些故事在流传。我觉得他丝毫都不在乎。他有一双精于算计的、快乐的眼睛，他懂得自己能够这样笑。

“不仅仅是钉提斯柏脑袋的那根木柱子还在那里，在伯戈拉特的庄园，那个老监禁卒瓦洛也在那里。他就是那个对提斯柏和其他人都动过酷刑的人。他想去美国，去路易斯安那州。他说在那儿有亲戚，说不定能在那儿找到一份儿差事。在这里，一个自由人什么都做不了。可是，希斯洛普就是不给他办护照。希斯洛普到这儿当总督的头一个礼拜，就让瓦洛对那个有色自由人动了酷刑——就是用春药让那个黑人女人跟他睡觉，又用毒药和魔法等种种想法把人们吓住的那个有色男人。自从去年皮克顿被判有罪以来，这个案子一直在折磨着希斯洛普。有色自由人已经筹集了资金，在伦敦的红狮广场聘请了律师，正在就这件事施压。希斯洛普打定主意了，这个案子一旦东窗事发，瓦洛就要作为一个越权的官员承担责任。

“瓦洛来自马提尼克，是一个上了年纪、面色苍白的法国人。他在西班牙人统治时代来到这里，当监禁卒当了十三年，现在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工作了。皮克顿被捕的时候，当地人就决定除掉瓦洛。他的积蓄全花光了，现在靠伯戈拉特的施舍度日。他住在一个黑奴的小屋子里，混迹于他过去动辄鞭笞、断肢的那些人当中，靠配给奴隶的口粮过活。很显然他们接受他。而他呢，很奇怪，并没有羞耻感或危机感。贝尔纳说，伯戈拉特庄园上没有一个人会毒死瓦洛。毒药只是一种对付主人的武器。几乎可以肯定接下来要被毒死的人是伯戈拉特现在的宠儿，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关于我瓦洛什么都不了解——他对这座岛屿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怎么了解。他们对他说我是个将军，于是他就穿上很好的衣服（有可能是过去由一个囚犯典当而来的，或者是交了这件衣服抵住监费），过来给我讲他的经历，希望得到我的同情，求我帮他的忙。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他妻子的病。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罗斯－巴尼耶。他说，她那时候常常亲手伺候那些交钱住监的囚犯，早上甚至还给他们煮咖啡。她整天在三层楼里跑上跑下，他说。如今她老了，病了，几乎照顾不了自己，也照顾不了他们那一间小屋子了。

“老伯戈拉特穿着马裤和带搭钩的鞋子，在这片属于他的王国的凉爽的可可山谷里，就在瓦洛讲他的艰难经历的当口，老伯戈拉特那柔软的嘴唇一直微笑着，他宠爱的黑奴哈哈大笑，在洞室的地上笑得滚来滚去。

“大西洋两岸都已经爆发了大革命。欧洲在进行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将会进一步改变这个世界。伟大的海军上将、将军们和新发明在不断地改变着战争的性质和规模。连施雷普内尔先生[17]最近的发明最终都将成为这种整体变化的一部分；当这种发明派上用场的时候，就一定会产生新的战术。然而在这里，我们该不是在另一个星球上或者是另一个时代吧。在这里，他们有自己的英雄、历史、神话般的事件和遗址：瓦洛监狱里的热囚室，皮克顿被解职、指挥官对庄园全体人员的最后演讲、蒙塔朗贝尔庄园的投毒案、在伯戈拉特庄园解剖尸体、提斯柏跑着穿过可可林请求庇护，她的脑袋被钉在木柱子上。在这里，他们把不同的事件附着在过去的不同年份；这就像这个大陆上的印第安民族有着自己的日历似的。

“萨莉，我缩小了。我坐在贝尔纳的前廊上，看着黄鹂鸟儿那长长的草窝吊在冉豆树和腊菊花树的树枝上，听到女人们在有百叶窗的屋子里窃窃私语，写着关于南美洲解放的随笔，准备将来出版，也给你写着这本日志式的书信。

“我昨天在这封信中提到了施雷普内尔。他的名字是在写信的时候冒出来的，是我在脑子里装着的一百个伦敦名字之一。你会记得，约莫是四年前吧，他给我写过一封信，寄到了格拉夫顿大街，谈到了他的发明，并邀请我出席在某个地方的某一片田地里举行的表演展示。很奇怪，我身在此地，却想起了在格拉夫顿大街的书房阅读施雷普内尔的书信，并安排同其他人一起去出席他的演示的事。仿佛这件事从没有发生过，或者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似的。我感觉——跟瓦洛一样——这里没有我的天地。我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我和自己失去了联系，甚至和我的理想都失去了联系。

“仅在一个星期前，我遇到了瓦洛。今天——你会相信吗？贝尔纳从议会开会回来，给我带了一封一个瑞典水手从镇上的新监狱写来的信。不是旧监狱——那座监狱四年前就被议会拆掉了，为的是防止任何人看见瓦洛过去的安排的真实面貌。你得反复地问，他们才指点给你看那座监狱的位置。那个瑞典人是因为失控行为而住监的——意思就是喝醉酒了。在这里，他们觉得醉酒的——或者叫‘以酒遮面’的——水手对本地的风纪很不好。警察每抓一个‘以酒遮面’的水手，就会得到一小笔赏钱，所以他们乐此不疲。

“那个瑞典人说他交不起住监费，靠吃面包喝水保住性命。他请求我作为一个自由的朋友去救他。这件事办起来容易极了。可是，这封信使我想起了三十六年前我在拉瓜伊拉登上瑞典护卫舰‘弗雷德里克王子号’，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个自由人的情景。我必须从教会和其他地方搞到那么多许可证和证书，才允许我离开委内瑞拉。好几个月我都有些担心，历经挫折，即使我有父亲的势力呢。直到真正登上了‘弗雷德里克王子号’，我才真正感觉到要离开了。我现在轻而易举就能回忆起那一刻：拉瓜伊拉小镇后面的山峦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山峦是那么相似，贝尔纳庄园的房子里弥漫的酒桶气味恰似装在护卫舰船舱里的那八法内格可可豆的香味。

“现在，现在，萨莉，这几个月以后，你寄信来，别人也寄信来，这些信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也是我骨子里一直感受到的：我在这里是浪费时光。人们过去曾对我说，能在这里，身在现场，一半就是在战斗，而且我要有耐心。现在你写信，拉瑟福德写信，特恩布尔写信，还有其他几个人也都写信，说我应该尽早回伦敦去。情况已经变化，思想已经进步。一场要一个伟大的指挥官指挥的巨大的军事行动正在筹划，旨在趁法国人动手之前占领南美洲大陆。这恰恰是我过去这几年一直在向英国大臣们灌输的思想。这种思想现在已经被接受，而我却远隔万里。所有这些信件都一致认为——这些信已经写了两个月了——如果在讨论的这个阶段我不在伦敦，那么在最后决定出来的东西里面则不会有我的话语空间。

“所以，我在眼睁睁地失去自己整个人生为之奋斗的成果。啊，萨莉。在这里我一直在缩小，因为我已经太过频繁地向这些人表现自己了。我在伦敦也一直在缩小，因为我还没有向那里的人表现自己。你也许会以为，一个人的人格、灵魂都是装在他身上的。可是在这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住在监狱里的人——我感觉我渐渐地和这个世界分离了，和我自己分离了。我必须再次发现自我。回到我原来的样子或许需要时间，或许我会发现我已经变了。

“今天，贝尔纳以议会秘书的身份，带回了希斯洛普转给米兰达‘先生’的消息。希斯洛普说，他不愿意给米兰达先生发放护照。他认为，由于米兰达先生和‘利安德号’军舰人员之间有纠纷，他们要他们的军饷，跟‘修剪机号’轮船船主也有纠纷，该船主要求得到租用其单桅纵帆船的租金，如果他发放了护照，就会招致批评，或许会招致他们的法律诉讼。他还说，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有一项指示：任何有可能被理解为是英国官方支持的东西，都不能提供给米兰达先生。

“贝尔纳说：‘那是他不得不说的话，是将要记录在案的。但是他实际上很想跟您谈谈。他有一种预感，伦敦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他想知道您能为他做什么。我认为您应该去见他。实际上他不能把您扣留在这儿，但他可以拖住您，一拖就是好多个月。写一封信去伦敦请示需要六个星期。等到回复又是六个星期。再要六个星期写封信就某些问题予以澄清，如此等等。时间对您来说是宝贵的。他是可以帮忙的，或许您能想出什么东西送给他。’

“这是贝尔纳最后一次为我效劳，使我很容易对付希斯洛普。我感觉我就要离开了，我感觉我就要逃走了，而且觉得很幸运，就像三十五年前的感受一样，当时我把所有的许可证和证书都已拿到手，可以在拉瓜伊拉登上‘弗雷德里克王子号’轮船了。

“几年前，我把贝尔纳派到这里，当时他是侍从，我是东家。但是现在他要待下去了，永远也不离开了，因为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当时在政府大楼看见他穿着伦敦的丝绸衣服时，心中充满同情。我重新感受到了他的伤感和焦虑，他与他的妻子一起为自己创造的生活的不堪一击。

“我们饭后站在前廊上，远眺那窄窄的山谷。贝尔纳总是远眺这山谷，如果环境变了，他就面对山谷无限伤感。

“他的手放在前廊的栏杆上。我把手放在他手上，对他说：‘一年前假如不是你到政府大楼来看我，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这儿会出什么事。’“他看着我，斟酌着我的话，眼里涌出了泪水。他说：‘将军，我希望您一切顺利。我相信您会一切都顺利的。’

“萨莉，希斯洛普不会拒绝我给他的东西。我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可以给他。世上的条条道路已经朝着我回来了，说不定你还没有读到这封信，利安德就看到他的父亲了。”

原来庭院里都是非洲人，说着一种非洲语言，可现在都是华人了。他们个头很小，干瘪枯槁，脸很瘦削。他们戴着圆圆的尖顶草帽，留着长长的黑辫子。太阳晒得黑黑的胳膊细细的，从他们那奶油色的宽松外衣那宽宽的短袖子里露出来，看上去非常瘦弱。那宽松的裤子布料也是一样的颜色，裤长只到膝盖那儿。他们看上去老气横秋的，眼睛看着像要鼓出来，显得很脆弱。

仆人把米兰达的名字报进去几分钟后，希斯洛普就来到了前廊上。他们就在那里，站着，交谈起来。经过一年的日晒雨淋，那松木地板变得更黑了，硬木的隆起处之间的软木又给风蚀掉了一些。

希斯洛普说：“米兰达先生，我已经收到了您的来信，但是您很难理解我的位置。伯恩纳德想必已经对您讲过卡斯尔雷勋爵的指示了。”

米兰达说：“诸位大臣的指示都是有变数的，因为这些指示并不总是切中要害。卡斯尔雷勋爵曾对您处理那场奴隶阴谋的做法发来了贺信。然而这并没有制止有色人群在过去的一年里闹事，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耳朵被割掉了。那将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我认为您会发现，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卡斯尔雷勋爵就会使自己和这种行动保持一定的距离。事实上，我想跟您谈谈法律问题。我要谈的东西您会感兴趣的。”

“您在信里谈到了。”

“皮克顿在这儿当总督的时候，我是他的竞争对手，从某种程度上说，关于他的去职，我是有责任的。事后我派了一个探子到这里，他就是佩德罗·巴尔加斯。他并没有履行对我的义务。他寄给我的报告都是危险的谎言，是胡说八道。他依附了那个调查皮克顿统治情况的专员。他被当成西班牙法律顾问，这样一来，他成了指控皮克顿的其中一人。他在审判当中给出的证据定了皮克顿的罪。他说，西班牙法律不允许对自由人施行酷刑。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胡扯。可是在伦敦，只有巴尔加斯一个人有一套相关的西班牙法律书，而战争时期，再请一个西班牙法律方面的专家并不容易。”

希斯洛普说：“很多个晚上我辗转反侧，我想知道在伦敦的法庭上怎么才能证明西班牙人是实施酷刑的。”

“巴尔加斯一度是个勇敢的人。他在新格拉纳达参加过一次危险的密谋。他被监禁，受过严刑。不知怎么的，后来他去了英国。这是一七九九年的事。他到达英国的时候曾向我求助。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充满了他遭受酷刑的详尽描写。如果在法庭上出示这封信，就会摧毁他在皮克顿审判上出具的证据。针对皮克顿的案子将不复存在。那么，那个有色自由人的案子，那个使用了春药并遭到瓦洛严刑拷打的有色男人起诉您的案子也会不攻自破。”

“您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件事。一年前我们坐在这座房子里，谈到过这个问题。”

“我当时忘了。只不过是几个礼拜以前，有一个水手从监狱里给我写信，我才想起了这件事。我在百无聊赖之中开始回想给我寄来的所有请求信和求助信。我想我不记得那些人的名字。那个瑞典人的名字我已经忘了。而且我还认为，巴尔加斯那封信除了酷刑的细节以外，不会有多大的用处。语言花里胡哨，就像他从这儿写给我的那些胡说八道的话一样。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这些政治流亡者，和政府打过交道的人，都有用于通信的秘密名字。巴尔加斯的秘密名字是‘奥利比’。他给我写信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我记住的也是这个。我的秘密名字您是知道的，叫乔治·马丁先生。”

“这封信放在您伦敦的文件当中吗？”

“三十五年的文件。分装在三十个纸箱和两个皮公文包里。我大致知道在哪儿找，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找得到。皮克顿很快就要上诉了。”

“您事先赶到那里或许会有用处的。”

“将军，大事正在酝酿之中。一支庞大的军队，还有韦尔斯利将军。我想您是知道的。如果我不及时赶到伦敦去，目前正在筹谋的计划当中就不会有我的位置。也许我就没有必要拥有一班人马。如果我要组建一班人马，我就需要某个了解西班牙，并且懂得如何和英国军方最高层人士打交道的人。我很清楚，这里并不是您的安乐窝。”

“将军。”

“就西班牙政府而言，他们只需知道，我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丢掉我的事业，留下我的轮船，我的给养，就要回伦敦去了。卡斯尔雷勋爵无论如何都不会为此蒙羞。您知道，将军，人一旦成功了，某些东西就不算什么了。当然了，既然我要回伦敦去，就不再需要我的轮船了。这艘船可以卖掉，也可以以某种方式处理掉。它还是有实实在在的价值的。我将委托您为我的代理人。您帮我办这件事。我相信，在您和布莱尔利、‘修剪机号’轮船船长以及‘利安德号’军舰上那些愤愤不平的美国人之间，某些事情是可以协调的。”

“有些工作还是可以做的。关于布莱尔利，我应该告诉您，我把他送监狱里了，他要在那儿待上一阵子。”

“是吗？是吗？”

“他从监狱里投诉，说监狱里有臭味，太脏。我恰如其分地处理了他的投诉。我把投诉转给了宪兵司令。监狱由他负责，他收取监狱的部分费用。宪兵司令说，监狱很干净，一个监狱能有多干净，就保持得有多干净。监狱每天都冲洗。我把这个消息转回给监狱里的布莱尔利。我认为，这条消息对他没有任何害处。他真的是变得无可救药了。他把那艘从加尔各答运送华人的船给扣住了。那是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但他声称有不法行为。就这件事我们还在扯皮呢。谁也说不准那艘船和那些华人是谁出钱买的。我们这儿国库空虚，我们不知道是我们给东印度公司钱呢，还是伦敦政府给这笔钱。把这件事弄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弄一艘船把这些华人送回去。他们还没有理出头绪来呢。我猜，当初伦敦对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的人说，要他们给我们送些华人，他们只是出门把遇见的第一家大烟馆里的人统统给抓了起来。我不相信这些人在加尔各答曾栽过一棵树、种过一颗菜、锄过一根草。他们是城里人。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加尔各答，没有一个人想到过女人的问题。这些华人对黑人女人看都不看一眼。白黑混血的女人自由人也不看这些华人一眼。所以，他们在这儿的一年，简直快发疯了。将军，他们在这儿的时间跟您在这儿的时间一样长。他们讨厌被别人盯着看，但一直有人想来看他们。他们靠抽大烟勉强维持下去，很多人都已经死了。我想把剩下的人尽快遣送回去。”

“回去的旅程要六七个月。过来要同样长的时间。在这儿要待一年或一年多。我不知道，活下来的这些人会把什么样的回忆带回到加尔各答？他们会怎样回忆这段生活？他们知道他们到哪儿了吗？他们一直那样瞪着眼！”

“他们已经聚在一起看着您了。我想是因为您那条长长的白辫子。辫子在这里是非同寻常的。比海军的辫子还长，而且您比海军里大多数人年纪都大。他们可能认为您是他们那边的人，是来带他们回家的。将军，我会给您签发一张护照。‘大英女王号’在十月的第三个星期将出发去托尔托拉岛。这样一来，您就有足够的时间办完您手头的事儿。在托尔托拉岛，您将加入到开往英国的护航舰队。护航舰队将于十一月中旬出发。旗舰是‘亚历山德拉号’。我想他们会给您一个舱位的。今年年底您就会到伦敦了。”

这两个人交谈的当口，华人们默默地看着他们；米兰达沿前廊台阶往下走的时候，他们向前走得更近了一点，仔细端详着他。

米兰达说：“当他们讲这段经历的时候，加尔各答会有人相信吗？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自己会相信这件事儿吗？”

“将军，留给我的能活动的年数已经不多了，因此这些时间对我来说更加重要。我的首要目标是，当之无愧地受到雇用，前提自然是对我的个人利益没有偏见。将军，我们相互之间应该达成谅解。能为您效力是我的荣幸，但是任何低于少将的军衔，我都将很难接受。这不是出于虚荣心，我向您保证。这更多是为了他人的缘故。我有某些义务，所以，到了这把年纪，经历了那么多艰难险阻，有过那么多虚假的希望，任何低于我刚才说的军衔都将无法使我心满意足地接受。”

“将军，您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我们跳过六年。委内瑞拉经过三年的革命之后，局势动荡不安，成了一片血雨腥风、冤冤相报的土地；米兰达在波多黎各的莫鲁城堡，成了西班牙人的阶下囚。他在等待人生中最后一次横渡大西洋，到了西班牙，到了加的斯的地牢。一七七一年，他乘坐“弗雷德里克王子号”轮船抵达的城市就是加的斯，那是他在欧洲见到的第一座城市。就是在那里，他买了那条丝绸手绢和那把丝绸雨伞。他将会在那里度过他人生的最后三年，有时候还戴着枷锁。

到头来，并没有什么英国对西班牙占领的南美洲的大规模入侵。尽管米兰达从特立尼达回到伦敦的时候，正严肃认真地筹划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入侵；韦尔斯利将军（两年后成为惠灵顿公爵）正在爱尔兰集结一支规模庞大的入侵部队。米兰达——作为一个南美人可以使英国的这次行动师出有名——本来会在他的部队中有一个重要位置。可是后来，就像米兰达常有的际遇那样，计划赶不上变化。几乎是在最后一分钟，法国人占领了西班牙；西班牙立即成了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英国的一个盟国。那支英国军队本来应该去占领西班牙的南美洲，现在却去了伊比利亚半岛，去打一场解放战争。

米兰达已经五十八岁了，满头白发。现在，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等待，他似乎没有可以做的事情了。可是，两年后，委内瑞拉宣布脱离西班牙的统治。二十七岁的西蒙·玻利瓦尔来到伦敦为他的国家争取支援，米兰达就跟他回到了委内瑞拉。

他一定以为要回到一场已经取得胜利的革命当中了。而他看到的是一个四分五裂、所有的种族和种姓团体帮派林立的国家，这场内战规模无人能够控制，也远远超出了他的军事才能。二十个月以后，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了。革命暂时失败了；在监狱里，共和派的囚犯遭到报复；米兰达——一个多次逃脱了厄运但终不能幸免的人——这次向厄运奔去，他本人成了阶下囚。曾经把他从伦敦请出来，有一天还去格拉夫顿大街喝茶的那个人，把他出卖给了他的宿敌西班牙人。

他在拉瓜伊拉监狱待了五个月。一七七一年，“弗雷德里克王子号”轮船就是从这里起航的。接着，他被转移到波多黎各的圣费利佩城堡。一八〇六年，就是在圣费利佩城堡，“巴克斯号”和“蜜蜂号”两艘战舰上的十个军官，身穿白色长袍，头戴白色帽子，被绞死、分尸，最后连同他们的军服、武器以及米兰达自己的南美洲国旗一起焚烧掉。五个月后，他被带到了波多黎各，带到了莫鲁城堡，“巴克斯号”和“蜜蜂号”战舰上的十三个人曾在此被囚禁过一段时间，戴着二十五磅重的锁链，睡石头床，枕砖头。

米兰达在等着被转送到西班牙，现在，也就是在莫鲁城堡，他们允许米兰达接受一个名叫安德烈斯·莱贝尔·德戈达的委内瑞拉人的访问。莱贝尔三十六岁，职业是律师。三十八年后，当这些激情大多已化为尘土，米兰达的声名被抹杀殆尽，莱贝尔在他的回忆录里将会提供米兰达在囚禁期间唯一的见证（官方的监禁记录簿条目除外）。

莱贝尔出生于一个克里奥尔人的地主家庭，在海湾的委内瑞拉那边拥有（至少在革命之前拥有）可可和甘蔗种植园。他是一个保皇派，他想让委内瑞拉保持与西班牙人的联系。他认为，请米兰达出来从事的革命是由当地的贵族——在他的评估里，属于二等人——发起的，为的是要解决私人怨恨，巩固他们自身的地位，因而没有民众的支持。一个游离于西班牙之外的委内瑞拉将会内战连绵不断，莱贝尔认为：这个国家宗派林立、种姓众多，充满仇恨。

在政见方面，莱贝尔和米兰达原本分属对立的两派。然而在波多黎各，他们的会面却基于一种谅解。米兰达已经被革命出卖了，现在超脱于政治之外。委内瑞拉和西班牙纷争不断，把莱贝尔变成了到处游荡的人，金钱已所剩无几。他目前无法回到委内瑞拉去：那里的革命又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而他被宣布为法外分子。在波多黎各，依靠护军统领（也是一个朋友）梅伦德斯的慷慨施舍过活。所以，米兰达和莱贝尔两个人都是一贫如洗，在这种境况下他们会面了。

有许多个下午，莱贝尔都到莫鲁城堡去，跟米兰达坐在他的牢房里，他们一边交谈，米兰达一边喝他每日一杯的茶。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米兰达特别卫队的头目就让牢房的门开着。

莱贝尔对米兰达的仰慕之情与日俱增：那流畅的谈吐，那份权威，那声音，老人家堂堂的相貌，对人、对书、对重大事件的了如指掌。

护军统领梅伦德斯对米兰达礼遇有加。他让人从外面的一家小酒馆给米兰达送饭进来。他甚至安排米兰达从英属圣马丁岛的一个军官那里弄钱来（他不同意从伦敦那里搞钱），这座岛坐船只要几个小时就到了。

米兰达对西班牙的新闻感兴趣；加的斯的各种报纸一到手，梅伦德斯就拿给他看。在那些报纸上，米兰达看到了西班牙对法战争的消息。他看到各场战斗的消息，看到惠灵顿公爵和特立尼达前总督皮克顿将军声誉日隆。老人家想到自己的失意，一定很痛苦，不过，他对莱贝尔和梅伦德斯都没有流露出这种感情。

他喝茶的方式很特殊。他把半个柠檬挤进一杯茶里，一边喝这种混合物，一边啃柠檬皮，小心地拿捏进度（仿佛他在跟自己赛跑），保证茶喝完的同时正好吃完柠檬。

有一天下午他对莱贝尔说：“你瞪着眼干吗呢？你这一瞪眼，我就想起了那些特立尼达的华人。他们以为我是来接他们回家的。这件事希斯洛普跟你讲过没有？”

莱贝尔知道他指的是哪件事。他曾在特立尼达工作过一段时间，给希斯洛普总督当西班牙法律顾问。

他说：“我没有瞪眼，将军。我是在看，是要记住。我刚才在想，将来有一天，我会告诉人们，米兰达将军把茶变成柠檬汁喝。”

“当年在加拉加斯，下午天气特别热，我父亲就这样子喝茶。我回来以后也开始这样喝茶了。”

“我跟您在一起的时候，就想到您去过的所有地方，您见过的所有人，我就开始觉得自己也有点儿走进历史了。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感觉，不是我能刻意留住的。将军，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想把这件事提出来。我知道，这件事是不应该提的。但是，我要是不提出来，我将来就不会原谅自己。我想了解关于凯瑟琳大帝的事。您要是觉得这个问题问错了，还请原谅我。您要是觉得这问题过于唐突，就只当这话我从来没有说过。”

“这是我过去鼓动起来的故事之一，大约是我三十多岁离开西班牙军队后，我自己起头传播的故事。就像我那时候做过的很多没经过脑子的事情一样，后来这件事反噬了我，给我造成了很多伤害。这件事给我招来了太多的忌妒。那种忌妒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委内瑞拉人喜欢这个故事。他们没有把它当成是对我的颂扬。他们把它当成对他们自己的颂扬。他们当中有的人表现出来的样子，就好像我从他们那儿拿走了什么东西似的。他们觉得我占用了本属于他们的东西，我阻挡了他们走向凯瑟琳大帝的纹章的路。然后他们把这一理念发散到了我一生的事业中去。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做到了什么事，都仅仅是因为我跟他们，我的批评者，是一样的人；不管我在俄国、英国、法国，还是在美国，我的成就中丝毫没有个人因素。如果他们去到我去的地方，那么，他们也会做到我做过的事情。我没有拿自己的任何东西赌博，没有冒过任何风险，没有行使过任何个人意志。甚至这种想法还进一步延伸：这件事都是他们给我做的。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什么都不是。

“我在特立尼达跟希斯洛普讲过，不知道他跟你说过没有，一七九八年，在我离家将近三十年后，皮克顿是如何诋毁我的。他曾经给伦敦的诸位大臣写信，说什么虽然我很重要，但我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加拉加斯一个小店主的儿子而已。当然了，这话他是从加拉加斯听来的。哪怕相距这么遥远，我还是能听出来委内瑞拉人的那个声音，他觉得我玷污了凯瑟琳大帝的纹章，毁掉了本该属于他的东西。

“我回来以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你知道，我是被玻利瓦尔请回来的，那时我将去加拉加斯，住在他家，因为过了四十年我已经没有自己的家了。我并没有直接去那里。我当时想，我要做得郑重其事，以示对革命的敬重。我到了拉瓜伊拉，给军人政府的外交事务秘书罗西奥写信，请求获得允许前往加拉加斯。他的答复简直是侮辱人，非同寻常。他说，我永远都不应该忘记，我欠这个国家的比大多数人都多，因为我享受了非同一般的特权，许多年都在海外，在欧洲各国的皇宫里逍遥度日。他要说的是，我在国外这四十年，实际上一直在剥削这个国家，吃尽了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现在我应该把所欠的东西还上一点点了。我立即就明白了，尽管我们谈的是革命，但实际上还是原先的对凯瑟琳大帝的忌妒之心在罗西奥身上作祟。那个故事对我伤害很大。在收到罗西奥那封信后，我根本就不该到加拉加斯来。我就应该知道，原来他们向我介绍的革命形势都是错的。我应该待在拉瓜伊拉，乘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埃冯号’回到库拉索岛去。我应该让他们等，必要的话，等上一年。我应该这样处理这件事才对。”

莱贝尔说：“我们的仇恨，将军，是我们的仇恨啊。这种仇恨跟其他地方的仇恨都不一样啊。”

“西班牙帝国就是这样把我们毁掉的。它一直使我们处于落后状态，为我们做的事情是少而又少。它不给我们证明自己的办法。它从来不让我们相信人类的成就。它使我们只相信运气、出身、影响、偷盗，相信从国王那儿获得特许状。它使我们在权威面前卑躬屈膝，同时又对它冷嘲热讽。它使我们相信，底层的所有人都毫无价值。我早年做的很多蠢事都源于这一点。过了十年我才明白，在其他国家情况是不同的。”

莱贝尔说：“我曾一度认为您谈到的忌妒之心是无害的。就像一个开杂货店的，有个人在他隔壁也开了一个店，那样的忌妒心理。在革命之后，这种忌妒心理变成了仇恨。我们大家都臣服于这种仇恨。人们不看到敌人的皑皑白骨，是不会罢休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出现这样的事。我原来以为人们会吓得不得了。我记得早期的一些革命家，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瓜尔、埃斯帕尼亚。他们派人到我们的种植园，以及别人家的种植园，试图让我们感兴趣。他们说，他们要成立一个共和国，国旗将会有四种颜色，分别代表不同的种族。白色代表白人，蓝色代表黑人，黄色代表混血种族，红色代表印第安人。这四种颜色还将代表共和国的四大目标：自由、平等、安全、财产。白人的财产、黑人的自由、白黑混血儿的平等，每一个人的安全。他们要每个人都有每一样权利。他们准备怎么做呢？您问他们，他们就答不上来了。他们还没有想好呢。他们只想了国旗和颜色。有时候他们就生气了。‘你是一个美洲人。你应该很傲气。你怎么能用这么低俗的方式说话呢？难道你不关心你的国家吗？’我就说：‘你这样说话就不对了。你不能就这么告诉我，说你的国旗就是我的国家吧。谈到独立时要问的问题是“谁将统治我们？”这是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也是战争将会开始的地方。’而实际上，事情也是这样发生的。既然我们已经被拖进了这场四种肤色的战争，我看不出来怎么才能停下来。总会有人寻求最后的胜利，总会有人想报复。”

米兰达说：“我认为谁也不能给委内瑞拉这样一个地方制定出一部宪法来。它对我们来说是西班牙的遗产。你提到的那些人物，瓜尔啦，埃斯帕尼亚啦，还有其他人，他们受了太多罪，很难更清楚地思考。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给委内瑞拉制定的那部宪法也是荒唐透顶的。可是我在那部宪法上花了很多时间。它一半是罗马法，一半是英国法。我没有设执政官。我设的官员叫作印加人。你看，有些地方色彩吧。我说服自己相信我的宪法，但我也知道，我制定这部宪法是为了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或许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天才，能为我们制定出一部宪法来。但他一定不是委内瑞拉人，因为没有一个委内瑞拉人能足够冷静、明智地管理事务，而且他也不能是外人，否则他就不能理解那些派系纷争和激情了。”

“将军，在您书写委内瑞拉和南美洲的这些年里，您把它简单化了。您谈过印加人和白人，您谈过那里的人足以做柏拉图理想国的公民。您总是漏掉两种肤色的人：黑人和白黑混血儿。这是不是您远离祖国的缘故呢？”

“不是。我这样做是因为从心智上来说容易一些。我关于自由的思想大多是在国外从谈话和阅读中得来的。所以，我在脑子里创造的那个国家就越来越像在书本上读到的那些国家。汤姆·潘恩[18]和卢梭的书里是没有黑奴的。当我试图学习他们的时候，发现很难把黑奴装进去。当然了，我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我把他们当作我所接近的真理的非本质属性，当要写那一部分的时候，我就把他们省略掉了。由于我的生活方式，我总是在别的国家生活，所以对同一件事情，我脑子里总是有两种或更多种不同的想法。对我的国家有两种认识，对我自己有两种、三种或者四种认识。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你现在没必要指责我了。

“我从特立尼达回到英国后，结识了威廉·威尔伯福斯[19]。我非常仰慕他，觉得他是一个慈善家，一个受压迫人民的保护者。我知道他想跟我谈黑人奴隶制的问题，可是第一次在肯辛顿一起吃饭时，我们很快就触及到了宗教裁判所的话题，然后话题展开了，广泛地讨论了南美洲的自由问题。我感觉得让他理解我父亲那样的人不得不忍受的各种侮辱。我们一直在谈论人，像曼努埃尔·瓜尔。他在部队干了三十三年之后，还只是老兵营的一个上尉，可怜的瓜尔，因为更高的官衔都留给西班牙来的西班牙人了。还谈论到要求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必须持续不断地、羞辱性地服从，服从教会，服从国王和他的官员，我们走路都会感觉到羞辱。我必须让威尔伯福斯理解那些事情——这并不容易解释清楚——我感觉，和他深入地探讨黑奴问题，就会损耗他对我们的关注。这还有可能搅混我正在跟他讲的关于南美洲的问题。我知道黑奴解放的问题对威尔伯福斯有多么重要，我清楚地表明，我完完全全地接受他的观点。但是，我觉得他谈的是其他的地方。而我讲的是另一个问题。这样想的人不止我一个。你会知道希斯洛普多么想离开特立尼达，为南美洲的事业做贡献。

“在围困了彭萨科拉镇以后，我曾煞有介事地买了三个黑奴作为一种投机；仅仅数年之后，我因为试图从牙买加走私两船黑奴到古巴而不得不从西班牙军队退役。在那次谈话的很多个月以后，我回想起这些事，有些好奇，如果那个大好人威尔伯福斯知道了这些事，会作何感想。”

“有那个故事。”莱贝尔说。

“确有其事。但那绝对不是我的真实情况。那件事是三十年前发生的，还是一开始。我当时刚刚出道。那就是我所发现的世界。之后有长长的一生呢。那以后的一生才是我为之负责的。我不觉得自己欺骗了威尔伯福斯。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带玻利瓦尔和其他人去见他的时候，他是那么温文尔雅，说，他当时能到伦敦是多么幸运，那时候，我就想知道，如果他知道了我对西班牙监狱以及宗教裁判所的恐惧——还有我跟他谈过的很多政治恐惧——是以那次走私事件开始的，他会作何感想。假若我不开小差，就得在北非的奥兰干上十年。

“开小差之后的很多年，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去参观监狱。那是欧洲的旅游者要做的事情之一。但我也是在考验自己。哥本哈根的监狱是最糟糕的。有的囚犯戴着镣铐。当中有些人只是欠了债而已。茅厕里的粪便几个月都不清理。我吓坏了，就给当局写信反映了此事。现在，我就在这里了。所以，我想，所有的账统统清算了。”

莱贝尔说：“希斯洛普跟我谈了很多您在特立尼达时候的事。我本人在那儿的时候，觉得我就是在委内瑞拉。您难道没有一点点类似的感觉？您在那儿的时候，您是否看过一眼海湾的对面？”

“还是那句话，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有两个时刻我是知道的，知道得清清楚楚。第一个时刻是我到达的那一天，在卡贝略港、‘巴克斯号’和‘蜜蜂号’军舰之后。可以说我是回归故里。我听见几个黑奴在外面的庭院里用一种非洲语言交谈，于是我走到窗户边。我们都大吃一惊，一时间都不知所措。当时是中午，可是正下着雨，天很黑。那几个黑奴看着我，就像见到了鬼——看到我的白头发和长辫子。这一点我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得清清楚楚。此时我感觉离这个世界非常遥远。第二个时刻是在我从科罗镇冒险回来大约两三个月之后。一个名叫唐尼的男士和一个名叫麦克卢莉的女士还有其他人带我游览了那座小岛。我们去的其中一个地方是印第安人保留区。有几个那样的地方，西班牙人用来安置剩余的印第安人。小小的布道所，林中的一小片空地，印第安人住在棕榈树搭建的小茅屋里，那个牧师则住在一座小木头房子里，教堂有的是土坯建成的。一切都很粗糙，很压抑。那些印第安人都变成了酒鬼。我们到了这个小布道所的时候，麦克卢莉小姐和唐尼以及我们一行人当中的其他人都替我感到非常生气。他们认为那个西班牙牧师不是个东西，把印第安人当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使用，让他们砍倒雪松，锯成木材，卖给他们朗姆酒，从他们身上额外再赚上一笔利润。他们想让我吵上一架。他们想让我把那个牧师骂一顿。我觉得他们所关心的事很奇怪，突然间，我意识到，他们把印第安人当成了我的人来对待。从远处瞥了一眼那个地方，我觉得我把自己困在了那里，再也离不开了。可是接着，我就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您在特立尼达日子过得很不好，我知道。我跟人们谈过。您有可能在那儿就栽了。那个小地方的人满心都是他们自己的仇恨，几乎没有时间顾及您。您要是在那儿再待上一年左右，您也有可能会失去原来有的那几个保护您的人。令人吃惊的是，您幸运地离开了，又这么快就决定冒所有危险回来。我不知道玻利瓦尔是怎么给您讲这个国家的状况的。但我认为他不大可能告诉您，东部和西部都被保皇派把持着。”

“他似乎讲的是我自己的话。他使我觉得我一直在预言的东西已经实现了。我遇到的麻烦，就是离开英国要得到的批准。跟第一次离开委内瑞拉差不多一样难，比离开特立尼达难多了。诸位大臣不想让我离境。他们不想让他们在加的斯的西班牙盟友们以为他们在纵容西班牙帝国的分崩离析。最后我们达成协议。我将乘一艘军舰离开，而他们将不会注意到。但他们坚持，为了明面上好看一些，我和玻利瓦尔应该分别乘坐不同的轮船。所以，玻利瓦尔就带着我的文件先走一步。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你就会明白，我对他和他的家人是完全信得过的。我头一年就让达劳把那些文件装订好了，漂漂亮亮的。六十三卷分装在三个新箱子里，每个箱子上都钉上一个写着我名字首字母的黄铜牌。”

“您当初要是知道最后整个国家都要反对您，您还会出来吗？”

“三十年以后我不可能漂泊在外了。我要亲眼看到最后。哪怕是到了你说的那一刻。我要看见我所有的思想都被颠倒过来，可以这么说。事实上，到了最后，这倒变成了一种解脱。很多年来我都对人们讲，如果我带着两百人，或者更少的人，在委内瑞拉沿海一上岸，全国的人都会朝着我自由的旗帜蜂拥而来。然而，事情并没有那样发生在我身上。却发生在了另一个人身上，发生在保皇派当局派过来跟我作对的那个粗鲁的海军军官身上。他运气不错。他带着一百二十个水手上了岸，每一个人都向他走了过去。十二个星期之内，他就彻底打败了我们。他没可能做错事。印第安人投奔他，白黑混血儿、帕尔多人、黑人都跟他在一起。在巴伦西亚，那些白黑混血儿像魔鬼一样愈战愈勇。即便白人都投降了，他们仍继续战斗。我有五千人马，而白黑混血儿即使只剩下五百人都还一直在战斗。你说过，有关革命他们问的问题是‘谁将统治我们？’他们只是不想受我这边的人统治。我不得不对巴伦西亚发动了两次进攻。在那次小小的攻城战斗中，八百人被杀，一千五百人受伤。我想起希斯洛普对我讲过的有关海湾另一边有色自由人的事情，已经太晚了——我从来都没有思考过，那件事可能跟我有什么关系。

“后来，形势艰难的时候，我想过，应该为我的部队招募黑人。如果黑人在我的部队服役满十年，我就给他们自由。对此，我不知道威尔伯福斯会怎么想，因为这是我们在伦敦会面后仅仅一年的事。可是在这一阶段，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我提出招募黑人当兵，但这个举措并没有带给我合适的兵源，反倒使每个人都反对我。库列佩的保皇派为了复仇，让他们种植园里的黑奴突然袭击了我。他们派这些黑奴行军到加拉加斯抢掠，把这个地方烧了个精光。

“这就是结局。我四面受困。在玻利瓦尔丢掉了卡贝略港之后，我们就完全没有资源了。每天都有人离开我。我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仗是打不下去了。刚开始，像罗西奥那样的人要我离他们的革命远远的。而今他们却丢下我一个人不管了。我成了众矢之的，每个人——共和派、保皇派，四种肤色所有的人——都对我不满，怕我，恨我。那时候我看出来了，如你所说，这场战争是赢不了的。如果有什么办法重新组织这场革命，让我们可以回到开始，还是会败得一塌糊涂，其方式几乎是一样的。我在那最后几天意识到，我在海外那么多年，一直都只是在为自己说话。只有当所有的委内瑞拉人都像我一样，出身于我那样的家庭，有着我那样的阅历，我为之奋斗的革命才有可能发生。正像那些西班牙人说过的，我的革命是一项个人事业。

“懂得了这一点是一种解脱。当初我要是待在伦敦或者战争进行到一半时就离开，就不会懂得这一点。我就会一直被某种感觉所困扰：或许有些事情我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尽管有四种肤色的人种，有可可和烟草种植园的女侯爵们，以及我对委内瑞拉所了解的其他一切东西——或许能证明我所创立的思想是正确的。或许哲学家们是正确的。或许关于人，在所有的偶然因素——出身、性格、地理位置、历史——的更深处，还隐藏着一些更真实的东西。那是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认识和感觉。或许所有的人，如果给所有人以明智而理性的自由，或许他们都配当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公民。

“我现在没有半途而废的感觉了，也没有疑虑不安了。我知道，事情能发展到哪一步，我都见证了。当我意识到，我不再属于任何一派，除了我的私人侍从以外，没有一个人跟我在一起时，最无法想象的一刻到来了。我那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格拉夫顿大街。我所控制的地盘，或者说我在里面还安全的地盘，在一天天缩小。不久就缩小到了加拉加斯市，缩小到了通向海边，通向拉瓜伊拉的那条山路。只有几平方英里。想想吧！我开小差后两三年里，曾经是把自己当成未来的征服者介绍给外国政府的，我的领土从密西西比河的源头延伸开来，包括这条河西边所有的土地，向南一直延伸到南美洲的最南端的合恩角。

“一艘英国战舰在拉瓜伊拉等我，要把我送到英国辖管的库拉索岛上。我事先派了一个忠实的追随者把我的三箱子文件送过去了。我采取措施，以防被扣留，那些箱子上写的收货人不是我，而是岛上的一家英国公司。我从加拉加斯国库提取的那两万两千个银比索和一千两百盎司黄金也是如法炮制。到最后，我怀着卑劣的快乐心情恢复了我的敌人赋予我的性格特点。我认为，冲着我为这个国家做的所有贡献，我因此曾与我的家族财富隔绝了四十年，这是我应得的。可是你知道的，我没能登上英国舰队‘蓝宝石号’。这艘轮船载着我的东西去了库拉索岛。我得到的消息是，我写收货地址的那家公司声称那笔钱是他们的，他们很高兴他们原来通过我转送给加拉加斯革命政府的这一小笔钱能失而复得。所以，这一笔账也了结了。”

米兰达向门外的人做了个手势，特别卫队的头目拉腊上尉过来站在门外边。莱贝尔·德戈达知道该离开了。

当天深夜，镇子都在熟睡之中，莱贝尔被护军统领梅伦德斯叫醒了，他就住在梅伦德斯的军营里。这位护军统领着装正式，穿着军官外套，手里拎着那支明光锃亮的军衔棒。

他说：“天很热，安德烈斯。穿上一些衣服，跟我到海边去。”

他们沿着海堤走了一小段路，在一个码头停了下来。轮船上的灯光映照在港口的水面上，一条条桅杆矗立在黑暗之中，直插云霄。一阵夜风从海面吹来，一艘船的船帆弯了起来，准备起航。一只小船在码头的石阶旁漂来荡去。船不是空的：船上有两个桨手和两个士兵。两个士兵现在下了船，在石阶上立正。接着，拉腊上尉和米兰达挽着胳臂沿海堤出现了。他们身后跟着一个黑奴，头上顶着一个小木箱子。莱贝尔认出了那个黑奴：那个小酒馆的。五个月来一直给米兰达提供饭食的那个小酒馆。

梅伦德斯说：“将军，船在等着。剩下的就只有道别了。伊瓦涅斯中尉发话了，在您去加的斯的船上，不给您施加任何限制。”

米兰达说：“不戴锁链吗？”

“您将被待为上宾。”

米兰达说：“感谢上帝，我要去欧洲了。护军统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对我的这一片好意。”

他拥抱了梅伦德斯，然后，在士兵们搀扶他上船之前，他拥抱了莱贝尔。莱贝尔记得，那次拥抱是一个朋友的拥抱。

三十八年后，莱贝尔已经七十四岁的时候，写了回忆录，并且发表了那篇致米兰达的简短的告别演说。莱贝尔说，现在是一八五一年，那场委内瑞拉革命或者说内战进行了四十一年后依然在继续，看样子好像还要进行四十一年似的。这部回忆录本来极有可能跟其他回忆录一样毁于战火。书一直都没有全部写完，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才得以出版（或许因为莱贝尔的政治观点吧），后来只在委内瑞拉一家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莱贝尔后来或许得知，米兰达离开波多黎各大约只有三十个月后，就在加的斯的监狱里死了。他也许不知道，米兰达死得非常痛苦，有四个多月，一场病接着一场病向他袭来，猛烈的阵痛，伤寒，到最后，他得了一种病，使他嘴里流血。他被草草地埋葬了，连个仪式都没有。只是用他死的那张床上的床单和床垫裹着，从监狱的医院里抬走了，身上就穿着他死时穿的衣服，下葬到他的坟墓里。把他带走的那些人回来后，把他的其他衣物和东西收到一起烧掉了。不久，连他埋在哪里人们也无从知晓了。

米兰达在波多黎各的时候，他的二儿子弗朗西斯科才七岁。莱贝尔或许不知道，这位弗朗西斯科，跟他父亲同名，长大后离开伦敦，去参加了南美洲的历次内战。他历经多次战争，于一八三一年（玻利瓦尔死后的第二年）在一场清洗中被处死，时年二十五岁。

莱贝尔满怀柔情地记得，米兰达对伦敦的一位女士很关心，他总是想要给她寄钱，并通过梅伦德斯给她寄了一封谈家务事的信。莱贝尔或许不知道，一八四七年，在他开始写回忆录四年之前，萨拉在格拉夫顿大街的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她在这同一座房子里住了四十八年，那些年当中的后三十七年，都没有米兰达陪伴在身边。一八四一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显示，这座房子里有两个女仆；米兰达书房里的东西——一八〇七年估价为九千英镑，还书商们的债务用去了五千英镑——直到最后有可能一直为她提供了相当丰厚的收入来源。

对她来说生命消逝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米兰达曾在伦敦风光无限，忙忙碌碌，而如今在她去世的时候，却几乎是个无人知晓的名字。他那三箱子文件显然是下落不明了；正像埋在庞贝城里的那些尸体一样，历史记录上该有米兰达的地方却是一片空白。萨拉和他一起消失了。她去世的日期，甚至她曾一直在格拉夫顿大街居住的事实，还是在一九八〇年由委内瑞拉驻伦敦大使馆的一个研究人员发现的。

米兰达的文件在他去世一百多年之后才得以重见天日。本世纪[20]二十年代，一个美国学者威廉·罗伯逊有一个观点，尽管那些金钱和黄金被扣留了，米兰达的文件有可能从库拉索岛运回了伦敦，送回到相关的英国大臣手里了；它们随后即成为该大臣私人档案的一部分。一八一二年这位相关的大臣是巴瑟斯特勋爵，时任战争及殖民地国务大臣。一九二二年，罗伯逊在格洛斯特郡塞伦塞斯特市巴瑟斯特的书房认出了米兰达的那六十三卷文件。一百多年之前，这些文件曾从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之间那条马车道上往返两次，每次行程三个小时，或许上面还沾着一两点委内瑞拉的风尘吧。这些文件被委内瑞拉政府获得，最后送到了加拉加斯。

文件的头几卷被编辑得面目全非，很多内容要么压缩，要么略去，于一九二四年在加拉加斯出版。为纪念米兰达诞辰二百周年，最后数卷于一九五〇年在哈瓦那出版。哈瓦那出版的那几卷就以米兰达保留的样子出现，微不足道的事情和正式的事情混杂在一起，没有编辑的注释和干扰，似乎还保留着那个人生命的余温。

[1]西班牙西南海岸港市。

[2]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北部地名。

[3]阿尔及利亚西北部港市。

[4]拉斐特（1757－1834），法国贵族，由于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被称为新旧两个世界的英雄。

[5]现荷兰东南部城市。

[6]赫斯特·斯坦诺普（1776－1839），英国社交界头面人物、冒险家和旅行家。

[7]指位于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一个西班牙殖民地。

[8]西班牙语：亲爱的，心爱的。

[9]容量单位，约合56升。

[10]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宫廷画师，画风写实，作品有《腓力四世画像》《布雷达守军投降》《纺织女》和《宫女》等。

[11]旧时西班牙及其南美属地的货币单位。

[12]英文为piquet，一种通常由两人用32张牌对玩的纸牌戏。

[13]植物树脂，以前用作镇静药。

[14]摩洛哥东北部港市，1497年起被西班牙占领，现为西班牙的一个自治市。

[15]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106BC－43BC），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

[16]原文为法语。

[17]施雷普内尔（1761－1842），英国军官，榴弹发明者。

[18]即托马斯·潘恩（1737－180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论家。

[19]威廉·威尔伯福斯（1759－1833），英国政治家、社会改革家，致力于废除奴隶买卖，他的努力促成了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取缔（1807）和1833年《废奴法案》的颁布。

[20]作者在这里指的是20世纪。

9　回归故里

我去的第一个黑非洲国家在东非。那时我三十岁出头。我跟当地那所大学有些许联系，镇子边上有一个政府大院，院子里风景优美，我就住在院里一座低矮的小平房里。院子里住的大多数人都是外国侨民——英国人居多，还有几个美国人——他们以各种方式为政府效力。有的直接受雇于政府；有的（像我）是由外国基金会或资助机构派出来的。

这个国家刚刚独立，被认为是很革命的，可这个院子还是有一种殖民地的感觉。这使我想到特立尼达油田上那些外国侨民居住的大院，这座院子有可能是在同一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规划出来的。

这两个地方的平房和套房都很不起眼。周围的环境——许多英亩风景优美的土地——使得这两个地方有了特殊性，暗示着隔绝和特权。土地上那杂乱无章的灌木丛好像都被砍光了。院子里没有篱笆墙，没有露在外面的粪堆，没有垃圾，没有一片片明显的荒地。房子之间的空地都种上了草。当地的每一种树木和灌木丛，桂皮、椰子树、凤凰树、木槿花树，在外面不管有多普通，但在这个砍得光秃秃的院子里，都有一种意外的、异国情调的美。

特权思想——或者叫保护思想，二者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是不错的。这座东非的院子就像这个国家中的一个小小的福利国家。生活中有一个完整的方面是我们不用操心的。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管理这些套房和平房，负责维修、更换设施，处理投诉。虽然不是官方合约或官方问题的一部分，但几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不久就会配备一个仆人或男仆，这些仆人或男仆很习惯这个院子里的种种方式。

我刚开始对这些仆人感到很不好意思。这个想法本身使我感到尴尬：东非（一部分是殖民者的国家，同时依然是游猎国家）的黑人仆人，关于他们，有太多从书本和电影里得来的联想。但我看到，院子里的大多数人，甚至是仆人，都过着不自然的生活。每个人都表现出一种风格，在某些方面和牛津大学某个学院的风格一样正式，而这种风格在外面是不存在的。过了一段时间，我明白了，这院子里可能一直就是这样的情形，甚至在殖民时代就是如此。

由于院子在镇子的边上，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出租车，所以我必须有一辆汽车。我不会开车，或者说我信不过自己开车的本事，就只好雇了一个司机。要是有个人能给我开车、做饭、照看我的小平房，那就方便了。可是，在这个院子里，事情不是这样办的。我就只好用了个专职司机。

早饭刚过，那人就来了，很是体面，穿得很整齐，裤线平整，衬衣干干净净，皮鞋锃光瓦亮，他问我这一天的计划。大多数时间我没有外出的计划。我当时在平房里工作。所以他就坐在厨房里等着，每当我经过敞开的厨房门时，他都先抬头看看，然后害羞地低下头去。他后来喜欢带漫画书、杂志，再后来带正经八百的书来厨房；他还写信。有时候我上午就打发他回家待一天，可是几个小时之后我又想出去了。大院的生活，虽然有其特权，但也有麻烦的地方。

仆人和司机都是摩西·卢伯罗给我找的，他给跟我隔几座房子的一对英国夫妇当男仆。卢伯罗是个身板很重、动作缓慢的人，长着一双明亮的、滴溜乱转的眼睛。我有时候看见他嘴里叼着晾衣夹，往外面晾晒婴儿的衣服。婴儿的衣服！卢伯罗的重要性可不止于此。据说，他控制着院子里的男仆们。当他在外面转悠，听见或看见我的汽车来了的时候，就缓缓地扭过脖子，慢慢地转动眼珠，打量汽车和我以及司机。仿佛他脖子的肌肉有什么毛病；不过这可能只是他让我们知道他在密切关注事情的方式。

他身着标准的白色男仆服装：短袖衬衣和短裤。从远处这身打扮使他看着像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当你走得更近些，他的容貌就变了：那胖乎乎的男孩根本不是个男孩子，是个见多识广的中年男人；从颧骨到嘴角有着深深的法令纹，一皱眉额头上满是皱纹。那大肚子——使他白色短裤的腰带起了皱褶——并不暗示着柔软。它暗示着力量、权威和自命不凡。走近了，会发现他的样子并不友好，他端着一种部落权威的架子。他的姓氏表明，他来自非洲大陆的中部；一个祖辈或者更远的先辈或许跟着阿拉伯商人或者印度商人来到了海岸，然后定居于此。

掌控大院里的男仆就是拥有权力。这里的工作和镇上的工作相比，工资更高，每一座平房或套房都有维护得很好的“住宿房”，即一间仆人房，镇上的很多人都会喜欢那样的住处的。伴随着外国侨民的来来去去，还有买卖外国侨民弃之不用的东西的一整套系统。男仆们在另外的渠道受到控制。我的仆人买了一辆破烂不堪的旧自行车，一切都是卢伯罗安排的（通过卢伯罗借钱买车，还买了一副大小并不合适的白边塑料墨镜跟他的新自行车风格相搭配）。

这个国家是个专制国家。不过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人在意这个。非洲刚刚开始独立，总统的名声是他是一个好人，使用其权威只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外国侨民中有一小部分认为他们自己在为这个事业做贡献。这是吸引他们来到这个国家的因素之一。他们喜欢接近权势人物，喜欢他们那简单但有保护的大院生活，尽管他们为自己必须配备男仆而心有疑虑，他们谈论过这件事。他们有些人甚至喜欢外面物资短缺、生活俭朴、对人民纪律严明的思想。他们认为，在形势好转之前这是必经的阶段。他们认为，防止村子里的人迁徙到首都来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城市就不会增长，人们就不会受到城市生活腐化堕落的影响，乡村就比较容易集体化，比较容易回归到传统的非洲式的社会主义。我现在觉得，对这些外国侨民来说，大院生活提供了类似于其他地方给别人提供的静修生活或者宗教团体生活：解放，新的僵化体制，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珍视。

摩西·卢伯罗掌控着男仆们，而理查德则留意着外国侨民。理查德是英国人，一个三十多岁、身材颀长的男子，使用一副象牙烟嘴。当他觉得有人要误入歧途了，就请他们到他的套房里吃饭。他的工作单位是计划部门，但他在大院里更为人熟知的是，每当外国报纸杂志刊发有关这个国家和总统的批评性文章的时候，他就给这些报纸杂志写信。他不是以官员的身份，而是以个人身份写信。他写道，社会主义是一种简朴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本身就是它自身的回报。他会说：“为什么不允许一个贫穷的非洲国家发展它自己的社会主义呢？”他会这样谈论总统：“他也许不会使他的国家比他缔造这个国家时更加富有。然而，衡量成功与否并非只有一个尺度，这位非洲新人将会因为按照自己的最高原则进行统治而深感满足。”

理查德举止从容，有一副自嘲的举止，这会使您觉得他半是与您态度一致，您可以就他所写的东西和他开玩笑。您不能。他没有一丝幽默感，他完全无法领会跟他不同的观点。

一天下午——我已经把司机支开了——我把车开出去，练车。我走的是机场线。这是首都周围的道路中人和车最稀少的路。它不穿过村庄，有很长一段路是笔直的，非常漂亮。在这段路上开了几英里之后，我看见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人骑着一辆摩托车朝我开过来。接着，我又看到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穿制服的人。这两个人在打手势。他们甚至像是要从摩托车上站起来的样子。等他们近了，我才发现原来是在冲我打手势。很显然，他们对我火冒三丈，还有一点也显而易见，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从路上赶下去。我平安无事地把车停在路边上。那两个骑摩托车的人后面是一辆很大的黑色汽车，后座上坐着两个人，穿着露肩式非洲服装。其中一个男人是总统。后面跟着一辆小一点的汽车，小汽车后面又跟着另一辆摩托车。

几天后我看见理查德以他那一贯麻利的方式在院子里散步。

我说：“那天，总统把我从马路上赶了下来。”

他脸上那一成不变、毫无意义的微笑霎时间消失了。他脸色变得很严峻。“这件事你是瞎编的。你知道你是瞎编的。总统是不会做那种事情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以前从来没有在路上遇到过总统。”

“当然了，你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你有那种自由，而且你知道你有那种自由。在这里的南非流亡者肯定会对你的讽刺文章感恩戴德的。”

他自己说话都冷嘲热讽。这个国家向南非的政治流亡人员提供及时的避难，在大院里就有好几个。他们形成了截然不同、沉闷压抑的群体。他们当中有几个是黑人，但更多的是白人。这些白人是不快乐的、受到伤害的人。他们或许是因失败而受到伤害，也或许是因为流亡而引发了那种他们天性里就有的抑郁寡欢和不完整的失落感，隐藏在他们的政治事业下面。我以前一个革命者也不认识，我猜想自己对这些革命者的模样有一些戏剧化的想象。大院里的这些人——我都是隔着一段距离观察的，而且发现很难与他们结识——并非胆大包天、凶暴残忍、或者满怀信仰的人。他们更像是经庸医之手治疗过，转错了弯的人，更像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可望而不可即的人，总是在跟自己的魔鬼打交道的人。

这个国家充满了一种特别的仇恨。是针对亚洲人或印度人的小团体的仇恨，这些人同样分布在东非其他地方，主要是生意人或者小商店店主，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群体。

沿海地区和印度可能自古就有联系。当初给瓦斯科·达伽马指路到印度的是一个东非的领航员。维多利亚时代的探险家斯皮克甚至出版过一张地图，据说是根据古老的印地文文本绘制的，其中乌干达的河流、湖泊和山脉都给出了梵文名字。沿海地区混杂的斯瓦希里文化中应该含有印度文化的因素。可是，人们的印象里没有这种历史的流传。而遭到仇恨的亚裔群体来得更晚一些，他们是在英国统治了半个世纪左右时过来定居的。

这种仇恨表现在报纸上，在国会中，在这个大院里，在大学里。这种仇恨是公开的，是得到官方允许的，而且不会招致报复。外国侨民兜售这种仇恨，以表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忠诚。有些政治人物把它视作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给它蒙上了一层教条的色彩。

有了关于进口和外汇的所有这些条条框框，在首都的亚洲人商店的生意就足够惨淡了。不用费什么劲就能看到，在背后，这些开商店的人还在不断遭到进一步掠夺，掠夺他们的是官员、总统所在党的党内要人、敲诈者、英国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公司的人，这些人习惯于把金钱转移到国外去。这些开商店的人要么是印度教教徒，要么是伊斯兰教教徒，都很恬淡寡欲；这是这两种宗教的天分。他们从不怨天尤人，不想对外人发牢骚。那些商店不过是些暗色的木头盒子或水泥盒子，却招致这样的仇恨；而他们的悲伤似乎在精神上与那大院里风景秀丽的土地隔着一个世界，离那所新建的大学那更加富丽堂皇的校园隔着一个世界。这所大学是用外国援助的资金建起来的，似乎说明了外国对总统所作所为的肯定。

众所周知，总统在他早年的政治生涯中，曾得到过亚裔族群中一些人的经济资助。总统出席亚洲人的某些仪式时，有时候也提这件事。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帮助过总统的人。他六十多岁，身子很重，一脸病容，他积极活跃的生活已经是过去了。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在世纪之初随家人移民到了东非。他没有循规蹈矩进入家族企业经商，而是成了一个律师。或许是由于和家族发展道路的分离，以及他自己的遗世独立，他比我在印度或东非遇到过的多数印度人都更有一种战前东非的种族残忍性的标志。（哪怕是在这座革命的大院里，在关于男仆、男仆们的制服及住处的规矩上，使我刚开始就感到不安的，也正是那种残忍性扭曲的回声。）战前那些年他的日子过得尤其艰难，当时他觉得自己处在被殖民的东非和被殖民的印度的耻辱的夹缝中。印度独立之后，他全身心投入到了东非的事业中来。总统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认识总统——已经很有名了，已经被人说成一个领袖了。他对总统一直都很敬仰，即使是现在，依然敬仰他。

这位律师谈过总统统治的过分之处——乡村里的残暴行径，对亚裔族群的骚扰，新闻审查制度，对大学生的严格管制——之后，重新谈起了他所敬仰的总统的素质。尽管他刚才说了这一切，但他仿佛已经达到了个人的平衡点及和解点，对未来有着光明的信念。大院里有三四个这样的英国人，不老，有一两个和非洲有某种亲戚关系。他们热爱非洲，爱这里的风景、各族人民，爱宗教的种种神秘性，爱这里的动物，爱这里广袤的空间。他们无法在别的地方生活，不管这里政治制度如何，他们都打算待下去，允许他们待多久就待多久。

我想，这位印度人律师正要把我带到这样一个平衡点，从这里他能越过当前总统统治的过分之处看到未来。

我对他说：“可是，以后您打算怎么过呢？”

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每天都会尽一切可能，把我拥有的每一个先令都转移到国外去。”

这位律师在积累财富，并非没有他的家庭和种姓意识。但他已经变成一个远远超出他的种姓的人了。他的信仰中宽恕的倾向——和荣誉及美好生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被他转化成一种终生的政治理想。他心里非常清楚，把他所说的话付诸实施，会浪费掉他所剩不多的生命。然而，他却说得很认真。这个国家的形势外表有多糟糕，实际就有多糟糕。他出于绝望和了解，谈论着自己的徒劳无功，这个在他的年纪很难承受的事实。

教育是免费的。这所大学里的大学生大多是他们家或者村子里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他们把村子里的某些习惯带到了校园里。他们能一脸严肃、神情忧郁地喝酒，一喝就是两三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每月一从政府那里获得津贴，就大喝一顿。他们睡觉时房间里亮着灯，因为他们不喜欢在黑暗里睡。学生宿舍楼里彻夜灯火通明，外人还以为这所新办的非洲大学的学生不分昼夜地学习，以迎头赶上呢。

实际上，一些学生把新鲜而犀利的头脑带到了大学。而正是在这所大学，他们通过所接受的政治训练（学习总统的思想和他的非洲社会主义原则），学会了麻木和乏味。好像把他们从村子里带到大学来，是为了让他们重新加入教会，重新加入部落，给他们新的禁忌，使他们重新变成狭隘的、服服帖帖的人。最后，成功的学生就是适合并且准备好为总统、为国家效力的人；而这对他们来说就非常好了，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谋生之路。

这就是他们必须表现出他们值得拥有的未来。有外国学者讲学，他们学会了讲课期间集体出走。没几个人能说清楚为什么，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那个团体的头目发出了信号。从外国老师的课堂上集体出走，这是一种侵犯，外国侨民们对此议论纷纷，它似乎为这个专制国家所自我标榜的一种思想提供了佐证：这个国家在总统的领导下迅速发展，但对这些学生来说，发展得还不够迅速，他们变得急不可耐，变得非常愤怒，促使总统采取更加革命的立场，而这几乎是违背总统意愿的。

学生们不断游行示威。他们示威反对南非和罗得西亚[1]。他们示威反对那些非洲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批评总统。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地示威反对当地的亚裔族群把钱汇到国外去，榨干这个国家。政府办的报纸报道了这些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发表社论，呼吁学生要表现出克制。但是我觉得，有时报纸报道的游行示威并没有发生过。

两三年前，总统曾从伦敦请来一个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当顾问，就社会主义重构以及把半殖民地、半非正式的非洲式经济统一起来献言献策。现在，人们盛传，另一个外国顾问就要来了，来研究控制资金外流的方法。每当总统要做激进的事情或者困难的事情，或者要扩大自己权力的时候，他不喜欢让这个行为看起来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他喜欢表现出他只是在跟着优秀的社会主义先行者学习，接受从声誉良好的国家来的声誉良好的人的建议。

一天，理查德在大院里的小路上拦住我。他带着一脸的假笑说：“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布莱尔的人？他就要到这儿来了，让我们大家都遵纪守法。”

从理查德的口气以及他眼睛里的闪光，我能猜出来，他谈的是总统的新顾问。

他嘴里咬着空空的象牙烟嘴，向上挑一挑，向下挑一挑，再向上挑一挑。“他是从你们那个地方来的。大家都说他跟你一起上过学，曾经当过部长，现在是一位巡回大使。很快你就没有秘密了。”

当然，我现在知道那个名字了。我和布莱尔没有一起上过学，那个部分歪曲了事实。不过他的名字却来自我的成人生活之初：一九四九年，我们有好几个月都在西班牙港的红房子里一个政府部门工作。我当时是非正式的临时公务员；而他却是完完全全、正经八百的公务员。

我是一个临时二等文书，一个抄写员，在凭我赢得的奖学金去英国，去牛津大学之前，利用时间的间隙挣一点小钱儿。他在那个部门是一个新升职的高级文书，一个个子高高的、一脸严肃、一路爬上来的黑人。上午或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有时候过来坐在我身边，坐在我的桌旁，检查然后在我写出来的证书上面签上他名字的首字母。

他比我大十多岁，而在特立尼达，那个年龄差影响深远。这意味着他出生在更黑暗的时代。他的求学经历不像我那样顺理成章。他出身于一个贫穷家庭，家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地区，所以他上学很晚。迟来的起步使他在教育系统里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他不得不上很差的小学，然后上那些几乎没有资质的人开办的“私立”中学。他由于年纪过大，总是被较好的学校拒之门外，他从来都无法看清前面的道路，而我从小就看得清既定的轨道：小学，凭奖学金上中学，然后获得到国外上大学的奖学金。他一直都要摸索自己的道路。在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就在战争之前，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他的前途还是很有限，因为高等的职位都是给英国人留着的。

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当时还不到三十岁，但已经是高级文书了，比他刚进入政府部门时想象得要高。他打算再高升一步，大家都知道他在攻读一个伦敦的校外学位。然而在办公室里，我却是被大家看好的拥有真正未来的人：牛津大学，以及在更广阔的天地里获得一个职位。布莱尔好像也是这么认为的。说不定他觉得，要是在另一个环境下，他的机会或许就更像我的了，不过他对我没有表现出不满。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特立尼达——在战后完全对外开放之前，社会还有着浓厚的殖民地色彩——获得奖学金的人会令人们特别敬佩，他们几乎和板球运动员一样令人们敬佩。布莱尔对我表现出了这种敬佩。

而接下来的几年之中，对我们来说，情况就扯平了。我在西班牙港的红房子里所设想的壮丽辉煌的国外生活，结果是陷入困顿，捉襟见肘；我的事业过了很多年才起步。我不得不从零开始学习写作，几乎就像一个人在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手术之后，不得不重新学习走路，重新学习操纵自己的身体。哪怕是在十年之后，我都没有安全感，总是在为下一部书，然后为再下一部书找材料而牵肠挂肚。

反过来，对布莱尔来说，刚开始时他的世界是那么逼仄，不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甚至在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之前，一场宣称特立尼达即将独立、呼吁解放的全新政治活动到来了——在紧挨着红房子的老英国、西班牙殖民广场上，晚上不断地集会，就像是宗教聚会——从此布莱尔一升冲天，离开了我认识他的那个政府部门，完全摆脱了那种政府公职，走上了部长的职位：旅行、当大使、委派到联合国，而今为总统效力，就资金外流的情况提出报告。归根结底，他生逢其时。

“你很快就没有秘密了。”理查德说。他说这话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在利用词语，以示他弦外有音。这就像他那一成不变的微笑，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笑。不过，这一次他的笑脸有了一点儿血色，他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被他这条消息弄得很尴尬。

自一九五〇年以来我就没有见过布莱尔，而且我现在也不想见他。我不喜欢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黑人运动早年间那近乎宗教狂喜的仪式很快就让位于最简单的那种种族政治了。在特立尼达，这就意味着反对印度人的政治活动和连续不断的反对印度人的煽动行为，黑人的多数票就是这样得到保障的。尽管我当时已经不在特立尼达生活了，但我还是受到了影响。我发现，当遇到我在那里认识的人，甚至是遇到原来和我一起上过学的人的时候，种族问题都是无法忽略的。双方都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一种新的假模假式。我每次去特立尼达，都发现我与过去越来越有隔膜了。

那支撑布莱尔事业的政治之于我就不仅仅是政治，我不愿意想到他要来这里，来到这个认为自己进行了革命，而把局势搞得更乱的国家。大院生活是不自然，有着自身的半殖民地的拘泥形式，但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当地的亚裔族群有一种比我们在特立尼达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强烈得多的宗族和种姓意识，他们从来都没有把我当自己人，而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已经找到了各种方法使自己摆脱那个地方的种族暗流。我觉得，随着布莱尔的到来，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

我不能说我在一九四九年就真正了解布莱尔了。我当时年龄还很小，只有十七岁。我在办公室之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他，在办公室里，他也很少表现自己。他块头很大，但走路轻手轻脚的，不影响任何人，仿佛他不想引人注意似的。他写的字很小，很整洁，说明了他的自信、方法、雄心。他彬彬有礼，总是很克制。他的想法好像常常很遥远，我觉得这是因为他正在自学攻读伦敦的校外学位的缘故。发工资的日子，在办公室门关上以后，他也不跟其他人喝酒。下班后他不到处乱逛。他从自行车停车架上推出自行车，提着走下红房子的台阶，就走了。

大家公认他是个模范男人，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都敬重他。他的正确似乎是他性格的一部分，而正确是从他的出身得来的某些东西，他的出身很特殊。他来自特立尼达岛东北部一个全是非洲黑人的族群。由于种种原因——地处偏远，路况糟糕，树木的丛枝病、凋萎病把可可种植园都毁掉了，还有大萧条——这个族群几代人都与世隔绝，在那些旧种植园的废墟上，他们发展了一种温和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他们沉着、冷静，不像其他地方的黑人粗鲁无礼。他们以诚实、夜不闭户而著称，而且举止都很得体。他们对陌生人说“早上好” “下午好”，希望也得到这样的回应。他们说将来的日期，总是要加上一句“感谢主”： “下一个月吧，感谢主”，“下礼拜五吧，感谢主”。他们很慢，但人们认为他们是好人，因此喜欢他们。

布莱尔有可能是他们那个族群里第一批受过教育的人，奇怪的是，他好像渐渐地为公务员生涯做了完美的准备。过去，由于我自己也刚刚走出校门，而且考虑到布莱尔在办公室的一贯正确，我常常想，布莱尔那缓慢的、田园牧歌式的族群举止和态度使他具备了一个在学校里当班长、当孩子王的风范：即是某个人的下属，却也在权威这一边。他在殖民时代就当上了公务员，那时候有可能像一些更老的文书一样，他做好了当一辈子下等人的准备。在早年间，他就有可能跟我认识他的时候一样一贯正确，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刚刚得到任命的高级文书，世界已经在为他打开大门了。这个更为沉静的人来自另一个时代，他只想过与世无争的日子，满足于他能得到的东西，他被埋没或者淹没于我一九四九年所认识的那个人下面，而那个人后来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政治家。

我想，布莱尔不会喜欢别人谈起早年的他。尽管当初是他对权威的直觉、对权威的接受以及他对权威位置的感觉，还有他对种族激情的发现，把他推上了政坛，并使他始终接近权力，而别的人却是来了又走了。他的正确性在他的新职位上并没有离开他，他得到了上司的信任，得到了其他人的尊敬。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的腐败（这有可能是夸大其词）是和他过去的经历紧密相连的。因为他是给更重要的人安排事情的人，而那些人只希望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

理查德找到我说，他在给布莱尔安排一个宴会，要请我去参加。没有发来请帖，但我还是通过大院的统筹人摩西·卢伯罗和我自己的仆人安德鲁了解到布莱尔来了。卢伯罗分配给布莱尔的那个男仆跟安德鲁来自同一个部落，有可能就是安德鲁很近的亲戚。他以前没有在大院里工作过，卢伯罗就必须弄到让他离开他的村子、到城里来工作的许可证。那地方到处都有这样的条条框框，这就意味着，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人要捞点儿钱。我觉得，新来的男仆长得像安德鲁，但年龄要小些，个头也矮些。他不像卢伯罗那样穿男仆的白色服装，他学安德鲁的样子，穿蓝色牛仔喇叭裤。他穿的牛仔裤有点儿太大了（可能就是安德鲁的牛仔裤），只好往上挽起来很高。有一个星期左右，他跟安德鲁在小平房的厨房里待了很长时间（厨房里还有那个司机，就变得拥挤起来），我相信安德鲁是在教他怎么做饭，怎么做一般的事情。有一天上午，我看见那个新来的人朝平房外面的木槿花树丛走去，小心翼翼地砍下一条小嫩枝，剥掉皮。有可能是安德鲁叫他做的，此时此刻，毫无疑问安德鲁在留意着他。吃午饭的时候，我看见那条小嫩枝被截成两段，削成细尖，插到一块煮好的玉米的两头。于是我就知道，不久的一天，布莱尔在财政部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开完会之后，回到他的平房或套房里享用午餐时，头一道菜就会是两头插了木槿花树枝的煮玉米。

第一个月的月底，安德鲁把他的自行车卖给了那个新来的人，安德鲁另买了一辆更好的自行车（当然是通过卢伯罗），这就有可能使他再多借一点儿钱。所以，现在这个新来的人可以骑着自行车来到我的平房和安德鲁一起。他有时候在上午八九点来，有时候则是安德鲁骑车去找他，不用说是要去把布莱尔厨房里的灾难摆平了。

男仆们下午是空闲的，有两三个星期，安德鲁和他的亲戚趁下午空闲的时候一起在院子里骑自行车兜风。这是一种庆祝方式。他们是在炫耀自行车、幸福和风度。新来的人开始戴上了安德鲁那副白边塑料太阳镜。这副太阳镜他戴着同样太小了，眼镜腿斜着朝上走，高高地贴在耳朵上面。两三天后，安德鲁戴了一副弯曲的新太阳镜。然后，他出其不意地比这个新来的人抢先一步（而他在发工资的日子之前，无论如何都是赶不上的），在下午骑车兜风的时候喜欢打领带了。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引人注意。但是一天下午，我看见他们骑车过去，安德鲁笑了笑，几乎笑出声来，这种笑是一种快乐的表示，是用一种办法表明，他知道这整个事情都是很滑稽的。然后，他这会儿为了亲戚好，又紧紧闭上嘴，两眼朝前看，脸色严肃起来。他们两个人，彼此都很相像，沿着有刷了白漆的路边石的整洁的黑色柏油马路，稳稳地向前驶去。他们徜徉在殖民时代种植的开着灿烂的橘黄色花的鹅掌楸树下，两个人有规律地一圈一圈踩着脚蹬，那个新来的人的车座有点太高，一路上要绷紧双腿，两只脚才能踩到脚蹬：布莱尔的男仆和我的男仆，在庆祝他们的幸福、安全和好运。这风景如画的大院空地，就好像特立尼达那油田大院里的回声，一九四九年，我和布莱尔两个人都只能从篱笆墙的另一面了解那座油田大院，当时我们两个人都处在人生大有前途的时刻，我们都感觉，这个世界就要开始变化了，尽管我们那时候根本不会看到这种变化有一天会把我们带到这里，带到一个非洲国家，当时对我们来说都还只是一个名字的非洲国家。

在德格鲁特的平房里我终于和布莱尔见面了。德格鲁特是这所大学里的一个非洲史讲师。他跟我年龄不相上下。他就沿海地区的斯瓦希里文化做过一定量的开创性工作，而他在大学里的地位却要卑微得多。他有一两次为了非洲人靠边站，但他认为在一个非洲国家本来就应该这样，他并不在乎。他出生于东非，别的任何地方他都不愿意去住。事实上，那是他的首要理想：始终在非洲，决不移民到其他任何地方。

他父亲是个新西兰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去了东非。他是一个工程师和建筑师，他在东非承建小规模的铁路建设工程。大萧条期间他的企业倒闭了，到了老年剩余的钱也赔了个精光，这时候他跟移民邻居们吵吵闹闹，开始对他们提起诉讼。用他儿子的话说，他从来都没有成为“‘移民’中的移民”。

儿子也是一样（尽管他会模仿移民们的口音），他也算不上是别的什么角色。儿子德格鲁特明白非洲这一地区所有人的态度，跟他们大家都很疏远。他把大院里这些喜爱非洲的人分为食鹿者（即在中非长途游猎者）和食芭蕉者（这些人在某一段时间想假装他们就是非洲人）。他不把自己看作其中任何一派（尽管他知道在有些人看来，他看着更像是一个食芭蕉者）。他从来不给自己定位，但我想他的态度是他仅仅是一个在自己的环境之中的人，那个环境中的一切都令他着迷。在非洲他没有特别的奋斗目标，那些想在人身上找到奋斗目标的人会发现他并不完整。

他是一个单身汉。他喜欢朋友，喜欢交谈，喜欢讲故事和说笑话。他的平房是标准的大院平房，不管是大小、设计还是配备，跟我的都分毫不差，不过似乎要漂亮得多。房子位于大院的边上，在一片略陡一些的斜坡上，房子的后面有一片风景，在一个下沉地带之外，从院子外面延伸到下一个斜坡的地方是一片无人照料的灌木丛。大院里大多数人都会装饰他们的房间，用的都是标准的非洲手工艺品：鼓、长矛、盾牌、斑马皮大坐垫、人物雕像之类。（小商贩们不断地到处走动，我刚来的那些日子，自己也买了一些垃圾。）德格鲁特有一双非洲人的慧眼，他的客厅里一些非常简单的物件——譬如从某一特定部落弄来的一把木梳，杂色斑驳地雕刻着吸引眼球的图案，这些图案雕刻得有滋有味，使你感觉自己都想雕刻一些东西了——都能吸引你的注意力，使你不断刮目相看。不过，德格鲁特的平房如此有魅力的主要原因还是他本人。他脑子聪慧，反应敏捷，没有恶意。他是完全开放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感觉到他喜爱你的性格、你的怪癖、你的仪表。

（在我开始写这部作品之前，他是我觉得应该再去看看的人之一。他很久以前就离开了那所大学。他从来没有说过，但我相信，那里的生活最终使他太难混下去了。后来，他做了一些半学术半任务性质的工作，圣诞节卡片上只有寥寥数语，所以我无法得知他那些工作都是什么。他出版过一些东西，但后来他似乎就完全游离于学术生活之外了。我给他写信的时候，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误解了我的信：他以为过不了几天我就要去见他了。他无法来接我，他说他会派他的司机来，还描述了司机的模样。他说，他的格雷伯爵茶已经喝完了，要我给他捎一些。他现在有一座小农场，情况还是乱七八糟的，但是有很多书，他觉得我会很舒服。我知道农场所在的地区。那是一片灌木丛林地，尘土飞扬，并不令人舒心。我觉得“农场”——说到农场就让人想到农田，想到果实累累——对他拥有的那片土地来说，或许是一个太大的词儿。我想象他的房子是比他在大院里那座平房更加粗糙的一个版本，不过是在荒野之中。

他又写了一封信。这很显然是头脑过热的作品，这位写信的人以为我随时都会走进他的家门。是封航空信，写到一半就中断了，那字迹在我看来还是充满他的个性。尽管信是寄出去了，却没有写完，或许写信期间出现了某种意外，信写不下去了，他就省下精力写了地址。

事实上，德格鲁特那两封信都是在医院里写的。我给他写信的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了。一本书的筹划和写作，居然有这么凑巧的事。

在我离开东非以后，有好几年，我常想有一天要回去再看一眼，驾车长途旅行。在那种想法中，始终有德格鲁特在，当向导，当翻译，把我介绍给别人，给我提供消息。我本来是要把我的故事带回去，带给他的。要是没有他，回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将不知道该怎么行动；那就是另一个国家了。

我猜想，原本二十五年前就有可能预见到这个人的生活最后会萎缩，仿佛是对殖民者的模仿。我知道对未来的那份担心他的确是后来才有的。不过，他在大院里住的时候——年纪尚轻，还能找到朋友，做安排我和布莱尔见面之类的善事——是镇定自若的。这个国家的情况已经开始变得很糟糕，他对此心知肚明，但他还是很享受他的非洲生活。）

凭德格鲁特的生活阅历，他应该能够理解我和布莱尔之间的紧张关系。什么话都不用跟他说就能明白。所以，有一天他对我说，他遇见布莱尔了，跟他还挺谈得来，我也应该和他见见面，这时候我立即就知道德格鲁特一直在做小小的努力，这样的见面是无碍大局的。估计布莱尔也这么想。所以，我们还没有见面，一种友好的意愿已经建立起来了。

我们是一天下午，在德格鲁特房后面那狭窄的阳台上见的面。这个阳台是水泥地板，视野十分开阔，离地面只有几英寸，摆放着几把经过风吹日晒的柳条椅子和一张晒得发白、低矮的小桌子，桌上有环状的水印，一些垃圾堆在靠厨房的一个墙角。从那窄窄的一溜草坪斜坡往远处看——德格鲁特喜欢给草坪浇水——地势向下沉去，很显然一直沉到了那片灌木丛；从下面掩映着的离大院较远的定居点，传来非洲人喧嚷的声音。

一九四九年，我十七岁的时候，觉得布莱尔是个小伙子。而今，在我看来他已经人到中年，他年近五旬，而我还不到三十四岁。那潇洒的体格已经粗壮起来，动作似乎也不那么利落了，他似乎更加武断，占的空间似乎也更多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太多，他就把事情更正了过来，他首先做出了姿态。

他说：“我跟人们说，我亲眼看见过你写第一篇作品。”接着他也冲着德格鲁特说：“那是在咱们俩一起共事的那个部门里。他就一场黑人选美比赛写了一篇文章。他拿那篇文章给其中一个打字员看，而她呢，并不喜欢。她觉得他对那个黑人主持人嘲弄得太厉害了。”他深沉地大笑起来。“我一听说这件事，就认出了这个家伙。”

这之后，在英国，我的创作生涯似乎还没有起步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在那个部门里假模假式写作的快乐时光。过了六年我才看清那篇写选美的文章哪个地方出了错。那个十七岁的作家自以为洞察秋毫，他的判断、他观察事物的角度、他开的玩笑似乎说明他了解另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个幻想中的世界和最初那天真无邪的要当作家的愿望一起到来，很难彻底摆脱。

而感受到布莱尔在德格鲁特的阳台上那更洒脱的动作，比我记忆中更加爽朗的笑声，我现在想到，当时布莱尔或许也意识到，他一直在向世人展示的那个形象——自学成才，一直奋斗不息，受人敬仰，总是保持正确，有着他那个特殊族群的做派——在某些实质意义上，在他自己看来，也是假模假式的。他也许已经获得了另一个视角来看待他那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旧种植园废墟上的族群；他可能对他们的故事进行追溯，再追溯，一直追溯到没有记载的时代。他或许那时就已经打定主意——就像我当作家一样——要重塑自身了。

我们大约是四点半见的面。布莱尔大约六点钟离开，其时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从下面那笑语喧哗的定居点飘起炊烟，透过灌木丛升了上来。我们谈到还要见面。他提出要去他的平房里吃饭。（我想到这会给他的男仆，安德鲁的亲戚，增加负担。）

再也没有见成面。他没有活下去。他只给我留下了那九十分钟，正如意外或者残暴的事情发生之后会出现的情况那样，我记忆中布莱尔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话，都开始蒙上了一层荒诞讽刺的色彩。很难相信在这样的场合，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在某一隐藏的层面，会没有一种暗示，即他已经终止了循环，已经接近事物的终点；很难相信，这一知识不会以隐晦的方式从这个人的言语和行动中透露出来。

事实上，的确，在那最后一次会面中，布莱尔即使不是以隐晦的方式，也是以很有倾向性的方式，说起过对他来说重要的事情。德格鲁特本来正在说话，他早早就插了进来，一字一顿，打着手势，使他在那小小的阳台上似乎成了庞然大物，“我知道，我将离开的这个世界会比我当初来到的那个世界好。”那是一句很简单的含有种族宣言的话，很容易理解。它说明了他的热情，他的政治观点，而且他所言不差：他所参加的革命已经胜利了。

不过，此后不久，他那咄咄逼人的姿态就柔和了下来。我们在谈保险公司和体检的事儿时，他讲了去纽约一家诊所体检的事。在记录下来他的详情以后，有人给了他一件晨袍，叫他去一个小隔间脱衣服。晨袍分四种颜色。颜色并无意义，晨袍则是随机发放的，可是，当换好晨袍的人们聚集在候诊室的时候，穿着同一颜色晨袍的人往往聚成一堆儿。他或许本来想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严肃的故事来讲的，可是当我和德格鲁特对他所描述的荒诞画面哈哈大笑时，他也大笑起来。

过了很久，德格鲁特在谈东非的部落政治，布莱尔出其不意地使谈话转了向。他说，我们大家都是有部落意识的人，我们都是种族主义者，假如以为我们可以躲开它的话，我们轻而易举就能落入那种行为之中去。他讲了另一个故事。他当时在纽约，在一个火车站排队买票。（他被委派到了联合国，纽约就成了他很多故事的背景。）排在队伍最前面的一对夫妻耽搁了时间。他们是一对亚洲夫妻：布莱尔说不清他们是菲律宾人、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还是中国人。他们不会说英语。售票员过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他们要去哪儿，售票员把票给他们，那个男的才开始找钱付账。布莱尔情不自禁地说：“那该死的小日本是怎么了？”站在布莱尔前面的那个白人扭过头来，颇为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故事很简单；我和布莱尔成长的过程中，周围有更粗暴的种族行为，就每个种族说得难听得多的话都听到过。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布莱尔说自己坏话的故事。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他已经到了哪个地方。那是他主动讲给我们两个听的，我们在暮色四合中和他坐在一起。综合他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所说的话，这个故事就像是一个声明，发表这个声明不需要借口，不需要道歉，在经历了政治生活的激情之后，他现在可以做另外一种人了，为各种新的关系做好准备。德格鲁特对这些事情非常敏感，在他本人和布莱尔见面期间，是能领会到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我发现自己都被我以为的布莱尔所表达的东西感动了。他希望他的种族激情能得到理解，他认为他没必要做出解释。那是很打动人的，它使我重新思考他那失去的在得了凋萎病的可可林子里生活的族群。我也很喜欢他最后那个故事的那份大度，那份笨拙。他所发表的声明本来可以讲得有倾向性，或者含糊其辞，带着那份笨拙即可；那份声明本身就很动人。我们三个人或许都发现平铺直叙的语言是很困难的。

剩下来的时间里，德格鲁特讲到沿海地区的斯瓦希里文化。非洲的古风，非洲历史的这一思想本来是可以激发起布莱尔的兴趣的，尽管他并不能够真的理解德格鲁特的热情。他已经获得了文凭和校外的学位，但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他并不是一个博览群书、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对德格鲁特娓娓而谈的文化思想有可能一窍不通，对那些年代和时期没有任何感觉。

不过在这里，他也希望以一种新的状态表现自己。不管他对这番关于非洲历史的谈话感到多么快乐，他都故意一带而过。他在某一个时刻说：“有时候在这里，当人们开始谈起黄金和象牙的时候，你可以相信你生活在圣经的时代。你几乎希望他们开始谈孔雀的羽毛。”

这似乎暗指他出国来为这个政府所做的这份工作，这似乎确认了大院里的种种说法，即布莱尔和某些政治家干上了。他们原来只是期望他捏一捏那些亚裔族群就行了。他正在做的要比这多得多：他已经开始注意向国外走私象牙和黄金的问题了。和首都里那些受到骚扰的生意人的交易一样，这也是国家资源的流失。众所周知，这种走私是党内的重要人物干的，他们（由于控制人口流动的种种规定和数不胜数的新法规）凭着旧式部落首领们全部的权威，现在统治着内地，而且（尽管在谈论社会主义的社会重组问题）常常和旧式首领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布莱尔走后，德格鲁特说：“他应该小心了。他们可不都像总统。那外面有一些非常野蛮的人，他们非常粗暴。新的权力已经深入到他们的头脑。他们觉得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几天后，我从理查德那里得到同一信息的另一个版本。他在大院里拦住我说：“我一直在查你朋友的记录。他可不是个十足的干净之辈啊，对不对？”我那时候就知道，布莱尔已经踩到大人物的脚趾头了，理查德脑子已经在转圈，考虑怎样为政权辩护了，修饰好词句，反对任何布莱尔有可能公之于世的东西。

情况之残暴，之混乱，和德格鲁特暗示的一模一样。那么令人震惊，甚至在理查德看来也是震惊无比，以至于几天过去了，都没有宣布布莱尔的死讯。或许是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宣布吧。相反，各种谣言却满天飞，有的谣言是那些想搬开布莱尔这块绊脚石的人捏造的。第一个说法是他是在首都郊外的一家妓院被弄死的。另一个说法是这牵涉到某个亚裔族群人的阴谋。但还有一种说法事后很快就流传开来，说那座大院里他的平房被盗了，他的文件及其他贵重物品都被偷走了，他的男仆也失踪了。这种说法最后一部分倒是真的。他的男仆，也就是安德鲁那个亲戚，再也没有出现。

过了几天之后，确定的说法是，在离首都很多英里的一座示范香蕉种植园里发现了布莱尔的尸体。这座种植园是用外国资金、靠外国顾问建起来的，其目的是为将来的集体化农庄做一个范例。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气氛。老香蕉树叶干得很快，碎得也很快，堆了几英寸厚，用作覆盖层。走在这个覆盖层上就像走在厚厚的、柔软的地毯上。它能消除脚步声，似乎能吸收所有声音，而且你很快就对落脚何处感到不肯定了。那几个把布莱尔或者说他的尸体带到这里的人似乎是打算把他埋在覆盖层的下面，可是后来出现了意外，或者改变了主意。过了一两天尸体才被发现，才被送到首都，在官方简短地宣布他死亡之后——又过去了许多天——尸体才用飞机运回到特立尼达。

在我想象中所承载的关于布莱尔之死的版本里，我看见活着的他在那座香蕉种植园里，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穿着皮鞋，鞋跟亮闪闪的，在柔软的覆盖层里踉踉跄跄，一言不发地走着，两边是脚步稳健的攻击者。在那巨大的沉默中，有一阵子他已经知道他要被毁掉了，他的攻击者们意欲走极端了，而且他也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就像是在埃德加·爱伦·坡的某个故事里那样，在临死的那一刻，大脑还在闪现火花，那个大脑里曾闪现出一个问题——“这种辜负嘲弄了你的生命吗？”——死后立即给出的回答就会是：“没有！没有！没有！”

安德鲁为他亲戚感到难过，但却不愿意谈论他。他继续在周末喝酒。到星期一他就两眼通红通红的，跟以前一样，头疼得厉害。可是现在，由于悲伤，他的皮肤阴暗，表情就像是一座木雕，一动不动，两片嘴唇明显是紧紧地夹在一起了，下嘴唇突出着。有几个星期他似乎都两眼泪汪汪的。

我开车经过的时候，摩西·卢伯罗也不再缓缓地扭过脖子，转过眼睛看我了。他现在会小心翼翼地转过脸去看别处，忙他正在干的活。大约六个星期以后，原来属于安德鲁的亲戚的那辆自行车（此前属于安德鲁）由一个新的男仆骑着，在大院里兜来兜去。

还有理查德。两年前我为一本书的出版事宜去了巴黎。有一天在一家餐馆里，跟一个工作过度的法国记者吃午饭，他哄着骗着要进行采访。快吃完的时候，我身后有个人在我耳边用英语说：“一个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声音。”原来是理查德，没有抽烟，也没有叼着象牙烟嘴。二十五年的光景，他鼻孔里、耳朵里都长了很多毛发。他身穿一件灰色西装。他说，他在巴黎为一家基金会工作，给东欧来的学生安排奖学金。他已经离开非洲，又结婚了。“男性更年期啊，”他说，还是那一副快人快语，似乎乐呵呵的样子，“他们用这个词指代换老婆。”这才像理查德经过考验的语句。我说：“你看到非洲那么多地方发生的事情，一定很残忍吧。”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离开非洲仅仅是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我想有个变化，而且我现在在做的事情要有价值得多。东欧可是比非洲的任何东西都糟糕得多。一个像匈牙利的地方原来有一个那么好的共产主义政府，简直完美无缺。他们却把那个政府放弃了。现在，他们处于民族冲突的悬崖了。没有人说他们是野蛮人、蛮族了。”这话又是很像理查德，依然只关心他的原则的正确性，而且总能十分保险。

我脑海里常常有一个臆想出来的布莱尔尸体运回特立尼达的仪式的画面：飞机停在机场，身着黑色西装、神色肃穆的男人，四个或者六个，肩上抬着那个大棺材，逐级而下。我知道这幅画面不切现实，但是对于这样的场面，那份庄严似乎是正确无误的，直到我对它产生疑问。四个或六个男人抬那么大一个棺材走下阶梯简直是不可能的。棺材会放在飞机的什么地方呢？一定要用板条以某种方式固定到地板上。一些座位就得拆下来；这意味着一定要包下一架飞机。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所以，棺材、阶梯、身着黑色西装的男人，这画面就得掷诸一旁。实际情况要简单一些。尸体放在一个箱子里，箱子要放在飞机机舱的冷藏舱里。尸体在非洲就进行了防腐处理；这就意味着内脏都已经掏出来了。在特立尼达机场，机舱门打开，时间到了，箱子就被转送到一辆低矮的拖车上，箱子或许以某种方式藏着或者盖着。会举行一些仪式。接下来，那具经过防腐处理、放在箱子里的尸体会不会就转移到一辆灵车上？用灵车似乎是不合适的。我询问过。他们告诉我说，那个箱子被放进一辆救护车然后运到了西班牙港，接着，那个人的空壳就摆放到了帕里殡仪馆的停尸室里。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九三年十月

[1]津巴布韦的旧称。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版权页

1 序曲：一份遗产

2 历史 鱼胶的气味

3 新衣服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4 过客 一个三十年代的人物

5 流亡

6 一包文件、一卷烟叶、一只乌龟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7 一个新人

8 在荒凉的海湾里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9 回归故里